谢选骏全集第290卷 种族灭绝——进化的前提 进化——种族灭绝的机制 Genocide - Prerequisites for Evolution Evolution - the Mechanism of Genocide

 种族灭绝——进化的前提

进化——种族灭绝的机制

Genocide - Prerequisites for Evolution

Evolution - the Mechanism of Genocide

2024年5月第一版

May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90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90卷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人说——许多征服者在本质上都是种族灭绝式的。在这个过程中，基因的传播总是最为重要的。征服者杀戮所有的男人和与男人性交过的女人，而宽恕那些和自己性交的女人。结果战争成了遗传上的取代。地区性战争与遗传取代在群体选择中作为一种有效的力量的可能性，达尔文已清楚地认识到了。

我看——这就是“种族灭绝——进化的前提”或曰“进化——种族灭绝的机制”。

Executive summary

People say - many conquerors were genocidal in nature. In this process, the spread of genes is always most important. The conqueror killed all men and women who had sex with men, but spared those women who had sex with him. The war turned out to be a genetic displacement. The possibility of regional warfare and genetic substitution as an effective force in group selection was clearly recognized by Darwin.

I think - this is "genocide - the premise of evolution" or "evolution - the mechanism of genocide".

（另起一页）

【第一本】

【大灭绝时代】

【第二本】

【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

【第三本】

【论人的天性】

【第四本】

【祼猿】

【第五本】

【我们为什么生病——达尔文医学的新科学】

（另起一页）

【导论之一 “解决气候变化”实属逆天而为】

《习近平会成为解决气候变化的救世主吗》（JACOB DREYER 2024年4月24日）报道：

乍看上去，习近平似乎已经茫然失措。

这位中国国家主席看起来正在扼杀使中国摆脱贫困，成为世界工厂的企业活力。他摒弃了邓小平“致富光荣”的格言，转而支持中央计划和听起来很共产党的口号，比如“生态文明”和“新质生产力”，这让人预测中国经济奇迹将会终结。

但事实上，习近平是在下一个长达数十年的赌注——中国能够主导全球向绿色能源的转型，他的一党制国家将以自由市场无法或不愿的方式发挥推动作用。他的最终目标不仅是解决人类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气候变化，还要在这个进程中让中国成为全球救世主。

进程已经开始了。近年来，从化石燃料转型已成为习近平的口头禅，也成了中国产业政策反复提到的主题。它正在取得成果：中国现在是世界领先的气候友好型技术制造国，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电动汽车电池和电动汽车。去年，能源转型成为中国整体投资和经济增长的最大推动力，使中国成为第一个实现这一目标的大型经济体。

这给美国和全人类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习近平是正确的吗？是由中国这样的国家主导的体制能更好地解决像气候变化这样的代际危机，抑或分散化的市场方式——即美国的方式——才是答案？

这个问题的答案，可能直接关系到美国国力与影响力的走向。

看看20世纪初发生的事情，当时法西斯主义构成了全球威胁。美国加入那场斗争的时间较晚，但凭借其工业实力——民主的军工厂——占据了上风。谁打开这扇大门，谁就能继承这个王国，美国开始着手建立一个新的贸易和国际关系架构。美国统治的时代开始了。

同样，气候变化也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威胁着我们的物种和世界的生物多样性。巴西、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已经在努力应对气候变化影响的大型发展中国家到哪里找解决方案？答案是能够提供经济实惠的脱碳之路的技术，到目前为止，中国提供了大部分的太阳能电池板和电动汽车等。中国的出口日益以绿色技术为主导，正在蓬勃发展，其中大部分增长涉及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

从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来看，由国家主导的这种推动似乎是不正当的，甚至是不公平的。这种想法认为，政府凭借补贴和政治指令，做出了更适合由市场来做的决定。

但中国领导人有自己的考量，他们更看重几十年后的稳定，而不是今天的股东回报。中国历史上因饥荒、洪水或未能适应新现实而覆灭的王朝比比皆是。中国共产党的中央计划体制重视为自身利益而不断斗争，而今天的斗争是针对气候变化的。中国在2022年收到了一个可怕的提醒——一场创纪录的热浪持续数周，使河流干涸、庄稼枯萎，并导致千百万人中暑死亡。

中国政府知道，出于理性的自利，它必需进行绿色转型，否则就有可能和苏联一样，进入历史的垃圾堆，如今，它正在积极地做准备。越来越多具有科学、技术和环境问题背景的人士开始领导中国政府。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也是金融和工业的前沿，目前它由环境系统专家、前中国环境保护部部长陈吉宁领导。全国各地都在投入资金，开发可充电电池等新技术，并将其推向市场，同时也在打造可再生能源领域的领军企业。

需要明确的是，对于习近平来说，这个绿色议程不纯粹是一项环保工作，也有助于他加强对权力的控制。例如，2015年，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成立，调查省级领导甚至中央政府机构是否遵守了他的绿色推动计划，这给了他另一个工具，来行使他已经相当大的权力和权威。

与此同时，对习近平来说，锁定可再生能源也是一个国家安全问题；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几乎所有的石油都依靠进口，一旦发生战争，美国海军可能会在马六甲海峡等咽喉要道切断中国的石油供应。

但是，习近平的计划——可以称之为他的绿色大跃进——有着严重的缺陷。中国还在继续建设燃煤电厂，其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仍然远远高于美国，尽管美国的人均排放量更高。中国的电动汽车产业是建立在补贴基础上的，而且中国可能正在使用强迫劳工来生产太阳能电池板。这些都是严重的问题，但当巴基斯坦发生洪水，巴西想要建造电动汽车工厂，或者南非迫切需要太阳能电池板来支撑摇摇欲坠的电网时，这些问题就会被淡忘。

美国的政治可能会在不经意间帮助中国蚕食可再生能源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当美国——无论是出于国家安全原因还是保护主义原因——将华为这样的中国公司挡在美国市场之外，或者不再欢迎比亚迪这样的电动汽车制造商，以及涉及人工智能或自动驾驶汽车的公司时，这些企业只能把目光投向别处。

拜登总统提出的旨在应对气候变化的《通货膨胀削减法案》使美国走上了迈向碳中和的坚实道路。但美国的权力下放和对私人创新的重视，意味着政府政策无法产生与中国相当的影响。

因此，美国人必须认识到，总的来说，中国提供低成本绿色技术的能力对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也许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好消息。全人类都需要大规模、快速地转向可再生能源。美国在创新方面仍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则擅长将前沿科学以具有成本效益的方式应用到现实世界中。如果美国的政界人士、投资者和企业认识到，气候变化是人类最大的威胁，这将为同中国的外交、合作和建设性竞争开辟道路，使我们所有人受益。

中国和美国可以合作使世界实现脱碳。但如果美国人不认真对待这件事，中国人就会自己动手。

如果美国试图通过企业黑名单、贸易或技术禁令或外交压力来阻挠中国，那么它最终将会被视为气候问题的一部分。本月早些时候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访问中国期间敦促中国官员控制绿色技术出口，美国称这些技术正在损害美国公司的利益。

中国用带来污染的制造业换取出口，这个经济模式一直运行良好，习近平不会彻底放弃。他似乎也不准备停止燃煤电厂的建设。在绿色转型完成之前，两者都被认为是经济和能源安全所必需的。但它们现在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最终的目的似乎是实现碳中和，同时主导使之成为可能的产业。

就像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姗姗来迟一样，中国的清洁技术公司也是后来者，它们借用了其他地方开发的技术。但历史奖励的不一定是先到者，而是当问题得到解决时还在场的人。习近平似乎觉察到了迫在眉睫的气候混乱。在解决这个问题的竞赛中获胜，就意味着赢得下一个世界。

谢选骏指出：人问“习近平会成为解决气候变化的救世主吗”，我看此问幼稚，因为气候变迁乃是“变天”，相形之下，企图“解决气候变化”实属逆天而为了。汉儒曾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现在天都变了，谁的道胆敢不变。

《普亭证实5月访华 将赠习近平革命小说「怎么办」》（中国新闻组／2024-04-26）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亭昨表示计划5月访中，还要送一本俄罗斯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所写长篇革命小说「怎么办？」给习近平。这是普亭连任后首个出访计划，由于时值美国等西方国家吁中国停止对俄罗斯军事援助，正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务卿布林肯也才就此事警告中国，普亭此时宣布访华还赞习是「真正的男人」，似表态俄中关系不会受外部影响。

综合法广、塔斯社等媒体报导，普亭昨天在俄罗斯工业企业家联盟代表大会上表示：「我计划在5月访问（中国）」。普亭是在评论一位与会者要求向习近平赠送一本由19世纪俄罗斯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撰写的长篇小说「怎么办？」时提到访华行程。这本书盖有1953年6月15日图书馆的入馆印章。恰逢习近平的生日。

这名与会者要求普亭将这本书交给习近平。习近平之前在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曾将这部小说列为他最喜欢的作品之一。

普亭对此表示赞同，并称「我一定会带着这本书，并把这本书送给我们的朋友」。普亭并表示，「他（习近平）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也是一个真正的男人。玩笑归玩笑，但说真的，如果他喜欢这本书，我很乐意送给他」。

「俄罗斯-1」电视台稍后发布了俄总统办公厅礼宾人员从这位与会者手中拿走那本「怎么办？」的视频。报导并指出，普亭没有具体说明访华日期，但考虑到具体月份，这次访问可能是普亭连任俄总统新任期内的首次出访。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昨在回答普亭连任后首次出访是否真的是中国的问题时说：「我们会及时公布所有访问」，「我们将与我们的中国合作伙伴一起宣布一切」。

中央社报导，普亭访华之际，俄罗斯正寻求与中国深化关系。中、俄两国过去两年来加强军事合作，并寻求扩大在全球的影响力，西方国家对此日益焦虑。

谢选骏指出：人说“普亭证实5月访华 将赠习近平革命小说「怎么办」”——我看这个普京，不仅阴险血腥，而且玩世不恭。

人说“《怎么办？》是著名俄国作家、批评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代表作，于作者囚禁保罗要塞时写成的，在俄国文学史中是一部独特的具有社会政治意义的革命小说。作者用三角恋爱的故事讲述一个渴求独立自主的女性，通过女主人公创办工场和她的梦境，表达了对爱情和妇女问题的看法，阐述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想。”——我看普京作为前专政机关的打手，拿了本“监狱文学”送给专政机关的前受害者阅读，这不是赤裸裸的人身威胁吗。

【导论之二 核战革命万碎 列宁同志万碎】

《阴云密布，一场新的“核战争”即将打响》（功夫财经 界面官方财经号 2019年06月27日）报道：

伊朗在拥有核武器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即便浓度达不到90%(90%是制造核弹的浓度），也可以制造脏弹，一场新的“核战争”似乎正在打响！

在伊朗已经拥有中程导弹的前提下，说明新的“核战争”已经开场！

萨达姆的核活动，带来的是包括两伊战争在内的长达八年多的、频繁的战争。

未来，围绕伊朗的核活动，会爆发一系列的暗战与明战，有时会挑起伊朗的内乱，有时会对伊朗的核活动进行直接的军事打击。

伊朗在6月17日表示，该国浓缩铀库存将在10天内突破伊朗国际核协议规定的上限（300公斤），并将在7月初进一步提高浓缩铀产量。

这个国家在拥有核武器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即便浓度达不到90%(90%是制造核弹的浓度），也可以制造脏弹，一场新的“核战争”似乎正在打响！

对于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来说，这无疑是巨大的威胁，尤其是国土狭窄的以色列，缺乏战略纵深，一旦伊朗发动核攻击，那也就意味着灭国之灾了。面对此种情境，以色列当然不会坐以待毙。

包括沙特、阿联酋在内的海湾国家，一样面临巨大的战略压力，他们会在伊朗制造出核武之前，全力推动欧美国家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的核活动。

在伊朗造出核弹之前，摧毁相关核设施，是上述国家的唯一选择，因为他们再无退路。

长达八年的两伊战争

众所周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东地区，就曾因为伊拉克的核活动，引发持续八年之久的两伊战争。

1967年，掌握伊拉克实权的复兴社会党副总书记萨达姆，最大的愿望便是自己的国家能凭借核武器成为阿拉伯国家的老大哥，进而带领兄弟国家与犹太复国主义者决一雌雄。

1975年9月，萨达姆和法国签署价值3亿美元的合同，购买了两座使用高浓缩铀的反应堆，并在巴格达近郊的图瓦萨建设核基地，开始制造核武器。按设计的满负荷计算，当该装置运行一年后，足够伊拉克造出两枚核弹。

这让以色列和伊朗如坐针毡，两国通过间谍活动不断搜集情报，最终认定“伊拉克有望在1981年内造出广岛级别的原子弹”，由此正式引发大战。

为了阻止伊拉克制造核武器，伊朗和以色列先后出手。伊朗从1978年开始，就不断煽动伊拉克境内的什叶派冲击图瓦萨核建设工地，萨达姆不得不持续动用共和国卫队镇压。

伊朗的这一做法，让萨达姆满腔怒火，在获得苏联大量的军事装备支持后，他希望以武力快速消灭于1979年2月才刚刚建立起来的伊朗霍梅尼政权。

但事与愿违，后来的战争完全偏离了萨达姆预定的轨迹。1980年9月22日凌晨，萨达姆调集大量飞机对伊朗首都德黑兰等15座城市进行空袭，23日凌晨，萨达姆出动5个师外加2个旅的地面部队，分北、中、南三路向伊朗发起进攻。

霍梅尼政权的抵抗非常凶猛，到当年10月底，伊朗就挡住了伊拉克军队的全面进攻，从1982年3月起，伊朗军队开始反攻并取得战场优势。到1982年6月29日，伊拉克宣布已将其军队撤出所占伊朗领土，两国边界又恢复到战前状态。

一场本希望速战速决的战争，最终却打成了拉锯战，一直持续到1988年8月20日，这就是历时八年的两伊战争。这场战争的根源毫无疑问是伊拉克的核活动。

以色列人摧毁了萨达姆的核梦想

伊朗不遗余力地破坏伊拉克的核活动，以色列当然也不甘落后，1979年4月，7名以色列“摩萨德”特工潜入拉塞讷的法国地中海船舶工业公司厂房，用定时炸弹摧毁了接近完工的“塔穆兹-1号”反应堆机架（为伊拉克建造的），这次行动让伊拉克核计划推迟了至少半年。

到1981年，伊朗、以色列开始互相配合以彻底摧毁伊拉克的核设施。以色列提供给伊朗的一份情报显示，距约旦仅50公里的H-3基地驻有伊拉克空军70%的飞机。

这个基地刚好处于以色列飞机进入伊拉克的航线上，以色列的意图是希望伊朗来摧毁这一空军基地，为自己攻击伊拉克的核设施打通道路。在得到以色列情报之后，伊朗大喜过望，立即制定了对H-3空军基地进行超远程打击的计划。

1981年4月4日拂晓，伊朗10架F-4E鬼怪战机从诺杰基地起飞，他们组成两个四机编队进入伊拉克，两个编队间相距仅仅500米，剩余的两架飞机作为预备队。与此同时，伊朗两架F-5E战机从大不里士基地起飞，对基尔库克附近的伊拉克空军基地进行袭击，以转移萨达姆的注意力。

在鬼怪机群起飞前几小时，两架伊朗波音KC-707加油机就在保持无线电静默的状态下，从西阿塞拜疆省低空穿越伊拉克西北部，进入有同盟关系的叙利亚东部空域，然后用一次“L”形转向，重新进入伊拉克西部沙漠上空，与鬼怪机群会合并给它们加油。鬼怪机群在继续飞行1000公里后，向萨达姆的H-3空军基地冲去。

伊朗空军的远程奔袭非常漂亮，H-3基地内的飞机大多露天停放，就在伊拉克机械师对飞机进行检修的时间，伊朗的鬼怪式机群进行了两轮猛烈的轰炸。事后，美国情报部门证实：伊拉克空军有23架战机被摧毁，另有11架飞机被严重击伤，这些飞机都无法修复，萨达姆的空军主力报销了。

伊朗空军的精彩表演极大地振奋了以色列，1981年6月7日，以色列机群在实行绝对无线电静默的状态下，隐秘地穿越了漫长的约旦和沙特领空进入伊拉克境内，并且找到了核反应堆的大圆顶，伊拉克人对此毫无反应。

领队的以色列飞行员，从1200米的高空扔下两枚MK-84炸弹，击破了大圆顶并使核反应堆发生爆炸，接着，另三架F-16以五秒钟的间隔向目标扔下了炸弹，之后以色列机群毫发无损地扬长而去。

在他们投下的16枚炸弹中，有12枚直接命中目标，经事后查明，在短短的45秒内，珍贵的“塔穆兹-1号”核反应堆成为一片废墟，萨达姆进入世界“核俱乐部”的梦想破灭了。

当空袭成功的消息传到以色列后，以色列总理贝京亲自打电话给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刘易斯，惊恐不安的刘易斯却说：“我必须严肃地告诉阁下，我怀疑白宫的一些人对这件事会发脾气的。你们的武器是从我们这里获得的，只能用于自卫。”

贝京反驳说：“自卫？有什么比摧毁萨达姆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能称得上是自卫？这些武器是让以色列屈服、屠杀我们的人民、毁灭我们的基础，换句话说，就是要毁灭犹太民族、国家和人民。过去几个月，我多次对你说，要么由美国来阻止这个核反应堆，要么由我们自己来做。”

事件之后，贝京在给以色列内阁公报的最后写到：以色列绝不允许敌人研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付我们的人民，并将采取一切必要的先发制人的行动来保卫以色列的公民。

伊朗再次挑起“争端”

萨达姆的核活动，带来的是包括两伊战争在内的长达八年多的、频繁的战争。风水轮流转，现在轮到伊朗又核活动，又轮到以色列、沙特等国如坐针毡，一系列新的战争将再次打响。

对于以色列来说，其态度必然还是：要么美国来阻止，要么由我们自己干！以色列自己打的话，那最有可能的做法仍旧是空袭。对伊朗而言，当务之急自然是提升防空水平，怎么提升，唯有向美俄两国购置先进的军事装备了。

考虑到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双边关系，自然无法得到美国的帮助，伊朗只能求助于俄罗斯。

其实早在2007年，伊朗就与俄罗斯签订了购买S-300防空导弹系统的合同，但由于美国的不断施压，2010年俄罗斯宣布禁止向伊朗出口防空导弹系统。

伊朗自然不甘心，向国际仲裁法庭状告俄罗斯，要求后者支付42亿美元违约金。普京不吃这一套，以遵守不可抗力的合同条款为由，拒绝支付违约金。

后来，为了缓解矛盾，俄罗斯主动提出用其他近程防空导弹系统来替代S-300系统，但遭到伊朗拒绝。伊朗坚持要求用更先进的S-400防空导弹系统替换S-300系统，但又遭到俄罗斯的拒绝。

此后数年，俄罗斯和伊朗围绕防空导弹交易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直到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后，伊朗才得到S-300防空导弹系统。

可在叙利亚战场上的实战证明，S-300对第五代战机并不具备多少威胁，以色列已经大规模装备了美制F-35隐身战机，依旧可以肆意进入叙利亚进行轰炸活动。

有消息称，伊朗准备向俄罗斯购买S-400防空系统，以提升自己的反隐身能力，但俄罗斯就是不卖伊朗。俄罗斯对于军火销售一直是非常积极的，这有助于缓解国内的经济局势，有现成的买卖却不做，就显得十分蹊跷。

其实这个问题不难猜测，根源是俄罗斯担心因此彻底得罪美国，尤其是以色列和沙特。当然，普京在经济上也绝不会吃亏，因为沙特、阿联酋和以色列拔根汗毛，都比伊朗的大腿还粗，自然会在经济上补偿普京。普京又不是伊朗的好友，自然不会跟钱过不去。

未来，围绕伊朗的核活动，会爆发一系列的暗战与明战，有时会挑起伊朗的内乱，有时会对伊朗的核活动进行直接的军事打击。现在的伊朗，即便没有核武器，也有足够的能力使用中短程导弹，不断攻击以色列和沙特等海湾国家，尤其是其石油设施。

这也就意味着，围绕伊朗核设施的一系列战争开始了，为了打击对方支持战争的能力，对石油设施和油轮的打击是可以预见的，原油危机进一步加剧。

在次贷危机之后，全球主要央行开启了大放水模式，致使绝大多数经济体的政府、企业和家庭部门债务深重，受此影响，全球需求不断下滑，经济增长渐趋低迷。

为了争夺有限的需求，关税战争已经打响，紧接着以货币竞相贬值为特征的货币战也必将到来。而加速贬值的货币，势必会同石油危机一起携手推动通胀不断加速，将世界经济推入深度滞胀之中！

这个时候，基础商品、贵金属、军火等自然成了投资要优先选择的标的！

壮飞 Flying in Rain@EvanLi2020：

核战争的阴云在临近：爆发的临界点应该不会出现在顿巴斯战场。当乌克兰收复除克里米亚以外的所有领土后，在向克里米亚进军的一刹那，这个核战风险的临界点将会到来。具体的事件应该是乌克兰炸毁克里米亚大桥，并在向克里米亚发起进攻的时候。克里米亚半岛上的俄军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在克里米亚大桥被炸毁后，在遭到西方提供的精确弹药的大量攻击后，半岛上的俄军大部分将只能使用单兵武器进行守卫，并且将会对下一顿晚饭的来源产生忧虑。

乌克兰甚至不用发动大规律的冲锋，只需要大范围广角度的连排级的突击，就能够占领克里米亚。俄军已经没有空中优势下的飞机轰炸。

此时面对临界点的俄罗斯，便有可能在乌军士兵的冲锋前线，投放数枚低当量的核武器，例如千吨级的战术原子弹。（美国估计，俄罗斯拥有多达2000枚战术核弹头的库存，其中一些弹头非常小，可以安装在炮弹中。）

于是，核战正式爆发。此时的形势推演如下：

第一，乌军将不得不停止进攻，无论是因为前线士兵在核爆炸中的大量死亡，还是因为后方城市大量人口面临的核攻击危险。

第二，面对俄罗斯扩大核战规模的威胁，欧洲大陆国家很可能会动摇其坚定立场，英国的立场也将会犹豫。

第三，此时，球踢到了美国人的脚下。美国人会选择核报复吗？美国会向俄罗斯的所有的核力量和克里姆林宫发动核攻击吗？美国可能会也投放战术核武器，报复俄罗斯的核弹

在双方的小当量核武器在克里米亚前线爆炸后，前线对持的俄乌双方军事力量，基本消失。局势会暂时稳定下来，此时的俄罗斯国力衰退勉强维持，乌克兰在核威慑下也不敢盲动。

如果普京将核武战升级，那么就意味着核战的全面爆发，这个画面已经不好想象了，但可以用浩劫一词来大约的形容下。

1.欧美很多创造人类文明的大城市和其中的大量居民，将在核战中化为灰烬。

2.俄罗斯将在遭受核攻击后被占领并被肢解。

3.中国会保持表面上的中立。

4.地球上的其他国家将面对核战引发的粮食短缺和经济危机，很多人口将会在物质的短缺中死亡。

美国密歇根理工大学，对核战的推演结果，给出的数据显示，当前全球核弹总数超过1.2万枚。如果各国完全不再保持克制，将核武器完全投入战争，只需要3000枚核弹，就能让全世界工业体系摧毁，如果发射数量高达7000枚，那么全球粮食短缺的情况将会十分严重。如果1.2万枚全部投入，估计地球要归零。就算美国本土都能拦截这些核弹，所有人也都将受到影响，无法继续正常生活。

谢选骏指出：如果“核战革命”真的爆发，世界就将“万碎”——其结果将是，俄罗斯联邦的灵魂列宁同志僵尸及其僵尸系列也将万碎了！核战革命还将大大加速“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进程，掀开地球历史的新篇章！核战革命因此万岁、万万岁了。

（另起一页）

【第一本】

【大灭绝时代】

【伊丽莎白•科尔伯特| Elizabeth Kolbert】

美国知名记者、优秀科普作家，《纽约客》环境观察员和评论员。她的写作兼顾科学的严密性与辛辣的幽默感，以观察深刻、逻辑清晰、行文生动著称。曾出版《灾变手记》等文集，其社会责任感与前沿意识备受称道。2014年新作《大灭绝时代》在欧美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受媒体与学界一致好评，被誉为我们这个时代堪与《寂静的春天》相提并论的重要著作。

【导论、地球五次“生物大灭绝”】

地球最早的生命大约在40亿年前左右出现，不过地球早期的生命结构简单，是一群古老的微生物，当时的地球环境还很恶劣，所以这些早期的原核生物几乎都对于极端环境有很强的适应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物为了适应周围的环境，也为了其他生物甚至是同类之间竞争，演化的越来越复杂，大约6.35—5.41亿年前，地球开始出现复杂的生命形态，这些早期生命类群被我们称为“埃迪卡拉纪生物”，是人类已知的第一次生命大爆发。

埃迪卡拉纪生命大爆发比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更久远，科学家认为埃迪卡拉纪生命大爆发是因为当时大气中的氧气含量增加导致的，不过所有的埃迪卡拉纪生命都已经灭绝了，永远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不过，埃迪卡拉纪生命的发现，让我们知道了寒武纪突然出现的大量生命是有一定基础的，早在寒武纪之前，地球的海洋中就已经开始出现复杂的生命，生命的演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所谓的“爆发”可能是数千万年甚至是上亿年的积累。

从寒武纪开始，各种复杂的生命出现，在地层中留下了各种各样的化石，也给了人类研究生命演化的机会，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从寒武纪开始到现在，发生过5次生物大灭绝事件，每一次都对生命的演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4.45亿年，第一次生物大灭绝事件发生，这一次生物大灭绝造成了85%的物种永远消失，科学家认为导致这次生物大灭绝的直接原因是大陆板块的运动，古大陆冈瓦纳大陆板块抵达南极区域，造成了全球性的气候变化。

全球因为大陆板块的运动快速变冷，进入了“安第斯-撒哈拉冰河时期”，海平面因为冰河时期的到来大幅度下降，突然性的环境变化造成了大量物种集群性的灭绝。有一项研究指出，这次生大灭绝可能和宇宙中某颗超新星爆发有关，超新星爆发释放的伽马射线击中了地球，摧毁了地球一半的臭氧层，导致了这次灭绝事件。

每一次生物大灭绝事件都是多种原因共同导致的，第一次生物大灭绝可能和伽马射线击中地球有关，同时全球气候变冷也是一个关键的因素。这一次生物大灭绝给鱼类的繁荣提供了机会。

02、泥盆纪晚期灭绝事件

第二次生物大灭绝发生在泥盆纪的晚期，这一次大灭绝事件是多次较小的灭绝事件共同导致的，大约3.77亿年，这个时候的地球陆地开始出现大片的森林，但是陆地上还没有出现植食性的生物，所以森林空前的茂盛。海洋中的脊椎动物开始逐渐称霸，鱼类成为了海洋中的统治者。

这次生物大灭绝的主要原因是地核中的熔岩因为某种原因泄露，在西伯利亚地区大约有3000亿立方米的熔岩从地壳喷涌而出，在瞬间就杀死了大量的海洋生物，同时熔岩中的大量有毒物质融入海洋，造成了更严重的连锁反应，海洋动物的死亡排放了大量的温室气体进入大气，短时间内全球大气升温。

祸不单行，在这次灾难发生130万年后，生物还没有开始恢复，陆地上一个直径8千米的火山口喷发，20万立方千米岩浆再次涌出，火山灰遮天蔽日，在后续的200万年时间中，这些火山灰都遮蔽着天空，导致地球进入永夜。

火山灰遮挡天空，失去了阳光的照射，地球开始降温，进入了漫长的冰期，生物还没有适应高温就迎来了大幅度降温，大量的生物再次灭绝，大约200万年后，才开始逐渐恢复正常。

这一次灾难导致了75%的物种永远消失，不过在这次灾难中，鱼类开始走上陆地，同时也开始了高速的演化，脊椎动物称霸陆地的旅途正式开始。

03、二叠纪大灭绝

在五次大灭绝事件中，最可怕的就是第三次二叠纪大灭绝，这次大灭绝事件在短时间内就造成了96%的物种永远消失，差一点就把地球生物给团灭了，70%的陆地动物和96%的海洋动物因为这次大灭绝事件消失，也是唯一一次导致大量昆虫灭绝的灾难事件。

二叠纪大灭绝的原因比较复杂，总体来看还是因为大陆板块的运动，再加上火山爆发和海平面降低造成的，这个时期的大陆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盘古大陆”，一个超大型的联合大陆，这导致了海岸线减少。

这个时候可能还有多个陨石撞击了地球，导致了长时间的火山喷发，海洋中大量甲烷水合物汽化，造成全球陷入温室效应，海洋开始缺氧，陆地变得干旱。这一次生大灭绝直接导致了海洋生物和陆地生物重新洗牌，生态系统几乎完全消失然后再次重整，为恐龙的出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04、三叠纪-侏罗纪灭绝事件

这一次大灭绝事件距离今天大约2.03亿年前，盘古大陆即将分裂，最终变成了两块大陆：劳亚古大陆和冈瓦纳大陆，大约1800万立方千米的岩浆因为大陆的分裂喷涌而出，导致了大量的生物灭绝。

海平面也因为某种原因下降，随后再次上升，导致大量海水缺氧，大量的海洋生物灭绝，这一次灾难导致了大约76%的物种灭绝。同时这次灾难也伴随有冰期的出现，哺乳动物的祖先在这次灾难中幸存了下来。

05、白垩纪-古近纪灭绝事件

最后一个就是我们熟悉的白垩纪大灭绝了，大约6500万年前，这次大灭绝直接导致所有的非鸟类恐龙灭绝，因为距离我们时间更近一些，相关研究也比较充足，导致这一次大灭绝的原因是一颗小行星的撞击，随后大量的火山喷发，地球环境被破坏，大约75%—80%的生物灭绝。

这五次生物大灭绝的共同点有很多，比如说短时间内突然性的环境变化，没有给生物适应的时间，导致食物链不完整。同时每一次生物大灭绝都是多种原因共同导致的，并且每一次持续的时间都不多，可能有几万年甚至是上百万年。

不过，每一次生物大灭绝也都导致了生态系统的重新洗牌，如果没有这五次生物大灭绝，或许地球上也不会有人类存在也说不定。地球最早的生命大约在40亿年前左右出现，不过地球早期的生命结构简单，是一群古老的微生物，当时的地球环境还很恶劣，所以这些早期的原核生物几乎都对于极端环境有很强的适应性。

随着时间的推移，生物为了适应周围的环境，也为了其他生物甚至是同类之间竞争，演化的越来越复杂，大约6.35—5.41亿年前，地球开始出现复杂的生命形态，这些早期生命类群被我们称为“埃迪卡拉纪生物”，是人类已知的第一次生命大爆发。

埃迪卡拉纪生命大爆发比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更久远，科学家认为埃迪卡拉纪生命大爆发是因为当时大气中的氧气含量增加导致的，不过所有的埃迪卡拉纪生命都已经灭绝了，永远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不过，埃迪卡拉纪生命的发现，让我们知道了寒武纪突然出现的大量生命是有一定基础的，早在寒武纪之前，地球的海洋中就已经开始出现复杂的生命，生命的演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所谓的“爆发”可能是数千万年甚至是上亿年的积累。

从寒武纪开始，各种复杂的生命出现，在地层中留下了各种各样的化石，也给了人类研究生命演化的机会，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从寒武纪开始到现在，发生过5次生物大灭绝事件，每一次都对生命的演化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不过，每一次生物大灭绝也都导致了生态系统的重新洗牌，如果没有这五次生物大灭绝，或许地球上也不会有人类存在也说不定。

运用地质年代表等资料，简要描述地球的演化过程。

主要概念

地球演化就是地球的历史，是指地球从诞生之后，地球系统由简单到复杂，包括形貌的变迁、生命现象和活动的发展等的历史过程。

谢选骏指出：人说——地球五次“生物大灭绝”；我看这是因为人类已经陷入了“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的恐慌……所谓“气候暖化”，可能只是“银河季节”的周期现象。太阳系围绕银河中心旋转，旋转一圈则需要约2.2亿年，一个季度大概5.5千万年——这就呈现了一个“巨型的春夏秋冬”。而在这个最大的四季变化中，我想各个季节还有各自的一轮轮更小的春夏秋冬穿插交错，就像狂欢饮宴上的杯觥交错……

【目录】

第一章 第六次大灭绝（巴拿马金蛙）

第二章 乳齿象的臼齿（美洲乳齿象）

第三章 最初的企鹅（大海雀）

第四章 菊石的运气（新泽西盘船菊石）

第五章 欢迎来到人类世（波纹双鹤笔石）

第六章 环绕我们的海洋（地中海射线帽贝）

第七章 落酸（多孔鹿角珊瑚）

第八章 森林与树木（轮生双翼果树）

第九章 陆上孤岛（鬼针游蚁）

第十章 新泛古陆（小棕蝠）

第十一章 犀牛做超声（苏门答腊犀）

第十二章 疯狂基因（尼安德特人）

第十三章 长羽毛的东西（智人）

致谢

【第一章 第六次大灭绝】

巴拿马金蛙（atelopus zeteki）

巴拿马中部有一座安东的埃尔巴耶（el valle de antoacuten）镇，坐落于一座大约一百万年前形成的火山口之中。火山口宽逾六公里，然而当天气好的时候向四周望去，参差不齐的山体看起来就像是一座残塔的内墙。小镇上有一条主街，一个警察局，以及一个露天集市。集市上除了各式各样当地常见的巴拿马礼帽和色彩丰富艳丽的刺绣之外，还有着世界上样式最为繁多的金蛙小玩偶。有在叶子上休憩的金蛙，有坐直了身子的金蛙，还有让人难以理解的抱着手机的金蛙。有的金蛙穿着蓬蓬裙，有的金蛙摆出了跳舞的体态，还有的金蛙叼着烟嘴抽烟，模仿着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广为人知的抽烟姿势。金蛙的颜色就像是出租车的黄色，上面还有暗棕色的斑点，特产于埃尔巴耶镇附近的地区。在巴拿马，它被当作幸运的象征，样子还被印到了彩票上（至少曾经如此）。

就在十来年前，在埃尔巴耶镇周围的山上还很容易看到金蛙。这种蛙有毒，所以才有这样鲜艳的颜色，在丛林的地被层上显得很突出。有人计算过，一只金蛙皮肤内的毒素就能杀死一千只普通大小的老鼠。在离埃尔巴耶镇不太远处有一条溪流，俗称千蛙溪。过去沿着那条小溪走，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金蛙在岸上晒太阳。一位曾经去过那里的两栖爬行动物学家是这样告诉我的：“那儿太不可思议了——绝对太不可思议了！”

后来，埃尔巴耶镇周围的蛙开始消失了。这个问题最初是在巴拿马边境以西的哥斯达黎加发现的，人们那时并未意识到这将是一场危机。当时，一名美国的研究生正在那里的雨林中研究蛙类。她回到美国待了一段时间来写学位论文，而当她回到雨林中时，却找不到任何蛙类了，实际上，任何种类的两栖动物都找不到了。她当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既然需要研究蛙类，她就在东边更远的地方找了一个新的研究区域。起初，新地点的蛙类看起来很健康，然后，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两栖类消失了。疫霾在雨林中持续扩散着。到了2002年，在埃尔巴耶镇以西80公里处的圣菲（santa fe）镇周边，山丘与河流中的蛙类都一扫而光了。在2004年，这类小动物的尸体开始出现在更加靠近埃尔巴耶镇的地方，埃尔科佩（el copeacute）镇附近。此时，来自巴拿马和美国的一组科学家已经得出了结论：金蛙正面临着灭绝的危险。他们决定要努力保留住一个残存种群，于是将两种性别的金蛙各选几十只，从森林中移到室内喂养。但是，不管是什么杀死了这些蛙类，它的动作比生物学家们担心的还要快。在生物学家们能够按计划采取行动之前，冲击波已经来了。

我最初读到埃尔巴耶镇金蛙的事情，是在一本给小朋友看的自然科学杂志上，杂志还是从我的孩子那里随手拿来的。[1]那篇文章的配图全是五彩缤纷的照片，有巴拿马金蛙，还有其他一些色彩绚烂的动物。故事介绍了这场灾难蔓延的过程，以及生物学家们为了阻止它所做的努力。他们本来希望能够在埃尔巴耶镇建一栋新的实验研究设施，但却没能及时完工。生物学家们要与时间赛跑，挽救尽可能多的动物，即使根本没地方喂养它们。那么，最终他们是怎么做的呢？他们把这些小动物送去了“一家蛙旅馆，妥妥儿的”。这家“神奇的蛙旅馆”——真的是一家有床有早餐的当地小旅馆——同意让蛙住进他们提供的一批客房（里面的水箱）中。

“有生物学家们随叫随到，这些蛙们享受到了顶级的住宿条件，不但有女佣，还有客房服务。”文中如此写道。蛙们还能吃到美味而新鲜的食物——“事实上，新鲜到能够自己跳到盘子外面去。”

看到这家“神奇的蛙旅馆”之后又过了几周，我偶然读到另一篇有关蛙的文章，却有着不一样的视角。[2]这篇文章刊登在《美国科学院院报》上，作者是两位两栖爬行动物学家，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戴维·韦克（david wake）和来自旧金山州立大学的万斯·弗里登堡（vans vredenburg）。文章的标题是《我们是否正处于第六次物种大灭绝之中？——来自两栖动物世界的观点》。两位作者在文中指出“在这颗星球的生命发展史中已经出现过五次大规模的物种灭绝事件”。他们称这些灭绝事件“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严重丧失”。第一次发生在奥陶纪晚期，约4.5亿年前。当时生命的主要形式还都局限在水中。最具破坏性的一次发生在二叠纪末期，约2.5亿年前，几乎把地球表面上所有的生命全部扫荡干净了。这一事件有时也被称为“大灭绝之母”或“大灭亡”。距今最近也最为著名的物种大灭绝发生在白垩纪的尾声。除了恐龙之外，这次灭绝还扫除了蛇颈龙、沧龙、翼龙以及菊石。[3]韦克和弗里登堡认为，从两栖动物的灭绝速率来看，与大灭绝类似的灾难性自然事件正在发生。他们的文章只配了一张照片：十几只黄腿山蛙身体浮肿，肚皮朝天躺在岩石上，生机全无。

小朋友的杂志选择了刊登活蛙而非死蛙的照片，我很理解个中缘由。“两栖动物叫客房服务”——明显有着比阿特丽克斯·波特[4]式的故事魅力。对于想要把这种故事魅力宣之于众的创作冲动，我也同样理解。不过，从我作为记者的视角来看，那本小朋友的杂志似乎把故事的主旨掩埋掉了。想象一下，自从约五亿年前出现第一只有脊椎的动物以来只发生过五次的事件，无论是什么，都足以称为极度罕见。当前，第六次这样的事件正在发生之中，甚至差不多就是在你眼皮底下发生——这样的念头对我而言直如当头棒喝。毫无疑问，这样一个更庞大、更阴暗、意义远远更为重大的故事，才更值得讲述。如果韦克和弗里登堡是正确的，那么我们这些活着的人不仅仅目睹了生命史上最罕见的事件之一，还一手促成了它。那两位作者在文章中评论道：“一个像野草一样的物种，无意之间获得了一种能力，能够直接影响其自身的命运，以及这颗星球上大多数其他物种的命运。”读过韦克和弗里登堡的文章几天之后，我订了一张飞往巴拿马的机票。

埃尔巴耶两栖动物保护中心（evacc）位于一条土路旁边，距离那个卖金蛙玩偶的露天市场不太远。保护中心的大小跟郊区那种农庄差不多，占据了一个死气沉沉的小动物园一角，紧挨着一笼尤其死气沉沉的树懒。整栋建筑里塞满了水箱，有的靠墙堆成一摞，更多的堆在房间中央，就像是图书馆书架上的书籍一样。像狐猴树蛙这样的物种占据了较高的水箱，因为它们生活在森林的树冠层中；而较矮的水箱主要为大头盗蛙这样的物种服务，因为它们生活在森林的地被层上。有几只水箱里养着突角囊蛙，它们会把产下的卵放在一个袋子里带在身上；而相邻的几只水箱里养着盔头蛙，它们会把产下的卵背在背上。另有几十只水箱则专门留给了巴拿马金蛙。

金蛙走路的样子与众不同，缓慢而悠闲，看起来就像是努力想要走直线的醉汉。它们的腿纤细而修长，黄色的口鼻部是个突起的尖端，眼睛非常深邃，仿佛是在警觉地打量着这个世界。虽然听起来可能会让人觉得有些愚蠢，但我还是要说：它们看起来很有智慧。在野外，雌体金蛙把卵产在浅浅的流水中，而雄体金蛙则在长满苔藓的石头上保卫着它们的领地。在evacc，金蛙的每个水箱中都有通过软管提供的流动水流，模拟了它们曾经生活过的溪流，让它们得以在其中繁育后代。在其中一条人造的小溪中，我看到了一串小小的像珍珠一样的卵。在旁边的一块白板上，有人用西班牙文激动地写下了一句话：产卵了！

evacc差不多位于金蛙活动地域的中心，但却被设计为一个完全与世隔绝的地方。任何未经彻底消毒的东西都不能进入建筑内，就连这些蛙，在进入保护中心之前，都用漂白剂稀释溶液处理过。人类访客都要穿上特殊的鞋子，并把提包、背包以及在外面用过的装备都留在室外。进入水箱的水也要进行过滤和特殊处理。这个地方彻底封闭的特性会让人联想到潜水艇，或是一个更妙的比喻——大洪水之中的方舟。

evacc的主任是位名叫埃德加多·格里菲思（edgardo griffith）的巴拿马人。他个子很高，肩膀很宽，圆圆的脸上总是挂着开朗的笑容。他的两只耳朵上各戴着一只银耳环，左小腿上有个蟾蜍骨架图案的巨大文身。格里菲思如今已经30多岁了，他18岁之后的生活几乎全都专注于埃尔巴耶镇的两栖动物保护。而且，他还把他的妻子也变成了一个“蛙人”，而她本来是以“和平队”[5]志愿者的身份来到巴拿马的美国人。当这些两栖动物的小小尸体开始出现在这一地区时，格里菲思是第一个注意到的人，并且独自收集了数百只两栖动物，安置在旅馆里。等到evacc一建成，这些动物又被转移到了保护中心这里。如果说evacc是一艘方舟，那么格里菲思就是掌舵的挪亚，不过却要承担更长久的责任，因为他投身于此的时间已经远远不止于40天了。[6]格里菲思告诉我，这份工作的关键在于了解这里的每一只蛙。“对我来说，它们之中的每一只都与大象有着一样的价值。”他说道。

我第一次到访evacc的时候，格里菲思带我参观了那些已在野外灭绝的物种仅存的代表。除了巴拿马金蛙之外，还包括2005年才刚刚发现的拉氏缨肢树蛙[7]。我到evacc的时候，那里只剩下一只拉氏树蛙了，也就意味着像挪亚那样保留一对雌雄个体以繁育后代的可能性显然已经没有了。这种树蛙的皮肤是微微发绿的棕色，带有黄色的斑点。它们大概有10厘米长，脚大得不成比例，这让它们看起来就像是笨拙的大孩子。拉氏缨肢树蛙生活在比埃尔巴耶镇海拔更高的森林里，卵就产在树洞中。这种树蛙的雄性养育孩子的方式非常与众不同，甚至可能是独一无二的：它们会让年幼的蝌蚪啃食自己背部的皮肤。格里菲思说，他觉得在evacc最初的紧急收集行动中，可能有许多其他的两栖物种被遗漏了，结果就此灭绝。具体的数字很难说，因为它们之中大多数很可能都是科学界所未知的。“太惨了，”他告诉我，“我们甚至还不知道这些两栖动物的存在，就已经失去了它们。”

“即便是埃尔巴耶镇的普通人，也注意到了这件事。”他说道，“他们会问我：‘那些蛙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们再也听不到蛙叫了。’”

几十年前，关于蛙类种群正在崩溃的最初一批报道流传开来，而一些该领域的权威专家却对此持怀疑态度。毕竟，两栖动物是这颗星球上最出色的幸存者之一。今天蛙类的远古祖先是在大约4亿年前从水中爬上岸的。到了2.5亿年前则演化出了一批最早的代表物种，它们后来分别演化成现代两栖类的各个目——首先是蛙与蟾蜍，其次是蝾螈和火蜥蜴，第三类是一种诡异的无脚生物，称为蚓螈。这就意味着，两栖类不仅存在的时间比哺乳类和鸟类更长，甚至早在恐龙出现之前就已经生活在地球上了。

两栖类（amphibian）其名源自希腊文，意为“双重生活”。它们大多仍与水环境有着紧密的联系，而那正是它们在演化之路上出发的地方。（古埃及人就认为，蛙类是每年尼罗河泛滥时陆地与水交配的产物。）蛙卵没有硬壳，必须要保持湿润才能发育。很多蛙类，比如巴拿马金蛙，都会把卵产在溪水中。也有些蛙在短时存在的池塘中产卵，或在地下产卵，甚至是在自己吐出来的泡沫所筑成的巢中产卵。除了把卵背在背上或放在袋子里的蛙之外，还有些蛙把一串串的卵像绷带一样缠在自己腿上。还有两种叫作胃孵蛙的蛙类在不久前双双灭绝了，它们会把卵吞到胃里携带，最终从嘴里吐出发育好的幼蛙。

两栖动物演化出来的时候，地球上所有的陆地还连在一起，组成一块单一的大陆，称为泛古陆。自泛古陆分裂以来，两栖动物适应了除南极大陆之外各个大陆上的不同生存条件。在全世界范围内，逾7000个两栖物种得到了鉴定，其中大多数发现于热带雨林之中。只有个别的两栖动物，比如澳大利亚的沙山蛙，可以生活在沙漠之中，还有个别的能生活在北极圈内，比如木蛙。像春雨蛙等在北美地区常见的蛙类能够忍耐冬季的冰天雪地。即便是从人类的视角来看长得很相像的两栖动物群体，其漫长的演化史导致其基因很可能迥然不同，差异之大就像是蝙蝠与马。

戴维·韦克是那篇把我引向巴拿马的文章的作者之一，同时也是最初拒绝相信两栖动物消失事件的学者之一。那还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情，韦克的学生去内华达山脉[8]进行蛙类采集，却空手而归。韦克记得自己在20世纪60年代做学生的时候，内华达山脉的蛙类多到让人躲不开。“如果你在河边走，可能一不小心就会踩到它们身上。”他告诉我，“它们无处不在。”韦克当时觉得自己的学生可能去错了地方，或者只是不知道该如何寻找。然而，一名有着多年野外采集经验的博士后告诉韦克，他也没找到任何两栖动物。“于是我说：好吧，我跟你一起去，去一些肯定能找到蛙的地点。”韦克回忆道，“于是我带他去了这个肯定能找到蛙的地方，但我们只找到了几只蟾蜍。”

情势之所以如此令人困惑，原因之一在于出问题的地域太广了。蛙类的消失似乎不仅限于人口密集、环境受到极大影响的地区，还包括了相对未受人类破坏的地区，例如内华达山脉和中美洲的山地。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一位美国的两栖爬行类学者来到了哥斯达黎加北部的蒙特韦尔德（monteverde）云雾森林[9]保护区，想要研究金蟾蜍的繁育习性。[10]她花了两个野外考察季来进行寻找，然而在那些曾经能遇到大批金蟾蜍缠绕在一起蠕动交配的地方，只搜罗到一只孤零零的雄性。（金蟾蜍现在被确定为已灭绝物种。它们的颜色其实是明亮的橙色，与巴拿马金蛙的亲缘关系很远。它们的眼睛后部长有一对腺体，因此严格来讲属于蟾蜍。）差不多与此同时，在哥斯达黎加中部，生物学家发现有若干个当地特有的蛙类种群已经崩溃了。稀有而高度特化的物种正在消失，而人们更为熟知的物种也面临着同样的命运。在厄瓜多尔，常会造访人们后院花园的詹氏蟾蜍，同样也在几年之内消失了。而在澳大利亚东北部地区，当地曾经最为常见的南日蛙也已经难觅踪影了。

从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州到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究竟是哪位神秘的凶手杀害了一个又一个种群的蛙类？说起来或许有些讽刺，又或许算不上讽刺，最初的线索来自一个动物园。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动物园曾经成功地繁育了原产于苏里南（suriname）的钴蓝毒箭蛙，前后有很多代。后来，差不多是一天之内，在动物园水箱里繁育出来的钴蓝毒箭蛙开始陆续死亡。动物园里的一位兽医病理学家在死去的箭蛙身上取样，用扫描电子显微镜对样品进行研究。他发现，蛙的皮肤上有一种奇怪的微生物，并最终鉴定为一类叫作壶菌的真菌。

壶菌几乎无处不在，从树冠的顶端到地下深处都有它们的身影。而这个特定的壶菌物种此前却从未发现过。实际上，它太过特别了，生物学家们不得不为它专设了一个新的属以便分类。它的双名法命名被定为“batrachochytrium dendrobatidis”（bd），其中“batrachos”这个词根在希腊文中的意思是“蛙”。

那位兽医病理学家把美国国家动物园里受感染的箭蛙身上取得的样品交给了缅因大学的一位真菌学家。后者对这种真菌进行了培养，并把获得的真菌送回了华盛顿。当健康的钴蓝毒箭蛙暴露在这种实验室里培养出来的bd面前时，它们也生病了，并在三周之内死去。接下来的研究表明，bd干扰了蛙类通过皮肤吸收重要电解质的能力，最终导致它们患上了相当于心肌梗塞的疾病。

应该说，evacc还是一个正在搭建的项目。我拜访这个保护中心的那一周里，一支来自美国的志愿者队伍也在那里帮他们建造一个展厅。这个展厅未来将对公众开放，所以从生物安全防护的角度考虑，这个展厅的空间必须与保护中心的其他区域隔离开来，并设有专用入口。展厅的墙上有洞，以后会嵌入玻璃箱。在洞的周围，有人画上了山地的景致，非常像你走到屋外抬头望向山上所能看到的景色。整个展厅的亮点在于一个满是巴拿马金蛙的大展箱。志愿者们正在其中为金蛙们建造一个近一米高的水泥人工瀑布。不过水泵系统似乎出了点问题，而在这个没有五金商店的山谷中又很难找到可以替换的零件。志愿者们很多时候似乎都是在闲晃，在等待。

我花了不少时间跟他们一起闲晃。与格里菲思一样，所有的志愿者都是蛙类爱好者。我得知他们之中有好几个人在美国的工作都是动物园的两栖动物饲养员。其中一个人还告诉我说，蛙毁了他的婚姻。这些志愿者的奉献精神令我感动。正是这样的奉献精神把蛙类带到了“蛙旅馆”中，又建起了evacc，并让它运营至今——虽然它还没有彻底完工。然而与此同时，就在那勾画出来的绿色山峦与人造瀑布之间，我又不可抑制地感受到一种极度悲伤的情绪。

埃尔巴耶镇周围的森林中几乎已经没剩下什么蛙类了，这清楚地证明了把动物运进evacc的举动有其正当价值。然而，这些蛙类在保护中心里生活的时间越长，就越难解释它们出现在这里的意义。人们发现，那种壶菌并不需要两栖动物也能生存。这就意味着，即便它把一个地区全部的两栖动物都杀死了，它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做着壶菌该做的事情。因此，如果把evacc里面的金蛙重新放归埃尔巴耶镇周围真实的山地中，它们还是会生病，之后死亡。（虽然真菌能够被漂白剂消灭，但显然无法对整个雨林进行消毒。）在evacc，每一个人都会告诉我，这个中心的目标是要保留这些物种，直到它们能够被放归自然，在森林中重建种群。而他们每一个人也都承认，他们无法想象这一目标如何才能真正达成。

“我们不得不指望这一切会突然间好转起来。”卡了壳儿的人造瀑布项目的负责人，休斯敦动物园的两栖爬行动物学家保罗·克伦普（paul crump）告诉我说，“我们不得不指望奇迹出现，让我们把一切恢复原状，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我现在说出来的这些话听上去真是有点愚蠢。”

“关键是要把它们送回大自然中，这在我看来越来越像是一个幻想。”格里菲思说。

壶菌横扫埃尔巴耶镇之后并未就此停下脚步，而是继续向东前进。自从它从西方进入巴拿马以来，现在已经侵入了另一边的哥伦比亚。bd已经扩散到整个南美高地，并沿着澳大利亚东海岸南下，跨海进入新西兰和塔斯马尼亚。它还横扫了整个加勒比海地区，并出现在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和法国。在美国，它好像是从几个地点辐射开来的，而非像一圈圈涟漪那样的波纹状。无论从哪方面来看，目前似乎都没有任何手段可以阻止它。

与声学工程师谈论的“背景噪声”类似，生物学家提出了“背景灭绝”。在正常时期——这里的“时期”指的是地质学上的一整个地质时期——物种灭绝的发生频率很低，甚至比物种形成的频率还低，我们称之为背景灭绝速率。在不同类型的生物中，这一速率是不同的；通常所用的表达方式是每百万物种年中的物种灭绝数量。计算背景灭绝速率是一件要在实验室中完成的科研工作，包括梳理整个数据库中的化石。目前研究得最为彻底的一类动物可能要算是哺乳动物了，[11]其背景灭绝速率估计约为每百万物种年0.25种。也就是说，以今天地球上生存的约5500种哺乳动物来计算，按照背景灭绝速率，你可以期待每700年看到一个哺乳类物种消失——再次强调，这是非常粗略的估计。

物种大灭绝则截然不同。有别于背景的嗡嗡声，大灭绝会是一声巨响，是灭绝速率图上的一个尖峰。安东尼·哈勒姆和保罗·魏格纳是来自英国的两栖爬行动物学家。他们在这一领域写了很多文章，把物种大灭绝定义为这样一类事件：能够“在并不太长的地质时期内消除掉全世界生物种类中非常可观的一部分”。[12]另一位专家戴维·雅布隆斯基认为大灭绝的特征是“在全球范围内”快速发生的“生物多样性的本质性丧失”。[13]研究二叠纪末期大灭绝的古生物学家迈克尔·本顿使用了生命演化树的比喻：“在物种大灭绝期间，演化树上的大量树枝被截断，就像是有一个手持巨斧的神经病发动了疯狂攻击。”[14]另一位古生物学家戴维·劳普则试图从受害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生物物种在大多数时间里只有很低的灭绝风险。但这种相对安全的情况却被偶尔才会出现的高危期不时打断。”[15]由此，生命的历史整体上是“偶尔被恐慌打断的长久安逸”。

在大恐慌的时期，一大类曾经占据支配地位的生物可能会彻底消失，或者降级为次要角色，几乎就像是整个地球正在经历一场大换角。这类大规模的物种消失令古生物学家们推测，在物种大灭绝事件中——除了所谓的五次大灭绝之外，还有很多次规模较小的类似事件——通常的生存法则不再奏效。环境条件的变化是如此剧烈或如此迅速，抑或既剧烈又迅速，以至于演化的脚步完全跟不上。事实上，那些在正常情况下用来对付生存威胁的性状，反而可能在这种极端异常的环境中成为致命因素。

目前还没有关于两栖动物背景灭绝速率的严谨计算结果，部分原因在于两栖动物的化石非常罕见。不过几乎可以肯定，这一速率低于哺乳动物的背景灭绝速率。[16]大概每一千年左右才会有一种两栖动物灭绝。这个物种可能来自非洲，或是来自亚洲，或是来自澳洲。换句话说，一个人目睹这样一次灭绝事件的几率接近于零。然而，格里菲思已经观察到了几种两栖类的灭绝。差不多每一位在野外工作过的两栖爬行动物学家都目睹过若干起这样的灭绝。（就连我，在为写作这本书做调研的时候，也遇上了一个两栖类物种的灭绝，还有三四个物种像巴拿马金蛙一样已经在野外范围内灭绝了。）“我选择两栖爬行动物学作为毕生的事业，是因为我享受与动物一同工作的时光。”亚特兰大动物园的两栖爬行动物学家约瑟夫·曼德尔森曾经写道，“我从未想过我的研究会重现古生物学中的事件。”[17]

今天，两栖动物“享受”着世界上最为濒危的动物纲这一与众不同的地位。根据计算，它们的灭绝速率可能比背景速率高了四万五千倍。[18]然而，还有其他许多物种的灭绝速率也在接近两栖动物的水平。据估计，全部筑礁珊瑚虫物种的三分之一、全部淡水软体动物物种的三分之一、鲨鱼和鳐鱼物种的三分之一、全部哺乳动物物种的四分之一、全部爬行动物物种的五分之一，以及全部鸟类物种的六分之一，都在走向各自的灭亡。[19]物种的消失无所不在：在南太平洋也在北大西洋，在北极也在撒哈拉，在湖水中也在岛屿上，在山巅之上也在山谷之中。如果你懂得如何寻找，在自家院落里也有可能追踪到正在发生的灭绝事件。

对于物种消失的原因，有着各式各样似乎完全不相干的解释。但是，只要对这类事件进行足够深入的追踪，你就会不可避免地找到那个共同的根源——“一个像野草一样的物种”。

有能力自行移动。在显微镜下能够看到这种真菌产生的孢子长着细长的尾巴，能够像螺旋桨一样推动孢子在水中前进。它们也能被溪流或是一次暴风雨之后形成的地表径流带到更远的地方。（可能正是这类扩散作用导致巴拿马的疫情向东发展。）但是，这类运动无法解释这种真菌为何能差不多同时出现在世界上如此之多相距遥远的地区，包括中美洲、南美洲、北美洲以及澳洲。有一种理论认为bd是随着非洲爪蟾的运输而遍及全球的。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非洲爪蟾被用于女性的孕检，因为雌性非洲爪蟾在注射了怀孕女性的尿液之后，会在几小时内产卵。令人感兴趣的是，非洲爪蟾虽然广泛感染了bd，但它们自身似乎并不会受到有害的影响。第二种理论认为真菌是由北美牛蛙引入欧洲、亚洲以及南美洲的，或有意为之，或无意为之。这种动物的出口是为了满足人类的食用消费需求。北美牛蛙也广泛感染了bd，但似乎并不会受其伤害。第一种理论已经被称为“走出非洲”，而第二种则或许可以被称为“蛙腿汤假说”。

无论是两者之中的哪一种，从病原学上来看都是一样的。如果不是被人类装到轮船和飞机上，一只携带bd的蛙不可能从非洲前往澳洲或从北美洲前往欧洲。这种在今天看来毫不稀奇的跨大陆物种重组，在35亿年的生命史上可能是前所未有的。

即便现在bd已经横扫巴拿马的大部分地区，格里菲思还是会偶尔外出为evacc采集物种样本，寻找幸存者。我为自己的访问选定的时间，恰好能赶上一次这样的采集之旅。一天晚上，我和他以及两名建造瀑布的美国志愿者一起出发了。我们向着东方前进，穿过巴拿马运河，在一个叫塞鲁阿苏尔（cerro azul）的地区过夜，落脚点是一间用2.5米高的钢铁栅栏围起来的旅社。拂晓时分，我们开车来到了查格雷斯（chagres）国家公园入口处的警卫站。格里菲思期望能够找到evacc所短缺的两个品种的雌蛙。他取出了由政府颁发的采集许可，展示给警卫站无精打采的官员看。几只营养不良的狗跑出来围着卡车闻来闻去。

离开警卫站，道路变成了由深深的车辙串在一起的一连串土坑。格里菲思在卡车的cd播放器里放了一张吉米·亨德里克斯（jimi hendrix）[20]的专辑，而我们就随着跃动的节拍颠簸前行。蛙的野外采集需要很多装备，所以格里菲思还雇了两个人来帮忙。在一个叫作洛斯安赫莱斯（los aacutengeles）的小小村落，最后几间房子前面，那两个人从薄雾之中现身出来。我们继续颠簸前进，直到前面的路无法让卡车通行为止。于是，我们所有人都下了车，开始步行。

满是红泥的小路蜿蜒穿过雨林。每走几百米，就会有一条稍窄的小路从主路上穿过。这些路径是切叶蚁制造出来的，它们来回走了上万甚至是上亿次，不停把草叶碎片带回自己的居所。（它们的巢穴看起来就像是一堆锯末，能够覆盖街心花园大小的一片地域。）来自休斯敦动物园的美国人克里斯·贝德纳尔斯基（chris bednarski）警告我要躲开那些兵蚁，它们即便是死了也会把颚留在你的小腿里面。“这东西真的会把你搞得一团糟。”他说道。来自托莱多动物园的另一个美国人约翰·查斯顿（john chastain）扛着一根用来对付毒蛇的长钩子。贝德纳尔斯基又向我保证道：“幸运的是，那些真正能够给你带来麻烦的生物很稀少。”吼猴在远处吼叫着。格里菲思指给我看美洲豹在松软地面上留下的脚印。

大约一个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了一个在树林中开辟出来的农场。地里零乱地长着一些玉米，但附近没有人。很难说是农场的主人已经放弃了这块贫瘠的雨林土地，还是只不过恰好今天不在。这时，一群翡翠绿色的鹦鹉突然冲向空中。又过了几个小时，我们走进了一小块林中空地。一只蓝色的大闪蝶轻快地掠过，双翼与天空一样颜色。这里有一间小木屋，但已经破败不堪了，于是乎所有人都选择睡在外面。格里菲思帮我吊起了一张床——某种介于帐篷和吊床之间的东西，必须要挂在两棵树之间才行。它位于底部的一条狭缝就是入口，而顶部则要用来遮挡肯定会出现的雨水。当我爬进这东西里面时，感觉就像是躺在一口棺材里。

那天晚上，格里菲思用便携式燃气炉煮了一些米饭。然后，我们在头上绑好头灯，向着附近低处的一条溪流蹒跚而行。很多两栖类是夜行动物，所以看到它们的唯一方法就是在黑暗之中寻找。这件事情做起来就像听起来那么困难。我不断滑倒，不断违反着雨林中的第一安全守则：任何东西，如果你不知道它是什么，就永远不要伸手去抓。在我又一次摔倒之后，贝德纳尔斯基指给我看，就在旁边的一棵树上有一只跟我拳头差不多大的狼蛛。

经验丰富的猎人寻找蛙类时，会向森林中射出一束光，注意观察蛙的眼睛的反光。这一路上格里菲思看到的第一只两栖动物是一只圣何塞柯克兰蛙，正在一片叶子上休憩。这种蛙属于一个较大的“玻璃蛙”科，之所以起这个名字是因为它们半透明的皮肤甚至能显露出体内器官的轮廓。眼前这只玻璃蛙是绿色的，缀着微小的黄点。格里菲思从包里取出一副医用手套戴上，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突然，他的手像飞镖一样疾速伸出，势如苍鹭，将那只蛙一把抓在了手里。接下来，他用另一只空着的手拿起一支看起来像棉签的东西刮了刮蛙的肚皮，然后把棉签放进了一个小小的塑料管中。这个样品以后会被送到实验室里分析是否有bd感染。因为这种蛙不是他想要寻找的品种，格里菲思把它放回叶子上。然后，他取出了自己的照相机。那只蛙面无表情地回瞪着相机镜头。

我们继续在暗夜之中搜寻。有人发现了丘盗蛙，通体橘红色，如同森林地被层的颜色。还有人发现了沃氏蛙，看起来就像一片鲜绿的树叶。对于找到的每种生物，格里菲思都按流程操作：一把抓起来，在腹部取样，然后给它拍照。最后，我们还偶遇了一对正在“抱合”的巴拿马盗蛙——这是两栖动物做爱的方式。这一次，格里菲思没有打扰它们。

格里菲思想要捕到的两栖动物之一是突角囊蛙。这种蛙的鸣叫声很独特，就像是开香槟的声音。当我们正在一条溪水中央蹚着水前进时，突然就听到了这种叫声，仿佛是从四面八方同时传来似的。一开始，这声音听起来好像就在身边，但当你靠过去时，它似乎又跑远了。格里菲思开始模仿这种叫声，用双唇发出香槟酒瓶塞弹出时的声响。

最后，格里菲思觉得是我们其他人蹚水的动静吓跑了这些蛙。他一个人走到前面，而我们大家原地不动，在及膝深的水中站了很久。当格里菲思终于挥手示意我们过去时，我们发现他面前有一只黄色的大蛙，长着长长的脚趾和像猫头鹰一样的面孔。它坐在一根树枝上，比视线稍高。格里菲思此行要为evacc找一只雌性的突角囊蛙。于是，他猛地伸出手去，抓住了这只囊蛙，把它翻过来查看。如果是雌性突角囊蛙，腹部会有一个育儿袋，但这只没有。格里菲思给它取了样，拍了照，然后放回了树上。

“你是个帅小伙。”他轻声对那只囊蛙说。

午夜时分，我们开始返回营地。格里菲思唯一决定带回来的是两只小小的蓝腹丛蛙以及一只颜色发白的蝾螈。他自己和两名美国志愿者都不知道这只蝾螈具体是什么物种。蛙和蝾螈都放在了塑料袋里，还加了一些树叶以保持潮湿。我突然意识到，这两只蛙和它们的后代（如果能有后代的话），以及它们后代的后代（如果也能有的话），都永远不会再踏足这片雨林了，反而要在无菌玻璃箱中度过一生。那天夜里下了雨，我睡在棺材一样的吊床里做了一个鲜活的噩梦。醒来之后，我唯一还能记起的梦中场景，就是一只明黄色的蛙，正叼着烟嘴抽烟。

[1] ruth a.musgrave，“incredible frog hotel，”national geographic kids，sept.2008，16-19.［原书注明了重要的引用文献，由于这些资料大多没有中文译本，所以均直接给出原文，供有兴趣的读者检索。——译者］

[2] d.b.wake and v.t.vredenburg，“colloquium paper：are we in the midst of the sixth mass extinction？a view from the world of amphibian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5（2008）：11466-11473.

[3] 分类学上严格定义的恐龙并不包括生活在海里的蛇颈龙和沧龙，以及会飞的翼龙等，所以是并列关系。——译者

[4] 比阿特丽克斯·波特（beatrix potter）是19世纪末期英国女性儿童文学作家、插画家，人称“波特小姐”。所著故事的主人公多为拟人化的小动物，最出名代表为彼得兔。——译者

[5] 由美国政府于1961年组建，向欠发达国家派驻志愿者进行援助计划的组织。——译者

[6] 典出《圣经·创世记》，挪亚在方舟上住了370天，其中最开始的40天一直是大雨如注。——译者

[7] 在关于蛙类灭绝的新闻报道中常被简单译作巴拿马树蛙。——译者

[8] 世界上有三处内华达山脉，文中所指应为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东部的内华达山脉，属人口稀少地区。——译者

[9] 云雾森林（cloud forest）是指林冠层常年或季节性地被云雾所环绕的森林，多见于热带及亚热带山地。——译者

[10] martha l.crump，in search of the golden frog（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165.

[11] 感谢john alroy为我介绍了背景灭绝速率计算的复杂性。更多相关信息参见：“speciation and extinction in the fossil record of north american mammals，”in speciation and patterns of diversity，edited by roger butlin，jon bridle，and dolph schlut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310-323。

[12] a.hallam and and p.b.wignall，mass extinctions and their aftermath（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1.

[13] david jablonski，“extinctions in the fossil record，”in extinction rates，edited by john h.lawton and robert m.ma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26.

[14] michael benton，when life nearly died：the greatest mass extinction of all time（new york：thames and hudson，2003），10.

[15] david m.raup，extinction：bad genes or bad luck？（new york：norton，1991），84.

[16] john alroy，personal communication，june 9，2013.

[17] joseph r.mendelson，“shifted baselines，forensic taxonomy，and rabbs’fringe-limbed treefrog：the changing role of biologists in an era of amphibian declines and extinctions，”herpetological review 42（2011）：21-25.

[18] malcolm l.mccallum，“amphibian decline or extinction？current declines dwarf background extinction rates，”journal of herpetology 41（2007）：483-491.

[19] michael hoffmann et al.，“the impact of conservation on the status of the world’s vertebrates，”science 330（2010）：1503-1509.see also spineless—status and trends of the world’s invertebrates，a report from the zoological society of london，published aug.31，2012.

[20] 美国黑人摇滚乐吉他手及歌手，20世纪60年代流行音乐界的超级明星。——译者

谢选骏指出：人说——这些灭绝事件“导致了生物多样性的严重丧失”。第一次发生在奥陶纪晚期，约4.5亿年前。当时生命的主要形式还都局限在水中。最具破坏性的一次发生在二叠纪末期，约2.5亿年前，几乎把地球表面上所有的生命全部扫荡干净了。这一事件有时也被称为“大灭绝之母”或“大灭亡”。

我看——4.5亿年前和2.5亿年前，正好相当于太阳系围绕银心旋转（约2.2亿年）的两圈和一圈。我们地球人所说的银河系，是相对于地球在银河系中的位置而言的。一个银河年，大约是2.2亿或2.3亿个地球年。

【第二章 乳齿象的臼齿】

美洲乳齿象（mammut americanum）

大灭绝可能是今天的孩子们必须要面对的第一个科学概念。一岁大的孩子就开始玩恐龙玩具，两岁大的孩子就会懂得这些小小的塑料玩具代表着一些非常巨大的动物，或者至少也会对此有一个模糊的概念。如果他们学东西很快的话——或者换种方式来说，学用马桶很慢的话——那么这些穿着尿布的孩子就已经能理解：曾经有过很多种不同的恐龙，但它们在很久以前就死光了。（我自己的几个儿子在蹒跚学步的时候就能和一套恐龙玩具玩上几个小时。这些恐龙放在一个塑料垫子上，上面画有一幅侏罗纪或是白垩纪的森林场景，其中最醒目的是一座正在喷发岩浆的火山，如果你按上去，它还会发出一种吓人的吼叫声，不过听起来其实很可爱。）这些情况似乎表明，物种大灭绝这个概念对于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亚里士多德写了10卷《动物史》，却从未考虑过动物可能真的有跌宕起伏的历史。普林尼[1]的《自然史》中既描述了真实存在的动物，也描绘了神话故事中的动物，却没有记述已经灭绝的动物。大灭绝的概念也不曾在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突然出现，彼时“化石”（fossil）这个词用于指代从地下挖出来的所有东西，所以才会有“化石燃料”[2]这个说法。在启蒙运动中，主流观点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伟大的、坚不可摧的“生命链条”中的一环。正如亚历山大·蒲柏在他的诗作《人论》中所写的：

一切不过是零件，组成非凡的整体，

其躯体是自然，其魂灵是上帝。

当卡尔·林奈建立他的双名法分类学命名系统时，并未对现存的与消亡的物种进行区分。因为在他看来，不存在已经消亡的物种，自然也就没这个必要。他在1758年面世的第10版《自然系统》[3]中，列出了63种金龟子甲虫、34种鸡心螺以及16种比目鱼。然而《自然系统》所列出的动物其实都属于同一类——仍旧存活着的动物。

尽管有数量可观的相反证据涌现出来，这一观点仍然持续存在着。从伦敦到巴黎再到柏林，许多存放珍奇生物的陈列柜里都有着奇怪生物的身影，包括现在被认定为三叶虫、箭石和菊石的化石，但人们就是视而不见。有些菊石是如此之大，石化外壳的尺寸已经赶上了马车轮子的大小。在18世纪，从西伯利亚运往欧洲的猛犸骨头越来越多。这一物种也同样被硬塞进了命名体系之中。那些骨头看起来很像是大象的骨头，但是肯定没有大象生存在当代俄罗斯，于是人们认定，它们只能是被《圣经·创世记》中的那场大洪水冲到北方去的。

“灭绝”最终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来是在法国大革命时期，这或许并非巧合。在很大程度上，灭绝概念的提出要感谢一种叫作美洲乳齿象的动物，以及一个名叫让-莱奥波德-尼古拉斯-弗雷德里克·居维叶的人。他是一位博物学家，继承了他已故兄弟的名字，人称乔治·居维叶。居维叶在科学史上是位有着很大争议的人物。他在某些方面遥遥领先于自己的时代，但又阻碍了自己所处时代的进步；他有时彬彬有礼，有时又恶毒不堪；他卓有远见，同时又极端保守。在19世纪中叶，他提出的很多理论都被推翻了。然而现在的一些最新发现又倾向于支持那些由他提出而后遭人彻底否定贬低的理论。结果就是，居维叶对于地球历史那种本质上悲观的远见，最终看来似乎是很有预见性的。

欧洲人第一次撞见美洲乳齿象骨头的确切时间并不清楚。1705年，在上纽约州[4]的野外考察中出土的一块臼齿被送往伦敦，标签上写着“巨兽的牙”。[5]第一块进行了科学性研究（只是就那个时代而言）的乳齿象骨头被发现于1739年。那一年，第二任隆格伊（longueuil）男爵夏尔·莱莫因（charles le moyne）带领着400名士兵沿俄亥俄河向下游前进。队伍中有些人像他一样是法国人，而大多数则是阿尔冈昆人和易洛魁人等北美原住民。这趟行程很艰苦，供给不足。一位法国士兵后来回忆道，部队被逼无奈，只能以橡子为食。[6]那时大概是秋天，隆格伊和他的部队在俄亥俄河的东岸建立了营地，离今天辛辛那提市的位置不远。几位出去打猎的美洲原住民在几公里外遇到了一片散发着硫黄味道的沼泽。野牛踩出的小径从各个方向汇聚到了这里，成百上千的巨大骨头从泥沼中伸出来，就像是轮船残骸留下的巨大支架。这些人回到了营地，带着一根长逾一米的大腿骨、一根巨大的獠牙以及几颗大牙。那些牙的牙根跟人手一样长，每一颗的重量都有四五公斤。

隆格伊对这些骨头着迷极了，于是命令他的部队在拆除营地时带上骨头一起出发。人们拖着这些巨大的獠牙、股骨和臼齿前行，奋力穿越杳无人烟的荒野。最终，他们到达了密西西比河畔，并在那里与另外一支法国部队会合。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隆格伊的很多战士死于疾病，他们来这里参加的那场针对契卡索人的战役也以耻辱的失败而告终。然而，隆格伊始终完好地保存着这些奇怪的骨头。他后来设法去到新奥尔良，并从那里把这些獠牙、臼齿以及巨大的股骨运回了法国。这些骨头被献给了国王路易十五，之后安置在他的博物馆“御宝阁”（cabinet du roi）中。几十年后，俄亥俄河谷在地图上仍是大片的空白，只有一个地方出现了标注——“endroit ougrave; on a trouveacute; des os d’eacute;leacute;phant”，意思是“发现象骨的地方”。今天，“发现象骨的地方”已经成为肯塔基州的一个州立公园，名叫“大骨舔”（big bone lick）[7]。

隆格伊找到的骨头难倒了每一个研究者。股骨和獠牙看起来像是来自一头大象，或者以当时的解剖学水平来看几乎与猛犸的骨头一样。但是这种动物的牙齿是个难题，无法进行分类。大象的牙齿以及猛犸的牙齿，顶端是平的，有着从一边到另一边的一道道窄脊。于是，整个咀嚼面的样子就像是一只跑鞋的鞋底。与此相反，乳齿象的牙上有尖。实际上，它们看起来更像是属于某种体型极其巨大的人类。第一位研究它们的博物学家让-艾蒂安·盖塔尔（jean-eacute;tienne guettard）甚至拒绝对其来源给出猜测。

“这种牙到底属于什么动物？”他在1752年送交法国皇家科学院的一篇论文中忧心仲仲地问道。[8]

1762年，御宝阁的管理者路易-让-马里·多邦东（louis-jean-marie daubenten）试图着手解决关于这种奇怪牙齿的谜题。他宣称，“俄亥俄的未知动物”压根就不是一种动物，而是两种动物。獠牙和腿骨属于大象，而臼齿则根本来自另一种动物。他认为，第二种动物可能是只河马。

与此同时，第二批乳齿象的骨头送到了欧洲，这一次目的地是伦敦。这些骸骨也来自“大骨舔”，展示了同样令人迷惑不解的结构：骨头和獠牙像是大象的，臼齿却覆盖着一块块尖锐的突起。女王的主治医师威廉·亨特（william hunter）发现多邦东对于差异的解释站不住脚。他提出了一个不同的解释——第一个算是对了一半的答案。

他主张，“这只所谓的美洲象”是一种“解剖学家所不熟悉的”全新物种。[9]他认为这是一种肉食动物，所以才有着长相可怕的牙齿。他称之为“美洲未知动物”（invognitum）。

法国博物学领军人物布丰（buffon）伯爵乔治-路易·勒克莱尔（georges-louis leclerc）为这场争论加入了新的波折。他认为，这些谜一样的骨头代表的不是一种或两种动物，而是三种动物：一头大象、一只河马以及一种目前未知的物种。带着极大的不安，布丰承认这最后一个物种——“其中最大的一个物种”——似乎已经消失了。[10]他提出，这是唯一已经消失的陆生动物。

1781年，托马斯·杰斐逊[11]也被拖入了这场论战。在他刚刚卸任州长之后所写的《弗吉尼亚州纪事》中，杰斐逊虚构了他自己版本的“未知动物”。他同意布丰的观点，认为这种动物是所有野兽之中最大的——“体积是大象的五六倍”。（这就推翻了当时在欧洲甚为流行的一种观点，即认为新世界的动物体型都比旧世界的更小，[12]并且有所“退化”。）杰斐逊同意亨特所说，认为这种动物应该是肉食动物。不过，它一定存在于自然界中的某处，就算不能在弗吉尼亚找到，也必定游荡在大陆上某些“保留着原始状态，未曾开发，未受影响的地区”。当他成为总统之后，派遣梅里韦瑟·刘易斯（merriwether lewis）和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去西北部远征时，杰斐逊期望他们能够遇上在森林之中漫步的“未知动物”。

“这就是大自然的生态。”杰斐逊曾经写道，“大自然绝对不会让以下两种情况发生：一是允许任何一个动物物种灭绝掉；二是允许她的伟大作品中存在任何会遭到破坏的薄弱环节。”

1795年初，居维叶来到巴黎，比那些俄亥俄河谷的骸骨来到这座城市的时间晚了半个世纪。他此时年仅25岁，两只灰色的眼睛间距较宽，长着高高耸起的鼻子。他的脾气被一位朋友比作户外的天气，总体上凉爽宜人，但也可能突然就会变得极其激动，甚至彻底爆发。[13]居维叶在瑞士边境的一个小镇上长大，在法国的首都没什么熟人。然而他却设法得到了一份令人尊敬的职位。这一方面要感谢革命推翻了旧制度，另一方面则得益于他无比强烈的自尊心。一位年长的学者后来说他是突然出现在巴黎的，“就像是雨后的蘑菇一样”。[14]

居维叶工作的地方是位于巴黎的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御宝阁的民主化继承者。他的工作严格来说只是教书，但在空闲时间里，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对博物馆藏品的研究。他花费了很多时间来研究隆格伊献给路易十五的那些巨大骨头，并与其他标本进行了比较。1796年4月4日，或者按当时所使用的共和历来说是共和4年芽月15日，居维叶在一次公开演讲中展示了自己的研究结果。

居维叶首先讨论了大象。当时的欧洲人长久以来就知道有非洲象和亚洲象的存在，并知道前者比较危险，而后者更易驯服。不过，大象就是大象，如同狗就是狗一样，不过有的温顺有的凶猛。居维叶研究了博物馆中保存的大象骸骨，包括一具保存完好的来自锡兰[15]的头骨，以及另一具来自好望角的头骨。在仔细比较的基础上，[16]他认识到这两种象属于两个不同的物种——当然，完全正确。

居维叶指出：“显然，来自锡兰的大象与来自非洲的大象之间的差别要大于马与驴之间的差别，或是山羊与绵羊的差别。”动物彼此区别的众多特征之一就是牙齿。来自锡兰的大象，其臼齿表面有着波纹状的脊，“就像是雕刻出来的彩带一样”。而来自好望角的大象牙齿上的脊排列成了钻石的形状。观察活的大象不可能发现这样的差别。毕竟，谁能有胆量往大象的嘴里细看呢？“就这一有趣的发现，动物学应该要感谢解剖学才对。”居维叶如此宣称。[17]

成功地将大象一分为二之后，居维叶继续着他的剖析。关于那些来自俄罗斯的巨大骨头，已经被广泛接受的理论是错误的——这就是居维叶对相关证据进行了“谨慎细致的研究”之后所得出的结论。来自西伯利亚的下颌和牙齿“不完全类似于大象”。它们属于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物种。至于那些来自俄亥俄州的动物牙齿，只要瞥上一眼就“足以看出它们有着更大的差异”。

“这两种已然无踪可觅的庞大巨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问道。这个问题在居维叶的构想中有着不证自明的答案：它们都是失落的物种。就这样，居维叶把已灭绝的哺乳动物种类翻了一倍，从可能的一种变成了两种。而这还仅仅只是开始。

几个月之前，居维叶收到一份素描图，描绘了一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西边卢汉河（riacuteo lujaacuten）岸上发现的骨架。这副近4米长、2米高的骨架已经运到了马德里，并在那里经过认真细致的工作组装了起来。对这些素描图进行了研究之后，居维叶认定骨架的主人是某种奇特的超大号树懒——又一次完全正确。他把这种动物命名为大地懒（megatherium），拉丁名意为“巨兽”。虽然居维叶从未去过阿根廷，甚至都没去过比德国更远的地方，但他确信不会有人看到大地懒沿着南美洲的某条河流笨拙前行，因为这个物种也消失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马斯特里赫特动物身上，被发现的骸骨是一个尖尖的巨大下颌，上嵌牙齿类似鲨鱼，出土地点位于荷兰一处采石场内。由于法国在1795年占领了荷兰，这块马斯特里赫特化石当时被法国人抢了过来。

居维叶宣称：如果存在这四种已灭绝物种，那就一定还存在着其他的已灭绝物种。就他所掌握的证据来看，他能提出这样的理论是非常大胆的。基于几块散乱的骨头，居维叶已经构想出了一种看待生命的全新方式：物种会灭绝。这不单单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广泛存在的现象。

“所有这些事实是彼此互洽的，也不与任何已有的报告相矛盾。对我而言，这似乎证明了在我们的世界之前还存在着另一个世界。”居维叶说道，“但是，原初的地球是什么样子的？又是什么样的变革才能将那个世界抹除？”

自从居维叶的时代以来，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已经成为一个枝繁叶茂的庞大研究机构，有着遍布全国的分支。不过，它的主体建筑仍然位于巴黎第五区的旧皇家花园内。居维叶不仅仅是在博物馆工作，他成年时期的大多时候也住在博物馆里，就在一栋外墙刷着灰泥的房子中。后来，这栋房子又改作办公之用。房子旁边现在是一家餐馆，餐馆的旁边则是一个小动物园。我去参观的那天，一些沙袋鼠正在动物园的草地上晒太阳。穿过花园，对面是一间大厅，里面陈列着博物馆的古生物学藏品。

帕斯卡尔·陶希（pascal tassy）是博物馆的一名主任，专业领域是长鼻目哺乳动物，包括大象以及它们失落的表亲：猛犸象、乳齿象以及嵌齿象，而这还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我去拜访他的原因是，他答应带我去看居维叶曾经摆弄过的那些骨头。我在一间灯光昏暗的办公室里找到了陶希，就在古生物学展厅下面的地下室里。他当时坐在一屋子古旧的头骨中间，墙上的装饰却是《丁丁历险记》旧版漫画的封面。陶希告诉我，他七岁时读到了丁丁关于挖掘的一次探险故事，就决定要成为一名古生物学家。

我们聊了一会长鼻目。“这群生物令人着迷。”他告诉我，“比方说，象鼻是面部解剖特征的改变，非常与众不同——曾经分别发生了五次演化。就算只是两次，也够令人吃惊了。竟然独立发生了五次！研究过化石之后，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陶希说，目前大约已经鉴定出了170个长鼻目物种，可以追溯到5500万年前，“这还远远不是全部，我对此非常肯定”。

我们上楼来到古生物展厅后面相连的一个附属建筑内，像是火车末尾的那节工作人员车厢。陶希用钥匙打开一间堆满了金属柜的小房间。就在刚进门的地方，立着一个东西，看起来像是毛绒绒的伞架，一部分被塑料包裹着。陶希解释说，这是真猛犸象的一条腿，发现于西伯利亚北部外海的一个岛屿上，早已结冻脱水。当我更仔细地观察时，能够看到腿上的皮肤曾被缝合过，像是无跟软鞋一样。它的毛发是一种很深的棕色，即便是历经万年，看起来几乎仍是完好无损。

陶希打开了其中一个金属柜，取出里面的东西，放在一个木桌子上。这就是隆格伊沿着俄亥俄河费力搬运的那些牙。它们十分巨大，表面有突起，颜色已经变黑。

“这是古生物学界的蒙娜丽莎。”陶希一边说，一边指着其中最大的那块，“这是一切的源起所在。居维叶自己为这些牙齿绘制了图形，真是太了不起了。他肯定看得非常仔细。”陶希指给我看最初的分类编号，是在18世纪的时候刷到牙上的，现在已经严重褪色，几乎难以分辨。

我用了两只手才把最大的牙抬起来。这的确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东西。大约20厘米长，10厘米宽，跟一块砖头的大小差不多，重量也差不多。那些齿尖共有四组，的确很尖。牙齿表面的珐琅质大多未受损伤。齿根部分粗得像绳索一样，形成了坚固的一整块，颜色就像是红木。

从演化的角度来看，乳齿象的臼齿实在没什么好奇怪的。像大多数其他哺乳动物的牙一样，乳齿象的牙齿中间是牙本质，外面包裹着一层更硬更脆的珐琅质。大约三千万年前，长鼻目中的两个种群分道扬镳，走向了不同的演化方向，一支会成为以后的乳齿象，另一支则成为以后的猛犸和大象。后一个分支最终演化出了更精密的牙齿构造：外面的珐琅质包裹着里面并列在一起的牙板，它们彼此融合而成的构造就像是刚切好的一摞面包片。这样的构造要更坚固，能让猛犸以及大象食用比较粗糙的食物。相较之下，乳齿象保留了它们相对比较原始的臼齿——人类也是如此。所以，乳齿象只能用这样的牙齿不停地嚼食物。当然了，正如陶希向我指出的，上述演化视角恰恰是居维叶所缺乏的，而从某种角度来说，这让他的成就更显得令人惊叹。

“当然，他也犯过一些错误。”陶希说，“但是他大部分的研究工作都体现了无与伦比的专业水平。居维叶绝对是一位极为出色的解剖学家。”

我们又对着这些牙齿观察了一阵子，陶希带我上楼来到古生物学展厅。就在入口进去不远处，展示着隆格伊送回巴黎的那根巨大的股骨，安放在一个基座上。那根骨头就像农场栅栏的木桩那么粗。在我们周围，法国小学生川流而过，兴奋地大叫着。陶希有一大串钥匙，可以打开玻璃展示柜下方的不同抽屉。他又给我看了一颗曾经被居维叶研究过的牙齿，以及其他一些最先经居维叶研究的已灭绝物种。然后，他带我去看了马斯特里赫特动物，这仍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化石之一。（虽然在已经过去的200多年的时间里，荷兰人不断提出索回这些化石的要求，但法国人至今拒不应允。）在18世纪，某些人认为马斯特里赫特化石属于某种奇怪的鳄鱼，另一些人则认为它是牙齿不齐的鲸。居维叶则将它归类为一种海生爬行动物——再一次完全正确。（后来，人们给这种生物命名为沧龙。）

到了午饭时间，我和陶希一起走回他的办公室。然后，我独自一人漫步穿过花园，走向居维叶故居旁边的餐馆。既然来到这里，似乎没理由不点一份“居维叶套餐”，具体菜品是“自选前菜加甜品”。当我努力消灭自己的第二道食物——一份美味的奶油馅饼时，我开始有了撑得难受的感觉。这让我想起了之前读到的关于这位解剖学家身体的一段描述。在大革命时期，居维叶还是个瘦子。[18]住进博物馆之后，他变得越来越胖，到生命行将结束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个大胖子。

通过他的演讲“象的物种——现存物种与化石物种”，居维叶成功地建立并证实了灭绝这个概念。但是，他那个令人难以接受的设想——曾经存在过一个已经消失的世界，遍布着已经消失的物种——仍然只是个令人难以接受的设想。如果真的曾经有过这样的世界，一定还会有其他已经灭绝的动物留下可以发现的痕迹。于是，居维叶开始着手去寻找它们。

碰巧的是，18世纪90年代的巴黎恰好是一片古生物学家的乐土。这座城市北边的山上满是正在出产石膏的采矿场，那是巴黎建筑所用灰泥的主要原料。这座首都的发展缺乏规划性，扩张到了很多矿脉之上，在居维叶那个时代，地陷是城中一大危险。当时，矿工挖到奇怪骨头的事情并不少见，还会有收藏家们出钱买走这些骨头，虽然他们并不知道这些骨头到底是什么。就在这样一位化石爱好者的帮助之下，居维叶很快又拼出了另一种灭绝动物的骨架。他称之为“l’animal moyen de montmartre”，意思是“来自蒙马特的中等体型动物”。

这一时期，居维叶也在恳请欧洲其他地区的博物学家寄送标本给他。拜法国人当时强占奇珍异宝的恶名所赐，几乎没有收藏者愿意把化石寄给居维叶。不过，细节清晰的绘图开始从各处送往巴黎，包括汉堡、斯图加特、莱顿、博洛尼亚以及其他一些地方。居维叶曾经写下这样的话来表达感激之情：“我要说，我的研究得到了极为热情的支持……来自所有研究科学、热爱科学的法国人以及外国人。”[19]

到1800年，也就是大象论文发表4年之后，居维叶的化石动物园已经扩展到了23个物种。他相信这些物种都已经灭绝了，其中包括：侏儒河马，骸骨是他在巴黎博物馆的一间储藏室里找到的；有着庞大鹿角的麋鹿，骨头发现于爱尔兰；体型巨大的熊，今天称为洞熊，来自德国。此时，蒙马特动物已经被分割为或者应该说倍增为6个独立的物种。甚至直到今天，人们对这6个物种仍旧几乎一无所知，只知道它们属于有蹄类动物，生活在距今约3000万年前。“如果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能复原如此之多的消失物种，该有多少物种仍旧深埋于地下？”居维叶问道。[20]

居维叶很有表演的天分。远在博物馆雇用专业公关人员之前的那个时代，居维叶就懂得如何去抓住公众的注意力。陶希对我说：“他是那种放在今天一定会成为电视明星的人。”有一次，巴黎的石膏矿挖出来一些化石，属于一只兔子大小的生物，躯体很窄，头很方。基于牙齿的形状，居维叶得出结论，这是一只有袋类动物。这是一个大胆的结论，因为在旧世界没有发现过有袋类动物。为了加强事情的戏剧性，居维叶宣布，他将让人们对他的鉴定过程进行公开检验。有袋类动物有一对从骨盆伸展出来的特殊骨头，今天称为上耻骨。虽然在送到居维叶手里的化石中看不到这对骨头，但他预测，只要把周围的石头再刮掉一些，就能发现这对骨头。他邀请了巴黎的科学精英会聚一堂，观看他用一根细针分离化石周围的石头。看吧！那对骨头出现了。（在巴黎的古生物学展厅里展示了这块有袋类动物化石的一件复制品，而原品被认为太过珍贵，不能展出，保存在一个特殊的地下保险库内。）

居维叶在一次前往荷兰时，上演了一出与此类似的古生物学艺术表演。在哈勒姆的一家博物馆内，他研究了一份化石标本，包含一个巨大的半月形头骨，连着一部分脊柱。这块长约一米的化石发现于近一个世纪以前，并被归类为人类——虽然从头的尺寸上来看十分可疑。（它甚至还有了一个专门的科学命名：homo diluvii testis，意思是“目击了创世纪大洪水的人类”。）为了反驳这一鉴定结果，居维叶首先找了一副普通的火蜥蜴骨架备用。然后，征得博物馆馆长许可之后，他开始去除“洪水目击者”脊椎周围的石头。当他清理出这种生物的前臂时，人们看到前臂的形状就像是火蜥蜴的——正如他之前预言的一样。[21]这种生物不是大洪水之前的人类，而是远远更为诡异的东西：一只巨大的两栖动物。

居维叶搞出来的灭绝物种越多，人们对于动物的认识也就改变得越多。洞熊、大地懒甚至还有巨大的火蜥蜴——所有这些都与现存的物种有着某种联系。但在巴伐利亚形成的一块石灰岩中发现的那块奇怪化石又是什么动物呢？居维叶收到的是这块化石的绘图，来自与他有通信联系的众多人士中的一位。图上展示的是一堆乱糟糟的骨头，包括长到诡异的前臂、纤细的指头和窄窄的喙。第一位研究这些化石的博物学家推测化石的主人是一种海洋生物，把延长的前臂当桨使用。而居维叶根据图画确定，这种动物实际上是一种会飞的爬行动物——太令人震惊了！他称之为“ptero-dactyle”，意思是“翼指”。

居维叶对于“灭绝”的发现，乃至于对于“史前世界”的发现，是极为轰动的一桩大事。消息很快就传到了大西洋彼岸。当纽约州纽堡的几位农场工人挖出了一副几乎完整的巨大骨架时，这被认为是意义重大的发现。当时还是副总统的托马斯·杰斐逊几次试图把这些化石弄到手，结果都失败了。而他的一位朋友，艺术家查尔斯·威尔逊·皮尔（charles willson pearle）却更执着，并成功获得了化石。彼时，他刚刚在宾夕法尼亚州建立了美国的第一座自然历史博物馆。

与居维叶相比，皮尔或许是一位更专业的表演者。他花了数月的时间把他从纽堡得到的骨头拼在了一起，又用木头和纸浆纸加工出了缺失的部分。在1801年的平安夜，他把这具骨架展示给公众看。为了宣传这次展览，皮尔让他的黑人仆从摩西·威廉斯（moses williams）戴上印第安人的头饰，骑着一匹白马穿过费城的街道。[22]复原的这头巨兽站起来肩高3.4米，从獠牙到尾巴长达5.2米，大得有点夸张。每位参观者要付费50美分，在当时可不算便宜。这只巨兽实际上也是头乳齿象——当时还没有一个普遍为人接受的名字，因而被人们冠以不同的称呼，有“未知动物”，有“俄亥俄动物”，还有一个最让人混淆的名字——“猛犸”。这成了世界上最火的展览，并引发了一波“猛犸热”。马萨诸塞州切希尔（cheshire）镇制作了一块560公斤的“猛犸奶酪”；费城的一位烘焙师制作了一块“猛犸蛋糕”；报纸上报道了“猛犸萝卜”、“猛犸桃树”，以及一位能“在10分钟内吞下42只蛋”的“猛犸食客”。[23]皮尔还设法拼出了第二只乳齿象，用的是来自纽堡和附近哈得孙河谷的其他一些骨头。他在这只巨兽像笼子一样的巨大肋骨下面举行了一场庆祝晚宴，然后就把这具骨架和他的两个儿子一起送去了欧洲。骨架在伦敦又展出了几个月。在此期间，两个儿子决定要把巨兽的獠牙朝下摆放，就像海象那样。他们本来计划再把骨架带到巴黎，然后卖给居维叶。然而当他们还在伦敦时，英国与法国之间爆发了战争，令两国之间的交通全部中断了。

居维叶于1806年在巴黎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终于给了乳齿象一个名字——“mastodonte”。这个词奇怪的拼写来自希腊文的两个词：“乳房”和“牙齿”。这种动物臼齿表面的一块块突起显然让居维叶联想到了乳头。（然而此时，这种动物已经从一位德国博物学家那里得到了一个科学命名——“mammut americanum”。很不幸，这个名字将提醒人们永远记住这段乳齿象与猛犸傻傻分不清楚的历史。[24]）

尽管英国与法国之间正在打仗，居维叶还是设法搞到了一些绘图，详细描摹了皮尔的儿子们带到伦敦去的那副骨架。这些图让居维叶对于这种动物的解剖学特征有了更深的了解。他意识到，乳齿象与当今大象的区别远大于猛犸与大象的区别。因此，居维叶将乳齿象分类到了一个新的属中。（在今天的分类学中，乳齿象不但有自己的属，还有一个自己的科。）除了美洲乳齿象之外，居维叶还鉴定出了其他四个品种的乳齿象，“就今天的标准而言，它们都一样奇怪”。直到1809年，皮尔才听说了居维叶给这种动物起的新名字，并立即将其据为己有。他写信给杰斐逊，提议在他费城的博物馆为乳齿象骨架搞一个隆重的“命名仪式”。[25]杰斐逊对于居维叶想出的这个名字却是不冷不热，轻蔑地表示，这个名字“大概也不会比其他的名字好到哪去”。[26]所以，他也没有对“命名仪式”的提议给予回应。

1812年，居维叶把他在动物化石领域的工作汇编成4卷出版，书名是《四足动物骨骼化石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ossemens fossiles de quadrupegravedes）。在他开始他的“研究”之前，世界上已灭绝的脊椎动物数目为0或1——具体数目取决于是谁去统计这件事。几乎全凭居维叶的一己之力，此时已经有了49种灭绝的脊椎动物，真要感谢他！

随着居维叶那份名单的增长，他的声望也在一同增长。几乎没有博物学家敢于公开发表他们的发现，直到他们请居维叶审查过他们的结果。“居维叶难道不是我们这个世纪最伟大的诗人吗？”奥诺雷·德·巴尔扎克（honoreacute; de balzac）如是问道，“我们这位不朽的博物学家就像卡德摩斯（cadmus）[27]一样，从白骨之中重塑了世界，从牙齿之中重建了城市。”[28]居维叶得到了拿破仑的重用，并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应邀访问了英国，还出席了议会。

英国人当时成了居维叶理论的热情拥趸。在19世纪早期，收藏化石在上流社会中已经变得极为流行，以至于迅速涌现出一个与此相关的全新行业。“化石学家”赖以维生的方式就是为富有的资助人寻找化石标本。就在居维叶出版他的《研究》一书的同一年，一位这样的化石学家，名叫玛丽·安宁（mary anning）的年轻女士找到了一件极其古怪的标本。这件化石标本发现于多塞特（dorset）的石灰岩崖壁上。标本中的动物头颅长近1.2米，上下颌就像一支尖嘴钳。它的眼窝大得吓人，覆盖着骨板。

这件化石标本最终来到了伦敦的埃及展览馆，这是一家与皮尔的博物馆类似的私人博物馆。它最初被当成鱼来展览，后来又被当成鸭嘴兽的近亲。最终，它被鉴定为一种新的爬行动物——鱼龙。几年之后，安宁采集的另外一些标本中出现了更古怪的生物，被称为蛇颈龙。牛津大学第一位地质学教授威廉·巴克兰（william buckland）牧师对蛇颈龙的描述是：“蜥蜴的头”连在一条“长得像巨蛇身体一样的”脖子上，还有“像变色龙一样的肋骨，像鲸一样的鳍”。获知了这一发现之后，居维叶认为对于蛇颈龙的描述太过夸张了，以至于他怀疑这件标本是否动过手脚。当安宁又挖出了另一件近乎完整的蛇颈龙化石时，居维叶再一次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这一次，他不得不承认自己之前错了。他在给一位英国友人的信中写道：“不要指望还能出现更加惊人的生物了。”[29]然而，正当居维叶访问英国期间，巴克兰在他造访牛津时向他展示了一件更令人震惊的化石：一个巨大的颌骨上有一颗弯曲的牙齿向上伸出，就像是一把圆月弯刀。居维叶鉴定出这种动物同样是某种蜥蜴。几十年后，这块颌骨被鉴定为恐龙的一部分。

此时，地层学的研究还在萌芽之中。不过人们已经知道，不同的岩石地层形成于不同的时期。蛇颈龙、鱼龙还有那尚未命名的恐龙，都是在石灰岩沉积层中发现的，当时认为形成于第二纪，而今天称为中生代。与此相同的还有翼手龙以及马斯特里赫特动物。这些情况令居维叶对于生命的历史产生了另一项非凡的深刻认识：生命的历史是有向的。消失物种的骸骨可能是在接近地表的地层中发现的，比如乳齿象和洞熊，它们仍属于现存生物的目。挖得更深一些，所发现的生物，比如来自蒙马特的那些化石，在现代已经没有与之相对应的生物了。继续挖下去，哺乳动物就会从化石记录中全体彻底消失。到最后，人们所触及的那个世界不仅在我们的世界之前，甚至是在巨大的爬行动物所占据的那个世界之前。

居维叶对于生命史的观点是：悠长不定，满是不再存世的奇妙生物。这似乎会让他自然而然地成为进化论[30]的拥护者。但实际上，居维叶反对进化论——或者是它当时在巴黎的名字“物种转变论”（transformisme）。他甚至还会不遗余力地去羞辱任何推广这一理论的科学同仁，而且似乎做得很成功。奇怪的是，正是那些让他发现了“灭绝”的科学技术，令他认为进化论如此荒谬，如同魔毯一样不可能是真的。

正如居维叶喜欢宣称的那样，他信任解剖学。这门科学让他得以从大象的骨头中区分出猛犸的骨头，让他能够把别人当成人类的骨头鉴定为大地懒。他对于解剖学的认识核心是他称之为“部分之间的相关性”的概念。具体来说，他认为一只动物的各个部分都要彼此融洽，并为其特定的生活方式做出最优设计。举例来说，一只肉食动物会有适于消化肉的肠道系统。同时其上下颌会：

被构造为适合吞咬猎物；爪子适合抓住和撕扯猎物；牙齿适合切断并分割猎物的肉；整个运动系统的器官适合追赶和捕捉猎物；感觉器官适合从远处发现猎物。[31]

与之相反，有蹄的动物肯定是草食动物，因为它“没有办法抓住猎物”。它的“牙冠是平的，用来磨碎种子和草”，而上下颌可以做侧向运动。这些部件中的任何一环如果被替换掉，那么整体在功能上的完整性就会被破坏掉。一只动物降生之后，如果牙齿或感觉器官由于某种原因不同于它的父母，那么它将没有办法存活，更不要说产生一种全新的生物了。

在居维叶的时代，物种转变论最主要的支持者是他在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位前辈，让-巴蒂斯特·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拉马克认为，有一种“生命的力量”推动着生物体变得越来越复杂。与此同时，动物以及植物常常不得不去适应其所处环境发生的改变。为此，它们要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性。反过来，这些新的习性会产生身体上的改变，而这些改变会传给它们的后代。在湖中搜寻猎物的鸟类会在触及水面时伸展脚趾，由此最终发展出带蹼的脚，变成了鸭子。鼹鼠在地下活动，不再使用视觉，于是经过很多代之后，它们的眼睛变得又小又弱。拉马克本人坚决地反对居维叶的灭绝概念，因为他无法想象能有任何进程可以彻底消灭一种生物。（有趣的是，拉马克唯一能够容忍的例外就是人类。拉马克同意人类或许能灭绝掉某些生育率低的大型动物。）居维叶所认为的“消失的物种”，在拉马克看来只不过是全都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而已。

动物可以适时地改变自己的身体类型，这种想法在居维叶看来是荒唐的。他曾经对这种理论冷嘲热讽道：“鸭子因为潜水就变成了狗鱼；狗鱼碰巧上了陆地就变成了鸭子；母鸡在水边寻找食物，尽力不让自己的大腿打湿，它们做得太棒了，大大延长了双腿，就变成了鹭或鹳。”[32]他还发现，木乃伊能够成为反击“物种转变论”的决定性证据——至少在他看来如此。

拿破仑入侵埃及以后，法国人同往常一样抢走了他们感兴趣的一切。在成箱运回巴黎的战利品中，有一只猫的木乃伊。[33]居维叶对其进行了研究，寻找转变的迹象。但他什么也没找到。从解剖学角度来讲，古埃及的猫与巴黎街巷里的猫没有区别。这就证明了物种是固定不变的。拉马克则反驳说，从古埃及的这只猫被做成木乃伊至今的这几千年，相对于悠长的时间来说只能代表“一个极小的时段”。[34]

对此，居维叶轻蔑地回应道：“我知道有些博物学家过于依赖用一支笔所积累起来的上百万年历史。”[35]拉马克死后，作为同事，居维叶被要求写一篇纪念拉马克的悼文。居维叶写了，但不是为了歌颂，而是为了埋葬。在居维叶的笔下，拉马克是一个幻想家。就像“我们古老浪漫故事中的魔法宫殿一样”，他的理论构建在“想象的地基”之上，因此，虽然这理论或许能“取悦诗人的想象力”，却“一刻也经受不住解剖学家的检验，哪怕他只是曾经解剖过一只手、一个内脏，抑或只是一根羽毛”。[36]

摒弃了“物种转变论”之后，居维叶却要面对断层的空洞。对于新的生物是如何出现的，他没有任何解释。他也同样无法解释为什么不同时期的世界会被不同类型的动物所占据。不过，这些似乎并不会让他感到困扰。毕竟，他的兴趣不在于物种的起源，而是物种的终结。

在居维叶最早提出他的理论时，他曾经暗示自己知道灭绝背后的驱动力所在，即便他并不清楚其具体机制。在他的演讲“象的物种——现存物种与化石物种”中，他提出乳齿象、猛犸以及大地懒灭亡的原因都是“某种巨大的灾变”。至于具体是哪种类型的灾变，居维叶不太愿意做出推测：“我们不应该将自己置身于这些问题所引发的无穷无尽的猜测中去。”——不过，当时的他似乎相信一次灾难就足够了。

后来，随着他的灭绝物种名单不断加长，他的立场也改变了。居维叶认定曾经有过多次大灾变。“地球上的生命常常受到可怕事件的干扰，”他写道，“不计其数的生物成为这些灾难的受害者。”[37]

就像他对于“物种转变论”的态度一样，居维叶对于大灾变的信念与他对解剖学的笃信是一致的，实际上前者也正是后者的引申。既然动物都是有功能的单位并与其生活环境高度适应，如果只是发生一些平淡无奇的事情，它们没有理由会灭绝。即便是当今世界上已知最具破坏力的事件，比如火山爆发或森林大火，也不足以解释物种的灭绝。遇到这类事情，动物只须前往别的地区就能存活下来。[38]因此，造成灭绝的改变必然要发生在更高的量级上，以至于动物们无法应对。他自己或任何其他博物学家都不曾观察到的这种极致事件，恰恰是大自然反复无常的又一表现：在远古，大自然的运作方式曾经很不同，远比现在的情况更强烈、更狂野。

“大自然的运作进程已经中断了，”居维叶写道，“大自然改变了前进的方向，她今天所使用的这些手段，都不足以实现她过去所完成的事情。”居维叶花了几年的时间来研究巴黎周围的岩石构成，他和一位朋友一起完成了巴黎盆地的第一份地层学地图——在这项研究中，他也看到了大灾变的证据。岩石显示，这一地区在不同的时间点曾被淹没。居维叶发现，从一种环境到另一种环境的转变——比如从海洋到陆地，或是从海洋到淡水——“一点也不慢”，反而是由突然出现在“地球表面的巨大变革”所导致的。这些变革之中最近的一次，一定就发生在不太久远的过去，因为其所留下的痕迹无处不在，显而易见。居维叶相信，这次事件就发生在有历史记载之前。他注意到，包括《圣经·旧约》在内的许多古代神话和文献都曾提及，在现有世界秩序之前，曾经发生过某种灾难——通常是一场大洪水。

周期性的大灾变导致了全球性的破坏——居维叶这一想法事实上与他最初的那些发现一样具有影响力。他关于这一问题的主要论文于1812年以法文发表，立即就被转译为英文，并传到了美国。当时还出现了德文、瑞典文、意大利文、俄文以及捷克文的译本。但是，很多内容在翻译的过程中遗失了，或者至少是误读了。居维叶本来的论文明确地表明与宗教无关。他引用《圣经》时只是作为（并不完全可信的）众多古代文献之一，其中还包括印度的《吠陀》和中国的《尚书》。这种将不同宗教并列讨论的行为对于英国教会的牧师们而言是不可接受的。而在牛津大学这类机构中，牧师们都是教务人员的一部分。当居维叶的论文被翻译成英文时，它被巴克兰等人解释为挪亚洪水的一个证明。

今天，居维叶理论的证据基础已经被证明是错误的。令他确信就在有记录的历史之前发生过一次“变革”（被英国人解读为大洪水的证明）的那些地质证据，实际上是最后一次冰川期所留下的岩屑。巴黎盆地的地层学分析所反映的并不是大洪水突然的“爆发”，而是海平面的逐步变化以及板块构造运动的结果。我们现在知道，在这几件事情上，居维叶都错了。

另一方面，居维叶某些最离谱的论断最终却是令人惊讶地精确。地球上的生命的确曾经被“可怕的事件”所破坏，而且有“不计其数的生物”成了这些事件的受害者。这些事件无法用当前正在发挥作用的力量去解释。大自然的确偶尔会“改变前进的方向”。而每当这种时候，“运作进程”就会被打断。

与此同时，在美洲乳齿象的问题上，居维叶的正确性几乎达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他断定，这种生物灭绝于5000多年前，同一场“变革”也毁灭了猛犸和大地懒。事实上，美洲乳齿象消失于约1.3万年前。这个物种的终结属于更大的一波物种集体消失，我们今天称之为巨型动物群大灭绝（megafauna extinction）。这一事件与现代人类的扩张是同时发生的，也越来越被认为是后者所造成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居维叶所认识到的那次恰恰发生在有记录的历史之前的危机，其实正是我们人类。

[1] 此处指老普林尼，即盖厄斯·普林尼·塞昆德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23-79），古罗马作家、博物学家、政治家。——译者

[2] 指生物死后掩埋于地下，历经长久的地质年代，在自然作用下形成的燃料，包括常见的煤、石油和天然气等。——译者

[3] 《自然系统》（systema naturae）作为林奈主要作品，在动植物学界引入了双名法，其中第10版是最重要的版本，被视为国际命名法规之始。——译者

[4] 习惯说法，指纽约州的北部，因在地图上位于上方而得名。——译者

[5] paul semonin，american monster：how the nation’s first prehistoric creature became a symbol of national identity（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00），15.

[6] frank h.severance，an old frontier of france：the niagara region and adjacent lakes under french control（new york：dodd，1917），320.

[7] 该地远古时期被海洋覆盖，所累积的盐溶于水源中，令乳齿象和野牛等动物喜欢来此舔水喝，公园名称中的“舔”字由此而来。——译者

[8] quoted in claudine cohen，the fate of the mammoth：fossils，myth，and histor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90.

[9] quoted in semonin，american monster，147-148.

[10] cohen，the fate of the mammoth，98.

[11] 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主要起草人之一。——译者

[12] 这是一种传统的地理观，“新世界”指西半球或南北美洲附近岛屿，是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旧世界”则对应东半球，泛指亚非拉三大洲。——译者

[13] quoted in dorinda outram，georges cuvier：vocation，science and authority in post-revolutionary france（manchester，england：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84），13.

[14] quoted in martin j.s.rudwick，bursting the limits of time：the reconstruction of geohistory in the age of revolution（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5），355.

[15] 即今天的南亚岛国斯里兰卡。——译者

[16] rudwick，bursting the limits of time，361.

[17] georges cuvier and martin j.s.rudwick，georges cuvier，fossil bones，and geological catastrophes：new translation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rimary text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7），19.

[18] quoted in stephen jay gould，the panda’s thumb：more 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new york：norton，1980），146.

[19] cuvier and rudwick，fossil bones，49.

[20] cuvier and rudwick，fossil bones，56.

[21] rudwick，bursting the limits of time，501.

[22] charles coleman sellers，mr.peale’s museum：charles willson peale and the first popular museum of natural science and art（new york：norton，1980），142.

[23] charles willson peale，the se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willson peale and his family，edited by lillian b.miller，sidney hart，and david c.ward，vol.2，pt.1（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408.

[24] 乳齿象的英文是“mastodon”，来自文中居维叶给出的法文命名“mastodonte”，而“mammut americanum”本意为“美洲猛犸”。这个名字虽然是错误的，但依据分类学的传统仍保留至今。——译者

[25] charles willson peale，the se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willson peale and his family，edited by lillian b.miller，sidney hart，and david c.ward，vol.2，pt.2（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1189.

[26] charles willson peale，the selected papers of charles willson peale and his family，edited by lillian b.miller，sidney hart，and david c.ward，vol.2，pt.2（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88），1201.

[27] 希腊神话中欧罗巴的兄弟，杀死一条龙后，将龙齿播种，长出的武士们自相残杀，幸存者成为底比斯城的创建者。——译者

[28] quoted in toby a.appel，the cuvier-geoffroy debate：french biology in the decades before darwin（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190.

[29] quoted in martin j.s.rudwick，worlds before adam：the reconstruction of geohistory in the age of reform（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32.

[30] 本书中“evolution”一词据当今科学界理解，统一译为“演化”。但“进化论”一词有其历史内涵，故保留不变。——译者

[31] cuvier and rudwick，fossil bones，217.

[32] quoted in richard wellington burkhardt，the spirit of system：lamarck and evolutionary biology（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199.

[33] cuvier and rudwick，fossil bones，229.

[34] rudwick，bursting the limits of time，398.

[35] cuvier and rudwick，fossil bones，228.

[36] georges cuvier，“elegy of lamarck，”edinburgh new philosophical journal 20（1836）：1-22.

[37] cuvier and rudwick，fossil bones，190.

[38] cuvier and rudwick，fossil bones，261.

谢选骏指出：人说——亚里士多德写了10卷《动物史》，却从未考虑过动物可能真的有跌宕起伏的历史。普林尼的《自然史》中既描述了真实存在的动物，也描绘了神话故事中的动物，却没有记述已经灭绝的动物。大灭绝的概念也不曾在中世纪或文艺复兴时期突然出现，彼时“化石”（fossil）这个词用于指代从地下挖出来的所有东西，所以才会有“化石燃料”这个说法。在启蒙运动中，主流观点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伟大的、坚不可摧的“生命链条”中的一环。

我看——中国的记载则有所不同。例如“龙骨”的化石，最早出自《神农本草经》，该书记载，龙骨是龙死后留下的骨头。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同意此种观点。不过也有人持不同看法，陶弘景认为，龙骨“皆是龙蜕，非实死也”。（《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作为现存最早的中药学著作约起源于神农氏，代代口耳相传，于东汉时期集结整理成书，成书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经过了秦汉时期众多医学家的搜集、总结、保存。）

【第三章 最初的企鹅】

大海雀（pinguinus impennis）

“灾变学家”（catastrophist）这个英文单词是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在1832年创造出来的。他是伦敦地质学会最早的几任主席之一，也是以下这些英语词汇的创造者：“阳极”（anode）、“阴极”（cathode）、“离子”（ion）以及“科学家”（scientist）。尽管“灾变学家”这个术语在此后会带上挥之不去的贬义意味，但这并不是休厄尔的初衷。在提出这个说法时，休厄尔明确地表示，他认为自己就是一名“灾变学家”，而他所认识的其他科学家中大多数也是“灾变学家”。[1]实际上，他所熟识的人当中确实有一个不适合这个标签。这个人就是初初崭露头角的年轻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对于莱尔，休厄尔也为他创造了一个新词，称他为“均变论者”（uniformitarian）。

莱尔是在英格兰南部长大的，[2]那是一个简·奥斯汀的书迷们应该会比较熟悉的世界。他后来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法律，本应成为一名出庭律师。然而由于视力不佳，他很难继续法律专业的深造。于是，他转向了自然科学领域。年轻的时候，莱尔去过几次欧洲大陆，还成了居维叶的朋友，经常去后者的住处吃饭。莱尔发现这位长者本人“非常乐于助人”，[3]因为居维叶允许他制作了几块著名化石的复制品带回英格兰。但是，莱尔认为居维叶对于地质历史的观点完全无法令人信服。

莱尔用他（公认近视）的双眼看过英国乡下露出地面的岩层，也看过巴黎盆地的岩层，还看过那不勒斯的火山岛，都没有看到灾变的证据。事实上完全相反，他认为以下观念一点都不科学（或者用他的原话说是“缺乏哲理的”），即世界上曾经发生的变化与今天发生的变化有着不同的原因或不同的速率。莱尔认为，地貌的每一处特征都来自千百万年间不断起作用的渐进过程，比如沉积作用、侵蚀作用以及火山作用，都是今天仍旧很容易观察到的现象。对于此后一代又一代的地质系学生而言，莱尔的论点可以总结为一句话：“现在就是通往过去的钥匙。”

如果只考虑灭绝的问题，莱尔也认为它是以非常慢的速率发生的，以至于无论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如果灭绝没有被注意到的话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化石证据似乎证明了很多物种会在不同的时间点集体灭绝，但实际上这只是说明了化石记录的不可信。甚至就连生命的历史具有方向性（先是爬行动物，然后是哺乳动物），也是错误的——又一个从不充分的数据中推导出的错误结论。所有形式的生物在所有的时代都是存在的，而那些已经显然灭绝的生物在合适的环境中有可能重新出现。所以，“巨大的禽龙可能再度出现在树林中，鱼龙可能再度出现在大海中，翼龙可能再度掠过郁郁葱葱的树蕨林”。[4]莱尔认为，很明显，“在地质学事实之中没有任何基础支持这样一种流行的理论，即动物和植物的世界都是顺次发展而来的”。[5]

莱尔出版了厚厚的三卷书来阐明他的思想，书名是《地质学原理：尝试用今天仍在运作的原因来解释地球表面过去所发生的改变》。这些书面向普通大众，并得到了读者们极为热情的追捧。首印4500册一售而光，二印9000册也很快跟进了。在给未婚妻的信中，莱尔自豪地表示，这一销量至少是其他英国地质学家著作销量的10倍。[6]莱尔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名人，是他那个时代的史蒂文·平克[7]。当他在波士顿演讲的时候，有超过4000人去抢票。[8]

为一目了然（以及易读性）起见，莱尔用了漫画的手段来讽刺他的对手，令他们的理论听起来远比实际上更“缺乏哲理”。对手们当然也有“礼尚往来”。一位很会画画的英国地质学家亨利·德拉贝施（henry de la beche）取笑了莱尔关于永恒轮回的想法。在他创作的一幅漫画中，他把莱尔画成了一条近视的鱼龙，正指着一个人类的头骨给一群巨大的爬行动物上课。[9]

“接下来，你们立刻就会意识到，”在漫画配文中，鱼龙教授对他的学生们说道，“我们面前的这个头骨属于某种低等动物：它们的牙齿几乎没用，上下颌的力量也微不足道，总体来说，这种生物费力获取食物的方式似乎会很精彩。”德拉贝施给这幅画取名为《可怕的改变》。

在抢购《地质学原理》一书的读者之中，有一个人叫作查尔斯·达尔文。年仅22岁且刚刚从剑桥大学毕业的达尔文应邀作为船长罗伯特·菲茨罗伊（robert fitzroy）的伙伴登上了“小猎犬”号，这有点像一种陪伴性质的工作。这艘船要前往南美洲考察海岸，解决不同地图之间的差异性这一妨碍导航的问题。（海军本部尤其感兴趣的是，如何能找到一条前往福克兰群岛的最佳路径，那是英国人刚刚取得控制权的海岛。）这次航程一直持续到达尔文27岁，带着他从普利茅斯到了蒙得维的亚，穿过了麦哲伦海峡，北上加拉帕戈斯群岛，横越南太平洋到达塔希提岛，前往新西兰、澳大利亚和塔斯马尼亚，跨过印度洋到达毛里求斯，绕过好望角，又一次回到南美洲。在人们普遍的想象中，这次旅程通常被视为达尔文对自然选择的发现之旅，因为他一路上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奇怪动物，包括巨大的陆龟、海生的蜥蜴以及长有各式各号奇怪鸟喙的燕雀。但事实上，直到他返回英格兰，由其他博物学家整理了他带回来的杂乱标本之后，达尔文才发展出了他的理论。[10]

更准确的说法应为：“小猎犬”号之旅是达尔文对莱尔的发现之旅。就在这艘船启程之前，菲茨罗伊给了达尔文一本《地质学原理》的第一卷。虽然达尔文在第一段航程里经历了严重的晕船（后面的航程也没好到哪儿去），但他后来表示，自己在“小猎犬”号向南行驶的过程中一直“聚精会神”地阅读莱尔的著作。小猎犬号的第一站是今天佛得角群岛的圣地亚哥，在那里，达尔文急于想要实践一下自己新学到的知识，于是花了几天的时间从岩石峭壁上采集标本。莱尔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地球上的某些区域是逐步上升的，而另一些区域则是逐步下降的。（此外，莱尔还进一步宣称，此类现象总是处于平衡之中，这样才能“保持陆地与海洋整体关系的一致性”。[11]）圣地亚哥似乎证实了莱尔的观点。这个岛最初明显是个火山岛，但却有一些奇怪的特征，包括在黑色岩壁上的一条白色石灰岩带。达尔文得出结论：对这些特征的唯一解释就是，它们是地壳上升的证据。他在后来所写的书中表示：“这是我进行地质学研究的第一个地点，它令我相信了莱尔那些观点的绝对优势。”达尔文从这部书的第一卷中就受益良多，于是他又让人把第二卷寄到了蒙得维的亚等他来取，把第三卷寄到了福克兰群岛与他汇合。[12]

“小猎犬”号沿南美洲西海岸航行期间，达尔文花了数月时间来探索智利。有一天下午在瓦尔迪维亚附近，正在远足之中的他停下来休息，突然脚下的地面开始晃动，就像是柔软的果冻一样。“那一秒钟时间带给你心灵上的强烈不安感，是几个小时的思考也无法重现的。”他如此写道。地震过了几天之后，到达康塞普西翁的达尔文发现整座城市都已夷为瓦砾。他写道：“没剩下任何一间可以居住的房屋，一点也不夸张。”这场景是他所目睹过的“最可怕却又令人感兴趣的宏大景象”。菲茨罗伊在康塞普西翁港口附近所做的一系列勘察测量表明，地震让海滩升高了近2.5米。莱尔的《地质学原理》显然又一次令人惊讶地获得了证实。莱尔指出，只要有足够的时间，重复发生的地震能够把一整座山脉提升几公里之高。

达尔文探索得越多，这个世界似乎越像是莱尔所描述的那样。在瓦尔帕莱索港口外，达尔文发现了海洋生物的外骨骼沉积在远高于海平面的地方。他认为这是像他刚刚经历的那种地面抬升反复出现的结果。他在后来的著作中写道：“我一直认为，《地质学原理》的伟大价值在于，它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思维方式。”（在智利期间，达尔文还发现了一个重要的蛙类新品种，后来被称为智利达尔文蛙。这个物种的雄性个体会在声囊中养育它们的小蝌蚪。在最近的搜寻中已经无法再找到任何一只智利达尔文蛙了。[13]人们相信这个物种也已经灭绝了。）

快要接近“小猎犬”号航程终点时，达尔文又遇到了珊瑚礁。这让他有了自己在科学研究方面的第一项重大突破，这个惊人的想法也为他打开了通往伦敦科学圈的大门。达尔文发现，了解珊瑚礁的关键在于生物学与地质学之间的相互作用。如果在岛的周围或是大陆的沿岸形成了珊瑚礁，而这些陆地又在缓慢下沉，那么不断缓慢向上生长的珊瑚就能保持它们在水中的相对位置。渐渐地，当陆地沉到水面以下时，珊瑚就形成了堡礁。如果最终陆地彻底沉没消失，那么堡礁就会变成环状珊瑚礁。

达尔文的论述超越了莱尔的理论，并在一定程度上与后者相悖。年长的莱尔曾经提出假说，认为珊瑚礁是从沉没的火山口上长出来的。不过，达尔文的理论在本质上其实是非常地道的莱尔主义思想，所以当他回到英格兰并把这些想法告诉莱尔的时候，后者感到非常高兴。[14]正如科学史研究者马丁·路德维克所描写的那样，莱尔“意识到达尔文已经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了”。[15]

一位传记作家这样总结了莱尔对于达尔文的影响：“没有莱尔，就不会有达尔文。”[16]达尔文在发表了他的“小猎犬”号旅程笔记含一卷关于珊瑚礁的著述之后，也曾经写道：“我总感觉自己的书有一半来自莱尔的头脑。”

莱尔看到改变就在他身边的世界发生，每时每刻，无处不在。然而，对于生命的改变他却有自己的底线。一个植物或动物的物种，历经足够长的时间，竟然就能产生新的物种——这种想法在他看来是不可想象的。在他那本《地质学原理》的第二卷中，他花了大量篇幅来攻击这种思想，甚至还引用了居维叶的猫木乃伊实验来佐证他的反对意见。

莱尔对于物种转变论的极力反对几乎同居维叶的反对一样令人费解。莱尔知道，新的物种会规则地出现在化石记录中。但这些新物种是如何起源的？这个问题莱尔从未进行过正式的论述。他只是说，可能每一个物种最初都有“一对或是一个个体（如果一个个体就足够的话）”，此后不断倍增，并扩张到更广阔的区域中。[17]这个过程似乎要依赖于神的力量，或者至少要有某种超自然力量的介入。这显然很奇怪，并与他为地质学所设下的规则相违背。事实上，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观察到的那样，这种方式所需要的“根本就是某种奇迹”，[18]而那正是莱尔在地质学研究中曾经予以驳斥的东西。

随着自然选择理论的建立，达尔文又一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认识到，正如无机世界比如三角洲、河谷、山脉的特征是由逐步的改变来塑造成形的，有机世界也类似地受着常态化改变的影响。鱼龙和蛇颈龙，鸟和鱼，都是靠着无数个世代间所发生的物种转变过程才有了今天的样子。当然，这之中也包括人类，虽然这一点最为令人难以接受。物种转变的过程虽然慢到令人无法察觉，但在达尔文看来，却是仍在继续之中。无论是在生物学中，还是在地质学中，现在都是通往过去的钥匙。在《物种起源》最常被引用的一段话中，达尔文写道：

可以这样说，自然选择无时无刻不在仔细检查着全世界的每一个变异，哪怕是最微小的；它去除那些坏的变异，保留并叠加好的变异。无论在任何时间或任何地点，只要得到机会，它就一直默默无闻地工作着。[19]

自然选择消除了对于创造性奇迹的所有需求。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每一个变异，哪怕是最微小的”，都能够积累起来，新的物种就会从旧的物种中浮现出来。这一次，莱尔没有立即为自己学徒的作品鼓掌叫好。他只是不情愿地接受了达尔文理论中“带有改变的传承”这一概念。莱尔太过不情愿了，以至于他的立场最终毁了两人之间的友谊。

达尔文关于物种如何起源的理论又进一步发展为物种如何消亡的理论。灭绝与演化对于彼此而言，就像是生命这件织物上的经线与纬线，或者说是硬币的两面。达尔文写道：“新形式的出现与旧形式的消亡是捆绑在一起的。”[20]两者共同的推动力是“为生存而进行的奋斗”——它给适应者以奖励，对于不适应者则予以消灭。

自然选择理论的基础在于相信如下这一论述：每一个新的变异或是最终的新物种，其产生和维持都要具备相对于其竞争对手的某种优势；优势较低的形式最终灭绝，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结局。[21]

达尔文用驯养的牛做了类比。当一个更有活力、更高产的变种被引进后，它就会迅速排挤掉其他品种。例如他指出，在约克郡，“历史告诉我们，古代的黑牛被长角牛替代了”，而后者后来又被短角牛“扫除掉了，就好像罪魁祸首是某种致命的瘟疫似的”。

达尔文强调了其理论的简洁性。自然选择是一种如此强大的力量，根本不再需要其他的力量。奇迹一样的物种起源，改变世界的大灾变，都可以一起抛弃掉。“关于物种灭绝的整个研究，之前都被带进了没必要的神秘之中。”他如是写道，含蓄地嘲讽了居维叶。

在达尔文的设定之下，会有一个随之而来的重要预测。如果灭绝由且仅由自然选择来推动，那么这两个过程应该有着大致相当的速率。不论怎样，灭绝的发生必然是更为渐进式的。

“一类动物全部物种的灭绝通常会是一个比其诞生更缓慢的过程。”达尔文在书中评论道。[22]

没有人曾亲见一个新物种诞生，据达尔文来看，人们也不必有这样的期待。物种形成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不可能实际观察到。“我们看不见这种正在发生之中的缓慢变化。”他写道。顺理成章地，想要目睹灭绝过程也应该是同样困难的。然而实际上似乎没那么困难。事实上，当达尔文在那座著名的肯特郡故居中闭门著书，发展他的进化论思想时，欧洲最著名的物种之一大海雀的最后几只个体消失了。而且，这一事件还被英国的鸟类学家浓墨重彩地写入了编年史。就这样，达尔文的理论与事实直接产生了矛盾，矛盾的背后却有着深远的潜在意义。

冰岛自然历史研究所是位于雷克雅未克市郊一道孤独小山坡上的一栋崭新建筑。它有着倾斜的屋顶和倾斜的玻璃幕墙，看起来有点像是船艏的样子。这是一家研究机构，不对公众开放，也就意味着要想参观这里收藏的任何一件标本都需要特别的预约。我在预约那天才了解到，这家研究所里的标本包括：一只虎的填充标本、[23]一只袋鼠的填充标本以及塞满了一柜子的极乐鸟填充标本。

我安排前往这家研究所参观的原因是想看看这里的大海雀。冰岛有个或许不太好的名声，这里是人们认知范围中很多鸟类的最后家园。我要看的那具标本是1821年夏天在这个国家丧命的，没有人知道具体位置。这只鸟的尸体后来被一位丹麦伯爵弗雷德里克·克里斯蒂安·拉本（frederik christian raben）买走了。他专程来到冰岛，就是为了给他的收藏品中添加一只大海雀，结果还差点在这趟旅程中淹死。这件标本被拉本带回了他家的城堡中，始终作为一件私人藏品收藏。直到1971年，它被拿出来在伦敦举行拍卖。为了买回这件大海雀标本，冰岛自然历史研究所恳请社会给予帮助，结果在三天之内就收到了冰岛人民贡献的近万英镑捐款。我曾经和一位冰岛的女士谈过这事，她在捐款时还是十岁大的孩子，但也把自己的小猪存钱罐全都掏空了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冰岛航空公司则提供了两个飞回冰岛的免费座位，一个给研究所的所长，另一个给装在盒子里的那只鸟。[24]

格维兹门迪尔·格维兹门松（guethmundur gueth mundsson）是研究所现在的副所长，负责带我去参观那只大海雀。格维兹门松是研究有孔虫类的专家，那是一种微小的海洋生物，能形成形状错综复杂的硬壳。我们去看那件标本之前，先在他的办公室稍作停留。那里堆满了一箱箱的细小玻璃管，每一根都装着有孔虫硬壳的样品。当我拿起来看的时候，这些细小的硬壳彼此撞击，声音就像是五彩糖碎。格维兹门松告诉我，他在闲暇时也做一些翻译工作。几年前，他完成了第一本冰岛文《物种起源》。他发现达尔文的文法非常晦涩——“句子套着句子套着句子”。不过这本书卖得并不好，或许是因为很多冰岛人的英文都很流利吧。

我们前往研究所藏品所在的储藏室。那只虎的填充标本包裹在塑料布中，看起来似乎正要扑向那只袋鼠的填充标本。而那只大海雀独自站立在一个特制的树脂玻璃展柜中。它脚下是一块假岩石，旁边还有一些假蛋。

大海雀恰如其名，是一种大鸟，成年个体可以长到超过75厘米高。它不会飞，是北半球仅有的几种不会飞的鸟类之一。它短而粗的翅膀与身体的比例极不协调，颇为滑稽。展柜里这只大海雀背上的毛是棕色的，可能在它生前是黑色的，只是后来褪色了。格维兹门松闷闷不乐地说：“是紫外线破坏了它的羽毛。”大海雀胸口的羽毛是白色的，并且在每只眼睛下方[25]各有一块白斑。这件标本复原了大海雀最为与众不同的特征——巨大的喙上有着错综复杂的沟槽纹路，微微抬起，伸向空中，赋予这只动物一种令人心痛的倨傲姿态。

格维兹门松解释道，大海雀之前放在雷克雅未克展览，直到2008年冰岛政府为研究所修建了新址。当时，另一家机构本来应该为这只大鸟修建一个新家。但是由于多方面的意外，包括冰岛的财政危机，这一切没能成为现实。这就是为什么这只大海雀会站在那块假石头上，躲在这间储藏室角落里。在那块“石头”上还有一句铭文，格维兹门松为我做了翻译：这里展示的这只鸟是于1821年被杀死的。它是现存的极少数大海雀之一。

在大海雀最繁盛的时候，也就是说在人类想办法到达它们筑巢的地方之前，从挪威到加拿大的纽芬兰，从意大利到美国的佛罗里达，都能看到大海雀，其数量可能多达数百万。当第一批人类从斯堪的那维亚半岛来到冰岛定居的时候，大海雀是如此常见，以至于人类把它们当成晚餐来吃，它们的残骸出现在10世纪的家庭垃圾中。我在雷克雅未克的时候，参观了一座建立在古代废墟上的博物馆，那里曾是一栋造在草地上的长屋，被认为是冰岛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博物馆的一块展示牌上介绍说，大海雀是中世纪时期冰岛居民“随手可得的猎物”。除了一对大海雀的骨头之外，展览中比较有特色的还有一段视频，重现了人类与这种鸟早期相遇时的场景。在视频中，一个人影沿着岩石海岸蹑手蹑脚地走向一只大海雀的朦胧身影。靠近之后，那个人影抽出一根木棍猛地打到那只鸟的头上。大海雀的反应只是惨叫一声，有点像大雁的叫声，又有点像是呼噜声。我发现这段残忍的视频有一种别样的吸引力，让我连着看了六七遍。蹑足前行，猛击，惨叫。再来一遍。

就目前所能获知的信息来看，大海雀的生活方式很接近企鹅。实际上，大海雀才是最初所说的“企鹅”。企鹅的英文单词“penguin”的词源学考证一直没有明确的结果，它可能来源于拉丁文单词“pinguis”，意思是“胖的”。当欧洲的水手最早在北大西洋遇到大海雀时，就用了“企鹅”这个名字来称呼它们。后来，当后代水手们在南半球遇到了颜色差不多且同样不会飞的鸟时，他们同样用了“企鹅”这个称呼。这样一来就造成了困扰，因为大海雀与企鹅属于完全不同的科。（企鹅构成了自己独有的一科，大海雀所属的科里还有海鹦和海鸠等其他成员。基因组分析表明，刀嘴海雀是大海雀现存亲缘最近的物种。[26]）

像企鹅一样，大海雀是出色的游泳健将。有亲眼目睹者的记录证实，这种鸟在水中可以游出“令人震惊的速度”。[27]同样与企鹅类似的是，大海雀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也生活在海水中。但是，在五六月的繁殖季节里，它们会成群结队蹒跚走上海岸，也就暴露了它们的弱点。美洲原住民显然也会捕猎大海雀。在加拿大的一座古墓中曾经发现了超过100只大海雀的喙。而旧石器时代的欧洲人同样以大海雀为食，因为它们的骨头曾经在很多考古地点被发现，包括丹麦、瑞典、西班牙、意大利、直布罗陀以及其他一些地方。[28]在第一批定居者到达冰岛的时候，大海雀的很多繁殖地已经被侵占了，其活动范围很可能也大大缩小了。然后，大规模的屠杀开始了。

在16世纪初期，受到鳕鱼贸易的巨大利润诱惑，欧洲人开始定期前往纽芬兰。在路上，他们会遇到一块面积大约20万平方米的粉色花岗岩，堪堪露在海面的波涛之上。春天，岩块上站满了鸟，摩肩接踵，似乎是在交谈。它们大部分是鲣鸟和海鸠，其余的则是大海雀。于是，这块离纽芬兰的东北海岸约75公里远的岩块渐渐被人们称为鸟岛，在某些记载中也被称为企鹅岛。今天人们称之为芬克（funk）岛。想象一下，漫长的横跨大西洋之旅已经接近尾声，船上的供给已经接近短缺，新鲜的肉变得非常有吸引力。人们很快就注意到，这里可以轻易地开枪打中大海雀。在一份来自1534年的记载中，法国探险家雅克·卡蒂埃（jacques cartier）写道，鸟岛上的某些居民“跟鹅一样大”。

它们总是在水里，却不会在空中飞，因为它们只有很小的翅膀……用这对翅膀划水……它们在水里的速度与其他鸟类在空中飞的一样快。而且，这种鸟太肥了，简直是妙极了。不到半小时的时间里，我们捕到的这种鸟就装满了两艘小船，因为它们几乎像石头一样一动不动。于是，除了直接吃它们的鲜肉，我们每艘船上还用盐腌了五六桶这种鸟。[29]

几年之后登上这个小岛的一支英国探险队发现岛上“满是大鸟”。人们把“很多的大鸟”赶上了船，并宣称结果是收获了美味——“营养丰富的好肉”。1622年，来自船长理查德·威特波恩（richard whitbourne）的一份记录中描写了大海雀被赶上船的过程：“一次能赶上来几百只，就好像上帝赦免了让如此可怜的一种生物变成供养人类的可贵产品这一罪孽。”[30]

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大海雀又有了除“供养”之外的用途。就像一位记录者所写的那样，“人类以其创造力所能发明的所有方式，开发着芬克岛大海雀的用途。”[31]大海雀曾被用来当作鱼饵，当作填充床垫的羽毛来源，甚至当作燃料。芬克岛上还立起了石围栏（其残存部分今天还能看到），把大海雀养在里面，直到有人能腾出手来屠宰它们，或者干脆就把它们留在那儿。根据一位英国海员亚伦·托马斯（aaron thomas）的记载，他随波士顿号驶往纽芬兰时看到：

如果你来这儿只是为了获得它们的羽毛，你根本不用费事去杀死它们，只要按住一只，直接把羽毛拔出来就成了。然后你把这只可怜的企鹅扔到水上漂着，一半的皮肤脱了毛裸露着，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慢慢死去。

芬克岛上没有树，也就没有可烧的东西。这就导致了托马斯笔下记录的另一种行为。

你可以带上一口大锅，往里面塞一两只企鹅，然后在锅下点一把火。这把火绝对也要用那些可怜的企鹅来点。它们的身体太多油了，很快就能点着。[32]

据估计，欧洲人最初来到芬克岛的时候，他们发现的大海雀有10万对之多，照料着10万只蛋。[33]（大海雀可能一年只产一只蛋，长约13厘米，表面有斑点，像杰克逊·波洛克[34]式的画作一样，棕色和黑色掺杂在一起。）芬克岛无疑是一个大型繁育地，所以才能承受住200多年的人为掠夺。然而到了17世纪晚期，这种鸟的数量急剧减少。羽毛贸易的利润太过丰厚了，以至于人们组成团队，整个夏天都待在芬克岛上，干着烫皮拔毛的事情。1785年，英国商人和探险家乔治·卡特赖特（george cartwright）是这样描写这些团队的：“他们所造成的破坏令人难以置信。”[35]如果不尽快制止他们的行为，卡特赖特预计大海雀将很快“减少到几近为零的程度”。

这些团队是否真的把岛上最后的大海雀都赶尽杀绝了？或者这些屠夫只是把种群数量降低到了一个岌岌可危的程度，使其很容易受到其他力量的影响？（减少种群的个体密度可能会让剩下的个体变得不易存活，这个现象称为“阿利效应”［allee effect］。）对此我们尚没有答案。无论是上述哪种情况，大海雀从北美地区消失的时间一般被定为1800年。大约30年后，约翰·詹姆斯·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在绘制《北美鸟类》的时候专程来到纽芬兰寻找大海雀，期望能描绘它们在野外的生活状态。然而他一只大海雀也没有找到。为了完成绘制工作，他不得不使用了一只来自冰岛的大海雀填充标本，由一位伦敦的商人提供。在对大海雀的描述中，奥杜邦写道：它们“在纽芬兰沿岸地区很稀有，偶尔才能碰上”，以及它们“据说是在该岛的岩块上繁育后代”。[36]这段描述自相矛盾，因为没有一种繁育中的鸟类会是“偶尔才能碰上”的。

当芬克岛上的海鸟被盐腌、被拔毛、被油炸直至灭亡以后，世界上只剩下一处与之大小相当的栖息地，叫作盖尔菲格拉岛（geirfuglasker）。该岛也叫作大海雀礁，位于冰岛的雷恰内斯（reykjanes）半岛西南50公里处。但是大海雀太不走运了，1830年的一次火山爆发摧毁了盖尔菲格拉岛。这一来，大海雀只剩下了最后一处庇护所，那是一座叫作埃尔德岩（eldey）的小岛。此时，大海雀又要面临新的威胁了：它自身的稀有。像拉本伯爵这样的绅士们热切地想要寻找大海雀的毛皮和蛋，来填补自己收藏品中的空白。为了满足这股风潮，人们所知道的最后一对大海雀于1844年被杀死在埃尔德岩上。

在出发去冰岛之前，我就决定要到大海雀最后站立过的地方看一看。埃尔德岩离雷恰内斯半岛只有不到20公里远，位于雷克雅未克的正南方。然而，事实证明，去这个岛是件非常难于安排的事情，远比我想象的更困难。我在冰岛接触到的每一个人都告诉我，没人去过那儿。最后，我的一位来自冰岛的朋友联系上了他的父亲，雷克雅未克的一位部长。他又联系了他的一位朋友，后者在半岛上一个叫作桑德盖尔济（sandgerethi）的小村镇里运营着一个自然保护中心。这位名叫雷聂尔·斯文森（reynir sveinsson）的保护中心主任又找到了一位渔民，哈尔多尔·阿尔曼森（halldoacuter aacutermannsson）。这位渔民表示愿意带我去，但要等到好天气才行。如果下雨或刮风的话，这趟旅程会非常危险，还会引起严重的晕船反应，他不想冒这个险。

幸运的是，我们预定出发的那一天是个阳光灿烂的好日子。我首先和斯文森在保护中心会合。这家保护中心正在举办关于法国探险家让-巴蒂斯特·沙尔科（jean-baptiste charcot）的展览。这位探险家的船有个不太合适的名字“为什么不呢”。这艘船于1936年沉入桑德盖尔济外海，探险家本人也在这次海难中丧生。我们走去港口，发现阿尔曼森正在往他的船“星星”号上搬一个箱子。他解释说，箱子里面是一个备用的救生筏。“这是规定。”他耸耸肩。阿尔曼森还带上了他捕鱼的搭档，以及一个装满了汽水和饼干的冷藏箱。他似乎很高兴能来一次不需要追逐鳕鱼的出海之旅。

我们离开港口之后沿着雷恰内斯半岛向南行驶。空气很透明，能够看到覆盖着皑皑白雪的斯奈菲尔火山（snaelig fellsjoumlkull）峰顶，远在100公里以外。对于讲英语的人来说，听说过斯奈菲尔火山可能是因为儒勒·凡尔纳的《地心游记》，书中的英雄正是在这里发现了通往地球内部的通道。而埃尔德岩远比斯奈菲尔火山矮得多，暂时还看不见。斯文森解释道，“埃尔德岩”的意思是“火岛”。他说，虽然他的一生都在这个地区度过，但却从来没去过那儿。他还带了一架很不错的照相机，路上差不多一直在拍照。

当斯文森在一旁拍照的时候，我与阿尔曼森在“星星”号的小小驾驶室里攀谈起来。我非常好奇地发现他的两只眼睛有着完全不同的颜色，一只是蓝色的，另一只是淡褐色的。他告诉我，他平常捕鳕鱼用的是一根长达10公里的线，上面有12000个钩子。鱼会不会咬钩就全看他在天上的老爸了。等上两天之后，收成好的话，一次能捕到超过7吨鱼。阿尔曼森经常就睡在“星星”号上，船上有一个微波炉和两个很窄的铺位。

过了一会，埃尔德岩出现在海平线上。这座岛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极其巨大的柱基，或者是一个空着的巨大基座，只等着在上面安放一个更为巨大的雕塑。当我们离岛不到两公里时，我已经能看见岛的顶部了。远看时似乎是平的，近看则是倾斜的，大概有10 deg;的倾角。我们是从较矮的一侧接近的，所以能够看到整个顶部，表面是白色的，似乎还有波纹。当靠得更近时，我才意识到，那些波纹其实就是鸟。它们太多了，完全把岛的顶部铺满了。靠得再近一些之后，我能辨认出那是鲣鸟，一种漂亮优雅的生物，长着长长的脖子、奶油色的头部以及锥形的喙。斯文森解释说，埃尔德岩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北鲣鸟种群——差不多有3万对。他指着岛上一个像金字塔的东西说，那是一个网络摄像头的平台，由冰岛环境署设立。它本来是用于给观鸟者提供鲣鸟的实时视频，但却没有像设计的那样起作用。

“这些鸟不喜欢这个摄像头，”斯文森说，“所以它们飞到那上面拉屎。”3万对鲣鸟的鸟粪让这个岛看起来就像是撒了一层香草糖霜。

由于鲣鸟的原因，或许也是由于这座岛的历史，人们被禁止踏上埃尔德岩，除非持有一种（非常难以获得的）特别许可。最初得知这一点时我有些失望，但当我靠近小岛，看到海水拍打崖壁的力道时，又感觉释然了。

最后一只活体大海雀的目击者是十几个划船来到埃尔德岩的冰岛人。他们于1844年6月的一个夜里出发，趁着夜色划向该岛，并于次日上午到达。克服了巨大的困难之后，他们之中的三个人才在唯一可能的登陆地点设法攀上了岛，那里是岛伸向东北方的一块较浅的礁石。（本来还应该有一个人一起上岛，但他最后却因为害怕危险而拒绝下船。）此时，岛上的全部大海雀似乎就只有唯一的一对夫妇和一只蛋了——可能也从来没有更多过。看到人类的时候，两只海鸟试图逃跑，但跑得太慢了。几分钟之内，冰岛人就抓住了它们，并把它们掐死了。他们看见的那只蛋可能是在捕捉的过程中打破了，于是丢在了岛上。有两个人跳回了船里，另一个人则只能抓着绳子穿过海浪回到船上。

14年后，1858年夏天，两名英国博物学家来到冰岛寻找大海雀，这才让人们得知了大海雀最后时刻的细节，以及那三个凶手的名字——西于聚尔·埃塞尔弗森（sigurethur iselfsson）、科蒂尔·科蒂尔森（ketil ketilsson），以及约恩·布兰德松（joacuten brandsson）。两名博物学家中的年长者名叫约翰·沃利（john wolley），是一位医生以及热忱的蛋类收藏家；年轻者名叫阿尔弗雷德·牛顿（alfred newton），是剑桥大学的一位研究人员，并将在此后不久成为该校历史上的第一位动物学教授。他们俩在雷恰内斯半岛停留了好几周，距离今天冰岛国际机场的位置不远。在此期间，他们似乎与所有曾经见过甚至只是听说过大海雀的人都谈了话，其中就包括了几位参与了1844年那次行动的人。他们还发现，那两只在行动中被杀死的大海雀被以9英镑的价钱卖给了一位商人。两只鸟的内脏送往哥本哈根皇家博物馆，而那两张鸟皮的最终命运无人知晓。此后有人进行了更深入的追查，发现其中那只雌鸟的皮成了如今展示在洛杉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大海雀标本。[37]

沃利和牛顿希望能亲自去一趟埃尔德岩。恶劣的天气令他们未能成行。“船和人都定好了，储备物品也买好了，但就是没有出现一个可以登陆的机会。”牛顿后来写道，“我们带着沉重的心情眼看着适宜的季节一点一点耗尽。”[38]

两人回到英格兰不久，沃利就去世了。而对于牛顿来说，这次旅程的经历却改变了他的人生。他得出结论，大海雀已经消失了——“从实践角度来看已经没有办法再找到它们了，因此我们可以用过去时态来谈论这个物种了。”此外，他还就此发展出一种——按一位传记作家的说法——“对于灭绝和消失动物种群的独特兴趣”。[39]牛顿意识到，在不列颠群岛海岸线上繁育后代的鸟类也正面临着危险。他注意到，这些鸟类正在打猎比赛中被大量枪杀。

“被打死的鸟都是育有子代的成鸟。”他在给英国科学促进会的致辞中谈到了自己的观察，“我们利用了它们最神圣的天性来拦截它们，剥夺了这些父母的生命，置那些无助的幼鸟于死地，且是最为悲惨的方式——饥饿至死。如果这都不算残忍，那还有什么称得上残忍呢？”牛顿主张禁止在繁殖季节打猎。他的大力游说最终促成了一部法律的诞生——《海洋鸟类保护法案》，旨在执行我们今天所说的野生动物保护。这也是历史上第一部此类法律。

巧合的是，达尔文关于自然选择的第一篇论文印刷出版的时候，正是牛顿刚从冰岛回家的时候。这篇载于《林奈学会会刊》的论文是在莱尔的帮助下优先发表的，因为就在不久之前，达尔文获知一位年轻的博物学家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也得出了与他类似的观点。（华莱士的论文也出现在了达尔文发表的同一期期刊上。）牛顿很快看到了达尔文的论文，熬夜将它读完，并立即成为一位拥护者。“它给我的影响就像是来自神的启示，”他后来回忆道，“我在第二天早晨醒来的时候，脑子里的想法是，‘自然选择’这个简洁的词汇将终结所有那些谜题。”[40]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写道：他已经成为一位“纯粹而绝对的达尔文主义者”。[41]几年之后，牛顿与达尔文开始彼此通信。有一次，牛顿寄给达尔文一只患病鹧鸪的爪子，因为他认为达尔文会对此感兴趣——最终，两个人还到对方的家中进行了友好的拜访。

两人的通话是否谈及了大海雀，人们不得而知。在牛顿与达尔文现存的通信中都没有提及大海雀，达尔文在他的著作中也从未涉及这种鸟及其刚刚发生的灭绝。[42]但是，达尔文肯定知道人类所造成的灭绝。在加拉帕戈斯群岛（galaacute pagos），他自己就曾目睹了此类事件。就算严格来讲不算是正在发生的灭绝，但也非常接近了。

达尔文造访这个群岛是在1835年秋天，差不多是“小猎犬”号航程的第四年。在查尔斯岛（今称弗雷里安纳岛［floreana］）上，他遇到了一位名叫尼古拉斯·劳森（nicholas lawson）的英国人，加拉帕戈斯的执行总督，同时也是这个旨在流放犯人的可怜小殖民地的管理者。劳森有很多有用的信息。在他告诉达尔文的事情当中，就有一件是关于陆龟的：加拉帕戈斯群岛的每一个岛上生活的陆龟都有着形状不同的壳。以此为基础，劳森宣称，他能“辨别出一只陆龟是从哪个岛上带来的”。[43]劳森还告诉达尔文，陆龟剩下的日子不多了。这些岛屿总有捕鲸船频繁造访，船员们会把这种巨大的动物带上船作为一种方便的补给。就在几年前，一艘护卫舰来到查尔斯岛，离开的时候带走了200只陆龟。达尔文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结果就是陆龟的“数量大大减少了”。当“小猎犬”号到达的时候，查尔斯岛上的陆龟已经极为罕见了，以至于达尔文似乎一只也没有踫到。劳森预言，查尔斯岛的陆龟不出20年就会彻底消失。而实际上，只用了不到10年，这种今天称为加拉帕戈斯象龟（chelonoidis elephantopus）的巨大生物就消失了。[44]而加拉帕戈斯象龟究竟是一个独立的物种还是一个亚种，目前仍然存在争论。

在《物种起源》中也能找到明确的证据，证明达尔文熟悉人类所造成的灭绝。在为了嘲讽灾变学家而花费的浓重笔墨之中，他曾评论道：动物在灭绝之前会不可避免地变得稀少，“我们知道这就是那些动物灭绝事件的过程，它们经由人类之手，或是局部性、或是整体性地灭绝”。这只是一处简要的间接性提及，而其简要之中又有着暗示性。达尔文假定他的读者们熟知这类“事件”，并已对之习以为常了。他本人似乎觉得这不重要，也并未让他感到麻烦。但是，人类所引发的灭绝当然是一个麻烦。个中原因很多，有些甚至与达尔文自己的理论就有关系。像达尔文这样一位精明而严谨的作者却没有注意到其中的联系，这真是一个谜。

在《物种起源》中，达尔文没有给人类与其他生物划出界线。正如他本人以及与他同时代者所意识到的，这种平等性是他研究工作中最为激进的一个方面。人类，与其他物种一样，从更古老的祖先那里传承下来，又有了一些变化。就连那些似乎能够将人类与动物区分开来的品质，如语言、智慧、是非感，也与其他适应性特征如更长的喙或更锋利的门齿一样，经由演化而来。正如达尔文的一位传记作者所写的那样，达尔文理论的核心在于“否认人性的特殊地位”。[45]

在演化中成立的那些事情，在灭绝中应该同样成立，因为在达尔文看来，后者只不过是前者的副作用而已。物种被毁灭正如物种被创造一样，源自“缓慢发生作用并仍旧存在的原因”，也就是说，经由竞争与自然选择来完成。在其中纳入任何其他机制都是不可理喻的。那么，又该如何解释那些迅速发生的灭绝呢？比如大海雀，比如查尔斯岛上的陆龟，要继续列下去的话还有渡渡鸟以及大海牛。这些物种的消亡显然不是由于有某个竞争物种逐步演化出了某种竞争优势。它们都是由同一个物种消灭的，而且都是突然之间发生的——就大海雀和查尔斯岛的陆龟而言，都是在达尔文自己的生涯之内发生的。我们要么为人类所造成的灭绝单独创建一个类别，从而让人类真正具有其“特殊地位”，成为一种独立于自然界之外的生物；要么在大自然的秩序之中为大灾变留出位置，从而不得不——不管有多痛心——承认居维叶是正确的。

[1] rudwick，worlds before adam，358.

[2] leonard g.wilson，“lyell：the man and his times，”in lyell：the past is the key to the present，edited by derek j.blundell and andrew c.scott（bath，england：geological society，1998），21.

[3] charles lyell，life，letters and journals of sir charles lyell，edited by mrs.lyell，vol.1（london：john murray，1881），249.

[4] charles lyell.principles of geology，vol.1（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123.

[5] charles lyell.principles of geology，vol.1（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153.

[6] leonard g.wilson，charles lyell，the years to 1841：the revolution in geology（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2），344.

[7] 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1954—），北美当代著名实验心理学家以及相关领域的科学作家，因致力于推广语言能力是一种“本能”的观点而闻名。——译者

[8] a.hallam，great geological controversies（oxford：oxforduniversity press，1983），ix.

[9]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cartoon，see martin j.s.rudwick，lyell and darwin，geologists：studies in the earth sciences in the age of reform（aldershot，england：ashgate，2005），537-540.

[10] frank j.sulloway，“darwin and his finches：the evolution of a legend，”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biology 15（1982）：1-53.

[11] lyell，principles of geology，vol.1，476.

[12] sandra herbert，charles darwin，geologist（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5），63.

[13] claudio soto-azat et al.，“the population decline and extinction of darwin’s frogs，”plos one 8（2013）.

[14] david dobbs，reef madness：charles darwin，alexander agassiz，and the meaning of coral（new york：pantheon，2005），152.

[15] rudwick，worlds before adam，491.

[16] janet browne，charles darwin：voyaging（new york：knopf，1995），186.

[17] charles lyell，principles of geology，vol.2（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0），124.

[18] ernst mayr，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diversity，evolution，and inheritance（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2），407.

[19] charles darwin，on the origin of species：a 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84.

[20] charles darwin，on the origin of species：a 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320.

[21] charles darwin，on the origin of species：a 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320.

[22] charles darwin，on the origin of species：a 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4），318.

[23] 将动物的皮连同其上的毛发、羽毛、鳞片等衍生物一同剥下，再塞入填充物，恢复成生活姿态的动物标本，也称剥制标本或姿态标本。——译者

[24] errol fuller，the great auk（new york：abrams，1999），197.

[25] 原文如此，疑为作者笔误。从本书83页附图可以看出白斑位于眼睛的前上方。——译者

[26] truls moum et al.，“mitochondrial dna sequence evolution and phylogeny of the atlantic alcidae，including the extinct great auk（pinguinus impennis），”molecular biology and evolution 19（2002）：1434-1439.

[27] jeremy gaskell，who killed the great au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8.

[28] jeremy gaskell，who killed the great auk？（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9.

[29] quoted in fuller，the great auk，64.

[30] quoted in gaskell，who killed the great auk？，87.

[31] fuller，the great auk，64.

[32] fuller，the great auk，65-66.

[33] tim birkhead，“how collectors killed the great auk，”new scientist 142（1994）：26.

[34] 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1912～1956），美国著名画家，抽象表现主义的主要力量，画作多是杂乱无章、辨不清主体或结构的色彩交织。——译者

[35] quoted in gaskell，who killed the greatauk？，109.

[36] quoted in gaskell，who killed the greatauk？，37.

[37] fuller，the great auk，228-229.

[38] alfred newton，“abstract of mr.j.wolley’s researches iniceland respecting the gare-fowl or great auk，”ibis 3（1861）：394.

[39] alexander f.r.wollaston，life of alfred newton（new york：e.p.dutton，1921），52.

[40] alexander f.r.wollaston，life of alfred newton（new york：e.p.dutton，1921），112.

[41] alexander f.r.wollaston，life of alfred newton（new york：e.p.dutton，1921），121.

[42] 达尔文的大多数信件在网上开放供查阅，但并非全部信件。感谢“达尔文通信研究项目”的伊丽莎白·史密斯（elisabeth smith）帮我在整个数据库中进行了相关的查找。

[43] thalia k.grant and gregory b.estes，darwin in galaacute pagos：footsteps to a new worl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123.

[44] thalia k.grant and gregory b.estes，darwin in galaacute pagos：footsteps to a new world（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9），122.

[45] david quammen，the reluctant mr.darwin：an intimate portrait of charles darwin and the making of his theory of evolution（new york：atlas books/norton，2006），209.

谢选骏指出：人说——“灾变学家”（catastrophist）这个英文单词是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在1832年创造出来的。他是伦敦地质学会最早的几任主席之一，也是以下这些英语词汇的创造者：“阳极”（anode）、“阴极”（cathode）、“离子”（ion）以及“科学家”（scientist）。尽管“灾变学家”这个术语在此后会带上挥之不去的贬义意味，但这并不是休厄尔的初衷。在提出这个说法时，休厄尔明确地表示，他认为自己就是一名“灾变学家”，而他所认识的其他科学家中大多数也是“灾变学家”。实际上，他所熟识的人当中确实有一个不适合这个标签。这个人就是初初崭露头角的年轻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对于莱尔，休厄尔也为他创造了一个新词，称他为“均变论者”（uniformitarian）。

我看——“灾变学家”（catastrophist）和“均变论者”（uniformitarian），公婆各有理。这就像是“革命家”和“反革命”的关系一样。因为无论地球还是人世，革命与灾变的时候少，稳定与不变的时候多——但是革命与灾变却又决定了此后的稳定与不变；所以依我看，公婆各有理，各打五十板，皆大就欢喜。

【第四章 菊石的运气】

泽西盘船菊石（discoscaphites jerseyensis）

山城小镇古比奥（gubbio）在罗马以北近200公里处，或许可以称之为市政建设的活化石。镇上的街道极窄，很多地方连最小的菲亚特汽车也无法通过。那些由灰色石块铺就的小广场看起来就跟但丁那个时代[1]没什么两样。实际上，在1302年，正是一个被委任为佛罗伦萨市长的古比奥人利用他手中掌握的权力流放了但丁。如果你像我一样在冬天来到古比奥，就会看到游客们都已离开，旅馆也已打烊，连镇上那座像图画一般的宫殿也变得门可罗雀。古比奥就好像是中了魔咒一样，等着被唤醒。

刚一出小镇的边缘，就有一道狭窄的山谷向着东北方向延伸出去，人称博塔奇奥纳（bottaccione）谷。山谷两侧的岩壁有一条条倾斜的石灰岩带。远在有人到此定居之前，甚至远在人类诞生之前，古比奥位于清澈碧蓝的海水之下。微小海洋生物死去的躯体就像雨点一样落在这片海床之上，一年又一年，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一个千年又一个千年，不断累积。在制造了亚平宁山脉的那次抬升运动中，这片石灰岩地区被提升起来，并倾斜了45度角。于是，今天沿着这条山谷漫步，就如同走过了一层又一层的时间。在百米距离之内，你能走过一亿年的历史。

博塔奇奥纳谷如今凭其自身的魅力成为一处观光景点，只不过是对特殊的一类人而言。20世纪70年代末期，一位名叫沃尔特·阿尔瓦雷斯（walter alvarez）的地质学家来到这里研究亚平宁山脉的起源，结果却多少有些意外地改写了地球的生命史。在这条山谷里，他最先发现了一颗巨大小行星的蛛丝马迹。正是这颗小行星终结了白垩纪，并且制造了或许是地球历史上最为糟糕的那些岁月。当尘埃落定的时候——此处既是比喻亦是真实的描述——全部物种的四分之三已经被彻底消灭了。

小行星撞击的证据存在于薄薄一层黏土之中，差不多在山谷半腰处。来此参观的人可以把车停在附近开辟的一条岔道上。这里还有一块展板，用意大利文解释了这个景点的意义所在。那个黏土层很容易看到。大概有成百上千根手指在这儿挖过黏土，就像罗马圣彼得铜像的脚趾，已经被朝圣者的亲吻磨光。我去参观的那天，灰色的天穹下刮着大风，整条山谷都属于我一个人。我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人们伸出了挖土的手指。仅仅只是好奇心的驱使？或者是地质学意义上的“到此一游”？抑或是某种更具移情意味的心理：渴望去触碰那个业已消逝的世界——纵然只是间接的方式？当然，我自己也要伸出手指来挖一挖。在沟槽中戳来戳去之后，我刮出来石子大小的一块黏土。它的颜色像是破旧的砖块，质感像是干掉的泥土。我把黏土放在一张糖纸里包好，揣进口袋——那是属于我自己的一小份纪念品，代表了这颗行星上曾经发生的那场大灾变。

沃尔特·阿尔瓦雷斯来自一个颇有名望的科学世家。他的曾祖父和祖父都是知名物理学家。他的父亲路易斯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一位物理学家。不过，是沃尔特的母亲带着他在伯克利的群山中远足，才让他对地质学产生了兴趣。沃尔特在普林斯顿大学读了研究生之后，到石油公司找了一份工作。当穆阿马·卡扎菲（muammar gaddafi）于1969年夺取利比亚政权的时候，他就在那个国家。几年之后，他在拉蒙特-多尔蒂（lamont-doherty）地球观测所找到了一份研究工作，就在哈得孙河边上，曼哈顿对岸。当时，通常被称为“板块构造革命”的风潮正在席卷学术界，拉蒙特观测所的研究者们也都投身其中。

阿尔瓦雷斯决定要在板块构造学说的基础上研究意大利半岛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项目的关键是一种暗红色的石灰岩，意大利人称之为“红石片”（scaglia rosso）。这种东西在很多地方都能找到，其中之一就是博塔奇奥纳谷。这个项目开展之后，卡在了某个问题上，然后就转变了方向。后来说起这些事情，他曾表示：“在科学上，有时运气比智慧更有用。”[2]最终，他的研究工作把他带到了古比奥，身边还有一位名叫伊莎贝拉·普雷莫利·席尔瓦（isabella premoli silva）的意大利地质学家做伴，而她的专长是有孔虫门动物。

有孔虫门动物，或者简称有孔虫，是一种微小的海洋生物，能够制造方解石或其他材质的硬壳。当壳里的动物死去之后，这些微小的壳就会漂落在海底。硬壳的样子非常独特，随物种而各不相同。在显微镜下，有些硬壳看起来像蜂窝，有些像辫子或是气泡，甚至是一串葡萄。有孔虫很容易广泛分布，并大量保存下来。这使得它们成为一种很有用的标准化石：根据某一层岩石中所发现的有孔虫品种，像席尔瓦这样的专家就能说出这层岩石的年龄。当他们沿着博塔奇奥纳谷开展工作的时候，席尔瓦告诉阿尔瓦雷斯，化石分布序列有些古怪。在白垩纪最后一个时期的石灰岩层中，含有品种丰富、各式各样且尺寸相对较大的有孔虫，有些甚至像沙粒一样大。在这层石灰岩上面紧挨着一层黏土层，大概有一厘米多厚，里面没有任何有孔虫。在黏土层的上面又是石灰岩层，重新出现了有孔虫，但只有少量的品种，且全都非常微小，与下面那些较大的物种完全不同。

用阿尔瓦雷斯自己的话说，他的学校教育奉行“差不多算是绝对的均变主义思想”。[3]他所受的训练令他相信，任何一类生物的消失必然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一个物种慢慢消失之后，另一个物种才会消失，然后才是第三个，以及更多。这正是莱尔和达尔文思想的承继。然而在古比奥石灰岩层的序列之中，他看到了某种不同的东西。下层的许多有孔虫物种似乎是突然之间就消失了，并且都发生在差不多同一时间。阿尔瓦雷斯后来回忆说，这整个过程当然“看起来很出乎意料”。然后，时机的问题也很奇怪。大尺寸的有孔虫似乎正好是在已知最后的恐龙物种灭绝时一起消失的。在阿尔瓦雷斯看来，这不仅仅是巧合。他认为，如果能知道那层一厘米厚的黏土层到底代表着多长的时间区段，将会很有意思。

1977年，阿尔瓦雷斯在伯克利得到了一份工作，并把从古比奥采集的样品带到了加利福尼亚，而他的父亲此时仍在伯克利工作。当沃尔特还在研究板块构造的时候，他的父亲路易斯已经获得了诺贝尔奖。路易斯还开发出了第一台质子直线加速器，发明了一种新的气泡室[4]，设计了几种创新性的雷达系统，并与他人共同发现了氚。在伯克利，路易斯渐渐被人们称为“疯狂点子先生”。当时，有一场关于埃及第二大金字塔的争论引起了他的兴趣，争论的焦点是这座金字塔内是否有装满财宝的宝箱。于是，他设计了一个试验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竟然需要在沙漠中架设一台子探测器。探测器给出的结果表明，金字塔里实际上是实心的石头。还有一次，他对于肯尼迪遇刺案产生了兴趣，于是做了一个实验：把宽胶带缠在哈密瓜上，再用来复枪进行射击。实验结果证明，总统被击中之后头部的运动轨迹与沃伦委员会[5]的调查结果是一致的。当沃尔特告诉他父亲古比奥的谜题之后，路易斯非常感兴趣，并想出了一个疯狂的主意：用元素铱来确定黏土的年代。

铱在地球表面非常稀少，但在陨石中很常见。微量的陨石一直以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宇宙尘埃这一形式，速率均匀地撒落在地球表面。路易斯推测，累积形成黏土层所用的时间越长，落在其中的宇宙尘埃就越多，那么其中包含的铱就越多。他联系了伯克利的一位同事富兰克·阿萨罗（frank asaro），他的实验室是当时少有的几家拥有合适的设备来完成检测的实验室之一。阿萨罗同意对十来个样品进行检测，但他很怀疑这一检测能得出什么有用的结论。沃尔特给了他一些黏土层之上的石灰岩样品，一些黏土层之下的石灰岩样品，还有一些黏土层本身的样品。然后，他能做的只有等待。九个月之后，他接到了一个电话。黏土层的那些样品有非常严重的问题，里面的铱含量远超正常水平。[6]

没人知道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这只是某种诡谲的异常，还是更为重大的发现？沃尔特飞往丹麦，在一个叫作斯泰温斯崖（stevns klint）的地方采集石灰岩中间的白垩纪晚期沉积物。在那里，白垩纪末期的地层也是一层黏土，颜色乌黑，闻起来就像是死鱼。对这些散发着恶臭的样品进行分析之后，同样显示了宇宙空间水平的铱含量。来自新西兰南岛的第三组样品同样在白垩纪末期体现出一个铱含量的尖峰。

据一位同事说，路易斯听到这个消息时兴奋得“就像是闻到血腥味的鲨鱼”。[7]他感觉到一项重大的发现或许就在眼前。阿尔瓦雷斯父子开始详细地讨论数据背后的理论机制。但他们所能想到的每一种理论，要么与手头的数据不符，要么就是通过进一步的检验排除了。最后，就在钻了一年的死胡同之后，他们得出了大撞击假说。6500万年前，在本应极为平常的一天，一颗直径达10公里的小行星撞击了地球。在触地的一瞬间，小行星发生了爆炸，释放出的能量相当于1亿兆吨tnt炸药的水平，或超过100万颗人类所测试过的最强大氢弹。碎为齑粉的小行星，以及其中所包含的铱，在整个地球表面上弥漫着，遮天蔽日，导致气温骤降。一场大灭绝无可避免。

阿尔瓦雷斯父子把在古比奥和斯泰温斯崖所得样品的分析结果，以及他们据此提出的理论，整理成为论文之后投给了《科学》杂志。“我记得论文的写作非常辛苦，我们付出了一切努力以期使其尽可能的严谨。”沃尔特对我说。

阿尔瓦雷斯父子的论文《白垩纪-第三纪灭绝事件的地外成因》于1980年6月发表。该文引发了剧烈的反响，甚至超越了古生物学的界限。从临床心理学直到两栖爬行动物学的学术期刊全都在报道阿尔瓦雷斯父子的发现。很快，“终结白垩纪的小行星”这一概念又被《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这些杂志选中了。一位时事评论员写道：“用惊人的地外事件把恐龙这种有趣的生物和十足的蠢蛋联系起来”似乎“像是一位聪明的出版商为了赚取销量而捏造出来的情节”。[8]受到大撞击假说的启发，卡尔·萨根（carl sagon）领导下的一组天体物理学家决定要为一场全面战争所造成的影响建立模型，最终得出了“核冬天”的概念。而这一概念又引发了另一波新闻报道热潮。

然而在专业的古生物学家当中，阿尔瓦雷斯父子的理论得到的只是辱骂，辱骂的对象甚至常常是他们本人。一位古生物学家告诉《纽约时报》：“这种貌似真实的物种大灭绝其实只是统计学上的假象，出自对生物分类学的一知半解。”

另一位古生物学家则断言：“他们的自大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真正的动物如何演化，如何生存，如何灭绝。抛去无知不谈，这些地球化学家似乎觉得，只要开动某种高级的机器，你就能让科学产生天翻地覆的革命了。”

第三位古生物学家宣布：“没见过的火流星落入没见过的大海——我可接受不了这个。”

另一位古生物学家表示：“白垩纪大灭绝是渐进式的，而大灾变的理论是错误的。但是过分简单化的理论今后还是会出现，引诱少数科学家，为大众杂志的封面增色。”[9]相当奇怪的是，《纽约时报》的编辑部决定也要搅到这件事情中来。“这种从星星中寻找地球上某些事件起因的工作，天文学家应该把它们留给占星家去做。”这份报纸如是嘲讽道。[10]

要想了解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反应，我们还是得回头说说莱尔才行。在化石记录中，大灭绝突兀地摆在那里，就连用来描述地球历史的语言本身都是由大灭绝而来的。在莱尔之后出任伦敦地质学会主席的人名叫约翰·菲利普斯（john phillips）。他在1841年提出，生命的历史可以划分成为三个篇章。他称第一部分为古生代（paleozic），来自希腊文“古代的生命”；第二部分为中生代（mesozoic），意为“中间的生命”；第三部分为新生代（cenozoic），即“新的生命”。菲利普斯把古生代与中生代的分界点定在今天所说的二叠纪末期大灭绝，而中生代与新生代的分界点定为白垩纪末期大灭绝。（在地质学用语中，古生代、中生代和新生代都是“代”，而每一个代又包含若干个“纪”，比如中生代就跨越了三叠纪、侏罗纪和白垩纪。）来自三个代的化石是如此不同，于是菲利普斯认为它们代表着生命截然不同的三个篇章。

莱尔清楚地知道化石记录中的这些断层。在《地质学原理》第三卷中，他记录道：在白垩纪晚期岩石和紧随其上的第三纪初期（今天科学界定义为古近纪之始）岩石中找到的植物和动物之间，存在一条“缝隙”。[11]举例来说，白垩纪末期的沉积层中包含着大量不同品种的箭石遗迹。箭石是一种像鱿鱼一样的动物，死后留下的化石像是弹壳的形状。但是在更近代的地层中再也找不到箭石了。菊石和厚壳蛤的情况也是一样。厚壳蛤是一种软体动物，能形成极为巨大的生物礁，曾被形容是伪装成珊瑚的牡蛎。[12]这样的“缝隙”正如看起来那样，代表了突然而剧烈的全球性改变——这种想法对于莱尔来说是不可能的，或者说是“缺乏哲理的”。所以，他用了像是循环论证的方式，声称动物化石的断层只不过是化石记录的断层而已。在比较了断层两侧的生命形式之后，莱尔得出结论：没有记录下来的中间区段肯定是一个很长久的地质时期，大致相当于此后重新出现化石至今所过去的全部时间。用现代测年方法来计算，他对这段空隙的估计是差不多6500万年。

达尔文同样清楚地知道白垩纪末期化石的不连续性。在《物种起源》中，他评论道：菊石的消失似乎是个“惊人的突发事件”。此外，就像莱尔一样，达尔文也对菊石及其所讲述的历史视而不见。他评论道：

就我个人而言，我把自然地质记录视为一部未能完好保存的世界历史，而且是用不同的方言来书写的。在这部世界史中，我们所掌握的只是最后一卷，涉及的只是两三个国家。而在这一卷中，我们所掌握的只是保存下来的短小而零散的章节；在每一页上，只有零散的字句。[13]

化石记录的碎片化本质打开了“方便之门”——化石物种在表象上的巨大改变可以给出简单的解释。达尔文写道：必须要记住的是，“貌似真实的整个科或整个目的突然灭绝”可能没有考虑到“长久的时间间隔”这个问题。如果这些间隔中的证据没有消失掉的话，肯定能展示出“相当缓慢的灭绝”。以这样的方式，达尔文继续着莱尔的“工作”，对地质学证据给予了完全错误的解释。他宣称：“我们的无知是如此根深蒂固，我们的推断是如此不着边际，以至于当我们听说某个生物物种的灭绝时竟会惊叹，而当我们看不到其中的缘由时，竟然借一场灾变来毁掉这世界！”[14]

达尔文的继承者们接过了“相当缓慢的灭绝”这一衣钵。均变论的观点排斥突然发生的或横扫一切的改变，无论是任何种类的改变。但是，对于化石记录了解得越多，我们就越难相信：一整个地质时期，跨越千万年的时间，竟然可以凭空不知所踪。这种不断加深的矛盾导致了一系列越来越折磨人的解释。比如，或许在白垩纪结束的时候发生了某种“危机”，可那一定是非常缓慢的危机；或许在那个时期结束的时候，所有损失一起构成了一次“大灭绝”；但是，不能把大灭绝与“大灾变”混为一谈。就在阿尔瓦雷斯父子在《科学》上发表他们论文的同一年，当时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古生物学家乔治·盖洛德·辛普森写道：在白垩纪末期发生的“更替”应视为“一个在本质上连续的长久过程”的一部分。[15]

在“绝对的均变主义思想”语境下，大撞击假说比错误还要糟糕。阿尔瓦雷斯父子声称解决了一个根本就没发生过的事件——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发生。这就好像是在兜售一种用于治疗某种虚构疾病的专利药物。在父子俩发表这一假说几年之后，古脊椎动物学会的一次会议上进行了一项非正式的问卷调查。大多数填写问卷的人认为行星撞地球这类事情有可能的确发生过。但其中只有5%认为这种撞击与恐龙的灭绝有关。还有一位与会的古生物学家称阿尔瓦雷斯的假说为“痴人说梦”。[16]

与此同时，支持这一假说的证据仍在不断积累。

进一步确证该假说的第一项独立证据是称为“冲击石英”的微小岩粒。在高倍放大镜下，冲击石英表面可以看到像是抓痕的痕迹，那是突然爆发的高压破坏了晶体结构所形成的。冲击石英最初是在核试验现场被注意到的，而后又在紧挨着陨石撞击坑的地方找到了。1984年，在蒙大拿州东部的白垩纪-第三纪交界处（或称为k-t界线）的一层黏土中找到了冲击石英的颗粒。[17]（k代表白垩纪［cretaceous］，不用c是因为c已经被用于指代石炭纪［carboniferous］了；今天，这个边界被正式命名为白垩纪-古近纪［paleogene］界线，缩写为k-pg。）

接下来的线索来自得克萨斯州南部一个属于白垩纪末期的奇怪沙石层，似乎是由于巨大的海啸而形成的。沃尔特·阿尔瓦雷斯想到，如果曾经发生一次由撞击所引发的巨大海啸，就会把海岸的沙子冲开，从而在沉积记录中留下独特的印记。他检查了成千上万从海洋中钻探获得的沉积柱样[18]记录，结果在墨西哥湾获得的沉积柱样中找到了这种独特的印记。最终，在尤卡坦（yucataacuten）半岛底下发现了一个直径达150多公里的撞击坑，深埋在近1公里厚的新沉积层下面。更准确地说，这个撞击坑是被重新发现的。因为早在20世纪50年代，墨西哥国有石油公司的一次重力勘察中就已发现了这个撞击坑。公司的地质学家当时把它解释为一座水下火山留下的痕迹。因为火山不可能产出石油，所以它很快就被遗忘了。当阿尔瓦雷斯父子去寻找这家公司在该地区钻探出来的沉积柱样时，被告知这些柱样已经在一场大火中被烧毁了。实际上，这些柱样只是被放错了地方而已。1991年这些柱样被重新找到时，发现其中包含一层玻璃——这是岩石融化之后迅速冷却的结果——恰好就在k-t界线上。对于阿尔瓦雷斯阵营来说，这是决定性的证据，足以说服许多尚未接受这一理论的科学家加入到支持撞击说的队伍中来。《纽约时报》宣布：“撞击坑支持了大灭绝理论。”此时，路易斯·阿尔瓦雷斯已死于食管癌的并发症。沃尔特将这个地质学构造命名为“末日陨石坑”。而它更加广为人知的名字则得自距其最近的小镇，即希克苏鲁伯陨石坑（chicxulub crater）。

“那11年过得很漫长，但如今回头来看，似乎又过得很快。”沃尔特告诉我，“你可以想象一下，你要挑战的这个均变说思想，基本上是每一个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上学的时候所学的东西，甚至还包括他们的教授，以及他们教授的教授，一直追溯到莱尔。而现实的情况是，人们看到这些证据，然后真的渐渐改变了他们的想法。”

当阿尔瓦雷斯父子发表他们的假说时，他们只在三个地点发现了含铱层：两个在欧洲的地点是沃尔特亲自去过的，第三个在新西兰，样品是寄过来的。从那以后的几十年间，数十个更多的地点被找到了，其中一个靠近法国比亚里茨（biarritz）一处天体海滩，另一个位于突尼斯的沙漠中，还有一个在新泽西的近郊地区。尼尔·兰德曼（neil landman）是一位古生物学家，专业领域是菊石。他常常到第三个地点去做野外考察。我主动提出希望参与一次这样的考察。在秋季某个温暖的日子里，我和兰德曼在曼哈顿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门前碰面了，同去的还有两名研究生。兰德曼在博物馆的一个角楼里有间办公室，能够俯瞰中央公园。大家会齐之后出发向南，经林肯隧道出岛。

开车穿过新泽西州北部，我们经过了一连串的大型购物中心以及汽车销售中心，似乎每隔几公里就有一家，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最终，在快靠近普林斯顿大学的地方，我们停在了一个停车场内，紧挨着一个棒球场。（兰德曼希望我最好不要透露这次野外考察的具体地点，怕今后会招来大批的化石收藏者。）在停车场里，我们与一位在布鲁克林学院教书的地质学家马特·加尔伯（matt garb）碰了面。加尔伯、兰德曼还有那两名研究生都把装备背在了肩上。今天不是周末或节假日，棒球场上空无一人。我们绕过棒球场，走入草丛之中。很快，我们碰到了一条清浅的小溪，岸上覆盖着锈红色的软泥，还有荆棘悬在水面之上。周围散布着破烂的废弃物：丢掉的塑料袋，报纸的碎片，还有老式易拉罐上的拉环。兰德曼却宣称：“对我而言，这里比古比奥还棒。”

他向我解释道：在白垩纪晚期，这条小溪、这个停车场还有我们周围几公里范围内的一切，都位于水下。当时，地球上非常温暖，北极生长着茂密的森林，海平面也很高。新泽西州大部构成了今天北美洲东海岸大陆架的一部分。因为当时的大西洋窄得多，所以这个地区明显更靠近今天的欧洲。兰德曼指着溪床上略高于水面几厘米的一个地方告诉我，那就是含铱地层。虽然无论怎么看都看不出任何差别，但兰德曼知道它就在那儿，因为他曾经在几年前对这里的地层样本进行过分析。兰德曼个子不高，但很结实，大脸上长着灰色的胡须。为了这次考察，他穿了一条卡其布短裤和一双旧运动鞋。他蹚水走进小溪里，加入到其他人中间，他们正在溪床上用镐敲敲打打。很快，有人找到了一颗鲨鱼的牙齿化石。另一个人则挖出了一个菊石，有草莓大小，表面覆盖着很多小突起。兰德曼鉴定它属于一个叫彩虹盘船菊石（discoscaphites iris）的物种。

菊石曾在地球上较浅的海水中漂浮了超过3亿年，它们的外壳化石出现在全世界各地。古罗马的老普林尼死于埋葬了庞贝城的那场火山爆发。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经很熟悉菊石化石这种东西了，只不过把它们当成了珍贵的石头。他在那部《自然史》中写道：这种石头据说能带来预言未来的梦境。在中世纪的英格兰，菊石被称为“巨蛇石”，在德国则用于治疗生病的奶牛。在印度，菊石被当成毗湿奴的化身——今天差不多仍是如此。

就像它们的远房表亲鹦鹉螺一样，菊石能构建出螺旋形的外壳，里面分隔成了多个小室。这种动物只生活在最后一个也是最大的一个小室里，余下的则充满了空气。这就好像是一栋公寓楼，却只有顶层房间被租出去了。两个相邻小室之间的墙壁称为隔片，是一种极为精密的构造，折叠出了复杂的褶边，就像是雪花的边缘一样。不同的菊石物种甚至可以凭借褶边的独特花样来鉴别。这一演化进展能让菊石构建出既轻又坚固的外壳，以承受多种不同气象条件下的水压。大多数菊石都能让人抓在手里，但也有一些会长到儿童充气泳池那么大。

根据菊石有九颗牙这一特征，相信其现存的亲缘关系最近的生物是章鱼。不过，由于菊石柔软的躯体实际上从未能保留下来，这种动物到底长得什么样子，又是如何生活的，大多只能靠推断。它们可能（但也并不确定）靠喷出水流来推动自身运动，这就意味着它们只能向后移动。

“我记得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在古生物学课上知道了翼龙会飞，”兰德曼告诉我，“我立刻产生一个问题：那它能飞多高呢？像这样的数字很难去取得。”

“我已经研究了40年菊石，却还是不知道它们的确切偏好。”他继续说道，“我觉得它们会喜欢20米深、30米深又或者可能是40米深的水域。它们能在水中前进，却不怎么在行。估计它们的生活非常平静。”在相关绘图中，菊石通常被画成像是塞进蜗牛壳的鱿鱼。兰德曼却不太认同这样的描绘。他相信，虽然菊石常常被画成带有几条伸出的触手，但实际上一条触手也没有。他近期发表在《地理生物学》期刊上的一篇文章里配有一幅插图，图中的菊石就是那么一个小团而已。[19]它们长有短而粗的手臂状附肢，排列成一圈，彼此之间有蹼状物连在一起。在雄性个体身上，附肢之一较长，伸出蹼状物外面，是个头足纲版本的阴茎。

20世纪70年代，兰德曼在耶鲁大学攻读研究生。作为一名前阿尔瓦雷斯时代的学生，他学到的知识是：菊石在整个白垩纪时期都在不断减少，所以它们最终的消失也就没什么好研究的。“感觉是，就那样，菊石自己慢慢死绝了。”他如此回忆道。接下来的发现，包括许多兰德曼自己的发现，证明情况恰恰相反——菊石本来活得好好的。

“这里有着很多很多的菊石物种，我们已经在过去几年中采集了成千上万的标本。”他告诉我，声音盖过了大家用镐制造的叮叮当当声。实际上，就在这里的溪床上，兰德曼最近发现了两种全新的菊石物种。一种为了纪念他的同事命名为米氏盘船菊石（discoscaphites minardi），另一种为了纪念这个发现地而命名为新泽西盘船菊石。新泽西盘船菊石可能具有伸出壳外的小小脊椎。据兰德曼推断，这种结构能让菊石比实际上显得更大更吓人。

在阿尔瓦雷斯最初的那篇论文中就已经提出，导致k-t大灭绝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撞击本身，甚至都不是撞击的直接后果所引发的。小行星——更通用的术语是火流星——所带来的真正灾难性的效应是尘埃。在那场大论辩的几十年间，这一理论又经过了多次的修正。（大撞击发生的日期也被推到了更久远的6600万年前。）尽管科学家们仍在就许多细节问题激烈地争论，但是这次事件的大体过程应该如下：

火流星来自东南方向，相对地球的轨道角度很低，所以它不太像是从上面掉下来的，而是从侧面而来，就像一架失事的飞机。当它猛地撞上尤卡坦半岛的时候，时速差不多达到了7.2万公里。由于它的轨道方向，北美地区受到尤为惨烈的打击。像云层一样无边无际的灼热蒸汽和碎屑横扫这片大陆并不断扩散，将沿途一切烧为灰烬。“基本上，如果你是加拿大艾伯塔省的一只三角龙，那么你在汽化之前大约有两分钟时间可以逃命。”一位地质学家是这样告诉我的。[20]

在撞出那个巨大撞击坑的过程中，小行星还把超过其自身质量50倍的岩石粉末炸到了空中。当这些抛射物在大气中落回地面时，灼热的颗粒立刻点亮了头顶上的整个天空，所产生的热量足以烤焦地球表面。由于尤卡坦半岛的地质情况，这些被抛向空中的粉尘富含硫。硫微粒在阻挡太阳光方面是非常有效的。正因为如此，像喀拉喀托（krakatoa）火山这样规模的火山爆发能够在数年内降低全球气温。[21]同样的原因，在最初的热浪袭过之后，全世界又经历了好几个季节的“撞击冬天”。森林覆灭了。研究远古孢子和花粉的孢粉学家发现，不同的植物群落都被迅速扩张的蕨类植物替换掉了。（这一现象后来被称为“蕨类尖峰”。）海洋生态系统实际上也被摧毁了，并困于这一状态至少50万年，甚至是数百万年。（这种后撞击时期一片荒芜的大海被称为“奇爱洋”[22]。）

在k-t界线上究竟有多少个种、属、科甚至是目灭绝了？我们无法给出全面的统计，甚至连估计也做不到。在陆地上，所有比猫更大的动物似乎都灭绝了。这一事件最为著名的受害者是恐龙，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非鸟类的恐龙，它们遭受了百分之百的灭绝。在那些得以苟活至白垩纪结束的动物之中，有很多是博物馆纪念品店的招牌商品，比如我们所熟悉的鸭嘴龙、甲龙、暴龙还有三角龙。（沃尔特·阿尔瓦雷斯关于大灭绝的那本书《霸王龙与末日陨石坑》的封面就是一只看起来很生气的霸王龙对大撞击的恐惧反应。）翼龙同样消失了，鸟类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23]大概有四分之三的科灭绝了，或许甚至更多。还保留着牙齿等祖先特征的反鸟亚纲被彻底消灭了。同样被彻底消灭的还有水生的黄昏鸟目，它们大多数不会飞行。蜥蜴和蛇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全部物种约五分之四消失了。[24]哺乳动物也一样遭了大难，生活在白垩纪末期的哺乳动物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科消失在k-t界线上。[25]

在海洋中，曾经被居维叶认为不合理的、后又改称“惊人的”蛇颈龙也灭绝了。同样灭绝的还有沧龙、箭石类，当然还有菊石类。双壳纲动物今天为我们所熟悉的形式是蚌和牡蛎，它们在白垩纪末期也遭受了重创。同样被重创的还有腕足动物门和外肛动物门，前者虽然长得像蛤蛎却有着完全不同的解剖结构，后者看起来像珊瑚却是完全无关的动物。好几类海洋微生物距离灭绝只有咫尺之遥。在浮游类有孔虫中，差不多有95%的物种消失了，包括马亚罗底栖抱球虫（abthomphalus myaroensis），在古比奥的白垩纪最后一个石灰岩层中就发现了这种动物的遗骸。（浮游类有孔虫生活在海洋表面，底栖类有孔虫生活在海底。）

总体而言，对于k-t界线了解越多，莱尔对于化石记录的解读就越发显得固执己见。化石记录的问题不在于缓慢的灭绝看起来很突然，而是恰恰相反：可能是实际上很突然的灭绝看起来滞后了。

每一个物种都有所谓的“保存可能性”，即该物种的一个个体变成化石的几率。这个数字受很多条件的影响而变化，例如这种动物的常见程度、生活范围以及躯体组成。（显然，厚壳的海洋生物比骨头中空的鸟类有更大的机会变成化石，从而保存下来。）大的白色圆盘代表极少成为化石的物种，中等大小的圆圈代表更容易成为化石的物种，而小的白色圆点则代表数量更为充足的那些物种。就算是所有这些物种在同一时间一起灭绝，但看起来似乎是白色圆圈的物种在更早的时间就灭绝了，仅仅因为它们的骸骨数量更少。这种效应根据最先发现它的科学家的名字命名为“西格诺尔-利普斯效应”（signor-lipps effect），它有可能“模糊”掉突发性的大灭绝事件，使其看起来似乎是长期进行的事件。

在k-t灭绝之后，生命用了数百万年的时间才又恢复到之前的多样性水平。另一方面，许多幸存的动物门类似乎都萎缩了。这个现象在古比奥含铱层之上的微小有孔虫中就有所显现，被称为小人国效应（lilliput effect）。

兰德曼、加尔伯还有那两个研究生整个上午都在溪床上砸石头。尽管我们位于这个国家人口密度最高的州中央，但却没有一个经过这里的人来看看我们在干什么。随着太阳越升越高，天气变得更热更潮湿了，能站在及踝的水中是件很愉悦的事情（尽管我一直对那暗红色的石灰岩感到好奇）。有人带了一个空的纸板箱。既然我没有镐，索性就帮忙收集他们发现的化石，放在纸箱中排列好。他们又找到更多的彩虹盘船菊石，以及几个龙骨真棒菊石（eubaculites carinatus）。后者没有螺旋状的外壳，只有一个像矛一样细长的壳。（关于菊石的灭绝，在20世纪初曾经有一个流行理论认为，像龙骨真棒菊石这种没有螺旋的外壳表明，这类动物已经穷尽了演化的所有可能性，进入了某种lady gaga[26]式的颓废时期。）突然，加尔伯激动地冲了过来。他手里拿着一块从溪床上敲下来的拳头大小的石头，指着侧边上一个指甲似的东西给我看。他解释说，这是一块菊石的颚。相比于菊石柔软躯体的其他部分，颚更常出现在化石中，但仍是极其罕见的。

“有了它，这趟就没白来。”他大声说道。

我们并不清楚究竟是大撞击的哪一方面影响了菊石，是热、黑暗、寒冷，或是水中化学成分的改变。同样不太清楚的是，为什么它们的一些头足纲表亲得以幸存。不同于菊石，鹦鹉螺就熬过了大灭绝事件：从白垩纪末期算起，这一物种大部分都存活到了第三纪。

解释两者差异性的理论之一认为原因在于卵。菊石的卵极其微小，直径不足1毫米。结果就是，这些卵孵化出来的菊石幼体也非常小，没有移动的能力，只能在水体表面随波逐流。鹦鹉螺产的卵则非常大，几乎是所有无脊椎动物中最大的，直径约2厘米。孕育一年之后，孵化出来的鹦鹉螺幼体就像是迷你版的成年个体，立刻就能四处游动，在深水中寻找食物。或许，在大撞击之后的海洋表面，水体环境中有很强的毒性，令菊石的幼体无法存活，而底部的水体环境还没那么糟，于是鹦鹉螺的幼体设法坚持了下来。

无论具体的解释是什么，这两类动物截然不同的命运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今天还存活着的所有生命（包括所有人类），都是那场大撞击幸存者的后代。但是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它们（或是我们）对环境适应得更好。在极端压力的环境下，“适应”这个概念已经失去了其本来的意义，至少在达尔文学说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当一种生物面对它在整个演化历史上从未遭遇过的情况时，无论好坏与否，它怎么能够适应得了呢？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一位古生物学家保罗·泰勒所说的“生存游戏的规则”，在这样的时刻突然改变了。[27]在数百万年甚至数千万年里一直让某种生物得以占据优势的性状，一朝之间就成为其致命因素（尽管在事情发生数百万年之后，可能很难去确定这些性状到底是什么）。菊石与鹦鹉螺之间的问题，同样也存在于箭石与鱿鱼之间，蛇颈龙与乌龟之间，恐龙与哺乳动物之间。之所以你手中这本书的作者是一个长毛的双足动物，而非一只长鳞片的双足动物，更主要是因为恐龙的坏运气，而非哺乳动物有任何的优越性。

“菊石什么也没做错。”兰德曼一边对我说着，一边把小溪中取得的最后一块化石收拾好，准备返回纽约市了。“它们的幼体像是浮游动物，而这在它们所存在的岁月里是件极好的事情。随波逐流，扩散到更广阔的地域中，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吗？然而到了最后，这可能恰恰成了它们毁灭的原因。”

[1] 指欧洲历史上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的过渡时期。——译者

[2] walter alvarez，“earth history in the broadest possible context，”ninety-seventh annual faculty research lectur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international house，delivered apr.29，2010.

[3] walter alvarez，t.rex and the crater of doo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139.

[4] 在物理学实验中，通过电离产生的气泡显示带电粒子轨迹的一种装置。——译者

[5] 为调查肯尼迪遇刺案而专门成立的总统调查委员会。——译者

[6] walter alvarez，t.rex and the crater of doo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69.

[7] richard muller，nemesis（new york：weidenfeld and nicolson，1988），51.

[8] quoted in charles officer and jake page，“the k-t extinction，”in language of the earth：a literary anthology，2nd ed.，edited by frank h.t.rhodes，richard o.stone，and b ruce d.malamud（chichester，england：wiley，2009），183.

[9] quoted in malcolm w.browne，“dinosaur experts resist meteor extinction idea，”new york times，oct.29，1985.

[10] new york times editorial board，“miscasting the dinosaur’s horoscope，”new york times，apr.2，1985.

[11] lyell，principles of geology，vol.3（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328.

[12] david m.raup，the nemesis affair：a story of the death of dinosaurs and the ways of science（new york：norton，1986），58.

[13] darwin，on the origin of species，310-311.

[14] darwin，on the origin of species，73.

[15] george gaylord simpson，why and how：some problems and methods in historical biology（oxford：pergamon press，1980），35.

[16] quoted in browne，“dinosaur experts resist meteor extinction idea.”

[17] b.f.bohor et al.，“mineralogic evidence for an impact event at the cretaceous -tertiary boundary，”science 224（1984）：867-869.

[18] 在钻探时使用空心钢钻头在地层深处取得的沉积物柱状样本，可以完好地保留地层的序列，用于地质学分析。——译者

[19] neil landman et al.，“mode of life and habitat of scaphitid ammonites，”geobios 54（2012）：87-98.

[20] 私人通讯，steve d’hondt，jan.5，2012。

[21] 位于印度尼西亚，其1883年的爆发是人类历史记录中规模最大的火山爆发，导致5万多人丧生。——译者

[22] 典出库布里克讽刺冷战的电影《奇爱博士》，片中最后爆发了毁灭地球的核战，此处借这个名字来表示撞击后海洋中了无生机的状态。——译者

[23] nicholas r.longrich，t.tokaryk，and d.j.field，“mass extinction of birds at the cretaceous-paleogene（k-pg）boundary，”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8（2011）：15253-15257.

[24] nicholas r.longrich，b hart-anjan s.bhullar，and jacques a.gauthier，“mass extinction of lizards and snakes at the cretaceous-paleogene boundary，”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2012）：21396-21401.

[25] kenneth rose，the beginning of the age of mammals（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2006），2.

[26] 美国当代流行音乐歌手、创作人，以特立独行、穷尽想象的夸张风格著称。——译者

[27] paul d.taylor，extinctions in the history of lif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2.

谢选骏指出：人说——白垩纪（英语：Cretaceous，符号记为K，是德文的白垩纪(Kreidezeit)缩写）是地质年代中生代的最后一个纪，长达近8000万年，是显生宙的最长一个阶段。白垩纪因欧洲西部该年代的地层主要为白垩沉积而得名。白垩纪位于侏罗纪和古近纪之间，约1亿4550万年（误差值为400万年）前至6550万年前（误差值为30万年），发生在白垩纪末的灭绝事件，是中生代与新生代的分界。

我看——1亿4550万年（误差值为400万年）前至6550万年前（误差值为30万年），这也像是“银河年”的季点。

人说——“在1302年，正是一个被委任为佛罗伦萨市长的古比奥人利用他手中掌握的权力流放了但丁。”

我看——若不是这个市长使坏，意大利文学可能就不会诞生了。或者，但丁如果不用意大利土语而用拉丁文言写作《神曲》，他自己的名气恐怕也就早已绝种了。但我觉得，无论如何挣扎，人的绝种只是迟早的事，唯有上帝伟大。

【第五章 欢迎来到人类世】

波纹双鹤笔石（dicranograptus ziczac）

1949年，哈佛大学的两位心理学家召集24名本科生来参加一个研究知觉能力的实验。这个实验很简单：学生们会看到一些扑克牌，牌翻过来的时候，他们要辨认出是什么牌。实验用的大多数牌都是完全正常的，只有少数几张做了手脚，比如红色的黑桃六、黑色的红心四等。[1]当牌快速翻过去的时候，学生们更倾向于无视那些不调和的事情。比如，他们会把红色的黑桃六当成红心六，或者是把黑色的红心四说成黑桃四。当牌翻动的速度稍慢一些时，学生们会非常纠结于他们究竟看到了什么。面对红色的黑桃时，有些学生说它看起来是“紫色的”或“棕色的”或“红黑色的”，剩下的学生则完全被搞糊涂了。[2]

有学生评论说：这个符号“看起来像是反了还是怎么的”。

“我没法把这种花色挑出来，无论它是什么。”另一个学生大声说，“我现在不知道它是什么颜色，也不知道它是桃还是心。我现在甚至说不准桃的符号长什么样了！天哪！”

心理学家们把这一实验结果写成了一篇论文《对于不调和事物的知觉：一种范式》。很多人都觉得这篇论文很有意思，比如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20世纪最有影响的科学史家。对于库恩来说，这个实验的确体现了一种范式：它揭示了人类是如何处理混乱信息的。人们的第一个念头是要把这种奇怪的东西强塞进某个熟悉的框架中，比如红心、黑桃、方块或者梅花。不一致的迹象都会被尽可能长时间地忽视：红色的黑桃会被看作是“棕色”或“暗红色”。当这些异象变得实在是太过显眼时，危机就随之而来了——心理学家管它叫“‘天哪！’反应”（“my god！”reaction）。

在库恩那本对后人产生了巨大影响的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中，他认为这种模式是非常基础的，不仅仅塑造了个人的知觉方式，还包括全部的科学认知过程。如果一批数据与某个学科通常为人所接受的推定不相容的话，它们要么不被采信，要么就被尽可能长时间地解释为别的东西。矛盾积累得越多，认识就越发繁复纠结。“在科学研究中，就像是在那个扑克牌实验中，新概念的出现必然伴随着困难。”库恩写道。[3]但是接下来，终究还是会有某些人愿意将红色的黑桃称为红色的黑桃。危机的出现带来了深入的洞察，于是旧的框架让位给新的框架。这就是伟大的科学发现诞生的方式，或者用那个因库恩的介绍而广为人知的术语来说，是“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发生的方式。

灭绝的科学发现史可以说就是一系列的范式转换。直到18世纪末，灭绝的概念还不存在。出土的骨头越是奇怪（比如猛犸、大地懒、沧龙），博物学家就越要费力地把它们归入熟悉的框架之中，几乎把眼都看花了。他们也的确是看花了眼。属于大象的巨大骨头被大水冲到了北方，或是河马逛到了西边，或是鲸长着尖牙利齿。居维叶到了巴黎之后，发现乳齿象的臼齿与已经建立的框架不相符，一个“天哪”时刻出现了，导致他不得不提出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看待它们。居维叶承认，生命自有其历史。这一历史的特征就是失落，而且不时会被人类无法想象的可怕事件打断。“虽然这个世界并不会随范式的改变而改变，但范式转换之后的科学家们却得以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工作。”库恩如是写道。

居维叶在《四足动物骨骼化石的研究》中列举了数十个消失的物种，并且确信还有更多的消失物种等待去发现。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被鉴定发现的灭绝生物越来越多，居维叶的理论框架也开始出现裂痕。为了能跟上化石记录增长的脚步，大灾难发生的次数也不得不增多。“只有上帝才知道到底要有多少次灾难”才能满足他的需要，莱尔如此嘲讽道，对居维叶的全部努力付之一笑。[4]莱尔的解决方案是把灾变全部拒之门外。在莱尔以及其后达尔文的构想中，灭绝是一种罕见事件。每一个消失的物种都是自己逐渐走进坟墓的，是“生存竞争”的牺牲品，作为一种“不够进步的形式”而受自身缺陷拖累。

均变论者对于灭绝的论述坚持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然后，随着含铱层的发现，科学面临一次新的危机。（按一位历史学家的说法，阿尔瓦雷斯父子的工作“是科学界的一次大爆炸，其冲击力不亚于地球经受的大撞击”。[5]）大撞击假说解释的是时间长河中的一个瞬间——白垩纪结束时那段可怕的、恐怖的、一无是处的日子。但这个瞬间却足以打破莱尔和达尔文的框架。大灾变的的确确发生过。

有时被称为新灾变论的理论认为，地球只有在不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才缓慢变化。这种理论现在已经成为地质科学的一个标准组成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在占主导地位的范式既不是居维叶的，也不是达尔文的，而是结合了两者的关键元素：“偶尔被恐慌打断的长久安逸。”虽然出现的次数稀少，但这些恐慌的时刻却是极其重要的。它们决定着灭绝的整体图景，也就是说，决定着生命的整体图景。

小路顺山势而上，越过一道湍急的溪流，又从相反的方向再次越过同一道溪流。路旁有一只绵羊的尸体，死去多时，已经干瘪得像个废弃的气球。这座小山绿得发亮，却几乎没什么树。那只死羊的祖祖辈辈们确保山上不会有任何东西长得比它们嘴的位置还高。在我看来，天上是在下雨。不过，这里可是苏格兰的南部高地。一位与我一同远足的地质学家告诉我，这只能算是很小的毛毛雨，苏格兰语称之为“浓雾”（smirr）。

我们的目的地是一处叫作多布崖（dob’s linn）的地方。在一首古老的民谣中，虔诚的牧羊人多布曾经在这里把魔鬼推下了悬崖。当我们到达那道悬崖的时候，“浓雾”似乎更浓了。那里的景色很美，一道瀑布飞流直下，碎裂在一道狭窄的山谷之中。在小路边上几米远的地方有一块露出地面的岩石，边缘粗糙，表面有纵向的条纹，就像裁判员的衣服一样，由明暗相间的条带组成。来自英国莱斯特大学的地层学家简·扎拉斯维奇（jan zalasiewicz）把他的帆布背包放在湿漉漉的地上，整了整身上的红色防雨夹克。他指着岩石上的一道浅色条带告诉我说：“那儿出了坏事。”

我们所看到的那块岩石是差不多4.45亿年前形成的，属于奥陶纪末期。当时，地球就像是遇到了一场漂流木大拥塞，包括今天的非洲、南美洲、澳洲以及南极洲在内的大部分陆地都连在一起，形成一块巨大的陆地，称为冈瓦纳古陆，横跨纬度超过90°。当时的英格兰地区属于如今已消失不见的阿瓦隆尼亚大陆，而多布崖当时位于南半球，沉在称为伊阿珀托斯的大洋底部。

奥陶纪紧接在寒武纪之后。即便是最不用心的地质系学生也知道寒武纪，因为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生命的“大爆发”，产生了众多新的生命形式。奥陶纪也一样，是生命挣脱原有形式、纷纷迈向新方向的时期，即所谓的奥陶纪辐射。不过，这个时期的大多数生命仍旧困在水里生活。在奥陶纪中，海洋生物的科数增加了两倍，而且海里的动物我们多多少少已经能认得了（如今天的海星、海胆、海螺以及鹦鹉螺的祖先），当然还有很多我们不认识的动物（牙形石，长得大概像鳗鱼；三叶虫，有点像是现在的马蹄蟹；还有巨大的海蝎子，怎么看都像是从噩梦里跑出来的东西）。最初的珊瑚礁形成了，今天蛤蛎的祖先也有了像蛤蛎一样的样子。到了奥陶纪中期，最早的植物开始在陆地上扩张领地。它们是原始的苔藓和地钱，紧贴在地表生长，好像对它们周遭的新环境有些不知所措似的。

到了奥陶纪末期，差不多4.44亿年前，海洋几乎被清空了，大约85%的海洋物种灭绝了。[6]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这一事件被视为所谓的“伪大灾变”，只不过证明了化石是多么不可信。而今，它被视为五次大灭绝中的第一次，并且被认为包括两次短暂且强烈的致命冲击。尽管这次事件的受害者们远没有白垩纪末期灭绝的那些动物那么有魅力，但它同样标志着一个生命史上的转折点——当游戏规则突然改变时，产生的后果无论如何都将永远存在下去。

那些在奥陶纪大灭绝中得以幸存的动物和植物“继续构建着现代世界”，英国古生物学家理查德·福提说：“若是幸存者的名单有少许不同，那么今天的世界也将不同。”[7]

扎拉斯维奇是我此次多布崖之行的向导。身材消瘦的他长着乱蓬蓬的头发和一双淡蓝色的眼睛，言谈举止非常讲究礼数，却又不令人反感。扎拉斯维奇是笔石方面的专家。笔石是一纲曾经非常繁盛、高度多样化的海洋生物。它们兴盛于奥陶纪，在其后的大灭绝中差一点就全军覆没。用眼睛直接去看的话，笔石化石就像是一些刮痕，有时也像是史前的岩画。（笔石［graptolite］这个单词来自希腊文，意为“写有字的岩石”，是由林奈最初创造的。不过，林奈认为它们不是矿物化的动物硬壳，而只是动物遗体留下的印记而已。）如果用放大镜来看的话，笔石常常有着可爱的形状，让人产生各种联想：有的品种像是羽毛，有的像里拉琴（lyre）[8]，还有的像是蕨类植物的叶子。笔石是群居动物，单独个体称为个虫（zooid），能够建造自己的小小的管状居所，称为鞘壳。每一个鞘壳又能和邻居连在一起，就像是一排房子一样。所以，一块笔石化石其实代表了一个小种群，能够漂浮在水中，甚至很可能是在水中作为一个整体游动，寻找更小的浮游生物作为食物。没人知道个虫到底长什么样子——就像菊石一样，躯体的柔软部分无法保存下来。不过，目前认为笔石与现存的羽鳃纲动物长得很接近，后者样子就像是海洋版的捕蝇草。

笔石有个地层学家很喜欢的好习惯：分化出新的物种、扩张、灭绝，全都在相对很短的时间内完成。扎拉斯维奇把它们比作《战争与和平》中温柔的女英雄娜塔莎。他说两者都是“娇弱的、神经质的，对身边的事物极为敏感”。笔石的这种特性让它们成为很有用的标准化石——依次分布的不同物种可以用来鉴定顺序排列的不同岩层。

原来在多布崖找笔石的化石竟然如此容易，即便对于最业余的化石收藏者而言也是一样。在那块露出地面的粗糙岩石中，深色的部分是页岩，只要用锤子轻轻一敲就能搞下来一大块，再敲一下就能把它从侧面剥开，就像打开一本书一样，每一页都能轻易翻开。在石面上往往什么也看不到，但也常常会有一个（或更多）模糊的印记——来自一个远古世界的信息。我找到的笔石中有一个保存得异常清晰。它状如假睫毛，只不过很小，就像是给芭比娃娃准备的。扎拉斯维奇告诉我，这是一块“博物馆藏品水平的标本”。毫无疑问，他有些言过其实了。不过，我还是把它收了起来。

当扎拉斯维奇教会我要找什么样子的化石之后，我自己也能观察到灭绝的变化。在深色的页岩中，笔石很多，而且种类丰富多样。我很快就采集了大量标本，塞满了上衣口袋，沉甸甸的。许多笔石都是v字形的不同变体，从一个中央节点向两侧伸出两个分支。有些看起来像是拉链，有些则像叉骨。还有一些在分支上又长出了新的分支，像是一棵迷你树。

与之相比，浅色的石头中很贫瘠，几乎找不到笔石。从一种状态到另一种状态的过渡，也就是从黑石头到灰石头，从许多笔石到没有笔石，似乎是突然之间发生的——用扎拉斯维奇的话来说，也的的确确是突然发生的。

“从黑色到灰色的变化，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也可以说是海底环境从适宜生存变为不宜生存。”他告诉我，“而且在人的一生之中就能看到这个变化。”他称这种过渡明显是“居维叶式的”。

与我们一起来到多布崖的还有扎拉斯维奇的两个同行，丹·康登（dan condon）和伊安·米拉尔（ian millar），英国地质调研会的成员。他们是同位素化石方面的专家，准备从这块岩石的每一个岩层条带中取样——他们期望其中能含有微量的锆石。回到实验室之后，他们将把岩石样品溶解掉，然后进行质谱分析。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够确定这些岩层是多久以前形成的，前后误差不超过50万年。米拉尔是苏格兰人，声称自己不怕这种“浓雾”。不过最后他也不得不承认，用英语来讲，这就是大雨。裸露岩石的表面开始有泥水流下来，很难再取得干净的样本。于是，大家决定第二天再来试试看。三位地质学家收拾好装备，我们一起踏着小路上的积水走回停车的地方。扎拉斯维奇已经在附近的小镇莫弗特（moffat）预订了小旅店。我读了那个小镇的旅游宣传手册，说那里有世界上最窄的旅馆和一座绵羊铜像。

等所有人都换好了干衣服，我们在小旅店的起居室里碰面，一起喝茶。扎拉斯维奇带了几篇他最近发表的有关笔石的论文。康登和米拉尔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里，翻了翻白眼。扎拉斯维奇不理会他们，耐心地给我解释着他最近发表的另一篇论文的意义所在。这篇题为《英国地层学分析中的笔石》的论文长达66页，包含多达650个笔石物种的详细绘图。在这篇论文中，笔石的灭绝效应虽然没有山坡上雨水冲刷之下的岩石那么生动，但却展现得更为系统。直到奥陶纪结束时，一直是v字形的笔石占据统治地位。其中就包括像波纹双鹤笔石和分支矢量笔石（adelograptus divergens）这样的物种。波纹双鹤笔石的个虫鞘壳沿着两个分支排布，两个分支先是弯曲分开，后又朝向彼此，像是獠牙，又像是两道波浪线。分支矢量笔石除了两个主要的分支以外，还有一些像拇指一样伸出来的小侧枝。只有少数几种笔石熬过了大灭绝事件，并最终分化成更多的物种，在志留纪重新占领海洋。但是志留纪的笔石整体形状是流线型的，更像一根棍子，而不是一些分支。v字形的笔石则彻底消失，再也没有出现过。笔石的命运与恐龙、沧龙、菊石类似，虽然规模上要小得多，但同样代表着一种曾经高度成功的生命形式最终走向了灭亡。

4.44亿年前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几乎荡尽了笔石，更不要说牙石、腕足动物、棘皮动物以及三叶虫？

在阿尔瓦雷斯假说刚刚发表之后的几年间，人们基本上认为，物种大灭绝的统一理论已经出现了——至少对于那些不认为这个假说是“痴人说梦”的人来说是如此。如果一颗小行星制造了化石记录中的一条空白“缝隙”，似乎有理由相信同样是大撞击制造了所有其他那些“缝隙”。这种想法在1984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那一年有两位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古生物学家发表了对于海洋化石记录的全面分析结果。[9]这项研究表明，除了五次规模较大的灭绝以外，还有许多规模较小的灭绝事件。当所有这些灭绝事件放在一起统一考量的时候，一种规律就浮现出来了：物种大灭绝似乎是以2600万年的固定间隔发生的。换言之，灭绝是周期性爆发的，就像是从地球这个大茧中定期钻出来的一只蝉。这篇论文的两位作者戴维·劳普和杰克·塞普考斯基也不能确定到底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爆发，但他们猜测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某些“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的循环”，与“我们太阳系从银河系的旋臂中经过”有关。阿尔瓦雷斯父子在伯克利的同事，一些天体物理学家把这个推测又向前推了一步。他们声称，这一周期性可以用太阳的一颗小“伴星”来解释：这颗伴星每2600万年经过一次太阳系的奥尔特云（oort cloud），引发了大规模的流星雨，给地球以毁灭性的打击。这颗伴星得了个带有恐怖电影范儿的外号——复仇女神（nemesis）。但对于伯克利的这些天体物理学家来说有个问题：没有人曾经观察到过这颗伴星。不过，这也不是不可逾越的问题，因为太空中的小恒星多得是，很多都还等着人们去观察分类。

在大众媒体上，“复仇女神事件”这一名号激发了与最初的小行星假说一样的热情。（有一个记者形容这个故事具备除了性和皇室之外的所有要素。[10]）《时代周刊》出了一篇封面报道，紧接着《纽约时报》又刊登了一篇反驳性质的编者按（轻蔑地称之为“神秘的死星”）[11]。这一次，报纸多多少少说到了点子上。虽然伯克利的科学家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一直在扫描星空，寻找这颗“死星”，但却没有发现它的一丝光芒。更重要的是，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周期性假说的证据站不住脚了。“如果有哪一点是大家一致认同的，那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周期性不过是统计上的巧合而已。”戴维·劳普曾告诉我。[12]

与此同时，寻找含铱层或其他地外撞击线索的努力也是举步维艰。路易斯·阿尔瓦雷斯也和其他人一起加入到了这场搜寻之中。在那个几乎没听说过有人跟中国进行科研合作的年代，他就设法弄到了来自中国南方的岩石样本，该样本时间跨越了从二叠纪到三叠纪的界线。二叠纪末期大灭绝，或称二叠纪-三叠纪大灭绝，是五次大灭绝中最大的一次，差一点就彻底消灭了全部的多细胞生命形式，真是恐怖到了极点。在来自中国南方的样本中，路易斯激动地发现两层岩石中间嵌着一个黏土层，和古比奥的情况一样。“我们当时感觉这层黏土里肯定会有很高的铱含量。”他后来回忆说。但结果发现，中国的黏土层在化学上来讲平淡无奇，铱含量微小到几乎检测不到。对来自多布崖等地的奥陶纪末期岩石样本进行检测时，的确发现了高于正常水平的铱含量。然而，在相应的时间框里却找不到其他的线索，比如冲击石英等证据。最后发现，检测到的铱含量升高可能只是异常的沉积作用所致，这的确更可信，但相对而言就不那么令人称奇了。

关于奥陶纪大灭绝，目前的理论认为是由冰川作用所导致的。这一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以温室气候为主——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很高，海平面和温度也同样很高。然而就在第一次大灭绝事件发生时，也就是笔石受到巨大冲击的时候，二氧化碳水平降低了，温度也随之降低，冈瓦纳古陆结冻了。在超大陆广阔的残存部分比如沙特阿拉伯、约旦和巴西那里，都能找到关于奥陶纪冰川的证据。海平面骤然下降，海洋环境中的许多栖息地都消失了。据推测，这是海洋生物受损的原因之一。海洋的化学组成也发生了变化；除此之外，冷水含有更多的氧气。没有人知道究竟是温度变化本身还是其所引发的连锁反应杀死了笔石；扎拉斯维奇是这样对我说的：“图书馆里发现一具死尸，旁边有六七个管理员转来转去，看起来都很局促不安。”同样没有人知道，这种改变是如何开始的。有一种理论认为，冰川作用是由于最早的苔藓登上陆地造成的，它们加剧了从空气中抽离二氧化碳的过程。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动物的第一次大灭绝就是由植物一手造成的。[13]

二叠纪末期大灭绝似乎也是由于气候变化所引发的。不过这一次，变化是向着相反的方向。在灭绝发生的时候，也就是2.52亿年前，有一次向空气中大量释放碳的过程，其总量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地质学家们一度无法想象这么多碳究竟是从哪儿来的。温度迅速升高，海水温度甚至上升了18℃。[14]海洋的化学组成也乱套了，就像是一个失控的水族馆。水变酸了，氧溶解量大大下降，许多生物实际上可能是窒息而死。珊瑚礁也崩溃了。二叠纪末期大灭绝发生的时间虽然远远不及人的一生那么短，但在地质学上来讲也是非常突然的。根据中国和美国科学家合作研究的结果，这次事件的时间跨度不超过20万年，或许还要少于10万年。[15]等到这次灭绝结束的时候，地球上的全部物种差不多有90%被消灭掉了。然而，即便是急剧的全球变暖和海洋酸化似乎也不足以解释如此令人震惊的大规模灭绝，所以人们还在寻找其他的发生机制。有一个假说是这样认为的：海洋的升温更适合产生硫化氢的细菌生长，而硫化氢对于其他生命形式是有毒的。[16]根据这一设想，硫化氢在水中累积，杀死了海洋生物，然后又逸散到空气中，杀死了几乎所有其他的生物。这种硫还原菌[17]改变了海洋的颜色，而硫化氢又改变了天空的颜色；科学作家卡尔·齐默对于二叠纪末期的世界是这样形容的：那是一个“相当怪诞的地方”，在那里人们可以看见了无生气的紫色海洋之中升起一串串气泡，把有毒的气体释放到“淡绿色的天空中”去。[18]

如果说，25年前人们认为所有的大灭绝似乎都应该最终找到一个共同的原因。那么，现在，真实的情况好像恰恰相反。套用托尔斯泰那句脍炙人口的名言：不幸的是，每一次不幸的灭绝事件各有各的不幸。事实上，正是反常之处使得那些灭绝事件如此致命：一夕之间，地球上的生物发现，自己所面对的情况是它们在演化进程中从未准备好要去面对的。

“我看，当白垩纪末期大撞击的证据已经变得如此确凿之后，我们这些研究者中就有一部分人天真地期望能够找到证据，证明大撞击与其他大灭绝事件一同发生。”沃尔特·阿尔瓦雷斯告诉我，“但结果发现事情要复杂得多。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人类也可以导致大灭绝。所以很明显，我们对于大灭绝并没有一个普适的理论。”

在莫弗特的那个晚上，当每个人都喝够了茶、谈够了笔石之后，我们来到这家世界上最窄的旅馆一楼的酒吧。一两品脱啤酒下肚，谈话转向扎拉斯维奇最喜欢的一个话题——巨鼠。老鼠跟着人类跑到了世界上几乎每一个角落。而扎拉斯维奇的学术观点是，它们总有一天会接管地球。

“有一部分可能会保持老鼠的大小和样子，”他告诉我，“但另一些可能会缩小很多或长大很多。特别是，如果发生了流行性大灭绝，有生态空间被空出来，那么老鼠或许会是从中获利的最佳候选者。而且我们知道，体型大小的改变可以发生得相当迅速。”我想起来曾经在纽约上西区的地铁站中看到一只老鼠拖着一块比萨饼皮沿着铁轨向前跑。这让我联想到一幅场景：在未来荒无人烟的地铁隧道中，老鼠膨胀到杜宾犬（doberman）[19]大小，沿着铁轨蹒跚前行。

虽然巨鼠与笔石之间似乎没什么联系，但扎拉斯维奇对于巨鼠的兴趣其实是他对于笔石兴趣的一种合理延伸。他着迷于人类存在之前的那个世界，同时也对人类身后将要留下的那个世界越来越感兴趣。两项研究可相辅相成。他对奥陶纪进行研究时，总是试图从遗留下来的琐碎线索中重构那个久远的过去：化石、碳同位素、沉积岩的分层。而他瞩望未来的时候，总是试图去想象当下这个世界分崩离析之后会有什么东西能够留存到未来：化石、碳同位素、沉积岩的分层。扎拉斯维奇相信，即便只是稍有训练的地层学家，也能像我们今天这样在有限的时间内搞清楚1亿年前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再过1亿年，情况也是一样的。所有我们今天引以为豪的人类造物，比如雕塑和图书馆、纪念碑和博物馆、城市和工厂，都会被压缩成一层沉积物，比一张卷烟纸厚不了多少。[20]扎拉斯维奇曾经写道：“我们已经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21]

人类实现这一伟业的方式之一，就是我们永不停歇的折腾。常常是带有目的性的，但也常常是毫无目的性的，人类重新安排了地球上的动植物分布，把亚洲的动植物谱系带到了美洲，又把美洲的带到了欧洲，再从欧洲带到澳洲。老鼠向来都是这些迁移的排头兵，到处都留下了散落的骨头，甚至包括人类从未想过要去定居的那些偏远岛屿。太平洋大鼠（rattus exulans）本来是东南亚的原住民，随着波利尼西亚的航海者到了夏威夷、斐济、塔希提岛、汤加、复活节岛、新西兰以及其他许多岛屿。由于遇不上什么天敌，这些偷渡的太平洋大鼠迅速繁殖，用新西兰古生物学家理查德·霍德威（richard holdaway）的话说就是“一股灰潮”，把“能吃的一切东西都转变成了大鼠蛋白”。[22]（最近一项对复活节岛上花粉和动物遗骸的研究得出结论，岛上的森林被毁其实不是人类的过错，而是偷渡来的大鼠无节制的繁殖所致。[23]岛上原生棕榈树产种子的速度赶不上这些尖牙利齿的小动物膨胀的胃口。）当欧洲人到达美洲并继续向西到达波利尼西亚人定居的那些岛屿时，他们也带来了甚至更具适应性的挪威大鼠（rattus norvegicus）。在很多岛屿上，这种本来源于中国的小动物在竞争中击败了先前的入侵鼠，甚至还破坏了之前太平洋大鼠没有影响到的鸟类和爬行类种群。或许可以说，大鼠已经建立了它们自己的“生态空间”，似乎能让子子孙孙们牢牢地占据住。扎拉斯维奇认为，今天这些大鼠的后代们还将辐射到太平洋大鼠和挪威大鼠帮忙清空的那些生态龛中。他想象，未来的大鼠会演化出新的形状和大小：有些“比鼩鼱还小”，另一些则像大象一样大。他曾经写道：“为了满足好奇心，同时也为了保持一种开放的可能性，我们不妨想象一下，演化之后的大鼠中有这样一两个物种的大型啮齿动物：它们近乎赤裸地生活在洞穴中，加工石头作为原始的工具，身披其他哺乳动物的兽皮，而这些哺乳动物都是被它们当作食物杀死的。”[24]

与此同时，无论老鼠的未来如何，它们帮忙带来的灭绝事件将留下其特有的印记。虽然远远不如多布崖的泥岩或古比奥的黏土层中所记录的那样极端，但还是会在岩石中作为一个转折点出现。气候变迁本身也是一种推动灭绝的力量，同样会留下地质学痕迹。类似的因素还有放射性尘埃、河流改道、单一性种植的农业以及海洋的酸化。

基于所有这些原因，扎拉斯维奇相信，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在地球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新纪元。“从地质学角度来看，”他宣称，“这是一个非同凡响的时代。”

多年以来，对于人类把地球带入的这个新时代，有人建议给它换个新名称。知名环保生物学家迈克尔·绍列（michael saule）就建议，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不应该叫新生代，而应该称为“灾变代”（catastrophozoic）。供职于南非斯泰伦博斯大学的昆虫学家迈克尔·塞姆威兹（michael samways）则提出了“同种新世”（homogenocene）这个术语。加拿大海洋生物学家丹尼尔·保利（daniel pauly）提出了“黏液新世”（myxocene）的说法，源自希腊文“黏液”一词。美国记者安德鲁·列夫金（andrew levkin）则贡献了“人类新世”（anthrocene）这个词。这些说法中的大多数要感谢莱尔，至少是间接受益于莱尔的创造。他在19世纪30年代就创造了始新世（eocene）、中新世（miocene）和上新世（pliocene）这些词汇。

人类世（anthropocene）这个术语最早是由德国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发明的。他因发现了某些化学物质对于臭氧层的破坏作用而获得诺贝尔奖。这一发现的重要性无论如何评价都不为过；如果没有这项发现，那些破坏臭氧层的化学物质就会继续被广泛使用，那个每年春天出现在南极洲上空的臭氧空洞就会越来越大，直到最终覆盖整个地球。（据报道，与克鲁岑共事的另一位诺贝尔奖科学家曾经在某天下班回家后对他的妻子说：“研究工作进展很顺利，可是看来这大概就是世界末日了。”）

克鲁岑告诉我，“人类世”这个词最初是在他参加一次会议时蹦进他脑海的。那次会议的主席不断提到全新世（holocene），词根拆开来就是“完全最新”的时期。全新世开始于最后一次冰川期结束的时候，也就是1.17万年前，并持续至今——至少正统的定义是这样的。

“‘让我们结束那个时代吧。’”克鲁岑记得他当时脱口而出，“‘我们不再处于全新世之中；我们已经进入人类世。’好吧，房间里有好一会儿鸦雀无声。”在接下来的茶歇中，人们谈话的主题全是人类世。有些人过来找克鲁岑，建议他给这个词申请专利。

克鲁岑把他的想法写进一篇短文《人类的地质特征》，发表在《自然》上。他在文中提出：“称当今这一地质时期为‘人类世’似乎是恰当的，因为人类在许多方面都占据着主导地位。”人类影响所导致的地质学规模的改变有很多，克鲁岑从中列举了以下这些：

●人类活动已经改变了这颗星球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的地表面貌。

●世界上主要河流中的大多数都已经建立了水坝或被分流。

●种植作物从肥料中固定的氮比所有陆地生态系统天然固定的氮都多。

●渔业捕捞了近海水域超过三分之一的主要生物资源。

●人类使用了世界上超过一半的可以直接利用的流动淡水资源。

克鲁岑说，更重要的是人类已经改变了大气的组成。拜化石燃料的燃烧和森林砍伐所赐，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提高了40%，而另一种更为高效的温室气体甲烷的浓度则翻了不止一番。

克鲁岑曾经写道，“由于这些人类活动产生的排放”，全球气候有可能“在接下来的许许多多个千年中都严重偏离自然状态”。[25]

克鲁岑这篇《人类地质学》发表于2002年。很快，“人类世”开始出现在其他科学期刊上。

《河流系统的全球分析：从地球系统控制到人类世综合征》是2003年发表在期刊《英国皇家学会自然科学会报b：生物学》上的一篇论文。

《人类世的土壤和沉积物》是《土壤与沉积物期刊》2004年某期头条文章。

当扎拉斯维奇看到这个说法时，他完全被吸引住了。他发现，使用这个词的人大多不是受过训练的地层学家，于是他很好奇他的同行们会如何看待这件事。当时，他是伦敦地质学会下属地层学委员会主席，历史上莱尔、威廉·休厄尔以及约翰·菲利普斯都曾任此职。在一次午餐会议上，扎拉斯维奇询问他的委员会成员们对人类世怎么看。22个人当中有21个认为这个概念太好了。

于是，这个委员会决定把这个概念作为一个严肃的地质学问题来检验。人类世是否符合用于命名一个新地质世的标准呢？（对于地质学家来说，一个地质世是由一个地质纪划分而来，而一个地质纪又是由一个地质代划分而来。比如全新世属于第四纪，而第四纪又属于新生代的一个时期。）经过长达一年的研究之后，委员会成员得出的答案是毫无疑问的“符合”。他们认为，克鲁岑所列举的那些变化会留下“全球性的地层学印记”，即使再过数百万年也可以轻易解读。这就像是奥陶纪的冰川作用留下的“地层学印记”至今仍旧易于解读一样。这些科学家在一篇文章中总结了他们的发现，其中之一就是：人类世将会留下独特的“生物地层学印记”，一方面来自目前正在发生的大灭绝事件，另一方面则来自人类使地球生命进行重新分布的习性。他们在论文中写道：这些印记将会被永久地记录下来，“而未来的演化将会在得以存活的物种（并且常常是发生过人类世迁移的物种）中开始”。[26]在扎拉斯维奇看来，那说不定就是老鼠。

在我这次前往苏格兰的时候，扎拉斯维奇已经把人类世这件事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国际地层学委员会（ics）是负责制订地球历史时间表的官方组织。ics决定了诸如“更新世确切的开始时间是什么时候”这种事情。事实上，最近经过了一场非常激烈的辩论之后，这个委员会把更新世的开始时间从180万年前向前推到了260万年前。扎拉斯维奇已经说服了ics考虑正式承认人类世。顺理成章的是，他本人将会负责相关的工作。作为“人类世工作组”的负责人，扎拉斯维奇期望能够在2016年出一份提案，供全体成员投票。如果他取得成功，人类世被正式确立为一个新的地质世，那么世界上所有的地质学教科书都将立即过时。

[1] 令黑桃与红心的形状保持不变，颜色变为相反，成为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花色。——译者

[2] jerome s.bruner and leo postman，“on the perception of incongruity：a paradigm，”journal of personality 18（1949）：206-223.感谢詹姆斯·格雷克（james gleick）引发了我对这项实验的兴趣，参见chaos：making a new science（new york：viking，1987），35。

[3] thomas s.kuhn，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2nd ed.（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0），64.

[4] quoted in patrick john boylan，“william buckland，1784-1859：scientific institutions，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quaternary geology”（ph.d.dissertation，university of leicester，england，1984），468.

[5] william glen，mass extinction debates：how science works in a crisis（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2.

[6] hallam and wignall，mass extinctions and their aftermath，4.

[7] richard a.fortey，life：a natural history of the first four billion years of life on earth（new york：vintage，1999），135.

[8] 又译为七弦琴，像是缩小版的竖琴，可手持演奏。这种琴在西方古典文明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常见于描绘希腊神话的绘画作品中。——译者

[9] david m.raup and j.john sepkoski jr.，“periodicity of extinctions in the geologic past，”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81（1984）：801-805.

[10] raup，the nemesis affair，19.

[11] new york times editorial board，“nemesis of nemesis，”new york times，july 7，1985.

[12] luis w.alvarez，“experimental evidence that an asteroid impact led to the extinction of many species 65 million years ago，”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80（1983）：633.

[13] timothy m.lenton et al.，“first plants cooled the ordovician，”nature geoscience 5（2012）：86-89.

[14] timothy kearsey et al.，“isotope excursions and palaeotemperature estimates from the permian/triassic boundary in the southern alps（italy），”palaeogeography，palaeoclimatology，palaeoecology 279（2009）：29-40.

[15] shu-zhong shen et al.，“calibrating the end-permian mass extinction，”science 334（2011）：1367-1372.

[16] lee r.kump，alexander pavlov，and michael a.arthur，“massive release of hydrogen sulfide to the surface ocean and atmosphere during intervals of oceanic anoxia，”geology 33（2005）：397-400.

[17] 即前文所说产生硫化氢的细菌，因为从硫到硫化氢是一个化学上的还原反应，其所释放的能量能够被该类细菌加以利用。——译者

[18] carl zimmer，introduction to paperback edition of t.rex and the crater of doom（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xv.

[19] 原产于德国的中型短毛猎犬。——译者

[20] jan zalasiewicz，the earth after us：what legacy will humans leave in the rock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89.

[21] jan zalasiewicz，the earth after us：what legacy will humans leave in the rock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240.

[22] quoted in william stolzenburg，rat island：predators in paradise and the world’s greatest wildlife rescue（new york：bloomsbury，2011），21.

[23] terry l.hunt，“rethinking easter island’s ecological catastrophe，”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34（2007）：485-502.

[24] zalasiewicz，the earth after us，9.

[25] paul j.crutzen，“geology of mankind，”nature 415（2002）：23.

[26] jan zalasiewicz et al.，“are we now living in the anthropocene？”gsa today 18（2008）：6.

谢选骏指出：人说——直到18世纪末，灭绝的概念还不存在。出土的骨头越是奇怪（比如猛犸、大地懒、沧龙），博物学家就越要费力地把它们归入熟悉的框架之中，几乎把眼都看花了。他们也的确是看花了眼。属于大象的巨大骨头被大水冲到了北方，或是河马逛到了西边，或是鲸长着尖牙利齿。居维叶到了巴黎之后，发现乳齿象的臼齿与已经建立的框架不相符，一个“天哪”时刻出现了，导致他不得不提出一种全新的方式来看待它们。居维叶承认，生命自有其历史。这一历史的特征就是失落，而且不时会被人类无法想象的可怕事件打断。“虽然这个世界并不会随范式的改变而改变，但范式转换之后的科学家们却得以在一个不同的世界中工作。”库恩如是写道。

我看——物种“灭绝”的概念，产生于大革命之后的时代，我看这并非巧合。事实上，是社会革命带来的阶层灭绝，让人们醒悟到了自然世界所发现的地层断裂！

【第六章 环绕我们的海洋】

地中海射线帽贝（patella caerulea）

阿拉贡堡（castello aragonese）是一座从第勒尼安海中笔直升起的小岛，看起来就像只乌龟一样。它位于那不勒斯南方约30公里处，可以从较大的伊斯基亚（ischia）岛上通过一座又长又窄的石桥到达。在桥的尽头有个售票亭，花10欧元买张票就能让你爬上那座赋予这个小岛名字的壮观城堡，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乘电梯上去。城堡中有一个中世纪刑讯用具展览，还有一间很有意思的酒店和一家室外咖啡厅。在夏天的夜晚，这家咖啡厅应该是个绝好的去处，既可以品尝金巴利开胃酒，又可以遥想恐怖的过去。

像许多其他的小地方一样，阿拉贡堡也是极其巨大的自然伟力的产物，具体来说是非洲板块向北的漂移，每年能让的黎波里向罗马靠近两三厘米的样子。沿着两个板块间的复杂岩层褶皱，非洲板块被压进了欧亚板块中，有点像是一块金属板被硬塞进熔炉之中。这个进程偶尔会导致剧烈的火山喷发。其中发生在1302年的那次火山喷发令伊斯基亚岛上的全部居民不得不躲到了阿拉贡堡。大多数情况下，这个板块漂移的进程只是让海底的一些孔洞中冒出一串串的气泡而已。这些气泡里百分之百都是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有很多有趣的性质。其中之一就是能够溶解于水中形成酸。我是在旅游淡季一月底去的伊斯基亚岛，专门要到那冒着气泡的酸化海湾中游泳。海洋生物学家杰森·霍尔-斯宾塞（jason hall-spencer）和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布亚（maria christina buia）答应带我去看海底那些冒泡的洞口，前提是天气预报说的暴风雨并未到来。出海那天是阴冷的天气，天空是灰色的，我们乘着一条改造成考察船的渔船颠簸前进。我们绕着阿拉贡堡，在距岛上崖壁近20米处下锚。在船上，我看不到那些洞口，但能看到它们存在的迹象。藤壶组成了一条发白的条带，绕在岛的根基上，只有洞口上方没有藤壶生长。

“藤壶生命力很强。”霍尔-斯宾塞评论道。他是英国人，满脑袋暗金色的头发四处支棱着。他身上穿着低温潜水服，能够保证身体不被弄湿，但看上去就像是要去太空旅行一样。布亚是意大利人，长着及肩的红棕色头发。她把衣服脱掉，露出泳衣来，然后以专业的动作穿上了潜水服。我试着学她的样子穿上专为此行租借的潜水服。当我费力地拉扯背后的拉链时，我意识到这件潜水服大概小了半号。我们都戴好面罩，穿好脚蹼，一起翻入水中。

海水冰冷彻骨。霍尔-斯宾塞带着一把小刀。他从岩石表面撬下一些海胆拿给我看。它们的刺像墨水一样黑。我们沿着岛的南侧继续游向那些海底的洞口。霍尔-斯宾塞和布亚不时停下来收集标本，有珊瑚、海螺、海藻、贻贝。他们把这些标本放在身后拖着的一个网兜中。当我们离得足够近时，我看到了从海底升起的那些气泡，就像是一串串水银珠。一片片海草在我们下方摇曳，草叶是种诡异的艳绿色。我后来才知道，这是因为缺乏一种通常附着在其表面上、会令其颜色变暗的微生物。我们离洞口越近，能收集的标本就越少。海胆没有了，贻贝和藤壶也没有了。布亚发现一些倒霉的帽贝附在岩石上。它们的壳已经薄到几近透明了。一大群水母漂过来，投下比海水稍暗的阴影。

“小心，”霍尔-斯宾塞警告我，“它们会蜇人。”

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人类已经燃烧了足够多的化石燃料，包括煤、石油以及天然气，共向大气中添加了3650亿吨的碳。去森林化则贡献了另外1800亿吨。每年，我们还要向空气中排放约90亿吨，约合每年增加6%。以上这些行为的结果就是，今天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略高于0.04%，超出过去80万年间任意时期的水平，很可能也高于过去几百万年间任意时期的水平。如果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二氧化碳浓度将会在2050年超过0.05%，差不多是工业时代之前水平的两倍。据预计，这样的增长幅度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上升2～4℃，进而引发一系列改变世界的事件，包括大多数现存冰川的消失，低海拔岛屿和沿海城市的淹灭，以及北极冰盖的融化。但这还只是故事的一部分而已。

海洋覆盖着70%的地球表面。只要水和空气有接触的地方，就会有两者间物质的交换。大气中的气体成分会溶解到海水中，而海水中溶解的气体也会释放到大气中。当两者达到平衡时，溶解的量与释放的量就基本一样了。我们对于大气成分的改变会打破这种平衡：进入水中的二氧化碳多于从水中出来的量。这样一来，人类实际上是在持续向大海中注入二氧化碳，远超过那些海底的洞口释放的量，而且是从表面而非底部注入的，还是全球性的。今年海洋将会吸收25亿吨的碳，预计明年还会再吸收25亿吨。实际上，每个美国人每天向海水中注入的碳超过3公斤。

拜所有这些额外的二氧化碳所赐，海洋表层水体的平均ph值已经从8.2降低到了8.1。就像地震的里氏震级一样，ph值也是按对数计算的，也就是说，即使数值上只改变了这么一点点，实际情况的变化也将是巨大的。ph值降低0.1意味着海洋的酸度比1800年提高了30%。假设人类继续燃烧化石燃料，海洋将持续吸收二氧化碳，从而加剧酸化。如果排放情况照旧不变的话，表层海洋的ph值将会在21世纪中叶降到8.0，并在世纪末降到7.8。到了那时候，海洋的酸度将比工业革命之前提高150%。[2]

由于海底洞口持续涌出的二氧化碳，阿拉贡堡周围的海水为全球范围内的海水提供了一个几乎完美的预演。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在一月份潜入这座岛周围冻得我渐渐僵硬的冰冷海水中。在这里，你可以在未来的海水中游泳，甚至是淹死——这想法让我不禁一阵恐慌。

当我们回到伊斯基亚岛的港口时，起风了。甲板上杂乱地堆放着用光的气瓶，滴水的潜水服以及一箱箱满满的标本。这些东西从船上卸下来之后，都要靠人提着穿过狭窄的街道，带回当地的海洋生物学考察站。考察站坐落在一处陡峭的岬角上，俯瞰着大海，是由19世纪的一位德国博物学家安东·多恩（anton dohrn）建立的。在门廊里，我注意到墙上挂着一封信的复制品，是由查尔斯·达尔文写给多恩的。在信中，达尔文表示从一位他们共同的朋友那里获知多恩工作过度劳累，表达了他对多恩的关切。

布亚和霍尔-斯宾塞把从阿拉贡堡岛周围采集来的动物安置在地下实验室的水箱中。这些动物在我非专业的眼光来看都很迟钝，甚至可能已经死了。但过了一会儿之后，它们开始摇摆自己的触手，搜寻食物。其中有一只海星少了一只腿，有一大团珊瑚体型细长，还有一些海胆用自己那几十条像线一样的“管状脚”在水箱里逛来逛去。（海胆的每条管状脚都是用液压力量来控制的，靠水的压力来伸出或缩回。）还有一条长达15厘米的海参，很不幸，长得就像一条血肠，甚至更糟，像是一条大便。在寒冷的实验室里，海底洞口的破坏作用得以清晰呈现。飓风钟螺（osilinus turbinatus）是一种常见的地中海海螺，壳上有交替的黑色和白色斑点，花纹就像是蛇皮一样。水箱中的飓风钟螺壳上却没有花纹，因为带脊的外层都已经被腐蚀掉了，暴露出里面全白的平滑内层。地中海射线帽贝形状就像是中国的斗笠。水箱中的一些地中海射线帽贝的外壳受到了严重的破坏，透过壳已经能看到里面油灰色的肉质部分了。这些帽贝看起来就像是在酸里泡过一样，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也的确如此。

“因为，ph值是很重要的，我们人类的身体花费了很多的能量来确保我们的血液维持在一个恒定的ph值上。”霍尔-斯宾塞一边说一边提高了声音，以盖过流水的噪声。“但是一些这样的低等动物没有那种生理机能来维持ph值。它们只能忍受外界发生的一切，于是被逼到了超出极限的地步。”

稍后吃比萨的时候，霍尔-斯宾塞给我讲了他第一次去那些洞口的情况。那是2002年的夏天，他当时正在一条意大利科考船“乌拉尼亚女神号”上工作。在一个炎热的日子里，“乌拉尼亚女神号”经过伊斯基亚岛，船员们决定停船下锚，下海游泳。有些知道那些洞口的意大利科学家带着霍尔-斯宾塞去看看，只是为了好玩而已。他很享受这种新奇的体验，在一串串气泡之间游泳，就像是在香槟酒中泡澡一样。不过，收获不仅于此，这次体验令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当时，海洋生物学家刚开始认识到酸化所带来的危害。人们已经得出了一些枯燥的计算结果，并在实验室内饲养的动物身上进行一些初步的实验研究。霍尔-斯宾塞想到，这些洞口可以用来开展一种更大胆的新研究。这不仅仅将涉及几种在水箱里饲养的生物，更包括几十种在自然环境中生活繁衍的物种——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是在天然的非自然环境中。

阿拉贡堡周围的洞口制造了一种ph值梯度。在岛的东侧岸边，海水几乎没受什么影响。这个区域被认为代表了目前的地中海。当你逐渐靠近那些洞口时，海水的酸度逐渐增加，ph值逐渐下降。霍尔-斯宾塞在研究中总结出了一张不同生命形式随ph值梯度分布的地图，代表了全世界海洋未来发展的地图。这就像是获得了一台水下的时间机器一样。

霍尔-斯宾塞花了两年时间才重新回到伊斯基亚岛。那时他没有研究资金来源，也就很难让任何人认真对待他的想法。因为负担不起房租，他只好在崖壁上的突出部分搭帐篷睡觉。为了采集标本，他还曾经用过别人不要的塑料水瓶。“当时有那么点鲁宾逊的范儿。”他这样告诉我。

最终，他还是说服了一些人相信他所做的事情，其中也包括布亚在内。他们最初的任务就是对岛周围的ph值水平进行详细的测量。然后，他们对于在不同ph值区域内生活的生物种类进行了普查。为此，他们要沿着岸边放置金属框，再记录每个框里面附着在岩石上的每一只贻贝、藤壶和帽贝。他们还需要连续数个小时坐在水底，数游过的鱼类。

在远离洞口的海水中，霍尔-斯宾塞和他的同事发现了相对典型的地中海物种组合。其中包括金色海绵（agelas oroides），看起来有点像是包装用的泡沫塑料；叉牙鲷（sarpa salpa），一种常见的食用鱼，偶尔可能会引发幻觉；黑海胆（arbacia lixula），颜色微微发紫。这个区域还生活着硬叉节藻（amphiroa rigida），一种长着刺的粉红色海藻；以及仙掌藻（halimeda tuna），一种绿色的海草，长得像是一连串碟片。（普查仅限于肉眼可见的生物。）在这个不受洞口影响的区域，共统计了69个动物物种和41个植物物种。

当霍尔-斯宾塞和他的团队在更靠近洞口的区域布下分区框时，他们得到的普查结果大不一样。[3]比如颜色浅灰的穿孔藤壶（balanus perforatus），长得就像是一座微型火山，从西非直到英国威尔士都很常见，数量巨大。然而在ph值为7.8的区域中，穿孔藤壶消失了，而这里的海水只不过相当于不太久远的未来。地中海贻贝（mytilus galloprovincialis）是一种原产于地中海的蓝黑色贻贝，适应性极强，以至于成为世界上很多其他地区的入侵物种。然而它们也在这里消失了。同样消失的还有长珊瑚藻（corallina elongata）和药用珊瑚藻（corallina officinalis），都是暗红色的硬质海草；马旋鳃虫（pomatoceros triqueter）是一种龙骨虫；三个物种的珊瑚；几个物种的海螺；以及一种叫挪亚方舟贝（arca noae）的软体动物。总体来讲，在不受洞口影响的区域发现的物种中，有三分之一没有出现在ph值为7.8的区域。

“很不幸，最明显的转折点，也就是生态系统开始崩塌的转折点，就在ph值大约7.8左右，预计将会出现在2100年的海洋。”霍尔-斯宾塞用英国人特有的轻描淡写告诉我，“这也算是相当惊人了。”

自从霍尔-斯宾塞于2008年发表了关于洞口系统的第一篇论文之后，人们对于酸化及其影响的热情立刻被引爆了。国际性的研究项目如“海洋酸化的生物学冲击”（bioacid）和“欧洲海洋酸化项目”（epoca）都有了资助，成百上千的实验研究得以开展。这些实验的地点，有的在船上，有的在实验室里，还有被称为中型实验生态系统的封闭空间，那是一小片可以人为控制其条件的真正海洋。

一次又一次地，这些实验证实了二氧化碳浓度提高所带来的危害。虽然有许多物种显然可以过得不错，甚至在酸化的海洋中生长得很旺盛，但也有很多的物种做不到这一点。有些生物被证明是很脆弱的，比如小丑鱼和太平洋牡蛎，它们往往是水族馆里或餐桌上的熟面孔；其他一些可能不那么吸引人（或者不那么好吃），但却可能对于海洋生态系统更为重要。例如单细胞浮游植物赫氏球石藻（emiliania huxleyi）就是其中之一。这种球石藻把自己包裹在微型的方解石盘中。在显微镜下观察，它看起来就像是某种疯狂的艺术作品：一个表面贴满纽扣的足球。在一年中的某些特定时期，赫氏球石藻会大量出现，把广阔海域变成乳白色。它构成了很多海洋食物链的基底。海蝴蝶（limacina helicina）是一种翼足目的海螺，长得像是带翅膀的蜗牛。它生活在北冰洋里，是很多更大型动物的重要食物，包括鲱鱼、鲑鱼和鲸。上述两种生物似乎对酸化高度敏感：在一项中型实验生态系统的研究中，赫氏球石藻在二氧化碳水平提高后全部消失了。[4]

乌尔夫·希博塞尔是来自德国基尔海洋地质科学-亥姆霍茨中心一名主攻生物学方向的海洋学家，主持有若干项重大的海洋酸化研究，地点位于挪威、芬兰以及斯瓦尔巴特群岛近海。希博塞尔发现，在酸化的海水中活得最好的那些物种主要是不足2微米的浮游生物。它们太小了，以至于自己形成了一套微型的食物网。当这些超微型浮游生物的数量增加时，它们用掉了更多养分，大型生物就此遭殃。

“如果你问我未来会发生什么，我认为我们手上最确凿的证据表明，将会出现生物多样性的下降。”希博塞尔告诉我说，“一些具有高度忍耐力的生物将变得数量庞大，但也会丧失整体的多样性。这是过去每一次物种大灭绝中所发生过的事情。”

海洋酸化有时与全球变暖并称“邪恶双子”。这种讽刺的说法可谓名副其实，甚至可能有些太客气了。没有一种单一的机制可以解释历史上的所有物种大灭绝，然而海洋化学成分的改变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指示器。海洋酸化至少在五次大灭绝中的两次（二叠纪末期和三叠纪末期）起了一定作用，而且很可能在另一次（白垩纪末期）中也是主要因素。人称“多尔斯阶更替”（toarcian turnover）的灭绝事件发生于1.83亿年前的侏罗纪。在这次事件中，有确凿证据表明出现了海洋酸化。[5]古新世末期也有类似的证据，那是约5500万年前，当时一些海洋生物遭遇了严重的危机。

“噢，海洋酸化，”扎拉斯维奇曾在多布崖告诉我，“这一来要留下多么可怕的一层哪。”

为什么海洋酸化如此危险？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于回答，只是因为答案实在太多了。酸化可能对一种生物不同的基础生理过程造成影响，比如代谢、催化酶的活性以及蛋白质的功能，具体取决于这种生物调节其自身内在化学环境的能力强弱。由于酸化会改变微生物种群的构成，也就改变了关键营养物质的可获取性，比如铁和氮。基于类似的原因，酸化改变了穿过水体的光线强弱；基于另一些不同的原因，酸化还能改变声音传播的方式。（笼统来讲，酸化会让海洋变得更嘈杂。）酸化似乎很可能促进有毒藻类的生长。它还会对光合作用造成巨大影响——很多植物物种有可能受益于提高的二氧化碳水平——也会改变水中溶解金属形成化合物的情况，在某些条件下产生有毒的物质。

在众多可能造成的冲击之中，最严重的一个或许要牵涉到被称为钙化者（calcifier）的一群生物。（钙化者这个术语包括了任何能够用碳酸钙矿物来构建外壳或外骨骼的生物，除动物之外，也包括用碳酸钙矿物来建造内部架构的水生植物。）海洋中的钙化者是形形色色的不同生物。像海星和海胆一样的棘皮动物是钙化者，像蛤和牡蛎等软体动物也是钙化者。同样是钙化者的还包括甲壳纲的藤壶。许多种类的珊瑚是钙化者，这是它们建筑那些最终成为珊瑚礁的塔状构造的方式。许多种类的海草是钙化者，它们摸起来是坚硬的，而且易碎。珊瑚藻也是钙化者，这种微小的生物生长在一起时，看起来就像是一抹粉色的油漆。腕足类动物是钙化者，球石藻、有孔虫以及许多种类的翼足目动物也都是钙化者。这份名单还可以一直写下去。据估计，钙化作用的演化在生命历史上独立出现的次数不下20次，而且很可能还要高于这个数字。[6]

从人类的角度来看，钙化有点像是建筑工作，又有点像是炼金术。为了建造它们的壳或外骨骼或方解石板，钙化者必须把钙离子（ca2+）和碳酸根离子（）结合到一起，形成碳酸钙（caco3）。但是，以在正常海水中获得的离子浓度，钙和碳酸无法彼此结合。因此实际上，钙化者必须在钙化地点改变水体化学环境，从而促成它们自己的化学反应。

海洋酸化增加了钙化的成本，因为可以用于生产碳酸钙的碳酸根离子浓度下降了。[7]如果还是用建筑工作来打比方的话，这情况就像是你想要盖一栋房子，可是有人不停地从你这里偷砖。海水酸化得越严重，钙化者就要消耗越多的能量来完成必需的生理过程。在某个ph值上，海水彻底变成腐蚀性的，固态的碳酸钙开始溶解。这就是为什么离阿拉贡堡洞口太近的帽贝，最终会在壳上出现穿孔。

实验室里的实验研究表明，钙化者尤其将遭受海洋ph值下降的严重冲击，而阿拉贡堡的消失物种名单证实了这一点。在ph值为7.8的区域，消失物种有四分之三是钙化者。[8]其中包括几乎无处不在的穿孔藤壶，生命力极强的地中海贻贝以及马旋鳃虫。其他消失的钙化者还有狐蛤（lima lima），一种常见的双壳纲动物；斑纹钟螺（jujubinus striatus），一种巧克力色的海螺；以及叫作沙虫螺（serpulorbis arenarius）的软体动物。与此同时，有钙化功能的海草全部消失了。

据在这一地区工作的地质学家说，阿拉贡堡的这些洞口涌出二氧化碳气体的历史长达数百年，甚至还要更久。任何软体动物、藤壶或者龙骨虫如果能够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变得适应低ph值的环境，那么它们肯定已经这样做了。“它们有一代又一代的时间去适应这里的环境，但却始终没有做到。”霍尔-斯宾塞如是评论道。

此外，如果ph值降得更低，对于钙化者来说就更糟糕。在靠近那些洞口的地方，冒出来的二氧化碳气泡已经连成了一条气体带。霍尔-斯宾塞发现那里没有任何钙化者。事实上，在那个停车位大小的区域里存活下来的生物只有几种顽强的本地藻类，一些入侵藻类，一种虾，一种海绵，还有两种海蛞蝓。

“在气泡冒出来的地方，你不会看到任何钙化生物，完全没有。”他告诉我，“想象一下，在一个被污染的港口里，你往往只能找到寥寥几种像野草一样顽强的生物，成功地应对了剧烈变化的环境。但是在这儿，只要提高二氧化碳浓度，你就能看到这种景象了。”

迄今为止，人类排入大气的二氧化碳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都被海洋吸收了。这相当于1500亿吨，相当震撼。[9]与人类世的其他许多方面一致，惊人之处不仅在于其规模，更在于其速度。为了方便理解，我们不妨用酒精来做个不怎么恰当的比喻：同样是喝掉半打啤酒，在一个月内喝完和在一小时内喝完，对于你血液化学组成的影响是有很大区别的。加入等量二氧化碳，在一百万年内加入或是在一百年内加入，对于海洋化学组成的影响也是有很大区别的。对于你的肝脏而言，摄入酒精的速率是关键；对于海洋而言，速率同样是关键所在。

如果我们向空气中排放二氧化碳的速度更慢一些，像岩石风化这样的地质学过程就会来扮演对抗酸化的角色。而实际上，事情发生得太快，那些缓慢起效的力量来不及发挥作用。正如蕾切尔·卡森之前对一个非常不同但又同样重大的问题所做的评论：“时间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但现代社会所缺少的恰恰是时间。”[10]

在哥伦比亚大学拉蒙特-多尔蒂地球观测所，巴贝尔·霍尼施（bärbel hönisch）领导的一组科学家近期发表了一篇综述，总结了在地质历史的久远过去曾经发生过二氧化碳改变的证据。文中写道，即使在历史上发生过若干次严重的海洋酸化，但是“没有任何一次过去的事件完全符合”当前正在发生的情况，这是由于“目前正在进行的二氧化碳排放有着前所未有的高速”。实际上，本来就没有多少方法可以向空气中迅速注入数亿吨的碳。对于二叠纪末期大灭绝，人们能找到的最佳解释就是今天西伯利亚地区的大规模火山爆发。但即使是这样一个形成了今天所谓西伯利亚暗色岩的壮阔事件，其所排放的碳按年来计算，可能仍不及我们的汽车、工厂以及发电厂的碳排放量。[11]

通过燃烧煤和石油等矿藏，人类把数千万年来——大多数情况下是数亿年来——所隔绝起来的碳重新释放到空气中。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是在开地质历史的倒车，并且是以一种极不正常的速度。

在学术期刊《海洋学》的一期特刊中，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地质学家李·孔普和布里斯托尔大学的气候模型学家安迪·里奇韦尔共同撰文评述酸化问题：“当前地球所经历的就像是一场巨型实验，这在地质学上是异乎寻常的，也很可能是地球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造成这一切的关键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速率。”[12]如果人类在这条路上持续走下去的话，“那么在我们这颗星球的历史上，人类世留下的地质学印记所体现出来的事件，即便不是最为灾难性的事件之一，也一定是最为显著的事件之一”。

[1] 本章标题即蕾切尔·卡森1951年畅销作品书名。——译者

[2] 注意ph值范围是0～14。7代表中性，高于7代表碱性，而低于7代表酸性。天然海水是碱性的，所以，通常被称为“海洋酸化”的ph下降过程也可以叫作“海洋碱性的下降”，相对而言就没那么好记了。

[3] jason m.hall-spencer et al.，“volcanic carbon dioxide vents show ecosystem effects of ocean acidification，”nature 454（2008）：96-99.details from supplementary tables.

