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思想: 谢选骏全集第277卷年代的幽灵 Ghosts of the Age

年代的幽灵

Ghosts of the Age

2024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77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77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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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像犹太人马克思一样流窜英国的犹太人霍布斯鲍姆，也像马克思一样是个共产主义者，他写了四本“年代”——《革命的年代：1789—1848》《资本的年代：1848～1875》《帝国的年代：1875—1914》《极端的年代：1914—1991》，比马克思还牛，姑且称之为“年代的幽灵”。

据圣经记载，刑场上有三个十字架——1、基督耶稣的十字架，2、认主悔改的十字架，3、拒绝认主的十字架；那么，霍布斯鲍姆背负的是哪个十字架？显然，是那个死不悔改的杀人犯的十字架。——共产主义就是这个杀人犯的十字架。

Executive summary

Hobsbawm, a Jew who fled to Britain like Marx, was also a communist like Marx. He wrote four "Ages" - "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 and "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 "The Age of Empire: 1875-1914" and "The Age of Extremes: 1914-1991" are even better than Marx. Let's call them "Ghosts of the Age".

According to the Bible, there are three crosses on the execution ground - 1. The cross of Christ Jesus, 2. The cross of confessing the Lord and repenting, 3. The cross of refusing to confess the Lord. So, which cross was Hobsbawm carrying? Apparently, the cross of the unrepentant murderer. ——Communism is this murderer’s 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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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本】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THE AGE OF REVOLUTION

【第二本】

【资本的年代：1848～1875】

【第三本】

【帝国的年代：1875～1914】 THE AGE OF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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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马克思主义者喜欢性交易】

《理查德·埃文斯探秘霍布斯鲍姆：一个历史学家如何写另一个历史学家的传记？》（历史控 2022年09月21日）报道：

在自传中，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更多书写的是社会与政治变动，极少提及自己的内心世界。当20年后埃文斯接过笔来，他不再执着于描绘大时代图景，而是登上霍布斯鲍姆落满灰尘的小小阁楼，阅读他写作的信件手稿、诗歌、短篇小说、游记，试图进入他更隐秘的内心世界。

“我和艾瑞克并非密友，但也相识已久。实际上，我对他太过崇敬，因此无法与他走得太近，因为我知道无论我们谈论什么，他一定知道得比我多太多。”同为英国国家学术院的成员，历史学家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J. Evans）如此回忆与霍布斯鲍姆的生命交集。在学术院的传统中，一位成员过世后，现有的一位成员将为其撰写传记，霍布斯鲍姆的人生回顾任务就这样交到了埃文斯的手中。

霍布斯鲍姆2012年去世，终年95岁，他肩负着太多头衔：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公共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者、左翼阵营的重要代言人。在近百年的人生历程里，他亲历诸多重大历史时刻，无论是1933年纳粹在柏林掌权、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还是冷战及其后的历史进程，横跨了他自己提出的著名历史概念——“短暂的20世纪”。

埃文斯将霍布斯鲍姆的传记取名为“历史中的人生”——这固然呼应了霍布斯鲍姆在《趣味横生的时光》里的自我评价：他的个人处境、人生追求和激情，都是被经历的时代塑造。在自传中，霍布斯鲍姆更多书写的是社会与政治变动，极少提及自己的内心世界。当20年后埃文斯接过笔来，他不再执着于描绘大时代图景，而是登上霍布斯鲍姆落满灰尘的小小阁楼，阅读他写作的信件手稿、诗歌、短篇小说、游记，试图进入他更隐秘的内心世界。

在那些资料里，他看到漫无目的、对生活不满的青年霍布斯鲍姆，“买书，整天做白日梦。为什么不呢？也许，给自己一点愿望满足感也无伤大雅吧。”读到他在妓女面前自卑得无地自容，回家后自我安慰般转移至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对此埃文斯调侃：“他用马克思主义充实自己的头脑，这会是他此前无论如何都未曾体验过的性爱的替代品。”）在剑桥时期，霍布斯鲍姆是其他同学眼里那个“什么都懂的大一新生”，但因花了太多时间在政治上，以至于“不得不在假期里挤时间恶补落下的功课”。

直到九十岁高龄，霍布斯鲍姆都未曾停止过写作与发表，病入膏肓住进医院后，还持续关注着右翼阵营的动态，妻子会像“走私那样给他带去‘右翼阵营’的报纸，而他读这些报纸时会‘尽情释放他对右翼政治的不满，而且经常轻蔑地用尖刻的评价来形容戴维·卡梅伦：他就是个小人物’”。他的左翼立场始终鲜明，从未动摇，退休后曾受邀请到纽约新学院教课，听课学生回忆道：“他意见尖锐，经常处于愤怒之中……他要求自己的学生要立场鲜明，你要对自己诚实，作为一名享受了高等教育的人士，你有责任选择正确的立场。”

在《历史中的人生：霍布斯鲍姆传》中文版推出之际，界面文化（ID：booksandfun）邮件采访了理查德·埃文斯。埃文斯谈到，书写霍布斯鲍姆的最惊喜之处是，发现他并非大多数人假想的理性知识分子，而是一个情绪丰富、感性敏锐的人。埃文斯感到他的自我评价是如此适恰——一个“内心千头万绪、受直觉驱动的历史学家。” 他也谈论了霍布斯鲍姆人生的重要事件，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如何超越理论教条，保持对历史事实的尊重，霍布斯鲍姆不仅拥有“历史中的人生”，也影响了包括埃文斯在内的英国后代历史学家——他们结合宽广的世界视野，在历史写作里兼顾文学性与可读性，并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广泛介入现实。

01 最惊讶的是霍布斯鲍姆早年的性生活与亲密关系写作

界面文化：历史学家A.J.P.泰勒曾经说过，传记不是历史，但每个历史学家都应该尝试写一次。对你来说，撰写历史研究与撰写传记的感受有什么不同？

理查德·埃文斯：写传记比写历史更容易，因为传记已经有了主题——一个人的生活，从摇篮到坟墓——而且结构是按时间顺序安排的，而在历史中你必须发明主题、构建结构，并决定选择与放弃的材料。但传记也有比写历史更难的部分，因为必须追踪书写对象的每一个生活细节，而在历史研究中，你只要关注和问题与论点相关的内容就可以了。

在写作传记的过程中，我收获了一种有些奇怪的乐趣：我发现霍布斯鲍姆出生于1917年6月8日，而不是普遍认为的6月9日；他在1953年离婚，而不是标准传记所声称的1951年。

传记某种程度就像历史一样，你在讲述生活故事时，也要把它们编织到更大的语境里。一个人拥有许多平行的生活轨迹，需要知道如何在不丢掉主线的情况下涵盖它们。

界面文化：尽管你认识霍布斯鲍姆很久了，但你们并非十分亲近的朋友。在撰写他的传记时，你从他身上发现的最出乎意料的地方是什么？

理查德·埃文斯：最令人惊讶的是他在早年有过多少性生活，以及他有多会书写关于最亲密的关系与体验的散文。这些文字大部分他从未发表过，对我来说如同发现了一个真正的宝库。这些不为人知的散文，内容包括他1930年代在法国的旅行、1950年代与一名兼职性工作者的情事、第一次婚姻的破裂，以及类似的回忆录。

这些材料连同他的日记（1934-1951），让我得以将他描绘成并非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假想的理性知识分子，而是一个情绪丰富的人。最有趣的，也是我以前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是他在思想和个人生活层面与法国和法国人的距离有多近、与德国和德国人的距离有多远。

界面文化：这本传记也因包含太多有关收入、出版交易和销售等的琐碎细节而受到了一些批评。你对霍布斯鲍姆的思想历程与政治生活的关注远不如他的私生活多，为何选择这样写？

理查德·埃文斯：一开始我以为会分析他的书，但写了几页关于《革命的年代》的文章后，我意识到这样做会使传记长得离谱，而且其他人也已经在长篇的综述和讨论中做过了。所以我决定把他的每本书都当作个人故事的一个方面。收入、出版交易和销售对他来说也非常重要，而且我有他的文学经纪人关于所有这些的档案，而这些细节以前是完全未知的。对于每一本书，我都会讲述它是如何诞生的，霍布斯鲍姆是如何写作、如何出版的，接着我会引用评论，这些评论也提出了有助于读者理解这本书的关键和分析要点。

关于霍布斯鲍姆的私生活和想法，我有很多令人惊喜的资料，以至于在我看来，这本书的主要讨论是他的个人生活如何影响了他的写作。另外，我的书是一本传记，而不是关于霍布斯鲍姆思想史的学术论文，尽管我当然会详细讨论他的思想和政治发展。

最后，我相信每本书都有各种各样的读者群，作者需要为所有人考虑。人们阅读关于霍布斯鲍姆的事，因为他们想了解20世纪的共产主义，或者1920年代维也纳的犹太社区、战时英国军队的生活、1930年代的剑桥大学、为何评论家将1950年代称为“波希米亚式伦敦的喧嚣生活”、新工党、法国人民阵线或军情五处的起源，或者许多其他的原因。总的来说，我希望这本书能解答什么是历史学家觉得是恒久有趣的问题，以及历史学家为何写了这些作品。

02 超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家

界面文化：我们来谈谈霍布斯鲍姆的人生。在书里你非常关注霍布斯鲍姆在剑桥大学的学生生活，那段时期如何影响了他的思想发展？

理查德·埃文斯：霍布斯鲍姆去剑桥后就不再写日记，离开后才重新开始写。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感到绝望，以为永远都找不到补充材料了。但是当我去采访他大堂兄——也是他最好的朋友——罗恩的女儿时，她告诉我，她在搬家清空阁楼后发现了一个箱子，装满了霍布斯鲍姆在剑桥学习期间写给她父亲的信，并把它们交给了我。这显然可以作为他日记的补充材料，这些材料很长很详细，使我能完全还原他的学生生活。

他早已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在剑桥，他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并第一次见到了其他共产党人，那里的朋友包括来自斯里兰卡和印度的人，这使他拥有了曾经缺乏的全球视野。他也认为共产主义存在狭窄和狭隘（narrow and parochial）之处（当时是斯大林时代），以及共产主义者们对音乐、电影或文学领域的不关心，并在这些方向上进行了自我探索。

他从来不只是一个共产党员。他的导师穆尼亚· 波斯坦（Mounia Postan）是经济史教授，拥有多语种和多文化的背景，出生在比萨拉比亚（注：曾属于沙俄，1918年与罗马尼亚合并，后又成为前苏联领土，现大部分属于摩尔多瓦），与法国的年鉴学派有所联系，他将霍布斯鲍姆介绍给了年鉴学派。在剑桥的经历让霍布斯鲍姆成为了历史学家。

界面文化：1946-1954年在剑桥学习期间，霍布斯鲍姆是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核心成员。他也与克里斯托弗·希尔以及E.P.汤普森等其他左派学者建立了联系，这群学者如何影响了后来的英国历史研究？

理查德·埃文斯：从1947年起，霍布斯鲍姆在伦敦伯贝克学院担任讲师，也正是在伦敦接触到了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小组出人意料地短命，但确实让他认识了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和小组成员的讨论中获益良多。

该组织对包括我在内的1970年代进入历史界的那一代人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值得注意的是，其成员最有影响力的出版物是在他们1956年离开英国共产党后出现的（霍布斯鲍姆没有正式离开，但在此之后不再受其约束）。当时，英国历史研究由政治历史学家主导，而霍布斯鲍姆、希尔和汤普森等人则为这一主题指明了一条更具包容性、更广泛、更理论化的道路。

界面文化：在霍布斯鲍姆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方面被马克思主义信仰牵动，另一方面也秉持对历史事实的尊重，你认为后者最终占了上风吗？马克思主义给了他研究历史的独特视角，同时似乎也阻碍了他对历史的理解，尤其是他关于斯大林和前苏联的评价。

理查德·埃文斯：霍布斯鲍姆始终尊重历史证据，例如他拒绝列宁和卢森堡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Marxist theories of Imperialism），但他的方法总是不局限于马克思主义，也结合了法国年鉴学派。他在感情上投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尽管离党越来越远。在1956年的危机中（注：在当年的苏共二十大中，赫鲁晓夫批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震动了全世界的共产党员），他试图使党民主化，但没有成功。此前不久的访苏经历打消了他认为这是未来发展方向的想法，但他仍然相信苏联抑止了民族主义，这在他看来是件好事。

界面文化：民族主义一直是霍布斯鲍姆的关注重点，他把民族主义看作是对民主的巨大威胁，他的著作从《传统的发明》到《民族与民族主义》如今都是民族主义研究的重要文本。是什么让他对民族主义产生兴趣并形成这种想法？

理查德·埃文斯：霍布斯鲍姆本身就是一个国际化的人。他是英国人，认同自己的英国身份，但他也有很多国际联系，总是以比较的视角看待历史。1930年代，当他与一群年轻的俄罗斯人和其他人一起在法国旅行时，他开始认真思考国家认同问题，在他看来，民族主义是一种倒退的、非理性的力量，正如1990年代巴尔干战争所证明的那样。

界面文化：在赞誉之外，他也因其以欧洲为中心的观点以及对女性主义和性别议题的轻视而受到批评。

理查德·埃文斯：霍布斯鲍姆当然有他的盲点，尤其是非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中国，还有性别领域。他可能不像一些批评家所认为的那样欧洲中心：他曾通过在印度开放的棉花市场解释了18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但总的来说，他仍被广泛阅读，他的历史著作具有极好的可读性且引人入胜，尤其是社会历史研究，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界面文化：除了学院研究工作，霍布斯鲍姆也以知识分子的身份广泛介入现实。1980年代之后，他被视为英国工党的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英国前首相哈罗德·威尔逊的传记作者本·皮姆洛特曾经总结道：“如果新工党有智识上的创建者，霍布斯鲍姆绝对可以声称自己是其中之一。”他是如何参与英国现实政治的？

理查德·埃文斯：霍布斯鲍姆甚至在二战前就一直参与英国政治，他在1935年大选中帮助工党竞选。1945年，他再次帮助他们的竞选。他的热情持续存在着，尽管他也总是提倡广泛的人民阵线（比如他亲身经历过的1936年的法国）。1950年，他学习意大利语，远离了英国共产党的斯大林主义，转向意大利共产党的“欧洲共产主义”（注：指西欧发达国家的共产党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初提出的一系列观点和路线，主张“在民主、自由中实现社会主义”），后者要求他撰写有关英国政治的报告和文章，这使他再次与英国工党进行了更紧密的接触，并做出了著名的演讲：认为工业工人阶级现在正在衰落，如果要赢得大选，该党必须与其他进步的中产阶级一起加入行动。

工党领袖尼尔·基诺克在反对左翼极端主义的斗争中采纳了这一论点，这导致了托尼·布莱尔领导下的新工党的成立，并在1997-2010年期间成功地推行了这一理念。[注：新工党试图综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理念，发展和赞成“第三条道路”，强调社会公正（而非平等）的重要性，相信利用自由市场可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公正。]

03 真正的历史学术正在遭受苦难

界面文化：你多次提到霍布斯鲍姆影响了你后来的历史研究。就你个人而言，他的历史学研究的重要之处在哪里？

理查德·埃文斯：他的贡献是多方面的。他极好地展示了历史图景——正如他的写作和我自己努力实现的写作——结合了文学性和可读性、扣人心弦的叙述、概念和理论上的清晰分析，以及引人入胜、富有启发性的细节。

贯穿于作为历史学家的职业生涯，霍布斯鲍姆有着极其宽广的历史视野，将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历史结合起来，并跨越许多国家，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世界各地，摆脱了当时和现在大多数历史著作的狭隘性。

界面文化：写作完传记《历史中的人生》，你开始转向研究阴谋论。《希特勒的阴谋：第三帝国与偏执的想象》今年也在中国出版了，你为何对阴谋论感兴趣？是否受到了充斥着假新闻与阴谋论的当下现实影响？

理查德·埃文斯：一段时间以来，我的主要兴趣一直是纳粹德国的历史，当我完成“第三帝国三部曲”时，我开始意识到关于这个话题流传着很多阴谋论，有些是旧谣言重新流行，有些则是全新的，它们呈现了错误信息和“假新闻”。其中一些理论甚至进入了主流的历史写作，例如关于1933年的国会大厦火灾（注：1933年，德国国会大厦起火，希特勒下令逮捕和监禁反对党成员，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该事件推动了纳粹上台，许多坊间传言认为该次纵火事件是纳粹党故意为之）、1941年纳粹副元首鲁道夫·赫斯飞往苏格兰的事件（注：指当年赫斯独自驾驶一架飞机在英国上空飞行，在苏格兰跳伞并被捕。有民间传言认为，赫斯此行是代表希特勒向英国提出“和平提议”）。我一直对历史的事实与虚构之间的区别感兴趣，这似乎是一个既令人担忧又有趣的现象，所以我设立了一个关于阴谋论的研究课题，这本书就是成果。

界面文化：你始终对介入社会、参与公共讨论保持热情，比如曾写作数篇文章驳斥戈夫的历史教育建议（注：迈克尔·戈夫是当时的英国教育大臣，他重新起草了学校的历史课程，增加了爱国主义内容）。在1950年代前后，英国历史学家很少为公众写作，如今许多英国学者都热衷于此，这是一个特别的现象，你认为是什么让英国学者热衷于参与公共讨论？

理查德·埃文斯：这是一个有意思的见解，但我认为并不精确。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英国乃至全世界的历史学家都比现在要少得多，而且他们的研究通常不那么细分。相当一小部分人也为广大公众写作，包括我在牛津的老师休·特雷弗-罗珀（Hugh Trevor-Roper）和A.J.P.泰勒，以及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者们，包括霍布斯鲍姆。在当年的历史辩论里，“绅士”（农村资产阶级）在17世纪英国内战起源中所起的作用，已经传到了《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知识和文化期刊上，受过教育的公众们也紧紧追踪着这些讨论。

最好的英国历史写作一直在文学传统中，由吉本和麦考利创立（在牛津我必须学习他们的作品），自纳粹主义或法西斯主义的传统历史学家参与以来，欧陆的历史学术研究更加注重社会科学，所以可读性更差一些。

英国的政治辩论也非常关注历史——如今我们辩论的核心问题关于大英帝国，以及奴隶制和奴隶贸易在现代英国经济崛起中的作用。但实际上，绝大多数英国历史学家都在高度专业化的领域工作，并不参与当下的问题讨论。

界面文化：你在数次公共历史讨论中都提到，当下英国历史研究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政府。为何做出如此判断？

理查德·埃文斯：不仅是英国政府，特朗普任美国总统时期也是如此，都一直在试图塑造国家历史的呈现方式，以达到他们的目的，特别是让历史向积极的、不加批判的、伪爱国的方向倾斜。这在英国的卡梅伦和约翰逊政府执政时期也很明显。政府控制着历史研究的大部分资金，越来越多地以此阻止反对国家历史解释的学者，真正的历史学术和理解正在遭受苦难。

谢选骏指出：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J. Evans）说，“最令人惊讶的是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在早年有过多少性生活，以及他有多会书写关于最亲密的关系与体验的散文。这些文字大部分他从未发表过，对我来说如同发现了一个真正的宝库。这些不为人知的散文，内容包括他1930年代在法国的旅行、1950年代与一名兼职性工作者的情事、第一次婚姻的破裂，以及类似的回忆录。”——我看马克思主义者好像都很喜欢进行性交易——这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尾大领袖的亲身经历中荟萃出来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就是“给钱变戏法”！

理查德·埃文斯（Richard J. Evans）似乎并非犹太人，但奇怪的是，他几乎不提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是个东欧犹太人这个基本资讯。

网文《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报道：

埃里克·约翰·欧内斯特·霍布斯鲍姆，CH，FBA（Eric John Ernest Hobsbawm；1917年6月9日—2012年10月1日）英国历史学家及作家。

生平

1917年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犹太中产家庭。父亲是移居英国的俄国犹太后裔，母亲则来自哈布斯堡王朝治下的中欧。1919年举家迁往维也纳，1931年徙居柏林。在一次战后受创至深的德奥两国度过童年。1933年因希特勒掌权而转赴英国，完成中学教育，并进入剑桥大学学历史。1947年成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讲师，1959年升任高级讲师，1978年取得该校经济及社会史教授头衔，1982年退休。之后大部分时间任教于纽约社会研究新学院，是该校政治及社会史荣誉教授。

2012年10月1日，因肺炎并发症，病逝于伦敦皇家自由医院（Royal Free Hospital），享耆寿95岁[1]。

研究领域

霍氏是英国著名的左派史家，自就读大学期间即活跃于大不列颠共产党，直至该党于1991年解散为止都是共产党员[2]。就读剑桥大学期间，霍氏是共产党内的活跃分子，与威廉士、汤普森等马派学生交往甚密；在1952年麦卡锡主义白色恐怖气焰正盛之时，更与希尔等人创办著名的新左史学期刊《过去与现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政治背景虽令霍氏的教职生涯进展艰辛，但却使他与国际社会间有着更广泛的接触经验及更多研究机会，从而建立了他在国际上的崇高声誉。

霍氏的研究时期以19世纪为主，并延伸及17、18和20世纪；研究的地区则从英国、欧洲，广至拉丁美洲。除专业领域外，霍氏也经常撰写当代政治、社会评论，历史学、社会学理论，以及艺术、文化批评等。他在劳工运动、农民叛变和世界史范畴中的研究成果，堪居当代史家的顶尖之流，影响学界甚巨；而其宏观通畅的写作风格，更将叙述史学的魅力扩及一般阅听大众。如《新左评论》名编辑安德生所言：霍氏不可多得的兼具了知性的现实感和感性的同情心。一方面是个脚踏实地的唯物主义者，提倡实力政治；另一方面又能将波西米亚主义、土匪强盗和无政府主义者生活写成优美哀怨的动人故事。

谢选骏指出：要知道，犹太人眼中的世界和一般人眼中的世界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心态，觉得自己是背负了杀害耶稣基督的沉重历史。

（另起一页）

【第一本】

【革命的年代：1789～1848】 THE AGE OF REVOLUTION

【目录】

序言

导言

第一篇　发展

第一章　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

第二章　工业革命

第三章　法国大革命

第四章　战争

第五章　和平

第六章　革命

第七章　民族主义

第二篇　结果

第八章　土地

第九章　迈向工业世界

第十章　向有才干的人开放的职业

第十一章　劳动贫民

第十二章　意识形态：宗教

第十三章　意识形态：世俗界

第十四章　艺术

第十五章　科学

第十六章　结语：迈向1848

【序言】

我们在这里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称为“双元革命”（dualrevolution），本书所追溯的1789－1848年的世界变革，正是从“双元革命”这一意义上着眼。因此，严格地说，本书所陈述的历史既不是一部欧洲史，也不是一部世界史。我在书中对某一国家的陈述（尽管常常显得粗略），是从它在这一时期所感受到的双元革命影响来着眼，那些在这一时期受双元革命影响微不足道的国家，我就略而不谈。因此，读者在书中会发现关于埃及的某些论述，而找不到对日本的评说，对爱尔兰的阐述多于保加利亚，谈拉丁美洲多于非洲。自然，这并不意味着本书所忽略的国家和人民，他们的历史要比本书所谈论的那些国家和人民的历史有所逊色，或者较不重要。本书之所以把视角放在欧洲，更确切地说是放在法、英，那是因为在这个时期，世界或至少是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基础转变是发生在欧洲，确切地说，是发生在法、英。不过，有些值得更详细论述的题目也被搁置一边，则不仅是因为篇幅所限，也是因为这些主题在本系列的其他几卷中将有充分论述（像美利坚合众国的历史）。

本书的目的不在于详细叙述，而是企图做出解释并达到法国人所谓的高度通俗化（haute vulgarisation）。有一定的理论素养、受过教育、有一定学识的公民是本书的理想读者，他们不仅对于过去的一切充满好奇，而且希望理解世界是如何以及为何会变成今天的面貌，而它又将走向何方。所以，给本书加上大量的学术注释，似有卖弄学问、多此一举之嫌，这些注释应当是为饱学之士所准备。因此，书中的注释几乎完全是关于实际引文和数字来源，有时还涉及到某些争议性特别大或者某些语出惊人之论述的依据。

不过，对于这样一本包罗万象的著作，就它所依据的材料略微述及是完全必要的。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某些方面的专家（或者，换个说法，在某些方面也更无知。），除了相当狭隘的某个领域以外，他们基本上必须依靠其他史学家的工作，对1789－1848年这个时期来说，仅二手文献就汗牛充栋，以致任何个人，即使他能够读懂用各种文字写成的材料（当然，所有历史学家实际上最多只能掌握少数几种语言。），也无法穷尽。因此，本书的大部分材料都是二手，乃至三手材料，不足之处在所难免。同样，本书在材料上必然挂一漏万，相关专家将如笔者一样同感遗憾。

然而，历史之网只有拆破，才能抽出单独的织线，出于实际需要，我们有必要把这一主题分成一定数量的子目。我试图非常粗略地把本书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大体上是论述这一时期的一些重大发展，而第二部分则是针对双元革命创造出来的那种社会做一概要阐述。如果这样的区分会使书中有些内容显得重复，那并不是因为理论上的问题，而完全是出于方便。

有很多人与我一起探讨过本书某些方面的内容，还有些人阅读过本书初稿或校样中的某些章节，我在此谨表感谢，而书中的错误自然与他们无关。我尤其要感谢伯纳尔（J.D.Bernal）、达金（Douglas Dakin）、费希尔（Ernst Fischer）、赫斯凯（Francis Haskell）、凯尼格斯伯格（H.G.Koenigsberger）和莱斯利（R.F.Leslie）。费希尔的思想对第十四章的帮助尤大。拉尔芙（P.Ralph）小姐作为秘书和研究助手提供了很大的帮助，梅森（E.Mason）小姐为本书编制了索引，在此一并致谢。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1961年12月于伦敦

谢选骏指出：作者在这里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称为“双元革命”（dualrevolution），这显然出于马列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的教条。但是，这其中埋藏了一个隐蔽的诡辩论——英国十八世纪开始发生的工业革命这一经济过程，其实是十七世纪英国革命这一政治过程的后果，而与十八世纪发生的法国革命这一政治过程，并不搭界。所以“双元革命”完全是鸡鸭同笼。而单看法国，其工业革命同样比政治革命晚了一个世纪，到十九世纪开始进行。

【导言】

词汇经常是比文献更响亮的证言。让我们想一下那些在本书所阐述的60年时间里发明出来，或者是在这个时期获得其现代意义的词汇。比如“工业”、“工业家”、“工厂”、“中产阶级”、“工人阶级”、“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比如“贵族阶级”、“铁路”、作为政治术语的“自由”和“保守”、“民族”、“科学家”和“工程师”、“无产者”和（经济）“危机”；又如“功利主义”和“统计学”、“社会学”和其他许多现代科学名称，“新闻出版”和“意识形态”等等。这些都是在这个时期新造的词汇，或为适应这个时期的需要而产生的单词。（其中多数词汇或已在国际上通用，或已按字面的确切意义被译成各种文字。例如，“社会主义”或“新闻出版”在国际上广为流行；而“铁”和“路”[iron road]的组合，除了它的发源地以外，在每个地方都是铁路[railway]。）“罢工”和“贫困”也是如此。

如果没有这些词汇（即没有它们赋予其名称的那些事物和观念），如何去估量发生在1789－1848年之间这种革命的深远意义？如何去构想人类历史上自从发明了农业和冶金术，发明了文字、城邦那遥远的时代以来的最伟大变革？没有它们，现代世界将会是什么模样？这场双元革命改变了世界，并且还在继续使整个世界发生变革。但是，在思索这种革命时，我们必须注意区分它的长远后果和它早期的关键性发展，前者不受任何社会结构、政治组织或国际力量和资源配置的限制，而后者则与某种特定的社会和国际形势密切相关。发生在1789－1848年间的这种伟大革命，不仅仅是“工业”本身的巨大胜利，而且是资本主义工业的巨大胜利；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巨大胜利，而且是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自由社会的大胜利；不仅仅是“现代经济”或“现代国家”的胜利，而且是世界上某个特定地域（欧洲部分地区和北美少数地方）内的经济和国家的巨大胜利——其中心是大不列颠和法国这两个毗邻而又互为竞争对手的国家。1789－1848年的转变，基本上就是发生在上述这两个国家里的孪生大变革。从那之后，这一变革波及了整个世界。

虽然这场双元革命——更精确的是法国政治革命和英国工业革命——的主要载体和象征是法、英两国，但是，我们不应把这场革命看成是属于这两个国家的历史事件，而应看作是一座覆盖了更广泛地区的火山的孪生喷发口，这样的看法不是没有道理的。位于法国和英国的火山口同时爆发，并且各具特色，这既不是偶然，也不是没有意义的事件。从西元3000年历史学家的观点来看，或是从中国或非洲观察家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恰当地说：人们根本不可能指望这些发生在西北欧及其某些海外殖民地的事件，当时会发生在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也可同样正确地指出：在这个时期所发生的革命，除了资产阶级自由资本主义的胜利以外，我们无法想象还有其他任何形式的革命。

很显然，如果不去进一步追溯1789年以前的历史，尤其是此一变革发生前夕，明显反映（至少就追溯而言）在世界西北部地区，反映在这场双元革命所要扫荡的旧制度危机的那几十年历史，我们就无法理解这场意义深远的变革。我们应否把1776年的美国独立革命看成是一次与英、法革命具有同等重要意义的爆发，或仅仅看作是它们最为重要、最为直接的先行者和推动者；我们应否对1760－1789年之间的制度危机、经济变革和轰轰烈烈的事件赋予重要意义，还是它们最多只能清清楚楚地说明这场大爆发的直接原因和时机，而无法解释它的根本原因。分析家应当追溯到多远的过去——是该追溯到17世纪中叶的英国革命，追溯到宗教改革，追溯到欧洲人开始的世界性军事征服以及16世纪早期的殖民剥削，乃至更早的过去？这些对我们都无关紧要，因为这样的深刻分析已远超出本书所限定的时间界线。

我们在此需要评述的仅仅是，这种变革所需要的社会和经济力量、政治和理论工具，无论如何已经在欧洲的一部分地区做好了准备，并足以让世界其他地方都革命化。我们的问题不是要去追寻世界市场的出现，追寻一个充满活力的私人企业家阶级的出现，甚至也不是要追寻提出“政府政策的基础在于致力实现私人利润的最大化”这样一个主张的政府在英国的出现。我们也不是要追寻科技知识的进步，或者说，追寻个人主义、世俗主义、理性主义进步信念的发展。我们认为，在18世纪80年代，这一切的存在都是理所当然的，尽管我们还不能认定，它们的力量在当时已足够强大或广为传播。相反的，如果有人企图因为双元革命外在装束的熟悉性，或下述那些不可否认的事实——诸如罗伯斯比尔（Robespierre）和圣茹斯特（Saint－Just）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不会与旧制度的社会场所毫无关系；其改革思想代表了18世纪30年代英国资产阶级的边沁（Jeremy Bentham），就是向俄国凯塞琳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提出同样主张的那一个人；中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最极端的论述都来自18世纪英国上院议员等等——就低估了双元革命的新颖之处，对于这样的企图我们必须加以防备。

所以，我们的问题不是去解释这些新兴经济和社会因素的存在，而是它们的胜利；不是去追溯它们在以往几个世纪逐渐取得的侵蚀性和破坏性成就，而是它们对这个堡垒的决定性征服。此外，我们还要去追溯这场突如其来的胜利对下述两个地区所造成的深远影响：那些最直接受其影响的国家，以及其他直接暴露在其新生力量——引用此时世界史的说法，即“征服的资产阶级”——炸性影响的世界。

由于双元革命发生在欧洲的部分地区，其最明显、最直接的影响自然以那里最为突出，因而，本书所论述的历史必然主要是区域性的。同理，由于这场世界革命是从英国和法国这对孪生的火山口向外喷发，因而它在最初必然也会采取由欧洲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进而征服的形式。的确，对于世界历史而言，它最引人注目的后果就是几个西方政权（特别是英国）建立了对全球的统治，这是史无前例的事件。在西方的商人、蒸汽机和坚船利炮面前，以及在西方的思想面前，世界上的古老文明和帝国都投降了、崩溃了。印度沦为由英国殖民总督统治的一个省，伊斯兰国家危机重重、摇摇欲坠，非洲遭到赤裸裸的征服，甚至庞大的中华帝国，也被迫于1839－1842年间向西方殖民者开放门户。及至1848年，凡在西方政府和商人认为对他们有用而需要占领的土地上，已不再有任何障碍。如同西方资本主义企业的发展，其前途已经一路通畅，所需要的仅是时间而已。

然而，双元革命的历史不仅仅是新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取得胜利的历史，它也是这些新兴力量在1848年后的百年之中，从扩张转变为收缩的历史。更为重要的是，及至1848年，未来命运这一异乎寻常的逆转已依稀可见。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中叶达到高潮的世界性反西方抗争，在当时仅仅初露苗头。只有在伊斯兰世界，我们才能观察到这一过程的最初几个阶段，那些被西方征服的国家经由这样的进程，采用了西方的思想和技术，扭转了局面：例如19世纪30年代土耳其帝国内部开始的西化改革，以及埃及的阿里（Mohammed Ali）所进行的不为人们所注意、但具重要意义的改革事业。但是，在欧洲内部，预示着要取这个赢得巨大胜利的新社会而代之的力量和思想，已经在萌芽。1848年以前，“共产主义的幽灵”已经在欧洲徘徊，1848年，人们驱走了“幽灵”，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它实际上便像幽灵一样处在软弱无力的状态，特别是在被双元革命迅速改变的西方世界。但是，如果我们环顾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那么，我们就不敢因此而低估在反抗双元革命中诞生的、具有革命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历史力量，这一思想体系在1848年已做了首次的经典性阐述。双元革命这个历史性的时期，是以在兰开夏（Lancashire）建立现代世界的第一个工厂制度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为开端，而结束于第一个铁路网的设立和《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的发表。

谢选骏指出：“词汇经常是比文献更响亮的证言。”——这个说法表明，马克思主义把教条置于事实之上。《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的发表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而《资本论》（原名《资本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德语：Das Kapital: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不过是为了证明《共产党宣言》，属于典型的“伪科学”。

【第一章 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

18世纪应该被送入万神殿。——圣茹斯特

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曾经是一个比我们今天的世界既要小得多也要大得多的世界。这是我们对那个世界的第一个看法。从地理方面看，当时的世界比较小，因为，即使是那个时代受到过最好教育、见识最广的人——比如说，像科学家兼旅行家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这样的人——也只了解这个人类栖息地球的局部地区。（相对于西欧，那些在科技方面较不发达、较不具扩张性的社群的“所知世界”，显然要比西欧所认知的更小，小到只是地球的微末部分。没有文字的西西里农民或是生活在缅甸山陵中的耕作者，就是在这样的小天地里度过他们的一生，他们对外面的世界永远一无所知。）由于有像库克（James Cook）那样具有非凡才能的18世纪航海家的探险活动，大洋表面的大部分地方（尽管绝不是所有地方）才得以经由考察绘制在地图上，尽管在20世纪中叶以前，人类对海底的知识仍微不足道。人们已能了解了各个大陆以及大部分岛屿的概貌，尽管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还不太精确。人们对于分布于欧洲的山脉面积和高度的知识比较精确，而对于拉丁美洲的情况，则了解得非常粗略。对于亚洲，所知甚少。至于非洲（除了阿特拉斯山〔Atlas〕以外），在实际用途方面毫无了解。除了中国和印度，世界上大江大河的流径对于世人都充满了神秘色彩，只有少数靠设陷阱捕兽的猎人、商人或深入加拿大印第安地区的皮货商，才了解他们所在地区的河流走向，或者说曾经有所了解。除了几个地区之外——在几块大陆上，他们只从沿海伸入内陆不过几英里——世界地图都是由商人或探险家的明显足迹穿越过的空白空间所组成。要不是由于旅行家或在遥远前哨站服务的官员们，搜集了一些粗略但尚能管用的二手甚或三手资料，这些空白地区甚至会比实际上标明的还要广大。

不仅“所知的世界”比较小，而且现实的世界也是如此，至少在人类活动的世界是如此。由于无法取得实际的人口统计资料，所有现有的人口估计完全是靠推测得来。不过，有一点很清楚，即当时的地球只能养育相当于现今人口中的很小一部分，可能不超过今天的三分之一。如果我们最常引用的那些推测数据出人不是太大，那么，亚洲和非洲在当时所养活的人口比重，要比今天大一些。1800年欧洲的人口大约是1.87亿（现在的人口大约6亿），所占的比重比今天要小一些，而美洲人口所占的比例显然就更小了。大体而言，在1800年时，每三个人当中就有两个是亚洲人，每五人当中有一个是欧洲人，非洲人占1／10，而美洲或大洋洲人则只占1／33。很显然，那么少量的人口分布在地球表面，人口密度自然比现在要稀薄得多了。也许，除了一小部分地区，比如说中国和印度的某些地区，或西欧和中欧的某些地区，由于农业生产发达或者城市高度集中，可能存在着类似现代的人口密度。既然人口规模比现今要小，那么，人类有效拓居的区域自然也会小一些。气候状况（尽管气候不会再像14世纪初到18世纪初那个“小冰河期”最糟糕的时代那样寒冷或潮湿，但比今天可能还要冷一些、湿一些。）遏制了人类在北极圈内定居的极限；流行性疾病，如疟疾，在很多地区仍然制约着人口的增长，比如意大利南部的沿海平原，实际上长期无人居住，到了19世纪，才逐渐有人定居。原始的经济生活方式，特别是狩猎和（在欧洲）游牧，浪费了土地，使得人们无法在整片地区安家落户，例如意大利东南端的阿普里亚（Apulia）平原。19世纪早期的旅行家留下了他们描绘罗马四周地区的图画，那是一个空旷且到处都是废墟的疟疾流行区，少量牛羊伴随着三三两两古怪奇特的盗匪，这就是当时人们所熟悉的地方风景。当然，很多土地在开垦之后，贫瘠依旧，杂草丛生，到处是汪洋的沼泽地、粗放的牧场或森林，甚至在欧洲也是如此。

比较小的第三个现象表现在人类的体型上：总的说来，那时的欧洲人明显要比今天的欧洲人矮小许多，这个说法是根据应征士兵的大量体格统计数字，我们可从中取一例来加以说明。在意大利西北部利古里亚（Liguria）沿岸的一个县里，从1792－1799年所招募的新兵中，身高不足1.5米（59英寸）的人占了72％。但这并不表示18世纪晚期的人要比我们来得纤弱。法国大革命中那些骨瘦如柴、发育不良、没有受过训练的士兵，他们所具有的体能耐力，只有今天那些活跃在殖民地山林丛中小巧玲戏的游击队员们才可以相比。以每天30英里的速度，全副武装，连续行军一周，是家常便饭的事。但是，用我们今天的标准来衡量，当时人们的体质很差，却是不争的事实。那些身价百倍的国王和将军都把他们的性命系于“高个子”身上，由这些人组成精干强悍的卫队、身披甲胄的骑兵护卫队，以及诸如此类的保安人员，这一切都说明了上述事实。

然而，如果说当时的世界在很多方面都比今天来得小，那么，交通的极端困难和不稳定性却使当时的世界实际上要比我们今天的世界大得多。我并不想夸大这些困难，按照中世纪或16世纪的标准来看，18世纪晚期是一个交通工具众多且快速的时代，即使在铁路革命以前，道路、马车和邮政服务也已大有改善。从18世纪60年代到该世纪末，由伦敦前往格拉斯哥（Glasgow）所需的时间，已从10－12天缩短到62小时。18世纪下半叶建立的邮车或驿车系统，在拿破仑战争末期到铁路铺设这段时期内大为扩展，它不仅加快了速度——1833年，从巴黎到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的邮件递送只需36小时——而且已形成定期性的服务。然而，陆路的旅客运输量依然很小。陆上的货物运输不仅速度慢，而且费用昂贵，令人生畏。对那些经营官方事业或从事商务的人而言，相互往来是绝对无法断绝的，据统计，在与拿破仑开战之初，计有2000万封信件经过英国邮差之手（到本书所论时期尾声，信件数量又增加了10倍）。但是，对于当时的大多数人来说，信件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因为他们不能识文断字，而且，出门旅行——或许除了往返于市集的路途而外——完全是异乎寻常的事。倘若他们或他们的货物要走陆路，那么，他们绝大多数靠步行，或者依靠速度缓慢的二轮货运马车，这种方式甚至在19世纪早期还运输了六分之五的法国货物，其速度每天尚不足20英里。送急件的人长途跋涉，行色匆匆；马车夫赶着邮政马车，捎带着十来个过往行人在坎坷的道路上颠簸，每个乘客都颠得散了骨架；贵族的私人马车在路上飞驰，但对于那个世界的大部分人来说，牵着马匹、骡子步行的车夫，仍主宰着陆上运输。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水路运输不仅简单、低廉，而且通常也更快速（如果排除变幻莫测的天气干扰）。歌德（Goethe）在意大利旅行期间，从那不勒斯（Naples）乘船到西西里返往时间分别用了四天和三天。这位才子对于旅途花费的时间之短感到惊讶，他用这几天时间舒舒服服地完成了与陆上路途一样的旅行。码头所及的距离就是世界的距离：从实际意义上看，从伦敦到普里茅斯（Plymouth）或利斯（Leith）的路程要比到诺福克郡布雷克兰村（Breckland of Norfolk）的路程更近一些。从墨西哥的维拉克鲁斯（Veracruz）到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利亚（Seville），要比从西班牙中北部的巴利阿多里德（Valladolid）更容易。从巴西的巴伊亚（Bahia）去汉堡（Hamburg），要比从东普鲁士的波美拉尼亚（Pomeranian）走内地更方便。水路运输的主要缺点就是间歇太长，即使到1820年，从伦敦发往汉堡和荷兰的邮件，每周才两次，发往瑞典和葡萄牙的每周只有一次。至于发往北美的邮件，则是一月一次。但是，波士顿、纽约与巴黎的联系肯定要比喀尔巴阡山的玛拉马罗斯郡（Maramaros）与布达佩斯之间的联系要密切得多。正因为通过远洋运输运送大量的货物和人员比较容易，所以两个相距遥远的都市之间的联系，要比城市和乡村间的联系更方便。比如说，从爱尔兰北部港口花五年的时间（1769－1774年）运送4.4万人到美洲，要比花三代人的时间运送5000人到苏格兰的敦提（Dundee）还要容易。攻陷巴士底狱（Bastille）的消息在13天内已在马德里家喻户晓，而在皮隆尼（Peronne）这个距首都只有133公里的地方，直到巴士底狱陷落的第28天，才获悉来自巴黎的消息。

因此，对于当时的大多数居民而言，1789年的世界广袤无边。除非被某种可怕的偶然事件，比如军队征募所抓走，大多数人是生于斯、长于斯，并且通常就是在他们所出生的教区里度过一生。法国当时共有90个省，迟至1861年，在其中的70个省中，十分之九以上的人就只生活在他们的出生地。这个世界的其他地区都是政府代理人和传言谈到的事，没有报纸，即使在1814年，法国杂志的正常发行量也只有5000份，除了一小撮中上层阶级以外，几乎无人能识文断字。流动人口，包括商人、小贩、短工、工匠、流动手工业者、季节性雇工，还包括四处行乞的托钵僧或香客，乃至走私分子、强盗和市集上的老乡这类范围广泛、行踪飘忽不定的庞杂人群，这些人负责把小道消息传给大家。当然，战争期间散落于民间或者在和平时期驻防民间的土兵也负责传播消息。很自然地，消息也通过政府或教会这类官方渠道传给大家。不过，即使是这种遍布于全国的政府组织或者基督教组织的地方人员，他们很多也是本地人，或者说，他们定居于一处，终身为他们的同类提供服务。在殖民地以外的地区，由中央政府任命，并被派往接任地方职位的官吏，此时才刚刚出现。在国家所有的基层官员中，或许只有部队的军官才有指望经常迁徙，过着四海为家的生活。这些人只有在他所辖地区内，从各种各样的美酒、女人和战马中求得慰藉。

就其本来的情况而言，1789年的世界绝对是一个乡村世界，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谁若没认清这一点，就不能说是认识了这个世界。像俄国、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及巴尔干半岛上的那些国家，城市从未特别繁荣兴旺过，农村人口占总人口的90％－97％，在有些地方，城市虽然已经衰落，但城市的传统依然很强烈。即使是这样的地区，乡村或者说农业人口的比例也特别高。据我们所掌握的估计资料，在意大利北部的伦巴第（Lombardy）地区，农村人口占85％；在威尼斯，农村人口占72％－80％；而在卡拉布里亚（Calabria）和卢卡尼亚（Lucania），这一比例则提高到90％以上。事实上，除了某些工商业非常繁荣的地区以外，我们很难找到农业人口少于总人口五分之四的欧洲大国。即使以英国而言，也是直到1851年，城市人口才首次超过农村人口。

当然，“城市”（urban）这个词的涵义模棱两可。按照我们现代的标准，1789年时，可以名副其实地称为大都市的欧洲城市只有两个：伦敦和巴黎，它们的人口分别为约100万和50万。人口在10万或10万以上的城市大约有20个，其中，法国有两个，德国两个，西班牙大概有四个，意大利大约有五个（地中海沿岸地区传统上是城市的故乡），俄国两个，葡萄牙、波兰、荷兰、奥地利、爱尔兰、苏格兰和土耳其的欧洲部分各一个。我们所谓的城市，还包括为数众多的地方小城镇，大部分城市居民实际上就是生活在这种小城镇里。小镇的中央是教堂广场，四周耸立着公共建筑和贵族宅邸，人们只需用几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从广场走到农场。1834年是本书所述时期的后半段，当时奥地利有19％的人生活在城镇里，但即令在当时，城镇人口的四分之三依然是居住在人口不足两万的小城镇里，约有半数生活在人口规模2000－5000的小城镇。这些就是法国的短期雇工们在其法兰西之旅（Tour de France）时漫游过的城市。由于随后几个世纪的萧条停滞，这些城镇16世纪的外貌就像琉璃中的苍蝇一样，被栩栩如生地保存了下来，它们所呈现的宁静色彩，正是唤醒德国浪漫诗人抒发其热情的背景。在西班牙，大教堂的塔尖高高地耸立在小镇上；在这些泥泞的城镇里，哈西德派（Chassidis）的犹太人崇拜他们神奇的犹太教教士，而正统的犹太人则在这里为神圣法律中的细微末节辩论不休；果戈里（Gogol）小说中的钦差大臣赶车入城，来这里恐吓富贵之人，而乞乞科夫（Chichikov）则在这里思索购买死者灵魂之事宜。但是，满腔热情、胸怀大志的年轻人，他们也是来自于这样的城镇，他们发动革命或赚取第一笔财富，或者既是革命者又是大富豪。罗伯斯比尔来自于阿拉斯（Arras），巴贝夫（Gracchus Babeuf）来自于圣昆丁（Saint－Quentin），拿破仑是阿雅克修（Ajaccio）人。

这些地方城镇虽然很小，却依然是城市。真正的城里人头脑灵活而又见多识广，他们瞧不起那些来自周围乡村四肢发达、行动迟缓、无知愚钝的乡下人。（从当时世界注重实际之人的标准看来，死气沉沉的乡间城镇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德国很多通俗喜剧对待偏僻闭塞的小镇[Krahwinke]就像对乡下佬[显然他更土气]那样，严厉地大肆嘲讽。）城乡之间，确切地说，在城市职业和农业劳动间的界线是十分清楚的。在许多国家，靠着税务壁垒，有时甚至是旧城墙硬把两者区分开来。在某些极端的情况下，比如在普鲁士，政府急于把纳税人置于适当的监督之下，想方设法把城市活动与乡村活动实质上完全分隔开来。即使在行政管理上没有做出如此严格区分的地方，人们通常也能从外貌上认出他是城里人还是农民。在东欧的广阔大地之上，城里居民就像是一个个漂浮在由斯拉夫人、马札儿人和罗马尼亚人组成的汪洋大海中的日耳曼人、犹太人或意大利人的小岛。即使他们具有同样的宗教信仰，属于同一民族，城里人的外表与周围农民的外表看上去就是不一样，他们的穿着打扮不一样。的确，除了从事室内体力劳动和手工业劳动的人以外，城里人多数个子较高，尽管他们的身体也许比较纤弱。（例如，1823－1827年，布鲁塞尔[Brusse]城里人的平均身高要比附近农村高出三厘米，在鲁文[Louvain]，城里人比农村来的人平均高两厘米，关于这个问题，我们有大量的军方统计资料可资佐证，尽管所有资料都是19世纪的。）他们的思维敏捷，文化程度较高，他们可能，而且肯定为此而自豪。不过，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与农村人一样封闭，他们不了解外面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其愚昧无知的程度与农村人也没什么差别。

地方上的城镇实际上仍然从属于所在农村的经济和社会，它靠周围的农民和靠自己的劳作维生（除了极个别的例外），此外几乎别无生活来源。城市里的专业阶级和中产阶级通常都是谷物和牲畜交易商、农产品加工者、律师和公证人（他们为拥有土地的贵族，处理其财产事务或无休无止的诉讼。）、商人-企业家（他们为农村中从事纺织的人提供原料和收购产品），以及颇受人尊敬的政府代理人、贵族及教会人士。城里的手工业者和店主为附近农民以及靠附近农民维生的城里人提供服务。地方小城镇在中世纪晚期有过一段黄金时代，但从那以后，它已经令人悲哀地走向衰落。它不再是“自由市”或城邦，不再是为更广大的市场提供产品的制造业中心，不再是国际贸易的中继站。由于它的衰落，它便越来越顽固地坚持它对市场的地方性垄断，庇护市场，排斥一切外来者。年轻激进分子和大城市居民所嘲笑的那种地方主义，主要便是从这种经济自卫运动中产生的。在南欧，乡绅有时甚至是贵族都居住在小城镇里，他们靠地租维生。在德国，有无数小诸侯的领地，本身不过是一些大庄园，诸侯领地上的官僚靠着从老实本分的农民身上搜刮来的钱财，满足诸侯殿下的欲望。18世纪晚期，地方城镇可能仍是一个繁荣而发展中的社会，尽管主宰城市风貌的是带有古典或洛可可式风格的石砌建筑，但它们依然是西欧部分地区的见证。它们的繁荣系来自农村。

因此，农业问题就是1789年世界的基本问题，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第一个有系统的欧洲大陆经济学派是法国重农学派（Physoicrats），该派理所当然地认为土地和地租是净收益的惟一来源。而且，农业问题的关键所在乃是土地耕作者与土地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是财富生产者与财富积累者之间的关系。

从土地所有权关系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把欧洲——确切地说，是以西欧为中心的经济综合体——分成三大区域。在欧洲的西部，有海外殖民地。在海外殖民地中，除了美利坚合众国北部和一些意义不太大的独立农耕区这些明显例外以外，典型的耕作者就是作为强制劳动者或农奴的印第安人，以及作为奴隶的黑人；佣农、小佃户之类的耕作者比较少。（在东印度群岛殖民地，欧洲种植园主人直接进行耕作的情况比较罕见，土地管理者所采取的典型强制形式，就是强迫耕作者送缴一定比例的收获物，比如荷属群岛上的香料或咖啡。）换句话说，典型耕作者的人身是不自由的，或处在政治强制之下。典型的地主则是半封建性的大地产（种植园、庄园、牧场）所有者，以及实行奴隶制的种植园主人。半封建大地产特有的经济是原始的、自给自足的，总之，纯粹是为了满足当地的需要：西属拉丁美洲出口的矿产品，其生产者实际上就是印第安农奴，和农产品的生产方式并无不同。实行奴隶制的大规模种植园，主要分布在西印度群岛、南美北部沿海地区（尤其是巴西北部地区），以及美国的南部地区，其经济特点就是生产一些极为重要的出口作物——蔗糖，其次是烟草和咖啡、染料，自工业革命以后，主要是生产棉花。所以，奴隶制种植园经济成了欧洲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并通过奴隶贸易成为非洲经济的组成部分。在本书所阐述的时期，这一地区的历史基本上可以根据蔗糖生产的衰落和棉花生产的崛起来写成。

在西欧以东，尤其是在沿着易北河，今捷克斯洛伐克西部边境，然后南伸至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港（Trieste），这条将奥地利东西部划成两半的界线以东的地区，盛行着农奴制度。从社会方面看，托斯卡纳（Tuscany）和翁布里亚（Umbria）以南的意大利和西班牙南部都属于这类地区，尽管斯堪的纳维亚地区（除了丹麦和瑞典南部的部分地区以外）不属于农奴制度。在这片广大地区内，还存在着由自由农耕作的地块。这些自由农包括散居在从斯洛文尼亚（Slovenia）到伏尔加河（Volga）这块土地上的德国农业殖民者；生活在伊利里亚（Illvrian）内地荒山秃岭中实际上处于独立地位的家族；与克罗地亚步兵（Pandurs：在18世纪以残忍闻名）和哥萨克（Cossack）骑兵几乎一样好勇斗狠的武装农民（他们活动在直到最近为止还是介于基督徒和土耳其人或鞑靼人之间的军事边界上）；在领主和政府鞭长莫及之处，擅自占地拓荒的自由垦殖者；以及生活在不可能有大规模农耕的莽莽森林里的人们。但不论怎样，这一地区的典型耕作者整体上看来是不自由的。事实上，他们几乎都被淹没在自15世纪晚期和16世纪早期以来所产生的、不曾停顿的农奴制度的洪流之中。这种情况在巴尔干地区不太明显，因为那里曾一度或依然处在土耳其人的直接统治之下，在土耳其前封建主义原有的农业制度里，土地曾进行过粗略的分配，每一份土地要负担一位非世袭土耳其武士的生计，这种原始的农业制度蜕变成大地主统治之下的世袭地产制度，很少从事农耕的伊斯兰教地主们，干方百计地压榨农民。这就是巴尔干地区、多瑙河和萨瓦河（Sava）以南地区在19世纪和20世纪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下获得解放时，实质上还是农业国家的原因，尽管这些国家当时极端贫穷，但它们并不是农业财产集中的国家。作为基督徒，巴尔干农民在法律上仍然是不自由的，而且在事实上，作为农民，至少当他还处在领主控制之下时，也是不自由的。

但是，在其他地区，典型的农民就是农奴，他们被迫把一周中的大部分时间用在领主的土地上服劳役，或者尽与此相当的其他义务。他的人身不自由度非常之大，以致我们很难把农奴与奴隶区别开来，如在俄国和波兰实行农奴制的那些地方，农奴可以与土地分开卖出。1801年，《莫斯科报》（Gazette de Moscou）上有一则广告登了这样一段话：“有三位马车夫和两位姑娘待售。马车夫训练有素，出类拔萃。姑娘的年纪分别为18岁和15岁，两人均容貌姣好，手工活样样精通。该家族尚有两位理发师可供出售，其中一人年纪21岁，能读会写，能演奏乐器，并能胜任马车夫。另一位适合帮女士和先生美发，也会弹钢琴和拉手风琴。”（很大一部分的农奴充当家庭仆役。在1851年的俄国，家庭仆人几乎占全部农奴的5％。）在波罗的海——通往西欧的重要贸易要道——内陆地区，采用农奴制劳动的农业，为西欧进口国家生产了大部分出口作物：谷物、亚麻、大麻以及主要用来造船的林产品。在其他地区，农业经济更加依赖地方市场，这个市场至少包括交通方便、制造业相当发达、城市有所发展的地区，如萨克森（Saxon）和波希米亚（Bohemia）以及维也纳这个大都市。但是，这里的大部分地方还是很落后。黑海航路的开通和西欧尤其是英国日益发展的都市化，才刚刚开始刺激俄国黑土地带的谷物出口，在苏联实现工业化之前，出口谷物依然是俄国对外贸易的大宗商品。实行农奴制的东部地区为西欧提供粮食原料，因而被看成是西欧的“依赖经济”，类似于它的海外殖民地。

意大利和西班牙实行农奴制的地区也具有类似的经济特征，尽管其农民的法律地位有所不同。大体而言，这些地区是盛行贵族大庄园的地区。在西西里和安达鲁西亚（Andalusia），不少大庄园就是直接承继自罗马大庄园，原来的奴隶和外乡人（coloni）变成这些地区颇具特色的雇工，他们没有土地，按日计酬。畜牧经营、粮食生产（西西里是输出谷物的古老粮仓），以及从悲惨的农民那里进行压榨所取得的东西，都为拥有土地的王公贵族提供收入来源。

在实行农奴制的地方，典型的地主就是贵族、大地产的耕作者或剥削者。其领地之广大令人难以想象：凯塞琳大帝赐给每个宠臣4－5万名农奴；波兰拉齐维尔家族（Radziwills）拥有的地产有半个爱尔兰那么大；波托基（Potocki）在乌克兰拥有300万英亩的土地；匈牙利的埃斯特哈齐家族（Esterhazy，音乐家海顿[Haydn]的保护人）曾经拥有几乎700万英亩的地产。面积达数十万英亩的地产比比皆是。（1918年以后，捷克斯洛伐克没收了80个面积超过2.5万英亩［1万公顷〕的大庄园，其中，在勋伯恩〔Schoenborn］和施瓦森堡〔Schwarzenberg〕各有一个占地面积达50万英亩的大庄园被没收，李希滕斯泰因（Liechtenstein）和金斯基[kinsky]分别有一个占地面积达40万和17万英亩的大庄园遭没收。）尽管这些大庄园常常缺乏管理，经营粗放，并且效率低下，但是，它们却可生产出王侯般的收益。就像一位法国参观者评论荒芜的锡多尼亚城（Medina Sidonia）庄园那样，西班牙的显贵“像一头在森林里称王的狮子，它一声怒吼便可使所有接近它的生灵闻风丧胆”。然而，他并不缺钱，即使以英国富绅的标准来衡量，他依然是富有的。

在这些土地巨头之下，盘剥农民的是一个拥有大大小小不同规模和不同经济资源的乡绅阶级。在有些国家，这个阶级极为庞大，因而，他们也破落、不满，他们与非贵族的主要区别在于他们的政治和社会特权，以及厌恶从事劳动这类粗活，在匈牙利和波兰，这一阶级的人数约占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在18世纪末的西班牙，乡绅阶级的数量几乎达50万人，在1827年则占全部欧洲贵族的10％，而在其他地方，这一阶级的数量要小得多。

从社会方面来看，欧洲其他地区的农村结构没有什么不同。也就是说，对于农民和雇工而言，拥有土地的任何一个人都是“乡绅”，是统治阶级的一员，相反，没有土地而取得贵族或乡绅地位（这一地位具有社会和政治特权，它在名义上仍然是通向政府最高层的惟一道路），那是无法想象的。在大多数西欧国家，这种思维方式所隐含的封建秩序在政治上依然很有活力，尽管它在经济上已越来越过时了。的确，由于其经济上的败落，贵族和乡绅收人的增长越来越远落后于物价和开支的上升，也正是这一点使得贵族采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烈的手段，利用他那一份不可转让的经济资产，利用他的地位和与生俱来的特权。在欧洲大陆的每个地方，贵族们都是把出身低微的竞争对手挤出国王手下的肥缺，从瑞典到法国，到处如此。瑞典平民官员的比例从1719年的66％（1700年时为42％），下降到1780年的33％。在法国，这一“封建反动”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参见第三章）。但是，即使在社会秩序某些方面已明显发生动摇的地方，比如在法国，要晋身土地贵族阶层也是相当容易的。英国更是方便，在这里，倘若财富已足够巨大的话，地主和贵族的地位是对所有各类财富的奖赏。土地所有权和统治阶级地位之间的联系在当时仍然存在，而且在后来实际上变得更为密切。

但是从经济方面看，西欧的乡村社会却极为不同。典型的农民在中世纪晚期已免除了奴役地位的大部分义务，尽管他们从法律上看依然保留着大量烦人的依赖痕迹。典型的庄园早已不再是一个经济活动单位，而变成了一个收取地租和其他货币的体制。或多或少取得了自由的农民，不论是富农、中农或小农，他们都是这块土地上独具特色的耕作者。如果他是某种类型的承租人，那么，他就向地主缴地租（在有些地区实行谷物分成）。如果在法律意义上他是一个自由农，那么，他可能仍然要为当地的领主承担各种义务，这些义务或许可以或许不可以折算成现金（比如他有义务把他的粮食送到领主的磨坊加工），还要向王公贵族纳税，向教会缴纳什一税，以及负担某些劳役，凡此种种都与地位较高的社会阶层形成对照，那些人的义务相对得到豁免。但是，如果这些政治束缚都被解除，那么，欧洲大部分地区将变为一个由农民经营的农业区。一般说来，在这个地区内，一小部分富裕的农民往往会变成从事商品生产的农场主人，他们在城市市场上出售经常剩余的谷物。而大多数中小农民则依赖他们所占有的土地，过着类似于自给自足的生活，除非他们拥有的土地太少，以致他们不得不在农业或手工业方面找些零活，挣点工钱。

只有一部分地区，把农业进一步推向了朝着纯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的阶段，英国就是其中一个主要地区。在英国，土地所有权已高度集中，但是，典型的耕作者是一个中等规模、采取商业化经营的佃户，他们通常都雇工帮耕。他们被隐没在小地主、茅舍农以及诸如此类的农民大海之中。但是，一旦这层掩盖被揭去（大体上在1760－1830年间），那么，这里所出现的就不是小农农业，而是一个由农业企业家和农场主人所组成的阶级，以及庞大的农业无产阶级。欧洲有些地区，比如在意大利北部和尼德兰，商业投资习惯于投向农场经营，或者是该地所生产的专业化经济作物，这些地区也表现出强烈的资本主义倾向，但这仅是例外而已。再一个例外就是爱尔兰，这是一个不幸的岛屿，它把欧洲落后地区的劣势与靠近最先进经济的不利条件结合在一起。在那里，一小撮与安达鲁西亚或西西里大庄园主相类似的大地主，以敲榨的方式勒索租金，盘剥广大佃农。

从技术上看，欧洲农业除了一些先进地区以外，仍然属于传统农业，效率之低下令人吃惊。其产品基本上还是传统产品：黑麦、小麦、大麦、燕麦，以及东欧荞麦；肉牛、绵羊、山羊及其奶制品；猪和家禽；一定数量的水果和蔬菜；葡萄酒；还有大量诸如羊毛、亚麻、做船缆的大麻，以及用于生产啤酒的大麦等等工业原料。欧洲的食品仍然是地方性的，别的气候条件下生产的食品还很稀少，近乎奢侈品，也许除了蔗糖以外——这是从热带进口最重要的食品，蔗糖的甘美为人类所造成的痛苦超过其他任何东西。英国（这个当时公认最先进国家）在18世纪90年代，每年每人平均消费蔗糖14磅。但是即使在这个国家，在法国大革命爆发的那一年，每人每月消费的茶叶几乎不到两盎司。

从美洲或其他热带地区引进新作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在欧洲南部和巴尔干地区，玉米（印第安人的粮食）已经相当普及——这有助于把迁徙不定的农民固定在巴尔干的小块土地上——在意大利北部，水稻生产取得了一定的进步。各类贵族领地上都种植了烟草，出于财政税收的目的，大部分烟草都为政府所垄断，尽管以现代的标准来衡量，那时所消费的烟草实在微不足道。在1790年，普通英国人每月抽烟、吸烟或嚼烟的数量约为一又三分之一盎司。蚕桑养殖在南欧的部分地区已相当普遍。马铃薯作为主要的农作物，才刚刚开始兴盛，或许除了爱尔兰以外。在爱尔兰，一英亩马铃薯，比其他任何食物能养活更多的人口，因此，马铃薯已经在那里大量种植。除英国和低地国家之外，块根作物和饲料作物（与干草不同）的系统栽培还相当少见。一直要到拿破仑战争，才造成甜菜的大规模生产。

18世纪当然不是一个农业停滞不前的世纪，相反，这是一个人口膨胀、都市化蓬勃发展、贸易和制造业长期增长的时代，这一切都促进了农业的改进，而且也确实需要农业的进步。这个世纪的下半叶，人口开始惊人增长，并且从此以后经历了持续不断的增长过程，这是近代世界颇具特色的现象：例如，在1755－1784年间，比利时布拉班特省（Brabant）的农业人口上升了44％。从西班牙到俄国，有众多的农业进步运动推动者，他们扩大组织，到处散发政府报告和宣传出版物。然而，在他们的印象之中，最深刻的竟是农业发展所碰到的巨大障碍，而非农业的进步。

大概除了采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地区以外，农业世界的发展都相当缓慢。而商业和制造业世界，以及与之并进的技术和智力活动，则是信心十足，生气勃勃，狂飙突进，大有发展。从中得益的社会阶级显得很有活力，坚定而乐观。与殖民地剥削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贸易活动广泛展开，这给当时的观察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海上贸易体系迅速发展，贸易额和贸易量大大增加，商船环绕地球航行，给大西洋北部的欧洲商业社会带来了利益。他们利用殖民势力，掠夺东印度群岛居民的商品（在一定程度上也掠夺远东。他们在那里购买茶叶、丝绸、瓷器等，以满足欧洲人对这些物品不断增长的需要。但是，中国和日本的政治独立，使得这种贸易在当时不那么具有劫掠性质。），再从那里输往欧洲和非洲，并在非洲利用这些商品加上欧洲的货物来购买奴隶，以便满足美洲迅速发展的种植园制度的需要。美洲种植园则反过来把数量更为巨大，价格更加便宜的蔗糖、棉花等出口到大西洋和北海沿岸港口。在那里，它们将与欧洲东西贸易中的传统工商业品：纺织品、食盐、葡萄酒及其他物品一起被重新发往东部。然后从“波罗的海”换来谷物、木材、亚麻。从东欧换来谷物、木材、亚麻和亚麻制品（一种出口到热带地区有利可图的商品）、大麻以及在这个次殖民地地区生产的铁制品。在欧洲比较发达的经济——从经济上说，它包括定居在北美殖民地上，日益活跃的白人社会——之间，贸易之网变得空前密集。

当英印富翁或种植园主从殖民地衣锦荣归之际，多半已是腰缠万贯，其财富之巨是地方老财主做梦都不曾想到的。商人和船商似乎是那个时代真正的经济强者，在那个世纪里，他们建造或重建了波尔多（Bordeaux）、布里斯托尔（Bristol）、利物浦（Liverpool）这些辉煌码头，只有达官贵人和银行家才能与他们相比。那些人从他们有利可图的政府职位上攫取财富，“国王以下的肥差”这一说法有其实质的意义，因为时代依然如此。除此而外，律师、土地经营者、地方上的酿酒人、商贩，以及诸如此类的人物，他们构成了中产阶级。他们从农业世界积累了有限的财富，过着低下而宁静的生活。甚至制造商看起来也比他的穷亲戚好不了多少。因为，尽管矿产业和制造业正在迅速发展，但是，在欧洲的所有地区，商人（在东欧，通常也就是封建领主）仍然是他们的主宰。

这是因为正值壮大的工业生产，其主要形式是所谓的家庭代工，或分散加工制度，由商人购买手工业者或农民利用部分农闲时间所生产的产品，然后在较大的市场上出售。这种贸易的单纯发展，其结果必然为早期工业资本主义创造初步的条件。出售自己产品的手工业者，变成仅仅是计件量酬的工人（尤其是在商人为他提供原料，或者把生产设备出租给他的时候更是如此。），而从事织布的农民则变成了拥有小块土地的织工。各个过程和功能的专业化使得旧式的手工业产生分裂，或是在农民中间造就出一大批半熟练工人。过去师傅匠人一身二任的人，某些专门的工匠团体，以及一些地方上的中间商团体，逐渐转变为转包人或雇主之类的人物，但是，控制着这些分散生产形式的关键人物，把失落的村庄和冷落街道上的劳工与世界市场联系起来的主要人物，还是某种类型的商人。正在或即将从生产者行列中出现的“工业家们”，便是这类商人身旁的小配角，即使他们并没有直接的依存关系。也有一些例外的情况，特别是在工业发达的英国，铁器制造商们，或像大陶瓷商人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那样有名的人物，是值得自豪和令人敬佩的，全欧洲的人们怀着好奇的心情参观他们所建立的企业。不过，典型的工业家（这个词在当时尚未发明）还只是土官，而非指挥官。

但是，不论他们地位如何，商业和制造业活动却非常繁荣兴旺。在18世纪的欧洲国家中，英国取得了最为辉煌的成功，它的强盛主要奠基于它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因此，到18世纪80年代，所有自命实行理性政策的欧洲大陆诸政府，也开始推动经济，特别是工业的发展，虽然各国的成就有所不同。科学在尚未被19世纪的学院派分为高等的“纯”科学和低下的“应用”科学之前，各门学科都致力于解决生产中的种种问题：18世纪80年代最惊人的进步表现在化学方面，化学在传统上便与工厂生产操作和工业需求具有最密切的关系。狄德罗（Diderot）和达朗贝尔（d’Alembert）的《百科全书》不仅是具有进步意义的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概述，也是科技进步的总结。因为人们相信人类知识的进步，确信理性、财富、文明以及对大自然的控制（这点已深深渗透到18世纪的社会），信仰“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实际上，这种信念主要是从生产、贸易的显著进步，以及经济和科学的理性（人们认为，两者必然有密切的关系）中汲取力量。而它最伟大的斗士，则是那些在经济上取得最大成就的阶级，是那些最直接参与那个时代的进步人士：商业集团、经济上的开明地主、金融家、具有科学头脑的经济和社会管理人员、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制造商以及企业家。这些人向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欢呼致敬，他是一位印刷工、记者、发明家、企业家、政治家，还是一位精明的商人，他们把他看成未来社会积极、自立和理性公民的象征。他们是社会中的新贵，不需要在英国经历像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独立革命的洗礼。他们组成了地方性的学会，无论是科学上的、工业上的，还是政治方面的进步，都是从这些学会中涌现出来的。参加伯明翰新月学会（Lunar Society）的有：陶瓷商韦奇伍德、现代蒸汽机的发明人瓦特（James Watt）和他的商业合伙人鲍尔顿（Matthew Boulton）、化学家普里斯特利（Priestley）、贵族出身的动物学家和进化论先驱伊拉斯莫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达尔文的祖父），以及著名的印刷家巴斯克维尔（Baskerville）。这些人到处拥向共济会（Freemasonry）的分支机构，那里不存在阶级差别，人们以无私的热忱传播启蒙运动的思想。

法国和英国是启蒙思想的两个主要中心，也是双元革命的两个主要中心，这一点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国际上广为流行的启蒙思想，实际上就是由法国人所做的系统阐述。（即使是英国人所做的阐述，也只是法国思想的翻版。）世俗化的、理性主义的、具有进步意义的个人主义支配着“开明的”思想，把个人从束缚他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是其主要目的：从仍然笼罩全世界的中世纪愚昧传统主义中解放出来，从教会的迷信（与“自然”或“理性”宗教截然不同）中解放出来，从根据出身或其他毫不相干的标准把人分为高低不同的阶级非理性中解放出来；自由、平等，以及（随之而来的）博爱是它的口号。在适当的时候，它们便成了法国大革命的口号。个人自由的一统天下只能产生最为有利的结果。个人的才智在理性世界里的自由发挥，这是人们所可能寻求的最惊人成就，而我们也的确已能看到由此产生的这种成果。具有典型意义的“启蒙”思想家，带着对进步的激情信念，反映了知识、技术、财富、福利和文明的显著发展，这一切都是他能够从身边看到的，他公正地将这一切归因于思想的不断进步。在启蒙时代初期，欧洲各地仍到处火烧巫婆；到这个时代末期，像奥地利那样的开明政府不仅已经废除了司法中的严刑拷打，而且还废除了农奴制度。如果在进步的道路上还存在着像封建领主或教会这类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那么，它们除了被扫除以外，还能指望什么呢？

严格地说，把中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称作“启蒙思想”是不够明确的，尽管很多启蒙主义者——他们在政治上是坚定的——理所当然地认为自由社会将是一个资本主义社会。在理论上，启蒙主义的目标是让全人类获得自由，所有具有进步意义、理性主义以及人道主义的思想意识都隐含其中，而且，它们的确从中而来。但是在实际上，号召启蒙运动的解放运动领导者，往往是社会的中间阶层，他们不是凭藉出身，而是德才兼备、具有理性的新人。通过他们的活动所产生的社会秩序，将是一个“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社会。

把“启蒙思想”称作革命的意识形态可能更为确切，虽然欧洲大陆的很多斗士在政治上小心谨慎、稳健节制，他们之中的大部分——直到18世纪80年代以前——都把他们的信念寄托于开明的君主专制政体。因为启蒙的意义就意味着欧洲大部分地区现行的社会和政治秩序都应废除。它对于旧制度自行消亡的期望太高。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正像我们所看到的，旧政体在某些方面正在自我加强，以抵御新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的前进。而旧制度的据点（存在于英国、荷兰联合省共和国以及其他一些它们已经遭到失败的地区以外），恰恰就是温和的启蒙思想家们维系其信念的君主制度。

除了在17世纪已经历过革命的英国，以及一些较小的国家之外，君主专制制度盛行于欧洲大陆所有正常运作的国家，没有实行君主专制统治的国家通常都是分裂瓦解而且陷于无政府状态，它们遭到邻国的吞并，如波兰。世袭君主藉上帝之名统率着土地贵族的阶级制度，他们得到传统组织和教会正统派的支持，他们四周的机构越来越臃肿庞杂，这些机构存在已久但又无所作为。在国际竞争激烈的时代，专制君主绝对需要凝聚力强、效率高的政府，这遂迫使他们长期以来抑制贵族以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无政府倾向。只要可能，他们就用非贵族出身的文职人员去充实政府机构，这倒是事实。此外，到了18世纪后半叶，上述需要再加上资本主义英国的势力在国际上的明显胜利，诱使大多数专制君主（不如说他们的顾问更加确切）企图推行经济、社会、行政管理和知识现代化的计划。那个时代的君主，一如我们这个时代的政府，采用了“开明”的口号。出于类似的原因，君主们还采纳“计划”，就像我们这个时代某些采取“计划”的人，只是夸夸其谈而不见有实际行动。大多数人这样做的兴趣，并不是因为存在于“开明”（或者说“计划”）社会背后的一般理想，而是希望采纳最时新的方法，以增加他们的收入、财富和力量，因为这会给他们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相反，中产阶级和受过教育的阶级，那些献身于进步事业的人们，经常把他们的希望寄托于“开明”君主之上，指望强有力的中央机构去实现他们的理想。君主需要中产阶级及其理想去实现其国家的现代化；而软弱的中产阶级则需要君主去对付顽固的贵族和教士利益集团对进步事业的抵抗。

但在事实上，君主专制制度不论如何现代化，如何具有革新精神，却仍发现，要从土地贵族组成的阶级制度中挣脱出来是不可能的。确实，它也没有显示出想挣脱出来的迹象，毕竟它也属于贵族地主的一员。专制君主象征并具体体现了土地贵族的价值观，并主要依赖他们的支撑。不过，专制君主从理论上说，可以为所欲为；但在实际上，却从属于受过启蒙思想洗涤的封建贵族或封建主义（这一术语后来由于法国大革命而家喻户晓）的世界。这种君主政体乐于利用一切可得到的力量，在国内加强其权威，增加其税收财源，壮大其境外力量。这使得它有理由去培植实际上正在上升的那股社会力量。它准备通过挑拨各个集团、各个阶级、各个地方之间的关系来加强它的政治控制。但是，它的眼界是由它的历史、功能和阶级所决定的，它终究没能设想（也永远不可能做到）让社会和经济来一个彻底的转变，而这种转变正是经济进步所需要的，是处在上升中的社会集团所呼唤的。

举一个明显的例子，几乎没有什么有理性的思想家（甚至在君主们的顾问之间也是如此）认真地考虑过有必要废除农奴制度，以及废除残留在农民身上的封建依附关系。但任何“开明”计划都把这种改革确认为其中的一个要点，而实际上，从马德里到圣彼得堡（St.Petersburg），从那不勒斯到斯德哥尔摩（Stockholm），在法国大革命前的25年里，没有一位君主没有在某个时候赞同过这样一个纲领。在1789年以前，自上而下解放农民的事情，实际上只发生在像丹麦、萨伏伊（Savoy）公国这种不具典型意义的小国里，只发生在某些王公们的私人庄园上。奥地利的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于1781年曾企图解放农奴，但是在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抵抗面前，在出乎意料的农民起义面前，这一重大行动没有获得成功，不得不半途而废。在西欧和中欧，使封建土地关系在各处都得以废除的的确是法国大革命（通过直接行动、反作用或树立榜样）和1848年革命。

所以，在旧势力和新生的“资产阶级”社会之间存在着潜在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久便公开化了。这种冲突不可能在现存的政治体制的框架内得到解决，当然，像英国这种资产阶级已经赢得巨大胜利的地方除外。旧体制受到来自于三个方面的压力，即新生的力量，顽强、并且越来越顽固不化的既得利益集团，以及外国竞争对手。这三方面的压力使得旧体制变得更加脆弱。

旧体制最脆弱的地方就在于新旧两种相反力量易于交会的地方，在天高皇帝远的省份或进行自治运动的殖民地。例如，在哈布斯堡（Habsburg）王朝的君主专制制度里，18世纪80年代约瑟夫二世的改革，引起了奥属尼德兰（即今比利时）的骚乱和革命运动，这场革命在1789年很自然地与法国大革命结合在一起。欧洲各国海外殖民地上的白人殖民者，对于其母国中央政策的不满更是普遍存在，这样的政策把殖民地的利益严格置于宗主国之下。在美洲、西班牙、法国、英国，还有爱尔兰，这种殖民者的自治运动到处展开——他们并非总是追求在经济上能代表比宗主国更为进步的体制——许多英国殖民地或是在一定时期里以和平的方式取得自治，例如爱尔兰；或是通过革命的方式实现目标，如美国。经济的壮大、殖民地的发展，以及“开明专制的君主制度”试图改革所引起的紧张关系，都大大增加了18世纪70和80年代发生这类冲突的机会。

地方或殖民地分离运动本身并不是致命的所在，丢失一两个地方，老牌的君主政体依然可以生存下去。英国是殖民地自治运动的主要受害者，尽管发生了美国独立革命，但由于它未遭受旧体制衰弱之苦，所以它仍一如既往，稳定而有活力。完全基于国内因素而使权力发生重大转移的地区几乎是不存在的，使得形势发生突变的通常是国际竞争。

因为只有国际间的竞争，即战争，才能检验一个国家的国力，非此不能。当通不过这项检验的时候，国家便会发生动摇、解体，甚或垮台。在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有一项重要的竞争主宰着欧洲国际舞台，并且处在全面战争周期性爆发的中心——1689－1713年、1740－1748年、1756－1763年、1776－1783年，以及与本书所述时期有部分交叠的1792－1815年。那就是英法之间的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也就是新旧统治体制之间的冲突。对法国来说，虽然它的贸易和殖民帝国的迅速扩张引起了英国的敌意，但它同时也是一个最为强大、最为杰出、最有影响力的国家，一言以蔽之，它是一个典型的、贵族式的君主专制国家。没有其他事物能比英法这两大国之间的冲突更能活生生地反映新社会秩序对旧社会秩序的优越性。因为英国不仅是冲突的赢家，而且除了其中的一次以外，所有战事都在不同程度上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英国人轻而易举地组织战事，从财力物力上保证战争的进行。而在另一方面，尽管法国地广人众，而且从潜在资源上看，比英国更为富有，但是，法国的君主专制制度发现自己力不从心。法国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失败之后，北美殖民地的反叛，给法国提供了一个反败为胜的机会，法国抓住了这个机会。的确，英国在随后的国际冲突中遭到了惨重失败，丧失了它在美洲殖民地中最重要的部分。法国，这个新生美利坚合众国的同盟国，也因此而成为胜利者，但是其付出的代价却极为昂贵，法国政府的国际困境不可避免地使它深陷于国内政治危机之中。六年之后，法国大革命（从危机中）应运而生。

以上我们只是初步概述了双元革命前夕的世界，扫视了欧洲（更确切地说是西北部欧洲）与世界其他地方的关系，接着便该结束此一概述。欧洲（及其海外势力、白人殖民者社会）对于这个世界的政治、军事绝对统治，应该是双元革命时代的产物。18世纪后期，许多非欧洲的大国和文明显然仍以平等之地位，勇敢地面对白种商人、水手和士兵。伟大的中华帝国当时在满清王朝的统治下，处在鼎盛时期，天下无敌。如果说有什么文化影响的潮流是从东向西而来，那就是，欧洲的哲学家们在思索完全不同但显然具有高度文明的东方教训，而艺术家和手工艺人则要在他们的作品中体现常常未被理解的远东主题，使东方的新材料（“瓷器”）适用于欧洲大陆。伊斯兰国家（像土耳其）虽然受到其欧洲邻国（奥地利，尤其是俄国）不断的军事打击，但它们还远不是毫无用处的庞然大物，它们要到19世纪才变得如此。非洲实际上仍未受到欧洲的军事渗透，除了好望角附近的几个小地方以外，白人的活动仅限于沿海商站。

但是，已经迅速扩大，而且日益迅猛扩张的欧洲贸易和资本主义企业，逐渐破坏了世界其他地区的社会秩序。在非洲，通过空前加强的残酷奴隶贸易；在印度洋周围，藉由相互竞争的殖民大国渗透；在近东和中东地区，则是靠着贸易和军事冲突，使当地的社会秩序产生破坏。欧洲人直接的军事征服，已经开始大为超出16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人、I7世纪的北美白人殖民者在早期殖民化过程中早已占领的地区。英国人的殖民事业获得了重大进展，他们在印度的部分地区（尤其在孟加拉），已经建立起直接的领土控制，实际上推翻了莫卧儿帝国（Mughal Empire），这是一个将使英国殖民者在本书所述时期内变成全印度的统治者和管理者的重要进程。已经变得较为虚弱的非欧洲文明，当它们面临着比自己优越的西方技术和军事力量时，它们的结局可想而知。在世界的历史上，一小撮欧洲国家和欧洲资本主义势力，在一直被人们称为“达·伽马时代”（Age of Vasco da Gama）的四个世纪里，建立起对整个世界的绝对（尽管现在看来显然只是暂时的）统治，这个时代的黄金时期已指日可待。双元革命即将使欧洲人的扩张所向披靡，虽然它也为非欧洲人世界的最终反击提供了条件和装备。

谢选骏指出：上述第一章“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大体上是用一种文学语言，包藏着马列教条，叙述了某些故事，企图构成一种“革命年代”的开场白——可谓“概念先行的历史叙事”。

【第二章工业革命】

不论它们如何运作，不论它们的原因和结果如何，这些机械价值无限，它们都归功于这位具有独创精神的有用天才，不论他走到哪里，人们都将想起他的功绩……游手好闲、懒惰、愚蠢的冷漠、漫不经心的粗枝大叶，处处使得人们束缚起来，步祖先的后尘，没有思想，缺乏研究，也没有雄心。如能摆脱这一切，你一定能积德。从布林德利（Brindley：英工程师）、瓦特、普里斯特利、哈里森（Harrison：英钟表师，发明钟的补偿摆）、阿克赖特（Arkwright：英发明家）这些人的工作中，在他们每个人的人生道路上，涌现了源源不断的思想，产生了多么努力的精神、多么巨大的创造力量……对于参观过瓦特蒸汽机的人而言，还有什么样的人生追求是他无法激起的？——亚瑟·扬《英格兰威尔斯游记》

从这污秽的阴沟里泛出了人类最伟大的工业溪流，肥沃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中流出了纯正的金子。人性在这里获得了最为充分的发展，也达到了最为野蛮的状态；文明在这儿创造了奇迹，而文明人在这儿却几乎变成了野蛮人。

——1835年托克维尔论曼彻斯特

让我们从工业革命，也就是说，从英国谈起。乍看之下，工业革命的起点令人捉摸不定。在1830年以前，人们肯定不曾明确无误地感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至少在英国以外的地区是如此。大约在1840年前后，它的影响可能也不太明显，一直要到我们所论述的这段历史的较晚时期，人们才实实在在感受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影响。文艺作品要到19世纪30年代才开始明显地梦魂索绕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兴起，那是一个除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该词来自于卡莱尔［Carlyle〕）以外，所有的社会束缚都已打破的世界。巴尔扎克（Balzac）的《人间喜剧》（Comedie Humaine），这部资本主义兴起时期最为杰出的文学代表作，就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大约到1840年，官方和非官方关于工业革命社会影响的作品才开始如溪流般涌现出来，在英国，有大量的蓝皮书和调查统计资料，如维勒梅（Villerme）的《工人物质和精神状况之概述》（Tableau del’etat Physique Moral des Ouviers），恩格斯（Engels）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在比利时有迪克珀蒂奥（Ducpetiaux）的作品；从德国到西班牙和美国，到处都有愤世嫉俗的批评家评论。无产阶级这个工业革命的产儿和当时热衷于社会运动的共产主义——《共产党宣言》中的那个幽灵——也在19世纪40年代开始游荡于欧洲大陆。工业革命一词是英国和法国的社会主义者——他们本身也是前无古人的一群——在19世纪20年代发明的，可能是从与法国那场政治革命的类比中引伸而来。工业革命这个名称反映了它对欧洲大陆影响的相对落后。在英国，在工业革命一词发明之前，工业革命已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我们之所以要先研究工业革命，其原因有二：第一，因为工业革命事实上“爆发”（broke out）——我们用一个有待探究的措词——在巴士底狱被攻陷之前；第二，因为没有工业革命，就无法理解本书所论时期较为突出的历史人事巨变；没有工业革命也无由理解其节奏不平衡的复杂性。

“工业革命爆发”这一用语意味着什么呢？它意味着在18世纪80年代的某个时候，人类社会的生产力摆脱了束缚它的桎梏，在人类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从此以后，生产力得以持久迅速地发展，并臻于人员、商品和服务皆可无限增长的境地，套用经济学家的行话来说，就是从“起飞进入自我成长”。在以往，还没有任何社会能够突破前工业化时期的社会结构、不发达的科学技术，以及由此而来的周期性破坏、饥馑和死亡强加于生产的最高限制。当然，“起飞”并不像地震或陨石这类自然现象，是在突然之间侵袭这个非技术支配的世界。有的史学家因兴趣所致，把工业革命的前史追溯到西元1000年左右，有些甚至更早。早先投入这一领域的人，笨拙得像小鸭子，想一步跃上天，他们一味在“工业革命”的名字上大做文章，把工业革命的起飞定在13世纪、16世纪、17世纪的最后几十年。从18世纪中叶起，起飞的加速过程已清晰可见，以致一些老资格的历史学家往往把工业革命开始的时间定在1760年。但是，经过深入详细的研究，大多数专家倾向于挑出18世纪80年代，而不是18世纪60年代作为工业革命的关键时期。就我们所知，只有到那个时期，所有相关的统计指数才都突然快速地、几乎直线式地上升，这才是“起飞”的标志，工业经济仿佛从天而降。

把这一过程称为工业革命，既合乎逻辑，又与业已形成的传统相一致，虽然在保守的历史学家中间——可能是由于在具有煽动性的概念面前有些羞羞答答——曾经有过一种时尚，否认工业革命的存在，而代之以诸如“加速演进”这类陈词滥调。如果发生在18世纪80年代前后那次本质上的、基础性的突然变化不是一场革命，那么，革命这个词就不具常识意义。工业革命的确不是一段有始有终的插曲。要问工业革命“完成”于何时，那毫无意义，因为就其本质而言，从此以后，革命性的变化已成为常态。这一变化仍在继续进行，我们最多只能问，经济上的转变发展到什么时候才足以建立真正的工业化经济，广义地说，什么时候才能够在既有的技术条件下生产它想生产的一切东西，用专业术语来说，什么时候才能成为一个“成熟的工业经济”。在英国，因而也就是在这个世界上，工业化的初始阶段可能与本书所述时期几乎完全一致，因为，如果工业革命的“起飞”是从18世纪80年代开始，那么，或许可以说它结束于19世纪40年代英国铁路的修建和大规模的重工业建设。但是，革命本身，革命的“起飞时期”，或许能够尽可能精确地确定在从1780－1800年这20年中的某个时候：与法国大革命同时代，而又稍稍早于法国大革命。

不论怎么估计，工业革命无论如何都可能是自农业和城市发明以来，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而且，它由英国发端，这显然不是偶然的。倘若18世纪有一场发动工业革命的竞赛，那么，真正参加赛跑的国家只有一个。在欧洲，从葡萄牙到俄国，每个开明专制国家的工业和商业都有长足的进步，这种进步都是由每个开明王国中那群明智且经济概念并不幼稚的大臣和文职官员所推动的，他们每一个人至少都像当今的统治者那样关心“经济成长”。有一些小国和地区的工业化确实给人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比如萨克森和列日（Liege）的主教辖区，尽管它们的工业实力太小、太具地方性，还不能像英国那样产生世界性的革命影响。不过我们却可清楚地看到，即使在革命发生以前，英国在每人平均的生产量和贸易额方面已经远远地走在它主要的潜在竞争对手之前，即使在总产量和贸易总额上彼此还相差无几。

不论英国领先的原因是什么，它在科技方面并不占优势。在自然科学方面，法国几乎肯定走在英国之前。法国大革命相当大程度地加强了这种优势，至少在数学和物理学方面是如此。因为，在法国，科学受到革命的鼓励，而在英国，反动派则怀疑科学。甚至在社会科学方面，英国人距离使经济学成为——并且基本保持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显学的优势还远得很呢。不过在此时，工业革命的确使它们置身于毫无疑问的首要地位，18世纪80年代的经济学家不仅喜欢读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著作，而且——或许比较有益——喜欢研究法国重农学派和国民所得会计学派，魁奈（Quesnay）、杜尔哥（Turgot）、尼摩尔公爵（Dupont de Nemours）、拉瓦锡（Lavoisier），或许还能读到一两位意大利人的著作。法国有着比较独到的发明，例如1804年的雅凯（Jacquard）纺织机，这架机器的装置要比任何一架英国设计的机器复杂。法国也制造了较好的船只。日耳曼人拥有像普鲁士矿业学校（Bergakademie）那样的技术培训机构，在英国就没有类似的机构。法国大革命创造了独一无二、给人深刻印象的巴黎综合工科学校（Ecole Polytechnique）。相较之下，英国的教育如同儿戏，尽管它的不足之处多少因要求严格的乡村学校，以及具有严谨、激情和民主气息、信奉加尔文教派（Calvinist）的苏格兰大学所抵消。这些学校把一大批才华出众、勤奋刻苦、追求事业、具有理性精神的年轻人，源源不断地送往南方，这些年轻人包括瓦特、特尔福德（Thomas Telford：英工程师）、麦克亚当（Loudon McAdam：苏格兰发明家）、穆勒（James Mill）等人。牛津和剑桥是英国两所仅有的大学，从学识上看，它们无足轻重，除了那些被排斥在（英国国教）教育体制之外的非国教异教徒们所建立的专科学校之外，这两所大学和公立学校或文法学校一样，毫无生气可言。甚至希望自己儿子能接受教育的贵族家庭，也依赖私人教师或苏格兰的大学来完成学业。19世纪早期，教友派信徒兰开斯特（Quaker Lancaster）（以及在他之后，他的国教派竞争对手）建立了一种自愿式的大众识字教育，这个教育系统在经历了一番教派争论之后，很偶然地永远承担起英国教育的重责大任，而在此之前，英国并没有任何初等教育体系。社会恐惧阻碍了穷人的教育。

所幸的是，进行工业革命并不需要太多高深的学问。（“一方面，我们欣喜地看到，英国人通过对古代作家的研究，为他们的政治生活取得了巨大财富，不论他们如何从中卖弄学问，议会中的雄辩家们出于良好的目的，经常引用古人的语言，这种做法议会乐于接受，并且无法不对议会有所影响。另一方面，在这个国家里，制造业已占据统治地位，从此以后，让科学和工艺家喻户晓，以促进人们对科学和工艺的追求，这些需要显而易见。但是，在年轻一代的教育课程中，人们几乎不曾注意到缺少上述科目，这无法不令我们惊讶。同样令人惊的是，那些缺乏任何正规职业教育的人，其所取得的成就依然是那么巨大。”W.Wachsmuth，Europaeische Sittengeschichte5，2［Leipzig，1938年〕，p.736.）工业革命的技术发明极为平常，其技术要求绝不会超出在工厂学得丰富操作经验的聪明工匠，或者说，绝不会超过木匠、磨坊制作匠和领匠的创造能力：如飞梭、珍妮纺纱机、骡纺织机。即使从科技上看来最为复杂的机器（1784年瓦特发明的旋转式蒸汽机），其所需的物理水平也不会超过前此大半个世纪已经达到的程度——蒸汽机的完善理论直到19世纪20年代才由法国人卡诺（Carnot）加以发展——并且可以在以往几代人实际使用蒸汽机（主要在煤矿）的基础上制造出来。假如条件适当，工业革命的技术革新（可能化学工业除外），实际上是水到渠成。但这并不表示早期工业家通常对科学不感兴趣，只一味寻求实际利益。

在当时，这种适当的条件在英国是明摆着的。在英国，人民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审判并处死了国王，个人利益和经济发展变成了政府政策的最高目的，这些都已是一个多世纪以前的事了。出于实际的目的，英国已经找到了解决土地问题的革命性办法，这是独一无二的。相当一部分具有商业头脑的地主几乎已经取得了对土地的垄断地位，这些土地由农场主人雇用无地或小土地持有者来耕作，农村大量古老的集体经济残余，仍需藉由《圈地法》（Enclosure Acts，1760－1830年）和私人交易加以扫除。但是，我们已几乎不能再以法国农民、德国农民或俄国农民那种意义上的农民来形容“英国农民”了。市场已经支配着农场，制造业早已渗透到非封建性的农村。农业已经做好了在工业化时代实现它的三个基本功能的准备：（一）增加生产，提高生产率，以便养活迅速增长的非农业人口；（二）为城市和工业提供大量不断增长的剩余劳动力；（三）提供一个累积资本的机制，把资本用于经济活动中较为现代的部门。（另外还有两个功能在英国可能不太重要，那就是在农业人口中——通常占总人口的大部分——创造一个足够大的市场；以及提供出口盈余，以助于保证主要商品的进口。）大量的社会管理资本已经被创造出来，它们是为使整个经济平稳前行所必须投人的昂贵基础设施，尤其在船运、港口设施，以及道路和水路的改进方面更加明显。政治已经适应利润的需要。商人的特殊需求可能会遭到其他既得利益团体的抵制，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土地利益团体将在1795－1846年间竖立最后一道障碍，以阻止工业家前进。但是，从整体上看，金钱万能已深入人心，工业家要想在社会的统治阶层中挣得一席之地，其所必备的前提，就是要有足够的金钱。

毫无疑问，商人正处在发达致富的过程中，因为对大多数欧洲国家来说，18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是一个繁荣的时期，是一个经济自由发展的时期，是伏尔泰（Voltaire）《老实人》中的潘格罗斯（Dr.Pangloss）幸福乐观主义的真实背景。人们很可能认为，这种受到轻微通货膨胀推动的经济发展，迟早会把某些国家推过区分前工业化经济与工业化经济的分水岭。但是，问题并没那么简单。事实上，18世纪大部分的工业发展并没有立即，或者说并没有在不远的将来导致工业革命，即导致一个机械化“工厂制度”的产生。这个制度反过来生产大量的产品并使成本迅速降低，它不再依赖于现有的需求，而是创造了自己的市场。（现代汽车工业就是这方面的最佳例子。并不是存在于19世纪90年代的汽车市场需求，创造了现代规模的汽车工业，而是制造廉价汽车的生产能力，创造了对汽车大规模的现代需求。）例如建筑贸易，以及在英国中部和约克郡（Yorkshire）无数生产家用金属制品——钉子、铁锅、刀具、剪刀等等——的小规模行业，在这一时期显得蓬勃发展，但是，在其中发挥作用的总是现存的市场。在1850年，它们所生产的商品远多于1750年，但生产方式本质上还是旧式的。当时经济所需要的并不是随便哪一种类型的发展，它所需要的是一种创造了曼彻斯特而不是伯明翰的特殊发展。

此外，初始的工业革命是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在这个条件下，经济发展是从无数个私人企业家和投资者纷繁复杂的决断中出现的，每一个决策都根据那个时代的第一条圣训，即贱买贵卖。他们是怎么发现最大的利润来自于有组织的工业革命，而不是他们更为熟悉（在以前也是更有利可图）的经营活动？他们是怎么知道当时尚无人知晓的秘密：工业革命将创造一种空前的力量，加速扩大他们的市场？倘若工业社会主要的社会基础已经打好，就如18世纪晚期的英国几乎肯定已经形成的那样，它们仍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需要存在一个已经为制造商提供了特殊报偿的行业，如果需要的话，他可以通过简便廉价的革新，迅速扩大他的产量；第二，需要有一个基本上为某个生产国所垄断的世界市场。（“购买力的扩大只是随着人口和每人平均收入的增长，随着运输费用的下降，以及对贸易限制的消除而缓慢进行。但市场正在不断扩大，而此时问题的关键在于某些大众消费品的生产者能够把握机遇，使他们的生产能持续、快速地发展。”）

上述考虑在某些方面适用于本书所述时期的所有国家。例如，在所有这些国家，工业成长的前导都是大众消费品——主要（但不是绝对）是纺织品——的制造商，因为这类商品的巨大市场已经存在，商人可以清楚地看到扩大生产的可能性。但是，在别的方面，上述考虑只能适用于英国。因为早期工业家面对的问题最为艰难。一旦英国开始实行工业化，其他国家就可以开始享受由原发性工业革命所推动的经济迅速发展所带来的好处。此外，英国的成功证明了工业化的成就，其他国家可以模仿英国的技术，引进英国的工业和资本。萨克森的纺织工业，由于自己无法创造发明，有时它就在英国技工的指导下照搬英国人的发明。像科克里尔（Cockerill）这类对欧洲大陆感兴趣的英国人，在比利时和德国各地自己设立工厂。1789－1848年，英国的专家、蒸汽机、纺织机和投资，像潮水一般涌入欧洲和美国。

英国本身享受不到这种好处。但另一方面，英国拥有足够强大的经济和敢作敢为的政府，可以从它的竞争者手中夺取市场。1793-1815年的战争，实际上是英法长达一个世纪决斗的最后决定性阶段，从某种程度上说，除了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外，这场战争把所有的竞争对手从非欧洲人的世界中排挤了出去。而且，英国还拥有一个令人羡慕、适合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首开工业革命的行业，以及允许其与棉纺织业和殖民扩张相连结的经济纽带。

像所有其他国家的棉纺织业一样，英国的棉纺织业最初是作为海外贸易的副产品而发展起来的，海外贸易带来了纺织原料（倒不如说是其中的一种原料，因为早期产品是“粗斜纹布”，一种棉麻混纺布），以及印度棉纺织品，也就是“白布”，欧洲的制造商试图用他们自己仿造的产品来抢占印度棉织品的市场。虽然他们后来能成功地复制比精纺织物更具竞争力的廉价粗糙产品，但是，他们起先并不是很成功。幸运的是，在毛纺织业中根深蒂固、势力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能够采取相应措施，经常确保对印度白布实行进口限制（尽可能地从印度出口白布，完全是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追求的商业利益），于是为本国的棉纺织业提供了一个机会。棉花和棉纺织品的价钱要比毛纺织品便宜，遂使得它们在国内为自己挣得一个虽然有限却很有用的市场。不过，棉纺织业迅速扩张的主要机会还是在海外。

殖民贸易造就了棉纺织业，而且继续使它得到繁荣。18世纪时，棉纺织业在一些主要的殖民地贸易港口，在布里斯托尔、格拉斯哥，尤其是利物浦这个巨大的奴隶贸易中心发展起来。这种非人道但却迅速扩大的商业，它的每一个阶段都推动了棉纺织业的发展。实际上，在本书所关心的整个时期里，奴隶制度与棉纺织业并肩成长。非洲的奴隶至少有一部分是用印度的棉纺织品购买来的，但是，一旦印度棉纺织品的供应因发生在印度和印度附近的战乱而中断，兰开夏便乘虚而入。在西印度群岛上，采用奴隶劳动的种植园为英国棉纺织业提供了大量原料，种植园主人反过来又大量购买曼彻斯特的纺织品。到“起飞”前不久，兰开夏的棉纺织品已大量地倾销到互相结合在一起的非洲和美洲市场，兰开复欠奴隶制度的债后来要借由支持奴隶制度去偿还，因为在18世纪90年代以后，美国南部的奴隶制种植园由于兰开夏棉纺织厂贪得无厌、飞速膨胀的胃口，而得以维持和扩大，它们为兰开复的棉纺织厂提供了大量的原棉。

就这样，棉纺织业像一架滑翔机，在它所依赖的殖民地贸易推动下起飞了。殖民贸易不仅展示了广阔的前景，而且还指望获得迅速、无法估量的发展，它鼓励企业家采用革命性的技术以满足它的发展需要。从1750－1769年，英国棉纺织品的出口增长了10倍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对于手里握着最多棉纺织品进入这个市场的人来说，其回报是无比丰厚的，很值得冒险大胆地进行技术革新。但是，海外市场，尤其是海外市场中贫穷落后的“低开发地区”，不仅经常性地急遽扩大，而且通常是没有明显限制地不断扩大。毫无疑问，其中任何一个地区以工业时代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微小的、看上去是孤立的，而不同的“先进经济”之间的竞争更使得每一个部分愈加显得渺小。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假如有一个经济发达的国家有充分的时间设法取得对所有市场，或者说几乎是所有市场的垄断地位，那么，其前景确实无限广阔。这恰恰就是英国的棉纺织业在英国政府大胆支持下取得成功之所在。从销售方面看，除了18世纪80年代的头几年外，工业革命可以说是出口市场对国内市场的胜利：1814年，英国生产的棉布出口和内销之比约为4：3，到1850年已加大为13：8。英国货物出口的主要市场，长期以来是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市场，因此，在不断扩大的出口市场中，必然也是半殖民地、殖民地市场的巨大胜利。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由于战争和封锁，欧洲市场基本上已告断绝，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但是，就是在战争过后，欧洲市场仍继续维护自己的利益。1820年，欧洲大陆再次打开大门，解除对英国货物的进口限制，从英国进口了1.28亿码棉布；美国以外的美洲地区、非洲及亚洲，则进口了8000万码英国货。但是到了1840年，欧洲进口数量为2亿码，而“低开发地区”的进口量却高达5.29亿码。

英国的工业在这些地区内，通过战争、其他民族的革命以及它自身的帝国统治等手段，建立了垄断地位。有两个地区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在拿破仑战争期间，拉丁美洲实际上逐渐完全依赖英国的进口。拿破仑战争以后，拉丁美洲已与西班牙和葡萄牙割断了联系，几乎完全成了英国的经济附庸，切断了英国潜在竞争对手的一切政治干预。在1820年，这个贫困大陆从英国进口的棉布数量，相当于欧洲进口量的四分之一强。到1840年，这一数目几乎达到了欧洲的一半。正如我们所见，东印度群岛在东印度公司的推动下，向来是棉纺织品的传统出口商，但是，随着企业家既得利益集团在英国占据优势，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利益（更不用说印度的商业利益）受到挫折。印度有计划地被非工业化，它反而成为兰开夏棉纺织品的市场：1820年，印度次大陆只进口了1100万码棉布，但是到了1840年，它已进口了1.45亿码。这不仅仅是兰开夏市场所取得的令人快慰的扩展，同时也是世界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因为自有史以来，欧洲在东方总是买得多，卖得少。因为东方对于西方几无所求，而西方却反过来需要东方运去香料、丝绸、棉布和珠宝等物品。工业革命出产的衬衫棉布第一次将这种关系颠倒过来，而在此之前，这种关系是通过运去贵金属和掠夺的方式保持平衡。只有保守而自足的中国仍然拒绝购买西方或西方控制下的经济所提供的货物，一直要到1815－1842年间，西方商人借助于他们的坚船利炮，才发现了一种可以从印度大量输出到中国的理想商品，那就是鸦片。

所以，棉纺织品为私人企业家展现了一幅无比宏伟的前景，足以诱使他们大胆进行工业革命，而突然得到充分扩展的市场也需要这样的革命。所幸的是，进行工业革命的其他条件也已经具备，带动棉纺织业革命的新发明——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骡纺织机，以及稍后的动力织布机——简单方便，投资低廉，通过增加产量，几乎马上就能回本。如果这些机械需要零星安装，平民百姓借几个钱就能开始，因为掌握着18世纪巨大财富的有钱人们，不想把大把的钱投到工业上。棉纺织业发展所需的资金，很容易便能从日常的利润当中筹措，因为它所征服的巨大市场，加上持续不断的物价上涨，产生了巨大的利润。日后有一位英国政治家客观地指出：“利润率不是5％或10％，而是100％，百分之几千，就是这种高额的利润，使得兰开夏发迹致富。”像欧文（Robert Owen）这样原本是一位布商的伙计，1789年，他借了100英镑从曼彻斯特白手起家，到1809年，他竟能用8400英镑的现金，买下新拉纳克（New Lanark）纺纱厂的股权。这是当时相当普通的事业成功故事。我们应当记住，大约在1800年左右，年收入超过50英镑的英国家庭尚不足15％，而年收入超过200英镑的更只有3.75％。

但是，棉纺织业还有其他优势，它的原料全部来自国外，因而，原料供应的增长是通过向殖民地白人敞开的急遽发展过程——奴隶制度和开垦新土地——而不是靠欧洲农业比较缓慢的发展过程来实现的；它也不受欧洲农业中既得利益集团的影响。（举例来说，在本书所述时期里，海外供应的羊毛，其重要性一直微乎其微，只有到19世纪50年代，才变成一个重要因素。）从18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棉纺织业在美国南部新开辟的各州中找到了原料供应基地。直到19世纪60年代，英国棉纺织业的命运一直与它们联系在一起。再者，在制造（尤其是纺纱）的关键环节，棉纺织业遭受了由于缺乏廉价、充分的劳动力所带来的损害，因而被迫推向机械化。像麻纺织这一行业，殖民地扩张起初为它带来了比棉纺织业更好的机遇，但从长远看来，就是因为便宜的、非机械化的生产能够在贫困的农村（主要是中欧，也包括爱尔兰）轻易得到发展，而使它遭受了损害，它只能在那些地区繁荣兴旺。18世纪的萨克森、诺曼底（Normandy）与英国一样，发展工业的明显方式，不是去建设工厂，而是去扩大所谓的“家庭”或“分散加工”制度，在这个制度下，工人——有时候是以前的独立工匠，有时候是农闲季节找活干的农民——在他们自己的家里，用他们自己的或租来的工具加工原料，他们从商人手中领取原料，再把加工好的产品送还给商人，在这个过程中，商人变成了雇主。（“家庭生产制度”是制造业从家庭或手工业生产迈向现代工业发展过程中普遍存在的一个阶段，它的生产形式不可胜数，其中有些形式与工厂相当接近。如果18世纪的作者提到“制造业”，那几乎可以肯定是指“家庭生产制度”，而且这种指称适用于所有西方国家。）的确，无论在英国，还是在世界经济比较发达的其他地区，在工业化初期，经济发展主要是继续依靠这种形式而取得的。即使是棉纺织业，像织布这样的生产过程，也是借由大量增加家庭手摇纺织机的织布工，来为那许多已经机械化的纺纱中心提供服务，原始的手摇织布机要比纺车来得更有效率。但是，在纺纱业完成机械化大约30年之后，织布业在各处也都已经机械化了。顺便说一句，各个地方的手摇织布机织工都是无可奈何地退出历史舞台，当棉纺织业已不再有求于他们的时候，他们偶尔也会揭竿而起，反抗他们的悲惨命运。

传统的观点最初一直是根据棉纺织业来看待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这是正确的。棉纺织业是第一个进行革命的行业，在其他行业中，我们很难看到有那么多私人企业家被推向革命。迟至19世纪30年代，棉纺织业是惟一一个由工厂或“制造厂”（这一名称来自前工业化时期最普遍运用笨重动力机械来进行生产的企业）占主导地位的英国工业。起先（1780－1815年）它主要是用在纺纱、梳棉以及一些辅助性工作的机械化上，从1815年以后，织布业也逐渐开始机械化。在人们的观念里，新的《工厂法》所说的“工厂”，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绝对是指纺织厂，主要是指棉纺织厂。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其他纺织业领域的工厂生产发展缓慢，而其他制造业更是微不足道。蒸汽机首先在开矿中得到应用，到1815年，蒸汽机已被应用到其他很多行业，但是，尽管如此，除了开矿以外，其他行业使用蒸汽机的数量不大。在1830年时，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和“工厂”几乎绝对是指英国的棉纺织业。

这样说，并不是要低估在其他消费品生产领域中，导致工业技术革新的力量，尤其在其他纺织业（在所有国家掌握的可供出售的商品中，纺织品都占有很大分额，往往处于主导地位：在1800年的西利西亚［Silesia〕，纺织品价值占全部产值的74％），在食品和酿酒业、陶瓷制造业，以及在城市迅速发展刺激下大为兴盛的家用商品生产领域的革新。但是，这些领域所雇用的人手比起棉纺织业要少得多：1833年，直接受雇于或依赖于棉纺织业的人数达150万，没有任何其他行业能望其项背，这是第一。第二，这些行业改变社会的影响力要小得多：酿造业，在很多方面是比较先进的行业，在科技上，它比其他行业先进得多，机械化程度更高，它无疑已在棉纺织业之前就实现了革命化，但是，它对于周围的经济生活几乎没什么影响，这可以从都柏林的吉尼斯（Guinness）黑啤酒厂得到证明，该厂的设立对于都柏林和爱尔兰其他经济领域并没造成什么影响。然而从棉纺织业中所产生的需求——需要更多建筑以及在这个新兴工业领域中的各种活动，需要机械、化学方面的改进，需要工业照明、船只运输和其他很多活动——却足以说明19世纪30年代以前英国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原因。第三，棉纺织业获得了如此巨大的发展，它在英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又是如此之大，以致它支配了整个英国经济的运行。英国的原棉进口量从1785年的1100万磅，上升到1850年的5.88亿磅。棉布产量从4000万码增长到20.25亿码。从1816－1848年，英国棉纺织品的年出口额占总出口额的40％－50％。棉纺织业的兴衰关系到整个英国经济的兴衰。棉纺织品的价格变动决定了全国贸易的平衡，只有农业可与之匹敌，但农业显然处在衰退之中。

然而，尽管棉纺织业和棉纺织业占主导地位的工业经济，其发展之速，使最富想象之人在此前任何情况下所能想象的一切都成为笑谈，然而它的发展却非一帆风顺。到19世纪30和40年代初，增长过程中的某些重要问题便已出现，更别提那场英国近代历史上空前未有的革命骚动。在那个时期，英国国民所得增长速度明显降低，甚至有可能下降，这表明工业资本主义经济首次出现了大波折。然而，这场资本主义的第一次普遍危机，并非只是英国的现象。

这次危机最严重的后果表现在社会方面：新经济变革产生了痛苦和不满，产生了社会革命的因素。的确，城市贫民和穷苦工人自发兴起的社会革命爆发了，它在欧洲大陆上产生了1848年革命，在英国产生了宪章主义运动（ChartistMovement）。群众的不满并不限于劳动贫民，不能适应新情况的小商人、小资产阶级，某些特定经济部门也是工业革命及其发展所造成的牺牲品。头脑简单的工人认为，他们的悲惨遭遇都是机器造成的，所以，他们捣毁机器以反抗这个新制度。但是，出人意料的是，竟有一大批地方上的商人和农场主人也深深同情他们劳工所搞的勒德派（Luddites）运动，因为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一小批心狠手辣、自私自利革新家的牺牲品。对工人进行剥削，把他们的收入维持在糊口边缘，使得富人能够累积利润，为工业化（以及他们自己过奢侈享乐的生活）提供资金，这种剥削引起了无产者的反抗。但是，在另一方面，国民所得从穷人流向富人、从消费流向投资的转移，也引起了小企业家的对抗。大银行家、紧抱成团的国内外“公债持有人”，他们把所有税收捞入自己的腰包（参见第四章）——大约占国民总收入的8％——他们在小商人、小农场主人这类人当中的形象，要比在劳工中更不得人心，因为这些人完全懂得金钱和债权，因此对于他们所处的不利境况深感愤怒。拿破仑战争之后，富人们事事如意，他们筹集了所需的所有贷款，他们强制紧缩通货，在经济上采取货币正统措施；倒霉的是小人物，在19世纪的每个时期，在每个国家，小人物们都要求放松借贷、实行财政非正统主义。（从拿破仑战争后的英国激进主义到美国的平民党的政治纲领[Populism]，所有农场主人和小企业家参加的抗议运动，都可以借由他们对财政非正统主义的要求而组织起来：他们都是“货币狂”。）所以，工人和那些行将沦为一无所有、心有怨气的小资产阶级，他们都有共同的不满。这些不满使得他们逐渐在“激进主义”、“民主主义”或“共和主义”的群众运动中团结起来，从1815－1848年，英国的激进派（Radicals）、法国的共和派（Republicans）和美国的杰克逊民主派（Jacksonian Democrats）是其中最为棘手的运动。

但是，从资本家的观点来看，这些社会问题都与经济进步有关，只有出现某些可怕的偶发事件时，才会推翻社会秩序。而在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已经看到经济过程中存在着某种固有的缺陷，这些缺陷将对经济过程的基本驱动力——利润——造成威胁。因为，如果资本的回报率降为零，那么，只为利润而生产的经济必然衰退而进入“停滞状态”，这是经济学家们已可预见并担忧不已的情况。

在这些缺陷中，有三项最为明显，它们分别是繁荣和萧条交替出现的商业周期，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以及（等于一回事）有利可图的投资机会减少。其中的第一个缺陷并不被认为很严重，只有批评资本主义的人，他们才会对周期性变化进行调查研究，并把它当作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内在组成部分，当作资本主义固有的矛盾症状。（1825年以前，瑞士的西斯蒙第[Simonde de Sismondi]和保守、土头土脑的马尔萨斯［Malthus〕，他们是在这方面进行争论的第一批人。新兴的社会主义者借用他们的危机理论作为自身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基本原理。）周期性经济危机导致失业、生产下降、企业破产等等，这些都是人所共知。在18世纪，周期性经济危机的发生一般是反映了农业上的某种灾难（歉收等），人们一直认为，在本书所述时期结束以前，农业不稳定依然是欧洲大陆那些波及面最为广泛的经济萧条的主要原因。在英国，至少从1793年起，在小型的制造业领域以及财政金融部门所发生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也是大家熟知的。在拿破仑战争以后，从1825－1826年，1836－1837年，1839－1842年，1846－1848年，繁荣和崩溃这种周期性轮替的戏剧性变化，显然支配着和平时期一国的经济生活。19世纪30年代是本书所述时期的关键10年，到这个时期，人们才模模糊糊地意识到，经济危机是有规律的、周期性发生的现象，至少在贸易和金融领域是如此。但是，实业家们依然普遍地认为，引起经济危机的原因若非是犯了特别的错误（例如过分投机于美国股票），便是由于外界力量干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平稳运行，人们并不相信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任何基本困难。

边际利润下降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棉纺织业能非常清楚地说明这一点。起初，这个行业获得了巨大的利益，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劳动者的生产效率（即降低了生产的单位成本），由于劳动力主要由妇女和儿童所组成，他们所得到的报酬怎么说都是极为糟糕的。（1835年，贝勒斯[E.Baines]估计，所有纺织工人的周平均工资为10先令，一年有两周不给薪的假期，而手摇织布机织工的平均工资则为每周七先令。）1833年，格拉斯哥棉纺织厂的1.2万名工人中，每周平均工资超过11先令的工人只有2000名。在曼彻斯特的131个棉纺织厂中，平均工资不到12先令，只有21个工厂的工资超过12先令。棉纺织厂的建设费用相对便宜，1846年，建造一个拥有410台机器的完整织布厂（包括土地及建筑费用），大约只需1.1万英镑。不过，尤为重要的是，1793年惠特尼（EliWhitney）发明轧棉机后，美国南部的棉花种植业迅速扩大，纺织原料的价格——棉纺织业的主要成本——由此急途下跌。由于利润随着物价上涨而增长，企业家已从中得到好处（也就是说，他们出售产品时的价格要高于他们制造该产品时的价格，这是一个总趋势），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这一点，那么，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棉纺织制造业者的感觉会特别好。

1815年以后，上述优势看来越来越为边际利润的减少而抵消。首先，工业革命和竞争造成了产品价格经常性的大幅下降，而生产的费用在很多方面并非如此。第二，1815年以后，总体的价格形势是回落而不是上扬，也就是说，生产者绝享受不到以前曾享有的因物价上涨所带来的额外利润，反而因为物价轻微的下落而遭受损害。例如，1784年时，一磅细纱的售价为10先令11便士，其原料价格为2先令（每磅有8先令11便士的利润）；1812年，一磅细纱的售价为2先令6便士，而原料费用为1先令6便士（利润为1先令）；而到1832年时，其售价为11.25便士，原料费用为7.5便士，扣除其他费用，每磅只有4便士利润。当然，在英国工业中到处都是这种情况，但因各行各业都在发展之中，形势也不至太悲观。有一位赞赏棉纺织业的历史学家，在1835年轻描淡写地写道：“利润依然丰厚，足以在棉纺织制造业中积累大量资本。”随着销售总量猛增，利润总额即使在利润率不断下降的情况下也快速增长。当务之急，是继续大幅度地加速生产。不过，边际利润的减少看来必须加以抑制，或者说，至少得减缓效益下降的速度。而这只能靠降低成本来实现。在所有成本中，最能压缩的就是工资。麦克库洛赫（McCulloch：苏格兰经济学家）估算，每年的工资开支总数是原料成本额的三倍。

直接剥削工资，用廉价的机器操作员替代报酬较高的技术熟练工人，以及借由机器竞赛的办法，可以有效压缩工资。1795年，鲍尔顿的手摇织布机织工每周平均工资为33先令，用最后一种办法压缩工资开支，到1815年，织工的每周平均工资减为14先令，在1829－1834年间，进而削减到5先令6便士（确切地说，净收入为4先令1.5便士）。确实，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时期望，现金工资持续下降。但是，这种对工资的削减有其生理上的限度，否则，工人就会挨饿，而当时实际上已有50万名织工处于挨饿状态。只有当生活费用同步下降时，工资的下降才不至于导致挨饿。棉纺织制造商都持有这样的观点，认为生活费用的提高，是由于土地利益集团的垄断者人为哄抬的。拿破仑战争以后，为地主所把持的议会为了庇护英国的农业经营，遂征收很重的保护性关税——此即《谷物法》（Corn Laws）——这使得情况更加糟糕。此外，这些做法还有别的副作用，足以威胁到英国出口的实际增长。因为，如果世界上尚未实现工业化的其他地区，由于英国的保护政策而无法出售它的农产品，那么，它们拿什么来购买只有英国才能够（而且英国必须）提供的工业产品？所以，曼彻斯特商界成为反对整个地主所有制，尤其是反对《谷物法》的中心，他们勇往直前，富有战斗精神，并作为1838－1846年间“反《谷物法》同盟”（Anti－Corn Law League）的支柱。但是，《谷物法》直到1846年才被废除，《谷物法》的废除并没有立即造成生活费用的下降。在铁路时代和汽船时代到来之前，即使是免税进口粮食，是否可以大大降低生活费用，也是令人怀疑的。

英国的棉纺织业是在如此巨大的压力下去进行机械化（即经由节约劳动力以降低成本）、合理化，扩大生产和销售，借着薄利多销的方式弥补边际利润下降的损失，棉纺织业的成功是靠出奇制胜赢得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生产和出口当时在实际上已有大幅度增长，因此到了1815年后，原先仍靠手工操作或仅半机械化的工作也都开始大规模机械化了，尤其是织布业。这些职业机械化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普遍使用现有机器或稍加改进的机器，而不是进一步的技术革命。尽管技术革新的压力日益加大（1800－1820年，棉纺等领域的新专利有39个，19世纪20年代为51个，19世纪30年代为86个，19世纪40年代则达到156个。），但是，英国棉纺织业从技术上看，到19世纪30年代已趋稳定。另一方面，在后拿破仑战争时期，尽管每人平均生产量有所增加，但是，这种增加并未达到革命性的程度，真正的大幅度增加要到19世纪下半叶才发生。

资本的利率也有类似压力，当代理论往往趋向于把这种利率比作利润。不过，这一问题我们留待工业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即建设资本产业的阶段再予以考虑。

显然，工业经济只有拥有足够的资本，它的发展才能突破一定限制，这便是为什么即使到今天，钢铁产量仍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潜力最为可靠的单一指标。但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在私营企业的条件下，由于这项发展大多需要极为高昂的资本投资，因此其发展不太可能建立在和棉纺织品或其他消费品生产工业化的相同前题上。因为棉纺织品和其他消费品已经存在着一个巨大的市场，至少潜在地存在着这样一个市场：即使处在非常野蛮状态的人群也有衣食住行的需要。所以问题只是如何把一个足够巨大的市场尽快地推到商人面前。但是对于比如说建筑钢架那类笨重的钢铁设施，却不存在这样的市场，它只有在工业革命的过程中（而且并非随时）才逐渐产生。即使是相当普通的钢铁工厂也需要非常巨额的投资（与相当大型的棉纺织厂相比），那些在市场尚未显现就孤注投资的人们，很可能是投机分子、冒险家和梦想家，而不是可靠的商人。事实上，在法国有一批这类带着投机色彩的技术冒险家，圣西门（Saint－Simon）信徒便为那种需要大量长期性投资的生产领域的工业化，扮演了主要的宣传角色。

这些不利因素特别体现在冶金业上，而其中尤以冶铁业为最。由于18世纪70年代有一些类似于搅炼法和滚轧法这种简单的技术革新，冶铁能力因而有所增强。但是，非军事领域对铁的需求依然相当有限，虽然从1756－1815年间，因为发生了一连串战争，而使军事需求令人欣喜地增加，但在滑铁卢（Waterloo）战役之后，这种需求便大为减退。当时这种需求肯定还没有大到足以使英国成为生铁生产巨头的程度。1790年，英国所生产的铁大约只超过法国40％左右，即使在1800年，英国的铁产量还远不足欧洲大陆全部铁产量的一半，只达到25万吨，根据后来的标准，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数字。英国铁产量在世界上占有重要比重的事实，要到随后几十年才看得到。

所幸的是，这些不利因素在矿业中，尤其在煤矿开采中并不太明显。因为煤炭业拥有的优势，不仅在于煤炭是19世纪工业动力的主要来源，而且，主要是由于英国森林资源的相对短缺，煤炭也是家庭燃料的一个重要种类。自16世纪晚期以来，城市的发展，尤其是伦敦的发展带动了煤矿业迅速发展。到18世纪早期，它实际上已算是初级的现代工业，甚至使用了最早的蒸汽机（其目的基本相同，主要是为康沃尔地区[Cornwall]有色金属矿的开采而设计）来抽水。从此以后，在本书所述时期里，煤矿业几乎不需要或不用经历重大的技术变革。但是，它的生产能力已经十分巨大，以世界标准来衡量，它已达天文数字。1800年，英国的煤炭产量大约已达到1000万吨，或者说，生产了占世界总量大约90％的煤炭，英国最接近的竞争对手法国，它所生产的煤炭尚不足100万吨。

这一巨大的工业，虽然对于现代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化来说，其发展可能还不算快，但却足以推动铁路的发明，这是一个将使资本产业发生转变的基本创造。由于采矿业不仅需要大量的大功率蒸汽机，而且还需要有效的手段，把大量煤炭从采煤场运送到矿坑，尤其是从矿坑口运输到装船现场。矿车所跑的“路轨”或“铁路”就是一个明显的答案。既然人们已在尝试利用固定的引擎拉动矿车，那么用移动的引擎拉动矿车看来也并非不可行。最后，由于陆路运输大批货物的费用是如此之高，这很可能打动了内陆矿区的矿主，将其所用的短程运输工具发展为有利可图的长程运输。从达勒姆（Durham）内陆煤田到沿海的铁路是第一条现代铁路（斯托克顿［Stockton］至达灵顿〔Darlington〕，1825年）。从技术发展方面来看，铁路是矿业，尤其是英国北部煤矿业的产儿。斯蒂芬生（GeorgeStephenson）的人生是从作为泰恩赛德（Tyneside）“机器师”开始的，在许多年里，火车司机实际上全是从他所在的煤矿区招收来的。

在工业革命中，没有什么革新能像铁路那样激起人们那么大的想象，这已为事实所证，这是19世纪工业化惟一被充分吸收到流行诗歌和文学想象之中的硕果。在大多数西方世界做出要建造铁路的计划（尽管实施这些计划一般都被拖延）之前，从工艺技术上看，几乎没有什么可以证明在英国（大约1825－1830年）建造铁路是可行的、是有利可图的。1827年在美国，1828和1835年在法国，1835年在德国和比利时，开通了最初的几条短程铁路，甚至俄国也于1837年修造了铁路。其原因无疑是：还没有其他发明能够如此富有戏剧性地向世人昭示新时代的力量和速度。即使是最早的铁路也明显反映了技术上的成熟，其中所揭示的意义更加令人惊讶。（例如在19世纪30年代，时速60英里已经不成问题，事实上，后来的蒸汽火车并未做根本改进。）铁路拖着一条条长蛇般的烟尾，风驰电掣地跨越乡村，跨越大陆。铁路的路堑、桥梁和车站，已形成了公共建筑群，相比之下，埃及的金字塔、古罗马的引水道，甚至中国的长城也显得黯然失色，流于一种乡土气。铁路是人类经由技术而取得巨大胜利的标志。

实际上，从经济观点来看，铁路所需的巨大开支就是它的主要优势。毫无疑问，从长远看来，铁路有能力打开前此由于高昂的运输费用而被阻断于世界市场的国家大门，它大大地提高了以陆路运输人员、货物的速度和数量，这就是铁路具有重要意义之所在。在1848年以前，铁路在经济上还不太重要，因为在英国以外，几乎没有什么铁路，而在英国国内，由于地理上的原因，处理交通运输问题远没有像幅员广大的内陆国家那么棘手。（在英国，没有离大海超过70英里的地方，19世纪所有重要的工业区中，除了一个例外，不是位于沿海，就是离海只有咫尺之遥。）但是，从经济发展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在这一阶段，铁路对于钢铁、煤炭、重型机械、劳动力以及资本投资的巨大胃口，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如果资本产业也将经历如棉纺织业已经经历过的那种深刻转变，那么，铁路所提供的恰恰就是这种转变所需要的巨大需求。在铁路时代的前20年（1830－1850年），英国的铁产量从68万吨上升到225万吨，换言之，铁产量是原来的三倍。从1830－1850年，煤产量也增至原来的三倍，从1500万吨增加到4900万吨。产量急速增加的主要原因在于铁路。因为，每建一英里铁路，仅铺设轨道所需的铁，平均就需要300吨。工业发展第一次使钢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在未来的几十年里，随着铁路的大量修建，工业也自然蓬勃发展。

这项突如其来具有本质意义的巨大发展，其原因显然在于商人和投资者以非理性的激情投身于铁路建设之中。1830年，全世界只有几十英里的铁路线，主要是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到1840年，铁路线已超过455英里，1850年超过2.35万英里。其中的大部分路线是在通称为“铁路狂热”的几次投机狂潮中规划出来的，这股狂热爆发于1835－1837年，尤其是1844－1847年间。大部分铁路是用英国的资本、英国的钢铁、机器和技术建造起来的。（1848年，法国铁路投资有三分之一来自英国。）这种投资激增几乎是失去理性的，因为在实际上，铁路很少为投资者带来高于其他企业的利润，这种高利润的报偿情况几乎不曾在铁路身上发生过，大部分铁路的利润皆十分有限，很多铁路更是完全无利可图：1855年，英国铁路投资的平均红利仅为3.7％。毫无疑问，创办人和投机者自然可大发横财，普通投资者显然不是这样。然而尽管如此，到了1840年和1850年，人们仍然满怀希望，投资到铁路上的钱分别高达2800万和2.4亿英镑。

原因何在呢？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头两代人中，普遍存在一项基本事实，那就是小康阶级和富裕阶级累积所得的速度是如此之快、数量是如此之大，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找到的花钱和投资机会。（据估计，在19世纪40年代，每年可供投资的余额大约有6000万英镑。）封建贵族的上流社会将大把大把的钞票成功地挥霍在他们放荡的生活、豪华的建筑，以及其他非经济的活动中。（当然，这种奢侈的花钱也能刺激经济，但是效益极差，几乎一点都不会把经济推向工业发展的方向。）在英国，德文郡（Devonshire）公爵六世，他的正常收入多得足以让他铺张挥霍，即使这样，他在19世纪中叶居然还为他的继承人留下了100万英镑的债务。（他另外又借了150万英镑，用于发展房地产，并还清了全部欠债。）大量的中产阶级人士是主要的投资大众，但是，他们依然是敛钱者而不是花钱者，尽管到了1840年已有很多迹象表明，他们已经感到有充分的财力既投资又花费。他们的妻子开始变成“女士”，大约在这一时期，礼仪方面的手册销路激增，夫人们用礼仪手册来学习优雅举止。他们开始重建在教堂内的私人礼拜堂，把这些地方搞得富丽堂皇，他们甚至还模仿哥特式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建造了糟糕的市政厅和其他的城市怪物，以此来庆祝他们共同的荣耀，他们的城市史家自豪地记录了他们为此而付出的巨额费用。（有些城市带有18世纪的传统，从来不曾停止公共建筑的建设，但是，像兰开夏博尔顿那样典型的新兴工业大都市，它在1847－1848年以前，实际上没兴建过什么花哨非功利性的建筑物。）

再者，一个现代社会主义社会或福利社会，毫无疑问会从累积起来的巨大财富中捐出一部分，用于社会目的。但是在本书所论的这个时代，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中产阶级所负担的赋税实际上并不太重，于是他们可以不断在饥寒交迫的人民大众中累积财富，民众的忍饥挨饿与他们的财富累积如影随形。中产阶级不是乡下人，不满足于把自己的积蓄贮藏在长统羊毛袜中，或者把钱财变成金手镯，他们必须为它们寻找到有利可图的投资渠道。但是，到哪里去投资呢？举例来说，现有的工业已经变得极为廉价，最多只能吸纳一小部分可供投资的剩余资金，即使我们假定棉纺织业的规模扩大一倍，它的资本费用也只能吸收其中的一部分。当时所需要的是一块足以容纳所有闲余资金的大海绵。（麦克库洛赫估计，1833年，棉纺织业的总资本——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为3400万英镑，1845年为4700万英镑。）

对外投资显然是一条可行的渠道。世界其他地区——首先，大部分旧政权力求恢复拿破仑战争所带来的创伤，而新政体则以它们惯常的做法，肆无忌惮地为一些不太明确的目的举债——迫不及待地要取得无限额的贷款，英国投资者何乐而不为！不过，南美洲的贷款在19世纪20年代显得那么有希望，北美洲的贷款在19世纪30年代前景那般诱人，只不过竟如此快速地变成了一文不名的废纸：外国政府在1818－1831年间所接受的25笔贷款中，到1831年时，竟有16笔（涉及大约4200万英镑中的一半）是拖欠的。按规定，他们应偿还给投资者7％或9％的利息，但是，实际上投资者平均只收到3.1％的利息。在希腊有过这样的事情：1824－1825年利息为5％的贷款，到19世纪70年代才开始偿付，而且在此之前分文未给。遇上像希腊这样的情形，谁还能不感到沮丧呢？很自然，那些在1825年及1835－1837年投机狂潮中流向国外的资本，从此以后就开始追求显然不会太令人失望的使用场所。

作家法兰西斯（John Francis）回顾了1851年后的投资狂热，他是这样地描写富人：“对于工业界人士来说，富人们发现财富的累积速度总是超过合法公正的投资模式……他看到，在他年轻时，钱都投入了战争贷款，而成年时期积累的财富，则在南美的矿山中付诸东流，他的钱财在那里用于筑路、雇用劳工、扩大商业。（铁路）吸收的资本如果失败，至少是被创造铁路的国家吸收。投资铁路与投资外国矿山或外国借贷不同，它们不会一无所剩，或者说，不会毫无价值。”

投资者是否能在国内找到其他的投资形式——比如建筑投资——这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学术问题。实际上，投资者找到了铁路这条投资渠道，如果没有这股投资洪流，尤其是19世纪40年代中叶奔腾而来的投资潮流，那么，我们当然无法想象能这样迅速、这样大规模地修建铁路。这是一个幸运的关头，因为铁路恰好一下子解决了英国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实际面对的所有问题。

追溯推动工业化的动力只是历史学家的部分任务。历史学家的另一个任务就是要追溯经济资源的动员和配置，追溯为维持这一崭新、革命化的过程所需要的经济和社会适应。

需要动员和调配的第一项，或许也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即劳动力，因为，工业经济意味着农业人口（也就是乡村人口）的比例明显下降，而非农业（也就是不断增长的城市）人口比重急遽上升，而且，几乎必然引起（如我们所论时期那样）人口迅速全面的增长。因而，这也意味着主要由国内农业所提供的食物，必先大幅度地增产，此即“农业革命”。（在铁路和轮船时代到来之前——即我们所关心的这个时代结束之前——从国外大量进口粮食的可能性非常有限，尽管英国从18世纪70年代以后，最终成了粮食净进口国。）

长期以来，城镇和非农业聚居区在英国的迅速增长，都很自然地推动着农业。幸亏英国农业的效率在前工业化时期是如此之低，以致只要对它稍加改良——对畜牧业稍加合理管理，实行轮作制、施肥，以及改进农场设计，或采用新作物——都能产生极为巨大的效果。这种农业变革发生在工业革命之前，使得人口在最初几个阶段的增长成为可能。物价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异常高涨之后，紧接着发生经济衰退，使英国的农业生产惨遭损害，虽然如此，农业发展的动力却自然地持续下去。从技术和资本投资来看，本书所论时期所发生的变化，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可能相当有限，但在此之后，农业科学和工程技术的时代可以说已经降临。英国粮食产量的大幅度攀升，使得英国的农业生产在19世纪30年代，能够为数量已达到18世纪二至三倍的英国人口，提供98％的谷物，农业的进步是藉由广泛采用在18世纪早期开始应用的耕作方法，通过合理化和扩大耕作面积而获得的。

所有这些进步，并不是经由技术变革，而是通过社会变革——取得的：取消中世纪遗留下来共同耕作的敞田制和公共放牧（“圈地运动”），消灭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营，以及对土地非商业性的陈旧经营观念。由于16－18世纪的农业进步为日后作好了准备，因此，英国能够以独特的方式，较为顺利地从根本上解决土地问题，尽管在过程中不仅常常受到农村不幸穷人的抵抗，而且也受到因循守旧的乡绅抵制。但是，土地问题的解决，使得英国成为一个由少数大土地所有者，一定数量以营利为目的的租佃农场主人，以及大量的雇用劳动者所组成的国家。在1795年的饥荒年和以后的岁月里，很多郡的乡绅法官，纷纷自动采纳救济贫民的“斯平汉姆兰制度”，人们一直把这一制度看作是为了保护旧有的乡村社会，抵御金钱关系侵害所作的最后一次有组织尝试。（在这一制度之下，穷人可从地方税中得到必要补助，保证最低的生活工资。尽管这一制度用心良苦，但它最终还是使穷人比以前更加贫困。）农业经营者以《谷物法》来保护农业生产，抵御1815年以后的危机。他们不顾所有的经济正统主义，这些人把农业视如其他任何行业，只根据获利的标准来进行判断，《谷物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部反对上述倾向的宣言书。但是，这些为抗拒资本主义最终进入乡村所作的努力，是注定要失败的。1830年后，他们在中产阶级激进派的前进浪潮中，节节败退。1834年颁布《新济贫法》（New Pool Law）和1846年废除《谷物法》，正式宣告了他们的最后失败。

从经济生产率的角度看，这项社会变革是一次大成功，从人们所遭受的痛苦而言，则是一次大灾难，并且因1815年后的农业萧条而加深，使得农村劳苦群众陷入水深火热之中。1800年后，甚至像亚瑟·扬那样对于圈地和农业进步抱着如此热情的拥护者，也为它的社会后果深感震惊。但是，从工业化的角度来看，这些结果也是人们所希望的，因为工业经济需要劳动力，而除了从先前的非工业领域外，还能从其他什么地方得到劳动力呢？国内的农村人口，国外的（主要是爱尔兰）移民，再加上各式各样的小生产者和劳苦大众，这些人是最为明显的劳动力资源。（另有一种观点认为，劳动力供应并非来自这种转变，而是来自于总人口的增加，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当时的人口正在飞快增长。但是，这种看法不着要害。在工业经济里，不仅是劳动力的数量，而且非农业劳动力的比例也必须有大幅增长。这就意味着，本来会像他们的先人那样留居乡村的男男女女们，必须在他们人生的某个阶段移居他处，因为城市的发展速度快于他们自身的自然增长率。无论如何，城市人口的增加速度，正常情况下往往低于农村，不管农业人口是在减少，保持不变，或甚至在增加。）他们必须被吸引到新的职业中来，或者说，如果——这一点也是最有可能的——他们最初不为这些工作所吸引，不愿意放弃他们传统的生活方式，那么，就必须强迫他们从事新工作。经济和社会苦难是最有效的鞭子，更高的货币工资和城市生活更大的自由度，这些只是附加的胡萝卜。由于种种原因，在我们论述的这个时期里，能够撬动人们，使他们从历史形成的港湾中松动开来的力量，与19世纪下半叶比起来依然相当弱小。像爱尔兰饥荒那样怵目惊心的大灾荒，带动了巨大的移民浪潮（在1835－1850年间，总数850万人口中，有150万人移居国外。），1850年后，这样的现象变得很普遍。不过，这种情况在英国要比其他地方更为强烈，倘若不是这样，那么，英国工业的发展就会像法国那样，由于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稳定舒适生活而受到阻碍，因为这会使工业丧失它所需要吸纳的劳动力。（如果不是如此，英国就得像美国那样，依赖大量的外国移民。而实际上，英国只是部分依靠了爱尔兰移民。）

要获得足够数量的劳动力是一回事，而要获得足够具有适当技能的合格劳动者又是另一回事。20世纪的经验已经表明，这个问题是一个关键性的，也是更加难以解决的问题。首先，所有的劳动者都必须学会如何用一种与工业相适应的方式去工作，也就是说，用一种完全不同于农业生产中的季节性波动，或者说完全不同于独立手工业者对于他经营的小块土地能够进行自我调节的方式去工作，与工业相适应的方式就是每日不断、有规律的工作节奏。劳动者还得学会对于金钱刺激作出敏锐的反应。在那时，英国的雇主就像现在南非雇主那样经常抱怨劳动者的“懒惰”，或者抱怨他们的雇工有下述倾向，即挣够了按惯例能过一周生活的工资，就歇手不干。这些问题在严格的劳动纪律中得到解决（罚款和使法律偏向雇主一边的《主仆法》等等），但首先采用的方法，却是尽可能压低劳动工资，使得他必须持续做满一周的工作，以便挣得最低限度的收入。工厂中的劳动纪律问题更显迫切，在这里，人们经常发现，雇主更加习惯于雇用听话的（也比较廉价的）妇女和儿童：1834－1837年，在英国棉纺织工厂的全部工人中，成年男子占四分之一，妇女和女孩超过半数，其余的为18岁以下的男性童工。另一项为保证劳动纪律而普遍采用的方法就是订立转包合同，或是使熟练工人变成非熟练帮工的实际雇用者，这些方法反映了发生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小规模的、零零星星的进程。比如在棉纺织工业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男孩和三分之一的女孩就这样“处在技术工人的直接雇用之下”，从此，他们受到了更为严密的看管。在工厂以外的地方，这种独特的做法甚至更为流行。当然，工头直接受到钱财的刺激，毫不放松对所雇用帮工的监督。

要招募或培训足够的熟练工人、技术上受过训练的工人，难度就更大。因为前工业化时期的技术，在现代工业中能大显身手的几乎没有，虽然还有很多工作，像建筑技术，实际上依旧那样，没有变化。所幸的是，在1789年之前的一个世纪里，英国缓慢发展的不完全工业化，无论在纺织技术，还是在金属处理方面，都已经造就了一批相当适用的技术队伍。所以，在欧洲大陆，制锁匠是仅有的几种会操作精密金属活的手工艺者之一，而他们竟成了机器制造者的鼻祖，而且，有时还冠以“工程师”或“机器师”的名称（在开矿和与矿业有关的行业中已经很普遍），而英国的水车匠也是如此。英文里的“工程师”一词，既是指有一技之长的金属制品工人，又是指设计和规划人员，这不是偶然的，因为大多数拥有较高技术的工艺人员，就是来自这些在机械方面具有一定技术、能独立操作的人。实际上，英国的工业化便是依赖于这群末经计划培育的高技能工人，而欧洲大陆的实业家却没这么幸运。这解释了英国何以极为忽视普通教育和技术教育，这种忽视将要在日后付出代价。

除了劳动力供给的问题之外，资本供应的问题不大，与大多数别的欧洲国家不同，英国并不缺少能够立即用于投资的资本。主要的困难在于，18世纪掌握着大部分可供投资资本的有钱人——地主、商人、船商、金融家等等——不愿意把钱投资在新兴工业上，因此，新兴工业经常不得不靠小规模的积蓄或贷款起家，藉由所获利润的再投资而得到发展。局部的资本短缺，使得早期的工业家——尤其是白手起家的实业家——更加勤俭节约、更加贪婪，因此，他们的工人相对受到更重的剥削。不过，这反映了全国性剩余投资流向的不完善，而不是资本短缺。另一方面，18世纪的富人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打算把他们的金钱投资于某些有利于工业化的事业，尤其是交通运输业（运河、码头设施、道路，后来还有铁路）和矿业。土地所有者即使不能亲自经营这些事业，也能从中抽取矿区使用费。

至于贸易和金融方面的技术，无论是私营还是公营，都不存在什么困难。银行、钞票、汇票、公债、股票、海外贸易和批发贸易的技术细节、营销，人们都了如指掌。能够操作这些业务，或者能轻而易举学会操作的，大有人在。此外到18世纪末，政府坚决奉行商业至上的政策，与此背道而驰的旧法律（例如像都铎[Tudor]时期的《社会法》）早已废弃不用。在1813－1835年间，除了与农业有关的方面，其余都已完全废除。从理论上看，英国的法律、金融和商业制度都相当粗陋，与其说是有利于经济发展，不如说会阻碍经济发展。例如，人们如想组织股份公司，他们几乎每次都必须让议会通过代价昂贵的“私法”；法国大革命为法国——并通过革命的影响为欧洲大陆的其他地区——提供了更为合理和有效的机构，以便为此服务。英国也尽力而为，而且在实际上，它的确比竞争对手做得更好。

通过这种相当任意的、无计划的经验主义方法，第一个重要的工业经济建立起来了。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这个经济规模小而陈旧，其陈旧的痕迹仍给今天的英国留下了烙印。而以1848年的标准来衡量，它的成就是非常伟大的，虽然它也因新兴城市比其他地方丑陋，无产阶级的处境比其他地方更每况愈下而令人吃惊。有一位现代史学家得出结论：“从总体上看，1830－1848年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明显要比法国糟精。”天空被烟雾宠罩，脸色苍白的人们匆匆穿行于乌烟瘴气之中，连外国游客都为此感到担忧。但是，它控制着100万匹马力的蒸汽机，依靠1700多万枚机械化纺锤，每年生产出200万码棉布，挖掘了数量几达5000万吨的原煤，每年进出口的货物价值达1.7亿英镑。它的贸易量，是法国这个最有力竞争对手的两倍，然而在1780年时，英国才只刚刚超过法国。英国的棉布消费量是美国的两倍，是法国的四倍。它生产的生铁占世界经济发达地区生铁总产量的一半以上，英国居民平均使用生铁的数量是工业化程度仅次于英国的国家（比利时）的两倍，是美国的三倍，法国的四倍以上。英国的资本投资——占美国四分之一，占拉丁美洲几乎五分之一——从世界各地带回2亿-3亿的红利和汇票。英国实际上已成为“世界工厂”。

商人和企业家的惟一法则就是贱买、无限制的贵卖。当时，无论是英国还是全世界都知道，在英伦诸岛发动的工业革命，正在改变着世界，工业革命将所向披靡，过去的神仙皇帝在今天的商人和蒸汽机面前，都将显得软弱无力。

谢选骏指出：第二章“工业革命”通过种种故事，开始直接导入了马列主义的经济决定论。所以它把工业革命的剧目排在了法国革命之前；而把之前发生的英国革命一笔勾销了。因为在我看来，正是英国的政治革命开启了英国工业革命的进程。

【第三章法国大革命】

英国人一定是丧失了所有的道德和自由感，否则怎么会对这场世界经历过的最重要革命，对它正在进行的庄严方式，不表敬仰赞赏。凡有幸目睹这一伟大城市最近三天发展的同胞，一定不会认为我的话是夸张的。——《晨邮报）1789年7月21日论巴士底狱的陷落

不久，开明国家将审判那些迄今统治着它们的人。国王们将被迫逃亡荒漠，与和他们相似的野兽为伍。而自然将恢复其权利。——圣茹斯特《论法国宪法》，1793年4月24日在国民公会发表的演说

如果说19世纪的世界经济主要是在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之下发展起来的话，那么它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则主要是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英国为世界的铁路和工厂提供了范例，它提供的经济爆炸物，破坏了非欧洲世界的传统经济和社会结构；而法国则引发了世界革命，并赋予其思想，以致三色旗这类事物成了实质上每个新生国家的象征，而1789－1917年之间的欧洲（或实际上是世界的）政治，主要是赞成或反对1789年原则，或甚至更富煽动性的1793年原则的斗争。法国为世界大部分地区提供了自由和激进民主政治的语汇和问题。法国为民族主义提供了第一个伟大的榜样、观念和语汇。迭国为多数国家提供了法典、科技组织模式和公制度量衡。经由法国的影响，现代世界的思想观念首次渗透进迄今曾抗拒欧洲思想的古老文明世界。以上便是法国大革命的杰作。（对英国和法国各自所造成的不同影响，不应过分夸大。这两种革命的任何一个中心，都未将其影响局限于人类活动的任一特定领域，两种革命是互为补充，而不是相互竞争的。可是，即使当两者最清楚不过地汇聚在一起的时候[如像社会主义，它几乎是同时在两个国家发明和命名]，它们也是从不同的方向汇聚在一起。）

如我们所见，对欧洲的旧制度及其经济体系来说，18世纪末期是一个危机时代，该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充满了有时几乎达到起义地步的政治鼓动和殖民地争取自治的运动，这种运动有时甚至可使它们脱离宗主国，而且不仅发生在美国（1776－1783），还见诸爱尔兰（1782－1784）、比利时和列日（1787－1790）、荷兰（1783－1787）、日内瓦，甚至英格兰（1779年，此点曾有争议）。这一连串的政治骚动是那样地引人注目，以致近来一些历史学家形容这是一个“民主革命的时代”。法国大革命是惟一的一次民主革命，虽然程度最激进，影响也最为深远。

认为旧制度的危机并非纯粹是法国独有的现象，这样的看法颇有一些分量。正因为如此，或许有人会争辩说，1917年的俄国革命（它在我们这个世纪占有类似的重要地位）不过是这一连串类似运动中最惹人注目的一次，1917年前几年的这类运动，最终葬送了古老的土耳其帝国和中华帝国。然而，这有点文不对题。法国大革命或许不是一个孤立现象，但它比其他同时代的革命重大得多，而且其后果也要深远得多。首先，它发生在欧洲势力最强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俄国除外）。在1789年时，差不多每五个欧洲人中就有一个是法国人。其次，在它先后发生的所有革命中，惟有它是真正的群众性社会革命，并且比任何一次类似的大剧变都要激进得多。那些因政治上同情法国大革命而移居法国的美国革命家和英国“雅各宾党人’（Jacobins），发现他们自己在法国都成了温和派，这不是偶然的。潘恩（Thomas Paine）在英国和美国都是一个极端主义者，但在巴黎，他却是吉伦特派（Girondins）最温和的人物之一。广义说来，像从前许多国家进行的革命一样，美洲革命的结果仅仅是摆脱了英国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政治控制。法国大革命的结果则是巴尔扎克的时代取代了杜巴里夫人（Mme Du Barry：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妇）的时代。

第三，在所有同时代的革命中，只有法国大革命是世界性的。它的军队开拔出去改造世界；它的思想实际上也发挥了相同作用。美国独立革命一直是美国历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事件，但（除直接卷入或被其卷入的国家以外）它在其他地方很少留下重大痕迹。法国大革命对所有国家而言，都是一个重要里程碑。其反响比美国独立革命要大，它引起了1808年后导致拉丁美洲解放的起义。其直接影响远至孟加拉，该地的罗伊（Ram Mohan Roy）在法国大革命激励下，创立了第一个印度人的改革运动，并成为现代印度民族主义的鼻祖（当他于1830年访问英国时，坚持要搭乘法国船，以显示他对其信仰的热忱）。如上所述，它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对伊斯兰教世界产生实际影响的第一次伟大思想运动”，这种影响几乎是立即发生的。到19世纪中期，以前仅表示一个人的出生地或居住地的土耳其词汇“vatan”，在法国大革命影响下开始变成类似“patrie”（祖国）的意思；1800年以前，“liberty”（自由）一词最初是表示与“slavery”（奴隶身份）相反的法律术语，现在开始具有新的政治涵义。它的间接影响是无所不在的，因为它为日后的所有革命运动提供了榜样，其教训（根据需要随意加以解释的）融入了现代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中。（作者并未低估美国独立革命的影响。无疑，它有助于激励法国人，从狭义上说，它也为各拉美国家提供了宪法范例［它可与法国宪法相媲美，有时可作为其替代方案〕，并不时地激励着激进的民主运动。）

因此，法国大革命是属于它那个时代的那种革命，而并不仅是其中最突出的一种。所以它的起源不应仅在欧洲的一般条件中去寻找，还应当在法国特有的形势下去寻找。其独特性或许在国际关系中做了最好的说明。在整个18世纪，法国都是英国的主要国际经济竞争对手。它的外贸在1720－1780年间增至四倍，引起了英国的忧虑；它在某些地区（如西印度群岛）的殖民制度，比英国更具活力。然而法国不是英国那样的强国，后者的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已是由资本主义扩张的利益来决定。法国是欧洲最强大、并在许多方面是旧贵族绝对君主制中最典型的国家。易言之，法国官方机构和旧制度既得利益集团与新兴社会势力之间的冲突要比其他国家更为尖锐。

新兴势力很清楚他们想要什么。重农学派经济学家杜尔哥主张有效地开发土地，主张自由企业和自由贸易，主张对统一的国家领土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废除阻碍发展国家资源的一切限制和社会不平等，以及合理公平的行政和税收。1774－1776年间，他作为路易十六的首席大臣，曾试图实行这样的计划，但可悲地失败了，而这场失败是极具代表性的。这类性质的改革，即使是最温和的，也与绝对君主制不相容或不受其欢迎。相反，一旦改革者加强了自己的实力，就会像我们所见到的那样，他们就会在这时所谓的“开明君主”中被广泛加以鼓吹。但在大多数“开明专制”的国家中，这样的改革不是行不通，因而只在理论上时兴一时；就是无法改变其政治和社会结构的整体性质；或者在地方贵族以及其他既得利益集团的抵制下归于失败，使国家沦为其从前状态稍事整顿过的那种样子。在法国，改革失败得比其他国家更快，因为既得利益团体的抵制更加有效。但这一失败的结果对君主制度更具灾难性，因为资产阶级变革的力量已经非常强大，他们不会无所作为。他们只是把自己的希望从开明君主身上转到人民或“民族”身上。

不过，这样的概括还是无法使我们理解，为什么这场革命会发生在这个时候，以及为什么它会走上那条引人注目的道路。正因为如此，研究一下所谓“封建反动”是非常有益的，因为它实际上提供了引爆法国火药库的火花。

在2300万的法国人中，约40万人组成的贵族无疑是这个国家的“第一阶级”，尽管它并非像普鲁士或其他国家那样，绝对不受较低阶级的挑战，但仍然相当稳固。他们享有很大的特权，其中包括一些赋税的豁免权（但豁免数量不如组织更加严密的僧侣阶级那么多），以及收取封建税捐的权利。在政治上，他们的地位不那么显要。绝对君主制尽管在其性质上仍是贵族的甚至封建性质的，但它尽可能剥夺了贵族的政治独立和职责，并削减了他们旧有的代表机构——三级会议（States－General）和最高法院。这一事实持续在高级贵族和长袍贵族（noblesse de robe）中引起怨恨。长袍贵族是后来国王们因各种目的，主要是出于财政和行政目的而册封的，一个被授予爵位的政府中产阶级，只要能通过残存的法院和三级会议，就能表达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双重不满。贵族在经济上的忧虑绝非无关紧要。他们生来就是，并且按传统一直是斗士而不是挣钱的人，贵族甚至被正式禁止经商或从事专门职业。他们依靠其地产收人，或者如果他们属于享有优惠的少数大贵族和宫廷贵族，则依靠富有的婚姻、宫廷的年金、赏赐和干薪。但是，有贵族地位之人，其开销是很大的，并且不断上涨；而他们的收入却在下降，因为他们之中很少有人是自己财富的精明管理人，如果他们勉强进行管理的话。通货膨胀使诸如租金这样的固定收入，逐渐减少其价值。

因此很自然，贵族们只好利用自己的一项主要资产，即公认的阶级特权。在整个18世纪，在法国如同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他们不断侵占官职，但专制君主却宁可让在专业上称职、在政治上无害的中产阶级人士来担任这些职务。至18世纪80年代，甚至要有贵族的徽饰才能购买军队的委任状，所有主教都是贵族，甚至管理王室的宫廷管家一职，也大都被他们夺占。由于他们成功地竞争了官职，贵族不但触怒了中产阶级的感情，他们还通过日益增强的接管地方和中央行政权的趋势，动摇了国家的基础。同样，他们，特别是那些少有其他收入来源的地方乡绅，为应付其收入日益下降的情形，极尽可能利用手中强大的封建权力，加紧搜刮农民的钱财（或劳役，不过这比较少）。为恢复这类已过时的权力或从现存权力中最大限度地获取收益，一种全职的、研究封建法的专家（feudist）产生了。其中最杰出的成员巴贝夫，于1796年成为近代史上第一次共产主义暴动的领袖。因而，贵族不仅触怒了中产阶级，而且也触怒了农民。

农民这个也许占了法国人口80％的广大阶级，他们的地位绝对不值称羡。大体而论，他们实际上是自由的，并且常常是土地所有者。在实际数字中，贵族仅占所有土地的五分之一，教会地产也许占另外6％，这一比例随地区而波动。例如，在蒙彼利埃（Montpellier）主教辖区，农民已占有38％－40％的土地，资产阶级占18％－19％，贵族占15％－16％，僧侣占3％－4％，还有五分之一是公地。可是，事实上多数人都没有土地或没有足够的土地，由于技术普遍落后，这个问题日趋严重；而人口的增长，更使普遍缺乏土地的问题日趋恶化。封建税捐、什一税和赋税掠走了农民收入的很大一部分，而且这部分比例日渐增加；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却使剩余部分的价值日趋减少。只有少数经常有剩余产品出售的农民，才能从涨价中获得好处；其余的人或多或少都遭受涨价之苦，特别是在歉收年，因缺货造成的高价主宰着市场。无疑，由于这些原因，在革命前的20年里，农民的情势日益恶化。

君主政体的财政困难使问题攀升到危机点。该王国的行政和财政结构大体已经过时，如前所述，企图藉由1774－1776年的改革来修补这一结构的努力，在以最高法院为首的既得利益团体的反抗下，已遭失败。然后，法国卷入了美国独立战争。对英国的胜利是以其最后破产为代价换得的，因此，我们可以说美国独立革命是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原因。各种权宜之计都尝试过了，但收效日少。当时支出至少超过收入20％，而且不可能有任何有效的节约措施，除非进行一项根本改革，以动员实际上相当强大的国家课税能力，否则无法应付此一局势。因为，尽管凡尔赛宫的挥霍经常因危机而受到谴责，但宫廷的开支仅占1788年总支出的6％。战争、海军和外交支出占四分之一，现存债务负担占一半。战争和债务——美国独立战争及其债务——破坏了君主政权的根基。

政府的危机给贵族和最高法院带来了机遇。政府若不扩大他们的特权，他们就拒绝付款。专制主义面对的第一次破裂是1787年召开的“显贵会议”（assembly of notables），这次会议的成员虽经过精心挑选、但仍然很难对付，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原本是要批准政府增辟税源的需求。第二次破裂，也是决定性的一次，便是三级会议——这项旧封建时代的会议自1614年起便已停止召开。因而，革命的开始，是贵族试图重新夺回国家控制权。因如下两个原因，这一企图失算了：其一，它低估了第三阶级的独立意愿，这一虚构的团体想要代表既不是贵族也不是僧侣的所有人民，但实际上是由中产阶级所主宰；其二，它忽略了在进行政治赌博之际，被引入其中的深刻经济和社会危机。

法国大革命并非由有组织的政党或运动发动领导的，也不是由企图执行某个计划纲领的人发动领导的。直到后革命时期的拿破仑出现以前，它甚至未能推举出在20世纪革命时我们习惯看到的那类“领袖人物”。然而，在一个相当有内聚力的社会集团中，他们的共同意愿惊人的一致，遂使该革命运动有力地团结起来。这个集团便是“资产阶级”；其思想观念是由“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系统阐述、由共济会纲领以及在非正式同盟中所鼓吹的古典自由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是“哲学家”发动了这一场革命。或许没有他们，革命也会发生，但可能是由于他们，才造成了仅只是破坏一个旧制度与迅速有效地以一个新制度取而代之，这两者之间的区别。

在其最一般的形式上，1789年的思想观念可说来自共济会，这种观念曾在莫扎特（Mozart）的《魔笛》（Magic Flute，1791年）中得到纯洁庄严的展现，它是那个时代最早的伟大宣传艺术，那个时代最高的艺术成就经常都是宣传性的。更确切地说，1789年资产阶级的要求是在同年的《人权宣言》（Declaration of Rights of Man and Citizens）中提出来的。这是一份反对贵族特权阶级社会的宣言，但并不是支持民主社会或平等社会的宣言。宣言中的第一条说，“在法律上，人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但它也容许存在社会差别，“只要是建立在公益基础之上”。私有财产是一种自然权利，是神圣、不可剥夺和侵犯的。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职务对有才能的人同等开放；但如果赛跑在同等条件下开始，那么同样可以假定，赛跑者不会同时跑到终点。该宣言主张（如同反对贵族阶级或专制主义一样），“所有公民都有权在制定法律方面进行合作”；“个人亲自参与，或通过自己的代表参与”。而宣言中设想作为主要政府机构的代表大会，并不一定要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它所指的制度也不是要废除国王。建立在有产者寡头集团基础上的君主立宪制，比民主共和更符合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意愿，虽然民主共和在逻辑上似乎更符合他们理论上想要追求的目标。尽管也有些人毫不犹豫地捍卫民主共和，但总体说来，1789年典型的自由主义资产阶级（和1789－1848年的自由派）并非民主派，而是信仰立宪政体、一种具有公民自由和保障私有企业的世俗国家，以及由纳税人和财产所有者组成的政府。

不过，在官场辞令上，这样的制度表达的并不仅是单纯的阶级利益，同时也是“人民”的普遍意愿，而人民则被转化为“法兰西民族”（一种意味深长的认同）。国王不再是蒙上帝恩宠的法兰西和纳瓦尔（Navarre）国王路易，而是蒙上帝恩宠和国家宪法拥立的法国人的国王路易。宣言中说，“一切主权均源自国家”，而国家，如西埃耶（Abbe Sieyes）神父所说，不承认世上有高于其自身利益的利益，并且不接受国家法律以外的法律和权威，不管是一般人类的，还是其他国家的。无疑，法兰西民族及其以后的模仿者，最初未曾设想到其本身利益会与其他国家的人民利益相冲突，相反的，他们把自己看成是在开创或参与将各国人民从暴政下普遍解放出来的一项运动。但事实上，国家间的竞争（例如法国商人与英国商人的竞争）和国家间的从属（例如，被征服国家或已解放国家的利益对大国利益的屈从），已暗含于1789年资产阶级首次给予正式表达的民族主义之中。“人民”等同于民族，这是一种比意欲表达此点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纲领，更具革命性的革命观念。但它也是一种双刃的观念。

因为农民和劳动穷人都是文盲，政治态度不是温和就是不成熟，加上选举过程是间接的，因而被选出来代表第三阶级的610人，多数是同一个模子打出来的，其中大部分是律师，他们在法国地方上发挥重要经济作用；另约有100位资本家和商人。中产阶级为赢得相当于贵族和僧侣总和的代表权，为争取正式代表95％的人民，为了这些温和抱负而进行了艰苦、成功的斗争。现在，他们以同样的决心为争取资产阶级潜在多数票的权利而斗争，其方式是把三级会议转变为个别独立的代理人会议，这些代表将以各自投票，取代以传统阶级为单位的商议或投票，在后一种情况下，贵族和僧侣的两票总是能够压倒第三阶级的一票。在这个问题上，首次的革命性突破展开了。三级会议开幕六周以后，急于在国王、贵族和教士之前抢先采取行动的平民代表，将他们自己和那些准备好要跟随他们的人组织起来，以他们自己的方式组成了有权重新制订宪法的国民会议（National Assembly）。一次反革命的企图导致他们在实质上按英国下院的模式制订了自己的要求。专制主义已走到尽头，如才华横溢而又名声不佳的前贵族米拉波（Mirabeau）对国王所说的：“先生，在这个会议里，您是一个局外人，您无权在这里说话。”

第三阶级虽面临国王和特权阶级的联合反抗，还是取得了成功，因为它不仅代表了有教养而又富有战斗性的少数人的观点，而且也代表了更强大得多的势力，即城市的，特别是巴黎劳动贫民的观点以及革命农民的观点，虽然这比较短暂。之所以能把一次有限的改革鼓动成一场革命，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即三级会议的号召与经济和社会的深刻危机恰好一致。因一系列复杂原因，18世纪80年代晚期，对法国经济的所有部门都是一个巨大的困难时期。1788和1789年的歉收和异常艰难的冬季，使这场危机尖锐起来。歉收使农民遭到损失，一时间，这意味着大生产者可以高价出售谷物，而大多数持地不多的人，则可能不得不去吃有钱人种植的粮食，或以无比的高价购买食物，特别是在临近新收获的月份（即5、6月）更是如此。歉收对城市贫民的冲击更为明显，他们的生活费（面包是主食）可能上涨了一倍。乡村的贫困使制成品市场萎缩，因此也造成了工业萧条，这使歉收的危害日趋严重。乡村贫民因而陷于绝望和躁动不安，他们挺而走险，从事暴动和盗匪活动；在生活费暴涨之时，城市贫民又失去工作，更陷入双重绝望之中。在正常情况下，或许只会发生一些盲目的骚动，但在1788和1789年，法兰西王国的一场大骚动、一场宣传和选举的胜利，使人民在绝望中看到一种政治前景，他们提出了从乡绅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要求，在当时，这是一种无比巨大、震天撼地的思想。骚动的人民站在第三阶级代表的后面，做他们的坚强后盾。

反革命将可能的群众起义变成了实际的起义。无疑，旧制度惟一自然的反应便是进行抵抗，如果必要的话，就使用武装力量，尽管军队已不完全可靠。（只有不切实际的梦想家才会认为路易十六也许会接受失败并立即使自己转变为立宪君主，即使他不像实际上那样微不足道，那样愚蠢，即使他娶的是一个头脑不那么简单、不那么没责任感的女人，即使他愿意听从不那么灾难性的谋臣，他也不会那样做。）事实上，反革命已经促使巴黎那些饥饿、充满不信任感和富有战斗性的群众整个动员起来。这场动员最激动人心的结果是夺取巴士底狱，这是一座象征王室权威的国家监狱，革命者指望在那里找到武器。在革命的年代，没有比象征物倒塌更具影响力的东西了。攻占巴士底狱代表了专制主义的垮台，这个事件象征着解放的开端，因而使全世界为之欢呼，于是7月14日遂成为法国的国庆日。哥尼斯堡（Koenigsberg）的康德（ImmanuelKant）是一个稳健的哲学家，据说，他的习惯非常有规律，以致他那个城镇的居民都用他的活动来校正自己的钟表，甚至是像他这样的人在听到攻占巴士底狱的消息后，也把其下午散步时间延后了，哥尼斯堡的人民于是都相信，震动世界的事件真的发生了。更能说明其影响的是，巴士底狱的陷落使革命蔓延到地方城镇和乡村。

农民革命是规模庞大、缺乏组织和明确目标、没有名称，但却不可抗拒的运动。使农民动乱转变成不可逆转的骚动的是，地方城市起义与群众恐慌浪潮的结合，它们悄悄而又迅速地在广大的农村蔓延，此即1789年7月底8月初的所谓大恐慌（Grand Peur）。在7月14日之后的三周内，法国农村封建主义的社会结构和皇家法兰西的国家机器便告分崩离析。国家权力只剩下一些零散且未必可靠的军队，一个没有强制力的国民会议和许许多多自治城市或中产阶级的行政机关，它们不久就按巴黎模式组建了资产阶级的武装“国民军”（National Guard）。中产阶级和贵族立即接受了不可避免的事实：所有封建特权都被正式废除，虽然在政治局势安定之后，确定了对他们进行补偿的高昂价码。直到1793年后，封建主义才完全告终。到1789年8月底，革命还发表了其正式宣言——“人权宣言”。相反地，国王以他惯常的笨拙方式进行了反抗，被群众性动荡的社会涵义吓坏了的中产阶级革命分子开始想到，保守主义的时刻已经到来。

简言之，法国以及以后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治的主要形态，到这时已清晰可见了。这种戏剧性、充满辩证法的舞步将主宰日后的几代人。我们还会多次看到温和的中产阶级改良派，动员民众去对付反革命的死硬顽抗。我们还将看到，群众超越温和派的目标而走向自己的社会革命，而温和派则分裂为从此与反革命派同流合污的保守派，以及决心在群众的帮助下去追求温和目标中尚末实现部分的左派，即使冒着对群众失去控制的风险也在所不惜。如此，经过抵抗方式的反复变换——群众动员-向左转-温和派的分裂和向右转——直至中产阶级的多数转变成日后的保守阵营，或是被社会革命所粉碎。在以后多数的资产阶级革命中，温和的自由派通常都是在革命刚刚开始的阶段就倒退，或转向保守阵营。实际上在19世纪，我们越来越发现（在德国最明显），由于担心其难以控制的后果，温和自由派压根儿就不想发动革命，而宁愿与国王和贵族达成妥协。法国大革命的独特之处在于，有一部分的自由派中产阶级愿意继续革命，直至达到或真正濒临反资产阶级革命之时止。这便是雅各宾派，他们的名字已成了其他国家“激进革命”的代名词。

为什么呢？当然部分原因是因为法国资产阶级尚未像日后的自由派那样，被法国大革命的可怕记忆所吓坏。1794年后，温和派已经很清楚，对资产阶级的安适和前途来说，雅各宾制度已把革命推得太远了，正如革命者十分清楚的那样，即使“1793年的太阳”会再升上来，它也不会在非资产阶级的社会散发光辉。再者，雅各宾派之所以能有机会提出激进主义，是因为在那个时代，不存在可以取代他们的社会替代方案。这样一个阶级，只有在工业革命过程中，随同“无产阶级”，或准确些说，随同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思想体系和运动而产生。在法国大革命中，工人阶级（这里指的是受雇者全体，其中多数都是非工业的工资劳动者。）还没有发挥多大的独立作用。他们渴望过、造反过，或许还梦想过，但他们为了一些具体目的而追随非无产阶级的领袖。农民阶级从未提出不同于别人的政治替代方案；他们仅在情势需要时，提供几乎不可抗拒的力量，或者提出一个几乎不可更改的目标。取代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惟一派别（如果不算一旦失去群众支持就无能为力的一小批思想家和好斗分子）是“无套裤汉”（Sansculotte），这是一个大多由劳动贫民、小匠人、店铺老板、手工业者、小业主等组成的、无定形的、主要是城市的运动。无套裤汉的主要组织为巴黎的“区队”（sections）和地方政治俱乐部，他们提供了革命的主要突出力量——实际的示威者、暴动者和街垒构筑人。通过像马拉（Marat）和埃贝尔（Hebert）那样的新闻工作者和地方代言人，他们也提出了一种政策，在这些政策背后有一种模糊又自相矛盾的社会理想，他们把对（小）私有财产的尊重与对富人的敌视结合起来，要求政府保证穷人的工作、工资和社会保障，渴望一种极端的平等主义和地方化的直接民主。事实上，无套裤汉所反映的，是广大“小人物”的群众利益，这些小人物介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也许更接近后者而不是前者，因为他们毕竟多数是穷人。在美国（如杰斐逊主义[Jeffersonianism]和杰克逊民主派，或平民主义）、英国（如激进主义）、法国（如后来共和派和激进社会主义者的鼻祖）、意大利（如马志尼[Mazzini]派和加里波底[Garibaldi]派）和其他国家，我们都能看到这类人物。在后革命时期，它们大多变成中产阶级的自由左翼，但不情愿放弃左翼无敌人这一古老原则，并准备在遇到危机时起而反对“金钱壁垒”，或“经济保皇派”，或“钉死人类的黄金十字架”。但无套裤汉也没有提出现实的替代方案。他们的理想，一种乡里人和小手工工匠的美好过去，或不受银行家和百万富翁干扰的美好未来，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历史与他们背道而驰。他们最多只能够（这在1793-1794年已经实现）在其道路上设置路障，而这些路障从那一天起几乎直到现在，始终阻挠了法国经济的发展。事实上，无套裤汉是那么无益的一种现象，以致其名称本身大多已被人遗忘，或只是作为在共和二年对其提供领导的雅各宾主义的同义词而被人想起。

1789－1791年间，胜利的温和派资产阶级经由现在已经变成立宪会议（Constituent Assembly）的机构，着手进行法国规模庞大的合理化改革，这是该机构的目标。这次革命大部分持久的制度性成就都源于这一时期，大革命最引人注目的国际性成果、公制度量衡的施行和对犹太人的最早解放，也都完成于此一时期。经济上，立宪会议的观点是完全自由的：它的农民政策是圈围公地和鼓励农村企业家；工人政策是禁止工会；小手工业政策是废除行会和同业公会。它对普通人很少给予具体的满足，例外的是，从1790年起，通过教会土地（以及逃亡贵族土地）的世俗化和出售，一般人可从中获得三重好处：削弱教权，加强地方和农民企业家的力量，并对许多农民的革命活动给予有限的回报。1791年的宪法藉由君主立宪制度，避开了过度民主，这种君主立宪政体，是建立在“积极公民”的财产权基础上。他们相信，消极公民将过着与他们称谓相符的生活。

事实上，这种情形并未发生。，一方面，尽管君主现在得到前革命资产阶级强大派别的支持，却还是不愿屈从于新制度。宫廷梦想让王弟进行征讨，以驱逐占统治地位的暴民，并恢复神授的法兰西最正统天主教徒国王的合法地位。《教士组织法》（1790年）被误解为企图摧毁教会对罗马专制主义的忠诚，而不是摧毁教会，这把多数教士及其追随者赶到了反对派那边，并有助于迫使国王企图逃离国家，这是一种绝望的、并被证明是自杀性的企图。路易十六在瓦伦斯（Varennes）被抓获（1791年6月），从此，共和主义变成了一种群众力量，对抛弃其人民的传统国王来说，它已失去享有臣民忠诚的权利。另一方面，不受控制的温和派自由企业经济，加重了食品价格的波动，因而也加强了城市贫民，特别是巴黎贫民的战斗精神。面包价格以温度计般的准确性反映了巴黎的政治温度，而巴黎的群众是决定性的革命力量：法国的三色旗就是结合了旧时王室的白色和巴黎的红、蓝两色。

战争的爆发使事情达到危急关头，这指的是它导致了1792年的第二次革命。共和二年的雅各宾共和，最终导致了拿破仑上台。换句话说，它把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转变成欧洲的历史。

两股势力——极右派和温和左派——把法国推向了一场全面战争。因为国王、越来越多的贵族和教会流亡者，都麇集在德国西部各城市，很明显，只有外国干涉才有办法恢复旧制度（约有30万法国人在1789－1795年间流亡国外）。由于国际局势复杂，加上其他国家在政治上相对平静，要组织这样的干涉并不那么容易。然而，对其他各国的贵族和君权神授的统治者来说，态势已越来越明显，恢复路易十六的权力不仅仅是阶级团结的行动，而且是防止令人震惊的思想从法国传播出来的重要防护措施。结果，夺回法国的势力在国外集结起来。

与此同时，温和自由派本身，最著名的是聚集在商业比较发达的吉伦特省代表周围的政治家集团，是一股好战的势力。这部分是因为每次真正的革命都有成为世界性的趋向。对法国人来说，诚如对他们在国外的许多同情者一样，法国的解放仅仅是全世界自由凯旋号吹响的第一声，这样的观念很容易让人相信，解放在压迫和暴政下呻吟的所有民族，是革命祖国的义务。这种崇高昂扬的热情，企图将自由传送到温和和极端的革命者中，这种热情的存在的确无法把法兰西民族的事业和一切受奴役之民族的事业分割开来。法国和其他所有的革命运动都会接受或采用这种观点，从这时起至少要到1848年止，情况都是这样。直到1848年，解放欧洲的所有计划，都以各国人民在法国人民领导下联合起义推翻欧洲反动派为枢纽；而在1830年以后，其他国家的民族和自由主义起义，诸如意大利或波兰的起义，也都趋向于把他们自己的国家看成某种意义上的救世主，命定要用自己的自由去发动其他所有的民族。

另一方面，不那么理想主义的看法认为，战争也有助于解决大量的国内问题。把新制度的困难说成是流亡贵族和外国暴君的阴谋，并把群众的不满引向他们，这是颇具吸引力和显而易见的做法。尤其是商人争辩说，捉摸不定的经济前景、通货贬值和其他问题，只有在消除干涉威胁后，才能得到解决。只要看一看英国的历史便可知晓，他们和他们的思想家或许认为，经济霸权是有计划侵略的产物（18世纪并非成功商人十分热爱和平的世纪）；而且，如很快便会出现的那样，进行战争还可创造利润。由于这种种原因，除少数右翼和罗伯斯比尔领导下的少数左翼以外，新的立法会议（LegislativeAssembly）大多数成员都主张进行战争。也由于这些原因，当战争开始时，革命的征服便把解放、剥削和政治变更结合起来。

战争是1792年4月宣布的。人们把失败归咎于王党的阴谋破坏和叛变（似乎完全可能），所以失败导致激进化。8、9月，通过巴黎无套裤汉群众的武装行动，推翻了君主制度，建立了统一而不可分割的第一共和，随着共和元年的确立，宣布了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法国大革命的黑暗和英雄时代，在对政治犯进行大屠杀、选举国民公会（NationalConvention，也许是议会史上最杰出的代表）和号召全面抵抗入侵者的声音中展开了。国王被关进监狱，外国入侵在法尔梅（Valmy）并不激烈的炮战中被阻挡住了。

革命战争强行按自己的逻辑行事。在新成立的国民公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党派是吉伦特派，他们是一些对外好战而对内温和的人士，是一批代表大商人、地方资产阶级和许多知识界杰出人物的、富有魅力和才华的议会演讲家。他们的政策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因为只有用已经建立的正规军发动有限战役的国家，才有希望把战争和国内事务局限在严密分隔的空间里，就像简·奥斯汀（Jane Austen）小说中的女士和绅士们恰好在那时的英国所做的那样。革命既未发动有限的战役，又没有已经建立的军队；因而其战争摇摆于世界革命的最大胜利和最大失败之间，失败意味着全面的反革命，其军队（法国旧军队的残余）则既没有战斗力，又不可靠。共和国的主要将领杜穆里埃（Dumouriez）不久就投向敌人。只有用前所未有的革命办法才能在这样一场战争中取胜，即使胜利仅意味着粉碎外国干涉。事实上，这样的办法是找到了。在其危机过程中，年轻的法兰西共和国发现了或发明了总体战：通过征兵、实行定量配给制、严格控制战时经济，以及在国内外实际消除士兵和平民之间的差别，来全面动员国家资源。这一发现所具有的惊人涵义，直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才变得清楚起来。既然1792－1794年的革命战争仍然是一个特殊插曲，无怪乎19世纪的多数评论家弄不清它的意义，除了注意到（直至维多利亚晚期的丰腴时代前，这一点甚至被人遗忘）战争导致了革命，而革命赢得了用其他办法无法赢得的战争。惟有到今日我们才能了解，雅各宾共和和1793-1794年的“恐怖统治”，其所进行的努力是多么贴切地体现了现代总体战这个词汇。

无套裤汉欢迎建立一个革命的战时政府，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正确地证明，只有这样才能粉碎反革命和外国武装干涉，也是因为，其方法动员了民众而且更接近社会正义（他们忽略了下述事实，即没有任何有效的现代战争，可以与他们喜爱的分权式直接民主相协调）。另外，吉伦特派害怕他们发动的群众性革命，一旦和战争相结合所可能导致的政治后果。他们也未作好与左派竞争的思想准备。他们不想审判或处决国王，但又不得不为了革命热情的这一象征而与他们的对手“山岳派”（雅各宾党人）竞争；是山岳派赢得了声誉，而不是他们。另一方面，他们的确想把战争扩大成一次普遍的思想解放运动和对主要经济对手英国的直接挑战。他们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获得了成果。至1793年3月，法国正在与大多数欧洲国家作战，并开始兼并外国土地（法国有权占有其“自然边疆”的新理论，使这项兼并合法化）。

但是，战争的扩大加上战争进行不利，只会加强左派力量，因为惟有后者才能赢得战争。节节败退并在谋略上被打败的吉伦特派，最终被迫对左派发起不明智的进攻，后者不久就转向反对巴黎的有组织地方起义。由无套裤汉所发动的一次快速政变，于1793年6月2日推翻了吉伦特派。雅各宾共和由此诞生。

当一个受过教育的非专业人士思考法国大革命时，他主要想到的是1789年的事件，特别是共和二年的雅各宾共和。我们看得最清楚的形象是罗伯斯比尔，身材高大、好卖弄才华的丹东（Danton），冷静而且革命举止优雅的圣茹斯特，粗犷的马拉、公安委员会、革命法庭和断头台。介于1789年的米拉波和拉斐德（Lafayette）以及1793年的雅各宾领导人之间的温和革命派，他们的名字已从所有非历史学家的记忆中消失。人们记得的吉伦特派只是一个集团，而且还可能是因为那些在政治上微不足道但风流浪漫的女士——如罗兰夫人（MmeRoland）或科尔黛（Charlotte Corday）。除了专家圈子之外，即使是像布里索（Brissot）、维尼奥（Vergniaud）、居阿代（Guadet）等人，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吧！保守派恐怖、独裁和歇斯底里的杀戮形象，长久以来总是摆脱不开，尽管按20世纪的标准，事实上就是按保守派迫害社会革命的标准，如1871年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失败后的大屠杀，相比之下，雅各宾专政所进行的大屠杀还是比较温和的：它在14个月中正式处决1·7万人。革命者，特别是法国的革命者把它看成是第一个人民共和国，是对日后一切起义的鼓舞。虽然这是一个不能用常人标准衡量的时代。

这的确是事实。但对支持恐怖统治的法国稳健派中产阶级而言，恐怖既不是变态，也不是狂热放纵，而是保存他们国家的惟一有效办法。雅各宾共和这样做了，而且其成就超乎寻常。1793年6月，法国80个省中有60个起义反对巴黎；日耳曼王公们的军队从北部和东部侵入法国；英国军队从南部和西部发起进攻，国家已处于崩溃无助的状态。14个月后，全法国已处于牢固控制之下，入侵者已被驱逐，法国军队反过来占领了比利时，并将开启一段长达20年几乎连续不断的、轻而易举的军事胜利时期。更有甚者，到了1794年3月，一支规模增至以往三倍的军队，仅用了1793年3月开销的一半，而且法国货币（更确切地说，应是已取代大部分货币的指券〔assignat］）的币值大体上保持了相当的稳定，这与过去和将来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难怪公安委员会的雅各宾派成员圣安德烈（Jeanbon St.Andre），尽管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而且日后成为拿破仑最能干的省长之一，却以轻蔑的态度看待实行帝制的法国，因为它在1812－1813年的失败中摇摆不定。共和二年的共和国以较少的资源应付了严重许多的危机。（“你知道什么样的政府［是胜利的政府〕吗？……是国民公会的政府。是热情的雅各宾派的政府。他们头戴红帽，身穿粗呢衣，两脚着木履，靠简单的面包和劣质啤酒过活，当他们困乏得睁不开眼睛、无法再思考问题的时候，他们就在会议厅打地铺。这就是拯救了法国的那些人。先生们，我就是其中之一。而在这里，在我即将进入的皇帝寝宫里，我为这一事实而自豪。”J.Savant，Les Prefets de Napoleon，1958，pp.111－2.）

对这类人来说，的确就像对实际上已夺回整个英雄时期控制权的国民公会一样，摆在眼前的选择是显而易见的：若不进行恐怖统治，尽管从中产阶级的观点看来具有种种弊端，就只好坐看革命瓦解、民族崩裂（波兰不就是证据吗？）和国家消失。要不是因为法国严重的经济危机，很可能他们之中的多数人，宁愿实行不那么严厉的制度，当然也是不那么严格控制的经济。罗伯斯比尔的垮台导致经济失控和贪污诈骗蔓延，这种现象随后在飞速的通货膨胀和1797年全国性的破产中达到了巅峰。但即使从最狭义的观点来看，法国中产阶级的前途也得仰赖于一个统一的、强烈中央集权化的民族国家。不管怎么说，实际上创造了现代意义的“国家”和“爱国主义”一词的法国大革命，会放弃它“伟大的国家”吗？

雅各宾制度的首要任务就是动员民众反对吉伦特派和地方贵族的不满分子，并使已经动员起来的民众对无套裤汉的支持得以持续，后者对打好革命战争的某些要求——普遍征兵（the‘levee en masse’，全民皆兵），对“卖国者”采取恐怖措施和全面控制物价（“最高限价”）——一般而言是与雅各宾的观念相吻合，尽管他们的其他要求后来被证明是有点麻烦。以前遭吉伦特派拖延，而今已多少变得激进一点的新宪法公布了。根据这一庄严但遵循惯例的文件，人民被赋予普选权、起义权、工作或维持生活的权利，而最有意义的是，它正式宣布，全体人民的福址是政府的目标，而人民的权利不仅可以获得，而且可以实行。这是一个现代国家颁布的第一部民主宪法。更具体地说，雅各宾派不予赔偿地废除了一切残余的封建权利，改善了小买主购买流亡分子被没收之土地的机会，而且在数月以后，废除法属殖民地的奴隶制度，其目的在于鼓励圣多明各岛（San Domingo，即今海地）的黑人为争取共和、反对英国而进行抗争。这些措施产生了极深远的后果，在美洲，它们帮助塑造出像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i－Louverture，1749－1803，海地奴隶起义领导者）那样的首位独立革命领袖。（拿破仑法国重新夺回海地的行动失败，是促使法国决定整个结束其美洲残余帝国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残余的殖民地通过《路易斯安那购买案》［1803年〕出售给美国。于是，雅各宾主义传播到美洲的进一步后果，便是把美国变成一个拥有广阔大陆的强国。）在法国，它们为中小农、小手工业者和店铺老板建立了坚不可摧的堡垒，这些人在经济上是倒退的，但却热情献身于革命和共和。从此，这些人主宰了乡村生活。加速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农业和小企业的资本主义化——放慢到了爬行的速度，因此也降低了都市化、扩大国内市场和工人阶级成长的速度，顺便说一句，它也影响了随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大企业和劳工运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注定是法国少数人的现象，是被街角杂货商、小土地自耕农和咖啡馆老板的汪洋大海所包围的孤岛（参见第九章）。

新政府的核心，诚如它的所作所为，代表了雅各宾派和无套裤汉的联盟，因而明显地向左转。这在重建的公安委员会中反映出来，该委员会很快变成法国实际的战时内阁。它失去了丹东这个强有力的，放荡的，也许还是腐败的，但极富天才，比他外表温和许多的革命家（他曾在最后一任国王的政府里担任大臣），但保留了罗伯斯比尔，后者成为该委员会最有影响力的成员。很少历史学家能对这个花花公子般的、缺少血色、个性略嫌独断的狂热律师无动于衷，因为他仍然体现着可怕而光荣的共和二年，对于这个时代，没有一个人能无所偏倚。罗伯斯比尔并非一个令人愉快的人，甚至那些认为他正确的人，如今也倾向于年轻圣茹斯特所散发出的准确和严酷。罗伯斯比尔并非伟人，他经常显得心胸狭窄。但他是大革命制造出的惟一一个（拿破仑以外）受到崇拜的个人。这是因为对他来说，就像对历史来说一样，雅各宾共和不是一个赢得战争的谋略，而是一种理想：在正义道德庄严而可怕的统治下，所有良民在国家面前人人平等，叛国者则遭到人民的惩罚。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和对正义的纯洁信仰赋予他力量。他没有正式的独裁权力甚或职位，因为他仅仅是公安委员会的一员，后者只是国民公会的下属委员会，一个最强有力、虽然从来也不是一个全权机构的下属委员会。他的权力是人民的，是巴黎民众的；他的恐怖也是他们主张的。当他们抛弃他时，他便只有垮台。

罗伯斯比尔和雅各宾派共同的悲剧是，他们自己被迫疏远了这样的支持。雅各宾政权是中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联盟，但对中产阶级的雅各宾派来说，对无套裤汉的让步之所以尚可容忍，只是因为他们将群众与该制度的依附关系控制在不会威胁到有产者的程度上；而且在联盟内部，中产阶级的雅各宾派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战争的紧迫迫使任何一个政府实行中央集权并加强法纪，而这必须以牺牲俱乐部和支部自由的地方直接民主，牺牲临时的自愿民兵和无套裤汉据以发展壮大的自由争论式选举为代价。这样的过程强化了圣茹斯特之类的雅各宾派，而牺牲了埃贝尔之类的无套裤汉；而同样的过程也在1936－1939年的西班牙内战中，强化了共产党人，而牺牲了无政府主义者。到了1794年，政府和政体已坚如磐石，并通过中央的公安委员会或国民公会（通过特使），以及地方上由雅各宾军官、官吏和地方党派组织结合而成的庞大团体，正常运作。最后，战争的经济需要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在城镇，物价控制和配给制度使群众获益；在乡村，有计划地征集食物（这是城市无套裤汉首先捍卫的办法）则使农民疏远了。

因此，群众退入不满、困惑、心怀抱怨的消极状态之中，特别是在审判处决了埃贝尔派之后，更是如此，该派是无套裤汉当中最畅言无忌的代言人。同时，比较温和的支持者又被以丹东为首的右翼反对派所震惊。这个派别为大量的诈骗分子、投机人物、黑市投机商以及其他靠营私舞弊累积资本的人提供了避难所，丹东本人就体现了不道德的、福斯塔夫式（Falstaffian：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个肥胖、快活、滑稽的角色）的随便爱、随便花钱的角色。这种现象在社会革命之中，总是最先浮现，直到严苛的清教主义占上风时，才会停止。历史上的丹东们总是被罗伯斯比尔们打败（或被那些伪装像罗伯斯比尔般行事的人打败），因为极端偏狭的献身精神，总能在放荡不羁无法取胜的地方获得成功。然而，如果罗伯斯比尔在消除腐败方面赢得了温和派的支持，因为这毕竟有利于战争，但在进一步限制自由和限制赚取金钱方面，则造成更多商人惊惶失措。最后，没有多少人喜欢那个时期有点荒诞的意识形态偏移——有组织的脱离基督教运动（由于无套裤汉的狂热），以及罗伯斯比尔崇拜最高主宰的新市民宗教，这种宗教有一整套仪式，意在对抗无神论者并贯彻神学家让-雅各（Jean－Jacques）的训诫。

到了1794年4月，左右两派都被送上了断头台，罗伯斯比尔在政治上孤立了。只剩战时危机支撑着他维持权力。1794年6月末，当共和国的新式军队在弗勒吕斯（Fleurus）大败奥地利军队并占领比利时，从而证明了它们的坚定强韧之时，罗伯斯比尔的末日就在眼前。革命历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国民公会推翻了罗伯斯比尔。第二天，他、圣茹斯特和库东（Couthon）被处决，几天以后，87名革命的公安委员会成员也遭处决。

热月是法国大革命值得记忆的英雄阶段的结束，是衣衫褴褛的无套裤汉和头戴红帽、把自己看成是布鲁图和加图（Brutus and Cato：古罗马共和派政治家）公民阶段的结束，是夸张的古典和宽宏阶段的结束，但又是发出如下绝望呼号阶段的结束：“里昂不复存在了！”“1万名战士缺鞋。你们拿走史特拉斯堡所有贵族的鞋，并准备好在明天早晨10点钟以前运到司令部。”这并不是一个好日子的阶段，因为多数人都处在忍饥挨饿和惊恐不安的状态；而是一个像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般可怕而又不可改变的现象，将全部的历史永远地改变了。其中所产生的力量足以把欧洲旧制度的军队像干草一样扫荡掉。

在专业术语上可称做革命时期的剩余时期里（1794－1799年），中产阶级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1789－1791年的最初自由纲领基础上，达到政治稳定并取得经济进步。从那时到现今，这个问题从来没有获得完美解决，尽管从1870年后，可在议会共和的多数时期里找到能够运作的处方。制度迅速变换——督政政府（1795－1799年），执政政府（1799－1804年），第一帝国（1804－1814年），波旁复辟王朝（1815－1830年），君主立宪（1830－1848年），第二共和国（1848－1851年），第二帝国（1852－1870年）——的种种尝试都是为了维护中产阶级社会，避免雅各宾共和和旧制度的双重危险。

热月党人的最大弱点是，他们没有享受到政治上的支持，而是以最大的忍受力被挤压在复辟的贵族反动派和雅各宾-无套裤汉巴黎贫民之间的狭缝中，而后者很快就为罗伯斯比尔的倒台而感到惋惜。1795年，他们制定了一部意在牵制和保持均势的复杂宪法，以保障他们自己免受来自左、右两方的伤害，他们并且周期性地变换态度，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向左，勉强地保持平衡，但不得不越来越依赖军队去驱散反对派。这是一种与第四共和国惊人相似的局面，而且其结果也是相似的：一位将军的统治。但是，督政政府对军队的依赖，主要不是为了镇压周期性爆发的政变和阴谋。（1795年的种种阴谋，1796年的巴贝夫密谋，1797年的果月政变，1798年的花月政变，1799年的牧月政变。）由于制度脆弱且不得人心，无为而治是保障政权的惟一办法，但主动性和扩张是中产阶级所需要的。军队解决了这个显然难以解决的问题。它克敌制胜，不但养活了自己，而且其所掠夺的战利品和征服地也养活了政府。在这种情况之下，当最后那位明智而又能干的军事领袖拿破仑，认定军队可与脆弱的平民制度分道扬镳，也就没什么好奇怪的了。

这支革命军队是雅各宾共和最可怕的产儿。从革命公民的“全民皆兵”开始，它很快就变成了一支由职业军人组成的军队，因为在1793－1798年间从未征过兵，而那些没有兴趣和才能当兵的人，大多都当了逃兵。所以，这支军队既保留了革命的特征，也具有既得利益者的优势：典型的拿破仑主义混合物。革命赋予军队前所未有的军事优势，而拿破仑卓越的统帅才能则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革命军队总是保持某种临时征兵的性质，其中几乎没有训练过的新兵是从过去的苦差事中获得练习和士气，正规的军营纪律是无关紧要的，士兵受到人道的待遇，而绝对论功（即战场上的杰出表现）晋升的原则，则产生了纯粹凭藉勇气的军队制度。凡此种种，再加上骄傲的革命使命感，使法国军队不依赖那些比较正统军队所依赖的那些资源。它从未获得过有效的补给体系，因为它驻扎在国外。它从未得到军火工业的有力支持，因为后者的力量薄弱，难以满足其表面上的需要；但由于它很快就打了胜仗，以致所需的军火比理论上少得多。1806年，普鲁士军队的强大战争机器，在一支整个军团仅发射1400发炮弹的军队面前，土崩瓦解。将军们可以依靠无限的进攻勇气和相当大程度的困地制宜。如众所公认，这支军队也有其原生性的弱点。除拿破仑和其他少数几个人，其统帅部和参谋工作的效率甚差，那些革命的将领或拿破仑的元帅，其实更像是粗暴的士官长或尉官，他们之所以晋升，靠的是勇敢和将道，而非头脑，那个英勇却很愚蠢的赖伊（Ney）元帅，就是再典型不过的例子。拿破仑常打胜仗，而他的元帅单独作战时则常打败仗。其粗略的后勤补给系统，在已高度发展而且可进行掠夺的富庶国家（比利时、北意大利、德国）是足够的，但如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的那样，在荒凉的波兰和俄国大地，它就土崩瓦解了。完全缺乏的医疗卫生服务，增加了军队的伤亡：1800－1815年间，拿破仑损失其军队的40％（虽然其中约有三分之一是开小差），但这些损失中有90％－98％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死于受伤、疾病、筋疲力竭和寒冷。简言之，这是一支能在短时间的突发性猛攻中征服整个欧洲的军队，它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不仅是因为它有能力征服，而且是因为它不得不这样做。

另一方面，就像资产阶级革命向有才能者开放的其他许多职业一样，军人也是一种职业；而那些在军队中取得成功的人，则像其他任何资产阶级分子一样，能在内政的稳定中享有既得利益。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这支带有雅各宾主义的军队成了后热月政府的支柱，并使其领袖拿破仑成为结束资产阶级革命和开启资产阶级制度的合适人物。拿破仑，按他家乡科西嘉岛的蛮荒标准，虽也算出身名门，但他本人也是这类典型的追名逐利之徒。他出生于1769年，在皇家炮兵中缓慢升迁，炮兵是皇家军队少数几个须具备技能的兵种之一。他是一个野心勃勃、心怀不满的革命者。在革命期间，特别是在他强烈支持的雅各宾专政期间，在一次艰苦的战斗中，他赢得一位地方长官的赏识，认为他是一个颇具天赋和前途的军人。共和二年使拿破仑成为将军。罗伯斯比尔垮台时，他幸免于难，在巴黎靠着广结有用关系的天赋帮助他渡过了这一难关。他抓住1796年意大利战役的机会，使他成为共和国没有异议的首席军事家，他实际上不受文官政府管辖，独自采取行动。当1799年的外国入侵暴露出督政政府的软弱无能，而且离不开拿破仑的事实后，有一半的权力是别人加诺的，另一半则是他自己攫取的。拿破仑变成了第一执政，接着是终身执政，最后是皇帝。而随着他的到来，执政政府无法解决的问题奇迹般地迎刃而解。在几年之中，法国制订了一部《民法法典》，和教会达成了协议，甚至还建立了国家银行这一最令人注目的资产阶级稳定象征，而世界上则有了第一个俗世神话。

老一辈的读者或那些旧式国家的读者便会知道，拿破仑神话是如何地流传于整个世纪，那时没有任何中产阶级的房间里没有他的半身塑像，而写小册子的才子们则辩论说，即使是为了说笑，他也不是人，而是太阳神。这个神话的超常力量不能用拿破仑的胜利或是拿破仑的宣传，甚至也不能用拿破仑无可怀疑的天才，来作恰当的解释。作为一个人，他无疑是异常能干、多才多艺、聪明过人，并富有想象力的，虽然权力把他造就成一个很危险的人物。作为将领，他是无与伦比的。作为统治者，他是一个极有效率的计划者、首领和执行者，足以使周围的知识分子理解并监督其下属的所作所为。作为单独的个人，他似乎向四周扩散了一种伟大的意识。但大多数体验到这点的人，如歌德（Goethe），都是在神话已将他拱升至声誉顶峰的时候。毫无疑问，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而（也许列宁是个例外）他的画像，是大多数受过一点教育的人，即使在今天，都很容易在历史的画廊中辨认出来的，即使从很小的三角商标上，也能认出他那梳至额头的发型和手插进半敞开背心的形象。把他拿来与20世纪的候选人比看谁更伟大，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拿破仑的神话与其说是建立在拿破仑的功绩之上，毋宁说是建立在他那堪称独一无二的生涯事实上。这个伟人知道，过去那些撼动世界的人，都是像亚历山大那样的国王或像恺撒那样的显贵，但拿破仑只是一个“小小的下士”，他完全是靠个人的天才，崛起并统治欧洲大陆。（严格地说，这不完全正确，但他的升迁真是疾如流星，并升得很高，足以使上述描述合情合理。）每一个像年轻的拿破仑那般贪婪地阅读书籍的年轻知识分子，都写些差劲的诗词小说，崇拜卢梭。他们从此可以把天空看成是他的限界，他的姓名环绕成荣誉的桂冠。从此，每一个商人的雄心都有个共同的名字：成为一名“金融拿破仑”或“工业拿破仑”（陈词滥调本身如此说）。那时有一独特现象，即当看到一个普通人变得比那些生来就戴王冠的人更伟大时，其他的普通人似乎都会受到激励。在双元革命向雄心勃勃之人敞开世界大门的时刻，拿破仑使他的名字等同于雄心壮志。不只如此，他还是18世纪的文明人、理性主义者。他好奇、开明，但身上也有足够的卢梭信徒气质，因此他是19世纪富于浪漫色彩的人物。他是从事革命和带来稳定的人。一言以蔽之，他是每一个与传统决裂的人梦想成为的人物。

更简单地说，对法国人民而言，他也是其悠久历史上最成功的统治者。在国外，他赢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在国内他也创建了或重建了法国的体制机构，它们一直留存至今。大家公认，他的大部分思想，也许是所有的思想，都是法国大革命和督政政府预先提出来的；他的贡献在于使它们变得更保守，更具等级性，更具权威主义。他将前辈预见到的付诸实行。明白易懂，成为整个非盎格鲁资产阶级世界典范的法国法典，是拿破仑制订的；从省长以下，法院、大学和中小学的官阶是他制订的；法国公共生活、军队、文官、教育和法律的众多“职业”至今还带有拿破仑的外形。除那25万名未能从他进行的战争中生还的法国人外，他给所有人，甚至为他赢得荣誉的阵亡将士的亲属们，带来了稳定和繁荣。无疑，英国人认为他们是在为自由、为反对暴政而战，但在1815年之际，也许多数英国人都比1800年时更贫穷，处境更恶劣；而大多数法国人的处境几乎都有肯定的改善。毫无例外，当时仍微不足道的工资劳动者失去了革命的主要经济利益。拿破仑主义作为非政治化的法国人，特别是较富裕农民的思想观念，在他垮台后仍长久存在，是一点也不奇怪的。1851－1870年间，拿破仑主义才被地位不及他的拿破仑三世所驱散。

拿破仑只破坏了一样东西：雅各宾革命，那是一种对平等、自由、博爱的梦想，以及人民起义推翻压迫的梦想。这是比他的神话更强有力的神话，因为在他垮台之后，是这种梦想，而不是对拿破仑的记忆，激励了19世纪的革命，甚至在他自己的国家也是如此。

谢选骏指出：马列主义者颠倒历史，把“宗教、政治、法律决定社会、经济、道德”的事实，篡改成为“社会、经济、道德决定宗教、政治、法律”的公式，以便满足犹太人的经济野心，让只有经济权力而缺乏政治权力的犹太人，得以控制人类社会——就像在英美表现得那么典型。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诞生及猖獗，绝非偶然。

【第四章战争】

在革新的时代里，一切不是新的东西都是有害的。君主制度的军事艺术不再适合我们，因为我们的成员和敌人都已经不同了。各民族的权力和征服，他们的政治和战争辉煌，总是依赖于单一的原则、单一强大的制度……。我们已具有自己的民族性格。我们的军事制度应和敌人不同。那么很好，如果法兰西民族因我们的热情和技能而令人害怕，如果我们的敌人笨拙、冷漠而又慢条斯理的话，那么，我们的军事制度必定是奋勇向前的。——圣茹斯特，共和二年一月十九日（1793年10月10日）以救国委员会名义向国民公会提出的报告说战争是天命注定是不对的；说大地渴望流血也是错的。上帝自己诅咒战争，发动战争并使战争显得秘密恐怖之人也是这样。——维尼（Alfred de Vigny）《军事奴役与尊严》

从1792年到1815年，欧洲的战事几乎连绵不断，而且与欧洲大陆以外的战争相结合或同时发生。先是发生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西印度群岛、地中海东岸和印度，接着是偶然于境外爆发的海战，然后是1812－1814年的英美战争。在这些战争中，胜利和失败的后果都很重大，因为它们改变了世界地图。所以，我们应当首先研究这些战争、战争的实际过程以及由此而来的军事动员和战役；但我们也必须注意不那么具体实在的问题，即战时政治经济措施的面貌如何？

两种极不相同的交战者在这20余年相互对峙，他们的实力和制度都极不相同。作为一个国家，法国为了自身的利益愿望而与其他国家对抗（或结盟），但另一方面，作为革命的化身，法国又呼吁世界各国人民推翻暴政、争取自由，于是保守和反动的势力都一致反对它。无疑，经过革命最初的天启年代之后，对抗两边的差异性逐渐减小了。到拿破仑统治末期，帝国主义征服和剥削的因素已压倒了解放的因素。每当法国军队打败、占领或兼并了一些国家，国际战争与国际内战（在每一个国家之内则是国内内战）的混淆情况便可减少一些。反之，反革命强权则顺应了法国许多革命成就的不可逆转性，因此愿意谈判（带有一些保留）和平条件，但这种谈判是像正常行使职能的强国之间的谈判，而不像光明与黑暗之间的谈判。反革命强权甚至在拿破仑失败的最初几周内，就准备重新吸纳法国为同盟、对抗联盟、恫吓、威胁和战争等传统游戏中的平等伙伴，在这些游戏中，外交活动调节着主要国家之间的关系。虽然如此，但战争作为国家之间和社会制度之间冲突的双重性质依然存在。

一般来说，交战双方的阵营是很不平等的。除法国本身以外，只有一个重要国家因其革命的起源和对《人权宣言》的赞赏，使其在思想上倾向法国一边，那就是美国。事实上，美国的确倒向法国那边，并且至少有一次（1812－1814年）进行了战争，即或未与法国人结盟，美国至少也是反对彼此共同的敌人——英国。但是，美国在大部分时间都保持了中立，而她与英国的摩擦也不需要意识形态上的解释。至于其他的盟友，法国意识形态方面的盟友，是其他国家的政党和舆论流派，而不是国家权力本身。

从非常广泛的意义上来说，实际上每一个受过教育、有才能、具有开明思想的人都同情法国大革命，至少在雅各宾专政以前是如此，而且通常持续得更久（直到拿破仑称帝以后，贝多芬才将献给他的《英雄交响曲》收回）。最初支持大革命的欧洲天才异士者名单，只有20世纪30年代对西班牙共和国类似的、几乎是普遍的同情可以与之媲美。在英国，有诗人华滋华斯（Wordsworth）、布莱克（Blake）、柯尔律治（Coleridge）、彭斯（Robert Burns）、骚塞（Southey），有化学家普里斯特利和几个伯明翰新月学会的杰出科学家（瓦特的儿子亲身前往法国，令他父亲大为惊异），有像冶铁业者威尔金森（Wilkinson）和工程师特尔福德那样的工艺学家和工业家，以及一般辉格党（Whig）和非国教知识分子。在德国，有哲学家康德、赫尔德（Herder）、费希特（Fichte）、谢林（Schelling）和黑格尔（Hegel），诗人席勒（Schiller）、荷尔德林（Holderlin）、维兰德（Wieland）和年老的克洛普施托克（Klopstock），以及音乐家贝多芬。在瑞士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心理学家拉瓦特（Lavater）和画家富斯利（Fussli）。在意大利，实际上所有反教会的舆论界人士都支持法国大革命。可是，尽管大革命因得到这些知识界人士的支持而陶醉，并授予杰出的外国同情者和那些据信是支持其原则的人法国荣誉公民的称号，以表示敬意，但无论是贝多芬还是彭斯，他们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没有太大的重要性。（获此荣誉称号的有：英国的普里斯特利、边沁、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克拉克森〔Clarkson：反奴鼓动家〕、麦金托什［James Mackintosh］和威廉斯[David Williams]；德国的克洛普施托克、席勒、坎姆佩〔Campe〕和克罗茨〔Cloots〕；瑞士的裴斯泰洛齐；波兰的柯斯丘什科[Kosziusko]；意大利的戈拉尼［Corani］；尼德兰的德保［Cornelius de Pauw〕；美国的华盛顿[Washington]、汉密尔顿[Hamilton]、麦迪逊〔Madison〕、潘恩和巴罗［Joel Barlow〕。但这些人并不全是法国大革命的同情者。）

政治上重要的亲雅各宾主义或亲法国的情绪，主要存在于与法国毗邻、社会条件类似，或经常有文化接触的一些地区（低地国家、莱茵地区、瑞士和萨伏伊）、意大利，以及原因有些不同的爱尔兰和波兰。在英国，雅各宾主义如果不是与英国民族主义普遍的反法倾向相冲突的话，无疑将具有更大的政治影响力，甚至在恐怖时期以后亦将如此。这种民族主义是轻蔑和仇视的混合物。吃牛肉长大的约翰牛对饥饿大陆人（在这一时期流行的漫画中，所有法国人都像火柴棒般瘦小）的轻蔑，以及对英国世敌的仇视，无视法国是苏格兰的世代盟友（这或许与苏格兰的雅各宾主义，是一支强大得多的民众力量不无关系）。英国的雅各宾主义最初是一种手工业者和工人阶级的现象，至少在第一次普遍热潮过去以后是如此，这是很独特的。通讯协会（Corresponding Societies）可以声称是劳动阶级的第一批政治组织。但它是在潘恩的《人权》（Rights of Man）一书中找到特殊力量的代言人，并得到辉格党利益集团的一些政治支持。辉格党利益集团本身因其财富和社会地位而免遭迫害，并准备捍卫英国公民的自由传统，以及与法国议和所得的好处。然而，英国雅各宾主义的实际弱点在下述事实上表现出来，即在战争的关键阶段（1797年），于斯匹海德（Spithead）发生兵变的那支舰队自己吵嚷说，只要他们的经济要求得到满足，他们便将出航迎击法国人。

在伊比利亚半岛、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德国的东部和中部、斯堪的纳维亚、巴尔干半岛和俄国，亲雅各宾主义的力量都是微不足道的。它吸引了一些热情的年轻人，一些自称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和少数人，如匈牙利的马丁诺维奇（Ignatius Martinovics）和希腊的里加斯（Rhigas），他们在自己国家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的历史中，扮演了光荣的先驱者角色。但他们的观点在中产和上层阶级中缺乏广泛的支持，更不用说孤立于愚昧顽固的农民之外，这样的情形使雅各宾主义很容易受到镇压，甚至在他们冒险密谋的阶段就被镇压了，如奥地利。强大而富有战斗性的西班牙自由传统，整整花了一代人的时间，才从人数极少的学生密谋圈，或1792－1795年的雅各宾密探中，冒出头来。

法国之外的雅各宾主义多半在意识形态上直接诉求于受过教育的人和中产阶级，因此，其政治力量便依赖于他们运用的效力或意志。于是在波兰，法国大革命造成了深刻的印象。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波兰人都希望从法国那里寻求支持，以对抗普鲁士人、俄国人和奥地利人的贪婪。普、俄、奥已经割据了该国的广大地区，并且不久便将进行彻底的瓜分。法国也提供了一切深谋远虑的波兰人同意的那种深刻内部改革的典范，只有这样的改革才能使他们的国家有能力抵御其屠杀者。无怪乎1791年的改革宪法，如此自觉而深刻地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这也是第一部显示了法国大革命影响的现代宪法。（由于波兰实际上是贵族和乡绅的共和国，其宪法只有在最表面的意义上才是“雅各宾式”的：贵族的统治不是被废除，而是被加强了。）然而在波兰，从事改革的贵族和乡绅可以自由行事。在匈牙利，那里特有的维也纳和地方自治派之间的冲突，为乡村士绅们提供了类似的刺激，使他们对反抗理论发生兴趣（哥美尔州[Gomor]要求废除违背卢梭社会契约的检查制度），但他们却没有行动自由。因此，这里的雅各宾主义要微弱得多，也没有效力得多。其次，在爱尔兰，民族问题和农民不满赋予雅各宾主义的政治力量，远远超过对“爱尔兰人联合会”（United Irishmen）的实际支持，该会领袖秉持的是自由思考的共济会意识形态。在那个几乎全都信仰天主教的国家，教堂举行礼拜，为不信上帝的法国人祈求胜利。更有甚者，爱尔兰人随时准备欢迎法国军队入侵，这不是因为他们同情罗伯斯比尔，而是因为他们憎恨英国人，并想寻求反英盟友。另一方面，在西班牙，天主教和贫困问题同样突出，雅各宾主义未能在这里站住脚，则是由于相反的原因：惟一压迫西班牙的，不是别人，正是法国。

不管是波兰还是爱尔兰，都不是亲雅各宾主义的典型例子，因为革命的实际纲领在那里没有多大的感染力。它在和法国有着类似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国家中，作用较大。这些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本国的雅各宾主义有相当大的希望取得政治权力；而另一类是，只有法国的征服才能推动它们前进。低地国家，瑞士的部分地区，也许还有一两个意大利邻国属于第一类；德国西部和意大利的大多数地区属于第二类。比利时（奥属尼德兰）已置身1789年的起义之中：人们常常忘记，德穆兰（Camiile Desmoulins）把他的杂志称为《法国和布拉班特的革命》（Les Revolutions de France et de Brabant）。革命者中的亲法国分子（民主的冯济茨派〔Vonckist〕），其势力无疑要比保守的国家经济统制论者弱一些，但仍有足够的力量提供真诚的革命支持，协助法国征服这个他们所爱的国家。在联合省（Unital Privince），寻求与法国结盟的“爱国者”已强大到考虑发动革命的程度，虽然若无外部援助，能否取得成功仍属可疑。这群爱国者代表较低层的中产阶级和其他人士，反对由大商人所垄断的寡头政治。在瑞士，一些新教州的左翼分子势力一直很强，而法国的引力也始终很大。在这里，法国的征服也只是加强，而不是建立地方革命势力。

在德国西部和意大利，情况有所不同。法国入侵受到德国雅各宾分子的欢迎，特别是在美因茨（Mainz）和西南部，但谁也不会说，他们已强大到足以凭自己的力量给政府制造大量事端。（法国甚至在建立卫星国，如莱茵地区共和国时，遭到失败。）在意大利，启蒙思想和共济会纲领的优势，使革命在知识阶层中大得人心，但地方上的雅各宾主义可能只有在那不勒斯王国势力比较强大，在那里，它实际上赢得了所有开明（即反教会的）中产阶级和部分乡绅的注意，并且还更进一步地组成秘密团体和会议，这些组织在南意大利的环境下蓬勃发展。但即使在这里，雅各宾分子在与社会革命群众建立接触上，也遭到彻底的失败。当法军向前推进的消息传来时，一个那不勒斯共和国便轻而易举地宣告成立，但也同样轻而易举地被举着教皇和国王旗帜的右翼社会革命推翻了，因为农民和那不勒斯的游民（lazzaroni），不无道理地把雅各宾分子形容为“有四轮大马车的人”。

因此，广义地说，外国亲雅各宾主义的军事价值，主要是作为法国征服的辅助力量，并在被征服者与旧式强权的关系方面，其力量组合要复杂些。这里的基本冲突是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在那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主宰了欧洲的国际关系，从英国的观点看来，这几乎完全是经济冲突。他们想消灭主要竞争对手，以实现完全主宰欧洲贸易、全面控制殖民地市场和海外市场（这也意味着要控制公海）的梦想。事实上，战争的结果差不多就是这样。在欧洲，这样的目标意味着英国不具有任何领土野心，除了控制在航海上具有重要性的某些据点以外，或者确保这些据点不落入那些强大到足以构成危险的国家手中。至于其他方面，英国对任何具均势性的欧洲大陆政策，均表示欢迎。在海外，这样的目标代表着大肆破坏其他国家的殖民帝国，使其尽纳入英国统治下。

这种政策本身原足以为法国提供一些潜在盟友，因为所有从事航海、商业和殖民的国家都会以疑虑、敌视的态度来看待英国的政策。事实上，它们的正常态度就是中立，因为在战时自由经商的好处是很大的，但英国倾向于把中立国的船运（完全现实地）看作在帮助法国人而不是他们，因而时常有冲突爆发，直至1806年后，法国的封锁政策才把它们推到对方阵营。由于大多数航海大国都力量薄弱，或者深居欧洲，所以，没有给英国造成多大麻烦；但1812-1814年的英美战争，却是这样一种冲突的结果。

从另一方面看，法国对英国的敌视态度就要复杂一点，但其中，像英国人一样，要求全面胜利的因素因革命而大为加强，这次革命使法国资产阶级取得了政权，而资产阶级的胃口在某种程度上也和英国人的胃口一样，是没有止境的。要想对英国取得起码的胜利，便需破坏英国的商业（他们正确地认为，英国仰赖于商业），而要预防英国恢复势力的措施，便是一劳永逸地摧毁它的商业。（英-法冲突和罗马-迦太基冲突的类比，大量存在于法国人的思想中，他们的政治意象主要是古典的。）在野心大一些时，法国资产阶级会指望靠着自身的政治和军事资源抵消掉英国明显的经济优势，例如为自己建立一个广大而受控制的市场，把竞争对手排除在外。与其他冲突不同，这两种考虑都会使英法冲突变得持久而又难以解决。任何一方实际上除获得全面胜利外，都不准备解决问题（这种情况在今天虽然很常见，但在当时却是罕有的事）。两次战争之间的短暂和平（1802－1803年），便因双方都不愿意维持下去而告终结。这种冲突的难以解决，因双方在纯军事领域中的对峙局势，而变得更明显：从18世纪90年代末期，情况就很清楚，英国人无法在大陆上有效赢得战争，而法国人也不能成功突破海峡。

另一些反法强国，则忙于不那么残酷的争斗。它们都希望推翻法国大革命，虽然都不想以它们自己的政治野心为代价，但到了1792－1795年后，这样的愿望显然已难以实现。奥地利是最坚定的反法大国，因为法国直接威胁到它的属地，它在意大利的势力范围和对德国的主宰地位。因而奥地利加强了与波旁王朝的联系，并参加每一次重要的反法同盟。俄国参加反法战争则时断时续，它仅在1795－1800年、1805－1807年和1812年参战。普鲁士的态度则有点游移，它一方面同情反革命势力，一方面又不信任奥地利，而它想要染指的波兰和德国，却需要法国的主动支持。于是，它只是偶尔参战，并且是以半独立的方式：如在1792－1795年、1806－1807年（当时它被粉碎）和1813年。其余时不时参加反法联盟的国家也表现了类似的政策摇摆。它们反对法国大革命，但是，政治归政治，它们还另有重要的事情要做，而在它们的国家利益中，并没有什么东西非要它们坚定不移地敌视法国，特别是一个决心定期重划欧洲领土的常胜法国。

欧洲国家这种长期存在的外交野心和利益，也为法国提供了许多潜在盟友。因为在相互竞争和处于紧张关系的每一个永久性国家体系中，与甲方的不和，就意味着对反甲那方的同情。这些潜在盟友中最可靠的是地位较低的德国王公们，他们有的是长期以来便将自身的利益建筑在（与法国结盟）削弱皇帝（即奥地利）对各诸侯国的权力上，有的则是饱受普鲁士势力增长之苦。德国西南部诸邦，如构成拿破仑莱茵邦联（Confederation of the Rhine，1860年）核心的巴登（Baden）、符腾堡（Wurtemberg）、巴伐利亚和普鲁士的老对手以及受害者萨克森，是这类国家的代表。实际上萨克森是拿破仑最后一个最忠实的盟友，其原因部分可用经济利益来说明，因为萨克森是一个高度发展的制造业中心，可以从拿破仑的“大陆系统”（Continental System）中获得好处。

即使把反法一方的分裂和法国人可资利用的盟友潜力考虑在内，根据统计数字判断，反法联盟还是要比法国强大得多，至少开始阶段是如此。然而，战争的军事记载却是法国一连串令人震惊的胜利。在外国军队和国内反革命的最初联合被打退之后（1793－1794年），在战争结束前只有一个短暂时期，法国军队的防御是处于危急状态，即1799年，第二次反法联盟动员了苏沃洛夫（Suvorov）统率的俄国军队，这支强大而可怕的队伍首次出现在西欧战场上。就一切实际成果而言，1794－1812年间的战役和地面战斗一览表，实际上便是法国不断取得胜利的记载。而其原因就在于法国的革命本身。如前所述，法国大革命在国外的政治宣传并非决定性的。我们最多只能说，它防止了反动国家的居民起而抵抗为他们带来自由的法国人，但事实上，18世纪正统国家的战略战术，并不指望也不欢迎平民参战。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曾斩钉截铁地告诉那些支持他对抗俄国的柏林人，要他们远离战争去做自己的事。但是大革命改变了法国人的作战方式，并使其比旧制度的军队优越许多。从技术上来说，旧制度的军队有较好的训练、较严密的军纪，在这些素质能产生决定性作用的地方，如海战，法国军队便处于明显弱势。他们是出色的私掠船和打了就跑的武装快船船员，但这不足以弥补训练有素的海员，尤其是称职海军军官的缺乏。这部分人被革命杀死了一大批，因为他们大多是保王派的诺曼底和布列塔尼乡绅，而具有这种素质的人又无法很快拼凑起来。在英、法之间的六次大海战和八次小海战中，法国的人员损失大概是英国的10倍。但在临时编队、机动性、灵活性，特别是十足的进攻勇气、士气和计算等方面，法国人是没有对手的。这些优势靠的并不是任何人的军事天才，因为在拿破仑接管军权前，法国人的军事纪录已相当令人注目，虽然法国将帅的一般素质并不突出。但这些长处多少得益于国内外核心官兵的活力恢复，而这正是任何革命的主要成效之一。1806年，在普鲁士强大陆军的142位将军中，有79人超过60岁，而所有的团指挥官中，这种年龄的军官也占了四分之一。但同年，拿破仑（24岁时任将军）、缪拉（Murat，26岁时指挥一个旅）、赖伊（27岁时也指挥一个旅）和达福（Davout），却只有26-37岁不等。

由于胜利一面倒向法国，因而在此无需详细讨论陆上战争的军事行动。1793－1794年，法国人保住了大革命。1794－1795年，他们占领了低地国家、莱茵地区、部分西班牙、瑞士、萨伏伊（和利古里亚）。1796年，拿破仑著名的意大利战役使法国人赢得整个意大利，并破坏了第一次反法同盟。拿破仑对马尔他、埃及和叙利亚的远征（1797－1799年），被英国的海军力量割断了他与其基地的联系，而他不在法国的这段时期，第二次反法同盟把法国人赶出了意大利，并使他们退回德国。盟军在瑞士（苏黎士战役，1799年）的大败，使法国得以免遭入侵，而在拿破仑回国和夺取政权不久，法国人又再度处于强势。至1801年，他们把和平强加于欧洲大陆盟国，到1802年，甚至强迫英国人接受和平。此后，在1794－1798年被征服或被控制的地区中，法国的主宰地位一直是不成问题的。1805－1807年，一轮重新发动的抗法企图，更把法国的影响推进到俄国边境。1805年，奥地利在摩拉维亚（Moravia）的奥斯特里茨（Austerlitz）会战中被打败，并被迫议和。独自而且较晚参战的普鲁士，在1806年的耶拿（Jena）和奥尔施塔特（Auerstaedt）会战中遭击垮和肢解。俄国虽然在奥斯特里茨战败，在艾劳（Eylau，1807年）受挫，并在弗里德兰德（Friedland，1807年）再度战败，但仍保持军事强国的完整性。《提尔西特和约》（Treaty of Tilsit，1807年）以无可非议的礼遇对待俄国，尽管该和约确立了法国在欧洲大陆上的霸权——除斯堪的纳维亚和土属巴尔干外。1809年，奥地利企图摆脱法国控制，但在阿斯本-埃斯林（Aspern－Essling）和华格南（Wagram）会战中被打败。然而，1808年西班牙人起义反对拿破仑兄长约瑟夫成为他们的国王，从而为英国人开辟了一个新战场，经常性的军事行动在伊比利亚半岛持续进行，但因英国人周期性的失败和撤退（如1809－1810年），而未取得重大效果。

可是在海上，法国人此时已被彻底打败。特拉法尔加（Trafalgar，1805年）战役以后，别说越过海峡入侵英国，就连在海上保持接触的机会都消失了。除施加经济压力外，打败英国的办法似已不存在，因而拿破仑试图通过“大陆系统”有效地实施经济封锁。实行封锁的种种困难，相当大程度地破坏了《提尔西特和约》的稳定性，并导致与俄国的决裂，这成为拿破仑命运的转折点。俄国遭到入侵，莫斯科被占领。如果沙皇像拿破仑的多数敌人那样，会在类似的情况下进行议和，那么这次冒险就大功告成了。但沙皇没有这样做，因而拿破仑面临的问题是进行一场胜利无望、休止无期的战争，或是撤退。两者都同样是灾难性的。如前所述，法国军队的致胜办法是在足够富庶和人口众多、可靠该国生存的地区进行速决战。但是，在最先产生这种战法的伦巴底或莱茵地区行之有效，在中欧仍然行得通，到了波兰和俄国的广大不毛之地，却彻底失败了。与其说是俄国的严冬使拿破仑招致失败，毋宁说是他无法使他庞大的军队保持足够给养所致。莫斯科撤退摧毁了这支军队。曾几何时，首次穿越俄国国境、人数曾高达61万的大军队，当再度越过国境时，却只剩下几万之众。

在这种情况下，最后一次反法同盟不仅包括法国的宿敌和受害国，更联合了那些急于站到此刻明显将取得胜利那方的国家，只有萨克森国王过迟地离开其原先追随的人。一支新的、大多未经训练的法国军队，在莱比锡（Leipzig，1813年）惨遭大败，尽管拿破仑进行了令人眼花缭乱的调动，盟国军队还是无情地向法国本土推进，而英国人则从伊比利亚半岛攻入法国。巴黎被占领，而皇帝则于1814年4月6日退位。他企图于1815年恢复其政权，但因滑铁卢会战（Waterloo，1815年）失败而告终。

在战争进行的这几十年里，欧洲的政治疆界被重新划过几次。在此只需考虑那些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使其持续时间超过拿破仑失败的变动时间。