[4] ulf reibesell，personal communication，aug.6，2012.

[5] wolfgang kiessling and carl simpson，“on the potential for ocean acidification to be a general cause of ancient reef crises，”global change biology 17（2011）：56-67.

[6] andrew h.knoll，“biomineralization and evolutionary history，”reviews in mineralogy and geochemistry 54（2003）：329-356.

[7] 二氧化碳溶于水之后，一部分仍以二氧化碳的形式存在，ph值不改变，另一部分则与水分子结合形成碳酸（h2co3）。碳酸的分解有两种形式：一个碳酸根离子和两个氢离子（h+）；或一个碳酸氢根离子和一个氢离子（h+）。它们之间的平衡状态在不同ph值范围内是不同的。在海洋酸化的情况下，也就是ph值在8.2~7.8之间时，溶解更多的二氧化碳会同时抬高氢离子浓度和碳酸氢根离子浓度，但是前者要多于后者，从而导致多出来的氢离子与碳酸根离子的结合，进一步补足碳酸氢根离子。这就引发了对碳酸根离子的进一步消耗，结果造成了二氧化碳浓度提高时碳酸根离子浓度反而下降的现象。——译者

[8] hall-spencer et al.，“volcanic carbon dioxide vents show ecosystem effects of ocean acidification，”nature 454（2008）：96-99.

[9] 关于二氧化碳大气排放和海洋吸收的最新数值，感谢noaa-pmel碳计划的克里斯·萨拜因（chris sabine）提供帮助。

[10] rachel carson，silent spring，40th anniversary ed.（boston：houghton mifflin，2002），6.

[11] jennifer chu，“timeline of a mass extinction，”mit news office，published online nov.18，2011.

[12] lee kump，timothy bralower，and andy ridgwell，“ocean acidification in deep time，”oceanography 22（2009）：105.

谢选骏指出：人说——在学术期刊《海洋学》的一期特刊中，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地质学家李·孔普和布里斯托尔大学的气候模型学家安迪·里奇韦尔共同撰文评述酸化问题：“当前地球所经历的就像是一场巨型实验，这在地质学上是异乎寻常的，也很可能是地球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造成这一切的关键就是二氧化碳的排放速率。”如果人类在这条路上持续走下去的话，“那么在我们这颗星球的历史上，人类世留下的地质学印记所体现出来的事件，即便不是最为灾难性的事件之一，也一定是最为显著的事件之一”。

我看——“当前地球所经历的巨型实验”到底是人类在进行的呢，或者人类本身也是这场实验的牺牲品？也就是说，人类是被不由自主的力量卷入了第六次大灭绝的漩涡？换言之，人类到底是加害者，还是受害者，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个问题，大概只有上帝才能回答。人类的文明进程，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第七章 落酸】

多孔鹿角珊瑚（acropora millepora）

远在距离阿拉贡堡半个地球之外的地方，独树岛坐落于大堡礁的最南端，距离澳大利亚海岸有80公里远。我到那儿的时候，本以为会看到白色的沙滩上伫立着一棵孤独的棕榈树。我也知道这想法太漫画了，但还是惊奇地发现岛上别说一棵树，甚至连沙滩都没有。整座岛是由无数的碎珊瑚砾形成的，小的如同弹珠，大的如同鹅卵石。这些碎砾的形状多达几十种，就如同它们作为珊瑚活着时一样五花八门。有些是短粗的手指形，有些则是像大烛台一样的分支形。还有一些很像是鹿角，或者餐盘，或者大脑局部。据信，独树岛是在大约4000年前一场极其猛烈的风暴中形成的。（正如一位曾经研究过这里的地质学家告诉我的：“当那场风暴发生时，你肯定不希望自己正好在那里。”）这座岛目前仍在改变着形状。2009年3月，一场经过此地的风暴——强热带气旋哈米什（cyclone hamish）——沿着这座岛的东岸添加了一道脊。

独树岛可以称得上是无人岛，除了一个由悉尼大学运行的科考站外，没有其他居民。我是从20公里外另一座稍大的岛出发前往独树岛的，跟别人的行程一样。（那座岛叫作苍鹭岛，同样名不副实，因为岛上一只苍鹭也没有。）当我们在独树岛靠岸的时候——只是把船停在岸边而已，因为这座岛根本没有码头——有一只蠵龟正拖着笨重的身躯费力地爬上岸来。这只海龟长近1.2米，龟壳有着巨大的边条，上面覆满了藤壶，看起来很有年代感。消息在一个近乎无人的岛上迅速传播。很快，独树岛上的全部人群——12个人，包括我在内——都出来看这只海龟了。海龟通常是夜间在沙滩上产蛋，而此时是正午时分，还是在如此崎岖不平的珊瑚砾上。这只海龟试图用它的后鳍挖一个坑。费了很大的劲之后，她只弄出一道浅槽来，一个鳍已经在流血了。她又努力向着海岸更高处挪了挪，再次奋力挖坑，却只得到了差不多一样的结果。一个半小时之后，当我必须要去科考站的负责人那里听安全讲座时，她还在努力着。这里的负责人叫罗素·格拉汉姆（russell graham），他警告我在落潮的时候千万不要去游泳，否则就会发现自己已经“被冲到斐济去了”。（这句话我在岛上停留期间重复听了很多次，不过对于这里的海流方向究竟是去往斐济还是远离斐济，大家仍旧持有不同意见。）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忠告：被带有蓝环的章鱼咬一口会致命；而被石头鱼叮一下则不会死，只不过会很疼，疼到你希望还不如死了算了。记住所有这些警告之后，我又折回岸边去看那只海龟怎么样了。显然，她已经放弃并游回了大海里。

独树岛科考站是个极其精简的机构。包括两个临时的实验室，两间小木屋，以及一个室外堆肥式厕所。木屋就直接建在珊瑚砾上，大部分没有地板。所以当你在室内时，也感觉像是在室外。来自全世界的一队又一队科学家们会预约前来这个科考站工作，一待就是几周或几个月。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有人决定要在木屋的墙上留下到此一游的记录，而后来的每一队科学家也都响应了这种做法。其中一行用记号笔写着：“2004年到达核心。”还有别的。

蟹团队：钳子的用途——2005年

珊瑚的性爱——2008年

荧光团队——2009年

我到独树岛的时候，科考站住着一支美国-以色列联合考察队，他们已经是第二次来这个岛了。第一次来的时候在墙上写下的是“珊瑚上的落酸”，旁边还配了一幅画：一个注射器正在地球上方滴下血一样的东西。这队科学家在墙上留下的最新信息与他们的研究地点有关，是一片被称为dk-13的珊瑚。dk-13位于大堡礁上，远离这个科考站，从联络不便的角度来看，跟远在月亮上也没什么差别。

他们这次在墙上写的是：“dk-13：没人听得见你的呐喊。”

最早发现大堡礁的欧洲人是詹姆斯·库克船长。1770年春天，库克正沿着澳大利亚东岸航行时，他的船“奋进”号冲进了一片珊瑚礁中，地点位于今天的库克镇东南约50公里处。当然，这个小镇的名字并不是个巧合。为了脱困，船上所有可以抛弃的东西，包括加农炮，都被扔下了甲板，已经漏水的“奋进”号这才勉强设法靠岸。在接下来的两个月里，船员们都在忙着修补船身。库克为此感到心烦意乱，将带来麻烦的珊瑚礁形容为“从深不可测的海洋中几乎垂直升起的一道珊瑚岩墙”。[1]他知道珊瑚礁的来源与生物有关，是“由动物在海中造就的”。但他接下来的问题是：它怎么能够“向上堆出如此的高度”？[2]

60年后，当莱尔坐下来撰写他的《地质学原理》时，珊瑚礁是如何升高的仍然是个有待研究的问题。尽管莱尔从未见过真正的珊瑚礁，但却对它们很着迷，并在第二卷中花了一些篇幅来推测它们的起源。莱尔的理论是：珊瑚礁是从已经消失的海底火山的火山口上生长起来的。他多多少少借用了一位俄国博物学家约翰·弗雷德里希·冯·埃施朔尔茨（johann friedrich von eschscholtz）的全套理论。[3]（在比基尼环礁被称为比基尼环礁之前，人们叫它埃施朔尔茨环礁，只不过少了点迷人的味道。）

轮到达尔文来为珊瑚礁建立一套理论时，他的优势是曾经亲眼得见。1835年11月，“小猎犬”号系泊在塔希提岛。达尔文爬到岛上的一处制高点，得以眺望邻近的莫雷阿岛。他后来评论道：莫雷阿岛被珊瑚礁环绕着，就像是一幅裱好的蚀刻版画被一圈衬板环绕在中间。

“很高兴我们去了这些岛屿。”达尔文在他的日记中写道，因为珊瑚礁是“世界上最精彩的事物之一”。俯瞰着莫雷阿岛及其周围的珊瑚礁，达尔文在脑海中想象着时间流逝；如果这个岛沉下去的话，莫雷阿珊瑚礁就会成为一处环礁。当达尔文回到伦敦与莱尔分享他的下沉理论时，莱尔虽然表示这个理论令人印象深刻，但也预见到这种理论可能面临的阻力。他警告说：“直到你老得像我一样谢顶之前，都不要自以为别人会相信你的理论。”

达尔文于1842年出版了《珊瑚礁的结构与分布》来阐述他的理论。但事实上，关于这套理论的争论一直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准备要把马绍尔群岛中的一些岛屿轰掉的时候。为了准备氢弹试验，海军在一处称为埃内韦塔克（enewetak）的环礁上钻探了一系列柱样。正如一位达尔文的传记作者所写的：这些钻探柱样证明达尔文的理论至少大体上是“惊人地正确”。[4]

同样依旧成立的是达尔文对于珊瑚礁的描述——“世界上最精彩的事物之一”。事实上，对于珊瑚礁了解得越多，它们就显得越发不可思议。珊瑚礁是有机的矛盾体——这么一座可以撞毁船只的无情堡垒却是由微小的胶状生物构建而成。它们既是动物，又是植物，还是矿物，既充满了丰富多彩的生命形式，同时又主要由死亡的躯体组成。

与海胆、海星、蛤、牡蛎和藤壶一样，造礁珊瑚也掌握了钙化的炼金术。与其他钙化者的不同之处在于，珊瑚虫并非独自工作，生成外壳或是方解石板，而是从事着大型的社会化建筑项目，持续长达多代的时间。每个珊瑚虫的个体都要在其种群的集体外骨骼上添砖加瓦。在一个珊瑚礁上，数以亿计的珊瑚虫从属于多达100个不同的物种，却都献身于同一个基本任务。只要有足够长的时间（以及合适的条件），其成果就是另一个矛盾体：一个活的建筑。大堡礁断断续续地绵延了2600公里，在某些区域厚达150米。在大堡礁面前，吉萨金字塔不过是小孩子的积木而已。

珊瑚以这种历经无数代的巨型建筑工程的方式改变着世界，或许可以与人类所做的事情进行对比。不过两者有个关键的差异：人类替换掉了别的生物，而珊瑚支持着别的生物。数以千计甚至可能是百万计的不同物种演化成为依赖珊瑚礁而生存的生物。它们可能直接在这里获取食物或寻求庇护所，也可能以那些寻求食物和庇护所的生物为食。这种共同演化的冒险旅程已经持续进行了许多个地质时期。不过研究人员现在相信，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到人类世结束。三位英国科学家近期表示：“珊瑚礁很可能将成为现代第一个在生态学意义上灭绝的主要生态系统。”[5]有些人认为大堡礁可以坚持到这个世纪末，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甚至坚持不了那么久。独树岛科考站的前任负责人欧夫·霍格-古尔德贝格在《自然》发表的一篇论文中预测：如果当前的形势持续下去的话，那么到了2050年左右，来到大堡礁的游客就只能看到“正在迅速侵蚀掉的珊瑚砾海岸”了。[6]

我的独树岛之行完全是个意外。我原本只是计划待在苍鹭岛上，那里有个大得多的科考站，以及一个相当上档次的度假村。在苍鹭岛上，我本该要去观看一年一度的珊瑚虫排卵，以及一项在海洋酸化方面的开创性实验——我在好几通网络视频通话中都曾听人提起过这个实验。昆士兰大学的研究人员当时正在建造一个复杂的树脂玻璃中型实验生态系统，令他们能够操纵一块珊瑚礁区域中的二氧化碳水平，甚至还能够让生活在珊瑚礁中的各种生物自由进出。通过改变生态系统中的ph值，检测珊瑚所受的影响，他们就能够对于珊瑚礁的整体命运给出科学的预测。我到苍鹭岛的时候赶上了观看珊瑚虫排卵，后来又看了几次。但是那个实验的进度远远落后于计划，实验生态系统还没有搭建完成。那里看不到什么未来的珊瑚礁，能看到的只是一群焦急的研究生，整天在实验室里躬着身子焊接钢铁。

我正琢磨着接下来该干什么的时候，听说了独树岛上开展的另一项关于珊瑚以及海洋酸化的实验。从大堡礁的尺度上来看，独树岛对于苍鹭岛就像是出门拐个弯一样近。由于没有去往独树岛的定期交通工具，我等了三天才设法搭上了一条去那里的船。

独树岛上的团队领导人是一位名叫肯·卡尔代拉（ken caldeira）的气象学家。卡尔代拉来自斯坦福大学，因为发明了“海洋酸化”这一说法而享誉学术界。他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对这个领域产生兴趣的，当时他正在美国能源部的雇佣之下开展一个研究项目。能源部希望知道，如果把工业大型烟囱中的二氧化碳分离出来并注入深海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在那个时候，几乎还没有对于向海洋进行碳排放的模型研究。于是，卡尔代拉开始着手计算深海注入将如何改变海洋的ph值，然后将计算结果与当前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被海洋表层吸收之后的情况进行比较。2003年，他将研究结果投稿给《自然》。期刊编辑建议他去掉关于深海注入的讨论，因为关于正常大气排放的计算结论就已经相当惊人了。就这样，卡尔代拉只发表了他原本论文手稿中的第一部分。[7]这个部分本来的小标题是“未来几个世纪的海洋酸化程度可能会超出过去3亿年的程度”。

当我到达独树岛几个小时之后，卡尔代拉告诉我：“如果地球‘照常营业’的话，到这个世纪中叶，情况就会很糟糕了。”谈话时，我们坐在一张破旧的野餐桌旁，眺望着那片蓝到令人心醉的珊瑚海。这座岛上量大而喧闹的燕鸥群一直在我们的耳边鸣叫。卡尔代拉顿了顿，说：“我是说，现在情况已经够糟糕了。”

卡尔代拉正值55岁上下，棕色的头发下面是一张孩子气的笑脸。他每每说到句末，声调都会不自觉地提高上去，所以似乎总是在向你提问题，即便他并没有这个意思。在从事科学研究之前，他是华尔街的一位软件开发人员。他的客户之一就是纽约证券交易所，他为他们开发了一个可以侦测内幕交易的软件。这个程序达到了设计目的，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卡尔代拉开始感觉到纽约证交所对于抓住内幕交易者并无兴趣。于是，他决定换个工作。

大多数气象学家致力于研究大气系统的某个特定方面。卡尔代拉则与他们不同，任何时候手上都有四五个毫不相干的项目。在对于大自然的模拟计算中，他尤其喜欢那种引发争议或出人意料的项目，比如他曾经计算出，如果把全世界的森林都砍掉换成草地的话，能让地球的温度稍稍下降。这是因为草地比森林的颜色稍浅，能少吸收一些阳光。他的另一些计算结果还包括：如果植物和动物要追上目前温度改变的速度，它们就得每天向极地迁移9米；燃烧化石燃料所释放的一个二氧化碳分子，在其处于大气之中的全部时间周期内，所捕获的热量是当初释放它时燃烧所得热量的10万倍。

在独树岛，卡尔代拉和团队成员们的生活安排都要跟着海潮走。在全天第一次低潮来临的一个小时之前以及一个小时之后，必须要有人去dk-13区域采集海水样本。这个海区的名字来源于最初在这里进行研究的澳大利亚科学家唐纳德·金西（donald kinsey），他用自己的名字缩写对海区进行了标记。大约过了12个小时之后，这一过程又要重复一遍，然后周而复始，从一次低潮到另一次低潮。实验的技术含量很低，不是什么高科技。实验的目的是要测量海水的各种性质，并与金西在20世纪70年代的测量数据进行比较，试图从中找出珊瑚礁的钙化速率在受到影响的这几十年间是如何变化的。白天，去dk-13只需要一个人就行。天黑以后，考虑到“没人听得见你的呐喊”这个事实，他们规定必须要两个人结伴前往。

我在独树岛的第一晚，低潮出现在20：53。卡尔代拉负责低潮后的那趟任务，而我自告奋勇与他同去。差不多九点时，我们把五六个样品瓶、两支手电以及一部手持gps收拾好，就上路了。

从科考站到dk-13大约要走1.6公里。具体的路线已经有人输入到gps里，要先绕过岛南端，再穿过一大片光滑平整的珊瑚砾——戏称“海藻高速”。从那里向外，就一路延伸到珊瑚礁本体。

珊瑚虫喜光，但又不能长期暴露在空气中，所以它们总是要尽量往高处生长，直到低潮时的海平面为止，然后再向侧面扩张。这会造就一片基本平坦的珊瑚礁，就像是一张张桌子，彼此的间距能让一名小学生直接跳过去。独树岛这里的珊瑚礁表面是棕色的，虽然平坦，但却脆弱。科考站的人称之为“酥饼皮”。人踩在上面，脚下会发出令人不安的碎裂声。卡尔代拉警告我说，如果我掉到珊瑚礁之间的缝隙里，对珊瑚礁和我的小腿都不是件好事。我想起了另一句在科考站墙上看到的话：“别相信酥饼皮。”

夜色氤氲，但在手电光柱不及之处，漆黑如墨。即便是在这样的黑暗之中，珊瑚礁无比的生命力仍然有迹可寻。我们经过了几只蠵龟，它们在低潮中探出头来等待着什么，一脸无聊的表情。我们还遇到了亮蓝色的海星，困在浅水中的豹纹鲨，还有几只颜色红润的章鱼努力想要融入周围的珊瑚礁中。每走一两米，我们都不得不跨过一只巨大的蛤，它们似乎正在用那颜色鲜艳的贝壳边缘斜睥着我们。（这些巨蛤的壳上覆盖着五颜六色的共生藻类。）在一块块珊瑚中间的沙带上，塞满了海参（sea cucumber），这种动物虽然叫这个名字，最近的亲戚却是海胆。在大堡礁这里，海参的尺寸都不像是黄瓜，而是像个长筒形的抱枕。出于好奇心，我决定捡一只来看看。这家伙有半米多长，通体漆黑，摸起来感觉就像是覆盖着一层黏液的天鹅绒。

我们拐错了几个弯，卡尔代拉几次要用防水相机拍摄章鱼，又耽搁几回，最后我们总算到了dk-13。这个地点除了用根绳子锚定在珊瑚礁上的一个黄色浮标和一些传感设备之外，别无他物。我回头望向我认为是独树岛的方向，却看不见岛，甚至连任何像陆地的东西都看不到。我们用海水漂洗了样品瓶，灌满了海水，然后开始往回走。天彻底黑了，星星则亮极了，像是从夜空上穿透而出一样。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理解了像库克船长这样的探险家来到这样一处所在时的感受——那是彼时已知世界的边缘。

珊瑚礁生长的地域广大，就像是缠在地球肚皮上的一条腰带，分布在北纬30°到南纬30°之间。仅次于大堡礁的世界第二大珊瑚礁位于伯利兹的海岸之外。在太平洋的热带海域、印度洋、红海以及加勒比海的许多水域中，都有着茂盛的珊瑚礁。然而相当奇怪的是，关于二氧化碳毁灭珊瑚礁的第一个证据却出自美国内陆的亚利桑那州，那个完全封闭、自给自足的世界，人称生物球2号。

生物球2号是一个占地面积1.2万平方米的玻璃结构建筑，看起来就像是古代苏美尔人建造的金字形神塔。它由一个私人组织建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资金主要来自亿万富豪爱德华·巴斯（edward bass）。它的建造目的是研究地球（也就是生命球1号）上的生态系统如何能在火星这样的地方重建。这栋建筑包括一个“雨林区”，一个“沙漠区”，一个“农耕区”以及一个人造的“海洋区”。第一队生物球居民包括四个男人和四个女人，封闭在其中生活了两年时间。他们要自己种植所需的食物，更为苛刻的是，他们还只能呼吸系统内部循环的空气。然而，这项研究普遍被认为是失败的。生物球居民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处于饥饿状态，更糟糕的是，他们对于系统内的大气状态失去了控制。在此类“生态系统实验”中，消耗氧气产生二氧化碳的腐烂分解作用本应与效果相反的光合作用相互平衡。然而，实际上总是腐烂分解作用占了上风，原因主要与“农耕区”引入的肥沃的土壤有关。结果系统内的氧气含量显著下降，导致生物球的居民们产生了类似于高原反应的症状。相反的，二氧化碳的含量却猛增，最终达到了0.3%的浓度，相当于外界水平的8倍。

生物球2号于1995年正式宣告崩溃，哥伦比亚大学接手了该建筑的管理工作。此时，大小相当于奥运标准泳池的“海洋区”中已是一片狼藉：引入的鱼类大多已经死亡，珊瑚则是苟延残喘。一位名叫克里斯·兰登（chris langdon）的海洋生物学家接受了一项任务，对这个大水池的情况进行调查，看看能否从中汲取一些经验教训。第一步就是调整池水的化学环境。毫不奇怪，空气中高水平的二氧化碳造成“海洋”ph值的下降。兰登试图挽救这种情况，却发现怪事频发。他越来越着迷于这项工作，想要搞清楚问题背后的原因所在。过了一阵子，兰登干脆卖掉了他在纽约的房子，搬到了亚利桑那州，以便将全部时间投入到“海洋区”的实验中。

虽然海洋酸化的效果总体上被表达成是ph值的下降，但其实还有另一种方式来看待这件事，可能与前一种同样重要，甚至对于许多生物来说还要更为重要。这种表达方式稍嫌麻烦，它基于海水的一项特性，被称为“碳酸钙的饱和度”，或是“霰石的饱和度”。（依据晶体结构的不同，碳酸钙可分为两种不同的形式。霰石是珊瑚构造的形式，也是较稳定的一种。）该饱和度由一个复杂的化学方程来决定，本质上取决于溶液中的钙离子和碳酸根离子浓度。当二氧化碳溶于水中时，形成了碳酸（h2co3），它能够有效地“吃掉”碳酸根离子，从而降低饱和度。

当兰登来到生物球2号时，海洋生物学家中的主流观点认为：只要饱和度大于1，珊瑚就不会在乎其取值具体是多少。当饱和度小于1时，水处于“碳酸钙不饱和”状态，碳酸钙就会溶解。然而，朗顿所看到的情况令他相信：珊瑚的确会在乎饱和度具体是多少，而且实际上也非常非常在乎。为了检验他的假说，兰登使用了一种直接的实验方式，尽管可能比较费时间。令“海洋区”中的条件不断改变，又将小的珊瑚群落贴附在小块砖片上沉入水底，并定期提出水面进行称重。如果这个珊瑚群落不断增加重量，那么就表明它在酸化的环境中仍在通过钙化不断成长。这个实验花了三年多的时间才完成，得到了上千组测量数据。结果揭示了珊瑚的生长速率与水中的饱和度基本上呈线性关系。珊瑚在霰石饱和度达到5时生长得最快，4时稍慢，3时更慢。当饱和度达到2时，它们基本上就不再进行建造工作了，就像是绝望的建筑工人举手投降，放弃了一项高难度的工程。在人工建造的生物球2号中，这一发现的意义很有趣。而在真实世界即生物球1号中，这项研究成果却更为令人不安。

早在工业革命开始前，全世界的主要珊瑚礁都处于霰石饱和度在4~5之间的海水中。今天，地球上几乎已经没有哪里的饱和度能达到4了。如果当前的排放趋势继续保持下去的话，到了2060年，没有任何区域的饱和度能达到3.5以上。到了2100年，没有哪片海洋可以达到3。随着饱和度的下降，钙化所需要的能量提高了，而钙化的速率也就下降了。最终有一天，饱和度或许会下降到太低的程度，以至于珊瑚全部停止钙化。不过，在此之前，它们就已经陷入麻烦了。这是因为，在真实世界中，珊瑚礁会不断被鱼类、海胆以及挖洞的虫子吃掉。它们还要遭受海浪和风暴的侵蚀作用，就像那块制造了独树岛的珊瑚礁一样。因此，仅仅为了维持现状，珊瑚礁也要不断生长才行。

“就像是长了虫的树。”兰登曾经告诉我，“要长得相当快才能保持平衡。”

兰登在2000年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当时许多海洋生物学家对此仍抱着怀疑的态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的研究与那个名声不怎么好的生物球计划有关。兰登又花了两年时间在更严格的对照条件下重复他的实验。结论是一样的。与此同时，其他一些研究者启动了他们自己的研究。这些工作同样证明了兰登的发现：建造珊瑚礁的珊瑚对于饱和度是很敏感的。这一点如今已经在几十项实验室研究以及实际的珊瑚礁研究中得到了证实。几年前，兰登和一些同事们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进行了一项实验，研究一片位于一个海底火山洞口系统附近的珊瑚礁。这项实验以霍尔-斯宾塞在阿拉贡堡的研究为模型，同样以火山洞口系统为酸化的天然源头。[8]随着水中饱和度的下降，珊瑚的多样性骤然下降。珊瑚藻的减少甚至还要更剧烈。这是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因为珊瑚藻有点像是珊瑚礁的黏合剂，能把整个结构黏合起来。与此同时，海草长得十分繁茂。

“珊瑚存世的时间竟然是有期限的——这样荒谬的想法在十几年前连我自己都不会相信。”澳大利亚海洋科学研究所的前首席科学家韦龙曾经写道，“然而今天的我却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当我把生命中最富科学创造力的全部年华都献给了无限精彩的水下世界之后，最终却不得不相信，我孩子的孩子们将无法欣赏到它们的存在了。”[9]一个澳大利亚团队的研究人员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覆盖在大堡礁上的珊瑚在过去30年间已经减少了50%。[10]

在前来独树岛之前不久，卡尔代拉和他团队中的部分成员一起发表了一篇论文，同时基于计算模型和野外收集的数据评估了珊瑚的未来。这篇论文的结论是，如果当前的排放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在接下来的50年左右，“所有珊瑚礁将全部停止生长，并开始溶解”。[11]

在珊瑚礁标本采集活动之余，独树岛上的科学家们经常去潜水。他们最喜欢去的一个地点离岸边大约不到一公里远，在dk-13相反的一侧。要去那儿，先得跟格拉汉姆软磨硬泡，让这位科考站管理员拿出那条小船来。这事儿他是心不甘情不愿，满腹牢骚。

这些科学家中有的人在世界各处潜过水，包括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加勒比以及南太平洋。他们告诉我，在独树岛潜水要多好有多好。我发现这种说法很容易令人信服。我第一次在这里跳下船，看着身下缤纷多彩的生命时，那种感觉是不真实的，仿佛是游进了雅克·库斯托（jacques cousteau）[12]的海底世界。一群群大鱼追逐着一群群小鱼，大鱼身后又有鲨鱼虎视眈眈。巨大的鳐鱼滑翔而过，前面是一群像浴缸一样大小的海龟。我试着想要记住我所看到的每一种动物，但却像要记住一个梦一样困难。每次去潜水之后，我都要花上几个小时在一本大部头的《大堡礁及珊瑚海的鱼类》中搜寻。我觉得自己应该是看到了的鱼类中包括：虎鲨、柠檬鲨、黑尾真鲨、单角鼻鱼、粒突箱鲀、斑点箱鲀、双色天使鱼、大堡礁双锯鱼、大堡礁光鳃鱼、高翅鹦嘴鱼、长吻鹦哥鱼、单色胡椒鲷、四斑鲱鱼、黄鳍金枪鱼、鲯鳅、诈跳岩鳚、红海帆翅吊、大瓮篮子鱼、钝头锦鱼以及裂唇鱼。

珊瑚礁常常被拿来和雨林做比较。就生命形式的多样性而言，这样的比较是恰当的。随便选一类生活在这里的生物，其物种数量都是极其惊人的。一位澳大利亚研究者曾经打开一块排球大小的珊瑚礁，结果发现其中生活着1400只多毛纲的虫子，从属于103个不同的物种。近期，美国有研究人员打开了大堡礁的几块珊瑚礁寻找甲壳纲动物。在取自苍鹭岛附近1平方米面积的珊瑚礁中，他们发现了超过100个物种的甲壳纲动物[13]。而在大堡礁北部尖端取得的一块差不多大小的珊瑚礁中，他们找到了超过120个物种的甲壳纲动物。据估计，至少有50万种生物在珊瑚礁中度过了自己的整个一生或部分生命，而这个数字甚至很可能高达900万。

考虑到热带海洋的条件，这种多样性就更加不可思议了。热带的水体趋向于缺乏营养物质，比如氮和磷，它们对于大多数生命形式都是至关重要的物质。这种匮乏肯定与海水立体分层中所谓的热力结构有关，后者也是热带海水总是如此清澈见底的原因所在。其结果就是，热带地区的海水是很贫瘠的，相当于水的沙漠。所以，珊瑚礁不仅仅是水下的雨林，更是海洋撒哈拉中的绿洲。第一个对这种不协调性感到困惑不解的人是达尔文，因此这个问题也被称为“达尔文悖论”。达尔文悖论至今也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但是解决这个谜题的钥匙似乎就在于循环利用。珊瑚礁，或者说是珊瑚礁的生物群，发展出了一个极为精彩高效的系统，通过它能把营养物质从一个层级传送到另一个层级，就像是在一个巨大的集市中一样。珊瑚是这个复杂交换体系中的主要成员，同时它也提供了一个平台，令这种交易成为可能。没有它们，就会有更多的水沙漠。

“珊瑚建造了这个生态系统的结构。”卡尔代拉告诉我，“所以，非常确定的一点是，如果珊瑚消失了，整个生态系统都会随之一起消失。”

杰克·西尔弗曼（jack silverman）是团队中的一位以色列科学家，他是这样向我解释的：“如果你连建筑都没有，那房客该去哪儿？”

在地球的历史上，像珊瑚礁一样的生物礁曾经几度出现又几度消失。它们的残骸赫然出现在各种不可能的地点。例如说，来自三叠纪的生物礁遗迹现在却高踞在海拔几千米处的阿尔卑斯山脉上。在位于西得克萨斯的瓜达洛普山上残留着来自二叠纪的生物礁遗迹，它们是在大约800万年前的一次构造挤压中被抬高的。而来自志留纪的生物礁则可以在北格陵兰岛找到。

所有这些远古生物礁都是由石灰岩组成的，但建筑它们的生物却大不相同。白垩纪建造生物礁的生物中，有巨大的双壳类生物厚壳蛤。在志留纪，生物礁的建造者包括像海绵一样的生物层孔虫。在泥盆纪，生物礁是由长得像角一样的四射珊瑚以及长得像蜂巢一样的床板珊瑚共同建造的。四射珊瑚和床板珊瑚与今天生活的石珊瑚之间只有很远的亲缘关系，并且都在二叠纪末期的大灭绝事件中消失了。这次大灭绝在地质学记录中的表现之一就是“生物礁断层”——在一段大致相当于1000万年的时间内，生物礁彻底消失了。在泥盆纪晚期和三叠纪晚期的大灭绝中也都出现了生物礁断层，而每一次出现这种情况，都要花上几百万年的时间才能让生物礁结构重新恢复。以上这些事件之间的相关性给了一些科学家以启示，令他们提出了这样的观点：珊瑚礁建筑作为一个整体，肯定是对于环境改变特别敏感脆弱的。不过这又是另一个悖论，因为生物礁同时也是这个地球上最为古老的生态体系之一。

当然，海洋酸化并不是珊瑚礁所面临的唯一威胁。实际上，在地球的某些海域，珊瑚礁或许都坚持不到让海洋酸化来结束它们的生命。危险因素的列表中包括但不仅限于：过度捕捞，促进了藻类的生长，与珊瑚形成了竞争；农业地表流出物，同样促进了藻类的生长；去雨林化，加强了淤积作用，降低了水体的清澈度；炸药捕鱼，其潜在的破坏力似乎已经无须多做解释了。所有这些压力都令珊瑚对病原体更加易感。白带病是一种细菌感染，恰如其名，会在珊瑚礁上产生一条白色的死亡地带。这种病主要出现在两个物种的加勒比海珊瑚上，分别是麋角珊瑚（acropora palmata）和小鹿角珊瑚（acropora cervicornis），它们直到不久之前仍是该地区的主要珊瑚礁构建者。这种疾病的肆虐速度是如此之快，这两种珊瑚如今都已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与此同时，加勒比海的珊瑚覆盖率已经在近几十年中下降了近80%。

这张危害列表上的最后一项，或许也是最严重的一项，就是气候变化——海洋酸化的邪恶兄弟。

热带珊瑚礁需要温暖的天气，但如果水温太高也会带来麻烦。其中的原因与造礁珊瑚的双重生活有关。每只珊瑚虫个体都是动物，但同时又是另一种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植物的宿主。这种植物称为虫黄藻，能够通过光合作用生产碳水化合物，而珊瑚虫能够收获这些碳水化合物，就像农民收获庄稼一样。一旦水温升高到某个温度值（这个值随具体地点和具体物种的不同而不同），珊瑚与其房客之间的共生关系就会被打破。虫黄藻开始生产氧自由基，浓度达到了危险的程度。珊瑚虫对此的应对方法就是把虫黄藻排出体外，这无疑是个孤注一掷而又自我毁灭的举措。虫黄藻其实才是珊瑚五彩缤纷的源头，没有了它们，珊瑚看起来就变成了白色的。这种现象也因此称为“珊瑚漂白”。漂白的珊瑚群落不再生长，如果破坏更严重的话，甚至会死去。在1998年、2005年和2010年分别发生了严重的漂白事件。随着全球变暖，这类事件发生的频率和强度估计会不断提高。2008年发表在《科学》上的一项研究涉及了超过800种建造珊瑚礁的珊瑚物种，研究者发现其中三分之一处于灭绝的危险之中，而且主要是由于海洋温度的上升。这让石珊瑚成为这颗星球上最危急的生物种类之一。对此，这篇论文指出：珊瑚当中被列为受威胁物种的比例超出了“除了两栖动物之外的任何一种陆生动物”。[14]

岛屿是微缩的世界，或者用作家大卫·奎曼（david quammen）的话来说，“几乎是大自然全部复杂性的漫画”。从这个角度来讲，独树岛是漫画的漫画。这个地方整体不足200米长、150米宽，却有数百位科学家曾经在此工作，并且大多是被它的无比小巧吸引而来的。20世纪70年代，三位澳大利亚的科学家着手对岛上的全部生物进行了普查。三年中天气较好的时候，他们都住在岛上的帐篷里，对所能找到的每一株植物和每一只动物进行分类，这之中包括了：树（3个物种）、草（4个物种）、鸟类（29个物种）、苍蝇（90个物种）以及螨虫（102个物种）。他们发现这个岛上没有常住的哺乳动物，除非你把科学家们也计算在内。另外，这里曾经有人带来一只猪，一直关在笼子里，后来被做成了烧烤。从这项研究中总结出来的论著长达400页，并以一首诗作为开篇，描写了小小珊瑚岛的魅力：

一座小岛正在沉睡，

环绕四周的

是蓄势待发的碧蓝海水。

在浪涛拍打之下守卫珍宝的

是那一圈珊瑚的壁垒。[15]

留在独树岛上的最后一天，没有任何潜水安排，于是我决定徒步横穿这座岛。这算是一项大约需要15分钟的体育锻炼。没走多远，我就遇到了科考站的管理员格拉汉姆。这个四肢瘦长的男人长着湛蓝色的眼睛、姜黄色的头发以及海象式的胡子。在我看来，格拉汉姆的样子就像是曾经当过一名成功的海盗一样。我们两个人于是结伴而行，边走边聊。一路上，格拉汉姆一直在捡拾着被海浪冲上独树岛的塑料碎片：有一个瓶盖；一小块隔离衬垫，很可能来自某艘船的门上；一段pvc管。他有很多这样的漂浮垃圾，放在一个金属笼子里做展示。他告诉我，这个展览的目的在于向来访者们证明“我们这个物种正在干什么”。

格拉汉姆提出带我去看看这个科考站到底是如何正常运作的，于是我们穿过小木屋和实验室，朝着岛中央走去。此时正是繁殖季节，我们走过的每一处地方都有海鸟昂首阔步地转来转去，并发出尖叫声：褐翅燕鸥的背部是黑色的，胸部则是白色的；小凤头燕鸥身体是灰色的，头部是黑白两色的；黑燕鸥则在头上有一片白色。我明白了为什么人类曾经可以如此轻松地杀死筑巢的海鸟，因为这些燕鸥完全不怕人，挤在脚下十分碍事，你要很费力才能避免踩到它们。

格拉汉姆带我去看了为科考站提供电力的太阳能电池板，以及用于收集雨水为科考站提供淡水的水箱。这个水箱装在一个平台上，站在上面我们能够俯瞰这座岛上树木的顶端。根据我非常粗略的估算，这里的树有500棵左右。它们似乎是直接从珊瑚砾中长出来的，就像是插在那里的旗杆一样。格拉汉姆指给我看，就在平台边缘之外，有一只褐翅燕鸥在一只黑燕鸥的幼雏身上啄了一口。很快，那只雏鸟就死了。“她不会吃了他的。”格拉汉姆如此预测道，而他也的确是对的。那只褐翅燕鸥从雏鸟尸体旁边走开了，后者成了一只海鸥的腹中餐。格拉汉姆对于类似这样的情景大概已经司空见惯了，所以他的看法也很有哲理：这种行为能够保证岛上的鸟类数量不会超出这个岛上资源的承受能力。

那一晚是光明节[16]第一夜。为了庆祝节日，有人用树枝做了个七连灯台，并用弹力胶带在上面缠了两根蜡烛。在沙滩上点燃之后，这个临时灯台给每样东西投下了影子，洒在珊瑚砾地面上。那天晚餐吃的是袋鼠肉，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这东西很好吃。不过几位以色列人指出，这显然不符合犹太教规。

晚些时候，我与一位名叫肯尼·施耐德（kenny schneider）的博士后一起出发去dk-13。那一天的低潮已经比之前推后了两个多小时，所以我和施耐德的计划是在午夜之前到达dk-13。施耐德此前去过那里，但是还没有完全掌握gps的用法。大约走到一半的时候，我们发现自己已经偏离了既定的路线。海水很快就到了我们胸口的高度。这让行走变得更缓慢更困难，而且此时开始涨潮了。一系列各式各样的焦虑想法涌入了我的脑海：我们能游回科考站去吗？我们能找到游回去的正确方向吗？我们是不是终于要搞明白那个关于斐济的难题了？

远远超过既定时间之后，施耐德和我看到了dk-13的黄色浮标。装满了样品瓶，我们开始原路返回。我再一次被那无与伦比的星空和没有灯光的地平线震撼了。我还再一次感受到了一种关于自身地位的不协调性，这种感受在独树岛停留期间曾经出现过好几次。我来大堡礁的原因是要写下人类影响所达到的规模。然而在这一望无际的夜空下，施耐德和我却显得是如此如此渺小。

与犹太人一样，大堡礁的珊瑚也是看阴历的。每年一次，在澳洲夏天开始时的一次满月之后，珊瑚就会开始进行所谓的集体排卵——有点像是同步化的群体性爱。有人告诉我，珊瑚的集体排卵是不可错过的壮观景象，所以我才选在这个时间来到了澳大利亚。

在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里，珊瑚是极其贞洁的，因为它们采用了“出芽”这种无性繁殖方式。一年一度的排卵因此成了难能可贵的机会，能在遗传上实现彼此交融。大多数排卵者其实是雌雄同体的，也就是说一只珊瑚虫能同时排出卵子和精子，全都包裹在一个小巧的囊泡之中。没有人确切地知道珊瑚如何实现排卵行为同步，不过据信应该与光线和温度都有关系。

珊瑚的集体排卵总是发生在日落以后。夜色渐深之际，珊瑚就开始排卵排精了，这或许可以看作硬化目动物的产前阵痛。裹着卵子和精子的小囊开始从珊瑚虫的躯体上膨出，整个珊瑚群落看起来就像是一片鸡皮疙瘩。在苍鹭岛上，一些澳大利亚研究人员已经建立了精巧的“产房”，让他们可以研究这一现象。他们事先采集了大堡礁上最常见的一些珊瑚物种，其中就包括多孔鹿角珊瑚（acropora millepora）。一位参与项目的科学家告诉我，多孔鹿角珊瑚在珊瑚研究中的功能就相当于“实验室里的小白鼠”，因此常常会被饲养在水箱中。多孔鹿角珊瑚群落构建的珊瑚礁看起来就像是一丛微型的圣诞树。携带手电筒靠近养珊瑚的水箱是被禁止的行为，以防扰乱珊瑚体内的生物钟。不过大家都戴着特殊的红光头灯。我借了一顶头灯戴上，这才看到珊瑚虫透明躯体中紧绷的卵精囊泡。这些小囊泡是粉红色的，看起来就像是小小的玻璃珠子。

这支团队的领导者来自昆士兰大学，名叫塞利娜·沃德（selina ward）。她在怀孕珊瑚生活的水箱周围忙前忙后，就像是一位正在为接生做准备的产科大夫一样。她告诉我，每个小囊泡中包含有20~40个卵子和数千个精子。这些囊泡释放出来之后不久，就会破裂开来，放出其中的配子。[17]如果一个配子设法找到了伴侣，就会最终形成粉色的珊瑚幼虫。等水箱中的珊瑚一排卵，沃德就准备把这些卵精囊泡捞出来，再放到酸化程度不同的海水中。她研究酸化对排卵的影响已经很多年了，研究结果表明，更低的饱和度水平会导致受精率的严重下降。饱和度的水平还影响着幼虫的发育和定居行为。而珊瑚幼虫正是通过定居行为，才能在离开原有的居住地之后，把自己固定在某些坚固的表面上，开辟新的群落。

“总体来讲，我们的全部结果目前都是负面的。”沃德告诉我，“如果我们沿着现在的路继续走下去，不立即对我们的碳排放做出重大的改变，那么我认为现实的情况是：未来最多也就能剩下几片残碎的珊瑚礁而已。”

那天夜里稍晚的时候，苍鹭岛上的其他一些研究人员，包括那些在晚于进度的中型实验生态系统上奋力焊接的研究生们，听说沃德的珊瑚已经准备好要排卵了，于是组织了一次夜间潜水。这次行动可比独树岛上的潜水之旅组织得严密多了，大家都要穿上潜水服，带上潜水灯。没有足够的装备能让所有人同时下水，所以我们分成了两组，而我在第一组下水。刚开始我有些失望，因为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然而过了一会儿之后，我注意到有一些珊瑚释放了囊泡。几乎就在一瞬间，无数的珊瑚紧跟着放出了囊泡。这幅场景就像是高山上的暴风雪，只不过方向是相反的。水中充满了粉色玻璃珠的洪流，一股脑漂向水面，俨然是向上落去的雪。色彩斑斓的虫子们突然出现，吃起那些囊泡来，并开始产生可怖的光，最终在水面上逐渐汇聚成一片淡紫。该交班时，我依依不舍地爬出水面，交出了我的潜水灯。

[1] quoted in james bowen and margarita bowen，the great barrier reef：history，science，herit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11.

[2] quoted in james bowen and margarita bowen，the great barrier reef：history，science，heritag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2.

[3] dobbs，reef madness，147-148.莱尔当时错误地以为提出这一理论的人是阿德尔伯特·冯·沙米索（adelbert von chamisso），一位陪伴德裔俄国航海家奥托·冯·科茨布（otto von kotzebue）出海的博物学家。

[4] dobbs，reef madness，256.

[5] charles sheppard，simon k.davy，and graham m.pilling，the biology of coral reef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278.

[6] ove hoegh-guldberg et al.，“coral reefs under rapid climate change and ocean acidification，”science 318（2007）：1737-1742.［原文如此，实际发表于《科学》。正文《自然》疑为笔误。——译者］

[7] ken caldeira and michael e.wickett，“anthropogenic carbon and ocean ph，”nature 425（2003）：365.

[8] katherina e.fabricius et al.，“losers and winners in coral reefs acclimatized to elevated carbon dioxide concentrations，”nature climate change 1（2011）：165-169.

[9] j.e.n.veron，“is the end in sight for the world’s coral reefs？”e360，published online dec.6，2010.

[10] glenn de’ath et al.，“the 27-year decline of coral cover on the great barrier reef and its causes，”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2012）：17995-17999.

[11] jacob silverman et al.，“coral reefs may start dissolving when atmospheric  doubles，”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35（2009）.

[12] 法国探险家、生态学家、作家、电影制片人，海洋生态保护组织库斯托协会的创立人。他于1956年上映的《寂静的世界》是世界上第一部表现水下世界的彩色纪录片，为他赢得了戛纳电影节的纪录片金棕榈奖。——译者

[13] laetitia plaisance et al.，“the diversity of coral reefs：what are we missing？”plos one 6（2011）.

[14] kent e.carpenter et al.，“one-third of reef-building corals face elevated extinction risk from climate change and local impacts，”science 321（2008）：560-563.

[15] by june chilvers，reprinted in harold heatwole，terence done，and elizabeth cameron，community ecology of a coral cay：a study of one-tree island，great barrier reef，australia（the hague：w.junk，1981），v.

[16] 犹太教节日，历时八天，点烛庆祝犹太民族的胜利。第一夜的晚宴尤为盛大。——译者

[17] 精子和卵子都是配子。——译者

谢选骏指出：人说——“总体来讲，我们的全部结果目前都是负面的。”沃德告诉我，“如果我们沿着现在的路继续走下去，不立即对我们的碳排放做出重大的改变，那么我认为现实的情况是：未来最多也就能剩下几片残碎的珊瑚礁而已。”

我看——要想减少碳排放，就需要减少人口；但是这些慈善家们一边花钱从事环保，一边花钱从事医疗和济贫……结果就是人口增长无节制！这些互相冲突的“善举”，其实都是为了突出自己的存在感，“做公益的豺狼们”被钱烧的，其结果是增加了碳排放，综合效果则是对“第六次生物大灭绝”，火上浇油！

【第八章 森林与树木】

轮生双翼果树（alzatea verticillata）

迈尔斯·西尔曼（miles silman）对我说：“树非常了不起。它们这么美，理应得到更多一点赞赏。如果你走进一片森林，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那是一棵大树’或者‘那棵树好高啊’，但是当你想一想这些树的生命历程，想一想所有能让这棵树长到你面前这个阶段的因素，实际上非常美妙。就像是葡萄酒，一旦你开始理解它，它就会变得更加迷人。”说这些话时，我们正站在秘鲁东部安第斯山脉的边缘，在将近4000米高的山顶上。实际上，那里并没有树，只有低矮的灌木，以及极不协调的十来头奶牛用疑惑的目光望着我们。太阳正在落下，一并下落的还有气温。然而在傍晚夕阳的橙色光线中，眼前的景致无与伦比。东方是玉带一样的马德雷德迪奥斯河（madre de dios river），它将流入贝尼（beni）河，然后再注入马代拉（madeira）河，最终汇入亚马孙河。在我们眼前铺陈开去的是马努（manǔ）国家公园，世界上最具生物多样性的“热点”地区之一。

“从你视线所及范围内，地球上每9种鸟类之中就有1种生活在这里。”西尔曼告诉我，“而仅仅在我的那几个实验区块中，就有超过1000个物种的树。”

西尔曼和我，还有他的几名秘鲁研究生，早上从库斯科（cuzco）城出发，刚刚才到达山顶。我们这趟旅程的直线距离只有80公里，但却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开着车在蜿蜒的土路上艰难前行。路上迂回绕过了一些泥砖建造的村镇，以及高处山坡上陡得不可思议的农田。我们还看到身着五彩衣裙、戴着棕色礼帽的女人用吊兜把孩子背在身后。在途经最大的一个镇子时，我们停下来吃午餐，还买了四天徒步旅程所需的给养。这之中包括面包、奶酪，以及差不多有一个购物袋那么多的古柯叶。这些叶子只花了西尔曼大概两美元。

站在山顶之上，西尔曼告诉我说，明天早上我们将要走的那条路是古柯之路。古柯种植者会背着古柯叶从山谷中来到安第斯高处的城镇，就像我们所经过的那些。他们从西班牙征服者来到这里时就已经在走这条路了。

在韦克福里斯特（wake forest）大学执教的西尔曼称自己为森林生态学家，不过他也愿意被称为热带生态学家、群落生态学家或环境保护生物学家。他的研究生涯最初主要研究森林群落是如何组成的，以及它们是否会一直保持稳定。这项工作使他得以着眼于热带地区的气候在过去的改变方式，并自然而然地让他对这将如何影响我们关于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产生了兴趣。他所获得的研究成果带来了进一步启发，令他最终建立了一系列的树木研究区块，那也正是我们将要前去参观的地方。西尔曼的树木区块共有17个，每一个都坐落在不同的海拔高度上，也就有着不同的年平均温度。这就意味着，在马努这个数以百万计的生物多样性世界中，西尔曼的每一个区块都代表着一条本质上不同的森林群落带。

在普通大众的想象中，全球变暖威胁到了喜欢寒冷天气的生物，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随着全世界变得更暖和，极地将随之改变。在北极，永久性海冰覆盖的面积仅是30年前的一半，而30年后则可能全部消失。显然，任何生存在这些冰上的动物，例如环斑海豹和北极熊，都将随着海冰的融化而面临巨大的生存压力。

但是，全球变暖对于热带地区的冲击也将是一样剧烈的——实际上据西尔曼说，甚至将更加剧烈。其中的原因多少要更为复杂，但最基本的一点事实是，大多数的生物物种实际上生活在热带地区。

试想下面这趟纯粹的幻想之旅：某个美好的春日，你站在北极点上。此时的北极仍有不少的冰，不至于让你落入水中。你开始走起来，或者更省事一点，开始滑雪。因为这里只有一个方向可去，所以你只能向南前进，不过却有360条不同经线可选。或许，就像我一样，你住在美国纽约州的伯克希尔（berkshire），正要前往安第斯山，所以你决定要沿着西经73°的经线向南。你滑啊滑，最终滑了800公里，到达加拿大的埃尔斯米尔岛（ellesmere）。当然，这一路上你一棵树也看不到，甚至都看不见任何陆生植物，因为你正在横跨北冰洋。在埃尔斯米尔岛上，你还是看不到任何的树，至少没有什么很容易辨认出来的树。岛上生长的唯一木本植物是北极柳，长得还没有你的脚踝高。（作家巴瑞·洛佩斯就曾经写道：如果你在北极地区闲逛久了，你就会最终发现“自己原来是站在一片森林的顶上”。[1]）

如果你继续向南，你就会穿过内尔斯（nares）海峡——如何越过这道海峡现在是件麻烦的事情，不过暂且不去管它——然后，你会横贯格陵兰岛最西侧的尖端，再越过巴芬（baffin）湾，到达巴芬岛。在这座岛上，也没有什么真的能算得上是树的植物，不过的确能找到一些种类的柳树，贴近地面长成了纠缠的一团。最终，当你旅行了3000多公里之后，就到达了加拿大魁北克省北部的昂加瓦（ungava）半岛。虽然你仍在树木生长线以北，但只要再向南走400公里，就将到达北方针叶林的边缘。加拿大的北方针叶林面积广大，横跨将近66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占了地球上完整保存下来的森林面积的四分之一。然而北方针叶林的生物多样性很低。在数十万平方公里的森林之中，你只能找到约20种树木，包括黑云杉、白桦以及香脂冷杉。

一旦进入美国境内，树木的多样性就开始缓慢提升。在佛蒙特州，你将遇到东部阔叶林。它曾经覆盖了半个美国的土地，而今却只剩下小片的林地，还大多是重新种植的。佛蒙特州差不多有50个物种的原生树，而马萨诸塞州则有大概55种。[2]在你路径稍偏西的方向上，北卡罗来纳州有超过200个物种的原生树。虽然73°经线错过了整个中美洲，但还是不得不提到微型国家伯利兹。这个面积仅相当于新泽西州的小小国家里却有约700个物种的原生树。

西经73°经线在哥伦比亚穿越赤道，然后又穿过了一部分的委内瑞拉、秘鲁和巴西，随后重又进入秘鲁境内。在南纬13°纬线附近，73°经线经过了西尔曼的树木研究区块以西的地区。这些区块加在一起的面积跟曼哈顿岛上的特赖恩堡公园（fort tryon park）差不多大，然而其生物多样性水平却令人难以置信。在那里人们鉴别出1035个树木物种，差不多是加拿大北方针叶林中全部树木物种的50倍。

树木物种的情况同样适用于鸟类、蝴蝶、蛙类、真菌以及其他任何一类你能想到的生物。[3]但有趣的是，其中不包括蚜虫。作为一条总体原则，生命的不同形式在极地地区是极度贫乏的，而在低纬度地区则最为丰富。这种模式用科学的语言来形容就是“多样性纬度梯度”（ldg）。这一点德国博物学家亚力山大·冯·洪堡早就注意到了。他惊讶于热带地区生物多样性的壮观程度，称其提供了“一种变幻多姿的壮丽景象，简直就如同天堂的蔚蓝色穹顶一般”。[4]

“丰富多彩的植被群在地球表面织就的翠绿色地毯并非处处相同。”1804年洪堡从南美洲回来之后如此写道，“有机的植被和活跃的生命力从极地到赤道是逐渐升高的。”[5]时间过去两个多世纪之后，尽管已经有30多种理论被提出来用于解释这种现象，但其确切成因仍旧是个不解之谜。

有一个理论认为，更多的物种生活在热带是因为那里的演化时钟走得更快一些。[6]正如农民在低纬度地区能够获得更多的收成，生物在低纬度地区也能产生更多代。代数越多，基因突变的几率就越大。突变的几率越大，新物种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另一个与之相关但略有不同的理论认为，这里更高的温度导致了更高的突变几率。）

第二个理论认为，热带之所以有更多的物种，是因为热带的生物对环境更挑剔。如果的确如此的话，对于热带地区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温度的相对稳定。因此，热带生物倾向于拥有相对狭窄的温度忍耐力，即便只是像山上与山谷中这种轻微的气候差异也能构建出不可逾越的屏障。（关于这一理论有一篇著名论文，标题是《为什么热带地区的山路更高》。[7]）因此，种群更容易被隔离开来，新物种也就容易接着形成了。

不过，还有一种理论在历史上占据了更重要的位置。在这个理论中，热带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古老。亚马孙雨林已经存在数千万年了，甚至早在有亚马孙河之前就已经存在了。所以，热带有足够多的时间来让多样性逐渐积累，从而达到今天的结果。与之相对，直到将近2万年前，几乎整个加拿大还覆盖在1600米厚的冰层下，大部分的新英格兰地区也是如此。这就意味着，今天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省、安大略省或美国的佛蒙特州、新罕布什尔州所发现的每一个树木物种，都是在最近几千年内才迁移到此或返回此地的。多样性是时间的函数这个理论最早由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提出。他是达尔文的竞争对手，或者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称他为进化论的共同发现者。他曾经评述道，在热带的“演化有着很好的机会”，而在冰川地区的“演化则有着无数的艰难险阻”。[8]

第二天清晨，我们大家都早早爬出了睡袋，想要看看日出。过了一夜，云层从亚马孙盆地那边流了过来。从上面更高的地方看，那云层先是变成粉红色，然后又变成了明亮的橙色。在这个寒冷的黎明时分，我们收拾好了自己的装备，前往那条小路。“在树上挑一片形状有趣的叶子。”当我们下到云层里面时，西尔曼指导我说：“你在几百米之内都能看到这片叶子，但是再远就看不见了。那就是这棵树的整个领域范围。”

西尔曼扛着一把半米多长的弯刀，用来劈开脚下的灌木丛。偶尔他也会在空中挥舞着这把刀，指点着什么有意思的东西：有时是一捧迷你的白色兰花，花朵还不如米粒大；有时是一株蓝莓科植物，结着鲜红欲滴的浆果；有时是一株寄生的灌木，开着明艳的橙色花朵。西尔曼的一个研究生威廉·法范·里奥斯（william farfan rios）递给我一片像餐盘大小的叶子。

“这是一个新的物种。”他说道。沿着这条小路，西尔曼和他的学生们已经为科学界发现了30个树木新物种。仅仅这么一个数字，就已经是加拿大北方针叶林物种的一半多了。此外有300多个物种他们怀疑可能是新的，但尚未进行正式的分类。他们甚至还发现了一个新的属。

“这可不像是发现了另一种橡树或是另一种山核桃树。”西尔曼评论道，“这像是发现了‘橡树’或‘山核桃树’。”他们把这个属的树叶送去了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一位专家那里进行鉴定。然而不幸的是，那位专家很快就去世了，没能搞清楚应该把这个新的分支插在分类学这棵大树上的哪个位置。

虽然此时正是安第斯山的冬天，也是高原的旱季，但这条小路却泥泞而湿滑。它已经被踩成了一道陷进半山腰里的深沟，所以当我们走在其中时，地面实际上是在眼睛的高度。在不少地方，树木跨过小路的上方生长，把它从深沟变成了隧道。我们遭遇的第一处隧道阴暗而湿冷，里面垂坠着树的根须。后面遇到的隧道更长更暗，甚至在大白天也需要打开头灯才能看清方向。我常常感觉到像是进入了一处糟糕至极的仙境。

我们经过了海拔3450米的1号区块，但未做停留。2号区块海拔3200米，最近刚被一次滑坡冲毁了。这其实让西尔曼很开心，因为他很想知道有哪些树会重新占领这块区域。

我们向低处走得越远，森林就变得越茂密。树木不再只是树木，而更像是植物园，表面覆盖着蕨类、兰花和凤梨类植物，还缠绕着藤蔓。有些地方植被过于厚重了，以至于在大地上方的空中又形成了一层土壤，其中又有了新的植物扎根，形成一座悬空的森林。在这里，每一缕阳光和每一块空间都被占用了，资源的竞争无疑非常残酷，几乎就像是可以看到自然选择正在实时发生，“每时每刻”审查着“每一处变异，即便一丝一毫也不放过”。（关于热带地区多样性丰富的另一种理论就认为，是更剧烈的竞争推动了物种走向更加特化的方向，而更为特化的不同生物才能共同生存在同一处有限的空间中。）走在这里，我能听到鸟类的鸣叫，但却极少能看到它们；因为有林木遮蔽，很难看到动物的踪影。

在海拔2950米的3号区块附近，西尔曼取出了装满古柯叶的购物袋。他和他的学生们带的东西在我看来沉重得有点过分：一袋苹果，一袋橙子，一本700多页的鸟类图鉴，一本900多页的植物图鉴，一个ipad，几瓶苯，一个喷漆罐，一整块奶酪，一瓶朗姆酒。西尔曼告诉我，古柯能让沉重的行囊感觉轻一点，还能延缓饥饿感，缓解酸痛感，并有助于对抗高原反应。除了自己的装备，我几乎没有承担别的负重；不过，任何能让我的背包变轻的东西似乎都值得尝试。我抓了一把古柯叶，一撮发酵粉。（要让古柯发挥其药物作用，必须有发酵粉或其他碱性物质的配合。）古柯叶的口感很有韧性，尝起来像是古旧的书页。很快我的嘴唇就变得麻木了，而我的酸痛感逐渐变淡了。一两个小时之后，酸痛感回来了，并且变得更强烈。（此后，我曾经很多次想要那个购物袋。）

午后不久，我们到达了一块小小的潮湿空地。他们告诉我将在这里过夜。这里是4号区块的边缘，海拔2700米。西尔曼和他的学生们以前常常在此宿营，有时长达数周的时间。空地上点缀着一些凤梨，不过都已经被拔下来并且咬过了。西尔曼认为这是一只眼镜熊留下的现场。眼镜熊又称安第斯熊，是南美洲仅存的熊。它们周身黑色或深棕色，眼睛周围一圈则是米色，平常大多在地面上活动。我之前并不知道安第斯山还有熊。这令我不禁想起了那只帕丁顿熊，[9]从“深邃黑暗的秘鲁”来到了伦敦。

西尔曼的17个树木研究区块，每个都有近2平方公里的面积。它们沿着山脊排布的样式有点像是外衣上的一排纽扣。这些区块从山脊的顶部一直延伸到亚马孙盆地中，几乎到达了海平面的高度。西尔曼或他的学生已经把这些区块中树干直径超过10厘米的每一棵树都做了标记，并对这些树进行了测量，鉴定物种，予以编号。4号区块内有777棵树直径超过10厘米，从属于60个不同的物种。西尔曼和他的学生们正准备重新标记所有这些区块，预期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所有已经标记过的树木要重新进行测量，而上次标记之后死亡或新生的树木则要去除或添加进来。他们之间有过像犹太法典式的长久讨论，部分用英语，部分用西班牙语，讨论的内容是关于这次重新标记到底要怎么来做。在我能跟得上的一点点讨论中，有一些是关于不对称性的。一棵树干的截面并不是完美的圆形，所以如果你测量时持握测径器的角度不同，所得到的直径结果也不同。最后，大家决定使用测径器时，它的固定卡钳要放在树干上用红漆喷好的一个点上。

由于海拔高度的差异，西尔曼的这些区块有着不同的年平均温度。举例来说，4号区块的平均气温是11.5℃，而在海拔低了约250米的5号区块，平均气温是13.5℃。因为热带物种往往具有较窄的温度适应范围，这些温度差异转变成了高度的树种差异。在一个区块很丰富的树木物种可能在另一个更高或更低的区块中完全消失不见。

“某些优势物种有着最窄的海拔范围。”西尔曼告诉我，“这就暗示着，令它们在这一范围内成为出色竞争者的优势，却令它们在这个范围之外表现得不那么出色。”以4号区块为例，其中90%的树木物种不同于1号区块中的物种，而后者只不过比前者高了750米。

西尔曼最初设计这些区块是在2003年。他的想法是要不断回来查看，一年又一年，十年又十年，看看会发生什么。这些树木会对气候变化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一个可能性或许可以被称为“伯纳姆树林”[10]式的场景：每一个地带的树木会开始向更高处移动。当然，树木本身并不会真的移动，但它们能完成效果的类似，即它们四散的种子能在新的适宜地带长出新的树木。在这一假设之下，4号区块现在能找到的树木物种将会随着气候变暖而出现在更高海拔的地区，例如3号区块，而3号的物种则出现在2号区块，以此类推。西尔曼和他的学生们在2007年完成了第一次普查。他本来是想把这些努力作为一项长期研究计划的一部分，从未想过会在仅仅4年之后就获得任何有趣的发现。但是他的一位博士后肯尼思·菲利坚持要仔细筛查一遍全部数据。结果，菲利的工作揭示，森林在可测量的水平上移动了。

有多种不同的方式来计算迁移的速率，例如以树木的数量计，或者以其分类学的整体计。菲利把树木按属分组。粗略地讲，他发现全球变暖推动树木的各个属以平均每年2.5米的速度向山上爬。但他同时发现，这个平均值能实际代表的物种范围小得令人吃惊。就像是学校课间休息时孩子们分帮结派一样，不同树木的行为也是大相径庭。

以鹅掌柴属（schefflera）的树木为例，它们属于五加科，有着掌状复合叶，这些叶片围绕着一个中心点排列，就像是手指绕着手掌的排布一样。这个属的成员之一，来自中国台湾地区的鹅掌藤（schefflera arboricola），又称矮伞树，常常充当室内绿化作物。菲利发现，鹅掌柴属的树木极度活跃，以每年将近30米的惊人速度向着山脊上疾奔。[11]

与之相反的极端是冬青属（ilex）的树木。这些树的互生树叶往往是光滑的，有着带尖的或锯齿状的边缘。这个属包括原生于欧洲的欧洲冬青（ilex aquifolium），也被美国人称为圣诞冬青。冬青属的树木就像是课间休息时躺在长椅上的孩子一样。当鹅掌柴向着山上狂奔的时候，冬青只是坐在那儿不动，多少有些迟钝。

任何无法成功应对一定温度变化的物种，或一类物种，都不需要我们去操心它们的命运，因为它们压根就不会存在下去。地球表面上任何一个地方的温度都在持续波动，从白天到黑夜，从一个季节到另一个季节，从未停歇。即便是在冬天与夏天差异极小的热带地区，雨季与旱季的温度还是有着剧烈的变化。生物都发展出了各种不同的方式来应对这种变化。它们或冬眠，或夏眠，或迁徙。它们或者通过喘气来驱散热量，或者通过长出厚重的皮毛来保持热量。蜜蜂通过收缩胸部的肌肉来取暖。林鹳通过往自己的腿上排泄来降温。（在非常炎热的天气里，林鹳向腿上排泄的频率高达每分钟一次。）

在一个物种存世的以百万年计的时间里，起作用的则是长期的气温改变，也就是气候改变。在过去的4000万年里，地球处于一个总体变冷的时期。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并不完全清楚。有一种理论认为是由于喜马拉雅山的持续抬高让大量的岩石暴露在化学风化作用中，结果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水平降低。在这次长期降温开始之前，处于始新世晚期的地球上是如此炎热，以至于几乎找不到任何冰。到了大约3500万年前，全球性的气温降低已经足以导致冰川出现在南极洲。到了大约3000万年前，气温已经下降到了令北极地区的海洋结冰的程度，形成了一个永久性的冰盖。尔后，在大约2500万年前，也就是更新世伊始，地球进入了一个连续冰川期。巨大的冰层推进到了横贯北半球的地步，又过了几十万年之后才融化。

冰河时代的概念最初是于19世纪30年代由居维叶的学徒路易斯·阿加西斯（louis agassiz）提出来的。甚至在这个概念已经广为人们接受之后，仍旧没有人能够解释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在1898年，华莱士评论道，“我们这个时代最敏锐、最聪慧的学者已经在这个问题上绞尽了脑汁”，但迄今为止仍是“全部徒劳无功”。[12]又过了四分之三个世纪之后，这个问题才得到了解决。现在，人们普遍相信冰河时代始于地球运行轨道的小小改变。而这种改变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由于木星和土星的万有引力拖拽。这种轨道变化改变了阳光在一年中不同时期内在不同纬度上的分布。当夏天到达纬度最北端的光照量趋于最少时，那里的雪开始堆积起来。这引发了一个反馈循环，导致大气中二氧化碳含量的下降。气温因此下降，又导致了更多冰的堆积，如此往复循环。过了一段时期，地球的轨道周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反馈循环开始以相反的方向起作用。冰川开始融解，全球二氧化碳水平提升，反过来冰川融解得更快。

在更新世，这种冰冻-解冻的模式重复了20多次，产生了让世界不断更替的效应。在每一次冰川期内，巨大体积的水结成了冰，以至于海平面下降了近百米。而冰川的巨大重量则压在地球的外壳上，把它压进地幔里去。（在像英国北部和瑞典这样的地区，上一次冰川期之后的地壳回弹过程仍在进行之中。）

更新世的植物和动物如何应对这样的气温振荡？达尔文认为，它们靠的就是搬家。在《物种起源》中，他描述了大量的大陆规模级迁移。

当寒冷袭来的时候，每一个更靠近南方的地带都变得适宜来自极地的生物生存，却不适宜原本生活在这里的温带定居者，后者因此将被排挤掉，而极地的造物则取而代之……当温暖回归时，极地的生物将退回北方，来自更加温带地区的生物则紧随其后。[13]

达尔文这一论断此后被各种各样的实际证据所证实。例如，研究远古甲虫壳的研究人员发现，在冰河时代，即便是微小的昆虫也会迁移数千公里，跟上气候变迁的脚步。（举一个例子，织纹圆胸隐翅虫［tachinus caelatus］是一种暗棕色小甲虫，今天生活在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以西的群山之中。在最后一个冰川期中，它们在英格兰地区很常见。）

以其量值来看，如今的气温变化会给接下来这一整个世纪带来影响，其结果与冰河时代的气温振荡不相上下。（如果当今的排放趋势延续下去，安第斯山预期将会变暖5℃。[14]）然而即使量值相当，变化速率却大不一样。再说一次，关键在于速率。今天的全球变暖比上一次冰川期结束时，或之前任何一次冰川期结束时的变暖都快了至少10倍。为了跟上这个速度，生物们迁移或适应的速度至少也要快上10倍才行。在西尔曼的区块中，只有像鹅掌柴这样脚下生风（或是根下生风）的树木才能跟得上温度升高的步伐。总共到底有多少个物种移动得足够快，这仍是个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不过，正如西尔曼向我指出的，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我们可能就会知道答案了，无论我们愿意与否。

西尔曼的区块所在的马努国家公园坐落于秘鲁的东南角，靠近其与玻利维亚和巴西的边境，占地面积达到1.7万平方公里。据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介绍，马努“可能是世界上最具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区”。许多物种都只能在这个公园内或其周边地区找到。这之中包括了蕨类的多节桫椤树（cyathea multisegmenta），一种称为白喙霸鹟的鸟，一种叫作芭氏匀棘鼠的啮齿动物，以及一种小小的黑色蟾蜍，名叫马努喙蟾蜍（rhinella manu）。

在那条小路上度过的第一个夜晚，西尔曼的一名学生鲁迪·克鲁兹（rudi cruz）坚持让大家跟他一起出去找马努喙蟾蜍。他上次来时曾经看见几只这种蟾蜍，所以他觉得如果我们努力去找，一定能再找到。我当时刚刚读到的一篇论文介绍了壶菌向秘鲁扩散的情况——而且据文中所说，已经扩散到了马努[15]——但我决定还是不要提这件事。或许野外还有马努喙蟾蜍。如果真是这样，我当然想要亲眼看到一只。

我们绑上头灯，出发沿着小路向山下走，像是一队煤矿工人正在下井一样。夜晚的森林已经变成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黑暗之墙。克鲁兹在前面带路，他的头灯射出的光柱一会钻进丛林，一会刺入凤梨叶之中。我们其他人则紧随其后。这样走了大约一小时之后，只翻出来几只龙湖蛙属（pristimantis）的棕色青蛙。过了一阵子，大家伙感到无聊了，开始返回宿营地。克鲁兹拒绝放弃。或许是认为问题出在我们其他人身上，他调头朝着小路相反的方向去了。“你找到什么没有？”每隔一会儿就会有人隔着暗夜对他大喊。

“没呢！”同样的回应重复着。

第二天，经过一场更为晦涩难懂的关于测量问题的争论之后，我们收拾行囊继续向山脊下方走。一次去取水时，西尔曼发现了一丛白莓，其间点缀着看起来像是亮紫色彩带的东西。他鉴定出那是一种十字花科树木的花序，但他从未见过像这样的东西。西尔曼告诉我，这令他想到，那可能代表了一个新的物种。这些花序被夹在报纸中压扁，以便带下山去。一想到我可能亲身经历了一个新物种的发现，即便与自己没有半点关系，我还是感到一种没来由的自豪。

回到那条小路上，西尔曼继续用他的弯刀开路，时不时停下来指点着一些植物学上的有趣现象，比如一棵灌木伸出针状的根从邻居那里偷水什么的。西尔曼谈论起植物来就像是其他人谈论电影明星一样。他向我形容一棵树是何等“魅力十足”。此外还有“兴高采烈”、“疯狂”、“美妙”、“聪明”以及“精彩绝伦”等表述。

下午过了一半的时候，我们走了一段上坡路，开阔的视野中出现山谷对面的另一道山脊。在那道山脊上，树木在纷纷摇动，表明有群绒毛猴正穿越森林前进。大家都停下脚步，想要看它们一眼。当这些猴子从一根枝桠荡到另一根枝桠上时，嘴里还会发出唧唧的噪音，听起来有点像是蟋蟀的鸣叫声。西尔曼拿出了那个购物袋，在众人间传递。

过了一小会儿，我们到达6号区块，海拔2227米。他们就是在这里发现了那个新属的树木。西尔曼挥舞着他的弯刀指给我看。那是一棵看起来再平常不过的树，然而我试着要从西尔曼的角度去看这棵树。它比周围的大多数邻居都要高——或许可以用“高贵”或“端庄”来形容。这棵树的树干光滑而红润，叶序是简单的互生。它从属于大戟科，这个科的成员还有一品红。关于这棵树，西尔曼急于了解得尽可能多一些。这样一来，当一位新的分类学家接手过世那位的工作时，西尔曼就能立即给他寄去所有需要的材料。他和法范过去看看那棵树还能不能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回来的时候拿着一些蒴果，里面包着那棵树的种子，外面的壳像榛子壳一样又厚又硬，但形状要优美得多，就像开花的百合一样。蒴果外面的颜色是深棕色，里面则是沙子的颜色。

那天晚上，我们在日落之后才到达8号区块，并将在这里扎营。我们穿过夜色走了上去，又摸黑架起帐篷，做了晚餐。我大约9点爬进了睡袋，但几个小时之后就被一道光晃醒了。我猜是有人起夜，于是又翻身睡去。早上，西尔曼告诉我，他很惊讶在那样的喧闹之中我居然可以睡得着。原来，夜里有6队古柯种植者拖着沉重的步伐穿过了我们的营地。（在秘鲁，虽然出售古柯是合法的，但所有的收购行为都必须要经过一个称为“enaco”的政府部门批准，而这项规定是所有古柯种植者们都在极力逃避的。）因为每一队人马都从西尔曼的帐篷边经过，搞得他十分烦躁。最终，他忍无可忍地冲着那些古柯种植者大喊了起来。他自己现在也不得不承认，那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在生态学上，几乎没有什么定律可言。能被所有人一致接受的少数几条定律之中，有一条就是“物种-面积关系”，缩写为sar。它被称作这个学科中最为接近元素周期表的科学定律。在其最宽泛的阐述之中，物种-面积关系似乎非常简单，几乎是不证自明的。你的研究对象所占的面积越大，你在其中能发现的物种数量就越多。这种规律早在18世纪70年代就由约翰·莱因霍尔德·福斯特（johann reinhold forster）注意到了。他是随库克船长参与其第二次远航的博物学家，也就是不幸撞上大堡礁之后的那次远航。在20世纪20年代，这一定律由瑞典植物学家奥洛夫·阿雷纽斯（olof arrhenius）提升到了数值化的高度。（巧合的是，奥洛夫是化学家斯万特·阿雷纽斯［svante］的儿子，后者在19世纪90年代就证明了燃烧化石燃料会产生一颗更温暖的地球。）这一定律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又被e·o·威尔逊和他的同事罗伯特·麦克阿瑟（robert macarthur）进行了进一步的精化和打磨。

物种数量与面积大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线性的。不过，这条曲线的变化是可以计算的。通常，这一关系可以用这一方程来表述：s=caz，其中s是物种数量，a是面积大小，而c和z是常数，依地域不同而不同，也因具体考察的分类学门类的不同而不同，所以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常数。这个关系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定律，是因为这一比率与具体研究的地形地貌无关。你可能是用它来研究一条岛链上的岛屿，也可能是一座雨林，又或者是附近的州立公园，但你都会发现物种数量的变化遵从同一个不变的等式：s=caz。[16]

要思考灭绝的问题，物种-面积关系是个关键。人类对这个世界所做的事情其实就相当于我们正在到处减小a。当然，这只是种简化的理解方式。举例来说，让我们假设有一片曾经占地1000平方公里的草原。让我们再假设这片草原是100个鸟类（也可以是甲虫或蛇）物种的故乡。如果草原的一半因为变成农田或购物中心而消失的话，使用物种-面积关系曲线就可以计算有多少个物种的鸟类（或甲虫或蛇）将会随之消失。粗略来讲，答案是10%的物种。在此，我们需要记住的重要一点是，两者的关系不是线性的。由于要过很长时间才能让这个系统达到一个新的平衡，你不能指望这些物种会立即消失，但你知道事情会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在2004年，一组科学家决定要用物种-面积关系对全球变暖所引起的灭绝危机做出第一次预估。首先，这个团队的成员收集了当前的数据，包括了超过1000种植物和动物物种。然后，他们将这些物种范围与当前的气候条件做了关联。最后，他们设定了两个极端的场景。其中之一假定所有物种都是迟钝的，就像是西尔曼区块中的冬青。当气温上升时，它们原地不动，因此在大多数情况下，能让它们生活的气候适宜区域不断收缩，甚至在许多情况下减少为零。这种基于“不扩散”场景的推测结果是希望渺茫的。即使变暖维持在一个最低水平上，这支团队预计将有22%～31%的物种会在2050年前被“划定为灭绝”。如果变暖的程度达到那个团队当时所认为的最高可能水平——今天来看是相当低的——到了21世纪中叶，38%～52%的物种将面临消失的命运。

“还有另一种方式可以表述同样的情况。”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古生物学家安东尼·巴诺斯基在这项研究成果中写道，“看看你的周围。在你所看到的生命之中杀掉一半。或者如果你觉得自己很善良的话，就只杀掉其中四分之一。那就是我们所说的情况。”[17]

在第二种更为乐观的场景中，物种都被想象成是高移动性的。在此场景下，当气温爬升时，生物能够占据任何气候条件适于其生长的新地域。但是，仍然会有许多物种因为无处可去而灭绝。当地球变暖时，它们所习惯的条件只不过是消失了而已。（这些“消失的气候”原本大都位于热带地区。）其他物种也会发现它们的领地变小了，因为要跟上气候的变化就必须要向高处迁移，而山顶上的面积总是要比山脚下小。

在这种“全面扩散”的场景中，约克大学生物学家克里斯·托马斯领导的团队发现，在最低水平的变暖假设下，全部物种中也会有9%~13%在2050年前被“划定为灭绝”。在最高水平的变暖假设下，这个数字将是21%~32%。取这两种场景的平均值，考虑中等水平的变暖假设，这个团队得出的结论是：全部物种的24%将走向消亡。

这项研究成果作为封面文章发表在《自然》上。[18]在大众媒体上，研究者们得出的一大堆数字被浓缩成一个。bbc宣称：《气候改变会导致100万个物种的灭绝》。《国家地理》则使用了这样的标题：《变暖将在2050年灭绝100万个物种》。

从那时开始，这项研究就在几个方面受到了挑战。首先，它忽略了生物之间的相互作用。其次，它没有考虑到一个可能性：动植物能忍耐的气候范围或许比它们当前所适应的范围要宽。再次，它只考察了2050年之前的情况，但无论在什么样的未来场景假设之下，变暖的持续时间都将远远超过那个点。最后，它把物种-面积关系应用到了一套全新的、因而也从未接受过检验的条件之下。

由《自然》那篇论文所引发的后续研究近来已经走向了两个不同方向。有一部分研究的结论认为，那篇论文高估了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灭绝物种数量；另一部分研究则认为是低估了。托马斯本人承认，对于2004年那篇论文的许多反对意见可能都是成立的。但是他也指出，从那之后提出的所有预测结果都在同一个数量级上。因此，他评论道，“不只是0.01%或1%，而是差不多有10%或更多的物种”将很可能在气候变化中消失。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托马斯建议，将这些数字“放到地质学范畴”中去考量才有意义。[19]他在文中写道：气候改变本身“不太可能产生像前五次大灭绝那种规模的物种大灭绝”。然而，“有很大可能性的是，气候改变所导致的灭绝，其规模相当于或超过历史上那些程度稍轻的灭绝事件”。

他就此得出结论：“这些有可能造成的冲击性影响佐证了这样一种观点：我们近来已进入人类世。”

“英国佬就是喜欢把所有东西都用塑料做上标记。”西尔曼告诉我说，“我们认为这有点不够优雅。”这是在小路上的第三天，我们正站在8号区块上，刚刚跨过一道标出区块边界的蓝色胶带。西尔曼怀疑这是从牛津来的同行们的杰作。西尔曼在秘鲁花了很多时间，有时连续长达数月，但是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并不在这儿。于是，这里可能发生各种他不知道的事情（当然大多数情况下也是他不在意的事情）。例如，在我们这次旅程中，西尔曼在一些区块的树上发现了一些用来接种子的铁丝筐。显然，这些筐是用于科研目的，但没人告诉过他要设置这些筐，也没人征得他的同意，这算是科研侵权。我想象着那些“科研无赖”蹑手蹑脚穿过森林的样子，就像那些古柯种植者一样。

在8号区块，西尔曼向我介绍了另一株“相当有趣”的树——轮生双翼果树（alzatea verticillata）。轮生双翼果树的不寻常之处在于，该属只有这么一个物种，更不寻常的是，该科也只有这么一个物种。这种树长着纸一样薄的嫩绿色矩形叶子，它的小白花开花时据西尔曼说是一种像烧焦的糖一样的味道。轮生双翼果树能长得非常高，而且在1800米这个特定的海拔高度上是森林里树冠层树木中的优势物种。它同时也是那些似乎坐在原地不动的物种之一。

西尔曼的区块代表了另一种对于托马斯的回应：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起而行之。树木显然远不如动物的移动力强，比如马努地区常见的热带鸟类咬鹃，甚至是壁虱。但是在云雾森林之中，树木搭建了生态系统的架构，正如珊瑚虫搭建了珊瑚礁的架构一样。特定种类的昆虫依存于特定种类的树木，特定种类的鸟类又依存于特定种类的昆虫，就这样一级一级向上构成了食物链。反之亦然：动物对于森林的存续同样至关重要。它们既是授粉器，也是种子的传播者。鸟类还能阻止害虫全面接管森林。西尔曼的工作证明，最起码全球变暖将使得生态群落的架构被重组。不同种类的树木对于变暖的反应是不同的，所以物种之间的联系也将被同时打破。新的联系将就此形成。在这场全球性的架构重组中，某些物种将变得更繁茂。实际上，许多植物都可能会从高二氧化碳水平当中受益，因为这将令它们更容易获得光合作用所需的二氧化碳。而另外一些植物则会落到后面，并最终消失不见。

西尔曼自认为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这在他的研究中有所反映，至少是曾经有所反映。“我的实验室算得上是阳光型的实验室。”他告诉我说。他曾经公开主张，只要有更好的政策导向和安排得当的保护举措，像非法砍伐、非法采矿、非法放牧这类威胁生物多样性的多种因素都能减小到最低程度。

“就算是在热带地区，我们也知道要如何制止这类事情。”他说道，“我们已经有了更好的政府管控。”

但是，在一个迅速变暖的世界里，“安排得当的保护举措”这种事情，就算不是全然没有实际意义，也肯定是极难实现的。与一队伐木工人不同，你不能强迫气候变化停留在某道界线之内。它对马努地区生命条件的改变肯定也同样发生在库斯科或利马。而且，当有如此之多的物种在移动时，固定在原地不动的保护区并不能对抗物种的消亡。

“在我们强加于物种的压力之中，这一种在本质上是不同的。”西尔曼告诉我说，“对于人类导致的其他形式的扰乱，物种还有空间上的躲避之处。气候却影响着所有的一切。”就像海洋酸化一样，气候也是全球性的现象。或者借用居维叶的话来说，就是一场“发生在整个地球表面的变革”。

那天下午，我们走上了一条土路。西尔曼采集了他感兴趣的各种植物，想要带回实验室去。这些标本都用带子扎在他那个巨大的背包上，让他看起来就像是云雾森林版的苹果籽约翰尼（johnny appleseed）[20]。这里刚刚下过雨，太阳已经出来了，一群群黑色、红色、蓝色的蝴蝶在水坑上方盘桓。偶尔会有满载木材的卡车隆隆开过。蝴蝶们躲避不及，于是路面上散落着残破的蝶翼。

我们一直走到几栋供游客住宿的小屋附近。西尔曼告诉我，我们刚进入的这个地区在鸟类爱好者之中非常有名。只是沿着路一直走，我们就看见了彩虹般五彩缤纷的不同鸟类：金唐加拉雀的颜色就像是毛茛；灰蓝裸鼻雀的颜色就像是矢车菊；蓝颈唐加拉雀则像一道炫目的青绿色闪电。我们还看到了一只有着亮红色肚子的银嘴唐纳雀，以及一群以其引人注目的猩红色羽毛而闻名的安第斯冠伞鸟。雄性冠伞鸟的头上长着碟形的冠，刺耳的叫声听起来就像是一群疯子。

在地球历史上的多个时期，今天局限在热带地区生活的生物也曾占据过更为广阔的地域范围。例如在白垩纪中期，即距今1.2亿~0.9亿年前，面包树繁盛的地域一直向北延伸到阿拉斯加湾附近。在大约5000万年前的始新世早期，南极洲也生长着棕榈树，英格兰的浅海地区也有鳄鱼蹒跚而行。简而言之，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在一个更为温暖的世界中生物多样性会少于一个更为寒冷的世界。与之相反，对于“生物多样性纬度梯度”的某些解释暗示了这样一个可能性：在经过较长的时期之后，一个温暖的世界有着更为多样的生物。不过，在较短的时期内来看，也就是与人类有关系的时间尺度上来看，事情完全是另一个样。

事实上，今天我们身边的这些物种可以说都是适应寒冷的。金唐加拉雀和冠伞鸟都熬过了最后一个冰川期，更不要说冠蓝鸦、主红雀和家燕了。它们及其近亲也都熬过了前面一个冰川期，加上再前面一个，以及前面更多个冰川期，一直到250万年前。在更新世的大部分时间里，气温都比现在低得多，地球轨道周期的节律也比现在慢，所以导致冰川期持续的时间远远长于冰川间隔期。因此，演化的天平更倾向于有能力应对冬季环境条件的生物。与此同时，在这250万年间，能够应对高气温并不会带来任何竞争优势，因为天气从未变得比现在热多少。在更新世的波峰与波谷中，我们目前处于一个波峰顶端。

想要找到比今天更高的二氧化碳浓度（以及相应更高的全球气温），我们要回溯相当久远的历史，或许要直到中新世中期，约1500万年前。[21]很有可能到21世纪末的时候，二氧化碳水平将会达到自始新世在南极洲长出棕榈树（大约5000万年前）之后从未达到过的高度。今天的生物物种是否仍旧拥有那些令其祖先得以在远古那个温暖世界中繁盛的性状？这个问题目前还不可能有答案。

“要让植物耐受温暖的气温，有各种不同的办法。”西尔曼告诉我，“它们可以制造出特殊的蛋白质，可以改变自身的代谢，诸如此类。但是热耐受的代价可能很大。而且我们预计未来将会达到的高温，在过去几百万年里都没有出现过。所以，真正的问题在于：动植物在如此悠长的时期中是否一直保持着那些代价很高的性状特征？要知道，这是长得足以让哺乳动物大多数辐射物种产生而又消失的一段时期。如果它们的确保持着那些性状，那么我们将有可能收获一份惊喜。”但如果它们没有保持着呢？如果因为在几百万年的长久时期里，这些代价很高的性状特征都无法给它们带来优势，因此已经被它们丢弃了呢？

“如果进化论按照它通常的方式来起作用的话，”西尔曼说，“那么大灭绝的场景——我们不管它叫灭绝，而是会用一个更委婉的漂亮说法，叫‘生态性缩减’——那场景看起来就会像是世界末日。”

[1] barry lopez，arctic dreams（1986；reprint，new york：vintage，2001），29.

[2] gordon p.dewolf，native and naturalized trees of massachusetts（amherst：cooperative extension service，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1978）.

[3] john whitfield，in the beat of a heart：life，energy，and the unity of nature（washington，d.c.：national academies press，2006），212.

[4] alexander von humboldt and aimé b onpland，essay on the geography of plants，edited by stephen t.jackson，translated by sylvie romanowski（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75.

[5] alexander von humboldt，views of nature，or，contemplations on the sublime phenomena of creation with scientific illustrations，translated by elsie c.otté and henry george bohn（london：h.g.b ohn，1850），213-217.

[6] many theories of the latitudinal diversity gradient are summarized in gary g.mittelbach et al.，“evolution and the latitudinal diversity gradient：speciation，extinction and b iogeography，”ecology letters 10（2007）：315-331.

[7] daniel h.janzen，“why mountain passes are higher in the tropics，”american naturalist 101（1967）：233-249.［这篇论文标题中的“山路更高”暗指热带山区的动植物要跨越气候或地理隔绝更为困难。——译者］

[8] alfred r.wallace，tropical nature and other essays（london：macmillan，1878），123.

[9] 英国儿童文学中的著名虚构角色。——译者

[10] “伯纳姆树林”（birnam woods）是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后半部分中推动故事发展的关键情节之一。在剧中，女巫召唤的亡灵告诉因弑君而不安的麦克白：只有当伯纳姆的树林向邓西嫩的高山移动时他才会被击败。后来，讨伐麦克白的军队在伯纳姆砍下树木用于伪装前进，从而使预言应验。——译者

[11] kenneth j.feeley et al.，“upslope migration of andean trees，”journal of biogeography 38（2011）：783-791.

[12] alfred r.wallace，the wonderful century：its successes and its failures（new york：dodd，mead，1898），130.

[13] darwin，on the origin of species，366-367.

[14] rocío urrutia and mathias vuille，“climate change projections for the tropical andes using a regional climate model：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simulations for the end of the 21st century，”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114（2009）.

[15] alessandro catenazzi et al.，“batrachochytrium dendrobatidis and the collapse of anuran species richness and abundance in the upper manú national park，southeastern peru，”conservation biology 25（2011）：382-391.

[16] 很重要的一点是，z总是小于1，通常在0.20~0.35之间。

[17] anthony d.barnosky，heatstroke：nature in an age of global warming（washington，d.c.：island press/shearwater books，2009），55-56.

[18] chris d.thomas et al.，“extinction risk from climate change，”nature 427（2004）：145-148.

[19] chris thomas，“first estimates of extinction risk from climate change，”in saving a million species：extinction risk from climate change，edited by lee jay hannah（washington，d.c.；island press，2012），17-18.

[20] 本名约翰尼·查普曼，19世纪初期的美国传教士，因在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纳州广泛种植和管理苹果园而被当成平民英雄。——译者

[21] aradhna k.tripati，christopher d.roberts，and robert e.eagle，“coupling of  and ice sheet stability over major climate transitions of the last 20 million years，”science 326（2009）：1394-1397.

谢选骏指出：人说——迈尔斯·西尔曼（miles silman）对我说：“树非常了不起。它们这么美，理应得到更多一点赞赏。如果你走进一片森林，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那是一棵大树’或者‘那棵树好高啊’，但是当你想一想这些树的生命历程，想一想所有能让这棵树长到你面前这个阶段的因素，实际上非常美妙。就像是葡萄酒，一旦你开始理解它，它就会变得更加迷人。”说这些话时，我们正站在秘鲁东部安第斯山脉的边缘，在将近4000米高的山顶上。实际上，那里并没有树，只有低矮的灌木，以及极不协调的十来头奶牛用疑惑的目光望着我们。

我看——说出上这些花言巧语的人们，正在用他她们赖以自豪的生活方式，在天天毁灭他她们虚情假意赞美的一切自然。

【第九章 陆上孤岛】

鬼针游蚁（eciton burchellii）

br-174公路起始于巴西亚马孙州的马瑙斯（manaus）市，从那里向着差不多正北方延伸，直到与委内瑞拉接壤的边境。过去这条路两边满是翻滚下去的汽车留下的残骸。然而自从大约20年前重新铺整之后，这条路变得好走多了。而今，路边不但没了烧得只剩架子的报废汽车，偶尔还会有为旅人提供咖啡的小店。不过走了差不多一小时之后，咖啡的劲儿已经过去了。又过了一个小时，前面出现一个岔口，连接着一条通往东边的单车道公路zf-3。这条路还没有铺过，亚马孙土壤特有的颜色让它看起来像是划开乡野的一条亮橙色伤痕。沿着zf-3又走了45分钟之后，你就会看见一道用长链子拴着的木制栅栏门。在大门之内，站着一些看起来昏昏欲睡的奶牛，奶牛身后就是人称1202号保护区的地方。

1202号保护区或许可以看作是亚马孙中心的一座岛屿。我到那儿的时候，正是雨季之中一个万里无云的炎热日子。朝着保护区里面走了十来米，枝叶就已经非常繁茂了。即便太阳正当空，这里的光线依然昏暗，就像是走进一座大教堂一样。从旁边的一棵树上传来一声调门尖锐的鸣叫，让我想起了警察吹的哨子。别人告诉我，这是一种样貌平常的小鸟，叫作尖声伞鸟。它又叫了一声，然后就归于沉寂了。

与天然形成的岛不同，1202号保护区几乎是一个规整的正方形。这是1.7万平方米未受人类影响的雨林，被一片低矮灌木的“海洋”环绕在当中。从空中拍摄的照片来看，这个保护区就像是漂荡在棕色波涛之中的一只绿筏。

1202号保护区是整个“亚马孙群岛”的一部分。这些孤岛的名字听起来都像是医院用语：1112号保护区、1301号保护区、2107号保护区。这些保护区中有一些甚至比1202号还小，少数几块则比1202号大得多。总体来说，它们代表了一项世界上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实验——“森林碎片的生物学动态研究项目”，简称bdffp。在这里，几乎每一平方米都被某位科学家研究过：植物学家给树做标记，鸟类学家给鸟上脚环，昆虫学家给果蝇计数。当我访问1202号保护区的时候，碰上了一位来自葡萄牙的研究生，正在这里调查蝙蝠的情况。中午时分，他刚刚才起床，正在一个小棚子里吃着意大利通心粉。那里既是科考站，又是厨房。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一位皮包骨头的牛仔骑着一匹比他胖不了多少的瘦马出现在我们面前，肩上挂着支来复枪。我不太确定他的出现是因为听到了我们开过来时的卡车声音，想要来保护这个学生，还是因为他闻到了通心粉的香味。

bdffp诞生于一项貌似不可能实现的合作，合作的双方是牧场主和环保主义者。在20世纪70年代，巴西政府开始鼓励放牧者到马瑙斯以北定居，当时那片区域大多无人居住。这一计划等同于给砍伐森林的行为发放补贴：任何同意搬迁到雨林去砍倒树木养殖奶牛的放牧者都能从政府领到薪水。与此同时，根据巴西的法律，在亚马孙拥有土地的人必须让其领地内一半的森林保持原样不变。这两条法规之间的对立性让一位美国生物学家汤姆·洛夫乔伊（tom lovejoy）想到了一个好主意：能否说服放牧者们让科学家来决定哪些树要砍倒，而哪些树要保留？“这个主意那时候也就是说说而已。”洛夫乔伊告诉我说，“我当时很怀疑能否说服巴西人按我们的要求保留森林，好让我们进行一项巨型实验。”如果能够实现这个计划的话，就有可能以一种可控的方式来研究一个以不可控的方式发生着的进程，而这个进程不仅仅发生在整个热带地区，实际上遍及整个世界。

洛夫乔伊飞到了马瑙斯，向当地的巴西官员说明了他的计划。让他感到意外的是，他们欣然接受了这个计划。该项目如今已经连续运行超过30年了。在这些保护区中受过学术研究训练的研究生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人们创造了一个新词来形容他们——碎片生物学家。[1]而bdffp这个项目本身已经被誉为“有史以来最为重要的生态学实验”。[2]

目前，地球上大约1.3亿平方公里的土地没有冰层覆盖，这也是通常计算人类影响时所使用的基础数据。根据最近由美国地质学会发表的一项研究，人类已经“直接转化”了其中一半以上的面积——大约是0.7亿平方公里[3]——这当中大部分土地变成了农田和牧场，但也有部分用于建造城市、购物中心以及水库，还有些土地遭受森林砍伐、地下采矿和露天采矿影响。在除此之外的0.6亿平方公里之中，约五分之三被森林所覆盖，用论文中的话说是“天然的，但也不一定是未受影响的”。其余的部分要么是高山，要么是冻土地带，要么是沙漠。根据另一项由美国生态学会近期发表的研究，即便是如此巨大的比例，仍然是低估了人类带来的冲击。[4]这篇研究论文的作者，马里兰大学的厄尔·埃利斯和麦吉尔大学的纳文·拉曼库提宣称，在气候和植被意义上的生态群系这个概念，比如温带草原和北方针叶林，已经不再有意义了。与此相反，他们把世界划分成不同的“人类态群系”（anthromes）。“都市”这个人类态群系占据了13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灌溉农田”这个人类态群系则是260万平方公里，而“人居森林”人类态群系的面积是1170万平方公里。埃利斯和拉曼库提一共总结出了18种不同的“人类态群系”，加在一起绵延1亿平方公里之广。这就留下约30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未做划分。这些区域大多无人居住，包括亚马孙的几个地区，西伯利亚和加拿大北部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面积广大的撒哈拉沙漠、戈壁[5]和大维多利亚沙漠[6]。这些地区被他们称为“荒地”。

但是我们并不清楚，在人类世，这样的“荒地”是否真的能算是荒芜。冻土带上有纵横交错的管网，北方针叶林则有地震监测线网。牧场、农场和水力发电项目把雨林分割开来。在巴西，有“鱼骨”这种说法。去森林化的模式总是始于一条主要道路的修建，也就是鱼骨中的脊椎。然后，这条主路又引发了许多小岔路的修建，就像是肋骨一样。这样一来，森林就只剩下了瘦长的小块。如今，所有的野外环境或多或少都被分割成为小块，进而彻底消失。这就是洛夫乔伊的森林碎片实验为什么如此重要的原因。1202号保护区以其完全非天然的边界线，以及方块的形状，日益代表着这个世界的形制。

bdffp的研究人员组成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所以即便是已经在这个项目上工作了许多年的人也不知道他们会在这里突然遇到谁。我驾车前往1202号保护区时，与我同行的伙伴是马里奥·科恩-哈夫特（mario cohn-haft），一位美国籍鸟类学家。他最早是以实习生的身份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参与到这个项目中的。科恩-哈夫特最后娶了一位巴西人，现在在马瑙斯的亚马孙国家研究所工作。他身形瘦高，长着灰色的细发和有几分哀怨的棕色眼睛。他带给鸟类研究的影响和关注热度就像迈尔斯·西尔曼之于热带树木。有一次，我问科恩-哈夫特能靠鸣叫声鉴别出多少种鸟类，他回了我一个疑惑不解的表情，好像不明白我想要干什么。于是我又重复了我的问题，得到的答案竟然是所有鸟类。据官方统计，在亚马孙地区生活着约1300种鸟类，但科恩-哈夫特认为实际还要多得多，因为人们在给鸟类分类时太过注重大小和羽毛的差异，却不太关注它们的鸣叫声。他告诉我，外表看起来几乎一样的鸟类，却有可能发出不同的鸣叫声，结果最后发现它们也的确是遗传意义上的不同物种。在我们这次前往1202号保护区的时候，他已经准备好要发表一篇论文，鉴定他通过精确的听觉鉴别出来的几个新的鸟类物种。其中有一种夜间活动的林鸱科鸟类，有着令人难忘的悲伤鸣叫。当地人认为这种声音是库鲁皮拉（curupira）发出来的。库鲁皮拉是巴西民间故事中的一个人物，长着一张孩子气的脸庞、浓密的头发以及朝向后方的双脚。他捕食盗猎者以及其他向森林过度索取的人。

因为清晨是听鸟鸣的最佳时间，刚过凌晨4点，科恩-哈夫特和我就在夜色中出发前往1202号保护区了。我们路上的第一站是一座金属高塔，上面有一个气象站。塔身40米高，锈迹斑斑，塔顶能够俯瞰森林树冠层的全景。科恩-哈夫特带了一架高倍望远镜，立在三脚架上。他还随身带了一个ipod和一个能装在口袋里的微型音箱。那个ipod里面存了数百种不同鸣叫声的录音。有时，如果他听到一只鸟的叫声却找不到它在哪儿，他就会播放这种鸟的叫声，希望能引它现身。

“待上一整天，你可能会听到150种鸟的叫声，却只能看见其中10只。”他告诉我说。偶尔，你可能会在绿色的背景中看到彩色的闪光，我就是用这种方式才匆匆瞥见了科恩-哈夫特鉴别出来的几只鸟，包括一只黄须啄木鸟，一只黑尾蒂泰霸鹟，还有一只金翅斑鹦哥。他把望远镜对准一个蓝点让我看，结果那竟是我所见过最漂亮的鸟：一只红脚旋蜜雀，胸口是宝石蓝色，腿是鲜红色，头冠是灿烂的海蓝绿。

太阳升得更高了，鸣叫声渐稀，于是我们再次上路了。当天气变得像火炉一样时，我们俩全都汗流浃背，才终于到了链子拴着的大门前，那是1202号保护区的入口。科恩-哈夫特选了一条切入保护区内部的小路，我们两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了他认为是方块中心的位置。他停下脚步倾听着。实在没什么声音可听。

“此时此刻，我能听到两个物种的鸟类。”他告诉我，“其一的声音听起来像是在说：哦，像是要下雨。那就是铅灰鸽的叫声。这种鸟是典型的原生林主要物种。另一只的声音差不多是‘促，促，哔’。”他学出了那个声音，就像是一位长笛手演奏前的试音。“那是棕眉鵙雀的叫声。它是一种典型的次生林或草原边缘地带物种，我们一般不会在原生林中听到它的叫声。”

科恩-哈夫特解释说，当他最初来1202号保护区时，他的工作就是给捉住的鸟绑上脚环然后再放走，这个过程简称“上环再放”。这些鸟是用绑在树木之间的网来捕捉的，网从地面一直拉到近两米高的地方。在森林被隔离成碎片之前和之后都进行了鸟类普查，这样就能进行数据比较。在全部11个保护区中，科恩-哈夫特和他的同事给将近2.5万只鸟做了标记。[7]

“第一项让大家多少感到意外的结果可以说是一种避难者效应，虽然这对于整个计划来说只是无关紧要的琐事。”当我们站在树荫下的时候，他对我说道，“当你砍掉周围的森林时，鸟类的捕获率在第一年中提高了。这既包括捕获鸟类的个体数量，也包括捕获鸟类的物种数量。”显然，来自那些砍伐地带的鸟类到这些剩余的森林碎片中来寻找庇护所了。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森林碎片中鸟类的数量和种类都开始逐渐减少。接下来还会进一步减少。

“换句话说，”科恩-哈夫特说，“并不是突然就达到了这一物种更少的平衡。这种物种多样性上的衰退是随着时间流逝持续发生的。”在鸟类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对于其他生物类别同样适用。

我们现在要来讨论真正的岛屿了，而不只是栖息地孤岛。岛上的物种通常是贫乏的，或者用更优雅的说法是生态衰弱。对于大洋中央远离海岸的火山岛而言，诚然如此。但令人好奇的是，这种说法对于所谓的大陆岛也是同样适用的，而大陆岛往往位于离陆地较近的海域，是由于海平面的涨落所形成的。研究大陆岛的科学家们发现，这些岛上的物种多样性同样少于它们曾经与之相连的大陆。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隔离会导致多样性下降？对于一些物种而言，答案似乎相当简洁明了：它们被放逐其中的那块栖息地并不足以让它们生存。一只需要100平方公里生存空间的大型猫科动物很可能无法在50平方公里的地域上长期生存。一只在池塘里产卵、在山坡上捕食的微型蛙需要同时具有池塘和山坡的环境才能存活。

但如果缺乏适宜的栖息地是唯一的原因，大陆岛应该很快就会达到一个新的、更低水平的物种多样性平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大陆岛持续不断地损失着物种。这个过程有一个明朗得令人吃惊的名称——“弛豫”[8]。在一些由于更新世末期海平面上升而造就的大陆岛上，据估计整个弛豫过程花费了数千年的时间。[9]此外，这个过程可能仍在进行之中。

对于弛豫现象，生态学家给出的解释是：生命是随机的。更小的面积只能拥有更小的种群，而更小的种群在意外面前更为脆弱。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以某个岛为家的x鸟只剩下唯一一对处于繁殖期的夫妇了。有一年，它们的巢被飓风从树上吹跑了。第二年，所有的雏鸟竟然全是雄鸟。而第三年，鸟巢又被一条蛇洗劫一空。于是，物种x现在就面临着局地灭绝的命运。如果这个岛是两对x鸟育龄夫妇的家园，那么它们两家都发生这一系列倒霉事件的几率就要小一些。如果是20对鸟的家园，全部出意外的几率就会小得多。但是，低概率的事件在悠长的时间进程内仍然可能是致命的。这个过程或许可以用扔硬币来打比方。如果你扔10次硬币，不太可能一上来就连续10次都是正面朝上。如果是扔20次或100次，同样不太可能。然而，如果扔的次数足够多，即便是不太可能的结果也有可能出现。概率原理的正确性是毋庸置疑的，因此几乎没必要通过任何实验或观察证据来证明小种群规模所存在的危险。不过，的确有这样的证据。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鸟类观察者对威尔士外海的巴德西（bardsey）岛上的每一对育龄鸟类进行了持续的细致观察和记录，从常见的家麻雀和蛎鹬一直到稀有得多的鸻鸟和杓鹬，无一遗漏。在20世纪80年代，贾雷德·戴蒙德对这些记录进行了分析。当时他是一位鸟类学家，专长是新几内亚的鸟类。戴蒙德发现，任何一个特定的物种从岛上消失的几率都可以画成一条曲线，其斜率随着夫妇数的增加而呈指数趋势下降。因此，他曾写道：物种局地灭绝的主要指征性事件就是“较小的种群规模”。[10]

当然，较小的种群并不仅限于出现在岛屿上。一个池塘里可能有某种蛙类的小种群；一片草原上可能有某种田鼠的小种群。而且，在没有大灭绝发生的正常时期，局地灭绝也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着。但是，在这样的灭绝发生之后，如果再碰上一系列的坏运气，这个地区很可能就会被别的物种成员重新占据，那可能是从别的什么地方偶然来到此地的更为幸运的种群。令岛屿与众不同的是，重新占据往往是非常困难的，实际上甚至是完全不可能的。这也就解释了弛豫现象。（举例来说，如果一个大陆岛上生活着一小群残余的老虎，并突然灭绝了，新的老虎恐怕很难游到岛上来。）同样道理也适用于任何其他的栖息地碎片。一旦某个碎片上的一个种群消失了，新的物种或许能够重新占据它，又或许不能。这往往取决于这个碎片的周围有什么。例如，bdffp的研究者们发现，有些鸟类很容易就能穿过道路的空地，比如白冠娇鹟；而另一些则极不愿意这样做，比如鳞背蚁鸟。[11]如果一个物种没有占据新的栖息地，局地灭绝就会发展成地区性的，尔后是全球性的。

离1202号保护区十来公里远处，土路渐渐消失不见，一片雨林出现在眼前，按现今的标准来看可以算作未受人类侵扰的地区。bdffp的研究者们已经把这片森林中的部分区域划定出来作为对照区块，让他们得以比较碎片地区和连贯森林中的不同情况。路尽头不远处有一个小小的营地，人称41号营地，供研究者们食宿和避雨。我和科恩-哈夫特到这里的时候是下午，正好赶上变天。我们小跑着穿过森林，但实际上已经无所谓了；当我们到达41号营地的时候，浑身都已湿透。

晚些时候，瓢泼大雨停了，袜子的水也拧干了，于是我们离开营地，向着森林深处进发。天仍旧阴着，一片灰蒙蒙中有一抹沉郁的色调笼罩在绿野之上。我想到了库鲁皮拉，双脚朝后，隐匿在树木之间。

e·o·威尔逊曾经来过bdffp两次。在其中一次bdffp之旅后，他曾经写道：“这座丛林之中充满了生机，但其方式大多超越了人类的感知能力。”[12]科恩-哈夫特告诉我的情况与此类似，不过表达方式没那么夸张。他说，雨林“在电视上看起来要有趣得多”。起初在我看来，我们周围没有任何东西在移动。但是接下来科恩-哈夫特向我指出了昆虫活动的迹象，我才开始观察到大量正在进行的活动，用威尔逊的话来说，就发生“在小小的地下世界里”。一只竹节虫从一片枯叶上吊下来，摇动着精致的腿。一只蜘蛛蹲在圈状的网上。地面上伸出来一根长得像是生殖器的管子，里面满是泥巴，原来竟是蝉的幼虫的家。树干上看起来就像是孕妇肚子一样的一块恶心膨起物，原来是一张装满了白蚁的网。科恩-哈夫特认出了一株野牡丹。他把上面的一片叶子翻过来，轻敲中空的叶柄。小黑蚁喷涌而出，要多凶猛有多凶猛。他解释说，这些蚂蚁保护植物不受其他昆虫的侵害，作为回报植物则为蚂蚁提供免费的住宿。

科恩-哈夫特是在马萨诸塞州西部长大的，恰巧离我住的地方不算太远。“在家乡那边，我认为自己是一名全面的博物学家。”他告诉我说。除了新英格兰地区[13]西部的所有鸟类之外，他还能叫出那里绝大多数树和昆虫的名称。但是在亚马孙，你不可能成为一名全面的博物学家，因为这里要记住的物种实在是太多了。在bdffp的研究区块中，已经鉴定出1400个树木物种，甚至超过1600多公里以西的西尔曼区块。

“这是超级多样化的生态系统，其中每一个物种都是极度特化的。”科恩-哈夫特告诉我说，“在这样的生态系统中，严格地各司其职就能获得巨大的收益。”为什么热带的生命如此多姿多彩，对于这个问题他也给出了自己的理论：多样性总是倾向于自我强化。他解释说：“高物种多样性的一个自然推论是低种群密度。这是物种形成的一个关键要素——距离隔离。”他接着补充道：这也同时导致了脆弱性，因为小型的隔离种群对于灭绝的易感性大大增加了。

太阳开始落山，森林中只余些微暮光。在返回41号营地的路上，我们遭遇了一队行军蚁。它们走在自己的一条路上，与我们的路之间只有一两米的距离。这些红棕色的蚂蚁差不多是沿一条直线前进的，还跨过了一根（对它们来说尤其）巨大的原木，它们先爬上原木，然后再爬下来，继续前进。我朝着蚂蚁队伍两端的方向都跑了很远，但没能找到尽头。这支队伍似乎绵延不绝，就像苏维埃式游行一样。科恩-哈夫特告诉我，这支队伍中的行军蚁所属的物种是鬼针游蚁。

热带地区有几十种不同的行军蚁。与其他大多数蚂蚁不同，行军蚁没有固定的家。它们的全部时间都用于移动、捕猎，或是在临时“蚁体巢”（bivouacs）中宿营。它们的猎物包括昆虫和蜘蛛，偶尔也有小蜥蜴。（鬼针游蚁的蚁体巢是由蚂蚁本身组成的，它们在蚁后身边排列起来，形成一个能蜇人的危险大球。）行军蚁是有名的贪吃鬼，一个行军中的群落每天能消耗掉3万只猎物，大多是其他昆虫的幼虫。但是由于它们的极度贪婪，行军蚁也为别的物种提供了支持。有一整个科的鸟类被称为专一性蚂蚁跟随者。在蚁群周围几乎总能找到它们，吃着蚂蚁从落叶层中赶出来的昆虫。另一些鸟类则是机会主义蚂蚁跟随者，当偶然遇到这些蚂蚁时才会在它们身边啄食。与蚂蚁跟随者所走的道路一样，还有很多不同的生物也是“各司其职”这方面做得很到位。有蝴蝶以鸟类的排泄物为食，也有寄生蝇把自己的卵产在受到惊吓的蟋蟀和蟑螂身上。[14]某些种的螨虫搭着蚂蚁的便车四处迁移，其中一个物种把自己绑在蚂蚁的腿上，另一个物种则附在蚂蚁的下颚上。一对美国博物学家夫妇，卡尔和玛丽安·莱登梅尔已经花了超过50年的时间来研究鬼针游蚁，他们总结了一张列表，记录了与行军蚁紧密相关的300多个物种。[15]

科恩-哈夫特没有听到任何鸟叫声，时间也晚了，于是我们打道回营。我们说好了第二天还要回到同一个地点，争取看到蚂蚁-鸟-蝴蝶的混合编队。

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一位叫特里·埃尔温的昆虫学家在巴拿马工作时，有人问他在万把平方米的热带森林中能找到多少个物种的昆虫。当时，埃尔温的主要研究工作其实就是数甲虫。他要在树林的顶上喷洒杀虫剂，然后收集那些像雨点一样从叶子上坠落的昆虫尸体。热带森林整体上有多少种昆虫？这是个更大的问题，也更让埃尔温感兴趣。他想到了一个办法，能够从自己的研究经验中来推算这个答案。从单独一棵赛氏马鞭椴（luehea seemannii）上，他能收集到的甲虫就超过了950个物种。他还知道这些甲虫物种中约有五分之一依赖于这种树生活，其他的五分之四则依赖于别的树木物种，而甲虫代表了全部昆虫物种的40%，热带地区的树木物种总共约有5万种。埃尔温据此估算，有3000万个物种的节肢动物是以热带为家园的。[16]（这之中除了昆虫，还包括蜘蛛和蜈蚣。）他承认，连他自己都被这个结论震惊到了。

从那时起，人们付出了很多努力来修正埃尔温的估算结果。大多数人倾向于下调这个数字。（别的不说，对于依赖单独一株植物生存的昆虫比例，埃尔温的估计可能过高了）。不过大家都承认，下调之后的数字仍然大得吓人：最近的估算结果认为至少有200万种热带昆虫，甚或高达700万种。[17]与此相比，全世界也只有1万种鸟类和5500种哺乳动物。也就是说，对于每一个长着毛发和乳腺的物种，仅仅在热带，就对应着至少300种长着触角和复眼的动物。

昆虫动物在热带的极大丰富意味着对于热带的任何危害都将有着数量极大的受害者。试想一下以下这套推算。首先，热带地区去森林化程度的测算是个出了名的难题，不过让我们暂且假设森林遭到砍伐的速率是每年1%。应用物种-面积关系，即s=caz，并把z值设为0.25，我们可以计算得到每丢失1%的森林面积会导致约0.25%的物种消失。如果我们非常保守地估计热带雨林中有200万物种，这就意味着差不多每年要损失5000个物种。这大约是每天14个物种，或是每百分钟一个物种的速度。

上述计算就是e·o·威尔逊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做的计算，就在他某次bdffp之旅过后不久。[18]威尔逊在《科学美国人》上发表了他的结果，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当前的灭绝速率处于“比天然发生的背景灭绝速率快了1万倍的量级上”。他进一步评论道：“这种情况正在将生物多样性降低到白垩纪末期大灭绝以来的最低水平。”他还指出：白垩纪末期的大灭绝虽然不是历史上最糟糕的物种大灭绝，却是“目前为止最著名的一次，因为它终结了恐龙时代，把哺乳动物推上了统治地位，并最终让我们自己这个物种的起源成为可能，无论这是好是坏”。

像埃尔温的结果一样，威尔逊的计算结果同样令人震惊，也同样易于理解，至少易于转述。这一结果获得了极大的关注，不仅仅限于热带生物学家这个小圈子，还包括主流媒体。两位英国生态学家曾经抱怨道：“几乎没有哪天你不会听到别人谈论这件事，总有人告诉你，热带去森林化每小时就会让一个物种消失不见，甚至可能是每分钟一个。”[19]25年之后的今天，人们普遍同意，威尔逊得出的数字像埃尔温的数字一样，与观察结果并不相符。比起科学家，科普作家们甚至更有必要获知这一事实。至于其背后的原因，目前仍在争论之中。

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灭绝需要时间。在威尔逊的计算中，假设一个地区一旦发生了去森林化，物种数量的下降几乎立即就会发生。但一座森林的彻底弛豫可能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而且即便是残存的小种群也可能坚持很长时间，完全取决于生存命运之骰掷出的点数。由于某种环境变化可能导致某些物种注定要遭受厄运，但其数量与实际消失的物种数量之间是有差异的，常被称为“灭绝债务”。这个术语暗示着，灭绝的过程存在滞后，就像是刷信用卡买东西一样。

还有一个可能的解释是，去森林化对栖息地造成的损失并不会一直损失下去。即便是森林遭到了以获得木材为目的的砍伐或是以开辟牧场为目的的焚烧，它们仍旧能重新生长起来。足够讽刺的是，这方面的最佳代表恰恰出自bdffp周边的地区。在洛夫乔伊说服巴西官员支持其项目之后不久，这个国家遭遇了一场令经济瘫痪的严重债务危机，通货膨胀率到1990年时已经升至30000%。政府因此取消了之前承诺给牧场主的补贴，于是数平方公里的土地被废弃。在bdffp的某些方块碎片周边，树木正以极其旺盛的生命力重新生长出来。如果洛夫乔伊不安排人通过砍和烧的方法把区块重新隔离出来的话，这些实验区块就会被新生的森林整个吞没了。虽然热带的原生林正在持续减少，但次生林在某些地区正不断增多。

而观测与预测不符的另一个可能原因在于，人们观测得还不够。热带物种的主体是昆虫和无脊椎动物，所以他们也是灭绝的参与主体。但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个热带昆虫物种（即便以百万量级来计），也就不太可能注意到是否有一两种甚至上万种昆虫已经消失不见了。伦敦动物学会最近的一份报告指出，“所有得到了科学鉴定描述的无脊椎动物之中，保护状态已知的仅占1%”，[20]而无脊椎动物可能还有相当大的主体部分甚至从未得到鉴定描述。正如威尔逊所说的：无脊椎动物“虽然是小东西，却很可能是这个世界的真正运作者”，而小东西常常被忽视。

当科恩-哈夫特和我回到41号营地的时候，这里又来了其他一些人，包括科恩-哈夫特的夫人，生态学家丽塔·梅斯基塔（rita mesquita）以及汤姆·洛夫乔伊。后者正在马瑙斯参加亚马孙可持续发展基金会的一次会议。他如今年过七旬，备受尊敬，因为他让“生物多样性”这个术语得到了广泛接受，而且还创造了“外债换自然”[21]这个概念。多年以来，他同时在为世界自然基金会、史密森学会、联合国基金会以及世界银行工作。而且，得益于他的不懈努力，差不多有一半的亚马孙雨林现在处于某种形式的法律保护之下。洛夫乔伊是少有的一种人，对于在丛林中辛苦工作和在国会面前作证，他感到同样自在。他总是在寻找任何能够为亚马孙的保护擂鼓助威的机会。那天晚上，当我们围坐在一起的时候，他告诉我，他曾经把汤姆·克鲁斯（tom cruise）[22]带来41号营地。他说，克鲁斯似乎很享受这里，只可惜并不曾投入这一事业。

到目前为止，关于bdffp已经发表了500多篇科研论文，撰写了若干学术著作。当我请洛夫乔伊总结他从这个项目中得到的收获时，他说：一个人要把从部分之中得出的结论推广到整体时，必须要十分谨慎。例如最近的研究工作表明，亚马孙地区的土地使用情况发生变化时，也会影响大气循环。这就意味着，在一个足够长久的时间尺度上，雨林的崩溃可能不仅会造成森林的消失，还会造成雨的消失。

“我们的大陆最后可能变成很多一平方公里左右的碎片。”洛夫乔伊说，“我想，这个项目所揭示的是，我们基本上会因此失去超过一半的动植物群系。当然，你也知道，真实世界的情况总是要更为复杂。”

从bdffp得到的大多数发现的确让人们对于物种灭绝的认识发生了改变。在项目所在的地区可以找到6种灵长类动物。其中3种即黑蜘蛛猴、棕僧帽猴以及胡须丛尾猴，都在森林碎片中消失了。像长尾鴷雀和绿背拾叶雀等鸟类总是穿行在混合物种群内，它们已经在较小的森林碎片之中消失了，在较大的碎片中个体密度也锐减了。在野猪泥沼中取食的蛙类与那些制造了泥沼的野猪一起消失了。许多物种甚至对于光和热的些微改变都很敏感，它们在碎片边缘的个体密度也大为降低，然而喜光的蝴蝶数量却增加了。

另一方面，还有一些成果超出bdffp的研究范畴之外：研究者们发现，在碎片化与全球变暖之间存在一种黑暗的同步效应。与这种效应相类似的还有全球变暖与海洋酸化之间、全球变暖与物种入侵之间以及物种入侵与碎片化之间的关系。一个物种为了跟上温度上升的脚步而进行迁移的时候，却被陷在了一块森林碎片中，即便那是一块非常大的碎片，它也很可能无法得以存活。人类世的标志性特征之一就是，世界的改变迫使生物物种不得不移动到其他地域；而另一条特征则是，世界的改变造成了壁垒，比如道路、无树木地带以及城市，阻止了生物移动到其他地域。

“在我20世纪70年代的想法之上，现在又有了一个全新的层面，那就是气候变化。”洛夫乔伊告诉我。他曾经写道：“在气候变化这个方面，甚至包括自然发生的气候变化，人类活动已经对生物多样性的扩散形成了阻碍。”其结果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一场生态危机”。[23]

那天晚上大家都睡得很早。感觉才睡下几分钟，但实际上可能是几小时之后，我被极其响亮的声音吵醒了。那声音不知道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又像是来自四面八方。它会逐渐增强，又逐渐减弱，然后就在我快要睡着的时候再度响起。我知道那是某种蛙类的求偶鸣叫。我下了吊床，抓起一只手电到周围看看。我没有找到噪声的源头，却碰上了一只有着生物荧光条纹的昆虫。要是我手边能找到一个罐子的话，我会很乐于把它抓起来放到罐子里。第二天早上，科恩-哈夫特指给我看一对抱合在一起的马瑙斯细腿树蛙。它们身上是橙棕色的，长着铲子形状的脸。雄蛙紧紧抱在雌蛙背上，只有后者一半大小。我记起来曾经读到过，亚马孙低地中的两栖动物至少目前大多还没有受到壶菌的侵袭。科恩-哈夫特和其他所有人都被蛙的喧闹声音吵得没睡着觉。他形容蛙的叫声就像是“拖长音的哼哼声骤然爆出咆哮，然后以轻笑声收尾”。

喝了几杯咖啡之后，我们出发去看蚂蚁的游行。洛夫乔伊本来计划与我们同行，但当他去穿一件长袖衬衫时，在那里安了家的一只蜘蛛咬了他的手。这只蜘蛛看起来很普通，但洛夫乔伊的伤口呈现出鲜红色，手也渐渐变得麻木了。于是大家决定让他留在营地里。

“最理想的方法是让那些蚂蚁来到你身边。”我们一边走，科恩-哈夫特一边向我解释，“这样一来，你可就无处可去了，就像是被逼到了墙角里。蚂蚁都会朝你爬过来，咬在你的衣服上。于是，你就处在了它们行动的中心。”他听到了远处一只棕喉蚁鸟的叫声，介于啾啾声和咯咯声之间。正如名字所显示的一样，棕喉蚁鸟是一种专一性蚂蚁跟随者，所以科恩-哈夫特把这叫声当成是一个有希望的信号。然而，当我们在几分钟之后到达先前看到行军蚁队伍的地点时，却怎么也找不到那些蚂蚁。科恩-哈夫特听到树上传来了另外两种蚁鸟的鸣叫声：一只是白羽蚁鸟，吵闹的叫声就像是音调高昂的哨子声；另一只是白颏鴷雀，歌声是一阵活泼的啁啾。这两只鸟似乎也在寻找那些行军蚁。

“它们跟我们一样困惑。”科恩-哈夫特说道。他推测那些行军蚁进入了所谓的休息期。在这个阶段，行军蚁差不多会停留在同一个地方不动，以养育新的一代，它们停留的时间可能长达三周。在bdffp众多令人费解的发现之中，有一个或许可以通过行军蚁的休息期来解释：即便森林碎片大到足以支持行军蚁的多个种群，但最终还是会失去其中的蚁鸟。专一性蚂蚁跟随者需要跟随处于食物搜寻状态之中的蚂蚁。显然，在碎片中就是没有足够多的行军蚁种群能保证总有一群处于活动状态。科恩-哈夫特告诉我，这又是雨林逻辑的一种体现。蚁鸟太过擅长“各司其职”了，以至于一旦有任何变化令它们不便司其职，就会产生剧烈的反应。

“如果你发现一个事物依赖于另一个事物，而后者又依赖于其他事物，那么这一连串相互作用就将依赖于恒定不变性。”科恩-哈夫特如是说道。在我们跋踄回营的路上，我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如果科恩-哈夫特是正确的，那么这个疯狂的像马戏团一样复杂的蚂蚁-鸟-蝴蝶游行队伍实际上勾勒出了亚马孙雨林稳定性的轮廓。只有在一个游戏规则保持不变的地方，才能有足够的时间让蝴蝶演化成以鸟类的粪便为食，让鸟类演化成跟随蚂蚁。是的，我很失望没有能再次看到行军蚁，但是对于蚁鸟实在没什么可责怪的。

[1] jeff tollefson，“splinters of the amazon，”nature 496（2013）：286.

[2] ibid.

[3] roger le b.hooke，josé f.martín-duque，and javierpedraza，“land transformation by humans：a review，”gsa today 22（2012）：4-10.

[4] erle c.ellis and navin ramankutty，“putting people in the map：anthropogenic biomes of the world，”frontiers in ecology and the environment 6（2008）：439-447.

[5] 此处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戈壁滩，而是特指从中国西北部直至蒙古国南部的大片荒漠地区。中文戈壁一词即是从蒙古语对这一地区的称谓音译而来。——译者

[6] 位于澳大利亚西南部内陆地区的沙漠。——译者

[7] richard o.bierregard et al.，lessons from amazonia：the ecology and conservation of a fragmented forest（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1），41.

[8] 主要用于物理学的科学名词，指一个系统受到扰乱之后重新恢复平衡的过程。其英文单词“relaxation”是“放松、松弛”（relax）的名词形式，所以作者说这是一个“明朗”的名称。——译者

[9] jared diamond，“the island dilemma：lessons of modern biogeographic studies for the design of natural reserves，”biological conservation 7（1975）：129-146.

[10] jared diamond，“‘normal’ extinctions ofisolated populations，”in extinctions，edited by matthew h.nitecki（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200.

[11] susan g.w.laurance et al.，“effects of road clearings on movement patterns of understory rainforest birds in central amazonia，”conservation biology 18（2004）1099-1109.

[12] e.o.wilson，the diversity of life（1992；reprint，new york：norton，1993），3-4.

[13] 指美国东岸偏北的地区，包括这里说的马萨诸塞州、作者所在的纽约州以及前文提到的新泽西州等。——译者

[14] carl w.rettenmeyer et al.，“the largest animal association centered on one species：the army ant eciton burchellii and its more than 300 associates，”insectes sociaux 58（2011）：281-292.

[15] carl w.rettenmeyer et al.，“the largest animal association centered on one species：the army ant eciton burchellii and its more than 300 associates，”insectes sociaux 58（2011）：281-292.

[16] terry l.erwin，“tropical forests：their richness in coleoptera and other arthropod species，”coleopterists bulletin 36（1982）：74-75.

[17] andrew j.hamilton et al.，“quantifying uncertainty in estimation of tropical arthropod species richness，”american naturalist 176（2010）：90-95.

[18] e.o.wilson，“threats to biodiversity，”scientific american，september 1989，108-116.

[19] john h.lawton and robert m.may，extinction rates（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v.

[20] “spineless：status and trends of the world’s invertebrates，”published online july 31，2012，17.

[21] 指免除发展中国家的一部分外债，换取该国在自然环境保护上加大投入。——译者

[22] 美国当代著名男影星，代表作有《夜访吸血鬼》《碟中谍》系列等电影。——译者

[23] thomas e.lovejoy，“biodiversity：what is it？”in biodiversity ii：understanding and protecting our biological resources，edited by marjorie l.kudla，don e.wilson，and e.o.wilson（washington，d.c.：joseph henry press，1997），12.

谢选骏指出：人说——“如果你发现一个事物依赖于另一个事物，而后者又依赖于其他事物，那么这一连串相互作用就将依赖于恒定不变性。”

我看——只要在这个“依赖”的链条中抽掉一节，就足以毁灭整个系统。这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科技文明所干的“惨绝人寰的好事”。欧洲人杀光了土著不算，还残暴地切断了整个生态链、毁灭了全部的自然平衡……现在酒足饭饱、过度肥胖，又来猫哭耗子假慈悲地鼓吹绿色环保了！

【第十章 新泛古陆】

小棕蝠（myotis lucifugus）

对蝙蝠进行普查的最佳时节是死寂的冬季。这种动物是所谓的“真冬眠者”。当气温下降的时候，蝙蝠就开始寻找一个可以安定下来的所在。当然，实际上是安定上去，因为冬眠中的蝙蝠是靠它们的脚趾吊起来的。在美国东北部地区，最早进入冬眠的蝙蝠通常是小棕蝠。有时在10月下旬或11月上旬，它们就开始寻找可以维持稳定条件的隐蔽所了，比如一个洞穴或一个矿井。很快就会有别的蝙蝠跟上小棕蝠的脚步，先是三色蝠，然后是大棕蝠，再之后是小脚鼠耳蝠。冬眠中的蝙蝠体温可以下降28~33℃，常常降到了冰点附近。它们的心跳变慢了，免疫系统也关闭了。用脚吊在洞顶的蝙蝠此时就像是暂停的动画片一样。给冬眠中的蝙蝠计数需要强健的脖子，一盏好头灯，还有一双暖和的袜子。

在2007年3月，纽约州首府阿尔巴尼市的一些野生动植物学家来到城西的一个洞穴中对蝙蝠进行普查。这是一次例行普查，太过寻常了，所以他们的主管阿尔·希克斯（al hicks）干脆留在办公室没去。当这些生物学家到达那个洞穴时，他们立刻掏出了手机。

“他们当时告诉我：‘老天爷，这儿到处都是死蝙蝠。’”在纽约州环保局工作的希克斯后来回忆道。希克斯在电话里指示他们带一些蝙蝠的尸体回到办公室来。他还让生物学家们给任何他们能找到的活蝙蝠照些照片。当希克斯查看这些照片时，他发现这些动物看起来就像是刚在滑石粉里沾了一下似的，而且首先从鼻子开始。这是他从来没遇到过的情况，于是他开始通过电子邮件给他能想到的所有蝙蝠专家发送这些照片。他们也全都没有见过任何类似的情况。其他州环保局的相关负责人还开起了希克斯的玩笑，问他这些纽约的蝙蝠究竟是吸了什么毒粉。

春天来了。全纽约州以及全新英格兰地区的蝙蝠都从冬眠中苏醒过来，飞出了藏身地。白色的粉末仍是一个谜。“我们当时还想：好了，但愿这玩意就这么消失了。”希克斯告诉我，“就像布什政府一样。而它也的确像是布什政府一样，就是不会消失。”它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开始扩散了。第二个冬天里，在4个州35个洞穴中的蝙蝠身上都发现了同样的白色粉末状物质。与此同时，蝙蝠也在持续死去。在某些冬眠地，种群数量骤降了90%。在佛蒙特的一个洞穴中，成千上万的尸体从洞顶掉落，如风吹雪一般堆在地面上。

在接下来那个冬天里，蝙蝠仍在不断死去，并扩散到了另外5个州。再之后那个冬天，情况持续恶化，又有3个州加入进来。虽然在很多地方蝙蝠几乎都死绝了，但情况仍然持续到了今天。现在已经知道，那些白色粉末是一种嗜冷菌，属于低温微生物。它是意外进入美国的，可能源自欧洲。当这种地丝霉属（geomyces）的真菌最初被分离出来的时候，它还没有名字。由于其对蝙蝠的影响，它现在被称为毁灭地丝霉菌（geomyces destructans）。[1]

如果没有人类的帮助，长途旅行对于大多数物种而言是困难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事实对于达尔文而言是个中心法则。在他的理论中，带有变异的遗传要求每一个物种是从同一个地点起源的。而要从那个起源地扩散开来，生物或滑、或游、或跑、或爬或随风散播种子。达尔文认为，只要经过足够长的时间，即便是一种固着的生物，比如真菌，也可以扩散到很广泛的地域。然而，正是扩散过程本身的局限性带来了有趣的结果，于是有了生命的丰富多彩，也导致了在多样化之中显露出来的模式。例如海洋所造成的壁垒就解释了为什么南美洲、非洲和澳洲的大片土地，虽然据达尔文所说有着“完全类似”的气候和地形，却被完全不类似的动植物群系占据着。每块大陆上的生物是分别演化的，这让物理隔绝转化成为生物学上的悬殊差异。与之类似，陆地所造就的壁垒解释了为什么东太平洋的鱼类不同于西加勒比海的鱼类，虽然这两者如达尔文所说“中间只隔着狭窄但无法穿越的巴拿马地峡”。在更为局部的层面上，高山或大河某一侧发现的物种往往与另一侧发现的亲缘物种不同。例如，达尔文就曾指出：“在麦哲伦海峡附近的平原栖息着一种羊驼，而北部的拉普拉塔平原则栖息着同一个属的另一种羊驼。但这里没有像在非洲和澳洲所发现的那些真正的鸵鸟或鸸鹋。”

达尔文对于扩散局限性的思考还包括另一个方面，更为难以解释。如同他亲眼所见的那样，像加拉帕戈斯群岛这样位于远海的火山岛上也同样充满了各种生命形式。实际上，岛屿居住着许多世界上最不可思议的生物。如果达尔文的进化论是正确的，那么这些生物必然是此地最早定居者的后代。但最早的定居者又是怎么到达这里的呢？就加拉帕戈斯的情况而言，800公里的开放水域阻隔在这些群岛与南美洲的海岸之间。达尔文对于这个问题感到极其头痛，他花费了一年时间想要在肯特郡的自家花园里重现漂洋过海的条件。他收集了一些种子并把它们泡在盐水缸中。每过几天，他就取出几颗种子种到地里。事实证明，这是个耗费时间的项目，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道出了原因：“我发现这些水必须每过几天就换一遍，否则就会臭不可闻。”[2]不过结果在他看来是有希望的：虽然这些种子“产生了多得令人惊讶的黏液”，但浸泡时间在4周之内的种子仍然可以发芽，而水芹的种子则能坚持6周。[3]如果洋流的速度是每小时1.6公里的话，那么6周之后一颗种子就能被带到1500公里之外的地方。动物呢？在这个问题上达尔文所采用的方法就更具有巴罗克风格[4]了。他切下了一对鸭掌，悬吊在一只装满了蜗牛幼虫的水箱中。让这对鸭掌泡了一段时间之后，他又把它们取出，并让他的孩子们数数上面附着了多少蜗牛幼虫。达尔文发现，这种小小的软体动物离开水之后还能存活长达20小时。[5]在这么久的时间里，他估算，一只鸭子带着脚掌上附着的蜗牛幼虫，可以飞跃1000多公里远的距离。他还观察到，许多遥远的岛屿上除了会飞的蝙蝠之外没有其他原生的哺乳动物，这当然不会仅仅只是巧合。[6]

这个达尔文自己称为“地理分布”的概念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一些影响甚至直到他死后几十年才被人们认识到。在19世纪末期，古生物学家们开始分类整理在不同大陆上采集的化石之间所展示出来的古怪的一致性。举例来说，中龙（mesosaurus）是一种体型较瘦、牙齿暴凸的爬行动物，主要生活在二叠纪。它的化石在非洲和隔洋相望的南美洲都有发现。舌羊齿（glossopteris）是一种舌状蕨类植物，同样来自二叠纪，其化石在非洲、南美洲和澳洲都能找到。由于很难想象一只巨大的爬行动物要如何跨越大西洋，人们就引入了延伸近万公里的巨大陆桥来帮助解释。没有人知道这些横跨大洋的陆桥是如何消失的，又去了哪里。按理来说，它们应该是沉入了海浪之下。在20世纪初，德国气象学家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有了一个更好的主意。

“这些大陆肯定曾经移动过。”他写道，“南美洲曾经位于非洲的旁边，两者形成了一整块陆地……自那以后的数百万年间，这两部分越分越远，就好像是裂开的浮冰漂在水上一样。”[7]魏格纳一度提出一个假说：所有今天的大陆曾经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块巨大的超级大陆，称为泛古陆。魏格纳关于“大陆漂移”的理论在他有生之年饱受嘲讽，但是最终却通过板块构造的发现在很大程度上得以证实了。

人类世的惊人特征之一就是它在地理分布原理下所造就的乱象。如果说高速公路、无树木地带以及大豆种植园制造了前所未有的孤岛，那么全球贸易和世界旅行又带来了相反的后果：它们否定了最遥远岛屿的遥远性。重新混合全世界动植物群系的过程，早已伴随着早期人类迁移的路途缓缓开始了，而近几十年来则逐渐加速，甚至令世界上某些地区的入侵植物超过了本地植物。据估计，在每24小时的时间里，仅仅通过船舶压舱水这种方式，就有1万个不同的物种被转移到了世界上别的地方。[8]就这样，单是一艘超级油轮，甚至只是一位飞机乘客，就能毁掉数百万年的地理隔绝。麦吉尔大学一位研究物种入侵的专家安东尼·里恰尔迪把当前全世界动植物群系的重新洗牌称为“物种大入侵事件”。[9]他曾经写道：这在我们星球的历史上“前所未有”。

我恰好就住在阿尔巴尼以东，离第一批死蝙蝠被发现的洞穴不算太远。当我得知这些事情的时候，这种病已经被冠名为白鼻综合征，并且扩散到了远达西弗吉尼亚的辽阔范围，杀死了差不多100万只蝙蝠。我给阿尔·希克斯打了个电话，他建议说，既然又到了蝙蝠普查的季节，我可以跟他们一起参加下次的普查。在一个阴冷的早晨，我们在一个离他办公室不远的停车场碰了面。从那里出发之后，我们向着阿迪朗达克山脉，一直朝北开去。

大概两个小时之后，我们来到了离尚普兰湖（lake champlain）不太远的一座山脚下。在19世纪以及之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阿迪朗达克山脉是一个主要的铁矿石产地，有很多矿井位于这些大山的深处。当矿石采尽之后，矿井都被人们废弃了，又被蝙蝠占据了。为了进行普查，我们要进入一个曾经属于巴顿·希尔矿业（barton hill mine）的矿井。入口位于半山腰处，山坡上覆盖着近一米深的积雪。在山路的起点处，有十几个人站在那里跺着脚驱寒。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像希克斯一样为纽约州政府工作。此外还有两位来自美国鱼类及野生动物管理局的生物学家，以及一位当地的小说家。他正在为自己的一本新书做调研，想在其中插入一个有关白鼻综合征的支线情节。

所有人都换上了雪鞋，除了小说家之外，他似乎没有收到要带雪鞋的通知。积雪已经结冰了，大家走得很慢，花了半个小时才前进了不到一公里。那位小说家不得不奋力对抗近一米深的积雪。在我们等他跟上来的时候，话题变成了进入一个废弃矿井可能面临的危险。大家告诉我，这些危险当中包括被落石砸到，被漏气毒死，以及突然跌落进几十米深的坑洞。又过了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到达矿井的主入口，其实就是个在山坡上切出来的大洞。洞口前的石头上面满是白色的鸟粪，雪地上则有爪子的印记。这些证据表明，渡鸦和郊狼已经发现了这里是个易于搞到晚餐的地方。

“一塌糊涂。”希克斯说。蝙蝠们正拍打着翅膀在坑道口飞进飞出，还有一些则在雪地上爬来爬去。希克斯去抓了一只来。它的样子没精打采的，以至于希克斯一下子就得手了。他用大拇指和食指抓着这只蝙蝠，掐断了它的脖子，然后放进一个封口袋中。“今天的普查不会花太多时间。”他宣布道。

我们换下雪鞋，戴上头盔和头灯，鱼贯进入矿井，沿着一条又长又陡的隧道向深处走去。散碎的光柱凌乱地照亮地面，飞行中的蝙蝠碰到我们就转向上方，飞进暗影之中。希克斯提醒所有人都保持警惕：“有些地方，只要走错一步，你就永远也回不来了。”隧道蜿蜒向前，有时会豁然开阔成音乐厅大小的洞穴，再从那里分出几条岔道出去，其中有些地方甚至还有自己的名字。在一个叫作唐·托马斯的阴暗洞厅中，我们分成小组开始了普查工作。这个过程主要是给尽可能多的蝙蝠照相。之后，会有人坐在阿尔巴尼的电脑屏幕前对照片上的全部蝙蝠进行计数。我与希克斯和一位来自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的科学家一组，希克斯带着一架巨大的相机，而那位科学家则有一支激光笔。蝙蝠是高度社会化的动物，它们在坑道洞顶上吊着的时候分成不同的群落，每一群都紧紧挤在一起。这里的蝙蝠大多数是小棕蝠，在蝙蝠普查的行话中被称为“露西斯”[10]。在美国东北部地区它们是主要的蝙蝠物种，也很有可能正是你在夏季夜晚看到的那些扑棱着翅膀到处飞的蝙蝠。蝠如其名，体型很小，只有大概10厘米长，5克重。小棕蝠通体呈棕色，只是腹部的毛皮颜色稍浅。（诗人兰德尔·贾雷尔曾经这样形容它们：“色如咖啡混有奶油”。[11]）吊在洞顶上，双翼折起，它们看起来就像是潮湿的拉拉队花球。这里还有小脚鼠耳蝠（myotis leibii），可以通过它们颜色很深的脸部来辨别；另外还有印第安纳蝠（myotis sodalis），早在白鼻综合征出现以前就已经被列为濒危动物。当我们继续向前走时，不断地打扰到这些蝙蝠。它们吱吱叫着，窸窣作响，就像是半梦半醒的孩子。

尽管名字叫白鼻综合征，但它并不仅限于蝙蝠的鼻子。当我们在矿井中越钻越深时，人们不断发现有的蝙蝠双翼和耳朵上也有真菌的斑点。染病蝙蝠之中的一部分被用拇指和食指处死了，用于研究的目的。每一只死蝙蝠都鉴定了性别——雄蝙蝠可以通过它们小小的阴茎来辨认——然后放进封口袋。

即便到了今天，人们仍不完全清楚毁灭地丝霉菌是如何杀死蝙蝠的。目前所知道的是，有白鼻症状的蝙蝠会从冬眠中醒来，并在白天到处飞。有假说认为，这些真菌侵蚀掉了（实际上可以说是真的吃掉了）蝙蝠的皮肤，直到蝙蝠因为感到不适而苏醒过来。这就让它们消耗掉了本来为越冬而准备的脂肪储备。处在饥饿的边缘，它们只能飞出去搜寻昆虫来吃。而在一年中的这个时候，根本就没有昆虫可供它们食用。还有人提出，真菌会导致水份透过蝙蝠的皮肤跑掉，这会促使它们醒来去找水喝。[12]同样，它们会用光关键的能量储备，最终变得瘦弱，然后是死亡。

我们进入巴顿·希尔矿的时间是下午1点。到了晚上7点的时候，我们差不多回到了我们出发的山底下，只不过是在大山内部而已。我们看到了一个锈迹斑斑的巨大卷扬机。当这个矿井还在运作的时候，这个卷扬机可用来把矿石拖上地表。卷扬机再往下，路消失在一池黑水之中，黑得就像是冥河一样。没法再往前走了，于是我们开始往上爬。

物种在全世界的迁移有时被比作俄罗斯轮盘赌[13]。就像任何赌注巨大的游戏一样，当一种新的生物出现在某个地方时，可能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第一种结果就是什么也不发生，或许可以被称为空弹仓情况。或是因为气候不适合，或是因为这种生物找不到足够的食物，或是因为它们自己被当成食物吃掉了，或者还有许多其他的可能原因，新来者没能存活下来，或是至少没能繁育后代。大多数可能出现过的外来物种并未留下记录，实际上可能完全没有被注意到。所以，我们很难知道其准确数字。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大部分潜在入侵者并未存活下来。

在第二种结果中，入侵的生物不仅存活下来，还养育出了新的一代，后者又存活下来并养育出了更年轻的一代。在入侵物种的研究中，这种情况被称为“定居”（establishment）。同样的，这种情况到底发生了多少次，也是不可能准确估计的。很多定居下来的物种可能会始终局限在它们进入的地点附近，或者也有一些完全无害，不会被人们所注意。但是，一定数量的入侵物种完成了入侵进程的第三步，也就是“扩散”——同样可以比作俄罗斯轮盘赌。1916年，在美国新泽西州里弗顿（riverton）附近的一个幼儿园里发现了十几只奇怪的甲虫。次年，这种今天称为日本丽金龟（popillia japonica）的甲虫向各个方向扩散，在将近8平方公里的地域内都有发现。之后的一年，这个数字跃至18平方公里；而再之后的一年，暴涨到124平方公里。这种甲虫继续以几何级数的速度扩张领地，在20年内就占领了从康涅狄格州到马里兰州的广阔地域。（自此之后，它仍在进一步扩散，南到亚拉巴马州，西到蒙大拿州。[14]）罗伊·范·德里舍是马萨诸塞大学的一名入侵物种方面的专家。他估计在每100种潜在入侵物种中，有5~15个物种能成功定居。在这5~15个物种之中，有一种将会成为“弹仓中的子弹”。[15]

为什么有些入侵物种能够进行爆发式的繁育，这仍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一个可能的解释是，不断转移会带来巨大的优势，就像骗子的情况一样。当一个物种被运送到一个新的地点，特别是到了一个新的大陆上时，它就把它的竞争对手和天敌都甩在了身后。这种摆脱宿敌之后的自由，也是摆脱了演化史之后的自由，被称为“天敌脱离”。显然，已经有许多生物从天敌脱离之中获益了，其中之一就是于19世纪早期从欧洲来到美国东北部的千屈菜。在它本来的栖息地，千屈菜有各种各样的专一性天敌，包括黑边千屈菜甲虫、金千屈菜甲虫、千屈菜根象鼻虫以及千屈菜花象鼻虫。当千屈菜出现在北美洲时，那里没有上述任何一种昆虫。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植物可以占据从西弗吉尼亚州到华盛顿州的广大地域。在这些专一性天敌之中，有一部分最近被引入美国境内以控制千屈菜的扩张。这类“以毒攻毒”的策略有着全然两极化的结果。有些情况下，事实证明它是极为成功的；而另一些情况下则成了另一场生态灾难。20世纪50年代末期引入夏威夷的玫瑰蜗牛（euglandina rosea）就属于后一种情况。这种原产于中美洲的蜗牛被引入夏威夷的目的是为了捕食更早引入的另一种蜗牛——非洲大蜗牛（achatina fulica），后者已经成为了当地的一种农业害虫。然而，玫瑰蜗牛大多数情况下却放着非洲大蜗牛不管，反而专注于体型更小、色彩更丰富的夏威夷本地蜗牛。在曾经栖息在这些群岛上的700多种本地蜗牛当中，如今差不多有90%都已经灭绝了，剩下那些蜗牛物种的数量也严重减少了[16]。

把旧日的对手甩在身后，其必然结果就是找没经验的新手来欺负。一个特别著名的恐怖例子就是体型瘦长的棕树蛇（boiga irregularis）。这种蛇原产于巴布亚新几内亚和澳洲北部，并在20世纪40年代到达关岛，很有可能是藏在军事货物中偷渡成功的。这个岛上原有的唯一蛇类是一种没有视力的小型蛇，跟虫子差不多大。所以关岛的动物群完全没有准备好接受棕树蛇的到来，更不要提它贪婪的食性了。这种蛇在岛上的原生鸟类中大开杀戒，其中包括：关岛阔嘴鹟，最后有人看到是在1984年；关岛秧鸡，多亏有捕获繁育计划的帮助才得以续存；以及马里亚纳果鸠，在关岛上已经灭绝（仅在几个更小的岛上苟延残喘）。在棕树蛇到来之前，关岛上有三种原生的哺乳动物，都是蝙蝠。今天，只有一种马里亚纳狐蝠残存下来，并且被认为处在高度濒危状态。与此同时，这种蛇作为天敌脱离的受益者，以疯狂的速度倍增着。在被称为“激剧繁殖”（irruption）的顶峰时期，其种群密度高达每100平方米6条。它们所造成的毁坏是如此严重，所有能吃的本地动物都一扫而空。现在，这种蛇主要以其他入侵者为食，比如古怪的石龙子，一种同样由巴布亚新几内亚而来的蜥蜴。作家戴维·奎曼告诫说，要把棕树蛇妖魔化是很容易的，但这种动物并不邪恶，它无道德意识，只是出现在一个错误的地点而已。他还评论道，棕树蛇在关岛的所作所为“恰恰正是人类在全世界所做的事情：以其他物种为代价，无节制地获取自身的成功”。[17]

至于引进的病原体，情况也基本一致。病原体与其宿主之间的长期关系常常可以用一个军事用语来描述其特征：两者陷入了一场“演化军备竞赛”。在这场竞赛中，要想存活下去，两者都要防止对方取得过多优势。当一种全新的病原体出现的时候，就像是在冷兵器对决中带了一把枪。因为以前从没遇到过某种真菌（或病毒或细菌），新的宿主对其毫无防御力。这类“新型相互作用”正如人们所知道的，可能是极其致命的。在19世纪早期，美洲板栗树是东部森林的主要落叶树木。像在康涅狄格州这种地方，它提供了近半数的永久性使用木材。[18]（由于这种树能从根部出芽，所以即便是遭受过度采伐仍然生长得不错。“那时候不仅仅婴儿床可能是用栗木做的，”一位名叫乔治·黑普廷的植物病理学家曾经写道，“说不定连老人的棺材也是。”[19]）接下来，在19~20世纪之交，导致栗树枝枯病的栗树枝枯病菌（cryphonectria parasitica）侵入美国，来源可能是日本。亚洲板栗树与栗树枝枯病菌共同演化而来，很容易适应其存在，而对于美洲板栗树而言，这种真菌却被证明是百分之百致命的。到了20世纪50年代，这种真菌实际上已经杀光了美国境内的每一棵板栗树，总计约40亿棵。若干种依存于这种树的蛾子也一同消失了。据推测，壶菌的致命性也正是由于其“新”的特性所导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金蛙突然之间就从千蛙溪消失了，以及为什么两栖动物成了地球上最为危急的一类生物。

甚至早在白鼻综合征正式鉴定之前，阿尔·希克斯和他的同事们就曾经怀疑过是引进物种惹的祸。无论是什么东西杀死了蝙蝠，那都应该是某种它们此前从未遭遇过的东西，因为其致死率是如此之高。与此同时，这种病症正从纽约上州以一种典型的靶环模式向外扩散。这似乎表明，背后的元凶是在阿尔巴尼附近登陆的。当蝙蝠的持续不断死亡开始成为全国性新闻的时候，出现了一条可能的线索。有一位洞穴探险者给希克斯寄来了一些照片，是他在阿尔巴尼市以西约64公里处拍摄的。照片的拍摄时间是2006年，比希克斯的同事们给他打电话报告噩耗的时间整整早了一年。在这些照片上，已经明显可以看出白鼻的迹象。这位洞穴探险者拍照所在的洞穴连接着豪洞（howe caverns），那是一个广受欢迎的旅游地，提供洞穴探险、地下河漂流以及其他一些游览项目。

“有意思的是，我们手中关于此事的最早记录竟然是在一个进行了商业开发的纽约州洞穴中拍摄的照片，而那个洞穴每年有20万人次的游客参观。”希克斯告诉我说。

引进物种现在已经是许多风景之中的一部分，你往窗外瞥一眼，很有可能就会看到一些引进物种。从我现在所坐的地方——位于马萨诸塞州西部的某地——向外望去，能看到草地，那是某个人在某个时候种下的，而且非常肯定不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原有生物。（几乎所有在美国草坪上的草都是从别的什么地方来的，包括所谓的肯塔基蓝草[20]。）我的草坪修整得并不算特别好，所以我还看到了很多蒲公英，它们来自欧洲，扩散得到处都是。草坪上还有葱芥和宽叶车前，同样都是来自欧洲的入侵者。宽叶车前（plantago major）似乎是随着最早的一批白人定居者到达美洲的，已经成了一种体现移民者存在的可靠标志，美国原住民甚至称其为“白人的脚印”。从写字台前起身，走过草坪的边缘，我还能看到：野蔷薇，来自亚洲的一种多刺的入侵植物；安妮女王的蕾丝，[21]另一种来自欧洲的引进物种；牛蒡，同样来自欧洲；还有远东白英，[22]顾名思义就知道其来源。根据一项对马萨诸塞州植物标本的研究，其中的植物物种有近三分之一是“归化的外来者”。[23]如果在土里向下挖几厘米，我就会碰到蚯蚓，同样是外来者。在欧洲人到此之前，新英格兰地区没有自己的蚯蚓。这个地区的蠕虫已经在最后一次冰川期中扫除殆尽了，此后虽经历了一万年相对温暖的时期，北美本地的蠕虫也没有重新占据这个地区。蚯蚓能够消灭掉残败的落叶，从而显著地改变森林土壤的构成。（虽然蚯蚓深受园丁们的喜爱，但近期的一项研究表明，蚯蚓的引进与美国东北部地区一种本地蝾螈的数量下降有着某种联系。[24]）当我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几种可能会造成灾难性后果的新入侵者显然正在马萨诸塞州进行着扩散行动。其中除了毁灭地丝霉菌以外，还包括：亚洲天牛，一种从中国进入美国的物种，以多种硬木树为食；白蜡窄吉丁，同样来自亚洲，其幼虫会在白蜡树中钻孔并导致树木死亡；斑马壳菜蛤，一种来自东欧的淡水生物，有个令人生厌的习性，就是会把自己附着在任何可以附着的表面上，并以水中可以食用的任何东西为食。

从我住的地方沿着路向低处走有个湖，湖边立着的一块牌子上写着：“禁止水中顺风车！清洁所有娱乐设施！”牌子上画着一艘船，上面覆满了斑马壳菜蛤，看起来就好像是有人误把这种软体动物当成油漆来用。

无论你是在哪里读到这些文字，情节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我指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其他地区，而是全世界。“daisie”是一个有关欧洲入侵物种的数据库，跟踪着超过1.2万个物种的情况。“apasd”是“亚太外来物种数据库”的缩写，“fisna”是“非洲森林入侵物种网络”的缩写，“ibis”是“岛屿生物多样性和入侵物种数据库”的缩写，而“nemesis”是“美国国家外来河海物种信息系统”的缩写。这些数据库也追踪着成千上万的其他入侵物种。在澳大利亚，入侵物种的问题是如此严重，孩子们从学前班开始就加入了防控行动。在布里斯班以北的汤斯维尔（townsville），市议会决定鼓励孩子们对甘蔗蟾蜍进行“定期捕猎”。这种动物本来是在20世纪30年代有意引进的，以期控制竹土天牛对甘蔗的侵害，结果反而成了一场灾难。（甘蔗蟾蜍是有毒的，而本地的动物如袋鼬等并不知情，一旦吃了甘蔗蟾蜍就会死亡。）为了以人道的方式处理蟾蜍，议会指导孩子们“把蟾蜍放在冷藏室里12小时”，然后“再把它们放在冷冻室里12小时”[25]。最近一项对南极洲人类活动的研究发现，仅仅一个夏天的时间，来到南极大陆的游客和研究人员就会从其他大陆带来超过7万粒植物种子。[26]其中已经有一种来自欧洲的早熟禾（poa annua）落地生根，成功地在南极洲定居。由于南极洲只有两个原生的维管植物物种，这就意味着那里三分之一的维管植物已经是入侵物种了。

从全球动植物群的角度来看，世界旅行代表了一种迅猛发展的新现象，同时又是一种古老现象的重演。魏格纳从化石记录中推理出来的大陆漂移过程如今又反转过来了——这是另一种人类推动地质历史车轮倒转的方式，而且是以极高的速度。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高效的板块构造过程，但没有板块的移动。通过把亚洲的物种带到北美、把北美的物种带到澳洲、把澳洲的物种带到非洲以及把欧洲的物种带到南极洲，我们实际上正在把世界重新拼合成一个巨大的超级大陆，生物学家们有时称之为新泛古陆。

风神洞（aeolus cave）位于佛蒙特州多塞特镇一处长着树林的山坡上，据信是新英格兰地区最大的蝙蝠冬眠地。据估计，在白鼻综合征肆虐之前，每年有近30万只蝙蝠来此越冬，其中一些甚至来自遥远的罗得岛和安大略省。在我和希克斯前往巴顿·希尔矿几周后，他邀我与他一同去风神洞。这趟旅程是由佛蒙特州鱼类与野生动物保护局组织的。在山脚下，我们不必换上雪鞋，而是一起乘上了雪地摩托。上山的路曲折蜿蜒，由一连串长长的之字形路径组成。这里-4℃的气温远远低于蝙蝠能够活动的温度，但是当我们在洞穴入口附近停车的时候，我还是能看到蝙蝠扑棱着翅膀飞来飞去。佛蒙特方面的官员之中最为资深的斯科特·达林（scott darling）宣布，在继续前进之前，我们都要戴上乳胶手套和包裹全身的一次性工作服。我当时感到这样做有点多此一举，像是那位小说家笔下白鼻相关情节里的戏剧化场景。然而，很快我就看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

风神洞是水流通过成千上万年的冲刷形成的。为了防止人们进入其中，拥有这个洞穴所有权的美国自然保护协会用一些巨大的钢制板条门封住了入口。我们之中有人用钥匙打开了其中一扇板条，产生的这道窄缝仅能勉强爬过去或滑进去。除了寒冷之外，还有一股令人作呕的气味从开口处直冲出来，又像是野生动物园的味道，又像是垃圾站的味道。直达大门口的那条石头路上结了冰，滑得几乎站不住脚。轮到我时，才挤进两道板条之间，就立刻滑倒在什么柔软而又湿冷的东西中间。我立即爬了起来，同时意识到，那是一堆死蝙蝠的尸体。

风神洞入口处的洞厅叫作鸟粪厅，前端大概有9米宽，6米高。越向后走，它就逐渐缩窄，并倾斜下去。那些从这个洞厅分出去的隧道只有洞穴探险者才有能力进入，从那些隧道再分出去的分支则只有蝙蝠能够进入。向鸟粪厅里面望去，感觉就像是盯着一个巨大的喉咙。这幅阴暗的场景令人不寒而栗。在洞顶上有巨大的冰柱悬吊下来，而地面上则有形状像是水螅的巨大冰块凸起。地面上覆满了死蝙蝠。我注意到还有些冰块里面冻着蝙蝠。在洞顶上有休眠中的蝙蝠，也有彻底醒来的蝙蝠。后者会飞起来，迅速掠过我们，或是向我们直冲过来。

为什么有些地方的蝙蝠尸体会堆积如山，而另一些地方的却会被吃掉或是通过别的什么方式消失，这至今还是一个谜。希克斯推测，风神洞这里的条件太糟糕了，蝙蝠还没能出洞就死在了这里。他和达林本来计划要数数鸟粪厅中的蝙蝠数量。但这个计划很快就被放弃了，改成了采集一些标本。达林解释说，这些标本将会送往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样的话，这些曾经在风神洞越冬的数万只小棕蝠、北美鼠耳蝠和三色蝠至少还能留下记录。他说：“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他指出，与那些最多存在了一两个世纪的矿井不同，风神洞已经存在了上千年。自从洞口在最后一次冰川期结束时被打开以来，一代又一代的蝙蝠一直在那里冬眠。

“这就是此事最为惊人之处：它打破了演化的链条。”达林说道。他和希克斯开始从地上捡拾死蝙蝠。那些已经严重腐烂的蝙蝠又被扔了回去，那些多多少少还算完整的首先鉴定了性别，然后放进了容积两升的塑料袋里。我帮忙撑着装雌蝙蝠的塑料袋袋口。很快袋子就装满了，又开了一个新的袋子。当标本数目达到了500左右时，达林决定该回去了。希克斯留在后面。他带来了他的大相机，说想再多照一些照片回去。在我们停留在洞中的这几个小时里，这幅大屠杀的场面变得更加触目惊心了，因为许多蝙蝠的尸体受到了挤压，现在正渗出红色的血水。当我朝着入口往上走的时候，希克斯在我后面说：“千万别踩到死蝙蝠。”我过了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他是在开玩笑。

新泛古陆现象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这很难说。科学作家阿兰·伯迪克曾称人类“无疑是生物历史上最为成功的入侵者”。[27]如果你像他说的一样把人类算作入侵物种的话，那么新泛古陆的进程早在约12万年前现代人类第一次走出非洲就开始了。当人类在大约1.3万年前推进到北美洲时，他们还带着驯化的狗一起跨过了白令陆桥。[28]波利尼西亚人在大约1500年前定居夏威夷，带去的不仅仅有老鼠，还有虱子、跳蚤和猪。对于新世界的地理“发现”启动了一场大规模的生物交换竞赛，也就是所谓的“哥伦布交换”，把新泛古陆的进程带到了一个全新的水平上。甚至就在达尔文精心打磨他的地理分布理论时，这些理论正在被一些所谓驯化学会的组织蓄意削弱着。恰恰就是《物种起源》出版的那一年，墨尔本某个驯化学会的成员在澳大利亚放生了第一只兔子。此后，他们繁殖的速度快得就像是……好吧，就像是兔子。1890年，纽约一个团体以“引进外国的动植物群体之中被证明是有用或有趣的品种并使之适应本地环境”为己任。[29]在这一目标的驱使之下，他们把欧椋鸟引入了美国。（实际上，这个团队的领导人应该是想要把莎士比亚笔下提到的所有鸟类都带到美国。）那100只在中央公园放飞的椋鸟如今已经扩增到超过2亿只。

即便到了今天，美国人仍旧在有意引入他们认为“可能会有用或有趣的外国品种”。花园目录上满是非本地植物，而观赏鱼目录上满是非本地鱼类。根据《生物入侵大百科辞典》上的“宠物”条目，每年被带入美国的非原生物种中，哺乳类、鸟类、两栖类、龟类、蜥蜴类以及蛇类动物的物种数比这个国家相应种类的原生物种数还要多。[30]与此同时，随着全球贸易的速度和总量不断增长，意外引进的物种数量也不断攀升。有些物种本来无法在独木舟底或捕鲸船上挨过横跨大洋的漫漫旅程，如今却可以轻易地承受同样距离的旅程，只不过是在现代化货轮的压舱水中，在飞机的隔舱里，甚至是在乘客的旅行箱内。近期一项对于北美沿海水域非原生物种的研究发现，“报告的入侵事件数量在过去200年间以指数速度增加”。[31]这项研究将速度的加快归咎于货物运输量的增加，以及货物运输速度的提升。据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入侵物种研究中心估计，加利福尼亚州现在每60天就会获得一个新的入侵物种。这与夏威夷相比算是慢的，那里每个月都会添加一个新的入侵物种。（为了加以比较，有必要在此指出，早在人类入驻夏威夷之前，新物种成功在这些群岛上定居的速率似乎是每万年一种。[32]）

这种重新洗牌的一个直接效果或许可以称之为局地多样性的上升。在地球上随便选一个地方，澳大利亚或是南极半岛或是你家旁边的公园，很有可能在过去一两百年间，这个区域内能发现的物种数量已经增长了，而非减少了。在人类出现在历史舞台上之前，许多类别的生物在夏威夷整个都是不存在的。这之中不仅仅包括了啮齿类动物，还包括两栖类、陆生爬行类以及有蹄类动物。这些岛上曾经也没有蚂蚁，没有蚜虫，没有蚊子。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大大丰富了夏威夷的生物种类。但是在没有人类的时候，夏威夷是成千上万种不存在于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的物种的家园，而这些本地物种中大部分如今已经消失不见。损失的除了几百种陆生蜗牛以外，还包括几十种鸟类与百余种的蕨类和开花植物。然而由于同样的原因，从整体尺度上来看，局地多样性还是增加了，而全球多样性，也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能够找到的不同物种的总数，却下降了。

一般认为对于生物入侵的研究始于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埃尔顿。他于1958年出版了对后世具有开创性影响的著作《动物和植物入侵的生态学》。为了解释物种到处移动所带来的明显的矛盾效应，埃尔顿用了一组水箱作为类比。想象每个水箱中都装满了不同的化学溶液。再想象每个水箱都用长而细的管道连接着旁边的水箱。如果管道上的阀门每天只打开一分钟，那么这些溶液之间会开始缓缓地混合。这些化学物质将会重新结合，形成新的化合物，而一些原有的化合物则会减少。“可能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让整个系统达到平衡。”埃尔顿写道。不过，最终所有的水箱都将盛有一样的溶液，差异性将被抹平。这正是把长久以来都隔绝开的植物和动物带到一起将会得到的结局。

“如果我们看得足够长远，生物世界最终的状态将会变得不是更复杂，而是更简单，也更贫乏。”埃尔顿如是写道。[33]

从埃尔顿的时代开始，生态学家们就一直尝试通过思想实验的手段对全球均质化的总体效应进行量化。做这个实验，首先要将地球上所有的陆地压缩成一块超级大陆。然后，用物种-面积关系来估算这样一块大陆可以支持多大的差异性。这一图景之下的多样性与目前世界上实际多样性之差就代表了彻底的彼此连通所能造成的多样性损失。对于陆生哺乳动物来说，差异是66%，也就是说，一个单一大陆的世界将仅仅拥有现存哺乳动物物种的三分之一。[34]对于陆生鸟类来说，差异将低于50%，意味着单一大陆的世界将只有目前鸟类的一半。

如果我们看得比埃尔顿更长远的话，比如几百万年后，生物世界肯定又将变得更加复杂。假设最终所有的旅行和全球性贸易都将停止，那么新泛古陆又将开始四分五裂，当然只是在比喻意义上。大陆重新分隔，岛屿重新被孤立。当这一切发生时，新的物种将在已经扩散到全世界的入侵物种的基础上演化出来并辐射出去。夏威夷或许将产生巨大的老鼠，而澳大利亚或许会有巨大的兔子。

在我和阿尔·希克斯及斯科特·达林一起访问风神洞之后的第二个冬天，我与另一组野生动物学家回去了那里。这一次洞里的场景很不相同，但一样骇人。经过这一年的时间，洞里成堆的血淋淋的蝙蝠尸体几乎已经全部腐烂掉了，所剩下的仅是地面上一层纤细的骨头形成的毯子，每一根都不比松针更粗。

这一次的普查工作是由佛蒙特州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的瑞安·史密斯（ryan smith）和美国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的苏西·冯·厄廷根（susi von oettingen）来组织的。他们从挂在鸟粪厅最宽处的一群蝙蝠开始。通过仔细的检查，史密斯注意到这一群中的大多数蝙蝠已经死去了，小脚呈僵直的钩子状挂在岩石上。不过他觉得在这些尸体中间也看到了一些还活着的蝙蝠。他向着冯·厄廷根喊出了活蝙蝠的数目，后者身上带着铅笔和便笺本。

“两只小棕蝠。”史密斯说。

“两只小棕蝠。”冯·厄廷根重复道，写下了数字。

史密斯逐步向着洞穴的深处推进他的工作。冯·厄廷根把我叫过去，用手势指着岩面上的一个裂缝。显然曾经有过数十只蝙蝠在那里冬眠，如今只剩下一层黑泥，镶嵌着牙签大小的骨头。她记得在更早一次到这个洞穴来的时候，曾经在这个岩缝里看到一只活着的蝙蝠试图用嘴拱醒死去的同类。“看得我心都碎了。”她说道。

蝙蝠所具有的社会性，竟成了毁灭地丝霉菌的极大利好。在冬季里，当蝙蝠成群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被感染的蝙蝠就把真菌传染给了未受感染的蝙蝠。那些存活下来的蝙蝠直到春天才会四散而去，身上也携带着真菌。通过这种方式，毁灭地丝霉菌就从一只蝙蝠传给了另一只蝙蝠，从一个洞穴传到了另一个洞穴。

史密斯和冯·厄廷根只花了大约20分钟就完成了几近空旷的鸟粪厅内的普查。完事之后，冯·厄廷根在本子上加了加：88只小棕蝠、1只北美鼠耳蝠、3只三色蝠，20只物种不明的蝙蝠，总共是112只。这大约是以往典型年份在这个洞厅内普查结果的三十分之一。冯·厄廷根在我们扭动身体挤过打开的板条门时告诉我：“蝙蝠根本就跟不上这么高的死亡率。”她说小棕蝠的繁殖速度非常慢，雌蝙蝠一年只产一只幼仔。所以，即便是某些蝙蝠最终被证明能够抵抗白鼻综合征，我们也很难看到种群能恢复到何种程度。

自从2010年冬天起，毁灭地丝霉菌的踪影已出现在欧洲，似乎也广泛扩散开了。这块大陆上有自己的蝙蝠物种，例如从土耳其到荷兰都有分布的大鼠耳蝠。大鼠耳蝠能够携带白鼻病原体，但似乎并不会受其影响。这表明，它们很有可能是与这种真菌共同演化而来的。

与此同时，新英格兰地区的情况仍然是希望全无。我在2011年冬天又一次回到风神洞参加普查。这一次在鸟粪厅只发现了35只活着的蝙蝠。2012年也去了一趟。当我们终于爬到入口处时，同行的生物学家认为进洞将是一个错误：打扰任何蝙蝠所带来的风险将超过对它们计数所带来的好处。2013年冬天我再次爬上山去。此时，据美国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的调查，白鼻综合征已经扩散到了22个州和加拿大的5个省，杀死了超过600万只蝙蝠。虽然当时的气温已经在冰点以下了，还是有一只蝙蝠朝着站在板条门前的我飞了过来。在入口附近的岩石表面上，我数出了10只吊挂着的蝙蝠，它们大都一副脱水的样子，就像是木乃伊一样。佛蒙特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已经在风神洞入口附近的两棵树上贴了两张告示。一张上写着：“此洞已经关闭，开放时间另行通知。”另一张上宣称将对违规者处以“最高达每只蝙蝠1000美元”的罚款。（也不知道告示上指的是活着的蝙蝠还是那些数量多得多的死蝙蝠。）

不久前，我又给斯科特·达林打了电话，询问最新的情况。他告诉我，曾经在佛蒙特州相当常见的小棕蝠如今已经正式被列为该州的濒危物种了。同样的还有北美鼠耳蝠和三色蝠。“我常常用‘绝望’这个词，”他说，“我们正处于绝望境地。”

“说点别的，”他继续道，“我有一天读到了这样一条新闻。一个叫作佛蒙特生态研究中心的机构建立了一个网站。人们可以给任何在佛蒙特州的生物拍张照片，然后登记到这个网站上。如果是几年前读到这则新闻，我肯定会笑出来的。我肯定会说：‘你要让大家发来松树的照片吗？’而现在，在小棕蝠所发生的这些事情之后，我真希望他们能早点做这件事。”

[1] 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这些真菌并不真正属于地丝霉属，因而更名为毁灭伪裸子囊菌（pseudogymnoascus destructans），在分类学上地位未定，除了确定属于真菌门之外，连所属的纲都无法确定。下文不再特别指出，仍按原文使用毁灭地丝霉菌的名称。——译者

[2] charles darwin，letter to j.d.hooker，apr.19，1855，darwin correspondence project，cambridge university.

[3] charles darwin，letter to gardeners’ chronicle，may 21，1855，darwin correspondence project，cambridge university.

[4] 17~18世纪的欧洲建筑、音乐和艺术风格，以华丽的细节为主要特点。——译者

[5] darwin，on the origin of species，385.

[6] darwin，on the origin of species，394.

[7] alfred wegener，the origin of continents and oceans，translated by john biram（new york：dover，1966），17.

[8] a.davis，invasion biolog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22.

[9] anthony ricciardi，“are modern biological invasions an unprecedented form of global change？”conservation biology 21（2007）：329-336.

[10] 发音来自小棕蝠科学命名中“luci”这个词根。——译者

[11] randall jarrell and maurice sendak，the bat-poet（1964；reprint，new york：harpercollins，1996），1.

[12] paul m.cryan et al.，“wing pathology of white-nose syndrome in bats suggests life-threatening disruption of physiology，”bmc biology 8（2010）.

[13] 指在左轮手枪的弹仓中随机放入子弹，两人轮流用枪指着脑袋扣动扳机的性命赌博。——译者

[14] 这部分关于日本丽金龟扩散过程的描述出自charles s.elton，the ecology of invasions by animals and plants（1958；reprint，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0），51-53。

[15] jason van driesche and roy van driesche，nature out of place：biological invasions in the global age（washington，d.c.：island press，2000），91.

[16] information on hawaii’s land snails comes from christen mitchell et al.，hawaii’s comprehensive wildlife conservation strategy（honolulu：department of land and natural resources，2005）.

[17] david quammen，the song of the dodo：island biogeography in an age of extinctions（1996；reprint，new york：scribner，2004），333.

[18] van driesche and van driesche，nature out of place，123.

[19] george h.hepting，“death of the american chestnut，”forest and conservation history 18（1974）：60.

[20] “kentucky bluegrass”是北美地区的惯常称谓，其学名为草地早熟禾（poa pratensis），原产于欧亚大陆。——译者

[21] 即野胡萝卜，在我国江浙地区又称鹤虱草，是食用胡萝卜经过人类种植筛选之前的原始物种。——译者

[22] 远东白英在我国的标准学名是南蛇藤，原产于东亚地区。实际上，南蛇藤与白英在分类学上甚至都不属于同一个科。——译者

[23] paul somers，“the invasive plant problem，”.

[24] john c.maerz，victoria a.nuzzo，and bernd blossey，“declines in woodland salamander abundance associated with non-native earthworm and plant invasions，”conservation biology 23（2009）：975-981.

[25] “operation toad day out：tip sheet，”townsville city council，.

[26] steven l.chown et al.，“continent-wide risk assessment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nonindigenous species in antarctica，”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09（2012）：4938-4943.

[27] alan burdick，out of eden：an odyssey of ecological invasion（new york：farrar，straus and giroux，2005），29.

[28] jennifer a.leonard et al.，“ancient dna evidence for old world origin of new world dogs，”science 298（2002）：1613-1616.

[29] quoted in kim todd，tinkering with eden：a natural history of exotics in america（new york：norton，2001），137-138.

[30] peter t.jenkins，“pet trade，”in encyclopedia of biological invasions，edited by daniel simberloff and marcel rejmánek（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539-543.

[31] gregory m.ruiz et al.，“invasion of coastal marine communities of north america：apparent patterns，processes，and biases，”annual review of ecology and systematics 31（2000）：481-531.

[32] van driesche and van driesche，nature out of place，46.

[33] elton，the ecology of invasions by animals and plants，50-51.

[34] james h.brown，macroecolog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5），220.

谢选骏指出：作家戴维·奎曼告诫说——要把棕树蛇妖魔化是很容易的，但这种动物并不邪恶，它无道德意识，只是出现在一个错误的地点而已。他还评论道，棕树蛇在关岛的所作所为“恰恰正是人类在全世界所做的事情：以其他物种为代价，无节制地获取自身的成功”。

我看——圣经早就启示了人与蛇的爱恨情仇……这可能是一场跨越了两亿年之久的生命追逐战之延续。尽管两亿年，还不到一个银河年——太阳系围绕银河系中心一周。

【第十一章 犀牛做超声】

苏门答腊犀（dicerorhinus sumatrensis）

我看到苏吉（suci）的第一眼，是她惊人的巨大背影。她体宽约一米，长着暗红色的粗糙毛发。她红棕色皮肤的质地就像是在鹅卵石路表面铺上油毡一样。苏吉是一头苏门答腊犀，2004年出生于辛辛那提公园，并一直生活在那里。我前去访问的那个下午，其他一些人也围在她令人生畏的屁股跟前。他们都在充满爱意地轻拍着她的屁股，于是我也上前去抚摸了一下。那感觉就像是抚摸一根树干。

特丽·罗思（terri roth）博士是动物园“濒危动物保护与研究中心”的负责人。她穿着消毒服来到了犀牛的围栏里。罗思个子瘦高，长长的棕色头发打了个圆髻别在脑后。她戴上一只透明塑料手套，覆盖了她的整个右前臂，超过了手肘，几乎到达肩部。苏吉的饲养员之一用某种塑料薄膜似的东西把犀牛的尾巴包了起来，拉到旁边。另一位饲养员拿着一个桶守在苏吉的嘴旁。从苏吉的屁股这边几乎看不到嘴那边，但他们告诉我那个饲养员在给犀牛喂苹果块。我能听到她咬碎苹果的声音。当苏吉因此而分神的时候，罗思又拿了第二只手套戴在第一只外面，并在手里抓了一个游戏机手柄似的东西。然后，她把那条胳膊塞进了犀牛的肛门里。

在犀牛现存的五个物种当中，苏门答腊犀是最小的一种，但也可以说是最老的一种。双角犀属（dicerorhinus）起源于约2000万年前，这意味着苏门答腊犀的种系一直追溯到中新世都没有什么变化。遗传分析表明，苏门答腊犀是与披毛犀亲缘关系最接近的现存物种。[1]披毛犀在最后一次冰川期时生活在从苏格兰岛直到韩国的广大区域。e·o·威尔逊曾经在辛辛那提动物园与苏吉的母亲度过一个夜晚，并且在书桌上保留着一缕她的毛发。他形容苏门答腊犀就是一种“活化石”。[2]

苏门答腊犀是一种害羞的独居生物，在野外总是寻找茂密的低矮灌木丛。它们有两只角，一只大的位于口鼻部的尖端，一只小的位于其后。它们还长着尖尖的上唇，供攫取树叶和树枝之用。这种动物的性生活极其不规律，至少以人类的视角来看是这样。雌性苏门答腊犀是所谓的诱发性排卵者，除非她们感觉到附近有合适的雄性，否则她们是不会排卵的。就苏吉的情况来说，距她最近的合适雄性位于万余公里之外，这也就是为什么罗思此时此刻要站在这儿，把胳膊伸到犀牛直肠里。

约一周前，人们给苏吉做了一次激素注射，以刺激她的卵巢。那之后又过了几天，罗思尝试着给她做了人工授精。这个过程要用到一根又长又细的管子，穿过苏吉子宫颈的褶皱，然后向里面打进去一瓶解了冻的精液。据罗思当时做的笔记上写，苏吉在这个过程中“表现得非常好”。现在，是时候做一次后续的超声检查了。在罗思的手肘附近支着一个电脑屏幕，上面出现了带着雪点的图像。罗思找到了犀牛的膀胱，在屏幕上显示为一个暗泡。然后，她继续往前找。在人工授精的时候，苏吉的右侧卵巢中已经有一个卵子可以看见了。罗思的希望是，这个卵子在那之后就被排出来了。如果的确如此，苏吉就有可能怀孕。但是，那个卵仍旧还在罗思上次看到它的地方，位于一片灰云之中的一个黑圈。

“苏吉没有排卵。”罗思对着聚在周围帮忙的六位动物园饲养员宣布道。此时，她的整条右臂都已经消失在了犀牛的身体里。这群人共同发出了一声叹息。还有人说：“哦，不！”罗思拔出了她的胳膊，除去了手套。虽然她很明显对于结果感到失望，但她显然并不吃惊。

苏门答腊犀的活动地域曾经从喜马拉雅山麓的不丹和印度东北部，一路向南延伸到缅甸、泰国、柬埔寨以及马来半岛，乃至苏门答腊和婆罗洲的岛屿。在19世纪，它还很常见，甚至被当成一种农业害兽。随着东南亚森林的砍伐，犀牛的栖息地不断缩小，并碎片化。到了20世纪80年代早期，苏门答腊犀的种群数量已经减少到了几百头，多数位于苏门答腊岛隔离起来的保护区内，其余则在马来西亚。1984年，当一群环保工作者聚集在新加坡试图搞出一个拯救策略时，这种动物似乎已经不可阻挡地走向了灭绝。按照这些环保人士的计划，为了保护这个物种，在其他行动之外还要呼吁建立捕获繁育计划，以对抗其个体数量的下降。于是，40头苏门答腊犀被捕获，其中7头送到了美国的动物园。

捕获繁育计划有一个灾难性的开始。在不到3周的时间里，马来半岛的繁育中心有5头犀牛死于锥虫病，一种由苍蝇传播的寄生虫所引发的疾病。在马来西亚婆罗洲东边尖角处的沙巴州捕获了10头苏门答腊犀，其中2头死于捕捉过程中所造成的伤害。第3头死于破伤风，第4头死于不明原因。到了1990年前后，没有一头苏门答腊犀产下任何后代。在美国，死亡率甚至还要更高。动物园给苏门答腊犀喂了干草，但实际上这种犀牛不能靠干草存活，而是需要新鲜的树叶和树枝。等到有人搞明白这一点的时候，送到美国的7头犀牛中只有3头还活着，各自在不同的城市里生活。在1995年，《环保生物学》期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个捕获繁育计划的论文，其题目是《帮助一个物种走向灭绝》。

那一年，在一次放手一搏的最后努力中，纽约市布朗克斯动物园和洛杉矶动物园各自把他们仅存的犀牛（2头均为雌性）送到了辛辛那提，那里有美国唯一幸存的雄性苏门答腊犀，名叫伊普（ipuh）。罗思被雇来搞清楚到底该拿他们怎么办。作为独居动物，他们不能被放在同一个围栏里，但是不弄到一起的话显然是不可能交配的。罗思全力投入了对犀牛生理的研究，采集了血液样本，分析了尿液，还检测了激素水平。她对这种犀牛了解得越多，反而觉得挑战的难度越大。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物种。”当我们一起回到她的办公室时，罗思这样告诉我。这间办公室的装饰是满架子的犀牛，有木头的，有黏土的，也有毛绒做的。来自布朗克斯的那头雌犀牛名叫莴苣公主（rapunzel）。后来发现她太老了，已经过了生育年龄。埃米（emi）是来自洛杉矶的雌犀牛，正处于合适的年龄，但似乎从未排卵。这个难题花了罗思近一年的时间去解决。当她意识到问题的症结所在，也就是雌犀牛需要感觉到一头雄性在附近，她开始给埃米和伊普安排简单但是受到了严密监控的“约会”。经过了一两个月的无所事事之后，埃米怀孕了，但接着又流产了。她后来又一次怀孕，又一次同样流产。这样的模式不断重复，前后共计5次。此时，埃米和伊普的眼睛都出了问题。罗思最终确定，是在太阳下待的时间过长所造成的结果。在野外，苏门答腊犀生活在森林树冠层的阴影之下。为此，辛辛那提动物园投入了50万美元建设了一座人工凉棚。

埃米在2000年秋天再次怀孕。这一次，罗思给她补充了激素，方法是把面包片泡在含孕酮液体中，再喂给犀牛吃。最终，在经过了16个月的孕期之后，埃米产下了一头雄性犀牛，取名叫安达拉斯（andalas）。在他之后又有了苏吉，这个名字在印度尼西亚语中的意思是“神圣的”。再之后又是一头雄性，名叫哈拉潘（harapan）。在2007年，安达拉斯被运回苏门答腊岛位于韦坎巴斯（way kambas）国家公园的一家捕获繁育设施。2012年在那里，他当上了爸爸，有了一头名叫安达图（andatu）的小犀牛。这也是埃米和伊普的孙子。

在辛辛那提出生的3头人工繁育犀牛以及在韦坎巴斯出生的第4头显然不足以补足在这个过程中死去的那许多头苏门答腊犀。但那实际上已经是在过去30年间世界各地出生的全部苏门答腊犀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野外的苏门答腊犀数量已经骤减。目前据信全世界仅存不到100头。讽刺之处在于，正是人类把这个物种带到了如此之低的数量水平上，以至于似乎只有英雄式的人类努力才能拯救这个物种。如果苏门答腊犀还有未来的话，那肯定要感谢罗思，以及少数像罗思一样懂得如何把一只手臂伸到犀牛直肠里做超声检查的那些人。

事实上，苏门答腊犀所面临的情况，或多或少也是所有犀牛共同面临的问题。爪哇犀曾经生活在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如今已是世界上最稀有的动物之一，可能只剩下不到50头个体，全都在一个爪哇自然保护区内。（在除此之外的其他任何地方，已知的最后一头爪哇犀于2010年被一名盗猎者杀死于越南。）印度犀是5种犀牛中体型最大的，看起来就像是披着一件有褶皱的厚外套，正如拉迪亚德·吉卜林（rudyard kipling）的故事中所描写的一样。印度犀的数量如今已经减少到了约3000头，大多生活在印度阿萨姆邦的4个公园之中。在100年前，非洲的黑犀牛数量达到100万头。从那以后，这个数字被减至约5000头。同样来自非洲的白犀牛，是唯一目前还没有列入受威胁物种的犀牛。在19世纪，这种犀牛被猎杀到已经快被人们忘却了，却在20世纪完成了异乎寻常的东山再起。现在到了21世纪，它们又重新受到来自盗猎者的压力。盗猎者盗得的犀牛角，每公斤在黑市上可以卖到超过4.5万美元的价格。犀牛角与你的指甲一样是由角蛋白组成的，却长期被用于传统中药材，[3]而近年又成为高端聚会中的“药粉”而受到追捧。[4]在东南亚的夜店里，犀牛粉像可卡因一样被人吸食。

当然，犀牛绝不是个案。对这些“有着迷人魅力”的巨大哺乳动物，人类往往能感受到一种深切而近乎神秘的联系，即使它们身处牢笼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各地的动物园愿意投入如此之多的资源，用于犀牛、熊猫以及大猩猩的展览展示。（威尔逊曾经把他与埃米在辛辛那提共度的那个夜晚描述为他生命中“最为难忘的事件之一”。）但是在它们没有被关起来的地方，这些有着迷人魅力的巨大动物几乎都会陷入麻烦。在全世界8个物种的熊当中，6个被列为“易危”或“濒危”。亚洲象的数量在过去三代内已经减少了50%。非洲象好一些，但也和犀牛一样，正日益受到盗猎的威胁。一项近期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仅在过去10年间，非洲森林象的数量就减少了60%以上。[5]这种象被很多人认为是不同于普通非洲象的独立物种。大多数的大型猫科动物，比如狮子、老虎、猎豹、美洲虎，都在数量下降之中。从现在再过一个世纪，熊猫、老虎和犀牛或许只能好好地活在动物园里，或者就是像汤姆·洛夫乔伊所说的那样，在如此之小、重重护卫的野生动物保护区内，可以被称为“类动物园”的地方。[6]

苏吉做超声的第二天，我又一次去看她。那是个寒冷的冬日清晨，所以苏吉被关在了她的兽房里。称之为“兽房”是很委婉的说法，这其实是用煤渣砖砌成的一座低矮建筑，里面布满了监狱似的小房间。我在上午7：30左右抵达的时候，正是喂食时间，苏吉正在一个兽栏里大口嚼着某种无花果叶子。犀牛首席饲养员保罗·莱恩哈特（paul reinhart）告诉我，平常她一天能吃掉差不多50公斤的无花果叶子，都是从圣迭戈专门空运过来的。（每年的全部运输成本就接近10万美元。）她每天还要吃掉相当于几个礼物果篮总量的水果。这个早上的精选搭配包括苹果、葡萄和香蕉。苏吉吃东西的决然态度在我看来有点悲哀。一旦叶子吃完了，她就开始吃无花果的树枝。这些枝桠有几厘米粗，但她能轻松吃进去，就像一个人类在吃椒盐卷饼似的。

莱恩哈特告诉我说苏吉是她妈妈和她爸爸的“完美混合体”。妈妈埃米死于2009年，而她的爸爸伊普仍旧生活在辛辛那提动物园。“埃米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惹麻烦的机会。”他回忆道，“苏吉就很爱玩。但是也更死脑筋，像她爸爸。”这时另一位饲养员从我们身边走过，推着一辆独轮车，里面装满了热气腾腾的棕红色粪便——那是苏吉和伊普昨天夜里拉的。

苏吉非常习惯于人类围在她身旁，有的人可能喂她吃东西，而有的人可能要把手臂塞到她的直肠里。所以莱恩哈特很放心地去忙别的工作了，把我一个人留在苏吉身边。当我轻抚她长着毛发的肋部时，我想到的是一只长过头的狗。（事实上，犀牛与马的亲缘关系最近。）虽然我不能说抚摸的过程令人感到有趣，但我似乎感觉到了她的温柔。当我望向她漆黑的眼睛时，我发誓在那眼眸的深处看到了物种之间的心灵之光。与此同时，我想起了一位动物园官员的警告，他告诉我，如果苏吉突然晃晃她巨大的脑袋，很容易就可以把我的胳膊弄骨折了。过了一会儿，该是这头犀牛称体重的时间了。旁边一间兽栏的地板里安装了一个盘秤，秤前面摆了几根香蕉。当苏吉吃力地走过去吃那些香蕉的时候，秤上的读数是684公斤。

如此巨大的动物之所以如此巨大，当然是有原因的。苏吉刚生下来就有30多公斤重。如果她是出生在苏门答腊岛，就有可能成为一只老虎的腹中餐。不过，如今苏门答腊虎也处于极度濒危的境地。但是，她也有可能得到母亲的保护，而成年犀牛是没有天敌的。这一情况对于其他一些动物也是适用的，也就是所谓的巨大食草动物。完全长大的象和河马都太大了，没有什么动物敢去攻击他们。熊和大型猫科动物也同样不会被别的动物捕食。

这就是尺寸巨大的优势，或许可以称为“大到不用怕”策略——从演化的角度上来讲，这是很好的计策。实际上，地球在历史上的不同时期，都曾经被极其巨大的生物所占据。例如在白垩纪末期，暴龙（tyrannosaurus）只是巨大恐龙之中的一类，其他还有体重达到约7吨的萨尔塔龙属（saltasaurus）；最大能长到近10米长的镰刀龙属（therizinosaurus）；以及甚至更长的栉龙属（saurolophus）。

在近得多的历史上，到了最后一次冰川期末期，身躯庞大的动物在世界上所有地方都能找到。除了披毛犀和洞熊以外，欧洲还有原牛、爱尔兰麋鹿以及体型超大的鬣狗。北美洲的巨兽包括乳齿象、猛犸和拟驼（camelops），它是现代骆驼健壮的表亲。这块大陆还是以下动物的家园：体型相当于今天棕熊大小的河狸；剑齿虎（smilodon），一类牙齿像刀一样的猫科动物；杰氏大地懒（megalonyx jeffersonii），体重近一吨。南美洲也有其自己的大地懒，此外还有箭齿兽（toxodon），在犀牛一样的身体上长着河马似的脑袋；以及雕齿兽，这种犰狳的近亲有时能长到菲亚特500s[7]的大小。最为奇特，也是变化最大的巨型动物存在于澳洲。这之中包括了双门齿兽，一类笨重的有袋类动物，通俗地被称为犀袋熊；袋狮（thylacoleo carnifex），一种像老虎一样大的有袋类食肉动物；以及巨型短面袋鼠，身高能达到近3米。

甚至在许多相对较小的岛屿上也有自己的巨兽。塞浦路斯有一种侏儒象和一种侏儒河马。马达加斯加是三种倭河马的家园，还拥有一科巨大的不会飞的鸟类叫作象鸟，以及若干种巨大的狐猴。新西兰的巨兽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特有鸟类。澳大利亚古生物学家蒂姆·弗兰纳里曾经把这种鸟描述为思想实验走进现实的产物：“它向我们展示了，如果6500万年前哺乳动物和恐龙都灭绝了，让鸟类继承了全世界的话，地球将会是什么样子的。”[8]在新西兰演化出了不同物种的恐鸟，填充了那些在地球其他地方被犀牛和鹿所占据的生态龛。恐鸟中体型最大的是北岛巨恐鸟和南岛巨恐鸟，能长到3.5米高。有趣的是，雌性恐鸟的体型几乎比雄性大一倍。[9]据信孵蛋的任务应该是落到了恐鸟爸爸的身上。新西兰还曾有一种巨大的猛禽，称为哈斯特鹰。它们以恐鸟为食，翼展宽达2.5米。

所有这些大人国的动物后来究竟发生了什么？最先认识到它们已消失的是居维叶。他相信，这是最近的一次大灾变所造成的：“地球表面的变革”就发生在有记录的历史开始之前。后来的博物学家反驳了居维叶的灾变说，却留下一个难题。为什么如此之多的巨兽会在相对较短的一个时期内消失呢？

“我们生活在一个动物学意义上非常贫瘠的世界里，而其中最巨大的、最凶猛的、最奇怪的动物最近都消失了。”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评论道，“毫无疑问，它们的消失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是件很好的事情。然而，有一个奇特的事实几乎没有人仔细思考过，那就是如此之多的巨大哺乳动物的突然灭亡不仅仅发生在一个地方，而是发生在占地球表面一半的陆地面积上。”[10]

巧合的是，辛辛那提动物园离大骨舔只有约40分钟的车程。正是在那里，隆格伊找到了乳齿象的牙齿化石，而这些化石又启发了居维叶，令他发展出了物种灭绝的理论。作为州立公园，大骨舔给自己打的广告是“美国古脊椎生物学的发源地”。网站上还有一首诗来颂扬其在历史上的地位。

在大骨舔，最初的探险家

找到了他们说是象的骨架，

找到了真猛犸的肋和獠牙。

这些骨头

似乎像是非凡之梦的残骸，

坟墓之中的一个黄金时代。[11]

在苏吉那儿做客的一个下午，我决定去那个州立公园看看。这里早已不是隆格伊那个时代连地图都没有的边远地区了，而是正在逐步被辛辛那提市吞没的近郊地区。在开车过去的路上，我经过了各种各样的常见连锁店，然后是一栋栋开发之中的房产，有些刚刚开建的房屋还在搭架子。最后，我发现自己身处马场之中。刚过了一个叫作“猛犸林场”的地方，我就拐进了公园的入口。第一个牌子上就写着“禁止捕猎”。其他牌子上指示着去往不同地点的方向：一座宿营地、一面湖、一家礼品店、一块迷你高尔夫场地、一家博物馆，还有一群野牛。

在18世纪至19世纪初期，从大骨舔的泥沼中拖走了难以计数的标本，包括乳齿象的股骨、猛犸的獠牙还有大地懒的颅骨。有些去了巴黎和伦敦，有些去了纽约和费城，还有一些则丢失了。（有一整船的标本在基卡普族印第安人攻击殖民商贩时丢失了，另一船标本则沉到了密西西比河底。）托马斯·杰斐逊曾把白宫的东厅改成了一个临时博物馆，骄傲地向人们展示了来自大骨舔的骨头化石。莱尔在1842年来美国时专程到这里参观，还给自己买了一块幼年乳齿象的牙齿化石。[12]

现在，大骨舔已经被化石收藏者们彻底捡干净了，几乎没剩下任何大骨头。公园的古生物学博物馆只有一间大部分空着的展厅。一面墙上是一幅壁画，描绘了一群样貌哀怨的猛犸在一片冻原之上艰难跋涉。墙对面有几具玻璃柜，展示了一些散碎的獠牙残块以及大地懒的脊椎。与博物馆几乎一样大的是旁边的一间礼品店，里面出售木制硬币、糖果，还有印着“我不胖——只是骨头大！”的t恤。我走进礼品店的时候，一位欢快的金发女孩正在操作收银机。她告诉我，大多数人不太在乎“公园的重大意义”。他们来这里是为了那个湖，为了迷你高尔夫场地。不巧的是，迷你高尔夫在冬季是关闭的。递给我一张公园地图之后，她鼓励我沿着店后面那条有指示的小路走走。我问她能不能带着我走一走，但她说不行，因为这会儿太忙了。就我所看到的情况，我和她是这个公园里仅有的两个人。

我出了礼品店，沿着那条小路向前走。就在博物馆后面，我看到一头跟真实大小差不多的乳齿象塑料模型。它头低着，好像是要发起冲击一样。旁边是一头3米高的塑料大地懒，用后腿站着，一副吓人的样子。还有一头猛犸，似乎正惊恐地陷入泥沼之中。另外有一头塑料野牛，不过是死去的，半腐烂的样子。再有就是一只塑料秃鹫，几块塑料骨头，共同组成了这幅恐怖的场景。

走得更远一些，我来到了已经彻底结冰的大骨溪。在冰层之下，溪水懒洋洋地冒着泡。小路的一条岔道伸向一片沼泽边的一处木台。这里的水没有结冰，闻起来有硫磺的味道，表面覆盖着一层粉笔末一样的物质。木台上的一块牌子上解释道，在奥陶纪期间，海洋覆盖了这个地区。正是这处远古海洋积累下来的盐吸引了动物们到大骨舔来喝水，并在很多情况下死于此处。第二块牌子上写道，在大骨舔发现的古生物遗迹之中，“至少有八个物种是在约一万年前灭绝的”。当我沿着小路继续前行的时候，遇到了更多的牌子。它们对于巨兽的消失给出了解释——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解释。一块牌子上是这样写的：“大骨舔的灭绝动物在整个大陆范围内的消失是由从针叶林到阔叶林的转变引起的，或者也可能是导致这种转变的气候变暖所引起的。”另一块牌子上则把罪责推给别的事情：“在人类到达这里之后的1000年里，大型哺乳动物就消失了。史前印第安人很可能也在它们的消亡中起了一定作用。”

早在19世纪40年代，对于巨兽灭绝的这两种解释就已经被提出来了。莱尔是支持前一种解释的人，并认为冰川期带来了“巨大的气候改变”。[13]达尔文也习惯性地站在莱尔一边，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有些勉强。他曾写道：“关于冰川期和大型哺乳动物灭绝的问题，我总觉得没那么轻松。”[14]华莱士本人最初也倾向于气候的解释。“这一重大改变一定有着某种外力的原因。”他于1876年评论道，“这一原因存在于近期发生的称为‘冰川期’的重大自然变化之中。”[15]后来，他又改变了心意。“再次审视整个问题，”他在自己的最后一本书《生命的世界》中评论道，“我相信如此之多的哺乳动物的迅速灭绝实际上是借由人类之手完成的。”[16]他说，这整件事情实在是“非常显而易见”。

自莱尔以来，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忽左忽右，其影响已经扩展到了远远超越古生物学之外的领域。如果气候变化的确导致了巨兽的灭绝，那么这就给出了全球变暖确实值得我们担心的另一个理由。如果是另一种情况，人类应当承担责任，那么物种入侵就更值得忧虑——实际上似乎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才是史前巨兽灭绝的罪魁祸首。这也就意味着，当前的物种灭绝早在最后一次冰川期中期就已经开始了。这还意味着，人类从一开始就是个杀手，或者用更文艺的话说是个“过度杀戮者”。

有若干条证据更倾向于，或者应该说指证了，是人类导致了巨兽的灭绝。其中之一是事件发生的时间点。现在已经清楚，巨兽的灭绝并非像莱尔和华莱士所认为的那样是全部同时发生的，而是分不同批次发生的。第一波发生在约4万年前，澳大利亚的巨兽灭绝了。第二波于大约2.5万年前冲击了北美洲和南美洲。马达加斯加的巨大狐猴、倭河马和象鸟则一直存活到了中世纪时期。新西兰的恐鸟则活到了文艺复兴时期。

很难想象这样一系列事件全都是由单一的气候改变造成的。然而，这些冲击波的序列与人类迁移定居的序列几乎完全重合。考古学证据表明，人类最先于大约5万年前到达澳大利亚。此后很久他们才到达了美洲。又过了数万年，他们才到了马达加斯加和新西兰。

亚利桑那大学的保罗·马丁发表了一篇在这个领域具有开创性影响力的论文，题目是《史前的过度杀戮》。他在文中写道：“当把灭绝的年表与人类迁移的年表进行严密的对比时，人类的到达已经成为了唯一的合理答案，可以来解释”巨兽的消失。[17]

沿着类似的脉络，贾雷德·戴蒙德曾经评论道：“就我个人来说，我无法理解的是，澳大利亚巨型动物在澳大利亚几千万年的历史中何以历经无数的干旱而不死绝，后来却决定几乎同时倒毙（至少在几百万年这个时间范围内），而时间又正好和第一批人类到达的时间碰巧一致。”[18]

除了时间点之外，也有强有力的实际证据暗示了问题出在人类身上。其中一些证据是以粪便的形式出现的。

巨型食草动物会产生巨大的粪便，任何一个曾经站在犀牛屁股后面的人都会清楚这一点。这些粪便为一种叫作小荚包腔菌（sporormiella）的真菌提供了养料。小荚包腔菌的孢子非常微小，裸眼几乎是看不见的，但却有着极强的生命力。它们在沉积物中包裹了数万年之后，仍旧能被鉴别出来。有很多的孢子就意味着有很多的大型食草动物在到处吃到处拉。有很少的孢子或没有孢子则意味着巨型食草动物的缺失。

几年前，一队研究人员分析了澳大利亚东北部林奇（lynch）火山口的沉积岩心样本。他们发现5万年前小荚包腔菌的数量惊人。后来，在4.1万年前，小荚包腔菌的数量突然就减少到了零。[19]紧接着这次锐减，整片地区都燃起了大火（证据就是沉积核中微小的炭颗粒）。在此之后，这个地区的植物发生了改变，从能在雨林找到的植物变成了更适应干旱的植物，比如金合欢。

如果是气候导致了巨兽的灭绝，植物的改变应该发生在小荚包腔菌的减少之前：先是陆上的植物发生了改变，然后依赖于原有植物的动物才会消失。但实际情况却是恰恰相反。这个团队的研究者得出结论：唯一能与这些数据匹配的解释就是“过度杀戮”。小荚包腔菌数量的下降发生在陆地植被改变之前，这是因为巨兽的死亡导致了植被的改变。当没有大型食草动物在森林里进食之后，可燃物质就会堆积起来，导致更频繁、更严重的火灾。这反过来推动了植物朝向耐火型物种的转变。

巨兽在澳大利亚的灭绝“不可能是由气候所引起的”，克里斯·约翰逊（chris johnson）如是告诉我。他是塔斯马尼亚大学的一位生态学家，也是上述沉积岩心研究的领导者之一。当我打电话给他时，他在自己位于霍巴特的办公室里对我说：“我认为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下结论了。”

来自新西兰的证据甚至更为清晰明确。当毛利人在但丁的时代到达新西兰的时候，他们发现在北岛和南岛上一共生活着9个物种的恐鸟。当欧洲定居者于19世纪伊始来到这里的时候，一只恐鸟都看不到了，留下的只有恐鸟骨头堆成的巨大垃圾堆，还有巨大的室外烤炉留下的废墟——都是巨大的鸟类烧烤留下的残迹。一项近期的研究得出结论，恐鸟可能是在几十年内就被消灭光了。毛利人留存至今的一句谚语侧面描述了这场杀戮：“kua ngaro i te ngaro o te moa.”意思是说：“像恐鸟一样一去不返。”

那些坚持相信是气候改变杀死了巨兽的研究人员认为，马丁、戴蒙德和约翰逊把确定性搞错了。在他们看来，对于这些事件的研究中没有什么是“确定无疑的”，而前面几段中谈到的问题都被过度简化了。灭绝的日期并不是明确的时间点，它们也并不全然恰好与人类的迁移相吻合。而且，无论是在任何情况下，相关并不等于因果。他们提出的最为深刻的反驳意见，或许是他们对于人类的致命性所持的怀疑——而这正是所有这一切成立的大前提。在澳大利亚或是北美洲这么广阔的地域上，一小群在技术上极其原始的人类怎么可能杀光如此之多巨大强壮甚而凶猛的动物呢？

如今在澳大利亚的麦夸里大学（macquarie university）工作的美国古生物学家约翰·阿尔罗伊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考虑这个问题。在他看来，这是个数学问题。“一种非常大型的哺乳动物就其繁殖速率来说，其实是生活在一种边缘状态中。”他告诉我说，“例如说大象的怀孕期是22个月，它们也从不生双胞胎。小象要长到十几岁才能够繁育下一代。这些问题极大地限制了它们的繁殖速度，就算一切顺利也不会有多快。它们之所以能够存在，是因为当它们达到一定的体型大小之后，就不再会有天敌能够捕猎它们。它们不再易于受到攻击。这在繁殖方面成了一个糟糕的策略，却在避免被捕食方面有着巨大的优势。可是，当人类出现后，这个优势彻底不存在了。因为无论这种动物有多大，我们人类对于食物的大小可是没有任何限制的。”这又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说明一个已经成功应用了数千万年的方法策略如何就在一夕之间失效了。就像v字形笔石或是菊石或是恐龙一样，巨兽什么也没做错。只不过当人类出现以后，“生存游戏的规则”发生了改变而已。

阿尔罗伊使用计算机模拟来验证了“过度杀戮”的假说。[20]他发现，人类只要对巨兽施加适度的影响，就将导致它们的灭绝。“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个物种可以提供持续的收获，那么其他物种任其灭绝也不会让人类饿肚子。”他如此评论道。例如在北美洲，白尾鹿有着相对较高的繁殖速率，因此即便在猛犸数量下降的时候，仍能保持着较高的个体密度。“猛犸变成了一种奢侈的食物，是你隔上一段时间才能吃到一口的东西，就像是大块的松露一样。”

当阿尔罗伊对北美洲的情况进行模拟的时候，他发现即便是只有很小一群人类，比如100人左右，过了1000多年之后就会增长到相当多的人口，足以完成历史记录的任何一次巨兽灭绝。这一结果的前提还是在假设这些人类只不过是中等水平猎手的情况下。他们所要做的只不过是当机会出现时，拿下一头猛犸或一头大地懒，并照此坚持几个世纪就行了。这就足以让繁殖速度低的物种形成数量上的下降，尔后最终走向灭绝。当克里斯·约翰逊对澳大利亚的情况进行模拟时，他也得出了类似的结果：如果每10个猎人每年只杀死一头双门齿兽，在差不多700年的时间里，方圆几百公里范围内的所有双门齿兽都将彻底消失。（由于澳大利亚不同地区可能是在不同时间里扫荡完的，约翰逊估计全大陆范围内的灭绝可能花了几千年的时间。）从地球历史的角度来看，几百年时间，甚至是几千年时间，其实根本就算不上什么。然而从人类的角度来看，这是极其巨大的时间跨度。从身处其中的人的角度来看，巨兽数量的下降更是慢得难以觉察。他们不可能知道就在几个世纪以前，猛犸和双门齿兽还是如此常见的动物。阿尔罗伊把巨兽的灭绝描述成为一场“在地质学的一瞬间发生的生态灾难，其速度又太缓慢，以至于一手造成它的人类却几乎察觉不到”。他曾写道：这就证明了人类“实际上有能力让任何一种巨大的哺乳动物物种走向灭绝，虽然他们也同样有能力保证它们在尽可能长久的时间里不灭绝”。[21]

人类世通常被认为始于工业革命，或者可能还要更晚一些，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人口爆炸式增长才开始的。在这种认识中，是涡轮机、铁路、链锯等现代化工具的引入才让人类成为改变世界的力量，进而开启了人类世。但是巨兽的灭绝说明事实并非如此。在人类出现在地球舞台上之前，体型更大、繁殖率更低本来是个成功的策略，这让特大号生物主导了这颗星球。后来，在地质学上的某一瞬间，这个策略成了失败者的把戏。至今仍是如此。这也就是为什么象、熊以及大型猫科动物陷入了麻烦之中，也是苏吉成为世界上仅存的少数几头苏门答腊犀之一的原因。与此同时，消灭巨兽并不仅仅是消灭了巨兽。至少在澳大利亚，它引发了一场生态连锁反应，最终改变了地貌。虽然我们或许可以怀着美好的愿望，想象人类与自然曾经有过和谐共处的时光，然而事实上我们并不清楚人类是否真的做到过这一点。

[1] ludovic orlando et al.，“ancient dna analysis reveals woolly rhino evolutionary relationships，”molecular phylogenetics and evolution 28（2003）：485-499.

[2] e.o.wilson，the future of life（2002；reprint，new york：vintage，2003），80.

[3] 我国作为《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的签约国，早在1993年起就禁止犀牛角的贸易，并取消了犀牛角的药用标准，在药典中推荐以水牛角替代古方中的犀牛角。——译者

[4] adam welz，“the dirty war against africa’s remaining rhinos，”e360，published online nov.27，2012.

[5] fiona maisels et al.，“devastating decline of forest elephants in central africa，”plos one 8（2013）.

[6] thomas lovejoy，“a tsunami of extinction，”scientific american，dec.2012，33-34.

[7] 20世纪50年代推出的迷你车型，车长3米，以大众甲壳虫为竞争对手，在欧洲有着出色的销量。——译者

[8] tim f.flannery，the future eaters：an ecological history of the australasian lands and people（new york：g.b raziller，1995），55.

[9] valérie a.olson and samuel t.turvey，“the evolution of sexual dimorphism in new zealand giant moa（dinornis）and other ratites，”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b 280（2013）.

[10] alfred russel wallace，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animals with a study of the relations of living and extinct faunas as elucidating the past changes of the earth’s surface，vol.1（new york：harper and b rothers，1876），150.

[11] robert morgan，“big bone lick，”posted online at.

[12] charles lyell，travels in north america，canada，and nova scotia with geological observations，2nd ed.（london：j.murray，1855），67.

[13] charles lyell，geological evidences of the antiquity of man，with remarks on theories of the origin of species by variation，4th ed.，revised（london：j.murray，1873），189.

[14] quoted in donald k.grayson，“nineteenth century explanations，”in quaternary extinctions：a prehistoric revolution，edited by paul s.martin and richard g.klein（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84），32.

[15] wallace，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of animals，150-151.

[16] alfred r.wallace，the world of life：a manifestation of creative power，directive mind and ultimate purpose（new york：moffat，yard，1911），264.

[17] paul s.martin，“prehistoric overkill，”in pleistocene extinctions：the search for a cause，edited by paul s.martin and h.e.wright（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7），115.

[18] jared diamond，guns，germs，and steel：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new york：norton，1997），43.［译文参考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修订版），谢廷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12页。——译者］

[19] susan rule et al.，“the aftermath of megafaunal extinction：ecosystem transformation in pleistocene australia，”science 335（2012）：1483-1486.

[20] john alroy，“a multispecies overkill simulation of the end-pleistocene megafaunal mass extinction，”science 292（2001）：1893-1896.

[21] john alroy，“putting north america’s end-pleistocene megafaunal extinction in context，”in extinctions in near time：causes，contexts，and consequences，edited by ross d.e.macphee（new york：kluwer academic/plenum，1999），138.

谢选骏指出：人说——我看到苏吉（suci）的第一眼，是她惊人的巨大背影。她体宽约一米，长着暗红色的粗糙毛发。她红棕色皮肤的质地就像是在鹅卵石路表面铺上油毡一样。苏吉是一头苏门答腊犀，2004年出生于辛辛那提公园，并一直生活在那里。我前去访问的那个下午，其他一些人也围在她令人生畏的屁股跟前。他们都在充满爱意地轻拍着她的屁股，于是我也上前去抚摸了一下。那感觉就像是抚摸一根树干。

我看——这些人好像在爱护动物，其实在玩弄虐待残害动物……《大灭绝时代》像是一本纪实小说或纪实文学，用夸张的笔触描写了不少末日情景。

【第十二章 疯狂基因】

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

尼安德河谷，即德文中的内安德塔尔（neandertal），位于科隆以北30多公里处，旁边就是杜塞尔河的一道河弯，而这条波澜不兴的小河是莱茵河的一条支流。在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尼安德河谷两岸都是石灰岩的崖壁。就在这些山崖表面的一个洞穴中，1856年，人们发现了一些骨头，尼安德特人从此进入了全世界的视野。今天，这道河谷已经成了算是旧石器时代主题公园的游览地，里面有一座尼安德特人博物馆。这栋令人吃惊的现代建筑墙体全是酒瓶绿玻璃。除此之外，这里还有售卖尼安德特牌啤酒的咖啡厅，种着某种兴盛于冰河时代的灌木植物的花园，以及通往当年发现地点的步道。当然，那些骨头、那个洞穴甚至那块崖壁都已经不复存在了（这里的石灰岩已经作为建筑材料采掘下来运走了）。一进博物馆的入口就能看到一位老年尼安德特人的模型站在那里。他脸上挂着和蔼的微笑，斜倚着一根棍子，就像是一个蓬头垢面的约吉·贝拉（yogi berra）[1]。他旁边就是这家博物馆最受欢迎的游乐设施之一：变形站。只要花上3欧元，游客就可以在这里拍一张自己的侧面照，旁边还有一张经过加工的侧面照与之相对。在经过处理的照片中，你的下巴向后退去，前额变得倾斜，后脑鼓了出来。孩子们会很高兴看到自己变形成了尼安德特人，或者说更高兴看到自己的兄弟姐妹们变成了尼安德特人。他们会兴奋到尖叫起来。

实际上，自从尼安德河谷有此发现之后，人们在全欧洲乃至中东都找到了尼安德特人的骨头。涉及地域北到威尔士，南到以色列，东到高加索山脉。大量尼安德特人的工具也同时出土。其中包括了杏仁形的手斧，边缘锋利的削刮器，以及可能用来装在矛上的石尖。这些工具被用于割肉，削木头，可能还用于制皮。尼安德特人在欧洲生活了至少10万年，其中大部分时间是非常寒冷的，还有几段时期是极度寒冷的，冰层甚至覆盖了整个斯堪的那维亚半岛。虽然还不能十分确定，但是人们总体上相信，尼安德特人为自己搭建了遮蔽处，还缝制了某种算是衣物的东西。然后，就在差不多3万年前，尼安德特人突然消失了。

人们提出了各式各样的理论来解释尼安德特人的突然消失。其中常常涉及气候改变的影响。有的说是气候的整体不稳定性导致了地球科学界所说的末次冰盛期。有的说是离伊斯基亚（ischia）不远的坎皮佛莱格瑞地区（phlegraean fields）发生了一次巨型火山喷发，导致了“火山冬季”。有些理论也会把疾病当成原因之一。还有些理论则认为尼安德特人只是赶上了坏运气。不过，在最近十几年，人们越来越确信，尼安德特人其实是步了大地懒、美洲乳齿象以及其他许多不幸巨兽的后尘。换言之，就像一位研究者所说的那样：“他们的坏运气就是我们。”

现代人类到达欧洲的时间大约是4万年前。考古学证据一次又一次地显示，此后只要他们推进到了某个有尼安德特人生活的地区，那里的尼安德特人就会消失。或许尼安德特人是被有意猎杀的，又或许他们只是在竞争中落败了而已。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其数量下降都符合我们熟悉的灭绝模式，不过又有着重要而令人不安的差异。在人类最终消灭尼安德特人之前，人类还曾与他们交配。其结果就是，今天的大多数人都有少量尼安德特人血统，最多可达到4%左右。在变形站附近出售的一件t恤上写着这样一句话，算是对于这种继承来的血缘最为积极乐观的态度：“ich bin stolz，ein neanderthaler zu sein.”这句大写印刷体德文意为：“我自豪，我是尼安德特人。”我太喜欢这件t恤了，于是给我丈夫买了一件。不过最近我才意识到，他几乎没怎么穿过这件衣服。

马克斯·普朗克演化人类学研究所位于尼安德河谷以东近500公里远的莱比锡市内。这个研究所占据着一栋崭新的建筑，样子有点像根香蕉。在这个还带着东德印记的社区里，这样一栋建筑显得鹤立鸡群。北边是一片苏维埃风格的公寓楼。南边矗立着一栋有着金色尖顶的巨大建筑，曾经是个苏维埃展览馆，而今闲置着。研究所的大厅里有一个小餐厅以及一个关于大猿（great ape）[2]的展览。餐厅里的一台电视机上播放着莱比锡动物园里猩猩的实时直播画面。

斯万特·帕博（svante pääbo）是研究所演化遗传学部门的负责人。他的体型又高又瘦，一张长脸下面有个窄窄的下巴。他时常挑起浓密的眉毛来强调某种嘲弄意味。帕博的办公室里有两样人形的东西引人注目。一是帕博自己的一幅大半身的画像，是他的研究生们在他50岁生日的时候送的礼物。（每个学生都出力画了画像的一部分，整体的效果却出奇地像，不过混搭的颜色让他看起来就像是得了皮肤病似的。）另一样则是一个尼安德特人的真实比例骨架模型，整体支在一个架子上，双脚悬空。

帕博是瑞典人。他有时被人们称为“古遗传学之父”。对远古dna的科学研究多多少少可以算是他的“发明创造”。在早期工作中，还是研究生的帕博尝试着从古埃及木乃伊的躯体中提取遗传信息。他当时想弄清楚那些法老之中谁跟谁是亲戚。后来，他的注意力又转向了塔斯马尼亚虎以及巨型地懒。他还从猛犸和恐鸟的骨头中提取过dna。所有这些工作在当时都是开创性的，但其实都可以看作是帕博当前研究工作的热身练习。他现在的所做的事情才是最为野心勃勃的尝试——为尼安德特人做全基因组测序。

帕博于2006年宣布了这一研究计划，恰值尼安德特人发现150周年之际。当时，完整的人类基因组已经公布。此外还有不同版本的黑猩猩、小鼠和大鼠的基因组。给已经灭亡的物种进行基因测序则要困难得多。当一个生物死亡之后，它的遗传物质就会开始破碎，所剩下的不再是长链的dna，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仅仅是一些片段而已。要想搞清楚这些片段是如何拼接在一起的，可能就像是要拼起一本曼哈顿的电话簿一样困难，而且这些书页已经用碎纸机粉碎过，跟隔夜的垃圾混作一堆，扔在垃圾填埋场里等着烂掉。

当这项研究完成的时候，我们就能把人类的基因组与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并排放在一起，一个碱基一个碱基地进行比较，从而鉴别出两者到底哪里不一样。其实，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极其相像。或许他们是我们非常近的近亲，但又肯定并非人类。在我们dna中的某个地方一定存在着某个关键的突变，或者更可能的情况是若干个关键的突变，从而让我们变得不同。正是这些突变令我们成为一种可以消灭自己近亲物种的生物，成为一种可以再把他们的骨头挖出来并拼接其基因组的生物。

“我想知道，与尼安德特人相比，现代人类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改变，才令两者有所不同。”帕博告诉我说，“是什么让我们有可能建立这样宏大的社会，扩散到全世界，并开发出无疑是人类专有的科学技术？这一切必定有着遗传上的基础，并且就隐藏在这些基因序列之中。”

尼安德河谷的那些骨头是由这里的采石工人发现的。他们一开始把这些骨头当成垃圾扔掉了。如果不是这些工人的工头听说了这件事，并坚持要把这些骨头找回来，我们很可能就永远也看不到它们了。这些骨头包括：一个头盖骨，一根锁骨，四根臂骨，两根大腿骨，五根残缺的肋骨以及半个骨盆。这位工头相信这些骨头属于一头洞熊，于是一并拿去给当地一位叫约翰·卡尔·富尔罗特（johann carl fuhlrott）的老师看，而他的第二职业是化石学家。富尔罗特立刻意识到他手里的东西比一只熊要更奇怪，也更熟悉。他宣称，这些残骸是一位“我们这个种族的早期成员”留下的遗迹。

巧合的是，此时正值达尔文出版《物种起源》之际，于是这些骨头立刻就被卷入了关于人类起源的争论之中。进化论的反对者对富尔罗特的主张不屑一顾。他们说这些骨头属于一位普通的人类。有个理论说这是一位哥萨克骑兵，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动荡期间流落到此处。尼安德特人的股骨有着不同于人类的奇怪弯曲，而他们对此的解释是：这位哥萨克骑兵在马上待的时间太久了。另一个理论认为这些骸骨属于一位佝偻病患者，所以才会有永久性绷紧的前额，以及突出的眉骨。至于一位饱受佝偻病折磨之苦的病人为什么要攀爬到崖壁上的一个洞穴中，这个问题从未真正得到过解释。

在接下来十几年间，在尼安德河谷中不断找到了更多类似的骨头，比人类的骨头更粗，还有着奇怪的头颅形状。显然，所有这些发现不可能都用迷路的哥萨克骑兵或得了佝偻病的洞穴探险者来解释。但是，支持进化论的学者们同样发现这些骨头难以解释。尼安德特人有着相当大的头颅，平均而言，比今天的人类更大。这使得他们很难与进化论者们信奉的理论相符，因为当时在进化论基础上的推理认为人类是从小脑袋的猿类起步，逐渐发展到了维多利亚时代[3]的大脑袋。在达尔文于1871年出版的《人类的由来》中，对于尼安德特人的事情只是一带而过。“必须要承认，某些非常古老的头骨，比如著名的尼安德特人，演化得非常完善，有着相当大的脑容量。”他如此评论道。[4]

既是人类又不是人类，尼安德特人明显成了我们的一面可以比照的镜子。自《人类的由来》之后，又有大量的著作反映了尼安德特人与人类之间的尴尬关系。1908年，在法国南部的圣沙拜尔（chapelle-aux-saints）镇附近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了一具近乎完整的骨架。它最终来到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古生物学家马塞兰·布勒手中。在一系列著作中，布勒发明了或许可以称之为“不要太尼安德特”的尼安德特人形象：弯曲的双膝，驼起的背部，野蛮的外表。[5]布勒写道：尼安德特人的骨骼显示了“明确的类人猿骨架特征”，他们的头骨形状表明“纯粹的植物性或动物性神经功能占据了主要地位”。[6]据布勒的观点，“能够感知艺术或宗教”的发明创造力以及抽象思维的能力显然超越了这种浓眉生物的大脑功能。许多与布勒同时代的学者研究了他的结论之后，都表达了赞同的意见。例如英国的人类学家格拉夫顿·埃利奥特·史密斯爵士（sir grafton elliot smith）把尼安德特人的行走姿态描述为“半弯着身子懒散地坐在奇怪而毫不优雅的两条腿上”。（史密斯还宣称，尼安德特人“覆盖全身的粗重毛发更加令他们不具吸引力”。不过，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任何实际证据说明他们身上长满了毛。）

20世纪50年代，解剖学家威廉·施特劳斯和亚历山大·凯夫决定重新检查来自圣沙拜尔的那具骨架。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展示了现代人类中最现代的我们能够达到多么凶残的程度，更不要提第一次世界大战了。所以两位科学家认为是时候重新评估尼安德特人了。他们发现，布勒认为理所当然的尼安德特人的天然姿态可能是关节炎所导致的。尼安德特人走路的时候并不是弯着双膝，或是一副懒散的样子。两位科学家写道：实际上，如果给尼安德特人一把刮胡刀和一身新衣服，他在纽约市的地铁里不会“比其他某些纽约市民”更引人侧目。[7]最近获得的研究成果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尼安德特人就算不能隐藏身份通过红外线热成像仪（irt），其直立行走的姿态多多少少也会让我们把他们当成是同类。

20世纪60年代，美国考古学家拉尔夫·索莱茨基在伊拉克北部的一个洞穴中发现了几具尼安德特人的骸骨。其中一位尼安德特人被称为沙尼达尔1号（shanidar i），昵称南迪。他的头部曾经遭受过一次严重的伤害，可能导致他部分失聪。但他的伤口愈合了，这说明他肯定得到了社会群体中其他成员的照料。另一位称为沙尼达尔4号的尼安德特人则明显是被埋葬的，而对其坟墓土壤的分析令索莱茨基相信，沙尼达尔4号入土的时候有鲜花陪伴。他认为这是证明尼安德特人精神性的深刻证据。

“我们突然就有了这样一种认识：人类的普适性和对于美的热爱其实并不仅限于我们这个物种。”索莱茨基在一本介绍其发现的著作《沙尼达尔：最初的葬花人》中如是写道。[8]从那以后，他的一部分结论受到了挑战：似乎那些花更有可能是由掘地的啮齿动物带入洞中的，而非来自伤心的亲属——不过，他的想法还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在尼安德河谷中所展示的也是索莱茨基心目中充满情感、近乎人类的尼安德特人。在那家博物馆的模型场景中，尼安德特人生活在圆锥形的帐篷中，穿着兽皮制成的类似瑜伽裤的东西，若有所思地眺望着冰天雪地的远方。“尼安德特人可不是什么史前的兰博[9]，”一块展板提醒人们，“他们是有智慧的个体。”

dna常常被比作一篇文本。这个比喻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是恰当的，那就是如果毫无意义的字母组合也能算作“一篇文本”的话。dna由称为核苷酸的分子组成，它们编织在一起，形成阶梯状，也就是著名的双螺旋。每一个核苷酸含有四种碱基之一：腺嘌呤（adenine）、胸腺嘧啶（thymine）、鸟嘌呤（guanine）、胞嘧啶（cytosine），分别用单词首字母a、t、g、c来代表。所以，人类基因组中的一小段可能会是“acctcctctaatgtca”。这其实是来自人类第10号染色体上的一段真实序列，大象基因组中的对应位置是“acctcccctaatgtca”。人类的全基因组共有30亿个碱基，或者更准确地说是30亿个碱基对。就目前的研究结果来看，基因组中大部分序列并不承担编码。

生物一旦死亡，其长长的dna链转变为碎片的进程差不多是立刻就开始了，从“一篇文本”变成了某种类似五彩纸屑的东西。这个毁灭过程的大部分在死后的最初一两小时内就完成了，靠的是生物自己体内的酶。没过多久，剩下的就只有零星的碎片了。再过一会儿，这些碎片也将进一步破裂，至于具体要多久则取决于腐败过程的外部条件。一旦事情到了这一步，再有本事的古遗传学家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了。“如果是在永久冻土地带，你或许可以追溯到50万年前。”帕博告诉我说，“但无论如何也不会超过100万年。”在50万年前，恐龙已经灭绝了6500万年，所以很可惜，《侏罗纪公园》的幻想也只能是幻想而已。另一方面，在50万年前，现代人类还不存在。

为了完成尼安德特人基因组计划，帕博设法获得了克罗地亚一个洞穴中找到的21块尼安德特人的骨头。（为了提取到dna，帕博或其他古遗传学家必须要切开骨头样本，并将其溶解。显而易见，这样的过程是博物馆和化石收藏者不愿意接受的。）在这21块骨头中，只有3块提取出了尼安德特人的dna。令问题变得更复杂的是，这些dna还淹没在了其他dna中间，这些混杂的dna来自过去3万年间啃噬着这些骨头的微生物。这就意味着，大量的测序努力都将是白费力气的。帕博告诉我：“曾有很多次让人绝望的时候。”旧的问题还没解决，新的问题接踵而来。“这就像是坐过山车一样。”艾德·格林（ed green）这样回忆道。他是来自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的一名生物分子工程师，已经在这个项目上工作了好几年。

这个项目最终还是产生了有用的结果——基本上，就是一长串的a、t、g、c。而帕博团队中的一位成员，来自哈佛医学院的遗传学家戴维·赖希（david reich）注意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尼安德特人的基因序列正如预期的一样，与人类的序列非常相似，但相似的程度不同。有些人类的序列比其他人类的序列更像尼安德特人的序列。特别是欧洲人和亚洲人与尼安德特人共有的序列多于非洲人与其共有的序列。“我们当时试图清理掉这样的结果。”瑞奇告诉我，“我们当时认为，‘这肯定是搞错了’。”

在过去的25年间，对于人类演化的研究主要受一种理论的支配，即大众媒体上常说的“走出非洲”，或者用学术圈的话说就是“晚近单一起源”理论或“替代”假说。这一理论主张，所有的现代人类都是大约在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个小族群的后裔。大约12万年前，这个族群中的一部分人迁移到中东地区，然后又从那里继续分出一部分人最终向着西北方向推进到了欧洲，向东推进到了亚洲，以及更东边的澳洲。在他们向北向东迁移的过程中，现代人类遭遇了尼安德特人以及其他所谓的早期人类。这些早期人类已经定居于这些地区了，而现代人类“替代”了早期人类。这其实是在委婉地表达：现代人类把早期人类赶尽杀绝了。上述迁移模型以及“替代”实际上暗示了尼安德特人与人类之间的关系与当今世界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什么两样，无论他们是来自哪里。

帕博团队的许多成员怀疑欧亚偏差实际上是污染造成的结果。在实验的不同阶段，样品都曾经被欧洲人或亚洲人处理过。或许是这些人把自己的dna意外混入了尼安德特人的dna样品里。为了评估这种可能性，又进行了若干不同的测试，可结果全是否定的。“我们不断地看到这种情况。我们得到的数据越多，它就在统计上变得越显著。”瑞奇说。渐渐地，团队里的其他成员开始接受这一结果。在2010年5月发表在《科学》上的一篇论文中，他们介绍了帕博称之为“渗透替代”的假说。[10]（这篇论文后来被票选为《科学》当年的杰出论文，给研究团队赚回了2.5万美元的奖金。）根据这一假说，在现代人类“替代”尼安德特人之前，两者之间还发生了性行为，并产下了孩子。这些孩子也加入到了继续向欧洲、亚洲以及新世界推进的进程之中。

假设渗透替代假说正确的话，这就为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的相似性提供了最为强有力的证据。这两者之间可能是有爱才有性，也可能仅仅只是有性没有爱。他们杂交的后代有可能被当成怪物，也有可能没有被当成怪物。然而无论如何，有人承担了照料他们长大的责任，或许是尼安德特人，又或许是人类。这些混血儿中有一些又有了自己的后代，一代又一代，直到今天。即便是现在，已经过去了3万年之久，那隐藏的血统仍然清晰可辨：除了非洲人以外的所有人类，无论是新几内亚人还是法兰西人还是汉族人，都携带着1%~4%的尼安德特人dna。

帕博最喜欢说的一个英语单词是“酷”。他告诉我，当他最终得出结论，认为尼安德特人已将他们的一部分基因赠予现代人类时，“我当时觉得这太酷了！这就意味着，他们并没有彻底灭绝，他们的一小部分仍旧活在我们身体里”。

莱比锡动物园与演化人类学研究所位于城市相反方向的两端，但是研究所在动物园里有属于他们自己的实验大楼，并在猿类展馆中有专门设计用于进行测试的设施，称为“黑猩猩世界”。由于和我们非常近的近亲物种全都没有存活下来（除了还活在我们身体里的那一点以外），研究人员做实验的对象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选取我们相对最近的近亲，也就是黑猩猩和倭黑猩猩，或是更远一点的近亲，大猩猩和猩猩。（相同或类似的实验也常常在幼儿身上开展，以比较两者的结果。）有天早晨我去了那个动物园，希望能观摩一次进行中的实验。当天，一个bbc的摄制组也去了黑猩猩世界，想要拍摄一个关于动物智力的节目。当我到达猿类展馆的时候，发现那里到处都是运送拍摄装备的大箱子，上面写着“动物爱因斯坦”。

为了满足拍摄的需要，一位名叫赫克托·马林·曼里克（héctor marín manrique）的研究人员重复了一系列他之前出于纯粹的科研目的来实施的实验。一只名叫多卡娜（dokana）的雌性猩猩被领到其中一间测试室里。与大多数猩猩一样，她有着铜红色的皮毛和一副厌世的表情。在第一个实验中用到了红色的果汁和细长的塑料管子，多卡娜显示了自己能够区分可以使用的吸管和无法使用的吸管。在第二个实验中用到了更多的红色果汁和更多的塑料，她显示了自己理解吸管的意思，因为她从一段管子中取出了一段固体棒，然后用剩下的空管子去吸水喝。最后，在一个门萨[11]级别的实验中，多卡娜展示了猩猩科类人猿的足智多谋：她设法取出了曼里克放在一根塑料长圆管底部的花生。（圆管固定在墙上，无法直接推倒。）多卡娜首先四肢着地走回了她喝水的地方，含了一口水在嘴里，又四肢着地走到了圆管旁边，把水吐进管子里。她重复了这一过程很多次，直到花生浮到了可以够到的位置。后来，我又观看了bbc摄制组安排一个五岁小孩来做这个实验，把花生换成了小小的塑料糖果盒。虽然有一个盛满水的罐子此地无银三百两地摆在旁边，但所有孩子之中只有一个小女孩设法利用浮力达成了目标，而且也是在一系列驱策之下才做到的。（“水能帮上什么忙啊？”一个小男孩在最终放弃之前如此抱怨道。）

要回答“是什么让我们成其为人类？”这个问题，可以试着搞明白“是什么让我们区别于大猿？”这个问题。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是什么让我们区别于非人类的大猿？”因为我们自己当然也是大猿之一。差不多所有人现在都知道，非人类大猿极为聪明，就像多卡娜再一次证明的那样。它们有能力进行推理，解决复杂的难题，并且理解其他猿有可能知道（或不可能知道）的事。当莱比锡的研究人员对黑猩猩、猩猩以及两岁半的儿童实施一系列实验时，他们发现，在涉及理解这个物理世界的任务时，三者在很大范围上的表现都具有可比性。[12]举例来说，在一个实验中把某种奖励放进三个杯子之一，然后移动这些杯子的位置，猿与儿童准确找出奖励所在杯子的频率是一样的——实际上黑猩猩还要稍高一些。猿类掌握数量概念的能力似乎也与儿童差不多。它们总是不断选择食物更多的盘子，甚至当选择过程涉及一些勉强算是数学的内容时，它们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它们似乎还能像人类儿童一样理解因果关系。（例如猿类懂得一个摇晃时会发出响声的杯子比摇晃时没有声音的杯子更有可能装着食物。）而且它们在操作简单工具方面跟儿童一样灵巧。

也有一些任务是儿童总比猿类做得好的。这些任务都涉及对于社会性信号的理解。在寻找奖励时，如果给孩子们一个提示，比如让某个实验人员指着一个容器，或者朝那个容器使个眼色，儿童们都能够理解这些提示。对于类似的提示，猿类要么不理解实验人员正在帮它，要么不能准确地领会提示。类似的，如果让实验人员做给儿童看该如何获得奖励，例如撕开一个盒子，他们就会毫无困难地领会其中的含义，重复实验人员的运作。而猿类又一次不知所措。不得不承认的是，在这些社会性领域的实验中，儿童占了很大的便宜，因为实验人员与他们属于同一物种。但是总体来讲，猿类似乎还是缺乏合作解决问题的念头。而这种能力恰恰是人类社会的核心所在。

“黑猩猩能做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聪明事情。”研究所演化与比较心理学部门的负责人迈克尔·托马塞洛（michael tomasello）告诉我，“而我们已经看到的主要差别在于‘集思广益’。如果你去动物园的话，你永远不会看到两只黑猩猩合力抬重物。他们没有这类合作规划。”

帕博通常都要工作到很晚。大多数时候，他会在研究所吃晚饭，那里的小餐厅一直开到晚上7点。不过有天晚上，他说可以早点下班，带我看看莱比锡的市中心。我们参观了巴赫长眠的教堂，最后来到了奥厄巴克斯·凯勒。这家酒吧出现在歌德的戏剧《浮士德》第五场中，魔鬼靡菲斯特带着浮士德来到这里。（歌德上大学期间应该是很喜欢来这家酒吧的。）此前一天我刚去过动物园，所以我问了帕博一个假想实验的问题。如果他有机会让尼安德特人来参与我在黑猩猩世界所看到的那类测试的话，他要怎么做？他认为尼安德特人会表现得如何？他是否认为他们能够讲话？他坐回椅子里，双臂交叉在胸前。

“推测总是有着很大的诱惑力。”他说，“所以我总是尽力拒绝这种诱惑，具体来说就是拒绝回答诸如‘我认为他们是否会讲话？’这类问题。因为老实说，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你自己做出推测的正确性与我的推测也不相上下。”

发现尼安德特人遗骸的诸多地点对于他们是什么样的人给出了很多线索，至少对于那些愿意做出推测的人来说是这样的。尼安德特人极为强壮。这一点从他们较粗的骨头上可以得到证明。他们大概能够直接把现代人类打成肉酱。他们同时精于制作石器工具，虽然他们似乎花了几万年的时间做着同样的工具，一遍又一遍。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他们懂得掩埋死亡的同伴。同样也是在某些情况下，他们似乎会杀戮并吃掉同类。除了南迪之外，还有很多尼安德特人的骨架显示出疾病或受伤的迹象。最初那位来自尼安德河谷的尼安德特人似乎曾经遭受过两处严重的伤害，一是头部，二是左臂。圣沙拜尔的尼安德特人除了忍受着关节炎以外，还有肋骨和膝盖骨两处骨折。这些伤害或许反映了尼安德特人用他们有限的武器库去狩猎时的艰苦程度。尼安德特人似乎从未发展出投掷型的武器，所以他们不得不与猎物近身搏斗才能杀死它们。与南迪一样，尼安德河谷和圣沙拜尔的尼安德特人受的伤都痊愈了，这意味着尼安德特人必然是彼此照料的，也就暗示着他们具有移情的能力。从考古学证据来推断，尼安德特人是在欧洲或是西亚演化出来的，并从那里扩散开来，遇到水或巨大障碍时才停住脚步。在最后一次冰川期内，海平面比现在低得多，也就不需要面对英吉利海峡这个难题。这是现代人类与尼安德特人的根本性差别之一。在帕博看来，这也是最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当现代人类到达澳大利亚的时候，虽然还处于冰川期中，但也要跨过广阔的开放水域才行。

帕博告诉我，像直立人（homo erectus）这样的早期人类“扩散的方式和许多旧世界的哺乳动物一样。他们从未到达马达加斯加，从未到达澳大利亚。尼安德特人也是如此。只有真正的现代人类才开始有这种冒险行为，敢于在望不到陆地的大洋之上漂。当然，其中一部分原因在于技术的进步，你得有船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这之中也有某种我愿意称之为‘疯狂’的东西。要知道，得要有多少人出发远航并消失在茫茫太平洋之上，才能保证其中有人发现了复活节岛？我是说，这其实很荒谬。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干？能换来荣誉吗？能得到永生吗？还是仅仅为了满足好奇心？现在，我们又要去火星了。人类从不驻足。”

如果说浮士德式的焦虑是现代人类标志性的特征之一，那么在帕博看来，一定有某种浮士德基因的存在。他曾经好几次告诉我，他认为有可能通过比较尼安德特人与人类的dna找到我们的“疯狂”背后的遗传基础。其中一次，他是这样说的：“如果有一天，我们确定知道了是哪个怪异的突变令我们变得疯狂、到处探险，那简直太棒了！想想看，那就意味着，正是某个染色体上的一个小小的转变让所有这一切成为可能，改变了这颗星球的整个生态系统，并让我们得以支配一切。”而另一次他又说道：“我们在某些方面的确是疯狂的。背后的推动力是什么？我很想找到这个答案。要是能知道的话，那会非常非常酷。”[13]

一天下午，我又去了帕博的实验室，他给我看了一张头盖骨的照片。这个头盖骨是一位业余化石收藏者最近发现的。他就住在离莱比锡半小时车程的地方，用电子邮件发来了这张照片。根据照片，帕博判断这块头盖骨可能相当古老。他认为它可能属于早期尼安德特人，甚至是海德堡人。后者被有些人认为是现代人类和尼安德特人的共同祖先。帕博决定要得到这块头盖骨。它是在采石场里一个水塘中发现的；他推断，这样的条件或许对骨头起了保护作用。所以，如果他能早点拿到这块骨头的话，就能从中提取到dna。可是，化石收藏者已经把那个头颅许诺给美因茨（mainz）的一位人类学家了。帕博怎样才能说服那位教授给他足够的骨头样品用于检测呢？

帕博给所有可能会认识那位教授的人打了电话。他让他的秘书联系了那位教授的秘书，要来了那位教授的私人手机号码。他还开玩笑说，只要那位教授愿意，让他陪睡都成——或许他不全是开玩笑的。这通来来回回横跨德国[14]的疯狂电话游说行动持续了一个半小时之后，帕博与他自己实验室的一位研究员谈了谈。这位研究员曾亲眼见过那块头盖骨，并断定它根本就不是很古老。帕博立即就对此丧失了兴趣。

对于古老的骨头，你永远都不知道能从中得到什么。几年前，帕博设法弄到了来自所谓霍比特人（hobbit）骨架的一小块牙齿。霍比特人是直到2004年才在印度尼西亚的弗洛勒斯岛上被发现的，通常认为是一种小得出奇的早期人类，学名为弗洛勒斯人（homo floresiensis）。那块牙齿的年代是大约1.7万年前，也就意味着差不多只有克罗地亚发现那些尼安德特人骨头年份的一半。但是帕博却无法从中提取到任何dna。

过了一年左右，他得到了一块指骨的碎片和一颗不太确定是否属于人类的奇怪臼齿，全都出土于西伯利亚南部的一个洞穴中。指骨的大小跟块橡皮差不多，已经有4万年以上的历史了。帕博估计它要么属于现代人类，要么属于尼安德特人。如果被证明是后一种情况，这个洞穴将是发现尼安德特人遗骸的地点之中最东边的一个。与那块霍比特人的牙齿不同，这块指骨碎片中得到了令人吃惊的大量dna。当最初的分析结束时，帕博恰好在美国。他给他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他的一位同事在电话里对他说：“你坐稳了没有？”dna显示，那根手指既不属于现代人类，也不属于尼安德特人。实际上，手指的主人代表了一个全新的、此前未知的人科物种。2010年12月发表在《自然》上的一篇文章中，帕博给这个新的物种取名为丹尼索瓦人，源于发现指骨和牙齿的丹尼索瓦洞。[15]《给已确定的史前历史一根手指》[16]是介绍这一发现的某篇媒体报道的标题。令人称奇的是——或许现在来看是完全可以预计的——现代人类肯定也和丹尼索瓦人发生过性行为，因为现在的新几内亚人携带着6%的丹尼索瓦dna。（为什么是新几内亚人，而不是西伯利亚本地人或者亚洲人，这个原因还不清楚，但是应该与人类迁移的路线有关。）

与霍比特人和丹尼索瓦人有关的发现给现代人类带来了两个新的兄弟。如果对其他古老的骨头进行dna分析的话，似乎有可能发现更多的人类近亲。就像一位杰出的英国古人类学家克里斯·斯特林格（chris stringer）对我说的那样：“我确定还会有更多的惊喜等着我们。”

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是我们消灭了霍比特人或丹尼索瓦人。不过，他们灭亡的时间与更新世晚期的总体灭绝模式提示，我们现代人类显然是值得怀疑的嫌犯。可以推测的是，由于霍比特人和丹尼索瓦人都是人类的近亲，所以他们都有着较长的孕期，因此也就有着巨兽所具有的致命的脆弱性——低繁育速率。要使他们灭绝，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持续压低育龄成年人的数量。

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我们稍远的那些近亲。这正是为什么除人类之外的大猿如今也都面临着灭亡的命运。野外的黑猩猩数量已经下降到了50年前的一半。山地大猩猩的情况也与此类似。西部低地大猩猩的下降速度还要更快，据估计其种群在过去20年间已经缩小了60%。造成这些冲击的原因包括盗猎、疾病以及栖息地的丧失。最后这个因素在非洲的几场战争影响下愈加恶化，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涌向大猩猩本已非常有限的领地。苏门答腊猩猩已经被列为“极度濒危”物种，这意味着它们处于“野生种群灭绝的极度高危状态”。在这一情况下，威胁更多的来自和平而非暴力。大多数现存的苏门答腊猩猩生活在印度尼西亚的亚齐省。随着当地持续数十年的政治动乱结束，一股伐木风潮正在兴起，既包括合法的，也包括非法的。人类世有许多无意造成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修剪”掉我们谱系图上的分支。我们已经在许多个世代之前剪去了我们的兄弟物种——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如今又在处理自己现存的第一和第二近亲。等到我们完事的时候，大猿之中很有可能不会再剩下任何别的代表物种，除了我们自己以外。

在同一地点出土最多的尼安德特人骨头——涉及7个尼安德特人——发现于约一个世纪之前的费拉西（la ferrassie）。该地位于法国西南部的多尔多涅省（dordogne），距离圣沙拜尔不算太远，距离其他几十个重要的考古学地点也都在半小时的车程之内，其中就包括拉斯科（lascaux）壁画窟。在过去几年的夏季，一直有一支考古队在费拉西从事发掘工作，其中一名成员还是帕博的同事。因此，我决定要去那里看一看。考古队的指挥部是烟草仓库改造的，我到的时候正好赶上饭点，后院临时搭的桌子上摆了法国名菜红酒炖牛肉。

第二天，我开车载着几位考古学家一起前往费拉西。发掘地点位于一片恬静的田园风光之中，紧挨着道路旁边。几万年前，费拉西曾是一个巨大的石灰岩洞，但是后来有一面洞壁坍塌了。现在，洞穴的两面都呈开放状态，一块巨大的岩石伸出地面达6米，就像是半个拱顶一样。场地周围用铁丝网围着，顶上搭着油布，整体感觉就像是个犯罪现场。

那天天气很热，尘土飞扬。6个学生蹲伏在一道长长的壕沟中，用小铲子扒拉着地上的土。在壕沟的一侧，我能看到有几根骨头从发红的土壤中伸了出来。他们告诉我，底层的骨头才是尼安德特人留下的，而表层的骨头是现代人类留下的，他们在尼安德特人消失之后占据了这个洞穴。尼安德特人骨架很早以前就从这里移走了，但是仍有希望可以找到某些小东西，比如牙齿。所有出土的骨头碎片，所有的燧石薄片，以及任何哪怕有一点点可能会令人感兴趣的其他东西，都放在一边，等着带回那个烟草农场进行标记。

看了一会学生们的辛苦劳作，我躲回阴影下。我试着想象费拉西的尼安德特人会过着怎样的生活。虽然这个地区现在是绿树成荫，但在当时应该是一棵树也没有的，只有麋鹿在山谷里悠闲地漫步，旁边可能还有驯鹿、原牛和猛犸。除了这些零散画面之外，我无法想象出更多的场景。于是，我把这个问题抛给了与我同来的考古学家们。来自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的香农·麦克费伦（shannon mcpherron）自告奋勇地答道：“他们会感到很冷。”

“身上很难闻。”来自加拿大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大学的丹尼斯·桑德加特（dennis sandgathe）说道。

“可能总是很饿。”宾西法尼亚大学的哈罗德·迪布尔（harold dibble）补充道。

“而且没有谁会特别老。”桑德加特说道。晚些时候，回到烟草仓库，我翻看着过去几天里挖出来的小东西。其中有几百块动物骨头的碎片，每一块都已经清理干净，编了号，各自放在小塑料袋里。此外还有数百块燧石薄片，大多是制作石器时打下来的碎片，相当于石器时代的木屑。不过有人告诉我，其中一些薄片本身就是工具。一旦知道要找的东西是什么样子，我自己也能从中发现那些尼安德特人有意制作出来的带斜面的石片边缘。其中有一件石器尤其与众不同：这块手掌大小的薄片有着泪滴的形状。用考古学术语来说，这是一件手斧。不过在那个时候它的用途可能与今天斧子的用途不太一样。它是在壕沟的底部发现的，所以估计已经有7万年的历史了。我把它从塑料袋中取了出来，放在手中左右翻看。它的形状几乎完美对称，而且至少以人类的视角来看是很美的。于是我说：我认为制造这件手斧的尼安德特人应该有着敏锐的设计意识。麦克费伦表示反对。

“我们知道了故事的结局。”他告诉我说，“我们知道人类最终的现代文化是什么样子，于是我们总是想要去解释我们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有一种趋势，总是对过去进行过度的解读，其方式就是把当前投影到过去。所以，当你看到一件漂亮的手斧，你会说：‘看那技艺啊！它简直就是艺术品！’可这只是你今天的角度。你无法由此认定你想要证明的那些论点。”

在已经出土的数千件尼安德特人制品中，几乎没有一件呈现了明确的艺术或装饰意图。某些已经被如此解读的物品，例如在法国中部一个洞穴中发现的象牙吊坠，则会陷入无穷无尽的深奥争辩。（有些考古学家相信，这些吊坠是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类接触之后，尝试着模仿的产物。另一些人则认为这些吊坠是由人类制作的，他们在尼安德特人之后占据了那个洞穴。）尼安德特人在这方面的缺失令某些人提出，尼安德特人没有艺术相关的能力，或者对艺术不感兴趣。这两种说法多多少少其实是一回事。我们可以把手斧视为“美的”，但尼安德特人会视之为有用的。从基因组的角度来讲，他们缺少某种或许可以称为审美突变的东西。

我在多尔多涅省的最后一天去访问了附近一处称为贡巴来尔（combarelles）洞穴的人类考古地点。这个洞穴非常狭窄，在石灰岩的崖壁中蜿蜒曲折达300米之深。自从它在19世纪末期被重新发现以来，这个山洞已经被拓宽了，并安装了电灯，即便仍旧让人感到不舒服，但至少可以安全地通过。大约1.2万年之前，当人类最初进入这个洞穴时，这里情况完全不同。当时洞顶很低，要进洞就只能爬进去，而要在绝对黑暗的山洞中看到东西就只能带着火。然而，人类还是进来了，或许是受某种创造力的驱动，或许是受某种精神力量的驱动，又或许仅仅只是受了“疯狂”的驱动。在这个洞穴的深处，洞壁上绘着数百幅壁画。画中的所有内容都是动物，许多都已经灭绝了：猛犸、原牛、披毛犀。其中画得最精细的那些动物栩栩如生：一匹野马似乎抬起了它的头，一头驯鹿倾身向前，正在喝水。

常见的一种推测是，那些在贡巴来尔洞穴的岩壁上作画的人类认为他们的画具有某种魔力。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他们是对的。尼安德特人在欧洲生活了超过10万年的时间，但他们在此期间对于周边环境的影响却没有超过任何其他大型脊椎动物。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如果人类从未登上历史的舞台，尼安德特人仍会生活在地球上，有野马和披毛犀陪伴在身边。人类有了以形象和符号来表达世界的能力，也就有了改变世界的能力。而巧合的是，这也恰恰是毁灭世界的能力。微不足道的几个基因差异令我们有别于尼安德特人，却也造就了所有的不同。

[1] 前美国职棒大联盟的著名捕手，被认为是棒球史上最出色的捕手之一，也是目前获得美国棒球世界大赛冠军戒指最多的球员。——译者

[2] 人科的一种通俗说法。人科除了现代人类之外，还包括已灭绝的古人类和几乎所有的猩猩。——译者

[3] 这些争论发生的时候正值英国的维多利亚时代。——译者

[4] charles darwin，the descent of man（1871；reprint，new york：penguin，2004），75.