这些变动中最重要的是欧洲政治地图的普遍合理化，特别是德国和意大利。在政治地理方面，法国大革命宣告了欧洲中世纪的结束。经过几个世纪的演变，典型的现代国家是受单一最高权力当局根据单一的基本行政和法律体系所治理，领土是连成一体并有明确边界的完整区域。（法国大革命以来，也设定国家应代表一个单一“民族”或语言集团，但在这个阶段，有主权的领土国家尚不包含这层意思。）尽管典型的欧洲封建国家有时看起来也像是这样，如中世纪的英国，但当时并未设定这些必要条件。它们多半是模仿“庄园”而来。好比“贝德福公爵庄园”既不意味它必须在单一的区段，也不意味它们全体必须直接受其所有者管理，或按同样的租佃关系持有土地，或在同样的条件下租佃，也不一定排除转租，也就是说西欧的封建国家并不排除今天显得完全不能容忍的复杂情况。然而到了1789年，大多数国家已感受到这些复杂情况是一种累赘。一些外国的领地深处在另一个国家的腹地之中，如在法国的罗马教皇城阿维尼翁（Avignon）。一国之内的领土发现自己因历史上的某些原因也要依附于另一个领主，而后者现在恰好是另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因此，用现代词汇来说，它们处于双重主权之下。（这类国家在欧洲的惟一幸存者是安道尔[Andorra]共和国，它处于西班牙乌盖尔〔Urgel］主教和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双重主权之下。）以关税壁垒形式存在的“边界”，存在于同一国家的各个省分之间。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有他自己几个世纪积攒下来的公国，但它们从未充分实行同一制度或实现统一。（哈布斯堡家族的首领，直至1804年前，甚至没有一个单一的称号可以涵括他对自己全部领土的统治［他只是奥地利公爵、匈牙利国王、波希米亚国王、蒂罗尔伯爵等等〕。）此外，他还可对形形色色的领土行使皇帝权力，从独立存在的大国（如普鲁士），到大大小小的公国，到独立的城市共和国，以及“自由帝国骑士”，后者的领地常常不超过几英亩，只是恰好没有位居其上的领主。每个这类公侯国本身，如果足够大的话，通常也呈现出同样缺乏的统一领土和划一管理，它们依据的是家族遗产的逐块占有、分割和再统一。结合了经济、行政、意识形态和实力考虑的现代政府概念，在当时尚未被大量采用，于是再小的领土人口，都可组成一个政府单位，只要其实力允许。因此，特别是在德国和意大利，小国和迷你国仍大量存在。

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大量清除了这类残余，这部分是由于对领土统一和简单划一的革命热情，部分是因为这些小国和弱国，一而再再而三地长期暴露于较大邻国的贪婪面前。诸如神圣罗马帝国、大多数城市国家和城市帝国之类的早期国家，都告消失。神圣罗马帝国亡于1806年，古老的热内亚和威尼斯共和国亡于1799年，而到战争末期，德国自由市已减少到四个。其他独具特色的中世纪幸存者——独立的教会国家——也经历了同样的道路：由主教团统治的侯国科隆、美因茨、特里尔（Treves）、萨尔茨堡（Salzburg）等，都告灭亡；只有意大利中部的教皇国残存到1870年。法国人通过吞并、和平条约和几次会议，企图有计划地重组德国的政治地图（1797－1798年、1803年），并使神圣罗马帝国的234块领土（不算自由帝国骑士及其类似的领地）减少到40块；在意大利，变化没那么剧烈，这里世世代代的丛林战已使其政治结构简单化了，迷你国家仅存在于意大利北部和中部。既然这类变化大多有益于一些地位稳固的君主国家，拿破仑的失败只会使他们更长久地持续下去。奥地利不再考虑恢复威尼斯共和国，因为它最初是通过法国大革命而占有其领土的，而它之所以想放弃萨尔茨堡（于1803年获得），仅因它尊重天主教会。

在欧洲以外，战时领土变更当然主要是由于英国大量吞并他国殖民地，以及殖民地解放运动的成果。这类解放运动，或受到法国大革命的激励（如圣多明各），或因与宗主国的暂时分离而成为可能（如西、葡属美洲）。英国的制海权确保了这类变化的不可逆转性，不管这些变化是否对法国或（更多的是）反法国家的利益有损，其结果都是一样的。

与领土变更同等重要的是，法国征服行动所直接或间接造成的体制性变革。在其权势的巅峰时期（1810年），作为领土的一部分，法国直接统治了莱茵河左岸的德国、比利时、尼德兰、东至卢卑克（Lubeck）的北部德国、萨伏伊、皮德蒙特（Riedmont）、利古里亚、亚平宁山脉以西的意大利直到那不勒斯边境，以及从卡林西亚（Carinthia）到包括达尔马提亚（Dalmatia）在内的伊利里亚各省。属于法国家族或卫星王国以及公爵领地的地方，包括西班牙、意大利其余部分、莱茵-威斯特发里亚的其余部分和波兰的大部。上述地区（也许华沙大公国除外），都自动实行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的制度，或成为地方行政的明星典范。封建主义被正式废除，拿破仑法典被采用，如此等等。历史证明这些变化远不像边界变动那样可以逆转。于是，拿破仑的《民法法典》在比利时、莱茵地区（甚至在回归普鲁士以后）和意大利仍然是，或再次成为当地法律的基础。封建主义一旦被正式废除，就不曾在任何地方重新建立。

既然对法国明智的对手来说，事实已经很明显，他们已被新政治制度的优势所击败，或者说至少是因为他们未能实行同等的改革而失败，战争造成的变化不仅是通过法国的征服，而且也在对征服的反应中实现；在有些情况下，如西班牙，则是由于双重作用。一方是拿破仑的合作者西班牙亲法派，另一方是加的斯（Cadiz）反法集团的自由派领袖，双方实际上所想望的西班牙，都是沿着法国大革命改革路线实现现代化的西班牙，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一方遭到失败，另一方就会尝试实现它。通过反动派实现改革的更鲜明例证是普鲁士，因为西班牙自由派原本便是改革家，其反法只是出于历史的偶然。但在普鲁士，一种农民解放形式的创立，一支以征兵组建的军队的成立，立法、经济和教育改革的进行，全都是腓特烈大帝的军队和国家，在耶拿和奥尔施塔特土崩瓦解的影响下实现的，而其绝对性的目的，就是要扭转败局。

事实上，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位居俄罗斯、土耳其以西，以及斯堪的纳维亚以南的欧洲大陆国家，在这20年的战争期间，其国内制度没有一个完全未受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甚至极端反动的那不勒斯王国，在法定的封建主义被法国废除以后，实际上也没有再恢复过。

但是，边界、法律和行政制度的变化，若与革命战争年代的第三种影响，即政治环境的深刻变化比较起来，仍算不了什么。当法国大革命爆发的时候，欧洲各国政府相对说来仍处之泰然。当时有的仅是制度的突然改变、起义的爆发、王朝被推翻，或国王被暗杀处决。这些事实本身，并未震动18世纪的统治者们，他们对此已习以为常，而且他们是从这些事件对其本身的实力均势和相对地位的影响来看待其他国家的这些变化。法国旧制度著名的外交大臣维尔让（Vergennes）写道：“我从热那亚驱逐的暴动者是英国的代理人，而美国的暴动者则与我们维持着长期友谊。我对每个国家的政策并不取决于他们的政治制度，而是取决于它们对法国的态度。这才是我的根本考虑。”但到了1815年，对革命完全不同的态度压倒并主宰了各强国的政策。

现在大家认识到，个别国家的革命可以是一种欧洲现象，其信条可以传出国界，而更坏的是，其远征大军可以席卷一整个大陆的政治制度。现在他们知道，社会革命是可能的，现实世界中存在着多少独立于国家的民族，多少独立于其统治者的人民，甚至存在多少独立于统治阶级的平民。博纳尔（DeBonald）在1796年评道：“法国大革命是历史上的一个独特事件。”这句话是错的，法国大革命是一个普遍事件，没有一个国家能幸免于它的影响。法国军人从安达鲁西亚出征，一直打到莫斯科；从波罗的海打到叙利亚，征战的区域比蒙古人以来的任何一批征服者都大，当然也比之前除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Norsemen）以外的任何欧洲军事力量所征战的区域为大，他们比任何可能做到的事情都更有效地突出了其革命故乡的普遍性。而他们随之带去的，甚或在拿破仑统率下带去的信条和制度，从西班牙到叙利亚，如各国政府所知道的那样，也如各国人民自己很快就知道的那样，是具有普遍影响力的信条。一位希腊爱国盗匪透彻地表达了他们的感受：

“根据我的判断”，科洛科特罗尼斯（Kolokotrones）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的所作所为，打开了世界的眼界。在此之前，这些国家一无所知，而其人民则认为国王是世间的上帝，他们一定会说，不管国王做什么都是对的。经过现在这场变化，统治人民将会更困难了。”

我们已经看到20余年的战争，对欧洲政治结构造成的影响。但哪些是战争的实际过程、军事动员、战役，以及随之采取的政治和经济措施的后果呢？

矛盾的是，除几乎肯定比其他国家伤亡更大、间接人口损失更多的法国本身以外，与实际流血关系最不密切的地方，反而受影响最大。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时期的人们，有幸生活在两大野蛮战争（17世纪和我们所处的20世纪）之间，这些战争以真正骇人听闻的方式蹂躏世界。受1792－1815年战争影响的地区，即使是军事行动持续时间比别的地方都长、群众性抵抗和报复使之变得更残酷的伊比利亚半岛，其所受到的蹂躏也不及17世纪“30年战争”和“北方战争”中的中欧和西欧，不及18世纪初的瑞典和波兰，或20世纪国际战争和内战中的世界大部分地区。1789年之前的长期经济改善，意味着饥荒以及随之而来的瘟疫和恶性流行病，不会使战争和劫掠的破坏过分加重；至少在1811年后是这样（主要的饥荒时期发生在战后的1816－1817年）。每次会战都趋于短暂而激烈，而所用武器——相对来说为轻型武器和机动大炮——用现代的标准来衡量，破坏力并不很大。围攻战不太常见。炮火可能对住宅和生产工具的破坏最大，但小房屋和农舍是很容易重建的。在工业经济中，真正难以很快恢复的物资是树木、果园或橄榄园，它们需要很多年才能培植起来，但在工业地区，园林似乎并不太多。

因此，因这20年战争而造成的纯人力损失，按现代标准来衡量，并不显得特别高，虽然事实上没有一个政府试图去计算这些损失，而我们所有的现代估算都模糊得近乎推测，只有法国和几个特定场合的伤亡人数例外。和为期四年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任何一个主要交战国的死亡人数或1861－1865年的美国内战约60万的死亡人数比较起来，这20年时期100万人的战争死亡数并不算多。而如果我们还把当时饥荒和时疫特别厉害的致死力考虑进去，对20余年的全面战争来说，即使是死200万人也不显得杀伤力特别大。据报导，西班牙迟至1865年的一次霍乱流行，便造成了236744人死亡。事实上，也许除法国以外，没有一个国家在这段时期，其人口增长率呈现明显下降。

除交战人员以外，对大多数居民来说，这场战争很可能只是偶尔间接地打乱了正常生活，就算有打乱的话。简·奥斯汀笔下的乡村家庭照样做他们自己的事，好像战争不曾发生似的。路透（Fritz Reuter）笔下的梅克伦堡（Mecklenburg）人，他们对外国占领时期的回忆，好似一件小轶事，而不是戏剧性大事；库格尔根（Herr Kugelgen）想起他在萨克森（欧洲的“斗鸡场”之一，那里的地理位置和政治形势吸引了各国的军队和战斗，好像只有比利时和伦巴底可与媲美）的童年时，仅回忆起军队向德累斯顿（Dresden）开拔或宿营的奇特时光。大家公认，卷入战争的武装人员数量，要比以往战争的正常人数多得多，尽管按现代标准并不算特别多。即使征兵，也仅征召了应征人数的一小部分，拿破仑执政时期，法国的黄金海岸省（Cote d’Or）只提供了35万居民中的1.1万人，占总人口的3.15％。在1800－1815年之间，被征召的人数不超过法国总人口的7％，而在短得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却足足征召了居民总数的21％。但在绝对数字上，这仍是一个很大的数字。1793－1794年的《全民征兵法》，可能武装了63万人（来自理论上可征召的77万人）；1805年，拿破仑在和平时期的兵力约40万人，而1812年对俄战争开始时，若不算欧洲大陆其余地区，特别是西班牙的法国部队，其庞大军队是由70万人所组成（其中30万为非法国人）。法国的几个敌国经常动员的人数少得多，只因（英国除外）它们持续停留在战场的人要少得多，同样也因为财政上的困扰和组织上的困难，常使充分动员变得很不容易。例如，根据1809年的和约，奥地利人在1813年有权拥有15万军队，但实际只有6万人可用于作战。另一方面，英国人保持了一支动员人数极为庞大的军队。在其鼎盛时期，他们有足够的拨款，可供养一支30万人的常备军和14万人的水兵及海军陆战队，在这场战争的大部分时间，他们所能承担的人力负荷，要比法国人多得多。（由于这些数字是根据议会批准的拨款，实际征集人数当然要少一些。）

人员损失是巨大的，尽管用我们这个世纪的伤亡标准来衡量，并不算特别大；但奇怪的是，伤亡实际上很少是敌人造成的。1793－1815年之间，英国死亡的海员中，只有6％或7％是死于法国人之手，而有80％死于疾病或事故。战死沙场是一种小风险；奥斯特里茨会战的伤亡人数中，只有2％是实际战死的，也许在滑铁卢会战这个比例有8％或9％。战争中真正可怕的风险被忽略了，污秽、组织不善、医疗服务的缺陷、卫生方面的无知，是这些因素屠杀了伤兵和俘虏。若在适当的气候条件下（如热带），这些因素也足以使每一个人毙命。

实际的军事行动直接或间接地杀伤人员，而且破坏生产设施，但是如前所述，它们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严重干扰乡村生活的正常进行和发展。但是战争的经济所需和经济战，却有着很深远的后果。

以18世纪的标准，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可谓耗资空前；而且在实际上，其金钱的耗费留给当时人的印象，也许更胜过其生命代价。滑铁卢会战之后的那代人，他们所感受到的财政负担下降，肯定比人力损失的下降更引人注目。据估算，1820－1850年间的战争平均耗费，低于1790－1820年的10％，而年平均的战争死亡人数，却保持在略低于前一时期的25％。这种空前的耗费是怎样支付的呢？传统的办法是通货膨胀（发行新货币以支付政府账单）、贷款和加征最低限度的特别税。之所以只能加征最低限度的税，是因为征税会激起公众不满和（当必须由议会和三级会议批准征税时）引起政治上的麻烦。但是，特殊的财政需求和战时条件，打破并改变了这一切。

首先，它们使世界熟悉了无法兑换的纸币。（事实上，在18世纪末之前，任何类型的纸币，不管是否可以据以要求兑换成金银锭，都是比较不常见的。）用可以轻易印制的纸片去支付政府债务，在欧洲大陆上，这种便宜的方法被证明是不可抗拒的。法国的指券（1798年），最初只不过是利息5％的法国国库债券（bons detresor），旨在提前使用最终将出售的教会土地收益。在几个月之内，指券演变成货币，而相继而来的每一次财政危机都使指券数量越印越多，这使指券贬值的幅度越来越大，公众日渐缺乏信心，更加快了贬值的速度。到战争爆发时，指券已贬值约40％，到1793年6月，已贬值约三分之二。贬值的情形在雅各宾掌政时维持得相当不错，但热月政变之后，经济严重失控，使指券加速贬值到其票面价值的1／300，直到1797年国家正式破产，才宣告了这个货币事件的终结。这个事件使法国人在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对任何类型的银行券都抱有偏见。其他国家的纸币没有那么惨烈的经历，虽然到1810年，俄国纸币已降到票面价值的20％，而奥地利纸币（1810和1815年两次贬值）则降至面值的10％。英国人避开了这种特殊形式的财政战争，而且也不回避使用他们所熟悉的银行券。即便如此，英格兰银行还是无法抗拒政府巨大需求——大部分作为贷款和补助金汇往国外——的双重压力：私人积攒金银和饥谨年的特别紧张。1797年，银行停止对私人顾客兑付黄金，而无法兑换的银行券则成为事实上的有效货币：一英镑券就是其结果之一。“纸镑”从来不曾像大陆货币那样严重贬值，其最低线是面值的71％，而到1817年，它又回弹到98％；但它持续的时间却比预期要长得多。直到1821年，现金支付才完全恢复。

征税之外的另一选择是贷款，然而战争的绵长和开支的沉重，都是始料未及的，而伴随而来的公共债务增长速度，更是叫人头晕目眩，甚至吓坏了大多数最繁荣、最富有和最善于理财的国家。在实际上靠贷款支撑战争五年之后，英国政府被迫采取空前而又不祥的步骤，即靠直接税来支付战争费用，为此目的开征了所得税（1799－1816年）。国家迅速增长的财富使征税完全可行，从此，战争的耗费基本上便靠日常收入来满足。如果战争一开始就征收足够的赋税，国债就不会从1793年的2.28亿英镑，增至1816年的8.76亿英镑了，而每年的债务偿付额也不会从1792年的1000万英镑，增至1815年的3000万英镑，这个数目比开战前一年政府的总支出还多。这种贷款的社会后果非常严重，因为在效果上，它像一个漏斗，通过它，主要由居民支付的税收以越来越高的比例，转移到“公债持有人”这一小小富有阶级的腰包中。于是，贫民、小商人和农民的代言人如科贝特（William Cobbett），便开始在报刊上发动雷电般的抨击。国外贷款主要是（至少反法阵营一边是如此）向英国举借，后者长期遵循一种资助军事盟国的政策：1794－1814年间，英国为此目的贷款高达8000万英镑。其直接受益人是国际金融机构、英国或法国的金融机构，但交易活动愈来愈倾向通过已成为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伦敦进行。例如，在这些交易中扮演中介角色的巴林银行（Baling）和罗思柴尔德家族银行（House of Rothschild，该银行创始人阿姆斯歇尔[Amschel Rothschild]于1798年将他的儿子内森[Nathan]从法兰克福派到伦敦）。这些国际金融家的黄金时代是从战后开始的，当时贷出大量款项，旨在帮助旧制度国家从战争中恢复过来，而贷款给新制度国家，则是为了巩固自己；但是，由巴林和罗思柴尔德主宰世界金融时代（自16世纪伟大的德国银行建立以来，谁也未能做到此点），其基础是在战争期间奠定的。

不过，战时财政的技术细节，其影响不像资源从和平用途到军事用途的大转移——这是战争的主要遗产——那么普遍、那么重大。认为战争的花费完全是吮吸或以牺牲民用经济为代价，显然是错误的。武装部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仅动员那些不当兵就会失业，或者甚至在其经济范围内无力雇用的人（像瑞士那样人口过多的山区，其人民外移担任他国雇佣兵的传统，便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军事工业虽然在短期内把人力和物资从民用市场转移出来，但长期看来，却有助于推动那些在和平时期一般考虑利润时可能会被忽视的部门。众所周知，钢铁工业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如第二章所述，钢铁工业无法像棉纺织业那样迅速发展，因此向来需要依赖政府和战争的刺激。拉德纳（Dionysius Lardner）于1831年写道：“在18世纪，钢铁的铸造几乎就等于是大炮的铸造。”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部分从和平用途转移而来的资本，在本质上是对资本产业和技术发展的长期投资。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促成的技术革新中，有欧洲大陆的甜菜制糖工业（以取代从西印度群岛进口的蔗糖）和罐头食品工业（源自英国海军对能在船上无限期保存食物的摸索）。然而，尽管有种种保留，一场大战还是意味着资源的重大转移，在相互封锁的情况下，或许甚至意味着经济的战时部门和平时部门，对同感缺乏的资源的直接争夺。

这种竞争的明显后果便是通货膨胀，18世纪各国原本都呈缓慢上升的价格曲线，却在战争的推动下全部急遽攀爬，尽管这部分是由于货币贬值造成的。战时需要本身，意味或反映了所得的某种再分配，其带来的经济后果是：部分收入从工资劳动者转到商人（因为工资增长在正常情况下总是落后于价格上涨），从制造业转到农业，因为大家都公认农业欢迎战时的高价。反之，战时需要的结束，把之前用于战争的大量资源（包括人力）释放到和平时期的市场，而这通常会带来更为紧张的重新调整问题。举一个明显的例子来说，1814－1818年间，英国军队裁减了约15万人，也就是说其裁减人数比当时曼彻斯特的总人口还要多，而小麦的价格从1813年1夸特108.5先令，下降到1815年的64.2先令。事实上，如我们所知，战后调整时期是整个欧洲经济特别困难的时期之一，1816－1817年的农业严重歉收，使这种困难更为加剧。

可是，我们应该提一个更一般性的问题。因这场战争而发生的资源转移，在多大程度上阻碍或延缓了各国的经济发展？显然，这个问题对身为经济两强并承受最沉重经济负担的法英来说，特别具有重要性。到了战争末期，法国的负担主要不是战争造成的，因为战争主要靠以战养战，牺牲的是其所征服的领土和所掠夺的人力物力，他们向外国人强征人力、物力和钱款。1805－1812年，意大利约有一半的税收都给了法国。这些收入或许无法完全满足战争需求，但至少明显减少了战争开支（实际数额和货币数额），否则开支会更惊人。对法国经济的真正破坏，源于大革命年代、内战和混乱，例如，下塞纳河畔（卢昂）钢铁制造业的产量，在1790－1795年间，从4100万吨降到1500万吨，其工人数由24.6万人降至8.6万人。此外还应加上因英国控制海洋而造成的海外商业损失。英国的负担不仅来自本国进行战争造成的花费，而且还包括对欧洲大陆盟国的惯常资助，其中有些资助竟是为了攻打法国以外的国家。战争期间，英国在金钱方面承担了比其他参战国大得多的沉重负担：它使英国花费了相当于法国三四倍的钱财。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法国要比英国容易一些，因为毫无疑问，法国经济处于相对停滞状态，若无这场革命和战争，法国的工业和商业几乎肯定会进一步发展，速度会更快一些。尽管在拿破仑统治时期，国家经济曾有很大的发展，但仍无法弥补18世纪90年代的倒退和推进动力的丧失。对英国人来说，答案就没那么显而易见了，因为他们的发展快如流星，惟一的问题是，如果没有战争，是否会发展得更快一些？今天普遍同意的答案是肯定的。对其他国家来说，这个问题一般而言没那么重要，那些国家就像哈布斯堡王朝控制的大部分地区一样，经济发展缓慢不定，而其战争花费在数量上的影响也相对较小。

当然，这样直截了当的说法是用未经证明的假定为论据。即使以17、18世纪英国人公开的经济战争为例，我们也不会认为战后的经济发展是来自战争本身或战争所带来的刺激，而是因为胜利，因为消除了竞争者而且夺取了新市场。这些战争在破坏商业、转移资源等方面的“代价”，是对照所获取的“利润”来衡量的，这表现在战后交战双方的实力消长之上。按这样的标准，1793－1815年战争所得到的补偿，显然是绰绰有余的。以稍稍降低经济发展速度（但仍然是很快的）为代价，英国决定性地消灭了最危险的潜在竞争者，并在两代人的时间中，跃居为“世界工厂”。在每一种工业或商业指数上，英国都比1789年时更进一步领先其他所有国家（或许美国除外）。如果我们相信，暂时消灭它的竞争对手并在实际上垄断航运和殖民地市场，是英国进一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前提，那么获得这一点的代价并不算太高。就算我们辩称，没有1789年之后的长期战争，英国的领先地位仍足以确保它的经济霸权，但我们还是可以确定地说，保护这项霸权不必再受到法国的政治、经济的威胁，英国所付出的代价并不算太高。

谢选骏指出：这本《革命的年代》开始的《年代系列》，是依托英国出现的，就像“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也以英国为基地一样。虽然它为了自我证明，而把英国革命一笔勾销了，但为了证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还是要突出英国的工业革命所造成的战胜国地位。

【第五章和平】

（列强）目前的协调一致，是其对付在每个欧洲国家或多或少都存在的革命余火的惟一保障；而且……最明智的做法是搁下平时的小争端，共同支持现有的社会秩序准则。——卡斯尔雷

此外，俄国沙皇是当今惟一能够立即进行大战的君主。他掌握着当今欧洲惟一能够调用的军队。——根茨，1818年3月24日

在20多年几乎没有中断的战争和革命之后，战胜的旧政权面临着尤为困难而危急的缔造和平以及维持和平的问题。它们必须清理20年的废墟，并重新分配领土战利品。此外，对所有明智的政治家显而易见的是，今后任何大规模的欧洲战争都是无法容忍的，因为这样一场战争，几乎意味着一次新的革命，也就是旧政权的毁灭。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KingLeopold：维多利亚女王聪明但略嫌讨厌的舅父）在讲述稍后的一次危机时说：“在欧洲充满社会弊端的现状下，发生……一场全面战争，其影响将会是空前的。这样一场战争……必定会带来一场原则性的冲突，我认为这样一场冲突，将改变欧洲的形式并推翻它的整体结构。”国王和政治家既不比以前更聪明，也不比以前更爱好和平，但是他们无疑会比以前更加恐惧。

在避免全面战争这个问题上，他们的成就相当不凡。从拿破仑失败到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1854－1856年）之间，欧洲实际上既没有全面战争，也没有在战场上发生一个大国与另一大国的任何冲突。的确，除克里米亚战争外，在1815－1914年之间，没有任何战争同时牵涉到两个以上的大国。20世纪的人民应当可以体认到此一成就的重大。而当时国际舞台的不平静以及冲突诱因的层出不穷，更教这样的成就令人难以忘怀。革命运动（我们将在第六章加以分析）一次又一次地摧毁了得来不易的国际稳定：在19世纪20年代的南欧、巴尔干半岛和拉丁美洲，1830年的西欧（尤其是比利时），以及1848年革命前夕的全欧。而内有分崩瓦解的危机，外有强国——主要是英、俄，其次是法国——觊觎的威胁，土耳其帝国的衰落，使所谓的“东方问题”（Eastern Question）成为一个持久的危机根源：19世纪20年代爆发于希腊，19世纪30年代引燃于埃及。尽管它在1839－1841年一场特别尖锐的冲突后，暂时被平息下去，但仍像以前一样具有潜在的爆炸性。英、俄两国为了近东和亚洲两大帝国间的未被征服土地而关系交恶。法国则十分不甘于比它1815年前微弱甚多的地位。不过尽管有这许许多多的陷阱和旋涡，外交之船仍然航行在艰难的水道上，并没有发生碰撞。

我们这一代人，在国际外交的基本任务上，即避免全面战争之上，有着如此显著的失败，因而，我们倾向于用他们的直接后继者不曾感知的敬重，来回顾那些政治家及1815－1848年的外交方法。1814－1835年间主管法国外交政策的塔列朗（Talleyrand），迄今仍是法国外交家的典范。而英国外相卡斯尔雷（Castlereagh）、坎宁（George Canning）和帕麦斯顿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他们分别主掌1812－1822年。1822－1827年和1830－1852年所有非托利党（Tory）执政期间的外交政策——更已成为令人仰叹缅怀的外交巨人。从拿破仑战败便出任奥地利首相，直到1848年垮台为止的梅特涅（Metternich）亲王，在今天通常不会只被当作是一个反对改革的强硬敌手，而更常被视为一个维持稳定的明智之士，这和以往的看法是不同的。然而，即便以信任的眼光也不能说明在亚历山大一世（1801－1825）和尼古拉一世（1825－1855）统治下的俄国。这个时期相对说来不那么重要的普鲁士外交大臣，是值得加以理想化的。

在某种意义上，上述的赞誉是合理的。拿破仑战争之后的欧洲安排，绝不比任何其他决定更公正、更道德；但是，以其制定者完全反自由主义和反民族主义（即反革命）的目标来看，这种安排既现实又合理。他们不曾试图将全面胜利加诸法国身上，以挑起法国人投入一场新的雅各宾主义。战败国的边界得到了比1789年还要好的保护，金钱赔款并不太高，外国军队占领极为短暂，而到1818年，法国再次被承认为“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组织的正式成员。（若非1815年拿破仑失败的复辟举动，这些条款甚至会更为温和。）波旁家族复辟了，但可以理解的是，他们必须向其臣民的危险精神作出让步。大革命的重大变革被接受承认，而且那个富有煽动性的宪法机制，也在复辟专制君主路易十八“慷慨赐予”的一个宪章幌子下——尽管自然极为有限——留给了他的臣民。

欧洲地图的重划，既没有考虑各国人民的愿望，也没有顾及曾被法国人在不同时候赶下台的王公权利，但却相当关注从战争中崛起的五大列强的平衡：它们分别是俄国、英国、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而其中只有前三者才真正算数。英国对欧洲大陆没有领土野心，它在意的是控制或保护在航海和商业上的一些重要据点。于是，它保留了马尔他、爱奥尼亚群岛（Ionian Islands）和赫里戈兰岛（Heligoland），密切注视西西里，而且显然从丹麦将挪威移交给瑞典，以及荷兰、比利时（前奥属尼德兰）的结合中得益。前者防止了波罗的海入口控制在单一国家之手，后者则把莱茵河和斯凯尔特河（Scheldt）河口，置于一个无害但又足够强大的国家手中，特别是在得到南方的堡垒屏障下，能够抵抗法国对比利时众所周知的胃口。这两项安排都很不受挪威人和比利时人欢迎，尤其是后者，更只延续到1830年革命。经过法英之间的一些摩擦之后，比利时成为一个永久性的中立小国，而其亲王则由英国选定。当然，在欧洲之外，英国的领土野心便大得多了。尽管英国海军对海洋的全面控制，使什么地方是否实际在英国旗帜之下，基本上无关紧要，除了印度西北部那几个扮演大英帝国与俄罗斯帝国分界线的混乱弱国之外。但是英俄间的这种对立，对1814－1815年必须重新安排的地区，几乎不具影响。对欧洲，英国仅要求不要有任一大国变得过于强大。

欧洲大陆的决定性军事强权俄国，由于获得芬兰（以瑞典为代价）、比萨拉比亚（以土耳其为代价）和大部分波兰，因而满足了其受到限制的领土野心。波兰在一贯支持与俄国人联盟的当地派别领导下，被赐予一定程度的自治（1830－1831年的起义之后，该自治被取消）。波兰的剩余部分由普鲁士和奥地利瓜分，只有克拉考（Cracow）这个城市共和国除外，但它也未能在1846年的起义后幸存。至于其他方面，俄国满足于对法国以东的所有专制公国，行使鞭长但远非莫及的支配权，其主要的课题是必须避免革命。沙皇亚历山大为此目的而发起成立神圣同盟（Holy Alliance），奥地利和普鲁士加入，但是英国置身其外。在英国看来，俄国对大部分欧洲的实际霸权，也许远非一种理想的安排，但它反映了军事现实，而且无法阻止。除非让法国保有比其前对手准备给予的更大程度的实力，否则无法忍受的战争将是其代价。法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地位显然得到承认，但那是任何人准备接受的极限。

奥地利和普鲁士只是承蒙礼貌好意才实际成为大国，或者说人们是因奥地利在国际危机期间众所周知的软弱（这是正确的），以及根据1806年普鲁士的崩溃（这是错误的），才如此认定。它们的主要作用是扮演欧洲的稳定者。奥地利收回了其意大利诸省，加上前威尼斯共和国的意大利领地和达尔马提亚，并对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小公国享有保护权。这些公国大多由哈布斯堡家族的亲戚统治。（皮德蒙特-萨丁尼亚[Piedmont-Sardinia]除外，它吞并了前热内亚共和国，使之成为奥地利和法国之间一个更有效的缓冲地。）如果要在意大利任何地方维持“秩序”，那么奥地利就是执勤的警察。因为其惟一关心的就是稳定，消除任何将导致其瓦解的事物，因此它必须扮演一个永久性的安全警察，以对抗在欧洲大陆制造动乱的任何企图。普鲁士受益于英国想在德国西部建立一个适当强大国家的愿望，该地区的公国长期以来皆倾向于支持法国，或被法国控制。普鲁士还收回了莱茵地区，而这个地区的巨大经济潜力是贵族外交家无法估计的。普鲁士也从英、俄冲突中获利，英国认为俄国在波兰的扩张太过分了，因战争威胁而益为复杂的谈判结果是，普鲁士将之前占领的部分波兰地盘让给俄国，但是收回富裕而且工业发达的半个萨克森。从领土和经济上说，在1815年的解决方案中，普鲁士比任何其他大国获益更多，而且在实际资源方面，它首次成为一个欧洲大国，尽管要到19世纪60年代，政治家们才明显认识到这点。奥地利、普鲁士和一批日耳曼小邦国的主要作用，在于为欧洲各王室提供教育良好的血统。它们在日耳曼邦联（German Confedderation）内相互提防，虽然奥地利的较高地位没有受到挑战。邦联的主要作用是使小邦国保留在法国轨道之外，因为传统上它们很容易被吸引过去。尽管民族主义者不愿承认，但它们作为拿破仑的卫星国一点也没感到不幸。

1815年的政治家们清楚地知道，尽管精心制定，但没有任何解决办法能长久经得起国家对立和环境变化的压力。因此他们借由定期会议的方式，即一旦发生重大问题立即开会解决的方式，从而提供一种维护和平的机制。在这些会议上的重大决定理所当然都是由“大国”（great power：亦即强权，这一词汇本身就是这时期的产物）作出的。“欧洲协调”（另一个那时开始使用的词汇）并不相当于联合国，而是很像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然而，定期会议只在前几年里召开过，即从法国正式重新获准加人协调组织的1818－1822年。

会议制度解体了，因为它挺不过紧接在拿破仑战争之后的那些年代，当时因1816－1817年的饥荒和商业萧条，到处都笼罩着对社会革命的强烈恐惧，其中包括英国，尽管这种恐惧最后并未得到证实。在大约1820年经济恢复稳定后，每一次违反1815年解决方案的事件，都仅反映出列强利益间的分歧。面对1820－1822年的第一波动荡和暴动，只有奥地利坚持必须立即主动地加以镇压这类运动，以维持社会秩序和奥地利领土统一。在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问题上，“神圣同盟”的三个君主国和法国立场一致，虽然喜欢在西班牙行使国际警察职责（1823年）的法国，对欧洲稳定不如前三国那么感兴趣，其更感兴趣的是拓宽其外交和军事活动领域，特别是在西班牙、比利时和意大利，因为其大量投资都投注在那里。英国则置身事外。这部分是因为——尤其是在灵活的坎宁代替古板反动的卡斯尔雷（1822年）后——英国相信在专制主义的欧洲，政治改革迟早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因为英国政治家不同情专制主义，加上警察原则的运用只会把敌对列强（特别是法国）引入拉丁美洲。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拉丁美洲是英国的经济殖民地，而且是非常有活力的殖民地。因此英国人支持拉丁美洲独立，正如美国在1823年《门罗宣言》（MonroeDeclaration）中所主张的那样。这个宣言没有实际价值，但有重大的利益暗示，如果有任何东西确保了拉丁美洲独立，那就是英国海军。对于希腊问题，列强间的分歧甚至更大。对革命具有无限憎恶的俄国，却无疑能从这场东正教（OrthodoxChurch）人民的起义中得到好处，因为它一方面可以削弱土耳其的力量，而且必定要依靠俄国帮助（此外，俄国还拥有一项为保护东正教基督徒得以干涉土耳其的条约权利）。对俄军干涉的担心、亲希腊的压力、经济利益以及虽不能阻止土耳其瓦解，但最好能有秩序地进行的普遍信念，最终导致英国从敌意转为中立，再转到亲希腊的非正式干预。于是，希腊因得到俄国和英国的帮助而赢得了独立（1929年）。借着把该国变成一个随便都可找到的德国小亲王统治下的王国，希腊不会只变成俄国的卫星国，而国际损失也可因此减到最小程度。但是，1815年解决方案的持久性、会议制度以及镇压一切革命的原则，却因此而告崩溃。

1830年革命彻底摧毁了1815年的解决方案，因为革命不仅影响了小国，而且还影响了一个大国——法国本身。实际上，1830年革命使莱茵河以西的欧洲全都从“神圣同盟”的警察行动下解脱出来。同时“东方问题”，即对土耳其无可避免的瓦解命运该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则把巴尔干国家和地中海东部地区变成列强，特别是俄国和英国的角力场。“东方问题”打乱了均势，因为所有的图谋都强化了俄国力量，从那之后，俄国的主要外交目标，就是赢得位于欧洲和小亚细亚之间，控制着其通往地中海航道的海峡控制权。此一行动不仅具有外交和军事重要性，而且随着乌克兰谷物出口的增加，也有其经济紧迫性。像往常一样关心通往印度航道的英国，深切担忧俄国有可能会威胁到它的南进。英国明显的政策便是不惜一切代价支持土耳其反对俄国扩张。（这对英国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贸易还有额外好处，在这个时期贸易有了非常令人满意的增加。）不幸的是，这个政策完全不切实际。土耳其帝国绝不是一个没救的躯壳，至少在军事方面是如此，但它最多只能采取迟缓的行动，去对付由国内叛乱（它仍能轻易地加以镇压）、俄国，以及一个不利国际形势所联合而成的力量（这是它无法轻易击败的）。而此时，土耳其帝国尚无能力实现现代化，也没表示出高昂意愿，虽然现代化的开端已在19世纪30年代马哈穆德二世（Mahmoud Ⅱ）统治时便已开始了。所以，只有英国直接的外交和军事支持（即战争威胁），才能够阻止俄国影响力的不断增长和土耳其在各种困扰下的瓦解命运。这使“东方问题”成为拿破仑战争之后国际事务中最具爆炸性的问题，而且是惟一可能导致一次全面战争和惟一的确于1854－1856年间导致了国际战争的问题。然而，在这场国际赌博中，有利于俄国而不利于英国的局势不断加剧，但这种发展却也使俄国趋向妥协。下列两种方式都可使俄国达到其外交目标：或借由击败、瓜分土耳其而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及两个海峡；或对软弱顺从的土耳其建立实际的保护关系。而不管哪一种方式都明摆在那里。换句话说，对沙皇而言，绝不值得为君士坦丁堡打一场大仗。因此，19世纪20年代发生的希腊战争虽然符合其瓜分和占领政策，但俄国并没有从这次事件中得到它渴望得到的那么多好处，因为它不愿过分坚持其优势。相反，它还在恩基尔斯凯莱西（Unkiar Skelessi，1833年）与受到强大压力、急切意识到需要强大保护者的土耳其，签订了一个特别有利的条约。这项条约使英国勃然大怒，并在19世纪30年代产生一股民众仇俄情绪，俄国是英国传统敌人的形象，就此形成。（事实上，以经济互补为基础的英俄关系，传统上非常友好，直到拿破仑战争之后才开始严重恶化。）面对英国的压力，俄国人自动退却了，而且在19世纪40年代转而提出瓜分土耳其的主张。

因此，俄英在东方的对立，实际上没有公开的战争叫嚣（特别是英国）那么危险。此外，英国对法国复兴的更大担忧，也减低了这种对立的重要性。事实上，“大赛局”（great game）一词，更贴切地形容了当时的情况，该词后来逐渐用来指那些冒险家和密探们，在两强的东方未定界中所从事的间谍活动。使形势变得真正危险的，是土耳其内部解放运动不可预测的进程和其他列强的干涉。列强之中，奥地利显得毫无兴趣，它自己就是个摇摇欲坠的多民族帝国，动摇土耳其稳定的民族运动——巴尔干斯拉夫人，特别是塞尔维亚人——也同样威胁着它。不过，类似的威胁并不直接，虽然它们在日后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法国则比较麻烦，它在地中海东部地区有外交和经济影响的漫长纪录，并且每隔一段时间便试图恢复和扩大其影响力。特别是自拿破仑远征埃及之后，法国对埃及的影响更大，由于埃及国王阿里实际上是一个独裁统治者，其意愿多少能够左右土耳其帝国的瓦解或拼合。确实，19世纪30年代（1831-1833年、1839－1841年）的东方问题危机，基本上是阿里与其名义上宗主之间的关系危机，后来更因法国对埃及的支持而复杂化。然而，如果俄国不愿为君士坦丁堡开战，那么法国当然不能也不想进行战争。外交危机是存在的。但是最终，除了克里米亚插曲外，一直到19世纪结束都没有因土耳其而发生战争。

因此，从这一时期国际争端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国际关系中的易燃性材料早已存在，只不过还没有到达引爆大战的程度。在大国中，奥地利和普鲁士过于弱小不能指望太多。英国人已得到了满足。他们在1815年已赢得世界历史上任何强国所能获得的最全面胜利。它从20年的反法战争中一跃而为惟一的工业化经济强国，惟一的海军强国（1840年英国海军拥有的船舰数几乎等于其他各国海军的总和）和世界上惟一的殖民强国。似乎已没有任何东西足以妨碍英国外交政策惟一重要的扩张主义，即英国贸易和投资的扩张。俄国尽管并不满足，但它只有有限的领土野心，而且眼前没有任何东西能长期（或者看起来如此）妨碍其推进。至少没有什么东西显示出其有必要进行一场具有危险性的全面战争。只有法国是个“不满意的”强国，而且有打乱国际稳定秩序的能力。但是法国只有在某种条件下才能这样做，即它能再次激发国内雅各宾主义和国外自由主义以及民族主义的革命活力。因为在正统的大国竞争方面，它已受到致命的削弱。它绝不可能再像路易十四或大革命时期那样，只靠其国内的人口和资源，在同等条件下与两个或更多大国组成的联盟作战。在1780年时，法国人口是英国的2.5倍，及至1830年，两国人口数之比已超过二比三。1780年时，法国人口几乎与俄国一样多，但到了1830年，法国人数却几乎仅占俄国的一半。同时法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致命地落后于英国人、美国人，而且很快更落后于日耳曼人。

但是，对任何法国政府而言，利用雅各宾主义来实现其国际野心，代价未免太大。当法国人在1830年和1848年推翻其政权，并使专制主义到处遭受动摇或摧毁之际，列强颤抖不已。它们本可以使自己免于不眠之夜。1830－1831年间的法国温和派，甚至不准备给起义的波兰人任何一点帮助，尽管全法（以及欧洲自由派）的舆论都同情波兰人。年老但热情的拉斐德于1831年致信帕麦斯顿说：“对于波兰，你将做什么？我们可以为它做点什么？”答案是，什么也不做。法国当然乐意用那些欧洲革命来加强其自身力量，而所有的革命者也的确希望它这样做。但是这样猛然投入革命战争将导致的结果，不仅使梅特涅害怕，也令温和自由派的法国政府同感恐惧。因此在1815－1848年间，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没有任何一个法国政府会去危及普遍的和平。

在欧洲均势范围之外，当然没有任何东西会妨碍扩张和好战。事实上，尽管白人列强的势力极其强大，但其实际征服的领土还是有限的。英国人满足于一些小据点的占领，那些据点关系到英国海军对世界的控制和其以世界为范围的贸易利益，例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从荷兰人那里夺取的）非洲南端、锡兰（在这个时期建立的）、新加坡和香港。而反对奴隶贸易运动的急迫性——该运动既迎合了国内的人道主义舆论，又满足了英国海军的战略利益——则使英国仅在非洲沿岸保留立足之点。总的来说，英国的观点是：一个对英国开放贸易、并由英国海军保护使之不受讨厌者侵犯的世界，可在不花占领行政费的情况下，得到更加廉价的开发。只有一个重要例外，即印度，而且上述的一切努力，都与印度的统治有关。印度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加以占有，即使大多数反殖民主义的自由贸易者也从不怀疑这点。由于印度市场日益重要，一般认为，如果由印度人自行管理的话，英国贸易肯定会遭受损失。印度对于开辟远东市场、毒品交易，以及欧洲商人希望从事的其他有利可图的活动，都是一个关键所在。中国于是在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被打开了大门。而英国对马拉地人（Mahratta）、尼泊尔人、缅甸人、拉杰普特人（Rajput）、阿富汗人、信德人（Sindhis）和锡克人（Sikh）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则使英印帝国的版图扩张至次大陆的三分之二地区，而且英国的影响之网，已在中东地区拉得更紧，因为该地控制着通往印度的通道。从1840年起，这条通道便由P＆O公司的汽船航线为主轴，再由跨越苏伊士运河的陆上道路做补充。

虽然在扩张主义上俄国人的名声要大得多（至少在英国人眼中），但其实际征服却比较有限。在这个时期，沙皇仅只设法获得了乌拉尔山脉（Ural）以东吉尔吉斯（Kirghiz）草原的一些广大未征服地带，以及高加索一些经过激烈争夺的山区。另一方面，美国借由动乱和对可怜的墨西哥人所发动的战争，而获得整个西部地区，加上俄勒冈边界的南部地区。法国人则不得不将其扩张野心局限在阿尔及利亚。1830年他们在那里捏造借口入侵，并且在日后的17年里试图加以征服。直到1847年，他们才摧毁该地的主要抵抗。

无论如何，国际和平解决方案中的一个条款必须单独提一下，即废除国际奴隶贸易。这项做法既有人道主义因素，也有经济考虑：奴隶制度令人恐怖，而且极端没有效率。此外，英国人是这一令人敬佩运动的主要国际提倡者。从英国人的角度看来，1815－1848年的经济不必再像18世纪那样依赖于黑人和蔗糖买卖，而是取决于棉纺织品的买卖。奴隶制度的实际废除比废奴运动来得慢（当然，法国大革命已经将其扫除的地方除外）。英国于1834年在其殖民地——主要是西印度群岛——废除了奴隶制度，虽然在大规模种植农业存在的地区，不久便以从亚洲进口的契约劳工来代替。法国人直到1848年革命，才再次正式废除奴隶制度。1848年，奴隶制度仍大量存在，因此世界的（非洲）奴隶贸易也大量残存下来。

谢选骏指出：在论及拿破仑战争之后一代人的和平时，作者竟然闭着眼睛说胡话——“事实上，尽管白人列强的势力极其强大，但其实际征服的领土还是有限的。”其实那时候，整个美洲、大洋洲都已遭到白人的霸占征服。作者的表述说明，他钟情的马克思主义，也是白人至上主义、欧洲中心主义、殖民主义的组成部分。

【第六章革命】

自由，那带着巨人声音的夜莺，惊醒了大多数沉睡者……除了为争取或反对自由而战，还有什么事情值得我们关注？那些不可能热爱人类的人，可能仍然是大人物，例如专制君主。但是，一般人怎么可能无动于衷？——伯尔纳，1831年2月14日

已失去平衡的各国政府感到恐惧，受到威胁，并且因社会中产阶层的呼声而陷入混乱之中，他们处于国王和臣民之间，打碎了君主的权杖并盗用了人民的呼声。

——梅特涅致沙皇，1820年

很少有政府在阻止历史进程的无能为力上，表现得像1815年后那个时代那般明显而普遍。防止第二次法国大革命，甚或一场法国模式的欧洲普遍革命，是所有刚刚花了20多年才粉碎第一次革命的列强的最高目标，即使英国也是如此。虽然它并不同情在整个欧洲重新建立起来的反动专制主义，而且清楚地知道改革不可能也不应该避免，但是它对一场新的法国雅各宾扩张的恐惧，恐怕更甚于其他国际偶发事件。更有甚者，革命主义在欧洲历史上从来没有，在其他地方也很少这样流行、这样普遍、这样容易在自发感染和有意宣传的影响下传播开来。

在1815－1848年之间，西方世界有三次主要的革命浪潮。（亚洲和非洲尚末受影响，亚洲第一轮大革命，“印度兵变”[Indian Mutiny]以及“太平天国运动”，要到19世纪50年代才发生。）第一次发生在1820－1824年。欧洲地区主要局限在地中海一带，以西班牙（1820年）、那不勒斯（1820年）和希腊（1821年）为中心。除希腊外，所有起义都遭镇压。西班牙革命使拉丁美洲的解放运动重新复活，该运动是受到拿破仑于1808年征服西班牙而激发，并在最初的尝试失败后，沦为少数偏远地区的难民和盗匪活动。西属南美的三个伟大解放者，玻利瓦尔（Simon Bolivar）、圣马丁（San Martin）和沃伊金斯（Bernardo O’Higgins），各自建立了独立的“大哥伦比亚”（包括现在的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和厄瓜多尔共和国）。阿根廷（但减去现在的巴拉圭和玻利维亚内陆地区和现属乌拉圭的东班达牛仔们与阿根廷和巴西人作战的拉布拉他河[River LaPlate]对岸草原），以及秘鲁。圣马丁在英国激进贵族柯克兰尼（Cochrane，福雷斯特《霍恩布洛尔舰长》［C.S.Forester’sCaptain Hornblower］的原型）统率的智利舰队帮助下，解放了西班牙势力的最后堡垒——秘鲁总督府。到了1822年，西属南美已获解放。温和、有远识，而且具有罕见自我克制精神的圣马丁，把解放后的南美留给玻利瓦尔共和派，自己则退往欧洲隐居，靠着沃伊金斯的补助金，在通常是债务缠身的英国人的庇护地布伦（Boulogne－sur-Mer）度过了高贵的一生。与此同时，派去对付墨西哥残存农民游击队的西班牙将军伊图尔比德（Iturbide），在西班牙革命的影响下与游击队联合起来共同起事，并在1821年奠定了墨西哥的永久独立。1822年，在当地摄政领导下，巴西平静地从葡萄牙独立出来，该摄政是葡萄牙王室在拿破仑垮台后，重返欧洲时留驻在巴西的代表。美国几乎立即承认了巴西这个新国家中最重要的一员；英国关心的是与他们缔结商业条约，不久也承认了它们的独立；法国人实际上在19世纪20年代之前便已撤出该地。

第二次革命浪潮发生在1829－1834年，而且影响了俄国以西的整个欧洲以及北美大陆，因为杰克逊总统的伟大改革年代（1829－1837年），虽然与欧洲的动荡没有直接关联，但仍应算作其中的一部分。在欧洲，推翻法国波旁王朝的革命激起了其他各种动乱。比利时（1830年）从荷兰赢得独立；波兰（1830－1831年）革命在经过重大的军事行动后被镇压下去；意大利和日耳曼各地动荡不安；自由主义在瑞士盛行，那时它是一个远不如现在太平的国家；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则开启了自由派和教士的内战时代。甚至连英国也受到影响，部分是因为其境内火山——即受到天主教解放法（1829年）和重新展开改革鼓动的爱尔兰——随时都有喷发的危险。英国1832年的《改革法案》（Reform Act）相当于法国1830年的7月革命，而且的确受到来自巴黎的强烈刺激。该时期是近代史上英国政治发展与欧洲大陆同调的惟一时期，我们可以中肯的说，若非受到辉格和托利两党的抑制，某种革命形势应可在1831－1832年的英国发展起来。而在整个19世纪，也只有这段时期可以使上述分析不像纯然虚构出来的。

因此，1830年的革命浪潮要比1820年那次严重得多。事实上，它标志着西欧资产阶级势力对贵族势力的最后胜利。接下来50年的统治阶级，将是银行家、大工业家，以及有时是高级文官的“大资产阶级”。他们得到不露锋芒或同意推行资产阶级政策的贵族所接受，没有受到普选的挑战，尽管有来自外部的小商人或不满商家、小资产阶级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困扰。资产阶级主导的政治制度，在英国、法国和比利时大致相似。它们都采行君主立宪，都为选举人设下财产或教育资格的限制，藉此确保民主的安全性。法国最初只有16.8万人具有投票资格。事实上，这与法国大革命的第一阶段，也是最温和的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制定的1791年宪法极其相似（实际上它只具有一个比1791年限制更多的选举权）。然而在美国，杰克逊式民主已比欧洲更进一步：不受限制的政治民主，因赢得边疆居民、小农场主人和城市贫民的选票而全面得势，击败了类似西欧的非民主有产者寡头政治。这是个不祥的变革，温和自由主义的那些思想家，充分认识到扩大普选权可能是迟早的事，因而密切地注视着这个问题。特别是托克维尔，他的《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n，1835年）一书，曾就此问题得出悲观的结论。但是正如我们在后面将看到的，1830年同时也标志着一种甚至更加激进的政治变革：英法工人阶级开始成为一支独立自觉的政治力量，而民族主义运动也开始在许多欧洲国家兴起。

在这些重大政治变化背后，是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的重大变化。从社会的任何方面来说，1830年都代表着一个转折点，在1789－1848年期间，这显然是最值得纪念的一段时期。在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工业化和都市化历史上，在人类社会和地理的迁移史上，在艺术和思想史上，这个年代显得同样突出。而且在英国和整个西欧，它开启了新社会发展的危机年代，这场危机结束于1848年革命失败和1851年后的经济大跃进。

第三次也是最大一次的革命浪潮，即1848年革命浪潮，便是上述危机的产物。在法国、意大利全境、德国各邦、哈布斯堡王朝辖下的大部分以及瑞士（1847年），革命几乎同时爆发并（暂时）取得胜利。不算尖锐的动乱也影响了西班牙、丹麦和罗马尼亚，并零星地影响了爱尔兰、希腊和英国。再没有任何事件比这场自发且全面爆裂的革命，更接近这个时期起义者梦寐以求的世界革命，这场革命革了本书讨论时代的命。1789年由一个单一国家掀起的革命，现在看来似乎已演变成整个欧洲大陆的“民族之春”。

与18世纪后期的革命不同，后拿破仑时期的那些革命是蓄谋已久甚至计划完善的。法国大革命本身最重要的遗产，是它确立了一整套政治大变动的模式和典范，而这套典范已为各地起义者普遍采用。1815－1848年间的革命，并不像密探和警察（充分就业的一类人）汇报给他们上司的那样，只是少数不满的煽动者所为。革命的发生，是因为强加于欧洲的政治制度极不适合欧洲大陆的政治状况，而且在一个社会急剧变化的时期，便显得愈来愈不适合；革命的发生，也因为经济和社会的不满是如此尖锐，以致一系列革命的爆发实际上无可避免。但是1789年大革命创造的政治模式，有利于提供不满者一个特定的目标，即把暴动变成革命，而且要先把整个欧洲联成一个单一的颠覆运动或颠覆潮流。

这些模式虽然都起源于1789－1799年之间法国经验，但却呈现出几种不同的典范。它们与1815年后反对派的三种主要潮流相一致，它们包括：温和自由派（或说上层中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的派别）、激进民主派（或说下层中产阶级、部分新兴制造商、知识分子和心怀不满的乡绅的派别），以及社会主义派（或说“劳动贫民”或新兴的产业工人阶级的派别）。顺道一提，从词源上看，这些名词全都反映了这个时期的国际性：“自由派”起源于法语-西班牙语，“激进派”起源于英语，“社会主义派”起源于英语-法语。“保守派”也部分起源于法语，这是改革法案时期英国和欧洲大陆政治密切联系的另一证明。第一种潮流的激励力量是1789－1791年的革命，其政治理想类似于带有财产资格限制，因而是寡头代议制度的准英国君主立宪制度，1791年的法国宪法采用了这种制度，而且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它成了1830－1832年后，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宪法的标准类型。第二种潮流的推动力量可以1792－1793年的革命来代表，而其政治理想：带有“福利国家”倾向和对富人的某种憎恨的民主共和国，是与1793年理想的雅各宾宪法相一致。但是就像主张激进民主的社会团体，是个定义模糊、面貌复杂的群体一样，因此也很难为法国大革命的这种模式贴上一个准确的标签。1792－1793年被称为吉伦特主义、雅各宾主义，以及甚至无套裤汉主义的成分都结合在其中，尽管也许在1793年的宪法中，雅各宾主义的味道最浓。第三种潮流的推进力量是共和二年革命和后热月党人起义，其中最重要的是巴贝夫的平等派（Equals）密谋，那是雅各宾极端派和早期共产主义者的重要起义，后者标志着近代共产主义政治传统的诞生。第三种潮流是无套裤汉主义和左翼罗伯斯比尔主义的产儿，虽然除了从前者那里继承了对中产阶级和富人的强烈憎恨以外，并没有得到什么。在政治上，巴贝夫主义的革命模式已蕴含在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的传统之中。

从专制主义政府的观点看来，这所有的运动都同样是稳定和良好秩序的颠覆者，尽管某些运动似乎比其他运动更有意识地热中于散布混乱，而某些运动似乎比其他运动更加危险，因为更加可能煽动无知而又贫困的群众。（因此19世纪30年代梅特涅的秘密警察，在今日看来，似乎太过重视拉梅内[Lamennais]《一个信仰者的话》〔Paroles d’un Croyant，1834年〕的发行，因为用非政治性的天主教语言来说，它只可能诉诸没受到公开无神论宣传影响的臣民。）然而事实上，反对派运动之所以能联合，只不过是因为他们对1815年政权抱有的共同憎恶，以及所有——不管基于任何原因——反对专制君主、教会和贵族的人，一向有合组共同阵线的传统。然而1815－1848年的历史，就是这个统一战线瓦解的历史。

在复辟时期（1815－1830年），反动黑幕笼罩着所有持不同政见的人士，在这样的黑暗中，拿破仑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分歧几乎看不出来。除英国外，至少在政治上还没有出现自觉的工人阶级革命者或社会主义者。而英国，在欧文于1830年前发起的“合作运动”影响下，不论在政治上或意识形态上，一个独立的无产阶级趋势已经出现。大多数非英国群众的不满还是非政治性的，要不就是如表面上的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那样，对似乎只会带来罪恶和混乱的新社会发出无声抗议。因此除了极少数例外，欧洲大陆的政治反对派通常局限于一小群富人或受过教育的人，而这两者多半意味着同一群人，因为即使在巴黎综合工艺学校这样强大的左翼阵营中，也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一个突出的反抗分子群体——来自小资产阶级（大多经由低层军官和文官晋升而来），而只有0.3％来自“大众阶层”。这些穷人就像自觉加入左翼的人一样，接受中产阶级革命的经典口号，虽然是激进民主派而非温和派的形式，但仍只不过是向社会挑战的某种暗示。英国劳动贫民一次又一次为之团结在一起的典型纲领，只是单纯的议会改革，具体表现在《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的“六点要求”上。（一、成年男子普选权；二、无记名投票；三、平等选区；四、议员有给制；五、每年召开议会；六、取消候选人的财产资格。）这个纲领实质上与潘恩时代的“雅各宾主义”没有区别，而且与老穆勒提出的功利主义中产阶级改革家的政治激进主义完全一致（其与日益自觉的工人阶级的联系除外）。复辟时期惟一不同的是，劳工激进分子已经更愿意听取用他们的语言所进行的宣传——如演说家亨特（Hunt，1773－1835）那样善于侃侃而谈的人，或者像科贝特那样既聪明又精力旺盛的批评家，当然还有潘恩——而不是中产阶级改革者的语言。

因此，在这个时期，无论是社会的甚或民族的差异，都没有明显地把欧洲反对派分裂成互不理解的阵营。如果我们略去大众政治的正规形式已告确立的英国和美国（虽然在英国直到19世纪20年代还受到反雅各宾主义歇斯底里式的压制），对欧洲所有国家的反对派来说，政治前景看起来非常相似，而达成革命的方式也几乎一样，因为专制主义的统一战线，实际上在大部分的欧洲地区排除了和平改革的可能。所有革命者都以不同的理由把自己看成是已解放的少数进步精英，在缺乏活力、无知且被误导的广大群众中活动，并为了其最终利益而进行抗争。普通群众在解放到来时无疑会起而欢迎，但是不能指望他们积极参加抗争、准备解放。他们全都（至少在巴尔干半岛的西部）认为自己是在与单一的敌人作战，即沙皇领导下的专制王公联盟。因此，他们全都把革命看成是统一而不可割裂的；是单一的欧洲现象，而不是国家或地区解放的集合体。他们都倾向于采用同一类型的革命组织，甚或同一个组织——秘密暴动兄弟会。

这类兄弟会每个都有来自或仿自共济会模式的复杂仪式和等级制度。它们在拿破仑时代后期如雨后春笋般发展起来，其中最负盛名的（因为是最国际性的）是“好表亲”或烧炭党（Carbonari）。它们似乎是通过意大利反拿破仑的法国军官，继承了共济会或类似的结社，1806年后在南意大利形成，而且和其他类似团体一起向北传播，并在1815年后越过地中海。这些组织本身，或其衍生组织和平行组织，连在俄国特别是希腊，都可以找到其踪影。在俄国，这类团体联合成十二月党人（Decembrists），他们在1825年发动了俄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次起义。烧炭党时代在1820－1821年达到顶峰，及至1823年，大多数兄弟会实际上都被破坏殆尽。然而，（一般意义上的）烧炭党以革命组织的主干角色坚持了下来，也许还藉着帮助希腊争取自由（亲希腊运动）的共同任务而结合在一起，而且于1830年革命失败后，通过波兰和意大利的政治移民，把它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在意识形态上，烧炭党及其类似组织是个混杂的团体，只是因为对反动派的共同憎恨而联合在一起。激进派，其中最坚定的是左翼雅各宾派和巴贝夫主义者，很明显对兄弟会的影响日益增强。巴贝夫的叛乱老同志布纳罗蒂（Filippo Buonarroti），是他们之中最能干、最不屈不挠的密谋者，虽然他的信仰对大多数兄弟会和“好表亲”而言是太过偏左。

他们是否曾致力于发动国际性的协同革命，仍是件有争论的事，虽然它们的确坚持不懈地尝试联合所有的秘密兄弟会，至少在其最高和最初的层次上，组成国际型的超级密谋党派。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在1820－1821年间，欧洲确实发生了大量烧炭党类型的起义。它们在法国完全失败，那里的革命政治条件相当缺乏，而密谋者在相关条件尚未成熟的形势下，无法接触到暴动的惟一有效力量，即不满的军队。在当时以及整个19世纪都是行政机构一部分的法国军队，无论什么样的官方政府命令他们都得执行。他们在一些意大利邦国，特别是在西班牙，获得了彻底、但是暂时性的胜利。在西班牙，“纯粹的”起义找到了最有效的方式——军事政变。组成秘密军官兄弟会的自由派上校，命令其团队跟随他们一起起义，而后者则听命行事。（俄国十二月党人密谋者于1825年极力发动禁卫军起义，但是因为害怕走过头而失败。）军官兄弟会——由于军队为非贵族青年提供了职业，故而他们通常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和军事政变，自此成为伊比利亚半岛和拉丁美洲政治舞台上的固定戏剧，同时也是烧炭党时期最持久但最值得怀疑的政治成果之一。从过往的事件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仪式化、等级森严的秘密会社如共济会，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非常强烈地求助于军队人员。西班牙的自由派新政权，于1823年被欧洲反动势力支持的法国入侵推翻。

1820－1822年的革命只有一次是自力维持的，部分是因为它成功地发动了一场真正的人民起义，部分是因为它得益于有利的外交形势，那就是1821年的希腊革命（参见第七章）。希腊因此成了国际自由主义和“亲希腊运动”的激励力量。亲希腊运动包括对希腊有组织的支援和无数自愿战士的前往，它对团结19世纪20年代欧洲左翼的贡献，类似于20世纪30年代晚期支援西班牙共和国的行动。

1830年革命使形势完全改观。正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这些革命是一个非常时期的第一批产物，在这个时期里充满着尖锐而广泛的经济社会骚动，以及急剧加速的社会变化。于是两个主要结果从中而生。第一个结果是，1789年模式的群众政治和群众革命再次成为可能，因此对秘密兄弟会的依赖遂变得没有那么必要。在巴黎，波旁王朝是被复辟君主制度所经历的危机和经济衰退所导致的群众骚乱联手推翻的典型代表。所以，群众绝非不具有行动力，1830年7月的巴黎证明，街垒路障在数量和分布的面积上，比以前或以后的任何时候都要多。（事实上，1830年已使街垒路障成为人民起义的象征。虽然在巴黎的革命历史上，它们的出现至少可上溯到1588年，但在1789－1794年间，却没有发挥过重要作用。）第二个结果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人民”和“劳动贫民”——即构筑街垒路障的人——愈来愈等同于作为“工人阶级”的新兴无产大众。一个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就此产生。

1830年革命也为左翼政治带来两项进一步变化。革命从激进派中分裂出温和派，并且造成一种新的国际形势。在这样做的同时，它们不但促使运动分裂成不同的社会组织，而且更分裂出不同的民族成分。

在国际上，革命把欧洲分裂成两大地区。在莱茵河以西，革命将反动列强的联合控制击成碎片，永远无法恢复。温和的自由主义在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取得胜利。（更为激进类型的）自由主义在瑞士和伊比利亚半岛没有取得完全胜利，该地以民众为基础的自由派运动和反自由派天主教运动互相对抗，但是，神圣同盟再也不能以它在莱茵河以东各地仍在进行的那种手段，来干涉这些地区。在19世纪30年代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内战中，专制主义和温和自由主义的列强，各自支持其中一方，虽然自由主义国家稍显得更有力些，而且得到一些外国激进志愿者和同情者的帮助，这依稀预示出20世纪30年代的亲西班牙运动。（英国人通过19世纪20年代接触到的自由派西班牙难民，而对西班牙这个国家感兴趣。英国的反天主教教义，在将西班牙的抗争时尚——保存在博罗［George Borrow〕的《西班牙的圣经》和默里[Murray]著名的《西班牙手册》中——转移到反王室正统派［anti-Carlist]一事上，也发挥了一些作用。）但是，各国的自由或专制课题，基本上仍有待当地的力量平衡来加以决定，也就是说它们仍悬而未决。在短暂的自由派胜利（1833－1837年，1840－1843年）和保守派复兴之间，它们动荡摇摆。

莱茵河以东的情况，表面上与1830年前一样，因为所有的革命都被镇压下去，德国和意大利起义被奥地利人或在奥地利人的支持下被镇压，更重大的波兰起义被俄国镇压。此外，在该地区，民族问题继续优先于其他所有问题。以民族的标准而言，当地所有人民都生活在不是太小就是太大的国家里：若不是分裂成小公国的不统一民族或亡国民族（德国、意大利、波兰）的成员，便是多民族帝国（哈布斯堡、俄国和土耳其）的成员，或两者兼是。我们不必操心荷兰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因为他们虽然在广义上属于非专制地区，但因其超然于欧洲其他地方正在上演的戏剧性发展之外，因而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

莱茵河东西两区的革命者仍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目睹了1848年革命在这两个地区同时发生的事实，尽管并非两个地区的所有部分都发生了革命。然而，在每个特定地区内出现的革命热情，却有着明显差异。在西方，英国和比利时停止追随一般革命的节奏；而西班牙、葡萄牙，其次是瑞士，已经陷入当地特有的国内斗争，除偶发事件外（如1847年的瑞士内战），其危机不再与其他地方的那些危机一致无二；在欧洲的其他部分，则有“革命”的积极民族和消极或不热心民族之间的明显区别。于是哈布斯堡的密探机构，经常受到波兰人、意大利人和（非奥地利）日耳曼人，以及永远难以驾驭的匈牙利人的困扰，而没有任何来自亚平宁地区或其他斯拉夫地区的危险情报。俄国只需担忧波兰人，而土耳其仍能指望大多数巴尔干斯拉夫人保持平静。

这些差异反映出不同国家的发展节奏和社会变化。这种变化在19世纪30和40年代变得日益明显，而且对政治愈发重要。因此，英国发达的工业化改变了英国的政治节奏，而欧洲大陆大部分地区，却在1846－1848年处于社会危机的最尖锐时期。英国有其同样严重的危机，即1841－1842年的工业大萧条（参见第九章）。反之，19世纪20年代的俄国理想青年或许有理由指望，一次军事暴动就能在俄国赢得像在西班牙和法国那样的胜利，但到了1830年后，俄国进行革命的社会和政治条件已远不如西班牙成熟，这是一个无法忽视的事实。

然而，东西欧的革命问题是可以比较的，虽然性质不一样：它们都使温和派和激进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愈益加剧。在西欧，温和自由派基本上退出反对派的共同战线（或退出对它的深切同情），而进入政界或潜在的政界。在靠着激进派的努力（因为除此之外，还有谁会在街垒中战斗呢？）取得权力之后，他们立即背叛了激进派，不再与民主或共和国那类危险东西有所牵扯。法国七月王朝的首相基佐（Guizot），是一位自由主义反对者，他曾说：“不再有合法的动机，也不再有长期置于民主旗帜下的热情和貌似有理的激进藉口。以前的民主将是今日的无政府主义；自今而后，民主精神便意指着革命精神。”

不仅如此，在宽容与热情的短暂间歇之后，自由派趋向于降低进一步的改革热情。在英国，1834－1835年间的欧文式“总工会”（General Union）和宪章主义者，既要对抗改革法案者的敌视，也得面对许多支持者的不友善态度。1839年派去对付宪章分子的武装部队指挥官，是一位中产阶级激进分子，他虽然同情宪章分子的许多要求，但还是遏制了他们。在法国，对1834年共和派起义的镇压，标志着这项转折；同年，六个诚实的卫斯理教派（Wesleyan）的劳工，因试图组建农业劳工工会而遭到恐怖压制（“托尔普德尔殉难者”〔TolpuddleMartyrs〕），这个事件象征了英国对工人阶级运动的类似进攻。激进派、共和派和新兴无产阶级运动，因此脱离了与自由派的联合。原属于反对派的温和主义者，现在开始为已成为左派口号的“民主社会共和国”感到不安。

在欧洲其他地方，革命没有取得胜利。温和派和激进派的分裂以及新兴社会革命思潮的出现，便是起源于对失败的探讨和对胜利前景的分析。温和派（辉格党地主和现存的这类中产阶级）将其希望寄托在相对易受影响的政府和新的自由主义大国之上，期盼前者进行改革并能赢得后者的外交支持。易受影响的政府极为罕见。意大利境内的萨伏伊王室，继续同情自由派而且日益吸引了一大批温和派的支持，希望帮助这个国家实现最终的统一。新教皇庇护九世所提出的短命的“自由主义教皇论”（1846年），曾鼓舞一群自由派教徒，徒然妄想为同一目的而动员教会力量。在德国，没有一个邦国不敌视自由派，但这并未阻止少数温和派（比普鲁士历史宣传所言要少）指望普鲁士能继续有所作为，毕竟它至少曾组织一个值得夸耀的德国关税同盟（1834年）；同时也未使人们的梦想停止，梦想中期盼的是愿意适度改革的君主，而非满街革命路障。而波兰，在沙皇的支持之下，温和改革的前景已不再能激励通常对此寄予厚望的权贵派（恰尔托雷斯基派〔Czartoryskis］），但温和派至少可以对西方的外交干涉抱一线希望。根据1830－1848年的形势看来，这些前景没有一项是实际可行的。

激进派同样对法国感到失望，因为它无力扮演法国大革命和革命理论赋予它的国际解放者角色。的确，这种失望加上19世纪30年代不断发展的民族主义（参见第七章），以及各国在革命前景上方向不同的新意识，打碎了革命者在复辟时期所追求的国际主义一致性。战略前景仍然未变。一个新雅各宾派的国际主义，也许（像马克思认为那样）还得加上一个激进干涉主义的英国，对欧洲解放几乎仍是必不可少的（不大可能出现的俄国革命前景除外）。尽管如此，一种民族主义反动此际已逐渐展开，它系针对烧炭党时期以法国为中心的国际主义。这场民族主义反动是一种非常适合浪漫主义（参见第十四章）的情感，而浪漫主义则是1830年后最受左派注意的风行时尚。没有比18世纪沉默寡言、理性主义的音乐大师布纳罗蒂和糊涂无能却又自吹自擂的马志尼之间的对比更鲜明的了。马志尼成了这类反烧炭党反动的鼓吹者。他把各民族的密谋集团（“青年意大利”、“青年德意志”、“青年波兰”等等）联合在一起，组成“青年欧洲”。革命运动非中心化在某种意义上是符合实际的，因为在1848年，各国的确是个别、自发并同时起义的。然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这又不合乎实际：它们同时爆发的刺激因素仍来自法国，但因法国不愿扮演解放者的角色，而使它们终归失败。

不管是否有些离奇，激进派出于现实和意识形态原因，排斥了温和派对王公和列强的信任。人民必须靠自己赢得解放，因为不会有任何人为他们代劳，这样的观点，在同一时期也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变通使用。激进派必须藉由直接行动来争取解放，而这类行动大多仍以烧炭党习用的方式呈现，至少，在群众仍处于消极状态的时候是这样。因此行动的效果不是很好，尽管在马志尼试图进攻萨伏伊的可笑举动，与1831年革命失败后波兰民主派不断进行的游击尝试之间，有着天壤之别。然而，排除或反对现存势力的决心，造成激进派内部的另一次分裂。分裂的焦点在于：他们要不要以社会革命为代价来夺取政权？

除美国外，这个问题在任何地方都是具煽动性的。在美国，再也没有任何人会做出或忍不住作出在政治上动员普通人民的决定，因为杰克逊式的民主已经达成这样的目的（当然，南方的奴隶除外）。尽管1828－1829年在美国出现了工人党（Workingmen’s Party），但欧洲式的社会革命在那个辽阔而快速发展的国家，还不是个严重问题，虽然局部的不满依然存在。在拉丁美洲，这个问题也不具煽动性，也许墨西哥除外，不管出于何种目的，那里没有人会在政治上去动员印第安人（即农民和农村雇工）、黑奴，甚或“混血儿”（即小农场主人、手工业者和城市贫民）。但是在西欧，由城市贫民进行社会革命是实际可行的，而在进行农业革命的广大欧洲地区，是否要诉诸群众的问题，更显得紧迫而不可避免。

在西欧，贫民，尤其是城市贫民日益增长的不满随处可见。甚至连皇帝驻跸的维也纳，贫民的不满也可从大众化的郊区剧院中反映出来，剧院内上演的戏剧，像面镜子般忠实呈现出平民和小资产阶级的心声。在拿破仑时期，戏剧把舒适温和与对哈布斯堡家族的天真忠诚结合起来。19世纪20年代最伟大的剧场作家雷蒙德（Ferdinand Raimund），用弥漫了童话、悲伤和怀旧情绪的舞台，去追悼那群朴实、传统和贫穷的民众所遗落的天真。但是从1835年起，舞台被一位耀眼的明星（内斯特罗[Johann Nestroy]）所占据。他是知名的社会政治讽刺家、尖刻又擅辩论的才子，也是一位破坏者，并在1848年非常符合其个性地变成一位革命狂热分子。甚至经由勒阿弗尔（Le Havre）前往美国的日耳曼移民，也把“那里没有国王”作为他们移居的理由。美国在19世纪20年代开始成为欧洲穷人梦寐以求的国家。

在欧洲西部，城市中的不满情绪极为普遍。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已可在双元革命的英、法两国见到（参见第十一章）。英国于1830年左右出现这类运动，而且采取极端成熟的劳动贫民群众运动形式。他们认为辉格党和自由派是他们可能的背叛者，而资本家是必然的敌人。这一运动于1839－1842年达到高峰，直到1848年后仍保持巨大影响力的“人民宪章”运动，便是其最大成就。相比之下英国社会主义或“合作主义”的力量，便弱小得多。它们始于令人难忘的1829－1834年间，有的吸收大批工人阶级斗士信仰其理论（从19世纪20年代早期起，它们便已在手工业者和熟练工人中进行宣传），有的则雄心勃勃地尝试建立全国性的工人阶级“总工会”，工人阶级在欧文主义者影响下，甚至企图绕过资本主义以建立一种全面性的合作经济。对1832年改革法案的失望，导致劳工运动的大多数成员期待这些欧文主义者、合作社社员，以及早期的革命工团主义者来担任领导，但是由于他们无法具体提出一套有效的政治策略和领导方针，再加上雇主和政府有计划的进攻，遂使1834－1836年的运动遭致挫败。这次失败使许多社会主义者沦为劳工运动主流之外的宣传者或教育团体，或是成为更加温和的消费者合作社先驱，这类合作社最早是以合作商店的形式，在1844年于兰开夏的罗奇代尔（Rochdale）首次出现。因此矛盾的是，作为英国劳动贫民群众运动顶峰的宪章运动，在思想上却有些不如1829－1834年运动那般先进，虽然在政治上要成熟一些。尽管如此，还是无法使其免遭失败，因为其领导人在政治上过于无能，地区和部门之间也分歧不一，加上它们除了准备稀奇古怪的请愿书外，根本无法组织全国性的一致行动。

在法国，不存在类似的工业劳动贫民的群众运动。1830－1848年的法国“工人阶级运动”，其斗士主要来自旧式城镇的手工业者和帮工当中，而且多半发生在技术行业或像里昂丝绸业这类传统家庭工业的中心（里昂首次革命的发起人甚至不是雇佣工人而是一群小业主）。此外，各种招牌的新“乌托邦”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Fourier]、加贝[Cabet]和其他人）对政治鼓动却不感兴趣，虽然它们的小型秘密集会和团体（尤其是傅立叶派），在1848年革命开始时，多半扮演工人阶级的领导核心和群众运动的动员者。另一方面，法国具有政治上高度发展的强大左翼传统，如雅各宾主义和巴贝夫主义，其主要分子在1830年后都成了共产主义者。其中最令人棘手的领袖是布朗基（Auguste Blanqui，1805－1881），他是布纳罗蒂的学生。

从社会分析和理论层面来看，除肯定社会主义的必要性，肯定被剥削的雇工无产阶级是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以及确定中产阶级（不再是上层中产阶级）是社会主义的主要敌人等看法之外，布朗基主义对社会主义的贡献很小。但从政治战略和组织方面来看，布朗基主义可帮助传统的兄弟会革命机构，适应无产阶级的状况，并将雅各宾革命、暴动和中央集权人民专政等传统方式，融入工人们的事业之中。从布朗基分子（先后源于圣茹斯特、巴贝夫和布纳罗蒂）那里，近代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得以坚信，其目标是必须夺取政权，而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是布朗基分子所创造的。布朗基主义的弱点便是法国工人阶级的弱点。和他们的烧炭党先驱一样，他们有的只是一些徒劳策划暴动的少数精英，但因缺乏广泛的群众支持，因而总以失败收场，就像1839年试图举行的起义。

因此在西欧，工人阶级或城市革命看起来似乎是非常真实的危险，虽然在实际上，大多数像英国和比利时这样的工业国家，政府和雇主阶级都以相对（而且有理由）平静的态度处之：没有证据显示，英国政府曾因庞大分散、组织不良而且领导低劣的宪章派对公共秩序的威胁感到严重不安。另一方面，农村人口在鼓励革命者和威胁统治者方面贡献甚少。在英国，当一股砸毁机器的骚乱浪潮，于1830年底从英格兰南部和东部的饥饿工人中迅速蔓延开时，政府曾感到一阵恐慌。在这次自发、广泛，但被迅速平息的“最后的工人暴动”中，可以看到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参与暴动者所受到的惩罚远比宪章分子严酷许多，也许是因为大家害怕将出现比改革法案时期更加紧张的政治形势。然而，农业动荡很快便回复到政治上不那么可怕的状态。在其他经济先进地区，除德国西部以外，很难期待或想象会有任何重大的农业革命发生，而大多数革命者所秉持的纯粹城市观点，对农民也不具吸引力。在西欧（不包括伊比利亚半岛），只有爱尔兰才有广大而特有的农业革命运动，由诸如“丝带会”（Ribbonmen）和“白男孩”（Whiteboys）之类广泛存在的秘密恐怖会社发起。但是在社会和政治上，爱尔兰与其邻国是属于不同的世界。

因此，中产阶级激进派，即那群不满的实业家、知识分子和发现自己仍在反对1830年温和自由派政府的其他人，便因社会革命问题而告分裂。在英国，“中产阶级激进派”分裂为二，其一准备支持宪章运动或与之共同奋斗的人（例如伯明翰的全面普选联盟［Complete Suffrage Union］），其二则坚持既反对贵族也反对宪章运动（例如曼彻斯特反《谷物法》联盟）。不妥协者占了优势，他们相信其阶级意识的更大一致性，相信他们大笔花费的金钱及其宣传和广告机构的效率。在法国，路易·菲力普（Louis Philippe）官方反对派的衰弱和巴黎革命群众的创造性，动摇了两者的分裂。激进派诗人贝朗热（Beranger）在1848年2月革命后写道：“所以我们又再次成为共和派，这也许太早了点，太快了点……我应该更喜欢比较谨慎的程序，但是我们既没有选择的时间，也没有集聚的力量，更没有决定行进的路线。”在法国，中产阶级激进派与极左派的决裂，要到革命后才发生。

对于可能组成西欧激进主义主要大军的独立手工业者、店主、农场主等小资产阶级（他们与技术工人联合一气）来说，该问题的压力没那么大。作为小人物，他们因同情穷人而反对富人；作为小财产拥有者，他们又同情富人而反对穷人。但是这种同情的割裂，虽会导致他们犹豫不决，却不会带来政治忠诚上的大变化。在关键时刻，他们尽管软弱，也还是雅各宾派、共和派和民主派。在所有的人民阵线中，他们是一个动摇的成分，但也是一个不变的成分，直到潜在的剥夺者实际掌权为止。

在革命欧洲的其他地方，不满的小乡绅和知识分子，成为该地激进派的核心，这使问题严重许多。因为群众是农民，而农民常常与地主和城镇居民分属不同民族。在匈牙利，地主和城镇居民是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在波兰东部是乌克兰人，而在奥地利的部分地区则是斯拉夫人。而那些最穷、最没效率的地主，亦即最无法放弃其地位收益的地主，往往是最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大家公认，当大批农民仍处在愚昧无知和政治消极状态时，农民支持革命这个问题就不像它理应具有的那样直接，但其强烈程度却不曾稍减。及至19世纪40年代，甚至连这种消极态度也不再是理所当然。1846年加利西亚（Galicia）的农奴起义，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

尽管是像这种极具争议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也仍是巧言夸饰的。从经济上看，像东欧这类落后地区，其现代化必须依靠农业改革，至少得废除仍在奥地利、俄罗斯和土耳其帝国中顽固存在的农奴制度。从政治上看，一旦农民开始活跃，革命者无疑必须有所作为来满足其要求，至少在革命者正与外来统治者作战的国家应当如此。因为如果他们不把农民拉到自己这边，反革命分子就会把他们吸引过去。合法的国王、皇帝和教会，总是占有战术上的优势，传统农民信任的是他们而不是地主，且原则上仍准备从他们那里获得正义。如果需要的话，君主们随时准备挑动农民去反对乡绅：1799年那不勒斯的波旁王朝毫不犹豫地挑动农民去反对那不勒斯的雅各宾派。1848年，伦巴底农民高喊“拉德茨基（Radetzky）万岁”，并向这位镇压民族主义起义的奥地利将军欢呼“处死地主”。在未开发的国家里，摆在激进派面前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与农民联合，而是他们是否能成功地赢得联合。

这些国家的激进派因此分成两个集团：民主派和极左派。前者（在波兰以波兰民主会［Polish Democratic Society〕，在匈牙利以科苏斯[Kossuth]的追随者，在意大利以马志尼派为代表）承认有必要把农民吸引到革命事业当中，而且必要时可以废除农奴制度并授予小耕作者土地所有权，但是他们希望能使自愿放弃封建权利（并非没有补偿）的贵族和国内农民之间，维持和平共处的关系。可是，在农民暴动还没有达到暴风骤雨的程度，或是被王公剥削的恐惧还不是很大的地区（像意大利的许多地方），民主派都不曾为自己提出一个具体的土地纲领或任何社会纲领，他们更倾向于鼓吹政治民主和民族解放的普遍性。

极左派公开认为，革命斗争是一场既反对外来统治者亦反对国内统治者的群众斗争。他们比本书所述时期的民族和社会革命者，更怀疑在皇权统治下拥有既得利益的贵族和软弱的中产阶级，怀疑他们在领导新国家走向独立和现代化方面所具有的能力。因此，他们自己的方案受到西方新兴社会主义的强烈影响，虽然他们与前马克思主义的多数“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不同，他们既是社会批评家也是政治革命家。例如，1846年短命的克拉考共和国，便废除了所有的农民义务，并向城市贫民许诺建立“国民工厂”。南意大利烧炭党中的最先进分子，也采用了巴贝夫-布朗基主义的政纲。也许波兰是个例外，极左派的思潮在这里相对弱小，而且在动员他们如此急于吸收的农民的运动失败后，该运动主要由学童、大学生、贵族或平民出身的落魄知识分子和一些理想主义者组成，其影响力更进一步削弱。（然而，在小农制、佃农或次佃农的少数地区，如罗马涅或德国西南部地区，马志尼类型的激进主义在1848年之后，成功地组织了相当程度的民众支持力量。）

因此，欧洲末开发地区的激进派从未有效地解决其问题，部分是因为他们的支持者不愿对农民作出充分或及时的让步，部分是因为农民在政治上不够成熟。在意大利，1848年革命实际上是在消极的农村人口不太理解的情况下进行的。在波兰（1846年起义迅速发展成受奥地利政府鼓励的、反对波兰乡绅的农民起义），除普属的波兹南地区（Poznania）外，1848年根本没有革命发生。甚至在最先进的革命国家如匈牙利，贵族领导的土地改革的种种局限，也使充分动员农民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变得完全不可能。而在大部分东欧地区，穿着帝国军人制服的斯拉夫农民，是德国和匈牙利革命者的强力镇压者。

虽然因当地状况差异，因民族和阶级而出现分裂，但是1830－1848年的革命运动，仍保持了许多共同之处。首先，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看到的，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密谋者的少数人组织，经常处在流亡之中，或局限于受过教育的弱小世界里。（当然，革命爆发时，普通人民也会活跃起来。1848年米兰起义的350名死者中，只有约12人是学生、职员，或出身地主阶级者；74人是妇女、儿童，而其余是手工业者或工人。）其次，它们保有一套沿袭1789年大革命的政治程序、战略和策略思想，以及一股强烈的国际团结意识。

第一个共同点很容易解释。除了在美国、英国，或许还包括瑞士、荷兰以及斯堪的纳维亚之外，在正常时期（而非革命前后）的社会生活中，几乎都不存在群众运动组织和传统；除英国和美国之外，其他地区也不具备出现的条件。一份每周发行量超过6万份并拥有更大数目读者的报纸，如1839年4月宪章派的《北星报》（The Northern Star），在其他地方是完全无法想象的。5000份似乎已是报纸最常见的发行量，虽然半官方报纸或（从19世纪30年代起的）娱乐性杂志，在法国这样的国家可能会超过2万份。而甚至是像法国和比利时这样的立宪国家，极左派的合法动员也只被断断续续地承认，其组织更经常被视为是非法的。所以，当民主政治的幻影只存在于合法享有政治权利的有限阶级中时（其中一些在非特权阶层中有其影响力），群众政治的基本方法——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公众运动、群众组织、请愿、与普通人民面对面的巡回演讲等等——便少有实行的可能。除了英国人外，大概不会有人认真考虑通过签名或示威的群众运动来争得议会普选权，或者经由群众宣传或压力运动来废除一项不受欢迎的法律，就像英国宪章运动和反《谷物法》联盟各自试图做的那样。宪法的重大变化意味着合法性的中断，而社会的重大变化更是如此。

非法组织自然要比合法组织规模较小，而且它们的社会组成远不具代表性。众所公认，当一般性的烧炭党秘密会社演化为无产阶级革命组织时，例如布朗基派，其中产阶级的成员会相对减少，而工人阶级成员，即手工业者和技术帮工，其人数则相应上升。19世纪30年代后期到19世纪40年代的布朗基派，其成员据说主要是来自下层阶级。日耳曼非法者同盟（后来演变为正义者同盟〔League of Just］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也是如此，其骨干系由流亡国外的德国帮工组成。但这样的情形在当时是相当例外的。像以往一样，大批的密谋者主要是来自于专业阶层、小贵族、大学生及中学生、记者等等；也许烧炭党全盛期（伊比利亚半岛国家除外），还多了一小部分年轻军官。

此外在某种程度上，整个欧洲和美国左派继续在与共同的敌人斗争，并拥有共同的愿望和共同的纲领（由“英国、法国、德国、斯堪的纳维亚、波兰、意大利、瑞士、匈牙利和其他国家居民”组成的）。兄弟民主会（Fraternal Democrats）在其原则宣言中写道：“我们摒弃、批判并谴责一切世袭的不平等和‘种族’区分，因此我们认为国王、贵族和凭藉占有财产而垄断特权的阶级，都是篡夺者。政府由全体人民选出并对全体人民负责，是我们的政治信条。”激进派或革命者对这样的内容会不同意吗？一个资产阶级革命者，他会赞成一个在经济上财产可以自由运用的国家，虽然财产不再能享有以往的政治特权（如1830－1832年宪法中规定的选举财产资格限制）；但如果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者，那么他一定会主张财产必须社会化。无疑，这样的冲突时刻必将到来（在英国已见诸宪章运动时期），到那时，以前反对国王、贵族和特权的盟友，将会变为互相抗斗的敌人，而其基本冲突将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但及至1848年，在英国之外的国家，冲突的时刻尚未到来。只有少数国家的大资产阶级仍公然站在政府阵营之中。甚至最自觉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者，也把自己看作一般激进和民主运动中的极左翼，而且通常认为：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不可或缺的开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是一份将来反对资产阶级战争的宣言，也是（至少对于德国）目前的联合宣言。而当德国最先进的中产阶级——莱茵地区的工业家们——于1848年请求马克思担任其激进机关报《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的主编时，他们不仅希望他接受，并希望他不要只把这份报纸编成共产主义的机关报，更要编成日耳曼激进派的代言者和领路者。

欧洲左派不仅拥有共同的革命观点，而且还有共同的革命图像。这种图像源于1789年和1830年的革命。图像中的国家正处于一场导致暴动的政治危机当中。（除伊比利亚半岛外，那种不考虑整体的政治或经济气候，便组织精英领导暴动或起义的烧炭党思想，日益受到怀疑。特别是在意大利类似企图的多次失败，例如1833－1834年、1841－1845年和拿破仑侄子路易于1836年策动的暴动悲惨收场之后，更为显著。）首都将筑起街垒；革命者将冲向王宫、议会，或者（在怀念1792年的极端分子中）冲向市政厅，升起无论什么样的三色旗，并且宣告成立共和国和临时政府。然后国家将接受这个新政权。首都的极端重要性是大家普遍接受的，虽然直到1848年后，政府才开始对首都重新规划，以方便部队镇压革命者。

武装公民将组成国民军，立宪议会的民主选举会正式举行，临时政府也将成为确定的政府，而新宪法更会实施生效。新政府接着将对那些几乎肯定也会发生的其他革命，提供兄弟般的支援。接下来发生的事，便属于后革命时代。对于后革命时代，1792－1799年的法国典范，也为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提供了相当具体的模式。最激进派的革命者，自然很容易就会把重点转向保卫革命，反对国内外反革命分子的颠覆问题上。也可以说，越是左翼的政治家，越可能赞成雅各宾派的集权和建立强大行政机构的原则，以反对（吉伦特派的）联邦主义、非集权化或分权原则。

这种共同的观点，因强烈的国际主义传统而大为加强，甚至在那些拒绝接受任何国家（即法国，或者巴黎）具有先天领导权的分裂派民族主义者当中，也残存着国际主义。即使不将大多数欧洲国家的解放似乎就意味着专制统治失败这一明显事实考虑在内，所有国家的革命进程也将是一样的。民族歧视（正如兄弟民主会所认为的那样，“它在任何时代都被人民的压迫者所利用”）将在博爱的世界里消失。建立国际革命团体的尝试从未停止，从马志尼的“青年欧洲”——旨在取代老式烧炭党-共济会的国际组织——到1847年的“全世界统一民主联盟”（Democratic Association for the Unification of AllCountries）。在民族主义运动中，这种国际主义的重要性逐渐下降，原因在于各国已渐次赢得独立，而且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并不像想象中那样友好。在那些日益接受无产阶级取向的社会革命运动中，其力量则正在增强。国际，作为一个组织和一首歌，在这个世纪的后期将成为社会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有一项偶发因素使1830－1848年的民族主义得到加强，那就是流亡。欧洲大陆左派的大多数政治斗士都曾经当过一段时间的流亡者，许多人甚至流亡长达几十年。他们集中在相对说来极少数的几个难民区和避难所：法国、瑞士，其次是英国和比利时（美洲对于临时性的政治移民太遥远，虽然也吸引了一些人）。这类流亡的最大队伍，是1831年革命失败后被放逐的5000－6000名波兰移民，次多的是意大利人和日耳曼人（因大量非政治移民而增加）。到19世纪40年代，一小群富有的俄国知识分子，在留学国外期间也已吸收了西方革命思想，或追求一种比尼古拉一世的地牢和操练场更合情意的气氛。而在巴黎和相距遥远的维也纳，这两个照耀了东欧、拉丁美洲和东地中海地区的文化大城里，四处都可见到来自弱小或落后国家的学生和有钱人。

在难民的中心所在地，流亡者结成组织，时而讨论、争吵，时而往来、指责，并且策划着解放自己的国家以及他人的国家。先是波兰人，其次是意大利人（流亡中的加里波底为拉丁美洲各国的自由而战），他们实际上成为革命斗士的国际军团。1831－1871年间，欧洲各地没有任何一次起义或解放战争，是在没有波兰军事专家或战斗分队的协助下完成的。甚至在英国宪章运动期间，惟一的一次武装起义（1839年），也是如此。然而，他们并非惟一这样做的人。（自称是）丹麦的哈林（Harro Harring）是一个相当典型的流亡人民解放者，曾先后为希腊（1821年）、波兰（1830－1831年）而战。身为马志尼的青年德意志、青年意大利，以及稍许有点模糊的青年斯堪的纳维亚成员，他也曾在返欧参加1848年革命之前，越过重洋，为计划中的拉丁美洲合众国而奋斗，并为此留居纽约；同时出版题为“人民”、“血滴”、“一个人的话”和“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诗”等作品。（他非常不幸地招致马克思的敌意。马克思在他的《流亡者大合唱》中，以其锐不可当的讽刺谩骂天赋，为后代留下了这个人的记录。）

共同命运和共同理想，把这些流亡者和旅居者连结在一起。他们大多数面临相同的贫困和警察监视、非法通信、间谍，以及无处不在的密探等问题。如同20世纪3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专制主义在19世纪30－40年代，也将它的共同敌人团结在一起。而当以解释世界社会危机并提出解决方案为目的的共产主义，在一个世纪之后，将知识上的好奇者吸引到其首都巴黎时，更为这个城市的亮丽魅力增添了一分严肃的吸引力。（“如果没有法国女人，生活将失去意义。但是当世界还有这么多阴暗面时，得了吧！”）在这些避难中心，流亡者组成临时的但经常是永久性的流亡者团体，同时策划着人类的解放。他们并不总是喜欢或赞成对方，但却相互了解，知道命运是共同的。他们一起准备和等待欧洲革命的到来。1848年，它到来了，而且失败了。

谢选骏指出：蠢人说，“很少有政府在阻止历史进程的无能为力上，表现得像1815年后那个时代那般明显而普遍。”——我看一百年后的中国和俄国，表现出了更强的同样特性……中国革命其实还要早于俄国革命。

【第七章民族主义】

每个人都有其特殊使命，这些使命将携手走向人类总使命的完成。这样的使命构成了民族性。民族性是神圣的。——青年欧洲兄弟守则，1834年

这一天将会来临……当优秀的日耳曼人站在自由和正义的青铜底座上，一只手握着启蒙的火炬，把文明的光束投向地球最遥远的角落，另一手持着仲裁者的天平，人们将恳请她解决争端，那些现在向我们高喊强权即公理，并轻蔑地用长统靴踢打我们的人们。——摘自西本费弗尔（Siebenpfeiffer）在汉堡的演讲，1832年

1830年后，如我们在前面已看到的那样，赞成革命的总运动分裂了。而分裂所导致的一项后果值得特别注意，即自觉的民族主义运动。

这场运动发展的最佳象征，便是1830年革命后由马志尼创建或发起的“青年”运动：青年意大利、青年波兰、青年德意志、青年法兰西（1831－1836年），以及19世纪40年代类似的青年爱尔兰。青年爱尔兰是芬尼亚勇士团（Fenians）或称爱尔兰共和兄弟会（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的前身，它是19世纪早期密谋派兄弟会组织当中，惟一沿续至今且获得成功的革命团体，并以进行武装斗争的爱尔兰共和军而闻名于世。这些运动本身并不重要，且只要有马志尼存在，就足以使它们完全无效。但在象征性意义上，它们却极其重要，从日后的民族主义运动纷纷采用像“青年捷克人”或‘青年土耳其人”这类标签，即可见一斑。它们标志着欧洲的革命运动碎裂成民族的革命运动。这类民族革命团体之间，无疑有着大致相同的政治纲领、战略和策略等，甚至有大致相同的旗帜——几乎总是某种形式的三色旗。他们的成员认为：其自身的要求与其他民族的要求之间并没有矛盾，而且他们的确设想建立一种可同时解放自身以及其他民族的兄弟关系。另一方面，各个民族革命团体则倾向于通过为大家选择一个救世主的角色，来为其首先关注本民族利益的心态进行辩护。藉由意大利（据马志尼说的）、波兰（据密茨凯维奇[Mickiewicz]说的），世界上受苦受难的人民将被引向自由。这是一种很容易沦为保守政策或帝国主义政策的观念，在那些强调自己是神圣的罗马第三帝国的俄国亲斯拉夫派，以及那些日后不断重复着将以德意志精神治好全世界的德国人身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危险。大家一致认为，民族主义这种模棱两可的现象，可回溯到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但是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世上的确只有一个伟大的革命民族，而它的所作所为也足以让世人明白，它是所有革命的司令部和解放世界的必要原动力。因此，指望巴黎是合理的；指望一个模糊不清的（实际上由一小撮密谋派和流亡者代表的）“意大利”、“波兰”或“德国”，只有对意大利人、波兰人和日耳曼人才具意义。

如果新兴的民族主义只限于民族革命兄弟会的成员，它就不值得太多注意。事实上，它代表着更为强大的力量，这些力量在19世纪30年代以双元革命的结果出现，并显露在政治自觉之中。这些力量当中，最立即且强大的是小地主或乡绅的不满，以及在许多国家当中突然冒出的民族中产阶级、甚至低层中产阶级，两者的代言人大多是专业知识分子。

小乡绅的革命作用，也许可在波兰和匈牙利得到最好说明。总体而言，当地的土地大亨早就发现与专制主义和外国统治达成协议，是可能且合乎需要的。匈牙利的大地主一般都是天主教徒，而且长期以来已被吸收为维也纳宫廷的社会支柱，他们之中极少有人参加1848年革命。对于旧日波兰-立陶宛联邦（Rzecpospolita）的记忆，使波兰的地主权贵具有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但是他们之中最有影响力的准民族主义派别——恰尔托雷斯基集团，当时正对寓居巴黎朗贝尔饭店（Hotel Lambert）的奢华移民，进行活动，他们总是赞成与俄国联合，而且喜欢外交活动更甚于起义。从经济上看，如果不太浪费的话，他们也富裕得足以支付所需；而且，如果他们喜欢的话，甚至有财力投人足够的资金来改善其土地，以从该时代的经济发展中获得好处。塞切尼伯爵（Count Szechenyi）是这个阶级的少数温和自由派和经济进步倡导者，他曾将约6万弗林（florins）的年收入赠予新成立的匈牙利科学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他的生活水准曾因这笔无私的慷慨捐赠而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只因出身不同而使其有别于其他贫困农民的小乡绅（匈牙利人口中约八分之一据称拥有乡绅地位），既没有钱财能使其持有的土地有利可图，也没有与日耳曼人或犹太人竞争中产阶级财富的意向。如果他们无法靠其地租体面生活，而且衰败的年代又剥夺他们投身军队的机遇，如果文化程度不算太差的话，他们或许会考虑选择法律、行政或一些知识性职业，但是不会从事资产阶级活动。这类乡绅长期以来已成为本国专制主义、外族以及巨富统治的反对堡垒，隐藏在（像在匈牙利的）加尔文派和县级机构的双重支持背后。很自然的，他们的反对、不满，以及希望获得更多工作机会的愿望，如今将引燃民族主义。

自相矛盾的是，在这个时期兴起的民族商业阶级，竟是个较小的民族主义因素。众所公认，在四分五裂的德国和意大利，一个统一的民族大市场，其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联合下的德意志》（Deutschland uber Alles）的作者呼唤：

火腿和剪刀，靴子和吊袜带，

羊毛和肥皂，纱线和啤酒。

民族精神所无法促成的民族统一意识，德国已藉由关税同盟达成了。然而，却没有什么证据可以显示，比如说，（日后将为加里波底提供许多财政支持的）热内亚的船运商对意大利民族市场的喜爱，会更甚于远较繁荣的地中海贸易。而在多民族的大帝国中，在特定省份内发展出来的工业和贸易核心，当然会对现存的歧视表示不满，但是在他们心底真正喜爱的，显然是此刻对他们开放的帝国大市场，而不是未来独立的民族小市场。因此，波兰工业家既然有整个俄国可资利用，自然少有人会去支持波兰民族主义。当帕拉茨基（Palacky）代表捷克人宣称“如果奥地利不存在，那就必须造一个出来”时，他不仅是在吁请君主反对德国，而且也表达了一个庞大却很落后的帝国经济核心地区的合理心声。然而，商业利益有时也领导着民族主义，例如像比利时，该地一支强大的工业先驱社群，基于十分奇怪的理由，认为处在荷兰商业集团的有力统治下，他们的地位将非常不利。比利时是在1815年陷入荷兰手中的。不过这是个特殊例子。

在这个阶段，中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强大支持者，是下层和中层的专业、行政和知识阶层，换句话说，即受过教育的阶层。（当然，这些人与商业阶级并无明显区别，尤其是在落后国家，那里的土地行政人员、公证人和律师等等，通常即等于农村财富的主要积聚者。）确切地说，中产阶级民族主义的先锋，是沿着教育进步的路线进行战斗，而教育进步，则显现在大批“新人”进入当时仍被少数精英占据的领域。学校和大学的成长显示出民族主义的进展，因为学校尤其是大学，正是其自觉的斗士：德国与丹麦之间，曾为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Schleswig-Holstein）问题，先后于1848年和1864年爆发过两场冲突，但在此之前，基尔大学和哥本哈根大学，便曾为了这个问题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引发过激烈争执。

教育的进展十分明显，虽然“受教育者”的总数仍然很小。法国国立学校的学生人数在1809－1842年间增加了一倍，而且在七月王朝统治之下，增长得特别迅速，但是即使如此，及至1842年，也只不过1.9万人（那时所有受过中等教育的孩子，总数是7万人）。俄国于1850年左右，在6800万总人口中只有大约2万名中学生。大学生的人数尽管不断增加，但其总数却很少。很难想象，1806年后那么受解放思想煽动的普鲁士大学青年，据说在1805年时竟不超过1500人；后1815年的波旁王朝毁灭者，巴黎综合工艺学校，在1815－1830年间，共训练了1581名青年，即每年仅招收约100人。学生在1848年革命中的突出表现，使我们很容易忘记下述事实：整个欧洲大陆，包括未进行革命的不列颠群岛，可能总共只有4万名大学生，虽然数目仍在上升之中。俄国的大学生人数便从1825年的1700人，上升到1848年的4600人。而且即使人数没有增长，社会和大学的变化（参见第十五章），也为学生赋予了一种社会团体的新意识。谁也不记得在1789年巴黎大学有大约6000名学生，因为他们在大革命中没有发挥过独立作用。但是到1830年，任谁也不能忽视这群年轻大学生的重要性。

少数精英可利用外国语言活动；而一旦受过教育的干部变得足够多时，民族语言就会自行产生影响（如自19世纪40年代起，印度各邦为争取承认其语言而作的抗争）。因此，当开始用民族语言出版教科书、报纸，或进行某些官方活动时，都代表着民族发展迈出了关键一步。19世纪30年代，欧洲许多地区都跨出了这一步。于是有关天文学、化学、人类学、矿物学和植物学的第一批重要的捷克文著作，便是在这10年中写作或完成的；而在罗马尼亚，用罗马尼亚文代替以前流行的希腊文的第一批学校教科书，也是如此。1840年，匈牙利文取代拉丁文作为匈牙利议会的官方语言，虽然受维也纳控制的布达佩斯大学，直到1844年才停授拉丁语课程。（可是，为争取使用匈牙利语为官方语言的抗争，从1790年起一直断断续续地进行。）在萨格勒布（Zagreb），盖伊（Gai）1835年起便用迄今仍是方言综合体的第一种书面语言，出版了他的《克罗地亚报》（Croatian Gazette，后来改名《伊利里亚民族报》〔Illyrian National Gazette〕）。在很早就拥有官方民族语言的国家，这种变化是不太容易衡量出来的。可是有趣的是，1830年后用德语（而不是拉丁语和法语）出版的书籍，首次持续超过90％，法语书籍的数量，则在1820年后降到4％以下。（18世纪早期，德国的全部书籍中，只有60％是用德语出版的，自那之后，这一比例平稳上升。）此外，出版物的普遍大增，也给予我们一个可资比较的指标。例如，德国出版的书籍数量，在1821年和1800年大致相同，一年大约4000种；但1841年却上升到1.2万种。

当然，大多数欧洲人和非欧洲人仍是未受过教育的。的确，除日耳曼人、荷兰人、斯堪的纳维亚人、瑞士人和美国公民外，没有一个民族能在1841年被形容成是有文化的。有几个民族可说几乎是文盲，像南部斯拉夫人，他们在1827年只有不到1.5％的识字率（甚至在更晚的时候招募到奥地利军队中的达尔马提亚人，也只有1％能够读写），或者像只有2％识字率（1840年）的俄国人，像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半岛战争后，似乎总共仅有8000名儿童在校）以及除伦巴底和皮德蒙特之外的意大利人。19世纪40年代，甚至英国、法国和比利时，也有40％－50％的人是文盲。文盲绝非政治意识的障碍，但事实上没有证据指出，除了已受双元革命改变的国家——法国、英国、美国以及（政治和经济上依附于英国的）爱尔兰——那种近代式的民族主义是股强大的群众力量。

把民族主义等同于识字阶层，并不是说，以俄国大众为例，当他们碰到非俄国的人事物时，不会产生“俄国人”的自觉。然而，对一般群众而言，民族性的检验物仍然是宗教：西班牙人是以是否为天主教徒来确定，俄国人则依据是否是东正教徒。然而，与外国文化直接接触的情形虽日渐增多，但仍属罕见，而某些民族感情（例如意大利人的），对广大群众而言仍是全然陌生。他们甚至不使用共同的民族书写语言，而且说着彼此几乎不能明白的方言。甚至在德国，爱国主义神话也极端夸大了反拿破仑民族情感的程度。在德国西部，尤其是法国自由征召的战士中，法国仍极受欢迎。隶属于教皇或皇帝的人民，或许表现出对碰巧也是德国的敌人法国人的不满，但这其中几乎不带有任何民族情感，更不用说建立一个民族国家的任何愿望。此外，民族主义是以中产阶级和乡绅为主干的事实，就足以使穷人们秉持怀疑立场（像南意大利烧炭党中比较先进的分子和其他密谋派所表现的那样）。波兰激进民主革命派急切地试图动员农民，甚至到了提出进行土地改革的程度，但他们还是几乎彻底失败。即使这些革命派实际上宣布废除农奴制度，加利西亚的农民在1846年还是会反对波兰革命者，他们更愿意屠杀乡绅并相信皇室官吏。

民族的远离家园，也许是19世纪最重要的一个现象，它瓦解了深厚、古老而且地方化的传统主义。直到19世纪20年代，世上大多数地区都几乎没有什么移民或出迁者，除非是在军队和饥饿的强制下，或在传统上经常迁移的社会中，例如在北方从事季节性建筑工作的法国中部农民，或者德国的流动手工业者。远离家园还意味着一种思乡病，但不是即将成为19世纪特殊心理病的那种温和形式的思乡病（反映在无数多愁善感的流行歌曲中），而是医生于临床上最早用来描述旅居国外的旧式瑞士雇佣军，那种强烈得足以致命的心理疾病。在法国大革命战争的征兵中，便可发现这种疾病，特别是在布列塔尼人身上。遥远北部森林的吸引力非常强大，它可以使一个爱沙尼亚女仆离开她那位极其仁慈的萨克森库吉尔根（Kugelgen）雇主，在萨克森她是自由的，而回到家乡却将沦为农奴。迁居和移居国外（其中移居美国的数据最方便查找）的人数，在19世纪20年代以后显著增加，虽然直到19世纪40年代才达到很大的比例，那时有175万人越过北大西洋（将近是19世纪30年代数字的三倍）。即使如此，英国之外惟一的主要移民民族仍是日耳曼人，长期以来，他们一直都遣送子孙到东欧和美国做定居农民，到欧洲大陆做流动手工业者，并到各国充任雇佣兵。

实际上我们可以说，1848年真正以群众为基础且具有严密组织形式的西方民族运动，只有一次，而且即使这次，也因为与教会这个强大的传统支撑者保持一致的态度，而获致巨大好处。那就是奥康内尔（Daniel O’Connell，1785－1847）领导下的爱尔兰取消联合运动（译注：19世纪初，爱尔兰反对与英国组成联合王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奥康内尔是农民出身、嗓音宏亮的律师鼓动家，也是第一位（直到1848年是惟一的一位）普受欢迎的奇里斯玛型领导人，他带动了当时犹属落后群众的政治意识觉醒。（1848年前，惟一可与奥康内尔相比的人物是另一位爱尔兰人奥康纳［Feargus O’Connor，1794－1855］，他已成为英国宪章运动的象征；或许还有匈牙利的科苏斯。科苏斯可能在1848年革命之前已获得某些群众声望，虽然在19世纪40年代，其威望实际上是因身为乡绅拥护者而获致的，由于他后来被历史学家奉为圣人，因此很难完全看清楚他的早期经历。）奥康内尔的天主教联合会（CatholicAssociation），在争取天主教徒解放（1829年）的成功抗争中，赢得了群众支持和教士们的信任（这点未获完全证实）。这个联合会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与新教徒乡绅和英裔爱尔兰乡绅发生关系。它是农民和那个贫困大岛上的爱尔兰下层中产阶级的运动。被一次又一次的农民暴动浪潮推上领导地位的“解放者”，是贯穿爱尔兰政治史上那个令人震惊的世纪的首要推动力。这个力量在秘密恐怖会社中被组织起来，而这些会社本身，则有助于打破爱尔兰的地方主义。然而，奥康内尔的目标既不是革命也不是民族独立，而是通过与英国辉格党达成协议或谈判，来实现温和中产阶级的爱尔兰自治。事实上，他并不是民族主义者，更不是农民革命家，而是温和中产阶级的自治主义者。的确，后来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对他提出的主要批评（很像更为激进的印度民族主义者批评在其国家历史上占有类似地位的甘地），便是他本来能够发动整个爱尔兰起来反对英国人，但他却有意地拒绝。不过，尽管如此，这并不能改变下列事实：亦即他所领导的运动，的确得到广大爱尔兰民众的真正支持。

可是，在近代资产阶级世界之外，还有反对异族统治（一般情况为不同宗教而非不同民族的统治）的人民起义运动，有时这似乎预示着日后民族运动的走向。这类运动指的是反对土耳其帝国，高加索反对俄罗斯人，以及印度反对入侵的英国统治者的战斗。把诸多的近代民族主义塞入对这类民族运动的理解之中，是不恰当的，虽然在武装好斗的农牧入口聚居的落后地区，以部落集团为组织，而且由部落酋长、绿林英雄或先知们所发动的对外国（或更确切地说是不信任的）统治者的抵抗，采取了一种与精英式民族运动颇为不同、但更接近其真义的人民战争形式。然而实际上，马拉地人（Mahrattas，印度的封建军事集团）和锡克教徒（一个军事宗教派别）分别于1803－1813年及1845－1849年所发起的抗英运动，与后来的印度民族主义几无关联，而且他们也没发展出自己的民族主义。（锡克人运动迄今仍大多自成一体。在马哈拉施特拉邦[Maharashtra〕，当地人的战斗抗争传统，使那个地区成为印度民族主义的早期中心，并提供了一些最早的、而且是极传统的领导人，特别是提拉克［B.G.Tilak〕；但这项多是印度民族运动中，一个地区性的、而非占主导地位的潮流。像马拉地民族主义那样的东西，在今天可能还存在着，但其社会基础是广大的马拉地工人阶级和没有特权的下层中产阶级，对抗在经济上和直到最近仍在语言上占统治地位的古吉拉特人［Gujeratis〕。）野蛮、英勇、世仇不断的高加索部队，在穆里德运动（Muridism）的纯净伊斯兰派别中，暂时找到了团结一致、反对俄国人入侵的纽带，而且找到沙米尔（Shamyl，1797－1871）这个重要的领导人。但是直到今天，高加索人仍尚未组成一个民族，而仅仅是在苏联一个小共和国中的一小群小山民集体（已具近代民族意义的乔治亚人和亚美尼亚人，并未参加沙米尔运动）。被诸如阿拉伯地区的瓦哈比派（Wahhabi）和今天利比亚的赛努西教团（Senussi）等纯净宗教派别所扫荡的贝都因人，为了安拉的单纯信仰，反对赋税、苏丹和城市的营私舞弊，并为了保有简朴的牧民生活而战。但是我们今日所知的阿拉伯民族主义（20世纪的产物），是来自于城市，而不是游牧民族的营地。