[5] james shreeve，the neanderthal enigma：solving the mystery of humanorigins（new york：william morrow，1995），38.

[6] marcellin boule，fossil men；elements of human palaeontology，translated by jessie elliot ritchie and james ritchie（edinburgh：oliver and boyd，1923），224.

[7] william l.straus jr.and a.j.e.cave，“pathology and the posture of neanderthal man，”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32（1957）：348-363.

[8] ray solecki，shanidar，the first flower people（new york：knopf，1971），250.

[9] 美国越战动作电影《第一滴血》系列中的英雄主人公，由著名影星史泰龙扮演。——译者

[10] richard e.green et al.，“a draft sequence of theneandertal genome，”science 328（2010）：710-722.

[11] 门萨（mensa）是一个世界顶级智商俱乐部。作者借此形容最后一个实验对于猩猩的难度。——译者

[12] e.herrmann et al.，“humans have evolved specialized skills of social cognition：the cultural intelligence hypothesis，”science 317（2007）：1360-1366.

[13] 基因序列中的横线表示缺失或缺失突变。这并不是说该位置没有碱基，因为dna链必须是连续的。这种表达方式通常出现在序列比对时，用以表示该序列比对应序列短，而横线两侧的序列都能与对应序列比对上，说明这种变短是在横线位置缺失了一个碱基造成的。当然，也可能是对应序列在横线位置多了一个碱基造成的。——译者

[14] 前文说过莱比锡位于东德，而美因茨位于西德，在法兰克福附近。——译者

[15] david reich et al.，“genetic history of an archaic hominin group from denisova cave in siberia，”nature 468（2010）：1053-1060.

[16] 英语口语中“给某人一根中间的手指”是指做出竖中指的辱骂性动作。此标题为双关语，隐含了“这根指骨带来的发现颠覆了对史前历史的认知”的意思。——译者

谢选骏指出：人说“疯狂基因”——现代人类到达欧洲的时间大约是4万年前。考古学证据一次又一次地显示，此后只要他们推进到了某个有尼安德特人生活的地区，那里的尼安德特人就会消失。或许尼安德特人是被有意猎杀的，又或许他们只是在竞争中落败了而已。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其数量下降都符合我们熟悉的灭绝模式，不过又有着重要而令人不安的差异。在人类最终消灭尼安德特人之前，人类还曾与他们交配。其结果就是，今天的大多数人都有少量尼安德特人血统，最多可达到4%左右。在变形站附近出售的一件t恤上写着这样一句话，算是对于这种继承来的血缘最为积极乐观的态度：“ich bin stolz，ein neanderthaler zu sein.”这句大写印刷体德文意为：“我自豪，我是尼安德特人。”我太喜欢这件t恤了，于是给我丈夫买了一件。不过最近我才意识到，他几乎没怎么穿过这件衣服。

我看——疯狂的不是基因，而是面临灭绝的人类。现代人的祖先曾对尼安德特人干的好事，现在正在轮到自己子孙后代的身上……写作本书的女人，似乎开心见证此幕；但是这种杀机，却让她的丈夫垂头丧气甚至不寒而栗了。

【第十三章 长羽毛的东西】

智人（homo sapiens）

“未来学从来不是一个得到广泛认同的研究领域。”作家乔纳森·舍尔曾经这样写道。[2]心存这一告诫，我出发前往动物保护研究所。它是圣迭戈动物园位于市区以北50公里处的一个分支机构。驱车赴研究所途中，经过了若干块高尔夫球场、一座葡萄酒厂以及一个鸵鸟农场。到达研究所的时候，我发现这里安静得就像是一所医院。一位专业领域是组织培养的研究人员玛利斯·霍克（marlys houck）带着我走过了一条长长的走廊，来到了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她先是戴上了一副像是加强版的隔热手套，然后撬开了一个大型金属罐的盖子。一股如同仙气一样的水雾从开口处溢了出来。

罐子底部蓄有一汪液氮，温度是-196℃。悬吊在液氮之上的是一盒又一盒的塑料小管。这些盒子像塔一样堆叠起来，盒中小管全都直立放着，就像是一颗颗螺栓，各有各的孔位。霍克首先定位到要找的盒子，数了几排，又倒回去。她取出两支小管，当着我的面放在钢制平台上。“这就是了。”她说道。

这些小管里收着的就是地球上仅存的毛岛蜜雀，旧称黑脸蜜雀。这种生活在夏威夷毛伊岛上的矮胖小鸟长着一张可爱的小脸和奶油色的胸膛。有人曾对我说，毛岛蜜雀是“世界上样貌不算浮夸的鸟类之中最美丽的”。2004年秋天，圣迭戈动物园和美国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对这种蜜雀实施了最后的救助努力。在此后一两年内，它就彻底灭绝了。在那次救助行动的时候，已知仍然存活的毛岛蜜雀还有三只。人们的本意是捕捉它们并进行人工繁育，但是最终只成功捕获了一只毛岛蜜雀。大家本以为它是雌鸟，结果却发现是只雄鸟。这一情况令鱼类与野生动物管理局的科学家们怀疑，仅存的毛岛蜜雀可能只剩一个性别了。捕获的这只鸟是在感恩节的第二天死去的，尸体立即送往圣迭戈动物园。霍克以最快的速度赶回研究所处理尸体。“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了。”她回忆着自己当时的想法，“这就是渡渡鸟。”最后，霍克成功地培养了这只鸟眼睛里的一些细胞。这次努力的成果如今就装在我面前的这两支小管里。她不想让这些细胞受到损害，所以只过了一分钟左右，她就把两支小管放回盒子里，重新装入液氮罐中。

这间让毛岛蜜雀以某种方式继续存活的无窗房间被称为“冷冻动物园”。这个名称已经进行了商标注册，其他机构也想用的话，就会被提示违法。这个房间里有6个液氮罐，每个都跟霍克打开的那个一样大，在那极寒的氮气云雾间，存储着近1000个物种的细胞系。（实际上，这只是这个“动物园”的一半。另一半液氮罐存放在另一处建筑里，但具体地点在哪里却是个秘密。所有的细胞系都一分为二，两家机构中各存一半，以防其中一家遭遇意外的断电。）冷冻动物园维护着世界上最大的冷冻物种库，不过也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单位在组建自己的冷冻小动物园。比如辛辛那提动物园就运行着一座“冷冻生物银行”，而英格兰的诺丁汉大学则有一个“冷冻方舟”。

目前为止，圣迭戈几乎所有处于深度冷冻之中的物种都还存在有血有肉的同伴。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植物和动物走上了毛岛蜜雀的不归路，这种情况可能就要发生改变了。当霍克忙着重新密封液氮罐的时候，我想起了在风神洞的地上收集到的数百具蝙蝠尸体，它们都被送去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冷冻库。我还试着计算需要多少个小管和液氮罐才能把所有处于全球变暖、物种入侵、栖息地碎片化等威胁之下的各式各样物种的细胞保存起来，包括处于壶菌威胁之下的蛙类，处于酸化威胁之下的珊瑚，还有处于盗猎威胁之下的犀牛与大象。但很快我就放弃了。我脑子里需要计算的数字太多了。

这是唯一的出路吗？对于世界上最华美的生物，以及那些最不华美的生物，最后的希望真的就只存在于那一汪汪液氮之中吗？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我们会伤害到其他物种的那些行为方式，就不能采取一些行动来保护其他物种吗？窥见未来的根本目的不就是为了看到前方的危险，然后改变路线来避开危险吗？

人类当然可以是破坏性的、短视的，但人类同样也可以是有远见的、利他的。一次又一次，人们已经证明了他们在乎蕾切尔·卡森所说的“与其他生物共享我们的地球这一问题”，[3]他们也愿意为了那些生物做出牺牲。阿尔弗雷德·牛顿描述了当年在英国沿岸地区发生的鸟类大屠杀，结果促成了《海洋鸟类保护法案》的立法。约翰·缪尔用笔记录了人们对于加利福尼亚的山脉所造成的破坏，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得以建立。《寂静的春天》曝光了化学农药的使用所带来的危险，在此后10年之内，ddt的使用基本遭到禁止。（这一情况带来了许多令人欣喜的结果，其中之一就是美国如今还生活着白头海雕[4]，且其数量在增长之中。）

ddt禁用两年之后，美国国会于1974年通过了《濒危物种保护法》。从那以后，为了保护这部法案中开列出来的濒危生物，人们所做努力的程度远远超乎一般人的想象。可举例子太多，以下只是其中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加州神鹫的数量已经减少到22只。为了拯救这个北美洲最大型的陆生鸟类物种，野生动物学家使用秃鹫玩偶来抚育加州神鹫的雏鸟。他们还制作了假的高压电线来训练这种鸟，让它们学会不要触电。为了教它们不吃垃圾，科学家们给垃圾堆通上电，给加州神鹫一个温和的电击警示。他们还给多达400只加州神鹫接种了疫苗，用以对抗威胁它们健康的西尼罗河病毒。值得指出的是，对于这种同样会威胁人类健康的病毒，用于人的疫苗都还没有被研发出来。科学家们还常常检验加州神鹫的铅中毒情况，因为它们在吃被猎杀的鹿的尸体时往往也会吞下铅弹。为此，他们已经给许多只加州神鹫做了螯合疗法的治疗，有的加州神鹫还接受了不止一次的治疗。对于美国鹤的拯救努力则耗费了更多的人力和时间，大多是由志愿者完成的。每年都有一队飞行员会驾驶着超轻型飞行器[5]，教一群人工繁育的美洲鹤从威斯康星州迁徙到南方的佛罗里达州去越冬。飞行全程达到2000公里，耗时3个月，中间要经停数十站，全都是热心人为这些鸟无偿提供的私人土地。还有数百万的美国人虽没有直接参与这类行动，却以间接的方式给予了支持，比如加入诸多的公益组织，包括“世界自然基金会”“美国国家野生动物联合会”“野生动物守护者”“野生动物保护学会”“非洲野生动物基金会”“大自然保护协会”以及“保护国际”。

专注于我们为了物种保护能够做什么以及正在做什么，比起悲观地推测一个把生物圈缩小到小小塑料管中的未来，无论从实践上还是从伦理上来看，前者不是都要强于后者吗？在阿拉斯拉的一个保护组织负责人就曾经这样对我说过：“人们需要心怀希望。我需要心怀希望。这才是推动我们前进的动力。”

在动物保护研究所的隔壁有一栋样式差不多但颜色稍暗的建筑，是一家兽医院，同样由圣迭戈动物园管理运作。医院的大多数动物都是过客，但也有永久性的住客：一只名叫奇诺希（kinohi）的夏威夷乌鸦。夏威夷乌鸦在当地土语中称为阿拉拉（ˈalalā），目前仅存约100只，全都生活在人造环境之中。在圣迭戈期间，动物园繁殖生理学主任芭芭拉·达兰特（barbara durrant）带我去看了奇诺希。有人告诉我，达兰特是唯一真正理解奇诺希的人。在我们去看鸟的路上，达兰特在一处像是物资供应站的地方稍做停留，挑了几样奇诺希喜欢的小吃。其中包括面包虫；一只还没长毛的新生鼠，通称“粉粉”；还有一只成年鼠拦腰截断的下半身，一头是两条后腿，另一头是一团肠子。

没有人确定夏威夷乌鸦到底为什么会在野外灭绝。或许原因与毛岛蜜雀一样是多重性的，包括栖息地的丧失、被猫鼬等入侵物种捕食以及蚊子等其他入侵物种带来的疾病。无论原因是什么，最后一只住在森林中的夏威夷乌鸦被认为死于2002年。奇诺希是20多年前在毛伊岛上的捕获繁育中心出生的。无论怎么看，他都是一只奇怪的鸟。由于从小在隔绝的环境中成长，他不觉得自己与其他夏威夷乌鸦之间有什么联系。不过他也没有把自己当成人类。“他活在自己的世界中。”达兰特告诉我，“他还曾经爱上过一只琵鹭。”

奇诺希是在2009年送到圣迭戈的，原因是他拒绝与其他人工繁育的夏威夷乌鸦交配。于是，人们决定必须要尝试点什么新鲜方法，才能说服他为这个物种本已有限的基因库做出贡献。最后，责任落到了达兰特肩上，要搞清楚怎样才能赢得这只鸟的芳心，或者更准确地说，赢得他的生殖腺。由于乌鸦没有外生殖器，达兰特只能轻抚泄殖腔的部位。奇诺希几乎是很快就接纳了达兰特的“殷勤”，但是直到我去参观的时候，他仍没有成功完成一次达兰特所说的“高质量射精”。又一个交配的季节正在来临，达兰特决定要再试试，每周3次，坚持5个月。如果奇诺希能够成功射精，她要争分夺秒地把这些精液送去毛伊岛上的繁育中心，用于给那里的某只雌鸟进行人工授精。

来到奇诺希的笼子前，我发现那其实更像是套房，一间前厅大得足以让几个人一起站进去，一间里屋满是绳子和其他的乌鸦娱乐设施。奇诺希蹦过来跟我们打招呼。他从头到爪都是乌黑的颜色。在我看来，他跟美国常见的普通短嘴鸦非常相像，但达兰特向我指出，奇诺希有着更厚的喙和更粗的腿。他的头向前低着，就像是在避免与我们的眼神接触。我心中好奇，当他看到达兰特的时候，是不是会有某种鸟类式的下流想法？达兰特把带来的小吃给了奇诺希。他回应了一声沙哑的呱呱叫声，听着有种诡异的熟悉感。乌鸦是能够模仿人类说话声的。达兰特说奇诺希刚才的叫声意思是说：“我知道。”

“我知道。”奇诺希又一次重复着，“我知道。”

奇诺希悲剧式的性生活更加证明了人类对于物种灭绝的问题有多么重视——虽然这其实已经无须再证明了。我们愿意给犀牛做超声检查，愿意给乌鸦手淫，这些其实都是单一物种灭绝带来的痛苦。像特·罗思和芭芭拉·达兰特这样的人，以及像辛辛那提动物园和圣迭戈动物园这样的研究机构所做出的努力，当然可以被当成抱持乐观态度的原因。如果这本书要讲的是别的事情，我自己也会这么想的。

虽然前面的很多章节都着墨于单一生物物种的灭绝或濒临灭绝，比如巴拿马金蛙、大海雀、苏门答腊犀，但我真正的主题是这些物种所参与其中的一个宏大趋势。我努力在做的事情是要追踪一场大灭绝事件的踪迹，你可以称之为全新世大灭绝，或是人类世大灭绝，或是更顺口一点的说法——第六次大灭绝；同时还要把这次灭绝事件放在生命历史这个更为宽广的背景上来考察。生命的历史既不是均变论的，也不是灾变论的，而是两者的混杂。这部跌宕起伏的历史揭示了生命是极有韧性的，但并非没有极限。在生命的历史上有着平安无事的悠长阶段，也有着非常非常偶然才会出现的“地球表面的大变革”。

这些变革背后的原因，在我们所能确知的程度上，是极为多变的：冰川化引发了奥陶纪末期大灭绝，全球变暖和海洋化学组成变化引发了二叠纪末期大灭绝，在白垩纪最后几秒钟内发生的小行星撞击也引发了大灭绝。而当前这次灭绝又有了属于它自己的全新原因：不是小行星，也不是大规模火山爆发，而是“一个像野草一样的物种”。就像沃尔特·阿尔瓦雷斯对我说的那样：“我们当下正在亲眼目睹，人类足以引发一场物种大灭绝。”

这些全然不同的灭绝事件却有着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改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改变的速率。当世界改变的速率快于物种适应的速率时，这些物种大都会崩溃。事实就是如此，无论那个致命因素是从天上拖着一条火龙飞下来的，还是在地上开着一辆本田车去上班的。有人主张，当前的大灭绝是可以避免的，只要人们更关心身边的环境，并愿意为之做出牺牲就行。这种说法并不全然错误，但根本没有说到重点所在。人们关心与否，这并无所谓。真正有所谓的是，人们改变了这个世界。

人类的这种能力早在人类的现代性之前就已经显现了。当然，现代性其实是这种能力的最全面体现。实际上，这种能力可能与那些令我们开始成其为人类的品质是无法分割的，比如我们的不安于现状，比如我们的创造力，比如我们合作解决问题并完成复杂任务的能力。一旦人类开始使用形象和符号来呈现这个自然世界，他们就已经超越了这个世界本来的界限。“在很多方面，人类语言与遗传编码都是很相像的。”英国古生物学家迈克尔·本顿曾经写道，“信息可以储存其中，并在经过修改之后一代又一代地传下去。通讯交流保持了社会的完整性，也让人类得以逃脱演化的束缚。”[6]要是人类真的漫不经心，或是自私，或是暴力，也就不会有动物保护研究所这样的机构，甚至都没有这样的需求。如果你想知道人类对于其他物种是多么的危险，你可以想象一位在非洲手持ak-47步枪的盗猎者，或是想象在亚马孙手持一把大斧的伐木工人，或是更简单一些：你可以想象你自己，膝上摆着一本书。

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生物多样性大厅中央，有一些嵌入地板之中的展品。这些展品全都围绕着中央的一块展板，上面说自从5亿年前复杂动物演化出来以后，曾经发生过五次主要的物种大灭绝事件。据展板上介绍，“全球气候变化和其他一些原因，可能包括地球与地外天体之间的撞击”是导致这些灭绝事件的主要原因。展板上还评论道：“现在，我们正处于第六次大灭绝之中，这一次的原因仅仅只是人类对于生态地貌的改变。”

从这块展板向四周辐射出来若干块厚重的树脂玻璃板，在它们下面就是灭绝事件中一些代表性受害者遗留下来的化石遗迹。这些树脂玻璃板每天都被来此参观的数万名游客从上面走过，或许他们之中大多数人并不在意踩在脚下的是什么东西。但蹲下来仔细观看的话，你就会发现每块化石的旁边都标了物种的名称，以及导致其种系走向末日的灭绝事件名称。这些化石都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排列的，来自奥陶纪的笔石离中心最近，最晚的雷克斯暴龙（tyrannosaurus rex）则远离中心。如果你站在这些展品的边缘，即唯一可以纵观整个展览的地方，那你就恰好站在了第六次大灭绝的受害者们所该处的位置上。

在我们亲手制造的灭绝事件中，我们自己会有怎样的结局？可能性之一正是生物多样性展厅所暗示的这种可能性：我们自己也将最终被我们“对于生态地貌的改变”所消灭。这种想法背后的逻辑是这样的：虽然逃脱了演化的束缚，但人类仍要依赖于地球的生物系统和地理化学系统。我们扰乱这些系统的行为，比如热带雨林砍伐、大气组成改变、海洋酸化，也令我们自身处于生存的危险之中。在地质学记录呈现出来的许多教训之中，或许最能让人冷静下来的就是：生命就像一支投资基金一样，过去的表现并不代表未来的结果。物种大灭绝发生时，既清除了孱弱的物种，也会干掉强壮的物种。v字形笔石曾经到处都是，后来却哪里也找不到。菊石在海洋中游荡了几亿年，后来却消失不见。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基就曾警告说：“现代人类可能不仅仅只是第六次大灭绝的推动力，同时也有着成为其受害者的风险。”[7]在生物多样性展厅中的一块牌子上引用了斯坦福大学生态学家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的一段话：“在把其他物种推向灭绝的过程中，人类也在忙着锯断自己栖息的那根树枝。”

而其他一些更为乐观的人认为会有另一种可能性：人类智慧可以战胜人类智慧所引发的任何灾难。例如，有重要科学家主张，如果全球变暖变成一种过于严重的威胁，我们可以通过工程方法来改造大气，逆转这一趋势。有些计划牵涉到向平流层中释放硫酸盐，把更多的阳光反射回宇宙空间中；另一些计划则要向太平洋上空发射水滴，形成更明亮的云层。如果这些计划都不起作用，形势越来越糟的话，只要有办法能让人类存续下去就行，比如我们可以撤到其他的星球上去。最近出版的一本书就建议，“要在火星、泰坦[8]、欧罗巴[9]、月亮、小行星还有任何其他我们能找到的无人居住的天体上”建造城市。

“不用担心，”那本书的作者写道，“只要我们不断探索，人类就能生存下去。”[10]

显而易见，我们自己这个物种的命运才是我们更操心的事情。但是，哪怕冒着听起来有点反人类的风险——要知道，我的好朋友之中可颇有几个是人类！——我还是得说：到了最后，这并不是最值得关注的事情。在当下这个我们称之为“现在”的伟大时刻，我们无意间决定了哪条演化之路要继续走下去，而哪条演化之路要永久关闭。没有其他生物曾经做到这一点。不幸的是，这恰恰将成为我们留存最久的遗产。在所有那些由人类撰写、绘制与建造的一切统统归于尘土之后，无论是不是巨鼠接管了地球，人类所制造的第六次大灭绝仍将继续决定着生命的发展进程。

[1] 语出美国著名诗人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1830～1886）诗作，原句为“希望是个长羽毛的东西/它在灵魂里栖息”。译文参考《狄金森全集》，蒲隆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一卷，第175页。——译者

[2] jonathan schell，the fate of the earth（new york：knopf，1982），21.

[3] carson，silent spring，296.

[4] 白头海雕是美国的国鸟，因此在美国人心目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在20世纪中期，美国的白头海雕数量急剧下降，最后达到了局地灭绝的程度。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就是《寂静的春天》中所写的ddt的使用，经由食物链进入白头海雕体内累积，干扰其钙质代谢，导致其产下不正常的蛋。——译者

[5] 在美国，超轻型飞行器的定义不包括一般的轻型飞机，专指机体没有蒙皮，大小接近三轮车的飞行器，且不按飞机注册，驾驶无需飞行执照。——译者

[6] michael benton，“paleontology and the history of life，”in evolution：the first four billion years，edited by michael ruse and joseph travis（cambridge，mass.：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84.

[7] richard e.leakey and roger lewin，the sixth extinction：patterns of life and the future of humankind（1995；reprint，new york：anchor，1996），249.

[8] 即土卫六，太阳系第二大卫星。有着比地球还厚重的大气层，以氮气为主，还含有甲烷等有机气体，卫星表面既有陆地也有冰层。——译者

[9] 即木卫二，木星的第四大卫星。有极为稀薄的大气层，主要由氧构成，卫星表面全被冰层覆盖，冰层下有液态海洋。因为有液态水，被认为是除地球之外最有可能具有生命的太阳系天体，但目前还没有相关的直接证据。——译者

[10] annalee newitz，scatter，adapt，and remember：how humans will survive a mass extinction（new york：doubleday，2013），263.

谢选骏指出：人说——目前为止，圣迭戈几乎所有处于深度冷冻之中的物种都还存在有血有肉的同伴。但是，随着越来越多的植物和动物走上了毛岛蜜雀的不归路，这种情况可能就要发生改变了。当霍克忙着重新密封液氮罐的时候，我想起了在风神洞的地上收集到的数百具蝙蝠尸体，它们都被送去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冷冻库。我还试着计算需要多少个小管和液氮罐才能把所有处于全球变暖、物种入侵、栖息地碎片化等威胁之下的各式各样物种的细胞保存起来，包括处于壶菌威胁之下的蛙类，处于酸化威胁之下的珊瑚，还有处于盗猎威胁之下的犀牛与大象。但很快我就放弃了。我脑子里需要计算的数字太多了。

我看——气候变迁乃是“变天”，相形之下，企图“解决气候变化”实属逆天而为了。汉儒曾说“天不变道亦不变”，现在天都变了，谁的道敢不变？

【致谢】

让一位记者写一本关于物种大灭绝的书，得需要很多人的帮助才行。有许多博学、慷慨而又耐心的人将他们的时间和专业知识献给了这一项目。

为了搞明白什么是两栖动物的危机，我求助了埃德加多·格里菲思、海蒂·罗斯（heidi ross）、保罗·克伦普、万斯·弗里登堡、戴维·韦克、凯伦·利普斯（karen lips）、乔·曼德尔森、埃丽卡·布里·罗森布卢姆（erica bree rosenblum）和阿兰·派西尔（alan pessier）。

对于在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幕后之旅，我要感谢帕斯卡尔·陶希。对于带我看了大海雀和它们生前生活的地方，我要感谢格维兹门迪尔·格维兹门松、雷聂尔·斯文森、哈尔多尔·阿尔曼森以及马格努斯·伯恩哈德松（magnus bernhardsson），是他让埃尔德岩之行成为可能。尼尔·兰德曼慷慨地带我去看了位于新泽西州的白垩纪遗迹，以及他无与伦比的菊石收藏。感谢林迪·埃尔金斯-唐东（lindy elkins-tanton）和安迪·克诺尔（andy knoll）与我分享了他们在二叠纪末期大灭绝方面的专业知识。感谢尼克·隆里奇（nick longrich）和史蒂夫·东特（steve d’hondt）与我分享了他们在白垩纪末期大灭绝方面的专业知识。

我欠简·扎拉斯维奇一个大人情。他不仅仅带我去苏格兰寻找笔石化石，还在最近几年间回答了数不清的问题。我还要感谢丹·康登和伊安·米拉尔让我有了一次值得回忆的，同时也是湿漉漉的探险；并感谢保罗·克鲁岑给我解释了他关于人类世的想法。

海洋酸化是个很棘手的话题。如果没有以下这些人的帮助，我永远也不可能写出相关的文字。他们是：克里斯·兰登、理查德·菲利（richard feely）、克里斯·萨拜因、琼妮·克莱帕斯（joanie klaypas）、维多利亚·法布里（victoria fabry）、乌尔夫·希博塞尔、李·孔普和马克·帕加尼（mark pagani）。我特别要感谢杰森·霍尔-斯宾塞在冰冷的海水中领着我游到了阿拉贡堡的近海，并在此后耐心地回答了我的很多问题。还要多谢玛丽亚·克里斯蒂娜·布亚安排了那一次的行程。

我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向肯·卡尔代拉寻求帮助，以图理解在气候科学和海洋化学方面的一些问题。我得到了他以及他妻子莉莉安巨大的帮助。当然也要感谢我在独树岛上遇到的科考队全体成员：杰克·西尔弗曼、肯尼·施耐德、丹耶·里夫林（tanya rivlin）、珍·赖费尔（jen reiffel），还有独一无二的罗素·格拉汉姆。还要谢谢戴维·克兰（davey kline）、布拉德·奥普代克（brad opdyke）、塞利娜·沃德和欧夫·霍格-古尔德贝格。

迈尔斯·西尔曼是世界上一个非同寻常之地的非同寻常的向导。他与我分享了大把的时间和大量的知识，让我如何感谢他都不为过。我还要向他的两位博士生表示敬意：威廉·法范·里奥斯和卡琳娜·加西亚·卡布雷拉（karina garcia cabrera）。还要多谢克里斯·托马斯。

如果没有汤姆·洛夫乔伊的帮助，可能永远也不会有这本书的写作计划。就我所知，他的慷慨与耐心是无界的。我要深深地感谢他对我的帮助和鼓励。马里奥·科恩-哈夫特既是一位亚马孙雨林方面的专家，又是一位很有幽默感的出色向导。我还想要感谢丽塔·梅斯基塔、若泽·路易斯·卡马戈（josé luís camargo）、古斯塔夫·丰塞卡（gustav fonseca）和维尔吉利奥·维亚纳（virgilio viana）。

斯科特·达林和阿尔·希克斯是最早意识到白鼻综合征严重性的一批人之一。他们总是第一时间与我分享了他们获知的情况，并给予我巨大的帮助。瑞安·史密斯、苏西·冯·厄廷根、阿莉莎·贝内特（alyssa benntt）非常友好地一次又一次带我前往风神洞。乔·罗曼（joe roman）慷慨地花费时间阅读了书中关于入侵物种的章节，并提出了意见。

特里·罗思和克里斯·约翰逊帮助我了解了过去和现在的巨兽。特别要感谢约翰·阿尔罗伊对于灭绝速率的计算。同样要感谢安东尼·巴诺斯基。

斯万特·帕博花了很多个小时的时间向我概要性地解释了古遗传学的复杂性，特别是尼安德特人基因组计划的困难之处。我想要谢谢他。还要感谢香农·麦克费伦，他热情地带我参观了费拉西；谢谢艾德·格林，他总是愿意回答我没完没了的最后一个问题。

玛利斯·霍克、奥利弗·赖德（olive ryder）、芭芭拉·达兰特和珍妮·梅洛（jenny mehlow）在我访问圣迭戈期间给了我非常热情的接待。

我要感谢威廉斯大学负责文献管理的图书馆员，他们帮我找到了几乎不可能找到的书籍和论文。还要谢谢杰伊·帕萨科夫（jay pasachoff），他把关于白垩纪末期大灭绝的资料好心借给了我。

2010年，我幸运地得到了“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的一笔资助。如果没有这笔钱，我将无法前往这么多地方。这本书的写作还间接得到了“兰南文学奖金”以及“海因茨家族基金会”的支持。

这本书的部分章节最初发表于《纽约客》。为了他们在本书写作中所给予我的建议、支持和耐心，我要深深地感谢戴维·雷姆尼克（david remnick）和多萝西·威肯登（dorothy wickenden）。我要谢谢约翰·贝内特（john bennet）给予我的睿智建议。还有一些章节曾发表于《美国国家地理》和耶鲁大学的e360环保网站上。我想要感谢罗布·孔齐希（rob kunzig）、杰米·施里夫（jamie shreeve）和罗杰·科恩（roger cohn）的帮助，以及他们提出的想法。还要多谢史蒂文·巴克利（steven barclay）和伊丽莎·费希尔（eliza fischer）持续不懈的帮助。

感谢劳拉·维斯（laura wyss）、梅里尔·莱瓦维（meryl levavi）、卡罗琳·赞坎（caroline zancan）和维基·海尔（vicki haire）把手稿整理成书。

当你撰写这样一本书时，吉利恩·布莱克（gillian blake）是你能指望遇到的最好的编辑。她聪慧，善于追问，并且淡定。无论何时，当事情快要偏离轨道的时候，她都能冷静地让一切回归正轨。凯茜·罗宾斯（kathy robbins）像以往一样无与伦比。她的忠告和见解是无价之宝，满满的正能量简直取之不尽。

我的许多亲友也为这项长达数年的辛勤工作给予了帮助，而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可能对此全然不知。感谢吉姆和凯伦·谢泼德、安德烈·巴雷特、苏珊·格林菲尔德、托德·珀德姆、南希·皮克、劳伦斯·道格拉斯和斯图尔特·阿德尔森，还有马琳、杰拉尔德和丹·科尔伯特。特别要感谢巴里·戈尔茨坦。还要感谢内德·克莱纳，他帮我理清了书中最后一部分的思路。感谢阿龙和马修·克莱纳，他们从未责怪他们的妈妈没能去看他们踢足球赛。

最后，我想要谢谢我的丈夫约翰·克莱纳，他又一次给予了我各方面的帮助，远超过他所需要做的。我在他的陪伴下写了这本书，并把这本书献给他。

谢选骏指出：《大灭绝时代》的作者，1、靠着资助并且“众人拾柴火焰高”，2、还把自己写出的东西献给恩公，3、最后再拿来出版卖给读者，就像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那样反复操弄，真是一举两三的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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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起一页）

【第二本】

【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E.O.威尔逊 著 李昆峰 译】

什么是通讯交流（Communication）？用一个简单的陈述句从生物学上加以定义，生物学上的交流是一个机体（或细胞）的部分活动，它改变了另一个机体（或细胞）的可能行为模式，并促进一方或双方的适应性。这里所说的适应性，是指通过自然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从遗传上规定了的信号或者反应，亦或这两个方面。交流既不是信号本身，也不是反应本身，交流是信号与反应之间的关系，即一个动物发出信号，而另一个动物作出反响。假设这种反应与没有该信号的情况下可能的行为并无差异，那也算不得交流。

新的综合作者介绍：美国生物学家。社会生物学的主要开创者。生于亚拉巴马州伯明翰。早年在亚拉巴马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1956年起在哈佛大学任教。长期致力于研究蚂蚁和其他群居性昆虫。1975年出版《社会生物学》，论述了人类行为中的遗传因素，引起不少争论。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Wilson)，美国生物学家、博物学家，社会生物学奠基人，是最早宣传生物多样性概念的人之一。1929年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伯明翰，1949年毕业于亚拉巴马大学，1955年获哈佛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同年开始在哈佛大学执教。他曾经是在昆虫学学科的Joseph Pellegrino大学研究教授，并为哈佛大学的昆虫学研究员。

【导论】

网文《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报道：

《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是美国生物学家E. O. 威尔逊在1975年出版的一本著作。该书标志着社会生物学这门学科的诞生，还引发了一场20世纪重要的科学争论。

该书主要介绍从无脊椎动物到灵长类动物之间合作关系。作者在该书中探讨了人类自身并提出了大量的假设，并在书中指出，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动物的社会行为都是建立在遗传的基础上。

威尔逊在书中以社会性昆虫为例，系统描述了在生物群体中存在的各种社会行为，并由此提出了遗传决定论的观点：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社会行为，都存在其遗传学基础。这遭到了以古生物学家史蒂芬·古尔德和遗传学家理查德·陆文顿等很多学者的强烈反对。认为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威尔逊的遗传决定论观点可能为种族、阶层或者性别歧视提供一种合理的解释。

内容简介

全书由三大部分组成：一、社会进化，从探讨个体群生态学的数学方法出发，阐释种群淘汰、血缘淘汰等问题；二、社会机制，概述了动物界的信息传递、势力范围、等级体系等现象；三、社会物种，广泛研究了从社会性昆虫直到鸟类、哺乳类动物的社会行为。

创作背景

随着认知革命的兴起，天赋起着重要作用的观点又一次被人们所推崇：1975年，爱德华·O·威尔逊——美国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研究蚂蚁行为的专家，出版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

威尔逊撰写此书的目的，是要把个体群生态学、种群遗传学与战后迅速发展的比较动物社会学结合起来，以创立一门新的学科—社会生物学。

作品思想

该书全书共27章，其中95%以上的篇幅在介绍如何用进化论解释动物的社会性行为，乍一看来这是一些很传统也很平常的学问。麻烦出在最后一章“人类：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在这一篇幅并不是很长的章节中，他将该书前面部分的研究成果做了推广，试图将进化论也用于解释人类的行为。他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人类的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就像其他动物的社会行为一样，是由基因决定的，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威尔逊承认，该书之所以“恶名昭彰”，主要在于它的混合特性，尽管其本意不过是试图为人类行为的起源提供一个进化论的解释。他自己做过总结，批评者主要反对的是他们所看到的两个所谓的严重缺陷：第一个是不合时宜的还原论。即认为最终可以将人类的行为还原到生物学中去理解；第二个缺陷就是遗传决定论，即相信人类的基因决定了人类的本性。

威尔逊给社会生物学所下的定义是“有关动物社会行为与复杂社会组成这两者的生物学基础的系统研究”。在他看来，社会生物学的“目的”在于获得关于整个社会的生物特征的普遍原理。就人类而言，社会生物学的任务就是从进化意义上科学地解释人类行为的起源与进化的生物学机制。

但从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生物学真正的学科意义，却被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争论掩盖了。威尔逊坦言：“在1975年的时候，我可以说是个政治白痴”。他称自己对意识形态一点儿都不感兴趣，也为批评者认定他一定怀有某种政治动机而抱屈。

作品影响

1989年，国际性学术组织“动物行为学会”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一书列为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动物行为学著作之一，其学术地位甚至超过了达尔文1872年的经典著作《人和动物的表情》。

作者简介

爱德华·O·威尔逊（1929—），美国博物学家，在昆虫学、生态学、生物地理学和社会生物学等方面卓有建树，被誉为“生物多样性之父”，1990年获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格拉夫奖。威尔逊还是一位作家，他的著作《论人生》《蚂蚁》先后获得普利策奖。主要作品有《大自然的猎人》《生命的未来——艾米的命运，人类的命运》《蚂蚁的故事》。 

谢选骏指出：我第一次听说“社会生物学”，是在1976年的中囶，从“偷听美国之音”的广播的犯罪行为中得知的，当时就觉得很有道理，但是一直无法得到文本阅读。后来我得到了文本的阅读，结果却不免大失所望了——因为我的想象早已超过了原书作者思想。下面我就略道一二吧。

【总目录】

第一部分 社会进化

第1章 基因的道德

第2章 社会生物学的基本概念

第3章 社会进化的原动力

第4章 群体生物学的有关原理

第5章 类群选择和利他主义

第二部分 社会机制

第6章 类群大小、繁殖和时间-能量预算

第7章 社会行为的发展和饰变

第8章 通讯：基本原理

第9章 通讯：功能和复杂系统

第10章 通讯：起源和进化

第11章 攻击

第12章 社会间空（其中包括领域）

第13章 优势系统

第14章 角色和职别

第15章 性与社会

第16章 亲本抚育

第17章 社会共生

第三部分 社会物种

第18章 社会进化的四个顶峰

第19章 集群微生物和集群无脊椎动物

第20章 社会昆虫

第21章 冷血脊椎动物

第22章 鸟类

第23章 哺乳动物内的进货趋势

第24章 有蹄类动物和象

第25章 食肉动物

第26章 非人类的灵长类动物

第27章 人类：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

【本辑目录】

第一章　社会生物学的基本原理 

1-1　基因的伦理学 

1-2　社会生物学的基本概念 

1-3　基本定义 

1-4　多倍效应 

1-5　进化步速兵与社会变化 

1-6　进化生物学的两重性 

1-7　社会进化的原动力 

第二章　万古长存的基因 

2-1　人类从何而来？ 

2-2　自然选择的单位是什么？ 

2-3　稳定者生存 

2-4　复制与进化 

2-5　原始基因的三大特点 

2-6　气象万千的生物世界 

2-7　现代基因的特点 

2-8　不朽而自私的基因 

第三章　机体与行为的背后 

3-1　生物机体存在的意义 

3-2　基因支配着机体 

3-3　基因的群体性 

3-4　行为的目的性 

3-5　时滞与解决办法 

第四章　亲缘关系学说 

4-1　绿胡须效应 

4-2　亲缘关系指数 

4-3　估计寿命 

4-4　行为准则 

4-5　背离准则的行为 

4-6　狮子的行为 

4-7　亲缘关系的肯定性 

4-8　不对称牲问题 

第五章　侵犯行为探源 

5-1　侵犯行为的普遍性 

5-2　侵犯行为与竞争 

5-3　宜斯策略 

5-4　鹰与鸽子 

5-5　其他策略及策略成因 

5-6　侵犯行为的近因 

5-7　人类的侵犯行为 

第六章　利他主义种种 

6-1　选择与行为 

6-2　行为模式 

6-3　互惠利他主义 

6-4　动物中的利他主义 

6-5　人类的利他主义 

6-6　两种利他主义 

6-7　无条件利他主义在人类社会中的限度 

6-8　行为价值观与目的 

第七章　性与性冲突的奥秘 

7-1　性的意义 

7-2　两性及其冲突 

7-3　两性投资的差额 

7-4　两性行为模式的差异 

7-5　家庭幸福策略 

7-6　大丈夫策略 

7-7　炫耀行为 

7-8　骡子难局与性不平衡 

7-9　性快乐的进化意义 

7-10 同性恋的进化原因 

第八章　通讯交流 

8-1　交流的基本原理 

8-2　复杂的系统 

8-3　通讯交流的起源与进化 

8-4　感官通道 

8-5　感觉通道之间的进化竞争 

第九章　人类：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 

9-1　社会组织的可塑性 

9-2　物品交换和互惠的利他主义 

9-3　结合、性与分工 

9-4　角色表演与多元文化论 

9-5　通讯交流 

9-6　文化、仪式和宗教 

9-7　伦理学 

9-8　美学 

9-9　领土性与部落主义 

9-10 早期社会进化 

9-11 晚期社会进化 

9-12 未来 

【第一章 社会生物学的基本原理】

提出新的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的角度去看待旧的问题，需要有创造性的想像力，而且标志着科学的真正进步。——爱因斯坦

有机体只是 DNA 制造更多的 DNA 的工具。——威尔逊

1-1 基因的伦理学

卡缪说过，自杀是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即使在严格意指的意义上讲，这也是错误的论断。关心哲学问题和进化历史问题的生物学家都明白，自知是大脑的下丘脑和边缘系统的一些情绪控制中心所制约和形成的。这些中心以仇恨、热爱、诡诈、恐惧和其他一些情绪充满我们的意识——这些情绪正是想要通过直觉来判断善恶标准的伦理哲学家们所要参考的。我们不得不问，是什么造成了下丘脑和边缘系统呢？它们是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结果。这个简单的生物学陈述，必须对伦理学和伦理学家（如果不是认识论和认识论学者的话）在各种深度上作出解释。自我存在或者结束这种存在的自杀行为，不是哲学的中心问题。下丘脑 - 边缘复合系统以诡诈和利他主义感情的反击方式，自发地否认这种逻辑的简化。在这一点上，哲学家自己的情绪控制中心要比他的唯我论意识聪明得多，因为这些中心“知道”，在进化的时间长河中个别有机体几乎是无足轻重的。从达尔文主义的意义上讲，有机体不是为了自己而活着。它的基本功能甚至不是繁殖另外的机体；它繁殖的是基因，并且象一个昙花一现的运载体那样为基因服务。每个通过性生殖产生的有机体都是独特的，是组成物种的所有基因的偶然子集合。自然选择是一种过程，它凭借一定的基因在后代中获得表达来完成。这些获得表达的基因比位于染色体相同位置上的其它基因优越。当每一代生物产生新的性细胞时，优胜的基因都要被分离和重组，以便制造新的机体，一般来说，新的机体包含较高比率的同一基因，但是，有机体的个体仅仅是基因的运载工具，是在最小可能的生化扰动范围内保存和传播基因的那种精巧装置的组成部分。“小鸡只是一个鸡蛋制造另一个鸡蛋的工具”，塞缪·巴特勒（SamueI Butler ）这一著名的格言已被现代化为：有机体只是 DNA 制造更多的 DNA 的工具。更为重要的是，下丘脑和边缘系统的天职就是维持 DNA 的永存不朽。

然而，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 , 任何能在后代中给一定基因以较高比率的机制，将逐渐给物种赋予特征。一类这样的机制促进延长个体生存。另一类增进优势支配的实施以及对这种支配产生的后代的照料。由于有机体更加复杂的社会行为是复制自身进而增加基因的技巧，利他主义变得日益盛行，最终以逾常的形式出现。这就把我们带进了社会生物学的中心理论伺题：被定义为降低个体适应性的利他主义，如何能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答案是亲缘关系，如果引起利他主义的基因由于共同的血缘关系而被两个机体分载，并且如果一个机体的利他主义行为增加这些基因对第二代的共同贡献，那么利他主义倾向就会传遍整个基因库。纵然利他主义者对基因库的个别贡献作为利他主义的牺牲品而减少时，也会出现上述情况。

“难道是荒诞指定了死亡吗？”对自己的这个问题，卡缪回答道，那日趋高涨的斗争本身足以使人极度紧张。这种枯燥的判断也许是正确的，但是除了用进化的观点更细致地考查外，就没有什么意义了。高度社会性的物种，例如人类，其下丘脑边缘复台系统“知道”只要它使个体的生存、生殖和和他主义的有效混合得以起作用的行为反应和谐一致，它的潜在基因就会被最大地增殖。其结果是，机体遇到紧张局面的任何时候，这种复合中心就会用矛盾的心理对意识精神起作用。热爱结合仇恨，侵犯，恐惧，兴高采烈，隐退，如此等等——混合的设计并非为了增加个体的幸福和生存，而是为了有利于调控基因最大限度遗传下去。

矛盾心理来自自然选择单位上的互逆压力。它们的遗传后果将在本书后面的部分正式地加以探讨。眼下只需要提及的是那些对个体有利而对家庭有害的东西；保护了家庭但对个体和家庭所属的部落都是有些苛刻的东西；促进部落但是削弱家庭并毁坏了个体的东西，以及诸如此类那些通过组织层次的置换。在这些不同单位上的互逆选择，将导致一些基因的增殖和固定，另一些基因则将被淘汰。还有另外一些基因的结合将保持在静止的比率上。根据目前的理论，有一些基因将产生在不同层次上反映互逆选择压力平衡的情绪状态。

社会生物学的定义是：一切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的系统研究。当前，它集中研究各种动物社会，研究它们的群体结构，社会等级，通讯交流以及一切社会适应背后的生理学内容。但本学科也关心早期人类社会行为和当代人类社会更基本的组织适应特征，社会学在这种复杂性水平的人类社会研究中，由于其基本的结构主义方式和非基因倾向，仍然与社会生物学相距甚远。它企图基本上以最外部表现型的经验描述和孤立的直觉来解释人类行为，而不参考真实基因意义上的进化解释。在描述性分类学和生态学方面，社会学已获巨大成功。当它提供一个特殊现象的细节描述并表明这种现象与环境特征的一阶相互关系时，它同样是很成功的。然而，在过去四十年中，分类学和生态学由于被综合为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而全然改观了——常把它称之为“现代综合进化论”——在这个综合中的各种现象都以其适应意义加以评价，并与群体遗传学的基本理论有关。也许说社会学和其他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是有待于包括到现代综合进化论中去的生物学的最后分支是不过分的。因而，社会生物学的一个功能，就是以把这些学科纳入现代综合的方式重组一些社会科学的基础。这些社会科学学科能否用这种方式真的被生物化还有待分晓。

本书是把社会生物学编纂为进化生物学、特别是现代群体生物学的一个分支的尝试。这个题目有足够丰富的细节内容和自洽的概念集合有待排列，恰如分子生物学和发育生物学一样。过去，由于个体生态学和行为生理学的过分密切的统一，这门学科的发展被延缓了。用现在的观点看，新的社会生物学应该大致由脊推动物学、无脊椎动物学和群体生物学相等的部分组成。生物学家总是对无脊椎动物社会，特别是昆虫社会和脊椎动物社会比较感兴趣。他们梦想着用提供一种包括人类在内的社会进化各个方面的洞观的方式，统一如此不同的单元的普遍性质。这个目的可以用现代术语表述如下：当把同样的参数和数量理论用于分析自蚁群体和罗猴、猕猴群体时，我们将得到一门统一的科学：社会生物学。这似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困难任务。但是由于研究已经取得进展，日益对脊椎动物社会和无脊推动物社会之间的功能的相似性获得深刻印象，而对初看起来似乎构成它们之间的巨大鸿沟的结构差别反而不感惧伯了。考虑一下白蚁和猴子，它们都组成占据着领土的合作群体。群体成员之间通过 10-100 个不合语法规则的信号指令进行有关饥饿、安静、敌意、等级状态或地位、生殖情形等方面的联络。个体对于群体成员与非群体成员之间的差别有着强烈的意识，亲族关系在群体结构中起重要的作用，也许起初正是这种亲族关系扮演了主要的社交活动起因角色。在两种社会中都有标志明显的分工，尽管在昆虫社会中具有更加强烈的生殖成份。组织的细节是通过一个未知其详的最佳进化过程发展演化而来的，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得到了某些伴随着合作倾向的补充适应性——至少在亲戚之间趋向于这种合作。合作的后果取决于特殊的环境条件，只是对于少数的动物物种来说。这种合作在它们的进化过程中是有益的。

这种比较似乎容易，但是它来自构成一般理论开端的慎重简化。社会生物学理论的系统表述，为今后二、三十年构成了生物学的巨大的应处理问题之一。社会行为的进化，首先只有通过对人口统计学的了解才能充分理解，人口统计学提供了群体生长和年龄构成方面的重要信息，其次，还要了解群体的遗传结构，它可以便我们得知在遗传的意义上关于有效群体尺度我们需要知道的那些东西，还有社会之内的关系系数以及它们之间的基因流数量。社会生物学广义理论的主要目标，应该是这样一种能力：从这些群体参数和由物种的遗传构成所加强了的行为抑制相结合的知识出发，预测社会组织的特征。它将成为进化生态学的一个主要任务，继而，从物种的进化史知识和这种历史的最近片段在其中展开的环境知识中获得群体参数。

1-2 社会生物学的基本概念

生命较高级的性质是突然出现的。为了详细说明一个完整的细胞，我们不仅被迫提供核苷酸的序列，而且还要提供细胞之内和细胞周围其他分子的统一性和结构。为了详细说明一个有机体，就需要有关细胞的性质和它们的空间位置的更多信息。一种社会，可以仅把它视为一群特殊的有机体来加以描述，然而要从某一时刻的详细描述来推断这种群体的基本活动，也就是说预测社会行为，是十分困难的。玛斯洛（ Maslow ）就发现，从恒河猴成对婚配的成员的相互关系中。无法预测它们群体的统治关系。象其他较高等的灵长类一样。恒河猴受它们的社会环境的强烈影响——个孤立的个体只要有其他猴子给予的一瞥的奖赏，就会重复地拉一根杠杆。然而，这一行为从属于较高等级的相互反应。猴子们在为统治权而进行的斗争中结成了联盟，所以，如果一个个体被剥夺了结盟的权力，就会在社会地位中一落千丈。例如，一个二流的雄性，可以通过头号雄性（甲雄）给它保护而获得地位，或者由一个或更多与其关系密切的同伴给它支持而得到它的地位。这些联盟不可能从成对冲突的后果中得到预测，更不必说从孤立的猴子的行为中预测这种联盟了。

生命较高级的性质是由整体论认识和研究的。整体论（ Holism ）曾经是哲学讨论的一个热烈争论题目，象劳埃德·摩尔根（ Lloyd Morgan ）和 w.M. 惠勒（ W. M. Wheeler ）这样的科学家都参加了上述讨论。但是稍后，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分子生物学成功的还原论使整体论暂时失了色。新整体论在本质上更加数量化，用数学模型取代了旧理论的直觉。与旧理论不同，它并不停留在哲学的追溯上，而是清楚地陈述假设，并且把它们扩展到可以用来检验它们的真实性的数学模型中去，社会生物学，要检验几种社会的性质，这些性质是突然出现的，因而有必要用一种专门的语言和处理方法。我们直接从一套最基本的定义出发，这些定义有的普适于生物学，有的是对社会生物学的特殊定义。

1-3 基本定义

社会，一群属于同一物种的个体，以协作的方式组织起来，象社会和社会的这种术语，应当给予广义的定义，从而防止把许多有趣的现象排除在外。在社会生物学所有的进一步比较讨论中，这种排除都会引起混乱。超越了单纯的性活动，一种协作性的相互交流是一个社会本质性的直观标准。这样，就很难认为一只鸟蛋，或者甚至是隐藏在芽胞中的一只蜜蜂幼虫是产生它的那个社会的一个成员，虽然在它发育的其他阶段，它会是一个真正的成员。同样，把最简单的生物聚集体视为真正的社会也是不全面的，例如一群发情的雄性就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它们经常被相互的吸引刺激召集到一起，但是如果它们的相互反应没有其他的方式，似乎把它们称作聚集体也就足够了。进入单纯的求爱中的一对动物，或者在领土斗争中的一群雄性，就可以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称为一个社会，但是要付出把表达稀释到没有什么价值的代价。然而，聚集、性活动和领土性是真正的社会的重要性质，而且它们被正确地看作是社会行为。鸟群，狼群，以及蝗虫群体是真正的基本社会的良好范例。如果进行相互交流的话，双亲和后代也是这种例子。尽管这后一个极端的例子似乎是价值不大的，事实上亲代 - 子代之间的相互反应往往是复杂的，并且具有多重功能。况且，在许多生物群体中，从社会性昆虫到灵长类动物，最高级的社会都是直接从家庭单位发展演化而来的。

定义社会的另一种方法是给特殊的群体划定界限。不同的社会具有不同的通讯方式。

聚集体：一群同种的个体，其组成多于一个婚配对或一个家庭，聚集在同一地点，但并不是内在有组织的，也不从事合作行为。

群落：是一种严格的生物学用语，主要指内部高度组织化的社会性昆虫。

个体：任何一个生理上独立的有机体：

群组：一些属于一个物种的生物，任何时候都集聚在一起，其间的相互作用比同物种另外的任何生物都更大。因此“群组”一词的用法灵活性最大，它标示任何聚集体、社会或社会子系统。

群体：属于同一物种的一群生物，在相同的时间占据着界限分明的地区。这个单位在进化生物学中是最基本的单位，也是用法最不严格的单位，它是用遗传连续往来定义的。在有性生物中，其中的个体可以在自然条件下自由交配。

群体和社会之间的区别是什么？这是理论社会生物学中一个未曾预料到的问题。二者之间的区别基本上可以表述如下：群体的边界是基因流的一条骤减带，而社会的边界则是一条通讯的骤减带，两条带经常是一回事，因为社会纽带倾向于增强社会成员之间的基因流，而排斥社会外成员的基因流。

通讯：一种有机体（或细胞）的部分反应，从适应的程度上改变另一种有机体（或细胞）行为模式的可能性。

协调：群体中单位的相互作用，群体的总体努力，其中各单位关系平等。

等级制度：群体中一个成员对其他成员的优越地位。等级制度有很多层次，并相互影响。调节：调节的结果是内平衡，以维持有利于生存和生殖的稳定状态。内平衡从生理水平直到社会水平都起重要的作用。

1-4 多倍效应

社会组织是离基因最远的一种表现型形式。它是由个体行为和群体统计性质派生出来的，而这两者本质上又是高度综合性的。个体行为模式的一个进化小变化，可以通过社会生活中的多倍效应放大而产生重要的社会影响。这种现象就是多倍效应。当个体行为受到社会经验特殊性的强烈影响时，多倍效应将能更加速社会进化。这个过程称之为社会化。社会化成为系统发育中趋向智力较高物种的一种动力，并在高等灵长类中发挥了最大的影响。

1-5 进化步速兵与社会变化

无论是基于遗传，还是通过社会化以及其他的学习形式所强化的多倍效应，都会使行为这种表现型部分对环境的长期变化作出反应，并按相应的轨迹进行变化。这就表明，当进化既包括结构又包括行为的时候，首先应当是行为变化，然后才是结构变化。换言之，行为是进化的步速兵（ Pace-maker ）。这是一种古老的观念，至少在达尔文《物种起源》的第六版中就出现了。

社会行为也具有相同的性质。行为的相对不稳定性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社会漂变（ Social drift ），社会漂变指的是行为和社会的组织模式及社会群组的随机趋异。如果这种趋异具有遗传基础，那么社会漂变的遗传构成就与遗传漂变相同。纯粹基于经验的趋异内容，可以归之为传统漂变。社会群体之中的变异是遗传漂变、传统漂变及其相互作用的总和。

1-6 进化生物学的两重性

适应特征与不适应特征。通过自然选择在群体中保留下来的特征可以称之为适应特征。在对物种有利的环境条件下，降低了个体适应性的那些特征是不适应特征。

自然选择在形成生物各种特征中的普遍作用，可以恰当地称之为进化生物学的中心法则。这是康纳德 . 劳伦茨（ Konard Lorenz ）和其他动物行为学家的贡献。他们相信，行为与社会结构象所有别的生物学现象一样，可以当作“器官”来加以研究，它们是因自身优越的适应价值而存在的基因的扩展。

但是，对于一个家庭中的一个成员说来是适应的社会行为。对家庭中的另一个成员就可能是不适应的。当雄性象形海豹为了占有妻妾而殊死搏斗的对候，对它们自己的基因而言无疑是非常适应的，但是它们降低了雌海豹的适应——后者的幼仔在它们的搏斗中惨遭践踏。

单适应特征与多适应特征。社会进化的标志，是由重复出现的不同的系统发育群的强烈趋同表现出来的。我们应努力对每种主要的社会行为功能范畴给出名称来。这将使大多数社会行为被作为单适应行为识别，就是说只具有一种功能。但是，在我们远不完善的语言中，大多数行为是按多重适应建造起来的。例如动物中的“侵犯行为”这个概念。许多动物的“侵犯”是用来保持群体距离、建立等级制度、或维系妻妾屈服的手段。这个词用来指具有多种功能的一系列行为。

有些社会行为即使在高度纯化之后，也还是多适应性的。但这是第二位的。强化选择与互逆选择。自然选择中的一种力量作用于一个或更多的水平层次上：个体、家庭、群组、甚至整个群体或物种。如果起作用的基因在多于一个水平上都是有利的或不利的，即称之为强化。进化的意义是基因频率的变化将会在多重水平上得到积累。相反，选择在本质上可能是互逆的：对个体有利的基因可能在家庭水平上是不利的；而在群体水平上又是有利的，如此等等。对于社会进化理论来说，调合基因频率具有普遍重要性，但是难以从数学上进行预测。

理想特征与最佳可能特征。把有机体想象为机器的时候，可以把机体的进化看成逐步完善的计划。这种概念中包括特殊环境中生存的理想特征。但是我们知道，这种特征在物种之间有极大的差异，即使同一种系、占据着相同的生态小环境的服些生物也差异不小。

考虑一下原始社会性昆虫造成的理论难题。为什么它们不再进步了？可以想象两种极端的可能性。第一，存在着一种“不稳定情况”。这意味着物种还在积极地向更高级的社会水平进化着。当社会进化如此之缓慢，以至物种进化了特殊的适应线路，而又仍在变化中的情况下，就出现了 “不稳定情况”。

不稳定假说的含义，是假定发达的社会状态、或某些特殊的发达社会状态，乃是至善境界，是固定的高峰，其定义是理想特征，物种正朝着这种高峰爬去。

相反的极端是“稳定情况”。在稳定情况中，物种在社会进化的不同水平上或多或少是完全适应的。可能存在着与社会性的“初级”、“中级”和“高级”阶段相一致的多重适应峰。更具体他说，稳定假说把较低水平的社会性想象为物种在相反的选择压力的影响之下形成的折衷方案。图 1 一 1 中的 B ，就是这方面的想象表述。

深刻的趋同与肤浅的趋同。在知识的这一阶段上，开始分析进化趋同本身是合适的、因为在一种情况所认出的两种行为的类比很可能在另一种情况下更深刻、更有意义。在进化趋同的事件之间作出大致的区分将是有用的，那就是深刻的趋同与肤浅的趋同。深刻趋同的基本定义包括两个方面：适应的复杂性和物种组织其生活方式的范围。脊椎动物的眼睛和软体动物的眼睛就是很好的深刻趋同范例。非常浅的趋同经常表现在遗传易变性上。

进化级与进化枝。进化组成了两个同时性过程：在一切物种都通过时间而垂直进化的时候，有些物种分离出两个或更多的进化世系。在一个物种或一个物种的群体的垂直进化路线上，最终要越过一系列确定的形态特征。生理特征和行为特征阶段。如果这些阶段足够清楚，它们就被称之为进化级。在系统发育上相距很远的世系可以穿越同样的进化级。不同的物种往往在不同的时间达到相同的进化级。分离的进化世系称为进化枝。表示物种如何分离并形成新种的分枝性图解称为进化树。完全的系统发育树包括了进化树的信息。社会生物学家对社会行为的进化级和物种在其中的系统发育关系都有兴趣。

本能与学习的行为。在生物学的历史上，造成最大语义学困境的就是本能与学习之间的差别。

问题的关键在于识别本能行为或固有行为经常被直觉地以两种非常不同的方式加以定义：

1 ．两个个体或两个物种间的一种固有行为差异至少部分地基于遗传差异。由此而讲行为模式的遗传内容中的差异，或行为的固有差异，或最笼统地讲本能差异。

2 ．一种本能，或一种固有的行为模式，要么在生物的生命中很少变化，要么在群体中不怎么变化。或者（很可能）二者兼而有之。

第一种定义可以精确化，因为这正是遗传学家在遗传的变异和环境引起的变异之间所作的通常区分的一个特殊情况。但是这需要识别两个或更多的个体之间的差别。这样，按照第一种定义，可以证明人类中的蓝眼睛和棕眼睛在遗传上是有差异的。但是要问是遗传还是环境单独决定了篮眼睛却没什么意义。显然是蓝眼基因与环境的共同结果。关于第一种定义，唯一有价值的问题是，人们的眼睛长成蓝的而不是棕色的，是否至少因为他们具有的基因与那些控制棕色眼的基因不同？同样的推理过程可以毫无改变地扩展到社会行为的不同模式上去。

在另一极，还有人类的语言和脊推动物的社会组织的可塑性质，没有人觉得用第二种定义给这些特征贴上本能的标签是正确的。这些特征是不能用第一种定义中那种有无遗传内容的严格标准来加以定义的。因此，第二种标准永远也不是精确的，而且只有用于极端的情况，它才有信息意义。在通常情况下，几乎等于废话。

1-7 社会进化的原动力

社会组织的主要决定因素是统计参数（出生率、死亡率、稳定的群体尺度）、基因流的比率以及关系系数。那么，又是什么东西决定了这些决定因素呢？社会进化的原始动力可以分作两种范畴：系统发育的惯性与生态学压力。

系统发育惯性和物理学中的惯性差不多，它由群体的基本性质构成，这些性质决定着进化方向的变化范围，同时也决定着进化的速度。环境压力只是一套环境的影响作用，其中包括温度、湿度这些物理条件，也包括生物条件，如被捕食者、捕食者、竞争者等等。环境压力构成了自然选择，自然选择决定了物种进化的方向。

社会进化是在系统发育惯性的制约下，群体对环境压力的遗传反应的结果。由生态压力所形成的适应在范围上是狭窄的。它可能是对一种新食物的开发、或是对旧食物的更充分利用。对一可怕物种更优越的竞争能力、对特别有效的捕食者的更强有力的防卫能力、进入新的、不同的栖居地的能力等等。

惯性大意味着对进化变化有抗阻作用，而惯性小则表明变化性相对较高。系统发育惯性中也包含许多反社会因素，选择压力趋向于使群体非社会化。性选择则皇另外一种潜在的反社会因素。当环境有利于多配偶制进化时，性两态性增加了，其结果是雄性成员不愿参加由雌性和子代组成的社会。这在许多动物中形成了以雌性为中心的社会。

另一种可能广泛存在的反社会因素，就是丧失通过远缘杂交而获得的个体适应性。社会组织把群体密集起来，加强了亲缘关系，减少了个体的流动性，在整体上限制了群体之中的基因流。

在许多系统发育惯性中，表现出大量的不同行为范畴。惯性较小的行为范畴有：统治、领土性、求偶行为，筑巢和定向运动；惯性大的行为包括：复杂的学习、摄食反应、产卵、及亲代关怀。在低惯性系统中、行为的大部分内容可以加上或丢弃，甚至把整个范畴包括进去或抛弃掉、决定这种惯性的，至少有行为范畴的四个方面，或者潜在于行为之下的任何特殊进化着的形态或生理系统：（ 1 ）遗传变化往。（ 2 ）反社会因素。（ 3 ）社会行为的复杂性。（ 4 ）进化对其他特征的影响。

在生态学压力方面，社会生物学的自然史已经开始展现了一系列非常有趣的生态学相关作用。有些环境因素倾向于降低社会进化，另外一些则不然。更重要的是，物种的一种或很少几种主要适应能强烈地影响社会组织的形式及其复杂程度。在生态学压力之下，生物会加强对捕食者的防卫，提高竞争能力，提高喂养能力，扩大适应范围，提高生殖效率，提高成活率，改进群体稳定性，对环境进行修饰等等。

这样，使得社会进化成为一种可逆的过程。在特殊情况下，社会进化最终取决于一种或相对地讲很少几种反常的环境因素，取决于那些有限的、无法预料的反社会因素。从理论上讲，在社会进化开始之后，如果反社会的因素在某个时期渐渐占了优势，社会化物种可能会返回到较低的社会状态，甚至会退回到孤独生活条件中去。 

谢选骏指出：人说“社会生物学的基本原理”——我看这里借用了爱因斯坦之流描述物理的想法，来描述人类的活动，结果变成了一种典型的唯物主义的“普遍原则”。

人说“有机体只是 DNA 制造更多的 DNA 的工具”——我看“ DNA 只是有机体制造更多有机体的工具”。所以缺德的妇科医生才会用自己的精子冒充捐献者的精子，让女病人们受胎怀孕产仔一堆又一堆。

【第二章 万古长存的基因】

基因是地质时代的居民：基因是永世长存的。——道金斯

2-1 人类从何而来？

发现进化的规律是人类文明成熟的标志。具有理解力的生命能够领悟自身存在的道理才算成熟的生命。因此如果宇宙空间还有比人类更高级的生物的话，一旦他们莅临地球访问，为了估价人类的文明水平，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也将是：”地球上的人是否发现了进化规律？”几十亿年来，地球上一直生活着各种有机体，对生命本身存在的道理却始终一无所知。上帝七天造人，虽然听来美妙，但神话离事实太远，只会使人类的文明滞身于愚昧的迷信之中。不少人对事实真相也曾有过一些模糊的想法，但是对于我们之所以存在的道理第一个作了有条理、站得住脚的科学阐述的人是达尔文。他把真理的光芒投射到生命自我认识的暗夜中，全世界一切崇尚科学、相信真理的人都对他表示真诚的赞誉和景仰。赫胥黎说：“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比达尔文的奋斗更有成效的人，也没有一个比他更幸运的人。”在人类的起源研究中，达尔文驱走了神灵的统治，他使人类懂得，创造人类的力量不是上帝，而是遗传变异和环境需要，是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

对于人类状况的任何严肃思考，生物进化这个命题是根本的首要前提。没有它，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就会局限于对表面现象的描述，犹如天文学离开了物理学，生物学离开了化学，数学离开了几何学一样。运用这一命题，可以使人类本性成为彻底的经验研究对象，生物学可以为文科教育服务，人类的自我概念也会得到极大的、真实的丰富提高。生物进化论曾引起了生物学领域的革命，成为生物学各门学科的主线和灵魂。按照社会生物学的抱负，进化论还将引起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的重大进展。但是，正如法国生物学家、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雅克·莫诺曾以幽默的口吻所说的那样：“进化论的另一个难以理解的方面是，每一个人都认为他理解进化论！”这话虽然听来有些尖刻，但的确说明了一个道理：对于进化论，还有许多方面有待人们去认识。

2-2 自然选择的单位是什么？

自然选择的单位是什么？这是一个很耐人寻味的问题。生命运动有许多层次，除了分类上常用的界、门、纲、目、科、属、种，再往下是社会、种族、群体、亲族、有机体、器官、组织、细胞、细胞器、生物大分子、基因。那么，自然选择在什么水平上起作用呢？达尔文当年把有机体作为自然选择的单位，也就是个体的差别性生存。本世纪四十年代，由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和当时发展起来的孟德尔遗传学相结合，出现了在进化生物学领域深有影响的现代综合进化论。现代综合进化论认为自然选择的单位是群体。还有人根据大量物种灭绝的事实，断言选择的单位是物种。但是社会生物学认为自然选择主要发生在最低的水平上，因此选择的基本单位（也是自我利益的基本单位），既不是物种，也不是群体，严格说来甚至也不是个体，而是基因。基因不仅是遗传的基本单位，也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而物种选择、群体选择，甚至达尔文自己的个体选择，都是同达尔文的进化论相抵触的。这种观点初看上去似乎过于极端，令人难于置信。然而“事实比想象更离奇”。从发生在最低水平的选择出发，的确能更好地解释进化论——不仅能很好地解释生物的进化，还能解释生命起源的机制。这是社会生物学派中的一家之言。

2-3 稳定者生存

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其实是宇宙中稳定者生存（ Survival 

of the stable ）这个普遍法则的一个特殊情况。宇宙为稳定的物质所占据。所谓稳定的物质，是指原子的聚合体，它之取得一个名称是由于具有足够的稳定性或普遍性。或许是由于存在的时间足够长，或许是属于某个一致的种类的实体。例如雨点，虽然本身存在的时间不长，它的稳定性在于出现的频繁。无论岩石、海洋的波涛，还是银河，在不同的程度上都是稳定的原子模型。有时原子相遇发生化学反应而结合成分子，分子具有不同程度的稳定性。一块钻石那样的结晶体是一个单一的分子，它具有十分高的稳定性，但同时又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分子，因为它内部的原子结构只是简单的重复。

远在地球上还没有生命之前，通过一般的物理或化学过程，分子的某种形式的初步进化现象可能就已存在了。这里不存在目的性，也没有预见性和方向性。如果一组原子在受到能量的影响而形成某种稳定的模型，它们总在保持这种模型。自然选择的最初形式只是选择稳定的形式、抛弃不稳定的形式。这并没有什么难以理解，事物的发展就是这样：不稳定的形式在自然界难以存在。

原始的大雨在古代的地球上曾连续降了几千年，使得地球表面一片汪洋，只有很少的陆地。这时的海洋就是所谓的“原始汤”。生命源于水，原始汤就是生命的摇篮。在阳光、紫外线，雷鸣闪电和火山爆发等各种因素的作用下，原始汤中形成了生命大分子的基本构件（如氨基酸等有机分子）。由于当时还没有分解有机分子的细菌和其他生物，这些有机大分子就能安然无事地自由漂浮在原始汤里，偶然形成了一个非同一般的大分子。它也许并不是最大的分子，也不是最复杂的分子，但具有一种独特的性质，能复制自己一生命的根本特征之一。这就是生命的祖先，也可以称之为复制基因。这种在以数十年至多百多年为一生的人看来根本不可能的偶然情况，在远古时代数亿年的漫长时间里，是完全不奇怪的。这是个伟大的变化。只要有一个能自我复制的分子，它就能利用原始海洋中的较小构件迅速地复制自己的拷贝。其结果是较小的分子构件日益稀少，而其他的较大的分子也日渐难得有机会形成了。原始汤里充满了同样的大分子复制品。

2-4 复制与进化

任何复制过程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它必定会发生差错。如果最初的生命复制某因在复制过程中不发生任何差错，那就永无变化，进化就不可能发生了。因此，对于生物的进化过程来说，产生一些差错是必不可少的。随着复制错误的产生和扩散，原始汤里不再是清一色的分子，结果是有几个品种的复制分子组成的“种群”同时存在。这些品种不仅成员的多少不一样，稳定性（不易分裂）也会有所差异。自然选择有利于稳定性较大的分子。经过一段时间的自然选择，较稳定的分子群占据了优势。、如果大家的稳定性差不多，那么“生殖力”强，也就是复制速度快的分子就要占优势；假如稳定性和生育力都相等，那么复制准确，发生差错少的分子就是优胜者。说到这里，也许会使人感到出现了悖论：进化既要求复制过程有些错误，就是说不能绝对准确，又要求较为准确，岂不矛盾吗？

其实不然。复制绝对准确，永远不改变，那就不会有什么进化发生。但是如果复制差错过多，很快也就会被自然选择淘汰掉。

2-5 原始基因的三大特点

这就是说，原始生命的复制基因要具备三个条件才能经得起自然选择的严酷考验。这三个条件是：本身生存的时间较长（长寿）；复制速度较快（生殖力）；复制较准确。这三个条件就构成了稳定品种，而稳定者生存。稳定者生存及稳定者所需的三种条件，我们应牢牢记住。这是基因选择学说的基本原理。

原始的复制基因既然在自然选择中进化，就不可避免要发生竞争。这是因为复制所需的分子构件是有限的，随着消耗而日益珍贵，竞争条件差的分子自然会有不少灭绝掉。这样，在复制基因的各种品种之间就存在着生死存亡的斗争，只是它们没有意识，不动感情，也不存在相互的恶感罢了（有意识的高级生命就没有这么冷静的幸运了）。任何能导致产生更高级的稳定性的复制错误，或任何以新方法削弱对手的稳定性的复制错误，都会在生存竞争中延续下来并成倍地增长。有些复制基因也许会“发现”通过化学途径分裂别的分子，并利用分裂出的构件复制自己的拷贝。有矛自会有盾。既然通过化学途径能分裂分子，那么也会有办法通过化学途径保卫自己，免遭分裂。于是有的复制基因用蛋白质把自己包起来。第一批生命细胞就此问世了。迫于生存竞争和自然选择的压力，复制基因必须为自己制造容器，即赖以生存的运载工具。能够生存下来的复制基因是那些为自己构造了生存机器以安居其中的大分子。随着更优良，更有效的生存机器不断出现，生存斗争逐渐激化。这种斗争又促使生存机器日臻完善复杂。这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积累过程，其中每种新的有重大意义的生存斗争手段的出现，都是一次进化的小飞跃。

几十亿年过去了，生存机器之中的复制基因已成了掌握生存艺术的老手。它们之中的许多优秀品种已离开了海洋，占据了大地，最成功的生存机器就是人。复制基因创造了我们，创造了我们的肉体和心灵，保存它们就是我们存在的终极理由和根本意义。这些复制基因源远流长，它们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基因，我们则是它们的生存机器。

2-6 气象万千的生物世界

当然，生存机器并不仅仅指人，所有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即生命物界的一切生命形式都是生存机器。生存机器的多样性是十分惊人的。病毒小到 8 到 12 个毫微米，蓝鲸则长到 100 英尺、重约 150 吨，而红杉属的巨杉超过了 6 千吨重。在南极的盐池， -23 ℃的冰水里生活着某种小生存机器，而美国黄石公园的热泉里， 80-85 

C 的高温中仍生活着某种生存机器。生命世界真是千姿百态，但是它们的基本化学结构却是完全一致的，尤其是它们所拥有的复制基因，从大象到细菌：同我们体内的同属一种类型。现在世界上的生物都是同一种复制基因的生存机器，这种基因就是 DNA 分子。从天空到海洋，从沙漠到极地，从树上到土里，基因制造了千奇百怪、各种各样的生存机器供它利用。 DNA 也许和原始汤的第一批复制基因是同样的，也许有所差别或根本不同，但它是当今世界的主宰，它已完完全全占领并统治了这个星球。

2-7 现代基因的特点

现代基因的根本特点是具有高度的群居住。生存机器中运载着无数的基因。制造象人体这样的生存机器，是成千上万的基因相互配合的极其复杂的共同事业，其中个别基因所作的贡献是很难与其他基因分开的。一个基因会对人体的各个不同部分产生许多不同的影响。人体的某一部分会受到许多基因的多重影响。任何一个单个基因在生存机器中所起的作用都依赖于同许多其他基因间的相互作用。生存机器很象一个基因复合体，这种复合体的寿命是有限的，但基因本身却是长寿的。

这里所说的基因，是指一个遗传单位，小到不致在分裂和重组中被破坏，从而能延续许多代，并能以许多拷贝的形式分布在基因库里。个体作为有性生殖物种的遗传单位，不仅体积太大，而且寿命也太短，这就不够前面所说的构成稳定性的条件，因而不能成为有意义的自然选择单位。由个体组成的群体乃是更大的单位。从遗传学的角度看，个体和群体犹如天空中的云彩，或者沙漠中的尘暴。它们只是些变化莫测、转瞬即逝的临时聚合体或联合体，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是不稳定的。物种虽然比个体和群体的延续时间长，但它们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也不足以优先于其他物种而被选择，因而也不能与基因相匹敌。

2-8 不朽而自私的基因

个体在不停地消失，我们作为这个世界上的个体生存机器，期望能够多活几十年，但世界上的基因可望能生存的时间不是几十年，而是以千百万年计算。染色体也象打出去的一副牌，要混合乃至湮没。但整副牌无论怎样洗，单张的牌还是保持不变。这单张的牌，就是基因。基因不会被交换所破坏，只是调换了伙伴再继续前进。它们继续前进是天经地义的，这就是它们的本性。它们的天职是复制，而我们只是它们的生存机器：运载体。每个运载体的行程都是有限的——到它的寿终正寝之日。基因的寿命却不会随着个体的死亡而终结，个体完成职责后就被弃之一旁，基因却永不停步。相比之下，基因是不朽的。

除了这种亘古长存的不朽特征之外，基因还有一大天然特性：自私。这是因为基因为争取生存，直接同它们的等位基因发生你死我活的竞争。等位基因就是争夺它们在后代染色体上的位置的对手。在基因库中能牺牲等位基因而增加自己生存机会的任何基因都会生存下去。反之，如果它不自私，而是利他主义者，它把生存机会让与其他基因，自己就被消灭了。所以，生在下来的必定是自私的基因而不可能是利他基因。因此从本质上讲，自私才有基因，基因就是自私，是自私行为的基本单位，价是发生在生命运动各层次上的自私行为的原因。在社会生物学的理论中，自私，是生命的本性之一。

因此，基因的主要特性是：一、长寿，它是地质时代的居民：二、生殖力强，它在整个地球上以各种形式的拷贝复制自己，三、复制的准确性，它不会轻易湮灭在性生殖、染色体分裂和重组之中；最后，它是自私的，否则就不能存在。

基因的前三个特点使它成为自然选择的终极单位。基因的最后一个特点，是它在操纵生物演化过程中的各种表现形式的深刻原因。因此，生物的各种生命活动、动物的各种行为，都可以追溯到基因，都能由基因得到解释。 

谢选骏指出：人说——“基因是地质时代的居民：基因是永世长存的。”

我看——基因主要还是地球的居民，碳基生命的基因的长存性能，远远比不上无机物质可能构成的硅基生命。

人说——“生物的各种生命活动、动物的各种行为，都可以追溯到基因，都能由基因得到解释。”

我看——尽管如此，碳基生命的基因毕竟局限在小小地球，缺乏更为广泛的宇宙意义。

【第三章 机体与行为的背后】

基因是自私的，它们必须自私。——威尔逊

3-1 生物机体存在的意义

基因是生物进化全部丰富多彩的生命运动的起始原因和活动主角，是维物进化的基本原因。“在进化的时间长河中，单个的有机体几乎是无足轻重的。”在生殖的过程中，个体复制的并不是他们自己，而是复制着自己的基因，并把基因象种子一样散布在群体之中。机体一代代都死去了，可是基因并不死亡，它在个体的不断死亡中生存着，因此从长远的观点看，有机体仅仅是基因的媒介物，是在最小的生化扰动范围内保存和传播基因的精巧装置的一部分，它仅仅是 DNA 制造更多的 DNA 的工具。朝生暮死的蜉蝣，在月光下诞生，太阳升起就一命呜呼了，甚至没有预备下肠胃来供自己的生存使用，因此蜉蝣的生命旅程中，是不需要食物的。这是典型的基因工具，它们存在的全部意义，就是让基因流传下去。

基因是自私的，因为它不自私就不可能存在，这里说的是单个的基因。自私基因的目的是什么呢？它的目的就是试图在基因库里尽可能地扩大自己的队伍。自私基因并非仅指 DNA 的一个单个的有形片段。正象原始汤里的情况一样，基因这个概念指的是一种复制基因的全部复制品，它们分布在整个世界上。我们已经知道，基因为了保存和发展自己的自私目的，创造了生存机器（机体），并让生存机器无条件地为自己服务。但是象蜉蝣那种短命的生存机器，对于基因来说也并不是最理想的策略。从根本上讲，基因的方法就是帮助那些它们所寄居的个体编制能够生存下去并进行繁殖的程序，使之能以更有利于基因的方式去生存和行动。

生命伊始，一切从简。最初的生存机器不过是一种基因的贮藏器而已，这种生存机器的作用是消极的防御，作为一种保护壁而使基因免遭攻击。它们的复制所需的构件，也就是原始汤里大量存在的有机分子。但是随着这种“食物”的告罄，生存机器一度逍遥自在的生活也就结束了。为了生存，有一种基因机器开始利用阳光直接把无机物合成有机分子，这种比原始汤里快得多的合成过程，就是光合作用，从事这种合成的生存机器就是植物。另一种生存机器是动物。动物自己并不合成有机物，它们要么夺取植物的劳动果实，把植物当作食物，要么就把别的动物吃掉。

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生存竞争的需要，这两种生存机器逐渐演化出日益巧妙的技能，来加强自己生活方式的功效。于是新的生活方式层出不穷，小的分枝逐渐形成。每个小分枝都在某个特殊方面具有高出一筹的谋生技能。在海洋里，陆地上，天空中，地下，树上，以致其他生物的体内，都出现了生活方式特化的生存机器，从而造成了地球上丰富多彩的生命运动。这都是基因造成的，在一切生命形式中都有着相同的支配角色——基因。

3-2 基因支配着机体

基因如何支配生存机器呢？是通过给生存机器编排程序。一个 DNA 分于是由构件组成的一条长链，它的构件就是称为核苷酸的小分子，和蛋白质是氨基酸的链一样， DNA 就是核苷酸的链。 DNA 分子虽然小到肉眼不能看见，但其确切形状已经被科学家们所揭示了出来。它由一对核苷酸的链组成，两条链相互盘旋交织，呈优雅的螺旋形，这就是举世闻名盼“双螺旋”。核苷酸构件仅有四种，在所有的生物中这四种核苷酸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只是它们的排列顺序。

DNA 寄居在人体内，并不是集中在体内的某一特定部分，而是分散在所有的细胞之中。人体平均约有一千万亿个细胞。其中每个细胞都含有该人体 DNA 的一套完整的拷贝。 DNA 分子的首要功能就是进行自身复制。自从有生命以来，这种复制活动从来没有中断过。几十亿年过去了，到现在， DNA 分子对于自身复制的技巧来说，的确已经十分老练、驾轻就熟了。前面所说的一千万亿个细胞的平均数字，是指成年人而言。但是在胚胎的初期，只有一个细胞（受精卵）。这个细胞一分为二、由二变四……如此分裂下去，直到形成一个完整的人体。在每次分裂中，细胞 DNA 都把自己的基因拷贝分成完整的两份均分给两个新分成的细胞。

但这还不够， DNA 分子要想建成人体组织，还必须进行另一项工作：指令和控制蛋白质的合成。蛋白质是人体的主要组成成分。有的蛋白质还能对细胞内一切化学过程进行灵敏的控制，这类蛋白质叫作酶。酶是一种高效而准确的催化剂，没有它们也就没有现在的一切生命活动。在酶的作用下，一个受精卵发育成一个婴儿。而酶的任何活动，包括其产生，活化等一系列步骤，都在 DNA 的控制之下。因此，人体的制造完全是由基因控制的，虽然其中大量的控制都是间接的——通过蛋白质发挥作用。此外，这种基因对人体的控制完全是单向的，也就是说，后天所获得的性状是不能通过基因遗传下去的。因此一个人不管一生中获得多少聪明才智，也没有办法通过遗传的途径传给自己的子女。

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看，基因控制着胚胎发育这一事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基因对其自身的生存是负有责任的、基因自身的生存取决于它们支配下建造的、它们寄居于其中的人体的效能。这个原则适用于所有的生物。显而易见，自然选择有利于那些能熟练地制造生存机器的基因，也就是那些能有效地控制胚胎发育的基因。当然，基因本身是没有自觉意识和目的性的，但是，象在远古时代一样，它们各自凭借长寿、生殖力和精确复制的能力，仍在不可避免地进行着盲目的相互竞争。选择过程无情地淘汰着那些不合格者。

3-3 基因的群体性

现代复制基因的情况与古代的大不相同。首先，现代基因不是单独行动，而是集体行动，社会生物学家称之为群居性。生存机器是一种基因的运载工具，然而它所包含的不只是一个基因，而是成千上万的基因。为了制造一个有机体，需要许多基因错综复杂而又和谐巧妙地相互配合。于是，动植物的躯体可视为基因的“群体“（ colony ）。但是就行为而言，各种躯体都取得了独特的个性。一个动物是作为一个内部协调的整体单位而存在、而活动的。任何人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单位，而不是一个群体，这是基因高度合作的证明。自然选择有利于那些能同某他基因合作的基因。激烈的生存竞争，使得躯体内需要一个统一协调系统。到目前为止，发生在基因之间的交错共同进化过程，早已经使得个体生存机器中的基因群集性在实质上不可辨认了。实际上许多生物学家也不承认这种集群性，因而它算得上社会生物学的一个专利。

当然，在谈论躯体这种生存机器的行为统一性时，根本没有必要反复提到基因的这种集群性。正如在谈论飞机的性能时提到原子和基本粒子，只是徒然增加麻烦一样。因为个体是一个由基因设计和创造的行为者，它的目的性就是在未来的世界中增加基因的总量，至少要保持基因的不灭，这和基因的目的毫无差别。

3-4 行为的目的性

行为，指的主要是动物这类生存机器所广泛利用的快速运动。植物也会动，但比起动物来就慢多了，而且绝大多数植物的活动只限于不可逆转的生长。动物则发展了各种各样的活动方式，并且是可逆转的，可以无数次重复的快速运动。动物的运动，是靠肌肉张力来驱动的。人体内也有杠杆（骨骼）、绳索（肌健）和铰链（关节）。对于肌肉的活动方式，科学所揭示的已很多了。在此与论题有关的，是肌肉收缩的时间与速度的控制。不言而喻，这是神经系统的使命。大脑是神经系统的中心，在人的大脑中，大约有一百四十亿个神经元。实际上神经元也是一种拥胞，只不过是一种特化了的细胞。大脑对于生存机器的意义之一就是控制和协调肌肉的收缩。也就是控制着机体运动。但是对于保存和扩散基因来说，只有肌肉的运动适合于目的，也就是说，只有在有利于机体的时间和地点进行运动才是有意义的，否则不是徒劳就是有害。这就是具有大脑的生存机器的一个最突出的行为特征——目的性。在动物中，目的性的表现在于它们似乎能深思熟虑地帮助基因生存下去。人类对于目的性就加有体会而不必另作解释，只不过人们只承认自己的一切奋斗都是为了给子孙后代造福，而不认为这是为了保存和发展人类的基因而努力罢了。这也是普通人与社会生物学家的区别：在一般人的眼里，子孙后代就是将来的孩子们；而在社会生物学家看来，子孙后代乃是人类未来的基因。

按照社会生物学的观点，机体的目的性，行为等等也是基因所赋予的，是基因控制着它们生存机器的行为。当然这种控制并不象用于直接牵线操纵木偶那样，而是象人给计算机编制程序那样，通过一次性指令间接地操纵。基因所能做的只限于事先的部署和安排，以后生存机器就要独立操作，而基因只能袖手旁观。在这一点上，基因的自由度甚至比不上计算机的程序编制员那么大。程序编制员在计算机进行操作时，还可以在旁边观看，如果出现了不理想的结果，他可以不接受这种结果，或者干脆把机器停下来，重新安排一套他感到理想的程序。但是基因无法办到这一点，因为它们都存在于自己所设计的生存机器之内，一旦生存机器开始操作，它们就没有任何办法重新给出一套程序，即使生存机器的行为不合基因的目的，使它们归于灭亡也罢。这就是所谓的“时滞”现象。时滞使得基因对机体的控制更具有下赌注的性质，要冒更大的风险：不成功、便灭亡，没有任何变通。

3-5 时滞与解决办法

时滞现象是怎么回事呢？简单说来，就是发出信息到回收信息的时间间隔太长久。道金斯曾引述了一个科学幻想故事来解释这个问题；在离地球二百光年之遥的一个叫作安德洛墨达的星座里，有一个文明高度发达的世界。那里的文明程度比地球上的文明程度高得多。那些聪明的生物不甘于寂寞，感到自己经过多次革命而获得的文化成就有必要传播到更遥远的其他世界上去。怎么干呢？直接派出文化参赞到别的星球上去是办不到的。因为在茫茫宇宙之中，还不能确定朝什么方向走才不虚此行，也无法知道究竟何处值得去走一遭。在理论上，所用的交通工具的速度又不可能超越光速。即使安德洛墨达人的寿命长到 200 岁，并有和光速一样快的交通工具，也难以到达地球。这些人感到自己不能亲自出使之后，就采用无线电波把他们的文化传播出去。无线电波的速度与光速相同。但要指望通话也办不到。原因一如上述：太遥远了。那里的信息传到地球要 200 年，假定能有信息返回，也要 200 年，前后 400 年，显然是不能通话的。于是他们把要讲的话编写成一份长篇电文，然后向四面八方的空间以强大的能量播送出去、以期收到最大的效果。这份电报如此之长，从头到尾播放一遍要数月之久。安德洛墨达人不断地从头播起，反复向外输送自己的意图。用电码写成的电文内容是建造巨型电子计算机及为它编制程序的方法。电文使用的并非人类语言，但对密码员来说所有的密码都有共同性，再加上密码设计者的目的本来就是让它便于破译（设计者又是极其聪明的超级智慧生物），于是地球上的密码员收到这样的电报之后，不但译出了，而且按照其内容所述，建造了一台巨型计算机，并存入了应有的程序。但是安德洛墨达人帮别人建造计算机的目的却是想让其他人照他们的旨意办事。所以这台巨大的计算机几乎给人类带来灾难；差点把全世界都置于它的独裁统治之下。当然，小说作者本来对独裁统治十分反感厌恶，决不会让如此令人恐惧的恶梦成为现实：在千钧一发的危机时刻，地球上被欺骗的人们挥起利斧把那台计算机给砸了。

这里要知道的是，在与地球的信息通道上存在着严重的时滞（前后 400 年），要想操纵地球事物的安德洛墨达人是怎么干的。前面已经讲过，基因对机体进行操作、其间也有时滞。所以了解这个故事的目的，在于揭示基因操纵生存机器的机制。这两种操纵是类似的。安德洛墨达人想要操纵地球，得建立一台巨型电子计算机来随时为他们作出决定并发布指令。基因要操纵动物机体，也同样离不开这样的设施。基因的计算机就是大脑。

基因的目的是生存并传播自己，靠的是机体的生存和生殖。而在有机体的生命历程中，会有各种变幻莫测的局面需要对付，机体要对各种环境的变化以及本身的需要作出适合基因目的的反应，只有 0 靠基因的代理司令部大脑的判断和指令，对于多如银河之沙的生命棋局的各种可能性，事先把一切都预见到是不现实的。既有时滞而又靠程序来进行操作，基因只能尽其所能事先部署，这种部署只能是一般的粗线条战略，安排带有规律性的指令。具体的执行细节，是大脑自己的职责。

照此看来，基因必须对未来作出预测。然而基因是不会思维的，因此也谈不上人类所理解的预测。它们只是通过控制蛋白质的合成来发挥作用、建造动物机体。如果它们在冰雪严寒的地方建造了适合热带生活的动物，那只能前功尽弃，这种基因就此见不到了。但它们建造的有一身厚皮毛的动物却生存下来了，于是这些会造有厚皮毛的动物的基因就生存了下去。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了解进化理论的人会脱口而出，这不过是自然选择！一点不错。

但是，生活并不这么简单，只有一身好皮毛还是不够的。日常生存需要对各种情况作出判断、作出预测。例如你去取食会不会遇到危险，该怎么办？要想解决这些难题，基因必须为大脑安排一套有预见能力的程序，要让生存机器有学习的能力。同样，在严酷的生存斗争中，有学习能力的活了下来，没学习能力或学习能力差的被淘汰掉了。自然选择迫使基因建造越来越聪明的大脑，否则就会在环境变化中灭亡。从学习到预测，这都是大脑现在所表现出来的能力，这种能力正如北极熊身上的厚皮毛一样，是自然选择在基因制造品中保留下来的。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大脑的精神能力是自然选择创造的。但实际过程要漫长、微妙和复杂艰难得多，决不是这么三言两语所能表述。这里说的只是个极粗略的梗概，为的是理解其中的意义。

有学习和预测能力的下一步，就产生了意识。这个阶段的大脑是地球上基因的最高级代表，即人类的大脑。人类的大脑已经从基因的主宰中解放了出来，虽然它不可能最终彻底摆脱基因影响。人类的大脑不仅要保存人类自己的基因，而且对其他种类的生存机器（包括动物和植物）里面所寄居的基因也表现出关心和保护的意向。例如人类对于任何动植物物种的灾绝都感到惋借。不管将要灭绝的是毒蛇猛兽，还是温禽良鸟，人类都会给以力所能及的保护措施，使之免遭灭绝的厄运。当然人类是从自身的长远利益出发来采取生态平衡和环境保护政策的。对于象老鼠之类有百害而无一利的生物，全人类部深恶痛绝。必欲彻底消灭而方休。只是无奈它们生命力太强，总是消灭不了。也许对这类生命力极强、无法彻底铲除的有害生物，将来也会找到利用它们的方法。谁要能找到有利人类的途径，他应得到诺贝尔奖金。作出有利于人类本身的业绩的大脑受到奖赏，这是合乎人类基因的目的的。

3—6 基因与大脑

总之，不管是哪种动物行为，都在基因的控制之下。基因对动物行为的控制是间接的（由于存在着时滞），但仍然是十分强有力的。基因对动物的终极影响，是通过支配机体及其神经系统的建造的途径实现的。此后的一切由神经系统及其中枢——大脑来支配。太脑是执行者；它的基本生命策略来自基因。在神经系统相当发达、大脑接管了越来越多决策机能的情况下，基因最终只能给大脑一个全面性的指令：采取任何你认为最适当的行动，以利于保证我们的生存和传播。

因此，大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增进了指导它自身合成的那些基因的生存与繁殖。人类的精神是基因生存和生殖的设施，思考能力正是它的各种技巧中的一种。同样，智力的存在并不是为了理解原子，甚至也不是为了理解自身，而是为了促进人类基因的生存。

实际的进化过程是通过基因库里面基因的差别性生存逐步实现的。因此，欲使任何一种行为模式得到进化，在基因库里“操纵”这种行为的基因都必须占优势，就是说，这种基因必须比“操纵”另外某种行为的、与之相匹敌的基因或等位基因有更大的存活可能性。任何基因的优势都是逐渐取得的，自然选择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次事件。基因对某种行为的控制，指的是基因在建造神经系统的过程中，对其发育施加影响，使神经系统能表现出某种行为，或倾向于表现这种行为。有没有通过实验取得证据，表明某种行为是可遗传的呢？还没有，社会生物学把这一点归之于迄今为止尚缺乏行为方面的遗传学研究。但是也有一些间接的证据，例如人类双胞胎的行为模式研究。材料似乎证明那些同卵双胞胎的行为模式有相当的一致住。在这类双胞胎从小分离两处而又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长大的情况下，表现出行为模式，气质、性格乃致嗜好方面的一致性，就更有说服力了，只有一种原因可以解释他们之间的行为一致性：具有共同的基因。

社会生物学的主要部分是动物社会生物学，所以，在动物行为的遗传基础研究方面，可以提供些有趣的实验材料。例如对蜜蜂的一种抗病行为研究就很有意思。蜜蜂有一种传染病，名叫腐臭病。这种传染病主要侵袭尚在蜂室中的幼虫。各种不同的蜜蜂品系在对待腐臭病的行为方面存在着差异。有一种被称为卫生品系的蜜蜂，能自己找到受感染的幼虫，并把病虫拖出蜂室，丢到蜂房外面去，从而迅速扑灭病情的流行。被称为易受感染品系的蜜蜂，没有这种杀灭病虫的卫生行为，因而病情严重，受害颇大。

这种卫生行为也是比较复杂的，需要几个步骤，首先必须找到每只患病幼虫所居住的巢室（每室中只有一只幼虫），然后再把上面的蜡盖打开，拖出病虫，并把它扔到蜂房外面去。这一连串行为是否有遗传性呢？做个杂交试验就可以证明。当然，要用卫生品系的蜂和易感染品系的蜂进行杂交才有意义。杂交的结果是，卫生行为竟是隐性基因所控制的：第一代杂交种都是不卫生的。用这种不卫生的子一代进行回交，再出来的子代，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是卫生的，第二类是不卫生的，第三类居然是折衷型的。折衷型是什么意思呢？它们能找到染病的幼虫，井能把蜡盖打开，但是卫生行为到此为止，并不继续下去——不把病虫拖出并扔到外面。

据此，社会生物学家推断，可能存在着两种基因：一种支配着找到病虫并揭开盖子的行为，另一种管把病虫拖出去。在正常的卫生品系里这两种基因都存在，在不卫生的品系里这两种基因都被等位基因所取代了；而在折衷类型的杂交种里，不概只有揭盖子基因，而没有扔幼虫的基因，所以它们的行为只限于把盖子揭开。那么在看来不卫生的杂交种里，是不是也有扔幼虫的基因，但由于没有揭盖子基因而无能为力呢？为了证实这个猜想，实验者自己动手把蜡盖揭开。不出所料，那些不卫生的杂交种里有一半马上把幼虫拖出来扔掉，只要盖子被揭开，它们甚至把根本没有染病的正常幼虫也统统扔掉了。

这个实验可以认为已证明了社会生物学的论点：基因操纵行为。另外还证明，基因在支配机体的行为中是通力合作的，缺一不可。扔幼虫的基因如果没有揭盖子的基因配合，根本表现不出作用；反之，只有揭盖子基因而无扔幼虫基因也等于零。揭开盖子不扔掉病虫，对于扑灭流行病毫无助益，也许只能加重病情的蔓延。显然，这两种基因又是相互独立的。虽然从作用上看是一个单一的合作单位，但是作为复制基因及其对行为支配上，它们是自由的，独立的。

生存下来的基因，或者在基因库里占优势的基因，都是优秀的基因。所谓优秀，是指它们能很好地协作，这种协作的结果使机体表现出有利于生存的行为。基因通过编制程序支配它们的生存机器，而基因编制程序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在生存机器的生命旅程中，会面临各种艰难险阻。基因所编制的程序在对付这些艰难险阻中的成就，是判定它们本身优劣的标准。这种判断是冷酷无情的，优者生、劣者亡。所以，生存机器最关切的必然是个体的生存和繁殖，为生存机器作出各种决定的大脑无疑也是这样。这是寄居在它们之内，并为它们编制程序的基因的根本利益所决定的。

基因必须利己，不利己就不能存在：因此基因是自私的，它不能不是自私的。正因为这样，个体以及个体之上的各个组织层次的行为都表现出自私性。一言以蔽之，在社会生物学的理论中，由于基因的这种自私性，决定了生物从本质上讲是自私的。例如，各种植物总是尽量去争夺阳光、水份和其他营养物质，以保证自己的存活；各种动物则竭尽全力去寻找或捕获食物，设法避免自己被抓住或被吃掉；避免患病和各种意外的灾祸；在严酷的气候条件下以各种方法保护自己；寻求异性并设法与之交配。 

谢选骏指出：人说——“机体与行为的背后……基因是自私的，它们必须自私。”

我看——这就是造物主托付给基因的任务，因为“自私”才是最有效率的生命存在方式。例如，照顾别人吃饭穿衣如厕睡觉……实在很难；照顾自己吃饭穿衣如厕睡觉……则很简单。这可不是由于“自私”，而是由于“造物主的设计”。换言之，“自私才是最有效率的生命存在方式。”

【第四章 亲缘关系学说】

达尔文主义使我们窥见了社会关系中基本的对称性和逻辑性。——特里弗斯

4-1 绿胡须效应

前面已经指出，自私的基因指的是 DNA 某个片段分布在整个世界上的全部复制拷贝。一个自私基因的目的，就是试图在基因库中扩大自己的队伍，它所采取的方法就是上一章中所讲的：为个体编制发育生长的程序、对机体行为施加强有力的影响。由于同一种基因拷贝可以同时存在于许多不同的个体之内，因此使得不同的个体有了共同的利益。社会生物学认为，个体行为中的利他主义形式的原因，就是基因的这种共同利益，换言之，利他主义行为是出于基因自身利益的需要，说到底，还是基因的自私性所造成的。

当然，基因并没有什么主观意识和愿望，也不懂得任何感情，它并不真“想”生存下去，或“想”去帮助与自己相同的拷贝，更无法识别哪些个体中的基因包含着与自己相同的拷贝，从而对这些个体表现出利他主义的倾向。但是，如果一个基因无意中或偶然地使它的一些个体对其他一些包含着它的相同拷贝的个体表现出利他帮助，那么不管它有没有意识，其结果必然是它要在基因库中兴旺起来。要取得这种成功，一种基因必须对机体产生两种影响：一是要能赋于其个体以明显可见的识别标志；二是要赋于个体一种对有相同标志的个体表现利他倾向的行为。基因确实能对机体产生多重影响效应。

从理论上讲，基因给个体以白皮肤（白化病）或绿胡须作为明显标志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且“绿胡须利他行为效果”（即相同基因的不同载体之间的利他倾向）在理论上也是可能的，尽管这种可能性不大。自然，现实中基因“识别”存在于其他个体中自身拷贝的方法，要较合乎情理，而不至于象绿胡须那样离奇怪诞。从遗传学上讲，近亲具有共同的基因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社会生物学认为这就是近亲之间广泛存在的利他主义行为的原因，即所谓亲缘选择理论。

亲缘选择是自然选择在血缘关系网这个组织层次上的一种表现形式。亲缘选择理论的核心是：尽管基因天性是自私的，但是由于近亲体内有不少基因是共同的，所以，每个自私的基因必须同时忠于不同的个体，以保证那些拥有相同基因的动物的生存。按照这种理论，在一般情况下，利他主义行为的发生是与受益者的亲近程度成正比的，由共同祖先所得到的相同基因越多，动物行为的利他主义性质也越强。所以，利他性的合作将更多地出现在亲族之间的交往之中，而较少出现在非亲族之间。动物界亲代对子代存在着广泛而普遍的利他主义行为的原因即在于此。而且这种情况显然也适用于其他的近亲——兄弟、姐妹、侄子侄女、以及血缘关系近的堂（表）兄弟或姐妹。因此，进化性适应的发生不是靠个体的生存，而是靠由基因引起的亲族的共同努力，才保证了亲近的同类个体的生存。

如果为了拯救更多的近亲个体而牺牲一个个体，对于基因来说当然是合算的。因为它失去了一个拷贝，而保住了更多的相同拷贝。于是，操纵个体对亲属表现出不惜自我牺牲的利他主义行为的基因，就会在基因库里传播开来。

4-2 亲缘关系指数

基因为什么因为表现了利他主义反倒成功了呢？这与它的自私本性不矛盾吗？生物进化的事实恰好说明：南辕须得北辙。必须通过无私方能达到自利，利他恰恰是利己。

假定：至少在进化过程的早期，这些利他主义基因是稀有基因。但必须记住，除了个别情况，在通常的意义上说，在整个种群中是稀有的基因，在一个家族中却是常见的基因。例如，你体内有些对整个种群来说是稀有的基因，我与你共同具有这样的稀有基因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但是，你的兄弟姐妹，你的其他近亲与你共同具有某种稀有基因的机会却很大。对于兄弟姐妹来说，机会大到了百分之五十。

如果你体内有基因 A 的一个拷贝，这一拷贝必然是从你的父亲或母亲那里继承过来的。如果是你父亲把基因 A 传给了你，那么他体内的每个正常的体细胞都含有基因 A 的一个拷贝（要是你母亲那也一样）。别忘了，你父亲在产生一条精子的时候，他把自己体内基因的一半给了这条精子，因此，培养你的兄弟或姐妹的那条精子（每人只需一条精子和一个卵子）获得基因 A 的机会是百分之五十。同样，如果基因 A 来自母亲，那她的卵子中也有一半含有基因 A ，你的兄弟姐妹获得基因 A 的机会还是百分之五十。这就是说，如果你有十个兄弟姐妹，那么其中有五个人会有你体内的任何一个具体的稀有基因。如果你体内有十个稀有基因，那么你的兄弟姐妹中的任何一个的体内都可能含有五个这样的稀有基因。

这个数值就是亲缘关系指数，它可以表示两个亲属间共有一种基因的几率。由上述事实可知，亲代和子代的亲缘关系指数为 1/2 ，这是一个精确恒定的不变数。兄弟、姐妹之间的亲缘关系指数理论上也是 1/2 ，但这是一个平均数。因为生殖细胞在减数分裂和基因重组过程中完全是随机的，所以，即使一母同胞，其共有某种基因的机会也不完全一样，大致就在 50% 左右浮动。但每一代距（ generation distance ）之间的亲缘关系指数为 1/2 ，是不会变的。

按照亲缘关系的计算，从遗传上讲，你的第一代堂兄和你的曾孙一样，亲缘关系指数都是 1 ／ 8 ，你与祖父的亲缘关系和你与叔叔的也相等，都是 1/4 ，异父或异母同胞、侄子、外甥、孙子等等和你的亲缘关系也都是 1/4 。但是远到第三代堂兄弟或堂姐妹，亲缘关系只有 1 ／ 128 ，这和一个素昧平生的人没什么两样了。可是有二种特殊情况，那就是同卵（同一个受精卵）的孪生兄弟或姐妹，他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指数是 1 ，也就是他们身上所有的基因都一样，毫无差别；因此，从理论上计算，同卵孪生兄弟或姐妹之间的利他主义应最强烈，他们之间的相互关怀应和对自己的关切一样。因为假设其中一个为了援救另一个的生命而慨然牺牲，这一套基因还是能全部存活下来的。按理论计算，受益者所携带基因必须等同于或超过牺牲者所携带的相同基因。这样利他主义才能在基因库里兴旺起来。就是说，你要牺牲自己去救你的兄弟姐妹，就必须救两个或更多才合算，而上述与你亲缘关系只有 1 ／ 4 的人（异父异母兄弟姐妹、叔伯姑姨、侄甥男女、祖父母、孙子孙女等），至少要救四个以上，你的牺牲才值得。同样，你对兄弟姐妹的关心应和对你自己的孩子一样，因为亲缘关系都是 1/2 。

当然，理论和实际还是有距离的。众所周知，在自然界的实际生活中，兄弟姐妹之爱远远不及父母之爱来得普遍。虽然从遗传上看，这两种亲缘关系的指数完全相同。所以完全按亲缘关系指数去衡量和预测利他行为，是过分简单化了。比如，照说同卵孪生兄弟或姐妹的亲缘关系是 1 ，而双亲与子女的亲缘关系只有 1/2 ，那么从理论上讲，同卵双胞胎之间的互相关怀应比父母之爱来得更强，要强一倍才对。可实际上他们之间的爱比起父母之爱只怕连一半也不及。

这是怎么回事呢？一种解释可能是由于父母把各自 50% 的基因传给子女，而兄弟姐妹间的基因不管有多少相同，却并无传递关系。正因如此，母爱不仅是人类最伟大的一种感情，而且也是整个动物界最普遍、最动人的现象之一。

4-3 估计寿命

根据上面我们谈到的孪生兄弟之间的关系与双亲和子女之间的关系的比较，可以看出亲缘关系指数并不是利他行为的绝对指令。实际生活要复杂得多。亲缘关系指数及其对行为的影响预测，当然是有科学根据的，特别是在象蜜蜂这类昆虫中，更是十分准确有效。但就整个高等动物的情况而言，它不过具有统计学的意义而已。不仅动物在援救同伴时不可能去点点数，人也不可能在救人或行施利他行为之前先来一番亲缘系数演算。因此，实际上所要求的，只是一种模糊的关系。例如，从基因的角度看，如果本身的风险不大，那么拯救一个陌生人也是值得的。如果风险很大，或几乎定会让你丧命，那么，除了救一个孪生兄弟，或两个以上与你有 1 ／ 2 亲缘关系的人，就大大不合算了。

每个生命的诞生都是向死亡迈出的第一步。这样，每个人都有个大概的“估计寿命”。如果有亲缘关系与你相同的两个亲属，其中一个已届风烛残年，奄奄待毙，另一个却是豆蔻年华、血气方刚。那么，对于基因库而言，拯救后者的生命远比救前者有意义。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所谓“估计寿命”可以称之为“预期生殖能力”，即使自己的基因在可预见的未来获益的能力。利他主义行为要在基因库中得到进化，前提是利他者的风险要小于受益者的净收益和亲缘关系指数的乘积。这需要一套复杂的统计计算。要指望生物在行施利他行为、尤其是在匆忙拯救同类时，事先进行一次如此复杂的运算，那未免荒唐。就连数学上颇有造诣的著名的群体遗传学家霍尔丹也说，他曾有两次把可能要淹死的人救起来，而在那种利他行为中，他“根本没有时间去进行演算。”事实上，许多行为是出自本能，好象是进行演算似的。当然，所谓演算也是一种抽象的简化方式，实际生活中的各种复杂因素使得任何行为都不可能得到完全理想的数学成果。

凡是生存下来的动物，都是存活下来的优胜基因群组的载体，是由这些幸存基因为之编制程序的机器。基因之所以存活下来，就是对一定的条件作出了正确的反应。而这些条件就是物种历史环境所具有的特征。因此，有关得失的“估计”是以过去的经验为依据的。由于基因赋予生存机器以学习能力，所以经验大量表现为个体的经验，尽管这种经验是从某种渠道学来的物种经验。只要生存条件不发生急剧的变化，这些以经验为依据的估计往往是可靠的。这使得生存机器能够作出正确的决定。但是条件一旦发生剧烈的变化，生存机器往往就会作出错误的决定，它的基因为此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4-4 行为准则

人类对亲缘关系的判定程度，可靠性要大得多。这不仅是由于人类各自都有名字、容易辨认，而且有正式的结婚习惯，可分血统。人不仅用自己良好的记忆力，还用档案文件的形式记载亲缘关系。人类的风俗和部落仪式通常都很强调亲缘关系；膜拜祖先的习惯流行天下，家族的义务和忠诚在人类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各种社会文化中普遍存在乱伦禁忌表明人类对亲缘关系的深刻意识。即使少数乱伦例外，如埃及王室，日本天皇家族，婚姻关系必须建立在乱伦基础上，也是以严格的亲缘关系为准则的，不过正与常情相反。

亲缘关系是人类许多观念（如门第观念、等级观念）的基础，也是家庭、私有制赖以建立的遗传学原因。一言以蔽之，对于亲缘关系及赖以为准的行为规则，没有比人类更熟悉和谙练的动物了。

那么，动物怎么能知道它们的亲戚呢？它们的亲缘学知识从何而来，以便尊从亲缘选择而有利于基因的进化呢？动物必须从基因那里得到一种行为规则，这种规则形成它们的行为本能，使之“习惯成自然”。对于行为规则，以及准则所具有的巨大的约束力量，人类也是十分熟悉的，乃致到了熟视无睹的地步。准则一旦形成，就成了可怕的习惯势力，决无任何情理可言。人们往往身不由已地盲目遵从一些显然是不合理的准则。中国古代的妇女缠足，可谓荒唐准则的一个范例。把骨头折断、忍受巨大的痛苦造成畸形发育，无论从健康、审美、快感各方面讲，都有百害而无一利。但这种对任何人都没真正好处的行为准则却能风行天下。这就是准则为了自身维持而获致权力走过了头的缘故。总之，行为准则这种不容忽视的社会力量在所有动物的社会行为中发挥着作用。当然它开始必是适应的——有助于基因实现自己的目的。

假设动物按照亲缘关系行事，那么必有这样的准则：对亲属友好。前面已谈到，动物没有人类那么高级的基因技术——文化，它们并不象人类那样准确地识别自己的亲属。但是，如果动物倾向于对外貌与自己相象的个体表现出利他主义行为，它们就可能间接地为自己的亲属作点好事。无论如何，这种行为准则会导致大体上符合亲缘选择原则的正确决定。这可能就是连凶猛的肉食动物对自己的同类也比对其他物种动物温和的原因（动物发清期的争偶搏斗不在此列）。

各种动物在相同的原则支配下，都会有这样一条准则：“对你所遇见的任何同种的成员都以礼相待。”这条准则对于整个物种具有积极的生存价值，凡是能使其个体倾向于遵循这条准则的基因，就会在基因库中兴旺起来。可能正是由于这条准则在起作用，所以猴子和海豚常常表现出动人的相互救助的利他主义行为。大家知道，鲸类属于鱼状海洋哺乳动物，它们没有鳃，靠肺呼吸，虽然呼吸的时间间隔稍大些，但呼吸不到空气也是会淹死的。因此，当幼小或受伤的海豚、鲸鱼无力游上水面呼吸时，它们的同伴就会把它托出水面以援救它的生命。（见图 4-1 ）当然，没办法知道海豚是不是认识自己的亲属，但这倒也无关紧要，因为如果大家都照这条准则行事，遇到受伤、有病的同类就去救助，那就不管谁遇难都会受到援救，这显然对所有的成员都是有利的。

在海洋动物中，就与人类的友好关系而言，恐怕海豚可称得上冠军了。海豚不仅对人友善、面带“笑”容，聪明伶俐、学习能力很强，喜欢和儿童嬉戏玩耍，还能义务为在暗礁险滩遍布的恶劣航道上航行的船只导航。尤为可贵的是，当人类在海中遇险时，它们会挺身相助、救人脱险，颇有骑士之风。有报道说，在海里如果海豚见到人类受鲨鱼的威胁时，它会勇敢地攻击鲨鱼：当人快要淹死时，它会及时相救。它们甚至会帮助渔民捕鱼，这些“事迹”使得海豚深受人们的喜爱，不少地方流传着海豚与人类友谊的动人故事。

海豚为什么会对人如此关照呢？也许它们把人当成自己的同类了。因为人的体型与海豚大小相去不远，在水里可能就更加相似。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可以认为，人类不过是从海豚的亲缘选择错误扩大的利他行为中得到了好处而已。自然，不管怎样，人类对海豚的扩大的“亲缘选择”利他主义行为感慨系之，报以种种情感表示也是可以理解的。

4-5 背离准则的行为

任何动物行为准则都不是绝对精确的。所以，在自然界的动物行为中，发生背离亲缘选择原理的情况也时有发生。当然，这些错误也可视为亲缘选择原则扩大的结果，例如，在那些群居动物中，一只幼兽可能因母亲遇到天灾人祸死于非命而成为孤儿。但是它也可能被一只陌生的雌兽所收养，多半这雌兽是失去孩子的母亲。按照亲缘关系学说，这种收养幼兽的慈善行为是不合理的，因为慷慨收养孤儿的母兽并没有给自己的基因带来任何好处。收养行为是一种时间和精力的浪费。本来，它可以把这些时间和精力花费在自己的亲属身上，特别是花费在它自己未来的儿女身上。据说，之所以存在着这样的错误，是因为这些错误在实践中比较罕见。因而自然选择并不“操心”去修订一下这条准则，使母性具有更强的选择能力。

可是还有更极端的错误行为的例子，这种行为已超出了一般违反常情的范围，简直是要否定亲缘关系学说了，有人看到过一只失去孩子的母猴偷走了另一只母猴的孩子，并视为己出地去抚养这“劫来之子”。这是双重的错误行为，因为偷养行为不仅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而且使一只与之竞争的母猴得以卸掉抚养孩子的重担，从而能很快再生育另一只小猴子。这种反常行为使社会生物学家大伤脑筋，但也找不出可信的答案，只是觉得大有深入探究的必要。

另外，鸟类行为中，也有“蓄意背高母性”的例子。象布谷乌，还有其他一些刁钻油滑的寄孵鸟，就利用乌类亲代似乎本能地遵守的一条行为准则：“对坐在窝里的任何小鸟以礼相待”，自己不孵蛋，而把蛋生在别的鸟窝里让人家给代劳，成年的鲭鸥不能识别自己所生的蛋，它会愉快地伏在其他海鸥的蛋上。它们甚至笨得连是不是真蛋也分辨不出来。有人曾作过试验，即使用泥土制成的粗糙假蛋也能迷惑它们，使它们照孵不误。

当然，自然选择会提高鸟类的识别能力，以使它们的行为能符合亲缘关系的利益要求。总之，动物在自己的世代绵延的长期生活中，也会“估计”自己的亲缘关系，否则它们就难以生存下去。例如寄生行为会不断受到反击，欺骗也不断遭到揭露。

4-6 狮子的行为

可以作两种估计：（ 1 ）一只动物对自己的群体成员与自身间亲缘关系的估计；（ 2 ）从事野外实地研究的动物行为学家对这种关系的估计。比较这两种估计，结果相去不远。这里以狮子为例。狮子这种动物在人们看来很威严，颇受推崇，长期以来都享有崇高的地位：兽中之王、太阳的象征、甚至是动物上帝。埃及法老拉梅西斯二世在战斗中带着狮子；从阿曼贺泰普二世到圣路易，许多国王都有传统的猎狮运动。但是只是在最近十几年，才对狮子作了较为深入细致的研究，从而对狮子的社会行为的生态学基础有了新的见解。

狮群的核心是由亲缘关系密切的几只成年雌狮组成的，它们相互之间的密切程度至少是堂、表姐妹，它们生活中大部以合作的形式，占据固定的领土，代代相传。每个狮群的数量平均为 15 头，最少的 4 头，最多的 37 头。雌狮成员间表现的合作程度，在除人类之外的哺乳动物中是最为创记录的。母狮通常担任捕猎任务，它们总是摆成一个扇形的阵势慢慢潜近捕获对象，然后突然发起进攻，从不同的方向猛冲过去。这种合作狩猎一般成功率很高。单独出击就没那么顺利了。单独捕猎成就，据生物学家估计只及前者的一半。

雄狮一般不出猎，往往坐享其成。进食的时候雄狮以自己身大力强的有力条件，把母狮和幼狮赶到一旁，自己先饕餮一顿，吃饱之后才许可母狮和幼狮进食。当然雄狮决非全无用处，除了遗传上显而易见的不可缺少性之外，雄狮以自己雄壮威严的巨大威摄力量为狮群提供了安全保障。没有它们，狡猾灵活而又凶残无比的非洲鬣狗（它们能在 20 秒钟之内就把一只小角马撕得只剩几块骨头）会从母狮那里夺走已到手的猎物。

狮子似乎很懒，一大到晚四脚朝天睡大觉。由于肉食动物中没有敌过它们的，犀牛、大象这些草食动物又不会去主动攻击它们，所以它们睡起觉来高枕无忧，一天平均睡 20 个小时左右。

除了雄狮的寄生性（被社会生物学家称之为雄性统治的范例）之外，狮子对自己的孩子也不象老虎那么慈爱、关怀。幼狮在狮群里的地位极差，遇到食物匮乏的时节，它们往往整日挨饿。幼狮的死亡率极高，其中 80% 竞是死于吃不到东西造成的营养不良。甚至有报道说成年雄狮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会把小狮子当点心吃掉。当一个群体中的雄狮死亡之后，如果没有新的雄狮取而代之，它们的领土会被其他群体侵占，这时幼狮也会遭到杀害和吞吃。当群体中的雄狮由于年老体衰被年轻的雄狮（流浪者）驱走或杀死、从而占领了狮群时，也往往把小狮子统统咬死。母狮不仅在雄狮的搏斗中作壁上观，谁胜了跟谁，而且当它们新的夫主把自己的孩子杀死时，竟也无动于衷。（有人说这是为了新的幼狮能同时诞生，以便集体抚养；也有说雄狮怕母狮有小狮子吃奶而不和它燕好。但不是它自己的孩子恐怕是最主要原因。）

狮群里幼狮的抚养，和非洲象的方式相同，有点象托儿所似的：每只哺乳期的母狮不仅给它自己的幼狮喂奶，而且也允许同群中其他小狮子来吃奶。有时，一只小狮子要想吃饱肚子，会接连吸食三、四只、多到五只母狮的乳汁。年轻的雄狮一旦到了青春期，毫无例外都会被其父亲逐出家园。它们要么只身孤影，要么三两成群地在各处流浪，没有固定的住处。待它们长足身体和力气之后，就伺机进攻。一旦看到哪个狮群的雄狮因年老或其他原因表现出衰败之态，就会发起攻击，要么把老狮赶走，要么把老狮子杀死。有的时候，个别母狮子也会成为流浪者。狮群的居住地也不是绝对固定的，这要视狩猎收获的情况而定。由于雌狮是群体中的狩猎者，所以转移和迁徙由它们来领导，雄狮在这个问题上倒还“民主”，并不强调自己的无上权威而提供“指令”。

狮子之间的等级完全是以力量为基础的。每只雄狮似乎都知道其他狮子的战斗潜力。因此生活一般还算能维持紧张的和平。偶尔发生些吼声震天的小冲突，虽然听起来可怕，但并不造成什么伤害。但是狮子之间（一群体之内）也会发生真正的搏斗，特别是在分赃不均、争吵过度的情况下。这些家伙一旦真的撕打啮咬起来也是毫不留情的。对群体成员来说，最佳策略是：先发制人发起攻击；留在安全地区不参加搏斗。有的时候母狮会齐心协力把雄狮的攻击打退。

典型的狮群一般都有两只成年的雄狮，几只到卝几只成年的母狮。大概是一只雄狮的精力不足以维持一个狮群，所以它们往往两只组成一个家长互助组（两个家长），共同担负起保卫狮群领土与安全的任务，当然也共享生殖和作父亲的权力。但群体中的雄狮是流动住的，经常从一个群体转换到另一个群体。这和母狮不一样，母狮往往固定生活在一个群体内，终生不渝。这些母狮还往往有一半同时产仔。大概也是为了适应捕猎生活。因为捕猎一般是母狮的任务，如果它们同时产仔就会造成整个群体的饥饿危险。

前面已提到，幼狮出生之后是以“托儿所”的形式集体抚养的。有时很难区分哪只幼狮是哪只母狮的孩子。雄性小狮子被逐出狮群之后，三两结伙，到处流浪。长大后从一个狮群转到另外一个狮群，从此浪迹天涯，难回老家。根据这些事实，生态学家从理论上估计雄狮的亲缘关系指数是 0 ． 22 ，母狮的亲缘关系指数为 0.15 ，无疑这都是平均数。也就是说，属同一狮群的雄狮比异父或异母兄弟的关系稍为疏远些，母狮相互间的关系则比第一代堂姐妹更近一些。当然，任伺一对狮子都可能是同胞，可是生物学家无从知道这一点的详情，而狮子自己，从上面估计的亲缘关系平均指数看来，至少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知道”的。从理论上讲，任何能使雄狮按平均指数行事、即以近于对其异父或异母兄弟的友好方式对待其他雄狮的基因，都具有积极的生存价值，会受到自然选择的青睐。要是作得不合适，比如太亲热，象对待同胞兄弟的那种友好态度对待其他雄狮，或以不及堂兄弟的方式对待其他雄狮，那就不符合亲缘关系的理论估算，因此在自然选择中到头来是会吃亏的。

狮子在实际生活中的行为，是适应于科学家所估计的典型狮群的平均亲缘关系水平的。因此社会生物学家认为，动物自己对其平均亲缘关系的“估计”与科学家的估计相符这一事实，证明了亲缘选择学说的可靠。

同时，上述事实还可以引出这样的结论：在自然界里，对于利他主义行为的进化来说，“真正的”亲缘关系的重要往可能还不如动物本能地对亲缘关系所作的力所能及的“估计”。因此，除了亲缘关系指数外，我们还必须考虑至关重要的“肯定性”指数（这是无法计算得精确的一种“指数”）。

4-7 亲缘关系的肯定性

为什么会出现肯定性问题呢？因为有欺骗行为的存在。前面提到鸟类中的所谓“寄孵”现象就是一个例子。在这个世界上，有些个体为了本身的利益，总是伺机利用其他个体的利他行为进行撞骗活动，从而为自身基因捞到更多的好处。无疑这也是基因自私本性决定的，没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但这也给生存机器的生存策略提出了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在行施利他行为之前，首先要确定对象的可靠性。

假设动物乙是动物甲的兄弟。按照纯粹的亲缘关系指数的标准，动物甲在照顾动物乙时，它付出的代价应该相当于照料它自己所付出代价的一半，或者相当于甲照顾自己的孩子所付出的代价。但是甲无法确切知道乙到底是不是它的兄弟，它不能象肯定自己的孩子一样肯定自己的兄弟。所以就不能指望理论上的“应该”会付诸现实。如果说乙动物是甲动物的同卵孪生兄弟，从理论上讲甲乙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它们在相互照料时所付的代价，应是各自在照料子女时所付代价的二倍。它们应把对方的生命看作和自己的生命完全同等重要。但事实上却不是这样。双方都会把自己的生命看得比对方更重要，都不愿为对方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在特殊的情况下，如已为子女付出了巨大投资，或父母自身已届年老，动物倒愿为自己的子女牺牲自己的生命。）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也是肯定性造成的。同卵孪生兄弟无例外都外貌相似。但长得相象并不就是孪生兄弟的绝对保障。因为长相外貌无非也是由基因决定的，两个不相干的个体碰巧具有相同的“容貌基因”也是可能的。世界上就有血缘上没有联系、但外貌酷似，几乎达到以假乱真程度的例子。因此，对任何一个动物个体来说，即使另一个个体的外貌与自己完全相同，也无法确定是否与自己的基因完全相同。你说甲和乙是同卵孪生兄弟，但对他自己来说，对方体内的基因和自己的完全相同只是可能而已，哪怕是极其可能也罢。但自己体内的基因则肯定都是自己的。因此，对任何一个个体来说，他自己是唯一一个携带着自己全部基因的个体。

从理论上讲，操纵一个动物的自私行为的基因，可以由一个操纵该动物的利他主义行为，而又援救了一个同卵孪生兄弟、或两个儿女、或四个孙子的等位基因所代替。但是这个利他等位基因与自私基因相比，缺少一种巨大的有利条件，那就是对自身基因的肯定性。前者是盲目的，后者是精确的。不管是偶然碰巧，还是由于骗子或寄生者的蓄意制造，以亲属为对象的利他基因可能搞错目标，从而出现错误；而以自己为对象的自私行为却永远不会出差错。因此，自然界里个体的自私行为完全是正常的现象，是不足为怪的。甚至有些自私行为用严格的亲缘夫系学说虽也解释不通，但它们又都是事出有因、合乎自然的。

这里我们可以提出另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子女与母亲的关系要比与父亲的关系来得密切？这也是一个亲缘关系所不能解释的问题，而且也无从在文化传统等现代人类的精神产品中寻找答案。但社会生物学却可以合理地回答这个问题：在许多动物物种里，做母亲的比做父亲的更能肯定地识别谁是自己的孩子。做母亲的能生出有形的蛋，或者生下呱呱坠地的婴孩，自有很好的机会去判定自己的基因传给了谁。但是做父亲的就很可怜，大有可能上当受骗，把与自己毫不相干的孩子视为己出。在动物的漫长进化过程中，这必定是父亲为抚养孩子而操劳的积极性比母亲大为逊色的原因之一。当然，在这方面还在两性生物学上的其他差异所造成的原因（见本书第七章）。

既然父亲对子女的关怀比不上母亲的关怀深切真诚，那就必然造成母亲与子女的关系更为密切的结果。同样的道理，外祖母比祖母更能识别谁是自己的外孙或外孙女，理应表现出更多的利他主义行为。以此类推，舅舅对其外甥或外甥女比孩子的叔父或伯父更感关切，姨姨和姑姑也有相同的差别。在不能确切知道孩子的真正父亲的时候，如中国南方的“阿注”婚姻里，勇舅无疑比合法的“父亲”更能确定自己与孩子的亲缘关系，所以他理所当然应该比“父亲”更关切孩子，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

4-8 不对称牲问题

父母对子女的利他行为比兄弟姐妹间的利他行为更普遍，更深刻，更真诚，对于这种现象，人们决不陌生。一句“可怜天下父母心”，足以表达出父母对子女无比深厚的舔犊之情。但是谁也不曾想到用兄弟姐妹之情去与这种感情相比较，尽管从亲缘关系上讲，这两种关系的指数完全是相同的，都是 50 ％。社会生物学称这种差异为“不对称性”。上面所说的“肯定性指数”指出了一定的道理，但还不能完满解释这种“不对称性”。于是社会生物学又提出以下理由作为补充：第一，父母的年龄较子女大，生活能力也较强，实际上处于提供利他主义帮助的有力地位。一个婴孩即使乐于供养其父母，也根本没有条件实现这种利他愿望。第二，子女永远比其父母年轻，这往往意味着子女的“估计寿命”要长些。而我们已经知道，“估计寿命”是个非常重要的变量。因为它在动物的利他主义行为演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试想，如果有一个物种的利他主义行为的受益者全都是老朽不堪、近乎风烛残年的个体，那么用不了多久，该物种就会发现自己在进化的道路上被可悲地抛在了后面。不管它们为这种落后找什么原因，借什么口实，有一点是很清楚的，即如果它们不加以彻底的改变，不尊重“估计寿命”这个重要的变量参数，不搞“年轻化”，那这种落后是无可补救的。因为它们之中受益最大的成员并不能作出最大的贡献，而最有潜力作出较大贡献的那部分成员恰好不是受益重点。

从整体而言，利他主义受益的分配形成随年龄增长而减弱的梯度无疑是合理的，即形成这样的社会环境：老年的坟墓、中年的战场、孩童的天堂。这种形式有利于社会潜能的开掘与发挥。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反之，如果形成老年的天堂、孩童的战场、中年的坟墓的局面，必将大伤社会元气。因为一个老化的社会只有——个前途：衰败。当然，这里的“天堂”、“坟墓”都是些度量形容词，是些隐喻，只是指社会受益的相对性。

人类之中出现一些反常的社会现象并不奇怪。社会生物学把这些反常状态称之为病态社会。以后我们还会提到这个问题。由于人类已经具有文化这一超级生存手段，所以一般的生物社会病理不足以威胁到社会本身的生存，充其量不过使其进步缓慢而已。但是动物却承受不了这样的反常振荡，它只会逐渐灭绝。因此，动物之所以得到进化，是它们遵从了生物规律，按照自然选择原则办事的结果。正因为如此，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由于选择的压力，动物的利他主义行为形成了亲代与子代之间的不对称性。这种特性，到我们人类依然如故。

到此为止，亲缘选择这种自然选择的重要形态已基本说清了。亲缘关系在动物的行为中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但正如行为本身是灵活可变的一样，这种支配也不是机械绝对的。在动物的许多行为中，仅用生硬的亲缘关系原则是解释不了的，还必须考虑“肯定性”这种不确的参量和“估计寿命”这种可靠的变量。 

谢选骏指出：人说——亲缘关系在动物的行为中起着重要的支配作用，但正如行为本身是灵活可变的一样，这种支配也不是机械绝对的。在动物的许多行为中，仅用生硬的亲缘关系原则是解释不了的，还必须考虑“肯定性”这种不确的参量和“估计寿命”这种可靠的变量。 

我看——兄弟阋墙、多维夺位、蜂蚁王储相杀互灭，也算一种“亲缘关系原则”，虽然看起来与“扶弟魔”、“外戚专政”相反。所以在相同的名词概念之下，可以包藏无穷无尽的矛盾现象。这既是哲学的用处，也是哲学的绝境。

【第五章 侵犯行为探源】

人类应当记取的教训是：侵犯行为对人毫无幸福可言。——威尔逊

5-1 侵犯行为的普遍性

在其他物种的眼里，人类无疑是嗜血成性的瘟神，传播死亡的黑天使。即使地球上的哺乳动物，其生命也很少有不受人类威胁与杀戮的（大熊猫等稀有动物除外）。但是这根本不是人类性好侵犯的根据，而主要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命的手段。众所周知，人类早期的生活是靠狩猎为主的，对其他动物的捕杀，为的是获得食物。如果把取食定义为侵犯行为的话，那么除了靠阳光、空气和水分生长的植物以及蚯蚓之类“吃土”的动物外，所有的生物都是侵犯性的。微生物侵入其他生物的机体，当然属于侵犯；兔子吃草、蝉吸食植物汁液，也伤害了其他生物的生命和利益。所以，显然不能盲目以捕杀别的动物作为侵犯行为的标准。人类之所以感到自己是个侵犯性的物种，并非由于人类杀食各种动物，而是由于自相残杀。

纵观人类的历史，从狩猎原始部族到现代工业化社会，战争这一“人类自相残杀的怪物”成了人类的特有标志。战争不过是侵犯行为最有组织性的高级技术而已。当然战争中有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分，有侵略战争和反侵略战争之别，这是不言而喻的。但战端开启，必有侵犯行为，这也是不言自明的。除了战争这一大规模侵犯行为之外，人类的侵犯性还有各种不同等级的表现形式。例如落草为寇、占山为王的绿林强梁；月黑杀人、风高放火的土匪强盗；杀人越货的不法之徒；横行乡里的泼皮无赖……总之，不管是平时还是战时，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人类的侵犯行为是不可否认的客观存在。正因为如此，各种社会形态都有明确的法律遏制和惩罚侵犯罪行。即使日常生活中，也有各种道德习俗和伦理准则来调节人与人的关系，以便减少那尖锐而又不可避免的矛盾冲突。

在这个问题上有人大唱悲歌。埃里希·弗罗姆 （ Erich Fromm ）写了《人类破坏性的分析》一 书，说人类有一种死亡的直觉，这种直觉导致了罕 见的病态侵犯行为。康纳德 . 洛伦茨（ KonardLorenz ）出版了专著《论侵犯行为》，他的观点 更加希奇古怪，认为人类有侵犯的遗传本能。这种本能使得侵犯冲动必须得到发泄，于是就有各种战战、威胁和侵犯行为。人们热中于各种竞争性的体育活动，也是为了使侵犯本能得以发泄，如拳击、斗剑、摔跤，乃致看足球赛，都是在发泄侵犯本能。

这两种判断从根本上讲都是错误的。不应象弗罗姆和洛伦茨那样把人类描述为嗜血成住、残忍好杀的动物。这是不符合科学事实的。尽管侵犯性有明显的遗传性，但是动物行为的研究表明，人类远远算不上凶暴动物。至少杀婴和自相吞食在人类社会中是极为罕见的。事实上，侵犯行为在遗传上也是最易变化的特征之一，并没有表明存在着广泛统一的侵犯本能的证据。而且，跟许多其他的行为和 “本能”一样，任何物种里的侵犯行为都是难以定义的。

5-2 侵犯行为与竞争

那么，什么是侵犯行为呢？一般指的是剥夺他人的权力，强迫被侵犯者放弃自己的财物、利益、名誉、贞操乃致生命。但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看，侵犯包括着极为不同的行为模式，不同的行为模式的功能也大不一样。有以下几种侵犯行为模式：领土的保卫和征服；在组织完好的群体中维护等级和 统治；性侵犯行为；断奶的敌意活动（亲 - 子冲突理 论表明了这种行为的进化原因）；反侵犯的侵犯行为；为强化社会统治而采取的伦理性、惩成住的侵犯活动。

同一物种之内的大部分侵犯行为都可看成是竞争技巧。竞争是由共同的资源和需求引起的，因此可分为两大类：性竞争和资源竞争。

由于竞争的原因和目的都是切身利益，所以按照关系的远近，利益的差别，竞争又有以下的规律：在普遍发生竞争的情况下，物种之内的竞争比物种之间的竞争更强烈。这很好理解：同一物种的成员在资源和性两方面的需要都是相同的。狮子为了得到某一地区的肉类资源会进行领土之争，但鼹鼠却不会参与这种竞争；雄鹿为了争夺母鹿而搏斗，山鸡看了却不会动情——它只为争夺雌山鸡而奋战。此外，脊推动物比无脊椎动物的竞争激烈；肉食动物比草食动物和杂食动物的竞争性更强，生态系统稳定的物种比生态系统不稳定的物种更普遍趋于竞争。

很多竞争都采取侵犯行为的形式。但是，侵犯行为并不是无限制的。自然界里的动物宁愿取和平主义的姿态，或实行威吓政策，而不铤而走险，从事逐步升级的战争。这是因为客观上存在着对侵犯行为的限制因素。按照每个物种的不同情况，都有各自的“侵犯行为最佳水平”，超出这个界限，就降低了动物自身的适应能力。在侵犯行为的限制因素中，首先是亲缘选择的限制，也就是上一章所讨论的那些关系的制约。侵犯者的敌意很可能指向自己的亲族成员，在识别亲缘关系能力较差的动物那里这种危险尤其大。如果侵犯者的亲族的生存率和生殖率由于侵犯行为而被降低，就等于侵犯者在损害自己的基因利益。根据亲缘选择的原则，我们知道这种行为定会被淘汰，因而无法在基因库里存在下去。其次，如果侵犯者以毁灭性企图去攻击对手，那就会遭到全力以赴的反抗，其结果不是同归于尽，就是两败俱伤。从基因的角度看，这显然不是最佳策略。花费在侵犯行为中的代价，完全可以用在对基因有利的其他事情上。

对于一个动物而言，除了它自己的子女和其他近亲，别的动物只不过是它生存环境的一部分，就好象一棵树，一块石头一样。别的动物能给它造成麻烦，但也完全可以加以利用，别的动物和树、石头的重要差别在于，它不仅会分享资源和各种需求，而且在遭到攻击的时候会奋起反抗。因为这另一个动物也是一个基因生存机器，体内拥有寄托着未来的不朽基因，为了保存这些基因，它也会不惜赴汤蹈火，战死沙场。它若感到了敌意和进犯造成了死亡的威胁，在一般情况下的反应是破釜沉舟，以死相对。而这种悲惨结局对任何动物都是不利的。因此，自然选择有利于那些能使自己的行为保持较好的水准，从而充分利用自己的环境的生物。如上所述，环境就包括其他生物，尤其是同一物种的生物。

因此，自然界里同一物种中的竞争及侵犯行为，都是有分寸的。洛伦茨在他的《论侵犯行为》一书中，说动物之间的搏斗具有“克制精神和绅士风度”。他认为动物之间的搏斗是一种正常的竞赛活动，跟人类的体育活动一样。而且动物间的搏斗还是按规则进行的，往往是些威胁恫吓和虚张声势。胜利者还会尊重降服的表示，只要对方服输，也就善甘罢休，绝无趁势把对手置之死地的情况。动物似乎也很懂得这样的道理：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竞争体系之中，盲目地除掉一个对手并不见得就是一件好事，其他的竞争对手很可能从中得到比你更多的好处。假定你有两个对手，有一天早上你碰到了其中的一个，如果你全力以赴将其杀死，倒不一定有什么好结果。因为你即使不会在战斗中受伤（而且很可能是重伤、甚至丧命），也会耗费巨大的精力；更重要的是你无形中为另一对手除掉了一个竞争对象，使他可以以逸待劳地全力对付你了。还不如留着他们互相牵制，亦或你能坐收渔翁之利。何况任何一个个体的潜在竞争对手决不只有两个，而是有无数个，那就更需要慎重从事了。

5-3 宜斯策略

动物自然不懂什么策略，也不会在搏斗之前进行什么“得失权衡”。但是仔细研究一下，就会明白，如果动物不按“策略”行事，那它就很难成功，不是丧命就是伤残，其结果是被自然选择无情地淘汰掉。因此，凡是成功的生存下去的动物，在侵犯行为方面必定是遵从了某种策略的。

搏斗不可能全无好处，但也不会有百利而无一弊，就看你的策略是否得当了。有选择地杀死某个竞争对手，或是与之进行搏斗，也不一定不是好主意。例如，一只雄海豹杀死另一只拥有大群“妻妾”的雄海豹（一群雌海豹只有一只“丈夫”，因此有不少雄海豹只身游荡，没有配偶），把后者的妻妾夺到手，那倒不失为聪明之举。但这肯定要冒风险，后者必定进行还击以保卫自己的生命和“财产”。假如前者发起攻击，那么说不定二者都可能落个以死亡告终的下场，或许前者死亡的可能性更大些。因为后者很可能是个骁勇善战的斗士，它的地位就是在战斗中赢来的，它或许已有过击退挑战者的胜利业绩或战斗经验了。即使挑战者赢得了胜利，但由于双方实力相当而自身也负重伤，不能享用胜利的果实，不是白费功夫了吗？如果它选择另一种策略：暂时不去惹事生非，一门心思进食睡觉，养精蓄锐、坐以待变。等到自己长得更强大而后者变得日益衰弱的时候，一举发动总攻，获胜的可能性或许要大得多。

任何行为都要有策略。还是由汉密尔顿肇始，生物学家们提出了一种“进化上的稳定策略” —— 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 ，英语简称 ESS ，是字头缩写，我们把这个简称翻译个名字， 就叫“宜斯”一既是译音，中文意思也一目了然——“宜于如此”。那么这“宜斯策略”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呢？社会生物学家所下的定义是：“凡是种群的大部分成员采用某种策略，而这种策略的好处是其他的策略所比不上的，这种策略就是进化上的稳定策略，或称宜斯策略。”

这个概念很微妙，但也很重要。它含有这样的意思，对于个体来说，最佳策略是看群体中大多数成员在于什么，你也去照样干。换言之，你要“随大流”。也许你会对这种策略大不以为然，用名人的格言来驳斥它：“只有死鱼才顺着水漂。”但是别忙，牵扯到策略的问题，都是生死攸关的大事，不可感情用事，亦不得有丝毫犬儒主义。要知道生物在其进化征途上的任何冒险行为都是以其生存和生殖（未来后代的生存）为代价的。

社会生物学的解释是：由于种群的其余部分也是由个体组成的，而这些个体都力图最大限度地扩大其各自的成就，因而能够持续存在的必将是这样一种策略：它一旦形成，就获得了无与伦比的威力，任何与之相异的个体的策略都无法与之抗衡。在环境的一次大变动之后，群体内可能会出现一个短暂的不稳定阶段，甚至可能出现波动，但一种“宜斯策略”一旦确立，就会稳定下来；偏离宜斯策略的行为就要受到惩罚。

5-4 鹰与鸽子

社会生物学家为用宜斯策略解释侵犯行为的演化，假设了一个简化的例子：假定有个种群中共有两种类型（实际决不会只有两种）的个体，一种是鹰型，一种是鸽子型（记住，这是与鹰和鸽子这两种鸟毫不相干的一种比喻）。鹰搏斗起来总是全力以赴、孤注一掷，除非身受重伤，否则决不肯退却；而鸽子却只是以风度高雅的惯常方式进行威胁恫吓，不会造成任何伤亡。如果鹰与鸽子相遇，鸽子立即逃之夭夭，因此鸽子是不会受伤的。但是如果鹰同鹰进行搏斗，它们一直要斗到其中的一只身受重伤或者死亡方才罢休。鸽子与鸽子相遇，只不过是长时间摆开架子对峙，直到其中一方疲劳或厌烦。不愿持续下去为止，谁也不会受伤。在存在这两种反应型的群体中，毫无疑问鹰永远是胜利者。那么，这两种行为类型究竟哪种是宜斯策略呢？既然鹰永远胜于鸽子，是否鹰属于宜斯策略，而鸽子不算宜斯策略事实上，对于个体来说，即使最佳选择是随大流，在群体中也会有不止一种宜斯策略。就以上述的鹰策略和鸽子策略为例，按照社会生物学的计算分析，无论哪一种策略本身，都不可能在进化上保持稳定性，也就是说它们各自独立不能成为宜斯策略。这两种看上去相互矛盾、截然相反的策略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双双成为宜斯策略。也许有人会感到奇怪，这样两种极端相反的策略怎么能相容呢？但是自然界的真理恰恰就是：两极相通。

假设群体中全是鸽子型，看来倒也不错。可是一旦出来一只突变型，是只鹰型，它将无往而不胜。所有的鸽子在鹰面前都望风披靡，不战而溃，因此整个群体不久便成为鹰的天下。但如果群体中全是鹰型，随之而来的则是鹰与鹰之间的殊死搏斗。从理论上讲，每次战斗的结果总是造成重大伤亡，每 只鹰的伤亡可能性都是 50% ，即它随时都有生存下 去的一半希望，也有一命呜乎的一半可能；在它那一半生存希望中还有一半是身受重伤、残缺不全的可能性。如果鹰群中生活着少数形影相吊的鸽子，即使它们为数可怜、寥若晨星，也不愁很快在鹰群中扩大自己的队伍：每次不战而逃，不会伤亡。比起时刻生活在死伤有一半可能性中的鹰来，又显得大为有利了。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个群体将一会儿由鸽子占绝大优势，一会儿又主要是鹰，如此摇摆不定。社会生物学的计算表明，在上述两种行为模式的情况下，两者有一个固定的比例。鹰与鸽子的比率为 7 ： 5 。所以，只有两种策略以一定的比率共存，才 能形成宜斯策略。重要的一点是，宜斯策略并不是特别有利于群体中的个体，而是有利于群体的稳定。混合的设计并非为了个体的幸福和生存，而是为了便控制基因最大限度地遗传下去。

5-5 其他策略及策略成因

不难理解，鹰与鸽子的例子只是为了说明问题的简化例子。自然界群体中的行为模式决不仅限于这两种，还会有其他一些策略来补充，从而构成实际生活中的具体而复杂的网络。其中有“还击者策略”：在每次搏斗开始时象鸽子，而不是象鹰那样孤注一掷，凶猛异常。但对方一旦进攻，它即还击。还击者策略乃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遇到鹰就表现得象鹰，遇到鸽子也就象鸽子，两个还击者相遇，都是鸽子。这倒也格调高雅。“恶棍策略”则不然，到处张牙舞爪，表现象鹰。但是一旦受到还击，立即抱头鼠窜，逃之夭夭。这就是恃强凌弱，欺软伯硬，表面气壮如牛，内里胆小如鼠，尽管格调低下，倒也算一种策略。此外还有其他介乎上述各种策略之间的策略，组成了动物侵犯行为的各种不同而相互补充的模式。这种现象称为多态性。事实上，这是生命多样化属性在侵犯行为水平上的表现。

上面所讨论的搏斗，实际是假定战斗的双方除了所采用的斗争策略不同之外，其余的条件都是相等的。这只不过是为了便于说明一种模式而已，而不可能是真实情况。事实上，面临竞争的动物往往在各方面都不是相等的，社会生物学家称这种竞赛为“不对称”竞赛。这种不对称性对于形成宜斯策略具有重要的影响。比如，竞赛双方的身材和力量会有所差异，甚至极为悬殊，取得战斗胜利对于各自的意义不相同——衰老的动物由于死之将至，它们在战斗中受伤的损失，比起精力旺盛、来日方长的年轻动物就要少得多。第三类因素有些随意性，但对于宜斯策略的形成是不可忽视的。例如，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竞争双方到达竞争地点的时间不同，姑且称先来者为“居民”，后到者为“入侵者”，这样一来，先来后到本身就形成了一种不对称性。在这种前提下，完全有可能形成两种宜斯策略：一种是“居民，进攻；入侵者，退却”，另一种是“入侵者，进攻；居民，退却””。哪一种策略为群体的大多数所采用，哪种就是宜斯策略。一旦宜斯策略形成，违反了它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如果所有的个体都遵从“居民进攻，入侵者退却”的策略，那么大家都不会受伤——一旦进入别人的领土，逃走了之。但假如有个家伙自己独断独行，反其道而行之，采取“入侵者进攻”的策略，那就要大吃苦头，难得有胜利的机会，因为所有的居民都会猛击入侵者。

再说，实际上“居民”和“入侵者”也不完全是平衡的，即使双方身材一样，力气相等，“居民”是以逸待劳，而“入侵者”却是旅途劳顿。所以“居民胜，入侵者败”成为宜斯策略的可能性要大些。而“入侵者胜，居民败”的策略却有一种自我毁灭的矛盾倾向：如果有个群体采取这种策略，那么所有的个体都设法成为入侵者，而避免处于居民的地位。为此，它们需要马不停蹄地四处流窜，居无定所。而这只能招致时间和精力上的无谓损失，对于进化毫无意义——本身就不稳定。正因如此，自然选择形成了动物的“领土性”。，即使没有什么侵犯性的草食动物也是有“领土性”的。现在，该谈谈捕食侵犯行为了。同一物种的个体竞争激烈，是由于共同的资源需要引起的，（异性是一种生殖资源）。那么不同物种之间的竞争及侵犯行为是否与此有别呢？照道金斯的解释，这也是一种资源竞争：狮子想吃羚羊的躯体，从逻辑上讲，这里竞争的是同一种资源：肉。狮子自己身上也有肉，难道不能吃吗？当然能吃。但可惜对狮子来说，吃狮子肉不是一种宜斯策略：它去追捕其他狮子要遭到强大的反击。说不定自己还会被吃掉，风险太大。再说真要是自相吞食成了惯例，那用不了多久这个物种也就灭绝了，显然，对狮子来说，追羊逐鹿不失为稳定的进化策略。而对羚羊来说，见了狮子就逃，越快越好。这无疑也是宜斯策略。若有的羚羊与狮子来个“眈眈相对”的策略，那它的命运就大为不妙了，还是尽早逃跑最为“宜斯”。

可见，宜斯策略不仅能解释物种内部的行为，还能解释物种间的行为。无怪平道金斯声称，他预感到人们可能会承认宜斯概念（进化上的稳定策略）的发明，是自达尔文以来进化理论上的最重要发展之一。因为宜斯概念使人们第一次能够清楚地看到，一个由许多独立的自私的个体所构成的集合体，如何变成一个有组织的整体。这不仅对物种内部的社会组织是正确的，而且对众多物种所组成的 “生态系统”以及“群落”也是正确的。因此，从长远的观点看，宜斯概念将会使生态学发生彻底的变革。

5-6 侵犯行为的近因

的确，宜斯策略对于解释动物的侵犯行为是行之有效的。凡是有利害冲突的地方，宜斯策略都适用。但是侵犯行为还可以更细致地加以研究。侵犯行为的近因可以分成两类。第一类属外因，即环境偶然因素。其中包括对外来成员的畏惧和憎恨造成的对群体外成员的侵犯反应，与食物资源的供给和分配有关的侵犯行为。动物中的这类行为是比较复杂的。一般说来，分散经营、自己觅食，相互之间很少寻衅闲事。但挤在一起，共同进食，就容易发生争执。此外，群体密度，季节变化等也与侵犯行为有直接关系。第二类属内因，是学习和内分泌的变化造成的。首先是先前的经验，即动物在各种生活中的经验影响着侵犯行为的形式和发展。这大概是动物对于以前搏斗的记忆。例如一只动物在最近的战斗中连连败北，其进攻性就会大为减弱；反之，如果一只动物从胜利走向胜利，那它的进攻性也就更强。这就形成了动物群体中的所谓“统治等级” （dominance hierarchy ），即是在自然条件下的 社会化过程中动物得知了自己在领土和统治等级中的地位。

一群陌生的动物放在一起，开始战斗频仍，互不相让。但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按照级别高低的顺序形成一种统治等级。级别低的个体要屈从于级别高的个体。这种情况的附带结果是，群体中激烈的搏斗逐渐减少，整个群体趋于稳定（有序）。这是“经验”造成的：对一只动物而言，过去总是打败自己的，今后也还会再战胜自己。所以遇到它时还是采取“鸽派”态度较为高明。有人发现，在已确立等级的母鸡群中，很少有凶猛的搏斗，因而产蛋量比较高；相反，在成员不断更换的母鸡群体中，由于搏斗频繁，蛋产量就比较低。

激素与侵犯行为也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脊推动物的内分泌系统是侵犯行为的一种相对粗糙的调节设施。激素控制中包含着几种激素的相互作用，如 图 5-3 所示（这是张示意图，并不仅指人类）。整 个激素系统可以分为三种水平的控制：首先是决定准备状态（雄性激素、雌性激素、促黄体激素），其次是对紧张作出迅速反应的能力（肾上腺素），第三是控制较慢的、更长久的反应的能力（肾上腺类皮质素）。

各种激素对生理特征和心理特征具有深刻的影响。例如雄性激素往往加强侵犯性。在脊椎动物中，雄性激素季节性的增长与侵犯行为的加强是一致的。同样，雄性动物在群体中的地位与其雄性激素的水平也有正相关。当然，激素与行为之间的关系决不是一种简单的化学反应。在高等灵长类动物中，激素与侵犯性的关系就更加复杂了。至于人类，激素在侵犯行为中的作用，只有一种重要的生理参考价值。

5-7 人类的侵犯行为

根据社会生物学的原理，侵犯行为在人类的早期进化中无疑是适应性的。否则，如此广泛存在的行为，如果对于人类的个体生存和生殖效应没有积极意义，是难以解释的。至于侵犯行为是先天的，还是部分先天的，抑或是全然后天学习的结果，这都无关紧要。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学习某种行为的能力本身，就是有遗传基础的，也是一种进化特征。有的人认为人类侵犯行为是一种病态，是由不正常的环境因素造成的。还有人指出，暴徒往往来自这样的家庭：父亲是专制暴君式的人物，在家里飞扬跋扈、称王称霸；而母亲则逆来顺受、全无个性。但这只说明了影响某种人类基因表达的环境条件。对于侵犯特征本身的适应性问题，丝毫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社会生物学认为，人类有一种强烈的先天倾向。即用非理智的仇恨对外来的威胁作出反应，并使敌意逐渐升级去征服威胁，以确保自己的广泛安全。我们的大脑似乎是被这样设计的：使我们倾向于把其他人分成朋友和敌人、好人与坏人。儿童在见到银幕上和电视里的人物出现时，首先要问“好人还是坏人？”我们对陌生人的活动深怀恐惧，并用侵犯行为去解决冲突。

尽管侵犯行为对于人类个体的早期进化是适应的，并造成了有组织的侵犯——战争本身的进化，但这种进化的最终成果是由日益受理性控制的文化过程来决定的。原始人把世界简单地一分为二，不是敌人便是朋友。朋友来了热情接待，见到敌人刀剑相向。他们对于来自武断的边界之外的任何威胁都会作出迅速而深刻的情绪反应。随着王国与国家的建立，这种倾向组织化了。战争也就成了某些新社会的政策手段。不幸的是，运用战争手段最佳的社会，恰恰是最成功的社会。战争已进化为一种自催化的反应，任何人无力阻止它，因为单方面试图改变这一过程无异于自取灭亡。自然选择的这种模式已在整个社会水平上起作用。暴力行为的学习规则在人类千百万年的进化历史中似乎成了一种稳定的策略，因而能够为那些忠实地执行这种策略的人带来生物学上的好处。但是，暴力侵犯的规则已经过时了。我们已不再是以矛箭和石斧就能解决争端的原始人类。我们承认这些规则的过时并不等于是消除它们，我们只能围绕着它们走出自己的新路来。 

谢选骏指出：人说——“人类应当记取的教训是：侵犯行为对人毫无幸福可言。……暴力侵犯的规则已经过时了。我们已不再是以矛箭和石斧就能解决争端的原始人类。我们承认这些规则的过时并不等于是消除它们，我们只能围绕着它们走出自己的新路来。”

我看——上述言论十分幼稚，除非作者加上一个严格的限定：“在法律强力的严密管制之下”。例如2024年的现在，由于大众民主导致的法律松弛，结果就在美国的大街上，天天上演用枪支暴力发泄情绪、解决问题的闹剧。

【第六章 利他主义种种】

基于亲族选择的纯粹无条件利他主义是人类文明的大敌。——威尔逊

6-1 选择与行为

懂得了亲缘关系学说，又对侵犯行为有所了解之后，讨论利他主义行为就比较方便了。

根据进化论的原理，生物的一切特征都是自然选择造就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进化论者坚持认为自然选择具有创造力。是自然选择创造了千姿百态、无限多样的生命大千世界。动物的各种行为，无不是在不同的选择压力下形成的。选择可以在各种层次上起作用。当选择的单位是两个以上的世系群体时，称为群体选择；如果选择单位是许多群组，或是能影响其亲属的个体时，即为亲族选择（亲缘选择）。在更高的层次水平上，以整个繁殖群为选择单位，使得具有不同类型的基因型的群 组在不同程度上消亡，称之为同生群（ deme ）间的选择。图 6-1 就是这种选择水平发展的模型。要探讨 利他主义行为，就不能离开这些不同的选择模式。根据亲缘关系学说，我们不难想象这种情况：

在群体之内由亲族关系连成个体关系网。这些有亲缘关系的个体互相协作，或把利他主义的便利给予其他的成员，从而在整体上提高了网中成员的平均基因适应能力。有的时候，利他行为的代价是降低了某些成员的个体适应能力。基本上是个体以从整体上有利于群组的方式来行动，同时与其他群组保持联系。群体中亲族关系网造成的福利提高就是亲族选择。各种选择方式，包括亲族选择、群体选择和同生群选择，只有数量上的不同，本质上并无差异。

个体与个体之间的行为通常有几种情况。当一个个体以牺牲自己的适应来增加、促进和提高另一个个体的适应时，那就是利他主义行为。亲代对子代的普遍自我牺牲现象当然是利他主义的行为，但要记住的是，后代的存活量（数量和质量）正是个体适应住的衡量标准，为远亲所作的牺牲称之为利他主义那是较好理解的。当一个个体为另一个完全陌生的个体作出克已的牺牲时，就是彻底的利他主义行为，是“高尚”的行为。与此相反的行为，即用降低其他个体的适应来提高自己的适应，就是自私自利的行为。自私行为不可能得到普遍赞扬，但是尚可理解。然而，还有一种行为似乎没有什么合理的动机：为了降低别的个体的适应，自己一无所获，甚至会降低自己的适应。这种行为被称之为怨恨行为。看来怨恨行为只是为了行为者发泄心头之恨，得到一种心理满足。

6-2 行为模式

由一个人及其兄弟代表的行为关系网 简化模式示意图。如果是个利他主义者，就会为其兄弟的利益作出某些牺牲。他必须放弃一定的自身利益，如让出对食物或庇护所的需要、延迟婚配、在危险面前挺身向前，等等。从纯粹的进化观点来看，这些利他行为的重要结果是损失了基因适应能力 ——缩短了生命周期，或留下更少的后代，或二者均有。这会导致下一代中利他主义的减少。但是别忘了，他的兄弟的基因中，有一半是和他的基因相同的。即使在极端的情况下利他者没能留下后代，但是他的利他行为使其兄弟的基因在下一代中加倍、甚至更多，实际上等于增加了利他基因，使利他基因在后代中得以表达。他的兄弟所具有的许多同类基因会强化利他主义行为。在这种情况下，广泛的适应力完全取决于那个受益的兄弟的贡献，但它足以在群体中传播利他主义基因，从而使利他主义行为得以进化。这种解释读者已不会陌生了，这正是亲缘关系学说的内容，因此这个模型可以解释所有受利他主义影响的亲族关系。

按照这同一个模型，还可以探讨自私自利的进化。表面看来，自私基因似乎在任何程度上都能在下一代中提高自私个体的基因频率。其实不然，因为受到损害的亲族把自私个体的基因也丧失了。这就给自私行为划定了限度，使之不能无限夸大；过分了就会危及自身利益。

至于怨恨行为，如果能增加广泛适应能力的话、也会得到进化。但是行为者必须能够区别亲属和非亲属，否则怨恨行为的基因很可能“自杀”而被自然选择淘汰掉。只有怨恨行为者使其亲属所得之利足以补偿他自己的损失，有利于怨恨行为的基周才会在群体中存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人类社会中真正的怨恨行为司空见惯。无疑，只有人类才对血缘世系有敏感的意识和清楚的判断，从而能够避免对自己的亲属行使怨恨行为，变相自杀。当然，人类还具有玩弄阴谋诡计的智慧，为了亲属的利益损害别人，即使自己胃着风险也会这样干。这是用不着举例的。

6-3 互惠利他主义

群组选择理论已给利他主义赋予了最为良好的 意愿。把利他主义看成是 DNA 通过亲族网加强自 己的机制。自然选择的理论进一步扩展到特里弗斯称之为互惠利他主义的复杂关系之中。特里弗斯所提供的范式，是人类的乐善好施行为。一个人掉进水里了，另外一个人跳下去奋不顾身地抢救。而这两人可能毫不相干，甚至以前互不相识。人们认为这种反应是“纯粹”利他主义的。然而人们会看到，乐善好施者从自己的行为中还是颇有收获的。假设在得不到援救的情况下，落水者彼淹死的可能 性是 1 ／ 2 ，而援救者也彼淹死的可能住是 1 ／ 20 ； 再假定援救者被淹死，落水者也难逃一死，而援救者活着则落水者总能得救。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死亡的可能性就由 1 ／ 2 换成了 1 ／ 20 的一倍（援救者也可能淹死）即 1 ／ 10 了。如果遇险者和援救者的 位置有朝一日来个对换，那么对他们两个人来说，充当这种角色就都是有利的。从群体的角度看，这是大有遗传适应的价值的。互换实际上增加了个人的适应力，所以并不是纯粹的利他主义行为。

乐善好施模型还有一个矛盾之处：为什么被援救的个体要去互换呢？为什么不当骗子？答案是：在社会中个体及其行为要由其他人来鉴定，即使在纯粹进化适应的意义上对骗子也不容情。

特里弗斯颇首技巧地把他的遗传模型与人类大多数微妙的行为联系起来。例如，侵犯性的道德性惩戒把想当骗子的人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其作用并不比说教家对信徒的喋喋不休更小，暗示互惠的优点、自以为公正善良、感思以及同情加强了认可利他行为的可能住。

6-4 动物中的利他主义

人类行为充满了与遗传理论相一致的互惠利他卜主义，但是动物行为似乎并不如此。这可能与动物中关系不够持久，有关个体的记忆不够可靠有关。让我们以现有的理论来估计一下动物中的利他行为。通过家族水平上的选择演化，在社会住昆虫中有许多利他主义行为的例子。大多数自蚁和蚂蚁的兵蚁，基本功能限于群落的防卫。通常兵蚁对刺激的反应比其他成员要慢一些，但是一旦兵蚁开始反应，就会把自己置身于最大的危险之中。例如，当蚁房壁被打破时，工蚁纷纷逃到深处藏起来，而兵蚁则争先恐后地涌出来，在破口处转来转去，作出侵略性的姿态。社会性蜜蜂和黄蜂可以为轻微的挑衅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尽管脊椎动物中很少有社会性昆虫的自杀式献身方式，但许多动物为了保卫自己的亲属而把自己置身危险之中。在狒狒群中占统治地位的雄性（又称甲雄，意即一群体中地位最高的雄住），当群体其他成员觅食的时候会把自己置身于一个暴露的地方，以便观察动静。如果有捕食动物或竞争性群体接近，它就狂叫报警，也可能以威吓的姿态向入侵者冲去，其它的雄性也许会跟它一起冲（但也有人揭露，一旦出现危险，如遇到豹子，“成年雄狒狒总是第一个逃之夭夭”）。群体后退的时候，甲雄会在后面掩护。象疡香牛、糜鹿、斑马、纰角鹿等有蹄类动物，成年动物把自己置于捕食者与幼年动物之间。当雄性带领家眷时，充当着保卫者的角色；在其他情况下，雌住进行保卫工作。用亲缘选择的理论很容易解释这类行为。占统治地位的雄性所保卫的几乎都是它的后代，至少也是其近亲。在鸟类中，双亲为了保卫自己的后代，在捕食者面前进行迷惑性错乱表演，这种表演的目的是吸引捕食者的注意，并把捕食者从鸟蛋或雏鸟那里引走。各种鸟都有自己的圈套，有的从事表演飞行，有的装成小鸟，最多的是装着受了伤，或是装成有病的样子。例如，当入侵者来临时，母夜鹰有意识地飞到入侵者跟前（要离开它的巢一段距离），不 是垂下翅膀，就是展开翅膀（见图 6-3 ），作出 易被捕获的姿态把敌人引走。这种“调虎离山之计”无疑是要冒一定风险的。

除了简单地暴露之外，还有其他的方式可使防卫者生命历险。如果一个防卫者要想给同伴报警，就把注意力引向了自己，从而冒更大的风险。在社会性昆虫中，报警是一种直接的利他主义行为。在许多物种里面报警都与自杀性攻击行为密切联系在一起。即使昆虫在飞行逃跑中释放警告激素或发出警告声，也会把入侵者引向自己。许多小鸟发现敌人（夜鹰、枭等等）威胁着它们的邻居时，也都会用多种方式报警。它们为什么要自我麻烦？既然已发现了危险为什么还要警告其他鸟儿？看起来报警呼叫是利他主义行为。它源出于亲族选择：不仅配偶与后代，而且远亲也会受益于报警行为。

在动物中，为了其他个体的生殖而减少自己生殖的现象是广泛存在的，这种现象为亲缘选择提供了最有力的简捷证据。通常，社会住昆虫在这方面是最为鲜明的例子。在白蚁、蚂蚁、蜜蜂、黄蜂之中，存在着一个为数众多的不育阶层，它们的基本功能是增加王后（一般是它们的母亲）的产卵，并抚养王后的子女（通常是它们的兄弟或姐妹）。 “帮助者”的情况在鸟类中也很常见。在红松鸡、澳大利亚兰鹤鹤、美洲社鹃等鸟类中，都有些“帮助者”在帮其他同伴抚养后代。具有典型性的帮助是成年的子代提供给亲代的。美洲有一种丛林樫鸟，当雏鸟成熟后，并不自己建巢生育，而是要先帮着自己的父母抚养小弟妹一段时间。不过帮助者并不管建巢和孵化的事，只是喂养小鸟，保卫家园，抵抗捕食者等等。

除了自杀之外，再没有比放弃食物更利他的行为了。在社会性昆虫中，有许多把自己的食物让给同伴的例子。成年非洲猎狗中也有利他的食物分享行为：有的外出捕猎，有的在洞里留下照料幼小，回来后食物共享。利他性的食物分享在类人猿中也存在着，黑猩猩就成功地互相乞讨食物。对敌手的容忍可成为一种利他主义行为。动物同种之间的战斗具有典型的仪式性。斗败者认输撤离，胜利者不会去伤害对方。在动物决斗中很少有致命现象出现，这是为什么呢？除了我们在上一章中讨论的机制外，人们还有些其他见解。有一种解释认为，这种怜悯对物种有好处，因为这样可以保持本物种最大数量的健康、未受伤的个体。另一种假说认为，战斗中的礼仪化是亲族选择的结果：需要赢得战斗的胜利，同时又要保住共同分载的基因。还有一种解释认为礼仪化的战斗是纯粹个体选择的结果。因为当一个动物被其对手伤害之后，存在着另一种逐步升级的战斗。但这种形式没有得到进化。

尽管群组选择的理论尚不完善，但是它为理解社会行为及其最动荡的性质提供了见解。最重要的是，它预言了既爱又恨的矛盾心理是社会性生物的一种生活方式。谈到公正善良，个体被迫在不可调合的忠诚之间作出不完善的选择一在其自身、家族、部落，和其他选择单位的“权力”与“义务”之间作出选择，而其中每个单位在进化中都有自己的荣誉法典。因此，人的精神处于不断的混乱之中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如果社会生物学与神经生理学结合起来，或许能把古老的宗教观点改造成伦理学进化起源的一种精确解释，从而得以知道在特定的时代我们作出这种选择而不是那种选择的原因。这种理解能否产生行为的规则尚不得而知。目前，或许建立一条从动物行为到人类社会行为的线索就足够了。

6-5 人类的利他主义

人类利他主义看来是有缺点的。这主要是指人类利他主义牺牲的目的在于使一个群体比其他群体更发达兴旺。不求回报的慷慨是人类最罕见和最珍视的行为，微妙而又不容易定义。它似乎也是一种高级的选择模式，受到礼仪与环境的包围，得到奖章和激情演说的赞誉。奖赏的目的在于藉此创造利他主义，促使别人表现利他主义。人类使真正的利他主义神圣化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国会最高荣誉勋章都给了一些不寻常的人，以身体压住爆炸的手榴弹来掩护同伴的人，在战斗中冒死救助别人的人；以及作出其他丧失自己生命而有利他人的行动的人。这些人都是舍生忘死的英雄。在生与死的关头，为了战斗的胜利，为同伴、战友的安全，毅然决然地选择自己的死亡。英烈悲壮的利他主义牺牲都是勇敢的最终表现，显然应当得到最高荣誉。但这些人在拼命的瞬间脑子里想的是些什么呢？这仍然是个谜。个人的虚荣心和自豪感在这种场合总是重要的因素。詹姆斯·琼斯在《二次大战》一书中说：“纯粹的战斗激情经常使得一个人自愿去死，而没有这种激情他可能会畏缩不前。”

动物中也存在着利他主义——不是为了自己的后代，而是为了本物种的其他成员。这种自我牺牲的本领并非意味着有什么神性或超自然的地方，我们所寻求的是更合理的生物学解释。那么立刻就会出现一个根本的问题：牺牲了的英雄没有后代。如果自我牺牲的后果是断子绝孙，那么造成英雄的基因就会逐渐在群体中消失。一种狭隘的自然选择判断会作出这样的预测：由于受自私基因支配的人在群体中必定超过利他基因支配的人，所以在许多代之后，自私基因将会盛行起来，而群体就难于作出利他反应了。

那么利他主义如何能保持下去呢？在社会性昆虫中，这是不成问题的。自然选择已扩大到把亲族选择包括在内的程度。而牺牲者本身就是不育的，其本身的存在不是为了别的，仅仅是为双亲服务，为了让双亲生育更多的姐妹。

很自然，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能通过自然选择使人类中的利他主义得以进化？这可以看看实际情况：人类的历史上，在大部分时间里，主要的社会单位都是直接的家庭和密切的亲属关系网。直到现在为止，关系的远近、财产占有权和继承权的大小，也完全是按照亲缘关系来决定的。这在全世界都是统一的标准。这种优越的内聚力以及对亲属的细致认定，由于高级智慧而得以完善。所以亲族选择在人类一直是更有力量的一种进化因素。和其他哺乳动物相比，这一点尤为明显。

当然，人类利他行为的形式和强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人类的社会进化显然更有文化性而不是遗传性。但关键是所有的人类社会所强有力地表现出来的潜在情绪还是通过基因进化的。社会生生物学的假说并不能解释人类社会之间的差异，但是它可以解释为什么人类不同于其他哺乳动物，以及为什么在一个很窄的方面（即亲缘选择占重要地位）人类和社会性昆虫更加相象。

人类利他主义的进化理论，由于大部分利他形式本质上是自私的这一点而显得极为复杂。没有完全彻底自我消灭的人类利他主义形式。绝大多数高大英雄的生命都在预期的巨大奖赏中得到了报酬，他们中大部分都相信个人的不朽。当诗人们歌唱欢乐的死亡时，他们所指的根本不是死亡，而是神化或涅槃；他们所信奉的是智能的不朽，即精神的永存不灭。

在许多情况下，利他主义行为的前提中包含着同情之心——人类相互救助的心理基础。然而，同情是有选择的，而且往往是为自己服务的。印度教允许慷慨地照顾自己和近亲，但并不鼓励同情无关的人，在印度最不受怜悯的是贱民。佛教的宗旨是通过利他主义来保护自己，信徒以慷慨行为换取更好的个人生活，并用良好行为去补偿坏行为。佛教国家和基督教国家都发现用信仰普遍怜悯的概念去进行侵犯战争是很方便的事，许多战争都是在宗教的名义下进行的。例如历史上的十字军远征。

同情心是可变的，而且对政治现实的适应性很强；也就是说它与个人、家庭以及暂时联盟的最高利益是一致的。

6-6 两种利他主义

要理解这种奇妙的选择性，要解开人类利他主义之谜，我们必须区别两种合作行为的基本形式。利他主义的冲动可能是非理智的，单方面为了别人。贡献者无意要求同样的回报，也不为了得到报酬而有意识地作什么。这种行为是“无条件利他主义”，这种行为相对地不受社会的奖励和惩罚的影响。存在这种行为的地方，大约是亲族选择或自然选择在完整的家庭或者部落单位上起作用而进化的。可以预期，无条件利他主义的服务对象是利他者的最近亲属。随着这种亲属关系的疏远，无条件利他主义越来越少见了。

相反，“有条件利他主义”行为，实质上是自私的。“利他者”期望从社会上为自己或其亲属获得报酬。他的良好行为是一种老谋深算之举，往往完全是有意识的。他的策略是由极其复杂的社会约束与社会需要所造成的。有条件利他主义最初是在个体选择的基础上进化的，并受到变化莫测的文化进化的巨大影响。这种行为的心理媒介是谎言、做作、欺骗、甚至于自欺，因为行为者本身对于自己的真实性是最笃信的。

问题是无条件利他主义和有条件利他主义在人类社会中的相对数量如何？在蜜蜂和蚂蚁那里，这是不成问题的，因为那里主要是亲族选择，所以实际上全都是无条件的利他主义。社会性昆虫之中是没有伪君子的。在人类社会中，有条件利他主义发展到了顶点。在人类社会中的远亲或不相干的个体之间，互惠是关键所在。社会契约的完善已打破了严格的亲族选择给古脊椎动物的制约。通过互惠的习俗，加上灵活的、无限丰富的语言，以及语词分类的能力，人类流行着长期协议，在此基础上建成了文化与文明 。

然而仍然还有问题：在所有这些契约性的超级结构下面，是否存在着无条件利他主义的基础？这使人想起了休谟惊人的推测，即理性是激情的奴隶。所以我们就得问问：制定契约的生物学目的是什么？有多么顽固的裙带关系在起作用？

这种差别是重要的，因为基于亲族选择的纯粹无条件利他主义是人类文明的敌人。如果人类在很大的程度上受学习规则的支配，并且把情绪发育引向有利于自己的亲属和部落，那么全球性的和谐一致就很难买现了。国际合作也将毁于不断的战争和经济斗争。家族和领土的规则将成为以理性为奴的热情产物。

6-7 无条件利他主义在人类社会中的限度

人类行为中两种利他主义的比例是令人乐观的。人类似乎足够自私和精于计算，所以能保持较大的和谐与社会自稳定。这一陈述并不是自我矛盾的。真正的自私对于更加完善的社会契约来说是关键的因素。

这种乐观基础是以部落文化和种族城邦为依据的。如果利他主义是严格地单向的（无条件的），那么亲族和种族的纽带将由相应的聚合力加以维系。由于联盟的世系难于或不可能被打破，它就会变得错综复杂直到文化变化在混乱之中停滞下来。在这种情况下，社会单位就是些扩大的家庭和部落。甚至无法发展到国家的阶段。

为了更清楚地理解这个思想，让我们暂时回顾一下基本的进化理论。设想一种自我服务行为的谱系。一端受益的只是个体，然后是核心家庭、家族、联盟、部落、王国，最后，在另一端是最高的社会政治单位。那么，人类社会行为的固有本能对其中的哪个单位最有利呢？在回答之前，先从另一角度看看自然选择：那些遵从最强烈的自然选择的单位，那些以最高的频率生育和死亡的单位，与环境要求相一致的单位，将会受到隶属于它们的个体因有行为的保护。在鲨鱼那里，自然选择在个体水平上以压倒一切的优势起作用；所有的行为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而水母、蜜蜂和自蚁则是以群落为中心的。

人类显然在这两种极端之间。到底在哪里呢？证据表明人类靠近个体的一边。离鲨鱼比蜜蜂近些。个体行为，包括那些表面上为了部落和民族的利他主义行为，有时是以迂回的方式为了个人的或其近亲的进化利益的。最为精级的社会组织形式，不管表面如何，实质上都是为个体福利服务的工具。人类社会中，似乎只有对最近亲属的利他行为才是无条件的（与社会昆虫和群落无脊椎动物的情况不可同日而语），其他的利他行为都是有条件的。也就是互惠的、有报酬的。

在加勒比地区移民习俗研究和比较研究中，社 会学家帕特森（ Patterson ）对联盟和利他主义作出三个结论：（ 1 ）当历史环境使得民族、阶层、种 族夫系之间发生冲突时，个人的策略是尽量少参与 冲突。 2 ）个人的策略是使自己得到比他人尽可能多的利益。 3 ）尽管民族和种族的利益有时会占上 风，但从长远的观点看，社会经济阶层是主要的因素，即阶级的利益高于其他利益。个人的种族统一性的力量和范围，是由他的社会经济阶层的一般利益所决定的。个人首先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然后才是阶级，最后是种族。政治学中有一条收敛原理称之为“指导者规律”，说的是社会的收益分给了统治政府的阶层。甚至“一个社会的道德，也是那个社会的统治阶级的道德。”在美国，当然是指中产阶级。其实所有的机构，从公司到教堂，其演化的方式都是为了增进统治它们的那些人的最高利益。人类的利他主义，回到生物学的参考框架中，是有条件的。要寻找无条件的利他主义，必须探寻到个体，而不能超出其子女和最近亲属的范围。

然而明显的事实是，全部人类利他主义都是在强有力的情绪控制下形成的，这会使利他主义表现为最无条件的形式。在行施互惠的过程中表现出了最强烈的道德性惩戒。人们普遍僧恶欺骗、变节，背叛和卖国。有最严格的法典来强化荣誉和忠诚。似乎本能最初强化的学习规则使得人类对其群体成员具有这些价值而不是其他的价值。这些规则也使得领土性和恐异症得到了发展，恐异症是对其他群体的成员的情绪态度。它的进化渊源在亲缘学说的讨论中已介绍过了。

在学习规则和情绪担保基础之上的人类利他行为的内在结构是严格的和普遍的。这种普遍化有下列形式，群体内成员越是贫乏，越要把群体的自恋作为一种补偿；群体越丸个人因与群体一致而得到自恋满足就越弱，因而群体联结的聚合力就越小。而在群体之内，个体更愿结成更小的群体；另外，如果已经存在着某种亚群体，作为较大国家的部分的地区就要搞独立。

总之，有条件利他主义的特点是强烈的情绪和对物质的忠诚。人类在荣誉的准则方面是一致的，但在把准则运用于何人时则变化莫测。联盟的组织、破坏、重建都很容易，而非一成不变——没有永、恒的敌人，也没有永恒的朋友。群内与群外的区别是重要的，但是精确的地理界线也是很容易变化的。

6-8 行为价值观与目的

奇怪的是人类在精神义务崩溃的时候象大河决堤，一发而不可收。人们投入很大的精力去安排自己的联盟，同时使他人有同样可选择的机会。利他主义的冲动是如此有力，幸而大部分都是有条件的利他主义。如果利他主义都是无条件的话，那人类的历史就全是裙带关系，种族主义。人类为自己的血亲牺牲自己的激情简直是可怕的。尽管我们在社会契约的能力方面存在着缺陷，然而哺乳动物在自身的局限中，就有这种不断的更新和乐观的犬儒主义。借此，有理智的人可以大有作为。

文化能使人类行为趋于利他完善化吗？文化能创造圣徒的种族吗？答案是否定的。

在意识形态方面，神学家们互相叫骂，都把对方指为罪恶之渊薮，是最邪恶的所在，其实事情远不那么简单。有人大感困惑，这样写道：“如果有些邪恶之徒在那里阴险地大干坏事，只需要把他们找出来消灭掉就完事了。但是划分善与恶的线贯穿于每个人的心中。谁又乐于毁掉自己心脏的一部分呢？”

利他主义的人性化只有通过对伦理道德更科学的检验，才能有智慧和社会契约的见地，教育心理 学家劳伦斯·卡尔伯格（Lawvrence Kahlberg ） 相信在人的精神发育中有六个伦理推理阶段，每个人的进步都是通过这六个阶段发育而来的。孩童从不加怀疑地依赖干外在的规则和控制，到逐渐有一 套成熟的内在标准，要经过）（ 1 ）仅仅为了免受惩罚而遵守规则和权威：（ 2 ）为了得到奖赏和互换宠幸，而使自己与集团行为相符；（ 3 ）好孩子意向，为了免受别人的白眼和拒斥；（ 4 ）职责意向，兔遭权威斥责、免得破坏秩序和招致罪过；（ 5 ）墨守法 规意向，认识到契约的价值、制定规则中的某些武 断是为了维护普遍的善；（ 6 ）意识或原则意向，对 选择原则的初步忠诚，在法律被认为害大于利的情况下，这种意向能否决法律。

这些阶段的基础是孩子对有关道德问题的语言反应。由于知识和训练的不同，一个人可以在这个阶梯的任何一级上停下来，大多数人达到了第四或第五阶段，当伦理选择带有契约和墨守成规的性质时，所体现的道德就是大多数人类社会进化的基础。如果这种判断是正确的，那么伦理个体发育已被从遗传上同化了，变成了精神发育过程自动指导的部分。个体通过学习规则和相对不灵活的情绪反应的控制，越过第五阶段。有些人在重要的关头由外在事件引起了意向的转移。但是大部分人都达到第四或第五阶段，并能和谐地生存下去——这是更新世狩猎——采集人阵营的伦理标准。

由于我们已经不是生活在狩猎——采集人的小群体之内了。所以第六阶段是最近于非生物学过程的，因而也最易于过分扩大化。个人所选择的原则与判断群体和法律的原则是有矛盾的。由直觉在情绪的基础上所选择的规则，就其起源而言基本上是生物学上的，因而只能强化原始社会的秩序。这种道德是下意识地形成的，是要给群体奉献一种新的理性。要改变对无条件利他主义作用的信仰。

但是，如果原则是由远离生物学的知识和理性作出的，至少从理论上可以是非达尔文主义的。也就是说，所选定的原则并不符合生物进化的原则。这就引起了一个问题：作为原则选择标准的伦理价值和文化素养本身，不也是进化的结果吗？既然创造它们的人都是进化的成果，如果说它们会违反进化的规律，是讲不通的。

高级伦理价值的文化进化不能获得一种与生物进化相反的方向和力量，并完全取代基因进化。基因是有约束力的。这种约束将是长久的。人类的价值观必须与基因库的影响相一致，否则是不可想象的。由于大脑是进化的产物，因此人类的行为、指导和驱动行为的最深刻隐秘的精神反应，都是一种迂回而复杂的技术手段，它们的目的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必是使人类的遗传物质得以维持和发展。伦理价值的最终功能也没有超出这一伟大目标的更合理的证明。 

谢选骏指出：人说——“基于亲族选择的纯粹无条件利他主义是人类文明的大敌。”

我看——说这话的人不是伪君子就是十分幼稚。因为在人类社会中，流行的正是“基于亲族选择的纯粹无条件的利他主义”！对了，这正是迄今为止的“人类文明”的基石。所以人类的最大自治单位依旧号称“国家”——以家庭为基本组织的社会！

【第七章 性与性冲突的奥秘】

真正使我们陷于困境的，都是那些我们对自己不理解的东西。——唐纳德·A·里德

7-1 性的意义

性是人类生物学的一个中心问题，性是渗透到我们的生命存在的各个方面的一种千变万化、无限复杂的现象。在生命的每个阶段，性都以新的形式出现。但是，对于性存在的意义及其演化实质，对于性与性引起的一系列问题，迄今为止，人们还缺乏深刻的理解。

性的问题，之所以有那么多的盲目无知、愚昧滞塞，以致造成种种社会与个人的不幸与痛苦，是由于性本身的模糊、复杂与矛盾的事实所致。性的存在并不是为了纯粹的生殖目的。按理说，社会进化与性是矛盾的，性生殖必然限制和影响社会进化的步伐，而没有促进这种进化。在进化过程中，性是一种反社会的力量。因为如果完善的社会是没有冲突、高度利他主义和高度协作的社会的话，那么其社会成员在遗传上应是同一的。可是性生殖的出现，使成员之间产生了差异，亲代和子代的共同基因也由此减少了一半。随之而来的是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两性之间的冲突和亲代与子代之间的冲突。雄性如果能给更多的雌性授精，那将会传播更多自己的基因，从遗传适应的进化标准看，无疑是有利的；但在许多的物种里面（人类恰好属于这样的物种），雌性需要雄性的大力帮助，因此本能地否定和反对雄性的额外交配。

子代需要亲代更多的服务，而亲代则试图尽可能生育更多的后代——传播更多的基因。这种需要上的差别导致了亲代与子代之间利益上的矛盾冲突。在解决这类冲突时，亲代甚至不借对子代进行必要的惩戒性侵犯。

至于由共同的对异性的需要而引起的同性（往往是雄性）间的激烈竞争，那就更普遍了。不仅在较高等的脊推动物中，性竞争司空见惯，就连虫豸一类的低级动物中，性竞争的激烈程度也是颇为可观的。倘若在进化中没有性差异的出现，这类生物竞争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事实上，进化过程为生物的繁殖创造了比复杂的交配和授精过程更为有效的方法。细菌生殖是一 分为二，只消 20 分钟便是一代。水螅从身上长出芽 胞而产生后代。海绵的每片碎片都能长成一个完整的新个体。因此，如果性与性活动的目标是生殖，那我们的祖先就会没有性。人可以是无性的，从中性的子宫表皮细胞长出新的后代。象细菌那样一分为二的无性增殖法在罕见的情况下也会在人类中发生：同卵双胞胎。

除了人类之外，性的基本功能中可能也不包含着性快感的成份。因为大多数动物的性活动是机械的，很少有性交前的准备活动。没有大脑的无脊椎动物和微生物就根本无性快感可言。性快感充其量是一些动物的强化手段，是引诱那些具有多能神经系统的生物作出时间和精力上的投资，以便从事求爱、性交和抚育后代的方法。

况且，无论从哪方面看，性都是一种无偿的消费，并且是充满风险的活动。从能量的角度看是一种浪费，而且也有危险，因为易于受到竞争者和捕食者的伤害。从显微水平上看，决定性别的遗传机制排列精细，并易干受到干扰。对于人类来说，一条性染色体太少或大多，或者发育着的胎儿在激素平衡方面的微妙变化，都会导致生理和行为上的异常和病态。

因此，性本身并不提供直接的进化利益。而且，性生殖自然造成了遗传赤字。如果个体不用性的方法增殖，所有的后代都会和他相同。而它和另一个不相干的个体结成性伴侣，不仅每个后代中的基因都只有它的一半，而且此后每一代还要再减半一次。如此下去，用不了几代，一个个体的“基因型”就会被“淹没”在群体基因库中了。

因此，有无数理由说明应采取无性生殖：无性生殖是独自的、直接的、安全的、节能的，并且是自私的。那么为什么性别能进化呢？

主要的原因是性创造了多样性，而多样性则是亲代为了对付无法预料的环境变化所下的赌注。设想下列情况：有两种动物，每种动物的个体都带有 两种基因 A 和 a, 即每个个体的基因型都是 Aa 。一种动物营无性生殖，所以全部后代都是 Aa; 另一 种动物营有性生殖，它产生的性细胞每个只包含一 种基因，不是 A 就是 a 。因此它们的后代有三种可能的基因型： AA ， Aa ， aa 。如果环境变化——比 如说严寒的冬天，洪水，危险的捕食动物入侵—— 的结果有利于 aa, 那么在下面的世代中有性生殖的群体就会主要由 aa 组成，直到环境变为有利于 AA, 或 Aa 。

事实上，性生殖所提供的多样性潜力简直是无穷无尽的。从理论上讲，一对夫妻所能提供的遗传 差异数量是 547 个遗传上不同的个体；而一个完整的群体中，保守地估计也有 10 1000 个可能变异。别忘了，天文学家估计整个宇宙中也只有 10 80 个原 子。所以，“多如银河之沙”的说法，远远不足以形容性生殖所能提供的遗传多样性。这种无限的多样性以及由此造成的适应潜力解释了为什么有如此众多的生物不厌其烦地进行有性生殖。

7-2 两性及其冲突

那么为什么通常只有两种性别呢？从理论上讲可以有只有一种性别的性系统——从解剖上看是统一的个体，能产生形状一致的生殖细胞，井把它们不加选择地结合在一起，有些低等植物正是这样。也可以出现无数的性别，某些真菌便是如此。但是两性系统盛行在大部分生命中。这种系统似乎能提供最有效的分工。

典型的雌性是特化来造卵的。卵子大，有利于保存、转移，还可以在幼体能从外部摄取营养之前提供营养。雄性是制造精子的，精子是一种小配子，也是最小的细胞单位。两个配子结合时，造成了基因的混合。因此，受精卵与无性生殖细胞的差别中有一个根本的特点：它有新的混合基因，即新的基因型。

两种性细胞在解剖上差异极大。人的卵就比精 子大 8 ， 500 倍，人类性别的生物学和心理学贯穿着 这种由配子差异造成的差别。最重要的直接后果，是女性在每个性细胞中都投入了更大的投资。一个 女人一生只能产 400 个左右卵，最大的可能也只有 20 个卵成为孩子。怀孕、分娩、抚育的代价就更大 了。相反，一个男人每次射精就能放出数亿个精子。他一旦给女方授了精，纯粹的生理义务也完成了。他的基因将和大方的获利相等，但投资却小得多。

由此造成的两性冲突不仅是人类的一大特性，而且是大多数动物都存在的问题。在动物中，雄性的特点是侵犯性强，在交配季节表现得最为强烈。从卵受精到胎儿出生这段时间里，一个雄性可以给许多雌性授精，而一个雌性却只能接受一个雄性的授精。这就使得雄性好侵犯、急躁、在感情方面易变，并且无鉴别力。从理论上讲，女子羞怯不表态，对于发现最佳男性基因是有利的。同样重要的是，雌性要选择那些授精后更愿和她们呆在一起的雄性。

人类忠实地遵从这一生物学原理。的确。现存的许多社会中在性道德和住分工方面有众多的差别，这与文化有关。社会使自身的习惯从属于环境的需要，有严格的一夫一妻制，也有极端的多配偶制。在男人和女人的行为与衣着之间，有几乎不分男女的情形，也有存在极大差别的形式。人们有意识地改变态度；一个社会的流行风尚可以在一代人之中发生变化。然而这种灵活性并非没有限度，其背后潜在的一般特征与进化理论的预期是一致的。所以，让我们先集中讨论生物学上有意义的一般性，暂时先不考虑文化影响的不可否认的重要的可塑性问题。

首先，人类是适中的多配偶物种，在性伙伴关 系中，以男人造成的变化为最多。人类大约 3/4 的 社会形态允许多妻，其中大多数还有法律和习俗为之张目。伊斯兰教就规定可以娶四个妻子。而支持 多夫的社会还不足 1 ％。其他的那些一夫一妻制社 会只具一种法律上的意义，而以情妇和其他方法补充实际上的一夫多妻制。

男人总把女人当作一种有限的资源，因而也是一种有价值的财产。她们在等级婚姻中成为受益者：通过婚姻可以提高社会地位。一夫多妻和等级婚姻在本质上是相互补充的。在各种文化中，男人都是追寻和获取，而女人则受到保护或打击。当把性作为出卖物时，通常男人为买主。妓女是受歧视的社会成员，她们在陌生人面前放弃了自己宝贵的生殖投资。

解剖学上的差异是分工的基础。这种生理上的差别并不是刺激和训练的结果。人类两性之间的性格差异与其他哺乳动物没什么差别。

7-3 两性投资的差额

性歧视是哪儿来的？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有生物学上的原因。也就是说，它也是一种进化产物。我们不能简单地承认有些动物是雌性的，有些是雄性的。还应该追究一下，雌雄这两个字到底是什么意思？雄性的本质是什么？雌性的根本定义又是什么？对于人类甚至整个哺乳动物，这似乎不算问题。雄性有阴茎在体外，雌性定有喂奶的乳房；婴孩要在雌性体内长成，两性的染色体也有差别，如此等等。这些判断个体性别的标准对于哺乳动物来说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对于一般的动物和植物，这样的标准就大不可靠了；例如青蛙、鱼类、天鹅、野鸭，则既没有阴茎，也没有乳房。但是有一个基本特性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动物和植物，以用作判别雌雄的标准。那就是雄性的性细胞比雌性的性细胞要小得多，数量却多得多。这种差别在爬行类和鸟类尤为显著。恐龙蛋象西瓜那么大，鸵鸟蛋象甜瓜那样大，可它们都是一个性细胞。至于精子，那可就小得肉眼看不见了。巨大的雌性性细胞（卵）是一种宝贵的资源。人类对这种资源的认识和利用在实践上远远走在了理论的前面。例如人们把爬行动物和鸟类的卵当美味之食由来已久，以至于大海龟和某些珍禽因此而面临绝种的险境。不过要是把海龟和禽类的雄性性细胞当作食物，可能它们是不会有绝灭之虞的。人卵虽然小得只能在显微镜下才能看到，但其稀少和宝贵程度更是毫不逊色。

这样一比较就可以看出，在生殖过程的初始，雌性就已经吃了大亏，而雄性则占了大便宜：尽管投资相差甚远，收获却大家相等——下一代身上雌 雄两性的基因含量永远是相等的（超雄（ XYY ）、超雌现象（ XXY 、 XXXY ），属于畸型病态，不 在此例〕。就拿悬殊远比鸟类等小得多的人类来说， 投资比例也是 8 ， 500 ： 1 ！如果你想投资办个企业， 而自己又干不了，必须找个合作人，难道你能这样对人家说话而达到目的吗？“喂！老兄，我出一 块钱，你出 8 ， 500 元，加起来是 8501 元。拿这些钱 投资冒险，由你去经营，将来赚了钱二一添作五，谁也不许多拿半个子。怎么样，成交吧？”可以肯定，这笔交易是成不了的，人家还会认定你是个贪婪无度的吸血鬼，剥削成性的寄生虫呢。可是，男女结合生个孩子，实质上就是这么一笔买卖。女子一开始就以其巨大而营养丰富的卵子付出了比男于更多的投资额，而从怀孕起，对幼儿承担的“义务”就比男子更大。母亲对子女的投资大于父亲，不仅在一开始，孩子的整个发育阶段都是这样。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哺乳喂养，照料教育，所有这一切，基本上都是由母亲承担的。从纯粹的生殖意义上讲，男子作父亲不费什么力气，而女子当母亲则必须付出重大的代价。

7-4 两性行为模式的差异

某些社会生物学家有这种认识：鉴于上述种种理由，男子可能比女子更倾向于“乱交”——和尽可能多的女子发生关系：而女子则比男子专一性强得多，不愿和多个男子同时有性关系。这丝毫没有证明男子在性的问题上天生自私放荡。尽量多和异性结合、多生育后代，至少从进化的角度上讲是有利的。只不过男子较容易做到这一点，而女于却做不到罢了。至于“兴趣”的问题，在进化的历史上是没有地位的。

根据女子的实际情况，她需要有人帮助和照顾（亦或这是女性依赖性的原因）。所以女性选择的是那种忠诚型的男性。当然，男子也希望女性“贞洁”、并忠于他。只不过当他觊觎其他女子时，又希望对方不至过“迂”，把贞洁二字看得太重。社 会生物学家的计算结果是，若在全部女子中有 5 ／ 6 的忠诚型，全部男人中有 5 ／ 8 的忠诚型，群体在遗传上就是稳定的。当然，假定每个男人 5/8 的时间 保持忠诚，其余的时间去寻花问柳；而每个女子 5/6 的时间保持“贞洁”， 1 ／ 6 的时间纵情放荡，同 样可以实现进化上的稳定状态。可见，女子的自由度显然小于男子。

7-5 家庭幸福策略

社会生物学家认为，雌性个体受剥削，而这种剥削行为在进化上的主要基础是，卵子比精子大。由于这种生物学上的差异，使得雌性在处理两性关系上主要采取两种策略。其中之一称为”家庭幸福 策略”（The doniestic-bliss stratege ）。

何谓家庭幸福策略？简单他说就是选择并保持雄住个体对家庭生活的眷恋和忠诚。为了简明易懂。还是举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例子方便些。是否能成为忠诚的文夫，这在男子中是有所差异的。如果女子能在婚前对此有所鉴别，并选择那种将会成为忠诚丈夫的人，无疑是有利的，为了作到选择合适的丈夫，并保持他对家庭的忠心，女子有两种必然采取的方法：一是长时间地搭架子，忸怩作态；半推半就、不置可否，即使心中愿意，也决不主动说出来，采取被动姿态，既是为了考验男方的忠诚度，也是为了将来的主动。另一种方式是让男方在婚前就进行重大的投资。例如提供无偿劳务、要求家庭用品和设备的必须数量、现金、存款等等，迫使男子事先进行投资，使未来的家庭趋于稳定：成家之后男子再抛弃女方，另找新欢，就要损失不少东西。

从理论上讲，从进化稳定的角度上看，只要能够使雄性个体付出昂贵的代价，不论是什么，都是可以奏效的，即使这种代价对于尚未出世的幼儿并无直接益处，也没关系。如果有一种动物的雌性都强迫雄性丢完成诸如杀死一条巨角毒龙，翻越一座万仞高山的伟业，然后才允许交配，那也会降低雄性交配后不辞而别的可能性。因为即使有的雄性企图抛弃自己的配偶，再寻新的雌性交配以传播自己更多的基因，但想到还得再去杀条龙或翻座山，这种念头也就没有多少吸引力了。但是必须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大多数雌性都要坚持这种策略，否则就会无效——只要有相当数量的雌性并不要求事先付代价，那些要高价的就只好老死闺阃，终身莫嫁了。

7-6 大丈夫策略

什么是大丈夫策略（ the he-man stratege ） 呢？人类并不采取这种策略，多见之于动物之中。表现形式为一雄多雌，人类也有一夫多妻现象，但毕竟为数不多，且也不是女性自愿采取，而是男人自己规定的。大丈夫策略是指雌性并不关心得到雄 性的照顾 , 而是把全付精力用于培育优质基因。雌 性实施这项策略的手段依然如故：拒绝交配。它们不轻易和任何雄性交配，总是精心遴选，慎之又慎。由于选择标准的一致，结果得以和雌性交配的只是少数几个幸运儿。例如，对海豹的研究表明， 4 ％的雄海豹所进行的交配，占了总交配额的 88 ％，其余 96 ％的可怜家伙，只能分享 12 ％。

7-7 炫耀行为

在雄性个体相互竞争，都想成为雌性个体心目中的大丈夫的情况下，作母亲的能为其基因所作的最大好事，就是尽量生出个日后令人刮目相看的大丈夫式的儿子。使它长大之后，能赢得很多交配机会，从而使母亲的基因传播开去。换言之，能与一个诱人的具有大丈夫气概的雄性交配，很可能生出对后代雌性颇有吸引力的儿子，也就能有更多的后代。

这样，雄性个体就会自然而然地炫耀自己的出众之处，尽管这种炫耀本身看起来很可笑，很荒唐。例如孔雀和极乐乌的大长尾巴，鹿头上的叉丫三角，还有一种流苏鹬鸟，为了争夺雌性，把脖子上的羽毛倒竖起来，以示炫耀。

客观他讲，孔雀和极乐鸟的长尾巴并无用处，而雄鹿头上的巨角也不过是种累赘。这些东西本身对于生存甚至是不利的，它影响了动物行动的敏捷，给捕食者创造了方便条件。但是这种累赘似乎向雌性显示了这样的道理：你看，我拖着这么长的尾巴，照样生活得很好，这本身就说明了我的强壮。那些秃尾巴货，不是营养不良长不起尾巴来。就是战斗力不强被人给咬掉了。巨角虽然沉重，但它恰好是一种雄性的象征，头顶沉重的大角，仍然奔跑如飞，战而必胜，足以说明本身的强健骁勇。这样的雄性都不被选中，还有谁呢？于是长尾巴、大犄角也就在这种住选择压力之下得以进化了。不难看出，这种炫耀行为的解释，既能讲得通，又很荒诞。但这正是自然界的奥妙和迷人之处。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自然界中基因生存机器的所有成功的生存策略，都是矛盾着的选择压力之间的折衷产物，一种对抗的力量正是一种重要的促进力量。自然选择为生命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生存手段，从而创造了生命界的无限多样性。但是每种具体的生存之路，似乎都是横跨万仞绝壁的独木桥，梢有偏离就横遭不测。以雄性炫耀行为为例，不炫耀，得不到雌性垂青，基因传递不下去；炫耀吧，又给自己造成了各种困难和危险，甚至有杀身之祸。美丽的长尾巴很可能缠在树枝上脱身不得；过大的犄角也会加重负担，减慢逃避捕食猛兽的奔跑速度；斑斓绚丽的色彩比不那么惹眼刺目的平淡之躯更容易招来豺狼虎豹，鹰鹞雕鹫。面临着这种矛盾的处境，雄性必须作出选择：要么冒着风险去传播基因，争取交配机会，要么过安全些的生活，只此一生，一死了之。这里把雄性动物描述得好象有意识地去长长尾巴或花羽毛，其实自然不是这样，只不过是：炫耀者留下后代，还是炫耀者；不炫耀者，留不下后代，也流传不下去。

看起来雄性动物象个赌徒，为了赚一大笔，不惜输光赔尽。这还是由于精子廉价、卵子昂贵造成的。在任何物种里面精子的数量都远远超过了卵子，因此卵子比精子的处境好得多。任何一个卵子遇到精子的机会比起精子遇到卵子的机会要大得多，也就是说，卵子受精成为个体的可能性大，而精子“白活一世”的可能性大。因此，雌性个体不必象雄性那样具有吸引力就能保证它的卵子有受精的机会。

所以，对动物而言，一只雄性完全有能力使雌性受孕正是它炫耀的冒险本钱。它当然可能因华丽的奇装异服而招来捕食者，也可能被长长的大尾巴缠在丛林里。但在死亡之前，它可能已有一大批子女了。所以，从基因的角度看，炫耀还是合算的——没有吸引力，即使活得再长，连一次交配机会也没有，基因怎么传播？对基因来说，世代相传是高于一切的。用道金斯的话说：“一个雄性如果失去了它的不朽基因，那它即使占有了整个世界又有什么用呢？”

7-8 骡子难局与性不平衡

不是生物学研究表明性比率一般都是平衡的 吗？不是两性之比都在 1 ： 1 左右吗？怎么会出现两 性行为上不乎衡现象呢？别忘了，雌性受孕生育一次是件费时费力的事，决不象雄性那样轻而易举。由于这个原因，雌性在“交欢”上总是比较挑剔的。因为在进化史上，她不挑剔就会吃大亏。大家都知道骡子，它是马和驴子杂交的产物，虽然身高体大，力气不小，可是不能生育。因此凡是投入到骡子身上的精力，都算白费了，基因在骡子身上只有死路一条。对骡子的父亲，问题倒也不大，反正精子有的是，死就死吧。可是骡子的母亲呢？怀孕、生产、哺乳，全功尽弃。所以骡子的母亲有充分的理由挑剔，避免这种不幸。

人类当然不等同于动物，不可能面临骡子难局。但也有个后代健康问题，还有近亲婚姻生育失败问题。血亲之间的婚配，容易产生不利的遗传后果，会造成致死基因和半致死基因的活动机会，造成后代畸形、滞呆、先天不良等等可怕的病症。因此，凡是存在乱伦禁忌的地方，女性比男性更严格地遵守这种禁忌。如果乱伦关系中年龄大的一方较主动，那么父女乱伦比母子乱伦更普遍。兄弟姐妹之间的乱伦，介乎前二者之间。

要这么一说，从全世界大多数社会一妻一夫制的现实看，倒是符合女子利益，男人反倒不大乐意了。这是由两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一、男人虽愿和女人乱交，但却不希望对方乱交，他愿得到性的垄断权，这也是自私目的使然。二、由于生产的发展，要垄断经济产品，并传之后代，这就是私有制的起源。

7-9 性快乐的进化意义

人类性活动的强度和变化也是独特的，性的目的几乎完全与生殖脱节。妇女性接受能力几乎是连续的，除了月经之外没有中断。为什么会这样呢？可信的解释是，这种特点促进了联盟；这种生理上的适应通过更紧密地把原始家族的成员结合在一起而提供了进化适应。通常，男女之间频繁的性活动是巩固对偶关系的机制。而且性活动的频繁也降低了雄性的侵犯竞争活动，在其他灵长类和哺乳动物中，当雌性进入发情阶段后，雄性的敌对行动就加强了。而在原始人类中，由于发情期的消失而减少了这种潜在的竞争，并确保了狩猎男子的联盟。

人类是性快乐的行家里手。他们通过审视潜在的伙伴，通过幻想、诗歌、歌曲以及各种令人愉快的微妙调情来纵情享乐，从而造成预先准备活动、最后导致性交。这一切只是联盟所必须的，而与生殖并无关系。如果授精只是性的一种生物学功能的话，那就应该以更经济的方法在很短时间之内完成。从动物界的情况来看，那些社会性差的物种就没有什么交配仪式。而那些长期成对的物种中就有着精密的求偶仪式。因此，人类的大部分性快乐都是促进联盟的强化因子。爱和性的确结合在一起了。

犹太教和基督教错误地评价了性的生物学意义。直到今天罗马天主教堂还断言性行为的基本作用是丈夫给妻子授精。他们以为上帝在人的本质中安排了不可改变的训令，而教会由此获得了权威，这是荒谬的。生物学规律是由自然选择造成的，并不需要任何宗教的或世俗的权威力量，那些无视生物学的理论家都错解了这些规律。从人类的遗传历史中可以推断出，性习惯首先是一种结合的机制，其次才是生殖的手段。

7-10 同往恋的进化原因

甚至同性恋也具有生物学上的意义。同性恋毕竟是一种联合的形式，正如异性恋行为的主要内容是加强关系一样，同性爱好也可以有遗传基础，由于给携带者带来了好处，同性恋的基因就可能在原始社会中传播开了。

既然同性恋者没有孩子，怎么会在群体中传播他们的基因呢？一种答案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他们的近亲会有更多的孩子。原始社会中的同性恋者可以帮助同性成员，既可以帮着打猎，也可以帮助采集，还可以帮助做家庭事务中的各种工作。在家里由于不作母亲，所以工作起来特别有效，从而大大帮了其姐妹的忙。这样，如果近亲的生存和生殖大受其益，他们所分载的同性恋基因也就会传播开来。基因库里有同性恋基因的群体更有优势。可以把这种概念称为同性恋起源的“亲缘选择假说”。 

谢选骏指出：人说——性是人类生物学的一个中心问题，性是渗透到我们的生命存在的各个方面的一种千变万化、无限复杂的现象。在生命的每个阶段，性都以新的形式出现。但是，对于性存在的意义及其演化实质，对于性与性引起的一系列问题，迄今为止，人们还缺乏深刻的理解。

我看——“性这个渗透到我们的生命存在的各个方面的一种千变万化、无限复杂的现象”，其功能无非就是“传播基因”，但从形式着眼，可以分为“真的传播基因”或是“假装传播基因”。

例如人所说的——既然同性恋者没有孩子，怎么会在群体中传播他们的基因呢？一种答案是，由于他们的存在，他们的近亲会有更多的孩子。原始社会中的同性恋者可以帮助同性成员，既可以帮着打猎，也可以帮助采集，还可以帮助做家庭事务中的各种工作。在家里由于不作母亲，所以工作起来特别有效，从而大大帮了其姐妹的忙。这样，如果近亲的生存和生殖大受其益，他们所分载的同性恋基因也就会传播开来。基因库里有同性恋基因的群体更有优势。可以把这种概念称为同性恋起源的“亲缘选择假说”。

我看——“亲缘选择假说”就是一种“假装传播基因”，还有一种“假装传播基因”就是“只性交不生娃”的丁克族。

【第八章 通讯交流】

通讯交流通讯是社会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凝土。——维纳

8-1 交流的基本原理

什么是通讯交流（Communication）？用一个 简单的陈述句从生物学上加以定义，生物学上的交流是一个机体（或细胞）的部分活动，它改变了另一个机体（或细胞）的可能行为模式，并促进一方或双方的适应性。这里所说的适应性，是指通过自然选择在某种程度上从遗传上规定了的信号或者反应，亦或这两个方面。交流既不是信号本身，也不是反应本身，交流是信号与反应之间的关系，即一个动物发出信号，而另一个动物作出反响。假设这种反应与没有该信号的情况下可能的行为并无差异，那也算不得交流。

人类的交流可以在参与者的行为并无外在变化的情况下发生。人们可以注意到微不足道的或无用的信息；但接受了并不去用它们。但是在动物行为的研究中，交流只不过是明显行为的变化模式，要附加上精神标准，就会陷于神秘主义。对于存在着一定的可能性变化行动，我们从一般的意义上是不能认之为交流的。捕食动物的袭击必然会改变被捕食者的行为模式，但是我们绝不能用交流来描述这种现象。在发生感觉的地方，并不一定有交流。

交流的系统总体分析这个概念容易创造，但很难完成。这种分析要立足于三方面：信息功能的鉴定，即对交流者而言，信息有何意义，从而认识交流在改变遗传适应中的作用；信息的进化起源或文化起源的推论；通讯通道的完全特化。哲学家们对于下述事实尚未充分看清：人类的思想只不过是通讯交流的一种特例。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来研究通讯交流，可认为在社会行为中交流功能研究的关键是分类艺术。

通讯交流的内容包括：促进与模仿、监视、接触，个体识别与等级识别、地位信号、乞食与赐食，修饰活动、警告、集会与纳员、领导术、胚胎交流、表演邀请、威胁、屈服与安慰、巢穴救济仪式、性行为、等级抑制作用，等等。

8-2 复杂的系统

甚至在动物学家那里，也有一种普遍的错误概念，认为大多数的动物通讯是由参与者的刺激和反应的简单信号组成的。这种数值式的简单模式的确可在微生物和许多低级无脊推动物中发现。但是，在具有大脑的动物中，其社会行为就极为迂回复杂了。

A. 斑尾林鸽的生殖

斑尾林鸽的生殖行为，可以作因果性观察。因为在几周的时间里，配偶之间交换的不多几个信号调节了这些行为。事实上，细致的研究表明，这不过是通过精确的通讯安排、外在刺激、激素活动等所展现的一场生理戏剧。整个循环要六到七个星期。成年的雄鸽与雌鸽一旦被一起放在一只有筑巢材料的笼子里，雄鸽就开始求爱了，它一边鞠躬点头，一边咕咕叫个不停。几小时之后，它们选好了筑巢的凹面基地（在实验室里是只碗），并蹲伏在里面，同时发出一种特殊的叫声。很快，两只鸽子就把筑巢材料运到基地里，并用这些材料筑起一只简易的巢来。几天筑巢之后，雌鸽对巢的依恋增加了，不久就生下两只鸽蛋。此后，两只鸽子轮流孵蛋。实验表明，交配本身刺激了脑下垂体分泌促性腺激素。这种物质又促进了雌性激素，后者引起了筑巢行为和孕甾酮的产生，孵化行为是孕甾酮的结果。另一种垂体激素是促乳素，它引起了嗉囊上皮的增长。脱落的上皮，象 “奶”一样喂给雏鸽。促乳素还维持了孵化行为。当雏鸽长到两至三周大时，双亲就开始不管它们 了，不久之后，双亲就开始了新的激素 - 行为循 环。在实验室里，这种过程常年连续不断。

B ，昆虫和脊椎动物中狂热的求偶炫耀

尽管昆虫的大脑比脊推动物的大脑小好几个数量级，但是它们大多数的炫耀行为至少是同样复杂的。蜜蜂的摇摆舞，某些蚂蚁的混合味迹和触角炫耀表明了这一点。也许已知最复杂的模式是 syrabula 属的一种蝗虫的行为。 1972 年，奥特（ Otte ）描述道，炫耀行为按顺序大都 由这种或那种包括几种声音的音组构成的，声音是由摩擦造成的，还伴随着触角与翅膀的特殊爱抚。椎脊动物中最精致的求偶过程，表现在流苏鹬的行为中。雄鸟的表现要符合它在统治等级中的地 位。至少有 22 种炫耀方式，根据信号单位的不同就 可区分它们的地位。

C. 鲸鱼之歌

在所有的动物中，已知最为精妙杰出的炫耀行 为可能是座头鲸的歌声。 1971 年，有人分析了座头鲸的歌声，发现其间隔从 7 分钟到 30 多分钟。真正 非同寻常的事实是，每只鲸都唱着它自己的特殊歌曲，这种歌是由一系列的长音符组成的，而且能无限地重复演唱下去。几乎没有几个人类歌唱家能胜任这样长久而复杂的独唱。座头鲸的歌声非常洪亮，在一定的范围内，通过小船的船底能听得很清楚，若用水听器，在数公里外都可以听到。对于人来说，鲸鱼之歌的音符是怪异的，然而也很美妙。座头鲸歌声的功能尚不得而知，最有道理的假说是，在每年一度的长距离跨海越洋的迁徙之中，歌声用来识别个体，并使小群体保持不散。

D. 大猩猩和黑猩猩的炫耀行为

大猩猩与黑猩猩是类人猿中智力进化最发达的两个物种。它们的炫耀表演，在陆生动物中是最为复杂而无与伦比的。著名的大猩猩击胸炫耀经常发生，而且只有占统治地位的甲雄才作这种动作。整个炫耀行为由九种动作组成，这些动作可以单独出现，也可以两种或多种同时出现。如果一起出现，那么就倾向于按照下面的次序：

1. 开始，大猩猩坐着或站着，发出 2-40 声清 晰的叫声，开始是清楚的，随着速度加快就模糊不清了。

2．当大猩猩从周围采到一片树叶或一支树枝 时，叫声往往被打断，它把叶子放在嘴唇之间，似乎这是一种进食的仪式。

3．炫耀达到高潮之前，大猩猩把前肢伸开，双 足站立几秒钟。

4．站立起来时，大猩猩往往抓一把植物，使劲 扔出去。

5. 炫耀的高潮是打击胸膛，大猩猩站着，用手轮番击胸 2-20 次，其打击速度非常之诀。 大猩猩有时敲打腹部和大腿，甚至树枝和树干。

6．在击胸时，有时把一条腿踢向空中。

7．在击胸期间或击胸之后，大猩猩往旁边跑，开始是双足跑几步，然后四足跑 3-20 米或者更 远。

8．在奔跑之中，大猩猩挥动手臂，把前进路上 的草木树枝乱打一气。

9．最后的活动是用一只或两只手掌打击地面， 砰然作响。

这些炫耀的功能似乎是在作广告和进行威吓。常见的情况是大猩猩碰见人或其他群体时作这种炫耀，有时也是在玩耍。

更奇特的是黑猩猩的“狂欢活动”。它们高声呼叫，打树撕叶，摇幌树枝，在地上猛跑，把树枝交叉起来。惊恐的人类观察者感到是进了地狱一般。跟大猩猩的击胸炫耀不一样，黑猩猩的大合唱本身是群体性活动。远不是把群体疏散开来，倒是把群体更紧密地结集起来。但是这类行为的功能还不十分清楚。

8-3 通讯交流的起源与进化

动物通讯的密码最初在哪里出现的？比较了密切相关的物种的信号行为，动物学家有时可以把一些进化步骤连系起来，这些进化步骤甚至能导向最怪诞的通讯系统。促进通讯功能的任何进化变化，都被称之为“语义化”。在语义化过程中，只有反应能够进化。因此，动物的感觉器与感觉行为就以这样的方式发生变化：对某些气味、运动或已存在而本身不变化的结构特征作出更适应的反应。大多数已知的语义改变情况都包括仪式化，通过仪式化这种进化过程，行为模式变成一种更有效的信号。这个过程一般总是开始于要求把某些运动、解剖特征或生理特点（在功能全然是另一码事）作为信号感觉。在仪式化过程中，这种运动的通讯能力更有效了。

仪式化的生物学特征表现为显示行为。鸟类在打算起飞时，典型的动作是蜷伏下身体，尾巴直立，在飞动之前轻舒羽翼。许多动物都独立地把这类动作仪式化为有效信号了。特殊的显示形式是一种典礼，这是一套高度进化的行为，用来调和、建立和维持社会结合。我们在自己的社会生活中对于典礼是不陌生的。

脊椎动物行为的仪式化，经常出现于冲突的环境中，特别是动物决定不了是否要全力投入战斗的时候。行为上的踌躇表现就告诉了同一物种中的其他旁观成员，该动物的精神状态如何，或者它进一步会有什么行动。

从两种或更多的行为企图之间的矛盾心理中，也产生了信号的进化。当一只雄性动物面对一个对手、又无法决定是勇猛出击还是逃之夭夭时；或当它接近一只潜在的交配对象，但又具有两种强烈的倾向：既想去威胁、又想去求爱时，或许它什么也不选择，相反，它可能干一种表面上不相于的活动。它把自己的侵犯意向转移到身旁的其他目标身上，例如一块卵石，一片草叶，或一个旁观者。或者它会出其不意地换一种替代活动。

许多信号是从仪式化的意向活动和替代活动中演化而来的。但是仪式化是一种普遍的、高度机会主义的进化过程，它可从任何习惯性行为模式、形态解剖结构、或者生理变化出发，而不是仅仅从意向活动与替代活动出发。为了寻找信号的来源，我们必须细致地对它们加以分析，而且要考虑到它们。在其中发生的直接生物学原因。清楚的是，所有生物学过程的方式，都被这种或那种动物作为信号之用。下面的例子可以表明这种过程的几乎是千变万化的实质。

仪式化捕食。雄性灰苍鹭求偶典礼的一部分就是施行一套捕鱼动作，这些动作带有修饰性。仪式化的食物交换。鸟类的接嘴有许多功能，主要是用来建立和维持联合。在某些鸟类中，接嘴用来作为配偶相遇的礼仪或平息争端。也有的鸟把接嘴作为让步信号。这种行为的起源显然是幼鸟和成鸟的食物交换。

微笑与笑。1972年，范·胡佛（Van Hooff） 指出，人类的微笑与大笑和其他高等灵长类的相似与相同的复杂表现，是直接同源的。照他看来，微笑来自“露齿显示”的进化，后者在系统发育史上是一种最原始的信号。大多数灵长类物种的成员，当遇到厌恶的刺激时，都用这种表情。当逃跑难成时，这种表情就更强化了。在高等灵长类中，露齿显示一般是无声表达。在黑猩猩中，更进一步在其强度上分为不同的等级，并在群体中灵活地用来确立朋友关系。经常伴随着短促发声的“随便张口显示”通常是玩耍的信号。在人类，无声的露齿显示和随便张口显示这两种信号似乎形成了新的两极，而且级别不同，从一般的友好反应（微笑）到玩笑（大笑）。从古代面部表情演化而来的第三种信号是露齿尖叫表演。这种行为在灵长类动物中很普遍，但是人类中没有了这种表现，它表示极端的恐惧和屈服，如果动物进一步受到逼迫，就表示要攻击了。

仪式化的飞行。某些鸟类的雄性求偶表现出一种颠簸费力、引人注目的飞行方式，在此过程中，特殊的羽衣模式就会最大限度地显示出来。这种飞行似乎是为了吸引地上雌鸟的注意。在飞翔中，它们扇动着光彩多色的翅膀，或者迅速打击双翅、创造出特殊的声音来。

特化的排泄与分泌。为了用气味作广告，许多动物排放大小便来标定自己的势力范围，也有特殊的腺体分泌物。老鼠尿里有的气味成份可以调节生殖，根据环境的差异用来阻碍或帮助发情与受孕。有人假设，这类通讯功能是作为仪式化的排泄而起源的。

8-4 感官通道

仪式化的概念及其后果，在通讯系统的进化中给人留下了一幅极有机会主义特色的图景，其中几乎动物所习惯的任何生物学过程都可以形成信号。因此，有必要分析几种感觉通道的有利之处和不利之处。

A 。化学通讯

同一物种的成员之间在通讯中用的外激素（信息素），在生命的进化中也许是最初的信号。在兰绿藻、细菌和其他原核生物的原始细胞之间，不管发生什么通讯，必然都是化学方面的，其后必然从此而演化下去。由此可推知，激素的祖先是外激素。进化中出现后生动物体的时候，激素的作用跟单细胞生物间调节行为的外激素是相同的。随着组织完好的器官的出现，有可能创造出更复杂的听觉和视觉感受器，以便掌握尽可能多的信息。这些新的通讯形式偶尔能胜过原始的化学通讯系统，但对大多数生物来说，外激素仍然是基本的信号。这个重要的事实以前被忽视了。化学系统在功能上与听觉和视觉系统是不一样的。

化学信号具有几种显著的优点。它们的传播能透过黑暗、超越障碍，耗能少、效率高。从生物合成的角度讲，也是低能廉价的。而且，在动物所用的信号中，化学信号传布的范围最大、距离最远。化学信号的重大弱点是传播速度慢，而且会渐渐衰弱。

B 。听觉通讯

和外激素一样，声波信号也可以越过障碍，不着在什么气候条件下，白天晚上都可以传播。从能量效益上讲，听觉通讯介于外激素（几乎不费什么力）和视觉通讯（费力很大的整个身体运动）之间。声音的实际可达范围，也超过了光线。鸟类和 虫子的叫声能传到 200 米之外。在最佳条件下，大 多数脊椎动物的声音能传到更远的距离。雄性猴子 的吼叫，远在 1 公里多以外的观察人员都可听到。有些物种，例如欧洲黑松鸡，北美大松鸡，在 3-5 公里之外就可听到它们的叫声。相反，它们的视觉距离不超过 1 公里，或者更少些。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声音传得越远越好。在有些情况下，声音传得远反而会招致麻烦和危险。所以，在自然选择的压力之下，听觉信号的传播距离也是有差别的，而且各适其职。

声音通讯最有利的特征是它的灵活性，这一点必然导致了它在人类语言进化中的进化。同样的发声器官只要作简单的调整，就能发出一系列的声音，表达各种信号。声音传播的快速住与其消失的相同快速性，为高速的信息转移创造了基础。

C 。触觉通讯交流

通过接触的交流是最为发达的，我们可以在侵犯、抚慰、求爱，以及把动物引向最密切的身体接 触的亲 - 子关系中发现这一点。在聚体性最强的 物种那里，身体接触既是明显的目的，也是结束搜寻行为的信号。但是在其他情况下，身体的接触反倒激发了生理与行为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动物进入新的存在模式。在蚜虫那里，接触刺激是这种昆虫从无翅变为有翅的主要契机。有翅的蚜虫在有性生殖（无翅蚜多为无性生殖，也叫孤雌生殖）和疏散方面要容易得多，因此就减缓了母群中的群体密度压力，在其他的寄主植物上形成新的群落。

D 。视觉通讯交流

视觉通讯体系中最主要的特点是方向性。视觉图象在空间立即就得到定位。光信号本身有两种相反的信号持续策略。一方面，阴影和色斑的模式或多或少可以长在表面上，或者通过特殊的色素沉淀、色素细胞的扩张和收缩等方法暂时附加上，这就以很小的能耗长期提供了信号。因此光学信号是识别物种、识别个体在统治体系中地位的最主要手段。相反的一方面是，视觉信号可以迅速地衰减和消失。其结果是，在进化中这两方面总是结合在一起，与听觉信号共同传递求爱和侵犯性遭遇中的最快情绪波动。

但是光信号的明确特征只在有限的条件下是有利的，在没有光的情况下，就不能进行视觉通讯，除非动物用生物发光来产生自己的信号，只有把信号指向感光体时，视觉信号才能发挥作用。为了进行视觉通讯交流，两个动物不仅要选择恰当的行动，而且必须正确地对准各自发布信号的方向。这一点或许能解释如下事实：尽管有许多物种的通讯系统全部是化学的，还有不少物种的通讯系统几乎全是听党的，但几乎没有任何物种主要靠视觉通讯。

E. 电通讯交流

鲨鱼、鹞鱼、美洲鳗、电鱼等，都能察觉和定位微弱的电压变化。电感被广泛地用作寻找被捕食者的方法。比目鱼、鲨鱼所发出的微弱而稳定的电场，能准确地找到要捕食的对象，即使它们为了藏身把自己埋在沙子里也在劫难逃。通过高度变异的肌肉组织组成的电器官，电鱼自己能产生电场。只要水里的被捕食者和其他东西干扰了该电场，即使没有别的感觉渠道，电鱼也能知道它们的出现。某些电鱼也用它们的电场来彼此通讯交流。

我们不知道电鱼以外的其他动物是否也进行电通讯，因为只有特殊的技术才能揭示这种现象。这种感觉通道的优点是显而易见的。象声音一样，在黑暗中也可以检测出电场，而且不怕障碍物的阻扰。它们也具有高度的方向性，由于只有少数物种运用这种手段，它们又提高了私秘性质。只在相对安静的水里，只在近距离的范围内才能用电通讯。

8-5 感觉通道之间的进化竞争

自然选择的理论如果确实是正确的话，那么对进化中的物种可以作这样的比喻，即物种是一位通讯交流的工程师，试图把自己手头的材料建成完美的传输装置。微生物、海绵、真菌及最低等的后生动物，都用化学感觉和接触反应。视觉与听觉系统需要多细胞感受器官，听觉信号也需要特殊的发声器官。电系统要依靠多细胞的信号发射和接受装置。一般他讲，生物越原始，身体结构越简单，便越是依靠化学通讯。

从高等无脊推动物到脊推动物，系统发育的抑制效应在感觉通道的选择方面显然并无太大的作用。例如，让我们考虑一下为什么蝴蝶是五彩缤纷而又寂然无声的。对我们来说，蝴蝶看上去光彩可爱、悦目赏心，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属于极度依靠视觉的脊椎动物，蝴蝶倾向于发展出有毒并倒胃口的物质去防范脊推动物中的捕食者，与此同时，又进化出富有冒险精神的颜色模型，以便警告捕食者：它们的味道着实不可口。它们也演化出了独特的产生紫外线的翅膀和身体模式，使得它们相互可见，这在它们的私下通讯交流中是主要的媒介。为什么它们不象鸟类那样演化出精巧的声学信号呢？要知道蝴蝶和鸟类生活在相似的环境中，飞行的高度大概也差不多，通讯的距离也不是不可比拟的。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答案似乎是这样的：成年的蝴蝶身体大小了，而其结构亦太精致。使之无法发育出承担远距离传声的发声机械。

物种受到它们各自系统发育的抑制，在令人吃惊的多样化图景中选择和形成了各自的感觉通道。它们也具有一种设计效率，这种效率会给任何人类的工程师留下深刻的印象。让我们再想想蝴蝶：它们象蛾子一样广泛运用性外激素（又称性诱激素），但是和蛾子又有差别，它们传递外激素的方式主要是接触，或在一段距离之内通过空气传播。原因很可能是白天大气的向上热运动和气流湍动破坏了远距离空间传输信息的有效性。在广为不同的系统发育群体系列里，行为学家建立起环境与感觉模型之间的相关性并不费事。某些最佳的进化理论探讨，在占有足够详细而又充分有说服力的材料的基础上，已经在物种的水平上追溯到从一种感觉通道向另一种感觉通道的转变。 

谢选骏指出：人说——“通讯交流通讯是社会得以粘合在一起的混凝土。——维纳”

我看——推销控制论的维纳自卖自夸，像是传说中的鸵鸟一头扎入了自己的专业，结果完全不懂通讯既使社会粘合一起，也让社会分崩离析。事实上，一切革命破坏活动，都是由通讯交流引爆的。

【第九章 人类：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

在宇宙冷冰冰的无限空间中，任何地方都没有规定出人类的命运和义务。王国在上，地狱在下，人类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雅克·莫诺

现在，让我们以自然历史的自由精神来考查人类，好象我们是来自另一个星球的动物学家，正在编制一份地球上社会性物种的目录表。在这一宏观图景中，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缩小成特化了的生物学分支：历史、传记和小说则是人类文化学的研究备忘录，而人类学和社会学一起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灵长类物种的社会生物学。

人种从生态学上讲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物种。它占据着最广阔的地理领域，而在所有的灵长类中它又保持着最高的地区群体密度。来自别的星球的一位精明的生态学家将不会因为发现人种只存在着一个物种而奇怪。现代人已经占有了一切可以想象的人类小生态环境。过去，在南方古类人猿（也许是生活在非洲的一种早期人类）的时代，两种或者更多人类祖先的物种在一起共同生活着。但是只有一个演化系生存到了晚更新世时代，参与了最先进的人类社会的出现过程。

现代人在解剖学上是独特的。他的直立姿态和完全的双足运动是其他偶而用后肢行走的灵长类所不能比拟的。骨架已得到深刻修饰以适应变化，身上大部分的毛发都已脱落。为什么现代人变成了 “裸猿”，仍然是个谜。一种似有道理的解释是，在非洲平原的炎热气候中，在紧张的动物捕食追捕中，裸体可以散热。这可以与人类独特地依赖出汗降低体温联系起来；人身上有二百万到五百万个汗腺，远远多于其他任何一种灵长类动物。

现代人的生殖生理与生殖行为也经历了非同寻常的演化，特别是雌性发情期以两种影响性行为和社会行为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月经已经得到了加强。其他一些灵长类的雌性只有轻微的流血现象，只有妇女的“令人丧气的子宫”存在着严重的周期性宫壁脱落现象，还伴随着大量流血。发情期，多叫雌性“热”周期，实际上已被连续的性活动所代替。支配并不是由传统的灵长类发情期信号反应，例如雌性器官周围皮肤颜色的变化所引起的，而是靠扩大了的性交前准备活动，这是由伙伴的相互刺激来完成的。平稳的性周期和连续的雌性吸引力加固了密切的婚姻纽带，后者则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基础。

在一段距离之外的一位有洞察力的外星生物学家会把球型的脑袋看作人类生物学的一个最主要的线索。在相对不长的一段进化时间里，人的大脑极大地增大了。三百万年以前，南方古猿成年的脑容 量为 400-500 立方厘米，跟黑猩猩和大猩猩的脑容 量差不多。二百万年之后，它的据推定的后代直立 人的脑容量为 1 ， 000 立方厘米左右。下一个百万年之中，尼安德特人的脑容量达到 1 ， 400-1 ， 700 立方厘米，而现代人的脑容量则为 900-2 ， 000 立方厘 米。在这个大脑扩展的过程中智力的增长是如此之大，以致于没有任何有效的方法能测量它。通过少数几种智力和创造力的基本内容比较，人类可以自行比较。但是客观地把人类与黑猩猩及其他灵长类动物进行比较的标准还没有发明出来。

我们已经用一种继续否定自我分析的方式跃入了精神进化阶段。精神能力的过度增大已经摧毁了最基本的原始社会性质，而近于一种不可认识的形式。东半球猴子和猿的个别种类有着惊人的可塑性社会组织，而人类则把这种趋向发展为一种变化万千的形式。猴子和猿用行为等级排列去调节侵犯和两性的相互反应；在人类中，这种等级尺度已变为多方面的、文化调节的几乎是无比微妙的东西了。在其他灵长类那里，互惠的利他主义关系和实践是基本的东西；而人类则把它们发展成一种巨大的网络，其中个体每小时都有意识地改变着角色，就象变色面具一样。

尽可能切近地回溯时间的长河以追寻人类的各种性质，是比较社会生物学的任务。除了增加一些见解之外，或许还能提供某些哲学含义，同时这种工作还有助于鉴别行为和规则，人类的个体正是通过这些行为和规则在社会控制中提高它们的进化适应能力的。一句话，我们正在探求人类的生物学特征，一个关键的问题（决不会远离那些追求真正理论的人类文化学家和生物学家的思想）是，在现代文化生活中，生物学基础在什么范围内代表着适应？在什么范围内是一种系统发育的残迹？我们的文明是围绕着生物学特征而粗略地建成的。文明是如何受生物学特征影响的？反过来说，生物学特征中有多少灵活性，以及其中的特殊参数有多少？其他动物的经验表明，当器官过分膨大时，系统发育就难得重演了。这是人类行为进化分析的一个难题。下面，人类的性质将在该物种的普遍特征的范围内加以讨论。然后评价生物学特征进化的当前知识，最后还要考虑将来的社会规划的某些意义。

9-1 社会组织的可塑性

社会组织的第一个也是最容易验证的特征在本质上是统计学性质的。人类群体中社会组织的参数远比在任何其他灵长类群体中的参数的变化大，这些参数包括团体的大小、等级性质、以及基因交换的比率。这种变异甚至超过了现有灵长类物种之间存在的差异。在可塑性方面还可能有更多的发现，它代表着已经出现于狒狒、黑猩猩和其他一些有尾灵长类动物中的可变性倾向的延伸。然而，真正令人惊异的是可塑性达到了极端的程度。

为什么人类社会这么容易变化？部分原因就是它自身的成员在行为和成就上差异极大。即使在最简单的社会里，个体也有极大的差别。在一个南部非洲的布须曼昆人部落里，可以发现一些被承认为 “最好的人”的个体——猎人和医生中的“杰出专家。甚至在强调共享财物的情况下，有些特别有才能的创业者，也能不加掩饰地得到一定数量的财富。昆人和先进工业社会中的人一样，通常也得 “三十而立”，否则就得接受一种较低的生活地位。也有些人永远甘居末流，住在颓败的草屋里，他自身及其工作昏昏然没有半点光彩。陷入这种境地，形成了一个人的适应个性，也可能这种个性自身是适应性的。人类社会是以高级智力组成的，其中每个成员都会面临着各种社会挑战，这些挑战需要他的全部机智来应付。这种基线变化在群体水平上被其他一些人类社会性质所加强了：长久、紧密的社会化阶段；松散而无连结的通讯网，约束的多重性：跨越遥远距离和历史阶段的交流能力（特别是在有文字文化之后），以及从所有这些特点中，还加上掩饰的能力，操纵的能力和剥削的能力。每种参数都能被轻易地改变，但是在最后的社会结构上每种参数都有显著的效应。其结果可能是各种可观察的社会变化。

下面考虑的假说是，在社会行为中由基因促进约易变性在个体水平受到强烈的选择。但是应该看到，社会组织方面的变化仅仅是这一选择过程的可能后果，而不是其必然后果。为了产生实际上所遵从的变异量，适应峰有必要是多重的。换句话说，同一个物种中不同形式的社会在生存能力方面必须近于相同，以使大多数社会能长久稳固。最后的结果会是各种社会的统计学总和，其中如果不是平衡的话，至少正在从一个特殊模式向另一个特殊模式迅速漂变着。

在某些社会性昆虫中发现，替代选择是个体行为和等级发展中的一种灵活住，当一个群落的所有个体被放在一起的时候，在个体种类的统计学分布的统一性倾向中就会出现这种灵活往。在蜜蜂和某些蚂蚁中，“个性”差异甚至在单个的等级中都是十分显著的。有些昆虫个体非同寻常地活跃，它们行施了比它们生活周期所分担的更多的功能，并通过促进作用刺激其他个体也活跃起来。其他群落成员则是一贯懒散。尽管表面上看它也是健康的，生活得长久，但它们每个个体的排泄量只有那些活跃个体的排泄量的一小部分。特化也发生了。某些个体留在家里当保姆的时间要比其他个体长得多，而同时其他的个体则集中精力筑巢或觅食。然而，总的行为模式又不超过物种行为的平均值。当一个具有成千上万成员的群落与同一种物种的另一群落比较时，活动的统计学模式是相同的。我们知道某些这类一致性是由于负反馈造成的。当幼虫照料或巢穴修理这类需要加强时，工虫就改变它们的活动方式以补充这些需要，等到满足了这些需要之后再回来，实验已经表明，反馈环的扰乱，也就是说群落从统计学模式的偏离是灾难性的：因而发现反馈环既是精确的，又是强有力的。

人类社会的控制并没有这么强，因此偏离的影响也没这么危险。人类学文献中富含这样一些社会范例：它们具有明显的无效性，甚至有病理缺陷，但是仍然维持着。用文明生活的道德准则来衡量，牙买加的奴隶社会无疑是病态的。“使它显得独特的是，正常人类生活的基本先决条件的几乎每个方面都得到今人吃惊的忽视和毁坏。它是这样一种社会，其中牧师是大地上‘最为放荡的纵欲者’；在这个社会里，不管是主人之间的婚姻制度还是奴隶之间的婚姻制度都受到官方的谴责；对于绝大多数的人群来说，家庭是不可想象的，而男女乱交则是家常便饭：教育被认为完全是浪费时间，视教师如瘟疫，躲之犹恐不及，它的法律系统完全是一种精细的滑稽模仿（任何事情都无公正可言），一切文雅、艺术和社会习俗的形式都荡然无存，或者处于全然崩溃的状态。只有少数白人——他们几乎垄断了岛上所有肥沃土地——才能从中得益，而这些人为了在本国的安逸，一旦他们的财富得到担保，就丢弃了这片由于他们自己的财富聚集而使之无法生存下去的土地。”然而这个霍布斯世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残酷如狼）却维持了近两个世纪。当经济繁荣之时，它也人口倍增。

乌干达的伊克人是一个同样有教益的案例。他们以前是些猎人，灾难性地转而靠耕种生活。他们总是濒临饥饿的边缘，眼看着自己的文化退化成一种遗迹。他们唯一认识的价值是食物；他们基本的善行观念是个体在肚子里的占有物，他们对一个好人的定义是，“有一个填饱了的肚子的人”。村庄仍在建立，但是核心家庭已经失去了传统的功能。孩子勉强带着，到了大约三岁的时候就得自谋生路了。只是当有一种特殊的合作需要时才会出现婚姻。由于能量的缺乏，性活动也极少，而性活动的快乐被认为跟排大便差不多。死亡被当作一种解脱或者享乐，因为死亡意味着给活着的人留下了更多的食物。由于不幸的伊克人处于最低的可维持生活水平，就有人企图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难逃灭绝之灾。但是，他们的社会已经完整地、并且或多或 少是稳定地保持了至少 30 年了，而且它同样还将维 持下去。

在社会结构中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变化呢？解释可能会是：缺乏来自其他物种的竞争。这种观点来自生物学家称之为生态放松的现象。在过去一万年或更长的时间，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在控制环境方面已经如此成功，以致于几乎任何一种文化都能持续一段时间，只要它具有一种适度的内在一致，而且总的说来不停止生殖就行。没有一种蚂蚁或白蚁能享受这种自由。由于来自其他社会性昆虫的捕食和竞争，在筑巢、建立味迹或者执行婚飞中最轻微的无效性，都能导致该物种的迅速灭绝。简而言之，动物物种倾向于被禁固于生态系统之中，其活动范围很小，人类则暂时地逃脱了种间竞争的压力。尽管文化一个取代另一个，但在产生变化方面比起种间竞争来，这种过程的效应要小得多了。

传统智慧的一部分认为，实质上所有的文化变异在起源上都是表现型的，而不是基因型的。这种观点已从下列情况中得到证实：文化的某些方面可以在一个世代的时间内发生变化，从本质上讲这对于进化的变化来说快得无法相称。在马铃薯枯萎病的最初两年中爱尔兰社会发生的剧烈变化就是一个中肯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二次大战后美国占领期间在日本发生的权威结构的变化。这些范例数不胜数——它乃是历史的实质。同样真实的是，从遗 传上讲，人类群体的相互差异不大， 1972 年柳沃廷在分析 9 种血型系统的现有资料时，他发现差异的 85 ％是由群体内的多样性造成的，只有 15 ％应归于 群体间的不同。没有过硬的理由支持下述推断：这个基因样品具有和其他这种样品很不相同的分布。

极端正统的环境主义观点走得更远，坚持认为从效应上讲在文化的传递中没有遗传的变化。换言 之，文化能力只是通过人类表现型传递的。 1963 年， 社布赞斯基在《进化中的人类》这部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中把这种假说陈述如下：“文化不是通过基因遗传的，它是通过从其他人那里学习而获得的……在某种意义上讲，在人类进化中人类的基因已经放弃了它们的首席地位而让位于一种全新的、非生物学的或曰超机体的力量，这就是文化。然而不应该忘记，这种力量完全取决于人类的基因型”。尽管基因已经放弃了它们的大多数统治权，但是至少在潜在于文化差异之间的行为品质方面还保留一定的影响，适当高的遗传力已在下述案例中有 文献证明：内倾 - 外倾人格测量，个性脾气、心理 动机和运动能力、神经病患者、优势度、抑郁症、首次性活动的年龄、主要认知发育的时间表和趋于某种形式的精神疾病的倾向，例如精神分裂症。在群体差异的调查中发现，甚至这一变化的很小部分都可能使社会先倾向于文化的差异。至少，我们应该去测量这个数量。指出在人类的一个或少数社会中缺乏的行为特征，并把这一点作为是由环境造成的、没有遗传因素的结论性证据是不充分的。很可能倒是恰好相反。

事实上，弗里德曼（ Freedman ）在 1974 和 1979 年已经证明，新生儿的运动力、心境、肌肉弹 性、情绪反应的显著种族差异，无法合理地解释为训练或子宫内条件反射的结果。例如，高加索和美国人混血新生儿，就不如中国和美国人混血新生儿来得稳定，后者不轻易受噪音和运动的干扰，能更好地适应新的刺激和不适环境，并更快地自我安静下来。更确切他说，随机取样调查表明，有中国血统的新生儿和欧洲祖先的新生儿在行为特征上是不同的。

显而易见，需要人类学的遗传学这门学科。在我们建立这门学科之前这段时间里，它应当通过两种间接方法能对人类的生物学特征作出描述。第一，这种方法能够从人类行为的大多数规则中得到建立。在试验可测的范围内，这些规则将描述生物学特征，所用的方法跟动物学家在对“典型的”动物行为进行分类时描绘个性特征的方法很相似。这些规则可以合法地与其他灵长类物种的个体特征相比较，然而，在人类文化之间规则的变化是轻微的，或许能为潜在的遗传差异提供线索，特别是当它与已知可遗传的行为特征有关系的时候。事实上，社会科学家已经开始进行这第一种研究了，尽 管与这里所说的内容不相同。 A ·马斯洛（ AbrahamMaslow ）推断，人类对一系列的需求作出反应， 在较高水平的需求得以注意之前，必须先满足较低水平的需求。最基本的需求是饥饿和睡眠，当这些得到满足之后，最基本的需求是安全感，然后是属于一个群体和被爱，再下而是自我尊重，最后是自我实现和创造性的需要。在马斯洛的梦想中，理想的社会是这样一种社会：“促进人类潜力最充分的发展，促进人性最大限度的发展”。当生物特征被自由地表达出来的时候，社会的重心将逐渐转向较 高的水平。另一位社会科学家乔治· C ，霍曼斯（George C · Homans）于 1961 年在试图把人类行 为还原为一种联合学习的过程中采纳了斯金纳方式。他所推测的规则如下：

1．如果以前出现的一种刺激情况曾经是一个人 的活动受到奖赏的机会，那现在的刺激情况越是跟以前的相似，则这个人现在越是喜欢作这种活动，或者作与之相似的活动。

2．在一段给定的时间内，一个人的活动越是经常地奖励另一个人的行为 , 另一个人就越会经常从 事这种行为。

3．对一个人来说，另一个人给他的活动单位越 是有价值，他就越是以另一个人的活动所奖励的方式去行动。

4．一个人在最近的过去越是经常从另外一个人 那里接受奖赏性活动，则任何进一步的那种活动就会对他变得价值越小。

个体生态学家马斯洛的梦幻世界似乎与行为主义者和还原论者霍曼斯的不相伺。然而他们的方法却是可调和的。可以认为霍曼斯的规则包含着某些能够实现的方案，人类生物学特征通过这些方案得以表达。他的用语是奖励，事实上，奖励正是我们大脑的情绪中心认为称心的一切相互作用的方向。按照进化理论，称心合意的东西是由遗传适应单位来衡量的，因而大脑的情绪中心也是照此相应被设计出来的。在这种规则指向的那些目标之中，马斯洛的需求等级表只是优先性的顺序。

对于人类遗传学来说，另外一种间接的研究方式是系统发育分析。通过比较人类和其他灵长类物种，或许能识别那些基本的隐藏在表面现象之下的灵长类特点，并且有助于确定人类高级社会行为的构成。在一套普及丛书中，许多作者已经以巨大的规模和魄力采取了这种方式，他们是康拉德·洛伦 茨（《论侵犯行为》），罗伯特·阿德里（Robert Ardrey）（《社会契约》），德斯蒙德 . 莫里斯（Desmond Morris）（《裸猿》），以及 L .泰格（Lionel Tiger）和 R ·福克斯（Robin Fox）合著的《特等动物》。在引起人们注意下述情况方面，他们的努力是有益的，即人类的地位是一种适应于特殊环境的生物学物种。他们所引起的广泛注意打破了极端行为主义者的沉闷观点，极端行为主义者把人类的精神看作在潜能上均等的反应机器的观点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毫无启发性。但上述作者也有局限性。

运用比较个体生态学的正确方式，应该建立在严格的系统发育史之上，这种发育吏属于在许多生物学特征上密切相关的那些物种。因而社会行为应当看作是独立的变量，而它的进化是从中演绎出来的。如果不能有信心地作到这一点（特别是在人类中）的时候，下一个最好的程序就是：确立最低的分类学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每种特征都表明有意义的相互问分类单位变异。从一个种到一个种或从一个属到一个属变化的特征是最不稳定的。我们无法安全地从猴子、猿到人的连续中推断出它们来。在灵长类中，这些变量包括群体大小、群体内聚性、一个群体向其他群体的开放程度、在亲代关怀中雄性的卷入程度、注意结构和紧张度、领土的保卫形式。如果在分类上的科或者整个灵长目的水平上保持不变，那么这样的特征就被认为是保守的，保守特征最容易以相对稳定的形式持续到人类进化水平。这些保守特征包括侵犯性的统治体系，其中雄性一般都统治雌性；反应强度的规模，特别是侵犯性相互反应；强烈的、延长的母系关照，往往带有一种显著的年幼者社会化现象：还有母系的社会组织。这二行为特征的分类为假说形式提供了一个适当的基础。它允许对现代人中保持的不同行为特征的概率作一种质的估价。当然可以说，在人和黑猩猩之间保留的某些可变特征是同源的。相反，某些其他灵长类全部保留的特征可能在人类起源的过程中变化了。况且，评价并不意味着暗示保守特征更有遗传性——即比起可变特征来具有较高的遗传力。在物种之间，或者在一个物种中的群体之间，可变性可以完全基于遗传差异。最后说到文化进化，我们可以富有启发地假设，那些被证明是可变的特征也是最容易从一种人类社会到另一种人类社会发生 变化的基于遗传差异的特征。表 9 一 1 的证据与这 个基本概念并不矛盾。最后，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比较个体生态学的研究并不以任何方式预测人类的独特特征，进化研究的一个普遍规则就是：量子跃迁的方向是很难从系统发育史中推断出来的。

9-2 物品交换和互惠的利他主义

有福共享在非人类的灵长类之间是罕见的。它的初级形式只出现在黑猩猩、或许还有东半球的一些猴子和猿类中。但是在人类，这是强烈的社会特征之一，已经达到了可以与白蚁和蚂蚁认真的食物交换相匹敌的程度。其结果是，只有人类才有经济问题，他的高度的智慧和表征能力使得真正的物品交换成为可能。智力也允许交换在时间上延长，并且把物品交换转化为互惠的利他主义行为。这种行为模式的习俗在日常生活中表达了出来：

“现在给我一些，回头我还给你。”

“这次你帮了我，当你需要的时候我会是你的朋友。”

“我确实不认为援救别人是英雄主义；我只是期望别人在同样的情况下对我或我的家庭也这样做。”

正如 T ·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所指出的一样，钱本身并没有价值。它不过是由小金属碎片和纸片造成的，靠它们作抵押。人们交出各种数量的财富，并为需求服务；换句话说人钱是一种用数量来表示的互惠利他主义。

在早期人类社会中，或许最易行的物品交换方式是用男人捕获的肉食品来换女人收集的植物性食物。如果现在生活着的猎人社会反映了原始状态的话，那么这种交换形成了一种明显的性别结合中的重要因素。

有人据人种起源学的证据争论说，在人类进化中，早期的关键一步是用妇女来进行物品交换的。当雄性通过控制雌性获得地位时，他们就把她们当作交换的物品以巩固联盟、支撑亲族关系网。文化前社会的特征就是复杂的婚姻规则，这种婚姻规则经常可以直接当作权力经济来解释，特别是在消极婚姻规则（禁止某种类型的婚姻）由积极婚姻规则（指导哪种婚姻必须成）补充的地方。在一个澳大利亚土著社会中，存在着两个分支，婚姻在这两个分支间成立。每个分支的男人们都交换侄女，特别是他们姐妹的女儿。权力随着年龄而积累，因为一个男人能控制象他姐妹的女儿的女儿这么遥远的侄系后代。与一夫多妻制相结合，这种制度从政治上和遗传上两个方面为部落中的老男人提供了利益。

就其错综复杂性而言，部落间的婚姻交换形式，与雄性猴子从一群到另一群任意流动或黑猩猩群体之间成年的年轻雌性的交换具有大概相同的遗传效应。在欧化之前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中所缔结的 婚约，大概有 7 ． 5 ％是部落之间的，在巴西的印第安 人和其他前文化社会中也有相似比率。每一代基因 流为 10 ％就足以抵消使群体变化的非常强的自然压 力了。因此，在群体之间创造高度可见的遗传相似性这方面，部落间的婚姻交换是一种主要的因素。外族通婚的最终适应基础并不是基因流本身，勿宁说 是避免近亲繁殖。同样，为此目的 10 ％的基因流就 足够了。

人类社会组织微观结构的基础，是非常有经验 的相互评价，这一点导致了制定契约。正如 E ·戈夫曼（Erving Goffman）正确地观察的那样，一个陌生人被迅速地但又是有礼貌地加以探究，以便确定他的社会经济地位、智力和教育程度、自我洞察力、社会态度、能力、可信赖程度、以及情绪的稳定性。这类信息（多数是下意识地给出并吸收的）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探究必须是深刻的，因为个人的品质造成印象，而印象将会给他带来最大的利益。不论怎样，他要设法避免泄露那些会危害他的地位的信息。可以预料自我描述中包含着不可靠的成分：

“许多实质性事实都在相互作用的时间和地点之外，或者隐藏于其中。例如，只有通过一个人的公开承认或者是似乎不自愿的表达行为才能间接地确定他‘真实的’或‘实在的’态度、信仰和情绪。同样地，如果个人为其他人提供了一种产品或贡献，他们会经常发现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并没有马上可以得到回报时间和地点。他们被迫接受某些事件作为传统的或自然的信号：有些东西不是可以直接得到的。”

欺骗和虚伪既不是有德之上要把它压到最低限度的绝对邪恶，也不是有待进一步社会进化删除掉的残留动物特征。它们正是人类处理复杂的社会生活日常事物的谋略。至于在每个特殊社会中的反应水平可能代表着一种妥协方案，它是该社会尺度和复杂性的反映。如果水平太低，其他人就会攫取你的利益并且取胜。如果水平太高，结果是遭到排斥。在一切方面都绝对诚实并不是好办法。古老灵长类的诚实可能会毁坏社会生活的精细结构，这种结构已 使得人类群体超出了直接的部族限度。如同 L.J ．霍尔（Louis．J. Hall）所正确地观察到的那样，善良 的态度已经变成了爱的代替物。

9-3 结合、性与分工

几乎所有人类社会的建筑砖块都是核心式家庭。一座美国工业城市的公众与澳大利亚沙漠中的一伙猎人比起来，在围绕家庭这个单位的组织程度上并无多大差别。在这两种情况下家庭在地区团体之间运动，通过访问（或电话和书信）以及交换礼物来维持系于初始亲缘关系的复杂网络。白天，妇女和孩子们留在住宅区，而男人们则去搜寻追求的东西，或者为了符号等价货物和金钱奔波。男人们团结协作去狩猎或处理相邻群体的关系。如果不是确切的血缘关系，他们至少倾向于作为“兄弟团体”。性结合小心地遵从部落的习惯，并且试图永久化。多配偶（既不是偷偷摸摸的也不是由习惯明确赞许的）主要由男性实践着。性行为几乎是通过月经周期连续不断的，并且以扩大的性交前爱抚活 动为标志。莫里斯在 1967 年引用马斯特斯（ Masters ）和约翰逊（ Johnson ） 1966 年的资料以及其他 人的资料，列举了人类性活动的特殊特征，他认为人类的性活动特点与体毛的丧失有关系：年轻女子圆圆的隆起乳房，性交期间局部皮肤的红晕，嘴唇、鼻子的柔软部分，耳朵、乳头、乳晕、外阴部等的血管膨胀和增强的性感受性，男性阴茎大小的 尺寸（特别是在勃起的时候）。象达尔文本人 1871 年注意到的那样，甚至妇女裸露的皮肤也是一种性的释放机制。这一切交替用来巩固持久的结合，这种结合在时间上与排卵期是没有关系的。发情期已经降低为一种痕迹，这使得那些想通过节律法进行计划生育的人感到愕然。性行为已基本上与授精作用分离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些禁止除生育目的之外的性活动的宗教主义者，也在“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性交。在比较行为生物学中，宗教主义者的观点是一种误入歧途的作用力，它基于一种错误的假定，即在生殖方面人类基本上与其他动物差不多。

几乎在所有人类社会中流行的亲族关系范围和形式，也是我们人类生物学的独特特征。亲族关系系统至少提供了三个明显的优点。首先，它们加强了部落和亚部落单位之间的联盟，并且提供了一条通道以利于年轻成员的自由迁移。第二，它们是贸易系统的重要部分，借此某些男性获得了优势和领导权。最后，它们是保护群体渡过艰难时光的内稳启调设施。在其他灵长类中，当食物缺乏的时候，部落单位为了寻求利他主义的帮助以一种尚不了解的方式能够号召它们的同盟者。阿塔帕斯坎多格里布印第安入，是加拿大西北北极区的一种猎人，他们提供了一个范例。阿塔帕斯坎人是通过双边基本联结原则松散地组织起来的。地区集团在共同的领土上漫游，制定周期性的契约，并通过相互婚娶交换成员。当饥荒袭来时，受到危害的团体可以和那些暂时处境较好的团体携手联合以渡过难关。第二个范例是南美的雅诺马苗人，当他的庄稼遭到敌人的毁坏时，就依靠亲族。

随着社会由群体经过部落到酋长王国和国家的 进化，某些结合规则就超出了亲族关系网络 , 把其 他各种联盟和经济协议规则也包括了进去。因为网络越大、通讯线路越长、相互作用越是多样化，总的系统就越是复杂。但是潜在于这些安排之下的道德规则似乎没有很大的变化。平常的个体仍然在一 种形成的法典下行事，这种法典并不比控制狩猎 - 采集社会成员的法典更精细。