甚至巴尔干各国，尤其是那些很少被驯服的南部和西部山民，他们反对土耳其人的起义行动，也不应过于简单地用近代民族主义来加以解释，虽然许多吟游诗人和勇士（两者经常是同一些人，例如门的内哥罗[Montenegro]的诗人-武士-主教），会使人回忆起像阿尔巴尼亚的斯坎德培（Skanderbeg）那样的准民族英雄的荣耀，以及像塞尔维亚人在科索沃（Kossovo）战役中对抗土耳其人的失败悲剧。在任何有需要或有意愿的地区，起义反对当地政权或削弱土耳其帝国，都是极其自然的举动。然而，仅只是因为经济上共同的落后性，才让我们把今日所谓的南斯拉夫人视为一个整体，甚至包括了他们居住在土耳其帝国境内的同族人，但是南斯拉夫这个概念是奥匈帝国知识分子的活动产物，而不是那些实际为自由而战者所欲追求的结果。（有意思的是，今天的南斯拉夫政权已将以前划归为塞尔维亚的民族，分裂为更符合实际的次民族共和国和行政单位：塞尔维亚、波斯尼亚、门的内哥罗、马其顿和科索沃-梅托希亚〔Kossov－Metohidja〕。根据19世纪民族主义的语言学标准，他们大多属于同一单元的“塞尔维亚”民族，只有与保加利亚人更接近的马其顿人，以及位于科斯美特〔Kosmet］的阿尔巴尼亚少数民族除外。但是事实上，他们从未发展成单一的塞尔维亚民族。）信仰东正教的门的内哥罗人从未被征服过，他们与土耳其人作战，但也以同样的热情对抗多疑、信奉天主教的阿尔巴尼亚人，同样多疑但团结的斯拉夫人，以及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尼亚人。波斯尼亚人则像多瑙河平原上的东正教塞尔维亚人一样乐意，并且以比阿尔巴尼亚边疆地区东正教“老塞尔维亚人”更大的热情，起义反对与他们多数信仰同一宗教的土耳其人。19世纪率先起义的巴尔干人民，是在英勇的猪商绿林好汉黑乔治（Black George，1760－1817）领导下的塞尔维亚人，但是在他起义（1804－1807年）的最初阶段，甚至并未提出反对土耳其统治的口号；相反，支持土耳其苏丹反对当地统治者的营私舞弊。在巴尔干西部山区的早期起义历史中，几乎没有任何记载显示当地的塞尔维亚人、阿尔巴尼亚人、希腊人和其他民族，在19世纪早期已对那种非依民族划分的自治公国感到不满，该制度是由强有力的总督，人称“亚尼纳之狮”的阿里·巴夏（Ali Pasha，1741－1822），一度在伊庇鲁斯（Epirus）建立起来的。

有一次，而且是惟一的一次，放羊的牧民与绿林英雄在反对任何实存政府的持久战斗中，与中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法国大革命的观念融合起来。那就是希腊的独立战争（1821－1830年）。因此不足为奇的，希腊成了各地民族主义者和自由人士的神话和激励力量。因为只有在希腊，全体人民用一种似乎与欧洲左派相同的方式，起来反对压迫者；而且另一方面，以献身希腊的诗人拜伦（Byron）为代表的欧洲左派，对希腊的最后独立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帮助。

大多数希腊人与巴尔干半岛上其他被遗忘的战士、农民和部落非常相像。然而，一部分希腊人构成了一个国际贸易和管理阶层，他们也定居在整个土耳其帝国的殖民地和少数民族社区之内，以及土耳其帝国之外；而大多数巴尔于人所皈依的东正教会，其所使用的语言是希腊语，其领导阶层则是以君士坦丁堡希腊主教为首的希腊人。蜕变为依附王公的希腊行政官员，统辖着多瑙河各公国（现在的罗马尼亚）。在某种意义上，巴尔干、黑海地区和地中海东部，所有受过教育以及从事商业的阶层，不管民族出身如何，都因其活动性质本身而希腊化了。在18世纪，希腊化进程比以往更加强劲有力。主要是因为经济的明显发展，扩大了希腊人在国外的散居范围和接触面。黑海新兴繁荣的谷物贸易，把他们带进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的商业中心，并且加强了他们与俄国的联系；巴尔干贸易的扩大，把希腊人或希腊化商人带到了中欧。第一份希腊文报纸是在维也纳出版的（1784－1812年）。农民起义者的定期移民和再迁移，进一步加强了流亡者社团。正是在这种世界各地都有的散居人口中，法国大革命的思想（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共济会秘密会社的政治组织方式）扎下根来。早期不甚突出、多少是泛巴尔干革命运动领袖的里加斯（Rhigas，1760－1798），不但讲的是法语，还将《马赛曲》改编成希腊版本。发动1821年暴动的秘密爱国会社同志会（PhilikeHetairia），是1814年在俄国新兴谷物大港奥德萨（Odessa）创立的。

希腊的民族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与西方的精英运动相比。没有其他类比可以说明在当地希腊权责领导下，多瑙河诸公国为争取希腊独立所发动的起义；因为在这块可怜的农奴制土地上，惟一可以称作希腊人的便是领主、主教、商人和知识分子。很自然，那场起义惨败了（1821年）。然而幸运的是，同志会也开始在希腊山区（特别是伯罗奔尼撒）招募乱世中的绿林英雄、亡命之徒和部落酋长，而且（至少在1818年后）比同样想搜罗当地绿林的南意大利贵族烧炭党，赢得更大的成功。像近代民族主义这类概念，对这些“希腊武装团成员”究竟有多大意义，是相当令人怀疑的，虽然他们之中许多人都有自己的“文书学者”——对书籍知识的尊重和爱好，是古希腊文化的遗风——这些文书学者用雅各宾派的词语书写宣言。如果说他们代表了什么，那就是该半岛传之久远的精神气质。身为男子的任务便是要成为英雄，而据山而立抵抗政府并为农民打抱不平的绿林好汉，正是人世间的政治理想。对于像牛商绿林好汉科洛科特罗尼斯这种人的起义，西方式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他们一套领导模式，并赋予他们一个泛希腊的、而非完全局限于地方性的规模。反过来，西方民族主义者则从他们那里得到那种令人畏惧的独特力量，即一个武装起来的群众人民起义。

新兴的希腊民族主义足可以使希腊赢得独立，虽然那种结合了中产阶级领导、武装团体叛乱，以及大国干涉的运动，产生了一些对西方自由理想的滑稽模仿——这类模仿日后在像拉丁美洲这样的地区，会变得极为眼熟。但是这种民族主义也有使希腊文化局限于希腊的矛盾结果，从而造成或强化了其他巴尔干人民潜在的民族主义。当作为希腊人只不过是识字的东正教巴尔干人的职业需要时，希腊化是处在进步之中。一旦作为希腊人指的是对希腊的政治支持，希腊化就开始倒退了，甚至在已同化的巴尔干知识阶层中也是如此。在此意义上，希腊独立是其他巴尔干民族主义发展的重要前提。

在欧洲之外，根本很难说有什么民族主义。取代西、葡帝国的拉丁美洲各共和国（更确切地说，巴西自1816－1889年间，一直是个独立君主国），其边界通常只不过反映了大贵族的领地分布，这些大贵族支持不同的领袖人物，于是便形成不同的国家疆界。这些共和国开始拥有既得的政治利益和领土野心。委内瑞拉的玻利瓦尔和阿根廷的圣马丁，他们最初的泛美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虽然这份理想在这块由西班牙语连结起来的地区中，继续成为一股强大的革命潮流，正如泛巴尔干主义一样，作为反对伊斯兰教的东正教联盟继承者，它到今天可能仍然存在。地理上的广阔和多样性，各自独立于（决定中美洲的）墨西哥、委内瑞拉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起义中心，以及（从外部解放的）秘鲁西班牙殖民主义的独特问题，导致了拉丁美洲的自动分裂。但是拉丁美洲革命是贵族、军人和法国化进步分子等少数集团的事，信仰天主教的穷苦白人群众，仍处于消极状态，而印第安人则持冷漠或敌视态度。只有墨西哥独立是由农民大众的主动精神所赢得，该地的印第安人在瓜达露白（Guadalupe）圣女旗帜的领导下，发起一场独立运动，使墨西哥从此走上一条与拉丁美洲其他国家不同、而且在政治上更加先进的道路。可是，甚至在政治上发挥决定性作用的一小部分拉丁美洲精英中，在本书所论时期，顶多也只有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等国萌发了“民族意识”的胚芽，至于其他夸大之词，都将是时代错置之误。

类似原始民族主义的东西，普遍存在于东欧各国之中，但矛盾的是，它采取了保守主义而不是民族主义的趋向。除在俄国和几个未被征服的巴尔干要塞外，斯拉夫人到处受到压迫，但像我们已见到的那样，他们直接面对的压迫者并非专制君主，而是日耳曼或匈牙利地主，以及城市的剥削者。这些人的民族主义也不容许斯拉夫民族有任何存在余地：即使在巴登（在德国西南）共和派和民主派所提出的日耳曼合众国这样激进的纲领中，也只包括首都在意大利的里雅斯特港的伊利里亚（即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和国、首都在奥洛穆茨（Olomouc）的摩拉维亚共和国，以及由布拉格领导的波希米亚共和国。因此，斯拉夫民族主义者只能把直接希望寄托在奥地利和俄国皇帝身上。各种倡导斯拉夫人团结的呼吁，都表现出俄国倾向，并且吸引了众多斯拉夫起义者（甚至反俄的波兰人），特别是在类似1846年起义失败后的挫折绝望时刻。克罗地亚的“伊利里亚主义”和温和的捷克民族主义，则表现出奥地利倾向，而且两者都接受哈布斯堡统治者的审慎支持，哈布斯堡的主要行政官员，有些（科洛夫拉特［Kolowrat］和警察系统的首领塞德尔尼茨基［Sedlnitzky］）本身就是捷克人。19世纪30年代，克罗地亚的文化热忱曾受到保护，而且到了1840年，科洛夫拉特还实际指派一名克罗地亚籍的军区总管，负责维护与匈牙利的军事边界，作为抗衡难于驾驭的马札儿人的一股力量。这在后来的1848年的革命中，被证明是非常有益的做法。因此，在1848年作为一名革命者，实际上就等于反对斯拉夫人的民族愿望；而“进步”和“反动”民族间的暗中冲突，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1848年革命的失败。

在上述地区之外，我们很难发现什么类似民族主义的东西，因为产生民族主义的社会条件并不存在。事实上，如果有任何日后将产生民族主义的力量，在这个阶段中，它们通常都反对那种由传统、宗教和大众贫困结合而成的势力，然而这三者的结合体，却正是抵抗西方征服者和剥削者最强有力的核心支柱。在亚洲各国逐渐兴起的当地资产阶级分子，此际正在外国剥削者的保护下进行这类行动，孟买的帕西人（Parsee）社群就是个例子。即使那些受过教育的“开明的”亚洲人，不是买办就是外国统治者或外国公司的小职员（与散居在土耳其的希腊人没什么不同），他们的首要任务也是推动西化，在其同胞之中引介法国大革命和科技现代化的思想，进而反对传统统治者和传统被统治者组成的联合抵抗（这种形势与意大利南部乡绅-雅各宾派没什么不同）。于是他们从两边把自己切离于同胞之外。民族主义神话经常模糊掉这种分离不合的现象，部分是藉由隐瞒殖民主义和当地早期中产阶级之间的联系，部分则通过赋予早期的仇外抵抗一种晚近的民族主义色彩。但是在亚洲，在伊斯兰世界，甚至在非洲的更多国家，开明思想与民族主义，以及两者与群众的联合，要到20世纪才会出现。

东方民族主义因此是西方影响和西方征服的最后产物。这其间的关联也许在埃及这个十足的东方国家里，表现得最为明显，此际的埃及，已奠定其成为第一个近代殖民地民族主义运动（爱尔兰以外的）的基础。拿破仑的征服为埃及带来了西方的思想、方法和技术，其价值很快就被能干而且雄心勃勃的当地军人阿里所承认。在法国撤出后的混乱时期里，埃及从土耳其那里取得大权和事实上的独立，之后在法国支持下，阿里利用外国（主要是法国）的技术援助，建立了一个西化的高效率专制政府。在19世纪20和30年代，欧洲左翼为这位开明专制君主欢呼，而当他们自己国家的反动派令人心灰意冷时，他们就投身到他手下效力。圣西门派的一个特别支系，在提倡社会主义或提倡利用银行家和工程师的投资从事工业发展之间犹豫不决，遂暂时向阿里提供了集体援助，而且为他统筹经济发展计划。这样的援助也为苏伊士运河（由圣西门派的雷赛布[de Lesseps]建成），以及埃及统治者致命地依赖于互相竞争的欧洲诈骗者的大笔贷款打下了基础。这使得埃及在后来成为帝国主义较劲的战场，以及反帝起义的中心。阿里绝不比其他东方专制君主更倾向民族主义，但是他的西化，而非他或他人民的热忱，却为后来的民族主义奠定了基础。如果说埃及开创了伊斯兰教世界第一个民族主义运动，那么摩洛哥则是最后一批之一。这是因为阿里（因众所周知的地缘政治原因）处在西化的主要通道上。而远居西陲、孤立、自我封闭的穆斯林酋长国，却没有这样的地缘关系，而且也没在这方面作任何尝试。民族主义像近代世界的许多特征一样，是这场双元革命的产物。

谢选骏指出：民族主义是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中国直到2024年的现在也还没有完成这个建立现代国家的过程，所以依然分裂为两个不同的意识形态板块，分别是“中囻”（中华民国）和“中囶”（中华人民共和国）两只分裂国家。

【第八章土地】

我是你们的领主，而我的领主是沙皇。沙皇有权对我下令，而我必须服从，但他不能下命令给你们。在我的领地上我是沙皇，我是你们在人间的上帝，因此我必须对你们负责……你们必须先用铁梳把马梳10次，然后再用软刷刷毛。而我只需把你们粗略地梳理一下，而且谁知道我有没有认真用刷子。上帝用雷和电净化空气，而在我的农庄里，当我认为必要时，我也将用雷和火来净化。——一位俄国领主对其农奴的训话

拥有一两头牛、一只猪和几只鹅，自然会使农民兴高采烈。在他的观念中，他的地位是处于同一阶层的弟兄们之上……在跟着牛群闲逛之中，他养成了懒惰的习惯……日常的工作变得令人厌恶，放纵的行为则使他对周围的反感与日俱增，而最后只能靠出售一头喂得半饱的小牛或小猪，来维持他这种懒惰外加无节制的生活所需。于是牛频繁地被卖出去，而那些可怜又让人失望的午主人，再也不愿从事日常的固定工作，并从中获取他以前的生活所需……他只想从济贫税中获取他根本不应得到的救济。——英国萨默塞特郡农业理事会调查报告，1782年

土地的变革决定了1789－1848年间大多数人的生死。因而双元革命对土地所有权、土地占有权和农业的冲击，是本书所述时期最具灾难性的现象。因为无论是政治革命还是经济革命，都无法忽视土地。经济学家的第一个学派，即重农学派认为：土地是财富的惟一来源。大家一致认为，土地的革命性变化，即使不是一切经济迅速发展的前提和后果，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必要前提和后果。世界各地的传统土地制度和农村社会关系，就像一顶巨大冰帽，覆盖在经济增长的沃土之上，因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这顶冰帽融化，把土地交由追求利润的私人企业来耕作。这意味着三种变化。第一，土地必须转变为一种商品，由私人所有，而且可由其自由零卖。第二，土地必须转入愿为市场开发其生产资源，而且受理性的自我利益利润所驱动的阶级所有。第三，大量农村人口必须以某种方式转移，或至少部分地转移到日益增长的非农业经济部门，以充任自由流动的雇佣工人。一些比较深思熟虑或更为激进的经济学家，还意识到第四种合乎需要的变化，虽然这种变化很难实现。因为在一个假定一切土地生产要素皆拥有最佳流动性的经济中，“自然垄断”并不完全适合。因为土地面积是有限的，而且其不同部分在肥沃度和可耕度上都有差别，那些拥有比较肥沃部分的人，必定不可避免地享有特殊优势，并可向其他人征收地租。如何消除或减轻这种差别所造成的苦恼——比如通过适当的税收、通过反土地集中的立法，或甚至通过国有化——是个激烈争论的问题，尤其是在工业发达的英国。（这类争论也影响了其他的“自然垄断”，例如铁路。铁路的国有化从不被认为是与私人企业经济不相容的，因而得以广泛实行〔在英国，19世纪40年代就曾严肃地提出过铁路国有化问题］。）无论如何，这些都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土地问题。而其最迫切的工作，就是该如何处置土地。

实行这种强制征收有两大障碍，而且两者都需要结合政治和经济行动，才能解决。这两大障碍是前资本主义地主和传统农民。另一方面，强制征收可用各种方式完成。最激进的是英国和美国的方式，因为这两国都消除了农民，而且其中一个国家还把地主也一并消除了。典型的英国解决方式，造成了一个约4000名地主拥有约七分之四土地的国家，这些土地（其中有四分之三是面积50－500公顷的农场）由25万名农场主人耕种（我采用1851年的数字），雇用大约125万名雇工和佣人。小地主的袖珍田地继续存在，但除了苏格兰高地和威尔士的部分地区外，只有傻瓜才会说英国还具有欧洲大陆意义的小农阶级。典型的美国解决方式，是商业性自耕农用高度的机械化来弥补雇佣劳动力的短缺。赫西（ObedHussey，1833年）和麦考密克（Cyrus MoCormick，1834年）的机械收割机，弥补了纯商业头脑的农场主人或土地投机企业家的不足。这些农场主人把美国的生活方式从新英格兰各州向西推进，抢夺土地或用最低廉的价格从政府手里购买。典型的普鲁士解决方式，一般而言是最不具革命性的。它把封建地主变成资本主义式的农场主人，而将农奴转化成雇佣工人。地主们仍保有其赖以维生的领地控制权，长久以来，他们靠着农奴的劳动，为出口市场耕作；但是现在，他们开始要改为和那些从农奴制度以及土地上“解放出来的”小农合作经营。在19世纪末的波美拉尼亚，大约2000个大地主占有61％的土地，其余土地分别归6万个中小地主所有，其他则是无地农民。这无疑是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实际上，在1733年克鲁尼兹（Kruniz）出版《国内和农业经济百科全书》之时，农村的劳动阶级对“劳动者”一词显然完全不具重要性，以致书中根本未曾提及，然而到了1849年，普鲁士无地或主要从事雇佣劳动的农村雇工人数，据估计约有2000万人。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土地问题，其惟一的另类解决方式是丹麦模式，该模式创造了大批的中小型商业性农人。然而，这主要是导因于18世纪80年代开明专制时期的改革，因而不属于本书的叙述范围。

北美解决方式依靠的是自由土地供应实质上不受限制这一独特事实，以及缺少封建关系或传统农民集体主义的所有残余。实际上，对纯粹个人主义农耕扩大的惟一障碍，是红种印第安部落的轻微问题。印第安人的土地，表面上受到与英、法、美三国政府所签订的条约保护，通常是集体拥有，而且经常被当作狩猎场。可由个人完全转让的财产不仅是惟一合理的安排，而且是惟一自然的安排，这种社会观点与相反社会观点间的全面冲突，也许在美国佬和印第安人的对抗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印第安事务专员争辩说：“（在妨碍印第安人学习文明的好处一事上）最有害最致命的是，他们以公有方式占了国家太多土地，以及他们有权获取大量年金。这样一来，一方面会让他们有足够的活动范围可以沉溺于徙居和游荡的习惯，而且会妨碍他们学习财产是属于个人所有的知识，以及定居家园的好处；另一方面则会助长他们懒散和缺乏节俭的习性，并满足他们的颓废品味。”因此，用欺诈、抢劫和任何其他合适的压力剥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只要有利可图，就是合乎道义的。

游牧的、原始的印第安人，并不是惟一一个既不理解、也不希望理解资产阶级土地理性主义的民族。实际上，除少数开明者外，“强悍又有理智”的积极小农，以及上至封建领主下到穷困牧民的广大农村人口，都一致厌恶这一点。只有针对地主和传统农民进行政治和立法上的革命，才能创造出使理性少数成为理性多数的条件。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大部分西欧及其殖民地的土地关系史，便是这种革命的历史，虽然其全面后果要到19世纪后半期才会表现出来。

就像我们已看到的，革命的首要目标是把土地变为商品。这必须打破保留在贵族领地上的限定继承权和其他有关出售或处理土地的禁令，如此一来可使地主遭受因缺乏经济竞争力而遭到破产的有力惩罚，进而可让更有经济竞争力的购买者来经营。尤其是在无主教和伊斯兰教国家（新教国家早已这样做），必须将大片教会土地从中世纪非经济性的迷信行为中解脱出来，并开放给市场和合理开发。大批集体拥有的土地（因而也是使用不良的土地）、农村和城镇社区的土地、公用地、公共牧场、林地等，同样也必须能为个人企业所用。必须把它们区分成个人用地和“圈地”，以等待他们来使用。可以肯定的是，新的土地购买者将是既有事业心又足够认真的人，于是土地革命的第二个目标便可达到。

但是，只有当多数农民无疑将从其阶层中崛起时，他们才会转变为能够自由运用其资源的阶级，也才能自动向第三个目标跨出一步，即建立一支由那些无法成为资产阶级者所组成的庞大“自由”劳动力。因此，将农民从非经济性的束缚和义务（农奴制度、奴隶制度、向领主缴交苛捐杂税、强迫劳动等等）中解放出来，也是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这样的解放还具有额外而且决定性的好处。对于自由雇工来说，鼓励追求更多报酬或受雇于自由农场的大门一旦打开之后，人们认为，他们可以表现出比强迫劳工（不管是农奴、奴工或奴隶）更高的效率。之后，就只剩下一个进一步的条件必须实现。对那些现在正在土地上耕作、而且在以往的人类历史中都束缚于土地上的大量人口而言，如果土地得不到有效开发，他们便会成为剩余人口，因此必须割断他们的根，并允许他们自由流动。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流入愈来愈需要他们的城镇和工厂。换句话说，农民失去其他束缚的同时，也必须失去土地。（据估计，19世纪30年代早期可雇佣的剩余劳力人数，在城市和工业发达的英国是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在法国和德国是1／20，在奥地利和意大利是1／25，在西班牙是1／30，而在俄国则是1％。）

在大部分欧洲地区，这意味着一般以“封建主义”著称的整套传统法律和政治结构，在那些还没有消失的地区必须加以废除。一般说来，1789－1848年这段时期，从直布罗陀到东普鲁士，从波罗的海到西西里的广大地区，大多是由于法国大革命的直接或间接作用，已经实现这一目标。中欧要到1848年才发生类似变化，俄国和罗马尼亚则是在19世纪60年代。在欧洲之外，美洲表面上取得了类似成果，巴西、古巴和美国南部是主要例外，那里的奴隶制度一直持续到1862－1888年。欧洲国家直接管理的几个殖民地区，特别是印度和阿尔及利亚的一些地区，也进行了类似的法制革命。土耳其以及埃及在短时期内也这样做了。

达成土地革命的实际方法大多十分类似，除了英国和其他几个国家之外，在这几个国家中，上述意义的封建主义不是已经被废除就是从未真正存在（虽然有传统的农民共耕制）。在英国，剥夺大地产的立法既无实际需要，在政治上也不可行，因为大地主或农场主人已经融进了资本主义社会。他们为了抵制资产阶级模式在乡间取得最后胜利，进行了艰苦的抗争（1795－1846年）。虽然他们的不满带有一种传统式的抗议，反对那种席卷一切的纯粹个人主义利润原则，但实际上，他们之所以不满的最明显原因，纯粹是想在战后萧条时期，继续保持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期间的高价格和高地租。他们的不满是农业的压力而不是封建的反动。因此，法律的主要利刃转向对付残余的农民、佃农和雇工。根据私下和一般的圈地法，从1760年起，大约有5000个“圈地”分割了大约600万公顷的公用耕地和公用地，并转而成为私人持有地，而且还有许多不太正式的法令对这些圈地法做了补充。1834年的《济贫法》，旨在使农村贫民的生活变得无法忍受，从而强制他们迁离农村，去接受提供给他们的任何工作。而他们的确很快就开始这样做。19世纪40年代，英国有几个郡已处在人口绝对流失的边缘，而且从1850年起，逃离土地的现象变得非常普遍。

丹麦18世纪80年代的改革废除了封建制度，虽然主要受益者不是地主而是佃农，以及在废除空地后被鼓励把其条田合并为个人持有地的那些土地所有者，这种类似“圈地”的过程大体完成于1800年。封建领地多半是分块卖给以前的佃农，虽然在拿破仑战后的萧条时期，因小地主比佃农更难生存，遂使这个过程在1816－1830年间放慢了速度。及至1865年，丹麦已成为主要由独立农民所组成的国家。瑞典不那么激烈的类似改革，也收到类似效果，因此到19世纪下半叶，传统的村社耕作和条田制度，实际上已经消失。该国以前的封建地区同化到自由农民已占优势的其他地区，就像在挪威（1815年后是瑞典的一部分，之前则是丹麦的一部分），自由农民已占压倒性优势一样。对较大面积土地进行再分割的趋势，在一些地区被合并持有地的趋势所抵消。最终的结果是农业迅速提高了生产力（丹麦在18世纪最后25年，牛的数量增加了一倍），但是随着人口的迅速增长，日益增多的农村贫民找不到工作。19世纪中期以后，农民的贫困导致一场该世纪所有移民运动中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农民先后从贫瘠的挪威、瑞典和丹麦移居他国（大部分前往美国中西部）。

正如我们已看到的，法国封建主义的废除是革命的产物。农业的压力和雅各宾主义所推动的土地改革，超出了资本主义拥护者所希望的限度。因此法国整体上成了既不是地主和农场雇工的国家，也不是商业性农人的国家，而主要是各种类型农民土地所有者的国家。他们成为此后所有不威胁夺走土地的政治制度的主要支持者。自耕农人数增长了50％以上（从400万增至650万），这是较早的估计，似乎是可能的，却又不容易加以证实。我们当然知道，这类自耕农的数目没有减少，而且在某些地区增长得比其他地区更快，但是在1789－1801年期间，增长40％的摩泽尔省（Moselle）是否比保持不变的诺曼厄尔省（Norman Eure）更为典型，则有待进一步研究。从整体而言，土地上的状况相当良好。甚至在1842－1848年，除了部分雇工外，农民并没有遇到什么真正的难关。因此很少有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流向城镇，而这一事实则阻碍了法国的工业发展。

在大部分拉丁民族居住的欧洲地区、低地国家、瑞士和德国西部，废除封建主义的力量，是决心“以法兰西民族的名义立即宣布……废除什一税、封建制度和领主权利”的法国征服军，或与之合作和受其鼓舞的当地自由派。因而在1799年之前，法制革命已在邻近法国东部和意大利北部、中部的国家取得胜利，而这种胜利通常只是完成一个早已取得进展的演变。1798－1799年的那不勒斯革命失败后，波旁家族复辟，使得意大利南部废除封建主义的工作推迟到1808年。英国的占领将法国势力排除出西西里，但那个岛上的封建主义，直到1812－1843年间才正式废除。在西班牙，反法自由派在加的斯成立的议会，于1811年废除了封建主义，而且于1813年废除了某些限定继承权，尽管通常是在那些因长期并入法国而深受法国影响的地区之外。然而，旧制度复辟延迟了这些原则的实际执行。因此，对莱茵河以东的德国西北部和伊利里亚诸省（伊斯特利亚［Istria〕、达尔马提亚、拉古扎〔Ragusa〕，后来还包括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部分地区）的法制革命而言，法国的改革只是开始或继续，而非完成。这些地区直到1805年后，才处于法国的统治或控制下。

然而，法国大革命并不是有利于对土地关系进行彻底革命的惟一力量。赞成合理利用土地的纯经济理论，已给前革命时期的开明专制君主留下深刻印象，而且也得出类似的答案。在哈布斯堡王朝，约瑟夫二世实际上已废除农奴制度，而且在18世纪80年代已使许多教会土地世俗化。出于类似的原因，再加上坚持不懈的起义，俄国利沃尼亚（Livonia）的农奴，正式恢复到他们较早时期在瑞典政府统治下享有的自耕农地位。然而这对他们没有丝毫益处，因为全能、贪婪的地主很快就把解放变成一种只能用来剥削农民的工具。在拿破仑战争之后，农民少得可怜的法律保障被清扫一光，而且在1819－1850年间，他们至少失去了三分之一的土地，而贵族领地却增长了60％－180％，现在为他们耕作的是一群无地雇工。

这三项因素，即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政府官吏的经济合理性论据和贵族的贪婪，决定了普鲁士1807－1816年间的农民解放。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显然是决定性的，因为法军刚刚粉碎了普鲁士，并且以极为戏剧化的力量彰显出那些没有采用现代方式——即法国方式——的旧制度的绝望无能。像在利沃尼亚，解放与废除农民以前享有的适度法律保障，根本是里外不一的。为了回报领主答应废除强迫劳役和封建捐税以及赋予他们新财产权，农民被迫在其损失之外，还要把他旧有土地的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或是相等数目本已不多的钱财，给予先前的领主。漫长复杂的法律转变过程，直到1848年离完成还有一段遥远的距离，但是形势已经很明显，领主受益最大，少数小康农民因其新财产权也多少受益，多数农民显然恶化，而且无地的雇工迅速增加。（由于缺乏地区性工业的发展和一两种可供出口的作物产品［主要是谷物〕，大型领地和无地雇工遂应运而生。这样的环境很容易助长这类结构［在俄国，当时90％的出口商品谷物来自于领地，只有10％来自于自耕农地〕。反之，在地区性工业发达的地方，已为附近城镇的粮食产品创造了日益增长、多种多样的市场，农民或小农场主人便占有优势。因此，普鲁士解放农民的过程是剥削农奴，而波希米亚农民则从1848年后的解放中获得独立。）

经济上的结果长期看来是有益的，尽管在短期内损失严重，就像在重大土地变革中经常见到的一样。到了1830－1831年，普鲁士的牛羊数刚恢复到该世纪初的水平，地主现在拥有较大的土地分额，而农民只有较小的分额。另一方面，在这个世纪的前半期，耕地面积大致增长了三分之一以上，而生产力则增加一半。农村剩余人口显然在迅速上升，而既然农村状况极其糟糕（1846－1848年的饥荒，在德国也许比爱尔兰和比利时之外的任何地方都要严重），于是移民就拥有足够多的诱因。在爱尔兰饥荒之前，各国人民当中，日耳曼人的确提供了最大量的移民。

因此，正如我们看到的，保护资产阶级土地所有权制度的实际法律步骤，大多数是在1789－1812年间实行的。除了法国和一些邻近地区外，这些步骤的结果显得相当缓慢，主要是因为拿破仑失败后社会和经济力量的反动。总而言之，自由主义每前进一步，便将法制革命从理论向实际推动一步，而旧制度的每一次复辟，则延迟了这种革命，特别是在自由派迫切要求出售教会土地的天主教国家。因此在西班牙，1820年自由主义革命的暂时胜利，带来了一项允许贵族自由出售其土地的“解除束缚”（Desvinculacion）新法律；1823年的专制主义复辟，又废除了该法律；1836年自由派再次胜利后，又重新加以确认，如此等等。因而，除了在中产阶级购买者和土地投机商愿意积极把握机会的地区外，在本书所论时期，就算我们算得出来，土地转移的实际数量仍十分有限。在波伦亚（Bologna，意大利北部）平原，贵族土地从1789年总价值的78％，经1804年的60％，下降到1835年的51％。反之，西西里全部土地的90％，直到很久以后仍留在贵族手中。（似乎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实际上指导和操控意大利统一的社会阶层”，是强大的农村资产阶级，因其本身的土地取向而倾向于理论上的自由贸易，这使英国对意大利的统一具有好感，但也妨碍了意大利的工业化。）

这里有个例外，即教会土地。这些几乎总是低度利用、放任不管的广大领地（据称1760年前后，那不勒斯王国有三分之二的土地是教会的），其中几乎没有看护人，只有无数的野狼在游荡。甚至在约瑟夫二世的开明专制崩溃后，在信仰天主教的奥地利专制主义反动中，也没有人提议要交还已经世俗化和已分配的教会土地。于是，在罗马涅（Romagna：意大利东北部）的一个自治社区里，教会土地从1783年占该地区土地面积的42.5％，下降到1812年的11.5％，但是失去的土地不仅转到资产阶级地主手中（从24％上升到47％），而且还转到贵族手中（从34％上升到41％）。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即使在信仰天主教的西班牙，时断时续的自由主义政府，于1845年前也得以售出一半以上的教会土地，而在教会财产最集中或经济最先进的省份尤为明显。（在15个省份当中，超过四分之三的教会领地已被出售。）

对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来说，不幸的是，这种土地的大规模再分配，并没有如预期中确定的那样，创造出一个具有企业精神、进步积极的地主或自耕农阶级。在经济不甚发达和道路难以到达的地区，中产阶级购买者（城市律师、商人或投机者）为什么要自找麻烦地投资土地，并费力把它经营成良好的商业性事业，而不轻轻松松地从前贵族或教士地主那里，取得他迄今仍被排斥在外的地位，然后再将这些地位所拥有的权力，行使在金钱而非传统和习俗之上。在南欧的广大地区，一批更加粗放的新“男爵领地”，更加强了旧贵族特色。大型领地的集中现象，在有的地方略微减轻，如意大利南部；有的没有变化，如西西里；有的甚至加强，如西班牙。在这类社会中，法制革命就这样用新封建加强旧封建；而且小购买者，特别是农民更是如此，因为他们几乎没有从土地出售中获益。可是，在南欧的大部分地区，古老的社会结构仍是那么强大，甚至使大量移民的设想都不可能。男子和妇女生活在祖先生息之地，而且如果他们别无他法，就饿死在那里。意大利南部的大规模人口外移，是半个世纪以后的事。

但是，即使农民实际获得土地，或被确认具有所有权，像在法国、德国一些地区或斯堪的纳维亚一样，他们依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自动转变为富进取心的自耕农阶级。而正是因为这一单纯原因，当农民想要土地时，他很少也想要一个资产阶级式的农业经济。

对传统旧制度而言，尽管它是暴虐、低效的，但也还是具有相当的社会必然性，而且在最低层次上也具有某种经济保障，更不用说它被习俗和传统奉为神圣了。周期性饥荒，令男人40而衰、女人30而衰的劳动重负，都属于天灾；只有在异常艰难困苦的荒年或革命年代，才会成为那些该为此负责者所造成的人祸。以农民的观点来看，法制革命除了一些合法权利外，什么都没有给，但却拿走了许多。因此在普鲁士，解放赋予农民三分之二或一半的旧有耕地，并使他们摆脱强迫劳役和其他赋税；但解放同时也正式剥夺了农民如下的权利：歉收和牛瘟时要求领主帮助的权利；在领主森林采集或购买便宜燃料的权利；修建住房时要求领主帮助的权利；穷困潦倒时请求领主帮助缴税的权利；在领主森林里放牧牲畜的权利等等。对一个穷苦农民来说，这似乎是个极其严苛的成交条件。教会土地可能经营得很差，但这一事实本身倒颇受农民欢迎，因为他们可以在那块土地上享有根据传统而获得的权利。公地、牧场、森林划分和圈地等政策，都只是从穷苦农民或佃农那里夺走他（宁可说他作为社区的一部分）有权享有的资源和保留地的手段。自由土地市场，意味着农民可能必须卖掉土地以维生；农村企业家阶层的形成，则意味着一个最冷酷精明的阶层取代了旧领主，或在旧领主之外继续剥削农民。总之，在土地上引入自由主义，就像某种无声的轰炸，粉碎了农村以往的社会结构，而除富人以外，什么也没有留下。这是一种叫作自由的一无所有。

因此，最自然不过的反应，便是穷苦农民或整个农村人口尽其可能地进行抵制，而且是以传统社会的稳定象征，即以教会和正统国王的名义进行抵制。如果我们把法国的农民革命排除在外（而且即使在1789年，一般来说它既不反对教会也不反对君主。），在本书所述时期，所有不针对外国国王或教会的重要农民运动，显然都有利于教士和统治者。南意大利的农民和城市无产阶级，一起在1799年以神圣宗教和波旁家族的名义，进行了一次反对那不勒斯雅各宾派和法国人的社会反革命运动；而这也是反对法国占领的卡拉布里亚和阿普里亚绿林游击队的口号，就像稍后反对意大利统一时一样。教士和绿林英雄也在西班牙的反拿破仑游击战中，扮演农民的领导者。教会、国王以及在19世纪早期也极端得古怪的传统主义，在19世纪30和40年代，激励着巴斯克（Basque）、纳瓦尔、卡斯蒂利亚（Castile）、莱昂（Leon）和阿拉贡（Aragon）的王室正统派游击队，从事其似无止境的反自由派战争。瓜达露白圣女，在1810年领导农民起义。1809年，教会和皇帝在蒂罗尔共和派霍费尔（Andreas Hofer）的领导下，与巴伐利亚人和法国人作战。俄国人在1812－1813年，为沙皇和神圣的东正教而战。加利西亚的波兰革命者知道，他们发动乌克兰农民的惟一机会，便是通过希腊正教或联合东方大主教派（Uniate：该派一方面承认罗马教宗的权威，一方面仍保留希腊正教的仪式和习惯）的教士们；结果他们失败了，因为农民宁愿要皇帝而不要贵族。在法国，共和主义和拿破仑主义在1791－1815年间，吸引住很重要的一部分农民；而且甚至在革命之前，教会在许多地方都呈衰弱之势。除法国外，很少地区（也许最明显的，是那些教会长期以来扮演着不受欢迎的外来统治者的地区，如教皇统治的罗马涅和埃米利亚［Emilia〕）曾出现我们今天所称的左翼农民运动。甚至在法国，布列塔尼和旺代仍是欢迎波旁王室的堡垒重镇。欧洲农民阶层不愿和雅各宾派或自由派——即律师、店主、土地经理人、官员和地主——共同起事，注定了1848年革命在下列国家的失败：农民未从法国大革命中获得土地的国家，或虽然获得土地，但却担心会得而复失的国家，或因为已感到满足而同样不积极的国家。

当然，农民并不会为那些他们知之甚少的真实国王而奋起抗争，他们为的是理想中的正义国王，只要正义国王知道其下属和领主的越权行为，便一定会起来惩罚他们。不过农民们却经常起来为实际的教会而战。因为农村教士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圣徒当然是他们而不是其他任何人的，而且即使是那些摇摇欲坠的僧侣阶级，有时也是比贪婪俗人更加宽容的地主。在农民拥有土地和自由的地方，如蒂罗尔、纳瓦尔，或瑞士的天主教各州，其传统主义是保护相对的自由，而反对自由主义的渗入。在农民没有土地和自由的地方，农民的革命性会高一些。抵抗外国人和资产阶级征服的任何号召，不但是教士、国王还是其他什么人发动的，不但可能使城内士绅、律师的住屋遭到洗劫，农民们甚至会带着锣鼓和圣徒旗帜，浩浩荡荡地前去瓜分地主的土地、屠杀地主、强暴其妇女并烧毁法律文件。农民认为他们的贫穷无地，无疑是违背耶稣基督和国王的真实意愿。正是这种社会革命的坚实基础，使农民革命在实施农奴制度和大领地的地区，或私有土地面积狭小且不断细分的地区，变成很不可靠的反动同盟。促使农民从形式上的正统革命转变到形式上的左翼革命，所需要的一切，就是意识到国王和教会已倒向当地富人那边，以及一个像他们那样的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说话的革命运动。加里波底的民众激进主义，也许是第一个这类运动，但那不勒斯的绿林在热烈颂扬他的同时，仍继续赞颂神圣的教会和波旁家族。马克思主义和巴枯宁主义（Bakuninism），或许是更富战斗力的一种，但是在1848年前，农民起义几乎尚未开始从政治上的右翼转向左翼。因为那种促使地方性的农民反抗转变成全国起义的力量，亦即资产阶级经济对土地的巨大影响，要到19世纪中期以后，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农业大萧条之后，才开始表现出来。

对欧洲大部分地区来说，正像我们在前面所看到的那样，法制革命像是从外部、从上方强加而来的东西，亦即是一种人为的地震而不是长期松动的滑陷。当法制革命强加于那些完全臣服于资产经济的非资产经济地区（如非洲和亚洲）时，这种情况甚至更加明显。

在阿尔及利亚，前来征服的法国人面对一个拥有中世纪特征的社会，一个稳固确立而且相当繁荣的宗教学校制度，这些学校是由许多虔诚的基金会资助。（这些宗教土地，相当于中世纪基督教国家出于慈善或仪式目的捐给教会的土地。）据说法国农民士兵的识字率，还不如被他们征服的人民。结果学校被视为是迷信养成所而遭关闭；宗教土地允许由那些既不知其用处、也不知其依法不可转让的欧洲人购买；而学校教师——通常是具有影响力的宗教兄弟会成员——则移居到末被征服的地区，从而加强了阿布杜卡迪尔（Abd-el－Kader）领导下的起义力量。土地开始制度化地转变成可自由买卖的纯私人财产，虽然其全面后果要到稍晚才表现出来。在一个像卡比利亚（Kabylia）这样的地区中，由私人和集体权利义务所结成的复杂网络，防止了土地瓦解的混乱状况，使土地不致碎裂成仅够个人种植无花果树的零星地块。然而，欧洲自由派人士如何能理解这种复杂的网络呢？

阿尔及利亚到1848年尚未被征服。印度的广大地区那时已被英国直接治理了一代人以上。因为欧洲居民没人觊觎印度的土地，所以没有产生完全剥夺的问题。自由主义对印度农村生活的影响，首先是英国统治者对方便有效的土地征税法的一系列探索。正是这种结合了贪婪和合法的个人主义，为印度带来了灾难。在英国征服之前，印度土地所有权的复杂程度，就像印度社会中的所有事物一样，传统但非一成不变。不过一般来说，这种土地所有权系依赖于两个坚实支柱：即土地（法律上或事实上）属于自治集团（部落、氏族、农村社群、同业组织等等），以及政府能得到其一部分产品。虽然有些土地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转让的，而有些土地可以解释成佃耕制，有些农村纳款也可理解为地租，但是事实上，它们既没有地主、佃农和个人地产，也没有英国意义上的地租。这是一种令英国管理者和统治者无法理解而且极度讨厌的状况，因此他们着手用其熟悉的方式来整顿农村。孟加拉是在英国直接统治下的第一个大地区，当地的莫卧儿帝国是靠收税农或政府委任的税吏（柴明达尔，Zemindar）来征收土地税。这些人必定相当于英国的地主，依其领地总数缴纳定额税收（像当代英国的土地税）；必定是一个通过收税而形成的阶级，他们对土地收益的兴趣必定会带动土地改良，他们对外国政权的支持也必定会赋予其稳定性。日后的泰格茅思勋爵（LordTeignmouth）在1789年6月18日的备忘录中写道：“我认为，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柴明达尔，应拥有其通过继承权继承而来的土地财产……经由出售或抵押来处置土地的特权，皆来源于这一基本权利……”各式各样的柴明达尔制度，后来应用于英属印度大约19％的地区。

是贪婪而不是方便，决定了第二种税收制度，即莱特瓦尔（Ryotwari），这项制度应用于英属印度的半数地区。当地的英国统治者认为自己是东方专制主义的继承者，而根据非他们独创的观点，专制统治者是一切土地的最高地主，而农民则被视为小自耕农，或更确切地说是佃农，所以他们试图承担对每个农民进行单独课税的艰巨任务。套用能干官吏习用的简洁语言，在这项制度背后的原则，是最纯粹的土地自由主义。用戈德密德（Goldsmia）和温盖特（Wingate）的话来说，其原则是“把连带责任制限制在少数几种情况上，即土地是共同持有或由共同继承人再分配的地方；承认土地财产权；土地所有权人享有完全的经营自由，包括从转租人那里收取地租和买卖土地；经由土地课征的分担，使土地能更有效地买卖和转让”。村社组织被完全绕过，尽管马德拉斯（Madras）税务局强烈反对。他们正确地认识到，村社是私有土地的最佳保护者，而与村社集体结算赋税将远比单独课税来得实际。结果教条主义和贪婪占了上风，而“私有土地的恩惠”则留给了印度农民。

这项制度的缺点非常明显，以致随后征服或占领的北印度各地区（包括后来英属印度大约30％的地区），土地问题的解决方法又回到一种修正过的柴明达尔制度，除了作了一些承认现存集体制度的尝试，最明显的例子在旁遮普（Punjab）。

自由主义信条和毫不怜悯的掠夺相结合，遂为备受压榨的农民带来了新的压力：农民的税赋剧增（孟买的土地税收在该邦被征服后的四年里，增加了一倍多）。通过功利主义领袖人物穆勒的影响，马尔萨斯和李嘉图（Ricardo）的税务学说，遂成为印度税收政策的基础。该学说把来自土地的税收，看成是与价值毫无关系的一种纯粹剩余。它之所以会产生，仅是因为一些土地比其他土地更肥沃，而且被地主据为己有，并对整个经济造成日益有害的后果。因此，没收所有土地对一个国家的财富并不会造成影响，惟一的例外，也许会妨碍那些土地贵族靠勒索实业家以自肥。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里，土地利益的政治力量会使如此激进的解决方法（等于实质上的土地国有化）无法实行；但是在印度，一个意识形态征服者的专制权力，却能强制做到这点。在这个问题上，有两条自由主义的路线正在交锋。19世纪的辉格党行政官员和老派的商业利益集团，通常持常识性观点，认为处在勉强维持生存边缘的无知小农，绝不会积累土地资本，进而改进经济。因此他们赞成孟加拉类型的“常年结算”（Permaent Settlements），因为它有利于税率永远固定（即不断下降的比率）的地主阶级，从而可以鼓励他们储蓄和改进土地。以著名的老穆勒为代表的功利主义行政官员，较喜欢土地国有化和一大群小佃农，以避免再度出现土地贵族的危险。如果印度只有一点点像英国，辉格党的观点当然更具压倒性的说服力，而在1857年的印度兵变之后，由于政治原因它确已变得如此。其实，这两种观点都同样与印度农业无关。然而，随着工业革命在国内开展，老牌东印度公司的小我利益（即要有一个适度繁荣的殖民地供其剥削），日益从属于英国工业的总体利益（即要把印度作为一个市场、一种收入来源，而不是一个竞争者）。于是，功利主义政策得到优先考虑，因为它可确保英国的严格控制和高额的税款收益。在英国统治以前，传统赋税限额平均占岁收的三分之一；而英国课征的标准基础，却高达岁入的一半。直到教条的功利主义政策造成明显的贫困和1857年的起义之后，赋税才降低到一个不那么横征暴敛的税率。

把经济自由主义运用于印度土地之上，既没有创造出一群开明的土地所有者，也没有形成一个强大的自耕农阶层。只是带来了另一种不确定因素，另一个农村寄生虫和剥削者（例如，英国统治时期的新官员）的复杂网络，一次土地所有权的大量转移和集中，以及农民债务和贫困的加剧。在东印度公司刚接管坎普尔（Cawnpore）地区（北方邦）时，该地有84％以上的土地为世袭地主所拥有。到1840年，约有40％的土地被其所有人购得，1872年更上升到62.6％。此外用1846－1847年，西北诸省（北方邦）的三个区，有3000多块土地或村庄（大致是总数的五分之三）从最初的所有者那里易手，其中超过750个转移到放债人手中。

功利主义的官僚们，在这一时期确立了英国统治，他们所采行的开明而且制度化的专制主义，颇值得一提。这种专制统治带来了和平、多项公共服务、行政效率。可靠的法律，以及较廉洁的政府。但在经济上，它们显然失败了。印度不断被夺取无数生命的饥荒所折磨，其规模之大，远超过在欧洲政府、欧洲类型的政府，甚至帝俄管辖下的所有地区。也许（尽管缺乏较早时期的统计资料），随着那个世纪渐进尾声，饥荒却日益严重。

除了印度之外，只有另一个大型殖民（或前殖民）他曾经尝试施行自由主义的土地法.此即拉丁美洲。在媾那里，只要白人殖民者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土地，旧式的西班牙封建殖民，从来不曾对印第安人的土地财产制度，表现出任何偏见，就算它们多半是属于部落集体共有的。然而，各国的独立政府却按照它们深受激励的法国大革命和边沁主义的精神，致力实现自由化。例如，玻利瓦尔在秘鲁下令将村社土地分给个人所有（1824年）；而且大多数新兴共和国，也以西班牙自由派的方式废除了限定继承权。贵族土地的自由化可能造成土地的某种重组和分散，虽然广大的庄园（estancia，finca，fundo）仍是大多数共和国的土地主导形式。对于部落土地财产的抨击，只收到极小的成效。实际上，直到1850年后，这个问题才真正迫切起来。其政治经济的自由化，事实上仍像其政治制度的自由化一样，是人为的。尽管有议会、选举、土地法等等，拉丁美洲大体上仍以非常类似从前的方式，继续存在下去。

土地所有权的革命，是传统农业社会解体的政治面貌；新的农村经济和世界市场的渗入，则是其经济面貌。在1787－1848年间，这种经济面貌的转变尚不完全，这可用非常有限的移民率来衡量。直到19世纪晚期的农业大萧条之后，铁路和汽船才开始建立一个单一的世界农业市场。因此，地方农业大体上没有受到省际甚或国际的竞争。工业竞争几乎尚未严重冲击到无数的农村手工业和家庭制造业，如果有，也只是使其中一些转而面向更广阔的市场生产。在成功的资本主义农业地区之外，新的农业方式只能以非常缓慢的速度渗入农村。虽然由于拿破仑对（英国）蔗糖和新粮食作物（主要是玉米和马铃薯）的歧视，使得新的工业作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发展，特别是甜菜制成的糖。新的农村经济和世界市场，采取一种特别的经济结合，例如高度工业化和抑制正常发展的紧密结合，通过纯经济的手段，在农业社会里造成一次真正的大变动。

这样的结合的确存在，而这样的大变动也的确在爱尔兰，以及程度较轻的印度出现过。在印度发生的变动，只是单纯的毁灭。曾经繁盛一时，作为农村收入补贴的家庭和乡村工业，在几十年间全部毁灭；换句话说，这就是印度的非工业化。1815－1832年间，该国出口的棉纺织品总值，从130万英镑降到不足10万英镑，而英国棉纺织品的进口则增长了16倍以上。到了1840年，一位观察家已经对将印度变成“英国农场”的灾难性后果提出警告：“她是个制造业发达的国家，她的各种制成品已存在好几个世纪，而且如果允许公平竞争，她也从未受到过任何国家的挑战……现在使她沦为一个农业国家，对印度而言，是十分不公正的行为。”这样的描述会使人产生误解，因为在印度就像在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制造业的潜在影响力，在许多方面都是农业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非工业化的结果，将使得农村更加依赖于变化莫测的收成运气。

爱尔兰的情况更具戏剧性。当地那些人口不多、经济落后、仅靠农耕维生、极无保障的小佃农，得向一小撮不事耕作、通常不住在当地的外国地主缴纳他们所能负担的最高租税。除东北部（乌尔斯特地区[Ulster]）以外，这个国家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已在英国政府重商主义的政策下，长期被非工业化，尔后更因英国工业的竞争而更加严重。一项简单的技术革新，即用马铃薯代替以前盛行的主要作物，已使人口大幅增长成为可能，因为一公顷种植马铃薯的土地，远比一公顷种植牧草或实际上种植其他大多数作物的土地，能养活更多人。由于地主们需要最大数量的纳租佃农，加上后来为了出口到日益扩大的英国粮食市场，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投入新农场，于是遂带动了无数小型持有地的增加：到了1841年，不算不计其数、面积低于一公顷的小耕地，康诺特地区（Connacht）的大型耕地中，有64％面积在五公顷以下。于是，当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这些小面积土地上的人口呈倍数增加后，每人每天仅能靠10-12磅马铃薯和（至少直到19世纪20年代）一些牛奶，以及偶尔品尝一点鳕鱼维生，其贫困状况在西欧是无与伦比的。

既然没有替代的就业方式（因为工业化被排除了），这种发展的结局无疑是可以预见的。一旦人口增加到连最后一块勉强可耕沼泽地的最后一片马铃薯都不能养活的时候，灾难就降临了。反法战争结束不久后，前兆就出现了。食物匮乏和疾病流行，再次开始使人口大量死亡，其中绝大多数是因为无法从土地上得到满足，这点显而易见，无需说明。19世纪40年代的歉收和农作物病虫害，不啻是雪上加霜。没有人知道或准确知道，1847年爱尔兰大饥荒到底造成了多少人死亡。这是本书所论时期欧洲历史上最严重的人类灾祸。粗略的估计，大约有11万人因饥饿而死亡。而在1846－1851年间，另有100万人从这个灾难的岛上移民出去。1820年爱尔兰只有不到700万的居民，1846年也许有850万人，1851年减少到650万，而且自此以后，其人口因移民而不断减少。“呜呼，可怜的农民！”一位教区神父以中世纪黑暗时代编年史家的口吻写道：“呜呼，灾年肆虐，永不可忘！”在那几个月里，高威省（Galway）和马约省（Mayo）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来受洗，因为没有任何婴儿出生。

1789－1848年期间，印度和爱尔兰也许对农民来说是最糟糕的国家，但是如果可以有选择机会的话，也没有一个人愿意当英国的农场雇工。人们普遍认为，这个不幸阶级的生存状况，在18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明显恶化，部分是因为经济力量的作用，部分也是因为致人贫困的“斯平汉姆兰制度”（1795年）。这是个立意良善却尝试错误的制度。原想用济贫税的补助金，保证工人拥有最低工资，不料其主要结果却是鼓励农场主人降低工资，并使雇工道德败坏。雇工们愚笨无力的反抗骚乱，表现在19世纪20年代日益增多违法行为，19世纪30和40年代的纵火和破坏财产。但其中最重要的，还是绝望无助的“雇工的最后起义”。这个从肯特郡自发流传开来的暴动，在1830年底蔓延到许多郡区，并遭到残酷镇压。经济自由主义者以其向来尖刻无情的方式，提出其解决雇工问题的方法，即强迫雇工在低工资下求职或迁移。1834年的《新济贫法》是一项极其残忍的法规。其中规定，只有在新建的贫民习艺所工作，才能发给济贫补助（在那里，贫民必须与妻子儿女分开居住，以便遏制不加考虑和没有节制的生育。），并撤销教区的最低生活保障。如此一来，实施《新济贫法》的花费急遽下降（虽然到我们所论时期的尾声，至少仍有100万英国人是穷人。），而雇工们则开始慢慢迁移。由于农业萧条，雇工处境仍然非常悲惨。直到19世纪50年代，情况才大有好转。

农场雇工的情况在各个地方都明显恶化，尽管在最隔绝的落后地区，其情况没有一般现象来得糟。马铃薯这项不幸的发现，使得欧洲北部广大地区农村雇工的维生标准非常容易下降，而他们处境的实质性改善，以普鲁士为例，要等到19世纪50和60年代才略见曙光。自给自足的农民可能要好得多，虽然小自耕农在饥荒时期的处境，还是非常令人绝望。像法国那样的农民国家，比其他国家来说，可能更少受到继拿破仑战争繁荣之后农业全面萧条的影响。的确，一个法国农民若将眼光越过海峡彼岸，把自己1788年的状况与1840年英国农场雇工的状况相比，几乎不会怀疑两者中究竟哪一个过得较好。（“因为我长期处在国内外农民和雇工阶级之中，我必须老实说，一个比法国农民更有教养，更整洁、勤劳、节俭、认真，或穿着更好的人，在那些处在目前处境的人群中……我从不曾发现。在这些方面，法国农民与绝大部分过分邋遢的苏格兰农业雇工形成鲜明对比；与奴性十足、心灰意懒而且物质生活极端窘迫的英格兰农业雇工，也形成鲜明对比；与衣不蔽体、处在悲惨境况中的穷苦爱尔兰雇工，同样形成鲜明对比……”H.Colman，The Agricultural and Real Economy of France，Belgium，Holland and Switzerland，1848年，pp.25－26.）在此同时，在大西洋彼岸注视着旧世界农民的美国农场主人，则庆幸自己拥有不属于旧世界的好运。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关心土地问题，仅仅因为这可以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也就是贪婪性，这甚至于可以煽动乞丐的兽性，来帮助产业工人数量严重不足的社会，进行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大规模屠杀。

【第九章迈向工业世界】

千真万确，这是工程师的光辉时代。——蒸汽锤发明者内史密斯（James Nasmyth）

哦，进步的人们，

面对如此之多的见证，

向我们夸耀火车头的力量，

向我们夸耀蒸汽和铁路。——波米叶（A.Pommier）

在1848年之前，惟有英国经济实际完成了工业化，并且因此支配了世界。大约到19世纪40年代，美国、西欧和中欧的大部分地区，都已经开始或正在进行工业革命。已有充分理由确信，美国最终将成为英国必须认真对待的竞争对手。（科布登[Richard Cobden]于19世纪30年代中期指出，这种情况在20年之内便可见到。）此外，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日耳曼人也已在致力于本国工业的迅速发展。但是，前景并不等于成就。及至19世纪40年代，非英语世界的实际工业变革仍是有限的。例如，1850年时，在整个西班牙、葡萄牙、斯堪的纳维亚、瑞士以及巴尔干半岛，铁路线总长度不超过100里，而在欧洲之外的各个大陆（美国除外），铁路线的总和还不足此数。如果我们略去英国和其他少数地区，就可以很容易看出，19世纪40年代世界的经济和社会，与1788年相差无几。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此时犹如以往一样，仍是农民。在1830年时，毕竟仍只有一个西方城市（伦敦）有100多万居民，一个城市（巴黎）有50多万居民。而且，如将英国除外，只有19个欧洲城市有10万以上的居民。

在英国以外的世界，这种变革的缓慢性，意味着经济活动继续受着千百年来收成丰歉的旧周期控制，而不是工业景气和不景气交替出现的新周期，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我们所论的这个时期结束。1857年的危机，可能是第一个既是世界性又是由农业灾祸以外的事件所造成的危机。顺便一提的是，这一事实具有极为深远的政治后果：工业地区和非工业地区的变革节奏，在1780－1848年间分道扬镳了。（工业部分的世界性胜利，又使变革的节奏再次同步，不过，却是以一种不同的方式。）

在1846－1848年间，造成欧洲大多数地方惶恐不安的经济危机，是一次以农业为主导的旧式萧条。在一定意义上，它是经济旧制度的最后一次崩溃，或许也是最严重的一次。但英国的情况却非如此。在英国早期的工业社会阶段中，最糟糕的一次衰退发生于1839－1842年间，这次衰退纯粹是出于“现代”原因，而且其时间正好与相当低廉的谷物价格时期相吻合。英国内部自发性的社会骚动，在1842年夏季表现为无计划的宪章派大罢工（即所谓的“塞子暴动”）。在同样的骚动于1848年降临欧洲大陆之时，英国正在承受的，只是漫长维多利亚扩张世纪的第一次周期性萧条，另一个工业或多或少比较发达的欧洲国家比利时，其经济情况亦是如此。一场没有在英国发生相应运动的欧洲大陆革命，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那样，注定失败了。马克思未预见到的，是英国与欧洲大陆的不均衡发展，将迫使欧洲大陆独自起义。

然而，在1789－1848年间，值得注意的不是以日后的标准而言规模很小的经济变化，而是当时正在明显发生的根本变革。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口变化。世界人口——特别是处于双元革命轨道上那些地区的人口——已经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爆炸性增长”，人口数在约150年的时间中成倍增加。由于在19世纪之前，没有几个国家保留下相当于人口普查的任何资料，即使有这样的资料，也大都很不可靠（英国的第一次人口普查在1801年；首次较为充分的人口普查是1831年），因而我们无法准确地知道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速度到底有多快。其增长速度在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是空前未有、极端惊人的。（或许像俄国这种人口不足以填补其无人地区以及迄今未开发地区的国家，应排除在外。）美国的人口（在大量移民和一块无空间和资源限制的领土鼓舞下）已在1790－1850年间增加了六倍以上，从400万跃升到2300万之多。1800－1850年间，英国的人口几乎增加了一倍，若从1750年计，则几乎增加了两倍。1800－1846年，普鲁士（以1846年边界为准）的人口也几乎增加了一倍，欧俄部分（芬兰除外）亦是如此。挪威、丹麦、瑞典、荷兰和意大利大部分地区的人口，在1750－1850年的百年之间，也几乎增加一倍，但是在本书所论时期，其增长速度没那么显著；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人口也在同一时期增加了三分之一。

欧洲之外，我们所知较少。不过，中国人口看来在18世纪到19世纪早期曾迅速增加，直至欧洲干涉和中国政治史上传统的周期性运动，导致满清王朝兴盛的统治走向崩溃为止。（在这个时期，该王朝正处于其行政效率的巅峰阶段。中国一般的王朝周期，可持续大约300年；清朝在17世纪中期开始掌权。）在拉丁美洲，人口增长速率大概与西班牙相当。亚洲的其余地区，没有任何人口激增的迹象。非洲的人口可能依然保持稳定。惟有在一些白人殖民者居住的空旷地区，人口才以真正特别高的速率增长，如澳大利亚，1790年时实际上尚无白人居住，可是到1851年，白人人口已达50万。

人口的这种显著增长，自然极大程度地刺激了经济。不过，我们应将这种人口增长视为经济革命的结果之一，而不是其外在原因，因为若非如此，这般迅速的人口增长，不可能在一段很有限的时间之后继续维持下去。（以爱尔兰为例，由于没有持续的经济革命予以补充，人口增长的现象也就没有维持下去。）人口增长带来了更多的劳动力，特别是更多的青年劳动力，以及更多的消费者。这个时期的世界，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年轻的世界：极目尽是儿童、尽是正处于生命全盛期的年轻夫妻或年轻人。

第二个重大变化是交通。铁路在1848年时尚处于公认的幼年时期。不过，在英国、美国、比利时、法国和德国，铁路已经具有相当重要的实际意义了，甚至在修建铁路之前，依从前的标准来看，交通的改良也十分惊人。例如，奥地利帝国（匈牙利除外）已在1830－1847年间，增加了3万英里以上的公路，其公路里程也因此扩充了二又三分之一倍。比利时在1830－1850年间，几乎将其公路网增加了一倍；甚至在西班牙，也将其原本微不足道的公路里程增加了几乎一倍——这大多得感谢法国的占领。美国则是一如既往，在其交通事业方面要比任何其他国家更为庞大，其邮车道路网扩充至八倍以上，从1800年的2.1万英里，增加到1850年的17万英里。正当英国完成其运河网系统时，法国也开挖了2000英里的运河（1800－1847年），而美国则开通了至关重要的伊利运河（Erie）、切萨皮克（Chesapeake）和俄亥俄间的运河等水路。从1800年至19世纪40年代初期，西方世界的航运总吨位增加了一倍多，而且已有汽船往返于英、法两国之间（1822年），并定期航行于多瑙河上。（1840年时，约有蒸汽轮船37万吨，帆船900万吨，不过，实际上，汽船可能已负担了大约六分之一的运输量。）为了拥有最大的商业船队，美国再次胜过世界其他国家，甚至快要赶上英国。（在铁甲船再次使英国获得优势以前，美国到1860年时几乎实现了他们的目标。）

我们也不能低估当时已告实现的速度和运载能力的全面改进。无疑，那种能在四天之内（1834年），将全体俄国人民的沙皇从圣彼得堡送到柏林的马车运输，是普通人难以企望的；但是，新的快速邮车却是他们搭得起的，在1824年后，快速邮车可在15个小时内从柏林直驱马格德堡（Magdeburg），无需再花费两天半的时间。铁路，加上希尔（Rowland Hill）于1839年首倡的邮政标准化收费创举（1841年又因发明了粘贴邮票而更为完善），使得邮件数量成倍增加。但是，甚至在这两项发明之前，在不如英国那样发达的各个国家中，邮件的增长也非常迅速：1830－1840年间，法国每年发出的信件数量，从6400万件增至9400万件。帆船不仅更为快捷，而且更为安全可靠，其平均吨位也更大。

从技术层面看，这些改进当然不如铁路那样鼓舞人心。不过，那些跨越江河大川的壮丽桥梁、巨大的人工水道以及船坞，尤其是如飞燕展翅的快船，以及优美漂亮的新式邮车，依然得以名列最出色的工业设计产品。作为便利旅行交通，连接城乡、贫富地区的手段，其效率更是令人赞叹。人口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交通运输的改进，因为在前工业时代，抑制人口的因素与其说是通常很高的死亡率，还不如说是饥荒和缺乏粮食的周期性灾难（经常是地方性的）。如果说这个时期西方世界的饥荒变得没那么可怕（像1816－1817年和1846－1848年那种几乎是普遍的歉收年除外），主要是因为有了这类交通运输的改进，当然，还包括政府和行政管理效率的普遍改进（参见第十章）。

第三项重大变化，自然而然地表现在商业和移民的绝对数量方面。无疑，并非处处都是如此。例如，没有迹象显示卡拉布里亚或阿普里亚的农民准备迁徙，每年运往下诺夫哥罗德（Nijniy Novgorod）大市场的货物量，也没有增至任何令人惊讶的程度。但是，综观整个双元革命的世界，人口和货物的流动已有排山倒海之势。1816－1850年间，约有500万欧洲人离开祖国移民他邦（其中将近五分之四前往美洲），而且在各国内部，人口迁移的洪流也变得更为巨大。1780－1840年，西方世界的国际贸易总额增至三倍，在1780－1850年间，更增加至四倍多。以日后的标准来看，这些数字无疑是很平常的（1850－1888年，共有2200万欧洲人向外移民；1889年的国际贸易总额，已接近34亿英镑，相比之下，1840年仅有6亿英镑），但是，若依照早期的标准来看——那毕竟是当时人用以比较的标准——这些表现全都超越了他们最狂放的梦想。

研究这个时期的历史学家，无论感兴趣的具体领域是什么，都无法忽略1830年这个转折点。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转折点之后，经济和社会的变革速度明显而迅速地加快。在英国以外的地区，相对于1830年的快速变革，法国大革命及其引发的战争时期，几乎没有带来什么立即性的进步。惟有美国例外，它在独立战争之后大步迈进，至1810年时，其耕地面积已增加了一倍，船队吨位增至七倍，并且在整体上显示了它的未来潜力。（美国在这段时期的进步，不仅有轧棉机，还有汽船以及流水作业生产线的早期发展——伊文斯〔OliverEvans）成立了装有传送带的面粉厂。）在拿破仑统治下的欧洲，日后工业的绝大部分基础已经奠定下来，特别是重工业，但这些基础在战争结束时，大多已荡然无存，战争的结束为各国带来了危机。从整体上看，1815－1830年间，是一个挫折时期，至多也只是一个缓慢的恢复时期。各个国家都在整顿它们的财政，通常采取的措施都是严厉地紧缩通货（俄国于1841年成为最后一个这么做的国家）。在国内危机和国外竞争的双重打击下，各个工业部门摇摇欲坠，美国棉纺织业所受的打击更是异常严重。都市化进展缓慢。直到1828年，法国乡村人口的增长速度已与城市人口不相上下。农业步履蹒跚，停滞不前，德国尤为如此。观察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甚至是强劲扩张的英国之外的经济增长，无人会倾向于悲观，但却也很少有人会认为除了英国，可能还包括美国之外，有任何国家已开始进行工业革命。以新兴工业的一项明显指数为例：在英、美、法三国之外，世上其余地方的发动机数量和马力，在19世纪20年代，几乎都不可能引起任何统计学家的注意。

1830年后（或在此前后），形势急速改变；其变化如此之大，以致到了1840年，工业体系所特有的社会问题——新兴无产阶级、极速都市化失控的危险——已成为西欧严肃讨论的普遍问题，也是政治家和行政管理者的噩梦。1830－1838年，比利时的发动机数目增加了一倍，马力增加了两倍：从354部发动机（1.1万匹马力）增至712部（3万匹马力）。至1850年，这个幅员虽小却已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已拥有了近2300部发动机，66万匹马力，还有近600万吨的煤产量（几乎是1830年产量的三倍）。在1830年时，比利时采矿业中还没出现合股公司，但到了1841年，几乎有半数的煤产量是来自这种股份公司。

在这20年中，法国、德国诸邦、奥地利或其他奠定了现代工业基础的国家和地区，都有相似的数据可供引用。例如，德国的克鲁伯家族（Krupps）于1835年安装了第一部发动机；1837年，巨大的鲁尔煤田开挖了第一批矿井；1836年，在捷克重要的钢铁中心维多科维斯（Vitkovice）设置了第一批焦炭炼铁炉；1839－1840年，伦巴底有了法尔克（Falck）的第一个轧钢厂。若要一一列举这些类似资料，难免单调乏味。由于真正大规模的工业化时期，要到1848年后才开始，因而列举这些资料就显得更加单调乏味，只有比利时，可能还有法国例外。1830－1848年这个时期，标志着各工业地区和迄今仍然著名的工业中心和企业的诞生，但是，此时几乎还谈不上是它们的青春期，更遑论成熟期了。回顾19世纪30年代，我们就能了解令人兴奋的技术实验和不满足于创新的企业精神意味着什么了。它意味着美国中西部的开发；但是，麦考密克的第一部机械收割机（1834年）和1838年从芝加哥东运的第一批78蒲式耳小麦，只是因为它们导致了1850年后发生的那些事情，才得以名垂青史。1846年，那家冒险生产了100部收割机的工厂，直至今日仍应为它的大胆而受到称赞，当时“要找到敢冒风险而且有勇气和精力的伙伴，来投资生产收割机这种高风险事业，实在很困难，要说服农民使用收割机，或者赞许这项新发明，也是相当困难的事情”。同时它也意味着有计划地兴建欧洲的铁路和重工业，以及碰巧发生的投资技巧革命。但是，如果皮尔耶（Pereire）兄弟没有在1851年后成为工业金融的伟大冒险家，他俩于1830年徒劳地呈交给法国新政府的那项计划——“一个负责借贷的政府部门”，工业家可在此经由最富有的银行家中介担保，以最优惠的条件向所有拥有资本的人借款——也就几乎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了。

在英国，是消费产品（通常是纺织品，但有时也包括食品）带动了工业化的突破；但是，比起英国工业革命，此时资本产业（铁、钢、煤等）已显得更为重要了：1846年，比利时工业雇员中有17％受雇于资本产业工业，而英国则在8％－9％之间。至1850年，比利时有四分之三的工业用蒸汽动力，并用在采矿业和冶金业上。犹如英国一般，大多数的新工业设施（工厂、铁厂或矿场）规模都很小，由一大群不成熟的劳工负责操作，他们多半是价格低廉、技术陈旧的家庭代工，或从事原料加工和转包的工人。这类劳工随着工厂和市场的需要而诞生，最终也将为这两者所摧毁。在比利时（1846年），毛纺、亚麻和棉纺工厂平均劳工数目分别只有30人、35人和43人；在瑞典（1838年），每个纺织“工厂”的平均劳工数目不过只有六至七人。另一方面，此时的工业化有着比英国大得多的集中程度，在那些如人们所预期日后将成为工业区的地方，有时像是被农业用地包围的一小块领土，人们正运用着拓荒者的经验，以更加高度发达的技术为基础，并经常享受着来自政府有计划的大力支持。在波希米亚（1841年），四分之三的棉纺工人就业于百人以上的工厂中，而且其中几乎有半数就业于15个200人以上的工厂。（另一方面，实际上所有的织布工作，在19世纪50年代前仍是在手工织布机上完成的。）在此时已占显著地位的重工业中，情况自然更是如此：比利时的铸造工厂（1838年）平均有80名工人，比利时的煤矿区则平均约有150名工人（1846年），至于像瑟兰（Seraing）的科克里尔那样的工业巨人（该厂雇用了2000名工人），就更不在话下。

这样的工业景象，颇似岛屿星罗棋布的湖泊。如果我们把一个国家的整体视作一个湖泊，湖中诸岛就是工业城市、工业地区或乡村复合体（如在德国中部和波希米亚山区中常见的制造业村庄网）：在法国有诸如牟罗兹（Mulhiouse）、里尔（Lille）和卢昂这样的纺织城镇，在普鲁士有埃伯费尔德-巴门（Elberfeld－Barmen）和克雷费尔德（Krefeld），比利时南部和萨克森。如果我们把广大的独立工匠、在冬季制作产品以求出售的农民，以及家庭代工或从事原料加工的工人看作是湖泊，那么岛屿就是工厂、矿场和大大小小的铸造厂。在这片风景中，大部分地方依然是水域；或者说——采用稍稍更接近于真实的隐喻说法——是环绕在工商业中心周围，小规模生产或依附性生产的芦苇草。稍早建立起来作为封建制度附属物的家庭工业和其他工业，也依然存在。其中大多数——例如西利西亚的亚麻工业——处于悲剧性的迅速衰落之中。大城市几乎没有进行工业化，尽管城内有大量的劳工和工匠人口，用以满足消费、交通和各种服务业的需要。世界上超过10万居民的城市中，除了法国的里昂外，惟有英、美两国的城市，明显地包罗了工业中心。以米兰为例，1841年时，全城只有两部小型蒸汽机。事实上，典型的工业中心（在欧洲大陆和英国都一样），只是中小规模的城市或是村庄复合体。

然而，在一个重要的层面上，欧洲大陆——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还有美国——的工业化并不同于英国，即以私营企业推动工业化自发进展的前提条件，在欧洲大陆还不如英国那般有利。如我们所知，英国在经历了约200年的缓慢准备后，并不存在任何生产要素的真正短缺，实际上也没有阻止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体制性障碍。在其他国家，情况就不是这样。例如，德国有明显的资本短缺。德国中产阶级那种非常朴素的生活方式，便显示了这种短缺。虽然如此，这种朴素的生活方式却完美地化身为比德迈尔（Biedermayer）风格，一种迷人而又稳重的室内设计。人们常常忘记，根据当时德国的标准，歌德确实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他在魏玛（Weimar）的房屋，比起英国克拉彭（Clapham）地区节俭银行家的舒适标准，要绰绰有余（却也好不了太多）。在19世纪20年代的柏林，宫廷贵妇，甚至公主，终年都穿着简朴的密织棉布衣裙。如果她们拥有一套丝绸服装，通常都留到特殊场合才穿上。由师傅、帮工和学徒组成的传统行会制度，仍然阻碍着工商企业的发展，阻挠着技术工人的流动，而且实际上阻碍着一切经济变革。普鲁士于1811年废除了手工工匠必须归属行会的义务，却没有废除行会本身，而且，行会成员还由于这个时期的城市立法，而在政治上得到了加强。直到19世纪30和40年代，行会的生产模式几乎依然如旧，未受触动。于是全面引进“自由行业”，不得不等到19世纪50年代。

一大批各有控制权力和既得利益的小邦国，阻止了工业化的合理发展。惟一的胜利是建立了一个全面性的关税同盟。这个同盟不包括奥地利。普鲁士出于自己的利益，运用它在1818－1834年间所具有的战略地位，成功地建立了该同盟。每一个政府，无论是重商主义的还是父权专制的，为了社会稳定，都向卑微的臣民颁布了大量的规章和行政条例，但同时却也激怒了私营企业家。普鲁士政府控制着手工业生产的质量和价格、西利西亚家庭亚麻织布业的活动，以及莱茵河右岸矿业的经营。人民必须取得政府的许可才能开办矿场，而在开张经营后，政府的许可也可能被撤回。

显然，在这种情况之下（许多其他国家也相似），工业发展不得不以与英国不同的方式进行。因而在整个欧洲大陆，政府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都插手工业发展，这不仅是因为政府已经惯于此道，也因为它不得不这么做。1822年，荷兰联合省国王威廉一世创立了“荷兰全国工业促进总会”，他不但捐赠国家土地，还认购了40％左右的股票，而且向其他认购者担保5％的红利。普鲁士政府继续经营该国相当大部分的矿场。新的铁路系统即使不是由政府实际建造，也无一例外是由政府规划、提供有利的土地使用权，并担保投资以资鼓励。事实上，到此时，惟有英国的铁路是完全由承担风险和谋求利润的私人企业所兴建，投资者和企业家没有得到政府的津贴和担保。设计最早和最好的铁路网络在比利时，是于19世纪30年代初期进行规划，旨在使这个新独立国，从以荷兰为基地的交通系统（主要是水路）中分离出去。1833年，法国议会决定兴建法国铁路网，但是，政治上的困难和大资产阶级不情愿以安全投资换取投机性投资，延迟了铁路网的系统性建设。1842年，奥地利政府决定兴建铁路网，普鲁士也有相似计划，但都因资源贫乏而延后。

出于类似原因，欧洲大陆上的企业要远比英国企业更依赖于足够现代化的实业、商业和银行业的立法，以及金融机构。实际上，法国大革命已经产生了上述两者。《拿破仑法典》，以其重视合法保障的契约自由、承认汇票和其他商业票据，以及对合股企业（如股份有限公司和合资公司，全欧洲都采用，除了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安排处理，而成为世界通用的模式。此外，金融业的各种发明创造，也在国外广受欢迎，这些创见出自那些主张革命的年轻圣西门主义者和皮尔耶兄弟富有想象力的头脑。他们最伟大的胜利，要等到19世纪50年代的世界繁荣时代才告实现；但是，早在19世纪30年代，比利时的苏塞特集团（Societe General）就已经开始将皮尔耶兄弟所预见的那种投资银行付诸实践，荷兰的金融家（虽然大部分实业家尚未听过他们）也采用了圣西门主义者的主张。实质上，这些主张旨在把各种各样的国内资本源动员起来。这些资本原本是不会自发地通过银行或投资信托公司而流向工业发展，就算资本拥有者想要投资，也不会知道该投向何处。1850年后，欧洲大陆产生了大银行既是银行家又是投资者的独特现象（德国尤为如此），因而大银行也支配了工业，并且促进了工业的早期集中。

然而，这一时期的经济发展有一个巨大的矛盾体——法国。在理论上，没有其他国家能比它发展得更快。如我们所知，法国有十分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体制；法国企业家的天赋和创造性，在欧洲堪称无与伦比。法国人发明了或首次发展了百货公司、广告，以及在遥遥领先的法国科学指导下的技术革新和技术成就——照相术（与尼埃普斯[Nicephore Niepce〕和达盖尔〔Daguerre〕有关）、勒布朗（Leblanc）的苏打制作、贝托列（Berthollet）的氯漂白法、电镀法、镀锌法等。法国金融家在世界上是最富有创新精神的。法国拥有大量的储备资本，可在其专业技术协助下，向整个欧洲大陆输出，甚至在1850年后，与伦敦大公共马车公司（London General Omnibus Company）这样的机构合作，向英国输出资本。至1847年，大约有22.5亿法郎已输往国外——这一数额仅次于英国，与任何其他国家相比，简直是天文数字。巴黎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仅稍次于伦敦，实际上，在1847年这样的危机时代，它甚至比伦敦看起来更强大一些。19世纪40年代，法国企业建立了欧洲的煤气公司网（如在佛罗伦萨、威尼斯、帕多瓦［Padua〕、维罗纳［Verona〕），还取得了在整个西班牙、阿尔及利亚、开罗和亚历山大港建立煤气公司的特许权。法国企业还打算资助并建设欧洲大陆（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除外）的铁路。

不过在事实上，法国经济发展的基础层面，明显慢于其他国家。国内的人口平稳增长，却没有急遽猛增。城市只有不算大的发展（巴黎例外），实际上在19世纪30年代初期，有些城市还缩小了。其工业力量在19世纪40年代晚期，无疑要大于其他欧洲大陆国家，它所拥有的发动机马力等于其余欧洲大陆国家的总和；但是，它已相对落后于英国，又将相对落后于德国。事实上，尽管法国具有优势，起步早，却从未变成可与英国、德国和美国相匹敌的主要工业强国。

对此矛盾现象的解释是，如我们所知，原因在于法国大革命本身，大革命通过立宪会议之手所创造的大部分成果，却又在罗伯斯比尔的手中取消断送。法国经济中的资本主义，部分是建立在不可动摇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上层结构。没有土地的自由劳动力，只是以细流之姿流进城市；在别的国家促使进步工业家大发其财的规格化廉价货物，在法国却没有足够大和不断扩展的市场。大量的资本剩余下来，但是，为什么要投资于国内工业呢？聪明的法国企业家制造奢侈品，而不制造大众消费品；聪明的金融家用资金去促进外国工业而不是本国工业。在其他国家，惟有经济增长为私营企业提供了高于其他生意的利润时，这两者才会携手发展。在法国却不是这样，尽管他国的经济增长是通过法国的推动。

站在与法国相反极端的是美国。这个国家遭受到资本短缺之苦。但是，它准备引进任何数量的资本，而且英国乐于输出资本。这个国家也面临了劳动力短缺之苦。但是，不列颠群岛和德国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的大饥荒后，为它输出了成百万剩余人口。这个国家缺乏足够的技工，但是，就算是下列技工——兰开夏的棉纺织工人、威尔士的矿工和铁匠——也可以从世界其他已经实现工业化的地方输入。而且，美国特有的才能就在于发明节省劳动力的机械，尤其是简化劳动的机械。这种才能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美国所缺少的，只是得以开发一望无际的领土和资源所需的工具和交通。美国的殖民者、政府、传教士和商人，已经横贯大陆扩张到太平洋，或者说，在世上最具活力的第二大商船队支持下，已将他们的贸易推向各大洋，从印度洋的桑给巴尔（Zanzibar）直到夏威夷。尽管如此，单是内部的扩张过程，就足以使美国经济保持几乎是无限的增长。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已是美利坚帝国选上的意中之地。

这个新兴共和国家的所有制度都鼓励储蓄、才智和私营企业。巨大数量的新来人口，定居在沿海城市和新近占据的内地各州，他们需要同样规格的个人、家庭、农场物品与装备，并且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同质市场。发明和创业的报偿非常丰厚：蒸汽船（1807－1813年）、大头针（1807年）、螺丝车床（1809年）、假牙（1822年）、绝缘线（1827－1831年）、左轮手枪（1835年）、打字机和缝纫机（1843－1846年）、滚筒式印刷机（1846年），以及一大批农业机械的发明者，都在追求这些丰厚的报酬。虽然美国经济真正的昂首奋进，要等到1860年之后，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也没有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比美国来得更快。

美国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指日可待。然而，在这项转变中有一个重大阻碍：即工业发达的北方与半殖民式的南方之间的冲突。长久以来，北方作为一个独立的经济体，得益于欧洲的资本、劳力和技术，尤其获利于英国；但极少输入这些资源的南方，则呈现一种典型依附于英国的经济。就像澳大利亚必须依靠羊毛、阿根廷必须依靠肉类那样，南方的成功之处，在于用它出产的、几乎全数的棉花去供应英国兰开复繁荣异常的棉织工厂，但正是这种成功使它的依附性无可扭转。南方主张自由贸易，因为自由贸易使它能向英国出售产品，并以所得购回廉价的英国货；而北方，几乎从一开始（1816年）就极力保护本国工业资本家，抵制所有会与自己廉价竞争的外国人，即英国人。北方和南方相互争夺西部领土，一个是为了发展奴隶制度的庄园经济和落后而自给自足的垦居方式，另一个则是为了发展机械收割机和大规模屠宰场。直到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时代到来之前，控制着密西西比河三角洲（中西部的主要出海口）的南方，手中握有较强有力的经济牌。1861－1865年的南北内战，实际上是由北方资本主义所进行和主导的美国统一战争。至此，美国经济的前途才确定下来。

世界经济的另一个未来巨人是俄国。虽然有远见的观察家已经预言俄国的巨大幅员、人口和资源，迟早会显示出力量，但此际它在经济上尚无足轻重。18世纪历代沙皇创立起来的采矿业和制造业，因为是以地主或封建商人为雇主，以农奴为劳工，所以正在逐渐走向衰落。新的工业（家庭工业和小规模的纺织工厂），要等到19世纪60年代才开始有真正显著的发展。而即使是从肥沃的乌克兰黑土区向西方出口粮食，也只有幅度不大的进展。俄属波兰倒是相当发达，但是，它也犹如东欧其他地方（从北方的斯堪的纳维亚直至南方的巴尔干半岛），重大的经济变革时代尚未到来。意大利南部和西班牙亦是如此，只有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的小块地区例外。甚至在意大利北部，那里的经济变化要大得多，但这些变化却更明显地表现在农业（农业在这个地区总是资本投资和商业企业的一条主要出路）、商贸和航运业中，而不是制造业上。然而，在整个南欧，工业经济发展都受制于煤的短缺。当时，煤仍是工业动力的惟一重要能源。

于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迅速成为工业强国，而另一部分则落后了。但是，这两种现象并非彼此互不关联。经济停滞、迟缓，甚或衰退，都是经济进步的产物。因为，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如何能抵挡新兴财富和工商中心的力量，或在某些情况下的诱惑呢？英国和某些欧洲国家，只要凭低价销售便足以抵制一切竞争对手。世界工厂的头衔是非常适合它们的。对那些不甚发达的地区而言，看起来再“自然”不过的做法，便是应该生产粮食或矿物，然后用这些非竞争性的货物换取英国或其他西欧国家的制成品。科布登告诉意大利人说：“你们的煤就是太阳。”在大地主，或甚至开明的农场主人或牧场主人掌握地方权力的地区，这种交换是两全其美的。古巴的种植园主人相当乐意以蔗糖赚钱，愿意进口外国货物，因为这可使外国人有钱购买他们的蔗糖。在当地制造业者可以说话算数的地方，或当地政府赞赏经济平衡发展的好处或只是意识到依赖性害处的地方，事情就没那么乐观了。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Frederick List）通常带有抽象哲学的惬意打扮，他拒绝那种实际上会使英国成为首要或惟一工业强国的国际经济，因而要求实行保护主义，而且，如我们所见，美国人也这样认为，只是他们没有这种哲学。

上述种种说法皆假定该经济体系在政治上是独立的，并且强大到足以接受或拒绝由世上一小部分最早进行工业化的地区派定给他们的角色。在那些并非独立的地区，如殖民地，就别无选择。如我们所知，印度正处于非工业化的过程中。埃及是这种非工业化过程更为生动的实例。因为在埃及，当地的统治者阿里，实际上已经开始有计划地使他的国家转变为现代经济，特别是工业经济。他不仅鼓励为世界市场种植棉花（从1821年起），而且至1838年，已将1200万英镑这一极可观数目的资金投入工业，工业雇用了大约3－4万工人。如果让埃及走自己的路，将会是怎样一种光景？这个答案我们无从知晓。确实发生的历史是，1838年的英国-土耳其公约（Anglo－Turkish Convention）将外国商人强加给这个国家，并因此破坏了阿里籍以操持的对外贸易垄断；而在1839－1841年间，西方国家击败了埃及，逼迫埃及削减军队，因而也就消除了曾引导埃及走向工业化的大多数激励因素。19世纪，西方的炮舰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迫使一个国家向外国贸易“开放”，换言之，向世界工业化地区的优势竞争开放。看到19世纪末作为英国保护国的埃及，谁会想到早在50年前，这个国家曾是为了摆脱经济落后状态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的第一个非白人国家呢？（埃及的现代化曾令科布登感到憎恶，他说：“他们这样做简直是在浪费最好的原棉，这些原棉本来应该是卖给我们的……浪费的还不只是原棉，那些被逼去从事制造业的劳工，本来是应该在棉田里工作的。”Morley，Life of Cobden，Chapter 30.）

在双元革命时代的所有经济后果中，这种“进步国家”和“末开发国家”之间的分歧，被证明是影响最深远最持久的。大致而言，至1848年，已经可以清楚看出哪些国家是属于第一集团，它们包括西欧（伊比利亚半岛除外）、德国、北意大利、中欧的一些部分、斯堪的纳维亚、美国，可能还有英语世界的移民拓居地。但是，同样很清楚的是，世界的其余部分，除了一小块地区外，在西方进出口货物的非正式压力下，或在西方炮舰和远征军的军事压力下，正在沦为或变成西方的经济附庸地。这种横在“落后”国家与“进步”国家之间的鸿沟，直到20世纪30年代俄国人发展出跨越的手段之前，仍是不可动摇、无法横越，而且日益分隔着世上的少数居民和大多数人口。没有其他事实比这件事对20世纪历史的发展，更具决定性的了。

谢选骏指出：“迈向工业世界”，本是一个自然的经济进程，但在马克思主义者的鼓动和策划之下，最后成为一个强制的政治动员，这些牲口要通过“五年计划”一类的奴工榨取，来日益收紧其专政绞索，结果导致无数工人农民劳改犯为之毙命。

【第十章向有才干的人开放的职业】

某天，我与这些中产阶级绅士中的一位走进曼彻斯特。我向他提及令人惭愧和不卫生的贫民区，想引他注意这个城市的工厂工人，其居住地区是如何令人作呕。我表示我生平从未看过建得这样糟糕的城镇。这位绅士耐心地倾听，然而却在我们分手告别的那条街道的街角上评论说：“但是这里有很多钱可赚啊。早安，先生！”——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

新金融家们以在报纸上公布晚餐菜单和来宾名单为炫耀的习尚。——卡布菲格

被革命推翻或建立的正式体制很容易识别，但是，它们无法衡量革命的作用。法国大革命的主要结果是废除了贵族社会，但废除的不是阶级意义上的“贵族”——那种以爵位和其他排斥性的醒目标记加以区分，而且经常以“血缘”贵族这样的阶级为自己塑形的社会地位。建立在个人发迹之上的社会，欢迎这种醒目和既定的成功标志。拿破仑甚至重建了一个正式的贵族阶层，它在1815年后，与残存下来的旧贵族连成一体。贵族社会的结束并不意味着贵族影响力的终结。新兴阶级自然会倾向于依据先前上层集团所确立的舒适、奢侈或浮华的标准，来看待他们自己的财富和权力象征。英国柴郡（Cheshire）那些赚了钱的布商妻子们，会在许多关于礼仪和体面生活的书籍指导下，变成“女士”。也是基于这种目的，这些书籍从19世纪40年代起成倍增加。出于同样原因，在拿破仑时代发战争财的那群谋利者，也十分看重男爵头衔，并喜爱在资产阶级的沙龙中，摆满“天鹅绒、黄金、镜子、路易十五时代座椅的拙劣仿制品，以及其他家具……徒有讲究仆人和马匹的英式时髦风尚，却没有贵族精神。”一位不知道靠什么发迹的银行家夸口道：‘当我出现在剧院中的专属包厢时，所有的长简望远镜都转向我身上。我得到了近乎皇家所得到的喝彩欢迎。”还有什么比这种夸口更为骄傲呢？

而且，像法国这种在宫廷和贵族的习染熏陶下所形成的文化，是不会失去其印记的。因此，那种特别沉醉于为私人关系作微妙心理分析的法国散文（其源头可溯至17世纪的贵族作家），或那种已将性爱活动以及情人情妇标准化的18世纪文学模式，都成了“巴黎式”资产文明的成分之一。先前是国王们有正式的情妇，现在则加进了成功的股票经纪人。高级名妓不仅将其收入丰厚的宠爱投给那些败家的年轻贵族子弟，也投向出得起价钱的银行家，以作为他们成功的活广告。事实上，在许多方面，法国大革命以一种异常纯粹的形式，保留下法国文化中的贵族特点；出于同样原因，俄国革命也以异常的忠诚，保留了古典芭蕾和19世纪资产阶级对待“美好文学”的典型态度。这些特质被革命接受同化，视作令人向往的历史遗产，因而受到革命的保护，而非销毁。

然而，旧制度还是死亡了。尽管1832年时，布勒斯特（Brest）的渔夫认为：天降霍乱是上帝对他们废黜合法国王的惩罚。除了信仰雅各宾的法国南部和一些长期实行非基督教化的地区，形式上的共和制度在农民之中的扩展速度相当缓慢。但是，在1848年举行的第一次真正普选中，正统主义的势力已经只局限于西部和较贫穷的中部省分。今日法国乡村的政治地理，在当时已大体可以辨认出来。在更高的社会层次上，波旁王朝的复辟并没有恢复旧制度，或者正相反，当查理十世力图这么做时，他就被推翻了。复辟时代的社会，是巴尔扎克笔下资本家和野心家的社会，是斯汤达（Stendhal）笔下于连（Julien Sorel）的社会，而不是返乡流亡贵族的社会。一个如地质变动般的新世纪，分隔了复辟社会与塔列朗所回顾的18世纪80年代“甜蜜生活”。巴尔扎克笔下的拉斯蒂涅（Rastignac）更接近于莫泊桑（Maupassant）笔下的《俊友》（Bel-Ami）一书中的杜洛亚，一个19世纪80年代的典型人物，甚或更近似于20世纪40年代好莱坞电影的典型人物萨米·格里克（Sammy Glick），而不像18世纪80年代非贵族的成功者费加罗（Figaro）。

简言之，革命后的法国社会在结构上和价值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社会，是暴发户的社会，换言之是自我造就者的社会。不过，当时这种情形还不十分明显，除非政府本身便是由暴发户统治，即实行共和主义或拿破仑主义的政府。1840年时，有半数的法国贵族属于旧贵族家庭，在我们看来这种现象似乎不够革命，但是在当时的法国资产阶级眼中，半数贵族在1789年时曾是平民这一事实，却是非常惊人的，特别是在他们目睹了欧洲大陆其他国家的阶级排外性后，更显震惊。“善良的美国人死后，就上巴黎去”，这句话表明巴黎在19世纪的形象，尽管要到第二帝国时期，巴黎才完全成为暴发户的天堂乐园。伦敦，或者特别是维也纳、圣彼得堡和柏林，都不是金钱可以买到一切的城市，至少在第一代暴发户时是如此。在巴黎，却几乎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是用钱买不到的。

新社会的支配优势并非法国独有的现象，但是，如果将民主的美国除外，在表面上，这种优势在法国的确更为明显、更为正式，尽管实际上不如在英国和低地国家那样深刻。在英国，名厨仍是为贵族服务，如卡雷姆（Careme）为威宁顿公爵服务那样（他先前曾为塔列朗服务）；或是为寡头俱乐部服务，如“改革”俱乐部的索耶尔（Alexis Soyer）。在法国，在大革命中失去工作的贵族家庭厨师，已经建立了开办高价餐馆的稳固传统。一本法式烹任指南经典的封页，暗示着世界的一项变化。它是这样写的：“（作者）博维耶（A.Beauvillier），普罗旺斯伯爵老爷的前任官员……现任饭店老板，郎德斯大酒店，黎希留路26号。”美食家是王政复辟时期的创造物之一，并经由1817年创刊、布里亚-萨瓦兰（Brillat－Savarin）编写的《美食家年鉴》而不断繁衍。他们已络绎不绝地前往英式咖啡馆或巴黎式咖啡店，去品尝没有女主人主持的晚餐去了。在英国，报刊依然是指导、咒骂和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但正是在法国，吉拉丹（Emile Girardin）于1836年创办了现代报纸：《报界》（La Presse），这份报纸是政治性的，却也是廉价的，旨在积聚广告收入，以闲话、连载小说和各式各样的其他噱头吸引读者。（1835年，《辩论报》[Journal des Debats，发行约1万份]的年平均广告收入约2万法郎。1838年，《报界》第四版以一年15万法郎租出去，1845年涨到30万法郎。）英语中的“新闻”（journalism）和“宣传”（Publicity）、德文中的“宣传”（Reklame）和“广告”（Annonce），这些词汇都会使人想起法国人在这些混沌初开的领域中的先驱之举。巴尔扎克笔下所赞美的时装、百货商店和公共商品橱窗，也都是法国人的发明，是19世纪20年代的产物。（“从玛大肋纳大道[Madeleine]到圣丹尼门［Porte Saint－Denis］，商品都在以五光十色的节奏歌唱，歌唱出一首宏大的诗歌。”）法国大革命还将向才干人物开放的职业——剧院——带进了“良好社会”（在此同时，该种职业的社会地位在贵族统治下的英国，仍然类似于拳击手和骑师的地位）：拉布拉什（Lablache）、塔尔马（Talma）和其他戏剧界人士，在拉菲特别墅（Maisons－Lafitte，以一位使该郊区变得时髦起来的银行家姓氏命名）这幢莫斯科亲王的豪华住宅旁，确立了他们自己的地位。

工业革命对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影响，在表面上不那么剧烈，在实际中却更为深远。因为工业革命创造出与官方社会并存的资产阶级新集团，这些集团是如此之大，以致无法为官方社会所吸收，只好接纳了其顶层的少数人。但这个新集团是如此地具有自信和活力，他们并不希望被吸收，除非是在依他们所提的条件基础上。在1820年的英国，我们尚难在国会大厦和海德公园附近，发现众多殷实富商的身影。在国会大厦里，贵族及其家人依然控制着尚未改革的议会；而海德公园内，仍是那些完全不守礼仪的上流仕女们，如哈丽叶·威尔逊（Harriete Wilson，她甚至在拒绝装扮成残花败柳的女人时也显得很不正经）。她们驾着四轮敞篷马车，身旁簇拥着打扮入时的倾慕者，他们来自军队、外交使团和贵族阶层，其中也有不属资产阶级的“铁公爵”威灵顿（Wellington）。18世纪的商人、银行家，甚至于工业家，其人数甚少，足以同化在官方社会中。事实上，以老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为首的第一代棉纺业百万富翁们，可说是相当坚定的托利党人，只不过较为温和稳健而已。老皮尔的儿子还正在接受日后成为首相的训练。然而，在北方布满雨云的天空下，工业化使实业家的实力成倍增大。曼彻斯特不再肯向伦敦屈服让步。在“曼彻斯特今日所思，就是伦敦明日所想”这一战斗口号下，曼彻斯特准备将自己的要求强加给首都伦敦。

这些来自各个地方的新贵，是一支可畏的大军，而当他们日益意识到自己是一个“阶级”，而不是填补上层和下层阶级空隙的“中等阶层”时，就更加令人生畏了。到了1834年，小穆勒（John Stuart Mill）已经可以抱怨说：社会评论家“在他们那个关于地主、资本家和劳工的三角关系中百思不解，直到他们似乎领悟到，社会好像已在上帝的安排下，区分成这三个阶级”。他们不仅是一个单纯的阶级，更是一支战斗的阶级大军。最初他们是为了反对贵族社会，而与“劳动贫民”合作组织（他们认为这些贫民一定会追随自己的领导［“处于中等阶级以下的那个阶级，他们的见解和思想，是由这个明智有德行的阶层塑造指导的。他们与下层阶级人们有最直接的接触。”老穆勒：《政府论》，1823年〕）；后来，他们既反对无产者也反对地主，这在反《谷物法》同盟这个最具有阶级意识的团体中，表现得最为显著。他们是白手起家，或者至少是出身平凡的人，他们极少得到出身、家庭或正规高等教育的庇荫。就像狄更斯《艰难时世》（Hard Times）中的那位邦德比先生，他们并非不愿夸耀这种事实。他们富有，而且在那个年代变得更为富裕。他们先是充满极为强烈和强悍有力的自信心，这种自信心是因为他们属于这种人：其亲身经历已向他们表明，天命、科学和历史已经会聚在一起，准备将世界完全交给他们。

白手起家而且颂扬资本主义的报界人土兼出版家——《里兹信使报》（LeedsMercury，1774－1848年）的贝纳斯（Edward Baines）、《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1791－1844年）的泰勒（Jonh Edwart Taylor）、《曼彻斯特时报》（Manchester Timas，1792－1857年）的普伦蒂斯（ArchibaldPrentice），以及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1812－1904）——他们将“政治经济学”转化成几个简单的教条式命题，并藉此赋予中产阶级知识上的确切性。而除了易动情感的美以美教派外，清教异端中的独立派、惟一神派、浸信会和教友派，则赋予他们精神上的确切性，以及对无用贵族的轻蔑。一位不为恐惧、愤怒甚或怜悯所打动的雇主，告诉他的工人说：上帝确立的公正公平法则，人类无权侵犯。若有人胆大妄为欲加阻挠，或迟或早，必定会受到相应的惩罚。……因此，当主人们放肆联手，以其联合力量更有效地压迫仆人时，他们就是以此行为侮辱上帝，上帝的诅咒将降临在他们身上。然而，另一方面，若仆人联合起来向雇主敲诈只应属于主人的那份利润时，他们也同样破坏了这条公平法则。

宇宙仍然具有秩序，但不再是过去的秩序。宇宙只有惟一真神，他的名字叫蒸汽，而他的使者则是马尔萨斯、麦克库洛赫和所有的机器使用者。

不管是持18世纪不可知论的偏激知识分子，或是为中产阶级代言的自学学者和作家，都不应当掩饰下列事实：即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只顾忙于赚钱，以致无暇关心一切与赚钱无涉的事。他们赞赏他们的知识分子，甚至如科布登一样，在他们还没成为特别成功的实业家时便是如此，只要这些知识分子能回避掉不讲究实际和过于深奥的思想，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缺乏教育、讲究实际的人，这使他们怀疑一切超出经验太远的事情。科学家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792－1871）向他们提议自己的科学方法，但却徒劳无功。科尔爵士（Sir HenryCole）是工业设计、技术教育和交通运输合理化的先驱者，他在英女王的日耳曼裔丈夫难以估量的帮助下，为中产阶级竖立起最光辉的纪念碑：1851年的大博览会。但是，由于爱好官僚政治和爱管闲事，他被迫退出公众生活。官僚政治，像一切的政府干涉那样，在无法直接帮助他们获取利润时，就为他们所痛恨。斯蒂芬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煤矿技师，是他把旧式马车的轨距转用到铁路之上——他从未考虑过其他代替品——而不是那位富有想象力、老练精干且大胆的工程师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在斯迈尔斯所创建的工程师万神殿中，并没有布鲁内尔的纪念碑，责难的话倒有一句：“以求实谋利的结果来衡量，像斯蒂芬生这类人物，无疑是更可信赖的模仿对象。”为了培训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兴工业技工，哲学派的激进分子，尽其努力地建立了一个“技工讲习所”网络。在这些讲习所中，技工们一定得聆听那些与其目的无关的言论，例如如何清除政治上的灾难性错误。到了1848年，大多数讲习所都行将倒闭，因为大家不认为这种技术教育可以教给英国人（以区别于日耳曼人或法国人）任何有用的知识。有一些聪明、有实践头脑，甚至是有教养的制造业财主，一窝蜂地参加新成立的“英国科学促进协会”（British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的各种会议。但是，若认为该协会代表了该阶级的规范准则，那就错了。

这样的一代人，成长于1805年特拉法加之战到1851年大博览会之间的岁月。他们的前辈，由于成长于有教养而且具理性的地方商人和异端牧师的社会组织中，成长于辉格党世纪的知识框架中，因此少了一些粗俗之气。陶业大王威奇伍德是皇家学会和古董学会的会员，是鲍尔顿、他的合伙人瓦特，以及化学家兼革命者普里斯特利共同组成的“新月学会”成员（他的儿子托玛斯做过摄影术实验，发表过科学论文，资助过诗人柯尔律治）。这位18世纪的制造业大亨，很自然地依照乔治时代建筑师的设计去建造他的工厂。这一代人的后继者，如果不是更有教养，便是更为奢侈挥霍，因为到了19世纪40年代，他们已拥有足够的金钱，随意花在仿造豪华宅第、仿哥特式和文艺复兴式的市政厅上，以及重建垂直式风格或古典风格的小教堂。但是，在乔治和维多利亚这两个时代之间，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黑暗时代来临了。它们的概貌已在狄更斯的《艰难时世》中，有了令人难忘的描述。

虔诚的清教主义，支配着这个凄凉荒芜的时代：刻板严厉、自以为是、愚钝无知、对伦理道德的沉迷，已到了只有伪君子才配称为其伙伴的地步。如扬（G.M.Young）所说，“美德正以一道宽广的无敌战线，向前推进”，将不贞治者、弱者、有罪者（即那些既没有赚到钱、也没有控制住情感和财政开支的人）踩在泥中，他们只配享有这种境遇，至多也只能企盼得到居上位者的慈悲施舍。在这样的观念中，蕴涵着一些资本主义的经济意义。如果小企业家要想变成大企业家，就不得不将大部分利润用作再投资。在最严厉的劳动纪律之下，新的无产大众被迫屈从于工业的劳动节奏，或者，如果他们拒不接受，就只有等死。即使是在今日，目睹那一代人创造出的景色，仍令人心头为之颤栗：

在科克镇，你什么都看不到，只有严厉的劳动景象。如果某个教派的成员在那里建起一座小教堂——已有18个教派成员这么做了——他们也会把它变成一座红砖式的虔敬货栈，有时（但这只是在精心装饰的例子中），在鸟笼般的房顶尖还保有一口钟。镇上所有的公共铭文，都是漆成黑白两色的严峻字体。监狱可能就是医院，医院也许就是监狱；市政厅可能是监狱，也可能是医院，或两者兼是，或者是与建造它们的宏伟用意相反的任何东西。现实、现实、现实，这个城镇的一切物质层面都是以现实为依归；现实、现实、现实，一切非物质层面也都是以现实为依归。……一切事物都是处于卧病其中的医院与墓地之间的现实，而你无法以数字表达的东西，或无法表明在最廉价的市场上可买到的东西，以及在最昂贵的市场上可售出的东西，都是不存在的，并且永远不应当存在。世界无穷无尽，阿门！（参见Leon Faucher，Manchester in 1844，1844，pp.24－25。“这个城镇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边沁的乌托邦理想。一切事物都以功利标准衡量其结果；如果美丽的、伟大的或高尚的事物能在曼彻斯特扎根，它们也将照这种标准发展。”）

这是对资产阶级功利主义的信仰悲歌。福音派教徒、清教徒，以及18世纪不可知论的“哲学激进分子”，他们都信仰功利主义，这些激进分子还将功利主义以符合逻辑的语言表达出来。这种信仰在铁路、桥梁和货栈中，产生了它自己的实用美，也在一排排烟熏火烤、一列列灰黑红色的小房屋中，发展出它独有的那种浪漫恐怖，而工厂堡垒就居高临下俯瞰着这些小房屋。新兴资产阶级居住在小屋外围（如果积聚起足够钱财搬迁），他们发号施令，推行道德教育，捐助传教士在海外黑种异教徒中的传教活动。男人们将金钱人格化，因为金钱证实了他们统治世界的权利；女人们——由于丈夫的金钱甚至剥夺了她们实际操持家务的满足——则将这个阶级的道德也人格化了，这些道德就是：愚蠢（“做个甜美的女人，谁想更聪明就让她去吧”）、没学问、不求实际、理论上不谈性欲、没有资产、受人保护。她们是这个节俭自助时代允许自己拥有的惟一奢侈品。

这个阶级最极端的榜样，就是英国的制造业者，但是在整个欧洲大陆上，还有一些较小的同类集团：法国北方或加泰罗尼亚纺织业地区的天主教徒、阿尔萨斯地区的加尔文教徒。莱茵地区的路德教虔信派教徒，以及遍及中欧和东欧的犹太教徒。他们的强硬与英国制造业者极为相似，因为他们也相当大程度地脱离了更陈旧的城市生活和家长统治传统。福谢（Leon Faucher）尽管持有教条主义式的自由信仰，也被19世纪40年代曼彻斯特的景象所震惊。对此，欧洲大陆上的观察者就不震惊吗？但是，他们与英国人一样都深具信心，这种信心来自稳定增加的富裕（1830－1856年间，里尔当塞特［Dansette］家族的嫁妆，从1.5万法郎增至5万法郎），来自对经济自由主义的绝对信念，来自对非经济活动的拒绝。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里尔的纺织王朝仍一直维持着对军旅生涯的完全轻蔑。米卢斯的陶尔菲斯（Dollfus）家族之所以劝年轻的恩格斯不要念著名的工艺学院，就是因为他们担心这可能引导他走上军旅生涯，而不是实业生涯。贵族制度及其血统家系，起初并没有对他们产生极度诱惑，犹如拿破仑的元帅们那样，他们就是他们自己的祖先。

因而双元革命的决定性成就，就是它们打开了有才之士的进身之路，或者至少说是向精力、精明、勤奋，以及贪婪，打开了进身之路。并不是说所有的进身之路都已敞开，也不代表它们全都能通往社会阶级的顶端，或许在美国是例外。然而，这些机遇是多么非凡！昔日静止不变的阶级制度理想，已经遥遥地远离19世纪！汉诺威王国的谢勒（Kabinettsrat vonSchele），曾拒绝一位贫寒的年轻律师申请一个政府职位，其理由是这位年轻律师的父亲是一名订书匠，他理当继承父业。而今，这个理由显得既不充分又极荒唐。然而谢勒所做的，只不过是奉行稳定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古老格言，而且在1750年时，一位订书匠的儿子的确只有继承父业一途。现在，他却不再非这么做不可。在他面前敞开了四条成功之路：实业、教育（并可藉此转向政府公职、政治以及自由业三个目标）、艺术以及战争。战争在革命时期和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是很重要的，但在随后数代人的长期和平中，便不再具有重要性，也因此不再是非常吸引人的。第三条道路是新近才出现，因为此时有比以往大得多的公共奖赏，鼓励那些能令大众欢娱或感动的非凡才能，舞台的社会地位日益上升，便表明了这点。这种地位的上升，在爱德华时代的英国，最终产生了相互关联的景象：封为骑士的男演员和娶合唱队女孩为妻的贵族。甚至在后拿破仑时期，就已经产生了富有特色的现象：被当作偶像崇拜的歌唱家（如“瑞典夜莺”琳德［Jenny Lind〕）或舞蹈家（如埃尔丝勒[Fanny Elssler]，以及被奉为神明的音乐艺术家（如帕格尼尼[Paganini]和李斯特［Franz Liszt］）。

实业和教育都不属于向所有人开放的坦途，即使是在那些充分摆脱了习俗和传统束缚的人们当中，也是如此。这些人相信“像我这样的人”将为他们容纳，也知道在一个个人奋斗的社会中如何活动经营，或者承认“自我完善”是值得的。想走上这两条路的旅行者必须交付通行费：没有一些起码的资财，无论限额多么小，便很难在成功之路上启步。这种通行费对想踏上教育之路的人来说，无疑要比进入实业之路更高，因为即使是在建立了公共教育体系的国家中，初等教育一般仍受到忽视，而且，即使在有初等教育存在的地方，出于政治原因，也仅只教授最低程度的识字、算术和道德服从。不过，非常矛盾的是，乍看起来，教育之路似乎要比实业之路更有吸引力。

这种认知并不奇怪，因为教育只需要人们在生活的习惯和方式上做一点小小的革命。学识，如果只是教士学习的那种学识，早已在传统社会中拥有了为人所认可、为社会所重视的地位，而且实际上，比它在纯正的资产社会中的地位更为显著。家庭中有一位教士、牧师或犹太学者，可能就是穷人所能期望的最大荣幸，也值得为此做出巨大牺牲。一旦开放这样的进身之路，这种社会倾慕可以轻易地转向世俗学者、官吏或教师，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转向律师和医生。此外，学识不像实业那样，具有明显的反社会倾向。受过教育者不会像无耻自私的商人和雇主那样，主动攻击他的同类。实际上经常看到的情形是，他们（尤其是教师）明显地是在帮助同胞摆脱看来是他们苦难之源的愚昧无知和黑暗。比起对个人实业成功的普遍渴求，对教育的普遍渴求更容易实现，而且，学校教育比可赚钱的奇怪艺术更容易取得。在那些几乎完全是由小农夫、小商贩和无产者所组成的社区中，如威尔士，人们一方面会渴望将儿子送去从事教学或传教工作，但同时却对财富和实业本身有着痛苦的社会怨恨。

然而，在一定意义上，教育代表着个人主义式的工作竞争、“向才干之士开放的职业”，以及实力战胜出身和关系。在此，教育的效用完全与实业不相上下，而且是通过竞争性的考试来实现的。如同往常，考试制度最具逻辑性的表现方式，也是产生于法国大革命之中，类似等级制度的考试，迄今仍在从学术优胜者中挑选出知识精英分子，去管理和教导法国人民。学识和竞争性考试，也是英国最具资产阶级意识的思想学派的理想。这个学派就是边沁主义的“哲学激进派”，他们最终（但不是在本书所述时期结束之前）会将这种理想以一种极为纯净的形式，强加在英国内政部和印度事务部之上，以反对贵族的激烈抵抗。凭实力取才，如经由考试或其他教育检定，已成为公认的理想典范。只有最为陈腐的欧洲公职，如罗马教廷和英国外交部，或最民主的文官制度，如美国，不在此列。最民主的文官制度，倾向于以选举而不是考试作为选拔公职人员的标准。虽然，像其他形式的个人主义竞争一样，考试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方法，却不是民主的或平等主义的方法。

因此，教育向有才之士开放所产生的首要社会结果，是矛盾的。它所产生的不是自由竞争的“开放社会”，而是官僚制度的“封闭社会”；但是，这两者——以其多样的方式——都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时代中最富特色的体制。19世纪高等文官的气质，基本上仍是18世纪启蒙运动时的那种气质：在中欧和东欧是共济会式和“约瑟芬式”（Josephinian），在法国是拿破仑式，在其他拉丁语系国家是自由主义式和反教士的，在英国则是边沁主义式。众人一致公认，一旦有实力者在文官制度中巩固了地位，竞争就转变为自动晋升，不过，一个人究竟能晋升得多快和多高，仍取决于（在理论上）他的实力，除非有规定的平均主义强迫纯粹凭资历晋升。因此，乍看起来，官僚制度非常不同于自由主义社会的理想。然而，凭实力选才的意识、普遍的廉洁风气、讲求实际的效率、一定的教育程度，以及非贵族的出身，都将公职文官聚为一体。就算是刻板严厉地坚持自动晋升（尤其是在那个非常中产阶级的英国海军部中，其延续的时间已达到了荒唐程度），至少也有以下的好处：排斥典型的贵族徇私或君主偏袒的习性。在经济发展停滞落后的社会中，公职向新兴的中产阶级提供了一种替代的中心点（巴尔扎克小说中的所有官员，看来都是出身于小企业家庭或即将变成小企业家庭）。1848年的法兰克福国会（FrankfurtParliament）中，68％的议员都是文官或其他官员，只有12％的议员是“自由业者”，2.5％是实业家，这种情况并非偶然。

因此，对有意追求名利的人来说，有幸的是，后拿破仑时期几乎在所有地方都是政府机构和政府活动明显扩张的时期，不过，这种扩张很难大到足以吸纳日益增多的识字公民。1830－1850年间，平均每人的公共开支在西班牙增加了25％，在法国增加40％，在俄国增加44％，在比利时增加50％，在奥地利增加70％，在美国增加75％，在荷兰增加90％以上。（只有在英国、英属殖民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和几个落后国家，按人口分摊的政府开支维持稳定或下降，而这个时期正是经济自由主义如日中天之时。）这种增加的情况，部分可归因于军队这个显而易见的赋税消费者。尽管没有发生重大的国际战争，军队在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却还是比之前要庞大得多。以1851年主要大国的军队总数为例，其中惟有英法两国的数字，低于1810年拿破仑力量臻于顶峰之际。其他大国，如俄国、德国和意大利诸邦国，以及西班牙，实际上拥有更庞大的军队。这种增加情况，也可归因于国家旧职能的发展以及新职能的取得。认为自由主义敌视官僚制度，是一种基本的错误观念。（那些具有逻辑思想的资本主义拥护者——激进的边沁学派，并不曾犯这种谬误。）自由主义只敌视缺乏效率的官僚制度，敌视政府干涉那些最好是留给私营企业去办的事情，以及敌视过多过滥的税收。使政府的作用降到只具守夜更夫的功能，这种庸俗自由主义的口号，掩盖了下列事实：剪除了无效率和干涉性功能的政府，会是一个比过去更为强大而且更有雄心的政府。例如，及至1848年，只有政府才拥有现代、而且经常是全国性的警察武力：法国始于1798年，爱尔兰始于1823年，英格兰始于1829年，西班牙始于1844年；除英国之外，通常也只有政府才拥有公共教育体系；除了英国和美国，公共铁路服务也归或将归政府所有；在任何地方，都是由政府经营日益扩大的邮政服务，用以满足急速增大的商务和私人通讯需求。人口增长迫使国家维持一个更大的司法系统；城市增长和城市社会问题也要求一个范围更大的市政管理系统。无论政府的职能是新增还是旧有，都日益依靠一个由专职官员组成的、单一的、全国性的文官体系去执行，其中的高级官员，由各国的中央权威任意调遣和升迁。这种有效率的服务虽然可以大量减少官员数量、消除腐败和兼职差役，并可降低行政单位的成本花费，然而却会创造出一个远令人可畏的政府机器。自由主义国家的大多数基本职能，看来都超出了大多数前革命专制国家最狂放时的梦想，例如聘用支付薪酬的官吏或维持一支全国性的常规地方警力，去有效地评估和征收税款。征税的水准也超过从前甚多，甚至也曾间歇实行累进所得税率，而这正是自由主义政府得以维持的原因：实行自由主义的英国，其1840年的政府开支，竟相当于独裁俄国的四倍之多。（在英国，累进所得税是在拿破仑战争时临时征收，从1842年起常年征收；1848年前，没有其他重要国家仿效此一先例。）

传说拿破仑的士兵会在军用背包里携带军官肩章，作为他最终取得元帅权杖的第一步。然而，那些新的官僚职位却很少在实际上等同于这些军官肩章。1839年时，法国计有13万名文职官员，其中大多数是邮递员、教师、低层征税官、司法官员，以及类似人员；甚至于内政部的450名官员和外交部的350名官员中，大多也是普通办事员，从狄更斯到果戈里的文学作品，都把这一类人描写得淋漓尽致。除了公职特权外，他们难得有什么值得嫉妒的，他们所得到的保障，只是可以用一种稳定的节奏终身挨饿受穷。只有寥寥可数的官职，够称上是一份中产阶级的好职业，从经济上看，诚实的官员不可能在过得去的舒适之外，指望更多东西。19世纪中期的改革者，在英国文官制度中设计了“行政管理级”官员，以作为适合中产阶级的级别，但即使是到今天，该级行政官员也不会多于3500人。

虽然小官吏或白领工人的情况简朴如此，但若比起劳动贫民，他们还是像山峦般高高在上。这些人不需从事体力劳动。尽管只是象征性的，但他洁净的双手和雪白的衣领，都使他偏向富人那边。他们身上通常都带有公共权威的魔力。男男女女在他面前，只能排队领取登记着他们生活的文件，他对这些人是呼之即来挥之即去，他可以告诉这些人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在较落后的国家（以及民主的美国）兄弟子侄可指望通过他找到一份工作；在许多不那么落后的国家，他不得不受贿。对于无数的农民或劳工家庭，对于不太可能以其他方式提高社会地位的人来说，小官吏、教书和神职人员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触及的，这座喜马拉雅山是他们的儿子有可能攀登的。

自由业很少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因为要想成为一名医生、律师、教授（在欧洲大陆上意味着当一名中学校长或大学教师），或者成为一名“从事各种职业的受过教育者”，都需要有多年的教育或出众的才华和机遇。1851年的英国，有大约1.6万名律师（不算法官）和不过1700名的法律学生（欧洲大陆上律师的数目和比例通常更高）；大约1.7万名医生和外科医生，以及3500名医学学生和助手；不足3000名建筑师；大约1300名“编辑和作家”（法文的新闻记者［Journalist〕一词，尚未得到正式认可）。法律和医学是两个具有悠久传统的职业，第三个则是教士。教士提供的出路少于人们所指望的，如果只是因为它的扩张程度远慢于人口的增长，那也还好，但实际的情况却是，由于各个政府的反教士热情，使得这门职业正在萎缩而不是扩张。约瑟夫二世查禁了359座男女修道院，西班牙在其自由主义时期也极力查禁所有的修道院。

只有一条真正的出路存在：即由世俗者和教会人士充任小学教师。教师这行的主要成员多半是农夫、工匠和其他简朴家庭的下一代，其数目在西方国家中绝非微不足道：1851年，英国有大约7.6万名男女自称是校长或普通教师，这还不包括2万名左右的家庭教师。对于身无分文而又受过教育的女孩而言，若她们不能或不愿以不太体面的方式谋生，家庭教师就是她们众所周知的最后出路了。而且，教学不仅是庞大的，也是正在扩张中的一门职业。教师的收入很低，但是，除了英国和美国这种市侩盛行的国家外，小学教师是极受欢迎的人物。因为在平凡男女第一次发现愚昧无知是可以驱除的时代，如果有任何一个人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理想典范，那么这个男人或女人的生活及呼唤，必定能够提供孩子们他们父母从未有过的机遇，能够为孩子们敞开世界，能够以真理和道德浸润他们。

当然，实业是向有才能的人开放的最明显职业，而且在一个迅速发展的经济潮流中，实业的机会自然相当多。许多企业的小规模性质、盛行的转包制、小规模的买卖，都使他们相对容易从事。但是，无论是物质、社会还是文化条件，都不利于穷人。首先，成功者经常忽略一个事实，那就是想要发展工业经济，就必须创造出一群比雇主或自行创业者更多的工资劳动者。每有一个人向上升入实业家阶层，就必须有更多人滑落下去。第二，经济独立必须具有技术能力、思想准备或财政资源（无论是多么有限），而这些全都是大多数人所没有的。那些足够幸运拥有这些条件的人——如处于少数地位的宗教派别成员，社会学家熟知他们从事这类活动的才干——都表现得相当出色：在“俄国的曼彻斯特”伊凡诺沃（Ivanovo），那些成为纺织业者的农奴，大多数都属于“老信徒”（Old Believers）教派。但是，若要是指望那些并不拥有这些特长的人们，例如大多数俄国农民，去做同样的事情，甚或在同样的条件上竭力仿效他们，都是完全不切实际的。

在各类群体当中，没有比少数派更热情欢迎向有才能的人开放晋升之途，无论这些职业是什么，因为这些少数派群体在当时尚不被允许跻身显著地位。这不仅因为他们出身不佳，也因为他们遭到官方和集体的歧视。法国新教徒以无比的热情投身于大革命期间和之后的公共生活，这种热情惟有西方犹太人所迸发的那种才干可与媲美。18世纪的理性主义为这种解放进行了准备，法国大革命则将它付诸实行。在此之前，犹太人迈向成功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商业或金融，一是解说神圣律法，但这两者都使他局限在狭小而且被隔离的犹太聚居区中。只有一小批“宫廷犹太人”或其他富有者，半隐半现地浮出其聚居区外，即使是在英国和荷兰，他们也要小心谨慎，不可走得太远，以免陷入危险和不得人心的境地。即使是这样有限的显露，也只有在那些昏醉的不信宗教者当中，才不显得不受欢迎，但总体而言，这些不信教者也摆明并不欢迎犹太解放。世世代代的社会压抑，使得犹太聚居区也实行自我封闭，拒绝任何违离严密正统之外的行动，并将其视为不信和反叛。在18世纪，德国和奥地利的犹太解放运动先驱，尤其是门德尔松（Moses Mendelssohn，1729－1786），都被骂成是叛逃者和无神论者。

大批犹太人居住在旧波兰王国东部和立陶宛的犹太区内，这些犹太区迅速增长。区内的犹太人继续在充满敌意的农民当中，过着自我约束和叫人猜疑的生活，只有在教派信仰上，才能使他们有所分歧，一派效忠于立陶宛正统派学识渊博的拉比，另一派则虔信忘我入神却备受穷困折磨的哈锡德派。1834年，奥地利当局逮捕了46名加利西亚革命者，其中只有一名犹太人，这是非常典型的情形。但是，在西方更小的社区中，犹太人双手紧紧抓住他们的新机遇，无论如何也要得到官员职位，即使不得不为此付出名义上受洗的代价，在那些半解放的国家中，经常也是如此。实业家想要得到的，甚至不止是官职。罗思柴尔德家族是国际上的犹太之王，他们不止是有钱而已。他们本来可以更早发迹致富，尽管这一时期的政治军事变化，为国际金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他们此际也已被视为有钱人，具有一种与他们的财富大致相称的社会地位，甚至渴望成为贵族。事实上，欧洲的王公们已从1816年开始授予他们贵族爵位（1823年，他们成为世袭的哈布斯堡男爵）。

比犹太人的财富更令人吃惊的，是在世俗的艺术、科学和各种职业中，犹太人才华横溢的表现。以20世纪的标准来衡量，这种才华的展露还很有限。不过，到了1848年，19世纪最伟大的犹太思想家和最成功的政治家，都已双双达到成熟时期。他们分别是马克思和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 1804－1881）。此时尚无犹太籍大科学家，只有几位虽不是第一流却也有显著地位的数学家。迈耶贝尔（Meyerbeer，1791－1864）和门德尔松（Mendelssohn－Bartholdy，188－1847）还称不上是当时最杰出的作曲家；不过在诗人当中，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的诗作流传下来，评价甚高。此时也还没出现伟大的犹太演奏家和指挥家，没有重要的犹太画家，惟一重要的戏剧演员，就是女演员拉舍尔（Rachel，1821－1858）。事实上，天才的产生并不是衡量一个民族获得解放的尺度，反倒是从大批并非最卓越的犹太人才突然涌现，并且加入到西欧的文化和公众生活之中——尤其是法国，最重要的是德国诸邦——更能看出这种解放。这些人才的涌现，为来自偏远内地的犹太移民提供了语言和意识形态，用以逐渐填平横隔在中世纪与19世纪之间的鸿沟。

双元革命赋予犹太人在基督教统治之下所曾享受到的、最接近于平等的东西。那些抓住机会的犹太人，所希望的莫过于“同化”到新社会之中，而且出于明显的原因，他们的归属感几乎全都是自由主义的。然而，即使是煽动性政治家还没有认真利用流行于被剥削大众中的反犹主义（到此际，劳工大众已经可以把犹太人视作资本家），犹太人的处境仍是捉摸不定、令人不安的。（日耳曼强盗“屠夫”毕克勒[JohannesBueckler，1777－1803]专以犹太人为牺牲品，并因此名声大噪；在19世纪40年代布拉格的工人骚动中，也有反犹太的情形。）在法国和德国西部（尚不及于别处），一些年轻的犹太人发现自己正梦想着一个更为完美的社会。有一种明显的犹太特质存在于法国的圣西门主义中（罗德里格斯〔OlindeRodrigues〕、皮尔耶兄弟、阿列维［Leon Halevy］、戴希塔尔〔d’Eichthal〕），并在较小程度上存在于德国的共产主义中。（赫斯[Moses Hess]、诗人海涅，当然还有马克思，不过，他对他的犹太出身，表现出一种彻底的冷淡。）

犹太人所处的地位，使他们格外乐意融入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是少数族群。他们之中的极大多数已居住在城市中，在很大程度上已对城市化的种种疾病有了免疫力。统计学家已经注意到他们在城市中的死亡率和患病率较低。他们之中极大多数是识字者，不从事农业；而且很大一部分人已经在从事商业或各种专门职业。只要察觉到新形势、新思想所具有的潜在威胁，他们本身所处的形势就会不断地迫使他们去思考这些新形势、新思想。但在另一方面，对世上大多数的民族而言，适应新的社会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这种不适应，部分是因为顽固的旧习使他们几乎不可能理解新社会对他们的期待。如在19世纪40年代，年轻的阿尔及利亚绅士，被送到巴黎接受欧洲教育。他们吃惊地发现自己受邀参加这个皇都中的任何活动，除了国王和贵族的社交宴会。此外，新社会也不比旧社会更容易适应。那些接受中产阶级文明洗礼和行事方法的人们，可以自如地享受其好处；但那些拒绝或无力这么做的人们，简直就无可指望。坚持选举权必须有财产资格限制，这是1830年时各个温和自由主义政府的特色，其中的偏见不仅是政治上的。他们认为无法表现出积聚财富能力的人，称不上是一个完整的人，因而也很难说算是一个完整的公民。这种态度在欧洲中产阶级与异教徒的接触当中，表现得最为极端。欧洲中产阶级致力于通过明智纯真的传教士，说服异教徒皈依基督教、信仰商业并穿上裤子（其间无法划出明显界线），或是想把自由主义的立法真理强加给他们。只要他们接受了这些，自由主义（至少在革命的法国人当中）就准备授予他们具有一切权利的公民身份，或者如在大英帝国的子民当中，完成他们有朝一日成为一名英国人的希望。这种态度充分反映在拿破仑三世的参议院中。在本书所论时代结束但仍受其影响的数年中，法国参议院向阿尔及利亚人开放了公民身份：“根据他的要求，他被允许享有法国公民的权利，因此，他必须遵守法国的民法和政策。”阿尔及利亚人所必须放弃的，实际上就是伊斯兰教信仰；如果他不想这么做——极少有人这样做——那么，他就仍是一个人民而不是公民。

“文明人”对“野蛮人”（包括国内大量的劳动贫民）的众多轻蔑，都建立在这种露骨的优越感上。中产阶级世界对所有人都是自由开放的。那些未能进人其中的人，要不是因为缺乏才智、道德或精力，而罪有应得；便是受到历史或种族遗产的拖累，否则，他们早已充分利用他们的机会了。这种发展约在该世纪中期达到顶点，于是，那段时期也就变成一个史无前例的冷酷时期。这不仅是因为当时的富人对其周围令人震惊的贫困完全视若无睹，那种恐怖的贫穷现象，只会对外来访客造成冲击（今日印度贫民窟的情况亦然）；更因为他们提起穷人的态度，就好像谈到外国的野蛮人一样，根本不把他们当人看。如果他们的命运是要成为工业劳工，他们也只会是一群乌合之众，要以绝对的强制、严厉的工厂纪律、辅之以国家的帮助，强迫他们适应恰当的纪律模式。（颇有特色的倒是当时的中产阶级认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与明显具歧视性的劳工法典之间，并无矛盾之处；在这样的法典中，如1823年英国的《主仆法》，工人违背合同要处以监禁，雇主违背合同却只处以少量罚金，如果真有其事的话。）穷人应当让他们一直处在饥饿的边缘上，因为若非如此，他们就不愿工作，就不会具有堪称为“人”的动机。雇主们在19世纪30年代后期对维勤梅说：“工人们为了自己着想，应该使自己经常受需求所迫，因为这样他才不会给孩子们树立坏榜样。而且，贫困也可以确保他的良好行为。”然而，对中产阶级来说，穷人还是太多了，他们只能指望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能够发挥作用，去饿杀足够多的穷人，以建立生存人口的最大限量；当然，除非每一个不具理性的穷人都能节制生育，理性地确立他们自己的人口控制。

这种态度与正式承认的不平等，只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差别。1853年，巴德里拉尔（Henri Baudrillart）在法兰西学院的就职演说中提出：不平等是人类社会的三大支柱之一，另外两个是财产和继承权。于是，阶级社会就这样在形式平等的基础上重建起来。失掉的只是昔日它所宽容的那些东西：认为人既有责任又有权利的普遍社会信念，以及美德善行绝不仅等于金钱的信念；下层阶级虽然卑微，也有在这块上帝召唤他们前来的地方，过一种简朴生活的权利。

谢选骏指出：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抱怨——某天，我与这些中产阶级绅士中的一位走进曼彻斯特。我向他提及令人惭愧和不卫生的贫民区，想引他注意这个城市的工厂工人，其居住地区是如何令人作呕。我表示我生平从未看过建得这样糟糕的城镇。这位绅士耐心地倾听，然而却在我们分手告别的那条街道的街角上评论说：“但是这里有很多钱可赚啊。早安，先生！”

我看——恩格斯是个变态分子而不是变革分子……因为这个王八蛋他一边谴责英国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一边作为工厂主继续雇佣工人经营牟利。王八蛋的双重身份其实也是统一的——这就开创了共产党统治的模式，那就是“共产党自己当资本家”。这种“一个资本家”的模式比“一堆资本家”更能敲骨吸髓……这也就是列宁和斯大林的苏联吸血模式。所以，列宁并非修正了和歪曲了马克思主义的“矛盾论”，而是继承了和发展了恩格斯主义的“实践论”。

【第十一章劳动贫民】

第一个工厂主人，就像殖民地的种植园主人生活在他们的奴隶中那样，生活在自己的工厂里，他一个人要面对成百个工人，而里昂的破坏活动，就像是圣多明各的那种暴动……威胁社会的野蛮人既不在高加索，也不在蒙古草原，而是在我们工业城市的郊区……中产阶级应认清这种局势的性质；他应当知道他是站在何处。——吉拉丹，《辩论报》1831年12月8日

想要做官掌权，

总得被大氅，挂绶带。

我们为你们大人物纺纱织布，

死后却不包裹尸布就草草掩埋。

我们是织布工，

却赤身裸体，无遮无盖。

你们的统治行将结束，

我们掌权的日子就要到来。

我们为旧世界织好了裹尸布，

造反的吼声已响彻天外。

我们是织工，

从此衣冠整齐，有穿有戴。

——里昂丝织工人歌谣

那些发现自己正处在资本主义社会道路上的贫民来说，在他们面前展现出三种可能性，而且他们在当时仍难以进入的传统社会领域内，再也得不到有效的保护。这三种可能性是：他们可以争取成为资产阶级；或让自己忍受折磨；或起而造反。

如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的那样，第一条道路对那些身无分文得以赚取财产或接受教育的人来说，不仅实行起来有困难，而且也颇令人厌恶。纯功利式的个人主义社会行为制度，秉持的信条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种理论上看似合理的丛林竞争法则，在成长于传统社会之人的眼中，无异于淫乱的魔鬼。1844年，绝望的西利西亚麻布手织工，为了与自己的命运抗争，发动了一场失败的起义。起义工人中有人说道：“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发明了各种巧妙无比的技巧，用来削弱和破坏别人的生计。唉！但再也没有人会想到《圣经》第七条戒律的训示：你不能偷盗。他们也没记住路德（Luther）对这一条戒律的评注，路德说：我们应当敬畏上帝，我们不能拿走邻居的钱财，不能用假货和欺诈的交易去获取钱财，相反，我们应当帮助邻人保护并增加其生计和财产。”这段话代表了所有发现自己简直是被地狱的力量拖入深渊之人的所有心声。他们要求的并不多。（“富人常给穷人以施舍，而穷人过着极简朴的生活，因为在那时，下层人不像他们今天那样，很少需要夸耀用的衣着和打扮。”）但即使这么卑微的地位，如今也被剥夺了。

因此，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抵制，即使经过最合理的计划，也少不了野蛮的行为。以济贫税救助低薪劳工的“斯平汉姆兰”制度，由乡绅主导实行，并深受劳工依赖，虽然经济学上对这种制度的反对已成定论。作为缓和贫困的一种方式，基督徒式的施舍毫无助益，就像在大量兴办慈善事业的教皇国家可以见到的那样。但它不仅在传统的富人当中普受欢迎，而且也在传统的穷人当中普受欢迎。富人把它看作防止邪恶平权的手段（这种平权观念是“那些坚持自然创造的众人都是平等的，而社会差别纯粹只有在公共效益中才能找到”的梦想家所提出的）；而穷人深信，他们有权获取富人餐桌上的面包屑。在英国，有一道鸿沟把互助会（Friendly Society）中产阶级提倡者和贫民分隔开来，前者认为互助会完全是个人自助的一种形式；而后者还把它们当作、并且根本常常当作是举行欢乐聚会、仪式、宗教祭典和庆祝活动的社会团体，这对互助会的健全是有害的。

甚至连资产阶级也认为，在这些方面，纯粹自由竞争并未给他带来实际好处，因而加以反对，这使那种抵制更为强化。谁也不比顽强的美国农场主人和工厂主人更热心于个人奋斗精神，没有一部宪法像美国宪法那样——或者他们的法学家直到我们这个世纪以前还认为的那样——反对类似联邦童工立法那种对自由的干预。但是如我们所见，却也没有谁比他们更坚定地致力于对其实业的“人为”保护。新式机械是私人企业和自由竞争的主要好处之一。但是，不仅劳工卢德派奋起捣毁机器，当地的小商人和农民也同情他们，因为他们也认为改革者破坏了他们的生计，而政府则不得不于1830年发出措词严厉的通告，指出“机器应像其他任何形式的财产那样，受到法律的保护”。在资产阶级自由派深具信心的堡垒之外，新兴企业家怀着动摇和疑惑的心惰，着手完成他们破坏社会和道德秩序的历史任务，这更加强了穷人的信念。

当然，也有一些劳动者极力跻身于中产阶级，或者至少是遵循节俭、自助和自我改善的训诫。在中产阶级激进主义的道德和说教读物、戒酒运动和致力传道的新教当中，随处可见把斯迈尔斯视为其荷马的那类人，而事实上，这样的团体吸引了或许还鼓励了雄心勃勃的年轻人。1843年创立的罗顿节欲院（Royton Temperance Seminary，局限于小伙子，大部分是棉纺织工人，他们发誓戒酒、不赌博，并养成良好的道德情操），在20年里培养了五个纺纱厂老板、一名教师、两名俄国棉纺厂经理，“和不少取得诸如经理、监工、机械工工头、合格校长之类的体面职位，或变成体面的店铺老板。”显然，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以外，这种现象不那么普遍，在那些地区，工人阶级以外的道路（除了移民）要狭窄得多，即使在英国，这样的道路也不特别宽广；而激进中产阶级对熟练工人的道德和理智影响，也要小一些。

另一方面，显然有更多人面临他们无法理解的社会灾难，遭受贫困和剥削，麇集于凄凉污秽的贫民窟或正在扩大的小规模工业复合村，因而陷于道德沦丧。失去了传统制度和行为指南之后，人们怎能不沦人以权宜之计临时糊口的深渊呢？许多家庭在每周发薪日之前，不得不把他们的毛毯典当出去（1855年，典当给利物浦当铺老板的所有物品中，有60％价值在五先令以下，27％在二先令六便士以下）；而酒精则是摆脱曼彻斯特、里尔或博里纳日（Borinage）等工业大城的捷径。酗酒大众几乎已成为轻率失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伴生现象，“酒瘟”开始在全欧洲蔓延。也许那个时代无数感叹酗酒日益严重、妓女或男女淫乱日益败德之人，有些夸大其词。不过，1840年左右，在英国、爱尔兰和德国，有计划的戒酒宣传突然大增，有中产阶级的，也有工人阶级的，这种情形显示，对世风日下的担忧既非学究专属，也不限于任何单一阶级。其直接成就十分短暂，但在该世纪的其余时间，不管是开明的雇主还是劳工运动，对烈酒的厌恶仍然是共同的。（这种厌恶并不适用于啤酒、葡萄酒或已成为人们日常惯用饮食的其他饮料。这种运动以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为主力。）

但是，悲叹新兴城市和工业区贫民世风日下的同时代人，当然并不是在夸大其词。而这些事件加在一起，使得情况更加恶劣。城镇和工业区在没有计划和监管的情况下迅速发展，一些最起码的城市生活服务设施，例如，街道的清扫、饮用水供应、卫生，更别提工人阶级的住房了，都完全跟不上城市发展的步伐。这种城市状况恶化的最明显后果，便是传染性疾病再度出现（主要是水源性传染病）、广泛流行，特别是霍乱。霍乱从1831年起再度征服欧洲，并在1832年横扫从马赛到圣彼得堡的欧洲大陆，后来还曾再度爆发。举一个例子来说，在格拉斯哥，“1818年前，斑疹伤寒并未被当做什么流行疾病而引起注意”。此后，斑疹伤寒的发病率不断增加。至19世纪30年代，该城有两种主要流行病（斑疹伤寒和霍乱），19世纪40年代有三种（斑疹伤寒、霍乱和回归热），19世纪50年代上半期两种，一直到一整代人忽视城市卫生的情况改善为止。忽视城市卫生的可怕后果，又因为中产阶级和统治阶级未曾亲身感受，而更显严重。本书所论时期的城市发展，以飞快的速度将不同阶级隔离开来，新兴的劳动贫民，被推入政府、商业中心以及新辟的资产阶级专门住宅区之外，溺陷于黑暗的苦难深渊。在这一时期发展起来的欧洲各大城市，几乎被普遍地划分为“豪华”的西区和“贫穷”的东区。（“迫使工人迁出巴黎市中心，一般而言，都对他们的行为举止和道德产生了令人悲叹的影响。在旧时，他们通常住在建筑物的上层，其下层由商人和相对来说属小康阶级的其他成员占用。在同一幢建筑物中赁屋而居的人，产生了一种团结友爱的精神。邻居在小事上互相帮助，工人生病或失业时，也可以在楼中邻里找到援手。另一方面，一种身为人的尊严感，也始终规范着工人阶级的行为。”）除了劳工自己主动兴办的设施外，在这些新兴的劳工聚居区里，除了酒馆，或许还包括小教堂，此外根本没有公共设施。一直要等到1848年后，当新的流行疾病从贫民窟蔓延出来，开始造成富人的死亡；以及在贫民窟中长大的绝望群众，以社会革命吓坏了当权者的时候，有计划的城市改建和改善才开始进行。

酗酒还不是世风日下的惟一象征，杀婴、卖淫、自杀和精神错乱等社会现象，都与这场社会和经济的大灾难有关。这项发现主要得感谢当时代人对我们今日称为社会医学所进行的开拓性工作。（我们对那个时代［及随后的改进〕的了解，大多归功于许许多多的医生，他们与资产阶级舆论普遍的自鸣得意和强硬态度适形成鲜明对照。此外，维勒梅和《公共卫生年鉴》[Annalesd’Hygiene Publique，1829年〕的英国撰稿人——凯伊〔Kay〕、撒克拉[Thackrah]、西蒙［Simon〕、盖斯克尔[Gaskell]和法尔［Farr］，还有德国的几个人，都值得我们给乎更广泛的纪念。）刑事犯罪和日益增多而且经常是无目的的暴力犯罪，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暴力犯罪是个人对威胁着要吞噬驯服者的力量的盲目宣泄。盛行于此时的天启教派、神秘教派和其他形形色色的迷信（参见第十二章），处处表明：对毁灭人类的社会大震动，人们表现出类似的无能为力。例如，霍乱的流行在信奉天主教的马赛以及信奉新教的威尔士，都同样造成了宗教复兴。

在社会行为的各种扭曲形式之间，有一点是共同的，而且恰好都与“自助行动”有关。这些形式都是逃脱贫民劳工命运的企图，或者至多是接受或忘记贫困和羞辱的企图。那些相信来世的人、酒鬼、小盗贼、精神病患者、流浪乞丐，或雄心勃勃的小业主，都对其集体状况视而不见，并且（小业主除外）都对采取集体行动的能力漠不关心。在这一时期的历史上，这种群众性的冷漠态度所起的作用，比人们经常认定的大得多。下述的那种情况绝非偶然：技术最不熟练、受教育最少、最无组织性、因而也最没希望的贫民，在当时和后来都是政治态度最冷漠的人。在1848年普鲁士哈勒（Halle）城的选举中，有81％的独立手工业师傅和71％的石匠、木匠和其他熟练建筑工人参加投票，而在工厂和铁路工人、雇工和家庭代工当中，只有46％的人参加投票。

逃避和失败之外的另一选择就是暴动。当劳动贫民，特别是已成为贫民核心的工业无产阶级面临这种局面的时候，暴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实际上是迫不得已的。19世纪上半叶，出现劳工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而且实际上是群众性的社会革命骚动，是不可避免的事。1848年革命便是其直接后果。

1815－1848年间的劳动贫民处境，着实令人震惊，这一点是任何通情达理的观察家都无法否认的，而这样的人所在多有。众人普遍认定，贫民的处境正在日渐恶化。在英国，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便是基于这样的假定，认为人口的增长必然会超过生活所需的增长，并得到李嘉图派经济学家的支持。那些对工人阶级前景持乐观看法的人，比抱悲观看法的人少一点，才能也要差一些。在19世纪30年代的德国，至少有14种不同的出版物，是以人民的日渐贫困作为讨论主题。而且，关于“日益贫困和食物短缺的抱怨”是否得到证实的问题，也被提出来作为学术奖励的论文题目。16位竞争者中，有10位认为已得到证实，只有两位认为这些抱怨没有得到证实。从这类意见占有的压倒性多数，便可看出贫民普遍陷于令人绝望的苦难之中。

无疑，乡村实际存在的贫困状况，显然是最糟糕的，特别是在无地的工资劳动者，乡村家庭作坊工人，当然还有拥有土地但很贫困的农民，或靠贫瘠土地生活的那些人中间。那些发生在1789年、1795年、1817年、1832年、1847年的歉收，仍然造成实际的饥荒，就算没有额外灾难的干预，诸如破坏了西利西亚家庭亚麻工业基础的英国棉纺织品竞争，情况也是如此。1813年的伦巴底歉收，造成许多人仅靠吃肥料、干草、豆叶和野果制的面饼维持生命。甚至在瑞士这样的稳定国家里，像1817年那样的歉收年，也会造成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出生人数的惨况。与爱尔兰饥荒的大灾难比起来，1846－1848年的欧洲大陆饥民也显得黯然失色，但这样的饥荒已经够现实的了。在普鲁士的东部和西部（1847年），三分之一的居民已没面包可吃，仅靠马铃薯维生。在德国中部山区，简朴、贫穷的制造业村庄里，男男女女坐在圆木和长凳上，很少有帘子或桌巾，因没玻璃杯而用陶器或锡杯喝水，居民已有点习惯了马铃薯饮食和谈咖啡。在饥馑期间，救济工作者不得不教居民吃他们提供的豌豆和稀粥。因饥饿而产生的斑疹、伤寒，在佛兰德斯和西利西亚的乡村肆虐，在那里，农村的麻布织工与近代工业进行着注定要失败的斗争。

但事实上，除去爱尔兰那样的全面灾难之外，吸引大多数人注意的苦难——许多人都认为程度日益加重——是城市和工业区的苦难，那里的贫民不像农村那般消极地挨饿，也不像他们那么不显眼。他们的实际收入是否下降，仍是历史上有争论的问题，尽管如我们所见，城市贫民的一般处境无疑是恶化了。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种类的工人之间，以及各个经济时期之间，情况千差万别，再加上统计数据方面的缺陷，使这些问题很难得出肯定的答案。不过在1848年以前（英国也许在1844年以前），任何显著的普遍改善都不曾发生，而富人和穷人之间的鸿沟，肯定是越来越大，越来越明显。当罗思柴尔德伯爵夫人佩戴价值150万法郎的珠宝出席奥尔良公爵的化装舞会时（1842年），正是布赖特（John Bright）这样描述罗奇代尔妇女的时候：“2000名妇女和少女唱着圣歌走过街道，这是非常独特、非常令人吃惊的场面。这支奇异的队伍走近了，她们是可怕的饥民，面包被狼吞虎咽地吞食下去，其状难以形容，即使那些面包上几乎沾满了泥土，也会被当作美食吞食下去。”

事实上，在欧洲广大地区，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可能都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恶化。不仅（如我们所见）城市设施和社会服务无法与城市轻率而又无计划的发展同步，在1815年到铁路时代来临之前，货币工资（经常是实际工资）趋于下降，许多大城市的食品生产和运输价格也随之下降。那个时代马尔萨斯主义者的悲观论调，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时间差之上。但除了这种时间差之外，光是饮食习惯从前工业时期的传统三餐，变为城市化和工业化时期的不加重视或无钱购买，就足以导致营养恶化，恰如城市生活和工作条件很可能导致健康恶化一样。工业人口和农业人口（而且当然也是上层、中等和工人各阶级之间）在身体和健康上的特大差异，显然都是因为这一原因。法国和英国的统计学家，特别重视研究这一课题。19世纪40年代，维尔特郡（Wiltshire）和拉特兰（Rutland）乡村雇工（未必是一个饱足的阶级）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要比曼彻斯特和利物浦劳工的预期寿命高一倍，但那时，仅举一个例子来说，“直到刀剪行业改用蒸汽动力之前，亦即直到18世纪末，在谢菲尔德（Sheffield）刀剪业中，还不知道什么叫做磨工病。”但到了1842年，因罹患这种疾病而翻肠呕吐的磨刀工比例，30多岁年龄层中有50％的人，40多岁有79％，50岁以上更达100％。

此外，经济上的变化使广大劳工阶层发生了转移或取代，这种变化有时对他们有利，但更多时候是使他们感到悲哀。广大居民群众因尚未被新的工业部门或城市吸收，仍旧永远处在一个贫困无告的底层，甚至更多的群众，被周期性的危机推向失业深渊，这种危机几乎还不曾为人所认识，它们既是暂时性的，也是反复发生的。一次这样的经济萧条，可以使博尔顿（1842年）或鲁贝（Roubaix，1847年）三分之二的纺织工人失去工作。20％的诺丁汉（Norttingham）居民，三分之一的佩斯利（Paisley）人口，实际上可能都是贫民。像英国宪章主义那类运动，因其政治上的软弱性，会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失败；但一次又一次的严重饥荒——压在千百万劳动贫民身上不堪忍受的重负——又将使它一次次复活。

在这些一般性的冲击之外，还要加上特殊类型劳动贫民所面对的特殊灾难。如我们所见，在工业革命初期，并没有把所有劳工都推进机械化的工厂中。相反，在少数已机械化和大规模生产的地区周围，增加了许多前工业革命的手工业者、某些种类的技术工人，以及家庭和作坊的劳工大军，工业革命常常改善了他们的处境，特别是在劳动力长期短缺的战争期间。19世纪20和30年代，机器和市场的无情发展，开始把他们甩到一旁。在这样的过程中，独立人变成了依附者，人则变成了“人手”。在经常是极其苛刻的条件下，产生了许许多多丧失社会地位、贫困无告，以及忍饥挨饿的人群——手织工、网状织物编织工等等——他们的处境甚至使多数铁石心肠的经济学家都感到恐惧。这些人并不是技术不熟练或愚昧无知的下等人。类似在19世纪30年代被搞得七零八落的诺里奇（Norwich）和邓弗姆林（Dunfermline）织工，过去通过谈判确定的“价目单”已变成废纸片的伦敦家具制作工，已沉沦于血汗和工场泥淖、变成流浪无产者的欧洲大陆技术工人，以及已丧失其独立性的手工业者等等，这些人都曾经是技术最熟练、教育程度最高、最能自立的工人，是劳动人民的精英。（1840年，在195名格洛斯特郡成年织工中，只有15人既不能读，也不会写；但1842年，在兰开夏、柴郡和斯塔福德郡逮捕的暴乱者中，只有13％的人可以好好读写，32％的人读写不全。）他们不知道，他们周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很自然，他们会寻求出路，甚至更自然的是，他们会抗议。（“我们的工人人口中，约有三分之—……是织工和雇工，他们的平均所得如无教区补助，根本不足以养家糊口。这一群人，在他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体体面面的，受人尊敬的，现在却饱受工资下降之苦和时代之难。特别是为了这群贫困伙伴，我愿意推荐这种合作制度。”F.Baker，First Lecture on Co-operation，Bolton 1830年。）

在物质上，新兴的工业无产阶级可能多少有所改善。但同时他们却是不自由的，要在老板或监工的强力控制下，忍受极其严苛的纪律管束，他们得不到法律援助来对付老板监工，因为公共保护才刚刚起步。他们不得不在老板规定的钟点和轮班时间工作，接受老板为了加强或增加利润而施行的惩罚和罚款。在一些闭塞的地区和行业中，他们不得不在老板的商店里购物，还常常得被迫领取实物工资（这样可使厚颜无耻的雇主赚取更多利润），或住在老板提供的房子里。无疑，农村小伙子或许会认为这种生活比起他们的父辈，依赖性可能小一点，情况或许还要好一些；而在欧洲大陆那种带有强烈家长制传统的行业里，老板的专横，至少部分被安全感、教育以及有时提供的福利设施所抵消。但对自由人来说，进入这样的工厂充当一个“人手”，无异于陷入一种奴隶状态，因此除非快要饿死，否则他们都宁可避而远之。即使进了工厂，他们在抵制严厉纪律方面，也要比女工和童工顽强得多。所以工厂主人多半倾向于招收女工和童工，当然，在19世纪30和40年代的部分时间里，即使是工厂里的无产阶级，他们的物质状态也趋于恶化。

不管劳动贫民的实际状况如何，毫无疑问的，他们当中每一个稍会思考的人——即那些不接受穷人命该受苦受难、不相信命运无法改变的人——都认为：劳工是受到富人的剥削才变得穷困，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而穷人受苦就是因为富人受益。资产阶级的社会机制，根本就是残酷不公而且不合人道。《兰开夏合作者》（Lancashire Co－operator）一书写道：“没有劳动就没有财富。工人是一切财富的源泉。是谁种植、饲养了一切食品之源？是吃得半饱的穷苦劳工。是谁建造了被不事劳动和不事生产的富人所占有的房屋、仓库和宫殿？是工人。是谁纺出了所有纱线和织出了所有布匹？是纺纱工和织布工。”然而，“劳工始终是穷人和赤贫者，而那些不干活的却是有钱人，并且拥有过分充足的财富。”而绝望的农村雇工（甚至到今天，黑人灵歌歌手还在逐句地重复吟唱），说得虽没那么清晰，但也许更加深刻：

如果生命可以用金钱来买的话，

那么富人可以活，穷人就该死。

劳工运动对穷人的呼声做了回应。我们不应把劳工运动和历史上经常可见的集体反抗相混淆，后者所反对的只是难以忍受的苦难；甚至也不应与已成为劳工特有的罢工或其他斗争形式相混淆。劳工运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之前。但19世纪劳工运动的新现象，是阶级觉悟和阶级抱负。“穷人”不再讨好“富人”。一个特定的阶级，劳工、工人或无产阶级，面对着另一个阶级，雇主或资本家。法国大革命赋予这个新兴阶级信心，工业革命则使它铭记经常动员的必要性。适当的生活，并不是偶尔的抗议便能实现的，那种抗议只能恢复早已稳定、但暂时被打乱的社会平衡。它需要的是永远保持警惕、加强组织并进行活动的“运动”——工会、互助会或合作社、工人阶级学校、报刊或宣传鼓动。但是，那种不断翻新、快速更动而且几乎吞噬他们的社会变革，促使劳工们以自身的经验和其与压迫者相抗衡的理想为基础，从全面改造社会这个角度进行思考。合理的社会应当是合作的，而非竞争的；是集体主义的，而非个人主义的。应该是“社会主义的”。而且它代表的不是自由社会的永恒理想，而是一种长久而且切实可行的现存社会替代物。穷人总是把自由社会的理想置诸脑后，只有在个别情况下，他们才会考虑进行普遍的社会革命。

这种意义上的工人阶级意识，在1789年，或者说实际上在法国大革命期间，都尚未形成。在英国和法国以外的国家，甚至到了1848年，这种意识即使存在，也极为罕见。但在体现双元革命的这两个国家，在1815－1848年间，特别是在1830年左右，工人阶级的觉悟的确已经形成。“工人阶级”（Working Class）一词（不同于不那么特定的“劳工阶层”〔theworking classes］），于滑铁卢战后不久，也许还要更早一些，便在英国的劳工著作中出现了；而在法国工人阶级的著作中，1830年后，也可看到同样的句子。在英国，把全国劳工都组织到“总工会”之下的企图，于1818年正式展开，并在1829－1834年间非常热烈地进行尝试。组织总工会的目的，在于打破特定工人群体的部门或地域区隔，而将所有工人组织到全国性的团结组织当中。与“总工会”相配合的是总罢工，在这段时期，它被当作工人阶级的一种观念和一种有计划的战术，班鲍（William Benbow）在《伟大的国定假日与生产阶层的盛会》（1832年）一书中，曾加以详细陈述，而宪章派也曾把它视做一种政治方法，认真讨论过。同时，英、法两国知识分子的讨论，在19世纪20年代既产生了“社会主义”的观念，也创造了这一词汇。它立即被工人所接受，在法国规模较小（如1832年的巴黎同业公会），在英国程度便大得多，英国人不久即推动了由欧文领导的广大群众运动，对于这样的运动，欧文个人是难以胜任的。简言之，到19世纪30年代早期，工人的阶级意识和社会抱负已经形成了。与他们的雇主在大约相同时期所形成或表现出来的中产阶级意识比较起来，工人阶级的意识无疑是微弱多了，也不具那样大的效力。但，它们已经出现了。

无产阶级意识与那种最好是称作雅各宾意识的东西，强有力地结合在一起。雅各宾意识是指一整套由法国（还有之前的美国）大革命渗透给有思想、有信心的穷人的抱负、经验、方法和道德观念。就像作为新兴工人阶级，其实际表达方式是“劳工运动”、其思想体系是“平民合作”一样，作为普通人民、无产阶级，或其他被法国大革命推上历史舞台的行动者而非纯受难者，其实际表达方式便是民主革命。“外表寒酸的公民和以前不敢出现在举止高雅者专属场合的人，现在都昂首和富人走在一起。”他们需要尊敬、承认和平等地位。他们知道这些都可以实现，因为在1793－1794年间，他们已经做到了。这样的公民并非全是工人，但所有有自觉性的工人却都是这类人。

无产阶级意识和雅各宾意识相互补充。工人阶级的经验，赋予劳动贫民日常自卫的主要机构：工会和互助会；以及集体斗争的主要武器：团结一致和进行罢工（其本身又意味着组织和纪律）。（罢工对工人阶级的存在而言，是非常自发且符合逻辑的结果，以致大多数的欧洲语言都有各自表示罢工的当地词汇[例如，greve，huelga，sciopero，zabastovka]，而表示其他机构的词汇则常常是互相借用的。）虽然如此，这些发展在欧洲大陆各国，一般说来还是微弱、不稳定而且限于局部地区；即使在不那么弱、不那么不稳定和不那么受局限的国家，其范围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利用纯工会和互助会模式的企图，不仅是要替有组织的部分工人争取更高工资，更是为了粉碎整个现存社会，并建立一个新社会。1829－1834年间，在英国曾进行过这样的尝试；宪章运动期间，又部分进行过。尝试失败了，并破坏了相当成熟的早期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运动达半个世纪之久。把各个工会组织成全国性的合作生产者联盟（如1831－1834年的建筑工人联合会及其“建筑工人议会”和“建筑工人行会”）的尝试失败了；以其他方式建立全国合作生产和“公平劳动交易所”的尝试也失败了。那种庞大得足以包罗所有工人的“总工会”，在尚未被证明比地方工会和行业公会来得强大之前，倒先被证明是软弱又难以运作。虽然这主要不是因为总工会本身固有的缺陷，而是因为缺乏纪律、组织和领导经验。在宪章运动期间，总罢工被证明是难以实行的，只有（1824年）那种自发蔓延式的饥民骚动例外。

相反，属于雅各宾主义和一般激进主义，但并不特别属于工人阶级的政治鼓动方法——通过报纸和宣传手册等手段所进行的政治运动、公共集会和游行示威，必要时举行暴动和起义——被证明是既有效又灵活的。的确，当这类运动目标定得太高，或者把统治阶级吓得太过分时，它们就容易流于失败。在19世纪20年代那段歇斯底里的时代里，统治者倾向于调动武装部队来镇压任何重大的游行示威（如1816年镇压伦敦斯帕广场[Spa Fields]的游行，或1819年曼彻斯特的“彼得卢”[Peterloo]大屠杀，当时有10名示威者被杀害，几百人受伤）。1838－1848年间，几百万人签名的请愿书，并未使“人民宪章”更接近于实现。不过，对一个正面较窄的战线而言，政治运动是有效果的。如果没有这样的运动，就不会有1829年的天主教解放令，不会有1832年的国会改革法，当然，甚至也不会有针对工厂条件和工作时间所制定的有效立法。于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组织软弱的工人阶级，利用政治激进主义的鼓动方法弥补了自身的弱点。19世纪30年代，英格兰北部的“工厂鼓动”（Factories Agitation）弥补了地方工会的弱点，恰似1834年后，因逐放“托尔普德尔殉难者”所引起的群众性抗议运动，多少可拯救一下正在土崩瓦解的“总工会”免遭覆灭一样。

可是，雅各宾传统反过来又从新兴无产阶级所特有的紧密团结和忠诚中汲取了力量，吸收了前所未有的持续性和群众性。无产阶级之所以紧密团结，不仅是因为他们在同样的处境上忍受贫穷，而且还因为他们的生活就是和许多人一起工作、一起协力，并互相依存。坚不可摧的团结，是他们的惟一武器，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展示其惟一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资本——无与伦比的集体性。“不准破坏罢工”（或产生类似效果的话）是——而且一直是——他们道德法典中的第一戒律，破坏团结者（“工贼”〔blackleg〕一词便带有道德上的“黑色”之意）是他们群体中的犹大。一旦他们形成了哪怕是隐隐约约的政治意识，他们的游行示威就不再只是偶尔发作的“暴民”愤怒，它是没那么容易就可以平息下来的。他们是一支活跃的大军。在像谢菲尔德那样的城市里，一旦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斗争，变成地方政治中的主要问题（如19世纪40年代初期），一个强大稳定的无产阶级集团就会立即出现。到1847年底，在该市议会中已有八名宪章派代表，而1848年宪章运动的全国性失败，几乎没有对该城市的宪章运动产生任何影响，那里有一两万人为该年发生的巴黎革命高声欢呼。至1849年，宪章派几乎夺得了该市议会席位的半数。

在工人阶级和雅各宾传统之下，有一种更古老的传统基础，使两者都得到加强，那就是暴动者或绝望者偶尔进行公开抗议的传统。直接行动或骚乱，捣毁机器、商店和富人房屋，已有很悠久的历史。一般说来，这种骚乱反映了全面饥荒或人们在山穷水尽时的情绪，例如在受到机器威胁而衰落的手工业中，捣毁机器的浪潮几乎是定期席卷（1810－1811年和1826年，席卷英国纺织业，19世纪30年代中期和40年代中期，则侵袭欧洲大陆纺织工业）。有时，如在英格兰，骚乱是有组织的工人施加集体压力的一种公认形式，它并不代表对机器的敌视，如矿工、某些熟练的纺织工人或刀剪工人，他们结合了政治上的温和态度和有计划的恐怖行动，以对抗不属于工会的同僚。传统的抗争还反映了失业工人或饥民的不满。当革命走向成熟之时，由政治意识还不成熟的匹夫所发动的这类直接行动，可能会转变成一支决定性力量，特别是行动发生在首都或其他政治敏感地区更是如此。在1830和1848两年，就是这类运动在本来是无关大局的不满发泄那端，投下一枚巨大砝码，于是抗议遂变成了起义。

因此，这一时期的劳工运动在组成上，在其思想观念和纲领上，都不是严格的“无产阶级”运动，即产业工人和工厂工人的运动，甚至也不是仅限于工资劳动者的运动。更确切地说，它是代表（主要是城市的）劳动贫民所有势力和倾向的共同战线。这样的共同战线早已存在，但迟至法国大革命时，其领导和鼓舞力量仍来自自由主义的激进中产训阶级。如我们所见，是“雅各宾主义”而不是“无套裤汉主义”（而且不管不成熟无产者的愿望），将它所具有的那种统一性，赋予巴黎的民众传统。但1815年后的新形势却是，那个共同战线除了针对国王和贵族之外，也愈来愈针对自由中产阶级，并从无产阶级的行动纲领和意识形态当中，吸取其统一性。尽管当时产业工人阶级和工厂工人阶级几乎还不存在，而且整体上说，其政治成熟度也远不如其他劳动贫民。穷人和富人都倾向于把处于“社会中等阶层之下的城市民众”，在政治上划归成“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认为社会现状的确存在着内部矛盾，而且已无法继续下去的看法，正日渐普遍，凡对此感到忧虑的人，都倾向于社会主义，认为那是惟一经过深思熟虑而且合乎理智的判断和选择。

新兴运动的领导权，反映了事物的类似状态。最积极、最富战斗性和最具政治觉醒的劳动贫民，并非新兴工厂无产阶级，而是技术熟练的手工业者、独立工匠、小规模的家庭作坊工人和其他生活、工作基本上认同于前工业革命，但却遭受到更大压力的那些人。最早的工会几乎毫无例外都是由印刷工、制帽工、缝纫工以及类似工人组织而成。像利兹这样的城市，宪章运动的领导核心——而这是很典型的——是由一位转行到手织工的细木工、两位熟练印刷工、一位书商和一位梳毛工所组成。采纳欧文先生合作信条的人，大多数是这类“工匠”、“机械工”和手工工人。最早的德国工人阶级共产主义者，是云游四方的熟练手工业者——缝纫工、细木工、印刷工等。1848年，巴黎奋起反抗资本主义者，仍是巴黎近郊圣安东尼（FaubourgSaint－Antoine）老手工业区的居民，而不是（如1871年的巴黎公社）无产阶级聚居的贝尔维尔（Belleville）居民。直至工业发展破坏了这些“劳工阶级”的意识堡垒，早期劳工运动的力量才遭到致命打击。例如，1820－1850年期间，英国工人运动创建了工人阶级自我教育和政治教育机构的稠密网络——“技工讲习所”、欧文派的“科学堂”和其他机构。至1850年，英国（政治性质较明显的机构不计）有700个这样的机构，仅约克郡就有151个，另有400间报刊阅览室。但是，此际它们已呈衰落之势，而且在几十年后，大部分不是消失就是萎靡不振。

只有一个例外。惟有在英国，新兴无产大众开始组织起来，甚至开始产生自己的领袖——爱尔兰欧文派棉纺工人多尔蒂（John Doherty Doherty）、矿工赫伯恩（Tommy Hepburn）和祖德（Martin Jude）。工人组成了宪章运动的战斗部队，其中不仅包括技术熟练的工匠和不景气的家庭手工业者，工厂工人也是其主要斗士，有时更是其领导者。但在英国以外的国家，工厂工人和矿工仍然主要扮演着受害者，而不是行动者。直到该世纪末，他们才得以参与塑造自己命运的工作。

劳工运动是自卫组织、抗议组织和革命组织。但对劳动贫民来说，它不仅是一种斗争工具，而且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自由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没有带给他们任何东西；历史则使他们脱离了传统的生活，虽然保守派曾徒劳无功地企图让他们维持或恢复那样的生活。对他们日渐被卷入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有什么能力加以改变。但劳工运动却可以，或更确切地说，劳工为自己铸造的生活方式，那种具有集体性、公共性、战斗性、理想性和孤立性的生活方式，暗含着这种能力，因为斗争就是其本质。而反过来，运动又赋予其凝聚的力量和目的。自由主义的神话假定，工会是由一些无意识的鼓动者煽动那些无责任心的劳工所组成的，但事实上，无责任心的劳工根本很少参加工会，而最有才智、最称职的工人，才是工会的最坚定支持者。

在那段时期，这类“劳工世界”高度发展的最佳典范，也许仍然是那些古老的家庭代工。有像里昂丝绸工人那样的社会群体，他们总是不断造反——1831年起义，1834年又再次起义，而且还引用米歇莱（Michelet）的话表示：“因为这个世界不会在其阴暗潮湿的巷子里，把自己改变成另一个充满甜蜜梦幻的道德天堂。”还有类似苏格兰麻纺工人那样的团体，他们接受共和主义和雅各宾主义的纯净信条，信仰斯维登堡（Swededs昭瑞典科学家、哲学家兼宗教作家，其宗教思想特色为坚持耶路撒冷教义。）的异端邪说，他们建有工会图书馆、储蓄银行、技工讲习所、图书馆和科学俱乐部，也设立画廊、传教场所、戒酒联盟、婴儿学校，甚至还创办花艺协会和文学杂志（邓弗姆林的《气量计》〔Gasometer］），当然他们也支持宪章运动。阶级意识、战斗性、对压迫者的仇恨和蔑视，就像他们织布的机器一样，都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除了工资以外，他们不欠富人任何东西。他们生活中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他们的集体创造。

但是，这种自我组织的无声过程，并不局限于这类比较旧式的工人。也见诸以当地原有的美以美教会为基础的“工会”之中，见诸诺森伯兰（Northumberland）和达兰的矿工之中。同时，也可在新兴工业区高度集中的互助会和互济会中看到这种发展，特别是兰开复地区。1821年，兰开复互济会成员的人口比例（17％），远高出别的郡；1845年，几乎有半数的秘密共济会分部，设在兰开夏和约克郡。最重要的是，它反映在成千上万的男、女、小孩身上，他们高举火炬，成群结队，川流不息地从兰开夏的工业小镇涌向荒野，去参加宪章派的示威游行；它也反映在新兴的罗奇代尔合作商店身上，这些商店在19世纪40年代，以极快的速度大肆蔓延。

然而，当我们回顾这一时期，我们可以看到：在富人惧怕的劳动贫民力量、笼罩他们的“共产主义幽灵”和他们实际有组织的力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巨大差距，更别提新兴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了。他们公开表达抗议的方式，从字面意义来说，是“运动”，而不是组织。即使以群众性最强、全面性最广的政治运动——宪章运动（1838－1848年）——为例，将劳动贫民联系在一起的，也仅是少数传统的激进口号，几位强有力的演说家和如奥康纳那样成了穷人代言人的新闻工作者，以及几份像《北星报》那样的报纸。反对富人和大人物是他们的共同命运，对此，老战士们回忆说：

我们有一只叫罗德尼的狗。我的祖父不喜欢这个名字，因为她有点稀奇古怪地使人想起海军上将罗德尼（Rodney）。他在封为贵族之后，就开始敌视人民。有个老女士也小心翼翼地向我解释说，科贝特和科布登是两个不同的人——科贝特是英雄，而科布登只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拥护者。我记得最久的一幅画——位于华盛顿瓷像不远的样品和版画旁边——是弗罗斯特（John Frost，1839年在新港起义失败的宪章派领袖）的画像。该画顶端有一行字指出，它属于“人民之友肖像画画廊”的系列作品之一。画面上方是顶桂冠，下方则表现出弗罗斯特先生以衣衫褴楼的悲惨流浪者形象呼唤正义。……我们的参观者中，最常见的是一位跛足的鞋匠……（他）每个星期天早晨都带着一份刚从印刷机上拿下来墨迹未干的《北星报》，像时钟一样准确地出现在那里，目的是要聆听我们家人为他和其他人朗读“赛格斯书信”。报纸先要在火前烤干，然后再仔细整齐地剪下来，以免损坏几乎是神圣产品的每一行字。一切准备就绪后，拉里便平静地抽着短烟斗，偶尔把烟斗伸进壁炉，像教堂里的信徒那样，全神贯注地静听伟大费格斯的音讯。

领导或合作的情形相当少见。1834－1835年的“总工会”，野心勃勃地企图将运动转变成组织，但却可悲又迅速地失败了。最好的情形——在英国和欧洲大陆——便是地方劳工群体的自发团结，那些如同里昂丝绸工人的劳动贫民，愿意为了生存奋战到死。使劳工运动凝聚的力量是饥饿、悲惨、仇恨和希望，而使其招致失败的因素，则是组织的缺乏和末臻成熟。众多穷人的饥饿和绝望，足以使他们奋起抗争，但组织的缺乏和末臻成熟，则使他们的起义沦为社会秩序的暂时危机。英国的宪章运动如此，欧洲大陆的1848年革命亦然。在1848年之前，劳动贫民运动尚未发展出等同于1789－1794年革命中产阶级雅各宾主义那样的东西。

谢选骏指出：“劳动贫民”在法治社会也就是自由社会里可以选择雇主，但在人治社会也就是专制社会里，却无法选择雇主。例如我本人，在共产党统治下，十六岁就被赶出学校，被迫充当学徒，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所以我深知社会底层的苦难。后来移居日本和美国的经历，又让我加倍重温了这些苦难。根据自己的经历我总结了两条——自由社会无情冷酷（资本主义），专制社会（社会主义）有情残忍。

【第十二章意识形态：宗教】

给我一个其热情和贪婪已被信仰、希望与仁慈所平定的民族；一个视尘世生涯如朝圣之旅，而将彼岸人生视为真正故土的民族；一个崇拜基督教英雄主义的极度贫穷与苦难的民族；一个热爱与崇拜耶稣基督这位一切被压迫者的先驱，以及他的十字架（普遍得救之工具）的民族。我说，给我一个用主的模式铸造的民族，那么社会主义不仅很容易挫败，而且不可能被人们想起……——《天主教文明》

但是，当拿破仑开始向前推进时，他们（莫洛肯派（Molokan）异教徒农民）相信，他就是约沙王（Jehoshaphat）峡谷里的那头狮子，如同他们的古老赞美诗所说的那样，他注定要推翻那位虚假的沙皇，而恢复真正的白沙皇（White Tsar）的皇位。因此，坦博夫省（Tambov）的莫洛肯教民从他们中间选出了一个代表团，穿着白色服装去迎接他。——哈克斯特豪森《关于俄国的研究》

关于这个世界，人们思考的东西是一回事，而他们藉以思考的术语则是另一回事。对大部分历史和大部分世界（中国也许是个主要例外）来说，除了少数受过教育和思想解放之人，其他所有人籍以思考这个世界的术语，都是传统宗教的术语，以致在某些国家，“基督教徒”一词根本就是“农民”或“人”的同义词。在1848年前的某个阶段，欧洲的某些地方情况已不再如此，尽管在受到双元革命影响的地区之外，这种情况并未改变。宗教原本像是无垠的天际，覆盖众人、包含万物，地面上的一切皆无所逃遁；如今却像是人类苍穹中的一堆云朵，只是一片广大、有限而且变化不断的景致。在所有的意识形态变化中，这是最为深刻的，尽管其实际后果比当时人们所想象的要模糊一些，不确定一些。但无论如何，它仍是最史无前例的变化。

当然，史无前例的是群众的世俗化。在不受束缚的贵族当中，他们一方面对宗教秉持绅士式的冷漠态度，另一方面却又谨小慎微地履行宗教义务、参与宗教仪式（为下层阶级树立榜样），这种情形早已司空见惯，尽管贵族妇女们，如同其他女性一般，依旧要虔诚得多。文雅而有教养的人们，表面上可能是一位最高主宰的信仰者，尽管这个最高主宰除了存在之外并无任何功能，并且肯定不会干预人类活动，或要求除了真心承认之外的任何崇拜形式。但实际上，他们对传统宗教的看法却是相当傲慢，而且常常是公然敌视。即使他们准备宣布自己是坦诚的无神论者，他们的观点也不会有什么差别。据说，拿破仑问伟大的数学家拉普拉斯（Laplace），在他的天体力学中上帝被置于何处，拉普拉斯回答说：“先生，我一点也不需要这样的假设。”公开的无神论者仍然比较少，但是，在那些树立了18世纪后期知识风尚的开明学者、作家和绅士之中，公开的基督教信仰者甚至更为稀少。如果说在18世纪后期的精英之间，有一种欣欣向荣的信仰的话，那一定是理性主义、启蒙思想和反教会的共济会主义。

在文雅而有教养的阶级男性中，脱离基督教的过程可上溯到17世纪末或18世纪初。它所造成的公众影响相当惊人且相当有益。曾经折磨西欧和中欧达数世纪之久的巫术审判，如今已交由死后世界去执行，单凭这一点就足以证明脱离基督教的正义性了。但是，在18世纪早期，脱离基督教的现象几乎未曾影响到下层甚至中等阶级。不以圣母、圣徒和《圣经》语调说话的意识形态，依然与农民无涉，当然更不用说那些至今仍戴着基督教假面的古老神祇和精灵了。在那些以前会被异端吸引的手工业者当中，存在着非宗教思想的涌动。皮匠是劳动阶级知识分子中最顽固的一群，曾出现过像伯梅（Jacob Boehme）这样的神秘主义者，他们似乎已开始对任何神灵持怀疑。无论如何，在维也纳，他们是惟一同情雅各宾派的手工团体，因为据说这些雅各宾派不信上帝。不过，这些仍只是偶见的小涟漪。城市里绝大多数的非熟练工人和形形色色的穷人（也许像巴黎和伦敦这类北欧城市除外），依然是极其虔诚迷信的。

甚至在中等阶层之中，对宗教的公然敌视也不普遍，尽管一场具有理性主义进步思想和反传统的启蒙运动，已出色地勾画出一个上升中的中产阶级轮廓。这个轮廓会令人联想起贵族阶级以及属于贵族社会的不道德行为。17世纪中期的放荡者和不信教者（libertin），堪称是最早的“自由思考者”，他们的确实践了其名称的普遍涵义：莫里哀的《唐璜》（DonJuan），不仅描绘出他们将无神论与性自由相结合，更描绘出备受敬重的资产阶级对它的恐惧。那些在理智上最大胆，因而可预测出日后中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思想家，例如培根（Bacon）和霍布斯（Hobbes），却也正是这个古老腐朽社会的一分子，这种矛盾现象的存在（在17世纪尤为明显）是有其理由的。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大军，需要一种具有强烈真诚美德的纪律和组织，以推动他们进行战斗。在理论上，不可知论或无神论与这种需求极其融洽，而基督教信仰则是不需要的；18世纪的哲学家孜孜不倦地证明，“自然的”道德（他们在高尚的野蛮人当中找到例证）和个别自由思想家的高尚人品，远比基督教信仰更好。但是在实践上，旧式宗教已经证明的优越性，以及扬弃超自然信仰的可怕风险，都十分巨大。不仅对那些非得以迷信驱使的劳动贫民是这样，对于中产阶级本身也是如此。

通过卢梭信徒“对最高主宰的崇拜”（1794年的罗伯斯比尔），通过建立在理性主义的脱离基督教基础之上，仍保持着仪式与礼拜外壳的多种假宗教（圣西门主义者，以及孔德［Comte］的“人道宗教”）。革命后的数代法国人，屡次企图创造一种相当于基督教道德规范的资产阶级道德。最终，保持旧宗教礼拜外壳的企图被放弃了，但并未放弃建立一种正式的世俗道德（基于诸如“团结友爱”等各种道德概念之上），特别是一种与教士职位相抗衡的世俗职位——学校教师。贫穷、无私的法国小学教师，以革命共和所倡导的罗马道德教诲每个村落的学童，作为乡村教区牧师的正式对抗者，他们直到第三共和国建立之后才赢得胜利，该共和国同时也解决了在社会革命的基础之上，建立资产阶级稳定性的政治问题，只是距离问题发生已有70年之久。虽然如此，但早在1792年孔多塞（condorcet）的法律之中，就已出现了“小学教师”这个名称。该法条中规定：“负责小学教育的人将被称为小学教师（inshtuteur）。”之所以选用instituteur这个字，是为了呼应西塞罗（Cicero）和萨卢斯特（Sallust）所说的“建立共和”（instituerecivitatem）和“建立共和道德”（instituere civitatem mores）。

因此，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依然分为少数日益公开的自由思想家以及多数信仰新教、犹太教和天主教的虔诚信徒。但新的历史发展是，在这两派之中，自由思想派具有更无穷的活力与效能。虽然纯就人数而言，宗教依然极为强大，并且，如后面将要谈到的一样，越来越强大，但是，它已不再是（用一种生物学的类比）显性的，而是隐性的了。直至今日，在这个已被双元革命改头换面的世界之上，依然如此。新成立的美利坚合众国，其大部分公民几乎毫无疑义是某种宗教的信仰者，大多数是新教徒，但是，尽管他们做了种种努力企图改变，其共和宪法在宗教问题上依然秉持不可知论的立场。毫无疑问，在本书所论时期，英国中产阶级的新教虔信者，不论在数量和后势发展上，都远超过持不可知论的激进少数派。但是，在形塑其时代的实际制度方面，边沁的影响要比威尔伯福斯大得多。

世俗意识形态战胜宗教意识形态的最明显证据，也就是它的最重要成果。随着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主要的政治和社会变革都世俗化了。在16、17世纪，荷兰和英国的革命出版物，仍以基督教、正教、教会分立论或异端的传统语言进行讨论争辩。然而，在美国和法国的革命意识形态当中，基督教第一次与欧洲的历史不再相关。1789年的语言、符号和服装，纯粹是脱离基督教的，除了某些怀古民众企图在已死的无套裤汉英雄中，创造出类似于对旧时圣徒和殉教者的崇拜。事实上，革命的意识形态是罗马式的。同时，这场革命的世俗主义，表明了自由中产阶级令人注目的政治霸权，这个阶级将其特有的意识形态形式，加诸一场更广泛的群众运动之上。如果说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领导，有一丁点是来自实际上发动革命的平民大众，那么，我们无法想象革命意识形态中的传统主义迹象，会像它实际所呈现的那么少（事实上，只有该时期的流行歌曲才偶尔借用了天主教术语）。

资产阶级的胜利，就这样以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不可知论或世俗道德的意识形态，浸染了法国思想的特点也就因此传递了下去。除了少数不重要的例外，特别是像圣西门主义者那样的知识分子，或像裁缝魏特林（Weitling，1808－1871）那样的复古基督教共产主义分子，19世纪新兴的工人阶级和社会主义运动，其意识形态从一开始就是世俗主义的。潘恩的思想具体表达了小工匠和贫困技工的激进民主愿望，其代表作《人权》（Rights of Man，1791年）一书使他一举成名，而他以大众语言撰写的《理性的时代》（The Age Reason，1794年），也同样使他声名远播，该书首次指出：《圣经》并非上帝的语言。19世纪20年代的机械论，不仅继承了欧文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而且也继承了他的无信仰。在欧文主义崩溃很久之后，他们的“科学堂”仍在城市里面广布理性主义的宣传运动。自古至今都不乏信仰宗教的社会主义者，而且有一大批人既信仰宗教，又信仰社会主义。但是，在现代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如其所声称的一样，是以18世纪的理性主义为基础。

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更令人吃惊的是，群众绝大多数依然是信仰宗教的。对成长于传统基督教社会的群众而言，当其自然的革命惯用语是一种反叛的（社会异端、千禧年论等等）语言之时，《圣经》就将成为一部具有高度煽动性的文件。但是，盛行于新兴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之中的世俗主义，是建立在同样新鲜、而且更为根本的事实基础之上，即新兴无产阶级的宗教冷漠。以现代的标准而言，在工业革命时期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和城市群众，无疑是受到宗教的强烈影响。但以19世纪上半叶的标准来看，他们对有组织宗教的疏远、无知和冷漠，则是史无前例的。任何不同政治倾向的观察者，都会同意这一点。1851年的英国宗教普查，也可证明这一点，不过当时人会为此大感惊恐。群众对宗教的疏远，大多可归因于传统的国教教会完全无法掌握各种新式群体（大城市和新工业居民区）和无产阶级，在他们的惯例和经历之中，这两者是十分陌生的。到1851年时，只有34％的谢菲尔德居民有教堂可去，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拥有教堂的居民仅占31.2％，伯明翰更只有29％。对一位农村教区牧师来说，他的困难在于他不知如何拯救一个工业城镇，或扮演城市贫民窟的灵魂领路人。

于是，国教会忽略了这些新社区和新阶级，从而几乎将他们全数（尤其是在天主教和路德派国家）留给了新兴劳工运动的世俗信仰，这种信仰在19世纪尾声，终于征服了他们。无论如何，在诸如英国这类教派林立已成为既定现象的国家，新教的发展通常较为成功。然而，有大量证据显示，在那些社会环境最接近传统小城镇或小村庄的地方，比如在农场雇工、矿工和渔民当中，即使是各小教派也都欣欣向荣。但在工业劳动阶级之中，各教派却始终只居于少数地位。工人阶级这个群体，无疑比以往历史上的任何穷人团体，更少被有组织的宗教所触动。

因此，从1789－1848年这段时期，整体的趋势是强有力的世俗化。当科学冒险闯入进化领域（参见第十五章）之时，它发现自己正处于与《圣经》日益公开的冲突之中。历史学的知识以前所未有的程度应用在《圣经》研究之上（尤其是自19世纪30年代，图宾根[Tuebingen]的教授首开风气之后），于是，这部由上帝感召（如果不是写作的话）而成的惟一文本，遂被解析成不同时期的历史文件集，并具有人类文献的种种缺陷。拉赫曼（Lachmann）的《新约》（Novun Testamentum，1842－1852年），否定《福音书》是一种目击事实的记录，并怀疑耶稣基督是否曾企图创立一个新宗教。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备受争议的《耶稣传》（Life of Jesus，1835年），则将相关传记中的超自然因素尽数去除。及至1848年，受过教育的欧洲几乎已成熟到足以承受达尔文带来的冲击。许多政权开始直接攻击国家教会及其僧侣，或其他掌管教会仪式者的财产和司法特权，而且日渐强大的政府或其他世俗机构，也逐步取代主要由宗教机构承担的功能（尤其〔在罗马天主教国家〕是教育和社会福利），凡此种种都使这股潮流更显澎湃。在1789－1848年间，从那不勒斯到尼加拉瓜，各地的修道院都被解散，财产则被卖出。正在欧洲之外征服其他民族的白种人，自然也会对其臣民或受害者所信仰的宗教，发动直接攻击。例如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驻印官员，便下令禁绝焚烧寡妇（suttee）的传统习俗。这些攻击，有的是出于反对迷信、坚信启蒙的理念，有的则只是因为无知，无知于他们的措施将会对受害者带来什么影响。

单从数量上来看，显然所有宗教，都可能随着人口的增加而扩大，除了那种实际上正在萎缩的宗教之外。然而在本书所论时期，有两种宗教表现出特强的扩张能力，那就是伊斯兰教和新教宗派主义。尽管其他基督教（天主教和新教）在欧洲以外的传教活动急剧增加，并越来越得到欧洲军事、政治和经济扩张力量的支持，它们却遭到明显的失败，若把前两者的扩张情势与后者的失败相对比，就更加引人注目了。事实上，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的年代，有系统的新教传教活动，已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主导下展开。浸礼宣教会（BaptistMissionary Society，1792年）、由各教派共同组成的伦敦宣教会（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1795年）、基督教教会宣教会（Church Missionary Society，1799年）、英国和外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1804年），均被美国国外传教者委员会（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1810年）、美国浸礼会（American Baptists，1814年）、卫斯理教会（Wesleyans，1813－1818年）、美国《圣经》公会、苏格兰教会（1824年）、联合长老会（1835年）、美国美以美圣公会（1819），以及其他组织所追随。尽管有尼德兰宣教会（1797年）和巴塞尔宣教士团（1815年）这类先驱，但欧洲大陆的新教徒在发展传教活动方面，仍然有些落后。柏林和莱茵河流域的宗教会社迟至19世纪20年代才开始，瑞典、莱比锡和不来梅在19世纪30年代，挪威则到1842年。而传教活动向来迟缓马虎的罗马天主教，甚至恢复得更晚。基督信仰和贸易之所以大量涌入异教地区，除与欧美的宗教、社会有关，也与其经济史脱不了干系。在此我们仅需指出，及至1848年，除了在某些像夏威夷一样的太平洋岛屿之外，它的成果仍然微不足道。它只在非洲沿岸的狮子山（Sierra Leone，在18世纪90年代的反奴宣传中，此地曾吸引众人的目光）和利比里亚（Liberia，19世纪20年代获得解放的美国黑奴在此建国）据有少数立足点。在南非的欧洲人聚居区周围，海外宣教者（但不是已在当地奠定地位的英国国教和荷兰新教）已开始使一定数量的非洲人皈依。但是，当著名的传教士兼探险家利文斯顿（DavidLivingstone），于1840年航行到非洲内陆之时，该大陆的原住民实际上仍未受到任何形式的基督教影响。

与基督教的情况相反，伊斯兰教此时正在继续其缓慢无声但不可逆转的扩张。在这场扩张背后，并没有有组织的传教努力和强迫皈依的武力支持，那原是伊斯兰教传教的一贯特色。然而它还是向东扩展到了印度尼西亚和中国西北部，又向西从苏丹传至塞内加尔（Senegal），并且在小得多的程度上，从印度洋沿岸向内陆扩展。当传统社会对某些事物造成的改变如同宗教那般根本时，很清楚的，它们必定会面临一些重大的新问题。垄断了非洲对外贸易并使这种贸易日渐繁兴的穆斯林商人，有助于使伊斯兰教引起新民族的注意。破坏部落生活的奴隶贸易，则使伊斯兰教更具吸引力，因为它是重新凝聚社会结构的强有力工具。在此同时，由穆罕默德所创的这种宗教，对半封建性的苏丹军事社会，也极具吸引力；而其所特有的独立、好战和优越意识，则使它成为对抗奴隶制度的有效力量。穆斯林黑人通常都是桀骜不驯的奴隶。进口到巴西的非洲豪萨族人（Haussa）（和其他苏丹人），在1807－1835年的大起义中，总共反叛了九次，事实上，直到他们大部分被杀或遣回非洲之后，他们的反叛行动才告停止。自此，奴隶贩子学会了避免从这些刚刚开放奴隶贸易的地区进口奴隶。

虽然非洲伊斯兰教世界对白人的抵抗力量很小（几乎没有什么），但在东南亚的抗争传统上，伊斯兰教却具有决定性的地位。在东南亚的香料群岛，伊斯兰教（又是由商人打先锋）早已在打击地方宗教和日渐衰落的印度教方面取得了进展，而其成功的理由，主要是因为它扮演了抵抗葡萄牙和荷兰人的有效手段，代表了一种前民族主义，以及一种民众对印度教王公贵族的抗衡力量。当这些王公日渐成为荷兰人的依附者或代理人时，伊斯兰教在民众中的根基便日益加深。反之，荷兰人也知道，若能与伊斯兰教导师取得合作，印度尼西亚的王公们便能发动一场普遍的人民起义，由日惹王（Princeof Djogjakarta）发动的爪哇战争（1825－1830年）便是一例。于是他们只能一次又一次地被迫退回到一种与当地统治者紧密联合或间接统治的政策。同时，随着贸易和船运的增长，东南亚穆斯林与麦加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这不但有利于朝圣人数的增加，也使印度尼西亚的伊斯兰教更具正统性，甚至使它得以接受阿拉伯伊斯兰教瓦哈比派的好战和复兴主义影响。

伊斯兰教内部的改良和复兴运动，在本书所论时期，赋予该宗教许多深入人心的力量，这类运动可视为被冲击的反映。冲击的力量来自于欧洲的扩张，也来自于伊斯兰古老社会（特别是土耳其和波斯帝国）的危机，也许还包括中华帝国日益加深的危机。18世纪中叶，严守戒律的瓦哈比派在阿拉伯兴起。1814年时，他们已征服全阿拉伯，并准备进占叙利亚，虽然最后仍受阻于正在西化的埃及统治者阿里与西方军队组成的联合力量，但他们的教义已东传到波斯、阿富汗以及印度。在瓦哈比主义鼓舞下，一位阿尔及利亚圣者赛努西（AlielSenussi）发动了一场类似的运动，自19世纪40年代起，该运动逐渐从的黎波里（Tripoli）传至撒哈拉沙漠。阿尔及利亚的阿布杜卡迪尔，以及高加索地区的沙米尔，各自发动了抵抗法国人和俄国人的宗教政治运动（见第七章），这类运动预示了一种泛伊斯兰主义的诞生，不仅寻求回归到先知时代的原始纯净，也企图吸收西方的创新。在波斯，甚至有一种更为明显的民族主义和革命异端于19世纪40年代兴起，此即阿里·穆罕默德所领导的巴布泛神主义（bab）运动。该运动的企图之一，便是要回复某些古代波斯拜火教的习俗，并要求妇女不戴面纱。

从纯宗教史的角度来看，伊斯兰教在1789－1848年的骚乱扩张，已足以使这段时期被定位成世界性的伊斯兰教复兴。在非基督教的其他宗教之中，都不曾发生类似的群众运动，尽管在这段时期行将结束之际，伟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已蠢蠢欲动，在这场起义中，我们可以见到宗教群众运动的诸多特征。大国统治下的小规模宗教改革运动，在英属印度首先发难，其中最著名的是罗伊（Ram Mohan Roy，1772－1833）的梵天运动（Brahmo Samaj）。在美国，被击败的印第安部落开始发起抵抗白人的宗教社会运动，例如19世纪前10年在杜堪士（Tecumseh）领导之下的印第安人联盟战争，以及汉森湖（Handsome Lake）宗教运动（1799年）。前者是平原印第安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联盟战争；后者则是为了维护易洛魁族（Iroquois）的生活不受白人社会破坏。几乎未受启蒙影响的杰斐逊，曾经以官方力量支持那位采纳了部分基督教、尤其是教友派特质的印第安先知，这点相当值得嘉许。但是，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和信仰泛灵论的民族之间，仍然没有足够的直接接触，仍不足以产生20世纪典型的先知运动和千禧年运动。

与伊斯兰教的情形不同，新教宗派主义的扩张运动几乎完全局限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其程度无法测度，因为这类运动有些（例如德国虔信派或英国福音派）依然存在于既定的国家教会框架之内。不过，其规模是不用怀疑的。1851年时，差不多有半数英格兰和威尔士的新教信徒，参加了不同于英国国教的宗教仪式。各种教派这种异乎寻常的胜利，主要是自1790年来，或更准确地说是自拿破仑战争末期以来，宗教发展的自然结果。1790年时，英国卫斯理派仅有5.9万名领受圣餐的成员，然而1850年，该会及其各种分支的成员人数已差不多是上述数目的10倍。在美国，一个很相似的群众改宗过程，也增加了浸礼会或卫斯理教徒的数量，并且在较小程度上增加了长者派信徒的数量，而这一切，都是以削弱以往占支配地位的教会为代价。1850年时，几乎四分之三的美国教会都属于这三个教派。国家教会的瓦解，各种教派的析出和兴起，也是这一时期苏格兰（1843年的“大崩溃”）、尼德兰、挪威和其他国家宗教史的特征。

新教宗派主义受限于地理和社会的理由十分明显。罗马天主教国家不可能为公众教派提供空间与传统。在当地，若想与国家教会或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断绝关系，可能采取的方式是群众性的脱离基督教化（尤其在男人当中），而不是教派分离的形式（相反，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新教反教权主义，则常是欧洲大陆国家无神论者反教权主义的精确对等物）。因此，宗教复兴主义倾向于在罗马天主教已被接受的框架之内，采用某种感性崇拜的形式，或某种创造奇迹的圣者或朝圣形式。在本书所论时期，这类圣者当中有一两位已广为人知，例如，法国阿尔斯的本堂神父（Cure d’Ars，1789－1859）。东欧的希腊正教更适于产生宗派主义，在俄国这个自17世纪后期已日渐走向崩溃的落后社会，早已产生了大批教派。其中有些是18世纪后期和拿破仑时期的产物，例如自我阉割的苦行派（Skoptsi）、乌克兰的捍卫灵魂派（Doukhobors）和莫洛肯派；有些则始自17世纪，例如“老信徒教派”。但是，整体说来，这类宗派主义诉求的阶级多半是小技工、商人、商业性农夫，以及其他资产阶级先驱，或已经觉醒的农民革命者，这些阶层的人数仍不够多，不足以产生一场大规模的宗派运动。

在新教国家，形势则不一样。这些国家受到商业和工业社会的冲击最为强烈（至少在英国和美国是如此），而宗派传统却早已形成。新教的排他性和坚持人与上帝之间的个人交流，以及其道德上的严肃性，吸引了或教导了正在兴起的企业家和小业主。而其严厉的地狱谴责说以及朴素的个人得救论，则吸引了那些在恶劣环境下过着艰苦生活的人们——拓荒者和水手、小自耕农和矿工、受剥削的技工等等。这种教派很容易转化成一种民主平等的信仰代表，由于它们没有社会或宗教上的等级制度，因而对普通人具有相当的吸引力。由于它憎恶繁文缛节和艰深教义，遂带动了业余的预言和布道。长久以来的千禧年传统，有助于以一种原始的方式表现出社会反叛。最后，它与情感强烈的个人“皈依”携手并行，共同为一种激情澎湃的群众宗教“复兴运动”开辟了道路。在其中，男人和女人能够从一个未能为群众情绪提供任何新发地口，甚至还从旧发泄口毁灭了的社会的压抑之中，找到了一种可喜的解脱。

“复兴运动”的最大影响力在于促进教派蔓延。新教异端的复兴和扩张的推动力正是来自于具有强烈情感色彩、信仰非理性主义个人得救论的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及其信众，至少在英国是如此。基于此一理由，这类新教派和新趋势最初都非常厌恶政治，甚至（像卫斯理教派）非常保守，由于他们主张脱离邪恶的外在世界，转而追寻个人得救或压抑自我的群体生活，这也就意味着，他们拒绝对其世俗安排进行集体改变。他们的“政治”能量一般多用于道德和宗教方面，例如推广海外传教、反对奴隶制度和宣传戒酒等。在美国独立革命和法国大革命期间，在政治上表现积极。立场激进的宗派，多半都是更早期、更严肃且更平静的异端和清教团体。他们是17世纪的残存者，其主张若非停滞不前，便是在18世纪理性主义影响之下，向一种知识分子的自然神论——长老派、公理会、惟一神教派、教友派——靠拢。以新的卫斯理公会形式出现的宗派主义，是反革命的，有些人甚至误以为：英国之所以能在本书所论时期幸免于革命之火，便是由于这类反革命教派的发展。

然而，这些新教派的社会特征，使得它们的神学理论不容易脱离尘世。在富人权贵与传统平民的中间地带，它们传播得最快，诸如那些行将升格为中产阶级，或行将沦落成无产阶级的平民，以及介于他们之间各式各样地位卑下但人身独立的群众。这些人的政治态度，基本上多半倾向于雅各宾式或杰斐逊式的邀进主义，至少也是一种温和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因此，英国的“非国教主义”（Nonconformism）以及美国流行的新教教会，便趋向于采取左翼政治立场，尽管英国的卫斯理派信徒，要到结束于1848年、长达半个世纪的分裂与内部危机之后，才正式放弃其创始人的保皇派立场。

只有在那些极其贫穷或遭受巨大冲击的人们身上，我们才可看到早期那种对于现存世界的排斥。但是，经常有一种原始的革命性排斥，以千禧年的预言形式出现，而后拿破仑时期的苦难，则似乎（与“启示录”相符）预示末世即将来临。英国的欧文派（Irvingites）宣布末日将于1835－1838年来到；米勒（William Miller）这位美国“安息日基督复临派”（Seventh DayAdventists）创始人，则预言末日将于1843－1844年降临，到那个时候，据说会有5万人跟从他，3000名布道者支持他。在那些稳定的小个体农业和小商业，直接受到资本主义经济冲击的地区，如纽约州北部，这种千禧年学说尤为骚动。其最戏剧性的产物便是末世圣徒派（Latter－Day Saints，摩门教派［Mormons］），该派是由先知史密斯（Joseph Smith）所创。史密斯在19世纪20年代，于纽约柏米纳（Palmyra）附近获得启示，之后便领导他的大批信徒出发寻找遥远的天国，最后把他们带入了犹他沙漠。

通常也是在这类团体当中，群众布道大会的集体狂热，具有最大的吸引力，不论是由于集会纾解了他们艰难、单调的生活（“当不能提供其他娱乐之时，布道大会有时会取代娱乐的地位”，一位女士这样评论埃塞克斯纺织工厂的女孩子们），还是因为宗教上的集体性在完全不同的个体之间，创造了一种暂时的共同体。现代形式的宗教复兴运动，是美国边疆的产物。“大苏醒”于1800年左右在阿帕拉契亚山区展开，其特色是盛大的“营地集会”和难以想象的狂欢热情。在肯塔基康恩岭（Kane Ridge）的某次营地集会中（1801年），在40名牧师率领之下，共集合了一到两万名群众。男女信徒尽情“扭动着”，跳舞跳到筋疲力竭，成千上万人处于痴迷状况，“用舌头说话”或像狗一样吠叫。地处偏远的疏离感，以及严酷的自然、社会环境，促进了这类宗教复兴运动，而游方牧师又将之带往欧洲，因为导致了无产阶级民主派在1808年后脱离美以美教派（所谓的原始卫斯理教派），在英国北部的矿工、小农，北海的渔民。雇工和中部的家庭代工当中，该派特别盛行。在本书所论时期，这类宗教狂热周期性地涌现——以南威尔士为例，这种狂热便曾于1807－1809年、1828－1830年、1839－1842年、1849年、1859年不断爆发——而各种教派在数量上也都增长很快。这种现象无法归咎于任何单一的碎发因素。有些是尖锐的紧张骚动期的重合（在本书所论时期，卫斯理派扩张速度特快的几个高峰期皆与此吻合，只有一次例外），但有时也与萧条之后的迅速复苏同步，偶尔，也会被像霍乱瘟疫般的社会性灾难所刺激。这类灾难在其他基督教国家也造成过类似的宗教现象。

从纯宗教角度来看，我们必须将本书所论时期视为一个整体。在这段时期，日益增强的世俗化和（欧洲的）宗教冷漠，以最不妥协、最不理性、也最诉诸情感的方式，力抗宗教复兴运动。如果潘恩代表两极中的一端，那么米勒这位基督复临主义者则代表另一端。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Feuerbach，1804－1872）公然揭示的无神派机械唯物论，在19世纪30年代对抗着“牛津运动”的反智青年，后者极力为中世纪早期的圣徒行迹抗辩，他们认为相关的文学记载都是正确的。

但是，这种向旧式宗教的复归，具有三个不同方面的作用。对于群众而言，这种复归主要是一种手段，用以应付在中产阶级自由主义控制之下，日益惨无人道的社会剥削。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不过他并非惟一使用这种话的人），那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是人民的鸦片。”更有甚者，它试图在什么也没有提供的环境之中建立社会，甚至还包括教育和政治机构；并教导在政治上尚未开化的人民，以原始方式表达他们的不满和愿望。它的拘泥文字、强调情感和迷信崇拜，既是要反对由理性主导的整体社会，也是要抗议以自己的想象来破坏宗教的上层阶级。

对于从这类群众中崛起的中产阶级而言，宗教扮演了强有力的道德支柱，不但确认了他们的社会地位，挡掉了来自传统社会的轻蔑憎恶，同时更为他们提供了扩张发展的动力。如果他们隶属特定宗派的话，它还可使他们从社会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宗教可为他们的追求利润披上道德外衣，让他们看起来比自私营利者伟大些；宗教也使他们对被压迫者的严酷态度变得合法；而宗教与贸易的结合，则把文明带给野蛮，把销售带给商务。

对于君主、贵族，以及事实上所有居于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来说，宗教保障了社会稳定。他们已从法国大革命中认识到，教会是王权最强大的支柱。虔诚而没有文化的民族，比如南意大利人、西班牙人、蒂罗尔人以及俄国人，都曾经奋起武装，在牧师的支持有时甚至是领导下，保卫他们的教会和统治者，并反抗外来者、异端和革命分子。虔诚而没有文化的人民，会满足于生活在贫困之中，上帝召唤他们来此，置身于天意为他们安排的统治者之下，过着合乎简朴、道德、秩序的生活，并摆脱理性所具有的破坏性影响。对于1815年后的保守政府来说——哪一个欧洲大陆政府不是如此呢？——助长宗教情绪和支持教会，就如同维护警察机关和新闻出版审查制度一样，是政府政策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为牧师、警察和审查官，正是当时反对革命的三大支柱。

对于大多数已获承认的政府来说，雅各宾主义威胁了王权，而教会则保护了它们，只此一点就够了。但是，对于一群浪漫的知识分子和空想家来说，王权与祭坛的联盟，还有着一种更为深刻的意义：它保持了一种旧式的、有机的、活生生的社会，以抵抗理性和自由主义的侵蚀，而个人则发现这种联盟在表达自己悲惨处境方面，比理性主义者所提供的任何方式都更合适。在法国和英国，对于王权与祭坛联盟的类似辩护，则不具什么政治价值。对于悲剧性、个人式宗教的浪漫追求，亦复如此。（在当时，探求人类心灵奥秘的最重要代表人物，首推克尔恺郭尔［Dane Soren kierkegaard，1813－1885〕，他出生于一个小邦国，只有少数当代人注意到他，其名声完全是身后之事。）但是，在德国诸邦和俄国这种君主政治的反动堡垒里，浪漫而又反动的知识分子，却以文官和宣言纲领起草者的身份，在政治上发挥了一些作用。而在那些君主本身往往容易精神失常（比如俄国的亚历山大一世和普鲁士的威廉四世）的地方，他们则充任私人顾问。但是，整体说来，根茨和缪勒（Adam Muller）之流，只不过是些小人物而已，他们信仰中的中世纪遗风（梅特涅就不相信这套），仅是传统主义的昙花一现，预告了国王所依靠的警察和审查官员即将来临。将要在1815年后维持欧洲秩序的俄、奥、普神圣同盟，其力量并不在于空有其名的十字军神秘主义，而是在于用俄、普、奥三国军队镇压任何反叛运动的决心。更有甚者，真正的保守政府都倾向于不信任知识分子和思想家，即便他们是反动的，因为一旦他们接受了思考原则而不是服从原则，政府未日也就不远了。正如根茨（梅特涅的秘书）于1819年写给缪勒的信中所言：

我将继续捍卫以下观点：“为了不让出版业被滥用，在以后的……岁月里，什么东西都不要印出来。句号。”如果这个原则可以强制的方式加以应用，将只有极少数的例外能获得极明智的上级法庭允许，如此一来，在短时间内，我们将会发现我们已重返上帝和真理之路。

虽然反自由思想人士对政治的影响力不大，但他们却发挥了相当大的宗教感染力，因为他们对神圣过去的回归，在上层阶级的敏感青年当中，带动了罗马天主教的显著复兴。新教本身不就是个人主义、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直接先驱吗？如果一个真正的宗教社会确能独立医好19世纪的痼疾的话，那么除了像基督教中世纪那种惟一纯粹的天主教社会之外，还会有别的吗？（在俄国，东正教式的纯基督教社会依然兴盛，但这同样的潮流却较少转向过去的洁净庄严那面，而多退回到东正教现有的、无限深奥的神秘主义之中。）如同往常一样，根茨以一种不适合这一主题的清晰性，表达了天主教的吸引力：

新教是最初的、真正的、惟一的万恶之源，我们今日便是在这些罪恶的重压之下呻吟。如果它能将自身局限于说理范围之内，我们原本可以并且应该加以宽容，因为说理争辩的个性植根于人类的本质之中。但是，一旦政府同意接受新教作为一种合法的宗教形式，一种基督教的表现方式，一种人的权利；一旦政府……在国家之内、在惟一真正的教会之外，甚或在它的废墟之上授予它们一个位置，那么，这个世界的宗教、道德和政治秩序，便会立时解体。……法国大革命，以及就要在德国爆发的更严重革命，都是来自这同一源头。

一批批情绪昂扬的年轻人因此抛开对知识的恐惧，而投身到罗马伸出的双臂之中，以一种放纵的热情拥抱独身主义、禁欲苦修的自我折磨、早期基督教作家的著述，或仅仅是温暖而又在美学上让人满足的教会礼仪。如众人所料，他们大多数来自新教国家：德国的浪漫主义者通常都是普鲁士人。对于盎格鲁-撒克逊读者来说，19世纪30年代的“牛津运动”是这类现象当中最令人熟悉的，尽管它带有英国特征。在英国，只有少数年轻的狂热信徒会实际加入罗马教会，这些人藉此表达了最蒙昧、最反动的大学精神，其中的风云人物当推才华横溢的纽曼（J.H.Newman，1801－1890）。其他人则以“仪式主义者”的身份，在英国国教会内寻得一个权宜的安适之处，他们声称国教会才是真正的天主教会堂，并且，令“低级”和“粗俗”僧侣们大为恐惧的是，他们还试图用法衣、薰香以及其他的天主教可厌之物来加以装饰。对于那些以宗教为家徽的传统天主教贵族和绅士家族，对于日渐成为英国天主教主体的爱尔兰移民劳工来说，这些新皈依者令他们不知如何是好；而另一方面，他们的高贵热情也并不完全被谨慎而又现实的梵蒂冈教会官员看重。但是，既然他们来自优秀的家族，加上上层阶级的皈依可能会带动下层阶级的皈依，因而他们仍然备受教会欢迎。

然而，即使在有组织的宗教之内——至少在罗马天主教、新教和犹太教等宗教之内——自由主义的掘墓者仍在发挥作用。在罗马教会当中，他们的主要战场是法国，最为重要的人物是拉梅内。他从浪漫的保守主义成功地转变成人民的革命理想，这使他较接近于社会主义。拉梅内的《一位信仰者的话》（Parolesd’un Croyant，1834年）曾在政府部门引起喧嚣，因为他们几乎没有意料到，像天主教这样可靠的现存制度维护者，竟会在他们的背上插上一刀。拉梅内很快就被罗马宣布为有罪。不过，自由的天主教却在法国生存了下来。这个国家总是愿意容纳与罗马教会稍有不同的流派。在意大利，19世纪30和40年代的强大革命洪流，也将一些天主教思想家卷入漩涡之中，比如罗斯米尼（Rosmini）和乔贝蒂（Gioberti，1801－1852），后者主张在教皇领导之下建立自由的意大利。但无论如何，教会的主体是好斗的，并且越来越倾向于反自由。

新教少数派和各宗派自然更亲近自由主义，至少在政治上是如此。作为一名法国胡格诺新教徒（Huguenot），实际上就意味着至少是一名温和的自由派分子（路易·菲力浦的首相基佐就是这样一个人）。像信仰英国国教和路德教这样的新教国家，教会虽然在政治上更为保守，但是它们的神学理论对《圣经》学和理性主义侵蚀的抵抗力显然低得多。犹太人当然直接暴露在这股自由主义洪流的全面冲击之下，毕竟他们的政治和社会解放，全都得借助自由主义。文化同化是所有获得解放的犹太人的目标。在先进国家当中，最极端的人士放弃了他们的旧宗教而转向基督教或不可知论，就像马克思的父亲或诗人海涅（但是他发现，犹太人不上犹太会堂，并不表示他们就不再是犹太人，至少对于外面世界是如此）。不那么极端的人则发展出一种稀释过的自由主义犹太教。只有在小城镇的犹太聚居区内，以犹太经文和法典所支配的生活，才得以继续保持。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及其徒众斥责宗教是鸦片，于是他们推广了无神论教育，进行激烈的社会革命……结果呢？亿万人类因此不堪百般折磨和万般凌辱，痛苦而死。

【第十三章意识形态：世俗界】

（边沁先生）练习着将木头器具放在车床里旋，他以为也能用这种方法来改造一个人。他对诗歌无甚爱好，几乎不能从莎士比亚的作品中吸取任何教益。蒸汽使他的房子变得温暖而明亮。他是那种偏爱人工制品胜于自然产物，并认为人类智慧无所不能的人。他极为轻蔑户外景色，轻蔑绿色的田野和树林，并且永远以功利性来度量所有事物。——赫兹利特（W.Hazlitt）《这个时代的精神》（1825年）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使用暴力全盘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将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

对1789－1848年的世界而言，其意识形态的数量荣衔仍应授予宗教界；而质量宝座，则应归于世俗界。除了极少数例外，在本书所论时期，所有具分量的思想家，不管他们私人的宗教信仰为何，他们所使用的都是世俗语言。有关他们的思考内容（以及普通人未经自觉思考却视为理所当然的内容），大部分将在下面的科学和艺术专章中加以探讨。在本章中，我们将集中讨论双元革命所带来的最主要论题：社会的本质，以及它正在走和应该走的道路。对于这个关键问题有两大分歧意见：其一是对当前的世界走向表示认同者，其二则是不表认同者；换言之，亦即相信进步者和不相信进步者。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当时只有一种具有主流意义的世界观，而无数的其他观点，不管其优点为何，基本上都只是有消极的批判意义：批判那种在18世纪大获全胜的、理性的、人道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的捍卫者坚信，人类历史是上升的，而不是下降的，也不是水平式波浪起伏的。他们能够观察到人类的科学知识和对自然的技术控制日益增进。他们相信人类社会和个人发展都同样能够运用理性而臻于至善，而且这样的发展注定会由历史完成。对于上述论点，资产阶级自由人士和无产阶级社会革命分子的立场是相同的。

直到1789年，对于这种进步意识最有力、最前进的表达方式，当推古典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事实上，其基本体系在17、18世纪已经详细阐明，不属于本卷的讨论范围。那是一种狭隘、清晰而且锋利的哲学，其最完美的倡导人，如我们所料，是出现在法国和英国。

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严格的理性主义，同时也是世俗的，也就是说，在原则上它确信人类有能力用理性来理解所有事物并解决一切问题，确信非理性的行为和制度（其中包括传统主义和一切非理性的宗教）只会把事情弄得更昏暗不明，而无法令人得到启发。在哲学上，它倾向唯物主义或经验主义，这与它作为一种从科学（在这里主要是指17世纪科学革命中的数学和物理学）中汲取力量和方法的意识形态，极为相称。它对于世界和人类的一般看法体现出深刻的个人主义，这种个人主义主要是基于中产阶级的内省或其行为观察，而不是它所宣称的先验原则；并以一种心理学（尽管这个词在1789年时仍不存在）的方式表现出来，这种所谓的“联想式”心理学派，是17世纪机械论的呼应者。

简而言之，对于古典自由主义来说，人类世界是由具有某些内在热情和驱力的独立个体所构成的，每个个体的首要目的便是寻求最大限度的满足，而将其不满降至最低，在这一点上，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伟大的霍布斯强烈地赞成——基于实用的目的——所有人在各个方面彻底平等，除了“科学”之外。）同时，每个个体也都会“与生俱来地”认为其欲望冲动应该是没有限制而且不容干涉的。换言之，每一个人都“与生俱来地”拥有其生命、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如同美国《独立宣言》所指出的那样，尽管最讲究逻辑的自由思想家宁可不把这一点放进“天赋权利”之中。在追求这种自我利益的过程中，每个处于无政府状态下的平等竞争者，发现他无可避免地会与其他个体建立某些联系，而且这种联系经常是有利的，这套复杂的安排（常用“契约”这个坦率的商业术语来表述）遂构成了社会以及社会群体或政治群体。当然，这类安排和联系，意味着与生俱来的那种毫无限制而且随心所欲的自由将有某种程度的减少，而政治的任务之一，便是要把对自由的这种干预降低到实际可行的最低限度。也许除了诸如父母和子女这类不可能再缩小的群体之外，古典自由主义的“人”（其文学上的象征是鲁宾逊），只有在大量共存这一点上才是一种社会动物。社会目标因而也就是个人目标的总和。幸福（这个词为其定义者所带来的麻烦与其追求者一样多）是每个个体的至上目标；“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显然就是社会的目标。

事实上，公然宣称所有的人类关系皆可归结到上述模式之中的纯功利主义，只局限于极不机智的哲学家或极其自信的中产阶级捍卫者，前者以17世纪伟大的霍布斯为代表，后者则包括那些与边沁、老穆勒有关的英国思想家或政论家，其中尤以古典政治经济学派最具代表。造成这种局限的原因有二。首先，纯功利主义的意识形态——除了对自我利益的理性计算外，其余一切净是“夸张做作的废话”（边沁语）——与中产阶级某些强有力的行为本能相冲突。（不应该认为“自我利益”就必定意味着反社会的利己主义。仁道而且关心社会的功利主义者认为，个人所追寻的最大满足包括，或者经过适当教育后可能包括“仁慈”，亦即帮助同伴的冲动。问题在于，这不是一种道德义务或社会存在的一个方面，而是某种使个人幸福的东西。霍尔巴赫在他的《自然体系》第一卷第268页论述道：“利益只不过是我们每一个人认为自身幸福所必须的东西。”）因此，我们可以说，合理的自我利益与“天赋自由”——做他想做的事以及保有他挣得的东西——之间的冲突性，远大于其一致性。（其著作被英国功利主义者虔敬地搜集出版的霍布斯早已表明，自我利益阻止对国家权力施以任何先验限制；而边沁主义者在考虑到官僚化的国家管理保障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时，就像拥护自由放任主义一样，欣然地拥护官僚化的国家管理。）因此，那些寻求保障私有财产、私有企业和个人自由的人，常常宁可对“天赋权利”给予一种形而上的许可，而不是对“功利”给予易受攻击的许可。更有甚者，一种藉由合理计算彻底将道德和义务排除在外的哲学，很可能会削弱社会稳定所依赖的基础，亦即无知穷人对于是非善恶的固定意识。

基于这些理由，功利主义从未垄断过中产阶级的自由意识形态。它提供了最为锋利的激进斧头，以砍倒不能回答如下问题的传统制度：它是合理的吗？它是有用的吗？它有益于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吗？不过，它既未强大到足以激起一场革命，也未强大到足以防止一场革命。庸俗自由主义最宠爱的思想家，依旧是哲学性薄弱的洛克，而非出色的霍布斯，因为他至少把私有财产归作最基本的“天赋权利”，而使它得以置身干预和攻击的范围之外。法国的革命家发现，最好是将他们对于自由企业的要求（“每一个公民都可以因为他认为合适和对自己有利，而自由利用他的双手、技能和资本……因为他喜欢而且可以生产他所喜欢的东西”），置于天赋权利的普遍形式之中（“每个人仅在保障社会其他成员也享有同样权利的范围内，行使其天赋权利”）。

在其政治思想中，古典自由主义就这样背离了使之成为一种强大革命力量的大胆与严厉。不过，在其经济思想中，它则较少受到限制，这部分是由于中产阶级对于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信心，远远大于对资产阶级能否凌驾专制主义或无知民众并取得政治优势的信心；部分是由于有关人类本质和自然状态的古典假定，对市场特殊状况的适应性，也远优于对人类普遍状况的适应性。因此，古典的政治经济学就因霍布斯而成为自由意识形态最为感人的知识纪念碑。它的辉煌时代比本书所论时期略早。亚当·斯密《国富论》（Wealth of Nations，1776年）的发表标志着它的开始，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17年）的发表代表着它的顶峰，而1830年则是它衰落或转变的开始。但是，其庸俗化的版本，在本书所论的整个时期当中，仍继续在实业家间赢得追随者。

亚当·斯密政治经济学的社会论点，堪称既优雅又流畅。的确，人类基本上是由具有特定心理素质，在互相竞争中追求其自我利益的独立个人所组成。但是，我们可以说明如下：当竞争行为尽可能不受制约地发挥作用时，其所产生的就不仅是一种“自然的”社会秩序（区别于由贵族阶级的既得利益、蒙昧主义、传统，或无知的干预所强加的人为秩序），而是“国家财富”尽可能的快速增加，亦即所有人的舒适和福利，以及随之而来的幸福。这种自然秩序的基础，就是劳动的社会分工。正像可以用科学证明最能满足英国和牙买加各自利益的方式，是由一方制造成品，另一方提供原糖；同理，也可以科学方法证明，一个拥有生产手段的资本家阶级的存在，对大家，包括受雇于资本家的劳动者阶级，都是有好处的。因为国家财富的增加，是由拥有财产的私有企业运作和资本的积累所推动的，而且科学也可以证明，任何其他获取财富的方式，必定会使国家财富增加的速度变慢甚至停顿。更有甚者，那种经济上极不平等的社会——人类自然运作不可避免的后果——与所有人与生俱有的平等，或与正义，并非不能相容。因为，除了保障甚至最穷困的人过一种比他在别的情况下更好的生活之外，这个社会是建立在所有关系中最为平等的关系之上，亦即建立在市场等价物交换的基础之上。正如一位近代学者指出的那样：“没有人依赖别人的施舍；一个人从任何人那里得到的每一样东西，他都付出了一件等价物以作为交换。而自然力量的自由发挥，会摧毁所有不是建立在对共同福祉贡献之上的地位。”

进步因此就如同资本主义一样“自然”。搬掉过去由人为竖立的进步障碍，进步就必定会发生，而且明摆在眼前的是，生产的进步恰与工艺、科学和文明的普遍进步并肩前进。不要认为持有这类观点的人，纯粹是在为既得利益的实业家辩护。他们是根据那个时代的大量历史推断，因而才相信资本主义是人类进步的必然之路。

这种过于乐观的观点，不仅来自于人们深信以演绎推理所证明的经济学定理，也来自于18世纪资本主义和文明的明显进步。相反，它之所以开始动摇，不仅是由于李嘉图发现了亚当·斯密所忽视的制度内在矛盾，而且也由于资本主义实际的经济和社会后果不如预期的那么好。政治经济学在19世纪上半叶成了“沉闷的”而非充满希望的科学。人们自然仍可这样认为，那些（如同马尔萨斯在其1798年发表的著名《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中所论证的那样）应该徘徊在饥饿边缘的穷人们，或者那些（如李嘉图所论证的那样）因采用机器而受苦之人的不幸，仍然构成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只是这种幸福碰巧远比所希望的要小而已。但是，这类事实，以及从大约1810年到19世纪40年代这段时期资本主义扩展所存在的明显困难，都给乐观主义泼了一瓢冷水，并激起了批判性的探索研究，尤其是对“分配”的研究。这与亚当·斯密那代人主要关注的“生产”，恰成对比。

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堪称推演严密的杰作，就这样把大量的不和谐因素引入了早期经济学家下注预言的自然和谐之中。它甚至比亚当·斯密更强调某些因素，这些因素可如预期一样经由减少必备的燃料供给，而使经济进步的发动机停步不前，例如利率的下降趋势。更重要的是，他提出了基本的一般劳动价值学说，这一学说只需稍加发展，就将成为反对资本主义的强有力理论。然而，李嘉图不仅拥有如思想家般的精湛工业技术，同时也热情地支持大多数英国实业家所赞成的实际目标（自由贸易和反对地主），因此有助于在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中给予古典政治经济学一个比以前更为坚实的地位。基于实际的目的，后拿破仑时代的英国中产阶级改革突击队，遂用边沁的功利主义和李嘉图的经济学作为武装。反过来，受到英国工业和贸易成就支持的亚当·斯密和李嘉图的成就，又使政治经济学变成基本上是英国人的学科，使法国经济学家（他们至少在18世纪也同处领先地位）退居于过时者或辅助者的次要地位，也使非古典的经济学家变成零星分散的游击者。更有甚者，它们还使政治经济学成为自由进步的重要象征。巴西于1808年（远早于法国）为这个学科设立了教授席位，并由亚当·斯密学说的推广者赛伊（J.B.Say，卓越的法国经济学家）和功利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戈德温（WilliamGodwin）出任。1823年，当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大学开始以李嘉图和老穆勒的著作作为教授政治经济学的教本时，阿根廷才刚刚取得独立。不过，阿根廷还是落后于古巴，古巴早在1818年就设立了第一个政治经济学教授席位。拉丁美洲统治者的实际经济行为，使欧洲的金融家和经济学家毛骨悚然。而这一事实与他们所执着的正统经济学毫无关系。