9-4 角色表演与多元文化论

超等人，与超等蚂蚁和超等狼一样，永远不会是个体，它是个社会，它的成员从事多种经营，协作组成一个远远超出任何可想象的生物的能力的混合物。人类社会已经繁荣到一种极为复杂的水平，因为它的成员具有智力，具有扮演实质上任何特化程度的角色的易变性，并且随着时机需要变换这些角色。现代人是一个多面演员，他的环境的不断变化的要求可以很快把这种表演扩展到极端。如同戈夫 曼 1961 年所观察的那样，“或许有这样的时候，一 个人象个木偶士兵那样前进又后退，被紧紧地限制在一种特殊的角色中。真的，我们到处都能抓住一个片刻，其中一个人正襟危坐，目不邪视，但是下一个片刻这幅景象就会分散成许多条幅，那个人也就会分成许多不同的人，这些人用手、牙齿和怪相抓着联结着不同领域的带子。当更切近地观察时，这个人把他生活中具有的各种联系聚在一起，变成了模糊的一片。”毫不奇怪，现代人最尖锐的内部问题就是身份鉴别。

人类社会中的角色与社会烽昆虫的等级是根本不相同的。人类社会的成员有时以昆虫的形式密切协作，但他们更多的是为分配给他们的角色部分的有限资源”。竞争。最好的和最大型的角色演员通常得到不相称的奖赏，而最不成功的演员则被他人所取代，地位；盯理想，除此之外个体企图通过改变角色，而向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运动，阶级之间也会发生竞争，并且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阶级之伺的竞争提供了社会变化的决定因素。

人类生物学的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是否存在着一种进入一定阶级和扮演一定角色的遗传预先安排。很容易想象环境中会发生这类遗传差异。至少某些智力和情绪特征的可遗传性足以对中等程度的 破坏性选择作出反应。达尔伯格（ Dahlberg ） 1947 年表明，如果出现一种基因对成功有反应，并向较高的地位流动，它会很快地集中在最高的社会经济阶级之中。例如，假设有两个阶级，每个阶级的向 上流动基因的纯合子频率只有 1 ％。进一步假设每一次中有 50 ％的较低阶级纯合子传递上来。那么， 只要十代人工夫，根据群体的相对大小，较高的阶 级将由 20 ％或更多的纯合子组成，较低的阶级将只有 0 ． 5 ％或更少的纯合子组成。赫恩斯但（ Herrn-stein ） 1971 年假设，由于在社会中环境机会变得 愈加近乎均等，社会经济集团愈发需要通过基于遗传的智力差异来定义。

当一个人类群体征服了另一个群体的时候，就产生了趋向于这类分层的强烈趋向，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很普遍的现象。然而，精神特怔方面的遗传差异虽然是轻微的差异，倾向于能通过阶级障碍、种 族和文化歧视及生理小区而得以保存。 1969 年，遗传学家达林顿（ C.O.Darlington ）和其他一些人 认为这个过程是人类社会中遗传多样性的一个根本来源。

尽管一般的争论貌似有理，但是社会地位的遗传可靠性是没什么证据的。印度社会的等级制度已存在了两千多年，这已多于发生进化歧化的足够时间了，但是在血型和其他可测量的解剖和生理学特点方面，他们只有轻微的差异。反对等级差异遗传固定化的一些强有力的力量可以鉴别出来。首先，文化进化的流动性太强。过几年时间，或者最多几个世纪的时间，文化小区就会被取代，受奴役的种族和人民得到解放，征服者变成了被征服者。即使在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中，向上运动的路径也是很多的。一个阶级地位低的人的女儿倾向于借婚姻上攀。在一代之中，商业或政治生活中的成绩能把一个家庭从任何社会经济集团推到统治阶级的地位。况且，对于争论来说，在最简单的模型中也有许多达尔伯格所说的基因，而不象所假定那样只有一种。人类的成就基因是强烈的多基因型，为数众多，其中只有极少数被测量过。智商仅构成了智力成分的一个子集。较不确定但是同等重要的品质是创造性，企业家的能力、魄力、和精神持久力。让我们假定对这些品质有贡献的基因分散在许多染色体上，进一步假定这些品质是不相关的，甚至是负相关的。在这些环境条件下只有最剧烈的破坏性选择形式才能产生出这些基因的稳定集合形式。在社会中保持着大量的遗传多样性以及某些遗传决定的品质与成功的松散相关性，这种更为相似的环境显然是普遍的。单个家庭的命运从一代到下一代的不断变化使得这种混杂过程加速了。

即使如此，一定的广泛角色的假设中遗传因素的影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考虑一下男性同性恋。 金西（ Kinsey ）的观察表明），本世纪四十年代，美国约有 10 ％性成熟的男性基本上或完全是同性恋 者，至少在被询问前三年是这样。在其他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的）文化中，男性群体也较多地显示 出了同性恋。卡尔曼（ Kallmann ）的双胞胎资料 表明，对于这种条件可能存在着一种遗传上的预先 安排。哈钦森（ Hutchinson ） 1959 年认为在杂合条件下同性恋基因可能具有优势适应性。 7-10 节 讨论过这个问题。还有待补充的是，如果的确存在着这种基因的话，那么几乎可以肯定它们的外显性是不完善的，表达性是可变的。就是说这种基因的负载者要发展同住恋行为以及发育到什么程度，取决于修饰基因和环境的影响。

其他的基本类型可能存在，或许线索就在眼 前。 B. 琼斯（Blurton Jones）1969年在研究英国 幼儿园儿童的时候，区别了两种显明的行为类型。 “檀长言辞者”是很少的一部分，经常单独在一起，很少动，几乎从不参加乱作一团的游戏。其他的孩子是“行为者”。他们参加群体，大量活动， 花大量时间去涂抹和制作物体而不是讲话。 B ．琼 斯推测，歧化产生干旱期行为发育中的分歧，并持续到成年。应该说这证明它一般对文化中的多样性有基本的助益。但是尚没有办法知道分歧在起源上是否有遗传性，或者是在幼年时期由经验事件引发的。

9-5 通讯交流

人类所有的独特社会行为都以他应用语言为转移，语言本身是独特的。在任何语言中，都给单词以任意的定义，并安排一种语法进行排列，语法传达了高于或超越定义的新意义。单词的纯粹信号性质和语法的复杂精深，允许创造无限多的信息。甚至有关系统本身的交流也是可能的。这就是人类语言的本质。人类语言的丰富程度是无与伦比的。人类语言的发展在进化中代表一种量子跃迁。

即使没有单词，人类的交流也是最为丰富的。无语交流的研究已经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兴旺的分支。由于许多信号在人类的语言交流中起补助作用，因此很难进行编纂。对这些信号范畴的定义经 常也不一致，分类也罕有统一。表 9 一 2 提供了一个 组合排列，它既无内在矛盾，也与当前的用法一致。无音信号，包括所有的面部表情，身体姿势和 运动、接触，可能总数超过了 100 。布兰尼根（ Brannigan ）和汉弗莱斯（ Humphries ） 1972 年开了一张 136 个信号的单于，他们相信已近竭穷。这个数目与布赖德惠斯特（ Bridwhistle ） 1970 年的单独估计是近似的，尽管人类面部能表达 25 万个表情，但是组成清楚的，有意义的信号不多于 100 个。格兰特（ Grant ） 1969 年认出了 6 种不同的声音。 总之，所有的辅助语言信号加在一起几乎肯定超过 150 个，可能接近 200 个。这大于其他大多数哺乳动 物和鸟类用三个或更多的因素组成的数量，并超过了恒河猴和黑猩猩加在一起的总数。

表 9-2 人类交流的模型

I 语词交流（语言）：单词和句子的表达。

II 非语饲交流

A. 韵律：音调、速度、节奏、音量、流畅和其他声音特征，这些特征修饰词语表达的意义。

1．声音辅助语言：哼哼、咯咯、笑、呜咽、叫喊和其他一些无词声音。

2．无语词辅助语言：身体的姿态动作和接触（运动交流）；很可能还有化学交流。

在人类辅助语言的分析中，还可以在前语言信号（被定义为服务干真语言进化起源之前的信号）和后语言信号之间作出有益的区别。后语言信号极象是纯粹为辅助讲话而产生的；研究这个问题的途径之一是灵长类交流的相关性质系统发育分析。例 如，胡佛（ Hooff ） 1972 年已经在有尾猴和猿类的 面部表情中确立了同源微笑和同源大笑，因而能在我们中间最初始和最普追的信号中对这些人类行为进行分类。

马勒（ Marler ） 1965 年指出，人类的语言可 能产生于被分为大量等级的声音信号，这些信号与猴子和黑猩猩所用的不一样，与那些更具体的声音形成对比，这些声音使较低等的灵长类的某些性质具有特征。人类的幼年能发出范围广泛的元音。但在它们的发展早期变为一种特殊的人类语言声音。 多重爆破音、摩擦音、鼻音和其他声音结合成 40 个 左右的音素。人类的嘴和上部呼吸系统历经强烈的修饰，以便具有这种发音的能力。剧烈的变化伴随着人类的直立姿势，这种姿势可能提供了趋向现在修饰的初始动力。当面部直接朝前的时候，嘴和咽 部空间成 90 度角。这种结构有助于舌头后面前推， 使之形成上咽腔前墙的一部分。同时咽腔和会厌也显著地延长了。

改变舌头的位置和延长咽部系统，这两种原则性变化对声音生产的多样性非常有用。新语言学可能永远回答不了一个关键问题，即人类语言的起源时间。是两百万年前，随着南方古猿人使用石头工具和建造隐蔽所而开始讲话的呢？还是直到完全的现代人出现才有了语言，或许是过去十万年中随着宗教典礼发展起来的呢？这些问题尚无定见。

9-6 文化、仪式和宗教

文化的雏形在较高等的灵长类中比在人类中还要多，这些动物包括日本猴和黑猩猩，但是只有人类才实际上把文化渗入到生活的各个方面。人种史的细节受到遗传的潜在指令导致了社会中的大量多样性。潜在指令并不意味着文化已经脱离了基因。所进化了的东西是一种有利于文化的能力，的确是一种发展各式文化的压倒一切的倾向。罗宾·福克 斯（Robin Fox） 1971 年以下列形式提出了这个论据。如果赛米梯考斯（ Psammetichos）法老和苏格兰詹姆斯四世王的臭名昭著的实验曾有作用，则在隔绝中抚养的孩子也可以健康生长，他写道：

“我不怀疑他们能够讲话，从理论上讲，只要给予足够的时间，他们或他们的后代就会发明和发展一种语言，尽管他们从来没有学过这种语言。而且，纵然这种语言与我们所知的任何语言都完全不同，但语言学家在与其他语言相同的基础上也可以分析它，并能翻译成我们所知的任何语言。但我还要进一步推测。如果我们的新亚当和夏娃能生存并能生养后代——仍然与任何文化影响完全隔绝——那么实际上他们会造成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也会有关于财产的法律，关于乱伦和婚姻的准则，禁忌和回避的习惯，以最少的杀戮处理争端的方法，对超自然现象的迷信以及与之有关的习俗，一套社会等级体系以及体现它的方法，青年人进入社会的仪式，包括妇女装饰的求爱实践，一般身体装饰品的表征体系，男人们把妇女排除在外的某些活动和协作，某些投机事业，工具和武器制造业，神话与传奇，舞蹈，通奸，各种杀人，自杀，同性恋，精神分裂症，精神变态，神经病，各种医生治疗上述病症所取得的利益，取决于人们如何评价他们。”

文化，包括更加灿烂的仪式和宗教形式，可以解释为一种环境追踪设施的等级系统、各种生物反应（从千分之一秒快的生化反应到需要数代之久的基因替换）就是这种系统。在缓慢的时间尺度终端，把文化放在了系统之内。现在可以扩大这个概念。在文化的特殊细节是不遗传的这个范围内，生物系统可以吸收它的力量，并把它当作一种辅助系统。纯粹的文化追踪系统的速度与生物追踪系统较慢的片段大部分是平行的，从日常生活中到世代相传之中都有这种平行。在工业文明中，文化反应最决的是衣着和讲话的时兴。较缓慢的是政治的意识形态和对其他国家的态度，所有最慢的反应都包括乱伦禁忌和相信或不相信一种特殊的高天上帝。有用的是假定，在进化的意义上讲，文化的大部分内容都是适应性的，即使某些是通过加强群体的生存而间接地起作用的。第二个值得考虑的主张是（以便使生物同功完善化）。一套特殊的文化行为的变化率反映了环境特征中的变化率，这些行为与这些特征是连锁的。

在仪式中，倾向于压缩文化的缓慢变化形式。有些社会科学家在人类的典礼和动物交流中的夸耀行为之间作了类比。这是不正确的。大多数动物的夸耀行为都表达有限含义的具体信号。它们相当于人类辅助语言的姿势、面部表情和基本声音。有少数动物的夸耀行为，例如鸟类中最复杂的性炫耀形式和巢窝的变化，是非常精致的，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以致动物学家偶尔也称之为仪式。但即使在这里进行比较也是令人误解的。大多数人类的仪式具有多于只有一个直接信号的价值。正如迪尔凯姆 （ Durkheim ）所强调的那样，它们不仅标定了，而 且重新肯定了并加强了仪式的道德价值。

神圣的仪式最具有人类的特色。它们的最基本形式与巫术有关，是一种操纵自然和上帝的积极企图。从西欧山洞里发现的旧石器时代艺术表明了仪式专心于狩猎动物。有不少图景表示矛和箭插入动物体内。其他一些图画描绘人装成动物跳舞，或低头站在动物面前。也许这些图画的功能就是一种同情心的巫术，基于一种彻底的逻辑观念，以为对图象所作的事就会成为真事。这种提前发生的行动可与动物的意向活动相比较，在进化历程中动物的意向活动经常仪式化为典礼信号。它使人们想起了蜜蜂的摇摆舞是从蜂巢到食物的一种小型化飞行演习。原始人可能易于理解这类复杂的动物行为。过去，那些被称作巫师、男巫和巫医的人才行施巫术，现在某些社会中还是这样。人们相信只有他们有处理神奇东西的秘密知识和能力，因此，有时候他们的影响超过了部落头人。

正规的宗教有许多巫术成分，但却更深刻、更适于部落的信仰。它的典礼歌颂创世神话，谋求上帝的好感，使部落的道德法典不断神圣化。代替控制身体力量的巫师的是牧师，他和众神亲密交谈，并通过礼拜、祭祀品以及部落良好行为所提供的证据求宠于众神。在更加复杂的社会中，政治和宗教总是自然地混在一起的。天赐权力给国王，但是由于众神更高的美德，高级牧师又经常管治国王。

合理的假说是，巫术和图腾崇拜对环境构成了直接的适应，在社会进化中先于正规的宗教。神圣的传统几乎在人类社会中普遍发生。还有解释人的起源的神话，或者至少是解释部落与世界其他部分的关系的神话也是这样。但是对上帝的信仰并不普 遍。惠廷（ Whiting ） 1968 年所观察的 81 个狩猎 - 采集人社会中，只有 28 ％或 35 ％在他们的神圣传统 中包括上帝。一个创造世界的积极的、有道德的上帝这样一种概念，传播的范围就更不广泛了。况且，这种概念最普遍地是随着畜牧生活方式出现的。牧业愈加独立，就愈加信仰犹太基督式的牧羊上帝。

66 个耕地社会的宗教信仰——根据来自牧业生活比率划分的结果。

以牧业为主的生活方式百分比

相信积极创造性道德上帝的社会百分比

社会数目：在另外的社会中，这种信仰发生少于 10 ％。同 样，一神教的上帝总是男性的。这一强烈的最高主教倾向具有几种文化来源。畜牧社会是高度易变的，组织紧密的，并经常是军事性的，所有这些特征部使平衡趋向于男性权威。同样有意义的是，作为主要经济基础的牧业基本上是男人们的任务，由于希伯来族人起源于放牧，所以圣经把上帝描述为牧羊人，把绵羊选作他的人民。伊斯兰教是所有的一神信仰中最严格的一种，在阿拉伯半岛的渔牧民中成为一种早期的力量。牧人与其羊群的密切关系显然是一个微观宇宙，它刺激了有关人类与其控制力量的关系的更深探寻。

日益成熟的人类学并没有提出怀疑马克斯·韦 伯（Max Weber）的理由，韦伯的结论是：更基 本的宗教是为了尘世间的长寿、田地和食物的丰富、避免生理灾害、击败敌人而寻求超自然的力量。在教派之间的竞争中，群体选择的形式也起作用。那些得到追随者的教派就能生存下去；那些得不到追随者的就会失败。其结果是，宗教也象其他的人类设施一样，为了其参与者的进一步幸福而演化着。由于人口统计学的结果可用于整个群体，因此可以通过利他主义和以他人的一定利益为代价的剥削而部分地得到这种结果。二者择一，它可以作为一般地增长着的个体适应而出现。从社会的角度看，其结果在更暴虐的宗教和更仁慈的宗教之间。所有的宗教可能在某种程度上都是暴虐的，特别是由酋长和国家支持的宗教。当社会竞争的时候，这种倾向就更强烈，因为宗教可以有效地用于战争和经济剥削的目的。

宗教持久的荒谬在于，它有如此之多可以证明是虚假的要旨，然而却能在所有的社会中保持着活力。人们宁愿相信而不愿了解，正如尼采所说，宁愿把虚空作为目的，也不愿没有目的。世纪之初，迪尔凯姆拒绝了那种观点，即认为这种力量真能从 “一套虚幻”中得到解脱。从那时以来，社会科学家们就寻找信仰的心理学罗塞达碑，它可能澄清宗教推论的更深的真理。在这个课题深刻的分析 中，拉帕波尔特（ Rappaport ） 1971 年提出，实质 上所有的宗教神圣典礼形式都服务于交流的目的。除了把社团的道德价值制度化外，典礼还可以提供有关部落和家族的力量与财产的信息，在新几内亚的马林人中，在战争中没有充当头领而指挥联盟的人，一群人举行一个舞蹈仪式，男人以他们是否参加舞蹈来表明他们支持军事的意愿。根据人头数量就能精确确定联合的力量。在更先进的社会军事检阅中，由国教的设施或仪式来修饰，其实也服务于同样的目的。宗教仪式也调整一些关系以避免模糊不清。这种交流模式的最好范例是转变仪式。一个男孩在成熟的时候，他从孩子到男人的转变过程从生物学和心理学的意义上讲是非常缓慢的。会有这样的时候：他的反应和声音似乎是成年人的，可是行为象孩子。社会难以给他身份鉴定。转变仪式就用武断的变化分类来去除这种模糊不清。同样这种仪式还可以巩固青年人与接收他的成年团体的关系。

把一个程序或一个陈述神圣化，就是证明它是没有问题的，并且暗示任何敢于与之相抵触的人都要受到惩罚。这种从日常生活的世俗中转来的东西就成了神圣的，而在错误的环境中简单地重复它就是犯罪。这种极端的证明形式，是一切宗教的中心，它所承认的实践和教义为群体最为生命攸关的利益服务。个人被考验词、特殊习俗、神圣的舞蹈和音乐所镇服，这种音乐如此精确地与他的情绪中心所契合，以致他产生了“宗教的经验”。他准备重新维护他的部落与家族的联盟、行施博爱、贡献他的生命、出发去打猎、参加战斗、为上帝和国家而死。“上帝与我们同在”是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集结呼叫。上帝需要它，但是部落总的达尔文主义适应是最根本的受益者。

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首次定义了第二种导致道德和宗教形式化的力量。人类社会行为的极端可塑性既是一种巨大的力量也是一种真正的危险。假如每个家庭制定出自己的行为规则，结果将是无法忍受的大量传统变化和日益增长的混乱。为了抵制自私行为和高等智力的“分解能力”，每个社会必须为自己制定法律。在广泛的限制之内，实质上任何习俗都能比根本没有限制发挥更好的作用。因为任意的法典著作和组织，倾向于没有效力并易于被不必要的偏私所损坏。正如拉帕波尔特所简明地表述的那样：“神圣化把武断变为必要，那些武断的规章手法多半是被神圣化了的。”这个过程引起了批评，在更加文明和更有自我意识的社会中，空想家和革命家打算改变这种体制。改革会受到镇压，因为大多人都认为那些被神圣化的东西和神圣化的规则是没有问题的，不同意这些规则就是渎神行为。

这把我们带到可灌输性进化的生物学问题本质。人类荒诞地易于受灌输——他们寻求灌输。如果我们为此论点假定可灌输性在进化，那么自然选择在什么水平发生？一种极大的可能性就是，群体是选择的单位。当一致性太弱的时候，群体就灭绝了。在这种情况下，自私的、个人主义的成员以他人利益为代价而获取较好的处境并成倍发展自己。但是他的崛起和盛行加速了社会的脆弱性，促进了社会的灭绝。保留着较一致基因的较高频率的社会取代那些灭绝了的社会，这样，在社会的多重群体中提高总的基因频率。如果多重群体（例如部落复合体）正在扩大它的范围，基因的传播就会更加迅速。这个过程的规范模型表明，如果社会灭绝率高到足以与压制个体选择的强度有关，利他主义基因可以提高到适当高的水平上。这种基因可能有利于灌输性，即使以服从的个体为代价。例如，在战斗中冒死亡风险的意愿能以那些允许致命的军事原理的基因为代价而有利于群体的生存。群体选择的假说足以解释可灌输性。

解释竞争，个体水平的假说同样是足够的。它表述了使自己一致地以最小的花费和危险来享受群体成员的利益这样一种个体能力。尽管他们的自私对手可能获得短暂的利益，但是从长远观点看通过排斥和压抑得来的利益会丧失。一致主义者行施利他主义行为，也会在冒着生命危险的范围之内，这并不是因为群体水平被选择出来的自我否定基因，而是因为群体偶然能得到可灌输性的利益，而在另外的场合，这又有利于个体。

两种假说不是相互排斥的。群体选择和个体选择可以相互加强。如果战争需要斯巴达式的优点，并死去某些勇士，那么胜利则能更加充分地补偿生存者的生殖能力和机会。一般个体将赢得范围广泛的适应策略，使得冒险有利，因为参与者的全部努力给一般成员以更多的补偿性优越条件。

9-7 伦理学

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应该共同考虑这样的可能性：即暂时把伦理学从哲学家手中解放出来并使之生物学化的时间已经来到了。目前，这个课题由几种古怪的连续的概念所组成。首先是伦理直觉主义，它相信精神对真正的正确和错误具有一种直接的意识，这种意识可以通过逻辑形式化，还可以表现为社会活动的规则。西方世俗思想的最纯的指导戒律是社会契约理论，如同洛克、卢梭和康德所 系统阐述的那样。在我们的时代，约翰 . 罗尔斯（John Rawls）把这种戒律重新编织成一种社会 哲学体制。他的规则是，正义不仅应当是政府体制的总体，而且应当是初始契约的目标。那些自由和理智的人会选择罗尔斯称作“公平的正义”的原则，如果他们是利益相同的联盟，并想定义这个联盟的根本准则的话。评价后来的规律和行为的恰当性，有必要检查他们无可争议的起始位置的一致性。社会机构形式的弱点是它依赖于大脑的情绪判断，然而那个器管象只黑箱。几乎没有人不同意对于脱离肉体的精神来说，公平的正义是一种理想的状态，这个概念对于人类绝不是解释性和预测性的。因而，它不考虑其结论严格实行的最终生态和遗传后果。也许对于一千年来说解释和预测是不必要的。但这是靠不住的——人类的基因型及其在其中演化的生态系统来自极端的不公正。无论哪种情形，伦理判断的神经机构的充分探索都是合乎需要的，并且已经在进展之中了。这种努力之一构成了概念化的第二个模式，可以称之为伦理行为主义。它基于如下的命题，即道德上所承担的义务完全是学习得来的，有效条件作用是主要的机制。换言之，孩子们只是使社会的行为模式内在化而已。与 此理论相对立的是伦理行为的发育遗传概念。 6-8 节提到， 1969 年，卡尔伯格（ Kohlberg ）对此观 点作了说明。他的观点是结构主义的。皮亚杰 （ Piaget ）曾用“发生认识论”来表述，而科尔伯格 用“认识——发育”来标鉴一般概念。然而，结果将与广义发育生物学和遗传学相结合。。分析尚未涉及基本规则中的可塑性问题，尚未测量内在文化的差异，因此遗传性也就无从评价。伦理行为主义和发育遗传分析的流行观点之间的差别是，前看没有证据假定了一种机制（作用条件），后者提供了证据但没有推测机制。在这一差异背后并没有重大的概念困难。道德发育的研究只是遗传差异问题更为复杂，更难处理的问题。随着资料的增加，可以期望两种倾向合并起来在遗传学中形成一种可认识的课题。

然而，即使问题明天就得到了解决，也还会忽略重要的方面，这就是“伦理学的遗传进化。”伦理哲学家们在直觉判断道德的道义规则时要请教他 们自己的下丘脑 - 边缘复合系统的情绪中心。这一 点对发育学家也是真实的，即使他们处于最客观的状态也是如此。只有把情绪中心的活动理解为一种生物学上的适应，才能解释这些规则的意义。有些活动看来过时了，这是对最原始的部落组织形式的一种调整遗迹。有些则还是初生态，是对农业和城市生活新的快速变化的适应，其他因素还将增加混乱。在单方面的范因内，群体中群体选择所确立的利他主义基因将遭到个体选择所青睐的等位基因的对抗。在它们控制之下的冲突倾向于在群体中广泛传播，因为当前的理论预测认为，基因会在一种平衡的多态现象中得到最佳维持。道德矛盾心理将被环境所加强，比起把单一的道德法典无差别地用于所有性 别 - 年龄群组来，一个以性别和年龄为转移的伦理 学一览表能显示更高的遗传适应性。例如，对于小孩子来说，自我中心更具有选择利益，因而相对他讲不愿作利他主义的事。相似地，青少年在其同性别的同辈人中的团结更为紧密，因此对同辈人认可通 常更加敏感。遗传所决定的性别、亲 - 子冲突（特里 弗斯模型所预言的那种）也倾向于加强道德义务的种类和程度方面的年龄差异。最后，群体生长早期阶段的个体道德标准会在许多细节上与重叠群体期间的个体道德标准不同。超密群体在遗传上的伦理行为将与其他的群体不同。

如果这种遗传的道德多样性理论中有任何真理成份的话，那么，对伦理学来说，需要一种进化方面的研究就是不言而喻的了。还有一点也应该是清楚的，那就是没有单独一套道德标准可以应用于所有的人类群体，更不必说应用于群体之内的所有性 别 - 年龄阶层了。因此强求统一的法典无异于制造 复杂的、无法处理的道德困境——当然，这些是目前的人类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9-8 美学

艺术的冲动决不限于人类。有些非人类灵长动 物也具有绘图作画的能力。 1962 年，德斯蒙德·莫里斯研究“艺术的生物学”这个课题时，有 32 个灵长类动物都能绘画，其中有 23 只黑猩猩， 2 只大猩猩， 3 只猩猩， 4 只南美卷尾猴。它们利用绘图 设备的干劲极大，根本用不着人去督促。年轻和年老的动物都对这项活动十分着迷，以至它们宁可不要吃东西，有时因为停下来而大发雷霆。其中有两 只黑猩猩特别高产，“阿尔法”了 200 多张画，而 著名的“康果”简直堪称猿类的毕加索，它画了近 400 张画。尽管大多数的画都是乱涂的，但是整个 模式远不是随机的。其中有线条、污迹、扇形，甚至完整的圆形。它们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也没得到任何多于必要设备的东西。事实上，诱导模仿而试图指导动物的努力往往是不成功的。

黑猩猩的艺术才能可能是它们利用工具行为的一种很好的特殊证明。许多物种都表现出十几种技术，这些技术需要身体技巧。通过实践所有这一切都能得到提高，至少有一些作为传统一代代沿习了下来。

这可以看作是人类艺术的起源。正如沃什伯思 （ Washburn ） 1970 年指出的那样，人类历史 99 ％以上都是在狩猎 - 采集社会形态中渡过的，在这段 时间内，每个人都制造他自己的工具。评价制作的形式和技巧对于生存是必要的，可能评价本身也带来了社会认可。形式和技巧的成功都能带来更大的遗传适应。如果黑猩猩能达到基本的图解阶段，那就不难想象原始人能进展到表达性图画的程度。一旦达到这个阶段，就会迅速过渡到在同情性的巫术和仪式中运用艺术。此后艺术在文化和精神能力的发展中可能起了一种相互促进的作用。最后，书写语言的独特表达形式出现了。

音乐也是由某些动物产生的。人类认为鸟类精妙的求偶与领土歌声是美好的，可能最后也就跟鸟学起来了。歌唱和舞蹈把人们聚集成群，指引人们的情绪，为他们从事活动作好精神准备。黑猩猩的狂欢表演非常象人类的庆典活动。它们在轰闹的运动中奔突、跳跃，扯下树枝，来来回回高声呼叫。这些活动至少有助于在共同的感情基础上把群体聚集在一起。这些活动可能近似于最早的人类庆典活动。然而，在此后的人类进化中出现了根本的差异。人类的音乐已从偶像代表中解放出来。音乐包含了无限的、任意的信号。它运用了表达法规则和秩序，这种秩序的基本功能和语法差不多。

9-9 领土性与部落主义

人类学家经常忽视了作为一般人类属性的领土行为。当从动物学那里借来这一现象的最狭义概念时，就发生了上述情况。动物对其邻居的反应态度很不相同。每个物种都有自己的特殊行为尺度。有时动物具有公开的敌意，尤其是在育子季节或群体密度高的时候，有时不明确，或者干脆没有领土性反应。 有理由认为，领土性是狩猎 - 采集社会的一般特点。 1973 年，埃德温·威尔姆森（Edwin Wilmsen ）在一篇评论中指出，在这些相对原始的社会中，土地占有权的策略与许多哺乳动物没有多少差别。

部落文化在现代意义上讲造成了不幸的结果， 甘内特·哈丁（Ganett Hardin） 1972 年写道： “任何自己感到是明确的一群的人群，外部世界亦同样这样认识他们，这群人可以被称为一个部落。象一般定义那样，这个群体可以是一个族，但并非必然如此，它可以只是一个宗教派别，一个政治群体，或一个职业群体。一个部落的基本特点是有双重的道德标准——一种是为群内行为所需的标准，另一种是群外的标准。部落文化的一个不幸的并且是无法逃脱的特征，就是最终引起相互冲突的部落文化”。他们害怕周围怀有敌意的群体，这种“部落”拒绝承认共同的利益。它不愿限制自己群体的扩大。竞争者可能会在远系繁殖方面相互比赛。资源被分隔。正义和自由败落。真实的和想象的措施凝结了群体的一致性，动员了群体的成员。对外部事物与人的仇恨成了政治美德。在群体内对不守准则的人的惩罚日益严厉。历史充满了这一过程的逐步升级，直到社会崩溃或走向战争。没有哪个民族能完全免受部落主义之害。

9-10 早期社会进化

可以说，现代人类经历了两个精神进化的加速阶段。第一个阶段的加速是从较大的树栖灵长类向猿人的过渡，这个阶段大约要一千万年的时间。第二个更加迅速的加速阶段约在一万年前开始，基本上是文化的进化，在本质上必定是最为表现型的，其基础是大脑中的遗传潜力，而大脑则是先前千百万年积累的结果。大脑已经达到一个新的开端，随之而来的是全新的，更为迅速的精神进化形式。这第二个阶段是超乎寻常的，它的潜在能力只是目前才被揭示出来。

人类起源的研究与精神进化的这两个阶段有关而引起的两个问题是：一什么样的环境特征使得类人猿与其他的灵长类在适应上分化，并沿着自己独特的进化道路前进？ ——一旦开始之后，为什么类人猿的进化如此之快？

首先是森林和草原相间的生态环境，使得它们的前后肢得以分工，其次是它们对于动物性食物的依赖程度。它们明显地比现在的猴子与类人猿更多地食用肉类，而且食谱广泛，大到巨象，小到昆虫，什么东西都吃，以致于到直立人开始使用石斧的时候，有些较大的非洲哺乳动物就开始灭绝了。

从这些关于早期人类生活状况的事实中，我们可以推演出什么呢？在作出所有的尝试性答案之前，首先应当注意的是，几乎没有什么能涉及到与现有灵长类的比较。因为它们基本上都是植食性的，肉食对它们是很偶然的现象。另外，它们在社会组织方面相互之间的差别也太大，没法提供一条比较的基线。黑猩猩是最有智力，在社会组织方面最为高级的灵长类。但它们是森林居民，植食为主。认为黑猩猩的生活揭示了许多人类起源的问题，并不一定是正确的。黑猩猩的人类特怔可能是进化趋同现象造成的。

也许最好的程序是从现存的狩猎 - 采集社会进行反推。表 9-4 把这项技术显示得清晰可见。表中列出了狩猎 - 采集人群的最一般特征。然后， 也估价了每种行为范畴的可变性，伺时注意到这些范畴的变异在非人类灵长类物种中发生的数量。范畴的变化越少，则狩猎人与早期人所显示出的特征就越加相象。 

表 9-4 现有狩猎 - 采集群体的社会特征及早期人类同样具有这些特征的可能性 

普遍发生在现存狩猎 - 采集社会中的特征

非人类灵长类中特征范畴的变化性

断定早期人具有同源特征的可靠性

地区群体大小：多为 100 或少点

高度可变，但在 3- 100 之间

非常可能 100 或少一点，但并不可靠

家庭是核心单位

高度可变

不可靠

性分工：女采集、男守猎

在灵长类只限于人

不可靠

雄性统治雌性

尽管不普遍，但很广泛

可靠

长期的性结合（婚姻）近于普遍；多配偶广泛

高度可变

不可靠

异族通婚普遍，由婚姻规则维持。

只限于人类

不可靠

亚群体的组成经常变化（分裂合成原则）

高度可变

不可靠

领土性广泛，特别在富采集区

广为发生，但多变模式

可能发生；模式：不知

游戏玩耍，特别是那些需要生理技巧而不要谋略的游戏。

一般地发生、至少以基本的形式出现

非常可靠

延长的母亲关怀；被断言的青年社会化；扩大了的母亲与孩子之间的关系，特别是母亲和女儿的关系。

一般发生在较高等有尾类中

非常可靠

可以作出的结论是，原始人生活在较小的领土群体内，其中雄性统治着雌性。侵犯行为的强度与等级的本质尚不为人们所知。社会生活其他方面的推测没有得到任何资料的支持，因而更加脆弱。原始人可能成群结队地搜寻食物，这是为了抵御较大的捕食动物。但是并没有十分可信的理由认为男人出 外打猎，而女人留在家里。现在狩猎 - 采集社会中 的确如此，但与其他灵长类的比较研究并未提供这种特征是什么时候发生的线索。当然，动物中的例子并不意味着雄性群体狩猎不是人类早期的特征，只是没有十分有力的可靠证据支持这种假说罢了。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人类社会起源的盛行理论之中。这种理论由一系列连锁的模型组成，这些模式是从化石证据的基础上形成的，同时对狩猎 - 采集社会进行了回溯，并参照了与现存灵长类物种的比较。该理论的核心可以称之为“自动催化模型”，它认为当最早的类人猿适应了陆地生活而进行双足运动时，手就自由了。这样就更利于工具的制造和使用，智力是这种利用工具习惯的改进部分。随着精神能力和倾向通过与人工产品利用方面的相互加强日益增长，整个物质文化基础发展了起来。在狩猎过程中，协作完善化了，并且提供了智力进化的新动力，智力进化转而使工具的利用更加精深，于是通过这种因果循环不断发展。这种自催化使得早期的人类具有猎取巨大动物的能力。自催化模型通常包括这样的命题，即向大规模狩猎活动的变化加速了精神进化的过程。另一个命题是，男人专事狩猎，女人照料孩子并从事大部植物性食物的收集工作。人类性行为与家务生活的许多细节很容易从这种分工中得到说明。

尽管自催化模型是内在一致的，但它有一个奇特的疏忽——那就是触发因素。是什么东西引起加速过程的？这方面尚无较有说明力的解释。

9-11 晚期社会进化

生物系统中的自催化反应决不会无限地发展。但是，几乎象奇迹一样，在人类的进化中却并不如此。大脑的增大和石器的增多表明在更新世期间精神能力的逐渐进步。七万五千年前。尼安德特人的莫斯特工具文化出现，汇集起来的冲力为欧洲四万年前晚期智人的旧石器文化开辟了道路。一万年前开始的农业及其传播，人口密度巨大增长，原始的狩猎群体让位于部落，王国和国家的迅速成长。最后，公元一千四百年后以欧洲人为基础的文明又改换了工具，知识和技术的发展不仅获得了指数速度，而且以超指数速度发展着。

相信在最后的冲刺阶段人类的精神能力进化或特殊社会行为趋向的进化曾经有过停止是毫无道理的。尽管我们不知道实际上发生了多少精神进化，但是假定现代文明完全建立在更新世的资本积累之上就错了。

由于遗传系统与文化系统的轨迹是平行的，所以我们可以暂时避开它们的差别，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回溯后期的社会进化原动力。吃种子是解释类人猿到草原上去的一种合理的说法，猎取大动物对于向直立人进展可能有所阐明。但是群体捕猎的适应足以在各方面使之进化到人类的程度，更进一步发展到农业与文明吗？人类学家和生物学家不相信这种动力是足够有效的。他们提倡下列因素，这些因素可以单独起作用，也可以共同起作用。

A. 性选择

钱斯（ Chance ）和福克斯（ Fox ）认为，性选择是驱动人类向全面进化的辅助动力。推理过程如下：多配偶是狩猎群体的一种普遍特征，或许在早期的原始人社会中也是这样。假若情况果真如此，那么性选择必然起了重要的作用。这包括雄性对雌性的引诱性炫耀与雄性之间的性竞争。性选择必定由于不断的交配刺激而加强，这是由于雌性的性接受能力近乎连续的原因。在群体中存在着高度的合作，性选择这种原始人适应的遗产易于和狩猎勇猛、领袖才干、制造工具的技巧和其他可见的品质联系在一起，这些品质能有助于家庭的成功和雄性联盟的顺利。侵犯行为受到抑制，公开的灵长类动物统治的其他形式都被复杂的社会技巧所取而代之。青年雄性发现参加群体是有利的，而适应群体生活则要控制往活动和侵犯行为，等待着地位的提高。其结果是，类人猿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雄性很可能具有多种必要的性质：“有控制能力的、狡诈的、协作的、对异性有吸引力的、对孩子善良的、松懈的、粗暴的、富于表情的、有技巧的、有见识的并且在自卫和打猎中是精练的。”因为在这些更加老练的社会特征之间发生正反馈，并带来成就，所以社会进化可以在没有环境附加选择压力的情况下无限地发展。

B. 文化发明和网络发展中的多重效应

不管原始动力是什么，文化能力方面的进化是由日益增长的学习能力和学习速度完成的。个体和群体之间相互接触的网络也发展起来了，在网络的大小和文化能力之间也存在着正反馈。和性选择一样，这种机制也不需社会行为本身限度之外的附加输入。但是与性选择不同，在人类前史的最后阶段，这种机制可能达到了自催化的初始水平。

C. 增长的人口密度与农业

有关文明发展的传统观点曾经认为，是农业的发明造成了人口增长，带来了闲暇时间和闲暇阶层，然后文明才得以发展起来。这种假说并不十分可靠，因为已发现许多狩猎 - 采集人比农民干得更少，享受着更多的闲暇时间，除非有政治和宗教权威的逼迫，原始农民并不生产过剩的物资。有人甚至提出了因果关系相反的建议：是人口的增加使得社会发展了农业。然而这种解释没有考虑到群体的最初增长原因。

狩猎——采集社会在人口统计学上几十万年都保持着平衡。他们当中有很少的一部分成为最初的农民。很可能是因为获得了一定的智慧以及幸而有广泛生长的植物食品，农业经济一旦产生，就促成了更高的人口密度，而人口的增加则加强了社会接触的更广泛网络，以及对农业的进一步依赖。象灌溉和车轮这类少数的发明，强化了这一过程，使之不可逆转。

D. 战争

通观有记载的历史，在部落、酋长国和国家之间，战争行为是普遍的。索罗金（ Sorokin ）在分析从 275 年 -1025 年这时期内欧洲十一个国家的历史时，发现它们在那段时期中平均 47 ％的时间参加了军事行动，或者说每年有两次军事行动。“德国每年用 28 ％的时间，而西班牙每年有 67 ％的时间参加战争。早期欧洲和中东的酋长国与公国迅速瓦解倾覆，许多征服者在本质上都是种族灭绝式的。在这个过程中，基因的传播总是最为重要的。征服者杀戮所有的男人和与男人性交过的女人，而宽恕那些和自己性交的女人。结果战争成了遗传上的取代。地区性战争与遗传取代在群体选择中作为一种有效的力量的可能性，达尔文已清楚地认识到了。在《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中，他假设了一个非凡的模型，为现代群体选择理论预言了许多要素。达尔文看到了群体选择不仅能加强个体选择，而且可以对抗个体选择——有的时候群体选择占优势、特别是在繁殖群体小而亲族关系密切的时候。

同样的理论后来得到了发展。有些人想到人类“最高贵”的品质，其中包括协作、利他主义、爱国主义、领土战斗中的英勇等，都是战争的遗传成果。通过临界效应的推测，能解释为什么这个过程只在人类进化中起作用。原始的文化能力可能是由一定的基因所允许的。反过来，文化能力又推动了基因的传播。这种相互强化一旦开始就是不逆转的。

E. 多因素系统

前面的每种机制都可以独立作为社会进化的原动力，但更可能的是它们以不同的方式和复杂的相互作用共同起作用。最有现实性的模型可能完全是控制论式的（图 9 一 1 ），其中的原因与结果通过于循环而相互易位，子循环又具有高度的互相连结性。

在社会进化的单因素模型和多因素模型中，都假定了一种日益增长的内在化控制。这种变迁被认为是前面提到的两个加速阶段的基础。在类人猿进化之初，初始动力来启外部的环境压力，这与其他动物的社会进化没有什么差别。目前看来，假定类人猿历经了两个连续的适应转变是合理的。第一，走出森林，生活在开阔的原野上，以植物种子为食；第二，在吃植物种子的同时，在解剖特征和精神变化上适应了捕获大哺乳动物。大动物的捕猎进一步引导了精神能力与社会组织的发展，后者使类人猿穿越了自催化的门槛，跨入进化的更为内在化阶段。在第二个阶段，大部分人类的独有特征出现了。然而，在强调这种区别的时候，并不是暗示社会进化是独立于环境的。只不过在精神和社会的变化方面逐渐地更依赖于内在的重组而更少地依赖于对环境的直接反应。简而言之，社会进化获得了自己的动力马达。

9-12 未来

或许到二十一世纪末，当人类获得一种生态学上的稳定状态时，社会进化的内在化将会臻于完善。大约在这种时代，随着社会科学的迅速成长，生物学会到达它的鼎盛期。某些科学家会对此估计持有异议，认为在这些领域中日益增长的发现速度表征着更为迅速的发展。但是，以前历史的先例曾使我们迷失了方向：我们现在所讨论的题目至少要比物理学与化学困难两个数量级。

考虑一下社会学的前景。目前这门科学正处在它自身发展的自然史阶段。曾经有过一些系统建设的尝试，但是和心理学一样，它们都过旱地成熟并且成果有限。在今天的社会学中对于理论已经过时的许多东西实际是现象和概念的标签，这正是自然史的方式。过程难以分析，因为基本单元捉摸不定，或许根本就不存在。

随着描述和实验的日益丰富，社会学日益趋近于文化人类学、社会心理学和经济学，并在不久的将来与这些科学汇合在一起。这些学科对于社会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很可能为它产生初始的现象学规律。事实上，也许已有了某种有价值的数量规律。它们包括有关下列关系的验证过的陈述：敌意效应和强调民族优越感以及对外国人和物的畏惧僧恨（外恐症）；在战争艺术与对抗性运动之间、之内的正相关，对抗运动使得侵犯的冲动得以正常的发泄；职业行当中升级和机会的精确而特化的模型；最通用的经济学模型，远不止这些。

从纯粹的现象学描述到社会学基本理论的转变，必须等待充分理解人类大脑和神经细胞方面的充分解释。只有能对情绪和伦理判断的机制在细胞水平上加以拆装，才能搞清楚它们的性质。可以用模仿来估计整个行为反应的范围以及体内自控调节的精确性。测量神经生理学的波动与放松次数，可以估计紧张程度。认识将被表现为网络。学习和创造将会被定义为认识机制特殊部分的转变，认识机制则是由情绪中心的输入所调节的。得益于心理学，新的神经生理学将为社会学产生一套持久的第一原理。

在这一事业中，进化社会生物学的作用将倍加重要。它将尝试重建进化机制的历史，并鉴定这种机制每种功能的适应意义。由于受更新世危机（例如狩猎、采集、部落战争）的指导，有些功能几乎过时了。其他一些功能目前在个体和家族的水平上可能是适应的，而在群体水平上可能是不适应的——或者正好相反。如果决策用来形成文化以适应生态稳定状态的话，有些行为则可在没有情绪损害或丧失创造性的情况下，经验地加以改变，这里面的不确定性意味着，斯金纳为幸福预先设计一种文化的理想注定要等待新的神经生理学。遗传上的精确性，以及伦理学法典的绝对公正也要等待新的神经生理学的进展。

进化社会生物学的第二种贡献是监测社会行为的遗传基础，最优化社会经济体制永远不可能完美无缺，这是由于阿罗（ Arrow ）的不可能定理，也可能由于伦理标准是天然多元性的。况且，任何这类规范体系建于其上的遗传基础都在不断地变化。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进化，在某种意义上，人类的群体正在漂变。经过几代的影响就能改变社会经济最优化的统一性。特别是，世界上基因流的比率已上升到剧烈的水平，并且还在加速上升。地区村社之内的平均关系系数正在显著地降低，其后果可能是通过坏的适应和群体选择基因的丧失最终减少利他主义行为。早些时候已经表明：当行为特征受到禁止或者它们的原始功能在适应价值上变为中性时，就趋向于被代谢保存的原则所选择淘汰掉，在十代人之内这些特征就能基本上从群体中消失，这对人类来说只不过需要两三个世纪而已。我们目前对人类的大脑所知甚少，因而不知道有多少最有价值的品质在遗传上与过时的、毁灭性的品质连锁在一起。群体成员之间的合作与对陌生人的侵犯性、创造性与获取个人统治的愿望、体育热情与暴力反应倾向，如此等等都可能是连锁特征。在特殊的情况下，这种成对的特征可能是基因多效性的结果，也就是说同一套基因控制着不只一种表现型特征。如果有计划的社会——它在下个世纪的出现似乎是不可避兔的——将指导它的成员小心地超越那些曾给过毁坏性表现型进化优势的压力和冲突的话，那么其他表现型可能会随着它们而衰退下去。这样，从最终的遗传意义上讲，社会控制可能会剥夺人类的人性。

似乎我们自动修化的社会进化已经使我们固定在这样一条特殊的进化路线上了，那就是我们当中仍然保留的早期猿人特征可能是不受欢迎的。为了永久地维持我们的物种，我们被迫走向总体的知识，直到神经元和基因。但是当我们的进化足以用机械的术语来解释我们自身的时候、当社会科学逐渐充分繁荣的时候，结果也许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因此，正如开始一样，用阿伯特 . 卡缪的预见来结束本书似乎是合适的：

即使是一个能用糟糕的理由来解释的世界，人们也感到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另一方面，在一个剥去了假象和处世标准的世界中，人类感到的是一个不和谐和更陌生的世界。他的流放感是无可补救的，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故乡的记忆、丧失了对希望之乡的向往。”不幸，这是真实的。但是我们还有一个世纪。 

谢选骏指出：人说——许多征服者在本质上都是种族灭绝式的。在这个过程中，基因的传播总是最为重要的。征服者杀戮所有的男人和与男人性交过的女人，而宽恕那些和自己性交的女人。结果战争成了遗传上的取代。地区性战争与遗传取代在群体选择中作为一种有效的力量的可能性，达尔文已清楚地认识到了。

我看——这确实证明了“种族灭绝——进化的前提”或曰“进化——种族灭绝的机制”。

（另起一页）

【第三本】

【论人的天性】

【E.O.威尔逊著 林和生译】

【导论 爱德华·威尔逊因祸得福】

《爱德华·威尔逊去世：20世纪“蚁人”是如何诞生的》（2021-12-28 搜狐）报道：   

有“21世纪的达尔文”之誉的生物学家、博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于美国当地时间12月26日逝世，享年92岁。威尔逊以社会生物学尤其是蚂蚁研究著称。他的蚂蚁研究在社会生物学领域有着开创性意义。

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美国生物学家、博物学家。致力于研究蚂蚁和其他群居性昆虫。

蚂蚁研究是动物研究领域最神秘，也是最令人着迷的领域。甚至也可以说，蚂蚁研究产生的社会思想和理论也是动物研究之最。

而这里的蚂蚁便是我们在生活中随处可见的小不点。当我们蹲下来，趴在地上，扔下一颗糖，必然吸引来一群蚂蚁。先是一只，接着是一群，它们排成一列，有序地来，随后又以同样的队伍离开，将食物运回蚁穴。它们一般是蚂蚁分工中的“工蚁”。正是这些小不点和它们的祖先，蚂蚁建造了这个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社会，比人类社会的历史更悠久。

威尔逊是名副其实的“蚁人”，他以独到的方法发现了蚂蚁如何沟通交流的机制。他也是社会生物学的奠基者。在美国科学促进会1978年度会议上，他曾遭到过抗议。有一位愤怒的年轻人突然上前，将一罐冰水倒在了他的头上。在20世纪世界科学史上，像这样的抗议极为罕见，很少有科学家只因为他的学术观点而遭到读者的人身攻击。在当时，威尔逊最引人注目的身份是《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作者。这本书在1975年一出版就不断被批评。威尔逊提出人的行为、人类的社会进化主要取决于天性，而不是文化积累。人们担心将人类还原于动物天性、基因，必然会成为有人为性别不平等、种族肤色偏见辩护的一个借口。然而，这其实是对威尔逊的一种误读。

以下内容经出版方授权节选自威尔逊自传《博物学家》中文版。威尔逊讲述了他如何走向并完成蚂蚁研究。

原文作者 | [美] 爱德华·威尔逊 摘编 | 罗东

《博物学家》，[美]爱德华·威尔逊 著，杨玉龄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年11月。

1、法老王蚁事件

蚂蚁无所不在；黑色的、浅红色的小点点，在地面上，在洞穴里，迂回行进；这种体重仅达毫克、拥有古怪文明的地球住户，日常生活作息全避开我们的耳目。

超过5000万年以来，蚂蚁一直是极地以及冰封山顶之外在地表上占压倒性多数的昆虫。据我估计，随时都有1000万亿到1亿亿只蚂蚁存活在地球上，把它们全部的总重量加起来，差不多就等于人类全体的总重量。

但是，在这样的等式中，隐藏了非常重大的差异：蚂蚁存活的数量恰到好处，然而人类的数量却太多了。假如人类突然从地球上消失，地表环境当会恢复到人口爆炸前的富饶平衡状态。只有大约一打的生物得完全仰赖人体而活，比如虱子以及寄生在我们额头皮脂腺体里的螨。但是，一旦蚂蚁消失了，地球上将会有数万种动植物也跟着消失，几乎各处陆地生态系统都会因而退化、衰败。

此外，蚂蚁也已深深卷入我们的世界中，这可以从20世纪60年代末发生在哈佛大学生物实验大楼的一桩意外事件中看出端倪。如果允许我用词随便些，我会把这个事件称为“蚂蚁的复仇”。

大麻烦是这样开始的。普塔什尼的实验室是相当活跃的、专门研究基因表现的实验室，里面的助理有一天正要展开例行工作：把糖液滴入细菌培养皿中。但是，这天她没能吸起液体。凝神细看，她发觉窄细的玻璃吸管里塞了一些小小黄黄的蚂蚁。接着大家注意到，这栋大楼里出现更多有关这起奇异入侵事件的细微症状。

午餐或下午茶吃剩的食物总是很快就会被这群黄色小蚂蚁爬满。部分正在繁殖的蚁窝，包括蚁后以及围绕在幼蚁四周的工蚁，也都像变魔术似的出现在玻璃器皿下、信件档案中，或笔记本里。但是，最令人震惊的是，研究人员还发现蚂蚁由培养皿中沾到了放射性物质，使得实验室的地板、墙壁上留下了微弱的放射性物质痕迹。经过一番仔细检查，大家发现有一大群同种的超级蚁群正在这栋大楼里经由墙壁间的空间，向建筑物的四面八方散播。

我有理由相信这次的蚂蚁入侵事件和我有关，它是由我自己的房间开始的。

这种蚂蚁名为法老小家蚁，俗称“法老王蚁”，它是一种源自东印度群岛的恶名昭彰的害虫，专门滋扰世界各地的建筑物。一旦超级蚁群进占医院，工蚁会吃食外科手术切除下来的人体组织，以及行动不便的病人的伤口组织，在此过程中有时还会传播病菌。部分聚落会自己迁移，方法是登上行李、书本、衣物或任何拥有一两厘米容身空间的物品内。来到“随缘”的目的地之后，它们就迁出，开始繁殖。这样的目的地可以是圣路易市（St.Louis）的花店，或是挪威奥斯陆（Oslo）的公寓，也可以是委内瑞拉加拉加斯（Caracas）的建筑空地。

事后，我们追溯法老王蚁在哈佛筑窝这件事的来龙去脉，认为它应该是由巴西的港口都市贝伦（Belém）的机场搭飞机来的。首先，超级蚁群的一部分先潜入吉尼（Robert Jeanne）的两口木箱子里。当时，吉尼是我指导的博士研究生，现在他已经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昆虫学教授了。1969年，吉尼刚刚结束一段漫长的亚马孙雨林田野调查工作，返回美国。

当他回到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实验室，打开行李箱后，发觉这批搭便车的蚂蚁已经在木箱四壁上做窝，而且还四处蔓延。

若想循正规途径消灭一大群法老王蚁，代价可能相当昂贵，而且还得兴师动众一番。这时，对于害虫防治特别感兴趣的昆虫学研究生阿尔帕特（Gary Alpert）设计了很聪明的替代办法。他跑去请教哈佛大学的昆虫生理学教授威廉斯，威廉斯提供了一种化学药品，能仿真昆虫幼年荷尔蒙的作用，使得蚁后不孕，也使得幼蚁无法发育完全，成为成蚁。

阿尔帕特把这种化合物和花生酱混在一起，做成食饵，希望负责觅食的蚂蚁会把它带回窝里，这样就可以散播食饵的破坏力。当时这个方法还只不过停留在实验的早期阶段，但是挺有效的。几个月之后，蚂蚁种群数量开始稳定下降。两年后，它们消失无踪。

然而，法老王蚁的英勇事迹并未就此完结，它最后是终结在科幻小说的扉页中。1983年，当时还在哈佛大学出版社担任编辑的帕特里克 （William Patrick），写了一本小说《螺旋体》（Spirals），故事情节灵感就是来自这桩蚂蚁入侵事件。在书中，一种他想象出来的蚂蚁，被人怀疑从实验室带了经过基因工程改造的DNA出来，这种DNA能引起早衰症，使得患者加速老化死亡。书中基因工程技术关键人物的女儿也死于这种病症，她的童年还没过完就已变成了老妇人。小说结尾，蚂蚁终于洗清罪嫌，原来这名研究人员犯了错误：他从死去的妻子体内抽取细胞克隆出女儿，因此这名女儿的发育过程才会变形、扭曲。

即使没有当上小说的主角，蚂蚁还是很值得瞩目的。我将它们摆在我职业生涯的中心位置，对它们有近乎偏执的关注，而我确实认为这是明智之举。不过，我也得承认，当年它们最吸引我的地方，并不在于它们在环境生态上的重要性，也不在于它们的社会进化故事。这份吸引力来自它们大方地提供给我的新发现。我提出的研究主题中，最重要的就是蚂蚁的沟通方式，这个题目引领我在动物行为及有机化学方面，进行了收获丰富的长期研究。

2、洛伦茨震撼

我对化学通信（chemical communication）的兴趣起自1953年秋天，当时廷伯根（Niko Tinbergen）和洛伦茨前来访问哈佛大学，讲解动物行为学这门新兴科学。20年后，他俩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同时获奖的还有奥地利动物学家弗里施（Karlvon Frisch，提出蜜蜂舞蹈语的假说）。

廷伯根最先抵达哈佛大学，他是用词精确、仔细的荷兰裔英国人。他发表了一场动物行为学的演说，其中的重要发现令我深感震撼。然而，由于我的兴趣主要在分类学以及生物地理学上，它们都和行为学有一段距离，因此，我的笔记记得不多，也没有非常注意听讲。

接着洛伦茨大驾光临。他谈起自己从30年代时就开始的研究，一直讲到当时在普朗克研究所 （Max Planck Institute）的工作。他是天生就适合站在讲台上的人，充满热情、生气，而且不断地大力请命。他向我们强调的那些词语，很快就享誉行为科学界，比如“印随行为”（imprinting，又称铭印）、“仪式化”“攻击冲动”“满溢”（over?ow）等词；还有著名的动物，诸如雁鹅、寒鸦、棘鱼等。他预告了研究行为的新途径。他指出：“本能”再度恢复原来的地位；“学习”的角色被斯金纳（B.F.Skinner）以及其他行为学家过度强调了；我们必须继续向新方向挺进。

洛伦茨抓住了我全副的注意力。那时我还年轻，很容易受感动，马上就响应了他的号召。洛伦茨是在向稳固的比较心理学阵营宣战。他告诉我们，大部分的动物行为都是预先注定的，是由固定行为模式组成的。所谓固定行为模式，是指一系列由遗传预先设定的动作，它们会在动物的生命过程中回应天然环境里的特定信号而逐一展开。它们如果在适当的时间、地点受到引发，将能引领动物经由一系列正确的步骤，找到食物，避开天敌，并且顺利繁殖下一代。动物其实并不需要靠经验来生存，它只需要“服从”本能就可以了。

“服从本能”，这种说法仿佛是令人厌烦的陈腔滥调。“操作制约”（operant conditioning）听起来就时髦多了。但是，洛伦茨特别采用了进化生物学里的逻辑来强调他的研究案例，这点深深赢得我的拥护。他说，每种动物都拥有一套专属的固定行为模式。譬如说，某种鸟类会用特定的方式伸展羽毛，以在同类中吸引配偶，这个动作固定出现在一年中的某个时段；另外有些鸟儿会在适当的地点，筑出适当的巢。

固定行为模式是属于“生物学”上的事件，而非“心理学”上的。它们拥有遗传基础，可以分门别类，然后逐个加以研究，方式就跟研究解剖部位或生化反应没有两样，而且也可以以物种为单位逐一研究。

每一种固定行为模式都是由某条特定染色体上的某个特定基因所决定。当一个物种进化为另一物种时，它们也会跟着改变。它们的功能不亚于解剖学及生理学，同时可以作为动物分类以及重建进化树的基础，因为它们同样能厘清物种之间的真正关系。

这位伟大的动物行为学家使我明白：动物的本能属于进化生物学里的新综合理论研究的范畴。而这一点意味着我们也能将动物行为学摆进该领域，并进行相关研究。

洛伦茨这场演讲，再加上我自己接下来数月的苦读，把我引到新的方向。动物行为学家向我揭示的这种现象，正是我早年研究刺针家蚁族时一直尝试要做的。只不过当时的我既缺乏理论，也缺乏词汇。此时，我的思绪开始奔腾。

洛伦茨已将动物行为学送还到博物学领域，而这正是我的领域。最适合研究动物行为的人原来就是博物学家，而非那些耍弄过度简化的迷宫和白老鼠的心理学家。

我了解到，真正重要的是固定行为模式，想要了解它，就必须把这种行为当成动物个体对于特定自然环境的进化适应。如果去观察关在笼子里的黑猩猩，就算测试了所有它可能拥有的学习能力，你能见到的永远都只是它预设行为程序里的一小部分，而且即使是那一小部分，也难以弄清楚其中的完整含义。

3、搞错对象

令动物行为学更为迷人的，是下面这项原则：虽说固定行为模式本身很复杂，但是负责引发它们的信号很简单。就以欧洲知更鸟为例，它们是早期动物行为分析的题材，研究者为英国鸟类学家拉克。雄知更鸟受到春季荷尔蒙的影响，会利用歌唱及展示动作把其他雄鸟驱赶出自己的势力范围。如果这些警告不灵，它就会用翅膀拍打或用喙戳击入侵者。

但是，雄鸟的攻击行为并不真的如同我们所见，是被某只雄知更鸟的整体形象所激发产生。它的怒气主要是冲着枝丫间的“红色胸部”而来。因此，一只尚未性成熟、胸部仍是橄榄绿的小知更鸟激不起它们的反应，但是，你只要在线圈上系一撮红色羽毛，就可激起它们的全套反应。

洛伦茨还勾选出其他几个引发的刺激或动物行为学家所称的“释出物”（releaser）的案例。在1953年之前，大部分研究的案例都集中在鸟类和鱼类身上，而他本人专攻的也是这两类动物。然而，选择这些动物作为研究对象，暗示了一大偏见：它们的沟通媒介主要在于视觉和听觉。

我立刻想到，蚂蚁及其他社会性昆虫的固定行为模式，应该是由化学物质，也就是这类动物能够嗅到或尝到的物质所激发的。早期昆虫学家就已经朝这个方向思考过，毕竟这类动物没法在它们黑暗的巢穴中看清事物，而且也没有什么证据显示，它们能听见在空气中传播的声音。早期有些学者还认为，蚂蚁会以触角及前脚相互碰触，利用类似盲人摩斯电码的方式来沟通。

在1953年，我们对蚂蚁接收嗅觉和味觉化学物质的身体构造为何，仍一无所知，只除了一件事例外，英国生物学家卡尔锡 （J.D.Carthy）在1951年发现，蚂蚁的后肠会分泌某种踪迹信息素（trail substance），并经由肛门排出。然而，还是没有人能确定分泌该分子的腺体为何，确切位置在哪里，或鉴定出踪迹信息素的化学结构。

这种有关固定行为模式以及释出物的观念，令我想到一条途径可以进入未知的蚂蚁沟通世界。这个方法应该是由几个前后连贯的步骤组成的：把蚂蚁的社会行为破解为固定行为模式；然后，再利用试错法，定出是哪些分泌物里含有这种释出物；最后，由该分泌物中区分并鉴定真正起作用的化学物质。

4、寻找神秘的蚂蚁信号

据我所知，我是唯一一个想到这个研究方法的人。因此，我觉得并不需要急着开始。无论如何，我总觉得应该先完成博士论文再说，而我的博士论文实验，是关于毛山蚁属蚂蚁的解剖及分类，非常累人。

1954年秋天，博士论文大功告成后，我离开美国前往南太平洋，展开我的蚂蚁生态学研究，以及岛屿生物地理学研究。四年后，我总算在哈佛大学拥有设备良好的实验室，可以开始研究蚂蚁沟通的化学释出物。即使到了那个时候，其他人显然还是没想到这个点子；我的机会相当大。布特南特（Adolf Butenandt）、卡尔森（Peter Karlson），以及卢斯彻（Martin Lüscher）等人是在一年之后才把“费洛蒙”（pheromone）这个词引进动物行为学词汇，以取代原先的用语“外荷尔蒙”（ectohormone）。他们将“荷尔蒙”这个词定义为“动物体内的化学信息素”，费洛蒙则为“动物个体之间的化学信息素”。

我从外来火蚁开始研究，这是从我上大学以来，最喜欢的一种蚂蚁，而且它们也是最容易在实验室饲养的社会性昆虫之一。我新设计了一种人工蚁穴，用树脂玻璃做成小室和隔间，再把它们立在大玻璃平台上。这种设计使得我能持续观察到整个蚁窝，而且我还能自由安排时间，随时进行实验并记下所有蚂蚁的反应。这个超级简单的蚁窝并未使工蚁一筹莫展。一小段时间后，它们就适应了新环境的灯光，以看来很正常的方式执行日常任务。它们很快就繁殖兴旺得犹如住满了小鱼的金鱼缸。

火蚁最明显的沟通形式，莫过于在通往食物的路径上留下气味。兵蚁单独离开蚁窝出外觅食时，走的路径是不规则的。当它们遇到太大或很难一次运完的食物，例如最常见的是死昆虫或蚜虫蜜，这时它们就会以一条较为笔直的路径走回巢中，并且在归途中一路留下气味。于是，部分同窝的蚂蚁就会跟随这条看不见的小路，前往食物所在地。当我由侧边观察觅食蚁时，我注意到，兵蚁在归途上总是让腹部尾端（也就是蚂蚁全身的最末端）触着地面，而且每隔一小段距离，就把尾部刺针突出、拖拉一下。很显然，它们的化学释出物就是由刺针放出来的，方式颇类似墨水自笔尖释出。

现在我得定出这种化合物的源头位置，据我推测，应该是在工蚁腹部的某处。接下来这个步骤，我需要先找到制造这种化学物质的器官，利用它画一道由我制成的人工小径；也就是说，我需要窃取蚂蚁的信号，然后，再借由该信号来对它们说话。

工蚁腹部大小约像盐粒那般大，里面塞满了肉眼难以看清楚的器官；令这件工作更为棘手的是，在这之前，从来没有人研究过火蚁的解剖构造，我只能参考其他蚂蚁的解剖图，再加上一点儿想象力。

我把剪断的火蚁腹部放置在立体显微镜下，然后用微针和钟表师父用的细钳，打开蚁腹，把内部器官一一取出。这些器官虽然非常微小，但大小刚好能让我在不需要使用辅助器械的情况下，解剖它们；假如这些器官再小一些，我就不得不使用显微操作器，这种仪器又贵又难操作，我一直希望可以不必用到它。如果买了一台这种仪器，而实验又失败了的话，可真的是亏大了。

虽说我的手算是蛮稳定的，但是我发现，肉眼几乎看不见的肌肉自然颤动，一到了显微镜底下，却放大为强烈的抖动。当我把微针和钳子尖端靠近蚁腹时，手部肌肉无法控制地痉挛，会放大成二三十倍之多。不过我还是找到了解决之道：很简单，只要让肌肉痉挛成为解剖技术里的一环即可。把微针和钳子变成小型钻子，利用肌肉的痉挛动作撕开蚁腹，并将体腔内的器官挤压出来。

5、没错，就是它

这部分工作大体完成后，我再以林格氏液（Ringer’s solution）冲洗每个器官；这里所用的林格氏液是比照昆虫体内各种盐类浓度所调制的人工昆虫血浆。接下来我采用所能想出的最简单、最直接的方法来制作一条人工小径。首先，我在蚂蚁觅食的玻璃板上靠近蚁窝出口的地方，滴几滴糖水，让成群工蚁聚拢过来。然后，当一切就绪，再逐一用削尖的桦木涂药棒捣碎每种器官。接着，我再把棒尖压在玻璃板上，用这些被压扁的半液体物质画出一条直线，这条直线由围聚的工蚁群开始，往蚁窝的反方向延伸。

我先试后肠、毒腺以及塞满大半蚁腹的脂肪体。没有动静。最后，我测试杜氏（Dufour’s gland）。这是一种手指形状的微小构造，科学界对于它的相关数据几乎是一无所知，只知道它是通往蚂蚁刺针基部的一根导管，而这根管子是运送毒液到体外的通路。杜氏腺内会不会含有留下踪迹记号的费洛蒙呢？没错，它真的有。

蚁群的反应非常强烈。我原本期待看见几只工蚁很悠闲地离开糖水液，试探着看看新踪迹的尽头有些什么好东西，结果，我得到的却是好几打兴奋不已的蚂蚁。只见它们争先恐后踏上我为它们准备的路径。它们一边跑动，一边左右晃动头上的触角，侦测在空气中蒸发及扩散的分子。走到小径末端后，它们乱成一团，忙着搜寻其实并不存在的奖品。

那天晚上，我完全无法入睡。这个灵感耽搁了5年，最后竟然在几个小时内就大有斩获——我找出了第一个与蚂蚁沟通有关的腺体！不仅如此，我还发现了化学通信里的全新现象。存在于该腺体内的费洛蒙，不只是工蚁觅食时的路标，而且就是觅食信号本身——在觅食过程中，该费洛蒙既是命令也是引导。化学物质就是一切。

而生物检定（bioassay）的步骤也立刻变得容易多了。我很快乐地认识到，不必再为了想要得到的结果而费心安排一大堆混杂了众多其他刺激实验的设计。只要先做一个有效且容易测量的行为试验，生物学家和化学家搭档，就可以直接切入研究费洛蒙的分子结构了。假使其他费洛蒙（例如引发警戒及聚集行为的费洛蒙）的作用方式也和踪迹信息素一样的话，我们将有可能在短时间内解出大部分蚂蚁所使用的化学词语。

接下来那几天我一再重复证明该踪迹费洛蒙的效用。在科学研究中再没有比重复做一个实验而实验又每次都会成功更令人愉快的了。当我把路径画到蚁窝入口时，蚂蚁立刻倾巢而出，即使我这么做的时候并没有先提供食物给它们。此外，当我把一滴由许多蚂蚁制成的杜氏腺浓缩液洒落到蚁窝时，工蚁涌出的比例相当高，而且它们显然是为了寻找食物，才散向四面八方。

6、与火蚁群奋战

接下来我找了哈佛大学的化学家朋友约翰·劳（John Law）来帮忙鉴定踪迹信息素的分子结构。同时，还有另一位很有天分的大学部学生沃尔什（Christopher Walsh），也加入了我们这个研究小组。沃尔什后来成为顶尖的分子生物学家，并当上了达纳法伯癌症中心（Dana Farber Cancer Institute）的所长。

我们算是一个阵容强大的组合，但是遭遇到了意料之外的技术难题：我们发现，不论何时，每只蚂蚁体内杜氏腺里的关键物质均少于十亿分之一克。不过，这问题也并非无法解决。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正是好几种气相色谱法（gaschromatography）以及质谱分析法（massspectrometry）初露曙光之时，运用这类技术，可以鉴定百万分之一克的微量有机物质。换句话说，我们总共需要数万到数十万只蚂蚁，然后把它们的踪迹费洛蒙汇集起来，才能够凑足分析实验所需的最低剂量。

我们要上哪儿去找这么多的蚂蚁呢？根据我的田野研究经验，我知道有一种取巧的方法。每当溪流暴涨泛滥到火蚁窝巢时，工蚁就会结成一团紧密的蚁球，漂浮在水面上。它们以肉身搭成一具活木筏，将蚁后及幼蚁安全地包裹起来。蚁群就这样随波逐流，直到触及地表为止。一旦着陆之后，工蚁又会重筑一个新蚁巢。我把这种现象解释给约翰·劳和沃尔什听，然后一道前往佛罗里达州的杰克逊维尔 （Jacksonville），这是最靠近波士顿、盛产火蚁的南方城市之一。

我们租了一辆车，驶往该市西边的农田。在那儿，我们发觉沿途的整片草地上到处都散布着60厘米高的火蚁窝。每英亩（约6亩）土地上约有50座蚁窝，而每座蚁窝内生活着约10万只或更多的蚂蚁。我们把车子停在州际公路边，然后把一座座蚁窝用铲子铲起，放进流速缓慢的水沟中。泥土渐渐沉落沟底，每座蚁窝中的大部分蚂蚁都浮出了水面。我们用厨房滤勺舀起骚动中的蚁块，倒入一瓶瓶的溶剂中。

约翰·劳和沃尔什很快就明白了为什么这种蚂蚁会叫“火蚁”：被工蚁刺到的感觉，就好似有根火柴在皮肤附近燃烧似的。而且，只要逮到机会，蚁窝里的每一只蚂蚁都想连续刺你十几下。我们的双手、双臂和脚踝，全都被叮得一塌糊涂，留下又红又痒的伤痕。一两天后，许多伤口还长出一粒粒白色的小脓包。我私下在想，我那两位杰出的同事，或许就是因此而下定决心，将来要留在实验室内从事生物学研究。付出过这些代价后，我们总算满载足够用来分析踪迹费洛蒙的材料，返回波士顿。

然而，即使搜集到足够的原材料，该分子的构造还是难以捉摸。约翰·劳和沃尔什进一步在光谱向量表上分析有效的部分，这时处于数据峰值的最可能是该种费洛蒙物质，含量却低得没法再做进一步的分析。这种物质在分离过程中是否极不稳定？很有可能，但是我们现在已把萃取物都用光了。最后，这两位化学家推测，该物质可能是一种金合欢烯 （farnesene），这是植物天然产物中最常见的一种由15个碳原子组成的类萜（terpenoid）化合物。它们的量不足以定出确切的结构式，结构式中每个双键都应该有一定的位置。

20年后，这宗壮举终于由化学家凡德密尔（Robert Vander Meer）以及位于佛罗里达盖恩斯维尔（Gainesville）美国农业部实验室的一个研究小组共同完成。他们发现火蚁的踪迹费洛蒙事实上是多种金合欢烯的混合物，其中之一为“Z,E-α-金合欢烯”，而且至少有两种以上类似的化合物可以增强作用。1加仑（约4.5升）这种混合物就足以招来1000万个蚁窝的蚂蚁，至少理论上是如此。

7、一种气味，一种动作

自从找出蚂蚁踪迹信息素的腺体来源后，接下来那几年我一直把目标摆在尽可能诠释蚂蚁的沟通语言上。我注意到，单靠一只兵蚁发出的信号，不足以表达食物的量或敌军的阵容。当我更仔细观看火蚁路径后，偶然发现第二种与社会行为有关的费洛蒙，专司大众传播。

像这类信息，只能由一群工蚁传播给另一群工蚁。当许多只工蚁，譬如说10只，在极短时间内，重叠画下路径，就能传达出“有一个比单一工蚁路径所显示的目标更大的目标存在”的信号。如果是100只蚂蚁一块儿行动，留下的气味又将更为提高。当食物地点已经太过拥挤，又或是已击溃敌军时，蚁群里就只有较少的蚂蚁会留下记号。因此，当过量的费洛蒙蒸发后，信号也随之减弱了，巢中赶来相助的蚂蚁也因而减少。

驱使一大群蚂蚁络绎不绝地前往目标物的信号，准确得令人惊讶。后来有人指出，动物的一大团脑细胞之间存在平行反应，昆虫社会聚落（即所谓的“超级个体”，superorganism）与负责思考的器官大脑正存有类似的现象。我相信，第一位提出这种模拟的是霍夫斯塔特（Douglas Hofstadter），他写了一本书《哥德尔、埃舍尔与巴赫——一条永恒的金带》，是兼具创意与严谨的长篇论述，主要讨论组织及创造的特性。

德国文学理论研究学者尼尔斯·韦贝在《蚂蚁社会》中分析威尔逊的文本，提到“只要蚂蚁还在隐喻人类，威尔逊的超级蚁群就是在诉说我们的种群经由破坏环境而自我毁灭的可能性”。

下面这个问题经常让人提起：脑与超级个体的相似性，是否意味着蚂蚁聚落能够用某种方式“思考”？我认为不能。就大脑的组成而言，蚁窝中的蚂蚁数量未免太少了，而且组织也太松散了。

我继续探究对蚂蚁具有吸引力或警告作用的费洛蒙。在我所发现的这类物质中最单纯的一种，几乎也可以肯定是所有已知费洛蒙中最基本的一种，为二氧化碳。火蚁可以利用二氧化碳来狩猎潜居地下的猎物，而且还可以在土壤中查出彼此的位置。

至于最奇特的一种费洛蒙，如果容我采用非专业的一般词语，莫过于“死亡信号”——也就是蚂蚁尸体是用来向巢中伙伴“宣布”自己的新状态的信号。当某只蚂蚁死亡时，如果它没被踩扁或撕烂，那么它就只是垮掉，然后静静地躺着。虽然它的姿势以及缺乏活力的模样十分反常，但是巢友依然无动于衷地从它身边来来往往。辨识的动作需要两三天才会开始出现，而它得经由尸体分解的气味才能完成。只要闻到这种气味，同窝的某只蚂蚁就会抬起尸体，运出蚁窝，把它扔到附近的“垃圾堆”里。

8、干净才准回来

我灵机一动，如果选对化学物质，我应该可以创造一具“人造蚁尸”。把某件物体的气味转移到另一件物体上，应该是可行的。我用风干蚁尸的萃取物，浸泡了几张纸片，结果蚂蚁也把这些纸片运到了垃圾堆里。

回想化学释出物的基本观念，我要问的是：是否任何一种尸体分解物质均能激发蚂蚁的移尸本能？或是它们只对其中一两种物质有反应？我发现，可能很快就能得到答案，因为生物化学家早已鉴定出一长串出现在昆虫腐尸中的化合物。别问我为何有人要做这种研究，科学文献里充满了这类信息，而且不论它们有多么古怪，通常总能在意想不到的时候派上用场。

我自己的研究同样也是很古怪，而且也属于这类案例。在两名新聘助理的协助下，我搜集了一大堆腐烂物质，逐一用小纸片分派给蚂蚁。这些物质包括粪便成分之一的粪臭素（skatole） 、腐鱼基本要素之一的三甲胺（trimethylamine），以及其他几种构成人类腐尸气味而且更为刺鼻的脂肪酸。连续几周，我的实验室充斥着一股混合了球队更衣间、排水沟和垃圾堆的怪臭。然而，蚂蚁对这类物质的反应，和人类鼻子与头脑能“闻到”的大相径庭，它们对这类物质的感应相当狭窄。它们只清理被油酸（oleicacid）或油酸酯（ester）类处理过的纸片碎屑。

这些实验证明，蚂蚁并不是基于人类感观中的美感或洁癖等原因，才清理窝巢的。它们只是预先设定好，会对一些范围很窄但很可靠的腐臭起反应。把气味源清除掉，等于是不自觉地维护了蚁窝的卫生。

为要测试这项有关蚂蚁行为单纯性的结论，最后我想问的是：假使一具尸体活过来会发生什么状况？为了找出答案，我把油酸涂在一些活生生的工蚁身上。结果，巢中伙伴立刻将它们挑拣出来，即使它们拼命挣扎，终究难逃被扔进垃圾堆里的命运。接着这些“活死蚁”开始清理自己，长达好几分钟；它们举起脚来摩擦身体，还用口器清洗触角和脚，之后才敢重回蚁窝。部分蚂蚁再度被逐出，少数甚至三度被逐出，一直到它们把自己完全弄干净，足以证明自己还活着为止。

9、一个简单的事实

崭新的感官世界在生物学家面前展开。我们渐渐完全体会到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大部分的动物是以味觉和嗅觉来沟通，而非以视觉及听觉来沟通。数百万种动物、植物以及微生物，拥有的化学信号传递装置花样之多，令人惊奇。动物身上的费洛蒙通常稀薄得令人类难以察觉，而动物制造和使用这类物质的方法却总是如此高妙。

20世纪50年代末期，研究蚂蚁和其他社会性昆虫的学者，包括我在内，不超过一打。我们好似坐在金山、银山上，随便往哪儿一看，都能毫不费力地发现新形式的化学信息。

1961年，我邀请在哈佛大学专攻应用数学的研究生博塞特加入研究计划：我们想要在单一进化架构下，统整所有与化学通信有关的现存资料。博塞特拥有最高端的数学技巧，而那正是我最欠缺的。此外，当时他也是利用计算机仿真进化变迁的先驱研究者。有一天，他带我到艾肯计算实验室（Aiken Computation Laboratory），解说那些高速旋转的磁盘，以及极具未来感的操控仪板，告诉我说，这儿蕴藏着理论生物学的未来。

“现在正是时候，”他提议，“我们可以启航，准备操控强有力的新科技了。”然而，他终究未能征召到我这名博物学家。这些古怪的新文化实在令我头昏脑涨；我觉得自己好似18世纪的太平洋岛民，受邀参观英国皇家海军部的军备武器和船舰。

从那之后，能够达到像艾肯计算实验室那样运算容量的硬设备，渐渐缩小为一个小箱子的大小，博塞特仍在他的方向上继续努力，但我始终没有想过要加入他。我可不想在一个没有希望出头的领域里奋斗经年。不过，相反，我把所有能找到的已知费洛蒙的化学及功能数据全都转交给博塞特，让他来为这些费洛蒙设计播散及侦测的模型。他将已知分子（或可能性很高的候选分子）的蒸发及扩散速度一并计入，估算动物要认出这些信号所需的分子数以及分子浓度。我们得出一系列不同形式的气体扩散方式，以及有关作用空间（active space）的推论。所谓作用空间，是指分子浓度够高、足以激发反应的区域。

当费洛蒙由一个定点释放到静止的气流中时，其作用空间为罩住地面的半球形；当费洛蒙释放到风向稳定的风中时，或气流静止但释放源沿地面奔跑时，则作用空间会拉长，呈罩住地面的半椭球形。另一方面，我们也将分子大小当成其中一项作用因子，因为它能影响分子蒸发及扩散的速度。我们证明，当同系列的费洛蒙分子大小增加时，信号的潜在变化也非常戏剧性地呈指数增加了。

我们观察到，费洛蒙要么是能激发立即的反应，要么是能改变动物的生理状态或习性，使它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皆受到影响而有所反应。

当整个理论终于完成，而且所有证据也都齐备后，我们有了一个结论：动物在进化过程中，由自然选择筛选出适合特殊意义的化学物质。举例来说，充作警戒费洛蒙的分子和负责性吸引的费洛蒙分子相比，分子体积较小，而且需要较高的反应浓度，这使得警戒费洛蒙作用空间的形成和消失都比较快速。其规则可以如此描述：就要传递的特定信息来说，被筛选出的费洛蒙，一定是所有费洛蒙中最有效率的一种。

谢选骏指出：我看爱德华·威尔逊在阿拉巴马州的长大，所以对蚂蚁情有独钟。因为此州属于美国的第三世界、贫困地区，威尔逊在此成长，得以“亲近自然”，可谓因祸得福了！他有机会进入哈佛，当然抵死不能离开，只有“奴隶奋斗”，绝无退路。

《美国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逝世，一生从未从喜爱昆虫的童年中走出》（2021年12月27日 界面新闻）报道：

他毕生致力于研究自然世界，并激励其他人像自己一样热爱自然。

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O. Wilson，1929-2021），美国生物学家、博物学家和作家。

据路透社报道，被誉为“21世纪的达尔文”的美国生物学家、博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 （Edward O. Wilson）于美国当地时间12月26日在马萨诸塞州逝世，享年92岁。这一消息已得到爱德华·威尔逊生物多样性基金会（E.O.Wilson Biodiversity Foundation）的证实。

爱德华·威尔逊是当今国际生物学界的翘楚，也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之一，被人们誉为“达尔文之后博物学家的绝响”。他毕生致力于研究自然世界，并激励其他人像自己一样热爱自然。他的生物学专业是蚂蚁研究，作为这一领域开创性的研究者，他被人们亲切地称为“蚁人”。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以杰出的科学成就引发了20世纪生物学的数次革命：与麦克阿瑟共同提出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奠定现代物种保护的理论基础；创建“社会生物学”这一全新学科，引发美国学界与民众的激烈讨论；倡导“生物多样性”概念，使其成为影响全球的环保理念。他于1969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曾获得包括美国国家科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克拉福德奖、泰勒环境成就奖、世界自然基金会颁发的金质奖章在内的多项大奖。

1929年6月10日，威尔逊出生于美国亚拉巴马州。他与蚂蚁之间的亲密关系始于童年的一次意外：在海滩的一次钓鱼事故中，他不幸右眼失明，这影响了他在野外研究鸟类和其他动物的能力，但健全的左眼让他更专注于辨识事物的细微之处，他决定把重点放在他可以在显微镜下观察的昆虫等生物上。在后来所写的自传《博物学家》中，威尔逊如此回忆道：“每个孩子都有一段喜爱昆虫的时光，而我始终没有从中走出来。”还在上高中的时候，威尔逊就发现了美国第一个火蚁群落。1946年，他进入亚拉巴马大学，专攻昆虫学。1955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同年开始在哈佛大学执教。其间，他探访西太平洋群岛等地，掌握了完整的蚂蚁生态分布图谱。

（《蚂蚁的故事：一个社会的诞生》[德] 博尔特·霍尔多布勒 / [美] 爱德华·威尔逊 著  毛盛贤 译

后浪丨浙江教育出版社 2019-08）

在职业生涯早期，威尔逊在新几内亚和其他太平洋岛屿以及美国热带地区从事蚂蚁分类和生态学研究。1963年，他与麦克阿瑟共同提出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该理论认为，岛屿上物种的丰富度取决于新物种的迁入和原来占据岛屿的物种的灭绝。这一理论极大地影响了生态学学科，并成为了保护生物学的基石，对现今世界各地公园和保护区的规划和评估都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1975年，威尔逊出版了《社会生物学》一书，并以此为契机开创了“社会生物学”这一学科，横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大领域。在书中，威尔逊阐述了社会行为起源的遗传理论，其中也包括对人性起源的简要分析，这引发了美国学界与民众关于生物学在人类行为中的作用的激烈争论。20世纪是科学大爆炸时期，威尔逊在强势的分子生物学夹缝中闯出了一条新路，推动了进化生物学和社会生物学的发展。

威尔逊始终保持着对科学的崇敬，以及对地球所有生命的深切关怀。他一生都是保护世界生物多样性的先锋，“生命大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Life）就是由他主要倡导的科学计划之一。他号召全球科学家共同努力，尽快完整纪录地球所有已知的180万物种的权威资讯，并在网络上开放给全世界的人。

除了在科学研究上成就斐然，威尔逊还十分擅长著述。晚年，他致力于人文科学写作，先后以《论人性》和《蚂蚁》两度获得普利策奖。其代表作还包括《缤纷的生命》《生命的未来》《知识大融通：21世纪的科学与人文》等。《自然》杂志评价他“既是世界级的科学家，也是伟大的写作者”。

谢选骏指出：我还没看到这个报道之前，已经知道他因祸得福了——我的直觉就是如此通透。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困境

第二章 遗传

第三章 发展

第四章 涌现

第五章 攻击性

第六章 性

第七章 利他主义

第八章 宗教

第九章 希望

【前言】 

《论人的天性》是一首三部曲的终曲，这一点是本书将近完成时才清楚起来的，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它们之间有任何逻辑联系。《昆虫社会》（1971）一书的最后一章题为：统一的社会生物学前景。我在其中提出了，在解释社会性昆虫的严格系统时一直卓有成效的群体生物学和比较动物学原理，可以逐条运用于脊椎动物。我当时指出，我们最终将用同一套参数和同一种定量理论去描述白蚁群落和罗猴群组。为了把这一挑战性的意见述诸文字，我开始查阅大量有关脊椎动物行为的优秀文献，结果写成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1975）一书。在这部书的最后一章“人：从社会生物学到社会学”中，我提出这样的观点，在一般动物研究中，没有辜负人们希望的生物学原理，可以有效地推广到社会科学中去。这一提法引起了强烈的兴趣和争论。

《社会生物学》的发表促使我更广泛地阅读论述人类行为的文献，驱使我参加各种各样的研讨班，并和社会科学家们交换文献。我比任何时候更加坚信，填补两种文化之间鸿沟的时代终于来到了。普通社会生物学，作为群体生物学和进化论向社会组织的简单推广，是完成这一努力的理想手段。《论人的天性》正是对这一思想所作的阐述。

然而，最后这部书并不是一本教科书，也不是对科学文献的常规综述。要想系统地刻划人类行为，必然从人类精神迷津中每一条走道引出潜在的题目，并且因此就不能仅仅考虑社会科学，还必须考虑各门人文学科，包括哲学，以及科学发现过程本身。结果，《论人的天性》就不是一本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著作，而是一本关于科学的著作，并且涉及到这样的问题：各门自然科学在转化为某种新的形式之前，能够在人类行为的研究中走出多远。它考察了对人类行为的真正进化论解释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必然的相互影响。《论人的天性》可以作为关于行为和社会生物学的资料来阅读，有关资料我都作了仔细的处理。但本书的核心是关于一些深刻结果的推测性尝试，这些结果来自社会理论最终与自然科学中与之最有关联的部分的会合。

无疑，关于这些论述的意见将会有着尖锐的分歧，正如《社会生物学》中论述人类行为的有关章节的遭遇一样。尽管要冒失去一些读者的危险（他们的信念使他们除拒绝以外没有别的选择），我仍然希望对那些倾向于不抱批判态度地阅读本书、并把它看作一个尝试性科学成果的读者说：很可能，就任何特定的结论而言，就人们对于自然科学的作用所抱的更大的希望而言，就投注于科学唯物主义的信任而言，我或许是错误的。但是，这一保留并非虚伪的谦虚，而是为了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如果科学的精神自己先就摇晃不定，如果思想不具有从客观实验中获取活力的结构，进化论对于人类存在各个方面不屈不挠的运用就不会有任何意义。今天社会科学仍然还太年轻太弱小，进化论本身还太不完善，还不能在本书谈及的各种问题上作出定论。然而我确信，现有的证据对它们是有利的，并因而支持着对生物学探索的更为广泛的信念，正是这一信念形成了这部著作的基本突破点。

《以下为致谢，略去。本书译者》

谢选骏指出：人说“《论人的天性》是一首三部曲的终曲，这一点是本书将近完成时才清楚起来的，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它们之间有任何逻辑联系。《昆虫社会》（1971）一书的最后一章题为：统一的社会生物学前景。”——我看这样无意识的三部曲，比但丁有计划的三部曲（地狱、炼狱、天堂），更为自然；因为它企图揭示普遍的东西，而不是呈现独特的东西。

【第一章 困境】

关于人性的这些思考看起来是抽象而难于理解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错误的。相反，那么多聪明而深刻的哲学家们至今没有认识到的东西，似乎不可能是很明显和容易的。无论这些研究将使我们付出怎样艰辛的努力，只要在这些其重要性如此不可言喻的问题上，我们的知识能因此有所增长，就可以认为我们得到了充分的酬劳。不仅仅是利益，而且还有乐趣。

休谟：《人类理解研究》

精神是怎样工作的？它为什么一定是这样工作的，而不是另一种方式？这两方面的考虑又进一步使人想到：根本的人性是什么？伟大哲学家休谟说过，这些基本问题的重要性是不可言喻的。

我们怀着疑虑甚至畏惧不断回到这些问题上来。如果大脑是由上百亿细胞组成的机器，而精神可以解释为许多化学和电反应之和，人类的前景就是暗淡的——我们是一群生物，灵魂不能自由飞翔。如果人类进化根源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那么我们就不是上帝的造物，而是遗传变异和环境中必然性的结果．今天，人们还能从夸克和电子壳层中，从物质基本单位的起源中去找到神性（汉斯·昆完全有理由向无神论者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有物存在而非虚无），而从物种的起源中却再也看不到什么神性了。不管我们怎样用隐喻和想象来润饰这一悲凉的结论，它仍然作为上一世纪科学研究的哲学遗产横亘在我们眼前。

这一令人失望的命题，看来是无法避免的。任何有关人类处境的严肃思考，都必须把它作为首要的前提。要是没有这个前提，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就会局限于现象的描述，就象天文学缺少了物理学、生物学缺少了化学以及数学缺少了代数一样。有了这一前提，人类天性就能成为彻底的经验科学对象，生物学就能为自由开明的教育服务，我们对于自身的概念就能真正达到充分的发展。

但是，在新自然主义有效的范围之内追溯这一结论，看来必然会导致两个严重的精神困境。第一个困境是：包括我们在内的一切物种，都不具有超越其遗传史所创造的种种规则之外的目的。一个物种可能有着广阔的选择方向和智力进化的潜力，但却不能从直接环境之外的作用因素中获得就近的目的或方向，甚至也不能获得这样的进化目标：物种的分子结构可以根据这一目标进行自动的调整。我相信，人类精神的构造方式，把它自己封锁在这一基本的限制中，并迫使它以纯粹的生物学手段去进行选择。如果大脑的进化是自然选择的结果，那么，甚至特定的美学判断和宗教信仰的能力，也都必然产生于上述机制。它们或者是对古代人类进化环境的直接适应，或者至多是由更深刻、更隐蔽的各种活动所派生的结构，这些活动曾经是在更为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下具有适应性的。

那么，问题的本质在于，大脑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促进了指导它的形成的那些基因的生存和复制。人类精神是生存和繁衍的服务机构，理智不过是它形形色色的技巧之一，斯蒂芬·温伯格指出，物理现实甚至对物理学家也是那么神秘，因为它不可能是为了要让人类精神理解而构造的。把这一洞见反过来，我们可以更尖锐地指出，智力的构造并非是为了理解原子，甚至也不是为了理解智力自身，而是为了促进人类基因的生存。善于思考的人都知道，他的生命存在于某种不可理解的方式之中，被生物个体发生学所决定，表现为一系列被大致规定了的阶段。他会意识到，怀着人类特有的所有内驱力、才智、爱、自豪感、愤怒、希望，以及焦虑，最终确信不疑的只有一点：他参与帮助着同一循环的永恒延续。诗人们把这一事实视为悲剧，叶芝把它称之为智慧的降临。

虽然绿叶无数，终归一根；

以我少年时光所有虚幻的日子

在阳光下我曾把花叶摇曳；

如今我已可凋谢，成为真实。

这第一困境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述，那就是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去处，在自己的生物学天性之外，我们没有任何目的，人类在今后几百年内也许将在技术和政治上有所成就，解决能源和物资危机，避免核战争，控制生育。世界至少可望达到生态系统的稳定和普遍良好的营养，但接着是什么？有教养的人无论身居何处，总相信在物质需要之外还应有着个人内在潜能的完善和实现，但什么是完善？个人内在潜能的实现要达到什么目的？传统的宗教信念已经受到侵蚀，这部分是由于对神话的羞辱性的揭露，但更多是由于日益增长的意识：宗教信念不过是促进人类生存的机制，和其他人类组织一样，宗教的发展加强了成员的坚定性和影响。各种形式的世俗宗教除了许诺给人们物质福利和对人性后果的合法逃避之外，就什么也没有。它们的精神力量同样来自集体主义式的自我扩张的目标。法国政治观察家阿兰·佩雷菲特曾赞赏地谈到某国领导人，他说：“他的人民懂得自恋的欢乐，因为他们通过他来达到爱他们自己。同样，这位领导人也自然是通过他们实现了爱他自己的目的”。意识形态确实服从于它的隐蔽的主人——基因，各种最高的冲动都可还原为生物学行为。

我们时代更悲观的社会阐释家，如R·海尔布伦勒、R·尼斯比特，以及L·S·斯塔夫里诺斯，都认为西方文明以及基本上整个人类，直接面临着没落的危险。从他们的逻辑很容易走向后意识形态社会（post—ideological societies）的幻想，这种社会的成员将安然退入自我耽迷。G·斯坦特在《黄金时代的来临》中写道：

权力意志不会完全消失，但是其强度的分布将发生剧烈的变化。分布的一端将是这样一小部分人，他们的工作保证了完善的技术，用以维持一般人的高标准生活。分布的中段是另一种类型，其中大部分没有工作，对他们来说现实和幻想之间的区别仍然具有意义……他们对生活的兴趣没有丧失，从感官的快乐中寻求满足。在分布的另一端是不适于雇用的人群，对于他们，至少就与他们的生理存在相应的范围来说，现实和幻想的界限基本上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潜伏在第一个困境中的危险，就是各种超验目的的急剧消失，社会依照这些目的可以组织起自己的力量。这些目的，这些相当于战争精神的真实的道德成分，已经衰退，如同海市蜃楼，在我们走近的时候却一个个破灭。要想从更真实的人类定义出发去寻求新的伦理学，就应该进行必要的内省，分析精神的机制，追溯它的进化历史。但我预先指出，这样的努力将暴露出第二个困境，我们必须在人类生物天性的固有伦理前提之中作出选择。

我把具体的证明留给下一章，而先用最简短的语言来描述第二困境的本质：大脑中存在着先天的潜意识压抑力和动机，它们深刻地，无意识地影响着我们的伦理前提，人类道德就从这些根源如同本能一样进化而来。如果这种理解是正确的话，科学就可以迅速进入阵地，去考察上述根源以及各种人类价值的意义；所有的伦理主张和大多数政治活动正是来自其中。

哲学家们普遍缺乏进化论的眼光，没有花足够的时间考虑这个问题。他们检查伦理系统的信条，但只针对结果而不追溯原因。J·罗尔斯在他有影响的《正义论》（1971）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不容置辩的命题：“在一个公正的社会中，平等的公民自由是天经地义的，由公正所保证的权利绝不从属于政治的交易或社会利益的算计”。R·诺西克在《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1974）中一开始就提出同样坚定的观点：“个体拥有权利；在某些事情上，任何他人或任何团体都不能进入个体的天地（除非冒犯他们的权利）。这些权利是如此深远和强烈，他们导致了这样的问题：政权及其官员们究竟可能做些什么。”就内容而言，这两个前提多少有些不同。但它们导致了极端不同的实施办法。罗尔斯希望用严格的社会控制来保证稳定，尽可能达到社会报酬的平等分配。诺西克眼中的理想社会则是由尽可能小的政权统治的，这个政权的权力只是使公民免遭暴力和欺骗，但却不排除各种可能的不平等分配。罗尔斯拒绝能人统治；诺西克则乐于接受，除非地方团体自愿进行平均主义的实验。跟常人一样，哲学家按照自己的标准衡量自己的情感对各种选择的反应，就好象在求教于隐秘的神谕。

那隐秘的神谕存在于大胸深处的情感中枢，很可能就在边缘系统之中。这是神经元和激素分泌细胞的一个复杂结构，刚好位于大脑皮质的“思考”中枢之下，以此为基础，人类情感反应和更一般的伦理行为通过无数代自然选择牢牢地确定下来。科学所受到的挑战，是去测量由此造成的各种限制的牢固程度，找到它们在大脑中的根源，通过精神进化史的重建揭示这些限制的意义，这一方面的工作将是文化进化研究的逻辑补充。

如果我们成功地完成了这一工作，我们就将进入第二个困境，那就是：前述潜意识压抑力和道德动机中哪些是我们应该服从的？哪些宜于加以削弱或升华？这些原则方向正是人性的核心。是它们，而不是关于精神至上的信念，使我们与电子计算机相区别，在这种重要的生物学意义上，有一天我们将被迫表明，我们希望在自己的存在中保留多少人性，因为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在遗传给我们的种种情感方向之间作出选择。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我们必须从以生物学性质为基础的自发控制，转移到以生物学知识为基础的精确定向。

由于人类天性的方向必须通过各种知识的复杂组合加以考察，它们因此具有欺骗性，总是使哲学家们陷入泥淖。前进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把人性研究作为自然科学的一部分，把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以及人文学科统一起来，我不能想象任何意识形态的或形式主义的捷径。神经生物学不可能在宗师门下学到，遗传进化的结果也不是立法机构所能确定的。最后，即使只考虑正常存在的需要，我们也绝不能单靠聪明和善于思辨的人去处理伦理哲学问题，尽管人类的进步能够通过直觉和意志的力量而取得，但唯有关于我们生物本质的难得的经验知识，才会使我们能在相互冲突的进步标准之间作出最佳选择。

在这样的分析中，首要的发展将是生物学与各种社会科学的结合。这些社会科学包括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以及经济学等等。最近以来，两种文化才完全进入对方的视野，其结果不外是互相厌恶、误解、过分的热情、局部的冲突和协议等等杂然并陈的现象。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生物学在今天是作为社会科学的对手学科（antidiscipline）而存在的。通过“对手学科”这个词，我希望对一种特殊的对手关系作出强调，这种对手关系常常存在于研究相邻组织层次的领域首次开始发生相互作用的时候。例如，对于化学来说，有多体物理学作为它的对手学科。对于分子生物学，有化学作为对手学科，对于生理学，分子生物学又作为它的对手学科等等，如此向上发展，每对学科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不断增加。

在一门学科发展史的典型的早期阶段，研究者相信自己的研究是新颖和独特的。他们献身于特殊对象和模式的研究。在探索的早期阶段，他们不相信有关的现象能够还原为简单的规律。对手学科的成员则有不同的态度。选择较低组织层次的研究作为基础研究——例如原于层次的研究之于分子层次的研究——的对手学科成员相信，较高组织层次的学科能够用他们自己学科的规律重新表述，例如用物理学规律表述化学，用化学规律表达生物学，等等。他们的兴趣相对显得狭窄、抽象，并有为我所用的倾向。例如狄拉克会认为，氢原子理论可以展开为纯粹的化学。少数生物学家仍然满足于这样的信念：生命“不过是”原子和分子的运动而已。

每一科学学科同时又表现为对手学科，这一点是容易理解的。对立的可能性首先是存在的，因为两个相邻组织层次（例如原子和分子）的研究者，当着手研究较高组织层次（在这里是分子）的问题时，最初是以自己的方法和思想为出发点的。根据今天的标准，博学的科学家应该同时活跃于三个领域：他们自己的学科（例如化学）、较低的对手学科（物理），以及较高的学科领域（生物化学）——正是对于这一学科，他们自己的学科表现为对手学科。再举一个层次更为分明的例子，一个出色的神经系统专家，必须对单神经细胞结构有充分的了解，同时也要了解细胞之间传递和流通的各种冲动的化学基础，还希望能解释这些细胞怎样协作产生基本的行为模式。每一个成功的科学家都根据各自的特点，以自己的学科为中心有效地处理这样三个现象层次。

相邻领域之间的相互作用最初是紧张的和创造性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相互作用将完全互补。让我们来看看分子生物学的起源。十九世纪后期，细胞的显微镜研究（细胞学）和细胞内外化学过程的研究（生物化学）迅速发展起来，在此期间，这两种研究的关系是复杂的，但却与上述学科发展图式极为相符。关于复杂细胞构造的大量证据使细胞学家为之激动，他们破译了细胞分裂过程中染色体的神秘舞蹈语言，为现代遗传学和实验发育生物学建立了基础。另一方面，许多生物化学家仍然怀疑微观水平上会存在着那么多的结构。他们认为，细胞学家所描绘的，不过是实验室方法的人为结果，人们为了进行显微镜检验，用这些方法对细胞作了固定和染色。生物化学家的兴趣在于细胞质化学本质中更“基本的”问题，特别是生命以酶为基础这一新理论。但是，细胞学家们却对细胞是“一口袋酶”的任何说法都嗤之以鼻。

总的说来，生物化学家认为细胞学家太不懂化学，因而难于把握本质的过程。反过来，细胞学家认为化学方法对于活细胞的独特结构是不恰当的。孟德尔遗传学在1900年的重新发现，以及随之对染色体和基因作用的解释，最初并没有导致综合。生物化学家由于没有看到解释经典遗传学的捷径，总的说来忽略了这种综合的可能性。

从本质上说，争论的双方都是正确的。今天，生物化学已经用自己的术语解释了那么多的细胞机制，证实了它自己最初的预言，这些预言在当时是显得比较勉强的。但是，在这一出色的过程中，特别是从1950年以来，生物化学已部分地转化为新的分子生物学，后者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生物化学，它的任务是说明DNA螺旋和酶蛋白这样一些分子的特殊空间排列。细胞学推动了这种特殊化学的发展以及一套强有力的新技术的运用，包括电泳、层析法、密度梯度高心分离和X射线结晶法。在这同时，细胞学转化为现代细胞生物学。利用把物体放大上百万倍的电子显微镜，它在方法和语言上都向分子生物学转化，最后，通过研究对象从果蝇、老鼠到细菌、病毒的转移，经典遗传学与生物化学结合成分子遗传学。

细胞生物学及其对手学科生物化学之间从理论到技术的种种较量．推动了生物学的主要进展。这一相互作用是科学唯物主义的一个胜利，它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于生命本质的理解，获得了比任何前科学文化所能想象的内容更为有力的文献资料。

我认为，在生物学与社会科学的汇流中，我们将重复上述循环。西方精神生活中的两种文化倾向，最终会结合起来，在历史上，生物学对社会科学的影响，只能通过医学的好处、遗传工程的憧憬。以及人口增长的阴影等技术形式间接地表现出来。这些东西尽管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但对于社会科学的基本概念来说却是微不足道的。我们的学院和大学对“社会生物学”和“生物学的社会意义”的常规处理，向人们的理智提出了一系列严重的挑战，但它们都没有触及到社会科学理论的核心。这个核心是人类天性的深刻结构，是一个根本的生物现象，它也是人文学科的根本焦点。

我们很容易被对方的观点所迷惑，这些观点认为：科学只能产生少数几种信息，它那冰冷清晰的阿波罗式的方法，与饱满而骚动的狄俄尼索斯式的精神生活毫无共同之处，一心献身科学只能是人性的丧失。为了表达这种反交流文化精神，西奥多·罗斯扎克描绘了这样一幅精神图象：“一张包括了各种可能性的光谱，它们理想地融合在一起……在这光谱的一端，是科学的强烈而明亮的光线，是信息，在光谱的中部我们看到艺术的动人色彩，看到世界的美学投影。在另一端，我们发现了宗教经验阴暗的、朦胧的调子，在逐渐暗淡下去，波长逐渐超越于所有知觉之外。从这里我们发现了意义”。

不，从这里我们发现了蒙昧主义！从这里我们发现了对人类精神能力的严重低估。动人的色彩和阴暗的调子产生于我们的神经和感觉网络的遗传进化，把它们看作生物学以外的研究对象，显然是把目标定得太低。

科学方法的核心，是把所知觉的现象还原为基本的、可检验的原理，任何特定的科学概括的优雅——或者说优美——是通过其所能解释的现象多寡和其表述的简洁性来衡量的。作为物理学家和逻辑实证主义的先驱，马赫用下述定义表达了这一思想：“科学可以认为是一个最小化的问题，它包含对事实的最全面的表述和最经济的思维。”

马赫的观点有着不可否认的魅力，但单纯的还原仅是科学过程的一半，另一半是在分析所揭示的最新规律控制下，通过广泛综合而进行的复杂重组，揭示出新奇的、涌现的现象。当观察者把注意从一个组织层次转移到另一个组织层次（例如从物理学转向化学或从化学转向生物学），他希望所有低层次的规律仍然适用。但是较高组织层次的重组需要较低单位排列的规定，这反过来产生丰富而基本的、意外的新原理。规定中包括了各种单位的特殊结合，以及这些元素（单位）的特殊的空间排列和组合历史。让我们看一看化学中的一个简单例子。氢分子的组成，是一个带负电的氮原子以及三个呈三角形连接的正电氢原子。如果这些原子的位置是固定不变的，整个分子就会在两端表现出不同的电性（偶极矩），与核物理中的对称规律明显冲突，但事实上，氢分子的运动并不反常：氮原子以每秒三百亿次的频率来回穿过氢原子的三角形，把它的偶极矩中性化了，然而，这种对你却不存在于糖和其他有机大分子中，它们的结构太大太复杂而难以转化，它们违背了但并没有否定物理学的法则，这种规定性对于原子物理学家没有很大意义，但有机化学和生物学中却普遍存在着这种规定性造成的结果。

从昆虫社会生活的进化中，还可举出一个与我们的题目更为接近的例子。在大约一亿五千万年前的中生代，原始马蜂演化出决定性别的单倍二倍体。这一特性决定了受精卵产生雌性而未受精卵产生雄性，这一简单的控制方法可能是一种特殊的适应，使得雌性马蜂能根据昆虫猎物的性质来选择后代的性别。特别是，较小的猎物可以给予雄性后代，因为雄性后代在发育中需要的蛋白质较少。但是，不管最初的原因是什么，单格二倍体表明了一次进化事件，它相当偶然地预先决定了这些昆虫的一种趋向：去发展高级的社会生活形式。单倍二倍体导致了比母女关系更为密切的姐妹关系，因此，雌性可能通过转化为不育蜂群而产生遗传利益，它们的明确职责就是哺育姐妹。哺育姐妹的不育雌蜂是这种昆虫社会组织的基本特征。由于单倍二倍体的这种决定作用，只有在马蜂及其近亲蜜蜂和蚂蚁这些昆虫中才产生了社会性的生活方式，而且一般情况下都是母权制，即蜂后管理雌性后代；或是姐妹制，即不育的雌蜂管理产卵的雌蜂。马蜂、蜜蜂和蚂蚁看来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们在地球上大多数地方都能安营扎寨，并对当地的生态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在巴西森林中，它们的群落总重量占包括蠕虫类、巨嘴鸟以及美洲虎在内的全部陆生动物总重量的百分之二十。很难想象有谁凭着关于单倍二倍体的知识就能猜到这一切。

还原是传统的科学分析方法，但它也引起了担心和不满。如果可以用生物学规律对人的行为作出任何程度的还原和决定，就可能意味着人的独特地位和人性的丧失。几乎没有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甘心这样去做，更没有人准备作出任何让步。另一方面，把还原方法与取消注义划等号也是完全错误的。一门学科的规律对于在其之上的学科册必要的，它们刺激和推动了智力上更有效的重组，只不过它们对于本层次学科的目的来说不是充分的。生物学是理解人的本质的钥匙，社会科学家不能无视它那些迅速成熟起来的原理。然而，社会科学的潜在内含要丰富得多。它们最终将从生物学汲取有关思想并超越它们，从那些今天已经超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理由来看，人类应该研究其自身。

谢选骏指出：威尔逊总结说——“如果可以用生物学规律对人的行为作出任何程度的还原和决定，就可能意味着人的独特地位和人性的丧失。几乎没有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甘心这样去做，更没有人准备作出任何让步。另一方面，把还原方法与取消注义划等号也是完全错误的。一门学科的规律对于在其之上的学科册必要的，它们刺激和推动了智力上更有效的重组，只不过它们对于本层次学科的目的来说不是充分的。生物学是理解人的本质的钥匙，社会科学家不能无视它那些迅速成熟起来的原理。然而，社会科学的潜在内含要丰富得多。它们最终将从生物学汲取有关思想并超越它们，从那些今天已经超出人类中心主义的理由来看，人类应该研究其自身。”

我看——难怪人们把威尔逊的社会生物学归类为某种社会达尔文主义了；而所谓的“社会科学”往往就是“某种主义”的化妆舞会。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的的领导，在1979年的全院大会上悍然宣布——“我们社科院就是培养马列主义的研究人员的，不能信仰马列主义的，请一律退出去！”我为此差点就退学不干了。后来经过同学的劝说，勉强留下来，简直度日如年。

【第二章 遗传】

在我们居住的这个行星上，有机体的差异是巨大而惊人的。自从1758年卡罗勒斯·林奈进行正式分类以来，动物学家已分出约一百万种动物，并给了每种动物一个科学名称。这样，就使这些动物在技术杂志上有了那么几段描述，在世界上这个或那个博物馆的架子上占有了小小的空间．但是，尽管作了如此巨大的努力，发现的过程却才刚刚开始。1976年，在夏威夷附近捕获到一条尚不为人所知的巨鲨，长14英尺，重达1，600磅。当时，它正想吞食一艘美国军舰的铁锚。大约与此同时，昆虫学家在新西兰发现了一种新属种的寄生蝇，大小和大红蜘蛛差不多，完全生活在当地的蝙蝠窝里。每年，博物馆的管理人员总要从在世界各地的考查中采集到的昆虫、桡足类动物、线虫、棘皮动物、鳃曳虫、烛线纲的节肢动物，超鞭目的鞭毛虫等等生物中，分出数以千计的新种来。根据对选定区域的大量考查，估计动物属种的总数在300万到1000万种之间。正如博物学家霍华德·埃文斯的最新著作的标题所表明的那样，生物学就是对“一个人们仍知之甚少的行星上的”生命所进行的研究。

这些动物有许多是高度社会性的。其中，最高级的就构成了我所说的动物的社会进化中的三个顶峰，即：（1）珊瑚虫、苔藓虫和其他群落性的无脊椎动物，（2）包括蚂蚁、黄蜂、蜜蜂、白蚁等在内的社会性昆虫；（3）社会性的鱼类、鸟类及哺乳动物。这三种群居性动物属于社会生物学新学科的主要对象。社会生物学的定义就是对包括人在内的各种有机体的各种社会行为的生物学基础所进行的系统研究。这一学科可以追溯到很远，它的许多资料和某些最重要的观点都来自生态行为学，这是一门在自然条件下对全部有机体的行为模式进行研究的科学；其先驱是朱利安·赫胥黎、卡尔·冯·弗里希、康拉德·洛伦茨、尼古拉斯·廷伯根等人。现在，从事这一科学的已有一大批敢于创新的、富有成果的新一代研究者，生态行为学目前主要关心的是每种动物行为模式的特殊性，这些模式是动物得以适应其所处环境的特殊要求的方式，以及动物本身在遗传进化中由一种模式引起另一种模式的过程．人们正逐渐把现代生态行为学和对神经系统的研究以及激素对行为的影响联系起来，研究人员已深入涉及到了发展过程，甚至过去几乎完全属于心理学领域的学习过程也涉及到了，而且，人类自身已开始被包括进需要进行最缜密研究的物种之中。生态行为学的重点仍在有机体个体和有机体的生理学方面。

与此相反，社会生物学更明显的是一门综合学科，它结合了生态行为学（全部行为类型的博物学研究）、生态学（有机体对于其环境关系的研究）和遗传学等学科，目的在于获得关于整个社会的生物特征的普遍原理。社会生物学的真正新颖之处是它的方法：从生态行为和心理学的传统模型中提取关于社会组织的重要的事实，然后在群体的水平上加以研究，并在生态学和遗传学的基础上重新组合以说明社会群体是如何通过进化来适应环境的。生态学和遗传学还只是在过去的几年中才变得那样成熟有力，才能够为这一研究提供基础。

社会生物学是一门主要以各社会性物种的比较为基础的学科。每一种生命形式都可以看成为一种进化实验，是基因和环境之间上百万年相互作用的产物，通过对许多这种实验的周密考查，我们已经开始建立和检验了关于遗传性社会进化的一般原理。现在，把这一广阔的知识应用于对人的研究，已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了。

为了把人类与一系列别的社会实验同时加以观察，社会生物学家似乎是通过望远镜的前端来观察人类的，这样就比平常看来距离要远些，规模也暂时缩小了一些。社会生物学家试图在地球上的社会性生物中为人类找到适当的位置，他们赞同卢梭的观点：“研究人们须从近处看，研究人类则必须从远处看。”

这种宏观的看法比社会科学中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确实有着某些优越之处，事实上，没有哪种理智上的缺点比藐视一切的自我放纵的人类中心主义更有害了，这使我想起罗伯特·诺齐克在赞成素食主义时所用的聪明的论证方法，他说，人觉得吃肉理所当然，因为人认为被吃的动物在感受力和智力上都远远低于人，无法与人比拟，那么，如果一种比人类优越的物种果真有朝一日从外星来到地球，也运用同样的标准，那他们也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拿我们佐餐了。用同样的标准，这些外星人中的科学家可能会发觉地球人索然无味，智力低下，而且感情迟钝，社会组织也是别的行星上司空见惯的形式，使我们沮丧的是，他们可能对蚂蚁大感兴趣，因为这些小东西具有决定性别的单倍二倍体及奇怪的雌雄等级制度。同银河系相比较，这才是地球上新奇的东西。可以想象，他们会在日志上这样记录：“科学的突破！我们终于在1至10毫米大小的范围内发现了单倍二倍体的社会性有机体。”接着，这些来客可能采取最后的无理行动：为了证明他们确末低估我们，他们将在实验室里仿造人，象化学家为了测定某种有疑问的有机化合物的结构特点，需要用更简单的成分来合成这种有机化合物一样，这些外星生物学家也需要合成那么一两个类人动物。

这种科幻小说式的情节对于人的定义是有启发意义的。近来，计算机科学家们基于人工智能设计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而提出人受到了如下的考验：举止象人者即是人。因为人类行为的进化途径并非全部都同样可以通行，所以人类行为可以加以比较准确的定义。进化并没有使文化成为万能。在许多更为传统的理论家，以及相当一部分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中，存在一种错误的概念，认为社会行为可被赋予任何一种形式。极端环境决定论者从人类是其自身文化的产物这一前提出发，认为“文化造就了人”。这个公式还可以是“创造文化即创造人”。他们的理论只对了一半，其实每个人的行为都是由于其环境、尤其是文化环境和影响社会行为的基因两者之间的相巨作用造成的。虽然世界上数以百计的文化对我们这些生活在其中的人来说，似乎千差万别，但是，人类社会行为的各种形式只构成了地球上社会性物种已实现的组织形式中的很小一部分，而比起借助社会生物学理论所能想象出来的各种组织形式来说，那就更少了。

问题的关键已不在于人类社会行为是否由遗传决定，而在于遗传决定的程度到底有多大，遗传作用的大量证据比大多数人、甚至比遗传学家所能想象的还要详尽，还要有说服力，我还可以进一步说：遗传起着决定性作用。

说到这里，有必要给那些由遗传所决定的特征下个确切的定义。这种特征不同于别的特征，至少部分地是因为存在着一个或多个独特基因的结果，重要的是，对遗传影响的客观估计需要把同一特征的不同情况相比较。比如，如果没有进一步的条件限制，说蓝眼睛是遗传所致就没有多大意义，因为蓝眼睛是基因和很大程度上最终使眼球虹膜着色的生理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如果说蓝眼睛和棕色眼睛之间的区别完全地或部分地是源于基因的差别，则是有意义的，因为这是可加以检验并可以用遗传学规律加以解释的。然后就应该考虑更多的信息了，例如：父母、兄弟、姐妹、儿女，以及更远的亲戚，他们的眼睛是什么颜色？再把这些资料与孟德尔遗传学中最简单的遗传模式相比较，这一遗传模式基于对细胞增殖和性繁殖的了解，认定只有两个基因在起作用，如果所考察对象的基因数与此吻合，就可用这一双基因遗传模式来解释其差异，如果不吻合，就需要采用更为复杂的模式。所考察对象的基因数越多，所采用的相互作用模式就越复杂，直到所采用的模式跟对象的基因数达到比较合理的吻合。在上面的例子中，尽管存在着复杂的变化使这些例子不如教科书上的例子那么完美，但蓝色和棕色眼睛之间的主要差别实际上是以两个基因为基础的，对一些最复杂的特征，可能有数以百计的基因在起作用，即使采用先进的数学方法，一般也只能对其影响程度作出粗略的测量。但是，如果分析得当，遗传影响的存在和大体程度还是可以确定的。

人类社会行为基本上也可以用与此相同的方法加以估计。首先，把人的社会行为和其他物种的行为相比较，然后，通过研究人种之间和人种内部的差异加以估计，但这种方法要困难得多，而且解释也是多种多样的。当我们把经过选择的主要种类的动物和人类作比较时，遗传决定论的状况表现得最为尖锐，解剖和生物化学分析揭示出、人类最亲近的进化近亲——亚洲、非洲的大猿和猴子具有某些普遍的人类特征。如：

象大部分鸟类和中南美洲的狨那样，人类的亲密的社会组合中包括10至100个成年者，而不是仅仅只有两个，也不象许多属种的鱼或昆虫那样，数以千计地形成社会组合。

雄性大于雌性，这在旧大陆的猴、猿和其他许多种哺乳动物中是很重要的特征。如果把许多种动物一齐考查，就会发现雌性和成功的雄性相配的平均数和雌雄之间体型的差异甚为相符。这一规则说明：雄性间对雌性的竞争越剧烈，体型大者的优势就越显著，体型小者的劣势也自然增大。但男人并不比女人高大许多。在这方面，人类和黑猩猩相似。把人类性别的数量差异曲线与其他哺乳动物相比较时，显示出与每一成功的男性相配的女性平均数大于1但小于3，这一推测很接近现实。我们知道，人是稍稍偏向一夫多妻制的物种。

新一代是通过长期的社会训练成长起来的。先是和母亲的亲密接触，而后是和同龄、同性别的其他孩子越来越多的接触。

社会娱乐是一项发展迅猛的活动。其特点是角色扮演、模仿攻击行为、性实践和探险活动。

这些特点以及别的特点形成了旧大陆猴、大猿和人的属种。跟鱼、鸟、羚羊或啮齿动物等完全不同的物种相比，人不可能达到与它们相同的社会化水平，人可能有意识地模仿那些动物，但不过是一场表演，不会有深刻的情感反应，也不可能持续多久，连一代人也不行。哪怕粗略地从形式上采取非灵长目的社会体系，严格说来也是极其愚蠢的举动，否则个性会迅速消失，人与人的关系会解体，繁衍也会停止。

接下来是更细的分类。人类不同于旧大陆的猴子和猿，这只能归因于人类有一组奇特的基因。当然，这一点就连最激进的环境决定论者也很快就承认了。他们乐于赞同伟大的遗传学家西奥多塞斯·多布赞斯基如下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人类进化过程中，人类基因的首要作用已经让位于一种全新的、非生物的或超机体的力量——文化了。但是，也不要忘记，这一力量完全依赖于人类的基因型。”然而，问题比这还要深刻、有趣得多。各种文化都有其社会特征，只要缜密观察这些特征就会发现，人类的社会特征和其他物种同样明显。比如，就象翅膀上的小方格对于斑翅蝶和复杂的春歌对于画眉鸟那样。1945年美国人类学家乔治·默多克列举了历史上和人种志上有记载的各种文化的特点：

年龄分级，体育活动，身体装饰，历法，清洁训练，社区组织，烹调，合作劳动，宇宙哲学，求爱，舞蹈，装饰艺术，占卜，劳动分工，释梦，教育，末世学，伦理学，人类植物学，礼仪，信仰治疗法，家宴，生火，民俗，食物禁忌，葬仪，游戏，手势，馈赠礼品，政府，问候，发式，好客、住房，卫生，乱伦禁忌，继承法，玩笑，家族，家族命名法，语言，法律，运气，迷信，巫术，婚姻，进餐时间，医学，产科学，刑罚制裁，个人姓名，人口政策，产后护理，妊娠习惯，财产权，对超自然事物的抚慰，青春期习俗，宗教仪典，居住规则，性限制，灵魂概念，地位区别，外科学，工具制造，贸易，观光，纺织，天气控制。

以上各种有助于社会团结的性质中，几乎没有多少可以认为是高级社会生活或者高度智慧的必然结果，不难设想那些非人类社会，其社会成员的智力甚至比人类社会还高，社会组织比人类社会还复杂，但是，它们都没有上述大部分性质。再看看昆虫社会固有的可能性，无生育力的工虫（工蜂，工蚁等），比人更具合作性和利他性，等级制和劳动分工倾向也更明显．如果再赋予蚂蚁和人类同样理性的头脑，它们就可能取得与人类同等的地位了。它们的社会将显示如下特色：

年龄等级，触须礼节，舔身体，历法，嗜食同类，等级确定，等级法规，建立群居地的规定，群居地组织，清洁训练，公共托儿所，协同劳动，宇宙哲学，求爱，劳动分工，雄性统治，教育，末世论，伦理学，礼仪，无病死亡，生火，食物禁忌，馈赠礼品，政府，问候，整饰仪式，好客，住房，卫生，乱伦禁忌，语言，幼虫护理，法律，医学，变形仪式，相互反刍，护理等级，交媾飞行。营养卵，人口政策，对王后的服从，居住法则，性别确定、士兵阶级，姐妹之道，地位区别，无生育力工虫，外科学，共生体照管，工具制造，贸易，观点，观光，天气控制。

还有些十分奇特、用我们的语言难以描述的活动，而且，如果它们能消除群体间的争斗，能保护自然环境的话，它们就可能比人更有生存能力，而且，广义地说，其道德水平也将会比人类的高。

文明并非限于人类所固有，仅仅由于偶然的原因，文明才和皮肤裸露的两足哺乳类的解剖构造以及人类天性的独特性质结合起来了。

弗洛伊德说，上帝是有过失的，因为他的工作粗糙，质量不高．这句话很有道理，超过了弗洛伊德所想要说的：人的天性不过是许多可以想象的东西的混合物而已。但是，如果剥夺掉哪怕一小部分人的特性，都会产生混乱不堪的结果。即使是模仿旧大陆灵长目中和我们关系最密切的动物的行为，人类也不堪忍受。如果一部分人根据荒谬的协议，企图详细模仿黑猩猩或大猩猩特有的社会结构，那他们的努力很快就会落空，最后只能以完全回归到人类的习性而告终。

同样有趣的是，设想人们一开始就在几乎没有任何文化影响的环境中出生、长大，其情况会如何？最初，他们会形成人类社会生活的基本要素，而且，短期内就会发明出语言要素，丰富他们的文化。人类学家和人类社会生物学家的先驱罗宾·福克斯曾用尽可能明确的语言表述过这一假设。他设想，假如我们进行传说中的普萨姆麦提楚斯法者和苏格兰王詹姆士第四那种残酷的试验（据说，他们把孩子们放在远离亲人而且与社会完全隔绝的边远地区养大），那么，孩子们能否学会对话？

我并不怀疑，他们能够说话。而且，从理论上讲，只要给他们时间，他们或他们的后代就可以创造和发展出一种语言，尽管他们从来学过这种语言。而且，虽然这种语言完全不同于我们所知的任何一种语言，但语言学家在与其他语言相同的基础上，也能对此种语言加以分析，并把他译成任何已知的语种。而且，我还要进一步说，如果我们这些新的亚当和夏娃能够生存下去并生儿育女的话——仍然完全隔离于任何文化影响——那么，他们最终也能创造一个社会。这个社会也会有如下特点：财产法，关于乱伦和婚姻的规则，禁忌和回避的习惯，尽量少流血的解决争端的方法，对超自然事物的信仰以及与此有关的习俗，社会地位体系及其表示方法，年轻人加入社团的仪式，包括女性装饰在内的求爱活动，普遍的象征性的身体装饰系统，某些专为男人设置而排斥妇女参加的活动和协会，某些形式的赌博，工具和武器制造业，神话和传奇，舞蹈，通奸，各种类型的凶杀、自杀，同性恋，精神分裂症，精神病和神经症，以及纯粹利用这些病症捞取好处的或其能医治这些病患的开业医师，究竟他们是前者还是后者，取决于人们如何看待这些医师。

人类社会行为的这些基本特征，不仅有其顽固的癖性，而且在可与动物的各种特点相比较的有限范围内，它们与其他哺乳动物，尤其是灵长目动物的大多数特点是相似的。从逻辑上讲，少数用以组织行为的信号可以追溯到仍体现在旧大陆猴子和大猿身上的祖传方式。在黑猩猩的面部表情中，也可以看到恐惧、微笑，甚至大笑。如果人是旧大陆灵长目祖先的后裔，这种广泛的相似性正好是预料之中的事情，是可以证明的，而且，如果人类社会行为的发展哪怕只保留着程度很小的遗传约束，那么现在也可以考虑更广泛的假设。

黑猩猩的地位值得特别密切的注意。我们关于这些最聪明的猿类的不断积累的知识，已开始广泛地瓦解人类独尊的庄严信条，首先，黑猩猩在解剖和生理细节上都和人类十分相似。事实证明，在分子方面它们和人类也很接近。生物化学家马丽·金和阿伦·威尔逊对44个色点上基因编码的蛋白 质作过比较，发现人和黑猩猩之间的总差异与分离几种几乎不能区别的果蝇间的遗传距离相当，比高加索人、非洲黑人和日本人之间的差异也只大 25至60倍，黑猩猩和人类之间的分裂最近也可能是2000万年前开始的，但这在进化过程中是比较短的时间。

按照严格的人类标准，黑猩猩的智力迟钝属于中等程度。它们的大脑只及人脑的1/3，喉的构造形式与原始猿类一样。因此，不能清晰地说人类的语言。不过，个别的黑猩猩通过美洲符号语言或者挨次钉在显示板上的塑料符号加以训练，也可以学会与训练者交流。最聪明的黑猩猩还能学会两百个英语单词和基本句法，能说出象“玛丽给我苹果”、“露西搔罗杰的夹肢窝”那样的句子。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耶尔克斯地区灵长类中心训练的雌性黑猩猩娜娜，在温怒中从房间里打手势斥骂训练员：“你是个臭东西”。戴维·普雷麦克训练的雄猩猩萨拉能记2，500个句子，其中大多数句子她还能运用。这些受过良好训练的黑猩猩能理解复杂的指令，如：“如果红的在绿的上面（不是在红的上面），那你就拿红的（不拿绿的）。”“把香蕉放进桶里，把苹果放进盘子。”它们还发明了一些新的表述法，如管鸭子叫“水鸟”，西瓜叫“饮用果”，和那些英语发明家偶然想起的单词简直没有什么区别。

在语言的发明才能和干劲方面，黑猩猩与人类儿童相差并不太远，但是还缺乏真实的语言创造力的证据。如，还没有哪只黑猩猩能把“玛丽给我苹果”和“我喜欢玛丽”这样的句子，连接成一句“玛丽给我苹果，因此我喜欢她。”这样更复杂的句子。人类的智力大大高于黑猩猩，然而，猿类能掌握通过符号和句法进行交流的能力，倒是确确实实的事。目前，许多动物学家怀疑动物与人之间存在着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们已不可能象在1949年去世的重要的人类学家勒斯奈·怀特所说的那样：人类行为是符号行为，符号行为就是人类行为。

新近填平了的另一条鸿沟是自我意识。心理学家哥登·盖洛普让黑猩猩照过两三天镜子之后，它们就不再把自己的镜中像当作陌生的猩猩，而开始认识到那就是自己了。这时，黑猩猩开始用镜子来探究以前无法见到的各部分身体，扮鬼脸，从牙中剔食渣，翘起嘴唇次泡泡，尽管盖洛普曾和其他人反复用镜子训练猴子和大猩猩，但却没有得到相同的结果，为了更充分证明其自我意识，研究人员在麻醉状态下将黑猩猩面部着上色，结果黑猩猩在镜子前面呆得更久，专注地检查面部的变化，用鼻子嗅触涂色部位的手指。

如果黑猩猩真有自我意识，并能与别的智能动物交流，那么，离具有人类头脑的别的性质还会相距得很远吗？

普雷麦克曾想把个体死亡的概念传输给黑猩猩，但又犹豫不决，“如果它们象人一样有了死亡概念，它们会怎么样呢？”他说：

要是猿也惧怕死亡，它们会象人那样，用不寻常的办法对待死亡吗？……我们希望达到的目的不仅是传输对死亡概念的了解，更重要的是通过一种方法去确定：猿的反应不会是人类那样的恐惧反应。正是这种恐惧导致了仪典、神话和宗教的产生。在找到不带恐惧地传授死亡概念的具体手段之前，我不打算向猿传授死亡的知识。

另外，黑猩猩的社会存在怎么样呢？它们的组织程度甚至连只有最简单的经济组织的狩猎－采集者社会也不如，不过，还是有些显著的基本相似之处，每群猿类多达50只，其中又分为更小的临时性小群体．这些小群体可以在短至几天的时间内解体和重新组合。雄性大于雌性，程度与人相近，并且在等级制中占据着首要的统治地位，几年之内甚至直到成熟，幼仔都和母亲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年轻的黑猩猩们长期保持密切的关系，母猩猩死后，有的甚至还收养年幼的弟妹。

每一群体都占有大约20平方英里的地盘作为家族领地。相邻群体间不常相遇，一旦相遇就很紧张，在这些场合，可以交配的雌性或年轻的妈妈有时移居于群体之间，但有的时候，黑猩猩也会表现出强烈的领土意识，变得极凶狠残暴，简·古多尔曾在坦桑尼亚的贡贝河保护区进行过有名的研究，一个群体中的雄猩猩侵入相邻一群较小的黑猩猩的领地，攻击甚至伤害保卫者，最终，小群体的居民离弃家园，把领地让给了入侵者。

和原始人类一样，黑猩猩主要采集水果和别的植物作为食物，打猎只是次要的活动，狩猎－采集者和黑猩猩饮食的区别在于比例的不同，总的来看，狩猎－采集社会中的原始人平均从新鲜肉中摄取35％的卡路里，但黑猩猩获得的却在1－5％之间。原始人猎取大大小小一切的猎物，包括比人的体重大100百倍的大象，但黑猩猩却很少攻击体重比成年雄猩猩大1／5的任何动物。黑猩猩象人的行为最明显的可能莫过于打猎时智力的运用和彼此间的合作行动了。正常情况下，只有成年雄性才会追逐动物，这是类人动物的又一特征。当选中了一个潜在猎物，如长尾黑颚猴或小狒狒时，黑猩猩就通过特殊姿势、动作和面部表情的变化来示意，其他雄性随即转过去盯住目标，它们态度紧张，部分毛发倒竖，而且变得缄默——在人看来，这是明显的变化，因为通常黑猩猩最都是喧闹的动物，这种警觉状态因突发的、几乎是一涌而上的追猪而消除。

捕猎的雄猩猩常用的战略是混入狒狒群中，以便猛然抓住幼小的狒狒，另一方法是包围，悄悄接近猎物，即使猎物警觉地想溜走也不轻易放过。贡贝河保护区有只大胆的雄猩猩叫费刚，它追猎的一只小狒狒逃到棕榈树上去了，在附近休息或修饰毛发的雄猩猩全部立刻起身，加入追捕。有的留在狒狒藏身的树下，其余的分散在狒狒可能逃跑的树下守候。当狒狒跳到第二棵树上时，守在下面的猩猩立即转身，迅速朝上爬，后来，这只小狒狒跳到20英尺外的地上，才平安逃进了附近的狒狒群中。

肉类分配上的合作也进行得不错，有施有受，有取有舍。讨肉的猩猩捧着脸凑近肉，专注地盯着，或凑近吃肉者的脸。它还可能去摸肉，摸别的猩猩的下巴、嘴唇，或者张开手，手掌向上，伸到吃肉者的下巴下面。有时，抓着猎物的雄猩猩很快跑开，但也常常默许乞食者共同进食或让乞食者撕走一些。有时候又自己很快扯下几块肉递给乞食者。按照人类的标准，这是小小的利他主义姿态，但在动物之间却是很少见的行为——这对猿类来说，可以说是了不起的一步。

最后，黑猩猩还有原始的文化．来自欧洲、日本、美国的动物学家们对非洲丛林中自然生活状态下的猩猩群体进行了25年的研究，发现猿类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了大量的工具。它们用树枝和小树作防卫武器抵抗豹子，抛甩树枝、石头和大把大把的植物攻击狒狒、人类和其他黑猩猩．它们还用树枝挖掘白蚁冢，用扯去了叶子并从中撕开的树枝去“钓”白蚁，用枝条撬开盒子，也用嚼碎的树叶作“海绵”从树洞里汲水等等。

学习和嬉戏对获得使用工具的技能至关重要，如果2岁的小猩猩失去了摆弄树枝的机会，以后借助枝条解决问题的能力也就相应减弱。让受看管的小猩猩通过摆弄这些东西，它们掌握技能的熟练程度就能不断提高，2岁以下的猩猩一般只是简单地摸一摸，拿一拿，并不想去摆弄；长得大一点时，就更常用东西去敲打和搔弄别的猩猩．与此同时，使用工具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断改进，非洲的野生猩猩也是这样。6个星期的小猩猩就已从母亲怀抱中伸出手去玩树叶、树枝；大一点的不断用眼、唇、舌、鼻、手去试探环境，不时还采摘树叶，四下挥动，在这个成长阶段，它们慢慢养成了使用工具的习性。有时可以看到8个月的小猩猩把草茎列入它的玩具，却是用于特殊的目的——抽打石头或母亲。这种行为和“钓”白蚁的行为有着独特的联系，它们就是用这种方法刺激白蚁，使白蚁爬上草茎，然后迅速吃掉或者舔而食之。通常它们在游戏时就撕掉草茎上宽大的叶片，咬掉两端，把草茎当作钩杆。

简·古多尔获得了猩猩传授这些模仿行为的直接证据。她注意到，当成年猩猩使用工具时，幼仔就在旁边观察，等大猩猩走后就拣起来使用。她曾两次观察到一只3岁的小猩猩专注地看着母亲用树叶擦屁股，然后，它也拾起树叶模仿起来，虽然它的屁股是干干净净的。

黑猩猩能够发明和传授技术。用树枝撬开食品盒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个方法是贡贝河保护区的某一只或几只猩猩发明的，后来通过模仿显然就在群体中传开了，新到这个地区的一只雌猩猩躲在灌木丛中看别的猩猩开盒子，到她第4次来时，就走出树丛，拣起一根树枝，也开始撬起盒子来。

在非洲记录到的使用工具的行为仅限于一定数量的黑猩猩，但它们在那里的分布却甚为广泛，如果这种行为已经达到文化式的传播的，那就正好是我们所预期的模式。西班牙动物学家乔治·皮最近绘制的黑猩猩使用工具的分布图，可能已并不引人注目地放入了人类学教科书中关于原始文化的那一章，虽然有关工具使用的发明和传播的大多数证据都是间接的，但却表明，猿类已跨越了文化进化的门槛，因此从某种重要的意义上说，它们已进入了人类的领地。

这段黑猩猩生活的描写意在证实我关于人类状况的基本观点：根据一般的进化标准和心理学的主要标准，人类并非形单影只，我们还有个小兄弟属种，把人类和黑猩猩社会行为之间的共同点与近年来发现的遗传多样化中引人注目的解剖和生化发现相结合，就形成了一系列十分有力的证明，这已不能当作偶然的巧合来看待了。我现在相信，这些共同点至少部分地产生于相同的基因。如果这一见解还有点道理的话，就更迫地切需要保护黑猩猩，保护其他大猿以及旧大陆的猴子和较低等的灵长目，也就更需要在将来对它们进行更细微的研究。更彻底地了解这些动物，可以提供一幅清楚的图画，说明基因是如何逐步变化，最后达到人类所独有的进化水平的。

总的说来，这一论点可总结如下：把人类本性和所有其他生物这一庞大背景相比较，其一般特点似乎显得有限和独特，但更多的证据表明，正如一般进化论所预言的，人类行为中较普遍的形式跟哺乳动物是一样的，甚至更特别具有灵长类的特征。在社会生活的细节方面，黑猩猩与我们十分接近，而在智力特征的某些方两，它们甚至可以和人类相提并论。而在过去，这样的比较却被认为是完全不恰当的，这些事实与人类的社会行为是以遗传为基础的这个假设相一致，更确切地说，人类社会行为是由那些与人类密切相关的物种所共有的基因以及那些人类所特有的基因共同形成的，这些事实反驳了长期统治着社会和科学学域的另一种假说：人类已完会摆脱了自己的基因的控制，达到了仅仅受到文化制约的程度。

让我们继续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的探讨，遗传假说的核心直接来自于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见解，这种见解认为，人类天性的特征在人类进化时期具有适应性，因此，基因便在能发展那些特征的人口中散布开了。适应性的意思就是说，显示这种特征的人将其基因传与下一代的机会比不显示这种特征的人大。在这一最严格的意义上，个体之间的差别优势就叫遗传适应，遗传适应有三个基本要素：（1）个体生存力的增强；（2）个体生殖力的提高；（3）近亲生存力和生殖力的提高，这些近亲从共同的祖先那里分享了同样的基因。三种要素中任何一种的改良或者三种要素的任何组合，都会使基因具有更大的适应性，达尔文称这一过程为自然选择，它描述了一种紧密的因果循环，如果某种基因使个体倾向于某种特征——比如某种社会反应——随之这一特征又带来更高的适应性，那么，这种基因在下一代将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果自然选择后持续许多代，那优势基因就会扩展到整个群体，这一特征也就变成了物种的特征，许多社会生物学家、人类学家和其他人由此推断说，人类天性是由自然选择形成的。

然而，一个奇怪的事实增加了分析的困难：纯社会行为和受遗传制约的行为都能适合社会生物学理论，一种几乎纯文化的社会生物学是可能的。如果仅仅赋予人类最基本的生存、繁衍动力及文化能力，人类仍可以学习到许多社会行为方式，提高其生物适应性。但是，如同我将要说明的那样，这种文化模仿的程度是有限的。而且，通过某些方法，可以使这种模仿与结构更为严密的生物适应形式相区别，进行这种分析要求更仔细地运用生物学、人类学和心理学技术，我们的重点将放在社会行为与社会生物学理论相适应的紧密程度上，放在遗传制约的证据上。这种证据是在人类发展其社会行为的同时所显示的各种倾向的力量和自发性中看到的。

现在，让我用某种更有力、更有趣的方式把中心问题再表述一遍，如果人类天性的遗传成分不是起之于自然选择，那么基本的进化理论就有问题了，也就意味着进化论至少必须加以改变才能说明群体遗传变化中新的、然而迄今尚未想到的形式。因此，人类社会生物学的一个辅助目标就是要了解人类天性进化是否与一般进化论相符，对敢于冒险的生物学家来说，如果这种努力失败，那也并非什么大不了的事，

可以相当肯定地说，人类社会行为的主要遗传进化是在人类文明之前约500万年产生的。那时，人类由稀疏和相对稳定的狩猎－采集者组成。另一方面，主要的文化进化是在大约1万年前农业和城市出观以来发生的，尽管某些遗传进化在后来历史性的巨变中还在续继发生，但那只形成了人类天性一个部分特点。不然的话，现存的狩猎－采集者们和发达工业国家的人们在遗传上就会大不一样了。然而，事实证明情况并非如此。因此，在对狩猎－采集社会和更为持久的前文化游牧社会及农业社会所作的研究中，可以对人类社会生物学进行更为直接的检验。结果发现，人类学是比社会学或经济学更接近于社会生物学的社会科学。正是在人类学中，关于人类本性的遗传理论才能够得到最为直接的探讨。

一种科学理论的威力的大小，就在于它能否把少数公理性的概念转化为对可以观察的现象的详细预测，玻尔原子论正是这样使现代化学成为可能，而现代化学又改造了细胞生物学。此外，一种理论的有效性又在于这种理论与别的理论在说明现象的竞争中其预言的成功程度，例如：哥白尼的太阳系理论经过短时间的交锋战胜了托勒密的理论。最后，当一种理论把大量事实综合成易于记忆的、实用的解释体系。当新发现的事实符合其要求时，这种理论就能在科学家中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声望。例如：地球是圆的就比地球是扁平的更为真实，对科学发展至关重要的事实，可以通过实验获得，或者通过对未受骚扰的自然现象进行富有启发性的观察获得，科学总是以这种近乎机遇的曲折方式向前发展。

对人类天性的遗传进化理论来说，如果要使它成为实实在在的科学的一部分，我们就应该从生态学和遗传学中选择某些最好的原理（这些原理本身就以人类天性的遗传进化论为基础），并使这些原理在细节上适合人类的社会组织。这种理论不仅必须能以比传统的解释方法更令人信服的方式说明许多已知事实，而且，还必须验证以前社会科学未曾想到的对各种新信息的需要，因此，被说明的行为应该是人类行为中最为普遍的但最少理性的行为，应该是最充分地摆脱了日常见解的影响和令人迷惑的文化变迁的那一部分，换言之，这些行为应该是那些最不易受文化模仿影响的先天的生物性现象。

这些都是年轻的人类社会生物学被迫接受的严厉要求，但是可以证明，这些要求完全是有道理的，社会生物学凭借自然科学的力量，并且最初是以不公正的心理学优势，闯入了社会科学。如果能使“硬”科学的观念和分析方法协调而长期地起作用，那么，科学和人文学这两种文化之间的划分就会消除，但是，要改变我们关于人类天性的概念，就必须用符合科学证明原则的真理，而不是使用一种新的教条来改变它，不管我们的希望有多么急切。

下面六章的主题是以更深入的方法进行社会生物学的各种探索，这些探索有的已经相当可靠，但有的还只是大胆的推测而已，现在，先让我举两个简明的例子来说明这种方法。

乱伦禁忌 是人类社会行为的普遍原则，各种文化都禁止兄弟姐妹之间、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性行为。可是，至少在兄弟和姐妹的禁忌情况下，有着一种更深刻但较少理性的强制作用：在两个一道生活的人之中，当一人或两人都长到6岁时，便会自动产生性反感，以色列海法大学的约瑟夫·谢菲尔在以色列集体农场就此所作的最彻底的研究表明，同龄人之间的性反感并不在于实际的血缘关系，在记录的2，769对夫妇中，没有一对是自从山生以来就在一起生活的同一农场的同辈人，甚至连一例异性性行为的例子也找不到，尽管农场的成年人对此并不反对，在不那么封闭的社会中，乱伦行为确有发生。尽管发失率很低，但通常是耻辱的、受指责的行为，总的来讲，母子间的性行为最令人唾弃，兄妹间其次，父女间的性行为再其次，但是一切乱伦行为总是被禁止的。在当今的美国，人们认为最令人震惊的色情文学之一就是关于父亲与未成年女儿之间性行为的描述。

乱伦禁忌有何好处？人类学家所称道的解释是，它避免了由于乱伦行为引起的家庭成员角色的混乱，因而保持了家庭的完整，另外，由爱德华·泰勒提出并由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在他创造性的《亲族关系的基本结构》一书中发展成为一整套人类学理论的解释是，乱伦禁忌有利于社会集团间讨价还价地进行妇女交易，按这个观点，姐妹、女儿不是用于婚配，而是用于获得权力。

与此相反，流行的社会生物学解释却认为家庭的完整与婚姻交易只是附产品，至多是次要的有效因素，社会生物学的解释指出了更为深刻和严峻的原因：近亲繁殖会导致严重的生理惩罚，人类遗传学家进行的若干次研究都表明，即使是一般情况的近亲繁殖都会引起孩子在体型、肌肉协调能力和学术能力上的全面降低，已发现100多种能在未经掺杂冲淡的、纯型合子状态中引起遗传疾病的隐性基因，而近亲繁殖会大大加强这种状态，根据对美国人和法国人进行的分折判断指出，每个人身上平均有4个致死基因当量：或是在纯合状态中有导致立即死亡的4个基因，或是在50％的纯合体中有引起死亡的8个基因，或是有与上等量的致死基因和致衰弱基因的混合，这些很高的数字在动物中很典型，表明近亲繁殖有致命的危险，在由于和父亲、兄弟、儿子发生性关系的捷克斯洛伐克妇女所生的161个孩子中，有15个死产或在出生后一年内死去，40％以上有不同程度的身体或智力缺陷 单自发的性排斥规则，直觉地避免了乱伦行为．极而言之，’也就是如果我们暂时掀开发展过程中的其他影响，尽管我们 承认这些影响是存在的，那么可以说人受着以基因为基础的 本能的引导。兄弟一姐妹间的性关系禁忌就是这一过程的表现，其它类型的乱伦禁忌很可能也是如此．

攀附婚姻 是指妇女与财富、地位跟自己相当或优越于自己的男子结婚。在人类和大多数社会动物中，这类情况都是雌性通过对雄性的选择提高自己的地位，为什么会有这种性倾向呢？罗伯特·特里弗斯和丹尼尔·威拉德在社会生物学更普遍的研究过程中提供了重要的线索，他们注意到，脊椎动物，尤其是鸟和哺乳动物，体大健康的雄性交配频率一般都相当高，而许多个小体弱的雄性完全没有交配机会。但是，几乎所有的雌性求偶都很成功，而且身体条件最好的雌性所生的后代也最健康，这些后代长大后通常也是体型最大、最强健的。后来，特里弗斯和威拉德观察到，根据自然选择理论，当雌性健康处于颠峰状态时可望生出较大比例的雄性，因为这些后代将来体型最大，求偶最成功，会繁殖尽可能多的后代，当雌性生理状态相对变差时，它们将转而增加生育雌性后代，因为这时雌性是更为保险的投资，根据自然选择理论，产生这种生殖策略的基因将压倒产生其他策略的基因而传遍群体。

情况确实如此，关于这一特殊问题，有人对人和鹿这两类不同的物种进行了调查，环境条件对怀孕的雌性不利时，雌性的出生率就有不同比例的上升。对貂、猪、绵羊、海豹的情况调查的结果看来也和特里弗斯和威拉德的预测相一致，最可能产生的直接机制是，在不利条件下雄性胎儿的淘汰性死亡率增高。这种现象在无数种类的哺乳动物中均有记载。

在出生之前改变性别比例当然是完全非理体的行为，事实上这只是一种生理行为。人类学家米尔德里德·迪克曼在有意识行为的范围内试验过这一理论，她曾提出，出生后的婴儿性别比例会不会因为人们采取在一定意义上适合最佳生殖策略的戮婴行为而发生改变呢？情况看来正是如此，在印度还未沦为殖民地以及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时期，女子通过与较高社会阶层的男子结婚而向社会较高阶层流动得到了僵化的习俗和宗教的认可，同时较高社会阶层杀女婴的事却不断发生。印度旁遮普贝迪地区的锡克族人是最高的宗教种性，他们以“库里－玛”著称，其意思就是“屠杀女儿的人”。他们几乎毁掉了所有的女婴，而又不惜一切地抚养儿子，以期有朝一日娶回低种牲的女子，革命前的中国，许多社会阶层也普遍杀女婴，结果也和印度差不多，即妇女带着嫁妆向社会上层流动，使财富与妇女集中在一小部分中上层阶级手中，几乎把最穷的男性排斥于生育系统之外去了。这一模式是否晋遍存在于人类文化之中，尚待考证。但在目前，即使只有少数例子，也说明有必要密切结合生物学理论来对此种现象予以重新考察。

发性的攀附婚姻和杀戮女婴本身看起来并不是理智的过程，除了把它看作是一种遗传性倾向，是为了在与社会其他成员的竞争中最大限度地增加后代的数量外，是难以作出其他解释的，迪克曼开始了这一研究，如果把她的研究扩大到其他社会，将有助于更严格地检验这一见解，这一研究如果成功的话，可望说明更为深层的精神过程，这种过程使人们摈弃了许多可能的理性选择，而选择了一种复杂的行动过程。

人的天性问题还可以用其他更直接的心理学方法加以探索。非理智的和普遍存在的行为也应该比理智的、个人的行为更能抵抗文化褫夺的扭曲性后果，而较少受到作为长期理性思维中心的大脑前叶和其他更高级的大脑中枢的影响，这种行为更可能受边缘系统的严重影响，这一系统是大脑皮质古老的进化部分，位于大脑的物理中心附近，假如在解剖上大脑的高级控制和低级控制有某种程度的分离，我们就可能发现偶尔有这样的人，他们的理智能力由于某种原因受到损害后，却仍然能够保持良好的本能性功能。

这种人是存在的，理查德·威尔斯研究智力迟钝的病人时，发现这种人可以分为明显的两种，第一种是“文化智力迟钝者”，其智力大大低于正常智力，但其行为还保留了许多人类独有的待征。他们能够通过语言彼此交流或与护理人员交流，进行许多比较复杂的行动，如独唱、合唱、听录音、看杂志、完成简单的任务、洗澡、整饰自己、抽烟、换衣服、开玩笑、指挥别人以及主动帮助别人，第二种是“非文化智力迟钝者”，他们的能力大大下降，根本不能进行上述行为，他们与他人的交流也很难说是真正的人际交流，因此，文化行为似乎是整个地植根于大脑之中，一经损害就会全部丧失。但是，“非文化智力迟钝者”仍保存着大量的更为“本能的”行为；其个体行为很复杂，而且看得出是哺乳动物的行为，他们用面部表情和富有感情的声音进行交流、检查和使用东西、手淫、观看别人、偷窃、占领小块地域、自卫、单独或成群玩耍，他们时时企图与别人进行身体接触，通过有力、准确的姿势表示恳求，从生物学意义来说，他们的反应实际上并无反常，只是因为命运是把这些病人排斥在大脑外皮层的文化世界之外去了。

现在，我将尽力回答人类自身的社会行为的遗传变异到底有多大，这是一个重要而微妙的问题，人类行为仍然建筑在生理学基础之上，和哺乳动物有着最密切的关系，这一事实表明，人类行为直至最近仍然受着遗传进化的制约，如果情况确实如此，遗传变异对行为的影响甚至可能一直持续到文明时代，但是，这并不是说，这种变异现在还存在。

对此可以设想的可能性有两种，第一种可能性是，当人类进入目前的状态时，其遗传变异性已经枯竭。人类有一组基因影响着社会行为，但只有一组。这一组基因从史前时期漫长的艰难旅程中幸存下来了，许多社会科学家明确赞成这一观点，在提到这些问题的政治意识形态范围内，许多左翼知识分子也抱相同的态度，他们承认，人类曾经历过进化，但是当人变成统一的、有语言和有文化的物种时，这种进化便终止了，早在历史时代，人类就已成为环境手中的优良粘土，任其塑造，因此，现在只有文化的进出可能发生，第二种可能性是，人类至少还存在某些遗传变异。人类可能已经停止了进化，就象旧的自然选择的生物学模式的作用已经松弛了一样，但人类仍然具有遗传进化和文化进化的能力。

读者应注意，任何一种可能性，无论是认为人类自身的变异完全是由文化决定的，或认为这种变异是由文化和遗传共同决定的，都与关于人类天性的更普遍的社会生物学观点是一致的，这就是：人类行为最为突出的特征是通过自然选择而获得的，而且今天在整个人类中还受到一些特殊基因的约束。

把上述可能性以一种教科书的方式表述以后，我还必须补充指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人类行为变异中很大一部分是以个体间的遗传差异为根据的。对人的行为有着影响的遗传变异，其存在是不可否认的。在基因的化学组成或染色体的结构和排列的种种变化中，已经确认有30多种变化会影响人的行为，有的影响表现为神经紊乱，有的影响则表现为智力损伤。其中争论最大但又最有价值的例子是XYY男性。X和Y染色体决定人的性别；XX结合产生女性，XY结合产生男性。偶尔，约0．1％的人获得一条额外的Y染色体，这些XYY型的人都是男性，长大成人后都是高个儿，绝大部分在6英尺以上。他们往往因精神病犯罪而坐牢或进医院，开始，人们认为那条额外的染色体诱发更具攻击性的行为，结果造成一个遗传性罪犯阶级，但是，普林斯顿大学心理学家赫尔曼·威特金及助手通过对丹麦的大量资料进行统计研究后，得出了较宽厚的解释，他们发现，XYY的人既不比正常人更具有攻击性，也不显示任何与其他丹麦人不同的特殊的行为模式，唯一反常的是他们的平均智力较低，最简单的解释是，XYY型的人被监禁的比例之所以较高，不过是因为他们不那么机灵，易被发现罢了，不过，应该注意，这一研究并未排除可能导致犯罪人格的比较特殊的素质的遗传可能性。

事实上，若干种突变已经证实确能改变行为的特征。当两个X染色体中只传递了一个时，就会引起特纳综合症。这种病不仅智力普道低下，而且回忆形状的能力和在图形上区别左右的能力也大受损害，由单个隐性基因引起的莱斯齐－奈汉综合症，不仅造成智力低下，而且导致撕扯身体的强迫倾向，直至自我伤残，患这类疾病以及其他遗传疾病的人，象严重智力迟钝者一样。都为更好地了解人类行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遗传分析是能够对这些病症进行最充分研究的分析形式，只要出现不正常状况，除了采取药物治疗措施，我们还可以进行严密的检查，设法确定大脑中发生了病变的部位，并用激素和其他化学物质去调解病变。而不必对大脑进行物理接触，这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机器部件的运转失常，来对整个机器进行了解。我们可不落入感伤主义陷阱，认为这是个残酷的过程，因为这样做是找到治疗这些不正常状况的最有把握的途径。

大多数和特纳异常、莱斯齐－奈汉异常一样易于分析的强烈变异，也会引起缺陷和疾病，这对动物、植物和人都是如此，而且完全可以预料，要了解这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把遗传机制和手表的精巧结构加以比较，手表如果因为随意摇动和打击而发生变化，就象具体的化学性质因变异而被随意改变了一样，表的准确性很可能受到损害而不是得到改进。

然而，这一系列有力的例子并没有回答遗传变异和“正常的”社会行为的进化问题。通常，和人类行为一样复杂的人类特征要受许多基因的影响，而其中每种基因仅起很小的影响作用，这些“多基因”通常不能靠探测和追溯造成它们改变的变异来确认它们，而只能通过间接的统计方法来进行估计，在人类行为遗传学中，使用最广泛的方法是比较同卵双胞胎和双卵双胞胎，同卵双胞胎由一个受精卵在子宫中发育而成，卵细胞第一次分裂产生的两个细胞并非粘在一起产生胎儿，而是两个细胞分开产生两个胎儿，因为双胞胎产生于同一个细胞、同一个细胞核和同一组染色体，因此，在遗传上他们是同一的，相反，双卵双胞胎却是两个分别碰巧进入生殖道并同时与不同的精子结合的卵细胞产生的，这样生成的胎儿在遗传上的相近性跟不同年份所生的兄弟姐妹差不多。

同卵双胞胎和双卵双胞胎为我们提供了一次自然对照实验，作对照物的是一组同卵双胞胎，一对同卵双胞胎之间的任何差异必定是由于环境引起的（极少数新型变异除外），而一对双卵双胞胎之间的差异则可能是由于遗传或环境所致，也可能是遗传和环境之间的某些相互作用造成的，平均来看，同性别的同卵双胞胎比同性别的双卵双胞胎在身高或鼻子形状等特征上彼此更为相似，这两种双胞胎之间的差别可以看作是遗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特征的无可争辩的证明，遗传学家用这一方法揭示了遗传在多种特征形成中的作用，这些特征影响着社会关系，如计数能力、语言的流畅度、记忆、获得语言能力的时间、拼写、造句、感知技能、精神运动技能、外倾－内倾、同性恋、首次性活动的年龄、神经症和精神病的一定形式，包括颠狂与抑郁交替发生的行为和精神分裂症。

但是，有一个问题使这些结果不能完全肯定，父母对同卵双胞胎总是同样对待，胜过双卵双胞胎——比双卵双胞胎更经常地穿一样的衣着，吃一样的饮食，在一起呆的时间更长，等等，因此，在缺乏其他信息的情况下，同卵双胞胎彼此更相象可能是由于环境影响的原因。然而，新的、更高级的技术考虑到了这一额外因素，心理学家约翰·洛林和罗伯特·尼科尔斯用这种新方法分析过1962年参加全国优秀奖学金考试的350对双胞胎的背景及成绩，对两种双胞胎之间的差异和早期环境都作了仔细的检查和衡量。结果表明，同卵双胞胎所受到的更为一致的待遇并不足以说明就是他们在一般能力、个性、特征，甚至理想、目标和职业兴趣上更为相似的原因，结论是：相似的原因或者是由于遗传上的接近，或者是由于心理学家至今尚未了解的环境因素的作用。

我对现有资料的全面印象是，考虑到影响人类行为的遗传变化的性质和大小，人类还是一种普通动物。如果这种比较是正确的话，人类精神的统一性就不再是教条，而成为了可以检验的假说。

我也相信，我们将很快具有能力去识别许多影响行为的基因。由于大大提高了对各种根据基因指令而形成的化学物质之间的细微差别的识别技术，过去20年来，我们对人类遗传详情的了解也已大为增加。1977年，遗传学者维克多·麦库西克和弗兰西斯·拉德尔在《科学》杂志上报道说，识别出的基因已达1，200种，其中有210种基因注位置已经在特定的染色体中确定下来。而且，在23对染色体中，每一对上至少已确定了一种基因的位置，大多数最终影响解剖和生物化学特征的基因，对行为只有极小的影响。但是，其中某些基因又以重要的方式影响行为，而有些行为的变异又和已知的生物化学变化有着紧密的联系，另外。我们还知道了激素和直接作用于神经细胞的递质如何通过共同变化而对行为产生微妙的控制。近来发现的脑啡呔和内啡呔是类蛋白质物质，结构相当简申，对情绪和气质均有深刻的影响，这些物质的一种或多种化学性质在哪怕是一次遗传变异中发生了改变，就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个性，或至少会使这个人在给定的文化环境中发展与别人不同的某种个性倾向，因此，我认为，对最复杂的行为形式有间接影响的因基的位置，不久就很可能在人类染色体上标示出来，这些基因不大可能规定具体的行为模式，也不会有具体规定某种性活动或衣着方式的突变，和别的基因相比较，行为基因更可能影响情绪反应的形式和强度范围，激发的阈值、在学习某种特定刺激方面的接受性，以及对于一些特殊环境因素的敏感方式，正是这些因素把文化进化引导向某种方向，而不是与之相反。

了解行为是否也会体现“种族”的差异，这同样是饶有兴趣的问题，但我必须先发出强烈的警告，因为这是所有的题目中最具感情色彩，最担政治风险的问题，大多数生物学家和人类学家只是在松散的意义上使用“种族的”这一表达方式。他们只想观察不同地区的人在某些特征上的遗传差异，诸如平均身高、肤色等。如果说亚洲人和欧洲人之间在某种性质上有差异，那么这种说法的意思是该特征在亚、欧人之间有着某种形式的变化，它并不意味着以这个特征为基础可以划定相互分离的“种族”范围，在亚欧两洲各自内部的不同地区，这一特征很可能还将表现出另外一些差异。而且，解剖学和生理学的各种性质－例如肤色或消化牛奶的能力－也显示出了地理（“种族”）上的差异，因此，大多数科学家长期以来就认识到，要想截然划分出各自完全不同的人类种族是徒劳的事。这样的种族实体其实并不存在。同样重要的是，生物学家、人类学家或任何人在描述某种特征的地理差异时，不应带有任何关于他所述特征的价值判断。

现在，我们可以更为客观地问：人类特征的地理差异是不是在社会行为的遗传基础上产生的？已经有证据强有力地证明，人类各种社会之间的一切差异几乎都是以学习作用和社会条件作用为基础的，而不是遗传，然而，情况或许并不完全如此，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丹尼尔·弗里德曼曾根据对几个种族的新生儿行为的一系列研究，谈到过这一问题，他发现他们在身体各部分的运动、姿态、肌肉弹性以及情感反应等方面表现出了一些明显的平均差异，这些差异都无法合理地解释成训练的结果，也不能归因于子宫内的条件作用。例如，美国华人的新生儿就比美国高加索婴儿显得稳定一些，不那么容易受噪音和运动的干扰，更能适应新的刺激和不人舒适的环境，而且能更迅速地安静下来，更准确地说，任何中国祖籍的婴儿在上述行发特征方面都不同于欧洲祖籍的婴儿。

还有些迹象表明，这些平均差别会持续到童年期。弗里德曼的学生诺瓦·格林发现，芝加哥幼儿园里的美籍华人儿童比同龄的美籍欧洲人儿童较少与伙伴接近和交往，但用在个人活动上的时间更多，气质上也显示出有趣的差别：

虽然大部分美籍华人儿童处于3至5岁之间正是

“高度易激发的年龄”，但他们很少显示强烈的情感行为。他们和其他幼儿园里的儿童一样地跑、跳、笑、打招呼、骑自行车、滑旱冰等等，但吵闹的程度显然较低，情感气氛显然较平静。孩子们的面部都没什么表情，这就使他们都带有一种尊严和沉着的神情，但这仅是影响总印象的一种因素。他们的身体运动似乎更加协调，没有看到跌、绊、摔、擦伤，也没有尖叫、碰撞，哭闹，甚至连其他幼儿园常有的愤怒注高声争吵也没有！也看不到孩子们为争夺东西而发生吵闹的现象，只有最温和的“打架行为”，即年龄大些的男孩子之间友好的摔跤。

弗里德曼和同事考察的拿佛和（印第安人的一支）儿童甚至比华人儿童更好静，当把他们抱起来并往前拉时，他们也不大愿意迈步，当让他们坐下时，立刻就弯着腰，当叫他们俯卧时，谁也不想爬一爬，通常，人们把拿佛和儿童的这种消极习性归因于婴儿背篼——一种把婴儿紧紧背在母亲背上的用具，但弗里德曼认为，实际情况可能并非如此，拿佛和婴儿相对的沉静显然是与生俱来的特性，这种特性使他们能够很适应婴儿背篼的限制，这婴儿背篼代表了文化创造和儿童素质之间切实可行的结合。

如果把人类看成是一种生物物种，那么，发现人类群体在其社会行为后面的生理和精神特征上有一定的遗传差异，这是不足为怪的，发现人类的这一本质并不会损害西方文明观点，我们并非被迫信奉生物学的统一性，以便肯定人类的自由和尊严，社会学者马文·布雷斯勒准确地表达了这一观念：“有人悄悄以生物学上的平等来作为人类解放的条件，这种思想严重败坏了自由概念，而且，它促使正人君子们对未来科学研究中的一些可能的、‘令人烦恼的’发现感到惊恐不安，这种不适当的反知识主义是双倍的倒退和堕落，因为它很可能是完全不必要的。”

我要进一步指出，遗传多样性给我们带来的最大财富是希望和自豪，而不是绝望，因为我们人类是一个单一的物种，而不是两个或更多的物种，我们是一种伟大的生育体系，基因通过这一体系在每一代人中流动、混合。由于这种流动，人类世世代代都分享有一种共同的天性，在此天性范围内，比较次要的遗传影响以变化着的形式在性别之间、家族之间和整个群体之间循环，要了解这—生物学统一性的重大意义，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智力介乎黑猩猩和人之间，遗传上又永远和两者分离，语言和高等思维能力的进化仅次于人类的更新世古猿幸存至今，我们的精神该有多么痛苦！我们对它们该有什么义务？神学家们会说什么？我们是否应划分世界，把它们的智力进化引向人类水平，并且根据智力和技术平等原则订立条约，建立一个双物种领地呢？或者，我们是否应该设法使它们肯定不会发展成更高级的物种？更糟糕的是，如果我们和智力高于人类的超人类共处，而他们把人类视为仅仅是一种次要的同科动物，而且面临如何处理我们这一道德问题，那我们又将陷入怎样的困境呢？

谢选骏指出：威尔逊认为“在我们居住的这个行星上，有机体的差异是巨大而惊人的。”——可是在我看来，碳基生物不都是由细胞组成的吗？而细胞都含有氢，氧，碳三种元素，同时，碳更是有机分子的骨架，而有机分子是生命的基础。……“碳基生命”的基础化合物是由蛋白质构成的，其分子链由碳原子连接而成，在地球生命最初形成和应用的能量方面，糖类化合物起到了重要作用。……糖类也被称为碳水化合物，因为它们都由碳原子构成。地球上所有已知的生命都主要由碳、氢、氧三种元素组成，生命活动也主要围绕这几种元素展开，因此都是碳基生物。

【第三章 发展】

刚刚受精的卵是一个直径为1／200英时的小细胞，并不是人，是游入子宫腔内的一套指令。在它的球形核内估计有至少25万对基因，其中，5万对决定着蛋白质的合成，其余的调节发育速度，受精卵渗透入充满血液的子宫壁后，就一再分裂，通过分裂而形成的新细胞不断增长，形成隆起、园环、叠层。然后，这些细胞就象神奇的万花筒一样浮动，自动聚集成胎儿，具有构形精细的血管、神经及其他复杂的组织，细胎的每次分裂和转移，都是通过基因向构成细胞物质成分的外层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输出的化学信息来安排进行的。

9个月后，人就形成了。从功能上看，它是由肌肉和皮肤包着的消化管，随着刚刚形成的心脏有节律地把血液压入封闭的血管，胎儿的各个部分不断更新，有限的身体动作由激素和神经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而得以协调，生殖器官处于蛰伏阶段，尚须等待若干年后，再根据激素发出的准确信号而进入第二次发育，也是最后一次发育，以便完成人的最高生物目的，即生殖，胎儿的顶部是脑。脑重约一磅，呈浓稠的糊状，其结构的精巧不亚于世界上最复杂的机器，人脑由约100亿个神经元（或神经细胞）构成，每一神经元又和成百上千其他的神经元相联系，从脑传下的无数神经纤维穿过脊髓，在这里，他们和别的神经联合起来，把信息和指令来回传递给身体的各个器官，由脑和脊髓串联成的中枢神经系统，接受来自不下于10亿个感受器传入的电信号，包括视网膜的棒体－锥体光感细胞和皮肤的压敏小体等。

新生儿好象是无比精确的线路，成千上万个神经细胞指挥着眼睛的运动，这些细胞呈扇形分布在眼肌里，以及从眼到脑之间的反射站里，眼睛的运动也受着散布在前视野的较高级整合中枢和大脑皮质的其他中枢指导，婴儿也有听觉，各种频率的声音能激发他内耳一组特别的感受器，感受器再把信号依次传给大脑中更高级的相应的神经细胞群，信号向脑内传递时，首先由内耳发出，宛如钢琴琴键演奏出的旋律，然后在后脑中间站以一新的全音阶再度奏出，接着传入中脑下丘和前脑中央的膝形体，最后进入前脑听觉皮质层，在这里，心灵便以某种尚不为人知的方式“听见”了声音，

这个奇妙的机器人，就在父母的照料下闯进了世界，迅速积累的经验不久就使他转化为独立思考、独立感觉的个体，接着就会获得社会行为的基本要素——语言、合作、因自我受到伤害而产生的愤怒、爱情、家族制，以及人类特有的一切东西，但是，在基因中肯定被编了码的神经元网络装置，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预先确定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呢？进化造就的这个网络装置可不可能只是一部多功能的机器，通过学习可以适应任何形式的社会存在呢？

可以说，这就是我们的参考系统，据此可以领会人类行为的经验问题的各个方面：从25万对基因到100亿个神经元，直到各种各样的未知的潜在社会体系，在上一章里，我用人类和其他社会动物的比较来证明，同一时代的人类行为要受到遗传的限制，正如进化理论所预料的那样，行为发展总是导向最普遍的哺乳动物特征，但是，我们潜力的最大范围是什么？人类能在多大程度上跨越或甚至超越哺乳动物的发展渠道？要得到答案，就必须特别参考遗传决定论，并对个体的发展进行研究。

我们终于涉及到了这一关键术语：遗传决定论。生物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全部关系取决于对遗传决定论的理解，对于那些断然拒绝社会生物学含义的人来说，遗传决定论意味着任何发展都不过是类似昆虫的单一发展渠道，都是从一组确定的基因发展出预先确定的相应的单一行为摸式，蚊子的一生就和这一狭隘的概念十分相符。有翅的成蚊脱蛹而出后，只在几天内就要完成一系列复杂的行为，直到在有机污染的水中产出一批受精卵，其时，雌雄蚊子都忙个不停，雌蚊鼓翅发出的嗡嗡声，令人听来十分讨厌，然而对雄蚊来说却是一曲娓娓动听的情歌，雄蚊朝声音飞去，这对于它来说是前所未有的经验，黄热病雌蚊的嗡鸣在450到600赫兹之间（每秒周波率）。在实验室，昆虫学家只要敲打具有这一频率的音叉就能吸引雄蚊。如果在音叉上放块干酪包布，一些过于激动的雄蚊就试图与布交媾。雌蚊不那么性急，但它们生命的插曲仍按基因规定的严格指令弹奏。雌蚊能根据人和其他哺乳动物的体热或有些动物的皮肤发出的乳酸味来找到目标，它们落在猎物身上，就象石油勘探者打井一样，把两根尖细的螫针刺进皮肤，寻找血管，有时能找到，有时却找不到。至少有一种雌蚊是通过一种在红血球中叫二磷酸腺苷（ADP）的化学物质的味道来辨认血液的，在数百种可资利用的血液成分中，二磷酸腺苷唯一明显的意义是，可作为直接接近的标志，其他类似的随意性“信号刺激物”则引得蚊子飞往它能安生产卵的适宜的水塘或小水洼。

蚊子是一个自动体，它不可能是别的什么东西，它小小的头部只有约10万个神经细胞，每个细胞都必须充分发挥作用。要在几天时间内准确、成功地度过一生，唯一的方法是靠本能－这是由基因编好的一连串刻板的程序，保证蚊子从出生到最后的产卵行为能够迅速准确地完成。

相反，人类精神发展册途径迂回多变，人类基因规定了人有发展一系列特征的能力，而不是仅仅发展某种单一的特征，在某些类型的行为中，这一系列的特征是有限的，而且只有通过艰苦的训练——如果可能的话——才能改变其结果，但在其他类型的行为中，系列特征的范围很广，其结果也容易受到影响而发生改变。

受限行为的一个例子是用手习惯，每个人都有习惯于用左手或用右手的生物倾向。目前，西方社会的父母对孩子都较为宽容，因此，孩子们都按照影响这一特征的基因规定来发展，但是，传统的中国社会仍然通过强大的社会压力来强调右手写字和吃饭。最近，埃弗林·邓和助手在对台湾儿童的研究中发现，台湾儿童写字和吃饭这两种活动的用手习惯几乎完全一致，但在其他未受过专门训练的活动中却很少或没有这种一致性，因此，除非受有意识选择的特殊影响，基因在这种行为特征中可以自行其事。

通过一种叫做苯酮尿的遗传病可以更生动地说明能力的进化，苯酮尿引起的生理副作用是智力低下，苯酮尿是由人类染色体上成千上万对基因中的一对隐性基因引起的，受双重苯酮尿基因影响的人不能利用一种普通的消化物质－氨基酸苯基丙氨酸，当苯基丙氨酸的化学分解受阻时，体内就会聚集不正常的中间产物，患者的尿液暴露在空气中会变黑并发出明显的鼠臭味，一万名出生的儿童中约有一名有这种遗传缺陷，除非苯酮尿儿童长到4至6个月时毒素消失，否则他必定患上无法治疗的智力迟钝症，幸好，通过早期诊断和摄取低量苯基丙氨酸食物可避免这一灾难，在苯酮尿症中，基因和环境间的相互关系通过可以想象的简单的形式显示出来，先天具有两个苯酮尿基因的婴儿智力既可能正常发展，也可能受到损害，但受损害的可能性很大，只有具体改变环境——给以低量苯基丙氨酸饮食——才能改变这种倾向，因此，为了合理而确切地预见新生儿是否智力正常或因苯酮尿而低能，对基因和环境都进行了解是很有必要的。

只受一两种基因控制，并且象苯酮尿智力迟钝症这样可以任意改变的行为是极少的，即使是在苯酮尿症中，其特征也是原发性的损害而不是反应性的微妙变化，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最常见的精神病形式，也是基因与行为之间更为典型的关系的例子，精神分裂症并非正常行为的简单中断或扭曲变形，有些精神病学者，最著名的有托马斯·萨斯和R·D·莱恩，认为精神分裂症不过是社会强加于某些异常个体的粗暴的诽谤，但事实已证明这些精神病学者几乎肯定是错误的,

确实，表面看来精神分裂症象乱七八糟的一大堆盲目而奇怪的反应，其中包括幻觉、迷妄、不适当的情感反应、无特定意义的不由自主的重复动作等各种综合症状，甚至包括紧张性恍惚产生的死状呆滞，其中的变化极为微妙，精神病专家已学会把每一个病人都作为特殊病例处理，正常人和精神分裂症患者之间的分界线是难以察觉的，人们当中有大量轻微的精神分裂病人未被觉察出来，而完全正常的人有时又被误诊为精神分裂病人，但是，有三种极端的精神分裂病人是确切无疑的，烦躁不安，生活在想象的间谍、刺客之间的类偏执狂，笨拙滑稽，有时无法自制的青春期痴呆症，以及惊恐紧张症，虽然所有人都有可能患精神分裂症，但肯定某些人明显地具有易患此病的基因，在婴儿期从患精神分裂症的父母处领来并由正常父母抚养的孩子，后来发作精神分裂症的比例，比那些出生于健康父母而后来让人领养的孩子高得多，西摩·凯蒂和一组美国、丹麦心理学者通力合作，分析了数百例病人的资料，得出了总结性的结论：精神分症裂的主要原因是遗传。

有证据表明，精神分裂症在其他人类社会中也广泛存在。简·墨非发现从白令海的爱斯基摩人到尼日利亚的约鲁巴人都有一系列和西方精神分裂综合症相似的症状，而且，这些患者也被视作精神病——爱斯基摩人叫“恍恍惚惚的病人”（nutbkavibak），约鲁巴人称之为“维尔病人”（were）——这些人成了部落巫医和宗教医生主要的常客；可确切分辨的精神分裂症发病率与西方社会相比也大体相同，占成人的0．4％到0．7％之间。

精神分裂症的发生方式比苯酮尿和大多数其它智力迟钝症的遗传形式要复杂得多，目前尚不能确定它是由一个还是多个基因引起的。精神病人的生理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医学研究者可能不久就能成功地把这些变化直接和心理的失常联系起来，例如，菲利普·西曼和蒂龙·利已经发现，有些精神分裂病人大脑的关键部位对多巴胺的感受器是正常人数量的两倍，多巴胺是在神经细胞之间传递信息的物质，这种异常状况有可能使大脑对自己的信号过度敏感，因此容易产生幻觉。不过，传统的心理学理论也有几分道理，环境对精神分裂综合症的发生起着重要的作用。典型的“精神分裂性”（易发生精神分裂症的）的家庭结构就是一个例子。这种家庭很容易使带有精神分裂症潜因的儿童发展为成年精神病人，在这种家庭中，信任已不复存在，思想交流中断，父母公开表示彼此蔑视，对孩子提出不合理的要求，有的精神病学者甚至发觉精神分裂病人头脑中存在着一种变态心理，这种人试图创造一种隐秘的内心世界，以逃避他不可忍受的社会环境，但事实仍然是，某些基因使人易患精神分裂症，具有这种基因的人即使在正常的有利的家庭环境中长大，仍会产生这种疾病。

所以，即使在比较简单的行为类型中，人类也因遗传而具有能够获得某些特性的能力，能够在若干可能的对象中产生对某种对象的学习倾向，象康拉德·洛伦茨、罗伯特·欣德和斯金纳等这样具有不同的哲学思想的科学家都强调先天与后天之间并无绝然的界限，我们需要新的描述方法以取代本性与教养之间的旧式区别，这已是显而易见的事了，其中最有希望的方法来自伟大的遗传学家康兰·沃丁顿（1975年去世）提出的设想。沃丁顿说，发展有点象从高地到海岸线之间倾斜的地形，某些特性的发展——例如眼睛的颜色、用手的习惯、精神分裂症或任何别的特性－就如同向斜坡下滚去的球，每种特性都超过一段不同的地形，每种特性都由不同类型的山脊和峡谷引导。就拿眼睛的颜色来说，给定一套蓝色的或别的决定虹膜色素的基因，也就给出了一种地形，一条单一的、深深的渠道，球只能滚向一个目的地，只要卵和精子一结合，眼睛就只可能有一种颜色，蚊子发展的地形同样可想象为一系列平行的未分叉的深谷，一条通向因鼓翅声而引起的性吸引，另一条通向自动的吸血行为，如此等等，直到产生出十来种互不相关的反应行为，这些峡谷形成一系列准确的、无法改变的生物化学阶梯，这些阶梯从受精卵中的脱氧核糖核酸（DNA）一直延续到由蚊子大脑传递的神经肌肉动作。

人类行为的发展地形要宽阔得多，复杂得多，但也仍然是一种地形，有时，峡谷要分叉一两次，一个人最后可能养成右手习惯也可能养成左手习惯．如果一开始基因或别的生理影响使一个人倾向于使用左手，那么就可以认为，此人的发展渠道中的这条支渠较深一些；如果不给球施加社会压力，在大多数情况下球都会一直往下滚，直到滚进使用左手的渠道，但是，如果父母训练孩子使用右手，球就会被挤进较浅的使用右手的渠道，精神分裂症的地形是汇合各种渠道的更宽阔的网络，更难探索，球的路线也只能用统计方法来预测。

地形的说法只不过是种比喻，当然不足以说明最复杂的现象，但它抓住了人类社会行为的关键事实，如果要对它的决定性意义有充分的了解，我们就必须分别处理每种行为，并在某种程度上，把它看作从基因到最终结果的发展过程来探索。

某些行为形式也许比另一些形式更适合于上述分析方式，显示恐惧、厌恶、愤怒、惊奇和愉快等基本感情的面部表情，似乎是所有人的恒定特征，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摄下了美国人的这些表情和现存的石器时代部落人在讲故事时的相同表情。当向一种文化的人出示另一种文化的人的照片时，他们辨别照片上面部表情的准确性高达80％以上，艾雷诺斯·埃布－埃布斯费尔特周游过全世界偏僻的村落，拍下了当地人用手势与面部表情交流思想的电影。为了避免使他们产生自我意识，他在摄影机镜头前加上棱镜。这样，在拍摄时，他就可以不正对拍摄对象，使他自己与拍摄对象的脸成90度的角。埃布－埃布斯费尔特记录了有文字文化和前文字文化中广泛分布甚至普遍分布的许多信号。一个较为少见的例子是动眉毛，大多数情况下，眉毛无意识地猛一扬用来表示一种友好的欢迎。

人类生态行为学家新近正在研究的普遍信号的又一个例子是微笑。从完全的动物学的意义来说，可以把微笑划作一种本能。婴儿在2至4个月时，脸上开始出现微笑，而且能立刻得到父母更多的爱抚和温情。用动物学家的话来说，微笑是一种社会缓解剂，是天生的、相对恒定的协调基本社会关系的信号，人类学家梅尔文·康纳最近完成了对南非卡拉哈里沙漠中昆桑族（“灌丛人”）婴儿的微笑及其他婴幼儿行为的研究。开始日常观察时，他就“决定有啥记啥，据实直书”，因为昆桑儿童是在和西方流行文化非常不同的条件下抚育成长的，他们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由母亲独自产下，以后几个月中又和母亲或保姆几乎保持不间断的身体接触，在头三、四年中，他们清醒时大都被置于直立状态，每小时喂奶若干次，而且比欧洲和美国儿童受到更为严格的坐、站、走训练，可是，他们的微笑形式，出现微笑的年龄和美国儿童一样，起的作用看来也完全相同，更令人信服的证明是，就连盲童，甚至既聋又盲的儿童在缺乏有利于发笑的任何已知心理条件时，也能产生微笑。

这种最简单的、最自动的行为完全可能是人脑细胞和面部神经在遗传上的直接联系所致，这种联系使面部肌肉的收缩模式在出生后的早期发育期间通过一系列的生理活动就能得到发展，而这些生理活动只需要最简单的学习便可掌握，将来，更严密的研究很可能揭示影响神经肌肉的活动形式和强度的遗传变异的存在，如果这些出乎意料的简单现象确实发生了，它们的发现就将为我们首次进入人类交流遗传学奠定基础。

随着人在发展斜坡上的下滑，人的知识日益增加，文化的影响变得压倒一切，人的发展地形也必然要发生一些变化，就语言、衣着和其他有着文化敏感性的各种行为来说，地形已变成有低矮山梁、弯曲河套的广阔的三角洲，请特别考虑语言的成熟问题，有证据表明人类大脑生来就有一定的结构，以便以一定的排列方式来组合句子。按照乔姆斯基和别的一些语言、心理学家的说法，这一“深层语言”可以使人比用简单学习快得多的速度掌握语言，仅用数学学习情况就可证明，人们在儿童时期不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来死记硬背英语句子，年幼的儿童与包括幼年黑猩猩在内的任何其他灵长目幼仔不同，他们具有学习语言的强大动力，他们呀呀学语，创造词汇，实验词意，以可预知的顺序迅速学会语言规则，他们创造的结构与成年人的语法形式不期而合，只不过在细节上有较大的差异，儿童发展专家罗杰·布朗很恰当地把儿童们的语言叫做“第一语言”，同卵双胞胎和双卵双胞胎之间的语言能力比较表明，这一发展的时间变化在某种程度上受遗传决定，因此，语言发展斜坡上部的地形比较简单，有着深深的渠道，但是，在宽阔的斜坡下半部，也就是“第二语言”，即复杂的成人语言出现的地方，渠道呈现为蚀刻得浅浅的网络，向各个方向散布，语言的外部表现随着文化进化而变化，这些变化很大程度上就是文化的进化，教育和风尚的最微妙的压力使词汇、重音和速度发生了变化。

但是，比喻中的山脊、渠道实际上到底指什么呢？在某些情况下，蚀刻这些渠道的是强有力的行为激素，或者是在神经细胞形成的过程中由基因决定的其他生物化学生成物，简单化合物能改变神经系统的能力，使它以一种而不是另一种方式起作用，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可能是那些不太明显的“学习规则”，即以特殊的神经细胞群的活动为基础的步骤和程序，这些步骤和程序使人得以掌握各种形式的学习。

通常的看法认为，学习是一种适于各种目的的现象，各种机体的学习在原则上没有什么区别，许多最优秀的心理学家，特别是斯金纳等行为主义者都固执地坚持，大多数行为都是由一些基本的学习所形成的，把动物置于可以严格控制刺激作用的简化的实验室环境中，就能揭示支配学习的一般规律，“操作行为的一般环境并不重要”，斯金纳在1938年这样写道，“因为至少绝大部分特定的操作行为都是条件作用所致，我认为，操作行为的动态特征可根据单一的反射加以研究。”斯金纳在他有影响的《超越自由与尊严》一书中主张，一旦很好地了解了这些规律，就能用这些规律训练人们，使他们过上更加幸福、更加丰富的生活，开始，可由最英明的社会成员来设计文化，然后，孩子们可以毫不费力地适应这种文化。

这是些有力的思想，自然科学中也相应有着诱人的先例。在动物与人类行为的研究中，这些思想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行为主义哲学的中心思想——行为和精神都具有能进行实验分析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基础——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但是，关于学习的简单性和均势性的基本假设已经崩溃了，取而代之的是多种多样的学习类型，这些学习类型符合一般的规律，或许只是不包括自然选择的进化，看来，每一物种的学习潜力都是由脑的构造和激素的连续分泌来决定的，因此最终是基因决定的。每种动物都“易于”学习一定的刺激，同时难于学习其他某些刺激，而对另一些刺激则处于中立。例如，成年大海鸥很快就学会识别自己刚孵出的小鸥，但从来不能识别自己产的卵，虽然这些卵同样可以通过视觉分辨，初生的小猫没有视力，只能爬行，完全不能自立．但是，为了生存，在一些细小的方面它必须有所作为，小猫生来就有高超的学习能力，仅用嗅觉，它能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学会爬过一段不长的距离找到喂奶的母亲，借助于气味或触觉，它能记住路线，沿母亲肚皮爬向通往自己喜爱的奶头的路线；在实验室中，它能根据质地的细微差别很快把人工奶头分辨出来。

有人还发现了使人印象更深刻的例子，每年，蓝鵐从北美东部的产卵地迁徙到南美的越冬场所，与我们当地许多鸟类一样，它们也是夜间飞行，一飞离巢案，小鵐就已经有了辨别北极星和拱极星座的能力，它们很快自动地做到这一点，但是，它们辨别其他星座的能力却低。当家鸡饮水时，如在它们喙部施以微弱的电击，同时给以某种视觉刺激，如闪一下灯光，那么它们以后就会躲这种视觉刺激，但如果用同样方法施以听觉刺激，如卡嗒卡嗒的响声，它们却又不会躲避，如果将电击加在鸡脚上，同时伴以响声，情况就会跟上面刚好相反，也就是说，它们能够学习声音信号，却不会学习视觉信号了，这种对称性初看可能显得奇怪，实际上，这正是那些脑子很小的动物的生存规律，家鸡的程序可以用下面这个简单的公式概括：记住任何能看见的、对头有影响的东西，以及任何能听见的、对脚有影响的东西。

这就是说，动物本能的某些较为刻板的形式，可以将倾向性学习的特异形式用来作为基础。但是，人类的学习是否也是有倾向性的呢？我们所说的人类学习当然不是象鸟和无视力的小猫那样的机械反应形式．我们更愿意认为，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和意志力，我们就能学会任何东西；但是，限制仍然存在。必须承认，即使是对天才和专门的记忆专家来说，能够掌握的东西在数量和复杂性上都有着明显的限度，我们也承认，一个人在掌握某种智力技能方面可能比别的人容易得多，更有意思的是，儿童是按难以改变的程序获得技能和情感的，瑞士杰出的发展心理学家皮亚杰，用了毕生精力来描绘儿童较为纯粹的智力发展过程中常常令人吃惊的各个阶段，在复杂的有意识的运动、意义和因果概念、空间、时间，模仿和玩耍中，智力随着平行但又紧密联结的轨道发展。随着受反射支配的婴儿变成自我中心的、接着又变成好交际的儿童，现实的概念也逐步变化——从一心一意想搬动物体到发展成为对运动本身的独立思考；物体先是被看作一个个独特的实体，然后又被看作可借助视觉符号和名称进行分类的若干部分和群体，最初是接受生物学训练的皮亚杰认为，智力发展是先天遗传的程序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他把这一概念叫做“遗传认识论”并非巧合，对遗传的研究实际上打开了认识的大门。

约翰·鲍尔比在他的重要著作《依附》和《分离》两本书中，追溯到了情感纽带形成中可以比较的阶段，儿童用这种纽带在几个月时间内就围绕父母创造了一个复杂的社会性环境。语言心理学家已证明，儿童获得语言的时间非常准确和非常短，无法用简单的记忆加以说明，与此同时，劳伦斯·科尔伯格也证明了，儿童在道德规范的发展中，皮亚杰式的发展阶段也显得比较短促，把这些结果放在一起考虑，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印象：人们一生中仅靠随意的学习过程无法造就一个十分复杂的社会环境。

这就是说，人类的心灵并非是一块纯净的白板，在这上面经验可以线和点描绘出最复杂的图画，更准确的是，人类的心灵可以描绘成一部自主的决策机和警觉的环境扫瞄器，它首先接近某些类型而非其他类型的选择，然后先天地倾向于某些而不是其他的选择，并驱使身体按照灵活的时间表投入行动；正是根据这一时间表，每一个人自动地从婴儿逐渐走向老年，对过去选择的积累和记忆，对未来选择的考虑，以及对作出选择的感情的再体验，所有这一切便构成了精神。一个人在决策过程中表现的特点使他和其他人有了区别。但是，要遵循的规则很严格，使所有人作出的决策有着广泛的重叠，由此而产生的趋同性就叫做人类天性。

要大体估计对各种行为类型控制的相对严格性，这是可能的，以同卵双胞胎和双卵双胞胎的比较为基础的遗传研究表明，基本的思维能力、感觉和运动技能受遗传的影响最大，而个性特征受的影响最小，如果别的研究也能证明这一重要结果的话，就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断：那些对付物理环境中相对恒定的问题所需要的能力，是沿着狭窄的渠道发展的，而那些代表对迅速变化的社会环境进行调节的个性特征，则更具有适应性。

进化假设指出了具有广泛意义的其他相互关系，例如，较为重要但较少理智的决策过程，就需要较多的情感加以引导，生物学家可以将这种关系复述如下：”大部分精神发展都由必须迅速自动地采取的步骤构成，以确保人类的生存和繁衍，由于人脑只能在有限程度上受到理性思考的引导，所以它不得不求助于由边缘系统和其他较低的人脑中枢传递的欢乐与痛苦的细微差别。

我们可以在无意识的、充满感情的学习规则中，寻找受遗传进化影响最直接的那类行为，以恐惧症为例，象许多动物学习的例子一样，恐惧症常常在童年发生，具有深刻的、非理性的感情色彩，而且难于消除，似乎有意义的是，恐惧症常常由蛇、蜘蛛、老鼠、高度、封闭场所，以及在古代环境中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其他因素引起，而很少由现代的人工制品如刀、枪、电源插座等引起，在人类的早期历史中，恐惧症多半为保证生存提供了必要的余地；从悬崖边爬开并因恐惧而发呕，总比心不在焉地在悬崖边行定要好一些。

乱伦禁忌是原始学习的另一种主要类型的例子，象人类学家莱昂内尔·泰格尔和罗宾·福克斯指出的那样，乱伦禁忌完全可以被看作是更为普遍的关系互斥原理的特例。两人之间一旦形成某种很强的关系，他们就会发觉在情感上难于掺入其他任何类型的关系了，师生转成为同事的过程很缓慢，即使学生早已超过了老师，母亲和女儿很少改变他们最初形成的关系的色彩，乱伦禁忌在人类文化中非常普遍，因为父女、母子、兄弟姐妹觉得，他们最初的关系几乎完全是排他性的。简言之，人们在学习受到排斥的关系上遇到了阻碍。

相反，人们却容易学习在遗传上最有利的各种关系，在各种文化之间，两性结合的过程差异很大，但各种文化的两性结合都沉浸于动人的感情中，在有浪费传统的文化中，情感可以是迅速而深刻的，并产生出超越性的爱，这种爱一经感受，就永远地改变了妙龄青年的思想，对人类生态行为这方面的描述，是诗人们特有的雅兴，就象我们在詹姆斯·乔伊斯的出色描写中所看到的那样：

姑娘子立中流，纹丝不动，就在他的面前凝望着大海。她似乎是魔法变出来的一只奇特而又美丽的海鸟。裸露的双腿象仙鹤的腿一样纤美而洁净，粘在上面的只有一丝翡翠绿的海草，就象刻意做成的符号……女儿气的柔长金发，女儿气的俊俏脸蛋，点缀着惊人的人间之美……当她感觉到他的存在，感觉到他眼中的崇拜神情时，她的目光转向他，默默无声地忍受了他的凝视，没有羞涩，没有放任……她的形象已在他的灵魂中永驻，没有只言片语打破他狂喜的沉静。（《一个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从逻辑上讲，有倾向性的学习是在生命周期的其他转折点上形成的，在这些转折点上，人们固执着最深刻的感情，例如，人类有制造各种分界线的强烈趋势，每当越过这些分界时、他们就在形式上从一种存在过渡到了另一种存在，文化精心设计了各种过渡仪式——入会、婚姻、坚信礼以及就职典礼，这些仪式可能仍受着隐蔽的生物性原动力的影响。人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有种同样强烈的欲望，想把其余的人都分成人为的、鲜明的两类，好象我们只有把其余的人都分作成员与非成员、亲戚与非亲戚、朋友与敌人时，才心满意足，埃里克·埃里克森曾指出。各处的人都有拟物种分类的倾向，而且都力图把外国社会贬低到次等物种的地位，并说他们不是完全的人，可以毫不内疚地贬低他们，甚至连温和的卡拉哈里桑族人也叫自己为昆——也就是人的意思，对于人类的这些先天倾向以及其他倾向，只有从遗传优势的角度来评价才有完全的意义，就象雄鸟用来保卫领地或宣布进攻的动人的春歌一样，它们都是富有美感的，只是我们有意识的头脑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真实意义而已。

谢选骏指出：威尔逊总结人的社会发展——“从逻辑上讲，有倾向性的学习是在生命周期的其他转折点上形成的，在这些转折点上，人们固执着最深刻的感情，例如，人类有制造各种分界线的强烈趋势，每当越过这些分界时、他们就在形式上从一种存在过渡到了另一种存在，文化精心设计了各种过渡仪式——入会、婚姻、坚信礼以及就职典礼，这些仪式可能仍受着隐蔽的生物性原动力的影响。人在生命的各个阶段都有种同样强烈的欲望，想把其余的人都分成人为的、鲜明的两类，好象我们只有把其余的人都分作成员与非成员、亲戚与非亲戚、朋友与敌人时，才心满意足，埃里克·埃里克森曾指出。各处的人都有拟物种分类的倾向，而且都力图把外国社会贬低到次等物种的地位，并说他们不是完全的人，可以毫不内疚地贬低他们，甚至连温和的卡拉哈里桑族人也叫自己为昆——也就是人的意思，对于人类的这些先天倾向以及其他倾向，只有从遗传优势的角度来评价才有完全的意义，就象雄鸟用来保卫领地或宣布进攻的动人的春歌一样，它们都是富有美感的，只是我们有意识的头脑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它们的真实意义而已。”

我看——这种集团分化的倾向，会促进种族排挤和种族灭绝的过程，人们所说的“霸凌”就是它的日常形式。

【第四章 涌现】

如果象弗洛伊德所说的那样，生物学就是我们的主宰，那么，自由意志又怎么理解呢？值得思索的是，大脑深处有一个灵魂，一种自由的原动力，记录着整个机体的诸种体验，它自己却沿着大脑皮层活动，进行着思维和运算，开动着脑神经这部机器，宿命论和自由意志之间的矛盾很久以来就引起了最有头脑的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注意，这个矛盾可用如下这一类生物学术语表述出来，假如我们的基因是通过遗传而获得，而我们的生活环境一连串一直运动着的物理事件，那么大脑内部怎么可能存在真正独立的自由因素？这种因素本身就是基因和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看来，我们的这种自由只是一种自我幻觉。

事实上，事情是可能如此的，认为某些大于原子一级的外部事物至少是可预知的，这是一种站得住脚的哲学观。客观事物的未来可被一种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理性所预见，在这个意义上，客观事物是被决定的——但只是在敏于观察的理性概念中才是如此，只要这些客观事物能独立自主作出决策——无论它们是否是被决定——在这个意义上又可说它们具有自由意志，设想一块铜币被抛出后的自由度，初看起来它根本不受任何决定的影响，教科书从来都以此例来表示任意的运动过程。但假如为了某种理由，我们决定尽现代科学的可能来分析这简单的一掷，用精确到亿万分之一的尺度来衡量这枚铜币的物理性质，仔细分析这一动作的肌肉的生理和掷币者，手指的精确形状，用图表检查来展示室内的气流，用图示来标出室内地面的微小起伏不平和弹性，在让铜币脱离手指的刹那间，所有这一切数据资科加上瞬间记录下来的投掷力度和角度，都即刻输入计算机，当这个钱币在空中仅仅完成几个旋转之后，计算机就报告出抛掷轨迹的长度，最终是钱币背面还是正面着地以及着地点的位置，这个方法并不完善，因为抛掷的初始状态中的极微小的计算错误，都会在计算过程中扩大而影响最终结果，不过，在计算机帮助下作出的预测，大概总比一连串的瞎猜更精确，在有限的程度上，我们总能了解铜币的命运。

有人会说，这是个有趣的试验，但并不与所讨论的问题完全相关，因为铜币没有思维。但是，这种不足可以逐步得到纠正，我们可以先选一种中等复杂程度的事物，设想飞入空气中的物体不是铜币而是一只虫子，比如一只蜜蜂，蜜蜂是有记忆力的，它可以用很有限的方式进行思维。在蜜蜂短暂的一生中——最长一般是50天——它知道每天的时间变化、蜂房的位置、同胞的气味，以及多达5个采花区域的方位和质量。对于外界的轻微的触动，它也会产生猛烈的一反常态的反应，对于不知蜜蜂内情的人来说，蜜蜂显得很自由，但如果又象前面那样把这种昆虫的一切已知物理性质集中起来，诸如神经系统、活动特性、特定蜜蜂的个体历史等，并同样运用最先进的计算机技术加以测定，那么，我们对它的飞行路线所作的预测，其精确度会远超过一般性估计，对那些监测计算机读数的人来说，这只蜜蜂的未来在一定程度上已被决定了。但是，由于蜜蜂永远不会具有人类这方面的知识，所以它的“心”中总会有着自由意志。

当人思考自己的中枢神经系统时，他最初看来和蜜蜂的情况无异。虽然人的行为方式与昆虫的相比大为复杂和变化无常，在理论上仍然是可以确定的，遗传的制约和人类生存环境的有限数量，能大大缩小实际结果的可能范围，但要对一个具体的行为作出哪怕是短期的预测，我们目前想象得到的技术还不能完成，或许任何想象得到的智慧都不能做到这点。我们将必须考虑成千上万的变量，在任何一个变量上微小的不精确，都容易扩大到影响部分或整个精神活动的程度，何况，在这儿，有一种类似海森伯格有关亚原子物理学的“测不准原理”的规律在更大的规模上起作用，观察者越是深入地研讨人的行为，越看不到行为的本来面目，对这些行为的解释也越有赖于研究者选择的测量手段，观察者的意愿和命运已被观察者的意愿和命运联在一起，只有某种想象的最复杂的监测手段，能从人脑外部远处同时记录下大量脑内神经活动过程，才可能把上述相互作用降低到可接受的程度。所以，由于数学上的不确定性和“测不准原理”，大自然或许已成了一条规律，没有某种神经系统能取得足够多的知识，去有效地、在细节上预知其他智力系统，另外，一个人的理性思维再强，也不可能充分了解自己从而了解自己的未来并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可能从这种意义上消灭大脑中的自由意志。

要对人类思维这样的复杂活动作出预测，还有一个同样大的困难．原始数据在抵达我们大脑深处时，已经发生了变化，举视觉为例，它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光的辐射能量激发起构成视网膜的约1亿左右的初级感光细胞的生物电活动，每一个细胞都记录在每一时刻传给它的颜色或者亮度；物体的形象被光传送过晶状体后变成一系列电信号，就象电视摄象机的道理一样，视网膜后面约100万个神经节细胞接收到这些信号，并对它们进行整理、排列，每一个神经细胞从视网膜的一组环状初级感光细胞接收到信息，当有足够强度的明暗对比使感光细胞环分离时，神经节细胞就活跃起来。然后，信息传到头部后下方大脑皮层的一个区域，在那里，专门的皮层神经细胞又来重新翻译这种信息，每一个皮层细胞，细胞受一组次级神经节神经的激发而产生相应的电流活动，如果神经节细胞的释放模式反映了三个直线方向中任何一种——水平的、垂直的、斜向的，其他皮层细胞便对信息进行进一步整理抽象，对直线的端点或交角作出电流反应。

发自体外和体内的各种信息，经过这样的编码和整理，就可以为我们的大脑完全接收，在大脑皮层神经细胞的参与下，将有无数同时的，协调的信号再现，构成我们的意识，我们把意识看成有机体的活动，绝不是低估意识的能量。查尔斯·谢林顿爵士用了一个很精采的比喻来形容人的大脑，说它是“一部着了魔的纺织机，上面亿万只闪光的俊子编织着融汇一切的图形”，既然我们的头脑能够通过对感受到的印象进行整理而重现现实，它同样能够通过回忆和想象而模仿现实，大脑自己发明故事，不断想象和回忆着各种事件，杀死敌人、拥抱情人、用铁块雕琢工具，漫游在神话和天堂的奇境之中。

在这个脑神经的舞台上，自我是主角，自我一登上这个舞台，脑下部的情感中枢就准备好作出更敏锐的反应，然而，就算我们最深的感情是关于我们自己，这种对自己的沉思冥想能够从结构上解释最深藏的自我－灵魂吗？神经生物学最大的奥秘不是自我之爱或渴望不朽，而是目的性，谁是第一推动者？谁是引导那些闪光的纺梭的纺织者？过分简单化的神经学手段，只会使我们以为大脑就象俄罗斯洋娃娃：打开一个发现更小的一个，再打开一个……直到最小的一个为止。同样，我们先一个个将神经细胞回路分解成更小的第二层回路……直到只有一个个孤立的细胞，而另外相反的极端又是：过分复杂化的神经学模式只会导致一种活力论玄学，只能推想一些性质，却不能用神经细胞、循环或者别的物质单位来解释。

也许，如果我们承认那些认知心理学家所称为“图式”或“计划”的东西，我们就能找到一个折衷的解决办法，一个“计划”是大脑内的一种构形，它或是天生的，或是后天习得的，神经细胞输入的信息将与它作出比较，将真实的模式和预期的模式匹配起来会产生某种效果，这种图式帮助大脑这部机器进行思维，它略去一些细节，而选择了另一些细节，这样，大脑就对外部事物的某一部分有更逼真、深刻的意识，就会选择一种决定而舍弃另一种决定，这种图式还能对感官的实际输入填补缺失的细节，在大脑中创造一种并非完全再现现实的模式。通过这种方法，对象的完形（由对象产生的方形、脸、树或其它印象）从上述图式的分类能力得到更好的显示，这些为我们提供参照的构架，通过创造关于身体运动部分的意识和自动控度，协调着整个身体的运动。当一个肢体受伤而不能活动，以后又才开始恢复功能时，感官的信息输入与这些构架之间的匹配得到了最形象的说明，有一位名叫奥利弗·萨克斯的心理学家，就描述过他自己一次腿伤后，经过很长的时间才得以恢复，当他试图迈出第一步时，他的感觉是：

我突然有一种知觉上的迷糊和错乱，眼前情不自禁地骤然冒出以前全然感觉不到的东西以及没有见过的形象。我的腿和眼前的地面似乎一下子显得离自己非常遥远，然后又近到鼻子底下，继而又奇怪地这样或那样地倾斜或绞扭起来。这些荒唐的感觉（或称作知觉的假设）以每秒几次的速度相继出现，不召自来，无法预测。逐渐，这些感觉的反常和荒唐程度减少，最后，大约5分钟后，经过上千个这种瞬间感受以后，我才有了正常的腿的形象。突然，我重新感到这腿真是我的，实实在在的，因而我随即能够迈开步子行走了。

最有意义的是，大脑内的图式可以作为意志的物质基础，一种反馈回路能指导有机体的活动：一系列信息从感觉器官到达大脑图式，然后又回到感觉器官，反复循回，直到图式满意地认为已经完成了正确的行动，人类精神可说是这种图式的共和国，它们注定要为了控制决策中心而相互竞争，机体的生理需要在某方面变得迫切，某一图式的力量就变大，有的却减弱；而这种需要是经过脑干和中脑传达到大脑的意识之中的，意志可能是这种竞争的结果，而不是脑内有什么“小人”在指挥，也不是什么外因的作用．我们还没有证据说思维正是以这种方式进行的，当前，我们至多能注意到，的确存在一些基本的活动结构，比如，反馈回路控制了我们大多数自动行为。意志——或者可称之为灵魂——完全可能产生于生理结构的进化演变，不过，这种结构显然远比大千世界里任何事物都更为复杂。

所以，对目前来说，宿命论和自由意志之间的矛盾似乎不仅在理论上解决，还可能还原为一个物理学和生物学的实验问题，我们注意到，即使我们的大脑真有这类结构，还是不大可能存在这样一种智慧——能精确预见一个人的各种行为与活动，虽然我们在有限程度上能制作出铜币掷落的路线或蜜蜂飞行的图表，大脑的结构太复杂了，而人的社会关系又过于错综复杂和变化多端地影响着大脑的决定，所以，无论是受了这种影响的人还是另外的人，都不可能事先预知任何人的发展细节，因而，在这种基本意义上，你、我都是自由的，能对自己负责。

然而，从一个次要的意义上说，我们的行动又是部分地被决定了的。如果行为的种类划分得粗略一些，我们完全可以有把握预知它们的发生，铜币在空中运行时是自身不断旋转的，而不是平动；蜜蜂绕着房子飞行时是竖立着身体的，人类在广泛的社会活动中的言行，都带有人这一物种的特征，而且，个体的群体统计性质也能够确定下来。就旋转的铜币而言，它用不着计算机或别的器械去精确测量它的抛射；它的运动遵从二项式分布和正弦定律，一个信封的背面就能写完计算的全过程，这些数学公式包含着丰富而有用的信息。在另一个层次上，昆虫学家也能总结出蜜蜂到采蜜处的平均飞行模式的各种特征，他们事先掌握了蜜蜂的摇摆舞的统计性质，蜜蜂正是用这种舞蹈把花的位置告诉同伴，他们还把按照这种信息而行动的蜜蜂所犯错误的时间和分布记录下来并作出精确的测定。

在更小的、仍然是未知的程度上，只要我们对人性有足够的知识，仔细研究了社会历史及其物质环境，我们也可能对人类社会的行为作出统计学上的预测。

遗传决定性限制了未来的文化演化的途径。目前，我们还无法猜测这个演化过程会走多远，但我们对它过去的进程能够作出透辟的解释，并且，如果我们既有技术又有运气的话，还可预见它近期的发展方向。这个分析中最关键的部分就是个体心理研究，尽管有社会学中迪尔凯姆和人类学中拉克里夫－布朗的整体主义传统，文化却并不是无需外部动力而自己就能演变进行的超级有机体；相反，文化的发展变化，是无数个人行为的累积产物，每个人为了在社会中生存，都尽力作出最有利的行为反应。

当我们严格地将社会看作群体时，就能更精确地确定文化与遗传的关系，人类的社会进化是沿着双重继承的轨道向前发展的，文化继承和生物学继承，文化的进化是拉马克式的和非常迅速的；而生物的进化则是达尔文式的，通常是缓慢的。

拉马克式的进化，是后人继承前人后天获得的特征，是父母将自己一生中习得的东西传给子女，当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于1809年提出这一观点时，他相信生物进化这就是以这种方式发展的。比如他指出，由于长颈鹿伸长脖子吃更高枝头上的食物，它们的下一代不用作同样的努力就会生来具有比父辈更长的脖子，由于鹳伸长双腿以免腹部打湿，它们的下一代无需这样作就继承了更长的腿，拉乌克的观点已不再被认为是生物进化的基础，但在文化的进化中却恰恰发生着这样的情况。

关于进化的伟大而有权威性的理论，即认为所有物种群体都由于自然选择而得以改变，这种理论是达尔文于1859年首次以令人信服的方式提出来的。他认为，群体里的不同个体，在遗传构成上、从而在生存和繁殖能力上，都大不相同。那些优胜者自然将更多的遗传物质传给下一代，因而，它们所属的群体从总体来说逐渐变为优胜型，根据自然选择理论，同是长颈鹿，在长出长脖子的遗传能力上却不同；那些脖子最长者能吃到更多食物，故能留下更多的后代，结果，数代以后，长颈鹿这一种动物的平均颈长就增加了，在此之外，如果遗传变异不时要影响颈长，上述进化过程就会无止境地持续下去。

达尔文的观点已被公认是包括人在内的一切生命形式的生物进化理论，由于生物进化比拉马克式的文化进化缓慢，生物的进化总是被文化的进化抛在后面，然而两者的差异不可能太大，因为文化进化所造成的社会环境，最终会留下生物性自然选择的痕迹，那些行为有自杀趋向或对他们的家庭有破坏性的人，比起那些行为上没有这些遗传倾向的人，较难留下自己的基因，一个社会，如果由于其成员的遗传倾向遭到削弱而只能产生竞争性弱的文化，这个社会就会被具有适当遗传倾向的成员所组成的别的社会所取代，我在这里并不是将现代社会的有关现象归之于遗传差异，但有一点必须指出，对于当代各种社会的实践存在着一种限度，把握这种限度已超出了人类理性的能力，文化进化一旦超出这一限度，就会被生物进化拉回去。

此外，人本身有这样一种倾向：他要阻止这两个进化轨道之间出现太大的差距。莱昂内尔·特里林在他的《超越文化》中写道，在大脑的某处，“有一个坚定的、不会磨损的、顽固的核心。它体现生物性的迫切要求、生物必然性和生物理性，它不是文化所能企及的，而且始终又是正确的，迟早会被用来判断、抵制和修正文化。”

奴隶制的衰败可以解释这种生物学阻尼性。哈佛大学的社会学家奥兰多·帕特森对全世界的奴隶社会史作了系统的研究，他发现，真正的、正式的奴隶制几乎都有相同的兴亡过程，在这些过程的末期，根源于奴隶制的一些特殊情况，再加之人性的上述阻尼性，共同导致了奴隶制的衰亡。

大规模的奴隶制往往开始于传统的原始生产方式解体之时，通常，这是由于战争、帝国扩张、主要耕作物的改变等而引起的；这些事件反过来使许多自由的贫苦农民迁徙到城市中或新开辟的殖民地，在帝国的中心，越来越多的土地和资本都落入富人的垄断之中，而城市劳动力却紧缺，领土扩张把别的民族变成有利可图的奴隶，暂时解决了经济问题。假如人在那时是用奴隶社会的新的文化铸造的，假如人的行动也象一种红蚂蚁那样具有奴隶的天性，奴隶社会也许会永久存在下去。但是，我们所认识的最典型的哺乳动物和人的特性，决定了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城市的劳动阶级进一步与生产手段脱离，因为他们厌恶这种普通劳动的低人一等的地位，同时，那些奴隶企图维持家庭和种族关系，保持他们旧文化的残余，当这种努力成功之时，他们中许多人的地位有所上升，原先纯粹被奴役的状态也有所改变。当维护自我的行动受到镇压而失败时，人的繁殖力自然下降，所以每一代人都需要输入大量新的奴隶，这种频繁的交替对奴隶和主人的文化都起着解体作用，由于奴隶主想在他们自己的文化中心生活更多的时间，遂酿成他门自己远走高飞而只留下代理人监管奴隶的风气，越来越多的权力落到监工手中，管理无方、野蛮虐待、奴隶暴动、破坏生产的事越演越烈，这个制度便慢慢走向衰亡。

靠奴隶劳动而生存的社会，从古希腊、罗马到中世纪的伊拉克和十八世纪的牙买加，还有其他许多弊病，许多还是致命性的，但奴隶制本身就足以决定这些奴隶社会的使命。帕特森写道．“这些社会很快进入成熟期，它们辉煌的时间很短暂，它们带着虚浮的荣华走向衰退，被人遗忘。”

奴隶在高压下还是坚持要象人一样生活，而不愿作任别人役使的蚂蚁、长臂猿、狒狒或别的什么，这一事实使我相信，历史的轨道可以预先测定，至少可以大致测定，事实上存在着若干生物制约因素，它确定了某些不可能的或禁忌的对象，可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天启命运（这个问题在最后一章将作详述），在提出这一点时，我清楚地知道，对历史进程作出这一种而不是另一种假设，却是在人的能力之内，但即使自我决定的能力得以充分发挥，能源和原料危机得以解决，旧的意识形态被推翻，从而各种社会选择都明显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也只愿意沿着少量的几条路走下去，当然，我们可以试一试别的那些路子，但它们导致社会和经济的混乱，生活质量的下降，引起人的抗拒和退却。

如果历史真的在一定程度上要受到在它之前的生物进化的指引，我们就能发现了解历史进程的有价值的线索，方法是对当代各种社会进行研究，尤其是那一类社会，其文化和经济特征最接近史前时期居主要地位的那些文化和经济现象，此类社会主要是狩猎－采集民族：澳洲的土著，卡拉哈里桑人，非洲的矮子黑人、波利尼西亚的安达曼黑人，美洲的爱斯基摩人，以及其他完全靠捕获动物、采集野生作物为生的民族。目前还有100多种这类文化继续存在。他们当中少有人数上万的，几乎所有这类民族都面临着被周围的文化同化的危险，或面临灭绝，充分意识到这些原始文化的巨大理论价值的人类学家们，现在正力图抢在时间前面，趁它们还未消失时把它们记载下来。

这些狩猎－采集者有很多特征直接适应他们的粗野的生活方式。他们100人左右为一个群体，在营地附近游荡，并经常分散、聚会以寻找食物，25个人构成的一个小组，一般占据1000千到3000千平方公里的范围，与同样数量的狼群占有的活动范围相似，但比一组以植物为食的猩猩所占的范围大100倍。在这个范围内，某些地方被当作专有属地而严加防卫，主要是那些保证有丰富食物资源的地方。部落之间的互相入侵，某些情况下升级为有限的战争，那是屡见不鲜的，人们认为“狩猎－采集”群体社会的一个普遍特征就是这种相互战争。

这样结成的群体实际上就是一个扩大的家庭，姻婚是在团体内部或团体之间通过协商和仪式而达成的，而对于由此产生的复杂的亲缘关系，存在着专门的等级制和严格的规章制度，群体内的男子，虽然略有多妻倾向，却把时间主要用在抚养后代上面，并极力保护自己的后代，在这些群体中，谋杀事件就象美国多数城市中一样频繁，它主要是由于通奸或争夺女人造成的。

儿童在很长时间内接受文化训练，在此期间，他们的活动动中心逐渐从母亲向成年人或同龄人转移，他们的游戏活动增强了生理技能但还没有提高生存本领，这种活动以一种相对无组织的粗糙的形式，模拟他们以后将要进入的成人角色。

在这些群体社会中，还有男女在劳动上的分工，只是在控制部落的某些重大职能上，男性的权力在女性之上，男性 主持会议和协商，决定部落的仪式，控制与邻近部落的交往。除这些之外，男女分工并不严格，比起大多数经济更为复杂的社会，这种部落里有着更多的男女平等，男性打猎，女性采集，两者之间常常有所交叉，只是在猎取大而凶猛的动物、追猎的路程很长时，女性才少有参加，狩猎的作用通常很重要，但在部落经济中并不总是主要部分，人类学家理查德·利在调查了 68个“狩猎－采集”部落社会后，发现他们的饮食中鲜肉类平均只占1/3左右。虽然如此，由于肉类含有丰富的、人所需要的蛋白质和脂肪，能取得这种食物的人往往享有威望。

在游荡于自然环境中的许多食肉动物里，原始人通常很少猎取体积大于人的动物，虽然他们追赶的许多动物都不大，一般是象鼠类、鸟类和蜥蝎这么大小的动物，但并不是就全然不追杀大型动物，海象、长颈鹿、羚羊、象也照样陷入猎手们设的陷阱之中，在手工制作的武器下丧生。哺乳动物中其他猎取体型大于自身的肉食动物只有狮、鬣狗、狼、非洲野狗。这些动物都有一种很高级的群体生活方式，一种突出的特征：齐心全力共同追歼猎物。集体追猎和进攻大型猎物，这两个特色无疑是相互关联的，猫科动物中只有狮子群居，它们集体追猎时收获比单独追猎多一倍以上。而且，集体追猎还能治服个大、性猛的猎物，包括长颈鹿、成年雄野牛，这两种动物是任何单个的狮子或别的动物所对付不了的，从生态上说，原始人极类似狮、狼、鬣狗，在灵长类中，除了黑猩猩偶有集体追猎外，只有这些原始民族在追赶大型猎物时才采用群攻。比起别的灵长类动物，他们在以下几方面更类似食肉的四足兽：他们一般都杀掉多余的猎物，储藏食物，把上等的食物用于喂养孩子；进行劳动分工，同类相食（食人肉）；与敌对部落进行侵犯性争斗。从非洲、欧洲和亚洲许多古代旧址发掘出来的骨头和石器表明，这种生活方式持续了100万年甚至更长的时间，而且多数的民族只是在近几千年前才丢掉了这种生活习惯。这样，狩猎－采集民族生存中的自然选择压力，在人类遗传进化中持续了全过程的99％以上。

生态和行为之间这种明显的关联，帮助我们找到了一个关于人类社会行为的广为有效的理论。这个理论包括对已发现的化石的一系列连锁的重组复原，在时间上对狩猎－采集社会的追溯和推测，以及与别的目前存在的灵长类的比较，这个理论的核心是我在自己更早的一本书《社会生物学》中提到过的自动催化模式。这个术语源于化学，意思是：一种过程，随着由它创造的产物的数量的增加，它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过程越往后发展，速度越快。根据这一概念，最早的人或类人猿在以地面生活为主以后，就逐渐开始直立行走，他们的手解放出来了，能更方便地制造用具和工艺品。而随着工具的使用，人的智慧也发展起来。大脑的思维能力和使用工具的实践能力互相促进，整个以物质为基础的文化就随之前进了，这样，人类开始了双轨的进化过程：由自然选择决定的遗传进化发展了文化进化的能力，而文化又提高了那些最大限度地利用文化的人的遗传适应性。狩猎时的合作更完整严密，从而又刺激大脑的进化；大脑进化的结果又反过来使工具的制造和使用变得更为复杂和成熟，就这样，两者互为因果，反复循环。分享猎物和其他食物又促进了人的社会活动能力，丰富了他的经验。在现代的的“狩猎－采集”部落中，分享食物的时候，也往往就是开会谈判或协商重大事务的时候，理查德·利曾这样描绘了昆桑人：

在这些人的聚居点，各种活动都伴随着一片嗡嗡的谈话声。人们无休止地议论着采集、打猎、天气、食物分配、送礼以及流言蜚语。每个人都有说不完的话，常常，两个甚至三个人同时说话，使听者可以选择。即使是发生在最愉快的聚居处的谈话，也多半类似吵架。人们为许多问题争个不停：食物的分配、违反部落规定、没有及时还人情送礼……几乎所有的争论都带有训诫性。他们当中最常出现的责难是骄傲、自大、懒惰、自私。

上述社会交往所产生的自然选择，又受到一种更为复杂的社会行为的强化，这种社会行为是由女性几乎持续性的性接受能力引起的，在一个群体中，由于有高度的合作，性选择的标准自然联系着狩猎的勇猛和技巧、组织能力、制造工具武器的才干，以及别的有助于增强家庭和男人队伍的气质，同时，男子的攻击性必须有所抑制，物种进化史上那种当然首领的古代形式，必须让位于靠精通各种技艺而取得威望的方式，年轻男性会认识到，控制自己的性行为和暴力举动，遵守集体的章法，等着轮到自己当头领，这才是明智的，古代社会中任首领的男性往往精于各种本领，能够满足众人多方面的需要，罗宾·福克斯提供了这样一个形象：“他举止有度，头脑聪明，善于合作，很受妇女爱慕，对孩子慈爱，给人轻松，坚毅、雄辨、老练的感觉，知识丰富，有很强的自卫能力和狩猪的智勇。”由于越来越复杂和高级的社会生活方式与越来越多的遗传优势之间不断地相互作用，即使不外加环境的选择压力，社会的进化也可以无限地持续下去。

在人类进化发展的某一环，也许是从更原始的已绝种的人猿过渡到最早的真人的时期，上面谈过的那种自动催化作用把进化着的人引向了新的能力范围，那时候，人类祖先有能力把非洲旷野上四处活跃着的大象等食草动物，作为自己猎取的对象，很有可能这种行动开始于人学会了把野山猫、鬣狗和其他食肉动物赶走而夺取它们的猎物之时，很快，人人成了第一流的猎手，并且还得保卫自己的猎物不被别的肉食猛兽夺走。

由于部落的男性需要密切的社会结合，离开定居处去猎取大型动物，女子就在家看孩子，到附近地方采集植物性食物，这样一来，对小孩的护理也改进了，在一定程度上，男子和女子之间的性关系也带上了爱情的因素。这种基本的分工很容易产生了人类性行为和家庭生活的许多特殊细节。不过，这些细节对自动催化作用并不重要。它们之所以补进了进化史诗，仅仅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狩猎－采集社会都有这些插曲。

自动催化反应绝不会无止境地扩张下去，生物进化过程本身通常在一定时期后缓馒下来，最终会停止。但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这种现象还没有发生，这真是个奇迹。大脑容量的增加、石器的改进，说明在最近两三百万年里人的思维能力的发展没有停滞和中断过，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大脑的进化也许是一直在大幅度上升，也许是一系列高峰期和平稳期的交替。在人的生命发展史中，还没有哪种器官比大脑发展更快。当古代的类人猿最后变成真人时，人的大脑的体积开始以每10万年1立方英寸（约一汤匙）的速度增长，这种速度一直持续到大约25万年前，约在现代人类出现时，逐渐慢了下来。人的生理的发展被越来越重要的文化进化所取代。大约7万5千年前，随着尼安德特人的旧石器文化的出现，文化加速发展，从而，大约4万年前，在欧洲产生了克罗马隆人的石器时代的文化。大约1万年前，人们发明了农耕并普及农业，人口密度急剧上升，原始的狩猎－采集群体让道于部落、酋长制和国家的迅速发展。最后，到公元1400年以后，以欧洲为中心的文明再一次飞跃，知识和技术的增长加剧了世界的变化。我们没有理由可以相信在，在这朝着宇宙时代的最后冲刺阶段，在大脑的能力上，或在人的特殊社会行为的倾向性上，有过停止进化的时候。群体遗传学理论和对别的生命体的实验都说明。至多经过100代生物的进化，就会产生质变，对人类而言，100代人的时间只不过是回溯到罗马帝国时期罢了。经过两千代人的时期，也就是大约在真正的人侵入欧洲以后，就足以创造出新的人种，形成重要的新的解剖结构和行为方式，虽然我们不清楚大脑的进化发展实际上达到何种程度，现在却不能认为，现代文明完全建立在人的遗传资本上，而这个遗传资本是在漫长的冰河时期积累起来的。

不过，这笔遗传资本毕竟还是极为可观的，注们似乎有理由猜测，从四万年前的狩猎－采集生活到首次出现古代幼发拉底河下游城市国家的文明这期间的大部分发展变化，以及从幼拉底河文明到欧罗巴文明的所有变化，是文化进化而不是遗传进化的结果。因而，重要的问题是，狩猎－采集生活的遗传特质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随之而来的文化进化过程。

我相信这种影响是很关键的。可以作为证据的事实是：无论哪儿，文明的涌现和发展都遵守一个明确的顺序。随着社会从很小的狩猎－采集群体逐渐发展扩大，不断会有许多特征有条不紊地显示出来，从而，社会组织也变得越来越复杂。当一个群体变成了部落时，出现了真正的男性首领，他们拥有领导权；与相邻的部落之间的联盟得到了加强并订了盟约，标志季节变换的特有仪式变得普及起来，随着人口密度的增加，产生了部落领导权的各种属性：地位的正式确定要根据与各家族的成员关系，领导权通过世袭得到巩固，更细致的分工，以及社会名流控制的对财富的再分配，随着首领制促进了城市和国家的兴起，这些基本特征就更为突出。少数名流的世袭地位是由宗教信仰维护的，手艺的专业化更为社会普通人分成不同的阶级、阶层奠定了基础，宗教和法律形成制度，军队组织起来，官僚机构发展起来，农业灌溉系统得到完善，由此，人口更迅速地增长。在城邦国家鼎盛时期，连建筑物也是纪念碑式的，统治阶级被吹嘘成特殊人种。国家奉行的神圣礼仪成为宗教的主要内容。

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印度、中国、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的早期文明，都极其相似。这不能解释成巧合，也不能说成是偶然机会或不同的文化相互作用的结果。诚然，在人种学和历史文献中，记载着文化的许多细节上的明显差异，其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但是，在考虑人类社会进化的双轨理论时，需要最密切关注的，是文化在组织结构上的主要特征的平行一致性。

在我看来，文明涌现的关键是过度肥大症，即现存的社会结构极端庞大，过度扩张，正如幼象的乳牙长成长长的獠牙和雄性大角鹿的头盖骨长出大得令人吃惊的鹿角，狩猎－采集者的社会从相对简单地适应环境变为以后较高级社会中极度复杂甚至怪异的形式，但是，这种变化的发展方向及其最终结果，始终受制于遗传影响下的行为倾向，正是这类行为倾向构成了前文化人类较早的和较简单的适应性。

社会结构的臃肿症有时一开始就能看到。初期臃肿症的一大例证，是各种原始型文化中妇女的从属地位。卡拉哈里沙漠的昆桑人并不把性角色强加给孩子们，成人象放纵男孩那样放纵女孩的行为，但是，人类学家帕特里夏·德雷珀在对昆桑儿童发展进行专门研究时。仍然发现了不大的平均差异，女孩子一开始就更多呆在离家不远的地方，更少加入成人的工作行列。游戏时，男孩更多地模仿成年男子，女孩们则模仿妇女。随着孩于们的成长，这些区别不知不觉变成人的更大的男女差异，妇女们收集野粟和其他植物性食物并取水，一般多在聚居区附近几里以内，而男子们走很远去追捕猎物，不过，昆族的社会生活松弛而不紧张，男女平等，人们协力完成任务，男人有时也采野果或修建草棚（这本来是妇女的事），不一定非要家里人作帮手不可，而妇女也会偶尔外出猎取小动物，男女两者的工作都各式各样，一致受人看重，据德雷珀尔看来，昆族妇女对她们采集到的食物自己有决定权，她们平时在生活中也普遍表现出“快活与自信”。

在少数地区，原始群体按村落定居下来，从事农业，他们的工作更繁重，以致在已知的昆族历虫上第一次让较幼小的孩子从事劳动。男女的分工从很小就明确固定下来。小女孩比原先更多呆在家中照顾弟妹和做家务；小男孩照料家畜，保护菜园不受猴子和山羊的糟踏，到了成熟的年龄，在生活方式和社会地位上，男女两性已有很大不同，妇女主要从事家务，几乎不间断地干着繁多的杂活，并总受人支配，男人们行动自由，有权支配自己的时间和各种活动。

所以，一种文化中要出现我们熟悉的性别歧视，只需一代人的时间就够了，当社会发展得更大、更复杂的时候，妇女在家庭以外的影响力更为减小，更受制于习俗、礼仪和规章的约束，随着社会结构越来越臃肿，她们实际上可能变成男性社会的财产，变成可以买卖争夺的东西，并身受双重道德的统治，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局部的妇女权力高于男子的相反情况，但大多数社会都不可阻挡地朝着男尊女卑的分化演变。

现代社会的其他主要特征完全有可能是早期狩猎－采集群体和部落国家的生物性制度过分肥大发展的变种，仅举两例：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正是过去朴素的部落主义经过文化传统滋养而产生的。昆族的尼亚尼亚人把自己看得完美无瑕，把别的昆人视为用毒杀人的蛮族。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文明使自爱和自重成为教养高的标志，处处抬高自己成了天经地义的事，同时精心伪造历史，贬低别的民族。

甚至臃肿症的受益者，也发现自己难于应付文化的急剧变化，因为从社会生物学上说，他们只适应早期的、更单纯的生存方式。可以这样说，原始狩猎－采集者只须在几种可能的角色中扮演一两个非正式的角色；而工业社会中的文明人却必须知道怎样从上千个角色中挑选十多个，并懂得在生活中什么时候用一套角色去取代另一套，甚至还要懂得一天之中什么时候应扮演什么角色，文明人就这样从事着医生、法官、教师、招待等各项职业，不管他心里实际怎样想，一个人所从事的工作出了差错，别人就认为他缺少头脑，不可靠。每天的生活就是由扮演自己的角色和多少进行自我表现这两种企图构成的，在这类紧张状态下，象欧文·戈夫曼观察到的，我们甚至无法精确地定义“真正的”自我，他写道：

在一个人和他必须扮演的角色之间有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的相互作用系统——即框架——就是：角色被扮演而扮演者的自我被遗忘。自我不再是半掩在事件下的实体，而是一个人在应付这些外部事件时得随时改变以适应形势的手段。目前的形势教会了我们一种用来掩饰自己真相的官样伪装，也告诉我们用什么方式、在什么场合露面；我们的文化本身就规定了我们应该相信自己是什么样的实体，

好以这种方式表现一点什么东西。

难怪，身分危机是引起现代神经紧张、失调的一个主要原因，也难怪城市中产阶级渴求回到过去那种单纯的生活方式中去。

随着各种文化超结构的蔓延扩大，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却常常对它的真正意义感到茫然。马文·哈里斯在《食人者与王者》一书中举出了一系列奇怪的例子，说明长期缺少肉食会怎样影响宗教信仰，古代的狩猎－采集民族每天都有生命危险，环境随时变得险恶，致使他们的人口稀少，但他们至少在饮食中还有相对说来较高比例的鲜肉。正如我前面说过，早期的人类有着特殊的生态地位：他们是非洲平原上吃肉的灵长类。经过冰河期，他们扩散到欧、亚、澳大利亚和新大陆，仍然带有这种特性。当农业的发展使人口密度增加时，猎物的数量再也不能保证充分的鲜肉供应了，所以，后来的文明社会或者家养动物，或者减少肉食供应，但无论怎样，食肉还是人的一种基本的饮食冲动，只是根据社会进化的特殊环境条件的不同而产生各种各样的文化后果。

古代的墨西哥，象多数新大陆热带森林地区一样，缺少亚、非大陆上众多的大型猎物。不仅如此，阿兹台克人和其他新大陆民族虽然建立了发达的文明，却没有把驯养动物作为有效的肉食来源，随着墨西哥各地人口的增加，阿兹台克人的统治阶层还能享受到狗肉、山鸡肉、野鸭、鹿、免和鱼等佳肴。但平民百姓根本吃不到肉食，他们有时只得从德克斯科湖面上捞取藻类来吃，这种缺肉食的局面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吃掉用来祭神的活人而得以缓解，当西班牙征服者科特斯进入墨西哥谷地时，一年中有1万5千人被吃掉，欧洲入侵者们还发现，10万个人头盖骨整齐地挂在着科特兰空场上，另外还有13万6千个头盖骨挂在特罗奇帝兰广场上。土著的宗教人士说，用人作祭是天神许可的。他们用精心的仪式使其神圣化，这种仪式在专门为此修建的白色祭坛（上面立有许多神象）上面进行。这种官冕堂皇的把戏却并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牺牲者的心脏一旦被挖出，尸体马上就被按部就班地肢解、分配、吃掉，象分食猎物一样，有资格加入这种人肉宴席的成员包括：阿兹台克贵族、贵族的随从，以及士兵，换言之，是最有政治权势的那些人。

古印度最初的食物营养状况比墨西哥好，但后来随着肉食的稀少，她的文明也发生了虽然与古墨西哥不同但同样深刻的变化，早期浸入恒河平原的雅利安人独占了牛、羊、马、野牛等肉食，到了晚期维狄克和早期印度时代，约公元前1000年，肉食为婆罗门僧侣阶层所独占。婆罗门举行祭杀动物的仪式，并以唯利安酋领和军官的名义分配这些肉食．在公元前600年以后，人口更多，相对说来家畜数量更少，对肉食的限制变得更严格，最后，只有婆罗门和他们的后台人物能享受到肉食。一般人竭尽全力豢养牲畜，以满足对奶的最低要求，牲畜粪便是燃料，牲畜宰杀前是运输工具。在这危机期间，出现了宗教改良运动，最突出的是佛教和耆那教，改良运动的目的是取消等级制，取消宗教职务的世袭，废除屠杀牲畜的习惯，群众支持这一新的宗教，最后，由于大众的强有力的支持，牛被列为神圣的动物。

这似乎是说，历史上某些最奇特的宗教习惯，是直接由过去的肉食习惯造成的，文化人类学家们爱强调宗教的演变有多种不同的途径和分支，但是，这些途径实际上数量有限，甚至可能并不多，如果我们对人性和生态有足够的认识，甚至还可能计算这些途径的数目并对每一种文化中宗教演变的方向作出有力的解释。

我认为，人性中那些单纯的东西混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大杂烩，并且在过度发展以后形成了当代人类的社会行为，其中，某些细节方面的特点，如照料幼小、区分亲属关系等，还没有太大的改变，还看得出它们冰河期的根源。但另外一些结果，比如宗教和阶级结构，则是一些巨大的变形，我们只有结合人类学和历史学来对它们进行研究，才有希望追溯它们的整个文化发展史，找出它们狩猎－采集时代的本源，不过，要不了多久，即使是这样一些演变过程，也会成为与生物学结合的统计描述的对象。

最根本的、有重大意义的过度膨胀的部分，是人对知识的收集与分享，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地发展，使人的生活年年有所变化。要想真实判断这种增长的量级，只需要想到：制造有人脑一样的记忆力的计算机，已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人们承认，目前这种计算机还不很现实，因为它的体积占满整个帝国大厦，耗费掉大谷尼水坝发出的一半电力，不过，据估计，到了80年代，目前尚处于试验阶段的新型“泡沫记忆”元件一旦用于电子计算机，上述计算机的体积就可以缩小成一间小屋子，同时，信息的储存和回收方面的进步伴随着信息流通的速度在提高，在过去的25年中，跨大洋的电话和无线电广播已增加了数倍，电视已可以在全球范围传播，书籍、杂志空前大量地发行，扫盲已成为多数国家的目标，美国人口中，主要从事信息工作的人数已由工作总人数的20％猛增到近50％。

真正的知识是人类的最终解放者，它使各民族平等，使各国人民享有同等主权，它摧毁迷信的藩篱，加速文化的进化。但我不相信知识能改变人类行为的基本法则，或改变历史的可预见的主要进程，对自我的认识能帮助人们看清人类生物天性的各种要素，现代社会正是从这些要素出发以各种奇特的形式迅速繁荣起来的。对自我的认识能帮助我们更精确地分清什么样的行动是安全的，哪些是危险的。有了这种知识，我们就能够更正确地判断人性中的哪些因素应该扶持发扬，哪些应该消除或克服，哪些应该愉快地接受，哪些应该谨慎地控制，然而不管怎样，我们无法消除坚固的生物亚给构，直到许多年后，人类的后代学会改变自己的基因为止。表明了这一基本观点以后，我现在可以邀请读者在社会生物学理论的基础上，重新考虑人类行为的四大基本类型：攻击性、性、利他主义和宗教。

谢选骏指出：威尔逊总结说——“我现在可以邀请读者在社会生物学理论的基础上，重新考虑人类行为的四大基本类型：攻击性、性、利他主义和宗教。”

我看——这里所说的“人类行为的四大基本类型：攻击性、性、利他主义和宗教”，显然和中国人所习惯的“食色性也”大相径庭。前者好像是肉食猛兽的行为类型，后者好像是草食动物的行为类型。那么，哪个说法比较接近事情真相的呢？

【第五章 攻击性】

人类是否具有天生的攻击性？这是大学研讨会、鸡尾酒会的热门话题，它使各种各样的政治理论家们大动感情，答案是肯定的！纵观历史，从狩猎－采集部落到工业化国家，各种社会都使用过战争这一最有组织的攻击形式，欧洲大多数国家在过去300年间大约有一半的时间在打仗，几乎每个世纪都发生过战争，实际上，所有国家在制定十分复杂的指导调节日常商业贸易活动的各种法令条规，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那些微妙却又不可避免的冲突形式之时，也针对强奸、掠夺和谋杀等犯罪制定了一系列较为细致的法令加以制裁，不过，更重要的是人的攻击行为形式有其自身的特点：尽管人基本上也是灵长目动物，其攻击行为的特征却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攻击行为。除非将“天生”和“攻击性”从实用的角度重新定义，我们才能说人的攻击性不是天生的。

有的理论家否认基因的作用。他们把攻击性全然归于各种几乎完全是和平的社会中很少发生的环境反常。他们忘记了，所谓天生是指某种特性能在某些特定环境中得以发展成形的可能性，而不是指某种特性在所有环境中都能发展成形的肯定性。用这个标准看，人的攻击行为具有较为显著的遗传特征，事实上，问题比我们所作的这个规定更为清晰明确。当今那些最为和平的部族，历史上大都一度是掠夺者，而且将来很可能又会重操旧业，产生出新的士兵与杀人者。今天，人们几乎没有听说过昆桑族成年人中发生过暴力行为，伊丽莎白·马歇尔·托马斯曾称他们为“无危害的人民”。但就在50年前，当这些“灌丛人”人口较多，中央政府控制较松时，他们的凶杀率与底特律和休斯敦的相同，马来半岛的舍麦人表现出更强的顺应性，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舍麦人似乎甚至不知道什么是暴力攻击，他们之间没有谋杀，甚至连一个明确表示杀人的词都没有（“打”是委婉的代词），他们不打孩子，不到万不得已连鸡也不杀。父辈总是小心翼翼地教导孩子们继承非暴力的传统习惯。50年代初，当英国殖民政府征召舍麦人入伍，参与围剿共产党游击队的时候，舍麦人甚至不知道士兵的职责就应当是打仗和杀人。美国人类学家罗伯特·登坦写道：“很多了解舍麦人的人们坚持认为，象舍麦人这样不好战的民族永远也不可能产生杰出的军人”，但是，事实证明他们的这种观点是错误的：

恐怖分子杀害了舍麦人防暴部队部分成员的男性亲属。尽管舍麦人来自一个无暴力的社会环境，杀人也是受人之命，但他们似乎都一下进入他们称之为“血醉”的疯狂状态之中。用典型的舍麦老兵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杀人，杀人，杀人。马来人会为了搜查腰包、夺取手表和钱财而忘了杀人，我们却并不在于手表和钱财，我们只想到杀人。唉，我们真象是被血迷住了”。有个人甚至还是告诉我们他如何畅饮被他杀死的人的鲜血。

象多数哺乳动物一样，人类也有一个行为刻度，即对特定情况有无反应的度量。其他许多动物完全没有这样的行为模式，在这一点上，哺乳动物与它们有着遗传性的差异，由于行为刻度相当复杂，并非简单的反射式的反应，心理分析家和动物学家为了找出人的攻击性的令人满意的普遍特征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在给大猩猩或老虎的攻击性下定义时，学者们也会遇到相同的困难，弗洛伊德把人的行为解释为是内驱力不断追求释放的结果，康纳德·洛伦兹在其《论攻击性》一书中使用了动物行为研究的新资料，使弗洛伊德的观点有了新的意义。洛伦兹认为，人类同其他动物一样具有相同的攻击本能，这种内驱力必须通过竞争性体育运动或其他方式才能得到某种释放，弗罗姆在《人的破坏性分析》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与此不同，却更为悲观的观点，他认为人受到一种独特的死亡本能的影响，而死亡本能通常会导致其他动物所没有的变态攻击行为。

上述两种观点基本上都是错误的。如同其他行为方式“本能”一样，任何特定动物的攻击性只是一系列受不同神经系统控制、定义不很准确的不同反应，我们至少可以划分7类不同的反应：对领土的保卫和征服，对在组织良好群体中的统治地位的维护，性攻击，意在结束禁绝状态的敌对行为，对食物对象的攻击，对捕食者攻击的反击，以及用于加强社会法规的道义性和惩戒性的攻击行为，响尾蛇就是一个能较好说明各类反应之间差异的例子，当两条雄蛇争夺雌蛇时，它们的脖子互相绞缠在一起，仿佛在比试谁的劲大。尽 管它们的毒性对于同类与对兔子老鼠一样厉害，但这时，它们并不会互相撕咬，捕捉食物时，响尾蛇并不给予警告，它们可以从任何位置发起攻击，但如果捕食对象较大，会危及自身安全时，响尾蛇便盘作一团，头部在中心，略为前伸，处于进攻的姿势；同时昂起尾巴，震动响环，发出阵阵声响，最后，当遭遇以食蛇为生的大蛇时，响尾蛇表现出完全不同的行为方式。头藏在盘卷的身下，只是用尾部不断地打击大蛇，由此而见，要了解响尾蛇或人的攻击性，有必要明确各种特定的行为方式。

动物学研究表明，上述各类攻击行为没有一个能成为各种动物攻击行为的普遍形式。每一类攻击行为在各种动物的进化过程中都可能演进、改变或者消失，这如同眼睛的色彩会因其阴影部分的不同而异，或者象某一皮肤腺会增加或消失一样。当自然淘汰加剧时，每一类动物只需为数不多的几代，就能使其全体成员都发生这些变化。实际上，从遗传角度看，攻击行为是最易发生变化的特性之一，我们不难发现，某一鸟类或哺乳动物具有极其强烈的领土概念，它们栖息地的每一平方米都有明确的界限划分，它们或者在一起欢歌喜舞，或者大声吵嚷，或者散发恶臭，把侵入自己个人领地的同类竞争者驱赶出境，但在同一区域内还可能和平共处地生活着另一种相近的，都没有领土行为的动物，类似的粗略差异也存在于其他几种攻击行为中，简言之，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存在着一种普遍性的攻击本能。

生态学研究揭示了为什么没有普遍性的攻击本能的原因，同类成员中发生的攻击行为多数是因为其居住环境拥挤、攻击成为一种手段，以控制珍贵的生活必需品、食物或栖息场所，或者控制在其生命周期的某一时刻会变得珍贵的上述资源，随着周围同类成员的增加，动物对它者的威胁会升级，攻击频率也会大大加快。攻击行为的结果就是迫使所有成员都竭力扩张生存空间，使死亡率增高，出生率下降。这种情况下，攻击行为就被称做是控制数量增长的“密度决定因素”。随着其强度日益增强，攻击行为起着放慢增长速度并最终停止增长的调节间作用。相反，另外有一些动物很少或从未发生过生活必需品的短缺，这些动物数量的减少主要是由其他受密度因素影响的捕食动物、寄生虫或迁居等原因造成的。这些动物一般都能和睦相处，其原因就是它们的数量一般都不是很大。因而，对个体而言，攻击行为没有什么实际意义，既然如此，那就不可能通过自然选择的方式把攻击性储进这类动物的先天行为之中。

赞同洛伦兹和弗罗姆观点的新闻记者过去也曾把人类描述成科学还无法解释的残酷动物。这当然也是错误的，尽管人具有较明显的攻击本能，但人类绝不是最推崇暴力的动物。鬣狗、狮子和亚洲长尾猴是人们比较熟悉的三种动物。对它们最新的研究结果表明，它们互相残杀，杀害幼兽，嗜食同类的比率远远高于人类社会，如果考虑每年每千成员之间的残杀率，人类就只能算作暴力行为很低的动物，我敢说，那怕就是考虑到战争，人类的相互残杀率仍然不高。鬣狗群内部甚至每天都在发生冲突和残杀，这种内部的自相残杀和原始人的战争非常相近。牛津大学动物学家汉斯·克鲁克曾记载了一群鬣狗争夺一头刚死去的大羚羊的情形。

两群不同种类的鬣狗咆哮撕扭在一起，但几秒钟之后，它们又迅速分开。蒙古鬣狗逃跑了。几头罗克鬣狗追了几步，然后折回到羚羊的尸体旁。另外有十来头罗克鬣狗扑打撕咬着一头雄性的蒙古鬣狗，向一切可以进攻的部位发起攻击，特别是腹部、脚和耳朵。蒙古鬣狗被围攻了大约十余分钟。与此同时，其它罗克鬣狗却在饱餐羚羊。可以说这头蒙古鬣狗完全被撕破了。后来，我仔细检查过它的伤势。看来，它的耳朵、脚和睾丸都被打掉了，脊骨显然受了伤，因而无法动弹，后腿和腹部有很大的伤口，全身皮下出血……第二天早晨。我看见一头鬣狗正在吃这头死去的蒙古鬣狗，有迹象表明，更多的鬣狗已经饱餐完毕离去了。死鬣狗大约有1／5的内脏与肌肉已被吃掉，真是同类相食！

类似的事情在其他哺乳动物的历史上并不鲜见。我想如果狒狒要有核武器的话，它们也许在一周内就会摧毁整个世界。另外，与把杀戮、冲突、殊死博斗作为日常工作的蚂蚁相比，人类简直是温和的和平主义者。如果有人想直接证实这一点，美国东部的城镇就是观察蚂蚁战争的好地方。路边、草坪，到处都可以看见大量的棕黑色蚂蚁在拼博战斗。参战蚂蚁数以千计，分属各个敌对集团，战场通常就是数平方英尺的草地“丛林”。

最后，人类攻击性的更为暴力的形式，并非是人类本能冲动周期性地突破压抑的表现形式。建立在基因遗传潜能与后天学习相互作用基础上的更为微妙的新观点，已经取代了弗洛伊德和洛伦兹创立的“精力释放”模式，新观点最具说服力的例子是人类学家理查德·西普斯提出的“文化模式”，西普斯注意到，如果攻击性象“精力释放”理论所说的一样，是在大脑中积聚起来，然后释放出来的能量，那么其释放形式可以是战争或类似战争性质的其他形式，如强烈竞争性的体育竞赛、恶意的巫术、纹身或其他残损躯体的做法，以及虐待等等。这样，战争应能减少其他较弱的替代形式。相反，如果暴力攻击行为只是由后天学习所强化的遗传潜能的实现，那么随着战争行为的增加，其他替代形式也会增加。西普斯比较了10个以好战著称的社会与10个爱好和平的社会，他发现“文化模式”比“精力释放”更有说服力：在战争发展的同时，竞争性体育运动和其他暴力程度不及战争的行为方式取得更大的发展。

人类攻击性是遗传和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具有一定的规律，是可以预测的。这一概念与生物进化理论相吻合，也应能使长期争论不休的先天－后天问题的双方都能接受，一方面，攻击行为的铤而走险的形式，如战争行为、犯罪攻击行为等，的确为后天学习所得；另一方面，如第三章所指出，学习是有先天性的，在一定的条件下，先天因素使我们容易产生非理性的敌意，如果对此采取危险的放任态度，敌对情绪会自行发展，最终失却控制，转向异化和诉诸暴力，攻击性不象液体持续向容器器壁施加压力，也不象倒入空杯的一组活性配料，准确地说，它更象是一剂已经混合的化学物质，只要加进催化剂，加热搅拌，便会发生转化。

这种中性的神秘变化的产物就是人类特有的攻击性反应。假定我们把所有动物可能具有的行为方式都列出来，攻击行为就有23种，分别标为A到W。人类没有也不可能具备每一种行为方式。如果把世界上所有的社会形式都考虑进去，人类也许能表现出16种行为方式，即A－P。再者，人类也不是均衡地发展每一行为方式的。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是，在所有现存的养育儿童的条件下，总共大概能有7种不同的行为方式，也就是说A－G；而另外9种，即H－P，只存在于极少数文化环境中。可以说这就是遗传机率模式。我们认为，在每一生存环境中都存在一个相应的反应概率分布。要使上述统计数据具有更大的实际意义，还应将人类与其他动物进行比较，我们发现罗猴只具有F－J5类攻击行为，并且偏重于F－G，有一种白蚁只有A类行为，另一种白蚁只具有B类行为。特定的人能具有哪些行为取决于自己的文化环境和自身经历，但其总的可能的行为种类范围与猴子和白蚁一样却是遗传的，而每一行为方式的演变发展正是社会生物学家们试图分析的对象。

在各种攻击行为中，领土攻击行为是可以直接用生物学研究的新观点来分析评价的。研究动物行为学的学者们给领土下的定义是：通过公开捍卫而直接获得或通过声明主权而间接获得的、基本上独属自己的区域，领土区域都有一定的生活资源，包括较为稳定的食物源、栖息所、性交场所和生育场所，通常对于竞争者来说，资源是有限的，而资源有限性又会影响到该区域内动物数量的增长，故起着“密度决定因素”的作用。所以，领土捍卫行为也是防止领土环境发生长期变化的缓冲器。换句话说，领土捍卫行为既能防止群体暴涨或破裂，又能防止数量急剧下降。动物学家们对动物个体的日常生活习惯、进食规律以及能量消耗进行过非常仔细的研究，其结果表明：领土捍卫行为只有在其主要资源的悍卫代价较低时才会发生，即因领土的保持而获得的能量和生存繁殖的增长，应当超过所消耗的能量和死伤的风险。学者们在某些问题上的研究更为深入。他们证实，在食物领土方面，只要捍卫的区域能产生足以维持生存和繁殖的食物就行了，另外，还有一个“常胜中心”。领土主人捍卫其领土的决心和激烈程度大大超过了入侵者，因而捍卫者一般都能取胜。从特定的意义上讲，捍卫者较之入侵者具有较强的“心理优势”。

对人类领土行为的研究尚处于初期阶段，我们知道全世界各狩猎－采集者部落在保卫其拥有可靠食物源的领土时都具有相当强的攻击性。巴拉圭的瓜亚基印第安人小心地守护着自己的狩猎领地，把入侵领地行为视为宣战，火地的奥那人在受欧洲影响而解体以前，凡因追捕栗色骆马而进入其领土的人，一般都会遭到他们的袭击。同样，大盆地的瓦肖印地安人也要攻击在“他们的”湖里捕鱼或到他们冬季居住区更稳定的部分追捕“他们的”鹿的外人。尼亚尼亚灌丛人坚信他们有权杀死任何在其领土上采集重要食物的近邻。澳大利亚戈壁的瓦尔比利人特别关心自己的水井。一个部落的人要进入别人的控制范围，须首先征得同意，任何入侵者都可能送命。早期观察家们曾记载过一次瓦尔比利人内部因争夺水井控制权而发生的殊死战斗，参战双方各死了20多人。

上述现象早就为人所知了，但直到最近，人类学家们才开始用动物生态学的基础理论来分析人类的领土行为。R．D·哈德森和E·A·史密斯发现原始人保卫的区域都是其所付代价最低的区域。当食物源稀少而难以估计时，各部落一般都不会去保护自己的居住区域，实际上，各部落还可与他入分享偶尔发现的较为丰富的食物资源，比如，西肖松尼人占据着大盆地的干旱贫瘠地区，那里动物稀少，植物食物也缺乏，而且两者都难以估计，西肖松尼人人口密度很低，每20平方英里大约只有一个人，大都独立狩猎和采集食物，有时也以家庭为单位。西肖松尼人居住区域极大，他们不得不过着游牧生活。各家经常互通信息，介绍何处有好一些的矮松林，何处有较集中的洋槐林。各家互相帮助围捕野兔。西肖松尼人很少长时间聚居，因而无法形成群体和村庄。他们从没有土地所有权和资源所有权的概念，除了一个例外——鹰巢。

与此相反的是欧文斯峡谷派俞特人，他们居住区的土地相对肥沃，矮松茂密，动物繁多，每一部落由几个村庄组成，各自占据着峡谷的一部分，向欧文斯两岸的山区延伸，各部落领土疆界主要靠社会和宗教手段维持，偶尔也诉诸威胁，甚至攻击，人们顶多邀请其他部落的人们，特别是亲戚，到自己的领土内采集一些矮松果。

大盆地部落人所表现出来的灵活性也存在于其他哺乳动物之中，无论是人还是动物，该灵活性总是与居住区内重要资源的丰富程度和分布的广泛程度相关，至于灵活性的表现幅度，则因种类不同而异，人类灵活性的表现幅度相当大，但仍然不能包括所有动物的行为模式，从这个意义讲，人在表现自己领土行为方面是有先天局限性的。

领土主义的生物学公式可以轻易地解释现代社会的财产所有制。如果用不带感情和矫饰的的概括来描述领土行为，它就会变得亲切、熟悉，并受到新的注意，因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就处于领土主义的控制之下。而且很突出，甚至非常特殊的是，说到底，人们攻击行为特征还只是一种哺乳动物的特性，每个社会都形成一套特殊的规矩以确保个人财产和生存空间，社会学家，彼埃尔·范·伯格曾对今天西雅图附近休假者的行为途行过如下描述：

进入某一家庭之前，来访者，特别是没有事先约定的来客，一般都要以某种方式表示自己的身分，引起主人的注意，向主人招呼，为自己的来访可能造成的打扰表示歉意等等。如果在门外碰上主人，应立刻有所表示。直接见到大人是最好不过了。如果先碰上孩子，要先问其父母在何处。如果在门口没有见到大人，就应敲门或呼叫以表明自己的到来。只有得到认可并受到邀请时，才能跨过门槛进入房内。来访者自由活动的范围也只限于起居室，要到卫生间和卧室等其他地方还应征得主人的同意。

来访者到来后，度假居住区的其他成员把他视为主人的延伸，也就是说，来访者的领士权力仅限于主人的居住区。主人还得为客人任何侵犯他人区域的行为负责。小孩们也被看做是父母或成年看护人的延伸，他们本身不具有独立的地位，所以，孩子们侵犯他人区域的行为，特别是反复发生时，均由父母或看护人负责。

度假居住区的所有成员均可使用居住区内那条肮脏的小径。人们通过小径进入各自的小区域，或者在小径上散步。主人们在室外相遇时都礼貌地互相打招呼，但未经同意不能擅自进入别人的区域。当然，进入别人区域较之进入他人房内要随便得多。

战争可以定义为违反各社会团体所遵循的复杂而权威的领土法规的暴力形式，好战政策的力量在于种族中心主义，即个人对家族和部落成员非理性的极端的忠诚，一般来讲，原始人把世界分为两部分：（1）近环境，包括家庭所在地、本地村庄、家族、朋友、家养动物和女巫。（2）远环境，包括附近的村庄、其他部落或家族的同盟、敌人、野兽和魔鬼，这样划分有助于区别哪些是可以攻击的敌人，哪些是朋友，把敌人恐怖化甚至降格到非人的地位，更能表明敌友之间的差异。

巴西蒙都鲁库猎头人就是如此区分敌友的，他们实质上是把自己的敌人视为大型猎物，蒙都鲁库武士谈起非蒙都鲁库人就好象在谈论西端和貘一样，谁猎取了人头，谁的地位就会提高；人们相信他具有了超自然的森林力量，他也因此获得了威信，战争已成为一门艺术，蒙都鲁库人追捕其他部落人时很讲究技巧，象是在追捕一群群极其危险的动物。

蒙都鲁库人的袭击计划得十分周密，他们通常乘着天亮前的黑暗悄悄地包围敌人的村庄，巫师们大作其法，使被围者昏昏入睡，进攻于黎明时分开始，一支支火箭射向草屋，人们呐喊呼叫，从森林里冲进村庄，把居民们赶到空地，尽可能多地砍下成年居民的头颅。由于要杀光全村人非常困难且风险极大，所以他们往往带着人头迅速撤出村庄，一直走得筋疲力竭才稍加休息，然后返回住地，或扑向下一个目标。

W·H·德汉重新分析了R·F·默菲研究蒙都鲁库人的资料，他提出的观点是令人信服的。德汉认为，战争和狩猎都是蒙都鲁库人适应环境的直接结果，它们给蒙都鲁库猎头武士的发展和适应性带来了好处．默菲以传统的自然科学方法，运用蒙都鲁库人和其他原始战争的范例总结出三个互相排斥、互相冲突的假说。这些假说似乎完全排除了遗传与文化之间存在着一定关系的可能性。

假说1：原始社会战争文化传统的演变与人的生存繁殖能力没有关系。人们打仗有各种各样的文化原因。这些原因与人的遗传适应没有内在的联系，也就是说，与个人及其近亲的生存与繁殖都没有关系。社会生物学的原理并不能圆满地解释战争。更恰当的理解是，应把原始战争看作是一个纯粹的文化现象，看作是社会组织和政治安排的产物，而社会组织与政治安排本身与生物学适应性没有什么关系。

假说2：原始社会战争文化传统的演变方式，是有选择地保留那些能全面提高人类遗传适应性的特性。人们进行战争，是因为他们及其近亲试图在与其他部落及本部落其他成员的竞争中取得优越而持久的繁殖能力。尽管看起来有些矛盾，战争还可能正好是下述规律的一个实例：文化实践通常具有进化论意义上的适应性。

假说3：原始社会战争文化传统的演变，是一个推崇武士的自我牺牲精神的群体选择过程，武士参战只是为了群体的利益，他们并不指望能给自己和近亲带来什么好处。所以，对占优势地位的部落来说，可以通过增加利他主义勇士的绝对数量来扩张自己，尽管在战争中具有这种素质的武士数量会相对下降。暴力攻击的倾向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它说明在一定程度上文化实践是受某些遗传特性影响的；这些遗传特性对群体有利，但对具有这些特性的个人却没有什么好处。

上述第二个假说能较好地解释蒙都鲁库猎头武士们的行为方式。凶猛残忍和勇敢无畏会给人带来直接而具体的好处。目前尚无可靠的人口统计数据，但已有间接的证据表明，由于缺少高质量蛋白质，蒙都鲁库人的发展曾受到限制（现在仍然如此，虽然生活已比较安定），草原上蒙都鲁库人原始居住区中，最重要的“密度决定因素”似乎是猎物的数量。特别在附近雨水充足的森林中有着大量的西豹，狩猎是男人的日常工作。西豹总是成群结队。因而狩猎者一般也是集体行动，他们获得猎物后，再根据严格的规矩分配给村内各家，附近部落的人们也在这块界限不明的土地上争夺同一资源，当蒙都鲁库人袭击别人村庄，杀害大批竞争者时；他们占有和享受的森林资源也随之增加。在成功的蒙都鲁库猎头人身上，战争的生物效果是一目了然的。

然而，蒙都鲁库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进化论意义。他们的尚武行为都带有浓厚的、强大而又盲目的习惯性和宗教色彩，猎头仅仅是存在的赋予，在蒙都鲁库人的传说中，他人的领土防卫或挑衅从来不是战争的缘由，非蒙都鲁库人生来就应是猎取的对象，默菲写道；“可以说，只要有敌人部落存在，蒙都鲁库人就要挑起战争。而敌人这个词就是指其他任何不是蒙都鲁库人的群体。”蒙都鲁库人传统的宗教活动主要有两个内容：乞求上天保佑他们有丰富的猎物资源；举行仪式，要求人们遵从保护猎物资源的各种条规。蒙都鲁库人相信“母亲”这个超自然的精灵，会很快地 报复那些仅为兽皮而猎取但任其尸体腐烂的人。所以毫不奇怪，在蒙都鲁库人心目中，敌人的概念从属于猎物的概念．人们也把成功的猎头人称之为“西豹之母”。当然，蒙都鲁库人所以具有上述习惯并不是他们了解生物学相干竞争、密度决定因素等原理，以及动物和人类统计学。他们心目中的世界是简单生动的，只有朋友、敌人、猎物以及起着中介作用的森林精灵，这森林精灵所起的作用，跟科学理解上的生态学相同。

有组织的暴力行为的特定形式，不是遗传性的，并不存在什么基因决定人们是采用平台酷刑，还是采用支柱酷刑，是猎取人头，还是嗜食同类；是决斗，还是灭绝种族。然而，在确定攻击行为的文化组织方面却有一定的先天因素，所谓先天因素，就是能将有意识的行为与基因遗传的原始生物过程区分开来，文化赋于攻击行为的特定形式，并促使部落全体成员都照此执行。

攻击行为的文化演变似乎受以下三种力量的制约：（1）学习集体攻击形式的遗传倾向。（2）社会发现自我的环境所强加的各种必要性，（3）群体历史，它使群体可能否定一种文化形式而采取另一种文化形式，如果按照发展生物学的更为普遍的比喻，经历着文化演变的社会，可以说正沿着一片漫长的、不断延伸的斜坡下移，各种有组织的攻击行为形式就象一道道深沟遍布斜坡，文化不进入这条沟，就会进入那条沟，完全回避是不可能的，沟的形成取决于学习攻占性反应的先天倾向和居住区物质特性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物质特性有利于某些特定的反应形式，社会向什么方向发展是受其前文化特性所影响的。

这样看来，蒙都鲁库人数量的发展显然受到缺少高质量蛋白质的限制。因此，他们不断完善猎头技术以减少狩猎区域内的竞争，委内瑞拉南部和巴西北部的雅诺玛摩人的情况更好相反，他们正处于暂时的人口发展高峰和区域扩张的高峰时期。雅诺玛摩人的发展限制因素不是食物，而是女性的可得性，动物社会生物学有一条已部分得到验证的原理是：当物质丰富，又无凶猛天敌时，雌性就易于成为限制动物增长的密度因素。正如N·查格农指出，雅诺玛摩人进行战争主要是为了争夺女性，为在争夺女性中死去的人们复仇。这个结论并不是轻易得出的，也不是偏见。雅诺玛摩人一直被称之为“凶残的人”，这并不冤枉，查格农曾经研究过的一个村庄在19个月内曾被邻近村庄袭击了25次，雅诺玛摩男人中有1／4死在战场上，但活下来的男人在繁殖后代方面都却相当出色，某一村群的创始人有8个妻子，生了45个孩子，他的孩子们生殖能力也不逊色，整个村群中大约有75％的村民都是他的后代。

很明显，攻击行为的特定形式，如采用伏击还是采用公开的进攻，用石斧还是用竹矛等，都要受到手边的材料和某些易于沿用的习惯的很大影响，按照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的绝妙说法，文化是不择手段的，攻击性文化的产生过程目前还不十分清楚。我们如果要全面地理解人类社会攻击性文化的演变，必须从三个角度来考虑攻击性的决定因素：（1）最基本的先天生物因素；（2）现时环境的要求；（3）对文化演变有一定作用的偶然因素。

尽管有证据表明，人类的生物性促成了人类有组织的攻击行为演变，同时在人类历史初期的许多社会中起着指导作用，但攻击行为演变的最终结果是由日益为理性控制的文化过程确定的，战争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使我们看到了生物倾向的扩张。原始人把世界分为朋友和敌人，对于外来的，那怕是非常弱小的威胁，他们都会产生迅速而强烈的情绪反应。随着酋长和国家的兴起，这种倾向固定化了。某些新兴的社会把战争当做执行政策的工具。悲剧在于，战争工具用得最熟练的社会也就是最成功的社会，战争的演变是一种自动催化反应，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了的，因为，任何人如果一厢情愿地企固扭转演变的进程，就会成为战争的牺牲品，这里是一个新的自然选择方式在起作用，昆西·赖特在其开创性的著作中写道：

文明产生于好战的民族。和平的采集－狩猎民族被驱赶到偏远地区，逐渐地消亡或者同化。他们只能带着某种莫名的满足感，观望着那些曾经非常有效地运用战争工具摧毁自己的民族发展壮大，最后反过来又成为战争的牺牲品。

人类学家，K·奥特拜因对46种文化中影响好战行为的各种变量进行过定量分析，他的研究范围甚广，包括了从相对低级的蒂维人、几瓦诺人到现代社会的埃及人、阿兹台克人、夏威夷人和日本人。其主要结论不出人们所料，随着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和权力日益集中，会产生出一些十分复杂的军事机构和非常高级的战争技术，社会的军事技术越先进，越复杂，就越有可能扩张其领土，取代同自己竞争的文化。

文化演变与有组织的暴力行为交织在一起，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在今天这个时代，文明已经发展到距用原子弹自我毁灭只有一步之遥的境地，然而，每当局势发展到最后关头，如在古巴、中东等事件中，各当事国领袖们还是有能力扭转局势。用A·埃班关于1967年阿以战争的名言来说就是：理智是人们的最后武器。

不仅如此，甚至整个战争的演变都是可以逆转的，即使是已经根深蒂固的文化实践也是如此，在欧洲人到来以前，新西兰毛利人是当时世界上攻击性最强的民族之一。毛利人大约有40来个部落，他们相互之间经常袭击，血腥杀戳。各部落都详细记录了侵辱、仇视和报复事件。毛利人把捍卫个人尊严和勇气推崇为最佳品质，把以武力取得胜利视为最高成就。研究原始社会战争的专家安德鲁·维达认为，促使毛利人进行战争的主要原因是生态竞争，复仇使争夺土地的战争公开化，进而发展为领土征服，毛利人以亲族关系为基础组成同盟，领土扩张界限分明，以侵占最没有亲缘关系的人的领土为准则，1837手，尼加秘希人分为互相冲突的两派。当荷基杨卡武士前来助战时，他们无法决定到底站在哪一方，因为从血缘上讲，交战的双方与荷基杨卡人关系相同。这一类领土战争的主要结果是能稳定人口，当某些群体人口增加而变得拥挤时，他们便通过取代或压缩其他敌对群体的办法进行扩张，毛利人的总人口一直保持在一定的密度水平，但其内部各群体、各部落的人口却始终变化不定。这种现象与肯尼业狮群的情况相类似，领土行为起着控制生态的作用。

欧洲火药武器的引入最终打破并扭转了毛利人这种可怕的平衡，可以理解，当毛利人最初从英国殖民主义者那儿看到滑膛枪时，他们完全被迷住了。

1815年，一个族行者对这种情形曾有过记载：

我端起猎枪，瞄准邻近树上的一只鸟开了火，碰巧打中了。殊不知，这竟使全村男女和小孩极为迷惑不解。这些人弄不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大声喧嚷，其吼声震耳欲聋。这充分表明，用猎枪打死鸟这件事显然使毛利人万分惊奇，我把打死的鸟递给他们。他们察看得非常仔细。这时，我又向同一树上的另一只鸟开枪，又打中了，这再次使他们惊奇不已，其惊叹声更响。

没隔几年，毛利人头领们都有了自己的滑膛枪，并且在邻居部族头上显示出巨大的威力，有一个名叫洪杰·希基的尼加秘希头人从英国商人手中买到了300条枪，开始了征服别人的事业，希基在1828年去世前，他与同伙们进行了无数次征战，杀害了数以千计的人，尽管他们的直接动机是为过去的败绩复仇，但并不是说他们就没有扩大尼加秘希人权力和领土的意图，结果，其他部族为了在不断升级的敌对行为中重新获得自己的均势，也加快了武装自己的步伐。

武器竞赛很快变成了自我局限，胜利者也要付出高昂的代价，为了得到更多的枪支，毛利人花了大量的时间生产能与欧洲商人交换武器的亚麻布和其他产品，而为了生产更多的亚麻布，很多人不得不迁居到潮湿的低洼地，给果大量的移民死于疾病。在大约25年的滑膛枪战争中，整整有1／4的毛利人死于与冲突有关的各种原因，到1830年，尼加秘希人开始怀疑用战争的方式进行复仇的必要性与价值。很快，旧的价值观被打破了，到19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全部毛利人迅速转向基督教，部落战争也完全停止了。

总而言之，人类攻击性既不能解释为天使的瑕疵，也不能解释为兽性本能；它也不是恶劣环境的病态产物，人类在面对外来威胁时都会表现出强烈的本能，以几乎失去理智的仇恨反击外来威胁，进而战胜威胁，确保自己的安全，人的大脑看来确有以下功能：能将人分为朋友和异己，就象鸟类能学会识别领土鸣调，会参照北极星方位飞行一样，人一般对于陌生人的行为都心怀疑惧，都愿意以攻击的方式解决冲突，上述学习法则很可能是人类在长期进化中逐渐演变发展而来的，它们给遵从这些法则的人们带来一定的生物优势。

暴力攻击行为的学习法则在相当程度上已经过时了，人已经不再是用长矛、刀箭和石斧解决争端的原始人了，但是，承认这些学习法则的过时并不等于消除它们，我们只能绕过它们，为了限制它们的作用，我们必须有意识地采取心理发展中困难而稀有的途径，以控制和减少人类学习暴力的倾向。

据说雅诺玛摩人中有这样的说法：“我们厌倦战争，我们并不想再杀人，但是，别人都常常狡诈，我们不能信任他们。”显而易见，人都会这样想的，如果把和平作为目标，那么学者和政治领袖们就应当明白，深入研究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并公开地把人类学和社会心理学知识当做政治学和日常交际学的一部分内容，是颇有益处的，人类应当加强、促进政治和文化联系，这样能打破人原有的单一忠诚感，使和平有一个持久坚实的基础。长期以来，科学家、伟大的作家，实业界的成功者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直在无意识地多多少少地进行着这方面的工作，如果人们进一步加强联系，未来的人们就会更难于把其他民族看做是与自己在种族、语言、宗教、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等方面有着共同特征，然而却完全分离的各个群体，毫无疑问，还存在着其他方法，使我们能从人类的利益出发，适当地约束人类所具有的攻击性。

谢选骏指出：威尔逊认为——“人类是否具有天生的攻击性？这是大学研讨会、鸡尾酒会的热门话题，它使各种各样的政治理论家们大动感情，答案是肯定的！”

我看——他过于注重人的攻击性这个肉食动物的特点，而忽略了草食动物的温顺也是人性的特点……因为人是杂食动物，荤素都是必须吃的，区别只在不同的人身上荤素要求的比重不同。所以人类行为既有凶暴的一面，也有奴性的一面；古代的人类社会也因此十分自然地分化成为作为“肉食者”的上层和作为“草食者”的下层。至于现代社会，上层为了健康减少食肉，但是健康食品了，所以下层肥胖，攻击性增强了！

【第六章 性】

性属于人类生物学的中心问题，变幻莫测的性渗透了我们生存的每一个方面，在生命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从本质上说，性的功能并不主要是生殖，这一事实导致了性这个问题的复杂与含混，进化过程为生物的繁殖创造了比交配和受精远为简单有效的方法，细菌干脆一分为二（常常20分钟就分裂一次），真菌排出大量孢子，水螅直接从躯干长出后代，海绵动物的每一块碎片都能发育成完整的个体，如果增殖是性的唯一目的，哺乳动物祖先的进化就不必需要性的参与，人类成员都可能用无性方式生殖，从中性的子宫表皮细胞产生后代，至少一个受精卵可能分裂成同卵双胞胎，在这种少见的情况中，我们就遇到了快速的细菌式无性繁殖方式。

性的基本功能也不是给予和获取快感，大多数动物的性行为都是机械的，也很少有性交前的抚爱。细菌和原生动物没有神经系统也能完成性的结合，珊蝴、蛤以及其它许多无脊椎动物干脆把性细胞排入水中，它们没有大脑，当然不会有相应的意识活动，因此，快感充其量是交配的强化手段。诱使复杂神经系统的生物投入充分的时间和精力，用以求爱、交配和抚育子女。

不仅如此，性活动从各方面说都得付出很高的代价，充满了风险，人类生殖器在解剖学上的复杂性，使它们易患致命的宫外孕和性病等，求爱的时间超过了传达信息的基本需要，这即消耗能量又带来危险，因为越是冲动，就越容易被对手或敌人伤害。在微观层次上，决定性状态的遗传机制不仅十分精微，也容易受到干扰。人的一种性染色体过多或过少，或者胎儿发育中激素水平发生了微小变化，都会导致生理和行为的反常。

这就是说，性本身并没有直接的进化论功利，这还没有考虑有性生殖必然带来的遗传损失，无性生殖的后代都跟亲本完全相同，而对于有性生殖，如果性伴侣与自己没有亲缘关系，后代的基因就有一半是外来的，此后，基因投资还将每代损失一半。

无性生殖因此具有充分的优越性：它不需要合作者，是直接、安全、节能和利己的。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有性的进化呢？

最重要的原因是：性创造多样性，为了应付环境的不测变化，亲代投下了多样性的赌注，假设现有两个物种的成员都带A、a两种基因，不妨说是褐眼基因（A）和蓝眼基因（a），或者右利手基因（A）和左利手基因（a）。所有成员都带两种基因，因此都是Aa型，现在假设一个物种采用无性生殖，它的所有后代只能是Aa型。

另一物种采用有性生殖，生产性细胞，每个性细胞都只含一种基因A或a，因此，交配时双方的性细胞相结合，就可能产生三种型状的后代：AA、Aa和aa型。可见，在无性生殖中，Aa个体只能产生Aa型后代，而有性生殖的个体却能产生AA、Aa和aa型三种后代，两个物种的后代产生了鲜明的对比，现在假设环境发生了变化，比如奇寒的冬天降临，洪水泛滥或者危敌入侵，使aa型个体成为适者，于是只消一代，有性生殖的物种就将占有生存优势，由aa型个体取得统治地位，直到环境又变得对AA或Aa型有利。

多样化以及随之而来的适应性，解释了为什么那么多物种都进行有性生殖，数量上远远超过了无性生殖的物种。后者虽然直接、简单，却缺乏长远的应变性。

那么，为什么通常只有两种性别呢？理论上讲，既可以产生单性的有性生殖系统，即解剖上一致的个体生产出完全相同的生殖细胞，并将它们不加区分地结合起来，一些低等植物正是如此，也可以产生几百种不同的性别，如象某些真菌一样。然而，只有两性系统盛行于生物界。看过，这种系统能提供最有效的分工。

雌性的典型职能是造卵，较大体积的卵能抗御干燥，在条件不利时利用卵黄维持生命，有利于由亲体转移到安全地带，受精后立刻就暂时提供分裂需要的营养，而不必从外界摄取。雄性的职能是生产精子－种小小的配子，精子是最小的细胞单位，简化到只有一个仅含DNA的头部，尾部储有足够的能量，提供这个DNA容器接近卵子的动力。

受精时两种配子相结合，使基因即刻混合起来，暂时保存在卵子中，这样支配产生的受精卵，更有可能至少让某些后代在环境变化中得以生存，受精卵包含了新的基因成分，这是和无性生殖细胞最根本的差异。

两性细胞在解剖上可以有极大的悬殊，例如人卵比精子大85000倍。配子这种两极分比，波及到人类性生物学和性心理学的各个方面，最重要的直接后果是，女性在性细胞中有更大的投入，女性一生中只能生产约400个卵子，其中最多20个可望成为正常的孩子，孕育孩子的代价更为高昂，与此相反，男性每次可射出一亿个精子。授精后，他的生理任务就完成了，他的基因跟对方平分利益，投入却少得多，除非对方能使他对抚育后代作出贡献。如果男性随心所欲，理论上他一生就能给成千上万个女性授精。

由此引起的两性利益冲突不仅是人类的特性之一，也存在于多数动物中。雄性具有攻击性，在雄性内部特别明显，交配季节尤为剧烈，对于大多数物种，雄性最有效的策略都是武断，雄性在雌性怀孕期间还可以给许多雌性授精，雌性却只能从一个雄性那里受孕。如果雄性在交配上不受限制，一些雄性便可能成为天之骄子，一些雄性则可能是老不走运的“倒霉鬼”，同时，正常雌性都会怀孕，雄性的一系列特性因此产生：好攻击、草率、感情易变、缺乏鉴别力等等。对于雌性来说，理论上有效的策略却是腼腆持重，直到识别出具有优良基因的雄性。在需要抚育子女的物种中，雌性还必须注意选择授精后更可能留在自己身边的雄性。

人忠实地遵从这一生物学原则，的确，在性道德以及性分工的种种细节上，现存的许多社会有着由于文化而产生的千姿百态的差异。社会按环境的要求形成习俗，同时真实地再现动物界至今服从的法则；从严格的一夫一妻制到极端的一夫多妻制，从男女同装倾向到衣着举止的极端分比等等，人们随心欲地改变生活态度。社会时尚常在一代之间就改头换面。然而，这种可塑性不是没有限度的，它掩盖着一些普遍特性，后者与进化论的有关预见密切相符。因此，让我们暂不考虑非常重要的文化塑性，集中讨论那些有生物学意义的普遍特性。

首先，人有一定程度多妻倾向。通常，性对象的改变都是男性造成的。约3／4的社会允许多妻行为，大多数还得到法律和习俗的认可。相反，多夫现象仅见于不到1％的社会中，现存的一夫一妻制社会一般只有法律上的意义，而通过纳妾制或婚外关系维系着实际的多妻制。

女性一般被男性视作有限的资源或重要的财产，因而成为攀附婚姻的受益者，这种婚姻能提高她们的社会地位。多妻制和攀附婚姻本质上是互补的策略，在各种社会中，男性追求和获取，女性被保护和交易，男儿们放荡不羁，女儿们则蒙受糟踏的风险。在有性买卖的地方，男性通常就是顾主。妓女当然要被社会歧视，因为她们将宝贵的生育投资轻意抛给了陌生入。麦孟尼底在十二世纪简洁地表达过这一生物学逻辑：

只有来自共同祖先的人，彼此才可能产生完美的兄弟情谊和互爱互助。缔造部族的祖先哪怕早已年代久远，后代成员也会互爱互助、互相怜悯；这样的境界就是律法的最高目的。因此，妓女是犯禁的，她们破坏祖先的血缘。她们生的孩子对人们来说是陌生的，谁也不知道属于哪个家族，连亲人也不知道。这对孩子及其父亲是最大的不幸。

性的分工也体现在解剖学上，男性体重平均比女性高出20～30％。按单位体重来说，他们在大多数体育运动中都表现得更有力迅速。四肢比例、骨胳扭力和肌肉密度都特别适于奔跑和投掷－这是远古狩猎－采集社会男性祖先的专长。世界田径赛的计录反映了差异。优胜者中，男性速度总要比女性快5～20％。1974年，100米赛快8％，400米快11％，一英里长跑快15％，万米长跑快10％等等，甚至在与体魄大小、力量关系不大的马拉松赛中也要快13％，马拉松赛女选手较有耐力，但男选手跑得更快，用5分钟一英里的速度可连续奔跑26英里，这不能仅仅归因于刺激不够和训练欠佳，著名的东德和苏联女选手是从全国范围挑选、按科学程序训练的，她们的冠军可以连续刷新奥林匹克和世界纪录，但仍然达不到区域性比赛中男运动员的平均水平，当然，将全部男女运动员作一比较，事情也不尽如此，最优秀的女运动员比大多数男运动员出色，女子田径本身也是激动人心的角逐，但是平均水平和最高水平有着本质的不同，1975年美国女子马拉松冠军在男子全国名次中只能排到752位，身材也不是决定因素。体重在125到130磅的小个头男运动员，可以取得和身材更高大的女选手一样好的成绩。

同样重要的是，在少数几种运动中，女性能与男性匹敌甚至略胜一等，如：长距离游泳、艺术体操、精确射箭（短距离）、小口径步枪射击等等，这些运动跟原始性的狩猎和袭击技巧关系很小，由于竞技和体育活动将涉及越来越多的技巧性和灵活性，男女运动员的总成绩有可能越来越接近。

人类两性的平均性情差异，与哺乳动物的生物特性一样，也是普遍一致的，女性总的来说不那么武断，攻击较性小。性别差异的程度取决于文化——从仅仅在统计水平表现出性别差异的平均主义社会，到女性实际上处于奴隶地位的极端多妻制社会。但几乎比这更重要的事实是，尽管如此，女性仍然在质上一致表现出与男性的差异，即使在不同的社会中，平均性格特征只有程度上的不同。

两性的生理和性情差异，被文化放大为普遍的男性特权。历史上未曾有过女性掌握男子政治和经济生活的社会。即使在女王或皇后统治的时期，她们手下的人物仍基本是男性。在写本书的今天没有一个国家的领袖是女性担任的，尽管不久前，以色列的戈达·梅厄和印度的英迪拉·甘地曾是她们国家有决断、有个性的领导人，人类学家研究的社会中，75％流行妻入夫家的习俗，相反的社会只有10％，计算父系家谱要比相反的情况高出5倍，历史上的部落首领、巫师、法官、武士等都是男性，现代的男性专家们则管理着工业国家，领导着公司和教会。

差异是确实存在的，但是，它门对于未来的意义何在呢？要改变它们又是否容易？

很明显，遗传和环境共同决定着性角色差异，对两方面的贡献分别作出公正的、不带价值观念的评价，具有极为重大的社会意义，我认为现有的证据指出：两性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遗传差异，决定行为的基因与具体环境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在早期心理发展中造成明显的分化；在此后的心理发展中，由于文化的制约和训练，这种分化几乎总是得到扩张和强化。或许，社会可以通过缜密的计划和训练完全消除遗传差异，但这种同化需要在充分而精确的知识基础上作出自觉的决定，而这样的知识我们目前暂时还不具备。

关于行为的基因差异有许多具体的证据，一般说来，女孩子生性喜欢社会交往，而不偏好冒险。例如，她们生来就比男孩子爱笑。这一特点可能有着待别的意义，因为我已经指出过，婴儿的微笑是最有先天性的遗传行为，它具有确定不变的功能和形式。一些独立的研究指出，新生女婴双眼闭合时的反射性微笑反应，比新生男婴更为频繁。不久，这一反应被有意识的、交际性的微笑取代，一直持续到两岁。此后在整个青春期和成熟期，经常微笑就成为更有持续性的女性特点之一。六个月时，女婴对交际信号的注意胜于对机械刺激的注意，同龄的男婴却没有这一特点。个体发生过程到一岁时，女婴更容易被假面具惊吓和抑制，在陌生环境中更不愿离开母亲，再大一点，女孩子比男孩子表现出更多的交往倾向和较少的冒险行为。

帕特丽夏·德雷珀在对昆桑人的研究中发现，尽管人对男孩和女孩一视同仁，都给予严格而有分寸的看管，也不让他们干什么活儿，男孩子仍要活跃一些，也不那么遵守限制。再大一点，男孩子似乎比较乐于参加成年狩猎者的行列，而女孩子不那么积极参加成年妇女的采集活动。N·G·琼斯和M·J·康纳在更细致的研究中发现，男孩子喜欢粗野危险的活动和公开的侵犯，与成人的交往不如女孩子。昆桑人显著的性分工特征，就是从这些细微差异逐渐发展而成的。

在西方文化中，一般来说，男孩子比女孩子更富于冒险，更倾向于身体攻击。E·麦柯比和C·杰克林在他们的《性差异心理学》中总经说，上述男性特征的深刻根源，可能就存在于遗传之中。从2岁到2岁半，是开始社会性活动的最初几个月，男孩子从语言到行动都更有攻击性，如：频繁发动模仿性战斗、公开恐吓以及生理攻击等等，这些行为特别针对其他的男孩子，目的是取得主宰地位．由D·P·罗纳总结的另一些研究指出，这种差异见于各种文化。

对上述观点持怀疑态度的唯环境论会提出：早期角色扮演中的分化并不含生物学因素，而只是对婴儿期不平衡训练的反应。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实际发生的这种训练必然是相当微妙的，运用时至少某种程度上是无意识的。而且由全世界的父母普遍实施的，然而，这不太可能，最近关于两性人的生物学研究，进一步提出了不利于唯环境论者的证据。两性人在胎儿发育初期就程度不同地具有男性解剖结构，但遗传上却是女性，这方面的研究指出了畸性产生的两种不同的情况。

第一种为不常见的遗传病，称为肾上腺生殖综合症，是由一种基因变化引起的。如具一个人有两个这种变异基因，他的体细胞中就不会有正常基因，致使肾上腺不能正常生产激素和皮质醇，这时肾上腺会分泌一种先兆物质，其功能相当于男性激素，如果个体遗传上是男性，激素的增高并不会对性发育产生显著影响。如果胎儿是女性，反常的男性激素就会使外生殖器男性化。阴蒂有时扩大成为小型的阴茎，大阴唇闭合，极端情况下还会长出完整的阴茎和中空的阴囊。

第二种情况是人造激素引起的，为了预防流产，50年代的妇女常常服用人造孕激素，后来发现，这种药物有时会使胎儿男性化而变成两性人，后果跟女性肾上腺生殖综合症一样。

纯粹偶然地，因激素引起两性人疾病的有关情况，与一个适当控制的科学实验结果相契合。实验目的是估计遗传对性别差异的影响；虽不完善，但也达到了一般水平，两性人在遗传上是女性。内生殖器也完全是女性的，美国国内处理这种病例，大多数是在婴儿期用手术把外生殖器完全女性化，此后就作为女孩子哺养，她们在胎儿发育阶段被男性激素或其他物质男性化，但后来一直到成年都作为普通女孩子来加以“训练”，在这样的情况中，根据更深层的、有时直接由已知基因变异引起的生物性变化，可以对学习效果作出细致的分析。行为的男性化几乎必然只能归因于激素对大脑发展的作用。

在上述情况中，女孩子们是否表现了与激素和解剖上的男性化相联系的行为变化呢？约翰·莫尼和安克·埃拉特发现，行为变化相当明显，而且与生理变化密切相关，与社会环境相似的正常女孩子相比较，因激素引起变化的女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容易表现出“假小子”的特点，对体育兴趣较大，更愿意和男孩子一道活动，喜欢随便穿着而不是精心打扮，要玩具枪不要洋娃娃。肾上腺生殖综合症的女孩子更倾向于表露出对女性角色的不满，不过这一组成员为消除遗传缺陷服用了肾上腺皮质素，对评价质量有所影响，有可能单是服用激素就能引起不同程度的行为男性化，这种结果尽管不如先天性男性化深刻，本质上仍然是生物性的，当然，在被孕激素改变了的女孩子身上就不会产生这样的效果。

因此，有些人在出生时就好象是被扭曲的嫩芽，意味着什么呢？这一事实指出，普遍存在的性分工并不仅仅是文化进化中的偶然事件。然而指出这一点并没有否定通常的观点：各种社会中形形色色的性分工的程度必须归因于文化进化，证明期中存在着一点生物学因素，不过是给未来社会揭示了一些选择的可能。在这里，人类无性的第二个困境显露出来，如果充分考虑到目前遍及世界女权运动，每一个社会就必须在下面三者中选择其一：

训练社会成员以扩大性行为差异，这几乎是一切社会所遵循的模式，它常常导致男性对女性更多的优势，把女性排斥在许多职业活动之外，不过。结果并非一定如此，至少在理论上，一个性分工严格但是精心设计的社会，与相反的情况相比较，精神方面可能更富有，更多样化，甚至更有创造性，扩大性分工的同时，人权却可能受到保障，当然一定的社会不平等将不可避免，而且容易发展到灾难性的地步。

训练社会成员以消除性行为差异，通过控制和性偏倚的教育，一个社会的男性和女性可能在一切职业、文化活动，甚至极而言之在体育竞赛中，都属于平等地位，决定性别特征的早期倾向必须加以钝化，有关的生物学差异不至于大到不可克服的程度。这样的控制极有利于整体（和个人）水平上的性偏见，它可能产生更为和谐和富有创造性的社会，然而由此需要的各种法规当然会危及个人自由，至少一小部分个体不可能充分发展他们的潜能。

仅仅提供平等的机会和门径，对于任何文化来说，当然还可以不作任何选择而听其自然，自由放任似乎最有利于个人自由和发展。然而，事情并非必然如此，即使有男女平等的教育和就业机会，男性也更倾向于选择政治、企业、科学等职业，而且多半不能正常参与同样重要的儿童抚育工作，其结果自然会限制个体复杂的情感发展，以色列的集体农庄是现代平权主义运动中最有影响的实验之一，其中就发生了这样的分化和限制。

在40和50年代集体农庄运动的高潮中，它的领导人提出了一项完全的性平等政策，鼓励女性进入过去属于男性的角色，这项政策在最初几年差不多得到了实现，第一代女性由于意识形态的训练，纷纷改行从事政治、管理及体力劳动，她们的女儿一生下来就受到新文化的熏陶，然而后来，母亲和女儿都不同程度地退到传统的角色上去，女儿比母亲退得更远，她们现在要求每天有更多的时间花在子女身上，这样的时间被特意称为“爱的时刻”，最有天赋的女性拒绝进入高层次的商业和政治领导集团，因而同时代人中，这些领域的女性角色人数远远低于男性，有人认为这不过是反映了以色列社会成员强烈的宗族传统，这种观点尚未令人信服，尽管今天集体农庄内部的角色分工比外界更高。以色列的实验表明。要预测遗传或意识形态基础上的行为变化结果和评价它们的意义，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

关于性角色的这种困惑使人坚信，生物学因素并不能独立地描绘出理想的行为过程，然而，了解这些因素却有助于我们的选择，并对各种选择的代价作出估量，教育和强化所需要的额外能量投资，以及个人自由和潜能的冲突，提供了测量代价的标准。我们应该正视下面实质性的问题：由于选择必须付出代价，具体的伦理原则又很难得到普遍的承认，因而选择是困难的，这时我们应该仔细掂量汉斯·摩根索的明智建议：“政治眼光、道德勇气和道德判断的结合，可以使人达到政治本性和道德命运的和谐，这种和谐不过就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不舒适，不安全，甚至荒谬难言。这样的生活方式会使一些人感到失望，他们宁愿用表面一致的虚假逻辑，来掩盖和歪曲人类命运悲剧性的矛盾。”我认为，我们早期遗传史的遗留成分包含了这些矛盾的根源。在这些成分中，最麻烦最难认识又不容回避的，就是性角色差异的适度倾向。

家庭是社会生物学理论应该衡量和考虑的另一成分。核心家庭的基础是长期而稳固的性结合、地理上的流动性，以及女性管理家务。这种家庭目前在美国处于肃条时期。1967－1977年离婚率成倍增加，以至由妇女当家长的家庭增长了1／3。

1977年，超过1／3学龄儿童只有父亲或母亲，或由亲属代管；1／2以上学龄儿童的母亲离家工作。在许多父母都外出上班的家庭中，父母的位置被幼儿日托中心取代。年龄更大些的孩子们，在放学后到父母下班这段时间里，完全无人看管，以至形成一个庞大的“挂钥匙”的儿童群体，美国每个家庭的出生率从1957年的3．80急剧下降到1977年的2．04。如此的社会变化发生在高技术的国家里，又与女性解放及其对劳动部门的涌入相关联，当然会引起深远的后果。但是，这是否就意味着家庭是一种文化产物，正面临着消亡的命运呢？

我认为并非如此。家庭被广泛定义为成人之间（包括其子女）的亲密结合体，它至今仍然是最普遍的人类社会组织。那些提倡家庭分裂的团体，如印度的“那亚”（Nayar）和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它们并不是真正自治的社会群体，而是较大型社团中特殊的亚群体，历史上许多社会中，无论是核心家庭还是扩张家庭，都经历了无数考验。美国历史上的奴隶家庭常常被贩奴破坏，来自非洲的习惯遭到忽视和打击，婚姻和父母权利都没有法律保护。然而，亲缘关系却世世代代顽强延续下去，个人都被归入亲族网络，儿童都承继家族姓氏，乱伦禁忌得到忠实的遵守，非洲人的对家族深刻的感情依附仍然保存下来，在这方面有许多语言和书面资料提供证据，下面这封信写于1857年，来自佐治农场工人卡什和他的家庭，那时生活把他们和最亲近的亲族们拆散：

克莱莎，你的父母非常地想念你，深深地爱着你和你的丈夫，以及我的孙儿菲比、马格和克洛、约翰朱迪、苏，我们想念姨妈奥菲·辛妮拉，以及明顿、小普拉丝卡、查尔斯·妮格和菲利斯以及他们的孩子们：卡什、普赖姆、拉斐特。请向卡什斯兄弟波特和他的妻子帕庭丝转达我们的爱。请代维多利娅向她的侄子贝克和米利转达她的爱。

根据历史学家赫伯特· G·古特曼的意见，这种亲族网络当时遍及南方各州，常常不为奴隶主所知，这样的网络今天依然存在于大多数城市贫民区中，几乎没有衰减的趋势，卡罗尔·斯塔克在她的名著《我们的亲族》中指出，对亲族的详细了解和不容置疑的相互忠诚，是美国底层黑人的生存基础。

六、七十年代美国一些群居组织中，主要由中产阶级白人提出了一种企图，希望组成男女平权的社会，孩子交给育儿所抚养。然而，J·科恩和他的同事们发现，传统的核心家庭顽强地维护自己的存在，结果在这些群居组织中，母亲们照看子女的愿望反而超过了一般家庭主妇，1／3的人把子女领回身边，在比较传统的社会阶层中，越来越多的男女选择同居，推迟生孩子的时间。然而，他们的生活方式仍属于传统的婚姻，许多人实际上照常生儿育女。

人类这种家庭倾向，甚至在反常环境中也顽强表现出来，在西弗吉尼亚奥得森的联邦女犯教养所，罗丝·吉奥拉巴多发现，女犯们以夫妻似的结合为基础，自发组成家庭式的单元，一些女犯被指定为兄弟姐妹；父母、姨妈、舅舅，甚至祖母，均由年长的女性充当，角色分配跟监外正常情况一样，监狱中这种准家庭为它的成员提供稳定性和保护，从它那里可以得到忠告，在惩罚性禁闭期间还可得到食品和药物，极为有趣的是，男监狱中的成员则有较为松散的领导集团和等级社会，在其中最注意的就是等级支配，性关系是相当普遍的，弱者充当女性，而且经常受到轻侮。

性结合最突出的特性，是它超越了性行为，这对于人类社会组织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作为性的基本功能，遗传多样化比生育目的更为重要，性行为的生理快感是为这种多样化服务的，同时也为性结合服务；性结合反过来承担着其他功能，这些功能与生育只有遥远的联系，性意识为什么深广地渗透了人类的存在，上述多样化功能和复杂的因果关系正是更为深刻的原因。

人本性中的多妻倾向和性情方面的差异，可以从进化论的一般理论直接推导出来，但要直接推论出性结合和家庭的功能交换却是不可能的。这里有必要特别考虑某些物种的历史，帮助得出有关实际进化过程的特殊结论。人类与这些物种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少数几种类人猿以及南美绒猴和长臂猿都有看起来与人类相似的家庭集团。个体成熟后即进行成对交配，并共同把后代抚养成熟。动物学家们认为，这些物种居住的特殊森林环境提供了有利的进化条件，使性结合家庭保持稳定。他们推测人类家庭也起源于对特殊环境的适应。然而，这种流行一时的假说却几乎得不到事实的支持。

我们特别知道，最早的真人或两三百万年前的能人，有两个方面与其他灵长类不同：（1）他们的分布超出了仅限于丛林中的祖先栖居地；（2）他们从事狩猎，羚羊、大象以及其他大型哺乳动物都是他们的猎物。对于其他猿类却并非如此。这些身材矮小－相当于大约12岁的现代人的人类祖先，没有锋利的爪牙，也不如四脚动物跑得快，只有依靠工具和熟练的互助合作，他们才能适应新的生活方式。

新的合作形式是什么样的呢？它应该给包括男女和儿童的一切成员带来团结和平等，也可以以适当的性分工为基础。或者女性狩猎，男性守营，或者相反；或者按一定的身材，而不是按性别挑选狩猎者，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处于刚刚起步的社会生物学尚不能作出判断，两百万年前的古生物证据也不能给出确切的证明，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依靠来自现存狩猎－采集社会的资料，这些社会的经济和人口结构与古代人类的情况最为接近，从中能够得出有意义的但还不是决定性的证据。

人们已研究了上百个这样的社会，它们的情况完全一致，大部或全部狩猎由男性负责，女性负责大部或全部采集，男性组成有秩序而灵活的群体，到远离营地的地方去寻找大型猎物；女性参与捕捉较小的动物，采集大部分植物性粮食。男性带回较高级的蛋白质；女性却提供大部分热量，她们还经常但不固定地负责编织衣物和修建住所。

和大型猿类一样，人的生育过程是漫长的。母亲怀胎九月，分娩后又陷身于子女的抚育，包括按时喂奶，在狩猎－采集社会中，女性的利益与男性的忠诚直接有关，在抚育劳动中，男性可以提供福利与安全，反过来也得到相互性的利益，那就是对配偶的性特权，并且垄断她们的实际生产力，如果对上述证据的理解是正确的话，那么正是这种交换产生了普遍的一对一的性结合，也导致了以夫妻关系为核心的扩张家庭的优势，有理由推测，性爱和家庭生活的情感满足是以有效的大脑生理机制为基础的，而这些机制的程序又是性爱和家庭生活情感满足两方面的和谐在遗传上的结晶，因为男性育种周期比女性的要短得多，一对一的性结合中多少渗进了一般的多重行为。

人类性行为的强度和多样性在灵长类中都是突出的。其他高等哺乳动物只有狮子在性活动的复杂性上超过了人类，人类男女的外生殖器都特别大，并且由阴毛标示出来，女性的乳房超过了容纳乳腺的需要，乳头能坚直而且敏感，环绕着惹人注目的色晕，两性的耳垂也都多肉并对接触敏感。

人类女性破例地没有发情期，大多数雌猿在排卵期都有性躁动，并达到攻击性的程度，外生殖器甚至膨胀变色，气味的变化也是常见的，例如雌性罗猴会分泌大量脂肪酸，诱使雄性产生兴奋。人类女性没有上述这些特征。她们的排卵期十分隐蔽，即使仔细选择性交时间，也难于识别是否怀孕，哺乳动物都有发情期的性接受高峰。与此相反，除了月经期间微不足道的性反应变异，人类女性随时具有性接受能力，由于进化过程中长期的扩散，她们的发情期渐惭消失了。

为什么会产生持续的性反应呢？最有力的解释是它对性结合有利。对这种性反应的生理适应，使原始人类家庭成员能更紧密地结合起来，这就提供了进化论意义上的优势，频繁的性活动成为加强性结合的重要手段，同时还能减少男性之间的攻击行为，狒狒群体和其他猿类社会中，雄性之间的敌对行为一到雌性发情期就会加剧。古代人类发性期的消失，减少了这一类争斗，捍卫了男性猎手之间的联盟。

人类是性快乐的行家里手，人们沉溺于猎艳追奇，通过幻想、诗、音乐以及种种妙不可言的准备活动最终达到性交，这跟生育几乎完全没有关系，但与性结合却关系重大，如果交配是生物唯一的性功能，则可以远为经济地实现，确实，最没有社会性的哺乳动物最不讲究交配仪式，总的说来，物种一旦形成了稳固的性结合方式，其交配仪式必然也是精心安排的，与此一致的是，人类的性快乐为性结合提供了基本的强化手段，爱和性的确是不可分离的。

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理论家对性的生物学功能作了错误的解释，罗马天主教会至今坚持这样的观点：丈夫使妻子受孕是性行为的基本任务，教皇保罗六世在1968年的通谕《论人生》（Humanae Vitae）中，禁止使用除排卵期隔离以外的任何方法控制生育，谴责一切婚外“性行为”，认为手淫是一种不正常的性兴奋手段，最“内在的严重反常行为”。这一通谕在1976年教义信仰集会的训令中又得到强调，教会从自然法理论中寻找它的权威，这种理论的思想基础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命令存在于人的本性中，这是一个错误的理论，它所说的上帝命令，实际上就是自然选择制定的生物学法则，对生物学极其无知的神学家错误地解释这些法则，而它们并不需要宗教或世俗权威的任何强调。从人类遗传史中可能推测到的一切，都支持着更为自由的性道德，这种性道德首先把性活动看作强化性结合的方式，然后才是生殖的手段。

年轻的社会生物学在同性恋问题上也与一般的见解产生了最尖锐的冲突。教会禁止同性恋行为，认为它是“本质上反常的”。也有别的文化持这种看法。在萨克森豪森、布辛沃德和其他的纳粹集中营，同性恋者被标上粉红色三角形印记，以区别于犹太人（黄星）和政治犯（红三角形），后来由于需要劳动力，人们又想通过阉割来改变同性恋者的习惯。在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性恋遭到禁止，美国部分地区仍然禁止同性恋自由。多数精神病医生继续把同性恋视为一种难以控制的病症，表现出职业性的忧虑。

西方文化的卫道士们对同性恋的谴责是可以理解的，犹太基督教道德的基础是《旧约》，该书是由一个侵略性游牧民族的先知们撰写的，这一民族的成功，依赖于因接连不断的领土征服带来的迅速而有序的人口增长，《利未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形成它的训诫的。它说：“你不能象跟女人一样跟男人睡觉，那是恶行。”这种《圣经》式的逻辑看来与人口剧增时期最朴素的自然法观点是一致的，在这种时期，性行为最重要的目的看来就是生儿育女，美国人今天仍然遵循这一古老的传统，尽管他们的人口状况已完全不同于古代以色列社会，他们的逻辑是，同性恋不能生儿育女，因而根本上是一种反常行为。

按照这一定义，罹罪的人就太多了。A·金西在上一代美国人中发现，2％的女性和4％的男性是完全的同性恋者，13％的男性一生中至少有3年时间基本上是同性恋者。目前，完全的同性恋者按保守的估计也有500万；但同性恋者自己认为，加上不公开的情况，同性恋者的总数可达2000万。这些同性恋者形成了一种美国亚文化，使用着有近千词汇和词组的隐语。实际上，其他文化也存在不同形式的同性恋行为，在一些高级文明中也得到允许或认可，例如，古代雅典、波斯以及伊斯兰社会，后来的罗马共和国后期和罗马帝国初期，中东的阿拉伯和古希腊城市文化，奥托曼帝国以及封建时期和近代时期的日本。

我希望指出的是：完全可能，同性恋在生物学上是正常的，是作为古代人类社会组织的要素进化而来的；同性恋者可能是人的某些珍贵的利他主义冲动的遗传载体。

社会生物学从崭新的角度加以考虑的一些事实，支持着这一激进的假说，从昆虫到哺乳类，同性恋都是常见的，在罗猴、猕猴、狒狒和黑猩猩等大多数高智力灵长类中，同性恋作为异性恋的对等物得到了充分的表现，这些动物的同性恋行为证明大脑中潜存着性的二元化机制，雄性完全可用雌性姿势接受雄性交配行为，雌性常常也能接受雌性交配行为。

人和这此动物有一个重要差别。人类大脑中潜在的性的二元化有时能在某些人身上充分表现出来，这些人在两性之间不断变换其性对象，然而在完全的同性恋中，正如在完全的异性恋中一样，动物身上能够体现出来的选择性和对称性都没有了，只有同性选择：大多数完全的同性恋男性只选择男性伴侣，女性只选择女性伴侣。一般来说，男性的女性化与他们如何选择性伴侣几乎没有任何关系。在现代而不是原始社会中，同性恋者极少有异装癖，大多数同性恋男性的服饰和习惯跟异性恋男性并没有显著的不同。同性恋女性也相应如此。

同性恋的这一特殊性质，可能正好暗示了人类同性恋的生物学意义。同性恋首先是一种结合方式，它和绝大部分异性恋一样，都是巩固联系手段。同性恋倾向可能有自己的遗传基础，同性恋基因可能在古代的狩猎－采集社会就已扩散开来，因为它们给拥有它们的人带来了好处。这样的认识使我们面临了最根本的困难，因为大多数人都不愿意相信，同性恋完全是“自然的”。

既然同性恋者没有后代，他们的基因是怎样扩散到社会中去的呢？一种答案是：由于同性恋者的存在，他们的近亲就可能繁殖更多的后代。在原始社会，无论是在狩猎、采集或是家常劳动中，同性恋者都能向同性成员提供帮助。由于不承担养育子女的特殊任务，他们就能向近亲提供特别有价值的帮助，他们还可以充当先知、巫师、艺术家和掌管部落知识的书记等角色。如果亲戚们——兄弟姐妹和侄辈等——由此获得了优越的生活条件和较高的生育率，家族的基因就会相对增加，其中一部分就是同性恋基因，结果，总会有一小部分人具有潜在的同性恋倾向。即使同性恋者自己没有后代，他们的基因也可能通过旁系支脉繁衍下去。关于同性恋起源的这种设想，可以叫做“亲缘选择假说”。

如果证明同性恋倾向具有某种程度的遗传性，亲缘选择假说就得到了有力的支持。证据是存在的。单个受精卵发育而成具有遗传同一性的同卵双生子，比不同受精卵发言而成的异卵双生子有更为一致的异性恋或同性恋倾向。L·L·赫斯顿和J·希尔兹评价和分析了有关的情况，其中存在的问题也是常见的：大多数双生子分析都没有得到确认。然而今后的研究却已有了充分的基础。根据赫斯顿和希尔兹的说法，一些同卵双生子“不仅具有相同的同性恋倾向，而且由他们参与组成的各列同性恋，其性行为方式都惊人地相似；而他们并不知道自己孪生兄弟的同性恋行为，甚至彼此根本没有见面的机会”。象许多被认为更有遗传的人类特性一样，同性恋的遗传倾向并非一定要完全表现出来，其程度取决于家庭环境和童年的早期性经验。实际上，遗传下来的只是一种可能性：在适当的条件下容易向同性恋方向发展。

如果亲缘选择假说果然正确的话，同性恋行为就可能仍与狩猎－采集社会和简单农业社会中的角色专门化以及亲族相利的特性相联系，这两种当代文化与有关的古代文化是极为接近的，人类社会行为曾在那些古代文化中通过遗传获得了进化。联系看来是存在的，在一些长期延续因而人类学家有机会加以研究的原始文化中，同性恋男性穿戴女性衣着，模仿女性姿态，甚至嫁给其他男性，他们常常成为巫师——能够影响群体的重大决策的有力人物，或从事专门劳动，如从事一些妇女劳动，以及充当媒人、调解人；或成为部落首领的谋士。同性恋女性也时有所闻，但较少见于记载，更多的事实来自西方工业社会，在智力测验中，同性恋者表现出引人注目的灵活性，得分超过常人，他们以很大的比例进入白领阶层，即使最初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限制，也容易进入直接与人打交道的专门领域，在所选择的职业中，一般来说也更容易取得成就。显然反常的、不受社会赞许的性选择带来种种麻烦，他们看起来仍善于适应各种社会关系。

所有这些资料都只提供了一些线索，从通常的科学标准来看并没有决定性的意义，然而它们已足以使人相信，在同性恋问题上，传统的犹太基督教观点是不适当的，甚至是错误的，来自宗教的断言理所当然地统治了若干世纪，现在暴露在客观标准前经受检验，我坚信，现有的证据支持着亲缘选择假说。

在关于同性恋的讨论中，生物学和伦理学的交叉是一个敏感而细致的问题，不管历史上和现实中的同性恋角色可能具有怎样的优点，都不应该把同性恋者视为独立的遗传层次，要让过去时代的遗传适应性成为今天必须接受的标准，那就更不恰当乃至是不幸的，但是，错误地断言同性恋者在生物学上违反自然，并因此站在宗教教条的立场上去继续歧视同性恋者，那将是一种悲剧。

本章的基本论点是，依靠进化论新进展的帮助，人的性行为可以得到比过去远为精确的定义，忽视这一点，就会认识不到人类历史的一些重要部分，认识不到我们行为的基本内含，以及我们所面临的选择的意义。

通过教育和法律的作用，每一个社会必然在性差异、性行为标准以及家庭强化等问题上形成一系列的选择，由于政权机构和技术日益复杂和相互依赖，要作出选择就需要相应的精确性和丰富的经验，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凭借直觉或依靠科学的帮助，我们的研究将要深入进化史内部，因为人的天性是顽强的，要改变它必须首先付出代价。

从法律保证的两性机会平等出发，一个社会可以向职业选择的统计上的平等发展，也可向人为的性歧视退却；不管怎样，未知的代价在等待着它，一个社会可以去组织功能稳定的核心家庭，也可以消灭家庭而代之集体农庄；不管怎样，未知的代价也在等待着它，那些用异性恋标准强求一致的社会也必须付出自己的代价——已经有人以个人的痛苦付出了第三种这样的代价，我们相信，文化可以理性地加以设计，我们可以教导，可以奖励，也可以强制，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必须考虑每种文化的代价，这种代价以训练与实施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来衡量，同时也以为绕过我们的先天倾向而必须牺牲的幸福来衡量，当然。后者是一种不那么容易看得见、摸得着的代价。

谢选骏指出：威尔逊认为——“性属于人类生物学的中心问题，变幻莫测的性渗透了我们生存的每一个方面，在生命的不同阶段表现出不同的形式，从本质上说，性的功能并不主要是生殖，这一事实导致了性这个问题的复杂与含混，进化过程为生物的繁殖创造了比交配和受精远为简单有效的方法，细菌干脆一分为二（常常20分钟就分裂一次），真菌排出大量孢子，水螅直接从躯干长出后代，海绵动物的每一块碎片都能发育成完整的个体，如果增殖是性的唯一目的，哺乳动物祖先的进化就不必需要性的参与，人类成员都可能用无性方式生殖，从中性的子宫表皮细胞产生后代，至少一个受精卵可能分裂成同卵双胞胎，在这种少见的情况中，我们就遇到了快速的细菌式无性繁殖方式。”

我看——“性”不像“攻击性”那样容易引起分歧，因为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都依赖“性的繁殖”，所以前者也说“食色性也”，尽管他们的攻击性不及后者。

【第七章 利他主义】

“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令人生畏的格言是3世纪的神学家特突利昂说过的话，他这样说等于是承认了人的利他行为有着一个根本的弱点，因为这句格言暗示的是：牺牲的目的是使一部分人凌驾于另一部分人之上，慷慨地给与而不图望回报，是一种极为少见、最受爱戴的人类行为，这种行为微妙而难以解释，它只表现在少数特殊人物身上，这种行为被仪式和排场所包围，人们用闪光的勋章奖励之，用激动的言辞赞美之，我们尊崇真正高尚的利他主义，是为了回报这种行为。通过对利他主义行为的报答，它就不再显得无比高尚，这样，别的人也就可以照样表现出这种行为珲，一句话，人类的利他主义从根本上说，充满了哺乳动物的感情冲突。

我们对极度的自我牺牲行为钦佩不已，为之神往；哺乳动物都看重这种行为，但蚂蚁却视之平常，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朝鲜和越南战争中，美国国会最高荣誉勋章大都授予了那些战斗中的英雄，以表示对他们的敬意，这些英雄用自己的身体压住手榴弹以保护战友的生命，或冒死从战场上营救受伤的同伴，或作出其他同样性质的极端的行动，这种利他主义的自我牺牲是勇气的最高体现，理应得到国家特别授予的最高荣誉，但我们对此仍然迷惑不解，在舍身拼死的刹那，这些人心中可能会想些什么呢？“个人的虚荣心和骄傲感在这种情形中总是重要因素，”这是詹姆斯·琼斯在《第二次大战》一书中说的，他还说：

而且，常常仅只是由于战斗的激动情绪，就会使战斗者甘愿战死；而假如没有这种激情，他可能会畏缩不前，但从根本上说，当死亡就在离你几步远的地方等候着你时，你会突然有一种为了国家、社会甚至种族而舍生的‘受虐狂’——一种极度快乐、几乎象性快感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使你毫不犹豫地跨过这最后几步，这是终于超脱自己不顾一切而得到的一种享受。

这种理智和激情相结合而产生舍生取义的结果，在第一手的战场记载中常有报导，在把社会团结起来的许多较常见的勇气和慷慨表现里，上述行动只是一种极端形式，在看待这类行为时，一个人可能就此为上，将利他行为的纯洁成分当作只是人性中好的一面。或许，对这种现象的最好的解释是：发自主观意愿的利他主义，是一种超然的品质，它使人类有别于动物，但是，科学家们不习惯于把任何现象宣布为禁区，正是在对利他主义进行深入分析研究的过程中，人们才发现社会生物学最有希望对此作出特殊的贡献。

我倒很想知道，根据我们社会的崇高标准，是否有鹰或狮子这样的高等动物值得被授予美国国会最高荣誉勋章。答案当然是否定的，然而，它们当中却常有某种程度的利他行为，这些行为的表现形式是人类不难理解的，而且其目的并不只是为了自己的后代，也是为了自己的同类，例如知更鸟、画眉、山雀这样一些小鸟，见到鹰飞来时会向同类报警，它们蹲在枝头，伏着身子，发出一种清晰可辨的细长的尖叫。从空中要弄清这种音响发自何方是困难的，但无论如何，这一举动至少显得极为无私；因为更聪明的方法恐怕是一声不响藏起来，以免暴露自己的位置。

除了人，哺乳动物中黑猩猩可能是最富于利他主义的动物了。它们不但分享合伙狩猎得来的肉食，还对失去父母的幼猩实行抚养。简·古多尔在坦桑尼亚的哥姆河国家公园观察到三起这种例子。失去父母的幼猩由成年的哥哥和姐姐们收养下来，十分有趣的是（由于更多的理论上的原因，留待以后再讨论这一点），虽然那些自己有子女的经验丰富的母猩可以用自己的乳汁喂养上述幼握，并提供更好的社会保护，但表现出这种利他行为的却常常不是它们，而是最直接的亲属。

尽管脊椎动物中这类例子很多，但只有在低等动物中，尤其是在群居性昆虫中，我们才能见到可与人的自我献身媲美的高尚利他行为，许多蚂蚁，蜜蜂和黄蜂不顾一切向入侵者发起攻击，以保卫它们的巢穴，因而，人们在蜂房附近和黄蜂洞旁边时总要小心翼翼，不敢靠近，但却敢放心大胆地接近非群属性昆虫，比如汗蜂和泥虫。

热带地区一些群居性的无刺蜂，一见人走近它们的巢穴，便一窝蜂飞到人头上，死死咬住头发，以致于用梳子用劲把它们刮下来时，它们的头也给扯断了，某些虫类在这种自我牺牲的还击中，施放一种灼烧皮肤的分泌液，从而使人退却。在巴西，这类昆虫被称作“喷火者”，著名昆虫学家W·M·惠勒描绘过他最倒霉的经历：一群“可怕的蜜蜂”把他脸上的皮肤一块一块抓掉了。

蜜蜂工蜂的尾部还象鱼钩一样长着倒刺，它们向入侵者发起攻击时将尾刺刺入人侵者的皮肤，飞走时尾刺陷在入侵者的皮内中，并同时拉出毒腺甚至整个内腔，于是自己也很快死去，但它们的攻击却因此更为有效，因为，留在入侵者皮肉里的毒腺继续向伤口内分泌毒液，而尾刺底部上一种类似香蕉的芬芳气味又刺激其他蜜蜂向同一部位发动神风式攻击，从整个群体角度看，个体的自我牺牲得胜于失，一个峰的大家庭就有2万到8万工蜂，都是由蜂王产卵孵出的姊妹，每只蜂的自然寿命只有50天左右，所以，它们献出一条小小的生命是微不足道的，其中并没有基因的浪费。

在社会性昆虫中，我所喜欢的例子是一种非洲白蚁，它们中间的战斗蚁简直就是一颗颗爬行的炸弹，一对很大的腺体从头部几乎贯穿全身，在攻击蚂蚁和其他敌害时，它们从口里喷出的一种黄色腺体分泌液，在空气中很快凝结，常常把保卫者自身和入侵者粘在一起而同归于尽，腺液的喷射看来是由于白蚁腹壁的猛烈收缩，有时，剧烈的收缩使肚腹和腺体破裂，这种防卫性的腺液就四处喷溅。

人和昆虫都能够作出高贵的牺牲，这并不是说人的精神和虫子的“精神”（如果有的话）有着同样的活动，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种自我献身冲动不必解释为是神圣的或超验的，我们有理由去寻找更为常规的生物学解释，但这种解释立即会引出一根本性的问题：阵亡的英雄出不及生育后代，假如自我献身导致越来越少的后代，那么，创造出英雄的那种遗传基因可能逐渐在群体中减少直至消失，对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狭隘解释就可能导致这种预见：由于以自私的基因为主的人数必然压倒有利他主义基因的人数，许多代人之后，自私的基因会普及群体，使群体利他主义反应的能力从此下降。

那么，利他主义又是怎样得似延续下去的呢？对社会性昆虫来说，事情是很简单的：自然选择已经扩大到把亲族这样包括在其中的程度，自我牺牲的白蚁斗士保护了同类，包括蚁王和蚁后，即它们的父母，这使得斗士们的更有生育力的兄弟姊妹得以繁衍，生出更多的“侄儿侄女”来继承利他主义基因。

那么，我们自然要问：人的利他主义能力也是通过亲族选择而得以进化的吗？换句话说，在少数人可以升华成有自我牺牲行为的、并为我们大多数人可以感受到的那种激情，是否最终源于千百代人以来由亲属关系植根在我们身上的遗传单位？整个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期，直接的家庭及其近亲的网络是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单位，这一事实多少能证实上述臆断。如此引人注目的家族连贯性，以及智力高度发展带来的细微的亲族分类，可能解释为什么亲族选择在人类中比在猴类和其他哺乳动物中更为有力。

许多社会科学家和其他人也许会对此表示异议，考虑到这一点，我要首先暂且承认，利他行为的形式和程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文化决定的，人类的社会进化显然主要是文化的进化而非遗传的进化，问题在于，人内心深处的激情，在所有的社会中都有强烈表现，我们认为这种感情正是通过基因而得以演变发展的，因而，尽管社会生物学假说不能解释各种社会之间为什么存在差异，但却能解释人为什么与别的吃乳类不同，为什么在某一个狭窄的方面，人更类似社会性昆虫。

人的利他主义的多数表现，说到底都含有自利的成分，这就使关于人的利他主义的进化理论变得极为复杂，在持久的利他表现形式中，没有哪一种是一望而知属于完全自我毁灭性的，最了不起的英雄在舍命时都期待引人注目的报答，其中也包括相信个人的永生不朽，当游人宣布自己欢乐地迎接死亡时，他们实际指的并不是死去，而是羽化登仙或入涅盘之境。照叶芝的说法，诗人们是转向了永恒，在约翰·班扬的《无路历程》的结尾处，我们读到卫真先生临终前的情形：

然后，卫真先生说：“我就要去会见先我而去的父辈们了。虽然我历尽千辛万苦才到达这里，我却一点也不后悔。我的这把剑，将赠与那个继我之后完成我的天路旅程的人，我的勇气和智慧也将留给那个有能力接受它们的人。我只带着累累伤痕而去，作为我已经为天父英勇奋斗的见证，他将因此而给我以酬报。”

“卫真”先生临终前说的一句话是：“坟墓，你的胜利何在？”随即死去，他的朋友们听到另外那边有号角声为他奏起。

人的怜悯心也是有选择性的，常常最终是自利的。印度教鼓励多方照顾自身和亲近的亲属，但并不提倡对无亲属关系者尤其是低层贱民表示怜悯和同情。尼班佛教的一个中心目的是通过利他的善行来保存自身，笃信者作好事，用德行来抵销恶行，就是为了向更美好的个人生活的希望迈进一步，尽管佛教和基督教国家都大力提倡广施仁义，它们还是照样随意进行侵略战争，并以宗教的名义为自己的行为作辩护。

怜悯心是灵活而可伸可屈的，极能顺应和适应政治现实，即是说，它完全与个人的最高利益，与家庭和当时盟友的需要一致，巴勒斯坦难民得到全世界同情，并从阿拉伯国家的激愤中大大得到好处，但少有人提起被侯赛因国王杀害的阿拉伯人，或那些居住在阿拉伯国家中的难民，他们公民权少得可怜，物质条件极差，还比不上约旦河西岸的难民。当孟加拉国在1971年开始争取独立时，巴基斯坦总统命令驻扎在旁遮普的军队进行恐怖镇压，结果使100万孟加拉人惨遭杀戮，980万孟加拉人流离失所，在这场战争中，从国土上被赶出家园、流离失所的穆斯林人民的数量，超过叙利亚和约旦加起来的全部人口，然而，无论保守的还是激进的阿拉伯国家，没有一个站出来支持孟加拉的独立运动，相反，多数阿拉伯国家还谴责孟加拉人民，以伊斯兰团结为理由支持西巴基斯坦。

为了理解这种奇特的选择性，从而解开人类利他行为之谜，我们必须区分这类行为的两种基本形式，有一类利他冲动可以是非理性的，纯粹是为别人的，这种利他行为者不企求相等的回报，连任何期待回报的无意识举动都不曾有过，我把这种行为方式称作“无条件”利他主义，这类行为相对而言并不是希望社会的报答，也不是因为怕惩罚，这类利他行为可能是整个竞争着的家族或部落通过亲族选择或自然选择而进化发展出来的，可以推测，“无条件”利他主义旨在为近亲效力，其强度和频率随着亲属关系的疏远而急剧下降，另一种相对的“有条件”利他主义，根本上说来则是自私的，这种“利他主义者”期待社会能报答他自己或他的近亲，他的优良行为是经过老谋深算的，常常是有意识的。并受到纠缠在一起的社会法令和要求的制约，这种“有条件”利他主义能力可能是通过个体水平的选择进化而来的，并深受变幻莫测的文化进化的影响，它的心理媒介是谎言、矫饰、自欺欺人，因为只要演员自信演出是真实的，他往往最能让人深信不疑。

这样，社会理论中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无条件”利他主义与“有条件”利他主义的相对数量，对蜜蜂与白蚁来说，这个问题已经是解决了的：亲族选择是主要形式，它们的利他行为都属“无条件”，在社会性昆虫中没有伪君子，在更高级的动物中，这一趋势也是主要的，在猴和猿类中，的确只存在对利他者的某种小小的回报，当雄性狒狒争夺首领地位时，他们有时乞求相互的帮助，一个雄狒狒站在它的朋友和对手之间，眼睛在两者之间来回扫视，同时不停地恐吓敌人，在争夺发情的雌狒狒时，这种结盟方式容易排斥掉孤独的雄性，然而，尽管这种合作有明显的好处，狒狒和别的灵长动物中这种协调行动并不多见。

但是在人类，“有条件”利他主义得到极其丰富的表现。远亲或非亲之间的相互回报是人类社会重要的一环，社会契约的完善，早已打破了严格的亲族选择带给古脊椎动物的局限。通过相互回报的传统习俗，并配之以灵活事变的语言，以及对词语进行分类的能力，人类形成了能加以牢记的契约，文化和文明得以在这些契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

然而问题仍然存在，在所有这些契约的上层结构下面，有没有“无条件”利他主义的基石？这种观念使我们回忆起大卫·休谟的有名的猜测，理性是情感的奴隶，于是我们要问：制造这些契约是为了什么样的生物学目的？还有，亲亲相卫的族阀主义有多么根深蒂固？

弄清楚这些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基于亲族选择的纯粹的“无条件”利他主义是文明的敌人，假如人在很大程度上只受学习法则的支配，其情感也只指向亲亲相卫的方向发展的话，世界上就只能有很少的和谐，国际合作将很快达到某种上限，然后就被战争的破坏和经济的斗争所压倒，而基于理性的国际合作的每次上升都会受到抵制，对血和领土的嗜好和需求会成为狂热的激情，理性却受其奴役，我们还可想象到，即使天才人物已发现和充分解释了非理性的进化根源，他还是继续服务于生物学目的。

对于人的“无条件’和“有条件”利他行为的相对比例，我的估计是乐观的，人似乎是很自私和善于计较得失的，足以不受什么限制地实现更大的和谐和社会的自身稳定。这一提法并不自相矛盾，真正的自私，只要服从哺乳动物的生物性限制，就是产生几乎完美的社会契约的关键。

我的乐观主又是有证据支持的，这些证据涉及部落主义和种族关系的本质，如果利他主义是纯粹单方面的奉献，亲族和部落的纽带会相应地牢固持久，这种忠诚献身的长链由于不容易或根本不可能打断，久而久之会结成一团，最终使文化纠缠在其中，冉也不能发展变化，在这种情况下，保存中等大小的社会单位，即扩大的家庭和部落，成了至高无上的目的，我们应该看到，这样一来，明显遭殃的是个人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

为了更清楚地了解这个观点，让我们再回顾一下基本的进化理论，让我们设想一个自利的行为谱线，在一端，受益的只是个体，然后是核心家庭，然后是扩大的家庭（包括近亲，祖父母一辈以及别的在亲族选择中举足轻重的成员），然后是群体、部落、酋长国，最后，在另一端，是社会政治的最高单位，在这个谱线中，哪些单位能够从人的社会行为的先天倾向中得到最大好处？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可以从一种新的角度来审视自然选择，那些受到最强烈的自然选择制约的单位，那些繁衍和死亡极快并与环境的要求相一致的单位，就会得到它们自身成员的先天行为的保护，在鲨鱼中间，自然选择发生于个体身上，所有的行为都以自身为中心，恰到好处地为单个鲨鱼及其直接后代的福利服务，而葡萄牙水母和其他管水母都组成一大群相互高度配合行动的整体，选择单位则是自己所属的群落，挤塞在胶状的一团里的单个成员几乎是无足轻重的，有的成员缺胃，有的缺少神经系统，多数从不繁殖，而几乎所有成员都可以蜕皮再生，与此相比较，蜜蜂、白蚁以及别的群居性昆虫也表现为以群体为中心，只不过在程度上稍微小一点。

在这生物行为潜线上，人类显然处在两个极端之间的某一点上，但到底在哪里呢？对于我来说，现有的证据表明，人是相当接近以个体为中心一端的，我们并不在鲨鱼，自私的猴子或猴类的位置上，但我们更接近它们，而不是蜜蜂，人类的个体行为，包括似乎是为了部落和民族的利他行为，都指向达尔文所说的个体及其最近亲属的利益，只是有时其途径非常迂回曲折罢了，最精巧的社会组织形式，剥开其外表，最终是为个人服务的工具，当人的利他主义行为服务于至亲好友时，这种利他主义本质上似乎就是“无条件”利他主义，虽然在程度上远不及社会性昆虫和群居的无脊椎动物，除此而外，其余利他主义行为都属“有条件”利他主义，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我们可以预见，相互矛盾的情感、欺骗和罪责感交织在一起，不断地折磨着人的精神。

生物学家罗伯特L·特里弗斯和社会心理学家唐纳德·坎贝尔各自独立地作出了同样的直觉的判断，后者没有使用那么多技术性词汇，但重新唤起了人们对人类利他主义和道德行为的科研兴趣，弥尔顿·戈登在研讨了社会学方面其他大量事例之后，作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人保卫他自己亲族的荣誉或利益，也就是保卫他自身。”

自我中心主义比整个种族的利益更重要，这一点可以不同程度地处于各种逆境的若干种族的行为中得到最清楚的说明，比如，从牙买加移民到英同或美国的西班牙犹太人，他们根据个人各自的处境，要么加入这个新国家中的犹太团体从而保持自己的犹太宗教信仰，要么完全丢弃自己旧的观念，很快与非犹太人通婚，使自己融入新国家的文化之中。迁徙于圣胡安和纽约之间的波多黎各人更灵活善变。一个波多黎各黑人在波多黎各时，处处表现出自己是黑人少数民族之一员，在纽约时，则表现出自己属于波多黎各少数民族。当他得到在纽约应用积极行动法的机会时，他会强调自己的黑皮肤；但在私下与白人的关系上，他又可能力图冲淡自已皮肤的黑色，总爱说什么他可以讲西班牙语啦，有拉丁文化的传统啦等等，许多受过较好教育的波多黎各人也象上面所说过的那些犹太人一样，干脆砍断与自己民族和宗教的联系，迅速采用新到国家的文化习俗。

哈佛大学的奥兰多·帕特森已经指出，发生在种族熔炉里的这类行为，在加以恰当的分析以后，可帮助我们对人性自身获得带普遍性的见解，加勒比地区的华人是个很好的例子，作为少数民族，他们的历史类似一个对照实验。仔细检查他们的经历，就能看出某些关健的文化变量影响着对自己民族的忠诚，当19世纪晚期中国移民到达牙买加时，他们得到机会去占领并控制了零售行业，那时存在着一个经济的真空：黑人农民还束缚在以往的以奴隶庄园为中心的农村生活方式中；作为上等阶层的白种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又瞧不起零售行业；本可以干此行道的混血的“有色人种”又急于模仿白人，企图钻进白人的社会经济圈子中去，所以也不愿染指零售业，那些华人数量只占不到百分之一，然而他们在牙买加把零销行业接过来后，却能够大获其利，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依靠的是专业经营，同时还依靠对本民族的忠诚和对婚姻的控制，从而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这就是，种族意识和对外来文化的排斥态度服务于个人利益。

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环境急剧变化，那些华人的民族精神也随之大为改变，牙买加独立后，新的统治集团由各种族的人共同组成，并坚定地维护一种全民的、混成的克里奥耳人文化，现在，对被包围在当中的华人最有好处的，自然是跻身于这种上层集团，他们马上就这样做了。15年不到，他们不再是一个有独立的文化的民族，他们改变了经营的方式，由主要从事批发变成从事超级市场和商业区的建设和经营，他们也采用了资产者的生活方式，投入到克里奥耳人文化之中，不再强调传统的大家庭，而转向核心小家庭，经过这一切发展变迁，他们仍然保持了自己的种族意识，不过，那不是一种盲目的遗传要求。而是一种经济策略，最成功的家庭往往也是同族婚姻产生的家庭，妇女成了财产交换、巩固和保持在不大的家族集团内的工具，由于这种习俗并不妨碍牙买加华人被白人文化方式所同化，这些华人就保持了同族婚姻的习俗。

在圭亚那，这个南美北海岸的小国（原名英属圭亚那），中国移民面临着一种很不同的挑战，尽管他们有着和牙买加华人同样的背景，他们来自中国的同一地区，由同一代理机构将他们带到殖民地来，但是，在英属圭亚那城镇里，华人发现零售行业早已被其他民族的移民－葡萄牙人－所占据，他们早在上世纪40－50年代就来到此地了，白种统治阶层最偏爱这些萄萄牙人，认为葡萄牙人在种族上、文化上更接近自己，少数华人倒是打入了零售行业，但他们从来没有取得压倒一切的成功，另外一些华人只得进入别的行业，包括政府机关，这些选择中没有哪一种有助于维护民族意识，比如说，在零售商务中，就不可能通过排斥其他种族而获取取最大收益。所以，英属圭亚那的中国移民迫不及待地把自己融入到白人的文化中，到了1951年，他们当中一位目光锐利的观察家，赛希尔·克莱门蒂就这样说过：“英属圭亚那有一个中国所不知的中国社会，这个社会也几乎不知道中国的存在。”不过，“这些华人的成功远远对此作了补偿：尽管他们在总人口中只占0，6％。但在中产阶级中间都有强大的势力，从他们当中产生了共和国第一任总统，他的名字叫钟亚瑟。

帕特森及自己对加勒比地区的研究中，以及从别的社会学家所作的相关研究中，总结出三条关于民族忠诚精神和利他主义的结论：（1）当历史状况使种族、阶级、个别成员之间的利益发生冲突时，个人总是力图尽可能减小这种矛盾，（2）一般来说，个人总是设法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其余一切利益之上，（3）虽然种族和民族的利益可能暂时占上风，最终，还是社会经济阶层独占鳌头。

一个人的种族身分所具有的力量和影响，是由他所属社会经济阶层的普遍利益决定的，而这些普遍利益又首先服务于他自己本人的利益，其次服务于他的阶层，最后是他的种族，政治学中有一个叫作“指导者规律”的收敛原理，其主要内容是：一个社会的收入在进行分配时，控制政府的阶层总是最得益的，在美国，这当然就是中产阶级，甚至可以说，所有的机构，从公司到教堂，都是围绕着控制它们的那些人的利益而运转的。人的利他行为，回过头来从生物学的角度看，是有条件的，要找寻无条件因素，我们只得密切观察个人，最多不超过他的子女和少数近亲。

然而，一个显著的事实是，人的一切利他行为都受到一种强烈情感的支配，即大家都直觉地认为利他行为应该是最无条件的，强求回报被视为对道德的严重侵犯，欺骗、叛变、背教、变节者总是为众人所不齿，荣誉和忠诚总是受到最严格的准则的强化，那些建立在固有的、基本的强化手段之上的规则，看来有可能使人在把自己所属群体的成员作为参照的情况下，接受这些而不是另外一些价值观念，学习规则跟领土扩张行为和仇外心理是相对的，后两者是针对其他集团成员的情感态度。

我进一步的推测是：建立在学习规则和情感保护基础上的利他主义行为的深层结构，是坚固而有普遍性的，它产生一系列可以预见的反应，这类反应已由技术性较强的一些著作进行了分类，如伯纳德·贝雷尔森、罗伯特·A·莱文、内森·格莱泽尔以及其他社会科学家的著作，其中的一条概括是：集团内部越贫弱，就越运用集团自恋作用来作为补偿。另一条是：集团越大，个体通过对集团的认同所获得的自恋性满足就越小，集团内部联系就越松散，个体越愿意从属于集团中某个更小的群体，还有一个结论是：“如果某种亚集团已经存在，那么作为国家的一个部分的亚集团地区一定会同一于该国家，但是当这地区从这个国家独立出来后，则不再容易保持它与国家的同一性，这个地区内的大多数属民会大大缩小自己所认同的集团范围来适应已经缩小的政治疆域或国家。”

总之，“有条件”利他主义是以强烈的感情和对实惠的忠诚为特点的，人类的荣誉准则都是一致的，然而准则的运用却是变化无定的，人类社会性最了不起之处，实际上就是人可以轻易地形成联盟，打破联盟，又重结联盟，并且总给被信为是绝对真理的各种规则染上强烈的感情色彩，今天，重要的区别看来仍象从冰河时代以来—样，是内部集团和外部集团的区别，但是精确的分界线也是由人们随意挪动的，这种基本现象的持久存在，使职业的体育运动得以兴旺发达，观众在一个小时左右可以沉浸在两个部落的代表之间的可怕的肉体搏斗之中，运动员们来自四面八方，几乎每一年都被买来卖去，运动队从一个城市被卖到另一个城市，但这些无关紧要，体育迷们站在攻击性的内部集团一边，对运动员的技艺、勇猛和牺牲钦佩不已，分享胜利的欢乐。

国与国之间也遵循这一法则。在过去30年中，地理政治联盟从轴心国与同盟国的对立改变成共产主义世界与自由世界的对立，然后又发展成大经济共同体之间的对立，联合国既是人类发表最富于理想的雄辩之辞的讲坛，又是一个大万花简，在里面我们看到以自私的利益为基础的联盟不断交替改变。

人们也对错综甚杂的宗教斗争迷惑不解，有些了拉伯极端分子认为反以色列的斗争是为了伊斯兰教的神圣事业而进行的圣战，基督教福音教士们与上帝和天使结盟，以反对撒旦一帮人，为世界迎接基督的第二次降临而奋斗，看看下面这一件事是有意思的：埃尔德里奇·克利弗，这位一度的革命派，以及查尔斯·科尔森。一个头号密探，丢弃他们旧观念的框框，和基督站在一起，投入古老的宗教战争，实质是无关紧要的，形式就是一切。

人们在精神上绝对地服从某些信念，但这种服从某一天起又突然破灭，这可以说是人之常情，人们花很大精力去缔结盟约，同时并不舍弃同其他人结盟的机会。由于人的利他冲动很强烈，所以，这种冲动大多为有条件性的就是一件幸事，假如人的利他冲动都是无条件的，人类历史可能就是一个庞大的膜翅目昆虫世界了，只是亲族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温 床，未来的苍白景象不堪想象，为了血亲的利益，人会不顾一切地牺牲自己，幸运的是，我们的社会契约能力中生就一种缺陷，具有哺乳动物的局限经，并且混杂着一种不断更新的，乐天的厌此之义，这种乐天的厌世主义使有理智的人取得很多成就。

那么，我们回到人类机构的臃肿症上，再看看人类天性造成的文化的过度膨胀吧，马尔科姆·马格里奇问过我，塞雷涉嬷嬷又作何解释？生物学又怎样解释我们当中的活圣人！塞雷莎嬷嬷，慈善会会员，无比关切加尔各答的穷苦人，她把垂死者从路边救起，从垃圾堆中救出弃婴，细心照料别人看也不敢看的伤病者，尽管她已世界知名、奖酬丰厚，她还是过着极为清贫的生活，辛勤地噪劳着，马格里奇在《献给上帝的一件美好事物》一书中，描写了他自己在加尔各答亲自仔细观察塞雷莎嬷嬷以后的感受：“每天，塞雷莎嬷嬷都见到耶稣，先是在弥撒时，她从中获取支持和力量，然后是在每一个需要她照看的受苦人身上，她在圣坛上和街上看到的是同一个耶稣，没有前者也就没有后者，反之亦然。”

文化生活能不能改变人的行为，使之接近利他主义的完美境界？是不是有可能触到某种符咒或设计一种斯金纳式的技术去制造出一个圣徒的种族！回答是否定的，冷静地思索一下，我们可回想马可福音中耶稣所说的话：“去吧，去到世界每一角落，把这好消息告诉所有生灵，那些相信这消息并接受洗礼的人能得到拯救，不信者将受到谴责”，这当中就可见到宗教利他主义的泉源，各大宗教的先知们在谈到内部集团的利他主义时，都提出实质上同一的公式，调于都同样纯洁并且完美，它们都力争压倒对方，塞雷莎嬷嬷是一位极优秀的人，但我们不应忘记，在为上帝的服务中她知道自己是安全有的靠，确信她的宗教的不朽。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古拉格群岛》一书中写道：“如果事情都是如此简单就好了！如果什么地方有坏人在用心阴险地作恶就好办了，那只需要把他们清查出来消灭掉，但是善恶的分界却刻在每个人心中，谁愿意毁掉他自己心灵的一部分呢！”

圣人事迹与其说是人类利他行为的过度膨胀，莫如说是利他主义的僵化，和他主义自然要服从生物学法则，尽管人们认为它高于生物学法则之上，利他主义真正的人化，也就是要为社会契约增加智慧和洞察力，则只能在对道德进行更深入的科学考查之后才能实现，教育心理学家劳伦斯·科尔伯格追溯了他认为是伦理学推理过程的6个连续阶段，每个人大脑的正常发育都要经过这6个阶段，儿童先是绝对依赖外部法则，然后逐渐开始具备自己发现的一套复杂的内部化标准，如下所达：（1）为避免惩罚而对权威和规则的简单的服从，（2）为获取奖励和互惠而对集团行为的顺应；（3）“好孩子”定向，为避免别人的讨厌和拒斥而表现的顺应；（4）职责定向，为避免权威的责难和避免对秩序的破坏以及由此产生的过失感而表现的顺应，（5）法律定向，对契约价值的承认，对为了维护公众利益而产生的法律章程中某种强制性的承认，（6）良心或原则定向，主要是对抉择原则的信奉，当法律被认为是弊多利少时，人们可以据此否认法律。

这些阶段是根据儿童的口头回答划分的，所问的问题是有关道德方面的，每个人依其智力和教育水平，可以停止在6个阶段中任一个上面，多数人能达到第4或第5阶段，在第4阶段，人们达到的道德水准相似于狒狒或猩猩群体所具有的水平，在第6阶段，当伦理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契约和法律时，人们所遵循的道德标准我相信正是大部分人类社会进化的基础，如果这一解释是正确的话，道德发展的个体发生学就很可能早就融合在遗传素质中了，现在已成为智力发展的自动过程的一部分，个体通过学习规则和受相对稳定的感情反应的驱使，则可达到第5阶段，有的人在关键时刻由于极端事件的发生而偏离这一进程，尽管存在着各种有失的社会通道，但大多数人达到第4或第5阶段后就准备和谐的生活了，在冰河期的狩猎－采集部落中正是如此。

由于我们不再是生活在小群体中的狩猎－采集者，第6阶段是最接近非生物性的，因而也容易最无限度地膨胀。这时，个体挑选自己的原则并用它来判断周围的人和法律。以感值为基础的直党所选择的观念，其根源是生物性的，可能仅仅是对原始社会状态的强化，人们无意识地用这样一种道德来为对集团的崇拜、利他主义所具有的转变作用以及领土保卫提供新的辩解。

但是，只要我们用与生物性相关甚微的知识和理智来选择原则，这些原则至少在理论上可以是非达尔文式的，这将使我们无可避免地又回到第二个巨大的精神危机中，由此而产生的有趣的哲学问题是：有着更高伦理价值的文化进化能否得到适宜于它发展的方向和动力，并完全取代遗传进化？我认为是不能的，基因象一根带子束缚着文化，这条带子很长，但随着价值观念对人类基因库的影响，这些价值自身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带子的约束。人脑本身就是进化的产物，因此人的行为，象驱动和指导这些行为的最深沉的情感反应一样，是一种迂回的技巧，人在过去、现在和将来正是用它来保持人类遗传物质的完整无损，道德并没有其他可以证明的最终功能。

谢选骏指出：威尔逊说——“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这令人生畏的格言是3世纪的神学家特突利昂说过的话，他这样说等于是承认了人的利他行为有着一个根本的弱点，因为这句格言暗示的是：牺牲的目的是使一部分人凌驾于另一部分人之上，慷慨地给与而不图望回报，是一种极为少见、最受爱戴的人类行为，这种行为微妙而难以解释，它只表现在少数特殊人物身上，这种行为被仪式和排场所包围，人们用闪光的勋章奖励之，用激动的言辞赞美之，我们尊崇真正高尚的利他主义，是为了回报这种行为。通过对利他主义行为的报答，它就不再显得无比高尚，这样，别的人也就可以照样表现出这种行为珲，一句话，人类的利他主义从根本上说，充满了哺乳动物的感情冲突。

我看——威尔逊肯定是个无神论者，所以他错误理解特土良（Tertullianus）“殉道者的血是教会的种子”为“利他主义”。

——不过在我看来，殉道行为不是利他主义，而是利己主义——是为了获得“从天上来的赏赐”。由于威尔逊的愚蠢，他竟然认为殉道者“牺牲的目的是使一部分人凌驾于另一部分人之上”！我看这暴露出了，威尔逊不仅是个乡巴佬，还是一个殖民者和吸血鬼。

【第八章 宗教】

宗教信仰的先天倾向是人类心理中极其复杂而强大的力量，也很可能是人性中一个根深蒂固的部分。埃米尔·迪尔凯姆是个不可知论者，他把宗教活动的特点归结为群体的精诚献身和社会的核聚团结，它是社会行为的共相之一，从原始的狩猎－采集部落到社会主义共和国，它都具有可资识别的形式，宗教活动的萌芽至少可以追溯到尼安德特人的骨头祭坛和丧葬仪节，早在6万年以前，在伊拉克的上尼达地方，尼安德特人就曾用7种具有医药用途和经济价值的花卉装饰坟幕，也许是追念一位沙门巫师。根据人类学家安东尼·华莱士的研究，从那个时候起人类大约产生了10万种不同的宗教。

对宗教抱怀疑态度的人现在仍然相信，科学与知识将破除宗教，在他们眼中，宗教不过只是一层幻觉和假象的薄纱，他们当中的杰出者深信，人类正沿着逻辑的指向，朝着知识迈进，自动地趋向信息，因此，有组织的宗教势必继续退却，正如黑夜在黎明的曙光面前消声匿迹一样，但是，关于人性的这种观点虽然根源于亚里士多德册芝诺，却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显得荒诞无稽。只需要看到，知识正在被千方百计地用来为宗教服务，例如，在科学技术登峰造极的美国，信仰宗教的人仅次于印度而居世界第二位，根据1977年盖洛普民意测验，94％的美国人相信上帝或某种高级的存在，而31％的美国人都经历过某种神灵感应、某种突然的宗教顿悟和觉醒，1975年最畅销的书是比利、格雷厄姆的《天使：上帝的秘密使者》一书，共售出精装本81万册。

在苏联，有组织的宗教在经过官方60年的压制以后，仍然兴旺发达，甚至又在兴起一次小小的复兴，在2．5亿居民中，至少有3000万东正教会教徒，是共产党员的两倍，有500万罗马天主教徒和路德派教徒，200万人属于各种福音派，如浸礼派、五旬节派和七日降临派，另外，有2000万到3000万穆斯林，以及250万反抗性最强的正统犹太教徒。

科学人文主义的情况也不妙，孔德于1846至1854年间出版的《实证政体系统》一书认为，宗教迷信可以从它的起源上加以挫败，他建议由受教育的人们缔造一种世俗的宗教，使它具有与罗马天主教会类似的僧侣制度、礼拜仪式、宗教法规和庄严圣典，但须用社会来代替上帝作为崇拜的对象。今天，科学家和学者们组成了诸如美国人文主义者协会和科学时代宗教研究院等文化学术团体，它们发行小型杂志，开展对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占星学以及I·维利可夫斯基的批判，但是，他们那些漂亮的逻辑排炮虽然受到了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们自命不凡的大力赞同和支持，却象是浓雾中的射击，没有多大意义，人文主义者在数量上大大落后于虔诚的信徒，大大落后于吉恩·秋克逊的追随者，这些人从来也没有听见过拉尔夫·W·伯霍的名字，看起来，人们宁愿去信仰而不求理解和认识，这正象很久以前，当科学前途无量的时候，尼采却绝望地写道，人们宁愿把虚无缥缈当作目的，而不愿意毫无目的。

另外一些好心的学者企图通过划分势力范围的方式，使科学和宗教这两个对手言归于好，牛顿不仅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科学家，而且也看作是一个历史学者，负有责任向人们展示《圣经》中历史记载的深奥含义，虽然他的巨大努力使近代物理学得到第一次综合，但他自己却认为那不过是认识超自然的征途中的一个小站。牛顿相信，造物者给学者两本书可读，一本是自然之书，另一本是《圣经》，今天，由于牛顿所开创的科学所取得的节节进展，上帝的无所不在性已渗透到亚原子粒子和最遥远的星系，这种很显著的扩张已促使另一些哲学家和科学家创立所谓“过程神学”。在这种理论里面，上帝的存在可以从原子结构的固有性质中得到推断，按照怀德海原来想法，上帝不能看作是一种创造奇迹并主宰超自然实体的外在力量上，帝是一种连续而且普遍的存在，它在冥冥之中指导原子产生分子，分子产生有机体，以及物质产生心灵，在作为最终结果的心灵没有被完全理解之前，电子的性质是不可能被最后揭示出来的，过程就是实在，实在也就是过程，上帝之手正是通过科学规律显示出来，因此，宗教信仰和科学探讨本质上是可以相容的，好心的，科学家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回到他们的科研事业中去，但是，读者会马上认识到所有这些与大洋州土著人狂欢时和特兰特宗教会议所表现出来的宗教，确实是难于一致的。

今天，也如同过去一样，人的头脑还是无法理解不可抗拒的科学唯物主义和难以动摇的宗教信仰之间互相冲击的意义。我们企图以步步为营的实用主义态度来对付这种局面，我们的社会如同患了精神分裂症一样，依靠知识向前迈进，然而它赖以生存的，却正是被知识所侵蚀的宗教信仰。我认为，这种矛盾而令人费解的局面，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得到解决，如果我们对宗教的社会生物学方面给予足够的注意的话，当然，这种解决办法不可能一蹴而就，但最后总会成功，尽管会留下某些难以预计的后果。虽然宗教经验的各种表现是丰富多采。复杂多维的，甚至最高明的精神分析学家和哲学家在它们的迷宫中也会迷失方向，不过我相信，一切宗教实践都可以在一张两维的地图上描绘出来，这两维就是。遗传优势和进化的变异。

让我现在就对上述提法作一点保留和修正，我承认。如果进化论原理真能成为神学上的罗塞达石碑，它也不可能详尽地包罗所有的宗教现象，通过传统的还原法和分析法，科学可以解释宗教，但却不能降低其实质的重要性。

可以用一段历史插曲来说明宗教的社会生物学，在塔斯马尼亚的土著居民，正如当年和他们分享着森林住地的奇异的袋狼一样，已经绝种了，不列颠的殖民者只花了40年的时光就使他们消失了（袋浪又存活了100年，到1950年才绝迹），这种突然的灭绝，从人类学的观点来说是特别不幸的，因为这批塔斯马尼亚上人－所谓的“野人”－甚至没有机会把他们的文化向世界作—番描述和介绍，人们几乎只知道，他们是一些身材矮小的狩猎－采集者，有着红褐色皮肤，头发满是卷结，据最先和他们接触的探险家说，他们的性格开朗而愉快，对于他们的起源，我们只能猜想，很可能他们是澳大利亚土著人的后代，大约在1万年前来到塔斯马尼亚岛，随后也就在生物学上和文化习俗方面适应了岛上凉爽而湿润的森林生活条件，我们手边现在只存几张照片和一些骸骨，甚至他们的语言也无法再现，因为遇到塔斯马尼亚土人的欧洲人很少有人去留心他们的语言。

在1800年初期到那里去的不列颠移民者，并不把这些塔斯马尼亚人看作是同类，而只看作是妨碍农业和文明发展的动物，他们受到有组织的围歼，无缘无故就遭到虐杀，在一次猎取袋鼠的大规模活动中，一群男女和儿童只因为向白人方向奔跑，就被子弹扫射倒地，很多土人死于梅毒和其他来自欧洲的疾病，到1842年，事情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当时塔斯马尼亚土著人的数目已经由原来的5千左右下降到不足30人，其中的妇女已经年龄太大，不能再生儿育女，他们的文化也从此衰亡了。

然而土著人的最后灭亡，却是一个从伦敦来的传教士、非凡的利他主义者乔治·罗宾逊所一手造成的，1830年，当塔斯马尼亚土人还残存几百人的时候，罗宾逊几乎是单枪匹马地开始了一次大胆的尝试，想要把这个种族保全下来，他以同情的态度接近这些被追猎的幸存者，说服他们跟着他走出森林中的避难所，向追猎者投降，有少数土人果然住进了白人移民者新建的村镇，终于沦为乞丐，其余的人由罗宾逊带领，到了弗林得岛，那是一个位于塔斯马尼亚东北方的孤独的哨所，在那里，他们吃咸牛肉，喝放糖的茶，穿西服，学会讲个人卫生，使用钱币，并信仰严格的加尔文派基督教，部族的老文化就这样与他们完全绝缘了。

每天这些塔斯马尼亚人走进小教堂，听乔治·罗宾逊讲道，对于最后这一个阶段的文化史，我们倒有一段洋泾滨式英语的记载：“一个上帝……土人好，土人死，土人升天……坏土人死了，下地狱，坏人的灵魂，火媳灭。土人哭喊、哭喊、哭喊……”教义问答中反复重述着这容易理解的信息：

不久以后上帝将怎样处置这个世界？

烧毁它！

你喜欢魔鬼吗？

不！

上帝为什么创造我们？

他有自己的打算……

塔斯马尼亚土人受不了这种灵魂的冶炼和熬煎，他们变得忧郁阴沉而毫无生气，不再生儿育女，许多人因流感和肺炎而死去，残存者被迁移到塔斯马尼亚本土上一个靠近霍巴特的新保留地，他们中的最后一个男子，即欧洲人称之为毕立王的人，于1869年死去，剩下的几个老妇几年后也相继去世，人们带着强烈的好奇心——也许略带几分尊敬——观赏他们。在这同时，乔治·罗宾逊自己却生养了一大家人，他一生的目的在于挽救塔斯马尼亚人免于灭绝，他心安理得地以更为文明的宗教驯服取代了残酷的杀戮，只不过按照无意中支配着他的严格的生物学的运算体系，他总算没有失败。

人类学和历史学虽然越来越丰富和成熟，但它们仍旧支持马克斯·韦伯的结论。即较原始的宗教完全为了世俗的好处，例如长寿、丰收、免灾和克敌，而求助于超自然的力量，在较高级的宗教进化过程中，某种文化上的达尔文主义也在教派竞争中起着作用，能够吸引信徒的教派日益壮大，不能号召教徒的教派则逐渐消灭。结果是：宗教也和人类的其他机构一样，总是朝着提高参与者福祉的方向进化，这种使整个群体受益的人口统计学上的利益，部分是源于利他主义，部分源于剥削别人，即有些人靠牺牲别人而获利，或者，这种利益也可表现为使所有成员总的来说具备一种更高的适应性，从社会的角度来看，最终产生的差异，也就表现为相对暴虐压制的宗教和相对仁慈温和的宗教，所有的宗教也许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压制型的，特别是当它们由酋长或国家推行的时候，高斯定律是一条生态学原起，它声称，种属之间最大的竞争常常发生在它们的需要完全相同的时候，同样，有一种形式的利他主义是宗教很少表现的，那就是对其他宗教的容忍精神，当社会与社会之间发生冲突时，宗教与宗教之间的敌对值绪也就加强，因为对于战争和经济剥削的目的来说，宗教是大有用场的，宗教在征服者手中变成了刀剑，在被征服者手中，宗教则是盾牌。

宗教构成对人类社会生物学的最大挑战，而它对进步所提供的最令人振奋的机会，的确是一个新开辟的理论性学科园地，如果说人类的心灵的确在某种程度上受康德绝对命令的指使，那么，这种绝对命令很可能在宗教情操里找到，而不是在理性的思维里找到，即使宗教过程有一个唯物主义基础，并且处于常规科学的范围之内，由于下列两方面的原因，对它也难于作出满意的解释。

首先，宗教是人类行为的一个主要范畴，它无疑是人类这个种属所特有的，从人口生物学和在低级动物实验研究中所引申出来的行为进化原则，不太可能直接运用到宗教上面来。

其次，宗教的主要学习规则以及它们最后的、原始的动力，很可能不被意识思维所理解，因为宗教首先是这样一种过程，通过它个体被说服，把他们目前直接的自我利益从属于群体的利益，信徒理当为了长远的遗传学利益，作出某些短暂的生理上的牺牲，巫师及祭司的自我骗术，使他们的法事表演更为完善，也提高了这种骗术对信徒的作用，在荒唐愚蠢的法事中，号角声却是煞有介事的，决策都是自动和迅速作出的，没有理性思考的位置，因为理性思考能使人逐一计算出他们的一切遗传适应性，从而明确对每种行动最佳程度的顺从和热心，人总是要求用简单的规则来解决复杂的问题，同时倾向于抵制剖析他们日常生活的无意识秩序和决心的任何尝试，这个原则由欧内斯特·琼斯用精神分析理论作了如下的表述：“当任何人认为一个特定的（心理）过程是如此一目了然，以至不容许对它的根源进行探讨，并且进而抵制这种探讨的时候，我们就有理由怀疑，真实的根源是他不能理解的——而这种不能理解几乎可以肯定地归因于真实根源的不可接受性。”

宗教信仰的深刻结构，可以通过检视在三个相邻层次的自然选择来加以探索，表层的选择是教会的选择：宗教仪式和规矩都是宗教领袖们考虑到他们的情感威望和作用而加以选定的，教会的选择既可能是教条式的，相对稳定的，也可以是福音派武，富于动力的，无论是哪种情说，结果都在文化上世代相传；宗教活动上的从一个社会在下一代社会的万千变化都是以学习为基础，而不是以基因为基础，第二个层次的选择是生态学的选择，不管教会的选择对信徒的情感如何重视，也不管受人欢迎的常规如何易于学会，实际形成的实践活动最终还得接受环境要求的检验，如果宗教在战争中削弱自己的社会，造成环境的破坏，缩短人们的寿命，干扰人们的生殖繁衍，那么它必定走向衰亡，不管它们在短期内的情感效益如何，最后，在第三个层次上，在上述复杂的文化进化和人口波动的循环之中，基因的频率也在不断改变。

现在我们面前的假说就是：教会的选择使某些基因的频率受到相应一致的改变，我们知道，人类的基因对人体神经系统、感觉系统以及内分泌系统的功能作出程序规定，从而也几乎必然影响学习过程，基因制约着某些行为的成熟过程和其他行为的学习规则，宗教行为中的下列因子，很可能是由行为发展程序和学习规则所定型的：乱伦禁忌、一般禁忌、外族恐怖、神圣和亵渎的简单二分法、铺张声势、等级统治制度、对领袖人物的毕恭毕敬、迷信领袖人物的超凡魅力、迷信战利品以及狂喜或失神体验等，所有这些活动有助于划定一个社会群体的界线，并以绝对无疑的忠诚把它的成员结合在一起，我们的假说要求有这么一些约束力的存在，同时要求这些约束力有一个生理学的基础，而且也有一个遗传根源，这一假说意味着教会的选择是受一连串事态所影响的，在一代之间，这些事态从基因开始，通过生理学达到受制约的学习活动。

根据这个假说，基因频率本身反过来被一系列不同选择——教会的、生态学的和遗传学的——所改变，那些能够不断提高信教的生存和繁衍的宗教活动，将会遗留下一些生理学上的控制调节手段，而在一代人之间，这些手段会有利于上述活动的普及，规定这些手段的基因，也会受到特别的垂顾，由于在个体的发展中，宗教活动和基因有比较大的距离，因而在文化进化中，两者的差异可能变得很大，甚至某些群体，如舍克族人有可能采用某种在一代或几代人之间能降低遗传适应性的宗教常规，但在经过许多代以后，这些基本的基因将由于屈从而付出代价，整个人口将会降低，其他一些基因，由于主宰着某些机制，以抗拒由于文化进化而出现的适应性减退，将居于主导地位，而这些异乎常情的宗教活动也就逐渐消失了，这样，文化就无情地考验着占统治地位的基因，但所有这一切不过是用一套基因来代替另一套基因而已。

如果我们只就生态学和遗传学的层次来考察宗教的作用，那么这种关于基因和文化间相互作用的假说既可以得到证明，也可以遭到反驳，而生态学角度的考察是最容易理解的，我们只需问道；每种宗教活动对个体或部落的福祉有些什么影响？这种活动在历史上是怎么起源的，并且是在什么样的环境条件下产生的？如果这种相互关系的确是代表了对某种必然性的反应，或者在许多代之间提高了社会的效率，那么它就和相互作用的假说相符合，如果这种相互关系与设想中的大相径庭，甚至不能以一种相对简单而合理的方式与生殖适应性相联系，上述假说就很难成立，最后，通过发展心理学所揭示的、受遗传程序控制的各种学习制约因素，也必须证明是与宗教活动中的主要潮流相一致的，如果不一致，这个假说也是可疑的，在这种情况下有理由设想：文化进化可能只是摹拟了遗传进化在理论上所预言的模式。

为了要就充分广泛的一系列题目进行研究探讨，必须将宗教行为的定义加以扩大，以包括巫术和某些被奉若神明的部落仪节，以及围绕神话构成的更为精致的信仰，我相信，在这样一步之后，有关的证据仍然是和基因文化相互作用假说相一致的，在宗教史上与之相抵触的事件是不多的。

让我们先考察一下宗教仪式，对罗仑兹－廷伯根个体生态学的最初的热情，推动一些社会科学家对人类的礼仪和动物通讯行为进行了一番类比，但是这种比较，从最好的方面看，也是欠准确的，大多数动物的表现只是一些不连续的信号，传达着有限的意义，它们相当于手势、面部表情和人类非语言交际中的原始声响，有少数一些动物的表现，如求仍的复杂形式和鸟类的交尾等等，是如此精致而给人深刻印象，有些动物学家偶尔也把它们称之为仪式，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比较也会令人产生误解，人类的大多数仪式，具有一种超乎直接信号价值的东西，正如迪尔凯姆所强调指出的，人类的仪式不仅标志出社团的道德价值，并且对它们加以强调和确认，使之具有更大的活力。

宗教的神圣仪式是人类所特有的，它们的初级形式与巫术有关，是企图操纵自然力和鬼神的一种积极尝试，从西欧洞穴中所发现的旧石器时代的艺术中，看得出人们对狩猎动物特别关注．有很多场面表现矛和箭插入了猎物的驱体，有些图画描绘人们化装成动物在跳舞，或者在动物面前俯首站立，也许宗教仪式的功能正是一种交感巫术，它根源于这样一种想法，即想象中的事情终于也会在实际中发生。这种期待性的行为，可与动物的意向性运动相比，而这种意向性运动，在进化过程中往往被仪式化，变成一种交际信号。蜜蜂的来回摇摆舞蹈动作，实际上是从蜂房到食物间飞行路线的一种小规模预演，作为“8”字形舞蹈的中间动作的“直跑”，在方向和时间延续上的变化，实际上是随真正飞行中方向和时间的变化而改变的，原始人对于这些复杂的动物行为的意义，应该是容易理解的，巫术过去是，在某些社会中现在仍然是。由某些特殊的人物来施行的，他们有的叫作巫师，有的则术士，或者叫巫医，人们相信，只有他们才具备与自然界中超自然力量打交道的秘密知识力量。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影响有时会超过部落的首领。

正如人类学家拉帕波特在最近就这个题目所发表的评论中指出的，宗教神圣仪式，看来是以直接的和生物学上有利的方式为原始社会的交流和表现提供服务的，仪式能提供有关部落和家庭力最与财富的信息，在新几内亚的马林人中，并没有头人或首领在战争期间强迫别人效忠，而是由一群人跳起一种仪式性的舞蹈，个人则通过参加这种舞蹈来表明他是否愿意给予军事上的支持，这种群体联合的力量是根据参加人员的数目来决定的，在更为高级的社会中，军事检阅运用国家宗教的设施和仪式加以装点，也是为了相同的目的，西北海岸印地安人有名的大宴宾客的仪式，使个人有机会通过他们用来招待宾客的东西来炫耀他们的财富，这样，首领人物就能进一步鼓动本族人去创造更多的财富，从而扩大家族的力量。

仪式也有助于使人与人的相互关系正规化，否则往往会造成含糊或错误的印象，成年礼是最好的例子，男孩子由童年进入成年时，从生理和心理上讲都是逐渐而缓慢的，常有这种情况，当一个人应该象成人一样作出反应时，他却表现出十足的孩于气，反之亦然，这就使社会很难把这样一个人明确地归于儿童或成人，成年礼就能消除这种模糊不清，把一个连续渐进的过程，武断地变成一个一分为二、明确无疑的过程，这种礼仪也能加强青年人与接纳他的成人群体之间的联系。

人们的头脑倾向于用二分法去处理问题，这也表现在巫术之中，社会科学家，加罗伯特·莱文，基思·托马斯和莫尼卡·威尔逊等人，对巫术的心理原因研究进行了出色的重建，他们的研究表明，巫术的直接动因一部分是情感上的，一部分是理性上的，在一切社会中，巫师所处的地位，或者是治病，或者是念咒，只要他的作用没有受到怀疑和挑战，他和他的家族亲人，就享有愈来愈大的权势，如果他的作为不仅是有益的，而且通过仪式受到认可，他们就对社会的精诚团结作出了贡献。这样，巫术制度化在生物学上的好处就一清二楚了。

对行巫者的搜捕，即对巫术的反对，是一种更令人迷惑不解的现象，对于我们的理论探讨是很有意义的挑战。为什么人们常常会声称自己着了魔，或宣布社会遭了巫术，而到邻居中搜寻邪恶的超自然力量？驱魔法和宗教法庭中对异端的审讯，是和巫术一样复杂和重要的现象，但它们的动机却根源于个体对私利的追求。在英格兰都铎王朝（1485－1603）斯图亚特王朝（1603-1649，1660-1714）时期。对行巫者的搜捕风靡一时，许多历史文献记载了这一事实，在这个时期以前（1560-1680），天主教会为信教的公民提供了一整套周密细致的仪式系统，以避免邪灵和恶咒的伤害，无主教会事实上实行了一整套合法的巫术，但是，宗教改革取消了这种心理上的保护作用，新教的牧师们一方面谴责老教的陈规旧习，另一方面又肯定有妖术的存在，由于丧失了礼仪上的反措施，着了魔的人就转而反对、搜捕行巫者，除了公开指控他们，还企图置之死地。

对当时法庭记录的深入研究，说明在这种迫害后面，有一种更为深刻的动机，这里有一个典型的案例：原告拒绝了一个贫穷妇女乞求施舍的要求后，遭遇到个人的不幸，例如歉收或家中亲人死亡，原告通过把罪责归于乞讨者而达到了两个目的。首先，他深信不疑他的麻烦和不幸是由乞讨者引起的，因而采取了直接行动，这样做出于对某种逻辑的顺从，认定被怀疑的女巫的插手是和他的个人灾祸有关的，第二种动机却是十分微妙而不易加以证明的。

托马斯认为：

憎恶感和责任感之间的冲突，产生了某种矛盾心理，驱使人们把门外的乞讨者粗暴地赶走，但死后又受着良心谴责的折磨，这种随之而来的罪责感，成为指控巫术的肥沃土壤，因为灾害事件的发生很容易被视为是行巫者的一种报复行为。对行巫者的指控，往往产生于这样一种社会心理态势，即该社会对于应该如付对待不能自立生存的成员，已经没有一个明确的看法。这种态势反映了两种并存而对立的主张之间在道义上的冲突——一种主张认为，不工作者不得食，而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富人周济穷人是善举。

因此，在把这种进退两难的情况转变为对恶鬼邪灵宣战时，原告也就对这种实际上更为自私的行动，找到了某些可以自圆其说的理由。

在肯尼亚的尼安桑干人中，对于行巫者的认定，往往不是通过正式的批露，而是借助于流言蜚语，尼安桑干人的头目们，包括家长、长老、头人以及法庭审判员，一般对巫术的故事持否定态度，往往通过协商和仲裁来解决争端，由于程序很不严格，个别的人就可以钻空子。散布谣言，进行指控，以达到他们个人的目的。

巫术以及其他形式的法术，由于与日常生活的实际问题密切相关，这就通常使它们与较高级的“真正的”宗教互相区别开了。多数学者都遵循迪尔凯姆的看法，把神圣的东西，也就是宗教的核心，和世俗的东西，即巫术和日常生活中见到的东西，互相区别开来，把一个程序和某种说法神圣化，肯定它是不容置疑的，如果有人敢于违背，就会受到惩罚，例如，在印度教有关创世的神话中，那些与自己的等级以外的人结婚的人，死后将去地狱般的雅玛国，在那里被迫去拥抱火红炽热的人体形象，神圣的东西与世俗的东西是如此地截然不同，即使是在言谈之中错用，造成了混淆，也会构成一种犯罪，神圣的仪式，引起一种敬畏之情，一种超乎人类理解的情感活动。

这种极端形式的认可，只赋予那些能服务于群体生死攸关的利益的行为和教条，经过举行神圣的仪式以后，个人就准备作出最大的努力和自我牺牲，通过行话的考验、特制服饰的装点、神圣的舞蹈动作，以及那些与情感中枢密切合拍的音乐刺激之后，这个人就被一种宗教经验所转化，信者准备停当，重申对部落和家族的忠诚，行善好施，奉献一生，或者狩猎，或者参战，都要为上帝和国家流血牺牲，正如约翰·斐费所说的，过去的情况正是如此：

在行礼的仪式中，他们所相信和确认的东西，祖先所留下的权威和传统，统统汇集到一个白热而明亮的焦点上，原先是由巫师在篝火旁的人群中，魂灵附身般地装神弄鬼，以后就逐渐发展成为大祭司和辅祭们从高高在上的祭坛上，向着人群排演壮观的典礼。人们唱着赞歌，哼着圣诗，一遍又一遍地口中唸唸有词，拖着有板有眼的嗓门，每行每句都押着韵脚。随着音乐的抑扬顿挫和节奏的起伏回荡，构成了一幅壮丽的音乐背景场面。带着面具的舞蹈者，按着音乐及歌词的节拍，扮演着天神和英雄人物。观礼者随着节律摇摆者着身躯，不时哼着规定的礼仪应对语。

今天的宗教仪式也仍旧如此，不过稍微更划分精致一些，也不是那么吵闹嘈杂了，罗马天主教里现代的传统派异端，以及新教的福音奋兴运动，目的都在于抵消腐蚀性的世俗化社会过程，要求回复到古老的形式，在社会主流的所谓“好”人中，情感上最令人信服的美德，仍旧是不加思索和毫无保留地对集团意志的驯服效忠，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战斗的口号是“上帝的意旨”（Deus vuff），当代的口号却是“耶稣就是答案”，实质完全相同，只要上帝的旨意实现，就不管要采取什么行动，道路如何艰辛，当人们祀奉上帝时，最终的受益者（虽然不一定被人意识到），却是部落成员的达尔文式的进化适应性，现在我们必须探讨这样一个问题：看来人们似乎乐于接受思想意识的灌输，这是不是一种有神经学根据的学习规律？它是不是也通过部落间的竞争进化而成？

使人盲目效忠宗教的力量，即使在没有神学的情况下，也是会起作用的，这个事实是对上述朴素生物学假说的支持。

欧内斯特·贝克在《反抗死亡》一书中提醒我们，印度教中的宗师崇拜现象，实际上是一种方法，把自身投入一个强大而慈详的力量的控制之下，禅宗的师傅，在每个技求细节上－正确的头部姿式和运气方法－都要求绝对的忠诚，直到徒弟能超脱自我，并受到某种神奇力量的支持，神宗的弓箭手，不再需要放箭，因为弓箭手完善的无我境界，使自然的内在进入世界，把弓弦放松了。

目前的各种自我完善的宗教形式，包括厄沙仑派，厄哈特派、阿利加派以及基督教科学派等等，都是传统宗教形式的世俗翻版或替代品，这些教派的领袖们，赢得了在其他方面颇为精明的美国人的某种程度的忠顺；就是最狂热的伊斯兰教泛神论神秘主义者，对此也会发出赞赏的微笑。在厄哈特训练小组里，见习期的新手不断受到从行为心理学和东方哲学中收罗而来的简单化真理的灌输，同时又被指导者一边加以欺侮，一边加以安抚。他们不许离开座位去吃东西，也不许上厕所，甚至也不许站起来伸体腰，根据彼得·马林的亲身体会，这样做的报酬是一种受虐狂式的解脱，一种由于把自己置于一个无所不能的主宰控制之下而得到的解脱。

这样一种心甘情愿的驯服，能给个人和社会都带来好处，正是亨利·柏格森，他第一个认识到，情感满足的机制后面最终的动因是什么，柏格森指出，人类社会行为的极端可塑性，既是一种长处，也具有某种危险，如果每个家庭形成它自己的行为规范，那么整个社会势必分崩离折，混乱不堪。为了对抗自私的行为，为了对抗高等智力和个性的破坏力量，每个社会都必须使自己规范化，从大体上说，任何一套规范，都比完全没有规范好，由于各种武断的规范，社会组织就容易变得效率很低，并经常受到本可以避免的偏私的损害，拉帕波特对这一点作了简洁的表述：“宗教上的神圣化，把武断的东西转化为绝对必要的东西；而具有武断性的规范机制，则常常受到宗教的神圣化。”

然而宗教神圣化的武断性，势必引起批评；而在那些比较自由和具有较强自我意识的社会中，空想者和革命者往往会试图改变这种制度，他们的最终目的在于提高他们自己所设计的那些典章制度。结果是：改革总会受到压制。因为，既然占统治地位的典章已经被神圣化和神话化了，大多数人就把它看作是不容置疑的；提出不同的意见，就被认为是亵渎神明。

这样，在个体和群体的平面上，就出现了自然选择冲突的场景．在探讨这种冲突的时候，我们又是绕了一大圈，回到了利他主义的起源这个理论性的问题上，让我们暂且假定，存在着一致性和神圣化的遗传倾向性，但这种倾向性是在整个社会的选择水平上，还是在个体选择水平上确立的呢？这个问题也可以用心理学的说法来重新表述：这种行为是无条件的吗？它是否受程序规定去保护整个社团的利益？或者，它是有条件的，在个体的自身利益范围内起着作用？

在一种极端情况，也就是容易产生僵化的宗教狂的情况下，群体就是选择单位，当一致性变得十分脆弱的时候，群体就走向衰微甚至趋于灭亡，在这种情况下，个人主义的、自利的成员仍然有可能占取便宜，以他人为代价扩张自己，但是，这种人的反常倾向性的日益增长的影响，加剧了该社会的脆弱性，并加速了它的衰亡，一个社会里如果这类个体出现的频率愈高，也就是倾向于产生这类个体的基因出现的频率愈高，该社会就会逐渐让位于那些在“遗传的坚定性”上少受到削弱的社会，而具有一致性的个体在整个人口中的总频率将会上升，追求无条件一致性的基因能量日益扩张，而相反基因的能量则日益减退，甚至，自我牺牲的潜能也可能通过这种方式得到加强，因为个体不顾得失，不惜牺牲生命，将会有利于群体的生存，由律己很严的个体的死亡所造成的基因损失，是可以得到弥补而且有余的，因为受益群体的壮大，会导致这种基因的增长。

在另一种极端情况下，通过产生一种较温和的、具有矛盾心理的宗教狂，个体选择就成为达尔文式进化中的主导力量，个体的一致性能力，使他们能享受作为一个成员的好处，既不费力，也不担风险，经过较长的时间后，他们的行为将作为社会规范而保持下来，虽然社会上不具有一致性的人可能通过自利的异端行为获得一时的好处，但终会因排斥注压抑而蒙受损失，有一致性的人也可能由于和他行为而危及自己的生命，但这并非因为整个社会竞争选择出了否定自己的遗传倾向，而是因为群体偶尔利用了个体接受鼓动的这个特点，而这个持点在其他情况下是对个体有利的。

这两种可能性并不必然互相排斥，一体选择和群体选择完全可以互相强化，如果群体的成功和发展要求有斯巴达式的德行和自我牺牲的宗教狂热，幸存下来的诚信者可以在土炮、权势和繁衍后代方面，通过取得胜利而得到远远多于损失的补偿，在这种达尔文式的追逐中，一般个体将赢得胜利，使其冒险获利，因为参与者全部努力的总和，总会给普通成员以超过其损失的补偿：

耶和华晚谕摩西说，“你和祭司以利亚撒，并会众的各族长，要计算所掳来的人口和牲畜的总数。把所掳来的分作两半，一半归与出去打仗的精兵，一半归与全会众。又要从出去打仗所得的人口。牛、驴、羊群中，每500取一，作为贡物奉给耶和华。从他们一半之中，要取出来交给祭司以利亚撒，作为耶和华的举祭。从以色列人的一生之中，就是从人口、牛、驴、羊群、各种牲畜中，每50取一，交给看守耶和华帐幕的利未人。”《民数论》： 31章25－30节。

更仔细的考察可以发现，各种最高形式的宗教活动都会带来生物学上的好处，最重要的是它们对于身分的确定，在个体天天所经历的、使人晕头转向，混乱不堪的事态发展中，宗教给他以明确的地位，使他在努力奋斗的群体中，得到一个无可置疑的成员资格，而这一点，使他得到一种与他的自身利益并行不悖的生活动力，他的力量也就是群体的力量，他的指导方针就是神圣的契约，神学家和社会学家汉斯·莫尔很恰当地把这种重要过程称之为“个人身分的神圣化。”让我们暂且假定学习规则是受生理学程序规定的，人的头脑又倾向于参与一些神圣化的程序，而这些程序结合起来就产生了有组织的宗教制度。

第一个程序是对象化，即对现实加以形象和鲜明的描述，它们既容易理解，而且可以避免矛盾，排除例外，天堂和地狱、作为善恶斗争场所的人生、天神对自然力的驾驭，以及神灵监督实施禁忌等等，都属于对象化的具体例子，对象化能形成颇具迷惑力的组织结构，上面再装点着各式各样的象征和神话。

承诺是宗教生成的第二道程序，善男信女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那些已经对象化的概念，也奉献给志同通合者的福祉，承诺是一种通过情感上的自我牺牲而表现的纯粹部落精神。它的焦点在于神秘的契约，在于巫师和祭司，因为他们关于典章的解释，被认为是不可少的征明，承诺是通过典礼仪式来取得的，此时武断的规则和奉物得到神圣化，并且再三受到明确界说，直到它们变得象爱和饥饿一样成为人性的一部分。

最后是神话的问题，神话是一些故事传说，用它们来说明部落在世界上的特殊地位，而这种说明中所用的词语，与听者对于物质世界的理解是合拍的，有文字记载以前的狩猎－采集者的神话，讲述着可以置信的创世故事，人类和那些与部落有特殊关系、并具有超自然力量的动物，在一起战斗、生存和繁衍，他们的所作所为多少说明大自然是怎样运行的，也说明为什么该部落在地球上处于一种特别优惠的地位，神话的复杂性和社会的复杂性一同增长，神话以更为奇异的形式，复制了社会的基本结构，神人们和英雄们的部落，为王位和领土而争战，分别主宰着凡人生活的不同领域，神话再三重复着摩尼教的主题，两种超自然力量互相斗争，力求主宰人世，例如，在亚玛森——阿林诺科森林中的某些美洲印地安人中，竞争者是代表着太阳和月亮的两个兄弟，一个是仁慈的造物主，另一个却是恶作剧的骗子，在后期的印度教神话中，婆罗玛，宇宙的仁慈主宰，创造了黑夜，黑夜又生下一些拉克莎萨，他们企图吃掉婆罗玛，并要消灭凡人，在其它更为精细复杂的神话中再三出现的主题，是启示录式的末世论和千年王国，它们预言，斗争将要结束，因为一个天神将从天而降，毁灭现存世界，另创一个新的秩序。

对于这类至高无上的神灵的信仰，并不是普遍的。约翰·怀廷所调查研究过的81个狩猎－采集社会中，只有28个（也就是35％）在它们的宗教传统中有至高无上的神灵，至于说一个创造世界，而且有是非道德观的能动的上帝的概念。就更为少见，而且，这种概念通常从游牧的生活方式中产生，人们愈依赖放牧，就更易于相信一个犹太教——基督教式的牧羊人上帝，在已经查明其宗教的其他社会中，这种信仰的出现只占10％或更少。

一神教的上帝都是男性，这种浓厚的家长式倾向，有着几种文化上的根源，游牧社会是高度流动，组织严密、而且骁勇好斗的，这些特性都容易导致男性的权威，并且，作为主要经济基础的放牧、首先是男人们的职负，由于希伯莱人原来是一个游牧民族，因此在《圣经》中上帝被描绘成为收单人，而选民就成了他的羊群。伊斯兰教，是一切一神论信仰中最为严格的一种，也是首先在阿拉伯半岛上的游牧民族中发展起来的。

当科学向前发展，接二连三地摧毁着古代神话的时候，神学就退进了它最后的堡垒，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把它从中赶跑了，这个堡垒，就是创世神话中的上帝的概念，上帝是意志，是一切存在的根源，是产生原始火球中一切能量的动因，是规定宇宙赖以进化发展的自然规律的主宰，只要这个堡垒存在一天，神学就能从中伺机向着真实世界突围出去。当其他哲学家丧失警惕的时候，自然神论者却能以过程神学的方式，设定一个超然而又弥漫一切的意志，他们甚至可以预言神迹。

但是，也不要低估了科学唯物主义的力量，科学唯物主义给人类精神提供了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神话体系，而这种体系到目前为止，在每个冲突的领域中，都击败了传统宗教，史诗是科学唯物主义的叙说形式，从150亿年前宇宙的大爆发起的进化过程开始，通过诸元素和天体的出现，到生命在地球上产生，我们说这种进化的史诗是一种神话系统，是从下述意义上着眼的，那就是：它在今天所提出的法则，只是信以为然的，绝不可能确切地加以证明以形成一个因果关系的连续统一体，贯穿从物理学到社会科学、从地球到可见宇宙中的其他世界，并从时间上倒溯到宇宙的开端，每一存在都被认为是服从目洽的物理学规律的，科学家决心在说明中决不使用任何不必要的字眼。因而也就排除了所有的神灵和外界动因。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已经到了生物学史的关键阶段，此刻宗教本身也要接受自然科学的解释和说明，正如我已经力图指明的；社会生物学能够通过作用于人类头脑中遗传进化物质结构的自然选择原理，来说明神话系统的起源。

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话，那么，科学唯物主义最后的、决定性的优势，就在于它能说明作为它的主要竞争对手的传统宗教也完全是一个物质现象。神学，作为一种独立的理论学科，很难继续存在，但宗教本身，将作为社会的一种生命力，在很长时期内持续下去。就如同神话中的巨人安泰一样，宗教是从土地中，也就是它的母亲那里吸取能量的。那些仅仅能将它摔倒在地的人，是无法打败它的，科学自然主义精神上的弱点，就在于它没有这样一个根本的力量泉源，目前形式的科学自然主义，在说明宗教情感力量的生物学泉源时，并不能对这些泉源加以吸收利用，这是因为进化的史诗不承认个体的永生不灭和社会的神圣权利，而它对于人类，也只能暗示某种存在主义的意义。人本主义者将永远无法体会精神上的皈依和自我奉献时那种炽热的欢乐；科学家也很难一本正经地履行神父的职能，因此，现在是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的时候了，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使宗教力量转而为一种伟大的新事业服务，而这一事业正是要去揭示宗教力量的源泉？我们最终又回到了等待解答的第二个困境。

谢选骏指出：威尔逊说——“宗教信仰的先天倾向是人类心理中极其复杂而强大的力量，也很可能是人性中一个根深蒂固的部分。埃米尔·迪尔凯姆是个不可知论者，他把宗教活动的特点归结为群体的精诚献身和社会的核聚团结，它是社会行为的共相之一，从原始的狩猎－采集部落到社会主义共和国，它都具有可资识别的形式，宗教活动的萌芽至少可以追溯到尼安德特人的骨头祭坛和丧葬仪节，早在6万年以前，在伊拉克的上尼达地方，尼安德特人就曾用7种具有医药用途和经济价值的花卉装饰坟幕，也许是追念一位沙门巫师。根据人类学家安东尼·华莱士的研究，从那个时候起人类大约产生了10万种不同的宗教。”

我看——威尔逊这个不可救药的无神论者，似乎根本就不知道，“宗教信仰的先天倾向是人类心理中极其复杂而强大的力量”说法是错误的，因为并非人人都有“宗教信仰的先天倾向”，换言之，宗教感情仅仅属于那些能和“永恒”发生共相的一部分人。这些人在闭目思考“永恒”这个概念的时候，脑海里会浮现出某种图像……她他们对此感到恐惧或开心或平和或激动，因此不得不乞灵于超自然的力量。而没有这种天赋的人，则假装跟随或加以利用……就可以了。后面这些人，是天生的无神论者。

【第九章 希望】

传统宗教神话及其世俗翻版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没落，导致了我们的第一个困境，随之而来的，是道德规范的丧失，关于人类处境更深的孤立无助之感，以及向自我的收缩和急功近利等等，第一个困境的理性的解决，可以通过对人类天性更深刻更勇敢的考察而达到，而这就必须把生物学的种种发现与各门社会科学相结合、将来会更严格地证明，精神是大脑神经无机制的附生现象，这一机制本身又是遗传进化的产物；自然选择在上百万年的时间内作用于古代环境中的人类群体，导致了这种遗传进化，神经生物学、个体生态学以及社会生物学方法和思想的适当延伸，将为社会科学奠定一个较为理想的基础，而至今仍然分隔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及人文学科的裂痕，最终将会消失。

如果对第一个困境的这一解答即使部分是正确的话，第二个困境就将立即随之产生，那就是必须在我们先天的各种精神倾向之间进行的种种有意识的选择，人类天性的要素是各种学习规则、情感强化系统以及激素反馈回路，它们把社会行为的发展引向某些确定的渠道，而不是另一些渠道。人类天性并非仅仅是现存社会的一系列产物，它也是未来社会按照理智的设计而可能实现的一系列潜在的东西，对几百种动物中各种现存社会系统的考察，以及从这些系统演化过程中推导山来的各种原理，使我们确信，人类的所有选择，只代表了理论上可能的众多选择中一个很小的集合，而且，人类天性又是对一个已基本消失了的坏境的特殊遗传适应的混杂产物，这个环境就是冰河时期的狩猎－采集者的世界，因此，我们眼前如此丰富如此迅变的现代社会生活，就仍然不过是古代行为适应的各方面在文化上过度膨胀的拼合，在第二个困境的核心可以发现这样一个循环，指导帮助我们在人类天性的要素之间作出选择的各种价值系统，都是由人类天性的要素在一个早已消逝了的进化时期内创造的。

幸运的是，人类困境的这一循环，并没有达到不能被意志的行动所冲决的程度，人类生物学的首要任务，是要确定和测量影响伦理学家和其他人的各种决定的种种限制，通过人类精神的神经生理学和种族发生学的重建来推测这些限制的意义，这一事业是对文化进化研究的不懈努力的必要补充，它将改变社会科学的基础，却不会损害它的丰富性和重要性，在此过程中将形成一门伦理生物学，使我们有可能去选择更深刻、更有生命力的道德价值准则。

新的伦理学家首先将希望对人类基因延续的最基本的价值作出沉思，世代相传的公共基因库是这种延续的形式，很少有人认识到有性生殖中的分裂模式以及同样“不重要的”世系“谱线”的真正含义。一个人的DNA差不多平均包含着任一给定时代中所有祖先所贡献的成分，这个人的DNA又将大致平均地分配给未来任一给定时代所有的后代，今天我们每个人都有两百多个生活在1700年的祖先，其中每一个祖先都向今天活着的后代提供了不到一个的染色体，同时，我们每个人都有百万以上在1066年生活过的祖先（考虑到当时族外婚的数量）。享利·安德姆斯曾针对那些诺曼－英吉利人的后代，就此作过出色的表述，他指出，如果“回到我们的2亿5万祖先所生活的11世纪，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同时干着许多令人吃惊的事情。在许多事情中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可能耕作于康登庭和卡佛多斯的田野之上，跻身于诺曼底教区教堂里听弥撒的人群之中，在这一地区每个富于宗教精神的或世俗的贵族手下服役，参与修建蒙特－圣－米歇尔的阿比大教堂的修建等等。”再倒退几千年－进化长河中短暂的一瞬，当代英国人从中诞生而来的基因库在当时已复盖了欧洲，并向北非、中东以及其他地区扩展，个体不过是淹没在这个基因库中的转瞬即逝的基因给合，其遗传物质很快就会重新溶解在基因的大池塘中，由于自然选择总是作用于那些使自己和直系亲属获利的个体的行为，因而人类天性总使得我们倾向于服从利己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律令。但是，一种着眼于长期进化过程的更为超然的眼光，能让我们超越自然选择的盲目的实现过程，并从整个人类的背景上，洞察我们自身基因的历史和未来，一个早已被运用的词汇直观地体现着这一超然的眼光，那就是：崇高，如果恐龙掌握了这个概念，它们或许也会赢得生存，它们或许就是我们。

我相信，进化论的正确运用，也有利于基因多样化这一最基本的价值，如果象一些证据所表明的那样，遗传以适中的程度影响着精神与肉体能力的变异，那么。我们就能期望确有特殊能力的个体意外地出现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的家庭之中，不过这些个体却不能把他们的素质遗传给自己的子女。生物学家乔治·威廉姆斯描写过动植物中这种“西西弗斯基因型”的产物。他的思路建立在基础遗传学的下述论证之上：几乎所有的能力都是由染色体上分布的许多基因组合所决定的，确属例外的个体，无论强弱，按定义都能在统计曲线的顶点处找到。而在形成新的性细胞以及各种性细胞相互合并产生新机体的过程中，决定个体特性的遗传基质从无序状态产生稀有的给合，由于有性生殖的个体都拥有一套特殊的基因，因而即使在同一家庭中，极为例外的基因结合也不大可能出现两次，因此，如果天才不管在什么程度上是先天性的，它在基因库中就是难于测量和预见的闪烁不定的现象，西西弗斯把巨石推上山顶，只是为了让它又往下滚，同样，人类的基因库创造出各种各样的先天性天才，只是为了让他们又分解在下一代中，按照西西弗斯方式结合的基因或许遍布人类群体。仅仅由于这一理由，我们就理应把全部基因库的保存，视为第二个基本价值，除非将来某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有力的人类遗传知识，许诺给我们广泛的人工优生前景。

普遍人权，也许可以视为第三个基本价值，普遍人权的思想并不普遍，它主要是近代欧美文确的产物，我认为，我们强调这一思想的重要性并非因为它是神圣意志（国王们常常依靠神圣权利进行统治）。并非因为循着这一思想就能从未知的意外源泉中找到某种抽象原则，而只是因为我们是哺乳动物，我们的社会建立于哺乳动物的纲领之上：个体首先为自己能够成功地传种接代而奋斗，其次为直系亲属，再次是一种主动性较小的协议式合作－个体参与这种合作是为了从中得到好处，一只有理性的蚂蚁（让我们暂时设想蚂蚁和其他社会性昆虫成功地发展出了高级的理性）将会认为，这种安排在生物学上是肤浅的，而个体自由的概念在本质上是有害的，但是，我们赞成普遍权利，是因为在技术发达的社会中权力过于变幻不定，使我们无法逃避这个哺乳动物的法则；不平等带来的长远后果，对于暂时的受益者总是表现为可见的危险，我认为，这是普遍权利运动的真正理由，而对这一运动根本的生物学原因的理解，与文化强化和委婉颂扬所勉强形成的理性化相比，最终将更有说服力。

那么，对于价值的探索，将发展到对遗传适应性的功利主义考虑的范围之外，尽管自然选择是第一推动者，它的作用是通过以第二性的各种价值为基础的大量决定表现出来的，这些第二性的价值在历史上表现为帮助实现成功的生存和繁殖的机制，这些价值的范围大体上包括了我们一些最强烈的情感，探索的热情和敏感，发现的激动、战斗和体育竞赛胜利后的喜悦，恰到好处的利他主义行动带来的宁静满 足，种族和民族自豪感的躁动，从家庭纽带获取的力量，以及从与动物和欣欣向荣的植物的接近中所得到的生之快感。

对这些生理反应需要作一种神经生理学的解释，它们的进化史则需要重建，一种能量守恒原理在这些生理反应之间发挥作用，以至即使强调其中一种反应，全部潜在力量的总和也仍然保持不变。诗人出色地指出了这一点，就象玛丽·巴纳德的莎孚式诗行中平静的赞美所表现的一样：

有人说是骑兵队

有人说是步兵，又有人

坚持说我们舰队那飞摇的

桨是大地上

最好的景象，但是我说

最好的是你所爱的。

今天还没有测量这些能量的手段，但是我想心理学家或许会同意，可以对这些能量的方向作出实质性的改变而不损失其强度，或许他们会同意，精神会努力保持一定的秩序水平，努力要求一定的情感报偿，最近的证据指出，在睡眠中，当兴奋沿着脑干大纤维丛向上穿过大脑，刺激大脑皮质使它产生活动时，梦就发生了，如果没有来自外部的一般感觉信息，大脑皮质就从记忆存储中唤醒意象，编织精采的故事，精神用类似的方式不断创造发展道德、宗教、神话，并赋予它们情感的力量，一些盲目的意识形态和宗教信念被抛弃了，另一些马上被制造出来，填补了它们留下的空白，如果大脑皮质受到批评和分析技术的严格训练并记录下了经过检验的信息。它就会把这些信息以道德、宗教、神话的形式重新排列，如果精神受到的指导使它的超理性活动不能与理性活动相和谐，它就将把自己一分为二，使两种活动都能同时并行地发展下去。

如果我们最终承认，就一种崇高的意义而言，科学唯物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神话，那么，产生神话的上述内驱力就可以被我们用于学习和人类进步的理性探索，因此，让我再来解释为什么我认为科学精神优于宗教：首先，它可以不断地取得解释和控制物理世界的胜利，其次，它的自我校正性质为一切可能的设计和实验操作敞开了大门；第三，它坚持对一切神圣和世俗之物进行考察，最后，它现在给出了按进化论生物学机制解释传统宗教的可能，最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宗教（包括教条主义的世俗意识形态）能被系统地分析和解释为大脑进化的产物，那么，它作为外部道德源泉的力量就永远消失了，而这就迫使我们着手寻求第二个困境的解决。

科学唯物主义的核心是进化的史诗，让我来重申它最基本的主张：（1）物理科学的规律与生物科学和社会科学规律是一致的，可以用因果解释加以连结，（2）生命和精神有着物理基础，（3）我们现有的世界从较早的世界发展而来，而且遵循着同样的规律；（4）今天可见的宇宙无处不是科学唯物主义解释的对象，进化史诗可以沿着上述路线不断得到补充和加强，但它的一些最彻底的论断不可能看作是定论。

最后我要指出的是，进化史诗或许是我们将拥有的最动人的神话，我们可以对它作出某种调整，使进化史诗尽可能接近真理，达到人类精神对真理所能作出的最切近的判断，果真如此的话，精神对神话的需要就必然会让科学唯物主义来满足，以便使我们的非凡动力能重新找到用武之地，以诚实的方式完成这样的转移而又不陷入教条主义，是有路可循的，其中一条道路就是更积极地发展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关系，英国著名生物学家哈登这样谈到科学和文学；“我绝对相信，比起文学经典来，科学远远更刺激人的想象，不过 这些刺激者的产物通常不容易问世，这是因为科学家缺少文学性的认识方式。”确实，宇宙学家和物理学家关于 150亿年前的大爆炸是宇宙起源的推测，远比《创世纪》第一章或吉尔格嚜什的《尼尼微史诗》更令人敬畏，当物理学家运用数学模型追溯大爆炸的物理过程时，他们也就是在谈论一切－的的确确是一切，当转而讨论脉冲星、超新星以及黑洞的碰撞时，他们就是在运用过去时代所没有的想象探索距离和神秘，让我们回想上帝是怎样用意在压倒人类精神的想法来鞭策约伯的：

是谁竟用无知的言词

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

你要象男子汉挺胸站起，

我将提问，你要回答……

你可曾下列海眼

或在深不可测的水里行走？

地狱之门曾为你开启？

可曾看到冥冥中的门吏？

你是否理解世界的广袤？

如果知道，告诉我一切。

是的，我们知道，我们确实知道而且已讲出了这一切。我们接受了耶和华的挑战，科学家们努力揭示和解答更大的难题。生命的物理学基础已经被了解，我们已大致理解生命何时以及怎样在地球上开始。新物种在实验室中被创造出来，进化已被追溯到分子的层次。基因可以从一种有机体拼接入另一种有机体，分子生物学家已掌握了创造基本生命形式的大部分知识。我们的机器在火星上着陆，把广袤的景观和土壤化学分析结果发回地球，《旧约》的作者曾经有过这样的想象吗？我们伟大的科学发现进程呈现出越来越强大的势头。

然而，令人吃惊的是，西方文明的上层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与自然科学相脱离的，在美国，知识分子实际上仅仅被看成是那些按照盛行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学模式进行工作的人。他们对化学和生物学毫无所知，就好象人类某种意义上还是物理现实的超然的观众。在《纽约书评》，《评论》、《新共和》、《代达罗斯》、《美国评论》、《星期六评论》以及其他人文杂志的篇页中所充斥的文章，读起来就好象大多数基础科学在19世纪就已经停止发展，这些杂志的内容大多是历史逸闻，最新的语言考证，人类行为的描述性理论、根据个人的思想意识对时事所作的评判－都用令人愉快而又令人沮丧的热烈宣扬来迎合人们的口味。现代科学仍然被认为是一种解难题的活动，一大套可观的技术，人们用与科学无关的精神范式去评价科学的重要性，当然，许多”人文主义的”科学家已经超出了科学唯物主义的范围，参与到文化之中，时而作为专业见证人，时而作为雄心勃勃的作家，但他们几乎一点也没有填补这两个理论世界之间的鸿沟。除极少数外，他们至多不过是些平庸的科学家，象征性地代表着必然被他们是东道主视为粗俗文化的东西，而这种文化仍然为有教养的语言所不齿，他们过于轻易地接受了“通俗作家”这一标签，降低了自己的身分，影响和改变了人类精神的较深层次的伟大作家们。也极少用科学的语言去阐述真正的科学，他们是否真正理解这场挑战的性质？

今天应该比较容易发生人们所关注和希望的转移了，因为人类精神隶同于一个因果解释网，每首史诗都需要自己的英雄，人类精神可以当之无愧，甚至习惯于思考上百亿星系和几乎无穷距离的天文学家也必然同意，人类大脑是我们所知的最复杂的结构，是各门主要自然科学研究的交叉点，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者以及神学家最终必然承认，通过对精神过程自身的重新定义，科学自然主义注定要改变他们的系统研究基础。

我在本书开始时指出了科学进步常有的辩证性质，学科与对手学科相接，对手学科通过把学科还原为更基本的规律而成功地重新组合排列了学科的现象，但是，随着相互作用的增长，学科中所生的新的综合又深刻地改变着对手学科。我认为，生物学，特别是神经生物学和社会生物学，将作为社会科学的对手学科而存在，我现在进一步认为，生物学中内在的科学唯物主义，将通过对心理和社会行为基础的重新考察，成为人文学科的对手学科，没有什么孔德式的实证主义革命会发生，也没有什么基本科学文化的突然创造。转化是逐渐进行的，为了强调包括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在内的人文学科的中心问题，科学自身必须变得更加成熟，在某些方面要有特别熟练的技巧，以处理人类生物学中的特殊问题。

我希望，随着这种汇流的进行，一种真正的好奇心将重新进入变宽阔了的文化，我们需要更清楚地阐明未知的事物，自然科学家通过技术片断所谱写的史诗。还有着巨大的缺陷和引人注目的未知领域，而其中最大的莫过于精神的物理基础的问题，正如一个已被部分探明的世界，它在地图上的近似边界是可以确定的，但内部的量值都只能粗略地估计，科学家和人文学者能比过去更进一步努力明确各种伟大的目标，使有教养的人们能朝着这些目标展开发现的航程。未知和惊人的事物在前面等待，这些事物象在那些充满了早期奇迹的日子里一样可以想象，在那些日子里，最初的欧洲探险者来去于那些新大陆之间，第一批显微学家观察细菌在小水滴中游动，随着知识的增长，科学必然日益强烈地刺激着想象。

无可怀疑，这一观点将被一些人作为自然科学至上主义而加以反对，这些人认为经济和社会问题在任何场合都是最重要的，这种反对意见中有着几分真理，确实，还有什么东西象撒哈拉和印度的饥荒以及阿根廷和苏联监狱的死亡那么重要呢？但正因为如此我们应该问一问：我们想不想更深刻更全面地知道，为什么要关心那些事情？什么时候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解决以后又怎么样？任何一个政府明确的任务，是使人在某种高于动物存在的意义上的自我完善，在几乎一切社会革命中，除了革命的献身精神以外，最高的目标就是教育、科学和技术——三者的结合不可避免地把我们引回第一和第二困境。

前述的观点还将遭到另一些人甚至更为坚定的拒绝，这些人注情感需要是从传统的组织宗教得到满足的，他们将坚持，上帝和教会不可能仅仅由于科学神话的竞争就趋于消失，他们是对的，作为原始推动者的上帝仍然是一个可行的假设，虽然这一概念是多么不确定和不可检验，宗教仪式，特别是入教仪式以及国家宗教的神圣化，都深深地植根于现存文化的一些最重要的原素之中，并与之相互结合，在找到它们的根源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还将继续存在下去，单是死亡的痛苦就足以保证它们的存在，硬要认为对人格化的、道德化的上帝的信仰将会消失，那是十分武断的，就正如因为科学唯物主义将把神话的力量用于各种目的，就粗率地试图对未来仪式的形式作出预言一样。

我也不认为科学的概括能够取代艺术，或者成为一种给人以陶冶的艺术共生体，艺术家，包括有创造性的作家，把最有个人特征的经验和想象用一种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使观众在情感上接近他们所表达的知觉内容，科学可望解释艺术家、艺术天才，甚至艺术本身，它将越来越多地利用艺术研究人类行为，但其目的不是在个人水平上表达经验，也不是从它按定义最为关心的规律和原理中再现丰富的经验。

最后，我并不认为科学自然主义会演变成为另一种形式，以代替有组织的正式宗教。我的思路直接继承了赫胥黎、沃丁顿、莫诺、鲍利、多布赞斯基、卡塔尔以及其他人的人本主义路线，这些人曾冒着危险去探寻蛇发女怪戈尔更的面容，但是，由于下述两个理由之一，他们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他们或者否定万物有灵论式的宗教信仰，或者提倡把它幽禁在精神中某个温和的储藏所，在那里，它可以在理性努力的主流之外，作为一种文化交系而存在，对于知识的力量和超越人类精神的进化过程的思想，人本主义者表现了感人的忠诚。我认为，应该修正科学人本主义，这就要求承认，宗教信念——个人和团体身分的神圣化、对伟大领袖的专注、神话创造等等——的精神过程代表了一些有步骤的倾向，这些倾向的自足的成立，通过成千上万代遗传进化，在大脑的神经组织里面结合起来，它们本来就是那么有力而不可消除，并且位于人类社会存在的中心，而它们的结构是大多数哲学家过去所没有估计到的，我进一步认为，科学唯物主义必须在两个层次上顺应它们：（1）把它们看作极为复杂而有意义的科学难题；（2）把它们看作动力，随着科学唯物主义本身被确认为更加有力的神话时，它们将不断转向新的方向。

这种转化的速度将不断增长，如果有知识的社会文化确实优于知识贫乏的社会文化，那么仅仅因为这一点，人类的使命就是去了解，卢德派和反文化主义者没有掌握热力学不等式或生化疗法，他们老于茅舍，死于未央，如果文化有着统一的目标，它的学习速度就将比相反情况的学习速度迅速得多，它的学习将以自动催化的方式增长，因为科学唯物主义是唯一的神话，它让我们从对纯粹知识的顽强追求中树立伟大的目标。

我相信，由此产生的一个重要结果，将是对历史的日益精确的描述，维科、马克思、斯宾塞、斯彭格纳，蒂高特、汤因比以及其他最有创造力的社会理论家的伟大梦想之一，一直是要找到能预言人类未来的历史规律，他们的蓝图和努力成效不大，因为他们对人性的理解缺乏科学的基础。用科学家乐于采用的方式可以这样说，他们的理解停留在极不精确的数量级，看不见的手仍然看不见，对芸芸众生的理解是那么可怜，更无法考虑他们行动的总和，今天已有理由支持这样的观点，每一社会的文化都沿着进化路线集合中的某一条发展，而人类天性中的遗传规律，却制约着这一集合的整体路线分布，这一分布仅仅代表了在没有遗传规律制约的情况下所有可能路线的一个小小的子集，但就这样我们也已从人类中心说向外作了很大的扩展。

我们关于人类无性的知识在不断增长，我们将开始在一个更客观的基础上去选择价值系统，我们的精神和大脑最终将融为一体，而随着这一切，进化路线的集合将进一步收缩，我们已经知道，就拿两个极端并且对立的例子来说，绝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威廉·格雷厄姆·萨姆勒的世界和无政府主义者米海尔·巴枯宁的世界在生物学上都是不可能的，随着社会科学成员为具有预见性的学科，可能的进化路线的集合不仅在数量上将要减小，而且我们的后代将能沿着这些路线看得更远。

这样，人类就将面临着第三个或许也是最终的精神困境，今天人类遗传学与所有其他科学分支一道迅速成长，大量有关社会行为遗传基础的知识将很快积累起来，依靠分子工程并通过无性生殖的迅速选择去改变基困复杂性的技术将会实现，最低限度，通过常规的优生学，缓慢的进化变化是可能的，人将可以改变自己的天性，那么它将选择什么？是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已过时了的冰河期适应所仓促形成的基础上步履艰难，还是凭借不管发展或退化了的情感反应能力致力于更高的智慧和创造？新的社会性将点点滴滴地积累起来，从遗传上模仿白臂猿近乎完善的核心家庭或蜜蜂和谐的姐妹关系是可能的，但是我们这里谈论的正是人性的本质，或许某种东西已经存在于我们的天性之中，将使我们无法作出那样的转变，不管怎样，而且幸运的是，这第三个困境属于未来时代的人们。

在进化史诗丰满的精神中，现代作家常常呼唤经典的神话英雄来说明他们对人类困境的见解：存在主义的西西弗斯，用对他来说是唯一可能的手段实现着自己的命运，踟蹰的阿林拉，在公正的土地上怀着良心置身于战争，灾难的潘朵拉带给人类种种俗世的疾患，而永无抱怨的阿塔拉斯，肩撑着有限的大地，在这个时代普罗米修斯已不再是一个流行的英雄形象，他让位于资源限制和有分寸的谨慎，然而我们不应失却对他的忠诚，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埃斯库罗斯笔下的本真的普罗米修斯：

齐唱：或许你走得比你所说的更远？

普罗米修斯：由于我，芸芸众生不再关心自己的命运。

齐唱：你让他们怎样去战胜这种弱点？

普罗米修斯：我把含蓄的希望放进他们心中。

自然科学真正的普罗米修斯精神意味着，知识和对物理环境的探索会带来人的解放。但是在另一个层次，在新的时代，它也会构造科学唯物主义的神话，这一神话遵循正确的科学方法，强调精确性和对人类天性最深需要的深思熟虑与诚挚的依赖，并用含蓄的希望鼓舞自己：脚下新的旅程，将把我们引向遥远和美好的地方。

谢选骏指出：威尔逊说——“自然科学真正的普罗米修斯精神意味着，知识和对物理环境的探索会带来人的解放。但是在另一个层次，在新的时代，它也会构造科学唯物主义的神话，这一神话遵循正确的科学方法，强调精确性和对人类天性最深需要的深思熟虑与诚挚的依赖，并用含蓄的希望鼓舞自己：脚下新的旅程，将把我们引向遥远和美好的地方。”

我看——这就是无神论者所构造的“社会生物学——科学唯物主义的神话”。这里没有上帝的位置，因此也没有具有灵性需要的另一些人的位置。这很接近原始社会或共产主义。

（另起一页）

【第四本】

【祼猿】

【D.莫利斯】

【目录】

◆ 序论

◆ 第一章 起源

◆ 第二章 性

◆ 第三章 育儿

◆ 第四章 探索

◆ 第五章 争斗

◆ 第六章 觅食与进食

◆ 第七章 整饰与舒适

◆ 第八章 人与动物

【序论】 

现存的猴类和猿类共有193种。其中的192种身上遍布使毛。唯一例外的物种是一种全身裸露的猿类，他自诩为人类（Homo sapiens）。这个物种无与伦比、成就卓绝，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考察他高雅的动机，与此同时却故意对自己的基本动机弃之不顾，或者不惜花费同样多的时间来掩饰这一点。他引以自豪的，是他的脑容量在所有的灵长目中名列榜首。但是他的生殖器之大也使他在灵长目中位居第一。对于这一事实，他却竭力加以掩盖，宁可把这一殊荣张冠李戴，送给力大无穷的大猩猩。他精于言辞、敏于探索、拥挤群居，对于他这种猿类行为的基本情况，我们现在理应进行仔细的考察。

我是动物学家，裸猿又是一种动物。所以它自然成为我笔下的描写对象。他的行为模式纷繁复杂、令人难忘，可是我再也不肯因此而加以回避。我研究他的理由是：尽管人类博学多才，可他仍然是一种没有体毛的猿类；尽管他获取了高尚的动机，可是他并未丢掉自己更为土气而悠久的动机。这常常使他害羞难堪，可是他岁月悠悠的冲动伴随着他已有数百万年的时间，而他新近获得的冲动至多不过才数千年之久。而且，如果他想挣脱整个进化史中积累的生物遗传，那是没有希望迅速办到的。只要他正视这个事实，他的忧虑就会大大减少，他的欲望就更能得到满足。在这一点上，动物学家也许能给他助一臂之力。 

过去对这一裸猿的行为所做的研究，有一个奇怪的特点，它们几乎总是对其一目了然的特征避免触及。早期的人类学家争先恐后地跑到最难如愿的地方去，企图揭示人类的特性。他们分散到天涯海角那些死水一潭、长期停滞的文化中去。这些文化并不是典型的人类文化，它们在进化的过程中未获成功，故而已濒临绝境。如此这般调查之后，这些人类学家带回来的，是奇异的婚配习俗、奇特的亲属称谓、怪诞的原始宗教仪式。他们把考察原始部落所得的材料当做重要的核心材料，仿佛这些奇异的东西对了解全人类的行为最为重要。当然，他们的调查极为有趣、很有价值；它告诉我们，一群祼猿误入文化死胡同之后，会出现什么情况。它说明人的行为偏离常轨究竟能走多远，而又不至于使社会完全崩溃。可它没有揭示的，正好是典型的祼猿的典型特征。要揭示裸猿的特征，只能靠调查大型文化中一切普普通通的然而又有所作为的成员，靠检查他们常见的行为模式；换言之，只能靠研讨代表人类大多数的主要标本，才能揭示典型的祼猿的典型特征。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说，这是唯一健全的研究方法。与此相对的是，老式的人类学家会争辩说，他们所研究的技术简陋的原始部落更接近问题的核心，先进文明的成员离问题核心较远。我认为情况不是这样。当今之世生活着的技术简陋的部落，并不是真正的原始部落，而是智力发展受挫的部落。真正的原始部落并没有历几千年而存活到现在。裸猿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不断探索的物种；任何停滞不前的社会，在一定程度上说来必然是失败了的、“出了差错”的社会。这个差错使它停步不前，使这一物种不断探索的天性受到了阻碍，使其了解周围世界的努力遭受挫折。早期人类学家在这些发展受阻部落中所研究的特征，很可能正是干扰它们进步的特征。因此，如果用早期人类学家调查所得的信息为基础，去构建我们人类行为的总体模式，那就是一种危险的作法。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精神病学家和心理分析学家更接近问题的实质。他们把重点放在人类主要标本的临床研究上，可惜的是，他们的许多早期研究，虽然没有受到早期人类学家所提供的信息的影响，但是仍然沾染了偏颇的色彩。不错，他们的理论建立在对人类主流文化中的社会成员所进行的临床研究上，然而他们所研究的个体，仍然不可避免地是在某方面异常的、残损的标本。倘若这些人心智健全、有所建树，因而是典型的个体，他们就不会去找精神治疗医生就医，也就不可能给精神病学家的信息库提供资料。在此我又得声明，我无意贬低精神治疗和精神分析研究的价值。在人类行为模式如何崩溃这一点上，他们的见地非常深刻，他们的研究使我们大开眼界。我只不过觉得；在探讨全人类基本的生物学特性时，如果太注重早期的人类学和精神病学的研究成果，那就是不明智的。 

（我应该补充说明，人类学和精神病学的现状正在迅速变化。这两门学科中的许多现代学者已开始认识到他们早期研究中存在的种种局限，他们日益转向研究典型的、健全的个体。一位研究者最近说道：“我们过去的研究是本末倒置的。我们努力去研讨反常的东西，现在才着手——看来是晚了一点——把重点放在正常的东西上。”） 

本书使用的研究方法，在收集材料方面，有三个主要来源： 

1. 关于人类过去的信息，古生物学家发掘的信息，凭借人类远祖的化石及其它遗存所了解的情况； 

2．比较个体生态学家研究动物行为所提供的信息；即通过详细观察许多不同的动物，尤其是与人类在亲缘关系上最接近的猴类和猿类，在此基础所获取的信息。 

3．有关裸猿自身的信息；从当代主要文化中撷取事业成功者的主流标本，借助简明、直接的观察。了解其最基本的、最广为共享的行为模式，如此所能搜集到的有关裸猿的信息。 

此一任务规模宏大，因而有必要使其略带过分简化的色彩。我的做法是，在很大程度上不考虑人类技术和语言的细节，只集中研究人类生活中与其它物种有明显可比基础的那些方面，诸如觅食、修饰、睡眠、争斗、择偶、育儿。面对这些基本的问题，裸猿的反应是什么？他的反应与猴类和猿类的反应有何异同之处？他在哪方面有独特之处？他的奇特之处与他的进化过程有何关系？ 

研讨这些问题时，我意识到要冒风险而开罪于人。有人不愿意认认真真考虑自身的动物属性。也许他们认为，我用赤裸裸的动物语言来探讨这些问题，有损于我们人类的形象。对此，我只能向他们保证，我无意贬低人类。还有人会因为动物学家侵入他们的专业领地而愤愤不平。然而我确信，这个研究方法极有价值；它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可是它对于揭示我们这个无与伦比的物种那纷繁复杂的本性，会给人以新的（在有些地方甚至是出乎意料的）启示，使人感到耳目一新。 

谢选骏指出：人说——“现存的猴类和猿类共有193种。其中的192种身上遍布体毛。唯一例外的物种是一种全身裸露的猿类，他自诩为人类（Homo sapiens）。这个物种无与伦比、成就卓绝，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去考察他高雅的动机，与此同时却故意对自己的基本动机弃之不顾，或者不惜花费同样多的时间来掩饰这一点。他引以自豪的，是他的脑容量在所有的灵长目中名列榜首。但是他的生殖器之大也使他在灵长目中位居第一。对于这一事实，他却竭力加以掩盖，宁可把这一殊荣张冠李戴，送给力大无穷的大猩猩。他精于言辞、敏于探索、拥挤群居，对于他这种猿类行为的基本情况，我们现在理应进行仔细的考察。”

我看——如果上面的话是高加索人种说的，我就看他她们太谦虚了……因为她他们身上的体毛其实可以和其它192种身上遍布体毛的猿猴PK。

【第一章 起源】

有一家动物园的一只铁笼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只有一句简单的说明：“这只动物是科学新发现。”笼子里关着一只松鼠，其四脚呈黑色，是在非洲捕捉到的。非洲大陆上过去从未发现过黑足的松鼠。人们对它毫不了解，还没有给它命名。

对动物学家来说，这种松鼠立即构成了挑战。它的生活习性何以使它与众不同？它与现在已知的、已为动物学家所描绘过的366种其它种类的松鼠有何区别？由于某种不知晓的原因，在松鼠这一科动物的进化史上，这只松鼠的祖先一定分裂出来，成了一只独立的繁殖支系。什么环境因素使他们分离出来之后成为新的物种？新的变化趋势开头一定是微不足道的，只反映在某一地区的一小群松鼠身上，它们发生轻微的变异，增强了对环境的适应力。但是，刚开始变异的这个阶段，它们还能与附近的近亲相配而繁殖后代。这个新的亚种在当地的特殊环境中，较之其它的亚种略占优势，可是它仅仅是松鼠这个物种中的一个亚种，很容易湮灭，任何肘候都可能被重新融入松鼠科的主要品系之中。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个新的亚科日益适应其独特的环境；果如此，总有一天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它们从近亲中分化出来，而不与之发生混血，结果对它们的进化将更为有利。到了这个阶段，他们的社会行为和性行为将发生特别的变化，使其与别的松鼠难以杂交，终至于不可能与别的亚种杂交。初期的变化可能是解剖学上的变化，使其更适应当地的食物，可是后来它们求偶的叫声和求偶的炫耀也会跟着发生变化，以保证吸引的配偶全都是新的亚种。最后，一个新的物种终于在进化中产生出来。这是一个独立的、与别的松鼠显然有别的新物种，一种独特的生物，即第367种松鼠。

这一只关在笼子里的尚未确定种属关系的松鼠，我们在观察它时，对它上述的进化情况只能进行猜度。只有一点我们能够确信，那就是其皮毛的斑纹，即其四脚上的黑色毛发。这一点说明，它是一种新的动物。但是皮毛的斑纹仅仅是外麦的体征，正如病人的皮疹，只能是医生诊断的线索一样。如果真要弄懂这一新的物种，我们只能将这些线索作为起点，它们只能说明有东西值得我们深究。我们可以猜想这只动物的历史，但这样做既轻率冒昧，又充满风险。相反，我们第一步须得稳重谨慎，我们只给它贴上一个简明的标签，把它叫做非洲黑足松鼠。对于它行为的各个侧面以及身体结构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必须做出详细的观察和记录，看看它与别的松鼠有何异同之处。然后，我们才可以一点一滴地积累资料，逐渐拼合出它的全部历史。

我们研究诸如此类的动物，有一个最大的优势：我们自己不是黑足松鼠。它迫使我们谦虚谨慎，只有谦虚谨慎的态度才适合名副其实的科学研究。可是，如果研究的对象变成了人这种动物，情况就迥然不同了，这种天壤之别真使人感到沮丧。动物学家习惯于实事求是地把动物当做动物来研究，即使对他们来说，一旦其研究对象换成了人，我们也难以避免带着人高傲的架子，把自己的主观感情带进科学研究中去。不过我们可以尽力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主观因素，其办法是有意识他胆小审慎地研究人，仿佛他是放在解剖台上的另一个物种，一种新奇的动物，等待着我们去分析一样。那么，我们能够从何处着手呢，

正如研究新奇的松鼠一样，第一步可以将人与其很近的物种加以比较。从他的牙齿、手、眼和其它许多解剖特征来看，显然他是一种灵长目动物，不过是一种非常奇怪的灵长目。只要我们把192种猴类和猿类的毛皮展开排成一排，然后再试图把人皮放进合适的地方，和其它灵长目的毛皮排在一起，人这种灵长目动物的奇异就一目了然了。无论放在哪儿，人皮都是格格不入的。最后，我们被迫将其放在这一由毛皮的末端，放在诸如黑猩猩和大猩猩这类无尾巨猿的毛皮的旁边。即使在这儿，这张人皮的与众不同之处也十分扎眼。其腿部太长，手臂太长，脚形亦古怪。显然，这一灵长目动物形成了一种独特的运动姿态，因而影响了它的基本体形。但是还有一个特征在呼唤人们注意：它的体表全然裸露无毛。除了头顶、腋窝和阴部有少许的几丛毛发引人注目之外，其余皮肤全然裸露在外。和其它灵长目比较起来，其对比富于戏剧性。诚然，有些猴类和猿类的臀部、面部或胸部，亦有少许的皮肤裸露在外，然而在所有的192种灵长目中，没有任何一种与人的情况接近。到了这一步，不用更深入研究，把这种新奇的灵长目命名为“裸猿”，已是站得住脚的。这是在简单的观察基础上提出的一个简单的、描绘性的名称。它无需做出特殊的设想。也许，这一称谓有助于我们保持公允的判断能力，保持客观的态度。

凝视着这一新奇的灵长目，动物学家对它的特性有何意义感到困惑不解，他们必然要着手进行比较。哪一物种还需要裸露皮肤呢？别的灵长目对我们没有启示，因此我们不得不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迅速浏览一切现存的哺乳类之后，就可以看出，它们全都依附于保护性毛皮，这一特点引人注目；现存的4237种哺乳动物中，几乎找不出任何的动物能放弃毛皮而适于生存的。哺乳类与其爬行类祖先不同，它们在生理特性上获得了无与伦比的优势，它们能保持恒定的较高的体温。这使其生理功能的精妙机器适合于高效率的运转。这一属性，既不易受到损害，又不会轻易被放弃。身体的调温装置极为重要。较厚的、多毛而绝热的表皮，显然在防止热量散失上能发挥重大的作用。在强烈的日照下，它还能防止体温过高，防止太阳直射灼伤皮肤。所以，如果体毛要脱落的话，显然必须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才能将它放弃。除了极少的几个例外，哺乳类在进化中获得了一种崭新的媒介之后，才能跨出这急剧变化的一步。能飞的哺乳类，比如蝙蝠被迫卸掉了两翼的体毛，但是其它部位的体毛仍然保存了下来，因而不能被列入裸体的物种。穴居哺乳类中有几种的体毛已大大减少，比如田鼠、土豚、犰狳。水生哺乳类，在身体变成流线型的过程中，也失去了体毛，比如鲸鱼、海豚、人鱼、海牛、海马。但是，对于所有典型的在地表生活的哺乳类来说，无论是在地面上蹦跳的动物，还是在植物上攀援的动物，浓毛密布的皮肤是必然的规律。除了体大出奇的巨兽犀牛和大象之外（它们在保温和降温机制上有特殊的问题），裸猿是独一无二的没有体毛的哺乳动物，这一特征使它和数千种体毛浓密的陆居哺乳类迥然有别。

至此，动物学家不得不得出结论：他所研究的裸猿要么是穴居动物，要么是水生动物，否则他就只能说，在裸猿的进化史中，发生了奇特的或者说独特的变化。但是，他在着手田野调查，研究现今的裸猿改，首先要追溯过去，深入地研究进化史，尽量仔细地研究棵猿血缘关系上最近的祖先。也许，借助研究化石和其它遗存，通过考察现存的最为接近的灵长目，我们可以对进化史中发生的情况有一定的了解；对于裸猿这一新的灵长目动物如何起源、如何与其它灵长目分手，可以有相当的了解。

过去的一百年间，科学家们呕心沥血搜集了大量证据，要在此将所有点点滴滴的证据—一介绍，将要占用过多的篇幅。相反，让我们假定，这一任务已经完成，我们在此只需将详细的描述作一个简单的小结，即把如饥似渴追求化石的古生物学家所提供的信息，与孜孜不倦地观察猿类的个体生态学家所搜集的事实结合起来，扼要地加以归纳。

灵长目——棵猿即其中之一种一从原始的食虫类演化而来。这类早期的哺乳类体型不大，微不足道，它们在森林的庇护下紧张地奔走，爬虫类的霸主在动物界称雄。大约在8000万到5000万年前，这些小型的食虫动物进入新的领地中去冒险。它们分布到广泛的地区，演变出许多新奇体形的动物。有的变成了以植物为生的物种，有的进入地下穴居以求安全，有的长出高跷似的长腿以迅速逃避放害，还有一些变成了长爪光牙的食肉动物。虽然大型的爬行类已经让位，退出了竞争的舞台，但是空旷的原野又一次变  成了激烈角逐的战场。

与此同时，在林间灌木中，小足动物仍然死死守着植  物以求安全。这一领地中的食虫类也在进步。早期的食虫  动物开始扩大了食谱，克服了消化中的问题，习惯了吞食  水果、坚果、浆果、苞蕾和树叶。它们慢慢进化为最低级  的灵长目，其视觉有了改进，眼睛移至面部前面，手演变  而为掌握食物的器官。有了三维的立体视觉、灵活操纵的  四肢、缓慢增大的脑容量，这些灵长目动物越来越接近于  主宰树栖动物界的地位。

大约在2500万年到3500万年之间，这些接近于猴类的灵长目开始过渡到真正的猴类。它们开始长出用于平衡的长尾，其身躯亦有颇大的增长。有一些正在变为专吃树叶的猴类，大多数继续吃混杂的食物。随着肘间的流逝，其中一些类似猴子的动物躯体逐渐增大。体重亦有增加。它们不再蹦跳着前进，而是过渡到双臂交叉着在树枝间攀缘。它们的尾巴因此而退化。躯体的增大使它们在树间的活动不如以前灵活，但是它们用不着处处提防地面敌害的侵袭了。

尽管如此，到了这个阶段，即猿类的阶段，它们仍有充分的理由停留在森林的伊甸园中，自由地采摘野果，享受着野荫深处的舒适和安恬。只有在环境碎变之时，猿类被迫退居空旷的原野，它们才可能向前进化。与早期勤于探索的哺乳类动物不同，它们已经变成专门的树栖动物。经过了几百年的演变，它们才完善了森林中贵族老爷式的生活。假如此时离开树林，它们将不得不与此时已经高度发达的地面食草动物和食肉动物进行竞争。因此，它们就呆在森林里，咀嚼自己的果子，静静地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

应该强调指出，猿类下地的演化趋势因故只发生在旧世界①。新旧世界的猴类都分别进化成了高度发达的树栖动物，但是美洲那一支猴类未能进化为猿类。相反，旧世界猿类的祖先分布范围很广，一个极端在西非，另一极端在东南亚。今天，这一进化过程中残存下来的猿类有非洲的黑猩猩和大猩猩，亚洲的长臂猿和猩猩。在这两极之间的地区现在再没有长满体毛的猿类了，因为这些地区的绿色森林已经消失。

这些早期的猿类究竟遭遇到什么变化？我们知道，气候发生了对其不利的变化，到了1500万年前左右，它们的森林堡垒规模锐减。猴类的祖先被迫做两件事情，二者必居其一：要么仍死守森林残破的老家，要么象圣经里所说的那样勇敢地面对逐出伊甸园的命运。黑猩猩、大猩猩、长臂猿和猩猩留在树林里，自此以后其数量不断减少。唯有另一种现存的猿类——裸猿的祖先杀出了一条生路。它们退出森林进入原野，投身于激烈的角逐，誓与已经高度适应地面生活的动物一比高低。这是冒险的一步，但是就进化成果而言，这一场冒险得到了极大的报偿。

裸猿自此的长足演进已经是家喻户晓，不过扼要地提示一下亦有助益。但是，倘若我们要没有偏颇地了解今日裸猿的行为，记住当时发生的事情是极为重要的。

面对一个陌生的环境，我们的祖先前途暗淡。只有两个前途，要么比原有的食肉动物更会猎杀动物，要么比原来的食草动物更会采集植物。我们今天知道，我们的祖先在这两个方面都成功了。但是农业的历史才不过几千年，而我们研讨的是几百万年间的情况。在专门利用原野上的植物方面，我们的祖先当时还无能为力，农业的兴起还要等待现代先进技术的开发。直接消化草原植物的消化系统还未形成。诚然，森林中吃水果和坚果食物的习惯，可以逐步改变为吃地里的根茎和球根食物的习惯，但是客观条件的限制是非常严重的。再也不能过唾手可得食物的生活，再也不能懒洋洋地把手一伸就摘到树枝上甘美而成熟的水果；在地面上搜寻食物的猿类，被迫要掘地刨根，非常吃力地挖掘珍贵的食物。

不过，他原来在森林中的食谱不全是水果和坚果。动物蛋白无疑对他也极为重要。他毕竟是由当初的食虫类进化而来的；原有的林中老家一直有丰盛的昆虫。多汁的昆虫、爬虫和鸟类产的卵、无成鸟护卫的幼维、树蛙、小型爬虫类都难免要成为他的美餐。而且，这些食物给他已经泛化的消化系统提出了新的问题。到了地上之后，这类食物绝不匾乏，没有什么因素阻止他增加他膳食中的这部分肉食。开初，他绝不能和食肉类动物世界的职业杀手比试高低。就连体型小的獴都可以置他于死地，更何况体型大的猫科动物呢。不过，各种动物的幼仔、没有抵抗力的或病弱的动物，都是他能捕杀的对象，踏上食肉动物的第一步是不困难的。然而，真正的大型猎物却长着高跷似的长腿，一有风吹草动，它们就能够以极快的速度逃跑。因此．蛋白质丰富的有蹄类动物是他鞭长莫及的。

下一步的变化使我们进入了大约一百万年前裸猿祖先的历史，这一阶段发生了一系列势如破竹的富于戏剧性的变化。同时发生的变化有几种，而了解这一点也至为重要。人们在讲述这一段进化史时，常常把这一问题的各个部分逐一展开，仿佛这些主要的进步是首尾相接先后发生的因果链，而这只会使人误解。这些移居地面的早期猿类已经有相当大的脑容量，且已发生质的变化。它们的目光敏锐、拇指能与其它手指灵活地对握。作为灵长目动物，它们必然已有一定的社会组织形式。强大的环境压力迫使它们发展猎食的威力，因此而引发出至为重要的变化。它们的行走姿势更加接近于直立——因此而跑得更快更好。双手从行走中解放出来——因此而更加强壮有力，更能灵活地使用武器。大脑变得更加繁复精细——所以它们更加聪明，能更加敏捷地做出决定。这些变化不是依次按一个重要的既定序列先后发生的，而是同时争奇斗艳地繁盛起来的。细小的变化在以上属性中先后发生，彼此互相推动。终于，一种以猎食为生的、捕杀动物的猿类逐渐形成了。

可以认为，进化过程也许更有利于不太剧烈的一种变化，使这种猎食为生的古猿演变成更象猫科和犬科的食肉动物，一种亦猫亦猿、亦犬亦猴的动物；只需把牙齿和指甲加大，使之成为锋利的尖牙和爪子，就可以将其变成猎食的武器。如果发生这样的变化，移居地面的古猿就要直接与高度发达的猫科和犬科这样的专门的食肉动物进行较量。换言之，这种古猿就得和专门的肉食动物的优点进行较量，其结果无疑是一场灾难，这种新的灵长目动物就要遭到厄运。（也许它确实进行过这样的较量，结果是头破血流、一败涂地，所以找不出一点竞争的迹象。）相反，它走的是另一条路子，即是用制造的武器而不是天然的武器。这条路子走对了。

下一步是从使用工具到制造工具的进步。与此同时，猎食的技术也得到了改进，不只是猎食的武器逐步改进，而且社会合作也更加密切。以猎食为生的古猿以集体的方式捕猎，随着猎杀技术的提高，其社会组织方法亦趋于精密。狼群猎食时摆开阵势彼此分散；而猎食的古猿则有比狼发达得多的大脑，它可以用来解决群体交际与合作之类的问题。日益复杂的狡计得以形成，它们的大脑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

猎食的古猿基本上是雄性组成的群体。雌性忙于育儿，无法承担追捕猎物的主要角色。随着猎　食复杂性的提高，出猎的时间逐渐加长，有必要放弃祖先漂忽游徙的生活方式。因此就需要一个固定的居所，以携带猎物回到固定的基地，雌性和幼仔在家里等待雄性猎食归来并分享食物。固定居所这一步，我们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看到，甚至对今日发展最完美的保猿各方面的行为，都将产生深刻的影响。

于是，猎食的古猿变成了一种据守领地的猿类。他的整个性行为模式、育儿模式和社会模式都受到了深刻的影响。他原有的漂忽不定的采食水果的生活方式迅速消退。他已经脱离了森林中的伊甸园。他成了背负责任的古猿。他开始为一些事情发愁，这些问题是与今日的洗衣机和电冰箱相对应的史前史中的问题。他开始经营家庭享乐的问题，如火的使用、食物的储存、人工制造的居所。然而，在此我们必须立即刹住，因为这个问题已经快要跳出生物学领域、快要转入文化的领域了。这些前进步骤的生物学基础，即在于大脑容量的增加和复杂程度的提高，正是它保证了猎食的古猿能够跨出这些步骤。但是，这些前进的步伐究竟取何形式，再也不仅是具体的遗传控制机制问题。树栖猿进化为地面上生活的古猿，地居猿又进化为以猎食为生的古猿，猎食古猿再演化而为据守项地的猿人，直至定居的猿人演变而为创造文化的猿人。但是我们必须暂时打住。

值得再次重申的是，我们不打算在本书中涉及接踵而至的恢宏的文化爆炸现象。今日之裸猿对这一爆炸非常自豪——正是这一富有戏剧性的突飞猛进，使他能在50万年间从学会取火到制造宇宙飞行器。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经历，可是裸猿容易被这辉煌的成就搞得头晕目眩，而变得忘乎所以。他容易忘记，在光辉的外表之下，他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灵长目中的一个物种。（俗语说得好，“猩猩就是猩猩，仆人就是仆人，哪怕他穿金戴银”）就连太空猿也是得拉屎拉尿的。

只有用严峻的目光来审视我们的起源，然后再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研讨我们今日作为一个物种的行为方式，我们才能对我们无与伦比的生存现象，获得真正平衡而客观的了解。

倘使我们对自己上述的进化史能够接受，那么有一个事实就醒目地突现出来，这就是：从根本上来看，我们起源于灵长目中的一种肉食动物。在现存的猴子和猿类之中，我们的演化非常独特。但是这种进化中的大转变在其它科目的动物中，并非罕见。比如大熊猫就是一种在进化中彻底转变了的动物，这个例子精美绝伦。我们从素食性动物转变为肉食性动物，而大熊猫却从肉食性动物转变而为素食性动物。和我们一样，大熊猫是无与伦比的非常独特的动物。有一点很重要，这种剧烈转变所造成的动物，具有双重人格。一越过两个物种之间的阀限，它就一头扎进其新的角色，带着巨大的进化能量迅猛前进——它变得太猛，所以它仍然携带着许多原有的特质。进化的时间不充分，它来不及甩掉原有的一切特征，只顾着匆匆穿戴上表面的特征。原始鱼类刚克服陆地生活中无水的障碍时，其陆生动物品质突飞猛进地演进，可是它们仍然抱着水生动物的特性。要完成一个完美的富有戏剧性的新型的物种，要花费几百万年的时间，那些走在前面的先驱通常是稀奇古怪的混杂的四不象动物。裸猿就是这样一种混杂的四不象。他的整个身体、池的生活方式适合于树栖生活，可是突然之间（所谓突然之间是从缓慢的进化过程来说的），他被抛到一个全然不同的世界之中。在这个新奇的世界中，他要想生存，就得象狼一样地头脑机敏、爪牙尖利。我们现在检查一下，这一转变如何影响他的身体，尤其是他的行为；再考察一下时至今比我们仍然以什么形式感受着这一遗产的影响。

有一个考察办法，是将一种“纯粹”的以果子为生的灵长目和一种“纯粹”的食肉性灵长目加以比较，比较其身体结构和生活方式。一旦认清了两种强烈相对的觅食方式，明确了其基本差别，我们就可以回头再重新审查裸猿的情况，看看这种混杂的四不象是如何形成的。

在食肉动物的星系中有一些最为灿烂的明星，一方面是野狗和野狼，另一方面是大型的猫科动物，如狮虎豹等。它们的感觉器官精细完善、精美绝伦。其听觉敏锐，外耳可转动，以捕现最微弱的声音，如草木的沙沙声、其它动物的鼻息声。其眼睛亦敏锐，虽然分辨静物的细节和色彩不够高明，但在捕捉动态事物上可真是明察秋毫，不可思议。其嗅觉之灵敏，真令人难以理解。想必它们的经验中存在着一个满是气味的世界。它们不仅能准确无误地探查出动物个体的气味，而且能分解复杂气味的成分，捕捉其单个的成分。1953年，有人用狗做了一系列试验，结果表明，它们的嗅觉精确度，相当我们嗅觉精度的100万倍到10亿倍之间。这些令人震惊的试验报告受到了怀疑，后来更为仔细的试验未能证实以上报告。然而，即使最审慎的估计也说明，狗的嗅觉比人的嗅觉强一百倍左右。

除了第一流的感觉器官之外，野生的犬科和大型的猫科动物还具有美不可言的运动体质。猫科动物专门发展了疾如闪电的猛扑弹跳力。犬科动物能进行长距离奔袭，有巨大的耐力。捕杀猎物时，两种动物都能用上强壮的爪子、锋利有力的尖牙。大型猫科动物还可以使用肌肉强健的前肢，前肢上武装着巨大的状如匕首的尖爪。

对这些动物来说，捕杀的动作本身就成了行为的目的，成了完美无缺的动作。诚然，它们不会滥杀滥捕，亦不会浪费精力去捕杀。但是，如果被圈养起来，并只能得到已经被杀死的动物时，任何一种犬科动物和猫科动物的猎杀冲动是远远不能得到满足的。家犬每一次被主人带出去溜腿时，或者每当主人扔棍子让它去追捕时，它猎杀的基本需求就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无论吃多少狗罐头，都不能压仰它猎杀的本能。就连吃得脑满肠肥的家猫，也需要夜游，也需要偶而朴杀一只没有提防的小鸟。

这些动物的消化系统适应了比较长期地断绝食物与暴饮暴食相互交替的情况。（比如，一只狼一次所吃的食物，可以相当于其体重的1／5——相当于你我一次就吞下30- 40磅的牛排。）它们的食物营养价值很高，很少有废物需要排泄。但是，其粪便又脏又臭，故其排便有特殊的行为模式。有些动物把粪便掩埋起来，有些动物排便时到离居所很远的地方去。幼仔的粪便污染兽窝之后，母兽把粪便吃掉，以保持居所的清洁。

这些动物以简单的方式储藏食物。猎物的尸体或其碎块可以用掩埋的方式加以保存，犬科动物和部分猫科动物就是这样。剩余的食物也可能藏于树上，豹子就这样保存食物。捕杀猎　物剧烈的运动期与懒散松弛的安闲期相互交替。在社群交往中，对猎杀动物极为重要的有力武器，在微不足道的争执和较量中，都可能构成对生命和肢体的潜在威胁。如果两只狼或狮子反目翻脸，就可能在几秒钟内发生肢解和死亡，因为双方的攻击武器都异常凶猛。这就可能严重危及自己物种的生存。漫长的进化过程使它们形成了置猎物于死地的武器，所以就需要发展出强大的抑制机制，不对同类使用致命的武器。这些抑制机制似乎有遗传基础，不必通过后天的学习。进化中产生了弱者俯首贴耳的特别姿态，称王称霸的首领自然也息事宁人，抑制着不随意攻击同类。这些信号是“纯粹”的食肉兽生活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出猎的方式随物种而不同。豹子捕猎时，只身活动，或潜近猎物，或静候猎物，最后才猛扑上去。猎豹捕食时，仔细地寻觅，末了用全力冲刺。狮子捕食常成群结队，由一只狮子追赶猎物，使其在惊恐中落进潜伏狮子的包围之中。狼群捕食用围捕的策略，末了就群起围攻猎物。非洲猎　犬打猎成群出动，其典型方法是穷追不舍，轮番发起攻击，直到逃亡的猎物失血衰竭为止。

晚近的研究揭示，斑纹毛色的鬣狗也是凶猛的成群出猎的动物，而不是象过去认为的那样，基本上是食腐肉的动物。之所以过去产生误解，是由于它们晚上才成群出猎。其实过去记载它们白天吃腐肉的情况并不多见。夜幕一降，它们就变成凶猛的杀手，象猎犬在白昼一样效能很高而且必有所获。一群鬣狗多达30只左右。他们能轻而易举地追上斑马或羚羊，因为斑马和羚羊晚上不敢以白天那样的全速奔跑。它们撕咬猎物的后腿，直到它受伤掉队为止。接着是整群的鬣狗猛扑上去，撕裂猎物的皮肉，直至它倒毙为止。鬣狗成群居住在兽穴里。一群或一“族”（clan）鬣狗少则十来只，多则一百来只。雌兽不会远离兽穴，但是雄兽的活动范围更广，会游徙到别的地区。如果离群的鬣狗在远离领地的地方被另一群鬣狗捕捉住了，就会引起激烈的争斗。但是，同一群体内部却很少发起进攻，很少同室操戈。

一些食肉动物有共享食物的习性。当然，猎物丰盛时，足够整群动物分配，无需发生争吵。但是，有一些动物分享食物比这一步还要走得彻底。比如说，已知非洲猎犬有反胃的习性。出猎完毕，它们要将食物吐出来共享。有些非洲猎犬的反胃进行得非常彻底，所以它们获得了“公共胃”的美名。

喂养幼仔的食肉兽费尽心机为成长中的幼兽提供食物。母狮出猎给幼狮带回肉食，或吞下大块的食物，等到回窝后再吐出来喂幼狮。偶尔有人报告雄狮协助出猎育儿，但似乎并非是雄狮常见的习性。相反，我们知道有的公狼奔走15英里之遥，为母狼和小狼觅食。它们把大块带肉的骨头带回窝让小狼啃，或者在猎杀现场将大块猎物吞下，然后再回到狼窝把肉吐在窝边上喝小狼。

以上所述是专门的食肉兽的一些主要特征，及其与它们的生活方式的关系。它们的特征与典型的以果子为生的猴子和猿类有何异同之处呢？

高级灵长目的感觉器官以视觉为最强，而不是以听觉占支配地位。在树林中攀缘，视觉可比听觉重要得多。吻部大大缩短，使其视野大大拓展。在树间觅食，水果的色彩是有用的线索。灵长目进化出了分辨力很强的视觉，这一点与食肉兽不同。而且，灵长目捕捉静物细微差别的视力也胜过食肉兽。灵长目的食物是静物；探查细微动态的能力，和识别形状和质地的细微差别的能力相比，是不大重要的。听觉也重要，但是，对它们来说，听觉不如对追踪猎物的食肉兽来说那样重要。它们的外耳变小了，不能象食肉兽的耳廓那样转动。它们的味觉更为细腻。食谱比较丰富多样、味道鲜美，更值得仔细品尝。它们对甜味食物的反应尤其强烈主动。

灵长目的体格适合攀援，其结构不适合地面上的疾速奔跑，也不适合长期的财力活动。它们的身体象灵活的杂技演员，而不象强壮魁伟的运动员。双手善于把握东西，但不善于撕扯，也不善于打击。爪子和牙齿相当坚强，但是和食肉兽巨大的善于撕咬箝制的巨爪利齿相比，那就连小巫也算不上了。它们偶尔之间捕杀几只微不足道的小动物，并不需要多大的力气。实际上，捕杀动物并不是灵长目生活方式的基本部分。

进食分散在一天之中很多时间内进行。它们不会时而暴饮暴食，时而长期不吃，猴子和猴类终日不断地咀嚼——终生不断地进食。当然，也有停息的时候，尤其是中午和夜间。但是，它们的进食习性仍然和食肉兽的进食习性构成强烈的对比。它们的食物静止不动，真可谓手到擒来、张口进嘴。它们只需从此地迁往彼地，寻找丰盛的食物资源。随着胃口的变换，随着果子成熟季节的变换，它们需要迁到新的觅食基地。无所谓保存食物的习性。只是有些猴子的面颊上长出了“腮囊”，让食物在此作短暂停留。

它们的粪便不如食肉兽粪便那样臭，所以它们没有养成处理粪便的特别习性。一经排出之后，粪便立即掉到树下，离它们老远。因为成群的灵长目随时迁徙，所以几乎没有把一个地方弄得太脏太臭的情况。就连结巢而居的巨猿也频繁挪位，每晚筑一新窝，所以它们不用操心去保持窝内卫生。（尽管如此，人们发现，在非洲一个地区所调查的大猩猩旧窝中，大约99％的窝里有粪便，73％的大猩猩事实上就躺在自己的粪便之中。这就必然会增加感染的机会，构成疾病的威胁。这一报告清楚说明，灵长目对粪便是漠不关心的。）

由于食物静止不动、源源不绝，灵长目群体不必分开觅食。它们生活在紧密的社群中，可以在一起迁徙、逃亡、休息、睡眠，每一位成员都可以窥见所有其它成员的动态和动作。无论什么时刻，每一位成员对其它每一位成员的行动，都能了如指掌。这一习性与食肉兽的习性迥然不同。有些灵长目群体也偶尔分为小群，即使这些灵长目也绝不会分成个体单干。孤单一只猴子或猿类是非常脆弱的。因为它没有食肉兽那种天然的武器，离开群体就容易成为食肉兽的猎物。

成群出猎的食肉动物，如狼群中存在的合作精神，很难在灵长目动物的身上找到。竞争和称霸是它们的家常便饭。当然，两类动物的社会金字塔中，都存在竞争的机制；但是，猴类和猿类的竞争，较少受合作精神的抑制。复杂而协调的策略是不需要的，因为觅食进食的序列不用以复杂的方式连成一串。灵长目找一点吃一点、不断找不断吃的生活方式，能很好地维持其生存。

因为灵长目的食物在其周围比比皆是、唾手可得，所以它们不用远距离迁徙。有人仔细研究了现存的最大灵长目大猩猩，追踪其活动；结果告诉我们，它们平均每天只移动1／3英里。有时它们一天才移动几百英尺。相反，食肉兽常常一次出猎要奔走许多英里。有一些研究证明，它们一次出猎竟可以奔走50英里以上，几天之后方能回到栖居地。回到固定居留地的习性是食肉兽的典型特征，这一习性在猴和猿之类的灵长目中极不常见。不错，一群灵长目动物的生活范围是相当清楚的。但是晚上它们却随意就地而眠，游荡到哪儿就宿在哪儿。它们对其生活地区亦有了解，因为它们在频繁的游徙之中来来去去地经过同一地区。但是，它们对整个地区的使用方式是没有计划的。而且，整体间打交道时的防卫行为和进攻行为，都不如食肉兽那样显著。就其定义而言，领地是需要保卫的地区。由此可见，灵长目并不是典型的严守领地的动物。

有一点虽然是一个小问题，但它与领地行为有关：食肉动物要生跳蚤，而灵长目动物却没有跳蚤。猴和猿受虱子困扰，还感染一些寄生虫病。但是，与一般人的普遍看法相反，它们是完全不长跳蚤的；其所以如此，有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原因。弄懂这一点，首先要考察跳蚤的生命周期。跳蚤产卵时，不产在宿主身上，而是产在宿主睡眠的居所之中。跳蚤卵3天之后孵化成蠕动的小蛆。这些幼虫不吸血，而靠窝穴中集存的灰土为生。又过两周，幼虫作茧化蛹。蛹在茧中休眠半月左右后变为成虫，破茧而出，寻找合适的宿主。由此可见，至少在其生命周期的第一个月中，跳蚤与其宿主被分开了。显然，不定居的哺乳类，比如猴子或猿类，并不受跳蚤的困扰，其道理就在这里。即使偶然有一二只跳蚤落到了灵长目动物身上，并成功地进行了交配，它们所产的卵也不可能被灵长目动物带走，因为灵长目动物不断地迁徙。等到跳蚤蛹破茧而出的时候，就不会有宿主“在家”等候他们，与他们保持宿主和宿客的关系了。所以说，跳蚤是居所固定的动物的寄生虫，比如典型的食肉兽就是这样的动物。这一点有何意义，读者过一会儿就会明白。

在将食肉类和灵长类的不同生活方式进行对比时，我自然要集中在两类动物身上。一方面是定居在原野上的典型的食肉动物，另一方面是栖息于树林间以果子为生的典型的素食性动物。两类动物之中都有例外。但是我现在只集中研究一种主要的例外——裸猿。他能在多大程度上使自己发生变化，把他传统的吃水果的习性与就近采纳的食肉习性混合起来？这一变化究竟使他变成了一种什么动物？

首先，裸猿的感觉器官不适合在地面生活。他的嗅觉太弱，他的耳朵不够敏锐。他的体格太弱，承受不住艰苦的耐力考验，不是以爆发雷霆闪电般的冲刺，这一弱点是无可弥补的。在人格上，他更为争强好胜，而不是更具备合作精神，而且他无疑不善于计划安排和集中注意力。所幸的是，他的大脑极为出色，在普遍的智能上他胜过其冤家对头食肉兽。借助直立行走，他既改造了双手又改造了双脚；再通过大脑的进一步改善，并殚精竭虑地使用大脑，他有可能获得成功。

这个成功的故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它消耗了漫长的岁月，而且对裸猿日常生活的其它方面产生了各种影响。我们暂时需要关注的，只能是这一成功何以能实现，它如何影响裸猿狩猎和饮食的习惯这两个方面。

因为这场较量靠智力而不是靠蛮力取胜，所以他必须在进化上迈出戏剧性的一步，以大大加强脑力。这一进化步子是颇为奇异的：他这个猎　食的裸猿变成了婴幼期很长的裸猿。这个进化戏法并非是独一无二的。在一些相差甚远的物种身上也发生过这一变化。简言之，这个进化过程叫做幼态持续（neoteny）。所谓幼态持续，即婴幼期的某些特征保存下来，持续到成年期。（尽人皆知的一个例子是蝾螈，幼年期的蝾螈形态终其一生不变，它可以在此情况下繁殖后代。）

假如我们考察典型的猴子胎儿，就能最深刻地理解，幼态持续机制何以有助于灵长目大脑的发育和发展。猴子胎儿期的大脑迅速发育，既长大又变复杂。幼猴出生时，其大脑已经达到成熟大脑的70％。其余的30％在出生后的头6个月中全部发育完毕。就连智力较高的黑猩猩幼仔，其大脑发育也在出生后的12个月内得以完成。我们这个物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婴儿出生时的脑量只及成人脑量的23％。出生后的6年间，儿童的大脑继续迅速发育，但是人脑的整个发育期大约到了23岁才能完成。

由此可见，对你我来说，性成熟之后，大脑发育还要继续10来年。但是，对黑猩猩来说，生殖能力活跃之前，大脑发育就已经完成六七年之久了。非常明显，这一点清楚地说明，我们变成所谓保存婴幼期特征的裸猿，是什么意思。不过，有必要将这句话做一点修正。我们（或者说我们猎食的祖先）变为婴幼期很长的裸猿，只表现在有些方面，而不表现在另一些方面。我们的各种特征，其发展速率不稳定。我们的生殖系统突飞猛进，我们的大脑发育磨磨蹭蹭。我们机体的许多其它部分也是这样：有些的发育速率大大减缓，有些的发育速率有所降低，还有些部分就停止发育不再生长了。换言之，所谓幼态持续机制是有分别的。一旦出现这个趋势，自然选择对有助于物种生存的任何幼态持续机制，都会起推动的作用，以利于物种在敌对和困难的环境中生存。人的大脑并不是唯一受影响的器官，人的体态也受到同样的影响。哺乳类胎儿的头部轴线，与躯干的轴线保持着恰当的角度，如果它生出来时仍保持这种姿态，当它用四足行走时，其头部就会朝下。但是。在它出生的时候，它的头部会向后转动，直至头部与脊柱成一条直线。所以当它出生后开始行走时，其头部就会按恰当的方式朝向前方。但如果这样的动物一旦用后肢行走，它就会昂首望天。因此，对于直立行走的动物，比如猎食动物的猿来说，出生后继续保持胚胎时期头部轴线与躯干轴线的角度，显然是至为重要的。只有保持恰当的角度，才能保证他在采取新的直立行走姿态之后，仍能面朝前方。当然，这正是人类进化过程中发生的事情，而且是幼态持续的又一例证：胚胎的特征保存下来进入了婴幼期、童年期直至成年期。

以猎食动物为生的猿还有许多其它体质特征，同样可以用幼态待续机制来加以说明。这些体质特征有：细长的颈项、扁平的面部、小巧的牙齿、牙齿的推迟生长、粗壮眉脊的消失、小脚趾不能转动等等。

许多胚胎期的特征对狩猎猿有很高的潜在价值，这是他所需要的进化过程中的突破。由于他幸运地被赋予了幼态持续的机缘，所以他既能够获得新生活所需的大脑，又可以获得与此相配的身体。他可以直立飞跑，把双手腾出来使用武器；同时他的脑子越来越发达，使其能开发出手中使用的武器。此外，他不光是有了更聪颖的大脑，使其能操纵各种物体；而且他的童年期延长，使他在此期间能从父母和其它成人学到更多的东西。婴幼期的猴子和黑猩猩也喜欢戏耍、探索，也富于创造性，可是它们的这个阶段很快就夭亡了。然而对裸猿来说，这些婴幼期特征一直会持续到他件成熟以后的成年期。先辈所设计的一切技术，他都有足够的时间去模仿和学习。从体质和本能上说，他这个猎手有许多不足之处。但是他的智力和模仿力可以弥补其不足且绰绰有余。他接受父母教诲的方式和深度，其他任何动物是望尘莫及的。

但是，光有父母的教诲还是不够的，还需要遗传基因跟上去。狩猎猿就其本质来说，他基本的生物变化必须与助态持续机能同时发生。倘若找一只前面描述过的典型的、树栖的、采摘果实为生的灵长目动物，仅仅给它换上一副发达的大脑和适于狩猎的身躯，而它又不发生其它的变化；那么它要想变成一只善于猎食的猿，还是不那么容易的。它的基本行为模式就格格不入。它可以善于思索、精于计划，但是它更基本的动物本能与它的新生活对不上号，仍然是原来那一套。它接受的教诲与它的自然倾向是相抵触的，不光是与其饮食行为相抵触，而且与它的一般的社会行为、进攻行为和性行为相抵触，而且与它以前灵长目生活中的一切基本行为特征相矛盾。倘若遗传基因所控制的变化没有发生，那么对狩猎猿幼仔所灌输的新的教育，必然象希腊神话中的西绪福斯王死后所受的惩罚一样，是一场徒劳的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后天的文化训练能取得丰硕的成果；但是无论大脑的高级中心是多么精妙绝伦的机器，它仍然需要身体低级部分的变化来扶持。

现在回头考察典型的“纯”食肉兽和典型的“纯”灵长目的差别，就可以看出这些差别大概是如何发生的。先进的食肉兽把觅食（猎杀）与进食分离开来。这两种动作成了不同的动机系统，彼此只有一定程度的依存性。之所以分离开来，是因为这两个动作所组成的序列资时太多、十分艰难。进食这一环离捕猎这一环在时间上相隔太远，所以猎杀这个动作本身就必然要成为一种报偿。对猫科动物的研究所揭示的行为甚至更复杂，这个行为序列分得更细了。捕捉猎物、杀死猎　物、准备将猎物用来进食（如拔毛），最后才吃掉猎物，以上每一个步骤都有其独立的动机系统。四种行为模式中的一种得到满足，并不能自然而然也使其它三种模式得到满足。

对采摘果实并以此为生的灵长闩动物来说，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从觅食到进食的动作序列，只包括简单的觅食和立即将食物投入嘴里这两步。这两步紧紧相接、时间短暂，所以不必分离开来成为两个动机系统。对于狩猎猿来说，这一情况必须改变，而且要急剧加以改变。捕猎本身必须有所报偿，而不能仅仅作为最终导致美餐的动作序列的一部分。正如猫科动物一样，捕捉猎　物、杀死猎物和准备将猎物用来进食等三个动作，都将各自具有自己的目标，都将变成目的本身。每一个目的都必须得到表现，满足其中一个目的，并不能压抑另一个目的。如果考查——稍后的一章里要专讲这一点——今日裸猿的饮食习惯，就可以看见，有大量的迹象表明进化过程中确实出现过这种情况。

除了变成生物特性上的（与文化意义上的相对，）杀手之外，狩猎猿还必须改变自己饮食行为的时间安排。整天不停、零零碎碎吃东西的方式过时了，间隔若干时间一日数餐的进食方式随之而起。它们养成了储藏食物的习惯。回到定居点的习性必须要嵌入它们的行为体系。辨别方向、回到住所的能力必须得到提高。排泄废物必须成为有组织的空间模式，成为一种隐私（食肉兽都是如此）活动，它再不能是象过去那种群体性的（灵长目都是这样）活动。

笔者前已提及，住所固定的后果之一是可能引起寄生虫滋生。我又说，食肉兽长跳蚤，灵长目不长跳蚤。如果狩猎猿因居所固定而不同于其它灵长目，那么我们就有理由指望它打破不长跳蚤的规律。看来情况确是如此。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物种今日确有不少的寄生虫，而且还有一种特别的跳蚤。这种跳蚤与其它食肉兽的跳蚤迥然有别，它是在人身上进化出来的。既然它有足够的时间进化为一个新的物种，那么它必定和我们共生已有很长的时间；可能在我们变成狩猎猿的早期，它就已经是不受欢迎的伙伴了。

从社会属性上说，狩猎猿与伙伴交际和合作的冲动，必须要大大加强。面部表情和发声都必须更趋复杂。有了威力大的武器，他就必须创造出表现力强的交际符号，以便抑制社会群体内部的互相攻击。另一方面，由于居所固定，他就必须开发更加强大的进攻性武器，以对付敌对群体的成员。

由于新生活方式的要求，他必须压制强有力的灵长目本能冲动，绝不能离开群体中的主体。

由于他新近养成的合作精神，由于食物来源飘忽不定，他一定要养成共享食物的习惯。公狼要将猎获的食物带回住所，已如前述；同样，狩猎猿中的雄性也得带猎物回家，让雌性及幼儿享用。这种父性行为必然是一种新学到的行为，因为灵长目养育幼仔的普遍规律是，亲辈育仔的责任完全压在母亲的身上。（只有一种聪明的灵长目，如我们的狩猎猿，才认识自己的父亲。）

狩猎猿的幼儿依赖亲辈的时间极长，育儿的责任非常沉重，雌性几乎永远被挂在居所生活。在这方面，狩猎猿的新生活方式突然引发出一个与其它典型的“食肉兽”不同的特殊问题。这个问题是。两性的角色必须有进一步的区分。出猎的群体必然变成男性的一统天下。假如说有什么东西与灵长目的本性对立的话，那就是明确的两性分工。生育力旺盛的一只雄性灵长目动物出猎，而让所有的雌性留在居所失去保护，结果让别的雄性占有，这是闻所未闻的奇闻。无论多少后天的教化也不能使之养成这种习性。这就需要社会行为上发生重大的转变。

解决问题的答案是形成两性的一对一的配偶关系。雌雄两性的狩猎猿必须要产生爱情、彼此忠诚。在许多别的动物中，此一现象普遍存在，但是灵长目中的配偶关系却十分罕见。配偶关系的形成毕三功于一役。首先，这个关系意味着雌性与各自的雄性结成固定的关系，雄性外出狩猎时雌性也忠贞不贰；它意谓着雄性之间激烈的性角逐大大减少，这有助于培养合作精神；如果要集体狩猎成功，不仅要让强壮的雄性而且要让体弱的雄性各司其职；体弱的雄性也要唱主角，而不能被推到社会的边缘，不能象其它灵长目动物群体中那样，强壮者称霸，体弱者服从。而且，由于他开发出了致命的加工武器，狩猎猿在巨大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减少群体内部不和的根源。第三，一雌一雄的繁殖单位还有另一层意义：后代因此也受益匪浅。幼儿成长缓慢，培育和训练幼儿的任务沉重，这就要求一个与之相应的聚合力很强的家庭。在其它的动物群体中，无论是鱼类、鸟类和哺乳类中，只要育儿的重担对雌性的压力太大，都可以见到牢固的—一相配的雌雄对子，它们在繁殖期被有力地扭结在一起。在狩猎猿的身上，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况。

于是乎，雌性能确保雄性的支持，固能专注于母亲的职责。雄性能确保雌性的忠贞，也愿离开雌性去出猎，既避免了为争夺雌性而争风吃醋，后代也能得到最佳的照料。听上去这种两两相配的雌雄关系是够理想的解决办法，但是它还需要将灵长类的社会——两性关系进行重大的改造。我们从下文将知道，这一改造从未圆满完成。从我们种属今日之行为来看，显然这个倾向仅仅是部分地得以完成，我们早期的灵长目冲动仍以较小的形式不断重现。

就这样，狩猎猿担任了致敌死命的食肉动物的角色，其灵长目特性和行为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我已说明，这些变化是基本的生物学上的变化，而不是文化特性上的变化；这个新的物种就这样发生了遗传基因上的变异。你或许认为，我的设想站不住脚。你也许觉得——这正是文化灌输的巨大威力——以上的变化很容易靠训练和培和新传统来实现。我对你的看法持怀疑态度。只要看看我们今日这个种属的行为就可以知道，事情并非如此。文化发展给我们带来越来越令人难忘的技术进步，然而凡是技术进步与我们的基本生物特性发生冲突的地方，技术进步都遇到了很大的阻力。我们作为狩猎猿在早期生活中形成的基本行为模式，在我们现今的一切事务中，仍然鲜明地崭露出来；无论我们从事的任务有多么高尚，我们祖先的基本行为模式仍然要露出马脚。以更粗俗的活动而言——诸如饮食、惧怕、攻击、性、育儿，倘若其组织手段只是文化，我们无疑应该能更好地控制它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使之改变，使之更适合技术进步对活动组织方式日益非同小可的要求。然而，我们并不能完全靠文化手段来组织。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我们的动物本能面前低头认输，暗中被迫承认自己体内躁动着复杂的动物本性。如果我们坦白诚实，我们就会承认，我们的祖先在自然选择的遗传变化中所获得的动物本性，也必须经过数百万年的时间，而且必须经过同样的遗传基因变化过程，才能够发生改变。与此同时，只有以恰当方式去设计我们的文化，使之不与我们的基本动物需求相冲突，使之不压抑我们基本的动物性，那么我们复杂得令人难以置信的文明才会繁荣昌盛。可惜、我们理性思维的脑子与我们直觉感性的脑子并非是永远和谐的。有许多例子能够说明事情在哪儿出了差错，说明为什么有些人类社会衰败消亡了，有些社会因发展受阻而陷入困境了。

在以下的各章中，我们要研讨，人类社会为何会误入歧途、陷入困境或衰败消亡。然而在此之前我们还得回答一个问题，即本章开头所提的问题。我们刚接触人这个新奇的物种时，我们立刻注意到，有一个特点使他突现出来，使它与其它的灵长目动物截然不同。这个特点就是他裸露的皮肤，我这个动物学家因此而将这个物种命名为裸猿。此后我们已经看到，还可以用以下任何恰当的方式给他命名：直立猿、会造工具的猿、头脑发达的猿、占有领地的猿，等等。不过，这些命名并非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首先发现的特征。如果只把他当做博物馆中的一个动物标本，它给人造成的第一个印象，却是其裸露的皮肤。我们在本书中，将始终如一地将其命名为裸猿。只要这样做能与别的动物学研究保持一致，并能够提醒我们注意：我们研究人类，就是从这个特殊的角度切入的；那么，我们就要始终使用裸猜这一命名。然而，人这一崭新的特征有何意义？狩猎猿究竟为何变成了裸露皮肤的人？

可惜，说到肤色和毛发，化石帮不了我们的忙。所以我们全然不知，人类进化中体毛脱落这一巨大的变化，究竟是何年何时发生的。可以颇有把握地说，这一变化在我们的祖先离开森林之前并未发生。这一发展非常奇异，看来它更象是我们的祖先被迫到原野上生活之后所发生的巨变的一部分。但是，它究竟如何发生？它究竟如何有助于类人猿的生存？

这个问题困扰专家已有相当岁月。许多富于想象的理论被提出来了。其中最有希望的一个理论是，脱去体毛是幼态持续机制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如果你考察新生的黑猩猩幼仔，就会看见它满头黑发而全身赤裸。假若它的裸体延续至成年期而不长毛，成年黑猩猩裸露的身体就会和我们的裸体非常相似。

有趣的是，我们这个种属中，这种幼态持续机能在抑制体毛的生长中并不十全十美。胚胎在发育过程中踏上了典型的哺乳动物全身披毛的道路，所以6—8个月的胎儿全身几乎盖满着绒毛。胚胎这一层“毛衣”叫做胎毛。直到生出前夕，胎毛才全部褪尽。早产儿有时仍带着胎毛，使父母十分惊恐。但是除了罕见的例外，胎毛都迅速脱落。后代成年后仍是“毛人”的家族，有记录在案者，不过30例。

尽管如此，我们物种的所有成年人确实还有不少的体毛——事实上比我们最近的亲戚黑猩猩的体毛还多。与其说我们脱去了全部的毛发，不如说我们长出了短小的汗毛。（顺便说明一下，并非所有的人种都留有汗毛，黑人就实实在在显而易见地失去了汗毛。）以上事实使有些解剖学家声称，我们不能认为自己是无毛的或裸体的猿。一位权威学者走得更远，他断言：“因此，说我们是灵长目中最少体毛的种属，这绝不是事实，无毛不过是一种幻想，许多企图对这一幻想作出解释的离奇理论，客气点说也是毫无用处的”。此一批评大谬不然。就好比我们不能说盲人有一双眼睛就不是盲人。从功能上说，我们是彻头彻尾的裸体，我们的皮肤毫无遮掩地暴露在外部世界之中，我们必须对此做出解释，无论在放大镜下我们能在人身上数清多少汗毛。

用幼态持续机制去解释，只能给体毛何以脱落提出一个线索。它不能说明，裸体无毛作为一个种的属性有何价值，它对有助于裸猿在敌对的环境中生存有何价值。也许有人会说，无毛的裸体毫无价值，它只不过是其它更重要的幼态持续变化的附产品，比如是大脑发育时间拉长这一变化的伴生物。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幼态持续机制是互有区别的延缓生长的过程。有的特性比其它特性成熟缓慢，其成熟的速率是不协调的。由此可见，象裸体无毛这种有潜在危险的幼态特征，仅仅是因为其它幼态特征减缓了成熟期而随之被保留下来，这一想法难以成立。除非它对人这个新的物种有独特的生存价值，否则它很快就被自然选择淘汰了。

那么，裸露的皮肤有何生存价值呢？一个解释是，狩猎猿放弃游荡的生活而走向定居时，其居所为大量的寄生虫困扰。夜复一夜地在同一窝穴里睡觉，被认为给许多寄生虫提供了异常丰富的繁殖场所。于是虱子、螨、跳蚤和臭虫大量繁殖，到了非常危险的地步，对狩猎猿的生存构成了严重的威胁。通过甩掉他身上的“毛衣”，这个定居窝穴的物种才能更好地对付寄生虫构成的威胁。

这个观点大概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它很难说有重大意义。很少有其它固定居所的哺乳类——定居的哺乳类数以百计——采取了脱毛裸体这一步。强而。如果别的原因使脱毛这一进化过程得以发展，那么消灭皮肤寄生虫就容易多了；今天多毛的灵长目动物，还面临着这一任务，捕捉寄生虫仍然消耗了它们大量的时间。

另一个观点的思路与第一个观点相似。它认为，裸猿的进食习性污秽肮脏，体表的“毛衣”因此要很快粘结成团，污秽不堪。这又是一种致病的威胁。有人指出，兀鹰取食时把头颈全都扎进血淋淋的猎物尸体之中，因此其头颈部的羽毛就掉光了；由此可以类推，狩猎猿的全身，也可能因其进食习性污染毛发而使毛发掉光。但是，狩猎猿首先学会的必然是用东西清理毛发，而后才能学会制造捕杀的工具和剥掉兽皮的工具；后者难以首先发展起来。就连野生的黑猩猩遇到解便困难时；也学会了偶而之间用树叶当手纸搞清洁卫生的。

有人提出了另一种说法。它认为，由于学会用火而导致体毛的脱落。据说，狩猎　猿只有晚上才感到冷，一旦他能坐在营火边享福，他就可以舍弃体毛，使他能更好对付白天太阳照射的热量。

还有一种独辟蹊径的理论认为，原始的居住在原野上的猿类变成狩猎猿之前，经过了一个长期水生猿伪进化阶段。根据这一设想，他进入热带海滨去觅食。他在那儿能找到相当丰富的甲壳类动物和其它海生动物，那儿的食物来源和原野上的食物来源相比要更加丰富、更有吸引力。起初，他仅仅在岩边的水坑里和浅滩中试探，后来他慢慢游向较深的水域去潜水找食物。据说，在此过程中，他与其它进入水中生活的哺乳类一样，将会失去体毛。只有他的头，因为游水时伸出水面，所以才保住了“毛衣”，以防太阳直射。后来，等到他的工具（初始制造的工具是用来砸开贝壳的）发达到一定的程度后，他就会离开养育他的海滨摇篮，进入原野，终至进化为狩猎猿的。

据信，这一理论说明，我们今日何以在水中能象游鱼那样自如，而我们现存的最近的亲属黑猩猩在水中真象是秤砣落水。它还能解释我们流线型的身体和直立行走的姿态。直立行走的姿态大概是踩水进入深水区所形成的。它能说明我们身上汗毛奇怪走向的轨迹。仔细观察表明，我们背上汗毛的走向与其它猿类的情况不同。我们的汗毛成对角线走向，向后面偏中间方向指向脊柱。此一走向正是游泳时水流过背部时的方向。它说明，假如背上的毛先发生走向变化，继后才脱落的话这个走向的变化正是为了减少游水时的阻力。同时又有人指出，我们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特点，在所有的灵长目之中，唯独我们才有一层较厚的皮下脂肪。这被说成是与鲸鱼或海豹的脂肪对应的东西，是补偿和防止能量消耗的装置。他们强调指出，没有人提出任何其它的理论来解释我们这一解剖特征。甚至连我们的手掌感觉非常敏锐这一特征，都被用来支持这个水生进化理论。一只相当粗糙的手可以握住棍于和石头，这毕竟是事实；可是在水中摸食物却需要一只感觉细腻而敏锐的手。也许，从树上走下地生活的猿类，最初就是在水中取食而进化出了一双异常灵敏的手，然后又把它们传给后起的狩猎猿的。最后，这位学者指出他们在寻找人类进化中最重要的缺失的一环时，四处碰壁、一无所获；它毫不留情、一针见血地指出说，如果专家学者们不辞辛苦，到100万年前的非洲海岸边去搜寻，就可能找到于自己有利的那个缺失的一环。

可惜，这一研究尚未开展。然而，尽管水生论有许多吸引人的间接证据，可是它缺乏扎扎实实的支持。它能干净利落地解释许多特征，可是它反过来要求人们接受人类进化中一个假设的重大阶段，我们迄今尚无任何直接证据去支持这一假设。卿使最终证明此一假设证据确凿，它也不会和现在已被普遍接受的人类进化图景相冲突，现在的理论认为狩猎猿是由陆居猿进化而来的。它只能说明，陆居猿接受了一场相当隆重的洗礼仪式。）

另一个论点的思路完全不同。它认为，体毛脱落不是适应自然环境的反应，而是一种社会因素所造成的倾向。换言之，它的产生不是一种机械装置，而是作为一种物种标记。一些灵长自身上有裸露部分；在有些情况下，它们似乎是种属的标记，使同类能据此识别同类，亦能使猴或猿据此识别其它种属的灵长目。狩猎猿体毛脱落被认为仅是自然选择机制任意选中的特征，它只是偶然成为这个物种的种属标记。当然赤条条裸露的躯体使裸猿很容易被识别出来，这是不能否认的。但是，要达到同一个目的，还有大量的并不那么急剧变化的方式可供选择，而且还可以不牺牲一层保温的“毛衣”。

与此思路相同的还有另一种意见。它把体毛脱落描绘成性信号的延伸。据称，雄性哺乳类总的来说比雌性毛多；裸猿拓展了两性在这方面的差别，因而其雌性对雄性的吸引力越来越大。脱毛的倾向亦影响雄性，但是影响程度较轻，他们留下特殊的毛发与雌性形成鲜明的对照，比如胡子。

上述最后一个意见能圆满解释裸体的性别差异。但是，它遇到同样的一个问题：体毛脱落后其保温功能也随之失去，为了外表更富于性感而牺牲保暖机制，这个代价不低；即使有皮下脂肪作为保温的部分补偿手段，这个代价也太高。这个意见还有一种略加改头换面的翻版：与其说是裸体的外表更富于性刺激，不如说是裸体在抚摸时更富于性刺激。可以认为，由于裸露的皮肤在性接触中对感官的刺激，雌雄两性对性刺激都会变得高度敏感。在配偶关系趋于固定的进化过程中的物种，裸体的刺激会使性活动更加兴奋；由于加强了性交的报偿，配偶关系就得到加强。

也许，对裸体最常见的解释是，它是作为一种散热的手段而进化出来的。狩猎猿走出阴凉的森林，他经受的高温是前所未有的。据信，他脱“毛衣”是防止身体过热。从表面上看，这一假设颇有道理。因为我们今日在炎热的夏日里的确要脱去夹克衫。但是它经不起仔细的推敲。首先，原野上生活的动物（与我们的躯体大小相差不多的动物）中，除了裸猿之外，没有一种脱去了体毛。假如事情如此简单，我们就能指望见到裸体的狮子和豺狗。事实刚好相反，它们都遍身长着短毛，且相当浓密。裸露的皮肤暴露在空气中，当然可以增加散热的机会，但是它也增加了吸热的机会，而且在直射的阳光下皮肤有灼伤的危险；皮肤灼伤的危险，每一位行日光浴的人都是知道的。有人在沙漠中做过试验，结果证明：穿轻薄的衣服可以减少水份散发，因而减少热量散失；但同时人从外界吸收的热量也可以因此而大大减少，比完全裸体所吸收的热量要少55％。在高温气候中，阿拉伯人喜爱的那种质地厚、款式肥的长袍，比轻薄服装的防护效果还好。它既可以减少进入身体的热量，又可以容许罩在长抱里的空气流通，有助于汗液挥发而起到降温的作用。

显而易见，情况比乍看之下复杂得多。体毛是否脱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温度的水平和太阳直射的程度。即使假定气候有利脱去体毛，换言之，即使气候相当热，但是又不至于酷热难当，我们仍须解释裸猿与其它原野上的食肉兽，何以会皮肤显著不同。

我们有一个办法对此做出解释，它也许会对我们变成棵猿的整个问题做出一个最佳的解答。狩猎猿和他的竞争对手食肉兽之间的基本差别是，他的体质不适于迅如闪电的冲刺，亦不能使他与猎物比耐力，他追踪猎物的速度不能与食肉兽相比。然而，他恰恰又必须具有追踪猎物的速度与耐力。他成了好猎手，因为他的脑子更发达，这使他用上了更巧妙的策略，制造出更致命的武器。尽管如此，狩猎活动仍然对他的体质构成了很大的压力。追踪猎物至关重要，他再苦再累也得忍受。但是，在追踪的过程中，他一定会觉得热不可支。因此就产生了强大的自然选择压力，迫使其减少体温过高的倾向，任何微小的降温机制都有助于这个自然选择，即使它意味着其它方面会作出一些牺牲。毫无疑问，这是毛猿转化为裸猿的关键因素。加上幼态持续机制的推动，再加上前述的体毛脱落的次要好处，这个论断应当是站得住脚的主张。由于体毛脱落、体表汗腺增加，可以达到相当有效的降温目的——不是为了适应原有那种每分钟不停进食的生活；而是为了适应追捕猎物狂奔猛跑的生活——其结果是，体表盖上一层汗液的薄膜，他那暴露在空气中的、劳累的肢体和躯干都盖着一层汗水，挥发的汗液就使体温不致开得太高了。

于是，我们面前就出现了这种直立行走的、猎杀动物的、武器精良的、守卫领地的、幼态持续、大脑发达的、赤身露体的裸猿，他的祖先是灵长目动物，他在进化中变成了食肉动物，他终于站立起来准备征服世界了。然而他还是一个新生的、带有尝试性质的物种，新的行为方式不断地需要完善。他的主要麻烦是由文化发展和遗传变化的不平衡引起的。他在文化上的进步突飞猛进，总是走在任何新的遗传基因变异的前头。而他的基因则较为稳定，老是掉在后面。他常常要受到提醒：尽管他在改造环境中取得巨大无比的成就，可是他骨子里仍然是一只地地道道的裸猿。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将其历史搁置下来，看看他今日之命运。现代的裸猿究竟有一些什么行为举止？他如何对付历史悠久的饮食、争斗、择偶、育儿等问题？他的电脑般的大脑在多大程度上认识了自己作为哺乳类动物的冲动？也许他不得已对自己的这种冲动做了过多的让步，而他又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让我们等着瞧吧! 