在政治学中，如我们已看到的那样，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既不严密又不一贯。理论上，它依然分为功利主义和顺应古老自然法和天赋权利的两个派别，而后者占主导地位。在其实际纲领中，它仍挣扎于两种信念之间。一种是对人民政府，即多数人统治的信念。这符合于它的逻辑，并且也反映了下述事实，即实际造成革命并且在改革层面施加有效政治压力的，并不是中产阶级的论点，而是群众的动员。（孔多塞的思想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开明人士的缩影，他因巴士底狱的陷落而将自己对有限选举权的信念转变为对民主的信念，尽管他仍强烈保护个人与少数。）另一种是对有产阶级精英控制的政府的普遍信念。用英国人的话来说，它是介于“激进主义”和“辉格主义”之间。因为，如果政府真的是人民的，如果多数人真的实行了统治（即如果少数人的利益在逻辑上不可避免地要为它牺牲），那么，能够依赖这个事实上的多数（“最多最穷的阶级”）来保障自由，来实施显然与中产阶级自由派纲领相吻合的理性命令吗？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这种现象之所以使人惊恐，主要是因为总是在神父与国王支配下的劳苦大众，实在是太无知、太迷信了。革命本身引进了一种左翼的、反资本主义算计的附加危险，例如在雅各宾专政的某些方面就暗含着（而有些已十分明显）这种危险。在国外的温和辉格党人早就注意到这种危险：在经济思想上尊奉纯亚当·斯密学说的柏克（EdmundBurke），在政治上却公开退回到信仰传统美德、连续性以及缓慢而有机增长的非理性主义，并自此为保守主义提供了主要支柱，欧洲大陆各地的自由主义现实派，多半回避了政治民主，而偏好那种对选举权施以财产限制的君主立宪制，或者，必要时，任何能保障他们利益的旧式专制主义都行。在1793－1794年之后，只有极端不满或者极端自信的资产阶级，诸如英国的资产阶级，才准备和老穆勒一起相信：即使在一个民主共和国之中，他们仍拥有获得劳苦大众恒久支持的能力。

后拿破仑时期的社会不满、革命运动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加剧了这种困境，而1830年的革命，更使之尖锐化。自由主义和民主看起来是敌人而非盟友，法国大革命的三个口号：自由、平等、博爱，看起来似乎是表达了一种矛盾而不是联合。不足为奇的是，这种矛盾在革命的故乡法国，看起来最为明显。托克维尔以其惊人的睿智专注于美国民主的内在趋向分析（1835年），以及后来对法国大革命的内在趋向分析。他留下了这一时期最精彩的温和自由主义民主批评，或者毋宁说，他已鉴定出特别适合于1945年后西方世界的温和自由主义。看一看他的下述格言，也许就不会觉得奇怪了：“从18世纪以来，流出了两条好像出于共同源头的河流。一条把人类带向自由制度，另一条则带向专制权力。”在英国，老穆勒对资产阶级民主的固执信心，也与他儿子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于保护少数人权利以免受多数人侵害的关切与焦虑，形成惊人的对比。这种关切与焦虑，笼罩了这位慷慨大度而又忧心忡忡的思想家的《自由论》（On Liberty，1859年）一书。

当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就这样失去其最初的自信冲劲时（甚至进步的必然性和受欢迎性也开始遭到一些自由主义者质疑），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却再造了18世纪的古老真理。理性、科学和进步是其坚实的基础。本书所论时期的社会主义者，与周期性出现于历史文献中的那些公有制完美社会的礼赞者，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对工业革命持有无条件的认同，因为它创造了近代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圣西门伯爵传统上被归类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的先驱，尽管他的思想实际上处于一种更为模糊的位置。他是“工业主义”和“工业主义者”（圣西门新造的两个词）最早和最热烈的鼓吹者。他的信徒成了社会主义者、喜欢冒险的技术专家、金融家和实业家，或者接连兼任这些身份。因此，圣西门主义在资本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都占有特殊地位。英国的欧文，本身就是一位很成功的棉纺工业先驱。他对建立一个更美好社会的信心，不仅来自于坚信人类可通过社会而达到完善的信念，而且也根源于工业革命对潜在富有社会的可见创造。恩格斯尽管不太情愿，也是从事棉纺织业的经营。没有任何新社会主义者想让社会进化的时钟倒转，尽管他们的许多追随者这样做了。甚至傅立叶这位对工业主义最不抱乐观态度的社会主义奠基人，也认为解决之道是超越工业，而非落在它之后。

更矛盾的是，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古典自由主义，却也是最容易用来攻击资本主义社会的思想理论。如同圣茹斯特所说的那样，幸福的确是“欧洲的一个新观念”，但是，人们最容易看到的，显然是并未实现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就是穷苦劳动者的幸福。另外，如同戈德温、欧文、霍奇斯金（Thomas Hodgskin）以及其他边沁崇拜者所做的那样，把对幸福的追求与自私的个人主义设想分别开来，也是不困难的。欧文写道，“一切存在之根本目标就是幸福”，“但是，幸福不能由个人独自获得；期盼孤立的幸福是无用的；幸福必须由全体民众共享，否则，少数人也绝对享受不到。”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以李嘉图学说形式出现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竟会转变成反对资本主义的理论；这一事实会使得1830年后的中产阶级经济学家，以惊恐万分的眼光审视李嘉图，或者像美国的卡赖（Carey，1793－1879）那样，把他视为社会破坏者和动乱者的精神源泉。如果像政治经济学所论证的那样，劳动是一切价值的泉源，那么，为什么创造价值的广大群众却生活在赤贫的边缘呢？因为，如李嘉图所表明的（尽管他觉得不便从他的理论中得出这些结论来），资本家以利润的形式占有工人生产的、超出其以工资形式领回的那部分剩余价值。（地主也占有这种剩余的一部分，但这一事实对该问题并无重大影响。）也就是说，资本家剥削了工人。因此，惟一要做的就是不要资本家，从而消灭剥削。一群李嘉图的“劳工经济学家”很快就在英国兴起，他们进行分析，并提出其道德标准。

如果资本主义真的达到人们在政治经济乐观时期所预期的那些东西的话，那么，这类批评就会缺少共鸣。与人们通常的假设相反，在穷人中，几乎没有“提高生活水平的革命”。但是，在社会主义的形成阶段，即在欧文的《新社会观》（NewView of Society，1813－1814年）和《共产党宣言》的发表之间，经济衰退。货币工资下降、严重的技术性失业，以及对未来经济前景的怀疑，实在太突出了（“社会主义”一词便是19世纪20年代创造出来的）。因此，批评家不仅能够注意到经济的不公正，而且也注意到经济运行的许多缺陷及其“内在矛盾”。由反感而变得敏锐的眼睛，因此便发现了这种内在的周期性波动，或所谓的资本主义“危机”（西斯蒙第、韦德[Wade]、恩格斯）。资本主义的支持者忽略了这种危机，而事实上，与赛伊这个名字相连的“法则”，根本不承认这种危机的可能性。批评家很难不注意到，这段时期国民收入分配日趋不平衡（“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现象并非偶然，而是资本主义制度运行的产物。简言之，他们不仅能够证明资本主义是不公正的，而且能够显示它运作得很糟糕，更有甚者，它的运作结果也与其捍卫者所预期的背道而驰。

到目前为止，新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只不过是把英法古典自由主义的论点推进到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想要达到的境界之外。他们所鼓吹的新社会，并不坚持抛弃古典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理想的传统。每一个人都享有幸福、每一个人都能充分而自由地实现他们的潜能的社会，一个自由主宰、而专制政府消失无迹的社会，既是自由主义者的终极目标，也是社会主义者的终极目标。从人道主义和启蒙运动传承下来的意识形态家族，其各个成员——自由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共产主义者或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差异点，不是温和的无政府状态（那是他们共同的乌托邦）而是实现它的方式。在这一点上，社会主义与古典自由主义的传统，开始分道扬镳。

首先，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下述假定彻底决裂：社会是个别的原子单纯地聚集或结合而成；社会的动力是个体的自我利益和竞争。在这场决裂中，社会主义者退回到人类最古老的意识形态，亦即“人类天生就是共同生活”的信念。人们自然地生活在一起并互相帮助。社会并不是会削弱无限天赋权利的必要制度，而是他的生命、幸福和个性的居所。亚当·斯密学派所主张的市场等价交换以某种方式保障了社会公正的观点，对社会主义者而言，是既难理解又不道德。大多数普通人都持这种看法，甚至在他们无法表达的时候也是这样。许多资本主义的批评者籍由谴责文明、理性主义、科学和技术的整个历程，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明显的“非人道化”。（黑格尔主义者和早期马克思使用的专业术语“异化”，反映了把社会作为人的“家”，而不仅仅是毫无关联的个人行为场所的古老概念。）而新的社会主义者——不像诗人布莱克和卢梭这类旧工匠型的革命者——小心翼翼地避免这样做。不过，他们不仅吸收了把社会当作人们的家的传统理念，而且也吸收了下列这种古老概念，即在阶级社会和私有财产制度出现之前，人们曾以某种方式生活于和谐之中。卢梭藉由对原始人的理想化表达了这一概念，而欠成熟老练的激进小册子作者，则通过下述神话传说来表达：曾几何时，人们曾自由而友爱地生活着，只是后来被外来统治者征服了（撒克逊人被诺曼人征服，高卢人被条顿人征服）。傅立叶说：“天才必须重新发现那种原始幸福之路，而使之适应于现代工业环境。”原始共产主义经过数世纪的发展，终于为未来的共产主义提供了一种模式。

其次，社会主义采取了一种进化的和历史的论证形式，而这种形式如果不是处于古典的自由传统范围之外的话，也是虽在其内却未受到很大的重视。对于古典自由主义者，以及事实上最早的近代社会主义者来说，他们的社会计划是自然而合理的，有别于由无知与暴政所强加的那种人为的不合理社会。既然启蒙时代的进步思想已告诉人们什么是合理的，那么，剩下要做的就是扫除阻碍公认的前进障碍物。的确，“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圣西门主义者、欧文、傅立叶，以及其余的人）倾向于如此坚信：真理一经宣布，马上就会被所有受过教育而且通情达理的人所接受，在开始之初，他们要把自己实现社会主义的努力局限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是针对有影响的工人阶级进行宣传，虽然工人无疑会因而受益，但却注定是一个无知而落后的群体。二是如他们所做的那样，建设社会主义的拓荒工厂：共产主义村落和合作企业。它们大多数都位于美洲的开阔空地上，那里没有历史上的落后传统挡住人们进步的道路。欧文的“新和谐”（New Harmony）村位于印第安纳州。美国容纳了34处从国外输入或土生土长的傅立叶式“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e：傅立叶梦想要建立的社会基层组织），以及众多在基督教共产主义者加贝和其他人鼓励下建立的聚居村落。较少从事社会实验的圣西门主义者，从未停止找寻一位可能实行他们的社会规划的开明专制者，而且，有一段时间他们相信已经找到了，他就是埃及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这位不大可能帮助他们的人。

在这种寻找美好社会的古典理性主义事例中，带有一种历史进化的因素。因为进步的意识形态也就意味着，进化的观念可能是经由几个历史发展阶段而必然进化的观念。不过，在马克思将社会主义理论的重心从其合理性或合意性转至其历史必然性之后，社会主义才获得其最为可怕的精神武器，为了对抗它，人们至今仍在构筑论战防线。马克思从法、英和德国意识形态传统（英国的政治经济学、法国的社会主义、日耳曼的哲学）的结合中，引伸出这种论证方法。对于马克思来说，人类社会已不可避免地突破原始共产主义而划分为阶级；必然会经由阶级社会的依次更替而进化。每一个阶级社会尽管存在着不公正，但都曾经是“进步的”，每一个阶级社会都包含着“内在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一定时候会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并产生出取代它的力量。资本主义是这些阶级社会中的最后一个，马克思不但一点也没加以攻击，而且还运用其令世界惊叹的滔滔雄辩，宣扬其历史成就。但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可用政治经济学来加以证明，这些矛盾必然会在一定时候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并使其陷入不能解脱的危机之中。并且，资本主义（如也可以用政治经济学表明的那样）也必然会创造出它自身的掘墓人——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人数和不满必定会增加，而经济力量却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使得资本主义更易于被推翻。因此，无产阶级革命必定会将其推翻。但是，这也表明了，符合工人阶级利益的社会制度，就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正如资本主义不单是因为它比封建主义更合理，而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才盛行起来一样，社会主义也将经由劳动者的必然胜利而盛行。如果认为要是人们够聪明的话，就可在路易十四的时代实现永恒的社会主义理想，这种看法是愚蠢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产儿。在为社会主义创造条件的社会变革到来之前，它甚至还没有以适宜的方式表述出来。但是，一旦条件成熟，其胜利就是肯定的了，因为“人类总是只给自己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

与这些条理清楚的进步意识形态相比，那些反对进步的意识形态几乎不能称之为思想体系。它们是一些观念，是一些缺乏一种共同思想方法、依赖于它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弊病的敏锐洞察，以及其信念是来自生活而非自由主义的一些观念。因此，它们只需相对稍加注意就行了。

这些观念的重心是，自由主义破坏了人们视为生活根本的社会秩序或社会群体，并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竞争（“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难以容忍的无政府状态和市场的非人道化取而代之。在这一点上，保守和革命的反进步主义者，或者富人和穷人的代表们，甚至都趋向于同意社会主义者，这是一种趋同的现象，在浪漫主义者（见第十四章）中尤为显著，并产生了诸如“保守的民主”或“封建社会主义”这样的奇怪纲领。保守主义者爱将理想的社会秩序（或者既接近理想又实际可行的社会秩序，因为生活舒适之人，其社会抱负总是比穷人要温和节制一些。）与受到双元革命威胁的任何政权，或与过去的特定体制，例如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视作同一回事。自然，他们也强调其中的“秩序”因素，因为正是这一点保护了社会层级中的上层对抗社会层级中的下层。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革命者宁可怀念过去那些更为遥远的黄金时代，那时人们的处境很好，而现世根本不存在真正令穷人满意的社会。他们也强调遥远的黄金时代，人与人之间那种互相帮助和如同一体的感情，而不强调它的“秩序”。

不过，两者都同意，在某些重要方面，旧制度曾经或依然比新制度来得好。在旧制度下，上帝使人们贵贱有序（这一点让保守主义者高兴），但又将义务（不管执行得多么不充分和多么糟糕）加之于贵者。人是不平等的，但不是根据市场行情定价的商品。最重要的是他们生活在一起，生活在社会和个人关系的紧密网络之中，受习惯、社会制度和义务的清晰引导。无疑，在梅特涅的秘书根茨和英国激进的狂热记者科贝特心中，有着非常不同的中世纪理想。但是两人都同样攻击宗教改革。他们认为，宗教改革引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原则。甚至恩格斯这位最坚定的进步信仰者，也曾以令人向往的田园诗画来比喻被工业革命破坏的18世纪古老社会。

由于没有缜密的演化理论，反进步的思想家发现他们很难判定到底是什么东西“出了毛病”。他们最爱攻击的罪魁便是理性，或更确切地说，是18世纪的理性主义，因为它让愚蠢和邪恶来干预那些对人类的理解和组织而言已是过于复杂的事情：社会不能像机器那样加以计划。柏克写道：“最好是永远忘记《百科全书》和所有的经济学家，而回归到那些使王公们伟大和国家幸福的规矩和原则。”直觉、传统、宗教信仰、“人的本性”、“真正的”而非“虚假的”理性，这些东西依思想家的知识癖好而被组织起来，去反对系统的理性主义。但是，其最重要的征服者是历史学。

若说保守的思想家没有历史进步意识，但是他们对在历史过程中自然而渐进地形成和稳定下来的社会，与突然“人为”建立起来的社会之间的区别，倒有非常敏锐的意识。若说他们不能解释历史的衣服是怎样裁剪的，而且根本就否认有裁剪这回事的话，他们倒是能够令人羡慕地解释这件衣服是怎样经由长期的穿着而变得使人舒服的。反进步意识形态最为严肃的知识追求，便是投入对往昔历史的分析和修复，投入对与革命相反的历史连续性的探究。因此，保守阵营最重要的阐释者，就不是诸如博纳尔和迈斯特（Joseph de Maistre，1753－1821）这类捉摸不定的法国流亡者——他们总是以近似疯狂的理性论证企图使死亡的往昔重新活过来，即使他们的目标是恢复非理性主义的美德，他们也这样做——而是像柏克这样的英国人和德国法理学家的“历史学派”，该派致力于在历史的延续性上使现存的旧制度具有合法性。

现在，剩下要考察的是这样一组意识形态：它们奇怪地徘徊于进步分子和反进步分子之间，或者用社会术语来说，徘徊于以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为一边，以贵族、商人阶级和封建群体为一边的两部分人之间。它们最重要的信仰者是西欧和美国的激进“小人物”，以及中南欧地位卑微的中产阶级，他们舒服地但又并非完全满意地置身于一个贵族的和君主的社会结构之中。这两者都在某些方面相信进步，但两者都不打算追随进步自然会导致的自由主义或社会主义归宿。前者是因为这些归宿将注定要把小手工业者、店主、农民和商人，或者变为资本家，或者变为劳动者；后者则是因为他们自身太过虚弱，他们在雅各宾专政经历之后被吓怕了，无法向其王公们的权力挑战，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就是这些王公的官员。因此，这两群人的观点就结合了自由主义（前者还暗含着社会主义）和反自由主义的成分，进步的和反进步的成分。并且，这种本质上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使他们比自由主义的进步主义者或反进步主义者，更能深入洞察社会的本质；这也迫使他们采用辩证法。

第一类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最重要的思想家（或不如说是直觉的无才），早在1789年就已寿终正寝，此人即卢梭。徘徊于纯粹的个人主义和人只有在群体当中才是其自身这一信念之间；基于理性的国家理想和反“情感”的理性怀疑之间；在承认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和进步破坏“自然”原始人和谐的必然性两者之间，卢梭表达了他个人以及其阶级的困境，这些阶级既不能接受工厂主人对自由主义的确信，又无法认同无产者对社会主义的确信。这位难以相处、神经质、但却又相当伟大的人物，无需我们详细探讨，因为并没有卢梭主义的专属思想学派或政治学派——除了罗伯斯比尔和共和二年的雅各宾分子。卢梭思想的影响相当普遍而强大，尤其在德国和浪漫主义者之间，但那不是一种体系的影响，而是一种观念和热情的影响。他在平民和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中的影响也是巨大的，但是也许仅仅在诸如马志尼和与他同样的民族主义者这类思想最模糊的人中间，他才占有支配地位。整体而言，它更常与诸如杰斐逊和潘恩这类18世纪理性主义正统思想的改编物融合在一起。

近来的学术风尚对卢梭的误解愈来愈深。他们讽刺那种把他与伏尔泰和百科全书派，一道归于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先驱之列的传统，因为卢梭是他们的批判者。但是，对那些受其影响的人来说，在当时的确被视为启蒙运动的一部分，那些19世纪早期在小工厂里重印其著作的人，也自动地把他与伏尔泰、霍尔巴赫（Holbach）和其他人一并视作启蒙运动的一部分。最近的自由主义批评家，把卢梭攻击成左翼“极权主义”的鼻祖。但是，事实上他根本没有影响过近代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传统。（在将近40年的通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仅三次偶然地、并且相当否定性地提到过卢梭。不过，附带地，他们倒是相当欣赏他预先为黑格尔所示范的辩证方法。）他的典型追随者在本书所论时期及其之后，都是雅各宾派、杰斐逊主义者和马志尼这一类小资产阶级激进分子，他们信奉实行民主、民族主义，以及平等分配财产并设有某些福利制度的小型独立政权。在本书所论的时期里，一般人皆认为他是倡导平等；倡导自由，反对暴政和剥削（“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桎梏之中”）；倡导民主，反对寡头政治；倡导未被富人和受过教育之人的世故圆滑污染的单纯“自然人”；倡导“情感”，反对冷酷的计算。

第二群人，也许最好被称之为德国哲学团体，他们要复杂得多。并且，由于其成员既无力推翻他们的社会，又无经济资源去进行一场工业革命，于是倾向于集中精力建造精心构筑的普遍思想体系。在德国，古典自由主义者相当罕见。威廉·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这位大科学家的兄弟，是最为有名的一个。在德国中层和上层阶级知识分子中间，对进步的必然性信念和对科学以及经济进步好处的信念，与对开明家长制或官僚制的行政管理和上层阶级的责任意识相互结合，这种态度非常普遍，相当适合一个有着如此众多文官和受雇于政府的教授阶级。伟大的歌德，自己就是一个小邦的部长和枢密顾问官，他曾将他的看法做了极佳的阐明。中产阶级的要求——经常在哲学上被形容为历史趋势的必然产物——由一个开明的政府加以执行，这些要求充分代表了德国温和的自由主义。德国诸邦在其最好的状态下，总是来取富有活力和效果的主动措施，来促进经济和教育的进步，彻底的自由放任主义对德国实业家并不是特别有好处的政策，但却也未曾因此削弱这种观点的吸引力。

但是，尽管我们能够把德国中产阶级思想家（体谅到他们历史地位的特殊性）的务实世界观，与其他国家和他们持相反立场的那些人的世界观进行类比，我们并不肯定就能以这种方式解释整个德国思想界对于古典自由主义的明显冷淡。自由主义的老生常谈（哲学上的唯物主义或经验主义，牛顿、笛卡儿的分析等等），完全不适合大多数德国思想家的胃口；明显吸引他们的是神秘主义、象征主义和对有机整体的广泛概括。在18世纪早期占支配地位的德国民族主义对法国文化的反感，有可能强化了德国思想中的这种条顿主义。但这更可能是延续自上一个世纪的思想氛围，在那个世纪，德国在经济上、思想上，以及某种程度的政治上，都处于优势地位。因为，从宗教改革到18世纪后期这一阶段的衰落，维持了德国思想传统的古风，正像它一成不变地保存了德国小城镇的16世纪旧貌一样。无论如何，德国思想（不管是在哲学、科学还是艺术中）的基本氛围，显然不同于西欧18世纪的主要传统。（这种推论不适用于奥地利，它经历了一段非常不同的历史。奥地利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没有一点可值得一提的东西，尽管在艺术〔尤其是音乐、建筑和戏剧〕和某些应用科学方面，奥地利帝国是非常杰出的。）在18世纪的古典观点正走向其极限之时，这种古风赋予德国思想某些优势，也有助于解释它在19世纪日渐重要的思想影响。

它最不朽的表现形式便是德国古典哲学，即在1760－1830年之间，与德国古典文学一同被创造出来、并且密切相关的一整套思想（一定不可忘记，诗人歌德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自然哲学家”，诗人席勒不仅是一位历史学教授，而且是哲学论著的杰出作者）。康德和黑格尔是其中最杰出的两位伟大人物。1830年以后，如我们在前面已谈到的那样，在古典的政治经济学（18世纪理性主义的思想之花）内部同时发生的瓦解过程，也在德国哲学中出现了。它的产物便是“青年黑格尔派”，最后是马克思主义。

必须始终牢记，德国古典哲学是一种彻底的资产阶级现象。它的所有主要人物（康德、黑格尔、费希特、谢林）都为法国大革命欢呼，并且实际上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仍忠实于它（黑格尔迟至耶纳会战时仍支持拿破仑）。启蒙运动是康德思想的框架，以及黑格尔思想的出发点。两人的哲学都充满了进步观念：康德的第一个伟大成就是提出了太阳系起源和发展的假说，而黑格尔的整个哲学就是进化（或者，用社会术语来说是历史性）和必然进步的哲学。因此，虽然黑格尔一开始就憎恶法国大革命的极左派别，并且最终成为彻底的保守派，但他一刻也未曾怀疑过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基础的那场革命的历史必然性。并且，不像大多数后来的学院式哲学家那样，康德、费希特，特别是黑格尔，都曾研究了一些经济学（费希特研究了重农学派的经济学，康德和黑格尔研究了英国的经济学理论），我们有理由相信，康德和年轻的黑格尔已把他们自己看作是受过亚当·斯密影响之人。

德国哲学的资产阶级倾向在康德身上一方面相当明显，他终身都是一个自由主义左派——在他最后的著作（1795年）中，他高尚地呼吁，通过建立一个放弃战争的共和国世界邦联，来实现普遍的和平——但另一方面却又比在黑格尔身上来得模糊。由于康德僻居于偏远的普鲁士哥尼斯堡，独处在陈设简陋的教授住处中，以致在英国和法国思想界如此独特的社会内容，在康德的思想中却变为一种冷峻的（如果说是崇高的话）抽象，尤其是“意志”的道德抽象。（因此，卢卡奇[Lukacs]表明，亚当·斯密有关“看不见的手”的那种非常具象的停论，在康德那里，则成了“非社会的社会性”这样一种纯粹的抽象。）如同所有读者都曾痛楚体认过的那样，黑格尔的思想是够抽象的了。然而，至少在开始时，他的抽象是与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达成妥协的企图；并且实际上，在他对人性的基本要素——劳动——的分析中，黑格尔以一种抽象的方式，使用了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使用过的相同工具，并在无意间为马克思的学说提供了基础。（如同他在其1805－1806年的讲演中所说的那样，“人制造工具，因为他是有理性的，这是他意志的最初表现。”）

但是，从一开始，德国哲学就在某些重要方面不同于古典自由主义，这在黑格尔那里比在康德那里表现得更为明显。首先，它是成熟缜密的理想主义哲学，否定古典传统的唯物主义或经验主义。其次，康德哲学的基本单位是个人（即使是在个人良心的形式上），而黑格尔的出发点则是集体（亦即共同体）。他明显地看到，在历史发展的影响下，集体正化解为个体。而且事实上，黑格尔的著名辩证法，这种通过永无止境地解决矛盾而实现进步（在任何领域）的理论，可能就是从个人和集体之间充满矛盾的这种深刻感受，而获得其最初的灵感。更进一步，由于德国哲学家在全心全意的资产阶级自由派大举进占的领域中处于被边缘的地位，加上也许是他们完全无能参与这种进步，使得德国思想家更容易了解其中的局限性和矛盾。这无疑是必然的，在带来巨大收获之时，不也就带来巨大的损失吗？它不是反过来又必须被取代吗？

因此，我们发现古典哲学，但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奇怪地类似于卢梭进退两难的世界观；尽管，与卢梭不同，哲学家们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以把其矛盾包容于单一的、无所不包的、在理论上缜密的体系之中（卢梭碰巧对康德产生一种巨大的感情影响。据说康德一生只有两次打破过他固定的在下午散步的习惯，一次是因为巴士底狱的陷落，一次是〔持续了几天〕因为读卢梭的《爱弥儿》）。在实践上，这些失意的哲学革命家面临着“顺从”现实的问题，黑格尔在经过数年犹豫之后，采取了把普鲁士政府理想化的形式。直到拿破仑垮台之后，像歌德一样，他对解放战争毫无兴趣，而对普鲁士依然是三心二意的。在理论上，注定会被历史毁灭的社会短暂性，也嵌入了他们的哲学之中。没有绝对的真理。历史过程的发展本身，便是经由矛盾的辩证法而发生，又通过辩证的方式而得到理解，至少19世纪30年代的“青年黑格尔派”是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如同在1830年以后，他们准备重新走上其前辈们或已抛弃、或（像歌德那样）从未选择的革命道路那样，他们也准备追随德国古典哲学的逻辑，在这方面，他们甚至要超越其伟大导师黑格尔本人都想止步的地方（因为他有些不合逻辑地急于以对绝对理念的认知来结束历史）。但是，1830－1848年的革命问题，已不再是简单的对中产阶级自由权力加以征服的问题。而从德国古典哲学解体中涌现出的思想革命派，并非一个吉伦特派或一个哲学上的激进派，而是马克思。

就这样，在双元革命时期，既看到了中产阶级自由主义以及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意识形态的胜利和其最详尽阐述的表现形式，也看到它们在其亲自建立或至少是广受欢迎的政权和社会的冲击下宣告瓦解。1830年标志着西欧主要的革命运动在后滑铁卢年代的静寂之后，重新复活，也代表了自由主义和激进主义危机的开始。它们将在这场危机中残存下来，虽然是以一种萎缩了的形式。在日后的阶段中，再没有任何一位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有着亚当·斯密或李嘉图那样的高深（当然不包括小穆勒，从19世纪40年代起，他就成了代表性的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兼哲学家。），也没有任何一位德国古典哲学家会有康德和黑格尔的眼界和才能。1830年。1848年及以后的法国吉伦特派和雅各宾派，与他们在1789-1794年的前辈比起来，只不过是侏儒而已。正因为如此，19世纪中叶的马志尼之辈，是无法和18世纪的卢梭们相提并论的。但是，这一伟大的传统（自文艺复兴以来思想运动的主流）并没有死去，它变成了自身的对立物。就其深度和方法而言，马克思是古典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继承人。但是，他希望成为其预言家和建筑师的那个社会，却与他们的社会大不相同。

谢选骏指出：人说——“马克思是古典经济学家和哲学家的继承人。但是，他希望成为其预言家和建筑师的那个社会，却与他们的社会大不相同。”

我看——“意识形态”已经成为自我认同和呼朋唤友的工具。一个人的意识形态，并不一定与其内心相符，但却一定与其利益相符。这和“阶级地位”常常无关，而和随着人生际遇的波动的“利益取舍”关系更大。

【第十四章艺术】

总是会有一种时髦的兴趣：对驾驶邮车的兴趣——对扮演哈姆雷特的兴趣——对哲学讲演的兴趣——对奇迹的兴趣——对纯朴的兴趣——对辉煌的兴趣——对阴郁的兴趣——对温柔的兴趣——对残忍的兴趣——对盗匪的兴趣——对幽灵的兴趣——对魔鬼的兴趣——对法国舞蹈演员和意大利歌手以及德国络腮胡和悲剧的兴趣——对在11月份享受乡下生活和在伦敦过冬的兴趣——对做鞋的兴趣——对游览风景名胜区的兴趣——对兴趣本身，或对论兴趣的随笔的兴趣……——皮科克（T.L.Peacock）《险峻堂》（Melincourt，1816年）

与该国的财富相比，英国堪称著名的建筑物实在少得可怜……投入博物馆、绘画、宝石、古玩、宫殿、剧院，或其他不可复制的东西的资金是那么少！外国旅游者和我们自己的期刊作者，都常常以作为大国主要基础的这一方面，当作我们不如别国的证据。——莱恩（S.Laing）《一位旅行家对于法国、普鲁士、瑞士、意大利和欧洲其他地区社会和政治状况的札记》，1842年

对任何试图考察双元革命时期艺术发展概况的人来说，给他印象最深的第一件事，就是其欣欣向荣的状况。一个包括了贝多芬和舒伯特（Schubert）、成熟和年老的歌德、年轻的狄更斯、陀思妥也夫斯基（Dostoievski）、威尔第（Verdi）和瓦格纳（Wagner）、莫扎特（Mozart）的最后日子，以及戈雅（Goya）、普希金（Pushkin）和巴尔扎克的一生或大半生的半个世纪，且不说一大批在任何其他人群中都会是巨人的那些人，这半个世纪堪与世界历史上相似时段的任何时期相媲美。这份非凡的业绩大部分要归功于各种艺术的复兴，这些艺术在实际上拥有它们的所有欧洲国家中，吸引了大批具有文化教养的公众。（那些非欧洲文明的艺术在此不予考虑，除非它们受到双元革命的影响，而在这个时期它们几乎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与其以一串长长的名录来烦扰读者，或许还不如随便挑选这整个时期的一些横断面，来说明这次文化复兴的广度和深度。例如，在1789－1801年间，对艺术创新饶有趣味的市民，可以欣赏到华兹华斯和柯尔津治的英文《抒情歌谣集》（Lyrical Ballads），歌德、席勒、让·保罗（Jean Paul）和诺瓦利斯（Novalis）用德文创作的作品，同时，也可以聆听到海顿（Haydn）的清唱剧《创世纪》和歌剧《四季》，以及贝多芬的第一交响曲和第一弦乐四重奏。在这些年中，大卫（J-L David）完成了他的《荷卡米耶夫人肖像画》，戈雅完成了他的《国王查理四世的家庭肖像》。在1824－1826年间，他们可能已读过几本司各特（Walter Scott）的英文小说、莱奥帕尔迪（Leopardi）的意大利文诗歌和曼佐尼（Manzoni）用意大利文创作的《婚约夫妇》（Promessi Sposi）、雨果（Victor Hugo）和维尼的法文诗歌，如果运气好的话，还可以看到普希金以俄文写作的《欧根·奥涅金》（Eugene Onegin）的早期部分，以及新编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传说。贝多芬的《合唱交响曲》、舒伯特的《死神与少女》、肖邦的第一部作品、韦伯（Weber）的《奥伯龙》、德拉克洛瓦（Delacroix）的绘画《希阿岛的屠杀》和康斯特布尔（Constable）的《干草车》，也出自这一时期。10年之后（1834－1836年），文学中产生了果戈里的《钦差大臣》（Inspector-General）和普希金的《黑桃皇后》（Oueen of Spades）；在法国产生了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和缪塞（Musset）、雨果、戈蒂埃（Theophile Gautier）、维尼、拉马丁（Lamartine）、大仲马（Alexander Dumas the Elder）等人的作品；在德国产生了毕希纳（Buechner）、格拉贝（Grabbe）、海涅等人的作品；在奥地利产生了格里尔帕泽（Grillprazer）和内斯特罗的作品；在丹麦产生了安徒生（Hans Anderson）的作品；在波兰有密茨凯维奇的《塔杜施先生》（Pan Tadeusz）；在芬兰有民族史诗《卡勒瓦拉》（Kalerala）的初订版；在英国产生了勃朗宁（Browning）和华兹华斯的诗集。音乐界则提供了意大利的贝里尼（Bellini）和多尼采蒂（Donizetti）、俄国的格林卡（Glinka）等人的歌剧。康斯特布尔在英格兰作画，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在德国作画。在1834－1836年的前后一两年中，我们可以读到狄更斯的《匹克威克外传》（PockwickPapers）、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普拉滕（Platen）、艾兴多夫（Eichendorff）和莫里克（Morike）的诗歌、佛兰芒文（Flemish）和匈牙利文学的重要著作，以及法国、波兰和俄国主要作家的更多出版物；音乐方面则可听到舒曼（Schumann）的《大卫同盟舞曲》和柏辽兹（Berlioz）的《安魂曲》。

从这些随便举出的例子中，有两件事是显而易见的。第一是，艺术成就在这些国家中异常广泛的传播。这是一种崭新的现象。在19世纪前半期，俄国文学和音乐突然形成一股世界潮流；美国文学虽然相形见绌，但随着库柏（FenimoreCooper，1787－1851）、爱伦·坡（Edgar Allan Poe，1809－1849）和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的出现，也展现了一股世界性力量。波兰和匈牙利的文学和音乐，以及北欧和巴尔干诸国的民歌、童话和史诗，也是如此。而且，在几种新创造的文学文化中，其成就不但立即显见而且美妙绝伦，例如普希金依然是俄罗斯第一流的诗人，密茨凯维奇是伟大的波兰诗人，裴多菲（Petofi，1823－1849）是匈牙利民族诗人。

第二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某些艺术和艺术风格获得了异乎寻常的发展。文学即是一个合适的例子，而文学中又以小说最为突出。历史上或许从不曾在短短半个世纪里集中出现过这么大一群不朽的小说家：法国的斯汤达和巴尔扎克，英国的简·奥斯汀、狄更斯、萨克雷（Thackeray）和勃朗蒂姐妹（the Brontes），俄国的果戈里、年轻的陀思妥也夫斯基和屠格涅夫（Turgenev）（托尔斯泰的第一部作品于19世纪50年代问世）。音乐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更引人注目的例子。直到今日，一般音乐会的演奏曲目绝大部分仍依赖活跃于这个时期的作曲家——莫扎特和海顿（尽管他们实际上属于前一个时期）、贝多芬和舒伯特、门德尔松、舒曼、肖邦和李斯特。器乐的“古典”时期主要是德国和奥地利单独成就的，但歌剧的兴盛比其他任何音乐形式更广泛，而且或许更为成功：在意大利有罗西尼（Rossini）、多尼采蒂、贝里尼和年轻的威尔第，在德国有韦伯和年轻的瓦格纳（且不提莫扎特的最后两部歌剧），在俄国有格林卡，以及法国的几个较次要的人物。另一方面，视觉艺术的成绩却要稍微逊色一些，除了绘画之外。大家公认，在西班牙间歇出现的伟大艺术家中，此时期的戈雅堪居历来最杰出的画家之流。也许有人会认为，英国的绘画（由于透纳〔J.M.W.Turner，1775－1851）和康斯特布尔的出现）在这个阶段达到其成就的顶峰，而且其独创性也稍高于18世纪，当然也因此比之前和此后更具国际影响力；也许会有人认为，此时期的法国绘画（由于大卫、杰里柯［J－LGericault，1791－1824〕。安格尔［J-D Ingres，1780－1867］、德拉克洛瓦、杜米埃（HonoreDaumier，1808－1879）和年轻的库尔贝〔Gustave Courbet，1819－1877］的出现）如同其历史上所曾有过的卓越绘画一样杰出。另一方面，意大利的绘画事实上已走到达几世纪之久的辉煌尽头，德国的绘画则远远落后于德国的文学或音乐的独特成就，或者其本身在16世纪取得的无与伦比的成就。在所有国家里，雕塑的成就皆明显逊于18世纪，在建筑方面，尽管在德国和俄国出现过一些值得注意的作品，但情况也如雕塑一样。实际上，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建筑成就，无疑是工程师的杰作。

不管是哪个时期，那些决定各类艺术兴衰的因素仍然不很清楚。可是，毋庸置疑，在1789－1848年间，答案肯定要先从双元革命的影响中去寻找。假使要用一句令人误解的句子去概括这个时代艺术家和社会的关系，我们可以说，法国大革命以自身为榜样鼓舞了他们，工业革命以其恐怖唤醒了他们，而因这两种革命而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则改变了他们本身的生存状态和创作方式。

这个时期的艺术家直接受到公共事务的激励并卷入其中，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莫扎特为高度政治性的共济会仪式写了一部宣传性的歌剧（1790年的《魔笛》），贝多芬将《英雄交响曲》献给法国大革命的继承人拿破仑，歌德起码算得上是一位颇具影响力的政治家和文职官员。狄更斯写了几部小说攻击社会弊端，陀思受也夫斯基在1849年因革命活动几乎被判处死刑。瓦格纳和戈雅遭到政治流放，普希金因卷入十二月党人的活动而受到惩罚，而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已成为社会觉醒的纪念碑。再也没有比把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描绘为“中立者”更不符合实情的事了。那些洛可可式宫殿、闺房的高雅装饰家，或专门为英国老爷们提供收藏品的供应商，他们所代表的艺术恰恰是走向衰微的那种：我们当中有多少人记得弗拉戈纳尔（Fragonard）在大革命后还活了17年呢？甚至艺术中显然最不带政治色彩的音乐，也和政治紧密联系。历史上也许只有这个时期曾把歌剧写成政治宣言或用以激发革命。（除了《魔笛》，我们还可举威尔第早期的几部歌剧为例，它们因表达了意大利的民族主义而大受欢迎；奥贝尔[Auber]的《波蒂奇的哑女》［La Muette de Portici］引发了1830年的比利时革命；格林卡的《为沙皇献出生命》［A Life theTsar〕，以及诸如匈牙利的《匈牙利王拉佐洛》［Hunyady Laszlo］之类的“民族歌剧”，都因其与早期民族主义的联系，而依然在当地的演出剧目中占有一席之地。）

公共事务和各类艺术之间的联系，在民族意识和民族解放或统一运动正在发展的国家中尤为牢固（参见第七章）。在德国、俄国、波兰、匈牙利、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以及其他地区，这一时期的文艺复兴或诞生，是与维护本国语言和本国人民在文化上的最高地位，以反对使用外国语言的世界性贵族文化的主张相一致——事实上它经常是这种主张的最初表现形式——这种情形显然并非偶然。很自然，这样的民族主义在文学和音乐中能够找到其最明显的文化表达，这两种形式都是大众艺术，而且能够吸收一般人民强有力的创造性遗产——语言和民歌。同样可以理解的是，惯常依赖于固有统治阶级、宫廷和政府佣金的艺术类别——建筑和雕塑，其次是绘画——则较少反映这些民族化的复兴。（在欧洲大部分地区，由于缺乏足够具有文化教养和政治意识的居民，限制了诸如平版印刷术这样新创而且可复制的廉价艺术的利用。但是，伟大的革命艺术家以这种和类似的媒介取得的杰出成就——例如，戈雅的《战争的灾难》和《狂想曲》，布莱克的插图，以及杜米埃的版画和报纸上的漫画——证明了这些宣传手段是多么富有吸引力。）作为大众艺术而非宫廷艺术的意大利歌剧，空前繁荣；但同时，意大利的绘画和建筑则衰落了。当然我们不应忘记，这些新兴的民族文化仍然是局限于少数受过教育的中上层阶级之中。或许除了意大利歌剧和可复制的书画刻印艺术，以及一些较短的诗歌或歌曲外，这个时期还没有什么重大的艺术成就是不识字的人或穷人所能接触到的，在大规模的民族或政治运动将他们转变为共同象征之前，欧洲大部分居民几乎肯定不知道这些艺术成就。当然，文学总是会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尽管主要仍限于正在形成中的新兴中产阶级，他们为小说和长篇叙事诗提供了一个特别受欢迎的市场（尤其在闲暇的女眷中间）。成功的作家难得享有比这段时期相对而言更大的财富：拜伦（Byron）因他的《哈罗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前三个诗章获得了2600英镑。戏剧尽管在社会上受到较多的限制，但也拥有成千上万的观众。演奏乐就没那么幸运了，只有在英国和法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美洲各国那样的文化饥渴国家是例外，在那些国家里，举办大型公开的音乐会已是相当普遍的情形（因此，几个欧洲大陆作曲家和演奏家将目光牢牢地盯住有利可图的英国市场，如果在其他方面并没什么差别的话）。在其他地方，这个领域依然是由宫廷乐师、少数地方贵族维持的赞助性音乐会，或被私人和业余爱好者的演出所占据。当然，绘画注定是属于私人买主的，在为出售或私人买主举办的公开展览会上作过最初展示之后，画作便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尽管举行这样的公开展览会已成惯例。在这段时期，为公众建立的或开放的博物馆和美术馆（例如，卢浮宫和建于1826年的大英博物馆），所展示的都是过去的艺术品，而不是当代的艺术品。另一方面，蚀刻画、版画、平版画，则由于价格低廉而无处不在。当然，建筑主要仍是为私人或公家委托而效力（除一定数量的投机性住宅建筑以外）。

但是，即使是社会上极少数人的艺术，仍会发出震撼全人类的惊声巨响。本书所论时期的文学和各类艺术便是如此，其表现结果就是“浪漫主义”。作为艺术的一种风格、一种流派和一个时代，再没有比“浪漫主义”更难用形式分析的方法来加以定义甚至描述的了，甚至连“浪漫主义”立誓反叛的“古典主义”，也没有这么难以定义和描述。就连浪漫主义者本身也几乎帮不了我们什么忙，因为尽管他们对其所遵循之事物的描述是确定无疑的，但却常常缺乏合理内容。对雨果来说，浪漫主义“就是要依自然之所为，与自然的创造物相融合，而同时又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搅和在一起：即不要把影与光、奇异风格与宏伟壮丽——换言之，躯体与灵魂、肉体上的与精神上的东西——混淆在一起。”对诺迪埃（Charles Nodier）而言，“厌倦了普通情感的人类心灵的最后依托，就是被称为浪漫主义风格的东西——奇妙的诗歌，它相当合乎社会的道德条件，合乎沉湎于渴求轰动性事件而不惜任何代价的那几代人的需要……”诺瓦利斯认为，浪漫主义意味着赋予“习以为常的东西以更高深的意义，为有限的东西添上无限的面貌”。黑格尔认为：“浪漫主义艺术的本质在于艺术客体是自由的、具体的，而精神观念在于同一本体之中——所有这一切主要在于内省，而不是向外界揭示什么。”我们无法指望从这样的说明中得到多少启发，因为浪漫主义者喜欢朦胧不清和闪烁其词，偏好漫无边际的解释，而厌恶清晰的阐述。

当分类学者试图确定浪漫主义的年代时，会发现它的起始和终结都令人难以捉摸；而当试图为它下定义时，其标准又变成无形的泛论。然而，尽管它使分类者大惑不解，但却没有任何人会认真地怀疑浪漫主义的存在或者我们分辨它的能力。从狭义上说，作为富有自我意识和战斗性倾向的浪漫主义，出现于1800年左右的英国、法国和德国，以及滑铁卢战役后的欧洲和北美广大地区。在双元革命之前，其前导（又是以法国和德国为主）有卢梭的“前浪漫主义”和德国青年诗人的“狂飙运动”（storm and stress）。或许在1830－1848年这段革命时期，它在欧洲流行得最为广泛。从广义上讲，浪漫主义支配了法国大革命以来欧洲几种富有创造性的艺术。在这个意义上，像贝多芬这样的作曲家、戈雅这样的画家、歌德这样的诗人和巴尔扎克这样的小说家，他们身上的“浪漫主义”成分，是他们之所以伟大的决定性要素，就像海顿或莫扎特、弗拉戈纳尔或雷诺兹（Reynolds）、克劳狄乌斯（Mathias Claudius）或拉克洛（Choderlos de Laclos）的伟大之处不在此一样（他们都活到本书所论时代）；然而，他们当中没有人能被认为是完全的“浪漫主义者”或想要把自己说成是“浪漫主义者”。（既然“浪漫主义”往往是有限的几个艺术家团体的口号和宣言，那么，如果我们将其完全限定在他们身上，或者完全排除那些与他们持不同意见者，我们就会冒赋予其一个非历史的有限意义的风险。）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带有浪漫主义特征的艺术和艺术家取向，往往变成19世纪中产阶级社会的标准取向，而且直至今日仍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然而，尽管人们根本不清楚浪漫主义赞成什么，但它反对什么却是相当明白的，那就是中间派。无论其内容如何，浪漫主义都是一种极端的信条。人们可以在极左翼发现狭义的浪漫主义艺术家或思想家，像诗人雪莱（Shelley）；在极右翼有复多勒里昂和诺瓦利斯；从左翼跳到右翼的有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众多法国大革命的失望拥护者；而雨果则是从保皇主义跳到极左立场的代表。但几乎不可能在理性主义核心的温和派或辉格-自由党人当中，即事实上的“古典主义”堡垒中，找到浪漫主义者。老托利党人华兹华斯说：“我对辉格党人毫不敬重，但在我的心目中，宪章主义者占有很大分量。”将浪漫主义称为反资产阶级的宣言是有点言过其实，因为在这个年轻阶层身上那种依然炽烈的革命和征服特质，强烈地吸引着浪漫主义者。拿破仑像撒旦、莎士比亚、永世流浪的犹太人和其他逾越日常生活规范的人一样，成为浪漫人士神话般的英雄之一。资本主义积累中的恶魔般特质，对更多财富的无限度、无休止的追求，超出了理性或目的的估算，超出需求或奢侈的极限，这些东西就像鬼魂附体般萦绕在他们心中。浪漫主义最典型的一些主人翁，如浮士德和唐璜，与巴尔扎克小说中的商业冒险家，都有这种无法满足的贪婪。然而，浪漫主义特质仍旧是次要的，即使在资产阶级革命阶段也是如此。卢梭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一些附属物，但他只有在革命超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时期，即罗伯斯比尔时期，才对革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但即便如此，这个时期的基本外表仍是罗马式的、理性主义的、新古典主义的。大卫是这个时期的代表画家，理性是这个时期的最高主宰。

因此，不能简单地把浪漫主义归类成一场反资产阶级运动。事实上，出现于法国大革命数十年前的前浪漫主义，其典型口号有许多是用来赞美中产阶级，赞美他们真实和纯朴的感情——且不说是多愁善感——已成为腐败社会冥顽不化的鲜明对照；称颂他们对自然的自发依赖，相信这注定会把宫廷的诡计和教权主义扫荡到一边。然而，一旦资本主义社会在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中取得事实上的胜利之后，毫无疑问，浪漫主义便会成为其本质上的敌人。

浪漫主义对于资本主义社会那种情绪激昂、神迷意乱，但又意味深长的反感，无疑可归因于下列两类人的既得利益，他们是失去社会地位的年轻人和职业艺术家，也是浪漫主义突击队的主要成员。从来没有一个像浪漫主义这般属于年轻艺术家的时代，不管是活着的或死去的年轻艺术家：《抒情歌谣集》是20几岁年轻人的作品；拜伦在24岁一举成名，在这个年龄，雪莱也赢得盛名，而济慈（Keats）差不多已进了坟墓。雨果在其20岁时开始他的诗歌生涯，而缪塞在23岁时已经名声大噪。舒伯特在18岁写了《魔王》（Erlkoenig），而在31岁就去世了；德拉克洛瓦25岁画了《希阿岛的屠杀》；裴多菲21岁出版了他的《诗集》。在浪漫主义者中，30岁还未赢得名声或未创出杰作的人非常少见。青年们，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是他们的天然温床。就是在这个时期，巴黎的拉丁区自中世纪以来第一次不只是索邦神学院（the Sorbonne）的所在地，而且成为一个文化的（和政治的）概念。一个在理论上向天才敞开大门，而实际上又极不公正地被没有灵魂的官僚和大腹便便的市侩所控制的世界，这种强烈的反差向苍天发出呼号。牢房的阴影——婚姻、体面的经历、对平庸的迷恋——笼罩着他们，夜枭以其酷似长者的外貌预言（反而却往往十分准确）他们不可避免的判决，就像霍夫曼（E.T.A.Hoffmann）作品《金罐》（Goldener Topf）中的教务主任赫尔勃兰特，他以“狡黠而神秘的微笑”作出如下的惊人预言：富有诗才的学生安塞姆将成为宫廷枢密院成员。拜伦的头脑足够清醒地预见到，只有早逝才可能使他免受“体面的”老年之苦，施莱格尔（A.W.Schlegel）证明他是正确的。当然，在年轻人对其长辈的这种反叛中，没有什么具有普遍性的东西。这种反叛本身就是双元革命社会的反映。然而，这种异化的特定历史形式，当然在很多地方歪曲了浪漫主义。

甚至在更大的程度上，艺术家的异化也是如此，他们以将自己变成“天才”来加以回应，这是浪漫主义时代最典型的创新之一。在艺术家社会功能清楚的地方，他与社会的关系是直接的，他该说什么和怎样说，这类问题已由传统、道德、理性或一些公认的标准作了回答，一个艺术家或许是一位天才人物，但他很难像天才人物那样行事。只有极少数人，如米开朗基罗（Michelangelo）、卡拉瓦乔（Caravaggio）或罗萨（SalvatorRosa）的这类19世纪天才的前辈，才能从前革命时期那批标准的职业匠人和表演家中脱颖而出，后者如巴赫（Bach）、亨德尔（Handel）、海顿、莫扎特、弗拉戈纳尔和康斯博罗（Gainsborough）。在双元革命之后仍保有诸如旧社会地位之类事物的地方，艺术家仍旧是非天才人物，尽管他非常可能拥有天才的虚名。建筑师和工程师按特定式样建造有明显用途的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强制引入了被清楚理解的形式。值得玩味的是，从1790－1848年这段时期，绝大多数独具特色的建筑物或实际上所有著名的建筑物，都是采用新古典主义风格，如玛德琳教堂、大英博物馆、列宁格勒圣以撒大教堂、纳什（Nash）重建的伦敦和辛克尔（Schinkel）设计的柏林，否则便是像那个技术精巧时代的奇妙桥梁、运河、铁路建筑物、工厂和温室那样，都是功能性的。

然而，与艺术家风格大相径庭的是，那个时代的建筑师和工程师所表现的是内行，而不是天才。而且，在诸如意大利歌剧或（处在较高社会水准上）英国小说这类真正的大众艺术形式中，作曲家和作家仍以艺人的心态工作着，他们认为票房至上是艺术的自然条件，而不是创作的破坏者。罗西尼对写出一部非商业性歌剧的期待，远比不上狄更斯对发表一部非连载小说的期待，或现代音乐工作者对创作出一首原创性词曲的期待。（这可能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这个时期的意大利歌剧虽然对血腥、雷鸣和“动人”场面有着自然而庸俗的爱好，但却谈不上是浪漫主义。）

真正的问题是，艺术家脱离公认的功能、主顾或公众，而听任商人将其灵魂当作商品，投到一个盲目的市场，任由人们挑选；或者在一个即使是法国大革命也无法确立其人类尊严，一般说来在经济上也站不住脚的赞助制度范围内工作。因此，当艺术家孤立无援，面对黑夜呐喊之时，可能甚至连一个回声也听不到。理所当然的，艺术家应当将自己转变成天才，创造仅仅属于他的东西，无视这世界的存在，并违背公众的意愿，公众惟一具有的权利是依照艺术家设定的条件接受或完全不接受，在最好的情况下，艺术家可期待被精选出的少数人或一些尚不清楚的后人所理解，就像斯汤达；在最坏的情况下，他只能写着无法上演的剧本，如格拉贝，甚至歌德的《浮士德》第二部；或为不存在的庞大管弦乐队作曲，像柏辽兹；要不就只有发疯一途，如荷尔德林、格拉贝、纳瓦尔（de Nerval）以及其他几个人。事实上，遭到误解的天才有时可从惯于摆阔的王公手中，或急于附庸风雅的富有资产阶级那里，获取丰厚酬劳。李斯特在众所周知的浪漫阁楼中，从末挨过饿。几乎没有人能像瓦格纳那样成功地实现其狂妄自大的幻想。然而，在1789-1848年两次革命之间，王公们往往对非歌剧艺术抱有怀疑态度（不知如何形容的西班牙国王斐迪南是个例外，尽管他受到艺术和政治两方面挑衅，但他仍旧坚持资助革命者戈雅。），而资产阶级则忙于积累而不是消费。因此，天才们普遍不仅遭到误解而且还很贫困。所以他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是革命者。

青年人和遭到误解的“天才”，总是带有浪漫主义式的反感，反对市侩，反对充满诱惑和叫人吃惊的资产阶级时尚，反对半上流社会（demi－monde）和放荡不羁者（boheme）（这两个词在浪漫主义时期均获得其现在的内涵）的私通，反对体面人物的惯例和标准审查制度。但这仅仅是浪漫主义一个微不足道的部分。普拉茨（Mario Praz）那部情欲极端主义的百科全书，并不是“浪漫主义的情感突发”，就像伊莉莎白时代象征主义对颅骨和灵魂的讨论，不是针对《哈姆雷特》一样。在浪漫主义的年轻人（甚至年轻妇女——这是欧洲大陆女艺术家凭自己的本事以一定数量出现的第一个时期）和艺术家对性欲的不满足背后，有着对双元革命所产生的那种社会更普遍的木满。（斯塔尔夫人[Mme de Stael]、乔治·桑［George Sand〕、画家勒布仑夫人［Mme Vigee Lebrun］、考夫曼［ AngelicaKauffman〕；德国的阿尔尼姆［Bettina von Arnim〕、德罗斯特-许尔斯霍夫［Annette von Droste－Huelshoff）。当然，女小说家在中产阶级的英国早已常见，在那里，这种艺术形式被公认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女孩子提供了一种“体面”的赚钱方式。伯尼［Fanny Burney］、拉德克利夫夫人〔Mrs Radcliffe］、简·奥斯汀、盖斯凯尔夫人［Mrs.Gaskell］、勃朗蒂姐妹，和诗人勃朗宁一样，都全部或部分地属于本书所论时期。）

精确的社会分析从来不是浪漫主义者之所长，实际上，他们并不相信18世纪自负的机械唯物主义（以牛顿以及布莱克和歌德这两个吓唬人的家伙为代表），他们正确地将其视为资本主义社会藉以建立的主要工具之一。因而，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合情合理的批判，尽管类似这种批判的某种东西，裹着“自然哲学”的神秘外衣，漫步于形而上学翻腾的乌云之中，在广义的“浪漫主义”框架内发展，并对黑格尔哲学有所贡献。类似的东西在法国早期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中，也曾以接近于偏执甚至疯狂的不切实际得到发展。早期的圣西门派（尽管并非他们的领袖），尤其是傅立叶，几乎只能被说成是浪漫主义者。在这些浪漫主义的批判当中，效果最持久的是人的“异化”概念，这种观念将在马克思那里发挥关键性作用，并暗示一个完美的未来社会。然而，对资本主义社会最有效和最有力的批判，并非来自全然而且先验弃绝它（以及与之相连的17世纪古典科学和理性主义的传统）的那些人，而是来自将其古典思想传统推向反对资产阶级结论的那些人。欧文的社会主义当中毫无浪漫主义成分，完全是18世纪理性主义的那些东西，以及各门学科当中最资产阶级化的政治经济学。圣西门本人最好被视为是“启蒙运动”的延伸。饶有趣味的是，接受德国（即初期的浪漫主义）传统熏陶的青年马克思，是在结合了法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学说和全然非浪漫主义的英国政治经济学理论之后，才变成马克思主义者。而作为其成熟思想核心的，正是政治经济学。

忽视理性毫无所知的心灵因素，绝不是明智之举。如同局限于经济学家和物理学家限定范围内的思想家那般，诗人虽被远远地抛在后面，但他们不仅看得更深刻，而且有时看得更清楚。很少有人比18世纪90年代的布莱克，更早看到由机器和工厂所引起的社会大震荡，然而他所据以判断的依据，除了伦敦使用蒸汽机的工厂和砖窑之外，几乎没有其他东西。除了几个例外，有关都市化问题的最佳论述，几乎都来自那些富有想象力的作家，他们那些看似非常不切实际的观察，已被巴黎实际的都市演进所证明。比起勤勉的统计学家兼编纂家麦克库洛赫，卡莱尔对1840年英国的了解更模糊却更深刻；如果小穆勒比其他功利主义者更好的话，那是因为一场个人危机使他成为惟一一个知道德国和浪漫主义者的功利主义者，知道歌德和柯尔律治等人的社会批判价值。浪漫主义对世界的批判尽管含混不清，但并非微不足道。

浪漫主义渴望过去那种人与自然的合一。资产阶级世界是一个深切审慎的自私社会。

它无情地斩断了使人们隶属于“自然首长”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这是《共产党宣言》的呼声，但也代表了整个浪漫主义。这样一个世界或许能使人富足或舒适——尽管事实已很明显，它也使其他人，更大多数人，处于挨饿和悲惨境地——但却也使人们的灵魂赤裸而孤独。它使人们像个“疏离”者无家可归地迷失在天地万物之中。德国的浪漫主义诗人认为，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只有那些质朴宜人的前工业小镇所进行的那种简朴的劳动生活，才能拯救这些孤独的灵魂，这些前工业小镇星罗棋布地点缀在幻景般的田园风光之中，他们那种淋漓尽致的描写，实在令人无法抗拒。小镇的年轻人必定出走，依照定义无休止地追逐“忧郁之花”，或是怀念着家乡，吟唱着艾兴多夫的抒情诗或舒伯特的歌曲，永久地漫游。流浪者之歌是他们的信号曲，怀乡病是他们的伴侣。诺瓦利斯甚至用这样的词语为哲学下定义。

世人对这种已经失去和谐的渴望，因下面三个源泉而告缓解：中世纪、初民（或相类的东西、异国情调或“民俗”）和法国大革命。

第一个来源吸引的主要是反动的浪漫主义。封建时代稳固的阶级社会，是由时代缓慢构成的有机产物。在纹章家徽的装饰下，在神话森林的笼罩下，在不容怀疑的基督教天国的覆盖下，它是保守的资产社会反对派显而易见的失乐园。这些人对虔敬、忠诚和较低阶级中最低限度的识字能力的兴趣，因法国大革命而增加了。除了局部的更动，这就是柏克在其《法国大革命随想录》（Reflections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1790年）中用以反对理性主义的巴士底狱攻击者的理想。但是，它却在德国才找到其经典表述，一个在这个时期获得了与特有的中世纪梦想相去不远的某些东西的国家，或许是因为盛行于莱茵河城堡和黑森林屋檐下的惬意井然，比起更名副其实的中世纪诸国的污秽和残酷，更容易使其自身理想化。“噢，赫尔曼！噢，多萝西！真惬意！”戈蒂耶写道，他像所有法国浪漫主义者一样崇尚德国。“难道人们没有听到从远处传来的驿站马车夫的号角声吗？”无论如何，中世纪遗风是德国浪漫主义当中最具分量的组成部分，并且以浪漫主义的歌剧或芭蕾舞剧（韦伯的《自由射手》或《吉赛儿》）、格林（Grimn）童话、历史理论，或以诸如柯尔津治、卡莱尔等受德国鼓舞之作家的著作形式，从德国向外传播。然而，中世纪遗风以更普遍的形式，即哥特式建筑的复兴，成为各地保守派，尤其是宗教反资产阶级派的象征。夏多勃里昂在其《基督教的真谛》（Genie duChristianisme）一书中宣扬哥特风格，反对革命；英国国教会的拥护者偏爱哥特风格，反对理性主义者和非国教徒，因为后者的建筑物仍是古典风格；建筑学家普金（Pugin）和19世纪30年代极端反动的“牛津运动”，就是十足的哥特风格派。同时从雾霭茫茫的苏格兰偏僻地区——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度，能凝结出如奥西恩相（Ossian）诗篇般的古代梦想——保守的司各特也在其历史小说中，为欧洲提供了另一类中世纪图景。其小说中的最佳作品，其实涉及相当近的几个历史时期，这一事实被许多人忽略了。

1815年以后，反动政府试图把这种占优势的中世纪遗风，转变为对专制主义的蹩脚辩护；除保守的中世纪遗风之外，左翼的中世纪遗风是无关紧要的。在英格兰，它主要是作为人民激进运动的一种潮流而存在，这种潮流倾向于将宗教改革之前的那个时期，看成是劳动者的黄金时代，并将宗教改革看成走向资本主义的第一个重大步骤。在法国，它却重要得多，因为在那里，它的重心不在封建统治集团和天主教阶层，而是在永恒不朽的、受苦受难的、骚动不安的、富有创造性的人民：法兰西民族总是不断重申其特征和使命。诗人和历史学家米歇莱，是尊奉中世纪传统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中最伟大的一个；雨果《巴黎圣母院》中的卡西莫多，就是这种先入之见的最著名产物。

与中世纪遗风密切相关的——尤其是通过它对神秘的宗教虔信传统的关注——是追寻东方非理性智慧中所蕴含的那种更古老、更深奥的神秘源泉，如浪漫而又保守的忽必烈王朝或婆罗门王国。公认的梵文发现者琼斯爵士（Sir WilliamJones，是一位正直的辉格派激进分子，他像一位开明士绅应当做的那样，为美国和法国的大革命欢呼；但大多数研究东方的业余爱好者和模拟波斯诗歌的作者——现代东方主义大部分源自他们的热情——则具有反雅各宾的倾向。颇为特别的是，他们的精神目标是婆罗门教的印度，而不是已吸引18世纪启蒙运动对异国情调的想象以及非宗教而理性的中华帝国。

对已经远去的初民和谐的梦想，有着更加悠久、更加复杂的历史。无论其形式是共产主义的黄金时代、“男耕女织”、尚未被诺曼人征服奴役的盎格鲁-撒克逊自由时代，还是暴露了腐败社会联疵的高尚野蛮，它始终是势不可挡的革命梦想。因此，除了纯粹作为逃避资本主义社会的地方（如戈蒂耶，以及19世纪30年代于西班牙一次旅游中发现了高尚野蛮人的梅里美[Merimee]的异国情调），或因历史连续性使原始的某些东西成为保守主义榜样的地方以外，浪漫主义的尚古之风使它更容易与左翼的反叛相契合。这就是值得注意的“乡民”（the folk）说。风格各异的浪漫主义者，都接受“乡民”是指前工业化时期的农民或工匠，他们是纯洁美德的榜样。重返那种纯朴和美德，是华兹华斯撰写《抒情歌谣集》的目标。作品能被吸收到民歌和童话大全中，是许多条顿诗人和作曲家的志向（已有几位艺术家成功）。搜集民歌、出版古代史诗、编纂现存语言词典的广泛运动，也与浪漫主义密切相关，“民俗学”（Folklore）一词就是这个时期的创造物（1846年）。司各特的《苏格兰边区游吟诗人集》（Minstrelsy of the Scottish Border，1803年）、阿尔尼姆和布伦塔诺（Brentano）的《青年的神奇号角》（Des Knaben Wunderhorn，1806年）、格林的《童话集》（FairyTales，1812年）、穆尔（Moors）的《爱尔兰歌曲集》（IrishMelodies，1807－1834年）、多布罗夫斯基（Dobrovsky）的《波希米亚语言史》（History of the Bohemian Language，1818年）、卡拉季奇（Vuk Karajic）的塞尔维亚语词典（1818年）和塞尔维亚民歌集（1823－1833年）、瑞典泰格奈尔（Tegner）的《福瑞特约夫的传说》（Frithjofssaga）、芬兰兰罗特（Lonnrot）的《卡勒瓦拉》（kaleuala）、格林的《德国神话》（German Mythology，1835年）。阿斯布约恩森（Asbjornson）和穆艾（Moe）的《挪威民间故事集》（Norwegian Folk Tales，1842－1871年），这么多的不朽巨著都是这一运动的成就。

“乡民”可能会是一个革命的概念，尤其在即将发现或重申其民族特性的被压迫民族当中，特别是那些缺少一个本土中产阶级或贵族阶级的民族中间。在那些地区，第一部词典、第一部语法或第一部民歌集，都是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事件，都可算是第一部独立宣言。另一方面，对那些由民间纯朴美德所打造出的满足、无知而且虔诚的百姓，对那些信赖教皇、国王或沙皇智慧的人来说，国内的尚古崇拜，为他们提供一种保守的解释。（我们怎么能将这一时期以民间舞蹈为基础的交际舞，如华尔兹、马祖卡[mazurka]和肖蒂什舞［schottische］的流行，解释成单纯的品味问题。它当然是一种浪漫主义的时尚。）“乡民”代表了资本主义社会每天正在摧毁的天真、神话和悠久传统的结合。资本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是国王、乡绅和农民的敌人，为反对这些敌人，他们必须维持神圣同盟。

素朴的初民存在于每个乡村，但在原始共产社会的黄金年代假想中，它是一个更具革命性的概念，并表现在海外那些自由高贵的野蛮人身上，尤其是红种印第安人。从将自由社会人视为理想的卢梭到各类社会主义者，原始社会始终是一种乌托邦的模式。马克思的历史三阶段划分法——原始共产社会、阶级社会、更高层次的共产主义——回应了这个传统，尽管已加以改造。原始风格的理想并非特别浪漫主义的。事实上，它的某些最热情的倡导者，就存在于18世纪启蒙运动的传统之中。浪漫主义的探索将其探险者带入阿拉伯和北非的大沙漠，置身德拉克洛瓦和弗罗芒坦（Fromentin）的武士和宫女之中，与拜伦一起穿越地中海世界，或与莱蒙托夫（Lermintov）一起到高加索——在那里，化身哥萨克人的自然人在峡谷和瀑布之中，与化身为部落民的自然人作战——而不是将他们带至塔希提（Tahiti）纯朴、充满性爱的乌托邦社会。但浪漫主义也将其探险者带到美洲，该地的原始人进行着注定失败的战斗，这种形势使他们更接近浪漫主义者的心绪。奥匈帝国的莱瑙（Lenau），在其印第安诗篇中对红种人的被驱赶大声抗议；如果这个莫希干人（Mohican）不是他部落的最后一人，他能在欧洲文化中成为一个相当有影响力的标志吗？高尚野蛮人对美国浪漫主义的影响力自然比欧洲重要得多——梅尔维尔的《白鲸》（Moby Dick，1851年）是他最伟大的不朽著作——但库珀以其《皮袜子故事集》（Leatherstocking）倾倒了旧世界，而保守派夏多勃里昂的纳奇兹印第安人（Natchez），却从来没有做到这点。

中世纪、乡民和高尚野蛮人都沉湎于过去的理想。只有经过革命，“民族的春天”才能指向未来，而即便是最严重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也会发现，为没有先例的东西寻求先例是令人鼓舞的。在浪漫主义第二代之前，要为没有先例的东西寻找先例并非轻而易举的事，第二代浪漫主义产生了一批批年轻人，对他们来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是历史事实而不是他们自传中痛苦的一章。1789年几乎已受到每个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喝彩，尽管有些人能在革命、恐怖、资产阶级腐败和帝国的整个时期当中，一直保持他们的热情，但他们的梦想已不是一个教人畅快或容易传播的梦想了。甚至在英国，布莱克、华兹华斯、柯尔律治、骚塞、坎贝尔（Campbell）和赫兹利特等第一代浪漫主义者全都是雅各宾派，到1805年时，他们的幻想已经破灭，新保守主义已占优势。在法国和德国，“浪漫主义者”一词可说是18世纪90年代后期保守的反资产阶级分子（往往是幻想破灭的前左翼分子）所创造出来的反革命口号，这可以说明何以在这些国家当中，许多按现代标准应被看作明显的浪漫主义者的思想家和艺术家，传统上却被排除在这个类别之外。然而，到拿破仑战争的后几年，新一代的年轻人开始成长，对他们来说，经过岁月的洗涤，他们眼中只看得到大革命的伟大解放之火，其过火行动和腐败灰烬都已从视线中消失了；而在拿破仑遭流放后，甚至像他那种冷漠无情的人物，也都成为半神话的长生鸟和解放者。随着欧洲年复一年向前推进，它越来越陷入到反动、审查制度和平庸而毫无特色的低洼旷野，以及贫穷、不幸和压迫的死亡沼泽之中，然而解放革命的印象却愈来愈光辉灿烂。

因此，英国第二代浪漫主义者——拜伦，不参加政治活动的同路人济慈，特别是雪莱那一代人——是最早将浪漫主义和积极革命原则相结合的人。第一代浪漫主义者对法国大革命的绝望，已被本国资本主义改造过程中的明显恐怖冲淡不少。在欧洲大陆，浪漫主义艺术和革命的结合，在19世纪20年代已初见端倪，但要到法国1830年革命之后才充分发挥作用。同样真实的是，也许所谓的革命浪漫幻象和革命者的浪漫风格，已由德拉克洛瓦的《自由领导人民》做了最贴切的表达。在这幅画中，蓄着胡须和戴着高项黑色大礼帽的乖戾年轻人、穿着敞胸衬衫的工人们、发丝在帽下飘拂的人民权利捍卫者，在三色旗和弗里几亚呢帽的包围中，再现了1793年的革命——不是1789年的温和革命，而是共和二年的革命盛况——将它的战场设在欧洲大陆的每个城市中。

大家公认，浪漫主义革命者并不是全新的产物。他的直系前辈和开路先锋，是意大利风格的共济会革命秘密社团——烧炭党人和支持希腊独立的成员，这些人直接受到在世的老雅各宾派成员或像布纳罗蒂这样的巴贝夫主义者的鼓动。这是复辟时期典型的革命斗争，所有身着近卫团或轻骑兵制服的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把歌剧、社交聚会、与公爵夫人的幽会或高度仪式化的社团集会暂时搁在一边，而去发动一场军事政变或使自己成为战斗民族的领袖，事实上这就是拜伦的模式。可是，这种革命方式不仅更加直接地受到18世纪思维方式的启发，而且一般说来或许比后者更加排外，它仍然缺乏1830－1848年浪漫主义革命幻象的关键因素：街垒、民众、新兴而且铤而走险的无产者。杜米埃的石版画《特朗斯诺奈大街的屠杀》（Massacre in the Rue Transnonain，1834年），以那位难以名状的劳动者的屠杀事件，为浪漫主义画廊增添了这些因素。

浪漫主义与一场更新且更激进的法国革命幻象结合的最显著后果，是1830－1848年间政治艺术的压倒性胜利。几乎没有过这样一个时期，在那个时期，即使最不具“意识形态”的艺术家，也都普遍隶属某个党派，并将为政治服务当作他们的首要责任。雨果《欧那尼》（Hernani）一剧的序言，是一篇极具反叛性的宣言（1830年），他在其中高呼：“浪漫主义是文学中的自由主义。”诗人缪塞的天才——就像作曲家肖邦和奥匈帝国的内省诗人莱瑙的天赋一样——表达的是个人而不是公众的声音，他写道：“作家有一种在序言中谈论未来，谈论社会进步、人性和文明的偏好。”有些艺术家甚至变成政治人物，而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那些受到民族解放激荡的国家之中。那些国家的所有艺术家都很容易被奉为民族先知或象征：音乐家中的肖邦、李斯特，甚至意大利年轻的威尔第；在波兰、匈牙利和意大利诗人中分别有密茨凯维奇、裴多菲和曼佐尼。画家杜米埃的主要工作是政治漫画家，性情暴躁的神童毕希纳是积极的革命者，海涅是极左派中态度暧昧但具影响力的代言人，他是马克思私交甚笃的朋友。（应当指出，这是一个罕见的时期，当时诗人们不仅同情极左派，而且还写既美妙又可用于宣传鼓动的诗篇。在19世纪40年代德国社会主义诗人中的一批杰出人物——赫尔韦格[Herwegh]、韦尔特［Weerth〕、弗赖利格拉特［Freiligrath］，当然还有海涅，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尽管雪莱为回击“彼得卢大屠杀”而写的一首诗《安其那假面》，但在1820年，它也许是这类诗中最强有力的一篇。）文学和新闻的携手，在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最为明显。在别的时代，像法国的拉梅内或米歇莱，英国的卡莱尔或罗斯金（Ruskin）之类的人物，可能被视为一位对公共事务具有看法的诗人或小说家；但在这个时代，他们却成为具有诗人灵感的政治家、预言家、哲学家或历史学家。就此而言，随着马克思的青年才智一起迸发出来诗人文采，不论在哲学家或经济学家当中都是极少见的。甚至温文尔雅的丁尼生（Tennyson）和其剑桥大学的朋友们，也对奔赴西班牙支援自由派反对教权主义的国际纵队，给予精神上的支持。

在这个时期发展成形而且占优势的独特美学理论，认可了艺术和承担社会义务的一体性。一方面是法国的圣西门主义者，另一方面是19世纪40年代才华横溢的俄国革命知识分子，他们甚至发展出日后成为马克思运动准则的思想观点，这些观点聚合在诸如“社会写实主义”等名称之下，这个崇高而又不可抗拒的成功理想，即来源于雅各宾主义的严肃美德，也来源于浪漫主义对精神力量的信念，是这种信念使雪莱将诗人形容成“末被承认的世界立法者”。“为艺术而艺术”尽管已经由保守主义者或艺术上的半吊子明确阐述过，但仍无法与为人类而艺术、为民族而艺术或为无产者而艺术的立场相抗衡。直到1848年的革命摧毁了人类伟大再生的浪漫希望，独立的唯美主义才得以盛行。像波德莱尔（Baudelaire）和福楼拜（Flaubert）这样的19世纪40年代人物的发展，正可以说明这种政治上和美学上的转变，福楼拜的《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仍然是这方面最好的文字记录。只有在像俄国这样的国家中，没出现过1848年的幻灭（那仅是因为它未发生过1848年革命），艺术一如既往地承担着社会义务，或像以前一样专注于社会事务。

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生活中，浪漫主义都是双元革命时期最典型的时尚，但绝非惟一的时尚。事实上，由于它既不能统领贵族文化，又无法涵括中产阶级文化，更不用说劳动贫民的文化了，因而它在数量上的实际重要性是相当小的。依靠富有阶级赞助或有力支持的艺术门类，其所能容忍的浪漫主义是那种意识形态特征最不明显的形式，比如音乐。而建立在需要贫民支持之上的艺术门类，则几乎都对浪漫派艺术家提不起很大的兴趣，尽管事实上贫民阶层的娱乐形式——廉价的惊险小说、单面印刷品、马戏演出、余兴表演、流动剧团以及诸如此类的艺术形式——已成为浪漫派的灵感泉源；反之，通俗表演者也从浪漫派的仓库里借来适当的道具，以充实自己激发情感的看家本领——场景转换、精灵神话、杀人犯的临终遗言、强盗等等。

贵族社会固有的生活和艺术风格植根于18世纪，然而新贵的加入使它们在极大的程度上世俗化了，在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丑陋不堪以及矫揉造作为特征的拿破仑帝国时期的风格，以及英国摄政王时期的风格。将18世纪和后拿破仑时期的制服式样进行对比，会使这一点一目了然，这种艺术形式最能直接体现负责设计的军官和绅士阶层的品味。大不列颠战无不胜的霸权地位，使得英国贵族成为超越国界的贵族文化典范，或更贴切的非文化典范；因为那些“纨袴子弟”——胡子刮得精光，冷漠无情，容光焕发——的兴趣通常不脱跑马、玩狗、马车、职业拳击、娱乐搏戏、绅士服的放荡不羁以及关注自身。这种英雄般的极端主义甚至唤起了浪漫派的激情，因为他们也幻想赶上这种时髦，不过它主要激起的还是那些社会地位较低的年轻小姐的热情，使她们沉湎于梦想之中（正如戈蒂耶所描述的）：

在她的梦想之中，爱德华爵士是个仪表堂堂的英国男人。这个英国人刚刚刮过胡子，面色红润，容光焕发，精心修饰，身上一尘不染，戴着一条相当考究的白色领带，穿着防水服和雨衣，迎着黎明的第一缕阳光。这样的他难道不是文明的顶峰吗？……我将拥有英格兰的银器，她想道，还有韦奇伍德的陶瓷。整幢房子都铺上地毯，还有假发扑粉的男仆，我将坐在丈夫身旁，驾着四乘马车穿越海德公园兜风……驯服的梅花鹿在我们乡间别墅的绿草坪上嬉戏，也许还有几个金发碧眼的孩子。孩子们坐在大四轮马车前面的座位上，看上去舒服极了，旁边还跟着一只纯种的查理国王长毛犬……这也许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景象，但不具浪漫主义色彩，倒有点像国王或皇帝陛下们驾临歌剧院或舞会，虽然满身珠光宝气，但仍一派出身高贵、举止殷勤、姿态优美的样子。

中产阶级和下层中产阶级文化不再是浪漫主义的。它的基调是节制与朴素。只有在大金融家和投机商或第一代工业大亨之中，19世纪后半期盛极一时的仿巴罗克风格才开始得以出现，因为他们从未或不再需要将大量的利润重新投入到买卖当中；而且仿巴罗克风格只出现在少数几个旧君王或贵族阶级不再完全主宰“社会”的国家里。罗思柴尔德家族本身就是金融大王，已经显示出如王侯般的显赫。然而，普通的资产阶级就不是这样。在英国、美国、德国以及新教派的法国，清教主义、福音派新教或天主教的虔敬主义，鼓励着节制、俭朴、适度的禁欲主义以及无与伦比的道德自我满足；18世纪的启蒙思想和共济会纲领的道德传统，促进了思想的进一步解放及反宗教的进程。除了追求利益和有条不紊，中产阶级过着压抑情感和故意限制范围的生活。欧洲大陆的中产阶级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根本不做买卖，而是在政府部门供职，有的做官，当教师、教授，有的担任牧师，他们甚至缺少资本积累的扩张领域；地方上省吃俭用的资产阶级也是如此，他们知道他们所能达到的极限只不过是一座小城镇的财富，以他那个时代的实际财富和权力标准来衡量，这笔财富不会给人多么深刻的印象。事实上，中产阶级的生活是“非浪漫主义的”，其生活方式主要仍受18世纪流行时尚的影响。

这一点在中产阶级家庭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家庭毕竟是中产阶级文化的中心。后拿破仑时代资产阶级的房屋以及街道建筑风格，直接源于、并往往直接沿袭18世纪的古典主义或洛可可风格。在英国，乔治时代晚期的建筑一直保留至19世纪40年代。在其他国家，建筑风格的突破（主要是来自对“文艺复兴”灾难性的重新发掘）来得更晚些。内部装饰和家居生活的流行风格，可在德国找到最完美的表达，此即“比德迈耶风格”（Biedermayer）。那是一种家庭古典主义，因情感的亲近和纯洁的梦境而令人感到温暖，其中有些因素要归因于浪漫主义，更确切地说是18世纪末期的前浪漫主义色彩；但它的典型场景则浓缩为：俭朴谦恭的资产阶级在星期天下午于起居室里表演四重奏的景象。比德迈耶风格创造出一种最美丽、最适合居住的家具陈设风格。朴素的纯白色窗帘衬托下的粗糙墙壁，不铺地毯的地板，坚固而又相当精致的椅子和书桌、钢琴、大理石橱柜、插满鲜花的花瓶，但它主要仍是一种晚期古典主义风格。或许歌德在魏玛的住宅是最贵族化的例子。这种风格或类似的风格，构成了下列人物的居家场景：简·奥斯汀小说中的女主人翁、结合了严峻与享乐的克拉彭教派（Clapham Sect）、傲慢的波士顿资产阶级，或者《辩论报》的法国地方读者。

浪漫主义进入中产阶级文化最可能的途径，也许就是通过资产阶级家庭的女性成员日益沥沥的白日梦。显示她们在百无聊赖的闲暇之中仍具有自食其力的能力，是她们的主要社会职能之一，一种被珍惜的屈从是她们的理想命运。不管怎样，资产阶级少女，如同非资产阶级少女一般，就像反浪漫主义画家安格尔笔下那些后宫女奴和仙女一样，只不过把背景从浪漫主义换成资产世界，她们一窝蜂地仿效同样的柔弱、蛋形脸、光滑鬈发的风格，披肩上插着娇嫩的花朵，头戴颇具19世纪40年代时尚的无边女帽。她们远非蜷伏的母狮，戈雅笔下的阿尔巴公爵夫人，或者法国大革命期间以一袭白衣穿梭在沙龙之中的新型希腊解放少女，或如列文小姐（LadyLieven）以及哈丽叶·威尔逊这类摄政时期的沉静少女或高级妓女，她们既不属于资产阶级世界，也不具有浪漫主义风格。

资产阶级少女或许会演奏肖邦或舒曼的浪漫风格的室内乐作品。比德迈耶风格或许会鼓励一种浪漫主义的抒情风格，如艾兴多夫或默里克的作品，在其作品中，无限的激情转化成思乡之情或消极的渴望。甚至积极活跃的企业家在商务旅行之时，也会把一条山间隘口视为“我所看过的最浪漫的景色”而惊羡不已，在家里则以素描“乌多尔弗的城堡”（TheCastle of Udolpho）为消遣；或者如利物浦的克拉格（JohnCragg），既是“一个具有艺术品味的人”，又是一个铸铁匠，“将铸铁引入哥特式建筑之中”。但从总体上来看，资产阶级文化并非浪漫主义的。正是科技进步的活跃，阻碍了正统浪漫主义的产生，至少在工业发达中心是如此。像蒸汽锤发明者史密斯那样的人物，光凭他是一位雅各宾派画家（“苏格兰风景画之父”）的儿子，他就绝称不上是个野蛮人。他是在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群中长大成人，热爱自然景色和古代艺术，并受过所有有教养的苏格兰人所接受的广泛教育。况且有什么比画家的儿子成为机械师更为自然，或者还有别的什么东西比在年幼时同父亲一起步行参观德文郡铁工厂使他更感兴趣的呢？对他来说，如同他成长过程中所接触的那些18世纪彬彬有礼的爱丁堡居民一样，事物是崇高的，但并非不合理的。卢昂市仅存“一座壮丽的大教堂和圣沃昂（St.Ouen）教堂，它们以其无与伦比的精美和那些优雅的哥特式建筑遗址，共同点缀着这个有趣而美丽的城市”。虽然景致如此壮丽，然而他在这段热情洋溢的假期中，仍忍不住指出，那是漫不经心的产物。美是光彩照人的，但可以肯定的是，现代建筑的问题就出在“建筑物的用途……被视为次要的考虑”。他写道：“我恋恋不舍地离开比萨，但这座大教堂最令我感兴趣之处，是悬挂在中殿顶端的两盏青铜灯，伽利略的钟摆原理便是从中得到启发。”这类人既非野蛮人，亦非平庸之辈，但他们的眼界接近伏尔泰或韦奇伍德，而不是罗斯金。当伟大的工具制造者莫获利（Henry Maudsley）旅居柏林之时，与自由派科学家之王洪堡以及新古典主义建筑师辛克尔在一起的感觉，无疑要比和伟大却难以捉摸的黑格尔待在一起自在得多。

无论如何，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心，艺术的地位整体而言是次于科学。受过良好教育的英、美工厂主人或工程师，他们或许会欣赏艺术，特别是在全家休息的时刻和假日，但他真正的文化关怀仍是推动知识的传播与进步——就他个人来说，这种活动是在“英国科学促进协会”这类组织中进行，对于大众而言，则是通过“实用知识普及协会”（Society for theDiffusion of Useful Knowledge）以及类似的组织来实现。最具代表性的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典型产物“百科全书”空前繁荣起来，它仍旧保留着相当富有战斗性的政治自由主义成分（如德国著名的《迈耶百科全书》[Meyer’s Conversations Lexicon]是19世纪30年代的产物）。拜伦通过写诗赚了一大笔钱，但是出版商康斯特布尔（A.Constable）在1812年付给斯图尔特（Dugald Stewart）1000英镑，仅因为他为《大英百科全书》补遗卷写了一篇题为《论哲学的进步》的序言。资产阶级即便在具有浪漫主义特征的时候，其梦想仍是科学技术。受到圣西门鼓舞的年轻人，变成了苏伊士运河、连接全球各个角落的巨大铁路网，以及贪得无厌地聚敛财富的筹划者，这显然大大超过了以冷静理智著称的罗思柴尔德家族的合理投资范围，他们只知道循规蹈矩地通过小笔投机的剧增来积累大量财富。科学与技术是资产阶级的缪斯，它们在伦敦尤斯顿（Euston）火车站庄严的新古典主义门廊（可惜已毁）上，欢庆自己的胜利——铁路的诞生。

同时，在知识阶层之外，大众文化继续存在。在城市以及工业区外的世界，文化上的变化微乎其微。19世纪40年代的歌曲、节日、服饰、大众装饰艺术的图案、颜色、风俗的格调，处处都保留了1789年的主体风格。工业以及日益发展的城市开始摧毁这一切。没有人能以原本居住在村庄里的方式居住在工厂城镇之中，整个文化的复杂体系，必然随着将其凝聚而且定型的社会结构的解体而崩溃。人们犁地时唱歌，不犁地时就唱不出来；如果还唱得出来，也不再是一首民歌，而是别的歌曲。移民的思乡之情，使古老的风俗和民歌能够在背井离乡的城市之中继续保留，甚至还增强了其魅力，因为它们能减轻流离失所之苦。但在城市以及工厂之外，双元革命仅仅改变了，更确切地说，破坏了古老乡村生活的残余，特别是在爱尔兰和英格兰的某些地区，古老的生活方式已到了不可能再存在下去的地步。

实际上，即使是工业社会的变革，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距离完全破坏古老文化的程度还很远；不仅如此，在西欧，手工业与制造业已并存了几个世纪，进而发展出一种半工业的文化模式。在乡下，矿工和织布工人用传统的民歌表达他们的愿望与不满，工业革命不过是增加了他们的人数，使他们的感受变得更加敏锐。工厂不需要劳动歌谣，但是各种伴随经济发展的活动需要歌曲，并且以古老的方式加以发展。大帆船上的水手所唱的起锚歌，就属于19世纪前半期“工业”民歌黄金时代的作品，类似的还有格陵兰岛捕鲸人的歌谣、煤矿主人和矿工妻子之歌，以及纺织工人的怨歌。在前工业时代的城镇，手工业工人以及家庭代工发展出一种强烈的识字扫盲文化，新教各派与雅各宾的激进主义，在此互相结合或彼此竞争，以激励自我教育。两派的代表人物分别是班扬（Bunyan）、加尔文和潘恩、欧文。在图书馆、小教堂、学院以及工匠“幻想家”用以培育花卉、犬狗以及鸽子的花园或鸟园里，充满了这类具有技艺的自力战斗团体；英格兰的诺威治不仅以其无神论的共和精神闻名，而且还因金丝雀而闻名。（“还有一所古老的房子矗立在那里，经受着种种风风雨雨”，霍纳〔Francis Horner〕1879年写道，“在城镇的僻静之处，过去曾有花园——往往是属于花商的。在一扇出奇狭长明亮的窗户边，有一个手织工在织布机后面工作，他能将窗外的花朵和他的织物同时尽收眼底——他将劳动与快乐融为一体……然而，工厂取代了他耐磨的织布机，砖瓦建筑吞噬了他的花园。”）但是古老民歌对工业化生活的适应，未能（在美国除外）承受住火车以及钢铁时代的冲击，因此没有幸存下来；而古老的技艺就像由古老的亚麻纺织工人组成的邓弗姆林区那般，同样挨不过工厂和机器的发展。1840年后它们纷纷凋敝。

至此为止，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大量代替古老文化。比如在英国，纯工业化生活的新模式，直到19世纪70－80年代才充分显现出来。因此，从古老的传统生活方式发生危机到被完全取代的那段时期，在许多方面都可说是这个劳动贫民的悲惨世纪当中最暗淡的时期。无论在大城市还是小社区，都没有发展出我们这个时代的大众文化模式。

的确，大城市特别是首府，已经拥有用来满足穷人或者“小人物”文化需求的重要机构，尽管常常——足够典型地——也是为了满足贵族阶级的文化需求。然而，这些包含在18世纪发展主流之中的机构，它们对大众艺术演进所作的贡献却常常被忽视。维也纳郊区的大众剧院、意大利城市中的方言剧院、通俗歌剧（不同于宫廷歌剧）、即兴喜剧、巡回演出的滑稽剧、拳击、赛跑，或者西班牙斗牛（它的原始形式具有骑士风范，主斗牛士骑在马上；徒步格杀公牛的创新规则，一般认为是始于18世纪伦达[Ronda]的一个木匠。）等通俗表演形式，都是18世纪的产物；附有插图的单面印刷品和小本故事书的出现或许还更早些。大城市中真正的都会娱乐新形式，是小旅馆或小酒店的副产品，它们日益成为劳动贫民在其社会瓦解过程中，寻得世俗慰藉的泉源，日益成为习俗与传统仪礼的最后城堡，并因技工行会、工会和仪式化的“互济会”的存在，而得以保存和加强。“音乐厅”和舞厅脱胎于小酒馆，但在1848年前，它们还未大量涌现，即使在英国也是如此，尽管在19世纪30年代已初露端倪。大城市娱乐的其他新形式则起源于集市，经常都会伴随着走方卖艺者的演出。在大城市中，这些形式永久固定下来，即使是19世纪40年代，在某些大街上，杂耍、戏剧、沿街叫卖的小贩、扒手和街头推车小贩仍混杂在一起，为巴黎的浪漫派知识分子提供了灵感，也为大众提供了娱乐。

大众品位也决定了那些为回应穷人市场而生产的工业商品，它们几乎都不带有个性化的形式与包装，例如纪念英国国会改革法案通过的罐子；横跨威尔河（Wear）的大铁桥，或航行在大西洋上的壮观三桅船；充满着革命激情、爱国主义或臭名昭著罪行的通俗印刷品；还有城市贫民买得起的少量家具和衣服。但是，总的看来，城市，特别是新兴工业城市，还是一个贫瘠可怕的地方，其为数不多的福利设施——开阔的空间和假期——逐渐因有损市容的建筑物、毒害生灵的烟雾，以永无停顿的强制劳动而减弱，运气好的话，偶尔可借中产阶级严守安息日的习惯而得以加强。只有在主要街道上随处可见的新煤气灯和橱窗里陈列的商品，才为现代城镇的夜晚先行涂上了一层斑斓的色彩。但是，现代大城市和现代城市的大众生活方式，要到19世纪后半期才得以产生。首先是破坏占上风，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这种破坏也只是略受限制。

谢选骏指出：人说——大城市特别是首府，已经拥有用来满足穷人或者“小人物”文化需求的重要机构……

我看，“艺术”已经成为城市贫民改善自己命运的一大门道。

【第十五章科学】

我们绝不要忘记，早在我们之前很久，科学和哲学便已进行了反暴君的斗争。其持续不断的努力造成了这场革命。作为一个自由而且知恩图报之人，我们应当让两者在我们当中扎下根来，并永久地加以珍爱。因为科学和哲学将维护我们赢得的自由。——国民公会议员

歌德说：“科学的问题，常常是使人发迹的问题，一项发现就可以使一个人一举成名，并为他奠下成为公民的财富基础……每一种新观察到的现象就是一项发现，每一项发现都是财产。只要涉及到财产，他的热情便会立刻被激发起来。”——《歌德谈话录》，1823年12月21日

将艺术和科学类比总是危险的，因为艺术和科学各自与它们昌盛于其中的社会关系大为不同。然而，科学也以它们的方式反映了工业和社会的双元革命。部分是由于革命造成了对科学的特殊新需求；部分是由于革命为科学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并为它带来新问题；部分是由于革命存在的本身提出了新的思维模式。我并不想说，1789－1848年间的科学发展，能纯粹从其周围的社会运动角度来加以分析。大多数的人类活动都有其内在逻辑，它至少部分决定了这些活动。1846年发现海王星一事，并不是由于天文学之外的任何事物推动了这一发现，而是由于1821年布瓦德（Bouvard）的图表显示，1781年发现的天王星轨道出乎意料的偏离计算数据；由于19世纪30年代后期，这种偏离已大到足以假定是由于某种未知的天体干扰所造成的；也由于众多天文学家开始着手计算这一天体的位置。然而，甚至最狂热信奉纯科学之纯洁性的人也体认到，只要科学家、甚至最远离尘世的数学家，生活在一个比其专业更为广阔的世界的话，那么，科学思想至少会受到学科专门领域之外的事物所影响。科学的进步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前进，每一个阶段都解决了此前隐含或明显存在的那些问题，并接着提出新问题。科学的进步也得益于新问题的提出、对旧问题的新看法、处理或解决旧问题的新方法、科学研究的全新领域，或研究的新理论和实践工具的新发现。在此，外在因素便有着广大的空间可对科学思想发挥激励或塑造作用。如果说事实上，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多数科学都是依单纯的线性路径前进，就像基本上仍处于牛顿体系之内的天文学那般，那么，这一点可能并不非常重要。但是，如同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本书所论时期是一个在某些思想领域（如数学领域）里有着全新发展的时期，一个蛰眠的科学纷纷苏醒（如化学领域）的时期，一个实际上创造了新科学（如地理学）的时期，一个将革命新观念注入到其他科学之中（如社会科学和生物科学）的时期。

在所有造成科学发展的外在力量之中，政府或工业对科学家的直接要求是最不重要的。法国大革命动员了他们，让几何学家兼工程师卡诺负责雅各宾的战争工程，让数学家兼物理学家蒙日（Monge，1792－1793年任海军部长）以及一个数学家和化学家小组负责战时生产，就像它早先曾请化学家兼经济学家拉瓦锡负责国家收人的估算一样。像这样训练有素的科学家进入政府做事，也许在近代或任何时代还是头一遭，但是，这对政府比对科学更为重要。在英国，这个时代的主要工业是棉纺织、煤、铁、铁路和船运。使这些工业产生革命性变化的技艺，是那些有实际经验（太有经验了）者的技艺。英国铁路革命的主角是一位对科学一窍不通，但却能觉察出什么东西能使机器运转的史蒂芬生——一位超级匠人而非技师。那些像巴贝奇一样的科学家，试图使自己对铁路有所贡献；那些像布鲁内尔一样的科学工程师，则试图使铁路建立在合理而非纯经验的基础之上。然而他们的企图却毫无结果。

在另一方面，科学却从科技教育的大力推动以及稍嫌逊色的研究支持当中，获得极大的好处。在此，双元革命的影响是相当清楚的。法国大革命改造了法国的科学和技术教育，这项工作主要借助于综合工科学校的设立（1795年，以培养各类技术人员为宗旨）和高等师范学院（1794年）的雏形——该学院是拿破仑中等和高等教育总体改革的中坚部分。法国大革命也重振了衰败的皇家学院（1795年），并在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内创设了（1794年）第一个名副其实不局限于物理科学的科学研究中心。在本书所论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法国科学的世界优势地位差不多都要归功于这些主要基地，特别是综合工科学校，那是贯穿后拿破仑时期的雅各宾主义和自由主义的骚动中心，也是伟大数学家和理论物理学家无与伦比的摇篮。在布拉格、维也纳和斯德哥尔摩，在圣彼得堡和哥本哈根，在德国全境和比利时，在苏黎士和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都仿效法国而建立了综合工科学校，只有英国例外。

法国大革命的震撼，也把普鲁士从死气沉沉的教育当中震醒了。在普鲁士复兴运动中建立的新柏林大学（1806－1810年），成为大多数日耳曼大学的楷模，而这些大学接着又将为全世界的学术机构树立典范。这类改革同样没有发生在英国，在英国，政治革命既未取得胜利又未达到突破。然而，这个国家的巨大财富，使建立诸如卡文迪什（HenryCavendish）和焦耳（James Joule）实验室那样的私人实验室成为可能，而明智的中产阶级人士，也对追求科学和技术教育具有普遍的渴望，这两点使英国在科学发展方面获得了可观的成效。一位巡游各地的启蒙冒险家拉姆福德伯爵（CountRumford），于1799年建立了皇家研究所（Royal Institution）。该机构的名声主要来自其著名的公共讲座，然而它真正的重要性则在于它为戴维（Humphry Davy）和法拉第（Michael Faraday）提供了无与伦比的科学实验机会。事实上，它是科学研究实验室的早期范例。诸如伯明翰新月学会以及曼彻斯特文学和哲学协会这类科学促进团体，都争取到了该地工业家的支持：道尔顿（John Dalton）这位原子理论的奠基者就来自后者。伦敦的边沁学派激进分子建立（或毋宁说是接管和改变）了伦敦机械学院（London Mechanics Institution，今日的伯贝克学院），将它发展成培养技术人员的学校；建立了伦敦大学，以作为沉寂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之外的另一选择；建立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以取代如没落贵族般死气沉沉的皇家学会。这些机构成立的目的都不纯是为知识而知识，这也许是专门的科学研究组织迟迟未出现的原因。甚至在德国，第一个大学化学研究实验室（李比希[Liebig]在吉森[Giessen]建的实验室）也要到1825年才得以设立（不用说，那是在法国人的支持下建立的）。像在法国和英国一样，有些机构提供技术人员，如法国、英国；有些机构则培养教师，如法国、德国；有些机构则旨在灌输青年人一种报效国家的精神。

因此，革命的年代使科学家和学者的人数以及科学产品大量增加。并且，它还目睹科学的地理疆域以两种方式向外扩展。首先，在贸易和探险的过程当中，便为科学研究开辟了新的世界领域，并且带动了相关的思考。洪堡是本书所论时期最伟大的科学思想者之一，它最初便是以一位不倦的旅行家、观察家以及地理学、人种学和自然史领域内的理论家而作出贡献。尽管他那本综合一切知识的杰作《宇宙》（Kosmos，1845－1859年），并不局限于某些特别学科的界线之内。

其次，科学活动的地域，也扩及到那些在当时仅对科学作出极小贡献的国家和民族。举例来说，在1750年的大科学家名单上，除了法国人、英国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和瑞士人之外，几乎见不到别的国家。然而，19世纪上半叶主要数学家的最短名单，却包括了挪威的阿贝尔（Henrik Abel）、匈牙利的鲍耶（Janos Bolyai），甚至更遥远的喀山城（Kazan）的洛巴切夫斯基（Nikolai Lobachevsky）。在此，科学似乎再次反映了西欧之外民族的文化兴起，而这项发展是革命年代十分引人注目的产物。科学发展中的这种民族因素，也可从世界主义的衰落当中反映出来，世界主义原是17、18世纪小科学团体的特征。国际名人到处游走的时代——例如，欧勒（Euler）从巴塞尔到圣彼得堡，再到柏林，然后又回到凯萨琳大帝的宫廷——已随着旧制度一块消逝了。从此，科学家都留在他的语言地域之内，除了短期的出国访问之外，都是通过学术性刊物与同行交流。这样的刊物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产物，如《皇家学会通报》（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1831年）、《自然科学院报告》（Comptes Rendus de l’Academie des Sciences，1837年）、《美国哲学学会通报》（Proceedings of 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1838年），或者新的专业刊物，比如克列尔（Crelle）的《科学院统计报告》（Journal fur Reine und Angewandte Mathematik），或者《化学物理学年鉴》（Annales de Chimie et de Physique）等。

在我们判断双元革命究竟对科学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之前，最好先简略评述一下科学界的发展。总的说来，古典自然科学并未发生革命性变化。也就是说，它们主要还是处在牛顿建立的考察范围之内，或是沿着18世纪早就走过的研究路线继续下去，或是把早期不完整的发现加以扩展并发展成更广泛的理论体系。以这些方式开辟的新领域中，最重要的（并具有最立即的技术后果）就是电，更确切地说是电磁学。下列五个主要日期（其中四个在本书所论时期）标志着电磁学的决定性进步：1786年，伽伐尼（Galvani）发现了电流；1799年，伏打（Volta）制成电池；1800年，发现电解作用；1820年，奥斯特（Oersted）发现了电和磁之间的关系；1831年，法拉第确立了这几种力之间的关系，并于无意中发现，他自己开创了一种研究物理学的新方法（用“场”取代机械的推力与拉力），预示了现代科学的来临。新的理论综合中最重要的是热力学定律，即热和能之间的关系。

天文学和物理学的近代革命在17世纪便已发生；而化学界的革命在本书所论时期才刚刚兴起。在所有科学当中，化学与工业技术，尤其与纺织工业中的漂洗和染色过程关系最紧密。更有甚者，现代化学的创造者不仅是本身具有实务经验，并与其他拥有实务经验者密切配合（比如曼彻斯特文学与哲学协会的道尔顿和伯明翰新月学会的普里斯特利），而且有时还是政治革命家，虽然是温和派。其中有两个人成为法国大革命的牺牲品：落在托利党乱民手中的普里斯特利，是因为他过度同情这次革命；伟大的拉瓦锡被推上断头台，则由于他不够同情革命，或主要是因为他是一个大商人。

如同物理学一样，化学也是法国科学中相当卓越的一支。它的实际创始人拉瓦锡，就是在法国大革命那年发表了主要论著《化学基本教程》（Traite Elementaire）。其他国家，甚至像德国这类后来成为化学研究中心的那些国家，对化学发展的推动，尤其是化学研究的组织工作，基本上都是导源于法国。1789年前的主要进展在于，通过阐释某些诸如燃烧之类的基本化学过程，以及一些诸如氧那样的基本元素，在经验性实验的混乱之中理出了一些重要头绪。他们也为这一学科进行精确的定量测量，并制订了进一步研究的规划。原子理论（由道尔顿于1803－1810年间开创）的关键概念，使得发明化学公式并用以展开对化学结构的研究成为可能。大批新的实验结果接踵而来。19世纪的化学已成为所有科学当中最富生命力的学科之一，因而也变成吸引（如同每一个富有活力的学科一样）大批能人的学科。不过，化学的气氛和方法，基本上依旧是18世纪的。

然而，化学有一种革命性影响，那就是发现生命能够用无机科学的理论加以分析。拉瓦锡发现，呼吸是氧化的一种形式。沃勒（Woehler）发现（1828年）原本只能在生物体内找到的化合物——尿素——也能够在实验室内籍由人工合成，从而开辟了广阔的有机化学新领域。虽然进步的巨大障碍，即那种认为有生命物体所遵循的自然法则与无生命物体根本不同的信念，已受到沉重的打击，但机械的方法也好，化学的方法也好，都未能使生物学家取得更大的进展。生物学在这一时期的最基本进展，即施莱登（Schleiden）和施万（Schwann）关于一切生物都是由无数细胞组成的发现（1838－1839年），这一发现为生物学建立了一种相当于原子论的理论；不过成熟的生物物理学和生物化学则仍然要等到遥远的将来。

数学界发生了一场虽然不如化学那样引人注目，但就其本质而言，甚至更为深刻的革命。物理学依旧处在17世纪的框架之内，化学穿过18世纪打开的缺口，在一条宽广的战线上展开。与上述两者不同，本书所论时期的数学却进入了一个全新天地，远远超出了仍然支配着算术和平面几何的希腊世界，以及支配着解析几何的17世纪世界。复变数理论（高斯［Gauss］、柯西［Cauchy〕、阿贝尔、雅可比〔Jacobi〕）、群论（柯西、伽罗瓦〔Galois〕）或向量理论（汉密尔顿）为科学带来的革新，除获得数学家的高度评价之外，很少人能领略其奥妙。通过这场革命，俄国的洛巴切夫斯基和匈牙利的鲍耶（1831年），竟推翻了人们信奉最久的理论——欧几里德几何。欧几里德逻辑那种气势恢宏而且不可动摇的结构，是建立在某些假定之上，其中之一是平行线水不相交定理，而这项定理既非不言自明，又不是可验证的。在另外一些假定之上建立同样的几何逻辑，在今天看来可能是很简单的。例如（洛巴切夫斯基、鲍耶）与任一线L平行的线无限延长可以通过P点。或者（黎曼［Riemann〕）任何与L线平行的线都不经过P点。由于我们已能建造出适用这些规则的真实平面，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因此，地球就其是个球体而言，是与黎曼的而不是欧几里德的假定相符）。然而，在19世纪早期做出这类假定，却是一桩堪与以日心说取代地心说相比的大胆思想行为。

除了对那些以远离日常生活而著名的少数专家以外，数学革命便在无声无息之中过去了。而在另一方面，社会科学领域的革命则几乎不可能不冲击到一般大众，因为它明显地影响了他们，一般来说，人们相信情况变糟了。皮科克小说中的非职业科学家和学者，温柔地沐浴在同情或爱抚的嘲笑之中；而蒸汽知识学会（Steam Intellect Society）中的经济学家和宣传家的命运，则大不相同。

下列这两场革命便是明确的例证，两者的合轨产生了集社会科学之大成的马克思主义。第一场革命延续了17和18世纪理性主义者的光辉开拓，为人类居民建立了相当于物理法则的规范。其最早的胜利是政治经济学系统演绎理论的构建，及至1789年，这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第二场革命是历史进化的发现，它实质上属于这个时代并与浪漫主义密切相关。

古典理性主义者的大胆创新表现在如下的信念上，即逻辑上的必然法则同样适用于人类的意识和自由决定。“政治经济学法则”就属于这一类。那种认为这些法则就如同重力法则（它们常被与这一法则进行比较）一样，不会随着人的好恶而转移的信念，为19世纪早期的资本家提供了一种无情的确定性，并趋向于向他们的浪漫主义反对者灌输一种同样野蛮的反理性主义。原则上，经济学家们当然是正确的，尽管他们显然夸大了作为他们推断基础的那些假设（“其他物品”的供给“维持衡量不变”）的普遍性，而且有时也夸大了他们自己的智力。如果一个城镇的人口增加一倍，而住房数量却保持不变，那么在其他事物维持不变的情况下，房租必定会上涨，这是不会因为任何人的意志而改变的。这类命题遂产生了由政治经济学（主要在英国，虽然在较低程度上也出现在18世纪的旧科学中心，如法国、意大利和瑞士）构建而成的演绎体系之力量。如同我们已看到的那样，从1776年到1830年的这一时期；这种力量正处于其胜利的巅峰时期，并得到首次系统出现的人口统计学理论的补充，这种理论旨在建立可用数学方式描述的人口增长率和生活资料之间的关系。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支持者，沉浸在发现下列事实的热情之中：有人已证明，穷者总是受穷，对他们的慷慨和捐助必使他们更穷。其实，《人口论》既不像其支持者所说的那样是首创的，也不具说服力。其重要性并不在它的思想成就，因为这方面并不突出，而在于它主张以科学的方法将诸如性生活般纯属个人而且随意变化的一些决定，视为一种社会现象。

将数学方法运用到社会之中，是这一时期的另一项主要进展。在这方面，讲法语的科学家处于领先地位，无疑这是得益于法国教育的极佳数学氛围。因此，比利时的凯特尔（Adolphe Quetelet）在其划时代的著作《论人》（Sur l’Homme，1835年）中指出，人类特征在统计学上的分布是遵循已知的数学法则，据此，他以人们一直视为过分的信心，推断出社会科学与物理学融合的可能性。对人口进行统计归纳并在归纳的基础上作出确实可靠的预测，这种可能性是或然率理论家长期期待的（凯特尔进入社会科学的出发点），也是诸如保险公司之类必须依靠其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们所长期期待的。但是，凯特尔和兴致勃勃的当代统计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调查研究者群体，却把这些方法应用到远为宽广的领域之中，并且创造了仍然是社会现象调查研究的主要数学工具。

社会科学中的这些发展是革命性的，就像化学一样，都是遵循那些早就在理论上取得的进展而实现。不过，社会科学也有一项全新而且值得称道的独特成就，这项成就反过来又有益于生物科学和甚至诸如地理学一类的自然科学，即发现历史是一种符合逻辑的进化过程，而不仅是各种事件的年代更替。这种创新与双元革命之间的关系十分明显，几乎无需论证。于是，被称之为社会学（这个词是孔德在1830年左右发明的）的学科，直接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萌生出来。被公认为社会学奠基者的孔德，就是以乌托邦社会主义者先驱圣西门伯爵的私人秘书身份展开其生涯。（虽然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要将圣西门的思想归类并不容易，但是，要抛弃将他称为乌托邦社会主义者这一已然确立的习惯，似乎是太书呆子气了。）社会学最令人生畏的当代理论家马克思，便是把他的理论视为改变世界的工具。

作为一门学术性学科的历史学的创立，也许是这种社会科学历史化过程中最不重要的方面。的确，历史写作的时尚在19世纪上半叶风行欧洲。几乎不曾见过这么多人以坐在家中撰写大部头历史的方式，来理解他们的世界：俄国的卡拉姆津（Karamzin），瑞典的耶伊尔（Geijer），波希米亚的帕拉茨基（Palacky），各是其本国历史学的奠基人。在法国，企图藉由过去来理解现实的要求特别强烈，法国大革命很快就成了梯也尔（Thiers）、米涅（Mignet）、博纳罗蒂、拉马丁和伟大的米歇莱等，进行深入细致和带有党派偏见的研究题目。那是一个历史编纂学的英雄时代，但是，除了作为历史文件、文献或者偶尔作为天才的记录之外，法国的基佐、梯叶里（AugustinThierry）和米歇莱，丹麦人尼布尔（Niebuhr）和瑞士人西斯蒙蒂，英国的哈勒姆（Hallam）、林加德（Lingard）和卡莱尔，以及无数的德国教授的著作，却很少幸存至今。

这种历史学觉醒的最持久后果，表现在文献编纂和历史学的技巧领域。搜集过去的文字或非文字文物，成为一种普遍的爱好。虽然民族主义也许是历史学最重要的激励因素：在那些尚未觉醒的民族中，历史学家、词典编辑者和民歌搜集者，常常就正是民族意识的奠基人；但其中仍不乏保护历史免受当时蒸汽动力进攻的企图。因此，法国创办了法国文献学院（Ecole des Chartes，1821年），英国创办了公共档案局（PublicRecord Office，1838年），日耳曼邦联开始出版《德国历史文献》（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ae，1826年），而历史学必须建立在对原始材料的审慎评估之上的信条，则是由多产的兰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确立的。同时，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参见第十四章），语言学家和民间传说研究者，编出了其民族语言的基本字典和民族的口头传说集。

把历史放进社会科学，对法律、神学研究，尤其是全新的语言学，有着最为直接的影响。在法律领域，萨维尼（FriedrichKarl von Savigny）建立了法学的历史学派（1815年）；在神学研究中，历史准则的应用（显著地表现在施特劳斯的《耶稣传》中）吓坏了基本教义信徒。语言学最初也是从德国发展出来，那里是史学方法传播最强有力的中心。马克思是一位日耳曼人，这并非偶然。表面上对语言学的激励，是来自欧洲对非欧洲社会的征服。琼斯爵士对梵文的开创性研究（1786年）是英国征服孟加拉的结果；商博良（Champollion）对象形文字的解读（针对这一课题的主要著作发表于1824年）是拿破仑远征埃及的结果；罗林森（Rawlinson）对楔形文字的阐释（1835年）反映了英国殖民官员的无处不在。但是，语言学事实上并不局限于发现、描述和分类。在伟大的德国学者手中，比如葆朴（Franz Bopp，1791－1867）和格林兄弟，它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二种社会科学；说它是第二种社会科学，是因为它在像人类交流这样显然变化莫测的领域当中，发现了可资应用的普遍法则（第一种是政治经济学）。不过，与政治经济学的法则不同，语言学法则基本上是历史的，或更确切地说是进化的。（奇怪的是，直到本世纪，人们才试图将数学物理方法，应用到被认为是更为普遍的“交流理论”之一的语言学中。）