谢选骏指出：人说——“现代的裸猿究竟有一些什么行为举止？他如何对付历史悠久的饮食、争斗、择偶、育儿等问题？他的电脑般的大脑在多大程度上认识了自己作为哺乳类动物的冲动？也许他不得已对自己的这种冲动做了过多的让步，而他又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

我看——人的行为举止之一就是，自称为裸猿的人不是真裸的无毛，例如白种人；而真裸的少毛人例如黑人却不自称裸猿；人的行为举止之二就是，多毛的高加索人喜欢裸体，而少毛的昆仑山人却厌恶裸体。

【第二章 性】

在性行为上，今日之裸猿发现自己处于困境之中。作为一种灵长目动物，他被引向一个方向；作为采用肉食的一种动物；他又被拽向另一个方向；而作为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成员，他被拖往的又是另一个方向。

首先，他基本的性品质全部可以追溯到他的祖先身上，这个祖先就是以果实为生的、在森林中栖居的古猿。为了适应原野上的狩猎生活，这些基本特征经过了剧烈的修正。这一变化过程已足够困难。可是，反过来，这些经过修正的特征又不得不经过进一步的调整，以适应社会结构的迅速发展，而社会结构又日趋复杂，日益受文化的制约。

变化的第一个阶段，即从以果实为生的树栖猿的性行为模式转变为狩猎猿的性行为模式，经过了相当漫长的时期才得以实现，不过这一转变颇为成功。然而，第二阶段的变化不如第一阶段的变化那末成功。这一次转变极为迅猛，而且依赖智能和后天习得的自制力，而不是依靠自然选择基础上的生物学变化。可以说：与其说文明的进步陶冶了人的性行为，毋宁说人的性行为塑造了文明。倘若此一论断看起来失之过简，请让我先陈述论证。到了本章末尾，我们再回头检查这一论断。

首先，我们必须准确无误地查清，今日之裸猿在性生活中的行为。这一步研究听起来容易做起来困难，因为性行为千差万别，不同社会内的性行为千变万化，同一社会里的情况也是如此。唯一的办法是接受调查结果的一般情况，这些结果是在文明进步中最有成效的社会中经过大量的抽样调查得出的。小型、落后、不发达的社会可以忽略不计。这些社会中也许存在许多令人神魂颠倒、稀奇古怪的风俗习惯，但是从生物学特性上讲，这些性行为再也不能代表进化的主流模式。事实上，这些社会之所以在生物特性的演进中不大成功，也许正是由于其异常的性行为帮了倒忙。

本书采用的资料，大多数取自近年在北美进行的若干研究报告，这些研究颇费心血，主要以北美文化为研究对象。所幸的是，从生物学的角度上说，北美文化规模宏大、卓有建树，可以作为现代裸猿的代表，使人不必担心情况失真。

我们这个物种的性行为要经过三个典型阶段：形成配偶阶段、性前活动阶段和性交动作阶段，阶段顺序通常如此，但并非总是如此。形成配偶阶段通常叫做求爱期，其时间之长，用动物的标准来说，实在令人惊异。求爱期通常历时几周，甚至长达几个月。与其它物种一样，求爱期的典型特征是试探和矛盾的行为，担惊受怕、大胆接近和逗引异性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如果双方的性诱信号达到一定的强度，紧张害怕和犹豫不决的情绪就逐渐随之而减轻。所谓性诱信号，包括面部表情、身体姿态和求爱言语。求爱言语既包括非常专门的、高度符号化的言语信号，又包括同等重要的、独特的甜蜜腔调。人们常说求爱的恋人“娓娓细语”。这个成语扼要说明；求爱中语气的重要性胜过了言辞本身。

第一阶段的性诱信号表现为视觉和声音的形象，随后求爱的双方开始身体接触。常常伴之以身体的扭动。配偶形成后，身体扭动明显增加。先是用手摩挲、用胳膊搂在一起，随之是在脸上亲吻、嘴对嘴亲吻。双方自然紧紧地拥抱，或者静静地搂着不动，或是一边拥抱一边摩挲亲热。常常能看见恋人突然分开而互相追逐嬉戏、蹦跳舞蹈，幼年时期嬉戏的模式可能会再次表现出来。

求偶阶段的行为多半是在公开场合下进行。一旦进入性前行为阶段，就要追求隐私，随后的行为尽可能不让别人看见。进入这个阶段之后，躺下的行为模式显著增加。身体接触更加用力，拥抱的时间更长。感情烈度较低的并排仰卧常常让位于富于激情的面对面拥抱和亲热。这样搂抱的姿势可能维持几分种，也可能长达数小时。此时言语和视觉的信号不如第一阶段重要，身体接触的信号渐趋频繁。

以上的性刺激，是性前活动爆发期中给异性伙伴的刺激，由此而引起生理上的性冲动，导致性交发生。

性交阶段比性准备阶段短促，这是性交阶段的典型特征。大多数情况下，男子在几分钟内就达到高潮，除非用办法推迟这一过程。其它灵长目的雌性动物看起来没有性的高潮，但是裸猿的女性独有这种异乎寻常的快感。

双方经过性高潮之后，一般都感到精疲力尽，通常需要松弛、休息，常常会随之而安然入睡。

谈了性刺激之后，接下来谈谈性反应。人体对以上各种强烈的性刺激作何反应？男女双方的脉搏、血压和呼吸都明显增加。这几种变化在性前准备阶段开始，到性高潮时最为明显。正常的脉率是每分钟7O－80次，性冲动开始时达到90－10O次，性冲动强烈时达到130次，性高潮时上升到150次。血压从120上升到200，甚至达到250。呼吸随冲动而加深，进入高潮时竟至于大口喘息，伴之以有节律的低吟。达到高潮时，面部肌肉可能发生痉挛，嘴唇张开，鼻翼扇动，与运动员剧烈运动时的反应类似，与呼吸困难者的反应相当。

性冲动时还有一种富于戏剧性的变化，血流的分布发生很大的转移，从体内器官转入体表。皮肤血流增加产生了几个显著效果。它不光使体表温度升高，双方身体接触时能感觉到这一变化——这就是所谓性灼热，或所谓欲火；而且体表的某些地区还发生明显的变化。在冲动强烈时，会出现典型的性红晕。女性的性红晕最为常见，红晕从上腹部开始，扩散到乳房上部、上胸部、乳房两侧和中部，最后波及到乳房下部。面部及脖子亦可能出现红晕。在反应强烈的女子身上，性红晕还可能传播到下腹部、肩头。双肘，到高涨时可以传至大腿、臂部和背部。在有的女子身上，红晕几乎可以复盖整个体表。有人将其描述为麻疹似的红斑，它本身看上去就是一种性刺激信号。男子的皮肤上也会出现红晕，不过这种情况不如女子多。和女子的红晕一样，男子的红晕也始于上腹部、然后渐次传入胸部、颈部和面部。间或也有波及到肩头、前臂和大腿的情况。达到高潮之后，红晕迅速消散，其消退的顺序与出现的顺序刚好相反。

除了性红晕和体表血管扩张之外，有几种能膨胀的器官会出现明显的血管扩张。血液集中在这些器官，是由于动脉输入的血液多，静脉带走的血液少。器官膨大的现象可以维持很久，因为动脉血管膨大之后又压迫了静脉血管的回流。血管膨胀的现象发生在嘴唇、鼻子、耳垂、乳头和阴部。女子的乳房亦会膨大。嘴唇充血以后变得更大、更红、更突出。鼻翼膨大、鼻孔扩张。耳垂变肥厚肿胀。男女双方的乳头都胀大而坚挺，尤以女子乳头的变化明显（不只是因为血管膨胀，而且是因为乳头的肌肉收缩）。女子的乳头可以升高一厘米，直径增加半厘米。乳晕区亦有膨大，其色泽更深，这一变化不见于男子身上。女子乳房也明显变大，到性高潮时可膨胀大约25％，比平常更为坚挺、更隆成圆形，更耸得高。

随着冲动的增长，男女双方的性器官都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一旦达到高潮，所有变化很快消退，人体又回复到原状。在性交后休息期间，人体迅速恢复到平常安静的生理状态。

以上概述了我们这个物种的性刺激和性反应。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探讨性行为在我们祖先的生活中有何意义，在我们的生活中又有何意义。但是，首先值得指出的是，上述性刺激和性反应出现的频率并不一致。有些变化是男女性交时必然发生的，有一些只在部分人的身上出现。即使这样，它们发生的频率之高也足以使之被视为“种属特性”。关于性反应的频率有以下一些数字。75％的女子有性红晕，25％的男子有性红晕。乳头坚挺在女子中是普遍现象，可是男子中只有60％的频率。性高潮后出汗这个特征在男子和女子中都占33％。除了以上几种反应之外，其它的身体反应是普遍特征；当然在不同情况下，其强度和时间多少会有所不同。

还有一点需要澄清的是；性活动在人一生之中的分布情况。在10岁之前，男女两性都不可能有真正的性行为。儿童期可以看见大量的所谓“性游戏”。但是女性排卵、男子排精之前，不可能出现功能性的性行为模式。有的女性10岁开始月经来潮；到了14岁时80％的少女已出现正常的月经。19岁的女子全都有了月经。与此同肘，阴毛长出、臀部变肥大，乳房隆起。事实上以上变化比月经来潮略早。身体的全面发育进展较慢，直到22岁才能完成。

一般地说，男孩要11岁之后才会第一次排精，其性萌动比少女稍晚。（男孩最早的射精记录是8岁，此种情况极为罕见。）到12岁时，25％的男孩已有射精经历；14岁的少男孩中，80％的人已出现第一次射精。（至此他们已赶上了少女的月经经历。）男孩第一次射精的平均年龄是13岁又10月。与女孩子的情况一样，男孩也出现典型的副性征。体毛开始生长，尤其是阴毛和胡须。体毛生长的典型顺序是：阴部、腋下、下唇、面颊、下巴，然后才慢慢扩展到胸部和其它部位。男子臀部不会肥大；相反，其肩头定会加宽。嗓音变粗变低。变声在女孩子身上亦有表现，但是其变化程度比男孩要小得多。男女两性的生殖器在此期间都加速生长发育。

有趣的是，如果用性欲高潮出现的频率来计量性反应能力，男子达到高峰期的年龄比女子小得多。虽然男子性成熟的年龄比女子小一二岁，但是男子十几岁时就可以进入性欲高峰；女子进入性欲高峰要等到二十几岁，甚至到三十几岁。事实上，女子要到29岁才能与15岁的男子的性欲相比。15岁的少女，只有23%的人才有性欲高潮的体会。这个百分比在别岁的女子身上只有53％。35岁的女子中的百分比是90％。

成年男子的性高潮大约是一星期三次。一般男子的性高潮的频率在15-30岁之间达到高峰期，然后就稳步下降，直至老年。

性欲随年龄增加而逐渐衰退的现象，在女子身上也有类似的情况。以全体女性来说，50岁左右排卵突然结束时，性反应的能力并不明显下降。但是，更年期对性行为的影响在女子个体中有很大的变异。

上述的性交活动，绝大多数是在固定的配偶之间进行的。这种性配偶关系，可能是正式承认的夫妻，也可能是非正式的暖昧关系。非婚姻关系的性行为频率较高，这不能被认为是随意的乱交。大多数情况下，它也必然经过求爱阶段和配偶形成阶段，即使由此形成的配偶关系维持的时间并不特别长。有些情况下，正式的配偶关系遭到破裂，终至解除（以美国为例，1956年的离婚率为0．9％）。我们这个物种的配偶机制，虽然是非常有力的纽带，可它离十全十美还相差甚远。

上述各种事实摆在我们面前之后，我们可以着手研讨以下问题：我们的性行为方式如何有助于生存？我们的性行为为何取这种方式，而不取别的方式。如果换用另一个问题，也许更有助于我们去解答以上两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我们的性行为与现存的其它灵长目动物相比，有何异同之处？

我们立刻可以看出，人类和任何别的灵长目动物相比，包括和我们的近亲相比，性活动都要强烈得多。对它们来说，不存在长期的求爱阶段。几乎没有一种猴类和猿类形成了持久的配偶关系。性前准备阶段的模式比较简单，通常只有几种简单的面部表情和呼叫。交配本身也非常短暂。（以狒狒为例，以交尾到排精的时间只有七八秒钟，雄性骨盆滑送的次数至多为15次，常常到不了15次。）雌性看上去没有任何性欲的高潮。即使有，和人类的女性相比，也不过是微不足道的一点性反应而已。

雌猴和雌猿的发情期很受限制。一般地说一月之内只有一周左右，或一周多一点。就连这一点短暂的发情期，也比低级哺乳类大大地前进了一步。低级哺乳类的发情期更加受排卵期的局限。在我们这个物种身上，女子的性活跃期，在灵长目动物发情期不断延长的总趋势中，被推到极点；事实上，女子的性活跃期不受任何时间限制。雌猴雌猿一旦怀孕，一进入哺乳期，就停止性生活。相反，人类的性生活扩展到了妊娠期和哺乳期，只是在分娩前后短暂的时间之内，性生活才受到严重的局限。

显而易见，裸猿是现存的灵长类中性欲最旺盛的一个物种。如果要刨根究底，我们就得回顾他的起源。裸猿进化中出现过一些什么情况？首先，要生存他就得猎食。第二，他必须有一副胜过其它动物的大脑，以补偿他不适应狩猎生活的躯体。第三，他必须有较长的童年期，让大脑更为发达更为聪明。第四，男子出猎时，女子要留在居所照料幼儿。第五，男子出猎时必须合作。第六，他们必须要直立行走，用上肢使用武器，才能保证狩猎成功。我无意说，以上的各种变化就是按这个顺序先后发生的。相反，它们无疑是同时逐渐完成的，每一种变化同时都促进着其它的变化。我只是将狩猎猿在进化过程中的6种基本的重大变化列举出来。我认为，构成我们当今复杂的性行为的各种要素，是上述6种变化中固有的特性。

首先，男子留下女子外出打猎时，要确保女子的忠贞不渝。所以，女子要形成与男子的配偶关系。同时，如果要指望体力较弱的男子在狩猎中合作，也要给他们更多的性生活权利。女性要让更多的男性分享，性组织模式要更民主，更少暴政色彩。另一方面，每一位男子也需要有强有力的配偶趋势。而且，男子现在都有了致命的武器，性争斗的危险性大大加剧——男子之所以满足于只和一个女子结为配偶，这又是一个原因。最后一个原因是：婴幼儿成长缓慢，这使父母的责任大大加重。必须养成父母养育子女的行为，父母的责任必须由父母双方共同承担——这是形成强有力的配偶关系的另一个原因。

有了这个情景作为起点，就可以看出由此而派生的其它东西。要形成配偶关系，裸猿必须养成恋爱的能力，必须把一个固定的性伙伴铭记在心。无论怎么表达这个意思，其结论只有一个：他怎么学会固定配偶的？促进他形成配偶关系的因素有哪些？作为灵长目动物，裸猿早已形成短暂配偶的趋势，这种关系短则几个小时，多则几天。但是这种关系必须加以强化和延长。有一个因素有助于这一发展趋势，这就是裸猿自身延长了的童年期。在漫长的成长期里，他与父母结下了深厚的依恋之情。这种依恋的强烈和持久，大大超过小猴对父母的依恋。裸猿成熟自立之后，失去了依恋父母的纽带，由此造成了一种“关系真空”，这个空白必须填补。所以，他已经做好准备，用一个同样有力的新纽带去取代与父母的纽带。

即使这一空白足以强化他形成配偶关系的需求，他还是需要另一种东西，以助于维持配偶关系。配偶关系要长到足以适应养育后代的漫长岁月。恋爱之后必须维持爱情。长期和富于激情的求爱保证了爱情的形成，但是此后还需要新的东西去维持爱情。最简单自然、直截了当的办法，就是配偶的共同活动更加繁复多样、更加使人得到报偿。换句话说，就是使性生活更富有性激情。

这一进化特征是如何实现的呢？回答似乎是：用尽一切办法。如果回头看看当今裸猿的行为，我们就可以看见这个模式是如何形成的。女子性活跃期的增加，不能简单地用增加出生率来解释。诚然，女子在育儿期里仍处于性活跃期的确能增加出生率。由于儿童依赖父母的时期很久，如果女子在育儿期中不能接受性生活，那就必然是一个灾难。但是，这一点不能用来解释她在每一个月经周期里都保持性欲开放的生理现象。每个经期只有一次排卵，所以非排卵期的性交根本就没有生殖的功能。人类的性生活，显然大多与繁殖后代没有关系；其关注的重点，是借助性伙伴的互相报偿来增强配偶关系。由此看来，配偶性生活中反复达到圆满的顶点，显然并不是现代文明高度精细、腐败没落的产物，而是根深蒂固的、有生物学基础的、合乎进化要求的、健康趋势。

女子在停经期间，就是说在妊娠期，仍然能接受男子的性要求。这也是尤为最重要的，因为在形成一对一的婚姻关系后，长时间使男子失望会危及婚姻关系。它可能会危及配偶关系。

性生活的时间增加了，除此之外性生活本身也更为精细繁复。狩猎猿的生活使我们脱去体毛、皮肤裸露，手掌更加敏感，这两个因素使人在面对面的身体接触中大大拓展了性刺激的范围。在性前准备阶段，身体接触的刺激担负着重要的角色、轻抚、摩挲、紧贴、拥抱的动作反复出现，大大超过了其它任何灵长目。此外，诸如嘴唇、耳垂、乳头、乳房和生殖器等专门的性器官都充满了敏感的神经末梢，对身体接触的刺激都非常敏感。耳垂看来是为此目的而进化产生的专门器官。解剖学家常常把耳垂叫做毫无意义的附生物，“毫无用处的多脂肪的赘疣”。一般说来，人们把耳垂解释为一种大耳朵的进化‘遗存”。但是，如果看一看其它灵长目动物，我们发现它们的耳朵并不大。看起来，耳垂非但不是进化的残存物，反而是进化的新生物。我们发现，在性冲动发作时，耳垂充血膨胀、非常敏感。由此可见，它们无疑是进化中产生的另一个对性刺激敏感的地区。（奇怪的是，耳垂的这个功能受到相当的忽视；但是有一点值得注意：确有人因为抚摸耳垂而引起性冲动的，这一点有文献记载。）有趣的是，人类突出而肥大的鼻子是另一个独特而神秘的特征，解剖学家尚不能给予解释。有一位解剖学家说它“纯粹是发育丰富的、没有功能意义的变异”。很难想象，如此趋向明确而独特的赘生物，在灵长目动物的身上会毫无进化意义。当你知道性冲动时，鼻腔周围的海绵体组织会勃起，使鼻孔扩张、鼻翼冲血时，你就会怀疑以上的说法了。

除了上述身体接触中的性刺激，还有一些相当独特的视觉信号。复杂的面部表情在此占有重要的地位，虽然它们的进化同时也是为了改进其它方面的交际。在所有的灵长目动物中，我们这个物种具有最复杂、最发达的面部肌肉表情。事实上，在所有现存的动物中，我们的面部表情系统最细腻、最繁复。借助嘴唇、鼻子、眼睛、眉毛周围肌肉的细微运动，借助前额肌肉的细微运动，以及面部肌肉运动的各种组合，我们可以表现各种各样复杂的情绪变化。在性活动中，尤其是在求爱阶段初期，面部表情是极为重要的。（面部情绪变化的形式将在另一章中探讨。）性冲动时脸孔放大；虽然这一变化比较轻微，可是我们往往意识不到自己对此的反应是多么敏感。眼球表面的光泽是另一种视觉信号。

正如肥大的耳垂和突出的鼻子一样，人类的嘴唇也是一种进化特征。其它灵长目中见不到这一特征。当然一切灵长目都有嘴唇，可是它们的嘴唇不象我们的嘴唇那样向外翻卷。黑猩猩在故意撅嘴唇时能将其外翻，使通常藏于嘴中的粘膜显露出来。但是它翻嘴皮的时间非常短暂，过一会儿它的嘴唇又恢复到很薄的原状。相反，我们的嘴皮却永远向外翻卷。对黑猩猩来说，人的嘴老是撅着的。如果你有机会让黑猩猩拥抱，它可能会在你的脖子上亲吻一下，至此你对它用嘴唇表示一种信号的能力就不会怀疑了。对黑猩猩来说，亲吻不是性刺激信号，而是用来致意的信号。但是对人而言，亲吻既用于亲热也用于致意。在性交前准备阶段，亲吻尤其频繁而持久。这一进化大概更便于让敏感的嘴唇粘膜永远暴露在外，所以在长时间的亲吻过程中，嘴唇局围的肌肉用不着收缩就可以保证嘴唇的粘膜接触。但是，其功能并不仅限于此。暴露在外的粘膜使嘴皮的轮廓分明、外形独特。嘴唇红润的外形不会淡化而溶入周围的皮肤之中，它保持着固定的分界。于是嘴唇亦成为重要的视觉信号装置。性冲动引起上唇出汗、嘴皮充血变得更红。嘴唇线条分明，显然有助于这些性冲动信号的精细变化，使其更醒目易察。当然，即使在平时没有性冲动的情况下，人的嘴唇也比周围皮肤红。这样的嘴唇本身，即使在未显示性冲动的情况下，也成了兜售性的广告，它引起异性注意这种用于亲吻的性构造的存在。

解剖学家不理解我们独特的粘膜外翻的嘴唇，他们说这一进化特征“尚未完全被人认清”，并且认为它或许与婴儿吸奶时间的增加有关。但是，黑猩猩幼仔也善于吸奶，而它的嘴唇肌肉更发达，吸附力更强，看上去更适于吸奶。而且，吸奶这一原因不能用来解释嘴唇线条分明的进化特征。也不能用它解释肤色不同的人群中的唇形差别。相反，如果把嘴唇看成是发送视觉信号的装置，这些差别就容易理解了。如果气候环境要求肤色变深，就会减少嘴唇和周围皮肤的颜色差异，因而影响嘴唇发送信号的功能。假如嘴唇真是重要的信号装置，我们就可以指望会出现一种补偿手段；实际的进化似乎正是如此。黑人的嘴唇变厚，显得更加突出，因而保持了引人注目的特性。它们失去的颜色差异，靠厚度和形状得到了补偿。而且，黑人嘴唇边缘的线条更为分明。肤色较浅的种族，其唇边较为隆起，亦较周围皮肤的颜色略浅。从解剖特征来看，黑人的唇形特征不象是非常原始的特征，而是唇部进化中比较积极的特殊变化趋势。

还有许多其它显而易见的视觉上的性刺激信号。如前所述，青春期生殖能力到来的象征，是长出引人注目的体毛，尤其是阴毛和腋毛，男性还要长胡须。女性的乳房迅速发育。体形也发生变化，男性肩头变宽，女性骨盆加大。以上变化不只是把性成熟的个体和未成熟的个体区分开，而且能把成熟的男性与成熟的女性分开。它们不光是性系统开始运转的信号，而且表明每一位个体的性别。

女子膨大的乳房一般被视为主要是由哺乳需要而引起的进化，而不是性生活需要而发生的变化。这一想法似乎没有证据。其它灵长目动物有充足的乳汁哺育后代，可它们没有长出线条分明的半球形乳房。唯有人类女性才有这种独特的高耸的乳房。进化所导致的高耸的半球形乳房，看起来是性信号的又一个例子。裸露的皮肤使这一进化成为可能，同时也推动了乳房的进化。膨大的乳房掩藏在体毛下面就不大令人注目，但是体毛脱落之后，它们清清楚楚地突现出来了。除了外形显著外，它们还使人的注意力集中在乳头之上，使性冲动时乳头勃起时更加引人注目。乳头周围的乳晕在性兴奋时颜色加深，也促使乳头更加诱人。

裸露的皮肤也使性红晕这种信号成为可能。其它动物身上有限的裸露之处，也会出现性红晕，但是人体的性红晕扩展的范围更广。面部的红晕尤其出现在求爱的初期，在后期性冲动阶段，典型的斑状红晕是常见的。（这个形式的性信号，肤色较深的人为了适应气候而不得不牺牲。但是我们知道他们同样有性红晕，因为虽然这种变化并非肉眼可见，可是仔细一看仍可以发现皮肤的光泽显示了重大的变化。）

在我们搁下这一系列视觉上的性征信号之前，还必须考察它们进化过程中一个非同寻常的侧面。为此目的，我们要把目光移向我们最低级的灵长目远亲——猴类，看看它们身上一些奇妙的变化。晚近德国学者的研究显示，有些种属开始了自我模仿的过程。最富有戏剧性的例子是西非狒狒和埃塞俄比亚狒狒。西非狒狒雄性的阴茎呈血红色，而阴囊两侧却各有一块蓝色的斑纹。同样的色彩模式出现在面部，其鼻子呈血红色，面额突出呈深蓝色。似乎其面部在模仿其阴部，表现出同样的性征。当西非雄狒狒走向另一只狒狒时，其生殖器颜色的鲜明对比被走路的姿势掩盖起来了，但它仍可借助模仿生殖器色彩的面部发送重要的信息。埃塞俄比亚雌狒狒也热心采用自我模仿的手段。她的会阴周围有一圈深红的区域，周围绕以白色的乳突。会阴中部的阴唇呈血红色。这一视觉形象模式在她的胸部又再现了出来：一块裸露的血红色区域，周围环绕着同样的白色乳突。位于这块红色皮肤中部的乳头呈深红色，两个乳头贴得很近，使人强烈感到它们与其阴唇非常相似。

（事实上两个乳头靠得太近，所以小狒狒吸奶时同时把两个乳头含在嘴里。）她胸部的红色和会阴的红色一样，随着经期的变化而变化。

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得出一个结论：西非狒狒和埃塞俄比亚狒狒因故把生殖器的信号移殖到了身体的正面。我们对野生的西非狒狒知之太少，无法猜度这个物种何以会发生这一奇怪的变化。但是，对于野生的埃塞俄比亚狒狒，我们确实知道，它们比类似的猴类更经常使用坐姿。如果坐姿是它们更加典型的姿势，自然可以说，把性征移到胸部，它们就更容易把这些信号传递给自己的同类；如果其性征只保留在臀部之下的会阴部，向同类传输信息就不那么容易了。许多灵长目动物都有颜色鲜艳的生殖器，但是身体正面模仿会阴颜色的演化并不多见。

我们人类这个种属在身体姿势上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象埃塞俄比亚狒狒一样，我们有许多时间都采用端坐的姿势。我们在社交中也保持直立面对面的方式。是否由此可以说，我们也喜欢同样的自我模仿模式呢？我们端坐和直立的姿势也影响了我们的性征吗？从这个角度去思考，回答看来是肯定的。除人之外，一切灵长目的交配姿势都是雄性从雌性的臀贴近去。雌性扳起臀部向雄性送去。雄性看见后，向雌性靠拢，从后部贴近与雌性交偶。交尾时身体的正面没有接触，雄性的生殖器压在雌性的臀部。人类性交的情况迥然不同。不光是性前准备阶段要面对面的长时间亲热，而且性交阶段本身主要也要取这个姿势。

除了极端重要的视觉上的刺激之外，还有一些嗅觉上的刺激也起到性刺激的作用。我们的嗅觉在进化中大为退化，但是它仍然相当有效，嗅觉在性行为中的作用超过了我们通常的意识。我们知道男女两性的气味有所不同；有人指出，形成配偶的一部分过程——求爱和堕入情网——涉及到把对方的嗅味印在心里，固恋情人身体的某一特殊气味。与此相关还有一点有趣的发现：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喜欢的气味要发生变化。此前对甜味和水果香的偏好，到性成熟时逐渐减弱，随之而发生戏剧性变化，此时的青少年爱上了花香味、油腻味和麝香味。两性都发生这种变化，但是男性对碍香味的反应比女性强烈。据说即使空气中只有 1／800万的麝香，男性也能嗅出来。意昧深长的是，麝香味在许多哺乳类的气味信号系统中占有支配的地位，而且这种气味是在专门的腺体中产生的。虽然我们役有大型的专门的气味腺体，可是我们有许多小型的腺体——泌离腺。泌离腺的分泌物中有许多固体物质。泌离腺分布于身体中好几个地方，但集中在腋窝下和生殖器中。这些地区的毛发无疑发挥着吸附气昧的作用。据说性冲动时泌离腺产生的气味有所增加，不过迄今尚无详尽的分析资料问世。但是，我们已经确认，女性的泌离腺比男性多75％。有趣的是，如果我们回忆低级哺乳类交尾的情况，就会发现，雄性嗅雌性的时候多，雌性嗅雄性的时候少。

泌离腺在人体的分布，看起来又是适应面对面性交而发生的变化。阴部的泌离腺没有任何异常之处，在这一点上我们与许多哺乳类动物无异。但是，泌离腺集中在腋下是比较出乎意料的特征。看起来，它与人体的性刺激集中在身体正面的总体趋势有关，与面对面的性接触有关。在嗅觉这方面，它使性伙伴的鼻子离腋下的主要嗅位产生区靠得很近，在性前准备阶段和性交阶段都容易闻到对方的气味。

迄今为止，我们探讨的是，人类在改善和拓展品尝性性行为中的各种方式；这方面的各种进化特征是为了不断强化配偶性行为的报偿功能，以巩固和维持配偶关系。但是品尝性行为产生了性满足的高潮，所以性高潮的进化机制也需要改善。请你停下来想一想灵长目动物古老的性行为系统。雄性灵长目任何时候都处于性活跃的状态——除了刚交尾之后的短暂时间之外，性高潮对雄性非常重要，因为性紧张的解除降低了它们的性冲动，使它们能再生足够的精子。相反，雌性的发情期却很受局限——只集中在排卵期前后很短的时间里。发情期的雌性任何时候都愿意与雄性交偶。交配次数越多，成功受精的保证就越大。对雌性来说，不存在什么性满足，不存在性高潮，其性冲动是无法平息无法遏制的。它们的发情期太短，不能浪费一点时间，要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受精的任务。如果有性满足的高潮，它们就浪费了宝贵的交尾期。雌猴在交尾结束，当雄性从它身上爬下来时，没有一点情绪激动的征兆，它常常平平静静地走开，显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对于我们这个配偶固定的物种来说，情况就迥然不同了。首先，因为只有一位配偶，当男子性交后精力耗尽时，女子仍然希望响应男子的性要求，就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处了。所以，女子出现性高潮的快感就不会遭遇什么阻遇的机制。相反，有两点非常有利于女子性高潮的形成。第一点是从与配偶的性合作中所得到的极大的报偿；正如其它改善性行为的进化一样，女子的性高潮能强化配偶关系，起到维系家庭的作用。第二点是它能增加受精的机会。如果要弄懂这一点，我们又必须回头看一看我们的灵长目近亲。雌猴交配之后，她可以若无其事地立即开始游荡，而不必担心精液流失，因为精液储留在它阴道里最深的部位。当它四肢着地行走时，其阴道走向仍然与地面基本平行。但是，倘若我们人类的女子对性交无动于衷，她也立即起身走路，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因为她直立行走，行走时阴道几乎与地面垂直。在简单的地心引力作用下，精液会顺着阴道往下流，因而会丧失很大一部分。所以，性交结束后，任何促使女性保持身体平行的生理反应都是非常有利的反应。女子性高潮时的强烈反应，能使她因满足而感到疲倦。这正是女子性高潮的效果，它具有双重的价值。

在灵长目动物中，人类女子的性高潮是独一无二的进化特征，从生理上说，它与男子的性高潮模式几乎是完全同一的，二者加起来表明，女子的性高潮从进化上说是一种“假性男性”反应。从两性的解剖生理上看，双方都具有异性潜在的解剖生理特征。从比较动物学的实践来看，一我们知道，进化可以使潜在的异性特征突现出来（即所谓“性别差错”的现象）。在这一点上，我们知道女子对阴蒂的刺激非常敏感。只要记住女子的阴蒂相当于男子的阴茎，那么事实的确表明：无论如何从起源上讲，女子的性高潮乃是从男子“借用”的一个模式。

所以我们可以归纳说。在改善品尝性性行为和性高潮行为的适应机制方面，各种进化特征都是为了增强裸猿的性生活，以保证配偶关系的形成，这一基本的特征不见于其它的哺乳类动物。但是，引进这一新趋势的困难尚未完全克服。我们看看当今裸猿的配偶，发现他们协调一致、互相扶助着养育婴儿，似乎万事无虞了吧；但是，婴儿长大，报快将进入青春期。到了那时又该怎么办呢？倘若灵长目古老的行为模式不予修正，成年男性很快就要把年轻的男性赶出群体，以占有年轻的女性。她们就将与自己的母亲一样，成为群体传宗接代的家族成员。而且，如果年轻的男性被赶到社会的边缘，处于低下的境地一许多灵长目动物就是这样的，那么，全部由男子组成的狩猎　队中的合作精神就会受到影响。

显然，还需要进一步修改繁衍后代的体系，即需要一种外婚制。为了维持配偶制度，必须要让子女能找到自己的配偶，这个要求对实行配偶制的物种来说并非异常之举，许多低级哺乳类中也能看到这一制度。但是大多数灵长目动物都是社会化的助物，其社会性增加了外婚制的困难。大多数有配偶关系的动物中，后代长大之后，家族就分裂开来各奔前程。由于裸猿的社会合作精神，他不能采纳这种分散的办法。所以外婚制这个问题就成了一个摆在家门口的问题，不过其解决办法基本上是普遍一致的。正如所有实行配偶制的动物一样，父母彼此有强烈的占有欲望。母亲在性生活上“占有”父亲，反之亦然。一旦子女开始出现性征，他们就成为父母的性对手，儿子是父亲的对手，女子是母亲的对手。父母有赶走子女的倾向。后代也需要建立以自己的家庭为基础的“领地”。他们之所以有这种要求，首先是因为父母建立了一个养育后代的家庭。他们只需复制父母安家的模式。父母的家庭基地，自然由父母支配，属父母所有，所以它的属性不适合于女建立的领地。父母家中以及生活于其间的成员身上，到处都充塞着父母的信号，包括基本的信号和联想的信号。青春期的子女自然要拒斥这些信号，着手去建立自己繁衍后代的基地。这是具有领土欲的食肉动物的典型特征，而不是灵长目动物的特征。这是另一种基本行为的变化，裸猿在进化过程必须完成这一变化。

外婚制常被人说成是为了防止乱伦的表现．这一说法也许是令人遗憾的。因为它的言下之意是：族外婚是比较晚近才出现的现象，是一种文化上的控制行为。其实它一定是很早之前某一个阶段中所发生的生物进化，否则人类现今典型的繁衍模式，是不可能从灵长目背景之中演化出来的。

另一个与此相关的特点，似乎是人类独有的特征：女子的处女膜保留至成年。低级哺乳类在泌尿生殖系统发展的胚胎期有处女膜，但是幼态持续机制使裸猿的处女膜保留下来了。这就意味着，女子的第一次性交会遭遇痛苦。既然进化千方百计使女子对性生活的反应非常适应，所以乍看之下，女子同时又具有一个对抗性生活的机制，这似乎又有点莫名其妙。不过，情况并不象乍看之下那样自相矛盾。处女膜使第一次性交困难，甚至使之痛苦，这就使人不至于轻易丢失童贞。显然，青春期有一段“广交异性朋友”的阶段以寻找合适的伙伴。青春期少年没有理由不实现完全的性交而半途而废。配偶关系形成之前，他们不承担任何义务，他们要广交异性朋友，直至找到合意的伴侣。但是，年轻的女子如果不形成配偶关系，就会发现自己怀孕以后而没有伴侣。

在此还必须说一说单偶制和多偶制。配偶关系在全人类的兴起，自然有利于单偶制的形成，但是它不会绝对要求采用单偶制。如果狂暴的狩猎生活使男子人数稀少，就会出现幸存的男子占有不只一位女子的趋势。这可以在增加繁殖率的同时，不造成“多余的”女子无法找到配偶的危险局面。如果配偶机制只适合单偶制，绝对排斥多偶制，那就使种属的繁衍失去效率。但是，多偶制的形成不会没有困难，因为女子对男子有强烈的占有欲，争风吃醋会带来危险。而且，维持大家庭的经济压力也不利于它的形成。程度不高的多偶制固然可以存在，但是它受到严重的局限。有趣的是，尽管一些规模较小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多偶制，但是所有的大型社会（其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绝大多数）实行的是单偶制。即使在容许多偶制的社会中，实行多偶制的男子通常也不过只有一小部分。多偶制在所有大型文化中不复存在这一事实，是否就是其成效卓著的一个主要因素，这个问题饶有兴趣。总之可以说，无论那些默默无闻的、落后的部落社会还在实行什么婚配制度，人类主流社会的婚配特性仍然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是长期的单偶制。

由此可见，狩猎猿就是这样的大杂烩：他是性生活很多的、固定配偶的一种动物，有许多独一无二的特性；他既保存了灵长目祖先的特性，又在进化为肉食动物的过程中发生了大量的变化，所以他成为兼有二者特性的复杂的物种。在此基础上，我们还要给他加上第三种成分：现代文明单纯的树栖猿演变为合作的狩猎猿的过程中，脑容量增加了，容量增大的脑髓忙于椎动技术的进步。简陋的部落居所变成了庞大的城镇。石斧时代发展到了繁荣兴旺的太空时代。但是，这些熠熠生辉的表层变化对人类的生殖系统有何影响呢？看来这个影响是很小的。文明演进太快太迅猛，任何根本的生物进化都来不及发生。表面上看似乎是发生了变化，然而事实上这种变化不过是虚假的幻相。在现代城市生活的表象之下，人还是原来那个裸猿。只不过是各种名目发生了变化：“狩猎”现在读作“工作”，“猎场”现在读作“公务场所”，“居所”读作“住宅”，“配偶关系”读作“婚姻”，“性伙伴”读作“妻子”等等。前面提及的美国学者对当代性生活模式的研究说明，裸猿的解剖生理机制仍然在当代人的性生活中发挥充分的作用。人类史前特性的残留，再加上比较动物学对食肉兽和灵长目的研究，给我们构建了一幅图象，使我们看见裸猿在远古时期如何使用性机制如何组织性生活的情况。当代人性生活的资料似乎也呈现出大致相同的图景，如果我们抹去公共道德那一层深色的外壳的话。正如我在本章开宗明义所说的那样，人类作为动物的生物属性塑造了人类文明的社会结构；而不是相反，人类文明的社会结构决定了人类的生物属性。

然而，尽管人类基本的性行为体系仍然以相当原始的形式保留了下来（社区扩大的同时并没有出现性生活社区化的模式），但是许多细小的控制和局限推广开来了。之所以需要这些控制和局限，那是因为人在进化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繁复的解剖生理性征，结果使人的性反应更加强烈和敏感。但是，这些解剖生理特征是为小型的关系密切的部落生活设计的，而不是为大城市生活设计的。我们在大城市的生活中。常常和成千上万的陌生人摩肩接踵，陌生人给人以刺激，也容易受他人的刺激。这是个新情况，必须有对付这一新情况的机制。

事实上，文化限制的兴起一定更为悠远，早在社会生活中碰见陌生人之前就出现了。即使在简单的部落社会中，配偶双方在公开场合走动时，也必须减少身体发出的性刺激。如果说要增加性生活的报偿功能以维持配偶关系的话；那么，如果配偶分开时，也必须采取步骤抑制性行为，以避免刺激第三者。在其它有配偶关系和社群生活的动物中，对性行为的抑制主要靠攻击性的姿势来完成。在人类这样的有合作精神的物种身上，好斗性较少的办法更加受欢迎。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发达的大脑可以出来帮忙。显然，言语交际有重要作用（比如说“我的丈夫不喜欢这样的事情”），正如它在许多社会接触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样。但是，我们还需要更多直接与此相关的措施。

最明显的措施是遮掩得并不严实的、尽人皆知的遮羞布。由于裸猿直立行走的姿势，他走向任何一位同类，都不可能不暴露生殖器。其它的灵长物四足行走，所以不会有这个问题。它们想暴露生殖器，必须要取一种特殊的姿势。而我们却面对着他人的生殖器，每一小时，每一天，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无法避免这一事实。由此可见，用衣物遮盖阴部必然是很早的文化现象。用衣服御寒，无疑是人类从适宜的气候中移居寒冷地区后才出现的文化现象。但是，这个阶段大概要相当晚才会出现。

由文化环境的变异，与性刺激抗衡的衣物也出现各种变异。有的时候，衣物发展到遮盖第二性征（比如象乳罩和唇罩）的地步，当然有些衣物也不一定进化到这一步。在一些极端的例子里，女子的生殖器不仅用衣物遮掩得严严实实，而且完全被封锁起来。最广为人知的是贞节带。这是一根金属打制的带子，把女子的阴部和肛门套在里面，带子上钻有小孔以供排便。类似的作法还有缝合处女的外生殖器，直至结婚方才拆开，也有用金属钩环封锁女子外阴的情况。晚近还有人记录了一个极端的例子，有一位男子每次与妻子同房之后，都用锁把妻子的阴唇锁起来。当然，这种预防女子失贞的作法是非常罕见的。但是，用衣物遮掩会阴这一不太极端的作法，现在几乎成了普天之下的共同现象。

另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是，性行为本身成为隐私。生殖器不光变成了需要隐藏的器官，而且性行为本身必须隐秘。今天，其隐秘性产生的结果之一是，人们把性行为和睡觉联系在一起。和过人睡觉成了和某人同房的同义语。所以人们的性生活虽然分散在一日之中，但是它主要还是集中在晚上。

我们已经看到，身体接触成了性行为的一个重要部分，因此日常生活中必须抑制身体的接触。在繁忙的社区生活中，一定要禁止和陌生人的身体接触。如果碰巧接触到陌生人的身体，我们就要立即道歉，接触到的部分越是敏感，道歉的诚意就越是强烈。快镜头放映街头小景或大楼里熙来攘往的行人能清楚说明，人们时刻遵守着异常复杂的、避免接触陌生人的策略。

与陌生人接触的限制，只有在极为拥挤的情况下才能解除，只有对特殊行业的人才会开禁（比如象理发师、裁缝和医生），因为他们的职业使他们“有权接触”顾客和病人的身体。与密友和亲属的身体接触所受的限制较少。他们的社会角色确定他们不是性伙伴，所以和他们的身体接触危险较少。尽管如此，招呼问候时的身体接触仍有固定的程式。握手礼有固定的程式，亲吻礼也有固定的程式（双方面颊相贴），使之与性伙伴嘴对嘴的接吻区别开来。

体态的某些方面失去了性刺激的特征。女子双腿叉开的姿势，需要竭力避免。女子坐下时把双腿紧贴在一起，或者把腿架起来。

如果无法避免张开嘴巴——这个姿势有点象性反应的的口型——人们常常要用手掩饰。嘻笑、媚笑和鬼脸是求爱阶段的面部表情，人们在社交场合里，常常用手加以掩饰。

在许多文化里，男子常常除去一部分第二性征，把胡须刮掉。女子常除去腋窝里的毛发。腋毛是一种防臭装置，但是在常穿裸肩的衣服时，就得刮掉腋毛。阴毛通常遮掩得严严实实，所以不用刮。有趣的最。艺术模特儿常常要刮掉阴毛，因为他们的裸体没有性的涵义。

此外，人们常常要除去身上的气味。人们沐浴之频繁，远远超过了医疗卫生的目的。社交生活中常常要减轻身体的气昧，去除气味的化学商品的销量很大。

大多数控制机制都采用一种简明扼要、无可辩驳的方式来实现。我们常常把需要限制的东西叫做“不好”、“不行”、“不礼貌”。控制性行为的本意反而难得提到，难得想到。但是，同时运用的还有其它一些控制机制，其形式是人们制定的道德准则和性行为立法。这方面的准则和法律有文化差别，但是一切准则和法律所关注的东西都是一个：防止陌生人之间的性冲动，防止婚外性行为。由于即使在最信奉禁欲主义的清教徒中，这一控制机制也有困难；为了有助于这一控制机制，各种各洋的升华技巧便都使用上了。比如说，学童的体育活动和其它剧烈的体力活动有时就受到鼓励，企图以此来减少性冲动。仔细考察这一观念及其运用就可以看出，一般说来它遭到了可悲的失败，运动员的性欲既不比别人强，也不比别人弱。他们在体力消耗中确有所失，但在身体健康上又有所得。唯一有助于控制机制的办法，看来是悠久的奖惩制度——惩治眈于声色的行为，奖励节制声色的行为。当然，这只能压制冲动，而不能减少冲动。

显而易见，膨胀到不自然程度的社区，需要采取一些控制婚外性行为的步骤，防止强化了的社会接触所导致的配偶之外的性行为，不让它增长到危险的程度。然而，裸猿演化成了一种性行为高度发达的灵长目动物，他采取的控制只能达到这一步。他的生物本性老是不断地在反叛。一种方式的人为控制实行之后，另一种方式的对抗又表现出来。这常常导致荒唐可笑、自相矛盾的局面。

女性要遮掩乳房，可是她接着又用乳罩使乳房隆起。这一性征装置或者是填以衬料，或者可充气膨胀，所以它不仅能恢复掩藏之中的乳房形状，而且能使之膨大。它就这样被用来模仿性冲动时膨大的乳房。有的时候，乳房下垂的女性甚至做整容术，用皮下注蜡的办法达到长期丰乳的效果。

性征衬料也用于身体的其它部分；只需想想过去男士短裤前的悬袋、衬肩和女士们支撑裙子的腰垫，即可窥其一斑。当今一些文化之中，消瘦的女性可以买臀罩或“假胸”。穿高跟鞋引起正常的步态扭曲，从而使臀部的摇晃加剧。

女性的臀部衬垫曾经在不同的时期里采用过，再加上紧束的腰带，臀部和乳房的曲线就显得更加夸张。正由于此，杨柳腰一直受到人们的宠爱，妇女们普遍喜爱束腰。这一潮流发展到半世纪以前“黄蜂腰”那种登峰造极的程度，有的女子甚至做手术取掉最下面的一根肋骨，以收到更好的效果。

广泛使用唇膏、胭脂和香水以增加嘴唇、面颊和身体气味的性感信号，构成了进一步的矛盾。女子精心洗掉身上天生的气味，然后又用商业性的“性感’香水取而代之。这些香水实际上与其它动物的嗅腺分泌物水溶液无异，这些哺乳类可能与人类毫无亲缘关系。

读者看过所有这些各种各样的性限制以及人为的抗衡措施之后，禁不住纳闷，回到起点去不省事得多吗，为何要先在屋子里放冷气，然后又在里面生火呢？正如我已解释过的，限制的原因是直截了当的；是为了防止随意的性刺激，因为它妨碍了配偶的关系。然而，为何又不完全限制其公开表现呢？为何又不把性表现——包括生物的和人为的性表现——局限在配偶之间的私生活中呢？问题的答案有一部分是，人类的性行为高度发达，它要求恒常不断的表现和发泄。它之所以发达，是为了维护配偶的关系：可是现在，在复杂社会充满刺激的气氛中，它常常在非配偶关系中被触发。不过，这仅仅是答案的一部分。性还被用来作为维护地位的手段——这是其它灵长目动物使用的广为人知的策略。如果一只雌猴在不交配的场合去接近一只好斗的雄猴，雌猴就可能使用性表现行为，这不是因为它想交配，而是因为它可以借此而激起雄猴的冲动，而性冲动又可以遏制雄猴的攻击性。这类行为模式被称为诱发新动机的活动。雌猴用性刺激去诱发雄猴新的动机，借此而取得一种不涉及性的好处。人类也借助类似的手段。许多人为的性信号就用在这一方面。使自己吸引异性的注意，可以减少社群里异性成员的对立情感。

当然，这一策略对固定配偶关系的物种来说存在着危险。刺激不能过头。遵守自己文化中基本的性行为限制，就可以明确发出信号：“我不准备那个”；同时又可以发出其它信号：“但是我又非常富于性感”。后者可以减少别人的敌视，前者使情况不至于失去控制。如此而可以求得两全。

这一策略本来应该取得干净利落的效果，可惜还有其它一些影响在起作用。配偶机制并非完美。它不得不嫁接在悠远的灵长目行为系统上，这一点仍要败露出来。一旦配偶关系出了故障，悠远的灵长目动物冲动又会燃烧起来。此外，裸猿巨大的进化发展的特点之一，是童年的好奇心一直维持到成年人生活之中，两者加在一起，情况显然会变得危险。

裸猿行为系统的设计，显然适合这样的情况：女子一个接一个生养一大批孩子，男子与其他男子外出打猎　。虽然根本情况保持至今，但是有两点已经变化。出现了人为控制子女人数的倾向。就是说，已婚的女子不再承受生儿育女的全部重压，配偶不在家时，她也有暇过性生活。还有一种倾向：许多女子参加外出狩猎。当然，现在是“工作”代替了古代的狩猎；每日出门工作的男子可能发现自己是在男女混合的群体中生活，而不是在古代那种全由男性组成的狩猎队中生活。这意昧着，配偶双方都有许多东西需要忍受。配偶关系常常受压而崩溃。（你也许能记得，美国的统计数字说明，26％的已婚妇女和50％的男子到40岁时已经有过外遇。）不过，原配关系常常很牢固，足以在有外遇的情况下继续维持下去，或者在外遇过后又重新得以维持。配偶关系最后完全瓦解的情况，只占很小的百分比。

作为一位动物学家，我不能以通常的伦理道德方式去研讨性“怪痹”，诸如观淫癖，手淫，同性恋等。我只能用人口繁殖与否这样的生物伦理原则来讨论问题。如果有什么性模式妨碍生殖，它们就应该被视为货真价实的生物学上不健全的模式。僧侣、修女、长期独身的男子和女士、长期的同性恋者等人群，从人口生殖的意义上说，都是不正常的。社会养育了他们，可是他们并未作出回报。同样，应该认识到，从生殖的角度说，活跃的同性恋者并不比侣侣更异常。还必须说明，没有任何一种性习惯——无论它对某一种文化来说是多么的令人厌恶和淫秽，都不能从生物学的角度去进行批评，只要它不阻碍总的生殖趋势。既使是最稀奇古怪最精心设计的性行为，只要它有助于配偶的受孕，只要它有利于增强配偶的关系，从生殖上来讲，它就完成了使命；从生物学上来讲，它就应该和最“恰当”，最受赞赏的性习俗一样被人们接受。

但我必须指出，有一条重要的例外，以上勾勒的生物伦理道德在人口过分拥挤的情况下似乎并不适用。

人类自己在迅速走向人口过剩这一情景。我们已经到了不容再自负的关头。解决的办法是显而易见的，减低生殖率又不影响现存的社会结构，防止人口数量增加又不阻碍人口质量的提高。避孕技术显然是需要的，但是又不能让它破坏基本的家庭单位。实际上，这种危险微乎其微。尽管有人担心，广泛使用完善的避孕用品会导致乱交，但是这一可能性很小——人类强烈的配偶趋势保证不会发生乱交。

麻烦在于，作为一种性现象，器械的和化学的避孕手段基本上是新鲜事。许多代人体验过避孕、形成了新的传统之后，究竟避孕对社会的基本性结构有何影响，这要过一段时间才弄得清楚。也许它会给社会——性系统造成间接的、难以预测的扭曲或破坏。但是谁知道呢，只有时间才会告诉我们。然而，无论如何，倘若不限制生育，其它选择就更加有害。

记住人口过挤的问题，就可以认为：急剧减少生殖率的需求自然应解除人们对不育人群生物学意义上的批评，这些人有僧侣、修女、长期的单身男女和持久的同性恋者。纯粹从生殖上说，这一看法确有道理，不过它没有考虑其它社会问题；有的时候，除了他们独特的少数人的角色之外，他们也许还得面对其它的社会问题。尽管如此，只要他们在生殖范围之外仍然是善于适应、颇有价值的社会成员、就应该把他们当做是没有给人口爆炸推波助澜的宝贵的社会成员。

回顾人类性行为的整个场景，就可以看出，人类坚守基本生物冲动的程度，比我们原来的想象还要深刻。人类灵长目的性系统经过食肉动物性行为的修正之后，在经历令人叹为观止的技术进步之后，还是完好地保存下来了。倘若把二十家城里人迁移到一个亚热带的原始环境之中，在此环境中，男子不得不外出狩猎　觅食，那么这个新部落的性结构几乎不需要任何修正，甚至根本不需要任何修正。事实上，在每一个大城市里发生的情况正是这样的：每个人自有其专门的狩猎（工作）技巧，但是他们的社会——性系统仍然多少保存着原生的形式。科幻作品里描绘的婴儿养殖场、社群性活动、选择性绝育、国家控制的生育分工等构想，并没有成为现实。在飞向月球时，太空猿仍然在自己的皮夹子里珍藏着妻子儿女的照片。只有在普遍的生育限制方面，我们才面对着现代文明的力量对我们悠远的性系统所发动的第一次攻击。由于医学、手术和卫生的改善，我们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生育高峰。我们已经实行了死亡控制，现在还要实行生育控制来求得平衡，看起来，下一世纪里，我们很可能不得不最终改变性行为方式。然而，即使真正改变了性行为方式，那也不是因为它们遭到了失败，而是因为它们太成功了。 

谢选骏指出：人说——在性行为上，今日之裸猿发现自己处于困境之中。作为一种灵长目动物，他被引向一个方向；作为采用肉食的一种动物；他又被拽向另一个方向；而作为高度发达的文明社会成员，他被拖往的又是另一个方向。

我看——这种处境类似“三马分尸”，难怪现代社会产生了这么多的性变态甚至培养了不少连环杀手……

【第三章 育儿】

父母照料幼儿的重担，对裸猿来说，较之其它任何现存的物种更为沉重。其它物种对幼仔的照料，就其精心程度而言，也许和裸猿不相上下；可是就育儿的责任范围来说，别的动物绝不能和裸猿相比。

女子一旦受孕，胚胎即在子宫里开始发育，女子的身体随即发生变化。月经停止，早晨她感到恶心，血压有所下降，略有贫血，乳房逐渐膨大松软，食欲增加。孕妇性情温和柔顺，此一变化尤为典型。

经过大约266天的孕期之后，孕妇的子宫开始作有力而有节律的收缩。羊膜破裂，羊水流出、再经过子宫的强烈收缩，胎儿受压离开子宫，顺着阴道娩出体外来到世上。稍事停顿之后，子宫收缩恢复，胎盘排出子宫，产出体外。连结胎儿和胚盘的脐带被切断。在其它灵长目动物中，脐带由母亲咬断；无疑这也是我们的祖先使用的方法。但是，我们今天接生时，却是将脐带结扎止血，然后用剪刀剪断。婴儿肚子上的脐带残端，几天以后干枯脱落。

当今世界，普天之下的妇女在分娩时，都有其它成人陪伴助产。也许这是一种极为古老的程序。直立行走的需求对人类女子分娩来说并不仁慈：由于这一步进化，她受到的惩罚是几个小时的痛苦。看来在树栖猿向狩猎猿进化的初期阶段中，雌性在分娩时就需要别人的合作了。幸运的是，狩猎猿合作的天性随着直立行走这一进化过程而增长，所以这个痛苦的根源同时又提供了医治痛苦的良方。一般地说，黑猩猩母亲分娩之后，不但要由她自己咬断幼仔的脐带，而且她往往吃掉一部分胎盘，她还得舔干羊水，清洗产下的幼仔，怀抱幼仔，保护它不受侵害。在我们人类中，精疲力竭的产妇，完全依赖助产的伙伴完成以上各种活动（或者说与以上活动对应的现代行为）。

分娩之后，母亲也许要一二天之后才能产奶。一旦开始产奶，她就按时给孩子喂奶，哺乳可长达两年。不过一般说来不到两年，现代人的习惯是将哺乳期减少到6－9个月。哺乳期间，母亲的月经一般受阻；通常要停止哺乳、婴儿断奶之后，母亲的月经才能恢复。如果断奶异常之早，如果用人工喂养，月经恢复当然不会推迟，女子因而又能较早地开始生育。相反，如果她遵循比较原始的哺乳办法，给孩子喂奶长达两年，她就可能每三年才生一胎。（有时人们故意将哺乳期延长，以此作为避孕的技术。）女子的生育期约为三十年，如三年生一胎，她的自然生育能力约为十胎。如果采用人工喂养，或断奶过早，从理论上说，她的生育胎数可以上升到三十。

喂奶的动作，对人类女子来说，比对其它灵长目的雌性而言，是一个更困难的问题。人类的婴儿无能为力，母亲在喂奶时必须更积极主动，她要把婴儿抱在怀里，指引婴儿如何吸奶。有些母亲在给婴儿喂奶时，无法让孩于有效地吸奶。此一困难的原因通常是：奶头衔入婴儿口腔的深度不够。光是让婴儿的嘴唇衔紧乳头，是不够的，乳头必须要塞入婴儿口腔深部，使乳头前部与上腭和舌面接触。只有这种接触才能刺激婴儿的上下腭、舌头和面颊，使其产生强烈的吸奶动作。要完成这几个并列的动作，紧靠乳头的乳房纤维组织必须要有柔韧性。其柔韧性的大小决定婴儿衔乳头的深度，这一深度对吸奶至为重要。要使喂奶顺利发展，新生儿出生四五天后，吸奶的动作就得完美无缺。如果婴儿在出生之后的第一个星期中，吸奶反复失败，它就永远不能对喂奶的动作作出完美的反应。它就会养成根深蒂固的习惯，依靠更有价值的（人工喂养）选择。

另一种吸奶的困难，是所谓的“抓奶头”，有些新生儿有这种反应。这种反应给母亲的印象是，孩子不想吸奶。事实上，它说明孩子想拼命吸奶而无法吸奶，因为它不能呼吸。婴儿头部依靠乳房的姿势不大恰当，这会堵住它的鼻子；再加上它口衔奶头，所以它无法呼吸。它之所以要“抓仍头”，并不是不想吃奶，而是要换气。当然，没有经验的母亲面临着许多诸如此类的问题。但是，我只挑选了以上两个问题，因为它们似乎提供了例证，说明女子的乳房主要是一种性征装置，而不是一种膨大了的产奶机器。造成以上问题的根源，是乳房的坚实和浑圆的形状。只要看一看奶瓶上奶嘴的设计，就可以知道什么形状的乳房最有利于婴儿吸奶。奶瓶上的奶嘴比乳房的乳头长得多，而且奶嘴背后那部分并非急剧膨胀成滚圆的半球形；乳房隆起成球形，正是堵塞婴儿鼻子和口腔，使其换气困难的原因。奶嘴的设计更接近黑猩猩的乳房。黑猩猩的乳房隆起不高，即使在泌奶的极盛期，她也是扁乳平胸，而不象人类妇女那样是丰乳挺胸。黑猩猩的乳头要长一些、突出一些，其幼仔开始吸奶时所遭遇的困难要小一些。由于妇女哺乳的负担相当沉重，由于乳房显然是哺乳装置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自然而然就认为，乳房突起而浑圆的形状必然是母亲哺乳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现在看来，这一假设似乎有误；对于人类而言，乳房的设计特征主要是性征，而不是行使母亲哺乳的功能。

搁下婴儿喂养的问题之后，母亲在其它时候养育婴儿的行为中，还有一二点值得考察一下。通常对婴儿的爱抚、搂抱和清洗毋庸赘言，但是母亲怀抱婴儿的位置却非常说明问题。美国人的精心研究表明，80％的母亲用左臂抱婴儿，将婴儿贴在胸部左侧。如果要问这一选择有何意义，大多数人会说，显然是因为美国人多半习惯用右手；母亲左手抱孩子，可以腾出更为灵巧的右手来做事。然而，仔细分析之后表明情况并非如此。不错，惯用右手的妇女和惯用左手的妇女抱孩子时确有差别，但是这一差别尚不足以作出恰如其分的解释。分析结果显示：惯用右手的母亲中有83％的人用左手抱婴儿，但是惯用左手者亦有78％的人以左手抱孩子。换言之，只有22％的左撇子母亲腾出灵巧的左手做事。显而易见，必然还有另一种不太一目了然的解释。

唯有另一种线索能说明问题：心脏位于母亲的左侧。母亲的心跳声是否是至为重要的因素？它何以会影响母亲怀抱婴儿的姿势？沿着这些思路去考虑，可以认为：胎儿在母体里成长的过程中，已经对母亲的心跳养成了固定的反射（留下了“印记”）。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婴儿出生之后再次听见那熟悉的心跳声，这对它显然有镇静的作用，尤其当新生儿突然被抛入使之畏惧的新奇而陌生的外部世界时，母亲的心跳声显然有镇静的作用。假如此说不错，那么母亲因为直觉也好，通过无意识的试错也好，总会很快发现；孩子抱在左边靠近心脏时表现得更加安静，抱在右边却是不太安静的。

以上推理看似牵强附会。但是，试验结果业已证明，以上的猜想是正确的解释。在一所医院的婴儿室里，让新生儿分组听心跳录音，其节律是标准的 72次／分钟。每组有9个婴儿。结果发现，不放录音时，总有一个以上的婴儿哭声不断，大约60％的时间都啼哭。反之，如果放录音，婴儿啼哭的时间就降至38％。听音组和非听音组的新生儿比较，体重显示较大的增长，虽然听音组和非听音组摄取的食物相等。显而易见，未听心跳组的婴儿消耗的热量更多，因为它们哭闹的动作很费劲。

另一场试验以稍大的婴儿为对象，试验在入睡之前进行。有些试验组的寝室里静寂无声；有些试验组的房间里放催眠曲的录音；另一些试验组的屋子里放着节拍器，其速率为标准的心律，即72次／分钟；还有几组的室内播放心跳的录音。然后将各组结果比较，以发现哪些组入睡的时间更快。比较之后表明，听心跳录音的婴儿入睡的时间只及其余各组的一半。试验不但证明，心跳声是强有力的使婴儿镇静的刺激信号，而且说明，婴儿的反应是非常专一的。节拍器模仿心跳节律的声音并不能给婴儿催眠——至少对出生不久的婴儿是这样。

由此可见，以此解释母亲左手抱婴儿的习惯，似乎有相当的把握。有趣的是，有人分析了466张圣母抱耶稣的画像（最早的画像是数百年前的作品），结果显示，373张画像中的圣母把圣婴贴在左胸。这一结果也表明，左手抱子的百分比亦在80％这个水平。这一姿势与观察发现妇女手挽包裹的姿势，适成鲜明对比。妇女手挽包裹的姿势是左右两侧各占一半。

这个心跳印记（imprinting）可能还有哪些结果？也许它能够解释，我们为何把爱的感情归之于心上，而不是归之于脑子中。诚如歌中的唱词所云：“你要有心！”也许还可以解释，母亲为什么要摇晃孩子，催其入睡。母亲摇晃婴儿的节律与心跳的节律接近，它再次“提醒”婴儿，使其重温在子宫里已经熟悉的节律感；母亲巨大的心脏在它们上方怦怦跳动时使胎儿养成了节律感。

岂止能解释以上两点现象。直至进入成年以后，我们身上仍能看到这一现象。我们痛苦时禁不住要摇晃身子。我们矛盾冲突时也站着摇晃。下一次你听人讲课时，或看人宴会后发表讲话时，请注意他摇晃的节律是否符合心跳的节律。他面对听众不自在的感觉，使他在这个受局限的环境中采用使身子最舒适的动作。所以，他用上原来在子宫中已熟悉的心律。

每当你产生不安全的感觉时，都可能发现这种那种隐蔽的使人感到舒适的心律动作。多半的民间音乐和舞蹈都采用切分音，这并不是偶然的。在这个领域，音乐和舞蹈动作同样把人带回昔日子宫中那个平平安安的世界中去。少年的音乐被叫做“摇摆乐”，亦不是偶然的。近年来，少年音乐被称为“节拍乐”（beatmusic）。这个名字更能说明问题。我们再看看他们的唱词是什么：“我的心碎了。”“你的心给了别人。”“我的心属于你。”

这个主题使人迷恋，但是我们不能离题太远，我们最初讨论的是父母照料孩子的行为。至此为止，我们考察的乃是母亲照料孩子的行为。我们从她分娩孩子的戏剧性时刻开始追踪她的各种行为，观察她哺育孩子、怀抱孩子和使孩子舒适的各种行为。现在，让我们回头看看婴儿，研究婴儿的成长过程。

婴儿出生时平均体重为7磅略多一点，仅比母亲平均体重的1／12略高一点。出生后头两年生长很快，接着的四年之中生长也相当迅速。但是，到6岁时生长速度骤降。这段生长缓慢的渐进期男孩维持到11岁，女童维持到10岁。接着，到了青春期时，生长速度又骤然勃发。少年从11岁到17岁，少女从IO岁到15岁时身体又迅速生长。女孩子的青春期开始略早，所以她们在11— 14岁时生长速度超过男孩子。但是，从14岁以后，男孩子的生长速度就超过了她们，并且一直处于领先的地位。女子19岁左右身体停止发育，男子身体发育的停止期晚得多，直到25岁方才停止。最初的几颗牙齿在六七个月时萌生，全套乳牙通常在两岁或两岁半时出齐。6岁时开始长出恒齿，但是最后的几颗臼齿（即智齿）要到19岁左右才萌出。

新生儿睡眠的时间很多。一般人认为，新生儿最初几星期每天只有大约两小时不睡的时间，事实不是这样。它们的确嗜睡，但并未嗜睡到那个程度。仔细研究后发现，新生儿最初几天里的睡眠时间平均每天为16．6小时。但个体差异很大，最嗜睡的婴儿平均每天睡2小时，觉醒时间最长的婴儿平均每天只睡10．5小时。

童年时期睡眠和觉醒时间的比率逐渐减少，到了成年期时，睡眠时间由原来随平均每天16小时减少到一半即8小时。不过有些成年人与典型的8小时睡眠相差甚巨。2％的成年人只需要5小时睡眠，另有2％的人又需要10小时的睡眠。成年妇女比成年男子需要的睡眠时间略多一些。

新生儿16小时的睡眠并非集中在夜间一次完成，而是分散在一天之中的几段时间。但是，即使在襁褓之中，新生儿也有晚上多睡的倾向。经过几个星期，晚上的一次睡眠时间逐渐加长，成为主要的睡眠时间。婴儿每天白天“小睡”几次，晚上长睡一次。这一变化使婴儿每天的睡眠时间逐渐减少，到了6个月时就降至每天平均14小时。接着的几个月中，白天的小睡减少到两次——上下午各睡一次。婴儿在第二年时，上午的小睡往往消失，每日的睡眠时间因而减少到13个小时。进入第5年时，午睡亦消失，这就使每日睡眠时间减少到12个小时。自此至青春期，儿童需要睡眠的时间又减少3个小时；所以到13岁时，少年的睡眠时间就减少到每晚9小时。自此以后的整个青春期之中，少年与成年的睡眠模式并不表现出任何差别，他们每天的睡眠时间不超过8小时。由此可见，人的最后一个睡眠节律期与性成熟的时间向分发展，而不是与人的身体发育最后定型的时期相吻合。

有趣的是，在学龄前儿童中，智力较强者往往比智力较弱者睡得少。而7岁以后，这种关系却翻了过来。比较聪明的学童比智力较差的学童睡眠的时间略长。到了这个阶段，看来儿童并不是靠觉醒的时间多来多学东西；由于他们不得不学习大量知识，所以那些反应积极主动的儿童经过一天的学习之后就精疲力竭了。与此相对，成人之中的智力水平和睡眠时间，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健康的成年男女所需的入睡时间大约平均为2O分钟。睡醒的时间应该自然而然的到来。如果需要人为的办法唤醒，那就说明睡眠不够，醒过之后的机警程度就会降低。

新生儿在觉醒的时间里活动较少。它不象其它灵长目的幼仔，它的肌肉很不发达。初生的小猴从降生那一刻起就有力气抓住母亲。甚至在降生的过程中，小猴的前肢就能紧紧抓住母亲的皮毛。相比之下，人类的新生儿是虚弱无助的，它只能用四肢做轻微的动作。直到一个月时，婴儿才能在俯卧时抬头。到了两个月时，它才能用手支撑使胸部离开地面。3个月大的婴儿才能举手触摸悬垂的物体。4个月才能由母亲扶着坐起来。5个月才能坐在母亲的膝头上，才能用手把握东西。6个月才能在较高的坐椅里坐起身，才能用手抓住悬垂的物体。9个月才能手扶家具站立。10个月才能手脚并用爬行。11个月才能由父母搀扶着瞒蹒学步。12个月才能凭借坚实的物体自己站起身。13个月才能爬几级楼梯。14个月才能在没有支撑的情况下站起身。15个月是一个了不起的时刻，婴儿可以在没人帮助的情况下自己步行了。（当然，以上各阶段的描述是平均的肌肉发育情况，但是它们至少能大体上指明人类婴儿的姿势和运动发展的速率。）

大约在婴儿学会不借助外来帮助自己步行时，他也开始学话；最初是几个非常简单的词可是他的词汇很快就以惊人的速度进入兴旺发展的时期。到两岁时，儿童能说的词汇已近 300个词。到3岁时他的词汇又增加了两倍。到4岁时他会用的词汇几乎达到1600。到5岁时他已学会2100个词。这样一种模仿有声语言的惊人速度是人类独特的能力，应该被认为是我们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它与狩猎活动的集体合作有关；在此期间，准确有效的交际成为迫切的需要。现存的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灵长目，没有类似的能力，连与此相近的能力也没有。在操作性的模仿能力上，黑猩猩也象人一样聪明灵巧，可是它们没有言语模仿能力。有人非常认真费尽心机地训练一只黑猩猩幼仔说话，可是其成效微乎其微。这只小猩猩的生活环境和人类婴儿在家中的环境一模一样。他们把食物奖赏和嘴唇操作结合起来教小猩猩说最简单的词。到两岁半时，小猩猩会说“妈妈”“爸爸”和“杯子”（Cup）。最后它学会了在恰当的情景中说出这三个词，当它想喝水时它能小声说出“杯子”。艰巨的试验继续进行，小猩猩到6岁时（人类的幼儿此时学会的词汇已大大超过2000）词汇量总共才增加到7个词。

这种差别是脑子的差别，而不是发音的差别。黑猩猩发音器官的结构完全可以发出许多不同的声音。其发音器官并无缺陷，不足以解释它为什么不能开口说话。它的弱点是集中在头颅之中。

与黑猩猩不同，有些鸟类有显著的口头模仿能力。鹦鹉、虎皮鹦鹉、鹩哥、乌鸦和其它一些鸟类，能毫不费力地模仿整句话。可惜，它们鸟类的大脑限定了它们，使其不能充分利用自己的模仿力。它们只能重复人教给他们的话，依样画胡芦地模仿其中的声音，只能按固定的顺序机械地重复，不能把模仿的声音与外界的事件联系起来。然而，令人吃惊的是，黑猩猩和猴类竟然也不能再进一步，在它们目前的水平上再有所成就。哪怕是学会几个简单的、受文化制约的词，也会对它们在自然栖息地的生活中大有助益的；所以我们难以理解，它们在进化中为何不能学会几个词。

再回头说我们人类。我们与其它灵长目动物共有的咕哝、呻吟和惊叫，并没有被我们新近学会的卓越的语言能力排挤掉。我们与生俱来的声音信号保留下来了，其重要的作用也保存了下来。它们不仅是我们建造语言摩天大厦的语音基础，而且作为人类独特的交际手段，亦有其与生俱来的存在权利。和言语信号不同，它们的出现不需要专门的训练，而且它们在世界各民族文化中的意义相同。惊叫、抽噎、笑声、咆哮、呻吟和有节律的哭泣等等，给普天之下的人传输一样的信息。和其它动物发出的声音一样，这些人类与生俱来的声音与人的基本情绪相联系，它们立即使人产生印象，了解发出这种声音的人是何动机。同样，我们保留了本能的表情：面带微笑、例着嘴笑、皱眉蹙额、目不转睛、面带惊恐、满面怒容等等。这些面部表情在不同的社会中也是一样的。尽管人们学会了各自文化中独特的姿势和体态，这些相同的面部表情仍然保留了下来。

看看人类共同的基本声音和表情在个体发育中的成长过程，是饶有兴趣的。有节奏的哭叫从降生那一刻起就出现了（我们对此十分熟悉。微笑出现稍晚，大约是在五个星期之后。笑声和发脾气要等到3－4个月时才出现。仔细考察一下这些模式是有价值的。

哭叫是人发出的最早的情绪信号，而且是最基本的情绪信号。微笑和大笑是人类特有的相当专门的信号，但是哭叫是人类和数以千计的物种共同的声音。事实上，一切哺乳类（且不说鸟类）在受惊时和痛苦中都会发出尖叫声、嘶叫音、哇哇声和号叫声。在高级哺乳类中，面部表情进化成视觉信号手段，他们在发出惊叫的同时，还有惊恐的面部表情相伴随。无论这类反应是幼仔还是成年动物发出的，它们都表示出了大的问题。幼仔给父母发出警报，成年动物给同一群体的其它动物发出警报。

我们在婴儿期中，有许多东西使我们哭叫：我们在疼痛、饥饿时哭叫，周围没大人时哭叫，遇见陌生的刺激时哭叫，突然失去舒适的源头时哭叫，不能得到急需的东西时哭叫。以上各种范畴的原因归结为两种重要的因素：身体的痛苦和不安全感。在任何一种情况下，一旦信号发出，它就立刻产生（或者应该产生）父母作出的保护性反应。如果信号发出时孩子不在父母身边，它就立刻产生缩短孩子和父母距离的效果，直到父母来到孩子身边，将他抱在怀里，或摇晃、或轻拍、或抚摸。如果婴儿已经抱在怀里，如果抱起来之后婴儿仍在哭闹，那么就需要看看孩子身上是否有疼痛之处。只有孩子哭闹的信号消失之后，父母的反应才会终止（在这个方面，哭闹和微笑、大笑的模式根本不同）。

哭叫的动作引起肌肉紧张，同时头部充血变红、眼睛流泪、嘴巴张大、嘴角下收、呼吸强度增加、喘气加剧，当然还有尖厉的哭声。稍大的幼儿还要奔向父母，抱着父母不放。

尽管哭叫是人人熟悉的，我还是详细地描绘了这一模式，因为我们微笑和大笑的专门化信号正是从哭泣这一模式演化而来的。当有人说“他笑着笑着就哭起来了”时，他说的就是二者的关系。但是，从进化的观点来说，二者之间的关系应颠倒过来——我们是先学会哭然后才学会笑。这是怎么回事？首先，要认清哭和笑作为反应模式是非常相似的，这一点至为重要。由于二者反映的情绪迥然不同，所以我们往往忽略了二者的相同之处。与哭泣一样，大笑时肌肉紧张、嘴巴张开、嘴唇后收、呼吸强度增加、喘气加剧。笑得厉害时，面部亦充血涨红，眼睛也要流泪。但是笑声不如哭声嘶哑刺耳，亦不如哭声尖厉高亢。尤为重要的是，笑声比哭声短促，其节奏更快，仿佛是婴儿的大哭被切分成若干短促的片断，并且变得更为平缓柔和、音调有所降低似的。

看起来，笑的反应是由哭的反应演化出来的继发信号，这种演化按照以下的方式进行。我在前面说过，哭叫从降生那一刻起即已存在，而笑声在3—4个月之前是不会出现的。笑声的到来与识别父母的能力同时发生。认识父亲的婴儿也许是聪明的婴儿，但是只有认识母亲的婴儿才会笑。婴儿能认出母亲的面孔并且能将母亲和其它成人区别开来之前，也许会咯咯发笑，但是他不会哈哈大笑。他能认出母亲的同时，又产生了害怕别人、害怕不认识的大人的情绪。长到两个月时，凡是熟悉的面孔都使他高兴，一切态度和蔼的大人都受欢迎。但是，与此同时，他对周围世界的惧怕也开始成熟，任伺不熟悉的人都可能使他不安、把他吓哭。（要不了多久，他就可以知道，还有一些大人也会使他舒服，他对这些大人的畏惧就会消失。但是，他不再畏惧的大人是有选择的，只有他认识的大人他才不惧怕。）由于对母亲的固恋，婴儿处在一种莫名奇妙的冲突之中。当母亲的行为使婴儿受惊时，母亲发出的是两套对立的信号。一套信号说：“我是你妈妈——你的保护人，没有什么可怕的东西。”另一套信号又说：“注意，这件事怪吓人的。”婴儿能识别母亲之前不会处于这种冲突之中。因为如果母亲此时的行为吓住了婴儿，当时的母亲也只不过是一种吓人信号的源头而已。可是，现在婴儿已能识别母亲，所以母亲的行为发出的是双重信号：“既有危险又不危险”，换言之，“看上去是有危险，可是它是我发出的信号，所以你不用当真”。结果，孩子作出的反应一半是哭叫，一半是认出母亲的咯咯声。二者神奇地结合就产生了哈哈大笑。（更确切地说，大笑产生于进化过程中悠远的过去。自此以后，它就固定下来发展成为一种独立而独特的反应。）

由此可见，孩子笑声的意思是说：“我知道有危险，但这一危险并不真实。”这就是孩子传递给母亲的信息。母亲现在可以与给孩子玩一些激烈的游戏，而孩子却不至于吓哭。婴儿最早发出的笑声，是由母亲“藏猫猫”、拍手、有节奏地跪下、把婴儿高高举起等游戏触发的。稍大一点，挠痒痒起着重要的作用，但这要等到第6个月之后。所有这些游戏全是令人震惊的刺激，但是它们是由“安全”的保护人发出的。婴儿很快就学会了自己挑起这些刺激——比如用“藏猫猫”来获得发现东西的“震惊”，或假装逃跑以获得被抓获的经验。

因此，笑声成为游戏的信号，它使母子之间日益增加的戏剧性关系得以继续和发展。如果这种信号变得过分吓人、过分痛苦，当然孩子的反应就可能转变为哭叫，以此立即再次激发母亲的保护性反应。这一信号系统能使孩子拓展他对身体功能的探索，对周围世界的探索。

其它动物也有独特的游戏信号。但与我们的游戏信号相比，那可真是小巫见大巫。黑猩猩有一种游戏的面部表情和游戏的哼哼声，这种哼哼声相当于我们的笑声。从进化起源上说，这两种信号与我们的笑声有同样的矛盾性。黑猩猩幼仔打招呼时嘴唇撮起来向前突出，突到极限为止；受惊时它的嘴唇向后收缩，嘴巴张开，牙齿露出。黑猩猩的游戏表情，是由友好和惧怕交织的感情而引起的，所以它是两者的混合。此时它的腭骨前伸，这一点与它表示害怕的动作一样，但是它的嘴唇也随腭骨往前伸，遮盖着牙齿。它表明游戏的哼哼声介乎打招呼的“咕咕”声和尖厉的惊叫声之间。如果游戏变得过分粗鲁，它的嘴唇就往后收，游戏的哼哼声就变为短促的尖叫声。如果游戏变得过分安静，它的腭骨就逐渐合拢，嘴唇就随着向前突出，变成典型的黑猩猩表示友好的掀嘴姿态。人和动物发出游戏信号的情景基本上是相同的，但是黑猩猩游戏的哼哼声和我们有力而强烈的哈哈大笑相比是微不足道的。黑猩猩发育的过程中，游戏信号的重要性大大下降。相反，我们的游戏信号大大拓展，并且在日常生活中取得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裸猿即使进入成年之后，仍然喜欢游戏。游戏完全成了他探索天性的一部分。他常常把事情推向极端，试图使自己吃惊，使自己震惊，使同时又不受到伤害，接着他爆发出有感染力的哈哈大笑以表现自己的舒心。

嘲笑在较大的儿童和成年人中，当然可以成为社会生活中的有力武器。嘲笑对人的侮辱有双重意义。一方面它表示某人的稀奇古怪使人害怕，同时它又表示，此人不值得认真对付。职业喜剧演员故意承担嘲笑人的社会角色，而听众却将大把大把的钱送给他，为的就是将自己这一群人的正常行为与他表演的不正常行为进行比照。

少年对他们崇拜的偶像的反应与此有关。他们作为听众表示愉悦的方式，不是放声大笑，而是尖声嘶叫。岂止如此，他们还高兴得揪自己的身子，或者揪住伙伴的身子。他们一高兴就扭动身子、发出呻吟、以手掩面、揪扯头发。这些动作是典型的剧痛和惧怕的征兆，但是它们被故意程式化之后却用来表示高兴。其分界线被人为地降低了。它们不再是求助的叫声，而是听众之间交流的信号，表明自己对自己崇拜的性偶像能作出强烈的反应。这种反应的感情非常狂热，正如一切使人难以抑制感情的强烈刺激一样，它们成了人在纯粹感到痛苦时所作出的那种反应。假如一位少女发现自己单独和她崇拜的偶像在一起，她绝不会想到要对他尖叫。她的尖叫声不是用在偶像身上的，而是向听众中的女孩子发出的。用这种方式，姑娘们可以使彼此放心，确认彼此发展中的情感反映。

在撇开眼泪和笑声这个主题之前，还有一个谜需要澄清。有些母亲在婴儿出生后的头三个月中，由于孩子哭个不停而非常痛苦。父母想尽各种办法似乎都不能阻挡汹涌而来的哭声。于是他们作出结论，孩子的身体有非常严重的不适，并据此而对待孩子。当然，他们认为孩子身体不适并没有错。但是，这恐怕是结果而不是原因。以下的事实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到了三四个月时，象变魔术似的，孩子“痛苦的”哭叫声突然停止了。哭叫声消失的时间，正好与婴儿开始认出母亲的时间相吻合。如果把哭闹婴儿的母亲和安静婴儿的母亲的行为比较一下，就可以找到问题的答案。第一种母亲的行为带有试探性，带有紧张和焦虑的情绪，而后者的行为则是有意识的、平静的和安详的。关键之处在于，即使在这样幼小的年纪，孩子对于母亲的行为也非常敏感，他们能区分母亲搂抱时“安全”“平安”的感觉和“不安全”“惊惧”的感觉。激动不安的母亲无法避免把激动的信号传给新生的宝宝。孩子也以恰当的方式给母亲送回信号，要求母亲保护他不受激动不安的骚扰。这个信号加重了母亲的苦恼，反过来母亲的苦恼又使孩子哭闹得更加厉害。最后终致不幸的宝宝哭到不舒服为止，哭得发痛的身子又加重了他的不幸。要想打破这个恶性循环，母亲只需接受既成情况，并保持镇静。即使母亲无法使自己镇静（在这一点上要欺骗婴儿几乎是不可能的），问题也是自己可以解决的；正如我上文所说，婴儿到了三四个月，吵闹就突然停止了。因为到了这个阶段，母亲的形象在婴儿的脑子里留下了深深的印痕，他本能地把母亲当做“保护人”。母亲不再是一连串不具形体而激动不安的刺激，而是有一张熟悉面孔的实实在在的保护人。即使她继续发出使人激动不安的刺激，这些刺激也不会使孩子非常惊怕，因为它们的源头是熟悉的和蔼可亲的母亲。婴儿和母亲与日俱增的纽带使母亲保持平静，自然就减轻了母亲的焦虑。婴儿“痛苦的”哭叫遂告消失。

迄今为止，我略去了微笑的问题未加讨论，因为它和朗声笑相比是一种更专门化的反应。正如朗声笑是哭叫派生的一种次要形式一样，微笑也是朗声笑派生的一种次要形式。乍一看，微笑的确只不过象是朗声笑的一种强度较低的翻版，但实际情形却并非那么简单。不错，烈度最低的朗声笑难以和微笑区别开来。无疑微笑正是这样起源而来的。然而，显而易见，微笑在进化过程中解放了出来，现在它必须被看作一种独立的实体。高强度的微笑——咧嘴笑，喜气洋洋的、笑逐颜开的笑——与低烈度的朗声笑在功能上是完全不同的。微笑演变成了人类独特的专门用于打招呼的信号。如果我们对人微笑示意，他知道我们的态度友好。但是，倘若我们用哈哈笑作为见面礼，人家就有理由怀疑我们的善意。

任何社会接触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都能引起轻微的惧怕。在见面的一瞬间，对方的行为还是一个未知量。微笑和朗声笑都表明惧怕是存在的，都表现出惧怕和吸引对方、接受对方的心清奇妙地掺合在一起了。但是，当朗笑声发展而为高烈度的纵声大笑时，它发出的信号却是：准备应付进一步的“吃惊”，准备进一步探索危险与安全掺半的情景。相反，假若低强度朗声笑中的微笑表情变成了别的东西——咧嘴笑，它发出的信号又是另一种意义：情况不能向那个方向发展下去；它仅仅表明，初始的情绪本身就是目的，用不着进一步推敲。相视着微笑使双方确信：双方虽然担心，但是相互之间却有吸引力。轻微的惧怕意味着没有攻击性，没有攻击性意味着友好。于是乎，微笑演变成了善意的吸引人的一种手段。

如果说我们需要微笑这种信号，为什么其它灵长目又可以不要这一信号呢？不错，它们确实有各种友好的姿势。但是，对我们而言，微笑是一种独有的信号，而且是日常生活中极其重要的信号，无论对婴儿对成人都很重要。我们的生存模式中，是什么东西把它推到前台这样重要的位置呢？看起来，答案要在我们顶顶出名的裸露的皮肤中去找。小猴降生时，立即紧紧抓住母亲的皮毛。它就这样贴在母亲的毛皮上，一小时又一小时，一日复一日地呆在那里。几个星期之中，甚至连续几个月，小猴从不离开母亲皮毛这个舒适的安乐窝。后来，小猴首次离开母亲去冒险时，仍然在受到警告之后就立即跳回母亲身边，抓住母亲不放。小猴自有它确定的办法去保证与母亲的亲密接触。即使母亲不欢迎这种身体接触（因为小猴越长越大，越来越重），她也难以拒绝小猴的要求。凡是领养过小猩猩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当我们降生时，我们的处境要危险得多。不光是因为我们体力虚弱，不能抓住母亲，而且母亲的身上也没有可以抓住的皮毛。我们丧失了一切保证与母亲密切接触的机械手段，因而不得不完全依靠向母亲发出的刺激信号。我们可以声嘶力竭地哭叫，以召唤母亲的照顾；一旦得到母亲的照顾，我们还得用其它的办法来维持母亲的照顾。此刻我们需要的，就是替代抓住母亲的一种东西，一种使母亲的爱抚得到报偿的信号，使她想和我们呆在一起。我们使用的信号就是微笑。

婴儿出生以后的头几周就开始微笑，但是开头的微笑并没有确定的月标。到第5周时，微笑变成对一些刺激的确定的反应。婴儿的眼光能固定在物体上了。开始时婴儿对他人眼睛的反应最为敏锐。就连纸板画的两个黑点，它也能作出敏锐的反应。再过几周，还需要嘴巴才能引起婴儿的注意。两个黑点之下再加一条横线表示嘴巴，能更为有效地引起婴儿的反应。不久，一张张开的嘴巴对引起注意最为重要。接着，眼睛作为主要的刺激就失去了它的重要性。在这个阶段，即在三四月前后，婴儿的反应变得更加专一。他的反应从任何熟悉的面孔逐渐收缩到母亲的面孔上。母亲的印记开始发生。

婴儿的微笑反应在发展过程中有一种令人惊诧的现象：婴儿在这个过程中完全不能区别四方形、三角形或其它线条分明的几何图形之类的事物。看起来，婴儿在认识某些形体的能力方面，有一种特别超前的成熟机制。这些形体限于和人的面容相关的东西。相反，他的其它视觉能力却掉在后面。这就保证了婴儿的视觉能集中在合适的对象上发展。它能避免婴儿的视觉固着在与人的五官相近的无生命的形体上。

到了七个月时，婴儿就彻底固恋着母亲。无论她做什么，母亲的形象总是维持不变，这个形象一直要维持到孩子生命的终点。小鸭完成这个固恋的关系，是通过亦步亦趋地跟随母亲，猿猴幼仔完成这一过程，是通过抓住母亲的皮毛。我们形成这个至为重要的依恋纽带，是借助微笑这一反应。

作为视觉刺激信号，微笑能够获得一种独特的形貌，主要借助于一个简单的动作，即嘴角的上扬。这时候嘴巴微张，嘴唇后收，与受惊时的动作颇为一致，但是微笑时还有另一个动作：嘴角微微上规。有了这个动作，表情的性质就大大改变了。这一发展演化反过来又使另一种截然相反的面部表情成为可能。这就是嘴角下垂的表情。借助这种与微笑的嘴巴线条截然相反的曲线，就可以变成一种“反笑”（anti-smile）。正如朗声笑由哭叫演化而来，微笑从朗声笑演化而来一样，这种不友好的面部表情。也仿佛是通过钟摆一样的摇摆，而从友好的面部表情演变而来。

然而，微笑的动作不限于嘴唇的曲线。我们成年人也许能在嘴唇的轻微动作之中传达自己的情绪，但是婴儿微笑时投入的动作远远不只这一点，他的动作就象打仗一样费劲。他微笑得最厉害的时候，还要蹬腿挥手，要伸手去抓外在的刺激物，要摇晃双手，要咿呀啊哇的发出欢快的叫声；同时他的头部后仰、下颏突出，身体向前倾，或向一旁扭曲，呼吸也随之加快。他的眼睛可能更加明亮，也可能略微眯缝起来。眼睛下沿和边缘出现皱纹，有时鼻梁上也露出皱纹。鼻翼两侧到嘴角两侧的皱褶更加显著。舌头可能伸出嘴巴。在伴随微笑的各种动作之中，身体的运动似乎表明，婴儿挣扎着要与母亲接触。婴儿笨拙的举动大概表明，我们灵长目祖先抱着母亲身体不放的反应仍然残存在我们身上。

我不厌其详地阐述了婴儿的微笑。但是，微笑当然是一种双向的信号。婴儿向母亲微笑时，母亲也报之以相同的信号。双方都给对方的微笑提供报偿，母子的纽带在来往的双向交流中紧密起来。你可能觉得，这是一目了然的表述。然而，这里面却可能掩盖着一个陷阱。有些母亲在激动、焦急、发火时，企图强装笑脸以掩盖自己的情绪。她们希望强装的笑脸能免使婴儿不安。实际上，这一手法是害多利少。上文已经提到，在母亲的情绪上，要想欺骗婴儿几乎是不可能的。在婴幼儿时间我们对父母激动和平静的微小征兆似乎是极为敏感的。在前言语阶段，那时符号和文化交际的庞大机器还没有压在我们身上，我们依赖细小的动作、姿态的变化和声调的变化更甚于往后。别的动物尤其善于使用这些手段来交际。“聪明的汉斯”这一头名闻道选的会数数的马，事实上它的能力就建立在敏锐的反应力的基础上，它能对训练人细微的体态变化作出反应。要它算数时。他能用蹄子敲到恰当的次数后停下来。即使训练人不在现场而由别人出题要它算时，它同样能给出正确的答案，因为等它用蹄子敲到至关重要的那个数字时，在场的陌生人的身子不由自主地也要流露出了一点紧张的迹象。我们大家都有这种能力，即使进入成年之后也保存着这种能力（算命先生算得正确的时候，就是大大借重了这种能力）。但是，在前言语阶段的婴儿身上，这种能力似乎是表现得特别活跃。假如母亲的动作紧张不安，无论她怎么掩饰，她总是免不了要将这些动作传达给自己的孩子。假如她同时装出一副喜气洋洋的笑脸，那还是骗不了孩子的，那只能把孩子搞得不知所以。两种矛盾冲突的信息传递给了孩子。如果长此以往发送互相冲突的信息，就可能给孩于造成终身的伤害，给他日后的社会交往、给他适应日后的生活造成严重的困难。

搁下微笑这一主题之后，我们现在要转向一种迟然不同的活动。几个月之后，一种新的婴儿行为模式开始出现：攻击性开始登场。发脾气和哭闹从早些时候万用的哭叫中区分出来。婴儿发出的攻击性信号，是更为断续、更不规则的尖叫，是用力用手和腿蹬打。他用手打小的东西，摇晃大的物件，碎唾沫吐东西，凡是够得着的东西他都想用嘴咬、用手抓、用手敲。开头这些活动带有随意性，彼此不协调。哭叫的反应表明；惧怕仍然存在。攻击性尚未成熟而变为纯粹的进攻：纯粹进攻还得等很久一阵子；等到婴儿有了自信心，等他对自己身子的能力有了把握，才会到来。一旦进攻性到来时，它也具有独特的面部表情信号。这些信号包括绷紧着嘴唇的疑观。嘴唇撅紧成一条线；但嘴角往前送，而不是往后收。眼睛死死地盯着对方不动，眉毛拧紧往下压。拳头握紧。孩子开始表明自己的存在和个性了。

观察发现，增加孩子的密度会增加其攻击性。在拥挤的环境中，群体成员的友好社会交往减少，破坏性和攻击性模式在频率和烈度上都会显著上升。这一点至为重要。你也许记得，其它动物借助争斗来解决霸权争端，并借此增加同一物种的空间分布。我们在第五章里再回头谈这个问题。

除了保护、喂养、清洗孩子、与孩子游戏之外，父母的职责还包括最为重要的训练。正如其它动物一样，人类的训练也运用奖惩的制度，通过逐渐修正和调整幼儿的试错学习过程来完成。然而，除此之外，孩子还借助模仿而飞快地学习——这一学习机制在大多数哺乳类身上都发展得不大好，但是在我们身上，它的确发展到无与伦比的高度，发展到尽善尽美的地步。所以，其它动物必须靠个体自己非常吃力地学习的东西，我们却可以通过仿效父母的榜样迅速地学到手。裸猿是一种有意识地向子女传授知识和技能的猿类。（我们对这种父传子受的学习方式已经习以为常，所以我们往往假定，其它动物也以同样的方法受惠，结果对传授在动物生活中的作用就作了过高的估计。）

我们成年之后的许多行为建立在童年时期靠模仿而吸收的东西之上。我们常常幻想，自己之所以按某种特定的方式行动，那是因为这样的行为与某种抽象而高尚的道德准则相吻合。然而，事实上，我们的行为要服从根深蒂固的、早已“忘掉”的纯粹模仿所得来的印象。正是由于盲目服从这样的印象（再加上我们仔细掩盖的本能冲动），才使社会非常难以改变习俗和“信仰”。即使面对激动人心、光辉灿烂的、合乎理性的新思想，而且是建立在纯正客观的智慧基础上的新思想，人们仍然顽固地坚守昔日固定居所的祖先所养成的习惯和偏见。如果我们要顺利度过少年时代这个极为重要的所谓“吸墨纸”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我们要迅速吸收历代前人积累的经验，那么我们就不得不背负陋习和偏见这个沉重的十字架。我们在接受富有价值的事实时，不得不同时接受传统的偏见。

所幸的是，我们开发出了一种疗效显著的“解毒药”来对付我们的这一弱点，这一弱点是模仿性学习本身的痼疾。我们富有经过磨砺过的好奇心，富有经过强化的探索冲动。好奇心和探索冲动与陋习和偏见相抗衡，由此而产生的平衡具有创造奇迹的潜力。只有当一种文化因迷信模仿性重复而过分僵化，或者是在探索中过分鲁莽轻率时，它才会跌跌撞撞地失去平衡。凡是在这两种冲动中求得完美平衡的文化，都是会繁荣昌盛的。当今世界上．我们能看见许多太僵硬或太鲁莽的文化作为例证。小型落后的社会、被沉重的禁忌和古风完全支配的社会，是大僵硬的文化例证。同样是这些社会，当它们被先进文化改变、接受先进文化的“援助”时，它们就迅速成为过分鲁莽的文化。猝然服用剂量过大的药物，过分迷恋社会新奇和探索激情，就会淹没祖传的模仿，就会使天平过分失去平衡。结果就造成文化动乱和文化瓦解。幸运的社会是逐渐求得完美平衡的社会；它必须求得模仿与好奇的平衡，求得盲目的、不动脑筋的抄袭和渐进的、合乎理性的试验之间的平衡。 

谢选骏指出：人说——父母照料幼儿的重担，对裸猿来说，较之其它任何现存的物种更为沉重。其它物种对幼仔的照料，就其精心程度而言，也许和裸猿不相上下；可是就育儿的责任范围来说，别的动物绝不能和裸猿相比。

我看——育儿的过程，就好像是把自己的精力输送给孩子；孩子大了，自己就老了……这就像是一个长期的输血过程。但是孩子大了却是要远走高飞的，育儿越是成功，孩子就飞离得越远；空巢期带来了新的麻烦。综合来看，总的来说，生儿育女——既是自我延续，也是自我毁灭！所以，有人企图“拒绝生育”，由此感觉“拒绝毁灭”。

【第四章 探索】

一切哺乳类都有强烈的探索冲动，不过对其中一些哺乳类来说，这一冲动尤为重要。探索对各种哺乳类的重要性，主要取决于它们在进化过程中所达到的专门化程度。如果它们在进化中把全部力量用来完善一种特别专一的生存手段，它们就不必麻烦去管纷繁复杂的周围世界。只要食蚁兽有蚂蚁、考拉熊有按树，它们就会心满意足，它们的生活就容易维持。相反，那些非专门化的哺乳类——它们是动物界的机会主义者——就不敢稍有懈怠了。它们从来没有把握下一餐来自何方。它们必须熟悉能够寻觅到食物的每一个角落，尝试一切可能的机会，密切注意幸运的机会。它们必须探索，而且必须不断地探索。它们必须调查，而且要不断重新检验自己的调查结果。它们必须随时保持高水准的好奇心。

探索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吃的问题，自卫也要求哺乳动物探索。刺猬、豪猪和臭鼬可以毫无顾忌地东闻西嗅、东跑西颠，弄出许多噪声，惊动了天敌也不在乎。然而，没有武装的哺乳类却必须时刻警惕。它们必须洞察危险的迹象，熟悉逃跑的路线。如要维持生存，它们必须对自己的活动范围了如指掌。  从以上的角度来看，不走专门化的道路似乎是效果很差的办法。为什么还会出现机会主义的动物呢？其答案是：专门化的生活道路中有意想不到的严重困难。只要专门的生存手段行得通，一切都会顺利。但是，一旦环境大变，专门化的动物就会陷入困境。如果它在专门化的道路上走极端，超过了它的竞争对手，它就不得不在基因的构成上发生大的变化；而一旦陷入困境，它的基因构成就不可逆转了。如果桉树林被一扫而光，考拉熊就会灭绝。如果一种牙坚如铁的食肉兽能嚼碎刺猖身上的硬刺，刺猬就会成为容易猎杀的动物。对于机会主义的动物来说，生活也许永远是艰难的，可是对于环境导演出的任何戏剧，它总是能很快加以适应。如果你拿走獴吃的老鼠，它就会改吃蛋和蜗牛。如果你剥夺猴子的水果和浆果，它还可以改吃根茎和嫩苗。

在所有的非专门化动物中，大概猿类和猴类是最不择手段的。作为一个群体来看，它们的专长就是不走专门化的路子。在猿类和猴类中，裸猿的不择手段是无与伦比的。这正是它幼态持续机制的另一个侧面。一切幼猴都有强烈的好奇心，但是，在成年的过程中，它们好奇的强度逐渐减弱。在我们的身上，幼年时期的好奇心反而逐渐增强，伴随我们进入成年。我们从不停止调查研究。我们在求知中永不满足于能勉强度日。解答一个问题之后，我们又去解决新的问题。这已成为我们人类最了不起的生存要诀。

受新奇事物吸引的倾向被称为喜爱新鲜事物（neophilia），它与害怕新鲜事物（neophobia）正好相对。凡是不熟悉的东西都有潜在的危险。对于不熟悉的东西可能应该回避吧？但是，如果加以回避，又何以了解不熟悉的东西呢？喜爱新鲜的冲动驱使我们前进，维持我们的兴趣，直到未知变成已知，直到烂熟于心的知识使我们对它产生轻视为止。在此期间，我们获取了宝贵的经验，并将其储存起来，以备需用时提取。儿童自始至终都在重复这一过程。他追求新知的冲动非常之大，以至于需要父母加以限制。然而，尽管父母可以引导孩子的好奇心，可他们无法压制孩子的好奇心、随着儿童年岁的增长，他们探索的倾向有了惊人的增长。我们常常听见成年人说“一帮年轻人象野马一样的发狂”。然而，事实刚好相反。如果这些成年人费心去研究一下成年野生动物的行为，他们就会发现，所谓的“野马”正是他们自己。正是他们企图给人的探索画框框，正是他们背弃了人的探索精神，回到动物的保守习性中去寻求安逸。所幸的是，任何时候总有够多的成年人保持了少年的创新力和好奇心，他们推动了人们前进和开拓。

看一看黑猩猩幼仔的游戏，立刻就会对其行为和儿童行为的相似性产生深刻的印象。小猩猩和儿童都迷恋新的“玩具”。他们都迫不及待地开始摆弄玩具，举起、放下、扭曲、敲打，并将其拆开。他们都自己发明简单的游戏。小猩猩游戏的强度与我们的游戏可以相比。它们在出生后的前几年和我们玩得一样好——事实上比我们玩得好，因为它们的肌肉系统发育得快些。但是，过了几年之后，它们就比输了。它们的大脑不够复杂，不可能乘胜利用这个好的开端。它们的注意力不强，且不随身体的发育而增强。尤为重要的是，它们没有能力把自己发现的创新技巧详细地传递给父母。

阐明这一差别的最好办法是举一个具体的例子。绘画（或者叫图象探索）显然可作为一个选择的例子。作为一种行为模式，千万年来，绘画对人类都极为重要。我们可以举阿尔太米拉和拉斯科山洞中的史前壁画作为证明。

只要有机会和恰当的材料，小猩猩和我们一样激动，它们也要探索在白纸上涂抹记号构成视觉图象的可能性。兴趣的发端与一条原则有关系。这条原则是：以较少的精力获取较大效果的调查——报偿原则。我们可以看到，这条原则在各种游戏中都在发挥作用。游戏活动中可能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是最令人满意的行动，还是那些获得出人意表的使信息反馈增值的行动。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增值报偿”的游戏原则。黑猩猩和儿童都喜欢敲打东西；他们最喜欢的是用力最小响声最大的东西。轻轻一扔就跳很高的皮球、轻轻一摸就飞过屋子的气球、轻轻一捏就可能团弄成型的沙土，轻轻一推就容易滚动的带轮玩具——这些东西是最有吸引力的玩具。

婴儿初次面对铅笔和白纸时并不认为自己会有多少出息。他至多能用铅笔在白纸上敲打。出乎他的意料，发出的声音使人高兴。敲打的动作不只是发出声音，而且还产生了视觉效应。铅笔光在纸上画出了记号。他无意之中划了一道线。

儿童或黑猩猩首次发现图象的那一刹那，是富有魅力的时刻。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一条线，对敲打所产生的意外的视觉收获产生了兴趣。他们端详一下，然后又再次进行试验。果然，第二次也成功了，接着的一次试验也成功了。不一会，纸上就画满了各种道道。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涂抹的时候越来越卖劲。单一的试探性线条让位于多线条的来回往复的涂抹。如果有选择的余地，他们更喜欢蜡笔、粉笔和油画颜料，因为用它们随意涂抹时，能产生更为强烈的效应，更为醒目的视觉形象。

对涂抹感兴趣大约发端于一岁半左右，小猩猩和儿童都如此。但是，直到两周岁以后，大胆、自信、多种多样的涂抹才会真正增加势头。到3岁时，一般孩子进入一个新的图象阶段：简化原来一塌糊涂的涂抹。在令人激动的混乱涂抹中，他开始提炼出基本的图形。他开始试画十字叉、圆圈、正方形和三角形。婉蜒的线条在纸上游走，直至首尾相接而形成一个封闭的图形。于是线条就勾勒出了轮廓。

随后的几个月中，这些图形相互结合，形成简单而抽象的模式。圆形被十字叉切割，正方形中画上了对角线。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是首批画象产生的前夜。在儿童身上，这个伟大的突破到来的时间是3岁半或4岁初。然而、在黑猩猩身上，这种突破却永达不会出现。黑猩猩幻仔可以画扇形，十字叉和圆圈。甚至可以画出一个内有记号的圆圈，但是它冉也不能越雷池一步。尤其撩拨人心的是，内有记号的圆圈是儿童进入构图阶段的前夜。凑巧把几点几线画进圆圈，突然之间，仿佛变魔术似的，纸上就出现了一张人脸。它正看着画图的儿童呢。脑子里突然一亮，他认出纸上画的是一张脸。抽象试验的阶段，创造模式的阶段结束了。现在要达到新的目的：完美描绘的目标。新的面孔画出了．更逼真的面孔出现了，眼睛和嘴巴都找到了恰当的位置。接着又加上了细部——头发、耳朵。房子、动物、轮船、汽车。这样的高度小猩猩看来是永远不能达到的。小猩猩达到了自己的高度——一个圆圈，里面再涂抹上一些记号——之后，它的身体继续发育。可它涂抹的图象却不会长进。也许，将来有一天会找到一只天才的黑猩猩，但是，其可能性似乎不大。

对于儿童来说。一个新的图象探索的阶段展现在眼前。不过，虽然这是儿童发现新东西的重要领域，但是早些时候学到的抽象模式的影响依然存在，尤其是在4－8岁时的影响更为显著。在此期间儿童的绘画特别令人瞩目，因为它们仍然建立在抽象图形阶段的坚实基础之上。此时绘画的形象仍然处在区分很小的简单构图阶段。但是，它们与自信的、牢牢掌握了的图形——模式安排相结合，形成富有感染力的图画。

从圆圈里面加点到准确的全身像这个过程，是饶有趣味的。发现圆圈里面加点可以代表面孔，并不能紧接着一个晚上就完善这一过程。显然，完善这一过程成了主导的目标，可是它耗费时间（实际需要十多年）。首先，五官要画端正——两个圆圈代表眼睛、有力而平稳的一条横线代表嘴巴。两个点或正中的一个圆圈代表鼻子。外层的大圆边上要划上头发。到了这儿，可能会有短暂的踏步不前。面孔毕竟是母亲身体最重要、最吸引人的部分，至少在视觉信号方面是这样的。但是，经过踏步之后，又可以取得一些进步。用一个简单的方法，把圆圈上的一些头发画长一点，小人人就长出了胳膊和腿脚，胳膊和腿脚又可以长出手指和脚趾。此刻的基本图形仍然是一个前于图画的圆圈。它可是儿童的老朋友，它迟迟不愿离去。它从圆圈变成了一张面孔，接着又变成了面孔加身子。这个阶段的儿童似乎并不操心，为何小人人的胳膊好象是长在头上的。但是，这个小圆圈人人不会永远坚持不变的。正如细胞一样，它要发生分裂，在它的下面会长出第2个细胞。两条腿先后总要在两个圆圈构成的身体上相会，不过其交叉点一定在脚丫子之上。无论是在哪里交叉，小人人的身子都诞生了。但是无论是哪种方式，都会使胳膊干巴巴地高悬在头部两边。它们要在这儿高悬一段时间，然后才降下来放在更恰当的位置——从身子的顶部向两边伸展。

当这位探索发现的航海家不知疲倦地不断前进时，看看他逐渐地、一步一步地向前行驶的航程，真使人神往。他逐步尝试更多的图形，逐步试着把各种图形结合起来，逐步偿试更为多样的形象、更加复杂的颜色、更为多样的结构。终有一天，准确的表现会实现的，外部世界的精致模写会被捕捉住，并保留在画纸上的。然而，到了这个阶段，初期涂抹活动的探索天性被淹没住了，用图画交流思想的迫切需要占了上风。早期的图画，无论是儿童还是小猩猩作的，都与传递思想毫不相干。那是发现的行为、创造的行为、是试验图形变化的各种可能性的行为。那是“绘画行动”，而不是信号传递。它不需要报偿——涂抹动作本身就是报偿，那是为游戏而游戏的行为。然而，正如许许多多的童年游戏一样，儿童的涂抹行为不久就融入了成年人的其它追求之中。社会交流一古脑儿接过它，绘画中的创新精神失不可得，“把画线当走路探索”的纯真的激情荡然无存。只有在心不在焉地胡乱涂抹时，成人才容许这种探索精神死灰复燃。（这并不是说，成人已经失去了创新精神，我只是说，创新的天地转移到了更为繁复的技术领域、）

所幸的是，探索性的绘画艺术，重视环境形象的远为有效的技法，已经开发出来。摄影及其派生技术已经使再现性的“信息画”（informa tion  Painting）过时。这就砸断了长期束缚成人艺术使之跛脚的责任锁链。绘画再一次成为可以探索的艺术，这一次的艺术以成熟的成人画的形式出现。毋庸赘言，这正是当今发生的事情。

我举这个探索行为的例子，是因为它非常明显地揭示我们与我们的近亲黑猩猩之间的差别。还可以在其它领域进行类似的比较。其中的一二种比较值得一提。两个物种身上都可以看到对声音世界的探索。我们在上文中已经看到，因为某种原因，嗓音的创新在黑猩猩身上根本就不存在，不过“敲击鼓乐”在它的生活中至关重要。小猩猩反反复复地敲打、跺脚、击掌，探索其发声的潜力。进入成年之后，它们这个趋向发展为持久的群体敲打期。一只又一只的黑猩猩跺脚、尖叫、撕碎树木、敲打树桩、敲打空心的木头。这样的群体表演可能进行半小时，甚至在半小时以上。其功能究竟是什么尚不明白，但是它们显然可以使群体成员互相激励。在我们人类的生活中，鼓乐也是流行最广的音乐表现形式。和黑猩猩一样，儿童很早就试着敲打周围的物体，看看它们能发出什么声音。然而，成年黑猩猩只能敲出单调的咯咯声，而我们却使之成为节奏繁复的音乐，并通过音响和音高的变化使之更为宏亮。我们还能通过向空洞的物体中吹气来发声，能够借助刮擦和弹拨金属片来发声。黑猩猩的尖叫和吼叫，表现在我们身上就成了创造性的吟唱。在简单的社会群体中，我们推出的复杂的音乐演奏会，似乎与黑猩猩的敲打和吼叫发挥着类似的作用，也就是使群体成员相互激励的作用。与绘画不同，音乐不是必须大规模详细传输信息的活动模式。有些文化用鼓声传递信息的作法是一种例外。但是，大体上说，音乐是用来激发公众情绪、协调公众步调的。音乐的创新和探索内容越来越浓烈，它摆脱了任何重要的“再现”（representational）职能，成了抽象的审美试验的一个主要领域。（由于绘画尚有其它优先的职能，所以它最近才在这方面赶上音乐。）

舞蹈与音乐和歌唱一样，经历了大体相同的发展过程。黑猩猩群体在敲打仪式中，加入了许多摇头晃脑、手舞足蹈的动作。我们人类在激发情绪的音乐演奏中，也伴以摇头晃脑等舞蹈动作。象音乐一样，这些舞蹈动作由此出发，日益精致和拓展，演化而为富有审美价值的复杂的舞蹈。

与舞蹈紧密相关的是体操的发展。有节奏的身体动作在小猩猩和儿童的游戏中都是司空见惯的。这些动作很快就程式化了，同时在它们既定的结构模式中又保存着强烈的变异成分。但是，小猩猩的体力游戏不会发展成熟，而是要衰退消亡。相反，我们却充分探索其可能性，在成人生活中将其提炼成许多复杂的体操和运动。体操和运动同样是重要的群体协调手段；不过它们基本上是维持和拓展我们探索身体能力的媒介。

书写这种程式化的绘画衍生物，这种有声言语交际的衍生物，成为传输和记载信息的主要媒介。但是，它们又被用作大规模审美探索的工具。我们祖先哼啍唧唧、咿咿哇哇的叫声演变为繁复精细的符号言语，这就使我们可以坐下来“玩味”自己的思想，摆弄我们（主要是用于传授知识的）词语系列，使之用作审美和探索的玩具。

由此可见，在以下诸领域——绘画、雕塑、素描、音乐、歌唱、舞蹈、体操、游戏、运动。书写和言语——中，我们都可以进行复杂而专门的探索和试验，可以尽情探索和试验，终生探索和试验。通过精心的训练，我们作为表演者和旁观者，就可以变得非常机敏；对于以上活动具有的巨大的探索潜力，我们就能作出非常敏捷的反应。如果把这些活动的次要功能（挣钱、争取地位等等）搁在一边，那么，从生物功能的角度来说，它们在成人生活中就成为幼儿型的游戏模式，亦可能成为依附于成人信息交流系统之上的“游戏规则”。

这些游戏规则可以表达如下： 1．研究不熟悉的东西使之变为熟悉的东西；2．将熟悉的东西作有规律的重复；3．在重复的过程中尽可能作些变异；4．选择最令人满意的变异进行发挥，将其它变异置之不顾；。5．将令人满意的变异反复进行组合；6.以上各条均是为游戏而游戏，游戏本身就是目的。

这些原则适用于整个游戏阶梯，从一端向另一端，无论是幼儿玩沙还是作曲家作交响乐都适用。

第6条规则尤为重要。探索行为在基本的生存模式诸如饮食、争斗、求偶等模式中，固然也发挥作用；但是，在这些活动中，探索行为局限于其初期开胃口的阶段，而且只适合各种活动的特殊需要。对于许多动物来说，探索行为仅限于此。对它们来说，不存在为探索而探索这回事。然而，对于高级哺乳类来说，探索行为已经解放出来而成了一种独特的、独立的驱力，对于我们来说，探索行为已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其功能在于，对于周围世界以及我们的能力与周围世界的关系，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尽量精细和复杂的认识。这种认识的山度发展，不是表现在基本生存目标的具体环境中，而是遍及于一切环境中。我们用一种方式获取的东西，可以运用于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任何环境。

我略去了科学技术的发展未予讨论，因为它主要关注的是谋求基本生存目标中所运用的具体的改良技法。基本的生存目标有争斗（因而要造武器）、饮食（故而需要农业）、修建居所（由此需要建筑术）和舒适（所以才需要医药）。然而，有趣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技术发展越来越密切地互相绞结，纯粹的探索冲动也侵入了科学领域。科学研究这个名字就意们着游戏——我说的正是游戏。从词源上说research（研究）这个词可以解析为re－search（重新搜寻）。科学研究正是非常严格地遵循上文提及的游戏六原则的。在“纯粹”的研究中，科学家使用想象力的原则实际上与艺术家无异。他所议论的是完美的试验，而并非权宜的试验。与艺术家一样，他关注的也是为探索而探索。假如他研究的结果证明对实现某种生存目标有所助益，那当然是大有好处；不过，这可是第二位的东西。

一切探索行为之中，无论是艺术探索或科学探寻之中，始终都存在着爱好新知的冲动和惧怕新知的冲动之间的拉锯战。爱好新知的冲动驱使我们去获取新的经验，促使我们去渴望新知。惧怕新知的冲动却使我们畏缩不前，使我们到熟悉的东西中去寻求逃避。我们在激动人心的新刺激和友好的旧刺激这两种相互冲突的吸引力之间，不断谋求处于变动中的平衡。如果失去热爱新知的冲动，我们就会停滞不前。如果失去惧怕新知的冲动，我们就会轻率地一头扎进灾难之中。这种冲动的拉锯战不光是可以用来解释较为明显的时尚风习的起伏波动，如发型和时装、家具和汽车的变化；而且它还是我们一切文化进步的根基。我们既探索前进又裹足不前，既仔细研究又谋求稳定。一步一步地，我们拓展了对自己的了解和认识，拓宽了对我们置身其中的复杂环境的认识。

搁下探索这一主题之前，最后还有一个独特的侧面不能不谈。它与幼年时代一个关键的社交游戏相关。幼儿早期的社交游戏是针对父母的。但是，随着年岁的增长，幼儿的社交游戏逐渐转向同龄组的儿童。儿童成了少年“游戏群体”的成员。这是儿童成长中关键的一步。作为参与探索的一步，它对个体后来的生活有着深远的影响。当然，幼年期一切形式的探索都具有长远的影响，少年时期未曾探索音乐绘画的人，成年之后就觉得这些课目难学。但是，面对面的游戏接触比其它形式的探索，起着更为关键的作用。首次接触音乐的成年人，由于没有童年时期探索音乐的经验，可能会觉得音乐难学，但是要学会音乐并不是不可能的。相反，如果儿童被严格控制起来，不让他作为游戏群体的成员参加社会接触，他成年之后参加社会交往就会大受妨碍。用猴子所做的试验表明，幼年时期被隔离的猴子成年之后就不愿参加社交活动，而且会成为反异性、反父母的猴子。隔离的小猴稍大之后放入一群同龄的小猴中去时，它们不愿意参加游戏群体的活动。虽然这些隔离的幼猴身体健康、发育正常，但是它们却没有能力参加群猴的打闹戏耍。相反，它们蟋缩在角落里，不会起身，常常用双臂抱着身子，或者用双手捂住眼睛。它们成年之后，同样可能是身体健康的标本，可是它们对性伙伴没有兴趣。如果强制让其交配，隔离中长大的雌猴也能生产身体正常的小猴。但是它们把小猴当成是附着在身上的庞大的寄生虫，因而要攻击幼猴，把幼猴赶走，不是杀死自己的孩子，就是对其置之不顾。

用黑猩猩所做的类似的试验说明，黑猩猩这个物种，经过长期的康复和特殊照顾之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隔离对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尽管如此，隔离的危险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拿我们人来说，受父母过度庇护的儿童在成年之后，总是在成人的社交接触中遭受损失。对独生子女来说这一点关系尤为重大。由于没有同胞的兄弟姐妹，他们在幼年生活的初期总是处在不利的境地。如果他们不参加少年时期伙伴的打闹戏要，没有这类社会化的经验，他们就可能终生怕见生人、离群索居，就会觉得难以寻求性伙伴，甚至觉得不能寻找配偶。即使他们结婚生子，也不可能成为称职的父母。

由此看来，很明显，育儿的过程分为两个不同的阶接——早期内向的阶段和后期外向的阶段。两个阶段都极为重要。从猴子成长的行为变化中，我们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在早期的内向阶段中，幼猴受到母猴的爱抚、奖赏和保护，它学会了什么是安全。在后期的外向阶段中，母猴鼓励孩子向外发展，去与猴群中的其它小猴接触。她的爱抚行为有所减少，她对孩子的保护行为只限于严重恐慌和严重危险的时刻；只有当猴群受到外来危险的压迫时，她才保护小猴。实际上，没有严重恐慌时，如果小猴硬要缠着母亲，在她那长毛围裙中寻找保护，她反而会惩罚小猴。于是，小猴就认识到自己必须自立，所以它接受了自立的要求。

对于我们的孩子来说，情况基本相同。如果在育儿的两个阶段中的任何一个阶段里，父母处理育儿的行为有不妥之处，那么孩子长大之后就会在生活中遭受严重的困难。如果儿童缺失了早期的安全阶段，但是进入自立阶段之后却相当活跃，那么他就觉得接触陌生人并不困难，可是他无法长期维持与伙伴的接触，也无法进行真正深入的接触。如果儿童在早期的内向阶段享受到非常安稳的生活，可是在后期的外向阶段却受到过分的保护，他在成年之后就会发现与他人接触非常困难，他就会拼命厮守着原来熟悉的人。

如果看一看离群索居的极端例子，就可以发现反对探索行为的最极端最典型的形式。性格很孤僻的人在社交时可能很不活跃，但是他们远非是身体不好动的人。他们专注于重复习惯性动作。他们可能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地摇摇摆摆、点头晃脑、捻转东西、肌肉痉挛、反复用于抓身于等等。他们可能吃手指头和身子的其它部分，用手戳身子拧身子，反复作一些奇怪的面部表情，有节奏地敲打和翻卷东西。偶尔之间，我们人人都会表现出这一类“痉挛”的动作。然而对于他们来说，痉挛动作成了主要而持久的身体表现形式。他们觉得环境构成了很大的威胁，觉得社会接触非常怕人，觉得交朋友断不可能，质以才再三重复自己非常熟悉的行为，借以寻求舒适和安稳。有节奏地重复一种动作能使之日益熟悉和“安全”。性情孤僻者坚守他最熟悉的少数几个动作而不是参与各种各样的性质互异的活动，对他来说，“不冒险，无收获”、的谚语改成了：“不冒险，无所失”。

我已经提及心律使人舒适的回归性特征。这一点对离群索居者的行为也适用。他们的许多行为模式似乎也按心跳的速度进行。即使那些与心跳速度不同的动作也有安抚的功能，因为经过经常不断的重复之后，它们已变成极为熟悉的动作。有人注意到，社会交往能力迟滞的人被送进一间陌生的屋子时，其习惯性动作就会增加。这一点与我们上述的观点相吻合。环境越陌生，惧怕教奇的程度越高，对安抚情绪、抵消惧怕的手段的要求也越高。

这种积习越是重复，就越象人为制造的母亲的心跳，其友好的程度就越来越高，直至它变得完全不可逆转为止。即使造成积习的极端害怕新知的情绪被消除（事实上这种心理是很难根除的），这种积习依然会阵性发作。

我已说过，对社交活动很善于适应的人，有时也表现出“痉挛”的动作。“痉挛”动作常在紧张时发生，在这种情况下，它们也具有安抚的作用。我们熟悉各种紧张的迹象。行政官员等待重要电话时会敲打办公桌，妇女在候诊室等候时会将手指头扣紧手提袋又放松，难为情的孩子身体会不停地左右直晃，产房外期待作爸爸的男子会来回踱步，考场上的学生会咬铅笔，焦灼的军官会抚弄唇须。如果适中而有节制。这些细小的对抗探索的手段是颇有效用的。它们有助予我们忍受期待中的“过量的新奇”。然而，如果进用这些手段，随时都有难以逆转和成癖上瘾的危险，它们武会在即使不需要的时候也顽强地出现。

在极端乏味无聊的情况下也会出现上述的积习。这种情况在我们身上和动物园中的动物身上，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只要有机会，这些关在笼中的动物都愿意进入社会接触，可是它们身不由已，受到了人为的阻挡。在性情孤僻的人身上，情况基本相同。动物园环境的局限阻挡了它们的社会接触，迫使它们陷入一种与社会隔绝的处境。动物笼子的铁条是实在的物理障碍，相当于离群索居者面对的心理障碍。这种障碍构成了对抗探索的手段，使笼中的动物没有任何东西探索，所以它们只能以唯一的方式表现自己，即有节奏的千篇一律的动作。我们大家对笼中动物来回踱步的动作非常熟悉，但是这仅仅是由此产生的许多奇怪行为模式中的一种而已。程式化的手淫可能发生，有时它没有直接摆弄外生殖器的动作，动物（一般是猴子）仅仅是将胳膊和手来回虚晃，并不触摸生殖器。有些雌猴反复吸吮自己的乳头。小猴反复吸吮爪子。黑猩猩可能会用草戳进（原来并无疾患的）耳朵。大象连续数小时不停地点头。有些动物反复咬自己，拔自己的毛发。严重的自我毁伤也会发生。以上诸反应中，有些是在紧张的环境中发出的，然而许多反应纯粹是穷极无聊时作出的反应。环境千篇一律没有变化时，探索的冲动就停滞不动。

光是看一只隔离的动物重复一种千篇一律的动作，是不可能准确判断其原因的。既可能是因为无聊，也可能是因为紧张。如果是紧张，那可能是由周围环境引起的，也可能是由非正常养育而形成的长期的行为表现。几种简单的试验就能给我们提供答案。把一样陌生的东西放进笼子，如果动物千篇一律的动作消失，探索行为开始，那么千篇一律的动作显然是无聊引起的。但是，如果这种动作有增无减，那就是由紧张情绪引起的。如果把几只同类动物放进笼里，制造出一个正常的社会环境，而千篇一律的动作依然如故；那么差不多可以肯定地说，那一只动物是在不正常的隔离状态下度过童年的。

以上所述笼中动物所表现出来的各种特征，在我们人类身上全都可以看到（大概是因为我们设计的动物园太象我们居住的城市吧）。这可是我们的教训，它提醒我们，在热爱新知和惧怕新知之间谋求良好的平衡，具有何等的重要性。如果不能求得这种平衡，我们就不能正常地运转；尽管我们的神经系统会以最大的潜力帮助我们，然而，其结果总是对我们人类的行为潜力的拙劣模仿而已。 

谢选骏指出：人说哺乳动物——“只要食蚁兽有蚂蚁、考拉熊有桉树，它们就会心满意足，它们的生活就容易维持。相反，那些非专门化的哺乳类——它们是动物界的机会主义者——就不敢稍有懈怠了。它们从来没有把握下一餐来自何方。它们必须熟悉能够寻觅到食物的每一个角落，尝试一切可能的机会，密切注意幸运的机会。它们必须探索，而且必须不断地探索。它们必须调查，而且要不断重新检验自己的调查结果。它们必须随时保持高水准的好奇心。”

我看——孔子就是一个典型的哺乳动物，他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译文：孔子说，“君子饮食不贪求饱足，居住不贪求舒适，做事勤敏而说话谨慎，接近德才兼备的人而改正自己，这样就可以说是好学的了。”）

【第五章 争斗】

如果要一了解我们攻击性冲动的本质，就必须将其放入我们的动物起源中考察。当前，人类沉迷于大规模生产破坏性很大的武器，所以我们在讨论这一问题时，容易失去客观性。事实上，说到有必要压制攻击行为时，连最冷静的知识分子也常常具有激烈的攻击性。这并不奇怪。说温和一点，我们也处在混乱之中，到本世纪末，我们有极大的可能已经自我毁灭。唯一使人欣慰的是，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已经度过一段激动人心的时光。就物种的生命而言，这段时光不可谓长，可它真可以叫做多事之秋。但是，在检查我们攻防技术之中的淫巧奇技之前，必须首先看一看，没有长矛、没有枪炮、没有炸弹的动物世界中，暴力的基本性质是什么。

动物之所以争斗有两条非常正当的理由：要么是建立自己在社会等级系统中的支配地位，要么是建立自己在一片地区的领地权。有些物种只要求建立等级系统，却没有固定的领地。有些物种只有领地要求，却没有等级的问题。还有一些物种要在领地内建立等级系统，必然要以两种攻击形式进行激烈的竞争。我们属于最后一群物种：两种形式的进攻性我们都有。作为灵长目动物，我们已经背负着等级系统的包袱。这是灵长目动物的基本生活方式。一个群体四处漂泊，很难得在任何地方长期逗留以建立领地。偶尔之间，群体内部也可能出现争斗，但是在猴类的生活中，争斗行为缺乏组织、偶发骤停、意义不大。“啄击顺序”（此一术语在研讨鸡群的攻击行为中兴起，故名）却正好相反，它在灵长目动物的日常生活中——就连它们每一分钟的生活中，都起着极大的作用。大多数猴类和猴类都建立了非常僵化的社会等级系统，群体中总有一只占据支配地位的雄性动物，其余的个体都不同程度地臣服于它。当他年迈力衰无力维持霸主地位时，就会被另一只比较年轻力壮的雄性推翻。于是，新手就接过了群体首领的衣钵。（有的时候，篡位者真的长出了首领的“斗篷”——长出一身长毛。）群体维系在一起的时候，首领的暴君角色随时随地都在起作用。尽管如此，他总是毛色最好、梳理最俊、性欲最旺的个体。

并非一切灵长目动物的社会组织部充满暴力的独裁气氛。差不多每一种组织中都有一位君主，但是有的君主是仁慈宽容的君主，比如大猩猩的君主就是这样。他让手下的雄性与他共享雌性，进食时它也慷慨大方。只有突然冒出什么不能分享的食物时，只有出现叛乱的迹象时，只有它麾下的猩猩不守规矩发生争斗时，它才显示君主的权威。

当裸猿变成合作的狩猎猿，有了固定的居所时，他作为灵长目动物的这一基本行为系统必须加以改变。正如他的性行为一样，他作为灵长目的典型等级系统也要加以改变，以适应新近担任的食肉动物角色。他的群体必然成为有领地行为的动物。他必然要保卫自己固定的居所。由于狩猎生活是合作性质的活动，他保卫居所的领地行为必然是群体的行为，而不是个体的行为。灵长目群体内部通常具有暴君色彩的等级体系，必须大大加以改变；方能保证弱小成员在出猎时的充分合作。然而，等级体系又不能被完全废除。必须保存一个温和的等级体系，其中必须有一些较强的个体，一位最高的首领，如果要坚决执行首领的决策的话——即使这位首领不得不比全身长毛的树栖猿首领更注意考虑下属的感情。

除了保卫领地的群体行为和等级组织之外，孩子对父母的长期依赖又迫使我们采用固定配偶的家庭单位，另一种突出自我的形式应运而生。每一位男性，作为一家之长，在群体定居点内还得保卫他自己家庭的住地、由此可见，我们有三种基本的攻击形式，而不是灵长目动物通常所有的一二种形式。我们吃尽苦头蒙受损失之后方才知道，这三种形式的攻击行为依然随处可见；虽说我们的社会非常繁杂。

攻击行为如何进行？其所涉及的行为模式究竟怎样？我们如何互相恐吓？对此我们仍必须靠观察别的动物去寻找答案。哺乳动物的攻击行为激起之后，身体内部发生了许多生理变化。整个机体由于自主神经系统的兴奋而加速运转，准备行动：自主神经系统又包括两种互相对立、互相制约的子系统——交感神经和副交感神经——组成。交感神经系统使机体做好准备进行剧烈活动。副交感神经系统的职司是保存和恢复身体的储备。前一种掉经系统说：“你被逼着行动，快动手吧。”后一种神经系统说：“别着急，放松些，保存些力气。”在一般情况下，身体同时倾听这两种声音，在二者之间保持完美的平衡。但是，每当身体激动时，它就只听交感神经系统的指令。交感神经系统受到刺激之后，大量肾上腺素注入血脱整个血液循环系统受到深刻的影响。血液从皮肤和内脏流入肌肉和大脑。血压上升。红血球的生产大大加速。血液凝固所需时间有所减少。此外，消化和储存食物的过程暂时休止。唾液分泌受限。胃的运动、胃液分泌、肠的蠕动都受到抑制。而且，直肠和膀脱不象平常情况下那样容易排便。体内储存的碳水化合物迅速从肝脏中流出，使血液中的葡萄糖急剧增加。呼吸活动大大加强，呼吸次数增加、强度加大。调节体温的机制也活动起来。汗毛直立，大汗淋漓。

所有这些变化都有助于动物准备战斗。仿佛具有魔法式的，它们能在顷刻之间消除疲劳，调动大量的能量，准备进行预期之中的生存斗争。血液被有力地泵入最急需的地方——大脑和肌肉，以适应敏捷的思维和剧烈的运动。血糖升高增加了肌肉的工作效率。血液凝固过程的加快说明：任何外伤性出血都能更快凝固，由此而减少血液损失。脾脏释放红血球的速度加快，再加上血液循环速度加快，这有助于呼吸系统代谢功能的提高——吸收氧气和排出二氧化碳。毛发直立使皮肤裸露在空气之中，有助于身体散热，汗腺排出大量汗液亦有助于散热。因此就减少了因活动过度而遭人身体过热的危险。

身体的一切重要系统部活跃起来之后，动物就作好了攻击的准备、但有一个意想不到的障碍。你死我活的拼斗会取得宝贵的胜利，可是它可能使胜利者遭受致命的创伤。敌手必然既挑起进攻又引起惧怕。攻击驱使动物冲杀，惧怕又阻遏它前进。体内遂产生剧烈的冲突。其典型的行为模式是，准备好进攻的动物不会一头扎进去全力进攻。一开始它只发出进攻的威胁。体内的冲突阻遏住它的手脚，它固然已经紧张起来准备战斗，可它尚未做好立即发起攻击的准备。在此信况下，如果作出的恫吓足以镇住敌手，使其溜走，那显然是更可取的。这样赢得的胜利可以避免流血。如此解决内部分歧不会给群体成员造成过度的损害；显而易见，物种在此过程中获取了巨大的好处。

在一切高等动物的生活之中，都有这种强烈的倾向——仪式化战斗的倾向。威胁和反威胁在极大程度上取代了实际的战斗，拼死的斗争当然仍时有发生，但那只是最后的一手。只有攻击信号和反攻击信号未能解决争端，才会诉诸最后手段。以上所述生理变化的外表征兆，有力地向对手表明着该动物准备发起攻击的强度。

从行为上说，这一机制运转极好。但是从生理上说，它造成了一个问题。机体本已作好大量作功的准备。然而预期的努力并未成为事实。自主的神经系统如何对付这一情况？它已命令一切部队开赴前线、严阵以待，但是部队的存在本身已使战争获胜。那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如果紧随交感神经系统总动员之后自然而然地发生体力搏斗，它所调动的一切身体准备就被充分利用起来。能量就被消耗，最后导致副交感神经系统重又突出自身作用，身体又逐渐取得生理的平静。但是，在攻击和惧怕两种心态激烈冲突的情况下，各种生理活动都悬而未决。结果，副交感神经系统就发动猛烈的反攻，自主神经系统的摆锤就剧烈摇摆。威胁和反威胁的时刻交替出现时，我们看见副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与交感神经系统的表征交错发生。口渴之后接着是大量分泌唾液。肠道收缩突然崩溃，粪便突然排出。紧紧关闭在膀胀中的尿液象洪水一样宣泄出来。流向皮肤的血液又大量流回内脏，高度充血发红的皮肤变成苍白。又快又深的呼吸戏剧性地中断下来，变成大口的喘息所有这些表征，都说明副交感神经系统在拼命努力，以抗衡交感神经系统的过度兴奋。正常情况下，一个方向的激烈反应不可能与另一方向的激烈反应同时全生。但是。在威胁过大的极端情况之下，一切都短暂地失去了平衡。（这可以说明，为何在极端受惊的情况下，人会昏厥过色在此情况下，流向大陆的血液又急剧流出大脑，人于是就突然失去知觉。

就威胁这一信号系统而言，这一生理激荡是自然的赠品。它提供更为丰富的信号源泉。在进化过程中，这些情绪表征通过许多方式分化得越加详细。大小便成为许多哺乳动物标示领地的气味手段。最常见的例子，是家犬抬腿撒尿划出领地的行为；在互相威胁时，家犬这一活动更为频繁。（我们城市的街道对家犬这一行为、构成了过分的刺激，因为它们使许多冤家对头的领地犬牙交错。于是每只狗都被迫使这些地区的气味过度饱和，企图与别的狗竞争。）有些动物演化出了排粪过度的技巧。河马的尾巴异常扁平。在排粪的过程中，其尾巴迅速摆动。结果是以扇状的尾巴把粪便抛得很远，散布到宽广的地区。许多物种长出了专门的肛门腺，其分泌物使粪便带上动物个体的气味。

血循环系统的动荡造成皮肤苍白涨红的极端变化，这种变化使许多动物的面部和一些动物的臀部形成裸露的斑块，斑块成为独特的信号。呼吸紊乱而出现的张口动作和呼吭声，精细发展而成咕哝声和咆哮声以及其它许多表示攻击行为的发声。有人认为，这能说明整个发声信号所构成的交际系统是如何起源的。许多动物在遭到威胁时，身体能鼓气，一可能会将专门的气囊或气袋鼓起。（鸟类中尤其常见这一现象，鸟类具有若干气囊。这是它们呼吸系统的基本部分。）

毛发直立的攻击行为演化出专门的冠毛、斗篷、鬃毛和刘海。这些东西和其它一些毛发区域变得高度引人注目。它们的毛羽变长变硬。这些皮肤的颜色经过急剧的改变，与周围的皮毛形成强烈的对比。动物激动表现出攻击性时，其羽毛直立，使它看上去突然更大更可怕；它炫耀威力的斑块更大更耀眼。

攻击性的出汗发应变成气味信号的另一源头。在许多情况下，也出现了利用这一可能性的进化趋势。有些汗腺大大膨胀，成为复杂的气味腺体。许多动物的面部、脚部、尾部和其它部分，能发现这样的气味腺体。

所有这些改进都丰富了动物的通讯系统，使它表现情绪的语言更为细腻、更能传达信息。它们使动物激动时的威胁行为具有更为精确的“可读性”。

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半。以上所考察的仅仅是自主神经系统的信号。除此之外，还有一整套信号可供利用。这一套信号的源头，是动物发出恫吓时紧张的肌肉运动和体态。自主神经系统的指令是调动身体，准备肌肉运动。但是肌肉接爱指令后又干什么呢？肌肉准备好发起突击，可是突击并未发生。其结局是一系列进攻意图的动作，互相矛盾互相冲突的姿态。攻击和逃亡的冲动把身体向不同的方向牵拉，使动物猛冲向前、猝然后退、转向旁边、蹲下身子、跳起来、弯下身，一然后又走向一边。进攻的冲动刚占了上风，逃亡的冲动又取消了进攻的命令。每一步退却的举动都受到进攻举动的抑制。在进化的过程中。这种一般的激动行为变成了专门的威胁恫吓的姿态。这些意向动作被程式化了，急促变化的矛盾动作经过形式化而变为有节律的扭动和颤抖。一整套全新的进攻性信号发展并完善起来了。

于是，我们就在许多动物身上看到繁缛的威胁仪式和战斗“舞蹈”。较量的动物以典型的趾高气扬的动作互相围绕着兜圈子，其身体紧张强直。它们可能弯腰、点头、战栗、有节奏地摇晃，反复作短距离的程式化奔跑。它们以爪子刨地、弓起腰身、低下头部。所有这些意向动作都是重要的通讯信号，它们与自主神经系统发出的信号有效地结合起来，构成了一幅精细的图象，展现出唤起的冲动的强度；它们准确地标明了攻击冲动与逃亡冲动的平衡。

然而。问题不会到此为止。还有一种独特信号的重要源泉，来自另一种范畴的行为，名叫移位活动（displacement activity）。剧烈内部冲突的副作用之一是，动物有时表现出稀奇古怪、好象无关的行为片断。仿佛紧张的动物不能做它很想做的进攻或逃亡的行为，而找到了另外一种完全无关的活动来宣泄积存的能量。逃亡的冲动阻遏了进攻的冲动，进攻的冲动又反过来阻遏了逃亡的冲动，所以它另谋渠道发泄感情。相互威胁的冤家对头可能突然莫名其妙、趾高气扬地做进食的动作，但既未做完又突然停止，接着又立即恢复完全威胁的姿态。它们也可能抓挠身子、清理皮毛，其间又随时恢复典型的威胁手法。有些动物做移位性筑巢动作，抬起附近的筑巢材料。将其投入假想的窝巣。还有一些动物喜爱“打盹儿”（短暂垂头做睡觉状），打呵欠，伸懒腰等等。

围绕这些移位活动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说移位活动与进攻性有关是没有客观理由的。如果动物进食，那它一定是饿了；如果它抓挠身子，那它一定是在发痒。他们强调指出，要证明做移位活动时正在威胁对手的动物并不饥饿是不可能的，要证明它抓挠身子时并不发痒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批评。凡是实际观察研究过许多动物的进攻行为的人都知道，这种批评显然是荒谬的。在动物对峙中紧张而富有戏剧性的时刻，较量看会突然停下来（哪怕是一刹那吧）为进食而进食，为挠痒而挠痒，为打盹儿而打盹儿，这一说法显然是荒谬绝伦的。

尽管对移位活动产生的进化原因尚有学术争论，有一点却最明确的：从功能的观点看，移位活动为宝贵的威胁信号提供了又一个源泉，许多动物扩大了移位行为，使它们变得越来越引人注目，越来越具有炫耀的色彩。

由此可见。所有这些活动——自主神经系统的信号、意向性动作、自相矛盾的体态和移位活动——都变成了繁缛的仪式，它们合在一起给动物提供了一大套威胁信号。在大多致冲突的场合，它们足以解决对手之间的矛盾，使动物不至于动武。但是，如果这一个信号系统未能奏效——比如在极端拥挤的情况下就是这样，那么紧接着就要发生真正的斗殴。威胁信号就让位于体力斗殴的蛮力。于是，牙齿就用来咬、切、刺，头部和犄角就用来抵撞、刺杀，身子就用来撞，闯、推，腿脚就用来抓、踢、打，手就用来抓、扯、撕、何时还用尾巴来抽打和猛扫。尽管如此，一位对手杀死另一位对手的情况还是极为罕见。动物演化出了专门对付猎物的猎杀技巧，它们很少用这些技巧来与同类争斗。（在这点上有时也会铸下大馅，对攻击猎物的行为和攻击同类对手的活动之间的关系产生了错误的臆想。其实这两种行为在动机和表现上都大不相同。）一旦同类中的敌手被制服，它就不再构成威胁，就可以不再理睬它。再在它的身上去耗费精力，就失去意义了。这时候就可以让它溜走而不再伤害它、胁迫它。

在将以上各种挑战活动与我们人类联系起来考虑之前，动物攻击行为中还有一个侧面要加以研讨。这一侧面与战败者的行为相关。当战败者的地位保不住时，显然是以走为上策。但是，它并非总是有可能尽快逃走。它的逃路上也许有自然障碍。如果它置身密集的社会群体之中，它可能不得不呆在战胜者的地盘之内。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必须向强手发出信号，表明它不再构成威胁，表明它无心再斗。如果它直到遭到惨重的伤害。精疲力竭时才停止较量，这就清楚地表明它宣告失败，占上风的动物就会离开而不再骚扰它。不过，如果它不等自己的地位恶化到这种极端不幸的境地就表明它自甘认输，它就可以避免更为严厉的惩罚。借助一些典型的臣服表现，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这些认输称臣的表现可以使进攻者息怒，很快使其攻击性缓解，从而加速解决争端。

认输称臣的信号表现在几个方面。基本模式有两种，一是“关闭”激起攻击行为的信号，一是“开启”明白无误的非攻击性信号。第一类信号只能使占上风的动物冷静下来，后一种信号能积极改变进攻者的情绪，因而有助于使战胜者息怒。最简单的臣服形式是一动不动。因为攻击性表现为剧烈的运动，静止不动的体态自然就表示无攻击性。静姿常常与蹲姿和畏缩相结合。攻击性使身体膨胀到极限，蹲姿反过来使身体缩小，故能使对方息怒。避开与进攻者正面相对也有助于说明认输，因为它与正面进攻的姿态相反。还有一些与威胁相对的行为也用上了。如果一种动物以埋头为威胁的动作，那么抬头就成为宝贵的息事宁人的姿态。如果进攻者毛发耸立。那么收紧毛发就能当做目服的手段。在有些少见的情况下，战败者把自己脆弱的部分朝向进攻者，以此承认自己的失败。比如黑猩猩会伸出一只手作为臣服的姿势，这使它的手极易被对方咬伤。因为发动进攻的黑猩猩绝不会咬战败者伸出的手，所以这一乞降的姿势可以使强手息怒。

第二种息事宁人的信号之功能，是诱发攻击者的另一种动机。臣服者发出的信号刺激强者，使它作出无攻击性的反应。由于这一反应在攻击者心中泛起，它的争斗冲动就被压制被制服了。臣服者以三种主要的方法来息事宁人。一种特别有效的办法，是采用幼仔乞食的姿势。弱者蹲着身子，作幼仔乞食状，这是典型的向强者认输的姿势。雌性受雄性攻击时尤其喜欢用这一姿势。这一办法非常有效，以至于使雄性吐出一些食物给雌性吃。雌性遂吞下嗟来之食，以此完成用乞食姿势乞降的仪式。于是，雄性完全被父性的、保护性的情绪所支配，它的攻击性烟消云散，这一对冤家又冷静下来重归于好。这一仪式正是许多动物求偶中的乞食模式的基础。鸟类的求爱仪式尤其如此，在配偶形成的早期阶段，雄鸟很富于进攻性，另一种诱发攻击者新动机的活动，是弱者采用雌性动物的交配姿态。无论弱者是何性别，无论它是各处在发情期，它都可能突然做出用臀部朝向强者的姿态。当它朝向进攻者展示臀部时，就激起了强者的性反应从而给强者的攻击性降了温。在此情况下，称霸者无论雌雄都会踩在弱者背上，佯装与弱者交配的动作，不论臣服者是雌是雄。

使强者产生另一种动机的第三种形式，是诱发它给弱者整饰毛发或让弱者替它整饰毛发的情绪。动物界的生活中，社群成员互相整饰毛发的活动大量存在．这一动作与社群生活中安静、太平的时刻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弱者可能会请战胜者替它整饰，也可能发出信号，请求胜利者允许它替其整饰毛发。猴类就使用这一手段。这一请求带着独特的面部表情，包括快速咂嘴。这一表情是将通常整饰毛发的动作略加变换的仪式化的翻版。一只猴子替另一只猴子整饰毛发时，它反复不断地把皮屑和其它碎屑丢进嘴里，同时把嘴巴咂得啪啪响。弱者夸张咂嘴的动作，加快其频率，表示乐意尽职，它常常借此抑制住进攻者的攻击性，使其放松下来并允许它代为整饰毛发。过不了一会儿，称雄的猴子就让整饰毛发的动作给安抚住了，弱小的猴子就趁机安然无恙地悄悄溜走。

以上这些是动物处理攻击行为的仪式和手段、所谓“爪牙见血的本性”，开初是用来指食肉兽残暴的猎杀活动的。但是后来被用来泛指整个动物界的争斗行为。这实在是大错特错。任何一个物种要生存就绝不能同类相残。物种内部的进攻行为必须要受到阻抑和控制。物种的猎杀武器越强大越凶猛，防止使用它们来解决物种内部争端的阻抑机制就越要强大。就领地和等级系统的争论而言，这正是所谓“丛林法则”。凡是未能遵守这一法则的物种都早已灭绝了。

我们人类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上述情知我们独特的威胁和安抚信号是一套什么东西？我们的争斗方法有哪些？我们如何控制这些争斗的方法？

因攻击性而唤起的冲动在我们体内产生的生理骚动、肌肉紧张和激动情绪，与前述动物的一般生理变化完全相同。和其它动物一样，我们也表现出种种移位活动。在有些方面，我们不如其它动物的装备齐全，它们把基本的移位活动发展成为强有力的信号。比如说吧，我们就不能靠毛发直立来恫吓对手。在震惊的时刻，我们的毛发还能直立（即所谓“我毛骨悚然”之说）。但是作为向对手发出的恫吓信号；它却无济于事。在别的方面我们胜过其它动物。我们裸露的皮肤，虽然使我们不能有效地做到毛发耸立，却使我们有幸发送强有力的涨红和苍白两种信号。我们可以“气得脸色铁青”，“气得涨红脸”，“吓得脸色苍白”。在这些词语里我们要注意的是“苍白”这个字眼。它意味着活动。它与指示攻击的行动结合在一起时，成为非常危险的信号。它与指示惧怕的行动结合在一起，又成为恐怖的信号。你也许还能记起，它是由交感神经系统兴奋引起的。交感神经系统也就是发出“快动手”指令的系统。对这一系统，切不可等闲视之。相反，皮肤涨红则不用过虑，因为它是由副交感神经系统拼命抗衡交感神经系统的兴奋而引起的，而且它说明，发出“动手”指令的交感神经系统已经被釜底抽薪了。怒气冲冲、脸色涨红的对手，和面色苍白、嘴唇绷紧的对手相比，他向你发动攻击的可能要小得多。面红筋涨的对手处在激烈的自我冲突之中，他的冲动受到封闭，他的情绪受到抑制。然而，面色苍白者依然准备发动攻击。两种人都不可等闲视之，但是，面色苍白者更有可能会跳起来发动进攻，除非他当即受到安抚而怒气消解，或者他受到的反威胁更加厉害。

在类似的情绪中，又快又深的呼吸是危险的信号。但是，等到它鼻息粗重、伴有咯咯之声时，其威胁已经缓解。初始攻击时的嘴巴干燥和攻击强烈受阻时而引起的唾液分泌之间，存在着类似的关系。极端紧张的时刻伴生着强烈的震憾，随之而来的常常是大小便失禁和昏厥。

当攻击和逃亡这两种冲动同时强烈激发起来之后，我们表现出若干典型的意向性动作和自相矛盾的姿态。其中最熟悉的是举起握紧的拳头，这一姿势已在两个方面被仪式化了。做这一动作时离对手尚有相当距离，这个距离太远，拳头不可能变成真正的一击。因此，其功能不再是实在的体力相拼。相反，它成了视觉信号。再加上前臂的前后劈打动作，它又进一步仪式化了。如此摇晃拳头的动作，同样是一种视觉信号。我们有节奏地反复用拳头“挥打”，可是我们仍处在打不着对手的安全距离之外。

挥拳威胁对手时，整个身子可能做一些短暂的向前逼近的意向性动作，这些动作常常不断地自我约束，并不会走得太远。脚可能用力跺得很响，拳头可能猛砸在顺手的物件上。最后这一动作在其它动物身上也常见，它常常被称为改变方向前活动。情况是这样的：因为激起进攻行为的对象（相当于对手）太可怕，不便于直接向其进攻，所以尽管攻击性动作发出了，但是必须将其转向另外一种不太吓人的对象，比如象一位没有恶意的旁观者（我们大家都曾经作为旁观者遭过殃），甚或是一件没有生命的物体。如果攻击行为转向的是物体，它可能被砸得粉碎、彻底损坏。妻子把花瓶扔在地上摔个稀烂时，狼藉满地的碎片自然是相当于丈夫脑髓涂地的脑袋。有趣的是，黑猩猩和大猩猩常常以自己的形式来表现改变攻击方向的活动，它们撕碎、砸烂、甩打身边的树枝和树木。同理，改变攻击方向的行为也具有强烈的视觉影响。

伴随所有这些攻击性表示的，是一种专门而重要的现象，这就是做出威胁对手的面部表情。它们和言语信号一起，给我们提供了准确传达攻击情绪的最精确的方法。诚如前面有一章中所说的，微笑的表情是人类独有的；可是，我们带攻击性的面部表情——尽管很富有表现力，仍然与高级灵长目动物有大同小异之处。（我们只需一瞥，就可以分出愤怒的猴子和吓坏了的猴子，可是我们要费劲学习才能认出友好的猴子。）其规律十分简单：进攻的冲动越是压倒逃亡的冲动，面部肌肉就越向前突出。反过来，惧怕占了上风，面部肌肉就向后收缩。面部作攻击表情时，眉头皱紧向前突出，额部舒展无皱纹，嘴角亦向前突出，嘴唇紧闭成一条直线。惧怕支配情绪时，受惊和威吓掺半的表情就呈现出来。眉头上扬，额头出现皱纹，嘴角后收，嘴唇张开，牙齿微露。这一面部表情常常是其它体态——看上去很富于攻击性的体态的伴生物。一正因为这样，额头紧锁、牙齿外露等诸如此类的表情，有时被认为是“愤怒”的信号。然而，事实上它们是“惧怕”的信号。这样的面部表情提供了一个早期的预警信号，说明惧怕的情绪占了上风，虽然其余的体态仍然表现出恫吓的样子。当然，它仍然是一种恫吓的表情，故不能掉以轻心。假如面都表现的是十分惧怕的情绪，面部肌肉就不再后收，此人就会退缩。

以上各种面部表情是我们与猴子共有的。假如你有机会与一只大狒狒遭遇，记住这一点倒是值得的。除此之外，我们在文化演进中还创造了其它的两部表情，比如伸舌头、鼓腮帮。用拇指摸鼻尖、夸张地拧歪五官肌肉等；所有这些都大大增加了我们表示威吓的面部表情。大多数文化还借用其它身体动作来表示威吓和侮辱，以此增加了许多威吓和侮辱的姿势。带攻击性的意向动作（“气得发跳”），已经被精炼而成许多不同的、高度程式化的刚烈的战舞。战舞的功能是鼓动社群的情绪，使其强烈的攻击性情感同步化，而不是直接向敌人表现攻击的情感。

由于文化发展推出了人造的致命武器，我们成了潜在的非常危险的物种，所以我们发现自己握有无比广泛的各种安抚信号，这一点不足为奇。我们享有与其它灵长目相同的基本的臣服模式——蹲姿和惊叫。除此之外，我们还将一大套表现屈从的动作加以形式化。蹲姿已发展至趴在地上的五体投地。强度较低的程式化动作有跪拜礼、鞠躬礼和屈膝礼。至关重要的信号是压低身于，使强者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发出威胁信号时，我们使身子膨胀到极限，使身躯尽量伟岸魁梧。因此．屈从的行为必须与此背道而驰——尽量使身于放低。我们并不随意放低身子表示屈从，而是将其程式化，使之成为苦干典型而固定的级别，每一级都有独特的信号意义。在这一方面，致敬礼是饶有兴趣的；因为它说明，形式化的动作传递文化信号时，竟然可以大大偏离该姿势的初始意义。乍一看，军礼象一个攻击性动作。它与举手打人的信号颇为相似。关键差别在于：手不握成拳头，而且是指向军帽。当然，它是脱帽礼经过程式化后略加修正的姿势，而脱帽礼最初又是降低身子高度这个行为的组成部分。

灵长目动物原始而简单的下蹲动作，经过分离而成为今日之鞠躬动作，这一过程也蛮有意思。其主要特点是将眼睛的位置降低。直瞪瞪的盯视是最彻头彻尾的攻击行为。它是最凶暴的面部表情之一，是最富挑衅性的姿势的伴生物。（儿童的一种游戏叫“看谁盯赢谁”，其难度很大，就是这个道理。幼儿出于好奇而凝视别人，这样一个天真的动作，竟然被父母斥为“盯别人不礼貌”，竟然受到如此的谴责，也同样是这个道理。）无论鞠躬礼因社会习俗的变化而简化到何等程度，它总是包括使面部降低位置这一成分。比如说吧，宫庭中的男侍，由于经常不断的重复，已经修正了鞠躬礼，但是依然要埋头；不过他们不再弯腰。仅仅僵直地弯曲脖子，把头部低下来而已。

在不那么正式的场合，反凝视（anti－stare）的反应，仅仅是目光移开的动作，或者是目光游动（Shift－eyed）的表情。只有十足的好斗者才目不转睛地盯着人看较长的时间。在乎常面对面的交谈中，我们的一个典型动作是将目光从交谈伙伴的脸上移开，每说完一句话或“一段话”又将目光移回瞥他一眼，看看他的反应如何。专业演讲人花时间训练如何直视听众，而不是将目光越过他们的头顶，或埋头看讲台，或看讲演厅的两侧或后壁。即使他处在支配的地位，但由于听众人多，且全都凝视着他（从他们安安稳稳的座位上），所以他感觉到一种基本的、开初难以控制的、对听众的畏惧。只有经过大量练习，才能克服怯场。大群听众的直视这一简单的、带有攻击性的动作，是又一原因，它使演员出场前感到忐忑不安。当然，他的很多忧虑都是合乎理性的——他担心听众的素质、听众是否接受他的表演等等。但是，那么多双眼睛吓人的凝视构成了对他的另一种更基本的威胁。（这个例子又说明，在潜意识层次中，人们把出于好奇心的凝视和威胁人的盯视混淆起来了。）矫正视力的眼镜和太阳镜使面孔的攻击性增大。因为它们出乎意料地造成错觉，仿佛盯视表情的模式被放大了。戴眼镜的人看我们时，我们的感觉是眼睛睁得特大。气质温和的人往往选择细边眼镜或无边眼镜（大概未意识到为何要作这样的选择），因为这既使得他们看得比较清楚，又可以给人最低限度的夸大盯视的感觉。这样，就可以避免引起别人反过来盯自己。

另一种更强烈的反凝视形式，是以手遮眼，或将头搁在手肘窝里。简单的闭眼动作也切断对方的凝视。有趣的是，有一些人与陌生人面对面交谈时，不由自主地频频闭眼睛。似乎他们平常眨眼的反应变成了较长久的遮掩眼睛的时刻。可是，他们与朋友交谈时，这一反应却荡然无存，因为他们此时感到非常自在。他们与陌生人交谈时，究竟是想隔断陌生人的存在所构成的威胁呢，还是想减少自己盯视别人的频率呢，亦或是两者兼而有之呢，这并非总是清楚的。

因为盯视具有强烈的恫吓效果，许多动物长出作为自卫机制的近似于盯视的眼斑。许多飞蛾的翅膀上长了一对吓唬人的眼斑。这些眼斑藏在翅膀里，遇到食肉动物攻击时才亮出来。他们在敌害前将翅膀展开，闪动明亮的眼斑。实验证明，这一动作颇有价值，能恫吓敌害，使之逃跑，而飞蛾却安然无恙。许多鱼类、有些鸟类、甚至有些哺乳动物都采用了这一技巧。在人类生活中，商品有时也使用这一手段（也许是自觉的，也可能不自觉）。汽车设计师就用头灯来吓唬人，他们常常把汽车罩前头的线条雕饰为人们紧锁眉头的形象，以此来增加汽车攻击性的整体效应。此外，他们还在两个”眼斑”（头灯）之间加上铁栅以造成“咬牙切齿”的形象、公路交通日益拥挤，驾车活动的挑战性日益增加，汽车吓人的外形日益精致，给驾车人造成越来越富有攻击性的形象。在小规模范围内，有些产品的商标名称就象是威胁人的面孔，比如OXO、OMO、OZO、OVO等等。所幸的是，对制造商来说，这些商标并未使顾客反感；相反，它们引人注目。它们能抓住顾客的注意，虽然细看之后原来只是一些没有害处的硬纸箱，可商标的影响已经发生作用，顾客的注意力已被吸引到这些产品的身上，而不是被吸引到与其竞争的对手身上了。

前已提及黑猩猩伸出一只软弱无力的手，使支配它们的黑猩猩息怒。我们也有与此相同的姿势，表现为典型的乞求和哀求的姿势。我们还将这一姿势修改成为一种普遍的致意姿势，其形式就是握手礼。友好的姿势常常由顺从的姿势发展而来。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微笑和朗声笑是如何演化的（二者在缓和对手清绪方面依然表现为怯笑和傻笑）。握手是地位大致相等者之间的相互致意，两者地位悬殊时，握手礼变成了弯腰的吻手礼。（随着两性之间和阶级之间的日益平等，后面这种高雅的吻手礼日益罕见。但是在一些特殊的领域，吻手礼依然沿袭至今。这些领域里仍然固守着刻板的地位等级制度，比如教会里就是这样。）在有些情况下，握手礼变成了自己摇手或拧手。在有些文化中，这是标准的致意求和礼；在另一些文化中，只有在更极端的乞怜时，才施这种致意礼。

在表示降服方面，演化出了许多专门的文化行为，比如拳击中扔汗巾、打仗时举白旗等等。但是我们在此并不关注文化行为。然而，确有一些较为简单的诱发新动机的手段，值得略述一二，只要它们与其它动物类似的行为模式确有一些饶有趣味的联系。你也许还能回忆起动物的一些行为模式；面对攻击性的或潜藏着攻击性的个体，它们作一些幼稚的、交尾的或整饰的动作，借以激起强者不带攻击性的情感；这些不带攻击性的情感与强者原有的攻击性相较量，最终压制住强烈的攻击性。在人类身上，柔顺的成人的幼稚行为在求爱期间尤为常见。求爱的男女常常用“娃娃语”，这并不是由于他们要做父母，而是因为“娃娃语”可以诱发更温柔、更带保护性的情感，使对方表现出父亲或母亲对孩子的感情；这就使那些更带攻击性的情感（或者说更令人生畏的情感）受到压抑。有趣的是，一想到鸟类在求偶阶段互相喂食的行为模式，我们就注意到，人类在求爱期间，互相喂食的行为表现出异常的增加。在人生的其它阶段，绝没有这么多男女相互喂食的行为，也没有这么频繁地互送巧克力糖的时期。

至于说诱发新动机并将其导入性欲方向，这种情形的发生，是在弱者（男性或女性）面对处于攻击状态而非真正的性冲动状态的强者（男性或女性）时，采取一种“女性”’的态度。这种“女性”姿态被广泛采用。但是，动物所作的将臀部面对强者那种比较明显的交尾动作，连同动物固有的交配姿势本身，在人类身上已差不多完全消逝。诱发新动机以化解攻击性的行为，仅限于挨屁股这一体罚之中，有节奏的抽屁股代替了动物带攻击性的交配动作。如果小学老师充分悟解个中意味，意识到打学生屁股相当于灵长目动物古老的仪式化交配动作，他们是否仍会坚持这种体罚，那是要打一个问号的。老师本可以不必坚持要男童翘起屁股作雌性动物交配的姿势，也可以照样让学生吃皮肉之苦（女童绝少挨屁股。其耐人寻味之处正在于此，它说明，打屁股显然根源于性行为）。有一位权威人士想象，老师有时叫男童扒下裤子打屁股，并不是要让学生吃更多的皮肉之苦，而是因为老师能看见越打越红的屁股；它使人联想到雌性灵长目发情时红肿的阴部。无论这一观点正确与否、有一点可以肯定，用这种特别的体罚来使老师息怒，注定要遭到可悲的失败。不幸的男童屁股越红，老师的潜在性欲就越受到刺激，他也就更可能延长这一仪式。由于性行为被笞杖代替了，受罚的学生遂再次回到其原来的处境。他本来希望将直接的攻击转变为性攻击，但由于这种性攻击又象征性地转变为另一种攻击方式，所以他最终仍被置于原来的处境。

诱发新动机的第三种方式——整饰行为，在人类生活中虽不明显但却十分有用。我们常常抚摸和轻拍情绪激动的人，使他平静下来。许多社会地位较高的人花很多时间，要地位较低的人给他梳妆打扮，围着他们转。但这个问题我们留待以后再讲。

移位活动在我们的攻击性遭遇中也起一定的作用，几乎在任何紧张的情景中都会表现出来。我们与其它动物的区别在于，我们不限于只用几种人类独特的移位模式。事实上，我们利用一切琐屑的行为来宣泄郁积的情感。在情绪激动的冲突中，我们可能要摆弄身边的装饰品、点燃香烟，觑一眼手表、倒一杯饮料、咬一口东西吃。当然，以上任何一种行为都自有其正常的功能。但是，当它们承担移位活动的作用时，其正常的功能就不再起作用。我们摆弄的装饰品原本已经摆设得非常得体。它们并非杂乱无章，经过摆弄反而可能弄巧成拙、适得其反。在紧张的时刻，原来燃得很好尚未吸完的香烟可能给我们弄灭，我们又重新点燃一支取而代之。而且，我们在紧张时间的吸烟频率和肌体对尼古丁的生理需要没有关系。反复擦拭的眼镜早已给擦得干干净净。用力上条的手表本来就无需再拧紧发条。我们瞥手表时，眼睛并不注意手表的时间。我们喝饮料，并不是因为口渴。我们吃一口东西，并不是因为饥饿。之所以要做这些动作，并不是由于它们通常所给的报偿功能，而是指望借此缓和一下紧张的情绪。社交活动开始的时刻，移位活动的频率很高，因为表层的活动之下，潜藏着惧怕和攻击性。在宴会上，在小型社交聚会中，每当握手微笑之类的彼此安抚情绪的礼仪之后，紧接着都是一套移位的活动：拿烟倒茶敬吃食。即使在大型的娱乐活动比如唱戏看电影这样的场合，人们都故意中断节目略事休息，以便让观众有机会享受一下移位活动。

我们处在攻击性较强的紧张时刻，往往转向一种与灵长目动物相同的移位活动，此时宣泄紧张情绪的通道就更带有原始的野性。黑猩猩在此情况下会反复激动地“挠痒”，这一动作颇为特别，与平常的挠痒迥然不同。抓挠的部位限于头部，有时也扩展到手臂上。抓挠的动作本身有相当固定的程式。我们此时的行为与之颇为相似，我们的移位性整饰动作相当夸张。我们禁不住要抓挠头部、咬指甲、用手“洗”脸、持胡须、抱头发、掏鼻子、扇鼻子、擤鼻子、摸耳垂、掏耳朵、摸下巴、舔嘴唇、搓手等等。如果仔细观察严重冲突下的移位行为，就可以看到，以上活动全都是一种仪式行为，并不存在真正仔细的定位清洗行为。一个人的挠头动作和另一个人的挠头动作迥然有别，但是人人自有其固定和独特的模式。既然不存在真正清洗的问题，所以只挠到某一部位而忽略了其它部分并不要紧。在一小群人的任何社会交往中，一望而知哪些是地位较低的人，他们的移位性自我整饰活动频率较高。真正凌驾他人之上的人也一望而知，他们几乎没有任何移位性的自我整饰活动。如果表面上地位高的人确实做了许多移位活动，那就表明，他的支配地位受到了威胁，在场的人中有人对他的地位提出了挑战。

我们在探讨以上各种攻击性和臣服性的行为模式时，有一个假设：人们的行为“说的是真话”，他们没有故意修正自己的行为以求某种特殊的目的。我们“说谎”主要靠言词，而不是靠其它交际信号。尽管如此，用非言语信号“撒谎”的现象也不能完全予以忽视。诚然，用我们探讨的行为模式来“撒谎”是极其困难的，但并非绝对不可能。我已提及，父母用这种动作来掩盖紧张情绪，常常遭到惨败，可他们却意识不到这一点。但是，成人交往时，由于他们的主要精力集中在言词的信息内容上，所以用非言语的行为“撒谎”就比较容易达到目的。可惜，用行为“说谎”的人只选用了他整个信号系统的一部分信号来撒谎。还有一些地意识不到的信号戮穿了他的把戏。要想撒谎最能奏效，就不要故意集中修正某些信号，而是专注于自己想表现的情绪，争取进入角色，至于细节问题则自然会水到渠成。这一方法为专业的“撒谎者”经常使用并大获成功，演员就用这一方法进入角色。他们的全部职业生涯就是在用行为“撒谎”中度过的，这一职业特点有时会给他们的个人生活带来极大的损害。政治家和外交家也需要做一些欠妥的“撒谎”，但是他们不象演员，演员是“得到执照可以撒谎”的。结果，政治家和外交家负疚的感情又反过来影响了他们的行为表现。此外，与演员不同的是，他们没有经过长期“撒谎”的表演训练。

即使未受专业训练，稍加努力，仔细研究一下本书介绍的情况，也可以达到预想的目标。我有意识地试了一二次，用这种办法去对付警察，还真有点灵。我想，既然顺从的姿势可以产生强烈的生物趋势使人息怒，那么如果使用恰当的信号，这一倾向想必是可以人为控制的。大多数驾车人因违犯交通规则的小毛病被警察拦截时，立即申辩自己并未违犯规则，或者找借口为自己开脱。他们这样做在保卫自己的（流动）领地，把自己放在与警察争夺领地的对立地位。这是最糟糕的行动。它迫使警察发动反击。相反，如果表现出非常顺从的态度，警察要想发火就会非常困难。完全认错、承认愚笨、甘愿顺从的态度，立即使警察置于高高在上的支配地位；处在这一地位，他很难发起攻击。要表示感激和赞赏，赞扬他的干练。但是言词是不够的。还要做出恰当的姿势。体态和表情都要表现出惧怕和顺从。尤为重要的，是迅速下车走到警察眼前。绝不能让他走到你的眼前，否则，你就在迫使他离开自己的领地，给他构成了威胁。而且，倘若你呆在车里不动，你就是在坚守自己的领地；倘若你离开汽车，你的领地身分自然就随之削弱。此外，坐在汽车里的姿势的固有属性是高高在上。坐姿的权力在人类行为中是一个异常重要的成分。“国王”站立时谁也不许坐；“国王”一起立人人都必须起立。由于离开汽车，你既放弃了自己的领地权，又放弃了高高在上的坐姿，使自己的地位大大削弱，为后继的顺从行为作好了准备。但是，站起身之后，要紧的是不要挺得笔直，而是要缩着身子，耷拉脑袋，垂肩屈膝。说话的语气与言辞一样重要。忧虑不安的面部表情、避开警察目光看一边的动作，也会大有助益；还可以再做几个移位性的自我整饰动作，以增加分量。

遗憾的是，驾车人基本上都处于保卫领地的攻击情绪之中，要制造假象掩盖这一情绪是极端困难的。这要么需要相当充分的练习，要么需要对行为信号知之甚详。如果你在日常生活中本来就地位欠高，即使你的顺从是故意做做样子，也可能搞得你极不愉快，那还不如痛痛快快接受罚款为好。

本章讲的是争斗行为，可是迄今为止我们只谈了如何避免真打实斗的方法。当情况恶化，最终难免肉搏时，裸猿——未武装的操猿的行为，与其它灵长目动物的行为对比强烈。饶有趣味。它们最重要的武器是牙齿，我们最重要的武器是手。它们用前肢抓扯，用牙齿撕咬，我们用手抓扯，用拳头猛击。只有幼儿和年纪小的儿童徒手争斗时，用牙齿咬才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然，他们手部和胳膊的肌肉尚不发达，因而不能产生很大的力量。

今天，我们能看到成人肉搏中一些高度程式化的运动，比如摔跤、柔道和拳击。但是，未经修正的、带有原始野气的肉搏已很难见到。一旦严重的战斗爆发，这样那样的人造武器总要利用起来发挥作用。最粗糙的武器是投掷器，或延长拳头的兵器，以增加拳头的打击力量。在特殊情况下，黑猩猩可以走到这一步，使它们的进攻作这样的延伸。在半禁闭的生活中，曾观察到它们这样的攻击行为：抓起树枝向一只豹子标本劈打。掰下土块向水沟对面的行人掷去。但是，很少证据说明，野生状态下的黑猩猩也广泛使用武器；毫无证据说明，它们在解决对手争端中曾经使用过武器。然而，它们使我们瞥见了人类在蒙昧时代开始使用武器的端倪，人造武器主要是用来防卫其它物种的侵害和捕杀猎物的。它们之用于同类相残，几乎可以肯定说是次要的趋势。不过，一旦造出武器，它们就可以用于对付任何紧急情况，而无论其使用的场合了。

形式最简单的武器是坚硬而结实的，未经加工的天然木头和石头。对这些天然物体略作加工，简单的投掷和打击动作经过武器刺、砍、切、捅等动作的修饰，其威力就大大增强了。

下一步攻击方法中较大的行为变化趋势，是拉开进攻者和敌手之间的距离。正是这一步差点毁灭了我们自己。矛枪可以拉开距离，可是其有效范围太受限制。箭头射程稍大，但命中率不高。枪炮急剧地增加了射程，从天上往下扔炸弹又进一步加大了进攻的范围，地对地导弹可以把进攻者的“打击”范围进一步拓宽。结果对手不是被击败，而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被毁灭干净。我已说明，物种内部的攻击性在生物学水平上的目的，本来是击败对手，而不是杀戮；因为敌手或是逃亡或是屈服，所以就避免了物种生命被毁灭的末日。无论弱者是逃是降，对手的交锋遂告结束，争端遂告解决。然而，如果进攻者的距离很远，失败者让其息怒的顺从信号，胜利者是看不到的，于是狂暴的侵略就会象烈火一样的不可收拾。进攻的怒火要熄灭，只能靠直接目睹对方的臣服乞降，或者是靠目睹对方的抱头鼠窜。现代的攻击战中，对手之间的距离太远，结果导致大规模的杀戮，这在其它物种的生活中是闻所未闻的。

给这种同类相残的残暴行为火上加油的，是我们在进化中养成的合作精神。我们在狩猎生活中加强了合作精神，这对我们极为有利。但是，它现在反过来成了我们的报应。它使我们产生强烈的互助冲动，这种冲动容易被扇动起来去干种内相残的进攻行为。狩猎时的忠诚变成了同类相争时的忠诚，于是就爆发了战争。令人啼笑皆非的，正是这种进化中产生的根深蒂固的帮助同伴的冲动，构成了所有的战争恐怖活动的主要原因。正是这一冲动驱使我们走向战争，使我们结成致人死命的帮派、团伙、集团和军队。没有这种合作和忠诚，团伙和军队就缺乏凝聚力，进攻行为就会还原成“个体的争斗”。

有人说，由于我们进化成了专门捕猎的杀手，自然也会成为残害同类对手的杀手，我们有一种谋杀对手的与生俱来的冲动。正如我已说明的，证据与这一说法截然对立。动物谋求的是击败对子，而不是谋害对手。攻击行为的目标是谋求霸权，而不是毁灭对手。从根本上说，在这一方面，我们与别的动物似无差别。我们没有理由要与众不同。不幸的是，由于现代战争中交锋对手相距太远，由于集团的合作精神，由于二者的不幸结合，争斗的初始目标对卷入战争的人已经变得模糊不清了。他们攻击的目的，与其说是制服敌人，不如说是支持同志，人类固有的容易消气的特点几乎没有、甚至根本没有什么机会表现出来。这一不幸的发展趋势可能将证明是我们毁灭的原因，它可能很快就引起人类的灭绝。

这种困境自然会使得我们大伤脑筋。一条有利的出路是进行大规模双边裁军。但是，裁军要有效，就必须采取极端的措施，就要走向难以实现的极端。这种极端措施确保的是，未来的一切争斗都是近距离的战斗，人类自然的面对面时直接可见的求和信号又可以再一次发挥作用。

另一条出路是使各种社会群体成员的爱国心淡化。但是，这一办法与我们人类根本的生物属性是绝然对立的。一个方向的联盟可以很快形成，另一个方向上的联盟也可以很快破裂。可是，人类天生结成排他性社会集团的倾向，是无法根除的，除非我们的基因构成发生了重大的改变。然而，重大的基因变化自然又会使我们复杂的社会结构土崩瓦解。

第三条出路是提供并提倡没有害处的象征性活动来替代战争。话又说回来，如果它们确实无害，它们在解决实际问题中又必然走不远。值得记住的是，战争问题在生物学这个层次上说，是一个保卫群体领地的问题；考虑到人类极为拥挤的现状，它还有一个群体领地扩张的问题在里头。热闹喧嚷的国际足球赛，无论打多少场也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第四条出路是改进对战争的理性控制。有人认为，既然智慧使人陷入了混乱不堪的境地，智慧也可以使我们摆脱困境。不幸的是，就保卫领地之类的问题而言，我们的高级脑中枢太脆弱，很容易受低级神经冲动的驱使。理性控制的作用仅限于此，它不能超越这一步。作为最后一着，它是不可靠的。一次无理性的、情绪激动的行动，可以使理性的一切成就前功尽弃、化为乌有。

解决这一两难困境的唯一可行的生物学办法，是大规模减少人口，或者迅速向其它星球移民；可能的话，还可以同时采用以上所述的其余四种办法。我们已经知道，如果各国人口继续以目前的惊人速度增长，无法控制的攻击性就会急剧地增长。这一点已用实验作出定论。严重的过分拥挤将会造成社会紧张，不等饥荒饿死我们，我们的社区组织就被社会压力和社会紧张粉碎了。人口过密与改善理性控制的努力背道而驰，它会严重加剧情感爆炸的可能性。这个发展势头，唯有靠出生率的显著减少才能予以阻止。可惜，降低人口增长率遇到两个难题。我已说明，家庭这个单位——它仍然是一切社会的基本单位——是一种育儿手段。进化到目前，它已成为一个生育、保护和培育子女的高度发达而复杂的系统。如果这一功能受损，或暂时去除，那就会损害配偶固定的婚姻家庭关系，就会造成烙有它特殊印记的社会混乱。另一方面，如果尝试有选择的办法来遏制人口繁殖的狂潮，让有些配偶尽情生育，另一些配偶被阻止随意生育，那就会损害社会必需的合作精神。

减少人口的结果，用简明数字说，就是：如果世间的一切成年男女都结成配偶生育，只能让每一对夫妻生两个孩子，如果人口要维持在持衡不变的水准的话。每个人就能用一个子女来取代他的存在。考虑到一小部分人已经不婚不育的事实，再扣除随时难免的车祸等原因引起的夭折，家庭平均人口可以略多一些。即使这样，它给配偶关系的机制仍然构成了较大的包袱。子女少使包袱减轻，这意味着要在其它方面做出更大的努力，才能维持配偶的紧密关系。但是，从长远上说，这一危险比选择令人窒息的拥挤所造成的危险要小得多。

归纳起来说，保证世界和平的最好办法是广泛提倡避孕或流产。流产是一种严厉的措施，可能会引起严重的情感动荡。而且，一旦受精卵形成，它就构成了一个社会新成员；毁灭它实际上是一种攻击行为，而攻击行为正是我们试图控制的行为模式。显而易见，避孕较为可取，反对避孕的宗教或其它“道德”派必须正视这一事实：他们搞的是贩卖战争的危险勾当。

既然提出了宗教问题，也许值得更仔细地看看这一奇怪的动物行为，然后再探讨人类攻击活动的其它侧面。这一课题不好对付。但是，作为动物学家，我们必须观察实际发生的是什么，而不是听别人说的想当然发生的事情。经过观察，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行为的意义上来说，宗教活动是大群人长期反复表现的顺从行为，目的是让一位高踞于上的霸主息怒。这位至高无上者在不同的文化中表现为不同的形式，其共同之处总是威力无比。有的时候，它借助一种动物的外形，或者是理想化的动物形象。有的时候，它被描绘成一位智者和长者。有的时候，它又变成更抽象的东西，干脆被称为“那种样子”或诸如此类的东西。对它表示顺从的动作也可能是双目闭拢、头部低垂、双手合十作乞求状，有时双膝跪下、叩头及地、甚而至于五体投地，常常还口中念念有词，或吟唱赞美诗，或恸哭以诉哀。倘若顺从的祈祷奏效，至高无上者就不再动怒。因为它威力无边，所以祈祷仪式要定期频繁举行，以免它怒气上升。这位至高无上者常常——当然并非任何时候——被称为神。

既然没有一位神的存在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为什么又被人造出来了呢？答案要回到我们祖先的进化中去找。在我们进化而为合作的猎手之前，我们生活的社群一定和今天猴子和猿类的社群相当。在典型的情况下，每一社群都由一位雄性支配。他是上司、是霸主，每一位成员都不敢激怒他，否则就要自食苦果。在保护群体安全使其免受外来危险中，在解决群体成员的纷争中，他也发挥着最积极的作用。群体成员终生都绕着这位至高无上者转动。他威力无比的角色使他拥有与神相似的地位。现在回头来看看我们的直系祖先。显然，由于集体狩猎中最重要的因素是合作精神，所以首领使用个人权威就必须受到严重的限制，如果他要保持群体成员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忠诚的话。群体成员必须心甘情愿接受他的权威，而不仅仅是畏惧他的权威。首领要更加和他们“打成一片”。老式的猴王暴君难得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一位更具宽容态度、更富合作精神的裸猿首领。这个步骤对于正在形成中的新型的“互助”组织，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它又引发了一个问题。头号人物的绝对统治让位于受到限制的统治之后，他再也不能享受毫无疑问的忠诚。这一事态变化对新型的社会体系是至为重要的，可是它又留下了一个缺口。从我们悠远的背景看来，就需要一位全能的人物，他能把群体的所有成员置于控制之下；这个空白由一位人造的神来填补。神的影响就可以弥补首领影响的不足。

乍一看，宗教大获成功使人吃惊。然而，其极端的潜力只不过是我们基本生物倾向的潜力而已；这一生物倾向是直接从我们的猿猴祖先遗传下来的。这一倾向是：服从群体中一位威力无比、身居统治地位的成员。正由于此，宗教作为增强社会凝聚力的手段，已被证明是无比宝贵的。既然人类进化中环境因素发生了这样独特的组合，如果没有宗教，我们人类是否可能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是值得怀疑的。宗教产生了许多稀奇古怪的副产品，比如信仰“来世”，相信人可以最终在此与神相晤。由于业已阐明的原因，我们在今世不可能与神相晤，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神不露面的现象可以在来世生活中弥补起来。为了有助于来世与神相晤，围绕如何处置人死后的身体问题，就形成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习俗。如果要去会晤我们至高无上的霸主，我们就必须为此作好周密的准备，就必须举行非常考究的葬礼。

凡是宗教礼仪搞得过头的地方，都造成了不必要的苦难；每当神的专职“助手”禁不住诱惑，借用了一点神权来作为自己的权力时，都产生了不必要的灾难。然而，尽管宗教的历史曲折迂回，它始终是我们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大特征。每当它变得难以接受时，它总是静悄悄地，有时则是猛烈地受到人们的拒绝。但是，过不了一会，它么以一种新的形式卷土重来；也许它是以经过仔细改头换面的形式出现，可是它始终保存着原来那些基本成分。简单直说吧，我们必须“有一种信仰”。只有共同的信仰才能把我们粘合在一起，把我们控制起来。可以说，在此基础上，任何信仰都行得通；但是，严格地说，这并不确实。这种信仰必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人们必须认为它确能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的群居天性要求我们进行和参与繁缚的群体仪式。如果删掉“浮华而隆重”的礼仪，就会留下一个可怕的文化缺口，教义的灌输就不能在深层的情感层次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样的作用对宗教是极为重要的。此外，有些类型的信仰更铺张浪费、更使人愚蠢，它们可以使一个社群误入僵化的行为模式，阻碍其质的发展。作为一个物种，人类的主导特征是智慧和探索，凡是被用于人类智能开发和探索未知的信仰，对我们都最为有利。相信获取知识和对世界的科学认识是正当的，相信创造和欣赏气象万千的美的现象是正当的，相信拓宽并加深我们日常生活的经验是正当的，这一切正在迅速成为我们时代的“宗教”。经验和认识是我们颇难捉摸的神衹，无知和愚昧会使神衹动怒生气。我们的各级学校和宗教训练中心，我们的图书馆、博物馆、艺术画廊、剧院、音乐厅和体育场，是我们顶礼膜拜的公共场所。在自己家里，我们又崇拜自己的书报杂志、收音机和电视机。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我们仍然相信来世，因为我们从创造获取的报酬中有这样一种情感：借助我们创造的东西，我们死后还能“继续活在世上”。正如一切宗教信仰一样，这种宗教信仰也有若干种危险。然而，倘若我们必须有一种宗教信仰的话——看来正是这样，那么，相信来世这种宗教信仰似乎是最为恰当的，因为它最适合我们人类的生物属性。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这一信仰，这构成我们乐观主义的一个给人鼓舞、使人放心的源泉，它可以抗衡本书前面表现出来的悲观态度，我们曾提到对人类生存的近期前途所抱的悲观态度。

我们着手谈宗教问题以前，只谈了人类攻击行为组织中的一个侧面，即群体保卫领地的行为。但是，正如我在本章开头的说明一样，裸猿的攻击性具有三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形式。现在，我们回头考察另外的两种。它们是保卫家庭这个小单位的领地的行为，个人维护自己在等级系统中的地位的行为。

在伟大的建筑进步中，我们保卫家庭所占空间的行为自始至终保存了下来。即使设计为居住区的庞大的建筑物，也辛辛苦苦地划分为大同小异的单元，每一个单元住一家人。建筑物中很少或根本不存在什么“分工”。即使在出现了公共的吃喝场所——比如餐馆和酒吧之后，家庭住宅中的餐室也没有去掉。尽管我们的城镇取得了许多其它成就，它们仍然要受我们悠久的裸猿的需求所主宰，我们仍然需要把社群分解为小块的、界限分明的家庭领地。凡是住宅没有被分割为套房的地方，家庭保卫的领地都被精心地用围栅、围墙或篱笆与邻居隔离开来。家庭之间的分界线受到的尊重和坚守，是非常强硬的，正如其它物种对待自己的领地一样。

家庭领地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要能够与其它家庭领地轻易地区别开来。当然，它独立的位置使其具有个性，可是这还不够。它的形状和总的外观必须使之突出，使之成为容易分辨的实体，以便使之成为房主“富有个性的”住宅。这一点似乎显而易见，可惜它常常被人忽视，或者是由于经济压力，或者是由于建筑师对人的生物特性缺乏认识。全世界大大小小的城镇之中，修建了无数排列整齐、单调重复、模式同一的住宅。在公寓住宅中，情况就更加危险。建筑师、设计师和承建人对这些居民心理上的领地欲望所造成的损害，是难以估量的。所幸的是，上述家庭还可以在自己千篇一律的住房上打上自家领地的特殊印记。住房可以剧成各种颜色。庭院——凡是有院子的地方，都栽花养草、装点美化，使之独具风格。单家佐宅和公寓住宅的室内都可以装点美化，用大量的装饰品、古董和家用品充分地加以修饰。人们通常把装饰住宅解释成使住房‘好看”。事实上，这和动物在居穴附近留下气味标示领地范围的行为，完全是一回事。你在大门上挂上名牌、在墙上挂上绘画作品时，如果用狗和狼的行为来说，实际上就和翘起后腿撒尿留下自己印记是一回事。有的人“收藏”成癖，专收某类物品，就是出于这样的原因，他们要用这种方式来给自己的家居领地划界，这种需求在他们的身上异常强烈。

记住这一点之后，再留意多如牛毛的悬挂吉祥物和其它个人标志的汽车，再观察坐办公室的人的行为，是饶有兴趣的；一搬入新的办公室，行政人员就立即在写字台上摆好笔盘、镇纸，或许再放上他妻子的一帧照片。汽车和办公室成了他家庭居所的衍生物，成了他的次生领地。在汽车和办公室留下自己的印记，使之成为更为熟悉、更能表明自己“占有”的领地，是非常舒坦的事情。

这就使我们进入攻击性与社会等级系统的关系问题。个人与其常来常往的地方相对而言，也必须受到保护。他的社会地位应予保持，如果可能还必须予以改善。不过，保持并改善个体的地位肘，应该谨慎行事，否则就会危及个人与他人的合作关系。在这一点上，前述一切细腻的攻击性和顺从性信号发送办法，都用得上了。群体合作要求而且确实达到了很高的一致性，在服饰和行为上的一致性。但是，在这个一致性的范围之内，仍有很大余地去进行等级地位竞争。由于人们的竞争要求是相互冲突的，所以竞争达到几乎令人难以想象的微妙程度。领带究竟如何打节、上衣口袋中插入的手巾究竟露出多少、口音的细微差别等诸如此类的似乎琐细的特征，在决定人的社会地位上获得了至关紧要的社会意义。精于世故的社会成员一眼就能释读这些琐细的信号。如果突然被抛入新几内亚部落人中去，他就会手足无措、不知所以；但是在自己的文化中，他被迫迅速成为释读微妙信号的专家。服饰和习惯的微小差别本身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一旦和争夺并保持社会等级系统的游戏联系起来，它们就变得极为重要了。

我们进化的结果，不是为了适应成千上万人密集的大群生活。我们的行为设计只适合小部落群体的生活，这种小群体大约以不到一百人为宜。在这样的环境中，每一部落成员都为全部落的人熟知，正如当今的猿类和猴类的情况一样。在这一类型的社会组织中，等级系统的形成和稳定都比较容易，只不过随社会成员的生老病死而作出一些渐进的调整而已。在庞大的城市人口中，情况要紧张得多。每一天，城里人都要遭遇难以计数的陌生人，在其它灵长目动物的生活中，这一情况闻所未闻。谁也不可能与他遭遇的一切人进入等级系统的关系之中，尽管人人都自然而然地具有这一倾向。相反，所有的陌生人都成了匆匆过客，既不追求支配别人，也不会被他人支配。为了使社会接触的减少，对抗身体接触的行为模式发展起来。在探讨性行为时，已经提到过这一点，无意之间触及异性时，就要马上避开。但是，这一点不仅适用于避免性行为：它包括开始建立社会关系的整个领域。由于大家小心谨慎地避免互相盯视，避免向别人的方向打手势，避免以任何方式向别人发送信号，过免与陌生人的身体接触，我们总算设法活了下来；不小心翼翼避免这些东西，我们是无法在这个刺激信号过度的社会环境中生活下去的。一旦不接触他人身体的戒律被打破时，我们就立即道歉声明，那纯粹是无意之间造成的。

抗接触的行为使我们把熟悉的人数保持在适合人类特性的水平上。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始终如一和人人一致性是非常显著的。假如你需要证实这一论点，只消收集一百位三教九流、趣味迥异的城市居民的通讯录或电话簿，数一数其中列出的熟人就行了。结果你发现，差不多每个人熟知的人数都一样多，这个数目与我们想象的小部落人数一样多。换句话说，即使在社会交往中，我们依然遵守远古祖先的基本生物规律。

这一规律当然亦有例外。例外的人中有因职业关系需要认识许多人并和许多人亲自打交道的人，有因行为缺陷而异常害羞或孤独的人，有因特别的心理问题而无法从朋友求得预期报偿、因而拼命社交以求补偿的人。但是，这几类例外者只占城镇人口的一小部分。其余的人各安其事，他们仿佛是一片沸腾的人的海洋，其实他们构成的“部落群体”相互连锁、相互交叠，他们异常繁复的群体关系令人难以置信。自从早期的原始时日开始以来，裸猿发生的变化实在是小，实在是非常之小。 

谢选骏指出：人说——抗接触的行为使我们把熟悉的人数保持在适合人类特性的水平上。在这一点上，我们的始终如一和人人一致性是非常显著的。假如你需要证实这一论点，只消收集一百位三教九流、趣味迥异的城市居民的通讯录或电话簿，数一数其中列出的熟人就行了。结果你发现，差不多每个人熟知的人数都一样多，这个数目与我们想象的小部落人数一样多。换句话说，即使在社会交往中，我们依然遵守远古祖先的基本生物规律。

我看——根据这个“抗接触的行为”的法则，管理一个国家和管理一个旅馆，所需要接触控制的人头，其实也是差不多的；中间的各级组织也都如此。所以大家都想升官发财，因为身处下层，不仅吃力，还不讨好。

【第六章 觅食与进食】

乍一看来，裸猿的进食行为是一种最为多变、随机性最强、最容易为文化所左右的活动。尽管如此，其中也有某些基本的生物原则在起作用。我们已经仔细地考察过了裸猿的祖先是如何从采摘果实逐渐转变为合作捕猎的。我们知道，这一演变引起了裸猿进食行为的一系列根本变化：觅食变得日益复杂，成为精心组织的活动；捕杀猎物的冲动变得多少与进食冲动相分离；食物被带回到固定的居所来享用；食物要进行更多的加工；每餐食量增多，间隔时间延长；食物中的肉食比例增加；贮备和分享食物成为惯例；食物由家庭中男子提供；排泄活动逐渐改变、受到控制。

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在漫长的时间进程中形成的。尽管近年来技术飞跃发展，我们的进食习性依然如故，这的确是耐人寻味的。上述习性虽然也要受到种种时尚和想入非非的念头的冲击，但是它们似乎并不完全是文化的产物、并不为文化所左右。就我们今天的行为来看，这些习性在某种程度上肯定已转变成了人类根深蒂固的生物特征。

我们已经注意到，现代农业收获的技术已大大改善，社会中大多数成年男子已不再从事狩猎活动。他们以外出“工作”作为补偿。工作虽已代替了狩猎，但却保留了狩猎的许多特点。其中包括定期从家庭所在地奔赴“狩猎”场地。工作主要是男子从事的活动，他们因此有机会进行男性成员之间的交往，从事团体活动。工作需要冒险，需要制定策略。现代社会中的狩猎者说他是在“城市中捕猎”。他在这一行道中冷酷无情。据说他这是在“谋生”。

一旦现代狩猎者想轻松轻松，他们便到禁止女性参加的男性“俱乐部”去。年轻的男子容易结成往往带有“进攻”性的帮派。从学术团体、社交联谊会、兄弟会。工会、体育俱乐部、共济会、秘密团体直到青少年团伙，所有这些组织都有强烈的男性“兄弟情谊’”，他们对团体非常忠诚。他们佩戴徽章，身著制服和其他身分标志。新成员入会必须举行仪式。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团体完全是由男子组成就误认为是在搞同性恋。这些团体基本上与性无关，而是与古代男子相互合作的关系有关。这些组织在成年男子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这说明人类仍然具有祖先的基本冲动。否则，他们进行活动时就不必煞费苦心地排外，也不必举行繁琐的仪式，大多数活动也能在家庭中进行。妇女常常对自己的男子外出“参加其他男子的活动”感到恼火，认为这是对家庭不忠的行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她们看到的只不过是悠久的男子集体狩猎倾向在现代社会的表现。它与裸猿男女之间的关系一样，只是基本的生物特征，并和男女关系一样是进化的产物。至少在我们的遗传构成发生新的重大变异以前，它将依然是人类的特征。

今天的工作尽管已取代了大部分的狩猎活动，但仍不能完全消除以更为原始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基本冲动。即使狩猎活动已失去了经济意义，它仍然会以各种形式继续下去。捕杀大猎物、猎取牡鹿、捕猎狐狸、用猎狗追猎、用猎鹰捕猎、用鸟捕猎、钓鱼以及儿童的打猎游戏等等，无一不是原始狩猎冲动在现代社会中的表现。

有人认为，今天人们参加这些活动的动机与其说是要追捕猎物，毋宁说是要击败对手。身陷绝境的困兽犹如我们最仇恨的人，我们希望看到这种人陷入困兽的绝境。这一看法无疑有其道理。至少对有些人说来是如此。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待这些活动模式，显而易见，这个观点只能对现代狩猎活动作出部分的解释。“运动型狩猎”的本质是要公平地给猎物以逃跑的机会。（如果猎物只是仇敌的替代物，为什么要给它以逃跑的机会？）在打猎运动的整个过程中，猎手要给自己制造困难，设置障碍。本来猎手可以舒舒服服地使用机关枪、或其他更加致命的武器，然而那就不成其为“游戏”——狩猎游戏了。打猎最重要的是要有难度。复杂的追踪路线和巧妙的运筹帷幄才能给猎手以报偿。

狩猎本身是一大赌博，这是狩猎的基本特征之一。难怪今天花样繁多的赌博活动对我们会有如此强烈的吸引力。赌博与原始的狩猎和打猎运动一样，主要是男子喜爱的活动；而且赌博同样有着必须严格遵守的社会规则和仪式。

考察一下阶级结构就会发现，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比中产阶级更热衷于打猎运动和赌博。只要把这些活动看成是狩猎基本冲动的表现，就会觉得这是很有道理的。我在前面已经指出，工作已成为原始狩猎活动的主要替代物，这对中产阶级最为有利。就下层阶级的一般男子而言，他的工作性质很不符合狩猎冲动的要求。他的工作单调、重复、毫无新奇可言，缺乏对狩猎者至关紧要的难度、运气和冒险因素。正因为如此，下层阶级和（不工作的）上层阶级的男子才比中产阶级的男子表现出更强烈的狩猎冲动。作为狩猎的替代物，中产阶级的工作就比较符合狩猎活动的功能。

谈过狩猎之后，现在我们来看觅食整体模式中紧随其后的另一种行为。这就是猎杀。工作、打猎和赌博等替代活动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猎杀行为。打猎运动中的宰杀仍以原始形式出现。然而在工作和赌博中，猎杀则转化为象征性的胜利，而缺少暴力行为。所以宰杀猎物的冲动在今天生活中已变得相当平缓。不过在男孩的嬉戏（和不那么嬉戏的）活动中，猎杀冲动会反复出现，其规律性令人吃惊。但是在成年人的生活中，猎杀冲动则受到文化强有力的压制。

这种压制有两种例外，此时的猎杀行为可以得到（某种程度的）宽恕。一是已经提到的打猎运动；二是观看斗牛。我们每天要宰杀无数的家畜，但公众一般不能目睹这一场面。斗牛的情况正好相反。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一起来观看，并通过斗牛士去体验猎杀的暴力行为。

在明确的限度之内人们允许这些流血运动，当然并非无人抗议。然而在这个范围之外，对动物的任何残暴行为都被明确禁止，都要受到惩罚。不过历史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数百年前，在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里常有如何折磨和屠杀“猎物”的表演，以此娱悦公众。从那以后人们认识到，参加此类暴力运动会使人们对一切流血形式变得麻木不仁。由此可见，在我们这个复杂、拥挤的社会中，暴力运动佝成了潜在的危险。个人的活动地域狭窄，出头的机会亦受到限制，这种情况可能达到令人无法忍受的地步。所以长期积蓄起来的攻击行为有时会象山洪暴发一样，异常猛烈地倾泻出来。

迄今为止我们所说的是我们整个进食过程中的前几个步骤及其衍生的各种形式。在狩猎和猎杀之后，我们现在来谈谈吃饭本身。作为典型的灵长目动物，我们本应小口小口地吃个不停。然而我们并不是地地道道的灵长自动物。在向食肉类动物的进化过程中，我们逐渐改变了整个的进食系统。典型的食肉动物暴饮暴食，进食的间隔时间很长。很显然，我们的饮食习惯符合这种模式。从前狩猎生活的压力要求这种模式。尽管原始的狩猎生活早已消失，这种倾向还是长期保留下来了。今天，只要愿意，我们回头采用灵长目动物的进食方式是颇为容易的。然而我们都恪守严格的进食时间，似乎我们仍然从事着活跃的狩猎活动。生活在今天的千百万裸猿中，极少有人还保持着灵长目动物特有的分散进食的习惯。即使在食物非常丰盛的情况下，我们也很少一日超过三餐，至多也不超过四餐。很多人的进食模式是每天只吃饱一至二餐。有人可能会说，饱食少餐仅仅是因为比较方便，这是一个文化问题。但是还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个论点。今天我们拥有十分复杂的机构供给食物，完全可能设计出一种有效的系统以便让我们一小口一小口地分散进食。一旦文化模式适应这一系统，分散进食而又无损于工作效率是可以实现的。而且这还可以使我们不必中断其他活动。现行的“正餐”制度必须长时间地中断其他活动。但是，分散进食的模式无法满足我们基本的生物要求，因为人类在古代就是食肉动物。

为什么要加热食物而且还要趁热吃呢？考虑这个问题至关重要。有三种不同的解释。一种解释认为这有利于模仿“猎物的温度”。我们已不再生吃刚刚宰杀的动物，但是我们肉食的温度与其他食肉动物的食物的温度基本相同。其他食肉动物的食物是温热的，因为它还没有变凉；我们的食物之所以是温热的，则是我们重新加热的缘故。另一种解释认为，因为我们的牙齿不够锋利强健，只得用烧煮来使肉“变软”。但这仍不能解释我们趁热进食的原因，不能解释为什么要加热许多种不需“煮软”的食物。第三种解释认为，提高温度可以改善食物的味道。烹调时我们加上各种各样的佐料，使食品的味道更加鲜美。这与我们后来获得的食肉习性无关，而是与我们更古老的灵长目动物的进食习性紧密相连。典型的灵长目动物的食物品种繁多，其味道迥异，远比食肉动物的食物爽口。食肉动物在完成追猎、捕杀、准备食物的复杂过程以后，实际的进食十分简单、粗暴。它狼吞虎咽，囫囵吞下。猴子和猿类却不一样，它们对各种昧道细微的差别非常敏感，细嚼慢咽，逐一品尝，细细玩味。我们加热食物，加上佐料也许是想回到灵长目动物挑剔食物的本性上去。这也许是我们避免向地道的血腥食肉动物转变的一种方法。

既然提出了昧道问题，就应澄清有关我们如何接受味觉信号的一些误解。我们是如何品尝出食物的味道的？我们的舌面并不光滑，而是布满了叫乳突的凸状物，上面长有味蕾。每个人大约有1万个味蕾。到了老年，味蕾逐渐退化，数量也逐渐减少，所以会出现口味发腻，讲究食物的现象。奇怪的是我们只能对四种基本味道产生反应：酸、咸、苦、甜。一旦舌头接触到食物，食物中四种基本味道构成的比例就被记录下来，综合形成食物的基本口味。舌头不同的部位对四种味道的反应也不一样，只对其中的某一种味道反应最强烈。舌尖对甜味和咸味、舌边对酸味、舌根对苦味特别敏感。舌头作为一个整体还能辨别食物的质感和温度。除此之外，舌头就无能为力，没有其他作用了。更细微的种种“味道”实际上不是尝出来的，而是闻出来的。食物的气味扩散到鼻腔内，里面长有鼻膜。我们说某一道菜味道鲜美，实际上是指菜尝起来、闻起来很鲜美。一旦我们患了重感冒，嗅觉就大大降低。出乎意料的是我们这时会说食物没味。事实上我们的味觉还是同样灵敏，只是嗅觉出了毛病。

弄清了这一点，我们还需特别说明口味的另一方面。这就是不可否认的、普遍的“嗜甜癖’。嗜甜癖不是真正的食肉动物的习性，而是典型的灵长目动物的嗜好。灵长目动物天然的食物一旦成熟可以食用时，通常变得很甜。凡是带有这种甜味的食物猴子和猿都很喜欢。我们也和其他灵长目动物一样，很难抵制“甜食”的诱惑。尽管我们有强烈的食肉倾向，我们的祖先猿人却表现出嗜甜的倾向，他们寻找特别甜的东西为食。我们喜欢甜味胜过其他几种基本昧道。我们有“甜食店”，却找不到“酸食店”。特别是在丰盛的筵席上，我们常常是在吃完多道菜肴以后，还要吃些甜食。嗜甜癖就是这样流传至今的。更重要的是，我们不时要在两餐饭之间吃些零食（这是回到古代灵长目动物分散进食模式的一种行为），而且选用的总是灵长目动物喜欢的那类甜食，如糖果、巧克力、冰淇淋，或放糖的饮料。

强烈的嗜甜癖可能使我们陷入困境。食物中有两个因素很有吸引力：一是富有营养，二是味道可口。在自然环境中这两个因素密切相关，可是在人工食品中这两个因素可能相互分离。由此就可能出现危险。毫无营养价值的食物只需添加大量的人工增甜剂就可以变得非常诱人。如果食物尝起来“特别甜”，食物就会对我们原来灵长目的嗜甜弱点产生诱惑力，于是我们会拼命吃甜食。肠胃在塞满甜食以后，自然无法容纳其他东西，食物的平衡就这样被破坏了。这对正在发育的儿童尤其如此。前面有一章曾经提到，最近的研究表明，一到青春期，少年对甜食和果香的偏爱就会很快消退，他们喜爱的味道转变为花香、油香和暖香。儿童容易发展偏爱甜食的弱点，事实上正是如此。

成年人则面临另一种危险。成年人的食物一般都味道可口——比自然界里的食物鲜美得多，因而食物的色香味就急剧增加，食欲反应所受刺激过度。结果造成许多人身体过胖，健康受到损害。为了避免上述现象，我们发明了种种离奇的“节食”摄生法、劝告“病人”要注意吃这、吃那，少吃这、少吃那，或者进行各种锻炼。遗憾的是，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一个：少吃。这个办法非常灵验。但是，由于节食者处于美味佳肴的包围之中，他很难坚持很久。身体过胖的人还有另一个并发症。前面我已提到“移位活动”——精神紧张时缓解情绪的琐碎的、毫不相干的行为。我们看到，移位行为中一种十分常见的形式就是“移位进食”。紧张时我们会小口小口地啃东西，喝饮料。这有助于我们放松，但也促使我们长肥。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原因。因为移位进食的性质琐屑，我们常常有意选用甜食。长此以往，就会引起众所周知的“肥胖焦虑症”。我们会看到，熟悉的、滚圆的轮廓在焦虑不安的人身上慢慢地出现了。对于这类人，只有改变他的其他行为，消除产生紧张的原因，减肥活动才能奏效。在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口香糖的作用。口香糖似乎完全是作为“移位进食”的一种手段而发展起来的。它能承担必要的，消除紧张情绪的“职业”作用而又不致摄食过多，影响健康。

现在来看今天裸猿所吃的种种食物。我们发现我们食物的种类十分广泛。一般来说，灵长目动物比食肉动物的食物范围要广泛得多。后者是食物专门家；前者是食物机会主义者，有啥吃啥。例如，对大量的日本猕猴进行仔细的实地考察后发现：它们所吃的植物多达119种。其形式有花蕾、嫩尖、叶片、果实、根块、树皮。不用说它们还要吃种类繁多的蜘蛛、甲虫、蝴蝶、蚂蚁和虫卵。典型食肉动物的食物虽然更富有营养，但种类却要单调得多。

人类在捕杀动物为食的时候，就已享有了动、植物的精华。我们既增加了营养价值很高的肉类，又没有放弃原来灵长目动物的杂食性。到了近代——即在最近几千年中——获取食物的技术有了相当的发展，但基本状况却依然如故。就我们所知，最早的农业可以粗略地描绘为“混合农业”。养殖业和种植业并行发展。今天，我们已能有效地支配动、植物环境。即使如此，我们仍然是两种食物并举。为什么我们没有偏废其一？答案似乎是：人口密度在日益增大，完全依赖肉食会出现数量不足的危险；反之，如果完全依赖农作物则会危及食物的质量。

有人可能会说，既然我们的祖先灵长目动物不吃肉也能生活，我们不吃肉也应能够生存。我们变成食肉动物完全是迫于环境条件；既然我们已经能按自己的意志精耕细作、控制环境，我们就应该恢复古代灵长目动物的进食模式。这种观点从本质上看是素食者（或象某一信徒自诩的，果食主义者）的信条。完全不吃肉是很难办到的。人类食肉的冲动已变得根深蒂固，一旦有了吃肉的机会，我们是不愿放弃这种进食模式的。有关这个问题很有意义的是，素食主义者很少只是用他们个人的喜爱作为选择食物的理由。相反，他们精心为自己的素食行为辩护。他们列举的理由许多在医学上不准确，在哲学上自相矛盾。

和典型的灵长目动物一样，自愿吃素的人利用多种植物食物来维持营养平衡。在有些社区中，之所以吃素非常流行，那是迫于食物的严重匾乏，而不是出于少数人伦理上的偏爱。随着作物栽培技术的发展，生产便集中到少数几种谷物，低效率在有些文化中便愈演愈烈。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使人口得以迅速增长，但是如果他们只是依赖仅有的几种基本谷物生活，就会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这样的民族人口会不断地增多，但人的体质极差。他们能勉强维持生存，但仅仅是维持生存而已。滥用由于文化进步而发展起来的武器会导致侵略战斗。同样，滥用由于文化进步而发展起来的进食技术就会导致营养不良。如果缺乏基本的食物营养平衡，社会也可能幸存下来；但是如果要在人口的质量上求得进步和发展，他们就必须克服缺少蛋白质，矿物质和维生素而出现的普遍的不良后果。今天，所有那些最健康、最欣欣向荣，富于进取精神的民族都很好地维持了食物中动植物的平衡。尽管获取营养的方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今天进步的裸猿的基本食物仍然与他古代狩猎为生的祖先非常相同。我们又一次看到，裸猿的变化看起来很大，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谢选骏指出：人说觅食与进食——“裸猿的进食行为是一种最为多变、随机性最强、最容易为文化所左右的活动。尽管如此，其中也有某些基本的生物原则在起作用。我们已经仔细地考察过了裸猿的祖先是如何从采摘果实逐渐转变为合作捕猎的。我们知道，这一演变引起了裸猿进食行为的一系列根本变化：觅食变得日益复杂，成为精心组织的活动；捕杀猎物的冲动变得多少与进食冲动相分离；食物被带回到固定的居所来享用；食物要进行更多的加工；每餐食量增多，间隔时间延长；食物中的肉食比例增加；贮备和分享食物成为惯例；食物由家庭中男子提供；排泄活动逐渐改变、受到控制。”

我看——现代人类的觅食与进食已经变成了“求财与理财”，变成了“人为财死”犹如“鸟为食亡”。但是人的求财却不是鸟的求食，因为——鸟的食量有限，人的贪心无穷。

【第七章 整饰和舒适】

动物直接与外界接触的部位——身体的表面——在动物的一生中要受到无数的折磨。令人吃惊的是身体表面能承受磨损，保持完好。这一方面是因为动物有着奇异的组织再生系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动物形成了多种多样使自身感到舒适的特殊活动方式，以保持身体的清洁。与进食、争斗、逃亡和交配活动相比，我们总是把动物的这些清洗活动看得无足轻重。然而，如果没有这些活动，动物的机体就不能有效地运转。对于有些动物，如小鸟，保持羽毛清洁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如果把羽毛弄得又脏又湿，小鸟就不能迅速起飞，逃避天敌。如果天气变冷，小鸟也很难保持体温。鸟要花许多小时来洗澡、理毛、涂油、抓挠。这一过程既费时，又十分复杂。哺乳动物使自身感到舒适的行为模式略为简单一些。但它们也喜欢整饰、舔舐、捉寄生虫吃、挠痒痒、擦身子。和鸟的羽毛一样，哺乳类动物的皮毛要保持清洁才能保持体温。如果皮毛弄得板结、肮脏，动物就容易生病。皮肤上的寄生虫必须清除，尽量减少。这对灵长目动物自然也不例外。

野生的猴类和猿类经常整饰自己。它们有条不紊地清理自己的皮毛、清除皮屑和异物。它们通常把清除的东西塞进嘴里吃下去，至少是在嘴里尝尝再吐出来。整饰活动可能持续数分钟，给人一种专心致志、一丝不苟的感觉。整饰过程中，它们会突然抓抓这里，挠挠那里，抓起皮屑和寄生虫塞进嘴里。大多数哺乳动物只能用后腿抓挠；猴子和猿类则可以既用前肢，又用后腿，而且它们的前肢非常适于清洗工作。它们的手指灵巧，在皮毛中运动自如，能准确地找到发痒的位置。与其他动物的爪、蹄相比，灵长目动物的前肢是十分精密的“清洗工具”。即使如此，两双手总比一双手更管用，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猴子或猿类能用两手同时抓挠腿部、腰部或身体的前面，却不能两手同时有效的对付背部或手臂。由于没有镜子，它在清洗头部时也无法看清自己的动作。它可以用两手清理头部，但只能瞎摸。显然，如果没有一种特殊的办法，它的头部、背部和手臂就不能整饰得象身体前面、腰部和腿部一样漂亮。

解决的办法是社会性整饰，这是一种友好的互相系统。社会性整饰在鸟类和哺乳动物中十分常见，但最突出的还是高级灵长目动物的整饰。它们有独特的整饰邀请信号，它们的社会性“美容”活动持久而热烈。整饰猴在向被整饰猴靠近时，总是用特有的面部表情向后者表明来意。它迅速咂嘴，常常是每咂一次嘴还要吐一吐舌头。整饰猴靠近时，被整饰猴常常会放松肢体，接受其盛情。它或许会主动露出需要整饰的部位。我在有一章里已经说明，猴子清理皮毛、吃皮屑和寄生虫的动作已逐渐发展成一种特殊的仪式——咂嘴。一旦这种动作加快速度，变得更加夸张、更富有节奏感，就完全可能转变成一种明白无误的视觉信号。

由于社会性整饰是合作性、非攻击性的行为，咂嘴就转变成了表示友好的信号。两只动物如果希望加固友情的纽带，即使它们的皮毛不需要清理，它们也可以反复进行整饰。今天，皮毛上的灰尘与相互整饰之间看起来确实没有什么联系。社会性整饰与原来的刺激因素看来已经分离。社会性整饰尽管在保持皮毛整洁上仍然十分重要，但是其动机在今天与其说是为了美容不如说是为了社交。社会性整饰能使两只动物更加亲密地相处，互不侵犯，互助合作，因而有助于加强群体中个体之间的联系。

在这种表示友好的信号系统基础上形成了两种诱发新动机的手段：一是让对方息怒；二是让对方消除疑虑。弱小的动物一旦受到强者的惊吓，它可以发出咂嘴的邀请信号，接着就开始为对方理毛，以便使它息怒。这样就缓和了处于统治地位的动物的进攻性，有助于它接受弱小的下属。强者允许弱者呆在自己面前是因为弱者为它效劳。反之，如果强者想让弱者消除疑虑，镇定下来，它也可以使用同样的办法。向弱者咂嘴能表明强者没有进攻的意图。尽管强者外表威严，它可以表明强者没有伤害他人的意图。这种特别的行为模式——让对方消除疑虑——不如安抚对方、让对方息怒的行为常见。这仅仅是因为灵长目动物的社会生活对此不太需要而已。弱者拥有的东西，强者直接诉诸武力一般都能得到。只有一种例外。一只处于统治地位而又无幼仔的母猴想靠近并搂抱猴群中其他成员的幼仔时，就可以看到这一行为模式。看见不认识的母猴走来，小猴自然会被吓跑。在这种场合，我们可以看到母猴向小猴咂嘴，以便使小猴放心。如果这一举动奏效，使小猴镇静下来，母猴就能抚摸小猴，轻轻地给它理毛，使它保持平静。

显而易见，如果再来看我们人类，灵长目动物基本的整饰倾向在我们身上也有所反映，它不仅反映在简单的清洗模式之中，而且还反映在社交模式之中。当然，这里有很大的一个差别：我们不再有华美的皮裘需要清洗。两只裸猿相遇并想增进他们之间的友谊时，他们必须找到某种行为去替代社会性整饰。如果研究一下其他灵长目相互整饰的情景，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规律。首先，微笑明显地代替了咂嘴。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微笑源于婴儿的一种特殊信号。由于婴儿无法用手抱住母亲不放，他必须有某种吸引母亲注意、使母亲平静的办法。到了成年，微笑显然变成“整饰邀请”的最佳替代形式。但是，发出要求友好接触的邀请之后，下一步该做什么呢？猴子用整饰皮毛强化咂嘴的表情，我们用什么强化微笑呢？不错，接触开始以后可以再次微笑，微笑还可以延长。但总还是需要点别的什么，需要某种更能“延长时间的”某种行为，需要借用或转变某种象整饰一样的活动。一经观察就会发现，借用的源泉是言语。

为了合作，信息交换的需要日益增长。随之，谈话的行为模式便应运而生。谈话形成于动物普遍的、表示情绪的非言语有声信号。哺乳动物在独特的、与生俱来的叫声基础上学会了一套更复杂的声音信号。这些声音单位，经过组合和重新组合就形成了我们所谓的信息交谈（information talkins）的基础。与更原始的、表达情绪的非言语信号不同，这种新的交际方法使我们的祖先不仅能指称生活环境中的事物，而且还可以指称现在，过去或将来的东西。直至今天，信息交谈仍然是人类最重要的语言交流形式。但是语言并不就此止步，它还在发展，它获得了另外一些功能。其中一种就是所谓情绪交谈（mood talking）。严格地说，情绪交谈并非必要，因为我们并没有失去表达情绪的非言语信号，我们仍然可以，并且确实是在运用古代灵长目动物的呼叫声来表现情感。但是，我们同时又利用表达感情的语言来增强非言语的信息。在疼痛引起的大叫之后，紧接着便是“我受伤了”的言语信号。愤怒的咆哮也伴之以“气死我啦！”这句话。有时非语言信号并不是以纯粹的非言语形式出现，而是表现在一种声调之中。“我受伤了。”可能伴之以哀鸣或尖叫的音调。“气死我啦！”伴之以咆哮或怒吼。在这种情况下，声调并不因后天的学习而发生变化。它与古代哺乳类动物非言语的信号系统十分接近，甚至狗也能理解其中的涵义，更不用说其他种族的人了。这时所说的话几乎是多余的。（只要对你的爱犬怒气冲冲地咆哮“可爱的狗！”或者喁喁细语“讨厌的狗”，你就会明白我所说的意思。）在最粗暴和最热烈的情绪交谈中，表现情绪的谈话在言语交际中几乎是多余的。其实，不说话也能传达当时的情感。言语交际的价值在于：它能使情绪交流表现得更微妙、更敏感。

言语的第三种形式是探索性谈话（exploratory talkiing）。探索性谈话是为谈话而谈话、审美性谈话。它也可称为游戏式谈话。谈话和另一种信息传递形式——绘画一样，已成为审美探索的中介。诗人就象画家、但是本章所关心的是言语的第四种形式。把它描述为整饰性交谈(groomingtalking）确实是恰如其分的。这是在社交场合进行的、毫无实在意义的、礼貌性的闲谈。“今天天气真好！”“近来看过什么好书吗？”就是这样的闲聊。这种谈话与重要的思想或信息交流无关，它不表现谈话人的情绪，也没有美的愉悦感。其作用是加强见面时微笑的效果，维持社会的亲和力。我们把这种谈话当作社交整饰的替代物。它能使我们进行无攻击性的交际，较长时间地相处，因此能促进和加强群体内十分宝贵的联系和友谊。

因此，在社交会晤中如何安排设计整饰性交谈就成了十分有趣的游戏。见面打过招呼以后，整饰性交谈立刻变为最主要的活动。接着它逐渐失去优势，让位于其他形式的谈话。到了分手的时刻，整饰性交谈又成了最重要的谈话形式。如果聚会纯粹是为了社交目的，整饰性交谈自然全自始至终成为聚会的主要活动，完全排斥交流信息、表现情绪或探索性交谈的形式。鸡尾酒会就是很好的例子。在这种场合，男女主人会积极地制止“严肃”的谈话。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走到客人中间，打断冗长的交谈，让客人轮换着交谈，以保证最广泛的社交接触。这样，到会的每个成员就一次又一次地被带回到“最初接触”状态，使整饰性交谈的刺激维持在最强烈的水平。要使这类社交聚会不至中断、取得成功，必须邀请众多的客人，以保证在晚会结束前新的社交接触能进行下去。无需点破，人们都知道这类聚会总要有一个心照不宜的最低人数。非正式的小型宴会的情况略有不同。我们可以看到整饰性交谈随着夜深而逐渐减弱，严肃的信息交流和思想交流也随之逐渐占了上风。晚会临近结束之际，告别仪式到来以前，又会出现短暂的整饰性交谈。人们又以微笑道别。最后的道别加强了社交联系，有助于下次聚会。

我们现在来观察更正式的会晤。由于其主要作用是信息交谈，所以我们发现其中的整饰性交谈进一步削弱，但并不一定会完全取消。正式接触中，整饰性交谈只出现在会晤开始和结束的时候。与宴会上的情况不同，整饰性交谈不是逐渐减弱，而是在见面后礼节性的交谈之后突然结束。和前面的社交场合一样，会晤临近结束时，只要有人以某种方式示意该分手了，整饰性交谈又会出现。由于人类具有强烈的整饰性交谈的冲动，正式会晤的双方通常被迫采取某些方法强化会晤的礼仪和程序以压制会谈中的整饰性谈话。这就是会议程序产生的根源。这种刻板的程序在其他非正式的社交场合是十分罕见的。

整饰性交谈虽然是我们进行社交整饰最重要的替代物，但并不是社会性整饰唯一的表现方式。我们裸露的皮肤不能产生富于刺激性的整饰信号，但我们能找到别的更富于刺激性的东西作为代替。绒布或毛皮上衣、地毯或家具常常引起强烈的整饰反应。小动物则更是逗人喜爱闻人注目，很少有人能不去摸摸猫的皮毛，或挠挠狗的耳朵。这些小动物喜欢被人抚摸还不能完全解释人的这种行为，更主要的原因是：皮毛能宣泄我们悠久的灵长目动物的整饰冲动。

就我们的身体而言，绝大部分的表面都光滑无毛，但头部又长又密的头发则可供整饰。头发在专业的整饰者如理发师和美容师手中倍受厚待，仅用清洁卫生作为理由无论如何是无法解释这一现象的。为什么整饰头发没有成为一般家庭中社交集会的一部分，其道理并非一月了然。例如，既然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整饰活动集中在头部，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发展整饰性谈话来替代灵长自动物更典型的友好整饰呢？答案似乎在于，我们的头发具有性的意义。男女的发式现已通然不同，因此成了第二性征。头发的性别涵义不可避免地要影响两性的行为模式。抚弄头发含有极强的性爱意义，所以它不能作为简单的社交友好的表示。既然社交集会中禁止抚弄头发，我们就必须寻求其它表达方式。抚弄猫或沙发可以宣泄整饰冲动，然而满足被整饰的要求就需要有特殊的环境条件。上理发厅就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在理发厅顾客可以尽情地享受被整饰的权利而无需担心有性爱之嫌。一旦专业整饰师从熟悉的“部落”群体中完全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职业，上述危险就能消除。男理发师只为男宾、女理发师只为女宾服务就进一步减少了上述危险。即使不是这样，也可以用某种方式降低理发师的性别影响。如果是由男理发师为女宾做头发，不管他的人格性别如何，他常常会表现出女子气。男宾几乎总是由男理发师理发。如果是女按摩师为男宾服务，她一定具有相当典型的男性气质。

作为一种行为模式，理发具有三种功能。理发不仅可以清洗头发、可以满足社交整饰的欲望、还可以使理发的人打扮得漂漂亮亮。为了满足性欲、攻击和其他社交目的而打扮是裸猿中普遍存在的现象。这一点在其他章节已作了探讨。除非修饰打扮是从某种整怖活动发展而来，否则在讨论舒适这一章中它就不应再占一席之地。追根寻源，纹身、修面、拔毛、修剪指甲、耳垂穿孔以及更古老的伤身习俗似乎都是从简单的整饰活动发展起来的。但是，鉴于整饰性交谈是借用其他活动来代替整饰活动，整饰活动就发生了逆向变化。经过借用和发展，整饰行为已用作他途。原来旨在保护皮肤的舒适行为在获得展示功能 （displayfunction）的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以至发展到伤及皮肉的程度。

从囚禁在动物园中的动物身上可以看到这种变化。这些动物在整饰和舔舐活动中非常专注，有一种病态的热情，以至使自己或同伴身上的毛发一片一片地掉光，甚而伤及皮肉。整饰过分的原因是紧张或无聊。类似的情况还会使某些人损伤自己的肌肤。因为我们的皮肤裸露无毛，自然更容易受到损伤。但是，就我们人类的情况而言，我们固有的机会主义使我们能够化解这一危险而有害的倾向，把它转变成一种修饰性的展示手段。

简单的皮肤保护还发生了另一种更重要的变化，这就是医疗保健。其他动物在这方面几乎无所进展。然而，从社交整怖行为发展起来的医疗实践却对棵猿的兴旺发达。特别是对裸猿近代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影响。在人类的近亲黑猩猩中，医疗行为已初露端倪。除了旨在保护皮肤的一般性整饰之外，有人曾看见一只黑猩猩给另一只黑猩猩医治小创伤。它仔细检查伤口，把它舔舐干净，然后用两根手指夹紧同伴的皮肤，小心翼翼地把剌拔出来。有一次，一只雌性黑猩猩左眼里掉进了一粒灰渣。它走到一只雄猩猩面前，哀号悲鸣，作痛苦状。雄猩猩坐下来认真检查，然后一只手伸出一根指头，开始用两指取灰渣。它全神贯注，一丝不苟。这不是简单的整饰行为，而是真正医疗的开端。然而就黑猩猩而言，上述例子已属登峰造极。我们人类智力发达，密切合作，这类专门的整饰只是普遍的互助保健技术的起点。今天的医学已发展得如此复杂，从社交的角度来看，医学已成为人类获得舒适的主要行为表现。医疗技术原来只能对付轻微的伤痛不适，到现在已能治疗严重的疾病和身体创伤。作为一种生物现象，人类的成就是无以伦比的。但是在日益变得理性化的进程中，我们对自己非理性的方面有所忽视。要理解这一点，就要分清哪些“毛病”很严重、哪些则无关痛痒。一与其他动物一样，裸猿也可能由于偶然的原因摔断一条腿或患严重的寄生虫病。但是并非所有的小毛病都真正是病。轻微们感染和不适常常受到理性的治疗，似乎这是大病的前兆。但是有确凿的证据说明，实际上这些病与原始的“整饰要求”关系更为密切。这一类的症状反映出的是行为上出了问题，只不过问题表现在肉体上。但这并不是身体真正出了毛病。

我们可以把这类问题称作“与整饰邀请有关的疾病”。常见的例子包括咳嗽、感冒、流感、背痛、头痛、肠胃不适、皮疹、咽喉肿痛、肝郁不舒、扁桃体炎和喉炎。患者的病情并不十分严重，但却有碍健康，有理由得到社交同伴更多的关注。这些症状所起的作用与整饰邀请信号相同，它们可引起医生、护士、药剂师、亲戚朋友对患者的安慰。只要患者得到友好的反应，得到同情和护理，这些病通常会不治而愈。今天，吃药代替了古代的整饰行为，并成为一种职业性的仪式，它以特殊的交往来维持整饰者与被整饰者之间的关系。所开药物的确切性质几乎是无关紧要的。在这一点上，现代药物的应用与古代流行的巫医毫无二致。

这样来解释轻微的疾病会引起非议。反对者会说，通过观察可以证明病毒和细菌确实存在。如果确实存在病毒和细菌，而且证明它们是引起感冒和腹痛的原因，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从行为上去寻求解释？答案是：在大城市中，每个人随时都受到病毒和病菌的侵袭，但我们只是偶尔才成为它们的俘虏而生病。而且有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容易患病。社区中那些一帆风顺或者能有效适应社会的成员很少患“与整饰邀请有关的疾病”。相比之下，那些暂时或长时间遭遇到社会问题的人、患病的就较多。最有趣的是，这些病与个人的特殊要求相适应。例如，如果一个女演员苦于紧张的社会生活和压力，那会出现什么症状呢？她会失音，会患喉炎，所以就得停止工作去休息。她会得到安慰和照顾。这样紧张情绪遂告消除（至少是暂时如此）。假如她患的是皮疹，她可以用衣服把皮疹掩盖起来继续工作。紧张情绪因此也就会延续下去。让我们把女演员与自由式摔跤手作一比较。对于自由式摔跤手，失音是不能作为“与整饰有关的疾病”的，而皮疹作为这类疾病就非常理想。摔跤手的保健医生发现，摔跤运动员抱怨得最多的正好是皮疹。有趣的是，一位以裸体表演而著名的女电影明星常常患的是皮疹而不是喉炎。因为她的情况与摔跤运动员正好相同，显露皮肤对于她至关紧要。因此她患的疾病与摔跤运动员同属一类，而与其他女演员所患的病很不相同。

得到安慰的要求越强烈，疾病就会变得越厉害。人生一世，只有摇篮中的婴儿才受到最精心的照料和保护。一旦我们身患重病、卧床不起，这就成为十分有利的条件、使我们能重新得到孩提时代人们对我们的安慰和关心。我们可能会认为自己是在服用一剂烈药，实际上这是我们需要的强烈的安全感，安全感能治愈我们的疾病。（这并不是暗指我们在装病，无病呻吟。症状是真实的，病症本身当然不是装出来的，但是病因却是一个行为问题。）

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大家不仅在享受整饰上遭到挫折，而且在给别人提供整饰中也不得意。犹如病因一样，从照料病人中得到满足的要求和病人“想”生病而得到照料一样，也是人的基本需要。有些人照料他人的愿望十分强烈，他们也许会积极地促成或延长同伴的疾病，以便能更加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整饰冲动。这可能导致恶性循环，使整饰者和被整饰者之间的关系畸形发展，变得反常，以至出现毫无道理的要求长期照顾别人（或得到人家长期的照顾）的现象。如果道破这样“一对整饰者”之间关系的真实原因，他们一定会断然否定。但是，令人惊奇的是，一旦整饰者与被整饰者（即护士与病人）的关系发生剧变，就会出现神奇的疗效。运用信仰疗法的人如果充分利用这种情况，常常会收到令人惊诧的效果。可惜，他们遇到的许多病人除了致病的原因外，其身体本身已受到疾病的损害。信仰疗法者还有一个难题：“与整饰有关的疾病”如果拖得太久，或病情过于严重，很可能就会造成难以治疗的创伤。一旦出现这种情况，那就必须进行认真而又合理的治疗了。

迄今为止，我一直在集中讨论人类舒适行为的社交方面。我们看到，我们在这方面的进展很大，但这仍不能排除或代替较为简单的自我清洗和自我舒适的行为。和其他灵长目动物一样，我们仍需要挠痒、揉眼睛、挑疮、舔伤口。和它们一样我们也很喜欢晒太阳。此外我们还学会了其他一些特别的文化模式，最常见和最普遍的是用水洗涤。某些灵长目动物偶尔也洗洗澡、但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在人类的大多数社群之中，洗澡已成为清洗身体的主要办法。

洗澡有明显的好处。但是，我们的皮脂腺能分泌具有消毒和保护作用的油脂和盐类，经常清洗会增加皮脂腺的绅，因而使皮肤在某种程度上更容易患病。皮肤之所以没有生病，仅仅是因为我们在清除油脂和盐类的同时，也清除了致病的污垢。

除了保持清洁卫生之外，一般舒适行为还包括保持适当的体温。如同所有的哺乳类动物和鸟类一样，我们人类的体温既高又稳定，这可以大大提高生理活动的效率。不论外界气温如何，健康人的体内温度变化都不会超过华氏3度。体内温度每日都有一个变化节律，下午稍晚时最高，凌晨4点最低。一旦外界温度变得过冷或过热，我们马上就有极不舒服的感觉。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象早期预警系统，让我们警觉起来，采取紧急措施，以免体内器官因温度过高或过低而受到损坏。除了促使我们采取理智和自觉的行动以外，机体沐身还会自动采取某些步骤来稳定体温。环境温度升高时，血管舒张，体表温度上升，热量通过皮肤表面散发出去。同时我们还会大量出汗。人体大约有2OO百个汗腺。在最热的情况下汗腺排出的汗液可达1升。汗液在体表蒸发是另一种宝贵的散热形式。我们在适应较热的环境时，排汗效率就明显提高。这一功能非常重要；因为无论我们是何种族，在最高气温下体内所能承受的温度变化只能是升高华氏0. 4度。

如果外界环境变得过冷，人体的反应是血管收缩、全身发抖。血管收缩有助于保持体内热量；而发抖产生的热量是静止时的3倍。皮肤如长期处于严寒之中，血管又一直收缩，那就会造成冻伤。我们的手部具有非常重要的内在的、抗冻伤系统遇到严寒，手最初的反应是血管急剧收缩；大约5分钟以后，血管又反过来开始舒张，手发热变红。（凡是在冬天滚过雪球的人都有这种感觉。）其后，手部血管的收缩和舒张交替出现。收缩能减少热量的损失；而舒张则可防止冻伤、长期生活在严寒的气候下，人体会以种种形式逐渐适应环境，其中包括基础代谢的速度略为加快。

人类如今已遍布世罕各地。除了生物的体温控制机能以外．我们还有了重要的文化手段来维持体温。我们学会了用火，制成了衣服，生产出了隔热的住房防止热量散失，我们应用了通风和制冷设备以防止温度过高。这些进步尽管令人难忘、激动人心，但丝毫没有改变人体的温度。这一切只是用来控制外界温度，以便我们在形形色色的外界条件下仍能维持原始的灵长目动物的温度。

在结束体温调节反应这一主题以前，有关排汗的一个独特的方面值得一提。对人类的排汗所作的详细研究表明，排汗反应并不象人们最初看起来那么简单。温度升高时，身体表面的大多数地方自发地开始排汗。这无疑是汗腺系统固有的基本反应。但是有些部位对其他刺激也能作出排汗的反应；不管外界温度如饲部会出汗。例如，吃辛辣的食物就会引起面部出汗这一特殊的排汗模式。情绪紧张立刻就会引起下掌、脚掌、腋窝，有时甚至额头出汗，但身体其他部位则不会出汗。因情绪紧张而出汗的部位还有进一步的区别、手掌、脚掌与腋窝、额头的反应就不相同。手掌和脚掌只有在情绪紧张时才会出汗；而腋窝和额头在情绪和温度两种刺激下均会出汗。由此可见，手掌和脚掌从温度控制系统”借用”了排汗的反应，并且把这种反应运用于新的功能环境。由于紧张而使手、足变得潮润似乎已经成为身体在危急关头作出的“准备应付任何情况”的反应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讲，人在用斧头前向手心吐唾沫就是与此相同的非生理反应。

手掌出汗的反应十分敏感。一旦群体的安全受到威胁，整个社区或民族在这方面的反应就会突然增强、在最近的政治危机中，核战争的可能性曾一度增长，研究手掌出汗的一切实验只得作罢。因为这种反应的基本水平已不正常，继续实验已毫无意义。算命先生观察手相不一定能预见未来。但是生理学家看过我们的手掌以后，倒可以说出我们对未来的恐惧。 

谢选骏指出：人说——社会性整饰能使两只动物更加亲密地相处，互不侵犯，互助合作，因而有助于加强群体中个体之间的联系。在这种表示友好的信号系统基础上形成了两种诱发新动机的手段：一是让对方息怒；二是让对方消除疑虑。弱小的动物一旦受到强者的惊吓，它可以发出咂嘴的邀请信号，接着就开始为对方理毛，以便使它息怒。这样就缓和了处于统治地位的动物的进攻性，有助于它接受弱小的下属。强者允许弱者呆在自己面前是因为弱者为它效劳。反之，如果强者想让弱者消除疑虑，镇定下来，它也可以使用同样的办法。向弱者咂嘴能表明强者没有进攻的意图。尽管强者外表威严，它可以表明强者没有伤害他人的意图。这种特别的行为模式——让对方消除疑虑——不如安抚对方、让对方息怒的行为常见。这仅仅是因为灵长目动物的社会生活对此不太需要而已。弱者拥有的东西，强者直接诉诸武力一般都能得到。只有一种例外。一只处于统治地位而又无幼仔的母猴想靠近并搂抱猴群中其他成员的幼仔时，就可以看到这一行为模式。看见不认识的母猴走来，小猴自然会被吓跑。在这种场合，我们可以看到母猴向小猴咂嘴，以便使小猴放心。如果这一举动奏效，使小猴镇静下来，母猴就能抚摸小猴，轻轻地给它理毛，使它保持平静。

我看——凡此种种，都与人类社会的“拍马屁”和“欺负人”十分相似，难怪人被叫做裸猿了。

【第八章  人与动物】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裸猿自身的行为及其对待同类的行为——裸猿的种内行为（intra——specific behavour）。现在要讨论的是裸猿对待其他动物的行为——裸猿的种际行为（inter－specific behaviour）。

所有的高级动物都意识到，在自己的生存环境中，至少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种类的动物。它们以下列五种方式之一来看待其他动物：猎物、共生者、竞争者、寄生者或天敌。就我们人类而言，看待动物的这五种方式大概可以统称为“经济的”观点。除此以外，还可以从科学的、审美的和象征的角度来看待动物。我们对其他动物的兴趣非常广泛，这就使人类与动物界的种际关系十分独特。为了便于客观地进行阐释和理解，我们必须从各个角度逐一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

由于裸猿天性喜欢探索，对食物又采取有什么就吃什么的机会主义态度，我们猎物的种类就十分广泛。在有些地方的某个时期，裸猿甚至捕杀和食用所有的动物。在一处史前遗骸中我们发现，5O万年以前，裸猿仅在某一地捕杀食用的动物就有野牛、马、犀牛、鹿、熊。羊、猛犸、骆驼、鸵鸟、羚羊、水牛、野猪和鬣狗。编写一本近代裸猿的食物“种类的食谱”是毫无意义的，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食肉行为有一个特征：我们倾向于有选择地驯化某些猎物。有时尽管我们要吃几乎所有的东西，但是我们的主要食物却局限在几种动物身上。

驯化动物要靠有组织地控制和选育猪物。据知，人类驯养动物至少有1万年的历史，甚至还不止1万年。最早驯化的动物似乎是山羊、绵羊和驯鹿。随着固定的农业社区的兴起，猪、牛（包括亚洲水牛和牦牛）也加入了这一行列。有证据表明，远在4千年以前牛就有好几个不同的品种了。山羊、绵羊和驯鹿的驯化是直接把捕获的猎物饲养起来就算完事。有人认为，猪和牛是因为抢食庄稼而开始与人打交道，进而与人建立起密切联系的。人类一开始种植庄稼，猪和牛就闯入人的领地，趁机享用丰饶而又新鲜的食物资源，结果自己反倒被早期的农夫捕获，豢养起来。

在捕获的小型哺乳类动物中，只有兔子驯化的历史比较悠久，但其驯化历史似乎也比上述动物要晚得多。捕获的鸟类中间，数千年以前就被驯化了的种类主要有鸡、鸭、鹅；其次才是雉、珍珠鸡、鹌鹑和火鸡。驯化历史较长的鱼只有罗马鳝、鲤鱼和金鱼。然而金鱼很快就成为观赏性动物而不再用作食物。人类对鱼的驯化只是最近两千年的事，而且在我们有组织地捕食动物的活动中，其作用微乎其微。

种际关系的第二类是共生关系。共生关系的意义可以界定为不同种类的两种动物联合起来、互助互利的关系。动物界中有许多这一类的例子，最著名的是食蚤鸟与犀牛、长颈鹿和水牛等大型有蹄类动物之间的伙伴关系。食蚤鸟捕食有蹄类动物皮肤上的寄生虫，有助于它们的身体健康和皮肤清洁；而后者则为前者提供宝贵的食物资源。

人类与动物的共生关系中，所谓的互利实则是对人类更加有利。但是，因为我们并不杀死这些动物，它们与我们的关系自然不同于更为残酷的猎物与捕杀者的关系。所以这种关系仍然自成一类。我们是以饲养和照料为代价来利用这些动物的。这是不平等的共生现象，因为我们控制着局势，我们的动物伙伴极少有、甚至完全没有选择余地。

我们历史上最古老的共生伙伴无疑要算狗。我们还不能确定我们的祖先是何时开始驯化这种宝贵的动物的。至少可能是在1万年以前。这一驯化过程十分有趣。狗的祖先是形状如狼的野生动物，它肯定是我们以狩猎为生的祖先的激烈竞争对手。人的祖先和狗的祖先都是合作围猎大型动物的猎手。最初他们之间毫无好感可言。但是野狗具有我们人类没有的特殊本领。在狩猎活动中它们有围猎和驱赶猎物的特长，而且动作敏捷迅速，嗅觉和听觉十分敏锐。如果能用一部分食物作代价去利用狗的特长，倒是一桩很好的交易。后来这桩交易搞成了，但是我们无从确知狗与人的种际关系的形成经过。可能最初人把小狗带回部落居住地、准备养肥了食用。不料这些狗夜间警觉，可以作为看门狗。因此在早期狗一定赢得了人的喜欢。人们让狗生活在驯化条件下，而且还让它们随男子一起外出打猎。在协助追猎中，狗很快表现出善于奔跑的特长。由于这些狗是人们一手养大的，它们就把自己看成是裸猿群体中的一员，自动与豢养它们的主人合作。经过若干代的选育，人们清除了其中的捣乱分子，培育出经过改良的家养猎狗。新型的猎狗就听使唤、容易驾驶了。

据认为，正是由于人与狗这种关系的发展，早期驯化有蹄类动物才有可能。在真正的农业生产时期到来以前，山羊、绵羊和驯鹿已多少处于人的控制之下。由于良种狗能大规模、长时间地协助围猎这些动物，因此被认为是驯化这些动物的主要因素。对今天的牧羊狗和野狼的追逐行为进行研究后发现，它们二者的捕猎技巧非常相似，这些研究为这一观点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

在这以后，经过精心的选育，人类培养出多种具有特殊用途的共生狗。原始的猎犬没有分工，被用在打猎的各个阶段。原始猎犬的后代则精于打猎活动的某一个方面。某方面能力特别发达的狗通过同系繁殖来加强其特殊的优势。我们已经看到，精于谋略的狗被培养成照看羊群的狗，它的主要作用是围赶家畜（牧羊狗）。嗅觉敏锐的狗经过培养用来跟踪猎物的气味（嗅味狗）。善长奔跑、行动敏捷的狗被培养成追猎犬；用以追捕看得见的猎物（狑豴）。另一些狗被培养成猎物搜索狗，人们利用和强化这种狗发现猎物后“木立不动”的特点（猎物指示狗和定位狗）。还有一种狗经过改良专门用来发现和衔回猎物（衔回猎物的狗）。体形较小的狗则被培养成消灭害兽的狗。原始的看门狗经过遗传改良发展成警犬（滑皮短腰、耳唇皆垂的大猛犬）。

除了这些较普遍的用途之外，另有一些狗经过选育用来完成更加特殊的工作。最奇特的例子是古代美洲印第安人豢养的一种无毛狗。经过遗传选育，这种狗全身光滑无毛，体表温度很高，被用作寝室里原始形式的热水袋。

到了晚近一些时候，人们把狗饲养起来当作役畜，去拖雪橇拉车；在战争时期当作信使或探雷狗；当作营救员去寻找理在雪中的登山运动员；当作警犬去跟踪和攻击罪犯；当作向导为盲人引路；甚至还可以代替宇航员到太空旅行。与我们人类处于共生关系的其他动物都不能以如此繁复多样的形式为人服务。即使是在技术突飞猛进的今天，狗仍然在许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尽管目前的数百种狗中许多只有装饰作用，但是，狗为人类承担重任的日子还远远没有结束。

狗是人非常出色的狩猎伙伴，我们很少尝试驯养其他动物来承担这一特殊任务。只有猎豹和某些猎鸟，特别是猎鹰例外。但是，人类对这些动物还不能进行有控制的繁殖，更谈不上选育了。人们经常需要对它们进行个别训练。亚洲有一种能潜水的鸟鹈鹕被用作渔民捕鱼的得力助手。人们把鹈鹕下的蛋带回家让母鸡孵化。小鹈鹕再由人一手养大。人们把鹈鹕拴在绳子的一端，训练它捕鱼。鹈鹕的脖子上戴有颈圈，以防把捕获的鱼吞下肚里。这样鹈鹕就把捉到的鱼带到船上再吐出来。然而，人们仍然没有进行选育来改良鹈鹕的品种。

另一种利用动物的古老形式是用小型食肉动物来消灭害兽。这是农业生产出现以后才发展起来的。由于囤积粮食。啮齿类动物开始肆行于仓廪之间，用动物来捕杀啮齿动物便应运而生。猫，雪貂、猫鼬等就开始为我们帮忙。通过选育，前两种动物已被完全驯化了。

也许最重要的一种共生关系是利用大动物作役畜。马、亚洲野驴、非洲野驴、牛（包括水牛和牦牛）、驯鹿、骆驼、美洲驼（无峰驼）和大象都广泛地得到利用。经过选育，这些野生动物都得到“改良”，只有亚洲野驴和大象例外。四千多年前，苏美尔人就把驴子作为役畜，但是后来又引进了更容易驾驭的马，驴便废弃不用了。虽然大象仍被当作役畜使用，但大象的良种繁殖难度很大，因而选育也就一直无法进行。

人与动物的另一种关系是把动物当作产品的源泉。这些动物不被宰杀，所以从这一点看不能把它们看成是猎物。我们只是从它们身上获取某些东西：从牛马和山羊身上挤奶；从绵羊和羊驼身上剪毛；让鸡鸭下蛋；叫蜜蜂酿蜜；要蚕吐丝。

除了作为狩猎的伙伴、害兽的捕杀者、役畜、产品的源泉等主要类型外，有些动物还以更奇特的方式与人建立起共生关系。鸽子被驯化成信使，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利用它那惊人的返家本领。人与鸽子的关系在战争期间变得更加密切。近代出现了一种反共生关系的现象，其形式是驯练猎鹰来截击信鸽。另外，经过长期选育，人们培养出暹罗斗鱼和斗鸡作为赌博手段。豚鼠和小白鼠被广泛用在医学上，作为实验室里的“活的试验台”。

这些主要的共生动物被迫与足智多谋的人类结成伙伴关系。它们得到的好处是不再被人类当做敌人，因而它们的数量猛增。就世界范围的数量来看，这些动物是十分兴旺发达的。然而这种发达也有限制。它们付出的代价是失去了进化的自由，它们丧失了遗传的独立性。它们虽然受到精心的饲养，但它们的繁殖却受到人类种种奇异念头的控制。

除了猎物和猎手的关系、共生伙伴关系之外，动物与人的第三种关系是竞争关系。凡是与人争夺食物、争夺生存空间或干扰我们有效生活的动物都会被无情的消灭掉。我们无需列举这些动物的名字。实际上，既不能食用，又不具备共生意义的动物都要受到攻击和消灭。这种作法至今仍在世界各地继续。与人类竞争的较小的动物只是偶尔受到伤害，但危险的竞争者却很难逃脱人的捕杀。过去，与我们亲源关系最为密切的灵长目动物正好是对我们威胁最大的竞争对手；今天，在灵长目大家族中，我们是唯一的幸存者，这决不是偶然的。大型食肉动物是另一类危险的竞争对手。凡是人口达到一定密度的地方，这些动物就被消灭殆尽。例如在欧洲，只有裸猿有人满之患。除此之外，几乎没剩下任何大型食肉动物了。

接下来一种关系是人与寄生性动物的关系。它们的未来就更为凄凉。我们可能会为失去一种迷人的食物竞争对手而伤心，但谁也不会为跳蚤的减少而掉泪。由于医学的进步，寄生虫对人的困扰日益减轻。随之而来的是，其他动物受到额外的威胁。一旦消灭了寄生虫我们的健康就会增强，人口就会以更加惊人的速度增长，消灭所有弱小竞争对手的需要就更为迫切。

第五种关系是人与食肉动物的关系。它们也在日趋消亡。人类从来也未真正成为任何动物的主要食物。就我们所知，在各个历史阶段，人类的数量从来也没有因为食肉动物的存在而急剧减少过。但是大型食肉动物，如狮、虎、豹和豺狼，巨大的鳄鱼、鲨鱼和食肉鸟不时要袭击和骚扰人类，如今它们的寿命已屈指可数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杀人最多的动物（寄生虫除外）并不食用人富有营养的尸体。人类的这一死敌就是毒蛇。我们下面就会看到，蛇是高级生命形态中最令人憎恨的一种动物。

这五类种间关系——猎物、共生、竞争、寄生和捕杀等关系在其他动物之间也同样存在。从根本上讲，这并非人类独一无二的特征。我们在这些关系上只是比其他动物走得更远，这五种关系的类别却是一样的。我在前面已经谈过，这些关系可以笼统地看成是从经济角度划分的关系。此外，我们对动物还有自己特有的态度：科学的、审美的和象征的态度。

科学的和审美的态度表现出人类强烈的探索欲望。我们生性好奇，喜欢穷根究底，这促使我们去探究一切自然现象。动物界自然成为我们注意的中心。对动物学家来说，所有的动物都是，或应该是同样有趣的。他们认为动物没有好坏之分，他们是为了动物本身而去研究动物的。审美的态度也是出自这种基本的探索欲望，只是使用的指称术语不同罢了。在对动物进行审美研究时，动物繁复多样的形态、色彩、模式和行为被看成是美的对象，而不是分析系统。

象征的态度则全然不同。它既不涉及经济价值，也不涉及探索欲望，而是把动物当作人格化了的概念。如果某种动物相貌凶残，它就会成为战争的象征。如果看起来笨拙可爱，它就可能成为儿童的象征。至于这种动物是否真是凶残或可爱，那是无关紧要的。由于这不是科学研究，所以人们并不去考究它的真实本性如何。这种可爱的动物可能长有尖牙利齿，生性凶残好斗；但只要这些特征不明显，而其可爱之处又十分突出，它就能被人完全接受，作为儿童理想的象征。就作为象征的动物而言，我们并不要求其象征意义恰如其分，只要求表面如此就行了。

对动物持象征的态度曾被称为“赋予人物性格的”（anthropoidomorphic）态度。后来这一难看的术语被好心地缩写为“使人格化”（anthromporphic）。尽管这个词仍有些佶屈聱牙，但它如今已被普遍使用。科学家在使用这个词时不免带有一点贬义，他们认为他们完全有理由鄙视这个词。要对动物界进行有意义的研究，就要不惜一切代价采取客观态度。采取客观的态度听起来很容易，做起来却十分困难。

除了有意将动物看作是偶像、意象和象征之外，随时都有一些微妙的潜在压力迫使我们把其他动物看作是我们自身的形象。即使是经验丰富、训练有素的科学家在对狗打招呼时也难免会说：“喂，老伙计！”尽管他非常清楚狗听不懂话，可他禁不住要这样做。为什么我们情不自禁地要将动物人格化？这一倾向为什么如此难以克服？我们为什么看到某些动物就会说“啊！”而看见另一些动物就会说  “呸！”？这可不是可有可无的小问题。我们现行的文化在这个种际关系中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我们喜欢某些动物，对它们充满了温情，而对另一些动物又极端厌恶。仅仅从经济价值和探索欲望来考虑人的爱憎是无法解释清楚的。显然，我们接受的物种信号在我们内心激发起某种无容置疑的基本反应。如果认为我们把动物仅仅当做动物来看待，那是自欺欺人。我们声称某一动物迷人可爱，有不可抗拒的魅力或阴森可怕。但是我们喜爱或憎恨动物的原因何在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搜集材料。我们的文化究竟喜爱哪些动物、憎恨哪些动物？这种好恶又如何随年龄和性别的不同而变化？要作出可靠的论述必须广泛地收集大量的证据。为了获得证据有人曾对8万名4—14岁的英国儿童作过调查。在一次动物园电视节目中曾向他们提出了两个简单的问题：“你最喜欢哪种动物？”“你最不喜欢哪种动物？”从大量的回答中进行抽样，我们对每个问题都随意选出1．2万份答案进行分析。

首先着种际之“爱”，看各种动物受到人类宠爱的程度。如何。其统计数字如下：97． 15％的儿童最喜爱的是某种哺乳类动物。喜爱鸟类的儿童仅占1．6％；喜爱爬行类的仅占1，0％；喜爱鱼类的占0．1％；喜爱无脊椎类动物的仅占0．1％；喜爱两栖类动物的仅占0．05％。很显然，哺乳类动物具有某种逗人喜爱的特征。

（也许应该指出，回答是书面形式而不是口头形式。要把儿童所写的名字与所指的动物对上号有时比较困难，年幼的儿童所作的回答尤其如此。我们比较容易弄清儿童书写的loins（狮子），hores（马），bores（熊），penny kings（鹈鹕），panders（熊猫），tapers（虎），leapolds（豹）指的是什么动物，但要弄清他们写的beffle twigs，the skippingwoorm，the otamus或coco-cola beast指的是些什么动物几乎不可能。因此有关这些可爱动物的答卷只得割爱。）

如果我们只看“最受宠爱的前10名动物”，其具体统计数字如下：1，黑猩猩（13．5％）；2，猴子（13％）；3．马（ 9％）； 4，獍（bushbaby）（8％）；5，熊猫（7.5％）；6，熊（7％）；7，象（6％）；8，狮（5％）；9，狗（4％）；10，长颈鹿（2．5％）。

显而易见，对这些动物的偏爱并不受经济和审美价值的左右。如果按经济价值排列，前10名动物将与此完全不同。这些动物受儿童宠爱也不是因为它们举止最优美、色彩最漂亮。相反，它们倒相当笨拙、臃肿，色彩也很单调。然而这些动物却有很鲜明的人格特征，而孩子们在作出选择时正是对这些特征作出了反应。这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上述动物一定都具有某些重要的刺激因素，这些因素使我们强烈地感到自身的某些特征，使我们对这些特征作出自发的反应，可我们完全意识不到逗人喜爱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前10名动物最主要的人格特征如下：

1．这些动物都长有毛发，而不是羽毛或鳞片；2，它们都有浑圆的外形轮廓（黑猩猩、猴、獍、熊猫、熊、大象）；3．它们的脸部扁平（黑猩猩、猴、獍、熊、熊猫、狮）；4．它们都有面部表情（黑猩猩、猴、马、狮、狗）；5．它们可以“操作”某些小物件（黑猩猩、猴、獍、熊猫、象）；6．它们的姿势，或身体在某些时间是直立的（黑猩猩、猴、獍、熊猫、熊、长颈鹿）。

在上述各方面得分越多的动物在前10名中就越是排在前面。非哺乳动物之所以不讨人喜爱正是由于它们在这些方面表现很差。儿童最喜欢的鸟类动物是企鹅（0．8％）和鹦鹉（0．2％）。企鹅在鸟类动物中名列榜首是因为它身体的姿势最接近直立。与其他鸟儿相比，鹦鹉在栖木上站立的姿势最直。此外它还有几点长处。它钩形的喙使面部看起来特别扁平。它进食的方式也很奇特，它不是低头取食，而是用爪子把食物送进口里。此外它还能模仿人话。遗憾的是尽管它很受欢迎，可是一旦走起路来它的身体就下垂，呈水平状。这样，与保持身体直立、摇摇摆摆行走的企鹅相比，鹦鹉自然要丢分不少，不能与企鹅相比了。

前10名动物中有几个特点值得注意。例如，为什么大型猫科动物中只有狮子入选？答案可能是，只有雄狮的头部附近才复盖着厚厚的鬃毛，结果使其面部显得扁平（从儿童作画时如何描绘狮子就能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有助于狮子赢得几分。

在前几章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面部表情是人类视觉交际的基本形式，而且非常重要。只有少数几种哺乳类动物——高级灵长目动物、马、狗和猫才形成了这种比较复杂的交际形式。入选的10名动物中前5名都是这些动物。这不是偶然的。面部表情的变化表现了情绪的变化，这使动物和人类之间有了极宝贵的联系纽带。尽管我们未必能准确把握动物的面部表情。

就操作能力而言，熊猫和大象是出类技萃的能手。熊猫有细长的腕骨，它可以握住赖以为生的细竹枝。这样的骨骼组织在动物王国中是绝无仅有的。这使脚掌扁平的熊猫在竖直坐立时可以把小东西拣起来送到嘴里。这种人格特征使熊猫报讨人喜欢。大象也能用长鼻子这一独一无二的组织结构来“操纵”小东西，把它送进嘴里。

直立是人的特征。凡是能保持身体直立的动物立刻就具有人格化的优势。前1O名中的灵长自动物、熊和熊猫都能经常保持坐立的姿势，有时还可以站起来，甚至用这种姿势粮踉跄跄地走上几步。这一切都能使它们赢得宝贵的几分。长颈鹿由于身体的比例关系非常奇特，从某种意义上看它始终都保持着直立的姿势。狗的人格化社会行为得分很高，但它身体的姿势却令人非常失望。它的身体完全是呈水平状的。人们不愿仅仅就为了这一点就认输，我们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很快就解决了这个难题——驯练狗坐立作乞求状。为了让这可怜的东西人格化我们甚至走得更远。由于我们自己没有尾巴，我们开始把狗的尾巴剪短；由于自己的面部扁平，我们通过选育使狗鼻子的骨骼组织退化。结果，现在许多狗的面部都异常扁平。我们想狗人格化的愿望非常苛刻，非得满足决不罢休，即使削弱狗牙齿的功能也在所不惜。然而我们必须记住，我们对待狗的态度纯粹是出自私利。我们并不把狗当作动物看待，仅仅是把它当作我们自身的反映，如果这面镜子过于走样，我们不是让镜子屈从我们自身的形象，就是将镜子抛弃。

我们一直是在讨论4-14岁的儿童对动物的喜爱。如果按年龄分组，儿童对动物的喜爱就会呈现出某些明显的倾向。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对某些动物的偏爱会逐渐减弱，而对另一些动物的偏爱则会逐渐增强。

有关这些倾向的一个意外发现是对动物的喜爱与动物的某一特征有关。这一特征是动物身体的大小。年幼的儿童喜欢个头较大的动物，而年龄较大的儿童则喜欢较小的动物。为了说明这一关系，让我们以前10名动物中最大的两种动物和最小的两种动物为例。喜欢大象的儿童占总人数的6％，但在4岁儿童中喜欢大象的人高达15％，而在14岁的儿童中却只占3％，其比例逐渐下降。喜欢长颈鹿的比例也同样从10％下降到1％。另一方面，喜欢獍的4岁儿童只有4．5％。然后这一百分比逐渐上升，14岁的儿童中有11．9％的人喜欢獍。喜欢狗的儿童从4岁的0．5％上升到14岁时的6．5％。在得分最高的前10名动物中，儿童对中等人小动物的喜爱就没有明显的变化。

我们可以拟定出两条原则来概括我们现在的发现。动物讨人喜欢的第一条原则是“动物的可爱程度与它具有的人格特征成正比。”第二条原则是“儿童的年龄与他最喜欢的动物的大小成反比。”

怎样才能解释第二条原则呢？我们应当记住，爱好是建立在符号等值的基础上的。所以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年幼的儿童把动物看成是父母亲的替代物，而年龄较大的儿童则把动物看成是自己孩子的替代物。动物不仅使我们想到人类自己，它还必须使我们想到特定类别的人。对于幼儿，父母亲是无比重要的保护者，这种形象支配着儿童的意识。父母亲高大而又友好，因此凡是高大而又友好的动物很容易和父母的形象等同起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儿童开始表现自我，开始与父母竞争。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在控制局势。但足要控制人象和长颈鹿这样的庞然大物却很困难。他们所喜爱的动物只得缩小到可能驾驭的程度。儿童以一种奇特的早熟形式变成了父母，动物则成了孩子的象征。实际上儿童的年龄太小，不能成为真正的父母，只能是象征性的父母。拥有动物因此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饲养爱畜也就发展成为“幼稚的家长行为”。原名叫galago（獍）的这种奇异动物，现在成了儿童的宠物，它获得了——个通俗的名字bushbaby（灌木丛中的宝宝），这决不是偶然的。（应该告诫父母，儿童饲养爱畜的冲动要在童年晚期才会出现。让过于年幼的儿童饲养爱畜是一种失误。他们会把动物当作破坏性探索的对象，或者当作有害的动物来对待。）

动物讨人喜欢的第二条规律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外，这就是儿童对马的喜爱。儿童对马的喜爱有两个不同寻常的方面。按儿童的年龄分析，喜爱马的人数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增多，接着又会随着年龄的进一步增长而减少。其高峰正好是青春发育期的开始。若是按性别分析，喜欢马的女孩比男孩多三倍。儿童对其他动物的喜爱均没有表现出这种性别差异。很清楚，儿童对马的喜爱自有其特殊的地方，需要单独考察。

在目前情况下，马有一个独特之处：它是供人乘骑的动物。这是最受欢迎的前10名动物中谁也没有的特点。儿童喜爱马的人数的高峰正好与青春发育期吻合，儿童对马的喜爱有非常明显的性别差异，如果再把马可供人乘骑的特点与上述两点联系起来考虑，就一定会得出结论：儿童对马的喜爱一定带有强烈的性因素。如果我们把骑马与性交的象征意义等同起来，人们可能会感到吃惊，马居然对女孩更有吸引力。然而马是一种强壮有力、肌肉发达的高大动物，更适于充当男性的角色。客观地看，骑马时双腿分开、紧贴马背、再加上一连串有节奏的动作。女孩对马的喜爱是因为马具有阳刚之美，骑马的姿势与动作具有性的象征意义。（这里必须强调指出，我们是把儿童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的。每11个儿童中就有1个儿童爱马胜过其他动物，而其中只有极少数人确实拥有过马驹或马。确实拥有马的儿童很快就会发现骑马还有更多的乐趣；因此如果他们喜欢马自然应该另当别论。）

有一点还需要解释：为什么青春发育期后喜欢马的少年会逐渐减少？随着性的发展，本来可以指望喜爱马的人逐渐增多，而不是减少。只要把儿童喜爱马的人数曲线与儿童的性表现曲线比较一下就可以找到答案。这两条曲线非常吻合，其原因似乎是。随着性意识的增强，随着少年性情感独特的隐私感的增强，对马的喜爱也就随着异性之间公开的“打闹嬉戏”活动的减少而减弱。意味深长的是，在这个时期猴子也不那么逗人喜欢了。许多猴子都有十分明显而又刺眼的性器官，包括一些肥大、粉红色的隆起。这些部位对较小的儿童毫无意义，因而其他明显的“人格”特征照样逗人喜欢，不会受到妨碍。但是对于年龄较大的儿童来说，刺眼的生殖器官就使人感到难堪，猴子讨人喜欢的程度也就受到影响。

这就是儿童“喜爱”动物的情况。成年人对动物的反应差异更大，而且更加微妙复杂，但基本的人格化因素对成年人同样适用。严肃的生物学家和动物学家对这一事实大伤脑筋。但是，只要认识到这种象征性反应并不代表动物的真实本质，这就不仅毫无妨碍，而且还是一条宝贵的，疏导情感的辅助途径。

在考虑问题的另一面——对动物的“憎恨”以前，有一种批评意见为次得到解答有人可能会争论说上面谈到的结果纯粹是文化所致，因而对于整个人类并无普遍意义。就动物确切的本质而言，这是正确的。显然，首先要知道熊猫的存在，然后才能对它作出反应。人对熊猫不存在先天的反应。但这不是问题的要害。对熊猫的选择可能是由文化决定的，但选择熊猫的原因却反映出更深刻的生物机制在起作用。如果将这一调查运用在其他文化中，逗人喜爱的动物种类可能有所不同，但人们仍然会按我们根本的、象征的需求来选择。动物讨人喜爱的第一和第二条规律仍然会起作用。

现在来看人对动物的“憎恨”。我们可以对统计数字进行类似的分析。前10名令人憎恨的动物如下：1，蛇（27％）；2，蜘蛛（9．5％）；3，鳄鱼（45％）；4，狮（4．5％）。5，鼠（4％）；6，臭鼬（3％）；7，大猩猩（3％）；8，犀牛（3％）；9，河马（2．5％）；10，虎（25％）。

这些动物有一个共同的重要特征：它们都十分危险。鳄鱼，狮和虎都属食肉类，是嗜杀成性的动物。大猩猩、犀牛和河马一旦被激怒也很可能伤害人。臭鼬老是进行疯狂的化学战，老鼠传播疾病，是对人类有害的动物。毒蛇和毒蜘蛛也很危险。

这些动物中的大多数都没有讨人喜爱的前10名动物所特有的人格特征。只有狮子和大猩猩例外。在讨人喜爱的前10名动物和令人憎恨的前1O名动物中，唯有狮子在两边都榜上有名。儿童对狮子爱恨交织的反应是因为狮子奇特地综合了迷人的人格特征和凶猛残暴的食肉本性。大猩猩有丰富的人格特征；可惜其面部表情使人感到它带有攻击性，令人望而生畏。这只不过是它骨骼结构造成的偶然印象而已，其实与它真实（相当温和）的本性无关。再加上它身强力壮，这使它立刻成了凶恶残暴的最好象征。

儿童对前10名令人憎恨的动物所作出的反应，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这就是普遍厌恶蛇和蜘蛛。仅仅是因为它们都有毒，这是难以解释清楚的，一定还有其他因素在起作用。分析它们令人厌恶的原因时发现，蛇令人憎恨是因为它“滑腻而又肮脏”；而蜘蛛令人厌恶则是因为它“多毛而又爬行”。这肯定意味着它们具有某种强烈的象征意义，或者是我们人类生来就具有躲避这类动物的强烈反应。

长期以来蛇一直被视为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既然是有毒的生殖器；它就表示令人厌恶的性欲。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蛇不受欢迎的原因。但仅此一点是不够的。如果我们考察4—14岁儿童对蛇的憎恨就会发现，蛇不受欢迎的高峰很早，在青春发育期以前就达到高峰期。甚至在儿童4岁时憎恨蛇的比例就很高——大约是3O％。其后，人数比例逐渐上升，6岁时达到顶峰。从此开始，比例才逐渐下降。到了14岁，其比例远远低于20％。尽管在各个年龄阶段女孩的反应较男孩略为强烈，但男女反应之间的区别并不显著。青春发育期似乎也不对少男少女的反应产生影响。

这一证据表明，仅仅把蛇当作强烈的性的象征是难以令人接受的。看来还有一个更大的可能性，人类对蛇形的东西有一种天生的反感。这不仅能解释为什么儿童在十分幼小时对蛇就非常厌恶，而且还能解释，在对动物的反应中为什么唯独对蛇特别憎恨。这与我们所了解的人类的近亲，黑猩猩、大猩猩和猩猩的反应相吻合。这些动物不仅同样惧怕蛇，而且从小就表现出这种恐惧。在很小的猿身上固然看不到这种现象，然而一旦它们长到几岁，开始离开母亲安全的怀抱作短暂的出游时，这种恐惧感便已形成。显然，对蛇的反感对它们自身的生存有着极重要的意义，人类祖先的生存也从中受益匪浅。尽管如此，仍然有人认为对蛇的恐惧不是天生的，而是一种文化现象，是个人后天学习的结果。据说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饲养的小黑猩猩第一次看到蛇时，它不会作出害怕的反应。但这些实验说服力不强。其中一些实验使用的黑猩猩年龄太小。如果几年后再做试验可能就会看到害怕的反应。另一方面，隔离会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使幼小的动物智力发展受到阻碍。这类试验的根据是从根本上误解了先天反应的性质。无论外界环境如何，如果处于封闭的环境中，动物先天的反应也是无法成熟起来的。应该将这类反应看成是先天的易感性。要形成对蛇的反应，幼小的黑猩猩或儿童必须在早期与各种可怕的物体打交道，逐渐学会对这些事物作出否定的反应。相比之下，儿童对蛇的反应表现出更多的先天因素。儿童对蛇的恐惧大大超过对其他动物的恐惧，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就是先天因素。正常的小黑猩猩看到蛇所产生的恐惧和人类对蛇的憎恨是很难从其他方面来作解释的。

儿童对蜘蛛的反应又有不同，有十分明显的性别差异。从4岁到14岁期间，男孩憎恨蜘蛛的比例逐渐增加，但增长缓慢。到青春发育期为止，女孩中憎恨蜘蛛的比例与男孩相当，此后才急剧增多。到了14岁，女孩憎恨蜘蛛的比例已两倍于男孩。这里面似乎有十分重要的象征因素。从人的进化来看，毒蜘蛛对两种性别应同样危险。男女两方都可能对蜘蛛有先天的反应，也可能没有先天的反应。但先天的反应却不能解释为什么在青春发育期憎恨蜘蛛的女孩要急剧增多。唯一的线索是女孩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到蜘蛛是肮脏的、毛茸茸的家伙。在青春发育期，男女青年体毛开始萌生。对于青少年来说体毛是主要的一种雄性特征。固而与男孩相比，少女对身体长毛更容易感到烦躁不安（无意识的）。与苍蝇一类的小动物相比，蜘蛛细长的腿更象毛发，更加刺眼。结果蜘蛛成了体毛最理想的象征。

这些就是人类看到或想到动物时感受到的爱憎感情。这些爱憎情感与我们经济的、科学的和审美的兴趣交织在一起，使我们与动物之间特别复杂的种际关系更加复杂；而且，这种关系还要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而变化。概括起来可以说有“七种年龄”的种际关系。第一阶段是婴儿阶段（infantile phase）。此时我们完全依赖双亲，非常喜欢大动物，把它们视作父母的象征。第二阶段是小小父母阶段（infantile－parental phase）。此时我们开始与父母竞争，喜欢小动物并把它们作为孩子的替代物。这是喂养爱畜的年龄。第三阶段是客观的前成年阶段（objectivepre－adult phase）。这时科学和审美的兴趣开始支配象征的兴趣，是捕捉昆虫、使用显微镜、收集蝴蝶、喂养水生动物的时期。第四阶段是青年成年阶段（yonug adult phase）。此刻最主要的动物是我们人类的异性成员。除非纯从商业经济价值上着眼，其他一切动物都不会引起我们的重视。第五阶段是成年父母阶段（adult Parental phase）。这时象征性的动物又进入我们的生活，但它们只是我们子女的爱畜。第六阶段是后父母阶段（post-parental phase）。这时如果我们失去了自己的孩子，我们就会再一次把动物当作孩子的替代物。（对于无子女的成年人，用动物代替子女的阶段自然会来得早些。）最后是第七阶段，即老年阶段（Senile phase）。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对保护和保存动物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兴趣主要集中在那些濒于灭绝的动物身上。只要这些动物的数量很少而且是在日益减少就要予以关注，至于其他人认为它们可爱与否，有用还是无用都毫无关系。譬如说吧，虽然儿童都很憎恨日益减少的犀牛和大猩猩，但它们却是老年人关注的中心。它们必须得到“拯救”。符号等值原则显然在起作用：作为个体的人，老年人行将就木，因而他们就把稀有动物作为自己行将就木的象征。老年人要拯救这些动物、使它们不致灭绝的情感反映出他们延年益寿的愿望。

近年来，保护动物的兴趣在某程度上已波及到较年轻的年龄组。很显然这是无比强大的核武器发展的结果。核武器有着巨大的破坏潜能，可以在顷刻之间灭绝人类。这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种威胁。因此，我们现在每个人感情上都需要保护作为珍奇象征的动物。

我们不应把这种观点视为保护野生动物的唯一理由。我们希望帮助那些困难重重的动物，这在科学和审美上也是完全有道理的。如果我们想要继续享有无比丰富、气象万千的动物界并把野生动物作为科学研究和美学研究的对象，我们就必须帮助这些动物渡过难关。如果任其灭亡，我们的环境就会变得非常单调，这将是十分不幸的。人类有着强烈的探索欲望，我们不能失去如此宝贵的动物资源。

在谈到保护野生动物的问题时，有时也提到了经济因素。有人指出，理智地保护和有节制地捕杀一些野生动物有助于世界有些地方营养不良（蛋白质缺乏）的人民。从短期的观点来看，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如果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事情就不那么乐观了。我们的人口如果继续以目前这种惊人的速度增长，最终的选择要么是牺牲自己，要么是捕杀动物。无论动物在象征、科学、美学意义上对我们如何宝贵，经济形势的变化将对它们十分不利。无情的事实是：一旦人口达到一定的密度，世界上便不再有其他动物的立足之地了。遗憾的是，有人认为动物是我们食物的主要来源，这种说法是经不起推敲的。直接食用植物比将植物转化为动物再吃效率更高。随着居住空间的需求的进一步增长，我们最终会采取更为极端的步骤，被迫合成食品。除非我们能大规模地向其他星球移民，减轻人口对地球的负担，武者采取某种方式更严厉地控制人口；否则，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将不得不从地球上清除所有的其他生物。

如果这种观点你觉得有点危言耸听，请看下列数字。17世纪来世界上裸猿的总数只有5亿，现已增加到30亿。每隔24小时人口就会增加15万。（从事星际间迁徙的权威专家一定会对这个数字感到气馁。）在260年的时间内，如果保持现在的增长速度——这是不大可能的，地球表面将会云集着4000裸猿。整个地球表面的人口密度就会达到每平方英里1．1万人。换言之，我们在大城市看到的人口密度就会遍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这对各种野生动物将带来什么后果是不言而喻的。这对我们人类自身的影响也同样是令人沮丧的。

我们无需老是谈论这样的梦魇，这种可能性要变为现实还为时尚早。我在全书中一直强调，尽管技术在飞跃发展，人类仍然是相当简单的生物现象。尽管人类有着崇高的思想、矜持骄傲，我们仍然只是微不足道的动物，受着动物行为一切规律的支配。远在我们的人口达到上面预见的密度以前，我们早就会因为违反许许多多支配我们生物本性的规则而瓦解、崩溃，不再是地球上主宰一切的动物了。我们容易沾沾自喜，认为这一切决不可能发生，认为我们与众不同，可以不受生物规律的制约。其实不然。许许多多不可一世的动物种类现已灭绝，我们人类也不可能例外。我们迟早要日薄西山、让位给其他动物。如果要让这一天来得晚些而不是早些，我们必须长期而又严肃地把自己看作一种生物种类，以此意识到自己的局限性。这就是我写本书的原因；这就是我不用更常用的“人”字而故意称咱们为裸猿来嘲弄自己的原因。这样做有助于我们把握分寸，保持头脑清醒，以便去思考我们表面生活之下的实际活动。我的热心可能使我说过了头。我本来可以唱赞歌，可以描述人类许许多多的辉煌成就。但是我没有这样做，所以我所描绘的图画难免有些片面。我们人类是不同凡响的杰出动物，我无意去否认这一点或贬低我们自己。但这一切人们已经谈得够多了。我认为现在应该把硬币翻过来，是看看它的反面究竟如何的时候了。遗憾的是，由于和其他动物相比，我们所向披靡，踌躇满志，所以一想到自己卑微的起源和出身就不免觉得有些恼怒。因此我不指望因为我所写的一切而受到感激。我们是象暴发户一样爬到今天的显赫地位的，我们就象新贵们一样对自己的背景出身非常敏感，我们随时都可能暴露出自己的神经质。

有一些人非常乐观。他们认为，我们既然已形成了高级的智能并有强烈的创造发明欲望，我们能任意摆布局势，让它为我们服务。他们认为，我们的可塑性强，为了适应人类迅速上升的物种地位提出新的要求，我们能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届时我们能解决人满之患，消除紧张，克服丧失了个人隐私和独立行事带来的矛盾；我们能重建我们的行为模式，象大蚂蚁一样地生活；我们能克制自己的攻击行为和领地情感，克制我们的性冲动和父母性情；如果我们不得不变成象人工孵化的小鸡那样的个体，我们也一定能适应这种生活模式的。他们认为，我们的能力足以压倒一切生物冲动。我认为这纯属无稽之谈。人类原始的动物本性决不允许这样做。诚然，我们具有可塑性。诚然，我们的行为机遇性很强．但是我们机遇主义采取的形式却有极严格的限制。我在本书中强调了人类的生物特征，以此试图说明这些限制的性质。如果人类能清醒地认识并适应这些局限性，我们幸存的可能性就要大些。这不是要天真地“回归自然”。这只是说，我们应使自己理智的机遇主义的发展与基本的行为要求相吻合。我们必须提高素质，而不仅仅是增加数量。这样我们才能在技术上突飞猛进而又不会否认自身在进化中的传统。否则，受到压抑的生物冲动会积蓄起来，最后导致大坝的坍塌，我们精心设计的整个生存状态就会在一场洪水中付诸东流。 

谢选骏指出：人说——所有的高级动物都意识到，在自己的生存环境中，至少还存在着一些其他种类的动物。它们以下列五种方式之一来看待其他动物：猎物、共生者、竞争者、寄生者或天敌。就我们人类而言，看待动物的这五种方式大概可以统称为“经济的”观点。除此以外，还可以从科学的、审美的和象征的角度来看待动物。我们对其他动物的兴趣非常广泛，这就使人类与动物界的种际关系十分独特。

我看——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上述五种方式的翻版……猎物、共生者、竞争者、寄生者或天敌。其中比较极端的要数猎物和天敌，而共生者、竞争者、寄生者则构成了普通的人际关系。

（另起一页）

【第五本】

【我们为什么生病——达尔文医学的新科学】

【[美]R.M.尼斯，G.C.威廉斯】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疾病的奥秘

第二章 通过自然选择产生的进化

第三章 传染病的体征和症状

第四章 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

第五章 创伤

第六章 新的、老的、无所不在的毒素

第七章 基因和疾病：缺陷、脱轨以及妥协

第八章 衰老是青年期精力旺盛的代价

第九章 进化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

第十章 文明病

第十一章 变态反应

第十二章 癌症

第十三章 性和生殖

第十四章 精神病是不是疾病？

第十五章 医学的展望

译后记——达尔文医学：后现代医学的反思

注释

【前言】

1985年在一次会议上我们首次相遇时谈到一些共同都感兴趣的问题。后来，参加这次会议的一些学者组建了人类行为和进化学会。

本书作者之一尼斯是密执安大学医学院精神病科的医生，一直为精神病学缺乏理论基础而感到苦恼，他对进化论思想在动物行为学研究中取得的突出进展十分感兴趣，从而与密执安大学的“进化和人类行为研究规划”取得联系。与这个课题有关的许多学科的同事得知他长期关注衰老的进化原因，就向他推荐了生物学家乔治·威廉斯1957年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对衰老提出进化史观的解释，对他很有启发。使他想到焦虑或者精神分裂症可能也有类似的解释。随后的几年中。他与进化生物学家，尤其是与威廉斯以及医学院的住院医师和教授们的讨论中，发现对疾病用进化论的学说及观点去观察、理解是顺理成章的，而且是有实际应用价值的。

另一位作者威廉斯的主要工作是海洋生态学研究和进化的理论研究。他把进化论思想应用于医学研究的兴趣，是读了保尔·爱华德（Paul Ewald）1980年发表在《理论生物学杂志》上的文章“进化生物学与传染病症状和体征的治疗”之后。爱华德在文章中提出，进化论思想不仅仅对感染过程中的问题，而且对许多医学问题都有意义。威廉斯在进化遗传学方面的造诣，包括遗传病许多明确的原理的知识，以及他早年对衰老过程的进化论研究奠定了将进化论学说与老年医学结合起来的基础。

我们一致认为进化生物学对医学进步的促进是很重要的，有必要把这种思维方法、思想传播给更多的人。我们发表了我们的想法和某些明显的实例，抛砖引玉，用来推动大家共同探讨和阐明其它许多方面的问题。1991年3月，我们又在《生物学季刊》发表了一篇题为“达尔文医学的曙光”的文章之后，得到医学界、进化论学者以及出版界同道们广泛的赞赏。我们觉得把这篇文章扩充，写成一本书可引起更多读者的关注。

一切生物的功能设计都用查理士·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来解释，是本书中贯彻始终的思想。探讨的中心是自然选择所挑选的适应性变化这一概念：我们与病原格斗的适应性变化，病原对抗我们这些变化的适应性变化，我们为了这些变化必须付出的代价而出现的不适应性，我们的机体设计和我们现在的生活环境之间的不适应性，等等。

我们在写作中，不断发现达尔文学说确实有助于医学的进步。我们逐渐了解，达尔文医学是一个全新的领域，不只是一些零星的观念，它正在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显示许多令人惊叹不已的进展。然而，必须强调指出，达尔文医学还处于婴儿期，在医学上、还不能认为是权威的结论，指导临床实践就更要慎重。现在还只是把进化论思想在医学中做一些尝试性的运用，还不能直接指导人们怎样保护自己的健康，治疗疾病。但这并不是说，达尔文医学只不过是理论上的东西。远远不是！我们预期疾病病因历史根源的阐明，将大大促进人类健康的改善。只是还要经过我们大家的努力，需要花费资金和时间。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启发人们对疾病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去追究它们的历史根源，向医生提出问题，与他们讨论，不过不要无视他们的意见和忠告。

作出上述申明之后，我们还要重申，这本书不是否定现代的医学研究成果或者医疗实践．只是认为将关于适应性变化的问题和历史根源与当前直接的物理和化学的病因一同加以考察，将会更加富有成果。我们的主张，不是去取代现代的医疗实践，而是在一个已经是比较完整的科学体系上补充一些被忽视了的新东西。

我们反对把达尔文医学用作现代迷信去反对某些正统观念。我们的目的也不是提出政策建议，虽然我们相信我们的某些思想对那些制订保健政策和环境政策的人会有重要意义。

为了使这本书的信息更加丰富，更加便于理解，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我们在保证所举例证科学性的同时，力图深入浅出。我们知道已经有不少医生被问到这类问题，他们只能抱歉地回答说：他们知道的还不是很有把握的假说，不能满足认真的提问者的要求。我们试图尽可能改变这种状况，并且希望书中提到的例子能使科学家们肯定他们的进化论假说是合理的推论，正在接受科学考察，这是一些更加明确也比较容易成功的途径。书中没有提出正式的怎样去考察进化论假说的系统方法，但是有不少这种考察的例子。

我们希望读者理解，这本还十分不成熟的书只能对为数不多的与医学问题有关的进化论思想提出一些还不很肯定的概述。医学已经是一个过分庞大的领域，任何人都只能掌握其中的一小部分。甚至像内科这种大专业也正在迅速地分解为更加专门化的专业科目，比如心脏内科、呼吸内科，分支之中又有更加专门的分支。我们十分清醒，在这本书里讨论这样一个范围如此广阔的课题，一定是十分肤浅而且不免流于简单化。我们希望不致于引起严重的误导，同时希望专家们能够谅解我们的一些不太严重的不准确性。对达尔文医学作一全面的鸟瞰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的，我们所冒的风险也许是值得的。读者将在对身体的功能以及某些不正常情况的进化论解释中享受到一种愉悦。

人说——达尔文得了什么病：达尔文从30岁开始备受疾病的折磨，全身都出现症状，经常胃疼、恶心、呕吐、心悸、皮肤发炎、口腔溃疡、失眠、头痛，每天通常只能工作两三个小时。用他儿子的话说，他“从来没有过上一天普通人的健康生活”。这个疾病折磨了他40年，在晚年时才有所好转。

有20个医生给达尔文看过病，包括也是名医的父亲以及当时英国最著名的医生，都没有诊断出病因，也没有提供有效的治疗办法。这个伟人究竟得的是什么奇怪的病，成了医学史上的一大悬案，后人众说纷纭。一些英国著名医学家都想在这位已故多年的最为著名的英国人身上一试身手。专门研究达尔文病因的学术论文、专著我读过的就不下10篇（部），实际数量当然远多于此。因为当时的医生没有能发现达尔文的身体有器质性疾病，所以人们马上想到的是心理疾病。达尔文在信中曾经提到，他的许多朋友怀疑他得的是疑病症——其实没病。在达尔文死后，随着弗洛伊德学说的流行，有心理医生就尝试着给达尔文做精神分析，认为达尔文的病是因为“俄狄浦斯情结”导致的焦虑神经症引起的，在潜意识里压抑了对专横的父亲的不满。在弗洛伊德学说失势之后，心理学家又找到别的解释，例如达尔文之所以得病是因为担心进化论会引起太大的社会争议，精神压力过大。有一个学者专门针对达尔文的心理疾病写了一本书，还有一部达尔文的传记是在这个框架里展开的。

在这些心理学家眼中，一个如此伟大的人物心理素质竟然如此脆弱，这让一些敬仰达尔文的人感到是一种污辱。他们力图为达尔文的病找到生理原因，各种假说被提了出来。一个说法是药物慢性中毒。当时的西药和现在的中药一样很多也含有砷、汞等重金属，达尔文吃过这类药，其症状也与砷中毒有类似之处。不过，砷中毒一旦发作，如果没有进行排毒，病情就会越来越重，而达尔文的病情却时好时坏，从这一点看，又不像是砷中毒。

另一种更流行的说法是达尔文乘贝格尔号环球航行时在南美感染上寄生虫锥体虫引起的。达尔文曾经记载他在南美被一种虫子咬过，而这种虫子现在已知是锥体虫的宿主。达尔文也记载他在贝格尔号船上曾经多日发烧，似乎表明是寄生虫感染。他的发病进程、出现的一些症状也与慢性锥体虫病类似。不过，从记载看，达尔文在开始贝格尔之航时，就已出现过一些症状，说明他的病未必都与锥体虫有关，即使他真的感染锥体虫。

我看——达尔文其实是“魔鬼缠身”甚至“魔鬼附体”了。

【致中国读者】

非常高兴地得知由我们撰写的《我们为什么生病》（译注：这是美国版书名，英国版书名为《进化与治愈》）一书现在有了中文版。这将使本书的读者人数大为增加，我们确信书中的信息对整个人类都是重要的。本书依据进化生物学的观点来理解人类疾病的起因，除了对医学大有裨益之外，可以预见这个中文版还将具有其它的重要意义。我们特别希望本书能有助于更多的人了解科学观念的重大突破之一——进化生物学。关于生物体是如何被自然选择定型的知识丰富了全人类的知识财富，它所体现的力量和方法现在已被许多文化和学术领域所重视。令人极为高兴的是，现在能有机会与中国人民共同分享进化生物学的奥妙和有益之处。我们完全相信，中国的文化和科学为界上其它的民族提供了许多宝贵的财富，也希望我们的书有助于东西方文化问的双向交流，也许书中阐述的相关观点早就渊源于中国文化的一部分。

本书作者之一，R．尼斯博士对中国和中国人民一直具有一种深厚的感情，因为他的父亲是在中国的河南省信阳地区出生和长大的。

自然选择的中心思想虽然简单，但是常常被人误解。无论什么时候生物体的遗传性变异导致了不同的生存率和生殖率时，子代数目更多的个体所带有的基因在每一代所呈现的次数会变得更为频繁。于是，许多代之后，生物体以各种方式逐渐变化，以便更好地适应它们所处的环境。对生物体而言，这不仅仅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而且是有充分证据的必然结果。假定生物体具有可遗传性变异的潜能，那么通过自然选择的进化就肯定会发生。超出我们用生物形态和功能所能作出的有力解释之外，还存在一个更为奇妙的复杂世界。达尔文医学的贡献之一是，表明了自然选择怎么能够成为极其有效的适应性基础，而同时使我们容易遭受病痛。人的这种脆弱性不是来自机体的任何规划或代谢失衡，而是来自自然选择过程的基本的限制。我们不能改变这一切，但是我们能够理解它，由此找到种种方法来保护我们自己，使人类生活更加美好。

达尔文医学在北美和欧洲已不再是一种新的思想。在美国、英国、瑞士和意大利，科学家和医学专业人士就达尔文医学已举行了多次国际会议。这本书已经或将要以五种欧洲文字，以及日文和韩国文出版。它已经在医学杂志、科学期刊和许多报纸、杂志上获得了广泛的好评。许多教师发现这本书对介绍进化生物学的中心思想很有益处，特别对那些不久将进入医学院的学生。我们预料，再经过十年之后进化生物学将成为所有医学的绝对的必不可少的基础。我们赞赏有助于这个进展的中国同道们所作的贡献。

我们深深感谢中文版译者易凡先生和禹宽平先生，他们认真负责地完成了把我们的文本译成他们的语言的必需工作，我们深深感谢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为本书中文版的出版和发行所做的努力，我们也深深感谢约翰·布洛克曼先生（译注：英文版代理商）和他的同事为中文版出版而完成的复杂的国际安排所作的贡献。

R．尼斯 G．威廉斯

谢选骏指出：知道“我们为什么生病”也没有用了，因为我们已经陷入了第六次生物大灭绝！——达尔文医学的新科学其实只是一道酷刑催命符，让人类所面对的死亡和灭绝，来得更加痛苦和漫长罢了。

【第一章 疾病的奥秘】

在我们这个设计得十分精巧的身体上。为什么还留下了这么多的弱点使得我们要遭受疾病的痛苦？自然选择的进化过程既然能够塑造出像眼球、心脏、大脑这样精致灵巧的器官，又为什么没有安排好预防近视、心肌梗塞和老年痴呆这类疾病的措施？既然我们的免疫系统能够识别和攻击好几百万种异种蛋白，为什么人们还要得肺炎呢？既然在DNA的双螺旋型结构上对一个成年人的亿万个细胞的设计编码都十分可靠地登录在卷，那么我们又为什么不能重新长出一个手指来更换受伤或残废了的那一只呢？既然我们能够活到100岁，又为什么不能活到200岁？科学使我们对于人为什么会患某种疾病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但是对于为什么人会有疾病这个问题，却仍然难以作出解答。尽管我们知道，高脂肪引起心脏病，晒太阳可引起皮肤癌，但是为什么我们仍然喜爱脂肪食物和晒太阳呢？为什么我们的身体不能疏通堵塞了的血管和修复被阳光伤害了的皮肤？日光灼伤为什么会造成伤害？为什么几乎任何事情都可能引起伤害？为什么在经过了漫长的千百万年之后，我们仍然要受到链球菌的感染？

摆在我们面前的医学奥秘，许多难以解答的谜一样的问题，归结起来就是我们这样一个精致的人体器官中，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瑕疵和弱点？设计上的折衷和妥协方案造成了发生恼人的疾病的可能性。从进化史的角度去考察，这些奥秘就能变成一系列可以解答的问题。为什么达尔文学说的核心理论——自然选择没有在历史的长河中把使我们对疾病易感的基因逐一清除？为什么没有选出能使我们完全抵抗损伤，促进修复从而消灭衰老的基因？

“自然选择不是万能的”这一简单的搪塞，总的说来并不正确。那么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读者在阅读本书之后将逐渐理解。我们的身体，其实是一个精心安排的折衷方案，一个矛盾的统一体。

我们身体中最简单的构造也足以说明，设计方案之高明已经远远超过了人类文明已经达到的水平。以四肢的长骨为例，它那空心管状结构在使重量降到最小，最节约材料的前提之下，具有。最大的强度和弹性。它比同等重量的实心钢杆的强度更高。有专门用途的骨骼又十分巧妙地设计成便于实现其功能的形状；在容易受伤的两端加厚，在受到肌肉杠杆作用力的地方长出表面突起予以加固。安排一些小沟为娇嫩的神经和血管留下通道。有需要加强时，它会增加自己的厚度。一但被折断，将沉积更多的骨痂。就是它那空心的内腔也被安排作为新生的血细胞的摇篮。

生理学更加令人惊叹不已。试想一台人工肾，像冰箱那么大，却只能完成天然肾脏的一小部分功能。再看现在质量最好的人工心脏瓣膜，也只能使用不多的几年时间，而且每打开、关闭一次都会挤碎一些红细胞，然而天然的心脏瓣膜却能在一生中柔和地启闭大约二十五亿次之多。或者再看看我们的大脑，能把生活中经历的许多细节编码记忆，在几十年之后可以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检索出来。人类文明还没有发明运算速度这么快，记忆存储量这么大的计算机。

身体还有惊人的精密灵巧的调节系统。以和谐的激素调节为例，它要配合生命活动的每一个侧面，从食欲到生育，受到一层又一层反馈回路的控制，比任何现代化的化工厂都要复杂。再看那感觉运动系统错综复杂的线路板：影像落在视网膜上，每个视网膜细胞经视神经向大脑的解码成像中心送出信号，成像、辨色、判断它的运动速度，访问记忆中枢，识别了这个影像是一条蛇。然后立即联络恐惧中枢和决策中枢，决定开始一个动作。运动中枢立即指令应当收缩的肌肉收缩，把手赶快挪开——这全部活动是在不到一秒的时间里完成的。

骨骼的解剖、激素的生理学、神经系统的网络——我们的身体里有上千个美仑美奂的、令人惊喜、令人感叹的完美的设计方案。然而，也有不少地方相反地、似乎是不可饶恕地粗率。举个例子：把食物送进胃里去的食管和把空气送进肺里去的气管会在咽喉交叉。这种低劣的设计，无疑是埋伏了交通事故的一个重大隐患，我们每次吞咽都必须把气管关闭以免被呛。再看近视的问题：万一你是人群中25％那不幸的带有近视基因的人之一，你就几乎肯定会变成近视眼，只能在老虎已经十分靠近，你快要变成它的佳肴时才能看见它。为什么这种基因没有在进化过程中淘汰掉？再看动脉粥样硬化：一个庞大的血管网络系统，精确地不多不少地把所需要的血液分送到全身各个部分，然而却会发生胆固醇沉积在动脉壁上这样的问题，结果使血流不畅，引起心肌梗塞和中风。这就好像是马自达和奔驰公司的设计师在汽车油路设计上使用了一段吸苏打水的塑料管！

我们身体的设计还有不少不恰当、不合适的地方。每个这种不相称的设计都成为医学上需要探索和研究的奥秘。我们为什么有变态反应（又称过敏反应）？免疫系统当然是有用的，但是为什么对花粉免疫就有害？还有，为什么我们的免疫系统，我们身体里的公安部门会“违法行政”，攻击我们自身的组织引起诸如风湿热、关节炎、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糖尿病、红斑狼疮以及多发性硬化这些自身免疫病？还有妊娠时的反应，恶心和呕吐，真不好理解！当一位将要做妈妈的女士正是需要营养供应子宫里正在发育成长的胎儿的时候，却因为恶心而吃不下东西，甚至还要因为呕吐而把已经吃下去的东西吐出来！对于人人都会发生的衰老这种最公平的不幸，也是我们难以理解的一个问题。

甚至我们的行为和情绪也似乎是由一个好搞恶作剧的上帝设计的。为什么我们偏爱那些对我们的身体有害的食物：油脂、奶油和糖，却都不大喜欢蔬菜和粗粮？为什么明明知道自己已经太胖，在打算控制自己的食欲时，意志却显得那么不坚强？为什么男女之间的性反应那么不容易配合，为什么没有设计成双方一道达到性高潮，同时获得最大满足的模式？为什么我们之中有那么多人总是忧心仲仲，一生中都像马克·吐温所说的那样“为从未发生过的灾难痛苦”？为什么我们的快乐总是那么短暂，那么一瞬即逝？在刚刚达到一个长期为之奋斗的目标之后所产生的不是成功的满足，而是又一个还没有达到的目的的新欲望？对我们这个身体的设计，看来是既有超越一般水平的精确性，又有难以置信的疏忽。好像是宇宙间上帝麾下的那些最高明的设计师在礼拜天把事情交给了一个马虎草率的专门会把饭烧糊的徒弟。

疾病的两类原因：

近因和进化史原因

为了解释这些矛盾，我们必须找出每种疾病的进化方面的原因。现在已经十分清楚，疾病的进化方面的原因与人们平常所说、所想的不一样。以心肌梗塞为例，吃多了脂肪食物又兼有易患动脉粥样硬化的基因是心绞痛或梗塞的主要病因。这些是生物学家所说的“近因”。我们在这里更加关心的是“进化史的原因”，追溯到远古时代，我们为什么被设计成现在这个样子。研究心绞痛和心肌梗塞，进化学家要了解为什么自然选择没有剔除掉促使人们喜好脂肪食物的基因和胆固醇沉积的基因。近因所阐明的问题，是机体现在怎样在运转，为什么有的人得病而另外一些人不得病。进化史原因要阐明就整体而言，为什么人类对某一些疾病易感，对另一些又不易感。我们要知道为什么人体的某些部分那么容易衰竭，为什么我们会患某些病而不患另外那些病。

当近因和进化史原因对疾病的解释更加仔细、更加明确地区别开来之后，生物学中的许多问题将更加具有意义。近因描述一种生物性状、品质、特性——它的解剖、生理和生物化学，以及它从受精卵中的一小片DNA上面的遗传信息发育成人的规律。进化论的解释所要阐明的是为什么这一小片DNA特地专门规定了这种生物性状，而我们又为何独有编码这一种结构的DNA而不是另外的一种。近因和进化史原因的解释是不能互相替代的——对于理解每一种生物性状，两者都是必要的。关于外耳廓的近因的研究，包括它怎样使声音聚焦，它由哪些组织构成，它的神经和血管，以及它怎样从胚胎型发育成成人型这样一些知识和信息。尽管我们已经对这些问题有了彻底的、充分的了解，我们还需要从进化史方面了解这样的一种构造对于人类有哪些好处，才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被选择留下来；是怎样从这远古时代的什么形式逐渐经过自然选择而演变成今天这个样子的。再看味蕾，近因解释是它的构造和化学，怎样检测到咸、甜、酸、苦味，怎样把这些信息转变为经过神经原传送给大脑脉冲的，而进化史的解释则要说明，味蕾为什么只检测咸、甜、酸、苦，而不检测其它的化学特性，检测这四种化学特性对于具备这种能力的动物在生存竞争中有些什么帮助。

近因所解答的是“什么？”和“怎样？”——是关于构造和机制的问题；进化史方面解答的是“为什么？”——是关于起源与功能的问题。大部分医学研究是寻找近因，解释机体的某些部分怎样工作，或者某种疾病怎样打乱了这一正常功能。生物科学的另外一半，则试图解释为什么以及怎样会是现在这样，在医学中是不够重视的，或者没有重视的。当然，这并非完全不关心另外的一半。生理学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弄明白每一个器官正常做些什么，整个生物化学领域是为了了解代谢机制是如何工作的，为了什么而工作的。但是在临床医学中，对进化、对自然选择在疾病病因中的地位、作用、意义的探索，最多也不过是三心二意的。因为疾病总是被认为是一种不必要的、反常的现象，去研究它的“进化”史，便似乎迹近荒谬了。然而，从进化史的角度去研究疾病，并非研究疾病有什么好处，而是去了解生物设计定型过程所造成的对疾病的易感性的历史根源。机体设计定型方面显而易见的缺陷，同自然界的一切事物一样，只能通过近期原因和历史原因两方面的研究才能充分予以理解。

进化论的解释是不是纯推理性的且只有纯思辨的意义？不完全这样。例如，妊娠呕吐，如果确实是西雅图的研究员马季·普罗费（Margie Profet）所推断的那样，这种发生在妊娠早期的恶心、呕吐，以及厌食，是为了防止发育中的胎儿免受毒素的伤害发生畸形而选择进化出来的，那么症状便应当在胎儿组织分化时开始，应当在胎儿变得不那么容易受伤害时减轻，而且应当首先拒绝那些含有最可能干扰胎儿发育的有毒物质的食物。而我们所能看到的，有不少事实与这些推测相符合。

从进化论角度提出的假说，因而将有可能预测近因机制可能发生的问题。例如，如果我们的进化论假说认为感染时所出现的缺铁不是感染的直接原因（不是贫血所致抵抗力减弱），而是机体防御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便可以预测补铁将可能使感染恶化——确实如此。试图判断疾病的进化史根源，远不是一种思辨游戏。它确实是一种有意义的，但是没有被我们充分利用的，对于疾病的了解、预防和治疗都是非常有用的工具。

病因学的另一方面——历史根源

研究各种疾病的专家会自问为什么会有这种疾病，而且他们常常会萌发一些很有价值的想法。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把进化史原因和近因混淆在一起，或者不知道怎样去验证、论证他们的想法、假说，或者是因为提出的看法不合正统观念而勉为其难。这种困境也许能在构建了一个达尔文医学的正式框架之后得以缓解。为此，我们提出对疾病的进化史解释的六个范畴，这六个范畴都要—一详细阐述，现在提纲式地阐明这一领域中主要的逻辑思维，对准备深入讨论的课题，提出一个初步的概念。

1．防御（防卫）

防御或者防卫并非对疾病原因的解释，但是防御反应常常与疾病的其它症状混淆，所以在此首先讨论。浅色皮肤的青年人患严重的肺炎时可能面色青灰、呼吸窘迫，同时有剧烈的咳嗽。肺炎的这两个症状反映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范畴里的两个事物，其一是一种缺陷的表现，另外一种是防御。皮肤青紫是因为血红素缺氧时颜色加深，肺炎的这种表现类似于轿车轴承响声异常，不是事先设计的发现问题的反应，而是没有任何益处的、没有办法时无可奈何的表现。另一方面，咳嗽，则是为了从呼吸道排除异物而专门设计的一种复杂的机制，是一种防御机制。咳嗽时，牵涉到隔肌、胸肌、声带腔互相配合的运动，把粘液和异物从气管向上推出到达咽喉的后部，或者吐出去，或者吞入胃中，让那里的酸杀死大部分细菌。咳嗽不是对机体的某种缺陷无可奈何的一种反应，它是由自然选择留下的，一种互相配合的防御活动。当特定的感受器发觉了特定的危险的线索时就会予以激活。它好像轿车仪表盘上的信号灯，当油箱里存油将用完时会自动闪烁一样，它本身不是问题，而是对问题提出的一种警告，以及初步的解决。

对防御和缺陷的区别，不是只有纯理论的学术意义。对于某些病人，这种区别十分关键。纠正缺陷几乎都是好事。如果你将轴承的异常响声消除，或者使肺炎病人的面色转为红润，几乎总是有益的。剪断指示灯的电路，多半会在途中油尽抛锚。过度地镇咳，有可能死于肺炎。

2．感染

假定有些细菌和病毒是把我们当作它们的食物，我们可以设想它们是敌人、但是，它们不是简单地骚扰我们的害虫，它们是老练的、富有经验的对手。我们在进化过程中演变出对付它们攻击的防御手段。它们也在进化过程中演变出克服我们防御的手段，甚至利用我们防御的办法来反防御。这种永无休止的、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可以对我们为什么不能消灭所有的感染和自身免疫病作出解释。在随后的两章中，将对这些课题进行详细的论述。

3．新环境

我们的身体是在非洲平原上由过狩猎-采集生活的小部落里祖先经过几百万年的自然选择设计定型的。自然选择没有充分的时间，役有来得及去改变这一定型的设计来配合脂肪饮食、汽车、药物、人工采光和中央空调等等前所未有的新环境。由于这些设计定型与环境变化之间的不匹配、不相适应，引起了许多。也许是大多数可以避免的现代文明病。当前流行的心脏病（冠心病）和乳腺癌，是两个典型的悲剧例证。

4．基因

人类的某些基因虽然可以引起疾病，却仍然被保留下来。它们的作用是可变的。当我们生活在更加接近自然的环境之中时，这些基因是无害的。例如，大多数与心脏病有关的基因。在我们过度放纵自己摄取大量脂肪之前，是无害的。引起近视的基因，也是只在儿童幼年时要读书，要做近距离工作的文化氛围中才起作用。那些引起衰老的基因，在平均寿命较短的时代是很难有机会被自然选择淘汰的。

还有一些引起疾病的基因之所以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是因为它们的携带者从中会得到某些好处。例如，引起镰状细胞病的基因，可以防止疟疾。除了这一众所周知的例子之外，后面的章节中还要讨论其它几种，包括性拮抗基因，以母亲付出代价而有利于父亲或者相反。

我们的基因编码经常被突变所扰乱。突变所引起的DNA变化只有极少数是有益的，大多数都会产生引起疾病的后果，这种带有伤痕的基因被自然选择不断地清除，只能在极低的限度之内。因此，有缺陷而没有补偿性益处的基因不能成为常见的致病原因。

最后，述有一些非法的“越轨”基因，使它们自己在个体付出较大代价的条件下得以传到下一代。这说明，自然选择是对基因有利，而不是对个体或者物种有利。因为个体之间的选择也是一种强大的进化力量，所以非法的“越轨基因”也不是常见的疾病原因。

[译注： defect gene 缺陷基因

“guirk” gene 脱轨基因，（“变幻”基因）

“outlaw”gene 越轨基因，（“非法”基因）

为了适应中文文字的宇义和语法、以上三种基因的译名，译者予以适当修饰]

5．设计上的折衷方案

正如同某些基因给予一定的总体利益，虽然必须为之付出一定代价仍然得到保留。每一种结构改变也是代价不菲，却又有总体利益而在自然选择中被保留下来。站起来走路，使人类可以方便地携带食物和婴儿，却是造成背痛的前提因素。身体设计定型上存在的种种缺陷，并非都是失误、它们不过是折衷方案的产物。为了更好地理解疾病的原因，我们必须通过设计上显而易见的缺陷看到背后隐藏着的益处所在。

6．进化过程中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

进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不能革命，没有跃进，只能有小的改变，而每一个小的改变都必须具有立杆见影的益处。重大的改变是很难完成的，即令是分子生物学家的基因工程也难以做到。普通货车从侧面被撞时起火，是因为它的油箱安装在框架外面。但是要把油箱装到框架之内的话，必需进行重大的设计更改，这种更改又会产生新的问题，需要新的折衷方案。这说明即令是工程师也受到历史遗留问题的限制。与此相类似，我们的食物要在气管前面跨过它才能达到食管走向进入胃的途径，以致我们有被呛的危险。把鼻孔安装到颈部的某个地方似乎更加有道理，但是将永远难以改变这种历史遗留问题。理由将在第九章中解释。

题外的话

在详细讨论上述疾病的进化史方面的原因之前，我们必须首先指出某些潜在的危险的误解。第一，我们与优生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无关。我们在这里强调不论人类的基因库（gene Pool）是在优化抑或在恶化，我们不主张，也没有提倡改良人种的活动。我们对于人种之间的一些遗传差异并不重视，我们重视的是人类共同的遗传物质（译注：斯宾塞等人说的“生存竞争”，“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等对自然选择一词的通俗解释曾经而且仍然在引起一些错误的认识。它们曾经被希特勒之流加以曲解利用。这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由来）

从进化论的角度去考察疾病，不会改变镌刻在撒拉纳克湖畔（Saranac Lake）倍受尊敬的E．L．Trudeau医师的铭言：“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一自古传下来的医学的崇高目的。医学的目的，一直是帮助病人，而不是去帮助人类。就作者的信念而言，应当永远如此。在这一点上的混乱观念，曾经为某些罪行辩护。在本世纪之初，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识形态曾经不顾对人们的危害，有意放纵资本巨头的战争狂热，为限制贫困者得到医疗帮助辩护。这些观点与“优生学”密切联系，他们主张为了改进人种（或种族！）应对某些人绝育。这种意识形态早已臭名昭著。他们利用一些达尔文主义的名词，加以曲解引用，完全改变了生物学上的原意。我们从不主张医学应当帮助自然选择。我们更不认为生物学可以指导道德决策。我们决不是说疾病是一件好事，尽管我们举出许多例子说明病理是与某些未被理解的益处相关联的。达尔文主义与医学结合之后，对于人类应当怎样生活，医师应当如何执业，不能做出任何道德伦理上的说教或指导。达尔文主义的立场、观点在医学上有助于我们去了解疾病是怎样起源于进化过程中的，而这些知识对于医学的崇高目标将有深远的意义。

谢选骏指出：人说“疾病的奥秘”，我看疾病容易发现，疾病的奥秘却很难知，因为圣经说——

1、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

And Jesus went about all Galilee, teaching in their synagogues, and preaching the gospel of the kingdom, and healing all manner of sickness and all manner of disease among the people.

2、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因为这百姓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And in them is fulfilled the prophecy of Esaias, which saith, By hearing ye shall hear, and shall not understand; and seeing ye shall see, and shall not perceive:

For this people's heart is waxed gross, and their ears are dull of hearing, and their eyes they have closed; lest at any time they should see with their eyes and hear with their ears, and should understand with their heart, and should be converted, and I should heal them.

3、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

And he said unto them, Unto you it is given to know the mystery of the kingdom of God: but unto them that are without, all these things are done in parables:

That seeing they may see, and not perceive; and hearing they may hear, and not understand; lest at any time they should be converted, and their sins should be forgiven them.

【第二章 通过自然选择产生的进化】

既然身体的每个部分同每种工具一样，是有某种目的的，即为了某种活动而存在的；这就十清楚，整个身体是为了某种复杂的活动而存在的。——亚里斯多德

第一章中所提出的那些疾病的奥秘的解答，可以从自然选择所完成的工作中去找到答案。这个过程本来是十分简单的：凡是影响到物种之中的个体生存和繁殖的遗传差异都要受到自然的选择。如果一个基因编码所产生的特征使下一代后裔的生存率降低，这个基因便将逐渐被淘汰而消失。例如，某种遗传突变增加了感染造成的危害，或者使个体对危险不知闪避，或者对性不感兴趣（没有性欲），这一突变决不会在这个物种之中普及。另一方面，如果突变的基因个体对感染具有一定程度的抗性，对危险迅速闪避，并能成功地选择有生育能力的配偶，则多半会在基因库中传播、扩散，即令要付出某些不菲的代价也将如此。

在英国空气污染的下风区生活的蛾群中带有黑色翅基因的蛾种传播是一个经典的例子。浅色的蛾在被煤烟熏黑的树丛中变得十分显眼而容易被鸟捕食。这时，有一种数量很少的突变蛾种，具有与树丛近似的颜色因而避开了捕食的鸟嘴。当树丛颜色继续变深时，黑色翅突变基因迅速传播开来，并大大地取代了浅色翅基因的蛾群成为优势蛾群。这就是故事的全部。自然选择没有任何计划、目的，也没有什么方向——只不过是基因频率在种群中的增减取决与携带这种基因的个体繁殖成功率的大小差异而已。

自然选择简单明了的特点曾经被一些错误概念所混淆。例如19世纪斯宾塞的名言：“适者生存”被广泛地认为是对自然选择过程的高度概括。然而，实际上这种提法引起若干错误的理解。首先，生存本身并不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自然选择造就了鲑鱼和一年生植物这样的生物，它们只繁殖一次就死去。生存增加适合度（fitness），也只在它增加生存以后的繁殖时才得以体现。带有能够增加生命期中繁殖力的基因将被自然选择挑选、保留，即令它会使寿命缩短。相反，降低生命期中繁殖率的基因，肯定地将被自然选择所淘汰，即令它能使个体的生存期延长。

还有许多混淆来源于对“最适应的”（ftttest）的多种不同的理解。最适应的个体，从生物学的角度看，不一定是最健康的，最强壮的，或者跑得最快的。在今天的世界上，以及过去很多取得突出运动成绩的个人不一定是儿孙最多的人，这种衡量应该大致与适合度相关。对于懂得“自然选择”规律的人说来，不会奇怪为什么做父母的人十分关心子女的生育。

孤立地看一个基因，或者一个个体，是不存在所谓“适应（合）”（fit）与否的概念的。只有放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中的某个实际存在物种之中去比较、考察，“适者”的概念才有具体的意义。即令是处于相同变化的环境之中，每个不同的基因都可能各有长处和短处。设想有一种基因使兔子更加胆怯，因而有助于它们遁开狐狸。现在，假设田野中有一半兔子有这种基因。因为它们花更多的时间用于东躲西藏，吃得较少，就平均而言，这些胆怯的兔子可能没有它们那些胆大的同伴长得壮实。结果，在等待春天的雪地里，它们中三分之二因饥饿而死去，而那些胆大的长得比较壮实的兔子有三分之一因饥饿而死去。那么自然选择对胆怯的兔子是不利的，若干个严酷的冬天有可能把它们全部消灭掉。反过来，狐狸数量增多以及暖和的冬天，则不利于那些胆大的兔子。这一切都因“当时”的环境变化而定。。

自然选择只有利于“基因”，而不是种群(group）

很多人看过一部描写大自然的影片。那里面一群饥饿的北极鼠勇敢地跳进冰河自杀。画外音解说，当食物匾乏时，一部分北极鼠就勇敢地自我牺牲，以便剩下的同伴有足够的食物能够活下去。大约一二十年前，这种“种群选择”的解释一度得到生物学家的承认，但现在他们已经抛弃了这种见解。为什么？

让我们设想两只这样的北极鼠，其中一只有高尚的品质，在看到同伴们面临饥饿时，很快就跳进最靠近它的冰河里去。另一只是自私卑劣的家伙，它躲在一旁等待那些高尚的北极鼠一个一个地死光后，吃它所能得到的一切食物，尽可能多地交配、生育。从而有尽可能多的后代。那些带有牺牲个体使群体获益的高尚基因的北极鼠的命运会是怎样的呢？不论它们是如何地高尚，对种群是如何地有益，它们还是只能被消灭掉，不能留下后代。这样说起来，我们又如何明白地解释那些北极鼠自杀的行为呢？在冬季末尾当食物变得稀少时，北极鼠便迁徙，大群大群地匆匆奔走，它们在遇到早春融化的冰河时并不停顿。然而，淹死并不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为了得到影片效果，制片人用了引诱的方法把北极鼠赶入冰水中，人类总是在理论和实践发生矛盾的时候不惜伪造事实来为自己辩护，这不过是悲剧的例子之一。虽然确实有某些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在种群水平上的自然选择力量要超过通常都是偏向于对个体选择的力量，但是并不多见。

《自私的基因》的作者，英国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强调，个体可以看成是基因制造出来复制基因的工具，被基因利用之后可以抛弃。这种观点震撼了那种认为进化是在走向一个更加和谐、稳定、健康的世界的许多人的善良的愿望。我们当然希望能设想生活是自然的、愉快的、健康的，但是自然选择却一点也不关心我们是否愉快，它只在为了我们基因的利益时才去促进健康。从纯进化论的角度看问题，如果焦虑、心力衰竭、近视、痛风和癌等等倾向在某些方面与增加成功的繁殖有关，这些基因就会被选择保留，我们也就在这些“成功”之后必须承受这些痛苦的代价。

亲属选择（Kin selection）

在上一节中，我们被告知“适者”之所以在自然选择中增多，其关键是繁殖的成功。在北极鼠的讨论中已经提到，采取行动帮助同类而牺牲自我利益者并不受到自然选择——进化的青睐。这也还只是事情的一个侧面。最终，在未来后代中遗传基因表达的数量是以增加了多少带有相同的基因的个体数量来计算的，而亲属之中有许多基因是与你的基因相同的。

孩子的基因有一半与母亲相同，另一半与父亲相同。孙子的基因有四分之一与祖父母相同。同胞兄妹之间，平均各有一半相同的基因，侄表兄妹之间有八分之一一致。这意味着，从你的基因的立场来看，你的兄妹和儿女的生存、生育的重要性，等于你自己的生存、生育的二分之一。根据这一推理，选择是有利把帮助给予亲属的物种的。如果其它诸如年龄、健康等条件都相同的话，个体帮助别人所耗费的代价低于亲属受益的数目乘以以血缘亲密的程度。有一个古老的故事，英国的生物学家霍尔丹（J．B.S．Haldane）被问及是否愿意为兄弟牺牲自己的生命时，他回答：“不是为一个兄弟牺牲，但我可以为两个亲兄弟或者八个叔表兄弟牺牲。这个原则以及它在解释群体中合作的重要意义而被正式承认了，这体现在1964年英国生物学家哈密顿（WilliamHamilton）的重要论文，他后来因此获得1993年克拉弗奖（Craford Prize，因为这个领域没有诺贝尔奖）。另一位伟大的英国生物学家约翰·M·史密斯（John Maynard Smith）为亲属选择这一现象施命名礼。

“好孩子最后才分到”的规则在进化过程中的一个明显例外是利益的互惠交换不一定只发生在亲属之间。假如艾萨是一个鞋匠，而弗莱兹是一个可以提供优质皮革的熟练的猎手。资源的互相交换将使他们都得到好处。把好处给我对你也是有利的，反之亦然。自从1971年罗伯特·泰卫斯（Robort Trivers）关于互惠学说的著作发表以来，生物学家经常把自然界的合作现象解释成为互惠的交换或者亲属选择。

关于社会生活的生物学，在先驱者威尔逊（E．O．Wilson）、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的带领下已经诞生，他们分别有《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和《达尔文主义和人类活动》（Darwinism and Human Affairs）等专著发表。早先的争论和误解，已经被新的学科领域里日益增长的成果所扬弃。

自然选择是怎样进行的？

认为进化是向着某个方向按照某种计划进行的，这是一种流行很广的错误观念。其实，只有机会（chance）在起作用，进化既无目的又无方向，机会使得未来进化的前途无法预测。生物个体的随机变异对它们的达尔文适应能力产生微小的差异，某些个体比其它个体有更多的后裔，增加他们的适应性的那些特征也就会在后代中更加多见。从前某个时候，至少是有那么一次，在热带非洲的人群中发生了一次突变，使血红蛋白分子产生了某种变化而对疟疾具有抵抗性。这一重大的优势使得这个新的基因传播开来，随之而来的后果是不幸的镰状细胞贫血。我们将要在后面关于基因的章节中再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机会可以在自然选择的各个阶段产生影响：首先是在产生一个基因突变的时候；其次是携带这种突变基因的个体能不能活到足以显示该突变基因的作用的时候；第三是机会也可以影响这一个体是否有成功的生殖；第四是这个基因，即令在第一代中表现为适应性的，也可能由于某种偶然事件在第二代的时候被淘汰；最后，无疑，还有许多不可预测的环境变化将在每个物种的历史过程中产生不同的影响。哈佛的生物学家史迪芬·J·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说过，如果有可能把生物发生的历史重演一次，结局肯定是不一样的，不仅可能没有人类出现，甚至可能根本没有类似哺乳动物的生物。

我们经常强调自然选择在生物进化过程中进行优选，造就生物的优美性状。但是认为自然选择是有目的的，和它能造就完美无缺的生物品质的这种不准确但相当普遍的观念则需要慎重地有分析地对待。进化所达到的“真善美”，取决于你的看法。如果你的看法是：“自然选择走的是一条使物种更加幸福的道路。”那是错误的。上面所列举的事实说明，不大可能。如果你的想法是：“自然选择会对每一种有价值的适应都加以选择和创造。”答案仍然是否定的。例如，南美洲有一种猴子可以用尾巴抓住树枝。这种本领肯定对于非洲的猴子也一样大有用处。仅仅是因为没有这种机遇，没有这种运气，它们没有产生这种技巧。在某个远古时代，南美洲出现的某些环境组合开始使某些猴子使用它们的尾巴，最后导致培养成能用尾巴抓住树枝的能力。这一发展过程却不曾在非洲发生。某种特性有用、有益本身，并不一定保证它们会逐渐在进化中形成。

然而，确实存在这样一种趋势：自然选择毕竟是向着接进真善美的方向发展的，而且是在量的基础上逐步优化的。如果某个特性是为某一功能服务，经过无数的小的改进，经过许多世代的选择，就趋向于使它们从量的方面接近于理想的功能，逐渐优化。例如，鸟的翅膀可以长些，长些会有很好的提升力；也可以短些，短些便于控制自如。测量大风暴中被伤害致死的和生存的鸟的翅长便会发现，被伤害致死的是那些翅膀特别长和特别短的鸟，能生存下来的鸟的翅长大都偏离中值不远，这就是接近最佳值的翅长。

在人类生理学中可以找到上百个体质性状特征被塑造成接近最佳值的例证：骨的大小和形状、血压的高低、血糖水平、脉率、青春发育年龄、胃的酸度等等，这些例子还可以举出许多。观察值可以不十分精确，然而还是十分接近的。当我们怀疑是否自然选择为什么没有起作用的时候，多半是因为我们忽视了某些方面。例如：胃酸使溃疡加重，而服用了抗酸药的人仍然可以消化他们的食物。所以，是不是胃酸太多了呢？可能不是太多了，胃酸对消化和杀菌都是重要的，包括杀灭引起结核的细菌。为了判断身体的不完善之处是为什么，你必须首先理解其完善和折衷调和的基础是什么。

如同工程师的设计，进化过程中也经常需要采用折衷方案。车设计师可以加厚油箱的设计以减少起火的危险，但是这样一来却增加了成本又减少了行驶里程和速度，这就必需有折衷。于是，油箱在某些碰撞中确实是破裂了，而且这一折衷方案以每年要失去若干生命为代价。当自然选择不可能同时在方方面面都达到尽善尽美的时候，它的折衷方案并非随意的，而是精确地被选择定在净获益的最大值上。

有这么一个未必可信的故事说，亨利·福特在巡视一个放满了驾驶杆的仓库时问道：“是否有绝对不发生故障的部件？”他被告知，有的。这种驾驶杆决不会失灵。“那么，”他转向他的总工程师“重新设计。如果永不发生故障，那么我们花在上面的成本一定太高”。自然选择同样地避免“过度”设计（过度加大安全系数）。如果某件东西运行相当不错，那么它的某些不重要的不足之处就不会成为选择的因素，自然选择也就没有改进它的机会。因此，当身体的每个器官都具备一定的储备能力，足以应付偶然可能遇到的极端环境时，这些器官也就都有可能在超过储备能力的负荷之后受到伤害。身体里没有任何地方、任何器官是永远不出毛病的。

对某种资源的供应若中等程度地增加，常常会带来很大益处，但是大量增加却不会使益处相应增加。比如做火锅，放两个洋葱可能比放一个好，但是放十个进去就不仅浪费而且也没有什么好处；即令有一点，也很少。这种成本效益分析是经济活动中的常规操作，也同样适用生物学和医学。例如对肺炎用某种抗生素，剂量太小可能产生不了明显的益处，中等剂量时费用虽有增加但能得到大得多的效益，过大的剂量则徒然使费用更加昂贵却不能增加多少疗效，甚至还会产生一定的危险。

涉及每一种工程或者医疗决策时，总会有代价（成本）和效益的两个矛盾方面，每一个在进化中保留下来的有益的遗传变化，也都不可避免地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自然选择不是没有力量的、也不是变幻莫测的。它只选择总的说来对适应能力有好处的基因，即令这个基因也使得个体在某些疾病中更易受到伤害。比方说，难道可以认为焦虑也是一种功能上有必要的生物品质吗？想一想前面提到的关于狐狸特别多的那一年里没有焦虑的兔子的命运。即令某些后来引起衰老的基因也不都是不适应的，它们可能对年轻时的生活有益，当选择最强壮的个体时，这种对生存和繁殖的益处，对于后来的衰老和不可避免的死亡这种代价说来，当然更加重要。为了更好地理解疾病，我们一定要理解每一个表面看来是错误的定型设计背后的利益所在。

进化假说的检验

本章的开头引用了亚里斯多德的话是有着严肃的科学含义的。可以认为他是功能分析之普遍规律的启蒙学者。这一法则在生物学的众多领域中已有十分丰富的成果，而且我们预期在医学领域中也将会有丰硕的成果。当然，亚里斯多德的视角，他的历史条件与现代生物学家大不一样。他对生物学中的物理和化学原理几乎一无所知。他不懂甚至不曾想过一切都要经过实验的必要性。他也不曾听说过自然选择的原理，而且也不知道生物完全是按照要在繁殖中取得最大成功而设计定型的。不论是对于人类的手、大脑或者免疫系统而言，亚里斯多德的权威性问题：“它是做什么的？”现在已经有了非常专门的科学含义：“这种特征在繁殖成功中有什么贡献”？他确认生物体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一定有某种复杂的目的，这是正确的。不过，一直到最近的几十年里，人们才有可能把这个问题弄清楚，这个复杂的目的就是繁殖。

有不少人认为探讨各种生物品质、体质的功能只能是目的论的或纯理论的（speculative），而不是科学的问题。这种观念是不正确的。作者将在本书中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它。有关生物品质特征所适应的功能的问题，都是可以经得起科学检验的。这些问题的提出和解答，使得诸如眼睛、耳朵，以及咳嗽反射等等生物体质特征的适应性意义得以阐明和理解。因为它们是在历史的长河中逐渐选择的结果，逐渐地改进，以增加它们服务于专门功能的能力。

然而，当我们提出这类“为什么”的问题和寻求解答时，我们还要审慎地、不可轻率地相信那些随意的、牵强附会的、捏造的故事。为什么我们的鼻梁凸起？因为要用来支起眼睛架。为什么婴儿会啼哭？那一定是他在做肺部运动。为什么我们都在接近100岁时一定死去？它是为了给下一代人腾出生活的空间。几乎每个问题都可以成为这类猜想的目标。它们不是科学。不是问题本身，而是这些牵强附会的答案。没有经过充分的科学检验，审慎的思考，因而违反了科学方法应当遵循的原则。

这几个荒谬的例子说明，许多轻率的解释可以容易地得到检验，证明它们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远在有眼镜之前多年就有了凸起的鼻梁，所以鼻梁不可能是演变出来为了支起眼镜架之用的。成年期肺的健康并不取决于婴儿时的啼哭，所以啼哭不是为了肺的发育。因为自然选择不对群体许诺这种利益，因此衰老不是为了后代的生存空间而演化出来的，何况有关衰老的种种细节也否定了这种猜测。

另外一切功能假说则可以很容易地得到多方面的科学证据的支持，而不存在推翻它们的理由。任何熟悉心脏结构和工作的人都可以看到它是用来泵血的。也可以看到咳嗽是用来从呼吸道排出异物。寒战使体温升高。你不一定要是进化论科学家就能指出牙齿是用来咀嚼的。

有意义的假说，是那些重要的及合理的，但不是很明显很容易地可以看出是对还是错的假说。这些功能假说可以导致新的发现，包括许多有医学价值的创造性思维。

适应主义的工作程序

建立在调查方法基础上的人类功能属性的研究，已在最近被命名为“适应主义的工作程序”（adaptationist Program）。从某些人类生物学已知方面所提示的功能意义，可以逻辑地预测另外一些别的、未知的方面。经过适当的探索研究，能够证实这些特征确实存在，它们便可能具有医学上的意义。如果不存在，我们便抛弃这一假说重新回到起点从头来过。

现在列出由审视各种生物特性在适应能力中所起作用的三个重要发现作为例子。这三个问题不涉及医学问题，它们只涉及河狸与鸟类。在以后的章节中将有许多别的有关医学的例证。在一定的程度上，这几个问题说明，直觉对于适应性的理解，即使是职业生物学家，也不经常是准确适当的。常常必须经过严格的科学研究，甚至要用到数学计算才能得出符合逻辑的答案，才能在具体的生物学的研究中得到验证。

河狸从附近取食并从靠近它的巢穴的地方收集一些小树的树干。它们用牙齿在树干靠近地面的部位咬断，如果不在水中，则拖进水中，然后拖进巢穴中。河狸怎样决定它要咬哪一支树干呢？它们用的是那种最合算的办法，这是密执安的生物学家格·贝诺夫斯基（Gary Belovsky）的假说。这就是说，河狸尽可能按经济原理决策：咬断和运输的难度，以及离家的距离。贝氏的计算证明，河狸的效率在距离增加之后更加具有分辨力。太小的树，因为没有使用价值而不要，太大的又因为咬断和运输的代价太高，尤其是从树丛中运到水池中浮起的难度而被放弃。贝氏预测，河狸采集的树径会因距离加大而缩小，同时，只采集符合理想直径范围以内的树干，而并非是随便什么样的树干。测量并统计河狸在池塘边所啮倒的树桩，证实了这一预测。下一次你再看到河狸池的时候，就不仅能欣赏河狸工程之神奇，也能赞赏它们安排工程优选原则的智力。

现在再来看丛林中鸣鸟产蛋多少和与它的配偶孵化抚育幼鸟的问题。鸣鸟在这个季节里繁殖是否成功，完全取决于这几个蛋。那么，她以产几个蛋为好呢？记住她不是以种族的繁衍为目的，只是为了使自己一生的繁殖最大化而选择最佳条件。产蛋太少是愚蠢的，但是产蛋太多也可能要降低一生的总繁殖率，因为食物可能不够而一些小鸟会养不活，或者它和配偶在育雏过程中体力消耗太大，从而危及自身活到下——个繁殖季节。这些因素适用于丛林中的每一只鸟。虽然不同的鸟类的产蛋数是不相同的，如果有一种鸟的平均产蛋数是4个，其中也会有些是5个，有些是3个的，我们是否能认定它们都是要4个，却因为不会计数而产生了错误呢？或者可以认定产蛋数不是通过自然选择来优化调整的？

在考虑到这些鸟也许应得到更多的信任（credit）后，适应主义赞同这样一个解释：是否有一个一般的规律，产3个蛋的一对最适合产3个，产4个蛋的一对最适合产4个，等等？做一个简单的实验便得出了答案。丛林中有30个鸟巢里各有4只蛋。随机选10个巢不动它，另外从10巢中每巢取出一只蛋放到另外10巢中去，这样便有3只、4只以及5只蛋的各10个巢。然后测定这3组鸟巢孵育幼鸟的平均成功率加以比较。看增加或减少了一只蛋的成功率比它们自己选择的产蛋数的差别。

如果所有的有关因素都被考虑过，这一研究的结果就可以证明50年前牛津鸟类学家戴维·赖克（David Lack）的结论：“鸟类调整其产蛋数以期获得个体繁殖的最大成功率。”为了做到这点，需要比较准确地评估自己的健康状况、能力和经验。为4只雏鸟哺食的难度和风险显然比喂养3只雏鸟的大。在更加拥挤的巢中，也就是有5只雏鸟的巢中，长大的幼鸟离巢时可能体重偏低，自己活到下一个冬天的可能性也要降低。每年的环境变化也难以预测。年景比正常情况差的时候，幼雏过多的鸟巢将特别危险。可以肯定，这些知识对于博物学家而言，在观察一对野生禽类哺育其幼雏时要增加许多兴趣。这些鸟正确地做这些事，不仅仅是一般地、本能地或者在平均值上的正确，甚至每一对鸟都会做对它自身说来是正确的事情。

在讨论这个一个鸟巢中产几个蛋的例子中我们只关心蛋的数目，忽略了鸟类有雄性和雌性两种后代的事实。所观察的鸟是不是有理想的雌雄比例呢？在性别比例的自然选择中有一个压倒一切的原则就是，使适应最大化：“选择短缺的那种性别”。单身酒吧的常客知道，稀少的性别有最大的配偶机会。在自然界，雌性稀少时，产出雄性后代的个体是自然选择淘汰的对象。因为这时许多雄性不会再有后代。如果雄性稀少，产出雌性后代的个体就不会有产出雄性子代的个体那么多的孙代。这种自然选择力量决定了为什么会有大致相等的雄性和雌性个体。这一简单、明了、有力的进化论解释。是进化遗传学家费歇尔（R．A．Fisher）在1930年提出的。如果你认为相等的性别是因为有相等的机会从父亲那里得到X或者Y染色体，你也是对的。不过，这是近因解释。这种近因解释不能解释某些特殊生物物种，例如蚂蚁和蜜蜂的巨大的性别差异，它们的情况太复杂，需要更加复杂的分析手段，不能在这里详细描述。

自然选择是否在群体中产生数量绝对相等的雄性和雌性？不是这样，可以想像，还有许多别的因素。例如，两性成熟的年龄差异，两性死亡率的差异，雌性和雄性亲代在生存和繁殖中所付出的代价的差异等等。认真分析之后，会支持这样的结论：“具有性别决定方式和生殖方式与人类相同的物种，如果父母哺育子女时付出的代价也相等，性别是稳定在相等的比例上的。”人口统计和生物统计结果都与这一预测十分一致。

我们希望，在随后的章节中，读者会信服，自然选择的现代理论对于医学的重大发现和对于了解河狸的筑巢方式、鸟孵化后代的数目变化及哺乳动物的性别比例，都是同等重要的。假设、推理、论证，总是要从现有的生物医学知识和一个有关适应性进化（演化）的问题开始：人体的这一特征，是否是某个适应机制的一个方面？如果是的，其它方面还有什么可能的机制？怎样去检验这些未知其真伪的推理？如果人类生物学特性存在某些似乎是不符合我们的理想的地方，自然选择是怎样将它选出来的？为什么它们没有被淘汰？这种不符合我们愿望的品质，是否具有另一种有用的功能代价？它是否是一种石器时代的适应，但现在因为与现代环境不相匹配而引起疾病？自然选择对病原体和寄生虫的选择，改进它们的适应性引起了什么后果？这些不过是进化生物学常规研究的几个例子。找到它们的答案将对人类产生巨大的利益，成为医学研究的重大成果。

现在要提出一个要求，要求冷静地对待这种热情。关于功能，可以有不止一种正确的答案。例如，舌头对咀嚼和语言，眉毛对表情交流和防止汗液流进眼睛都是重要的。其次，进化史，一个物种，或一种疾病的进化史，同其它各种历史一样，都是不能做实验的。现在可以判断，我们的祖先会使用火大概已有多久，发现了火的用途之后产生了哪些后果，引起了哪些进化。探索历史，只能并且也一定要根据历史留下来的记录去考察。古代人类祖先遗址留下来的炭末和烧焦的兽骨是考古学家宝贵的原始资料。同样，从蛋白质和DNA的化学结构中也可以解读出与现代截然不同的物种之间的亲缘关系。我们无法回到古代去观察进化史中各种生物性状的自然选择过程，但是我们可以根据化石、生物和人类的遗迹、解剖构造、行为倾向，以及蛋白质和DNA的结构等等去推论、去重构史前时期的事件。即令一时无法说明某个生物性状的进化史，我们仍然可以相信，它是由自然选择塑造的，可以与其它物种的这一性状的功能比较，取得旁证。

所以，关于一种生物特性的进化史起源，自然选择过程中所挑选的适应性功能的假说，同这一性状的近因假说一样，都是有科学方法验证的。检验进化论假说有着特殊的困难，这应当使研究更加富有挑战性，更加重要，而不能成为放弃的理由。作者并不能在本书中验证进化论假说，在试图把猜测和事实加以区别的时候，为一些例子引用证据的时候，也并没有多少已经被肯定论证了的假说。有些例子是以一些研究为依据的，这些研究都在各方面收集了许多资料。即使如此，仍然资料贫乏，作出结论尚为时过早。

作者的目的不是去证明某个具体的假说，只是向读者说明，医学问题的进化史研究是有理论和实际意义的、重要的、有趣的，是可以通过科学方法分析、研究、论证的。现在需要提出更多的问题来研究。这里提出的许多有关疾病的问题以及一些有待研究的问题，可能都有进化论意义，不过现在都还只是不成熟的假说。不要把这些不成熟的假说当成真理。也许几年之后，达尔文医学会有足够的发现来写一本专著。但是现在，我们不企图费力不讨好地去验证几个假说。我们的目的是鼓励我们的读者、病人、医生和研究人员去提出更多的问题：为什么有疾病的存在？为什么有这种疾病？正如史迪因（Gettrude Stein）临终前的叮嘱：“答案，答案，答案。答案是什么？……这个案例的问题在什么地方？”

谢选骏指出：人说——通过自然选择产生的进化，我看这说起来轻松，其实这是需要“通过种族灭绝”来实现的。换言之，进化就是种族灭绝的机制。

【第三章 传染病的体征和症状】

假定在猫与鼠斗争中，你站在老鼠的立场上。老鼠说它讨厌猫的气味。猫的气味使它紧张不安，对食物、配偶、仔鼠等等重要事情的注意力，总是被讨厌的猫的气味所干扰。有一种药可以使嗅觉迟钝，老鼠吃了这种药可以不再受猫的气味的干扰。你是否给它开这个处方？可能不会。因为猫的气味对老鼠说来是太重要了，太有用了。猫气味的出现，是利爪和锐齿迫近的紧急信号，逃避这种危险远比对这种气味的厌恶来得重要。

现实的问题是，假定你是一个治疗儿童感冒的医生。感冒带来令许多父母耽忧、孩子也不喜欢的症状——流鼻涕、倦怠，特别是发热和头痛。扑热息痛能够减轻或者消除发热和头痛。你是否会对孩子的家长说，可以给孩子吃扑热息痛呢？可能。你也许习惯这样处理。如果这里的问题与上面的猫的气味和老鼠药相似，则发热的确令人不舒服、不正常、不愉快，但是有用；也许这是自然选择专门为我们对抗感染而塑造出的一种适应性防御机制。

发热是对抗感染的防御机制之一

马特·克鲁格（Matt Kingger），这位罗维雷斯研究所的生理学家认为：“已经有大量证据证明，支持发热是一种针对感染的防御性适应，在整个动物界已经存在了亿万年之久。”他认为，用药物控制发热，有时反而会使病情加重，甚至致命。他在实验室里收集了一批重要的证据。他甚至还证明了，冷血的蜥蜴也可在感染时得益于发热：当蜥蜴被感染时，会选择一个温暖的地方使体温升高一些，大约2℃左右。如果找不到一个能使体温升高2℃的温暖的地方，则蜥蜴多半会死去。仔兔不能自己发热，因此一旦患病，它也会找一个暖和的地方去升高它的体温；成年兔能自行发热，一旦被退热药阻断，也多半会死去。

发热并不是体温调节失控，而是一种高度进化的体温调节中枢的重新设定。把因感染而发热体温上升了2℃的大鼠放进一个很热的小室，它会启动降温机制保持那高于正常的2℃；放进凉爽的小室，它便启动保温机制来维持2℃的发热。这个实验说明，是它的控温中枢调高了2℃。。

在本世纪之初，居利士·瓦格纳·焦内格（Julius WagnerJauregg）的工作取得了人类发热价值最重要的证据。他注意到，有些梅毒患者在患疟疾之后病情有所好转，根据梅毒在疟疾高发地区比较少见的事实，作为一种治疗手段，便有意使上千名梅毒患者感染疟疾。在那个年代里，梅毒的自然缓解率不到百分之一，他的这种发热治疗达到了百分之三十的缓解率。这一重大成果，使他获得了1927年的生理医学诺贝尔奖。那个时候，认识发热价值的人要比现在多。

现在的医生仍然说：“先吃两片阿斯匹林，明天早晨再打电话给我。”这并不奇怪，因为目前只有极少数评价发热作为一种对抗感染的适应性机制研究。有一个研究，报告水痘患儿用扑热息痛之后比用安慰剂的，平均要延迟一天才能恢复。另一个研究，56名志愿者为试验退热剂而吸入感冒病毒，一部分人用阿斯匹林或扑热息痛，另一部分人用安慰剂。安慰剂组的抗体水平显著地更高些，也较少鼻塞，播散传染性病毒的日程也要短些。不重视和中断这些研究，仍然使用退热药，说明人们有不喜欢、拒绝研究这些不愉快症状的适应性方面的倾向。

这种情况可能正在发生变化。华盛顿大学的医学教授丹尼斯·斯蒂文森（Dennis Stevens）医师说：“某些情况下对发热病人进行退热治疗，有可能发展为败血症休克”。很可能这是因为阻止发热干扰了机体对感染作出反应的正常机理，其结果有可能是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

在继续讨论之前，应当强调，防御机制的具体表现不一定都是适应性的，即使发热是有益的，甚至是重要的，我们并不认为完全不应该用药物退热。片面地一味采取鼓励发热的态度是不合理的，更不应听任发热上升到自然的高度。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在看到适应性反应的益处时，也要看到代价，看到矛盾统一体的两个侧面。

如果人体维持40℃体温没有什么不好的话，那么就一直保持40℃（103℉）以免感染好了，何必等到感染之后再来发热呢？然而40℃的体温有着不菲的代价，能量消耗增加百分之二十，还有男性的暂时不育。更高的发热，有可能引起谵妄，或许还有惊厥甚至永久性的组织，特别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损害。还有，我们可以预期自然选择将把抗感染发热的体温调整到一个最佳平均值。但是，调节的精确度有限，有时体温会太高，有时又会不足。有时尽管退热会使感染延长，我们还是需要退热。如果高音歌唱家芭芭拉·波莉正在发烧，又约定要到大都会剧院演唱，扮演福斯塔夫（莎剧《享利四世》和《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一个肥胖、快乐、滑稽的角色），她可能要吃退热药，哪怕这将延迟痊愈。人们也可能在感冒时选择宁肯好得慢些，也要吃药使自己舒服一点。

重要的在于，就发热的适应性意义而言，关键是干预之前对它有所了解。目前，我们并不是这样。如果整个问题仅仅是舒服和不舒服的话，我们就只有减轻或者消除的任务。但是，既然退热会延迟恢复，或者甚至还有可能增加继发感染，我们就要在干预之前首先权衡得与失。我们希望，医学研究不久就能提出证据帮助医生和病人判断这次发热是有用还是无用。

铁的管制

铁的管制是体内一道为很多人不知道的防御机制，甚至医虫也常常因为无知而不明智地在无意中破坏它。慢性结核病人被发现存在缺铁性贫血时，有一位医生认为，纠正他的贫血可以增加他的抵抗力，因此给他补铁。结果，病人感染恶化。还有，祖鲁人喝一种在铁罐中酿造的啤酒，他们常患严重的阿米巴肝脓肿。马赛部落只有10％的人患阿米巴感染，他们是游牧人，喝大量的奶，缺铁。给一部分马赛人补铁之后，立即便有88％的人患阿米巴感染。另外，善意的资助人给索马里流浪者的缺铁者补铁。一个月之后，他们之中有38％的人发生感染，而未补铁的那些人只有8％发生感染。

鸡蛋的营养是很丰富的，但是细菌很容易通过多孔的蛋壳侵入。那么鸡蛋为什么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新鲜？它含有丰富的铁，但都是在蛋黄中，蛋黄周围的蛋清（蛋白）里没有。鸡蛋蛋清的蛋白质含有12％的伴白蛋白（conaldumin），这是一种能与铁牢固结合的蛋白分子，使入侵的细菌得不到铁。在抗生素时代之前，鸡蛋白曾用于治疗感染。

母乳的蛋白质含20％的乳铁蛋白（lactoferrin），这是另一个为结合铁而设计的分子。牛奶中只含有2％的乳铁蛋白，所以母乳喂养的婴儿要比奶瓶喂养的较少感染。乳铁蛋白在眼泪、唾液，特别是创口中含量很多，这些地方的酸度又使它与铁结合的效率更高。研究人员想到血浆中应当也有一种与铁结合的蛋白，于是就找到了转铁球蛋白（transferrin），这也是一种与铁结合得很牢固的蛋白。转铁球蛋白只向带有专门识别标志的细胞释放它所结合的铁，细菌没有掌握这个标志的密码，因此它得不到铁。蛋白营养不良的患者，体内的转铁蛋白不到正常人的10％。如果在他们改善蛋白营养不良和增加转铁蛋白之前就得到铁的补充，血液中所含的大量游离铁就有促成致命感染的可能——这曾经是在对饥荒救灾时发生过的意外。

现在，铁的管制这个防卫机制的性质已经十分肯定。铁是一种细菌必需而又十分难得的营养，它们的宿主在进化过程中经过自然选择，产生出多种多样把铁管制起来的机制，使细菌无法得到它。感染存在的时候，机体释放白细胞内源性介质LEM（leuko－cyte endogenous mediator），既升高体温，又使血液中可被细菌利用的铁减少。甚至，这时我们对食物的喜好也会发生变化：患病时，含铁的火腿和鸡蛋变得不受欢迎，我们只喜欢茶和面包。这又是使病菌得不到铁的办法。从前用过的放血疗法，被认为是一种无知的行为，克鲁格（KIuger）指出，也许低铁曾经使这些病人获益。

70年代中期，上述知识已经被充分认识到：感染时偏低的铁是有益无害的，这时补铁有害无益。但是，到了今天，据克鲁格的调查，只有11％的医生和6％的药师知道这一知识。虽然他们调查的人数不多，但仍然足以说明，医学界很不重视这些研究。甚至高等院校的研究人员也忽视这些研究。《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最近有一篇研究报告说，如果脑型疟疾的患者用一种与铁螫合的化合物治疗，会比较容易恢复。这篇文章却没有提到机体管制铁的系统，无视或者是不知道这一进化而来的调节铁的管制机制。这不过是一个例子，说明我们应当在更加广义的方面，把防御机制从感染的表现中仔细地区别出来，不要匆忙地下结论说，一种机体反应是不适应的表现。要慎重地避免践踏、破坏这些机制。反之，我们应当尊重机体在进化过程中获得的成果。

策略和反策略——政策和对策

研究生物之间矛盾的研究人员，不仅仅局限于医学界。也是生态学家和动物行为学家经常研究的课题之一，就是捕食者和被捕食者之间的关系，如雄性为争夺配偶的斗争等等。他们意识到这些现象在进化史中的意义，使用诸如策略、战术、对策、胜者和败者等名词于适应主义的工作程序之中。这种研究方法使生态学家熟悉并对达尔文主义造诣很深的科学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待诸如感染时的发热和铁的管制这些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也要用相同的研究方法。

病原体和宿主之间是一场战斗，每一种感染的体征和症状都可以理解为这一方或那一方的策略、战术、对策。其中某些事件是对宿主有利的，例如发热和铁的管制，属于防御机制；有些是有利于病原体的，也有双方都有所得益，以及双方都无益的。

这些策略和对策，当然不是有计划、有目的地设计的活动，只是自然选择无数次尝试和失败之后的结果，但无论如何也可以看成一种战术。细菌之能偷偷地潜入宿主体内，颇有点类似特洛依木马里藏着希腊士兵的故事。当感染的表现对矛盾的某一方有利。时，便可以根据其功能归类。表3对它们作了大致的划分，作为讨论的提纲。

宿主怎样针对病原的感染来保护自己？首先，他可以避免与病原体接触。其次，可以建立一道屏障，使病原体不能接近、侵入，迅速采取行动去防止、修复防御屏障的漏洞。一旦病原已经突破了外层防线，便立即识别这些携带着的外来大分子（通常是一种异蛋白的抗原），然后制造或利用已有的化学武器（通常是一种抗体人驱逐或者破坏病原，向病原宣战。如果赶不走病原，便在它们身上戮一个洞，使它们中毒，使它们得不到食物；用一切可以杀死它们的办法攻击它们。万一没有成功，还可以把它们包围起来，围困起来，使它们不能繁殖，不能播散。如果它们造成了破坏，可以修复再修复，不能修复的设法补偿、替代。有些破坏对宿主和病原双方都没有好处，犹如陈旧的弹坑，只是战斗的遗迹。

病原当然不会放弃它们的进攻。总之，我们的身体是它们生存的根据地，它们的家，它们的佳肴。我们有理由把细菌和病毒当成魔鬼和敌人，不过，这是以人类为中心的观点。我们力图阻止可怜又可怕的链球菌的入侵，哪怕只是一个；但是，它们如果找不到防御线上的缺口，它们就只好死去。因此，链球菌针对我们的防御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形成、演变出一套反防御机制。链球菌有它的对策，它们要想方设法接近我们，突破我们的防线，躲避哨兵的监视和攻击（免疫系统），利用我们的营养生长、繁殖、复制它们自己的拷贝，然后又要出去攻击另一个牺牲者。它们常常能把我们的防御变成对它们有利的条件。在描述它们这一切狡诈的技俩之前，先讨论一下我们的防御手段。

卫生

最好的防御是避开危险，适当的卫生条件可以阻止病原碰到我们的脚趾头。本能地拍打一只蚊子，不只是驱逐它，避免它的骚扰，还可能避免许多蚊媒传染病，其中包括疟疾、乙型脑炎、丝虫病。蚊子叮咬之后的瘙痒只是蚊虫的恶作剧？可以是它为了吸血方便使用的化合物，也可能是我们为了引起重视防止再被叮咬的适应性反应。设想一个被蚊子叮咬后无所谓的人会有什么后果：蚊子将多么自由地叮他。

我们回避传染病人的倾向也可以具有同样的意义。一种本能的冲动使我们回避粪便，呕吐物和其它传染源。我们大便时总要避开别人，可以避免传染给他们；社会压力也使这些行为减少了疾病的传染。自然选择塑造了许多使我们与病原保持距离的机制；

皮肤

皮肤类似城墙，是一个很难攻破的屏障。不仅防止病原的入侵，也防止机械的、热力的和化学的伤害。与发热要等到感染发生后才被宿主启动不同，皮肤随时在护卫着我们。它比较坚韧，对擦伤和刺伤的抗力比被它保护的内部组织要强得多。对皮肤小规模的侵犯不至于造成伤害。底层的皮肤细胞不断地生长出来更新逐渐脱落的旧的表层。手指上的墨迹会在几天之内消失，因为染了墨迹的表皮细胞被下面新生长出来的细胞更换了。寄生在皮肤表层的霉菌同其它病源体被迅速更新的表皮一并抛弃。法国梧桐似乎也运用这一种战略。

皮肤还有一些特别设计；在足掌和手掌，经常被摩擦的部位有特别厚实的皮肤，例如抄写员的食指外侧，会长出厚茧来。这类适应性增生，既避免了机械损伤，也减少了被病原侵入的机会。

我们有许多卫生行为有利于维护皮肤屏障。脏东西总是被从皮肤上除掉，抓搔和其它清洁手段可以除去体表寄生虫。体表寄生虫是人类有史以来许多传染病和生活中的不舒适的来源，至今仍然是不发达地区的一大问题。加州大学兽医教授本杰明·哈特（Benjamin Hart）证明了梳理毛皮对动物的健康有重大意义，不能梳理毛皮的动物很快因蚤、螨、蝉、虱的侵袭而体重下降，随即患病。猴子互相梳理皮毛不仅是嬉戏，也是一种保健措施。

疼痛和不适

与搔痒会引起防御性抓搔类似，疼痛引起回避和逃遁，也是一种适应。皮肤感觉灵敏，对疼痛高度敏感。如果皮肤将被损伤，就一定有什么不正常，所有其它一切活动都先应当暂时停下来，让皮肤能够避免或者修复损伤。其它别的疼痛也有好处：因牙周脓肿而咀嚼困难时，就要换到另外一侧去。折磨人的牙痛有效地防止了避免对患侧施加压力，避免推迟愈合、感染扩散。感染和创伤引起的持续疼痛迫使患处避免活动，避免妨碍组织重建和抗体攻击细菌等等。疼痛使我们在即将受到伤害前迅速闪避，疼痛的记忆还教会我们将来避免发生类似事件。

判断器官功能最简单的方法之一，是把它拿掉，例如拿掉甲状腺后，看它怎样和发生什么样的功能障碍。疼痛不能拿掉，但是有极少数生来就没有疼痛感觉的人。这种没有疼痛感觉的人的生活，似乎是幸运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些不知疼痛的人，长期以同一姿势站立，不感到疼痛不适，结果是他的关节因为缺乏疼痛引起的“坐立不安”活动以致供血不良，青春期就开始损坏。不能感觉疼痛的人，多半在30岁左右死去。全身疼痛，或者不适，用医学的术语说，就是倦怠（malaise），这些都是适应性反应。它使全身的活动都减少下来，不只是那个损伤的局部，因为我们认为生病时以卧床休息为好，大家都相信，都承认这是适应性反应。减少活动，有利于修复、调整，有利于免疫反应的作用。使病人觉得病情有所好转的假象的药物，有可能提前加大活动量，不利于调整和修复，因而延迟痊愈。如果病人知道这点，了解自己的病情要比实际感觉到的严重，而这些药物、措施可以减轻不适，使自己感觉舒服一点，那还是妥当的。否则，错觉使他提前活动，影响恢复。

驱逐作为一种防御手段

为了呼吸、摄食、排泄和生殖，必须有一些开口。这些开口都是病原可以入侵的途径、门户，也都备有特定的防御机制。

口腔不断地被唾液冲洗，唾液还可以杀死一些病原菌，把另一些赶到胃里让胃酸和消化酶把它们杀死。眼睛被含有防御性化学物质的泪液所冲洗。呼吸系统富含有抗体和酶的分泌物，它们不断地向咽喉移动，然后被吞咽掉，使入侵者在胃酸中被杀灭。这些酶蛋白和粘液还可以再循环使用。外耳道分泌一种抗菌的蜡质。鼻内的鼻甲，以巨大的表面积把吸入的空气加温加湿，滤除尘埃和病原菌、病毒。用口呼吸的人得不到这种保护，因而容易被感染。鼻孔和耳朵里毛发排列的顺序，可以防止昆虫的入侵。

这些开口处的防御能力都会在发生危险时迅速增强。眼睛受到刺激立即大量流泪。鼻子被病毒感染，立即排出大量粘稠的鼻涕，使你一天能用掉一卷卫生纸。很多人用喷鼻剂去阻止这种似乎是讨厌的反应，却很少有人研究查明这是否会延迟感冒的痊愈。如果真是几个有限的资料所说的那样并不延迟痊愈，就可以认为这是病原操纵调理宿主功能以达到播散目的的一个例证。打喷嚏肯定是一种防御反应，但也不是每一次都是必要的，当然也是有利于病毒播散的机会。

下呼吸道的刺激引起咳嗽。咳嗽是一个复杂的机制，它涉及对异物的察知，大脑对这些信息的处理，位于脑底部的咳嗽中枢的启动，然后有横膈、气道、胸壁等许多肌肉协调一致的收缩。呼吸道内壁的纤毛以恒定的规律运动，把沾住尘埃和病原体的粘液向上送出。在尿路，周期性的尿液冲洗，把病原赶离尿道壁细胞的表面。当膀胱或尿道感染时，为什么会尿频就可以理解了。

消化系统有它的防御机制。食物中细菌的分解和霉菌的生长产生令人厌恶的气味，我们憎恶这种气味，使我们不愿意把它吃进去，已经吃进口里的也要吐出来。有毒的东西多半是苦的，苦味也是我们不喜欢吃的。已经吞进胃里的毒物，有时能被察觉而呕吐出来，尤其是细菌毒素。许多毒素被吸收进入循环之后，在大脑的一些细胞旁边流过，这些细胞察觉了毒素便刺激恶心、呕吐。这就是为什么有些药物，特别是用于肿瘤化疗的有毒药物容易引起呕吐反应的原因。

血液中的毒物几乎都是从胃里吸收的，所以呕吐的用处是容易理解的。恶心呢？恶心阻止我们吃下更多有害的东西，恶心的记忆使我们将来也不吃类似的有毒的东西。在尝过新的食物引起恶心呕吐之后，老鼠会在几个月里不再吃它。这种特别强烈的一次性学习能力，被马丁·西格曼（Martin Selgman）称作“酒醉综合征”（sauce bearnaise Syndrome）。他是一位精神病学家，他是在深思一次丰盛的宴会的害处之后认识到这种一次经验教训的学习的意义的。为什么接触一次引起疾病的食物就有这么强烈的记忆？只要稍微设想一下：反复吃有毒的食物会有什么结果就可以理解了。

消化系统通过腹泻加速排除有害物质，也是一种防御手段。人们要求制止腹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减轻腹泻的结果如果是阻断了这种防御，就很可能造成不利的后果。田纳西的传染病专家杜邦和荷立克（H．L．Dupont ＆ Richard Hormick）发现了这种情况：他们使25名志愿者感染志贺菌，一种引起严重腹泻的痢疾杆菌，观察用止泻药治疗的结果。发现用止泻药制止服泻者发热和中毒症状的恢复时间比不用止泻药的要延长一倍。吃了Lomotil（地芬诺酯与阿托品合剂，它能减少肠蠕动）的6个人中5人大便中仍有志贺菌，而服安慰剂的6个人中只2人仍有该菌。他得出结论认为Lomotil忌用于志贺菌感染，腹泻可能是一种防御机制。病人当然有权知道自己应当还是不应当吃这种药治疗普通腹泻，但是必需的研究还没有做，我们还不能作出肯定的答复。有一些关于止泻药安全有效性和副作用的研究，但是很少考虑阻断一种防御机制可能造成的后果。

生殖系统也要有一个开口。男性是与尿路同一出口，其防御担负双重任务。女性有一个分开的出口，于是对防御感染有了专门的问题。已知女性生殖道有许多防御机制，诸如宫颈粘液及其抗菌物质。还有一个重要的尚未被充分理解的防御机制是腹腔分泌物的正常外流。这种分泌物从腹腔经输卵管、子宫腔、宫颈和阴道经常地流向体外。但是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例外，精子是向上游动的，从阴道通过子宫腔、输卵管进入盆腔。与人类其它细胞相比较而言，精子是很小的，但是与细菌相比还是非常大的。病原菌和病毒可以附着在精子上进入女性生殖道的深处。

最近才认识到精子携带病原细菌的危险性。生物学家普罗费注意到月经付出的代价相当大，从而推断其应有一定补偿性利益。她分析了一些证据之后认为，月经似乎是为了作为对抗精子携带感染原的有效防御而设计的。周期性地排出子宫内膜与皮肤表层的脱落相似；月经血比循环血在破坏病原方面更加有效，而营养丢失较少等支持这种观点。与其它哺乳动物作比较研究，提示各种哺乳动物月经的失血量与它们的精子携带感染的危险程度相关。有发情周期的动物，在相隔很久的受孕期间限制其性行为者中危险较小，女人不间断的性吸引力和接受性交的能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排卵周期无关的。这种特别频繁的人类性交活动有它的好处，但增加了感染的危险。普罗费认为这种危险可能是人类比其它哺乳动物月经量多的原因。

我们已经多次提到进化论假说必须经过，而且可以经过检验。斯陶斯迈（Beverly Strassman）就对普罗费的抗感染假说提出质疑。她指出，月经前后生殖道内的病原荷载并不发生变化，感染时月经量并不增加。各种动物雌性接触的精子量与月经量之间并无密切相关关系。她认为子宫内膜脱落或者重吸收的程度是取决于保持它还是脱落它的代谢代价。她的假说得到了哺乳动物之间，以及女性月经量与其本身和新生儿体重成比例的比较研究的支持。显然，我们暂时还不知道这个争论的最后结论。

攻击入侵者的机制

免疫防御，实质上是一个目标明确的化学武器系统。这在脊椎动物，尤其是哺乳动物中是一种奇迹。巨噬细胞经常为机体警戒搜索一切异种蛋白，不论这种异种蛋白是来自一个细菌、病毒，皮肤上的一点脏东西（寄生虫），或者是癌细胞。作为一群警惕性很高的哨兵，巨噬细胞一旦发现这样一个入侵者，便立即把它送给一个辅助T细胞，再送给并刺激能制造抗体蛋白的B细胞去制造抗体。抗体与细菌表面的抗原结合挫伤这个细菌，同时又使这个细菌带上特殊的标志，以便专门的更大的免疫细胞去攻击它们。如果抗原继续存在，感染并未终止，就刺激更多的B细胞产生更多的抗体，以便更有效地消灭它们。自身的、功能正常的细胞则不受巨噬细胞的干预。除此之外，一切异种蛋白——包括致病的生物体，从别的个体移植的组织器官，肿瘤组织——都要受到免疫系统的攻击。

巨噬细胞怎样识别自身细胞？每个细胞表面都有一种称作“主要组织相容性抗原复合物”（major histocompatibility comPlex，MHC）的物质。类似一个带像片的身份证。带着有效身份证的细胞则任其自然，那些带有外来MHC或者没有MHC的则受到攻击。重要而且有趣的是，一旦细胞被感染，便将入侵者的异种蛋白送到MHC上并与之结合，变成“涂改过的”身份证，使自己成为被免疫系统中杀伤细胞攻击的首要对象。从生物学的观点看，被感染的细胞自愿为整体利益而牺牲，是利他主义的生动例证。类似一个患了鼠疫的士兵要求他的同伴在他感染别人之前消灭他。当然，这种类比并不合适。细胞的同类，在遗传基因型上是一致的，它的基因传到下一代的唯一可能在于整体能够生存下去。士兵们，并不像同卵孪生兄弟一样共用同一散兵坑，他不会自愿地消灭自己。腺病毒，一种引起喉咙痛的常见病毒，能产生一种蛋白质，有阻断细胞把异种蛋白送到MHC的能力，使被感染的细胞不出现已被侵犯的标志从而躲开这种防御机制。

免疫系统这一化学武器确实威力强大。除在一般意义上的炎症之外，它还包括几种特异性很强的抗体及一系列化学物质（又称补体系统），其中的五种专门攻击靶细胞在它们的膜上打孔，然后消化它们。虽然如此，还是会有一些人侵者能生存下来。一旦有少数细菌未能驱除、杀死，就可以把它们用一层膜包围起来，把它们与组织隔开，使它们不能危害周围的组织。结核病的结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圆虫与其它多细胞寄生虫也有与之相似的被包围起来的现象。这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的。

损伤和修复

病原在与宿主的拉锯战中，必须从宿主那里夺取生长和繁殖所需的营养。许多细菌和阿米巴原虫分泌消化酶消化附近的宿主组织然后吸收营养。住在眼球前房的一种丝虫是边吃边通过宿主组织的。还有血管圆线虫是在脑内打隧道通过的。它们分泌抑制炎症的物质来保护自己。还有引起非洲昏睡病的锥虫，住在血液中直接从血浆吸收营养。不论用什么方法，寄生虫总是从宿主那里找到资源，用以维持自己的生活、生长和繁殖。

病原物的这些活动，造成了宿主身体的损害。但是损害对病原体并不一定有什么好处。对绦虫而言，宿主营养不良对它没有好处、疟原虫破坏宿主的红细胞，只是为了把铁释放供其利用。寄生虫要能够生存下去，生活得更好些，取决于宿主能够继续生存，为它提供营养和掩避所。这类损害事件在宿主和寄生虫双方，都是为了生存而付出的代价，对双方并无具体的好处。

这种代价严重的时候，是宿主的死亡和减少；不十分严重时，只有局部的破坏。细菌侵蚀牙根部位的骨质造成的破坏，可以使牙齿脱落。引起淋病的细菌可侵蚀关节结缔组织和软骨造成破坏和功能障碍。肝炎病毒破坏肝细胞，使肝脏的解毒功能减弱。这类功能障碍，都是病原造成的，对它本身并无好处的后果。使宿主咀嚼效率降低，跑得慢一些，肝脏不能分解毒素，对细菌并也没有什么好处。

要注意区别器质性破坏和功能障碍这两个不同的概念。破坏引起了障碍，然后又可以引起宿主功能的代偿性调整——成为宿主适应性变化的诱因。例如，肺在疾病中受损害而使血液氧合效率低下时，血液中血红蛋白会有补偿性的增加。身体能监测血液中的氧饱和度；如果太低，不论是因为处于高海拔地区，还是由于肺部功能障碍所致，都会产生更多的红细胞生成素，这种激素刺激产生更多的红细胞。

修复器质性损害是宿主的一种适应性反应。根据各种组织在正常条件下的需要，自然选择过程中经过精细的调整。皮肤是抵抗创伤、防止病原人侵的第一道防线，经常被损坏，所以它必需能很快再生，迅速修复它的保护功能。消化道的内壁、肝脏也有迅速修复的能力。消化道对外开放，经常接触传染源和毒素。相反，心脏，特别是大脑，是绝大多数病原不易接近的。一旦病原接近。到达并引起破坏，通常都是致命的。因此，自然选择没有机会给它们培育再生能力。

病原破坏，躲避宿主的防御

我们还只提到一种病原的适应：从宿主体内获得养分的能力。可以想像，它能找到自己保护，屏蔽起来避免被宿主驱逐、破坏、隔离的办法。现在来看看这些回避宿主防御的种种机制。

许多病菌进人体内之后的第一个诡计就是想方设法进入细胞内。它们伪装成送货的推销员，叩开细胞的门户。狂犬病毒与乙酞胆碱结合冒充一种激素，EB病毒（引起单核细胞增多症）与C4受体结合。鼻病毒，一种常见的感冒病原，与呼吸道内壁上淋巴细胞表面的 ICAM（细胞间附着分子）结合。这是一种十分狡猾的技俩，被攻击的淋巴细胞释放的化学物质大大地增加ICAM结合部位的数量，使病毒有更多的机会进入细胞的门户。

另一个诡计是躲过免疫系统的监视。引起非洲昏睡病的锥形虫迅速地改变自己的外衣来达到这一目的。我们的免疫系统大约需要十天左右才能制造足够的抗体去控制锥形虫。但是，大约在第九天的时候，锥形虫就改变了它的外衣，露出一种全新的表层蛋白，从而逃脱了抗体的攻击。锥形虫有上千种不同抗原性外衣的基因，所以总是能够跑在免疫系统前面，可以在人体生存多年。另外两种常见的病原菌采用类似的策略：嗜血流感杆菌，一种引起脑膜炎和中耳炎的细菌，和奈氏淋球菌（淋病的病原）。它们的遗传机制好像总是有毛病，总是制造出有缺陷的表面蛋白。这种似乎是错误的表面蛋白的用处在于它经常发生的变异，使我们的免疫系统难以赶上这种种随机的变化。

疟原虫有一种特殊的表面蛋白可以与血管壁结合，避免被冲到脾脏去。一旦被冲到脾脏，疟原虫便被滤出、杀死。这种结合蛋白的基因编码每一代以2％的速度发生突变，恰好足以使得免疫系统不能把疟原虫带上手铐送进脾脏。引起肺炎的肺炎球菌表面有一层滑溜的多糖，使白细胞无法抓住它，我们的免疫系统为此产生一种称作“调理素”（opsonin）的化学物质，能使这些细菌象是被装上了手柄，便于抓住它们。

还有一种常见的诡计，与间谍潜入敌后所用伪装相似。有一些细菌和蠕虫的表面化学物质与人类细胞相似，以致免疫系统难以识别它们，还使抗体有时既攻击入侵者又误伤宿主细胞。链球菌，历史悠久的人类病原菌，最善于使用这种诡计。针对某些链球菌菌株的抗体会引起风湿热，自己产生的抗体攻击自己的关节和心脏；另一种抗体攻击自己的脑基底节细胞，引起席邓汉舞蹈病，产生不能控制的肌肉抽搐。有趣的是，许多强迫症患者，常常表现为过分地洗手和害怕伤害别人的一种心理疾病，这是在儿童期患过舞蹈病的。现在，许多证据说明，强迫症患者的脑受累区与舞蹈病损害的区域非常靠近。所以说，有些强迫症患者是链球菌和免疫系统拉锯战遗留下来的后果。

衣原体，当今最常见的花柳病（性传染病）病原，用躲在警察岗亭的办法。它进入白细胞，然后筑起壁垒来保护自己不被消化。曼氏血吸虫走得更远，它还偷保安的制服。这种寄生虫（在亚洲是引起严重肝病的病因）“捡起”（pick Up）血型抗原使它们可以被免疫系统当作我们自己正常的血细胞。攻击宿主防御

病原不但能够躲过宿主的火力，它们也有自己的进攻性武器。引起最简单的皮肤感染的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分泌的一种神经肽能有效地阻断海格曼因子（Hageman's factor）的作用，而这是炎症中关键的第一步。不能分泌这种肽的葡萄球菌不会引起感染。那怕是引起喉咙痛的最普通的链球菌也制造链溶素O（streptolysin-O），能杀死白细胞。引起牛痘的牛症病毒，制造一种蛋白抑制宿主的补体系统，该系统是一种重要的防御机制。为什么补体系统不攻击我们自己的细胞？部分原因是我们的细胞表面有一层唾液酸，是一种保护它们不被补体系统攻击的化学物质。某些细菌，例如常见的住在我们的消化道的大肠杆菌K1株，就能把自己包上一层唾液酸，因此得到保护不被补体攻击。

细菌严重感染的重大危险之一是休克，血压下降可以很快致命。休克是细菌的产物脂多糖，又名内毒素引起的。爱·李格兰德（Edmund LeGrand）指出，脂多糖是细菌细胞壁的重要成分。宿主发现了存在严重感染的可靠线索，作出强烈反应，杀死大量细菌，释放大量脂多糖——这种反应是太强了。这是一种防御武器可以反过来伤害它的使用者的例子。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引起爱滋病的病毒），潜伏在把抗原送给免疫系统的辅助T细胞里面。辅助T细胞的膜有一种蛋白叫CD－4，HIV与其结合并得以进入细胞，这种与CD－4蛋白结合的HIV将使T细胞更加容易被免疫系统破坏，除非HIV是潜伏在细胞的深处（如细胞核中染色体上）。在HIV杀死辅助T细胞之后，患者更易受别的感染或癌的伤害，这是最终使爱滋病患者死亡的原因所在。

其它的病原适应

还有两种相关联的寄生物适应。一种病原，无论它在宿主体内生活，繁殖得如何好，它还必须有一种播散机制使它的后代得以进入新的行主。对体外寄生虫说来，这是相当容易的。例如虱和引起园癣的霉菌，可以在人与人接触时传播。体内寄生虫面临较大的困难。那些能够经常得以达到皮肤上的寄生物有可能接触到别的易感个体。伤风病毒可能经过手上或者别的表面如通过握手或者更加亲密的接触传播。

血液中的微生物不大可能用这种方法传播，许多昆虫只能在叮咬或者其它传播媒体（载体）的帮助下传播。疟疾是一个熟知的例子。如果在每毫克血液中有10个疟原虫是处于传播期有性繁殖的配子体状态，有一只蚊子吸了3毫克血，它便吃进了大约30只配子体。之后，蚊子把这顿血餐变成它的卵，使它们受精后产在适合它们发育的环境里；同时，有性繁殖的疟原虫后代也移动到达蚊子的唾腺，在那里变成一种传染期的子抱子。当蚊子再次吸血时便用以抑制血液凝固。随后，蚊子不知不觉地把疟原虫注入了下一个牺牲者。有许多昆虫和别的动物是人类疾病的传媒。

另外一类寄生物的生物适应在技术上称为“宿主调理”（操纵）。通过隐晦的（Subtl）化学影响，寄生物可以对宿主的机体进行操纵，使它为寄生物而不是为宿主的利益服务。已知多种寄生虫与宿主之间有不少稀奇古怪的例子。烟草花叶病毒使烟草相邻细胞之间的孔变大以便病毒颗粒通过。有一种寄生虫在蚂蚁和绵羊之间交替完成它的生活史，正如同疟原虫一定要在蚊子和脊椎动物之间交替完成生活史一样。这种虫之能够有效地从蚂蚁传播到绵羊是因为：它进入蚂蚁神经系统的某个部位使蚂蚁爬到叶片的顶端不能离开，这就大大增加了这只蚂蚁被绵羊吃下去的机会。另一种寄生虫在螺蛳和海鸥之间交替完成生活史。它使螺蛳从原来总是藏在浅海的杂草中难以找到的地方爬上裸露的沙滩，这样就容易被海鸥看见并吃掉。

狂犬病毒有一种特别可恶的操纵手段。狂犬病毒通常都是被感染的动物咬过之后才得以进入体内的。进人宿主体内之后，病毒沿神经纤维移动到达大脑，在控制攻击性的区域浓集起来。它使宿主变得带有攻击性，咬别的动物和人，从而传播到另一新的宿主。它还使患者的吞咽肌麻痹，从而使含有病毒的唾液留在口中，以增加传播的机会，同时又使患者害怕被液体所呛，狂犬病曾被称为恐水病。

人被病原调理的重要例子，可能是细菌和病毒触发的喷嚏、咳嗽、呕吐和腹泻。在感染的某个时期，这种排出对宿主和病原都有利。宿主因减少攻击组织的病原而得益，病原体因增加机会找到别的宿主而得利。这场游戏的结果是暂时还健康，但是易感的个体被感染。霍乱细菌释放的一种化学物质使肠道吸收的液体减少，引起大量水样腹泻，在没有公共卫生设施的地方，能够有效地扩散形成一次流行。有时，我们完全听任寄生虫的调理；有时，我们又能完全抵制调理；更多的时候，是一种折衷的解决。这种矛盾的每一个例子多半都是处在进化过程中的暂时平衡，有着比较一致的结局。矛盾常常是以对抗双方中胜利者获利较多的条件解决。如果打喷嚏两次对驱逐感冒病毒说来应当是更加理想，但是病毒找到新的宿主的机会也增加了一倍。在这场竞赛中，看来病毒是赢家。排出机制被病原加重到超过对人体最佳程度的次数。有多少呢？这个问题还缺少研究，说明我们惯于忽视这类进化问题。

对疾病进行功能研究

我们对表3写三条评论来结束本章。

第一，对症状和体征进行功能分类不仅能够做到，而且有实际意义。为了选择适当的治疗，我们首先必须知道咳嗽或者其它别的症状是有益于病人还是病原。我们还要知道这是病原在调理宿主还是攻击宿主的防御。为了取代原来和现在不过是减轻症状，以及企图杀死病原却不起作用的治疗，我们应当分析它的策略，一一于以反击，并尝试帮助宿主控制病原和修复损害。

第二，这种分类确实是相当简单明显的。

现在来说第三点。你猜这一章里面的思想是谁，是在什么时候提出来的？是那一位十九世纪的医学家在巴士德和达尔文思想以及当时迅速增长的有关寄生虫生活史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不是。表3的分类是1980年密执安大学的保尔·爱华德首次提出的。他是一位鸟类学家和进化生物学家，现在在亚姆赫斯特学院（Amhest College）。本章中的这些思想是什么时候变成医生和医学科研人员思维中的标准成分的？回答更加令人失望：还没有。不是说医生们从来没有凭直觉想到爱华德提出的这种分类，而是在医学教育中从来没有教过他们去运用这些思想，医学教育的这种缺陷使他们在对传染病的思考中忽视这些思想。最近有几次研讨会强调了进化论学者与传染病专家交流的益处，事情开始有了希望。但是，这些思想成为医学教育中的正式课程，选修或者必修，恐怕还要再等几年。

为什么医学没有从进化生物学中汲取有益的帮助？进化生物学是一个已经在生物科学中奠定了明确地位的分支科学。各级教育中都有意忽视这一科学分支无疑是一个原因。宗教的和其它反对势力在基础教育中削弱了我们用达尔文学说理解世界和自己的内容。医学教育和科研中特别忽视进化论，这点将在第十五章再来讨论。

只是在最近几年里，许多对医学有重大意义的进化论思维才初步形成。这些思想一旦被指出来，常常是很简单的，比起常识来并不更难理解。然而，认识它们，并理解它们的重要性才不过几年，远远落后于许多真正很复杂难懂的理科科学和分子生物学。为什么从1859年以来把进化生物学应用到医学和其它与人类有关的科学中的进展如此迟缓，需要科学史学家加以深入的研究。

谢选骏指出：人说——“已经有大量证据证明，支持发热是一种针对感染的防御性适应，在整个动物界已经存在了亿万年之久。”他认为，用药物控制发热，有时反而会使病情加重，甚至致命。他在实验室里收集了一批重要的证据。

我看——美国的医生往往把退烧和消炎混为一谈，因此主张感冒病人“自行痊愈”而不给他们消炎，结果导致许多病人冤枉地死去了。其实病毒感染，也是可以并且需要消炎治疗的。

【第四章 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

某个国家设计出来一种新式武器之后，敌对的国家将很快想出一种对付它的更新式的武器来。矛和箭使盾和盔甲出现，雷达用来发现偷袭的轰炸机。同样，在生物亿万年的进化史中，捕食者捕猎技巧的进步会被被捕食动物的盔甲、逃避技巧、战术以及其它防御性应变措施所对抗，然后又遇到捕食者更新的捕猎手段。如果狐狸跑得快些，自然选择留下的是比狐狸跑得更快的那一批兔子。于是狐狸还得加快速度。如果狐狸的视觉有所改进，留下的是与背景色更加难以分辨的兔子；这就选择出用气味找寻兔子的狐狸，又选择出躲到狐狸下风（down wind）方向的兔子。因此，捕食者和被捕食者双方在一个不断升级的复杂的循环中互相促进其演变、进化。生物学家按照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红色皇后》一书的提法把这种概念命名为“红色皇后原则”。她对艾丽斯说：“现在，就在这里，你看到，在赛跑中你能做到的都做到了；只要保住原来的名次就行。”

与被捕食者和捕食者之间的竞赛相似，宿主和寄生的病原体之间不断升级的军备竞赛，代价极高，制造了一批超乎寻常、异常复杂的进攻和防御的武器系统。政治势力集团必须不断地把力量投入军备竞赛以免落在对手的下风。宿主和寄生虫都要进化得够快才能保持他们原来的适应水平。最后终于会有一天，军备竞赛的耗费大到这个生物有机体在政治上或者生物学上，难以与其它基本需要相协调的程度。然而失败的代价又很大，以致巨大的耗费可能要继续保持。宿主和病原微生物、寄生虫的关系之对抗性、浪费性和毫不仁慈的破坏性，使得“军备竞赛”一词成为最贴切的描述。我们正在与我们的病原微生物进行一场不屈不挠的，全力以赴的战争，从来也没有达成过双方同意的调解、停战协议。在此我们将予以详细阐述和说明。

作为引子，请读者回顾一下整个人类的历史中，传染病酿造过多么惨烈的人类悲剧。作者之一，威廉斯，他的外祖父母因脑膜炎而死去，致使他的母亲在9岁时成为孤儿。他姐姐的好朋友在40岁时突然死于阑尾炎。这些显微镜下才能看到的敌人是不顾你的才智和地位的，卡尔文·柯立芝在当选总统之前不久，他16岁的爱子在网球场上足趾打了一个泡，这孩子仍然勇敢地坚持到比赛结束。不幸，这水泡感染了，两周之后夺去了他的生命。结果使得这位总统感情上受到打击而无所作为。

国际间的军备竞赛与宿主-寄生虫、病原微生物之间的演变、进化竞赛当然不是完全一样的。五角大楼能够在图纸上设计，做出模型和样品。它有供参考的设计手册和新颖的设计思路，可以在试验中不断改进。而在进化过程中，没有顾问小组、思想库系统的支持，不知道怎样把科学知识用到新颖的毁灭性或者防御性武器中去。进化没有事先安排的计划，也没有什么思路。进化过程中，只是充满了尝试和失败（trial and error），失败和再尝试的小修小补，每一代的微小变化逐渐在生命竞争游戏中集累或者淘汰。有一些达到了比较高的繁殖率，群体也就向这边倾斜。这是一个相对缓慢、盲目的过程，有时还不免走入歧途；然而，自然选择所能达到的适应，应变的复杂和精确程度却是无限的。

过去的和当前的进化（演变）

有不少微生物学家不正确地认为，宿主和病原通常是处在一种缓慢的演变过程中，逐渐走向将来的最佳状态——多半是和平共处和合作。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病原和宿主在对立的价值观之间交易，都必须保持一种接近平衡的稳定状态，诸如生长速度和防御活动。在平衡的过程之中，一方应变能力的微小改善，必定要以另一方付出损失为代价。瘦的兔子可能跑得快一点，但是瘦到一定程度之后，再瘦一点与饥饿所增加的风险相比就不合算了。同样，我们的发热反应被假定是最佳状态，至少在历史上正常情况下是经过优选的。更高和更频繁的发热，将使我们较少受病原之害，然而组织损伤和营养消耗的代价抵消了这点好处，当环境保持恒定时，这些都是事实。如果环境发生了变化，宿主和病原的优选值也得重新调整。病原菌在人工条件下实验的动物体内繁殖许多代之后，会选出一株发热较低的菌种来。一旦这种技术出错我们再次变得易于受害时，又会有更高的发热反应。

在以后的章节中，我们将讨论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建立起来的那些生物学性状。现在先提一下一种相对很快的进化：明年，也许是下一个星期就会发生的进化。因为细菌和病毒繁殖得非常之快，所以它们也就进化得十分的快。

我们的某些对抗疾病的防御特征，例如镰状细胞血红蛋白，是在过去的一万年左右产生的，在此期间，我们大约经过了300代繁殖。人类作为一个整体说来，对少数传染病诸如天花和结核之类，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大约十几代人的过程中，产生了明显提高了的抵抗力。与细菌一两个星期里就能传300代，以及病毒更快的繁殖速度相比，细菌一天的进化可以与我们一千年的进化相当，这就使得我们与细菌的军备竞赛变得非常地不公平。因为我们不能进化得更快，所以无法逃脱细菌的追杀。人类只好通过迅速改变各种产生抗体的细胞比例去应付细菌那种快速的进化性变化。幸好，这种化学武器工厂的数量和种类相当多，还足以部分地抵消病原微生物的巨大的进化优势。

从免疫流行病学的角度看，一次流行病可能使人类群体发生巨大变化。凡是在流行中曾经得病又得以康复的个体都可能对“再感染”免疫，因为他们带有大量新增加的淋巴细胞能制造对这种特定的病原具有极大杀伤力的抗体。另外，成年人对儿童期传染病的免疫力，诸如流行性腮腺炎和麻疹等，并不取决于人类基因库的改变，而取决于个体抗体浓度的变化。

病原的小体型给了它们又一个优势：它们可以有巨大的数量。我们每个人带有大约比地球上的人还要多的细菌细胞，它们大部分住在我们的消化和呼吸系统。这种巨大的数量意味着即令是机率极小的突变也会以察觉得到的频率出现。而这种突变菌株哪怕比其它菌株只有极细微的优势，也将立即大量出现。我们由此可以想像到我们的病原微生物的数量特征会快速进化，并维持在与当前环境相适应的任一水平。

在某些灾难性的大流行中，人群可以在不多的几个月里演化出对这种传染病稍微提高一点的抵抗力。当欧洲人首次到达新大陆的时候，某些欧洲病在极短的时间里造成了美洲土著90％以上的死亡率。如果美洲土著的易受伤害性有什么遗传基础的话，那么得以幸存的少数便在比例上有所增加，我们就可以说这个群体，在这个比较局限的意义上，进化了，有了较高的抵抗力。这是一个极为罕见的例子。通常，流行病对人类基因库的影响极小，而病原的特征却有巨大变化。

细菌对抗生素的抗药性

本世纪医学上最大的进步，也许是有史以来医学上最大的进步，是抗生素和化学治疗药物的发现、发展和应用。自1901年艾立希（Paul Ehrlish）用有机砷治疗梅毒以来，直到弗莱明（Alexander Fleming）发现细菌不能在培养皿上青霉菌菌落的附近生长以后，逐渐开创了现代的抗生素时代。这一发现的意义是什么？为什么最有效的抗生素大都来源于霉菌？抗生素是多种霉菌与细菌之间互相竞争、攻击对方的化学武器。它们是亿万年的尝试和失败的选择过程中塑造出来利用了它对细菌的杀伤却对霉菌无害的特点。

许多霉菌和细菌产物对人是安全的，却能扫荡引起结核、肺炎和其它许多传染病的细菌，它们就是抗生素。人们认识、了解利用抗生素已经有了几十年，这就是所谓抗生素时代。抗生素已经使经济发达国家进入了细菌所致疾病大大减少的黄金时代。公共卫生和抗生素的结合，使传染病的死亡率下降极快，以致1969年美国卫生总监觉得可以宣告现在已经是“可以把关于传染病的书收起来的时候了”。

象其它的“黄金时代”一样，它的寿命多半不长。危险的细菌，最突出的是引起结核和淋病的细菌，现在是比20年前要难控制得多了。病原微生物已经演化出抵抗抗生素的本领，正如它们过去在进化史中演化出抵抗我们的和霉菌的常规武器一样。密·柯亨（Mitchell Cohen）最近在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指出：“这些事件，使我们不得不考虑我们已经接近抗生素后时代。”

确实可能如此。以葡萄球菌为例，它是最常见的感染的病原菌。在 1941年、所有这种细菌都可以被青霉素杀死。到 1944年，已经有了能产生分解青霉素的酶的菌株出现。到今天，95％的葡萄球菌菌株都对青霉素有一定程度的抗药性。60年代中发明了一种人工半合成的青霉素，甲氧青霉素（methicillin），能杀死这些抗药菌株。然而，细菌又同样演变成抗甲氧青霉素的抗药性菌株，需要开发更新的药。80年代开始用于临床的环丙沙星曾经使人们抱有很大希望，但是现在纽约有80％的葡萄球菌对它已有抗药性。在俄勒冈退伍军人医院，一年内抗药菌株就从5％上升到80％以上。

1960年代，大多数淋病病例是比较容易用青霉素控制的，即令是抗药菌株，用氨苄青霉素也还是有效的。现在已有75％的淋球菌株产酶灭活氨苄青霉素。这些变化有些是标准的染色体突变和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细菌还有另外一种魔法：它们自己被一些细小的DNA环所感染，这种DNA环的名称是质粒（plasmid），其中偶而会留下一部分成为细菌基因组的新成分。1976年，发现淋球菌从大肠杆菌的质粒获得了破坏青霉素的酶的基因密码。大肠杆菌是一种生活在人肠道的正常细菌，所以现在泰国和菲律宾90％的淋球菌已经变成抗药菌株。类似的情形还有1983年荷比印地安保留地发生的那次严重流行性腹泻病原菌即福莱氏痢疾杆菌，被追溯到是来自一位长期用抗生素控制她的大肠杆菌尿路感染的妇女。该福氏痢疾杆菌也是从大肠杆菌的质粒获得抗药基因的。

我们面临的抗药性（抗-抗生素）风暴的病原菌的清单既长又骇人听闻。质粒介导的避免与红霉素结合的能力已使法国约有20％的肺炎球菌抗红霉素。现在袭击南美洲的某些霍乱弧菌已对过去有效的五种药呈现抗药性。Amoxicillin（阿莫西林）已对30％-50％的致病性大肠杆菌不再有效。看来，我们与红色皇后的赛跑，很不容易保持现有的名次。

最危险的事情也许是纽约城三分之一以上的结核病人是由抗一种抗生素的抗药性结核菌所致，而3％的新病例和7％的复治病例则抗两种或两种以上抗生素。因多抗药性结核菌致病的病人只有50％的生存希望。这是与发明抗生素以前同样严重的情况。结核病在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一个最常见的传染病致死原因，它造成的死亡率占可以避免的成人死亡的 25％和全部死亡率的6.7％。结核病的发病率在1985年以前的美国呈稳定下降趋势，然而1985年以后却回升了18％。病例中约有一半是因为爱滋病引起免疫缺陷而感染，另一半则因接触机会增多和抗药性菌株。

对抗生素的耐受力增强是人们最经常遇到的一种病原菌进化。自从50年代发现细菌抗药性以来，已经做过大量研究并确立了不少医学上十分重要的结论。

1．细菌对抗生素的抗药性，不是各个细菌逐渐发展起来的耐受力，而是因为某种罕见的突变或者由质粒引进了新的基因。

2．基因突变可由质粒或其它方式在不同的细菌之间传播。

3．抗生素的存在，使最初的极稀少的突变株迅速扩增而取代原来的始祖型细菌。

4．如果除去该抗生素，始祖株又将逐渐取代该抗药性菌株。

5．抗药性菌株内的突变可以进一步增强，因此加大抗生素剂量只会暂时有效。

6．只能略微抑制细菌生长的低剂量抗生素，将最终选出抵抗这种抗生素的抗药性菌株。

7．抗药性更强的菌株出现在部分抗药菌株中的可能性，比从原来无抗药性的菌株中出现的可能性大。

8．对某一种抗生素的抗药性有可能也抗另一种抗生素，这种情形叫做交叉抗药性，尤其是这两种抗生素的化学结构相似的时候容易发生。

9．最后，抗药性菌株的弱点在没有抗生素存在时的进一步演变进化过程中，有可能被逐渐消除；因此，抗药性菌株可以在很长时间没有用过该抗生素的地方仍然占有相当大的比例。

以上结论已经在医学实践中得到公认。如果某种抗生素已经用了足够剂量而未能控制病情，再次加大剂量就不如换另一种抗生素。避免长期使用抗生素。每天一粒青霉素曾经是心脏瓣膜有病时预防感染的标准治疗方案，然而已经证明有很大可能选出抗药性菌株。不幸的是，我们因为吃了喂过抗生素的动物的肉类或鸡蛋或牛奶而经常接触小剂量抗生素面临选出抗药性菌株的风险。

这一问题最近引起了饲养业主和公共卫生活动分子之间的冲突。饲养场的抗生素使用，需要认真再评估其经济价值是否值得去冒抗药性菌株出现的风险。哥伦比亚大学医学教授哈罗德·纽．（Harold Neu）1992年在《抗生素抗药性危机》一文中指出：“减少抗药性的责任，在于没有适应症而滥用抗生素的医生和要求用抗生素的病人”。医药工业不再为了推销而鼓励不当的滥用也是关键。因为自然选择的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重视面临的抗药性危机。这种科学说教之所以会被人们当作耳边风是因为，正如李德利和罗最近在《大西洋月刊》上的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提倡大多数人的利益一定会受到公众欢迎，不过很少人去认真实行。没有一种使不合作行为付出高昂代价的制约手段，是不能维护公众利益的。”

病毒的代谢机制不一样，因此它们不受毒菌产生的抗生素的控制，不过仍然有对付它们的药，例如zidovudine（AZT），能使HIV感染者的AIDS病的发病推迟。不幸，与其它抗生素一样，因为某些 HIV病毒株现在已经产生抗性，此药已不如原来可靠。这当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HIV是一种逆转录病毒，一类确实很小而且具有特殊局限性和特殊长处的生命体。它本身没有DNA，它的很小的RNA密码通过慢慢地破坏宿主的DNA复制机制而制出它自己的拷贝。它破坏的细胞包括免疫细胞，它能够隐藏在这些免疫细胞之内，从而逃避了宿主抗体对它的杀伤。

逆转录病毒缺乏其自身的繁殖复制机制，这既是弱点又是长处。它的繁殖和演化过程要比DNA病毒和细菌慢，复制时的精确度较低，这意味着它产生相当多的“缺陷拷贝”。这一功能上的缺陷反过来成为进化的优势，因为某些“缺陷拷贝”可以在入侵宿主免疫系统或者应付抗病毒药方面出现更多的变化。另外，逆转录病毒因为结构简单而没有任何容易破坏的部位。

逆转录病毒演化出对AZT的抗药性需要数月乃至一年时间，这与某些细菌只要几个星期就能演化出抗药性显然不同。然而，HIV在具体的一个宿主个体内有足够长的时间来演变。只要一次感染，在若干年的复制、突变和选择之后，可以在同一宿主体内并存多种互相竞争的病毒株的混合体，对于某种必需要克服的困难，例如，对付AZT或其它药物，具备抗药性的病毒株势必形成其中的优势病毒株，而那些不能克服困难的各株则被自然选择所淘汰。留下来的，是掠夺宿主资源为己所用的，发展最快的，也就是毒力最强的病毒株。

毒力的短期演变

对毒力的演变有许多错误的认识：人们希望也就以为病原应当不断地向减弱毒力的方向发展。这种观点的前提是：宿主活得越久，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也可以活得越久，有更多的机会、更长的时间把它们的后代散播到更多的新的宿主；任何对所依赖的宿主的伤害，最终必将反过来伤害依赖它的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因而最成功的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便是那些对宿主伤害不大，甚至还有所帮助的寄生虫。从这种推理出发，便预期进化的进程应当是一种有毒力的病原体稳定地逐渐变得无害化、良性，最后有可能变成对宿主生存的重要辅助因素之一，共生或者至少和平共处。

这一似是而非的立论，在前提上有几个错误。例如，病原体为了播散必须有毒力才能刺激、利用宿主的防御机制；咳嗽和喷嚏都只能在具有一定毒力的条件下引起。不能刺激宿主防卫，不能使宿主分泌大量粘液和打喷嚏的鼻病毒将很难传播。

另外，这一假说认为演变，也就是进化，应当是一个“很慢很慢”的过程：不论就传代的时间而言，还是就进化所需的绝对时间而言，都是非常之慢的。这种很慢的假说不理解病原微生物可以在一个宿主的生命期中通过上百甚至上千代的繁殖，所以有可能迅速进化、演变。对病原微生物而言，“最近”一词是指上一个星期或者上一个月，而不是上一个冰河期。“上一个冰河期”，是进化生物学家对“最近”的一般或者通常理解，适用予哺乳动物但是不实用于病原微生物。

还有另一个错误，就是忽视了各种病原微生物在宿主体内的竞争。我们刚刚讨论过HIV问题。一只肝吸虫在一个因志贺氏痢疾而快要死去的病人肝脏里约束自己的行为。会有什么好处呢？肝吸虫和志贺氏杆菌是宿主这同一共享资源的竞争性掠夺者，只有最无情的掠夺者、破坏者才是胜利者。同样，如果有一种以上的志贺氏菌株，能最有效地掠夺宿主资源转为己用的那一株将在宿主死去之前产生更多的后代。作为一条规律，如果其它条件相等，这种在宿主体内的竞争，只对毒力强者有利。最近对11种无花果黄蜂及其寄生虫的比较研究证实了寄生虫的毒力增强与其传播机会增加相关。

同其它进化学说的应用一样，仔细地定量推理以便了解自然选择在宿主内和宿主间的平衡是必须的。毒力极大的病原，它在宿主体内的自然选择中处于有利地位。它尽量地掠夺它的宿主使当前的播散最大化。它可能很快使宿主死亡，但在宿主生活期间，它在各个互相竞争的病原中所获利益最大。

在宿主间的自然选择中处于有利地位的病原。它的长期总产率（longterm total productivity）得以最大化，它的长期总产率等于繁殖乘以时间，即繁殖曲线下的面积。

建立关于毒力演化的学说，需要考虑新的感染在另一宿主确立的速度，互相竞争的病原在毒力上差异的程度，在宿主体内产生新突变株的速度，以及新株在毒力上差异的程度等这几个方面。考虑到这些方面之后，还要假定其它情况不变，才有可能对某一病原体的毒力加以预测；然而，所有的情况都是在不断地变化的。如果不仅仅取决于宿主的存活，。而且还要依赖于宿主的活动，那么对宿主的任何伤害，都会对病原不利。因为如果你因感冒病重而躺在家里的床上，你就多半不会去接触新的易感者；如果你虽患感冒但病情不重仍能起床外出，你就有可能将病毒传播给许多易感者。对感冒病毒而言，不要使你病得太重，不要使你真的病倒在床上不能活动，便十分重要。相反，疟疾的疾原虫在病人感觉良好时得不到什么好处。事实上，兔子和小鼠的实验证明，疲惫的宿主更易受蚊虫的侵袭。正在“打摆子”的人，多数不会花力气去驱赶蚊子。蚊子可以从容不迫的吸血，然后广为传播。

从这些进化论角度审视，提示由接触传染的疾病，一般说来应当比由昆虫或者其它传媒传播的疾病毒力小。事实是否符合这个推测呢？确实如此。保尔·爱华德的重要发现之一是这一普遍真理及其对公共卫生的重要意义。他证明了传媒传播的疾病倾向于比个人接触传染的病原毒力大，而蚊媒传播一般在蚊中温和而在脊椎动物中严重。因为伤害了蚊子的话，它就不会再去叮咬另一个脊椎动物。

就肠胃道病原而言，直接传播的要比水传播的死亡率低，只要真正病倒的宿主仍然能够有效地污染水源就一直如此。自本世纪之初美国制定了纯水水质标准以来，致命的志贺痢疾杆菌就已被毒力较低的福氏志贺菌所代替。南亚在本世纪中把水源净化以来，致命型的霍乱就一直稳定地被一种比较温和的（良性）病原所取代，而其传播最早发生在水源第一次净化的那些地方。

不卫生的水源是爱华德的所谓“文化传媒”的例子之一。医学史反复证明，最容易获得致命性病原所致疾病的地方，不是妓院，也不是拥挤的戏院或者商场，而是医院。在医院里经常有大量正常情况下是接触传染的病人入院，这些病重的住院病人不会到处走动传播疾病。但是医院工作人员和工具可以从这些病人那里把病原菌传给易感者。没有充分洗过的手，消毒不严的体温计或者食物器皿，可以成为有效的文化传媒。

直接接触传染变成传媒传染，病原的毒力迅速加强。19世纪使分娩妇女子宫感染患产褥热的链球菌是医学史上著名的例子。那时在医院分娩常有生命危险。维也纳医生西迈尔魏斯（IgnazSemmelweis）在1847年注意到，由医生接生的妇女患产褥热的发病率比助产土高3倍。研究之后，他发现医生是直接从解剖死于产褥热的病理解剖房来检查产妇的。西迈尔维斯估计是医生传播了病原，而且还证明了检查前用漂白粉溶液洗手可以减少传播机会。他的伟大的发现没有给他带来荣誉和奖励，为了挽救上千不必死亡的妇女的生命而奋斗，他在信件中提到医生的手可能是病人被感染致命的原因，这种直率的言论使他受到敌视，他的意见也被故意压制，以致他于47岁时死在精神病院。今天，我们都知道医院里的卫生制度非常重要，一但管理有所松懈，很快就会出现选出毒力更强的病原的条件。爱华德证明，医院获得性中毒性婴儿腹泻要比社会获得性严重得多。

大家都认为HIV是一种新病原，可能是来源于一只猴子感染的类人猿免疫缺陷病毒SIV。但是，现在有证据提示猴子可能是从患有HIV的人获得SIV的。当HIV可能已在某些人中存在了好几代的时候，AIDS是一种明显的新病种，是由近几十年的演化中产生的高毒力HIV引起的。AIDS之所以发生，可能是因为某些传统社会经济生活被破坏引起的性行为变化。大量的妓女在短期内接触许多嫖客，使得传播更加容易，而宿主的存活对病毒的生存变得无关紧要。迅速破坏宿主的强毒力株在宿主体内变得更加多见，即令是毒力最大的病毒株也有充分的机会在原宿主死亡之前传播给新的宿主。

在西方国家，AIDS最初是流行在男性同性恋者之间的疾病，因为他们有大量性伴侣而大大加速了性传播；还有静脉注射毒品者，因为针头是有效的传播媒介。在非洲，毒力强大的病原病毒之所以成为优势菌株，是因为宿主间选择被大大削弱。毒力极大的病毒株也有很多机会在原宿主死亡之前传播到新的宿主体内。反过来说，使用消毒的注射针和阴茎套，不仅能减少传播而且也许可以促使低毒株变成优势株。

免疫反应的收益和代价

自然选择给了我们一个友好的、有效的化学武器系统。每一个入侵的病原微生物都将遭到一种或者几种化学分子最猛烈的攻击。我们的免疫系统是在几百万年的自然选择的历史长河之中塑造而成为病原微生物的梦魔的。不幸的是，任何一种有效的武器都随时会对使用者造成危险。

免疫系统有两种类型的失误：不能攻击它所应当攻击的对象，或者错误地攻击了它不应当攻击的对象。第一类错误是因为没有充分的反应，于是某些本来应该在萌芽状态被阻止的疾病变得严重起来。第二类错误是因为对细微的化学差别给予了过分猛烈的攻击，自身免疫病，诸如红斑狼疮和风湿性关节炎都是这种结果。人群中平均程度的敏感性和反应性估计是在进化史中优化的：足以应付病原，但不致于攻击自身的组织。

既然我们有这种超级化学武器——免疫系统，我们又为什么仍然会受传染病之害呢？再一次，又是因为病原微生物能以很快的速度进化，而自然选择使它更能适应。比较少受免疫攻击的变种的基因很快就成为新一代病原微生物中表达更多的基因。因此病原微生物可以演化出这种和那种超级防御武器，前一章提到的分子模拟，便是这种武器之一。

欺骗的升级

昆虫学家在描述蝴蝶翅膀的外形时创造了伪装（mimicry）的概念。美洲有一种王蝴蝶，它的幼虫吃洋地黄叶从而使体内含有毒素，鸟类必须避开它；另一种黑红色的总督蝴蝶外形与其几乎完全相同，但它不含有王蝴蝶的那种毒素。鸟类因为误认了它们的极为相似的外形而躲开它。这种例子存在于许多物种之中。任何一个可以被捕食的物种在偶然出现的机会里变得类似另一有毒物种时，便取得一种优势，自然选择便促使它更加类似它的有毒的模型。这对模型种不利，因为鸟类也可能错误地捕食它。这就引起了伪装（mimic）种和模型（model）种之间的一场竞赛：伪装种变得更像模型种，而模型种则变得尽可能与伪装种有区别。有些环境因素有利于伪装种，使得两个不同物种之间的细节得以演化成功。人们能够很快理解视觉伪装，因为人类在很大程度上用视觉认识这个世界。察觉化学伪装需要敏锐的技术手段，然而没有理由认为它会比视觉方面的例子少见。

病原微生物的分子模拟，至少不比这些蝴蝶和动物的视觉模拟在精巧、复杂、高明的程度上差。欺骗性地伪装成与人类的蛋白（相似性）可见于各种寄生虫、原虫和细菌的体表。如果在伪装的程度上还存在什么不足，它有能力迅速改进。病原微生物表面有复杂的凹凸面，而抗体最容易识别的抗原分子都隐藏在凹进的裂缝之中。许多病原微生物改变它们的暴露的分子结构十分迅速，以致宿主难以产生足够的新的抗体。不过这种快速变化不是进化，因为同一病原微生物的基因型有一批分子结构不完全相同的密码，它们随时可以更换另一种密码。

伪装不仅能够使病原微生物逃脱免疫系统的攻击，而且还能使它能够利用宿主的细胞活动。例如，链球菌能制造类似宿主激素的在细胞膜上有受体位点的的分子。其结果是细菌掌握了一把钥匙，可以把正常情况下接纳激素分子的门锁上。一旦进入细胞，这个细菌就有了一把保护伞，免于被免疫或其它宿主防御机制的攻击。宿主还有一种吞噬体——溶酶体系统能在细胞内攻击病原微生物，但是又有别的分子伪装和其它对抗措施在细胞内保护病原微生物。

新的环境因素

历史上的大部分传染病流行是出现了新的环境条件。我们已经提到变化了的社会环境怎样启动了爱滋病的流行，还有其它许多瘟疫也是这样。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的里·克劳斯（Richard Krause）研究过，麻疹和天花曾经在二世纪、三世纪期间沿着商队走过的途径传播流行，曾经造成若干社区人口三分之一的死亡。腺鼠疫、黑死病，长期在亚洲使一部分人溃烂，只是在蒙古人入侵把它带到欧洲，有大量未曾接触过这种病菌的，又是住房中有大量带着跳蚤的老鼠的屋子里的人群中，才造成大流行。当我们希望设想这些都是已经过去的历史的时候，爱滋病再次以惊人的速度传播，还有许多其它传染病突然爆发的原因不明。埃搏拉病毒在1980年代肆虐部分非洲地区，患者死亡率高达50％，而且包括不少照顾病人的医生和护士，后来流行突然中止，原因至今不明。

还有一些传染病直接与现代技术有关。军团病，是由一种生长在空调系统的水中的病原菌散播所致；中毒性休克综合征起源于使用具有超吸收能力的材料做的塞子，它的表面积大、氧气供应丰富，使毒性链球菌得以生长。莱姆氏病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是因为在郊区繁殖饲养鹿群。流感之所以成为人类的一大威胁只是在国际空运能够传播含有新的基因的病毒株才得以开始。它通常被称为亚洲流感，因为新株通常来自亚洲的农场，那里的人群、鸭子和猪（有些株称为猪型流感）住得十分靠近，而流感病毒之间的基因很容易互相传播。

大而拥挤的城市在欧洲兴起的同时，结核病开始流行。过去认为贫穷和不卫生的生活是结核病流行的原因，然而以前人们更加贫困，却没有流行。只有大城市开始兴起之后，这些贫困而不卫生的人们才在拥挤的室内度过许多时间。结核病房里排出的空气，一定能使豚鼠感染，然而只要稍微接触一下紫外线就不会发生感染。一次喷嚏产生一百万粒飞沫，在静止的空气中以每分钟一公分的速度向地面慢慢沉降。在室外，飞沫中的结核菌被吹散或者被阳光杀灭，然而在室内条件下可以存活若干星期。1651年时，结核病在伦敦的全部死亡率中占20％。

最后，流行还可以因为“照顾周到”而发生。肠道病毒不曾在20世纪以前成为一种引起瘫痪的疾病（灰白质炎）。过去，多数儿童在一岁以前感染它，通常只有轻微的病情；到本世纪中，卫生条件的改善，使发病年龄推迟到童年的后期，这时病情要严重得多。单核细胞增多症也是一种在幼龄时不大严重的病。

这些都是传播方式被新的环境因素变化而造成流行的，或其它严重问题的传染病的例子，第十章还要进一步讨论环境变化与其它疾病的关系。

谢选骏指出：人说——在生物亿万年的进化史中，捕食者捕猎技巧的进步会被被捕食动物的盔甲、逃避技巧、战术以及其它防御性应变措施所对抗，然后又遇到捕食者更新的捕猎手段。如果狐狸跑得快些，自然选择留下的是比狐狸跑得更快的那一批兔子。于是狐狸还得加快速度。如果狐狸的视觉有所改进，留下的是与背景色更加难以分辨的兔子；这就选择出用气味找寻兔子的狐狸，又选择出躲到狐狸下风（down wind）方向的兔子。因此，捕食者和被捕食者双方在一个不断升级的复杂的循环中互相促进其演变、进化。生物学家按照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红色皇后》一书的提法把这种概念命名为“红色皇后原则”。

我看——这是在站生命体的立场看问题，但是如果站在大自然的立场看问题，事情就要简单得多……不论谁吃掉谁，结果都是大自然清理了环境。红色皇后和白色太后，没有区别。

【第五章 创伤】

喝醉的哈克·芬把脚摔在一个装了腌猪肉的桶上刮破了双侧小腿的皮，他对着这个桶很响地踢了一脚，然而这个举动显然是不明智的。因为他的脚趾已从靴的前面露了出来，……他诅骂他的所作及以前所作的一切。

在讨论哈克·芬的创伤问题时，我们把敌对物种间复杂的军备竞赛的话题放一下。创伤问题的概念要比传染病简单，不过也很丰富多彩。有些事故，例如被陨石所撞，是太稀罕而无法预料了，我们也没有进化出什么防御措施，只好用一般的方法修复受到的伤害；一其它一些，例如高能咖吗射线，是太新了，我们也还没有来得及进化出适当的防御办法。不过像溺水或被猛兽袭击，则在进化史中发生得足够常见，我们也演化出一些回避手段。本章讨论的是避免、逃避和修复诸如机械创伤、辐射创伤、烧伤、冻伤等创伤的手段。还讨论这些机制为什么不能如我们希望的那样令人满意。

避免伤害

咖啡加了牛奶太凉，需要稍微加一下温。微波炉响了三声，打开炉门时，空气中充满了牛奶咖啡的芳香。然而在端起那大杯的瓷柄时，立即感到剧烈的灼痛。太快，太厉害，不得不把杯子摔了出去。杯子摔到地板上，热咖啡溅出好几米远。把灼痛的手浸入冷水之后，这个倒霉的人才发现这只杯子与别的杯子不一样：别的杯子在微波炉加热之后仍然是凉的，而这只杯子的瓷柄中间有金属芯子。疼痛使他的手得以免受更加严重的烫伤，只要时间稍长，便会烫得很严重。对这次被烫的恐惧，几个月之后，仍然使他不愿意去用这只杯子。

疼痛和恐惧是有用的。不能感觉疼痛和不知道畏惧的人是不利的。前面已经提起，有生来就不能感觉疼痛的人，几乎都在30岁左右死去。如果有人生来就不知畏惧，就可能在急诊室或者陈尸间见到他们。我们需要疼痛和畏惧，它们向我们预警危险信号，使我们得知面临危险，立即回避。疼痛是组织正在受伤的信号，它立即使我们放下其它一切活动来做防止进一步伤害必须做的事情。怕，也是一种说明情况可能危险的信号，有可能受到伤害，以逃避为宜。

现在来解释这个题目。痛和怕，这是许多苦难的根源，和医疗干预的目标。它们本身不是疾病或者功能障碍，而是防御体系的预报、预警系统。不首先消除原因，只去阻断预警系统，很可能把事情弄得更糟。脊髓空洞症患者，与感觉疼痛有关的神经所在的脊髓中部的退行性病变使他的手感觉不到痛，他就会端起那杯咖啡慢慢地平静地啜饮，结果他的手被烫熟了。如果他抽烟，手指多半会被烧焦。痛，是有用的，痛与怕相关联不是偶然的。当身体到伤害时，痛迅速地推动回避，而怕防止伤害再次发生。

避免创伤的适应能力要比简单的躲开疼痛及其不良后果要复杂得多。回避条件反射形成的难易，取决于可能造成的伤害的类别。心理学家加西亚（John Garcia）使狗对肠胃不适相联系的薄荷气味形成条件反射非常容易，但很难与音调形成条件反射。声音之后的电击也容易形成条件反射，但气味很难。这些事实有很大的进化含义。因为气味通常提示食物有毒，声音并不；而声音提示某种危险，气味通常并不。加西亚的发现因故当时未能发表，并一度被奚落，现在才重新得到重视。

某些信号、线索，例如蛇、蜘蛛、高处，立即使我们和其它灵长类动物产生畏惧、怕的心理。理解到这类信号和线索是长期以来与摔下去或者其它危险动物有关，就对我们之本能地回避它们不会感到奇怪了。总之，被狐狸咬住才学会怕狐狸的兔子的基因传下去的可能性很小。兔子的大脑已经预置有回避狐狸的程序，我们的大脑也有类似能力并不奇怪。这类本能行为的特点还在于其可伸缩性。比一种固定的本能优越的是某些有弹性的系统，只对确有危险时才刺激产生恐惧。新生的小狗在看见狼时会站在那里盯住它，看到妈妈逃开才跟着逃开，以后这种逃走的模式便在它的一生中确立，一代一代地通过摹仿传下去。怕蛇，怕蜘蛛和怕高处，是训练形成的，但不是硬性的，我们也能学会消除这种畏惧。

心理学家明纳卡（Susan Mineka）在威斯康辛大学的灵长目中心做了一系列设计很好的实验。实验室饲养的猴子不知道怕蛇，它会跨过蛇去取香蕉。在一次看电视里的猴子对蛇警惕之后，这只猴子会在很长时间里仍然厌恶蛇，它不再走近蛇边上的篮子，更不跨过蛇去取篮子里面的香蕉。相反，如果另外一个电视表演一只猴子因为花而产生恐惧，它不会对花产生厌恶。猴子很容易学会怕蛇，但不怕花。

学习和理解

在条件反射之外，我们人类还更加有辨别能力的适应机制：我们有交流、记忆和推理的能力。可以想像到司机在冰冻的路上高速下山的危险，他不必亲眼看到这类事故。从来没有见识过火灾烧死的人，也会懂得失火是严重的灾难，而且知道烟雾检测器可以减少灾害的危险。人类甚至懂得要避开那些感觉不到的危险，例如氡气、喷过有机磷的农作物、食物中所含的铅，这些都是要经过学习才能做到的。我们能够产生并操纵一些思维和表达能力，这有许多益处，对新的危险有远忧、有预见，很明显是属于这类。这些能力有助于我们防止、避免重复具体的危险和创伤经验，又不必产生不必要的恐惧或憎恶。在看到一个人安装吊篮被电击时，我们知道是电线而不是吊篮造成的不幸。

创伤的修复

创伤不可能完全避免，榔头在第十或者第一千次捶打时，有可能落到拇指上。所造成的创伤启动一系列修复活动。血小板分泌凝血因子立即把出血制止，不论这创伤是在体内（挫伤）还是体表。其它细胞分泌一系列复杂引起炎症的细胞物质，使局部温度升高，使人侵的细菌比较难以生长；使拇指疼痛，不再活动，从而不再受可能妨碍愈合过程的外力的影响。同时，免疫系统迅速调动特异性感染斗士到达创伤部位，或者攻击感染的细菌，或者把它们带到比较容易消灭它们的淋巴结去。纤维素再把组织连接起来，在愈合过程中慢慢收缩把伤口两侧拉拢。最后神经血管重新长入受伤的组织。捶击又能再次进行，不过更加小心一些。修复过程所显示的复杂性和协调程度甚至可以使一个管弦乐队自叹弗如。

然而不幸，至今还没有人把这一和谐的曲谱谱写出来。许多个别部分已经在病理学书上有了大段的描述，也曾注意到它们之间活动的协调，尤其是几类免疫细胞所起的作用。缺少的只是整个过程的进化史。这个历史故事中应当有与所有细节联系的尽快达到最好修复的总体安排。这将是一个用最佳方案分配稀少资源——时间和材料，以及在继续使用受伤部位和为了防止应力延迟愈合的矛盾的价值观之间作出选择。要选择种种事件的最佳时机，要按部就班，要在应当先办好的事情办好之前不做第二件事。它要能够察觉到不仅仅是免疫系统之间，而且包括一切参与其事的激素的、酶的和结构上的适应过程之间的协调需要。它要处理的不仅仅是伤处的局部问题，还有全身激素、情绪、行为以及涉及全部生理过程的问题。希望这个复杂和谐的乐谱能够在不久谱写出来。

烧伤和冻伤

即便只是瞬息的疼痛也已经使成千上万个细胞被那咖啡杯柄烫伤了。拇指和食指上有两个地方在几秒钟之内变白。好像是鸡蛋白落入沸水中，皮肤细胞变成了一片变性蛋白，这是一种比割伤更难修复的创伤。毫无疑问，这就是烫伤为什么这么痛得快的原因。皮肤在极轻微的、很浅的烫伤之后，不难痊愈，因为更新上皮的机制仍然能够工作；如果是更深的烫伤，毁掉了整层皮肤，包括更新上皮的基底层细胞，那么需要专门的机制来保护烫伤处免受感染，也需要清除已死亡的组织以及把能够生长且逐渐复盖烫伤处的新皮肤细胞引入到这个区域。我们的身体能够修复它，不过需要时间，还有发生感染的危险。防止烧伤要比修复烧伤容易，要好得多。

人类使用和滥用火至少已经有上万年或者更长的历史。人们在学会产生火种之前，就已经会利用自然的火种并保存它，用于烧烤食物和其它用途。这种与火长期密切的关系，是否使我们对火的危险更加敏感了呢？如果确实是因为人类与火的长期关系而对烫人的东西比其它动物种更敏感，或者是能较快地使烧伤愈合，那将是十分重要的发现。

热不是唯一的温度伤害。冻也能使细胞变焦死亡，这就是冻伤。虽然不是人类进化史中经常发生的一种事故，但是它也使我们避免在冷空气中，特别是冷水中呆得太久。石器时代完全没有的液氮和干冰是全新的危险。它们同火一样有害，却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们演化出像回避烧红的炭块那样的本能。

辐射

最主要的辐射伤害是太阳的紫外线伤害。黑肤色的人种皮肤表层的黑色素，用简单的屏蔽作用保护着下面的组织，是天然的防护。几千代不见阳光之后，也许会同蛰居地洞中的动物一样丧失制造色素的能力。黑色人种表现有抵抗太阳辐射伤害的长处。

欧洲的白色人种似乎说明他们在进化史中没有防御太阳辐射的长期需要。现在他们特别容易遭受阳光灼伤。春天阳光明媚、暖和的日子里，他们喜欢日光浴，裸露皮肤晒几个小时太阳。他们去年有过痛苦的教训，然而在寒冷的冬季之后，晒太阳是太舒服了。如果他们忘记了去年的教训，今年仍然无法避免，因为发现它已经来得太迟了。晒了几个小时之后，皮肤才开始发红、疼痛。几天之后，几层死掉的皮肤细胞脱掉。一两个星期之内可以恢复。然而这并非故事的终结，因为即令是不多几次的阳光灼伤，也将大大增加今后十几年里发生皮肤癌的风险。

逐渐增加晒太阳的时间，害处会较少。因为除了少数皮肤最白的人以外，大多数人的皮肤都能逐渐产生一层足够防护阳光辐射的黑色素。皮肤能够慢慢地晒黑，说明这是一种在需要时可以启动的防御机制，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浅肤色的人不总是有很多色素这一事实说明他们的祖先一定有过因为色素质付出适应方面的沉重代价的经历。在第九章中，我们再解释浅肤色可能是在阴天、多云环境中的一种适应。

人们都知道是阳光中太强的紫外线引起灼伤，虽然可见光的破坏性要低得多，但是它的光化学作用也是可能造成伤害的。自然选择赋予我们足够的黑色素和酶应付光化学反应引起的变化，所以在正常情况下不会造成伤害。不是经常生活在明亮的光照条件下的动物对日光比较敏感，甚至对人工光源也敏感。例如，当荧光灯首次代替白炽灯用于鲑鱼孵化池时，曾引起大量鲑鱼卵死亡。养鲑鱼的人知道在自然环境中，这些卵是在一层河床石砾的荫蔽下孵化的。他们提出可能的原因是光度大强和荧光灯的波长太短，实验证明这些推测是正确的：当鲑鱼卵得到荫蔽后，它们生长良好。

太阳光不是通过温度伤害皮肤细胞的，而是紫外线引起的重要物质的光化学反应所产生的不正常的化合物和死细胞招来免疫系统的攻击。在一定限度以内，这是有益的。把资源支持已经死去或者不可避免一定要死亡的细胞，这是浪费，因为需要用有效手段把这些细胞清除掉，同样重要的是不要把能够自行修复的细胞也消灭掉。然而清楚地区别这两者并非易事。所以凡是不涉及病原微生物人侵的创伤，诸如日光灼伤，单纯性骨折，还是抑制免疫反应以免干扰愈合为好。

免疫细胞本身，同别的细胞一样，也可以被辐射伤害。现在不完全明白紫外线所诱发的免疫系统变化中，哪些是适应性调节，那些是纯伤害性质。表皮中拾取异物送给免疫系统的朗罕细胞（Langerhans cell）对波长在290－320nm的短波紫外线B（UV－B）有复杂的反应，这种细胞与神经系统有密切关系，它们分泌一种激素阻断神经活动。UV－B紫外线抑制皮肤朗罕细胞，从而阻断它对所接触的异物作出反应。这种敏感性的缺乏几乎是所有皮肤癌患者所共有的特征。但是UV－B不是唯一的祸根。有些证据指出，某些商品如防晒霜可以阻断UV－B并防止日光灼伤，却仍然允许较长波长的UV－A通过。UV－A也有伤害皮肤中免疫细胞的性质。在阳光下皮肤被晒红了的人常常被劝告使用防晒霜；然而，事实上防晒霜可能使你更多地暴露在UV－A之下，超过原来可以耐受的剂量而把事情弄得更糟。

有致命可能的皮肤癌，黑色素瘤发病率增加的警告信号，引起人们对晒太阳产生了合理的畏惧。在过去的10年里，苏格兰的黑色素瘤发病率增加了1倍，许多国家的白种人中的发病率以每年7％的速度增加。这种发病率增加的原因，被解释为新的文化趋势，人们喜欢晒得黑些，因为臭氧层变薄，臭氧层过去是屏蔽了许多紫外线的。虽然这两个因素都要考虑，从进化生物学的角度看还有些别的可能。

我们确实有更多的时间是在海边上度过的，但是我们很少不穿衣服在太阳光下散步。臭氧层变薄所失去的屏蔽作用已被更严重的地区性空气污染代替而有余。问题不在于晒太阳本身，也不是臭氧层缺乏，而是在于我们晒太阳的方式。

人们现在大多数时间在室内生活，然后在周末外出到海滨或者郊外去享受日光浴，去接受不习惯的强烈阳光，结果产生灼伤。那些每天都有好几个小时在户外工作的人，适应了他们的接触量而不容易发生日光灼伤。发生黑色素瘤的危险与日光灼伤的次数相关，但不与晒太阳时间的总和相关。

另外一个新的因素（环境）是使用复杂的化学防晒霜。最近在对588名澳大利亚人的对照研究中，发现用了一种有阻断紫外线活性的防晒霜之后发生的癌前病变确实比用不能阻断紫外线的油膏要少。但是霜中所含化学物质会不会引起问题呢？它们不会老老实实地呆在皮肤表面，而是被吸收进去了。它们对皮肤细胞有什么作用，它们与组织蛋白结合又被强光照射之后可能发生什么变化，答案中还有许多疑团，如果发现皮肤癌直接或者间接与防晒霜有关，那将多么令人啼笑皆非！

还要注意那些用于日光灼伤的炎症过程中的制剂。抑制这种炎症既可能通过防止不必要的自身免疫反应的伤害而避免以后发生癌症，也可能保护了那些已被伤害而有可能癌变的细胞不被免疫系统清除掉。

这些提法并非已经证明的事实，它们只是推测，因为我们对此还缺乏了解。尽管有很多信息，我们对日光灼伤还是很不了解，为什么？只有当研究人员充分了解日光灼伤的进化原因及详细掌握其细胞和分子机理后才能有预防和治疗的可靠基础，才能综合理解和解释以下问题：1）区别UV造成的皮肤功能障碍和皮肤对UV的适应性反应；（2）区别UV引起的皮肤免疫功能障碍和适应性反应；（3）区别UV造成的朗罕细胞的功能障碍和适应性反应；（4）理清修复过程中的各个组成部分及其协调活动；（5）阐明暴露日光前使用防晒霜和事后使用抗炎药的作用和副作用。

太阳紫外线辐射伤害还参与白内障的形成，一种限内晶体雾状混浊性病变。现在的大多数太阳镜都能阻断紫外线，过去有一些不能。由于减少了可见光的通过量，瞳孔直径放大而增添了紫外线的通过量。糟糕的是，现在还有不少廉价的儿童太阳镜是不阻断紫外线的。今天的白内障患者，可能有一部分是他们10年前所用的劣质太阳镜造成的后果。

躯体部分的再生

孩子们常常提出最难解答的问题：“为什么？”

一个孩子问道：“鲍比叔叔为什么不能象海星一样长出一条新腿来？”真的，为什么不能呢？既然蜥蜴能再长出失落的尾巴，海星能长出丢失的臂膀，鱼能长出丢失的鳍，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再长出一个丢失的指头？成年人，乃至生物学家很少去想这个问题。

从一般的进化生物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的答案，这是因为自然选择不会保持那些不大会有多少用处或者代价超过预期受益的能力。所以，第三章里面已经提到，因为严重的心脏或脑的损伤在现代医学时代以前都难免死亡，所以无法演化出再生这些组织的能力。石器时代失去手臂的事故，将在短期内死于出血；即令出血能够止住，也会死于破伤风、坏疽或其它感染。任何使我们的远始祖先再生手臂的能力都会在突变的积累过程中丧失，即令不是被自然选择剔除。

但是，失去手指多半不会像失去手臂一样死亡，这类创伤在石器时代也能愈合。为什么不再生手指而只是愈合？上面的解释在这里便显得不够充分。我们提出两条可能的理由：第一，这种再生能力不会经常用到，而且没有很大的益处。许多人并没有丧失手指，既使丧失了，但是并没有严重的功能障碍。一位九个手指的尼安德人（更新世晚期，旧石器时代中期的原始人类，分布在欧洲、北非、西亚一带）可以活到50岁左右成熟的老年。第二，是因为这种适应能力的代价问题。再生失去的组织不但要付出维持这一机制的代价，还要付出降低控制有害生长的能力的代价。允许细胞复制的机制增加癌症的风险。让成熟的、高分化的组织保持高于最低需要的修复能力是危险的。在关于癌的一章中，我们将再次讨论这个问题。还有，再生一个手指所需要的激素，对细胞移动的控制，以及其它许多过程的协调，而它们都已经不再存在。这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在早期胚胎发育期之后，产生一个手指的种种机制已经丧失。这是基于这一机制的种种细节的近因解释，这正是多数医学研究者都首先想到的。但是我们也需要进化史方面的解释，说明这个有可能需要的机制会失去，这个失去它的机制又是什么。

这种进化生物学的解释比较能够满足一个孩子的好奇心；我们预料，这种研究将证实某种迅速可靠的修复手指能力与癌症风险之间利害平衡的最佳选择。

谢选骏指出：人说——疼痛和恐惧是有用的。不能感觉疼痛和不知道畏惧的人是不利的。前面已经提起，有生来就不能感觉疼痛的人，几乎都在30岁左右死去。如果有人生来就不知畏惧，就可能在急诊室或者陈尸间见到他们。我们需要疼痛和畏惧，它们向我们预警危险信号，使我们得知面临危险，立即回避。疼痛是组织正在受伤的信号，它立即使我们放下其它一切活动来做防止进一步伤害必须做的事情。怕，也是一种说明情况可能危险的信号，有可能受到伤害，以逃避为宜。

我看——痛苦有益，痛苦主义的哲学也有益处——痛苦意识促进了生灵的命运、强化了生命的感觉。

【第六章 新的、老的、无所不在的毒素】

在《失落的周末》中童·贝罕（雷·米兰）[Don Birhan （RayMilland）] 对酒吧招待说：“耐特，你不赞成我喝酒。是因为它使我的肝萎缩，不是吗？它还浸透了我的肾脏。是的，但是它对我的大脑呢？”现在我们只考虑对肝脏和肾脏的作用，以后再说大脑。 

黑麦威士忌酒在通过贝罕的食道进入胃时得到一股烧灼感；他的神经得到信号，当酒精迅速通过正常的粘膜保护屏障弥散侵入上皮细胞时，有上百万细胞死亡。死亡的细胞，甚至包括那些细胞膜受伤的 细胞都会释放创伤激素和生长因子并弥散到别的正在准备等待扭转这种危机的细胞中去。这些参与修复的细胞，位于胃壁腺窝深处，它们对这些化学信号作出反应，移动到受伤部位，迅速分裂，产生新的细胞进行修复。胃的最裸露的表层细胞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就被更换——问题只是贝罕再次豪饮之前，它们是否有足够的时间。

天然的和非天然的毒素

含高度数酒精的酒。不过是我们接触的众多新的有害毒物之一。农业害虫现在是用许多1940年以前还没有的杀虫剂控制的，地窖中用有毒气体保护谷物，防治害虫和鼠类。已经证明有毒的化学物质，诸 如硝酸盐，被用来延长食物的保存期。许多工人吸入有毒的粉尘和烟雾。郊区别墅里的主人在把林丹喷到树上时，没有考虑过对他们自己和邻居有什么危害。饮水里有许多重金属，空气被汽车尾气所污染，还有来自房屋地下室的氡。很明显，我们的现代生活，就我们所吃的食物和所呼吸的空气而言，是特别的有害，对吗？

不对。当我们现在暴露于众多甚至在不久以前还不存在的毒素的时候。我们所接触的天然毒素比石器时代，甚至比早期农耕社会已经大大减少。在关于传染病的一章中讨论过病原与我们的军备竞赛，植物不能用跑开的办法保护自己，它们用化学武器来代替。人们都知道许多植物是有毒的。园艺书上列出的那些有毒植物，只是最厉害的几种有毒植物而已。大多数植物都有毒，吃得多些便会有害、中毒。科学家直到最近才弄清楚，这些有毒物质并非副产品，而是植物对抗昆虫和草食动物的一种重要防御手段；而且它们在自然生态环境平衡中起着关键作用。美国东岸的草地上有一种羊茅，长得很快、很高，又能抵抗害虫。你如果设想每星期让马来啃它一次就可以省得用除草机，对吗？但是马很快就会病倒。长得高的羊茅草的根部有一种霉菌能制造很强烈的毒素。羊茅草保护自己的办法就是把毒素运到叶片的顶端，阻止草食动物来吃它。

最近才有少数先驱者，琼斯（Timothy Johns）、艾美斯（BrueeAmes）和他的同事们使我们知道许多植物——草食动物之间的军备竞赛在医学上的重大意义。我们推荐琼斯的书《他们要吃的苦草药》来介绍植物毒素在人类历史中所起过的作用。

这里，我们又看到一次军备竞赛，这次是我们和其它吃植物的动物和植物之间的军备竞赛。植物需要保护自己不被吃掉，草食动物和我们这种杂食动物又必需吃植物。当石器时代中欧某个部落的居民在争夺中失去了橡树，因为没有吃饱橡树芽和橡树籽，冬季有人饿死。橡树芽和橡树子含有丰富的营养，但是，对摄食者不幸的是，它们还含有鞣酸、生物碱和其它防御性毒素。吃了没有经过加工的橡树籽的人甚至比他们的饥饿的族人还要死得快些。

吃别的动物的动物即肉食动物可能要对付毒液和其它草食动物制造的其它有毒物质，而且也要对付草食动物吃进去的植物毒素。前面提到的王蝴蝶幼虫吃马利筋属植物（Asclepias），因为它特有的机制使自己不受那致命的心脏糖苷的毒害，而且使长成的成虫王蝴蝶也含有这种毒素，鸟不能也不敢吃它。许多昆虫和节肢动物用毒素和毒液来保护自己。许多两栖类也是有毒的，尤其是那些颜色鲜艳的蛙，亚马逊河人用来制他们的毒箭镞。蛙用这种强烈的色彩显示自己是有毒的，警告捕食者不要吃它。捕食者从痛苦的经验中学到它们不是可以用来果腹的食物。如果你在热带丛林中被饥饿所困，吃那些躲在草丛中的蛙，不要吃那些颜色鲜艳的坐在旁边的树枝上美丽的蛙。

植物的毒素起什么作用？怎样起作用？它们的作用都是为了使草食动物不去吃它。为什么有这么多不同的毒素呢？因为草食动物可以很快找到避免某一种毒素的中毒的办法，因此在军备竞赛中植物产生出许多不同的毒素来应付。毒素种类和数量之多是惊人的。有些植物制造了氰化物的前体，因而氰化物或者被植物的酶所释放，或者被摄食动物肠道里的细菌所分解释放。值得一提的有苦杏仁（bitter almond丶它在苹果和李的种子里有，木薯的块根也有，这些植物又是许多部落的食物。

然而，任何适应都要付出代价。植物的防御性有毒物质也要付出代价。毒素的制造需要物质和能量，而且还可以对制造它们的植物本身有害。总之，一种植物可以含有很高浓度的毒素或者长的很快，但常常不能够二者兼得。从草食动物的观点看，长得快的植物组织通常都是比长得慢的或者不再生长的植物组织较好的食物。这就是为什么叶子比树皮容易被吃掉，为什么春天的嫩叶特别容易被毛虫咬坏的原因。

种子常常特别有毒，因为它们一旦被损坏就挫败了植物的生生殖投资方案。果实，是鲜艳的、芬芳的、含丰富的营养和糖分，专们为吸引动物采食而设计的包装，果实被动物吃掉能帮助植物散布里面的种子。果实中所含的种子或者被设计成能够被完整抛弃的形式，如桃核；或者是能够安全地通过消化道而被抛到远处的形式，如木莓果种子，动物的粪便便充当肥料。如果在种子还没有准备好之前，也就是尚未成熟之前就被吃掉，整个投资就浪费了；所以许多植物制造毒素防止未成熟的果实被吃掉。因此没有成熟的果实酸涩难吃，因此有绿苹果引起的胃痛。花蜜也同样是设计给动物吃的，但是植物只为有益的传粉昆虫制造它。花蜜是一种精心调制的鸡尾酒，由糖和稀释的毒素调成，配方是利害权衡适于拒绝错误的来访者又不阻挡正确的来访者之间的最佳方案。

坚果反映了另一种方案。它们的硬壳保护它们免受侵害，另外一些如橡树籽还含有高浓度单宁和其它毒物来保护自己。虽然许多橡树籽被吃掉，有一些还是被踏到地里去，还有一些被松鼠埋藏在地下而有机会发芽长成新的橡树。把橡树籽变成人的食物需要复杂的加工，我们怀疑对松鼠说来单宁也是太多。也许，橡树籽被埋在地下，可以去掉一部分单宁。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松鼠既收藏也加工它们的食物，这也是它们与橡树籽的军备竞赛中的一种简洁手法。

如果你在一个不熟悉的野外饥饿了，要找那软甜的果实，找那有最坚硬的外壳的硬果，或者是几乎无法取到的块茎；避免那些未加保护的新鲜材料，例如叶片，它们多半有毒，因为它们必须保护自己免被你的或者其它饥饿的嘴巴吃掉。

植物军备竞赛的升级方式很多而且变化很大。有些植物在受到机械损伤之前只有很少的防御性毒素，受伤之后毒素立即聚集在受伤的部位和附近。番茄和马铃薯叶片受伤之后立即产生蛋白酶抑制剂，不仅在伤处而且遍布全身。植物没有神经系统，但是它有电信号和激素系统能够使它的各个部分都知道某个局部发生的事故。有些白杨树有着更加惊人的信息交流系统，甚至可以通知附近的树。一片叶子受伤之后，一种挥发性化合物“甲基茉莉酸”（methyl jasmonate）从伤处挥发便能使附近的叶片进入蛋白酶抑制剂反应，旁边别的树上的叶片也发生这种反应。这类防御通常都能使昆虫吃后不舒服。某些特别内行的昆虫，会在进食之前首先切断供应叶片的主脉，使植物不能放出更多的毒素。于是，这场军备竞赛继续下去。

对抗天然毒素的防御机制

最好的防御是避免它或者是排除它，这个道理已经在传染病中讨论过。我们不吃霉坏的面包和腐败的肉，它们的气味和味道都不好，因为我们有一种适应性反胃的反应对付霉菌和细菌产生的毒素。我们很快地用呕吐或者腹泻排出有毒物质。我们很快学会不吃使我们呕吐和腹泻的东西。

许多吞下去的毒素可以被胃酸和消化酶变性。有一层粘液被覆在胃粘膜上保护它免受毒素和胃酸的伤害。如果某些细胞被污染，损伤的效应是短暂的，因为胃壁和肠壁细胞同皮肤细胞一样，是定期脱落更换的。如果毒素已经被胃或肠吸收，它们将被血液带到肝脏：我们的主要的解毒器官。在这里，酶改造某些分子使它们变得无害，或者与某些分子结合再从胆汁排入肠道。毒素分子比较少的时候，将很快被肝细胞的受体所摄取，并迅速被肝脏的解毒酶处理掉。

例如，我们对付氰化物依靠硫氰酸酶（rhodanase），它加一个硫原子到氰化物上形成硫氰化物。虽然硫氰化物远比氰化物毒性较低，它仍然有阻止甲状腺组织正常地摄取碘的作用，可以引起工作负担过重的甲状腺肿大。白菜属的许多蔬菜，包括芽菜、花菜、甘蓝，因含烯异硫氰酸盐而有强烈的气味。

人们的舌头尝出一种化合物“苯硫脲”（PTC）的能力有很大的个体差异，许多学生曾经去尝沾有少量苯硫脲的试纸作为一种显示遗传变异的实验。有的人尝不出味道，有的人能够尝到苦味。他们能够避免引起甲状腺肿的天然物质。多数人群中有70％的人能够尝到苯硫脲的苦味，在安蒂斯，这类化合物在食物中常见，当地居民有93％能够尝出苦味来。

草酸是又一种植物防御毒素。在大黄叶中的浓度特别高，它与金属结合成难溶性盐，特别是钙。草酸钙是一种基本不溶于水的盐类，绝大多数尿路结石是由草酸钙组成，医生多年来建议这些病人保持低钙饮食。然而，1992年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分析了45619例男病人，说明摄取低钙饮食的人是尿路结石的高危人群。难道这是可能的吗？食物中的钙在肠道中与草酸结合变成不溶的盐便不能被吸收，如果食物中含钙太少，一部分游离的草酸便被吸收。按照伊顿和尼尔逊的说法，当前食物中的平均含钙量只有石器时代的一半，我们最近对尿路结石易感性的升高，便是这种现代环境带来的不正常的后果，食物中的钙太少，使得我们特别易受草酸的伤害。

还有几十种类型的毒素，各有其独特的干扰动物机体功能的机制。毛地黄和马利筋属植物制造糖苷，如洋地黄，干扰维持心律的电脉冲的传导。植物凝聚素引起血细胞凝聚而阻塞毛细血管。许多植物制造影响神经系统的物质，例如罂粟果的鸦片，咖啡籽里的咖啡因，可可叶中的可可碱。这些有用的药真的是毒物吗？少量的咖啡因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欣快的感觉，但是这个剂量老鼠就要中毒了。马铃薯含有安定，只是剂量太小甚至不能使人放松。其它还有致癌的毒物或者引起遗传损伤、阳光过敏、肝损害等等。植物——草食动物之间的军备竞赛产生的武器和防御有复杂的多样性和巨大的力量。

如果体内有了太多的毒素分子，超过器官的负荷能力，所有的肝脏处理场所都已被占满，将发生什么情况？这些毒素分子不会像超级商场的购物者那样，它们不会排队等待。过量的毒素进入循环，在一切能够进行破坏的地方进行破坏。这些毒素同时也刺激增加产酶能力以应付挑战。当毒物或者药物诱导酶的产生增加之后，又会加快对其它药物的分解破坏而需要调整剂量．琼斯的书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与日常的毒素经常接触的经历，我们的酶系统可能在遇到毒素时毫无准备；可能同日光灼伤一样，我们的身体能够适应慢性毒素危机，但不能应付突发性偶然事件。

牛、羊都限制它们自己所吃的某种植物的量，以避免对任何一种除毒机制造成过负荷状态。这种食物的多样化又有利于保证获得充分的维生素和微量营养元素，我们也是一样。如果你喜爱的蔬菜是花椰菜，在只有花椰菜无限供应时，你不会吃得像既有花椰菜又有黄瓜时那样多。许多减肥食物的原理就是：我们在只有少数几种食物供应时，我们吃得要比品种丰富的自助餐少些。通过这种本能的食物多样化，加上我们体内的酶的八卦阵，能够减少食源性毒素的危害。人类的对植物毒素的解毒酶当然不如山羊或者鹿的酶那样有效和多样化，但是比起狗和猫来是要强多了。如果我们吃了鹿吃的那么多叶子和橡树籽，我们将陷入严重的中毒状态，正如同狗和猫吃了我们认为是有益于健康的凉拌菜之后

我们还能通过学习学会怎样避免中毒来更好地保护自己。只有我们人类能够在书上读到、学会认识花园里和森林里的有毒植物，只有我们人类的食物是通过社会学习来调制成功的。妈妈喂我们吃的东西通常都可以认为是安全的、营养的。我们的朋友吃过，又没有发生危害的东西，至少是可以一试的。他们避免吃或者不吃的东西，我们还是小心谨慎为妥。

视野更加拓宽一些，我们之天生地随着那似乎是人为的“文化环境”支配行事，也是十分明智的。有些社会有一种仪式要求玉米在食用之前先经过碱的处理。你大概想像不到史前时期有十几岁的孩子会藐视年长者的这种麻烦的手续吧？但是这些吃了未经加工处理的玉米之后的孩子的皮肤会发生糙皮病特征和神经病变，不听话的孩子和成年人都不懂得，玉米同碱在一起煮过可以使氨基酸成分平衡，并把维生素“烟酸”（niacin）游离出来而能够预防糙皮病病。只是这种文化风俗虽然没有科学理论的支持，却完成了应当完成的使命。

史前时期加利福尼亚居民的主要粮食是橡树籽。橡树籽里的大量单宁，既涩口又与蛋白质牢固地结合在一起，这些性质使得橡树籽适合鞣制皮革而不适合食用。前面提到，橡树籽刚从树上落下来的时候，是毒性很强的。单宁是为了对付大动物．对付昆虫，还是对付霉菌而演化的虽然不能肯定。总之，在食物中如果单宁超过8％，是可以使大鼠致命的。而橡树籽中的单宁高达9％，所以，人们不能食用未经加工的橡树籽。加利福尼亚的印地安人把橡树籽肉和一种红土混合起来做面包。红土与单宁有足够强的结合力，还使面包变得味美。另外一些部落煮橡树籽以除去单宁。我们的酶系统颇能配合单宁，而且有些人喜欢茶和红酒中的单宁味。小量的单宁因为刺激胰蛋白酶的分泌而有助于消化。

人类的食物在驯服了火之后大大地扩充了。因为热可以破坏许多植物毒素，包括那些最强的植物毒素。烹调使得我们可以吃那些不煮熟便可能中毒的食物。海芋叶和块根中的糖苷在加热之后被破坏，因此成为欧洲人早期的食物。但是，也有些毒素在高温下是稳定的。高温烹调时还有可能产生一些新的毒素。味道鲜美的、略微烤焦的烤鸡，含有不少有毒的亚硝胺，权威人士建议少吃烤肉以防止胃癌。有史以来，人类长期这样烤肉吃，是否已经发展出对这种烤焦时产生的毒素有了特异性防御？如果能够证明人类确实要比与我们血缘关系密切的灵长类动物更加能抵抗因加热而产生的毒素，那是十分有意义的。

自从发明农业以来，人类栽培经过选育的植物，逐渐减少它们的毒素，克服它们在自然选择中演化出来的防御机制。浆果经过培育，去掉了多刺的特性，毒素的浓度也有所降低。如琼斯的书中所说。马铃薯的驯化史是非常有启发性的：许多野生的马铃薯是有毒的，你可以想到，假如没有这一层保护，又有十分丰富营养储备存在的马铃薯会有什么命运呢？现代栽培的马铃薯是从同一科中致命的茄属植物（含有大量高毒性化学物质茄碱和马铃薯碱）驯化改良的品种。它们的蛋白质有15％是按阻止消化蛋白质的酶设计的。虽然有少数野生种是可以吃的，那也要经过冰冻，浸出毒素之后再煮熟才可以吃。我们今天之能够享受这种可食性马铃薯要感谢安第斯的农夫在几百年的期间选择培育的成果。

最近因为农药污染的问题，有一些计划要培育天然抗病虫害的农作物。这只能通过增加天然毒素的办法。有一批新的抗病害的马铃薯引种之后，它们的确不需要农药，但是会使人生病，又不得不从市场上撤下来。可以说，生病的原因就是安第斯农夫花了几百年时间选育所除掉的毒素引起的。进化生物学提示，新培育的抗病植物应当与人工杀虫药同样慎重对待。

新的毒素

我们越来越多地重视污染自然环境的许多新的化学物质的理由之一是它们的医学意义，加上人类对它们的适应能力的判断。这些新的毒素，诸如DDT之所以成为一个特殊问题，不仅因为它们本身就比那些天然毒害更加有害，而且因为它与我们在进化过程中已经适应的天然毒素有着截然不同的化学结构。我们没有设计好的酶去处理氯苯化合物，或者有机汞化合物。我们的肝脏是准备好等待应付许多植物毒素的，但是不知道怎样处理这些新的毒素。加之，我们又没有天生的避开这些新的毒素的本能。进化武装了我们，使我们能够闻到或者嗅出常见的天然毒素，促使我们避开它们。在心理学的术语中，天然毒素有诱发厌恶刺激反应的倾向。却没有什么机制保护我们能够避开人造毒素，DDT就无嗅无味。放射性同位素氢（氚）和碳合成的糖与稳定的同位素氢、碳合成的糖同样甜，我们没有天然的手段来发觉它们。

一个新的环境因素能有什么作用，并非都是很容易讲得清楚的。例如，汞在填充牙齿中可能的危害的争论就经过多次反复。乔治亚大学的安米·塞默（Ame Summers）及其同事最近发现，汞合金填充物增加消化道内抗药性细菌的数量。而且很明显是因为汞作为细菌基因的选择因素，抗汞的基因也对某些抗生素有抗药性。这一发现的临床意义还不十分清楚，不过它已经说明新的毒素可以通过难以预料的途径影响我们的健康。

由于我们已经不能在现代环境中依靠自己的天然反应察觉有害物质，我们只好依赖公共卫生机构去评估这类危险，采取措施保护我们。防止这些机构作出不合理的预测也是很重要的。不仅在大鼠身上做的实验对人的可信度是有限的，还有许多政治因素使得对环境危害采取行动发生困难。不懂科学的法学院毕业的人组成的立法机关可以通过法律禁止食物中含有任何可能致癌的物质，然而许多天然食物中早已有这类天然的致癌化合物存在。相反，政治压力可以使已知的毒物无法加以管制，从尼古丁、酒到除草剂，没有一种食物不含这样或者那样的毒素。我们的祖先的食物，像今天的食物一样，都是权衡利弊之后的一种妥协。这是从进化论医学观点出发得出的不大受欢迎的结论之一。

致突变和致畸变物

引起突变的物质有可能致癌或者使基因受到伤害引起好几代人的健康问题。致畸物是干扰正常组织发育引起胎儿出生时缺陷的物质。致突变物和致畸物之间，以及其它毒素之间并没有截然的分界。电离辐射和致突变物诸如福尔马林和亚硝胺都是既可以立即引起麻烦也可以在几年之后引起癌症或者先天性缺陷的物质和物理因素。知道那些毒物对人类有害是重要的。人们对有害物质的易感性（suscenpibility）可以有差异，某人能吃的东西可以对另一个人是有害的。我们将在特异反应和过敏反应那一章里讨论个体差异中的一些特别问题。易受伤害的程度（vulnerability）因年龄和性别而异。看来，尤其是除毒能力，因为年龄不同而大不一样，特别是胚胎和胎儿的发育期。有大量理论上的理由，也有许多实验资料说明代谢活跃的组织比普通组织，快速分裂的细胞比休止不分裂的细胞，高度分化为特定类型的细胞比不分化的细胞更易受到毒素的伤害。

所有这些方面都提示胚胎和胎儿组织会在毒素浓度比危害成人组织低得多的时候受到伤害。人类胚胎发育期易受伤害。易受伤害性从一个静止的卵巢里的卵细胞水平迅速上升到器官形成和组织分化期达到峰值，然后逐渐下降，到分娩时接近但仍远低于成人水平。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个传统医学中的经典问题：妊娠恶阻，即晨吐。它常常是妊娠的第一个可靠的信号，尤其是妇女根据过去的经验发现它的时候。这种恶心以及同它有关的困倦和厌食虽然程度不一。却一直非常地多见，因而被认为是妊娠的一种正常“症状”。对某些妇女而言是好几个星期的难受，对另外一些妇女并没有多少麻烦。如果把妊娠当作一种病，我们自然就认为这是一种“症状”，然而妊娠并不是一种病。妊娠恶阻使快要做妈妈的妻子难过、痛苦，所以应当设法减轻这种“症状”使得她们感觉舒服一些，能够吃些东西。不幸，使人们舒服些并不一定都是改善了健康，保证了长期利益。在第一章和第二章中，我们已经说过，自然选择没有使人们快乐的意图，而我们的基因的远期利益常常是要由一些不愉快的经历来保护的。我们在决定消除一种症状之前，应当首先了解它的起源以及它可能的功能。

有一位研究适应主义工作程序的生物学家最近对晨吐有一种新的解释。西雅图的独立学者，生物学家马季·普罗费认为像晨吐这样几乎是普遍而自发的现象不大可能是病理性的。她注意到胎儿的易伤害期几乎完全与晨吐的过程相吻合她悟出一条关键的线索：妊娠早期的恶心、呕吐和厌食可能是为了限制孕妇的食物，目的在于使胎儿接触毒素的机会减小到最小。早期妊娠的胚胎，对母亲说来是一个很小的营养消费者，一个比较正常的妇女吃得少些也不会对供应这个很小的胚胎的营养需要造成任何问题。这个时候她愿意接受的是比较清淡的，没有强烈气味和香气的——不含植物毒素的常见的食物。她厌恶的不仅是调味品中的植物毒素，也包括霉菌和细菌产生的毒素。对丈夫好吃、好闻的羊羔排骨可能使他的妻子厌恶和恶心。

我们设想，如果普罗费的假说能够成立，这种现象不大可能只是人类独有的；这是不是一种哺乳动物，尤其是草食动物中的普遍现象？新怀妊的兔子是否吃得少些？在选择食物上是否更加谨慎？研究野生动物可能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途径。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研究可以在实验动物中进行：是否有对正常成年动物没有重要意义的毒素却对胎儿的发育有严重的危害？这是问题的前提。我们还需要了解伤害胎儿可能性较大的食物毒素；妊娠期食物与常见的先天性缺陷之间的相关关系；除毒酶的个体差异等等。

抗呕吐药“镇吐灵”（Bendectin）事件给普罗费的假说提供了一个旁证。可以理解孕妇要求医生给她帮助，制止或者减轻她的晨吐。医生明白妊娠期用药的危险性，一般都是十分谨慎的。当时镇吐灵经过动物实验，被认为是安全的配方，其中的“反应停”被认定没有致畸作用，于是医生给许多孕妇开了它的处方。结果，在很短的一两年内出生了大量畸形儿，大家都把这个悲剧归咎于反应停。制药厂被起诉。对镇吐灵可能引起的危害做了不少研究，许多互相矛盾的证据曾 经是高等法院辩论的题目。遗憾的是，没有一位法官能够想到类似普罗费的假说，考虑过妊娠晨吐可能的对胎儿有益的保护作用。也许，任何抑制妊娠晨吐的药物之所以引起先天性缺陷的原因是间接的增加了含有有毒、有害食物的摄入。

如果普罗费的假说是正确的，便意味着孕妇应当绝对小心任何药品，不论治疗性的还是消遣娱乐性的。胎儿酒精综合症，是现代问题之一，每年有数千婴儿受累。吸烟也引起一些问题，还有咖啡、香料，以及一切味道强烈的东西都应当避免。肯定地说，最好不吃任何药。研究能够判断哪些药引起重要的先天性缺陷，但是还有许多作用更加隐晦的毒素、药物。安全比后悔要高明。

除了避免毒素之外，孕妇应当怎样处理她的晨吐呢？尊重它。对食物的厌恶是为了你的胎儿的利益的一种适应性反应。不要勉强去吃你不喜欢的东西，不要理会别人劝你试着吃一点的话。得罪一些人，比给婴儿带来危害要好一些。”但是，痛苦怎么办呢？有两位男性作者说得轻松：“接受它，它是一个健康家庭的长期利益所需要的代价。”我们认为这不是一个理想的建议。虽然可以理解这种不愉快的反应，但是最好能够缓解一些症状，减轻痛苦。我们希望有一天，产科医生能够拿出一张孕妇应当避免的食物的清单。有了这种知识，同时又找到了一种安全有效的药阻止恶心、呕吐，孕妇便可以放心地使用它。

有一些民族的传统文化中，规定孕妇应当吃白陶土，虽然被认为这是用来补充无机盐和微量元素的；白陶土还能缓解胃肠道不适，而在现代医药中用作止泻药。有些粘土，例如前面关于橡树籽问题中提起过的，可以牢固地结合某些有机分子，包括毒素。换句话说，它的缓解症状的机制可能是一个最好的途径——除去有害的毒素。但是粘土不大可能取得专利，不大可能有一家公司来投资上百万去开发、试验一种得不到专利保护的产品。专利制度既保护了科学研究的成果，也限制了科学研究的潜力。

当婴儿长大成儿童的时候，倾向于憎恶蔬菜。他们尤其不喜欢有强烈气味的蔬菜，诸如洋葱和甘蓝之类，其中含有较多的植物毒素。这些不喜欢的现象的发展过程，又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它们的另外一条线索。哪怕是最娇气的孩子，也常常在十几岁长大接近成年的时候开始尝试新的食物。用进化生物学的观点去解释这一现象，可以认为它是有益的，石器时代的时候，这是一种在儿童期避免最有毒的植物食物的适应性反应。现代的儿童和成人都得益于经过驯化的无毒蔬菜，但是这可能是为什么儿童不喜欢吃蔬菜的合理解释。

谢选骏指出：人说毒素——毒素（英语：Toxin），是指生物体所生产出来个毒物（poison），这个术语最早是由有机化学家路德维希（Ludwig Brieger）所提出。这些物质通常是一些会干扰生物体中其他大分子作用个蛋白质，例如蓖麻毒蛋白。

细菌毒素按其来源、性质和作用等的不同，可以分为外毒素和内毒素两大类。在一般情况下，外毒素简称为毒素。

生物在生长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对宿主细胞有毒化学物质（生物毒物）。有蛋白毒素和非蛋白毒素。包括植物毒素、细菌毒素、动物毒素和真菌毒素四类微量毒素侵入机体后即可引起生物机能破坏，致使人畜中毒或死亡。毒害作用取决于毒素的类型、剂量和侵入机体的途径等。许多毒素如蓖麻毒素、海藻毒素、肉毒杆菌毒素A型、葡萄球菌肠毒素B型等被作为或研究作为新毒剂。天然毒素很早就被当作武器使用，二次大战时，英、美生产了1700kg蓖麻毒素粗品（代号WA），其毒性为光气的40倍。美国秘密贮存了海藻毒素（代号T-2）。二战后，美国和前苏联对毒素研究都很重视，据资料美国贮有葡萄球菌肠毒素、肉毒杆菌毒素、牡蛎毒素、白环蛇毒素、绿脓毒素和马钱子毒素等6种；前苏联贮有蛇毒素、河豚毒素、肉毒杆菌毒素和真菌毒素等。有些毒素的毒性极大，如肉毒杆菌毒素。致病菌释出的毒素往往是致病原，有的可作为生物科学的研究工具药。

人体内毒素，即人体内的有害物质。人体内“毒”主要分为外毒和内毒。

上述有害物质，在正常情况下，人体有能力加以化解和排除，维持健康。一旦平衡被打破，体内毒素得不到及时清除而不断累积，人体则进入亚健康状态，进而引发多种疾病。

长期以来人们对此进行了独到的研究，俄罗斯科学家梅尼奇科夫曾因“自身中毒”说荣获诺贝尔医学奖。对于现代人来说，由于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以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饮食生活习惯没有相应的变化，慢性病越来越严重。人们提出了“自然医学”，“代谢综合症”等，对提高人们的健康有独到的意义。

动物毒素

绝大多数是蛋白质。大多是在有毒动物的毒腺中制造并以毒液的形式经毒牙或毒刺注入其他动物体内。纯的毒素根据生物效应，可分为神经毒素、细胞毒素、心脏毒素、出血毒素、溶血毒素、肌肉毒素或坏死毒素等。毒液里还含多种酶。研究得最深入的是蛇毒，其次是蜂毒和蝎毒。蜘蛛毒、蜈蚣毒和蚁毒也有些研究。有毒的水生动物的组织中含有毒素，如河豚的卵巢中含一种剧毒的神经毒素──河豚毒素。它的独特作用是阻止神经膜钠电导的增加，它的结构如图1。与河豚毒素生理作用相似的还有章鱼毒素与石房蛤毒素。由异足索沙蚕得到的沙蚕毒素结构简单(C5H11NS2)，它作用于N型胆碱受体，阻遏突触传递。从沙蚕毒素的结构，设计合成了新型农药杀螟丹。

蛇毒——从毒蛇的毒腺分泌出的粘液。冻干后呈粉末状物质，在低温下能长期维持毒性。蛇毒是动物毒中组成最复杂的，除致死性毒素外，还有10余种无毒或低毒的酶和多肽。人被毒蛇咬伤后中毒症状来势猛烈而十分复杂，表明这些成分有相互加强的效果。蛇毒的组成随种属不同而差别很大，但同种蛇类的蛇毒组成比较近似。眼镜蛇科和海蛇科蛇毒富含神经毒素及心脏毒素，最高含量可达毒液干物质重的40%以上。而蝮亚科和蝰亚科蛇毒则富含出血毒素，只有少数含神经毒素。①神经毒素，作用于神经-肌肉接头，阻断兴奋的传递。中毒者常死于呼吸肌麻痹引起的呼吸衰竭。由于这些毒素是大分子蛋白质，不能通过血脑屏障进入脑内，对中枢神经系统无作用，只作用于外周神经系统。按作用部位通常分为：突触前神经毒素和突触后神经毒素。前者作用于神经末梢，抑制神经递质──乙酰胆碱的释放，突触前毒素都具磷酯酶A2活性，当酶活性丧失，毒性也就随之消失。后者作用于突触后膜。已发现的突触后毒素近百种，主要存在于眼镜蛇科和海蛇科蛇毒中。②心脏毒素，是由60～62个氨基酸组成的分子量较小的强碱性蛋白质。一级结构与突触后神经毒素的短毒素相似。心脏毒素能溶解细胞，又称细胞毒素。③出血毒素，从蛇毒中分离出的出血毒素是分子量在30000～40000的蛋白质，具蛋白水解酶活性，含金属离子，属于金属蛋白酶类。出血毒素作用于毛细血管壁，引起血管破裂，导致局部或全身出血症状。④溶血毒素，也称做溶血因子，是一种由57个氨基酸组成的分子量为7000的碱性蛋白质，能破坏红细胞膜而致溶血。另外蛇毒中的磷酯酶A2，能水解卵磷酯生成溶血卵磷酯，也能溶血，称为间接溶血因子。⑤肌肉毒素或肌肉坏死毒素，如中国的尖吻蝮蛇毒能引起严重的肌肉坏死，咬伤后常导致截肢残废。美洲的响尾蛇毒也可造成类似的症状，从该蛇毒中提纯的肌肉毒素，是一种38个氨基酸组成的多肽，另外还有分子量较大的肌肉毒素，尚未纯化。

蜂毒——包括蜜蜂、大黄蜂和胡蜂从尾刺分泌的毒液，其中含神经毒素、溶血毒素和酶。蜜蜂神经毒素 (Apa-min)是由18个氨基酸组成的神经毒素，能通过血脑屏障而作用于中枢神经系统。蜜蜂溶血毒素能溶血，类似蛇毒细胞毒素，是由26个氨基酸组成的多肽。

蝎毒——含神经毒素、酶等，组成较蛇毒简单。神经毒素含量占干毒的66.9%，比蛇毒的相对含量高，由62至66个氨基酸组成。有抑制兴奋促使膜钠通道失活和钾通道激活的作用。

蜘蛛毒

含16种以上的蛋白质和坏死毒素及酶等。美洲的黑寡妇蜘蛛毒有突触前神经毒性。

植物毒素——最常见是食用含毒植物（主要是有花植物）中的毒素。也有的毒素在植物的刺毛或汁液中。一类是小分子有机物质植物毒素，包括生物碱、糖苷（毛地黄苷）等；另一类是毒蛋白，如蓖麻毒素和相思豆毒素。从中药天花粉提取的天花粉蛋白和从半夏中提取的半夏蛋白，有引产作用，属致敏性蛋白质，也可说是毒蛋白。蓖麻毒素是从蓖麻种子中提取的一种剧毒的蛋白质，是植物凝集素，分子量为62000,由两条肽链组成。蓖麻毒素的毒性在于抑制细胞内的蛋白质合成。毒素分子中的A链是毒性多肽，能作用于核糖体的60S亚基而抑制蛋白质合成。B链除肽链外还含葡萄糖胺和甘露糖，是凝集素，能与细胞膜上含半乳糖基的糖蛋白或糖脂受体接合，通过受体介导胞饮作用而进入细胞。B链使细胞囊泡膜上形成小孔，便于A链通过，进入细胞浆发挥其毒性。

霉菌毒素——又称真菌毒素。麦角菌分泌的麦角毒素人、畜食之即致病，但某些麦角制剂用作子宫收缩剂。黄曲霉毒素为强致癌物质，与肝癌发病有关，是双呋喃香豆素的衍生物，已经确定17种化学结构类似物，其中毒性最强的毒素B1的结构式是：黄曲霉毒素作用于脱氧核糖核酸(DNA)，与嘌呤碱基生成加成物，从而抑制复制和转录，并由于DNA模板的改变可引起突变率增加，从而导致癌变。霉变的花生、米、面等食物中常含黄曲霉毒素。毒蕈毒素包括一些剧毒生物碱，如蝇蕈碱和鹅膏蕈碱，蛇蕈碱的作用方式已成为研究周边神经药理作用方式的一个重要的试剂。

细菌毒素属细菌的代谢产物，种类很多：①白喉毒素，分子量为60000的蛋白质。其毒性表现为抑制哺乳动物的细胞内的蛋白质合成。该毒素是个酶原，经蛋白酶水解后，释放出分子量为21000具酶活力的片段A后，余下的片段B才发挥毒性。其作用方式类似蓖麻毒素。②霍乱毒素，与小肠粘膜上的受体结合，不可逆激活膜上腺苷酸环化酶而导致分泌性腹泻（见环化酶）。③肉毒素，是肉毒杆菌产生的神经毒素，作用于神经-肌肉接头，阻遏神经冲动的传递。A型肉毒素包括一个毒性成分和一个血凝成分，前者的分子量约为150000，这种毒素对热不稳定。

体内毒素

即人体内的有害物质。人体内“毒”主要分为外毒和内毒。

外毒指外在环境的环境污染带来的的有害物质，如空气污染（汽车尾气、工业废气、尘埃等）；水污染（工业及生活污水等）；食品污染（农药、化肥、食品深加工等）；化学药品的毒副作用；病原微生物（细菌、病毒等）。环境中的有害物质通过不同途径进入人体，毒害我们的身体。内毒指人体内在糖、蛋白质、脂肪代谢过程中产生的废物不断堆积所产生的毒。代谢的废物产生的有害产物有如乳酸、酮酸、尿酸、自由基等；还有身体体内的多余脂肪、老旧坏死细胞、癌细胞。

毒素较量

肝——肝脏是人体非常重要的排毒“重量级种子选手”，它可消解进入身体的化学毒素，包括各种酒类及化学物质，消除所吸入的废气，烟雾和化学品中的毒素，并抵御病菌的侵袭。

肾——肾脏如同一个人体的“精密过滤器”它每天要处理约170公斤的血液，它能分辨过滤的有用物质（如钠、钾、磷等）并将这些有用物质重新输回血液，而将多余水分及废物转化为尿液，经膀胱及尿道排出体外；

肺——是人体进行气体交换的重要器官，它将新鲜的氧气输送到血液，供给各器官、组织、细胞的需要，并将二氧化碳等废气排出体外；

肠——肠道肩负着人体的营养吸收及废物排出的重任，当食物被胃液分解，消化后就会进入小肠，由小肠黏膜吸收营养物质，继而进入大肠，最后由大肠将食物残渣及废物排出体外；

研究表明，粪便中的细菌约占粪便总量的20%--30%，有害物质20余种，其中包括硫化氢、氨气、沼气、二氧化碳等有害气体，苯类、吲哚，肉毒杆菌、甲酚、丁酸等以及一些对人体有害的重金属盐类，如不能按时排出存便，则这些有毒物质将再次被吸收进入血液，对机体造成危害；

淋巴系统——淋巴系统是具有免疫功能的自体保护系统，它由淋巴细胞、淋巴管、淋巴液及淋巴器官组成，保护人体免受病菌及外界不良因素的侵害，并具有排毒功能；

皮肤——皮肤如同一道巨大的“天然屏障”覆盖着人体的表面，保护人体免受外来侵害，具有分泌、调节、排泄等功能，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毒器官之一。

毒素排出——医学界最新研究表明，常年服用药物或者农药残留进入人体会导致药物毒素在人体内的残留和积聚，日积月累，会对人的身体健康产生重大危害，除了可能导致旧病复发外，还可能导致身体组织的病变和使人的寿命缩短。

要清除体内残留的毒素，一个基本的方法就是多吃含“酶”的蔬菜、水果或补充食品“酶”。尽管药物可以治疗疾病，不过它对身体而言仍是异物，甚至是毒素。几乎所有的药品或多或少都对身体有损害作用，若此作用过强则会表现出副作用。当然药物对身体的损害远远低于其治疗疾病的作用，所以药物仍旧有使用价值。并且，肝脏会分泌“酶”将治疗疾病所服下的药物加以分解和解毒，消除损害的作用，然后自尿液或胆汁排泄出去。多吃含“酶”的蔬菜、水果或补充食品“酶”能提升肝脏分解体内残留毒素的速度。

“酶”英文名称：enzyme 早期是指in yeast 在酵母中的意思，指由生物体内活细胞产生的一种生物催化剂。大多数由蛋白质组成（少数为RNA）。能在机体中十分温和的条件下，高效率地催化各种生物化学反应，促进生物体的新陈代谢。生命活动中的消化、吸收、呼吸、运动和生殖都是酶促反应过程。酶是细胞赖以生存的基础。细胞新陈代谢包括的所有化学反应几乎都是在酶的催化下进行的。没有酶的参与，新陈代谢只能以极其缓慢的速度进行，生命活动就根本无法维持。例如食物必须在酶的作用下降解成小分子，才能透过肠壁，被组织吸收和利用。在胃里有胃蛋白酶，在肠里有胰脏分泌的胰蛋白酶、胰凝乳蛋白酶、脂肪酶和淀粉酶等。又如食物的氧化是动物能量的来源，其氧化过程也是在一系列酶的催化下完成的。

酶的发现——1783年，意大利科学家斯帕兰扎尼（L.Spallanzani，1729—1799）设计了一个巧妙的实验：将肉块放入小巧的金属笼中，然后让鹰吞下去。过一段时间他将小笼取出，发现肉块消失了。于是，他推断胃液中一定含有消化肉块的物质。但是什么，他不清楚。

1836年，德国科学家施旺（T.Schwann，1810—1882）从胃液中提取出了消化蛋白质的物质。解开胃的消化之谜。

1926年，美国科学家萨姆纳（J.B.Sumner，1887—1955）从刀豆种子中提取出脲酶的结晶，并通过化学实验证实脲酶是一种蛋白质。

20世纪30年代，科学家们相继提取出多种酶的蛋白质结晶，并指出酶是一类具有生物催化作用的蛋白质。

20世纪80年代，美国科学家切赫（T.R.Cech，1947—）和奥特曼（S.Altman，1939—）发现少数RNA也具有生物催化作用。

“酶”催化机理和一般化学催化剂基本相同，也是先和反应物（酶的底物）结合成络合物，通过降低反应的能来提高化学反应的速度，在恒定温度下，化学反应体系中每个反应物分子所含的能量虽然差别较大，但其平均值较低，这是反应的初态。

S（底物）→P（产物）这个反应之所以能够进行，是因为有相当部分的S分子已被激活成为活化（过渡态）分子，活化分子越多，反应速度越快。在特定温度时，化学反应的活化能是使1摩尔物质的全部分子成为活化分子所需的能量（千卡）。

酶（E）的作用是：与S暂时结合形成一个新化合物ES，ES的活化状态（过渡态）比无催化剂的该化学反应中反应物活化分子含有的能量低得多。ES再反应产生P，同时释放E。E可与另外的S分子结合，再重复这个循环。降低整个反应所需的活化能，使在单位时间内有更多的分子进行反应，反应速度得以加快。如没有催化剂存在时，过氧化氢分解为水和氧的反应（2H2O2→2H2O+O2）需要的活化能为每摩尔18千卡（1千卡=4.187焦耳），用过氧化氢酶催化此反应时，只需要活化能每摩尔2千卡，反应速度约增加10^11倍。

人体预防综述

国内外科学研究证明，高血压、中风、肝硬化、癌肿、肝炎、糖尿病等多种疾病，都与体内器官、血液等所受到的各种污染毒害有关。常吃以下食物能有效清除人体有毒物质。

菌类食物　如黑木耳、银耳、蘑菇、香菇等。

这些菌类含有丰富的硒。经常服用可降血压、降胆固醇、防止血管硬化、提高机体免疫功能，增加体内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兴奋骨髓造血功能及滑肠、洁血、解毒、增智等。

海带中的褐藻胶有治疗动脉硬化，阻止人体吸收铅、镉等重金属和排除人体内的放射性无素的作用。褐藻胶因含水率高，在肠内能形成凝胶状物质，故有助于排除毒素物质，并可防止便秘和肠癌的发生。

鲜果汁和菜汁进入人体可使血液呈碱性，从而将积聚在细胞中的毒素溶解，然后排出体外。紫菜、倭瓜、甜瓜、胡萝卜、柑、红薯、南瓜、柿子、木瓜、甘兰、橙子、牛奶、蛋黄、鱼类等也是如此。

我看——对人有益的就是食物，对人体有害的就是毒物。食物和毒物，依据人的需要不断改变、互相转化。

【第七章 基因和疾病：缺陷、脱轨以及妥协】

某个星期一上午8点，医学院的讲演厅里济济一堂。讲座的题目是近视。当光线暗下来的时候，在顶灯的照耀下，将近一半学生的眼镜闪烁着。教授自言自语地说：“有这么多戴眼镜的学生！”

“事实很清楚，1小时后他作结论时说“近视是因为眼睛长得太长，屈光系统的成像落在视网膜前面，因此视网膜上的影像变得模糊起来。眼镜的凹镜片，通过纠正屈光度，使成像移后一点，落在视网膜上使你能够看得清楚，因而补救了自然的不准确性。

许多手举起来，一个学生提问：“那么，为什么眼球会长得太长呢？”

“基因，”他回答：“问题就是这么简单。我们中间，一些人的运气不好，有了这种坏的基因。如果你的孪生兄弟是近视，几乎可以肯定你也是近视；如果你的兄弟近视，你近视的可能性也很高，不过不像孪生兄弟那样高。汇集所有的统计资料，证明近视是一种遗传病，它的遗传率超过80％。”

“有这种基因的人在没有眼镜之前怎么生活呢？”另一个学生提问。“我如果没有眼镜，我不可能在非洲平原坚持一天。”教室里有一阵窃笑。

“是的，这种基因可能是后来突变的，”这位教授回答“或者，也许石器时代的近视眼是在帐篷里缝纫和编织而引起的。不管怎么样，事实很清楚，近视是一种遗传问题。”

“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学生追问下去“自觉选择淘汰它的力量应当是很强大的。如果这样严重的缺陷也能延续下来，那么我们岂不全身都是缺陷了？”

“事实上，我们的身体并不是运转得很好的，”教授尖锐地指出，“你曾经学过，我们有许多遗传缺点。身体是一个脆弱的、匆匆拼凑起来的器皿。我们做医生的任务，就是去纠正大自然母亲的疏忽。”

医学生中互相议论了一阵，没有再追问下去。

基因做什么？

制造人类的说明书都写在DNA分子的文库中，捻成我们的23对，46条染色体。我们现在还正在继续了解DNA怎样储存和使用这些构筑人体的信息的惊人的、简直难以置信的大量细节。一个DNA分子就像一架梯子，两边由交替变换的磷酸和去氧核糖的单位所构成。信息就放在梯子的横杠上，这些横杠由成对的分别以A、C、G、T命名的四种分子组成。遗传密码中信息含量之巨大，几乎难以想像。每一个细胞中的DNA都含有一系列120亿个ACTG符号，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图书馆的信息量。一个细胞里的DNA分子如果不绞起来而是拉直它，大约有2米长。如果再乘以全身大约十万亿个细胞，这个长度有200亿公里，大约与地球到冥王星的距离相等。

人类的DNA中大约有95％从来就不译成蛋白，其余5％可以在相邻的区域划分为十万个被称作基因的亚功能单位。每个基因携带着一个蛋白的编码。这些DNA链上的许许多多ACGT怎样翻译成一种蛋白，是分子生物学研究的范畴，分子生物学是一个迅速蓬勃发展的学科，正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比电的发明更多的变化。公众舆论已经有人呼吁要注意这些变化对政治和伦理的影响，不久就会引起人们普遍的关注。现在已经有了由DNA克隆制成的药品。含有细菌基因的食用植物正在生产中。向人体细胞中插入替代基因去缓解过去没有希望治疗的疾病的开拓性实验正在进行中。人寿保险公司有可能在普通血液常规实验检查时从DNA样本中读出某些顾客患某些疾病的风险程度，这也许又是一种不大受欢迎的事情。在妊娠早期筛查某些常见的遗传问题已经是一种常规检查，使怀有遗传问题胎儿的母亲有机会选择是否终止这次妊娠。

1995年还是初级小学学生的玛丽在2010年的一天发现她自己怀孕了。“是的，你已经怀孕了，玛丽，祝贺你！护士马上就来向你解释正常的检查手续，现在我想知道你是否要做标准的基因筛查，我希望你做。”

“好的，包括一些什么项目？”

“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风险，不过比较昂贵，也许你是有高保障保险单的。”

“我有高保障保险单，不过这些检查能够告诉我些什么呢？”

“基本上主要是筛查鉴定40种严重的遗传病，然后你还可以补充检查诸如近视，注意力差和易上酒瘾等。许多人认为值得做这些检查。”

“如果发现有问题又怎么办呢？”

“那时…那时我们再谈怎么办的问题。也许你不会因为有上酒瘾的可能性较大这类问题而决定终止妊娠，但是早知道为好。不管怎么说，现在发现问题比出了问题再想办法好，你是否这样看？

“好的，我想是这样，但是我如果碰到我的孩子长大之后是一个近视眼我应当怎么办？”

“那……”

想要做这套全面检查，现在只要再等几年就可以了。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许多基因的染色体位置以及某些基因的密码序列。有争议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目的是查明全部密码，找到形成那十万个基因的ACGT的顺序。一旦我们掌握了整套密码，我们就可以把任何一个人的密码与这些标准密码比较，便能够容易地发现不正常的基因。

但是是否有一个像我们所指的标准序列那样“正常”的人类基因构成呢？我们所有这些人当然不是完全一致的。大约有7％的基因是可以因人而异的。就大多数蛋白质而言，变异率是比较低的，大约只有2％。对某些种类的酶和血蛋白而言，28％有许多不同版本。可以说，许多不同版本的基因功能是相同的。不过有另外一些情况，只有一个版本（一个等位基因，allele）是正常的，另一个等位基因是有缺陷的。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有缺陷的等位基因是“隐性”的，就是说它与另一个正常等位基因配对时看不到有害的作用。如果这种缺陷基因是“显性”的，那么，只要有一个缺陷版本的拷贝就能引起疾病。

进化学家要回答的是解释“为什么”有遗传病这个问题。那位讲近视的教授是不是说对了呢？我们的身体有可能引起疾病的“大量的遗传缺陷”而自然选择未能清除它们吗？不完全如此。的确有一些非常罕见的遗传缺陷是因为自然选择还没有来得及清除它们，但是它们引起的疾病与更加常见的基因引起的疾病比起来要少得多，不同的是，虽然它们引起疾病，自然选择还是把它留下，我们随即就解释为什么引起疾病的基因会被选择留下来。现在首先要考虑基因怎样正常活动以及罕见的基因异常。

所有的异常都只是一个精子或卵细胞中的DNA的个别错误：一个C代替了一个T，或者一个T丢失了，这都可以引起致命的遗传病。这类错误起因于拷贝过程中出错，以及化学或者电离辐射损伤。奇迹是这种错误并不多见。据估测，每一代中任何基因被改变的机率大约是百万分之一。这就是说，我们之中约5％的人的生命开始时至少有一个新突变的烙印来自于母亲或父亲。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突变没有可以察觉的作用，只在极少数人是致命的。

当个体从一单个细胞发育成大约十万亿个细胞的成人时，更多的错误将悄悄地发生。在体内大多数细胞背后发生的这些错误多半只有很小的问题。许多突变密码产生的蛋白可以同原来的蛋白一样工作得很好，或者这种突变的蛋白根本不在这类细胞中表达。如果突变对这个细胞是致命的，也可能不发生什么后果；因为通常还有许多别的细胞可以承担这同一任务。然而一个细胞中单个的突变如果叩开了调节细胞生长和分裂机制的关键部位，也有可能引起重大的问题。只要有一个细胞的增殖失去控制，就能产生肿瘤而危害整体。第十二章中还要讨论对付这种危险的多种机制。

且不说一个偶然的突变可能引起的麻烦。这个虽然很长但是只有四个化学单位的序列怎样去管理整个人体的全部密码？我们知道一点DNA怎样复制自己，怎样产生RNA，RNA又怎样产生蛋白分子，这些蛋白分子又怎样结合起来产生显微镜下的链（译注：此话原著如此，蛋白质在显微镜下实际上是看不到的）或者二维平面。在这些知识以外我们目前还只有零星了解的浩如烟海的未知领域。例如，我们知道某些因果关系，甚至有关激素对组织生长发育调节的细节，这类个别的发现不过是对动物和植物发育总的了解的起点。

虽然发育遗传学的大部分问题还不了解，还有待研究，遗传传递的模式却已经阐明。当受孕时，我们的每一条染色体上的每一个位点上的每一个基因都分别从父亲和母亲那里取得一份拷贝。每一个完整的互补的基因，聚合起来就是基因组，是从父亲和母亲的完整的基因组中两个位点上随机取得的一个样本。因此，每一个基因都一定有两份拷贝来组成一个完整的基因组共同来构建我们的基因型。基因型在个体发育过程中的表达受到许多复杂因素的影响，我们在所有机体内观察到的是表型。有性生殖把双亲的基因型随机混合，改造成每个子代独特的基因型。这种随机混合改造如果在某个特定的位点上从两个亲本得到的是同一基因的两个完全一致的拷贝，子代在这个位点上就是纯合子；如果两个拷贝不一样，便是杂合子。

一个基因在许多代的传递过程中对大量的个体有一定的平均作用，但是它对某个具体的个体的作用却可以偏离平均很远。基因与基因之间，基因与环境之间在决定表型时相互影响。因此，有性生殖所产生的个体，在各方面都是独特的，可以与两个亲本都有很大差别。一个受精卵发育成两个后代，是一个无性生殖过程产生的有一致基因型的两个个体，这种情形便是同卵孪生。

引起疾病的罕见基因

上千种严重的遗传病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罕见的。人群中的受累者不到万分之一。而且，这些遗传病又大多是隐性的。除非不幸这种基因有了两个相同的拷贝遇到一起，以致这个位点上没有正常的等位基因，否则也不会造成任何麻烦。这种麻烦在近亲通婚时机率增加，因为亲属中比非亲属有着相对比较多的相同的基因。这就是为什么近亲婚姻生出患有隐性遗传病的婴儿可能性较大的原因。

自然选择很难清除一个有害的隐性基因。自然选择甚至不能进一步降低它在人群中的基因频率。如果一个有害的隐性基因在人群中的频率是千分之一，而人们又正常地与非近亲通婚，那么纯合子的机率只有千分之一的平方，即百万分之一。即令这些不幸的个体统统早年夭折，自然选择的影响也是非常之小的。在这种条件下，新的突变能以自然选择剔除它的同样速度产生这种缺陷基因，因为当基因频率下降时，纯合子个体的出现率下降得更快。某种突变产生的使百万分之一新生儿致命的隐性缺陷基因，将在人群中保持稳定的千分之一左右的基因频率。这便是自然选择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

显性基因的情形不同。只要有一个拷贝的显性致病基因，携带者就会得病；而且一半子女也会得病。最为人们熟知的有引起亨丁顿氏（Huntington's）病的基因。大多数患者在40岁以前没有症状，40岁以后记忆衰退，肌肉抽搐，某些神经细胞逐渐退化，直到不能走路，不记得自己的名字，不能够自理生活。这种病是一个特别的例子，因为它的病理破坏作用，临床表现都已经明确；已知的所有病例都能追溯到17世纪的若干欧洲家族。其中有一男子移居加拿大新斯科舍省，这个基因和疾病也就传给他的几百名后裔，包括著名的民间歌手伍·噶思里（Woody Gathrie）。在18世纪60年代，有一个西班牙水手Antonio Justo Doria来自德国，在委内瑞拉Maracaibo湖的西岸住下来，他的后代是现在患此病最集中的一群人。遗传学家经过不懈的努力，得以指出Huntington基因位于第四号染色体的短臂上。

这就又把我们带回原先的疑团：为什么这个破坏性的基因没有被剔除掉？答案是；因为它在40岁以前的危害很小，所以在40岁以后才出现Huntington病的患者生的子女不会比正常人生得少些。事实上，有些研究提示，女性患者的子女甚至比平均数要高，男性的生育率有降低的倾向。总之，在现代社会中，自然选择对这个基因的负面影响是很小的。据估算，美国人群中二万分之一的人带有Hunington基因。

Huntington病又一次说明了我们在第二章中强调的原理：自然选择不选择健康，只选择成功的生殖。如果一个基因不减少存活后代的平均数，那怕他会引起一种破坏性的疾病也仍然会比较常见。还有一些致病的基因甚至有可能增加生殖的成功率，至少是在现代社会里如此，其中一个例子是引起狂躁抑郁症的基因群。狂躁时有些病人性冲动增强，具进攻性；而另一些人则才华出众，立下功绩使他们获得成功而具吸引力。如果一个基因能增加生殖的成功率，那么不论它的机制是什么，即令非常有害，都将扩散开来。

表7－l提供了一个基于引起疾病基因的“益处”（beneficiary）的分类法。突变引起的许多疾病以及自然选择对它们的限制，这些病在疾病中所占份额相对很小。在大多数病例中，其过程非常复杂且很有趣。

表7－1．致病基因的益处1．对带有致病基因的人：

1. 1该致病基因在生命周期的不同时期作用不同，见第八章。DR3基因引起糖尿病，但对胎儿在子宫内时受益（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DR3与糖尿病无关——译者注）。

1．2只在某种外界环境条件下有益，例如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G6PD）缺乏，在疟疾流行区有益；某些组织相容性抗原（HLA）单体型增加某些疾病的易感性，却能抵抗另一些疾病。

1．3脱轨或扭曲；在古代环境中有益，或至少无害，只在现代环境中要付出代价（见本章）2．对别的个体

2. 1杂合子个体的优势。如镰状细胞病，对只有该基因的一个拷贝时有抗疾病的益处，有两个拷贝时患镰状细胞病，一个拷贝也没有则对疟疾易感。

2．2胎儿使母亲付出代价，例如hPL，见第十三章。

2．3父亲使母亲付出代价或反之（如IGF－II，IGF-II受体，见第十三章

2. 4性的对抗性选择（sexually antagonistic selection）（例如，血色素沉着症）。

3．基因使个体付出代价。被减数分裂驱动（meiotic drive）而制造麻烦的越轨基因，例如小鼠的 T位点（T—locus）。

4．没有受益者

4．1突变发生率与剔除率（selection rate）相等（平衡时）。

4. 2有的基因特别容易发生突变，因为它们很大，例如肌肉营养不良。隐性基因很难清除，因为当基因频率下降之后，自然选择剔除的力量以频率的平方下降得更快。

4．3虽然存在有害的选择（adverse selection），该基因仍然存在[遗传漂变（genetic drift）或奠基者效应（founder effect）]。

引起疾病的常见基因

镰状细胞贫血是一种常常被用来说明同时又有一定好处的基因病的经典例子。引起镰状细胞贫血的基因大都来自疟疾流行的非洲。如果是这个基因的杂合子，他便因为这个基因改变了血红蛋白的结构加快了清除循环中被疟原虫感染的细胞而在一定程度上对疟疾有限制作用。而纯合子则患镰状细胞病，他们的红细胞扭曲成新月形或镰刀形，以致不能正常循环，所以引起出血、气短、骨痛、肌痛、腹痛等症状。患此病者在儿童期的病情十分可怕，直到都在生育龄以前死去。有正常等位基因的纯合子个体的红细胞虽然是完全正常的，但缺乏对疟疾的抵抗作用。于是镰状细胞基因说明杂合子优势（heterozygote advantage）。因为杂合子对疟疾的抵抗性，它比两种纯合子都要好些。有镰状细胞基因的纯合子因镰状细胞病而不能适应生存，没有生育机会；有正常等位基因的纯合子又因为易感疟疾而不适应生存。这两种选择力的比较强度决定这个位点的基因频率。因此，一种引起致命的儿童疾病的基因和一种使人易感疟疾的正常基因可以同时在人群中维持很高的频率。

虽然镰状细胞等位基因是引起疾病却仍然被选中保留的一个最常引用的例子，但是因为三条理由，它仍然是一种不多见的基因。首先，它的分布不广，最初，见于也仅见于热带非洲。其次，血红蛋白的改变是一种简单的适应。许多别的适应，例如色觉视力和发热的能力，它们都是复杂的、密切相关的几个系统，需要许多基因才能形成；相反，镰状细胞等位基因与正常基因的差别，是只有一个T代替了一个A。这个基因密码译成血红蛋白时，氨基酸也是只有末端由缬氨酸代替了谷氨酸，这种分子改变使红细胞得到异常的形态和其它性质。第三，有特别强大的选择力针对一个基因位点；很可能在人类群体中，杂合子优势很普遍，但是对纯合子的负选择很弱，其作用难以检出。

在疟疾不多见的地区，可以预期镰状细胞等位基因的频率会下降。确实如此，非洲裔美国人，许多已在没有疟疾的地区生活十代以上，比非洲人的频率低。看来自然选择已经使镰状细胞基因频率在疟疾不很重要的地区下降，这是可以根据进化理论推断的。

若干其它遗传性血液异常也有防御疟疾的作用，最具戏剧性的有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G6PD）缺乏。有这种异常的人接触氧化剂如奎宁时，会发生溶血，病得很重。而奎宁又是最原始的，现代仍然有效的抗疟药。当疟原虫在红细胞中耗氧时，因缺乏G6PD而使红细胞破裂，从而干扰疟原虫的繁殖。某些疟原虫能自己产生G6PD，这又说明宿主-寄生虫军备竞赛之普遍性。

4％的北欧人带有一个引起囊性纤维化的隐性基因，70％的病例只有单个突变等位基因（△F508），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负责人柯林斯（Francis Collins）说，这“提示可能有某种杂合子选择或者这个特定的突变基因在北欧人中有很强的奠基者效应”。具体是什么好处（benifit）维持了囊性纤维化基因的频率现在仍然不清楚，曾经有资料提示可能是因为腹泻所致的死亡率较少。

Tay-Sachs B病中所有的纯合子都在生殖年龄以前死亡，但该基因在Ashkenazic犹太人中有3％-11％的频率。维持这样高的频率，要有杂合子比正常纯合子高6％的生殖优势。有关感染率和人群分布的资料提示，它对杂合子的益处可能是对结核病的预防，这在历史上曾经是犹太人中的一个重要选择力量。脆性X-综合征也是一个常见的遗传病，使每两千男性新生儿中有一个智力发育停顿。这一综合征有杂合子女性生殖成功率较高的证据。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生理学家戴蒙（Jared Diamond）强调另一种可以解释超过预期频率的某些致病基因的原因。他说，有多达8/10的妊娠因早期流产和晚期小产而失败。其中绝大多数未被发觉，因为是发生在胚胎着床之前或者刚刚着床之后。如果有一个基因哪怕是略为减少一点流产率，它也会被选择留下，于是增加了发生某种疾病的机会。戴蒙举出儿童期发病的I型糖尿病为例，这是DR3基因引起的一种遗传病。如果双亲之一为杂合子，另一个为正常等位基因的纯合子，理论上预测子代带有DR3基因的频率应该是50％，然而实际的观察数据却是66 ％。可能 DR3基因在胎儿期能够大大减少妊娠失败率从而使自己保存下来，虽然后来它引起糖尿病。

苯酮酸尿（PKU）是由基因所致的疾病且母亲子宫能选择性地保留这个基因的另一个例子。其纯合子发生智力发育停滞，因为身体不能处理正常食物中所含有的常量苯丙氨酸。使食物不含苯丙氨酸可以防止发生智力发育障碍。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这种病完全是遗传的，但它的作用又是完全可以通过控制后天环境加以防止。PKU比较常见，百分之一的人带有该基因，所以许多国家地区要求在出生时进行普查。为什么这样多见？同糖尿病基因一样，这个PKU基因似乎也是减少流产而保存自己，尽管它会引起疾病。

越轨基因（Outlaw genes）

牛津的生物学家道金斯把身体看作是由基因产生更多基因的工具。许多基因的合作形成细胞、器官和个体，只是因为这是复制它们自己的更多拷贝的最佳途径。身体的细胞是作坊、工厂，各有专门的功能，必须互相合作才能生存、繁殖。基因除了在整个机体中执行自己分配的任务之外没有别的任何其它途径进入下一代。或许有其它办法？既然有这种利害关系，就可能有一个基因进入下一代的赌博式的竞争，这种赌博有可能降低这个后代的生存能力——生病。有这种情形吗？

确实有某些基因虽然会对携带者产生不利的影响，却在进入精子或卵细胞时具有竞争力。有几个这样的例子，我们最熟悉的是小鼠的T位点基因。雄性如果有两个异常的等位基因，将是致命的。但是，只有一个异常拷贝的雄性却能把它传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后代而不是通常预期的50% 。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一个不遵守一般法则的越轨基因的活动，它只对基因本身有利，但是对个体和种族都有害。我们之所以能够知道它，除了它本身具有产生一种明显的、引起注意的作用之外，还因为我们可以在小鼠做被控制的实验。人类是否也有这种不遵守的一般规则，在进入生殖细胞时具有较强竞争力，同时又使后代造成生存缺陷的疾病的基因呢？

多囊性卵巢是一个可能。这种疾病见于不孕门诊病人中的21％，其特征是：月经不规则，肥胖和肌肉发达。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女性患者的80．5％的姊妹也是患者，这个比例之大是很难用常染色体显性或X连锁基因来解释的。澳大利亚Adelaide的研究者哈格（Williams Hague）及其同事考虑到这种情形有可能是从卵细胞细胞质DNA传递或者从基因传递而扭曲了减数分裂过程，使它们进入卵细胞的机会增加。这种现象称减数分裂驱动。

遗传性脱轨（扭曲 Genetic quirks）：近视和其它

有些遗传病是由一个基因的作用引起的，还有许多遗传病是由许多基因的综合作用决定的。现在难得有一个星期的报纸上没有关于心脏病、乳腺癌、药物滥用的遗传因素的报道。在大多数多基因遗传病中，我们不知道有多少基因在起作用，也不知道它们位于哪一个染色体上面。我们只知道如果近亲中有这种病，那么风险便有所提高。这种解释之具有说服力，是因为人们熟悉婴儿的模样与它的血缘家族成员相似而不与抚养它的家庭相似；所以模样相似并非环境因素所致。

对冠心病的易感性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心脏病猝发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因。如果父亲曾经在40～50岁之前因心脏病淬发而死去，那么儿子和女儿猝发心脏病而早逝的危险要比别人高出5倍。同卵孪生子有相同的基因，两人都猝发心脏病的机会比异卵孪生子更加接近。这是否就是说心脏病猝发是因为某种基因缺陷所致？在某些情况下，是的。已经发现好几种胆固醇代谢异常，其中有一种已经是早期基因工程治疗的对象，把一个新的基因插进血管壁的细胞中去。不过，我们还知道，心脏病又是高脂肪饮食的恶果。日裔移民习惯于美国的高脂饮食之后的心脏病淬发要比他们的回到日本去的亲属高1倍。心脏病所致的早逝率已经高到足以使自然选择开始稳定地清除与此有关的基因。人们常常要问，心脏病的病因有百分之几属于遗传，有百分之几属于环境。但是问题不能这样提出。为了说明为什么，让我们先回到近视之谜来。

那位教授说的不错，近视是一种遗传病。如果一个同卵孪生子是近视，那么另一个几乎也肯定会近视。我们也说起过这样一种有害的基因应该不可能延续下来。然而25％的美国人是近视的，其严重程度达到难以在狩猎社会生存的程度。他们难以躲避猛兽的袭击，不能战斗，无法看清50米以外的一张面孔。想一想在《Lord of the Flies》一书中逃难的可怜的皮格吧，他没有了眼镜，在“他的近视的发光的墙后面”被捉住了。有着这样的弱点，现在的狩猎-采集社会里近视眼发病率很低应当是不奇怪的。那么为什么在现代化的人群中这么多见呢？

当我们仔细考察狩猎-采集社会向工业化社会转变的过程时，我们可以判断出近视并非由于一个新的突变基因引起。北极地区的土著居民最初接触欧洲人时是很少有近视的，一旦他们的儿童开始上学，25％立即变成近视。似乎是读书识字，和坐在教室里使相当一部分儿童的视力受到永久的伤害。为什么会这样呢？

请设想一下，眼球准确地生长的难度。角膜和晶体必须把曲光度调整到能够使影象准确地落在视网膜上，在儿童的成长过程中也要保持这一点。

眼球怎样保证它的精确的长度呢？允许1％的误差，这大约等于指甲的厚度。有没有可能把角膜、晶体、眼球的生长程序都事先编好在基因库中，令成像的聚焦保持准确？不大可能。然而无论如何，即令是在眼球的成长过程中，还是使聚焦得以保证成像，这是怎样配合，如何达到的呢？

几个实验室的多位科学家在一系列实验中把导致近视的机制查出来了。首先，他们注意到景物模糊的眼球总是比景物正常清晰的眼球要长得长一些，不论这种模糊是因为某种遗传病，因为创伤，或者因为戴了雾镜。鸡、兔、某些猴、某些其它动物以及人，都是这样。随着，他们又将把眼睛的信息送到大脑的神经切断，发现某些动物的眼球停止了过度的生长。他们开始推测，当模糊的影像落在视网膜上，信息送达大脑之后就以一个生长因子形式的信息返回，促使眼球生长；只有部分视野模糊时，就只有这一部分生长。这就证明了前述假说，不对称的生长的结果，便是产生了散光。

这一机制既精细又重要。为了保证眼球各部分的发育协调，大脑首先处理来自视网膜的信号。发现模糊不清的影像，就及时返回一个信号使必须增加生长的点生长；当生长已经足够时，这一刺激停止，生长也就停止——但是有些人例外。我们中间有25％的人，读书或者其它近距离工作中的某些因素使眼球继续生长。也许是因为印刷字符不很清晰，或者是因为一本书的物点平面比一切远处目标的物平面要近。也许把孩子们的书用特号大的清晰字符印刷在很大的书页上可以防止近视。

近视是一种说明其原因同时既是有很强的遗传因素，又有很强大的环境因素的一个典型例子。成为近视的人，必须同时具备有近视的遗传基因型，又必须有近距离阅读或者工作的后天环境经历。许多其它的疾病也是复杂的遗传-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例如，有些人十分喜欢吃肥肉，他吃了许多肥肉却不得心脏病；另一些人吃了不算太多的肥肉却在40岁时死去。同时，有些人经历了许多挫折却从不陷入抑郁。另一些人，失去一只爱犬就可能陷入严重的抑郁。不要忘记苯酮酸尿症基因-环境相互作用的例子。对于这类疾病，提出哪部分原因是遗传的，哪部分原因是环境的这样的问题是错误的。它们既完全是遗传的，又完全是环境的。

像近视和血管阻塞这类情况能够归咎于基因的缺陷吗？在我们当前的环境条件下，引起这些问题的基因肯定不能算是好的基因，但是在石器时代的环境中，它们多数并不引起麻烦，甚至有的还有具体的益处。也许狩猎部落里有近视基因的人，在儿童期视力更好些。渴求脂肪食物，可能完全是在缺乏脂肪食物环境中的一种适应。因为这些理由，我们不把这些基因说成是缺陷，而说成是脱轨（quirk，扭曲）。如果不是因为新的环境影响，它们并没有坏的作用。阅读困难可能是一个例子，对狩猎部落而言，阅读困难不是一个问题。

对药物成瘾或酒精成瘾的易感性同样取决于历史上新出现的不正常条件。对酒上瘾的易感性有很大的遗传影响，、但是在能够经常得到至少含百分之几酒精的饮料之前，最多也不过是一个中等程度的问题。在农业开始发达、酿酒业找到能够耐受高浓度酒精的酵母之前，这些基因也许完全不引起任何问题。搜索酒瘾基因也许会证明不会有结果，可能在不同的染色体上有许多基因，是它们的综合作用使一个人对酒精上瘾易感。这些基因之中，有些可能有某些好的作用，例如，倾向于不怕困难坚持追求想要达到的目标，或者倾向于对某些大脑区域的刺激的反应可以大大加强。在有的学者可能假定滥用药物的人有一种基因缺陷时，我们认为这些基因的因素也可能是许多遗传脱轨的例子之一而已。

是不是有正常的人类基因组这样一种东西？可以肯定地回答：没有。没有一条DNA编码是理想的；存在各式各样的偏差可以认为是异常的标志。当我们人类有着许多同类的时候，我们的基因又是多样化的。没有一种理想的类型，但是许多不同的表型表达了多样化的人类基因，都是在变化的环境中竞争在下一代中有它们的拷贝。

不要让基因吓坏你了

认为基因对人类身体和心理疾病和行为有影响而抱有恐惧和悲观看法的观点不少。社会科学对研究和鉴别这些基因的作用抱有普遍的不信任感。在一定的程度上，这种反基因的情绪反映了社会科学家和公众，甚至医务人员，对生物学，尤其是进化论的普遍敌对情绪。许多人认为：人类疾病和人类行为完全是人类本质所致，是应当完全由宗教或者道德、教育去处理的事情，不应当去寻找生物学的原因和克服困难的办法。一旦这些人得了心脏病或者癌症，他们又不考虑坚持这种信念了。

试图改变生物学的遗传问题是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呢？有一些理由支持这种普遍的看法。最近关于近视的一次研讨会上，“使用-滥用学说”（use－abuse theory）派认为近视是可以预防的，“遗传决定论”（genetically determined theory）学派认为不可能预防，由此展开了一场争论。所幸，讨论的结果支持了本章所阐述的观点：近视确实是遗传决定的，同时又是可以预防的。事实上，弄清楚某种医学上的情况是遗传的是件好事，遗传程序决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唯物的过程（material process），对唯物的处置必然会有所响应。正是研究苯酮酸尿症的遗传病因，促使我们发现了在食物中剔除苯丙酸便可以防止它的症状出现，可以防止它。研究基因的活动或者说作用（actions），以及这类偶而出现的失败的活动，已经防止了和治愈了多种疾病。麦尔文·康纳（Melvin Konner）在1983年就看到：“发现某种不正常的情况是遗传决定的，便有可能用最好的环境治疗办法”。后来，许多人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对疾病的遗传基础的研究有多方面的收获，临床医学颇能从这些研究所获信息中得到帮助。当某个基因的活动不利于病人时，医生可以采取对抗该基因的措施。牛津的生物学家道金斯说：我们应当“抵制自私的复制者的肆虐行为”。 

谢选骏指出：人说——制造人类的说明书都写在DNA分子的文库中，捻成我们的23对，46条染色体。我们现在还正在继续了解DNA怎样储存和使用这些构筑人体的信息的惊人的、简直难以置信的大量细节。一个DNA分子就像一架梯子，两边由交替变换的磷酸和去氧核糖的单位所构成。信息就放在梯子的横杠上，这些横杠由成对的分别以A、C、G、T命名的四种分子组成。遗传密码中信息含量之巨大，几乎难以想像。每一个细胞中的DNA都含有一系列120亿个ACTG符号，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图书馆的信息量。一个细胞里的DNA分子如果不绞起来而是拉直它，大约有2米长。如果再乘以全身大约十万亿个细胞，这个长度有200亿公里，大约与地球到冥王星的距离相等。

我看——如此复杂的人体，一定含有许多无法破译的秘密，机器不知多久才能取而代之；我因此怀疑“机器超人”这一可能性。因为人类文明还没达到这一步的时候，人类自身可能已经大概率地“自然灭绝”了！

【第八章 衰老是青年期精力旺盛的代价】

不要抽泣，

要么就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记住，你活得越久，

你就会死得越快！ 

——古老的爱尔兰民歌

1970年6月炎热的阳光下，飞机落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跑道上，飞机里的空气闷热得令人不安。一位大约七十岁的白发老太太转向坐在她左边的年轻人。

“你是一个学生吗？”她问道。

“是的，我刚刚毕业。现在我正开始读医学院。”

“太好了。有一个救死扶伤的职业是太好了。你一定要努力。”

“对的。您说得好。”

飞机升空了，新鲜空气从上面的喷嘴吹出来，开始了一次典型的乘客之间的交谈——家乡的市镇，大家都熟悉的那些事情，天气。然后老太太停下来，转向年轻人，带着忧伤说：

“你知道有一种病，我们确实，确确实实需要治疗，一种比任何病都要糟糕的病，我们每个人都会得的病。你知道是什么病吗？”

“呃，不知道。什么病？”

“我们确实需要，我希望你留心，治好这种病。它就是衰老。它是那样地可怕，它使我感到毫无办法，也没有人能够治好它。请你，请你一定去找到一种治愈它的办法。”然后，她转过身去，不再说话，注视着窗外。

衰老之谜

在我们意识到的各种灾难之中，死亡是最严重的。最终不免死亡的可能性是可怕的，不可避免的衰老和死亡是人生中的一个阴影。在宗教以外，人类为了克服老年死亡而作出的许多努力，这种努力之持久给我们的印象是深刻的。从潘西得林在佛罗里达寻找青春之泉到《生活》杂志的记者在前苏联发现的据说活到150岁的格鲁吉亚土著的报道，都说明人类希望活得更久，长生不老。但是，我们毕竟不能够长生不老。到80岁，有一半人已经死去；到100岁，剩下百分之一；到115岁，几乎不免每个人都有要死去。医学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和给人们带来希望的新闻故事都不能否认这些事实。

在过去的几百年里，人类的平均寿命在现代社会中稳定地延长了，但是最高寿命却没有。几百年前，就有人能活到115岁，今天这个记录仍然没有突破。所有的医学奇迹，各种公共卫生设施的进步，都没有能够把这个极限提高。如果老年是一种病，那么，它似乎是不能治愈的。

在技术上，我们指出，所说的老年问题并不是年龄的增长，从出生以来不断增长的年龄，而是指的衰老，指到了老年时身体状况的变坏、恶化。衰老不是一种孤立的过程，而是表现为对多种疾病的易感性逐渐增加，以及修复损伤的能力全面下降。在美国，死亡率在10-12岁之间这个年龄段是非常低的，每年在每千名儿童中只有0.2；到30岁时，死亡率逐渐增加到1.35；然后再以指数方式增加，每8年增加1倍。90岁时的死亡率是 169/1000。100岁的老人再1 年的机会只有 1/ 3。死亡率曲线一年比一年更陡，直到我们所有的人都走完自己的一生。

假如，世界上消灭了所有的一切引起早逝的原因，因此所有的死亡都是老年所致。我们将过一种愉快、健康的生活，一直活到不多几年的死亡高峰期，大约集中在85岁左右先后死去。相反，设想一个世界消灭了衰老，因此死亡率不会随年龄增长而增加，一直保持18岁的死亡率水平，大约每年千分之十。虽然有些人仍然将因其它各种原因在各个不同的年龄死去，但是，人口中的一半能够活到693岁，13％能够活到2000岁！即使平均死亡率再高些，比方说是1900年印度年轻人的千分之一，如果没有衰老的作用，能够使许多人活到300岁。从进化史的观点看，一个人如果不衰老的话，按最低的估计，实质上他也有生殖优势。

这就把我们引入了迷宫。如果衰老如此严重地破坏了我们的健康，那么自然选择为什么没有清洗掉它？这种可能性之所以反常，只是因为衰老是我们的经历中一个不可避免的部分。再设想一下发育的奇迹和艰难：从一个带有46股核酸链的受精卵细胞逐渐形成一个十万亿个细胞并各自安排在正确的位置上，组成组织和器官共同执自己的功能满足整体的需要。可以肯定地说，维持这样一个身体要比形成它容易些。

此外，我们的身体有很强的维护能力：皮肤和血细胞在几个星期之内就要更新一次，牙齿一生中更换一次——但是为什么不能同大象一样一生更换6次？损坏了的肝组织可以很快更新，大多数创伤能够很快愈合。骨折能够重新愈合，可以更换失去的小片皮肤、骨骼和肝组织；但是有些组织，例如心脏和脑，不能再生。有的生物，如蜥蜴的尾巴被切断之后，立即就开始长出新的来。我们的身体也有某些修复损伤和更换失去部分的能力；不过这种能力是有限度的，身体不能无限地维护自己，为什么不能呢？

什么是衰老？

对我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说，在45岁以后的某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如果不把拿书的手伸直就无法看清书上的字。这时，已经脱了不少头发或者有了不少的白发，脸上有了皱纹，不过这些变化要比伸直手拿着书的困难容易否认。50岁的生日晚会常常是不很愉快的。一些热心推荐矿泉水的人会提到一些敏感的问题，诸如记忆减退、面部潮红和阳萎之类。我们太知道是什么来了，但是很少人知道衰老过程很早就开始了。衰老不是40岁或50岁才开始的，而是在早在青春期后不久就已经开始的一个逐渐发生的变化。如果是运动员，不一定要到40岁就已经过了成绩最好的年龄。不同年龄组所取得的最佳马拉松成绩的曲线很有点像死亡率曲线。成年人的早期活动能力最好，随后便以逐渐加快的速度下降。这种下降是衰老的一种征象。确实有不少人在40岁还跑得很快，但是不如他在30岁那样跑得快。这就是说无论是追逐糜鹿还是逃避老虎都有所不利，而且是一种相当不利的因素。有一个笑话讲两个人在逃避老虎追逐的故事。其中一个人停下来穿跑鞋。另一个人问道：“你这是干什么？穿上它你也跑不过老虎。”“不，”他说，“至少会比你跑得快。”

一匹马拉的四轮马车

19世纪美国医生兼诗人霍姆斯在他的一首题为“一匹马拉的四轮马车”诗中描述了衰老现象十分明显的综合效应的经典隐喻：

那一匹马拉的车子……

突然之间变成了碎片，

突然发生并无预兆，

好像冒出来的气泡一样。

我们的器官系统也都是以大约相同的平均速度变得陈旧的。斯特勒和密德文（Strehler＆Mildvan）测量过心脏、肺、肾脏、神经元和其它机体系统在不同年龄的储备能力，发现这许多不同的系统都以惊人相似的速度逐渐下降。一个人的年龄到100岁时，每个系统都已经几乎完全失去了应付需求增加的能力，因而即令是对任何系统最微小的挑战也会产生致命的衰竭。衰老本身不是一种病，而是使每一种体能持续下降，因此我们逐渐地变得对多种疾病更加易感，不仅仅是癌症和中风，而且也包括各种感染、自身免疫病，甚至还包括车祸、跌倒这些意外事故。

我们为什么会衰老？

衰老是进化中第一类神秘的事物。任何解释都必须涉及我们刚刚讨论过的那些现象。某些线索来自其它生物。一个炎夏的傍晚，我们与一些朋友郊游来到密执安湖北边皮维岛的西岸、当我们登上山顶俯瞰湖面时，金色晚霞的最后余辉正从火样的云间射出。我们停下来，摒息注视那千万只彩虹翼翅形成的壮观景色在夕阳中闪光。蜉蝣形成了一片金色的云彩盘旋在岸边的浪花之上，等待交配的机会，产卵，然后在它们成熟的同一天死去。这似乎是一种浪费。还有许多生物的命运也同蜉蝣一样。秋天。鲑鱼逆流游进山溪，产下它们的卵，然后死去，它们腐烂的尸体再次冲进湖里。这就是衰老的彻底性（vengeance）。它犹如大雨滂沦的降临。我们应当怎样去理解它？

有些人想，衰老一定是对物种有利。本书作者之一（尼斯）在大学2年级首次对衰老问题着迷时，探索了各种能够查到的有关解释，得出结论认为，为了给新的一代留下生存空间，衰老是必要的，以便进化能够保持物种对生态变化的适应能力。这种观点已经落后于19世纪的达尔文主义者魏斯曼（August Weismann）的立场；他在1881年写道：“遭到清除一些个体不仅对物种说来毫无价值，甚至还是有害的，因为它们抢占了更优秀个体的位置。这样一来，通过自然选择，我们假定的不朽的个体，将因被该物种中没有用处的许多个体取代而衰退。”

在学过了自然选择不为种族的利益而活动，正常时只为个体的利益而活动之后，他放弃了这种错误的假说。于是需要另一种解释，当他知道早就有密执安大学“进化和人类行为计划”的合作者们关于衰老的进化论解释，前往请教时，他们大笑并问道为什么不知道1957年生物学家乔治·威廉斯写的有关衰老的文章。

威廉斯的文章深入地阐述了生物学家霍尔丹和麦达瓦（J．B．S．Haldane＆Peter Medawar）提出的自然选择为什么留下了引起衰老的基因。早在1942年，霍尔丹就已明确，在最高生殖年龄以后出现有害作用的基因是不会被自然选择淘汰的。这是一个重大的进展，但是没有解释生殖为什么要停止。到1946年，麦达瓦进一步说明了自然选择的力量到生命的后期逐渐减弱，因为这时已经有许多个体因衰老以外的原因死去。

我们很容易想像遗传的选择力量优先有利于年轻的动物，必定要不利于比它们年老的动物，而且也不利于这些年轻的动物自己长大之后。共同促进衰老的一个基因，或者许多基因，在许许多多可以用数字说明的条件下，将会扩散到群体中去。一个简单的理由是它所偏爱比较年轻的动物，作为一个群体，对未来群体的祖先有着相对较大的贡献。

威廉斯把这些思想扩充到衰老基因的多向性（pliotropic）学说中去。一个基因如果具有一种以上的作用便是多向性基因。假设有一个基因因为能够改变钙的代谢，促进钙的吸收、沉积而使得骨折更快地愈合；但是这同一基因也会慢慢地析出钙沉积在动脉壁上。这样一个基因很可能被自然选择留下来。因为许多个体在青年期受益于它，却只有少数能够活到体会其引起老年时期动脉疾病缺点的年龄。即令这个基因使每个人都在100岁时死去，哪怕对青年期只有更少的益处，它也会扩散开来。这个学说不因为是否有衰老才能成立。许多其它的死亡原因——意外事故、肺炎等等已经足够使得老年期的群体大大减少。这个学说也不同于霍尔丹的取决于生殖的停止学说。

月经停止的存在确实是一个相关的难题。为什么自然选择没有剔除这种现象？停经不大像是简单的衰老的结果。因为大多数物种即令进入老年仍然有生殖周期，而人类的月经周期肯定是在50岁左右的一两年中停止下来的，不是与其它器官功能下降平行地逐渐终止。在一篇1957年的文章中，威廉斯提出了一种可能的解释。女人对每个孩子作了一定的投资，而这种投入只有在孩子们活到健康的成年之后才能有所回报。如果一个母亲在已经感到衰弱的年龄还要生育更多的婴儿，承担与此相关的风险，她将难以哺养她再生下来的婴儿，甚至原来已有的婴儿活下去，活到成年的可能性也会面临挑战。如果她停止生育而把精力放到抚养已有的孩子上，她会有更多的后代能够成长到可以自己生育的年龄。最近有人类学家希尔和罗格斯（Kim Hill＆Alan Rogers）的文章挑战这种对停经的解释。但是这个假说无论如何是阐述了亲属选择有可能解释表面看来无用的生物特性的一个例子。

并非所有能引起衰老的基因都一定要在早期有益。某些衰老基因的存在，简单地只是没有机会被自然选择淘汰，因为只有很少的人能够活到这个基因产生不利后果的年龄。在一些互相交叉的领域里，康富特（Alex Comfort）是一位著名的生物学家，他有两本经典教科书：《衰老的生物学》和《性的欢乐》。如果康富特是对的，衰老几乎完全不是野生动物的死亡原因。他观察到自然界极少见到老弱的动物，因此得出结论说在野生动物群体中，衰老不是死亡的原因之一。但是不要忘记前述马拉松运动的记录，如果老一些的动物只是跑得稍微慢一点，它们就有可能会比年轻的竞争者更加容易被捕食者抓获，因而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明显衰老的迹象出现之前很久就已经因衰老（的速度）而死去。

观察这种情况的方法是计算作用于野生动物的选择力度（force of selection），通过比较群体的实际生存曲线和同一群体按死亡率不随年龄而增加这个假定而计算出来的曲线。曲线下面积之比可以估算衰老使健康适应状况下降了多少。在许多野生哺乳动物中，衰老是一种主要的负选择力（negative selective force），大多数能引起衰老的基因是在自然选择的范畴之内，它们之所以扩散可能要由早期生命活动中的益处来解释。

精明的读者要看在早期有益处而在晚期引起衰老的基因的例子。已知有多向基因，一个基因有多种作用。例如，引起苯酮尿症的基因使头发颜色变浅和智力发育停滞。现在我们感兴趣的是有没有一种有益于青年期，又有一种要在老年期付出代价的作用的基因。1988年有一篇文章，密执安大学的阿尔宾（RigerAlbin）医生引证了几种疾病是由这种基因引起的。其一为铁色素沉着性肝硬变，这种病人的特征是铁吸收过多和成年中期死亡，死亡原因是铁在肝脏的沉着毁坏了肝脏。在生命的早期，吸收过多的铁，使患者可以避免发生缺铁性贫血，这一有益的特点压倒了后来的损失。阿尔宾医生注意到这种基因在人群中出现的频率高达10％，还有一种杂合子优势的解释。这个基因之所以保存下来。也可能是性别拮抗选择的结果：它对女性有益，女性需要铁补充她们月经中的损失，但对中年男性有害，男人只是积累了过多的铁。

另一个例子，阿尔宾医生注意到某些人有一个可导致产生过多的称之为胃蛋白酶原I的物质的基因。这些人比较容易在年龄老些的时候患胃溃疡并死于胃溃疡。然而，在一生中，因为这些人有较多的胃酸，有可能提供对感染的额外保护。据我们所知，至今尚无人对阿尔宾的说法进行检验，看较多的胃蛋白酶原I是否能对抗胃肠道感染，诸如结核和霍乱。

保尔·特克（Paul Turke），一位进化论人类学家和衰老研究者，他在医学院毕业之后成为一位达尔文医学医师，他提醒我们说整个免疫系统是有年龄偏性的。免疫系统释放破坏性的化学物质为我们对感染提供保护，这些化学物质不可避免地也会损伤组织，最终导致衰老和癌症。

成为Alzheimer氏病（又称老年性痴呆）前提条件的基因也可能是由其早期的利益而被选择的基因。这是一种最常见的造成毁灭性智能破坏的病因，它在60岁时使大约5％的人，到80岁时使20％的人受累。它早就被认为是受遗传因素影响的疾病，因为许多家族性病例以及在21号染色体有3个拷贝的人中频率最高。1993年，杜克大学精神科学家发现19号染色体上的一个基因产生E4载脂蛋白特别多见于发生Alzheimer氏病的人中。该基因的杂合子在80岁发生该病的可能性为40％。据我们所知，还没有人找到后来发生Alzheimer氏病的基因在早期生活中的益处。国立老年研究所的拉波得提出一个有关的解释，他注意到Alzheimer氏病是以大脑进化过程中最晚出现的区域中的异常作为特征的，这个区域在其它灵长类动物中不存在。这使他提到四百万年来导致人类大脑迅速增加体积的基因可能是引起某些人的Alzheimer氏病，或者产生尚未由其它遗传变化所介导的副作用。如果能够肯定早年生活中智力较高者，或者大脑体积较大者人中具有发生Alzheimer氏病前提条件的基因，那将是十分重要的发现。

有相当多的实验室证据说明有早期益处的基因引起衰老。群体生物学家苏卡（Robert Sokal）养育了一批家蝇（一种最普通的厨房害虫）选育其在生命周期中繁殖得最早的。40代之后，被选出的家蝇确实能够在早期产生更多的后代，但它们又同时老得快些，死得快些。有可能是被选基因在生命的早期有益而对晚期不利。生物学家罗斯和查理斯韦斯（Micheal Rose＆BrainCharlesworth）从另一角度做实验，培育在生命周期中繁殖得晚的果蝇。这种果蝇不仅在生命后期繁殖较多，而且也活得久些，但是后代总数较少。这个实验的结果，符合预期的人工选择剔除了有早期利益但需要付出后期代价的基因。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提示这类基因是野生动物衰老的原因。多年来，老年医学家接受康富特的错误结论认为野生动物不发生衰老。他们对预期结果的观察中存在的一个典型错误，就是这些研究野生动物群体的科学家甚至没有想到较老的动物的死亡率与较年轻的动物的死亡率之间存在年龄差，他们假定死亡率在整个一生中保持一个不变的常数。现在，老年医学家开始去分析各种观察数据，对许多生物物种而言，衰老所减少的生殖成功率，比其它各种选择力加起来还要强。这并不证明多向性基因在衰老中所起的作用，但是它肯定对自然选择只是简单地没有机会剔除衰老基因的学说是一个挑战。

当野生动物中衰老的证据支持我们的利益更替学说（trade-off theory）时，它又受到寿命可以延长的证据的挑战。大鼠的食物受到严重限制时，它们的寿命可以延长30％或更多。这似乎难以理解一因为简单的食物中热量限制而带来的寿命延长是与我们假定有许多基因共同作用而产生衰老的观点是不一致的。那么为什么小鼠和大鼠吃得少些就能活得久些？

第一种可能是与它们在正常情况下相比在实验室是吃得太多了，以至过早衰老，也许它们的身体并不需要太丰富的食物，所以饥饿实验不是延长了寿命而只是减少了过多食物的不良副作用。这似乎不对。大小鼠在实验室各取所需，尽其需要进食时并不比它们的野生同类体重高些，而实验室里营养不良的大鼠比野生鼠之所以活得久些是因为它们受到保护，免受捕食者和中毒之害。

哈佛的生物学家奥斯特（Sleven Austad）评价了上百项关于限制饲料延长寿命的研究，发现只有少数研究提到一个决定性的关键问题：食物不足的大鼠可以活得久些，但是没有后代。事实上，它们不交配！它们停顿在生殖发育的前期，等待充分的食物供应。这对解释食物限制导致的长寿仍然具有重大意义，但是对一个进化论学者而言，延长了寿命而失去了繁殖的成功，并没有什么裨益，几乎与早死同样地不好。

衰老的机制

衰老以及限制长寿的近期机制是什么？最近的研究找到了好几个。自由基，是一种性质活跃的化学结构，任何与自由基接触的物质都会受到自由基破坏。我们的身体开发了一系列防御机制，特别是被称作过氧化物歧化酶（SOD）的蛋白蛋，能在自由基造成损害之前中和它。缺少正常的SOD可以引起肌营养不良性侧索 硬化症（Amyotrophlclateral sclerosis，亦名 Lou Gehrig’s病），这是一种以肌肉萎缩为特征的致命的疾病。SOD水平在各动物物种中与寿命有正比关系。从一个方面看，自由基损伤确实是衰老的近期直接原因；从另一方面看，证明自然选择又把防御机制调节到正好符合需要的水平。

血尿酸水平，作为另一种抗氧化剂，也与物种的寿命密切相关。我们人类已经失去其它大多数哺乳动物都有的降解尿酸的能力。因为尿酸结晶会在关节液中沉淀并引起痛风，这种降解尿酸能力的丧失，在医学书籍中提到时总是说这是人类生物化学的种缺陷。但是，它又可能是一种优点：它有利于我们活得较为长久的生命。

这样高的尿酸水平，使许多人处于痛风破行的边沿，这是一种什么选择优势？

终于找到了尿酸盐有一种重要的有益作用。尿酸盐是有害的活性氧——羟基，超氧阴离子，单个氧原子，以及氧化血红素中间产物高价铁（十4，＋5）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清除剂。尿酸盐作为抗氧化剂的作用与抗坏血酸（维生素C）等效。

人类的尿酸盐水平高于猿人（prosimians）和其它低级类人猿，可能对人类的寿命较长，癌的发病率较低有关，尿酸盐在其中起了明显的作用。

因痛风而火一样灼痛的拇趾可能是因为这一延迟衰老而被选择的基因的一种代价。这个基因有一种与前面已经讨论过的作用相反的作用，这个基因有利于晚期生命减慢老化却在整个成年期要付出代价。如果能够证明患痛风的人确实衰老得慢些，那将是十分重要的证据。

有一种修复异常DNA的酶也是在寿命较长的物种中含量较高。这说明DNA的损伤也是一种自然选择的力量，与SOD和尿酸盐一样，也说明自然选择找到了一种解决的办法。如果把自然选择看成一种弱力量，就可以看到自由基和DNA损伤是衰老的一种原因。理解自然选择的力度，便可以使你倾向于希望自由基和缺陷DNA是受到进化出来的机制的限制的，这些机制同使生殖最大化所需要的那样有效。

奥斯特指出，衰老的机制在物种之间多半不同。大鼠和小鼠，是大多数衰老研究的材料，与人类有很大的差距。不仅是种系发生学上的距离，而且在衰老的模式上也不一样。奥斯特因此主张进行物种间衰老的交叉比较研究去揭示常见的共同模式。他在乔治亚海边的一个小岛上用有鼬（opossums，又名负鼠）开始做他的研究，这里的鼬已经在没有捕食者的条件下生活了几千年，因而估计它们有较长的寿命。野外工作用了几年时间——在岛上和大陆上捕捉鼬并测定其年龄。岛上的鼬很容易捕捉，因为它们在地面上睡觉，不作防御；而在大陆上的鼬则整天躲在很深的地洞里。研究的结果发现，不仅是岛上的鼬比它岸上的表兄弟活得长久些，而且在一系列指标上都老得慢些。这些变化的代价是新生的小鼠在各个年龄阶段都要小些，而且首次生殖年龄迟些。很清楚，衰老的速度，同其它的生活史特征一样，是由自然选择决定的。

衰老的性别差异

回到人类来。1985年在美国出生的男婴预期平均寿命要比女婴少七年。类似的差异也见于别的国家，以及过去的年代。为什么妇女在这点上比男子优越？许多动物的雄性老得快些的证据是来自跨物种的比较研究。雄性必需竞争配偶时，寿命就要比雌性短。增加的死亡率有一部分是因为雄性为雌性配偶而互相争斗，但是即令是单独关在笼子里的雄性也比雌的死得早些。

为什么雄性是易被伤害的性别？雄性的生殖成功十分依赖它的竞争能力，雄性在生理上要更多地奉献给竞争，因而对自身身体的保护便相对较少了。它们的生活游戏是为了更高的赌注而表演。如果特别强壮的雄性能够成为更多的子代的父亲，而平庸的雄性便没有后代。为了达到十分强壮的目的，就必须付出重大的牺牲，在这个过程中牺牲的可能就是长寿有关的因素。

医学上的含义

对衰老的研究似乎是去发现进化论观点的价值。老年医学家已经肯定引起衰老的机制可能不是错误而是自然选择仔细权衡协调的结果。进化论观点提示衰老过程中涉及的不只是少数基因，其中若干对生命有重要的功能意义。这些基因似乎是在一组互相协调的逐步升级的征象中—一表达它们的各种作用。在任何基因的不良作用中，出现得早的基因将比出现得迟的基因受到更强的自然选择的淘汰。自然选择作用于它们，以及别的基因以延迟它们的作用，直到它们与别的引起衰老的基因一同作用。这一过程解释了四轮马车效应，即令并不存在协调衰老的内在时钟，仍然有许多衰老征象协调一致的现象。

这个观点挫灭了飞机上那位老太太的希望：衰老是一种某一天可以被治愈的病的希望。关于长寿研究有所突破的谈论只不过是一种充满希望的谈论而已。老年病学研究所能达到的目标，应当是合理地适当投入到关于衰老机制的课题研究，和防止或者推迟许多老年病的可能性，使我们能够在整个成年期的生活更加美满，更有活力。尽管我们对我们可以使寿命得到明显的延长感到悲观。我们承认科学史上有不少在成功之前曾经有某些自信的科学家论证过这种成功是不可能的。而且我们十分清楚，自然选择在不多的几百万年时间里已经大大地延长了我们人类的寿命。所以我们不是要求老年病学家放弃延长寿命的努力，而是要求他们在进化论学说的指导下进行研究。

我们还注意到对科学能够完成的任务的悲观估计也常常有实际意义。它们提供了哲学家E．T．魏塔克所说的“无效原理”。因为有这种悲观的论点，工程师不再去设计永动机，化学家不再试图把铅变成金子。如果老年学家不再去寻找某个单一的，可加控制的衰老原因企图返老还童，那么他们的努力将被证明对人类的美好生活更加有贡献。

医生常常要做更多近期效益的考虑。85岁以上的人口所占比例要比整个人口增长的速度快6倍。就在刚刚过去的30年间，美国人口的平均寿命已经从69.7岁增加到75.2岁。医疗保健投资中的四分之一以上的资金是花在病人临终前的生命上。估计在下一个20年内，老年护理床位的需求还要增加四倍。医学的重点已经从儿童和青年人的急性病转移到老年人的慢性病上面。本来打算做一个用抗生素治疗肺炎和进行英雄式的外科手术的医生突然发现他面临的工作是监视高血压，评估记忆障碍和去缓解慢性心脏病的症状。这些医生和他们的病人中还有许多把衰老当作一种疾病的人。我们深信，关于衰老在进化中来源的知识将具有深远的影响。

我们如何看待自己生命的观点也可能发生变化。有的人可能在知道衰老是青年时期活力的代价而感到安慰。在知道不大可能出现能够把生命无限延长的医学进步之后既可心安理得也可能失望。但是这可以让我们从研究能够把人类从衰老中挽救出来的药丸、保健食品和体育锻炼的无效劳动中解放出来，而是去研究怎样使我们在各个年龄阶段，包括老年时期过一种充满活力的生活。长生不老的幻想将被生活得更美好更丰富的实际所取代。 

谢选骏指出：人说“衰老是青年期精力旺盛的代价”——老太太停下来，转向年轻人，带着忧伤说：“你知道有一种病，我们确实，确确实实需要治疗，一种比任何病都要糟糕的病，我们每个人都会得的病。你知道是什么病吗？”“呃，不知道。什么病？”“我们确实需要，我希望你留心，治好这种病。它就是衰老。它是那样地可怕，它使我感到毫无办法，也没有人能够治好它。请你，请你一定去找到一种治愈它的办法。”然后，她转过身去，不再说话，注视着窗外。

我看——这像是巫婆在调戏人类，看人能不能变得像神一样永生不老。

【第九章 进化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

从前！从前！从前！

历史——高深莫测的，漆黑一团的历史！

沉睡的尸骨和历史的影子！

历史——无限伟大的历史！

今天的一切，都是历史造就的吗？

——瓦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印度之路》

多日来天气一直阴雨不晴，倒霉的电视气象预报员费尔走进餐厅时，再次经历了电影《圣烛节》中的故事。他又遇到一个客人正被食物呛住。他已经多次见过这种场面，他平静地走到喘不过气来的客人背后，伸出手来抱住他，用力猛烈地挤压他的胃部，把食物挤了出来。客人能够呼吸了。他的生命被费尔用汉姆李奇（Heimlich）手法挽救了。

十万人中，每年有一个被呛死。这个死亡率与交通事故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呛死，不仅是人类进化史中一直存在的一种死亡原因，而且所有脊椎动物都有这一设计上的毛病。我们的嘴长在鼻孔的下方，但是是在颈部和胸腔。食管在气管的后面，以致空气的通道和食物的通道在咽喉交叉。一旦食物堵住了交叉路口，或者走错了路，空气就不能从肺里进出。所以，吞咽的时候，反射机制关闭气管的开口不让食物窜入。不幸，反射机制的运转不可能完美无缺，有反射失灵的时候，“食物走错了路”。为了应付这种偶然事件，我们有一种防御：呛咳反射，一套精确的、协调的肌肉收缩和气管收缩活动，制造一种爆炸性的呼气，用力赶出走错了路的食物。万一这个呛咳机制不成功，堵在气管里的食物没有能够出去，就会窒息而死——除非，费尔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恰好来到身边救你一命。

应当说，如果把呼吸和吞咽的通道分开，不让它们交叉，要比安排这种交通管制措施和后备的呛咳机制要简单可靠得多。这样一种交叉的安排，有什么必要的理由吗？答案非常简单：没有。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没有任何功能上的意义。在大气中呼吸的脊椎动物，从两栖类到哺乳类都背上了这个两条通道交叉的历史包袱。而昆虫和软体动物的呼吸道和消化系统就有着完全分开的比较明智的安排。

我们的呼吸消化交通问题是从一个古老的祖先开始的，一个很小的虫样的动物以微生物为食物，在嘴的后面通过一个筛网状区域把水滤出。这个动物小到还不需要一个呼吸系统，溶解在水中的氧从它的体表比较容易地被动扩散，基本上满足了它的呼吸需要。后来，在进化过程中，身体长大了，被动扩散不能充分满足，就演化出呼吸系统来。

如果进化是像现代工程项目那样经过专家论证设计，这个新的呼吸系统应当是一个重新设计过的全新的系统。但是，进化是边施工，边设计的，事先没有经过论证。它总是对已经存在的东西做一点小修小改。消化系统前端的食物筛已经安排了一个很大的水流通过的面积。不需要特别的改造，就能够做一对鳃，让水流通过，提供体内外气体交换的场所。以后增加的呼吸能力都是从这个食物筛慢慢地作一些修改产生的。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逐渐集累起的一些效率稍微高一点的非常希罕的突变。消化系统的一部分就这样增加了一种新的额外的功能——呼吸。而这时已经来不及考虑后来发生在宾夕法尼亚酒店会在圣烛节发生的麻烦。今天，这种筛虫期的动物仍可见于与现代脊椎动物最接近的非脊椎动物亲缘之中，它们的消化和呼吸系统是合在一起的。 

很久以后，演变成空气呼吸，引起了某些使我们现在后悔的其它进化过程。当一部分呼吸区域改变形成肺的时候，它从通向胃的食道下面分离出去，演变出另外一个空气呼吸的开口来，同时也就就地取材地利用了现成的、位于上面的嗅觉器官鼻孔，而不再在颈前打另外一个孔。所以气流的开口在口腔的上方。空气便只好在口咽的后部经过食道前方进入气管分支出来的地方再进入肺。这就是肺鱼阶段的情形。

于是一条很长的双重功能的通道逐渐缩短到只留下一个危险的交叉道口，然后我们和所有的高级脊椎动物都背上了这个历史包袱。脊椎动物都不可避免地有被食物呛着的可能。达尔文在1859年指出，从纯功能的观点看：

很难理解这种奇怪的事实：我们吞下的食物一定要从气管开口的上面通过。这样有落入肺里的危险，且不说那关闭声门的漂亮的发明。

我们确实要比其它哺乳动物还要倒霉，因为我们人类喉咙的交通问题又因为要便于说话而更加复杂化了。你曾经留意过马是怎样饮水的吗？它把嘴放进水里饮水时并不停止呼吸。因为从它的鼻子的开口到气管的开口有一道很好的护栏，一条嵴样的护栏把呼吸道和消化道隔开。因此，当马吞咽时，它可以利用这个护栏左边或者右边的空隙呼吸。对于人类，为了说话，气管的开口移到咽的更后方，从而使这条护栏不能连接起来。至少在成年之后如此，只有婴儿在初生后的几个月里可以同别的哺乳动物一样同时吞咽乳汁和呼吸。一旦开始为说话作准备依呀学语，就不能再像马那样饮水。人之所以容易被呛，反映了一种古老的适应不好的遗留问题又被很久之后的一种妥协方案进一步恶化。

别的功能不佳的设计

还有许多严重的设计上的缺点使我们容易发生医学问题。也许最常常被提到得最多的是内外倒置的视网膜。脊椎动物的眼球是从一种很小的透明的祖先的皮肤下面的光敏感性细胞开始进化的。供应这些光敏感细胞的血管和神经来自外侧。对于一个透明的身体说来，来自这个方向也没有什么不好，也很不错。现在，亿万年之后，光仍然必须透过这些血管和神经才能到达视网膜上的对光敏感的柱细胞和锥细胞前面。视网膜的神经和血管集成一束必须穿出眼球才能回到大脑去。在视神经血管穿过视网膜的孔上，就不能有柱细胞和锥细胞。这便是视野的盲点。要演示盲点，闭上你的左眼，右眼直视前方的铅笔尖。逐渐向右边移动铅笔，不要让右眼跟着转。铅笔尖在正前方偏右约二十度处消失。左眼的盲点也在正前方偏左约二十度的地方。

视网膜上的血管又造成另一个问题。它们的影子造成一个盲点网，为了克服它，我们的眼球经常作小幅度的摆动以便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里扫描整个视野里略微不同的部分，把这些盲点、盲点网都看一下，让大量的信息在大脑中处理，形成一个完整的影像。我们的眼睛只能间断地看到某个物体，但我们以为我们能够连续地用两个眼睛不断地看到它。为了把这种有用的错觉演示出来使你信服，找一间暗室，把钢笔手电的发光端压在你闭上的眼睑上，慢慢地移动它。当光照恰好对准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供应网膜的复杂的互相平行的小动脉和静脉系统。

人眼本应该是这样的，具有一个类似于枪乌贼鱼侧一样的视网膜定向（retinal orientation）

——具有穿越视网膜内部的神经和血管。

在脊椎动物，这种视网膜的反置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没有功能意义的缺陷。与不幸的呼吸和消化通道交叉一样，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一个只存在于脊椎动物的历史遗留问题。鲸鱼眼球的神经和血管来自后面，设计就比较合理。鲸鱼不需要发明一种克服错误设计造成的黑影的机制，也不必为进食干扰呼吸而烦恼。鲸鱼和别的软体动物有它们自己的一套功能不佳的历史遗留问题。

我们的反装的视网膜不仅仅造成了轻微的光感障碍，它还有一系列特殊的医学问题。任何出血或者微小的血管阻塞形成的阴影都会严重的损害视野的完整。更严重的是感光的一层杆状和锥状细胞可以从眼球的内壁撕下，一旦出现这种视网膜脱离的情况，便是一种可怕的急症，如不及时治疗可以导致永久失明。而鱿鱼的设计较好的眼球，网膜是由下面的许多神经纤维牢固地固定着的，不能也不会脱离。

在这些影响所有的脊椎动物或者哺乳动物的缺点之外，还有只影响人类和与人类最亲近的灵长类的缺点。阑尾是一个例子。从阑尾炎切除术后恢复的病人看，似乎并不因为缺少阑尾而有什么不便。至今我们能够肯定的阑尾的唯一作用就是使我们有可能患阑尾炎。阑尾是盲肠的一个遗迹，我们哺乳动物祖先的一个消化器官，用于处理低营养价值的植物性食物。对兔子和其它草食动物而言，盲肠仍然在执行这种功能。当食物转变为营养含量较高的食物如水果和昆虫之后，一因为没有保持它的必要，便在灵长类动物的进化过程中逐渐退化。不幸，它还没有完全消失。成为一个遗迹，而这个遗迹现在可以使我们患阑尾炎。

那么阑尾为什么还存在呢？它还有很小的但并不重要的在免疫系统中的一点作用。我们又惊奇地发现它似乎是专门为了阑尾炎而保存下来的。阑尾的细而长的形状，使得它在炎症肿胀而挤压其动脉血管供应时，易感坏死。充满细菌，没有血液供应的阑尾无法自我保护。细菌将迅速生长最后使阑尾突然破裂，把感染和毒素扩散到整个腹腔。范围很小的，部分阑尾的炎症和肿胀，如果发生在短而粗的阑尾，就不大可能严重到压迫中断血液供应的程度，不象一支细长的阑尾。自然选择逐渐缩小无用的阑尾，但是阑尾的内径狭窄到一定程度时，又会变得易患阑尾炎、阑尾穿孔。于是，死于阑尾炎这一事实，又反过来选择略微大一点的阑尾，维持了这个比无用还要糟糕的器官。选择也几乎可以肯定使阑尾变短，但是在同时保留阑尾上可能是自然选择没有远见的后果。我们怀疑是不是还有其它遗迹器官也因为进一步消除它们增加某一种疾病的易感性而保留下来。

许多灵长类和哺乳动物可以制造维生素C。但我们人类不能。我们的祖先转向水果食物，水果含丰富的维生素C，这个偶然的后果在大约四千万年前使人类的这种制造维生素C的机制退化。我们的近亲物种同样需要维生素C，所有各种动物都有各自对维生素的需要，但是物种之间各不相同。

我们对某些机械损伤的易感性也可能在不同的进化发展史中打上了烙印。人类头部侧面被重击可以发生颅骨骨折，伤及大脑，造成死亡或者永久性功能障碍。同样的重击对猿猴的头也许只会引起颞肌血肿和暂时性咀嚼障碍。这种差别源于人类脑体积的增大和颞部肌肉的缩小，使头颅失去了过去原有的护垫。要工人和骑自行车的人戴安全帽，是从技术上补救一种生物学的缺陷。如果不戴安全帽。也许100万年之后，我们的头部又会长出很厚的垫子以减少脑外伤。。

这个长大了的头颅又使胎儿的头在很困难的条件下通过母亲的骨盆口。女人的骨盆构造与男人略有不同，是为了有一个比较宽大的生育通道。当婴儿通过时，耻骨联合变松使婴儿比较容易通过。但是，如果阴道能在下腹部的某个地方开口，婴儿不必通过骨盆的骨质门框就要容易得多了。阴道通过骨盆在历史上严重地限制了头部进一步增大的进化过程。有了这一限制，为了使得不过分太大的头能够通过骨盆环，人类的婴儿必须在现在这样一种过早的发育期出生，人类的婴儿，比任何其它哺乳动物，包括猿猴的婴儿都要更加依赖母亲的照顾。

人类设计特征中的不适应性之多已经被认识到很长时间了。1941年，伊斯塔布洛克（George Estabrooks）的《机械上设计不当的人》一书中描述了人类解剖学结构上的种种缺点和妥协，尤其是从四足动物变成用两只脚直立行走之后，上部身体的重量对下部脊柱施加了较大的压力，站着走路要比四只脚走路有更多的肌肉用力。骨盆的设计本来是只要抵抗背到腹壁的压力，不论是坐或者站。艾·摩根（Etaine Morgan's）最近的。《进化之星》提到了这些不适应的历史问题，有较好的可读性。

有一张很长的医学问题的清单，从小小的烦恼到严重的功能障碍，是因为我们的直立位和两足行走的机制不充分适应所引起的。最重要的也许是很多人经历过的下腰痛。我们的膝、踝和小腿是异乎寻常地容易受伤，不是常常有运动员因为膝或踝受伤而失去冠军的消息吗？我在一次排球赛中跳起来扣球，只有左脚落在实地上，右足落在队友的脚背上向内侧扭转，结果是踝扭伤。休息了一个星期才回到班上上课。幸亏我不是石器时代游牧部族的成员，但是人的踝确实设计得不好。

哺乳动物的腹腔内脏是封闭在一层为悬挂在腹部背侧区上设计的结缔组织中的，这对于用四只脚走路的哺乳动物是很好的。对于一个直立的人。这就是挂在垂直的背侧壁上的了，是一种很明显的效率欠佳的安排，引起许多问题：例如消化系统阻塞，内脏下垂，痔疮痔血管曲张，以及腹股沟疝。循环系统也因为直立位而处于不利状态。它对狗或者羊都很合适，但我们的直立位使下肢的静脉压力增加可以引起静脉曲张和踝水肿。反过来，又使脑的血压不够，可以产生头晕和突然从仰卧位站起来时的体位性低血压。

有时，身体对某些问题作出恰好是应有的适应相反的反应。当心肌太弱不能把它所收回的血液泵出，心输出量过低时，一部分血液返回到肺和下肢引起气促和踝水肿以及其它充血性心力衰竭的症状。你希望这时能把过多的液体排出体外，但是相反，心力衰竭病人却保留钠盐和水，而过多的血容量使问题变得更加糟糕。这个反应对心力衰竭的病人是一种误适应，但是，内科医生威尔（Jennifer Weil）指出，身体的这种反应是为另一种不同的问题设计的。在自然环境中，大多数心输出量不足的原因是出血和脱水。这时，液体潴留机制是确实有用的！心力衰竭主要出现在老年，而保留液体的机制可能在一生中都有用，所以这个系统是一个说明衰老的原因的很好的例子，它因为在年轻时有益而保留下来。

我们已经讨论了人体总体结构上的一些缺陷。不要把这些问题与技术上的失误和对最佳值的随机偏离相混淆。对每一种已经测量过的物理特性，一批中的中值最为有利。我们前面讨论过鸟的翅膀短于或长于平均值者容易在风暴中失事。太高和太矮的人也倾向于不如正常高度的人活得长久活得健康。平均体重的婴儿比太重和太轻的都要好。大家都知道高血压和低血压都不如正常血压好。没有一个完人，各种参数配合得好便产生显著的优越性。即令是接近完美也有一定的差异。与乔丹对抗的篮球明星们的体格都很优美，但是他们之间有差别。

还有些设计，虽然不是不良适应，在功能上也是随机选择，只能也当作历史机会解释。哺乳动物中，右心向肺送出循环血，左心向全身送血。而在鸟类恰恰相反。除了哺乳类和鸟类各自起源于不同的爬虫类祖先而走了不同的道路之外，没有更好的解释。两种选择同样运行得很好。带有随意性的特征有时可以有特别的好处。许多人今天仍然活着，是因为他有两个肾脏，否则早已死去，当一个肾脏坏掉了或者献给别人之后，另外一个仍然可以承担两个肾脏的任务。根据同一原理，许多人是因为只有一个心脏而过早死去。我们之所以有两个肾脏和一个心脏的简单理由，只是因为一开始所有的脊椎动物都有两个肾脏和一个心脏。这是一个纯粹的历史问题。对于有两个同样器官的好处和只有一个器官的短处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它的。

我们已经反复讨论过了人体中那些错误的或者随意的因为设计上的缺陷所带来的许多医学上的问题。希望读者也能理解这些问题的许多方面恰好是因为它们有利。我们的体积太大的大脑可能易受外伤，可能使分娩困难，但是它使我们成为动物王国里在认识能力上不可战胜的领袖，使所有的社会和技术进步有可能实现。没有别的物种曾经在这个星球的历史上能够像发明农业以来这样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到如此程度。同样，我们的长寿与其它任何物种相比也是很突出的。除了少数例外，如大象比我们活得久些之外，我们比别的灵长类动物要多活一半时间。。

此外，我们的许多适应与别的哺乳动物相比至少也是不差的，或者更加优越的。我们的免疫系统是最优秀的，还有我们的眼睛，尽管有设计缺陷和个别不完善之处，我们的眼球与大脑结构相对应的多层次的信息处理能够奇迹般地从视觉刺激中提取最大量的有用信息。例如，鹰的视觉敏锐性在某些方面超过我们，它的这种优越性就要一定的其它方面的代价。能够比我们在暗中看得更清楚的动物。不能在亮处和我们一样看得清楚。正常人的视力接近理论上能够达到的最大敏感度和鉴别能力。对一个刚刚见过的面孔，只是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从某个角度瞟了他一眼。以后，可以在任何距离、任意角度上立即把他认出来。现在还没有一种电脑能接近这样的成绩。我们的听力对某些频率所达到的程度是如此的恰到好处，如果再灵敏一点就会听不清楚，使有信息价值的声音在空气分子对鼓膜的随机扰动杂音中丢失。