他们的基础建立在下列的发现之上，即语言范围广布的印欧语系，彼此之间是互有关联的。这项发现还得到下述明显事实的补充，即每一种现存的欧洲书写语言在漫长的岁月里都被明显地改变了，而且根据推测，仍将继续改变。语言学家的问题不仅是要运用科学比较的方法将各个语言之间的关联加以证明和分类，这项工作当时人已广泛进行（例如，居维叶［Cuvier）所进行的比较分析）；同时也是，而且主要是阐释它们必定是从一个共同的母语演化而来的历史进程。语言学是第一门将进化视为其核心的科学。它当然是幸运的，因为《圣经》有关语言的历史所言不多，而如同生物学家和地理学家在付出代价之后所体认的那样，《圣经》对于地球的创造和早期历史的说法显然是太明确了。因此，比起他们倒霉的盟友，语言学家被诺亚洪水淹没或被《创世纪》第一章绊倒的可能性自然少得多。如果说《圣经》曾提过什么，也是与语言学家看法一致的：“整个地球使用同一语言，同一口音。”语言学的幸运，也是由于在所有社会科学当中，只有它不直接研究人——人们总是不愿相信他们的行动是受其自由选择之外的任何东西所决定的——而是直接地研究词语，它们不会像人一样抱怨。因此，它可以自由地面对历史学科始终存在的基本问题：怎样从不变的普遍法则运作中，推演出实际生活中大量的。并且显然是常常变化莫测的个例。

尽管葆朴本人早已提出了语法的曲折变化之起源的理论，但是，语言学先驱们实际上并末在解释语言变化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不过，他们倒是为印欧语系建立了一种类似于谱系表的东西。他们作了许多有关不同语言要素变化相对率的归纳概括，以及诸如“格林法则”（它指出所有日耳曼语言都经历了某些辅音变化，几世纪之后，日耳曼方言的一个分支又发生了另一次类似的变化。）这类范围非常广泛的历史概括。但是，在这种开创性探索的整个过程中，他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语言的进化不仅是一种建立年代顺序或记录语言变化的事情，而应该用类似于科学法则的普遍语言学法则来加以解释。

生物学家和地理学家可没有语言学家那么幸运。尽管对地球的研究（藉由开采矿石）与化学密切相关，对生命的研究（通过医学）与生理学和化学（由于发现了生物体中的化学元素与无机自然中的化学元素相同）紧紧相连，但是，对他们来说，历史也是一个重大问题。不过，无论如何，对地理学家来说，最明显的问题都涉及历史——例如，怎样解释陆地和水的分布，解释山脉以及极为明显的地层。

如果说地理学的历史问题是怎样解释地球的进化的话，那么，生物学的历史问题则是双元的：怎样解释个别的生物体从卵、种子或孢子中成长起来，以及怎样解释物种的进化。化石这种看得见的证据将两者联系起来：每一个岩层都会发现一种独特的化石群，但不会在其他岩层中发现。一位英国排水工程师史密斯（William Smith）于18世纪90年代发现，地层的历史顺序能以各地层特有的化石轻松加以确定，因此，工业革命的挖地活动便为生物学和地理学带来了光明。

人们早就企图提出进化理论，这一点是很明显的，特别是追逐时尚但有时有些马虎的动物学家布丰（Buffon，《自然时代》[Les Epoques de la Nature，1778年]）为动物世界提供进化理论的尝试。在法国大革命那10年里，这些尝试迅速获得进展。爱丁堡沉思默想的赫顿（James Hutton，《地球论》[Theoryof the Earth，1795年]）和脾气古怪的伊拉斯莫斯·达尔文（他从伯明翰新月学会中脱颖而出，并以诗的体裁写出一些科学著作，如《动物生理学》〔Zoonomia，1794年］）提出了一套相当完整的地球以及动植物物种的进化理论。大约与此同时，拉普拉斯甚至提出了哲学家康德和卡巴尼斯（Pierre Cabanis）曾经预见到的太阳系进化理论，并将人类高度的心智能力视为其进化史的产物。1809年，法国的拉马克（Lamarck）在后天性格的遗传性基础上，提出了第一套有系统的现代进化论。

这些理论无一取得胜利。事实上，它们很快就遇到了诸如托利党人的《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那样的疯狂抵抗。该杂志“对启示录的信仰是很坚定的”。如此一来，诺亚洪水该怎么办？物种是一个个分别创造（暂且不说人类）的说法又该如何解释？最重要的是，社会的稳定性如何维系？这类问题困扰的不仅是头脑简单的神父，而且是头脑不那么简单的政治家。伟大的居维叶，这位对化石进行系统研究的奠基人（《关于化石骨骸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Ossemens Fossiles，1812年］），以上帝的名义批驳了进化论。与其动摇《圣经》和亚里斯多德学说的稳固性，甚至还不如去想象地理史上发生了一系列大灾变，继之以一系列神的再创造——与否定生物学的变化不同，否定地理学的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怜的劳伦斯博士曾提出一个类似达尔文的天择进化理论来回应拉马克，却迫于保守分子的鼓噪，而将其《人类的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 of Man，1819年）撤消发行。他实在太不明智了，因为他不仅讨论人的进化，甚至还指出进化思想对当代社会的意义。他的公开认错保住了眼前的职业、未来的事业以及永远的良心不安。他只能以恭维一次又一次偷印其煽动性著作的激进派印刷勇士，来安慰自己的良心。

直到19世纪30年代，如我们将观察到的那样，政治再次向左转，随着赖尔（Lyell）著名的《地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1830－1833年）的发表，成熟的进化理论才在地理学中取得突破。《地理学原理》终结了水成论者（Neptunist）和灾变论者的抵抗。水成论者以《圣经》为据，辩说所有的矿物都是从曾经覆盖地球的水溶液中沉淀而成（参见《创世纪》第一章，以及第七至九章）；灾变论者则继承了居维叶孤注一掷的辩护传统。

这同一10年内，在比利时作研究的施梅林（Schmerling）和佩尔德斯（Boucher de Perthes，幸运的是，他对考古的癖好远超过他在阿比维尔的海关主任职位），预示了一个甚至更为惊人的发展，即发现了史前人类的化石，在此之前史前人类存在的可能性一直被狂热地否定。（直到1846年，他的《凯尔特的古代建筑》才得以发表。事实上，一些人类化石已一再被发现，但它们不是没人认识，就是全被遗忘，就这样躺在各地博物馆的角落里。）然而，直到1856年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的发现为止，科学保守主义仍然能够以证据不足为由来否定这一令人生畏的前景。

至此人们不得不承认：（1）迄今仍在发挥作用的那些动因，曾在时间的进程中把地球从其初始状态改变成目前状态；（2）这个过程远比根据《圣经》所推测的任何时间都要长得多；（3）地层的顺序揭示了动物进化形式的顺序，因此也包含了生物的进化。十分有意义的是，那些最愿意接受这种理论，并且对进化问题真正表现出最大兴趣的人，是英国中产阶级当中那批自信激进的门外汉（不过，那位以赞美工厂制的诗作闻名的尤尔博士［Dr.Andrew Ure〕除外）。科学家们迟迟才接受了科学。不过，当我们想到，在这一时期地理学是惟一因其绅士派头十足（也许是因为它是在户外进行，并且尤其喜爱花费巨大的“地理旅行”），而在牛津和剑桥大学被严肃地加以研究的学科时，这种情况就不会那么让人吃惊了。

但是，生物学的发展却仍是蹒跚不前。直到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这一爆炸性题目才再次被认真看待；那时，即使连达尔文也都是以极其谨慎且模棱两可（且不说不真诚）的态度来研究这个题目。甚至通过胚胎学所进行的类似探索，也一时沉寂下来。在这个领域中，如哈勒的梅克尔（Johann Meckelof Halle，1781－1833）这类德国早期思辨哲学家曾经指出，在生物体的胚胎成长过程中，重演了该物种的进化过程。然而，这一“生物学法则”虽然在开始时得到了像拉特克（Rathke，他于1829年发现鸟的胚胎发育过程中会经过一个有鳃口的阶段）这类人的支持，却遭到了可怕的哥尼斯堡的贝尔（VonBaer）和圣彼得堡方面的反对——实验生理学似乎已对斯拉夫和波罗的海区域的研究者产生了显著的吸引力。（拉特克在爱沙尼亚的多尔帕特〔塔尔图〕教书；潘德尔[Pander]在拉脱维亚的里加教书；伟大的捷克生理学家波金杰［Purkinje］于1830年在波兰的布雷斯劳创办了第一所生理学研究实验室。）直到达尔文主义的到来，这些思想才告复活。

与此同时，进化理论已在社会研究中取得惊人的进步。不过，我们不应夸大这种进步。双元革命时期属于所有社会科学的史前时期，除了政治经济学、语言学，也许还包括统计学。甚至其最重大的成就，马克思和恩格斯结构严谨的社会进化理论，在此时也只不过是一种精彩的构想罢了，它借助出色的宣传小册提出这一构想，以作为历史叙述的基础。直到该世纪后半叶，人文社会研究的科学基础，才坚实地建立起来。

在社会人类学或人种起源学领域，在史前史、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情况也是如此。这些研究领域在本书所论时期接受洗礼，或者说，首次提出声明，视其自身为具有特殊规则的独立学科——小穆勒于1843年提出的声明，也许是首次坚决主张赋予心理学这种地位的声明——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如同在1830－1848年之间，以统计学方法进行社会调查的增加和统计学会的增加一样，在法国和英国建立专门的人种学会（1839年、1843年）以研究“人类种族”，这一事实也是同样重要的。不过，法国人种学会号召旅行者去“发现一个民族对其起源保留了什么样的记忆……其语言或行为（moeurs），其艺术、科学和财富，其权力或统治等等都经历了哪些变革？引起这些变革的是内部原因还是外部入侵？”这一“对旅行者的一般指示”只不过是一个提纲而已，尽管是一个具有深刻历史性的提纲。的确，对于本书所论时期的社会科学，重要的不是它们的成果（尽管已积累大量描述性资料），而是它们坚定的唯物倾向（以环境决定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差异），以及对进化理论的同样执著。夏凡纳（Chavannes）不是在1787年，当人种学刚起步之际，便将它定义为“各民族迈向文明的进程史”吗？

不过，在此必须简单地回顾一下社会科学早期发展的一个阴暗副产品——种族理论。不同种族（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肤色）的存在问题曾在18世纪引起广泛讨论，当时有关人类究竟是一次或多次被创造出来的问题，也同样烦扰着人们。人类同源论者和人类多源论者之间的界线，并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第一类群体将进化论和人类平等论的信仰者，与那些因发现在这一点上至少科学与《圣经》并不冲突而松了一口气的人结合在一起，如前达尔文主义者普里查德（Prichard）、劳伦斯与居维叶。大家公认，第二类群体不仅包括了真正的科学家，也包括了实行奴隶制度的美国南方种族主义者。针对种族问题的讨论带动了人体测量学（anthropometry）的蓬勃兴旺。人体测量学主要是以头盖骨的搜集、分类和测量为基础。这些活动也受到了当代颅相学（phrenology）的推动，这种奇怪的学说试图从头盖骨的形状解读人的性格。在英国和法国都建立了颅相学学会（1823年、1832年），尽管该学科很快就再次脱离科学。

与此同时，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历史学和野外观察，共同携手把另一个同样危险的议题，即民族或种族特征的永恒性论题引入社会之中。19世纪20年代，法国的史学和革命先驱梯叶里兄弟，便投身于诺曼征服和高卢人的研究，这一研究至今仍反映在法国学校读本（“我们的祖先高卢人”）以及“高卢人”牌香烟的蓝色盒子上。作为优秀的激进分子，他们认为法国人民是高卢人的后裔，贵族则是征服他们的条顿后裔，这项论点日后被像戈宾诺伯爵（Count of Gobineau）那样的上层阶级种族主义分子，用来作为其保守主义的论据。威尔斯自然主义者爱德华，站在凯尔特人的立场上，以可以理解的热情信奉着如下信念：特定的种族之所以能生存在这个时代，是因为他们试图发现自己民族浪漫而又神奇的独特个性；试图为自己找到承担拯救世界使命的依据；或者试图将他们的财富和力量归之于“天生的优越性”（他们倒没有表现出把贫困和压迫归之于天生的劣根性的倾向）。不过，可以为他们开脱的是，种族理论最糟糕的滥用，是在本书所论时期结束之后才出现的。

我们该怎样解释这些科学发展呢？特别是，我们该怎样将它们与双元革命的其他历史变化联系起来呢？它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联系是毋庸置疑的。蒸汽机的理论问题促使天才卡诺特于1824年提出19世纪最具根本性的物理学洞视，即热力学的两个定律（《有关火车头功率之思考》［Reflexions surla puissance motrice du feu〕。不过，他的第一个定律直到很久以后才发表），尽管这并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惟一途径。地理学和古生物学的重大进展，显然在极大的程度上要归功于那些工业工程师和建筑师对土地开凿的热情，以及采矿业的重要性。英国于1836年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地理调查，并因此成为最出色的地理学国家。对矿物资源的调查，为化学家提供了无数无机化合物以作分析之用；采矿、制陶、冶金、纺织、煤气灯和化学药品这些新工业以及农业，都促进了他们的工作。从团结一致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贵族派辉格党人对应用研究，以及那些连科学家都为之退缩的大胆知识所抱的热情，就足以证明本书所论时期的科学进步，是不能与工业革命的刺激区分开来的。

法国大革命与科学之间的纠葛，也以类似的方式明显表现在对科学的公开或隐秘的敌视中。政治上的保守派或温和派，以这种敌视态度来对待他们视为18世纪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颠覆的自然产物。拿破仑的失败带来了一股蒙昧主义的浪潮。狡猾的拉马丁叫喊道：“数学是人类思想的锁链，我一吸气，它就断了。”支持科学、反对教会的左派，斗志旺盛地在难得的胜利时刻，建立了大多数使法国科学家得以活动的研究机构；而反对科学的右派，则竭力使科学家挨饿，这两派之间的斗争一直在持续着。这倒不意味着法国或其他地方的科学家，在这一时期特别倾向革命。他们当中有一些是激进的革命分子，例如金童伽罗瓦就曾在1830年突击街垒，以反叛者的罪名遭受迫害，并在1832年他21岁的时候，于一次政治暴徒挑起的决斗中被杀害。一代又一代的数学家从其深刻的思想中孕育、成长，而那些思想是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夜呕心沥血完成的。有些人则是公开的反动派，比如正统主义者柯西。尽管基于明显的理由，曾因地而生辉的综合工科学校，却是好战的反皇派。也许大多数科学家会认为自己在后拿破仑时期已脱离政治中心，但有些科学家，特别是在新兴国家或在此之前的非政治性社团中，他们则被迫进入政治领导者的职位，特别是与民族运动有着明显联系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其他学者。帕拉茨基在1848年成为捷克民族的主要代言人；哥廷根大学（Cottingen）的七位教授因在1837年签署了一封抗议信，而赫然发现自己已成为全国性的重要人物（七人当中包括格林兄弟）；德国1848年革命中的法兰克福国会，俨然就是一个由教授和其他文官组成的会议。另一方面，与艺术家和哲学家相比，科学家（尤其是自然科学家）只表现出了非常低的政治意识，除非在他们的学科有实际需要之时。例如，在天主教国家之外，他们表现出一种把科学与宁静的宗教正统结合起来的能力，这使后达尔文主义时代的学者大为惊讶。

这种直接的渊源，解释了1789-1848年之间科学发展的某些事情，但并非全面。显然，当时事件的间接影响更为重要。任何人都无法忽略，在这一时期，世界以空前剧烈的程度发生变化。任何有思想的人都无法不被这些动荡与变革所惊惧、所冲击，并在思想上被激发。而那些从迅速的社会变化、深刻的革命，以及激进的理性主义革新之中衍生出的思想模式，自然也会被人们所接受。那些远离尘世的数学家有可能因为这场明显的革命，而打破束缚他们的思想藩篱吗？我们不得而知，尽管我们知道妨碍他们接受革命性新思想方式的阻力，并非他们的内在困难，而是他们对于什么是或什么不是“自然的”的战术假设上的冲突。“无理”数（指像根号2一样的数）和“虚”数（指像根号－1一样的数）这类术语本身，就表明了这种困难的性质。一旦我们能确定，他们与其他人一样有理性、一样真实，那么一切都好办了。但是，要让神经质的思想家作出这种决定，可能要一个变动剧烈的时代才行；事实也的确如此，数学中的虚数或复变数在18世纪仍被以困惑谨慎的态度对待，一直要到法国大革命之后，才充分被接受。

撇开数学不谈，惟一可以期望的是，汲取自社会变革中的思想模式，能够吸引可以应用类似模式的那些领域里的科学家。例如，将动力学的进化概念引进迄今仍是静态的概念之中。这种情形或可直接发生，或需要籍由其他学科作中介。在历史学和大多数近代经济学中至关重要的工业革命这一概念，就是以法国大革命的类比概念，而于19世纪20年代为人所引用。达尔文从马尔萨斯的资本主义竞争（“生存竞争”）模式中，类比推演出他的“物竞天择”机制。地理学中的灾变理论之所以在1790-1830年间广为流行，多少也可归因于那一代人对猛烈不安的社会骚动的熟悉感。

不过，在最具社会科学特征的学科之外，过分强调这种外在影响，则是不明智的。在一定程度上，思想界是独立存在的：无论过去或现在，思想界的运动都与外在世界踩着同样的历史波长前进，但却不只是外在世界的回声。因此，例如地理学的灾变论也多少该归因于新教，特别是加尔文教派对上帝主宰万物和全能的坚信。这类理论基本上是新教科学家所独有的。如果说科学领域中的发展类似于其他方面的发展的话，那也不是由于每一种发展都能以任何简单的方式与经济或政治的发展相联系。

但是，这种联系却是难以否认的。本书所论时期普遍思潮的主流，的确在科学的专门领域里激起反响，正是这种反响使我们能够在科学和艺术之间，或在科学、艺术两者和政治社会观念之间，确立一种对应的关系。正是这样，“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存在于科学之中，并且，如我们已见的那样，各自都以一种特别的方式适应于人类社会。把古典主义（或者，用知识分子的术语来说，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机械论的牛顿宇宙）等同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环境，把浪漫主义（或者，用知识分子的术语来说，所谓的“自然哲学”）等同于它的对手，显然是过于简单化，1830年之后，这类对应已告崩溃。不过，它倒代表了真理的某一方面。直到诸如近代社会主义之类的理论兴起之时，革命思想已在过去的理性主义时代扎下了根，诸如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这类学科，都是与英、法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并肩发展的。例如，共和二年的平民革命者就是受到卢梭而不是伏尔泰的鼓舞；他们怀疑拉瓦锡（他们处决了他）和拉普拉斯，不仅是由于这两个人与旧制度的关联，而且也与诗人布莱克痛斥牛顿的类似原因有关。（对牛顿科学的怀疑并没有扩展到具有明显的经济和军事价值的应用研究中。）反之，“自然史”却是与平民革命者相契合的，因为它代表了通向真实而未被破坏的自然的自发性道路。解散了法兰西学院的雅各宾专政，在植物园设立了不下于12个研究职位。同样，在古典自由主义薄弱的德国（参见第十三章），与古典意识形态对立的科学意识形态却非常流行。这就是自然哲学。

人们很容易低估了自然哲学，因为它与我们已确立为科学的那些东西具有强烈冲突。它是思辨和直观的。它企图表现世界精神或者生命，表现所有事物之间的神秘合一，以及表现其他许许多多不容进行精确定量测量的事物。的确，它根本就是对机械唯物主义、牛顿，有时也是对理性本身的反叛。伟大的歌德白费了大量的宝贵时间，试图否定牛顿的光学，而其理由只不过是，他不喜欢一种不能以光明与黑暗原理的交互作用来解释颜色的理论。这种反常现象在综合工科学校只能引起令人痛苦的惊叹，令人不解的是，在神秘紊乱的开普勒（Kepler）和明晰完美的牛顿《数学原理》之间，德国竟执著地偏爱前者。促使奥肯（Lorenz Oken）写出下面这段文字的，实际上就正是这种反常：

上帝的行动或生命是存在于无止境的展现之中，存在于对统一性和二元性的无尽沉思之中，存在于无止境的自行分裂而又不断合一的过程中……对立性是出现在这个世界的第一种力量……因果法则是对立性的法则。因果关系是一种相生的行动。对立性植根于世界的第一个运动之中……因此，在一切事物中都存在着两种过程，一种是个体化、生命化，另一种则是普遍化和毁灭。

这到底是什么？罗素（Bertrand Russell）对以此类术语写作的黑格尔的茫然不解，正是18世纪理性主义者回答这种修辞学问题的极佳说明。另一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坦承他们从自然哲学那里得到的益处（恩格斯的《反杜林论》［Anti－Duehring〕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对自然哲学以及与牛顿对立的开普勒的有力辩护），他们警告我们，不能把自然哲学看作陈词滥调。重点在于，它正在发挥作用。它不仅产生了科学的推动力——奥肯建立了自由主义的“德国自然科学研究者协会”，并且激励了“英国科学促进协会”——而且带来了丰硕的成果。生物学中的细胞理论、形态学、胚胎学、语言学的大部分，以及在所有科学学科中的大量历史和进化因素，最初都受到了“浪漫主义”的推动。大家公认，甚至在被其选定的生物学领域中，“浪漫主义”实际上也不得不由近代生理学奠基人贝尔纳（Claude Bernard，1813－1878）的冷静古典主义加以补充。然而在另一方面，甚至在仍然是“古典主义”堡垒的物理化学之中，自然哲学家对于电和磁这类神秘学科的思考，也仍然带来了进展。谢林忧郁的弟子、哥本哈根的奥斯特，于1820年展示电流的磁效应时，寻找到电和磁两者之间的联系。事实上，这两种科学方法已经交融。不过，它们从未完全混为一体，甚至在马克思身上也是如此。马克思比大多数人都更清楚地了解其思想的综合源头。总的说来，“浪漫主义”的方法在对新观念和新突破发挥了促进作用之后，便再次脱离科学。不过，在本书所论时期，它是不能被忽视的。

如果说作为一种纯粹的科学促进因素，它不应被忽视，那么，对于研究思想和观念的史家来说，它就更不能被忽视了。对他们来说，即使是荒诞虚假的观念也是事实，也具有历史力量。我们不能把一个捕获了或影响了像歌德、黑格尔和青年马克思这样聪明绝顶的天才的运动一笔勾销。我们只能尝试去理解何以“古典的”18世纪英法世界观，会令人有这么深的不满足感。这种世界现在科学和社会方面的巨大成就是不容否认的，然而，在双元革命时期，其狭隘性和局限性也变得益趋明显。认识到这些局限性，并进而寻求（常常是通过直觉而不是分析）能用以勾画出一个更为令人满意的世界图像的术语，事实上并不是在建构世界。自然哲学家所表达出的那种互相联系、进化辩证的宇宙幻象，既不能当作证据，甚至称不上是适当的系统阐述。但是，它们反映了真正的问题，甚至是自然科学中的真正问题；同时，它们也预见了科学领域的变革与扩张，正是那些变革与扩张，建立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科学宇宙。它们以自己的方式，反映了双元革命的冲击，这场革命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谢选骏指出：人说——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被称为“双元革命”。两个革命在时间上重叠，携手创造了现代世界，所以被称为双元革命。

我看——按照这个说法，也可以把共产党革命和苏联和中囶的工业化叫做“双元革命”了。那么美国独立与美国的工业化是否也叫双元革命？日本的明治维新和日本的工业化也叫双元革命？我看既然如此，双元革命就是个牵强附会的胡扯，叫做“两头妖怪”也许更加合适。

【第十六章结语：迈向1848】

贫穷与无产阶级是近代国家这个有机体的化脓性溃疡。它们能治愈吗？共产主义医生提议彻底摧毁现存的生命体……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如果这些人获取行动的权力的话，将会出现一场并非政治的、而是社会的革命，一场反对一切财产的战争，一种彻底的无政府状态。这种现象将依序被新生的民族国家所取代吗？它是建立在什么样的道德和社会基础之上的国家呢？谁将揭开未来的面纱？俄国将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一句俄国古谚说：“我坐在岸边，以待风来。”——哈克斯特豪森《关于……俄国的研究》

我们是从考察1789年的世界开始本书的。让我们以扫视一下约50年后，在那个史无前例的、最革命性的半个世纪结束时的世界，来结束本书吧。

那是一个登峰造极的时代。在这个讲求计算的时代里，人们企图藉着统计数字记录已知世界的所有情事，众多的新统计简报（约有50个这种类型的主要简报在1800－1848年之间发表，这还不包括政府的统计［人口普查、官方调查等等〕或充满了统计表格的众多新专业性或经济学性杂志）能够公正地总结说，每一个可量度的数据都比之前的任何时期更大（或更小）。已知的、画在地图上的、而且彼此之间互有联系的世界面积比以往的任何时代都来得大，其相互之间的联系更是令人无法想象的快速。世界人口比此前任何时候都多，在某些地区，甚至多到超出一切预料或以前根本不可能的程度。大城市以空前的速度持续增加。工业生产达到了天文数字：19世纪40年代，大约挖掘了6.4亿吨的煤。只有更为反常的国际贸易超越了工业生产的天文数字。国际贸易自1780年以来已增至四倍，其贸易额达到约8亿英镑，如果用比不上英镑那样稳固的货币单位来计算的话，数字还要大得多。

在此之前，科学从来没有如此成功；知识从来没有这般广泛传播。4000份以上的报纸为世界各国公民提供讯息，每年光是在英国、法国、德国和美国出版的书籍数就达五位数之多。人类每一年的发明都在攀登更为令人眩目的高峰。当称作煤气厂的巨大实验室，通过没有尽头的地下管道将煤气输送出来，开始照亮工厂（鲍尔顿和瓦特于1798年引进煤气灯，曼彻斯特的“菲利普斯和李”棉纺厂自1805年起长期使用1000个煤气灯头。），紧接着照亮欧洲的城市（伦敦自1807年起，都柏林自1818年起，巴黎自1819年起，甚至偏远的悉尼也在1814年被煤气灯照亮。）之时，与这一成就比较起来，阿尔冈灯（Argand lamp，1782－1884年）——它是自油灯和蜡烛发明以来第一个重大进步——在人造照明方面几乎完全不具革命性作用了。而此时，电弧光灯也已开始为人所知。伦敦的惠斯顿（Wheatstone）教授已计划用海底电报线联系英、法两国。才一年的时间（1845年），就已有4800万乘客搭乘过英国的铁路。男男女女已可以沿着大不列颠3000英里（1846年，1850年前夕为6000余英里）长的铁道奔驰。在美国有9000英里长的铁道。定期的汽船航线早已将欧洲和美洲、欧洲和印度群岛连接起来。

无疑，这些成就都有其阴暗面，尽管无法轻易从统计表格中归纳出来。人们如何以计量的方式来表达那些今天已很少有人会否认的事实，像是工业革命创造了人类曾居住过的最丑陋环境，例如曼彻斯特后街曾经历过的邪恶腐臭与满无废气；或是工业革命创造了最悲惨的世界，它将数量空前的男女赶出家园，使他们失去生命。不过，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能够原谅19世纪50年代进步旗手们的信心和决心：“商业可以自由地进行，一手引导文明，一手引导和平，以使人类更加幸福，更加聪慧，更加美好。”帕麦斯顿勋爵即使在最黯淡的1842年，仍继续发表这种乐观的言论：“先生，这是上帝的安排。”无人能否认，当时存在着最为令人震惊的贫困。许多人认为，贫困甚至在加剧和深化之中。但是，若用估量工业和科学成就的空前标准来衡量，即使是最悲观的理性观察者仍能坚持说，在物质方面，它比过去任何时候，甚至比迄今尚未工业化的国家还糟吗？他不能。说劳动贫民的物质情况比不上黑暗的过去，有时比记忆犹新的一些时期还要差，已是足够严厉的谴责了。进步的捍卫者试图以下述论点来抵挡攻击：这不是由新兴资本主义社会的运作造成的，相反，而是由旧的封建主义、君主制度和贵族制度，在完善的自由企业之路上仍然设置的障碍造成的。与此相反，新的社会主义者则认为，它正是由该制度的运作造成的。不过，两方都同意，这是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痛苦。一些人认为，它们将在资本主义的框架之内得到克服，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不可能。不过，双方都正确地相信，随着人类对自然力量的控制力日益加强，人类生活也将迎向物质改善的光明前景。

但是，当我们着手分析18世纪40年代世界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时，我们却把最精妙的那些部分留待有节制、有保留的评述。世界多数居民仍和以前一样，还是农民，尽管某些地区，特别是英国，农业早已是少数人的职业，而城市人口已达超过农村人口的边缘，如同1851年人口普查首次显示的那样。奴隶也相对减少，因为1815年正式废除了国际奴隶贸易；英国殖民地实际存在的奴隶制度已于1834年废止；已获解放的西班牙和法国殖民地，奴隶制度则于法国大革命期间和之后被禁止。但是，当西印度群岛，除一些非英国人统治的地区外，现在都成为法律上的自由农业区之时，奴隶的数量却在巴西和美国南部这两大残存据点持续增长。这种增长受到工商业快速进步的刺激，任何有关货物和人力的限制都会遭到工商业的反对，官方的禁止反倒使奴隶贸易更为有利可图。1795年，在美国南部一个从事田间劳动的黑奴大概叫价300美元，但是到了1860年，竟涨至1800美元；而美国的奴隶数量则从1792年的70万人，上升到1840年的250万人，以及1850年的320万人。他们仍然来自非洲，但是在拥有奴隶的地区，亦即在美国边境州里，奴隶出售的数量也在增加，他们被卖往迅速扩展的棉花种植区。

此外，原本便已存在的半奴隶制度也在不断完善，例如将“契约劳工”从印度出口到生产甘蔗的印度洋岛屿和西印度群岛。

农奴制度或者农民的法律束缚，在欧洲的大部分地区都已废除，尽管这对像西西里或安达鲁西亚这样的传统大庄园的农村穷苦人民来说，并无多大差别。然而，在其主要的欧洲据点里，农奴制度仍顽固地存在下来，尽管在最初的大量扩增之后，自1811年起，俄国的男性农奴数量已稳定保持在1000万到1100万之间，也就是说，相对衰落了。（在凯塞琳二世和保罗[Paul，1762－1801]统治时期，农奴制度的扩展使男性农奴人数从约380万增加到1811年的1400万。）不过，农奴制度的农业（不同于奴隶农业）明显在走下坡，其经济弊端日益显著，而且，尤其是自19世纪40年代起，农民的反抗也日渐增强。最大规模的农奴起义可能要算1846年奥地利的加利西亚农奴起义了，它是1848年普遍解放农奴的序曲。但是，甚至在俄国，1826－1834年间便曾爆发了148次农民骚动，1835－1844年间216次，1844－1854年间348次，而在1861年农奴解放之前的最后几年则达到最高潮，共计474次。

在社会金字塔的另一端，除了像法国这种发生了直接农民革命的国家外，土地贵族的地位也比想象中的可能变化要小一些。无疑，当时已出现像法国和美国之类的国家，该国最富有的人已不再是土地所有者了。（有些富人购买土地以作为他们进入最高阶层的标志，比如罗思柴尔德家族就是这样。这种情况当然要除外。）但是，甚至在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最大量的财富集中当然仍是出现在贵族阶层；而美国南部，在司各特、“骑士精神”、“浪漫”以及其他概念（这些概念对于他们所剥削的黑人奴隶和未受教育、自食其力的清教徒农夫们毫无意义）的鼓舞下，棉花种植者甚至为他们自己创造了一个贵族社会的拙劣仿冒品。当然，在贵族制度的稳固之中，隐藏着一种变化：贵族的收入越来越依赖于他们所藐视的资产阶级，依赖他们的工业、股票证券和房地产的发展。

当然，中产阶级已迅速增加了，但即使如此，他们的数量并未达到压倒性的多数。1801年，英国年收入150镑以上的纳税人口约10万人；在本书所论时期结束之际，则可能增加到约34万人，也就是说，包括其庞大的家族成员在内，在2100万总人口中占了150万人（1851年）。（这类估计是主观的，不过，假定每一个可划归中产阶级的家庭至少有一名仆人，那么1851年的67.4万名女性“一般家仆”，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超出中产阶级最大户数的数字。大约5万名厨师，“女管家和女仆的数量约与此相同”，则提供了最小的数目。）自然，那些正在追赶中产阶级生活标准和方式的人，其数量更是大得多了。但这些人并不是都非常富有，比较有把握的推测是，年收人5000英镑以上的人数约为4000人，包括贵族，这个数字与雇用7579名私人马车夫来装点英国街道的雇主人数相去不远。我们可以假定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比例显然不比英国高，事实上普遍还要低一些。

工人阶级（包括新的工厂、矿山、铁路等等方面的无产者）自然是以最快的速率在增长。不过，除了英国，这种增长至多也只能以数十万计，而不能以数百万计。与世界总人口相比，工人阶级在数量上仍然是微不足道的，并且再一次除了英国和其他的一些小核心地区外，无论怎么说他们都是无组织的。然而，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工人阶级的政治重要性已经相当大了，与其人数或成就不成比例。

及至19世纪40年代，世界政治结构已经历过极大的改变，不过无论如何，改变的幅度还是赶不上乐观的（或悲观的）观察家在1800年时所预期的。除了美洲大陆之外，君主制度仍然是统治国家的最普遍模式；甚至在美洲，面积最大的国家（巴西）仍是一个帝国，另有一个国家（墨西哥）至少在1822－1833年之问，曾在伊图尔比德将军（奥古斯丁一世）统治下，试用过帝国的名称。的确，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欧洲王国，可以被形容为君主立宪国家，但是除了集中于大西洋东缘的这类国家之外，专制君王仍在各处占有绝对优势。的确，到了19世纪40年代，革命孕育出一些新国家：比利时、塞尔维亚、希腊，以及拉丁美洲诸国。虽然比利时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强国（主要是因其追随法国这个伟大邻居的脚步所致），但是因革命建国的政权中，最重要的还是那个在1789年早已存在的美国。美国享有两项巨大的有利条件：一是不存在任何能够、或的确想要阻止其越过广大内陆而向太平洋沿岸扩张的强邻或敌手——法国在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买案》中，事实上已卖给美国一块相当于美国当时面积的土地；二是其经济发展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向前飞跃。巴西也分享了第一项有利条件，这个从葡萄牙手中和平分离出来的国家，避免了长达一代人的革命战争所带给西属美洲大部分地区的分裂命运；不过，它的资源和财富实际上依然未得到开发。

不过，政治仍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大约从1830以来，变化的动力明显地增加了。1830年革命将温和的自由中产阶级宪法（反民主的，但同样是反贵族的），引进了西欧的主要国家。这当中无疑意味着妥协，这是由于害怕爆发超出温和中产阶级愿望的群众革命。这些妥协使得政府当中的地主阶级人数过多，比如英国；而新兴阶级，特别是最富生气的工业中产阶级，在政府中却没有代表性，比如法国。然而，这些妥协仍然使政治天平决定性地倾向中产阶级。1832年后，在一切具有分量的事情上，英国工业家都取得成功。为了赢得《谷物法》的废除，放弃功利主义者所提出的更极端的共和主义和反教会提议，是非常值得的。毫无疑问，在西欧，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虽然不是民主激进主义）正处在上升阶段。它的主要对手（在英国是保守党人，在其他地区是普遍集合在天主教会周围的那些集团）则处于守势，并深刻体认到这一点。

但是，甚至激进的民主制度也未曾取得重大进展。经过50年的犹豫和敌视之后，西部拓荒者和农民的压力终于在杰克逊总统在位时（1829－1837年），使民主在美国确立了。这大致是在欧洲革命重新获得其动能的同时。就在本书所论时期行将结束之际（1847年），瑞士激进派与天主教徒之间的一场内战，把民主带给了这个国家。但是，在温和的中产阶级自由派当中，很少有人会认为，这样一种主要由左翼革命派把持，并且看起来至多也只适合于那些山区或平原的粗俗小生产者的政府制度，有一天会成为资本主义的典型政治结构，并且保护他们去反对那些在19世纪40年代曾拥护过这项制度的人们所发起的新攻击。

只有在国际政治中，才有一场明显是总体而且实际的无限革命。19世纪40年代的世界，是由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列强，加上正在发展中的美国全权支配的。1839－1842年的鸦片战争，证明惟一尚存的非欧洲大国中华帝国，已无力招架西方的军事和经济侵略。看起来，自此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带着贸易和《圣经》随行的少数西方军队了。而且，在西方主宰世界的大潮流中，由于英国拥有比其他西方国家更多的炮舰、贸易和《圣经》，遂顺理成章地荣登霸王宝座。英国的霸王地位是如此绝对，以至于其运作几乎不需要政治控制。除了英国之外，其他殖民强国都已衰退，因此英国也就没有任何敌手。法兰西帝国已缩减到只控有少数分散的岛屿和贸易据点，尽管它正着手跨越地中海，以图恢复它在阿尔及利亚的地位。印度尼西亚已处于英国新贸易集散地新加坡的监视之下，因此在印度尼西亚恢复统治的荷兰人，已不再与英国竞争；西班牙人保住了古巴、菲律宾群岛以及对于非洲领土的模糊权力；葡萄牙殖民地则完全被遗忘了。英国贸易支配着独立的阿根廷、巴西和美国南部，同时也支配着西班牙殖民地、古巴或英国在印度的殖民地。英国人的投资在美国北部，事实上是在世界各个经济增长地区，都有其强大的影响力。有史以来，从未有过一个大国像19世纪中期的大英帝国那样，行使过世界霸权，因为历史上最强大的帝国或霸权国家，都只是区域性的，如中华帝国、阿拉伯帝国和罗马帝国。自那以后，没有任何单一大国成功地再建过一个可与之相匹敌的霸权，而且实际上在可预见的未来，也绝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这样做，因为再也没有任何大国可以声称自己拥有“世界工厂”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

不过，英国在未来的衰落已经明显可见。像托克维尔和哈克斯特豪森这类聪明的观察家，甚至早在19世纪30和40年代就已预言，美国和俄国的巨大版图和潜在资源，终究将使他们成为这个世界的两大巨人；在欧洲境内，德国（如恩格斯于1844年所预言的那样）也将很快就会在同等的条件下进行竞争。只有法国已决定性地跌下国际霸权的角逐台，尽管这一点尚未明显到让多疑的英国和其他国家政治家放心的地步。

简而言之，19世纪40年代的世界已失去了平衡。在过去半个世纪所释放出来的经济、技术和社会变化的力量，是史无前例的，并且，甚至对最肤浅的观察者来说，都是不可抗拒的。不过，另一方面，它们的制度性成果仍相当微小。如同英国必然不能永远是惟一的工业化国家一样，或迟或早，合法的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除了尚未被新经济触及的偏远地区之外）也必然要消失。在强大的资产阶级正在发展的任何国家里面，贵族地主和专制君主的退却都是不可避免的，无论他们以什么样的政治妥协方案来企图保留其地位、影响，甚至政治权势。更有甚者，法国大革命的伟大遗产之一，即不断灌输给群众的政治意识和持续不断的政治活动，意味着这些群众迟早必定会在政治中发挥重要的作用。1830年以后，社会变动的显著加快，以及世界革命的复兴，明白揭示了变革（无论其精确的制度性本质为何）已无法避免，且无可推延。（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当时普遍被认为是必然会发生的所有变革都有必要发生，例如，自由贸易、和平和代议政体的普遍胜利，或是君主及罗马天主教会的消逝。）

上述种种，已足以给19世纪40年代的人们一种变革迫在眉睫的意识。但这还不足以解释何以整个欧洲都感觉到一场社会革命已蓄势待发。值得注意的是，变革就在眼前的迫切感，并不限于已对其进行了详尽表达的革命者，也不限于惧怕贫民群众的统治阶级。穷人自己也感受到变革即将来临。人民中的识字阶层曾表达了这种感觉。在1847年的饥荒期间，美国领事从阿姆斯特丹报告了途经荷兰的德国移民的情绪，他写道：“所有消息灵通之人都表达了这样一种信念：眼下的危机是如此深刻地交织在当前的事件之中，‘这’一定就是那场伟大革命的开始，那场他们认为迟早会瓦解现存事物与法则的伟大革命。”

迫切感的根源在于旧社会留下的危机看来恰好与一次新社会的危机重合。回顾19世纪40年代，人们很容易把预见资本主义最终危机将近的社会主义者，视为一批错把希望当作现实的梦想家。因为事实上接着发生的，不是资本主义的崩溃，而是它最迅速而且无可抗拒的扩张时期。然而，在19世纪30和40年代，下列事实却仍相当模糊：新经济终将能够克服它的困难，即那种随着它以越来越革命的方式生产越来越大量的货物之能力的增加而增加的困难。资本主义的理论家被一种“静止状态”的前景所困扰：他们（不像18世纪或之后的那些理论家）相信，那种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即将枯竭，而且这不仅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对于资本主义的未来，其捍卫者持两种态度。那些即将成为高级财政和重工业首领的法国人（圣西门主义者），在19世纪30年代，对于工业社会赢得胜利的最佳路径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仍无定见。像格里利（Horace Greeley，“年轻人，到西部去吧”是他的名言）这样的美国人，在19世纪40年代却是乌托邦社会主义的信仰者。他们建立了傅立叶主义的“法伦斯泰尔”，并在理论上阐释了其优点。这些法伦斯泰尔是类似以色列集体农业屯垦区（kibbutz），与今天被认定的“美国风格”十分不配。商人们自己都绝望了。于今回顾，我们可能无法理解，像布赖特和成功的兰开夏棉纺主人那样的教友派实业家，在他们扩张的最有生气的阶段当中，竟会为了废除关税一事，准备以一种普遍的政治封锁将他们的国家投入动乱、饥饿和骚动之中。然而，在可怕的1841－1842年间，对于有思想的资本家来说，工业发展所面临的不仅是麻烦和损失，还有普遍的窒息，除非能立即清除其进一步扩张的障碍。

对于广大的一般人民来说，问题甚至更加简单。如我们已见到的那样，在西欧和中欧的大城市和工厂地区，他们的状况必然会将他们推向社会革命。他们对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苦难世界里的富人和权贵的仇恨，以及他们对一个美丽新世界的梦想，给了他们绝望的眼睛一个目标，即使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主要在英国和法国）看得到那个目标。利于进行集体活动的组织赋予他们力量。法国大革命的伟大觉醒教导他们，普通人不必对不公正逆来顺受：“在此之前，这些国家一无所知，而其人民则认为国王是世间的上帝，他们一定会说，不管国王做什么都是对的。经过现在这场变化，统治人民将会更困难了。”

这就是游荡于欧洲的“共产主义幽灵”，这反映了对“无产阶级”的恐惧。这种恐惧不仅影响了兰开复或法国北部的工厂主人，也影响了农业德国的政府文官、罗马的僧侣和各地的教授。这是罪有应得的。因为，在1848年头几个月爆发的这场革命，并不仅是在它涉及动员了所有社会阶层这一意义上才是一场社会革命。在中西欧的大城市，特别是首都当中，它是一场名副其实的劳动贫民起义。他们的力量，而且差不多就仅是他们的力量，将把从意大利巴勒摩到俄国边界的旧制度推倒在地。当尘埃在其废墟上落定之时，人们发现，工人们（在法国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工人）正站立其上，他们不仅要求面包和就业，而且还要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和社会。

当穷苦的劳动者奋起之时，欧洲旧制度的虚弱与无能，增加了富人和权贵世界的内在危机。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是个美妙的时刻。如这些危机换个时间出现，或在允许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派别和平调整其争端的体制下出现的话，他们导致革命的可能性，恐怕比不上18世纪俄国宫廷常年不断的争吵导致沙皇制度没落的可能性。例如，在英国和比利时，农业家与工业家之间，及其各自的内部派别之间，都有大量的冲突存在。但是，显然可以理解的是，1830－1832年的变革已以有利于工业家的结果决定了权力问题；否则，只有冒险革命才能将政治现状加以冻结，然而，革命却是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避免的。正因为如此，所以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工业家和农业保护主义者之间有关《谷物法》的尖锐斗争，居然能在宪章派的骚动中展开并取得成果（1846年），而且一刻也未曾危及到所有统治阶级对抗普选威胁的团结性。在比利时，虽然自由主义者于1847年的选举中战胜天主教徒，使工业家脱离潜在的革命者行列，而1848年经审慎判断的选举改革，一举将选民增加了一倍（在400万人口中，选民仍不多于8万人），多少消除了下层中产阶级核心人士的不满。因此比利时没有爆发1848年革命，尽管以实际遭受的苦难而论，比利时（或者不如说佛兰德斯）可能比除爱尔兰之外的西欧地区都要糟。

但是，专制主义的欧洲，是由1815年的顽固政体所主导，该体制旨在杜绝任何具有自由主义或民族主义性质的变革，甚至对最温和的反对派，该体制也未留下除了承认现状或进行革命之外的其他选择。他们可能不准备自己起来反叛，但是，除非发动一场不可逆转的社会革命，并且除非有人起来进行这样的革命，他们也将一无所获。1815年的政权迟早得让路。他们自己知道这一点。“历史反对他们”的意识削弱了他们的抵抗意志，正如历史的确是在反对他们这一事实削弱了他们抵抗的能力一样。在1848年，革命（常常是国外的革命）的第一阵轻烟就把他们吹跑了。不过，至少得有这一阵轻烟，否则他们是不会走开的。与英、比相反的是，在这类国家当中，即使是较小的摩擦（统治者与普鲁士和匈牙利议会的争执；1846年选举出一位“自由主义”教皇，即一位急于把教皇国带到离19世纪稍微近一点的教皇；对巴伐利亚的一位王室女主人的怨恨等等。），也都会酿成重大的政治震荡。

理论上，路易·菲力普的法国应该有着英国、比利时、荷兰以及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政治灵活性才是。但是，事实上它却没有。因为，法国统治阶级（银行家、金融家以及一两个大工业家）仅代表了中产阶级利益的一部分，而且是其经济政策为更有活力的工业家以及不同利益集团所讨厌的那部分；此外，对1789年革命的记忆，仍然阻碍着改革。因为，反对势力不仅有不满的中产阶级，而且还有政治上起决定作用的下层中产阶级，尤其是巴黎的下层中产阶级。（尽管选举权受到限制，他们仍在1846年投票反对政府。）扩大选举权可能因此而引入潜在的雅各宾党人，亦即激进派，这些人除非被正式加以禁止，否则一定会变成共和分子。路易·菲力普的总理兼历史学家基佐，因此倾向于将扩大政权之社会基础的任务留给经济发展来承担。因为经济发展将自动增加具有进人政界财产资格的公民数量。事实上正是如此。选民从1831年的16.6万人上升到1846年的24.1万人。不过，这还不够。对雅各宾共和的恐惧使法国政治结构无比僵化，而且使法国政治形势日趋紧张。在英国，于宴会之后举办一场公共政治讲演——就像法国反对派在1847年所举行的那样——绝对不会引起任何问题。但是在法国，它就代表着革命的序幕。

如同欧洲统治阶级的其他政治危机一样，1848年革命与一项社会灾难同时发生，即自19世纪40年代中期开始横扫欧洲大陆的大萧条。歉收，尤其是马铃薯歉收引人注目。爱尔兰和程度上较轻的威斯特利西亚和佛兰德斯的所有人口都在挨饿（在佛兰德斯的亚麻种植地区，1846－1848年之间，人口下降了5％。），食品价格飞涨。工业萧条使失业加剧，大批城市劳动贫民恰好在其生活费用飞涨之时，被夺去了他们微薄的收入。不同国家与国内不同地区之间的形势都有所不同，但是，对于当时政权有幸的是，诸如爱尔兰人和佛兰德斯人或一些地方工厂工人这样最悲惨的人，在政治上也是最不成熟的。例如，法国北部地区的棉纺工人将他们的绝望发泄在涌入法国北部同样绝望的比利时移民身上，而不是发泄在政府甚至老板身上。而在最工业化的国家当中，不满情绪的锋芒早已被19世纪40年代工业和铁路建设的大繁荣所磨灭。1846－1848年是个坏年头，但还没坏到1841－1842年那种程度，而且，它们只是在现已清晰可见的经济繁荣曲线上的暂时下滑而已。不过，如果把中欧和西欧当做一个整体，1846－1848年的大灾难则是普遍性的，而总是处在生存边缘的群众，他们的情绪则是紧张而激动的。

一场欧洲的经济灾难就这样与旧政权的显然瓦解同时发生。1846年加利西亚的一场农民起义；同年一位“自由主义”教皇的当选；1847年末，一场由瑞士激进派打败天主教徒的内战；1848年初在巴勒摩发生的西西里自治起义，上述事件都不是大风中飘动的草，而是狂风的最初怒吼。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很少有革命像这场革命那样被普遍预见到，尽管并不一定正确预见到在哪些国家或哪些日期发生。整个欧洲大陆都在等待着，他们已准备就绪，可立即将革命的消息藉由电报从城市传向城市。1831年，雨果写道，他早已听到了“革命沉闷的轰响，仍然在地层深处，正在欧洲的每一个王国底下，沿着其地下坑道，从矿场的中心竖井——巴黎——向外涌出”。1847年，革命之声高亢而逼近。1848年，正式引爆。

谢选骏指出：人说“迈向1848”，我看这就是迈向《共产党宣言》。按照共产党的日历，此后一个历史周期，就是苏联的出现了。按照我的算法，此后两个历史周期（每个周期六七十年），苏联就解体了。到现在2024年，苏联的解体，也已经过去了半个历史周期——所以我可以期待，在未来的半个周期（三四十年），将有重大的世界历史事件发生。

（另起一页）

【第二本】

【资本的年代：1848～1875】

【THE AGE OF CAPITAL】

【目录】

序言

导言

第一章　民族的春天

第二章　大繁荣

第三章　统一的世界

第四章　冲突与战争

第五章　民族的创建

第六章　民主力量

第七章　失败者

第八章　胜利者

第九章　变化中的社会

第十章　土地

第十一章　移动的人

第十二章　城市·工业·工人阶级

第十三章　资产阶级世界

第十四章　科学·宗教·意识形态

第十五章　艺术

第十六章　结语

【序言】

笔者关于世界现代史（即从法国大革命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专著共有三本。第一本《革命的年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1789—1848）早已问世，第三本尚未动笔，本书则介于二者之间。由于它独立成卷，对读过或没有读过第一本的读者都具有可读性。不过对读过第一本的读者我要表示歉意，因本书零零星星地收进了他们业已熟知的材料。这样做是为了照顾尚未涉猎第一本书的读者，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背景资料。出于类似的目的，我也简略地为以后发展趋势作了几点提示，特别是在第十六章“结局”中。与《革命的年代》重复的资料我当然会尽量削减到最低限度，并将它们分散开来，以免使读者生厌。读者可视此书为独立篇章，只要记住本书并非处理一个孤立的、与其前后截然分开的时期即可。历史是不可分割的。

无论如何，对任何受过一般普通教育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应该是完整的。它是为普通读者而不是为历史学家所写的。社会为历史学家研究的课题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历史学家如能正当使用这些史料，就不应专为其他史家而写，不论他们使用史料的数量是多是少。一般读者若能对欧洲历史有基本的了解，是会有好处的。笔者相信那些搞不清攻陷巴士底狱或拿破仑战争是怎么一回事的读者，在遇到紧急情况时，虽能设法应付，但具备这些知识，定会有些帮助。

本书所述的时代较短，但其跨越的地界却很大。以欧洲——事实上以英国和法国——为中心来写1789—1848年的世界史，并非不切实际。然而随之而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就再也不能纯粹以欧洲史来概括了，因为1848年后资本主义经济向全世界辐射，撰写这个时期的世界史如不在相当程度上注意其他几个大洲，必定荒诞可笑。我是不是也太欧洲中心主义了呢？可能有此嫌疑。欧洲历史学家对欧洲的了解比对其他洲的了解要多得多，这是可以理解的，于是，他们遂情不自禁地从他们所处环境的特别有利地位来欣赏全球景物。美国历史学家对同样的景物会有某些不同看法，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不过无论怎么看，19世纪中叶世界资本主义发展史仍是以欧洲为中心。例如美国，那时虽已露出它必将成为泱泱大国和世界头号工业强国的苗头，但它那时的经济实力还很弱小，只能自给自足而已。事实上，那时的美国也不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庞然大物：1870年其人口比英国多不了多少，与法国不相上下，比后来很快形成的德意志帝国还略少一些。

我将本书分成三个部分。1848年革命是这一时期发展主线的前奏。对于几条主线的开展，我是从欧洲大陆角度观察的，但只要有需要，也将从全球角度加以探讨，不过我并不企图把它写成一系列面面俱到、内容完整的“国家”史。欧洲以外的世界占有两章篇幅。在这两章里，我不能不着重探讨若干重要的地区和国家，主要是美国、日本、中国和印度。每章均以主题划分，而非以年代先后为序，当然其中包含的年代仍是清晰可辨的。这些年代是：寂静但对外实施扩张的19世纪50年代，比较动荡的19世纪60年代，以及经济繁荣与经济萧条交替出现的19世纪70年代。第三部分包括了19世纪第三个25年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横断面。

我的目的并非是将已知的事实作一番总结，亦非叙述何时发生何事，而是将事实归纳起来，进行整体的历史综合，从而“了解”19世纪第三个25年，并在一定限度内把我们今日世界的“根”追溯到那个时期。本书的目的同时也是为了展现这个时期无与伦比的特征。这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时代，因此显得那么生疏，那么遥远。至于这本《资本的年代》是否再现了这一历史时期得由读者去判断。本书的看法，特别是与很多人观点相左的看法是否正确，得由我的史学界同行们去评论。同行们显然不会一致同意我的看法。著书人总希望自己的作品受到广泛注意，热情颂扬也好，愤怒指责也罢，能引起热烈讨论就不错。我不敢存有与评论家打场笔墨官司的奢望，在这一版里，我只是把几处印刷错漏和某些明显错误（有些明显错误已引起我的注意）纠正一下，调整一些容易造成误解的句子，如此而已。当然在与我的系统阐述方法不相矛盾的情况下，也认真考虑了某些批评意见。这些意见在我看来是正确的。但全书基本上是依然故我。

不过，一般读者似乎对我有些误解，特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天生情有独钟的某些评论家。我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同情显然不及他们。这个误解我想必须澄清。历史学家有责任让读者了解其政治倾向，所以我在“导言”中写道：“本书作者无意掩饰自己对本书所述年代的某些厌恶，甚至某种鄙视，但由于敬佩这个时代所取得的巨大物质成就，由于竭力想去理解自己不喜欢的事物，因而稍有缓和。”有些人认为这段话就是作者将以不公正态度对待维多利亚时代的资产阶级以及维多利亚时代取得胜利的宣言。鉴于有些人无法看懂书中的内容（这内容与他们认为必须有的内容大相径庭），我要斩钉截铁地说：情况绝非如此。事实上至少有一位评论家正确地承认：“不仅这本书的撰写宗旨是要突出资产阶级的胜利，而且这本书最为赞同的还是资产阶级。”是也罢，否也罢，这是资产阶级的时代，我只是原封不动地把这个时代再现出来，为此我甚至不惜忽略了其他阶级，未能留出足够篇幅来表述其他阶级在这个时代所占有的分量。

我不能说我是一切问题的专家，我只是对与本书有关的众多问题中的一小部分精通而已。而且我还不得不几乎全部依赖二手甚至三手资料。不过这也是不可避免的。研究19世纪的著作已可堆成高耸入云的大山，使历史的天空黯然失色，而每年在高山顶上仍有新的作品不断增添。当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扩大到无所不包，事实上囊括了20世纪下半叶人们感兴趣的各个方面时，需要吞噬的材料更是数不胜数，连最博学、最百科全书式的大学问家，也感到无法应付。材料必须精简，精简成一段或两段，精简成一行，或一笔带过，或只作细小的处理，或索性忍痛割爱。历史学家必然要借鉴他人作品，但越来越多的情况是只能浏览一下而已。

不幸的是，如此将打破学者们令人敬佩的常规做法。按照常规做法，学者们对其资料来源，特别是对有过帮助的人总要谦恭地铭谢一番，因此只有原作者才能声称其个人所发现的智慧财产他人皆可使用。然而我在书中信手拈来的所有点滴想法，其原出处是来自哪本书或哪篇文章，或哪次谈话，或哪次讨论，我怀疑我是否能列出。我只能请求那些被我有意或无意巧取豪夺的作品的作者原谅我的无礼了。再说如果定要寻根究源，那将增添一大堆对本书不太合适的索引和注释，徒增书的篇幅。无论如何，我只能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书中注释几乎完全限于引用的统计资料和其他数字，以及某些有争议或令人瞠目结舌的引述来源。未加附注的其他数字大多数摘自标准材料，或摘自马豪尔的《统计辞典》（Mulhall Dictionary of Statistics）等极为珍贵的简明资料。涉及的文学著作——即俄罗斯小说——只提及书名，因为这些小说版本太多，本书作者看的版本读者不一定都能找到。提到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是那个时代主要的当代问题评论家）的作品，都是大家熟悉的书或信札，根据的是现有标准版（东柏林：1956—1971年）的卷次和页数。至于地名，凡有英文的就写成英文地名〔例如慕尼黑：（Munich）〕，没有英文的，就用当时出版物上通常用的名字〔例如普里斯堡：（Pressburg）〕，其中没有任何民族偏见。如有必要，会将该地的今名附加在括号中，例如莱巴赫〔Laibach，今名卢布尔雅那（Ljubljana）〕。已故的齐诺（Sigurd Zienau）和赫斯凯尔（Francis Haskell）审阅了科学和文艺部分，并纠正了我的某些错误。科文（Charles Curwen）解答了有关中国的问题。发生的错误和疏漏我难辞其咎。罗杰斯（W.R.Rodgers）、克劳丁(Carmen Claudin）和莫伊莎（Maria Moisá）不时抽空来充当助理研究员，给我提供了极大帮助。我还要深深感谢我的编辑洛登（Susan Loden）。

谢选骏指出：作者自供，这本书“以欧洲——事实上以英国和法国——为中心来写1789—1848年的世界史”，可见他总结的并非“世界的普遍规律”，而是“西欧一隅的孤证”。

【导言】

19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和政治词汇里多了一个新词：“资本主义”（capitalism，《革命的年代》导言中说“资本主义”一词的出处可追溯到1848年以前。然而进一步深入研究后方知这词不可能在1848年以前出现，也不可能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广泛流传），所以将本书定名为《资本的年代》是很恰当的。这个书名也使我们想起最令人敬畏的资本主义评论家马克思的巨著《资本论》（DasKapital，1867年），该书亦出版于19世纪60年代。资本主义的全球性胜利，是1848年后数十年历史的主旋律。这是信仰经济发展依靠私营企业竞争、从最便宜的市场上采购一切（包括劳动力），并以最高价格出售一切的社会的胜利。建立在这个原则基础之上的经济，自然是要依靠资产阶级来主宰沉浮，资产阶级的活力、价值和智力，都已提高到与其地位相当的程度，并牢牢保持其优势。依此为基础的经济，据信不仅能创造丰富而且分配适当的物质财富，还能创造日新月异的人类机遇，摆脱迷信偏见，讲究理性，促使科学和艺术发展。总之，创造一个物质和伦理道德不断进步、加速前进的世界。在私有企业任意发展的道路上，那些所剩无几的障碍均将一扫而光。世界机制，或谓尚未摆脱传统和迷信势力的世界机制，或谓不幸得很不是白皮肤（最好原籍是中欧、西欧、北欧的白皮肤）的世界的机制，将逐步向国际模式靠拢，即领土明确的“民族国家”，有宪法保证的财产和民权，有个选举产生的议会，和为财产、人权负责的代议政府，以及在条件成熟的地方让普通百姓参政，不过关于这点有个限度：得保证资产阶级的社会秩序，排除资产阶级被推翻的危险。

追踪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不是本书的任务。资产阶级在1848年前的60年里已经获得历史性的突破，在经济阵线、政治—意识形态阵线上皆取得胜利。只要记住这一点足矣。1789—1848年的岁月，已在早些时候出版的拙著《革命的年代》中详细讨论过（参见本书《序言》，以下我还将不时向诸位读者提及该书）。那个时期的主线是双元革命：由英国发起主要限于英国的工业改造和与法国有关主要限于法国的政治改造。两者异曲同工，皆是新社会的胜利。至于这个社会是否就是已大获全胜的自由资本主义的社会，一个被法国历史学家称之为“所向披靡的资产阶级”的社会，当时人可不像我们现在这般肯定。站在资产阶级政治思想理论家后面的，是一大群准备将温和自由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革命的群众。处在资本主义企业家之下和周围的，是被迫背井离乡、满腹怨言的“劳动贫民”，他们摩拳擦掌，跃跃欲试。19世纪30—40年代是充满危机的年代，前景未卜，只有乐天派才敢对其结果作出预测。

不过在1789—1848年期间，由于两大革命双管齐下，使这一时期的历史具有统一的美、对称的美。在某种意义上，这段历史更容易写，也更容易读，因为这段历史有个明显的主旋律，有个显著的形状，而且这段历史年代的起讫也很清晰，其清晰度就像我们有权希望人类事物应该呈现的那样。本书的起点是1848年革命。随着1848年革命结束，以前的对称不复存在，形状变了。政治革命偃旗息鼓，工业革命昂首挺进。1848年是“民族的春天”，是欧洲第一次和最后一次（几乎）名副其实的革命，左派的理想暂时实现，右派经历了一场噩梦，俄罗斯帝国和土耳其帝国以西的绝大部分欧洲大陆旧政权，同时被告推翻；从丹麦的哥本哈根（Copenhagen）到西西里的巴勒摩（Palermo），从罗马尼亚的布拉索夫（Brasov）到西班牙的巴塞罗纳（Barcelona），几乎无一幸免。这是预料中的事。这是双元革命的结果，是双元革命合乎逻辑的产物。

革命失败了，全球性、迅速而且无限期地失败了——政治逃亡者几年后还未认识到这次失败是无限期的。从此以后，1848年前设想的那种普遍的社会革命，不复出现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这种社会革命运动的重心转移到（先进国家的）边缘地区和落后世界，进而演变成20世纪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权，不过在本书阐述的时期内，这类运动仍处于“低度开发”，是段插曲，而且陈旧。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显然是方兴未艾的发展，为“先进”国家的政治带来了若干选择。（英国的）工业革命吞食了（法国的）政治革命。

所以本书叙述的历史是一边倒的历史。主要是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大发展的历史，是这个经济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大踏步前进的历史，是认可这些进步并使它们合法化的思想理论大发展的历史，主要表现为理性、科学、进步和自由主义。这是资产阶级大获全胜的时代，虽然欧洲资产阶级对全力夺取公共政治统治权方面还羞羞答答。在这一点上，也许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革命的年代尚未结束。欧洲中产阶级之前已被人民吓破了胆，而且仍心有余悸：“民主”据信仍将肯定而且迅速地演变成“社会主义”的序曲。在资产阶级的凯旋时刻，正式主持资产阶级秩序的人物，在普鲁士是一位极其反动的乡下贵族，在法兰西是一个冒牌皇帝，在英国则是一连串的地主贵族。对革命的恐惧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根深蒂固，这说明资产阶级缺乏基本安全感。在本书阐述的历史时期结束之际，在先进国家爆发了唯一的革命事件，一场几乎是局限一地、昙花一现的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起义，流血之多竟超过1848年的任何一次运动，于是各国大为恐慌，紧急进行外交磋商。至此，欧洲先进国家的统治者开始认识到（尽管多少有点不情愿），“民主”（即在广泛普选基础上建立议会制政体）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政治上是无害的，虽然或许有点讨厌。对于这点，美国统治者已有所认知。

所以，喜欢激动人心英勇场面的读者，不会喜欢19世纪中叶这几十年的历史。这期间发生的战争不少，多于它之前的30年，也多于它之后的40年。其中包括由拥有技术和组织优势一方获胜的速决战，如欧洲国家在海外发动的大多数战争；类似1864—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国的战争；甚至连交战国的爱国主义者也不忍卒睹的血腥屠杀，例如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在这段时期的所有战争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美国内战。这场战争获胜的一方，归根结底是由于它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更好的资源。南方败北，虽然它有较为杰出的军队和将领。有时也有一些充满浪漫和绚丽色彩的英雄故事，如身着红衫、留着一头鬈发的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此类例子因其稀少而十分突出。政治方面也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大事。诚如白哲特（Walter Bagehot）对政治成功的标准所下的定义那样：“寻常的见地加不寻常的能力。”拿破仑三世显然觉得他那伟大叔父拿破仑一世的大氅穿在身上会很不舒服。林肯（Lincoln）和俾斯麦（Bismarck）无疑是伟大人物，他们在公众中的形象因他们面部的俊俏线条和他们擅长的漂亮空谈而获益匪浅，但他们获得的成就则有赖于他们作为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天赋。意大利的加富尔（Cavour）亦然，然而这些人完全不具备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伟大气质和领袖魅力。

这时期最激动人心的大事，显然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成就：全世界浇铸了几百万吨的铁，穿越各大洲的绵延铁路，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芝加哥等从美国中西部处女地上拔地而起的大城市，汹涌的移民潮等等。这是一出欧洲和北美强权主演的戏剧，世界被踩在它们足下。那些衣着朴素的冷静之士，在建设煤气厂、铁路和提供贷款时，也展现出令人尊敬的特质和民族优越感。不过人数很少的冒险家和拓荒者不属此列。

这段历史也是一出进步的戏剧（进步是这个时代的关键词）：波澜壮阔、开明进步，对自己充满信心，也感到满足，最重要的是这一切都是必然的。西方世界一切拥有权势的人，几乎没有一个希望阻挡时代前进的步伐。只有几个思想家和也许人数稍多一些的评论家凭直觉感到，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但它产生的世界可能与预期的世界很不一样，也许会南辕北辙，背道而驰。没有人认为时代会马上逆转。马克思也不认为会逆转。他预见到1848年的社会革命，预见到此后10年形势的发展，到了19世纪60年代，他认为革命是长期的。

“进步的戏剧”是个隐喻说法，但是对下列两种人来说这也是毫不夸张的现实。一种是资本主义世界里的千百万穷人，他们穿过边境，远涉重洋，前往一个陌生地方，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生活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种则是资本主义世界以外的各国人民，他们已被资本主义世界打垮，已被资本主义世界控制，对他们来说，这意味着需要在下列两种命运之间进行选择：一是抱残守缺，为维护他们的传统和习俗进行注定失败的抵抗；一是夺取西方武器，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解并掌握西方的“进步”。19世纪第三个25年里有胜利者，有受害者。它的戏剧性在于出现了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不是胜利者的尴尬，而主要是受害者的困惑。

历史学家不可能非常客观地看待他所研究的历史时期。史家的专业知识使他们无法同意最具代表性的意识形态理论家的见解：即认为由于技术、“实证科学”以及社会方面的进步，人们已可用自然科学家无可辩驳的公正态度来审视他们的现在，他们认为他们了解自然科学家的方法。（差矣！）本书作者无意掩饰自己对本书所述年代的某些厌恶，甚至某种鄙夷，但由于敬佩这个时代所取得的巨大物质成就，由于竭力想去理解自己所不喜欢的事物，因而稍有缓和。许多人喜欢从危机层出不穷的20世纪西方世界来看待19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世界，觉得那时一切都是信心十足，一切都是肯定无疑。作者对这种“想当年”的怀旧病不敢苟同。作者倒是同情一世纪前遭人冷落的那群人。无论怎么说，“信心十足”、“肯定无疑”云云都是错误的。资产阶级的胜利是短暂的，不是永久性的。正当资产阶级看似要完成之际，却恰恰证明自己并非统一的整体，而是四分五裂。19世纪70年代初期，经济发展和自由主义胜利看来是不可阻挡的，但到19世纪70年代末期，却已不再一帆风顺。

这个转折点标志着本书所论时代的结束。不同于1848年革命（这是本书的时代起点），这个时代的结束没有一个合适的、全球性的具体日子可作标志。如果定要找个具体时间，就推1873年吧，这一年之于维多利亚时期，就好比华尔街股市暴跌的1929年之于20世纪一般。因为那年开始了当时一位观察家称之为“工业、商业和贸易都出现了最奇怪的、在许多方面堪称空前的混乱和萧条”，当时的观察家称此为“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大萧条的时间一般认为是1873—1896年。

最值得注意的特色（上面这位观察家写道）是它的普遍性。它既影响到牵涉进战争的国家，也影响到维持住国内和平的国家；影响到拥有稳定通货的国家，也影响到通货不稳定的国家……影响到奉行自由交易制度的国家，也影响到其交易多少受到限制的国家。它在像英国和德国这样的古老社会当中是令人叹息的，在代表新社会的澳大利亚、南非和加利福尼亚也是如此。对于贫瘠的纽芬兰和拉布拉多（Labrado）居民而言，它是难以承受的灾难；对于阳光灿烂、蔗田肥沃的东、西印度群岛居民而言，也是难以承受的灾难。同时它也没有使居于世界交易中心的人更为富有，然而通常在商业波动最剧烈和最不稳定的时刻，他们的获利也最大。

这位杰出的北美人士撰写上述这番话的那年，正是国际工人协会在马克思鼓励下成立的那一年。大萧条带来了一个新时代，所以大萧条也可作为旧时代结束的恰当时间。

谢选骏指出：作者坦言——19世纪60年代，世界经济和政治词汇里多了一个新词：“资本主义”（capitalism，《革命的年代》导言中说“资本主义”一词的出处可追溯到1848年以前。然而进一步深入研究后方知这词不可能在1848年以前出现，也不可能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广泛流传）……

我看——“资本主义”这个词汇就是共产党创造发明出来，用来支撑他们的强盗逻辑——科学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里，也只有“资产阶级”，而没有“资本主义”。所以说，所有谈论“资本主义及其社会”的书籍，实际上都是“共产党的低级宣传品”——也就是说，要比《共产党宣言》还要低级。

【第一篇前奏】

【第一章　民族的春天】

请非常认真地阅读报纸——现在的报纸值得一读……这场革命将改变地球的面貌——这是应当的，也是必然的！——革命万岁——诗人韦尔特（G.Weerth）写给母亲的信1848年3月11日

真的，如果我年轻一些、富有一点，我肯定会移居美国。这并不是因为胆小怯懦——因为当前的形势对我本人不会有任何坏处，正像我也不会有害于别人一样——而是由于这里道德败坏，用莎士比亚的话来形容，已经腐败透顶。——诗人艾兴多夫（Eichendorff）写给一个通信者的信1848年8月1日

1848年初，杰出的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众议院（Chamber of Deputies）中起而陈言，发表了大多数欧洲人共同的看法：“我们正睡在一座将要爆发的火山上……你们没看见大地正在抖动吗！一场革命的风暴已经刮起，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的到来。”大约在此同时，两个日耳曼流亡者，30岁的马克思和28岁的恩格斯，正在宣布无产阶级革命的原则——这正是托克维尔提醒他的同僚们去阻止的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几个星期以前，接受德国共产主义者同盟（German Communist League）的委托起草了一份文件，并于1848年2月24日前后，用德文在伦敦匿名出版，书名为《共产党宣言》（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并声明“将用英文、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佛兰芒文（Flemish）和丹麦文出版”（实际上，在当年也翻成了波兰文和瑞典文，但平心而论，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之前，除日耳曼革命者的小圈子外，它的政治反响并不大）。几个星期之内，实际上对于《共产党宣言》来说只是几个小时之内，预言者的希望和担心似乎即将实现。法国的王朝被起义者推翻，共和国随之宣告成立，欧洲革命已经开始。

在世界近代史上发生过许多大革命，并且确实有许多比1848年革命更为成功。然而，却没有一场比这场革命传播得更快、更广。这场革命像野火春风一般越过边界、国界甚至海洋。在法兰西这个欧洲革命的天然中心和引爆点中（见《革命的年代》第六章），2月24日宣布共和国成立。到3月2日，革命的火焰已经在德国西南部燃起，3月到达巴伐利亚（Bavaria），3月11日到达柏林，3月13日到达维也纳，并迅即燃烧至匈牙利，3月18日到达米兰，随后蔓延至意大利（一场自发的暴动已经控制了西西里）。当时，即使是最快的传播媒介〔罗思柴尔德（Rothschild）银行〕也得要五天才能把消息从巴黎传到维也纳。然而不过几个星期的时间，在当今欧洲10个国家的全部或部分地域内（包括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部分地区，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这场革命的政治影响在比利时、瑞士和丹麦也算相当深刻），没有一个政府能幸免于垮台的命运，而其他地区也经历大小不一的动荡。此外，1848年革命是第一次潜在意义上的全球革命，其直接影响可以在伯尔南布科（Pernambuco，巴西）1848年起义和几年以后遥远的哥伦比亚起义中看到。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场革命是“世界革命”的模范，是造反者梦寐以求的目标；并且在日后几次罕见的时刻里，如大战之后的动荡，造反者认为他们已看到这种形式的革命。实际上，与其相同的大陆革命或世界革命是极其罕见的。在欧洲大陆，1848年革命是唯一一场既影响“先进”地区也影响落后地区的革命。它是这类革命中传播最广却也最不成功的一场。离爆发之日才短短6个月后，它在各地的普遍失败已经一目了然，18个月后，除了一个例外之外，被它推翻的所有政权全都复辟，而这唯一的例外（法兰西共和国），也尽可能地远离起义者，尽管这个共和国是靠革命起家的。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1848年革命在本书中被置于特殊地位。如果不是发生了这场革命，如果不是害怕再次发生这样的革命，其后25年的欧洲历史或许会截然不同。1848年根本不是“欧洲人错过转折的转折点”。欧洲人错过的是没有以革命的方式转折。正是由于欧洲没有以革命的方式转折，发生这场革命的1848年，遂成为孤立无序的年代，它像一首序曲，而不是主剧；就像一扇门户，要踏入其中才知其究竟，否则，光从它的建筑风格是料想不到我们实际深入其中将见到的景象的。

革命在欧洲大陆最重要的心脏地区获得胜利，但在其周边地带却未闻凯歌。这些地带或太遥远，或太偏僻，它们在历史上丝毫没有受到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例如伊比利半岛、瑞典和希腊）；要不便是太落后，尚未形成足以在革命地区引燃政治暴动的社会阶层（如俄罗斯和奥斯曼帝国）。但其中也包括仅有的几个已经工业化的国家，如英国和比利时，它们的政治运动已经采取其他不同的形式进行了。（波兰也是一个。波兰自从1796年起就被俄国、奥地利和普鲁士瓜分。若不是由于占领它的俄国和奥地利统治者成功地动员农民起来反对贵族乡绅，波兰本来是会参加革命的。）然而，爆发革命的地区实际上涵括了法国、日耳曼邦联、深入东南欧的奥地利帝国和意大利，这些地方之间的差异也是相当悬殊的。既有落后且与众不同的卡拉布里亚（Calabria）和特兰西瓦利亚（Transylvania），也有发达的莱茵地区（Rhineland）和萨克森（Saxony）；既有已开化的普鲁士，也有未开化的西西里；有些地区相距甚远，如北日耳曼的基尔（Kiel）和西西里的巴勒摩之间，又如法国西南的佩皮南（Perpignan）和罗马尼亚的布加勒斯特（Bucharest）之间。它们大多都由大约可称作专制君主或国王的所统治，而法国已经是一个立宪王国，实际上更是一个资产阶级王国。欧洲大陆唯一一个称得上共和国的是瑞士邦联（Swiss Confederation），它在1847年底爆发了小规模内战，为这场革命打了头阵。在受到革命冲击的国家之中，论其人口的多寡，有3500万人的法国，也有数千居民的日耳曼中部的君主国；论其地位高低，有独立的世界大国，也有受外国统治的君主国和附庸国；论其结构，有中央集权和统一的国家，也有松散的集合体。

特别明显的是，历史——社会和经济结构——和政治将爆发革命的地区分为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的两个极端之间看起来几乎不具共同之处。它们的社会结构根本不同，只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乡村人比城镇人多，小城镇人比大城市人多，这项事实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城镇居民特别是大城市居民，在政治活动中的表现异常突出（出席德国“预备会议”的莱茵地区代表中，有大城市代表45人，小城镇代表24人，乡村代表只有10人，然而73%的人却在乡村生活）。在西欧，农民大部分获得了自由，大地主相对较少；在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农民还是农奴，而土地所有权仍高度集中在贵族地主手中（见第十章）。在西欧，“中产阶级”指的是当地的银行家、商人、有资本的企业家以及那些从事“自由职业”和担任高级官员的人（包括教授）。尽管他们当中有一些自认为属于上层社会，可以和拥有土地的贵族一比高低，至少在消费方面如此。在东欧，与西欧中产阶级地位相同者，大都是外来的少数民族，他们有别于当地居民，如日耳曼人和犹太人，无论如何他们总是极少数。真正的“中产阶级”是受过教育且具经营头脑的乡绅和小贵族，这一阶层人的数量在某些地区出人意料地多。北起普鲁士，南至意大利中北部的中心地区，可以说是革命的核心区，这一地区在许多方面都兼有“发达”和落后地区的双重特点。

在政治上，这一革命地带同样是参差不齐的。除法国外，它们的问题不仅是政治和社会方面的问题，而且是国家的问题，甚至是国家存在的问题。日耳曼诸邦力图建立一个“日耳曼”以囊括日耳曼境内形形色色不同面积、各具特点的君主国。同样，意大利人试图把奥地利首相梅特涅（Metternich）轻蔑但却很恰当地称之为“仅仅是个地理名词”的地方，弄成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国家。两者带着惯有的民族主义偏见，将那些不是或自认为不是日耳曼或意大利人的民族（例如捷克人），也划归到他们的建国计划当中。除了法国之外，日耳曼、意大利以及实际上所有与革命有关的民族运动，都发现他们在反对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庞大帝国时，不知所措。在这个帝国里面，居住了日耳曼人和意大利人，也居住着捷克人、匈牙利人、大部分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南斯拉夫人以及其他斯拉夫人。其中一些民族，至少它们的政治代言人，认为与其被某些扩张成性的民族，如日耳曼民族或马札儿民族吞并，不如屈从帝国，这也许不失为解决民族问题的好方法。据说捷克的代言人帕拉茨基（Palacky）教授曾说过：“如果奥地利不存在，那就必须造一个出来。”因而整个革命地区的政治运动，是沿着不同的方向同时进行的。

激进主义者开诚布公地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解决方案：在所有王国和侯国的废墟上，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民主共和国，不管是叫德意志、意大利、匈牙利或其他任何称谓都好，并遵循法国大革命的三项原则，升起三色旗。三色旗通常象征着法国模式，是民族旗帜的基本形式（见《革命的年代》第六章）。另一方面，温和主义者则出于多种考虑，态度比较含糊，要求也复杂多样，实际上却是基于对民主的恐惧，他们认为民主无异于社会革命。在君主还没有被群众赶下台的地区，鼓励群众破坏社会秩序是不理智的；在君主被群众赶下台的地方，最好是奉劝或迫使群众退出街头，拆除那些明确象征着1848年革命的街头堡垒。于是，问题成了在那些虽然被革命瘫痪但仍然没有被赶下台的君主中，哪一个可以被敦促来支持这项大业！到底该怎样实现一个联邦的自由日耳曼或意大利！仿照哪种议会模式！由谁来主持！这个国家能够既包括普鲁士的国王，也包括奥地利的皇帝吗〔就像温和主义者设想的“大日耳曼”（Greater German）那样——切莫与激进民主主义者提出的另一概念“大德意志”（Greater-Germans）相混淆〕！抑或只要建立一个“小日耳曼”，即排除奥地利！同样，哈布斯堡王朝中的温和主义者也正在着手制定联邦共和国的多民族宪法，该项工作直到1918年帝国灭亡才告停止。在革命运动和革命战争爆发的地方，人们还没有闲暇考虑宪法问题；在没有爆发革命运动和革命战争的地方，如德国的大多数地区，则有充足的时间制宪。由于大部分温和自由主义者都是教授和政府职员——法兰克福国会的代表中，68%是官吏，12%属于“具有专门知识的自由职业者”——这场短命的国会争论，遂被后人当作智者空谈的笑柄。

由上可见，在研究1848年革命时，确实值得深入细微地分别研究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和各个地区，但这非本章所能及。尽管各个地区各具特色，但它们之间的共同之处还是相当大，这类例子很多，如各地几乎同时发生革命，它们的命运又是如此紧密相连，它们都有着相同的情绪和举止，怀抱一种出奇浪漫和乌托邦式的梦想，采取了相同的节奏步伐，法国人为形容此情此景而创造了“四八年人”（quarante-huitard）一词。每一位历史学家都可一眼识出其特征：胡须、飘扬的领巾、军用宽边帽、三色旗、随处可见的街垒以及刚开始时的自由感、无限的希望感和过于乐观导致的不安感。这就是“民族的春天”——而且确实像春天一样，不会久驻长在。接着，我们必须简要地看看它们的共同特点。

首先，它们全部是速胜速败，并且多数是完全胜利和彻底失败。在革命最初的几个月里，革命区域内的所有政府都被摧毁或瘫痪。这些政府实际上毫无抵抗地垮台退避。然而，只经过相当短的时间，几乎在所有地方，革命就失去了其爆发力。法国在4月末，发生革命的欧洲其他地方在夏天就是如此。尽管这场革命运动在维也纳、匈牙利和意大利曾恢复一些反击能力。在法国，保守势力复活的最初标志是4月选举。在这次普选中，虽然只选了少数保皇主义者，但却把大批的保守主义者送进了巴黎。这些保守主义者得以当选是靠了农民的选票，农民选民这样做是由于缺乏政治经验，而不是反动。满脑子城市思想的左派，在当时还不知道如何向农民求助。〔实际上，日后法国政治学者所熟知的法国乡村“共和派”和左翼地区，在1849年前已经出现。当1851年废除共和之际，正是这些地区——如普罗旺斯（Provence）——出现了最为激烈的反抗。〕第二个标志是巴黎革命工人的孤立和失败，革命工人在6月的革命起义中失败。

在中欧，革命的转折点发生在哈布斯堡军队获准重组一事，当皇帝于5月逃亡后，哈布斯堡军队的活动自由大增。在捷克和日耳曼温和派中产阶级的支持下，重组后的军队于6月击溃了布拉格激进主义者，从而重新征服了帝国的核心地带波希米亚，稍后，重新控制了北意大利。位于多瑙河岸的几个公国曾发生一次迟到的革命，并在俄国和土耳其的入侵干涉下夭折了。

在这一年的夏季到年底之间，旧政权已在德国和奥地利恢复统治，尽管在10月间必须用武力重新征服革命之火正在蔓延的维也纳，并且付出了4000多人的生命代价。此后，普鲁士国王才敢鼓起勇气对充满反抗性的柏林人建立统治，并且没有遇到麻烦。除了在西南部遭到某些抵抗之外，德国的其他地方人很快就束手就范。在充满希望的春天所设立的德国国会——恰当地说是制宪会议——以及较激进的普鲁士和其他会议，都只是苟延残喘，等着被解散。到冬季，只有两个地区仍然控制在革命者手中，即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部分地区。1849年春，这些仍被革命者掌握的地区，再次出现了极其平常的革命动荡，接着在当年年中就被征服了。

1849年8月，在匈牙利人和威尼斯人投降后，革命也就结束了。除法国一地之外，所有的统治者都恢复了政权——有些甚至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如哈布斯堡王朝——革命者四处逃亡。同样是只有法国例外，这场革命实际所带来的制度变化以及1848年春天所怀有的政治和社会梦想，在其他地方也都顷刻破灭；即使是在法国，共和国也只存在了两年半。只有一个而且是唯一一个无法更改的变化，即哈布斯堡王朝境内的农奴制度正式废除。〔概括地说，在西欧和中欧的其他地方，农奴制度和领主对农民权利的废除系发生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统治时期（1789—1815年），尽管在德国的一些附属地区要到1848年才告废除。农奴制度在俄国和罗马尼亚一直延续到19世纪60年代（见第十章）。〕除了这项成就之外——应当承认这是一项重要成就——1848年革命在欧洲近代史上，看起来像场兼有最远大的希望、最辽阔的地域、最快获得胜利却也旋即彻底失败的革命。在某种意义上，这次革命是一场群众运动现象，如同19世纪40年代发生于英国的宪章运动（Chartist Movement）。英国宪章运动的特定目的实际上已经达到，但不是以革命的方式或依照革命的要求而达到的。宪章运动的众多要求也没有落空，但号召群众和推动群众向前的力量却完全不同于1848年的那些。《共产党宣言》之所以成为1848年这个对世界历史有着最深远、最重要影响之年代的代表文件，绝非偶然。

在1848年的所有革命当中，都存在一些导致它们失败的相同原因。它们是——在事实上或当时的预期中——穷苦劳动者的社会革命。所以，它们吓跑了被它们推举到权力显贵地位上的温和自由主义者——甚至一些更激进的政治人士——就像吓跑了旧制度的支持者一样。皮德蒙特地区（Piedmont）的加富尔伯爵，这位日后的意大利著名建筑师，在几年之前（1846年）便对这种运动的弱点有过批评：

倘若社会秩序真的面临被破坏的威胁，倘若社会秩序所依赖的伟大原则具有严重的危险，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那些最激烈的社会反对派人士，以及最热情的共和主义者，就会率先投入到保守党阵营。

因此，真正进行革命的人，无疑是那些穷苦的劳动者，是他们战死在市区的街垒中。在柏林3月战斗的300个牺牲者中，只有15个人来自受过教育的阶层，大约30个是工匠师傅；在米兰起义的350个死亡者中，只有12个学生、白领工人和地主。是他们的饥饿促使他们走上街头示威游行，并使之转变成革命运动。在革命地区的西半边，乡村相对而言较为安静，只有德国西南部出现了比以往更多的农民起义，而其他地区对农民起义的异常恐惧足可以使人忍受现实，尽管在像意大利南部这样的地方，没有人需要运用这么多的想象力。这些地方的群众纷纷自发地摇旗打鼓，走出家门，瓜分大地主的土地。但恐惧足可以使这些地主三思而行。匈牙利议会（Hungarian Diet）在听到诗人裴多菲（S.Pet歠i，1823—1949）领导了一支农奴起义军这一讹传之后，便作出尽早在3月15日立即废除农奴制度的表决。不过几天之后，帝国政府为了挖去革命的农民基础，立即颁布了在加利西亚（Galicia）废除农奴制度、在捷克废除强制劳动和其他封建义务的法令。无疑，这是因为“社会制度”陷入险境的缘故。

农民起义的危险性在不同的地区情况不一。农民能够而且确实会被保守的政府收买，尤其是在那些他们的领主或剥削他们的商人和高利贷者恰巧是另一个“革命的”民族的地方的人士，如波兰人、匈牙利人或日耳曼人。德国的中产阶级，包括莱茵地区自信正在蓬勃成长中的企业者们，不可能强烈担忧任何立即可能会出现的无产阶级或无产阶级政权，因为除了科隆（Cologne）和柏林之外，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运动几乎不存在。在科隆，马克思设立了他的总部；在柏林，共产主义者鲍恩（Stefan Born）组织了一次相当重要的工人阶级运动。然而，正像1840年以后的欧洲中产阶级认为他们在兰开夏事件的硝烟风雨中看到了他们将来的社会问题那样，他们也认为他们在巴黎的街垒后面看到了另一种未来的社会问题。巴黎是革命的先驱地和输出地。二月革命不但是“无产者”促成的，而且是具有自觉性的社会革命。其目的不仅是建立共和国，而且是要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的共和国。其领导人是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在其临时建立的政府中，事实上就包括一名名副其实的工人——机械工阿尔伯特（Albert）。在革命的最初几天，起事者还不确定是应该用三色旗好，还是该用社会主义革命的红旗。

除了民族自治或独立成为问题的地方外，1840年以后的温和反对派既不要求革命，也不真正参加革命；而且就算是有关民族问题，温和主义者也宁愿采取谈判和外交的办法，而不用对立的方式。无疑他们需要得到更多满足，但他们更乐意寻求让步。那些如沙皇般愚蠢无知而且傲慢自大的专制主义者，迟早都得被迫让步，那是显而易见的；而通过国际造成的变化，迟早会被决定这类事务的“强权”寡头们所接受。现在他们既然被穷人的力量或巴黎的模式推到革命之中，他们自然想尽可能地利用这一千载难逢的有利局势。然而，实际上经常是在一开始他们对左翼的恐惧都会超过旧制度。从巴黎街上的寨垒建起伊始，所有的温和主义者（像加富尔认为的那样，也有很多激进主义者）就存在着转变成保守主义者的可能。当温和主义者的观点快速地转换和弃守的时候，民主激进派中的不妥协者——工人——遂受到了孤立，或处于更不利的地位，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保守主义、先前的温和主义以及旧制度，即法国人所称的“秩序党”（party of order）的联合。1848年革命终归失败，其原因在于革命中的决定性对立双方不是旧制度和联合一致的“进步力量”，而是“秩序党人”和“社会主义革命者”。发生关键性敌对冲突的场合不是2月的巴黎，而是6月的巴黎。在巴黎的6月起义中，工人们因处于孤立的地位而被打败并遭到屠杀。他们进行了坚决的战斗，视死如归，伤亡惨重，大约1500人在街道战斗中倒下——其中大约三分之二是倒在政府那边。富人对穷人的仇恨在此表现得非常明显，正是这种仇恨使得失败后的穷人有大约3000人遭到无情的屠杀；另外还有1.2万人遭到逮捕，他们大多数被流放到阿尔及利亚的苦工营去了（巴黎二月革命约有370人死亡）。

所以，只有在激进主义者足够强大且与群众运动足够密切，能够进而拉着温和主义者前进或甩开他们自行起事的地方，革命才会蓬勃发展。这种形势最可能发生在以民族解放为关键问题的地方，因为要达到民族解放的目标，需要不断地动员广大群众参与。这就是为什么革命会在意大利，尤其是在匈牙利持续最久的缘故。（在法国，不存在民族独立和统一问题。日耳曼民族主义者正忙于统一一些分裂的邦国，但妨碍其统一的不是外国占领，而是——除了出于狭隘的地方分裂主义的既得利益之外——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个强国的态度，他们各自认为唯有他们才能代表德国。斯拉夫民族主义的愿望一开始就与那些“革命的”民族相冲突，例如日耳曼人和马札儿人，所以他们就算不实际充当反革命的支持者，也是默不作声。甚至捷克左派也认为哈布斯堡王朝可以保护他们免于被德国兼并。波兰完全没有参加革命。）

在意大利，温和主义者团结在反对奥地利的皮德蒙特国王身后，并且在米兰起义后得到各小公国的支持，尽管这些小公国在心里面仍怀有很大戒心。于是，温和主义者带头对压迫者进行战斗，同时又时时提防着共和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由于意大利各邦国的军力薄弱，皮德蒙特国王的踌躇迟疑，加上（也许是最重要的）他们又拒不请求法国协助（他们认为法国会壮大共和力量），于是遂在7月的库斯托札（Custozza）一战中被重组后的奥地利军队打得一败涂地。〔值得注意的是，伟大的共和主义者马志尼（G.Mazzini，1805—1872），尽管有着奋斗不息的政治抱负，百折不挠，但却反对向法国求援。〕这次失败使温和主义者名誉扫地，民族解放的领导权转到了激进主义者手里。激进主义者于秋季在几个意大利城市夺得政权，1849年初终于建立起一个罗马共和国，马志尼为此大加宣扬。〔在一个叫曼宁（Daniele Manin，1804—1857）的聪明律师领导下，威尼斯已经变成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这个共和国一直坚持到1849年8月末才被奥地利军队征服，其坚持的时间甚至比匈牙利人还要久。〕激进主义者无法在军事上抵挡奥地利，他们虽能促使皮德蒙特于1849年再次宣战，但奥地利军队于3月份便在诺瓦腊（Novara）一役轻而易举地赢得胜利。更有甚者，尽管他们有决心驱逐奥地利人，统一意大利，但整体说来他们与温和主义者同样害怕社会革命。甚至连马志尼也反感社会主义，反对对私有财产进行任何干涉，他仅把自己的目标限制在精神方面，尽管他对普通百姓有着无限热情。在初遭挫败之后，意大利人的革命寿命已经来日无多，徒然苟延时光而已。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那些镇压意大利革命的人当中，有当时非革命的法国军队，这支军队在6月初征服了罗马。法国人对罗马的远征意在重振法国在半岛上的影响，以对抗奥地利人。法国此举的后果还有一个附带收获，就是赢得天主教徒的好感，后革命时期的法国政府正需要依靠天主教的支持。

与意大利不同，匈牙利多少还算得上是政治上的统一体〔“圣史蒂芬国王（St.Stephen）的土地”〕，具有有效的宪法，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治，而且还具有除了独立之外的一切主权国家的各种要素。匈牙利的弱点在于，统治这一广大农业地区的，绝大多数都是马札儿贵族，他们不仅管制着大平原上的马札儿农民，而且还统治着可能占60%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和乌克兰人，更别提为数不少的日耳曼少数民族。这些农业人口对于废除农奴制度的革命并非不具同情，但他们却被推到敌对那方，因为即使是布达佩斯的激进人士，大多数也不肯承认他们的民族资格，亦即他们与马札儿人是不同的民族。同样，他们的政治代言人也被逼至敌对那方，因为马札儿人凶猛残酷地施行马札儿化政策，并吞并了直到当时还有着某种自治程度的边区，意在形成一个中央集权而且统一的马札儿国家。设在维也纳的宫廷，执行传统“分而治之”的帝国主义政策，对各民族的运动均提供支持。于是，一支克罗地亚军队对革命的维也纳和革命的匈牙利发动攻击，这支军队是由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的先驱、作家盖伊（Gaj）的朋友耶拉契奇（Baron Jellacic）率领的。

然而，在相当于现在的匈牙利国家版图内，革命却得到了马札儿群众的支持，其中既有民族原因，也有社会渊源。农民认为，他们的自由不是皇帝赐予的，而是来自革命的匈牙利议会。在欧洲，匈牙利是唯一在革命失败后出现了类似农民游击战争的地区，其中著名的土匪罗斯察（Sandor Rza）还坚持了许多年。匈牙利议会分为上院和下院，上院由妥协主义或温和主义的富豪组成，下院由激进的乡绅和律师控制。当革命爆发时，匈牙利议会只是上书抗议，而没采取行动。科苏斯（Louis Kossuth，1802—1894年）是一位能干的律师、新闻撰稿人兼演说家，他将在1848年成为国际上最著名的革命人物。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匈牙利议会才毫不犹豫地采取这项政策。匈牙利成立了由温和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联合管理的政府，并得到维也纳的勉强认可，所以就实质意义而言，匈牙利是一个改良过的自治国家，至少到哈布斯堡王朝采取征服它的立场时为止。库斯托札战役之后，哈布斯堡王朝迫使匈牙利人作出选择，或是投降，或是走上极端，尤其是在取消了匈牙利的3月改革法案并侵入这个国家之后。于是，在科苏斯的领导下，匈牙利人破釜沉舟，决定背水一战。1849年4月，他们废黜了皇帝（但没有正式宣布成立共和国）。在人民的支持和统帅戈尔盖（G歳gei）的领导下，匈牙利不只做到自卫御敌，而且还曾打退奥地利军队。虽然他们最后还是被击败了，但那是因为奥地利人在绝望之际向俄国军队求助的缘故。向俄国求援是关键之举。8月13日，残余的匈牙利军队宣告投降——不是向奥地利投降，而是向俄国指挥官投降。在1848年的所有革命中，唯独匈牙利的革命失败既不是也不像是由于内部的软弱和纷争，而是被外来的优势军事力量所征服。当其他革命均遭镇压之后，要避免被征服的机会实际上等于零，这是无可争辩的。

有其他任何选择可避免这种全面溃败吗？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没有。在卷入革命的主要社会团体中，就像我们见到的那样，当私有财产受到威胁时，资产阶级宁愿保持社会秩序，而不愿冒险去实现自己的全部计划。面对“红色”革命，温和的自由主义者遂靠向保守主义者。法国的“贵族们”，即那些负责处理法国政治事务的有钱有势而且受人尊敬的家族，立即停止了他们之间的争执，无论是波旁家族的支持者（Bourbons），奥尔良家族的支持者（Orl巃nists），还是共和国的支持者，他们借由新建立的“秩序党”，形成一个全国性的阶级意识。在复辟的哈布斯堡王朝中，其关键人物有内政大臣巴赫公爵（Alexander Bach，1806—1867）和船舶业及经济界巨头布鲁克（K.von Bruk，1798—1860）。前者原来是温和自由主义反对派，后者则是的里雅斯特港（Trieste）这个繁华大城的要人。为普鲁士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说话的莱茵地区银行家和企业家，本来希望实行有限度的君主立宪制，然而为了避免出现民主普选，他们只能退而求其次地充当普鲁士复辟统治的支柱。为了报答起见，复辟的保守主义政权也非常愿意在经济上、法律上，甚至文化自由上对这些经济人作出让步，只要不是在政治上退让即可。就像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反动的19世纪50年代就经济方面而言，是一个有系统的自由主义化时期。在1848—1849年间，西欧的温和自由主义者有了两个重要发现：其一，革命是危险的；其二，他们的一些基本要求（尤其是在经济方面）可以不用革命手段而得到满足。自此，资产阶级不再是革命的力量。

激进的下层中产阶级，没有得到满足的技术工匠、小店主等等，甚至农民，他们的代言人和领导者是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和边缘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庞大的团体。他们构成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很少有别的政治选择。他们一般是站在民主的左派那边。德国的左派要求举行新的选举，因为这些激进主义者在1848年后期到1849年前期，曾在许多地区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尽管到那时为止，激进主义者的力量并没有集中在大城市中，因为大城市已经被反革命者所占领。在法国，1849年激进的民主派获得了200万张选票，与其相比，君主派获得了300万张，温和主义者获得了80万张。知识分子充当激进派的活动家，尽管也许只有在维也纳才有学生的“学术团”（AcademicLegion）形成实际的战斗突击队。把1848年称为“知识分子的革命”是错误的。知识分子在这场革命中的表现，并不比他们在多半发生于较落后国家中的革命表现来得突出，在那些较为落后的国家里面，中产阶层的主体就是由受过教育和识字的人——所有学校的毕业生、新闻记者、教师、官员所构成。

然而，毋庸置疑，知识分子仍占有突出地位：例如诗人，匈牙利的裴多菲、德国的赫尔韦格（Herwegh）和费赖利格拉特〔Freiligrath，他是马克思《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编辑部的编辑〕、法国的雨果（Victor Hugo）和温和主义者拉马丁（Lamartin）；大学学术人员，多数集中在德国（主要持温和主义立场。法国的教师们，尽管怀疑政府，但在七月王朝统治时仍保持沉默，在1848年则向“秩序党”靠拢）；医务人员，如普鲁士的雅各比（C.G.Jacoby，1804—1851）、奥地利的费施霍夫（Adolf Fischhof，1816—1893）；科学家，如法国的哈斯佩（F.V.Raspail，1794—1878）；此外还有大批新闻记者和出版业者，其中科苏斯在当时最有名，马克思则被认为是作用最大的。

就个人而言，这类人物能够扮演决定性的角色，然而作为一个特定社会阶层的一员，或作为激进的小资产阶级代言人，他们却无法发挥决定的作用。“小人物们”的激进主义，表现在要求制定“一部民主的国家宪法，不管是君主立宪，还是共和立宪，并把他们的大多数选票投给了这派的代表或其农民同盟者。他们也支持民主的地方政府，因为民主的地方政府愿意让他们掌管市政财产并担任当时被官僚们把持的许多官职”。他们这样做是发自真诚的，即使因此发生的世俗危机会使他们痛苦不堪，因为世俗危机一方面威胁着工匠师傅等人的传统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会导致暂时的经济萧条。知识分子的激进主义并非根深蒂固。它们之所以产生，主要是由于刚刚形成的资本主义社会，在1848年以前没有能力为受过教育的人提供足够的职位，在当时，这些人的数量之大前所未有，而他们的低微报酬则与他们的雄心壮志相去甚远。1848年的激进学生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境况如何呢？他们在欧洲大陆树立了众所熟悉、也广被接受的生活方式，因此在尚未“安身定业”之前，资产阶级的子弟们便在政治上和性生活上放荡不羁。而此时已有许多职位可以安置他们，尤其是在旧贵族已退出政治舞台，商业资产阶级转向金钱追逐之后，遂出现越来越广阔的职业领域，提供给那些具有文化资历的人。1842年，法国公立高中的老师仍有10%来自“显贵阶级”，然而到了1877年，已经没有一个来自该阶层。1866年法国培养出的中学毕业生并不比19世纪30年代多，但他们之中却有更多人可以进入银行界、商业圈以及广受欢迎的新闻界，并在1870年后当上了职业政治家。

此外，当面临着红色威胁时，甚至那些相当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也退却到只敢发表言论，他们在对“人民”的真诚同情和对金钱财产的欲望之间举棋不定。与资产阶级自由派不同，他们并未改变立场。他们只是动摇，虽然离右翼不远。

至于劳动贫民，他们缺少组织，欠成熟，缺乏领导，更重要的是缺少历史机遇，所以并未在政治上提出自己的目标。他们的力量非常强大，足可以使社会革命的前景看起来真实逼人，然而他们却异常软弱，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吓唬他们的敌人。他们的势力无与伦比而且颇富战斗力，这当然是由于他们是饥饿群众，集中在政治最敏感的地区——大城市，特别是首都。这也使人看不到他们潜在的一些重要弱点：首先，他们为数不多——他们甚至在城市中也不总是多数，而城市居民在总人口中还只是少数。其次，他们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都未成熟。他们当中最具政治意识和最积极的阶层，是前工业时期的工匠（artisan，在当时的英国指职业雇工、技术工匠、非机械化作坊中的熟练工人等等）。他们被卷入社会革命之中，然而即使连法国雅各宾—无套裤汉（Jacobin-Sansculotte）所具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到了德国，他们的整体目标也明显温和许多，就像共产主义出版家鲍恩在柏林所发现的那样。城市中的穷人和非技术工人，以及除了英国之外的工业和矿业无产者，就整体而言，他们还不具任何完善的政治意识。在法国北部的工业地带，及至第二共和国临终之际，甚至连共和主义都没有多大的进展。1848年的里尔（Lille）和鲁贝（Roubaix），正一心一意地忙于处理他们的经济问题，在他们那里掀起的骚动不是反对国王和资产阶级，而是指向更饥饿的比利时移民劳工。

在那些城市平民，或许还包括少数新出现的无产者支持雅各宾派、社会主义或是民主共和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像在维也纳那样——支持学生积极分子活动的地方，他们能够成为一支政治力量，至少可充当暴动者（他们参与选举的人数还很少，且无法预测，不像贫穷的农业外移人口那般激进，如在萨克森和英国）。说来也怪，除了巴黎之外，在雅各宾的法国这种情况相当罕见，反倒是在德国，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为极左派提供了全国性的联络组织。在他们影响所及的地区之外，劳动贫民的政治力量实乃微不足道。

当然，我们不应低估像1848年“无产者”那样年轻不成熟的社会力量的潜在能力，因为他们几乎还没有作为一个阶级的自我意识。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革命潜力比其日后所表现的要大，这是千真万确的。1848年前那一代贫穷者的坚忍不拔以及社会危机，促使少数人相信：资本家能够让步，提供他们像样的生活条件，尽管资本家仍然不愿这样做。不仅如此，他们还相信由此让步而来的像样生活条件，可以保持下去。年轻幼稚的工人阶级刚刚从劳动贫民、独立作坊和小商店主人之中独立出来，正因为如此，他们只把目光完全集中在经济要求上，这几乎是最无知和最不可靠的做法。没有政治要求，就不会有革命，即使是最单纯的社会革命。当时的社会提出了政治要求，1848年深得人心的目标是“民主与社会共和国”，这既是社会方面的，也是政治方面的。工人阶级的经验使他们在社会和政治要求中加入了新颖的制度成分，这种新的制度是基于行会以及合作组织的实际经验，但他们没有创造出像20世纪初期俄国苏维埃那般新颖且强有力的制度。

另一方面，在组织、意识形态和领导方面，他们也非常缺乏。甚至最原始的组织形式——行会，也不过是几百人的团体，最多也只有几千人。即使是工会主义运动中富有经验的先驱团体，通常也是在革命当中才首次出现，如德国的印刷行会，法国的帽商行会。有组织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团体，其数量更是稀少，几十个，至多几百个。1848年革命，是社会主义者或者更恰当地说是共产主义者——因为在1848年以前，社会主义大多是为了建立合作式乌托邦社会的政治运动——从一开始就出现在前台上的第一次革命。在1848年登场的不但有科苏斯、赖德律—罗兰（A.Ledru-Rollin，1807—1874）和马志尼，而且还有马克思、布朗（Louis Blanc，1811—1882）以及布朗基（L.A.Blanqui，1805—1881，布朗基是顽强的反抗者，他终身被关在狱中，偶尔被短暂释放），还有巴枯宁（Bakunin），甚至包括蒲鲁东（Proudhon）。但是，社会主义对它的信仰者来说指的是什么呢！其含义不外乎是由具有自我意识的工人阶级为了自身的渴望所建立的一种有别于资本主义的社会，这个社会是在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的敌人也没有明确的定义。关于“工人阶级”乃至“无产阶级”的议论很多，但在革命期间，很少有人谈及“资本主义”。

的确，就拿工人阶级来说吧，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工人阶级的政治前景呢！马克思本人也不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已列入日程表。即使在法国，“巴黎的无产大众也还走不出资产阶级共和国，除了在理念和想象之中”。“眼前最迫切的需求还不足以促使无产者要求暴力推翻资产阶级，他们也无法胜此重任”。当前能够做到的至多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然后未来斗争的实质——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斗争——才会公开化，“当他们的处境变得更加难以忍受，当他们与资产阶级的敌对变得更加尖锐时”，便会进而把其余的中产阶级与工人联合起来。第一步是建立民主共和国，第二步是从一个未完成的资产阶级革命转变到无产阶级的人民革命，最后才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说“不断革命”。马克思可能是从布朗基处引来的这句话，反映了在1848年革命风暴尾声中，两大革命的暂时携手。但是不像1917年的列宁，在1848年革命失败以前，马克思始终不曾想过要用无产阶级革命代替资产阶级革命；而且尽管当时构想的前景与列宁十分相近（如同恩格斯指出的：“发动一场新型的农民战争以支持革命。”），但他不久就放弃了这种构想。西欧和中欧不会再有第二个1848年革命。就像他不久后认识到的那样，工人阶级会选择另一条道路。

由此可见，1848年革命的涌现和爆发就像一股巨浪一样，在它身后一无所剩，只有神秘和许诺。这场革命，“本来应该是资产阶级革命，但资产阶级却从革命中退却”。各国的革命本来可以在法国的领导下互相支援，阻止或拖延旧政权的复辟，抵挡住俄国沙皇。但法国资产阶级宁愿本国安定，也不愿冒险再次建立伟大国家（lagrande nation）的丰功伟业。而且，出于同样的原因，其他地方的温和主义革命领袖们也不愿去呼吁法国前来干涉。没有其他的社会力量强大到足以把他们团结起来并推动他们前进，除非处于下述的特殊情况，亦即为了民族独立而对抗外来的政治强权，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无济于事，因为民族斗争都是各自孤立地进行，他们的力量非常软弱，难以抵挡旧式强权的军事进攻。1848年那些伟大而杰出的人物们，在欧洲政治舞台上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但不过几个月，就永远从舞台上消失，只有加里波第除外，他在12年后还有更辉煌的岁月。科苏斯和马志尼在流亡中度过了漫长的余生，对于他们国家所赢得的自治或统一几乎不具有直接贡献，尽管他们在各自的民族圣殿中均占有一席之地。赖德律—罗兰和哈斯佩永远无缘看到像法兰西第二共和那样辉煌的时刻。法兰克福国会中那些能说善辩的教授们，也返回到他们的书斋和课堂中。19世纪50年代，热心的流亡者在伦敦城中构想过宏伟的蓝图，建立过对抗的流亡政府，但现在除了非凡罕见的人物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之外，皆荡然无存。

然而，1848年革命并不是没有结果的短暂历史插曲。假如说它所带来的变化既非革命本意所欲，也难以用政权、法律和制度等词汇来定义，即便如此，它仍然是意义深远的。它标志着传统政治的结束，标志着王朝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家长式信仰的结束，至少在西欧是如此。王朝时代的统治者曾一直相信：他们的臣民（除了中产阶级不满者以外）接受甚至欢迎由神意指定的王朝来管理这个阶级森严的不平等社会，并得到传统宗教的认同。诚如诗人格里尔帕泽（Grillparzer）所写的讽刺诗句。这首诗很可能是针对梅特涅，但格里尔帕泽绝非革命者：

这是谎言，请不要信赖他的名望。

正统者好比著名的堂吉诃德，

在真理和事实面前，却相信自己聪明无误，

至死仍然相信自己的谎言。

这个年老的蠢人，他在年轻时就是个无赖，

不再能正视眼前的真理。

从那以后，保守势力、特权阶级和富贵人士，必须采用新的办法来保护自己。甚至意大利南部那些肤色黝黑、愚昧无知的农民，在1848年这个伟大春天也不再拥护君主专制主义，不再像他们50年前所做的那样。当他们向整个意大利进军之后，便不再对“宪法”表现出敌意。

社会制度的维护者不得不学习人民的政策，这是1848年革命所带来的重大变革。甚至连普鲁士大地主〔容克（Junker）〕那类最顽固的反革命分子，在那年也发现他们需要能够影响“公众舆论”的报纸。这项观念本身就与自由主义有关，不符合传统的统治观念。1848年普鲁士极端反革命派中最有智慧的人物俾斯麦，日后曾示范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政策性质的透彻理解以及对其技术的熟练掌握。然而，这方面最显著的政治创制却发生在法国。

在法国，工人阶级六月革命的失败遗留下一个强大的“秩序党”。秩序党能够镇压社会革命运动，但无法得到群众的大力支持，甚至没有得到许多保守主义者的支持，保守主义者不愿由于维护“秩序”而使自己烙上当时执政的温和共和主义者的显著标记。人民仍然处于激动的状态，无法认同有限的选举：直到1850年，仍有为数不少的“下贱大众”——全法国约占三分之一，巴黎约占三分之二——没有选举权。但是，如果说1848年12月法国人没选出温和主义者出任共和国总统，他们同样也没选择激进主义者（没有君主主义者竞选）。选举的赢家是路易·拿破仑（Louis Napoleon）——拿破仑大帝的侄子。他获得了压倒性的多数选票——740万选票中的550万张。尽管他终将被证明是一个极其狡猾的政治家，但当他在9月底进入法国时，看起来却毫无资产，只有一个具有威望的名字和一位忠诚的英国夫人的经济支持。显然他不是社会革命者，但也不是保守主义者。事实上，他的支持者利用他对圣西门主义（Saint-Simonianism）的兴趣以及他对穷人众所皆知的同情，使他获得支持。但从根本上讲，他能获得竞选胜利，是由于农民坚定地投票给他，他对农民喊出的口号是：“不再加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此外，就像马克思所写的那样，由于反对富人掌权的共和国，工人们纷纷投票给他，因为在工人眼里，他意味着“罢黜卡瓦涅（Cavaignac，他镇压了六月起义），驱除资产阶级共和主义，作废六月的胜利”。小资产阶级投票给他，是由于他没有表现出支持大资产阶级的态度。