人类进化史中的最后一段。

我们已经讨论的主要是人与其它脊椎动物、哺乳动物或者其它灵长类动物共有的属性。关于我们的直立姿势的一些问题也符合已经绝灭了的与我们同属的古人类（Homo）。我们现在转到更加专门的直接涉及人的遗留问题，着重于最近十万到一万年间的进化调整。自然选择在最后这几万年里对我们做了某些小的修改，这在整个进化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而已。我们的一万年前乃至五万年前的祖先在外观上和活动上已经是一个万全的人类。如果我们能有一种魔法把那时的婴儿放在现代家庭中抚养。我们可以预期他们能长大成为一个完全合格的现代律师、农民、运动员或者是对可卡因上瘾的人。

本章以后的部分以及下一章，我们专门论述石器时代的情形。石器时代是在几千年前结束的，但是进化没有充分的时间使我们适应一个人口稠密的世界，现代化的社会经济条件，很少的体力活动、以及现代环境中许多别的新的方面。我们本不是属于只有办公室，教室，快餐店的世界的。最原始的农场或者第三世界的村庄的生活对于按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社会设计的人的身体说来也是不完全正常的。

说得更加具体一点，我们似乎更加适合那些住在非洲撒哈拉半干旱地区部落社会的生态和社会经济条件。这是因为我们的种系来源于这里并且在这里生活了上万年，这里是我们变成完全今天意义上的人之后度过了 90％以上历史时期的地方。在此前，我们在非洲有过更长的进化时期，我们的祖先的骨骼特征给它们别的名字，如直立人（Homoe erectus）、穴居人（Homo habilis）。但是即令是这些更加遥远的祖先也直立行走，并且用手制造工具。我们对他们的生物学的许多方面只能根据古人类学的科学方法推论、想像，语言能力和社会组织在化石和石器器皿中并不明显，但是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与更近些的狩猎-采集部落相当一致。

后来的技术进步使我们的祖先能够侵入别的栖息地和地区，诸如沙漠、丛林和森林。大概在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从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包括寒冷地区。因为衣物、居住条件、食物采集和储存方面的进步，能够在这些地方生存下来。除了地域和季节上的多样化之外，人们仍然生活在小部落的狩猎-采集经济中。粮食农业，革命性地改变了人类的食物和社会经济体制。最初在八千年前的西南亚开始，很快就遍及埃及、印度和中国。1000年之后才扩散到中西欧和热带非洲，然后又在拉丁美洲独立发展。我们的大多数祖先在几乎千年前仍然在狩猎-采集部落中生活，按某些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的说法，我们是“石器时代走在快车道上的人”。

石器时代的死亡

设想那个朴质年代可能的情形。你出生于一个40到100人的游牧部落中。不论部落大小如何，它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你在不同的近亲属的抚养下长大。即令你的部落有一百人或更多，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是你的远房亲戚、表兄弟。你知道他们和他们与你的遗传和婚姻关系。有一些你深深爱着的人，他们也爱着你。即令有你不那么爱的人，至少你知道能从他们那里期望什么，而且你知道别人对你有什么期望。如果你偶而见到生人，或者是在贸易场所，你也知道能期望他们什么。在一个人口很少的世界上，生活必需的未经污染的植物和动物食物是随手可得的。你在前工业社会的伊甸园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饮用纯净的饮水。

在幻想到一个理想的过去之后，现在要求你进入现实中来。黄金时代的传说，如骑士时代或伟大的南北战争前的世界，斯加勒·奥哈拉（Scarlett O'Hara）出生的年代，那是一种捏造出来的传说，可以在幻觉和虚构中去兴欣赏它，但不要把它们引入严肃的医学或者人类进化史中来。不愉快的事实是我们的狩猎-采集祖先的生活有着无穷无尽的艰难和困苦。简单地计算一下死亡率和出生率就能使这种结论肯定下来。死亡总是与出生平衡，即令人类的生殖接近了最大的可能性。

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女人在能够生孩子的年龄开始生育。因为营养不足的限制，一般要到19岁才能生育。妊娠和生育之后是2年或3年的哺乳期，抑制了排卵。然后再次怀孕，不论在医学上是否合适。如果她有幸一直保持生育能力并能活到绝经期（一般不大可能），她可能生有大约5个孩子。要生更多的孩子，必须缩短哺乳期，而这在前农业社会婴儿食物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是不大可能的。

但是即令狩猎-采集部落的女人在失去生育能力或者死亡以前平均生4个孩子，也只有半数能够活到成熟期。否则人类群体数量，即人口将稳定地增长。很明显，没有发生人口增长的事实。人口甚至只要每百年增加l％，也能使人口在7万年的时间里增加 1000倍，但是发明农业以前人口一直十分稀少。不可否认的结论是死亡率与出生率在整个人类史中一直保持接近同步。近几百年来异乎寻常的低死亡率，尤其是西方工业社会近数十年的低死亡率，说明我们生活在从来没有过的安全和富裕的时代。无疑，许多读者难以理解在自然条件下生活的艰难和不安全。同今天一样，石器时代的死亡率也是在婴儿期最高，在整个儿童期下降。某些部落的早死是由于杀婴，其动机是食物短缺和经济困难，或者族长强制的命令。而被野兽狮子、狼、毒蛇夺去生命的是行动迟钝的婴儿，儿童也易于受害。中毒和意外伤害的死亡远远超过今天。

传染病，也许在各个年龄阶段都是最重要的死亡原因。不是今天困扰我们的同样的细菌和病毒。取决于人与人之间接触率的传染病只在后来不正常的密集人群中才能见到。那时，传媒传播的原虫和寄生虫病是最常见的最终导致死亡的长期慢性病。这类疾病多半不是致命的但是非常痛苦的。有些读者可能知道疟疾是多么的不舒服，或者是自己的亲身体会，或者是听过别人的诉说。与别的原虫病相比，疟疾还只是小菜一碟。黑热病慢慢地破坏肝脏和别的内脏；肺吸虫之类的寄生虫引起咳嗽咯血，可以因窒息而死；钩虫虽然不容易致命，却使儿童长成身体和智力都有缺陷的成人；丝虫病，在其它问题之外还引起象皮腿，使下肢和阴囊肿胀到像大象一样粗，因为寄生虫阻塞了淋巴管。

对狩猎-采集群体而言，食物通常是充分的，但是因果实歉收而定期发生的饥饿造成的大量死亡仍然是苦涩的记忆。气候和年成的变化不定，哪怕是风调雨顺的年景，食物的多少也因动植物病虫害而波动。在可靠的储存方法发明之前，丰收的食物不能保存到歉收的时候。即令是干燥和烟熏保存的食物也受虫鼠之害把用来备荒的计划破坏。

生活必需品的短缺，不仅是一种压力，它还要引起争吵。设想一个住在山上的部落因蛋白质缺乏而苦恼，而谷地的人则可以从湖里捕捉很多鱼。山区的部落无疑会要求领袖带他们去湖里捕鱼，即使捕鱼要杀死谷地的人，强占他们的捕鱼工具，山上的人也会决定去做。即令没有经济的需要，人类的本性也常常能找到武装抢劫的借口和随之而来的杀戮。幸而原始的部落，没有运输工具和通迅设备，只能进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土匪式的掠夺。

人类的本性当然也有高尚的一面，诸如爱和博爱、诚实等等。不幸，这些高尚品德的进化根源是因为在狭小的部落内部有用。自然选择当然有利于对近亲属友爱的物种，因为它们有共同的基因。也有利于知道不去欺诈同一部族成员，或者别的部族的经常来交易的伙伴。超越这些局部利益的利他主义，从来没有什么具体的好处。全世界的人权是一个石器时代不曾有过的新观念。当柏拉图要求每一个人，不仅仅是雅典人，都要为希腊着想时，曾经是一个有争议的思想。今天，人道的感情，仍然面临狭隘地方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破坏性抵制。事实上，这类破坏性倾向正是由我们所说的“高尚的”人性使之恶化的。密执安大学的生物学家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直率的指出，今天的中心伦理问题是“种族内部的和睦服务于种族之间的敌视”（within－group amityserving between－group enmity）。

石器时代的生活

Environment of evolutlonary adaptation EEA，是近年来人类学家经常引用的一个新词，原文译义是“进化过程中所适应的环境”。这是 1966年首先由心理学家约翰·博尔比（John Boulby）提出来的概念，认为人类的自然属性是在EEA中形成的。虽然大家都引用这个新词，各人的理解却有差别。谁都不可能直接观察我们的祖先在几万年前走过的道路，或者验证环境因素对人类遗传素质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只能从间接的证据推导出结论来：遗留下来的骨骼、石器工具、洞穴里的壁画；还有从现在仍然存在的某些似乎是保留了原始社会的经济条件的那些部落中得来的信息去分析。

缺乏资料是个严重的问题。例如，人类的生育在历史上的正常情况如何？正是诸多没有肯定答案的问题之一。我们的估计，许多这类问题的答案应当是：差异很大。当今的世界上，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关于生孩子的态度有着巨大的差别。没有理由认为，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没有这么大的差别。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应当有很大的差别。对部落中领袖人物妻子的关怀无疑会与对待一个从敌对部落中俘获的女人不同。当食物丰富、野营安稳时生孩子与在饥饿时或者在迁往新的地方去的旅途中生的孩子也会不一样。我们认为别的重要问题的正确答案也是差异很大。对诗人、艺术家或者其他知识分子与对优秀猎手或武士的酬劳有没有不同？由家族关系或功绩划分社会经济阶层？父系还是母系社会？儿童抚养的风俗？宗教的教义和约束，宗教因素的强度如何？在进化适应的环境中，不同的社会对这些问题会有非常不一样的答案。人类的生活，并没有一条“natural”自然而然的途径。

尽管人类所要适应的各种不同的EEA条件差异很大，现有的证据支持某些共同点。社会系统受到经济和人口的制约。石器时代不可能有等级森严的世袭阶级组织，因为大家都必须在步行能达到的范围搜集食物，这样的部落在只有几十口人的条件下，领袖不可能拥有上十个妻子。在农业发展之前，没有可能控制足够土地、财富和人口去建筑大教堂或者金字塔。

社会组织系统还将受到性别之间生理和解剖上差异的制约。生育在生理上的代价，妊娠和哺乳天生地完全落在妇女头上。但是与生育有关的经济代价分担的规则又如何呢？我们又一次认为：差异很大。根据我们对现代人类群体的了解。丈夫无疑在许多文化中承担重要责任，但也有母亲的兄弟和亲属承担较多责任的。同样，性别之间的巨大生理差异使行为有很大差异。男人体大力壮，说明这些都是对抗性竟争的优势，尤其是竞争配偶时。第十三章还要讨论有关的问题。

经济条件需要两个性别的年龄较大的儿童和成年人都要把许多时间花在寻找和准备食物上面。通常认为在狩猎-采集社会中，男人去打猎，妇女则从事采集。大规模狩猎在石器时代的重要性是被虚构的故事夸大了。弓箭等等对付鹿这类动物的武器是石器时代晚期才发明的；在狩猎中能起很大作用的狗，大约在五万年前还没有变成人类的伙伴。大动物的肉和兽皮之取得，常常并非通过狩猎而是从别的捕猎动物那里偷来或者捡到的。

对我们现在的人类说来，石器时代的主流食物是很不好吃的，或者是要花太多时间、太难处理的。我们的猎物通常是有强烈的气味而且肉质粗糙的。我们现代人不喜欢令人厌烦的剥皮、宰割等使野生动物的尸体变成可以食用的肉的工作。许多野果，即令完全成熟了，仍然太酸涩。许多植物产品是苦的或者有强烈的气味，我们觉得它们讨厌和不好吃，得感谢我们的适应使我们避免了许多毒素，这在第六章中已经讨论过。大多数天然的食品比我们现在吃的食物需要更多的劳力去加工处理，去咀嚼。经过驯养的家畜和农作物已经经过人工选择，比较嫩，无毒，容易加工处理。

尽管在EEA中，大多数时间里食物是充足的，村里的老人仍然不能忘记那些严酷的饥荒时刻。真正饥谨也许很少，但是由于疾病、营养不良、过多地吃了那些勉强可以吃的植物而中毒等种种因素引起的死亡则可能非常普遍。这些因素还会引起胎儿流产、哺乳中断、生育率降低，以及诸如戮婴、遗弃老人和病人等等。

我们之所以能够耐受现代化城市的大气污染，可能是因为我们几千年以来一直是在木材和其它燃料的烟雾毒气之中生活过来的。设想在洞穴中生火，顶上只有一个小孔的情形。今天的大气污染当然与EEA有所不同，但是EEA确实存在污染而且相当严重。那时没有肥皂也没有除臭剂，没有抽水马桶也没有容易清洁的便桶，或者任何可以称作公共厕所的设施。许多废弃物都抛在附近，有一些则随便堆积在那里。石器时代的人实际上是住在垃圾堆上，实在太脏太臭便搬到另一个地方去。

或早或迟要经历到的各种倒霉的疾病、痛苦的创伤、身体的残缺、衰弱、死亡，而且是在一直知道这些灾难的情况下，成年人度过了艰难的一生，儿童又成长为成年人。没有抗生素、破伤风针和麻醉剂；也没有石膏绷带，纠正近视的眼镜和人造的器官；没有无菌外科也没有假牙。我们的祖先很少患龋齿，但是有许多别的牙病，常因意外事故损伤或丢失牙齿。不夸张地说，在我们称为中年时牙齿早已磨损；粗糙的植物可以把磨牙磨耗到牙龈，在许多化石颅骨甚至现在的某些部落中都可以见到这种情形。

不要以为我们说到的EEA是有意选择那些可怖的方面来谈论，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已经完全成为人类祖先，有完全的人类能力（human capacity）去享受愉快和体验痛苦，也有人类的智慧，有很强的亲属关系和友谊关系的联结，这是愉快和安全的重要来源。在年成好的时候，有很充分的娱乐时间、游戏、音乐和舞蹈、讲故事和诗歌朗诵、理解和理论的探索，以及装饰性的艺术品。法国拉斯加斯（Lascaux）的洞穴壁画，很可能是25000年前的作品。人类学家康纳（Melvin Konnor）称之为“石器时代教堂里的珍珠”，敏感的观察者得到的深刻印象是“不论有无宗教意义，不论是否专家，都有令人肃然起敬的感觉。”我们的祖先也是有能力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光明，去寻找欢乐的理由。马克·吐温《康捏狄克的扬克在亚瑟王法庭上》里面的英雄波士爵士哀伤地聆听一场16世纪的营火会，而这同样的笑话却在90年代却使人觉得乏味。我们估计如果他回到石器时代去。许多同样的笑话会使他呻吟。 

谢选骏指出：人说——如果把呼吸和吞咽的通道分开，不让它们交叉，要比安排这种交通管制措施和后备的呛咳机制要简单可靠得多。这样一种交叉的安排，有什么必要的理由吗？答案非常简单：没有。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没有任何功能上的意义。在大气中呼吸的脊椎动物，从两栖类到哺乳类都背上了这个两条通道交叉的历史包袱。而昆虫和软体动物的呼吸道和消化系统就有着完全分开的比较明智的安排。

我们的呼吸消化交通问题是从一个古老的祖先开始的，一个很小的虫样的动物以微生物为食物，在嘴的后面通过一个筛网状区域把水滤出。这个动物小到还不需要一个呼吸系统，溶解在水中的氧从它的体表比较容易地被动扩散，基本上满足了它的呼吸需要。后来，在进化过程中，身体长大了，被动扩散不能充分满足，就演化出呼吸系统来。

我看——这个解释无法说明，为何从两栖类到哺乳类的脊椎动物，还不如昆虫和软体动物“进化得好”。这或许说明，生命不能改正错误，只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第十章 文明病】

你已经花了若干小时读过了前面的章节。你是否知道为了读书，你的眼睛是在一种不正常的环境中使用？光线是否来自太阳？是不是与太阳同样的光谱？可能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在读书的时候、你使用过肌肉吗？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时间不必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自己的生命奋斗，不花许多时间与敌人格斗争夺食物？然而你毕竟吃得很好。你上次吃东西以前花了多少时间去收集、打猎或者捕鱼？为了把谷粒脱壳、磨粉，把猪肉和羊肉剥皮、剔骨、切块，你花了多少功夫？为了把它们煮熟，你又花了多少功夫收集柴草，生火点燃它们？温度自控调节的供热系统，致冷系统是怎么一回事？多么古怪！这种缺乏挑战的环境对你身体本身的体温控制有什么长期的影响？

我们的希望已经在前一章中说清楚，只是在随意的或罗曼蒂克的幻想中，觉得我们的过去曾经比现在生活得好。卢梭那著名的对原始人的描绘和打石取火快乐无忧的生活对隐居者的幻想是有吸引力的。但实际上与我们今天的生活相比是痛苦和烦恼无比的，甚至在农耕生活开始代替了原始部落的游牧生活之后的田园生活也很艰难。农业生产造就了城市文明以及它的比较耐久的建筑物和艺术。航海和其它技术的进步，使开发远处的土地有了可能。有蹄动物的驯养、畜力的使用，使生产效率明显提高，交通也同时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不断的技术进步，使得人们在取得生活必须品方面，在人群的迁徙方面获得了较多的自由。我们现在所享受的舒适的生活，大多是有益的、无害的。但是我们今天所享受的这些进步中也有不少副作用。有一利必有一弊，得到好处一定要付出代价，就是那些最舒适的享受，也可能要我们付健康的代价。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下降，无论如何总是好事。因为天花、阑尾炎。产后破伤风、狩猎中的意外事故而在年轻时死去的人数减少了，老年病、癌症和心力衰竭的死亡率则比20年前增加了许多。这主要是因为有更多的人有可能活到身体易受这类疾病伤害的年龄。不在18岁或30岁被狮子吃掉的代价可能就是在80岁时发作心脏病。现代化的食物生产、医药、公共卫生以及工业和居住安全有了巨大的改善，使人们有可能活到老年。不幸，老年带来越来越多的影响还不是幸福生活中唯一的阴暗面。

新的环境常常与过去看不到的能引起表型更大变异的遗传脱轨相互作用，其中有一些超越了正常范围。前面关于遗传的一章中已经提到，这类异常仅在可受伤害的遗传型在面对新的环境因素下才出现。新的物理、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影响只使一部分人发生问题，却不影响另一部分人，或者因其特异的遗传构成不同而有不同的作用。我们已经讨论过许多例子，例如，引起近视的遗传异常在文明社会使得25％的人发生问题。但是对我们的祖先不引起任何问题。

我们从环境中取得食物的途径产生了许多有益的变化，也带来新的问题。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猎取野牛野羊。猎手跟踪这些牛群或者羊群企图杀死其中一头作为食物，取得皮毛以及其它资源。他们发现，今天早晨又看见昨天跟踪的那一群。如果牛羊群可以被跟踪2天，就有可能跟踪3天，1个星期，甚至1个月。这些猎人花了很长时间之后才想到把这一群牛羊变成自己的主意。赶走狼群和竞争的猎手以及其它的捕食动物，把迷失的牛羊找回来，维持一个小的或者比较大的牧群。这一过程，逐渐地把猎人改变成原始的牧民。

我们的祖先曾经吃素较多。发现有些植物如果有意栽培，然后再去收获的话，可以得到比较多的食物。耕地、除草、施肥、选择产量高的品种，随即在若干年之后成为标准的农耕生活。不断地增加了比较可靠的食物来源。农业经济比狩猎经济能够维持更加稠密的定居的人口。估计地区性的人口增加，促使农业进步，以及从邻近的人群中学会农业技术加以推广应用。不论这个估计是否真实。农业社会能够维持更多的人口是肯定的。人口密度的增加又成为另外一些问题的起源，有些在本章，有些在以后的章节中讨论。

文明时代的食物营养匾乏，

与畜牧和农业使食物生产增加相矛盾的事情是：产生了营养缺乏病。一蒲式尔麦子比同等量的浆果有更多的热量和蛋白，但是维生素C含量较少。一个农业社区由麦子提供大部分热量和蛋白，就比原来的狩猎一采集社会时期容易发生维生素C和其它微量营养成分的缺乏。如果麦子和其它农产品也用于饲养家畜以提供肉、蛋、奶，那么农民的餐桌上的食品会有极大的改善。但是营养缺乏病，尤其是维生素C缺乏，仍然是一种威胁。

冰岛是一个例子。冰岛的维生素C问题一直存在到本世纪初。冰岛的农民养了许多羊，在田边吃野草。比较富裕的农家还有一头奶牛，但是大部分食物是羊排，羊毛是主要的出口商品，往丹麦一带销售。农民有了钱进口香料和某些奢侈品，比方咖啡和糖，但是没有进口含维生素C的水果。维生素C仍然由当地的紫浆果和其它野生植物供给。因为这些浆果和野生植物的供应有季节性，到了冬季和早春，食物中缺乏维生素C时，许多强壮健康的冰岛农夫开始牙龈出血，感觉疲倦和抑郁——坏血病常见的症状。一个家庭中，有的人生病，有的人不生病，坏血病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异。

在冬季患坏血病活下来的人口中，出现了民间的补救方法：沼泽地解冻时，人们就去掘当归根，那是富含维生素C的好东西。还有一种“坏血病草”也在这时发芽，也同当归根一样可以吃。这些野生植物能够治愈坏血病的认识，要比远航的水手吃柠檬预防坏血病发现得早。坏血病是一种文明病。在人们倚重于家养的动植物之前，人们从来不曾有过冰岛的冬天和水手们几个月漂泊在海上吃腌肉这种不正常的食物。

远在有出海航行者或那些最早定居在冰岛的农民之前，人们就已经因为有了农业而发生过营养缺乏。大约五百年前，南中部北美洲的土著部落抛弃了狩猎-采集生活方式而开始种植谷物和豆类。这个变化清楚地记录在他们的骨殖上。与更早期的骨骼比较，这些农民比较不强壮，有些有明显的维生素B缺乏和蛋白不足的痕迹。尽管有这些营养缺乏，这些农民比他们的祖先较少死于饥饿，他们更能生育，因为谷物和豆类食物有利于哺乳。然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们不那么健康。

这些文明病1500年前在现在的田纳西州和阿拉巴马州出现，在其它农业地区出现得更早，至今仍然是困扰着第三世界贫困地区的同样的营养缺乏病。我们的石器时代的祖先无疑经常面临食物缺乏，但是他一旦得到足够的热量，便同时得到了足够的维生素和其它微量营养。特殊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缺乏病是在最近万余年左右才开始出现的。

我们现在知道了对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需要，我们从一种现代的比早期农业社会更广泛的食物来源中得到它们。与制药厂的推销广告相反。现代生活中很少有人需要补充维生素。如果我们吃各种水果和蔬菜，其中许多不要烹煮，尤其是我们还从谷物，豆荚和动物食品中得到充分的蛋白，我们便得到了所需要的所有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和其它我们需要的营养。我们多数人现在的危险不是我们祖先的那种营养缺乏，相反，是营养过剩。

文明时代的食物营养过剩

有一个聪明人发现，担心从圣诞节到新年的这一个星期吃得太多没有必要，从新年到圣诞节这一年里吃得太多更加值得关心。当然，有可能在一个星期里吃得太多，甚至可能一次吃得太多而胀死，不过，这也是石器时代有过的危险。我们有一种本能防止这种胀死的危险。吃到一定程度，我们觉得已经吃饱了，即便是圣诞节的蜜饯和火腿也不想再吃了，这使得每一餐都有一个正常的结束，使我们同我们的祖先一样不致于使消化、除毒和同化的器官超负荷。现代的营养过剩，主要是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一直吃得太多。

在石器时代，摘取一切能够摘到的最甜的果子是一种适应。把有这种适应的人带到充满了果汁软糖和巧克力蛋糕的世界来会发生什么呢？许多人将挑选这种现代化的精美食品而不去吃果盘里的桃子。这桃子已经要比石器时代的任何野果更甜。果汁软糖和巧克力是描述动物行为的学者举出的超正常刺激的一个例子。有一个经典的例子来自对鹅的观察。如果有一个蛋滚出窝来。孵蛋的鹅会出来把它弄回去。她的适应程序是“如果有一个明显的蛋样物体在旁边，我一定要把它滚回窝里”。如果你同时放一个网球和一个蛋在她的窝边会发生什么呢？她先选择网球。对她说来，网球比蛋更像蛋。任何感觉方式中都存在超常刺激，例如，味觉。你会发现你自己去拿苹果馅饼而不去拿苹果。鹅也是这样，好像她应当孵网球。

我们的饮食问题起因于从石器时代演变过来的味觉与它们今天可能的作用之间出现了不匹配的问题。有史以来，糖和盐几乎一直是供给不足的。几乎每一个人在大多数时间里，都只是在境况较好时才能得到这些东西，于是一直在想方设法去得到它们。今天，我们已经能够吃到更多的油脂、糖和食盐，已经超过了生物学需要，比千年前的祖先曾经能得到的多得多。一个在摄取这些东西和所得益处之间的关系的推测，论证了一个石器时代的部落人获得食物的能力与现代一个高级餐厅大餐的对比。

现代社会里一大批可以预防的疾病是源于高脂肪食物的不良作用。中风和心脏病突然发作，是某些社会群体中最常见的最主要的早逝病因，是因为动脉粥样硬化病变阻塞了动脉，高脂肪食物还使癌的发病率显著升高。不少糖尿病是过多消费脂肪而发生肥胖的结果。美国人的食谱中有40％的热能来自脂肪，而一般狩猎-采集社会不足20％。我们的祖先有时吃很多肉，但是野兽肉中的脂肪含量只有15％左右。许多人只要做一件事就能使他们的健康得到改善，就是减少吃的油脂。

有一天早晨，我们去听一个关于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的杀虫剂有害于郊区居民健康的讲演。休息吃早餐的时候，大家有一个轻松的谈话。有一位朋友埋怨他的煎饼中的麦粉和鸡蛋无疑已经被杀虫剂和抗生素污染，有可能使他在十年、二十年之后患癌症。也许的确是这样，但是这些毒素对他未来健康的影响与那些油腻的汤和奶油煎饼中太多的油脂含量和每件食品都要涂上高热值糖汁相比，这些毒素对他的健康的影响就要小得多了。这类食物长期积累的作用肯定比微量的外源性化学物质会要更加严重地威胁将来的健康。

有些人比别人容易因过量脂肪引起毛病。这点可以从一大批低体重到超重人群中的差异看到。超重的胖子易患与营养过盛有关的心血管问题并有各种癌症较高的发病率。这个共同的观点已经被最近的研究所支持。密执安大学的遗传学家尼尔（JamesNeel）和合作者注意到，为了纠正亚历桑那皮迈印地安人的慢性营养不良，竟在无意中引起了一场肥胖症和糖尿病的流行。他推测这些受累的个体有一种他称作“节约的遗传型”，一种有遗传基础地超乎寻常地取得并储藏食物能量的能力。在看来似乎是正常的食谱中，许多皮迈人不断地发胖。这在一个经常发生饥饿的世界里是一种很好的适应能力，建立了大量脂肪储备的个体在以后的饥饿时可以多活一些时候，而他们效率不高的同类将要饥饿而死。但是，节约遗传型在一个从来不发生食物短缺的世界里，却是不适应的，最适应饥饿年代的人只是变得胖些，然后发生一系列医学问题和其它麻烦。

营养过剩不是一种容易纠正的有害健康的问题。许多减肥广告的解决方案多半有害无益。严格的限制饮食可能被身体对食物短缺的调节机制打乱。其结果是重建基础代谢率以致卡路里的使用更加有效，反而使更多的脂肪储存下来。限制食物的另一后果是强化饥饿感，随后吃得更多。人工甜味剂不能帮助人们减轻体重，其结果应当是可以预料的。嘴里尝到甜味，在整个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一直是预告有糖即将达到胃随即到达血循环的信号。甜味迅速重新调整代谢活动以减少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分解变成血糖是不值得奇怪的。事实上这只在胃中含有能很快补偿这种变化时才是一种适应。如果糖的信号是欺骗性的，便可能立即发生血糖不足而增加饥饿感。对这种人工甜味作用有正确认识的人不多，非营养性的脂肪代替物也可能产生类似的危害。现在有一种甜点，外观和味道都像冰琪淋，不仅低糖而且不含脂肪，这会给代谢调节机制带来哪一种信号呢？

前农业文化社会罕见牙齿龋洞。如果牙科医生知道石器时代的健康状况，他们应当在很久以前就明白20世纪的龋齿流行是某种新的环境因素造成的。我们现在知道是因为牙齿过多接触糖的结果。这些糖能滋养细菌，而这些细菌所产生的酸却反过来侵蚀牙釉。现在的美国乔治亚州海边一千年前的骨骼上只有少数龋洞，在引进以玉米为主的农业之后才慢慢地多起来，大概是一道引进了饴糖，在欧洲的航海者引进了别的糖之后又更加多见起来。

龋洞，严格地讲，不是一个营养问题，但是是一种饮食问题而且也是一种文明病。好在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在1940年以前出生的美国儿童和青年人中的这种牙病曾是一种祸患，在预防牙科进步之后，用氟治疗，这种病已经得到控制。在发明氟治疗之前，认识到糖是元凶是非常重要的。

规律是被简化了的概念，并且假定其它各种情况相等。具体对某一个人说来，食物中的热量、脂肪太多，对于另外一个人说，也许是理想的。年龄、体型、性别、生殖过程、遗传因素，尤其是活动水平等都是影响因素。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可以认为早年农夫维持生计的活动是一种正常的活动水平。除了职业运动员、舞蹈家、牧牛人以及少数其它人之外，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大多数人的能量消耗活动都是不正常地偏低的。工人坐在转椅上，或者驾驶室的座位上或者在推真空吸尘器、电力割草机时都是坐着的，休闲的时间则更加如此。 

我们对可得资源诸如每月脂肪摄取量与健康关系，我们假定石器时代很少超过最佳水平。而今天，通常的脂肪食物就可能早已超过最佳水平到达右边下坡处。

几乎整个人类进化史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做一些以减少能量消耗，这是一种适应。能量是一种生命必需的资源，千万不可浪费。今天，这种太不消耗能源的生活使我们在有可能时最好去打网球的时代，却坐在电视机前看网球，这只会使营养过剩的不良作用加重。如果坐办公室的人去采松菌，或者到果园去从树上采果子，他的健康状况会要好些。对于那些写字楼和地下室里的昂贵复杂的运动器材，我们的一千年前的祖先会有什么看法？尤其是对真正使用它们的人有什么看法？

成瘾

历史和人类学的记录表明，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着鸦片和其它精神性药物。几乎每一个有人住过的地方，都有过一种或者几种可以成瘾的东西。大多数成瘾物质都是植物制造出来用以阻止昆虫害虫和草食动物的。其中有些作用于神经系统，少数能引起人类的欣快感。酒精存在于过熟的水果中，储存的果汁可以变成含低度酒精的饮料。

今天，滥用成瘾性药物之成为一个比前工业社会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因为最近几百年来的技术进步。在只能用小的容器和简单的装置制造家用的酒和发酵饮料时，任何人都不可能有大量的日常消耗。城市文化有了职业酿酒师和酒曲，才有可能向富有阶级提供他们所要求的那么多的酒。储存和运输方法的进步，使得英国商人可以喝到罗马的意大利酒，这是使喝酒上瘾成为问题的另一个促成因素。

另一个重要的技术进步是分馏技术的发明。从随手可得只含低度酒精的饮料可以分馏出高度烈性酒。喝烈性酒比喝白酒或者啤酒更容易上瘾。新的发明使鸦片制成了海洛因，用可卡因叶制造出迷幻药，浓缩的制品比天然产品上瘾更快。皮下注射器的发明也是故事的一个插曲。同样，新建成的大量生产不呛人的优质卷烟的工厂也使吸烟上瘾的人大大增加。而大规模地反成瘾活动，实际上作用很小。我们的文明具有促使人们上瘾的不正常的环境。

每一位读者都明白，成瘾是一种有遗传倾向的缺陷。我们在第七章中讨论过这种脱轨基因。有的人可以经常参加鸡尾酒会，在进餐时喝白酒、啤酒。却决不会上酒瘾。带有有关的可能脱轨的遗传素质的人，喝一样多的酒，会逐渐增加酒量直到他或她花费大量金钱去支持越来越大的酒瘾，直到一天到晚醉熏熏地不能工作、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关系。这种脱轨的遗传素质在人类文明发明蒸馏和六瓶装的纸盒之前，造成这种后果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小的。酒瘾和其它物质上瘾可以公平合理地把它们看成是文明病。

在现代化环境下产生的发育问题

在超体重和脂肪食物之外，缺乏充分的运动也是可以引起健康问题的原因之一。在发育过程中，不少儿童长出错位的门牙，还有一些人因为智齿的萌发而受罪。如果有相当比例的儿童需要矫正牙位，后来又需要做很费钱的、痛苦的智齿手术，这就说明有某些与环境有关的事情出错了。

有一种可能是颚骨的运动不足。石器时代的十岁的孩子不可能有这样松软可口的薯条、汉堡包和果酱。它们吃的东西需要现代人从来没有过的长时间地用力咀嚼。我们估计幼年时咀嚼肌使用不足，可能使有关的骨组织发育不完全并间接地使它们较小较弱。人类牙齿的生长是比较自由的，但是它们要排列在大小和外形都符合要求的颚骨上，这样的大小和形状如果在发育期中使用不足是长不出来的。门牙拥挤和错位，以及不能长出来的智齿，也是一种文明病。如果把延长用力咀嚼时间也安排成一种幼儿园儿童的体操，也许可以预防大部分儿童的牙齿问题。也许，应当在小学里提倡吃口香糖！

儿重期的其他不正常行为也可以造成身体发育的不正常。在教室里的椅子或板凳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是一种极不自然的、从来没有要求过石器时代的孩子们做的事情，当他要“坐”时，他们却是蹲在一个地方，不是坐在那里。石器时代的人，还一定要从蹲下来，转到用膝爬行，然后走路、奔跑和其它活动。这就可能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背痛。腰背痛难道不是因为在儿童期天天长时间维持不自然的姿势造成的吗？如果儿童多蹲少坐，课间多运动，走路，长大以后的背痛也许能够避免。

密执安大学的艾·维德（A．Weder）医生和他的同事尼·索克（N．Schork）医生想要了解高血压是不是一种文明病。他们不强调食物中盐的含量太高，他们注意到较大的身躯需要较高的血压，而且在青春期竹笋似的发育生长期有一种使血压升高的机制。在古代环境中，他们认为，这个机制只在体型较小的范围里进行调节；今天，丰富的营养使我们长得更快、更高大，这在过去是罕见的。血压调节机制，超出了设计的调节范围，常常突破，引起高血压。

近视不是幼年生活中新环境造成的唯一眼球异常。医学科学最近认识到，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星期，几个月里用眼的情形可能对视力的正常发育非常重要。不管是什么原因多用这一只眼而少用另一只眼。有可能导致祝功能在大脑区定位的变化，以致以后不能双眼协同使用，没有景深的感受。24小时的强光照射，有时是为了治疗新生儿黄疸，能够引起色觉缺陷然而不到很久以后长成大孩子时是难以发现的。经常听到很响的声音，尤其是机器的没有变化的响声，会引起某些婴儿的听力发育缺陷。

其它由现代环境产生的疾病

可以认为寒冷是一种新的环境因素。人类群体能散居到季节性寒冷的地区是因为有了技术进步，诸如衣服和火所促成的，这段历史不过几万年。我们现在能够在地球表面上许多地方的冬天生存，仍然需要这些人造的东西，或者它们的现代代替品来维持。对人类生物学本能不足的技术性补偿不充分时，在这些新的环境里就有冻伤和低温的危险。

高纬度地区不仅有寒冷问题。衣服和掩蔽所使我们能够在蒙特利尔（加拿大）和莫斯科这些地方生存，但是又有了衣服所带来的问题。我们的维生素D的需要，依靠我们的皮肤在阳光照射下由胆固醇合成。如果整天大部分时间呆在屋子里，外出时又严实地裹在衣服里面，能够合成的维生素D就只有非洲平原上祖先能合成的一小部分，不能满足代谢的需要。幸亏光合能力不是维生素D的唯一来源，还可以通过吃食物中的维生素D来取得。不幸的是，似乎是充足的食物中事实上只有很少维生素D，而缺乏维生素D会引起主要与钙代谢有关的一些健康问题。

维生素D缺乏引起的问题是佝偻病，儿童期的一种发育病。症状很多，最重要的是骨骼的生长有缺陷。骨骼变软，变弱，因为缺少钙盐沉积而变形。这种病在热带基本上看不到，因为在热带，每个人都得到充足的阳光，在日本、斯堪的那维亚等地吃的鱼里面有充足的维生素D，然而这类地区也少见。有一个时期英国有过大量儿童发生这种病，所以有时称之为英国病。

30年代在牛奶中常规添加维生素D以前，佝偻病在北美城市里也很常见。黑种人儿童患病率比白种人高。人类种族之间的适应性差异大都是尚无定论，但是浅肤色人种比较不易患佝偻病是一个得到证实的例子。也许最初跨过地中海，后来来到阿尔卑斯山的人曾经是肤色较黑的。他们发现了一块被树林覆盖，天空总是有云的地方。许多年来，他们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是躲在洞穴或者透风的树支搭成的荫篷下生活。外出时也是穿着兽皮或者纤维编织的材料，对美丽的太阳只露出一小块皮肤。结果，许多人可能因为维生素D缺乏而不能适应生存。那些肤色变得不太深的人，得到了比较多的光去合成维生素D，便会比肤色较黑的邻居健康些。

这样，浅色皮肤也许是在不多的几百代之后演化出来。这一变化可能曾经加快，因为一种性状的减少，一般都要比增加或者制造一种性状容易。穴居动物可以在不多的几千代之后几乎完全丧失制造色素的能力，这只要在维持色素的选择上放松便会发生。如果浅肤色确实有优点，变化就会更快。减少黑色素合成的演变过程在亚洲的寒冷地带可能也一样发生过，不过程度较轻，这里草原和沙漠多于森林，冬天也多半是晴天。西伯利亚和中国北方的居民比欧洲北部和中部居民的肤色深些，但要比非洲和南亚浅些。作为一种文明病，佝偻病对深肤色的人危害较大，因此浅肤色被认为是为了适应难得的阳光而演化的。这些浅肤色的人又迁回多阳光地区例如澳大利亚之后，会发生什么变化呢？问题的答案见第十二章的皮肤癌和第五章的日光灼伤部分的论述。

前面提到，农业的发展使人口密度能够增加到狩猎-采集社会无法达到的程度，能够支持密集在城市的人口。人们扩张到季节性寒冷地区之后，又促使他们延长留在洞穴和建筑物里面拥挤在一起的时间。这些变化增加了一个人在短时期内能接触到的人的数目、接触时间和密切程度。新的接触传染病便有可能发生。

在这些有过自然选择过程的人群中，可以看作对带有可变化的脱轨基因，对天花、麻疹和其它接触传染病就易受伤害个体的清洗过程。对付疟疾这类热带传染病的防御机制代价很高，例如镰状细胞贫血体质就会很快消失。新演化出来的对付诸如天花的防御的有效性，曾在商人中戏剧性地出现。他们带着对他们说来已被控制的病原体，进入世界上那些许多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些文明病的地区。新大陆上的土著被天花和流感之类的欧洲病所杀死的人要比被欧洲的武器杀死的多。

本章中我们很少涉及可能因为现代化生活环境引起的心理学问题。不管政治家、社会学家对家庭价值有多少花言巧语，在核心家庭郊区公寓独立单元中成长的儿童正体验着一种深刻的全新的社会环境。还有在日托中心被临时的保姆照顾的孩子。作为成人，包括青年和儿童，我们与熟人的接触在减少，与没有人情味的官僚机构的往来在增加。在似乎是正常的一天里，同我们打交道的更多的是生人而不是熟人。这些都不是我们的祖先进化中经历过的环境。高纬度地区长冬的黑夜以及相反，室内照明又使我们只有很短时间体验黑暗会产生什么问题。医学科研人员已经注意到被困在雪地的阿拉斯加淘金者的穴地热。夜班工作者和航空旅行的时差改变有什么问题？还会产生没有窗户的办公室的心理和生理问题。我们还只不过是刚刚开始了解我们的新的现代化环境会带来的医学后果。

结论和建议

没有可以缩回去的伊甸园，即令你以为那里很美好。我们只能对现代化的环境保持警觉，采取合理的措施去控制它。与本书讨论的其它课题一样，我们对任何人面对有医学上的麻烦时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这有什么进化生物学意义？可能是一种适应机制，但适应是指石器时代的适应。我们之嗜好脂肪和糖，我们之懒惰，我们的眼生长的调节结果发生近视都是进化中的适应，但是在现代生活中给一部分人，甚至相当多的一部分人造成麻烦。其它一些演化的属性，诸如衰老和日光灼伤的易感性，不是对环境的适应，但反映了其它适应的代价。我们再三唠叨有利必有失的道理，许多利益是值得为它们付出代价的。 

谢选骏指出：人说——没有可以缩回去的伊甸园，即令你以为那里很美好。我们只能对现代化的环境保持警觉，采取合理的措施去控制它。与本书讨论的其它课题一样，我们对任何人面对有医学上的麻烦时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这有什么进化生物学意义？可能是一种适应机制，但适应是指石器时代的适应。我们之嗜好脂肪和糖，我们之懒惰，我们的眼生长的调节结果发生近视都是进化中的适应，但是在现代生活中给一部分人，甚至相当多的一部分人造成麻烦。其它一些演化的属性，诸如衰老和日光灼伤的易感性，不是对环境的适应，但反映了其它适应的代价。我们再三唠叨有利必有失的道理，许多利益是值得为它们付出代价的。

我看——他说了半天，无非就是两个字，“交易”……对了，生命就是交易、互换、循环、成长……吐故纳新、喜新厌旧……难怪《周易》成为中国思想的经典表达。

【第十一章 变态反应】

北美温带地区的许多人担心8月的到来，因为豚草（ragweed）散出的花粉会使他们流鼻涕和打喷嚏，要用很多手帕和抗组胺药。可怜的豚草为了繁殖，使我们受害。一株草每天可以散布一百万粒花粉，大部分集中在早晨6—8点钟，这是这些豚草花的性细胞在微风中找到接受它的豚草花的最佳时机。每平方英里的豚草，在8月的秋天可以产生16吨花粉，然而只要百万分之一克就可以诱发一个人的变态反应。这种惹祸的花粉是一种只有20微米直径的球形颗粒，含有两个活的豚草性细胞，伴有其它蛋白质和营养成分。蛋白之一，叫做Amb a I，只占蛋白总量的6％。在变态反应活性上占有9o ％的份额。它有许多令人倒霉的作用。8月中旬以后，对豚草有变态反应的人就一直在期望还要再等几个月的冬天赶快来到。冬天一到，豚草冻死之后，就不再散布花粉了。

当然，豚草不是唯一的祸首。别的花粉、霉菌的孢子、动物的皮屑、螨的粪便、多种与皮肤接触的物质，还有诸如像蜂毒毒素等一样的药物或毒物的注入（injection），都可以引起变态反应。现代美国人口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受这种或那种变态反应之苦。你本人，你的亲戚朋友可能已经找过变态反应医生，你可能已经做过检查变态原的皮肤试验。后来医生就有两种建议：避免与这种变态反应原接触和应用抗组胺药缓解症状。

避免与变态反应原接触可以理解，缓解症状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用治疗传染病的情况来作一类比、用抗组胺药缓解症状，会不会同用朴热息痛治疗发热，给老鼠吃闻不到猫的气味的药相似？目前，我们知道产生变态反应的系统是防御系统，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是不是不可以抑制它。我们肯定，变态反应有防御某些危险的能力，否则，作为变态反应基础的IgE（免疫球蛋白E）免疫系统就不会存在。也许可以推测IgE系统是进化史上曾经对其它物种有用，在人体上却只是一个遗迹。但是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像这样复杂的系统如果自然选择不予以保留，它将很快退化，如果引起危害的话，将退化得更快。看来，IgE系统多半还是有些用处。

这并不是说每一次变态反应都是有用的。事实上，从进化论的角度考察代价很高的防御反应提示，虽然就整个系统而言是一种适应性的，然而，在大多数具体情况下却多半是有害的。这是“烟雾检测器原理”的一种表现。烟雾检测器是设计用来警告人们有正在发生火灾的危险的，但是真正有严重危险的情况并不是很多的。它们年复一年的挂在那里，似乎是没有做什么事。或者只是对吸烟或烤面包冒烟报警。然而，恼火的假警报，安装它所花的费用加上不久就要更换电池的麻烦，都还因为它能提前对真正的火灾报警而值得留在那里。关于这个原理，第十四章讨论焦虑时我们还要提到它。

对你的变态反应，医生也许没有同你讨论IgE系统的用处和它的进化过程。如果你问为什么你会对猫，或者牡蛎有变态反应，变态反应医生也许这样说：“那是可能的，人们对各种变态反应原的敏感性差异很大，而你则是对猫特别敏感的人。你的过度敏感必须用避免与猫的接触和抑制它所触发的防御反应来治疗。”

关于过度敏感的学说有两个严重的困难。首先，变态反应并非程度上的问题。有变态反应的人对微量的变态原发生反应，而没有变态反应的人，在大量接触之后也不发生反应。就这一方面而言，变态反应与对阳光和晕车晕船等晕动症的过度敏感是完全不同的。第二个困难更严重，变态反应不是一种有明显正常功能的工作系统的走极端的活动。IgE抗体除了引起变态反应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干，至少在现代工业社会如此。好像我们在进化过程中演化出这么一个特异的IgE系统，只是为了随意地惩罚吃浆果或者穿上兽皮或者8月间呼吸的人。

虽然有这些问题存在，把变态反应解释成过度敏感是很普遍的，甚至名称也可以是“过敏反应”。1993年《纽约时报》上有一篇关于哮喘的文章，就说这是一种过度的免疫反应；将会找到一种药能够“干预哮喘过程”使“肺不再对变态反应原起反应”。这种说法是认为肺，或者肺的携带IgE的细胞还有我们所不了解的东西。有一本免疫学教科书在“过敏反应”一章中描述变态反应，也没有对为什么存在IgE细胞作出解释。

IgE系统之谜

对于一个物种，或者一个比较大的群体中某些复杂属性的特征性表现的研究，生物学家首先要知道的是它是做什么的？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功能，这种属性就不可能在进化过程中出现和保存下来。有一个生动的例子：鲨鱼的口鼻部有一簇瓶子样的器官，叫做洛伦兹壶腹（Lorenzini）（以首次描述它的一位文艺复兴时代的解剖学家的名字命名）。这些复杂的构造有丰富的神经支配。三百多年中，人们猜测它是调节浮力或者扩大声音的，没有一位认真的生物学家认为它们不过是“在那里”不起什么作用的。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直到最后实验证明洛伦兹壶腹是检测微弱的电流刺激的，使鲨鱼能发现躲在黑暗中的或者埋在砂子里的可以捕食的动物的肌肉活动。之所以终于有这个发现，只是因为生物学家习惯于“适应主义工作程序”，坚持认定洛伦兹壶腹一定有与之相应的功能。

在我们讨论对IgE系统可能的解释和它所引起的变态反应之前，我们首先要描述变态反应的机制。异物进入体内之后，随即被巨噬细胞捕获，处理异物中的蛋白质之后传给T辅助淋巴细胞，再传给B细胞。如果这个B细胞针对这种异蛋白产生抗体，它就会被T细胞刺激，分裂并制造这些抗体。多数情况下，抗体是我们比较熟悉的IgG，但是对某些物质，B细胞制造的是IgE抗体，一种介导变态反应的抗体。

与别的抗体相比，IgE的含量是非常少的，只占全部抗体的十万分之一。IgE抗体经血液周流全身，其中只有四千分之一到百分之一的IgE分子附着在暗碱性细胞或者肥大细胞的表面——细胞膜上，也即在血液中周游全身的这种嗜碱性颗粒细胞（简称嗜碱性细胞），和固定在组织中的肥大细胞。IgE分子附着在这两种细胞上之后，可以保持大约6个星期。虽然IgE含量很少，在每个嗜碱性细胞上仍然会有10万- 50万个IgE分子；而且，对豚草花粉的一次变态反应中，大约有10％的lgE对豚草抗原具有特异性。

这些肥大细胞的首要特点是它们像浮在港湾里的水雷，就是在等待致敏原的再出现。当致敏原再出现时，就与肥大细胞表面上的一个或者两个特异性lgE分子结合，肥大细胞就立即在8分钟之内倾出一份至少含有10种以上活性化学物质的“鸡尾酒”（混合物）。其中有些是酶，攻击附近的细胞，有的激活血小板，有的把别的白细胞吸引过来，还有一些刺激支气管平滑肌收缩引起哮喘。其中，组胺引起瘙痒和膜的通透性增加，而许多不愉快的作用可以被抗组胺药所阻止。虽然许多详细情形还有待继续研究，这一机制的基本活动已经知道了25年之久，而且，在所有的哺乳动物中都基本一致。

讲到这里，你可能想到，现在一定已经有人弄清楚为什么会有lgE机制了！有人试过，但是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答案。原因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够认真。许多思路明确的研究人员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一定有一种有用的功能是明确的，哈佛的加利（Stephen Galli）说“这些细胞不会简单到只是制造麻烦的而没有补偿的生物学价值”。他指出，肥大细胞分布在皮肤和呼吸道的血管附近，把它们放在“靠近寄生虫、病原和环境中的致敏原的表面。”但是，加利没有进一步审查这个系统可能的功能的有关资料。有一本关于变态反应的900页的新版教科书，只有一页提到这个问题。那书上指出“推测IgE系统有几种可能的益处”，包括对微循环的调节或者作为“灵敏的第一线防御”对付“细菌和病毒的入侵”以及攻击寄生虫。结论说，“人群中25％的人有明显的变态反应病是由IgE抗体介导的，提示IgE的存在应当有一种补偿性的益处。”但是，同别的教科书一样，没有对变态反应的适应性意义进行严肃认真的探索。

普遍公认的观点之一是IgE系统之所以存在，是与寄生虫作斗争。这一观点的证据是观察到寄生虫释放的某些物质可以刺激IgE的局部产生并引起炎症，这些被认为是对抗寄生虫的防御活动。实验性大鼠感染曼氏血吸虫之后，产生强烈的IgE反应则是进一步的证据。把这种IgE转移到另外的大鼠可以防止感染，而阻断IgE找到所能吸附的新的细胞的能力可以使大鼠更易受血吸虫的伤害。在感染了血吸虫的人群中，他们的IgE中有8％- 20％可以攻击这些寄生虫，而且制造lgE能力较差的人的感染比较严重。

引起肝脏和肾脏衰竭的血吸虫，引起失明的丝虫病等，在引进现代化的卫生设施和传染媒体控制手段以前，都曾经是严重的问题。如果lgE系统唯一的功能就是攻击寄生虫，那么现在发达国家用抑制变态反应的方法治疗便是正确的，因为任何除寄生虫以外其它原因引起的变态反应都不是适应的（maladaptive）。但是，IgE系统的功能只是攻击寄生虫，或者主要是攻击寄生虫的假说并不是结论，用这个假说解释现有的全部资料可能是错误的。有一种说法是寄生虫引起的lgE反应是为了寄生虫自身的利益（增加局部的血液供应），这个假说还没有充分地研究过。

还有一种IgE系统的可能的功能是普罗费最近极力主张的，我们曾在有关毒素的讨论中听到她的名字。普罗费推测IgE系统是针对毒素的一种后备防御。我们提到过，在环境中到处都存在各种毒素。吸入的花粉、接触到的叶子、吃下去的植物和动物产品都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大多数毒素是植物产生出来保护自己抵抗寄生虫、昆虫和其它吃植物的动物的。我们有好几套对抗这些有毒化合物的防御机制。首先，我们尽可能地避开它们。我们的呼吸和消化系统的壁上配备有IgA型的固定毒素的抗体，还有除毒酶，可以分解多种化学结构不同的物质。粘液分泌所起的机械性防御，皮肤、粘膜和吸收表面的构造，也起一定的作用。能够越过这些第一道防御线的毒素还会遇到一系列肝脏和肾脏的酶的攻击和破坏。但是，因为所有的适应性机制都会有失败的可能，现在假定所有这些防御机制都失败了，这时，按照普罗费的说法，就有后备的防御，变态反应，匆忙地出来把毒素驱出体外。流泪把它们冲出眼结膜囊；粘液分泌，打喷嚏和咳嗽把它们排出呼吸道；呕吐使它们从胃排出；腹泻使它们从胃以下的消化道排出。变态反应迅速启动以驱赶冒犯我们的东西。这与毒素造成伤害的速度是能够吻合的。花园里美丽的毛地黄吃下少许便能在电话呼救召来救护车之前杀死你。这种情况符合普罗费的理论，我们的免疫系统中只有IgE介导的变态反应能够这样快起作用。变态反应其它方面的特征可以支持她的理论，包括能与组织永久性结合的动物毒液和植物毒素容易触发变态反应，在变态反应过程中释放抗凝物质以对抗凝血的动物毒液和变态反应对某些特别的物质的明显的不规则的分布。

说到这里，我们暂时停下来，先考虑另一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指出，首先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IgE系统的正常功能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特别对变态反应易感，而另外一些人又不易感。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个易感者对这一种物质却不对别的物质发生变态反应；比如，牛奶和花粉。第四个问题是为什么变态反应发病率在这几年似乎迅速升高。

特应性反应（特异反应性）

对变态反应特别易感的人被认为是有特异反应性（atopy），又称特应性，即特别易感变态反应。特应性有很强的家族性。普通人群中发生临床变态反应的风险率是10％，如果父母之一有变态反应，子女的风险率便是25％，如果父母双方都有，则上升到50％。有关的基因还没有彻底查明，不过，11号染色体上的一个显性基因可能是起关键作用的。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些引起变态反应的基因，我们还要弄清楚它们为什么会存在。它们是不是像镰状细胞基因一样，是在某些情况下有特别的长处，或者抵抗某种感染？或者它们在与某些别的基因联合起来有长处？或者它们是脱轨基因，在没有与现代环境相互作用之前是不会引起疾病的？

虽然基因不是故事的全部，对同卵孪生子的研究看到有半数其中一个有变态反应时，另一个并不发生变态反应。所以基因之外的因素也一定是很重要的。即便是有特异质的家族中，一个是对虾子有变态反应，而另一个人是对豚草花粉，为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介绍两条思路。一个是上面说的防御性适应常常产生一些代价不高的错误，但是可以防止代价高昂的错误，即烟雾检测器原理。另一个则是酶学变异现象，这点已经在最近的生物学文献中被注意到了。

物种中的每一个样本，人和其它动物，都可以有很大差异。它们的遗传密码可以有99％的一致性，但是很小的遗传密码差别可以使身体结构和化学截然不同。密码相同的部分也可以是标记差异的密码，只要其中有一条程序语言是“如A则X，否则Y”。（If A then X，else Y．）。回过头看，个体之多种多样的差异是经常存在的。只要想到许多物种中雄性和雌性在解剖上的体型大小，生殖过程、行为，常常还有食物、居住地和其它特征的差别之大。这些差异之存在，仅仅是因为在睾丸酮水平超过某个阈值之后的基因表达不同。

人类差异的例证之一是对药物代谢的不同。有些人的药物半衰期（使体内药物浓度下降到一半的时间）的差别可以高达10倍之多。具体说来，假定你和你的朋友都打一针奎宁，你需要1小时把一半奎宁解毒，而你的朋友只要10分钟。1小时之后，你的血药浓度还有一半，而他已经不到千分之一了。如果酶是胆碱脂酶，而药是一种常用于手术中使肌肉松弛的胆碱脂酶抑制剂。这样的代谢差异可以使你在好几个小时之后，别的病人都已经能够起床到处走动的时候，使你仍然瘫痪在那里不能自主呼吸。幸好，麻醉医生十分明了人们之间的这种个体特异性。

如果普罗费的学说是对的，人们可以对他们特别易被伤害的那一种毒素发生变态反应。你看克林顿总统，他对猫有变态反应。这种变态反应是不是对某种危险的毒素起保护作用呢？记得我们说过有一种鸟（Pitohui bird）的羽毛有毒，猫似乎不大可能有同样的适应性变化，不过先假定这是可能的。为什么只有克林顿会受害而他的亲属中没有人是这样？也许只是他遗传了一种缺陷型的某个基因，这个基因制造的一种酶在使某些猫毒素变性上很重要。如果他接触猫毛或者吸入毛的微颗粒，该毒素可以进入他的细胞达到有害的程度，而不是迅速地被这种正常存在的酶破坏掉。幸亏总统先生有肥大细胞和产生IgE的T细胞对这种毒素发生反应，触发防御机制，例如打喷嚏。这也许意味着，他在重要的会谈中只需停下来一会儿，赶紧把手帕从口袋里掏出来，只要打一个喷嚏，作为一种候补的防御，可能挽救了他使他免于某种大病。你是不是能相信这种关于克林顿对猫有变态反应的解释呢？我们不相信，但是我们有理由介绍它。因为，目前还没有理由证明它是错误的。在我们没有了解IgE系统之前，我们很难指出这种似是而非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学说的非在哪里。

我们仍然可以根据普罗费关于变态反应的候补防御学说，用另外一种说法指出猫变态反应是一种毫无价值的麻烦。也许克林顿的猫变态反应正是烟雾检测器原理的又一个例证。也许他在儿童期的一次呼吸道感染中遇到过一种细菌毒素，他的IgE系统启动并对之作出反应，不只是针对那种危险的东西，也包括了某些无害的“旁观者”（bystander）分子（普罗费的名词）。也许有某些无害的猫毛分子被少数产IgE细胞误认为可以制造麻烦的毒素，或者被认为是该毒素存在的可靠信号。免疫细胞对一种异物反应增殖而变得众多。在这种第一事件之后，就有了大量的抗猫毛细胞蓄势以待下一次的挑战。你是否倾向于对克林顿的猫变态反应作这样的解释？我们是这样，但是还不能偏向这种解释，因为还没有充分的信息资料足以做一个慎重的判断。

如果你是总统的医生，你会提出什么建议？你会处方一种药去抑制这种变态反应吗？答案应当取决于这种变态反应是不是有用。它是对抗一种危险的毒素的有效防御，还是一种假警报？你如何去作决定？目前，你没有坚实的作判断的基础。你可以要用抗组胺药去抑制变态反应，因为没有已知的危险，也还没有足够的抗组胺的研究能够检测到普罗费的学说中涉及的各类危险。

在抑制变态反应的症状可能存在的危险中，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资料提示变态反应可能针对癌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普罗费报告说，21项流行病学研究中16份中报告说有变态反应的人较少发生癌症，尤其是表现变态反应的组织的癌症。另一方面，有三份中报告没有发现明确的关系，还有三份报告，其中有一份大规模的，设计较好的研究，发现某些变态反应与某些癌症发生率的增加有关。我们对这些报告怎么看？做结论说变态反应与针对某些癌症的保护有关是为时过早，但是，可以立即开始观察长期用抑制变态反应的药的风险并不为时过早。然而，变态反应的非药物治疗方法大都很不方便或者不很有效。如果患有干草热，将很难遵照医生的叮嘱尽可能呆在室内，外出时戴一个花粉口罩，或者在这个倒霉的季节到别的地方去旅游或者探亲。吃一粒药要容易得多。

如果变态反应的抗毒学说是正确的，那么它有医学研究的价值。有一个简单的乌托邦建议：找出花粉、猫、海产食物等中的引起变态反应的毒素和各种使它们变性的技术。这些毒素也许与激发变态反应的抗原不一样，我们也许能找到一种能够从化学上同时灭活毒素和抗原的滴鼻剂或者吸入剂用于预防变态反应。处理产生变态反应的食物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如果我们知道哪些病人是不需要这些变态反应去抵消他们的某些去毒能力的缺乏，我们便可以毫无顾虑地去抑制他们的症状。

这种研究可能得不出结论，除非能够区别出有用的和无用的变态反应。如果普罗费在推论对鸡蛋的变态反应时肯定它是一种不适应反应，这种变态反应不能保护消化道不患癌，而且反复变态反应引起的炎症甚至有可能增加癌的危险。对虾的变态反应，可以推测有可能减少那些不能解除许多有毒化合物（例如虾吃海洋浮游植物，从中得到的毒素）的人患癌症的风险。普罗费的学说，在预测变态反应既有可能防止癌的发生，也说明在某些例外的情形下，有可能增加癌的危险。我们应当强调的是，这是一种新的学说，只有少数变态反应学家听说过，更多的人信服抗蠕虫说。不过，有一种假说总比完全没有什么学说好。赫胥黎认为，真理从错误中冒出来的可能性比暧昧不明的态度要好得多。

IgE系统也许可能具有对抗体外寄生虫的防御功能，诸如蝉、恙虫、疥虫、虱、蚤和臭虫。这些体外寄生虫对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人说来已经不是问题，但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不但是不断搔扰安宁的小虫，而且是许多疾病的传媒。拍打、抓搔和互相抓虱子，只能有部分效果，当母牛被戴上很厚的颈圈不能互相抚摸时，蜱和虱子的数目便迅速增加，然后免疫系统开始对叮咬作出炎症反应使它们不能吸血。对体外寄生虫的防范作用可以对lgE系统的许多方面作出解释。尤其是肥大细胞在身体表面的密集分布，立即作出巨大反应的速度和激发瘙痒等。这个理论可以通过看牛对蜱的免疫反应是否确实以IgE为基础，及观察有体外寄生虫的人的IgE反应去检验。

同所有的生物性状一样，IgE系统也可以有不止一种功能。上述各种功能的联合和别的解释也可能是正确的。判断一种生物性状的最好的办法是观察缺少这种品质的个体存在什么问题。没有眼睛的人的缺点是明显的，那些没有肾脏的人的问题也很快就会变得清楚。但是有许多生物性状的功能是比较微妙的，例如，脾脏，通常在交通事故造成脾破裂时做手术摘除它。摘除脾脏之后的病人并没有明显的功能障碍，但是一旦他们被肺炎球菌感染的时候，就可能因为没有脾脏去滤掉血液中的感染颗粒而致命。

没有制造正常IgE能力的人会发生什么问题呢？许多IgE水平很低的人是正常的，另一些人则反复有肺、鼻窦的感染和肺纤维化。这些发现也可能是因为接触毒素或者是某种引起lgE缺乏的原因引起的继发性后果，另外又在不能产生别的兔疫球蛋白的人中找到了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特异性IgE抗体。有一项190例支气管哮喘病人的研究，发现55例有针对肺炎链球菌和/或嗜血流感杆菌的IgE抗体。此外，肥大细胞释放物的作用之一就是它们在能与任何入侵者战斗的区域内攻击别的免疫细胞。所有这些提示IgE系统可能直接或间接为我们提供针对普通细菌和病毒感染的防御。免疫系统内部关系的复杂性，相互之间功能的重叠和替补，使得要求查清IgE系统的有益功能的任务变得十分复杂和困难。需要耐心的、设计得很好的研究去回答这一重要然而尚未得到解答的问题：IgE系统是做什么的？

最恼人的问题

变态反应的另外一个不明白的地方，至少在呼吸系统的变态反应方面，是它们之成为一个重要的医学问题的历史太短。1819年，玻斯托克（John Bostock）首次在皇家学会报告他自己的枯草热症状，然后又在研究了全英国的5000名病人之后报告他只找到28例。这个记录表明，1830年以前的英伦3岛，1850年以前的北美，基本上没有听说过枯草热。在日本，1950年的枯草热发病率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现在，人群中有十分之一的发病率。如果这种发病率的升高是确实存在的，并非记录不全的人为失误所致，那么20世纪或者19世纪和20世纪有哪些新的环境因素会引起这种现象呢？

有一条线索，来自对可能使人致敏的因素的研究，主要指两岁以前所接触的致敏原。有一项研究包括了120名婴儿，根据他们出生时的IgE水平判断，是对变态反应高度易感的。62名婴儿在不受干预的对照组抚养长大；另外58名婴儿则分入试验组，他们的母亲被要求相对地保持家中干净，没有变态原、防螨、避免吃能够产生变态反应的食物。到10个月的时候，对照组有40％发生了变态反应，而实验组只有13％。或许变态反应率的增加是因为室内生活经常被挡在窗帘和墙对墙的毛毯（wall-to wallcarpet）之间使尘螨有了繁殖的地方。

奥特逊（Eric Ottesen），国家变态反应和传染病研究所的临床寄生虫学主任，1973年研究了住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圆形小岛上的6000人，只有3％的变态反应发病率。1992年，发病率是15％。他指出，在这些年里，治疗寄生虫使IgE系统失去了天然的攻击对象，所以通常控制该系统的机制不活跃，于是IgE系统开始攻击原本无害的抗原。

母乳喂养可以降低变态反应的发病率，所以奶瓶喂养也可能与变态反应的发病率增加有关。也许是婴儿缺少来自母亲的抗体，因而在自行识别抗原时产生了较多的免疫学错误。或者，也许是拥挤的、流动的现代社会使婴儿暴露于更多的病毒性呼吸道感染面前，因而接触到各式各样的变态原。大气污染在量和质上的增加也可能促进变态反应的增加，包括有害的和也许有些有益的变态反应。也许是因为呼吸道粘膜受到化学损伤之后使原本不能进入的抗原得以进入。食物变态反应是否增加了，虽然并不很清楚，也可能变得比较麻烦。因为现在我们对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很难加以管制，鸡蛋、小麦、黄豆和其它可能的变态反应原可能存在于各种商业生产的食品中，特别难以避免，甚至已经知道对某种东西有变态反应也难以避免。

我们今天做了哪些事情使我们比一个世纪之前对变态反应更加易感？我们迫切需要明确的答案。呼吸道变态反应在1840年的工业国家只有不到1％的发病率，现在，一百五十年之后，已经是10％，如果我们仍然无视这个问题的话，将来会怎样呢？ 

谢选骏指出：人说——克林顿总统，他对猫有变态反应。这种变态反应是不是对某种危险的毒素起保护作用呢？记得我们说过有一种鸟（Pitohui bird）的羽毛有毒，猫似乎不大可能有同样的适应性变化，不过先假定这是可能的。为什么只有克林顿会受害而他的亲属中没有人是这样？也许只是他遗传了一种缺陷型的某个基因，这个基因制造的一种酶在使某些猫毒素变性上很重要。如果他接触猫毛或者吸入毛的微颗粒，该毒素可以进入他的细胞达到有害的程度，而不是迅速地被这种正常存在的酶破坏掉。幸亏总统先生有肥大细胞和产生IgE的T细胞对这种毒素发生反应，触发防御机制，例如打喷嚏。这也许意味着，他在重要的会谈中只需停下来一会儿，赶紧把手帕从口袋里掏出来，只要打一个喷嚏，作为一种候补的防御，可能挽救了他使他免于某种大病。你是不是能相信这种关于克林顿对猫有变态反应的解释呢？我们不相信，但是我们有理由介绍它。因为，目前还没有理由证明它是错误的。在我们没有了解IgE系统之前，我们很难指出这种似是而非的能够自圆其说的学说的非在哪里。

——我看对于“变态反应”、“过敏症”，现在的医学还是无能为力的；不论是在解释方面，还是在治疗方面，都是如此乏善可陈。

【第十二章 癌症】

1992年3月5日，《纽约时报》登载了著名演员丹尼斯（Sandy Dennis）的讣告，44岁死于癌症。同一天，83岁高龄的赫本（Katharine Hepbum）演艺生涯的自传发行，列入《时代》周刊畅销书名单连续25周。问题是为什么丹尼斯被癌夺去生命，使他没有得到卡萨琳的高寿？

这是一个伦理上和医学上都是很好的问题。但是，还有更深刻的生物学问题：我们为什么能够活上几十年而不死于癌症？癌细胞只不过是做着细胞所做的正常的事情：生长和增殖。而我们身体里的这么多个细胞怎么能够做这样一种不正常的事情：抑制生长长达数十年之久？很明显，它们“必须”如此，否则每一个人都会在早年死于癌症。当然，这是最根本的道理。那些没有在早年死去的人，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都有最大的可能活下去直至生殖，而且使他们的延迟癌症的适应机制在后代中仍然有效。这种进化史观的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自己身上的癌症防止的适应机制的活动和来源，以及它们所承担的艰巨任务。

中国的孔夫子曾经说过类似下面的话：普通人注意到那些不常见的事情，称之为奇迹；聪明人才会注意那些常见的事情，发现其中的奥秘。对通常情况下不患癌症这种普通事情的关注，探索控制癌症发生的机制，可能是了解怎样使癌症更加少见的关键。

问题在哪里？

控制癌症的问题之大，可以从体内的每一个细胞的历史去理解它。现在，一个处在某个好莱坞明星的肝脏里参加正常功能的肝细胞，是从某个过去存在的细胞生长、分裂而来。这也许是一个同它相同的或者很相似的细胞，再追溯到这个肝细胞的祖先时，我们遇到了一些不太像肝细胞的细胞，以及更加像没有分化的胚胎细胞的细胞。在这个细胞的家谱里面，最后追溯到受精卵。是这个受精卵在后来产生了整个人身体的各种细胞。

这个细胞——受精卵，也有它的历史：它的祖宗是各种卵母细胞和卵原细胞，上溯到发育成这位大明星的母亲的胚胎细胞、同样，曾经起过受精作用的精子也是来自精母细胞和精原细胞，追溯到我们这位大明星的父亲的胚胎细胞。一直上溯，再经过他（她）的父母亲的原始合子查到祖父母一代，一直再追溯上去，无尽头地重复着曾经在分裂中的胚胎细胞和生殖细胞。继续追溯这一系列的细胞分裂、生长，一百万年或者更长的历史时期，一直追溯到那第一个原始的祖细胞。肝细胞的祖先，都是分裂的细胞，而且都是与肝细胞不同样的分裂的细胞。

我们所有的祖先都有肝脏，但是这些祖先的肝脏的细胞却没有产生我们的肝细胞。同样，祖先的许多别的器官、组织的各种细胞也都没有产生我们的器官组织里的各种细胞。我们来源于一条没有尽头的分裂着的生殖细胞系。在一张图中，一个永恒的生殖细胞的原生质（germ plasm），为了产生生物个体的多种多样复杂的体细胞而走进一条死胡同。这张图是魏斯曼画的，他是19世纪的达尔文主义者。 

魏斯曼的生殖原生质（germ plasm）概念：永恒的生殖细胞株，产生了有着有限寿命的个体。其个体可以是雌性或者雄性。

现在，这个传过无数代的生殖细胞原生质系列，在产生一个成人的身体（adult soma）所必需的几十、上百次分裂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细胞，比方说肝细胞，必须在一个多细胞个体的生命过程中，承担一种专门化的角色的任务。这个肝细胞必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它的祖先从来没有打算过要做的：它必需停止分裂。如果肝脏受了创伤，它又要被叫起来再分裂，这种分裂和生长必需精确地定量控制在正常肝脏功能的需要上，必需在这个机器的功能已经恢复的时候立即停止下来。一旦肝脏的上百万个肝细胞中有一个肝细胞的生长和分裂变得任性，不受监督地进行下去，就会变成肿瘤，最后就引起致命的生理功能障碍。

这样看来，生命似乎就是处在某种程度的癌前状态。从这一观点出发，提示必定有某种很高明的超级抗癌机制在为我们工作。美国的海洋生物学家乔治·奈斯（Geoge Liles）写道，“使生命有可能存在的细胞和器官是设计得很好的。生活这件事非常不容易，甚至是十分可怕的。有生命的物体——植物、动物、细菌、球藻和真菌——每一个生机勃勃的物种都面临着一大堆的困难和挑战，能迫使最有创造力的设计者止步不前。”他的这段话，不过是就一个看来比较简单的问题：水通过贻贝的食物通道的适当途径来说的。而为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在构成人体的总数高达十万亿的细胞中防止肿瘤、癌症的发生，要比这件事情更加复杂、更加困难。

今天的生物学家大都承认这样一种看法，多细胞生物，象我们人类这样的生物，是从某种原生动物进化而来的。在原生动物时期，每个细胞都是一个功能上独立存在的个体。大部分原生动物的繁殖是无性繁殖：一个细胞分裂形成两个新的细胞。有某些现代的原生动物这两个新的个体（细胞）不完全裂开；不分离而粘在一起成对生活。还有一些，成对的后代以纤毛或壳粘在一起，形成被称为集落（colony）的小群体。其中有极少数集落中的细胞，分化为生殖细胞和营养细胞。这就意味着，某些过去是自由自在的、独立的细胞自愿地放弃了繁殖，走进了一个准备绝代的死胡同。它们把自己献身于为最终参与有性繁殖的少数生殖细胞的营养和保卫的任务。曾经被充分研究过的集落原生动物 Volvox carfer发育过程中的某些程序，具备了全部多细胞动物某些远始祖先的特征。

自然选择能不能解释为什么极少数集落分化成营养细胞，接受这样一种绝育的、专门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角色？如果这一过程意味着是在细胞群中选择最适合生存和繁殖的细胞，那么回答是否定的。如果是意味着选择最佳的把基因传到后代的条件，那么回答是肯定的。Volvax集落中的生殖细胞和营养细胞会有相同的基因，那么具体由哪一个细胞繁殖，哪一个细胞绝育，就没有什么差别。只是那些营养细胞担任起纯营养的角色，可以使集落所繁殖的与它们相同的基因比它们自己都去形成卵子或精子更加有效、更加成功，自然选择就会选择这种途径。如果集落中的生殖细胞和营养细胞比例为10：100要比11：99更加能有效地繁殖，集落中大多细胞放弃生殖参与营养服务角色的趋势便倾向于被固定保留下来。

一个一百个细胞的集落，是在一个短时期内从一个细胞衍生而来，可以都有相等的活力、相等的健康程度，也肯定都是同一基因型。从一个细胞繁殖成一百个细胞的过程中，资源也可能得到平均的分配，全部一百个细胞都具有精细的机制保护这些遗传物质不受损伤、不发生变化。但是一千个细胞，一万个细胞的集落又会怎样呢？比这更大的集落会不会发生什么麻烦？偶而发生的突变使个别细胞的行为走向违背集落整体利益的可能性会不会出现？例如，索取比维持生存和功能所必须更多的营养，开始生长和繁殖，以致于对整个集落造成危害。集落扩大到一定程度，就肯定需要有专门的机制用来维持各种成分的细胞的每一条支脉都不出乱子。

解决的办法

一个成年人身体这么大的一个集落会有怎样的一种景观呢？维持一个总数达十万亿的各类细胞集落，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专门的管理机制才可以应付局面呢？从工程学的角度来看，能够完成任务的质量管理系统似乎是不可能的。一个汽车制造厂面临的问题也许只是每天出厂的上万辆汽车，如果其中任何一辆存在严重缺陷都是不能允许的，那么只好停止生产。然而每一个活细胞都要比任何一辆汽车更加复杂得多。设想一个由一百个细胞组成的胚胎所面对的要产生一个一千个细胞，然后一万个，十万个……直到那十万亿个细胞的成年人的问题。这些细胞大多数都在面临死亡和被别的细胞代替的问题，而且在今后继续面临着这些问题。全部这些细胞都安装有调整好的基因系统去产生它们分裂生长时所必需的产物，也有调整好的基因系统在局部指示这个组织已经成熟，目前不再需要增加细胞时停止生产这种产物。如果其中有一个基因，因为偶然的事故发生了变化——突变，使它对这种情况不能领会，这个基因继续制造这种分裂生长所需要的产物，DNA编辑和修复机制便会启动，去纠正这一缺陷。至少，它们应当去纠正这一缺陷。每两百个人中有一个人带有一种大大增加了结肠癌的可能性的基因，原来想到这个基因可能是做了些什么以致发生结肠癌，现在认识到它不过是一种正常基因的缺陷型，它的正常作用是检查和纠正异常基因的集累；不能制止异常基因的积累，发生癌症的机会便会大大增加。

这种突变产生的缺陷能够自我表达的机会实际上是很少的。少到什么程度？假定这种基因只在一万个细胞中的一个细胞制造这种不应该再制造的产物。就整个身体的十万亿细胞而言，我们就会有十亿个这种异常的细胞分布在全身，它们有可能启动癌的生长。那么。这种保险是不可靠的。但是每个细胞之中还有另外一种安全保障：积极地抑制细胞生长的肿瘤抑制基因，也许是这种基因在细胞不合适地出现时去破坏细胞分裂必需的某种物质。假定这个安全阀也是十分神奇的有效，它的失败率在一万个细胞中每天只有一次。于是每天只有十万个细胞会开始癌变。假如有三个这样同等有效的安全机制，那么除非三个安全阀都同时失效，这种异常的细胞分裂都不可能被启动，那么每天就只剩下十个新的癌细胞。这样的保险还不够安全。

这种处境与命令和控制核弹发射的问题十分类似。设计核弹系统之初，因为事故点火所造成的灾难之巨大，所以不得不重视防止事故点火的系统，尽管这又反过来使应当点火时不能点火的风险有所加大。这恰好正是我们描述过的防火的烟雾检测器原理相反的道理。这种控制细胞异常分裂的机制，可以说是根据一个“多重安全钩（阀）”原理安排的设计。核弹舱里的核弹，任何人如果不知道、不会使用密码都无法使核弹点火，即令掌握了这个密码，还必需按照规定的顺序执行多个步骤的操作，包括要有两个人，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同时在几个地方用几片不同的钥匙开启控制开关。这个设计使核弹点火处于多重保险的控制下。同样，体内的细胞生长、增殖也有一组安全控制，除非这些安全控制机制全部—一先后失效。一旦发觉这些机制都不能工作，体内还有另外的机制可以阻止细胞的不正常生长，或者使这种不正常生长的细胞自我破坏。

不久前发现的叫做P53的基因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制造一种蛋白通过调节别的基因的表达防止癌的发生。如果某个人遗传下来这个基因的一个异常拷贝，另一个拷贝上发生问题便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已知的51种人类的肿瘤中都发现了不正常的P53基因。包括70％的结肠癌，50％的肺癌和40％的乳腺癌。不过约翰·托比（John Tooby）和李达·柯士密（Leda Cosnnts）曾指出，这种遗传异常并不一定都存在于肿瘤中。因为我们所研究的癌细胞都已经在组织培养基上培养了若干年，这种培养环境是有可能选择那些增加细胞分裂的遗传异常的。

在各种细胞内起作用的抗癌机制之外，还有在细胞之间起作用的抗癌机制。它们可以察觉邻近细胞的错误行为，并分泌某些物质抑制这种错误行为。最后，还有免疫系统，是宿主的一种化学武器，可以用来发现并立即攻击一个隐匿的与正常组织不同的非适应性生长的细胞。一个可以在临床上检测到的癌，必需通过这许许多多层层密布的几乎无法通过的防御线才能长成。不同于寄生的细菌或者病毒，癌细胞不可能集累对宿主多种防御机制的自身防御。它完全只能从细胞生长分裂调节机制出现异常变化的机会中寻找宿主抗癌机制存在的漏洞。然而，在癌细胞这方面，面对这种几乎是无法逾越的屏障，它实际上还是存着天文数字的机会。

癌的预防和治疗

为了避免癌症，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选好父母。对癌的易感性，同许多别的疾病一样，是有遗传因素的。这对所有的癌总体而言，都是真实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若干罕见的儿童期癌、乳腺癌和结肠癌。家族成员中有这些癌的人比别人患这些癌的可能性要大20到30倍。即令对某些癌的环境因素得到控制，癌的遗传影响仍然十分明显，有很强的证据，实验室里已经培育出一种容易发生癌的小鼠品种，这个品系的小鼠全都失去了某种或者某些控制癌的机制，大大增加了患一种或几种癌的可能性。某些人类的癌症也是以类似的方式遗传的。

第二个减少癌的可能性的办法是在危险中生活：年轻时死去就不大可能患癌症。衰老意味着细胞的内环境和调节能力的劣化。细胞生长和增殖的激素调节和局部调节能力，同一切适应性行为一样，在我们成年期生命史的末期都会出现效率逐渐低下的问题。细胞本身的年龄也在增加，同心血管、消化和排泄系统一样，得到越来越少的营养和其它必要物质，甚至清除有害废物的效率也低下。不可避免的后果，便是它的生长和分裂也不能调节得那么好。非适应性生长逐渐地变得更加容易发生和更加不受监督地散布开来。

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的癌的发病率，证明了一个重要的进化论原理：适应性只在它的自然选择过程中的同样条件下，才处于最适宜的工作状态。我们控制癌的适应性和其它一切生命功能都不是在维持一种80岁的生活的条件下进化出来的。任何80岁人的身体，对人类的基因和基因产物而言，都不是它们熟悉的正常环境，是一种石器时代人类出现时极为罕见的环境条件。从更加广义的环境的概念上看，还包括文明时代的环境的一切副作用，都有增加癌的发病率的可能性（正如第十章讨论的那样）：X-线和其它电离辐射，新的毒素，对天然毒素（尼古丁和酒精）的高水平的不正常接触，以及不正常的食物和其它生活方式等等。

任何创伤和感染都有可能干扰癌的控制机制，不仅可以发生在创伤和感染的局部，也可以对远离创伤和感染的全身各处产生影响。细菌可以增加被感染组织的癌的发生率，病毒则更加可能。理由之一是病毒与人的细胞内的单基因没有太大的差别，有时病毒可以钻进一条染色体上的某个凹陷处，似乎它是这个地方的主人。处于这样的地位，它很容易扰乱这个细胞的正常机制。病毒中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攻击免疫系统，产生妨碍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的后果。同细菌和大的寄生虫一样，病毒也能分泌毒素削弱细胞的各种控制和调节机能。

某些环境因素和癌之间的关系是容易理解的。含盐过多的食物，酒精度数过高的烈酒，含有致癌物的烟熏过的或者腌过的肉类，将与胃壁的细胞接触而增加胃癌的危险。烟雾中的多种致癌化学物质，更有可能直接影响支气管和肺的细胞。阳光的灼伤伤害了皮肤细胞的基因导致黑色素瘤的发生。但是高脂肪食物对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作用则比简单的直接接触要复杂得多，吸烟与膀胱癌的关系也可以这样看。

即令肿瘤已经发生并且长大到产生症状时，天然的控制机制，尤其是免疫系统仍在继续努力对抗它。这些控制系统仍有可能在对抗中获胜，或者即令不能获胜，也至少能使肿瘤的这种非适应性生长变慢，阻止其扩散。许多未经治疗的癌，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多年之后，才能击倒受累的病人。在极为罕见的例子中，也有很明显地被认为是不可能治愈的癌自行消失的现象。

癌和患者之间的对抗，有如病原和宿主之间的对抗，也有必要进行功能分类，因为癌的生长和对它们的抑制都是很明显的。癌是一种细胞的叛逆行为，它违反了整体利益原则。可以看成是有着与宿主矛盾的自身利益的一个寄生物。它与感染性病原体不同之处是，癌的成功从来不可能是长期的，因为它无法散播到别的宿主去，宿王的死亡也就是它的死亡，它没有后代。对于产生这个癌的原来的正常细胞也是如此，当宿主死亡时能够活下去的基因只有已经传到下一代的那些宿主的生殖细胞中的基因。

癌是所有各种非适应性不受控的组织生长的总称。癌可以起源于任何一种保存了生长和分裂能力的细胞类型，各种细胞类型起源的癌都有各式各样的启动原因和抑制及调节机制的失控。所以医学对癌难以掌握并不奇怪，而且也不大可能找出一种适用于治愈一切癌的治疗方法。我们正在癌的问题上取得迅速的进展，然而，对癌症作为背叛的细胞群和宿主之间的对抗的理解，肯定有利于我们对癌症的研究。

女性生殖器官癌

最能够说明用达尔文学说研究的价值的一组癌症也许是乳腺、子宫和卵巢这些女性生殖器官的癌。这几种癌都在近几年来变得更加多见。波义德·伊顿（Boyd Eaton）1994年在《生物学季刊》上发表文章综述了医学、人类学以及涉及很广泛的相关领域中的信息，初步提出了一个为什么这些癌在某些人群中而不在另一些人群中这么多见的有说服力的理由：这种现代瘟疫的部分原因是富裕的工业国家里妇女新的生育模式的后果。

当然，还有部分原因是癌比较多见于老年人这个讨厌的事实，现在有比较多的妇女能活到老年。然而，更重要的发现是女性生殖器官的癌在各个年龄阶段都因她经历的月经次数增加而增加。最容易发生女性生殖器官癌的人是初潮年龄很早，绝经年龄很迟，又从来没有因为生育和哺乳中断过月经的老年妇女。

从人类的历史看，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生殖模式。石器时代和现代某些狩猎-采集部落社会的妇女一样，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殖生活史。她们的初潮年龄较迟，绝经年龄也较早，也许是因为她们比现代女性吃得差些，又有比较严重的寄生虫病。石器时代的女孩，大概要到15岁以后才开始有月经，并且可能在一两年之内就会怀孕。如果妊娠成功，分娩之后会有至少2—4年的哺乳期，这几年里月经周期受到抑制。断奶或者婴儿死亡之后，月经周期恢复，她将再次怀孕。这种生殖模式将维持到她在47岁左右进入绝经期或者在这以前就死去。在这30年期间，她大约可能有4或5或6次妊娠，并且把30年的一半时间花在哺乳上。月经周期的总数大约不超过150次。一位现代社会的妇女，即使她有2个或3个孩子，也很容易有2倍或3倍于此数的月经周期。

月经周期的特征是激素水平的大幅度摆动。这种摆动引起卵巢、子宫和乳腺组织的反应。这些是生殖器官的适应性活动。但是，同一切适应性活动一样，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这里，代价就是更加易受某些癌的危害。这种代价，在石器时代的正常情况下，激素的大幅度摆动，是会被妊娠和哺乳期使月经周期中断而进行的一些补偿过程所缩小的。如果，月经周期的激素大幅度摆动不曾中断，补偿修复过程也就效率不高，甚至没有发生，而欠账的代价也就会集累起来。当然，这是一种推测，不过事情似乎的确如此。无可否认的观察记录说明，一个女人的月经周期越多，患生殖器官癌症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更加普遍适用的规律说明，就任何一种适应机制的副作用而言，与自然选择使它们得以进化、产生的环境条件不同时，这些副作用会比较严重。现代化的生活条件。使妇女一生有300或400个月经周期，无疑是一个例子。这一达尔文医学的假说无法用来帮助今天已经处于易于受癌症之害年龄的妇女。对于她们，除了劝告要避免一般的环境有害物，诸如烟草和其它药物，天然的和人工的辐射，以及更重要的是避免高脂肪食品。除此之外，我们已经无能为力。

不过，比较重要而且更有希望的是今后。很明显，建议女孩吃得差些，保持营养不良，推迟初潮年龄，这既不道德又是愚蠢的想法，更不应当劝她们在青春期尽早怀孕，尽可能多地生育，花更多的时间去哺乳。伊顿的意见是明智的，他认为我们应当去研究去找到石器时代历史上正常的生殖模式是怎样使得生殖器官癌症比较不容易发生的。我们期待研究者努力找出一种或多种人工措施，使妇女的生殖器官癌症的发病率降回到狩猎-采集社会的水平。

我们推测这些人工措施可能采取调理激素水平的方式。许多妇女已经在用口服避孕药，这种药已经人为地同天然激素相似地去影响这些组织。不同的避孕药有不同的干扰受孕的机制，有不同的达到干扰妊娠的方式，它们也有不尽相同的副作用。在我们有了更加详尽的天然和人工激素的生理作用的知识之后，就有可能更好地设计，使用一种人工方法去模拟、去创造石器时代历史上有益的效果。这种可能性也许不会是一个使我们失望的乌托邦。伊顿和其它人都提出过肯定的证据，证明某些口服避孕药可以降低卵巢癌和子宫癌的发病率，虽然不包括乳腺癌。我们认为，不久就会有某种激素开发出来也可以减少乳腺癌。还有别的引起癌的环境和遗传因素也需要我们去探索，我们需要每一点都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这个苦难的知识。 

谢选骏指出：人说——不久就会有某种激素开发出来也可以减少乳腺癌。还有别的引起癌的环境和遗传因素也需要我们去探索，我们需要每一点都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这个苦难的知识。

我看——不同的癌症似乎需要不同的治疗方法；这说明癌症除了是一种“失控的细胞扩张”之外，还有各自的特点，使得这个苦难变得特别复杂和漫长了。总之，癌症就是“人体自身坏掉了”。

【第十三章 性和生殖】

性和生殖是适应生存的关键，自然选择似乎应当把性和生殖的道路铺垫得十分平整。从少年时期开始的罗曼蒂克的梦到恋爱、结婚、性生活，然后怀孕、生育、抚养孩子。可惜，我们都太熟悉这一过程中的全部苦涩和艰难了。一开始就是没有回报的单相思，然后是恋人之间无穷无尽的争吵，欲罢还休，早泄、阳屡、缺乏性高潮、月经病和生育并发症，以及婴儿的娇弱无助，特别容易生病。为人父母之后的夫妻矛盾，与孩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充满了痛苦。生育为什么要承担这么多矛盾苦难？正是由于生育是达尔文主义生存适应中的关键问题，是处于自然选择的激烈竞争旋涡中的核心问题，便有了这一系列不可能避免的纠葛。

这本书的重点是关于怎样用进化论的学说来解释、预防或者治愈疾病。现在我们试图把视野扩大，把情感和行为问题，通常不当作疾病的问题也包括进来。与生育有关的某些问题，例如妊娠糖尿病、妊娠高血压和婴儿猝死等等，当然是疾病，而妒嫉、虐待儿童、性生活问题等等则涉及行为和情感。总之，无论怎样对它们分类，这一系列问题产生许多痛苦和不快，而且依据进化的观点可以把这些问题说得更清楚。达尔文主义的学术思想渗入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并不会被无形的边界隔开。达尔文生物学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仅是医学。

为什么有性

在用进化论的观点观察生命之前，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为什么存在有性别？有性生殖的代价高昂。不用有性生殖许多生物一样繁殖得很好。阿米巴用细胞分裂的方法繁殖，或者像蚜虫那样，只有产卵的雌性无需雄性授精便能发育的孤雌生殖。这些动物比有性生殖的动物具有巨大的短期内繁殖成群的优势。如果曾经有过一只突变的孤雌生殖的母海鸥，它的蛋带有她的全部基因，不需要雄海鸥授精便能正常孵化，而且孵化出来的也全都是一样的母海鸥。正常的雌海鸥只能把自己的基因的一半传给下一代，下一代中只有一半雌性，还有另一半是雄性，而这只突变的孤雌生殖的海鸥的繁殖，使海鸥群体的增加要比正常的有性繁殖的海鸥快1倍。

所以，在以前为什么不曾有过单雌生殖的女人，使她的后代充满这个世界，把我们这种有性生殖的人种绝灭呢？还有，性是怎样首次在进化史中出现的？似乎令人惊奇，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一个生物学家一致同意的答案。多数生物学家相信，性的功能是给子代引入差异，但是为了引入差异在进化中值得花费有性生殖这样高昂的代价吗？这仍然令人难以理解。生物学家也明白这一点，用长远的眼光看，有性繁殖过程中的基因重新组合可以防止积累起来的变坏了的基因，但是这并没有回答为什么无性生殖不在短时期内继续增加。

最近，有一些科学家提出有性繁殖是由病原之间军备竞赛的选择力量维持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在遗传上完全一致，就都容易受到某种病原的伤害。一旦这种病原得以找到易感者，如果有一群一万人的单雌生殖妇女都易被流感伤害，她们可能全部在某一次的大流行中死光，但是遗传上与她们不一样的竟争者中，只有少数受害。这种假说的证据日见增多，包括几个研究已经发现无性生殖比较多见于较少寄生虫的种群和居住地中（译注：有性生殖在很久以前可能非常有成效，使某些具有或发明这种特性的原始物种占尽优势。然而如今对性别有利的因素已经消失了。因此，性别在今日的进化上便无优势可言。有一种观点认为，性别加速了进化的速度，但是也只有在快速进化的情况下，性别才会是一种优势）。

雄性化和雌性化的必要性

设想在亿万年前，细胞在还没有发展成可以称做卵子和精子以前开始进行遗传物质的交换以便发生变化。这种杂乱无章的遗传物质交换充满着矛盾。一个可以把自己作为献出者献给许多别的细胞的基因可能有着一种重要的适应性长处，而一个基因被别的细胞里进来的一个基因代替时就显得吃亏了。这个成功的基因必须使自己进入别的细胞又不被进来的基因（incoming genes）所代替。在所有比细菌高的生物中，很少允许从不同的个体来的基因进入。遗传基因重组只能通过产生专门的性细胞（配子），以便送出必需的一半基因去启动一个新的生命体。当两个这样的配子互相找到的时候，便融合成一个新的生命体（合子），它带有每个亲代相等的遗传物质。

配子体面临着两大困难。首先，它们必需有充足的能源储备，既为了在另一配子出现之前维持自己生存的需要，还要能供应一个发育的胚胎的需要。其次，它们必需能够找到另一个配子。大的配子会有大量能源储备，但是代价高昂。小的配子可以在中等代价下大量生产，但是不能活得太久，而且没有营养可以供应胚胎的需要。中等大小的配子为了体积而牺牲数量，但是营养供应仍然不足而被自然选择所淘汰。因此多细胞生物只产生我们称之为卵的大一点的，和我们称之为精子的小一点的这两种配子。

关于人类性的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仅有两种配子，而且还要有两种性别。换句话说，为什么有男人产生精子，女人产生卵子而不像雌雄同体生物那样既产生精子又产生卵子。许多动物和大多数植物是雌雄同体的，卵和精子都由同一个体产生。生物学家一致认为，同一适应性能为两种性别的功能服务，便可以出现雌雄同体。例如，鲜艳、美丽的花朵可以吸引昆虫，既能把花粉带来使这个植物的卵受精，又能把花粉带给别的植物的卵去使它受精。与预期的一致，大多数有花植物是雌雄同体的。在哺乳动物，则缺乏双重任务的适应性质。阴茎以及第二性征如鹿角只能服务于雄性功能。子宫和乳腺只能服务于雌性功能。一个个体对雌性和雄性策略的投资资源有限，就不如只服务于一种功能。哺乳动物是没有雌雄同体的。

雌性对于制造一个卵的投资要比雄性制造一个精子的投资大许多倍。即令卵还是只能在显微镜下才能看见的细胞，例如人的卵细胞，比精子还是要大几千倍。而且每一次射精要放出二亿个精子互相竞争，去使一个卵受精。这种对配子付出的代价的最初的差别被固定下来，而且是被扩大了。如果产生的大多数卵都受精了，那么卵中的大部分营养会进入成为结果的小东西——胚胎里去。如果大部分精子死于不能使卵受精，那么卵中的营养将对子代很少有利。精子里多余的营养只会迟滞它们的泳动而成为竞争有限数量的卵的一个弱点。

如果是一个把卵产在水中的动物，有利于雌性的地方是可以推迟卵的产出，直到条件变得比较理想，而且可以等待到附近有许多精子时才产卵。一个强壮、健康的雄性的基因子可以给她的后代一些长处。如果她能诱导雄性来打败她，或者用别的方法显示他的英勇，她将有更多的机会挑选最好的配偶。再进一步，把卵留在她的体内等待它们受精，她控制谁使这些卵受精的能力便达到最大化，她还可以保护这些卵在受精之后发育到一定时期。人们以为体内受精一定是指在雌性体内，但实际上是不一定是雌性体内。当海马交配时，雌性将卵产在雄性的孵卵袋中，这是一种与哺乳动物的子宫相类似的器官。幼仔在这里发育到比较成熟的时期。这种在雄性体内发育的方式在动物界是一种例外，体积较小而且善于运动的精子在进化过程中比较容易适应把精子送入雌性体内而不是把卵送入雄性体内。

由于人的卵细胞是在母亲体内受精的，使她对此承担责任。这又同时增加了她选择哪一个男人给她的卵授精的控制。与其它物种的雌性一样，她是为了她的生殖的利益而寻找证明他的健康和强壮的男人。如果雌性是用雄性一种特征来选择，例如雄壮、色彩鲜艳的孔雀羽毛，或者爱尔兰公鹿巨大的角，便可能接着发生一种决定性的自然选择。雄性有了这种特征唯一的好处是雌性选择他们，雌性喜好他们因此她希望下一代的儿子也是雌性喜好的，于是进一步选择这种特征给赋有这种特征的雄性更多的好处，更加为雌性所喜欢。这种正反馈精心塑造的素质可以达到对雄性在日常生活功能中有害的程度。可怜的孔雀变得难以起飞，爱尔兰鹿角重到使它们活动不便，被认为很可能是种族绝灭的原因之一。这是自然选择可以产生一种对个体、对种族都没有好处的素质的一个很有说眼力的好例子，说明自然选择只对个体的基因有利。海伦娜·克隆宁（Helena Cronin）在《蚂蚁和孔雀》一书中敏锐地描述了这种思想的发展历史和男性科学家拒绝承认女性选择的力量和对雄性付出沉重代价的意义。

只要有体内受精，幼仔便可以选择在最佳时期娩出。对谁最佳呢？母亲？幼仔？父亲？我们马上来讨论。幼仔的生活史留在体内多长时间，在很大程度上面临自然选择。人类是9个月的妊娠周期，即10个润月。在这段时间里，一个子代从显微镜下的小不点长成一个几公斤重的婴儿。母亲对每个婴儿的投资是巨大的，远远超过父亲的投资。从另一方面看，她肯定婴儿是她的，而她的丈夫则很可能难以肯定。这种不肯定性使得雄性在抚养婴儿时付出的时间和能量的效果与雌性的投资相比较，总的说来不那么明确。最开始在精子和卵子上投资的微小差别，通过人类的生殖生理被大大地扩大了。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导致了雄性和雌性不同的生殖策略。

女孩和男孩的出生率是几乎相等的，我们在第二章解释过，因为超过平均值的性别的生殖成功率会偏低。自然选择因此一直有利于有着稀少性别子代的父母，从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使性别比例保持相等。但是，从使总的生殖率最大化的立场看，这是效率不高的。因为，只要有少数男人就可以使一大批女人达到生殖率，就可以使女人的生殖成功率最大化。这点很清楚地说明，低一级的（个体）选择相对说来对高一级的（群体）选择要重要得多。如果在高一级的群体选择上也同等重要，那么性别比就会向女人方面倾斜。

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在印度，存在着重男轻女的文化传统加上越来越多的超声仪器可以用来判断胎儿性别去扭曲性别比。90％以上的人工流产在印度是女性胎儿，总人口中的性别比已经开始显示出不平衡来。同样，在中国的许多地区，人口控制政策限定只生一个，有60％是生一个男孩。从长时期看，这种不平衡将被自然选择调和，但是在眼前的下一代中有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我们猜想，过多的男性将有激烈的竞争，而稀缺的女性则将获得社会权力和更多的进步。

性别之间的矛盾和合作

性别之间的矛盾不是连续不断的。男人和女人可以相处，有时整天在一起，有时甚至好几个星期在一起。然而，这种和谐不可避免地要被一些矛盾所打断，矛盾来源于男人和女人对生殖的兴趣和策略的不同。从很小的精子和比较大的卵细胞这一源头上开始的差别延伸下来，出现了缠绕着我们生活的整个世界的矛盾的策略。女人生的孩子有限，通常是4～6个。根据书本上的记载，有极为罕见的生20个孩子的女人。男人可以有上百个孩子，而且已经存在的某些文化环境、富裕和社会等级的差别，可以使一些男人有可能在后宫养着上百名妃子，而别人却没有配偶。这些极端例外的例子说明，男人和女人可以有数目相差非常之大的子代。这种差别是因为女人不可避免地对每一个婴儿要在卡路里（能量）和时间上进行巨大投入，而男人则只要几分钟时间和一次射精。

这些差别意味着男人和女人可以，而且确实用不同的策略使他们的达尔文适应最大化。女人通过找到一个愿意照顾并对她和孩子都好，而且不向别的女人投资的男人来使她的基因在下一代中最大化。男人也可以用同样的策略，找到并保持有一个有生育能力，愿意照顾孩子，不愿意同别的男人交配的女人。男人还有另一种女人没有的策略：同时与许多女人交配授精，却对她们和孩子们不给或只给少量的支持。这些都不是说男人和女人想到这些可能性，从而有意识地去使他们的生殖最大化。可以肯定，这些对人们的行为指导没有意义，然而，自然选择不可避免地把我们的情感机制推向使生殖最大化的途径——或者说，至少是在石器时代的条件下是如此。

配偶选择（Mate preferences）

在婚配选择中因两性的策略的不同而带来的问题是肯定的。所有种族中雌性如果能找到一个能有好的基因和大量资源的雄性，对她们来说是最好的。因此，当雌性可以选择的时候，雄性用家族的兴旺、鹿和牛羊多，以及吹牛皮来竞争。有一些物种的雌性与聘礼最多的雄性交配，通常是一只昆虫或者别的什么蛋白质，有时甚至是雄性的身体本身，例如雄螳螂在交配时被雌螳螂吃掉。雄螳螂也许曾经费力地企图逃开，但是它在难以找到另一个配偶的时候，它可能为了使自己的生殖成功率最大化而为雌性献出自身的身体的蛋白，她也可能因此而能够给后代多一些蛋白。

男人对女人的选择较少，但也有很强的倾向。男人为了使生殖成功最大化，是要与一个健康的女性（表明基因好），在生育年龄、独立的、过去未曾生育的，以及能有母性动机的女人交配。密执安大学的心理学家戴维·布斯（David Buss）说：

如果男人除了与女人交配之外没有其它选择，便会与生育年龄以外的女人交配而不能成为父亲。与生育高峰年龄的女人交配则可以有最大的生殖成功。几千年以来，这种选择趋势使男人在心理上倾向于选择生育率高的而不是生育率低的女人，除非受到限制。

所以两性都可以通过仔细地选择配偶而增加它们的适应性。但是各有不同的选择特征。男性相对地注意生育能力和性忠诚，女人则强调好基因和资源。根据一项包括37个国家各种不同文化和宗教的10047人的调查，布斯肯定了这一普遍原则。在37个样本中，配偶收入的高低对女人而言明显地比男人重要。相比之下，年轻和容貌对男人更重要，在37个样本中有27样本显示了男人则比女人把对方的贞洁看得更重要，没有一种文化是例外的。

因为父母重复选择配偶及共同抚养子女而使配偶选择在人类中变得更加复杂。这种情况意味着女人还面临着被遗弃的危险，所以不仅必需估计配偶的当前状况，还要试图预测他留下来为她和子女提供资源的意愿和能力。一种持久的结合和不断地投资不同于其它灵长类动物。男人则承担着戴绿头巾的风险。所以他必需估计他的未来的配偶与别的男人交配，使他的投资落到有怀有别的男人的子女的女人身上以后又去抚养别的男人的孩子的可能性。

需要对配偶将来的行为进行预测才能获得成功，这种成功最多也只是偶然的。两性都要看对方忠贞和愿意对后代投资的表征。以色列生物学家阿莫兹·查哈里（Amotz Zahari），指出这种“结合力检验”（testing of the bond）可以解释一种否则便无法解释的矛盾。他指出，通过激怒未来的配偶可以估测对方在面临未来的困难时是否愿意继续保持忠贞而且提供资源。恋人之间是否用争吵来考验对方？查哈里用鸟类世界的配偶来支持他的学说。例如，雌性红鸟驱逐并啄向她的求婚的雄性，在长时间的残害之后才交配，它们随后的关系能维持好几个季节。还没有人观察人类的婚姻是否也有同样的情形。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布斯研究的最重要的发现。尽管有不少差异，地球上各种文化背景的男人和女人都一致同意配偶的两点最重要的特征：第一，温柔和体贴；第二，聪明。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要一个关心的、有能力的配偶？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有婚姻制度才能得到。为什么男人和女人在各种文化背景下都形成长时间的性关系和承担做父母的职责而大多数灵长类却有十分不同的交配系统？这个问题还无法作出肯定的答案，但是人类的收集食物和抚养儿童的方式肯定是重要的原因。在自然环境中，单亲很不容易养活一个孩子。在许多年的时间里，孩子又是太不能自立了。在长途旅行中，也是太重的负担。为了抚养孩子，一定要在群体中有某种制度、某种教育，并在群体的组织中互相帮助。总之，人类养大一个孩子的代价高昂，一个人无法抚养他长大。在父母双方都有共同的孩子时，应该有最小的利益矛盾，除非矛盾来自对其它亲属的责任。完全可以预料在姻亲之间发生的问题，因为帮助姻亲是直接有利于这一对配偶的基因而不是自己的基因。

欺骗性交配的策略

不照顾子代而交配，对男人说来比女人有利。这点与人类的性行为模式的某些其它方面相符。首先，卖淫主要是一种女性的职业。在两性都能获得性爱满足的前提下，男性愿意为性付出金钱；而女性在找到愿意充当性伴侣的男性时，很少会遇到困难。其次，单身酒吧的性策略情景很能说明问题。为了把女人带上床去，男人夸大自己的保护和供应能力，在挥霍金钱的同时炫耀假的劳力士表，并且发誓永远地爱她。有经验的女人是不容易上当的。但是男人的这种欺骗还是会起一定作用的。男人又常常指责女人用了相反的欺骗手段：接受了昂贵的礼物，表现出高度的性兴奋。然后，愤慨地表示惊讶，他无法想像她是“这种女人”。几千年来，医生们称这种情感行为为“歇斯底里”（hysteria）。这个名词的起源是因为常常伴有诸如肚子痛和情绪上的麻木，被想像是女人的子宫在全身游走。如果医生多半是女性，她们不会提出这个暧昧的“歇斯底里”诊断，也许会称之为“普罗斯底里”（Prostateria）（前列腺游走）。

生殖解剖和生理学

人类的生殖周期与别的灵长类大不相同。多数雌性灵长类用气味。皮肤的发亮斑块和行为改变宣示她的受孕期，这种宣告是有用的交流手段。在雌性的受孕期增加雄性的竞争和交配，阻止了其它时候的性骚扰。在人类的女性，不仅排卵期没有宣告，还似乎是被有意地取消了。其程序也不同，人类的排卵大约每28天一次，比较规律，而大多数灵长类雌性每年只排卵1次或2次，并且同类的雌性都在同一时期排卵，她们有一定的发情、交配和生育季节。在这个周期的末尾，如果没有受孕，雌性在月经中失去一定量的血液。人类的性行为不局限于有限的受孕期而在整个月经周期中都可以进行，有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频繁的性交上。雌性的性高潮在多数灵长类动物中或者是没有或是短暂而不明显，但在人类则常见而且可以很强烈。

虽然细节仍有待进一步了解，我们已经越来越明了所有这些事实对两性双方都是一种适应。关键在于女人和她的配偶双方都因经常在一起而不是经常有数周或数月的分离而获益。如果她的周期是明显的，他可以只在她的受孕期授精以保证她的生育。但是因为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受孕，他必需留在旁边并且经常交配。如果石器时代早期的女人，在智力增大的时候，能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受孕，把性和生育时的痛苦联系起来，她们可能在受孕期拒绝与配偶交配因而降低生殖成功率。存在一种可能性，首先是由鸟类学家南茜·菠莉（Nancy Burley）提出来的，“不”知道某些事可能有利于它的适应性。没有排卵期的表征，也使女人免于在排卵期被比她的配偶更强有力的男人授精，因为这个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她会受孕。

人类交配的平均频率，例如每3天1次，是足够使一次排卵发生妊娠的。不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种连续的性活动也可能意味着细菌和病毒得以经常有机会与女性生殖道深部接触。子宫颈的粘液塞是防御机制之一，它阻滞精子上游，1个月里只在两三天受孕日内粘液塞的微纤维排列成通道，宽度刚好允许精子游过进人子宫。普罗费指出过，月经可能是另一种防御机制，可以杀死病原并冲走刚刚开始的感染（见第三章）。在自然环境中，多数女人经历的月经远少于现在，因为在妊娠和哺乳期都不会有月经，而这又占了大部分时间。丢失了月经血而造成的贫血又是我们环境中新因素造成的许多问题之一，诸如独身和有效的避孕。

男人也与别的哺乳动物有所不同，睾丸永久地放在体外的阴囊中。这对一个十分重要的器官说来是很不安全的位置，所以一定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许多穿紧身内裤的男人因为睾丸的温度升高而发生不孕现象是一条线索。解剖学发现从睾丸把血液送回体内的静脉把动脉血管包裹起来形成一种有效的回流热交换机制以保持睾丸的凉爽。为什么精子不能在正常的体温形成是一个未解之谜。男人必需保持他的睾丸凉爽并全天候有功能，因为随时都可能有生殖功能的女人在等待性交。

各种灵长类动物的睾丸大小差别很大，这种差别大都可以用交配模式的差别来解释。一个雌性黑猩猩与几个雄性交配，而雌性大猩猩只与一个雄性交配。因为雄性黑猩猩的生殖成功取决于与许多雌性交配，以及它的精子与别的雄猩猩的精子竟争而使卵子受精，自然选择便使雄性黑猩猩的精子增多，从而使睾丸增大。大猩猩，尽管身体巨大、形象凶猛，睾丸却只有黑猩猩的四分之一大小。总而言之，睾丸的相对重量，在雌性常与多个雄性交配时要比很少精子竞争的物种要大些。人类处于什么地位？在中间偏向较少精子竞争的一种。很可能在人类的进化史中，一个女人与多个男人性交有相当长的时间，足以让自然选择出使男人的睾丸略大于一定是单配偶性交模式的物种。

有两位英国研究员，罗宾·贝克和罗伯特·贝利斯（RobinBaker ＆ Robert Bellis）进一步研究了精子竞争的课题。他们注意到在一次射精中的人类精子有好几种，有一部分是不能使卵受精的。这些精子，他们认为，是为了发现和破坏另一个男人的精子而设计的。他们还证明了专一配偶在阴茎套中的精液量的增加，不仅随着最后一次射精后的时间延长而增多，而且与配偶曾经分开有关。这提示一种适应，在有必要与来自另一个男人的精子竞争时，增加精子输出量。如果得以证实，这将说明自然选择设计了我们的性行为机制能够在许多方面竞争，而且是十分逼近的。

嫉妒

不论是从自然选择的学说或者从我们的直觉去理解嫉妒，它肯定是这个世界的大部分苦难的根源。也许荷马史诗中海伦因为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背叛了斯巴达王从而引起了阿伽门农王的敌意，最终导致流血，这不需要文学的描写刻画，但是，它不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情绪因素引起的事件。加拿大心理学家马丁·达利和麦果·威尔逊（Martin Daly ＆ Margo Wilson），无可否认地说明了大部分对女人的谋杀出自男人的嫉妒。奥赛罗致命的狂暴和德土底曼拉的悲剧死亡与我们的生活是太贴近了。更多见的情形是嫉妒燃起了婚姻冲突，虽然并不都以谋杀告终，但常常导致互相伤害的离异以及悲剧性后果。在少数人中，这种感情走向极端和不符合实际地认为配偶的不忠贞，可以作为病理性嫉妒的临床诊断。要理解这些，我们必需懂得进化史的根源以及性嫉妒能力的功能。

母子的关系是肯定的，但是父子的关系总之是一种观念。男人总是有这种风险：花了许多年时间去抚养一个自己的女人与别的男人的孩子，而女人一定知道孩子是不是她的。男人如果不会嫉妒，便很可能戴绿头巾而且减少生殖的成功机会。男人受到第三者的威胁时，就去阻止妻子与别的男人性交，这便有了进化上的长处。因而与男性嫉妒有关的基因保持在基因库中。

而女人并不面临同样的风险，她们的风险是另外一些问题。丈夫拈花惹草可以导致传染病的风险。比较文化研究的资料显示了性道德的巨大的差异，从允许婚外性关系到不贞将被处死，然而，性嫉妒一直是男人比女人要强烈。

性嫉妒对人类的生活有十分强大的影响。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里，它都既受直觉，又由习俗和正式的法律条文所调整。在技术先进的西方国家，男人常把女人当作财产并企图控制她们的性行为，但是在许多传统社会，这种控制甚至更加公开而且制度化。某些地中海社会，女人必需在初婚的床单上用血证明她们的贞洁，然后住在修道院，使她除了丈夫之外不能接触别的男人。某些穆斯林社会，女人必须穿长袍和面纱，使她们在外面不被别的男人看到。在中国，女人的足从小就被缠小以防止走失。在非洲的许多地方，女孩在青春期切去阴蒂并缝合阴唇是一种规则。每个地方的男人都搞出一种社会制度用来控制女人的性活动。

在我们自己这个社会，对一个90％的时间忠于自己丈夫，但是与另一个恋人度过其余10％的性生活的女人，会有什么态度？她的丈夫有90％的可能是下一个孩子的父亲，所以，从严格的进化论观点，我们应能预期他做这个孩子的父亲，对这个孩子只有比一个完全单偶的母亲（perfect monogamous）的 90％好。但是在许多文化中，女人一次通奸就构成完全撤消婚姻，丈夫不对任何孩子负责的法律裁决。许多人认为这种文化对生物学趋势是反动的，但是在嫉妒指引下，文化和法律强化一种生物学趋势。人们认为法律应当反对我们的具有破坏性的生物学趋势，应当认为是要改变社会系统不因不贞而离婚。如果有人发明了一种治愈嫉妒的药丸，这个世界会是怎样的呢？

性功能障碍

说得最轻，人们至少对性生活的质量是很感兴趣的。这个终极原因是增加生殖的行为的基因是被选择留下的，使人们对性不感兴趣的基因被清除掉了。然而，从这个观点出发，性又变得问题丛生。到书店看一下就可以肯定性问题的普遍性。书店里有好几架性治疗的书证实这个不幸的真理。性作为一种问题，不是少数人、少数时间里的问题，而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的问题。书中强烈地表明这些问题不是基因缺陷，也不是正常的环境所致，而是进化的直接产物。每本书都有一章讲男人的性高潮过早和另一章讲女人的性高潮过迟或缺乏。没有讲过女人的性高潮来得太快或男人性高潮太慢的问题。有讲男人的恋物欲的章节，但是女人没有；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两性之间在恋物癖易感性上有这种差异。性生活中共有的困难包括，偶而双方都发生困难，因为缺少性欲或者难以兴奋起来。两性尤其是男性因为厌恶同一性伴侣而发生困难。这里，从生殖的核心出发，我们看到一种似乎是杂乱无章的生物系统。为什么男人和女人有这么多，而且这样不同的诉求？

至少，我们可以期望演化出来的调节机制能协调男人和女人的性高潮。然而性高潮不仅不协调，而且一定是男人比女人快。这种偏差是自然选择只使生殖最大化的这一更不幸的原理的说明而已，它不管我们幸与不幸。设想一个男人有很慢的性高潮时的生殖成功率是怎样的。他可能使性伙伴愉快，但是如果性活动中断，或者他的性伴侣在满足之后不要再继续下去，他的精液便不能达到对他的基因有用的地方。同一力量塑造了女人的性反应。女人很快有一次性高潮时，偶而会在伴侣射精之前中断性交因而会比性反应来得慢的女人要减少受精机会。

更细致的观察便发现可能有一个系统根据特定的条件调整男人的性活动时间。过早射精主要常见于年轻男人，尤其是在引起焦急的环境中。根据人类学家对狩猎-采集文化的研究，年轻男人的私通常常是违禁的，万一被年长的男人发现是危险的，在这种条件下，短平快的性生活最适合。这些想法现在只是推测，但是值得考虑。

妊娠

妊娠应当看来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母亲和胎儿的不应当有矛盾的完全统一的目的。而且母亲和胎儿之间相互关系之亲密程度也是任何别的关系无法比拟的。然而，因为母亲和胎儿只有一半基因是相同的，所以也充满了矛盾。所有对胎儿有益的事情，有助于它所有的基因。胎儿通过利用一切可以从母亲那里得到的资源使自己的适应最大化，它可以使母亲发生短缺，危及母亲将来抚养它自己和抚养全部或一半兄弟姐妹（减去一半或者四分之三基因不同的部分）的能力。

从母亲的观点看，把益处给胎儿只对她的一半基因有利，所以她给胎儿的最佳奉献要比胎儿的最佳获得量小。她还有可能会因为胎儿过大时生育受伤害而死去。因此，胎儿和母亲之间的最佳利益不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可以预测胎儿会有机制调理母亲为它提供更多的营养，而母亲有机制抵制这种调理。

人们会说，有益于子代而使母亲付出代价对基因将没有净收获，因为早期的收益将被以后的代价所逆转。然而事情不是这样进行的。比方说，在人群中母亲和胎儿的利益得到平衡，一个略为增加胎儿营养的基因出现，母亲为此付出的代价很小。带有这种好处时可以在生长过程中的一半时间里避免付出这种代价，因为它的下一代只有一半带有这种基因，更明显地是，一只有女性后代才将付出代价。因此，这种代价只在下一代中25％的妊娠中付出。有另一种复杂性（在此我们不予讨论），但是这种定量的考虑导致哈佛的生物学家戴维·哈格（David Haig）预测亲子之间的矛盾。即令来自母亲方面的理想的贡献可能也只使胎儿的理想略为少些。

不幸，这种轻微的变化会产生重大的矛盾。胎儿可以为努力争取从母亲那里取得少数几个百分点的营养而奋斗，而母亲则努力防止发生这种情况。当一方的努力受挫而平衡被破坏时，便出现医学问题。例如，胎儿分泌一种物质人胎盘催乳素（hPL），它与母亲的胰岛素结合，因此血糖升高而使胎儿可以得到较多的葡萄糖。母亲对抗胎儿的调理，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这又反过来使胎儿分泌更多的hPL。胰岛素这种激素在正常人体内都有。但是妊娠妇女可以比正常高出上千倍。哈格指出这种升高的激素水平，与吵架时声音的升高相似，是一个发生了矛盾的信号。

如果母亲发生了产生胰岛素不足的情形，便可以引起妊娠糖尿病，对母亲可以致命，也使得到有过多葡萄糖的胎儿死亡。胎儿最好是减少hPL的分泌，但是这只好碰运气。平均情况下，母亲是完全能产生足够的胰岛素防止糖尿病的，即令是胎儿的hPL泛滥成灾．

许多年前，罗伯·泰弗士（Robert Trivers）就已经提出了有关母子矛盾的进化论学说；但直到1993年才由哈格应用于人类妊娠。也就是直到最近，才看到了一个未曾料到的很有道理的遗传现象。主要是在小鼠的实验中，表明基因并不是在有性生殖中不可预料地去防止为了胎儿的发育而付出后期代价。，有一种“遗传印迹”（genetic imprinting），基因被亲代规定，在子代立即或者不要立即开始活动。从父亲来的基因可能被印迹，因此在母子矛盾中不参与。来自母亲的同样的基因的印迹，使它们没有这种作用。在人类妊娠是否如此，尚待证实，但在小鼠，雄性印迹的基因产生胎儿生长因子，而雌性印迹的基因产生破坏这种生长因子的机制。这种证据提示把子宫当作基因为了它们的利益不顾我们健康的角斗场，也许不会是太牵强附会的。

除了糖尿病之外，妊娠的另一个灾难是高血压。当它严重到足以损害肾脏以致蛋白从尿中丢失时，便称作先兆子病。哈格指出这也是胎儿与母体矛盾的结果之一。在妊娠早期，胎盘细胞破坏子宫调整血流的神经和小动脉肌肉，使母亲无法减少流向胎盘的血液。如果母亲的其它血管收缩，血压将上升会有更多的血流向胎盘。胎盘能制造若干可以使母亲全身血管收缩的物质。当胎儿觉得它收到的营养不充分时，胎盘便会释放这些物质到母体的循环中。它们可以损害母亲的组织，但是自然选择塑造了一种胎儿机制，不惜冒此风险以对胎儿自身有利，即令要以母亲的健康为代价。数千例妊娠的资料说明，母亲血压中等程度的升高伴有比较低的胎儿的死亡率，原有高血压的妇女有较大的婴儿。先兆子病特别常见于胎儿供血不足，母亲的高血压主要是因为动脉阻力增加而非心输出量增加等的观察结果进一步支持这种假说。

我们怀疑同一机制是否也能解释某些成年人的高血压。低体重婴儿成年后特别多见高血压。如果胎儿期产生使母亲血压升高物质的基因表达继续保持活性，便将在以后引起高血压。

从传统医学的角度看，这些对糖尿病和高血压的解释是革命性的，还没有得到证实，但是我们估计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如果被证实。它们就是从基因力量的观点看待生命。生物学利益矛盾的普遍性，是用适应性生物学的方法了解疾病的很重要的证据。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是胎儿制造的另一种向母体血流中分泌的激素。它与母亲的黄体化激素受体结合，刺激母体卵巢继续分泌黄体酮。黄体酮阻断月经，使胎儿得以定植（stay implanted）。hCG似乎在胎儿和母体之间选择妊娠是否应当继续的背景下起源的。有高达78％的受精卵是来能定值或者在妊娠的早期流产的。大多数流产的胚胎有染色体异常。母亲似乎有一种机制检出异常胚胎，然后流产它们。“这种适应防止向一个很年幼时就会死去，或者不能在成年之后成功地竞争的婴儿继续投资。这对母亲是有利的，使她的损失尽早中止，重新来过，即令为了避免供养异常胎儿牺牲了少数正常胚胎。相反，胎儿尽一切努力使自己能够植入自己（implant itself）和定植。产生hCG是早期胎儿达到这种目的手段之一。

很可能母体能以某种方式察觉到高hCG水平。并认为这就是可以活下去的胎儿的信号——如果它能产生足够的hCG，它可能是正常的。这就是胚胎要向母亲说明它能适应生存，就一定要产生更多的hCG，尽可能大声地说“我是一个能够制造这些hCG的好婴儿。”哈格指出，这样高水平的hCG是妊娠期恶心和呕吐的原因也是可以理解的。你是否想到这是第六章普罗费的晨吐学说的另一种说法？hCG的作用，可以是适应性机制用以阻止摄食毒素的一部分。相反，它也可能只不过是高水平hCG的一种偶发的后果。只有用一个设计得很好的研究才能解答这个问题。

生育

人类巨大的脑和太小的盆腔口加起来使得生育特别费力，特别危险。在第九章中我们提到，如果婴儿能在腹壁上的开口生出来，像人工的剖腹产那样，会要好得多。但是，历史条件的限制使这点不可能。婴儿仍然一定要通过盆腔口挤出来。人类的婴儿与其它灵长类相比，相对地要小得多、不成熟、缺少自主能力，这是一定要小些才能生下来不可避免的代价，然而婴儿和母亲还是有许多危险。

新墨西哥州大学的人类学家文达·第凡桑（Wenda Trevanthan）注意到别的灵长类离开群体独自去分娩，而人类的母亲常常要寻找同伴的帮助。她认为可以由人类婴儿不寻常的出生方式来解释。与别的灵长类相反，人类婴儿正常时是面向母亲背侧娩出的，枕前位，所以如果在分娩困难时母亲需要去拉婴儿的时候，她可能使婴儿受伤。分娩时有一个助手，就大大地降低了这种危险。在现代，分娩时有一个女人在旁边帮忙，可以使剖腹产率降低66％，降低产钳使用率82％。分娩后第6周，有助手在旁的母亲比没有助手的母亲较少焦虑，乳汁分泌也较好、较容易。

婴儿娩出之后，在一位现代的产科医生或者助产士帮助下娩出胎盘并试图减少出血。垂体后叶分泌的催产素（oxytocin）是一种天然激素，被喂奶刺激分泌，在分娩时收缩子宫血管，注射额外的催产素可以使过多的出血停止，挽救了许多生命。医生难以预测谁会有过多的流血，于是注射催产素现在已经是一种常规。然而，这种常规处理打断其它机制的可能性几乎还没有什么研究涉及。

某些物种，已经注意到有的绵羊，剖腹产常使母羊不承认她的羊羔。母羊将用足踢、用角撞剖腹产出的羊羔。在正常分娩时，对阴道的压力刺激催产素的分泌，激活大脑的某个机制使母羊与几分钟后看到的第一只羊羔联系起来。给一个剂量的催产素能够使母羊与剖腹产的羔羊联系起来。我们不知道催产素在人类的母子联系上是否起同样的作用。因为人类的母亲与剖腹产的婴儿关系正常，所以催产素似乎并非对人类的母亲是必要的，这是否说明它没有什么帮助？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还因为剖腹产的数量很大和常规给予大剂量外源催产素，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这种激素的正性和负性作用。

婴儿期

婴儿第一次吮吸母乳时，母亲分泌的不是乳汁而是初乳，一种含有丰富的保护婴儿免于感染的水样液体。几天之后，真正的乳汁分泌出来，其中也会有许多对婴儿说来比任何配方都要好些的物质。对母乳喂养的好处已经说过很多，我们无法再赘述这一点，但是要指出，在现代化的条件下。人类的行为是怎样地完全违反了适应性原则。例如，莫扎特的六个孩子有四个在三岁以前夭折，当我们知道他们主要喂食糖水之后，便知道这是一种并非不可理解的悲剧。

许多婴儿因为黄疽而在医院里多住几天。发黄是因为高浓度胆红素，这是血红蛋白分解的副产品。出生时，适合子宫内环境的胎儿血红蛋白正在被适合子宫外环境的成人型血红蛋白更替。如果肝脏来不及处理大量废弃的血色素衍生物，一定程度的黄疽便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没有什么危害的（新生儿性黄疽）。医生们首先认识到有Rh抗原的婴儿被母亲的抗体攻击产生的危险的高胆红素血症。

血细胞的迅速破坏所致的高胆红素血症有时会引起永久性的脑损害。今天，这种情形可以给药使母亲不产生Rh抗体或者在出生后给婴儿换血防止出现问题。为了防止发生脑损害，这些婴儿常用光疗法治疗，光疗使胆红素在皮肤里转变为可以尿中排泄的类型，从而加快黄疸的消失。

我们一直都把新生儿的高胆红素血症看成是这种机制的简单的不平衡，幸好我们可以用常规治疗控制。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约翰·布莱特（John Brett）和丹佛儿童医院的苏珊·尼梅尔（Susan Niermeyer）从进化论的角度比较仔细地观察了这些情形。他们注意到血色素分解的第一个产物是胆绿素（biliverdin），一种鸟类、两栖类和爬虫类动物可以直接排泄的水溶性化合物。在哺乳类动物，胆绿素转换成胆红素（bilirubin），然后与血蛋白中的白蛋白结合。出生时的胆红素水平，部分地是受遗传控制的，如果有益的话，自然选择是可以使它降低的。这使得布莱特和尼梅尔推测出生时的高胆红素水平有可能是一种适应。他们强调，“既然所有的婴儿都在出生后的第一周胆红素高于成年人水平，而且半数以上有可以看得出的黄疽，你很难设想所有这些婴儿都有什么不正常情形”。进一步研究证实了胆红素是一种有效的自由基消除剂，自由基通过氧化破坏组织。出生时，婴儿必需突然开始呼吸。动脉氧浓度增加3倍，伴有自由基增加的危害。出生后的第一周只能慢慢地完成成人的抗自由基防御机制，这时胆红素水平便逐渐下降。如果布莱特和尼梅尔是正确的，我们就要重新审查治疗新生儿黄疽的措施，也许可以把几百万不必要的治疗费节省下来。

光疗法的风险也没有经过充分的研究。不过我们知道，出生后数日内连续的强光照射可能造成色觉障碍。我们要弄清尚未被承认的布莱特和尼梅尔的适应性解释，也要明白医生认为必要的光疗又被婴儿的父母亲拒绝的后果。不过，因为婴儿的父母可能提出问题要求选择其它措施，科学家开始研究如何得出决定性的答案应当是值得做的事情。

婴儿回家了，巨大的快乐打上了逗号。白天和夜晚。婴儿定时地啼哭是不能忽视的。啼哭对婴儿的好处是很容易理解的。当它饥饿、口渴、热、凉、惊吓，或者有疼痛，婴儿便啼哭，而父母随即满足它的要求。不啼哭的婴儿有可能被危险地忽视。婴儿的啼哭对父母起什么作用？使他们不安，一但是不很紧要的。父母亲做一切必要的事情去中止婴儿的啼哭，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产生啼哭的基因令父母不安，但是被选择留下来的原因是这同一基因在婴儿也是有的，婴儿得益于父母的不安和随即得到的帮助。父母亲的受累，但他们在孩子中的基因受益——这是亲属选择作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婴儿有很正当的理由啼哭，那么是有益的。不过，是否所有的啼哭都是为了得到帮助，都有必要吗？常常找不到任何原因。无论什么方法都不能停止婴儿的啼哭。这是新做母亲的女人找她们的医生最常见的原因之一，通常称之为“肚子痛”，尽管并不见得能找到具体的消化道问题。麦克吉尔（McGill）大学的儿科医生罗纳德·巴尔（Ronald Bars）曾经深入地研究过婴儿的啼哭。他发现所谓肚子痛的婴儿并不是哭的次数多或者在特定的时间啼哭，只是每次啼哭时间较长。这使他认为这种啼哭是正常的也许是因为现代生活使喂奶的时间隔得太长而已。非洲肯尼亚的女人一直带着她的婴儿，一哭就喂，每小时至少1次，多的甚至3-4次。而每次不过2分钟。相反，美国母亲喂她们2个月大的婴儿1天7次。平均每3小时1次。在研究实验中，巴尔要求一组母亲每天至少抱婴儿3小时，这一组母亲报告她们的婴儿哭的时间只有没有按这种指导的母亲的婴儿哭的时间一半那么长。

巴尔认为频繁的啼哭通过促进与母亲的结合和鼓励频繁的哺乳来增加适应性，这使得泌乳得以维持，并防止另一次竞争性妊娠。这种解释再次说明了亲子之间利益的矛盾。婴儿的频繁的吵闹，可能是它调理妈妈的另一个例子，为了它的利益制造更多的奶。或者，吵闹是因为反自然的、次数不多的、太大量的喂奶。对狩猎-采集社会的考察可以作出答案，但这并非人类学家常规报告的一类问题。

婴儿猝死综合征

母亲最怕在唤醒襁褓中的婴儿时，发现它已经停止呼吸而死去，除意外事故之外，婴儿猝死综合征（SIDS）是比其它任何原因都高的死因，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一点五。在美国每年超过5000例。然而，原因仍然不明。詹姆士·麦肯纳（James Mckenna），果树女神学院（Pomona College）的人类学家，从进化论和比较文化学的观点研究了婴儿猝死症，一发现猝死率在现代社会要比游牧社会高出若于倍。猝死率在婴儿与母亲分开睡，不在一床时特别高，甚至高出10倍。在一系列实验研究中，同时测定睡眠中的母亲和婴儿的活动和脑电波，他发现睡在一起的母婴的睡眠周期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他认为这种一致性导致间歇性的唤醒而维持了易受猝死伤害的婴儿，保住了它的性命，否则它的呼吸就会停止。呼吸停止这个更根本的问题，可能与人类婴儿神经系统的不成熟有关，是防止头颅太大难以通过盆腔口的代价。这并不是说婴儿猝死是正常现象，只是说这种倾向使某些婴儿易受伤害，在自然环境中危险性较小，因为母亲通常与新生儿睡在一起。

哺乳和哺乳之后

最后，做母亲的要开始不再鼓励婴儿继续吃奶，在工业社会，这通常发生在第1年中，而在狩猎-采集社会，哺乳平均持续3- 4年。生育之间的间歇期对繁殖最大化是一个关键。如果太短，第一个婴儿可能还需要很多乳汁，它将使第二个婴儿不能养活。如果母亲等待太久，她便是在浪费她的生育潜力。你可以从我们提出的亲子矛盾讨论中估计到，这不过是母亲和婴儿之间利益分歧的又一个例证。将有一个时候，通常是婴儿2-4岁时，母亲由于遗传的兴趣打算再次怀孕而婴儿的利益则要求继续授乳并阻止她有另一个婴儿。这便是哺乳期矛盾，罗伯特·泰佛（RobertTrivers）在他的经典论文中首先提出父母和子女之间利益的分歧。他注意到哺乳期矛盾有一个自然结束点。最后，婴儿已能很好地吃团体食物，对母亲的帮助要求也减少，便会认为有一个小妹妹或小弟弟（与他共有一半基因）比独占母亲更好。

在这个哺乳矛盾期中，婴儿怎样调理它的母亲使她继续哺乳？泰佛在这方面也有很卓越的观察。婴儿，无法强制母亲继续哺乳，只能用欺骗的手法，而最好的欺骗就是使母亲相信，继续哺乳是对她最有利的。婴儿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很简单，装成比实际更加幼稚，更加无自立能力而已。心理学家早已认识这种模式，名之为“倒退”（regression，注意，不是退行性心理）。我们确信泰佛的这种进化论解释，有着突破性意义。

断乳没有中止亲子矛盾，只是改变了形式。在整个儿童期，这种矛盾相对地比较温和。青春期来到之后，一切都是争吵，使关系破裂。十几岁的孩子很可能一切都要按他的做法去做，坚持不再需要任何帮助。一旦遇到困难，便再次回到幼稚无助的“倒退”现象，要求父母亲给予一切帮助。实际上，这些都十分常见。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发育过程中亲子矛盾的最后一次经历。几年之内，这个少年真正独立了，而且开始渴望找到一个异性伴侣共同组建家庭，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有性生殖的被适应性调理的矛盾和合作。

谢选骏指出：人说——婴儿无法强制母亲继续哺乳，只能用欺骗的手法，而最好的欺骗就是使母亲相信，继续哺乳是对她最有利的。婴儿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很简单，装成比实际更加幼稚，更加无自立能力而已。心理学家早已认识这种模式，名之为“倒退”（regression，注意，不是退行性心理）。断乳没有中止亲子矛盾，只是改变了形式。在整个儿童期，这种矛盾相对地比较温和。青春期来到之后，一切都是争吵，使关系破裂。十几岁的孩子很可能一切都要按他的做法去做，坚持不再需要任何帮助。一旦遇到困难，便再次回到幼稚无助的“倒退”现象，要求父母亲给予一切帮助。实际上，这些都十分常见。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发育过程中亲子矛盾的最后一次经历。几年之内，这个少年真正独立了，而且开始渴望找到一个异性伴侣共同组建家庭，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有性生殖的被适应性调理的矛盾和合作。

我看——生命的成长就是伴随着分裂过程互动的，不仅个体如此，种族和社会也是如此。

【第十四章 精神病是不是疾病？】

有时我以为它有一半是罪孽，

我觉得我难以用语言去描述它；

语言，好像自然，有一半是真实的，

另一半却失去了灵魂。

但是，面对这个不能停下来的大脑，

怎样运用有分寸的语言去欺骗它呢；

这个糟糕的机器在运转，

好像会令人迟钝的麻醉剂，

使它不感到疼痛。

——亚尔弗德·顿尼进《回忆录》

有一位青年妇女来到密执安大学的焦虑门诊，诉说她最近10个月来，每个星期要发作9次恐惧症，随后又能自行脱离困境。发作时，突然发生心悸、气促，好像要晕倒、发抖，似乎面临一种压倒一切的厄运，死亡快要来临。

几年以前，这种病人常常以为是心脏病发作了；同许多人一样，她已经在杂志上读过，懂得这是一种典型的恐惧症。

在诊断过程中了解到，她的第一次发作是与她第一次开始她的婚外恋事件同时发生的。医生问她，是否认为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她说：“我不认为有什么联系。我读过的书上说，恐惧症是一种病，是基因和大脑中异常的化学物质引起的病。我要你给我一种药来使我的脑化学物质恢复正常，制止这种恐惧的袭击，不过如此。”

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20年前，如果有人坚持说他们的焦虑是体质性的，将被认为是在否认某些事实，企图回避下意识中痛苦的记忆。现在，许多精神病医生也已经同意抑郁或者焦虑可能是一种大脑代谢不正常的生物医学疾病，需要药物治疗。像上面这位女病人，有的人已经坚信这种观点，如果精神病医生一定要追问感情生活史的话，病人会产生反感。有一篇影响很大的综述用下面这几句话小结了这种变化：

近年来，精神病学领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研究的焦点从意识转向大脑……与此同时，医学模式也从基于不适应性精神过程引起的精神障碍转变为以生物医学疾病过程引起的精神障碍。

有很强大的力量把精神病领域中的精神障碍推向内科病模式。这种变化是从50、60年代发现了治疗抑郁、焦虑和精神分裂症症状的药物开始的。这些发现刺激了政府和制药公司向精神障碍的遗传和生理相关性研究投资。为了给精神障碍作出明确的定义，使各方面的研究发现可以比较，产生了精神病诊断的新方案，这个方案强调当前症状群之间的明确界线，取代了过去的以心理因素、事件、生活经历引起的连续的情绪等级。学术界的精神病学家日益关注精神障碍的神经生理学原因。他们的观点，通过训练大纲传给住院医师，通过进修课程传给临床医师。最后，近数十年医疗保险基金总额的增长，联邦科研基金向大学的倾斜，精神病医师的组织坚持他们治疗的疾病也同一切其它疾病一样，所以应当划入医疗保险范畴。

恐惧症、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病这些内科疾病是不是同肺炎、白血病和心力衰竭完全一样呢？在我们看来，精神障碍确实是内科疾病，但并非因为它们都是有明确生理原因的具体疾病，也不是因为它们最好的治疗方法是用某些药物。精神障碍之所以可以认为也是内科疾病，是因为从进化论的观点可以理解它们。正好像医学领域的情况一样，许多精神症状查清楚之后，它们同发热和咳嗽这种防御机制一样，本身并不是疾病。而且，与精神病有关的许多基因很可能有适应性益处，许多引起精神病的环境因素也很可能是现代生活引起的新问题，人类心理学中许多更加不幸的方面并非缺陷，而是设计上的妥协。

情绪：不愉快的情绪，可以同疼痛和呕吐一样，看作是一种防御，同感受疼痛的能力一样是为了使我们避免眼前的和将来的伤害，焦虑的能力是为了使我们避免将来的危险和其它打击，感受疲劳的能力是为了避免我们过度劳累，沮丧的感受可能是为了避免和防止更多的损失。极端的焦虑、沮丧和别的情绪在我们了解了它们的进化来源以及正常的、适应性的功能之后，能够变得更加容易理解。如果我们看到有焦虑或沮丧的人的大脑里有什么似乎是异常的情形，我们不能简单地作结论认定是这种变化引起了这种障碍。与焦虑或沮丧相伴发生的大脑变化可能只是反映了一种正常机制的正常运作。

在精神病学中，关于情绪的正常功能的知识，可以同生理学对正常功能的知识在医学的其它领域起同样重要的作用。所以你可以想像精神病学家同样需要精通有关的科学研究。但是有关情绪、情感的心理生理学在系统的教学大纲中没有安排。这种情况并不十分糟糕。因为对情绪、情感的研究，同心理学本身一样是零碎的和混乱的，正处于正在进展的技术性争论的中期。许多情绪的研究已经在一个关键上达到了一致：我们的情绪是由自然选择塑造的一些适应性。这个原则使心理学有很重大的进展。如果我们的情绪同别的生物学性状一样，是意志的一些亚组分，就可以按照它们的功能去理解它们。内科医生根据咳嗽、呕吐以及肝和肾的工作状况了解它们的功能。对情绪、情感的进化来源和功能的理解，精神心理学家也会有同样的收获。

许多科学家已经研究过情绪的功能。有些人强调交流的功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鲍尔·伊克曼（Paul Ekman）研究人类的面部表情，证明了它与情绪有着跨文化的一致性。有些人强调情绪对动机的推动作用和其它内在的调节，但是情绪并没有被塑造成去执行一种、甚至几种功能。相反，每一种情绪是一种特定的状态，同时调整认知、生理、主观经验以及行为，使机体能够在某个具体情况下作出有效的反应。从这个角度讲，一种情绪颇为类似某种计算机程序，调整计算机的各个方面去有效地配合当时情况所提出的各种要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李达·柯士密（Leda Codmides）和约翰·托比（John Tooby），有一个绝妙的注释：情绪是“意识的达尔文算法”。

有情感、情绪的能力是由曾经在进化过程中反复发生过，而且对适应生存有重大意义的情况所塑造的。被猛兽袭击，被社会群体唾弃、驱逐的打击，交配的机会等等，都是比较常见而且有足够的重要性，有必要形成诸如恐惧、社会压力和性觉醒这些有准备的反应模式。最好能够避免的这些情况，形成了厌恶的情绪，当涉及机遇的种种情况形成正性情绪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似乎曾经面临更多种类的打击和机遇，反映在描述负性和正性情绪（negative and positive emotion）中有着两倍以上的词汇和字眼。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正常”生活应当没有痛苦的时髦的观念是不能成立了。感情上的痛苦不仅不可避免，它是正常的而且有用的。E．O威尔逊（E．O．Wilson）说过：爱和憎结合在一起；攻击和畏惧，扩充和撤退等等；混合设计不是为了促使个体的生存和快乐，而是有利于所控制的基因的最大传递。

不过有许多痛苦的情绪并非都是有用的。有些没有用处的焦虑和抑郁是由正常的大脑机制所引起，也有的由不正常的机制引起。主要的遗传因素与焦虑性障碍、抑郁和精神病有关。在下一个10年里，与某些精神病有关的特异基因必将找到。所有这些精神障碍的生理相关变化也能查明。神经科学家正在努力查明有关的近因机制。他们所得到的知识已经改进了药物治疗的用法和展现了预防的可能性。现在是精神病学家和他的精神病人的充满希望的时代。药物治疗的进展之快，使一些人还不知道它们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治疗已经超越了他们30年前开始做精神科医生时的最大期望和野心。

这些进展伴随着一些混乱的观念。人类思维意志被过分简单化，把问题归咎于基因和激素或者心理和社会原因。各方面不很系统的零星事实说明，大多数精神问题是遗传的前提条件，加上早期生活中事件、药物和其它环境因素对大脑的综合作用和当前的人际关系、生活处境、认知习惯以及心理动力学复杂的相互关系的结果。目前，治疗许多精神障碍反而比理解它们要容易得多。

正如同免疫系统是由若干部分组成，各个部分对特定类型的侵犯提供保护；情感也有许多类型的保护，使我们避免各种特定类型的打击，如同免疫系统的唤醒一定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并不是因为调节机制的异常，我们可以认定大多数焦虑和沮丧是有原因的，尽管我们不一定能找到它们。另一方面，免疫系统可以太活跃而攻击不应攻击的组织引起自身免疫病例如类风湿性关节炎。类似的不正常的焦虑系统可以引起焦虑性障碍。免疫系统也可以在应当作出反应时不能作出反应，引起免疫缺陷。是否有太少焦虑的一类障碍呢？

焦虑

任何人都知道焦虑是可以有用的。我们知道，采黑霉果的人不逃避黑熊，渔人在冬天的风暴中出海，学生在期考迫近时不抓紧功课的后果是什么。在危险面前，焦虑影响我们的思维、行为和生理，使之处于比较有利的状态。在危险十分迫近的时候，比方说是一头大象的冲击，一个逃开的人要比一个若无其事的继续读书的人比较容易避免伤害。逃跑的时候，我们经历过的人都知道当时有过快速的心悸、深呼吸、出汗，以及血糖和肾上腺素增加。生理学家瓦尔特·坎农（Walfer Cannon）早在1929年就正确地描述了这些“逃跑还是战斗”反应的成分的功能。不好理解的是，他的这种适应主义的观点为什么一直没有扩展到其它类型的焦虑中去。

当焦虑可以是有用的时候，它又常常似乎是过分的和不必要的。我们为了明年6月举行婚礼时会不会下雨而着急，我们常常在考试中不能集中注意力，我们因为害怕而拒绝乘飞机旅行，我们在大庭广众面前发抖和口吃。美国人中有50％经历过一次临床焦虑症；其余的人则表现神经质。我们怎样解释这种明显是过分的焦虑？为了判断哪些焦虑是必要的，哪些不是，我们必须理解自然选择的力量是怎样塑造了调节焦虑的机制。

因为焦虑可以是有用的，很可能使我们经常处于焦虑中是最佳选择。这当然令人紧张，不舒服，但是自然选择只关心我们的适应（fitness），不关心我们是否舒适（comfort）。我们有时很安详并非因为不舒适是一种不适应状态，而是因为焦虑要消耗额外的能量，使我们对许多每天每时的日常活动变得比较不适应，而且会损害我们的组织，为什么应激（stree）会损害组织？设想一个作出全身反应来对付危险的动物。那些安全的和“代价不高”的反应可以不断表达，而“代价高昂”的或者危险的反应则不能长期坚持。它们确实是捆成一个急救药箱，只在使用其中的工具所获益处超过所花代价时，才会启用它们。某些成分是小心地密封在急救箱中，因为它们会引起身体的损伤。所以，对慢性应激有关的损伤是没有理由感到奇怪的，也肯定是不应当归咎于机体的设计不当的。事实上，最近的研究已经提示“应激激素”考的索（cortisol）很可能完全不防御外来的危险而主要只保护机体免受应激反应其它部分对身体的伤害。

如果焦虑可以代价高昂而且危险，为什么调节机制不把它调整到只在确实有危险时才表达呢？不幸的是，在许多情况下，焦虑是否必要，是不容易弄清楚、不容易判断的。前面提到过的烟雾检测器原理，也适用于这种情形。因为被杀死一次的损失远远大于对一百次误报的警报作出反应的代价。有一个实验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把一群小观赏鱼根据它们对小口鲈鱼的反应：躲起来，游开或者盯住捕食者而分成胆小的、普通的和胆大的3组。每一组小观赏鱼与一条鲈鱼一起放进一只鱼缸中。60个小时之后，40％胆小的和15％普通的小观赏鱼仍然存活，。胆大的一条也没有活下来。

心理学家企图对自然选择塑造调节焦虑的机制作出像电子工程师分辨嘈杂的电话线路上的信号哪些是真正的信息哪些是噪音干扰一样的理解。信号检测理论提出了一条分析这种情况的办法。对待一个电信号，判断这个咔咯声是信号还是杂音的依据有四点：①信号的响度；②信号与噪音的比率；③把噪音当作信号的代价（误报的代价）④把信号当作噪音的代价（漏报的代价）。

设想你单独在丛林中，在灌木丛后面传来一个树枝折断的声音。那可能是一只老虎，也可能是一只猴子。你可以逃走，你也可以停留在那里。怎样作出最佳判断的行动，你必须知道：①这样的声音是老虎或者是猴子引起的可能性各有多大？②这个地方出现老虎或猴子的机会各有多大？③逃跑的代价（不必逃跑而逃跑的代价）。④真是老虎而没有逃跑的代价（应逃跑而未逃跑的代价）。你在听到灌木丛后的一个中等大小的树枝折断的声响时会怎么办？个体的焦虑水平如果调整到能够直觉、快速，并且准确地对信号检测进行分析，这个个体将有更大的生存机会。

同免疫障碍相似，也可能有一大批人存在整个一大类“不知忧虑”的障碍，他们的忧虑太少。伦敦大学的焦虑症专家依萨克·迈克斯 （Issac Marks）对这些人使用低恐惧状态（hypophobic）这个名词。他们从不诉说焦虑也不寻求心理治疗，但是常常在事故中丧生或者死在急诊室里。精神病学家有了新的抗焦虑药而且没有副作用时，很可能制造出这种情形来。例如，有一个病人，在服用了抗焦虑药之后不久，冲动地向她的丈夫提出她要他离开。她的丈夫虽然感到惊愕，但是按照她的要求离开了她。一个星期之后，她才意识到她有3个孩子，一个独身女人，没有收入，没有亲人的帮助是很难生活的。如果略为有一点点焦虑，便有可能制止这种草率的离婚。当然，事情不是都这么简单。这个女人有着长期的不满意的婚姻生活，长时间以来，在情感爆发的时候，她觉得离婚会好些。她的故事说明了热情的一种功能。与合理的决定不同。康纳尔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富兰克（RobertFrank）指出，热情激发的活动似乎是一时的冲动。但可能在长时间里对这个人是有益的。

新的危险

我们在第五章“创伤”中讨论过关于试验中发现的猴子畏惧蛇是事先“有准备的”。我们的大多数过度畏惧都与古代的危险造成的有准备的畏惧有关，黑暗、远离家中以及成为一群人注意的焦点都曾经与危险有关联，但是现在却主要引起不必要的畏惧。广场恐惧（agoraphobia，一种不必要的对空旷地的恐惧）就是一个例子，在大庭广众面前口吃和惊慌失措又是一个例子，大约半数有过多次恐怖经历的人会发生这些问题。在理解古代环境中多次发生被野兽或者危险的敌人靠近引起恐慌之前，人们会认为留在家里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事情。经历了几次恐慌之后。聪明人就会尽可能地留在家里，只在有同伴时才出去，而且准备好在稍微有一点动静时就吓得赶快逃跑：典型的广场恐惧症症状。

焦虑性障碍是否也与许多别的病一样是我们祖先环境中所没有的新刺激引起的呢？这却不常见。新的危险，诸如枪支、药物、放射性、高脂肪食物几乎不会引起畏惧，对这些新的危险我们的焦虑是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从这方面看，我们都有着不适应的低恐惧症，但是很少有人找心理医生治疗来增加我们的恐惧。有一些新情况，尤其是飞行和驾驶汽车，却常常引起恐惧。这两种情况中，恐惧都是为我们长期接触过的别的危险所预备的。飞行恐惧是与诸如高度、突然下坠、很响的声音和关在小的密封的地方等这些相关危险形成的。汽车以每小时60英里（96．54公里）的速度高速行驶是一种新的，但是也与高速度的古老危险有关，例如猛兽的袭击。汽车事故很普通，很危险，但是很难说害怕驾驶有益还是有害。

遗传因素在焦虑性疾病中占有一定的份量。多数有恐惧症的病例在血缘亲属中都有同样的病史，有关的基因正在探索中。这个基因会不会是没有完全剔除掉的突变基因？会不会有别的益处？或者对恐惧症的遗传易感性只是一种简单的正常分布的极限，同感染后容易发高热、容易发生呕吐一样？在我们找到与恐惧症和焦虑症有关的特定基因之后，我们还要去找到这些基因存在、持续的原因。

沮丧（伤感或悲哀）和抑郁

抑郁有时好像是一种现代瘟疫。排在机动车事故之后，自杀是第二大北美青年人的死亡原因。大约有10％的美国青年人经历过一次严重的抑郁症。而且，发病率似乎在近几十年里一直在稳定地增加。在许多工业化国家中几乎每10年增加 1倍。

抑郁可以看来是完全无用的。即令不是自杀的危险，整天愁眉不展地凝视着天花板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有严重抑郁的人，典型地对任何事情，工作、朋友、食物，甚至性，都不感兴趣。似乎一切愿望和积极性能力的门都关闭了。有些人不自主地要哭，另一些人则欲哭无沮。有的人每天清晨4点钟就醒来不能再入睡。另一些人1天睡上12～14个小时。有的人有一种幻觉认为自己穷困、迟钝、丑陋或者患了癌症正在死亡。几乎都有一种自我贬值的倾向。甚至考虑有什么适应性与这些症状相关都显得有些荒谬。然而，抑郁又如此常见，与一般的伤感又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查明抑郁是否一种异常，或者是一种正常的能力的调节失控。

有许多理由认为伤感（沮丧）的能力是一种适应性性状。这是一种大家都有的能力，某些原因一定能引发它，而这些原因都带有失去什么的含义。悲哀、沮丧的特征在各种文化之中是相对一致的。困难在于勾划出这些性状的功能用途。快乐的用处是不难理解的。快乐使我们开朗，给我们积极性和不屈不饶。但是沮丧呢？没有这种情绪是不是更好些？一种实验方法就是找到不经历任何沮丧的人看他是否有什么不利的地方。或者研究者可以用一种药物阻断正常的沮丧，恐怕这种研究已经无意地在大规模人群中进行。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服用新的抗抑郁精神药物。在我们等待这些研究成果时，沮丧的特征和引起沮丧的种种原因已经有一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它的功能。

引起沮丧的原因——“损失”，生殖资源的损失。不论是钱、配偶、声誉、健康、亲属或者朋友，这些损失都是在大多数人类进化过程中可以增加生殖成功的某种资源。损失怎样成为适应性的挑战，从某个特定的准备中等待到益处？你在做某种非适应性的活动时有可能得到损失的信号。如果沮丧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我们的行为，因而可以中止当前的损失或者防止将来的损失，这就可以在实际上有所帮助。

人们在损失之后怎样去改变一种做法来增加适应性呢？首先，必需把正在做的继续造成损失的事情停下来。正如疼痛可以使我们丢掉一个烫人的山芋，沮丧促使我们停止引起损失的活动。其次，把人类通常的乐观主义暂时放一放，也是比较明智的选择。最近的研究发现，人们大多数都一直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效率。这种乐观的倾向有助于我们在社会竞争中取得成功，因为瞎吓唬是经常存在的，也使我们在没有眼前利益时，坚持某些重要的方案（策略）和关系。在损失之后，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把玫瑰色眼镜取下来，才能更加客观地重新评估我们的目的和策略。

在突然的损失之外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尽管我们付出重大代价，有很好的计划，尽了最大努力也不能得到收获。辞去职位、友谊消失、婚姻苦涩，某些目标一定要放弃。在某个时候，为了利用资源去开始另一个目标，必须放弃现在的一个重要的生活目标。这种放弃不应当轻易为之。辞职不应当是一种冲动行为，因为从另一个职业上从头做起，是要花很大代价的。同样，随便放弃已经付出重大投资的、重要的友谊关系和生活目标，也是不明智之举。因此，我们通常不会很快地在生活中做重大改变。低落的情绪使我们不会为了逃避暂时的困难匆匆改变目标，但是当困难继续存在甚至增加，而生命中的能量浪费更大时，这种情绪有助于使我们脱离没有希望的投资，去考虑别的办法。治疗学家早已知道，许多抑郁只在一个人最后放弃了某些长期追求的目标而把精力放到另一方面去，才会有抑郁的消失。

情绪高涨或者低落的能力，似乎是一个把资源或当前机遇作最佳分配的机制。如果付出之后希望很小，最好是稳坐钓鱼台不动，而不要徒然浪费精力。在经济衰退时进入企业的投资代理人可能失误，不能通过某项课程的学生，有时最好改学另一选修课程。旱灾时农民可能破产。如果我们遇到一种短期的机遇，也可以不顾风险去尽最大的努力，拼搏一下争取成功为宜。当100万美元现金在底特律的大街上从装甲车的背后掉下来的时候，为此尽力的人，虽然时间不长，却有可能得到巨额奖励。

有关沮丧功能的理解，即将获得实质性进展。我们调整我们选择心情的能力正在迅速增加。每一代新的精神药物的药效和特异性都有所增加，而副作用更少。十几年前，曾经有一阵子反对“索马”（soma）的呼声，这是一种使人们能耐受阿尔朵斯·赫胥黎（Aldons Huxley）的《拼搏的新世界》里那种沉闷冷酷生活的迷幻药（fictional drug），现在这种药物已经若隐若现了，然后没有多少人谈论它。人们不知道事情的发展有多快吗？我们确实应当试图解除人们的痛苦，但是消除情绪低落是否明智？许多人直觉地认为用药物人为地改变情绪是不好的，但是很难反对用非成瘾性又很少副作用的药。主张不用这种药的唯一理由，只是它们也许会干扰某些有用的功能、很快，比我们预料的更快，人们即将争论沮丧在什么时候是有用的，什么时候是没有用的。用进化论的方法将为解决这些问题奠定基础。

这样的分析的确是太简单化了。人们不是在某种内在的计算机程序式的控制下，去赤裸裸地推动生殖成功最大化。人们形成一种深刻的、终生的感情纽带，体验着塑造了他们的生活的爱憎。他们有宗教信仰规范他们的行为，他们有偏爱的目标和野心，他们拥有亲朋好友形成的关系网。人类的生殖资源并不同于松鼠地窖里的松子和坚果。人类有着不断变化着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所有这些复杂因素，都不反对我们这种简单的论断，它们正好说明，急需把人类情绪的适应主义工作程序的线索理清。

虽然有些情绪低落是正常的，有一些却很明显是病态的。这些病态的情绪低落，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狂躁抑郁症的遗传因素具有重要的决定性影响，患者的情绪在深度抑郁和进攻性妄想之间大幅度摆动。父母之一有狂躁抑郁症病史，可以使患病的风险因素增加5倍。如果父母亲都有此病史则风险因素为 10倍，发病率可能达到30％。这些基因并非罕见，狂燥抑郁症在人群中的频率为1：20O。现在我们已经熟悉的第二个问题便是，为什么这些基因会保留在基因库中？答案也同样是我们已经熟悉的：它们可能有某些长处，不是在某些环境条件下有长处，便是与某些其它基因联合作用时有长处。南西·安第逊（Nancy Andreason），依阿华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的一项研究发现80％有名望的依阿华作家创作室的学者，有某种情绪障碍的经历。引起抑郁的基因是否有益于创造性？这种病在某些人的生活中激起愤怒和破坏，但是引起这种病的基因，似乎仍然对某些患者有更加适应的好处，或者这个基因并未引起发病却有别的益处。

对情绪了解的另一个主要成果来自一组坚信英国精神病学家普莱斯（J．Price）理论的研究人员。这个理论是关于情绪在人类等级制中不同阶层的作用。他们证明当某人不能在步于更高阶层的战斗中获胜，并且他又拒绝放弃成为更有权力的人时，抑郁就会发生。这组研究人员认为，抑郁是服从（submissive）于统治的不自觉的信号、（involuntary signal），这种信号减低了被统治者（dominant）攻击的习能性。在他们研究的例子中描述了怎样自愿服从才能结束抑郁。

约翰·哈顿（John Hartung），纽约州立大学的进化论研究员，曾经提出在能力威胁到他的上级的人中常见抑郁。作为下级，如果显示了他的能力，就有可能受到权力更大的上级的打击。哈顿指出，最好的保护就是不露锋芒，在他们面前表现大智若愚，以便隐藏野心。这能很好的说明，为什么许多很有成就的人常常低估自己，否则就难以解释。哈顿的假说再一次提醒我们，人类的情绪是很复杂的。加州大学洛杉基分校的米契尔·拉里和米塞·麦克尔（Michael Raleigh & Mithead McGuire）曾经发现了一个联系心情和社会地位的大脑机制。“在研究猴群中的领袖中，他们发现，每一群中地位最高等级的雄猴的神经递质（血清素，serotonin）要比其它的雄猴高两倍。当这些高等级的雄猴失去了它们的地位时，它们的血清素立即下降，而且雄猴萎缩、木僵、拒绝进食，总之完全像一个抑郁的人。这些行为可以用抗抑郁药，例如用Prozac防止，Prozac可以提高血清素水平。更加惊人的是，如果把一个高等级的雄猴从猴群中分开，使另一个随机选择的雄猴服用抗抑郁剂，每次试验这个雄猴都会变成一个新的高等级的雄猴。这些研究提示，血清素系统的作用，有一部分是介导高等级状态，而某些情绪低落，可能是正常的地位竞争的表现。如果确实如此，你可以想像在一个大公司里越来越多的雇员服用抗抑郁剂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没有办法去帮助他们。还有另一种对抑郁的理解，是根据秋天的白天逐渐变短时这种情形增加的现象。有很多人受这种季节影响（称之为季节偏好缺陷，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SAD），以及它与寒冷季节的明显的关系，对许多研究人员提示,情绪低落可能是一种远古祖先残留的或者变相的冬眠反应。妇女中受季节影响的人更多些，说明这种反应可能对生殖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现代社会的新环境是否使抑郁和自杀更加多见？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似乎都认为他们的生活不如早年快乐，某些最近的资料提示，我们可能确实面临着抑郁症的流行。有一个著名学者的研究小组审查了9份对世界上5个不同地区共39000人进行的研究报告，发现每个国家的年轻人都要比他们的长辈更容易发生抑郁症。而且，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里发病率更高。证实这些问题还需要做许多工作，但是认真研究现代化生活中使抑郁症增加的各种新问题，确实是迫切需要的。我们只提出两点可能的原因：有广泛影响的传媒和社区的解体。

传媒，尤其是电视和电影，有效地把我们所有的人变成一个竞争的整体。它们破坏了我们比较熟悉的社会联系之后，竞争不再是在50个或者100个亲友和熟人之间进行，而是在50亿人之中，至少也是在几万人中进行。在你的俱乐部里，你可能是最佳的网球手，但不一定是这个城市的，几乎可以肯定，不是这个国家、更不是世界级的优秀选手。人们几乎把所有的一切活动都变成竞争，不论是赛跑、唱歌、钓鱼、划船、勾引异性、绘画，甚至养鸟。在古代环境中，无论什么事你都有很好的机会成为第一名，即令不是第一，你的优秀的特长仍然受到一群尊重你的人们的赞赏。现在我们是与全世界最强的对手竞争，个人变得很难出人头地。

在电视上看到这些成功的人引起妒忌，妒忌也可能促使我们的祖先努力去做到别人能做到的事情，因此妒忌就会是有用的。现在，我们之中很少有人可能达到那种引起我们妒忌的目标，而且我们之中几乎没有人可以达到电视中看到的那种神奇的目标。荧屏上漂亮、潇洒、富有、热情、可爱、勇敢、聪明、富创造性、有力量、荣耀的英雄，是这个世界以外的超人。我们自己的妻子和丈夫，父亲和母亲，儿子和女儿，相比之下是差得太远了。所以我们对他们不满意，而且甚至对自己也不满意。心理学家道格拉斯·肯立克（Donylas Kenrick）在深入地研究之后，发现人们在看过电影、电视故事中理想的伴侣之后，对自己现存的伴侣的赞赏程度下降了。

我们的新技术也使互相支持的社会组织解体。作为社会性物种的成员，最糟糕的惩罚是被孤立。许多现代化的没有个性特征的组织并不见得好多少。它们多半是由竞争者所组成，只有偶而遇到的一个志同道合者是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朋友。大家庭已经因为各人的经济独立而解体。即令是核心家庭，社会中最后剩下的一个稳定的组织，似乎也在走向未日，半数家庭因离婚而解体，更多的儿童是由单身母亲抚养成人的。

我们有着在一个互相支持的组织中的安全地位的基本需要。没有了家庭，我们就到别的地方去满足这种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在一群朋友中寻找他们的社会立足点，结交的12个酒朋友，各种各样的互相支持的组织，或者寻求心理治疗。有的人鼓吹“家庭价值”为了希望保留一个危在旦夕的，但是有感情的生活方式。我们大多数人要求人们有爱心，却只是为了要别人关心我们自己，而不是打算为别人做点什么。对许多人说来，这种追求是苦涩的，没有结果的。

缺乏依恋（接触）（Lack of attachment）

进化论以前的学说，包括精神分析和行为科学解释母子之间纽带的是哺乳和抚养。早在50年代初期，威斯康辛大学的灵长类学者哈利·哈罗（Harry Harlow）在研究猴子之后，就对这种学说提出质疑。他把猴婴同它的母亲隔开，给它两个替身母亲，一个是绳子吊着的装满牛奶的奶瓶，另一个是软布包着的没有奶瓶的假母猴。虽然猴婴要从奶瓶中吃奶，它们仍然依恋着布猴，如果拿开布猴它会尖叫。哈罗的结论认为一定有一个特殊的机制曾经演化出来，促使母婴之间的依恋。受到莱茵·斯匹茨（Rene Spitz）研究报告孤儿院抚养大的儿童缺乏社交能力的启发，哈罗再把婴猴在隔离状态下养大。这样养大的猴子都是不正常的。它们不能与别的猴子合群，交配时有很大的困难，对自己生养的幼婴不抚养，甚至攻击。

1951年英国精神病学家约翰·鲍尔比参加了生物学家朱琳·赫胥黎的研讨会，受到诺贝尔奖得主人类文化学家洛伦兹著名的实验的鼓舞。在某个关键的早期生活中，雏鹅获得对它们的母亲或者遇到一适当大小的活动目标的印象。洛伦兹的观察有完全相似的效果，有许多照片证明他准确地追踪了许多雏鹅。鲍比立刻联想到许多病人的困难可能是早期接触问题的后遗症。当他追究他们的最初的人际关系时，发现了某些问题。有的人是母亲从来就不需要他，有的人的母亲因为太抑郁而不能理会婴儿的微笑和咕咕声，有许多人听到他们的母亲威胁说要杀死他们，而且是在这个类似旁观者的母亲身边长大的。人们的早期困难与他们成年之后遇到的问题相联系之后，他们不能信任别人，他们认为受到别人的排斥，他们觉得他们必需讨好别人或者被人们遗弃，鲍比洞察到某些被忽视的孩子的依恋和孤儿行为，可能是企图与母亲拉拢关系的一种适应性行为。他意识到他的病人是正试图寻求自我保护免受恐惧分离（feared separation），因此不应当责备他们是一种“依赖型”的人。

心理学家玛利·爱因斯威斯（Mary Ainsworth）和她的同事做了对照实验，从而把鲍比的学说发展成为心理学中的主流学说。她把幼儿放到一间陌生的房子里，观察他们的母亲离开之后再次回来时这些幼儿的行为表现。根据这个“陌生处境”考验，她把这些婴儿分类：与母亲有安全感联系，焦虑感联系和拒绝重新联系三种。多年后可以非常准确地预期这几类孩子的其它许多特征[从合群游戏（group-play pattem）到人格特征] 。在依恋问题和成年心理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与遗传因素的关系方面还要做许多工作。心理学家不应当忘记母亲不仅提供了孩子的早期生活经历，她们还提供了基因。目前，我们有理由相信，许多成年人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可能是来源于最初依恋或接触中的问题。

虐待孩子

虐待孩子似乎在我们中间已经变成流行病。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们要攻击我们的孩子？这可是生殖成功必需的工具啊。是不是有一些父母亲更加偏向于虐待孩子？加拿大心理学家马丁·达利和马果·威尔逊（Martin Daly ＆ Margo Wilson）从进化论的概念出发，探讨亲子之间有无血缘关系是否与虐待孩子的倾向有关。因为有关虐待儿童的报告极不可靠，他们用一种容易计算，又无法隐瞒的结果——孩子被父母杀害来评估。他们发现在与单身非亲生父母生活时，致死性虐待儿童的风险要比与两个亲生父母生活大10倍。这是不能用有继父母的家庭比较嗜酒、贫困以及有较多精神障碍等倾向来解释的。几十年的研究，任何其它别的风险因素都没有证明，能够接近这种程度的预测值。几十年来研究虐待孩子的人都没有想到血缘关系，但是对进化论学家而言，这点应该是重要的。

达利和威尔逊部分地是受到加利福尼亚人类学家沙拉·赫地（Sarah Hrdy）等在动物的杀婴研究的启发。1977年赫地报告雄性languar猴在它刚从其它雄猴中夺取的群落中，总是要把雌猴原有的婴儿全都杀死，但是没有人相信她的报告。她在报告中说猴妈妈曾试图保护她们的婴儿，但是经常不能成功。失败之后，中断哺乳，很快就有发情期到来，这些失败了的猴妈妈立即与杀了她们的婴儿的雄猴交配。赫地注意到雄猴杀死存在的婴儿可以增加他的生殖成功。因为停止授乳可使雌性进入发情期，因而可以立即怀上新的雄性的后代。

随后的野外现场研究证实了赫地的发现，并引申到许多其它物种，而且得到了证实。雄狮在开始与新的雌性交配时杀死原有的幼狮。在小白鼠，则甚至只要一个陌生雄性的气味就常常引起流产——这很明显地是避免再向多半会被杀掉的婴儿投资的一种适应。动物都是天生地不择手段地去使它们的基因成功率增加，虽然存在这种在人类看来似乎是荒唐的行为。

在某种环境条件下，雄性动物杀死其它雄性的子女的趋势是进化产生的一种适应性。人类的虐待儿童是否与此有关？过去我们认为无关，一则因为人类的男性通常并没有夺取一群带有幼儿的生育年龄的妇女的行为，二则许多养父能很好地抚养并非他亲生的子女。我们过去认为儿童之所以被虐待不是一种进化产生的适应，而是父母亲在早期与孩子的接触太少，不利于正常亲情的建立以致正常适应未能确立。然而人类学家马克·富林（MarkFlinn）在特立伦达（Trinidad南美洲，靠近多巴多）的研究发现继父对继子要比对亲生的儿子粗暴，不论与婴儿在早期接触是否密切。在人类亲情的形成过程中，除了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短之外，还涉及更多的问题。这种不易理解的生物学和文化的交叉点，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才能揭示其中的奥秘。

精神分裂症

完全不同于焦虑和抑郁的症状的精神分裂症都不是正常功能的一部分。幻听是听到一种幻想的声音，同时还认为别人可以知道自己的思想的幻觉，情感迟钝，坚持一些古怪固执的念头，脱离社会交往，以及妄想、偏执狂等等作为一种综合征一同出现，而并非因为是一种与进化有关的防御机制。比较可能的是，某种大脑损害可以引起多种功能障碍，正如心脏损害可以引起气短、胸痛和肿胀的踝一样。精神分裂症破坏了感受——认知——情感——动机系统的正常关系。从另一个方面再次说明我们仍然不知道如何去描述高级的大脑功能。

精神分裂症在全世界各种社会统计累积的人数比例都是大约1％，关于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文明病的见解似乎并不正确，虽然有些资料证实现代社会中精神分裂症的病情要严重些。综合各方面的资料提示，对精神分裂症的易感性是由某些基因决定的。精神分裂症的亲属发病率要比别人高出若干倍，那怕是分别在养父母家中长大。同卵孪生子中如有一个患病，另一个也患病的机率为50％，异卵孪生则为 25％。另外，有证据说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殖成功率偏低，尤其是男性。

这些观察提出了我们的标准问题：这种能降低适应性的基因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频率？对抗引起精神分裂症基因的选择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这些基因应当远比现在这样少见——如果它们的存在只是简单地归于突变与选择之间的平衡的话。此外，人群中相对一致的发病率，提示这个基因不是最近而是已经保持了数千年的。看来，引起精神分裂症的基因一定要有某些益处（advantage）才能与它的严重的代价平衡。

最大的可能性是这些基因在与某些其它基因合作中有某些益处，或在某种环境下，就像单个镰刀状贫血基因具抗疟疾功能一样，尽管两个这种基因会引起镰刀状细胞贫血。也可能精神分裂症易感基因有其它效应：在大多数具这些基因的人中（尽管有一小群人会发展成这种病），这些基因会提供些许的益处。许多作者推测精神分裂症易感基因对人具有的各种益处。或许这些基因增加了人对事物的创造力和直觉。或许这些基因可使带有它的人免受某些疾病之苦（译注：1997年在冷泉港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尼斯博士提出如果将来有一天诸如引起躁狂抑郁症的基因能够被剔除的话，那对人类社会可能会是一个危险）。有些研究人员认为多疑本身的倾向（tendencyto suspiciousness itself）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弥补精神分裂症的短处（disadvantage）。上述这些观点的证据是零散的，但是它们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正常亲属具极高的成就的事实支持了上述观点。目前这方面的探索还只是一个开头。

睡眠障碍

睡眠，同许多身体的能力一样，只在出了差错时才受到我们的注意，许多人有多种多样的睡眠问题。睡眠，同别的许多事情一样，时间常常是它的关键因素。大多数睡眠问题涉及不能在恰当的时间睡眠，或者是在错误的时间有睡眠的倾向。失眠累及人口中的30％以上，由此迅速促成了一种庞大的企业，从不需处方的药丸到失眠症的专科门诊，苦于白天嗜睡的人，通常也就是那些晚上睡不好的人。你在晚上读书时打瞌睡是一种烦恼，早晨闹钟响了不想醒来是一种缺点，开车的时候打嗑睡就是一种明显的危险。

还有梦和梦的各种毛病，梦魇和梦中的恐怖。有的人睡眠时经历过仍在梦中却又觉得已经醒来但是却不能动，从而感觉到十分可怕。患发作性睡眠症（narcolepsy）的人可以在日常活动中突然滑入做梦的睡眠，有时竟发展到摔跤使自己受伤的程度，还有睡眠中的呼吸暂停，他们间歇性地在睡眠中停止呼吸以致晚上无法好好休息，白天又十分困倦，甚至使大脑受到伤害。为了理解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对正常睡眠的来源和功能有更多的了解。

睡眠是不是一种自然选择塑造的素质？有若干理由促使我们这样想。首先，睡眠作为一种本能，广泛见于动物界，在脊椎动物中可能是普遍的本能之一。但是某些动物似乎是不睡觉的，例如海豚，事实上它们有一半大脑醒着的时候另一半大脑是睡着的，也许是因为它们必须反复游到水面来呼吸。第二，所有的脊椎动物似乎都共有一种相同的睡眠调节机制，有着一个一定位于大脑古老部的控制有梦睡眠中枢。第三，哺乳动物的睡眠模式、快眼动周期和快脑电波，在鸟类也是有的，鸟类的进化是在恐龙期以前与我们分开进化的。第四，哪怕在亲缘关系密切的哺乳动物之间具体的睡眠模式的差异也很大，提示我们共同的比较近的祖先的任何一种睡眠方式都能够迅速演变使它与该物种专门的生态环境相匹配。最后，如果缺乏睡眠，所有动物的功能都变差，适应能力下降。

为了更好地了解睡眠方面的困难，我们又最好先能了解睡眠的能力和睡眠的需要怎样增加了我们的适应能力。对这个问题，1975年英国的生物学家雷·麦笛斯（Ray Meddis）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推测我们睡眠的量是由我们在昼夜循环的不同时相中的潜在生产能力安排下来的，有一位麦笛斯的书评作者指出，我们在夜间睡眠的动机是由于最好不在街上逗留。如果在黑暗中留在外面有一定的危险，又不大可能做什么事，那么我们最好是去睡觉。这点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和别的动物在白天活动时受益，但是它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在夜间保持安静的清醒状态，准备好应付可能发生的机遇或者危险，却要睡觉。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变得如此依赖睡眠，以致缺少睡眠使我们很难工作？

有一种可能的关于睡眠的进化来源的观点。设想某个远古的祖先不需要睡眠，如果有一支后代经历了昼夜循环中巨大的危险（为了简单化，假定是在夜间），而白天有较大的机遇，那么在夜间变得不活跃的个体将获得适应方面的长处。当这一物种逐渐地把它的活动限制在白天之后，它的夜间安静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深一直到可靠地在每一夜间都有若干小时不活动。

有了这样一种可靠的每天定时的不活动的周期之后，别的进化因素也会随着起作用，当一个动物醒着或入睡时，不大可能需要所有的细胞都维持相同的活力。如果某些必要的过程要在大脑脱离了它的作业时工作得更加有效率，自然选择就会把它们从醒着的白天推迟到晚上再工作，从而有利于发生我们称之为睡眠的状态。在这方面，正如1969年爱丁堡大学的依安·阿斯华（Ian Oswald）提出的，大脑某些维护过程（maintenance Processes）便越来越局限在睡眠中，而我们也就越来越依赖睡眠。在这个间期中，睡觉的个体当然必需是相当安全的，否则睡眠就会很快被自然选择所排除。正如同我们之变得依赖从食物中获取维生素C是因为我们能可靠地从食物中大量获取，在机体某些维护机制能够只在睡眠期中进行之前，一定要有稳定地获得安全的休息间期之后才有可能。研究哪些代谢过程是限于睡眠时进行的，或者是在睡眠时进行得更快的，可以使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需要睡眠。事实上，脑扫描已经揭示，在无梦的睡眠中蛋白合成最多，合成某些种神经递质的机制不能维持白天时的消耗量，因此一定要在夜间补充。此外，各种组织中的细胞分裂都是在睡眠时最快。

一旦睡眠是为了生理上的维护和修复而确立的，自然选择有可能把别的功能也归到这个睡眠期间去完成。其中经常被提到的一种功能是记忆调节功能。艾伦·霍伯赫和罗伯特·麦克卡里（Allan Hobson ＆ Robert Mccauley）曾经强调，有梦的睡眠支持巩固学习的生理。弗兰西斯·克立克和格雷姆·米基森（FrancisCrick ＆ Graeme Mitchison）有证据认为有梦的睡眠的功能是清洗不必要的记忆，很像我们定期从计算机上消除垃圾文档。我们不必仔细排斥研究这些细节，只要指出其中并不一定有互相排斥的替代学说，阿斯华提出的睡眠是作为组织修复间期而演变出来的，也并不是说不通。这些假说都与麦笛士所观察到的睡眠调节的活动间期取决于该动物的生态学不发生矛盾。与别的性状一样，睡眠无疑有多种重要的功能。每一种假说提到的功能都需要加以检验。支持另一种说法的证据只在两种功能不相容时才是反对另一种说法的。研究多种动物的睡眠模式与它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各自的进化关系，将得到许多有用的证据。

现在我们已经极少受到猛兽如老虎在夜间的威胁，人工采光也使得整夜都可以进行有生产力的活动，需要按时睡眠已经变成一种麻烦，尤其是在飞越世界时产生的时差不适应问题时，任何有关睡眠功能的知识都能够帮助我们去适应现在的需要，或者至少使我们能够在晚上阅读不至于打瞌睡，然后在晚上又睡得很好不去为明天的事情烦恼而无法入眠。

梦境

有史以来，而且无疑在史前时期梦境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近年来，提出了许多有关梦的功能的学说，从弗罗伊德的学说关于梦中充满了被禁锢的欲望的宣泄到弗兰西斯·克立克的学说认为梦中清除和整理记忆。但是这些分歧没有得出结论，当代的主要权威人士如哈佛大学的霍伯森，仍然强调梦可能没有什么特定的功能，只是大脑活动的附带现象。对我们来说似乎不是这样，因为简单地观察到缺乏有梦的睡眠会引起严重的病态心理。例如，放在池中的小台上的猫可以入睡，但是与有梦的睡眠相伴随的失去肌肉张力使它们滑入水中而被惊醒。这样引起的缺乏做梦睡眠使这些不幸的猫狂暴任性，性欲亢进，并缩短生命。

即令还没有能够弄清梦的功能，从人的进化的角度也有助于了解它。加利福尼亚大学（Santa Barbara）的进化人类学家唐纳德·西门思（Donald Symons）指出，由于进化的原因，我们在梦中经历的刺激受到严重的局限性，尽管每一个人的睡眠行为差异很大。但是在梦中，我们都倾向于“看到”我们自己的许多活动，但是很少“听到”有声音，“闻到”气味或者“感觉到”机械刺激的经历。我们可以在梦中做事，却并没有活动，因为我们在可以做这种梦的睡眠中的运动神经是瘫痪的。我们可以记得别人在梦中的样子和告诉我们的话，但记不起他们的声音是怎样的。我们可以记得在梦中愉快地喝了一杯酒，却常常记不起它的风味。我们在梦中可以被人打过，但不记得那是什么感觉。

这些局限性的原因，按照西门思的说法，是因为石器时代实际情况的需要。我们可以承担视觉的幻觉，因为闭上的眼睛本来就看不见什么；夜间的黑暗也使视觉没有多大的作用。恐慌迫近你时，都是一些需要我们的听觉、嗅觉和触觉不失警觉的线索。有些动物在睡觉时是睁着眼睛的，但是我们人类是打开耳朵睡觉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梦使我们听不到重要的声音。西门思的假说说明了梦境中的某些特点，也预测了某些尚未注意到问题，这个假说能否成立，要看今后对梦中感觉的组成，预测是否够准确。截至目前为止，大部分已得到的证据似乎都符合他的假说。

精神病学的前景

近年来，精神病学竭力模仿医学的其它分支，设计明确的诊断分类。尽管有些人为的勉强，尽可能用可靠的方法度量症状，以及实验设计和资料分析方面的标准。精神病学研究现在已经与医学的其它领域一样是定量的。这些努力是否已经使精神病学变成神经病学、心脏病学或者内分泌学相似的另一个医学分支呢？很难。研究的发现是可靠的，但是无法与首尾一致的理论衔接起来。在模仿其它医学分支研究疾病的分子机制时，精神病学本身却缺乏一种精确的概念，没有一种默契的基础。精神病学不能同其它医学分支一样，因为虽然试图找到引起疾病的缺陷何在，却并不了解这个机制的正常功能，精神病学处于一种本末倒置的状态。

关于焦虑的研究可以作为说明问题的例子。精神病学家现在把焦虑分成9个类型，把它们看成一些不同的病种，分别研究它们的流行病学、遗传学和脑化学以及对治疗的反应。当然，困难在于焦虑本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防御。这样研究的结果，就像内科医生用这种方法去研究咳嗽，定义为一种“疾病”去拟订它的客观诊断标准。也许，硬性规定咳嗽的诊断标准可以是：持续有两天以上每小时咳嗽两次或更多；或者阵咳持续两分钟以上。然后，根据多因素分析其临床特征、遗传学、流行病学以及对治疗的反应去划分成各类咳嗽的亚型。这样的研究有可能分出特别的咳嗽亚型，例如伴发于流鼻涕和发热的咳嗽，伴发于变态反应的咳嗽，伴发于吸烟的咳嗽，以及常常会导致死亡的咳嗽。其次，可以在患有咳嗽病的人们中间研究其神经机制异常，来探索各种亚型咳嗽的病因。发现了咳嗽是伴发于胸肌收缩的神经活动增加，可以推论到这些神经的过度活动可能有某种神经生理机制。发现了大脑的咳嗽控制中枢，又可以引起这个中枢的不正常怎样会引起咳嗽的一些想法，关于可待因可以止咳的知识可能使一些科学家想到咳嗽可能是体内缺少一种可待因样物质。

这样的咳嗽研究方案很明显是荒唐的，但是我们之所以知道这样做是干傻事的原因是我们在了解咳嗽的原因时，不从产生咳嗽的神经和肌肉上去找，也不从调节咳嗽的大脑机制上去找，而是在可以引起保护性咳嗽反射的情况和刺激的正常条件下去寻找原因。虽然有某些罕见的咳嗽是因为咳嗽调节中枢的异常所致，绝大多数咳嗽都是把呼吸道异物排出的一种适应性反应。只是在寻找过这种自然刺激之后医生才去考虑咳嗽调节机制本身出错的可能性。

许多精神病医师为了帮助一生中经常有惊慌、紧张、恐惧和不能入眠等困难的人而研究对焦虑易感性方面的个体差异，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题目。然而，这种方法引起了许多混乱的概念。如果对咳嗽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样的个体上：他的一生中对最小的刺激（Stimulus）都倾向发生咳嗽，这会出现什么情况？你会告诉他们患有一种“咳嗽病”。随即对这些患“咳嗽病”的人花大量工作寻找其异常基因。无疑，有的人有可能会有对咳嗽的遗传易感性，但是这种研究对我们了解大多数咳嗽的病因不会有多少用处。

这样把焦虑和咳嗽放在一起比较，当然是有不恰当的地方的。焦虑远比咳嗽复杂、它的功能比较不明显，而且个体之间的差异也比较大。更重要的是，焦虑的诱因远不如咳嗽的诱因那样明确、实在。咳嗽是呼吸道的异物所引起的，而焦虑则是各种各样的明显的、隐晦的诱因在思维过程中经过神秘的复杂处理之后引起的。焦虑最明显的诱因是危险对象的形象，或者与疼痛连在一起的某种讨厌的刺激。大多数临床上的焦虑多半是由复杂的诱因所引起，需要敏锐的解释。例如，老板没有同你打招呼，你没有被邀请参加晚会，朋友在散发解聘书的这天躲开你，你可能感到十分担心。如果是你的生日，你可能以为正在准备一个意想不到的晚会，同样的刺激可以引起另一种十分不同的反应。这个例子只是略为涉及调节焦虑的精神系统复杂性。还有许多愿望和感觉常常在下意识中可以引起焦虑。女人可以在她开始一件认为与她的丈夫无关的事时发生恐慌。许多引起焦虑的诱因不容易弄清楚，但并非不存在，也肯定不意味它们所引起的焦虑是没有用的，或者是不正常的大脑机制的产物。

相反，正因为焦虑是一种正常现象，也就不意味着它们都是有用的。此外，有许多焦虑性疾患是有遗传因素起作用的。我们还不知道用遗传缺陷还是正常差异去理解比较好，可以肯定的是，各种威胁的类型和危险程度对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有很大差别，这应当能在焦虑的调节机制中保持一定程度的遗传差异。

如果精神病学停留在当前这个发展阶段，它就只能治疗有可以证实的大脑缺陷引起的疾患，而日常生活中的痛苦和烦恼只好留给别的医生。这对病人和精神病医生都不是好事。医学的其它分支治疗正常的防御反应，精神病医生当然也可以这样做，在这些方面，用进化论的方法看问题是精神病科医生与医学的其它分支汇合的途径。努力去了解情绪的各种功能以及它们的正常调节，对精神病学所起的作用，可以同生理学对医学的作用相比。这是一个框架，研究病理心理学可以同研究病理生理学一样，使我们了解，机体系统的正常功能在什么地方出了错。可以预期用进化论方法可以使精神疾病的研究回到医学中来，不是用一种粗糙的情绪问题的“医学模式”（“medical model”of emotional problems），而是与医学的其它部分一样用同样的达尔文方法加以理解。

谢选骏指出：人问“精神病是不是疾病”——并说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20年前，如果有人坚持说他们的焦虑是体质性的，将被认为是在否认某些事实，企图回避下意识中痛苦的记忆。现在，许多精神病医生也已经同意抑郁或者焦虑可能是一种大脑代谢不正常的生物医学疾病，需要药物治疗。像上面这位女病人，有的人已经坚信这种观点，如果精神病医生一定要追问感情生活史的话，病人会产生反感。有一篇影响很大的综述用下面这几句话小结了这种变化：近年来，精神病学领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研究的焦点从意识转向大脑……与此同时，医学模式也从基于不适应性精神过程引起的精神障碍转变为以生物医学疾病过程引起的精神障碍。

我看——《我们为什么生病——达尔文医学的新科学》这本书的中译本据Phoenix1994年版本译出的，它所说的“20年前”，应该是1970年代或再之前，难怪佛洛依德在1980年代的中囶还很流行。不过现在，谢天谢地，佛洛依德的魔法时代终于终结了。

【第十五章 医学的展望】

如果没有进化论，生物学的一切问题都无法理解。

西渥度塞斯·杜勃赞斯基《美国生物学教师》杂志1973，35：

（下面这个关于表的寓言见于里查德·道金斯介绍进化论的《盲人制表匠》，该书1986年由纽约的Norton出版社出版。他把常常被引用的威廉·佩里1802年的杰作《自然神学》中的思想引伸用来介绍进化论。佩里的书中原意是为了论证圣经中的创世论的。他举出的许多优美设计的例子却为别人，包括达尔文提供了证明自然选择的伟大力量的极好的证据——译注）

当你从一条修整得很好的小径上走过一个庭院时，早晨的太阳照亮了路边草丛中一个闪光的东酉。拨开一些树叶，你找到了一只古装表。这是一只200年前的老式怀表。但是，不要忽略了这只表的许多细节。做工之精巧仍然令人惊叹不已，密封的表壳几乎看不出缝在什么地方，嵌在表面上的水晶是对称的，仍然闪光，表链的做工也很精致。终生制表公司的标记旁边刻有这只表的编号。当你赞赏它的做工精致的时候，阳光也照到了它的不完善之处。水晶的镶嵌略有偏斜，表链虽然很漂亮也很柔软，却太细了一点，而且已经断了，说明了这只怀表为什么会掉在这个地方。槽口完全和拇指的形状一致，但是略嫌大了一点，使灰尘和水气容易跑进去。这些缺点真奇怪。打开表的背面，机械结构的精致再次令你赞叹，不上锈的黄铜齿轮，细如发丝的游丝，悬挂在钻石底座上的平衡摆轮，设计是如此的精巧。但是给它对时间的时候，却发现旋钮是太小了一点，很不容易抓住它，而且拧了12圈才进1小时，摇摇它，走了几秒钟又停了下来，因为钢制的弹簧发条上已经长了锈斑。这只表真奇怪，许多方面是如此的完美，却仍然有不少毛病。这个制表的工匠为什么允许它留下这么多明显的毛病呢？表壳的里面，有小字的铭文，在放大镜的帮助下你读到：

Model 3500001859为精确记时而设计，它能自行修复大多数问题。除制造上的缺点、新的环境条件或者设计上的折衷外，在理想条件下使用，它的寿命是85年，仔细保护它，你将终生享用。终生制表公司（Lifetime Watch CO．）

对疾病原因的回顾

现在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上来，回到似乎是医学中最不协调的核心问题上来。虽然我们的身体结构十分精致，却有许多明显的缺点。尽管有多种多样的防御机制，我们还是有不少容易受伤害的地方。虽然有很快很精巧的修复能力，我们的身体不可避免地逐渐变质衰退，最终归于衰竭。在达尔文之前，医生只能对这些不协调感到奇怪，而存在一线希望的是，希望我们的身体是高深莫测的神的安排，或者疑心是宇宙的恶作剧。甚至达尔文之后，这种不协调也常常被误认为是自然选择的弱点或任性。直到现在，人们才用达尔文学说提出了几种截然不同的原因来说明这些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没有设计更加可靠一些？为什么会有疾病？我们已经看到的理由是不多的。首先，有一些基因使我们受到疾病的危害。有一些是不断发生的突变新产生的缺陷基因，自然选择使它们十分罕见，它们比我们过去想像的要少。还有一些因为它们不到生命的晚期并不表现出妨碍适应性的问题，自然选择便无法清除它们。大多数有害的遗传作用，之所以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是因为它们还有某些我们至今还没有查清楚的长处（优点）超过它们所要付出的代价。其中有些表现出杂种优势，有些虽然使携带者不利，但能自我增加其基因频率，有些是遗传上脱离了正常的轨道，只在与某种新的环境因素相互作用之后才产生不良的作用。

其次，我们之所以患某些疾病，是因为现在所处的环境不是我们在进化过程所处的环境。只要有充分的时间，身体几乎可以适应所有的条件，但是从人类文明萌芽以来的一万年时间还不够充分，所以我们在生病。传染病的病原体进化得更快，我们的防御总是落在它们的后面。

第三，因为设计上的妥协方案，也会产生一些疾病，例如与直立体位相关联的腰背痛。

第四，我们不是自然选择保存下来的唯一具有产生适应性的物种，自然选择在病原试图吃我们，而我们也想要吃病原的艰巨战中起作用。在这些生物界的矛盾之中，正如同在竞技场上，你不可能永远是赢家。

最后，疾病还可能是不幸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后果。如果生物体的设计可以从新开始，或者有可能进行重大的修改，是有可能找到防止疾病的办法的。然而，每一代人都只能这样用父母赋给的身体生活下去，没有可能重新设计。

我们看到的人体是既强壮又脆弱的。所有的生物进化过程的产物都是一堆妥协的方案。每一条都有所长，但是常常要付出对某些疾病易感的代价。自然选择无论经过多长的时间都无法彻底清除这些对疾病的易感性，因为它们正是自然选择所创造出来的。

研究

达尔文医学这一新生的事物面临着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它的远期目标是什么？我们应当怎样从进化史的观点出发去分析各种疾病？假说应当怎样提出，又怎样去验证？谁来负担研究的费用？安排哪一个学术部门或者研究机构中的什么人来做这些研究工作？为什么这个事业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开始启动？

我们从远期目标说起。在对疾病的进化史研究确立之后医学教科书会是怎样一种面貌？现在的教科书提到某种疾病的知识时总是这些传统的题目：体征和症状，实验室所见，鉴别诊断，并发症，流行病学，病因学，病理生理学，治疗和转归。这样的描述遗漏了另外一类问题的说明。某些当前的教科书有一两句话提到镰状的细胞病或者咳嗽、发热的益处，却没有一本系统地关注进化的力量对致病基因的作用，致病的新的环境条件，或者宿主-寄生虫之间的军备竞赛。按照我们的意见，每本教科书描写一种疾病时应当有一段文字来描述它的进化史，这段文字应当提到这样一些问题：

1．体征中哪些是疾病的直接表现，哪些实际上是防御反应？2．如果这种病有某种遗传因素存在，这种基因为什么会持续存在？3．新的环境因素是否与发病有关？4．如果是与感染有关的疾病，哪些方面是有利于宿主的，哪些方面有利于病原体，哪些有利于双方？病原体对我们的防御有些什么对策，我们又有什么特异的防御机制应付病原体的对策？5．这种疾病的易感性与哪些历史上的遗留问题或者设计上的妥协方案有关？ 这些问题明确地指出了许多疾病研究中很重要的但是被忽视了的问题。就是感冒也有许多新问题要研究。吃或者不吃阿斯匹林会有什么后果？用喷鼻剂或血管收缩剂起什么作用？用第三章的分类，流鼻涕是排除病原的防御机制还是病毒用来播散的手段，或者兼有两方面的作用？其中大部分问题，尽管它们在概念上很简单，却对我们有很实际的意义，但是现在还没有开始研究。

再看比较慢性、复杂的跖筋膜炎。这种病有时被称做跟骨骨刺。这种常见的毛病引起足跟内侧剧烈的疼痛，尤其是早晨刚刚起床的时候。其近因是足的前后部联结起来的坚韧的组织，腱膜，好像一条弓弦，支持着足弓。每走一步路，它都被拉伸，每天上千次地承受身体的全部重量。这个腱膜为什么这样常常出问题？一个最容易的答案就是自然选择未能塑造足够坚强的组织来担任这个任务——现在倒是应当考虑这种可能性。很有可能是我们用两只脚走路的历史还太短，自然选择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充分地加强这条筋膜。这种解释存在的问题是跖筋膜炎非常多见又产生跛行。同近视一样，在自然环境下会严重地降低适应能力应当会被很强的力量淘汰掉。有些专家说跖筋膜炎发生在用拇趾向外侧偏斜方式走路的人，这种形态增加了跖筋膜所承受的应力。但是，我们为什么用这种方法走路？是现代穿鞋的习惯使然吗？但是许多从不穿鞋的人也有用拇趾外展走路的。

有两条线索指出跖筋膜炎可能是新产环境引起的。首先，拉伸跖筋膜的运动，使它更长些，更加有弹性，这样对缓解这种毛病是有效的。其次，现在我们有许多人做古代狩猎-采集部落的人不做的事情：我们整天坐在椅子上。大多数狩猎-采集部落的人每天要步行好多小时，而不是把运动压缩在户外活动的很短的时间里。他们不走路的时候，也不坐在椅子上，他们蹲下来，这种姿势一直拉伸着跖筋膜，他们没有跖筋膜炎这种毛病，也没有物理治疗，只是蹲下来的休息和每天走几小时的路。这种假说，认为跖筋膜炎是因为坐的时间太长使筋膜得以收缩。而且这种病可以用蹲着和其它拉伸筋膜的方法预防和治疗。这是很容易用流行病学资料和直接的治疗研究加以验证的。

达尔文医学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于当前把维生素C、维生素E和葫萝卜素等抗氧化剂用作保健药品是否恰当的争论。专家都已经承认这些药物可以减少心脏病、癌症，甚至推迟衰老过程，对照研究也提出了更多的资料支持这些说法，尤其是关于它们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但是1994年有一个重要的研究报告说葫萝卜素似乎增加某些人患癌症的风险。现在对这个问题仍然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研究这个问题的医生建议不要在大规模的研究得出结论之前轻率地推测它。我们同意这种比较保守的看法，希望能从进化史的观点加快这个解答的过程。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提到自然选择似乎已经使我们的身体有了较高的水平的抗氧化剂，尽管这些抗氧化剂也可以引起疾病。尿酸水平在寿命较长的物种中是比较高的，在人类也是高的，所以我们对痛风易感。似乎自然选择的作用使人类的尿酸水平，过氧化物歧化酶，也许还有胆红素的水平和别的什么物质的水平都比较高，因为它们是抗氧化剂，可以延缓这个物种中因年龄增大之后产生的一些不良作用，可以在过去不太长的十几万年里大大地延长其寿命。

为什么体内的抗氧化剂水平还没有达到最佳水平呢？有可能是我们的抗衰老机制仍然在追赶我们的寿命最近的延长。也有可能是高水平抗氧化剂所付出的代价（也许是降低我们对感染或毒素的抵抗力？）。把它们限制在只适应石器时代三、四十岁寿命的水平。这些可能性提示，增加额外的抗氧化剂到食物中去的益处要超过付出的代价。与许多别的情况相反，从进化史的观点看是反对过分干预的，在这里它支持积极地追求可以防止衰老作用的方案。这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应当是研究体内别的抗氧化剂以及评估它们的代价和益处。如果能观察到高尿酸水平的人除痛风之外还要付出其它代价，以及他们是否确实比别的人较少表现出衰老的体征，是有很大的意义的。观察与我们亲近的灵长类动物中的类似的代价的益处也是有重要意义的。有了这些知识之后，我们判断哪些人将从用抗氧化剂中获益，可能发生些什么副作用就会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这本书里面提出了几十个研究的课题，其中有不少可以用作哲学博士（Ph．D）论文的选题，有些则需要一些科学家付出毕生的精力。但是研究这些题目是很困难的，因为现在没有哪一个政府机构支持这些课题的研究。现有的基金委员会拒绝提供支持，因为他们被授权只支持研究近因机制和某些疾病的治疗，此外，这些委员会中很少有几个人懂得关于进化史思想课题的提出和验证的方法，另一部分人则由于对进化史假说的科学现状的偏见而有所疑虑。这个分配基金的系统使得即令只有少数人存在疑虑也能把提供支持的机会打消。

对生物化学家或者流行病学家说来，判断进化论假说的设想就好像要求无机化学判断大陆漂移。达尔文医学需要懂得进化生物学的概念和方法的基金委员会。目前，政府提供重大基金资助的希望仍然渺茫。这个领域里快速增长的希望还是那些私人性质的基金会建立机构来支持达尔文医学的发展。只要有中等程度的支持便有可能迅速改变医学的面貌，如同向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的投资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一样。1965年雷诺·度波斯（Rene Dubos）指出：

当前生命科学——生物学尤其是环境医学的情况很像1900年前后与医学相关的物理化学。那时，在美国研究物理化学生物学（physicochemical biology）是没有地位的。热衷于这方面的科学家在医学界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所幸，有少数慈善家理解这种困境，他们捐助资金建立了一些新的研究机构改变了这种状况。洛克菲勒研究所可能是最典型的例子，有意识地，也成功地为医学提供了基础的物理化学知识…生命科学尤其是环境医学是今天的处女地，甚至比50年前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的发展程度还要差些。除非有系统地努力给予一定的学术地位，提供必要的机构去开发它，否则仍将停留在不发达的处境。

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

为什么用了一百年以上的时间才开始把达尔文学说系统地应用到疾病研究上来？科学史学家将关注这个问题，但是这几条理由可能说明一些问题。有关疾病的进化史假说的提出和验证方面可以预计到的困难，进化生物学的某些最新进展以及医学领域里的某些特殊性。

生物学家长期以来就在企图勾划出生物特征的功能和进化史来源，但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明确，这项工作要比勾划出生物的构造和活动困难得多。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迈尔在《生物学思想的发展》一书中追踪了两种生物学平行发展的轨迹。医学，处于近因生物学的前沿，最近才开始关注进化史方面的问题。毫无疑问，第一个简单的原因是这些问题和目标十分困难，因此便浇开了为什么这个人有这种疾病的问题，先去研究这个物种有些什么特征性状使他们都是具有易感性的问题。即令是现在，提出为什么自然选择会塑造成一些像疾病这种不适应性的东西来也似乎是古怪的问题。此外，医学是一种应用科学，进化史的解释对于预防和治疗疾病没有立杆见影的作用。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使大家明白，追溯疾病的进化史解释是有实际应用价值的。

如果是为了谴责医学在运用进化生物学思想的拖拉和迟缓，似乎是进化生物学家和医学家应当各负一半责任。进化学家不可原谅地用了太长的时间才把有关的思想方法阐述清楚。在19世纪中叶达尔文、华莱士等人的推动下，20世纪初孟德尔在遗传学上的革命之后，为什么一直等到1930年费歇尔才说清楚出生的男孩和女孩是几乎相等的？为什么要等到麦德瓦（Medawar）本世纪中叶的工作之后我们才有衰老的概念？为什么要等到1964年哈密顿的书出版之后才明白亲属关系在进化中起作用？为什么一直要等到70年代和80年代我们才有了关于寄生虫和宿主、植物和草食动物之间的进化过程是相互影响的思想？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是与对进化论思想尤其是对适应性和自然选择长期的抵触情绪有关的。即令在生物学家之中，这种反感也不少。我们不能责备医学科学家在别的学科确立他们的学说之前没有去利用它。

医学科学家也有可能不愿意去考虑功能假说，因为他们被灌输了只相信实验科学的传统教育。他们被错误地告知科学进步只能依靠实验。但是许多科学进步是从一种学说起步的，许多假说的验证并不依靠实验方法。例如，地质学，不能把地球的历史重演，然而还是可以得到可靠的结论说明煤田和山脉是怎样形成的。同进化假说一样，地质学的假说是通过解释已经获得的资料和预测尚未记录在卷的新发现来验证的。

最后，医学，同科学的其它分支一样，对那些类似最近被否定了的错误学说的见解持有特别审慎的态度。医学经过许多年的奋斗才摆脱了活力学说，活力说认为生物体内充满了一种神秘的“生命力”，所以医学一直攻击哪怕并不很清楚的略为相似的东西。同样，目的论（teleology）作为一种幼稚的和错误的思想寻求复活的途径是应当拒绝的，但是不少人从大学的一年级的哲学教科书里以为目的论的错误在于根据它的目的或者目标去解释某些事物。这种告诫如果是说明将来的情况不会影响到现在是正确的。如果说，现在为将来制订的计划不能影响当前的过程，也不能通过它们去影响未来的情形则是错误的。当前的计划可以是印刷烤蛋糕的配方，也可以是储存在鸟蛋里面的DNA中的信息。生物学方面的功能性解释并不意味着将来对现在的影响，只是一个生殖和选择很长的周期的。鸟的胚胎在卵中发育出翼的雏形，因为早先没有这种翼的雏形的祖先没有后代。成年的鸟生下蛋来，其中的胚胎发育出翼的雏形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从这个角度来看，鸟的翼的雏形是为将来准备的，是由它过去的历史造成的。根据一种性状的功能作出进化论解释，并不意味着进化涉及任何有意识的、主动的计划，或者有目的的导向，这种顾虑就使它难以利用进化科学主流中的全部成果。虽然是为了避免倒退，然而相反，却落后了。

医学教育

医学教育也同样为了避免过去的错误而处于困境。目前的窘境来源于过去已经解决的问题。

本世纪之初，卡内基基金会向阿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提供了一项医学教育的研究资助。跨国旅行之后，他报告了一种有害的学徒系统的医学教育方式。医生，不论是好的医生还是不好的医生，都能带助手，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助手学到一点医学知识。医生的正规科学训练是零星的，甚至基本的解剖和生理学知识都不完备。弗莱克斯纳的报告在1910年发表之后，奠定了新认可的医学教育标准，需要医学校给未来的医生进行基础科学教育。

在这方面讲，现在的医学校已经远远超过了弗莱克斯纳的希望，而且做过了头，事实上，他如果看到现在医学院的课程表不知道会说什么。现在的医学生不仅接触到基础科学知识，他们还被淹没在各个学科教师研究的最新进展之中。每个医学院的课程会议上都会有一场学生时间的争夺战。微生物学教师要更多的实习时间，解剖学教师也要，病理学教师认为不可能在40个小时里讲完应当讲的材料，药理学教师说至少要增加 30％的课时才能把重要的新药讲完。流行病学教师，生物化学教师，生理学教师，精神病学教师和神经科学教师都要更多的时间，而学生也必需跟上遗传学的最新进展。他们还需要学习足够的统计学和科学方法学才能够阅读科研文献，在进病房之前，还得学会怎样同病人交谈，怎样进行体格检查，怎样写病历，怎样抽血，怎样做培养，怎样做腰椎穿刺，怎样做涂片，测量眼压，检查尿和血，还有……需要了解的知识，需要学习的技能铺天盖地而来，这一切都要塞进医学院的前两年课程中去。

学这么多是可能的么？不可能。为什么会提出这种不切实际、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一方面是教师们希望我们的医生什么都懂。更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人对这件事负责。委员会排课表的时候，每一个基础学科都在争取更多的课时，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加总的课表。每周30节课以上的情形已经是常事，下课之后，学生还要回去读教科书和笔记。

你也许认为学生的投诉应该能引起减轻学习负担的改革，但是这几十年来学生反复提出的意见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只有技术进步带来了一些变化，这个技术是复印机。学生自己不到教室去，雇人在课堂上做笔记，然后每人收到一份复印的拷贝。留在家里读笔记，不再在各个教室奔忙。这已经成为新的生存策略。当教室里只看到20个学生来上课，而注册的学生名单是200人时，教授们勃然大怒，然后教学大纲的改革开始了。在医学院院长的主持下，提出新的要求：精减一批教材，砍掉一些课时，改进教学方法，这个改革如果成功，将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

上述这些努力能给达尔文医学留出空间，除非没有进化医学系提出设置这个课程，或者没有学科主持人懂得并愿意开这门课。既需要医学院院长们的重视，也需要有时间让院长们在课程中安排进化论排进课程之后，这不仅会使学生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疾病，一还能使医学教材中太过于专断的论述得到圆满的解释。达尔文医学可以使医学教育中混乱的课时竞争得到理智的调整。

临床意义

现在还有不少进化论观点的临床意义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已经有不少立刻可以改变病人和医生对疾病的看法。现在让我们先听一次前达尔文主义（Pre－Darwinian），然后再听一位达尔文主义医生同病人谈论痛风的情形。

“痛风使我们的大拇指发炎，对吗？医生，痛风是怎样引起的？”

“痛风是尿酸结晶在关节液中引起的。我认为你能够理解为什么几颗砂粒样的结晶就能使关节疼痛。”

“那么为什么我有这个病你又没有呢？”

“有些人的血尿酸水平比较高，也许是遗传和食物两方面的原因结合起来造成的。”

“那么身体的设计为什么不能更好一些？应当有某个系统能把尿酸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但是，我们现在还很难期待我们的身体是完美的，是吗？”

这时，我们的前达尔文主义医生闪避搪塞问题，认为这种“为什么”的问题没有必要认真地对待。他不知道近因解释和进化史原因解释的区别，他对于疾病的进化史方面的历史根源的重要性和合理性讲不出什么道理来。

达尔文主义医生给病人另外一种答复，比较针对着他的提问。

“你的问题很好。已经发现人类的尿酸水平比别的灵长类动物高很多，而这种高水平的尿酸是与人类的寿命比较长相关的。寿命的比较长的物种有着较高的尿酸水平。似乎尿酸可以保护我们的细胞避免氧化的危害，氧化是衰老的原因之一。所以自然选择可能在我们的祖先中选择那些尿酸水平高的，哪怕有些人后来患了痛风，因为较高的尿酸对我们人类这种活得寿命比较长的动物特别有用。”

“所以说高水平尿酸抗衰老？”

“基本上是这样，这样理解多半是正确的。但是，至今还没有证据肯定尿酸很高的人活得特别长。任何人都不愿意大拇指这样痛下去，所以我们将要把你的尿酸水平降到正常范围使痛风得到控制。”

“我懂得这个道理了，谢谢医生。”

这不是唯一的例子。达尔文主义的立场已经能对处理许多医学问题有所帮助，例如链球菌咽炎（strep throat）：

“这是链球菌咽炎，因此你应该用些青霉素，打7天针。”达尔文主义医生说。

“这样便能使我的病好得快些，对吗？”病人用嘶哑的声音说。

“可能好得快些，还会减少发生风湿性心脏病之类的可能性，因为患链球菌咽炎时，体内要制造免疫物质攻击细菌。”

“为什么我们身体不会制造一种更好的免疫物质，只攻击细菌不会伤害我的心脏呢？”

“因为链球菌在我们人类身上进化了上百万年，它的诡计就是模仿人类的细胞的蛋白结构。所以我们制造出来攻击链球菌的抗体也会攻击我们自己的组织。我们与链球菌的竞赛，是无法取胜的，因为链球菌的进化比我们快得多。链球菌每小时便有了新的一代，而我们要20年。幸好我们还能用抗生素杀死它。你要为了自己也要为了别人在病情好转之后继续用一段药，因为否则便有可能帮助那些能够在短期接触抗生素之后继续生存的链球菌，而这些抗药性变种的链球菌会使大家都要遇到麻烦。”

“哦，我懂得我为什么要把这瓶药吃完了。OK！”

或者再看一个心脏病发作过的病人：

“医生，如果我的高脂固醇是基因引起的，那么改变我的食物又有什么用呢？”

“这些基因在我们过去进化成人类的正常环境中本来是无害的。如果你每天要花6—8小时走路去寻找食物，而且大多数食物是淀粉和野外猎取的兽肉，你是不会患心脏病的。”

“但是恰好就是我不应当吃的食物是我最喜欢吃的，这又怎么办呢？不能吃油炸薯条、冰淇淋、乳酪和牛排？你们当医生的就是要把一切好吃的东西都夺走。”

“我们现在打电话就能找来过去在非洲大草原上非常短缺，但是不能缺少的必要的食物。那时，我们的祖先找到了一点盐、糖或者脂肪，就要尽可能地多吃一些，但是现在我们要多少就有多少。只要装在卖杂货的车上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吃的脂肪比我们的祖先多两倍以上，也吃了更多的盐和糖。你是对的，这是一个存心使人不愉快的恶作剧，我们需要的正是我们不喜欢的。吃一种健康的食物，在现代条件下是不容易的，我们要用脑子和意志去抵抗我们原始的欲望。”

”对了，我虽然仍然不愿意放弃我喜欢的食物，但是至少我懂得这个道理了。”

还有另外的上百个例子：对感冒或腹泄病人的忠告，解释衰老。妊娠呕吐的意义，变态反应可能存在的用处。虽然还有许多医学问题还有待于从进化史的角度予以阐明，达尔文医学已经能在临床上发生作用了。

必需注意防止误解。同其他人一样，医生和病人常常把真理延伸得太远。已有不计其数的新闻记者打电话来问：“你是说发热时我们不应当吃阿斯匹林，对吗？”错了，医学的临床原则应当来自临床研究，不是从学说中引伸的。因为我们知道发热可以是有用处的，就拒绝用阿斯匹林是错误的，不去治疗那些妊娠呕吐、变态反应和焦虑等等的不愉快的症状也是错误的。每种情况都需要单独予以研究，每一个病例都要分别具体对待。进化史的研究，尽管提示这些治疗是不必要的，或者有害的，但是我们仍然要研究利害相权的得失。

公共政策方面的含义

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再重复一次，道德伦理的原则是不能从生物学的事实来推导的。例如，关于衰老和死亡不可能避免的知识对于我们应当把多少医疗资金花在年龄很大的老人的身上是没有指导意义的。然而，这些事实对于我们制订什么样的奋斗目标是有所帮助的。当前，美国医疗保健费用的危机来自几个方面：新的基金机制，新的技术，经济状况的波动，还有社会价值观念对医疗质量的责难日益强烈等等。在这样的一个复杂局面之下，不可能有人人都满意的一种方案，由于政治原因，也不大可能贯彻一种比较可行的政策。

在不妄求提出解决方案的前提之下，我们看到这场争论中的一些人甚至在什么是疾病这点上都没有一致的看法。他们知道疾病不是好事，但是对于疾病的来源以及能够预防或缓解到什么程度，有差别很大的看法。有人谴责不好的基因，另一些人强调大量疾病是因为人类的癖好，尤其是不良的食物和滥用药物。最近有一篇权威性论文说美国有70％以上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可以避免的。这篇论文极力主张加强预防，因为预防能大大减少医疗费用，在经济上十分合算。从历史上看，这种方法是可以理解的。许多杰出的医生和研究人员一再呼吁预防而不是治疗。现在预防医学领域已经提供了若干帮助，特别是涉及公共事务方面的问题，不过人们仍然没有从他们的医生的那里得到可靠的怎样健康生活的忠告。根据达尔文医学的原理用新的方法组织起来的医疗保健系统有可能提出把大部分具体资源实实在在地用于保持健康。

对个人和对哲理上的意义

对我们说来，同健康一样重要的事情是不多的。“你好吗？”这句普通的问候语，说明了我们是多么关心我们的健康。这句话仍然没有充分说明健康的重要性。当这个人失去了一切之后说，“我的身体还好”。一个人失去了健康，一切都没有了价值。我们大家都要求懂得患病的原因，保持和改善身体的健康。

过去，在没有有效的治疗之前，医生对疾病提出预后判断，指出希望在，还有设法解释为什么生病，当可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严重的疾病总是可怕的，人们要求知道为什么。在多神论的时代，这种解释比较简单，一个神制造疾病，另一个神治疗它，到了人们打算只要一个上帝的时代，解释疾病和原罪的关系就比较困难了。历代的神父都在思考这个神学上的难题，一个好的上帝为什么要让好人生病？

达尔文医学不能代替神父解答这个问题。它不能把疾病说成是上帝的安排。人们的疾病并不反映人们的原罪。达尔文医学只能让我们了解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会受到某些疾病的侵害。从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看待医学，使疾病失去神学的意义但是得到了科学意义。疾病不是随意发生的，也不是恶的报应，它最终源于过去的自然选择。这里有一个悻论，即给我们带来益处的能力也常常给我们带来疾病。自身免疫是我们强大的攻击入侵的病原能力的代价，癌症是组织能够自我修复的代价。绝经可能保护着我们已有的孩子身上的基因的利益。甚至衰老和死亡也都不是偶然的安排，而是自然选择不屈不挠地塑造我们的身体使我们的基因能够最大限度地传递下去而作出的一种妥协。在这些矛盾统一的冲突之中，我们可能得到一种从容的满足，至少能够理解到杜勃赞斯基所说的进化论的意义。

毕竟，如果不从进化史的角度去观察，医学里面没有可以讲得通的道理。

谢选骏指出：人说——“如果没有进化论，生物学的一切问题都无法理解。”我看——即使有了进化论，生物学的根本问题还是无法理解——那就是，生命是如何诞生的？

人说——在现在的地球上，生活着150多万种动物、40多万种植物和20多万种微生物，构成了一个蜂飞蝶舞、鸟语花香、山清水秀、绚丽多彩的生命世界，繁衍进化，生生不息。从高山到平原，从沙漠到草原，从空中到江河湖海，从地表到地下，到处都有生命的踪迹。

然而，在46亿年前，当地球在宇宙中形成之初，地球不仅受到亿万颗彗星和陨石的撞击，而且用了大约一亿年的时间，才把高达数千摄氏度的温度降了下来。那时的地球是一个无生命的荒凉沉寂的世界。过了大约10亿年，地球上似乎才有了简单的蓝藻类微生物。那么，地球上最初的生命是何时、何地又是如何诞生的呢？这就是人们普遍关心的地球生命起源的问题。

生命起源是当代的重大科学课题，然而却又是至今依旧了解甚少的最基本的生物学问题。

关于生命的起源，历史上曾经有过种种假说，如“神创说”认为生命是由上帝或神创造的、“自然发生说”认为生命，尤其是简单生命是由无生命物质自然发生的。这些假说多出于臆测，已被人们所否定。从近年召开的国际生命起源学术会议提出的研究论文看，当代关于生命起源的假说可归结为两大类：一是“化学进化说”，一是“宇宙胚种说”。

化学进化说主张，生命起源于原始地球条件下从无机到有机、由简单到复杂的一系列化学进化过程。宇宙胚种说则认为，地球上最初的生命是来自地球以外的宇宙空间，只是后来才在地球上发展了起来。

我看——上述这些种种说法都是猜测，无法证实。既然生命的起源问题得不到解决，进化论就还是像没有根部的植物那样，仿佛空中的幽灵，和共产主义差不多。

【译后记——达尔文医学：后现代医学的反思】

 

亚里斯多德第一个清晰地论述了“真”的形式，即逻辑推理的有效性，却以令人困惑的方式谈论着“真”的来源，他认为真知来源于人内心的沉思和对宇宙的追问。亚里斯多德的光辉导致了整个中世纪的黑暗。

培根颠倒了亚里斯多德确立的世界，他鄙夷亚里斯多德关于真的形式（演绎），极力鼓吹归纳方法，同时把知识来源归于平庸的观察和经验，这便有了现代科学的开端。

归纳法毕竟只适应于科学之初，一旦体系的基础确立，亚里斯多德关于真的形式又回到了科学之中，演绎方法重新受到重视——这是成熟科学体系化的必然结果。但不管怎样，经验检验仍然备受青睐，并成为科学唯一重要的特征；实证的方案一度成为区分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准。相对论和量子论所确立的现代科学范式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开始并达到其鼎盛的，然而鼎盛之后便是迷惘，科学家们开始谈论科学的终结。理论物理学家要做的只是技术性地求解某个方程，虽然原则上仍然要求实验的检验，但实验条件却难以实际地满足；相对论和量子论的光芒导致了理论物理学的黑暗，科学多少又回到了亚里斯多德式的沉思和追问，不同的是，我们不是用关乎世界终极意义的思辩语言，而是更为精致的数学符号；于是科学家们转向了科学普及，机智地描述他们方程解的各种世俗的意义，理论物理正在走向这样一种“文学化”。

在现代科学的穷途末路中，生物学似乎是一个例外，达尔文对现代生物学的实质影响远不及牛顿、爱因斯坦对物理学的影响，现代生物学家极少有像达尔文那样思考问题的，甚至很少引用达尔文的成果（今天的分子生物学成就完全与达尔文主义无关。正如遗传学家诺贝尔奖得主H．J．缪勒在1959年所言，“这一百年没有达尔文也一样”），尽管他们可能对他仍怀有一种人文的崇敬。这大概是生物学的幸运，但这种幸运不会太久，已有一批分子生物学家利用现代计算科学的优秀成果走向进化论的研究，或许像物理学起始于宇宙学并终止于宇宙学一样，生物学亦将终止于进化论。

但即便科学的终结会成为事实，也没有科学家打算从理性的高度承认这一点，他们宁愿认为会产生另一类科学，而把旧科学的终结归咎于我们体系中的某种不恰当的观念（哲学）基础。

后现代科学哲学家正是这样做的，他们从后现代主义那里学会了一套批评现代科学的方法，认为上述后果源自于科学造成的世界二元对立，如物质的和精神的，实证的和思辩的，科学的和人文的，整体论的和还原论的，甚至健康与疾病，物种与个体，因此他们主张一种消解了这些对立的后现代科学。

达尔文医学无疑满足了后现代科学所寻觅的某些特点，尽管达尔文医学家和后现代哲学家均未意识到这一点。

达尔文医学并未改变医学将个体当作医学主体的传统，治疗和预防都是针对个体而言的，但个体的人处于进化着的种群中，疾病在很大程度上应被当作生态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结果。对疾病作出如此整体性反思是传统医学从来没有过的，这便消除了个体和物种的对立。达尔文医学宣称，感染不仅仅是致病微生物侵袭人体的结果，也是宿主和寄生物之间的“权力”竞争，因而发烧是对感染作出的适应性反应；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多伦（Timothy Doran）就明确表示，如果使用阿斯匹林退烧可能会使疾病的时间持续更长，最近这一说法据说为水痘病例所证实（见《世界科学》，1996年4期25页）。对因细菌感染缺铁而进行食物补铁的异议是达尔文医学又一新见解：在细菌感染早期，铁与蛋白质结合得很牢固并经循环而被肝脏排除，达尔文医学认为这于宿主有利，因为细菌繁殖需要铁的供应；食物补铁会因此而延长病程。

上述从进化角度思考宿主与寄主关系问题同时也是生态学的考虑（生态学的整体观被后现代生物学家推崇备至），而纯粹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却可能导致背反。假定某种被现代医学认定的有害病菌侵入人体，从而引起人体的免疫应答；因为这种应答是进化的结果，从而很可能为人体正常生理所需要。如果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杀灭或防止病菌的侵入是明智的，可以预防疾病；然而从达尔文医学的角度看却未必明智，因为它取销了应答，从而也妨碍了正常生理。当然，这种对有害作出应答而促进正常生理的机制只是我们的假定，并未得到证实——然而，因为我们从未如此地思考过，或许真正存在这样的机制，我们也无法发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作出洞察：目前共生于我们体内的某些微生物可能在人类早期是有害的，而现在却可能有利；水土不服应被看作这样一个显明的例子；急性症原虫与镰刀型贫血症的关系似乎是这类情形的极端例子。这样一个现代医学的背反将导致生态伦理学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消灭我们认定的敌对物种？或者说，这些敌对物种是否有权与我们共处？

同样，这样的思考也消解了现代医学关于疾病与健康的对立。现代医学总是认定疾病是由病原造成，消灭病原就预防了疾病，从而保障了健康；但如果从如上所述的达尔文医学角度思考问题，消灭病原反倒可能妨碍正常生理。

这确实是一个深刻的悖谬，现代医学能够延长个体的寿命，却可能削弱物种的进化优势，我们在这两者之间应该如何选择呢？这显然又是一个生态伦理学问题。达尔文医学就这样消解了传统科学造成的人文与科学的对立。

达尔文医学之人文关注的更重要的体现在于它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批评和适当改造的建议上。美国埃默里（Emory）大学的伊顿（B．Eaton）认为，西方妇女生活方式的改变意味着所患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的危险性是远古时代采猎人生活方式妇女的100倍。现代妇女月经初潮早，生育晚，生育少，绝经晚以及母乳喂养时间短，而采猎人初潮退，生育第一胎时间却要早，同时生育多，常年哺乳，绝经较前；这些差异的后果是采猎妇女平均一生排卵158次，而现代妇女平均排卵达451次。研究表明，排卵次数越多，妇科癌症的发病率就越高。伊顿由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乳腺癌防止方案，现代妇女应模拟远古妇女的生活方式并用医学手段加以改进：用激素推迟青春期的到来，用激素产生假孕。这样，现代妇女既具有远古妇女的多孕、月经少的生物化学优势，又不必过多地承担生育的责任。

那么现代西方医学会认同达尔文医学吗？现代医学的最新进展以肯定的口吻回答了这个问题。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的J．M．斯克尔特奈特博士领导的研究小组对3363名健康妇女和197名卵巢癌患者的排卵情况进行了研究，并检测了每位妇女的P53基因（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P53基因的变异是导致卵巢癌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女性平均初潮年龄12．5岁，绝经年龄50岁计算，正常不育妇女一生排卵总数应为487次。在被调查的妇女中，多数人一生的排卵总数为235次至375次，而少数排卵次数高的人则达376次至533次。研究人员通过调查发现，卵巢癌患者中排卵次数多的人携带P53变异基因的可能性比排卵次数少的患者高7倍，而比截至调查时止尚未患卵巢癌的健康妇女中排卵次数多的人携带P53变异基因的可能性高出9倍。这个小组认为，生育过孩子的妇女比从未生育者患卵巢癌的危险性低。这项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结合流行病学的调查不是对达尔文医学的一个强有力支持吗？上述研究发表在1997年7月2日出版的美国著名的《国立癌症研究院院刊》上（见J．Natl．Cancer Inst．1997；89：932-938，906-907）。

还有一个更精彩的例子是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在现代社会为何如此之高。按照达尔文医学的说法，在前工业社会，经常发生周期性的饥荒。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具有“节俭”的代谢机制的个体在生存上就会具有更大的优势，因为他们能充分地有效地利用有限的食物。然而当工业社会来临时，人类的食物已大为丰富和便宜，这样具有“节俭”代谢的个体无法应对丰盛的食物。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肥胖和糖尿病的发生就会大量增加。由此达尔文医学对现代人的饮食习惯提出了忠告：不要吃得太饱，八九成饱足矣。流行病学的调查已证实了上述说法，例如美国印第安人和太平洋群岛上的波利尼西亚人中的糖尿病的发生与他们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尽量地吃呈强烈的正相关，又如亚州犹太人移民到富裕的以色列后糖尿病的发生大为增加。使达尔文医学家感到高兴的是上述观点已写进了目前在西方临床医学界很流行的一本分子生物学教科书中——《医学中的基因：分子生物学和人类遗传缺陷》（I．Rasko和C．S．Downes著，Genes in Medicine:molecularbiology and human genetic disorders,Chapman & Hall 出版公司，280页，1995）。看来，达尔文医学已正在成为现代西方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生物学家之所以不再以达尔文的方式思考问题，是因为达尔文方式带有明显的思辩痕迹，与现代科学的实证范式格格不入。其实，从科学的整体出发，我们可以把达尔文以后的生物学发展看作是进化论思辩性所提供的实证性洞见，如胚胎学、古生物学以及遗传物质的突变，等等，因为这些并不违背进化论。达尔文医学的思辩性是明显的，因而其实证性并不在于解释本身，而在于解释所提供的实证性洞见，如本文所提供的假定以及预防妇科癌症的方案。这些并不是达尔文医学理论的必然演绎，但它们仍然对达尔文医学具有支持力；相反，这些结论的证伪并不影响达尔文医学其它结论的有效性。这样，达尔文医学消解了现代科学的强实证方案（思辩与实证的二元对立），而把思辩和实证较好地结合起来并最终使它们的界线变得模糊。

巴斯德的微生物学导致了第一次医学革命，奠定了现代医学的框架性基础，分子生物学和计算科学的结合导致了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医学革命，这是革命更为彻底的深入，是现代医学的顶峰。那么，达尔文医学是否会导致第三次医学革命呢？或许，“变迁”比“革命”一词更容易让后现代讲求平和与宽容的哲学话语所认同。

1995年《自然》周刊为R．M．尼斯博士和G．C．威廉斯博合写的这本著作发了一篇书评（见Nature，375：641—642），称这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本达尔文医学的著作，而G．C．威廉斯博士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进化论专家之一”，纽约州立大学的荣休教授。1996年初我将这一信息告诉李永平先生时，李先生慧眼识珠，当即决定要出中文版。随后我迅速与威廉斯博士取得联系，他告诉我本书版权由约翰·布洛克曼先生全权代理。李永平先生马上又与布洛克曼先生达成了协议，不惜以重金购得本书的全球中文版版权。无疑，没有李永平先生的胆识和热情，本书中文版是不可能问世的。

在此我还要感谢威廉斯博士。1996 初夏他寄来了一本由他亲笔签名的英文版，并告诉我中文翻译要以此赠送本为准，因为先前的英文版存在一些缺陷。

本书主译易凡先生是湖南医科大学退休教授，易教授早年受教于湘雅医学院，精通医学与进化生物学，中英文造谐颇深。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不断切磋，甚至激烈争论。所做这些都是为了使本书中译能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禹宽平1996年9月

谢选骏指出：人说——“变迁”比“革命”一词更容易让后现代讲求平和与宽容的哲学话语所认同。

我看——这种说法是“执政党”的要求，他们企图冒充贵族，让人“告别革命”，但却不幸忘记他们自己是出身于农村的造反派。

【后记之一 大灭绝能否带来更为高级的文明】

《93万年前人类祖先仅剩千余人？人类自古就是命运共同体！》（2023/09/07 每日电讯）报道：

人类基因组是一部用遗传密码写就的人类自传。自生命诞生之日起，就用“基因语言”记录了人类所经历的世事更迭与沧桑变迁。

中国科学家通过创新构建的全基因组分析方法和理论，研究发现在距今93万年前，人类祖先在早、中更新世过渡期，由于剧烈的气候变化，短期内丧失了98.7%成员个体；在此后长达11.7万年的时间里，人类祖先平均成年个体数仅为1280。国际学术期刊《科学》（Science）9月1日在线发表了相关研究论文。

93万年前人类遭遇了严重的“群体瓶颈”几近灭绝？这一研究成果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甚至质疑。本报记者专访了论文的共同通讯作者、中国科学院上海营养与健康研究所李海鹏研究员。

“群体瓶颈”与人类学和古气候学一系列证据时间吻合

“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到哪里去？”面对这三个终极追问，科学家从未停止探索人类自身的起源之谜。

根据目前考古成果，人类进化始于灵长类的森林古猿，随后历经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智人四个阶段，其中“智人”就是目前世界上现存的人类。最近100万年是人类进化的关键时期，但由于分析方法的局限，对人类祖先群体数量变化历史的研究多局限于最近的30万至10万年内。

化石是研究人类进化的最直接证据。古生物学家发现非洲古人类化石存在“缺失的环节”，在距今95万至65万年之间的化石极为稀缺，但在距今95万年之前和距今65万年以内的则相对较为丰富。在非洲发现的多个直立人化石，都是距今约90万年之前的，在距今约90万年之内的，则没有发现过，取而代之的是另外一个新的人类物种。

“我们通过对现代人基因组分析，发现人类祖先在距今93万年至81.3万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一个长达11.7万年的群体瓶颈。这一时间段正好解释了非洲人类祖先化石缺失的环节、非洲直立人化石消失的谜团。因为根本就没有化石留下来。”李海鹏说。

根据研究结果，在大约81.3万年前，人类祖先从人口衰减过程中快速恢复，相对应的是一个新的古人类物种的形成。

“基于我们的分析，这是一个新的古人类物种，而不是一个古人类物种取代另外一个古人类物种。”李海鹏说，“如何命名这一新的古人类物种？目前化石界争议很大。为了避免争议，我们将其命名为LCA，即现代人、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最近共同祖先。”

染色体数目的变化，对于生物体的影响极大。染色体的融合或断裂，是进化过程中一个重要事件。人类是猿类的后代，和黑猩猩有共同的祖先。但自从600万年前黑猩猩和人类在进化树上分道扬镳之后，在人类这一支发生了形成现代人2号染色体的染色体融合事件，即人类的2号染色体，是由两个中等大小的猿染色体融合而成。

“通过统计人类2号染色体融合区域AT到GC的转换率，并与黑猩猩同源区域进行比较，可估计两条古人类2号染色体的融合时间。国际上有两个研究组分别对古人2号染色体的融合时间进行了估计。其中一组研究的估计结果为74万年前，另外一组的估计结果为90万年前。因此，这一染色体融合时间很可能发生在74万-90万年前，这也与我们研究的远古严重瓶颈时间段相对应。”李海鹏说。

创新构建“快速极小时间溯祖（FitCoal）”理论和方法

近年来，虽然古DNA测序技术迅猛发展，但由于炎热条件不利于DNA的保存，科学家无法从30万年前非洲人类祖先化石中提取古DNA。这一研究成果的取得，源于李海鹏和华东师范大学脑功能基因组学研究所潘逸萱，带领胡王杰、郝子谦等团队成员，创新构建了“快速极小时间溯祖（FitCoal）”新理论。

这一基于群体遗传学和计算生物学交叉的新理论，可在百万年这一大时间尺度上，实现高精度的时间回溯，准确估算远古的群体历史，从而对古人类群体进行“人口普查”。

史前虽然没有文字记载群体数量，但有效群体大小会影响每个世代的“溯祖率”，也就是两个谱系在上一世代来自同一祖先的概率。因此，人类祖先曾在群体基因组中留下印记，反映当时的群体大小。群体历史越久远，留存至今的印记信号越微弱。

李海鹏和潘逸萱研究团队根据这一原理创建了FitCoal理论。遵循这一理论进行数学推导，获得在任意群体模型下各突变类型（即突变频谱）对应溯祖树枝长期望值的解析解，就获得精确的似然值，即在群体历史条件下观察到样本突变频谱的概率。因此，无需事先获得群体历史的先验知识，FitCoal即可自动快速搜寻出极大似然值，从而估算群体历史。

研究一开始遇到了非常大的困难。“我们的思路是通过计算任意模型下突变频谱的期望值，与观察到的突变频谱相互比较来推断群体历史。突变频谱的期望值等于溯祖树对应枝长的期望值和突变速率的乘积。然而，对于如何计算溯祖树对应枝长的期望值，我们起初是完全不知道的。”李海鹏说。

经过近一年的艰辛数学推导和计算机编程之后，研究人员发现自己陷入了一望无际的泥潭，根本看不到出路在何方。发现理论推导的方向是错误的，程序内存开销极大，完全没有实用价值，而且计算的结果也是错误极大。后来经过许多次讨论，潘逸萱当时建议：“与其耗时解开一个乱线团，还不如重新绕一个线团。”

“研究团队最终决定将所有代码删除，从头开始进行数学推导，从头开始编程。此后，研究回到正轨上，基本上没有碰到太大问题，并且经过日常的讨论机制，避免了很多弯路。科研的过程就是痛苦和快乐并存。”李海鹏说。

对研究结果进行七年验证并发布论文预印本

经过三、四年时间构建起“快速极小时间溯祖（FitCoal）”新理论方法后，研究团队在2016至2017年开始进行人群数据分析，并且很快“看到了”远古时期的人类群体瓶颈。

在长达11.7万年的时间里，人类祖先平均成年个体数仅为1280？“回想起来，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结果的时候，不是吃惊，而是有点沮丧。因为这太令人不可思议了，或许代表着我们程序有错。毕竟这样明显的一个群体历史事件，为什么前人没有发现，难道是我们哪些地方算错了？”李海鹏说。

胡王杰、郝子谦、李海鹏、潘逸萱等团队成员反复检查理论方法、检查代码，经过好几个月无数次尝试之后，始终没找到错误。这时，他们才意识到这个人类群体瓶颈有可能是真实存在的。

此后，他们用了近七年时间证实这个群体瓶颈的存在。从分析千人基因组数据，到分析另外一个测序倍率高、但样本相对较小的人类基因组多样性计划（HGDP-CEPH）数据，都检测到了同样的群体瓶颈。并且两组独立的、共50个现代人类群体的基因组数据，获得的群体瓶颈时间和人数的估计，几乎完全一样。

接着，研究人员又采用HGDP-CEPH数据集的两个南部非洲群体做了进一步验证，虽然样本量仅为6个和8个个体，但依然检测到了远古群体瓶颈。对非洲群体样本重抽样的研究结果表明，仅需3个非洲个体的基因组，即可检测到这一远古群体瓶颈，进一步表明“快速极小时间溯祖（FitCoal）”理论创新带来的这一重大发现。

“群体遗传学在群体历史估计的领域，有标准的证伪流程。可以简单理解为，群体数量的变化，是一个统计学意义上发生的事件，相当于一个假设检验。因此，我们通过了大量的模拟实验来验证我们的结论。论文附录有100多页，其中很大一部分都是对于远古时期群体瓶颈的验证，所有的验证结果都是支持我们的结论。”李海鹏说。

他说：“这十年来，我们绝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围绕着我们的发现，做进一步验证。就像福尔摩斯的名言：排除一切不可能的，剩下的即使再令人难以置信，那也是真相。目前网络上出现的批评建议，都没有超出我们过去六、七年在反复验证过程中考虑过的范畴。”

即使经过反复的交叉验证确认发现了一个重要的人类群体瓶颈，但依然缺乏古生物学证据。研究团队经过讨论之后，2021年5月决定通过发布预印版的方式，开诚布公听取学术界的反馈并寻求合作。

预印本发布几天之后，意大利罗马大学、佛罗伦萨大学的古人类学家Giorgio Manzi教授和Fabio Di Vincenzo教授，很快主动来联系，告知这一发现与他们化石考古学上现象一致。经过认真讨论和交流，大家决定联合起来，进一步完成这个课题。最终，经过近一年紧密合作和修改之后，于2022年4月28日将文章投寄给了《科学》（Science）。

在正式发表的论文中，研究团队将众多技术细节放到了100多页的补充材料中。为了便于学术界重复和验证他们的结果，还特地提供了模拟程序具体的参数，排版好了便于同行使用。

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吴仲义评价说：“这篇论文，理论架构全部在附件里。正文只是刊登了结论。这是个买椟藏珠的故事，也是近年来CNS期刊（Cell、Nature和Science三个期刊的简称）上凤毛麟角的理论论文。”

人类自古就是命运共同体

通过现代人群的基因组数据回溯到的进化信息，均代表了现代人类祖先的信息（包括基因渐渗）。

“我们研究中看到的远古群体瓶颈，代表了现代人类的直接祖先，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快速丧失了98.7%的成员个体，降低到原有数量的1.3%，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冲击，与目前许多濒危物种中观察到的群体数量变化现象一致。人类祖先曾经濒临灭绝的结论，不依赖于分子钟假设。”李海鹏说。

他认为，当时如果人类祖先没有任何实际行动，不做出任何改变，任由群体数量快速衰减，必然是全员绝灭的结果。只有紧密团结在一起，更加有效、公平地获取并分配极为有限的食物，才能够使得我们的祖先，在长达11.7万年的时间里渡过难关。

除了文化上和相互合作方面的改变，生存压力也让人类祖先产生许多改进性的进化。例如，脑容量的增加、两条染色体的融合、新的古人类物种形成等。此外，人类控制火的早期考古记录，与人类祖先种群开始快速恢复的时间也非常接近，或许也对恢复群体大小有着重要作用。

“人类自古就是命运共同体，面对严酷的生存环境，我们的祖先团结应对，才有了今天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命繁华。”李海鹏说，“今天，我们面对严峻的极端气候和纷繁复杂的纷争，我们更应该回归到人类的本源，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团结协助、共同发展，才能更好地在地球上世代繁衍、生生不息。”

美国南佛罗里达大学人类遗传学家刘晓明教授，西湖大学统计遗传学实验室负责人、生命科学学院杨剑教授等专家认为，人类在93万年前遭遇“群体瓶颈”这一里程碑事件，对于人类进化具有重要影响，可能决定了现代人类许多关键表型的形成。人类祖先在这一远古时期群体数量的急剧衰减，还降低了65.85%现代人群的遗传多样性，也对人类生命和健康产生了深远影响。这是一个“新理论带来新发现”的研究典范。

谢选骏指出：近来各种“人类灭绝”的理论层出不穷，在在说明“第六次生物大灭绝”阴影之下的人类，以己度人，触景生情。

《人类源于非洲 7万年前仅剩2000多人差点灭绝》（2003年06月19日 编辑推荐）报道：

超级增强子lncRNA是一类由超级增强子区域转录而来的lncRNA，参与调控特定过程中的基因表达。已知多种疾病表型伴随SE-lncRNA水平的显著变化。Arraystar SE-lncRNA芯片可同时对SE-lncRNA以及受其调控的编码基因进行全面、系统的表达检测，产品与服务详情请点击

晨报消息：约7万年前，地球上人类的祖先曾濒临灭绝的边缘——这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和俄罗斯科学学会的科学家日前得出的惊人结论，他们对现代人类起源问题和人类基因进行了多年联合研究。 

科学家宣称，大约7万年前，人口最少的时候，地球上仅有2000多人，而且全部在非洲。目前地球上的60多亿人口，其实全都是这2000多名人类祖先繁衍出来的。该研究成果已在最新出版的美国科学杂志《人类基因》上发表。 

人类的基因差异小于猩猩 

科学家们断定，刚果盆地的Mbuti俾格米人和博茨瓦纳的Khosian土著人这两支部落是现代人“最古老的亲戚”。 

美国斯坦福大学和俄罗斯科学学会的科学家们，通过从全世界52个不同地区采集的上千例人体DNA数据进行分析比较，在经过了长达数年的联合研究后，近日终于得出最新的结论。 

这份研究报告称，与人类的近亲黑猩猩不同的是——几乎所有人类的DNA基因都是极其相似的。事实上，随便抽出一组黑猩猩比较一下，它们的基因差异都比地球上60亿人口的基因差异明显。科学家认为，人类的基因差异之所以如此微小，正是因为所有现代人类都是由数万年前的“一小撮”祖先繁衍而来的。 

不过，人类的DNA还是有某种微小的差别，科学家们找到了DNA中某一小段叫做微卫星体 microsatellites 的部分，以此来区别不同的个体。在父子的基因传递过程中，只有微卫星体部分才具有很高的变异性或差错率。美国斯坦福大学和俄罗斯科学学会的科学家们采集了全球52个地区1056人的DNA“微卫星体”数据，对其中377例进行了比较，研究数据显示，现代人类的DNA特征正好位于非洲撒哈拉地区两个古老的“采猎部落”——刚果盆地的Mbuti俾格米人和博茨瓦纳的Khosian土著人的DNA特征之间，科学家们断定这两支部落就是现代人“最古老的亲戚”。斯坦福大学科学家马克斯·菲德曼在研究报告中写道∶“我们的研究结果与‘人类祖先走出非洲’的理论完全吻合，大约7万年前，人类祖先离开了非洲，经过一系列移民，遍布到了欧洲、亚洲、大洋洲和美洲各地。” 

当年人类险些全军覆没仅剩两千人 

地球上60亿人口都是由7万年前的“一小簇”原始人繁衍而来的。科学家们估计这“一小簇”人的数量仅有2000人左右。 

研究结果显示，现代人的DNA差异之所以如此之“小”，正是因为地球上60亿人口都是由7万年前的“一小簇”原始人繁衍而来的，科学家估计，当时地球上一定发生过某种特殊的变故，从而导致原始人的数量急剧下降到一个濒临灭绝的危险边缘，科学家们将这“一小簇”人的数量估计为仅有2000人左右。马克斯·菲德曼教授在研究报告中写道∶“但这只是估计而已，我们并不排除那时地球上可能还有其他种类的智人存在，只不过现代人类没有一个是他们的后代而已。”研究报告称，在地球上只有2000人存在的时候，任何流行疾病、环境灾难、人与野兽的生存冲突，都会对人类造成“灭绝性”的灾难后果，当时只要其中有一样突然失控发生变数，也许现代人类就不会存在了。 

超级火山爆发导致地球灭顶之灾 

苏门答腊岛托巴火山爆发后地球生命仍然能够幸存，如果这里面没有一个未为人知的秘密的话，那就存在着一个上帝的奇迹。 

那么，是什么原因才导致地球上仅剩下2000多人呢，这样的灾难在遥远的将来是否还会再次发生？科学家们对此莫衷一是。 

一些科学家认为，很可能正是地球上超级火山的爆发才差点导致了人类祖先的灭绝。英国伦敦大学地球物理学教授比尔·麦格称，大约7万年前，地球上的确曾经有过一次毁灭性的超级火山大爆发。比尔·麦格说：“大约73500年前，印尼苏门答腊岛附近发生过一件人类从来没有想到过的巨大灾难。那里发生过一场也许是地球有史以来最大的火山爆发，如今那里仍有一个62英里长的巨洞。然而这次火山爆发的威力不是因为它的尺寸，而是因为它喷出的物质——硫酸烟雾是如此之多，遮蔽了整个地球，长达好几年，地球都处于一片如月色般的昏暗之中。据估计，大约有1400立方英里的火山灰被喷发出来。苏门答腊岛托巴火山爆发后地球生命仍然能够幸存，如果这里面没有一个未为人知的秘密的话，那就存在着一个上帝的奇迹。” 

地球毁灭性灾难发生概率为50% 

人类最大的危险可能还是由人类自己引发的，譬如像核恐怖、生化武器失控等。 

英国剑桥大学科学家、英皇家荣誉天文学家马丁·里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称，地球无时无刻不在面临着各种可能的毁灭性灾难，包括小行星撞击、核恐怖、生化武器等，而下一场超级火山的爆发也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但马丁·里斯认为，人类最大的危险可能还是由人类自己引发的，譬如像核恐怖、生化武器失控等。马丁·里斯说：“100年前，我们并不知道还有核危险；但现在我们知道了；100年前，我们不知道病毒还可以在实验室中制造，但现在我们也知道了。也许人类自己的疏忽和愚蠢就会毁了我们自己。”马丁·里斯认为，在今天，人类遭遇毁灭性灾难的发生概率已从100年前科学家们估计的20%，上升到了50%。 

人类源于非洲说 

地球人类究竟源于何处？这是科学界长期激烈争论的一个大话题。越来越多的证据却证明，地球所有人类都应该源于非洲。 

早在19世纪后期，达尔文就提出人类起源于非洲的观点，在其著名的《人类的起源以及性的选择》一书中他指出：“在世界各大区，现存的哺育动物和同区绝灭种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同大猩猩和黑猩猩关系密切的猿类，以前很可能栖身于非洲，所以人类早期祖先曾生活在非洲大陆而不是别的地方似乎就更可能了。”达尔文提出这一观点的时候，人类化石还少有出土，其他各门与人类学相关的科学也很不发达，所以还只能是一种推测和假设。 

真正确立地球人类起源于非洲说的，最早是1960年英国的人类学教授爱利斯特·哈代爵士。他认为化石的空白时期距今400万年至800万年前这一时期　的人类祖先并不生活在陆地上，而是生活在海中。在人类进化的历史中，存在着几百万年的水生海猿阶段。大约在400万年至800万年前，在非洲的东部和北部，曾经有大片地区被海水淹没，海水分隔了生活在那儿的古猿群，迫使其中一部分下海生活，进化成为海猿。几百万年后，海水退却，已经适应水中生活的海猿重返陆地，他们就是人类的祖先！ 

这种假说尽管遭到众多人的质疑，但越来越多的证据似乎也印证了人类源于非洲的说法：从1973年开始，在埃塞俄比亚的哈达一带330万至290万年的地层里，出土了大量人类化石，学者们认为，其中一部分毫无疑问是类人的祖先；同时同地出山的“露西少女”，其生存年代也在350万年前后；1974年，在距离奥杜威狭谷40公里的莱托里尔，出土了13块属于人的系统或者人科的化石；1965年，帕特森在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西南的卡纳坡发现一块肱骨化石，定年为400万年。 

东非，特别是埃塞俄比亚接连发现的这些古人类化石使得科学家们从六十年代开始就更加坚信非洲是人类最早的发祥地，非洲人最可能是人类的老祖先。 

16万年的“现代人”头骨化石，作为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现代人”化石，可以再次证明地球人类源于非洲这一观点。 

谢选骏指出：2000多人，不就是一个村庄的人口量吗？所以说“地球村”古已有之了。如果人类再度进入大规模灭绝状态，是否可能因此再度“年轻化”，进而开创一个更加高级的人种或其文明？

【后记之二 新达尔文主义不是达尔文主义】

网文《新达尔文主义》报道：

1895年时，乔治·罗曼尼斯使用新达尔文主义一词来代表达尔文理论早期的修改。

新达尔文主义（Neo-Darwinism），用于描述查尔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与格雷戈尔·孟德尔的遗传学理论的整合。然而在1895年，它主要指结合了达尔文和奥古斯特·魏斯曼的理论。但现在它通常指建基于达尔文和孟德尔的现代进化综论。

最初用途

20 世纪初的群体遗传学中关于进化的几个主要思想汇集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现代进化综论，包括遗传变异、自然选择和孟德尔定律。这在当时都被称为新达尔文主义。

1859年，达尔文提出了自然选择论，但没有完整提出基因、遗传等机制（他只详述适应、变异等概念）。因此，拉马克主义在当时仍然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学说。奥古斯特·魏斯曼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却一直支持达尔文，并反对达尔文把拉马克主义纳入其著作当中。（p. 108）魏斯曼的种质论最终都否决了拉马克主义。魏斯曼注意到，产生配子（例如动物的精子和卵子）的细胞与体细胞一直没有结合。由于他看不到两者之间有融合，因此他断言后天的遗传是不可能的，称为魏斯曼屏障。

乔治·罗曼尼斯 ( George Romanes ) 是第一位有科学背景下使用新达尔文主义一词的人。罗曼尼斯用这个词来描述自然选择和魏斯曼的种质理论的结合，即进化完全通过自然选择发生，而不是通过用进废退来遗传，因此使用这个词来表示“没有拉马克主义的达尔文主义”。

随着进化生物学的现代进化综论的发展，新达尔文主义开始用来表示现今的进化学说。

当前含义

新达尔文主义一词并不限于当时的历史，甚至不断延伸。1984年时，恩斯特·瓦尔特·迈尔写道：20世纪初，新达尔文主义的应用可能是错误的，因为新达尔文主义一词是罗马人在 1895年创造，这作为当时魏斯曼理论的名称。

大英百科全书等书本亦有使用新达尔文主义来代表现代进化论，但该词原本不是指20世纪初所流行的思想。同样，理查德·道金斯和史蒂芬·古尔德在他们的著作和演讲中亦有使用新达尔文主义来表示他们的当代进化生物学。

谢选骏指出：新达尔文主义其实已经不是达尔文主义，就像新殖民主义其实已经不是殖民主义。

《现代综合进化理论》报道：

现代综合进化论（modern synthetic theory of evolution）又称现代达尔文主义，或新达尔文主义。将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与现代遗传学、古生物学以及其它学科的有关成就综合起来，用以说明生物进化、发展的理论。

历史背景

20世纪上半叶，生物学的各个分支—遗传学、分类学、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胚胎学以及其他领域都从自身角度出发来解释进化的含义，因而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对进化论不同的见解，达尔文进化论那种连贯一致的观点丧失了，20世纪中叶，不同学科试图将各自的观点在达尔文理论原则下形成统一而连贯一致的进化论观点，这一行为被称之为“进化论的综合”。

代表著作

它的代表著作是1937年出版的、美国学者杜布赞斯基（T.Dobzhansky）的《遗传学与物种起源》一书。1942年，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J.S.Huxley）首次称它为现代综合进化论。达尔文用环境条件长期作用于微小的遗传的变异的自然选择学说来解释生物的进化，很有说服力；因历史和科学的条件所限，他对变异的起源、遗传的规律，还知之甚少。

进步发展

1900年，孟德尔遗传定律被重新发现后，对于弥补达尔文学说的缺陷本是个很好的条件；由于德·弗里斯（H.deVries）发表了“突变论”，反对达尔文的渐变进化理论，使许多学者（包括当时一些著名遗传学家）都对达尔文学说产生了怀疑，客观上要求对进化的机理问题作更深入的研究。20世纪20～30年代，苏联学者切特维里科夫（C.C.ЧeтBepикoB）、英国学者费希尔（R.A.Fisher）、霍尔登（J.B.S.Haldane）和美国学者赖特（S.Wright）等人创立了群体遗传学。他们的研究表明，群体中一般都隐藏着大量的遗传变异，而进化的方向和速度都是由自然选择决定的。杜布赞斯基根据自己的野外观察和细胞遗传学的研究，将自然选择学说与现代遗传学结合起来，创立了综合进化论。随后，美国学者迈尔（E.Mayr）在物种概念方面，辛普森（G.G.Simpson）在古生物学方面，斯特宾斯（G.L.Stebbins）在植物学方面，德国学者伦许（R.Rensch）在动物学方面，都分别论述了一些进化的机制，从而加强和发展了现代综合进化论，使它很快就为多数生物学家所接受，成为当代进化学说的主流。

基本观点

（1）基因突变、染色体畸变和通过有性杂交实现的基因重组合是生物进化的原材料。

（2）进化的基本单位是群体而不是个体；进化是由于群体中基因频率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3）自然选择决定进化的方向；生物对环境的适应性是长期自然选择的结果。

（4）隔离导致新种的形成；长期的地理隔离常使一个种群分成许多亚种，亚种在各自不同的环境条件下进一步发生变异就可能出现生殖隔离，形成新种。迈尔在概括现代综合进化论的特点时指出，它彻底否定了获得性的遗传，强调进化的渐进性，其认为进化现象是群体现象并重新肯定了自然选择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

现代综合进化论继承和发展了达尔文学说，而其依据的群体进化论本身就取材于进化结果统计，能较好地解释各种进化现象，故进化论一直处于全世界科学主导地位，它再也不只是最初的科学假说了。进化的趋同、趋异，间断平衡的提出，都源于生命对环境变化的强大的适应能力而非数量取胜的基因突变。进化度高的动物产子数相对更少但影响获得性状遗传的未成年期更长，共同的环境变化导致相同的获得性状产生一致性持续遗传，这是更符合事实的解释。

展望

拉马克的进化论可精炼为“内在复杂化趋势、用进废退与获得性遗传”，达尔文的进化论则可浓缩成“随机变异、生存斗争与自然选择”，但略有遗憾的是，综合进化论并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核心或“标签”。

遗传变异与各种进化理论之间的关系其实十分复杂，进化是一个悠长的历史过程，拉马克主义、达尔文主义、孟德尔主义和现代分子遗传学等之间的相互关系依然存在争议，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已经尘埃落定，现代综合也并未给出公认的令人信服的答案。

谢选骏指出：人说“现代综合进化理论也并未给出公认的令人信服的答案”——我看“现代综合进化理论”自身也不完整，更加无从弥补达尔文主义的漏洞。“新达尔文主义”的说法，不过“拉大旗作虎皮”罢了。

（另起一页）

书名

种族灭绝——进化的前提

进化——种族灭绝的机制

Genocide - Prerequisites for Evolution

Evolution - the Mechanism of Genocide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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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第一版

May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90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9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