路易·拿破仑的当选证明了，甚至是普选式的民主这种与革命认同的制度，也可以和社会秩序相一致。甚至普遍不满的群众也不一定必然选出注定将“颠覆社会”的统治者。这一经验的深远教训并没有立即被人们汲取，因为路易·拿破仑本人不久就废除了这个共和，摇身一变成为皇帝，尽管他从不曾忘记，维持他重新施行的普选制度并对其进行妥善操纵，在政治上是大有益处的。他将是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领袖——不运用简单的军事暴力，而是采用蛊惑人心的宣传和公共关系的手法。这种方法可以让他从最顶端轻而易举地操纵整个国家，而无须从其他地方入手。他的经验说明，“社会秩序”不但可以打扮成赢得“左派”支持的力量，而且在公民已被动员参与政治的国家或时代，这样做是必需的。1848年革命已经明确地显示，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政治民主派、民族主义者，甚至工人阶级，从此将永远活跃在政治舞台之上。这场革命的失败可能会暂时使他们离开视线，但当他们再次出现时，他们便将决定所有政治家的举措，即使是那些对他们毫无同情的政治家。

谢选骏指出：“民族的春天”其实就是被马克思恩格斯等人辱骂的“资产阶级”，后来又被引申为“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社会”，进而遭到了共产党们的妖魔化。其实正如我一再指出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伪命题，它所指代的，其实就是“法治社会”。马列主义共产党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推翻法治社会，重新建立人治社会。后来他们果然得逞于一时，建立了万恶的社会主义社会。

【第二篇发展】

【第二章　大繁荣】

那些强有力掌握和平、资本和机器的人们，利用它们来为公众造福谋利，他们是公众的仆人，因此当他们利用自己的资财使他人富有之际，同时也使自己富有。——威维尔（William Whewell），1852年

一个民族并不需要运用害人的计谋，只要温顺善良，努力工作，不断致力于自我改进，便可获得物质上的富足。——摘自克勒蒙—菲隆（Clemont-Ferrand）《反愚昧的社会》，1869年

地球上人类居住的面积正在快速扩大。新的社群，亦即新的市场，每日都在西方新大陆向来荒芜的地区兴起，也每日都在东方旧大陆始终肥沃的岛屿上出现。——《费勒波洛斯》1850年

在1849年，很少有观察家会预料到，1848年革命竟会是西方的最后一场革命。在未来的70年间，大多数先进国家中的自由主义、民主激进主义和民族主义，尽管不包括“社会共和主义”，他们的政治要求逐步得以实现，没有遭遇到重大的内部动荡。而且，欧洲大陆先进地区的社会结构已证明他们能够抵挡20世纪大灾难的打击，至少直到目前为止（1977年）是如此。其主要原因在于1848年至19世纪70年代初期，该地区经历了一段不寻常的经济转变和膨胀。这就是本章的研究课题。在这个时期，世界变成了资本主义的世界，一小部分有影响力的“先进”国家，发展成为以工业经济为主的国家。

这一史无前例的经济突飞，开始于一段繁荣的历史时期。由于这场繁荣曾被1848年的事件暂时阻遏，所以显得更加壮观。1848年革命是被一场最后的也许是最大的旧式经济危机引发的。这种旧式危机是发生在依赖收成和季节的靠天吃饭的社会。“经济周期”的新社会有它自己的涨落波动方式，也有它自己的现实难题。只有社会主义者直到现在还认定“经济周期”是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基本节奏和模式。然而，到19世纪4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发展的不景气与不稳定时代看来已接近尾声，大跃进发展的时代正将开始。1847—1848年出现了经济周期性的衰退，而且是严重的衰退。大概是由于与旧式危机巧遇，所以无异于雪上加霜。但是，从纯粹的资本主义观点来看，这只不过是一条看似不断上涨的曲线上的一次陡跌。罗思柴尔德是一位敏感的经济人，尽管他缺乏政治预见。他非常满意地看待1848年初的经济形势。可怕的“恐慌”似乎已经过去，前景将是美妙的。尽管工业生产恢复得足够快，甚至已从革命那几月的实际瘫痪中挣脱出来，但整体形势仍然诡谲不定。因此，我们很难把全球大繁荣的起点放在1850年之前。

1850年之后发生的事情是如此的反常，根本找不到先例。例如，英国的出口从未比1850年后的七年间增长得更快。英国棉布——是其半个世纪多以来向海外市场渗透的先锋——的实际增长率也超过之前的几十年。1850—1860年间，大约增长一倍，从绝对数量上看，其增长更是惊人：在1820—1850年间，其出口额增长大约11亿码，但在1850—1860年这10年间，出口额的增加远超出13亿码。棉织工人的数量在1819—1821年和1844—1846年间增加了大约10万，但在1850年后10年里的增长速度是其两倍。我们在此所列举的乃是庞大的旧产业，由于各地工业的迅速发展，该产业在这10年中，实际上已在欧洲市场失去买主。无论我们从哪方面着眼，都可以找到同样的繁荣证据。1851—1857年间，比利时的铁出口增加了一倍多。1850年之前的25年间，在普鲁士出现了67家股份公司，拥有资本总额4500万塔勒（Thaler，德国旧银币名），但在1851—1857年的短短几年间，便建立了115家，拥有资本总额达1.145亿塔勒，它们几乎全都是在1853—1857年这段幸福时期里涌现的。几乎没有必要罗列更多诸如此类的数据，但当时的商人们特别是公司的发起人，确实对此不遗余力地讲述和宣传。

对于追求利润的商人来说，这场繁荣最令他们满意的是廉价资本与价格飞涨的结合。（经济周期形式的）萧条总是意味着低价格，起码在19世纪是这样。繁荣通常意味着通货膨胀。尽管如此，英国的物价水平在1848—1850年和1857年间上升约三分之一，这个涨幅还是相当惊人的。因此，明摆在产业家、商人，尤其是公司发行人眼前的高额利润，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在这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时期，巴黎信用动员银行（credit mobilier）的资本利润曾一度高达50%。信用动员银行是一个金融公司，也是这一时期资本主义扩张的象征（见第十二章）。而且商人并不是这段时期的唯一获利者。就像先前已提到的那样，就业机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无论是在欧洲还是海外，大批的男女正在向海外移民（见第十一章）。欧洲最强有力的证据，就是几乎看不到失业，1853—1855年间的谷物价格猛涨（即生活的主要开销），不再使各地出现饥饿暴动，除了一些极其落后的地区，如意大利北部（皮德蒙特）和西班牙。高就业率和在必要时愿意暂时提高工资的让步，缓和了人们的不满。但是对资本家来说，由于当时有充足的劳动力进入市场，遂使劳动力的价格更为低廉。

这场繁荣的政治后果是意义深远的。它为被革命动摇的政府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喘息时间，同时也毁灭了革命者的希望。简而言之，政治进入了冬眠状态。在英国，宪章主义销声匿迹。尽管其销声匿迹的时间远比历史学家们习惯上认为的时间晚得多，但仍无法否认其最后的结束。琼斯（Ernest Jones，1818—1869）是宪章主义领袖群中最坚忍不拔者，但即便是他，在1850年后也放弃了重振独立工人阶级运动的企图。他像大多数老宪章主义者一样，与那些想要把工人组织成胁迫团体，从而向自由主义的激进左派施加压力的人同心共事。国会改革暂时不再是英国政治家所操心的事，于是，他们可以心无旁骛地忙于在复杂的国会中争夺选票。即使是像在1846年赢得《谷物法》（Corn Laws）废除的中产阶级激进者科布登（Cobden）和布赖特（Bright）这类人物，在当时的政坛上亦是被孤立的少数。

对于欧洲大陆上的复辟王朝和法国革命的意外产儿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这段喘息时间更为重要。在这一时期，路易·拿破仑得到了千真万确且感人至深的多数选票，为他所谓的“民主”皇帝披上了真实色彩。对于旧君主国和公侯国来说，拥有这段政治复苏与稳定繁荣的时间，比让他们的王朝在政治上名正言顺更重要。他们也从这段喘息时间得到财政收入，不用去征求代议会批准征税或招惹其他麻烦事，至于那些政治流亡者只能在同伙之间狠命地相互攻击，此外别无他法。就当时而言，这些君主公侯在国际事务中虽然显得软弱，在其国内却相当强大。甚至在1849年得借助于俄国军队干涉才得以复辟的哈布斯堡王朝，此际也能将它的全部领土——包括桀骜不驯的匈牙利——置于统一的中央集权专制政府之下，在哈布斯堡王朝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

这段平静时期由于1857年萧条的出现而宣告结束。从经济方面而言，这只是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小间断，到了19世纪60年代遂又重新以更大的规模继续成长，并在1871—1873年间达到繁荣的顶峰。在政治上它则使形势为之一变，最明显的是它使革命者的希望成为泡影。革命者本来希望这场繁荣会促成再一次的1848年革命，但在抱这种希望的同时，他们也承认“群众由于这段长期的繁荣而变得冷漠昏沉，令人生厌”。然而政治确实在复苏。在短暂的蛰伏之后，先前所有的自由政策问题再一次被搬上议事日程，其中包括意大利和日耳曼民族的统一、制宪改革、人权自由以及其他问题。1851—1857年的经济膨胀，是在政治真空期中发生的，它延长了1848—1849年革命的失败和衰竭；而1859年之后的经济飞跃，却是与激烈的政治活动同时展开。另一方面，尽管被各种外部因素所中断，如1861—1865年的美国南北战争，然而19世纪60年代在经济上还是相对稳定的。下一个经济衰落期（发生在1866—1868年的某时，因感受和地点而异）不像1857—1858年那样具有全球性，也不像1857—1858年那样引人注目。简而言之，政治在经济的大发展时期复苏了，但不再是进行革命的政治。

如果欧洲还是生活在巴洛克（baroque）时代，那么它将以壮观的假面舞会、圣歌游行和歌剧表演，在其统治者面前象征性地炫耀其经济成就和工业发展。事实上，成功的资本主义世界，有其自己的相应表达方式。资本主义在全球获得胜利的时代，是以宏伟全新的自我庆祝仪式揭开序幕，亦即“万国博览会”（Great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每一次展览都在一个宏伟的纪念宫中举行，隆重地展示其财富增加和技术进步——伦敦的水晶宫（Crystal Palace，1851年），维也纳的圆顶宫（Rotunda，“比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还要大”），每一个都展示了丰富繁多的制造品，每一个都吸引来众多的国内外观众。在1851年的伦敦博览会上，有1.4万家厂商参展，这是在资本主义的老家举行了极其隆重的典礼。在参观的人数上，1855年巴黎博览会有2.4万人，1862年伦敦博览会有2.9万人，1867年巴黎博览会有5万人。值得自豪的是1876年在美国举行的“费城百年纪念会”。这次盛会由美国总统剪彩开幕，巴西皇帝和皇后也参与盛会——头戴王冠之人现在也习惯在工业产品面前俯首赞誉。来此参加喝彩的还有当地的13万市民，他们是到此光顾“时代之进步”的1万人中的首批游客。

这种进步的原因何在？为什么在本书所论时期经济扩张的速度会如此可观？这些问题应当暂时搁置。回顾19世纪前半叶，应引起关注的是下面这项对照，即巨大和快速成长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所能达到的生产能力，与其无法扩大的基础和无法摆脱的枷锁之间的对照。生产力可以戏剧化地提高，但却没有能力扩大其产品的销售市场，扩大其积累资本的可获利场所，更别提以相应的速度或适当的工资来创造就业机会。甚至在19世纪40年代后期，正值德国工业扩张前夕，理智和机敏的日耳曼人士就认识到，无论是什么工业化，都无法为数量庞大且日益增长的贫穷“剩余人口”提供足够的就业，就像他们今日对低度开发国家的看法一样。正因为如此，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是一个危机时期。革命者曾希望这次危机是决定性的，甚至商人们也曾经担心这次危机很可能会断送他们的工业制度（见《革命的年代》第十六章）。

由于如下两个原因，这些希望和担心被证明是多虑的。首先，主要得感谢其自身追求资本积累的压力，早期的工业经济已取得了马克思所谓的“无比成就”：铁路的修建。其次，是由于铁路、汽船和电报——它们“最终代表着适合现代化生产工具的交通工具”——资本主义经济的地理范围随着其商业交易的增加，突然成倍扩大。整个世界都变成其经济范围。世界的一体化也许是本书所论时期最有意义的发展（见第三章）。海因德曼（H.M.Hyndman，他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商人兼马克思主义者，尽管在这两方面皆不是代表性人物）在几乎半个世纪之后回顾这段时期，他很恰当地把1847—1857年这10年与地理大发现以及哥伦布（Columbus）、达·伽马（VascodaGama）、科尔特斯（Cortez）和皮萨罗（Pizarro）的征服时代相比拟。尽管这10年间并未有过轰动世人的发现，而且（除少数例外）也很少有正式的新军事征服地，但是，一个全新的经济世界已加在旧经济世界之上，并与其融为一体。

这项发展对于经济前景尤具重要性，因为它为巨大的出口繁荣提供了基础——无论是在商品、资本和人力上——这在其经济扩张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尤其对于当时仍是资本主义主力国家的英国而言。大众消费经济仍然尚未出现，也许除了美国以外。国内的穷人市场，在还没被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取代之前，仍无法充当经济发展的主要基础。（一方面，英国的棉产品出口数量是以前的三倍，另一方面，英国国内市场的棉布消费却仅仅增长三分之二。）当然，在先进国家人口呈现快速增长而且平均生活水准普获提高的时代，大众消费市场也是不可忽视的（见第十二章）。然而，市场的大幅横向扩展是不可或缺的，无论是在消费品方面，还是在用来建设新工厂、交通事业、公共设施和城市的物资方面，也许后者更为重要。资本主义现在已把整个世界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而且无论在国际贸易还是在国际投资上，其热情均不亚于其抢占国际市场时的表现。世界贸易在1800—1840年间增加不到两倍。在1850—1870年间，却增加了260%。所有可以买卖的东西都投入了市场，包括那些遭到收受国公开抵制的物品，如鸦片〔孟加拉和马尔瓦（Malwa）鸦片出口的年平均箱数，在1844—1849年是4.3万箱，1869—1874年升至8.7万箱〕。从英属印度出口到中国的鸦片数量增加两倍之多，价值则几乎是先前的三倍。及至1875年，英国的海外投资已达10亿英镑——比1850年提高四分之三——而法国的国外投资在1850—1880年间跃升了10倍以上。

当代的观察家——他们的目光盯在较不属于经济基本面的问题上——几乎都会强调另一原因，也就是第三个原因：1848年后在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和其他地方的黄金大发现（见第三章）。黄金这个成倍增多的世界经济支付物，解决了许多商人认为是扯后腿的迫切难题，它降低了利率，并推动了信贷业的发展。短短七年，世界黄金供应量增加了六到七倍，英国、法国和美国平均每年发行的金币数量从1848—1849年的490万英镑到1850—1856年间的每年2810万英镑。金银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直到今日仍是热烈争论的课题，我们不必介入这场争论。缺少这些黄金也许不会像当时人认为的那样严重地导致经济上的不便，因为其他的支付办法如支票、汇票等在当时还是一种比较新颖的手段，不但更易普及，而且正在以相当快的速度流行。然而，新出现的黄金供应的确有三方面的益处是无可辩驳的。

第一，它们对出现于1810年至19世纪末的较罕见形势，具有决定性的推波功效，亦即那种价格持续上涨，通货却只轻微波动的现象。基本上，这个世纪的多数时间都是通货紧缩的，主要是由于技术的不断进步使得工业产品造价降低，加上新开辟的粮食和原料来源持续出现，降低了农产品的价格（尽管是时断时续的）。长时间的通货紧缩（即利润微薄）对商人的损害并不严重，因为他们的制造和出售量很大。然而，一直到这个时代结束，货币紧缩却对工人好处不大，这可能是因为生活必需品价格没有下降到相应的购买水平，或是他们的收入太少不足以使他们从中显著获利。相对而言，通货膨胀无疑提高了获得利润的机会，从而鼓励人们经商创业。这个时期基本上是通货紧缩，偶尔穿插一点通货膨胀。

第二，大批黄金有助建立以英镑为基础的稳定可靠的货币本位制度（金本位制），少了这种本位制度，就像20世纪30年代和20世纪70年代所经历的那样，国际贸易会变得更困难、更复杂、更不可预测。

第三，淘金热本身就开辟了新的地区，主要是在环太平洋地带，并活跃了这些地区的经济活动。在淘金过程中，他们“白手起家，开辟市场”，就像恩格斯致马克思信中愤愤指出的那样。到了1870年，无论是加利福尼亚、澳大利亚，还是这一新式“矿业边疆”的其他地带，都已成为绝不可忽视的地方。在那些地区居住着300万居民，他们所拥有的现金比其他地区相同数量的居民所拥有的要多得多。

当时人当然还会强调另一原因的促进作用：私有企业的自由化。众所公认，这是一种推动工业进步的动力。在所有刺激经济增长的秘方当中，再没有比经济自由主义更能获得经济学家、政治家以及行政官员的一致青睐。那些妨碍生产要素流动的残存制度以及任何有害自由经营和追求利润的障碍，都在经济自由主义的冲击下全面瓦解。这项普遍清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影响力不限于那些自由主义在政治上获得胜利或占优势的国家。我们可以说，在欧洲的复辟专制君主国和公侯国中，这项活动进行得比英国、法国和低地国家更显著，因为在那些地区存在着更多的障碍需要清除。行会和工团对工匠生产的控制，在德国原本十分严重，如今却让位给自由贸易主义——自由创办和经营任何行业。这项发展在奥地利出现于1859年，在德国大部分地区则于1860年后的第一个五年间实现。自由主义的完全确立，是在北日耳曼联邦（North German Federation，1869年）和德意志帝国时期。然而此举却招致很多工匠不满，他们因而逐渐敌视自由主义，并在日后成为19世纪70年代右翼运动的支持者。瑞典在1846年就废除了行会，于1864年建立完全的自由经济；丹麦在1849年和1857年废除了旧的行会立法；俄国大多数地区从来就不曾存在行会制度，但它还是取缔了波罗的海地区一个（日耳曼）城镇中的最后一个行会痕迹（1866年）。不过基于政治原因，俄国仍然继续限制犹太人，允许他们在特定的聚居区从事商业贸易。

从立法上对中世纪和重商主义时期进行清算，并不只限于技艺行会。反对高利贷的法律本来早已是一纸空文，英国、荷兰、比利时以及北部德国更在1854—1867年间正式废除。政府对采矿业的严格控制——包括矿山的实际开采——也逐渐开放，普鲁士便在1851—1865年间废除限制，因此任何企业家现在都有权开采他所发现的任何矿物（需获得政府许可），并且可以采取他认为合适的生产方式。同样，组建商业公司（尤其是股份有限公司或类似组织）现在变得更容易，同时也摆脱了官僚控制。在这方面英国和法国领先一步，德国直到1870年后才建立公司注册制度。商业法律也被修改得适合于普遍看好的商业发展状况。

但是在某方面，最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是朝着完全的贸易自由迈进。诚然，只有英国（1846年后）完全放弃保护主义，保留关税——至少在理论上——只是为了财政利益。然而，除了消除或减少国际水上航道的限制〔如多瑙河（1857年）和丹麦与瑞典之间的松得（Sound）海峡〕和设立大金融区〔如1865年成立的法国、比利时、瑞士和意大利拉丁货币联盟（Latin Monetary Union）〕以简化国际间的货币制度之外，19世纪60年代还出现了一系列的“自由贸易条约”，在实质上拆除了主要工业国家之间的关税壁垒。甚至俄国（1863年）和西班牙（1868年）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入了这一运动。只有美国仍然是保护主义的堡垒，因为美国工业依赖一个受到保护的国内市场，并且几乎不需要进口；但即使在美国，19世纪70年代初期也有适度的改善。

我们甚至可以再作更进一步的探讨。直到那时为止，甚至最大胆、最无情的资本主义经济，在完全依赖自由市场方面也踌躇却步，尽管理论上他们应当这样做，特别是在雇主和工人的关系上。然而即使在这一敏感领域，非经济性的强制措施也取消了。在英国，《主仆法》遭到修改，建立了双方当事人皆可片面终止契约的对等关系；北英格兰矿主的“一年契约”被废除，代之以标准的契约，这种契约可由单方（工人）随时通知对方宣布解除。乍看之下这种发展颇令人惊讶，在1867—1875年间，限制工会和罢工权利的重要法令，几乎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便遭全面废止（见第六章）。其他多数国家还是不愿把这种自由交给劳工组织，尽管拿破仑三世相当大程度地放松了对工会组织的法律禁止。但是，在先进国家中，整体形势现在倾向于像日耳曼1869年商业法规所说的那样：“那些单独从事贸易或商业的雇主与其所雇店员和徒工之间的关系，是由自由契约决定的。”只有市场能支配劳动力的买和卖，就像支配其他东西一样。

无疑，这种全面自由化刺激了私有企业发展，其中商业的自由化则助长了经济扩张。但是我们不应忘记，大多数形式上的自由化是不必要的。某些国际流动自由即使在今天也是受控制的，特别是资本和劳力的流动，但在1848年则不然，那时的先进国家认为移民的自由流动是理所当然的，根本不需讨论（见第十一章）。另一方面，对于19世纪中期单纯固守“自由化将带来经济发展”信条的人来说，什么样的制度和法律变更会促进或阻挠经济增长是太过复杂的问题。在英国，大繁荣时代甚至在1846年《谷物法》废除之前已经开始。不可否认，自由化带来各式各样的积极结果。例如在废除松得海峡的关税之后（1857年），哥本哈根发展得比以往更为迅速。在此之前，松得海峡关税一直阻碍着船只进入波罗的海。但全球性的自由化运动是经济膨胀的原因、附加物，还是结果？其程度如何？这些问题还有待探讨。只有一点可以确定，那就是：当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其他基础欠缺之时，单凭资本主义本身是无法取得多大成就的。没有比新格拉那达共和国（Republic of New Granada，哥伦比亚）在1848—1854年间的自由化脚步更快的国家了，但是谁会说该国政治领袖向往的繁荣富强已立即或全部实现了呢？

在欧洲，这些变化使得人们对经济自由主义深信不疑，充满期望。这似乎是有道理的，至少对那一代人而言是如此。就单一国家来说，这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自由化的资本主义企业在每个国家都明显表现出繁荣昌盛。就算让工人拥有自由订立契约的权利，包括容忍那些强大到足以靠工人的磋商权而建立的工会组织，都不会对赚取利润构成威胁，因为“劳动后备大军”（如马克思所称）看来可以把工资维持在令人满意的低水平上（见第十一章、第十二章）。这些劳动后备大军主要是乡村百姓、从前的工匠和其他涌入城市及工业区的群众。乍看之下，国际自由贸易受到如此垂青，难免叫人吃惊，但英国除外。对英国人来说，首先，国际自由贸易意味着他们得以自由地在世界上的所有市场中出售更廉价的商品；其次，英国能迫使低开发国家把自己的产品——主要是食品和原料——以低廉的价格大量卖给英国，并用得来的钱购买英国的工业产品。

但是为什么英国的对手们（除美国）会接受这么明显的不利做法呢？（对于低开发国家来说，由于他们不具工业竞争能力，国际自由贸易当然是有吸引力的。例如，美国南部各州相当乐意保持英国这个可以无限制销售其棉花的市场，所以强烈坚持自由贸易，直到被北方征服为止。）较过分的说法是：国际自由贸易之所以获得进展，是因为在这一短暂时刻，自由化的乌托邦令人衷心诚服，即使政府亦然，而且他们深信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毋庸置疑，国际自由贸易的形成也深受经济要求的影响，而且经济要求似乎具有自然法则般的力量。然而，理智信念很少能比得上切身利益。事实是，大多数工业经济在这段时期都从自由贸易中发现两个有利之处：第一，经济在这段期间的普遍增长，与19世纪40年代相比确实非常壮观，所有国家皆从中受惠，英国受惠尤甚。无论是大量不受限制的出口贸易，还是大批毫无阻碍的食品原料供应，包括必要的进口供应，都是令人愉快的。即使某些特殊的利益会因此受损，但自由化还是会带来其他利益。第二，不管资本主义各国将来的经济对立情况如何，在工业化的这个阶段，能够取得英国的设备、资源和技术，显然是对自己有帮助的。例如，英国铁路钢铁机器的大量出口，不但不会抑制其他国家的工业化，反而有所助益（见下表）。

就是这样，资本主义经济同时得到（并非偶然巧合）多方面极其强有力的刺激。其结果是什么呢！衡量经济扩张最便利的办法是统计数字，而19世纪最常用的衡量标准是蒸汽动力（因为蒸汽机是动力的典型形式），而且多半是煤炭和钢铁的相关产品。显而易见，19世纪中期是烟与汽的时代。煤产量早已以百万吨计算，当时个别国家逐渐采用千万吨计算，而世界的产量则采用万万吨计算。其中大约有一半——在本书所论时期初始比例更高——来自举世无双的产煤大国，即英国。19世纪30年代，英国铁产量已达到几百万吨（1850年约250万吨），远非他处可及。但是到了1870年，法国、德国和美国也各自生产出100万～200万吨不等，尽管英国这个“世界工厂”还是遥遥领先，几乎年产600万吨，或者说是世界产量的一半。在这20年间，世界煤产量大约增加了2.5倍，世界铁产量大约上升了4倍。而蒸汽动力却增加了4.5倍，从1850年的400万匹马力，上升到1870年的大约1850万匹马力。

上述粗略数据充其量只不过说明了工业化正在向前推进。然而更重要的是，朝工业化迈进的现象在地理范围上极其广阔，尽管各地的情形极不平衡。铁路和汽船的广布，如今已将机械动力引进各个大陆以及那些缺少机械便无法工业化的国家。铁路的到来（见第三章）本身就是一场革命的象征和成就，因为将整个地球铸成一个相互作用的经济体，从许多方面来说都是工业化最深远且当然是最壮观的一面。但是“定置蒸汽机”（fixed engine）本身在工厂、矿山和铸造应用上也有长足进展。在瑞士，1850年只有34台这样的蒸汽机，但是到1870年几乎增加到1000台；在奥地利，其数量从671台（1852年）增加到9160台（1875年），而马力也加大15倍之多。（比较起来，葡萄牙这个欧洲真正的落后国家，到了1873年也只有70台蒸汽机，合1200匹马力。）荷兰的蒸汽动力总数则上升了13倍。

有少数工业地区以及如瑞典这样的欧洲工业经济国家，尚未开始大规模工业化。但最突出的现象，是各个主要地区的不平衡发展。在本书所论时期，英国和比利时是仅有的两个工业蓬勃发展的国家，以每人平均值而言，也是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其居民每人平均的铁消费量在1850年分别是170磅和90磅，相对而言，美国56磅，法国37磅，德国27磅。比利时的经济规模虽小，但却非常重要，1873年时，它的铁产量仍达其强邻法国的一半。英国当然是卓越的工业大国，而且就像我们前面所见，它也在努力保持这一相对地位，尽管应用于生产的蒸汽动力开始严重地落后。英国在1850年仍然占有全球蒸汽机动力总数（定置蒸汽机）的三分之一以上，但是到了1870年已不及四分之一，即占总数410万匹马力中的90万匹。就纯数量而言，美国在1850年已比英国略多，到了1870年更将英国远远抛在后面，其蒸汽动力已经是英国的两倍多。美国的工业扩张尽管超乎寻常，但与德国相比还是稍微逊色。德国的定置蒸汽动力在1850年还是极其一般的，总数或许只有4万匹马力，远不及英国的10%。但是到1870年，已达到90万匹马力，大约和英国相等，当然远远超出法国。法国的蒸汽动力在1850年时还算是比较大的（6.7万匹马力），但到1870年只勉强达到34.1万匹马力——不到小国比利时的两倍。

德国工业化是非常重要的历史事件。除了具有经济上的重要作用外，其政治意义也十分深远。1850年时，日耳曼联邦与法国的人口数大体一样，但工业生产能力却差得非常多。到1871年，统一的德意志帝国已经拥有比法国多得多的人口，但工业上的超前情况更甚。由于政治和军事力量也逐渐变成以工业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专业知识为基础，工业发展所带来的政治后果遂比以往更重要。19世纪60年代的战争就说明了这一点（见第四章）。从那以后，没有强大的工业，任何国家都无法在“强权”俱乐部中保住其地位。

这个时代的特有产品是铁和煤，而其最具代表性的象征是铁路，铁路把两者结合起来。纺织工业是工业化第一阶段最典型的产物，相对来说进展不大。19世纪50年代的棉花消费大约比19世纪40年代高出60%，19世纪60年代变化不大（因为受到美国内战的干扰），19世纪70年代则增加大约50%。羊毛生产在19世纪70年代大约是19世纪40年代的两倍。但是煤和生铁产量约是原来的5倍，同时钢铁的大量生产已成为可能。实际上，铁、钢工业上的技术改进在这一时期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前一个时代的纺织工业。在19世纪50年代的欧洲大陆，煤已取代木炭成为冶炼的主要燃料。各地都有新的冶炼法——贝塞麦转炉（Bessemer converter，1856年）、西门子—马丁开灶炉（Siemens-Martin open hearth furnace，1864年）——可炼出廉价的钢，廉价钢在日后几乎代替了熟铁。但是，其重要性要到未来才看得到。1870年，在德国生产的成铁只有15%炼成钢，比英国少10%。这个时期还不是钢的时代，也还没进入钢制武器的军备时代，钢铁军备将大量刺激钢的生产。这时仍属于铁的时代。

尽管未来的技术变革已明显可期，但新式“重工业”也许除了数量增加之外，尚不见特殊的技术变革。就全球而言，工业革命在1870年以前仍然是凭借1760—1840年的技术革新，凭借当时所创造的推力向前迈进。可是，在19世纪中期的数十年里，确实发展出两种极具革命性的技术工业：化学和（与通信相关的）电学。

除少数例外，工业革命第一阶段的主要技术发明，并不需要多高深的科学知识。英国在这方面得天独厚，因为它拥有经验丰富而且富有常识之人，如伟大的铁路建造者斯蒂芬孙（George Stephenson）。但从19世纪中期以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电报的发明与理论科学密不可分，必须利用伦敦的惠斯通（C.Wheatstone，1802—1875）和格拉斯哥的汤普森（William Thompson，1824—1907）等人的研究成果。人造颜料工业则是大量化学合成的成就，尽管其第一批产品（淡紫色）在色彩上并未受到普遍欢迎，但已从实验室进入工厂阶段。炸药和照相也是如此。至少炼钢这项重要革新是出自高等教育者，即基尔克里斯特—托马斯（Gilchrist-Thomas）“基本”处理法。就像凡尔纳（Jules Verne，1828—1905）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教授成为比以往更为突出的工业界人物：法国酿酒商不就是求助于伟大的生物化学家巴斯德（L. Pasteur，1822—1895）为他们解决难题吗？此外，研究实验室如今已成为工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部门。在欧洲，实验室仍然附属在大学或类似的机构中——耶拿（Jena）的阿贝（Ernst Abbe）实验室已经发展成著名的蔡斯（Zeiss）工厂，但在美国，以电报公司为先导，纯粹的商业实验室已经出现。不久，它就因爱迪生（AlvaEdison，1847—1931）而闻名于世。

科学研究渗透进工业的重要后果，使此后教育机构在工业发展上越来越具关键性。英国和比利时这两个工业革命第一阶段的先驱者，并不是文化最发达的国家，而且它们的技术和高等教育制度也离杰出还有一段距离（如果不包括苏格兰的话）。然而从这个时期开始，对一个国家来说，无论是缺少大众教育还是缺少相应的高等教育机构，要想成为“现代”经济国家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反之，贫穷和落后的国家，只要具有完善的教育制度，就很容易发展起来，如瑞典。

对于以科学为基础的技术，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军事方面，完善的初等教育具有显而易见的实用价值。举例来说，在1870—1871年间，普鲁士之所以能够打败法国，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普鲁士的士兵文化程度普遍比法国高。另一方面，在更高的层次上，经济发展需要的并非科学的原创与诡辩，而是如何支配和使用，换句话说，是“发展”而非研究。拿剑桥和巴黎综合工科学校的标准来衡量，美国的大学和科学研究机构并不突出，但它们在经济方面的表现却优于英国，它们实际上提供了培育工程技术人员的系统教育，这些机构在英国尚不存在（1898年之前，步入英国技工行业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学徒制度）。美国在这方面也强过法国，因为美国培育出大批具有相当程度的工程技术人员，而不是只培养少数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德国在这方面是依靠良好的中等学校，而非大学。19世纪50年代，德国在六年制中学（Realschule）教育方面走在时代前列，这是一种倾向技术教育的非古典学校。1867年，当莱茵地区“受过教育”的工业家被请求捐助波恩大学50周年校庆时，在14个工业城市中，除一个之外，几乎所有收到请求的城市全部拒绝，因为这些“杰出的地方工业家并未在大学受过高等教育，而且直至当时也没有让他们的子女接受这种教育”。

但是，技术当然是以科学研究为基础，而且非常显著的是，少数科学先驱者的革新很快就会被广泛接受，只要那些研究能转化到机械运用上。于是，通常只产在欧洲以外地区的新式原料，遂取得了重要地位，不过这要到帝国年代后期才充分表现出来。（欧洲化学原料的生产也日渐兴盛。德国钾碱生产情况如下：1861—1865年，5.8万吨；1871—1875年，45.5万吨；1881—1885年，超过100万吨。）石油已经引起了具有发明精神的美国佬的注意，把它用作点灯燃料，但是由于出现化学加工，石油很快又有了新用途。1859年仅仅生产2000桶石油；但是到了1874年，1100万桶的石油产量（大多数是产自宾夕法尼亚州和纽约）使得洛克菲勒（J.D.Rockefeller，1839—1937）建立了对新工业的控制，因为他通过自己的“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垄断了石油运输。

然而，这些革新对当时的重要性似乎没有回顾起来这么大。无论从哪方面讲，19世纪60年代的专家们仍然认为，对未来经济具有远大意义的金属仍是那些古人熟知的：铁、铜、锡、铅、汞、金、银。他们认为锰、镍、钴、铝这些后来的金属“注定不会发挥其前辈曾产生过的重要作用”。英国的橡胶进口从1850年的7600英担（cwt，重量单位，相当于112磅），上升到1876年的15.9万英吨，这确实是值得重视的增长，但甚至以20年后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数量也是微不足道的。橡胶绝大多数仍是来自南美的野生采集，其主要用途是制作防水布和弹性胶带。1876年，欧洲总共有200部电话在使用，美国则有380部。在维也纳万国博览会期间，电动传送带的展出成为轰动世人的奇迹。回顾上述事实，我们可以看到一场突破近在咫尺：世界将要进入电灯与电力、钢与高速合金钢、电话与电报、涡轮机与内燃机的时代。然而，19世纪70年代中期尚未进入这个时代。

重大的工业革新，不是发生在上面已经提到的以科学为基础的领域，而是发生在大规模的机器生产上。这些机器在从前实际上是用手工方法生产，就像火车头和轮船仍然是手工生产的那样。大规模机器生产的改进多半发生在美国，如柯特（Colt）自动手枪，温切斯特（Winchester）步枪，大量生产的钟表、缝纫机和现代生产装配线〔由19世纪60年代辛辛那提（Cincinnati）和芝加哥的屠宰场发展而来〕。生产装配线就是生产主件从一个操作点传送到下一个操作点的机械传送装置。用机器生产机械用品的意义在于：当时需要比任何经济更大量的标准化产品，其需求者是个人，而不是行业公司和机关单位。1875年，整个世界拥有大约6.2万部蒸汽火车头，但与铜钟和步枪的数量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不过一年的时间（1855年），美国便大量生产了40万座铜钟；在1861—1865年间，美国内战中的南北双方共使用了300万支步枪。因此，最可以大量生产的产品，是那些由广大的小生产者使用的产品，例如农民、缝制女工（缝纫机）、办公机关所需物品（打字机）以及手表类的消费品，尤其是战争中使用的小型武器和弹药。这些产品之间仍各具差异而且不够标准化。这使得一些敏锐的欧洲人感到苦恼，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已经注意到，在大量生产的技术上，美国占有优势。但那些“老练者”却不在意，他们认为，假如美国像欧洲一样拥有现成的熟练工匠可供支配，他们就不会费心去发明那些生产不重要用品的机器。在19世纪初，法国官员就宣称过：尽管法国在工业上可能跟不上其他国家，但是在发明创造和手工技艺工业方面，还是可以稳操胜券的，例如汽车制造业。

所以，当19世纪70年代初期，实业家环顾世界之际，自然会对前景流露出充满自信的骄傲之情。但这是有道理的吗？在某些国家中，世界经济的巨大扩张已经牢牢地建立在工业化的基础之上，也建立在大量且名副其实的全球性物资、资本和人员的流动之上，而且这场巨大的扩张仍在继续，甚至在加速。但它在19世纪40年代所注入的那股特殊能量，其作用却不再持续。向资本主义创业者敞开的新世界会继续扩大。但它不再是绝对的“新”。（事实上，一旦他们的产品大量地涌入旧世界，例如美洲大草原与俄罗斯大草原的麦子在19世纪70和80年代所发生的情形那样，它们将同时瓦解新旧世界的农业。）世界铁路的建设工作持续了一整代人。但是，由于大多数铁路线的建设已经完成，铁路建设将不得不缩小规模，到那时会出现什么情况？工业革命第一阶段所带来的技术潜能，如英国在棉花、煤、铁、蒸汽机方面的潜能，看起来似乎是足够巨大的。1848年前，这些潜力在英国以外的地区毕竟还完全没有开发利用，即使在英国国内也只是不完全的开发。对开始开发这一潜能的那代人，他们的奋力而为是可以谅解的，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潜能是取之不尽的。但事实并非如此，而且在19世纪70年代，这种技术的局限性已经看得到了。一旦这种潜能耗尽，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当世界步入19世纪70年代之时，这种多虑似乎显得荒唐可笑。但事实上，这种扩张的进程是出奇的变幻莫测，就像今日人人可见的那样。陡然的衰退，有时甚至是剧烈的衰退，会渐渐发展成取代世界繁荣的全球性衰退，一直到价格下降到足以驱散物资充斥的市场，清除倒闭企业的场地，一直到企业家们开始投资和拓展，开始新一轮经济周期为止。正是在1860年，即第一次真正的世界大衰退之后，以杰出的法国博士朱格拉（Clement Juglar，1819—1905）为代表的学院经济学家，他们认识到“经济周期”并计算出其周期性，直到当时为止，这类问题原本只有社会主义者和其他非正统人士才会去研究。可是，尽管这场扩张的间断十分引人注目，但却是暂时性的。对企业家而言，从没有比19世纪70年代初期更令人兴奋的经济发展期。此即德国著名的“企业振兴”年代。在这个年代里，即使是最荒谬和明显骗人的企业，都会因其许诺的赚钱希望而招来无数的逐利生手。这个年代，就像维也纳新闻记者所描写的那样：“人们筹设公司，好把北极光运送到圣史蒂芬广场，或在南海岛屿的土著中出售我们的鞋油。”

接着，出现了大崩溃。甚至对那些最爱夸口说经济繁荣正处于蒸蒸日上、兴旺发达时代的人来说，这次大崩溃也是极其明显的。美国有2.1万英里铁路因破产而瘫痪，德国的股票价格从繁荣顶峰的1877年下降了大约60%。而且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在世界主要产铁国中，几乎有半数的鼓风炉熄火停业。前往新大陆的移民洪流变成了小溪。在1865—1873年间，每年有20万人抵达纽约港口，然而1877年却仅有6.3万人。但是，与早期的大繁荣衰退不同，这次衰退似乎没有终止。1889年，某位德国人写了一篇题为《针对政府与商界人士的经济研究导言》的研究文章，其中指出：“自从1873年股票市场倒闭以来……除了短暂例外，‘危机’一词总是萦绕在每个人的脑海里。”而且这种情形还是出现在德国，德国在这个时期的经济增长一直相当可观。历史学家曾怀疑所谓的1873—1896年的“大萧条”是否存在。当然，这次衰退不像1929—1934年那样明显，1929—1934年的经济衰退，曾几乎窒息了资本主义的世界经济。然而，对当代人而言，大繁荣已被大衰退取代的感觉是非常明确的。

伴随着19世纪70年代的大萧条，一个新的历史时代正在到来，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这非本书所能论及，但我们可以在此顺便提一下：它颠覆或破坏了19世纪中期自由主义的基础，这个基础曾经是看似坚不可摧的。从19世纪40年代后期延续到19世纪中期的这段时期，曾被当时的传统人士认为是经济增长、政治发展、技术进步和文化成就的典范时期，只要稍加适当改进，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持续到无限的未来。但事实并不像这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它只是一段特别的插曲。然而，其成就是极其辉煌感人的。在这一时期，工业资本主义演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经济，所以地球也从一个地理概念转变成持续运作的动态实体。从现在起，历史已经演变成世界历史。

谢选骏指出：1869年一个欧洲殖民鬼子大言不惭地说，“一个民族并不需要运用害人的计谋，只要温顺善良，努力工作，不断致力于自我改进，便可获得物质上的富足。”——我看人们一定觉得此人善于遗忘，不再记得他的祖祖辈辈三四百年来是如何通过损人利己的殖民活动灭绝原住民、掠夺土地和财富，建立了欧洲列强的魔鬼地位。

【第三章　统一的世界】

资产阶级依仗着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依靠着极其方便的交通工具，把所有的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拉进文明社会……总而言之，它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一个世界。——马克思和恩格斯，1848年

当经济、教育以及凭借着电报和蒸汽机带来的思想与物质的快速交流改变一切时，我敢相信，伟大的造物主正在准备把世界变成使用同一语言的单一国家。这是一个完美的成就，它将使陆海军不再需要。——格兰特（U.S.Grant）总统，1873年

“你们应当听到了他所说的一切——我要去某地一座山上生活，或是去埃及，或是去美国。”

“好吧，这有什么！”斯托尔兹漠然地说。“你可以在两个星期内到达埃及，三个星期内到达美国。”

“到底是谁要去美国或埃及？英国人这样做，是上帝的安排，此外，他们在家乡已没有生活的余地。而我们当中哪个会梦想此行呢？也许有一些绝望的家伙，他们已自认为生命毫无价值。”——冈察洛夫，1859年

当我们在撰写早期的“世界历史”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把世界各地的历史加在一起。但是，就世界各地的相互了解而言，当时有的只是肤浅的表层接触，或是某些地区的居民征服或拓殖了另一个地区，就像西欧对美洲一样。在撰写非洲早期的历史时，很可能只会偶尔提到远东历史（除了西海岸和好望角外），很少提到欧洲，尽管不可能不时时提到伊斯兰教世界。18世纪之前，在中国发生的事情，除俄国之外，与欧洲政治统治者毫不相干，尽管会涉及到前往该地的一些特殊商队；在日本发生的事情，也不是欧洲人可以直接知道的，只有一小部分荷兰商人例外，他们在16世纪至19世纪中期，被允许在日本保有落脚点。反过来看，欧洲之于中国这个天朝帝国来说，只是外蛮居住地区，好在它们地处遥远的大洋之外，不会在臣民对皇帝的忠诚度上造成任何麻烦，顶多是给负责港口的官吏带来一些管理上的小事端。就这一点而言，甚至在交往频繁的地区，大多也可置之不理，而且不会带来不便。对西欧人来说——无论是商人还是政府官员——在马其顿（Macedonia）山区峡谷所发生的事情有什么重要意义吗？假如利比亚真的被某场天灾人祸所吞没，对其他地方的人，甚至对奥斯曼帝国（Ottoman Empire，尽管严格地说，利比亚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和地中海东部沿岸诸国的商人而言，又有什么关系呢？

世界各地之所以缺乏相互依赖，不单单是不了解的问题，当然，相关地区对“内地”的缺乏了解，仍是相当严重的。甚至到了1848年，在欧洲最好的地图上，各个洲的大片地区仍是一片空白——尤其是在非洲、中亚、南美中部、北美部分地区、澳大利亚，更别提几乎完全处于人迹未至的北极和南极。而其他地区的地图绘制家，自然会在其地图上标出更大片一无所知的空地。这是因为，就算中国官吏，或每个大陆内地那些不识字的边防哨兵、商人和猎人，他们知道的地方会比欧洲人多一点，但他们的整体地理知识还是相当贫乏。无论如何，光是把专家所了解的世界知识加在一起，也不过是枯燥的纯学术演算。统一的世界并不存在，甚至在地理概念上也不存在。

缺乏了解只是现象，而非世界无法凝成一体的原因。其中反映出世界之间缺少外交、政治和管理上的联系，事实上，这些联系即使有也非常纤细〔《哥达年鉴》（Almanach de Gotha）是欧洲的外交学、家谱学和政治学圣经。其中虽然仔细记载了当时所知的一星半点有关现在已成为各个美洲共和国的前殖民地，但在1859年之前却不包括波斯，在1861年之前不包括中国，在1863年之前不包括日本，在1868年之前不包括利比亚，在1871年之前不包括摩洛哥。泰国直到1880年才收录进去。〕；同时也反映出彼此在经济联系上的薄弱。不可否认，作为资本主义社会先决条件和特征标志的“世界市场”，当时一直在发展当中。国际贸易在1720—1730年扩大了一倍多（国际贸易在此指的是欧洲人眼中这个时期所有国家全部进出口统计的总和）。在双元革命时期（1780—1840年），世界市场扩大了三倍多，虽然以我们现代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数字相当一般。到1870年，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和斯堪的纳维亚的每人平均外贸额，已上升至1830年的四至五倍，荷兰和比利时上升了三倍，甚至美国也扩大到原来的两倍多——对于美国来说，对外贸易只占极小的比例。在19世纪70年代，西方主要大国之间，每年大约有8800万吨的海上贸易运输，相比之下，1840年只有2000万吨——其中主要货物的比例是：煤3100万吨对140万吨，粮食1120万吨对200万吨，铁600万吨对100万吨。其中也包括石油这种要到下个世纪才显出其重要性的货物，1840年前，海外贸易当中还看不到石油的影子，但到1870年时，已有140万吨。

让我们更具体地看看，原本各自分离的世界是如何逐步联系成紧密的网络。英国在1848—1870年间，输往土耳其和中东的出口总额，从350万镑直线上升到将近1600万镑；输往亚洲从700万镑上升到4100万镑（1875年）；输往中美和南美从600万镑上升到2500万镑（1872年）；输往印度从大约500万镑上升到2400万镑（1875年）；输往澳大利亚从150万镑上升到将近2000万镑（1875年）。换句话说，在35年间，世界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与最遥远或者说最落后地区的贸易额，足足增加了6倍。即使与今日相比相去甚远，但就纯数量而言，已远远超出前人所能想象的。联结世界各地的网络明显正在绷紧。

持续的探险活动，将世界地图上的空白逐渐填满，但这一过程与世界市场的扩张究竟具有怎样的具体关联，仍然是个复杂的问题。其中有一些是外交政策的副产品，有些是来自传教士的热情开拓，有些是由于科学探险，还有一些是由于出现于本书所论时期尾声的新闻与出版事业。1949年，理查森（J.Richardson，1787—1865）、巴斯（H.Barth，1821—1865）和欧威维格（A.Overweg，1822—1852）被英国外交部派去勘察中非；伟大的利文斯顿（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为了传播加尔文教，在1840—1873年间穿过当时仍被称作“黑暗大陆”的中心地带；《纽约先驱报》（NewYork Herald）的记者斯坦利（Henry Morton Stanley，1841—1904）前去发现他（不只是他）想寻找的地方；贝克（S.W.Baker，1821—1892）和斯皮克（J.H.Speke，1827—1864）两人的目的更纯粹是地理和冒险方面的。无论上面这些人中的哪一个，他们都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旅行在经济上所产生的意义。就像一位法国主教出于传播宗教的利益所写的那样：

万能的上帝无需人们帮助，福音的传播也无需人们帮助；然而，如果人们真的能够打开阻挡福音传播的障碍，那将会使欧洲的商业蒙上荣光……

探险不仅意味着求知了解，而且意味着发展，可以把未知，也可以说是野蛮落后带向文明与进步的辉煌中；让赤裸的野蛮生灵披上由慈善机构在博尔顿（Bolton）和鲁贝生产的衣裤，为他们带来伯明翰生产的货物，如此必定也会把文明同时带给他们。

实际上，我们所谓的19世纪中期的“探险家”，只是让人们得以认识到海外世界的很大一群人中的一小股，他们被广为宣扬，但实际人数不多。他们所到之处，多半是那些经济不发达且无商业利益可图的地方，所以那些（欧洲的）商人、探矿者、测量员、铁路和电报建设者，（如果气候适宜）乃至白人移居者，仍无法取代这些“探险家”。从大西洋奴隶贸易被废除开始，一直到一方面发现了贵重宝石和贵重金属，另一方面发现了某些只能在赤道气候中生长采集而且完全未经加工的当地产品的经济价值为止，在这段时间，“探险家”成为非洲内陆地图上的主要活动者，因为这块陆地对于西方人来说，并没有明显的经济价值。在1870年之前，上述两方面都还没显出重要性，甚至在可见的将来也看不到希望。但是，如此广大且未开发的大陆，竟无法立即更别提将来也不可能成为财富和利益的泉源，确实不可思议。（英国对次撒哈拉沙漠非洲的出口额从19世纪40年代后期大约150万镑，增加到1871年大约500万镑，从19世纪70年代起成倍增加，到19世纪80年代初期达到1000万镑，这说明了非洲市场并不是没有前途的。）“探险家”也是澳大利亚的开拓者，因为其内陆沙漠广大空旷，而且到19世纪中期之前，始终缺少可见的经济利用资源。但另一方面，除北极之外，世界的海洋已不再成为“探险家”着眼的目标——而南极在当时很少有人注意。（在海洋方面，探险大多出于经济目的——寻找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西北和东北航道。这就像当今跨越极地飞行一样，会节省很多时间，因而也就节省很多钱。寻找北极实际所在地的活动，在这段时期并没有努力进行。）然而，航海范围的广泛扩大，尤其是海底电缆的铺设，自然会带动更具真正意义的探险。

由此看来，人们对世界的了解，在1875年时比以前的任何时候都多得多。甚至在国家的层级上，详细的地图（绝大多数是为军事目的而制）已可在许多先进国家中看到。这类地图的最初版本是1862年绘制的英国军事测量地图，但其中尚不包括苏格兰和爱尔兰。然而，比单是了解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即使是世界最偏远之地，如今也已开始被先进的交通、通讯工具联系在一起，这些工具运营有序，有能力运送大批的货物和人员，尤其是速度快捷，这些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它们包括铁路、汽船、电报。

截至1872年，这类工具已经赢得了凡尔纳所能预料的成就：能够在80天之内周游世界，还可以把许多阻碍法格（Phileas Fogg：凡尔纳名著《环游世界80天》的主角）不屈不挠前进的意外事故考虑在内。读者或许可以想象下面这条平安无阻的旅行路线。在跨越欧洲时，旅行者首先乘坐火车和海峡渡轮由伦敦到达布林迪西（Brindisi），然后，再换搭轮船通过新开通的苏伊士运河（大约需7天时间）。从苏伊士运河到孟买的旅程时间大约需13天。从孟买到加尔各答的火车旅程需要3天。从那里由海路去香港、横滨，越过太平洋到旧金山，这段遥远的路程需要41天。自从1869年横越美国内陆的铁路建成以后，只需7天的时间旅行者就可以从旧金山到达纽约，只是途中那些还没有完全得到控制的地区可能由于出现成群的野牛、印第安人等而显得不太安全。其余路程——横渡大西洋到利物浦，再乘火车回到伦敦——大致不会发生问题，只是要耽搁时日。实际上，不久之后，确实有一个野心勃勃的美国旅行社提供了一次这样的环球旅行。

如果是在1848年，法格得花多长的时间才能完成这样的旅行呢！他几乎不得不完全仰赖海上运输，因为当时还没有横越大陆的铁路线，实际上除美国之外，世界其他地方还不存在深入内地的铁路，而美国在当时也不过深入到内陆200英里。最快的海船，即著名的贸易船，在1870年前后平均要110天才能到达广东，而1870年前后是这种贸易船技术发展的顶峰。因此，前往广东的航行，理论上不可能少于90天，但实际上却用了150天。1848年，即使是在最顺利的情况下，环绕地球的航行也不可能指望少于11个月，也就是法格所花时间的4倍，这还不包括在港口停留的时间。

缩短长距离旅行所用时间的努力，收效相对不大，这完全是因为海上航行速度的改善十分缓慢。1851年，从利物浦横渡大西洋到纽约的汽船平均航行时间是11～12.5天；到1873年基本上仍然如此，尽管“白星航班”自傲地宣称，它们已把时间缩短到10天。除非海上航路本身被缩短，如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否则法格休想比1848年的旅行者做得更好。真正的变革发生在陆地上，亦即在铁路方面，而且即令是这方面，真正的发展也不是火车速度的提高，而是铁路建设的高速发展。1848年的铁路运行速度，整体而言比1870年慢得多，尽管它从伦敦到霍利黑德（Holyhead）只用了8.5小时，比1974年慢3.5小时。然而，19世纪30年代发明的火车确实是一种非常有力的机器。但直到1848年，除英国以外，各地尚不存在铁路网。

在本书所论时期，在欧洲各地，在美国，甚至在世界其余部分的少数地区，都可以看到这种长距离铁路网的建设。我们可从以下两个表格中看出这项发展。1845年，在欧洲以外，拥有铁路线的“低开发”国家只有古巴。及至1855年，世界五个大陆上都已铺设铁路，尽管南美（巴西、智利、秘鲁）和澳大利亚还没出现。到1865年，新西兰、阿尔及利亚、墨西哥和南非也有了它们的第一条铁路。到1875年，巴西、阿根廷、秘鲁和埃及已经铺设了1000英里或更多的铁路，锡兰、爪哇、日本甚至更远的塔希提岛（Tahiti）也已经有了第一条铁路。同时，到1875年，全世界共拥有6.2万部火车头，11.2万节客车车厢和几乎50万吨的货车车厢。据估计，它们共运载了13.17亿名旅客和7.15亿吨货物，换言之，约是这10年间每年海上平均运输量的9倍。就数量而言，19世纪第三个25年是第一个真正的铁路时代。

铁路主干线的建设自然是轰动世界的大事。实际上，直到那时，铁路工程是人类所知的最大规模的公共事业，也几乎是最惊人的工程成就。当铁路离开英国这个地形挑战不甚严格的国家之后，它的技术成就变得更加显著。1854年，从维也纳到意大利北部的里雅斯特港的“南方铁路”已经穿越了塞莫灵（Semmering）隘口，其高度几乎达3000英尺；到1871年，越过阿尔卑斯山的路段高达4500英尺；到1869年，“联邦太平洋铁路”在跨越落基山脉时，已经踏上了8600英尺的高度；及至1874年，19世纪中期经济征服者最突出的成就——梅格斯（Henry Meiggs，1811—1877）的“秘鲁中央铁路”——已经慢慢地行驶在1.84万英尺的高山上。当火车在山巅中出没，在岩洞中穿行时，遂使早期英国铁路的一般行程相形见绌。塞尼峰（Mont Cenis）隧道是第一个穿越阿尔卑斯山的隧道，开修于1857年，完成于1870年，第一列穿越这条长达7.5公里隧道的是一列邮车。这条隧道使通往布林迪西的路程减少了24小时。当铁路首次把英吉利海峡与地中海连接在一起时，当人们能够乘坐火车到塞维利亚（Seville）、莫斯科、布林迪西时，当19世纪60年代铁轨向西延伸越过北美大草原和山脉时，越过印度次大陆时，当19世纪70年代火车进入尼罗河流域时，进入拉丁美洲的内陆时，那些生活在这个英雄时代的人们，当然会被这辉煌的成就所震撼，我们也不可能不对他们那种欣喜若狂、充满自信、倍感骄傲的心情抱有同感。

在铁路建设者中，有工业化的突击队；有农民大军，他们常常是组成合作小组，用锹镐移动着难以想象其数量的土石；有英国和爱尔兰的职业挖掘工人和监工，他们修建着远离国土的他乡铁路；有来自纽卡斯尔（Newcastle）和博尔顿的火车司机或机械师，他们在阿根廷或新南威尔士定居下来，运作那里的铁路。〔我们可以在成功的事业者中发现他们，如来自新南威尔士的火车机械工帕提逊（William Pattison），他到国外就职于一家法国铁路公司，出任修理工头。1852年，他又在意大利协助建立一家机械工程公司，该公司很快就排名第二。〕我们怎么能不对这些人感到钦佩呢？我们怎能不对那些把身骨遗留在铁路沿线每一段铁轨旁的苦力大军痛感怜悯呢？甚至在今日，萨耶吉·雷（Satyadjit Ray）的精彩电影《小路之歌》（Pather Panchali，根据一部19世纪孟加拉小说改编），仍可使我们回想起当时人们看到第一列蒸汽火车时的惊奇感——庞大的铁笼，带着工业世界本身不可阻挡和激励人心的力量，冲向从前只有牛车和驮骡走过的地方。

我们也无法不被那些戴着大礼帽的顽强人们所感动，他们组织并管理着这些人类世界的广泛变革——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变革。布拉西（Thomas Brassey，1805—1870）曾一度在五个大陆上雇用8万人，但他只是这些工程事业人物中最杰出的一位，他的海外企业名录好比是稍早那个较不文明时期的将领们所得到的战斗荣誉和战役奖章：普拉托—皮斯托亚（Prato-Pistoia）铁路、里昂—阿维尼翁（Lyons-Avignon）铁路、挪威铁路、日德兰（Jutland）铁路、加拿大大干线铁路、毕尔巴鄂—米兰达（Bilbao-Miranda）铁路、东孟加拉铁路、毛里求斯（Mauritius）铁路、昆士兰铁路、阿根廷中央铁路、利沃夫—切尔诺维兹（Lemberg-Czernowitz）铁路、德里铁路、布卡—巴拉卡斯（Boca-Barracas）铁路、华沙—特莱斯普尔（Warsaw-Terespol）铁路、喀劳码头（Callao Docks）铁路。

“工业的浪漫”一语，是几代公共事业宣传家和商业自满者汲取其原创意义甚至任何意义的泉源，甚至那些只想从铁路建设中捞取钱财的银行家、金融家、股票投机商的活动，也总是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像哈德逊（George Hudson，1800—1871）或斯特劳斯贝格（Barthel Stmusberg，1823—1884）这类名利双收的暴发户，他们之所以在一夕之间崩溃破产，是由于他们的过度自满，而非他们所使用的欺骗性手段。他们的垮台成为经济史中划时代的重要事件。〔尽管在美国铁路名人中，有真正的“强盗富商”——菲斯克（JimFisk，1834—1872）、古尔德（JayGould，1836—1892）、范德比尔特（Commodore Vanderbilt，1794—1877）等等，他们收买和掠夺已有的铁路以及他们能够得手的所有一切。〕甚至对于那些在伟大的铁路建设中最露骨的骗子，我们也很难不表钦佩，尽管我们实在不愿这样做。无论以什么标准来衡量，梅格斯都是一位不诚实的冒险家，他身后留下了无数欠债、贿赂和奢侈花费的记录，他把这些钱花在美洲大陆的整个西部边缘，花在像旧金山和巴拿马这类精通于罪恶与剥削的开放都会，而不是花在值得尊敬的工商企业者中。但是在那些看过“秘鲁中央铁路”的人当中，谁能否认他那浪漫的尽管也是卑鄙的设想和成就的辉煌伟大呢？

这种将浪漫主义、事业和财政融为一体的情形，也许在法国的圣西门主义者身上，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这些工业化的传教士是形成于使他们登上史册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运动中，1848年革命失败之后，他们逐渐将这种信仰转变成充满活力、冒险的企业精神，他们可说是“工业的指挥官”，尤其是交通方面的建筑者。他们不是唯一梦想着世界可因商业和技术而联系在一起的团体。像哈布斯堡这样一个深锁于大陆之中的帝国，也在的里雅斯特港创建了“奥地利的劳埃德”（Austrian Lloyd），想把它变成根本不可能的全球企业中心，它们的船只在苏伊士运河尚未开凿之前，就取了“孟买”和“加尔各答”等名字。但是，实际上是一位圣西门主义者雷赛布（F.M.de Lesseps，1805—1894）开通了苏伊士运河并筹建巴拿马运河，尽管他后来身遭不幸。

伊萨克·皮尔耶（lsaac Pereire）与埃米尔·皮尔耶（Emile Pereire）兄弟两人，是以金融冒险而闻名于世的，他们在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时期发了横财。但是埃米尔在1873年亲自监督过第一条法国铁路的建设，他住在工地的一间公寓里，打赌似的向人们表示新运输形式的优越。在第二帝国时期，皮尔耶兄弟在欧陆各地建设铁路，与较为保守的罗思柴尔德家族展开激烈的竞争，最终被后者摧毁（1869年）。另一个圣西门主义者塔拉波（P.F.Talabot，1789—1885），建造了法国东南部的铁路、马赛港和匈牙利铁路，他进而买下罗讷河（Rh檔e）航运没落而变得多余的驳船，打算用它们建立一支沿多瑙河航行到黑海的商业船队，可惜这项计划被哈布斯堡王朝否决。这些人的着眼点都囊括了所有的大陆和所有的海洋。在他们眼中，世界是一个统一体，由铁路和蒸汽引擎所连接，因为商业的地平线无边无际，前途无量，就像他们所梦想的世界那样宽广。对于这些人来说，人类的命运、历史和其自身的利益，根本就是同一件事。

从全球角度来看，铁路网仍然是国际航运网的补充。从经济上看，铁路在它存在的亚洲、澳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主要是作为连接地区间的运输工具，把大量生产原料物资的地区与港口联系起来，再从港口用船把原料物资运到世界各地的工业区和城市。像我们已见到的那样，船运速度当时并没有显著变快。航运技术的发展缓慢，可以从下列事实看出：即帆船继续与新式汽船对阵，而且毫不逊色。其中原因在于帆船在技术上虽然没有巨大进展，但在装载能力上却有了相当的改进。不可否认，汽船的运载能力确实有了明显的增长，从占1840年世界航运量的14%，上升到1870年的49%，但帆船仍然占有较大的比重。直到19世纪70年代，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帆船才被远远抛在后面（到19世纪80年代末期，帆船的世界航运量只占25%）。汽船的胜利实际上也是英国海上商业的胜利，恰当地说是英国经济的胜利，英国的经济发展是汽船发展的后盾。1840年，英国船由只占已知世界汽船总吨位的大约四分之一，到1850年上升到三分之一以上，到1880年已增高到了一半以上。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观察到，1850—1880年间，英国汽船的吨位增加了1600%，世界其他地区的增加总数大约是440%。事实已经够明显了。假如货物在秘鲁的喀劳、上海或亚历山大港装船，最可能的目的地便是英国。此外，大多数的船只都是装满货物的。1874年有125万吨的货物（其中90吨运往英国）通过苏伊士运河——通航第一年还不到50万吨。北大西洋的正常航班其运输量甚至更大：1875年有590万吨货物进入美国东海岸的三个主要港口。

铁路和海路共同运输着客货。然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个时期最惊人的技术进步，是用电报来传送信息。这一革命性工具在19世纪30年代中期似乎就发现在望，接着更以一种神奇的方式，使所有问题在突然之间都迎刃而解。1836—1837年，电报几乎被好几个不同研究者同时发明出来，其中库克（Cooke）和惠斯通的发明立即获得了成功。不过短短几年，它就应用在铁路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从1840年起，已开始考虑铺设海底电缆的可能性。但是一直到1847年以后，这项计划才变得具体可行，因为这时伟大的法拉第（Faraday）提出了用古塔波胶作为电缆的绝缘材料。1853年，一位奥地利人金特尔（Gintl）以及两年之后的斯塔克（Stark），他们相继指出：在同一线路的两端可以传送两个信息。19世纪50年代，美国电报公司采用了一个电报系统，可以每小时发送2000个字；1860年，惠斯通获得自动电报打印装置专利，此即收报机纸带（tieker-tape）和电报交换机（telex）的前身。

英国和美国已经在1840年应用这种新技术，成为科学家发明的技术得以应用的第一个例证。这种技术除非有完善成熟的科学理论做基础，否则是不可能发明的。在1848年之后的若干年里，欧洲先进地区迅速采用了这项成果。奥地利和普鲁士在1849年，比利时在1850年，法国在1851年，荷兰和瑞士在1852年，瑞典在1853年，丹麦在1854年，挪威、西班牙、葡萄牙、俄国和希腊在19世纪50年代下半期，意大利、罗马尼亚和土耳其则在19世纪60年代。人们所熟悉的电线和电线杆正在成倍增加，以欧陆的电线总长度而言，1849年有2000英里，1854年有1.5万英里，1859年有4.2万英里，1864年有8万英里，1869年有11.1万英里。电报通信的数量也在成倍增长。1852年，在6个拥有电报业务的国家中，电报总发送量不到25万份。然而到了1869年，法国和德国各自发送了600多万份，奥地利发送了400万份，比利时、意大利和俄国分别发送了200万份，甚至土耳其和罗马尼亚也都发送了60万～70万份。

然而，最具历史意义的发展是海底电缆的实际铺设。海底电缆的铺设是以19世纪50年代初横越英吉利海峡的电缆铺设为先导〔多佛尔—加莱（Dover-Calais），1851年；拉姆斯盖特—奥斯登（Ramsgate-Ostend），1853年〕，并逐渐延伸出长距离铺设。北大西洋电缆的铺设构想，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便已提出，并于1857—1858年着手进行，但由于找不到适当的绝缘体而被迫搁置。1865年的第二次尝试得以成功，是由于拥有闻名的“大东方”（Great Eastern）这艘举世最大船只作为电缆铺设船的缘故。接着便掀起了一股铺设国际电缆的热潮，在五六年的时间里，电缆线几乎缠绕了整个地球。光是1870年铺设的电缆就有：新加坡—巴达维亚，马德拉斯—槟榔屿，槟榔屿—新加坡，苏伊士—亚丁，亚丁—孟买，班加西—里斯本，里斯本—直布罗陀，直布罗陀—马耳他，马耳他—亚历山大港，马赛—波恩，恩登—德黑兰（利用地上线路），波恩—马耳他，萨尔康拜—布加勒斯特，俾赤岬—勒阿弗尔，古巴的圣地亚哥—牙买加，莫恩—波荷木岛—利堡，以及跨越北海的其他几条电缆。到了1872年，已经能从伦敦直接向东京和奥地利的阿得雷德发送电报。1871年，英国德贝（Derby）赛马比赛的结果从伦敦飞快传送到加尔各答，仅花了不到5分钟时间，于是比赛的结果似乎比不上消息飞快传递的成就更激动人心。法格的80天之旅，怎能与之相比！这种信息传递的速度，不仅史无前例，而且实际上也是其他传递工具无法相比的。对于生活在1848年的大多数人来说，这根本是不可思议的事。

世界电报系统的建立，使得政治与商业的因素结合在一起：除了美国之外——而且是较为重要的例外——内陆的电报几乎都是或即将变成国家所有，由国家管理；甚至英国也在1869年将其收归国有，置于邮政单位的管理之下。至于海底电缆方面，几乎仍完全由建设它的私有企业操纵，但从地图上可以明显看出，电缆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至少对大英帝国是如此。实际上它对国家有着极其直接的重要性，不仅在军事和治安方面，在行政方面亦然。从中可以看到，不同寻常的大量电报发送到诸如俄国、奥地利、土耳其等国家，其中经济交易和私人来往的比重极低（奥地利的电报来往数量一直超过北部的德国，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60年代初期）。领土越大，电报就越有用，因为政府需要用这种快速的通信工具与其边远的前哨进行联系。

表面上看，商人广泛使用电报，但是非营利的普通公民，很快也开始利用电报通讯，当然主要是用于亲友间的急事，尤其是突然变故的通讯。截至1869年，比利时所有的电报通讯中，大约60%是私人往来。但是光从数量上，并无法衡量出这种新工具最有意义的部分。就像路透（Julius Reuter，1816—1899）于1851年在亚琛（Aachen）建立自己的电报代理机构时所预见的那样：电报改造了新闻（他在1858年闯进英国市场，嗣后与英国电报业互相合作）。从新闻业的角度来看，中世纪是在1860年结束的，因为在1860年，国际新闻真的可以从世界各地通过电缆在第二天早上送到人们的餐桌上。特快消息不再是以天来计算，或者在遥远的地区是以星期或月来计算，而是以小时甚至分钟计算。

然而，这种通信速度的异常加快，却产生了一个看起来很不合理的结果。能够获得这一新技术的地区和其他无法获得这一技术的地区之间的差别因此变大，于是遂使那些依靠马、牛、骡、人力或小木船的速度来传递信息的地方，变得相对落后起来。纽约可以在几分钟或几个小时之内把电报发送到东京，但与此同时，《纽约先驱报》却无法及时完整报道某则消息，因为它必须等八九个月（1871—1872年）的时间才能收到利文斯顿从中非发给该报的信函，这一对比非常令人震惊。更令人震惊的是，在纽约发表那封信的当天，伦敦《泰晤士报》也刊印了该信。“原始西部”的“原始”，“黑暗大陆”的“黑暗”，这些说法的部分原因就是建立在这种对比之上的。

所以，公众对探险家和那些逐渐被简称为“旅行者”的人——也就是那些前往航海技术所能达到或达不到的边缘地区的人们——充满热情。在那些地方，他们享受不到汽船的头等舱、火车的卧铺服务（两者都是那个时期发明的），也没有接待旅行者的旅馆和民宿。法格便是在这样的边缘地带旅行。他这样做的目的有二：一是向人们展示铁路、轮船和电报如今几乎包围了整个地球；二是想了解还有哪些未确定的边缘地带和残存的地理鸿沟，仍然阻碍着世界旅行的顺利进行。

然而，那些冒险探索未知世界的人们，他们得不到什么现代技术的帮助，充其量只能找到几个健壮土著帮他们挑背行囊。正是对这些“旅游者”事迹的描写，成为世人最愿意阅读的文章。这些人物包括：探险者和传教士，尤其是那些深入到非洲内陆的探险者和传教士；冒险家，尤其是那些闯入伊斯兰教未定地域的冒险家；自然学家，他们深入南美丛林或太平洋岛屿捕捉蝴蝶和鸟类。19世纪第三个25年，就像出版界很快便发现的那样，开启了新一类旅行家的黄金时代，这类坐享其成的新旅行者，循着伯顿（Burton）、斯皮克、斯坦利和利文斯顿所开辟的道路，进入荒原丛林和原始森林。

然而，正在绷紧的国际经济网，甚至也把那些地理上极其遥远的地区拉入到整体世界之中，使两者之间产生直接而不仅是字面意义上的联系。对此发挥重要作用的不单是速度——虽然日益增长的业务量的确产生了加快速度的要求——而且还有影响的范围。这种现象可从下面这个经济事件生动地体现出来，这个经济事件叩开了一个新时代，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着新时代的轮廓：它就是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新发现和不久后的澳大利亚黄金新发现。

1848年1月，一个名叫马歇尔（James Marshall）的人，在加利福尼亚的萨克拉门托（Sacramento）附近的萨特磨坊（Sutter Mill）发现了看似数量极大的黄金。该地是墨西哥北部的延伸带，才刚刚归并美国，除了对少数墨西哥—美国大地主、大牧场老板、利用旧金山湾便利港口的渔民和捕鲸者而外——有一个拥有812位白人居民的村庄在此地谋生——本来是块不具重要经济价值的地方。由于该地濒临太平洋，大片的山岭、沙漠和草原，将它与美国的其他地方隔绝开来，因此它所显露的自然财富和诱人之处，并没有立即得到资本主义企业家的利用，尽管人们已经有所认识。淘金热立即改变了这一切。不时传来发现黄金的消息，到八九月已传遍了美国其他地方。然而直到美国总统波尔克（Polk）在他12月的总统咨文中予以肯定之前，并未引起多大的兴趣。因此，淘金热遂被划归成“四九年的所有物”。到1849年底，加利福尼亚的人口从1.4万人增加到近10万人，到1852年后半期，更增加到25万人；旧金山已成为人口近3.5万的城市。在1849年的后9个月里，大约有540艘船只进入该港，其中半数来自美洲，半数来自欧洲。1850年，有1150艘船只进入该港，总吨位接近50万吨。

有关加利福尼亚和1851年起的澳大利亚的突然发展所造成的经济影响，已经有过很多争论。但当代人对它的重要性毫不怀疑。恩格斯在1852年写给马克思的信中尖锐地指出：“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是（共产党）《宣言》没有预料到的两个情况：从一无所有，发展成新的庞大市场。我们应当把这种情况考虑进去。”淘金热究竟对于美国的普遍繁荣，对于全世界的经济勃发，对于突然出现的庞大移民潮（见第十一章）发挥了多大的促进作用，我们不必在此定论。但无论从哪方面看，有一点是清楚的：在远离欧洲几千英里外的地区性发展，在能干的观察者眼中，都可能会对欧洲大陆产生几乎直接而且深远的影响。世界经济的依存关系可见一斑。

因此淘金热会影响到欧洲和美国东部的大都市，同时影响到具世界头脑的商人、金融家和船业大亨，自然是不足为奇。但淘金热对地球其他地方所造成的影响，则比较不在意料之中，但也不难想象，因为对其他地区而言，加利福尼亚只能从海上接近，而在海上交通中，距离并不构成严重障碍。因此，淘金热很快就越过大洋。太平洋上的海员们纷纷弃船而去，到淘金场去试运气，就像大批的旧金山人在一听到消息以后所做的那样。1849年8月，有200艘船被它们的船员所弃，搁置在水边，最后船只的木头被当成建筑材料用掉了。当桑威奇岛（Sandwich Islands：夏威夷群岛的旧称）上的中国和智利的船员听到这个消息时，精明的船长——就像英国人在南美西海岸所做的以物易物那样——拒绝原本有利可图的诱因，改而向北航行，带着货物、工资以及一切可以出卖的有价物品——没有什么是卖不掉的——去了加利福尼亚。到1849年底，智利国会已发现大量的国内船只都已遗弃在加利福尼亚海边，所以只好暂时授权外国船只进行沿海贸易。加利福尼亚第一次促成一个连接太平洋沿岸的商业网，利用这个商业网，智利的谷物、墨西哥的咖啡和可可、澳大利亚的马铃薯和其他粮食产品、中国的糖和稻米，甚至日本在1854年之后的一些出口商品，都纷纷运到了美国。〔1858年的波士顿《银行家杂志》（Bankers Magazine）写到：“有关我们将把企业和商业扩展到日本的预测，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更重要的是人而不是商业。智利人、秘鲁人和“属于不同岛屿的太平洋岛屿人（Cacknackers）”，这些移民的到来在初期虽然也曾引起注意，但在人数上并不重要。（1860年时，不包括墨西哥人，加利福尼亚仅有大约2400名拉丁美洲移民和不到350名太平洋岛屿移民。）在其他方面，“这一惊人发现的最意外后果之一，是它对中华天朝帝国企业的促进。中国人，直到那时还是人类世界活动性最低、最固守家园的民族，在采矿潮流的冲击下开始进入新的生活，成千上万地涌入加利福尼亚。”1849年只有76名中国人登上加利福尼亚，到1850年底已有4000人，1852年不少于2万人，截至1876年，大约有11.1万名中国人，占当时所有非加利福尼亚本地出生居民的25%。他们带来了自身拥有的技术、智慧和创业决心，并且随之让西方文明见识到东方最有力的文化输出——中国餐馆。中国餐馆在1850年已在该地逐渐兴旺。中国人在那里受到压迫，受到仇视，受到嘲弄，甚至不时受到私刑残害——在1862年的萧条时期，有88人被杀害——但他们表现出这个伟大民族通常所具有的谋生和发奋能力。1882年《排外法案》（ExclusionAct）的颁布，是一系列排华运动的顶点，也结束了历史上第一次在经济诱惑下，东方民众自愿向西方社会大迁徙的潮流。

在另一方面，淘金热的刺激却只是促使以往的移民向美洲西海岸迁徙，其中主要有英国人、爱尔兰人、德国人和墨西哥人。

他们绝大多数是漂洋而来，只有少数北美人例外（主要是指得克萨斯、阿肯色、密苏里以及威斯康星和衣阿华，这些州有大批移民前往加利福尼亚。），这些人必须跨越大陆，穿过布满艰难险阻的路途，花上3到4个月的时间从一个洋岸到另一洋岸。前往加利福尼亚的最现成的路线，是向东6000～7000多英里的大洋，大洋的一端连接欧洲大陆，另一端连接美国东海岸，可经由好望角到达旧金山。在19世纪50年代，从伦敦、利物浦、汉堡、不来梅、勒阿弗尔和波尔多前往加州，已有直接的海上通航。但要缩短原本4至5个月的航程并使之更加安全，是项非常艰难的尝试。由波士顿和纽约造船业为广东—伦敦茶叶贸易建造的快船，当时已对外载货航行，但在淘金潮之前只有两艘绕过好望角；在淘金潮开始之后，光是1851年下半年，就有24艘（3.4万吨）抵达旧金山，减掉从波士顿到西海岸不下于100天的航程，其中有一次仅用了80天。理所当然，人们正在寻求开辟一条更短的可能航线。巴拿马地峡再次回复到西班牙殖民时期的盛况，成为主要的转载点，至少一直到地峡运河开通为止。由于1850年英美《布尔维—克莱顿条约》（Bulwer-Clayton Treaty）的出现，使开凿巴拿马运河即将成为事实；而且法国的圣西门主义者雷赛布，实际上已经开始着手施工——不顾美国反对——他刚在19世纪70年代苏伊士运河的开凿中获得成功。美国政府促成了一项通过巴拿马地峡的邮政服务业，使得建立从纽约至加勒比海沿岸、从巴拿马至旧金山和俄勒冈每月一次的汽轮服务业务成为可能。这项计划开始于1848年，原本是出于政治和帝国主义的目的，随着淘金潮的到来，其经济需求变得更为必要。巴拿马变得如其所展示的那样，成为美国人掌控的繁荣城市。在那里，那些未来将以不择手段致富的美国资本家，如范德比尔特和加利福尼亚银行的创建人拉尔斯顿（W.Ralston，1828—1889），已经崭露头角。由于可以节省大量时间，巴拿马运河不久就成为国际船舶的航行枢纽：利用运河航线，从英国南安普敦（Southampton）到悉尼（Sydney）只需58天；而19世纪50年代初在另一个大金矿中心澳大利亚开采的黄金，更不用说墨西哥和秘鲁旧有的贵金属，也都可经由此地以较短的航程运到欧洲和美国东部。伴随着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每年大约有6000万美元通过巴拿马运河。无怪乎早在1855年1月，穿越巴拿马运河的铁道便已通车。这条铁路原本是由一家法国公司设计，但特别的是，却是由一家美国公司铺设完成的。

以上就是发生在世界最遥远角落里的某一事件，及其所产生的几乎是立即可见的后果。难怪观察家会认为经济世界不仅是一个彼此关联的集合体，而且在这个集合体中，每一部分都会感受到其他任何部分所发生的一切。通过这个集合体，在供求、得失的刺激以及现代科学技术的帮助下，金钱、货物和人员都可以自由而且日渐快速地移动。如果连那些最懒惰的人（由于其“经济性”极差）也在这种刺激下与别人一起响应——在澳大利亚发现黄金之后，英国移往该地的人数在一年中从2万上升到几乎9万——那么，没有任何东西和任何人能够阻挡人们前去。从表面上看，地球上仍有许多地方或多或少远离这项运动，甚至在欧洲的一些地方也是如此，但他们迟早会被卷入到这场运动中，对此我们能表示怀疑吗？

今日的我们比19世纪中期的人们更能感受到地球所有部分正在联合成单一的世界。然而，我们今天所经历的过程和本书所论时期的人们所经历的有着根本的不同。20世纪后半期最显著的统一是国际的一体化，而非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标准化。在这方面，我们的世界可说比法格的世界更统一、更标准，而且程度超出甚远，但这只是由于我们这个时代拥有更多的机器、生产装置和业务的关系。作为国际“模型”，1870年的铁路、电报、船舶不会比1970年的汽车和飞机更难辨识，无论它们出现在哪里。当时不太可能出现的是文化的国际化以及语言的一体化，而在今日，顶多只需一会儿工夫，就可以把同样的电影、流行音乐、电视节目和生活方式传播到世界各地。这种一体化并没有影响到数量上不多的中产阶级和一些富有者，因为它的出现并未打破语言藩篱。先进国家的“模式”被较落后国家抄袭，出现了一些主要的翻版形式——英国的模式被其整个帝国、美国以及欧洲大陆少数地区所采用；法国的模式被拉丁美洲、地中海东岸和东欧一部分地区所采用；德国—奥地利模式被整个中欧和东欧、斯堪的纳维亚所采用，美国也在某种程度上采取了这种模式。某种共同的外观风格，如过度复杂、过度装饰的中产阶级住宅，巴洛克建筑的剧场、戏院，这些都是很容易辨识的，尽管从实际意义上看，只有在欧洲人和欧洲殖民后代生活的地方，才会确立这样的风格（见第十三章）。然而，除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之外，这种生活方式仍然只限于相当小的圈子。美国和澳大利亚的高工资，使一般经济阶层也可进入市场，享受那种生活方式。

19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预言家们，无疑渴望一个统一的、或多或少标准化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所有的政府全都承认政治经济学和自由主义的真理。这些真理已经被那些无私的传教士带到地球的各个角落，他们的传道力量比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最盛时期还来得强大。他们预想的世界是以资产阶级的模式为原型，他们预想的甚至也可能是一个民族国家最终消亡的世界。国际交通的发展，已经使新形态的国际合作和标准化机构变成必备的一环——1865年的“国际电报联盟”（International Telegraph Union），1875年的“万国邮政联盟”（Universal Postal Union），1878年的“国际气象组织”（International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这些机构到今天仍然存在。当时已经提出了使用国际标准“语言”的问题——1871年的“国际通信密码”（International Signals Code）提供了一小部分解决之道。短短几年间，设计人造世界语言的尝试变得盛行起来，其中比较突出的是一个名字很怪的语言，叫“沃拉卜克语”（Volapük），是由一名德国人在1880年发明的。〔这些发明没有一个成功，甚至最杰出的竞争者“世界语”（Esperanto）也不成功，这种语言也是19世纪80年代的另一产物。〕工人运动已经着手建立一个全球组织，这个组织将以日益统一的世界观点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张——此即“第一国际”（见第六章）。〔“国际红十字会”（International Red Cross，1860年）也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它是否属于这个范畴更值得怀疑，因为它是建立在缺乏国际主义的最极端形式之上，即国家之间的战争基础上。〕

然而，这种意义的国际标准化和统一化，仍然是脆弱无力而且非全面性的。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说，以民主为基础的新国家和新文化的兴起，亦即使用各自民族的语言，而非受过教育的少数人使用的国际惯用语，使这项工作更加困难，或者说更加遥不可及。例如欧洲或世界名著便得经由翻译才能普世共赏。截至1857年，使用德语、法语、瑞典语、荷兰语、西班牙语、丹麦语、意大利语、葡萄牙语、捷克语和匈牙利语的读者都能够欣赏到狄更斯（Dickens）的部分或所有著作〔保加利亚语、俄语、芬兰语、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亚美尼亚语和意第绪语（Yiddish，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的读者在19世纪末也可读到〕，这一方面意味着文化的世界性，但同时也显示出日益增加的语言隔阂。无论未来的远景如何，当时的自由主义观察者都会承认，在短期和稍长一段时间内，不同的或对立的国家仍将继续存在（见第五章）。人们最大的希望是这些国家会体现出相同的制度、经济和信仰形式。世界的统一就意味着划分。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是由互相对立的“国家经济”构成的。自由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是建立在所有民族的转变上，至少是那些被视为“文明”民族的转变上。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进步倡导者理所当然地深信，这种改变迟早会发生。但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不够牢固的基础之上。

他们确实有可靠的理由指出，由于全球交通网越来越紧密，使得货物和人员的国际交换——贸易和移民——日益广泛。这点我将在其他章论及（见第十一章）。然而，甚至在最明白不过的国际商业领域，全球统一也不是绝对有利的。因为，即使全球统一会带来一个世界性的经济，这个世界性经济也不过是一个其中各个组成部分紧密依赖，只要牵动一个部分，其他所有部分都一定会受到牵连的经济体。这方面的典型表现就是国际性的大萧条。

就像上面已经提到的那样，在19世纪40年代影响世界形势的经济波动有两种：一种是古代的农业周期，那是建立在庄稼和牲畜的收成好坏之上；另一种是新出现的“商业周期”，那是资本主义经济机制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在19世纪40年代，前者仍然处于世界主导地位，尽管其影响大多是地方性的，而非全球性的，因为即使大自然的变化广泛一致——恶劣的气候，植物、动物和人类的灾病——但也不可能在全世界同时发生。工业化的经济已经受到商业周期的制约，至少从拿破仑战争结束以后是这样，但实际上，这种商业周期只影响了英国，或许还包括比利时和其他一些与国际体系密切相连的经济区。经济危机并没有与同时发生的农业歉收携手肆虐，例如1826年、1837年或1839—1842年发生的经济危机，虽然打击了英国和美国东部沿岸或汉堡的经济圈，但绝大部分的欧洲都没有受到损害。

1848年后的两项发展改变了这一切。其一，商业周期性的危机变成名副其实的世界性。1857年的商业周期危机开始于纽约一家银行的倒闭，这可能是第一个现代形式的世界经济萧条。（这或许不是偶发事件，马克思注意到，交通把商业动荡的两个主要发源地印度和美国更紧密地拉近欧洲。）这场危机从美国传入英国，然后又进入北部德国，然后进入斯堪的纳维亚，又折回汉堡，其所经之地留下一连串破产的银行和失业工人，然后又跨越大洋进入南美洲。1873年的经济萧条始于维也纳，向相反的两个方向传播，并且范围更广。这场长期的萧条，如我们将见到的那样，影响更加深远，这是可以预料的。其二，至少在工业化国家，旧式的农业波动失去了往昔的打击力。这是因为可以把大量的食物运进，减少当地的粮食短缺，有助于平衡价格；也是由于这种粮食短缺的社会影响，可以被工业产业所创造的良好就业所抵消。一连串的歉收仍然会破坏农业，但不一定会破坏国家的其他方面。此外，当世界经济牢牢掌握形势之后，农业的命运甚至不再主要依赖于大自然的变化，而更是依赖世界市场价格的变化，如19世纪70和80年代的农业大衰退所显示的那样。

上述各项发展只影响到世界上那些已经被拉入国际经济的地域。由于广大的地区和人口——所有的亚洲和非洲，大多数拉丁美洲，甚至相当一部分的欧洲地区——仍然处于国际经济之外，只具有纯粹的地方交易，这些地区远离港口、铁路和电报网，所以，我们不应夸大1848—1875年间世界所达到的统一程度。毕竟如某位当代的编年史家所指出的那样：“世界经济才只刚刚起步”；但是也像他补充说明的那样：“即使这些发展才刚刚起步，但我们已可猜想出它们在未来的重要意义，因为它们在现阶段已经展示出真正惊人的生产变革。”举例而言，只要考察一下地中海南岸和北非这类离欧洲最近的地方，我们就可发现：在1870年，上面所言除了适用于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法国殖民者定居区外，其他地方几乎都不适用。摩洛哥要到1865年才准许外国人在其全境自由进行贸易；突尼斯和埃及一样糟糕，一直到1865年后才考虑用贷款的方法来加快其缓慢的发展。也差不多是同一时期，一项不断增长的全球贸易产品——茶叶——才首次出现在阿尔及利亚的瓦格拉（Ouargla）、马里的廷巴克图（Timbuctoo）和塔费莱尔特（Tafilelt）南部，但仍然是一种相当奢侈的食用品：一磅的价格相当于一位摩洛哥士兵一个月的薪水。一直到19世纪下半期，伊斯兰教国家的人口都没有明显的增长。相反，在整个撒哈拉地区和西班牙，1867—1869年同时发生——自古以来两者总是同时发生——的粮荒和灾病（与此同时，两者已在印度造成极大的灾难），无论是在经济上、社会上，还是在政治上，比任何与世界资本主义兴起有关的发展进步所造成的影响都要大得多。而且这些饥荒和灾病——如在阿尔及利亚——还可能被资本主义兴起所带来的发展，弄得更加剧烈。

谢选骏指出：按照共产主义者的意思，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创造了一个统一的世界——这种拟人化的说法，显然来自原始社会的神话传统。《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都是这一原始传统的“现代”产品，并且同样开创了活人祭祀（镇压反革命）和死人腌制（领袖木乃伊）的恐怖故事。

【第四章　冲突与战争】

英国历史大声地对国王们疾呼：

如果你们走在时代观念之前，这些观念就会紧随并支持你们。

如果你们走在时代观念之后，它们便会拉着你们向前。

如果你们逆着时代观念而行，它们就将推翻你们。——拿破仑三世

人类的军事本能在船主、商人和贸易家的国度中发展，其速度人所共知。“巴尔的摩枪炮俱乐部”只有一个兴趣：为了仁慈的目的而毁灭人类；同时这个俱乐部也着手改进武器，因为他们把武器视为文明工具。——凡尔纳，1865年

在历史学家看来，19世纪50年代的繁荣代表着全球工业经济和单一世界历史的基础已告奠定。在19世纪中期欧洲统治者的眼中，就像我们已经讲过的那样，这场繁荣提供了一个喘息机会。在这段繁荣时期，那些不管是1848年革命还是镇压革命都没能解决的问题，若不是已被遗忘，至少也由于繁荣富足和牢固统治而告淡化。确实，由于经济高度扩张，由于采用适合于无限制资本主义发展的制度和政策，由于社会问题安全阀的敞开——如良好的就业机会和自由向外移民，足可以减轻群众不满的压力，凡此种种使得社会问题看起来好处理得多。但是政治问题仍然存在，而且在19世纪50年代结束之前，政治问题已经无法再回避了。对单一的政府而言，这些政治问题本质上是内政问题，但是由于从荷兰到瑞士一线以东的欧洲国家制度的独特性质，遂使国内与国际事务纠缠在一起。在德国和意大利，在奥地利帝国，甚至在奥斯曼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边缘地带，自由主义与激进民主，或是最起码的对民权和代表的要求，无法与民族的自治、独立或统一问题区分开来。如此一来，内政问题便很可能导致国际冲突；就德国、意大利和奥匈帝国而言，更必然会造成国际冲突。

暂且不提任何欧洲大陆边界的重大改变都会涉及几个大国的利益，光是意大利的统一就意味着得把奥地利帝国排除在外，因为北部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都是属于奥地利帝国的领地。德国的统一则会导致三个问题：（一）要被统一的德国到底包括哪些地方〔日耳曼邦联包括奥地利帝国少部分地区、普鲁士的大部分地区以及荷尔斯泰因—劳恩堡（Holstein-Lauenburg），后者也属于丹麦和卢森堡，也有非德语系的居民，但不包括那时属于丹麦的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不同的是，原本在1834年形成的德国关税同盟，到19世纪50年代中期已包括了整个普鲁士，但不包括奥地利，也没包括汉堡、不来梅和北部德国的大部分区域（麦克伦堡、荷尔斯泰因—劳恩堡以及石勒苏益格）。这种状况的复杂性是可想而知的。〕；（二）普鲁士和奥地利这两大强权都是日耳曼邦联的成员，假如两者一起加入未来的德国，应当如何协调；（三）对于其他为数众多的小君主国将如何安排，这类君主国从中等大小的王国到舞台般的袖珍小国不等。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德国和意大利在自然边界上都与奥地利帝国有着直接关系。实际上，两者的统一就意味着战争。

对于欧洲统治者而言，幸运的是，这种国内问题和国际问题的混合碰撞，在当时已经不具爆发性，或者更恰当地说，是紧随着革命失败而来的经济繁荣，拆去了爆发的导火线。总而言之，从19世纪50年代末期开始，各国政府发现他们面临着国内的政治动荡，这些动荡不安是由温和的自由中产阶级和较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掀起的，有时甚至是被新兴工人阶级运动的力量激起的。其中一些政府甚至比从前更易受到内部不满的打击，特别是当他们在对外战争失利之时，如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和奥地利帝国在萨奥战争之后。但是，除了一两个地方以外，这些新的动荡不具革命性质，而即使在这一两个特殊地方，动荡也可以被孤立和局限。这期间最具特色的插曲，是发生在1861年选出的强硬自由派普鲁士国会和普鲁士国王与贵族之间的对立。在这场对立中，普鲁士国王和贵族完全没有对国会让步的想法。普鲁士政府非常清楚，自由主义者的威胁仅仅是口头上的，于是主动挑起争执，然后干脆任命当时最保守的人物——俾斯麦——担任首相，实行没有国会或者把拒绝投票赞成征税的国会置于不顾的统治。俾斯麦这样做了，而且毫无困难。

然而，在19世纪60年代，具重要意义的事情并不是政府始终处于主动地位，也不是政府几乎不曾丧失过他们对金融形势的控制，相反，却是反对群众的要求总有一部分会被政府应允，至少在俄国以西的欧洲是如此。这是一个改革的10年，一个政治自由的10年，甚至是向所谓的“民主力量”让步的10年。在英国、斯堪的纳维亚和低地国家，那里已经实行议会制度，选举权已经扩大，更不用说还有一系列同步进行的相关改革。英国1867年的《改革法案》，实际上已将选举权交到工人阶级手中。在法国，拿破仑三世政府在1863年显然失去了城市选票——它只能在巴黎的15个代表中获得一个席次——于是逐渐采取广泛措施，加速帝国政府的管理制度“自由化”。在非议会制的君主国家中，这种态度上的变化甚至更为明显。

1860年之后，哈布斯堡王朝干脆放弃统治，好像它的臣民们完全没有政治意见一样。此后，它致力于在其为数众多而且吵闹不休的民族之间，寻找一些联合的力量，这种力量应该强大到足以克制住其他政治力量，使之无法发挥政治作用，尽管眼前对所有民族都不得不做出某些教育上和语言上的让步。一直到1879年之前，这个王朝都可以在其说德语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中，找到最便利的统治基础。但在控制马札儿人这方面，则不见成效，马札儿人在1867年的《妥协方案》（Compromise）之前，已经赢得了不亚于独立的地位，这个《妥协方案》将帝国转化为奥匈二元君主国。然而，在德国发生的转变甚至更能说明问题。1862年，俾斯麦当上普鲁士王国首相，他着手施行一项方案，旨在维持传统的普鲁士君主和贵族统治，抵制自由主义、民主主义和日耳曼的民族主义。1871年，他出任由他一手统一而成的德意志帝国的宰相，帝国同时设立一个由全体成年男子普选产生的国会（显然是不具作用的），依靠着（温和的）德国自由主义者的热情支持。俾斯麦本人绝不是个自由主义者，而且在政治上也远不是一个日耳曼民族主义者（见第五章）。他聪明得足以认识到，与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者拼死对立，是无法保住普鲁士地主阶级的统治地位的，应该设法与两者周旋，使他们为自己服务。这意味着他将按照英国保守党领袖迪斯累里（Benjamin Disraeli，1804—1881）所说的去做，迪斯累里在采用1867年《改革法案》时说过：“要在辉格党人（Whigs）洗澡的时候赶上去，穿上他们的衣服走开。”

所以，19世纪60年代统治者的政略，是基于三方面考虑而制定的。其一，他们感受到自己处于一个经济和政治双重变化的形势之下，这种形势是他们无法控制的，必须去适应。唯一的选择——政界要人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就是能否航行在这道劲风前面，或者像水手一样凭着他们娴熟的技术把航船驶往另一个方向。风本身只是一个自然因素。其二，他们必须决定要对新势力做怎样的让步，才不至于威胁到他们的社会制度，或者在特殊情况下，不威胁到他们有责任防御的政治结构；他们也必须决定该让步到什么程度，超出这种安全程度，他们就必须收手。其三，他们非常幸运，能够在他们拥有主动操控优势的环境下，作出上述两项决定，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甚至能完全自由地控制事态的发展。

因而，在传统的欧洲历史中，这一阶段表现最突出的政治家，是那些能够有条不紊地将政治管理与政府机器的外交控制相结合的人，如普鲁士的俾斯麦、皮德蒙特的加富尔伯爵、拿破仑三世；或是那些精于妥善掌控上层统治阶级不断扩大这一艰难过程的人，例如英国自由党人格莱斯顿（W.E.Gladstone，1809—1898）和保守党人迪斯累里。最成功的是那些知道如何把新旧非正规政治力量转向有利于他们自己的人，不管那些力量是否赞成他们。拿破仑三世之所以在1870年垮台，正是因为他最终还是没有做到这点。但当时有两个人对这个棘手问题具有非凡的处理能力，即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加富尔和保守主义者俾斯麦。

他们两人都是特别清醒的政治家。这一点在加富尔式的清明无欲和俾斯麦那种德国人的平凡务实中充分展现。俾斯麦是个更复杂、更伟大的人物。他们两人都是彻底的反革命者，完全缺乏对各种政治势力的同情，然而他们却有办法接收这些政治势力的计划，在意大利和德国贯彻施行，并抹去其中的民主和革命成分。两者都注意把民族统一和民众运动区别开来：加富尔坚决主张把新建立的意大利王国变成皮德蒙特王国的延续，甚至拒绝把其（萨伏伊）国王伊曼纽尔二世（Victor EmmanuelⅡ）的称号改成（意大利）国王伊曼纽尔一世；俾斯麦则将普鲁士的霸权扩建成新的德意志帝国。两者都非常灵活圆融，成功地把反对派吸收到政府当中，却又使他们无法实际控制政府。

两者都面临着艰巨复杂的国际策略和（就加富尔而言）民族政策问题。俾斯麦不需要外界的帮助，也不必担心内部的反对，所以他认为统一的德意志是可行的，只要统一后的德意志国家既不是民主的，也不是过大的，因为如果太庞大，普鲁士就无法发挥主导作用。这意味着：其一，须把奥地利排除在外，俾斯麦凭着1864年和1866年发动的两次漂亮短暂的战争达到这项目标；其二，必须排除奥地利在日耳曼的政治影响力，他借着支持和保证让匈牙利在奥地利帝国境内获得自治（1867年），而达到此目的；其三，在此同时必须保留奥地利，我们可以看到他此后倾其卓越的外交才能，来完成这项目标。〔如果哈布斯堡王朝崩溃，落入其境内各民族手中，就不可能阻止奥地利的日耳曼人加入德意志帝国，这样就会打乱俾斯麦精心构筑的普鲁士优势地位。这也正是1918年后发生的情形。而且如事实所显示，希特勒“大日耳曼”（1938—1945年）政策最深远的结果，正是普鲁士的完全消失。今天，甚至普鲁士的名字亦不复存在，除了在历史书中。〕这也意味着必须使那些反普鲁士的小侯国觉得一个优势的普鲁士要比优势的奥地利更易接受，为此，俾斯麦在1870—1871年以同样漂亮的手段挑起并进行反法战争。与俾斯麦不同，加富尔得要动员同盟（法国）来替他把奥地利赶出意大利，而当统一进程超出拿破仑三世所能信守的情况时，他又得解雇这个同盟。更为严重的是，他发现自己所看到的意大利，一半是由上操控的统一，一半是由下进行的革命的统一。由下进行的革命战争是民主共和反对派所领导的，由饱受挫折的19世纪卡斯特罗（Fidel Castro）——红衫军首领加里波第——担任军事领导。1860年，经过简短考虑、快速会谈和妥善谋划之后，加里波第才在劝说之下把权力交给国王。

这些政治家的所作所为仍然值得赞赏，这纯粹是由于他们的杰出能力。然而，使他们获得如此惊人成就的，不仅是个人才能，还包括当时那种非比寻常的回旋余地，这种回旋余地是由当时不具严重的革命危险和无法控制的国际对立所提供的。群众的运动，或者说非正规的运动，在这个时期十分软弱，单凭自身无法有多大的作为，他们不是失败就是沦为由上而下的改革的附和者。日耳曼的自由主义者、民主激进主义者和社会主义革命者，除了在德国统一的实际进程中表示欢呼或异议，此外别无实际贡献。意大利左派，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扮演了一个较重要的角色。加里波第的西西里远征，迅速征服了意大利南部，逼迫加富尔立即采取行动。虽然这是一项极具意义的成就，但若不是加富尔和拿破仑三世所造就的局势，这种成就是不可能出现的。无论怎么说，左派终究未能如愿建立意大利民主共和国，对他们来说，那是统一的必要成分。温和的匈牙利贵族在俾斯麦的庇护下，为其国家争取到自治，但激进主义者却感到失望。科苏斯继续过着流亡生活，客死他乡。19世纪70年代巴尔干人民的造反结果，是保加利亚获得某种形式的独立（1870年）。但只有在合乎强权利益的时候才能获得独立：波斯尼亚人在1875—1876年开始掀起一些起义，结果只是以土耳其统治代替了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而且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可能还好一点。与此相反，像我们将要见到的那样，独立革命的结局终归惨败（见第九章）。甚至1868年的西班牙独立革命，也只造就了一个短命的激进共和国，不久便因君主复辟告终。

我们不应低估19世纪60年代伟大政治操作者的功绩，但我们必须指出，由于可以采取重大的制度变化而不会招致激烈的政治后果，而且甚至可以准确恰当地说，还由于他们几乎可以随意发动和停止战争，他们的事业遂变得更加容易。所以，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国内秩序还是国际秩序，只需冒极小的政治风险，就可以做出极大的更改。

这就是为什么1848年后的30年间，在国际关系形式上，而不是国内政策上，将是一个变化更加显著的时期。在革命的年代，起码是在拿破仑失败之后（见《革命的年代》第五章），大国政府已经极其小心地避免彼此之间发生大型冲突，因为经验似乎已经证明：大型战争和革命是如影随形的。既然1848年革命已匆匆来去，限制外交活动的因素便大大减弱。1848年之后的30年，不是革命的时代，而是战争的时代。其中有些战争实际上是内部矛盾、革命，或接近于革命现象的产物。严格地说，这些——中国的太平天国之乱（1851—1864年）和美国内战（1861—1865年）——不属于本章讨论范畴，除非涉及这一时期的战争技术与外交问题。我们将在别处加以探讨（见第七章和第八章）。在此，我们关心的主要是国际关系体系中的紧张和变化，并留意国际政策和国内政策间的奇妙交织。

假如我们能够询问一位在1848年前实际处理国际外交问题的生还者——比如说能够询问帕默斯顿（Viscount Palmerston），他在革命很久之前就担任英国外相，其间除短暂间断，直到1865年去世为止，他都持续处理外交事务——他肯定会作如下之类的说明：唯一可以算作世界事务的是五个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它们的冲突可能会导致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这五个大国是英国、俄国、法国、奥地利和普鲁士（见《革命的年代》第五章）。五强之外，唯一具有足够野心和力量的国家是美国，但它可暂时忽略，因为美国把其注意力放在另一个大陆，而欧洲大国中没有一个对美洲有积极的野心，除了经济利益之外，这些经济利益是私人企业家关心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实际上，迟至1867年，俄国仍以700万美元的价格将阿拉斯加卖给美国，并加上足够的贿赂金，以说服美国国会接受普遍被认为是一片乱石、冰川和北极苔原的地区。欧洲大国本身和那些占有重要地位的国家——英国，因其庞大的财富和海军；俄国，因其广阔的土地和强大的军队；法国，因其国土辽阔，军队强大，还有着相当惊人的军事业绩——有充分的野心和理由互不信任，但不至于无法达成外交上的妥协。在1815年拿破仑失败后的30多年间，欧洲大国没有使用过武力相互抵抗，而是把他们的军事活动限制在镇压国内或国际的颠覆活动上，限制在一些地方骚乱上，限制在向落后国家的扩张上。

当时确实存在一个相当持续的摩擦根源。一方面是一个缓慢解体的奥斯曼帝国，另一方面是俄国与英国在该区的野心冲突，这两方面的结合遂形成了摩擦的根源。在奥斯曼帝国的解体过程中，一些非土耳其部分争取摆脱出去，而俄国和英国则对东地中海地区、现在的中东地区和介于俄国东部边界与英印帝国西部边界的地区，同样抱有争夺野心。只要外交大臣们不必担心国际体系有被革命打乱的危险，他们就可以一直忙于所谓的“东方问题”（Eastern Question）。还好，事态并没有失去控制。1848年革命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尽管5个大国中的3个遭到革命颠覆，大国的国际体系仍然得以恢复，而且实际上并没有被革命所改变。事实上，除了法国之外，各国的政治制度也没有发生变化。

然而，接下来的10年将是显著不同的。首先，各大国（至少英国）把法国看成是搅乱国际体系的最大潜在祸害。法国在1848年革命后，以人民帝国的面貌在另一位拿破仑统治下出现。而且更严重的是，1793年雅各宾主义再现的恐惧，已不再是这个人民帝国害怕的事。拿破仑三世虽然偶尔宣称：“帝国意味着和平”，但他却特别喜欢干涉世界事务：远征叙利亚（1860年），加入英国在中国的活动（1860年），征服印度尼西亚南部地区（1858—1865年），甚至当美国正在忙于其他事务时，冒险出兵占领墨西哥（1863—1867年），但法国的附庸皇帝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1864—1867）并没有执掌到美国内战结束。在这些横行霸道的举动中，法国并没有获得什么特殊利益，其出兵动机或许只是因为拿破仑三世认为这些活动可增添帝国的光荣，有利于他的选举。法国只是强大到足以做出牺牲所有非欧洲国家利益的事。至于西班牙，尽管它也存有野心，想要恢复它在美国内战期间在拉丁美洲失去的某些影响，但已无能为力。只要法国的野心放在海外，就不会特别有害于欧洲大国体系；但是，一旦法国在欧洲大国间有争执的地区采取行动，就会扰乱到已经相当不稳的平衡体系。

这种扰乱的第一大结果是克里米亚战争，这是在1815—1914年间最接近欧洲大战的事件。导致这场战争的因素中没有什么新鲜和意外，这是一场重大、拙劣的国际大屠杀，一方是俄国，另一方是英国、法国和土耳其。在这场战争中，据估计约有60多万人死亡，其中近50万死于疾病。在这些死亡者中，22%是英国人，30%是法国人，大约一半是俄国人。在这场战争之前或之后，俄国无论是瓜分土耳其还是把土耳其变成附庸国，都不需考虑会因此导致大国之间的战争。在土耳其解体的下一个阶段，即19世纪70年代，大国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发生在两大宿敌之间，即英国和俄国，其他大国除了象征性的举措外，或是不愿干涉，或是无力干涉。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法国以第三者的身份加入战场，而且法国采取的方式和战略都是不可预料的。毫无疑问，没有人想要这样一场战争，于是一旦大国们能够摆脱，便草草结束这场战争，对“东方问题”没有留下任何可见的持久影响。结果是，纯粹为对抗而设计的“东方问题”外交机制，就此暂告崩溃，但付出了10万人的生命代价。

这场战争的直接外交结果是暂时性的，或者说不具重要意义，尽管罗马尼亚因此变成既成事实的独立国家。但其更深远的政治后果却仍较严重。在俄国，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1825—1855）坚硬的专制外壳宣告破碎，当然在此之前该体制已受到了日益沉重的压力。一个危机、改革和变化的时代开始了，它最终将导致解放农奴（1861年）和19世纪60年代晚期俄国革命运动的出现。欧洲其余地方的政治地图不久也将更改。克里米亚战争带动了大国国际体系的变迁，就算它不是动因，至少也是催化剂。就像我们所注意到的那样，一个统一的意大利王国在1858—1870年间出现；一个统一的德国在1862—1871年间形成，其间拿破仑第二帝国崩溃和巴黎公社出现（1870—1871年）；奥地利被排除在德国之外，并进行了根本性的改建。简而言之，在1856—1871年间，除英国之外，所有的欧洲“大国”都发生了彻底的变化，甚至绝大多数是在领土方面。一个新兴大国建立了，那就是意大利，并且不久就将跻身于它们的行列之中。

这些变化的绝大多数，都间接或直接起源于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统一。不管这些统一运动的原始动因是什么，其过程都是由政府操持的，例如适时地使用军事力量。套用俾斯麦的名言，统一问题是用“铁和血”解决的。在12年间，欧洲经历了四场大战：法国、萨伏伊和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战争（1858—1859年），普鲁士和奥地利对丹麦的战争（1864年），普鲁士和意大利对奥地利的战争（1866年），普鲁士和日耳曼诸邦对法国的战争（1870—1871年）。这些战争的时间都不长，而且以克里米亚战争和美国内战的标准来衡量，耗费并不特别大，虽然在普法战争中大约有16万人战亡，多数是法国士兵，但这些战争有助于形成一个独特的欧洲历史阶段。正因为如此，本书才以一个类似战争的开端为引子，否则本书本来是论述一个极其太平的世纪（1815—1914年）。然而，尽管在1848—1871年间，战争是相当普遍的事，但全面战争的恐惧——20世纪的人们实际上一直生活在这种恐惧之中，自从1900年以来从未间断过——还没有笼罩在资产阶级世界的公民心上。直到1871年后，这种恐惧才开始慢慢出现。政府仍然可以随意发动和结束国家之间的战争，俾斯麦正是擅用这种状况的绝佳好手。只有内战和极少数的冲突会演变成真正的人民战争，如巴拉圭（Paraguay）与邻国的战争（1864—1870年），演变成无限制的屠杀和毁灭事件，就像我们所处的世纪非常熟悉的那样。没有人能够知道太平天国战争的伤亡人数，但是据称中国的一些省份直到今天还没有恢复到内战之前的人口数。美国内战杀死63万士兵，伤亡总数是联邦军队和邦联军队总人数的33%～40%。巴拉圭战争杀死33万人（假定拉丁美洲的统计数字准确无误），主要受害国的人口约减少20万人，其中可能只有3万人是男性。无论怎么看，19世纪60年代都是血腥的10年。

是什么因素使得这一历史阶段相对来说如此血腥呢？其一，正是全球资本主义的扩张加剧了海外世界的紧张对立，助长了工业国家的野心，增加了由此引起的直接和间接冲突。正是这样，美国内战中工业化的北部战胜从事农业生产的南部，不管战争的政治因素是什么。我们可以说，美国内战几乎可视为是南方从非正式的从属于英帝国转而从属于美国新兴的大工业经济，因为南方原本只是大英帝国棉花工业的经济附庸。在20世纪把全美洲从英国的经济附庸转变成美国的经济附庸，美国内战可以视为最初的一步，但却是巨大的一步。巴拉圭战争最好是被看做使拉布拉他河（River La Plate）流域融入到英国经济世界的事件：阿根廷、乌拉圭和巴西，他们的展望和经济皆转向大西洋，逼迫巴拉圭从自给自足的经济走出来。巴拉圭是拉丁美洲唯一一个印第安人能有效抵制白人定居者的地区，这也许得感谢耶稣会的最初统治，才使得这个自给自足的地区得以长期维持（见第七章）。〔其余抵抗白人征服的印第安人，受到四周白人定居者的逼迫而后退。只有拉布拉他河流域的印第安人尚保持独立。瓜拉尼语（Guarani）是土著居民和外来居民实际使用的沟通用语。〕太平天国的起义及其镇压，与西方的枪支和资本从第一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以来便迅速渗入中华帝国一事，是分不开的。

其二，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尤其是在欧洲——这是由于各国政府复归到从前那种把战争看成一种正当的政治工具。这些政府现在不再认为由于害怕跟随而至的革命而应极力避免战争是正确的做法。这些政府也有理由相信，大国机制能够把战争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在扩张的时代，每一个国家似乎都拥有足够的空间，所以经济上的对立很难导致超出地方范围的冲突。此外，在这典型的经济自由主义时代，商业竞争比以往或之后更接近于不需要政府的支持。没有人——甚至马克思也未能，与人们普遍认为的相反——认识到这一时期的欧洲战争，主要是出于经济原因。

其三，这些战争可以用资本主义的新技术来进行。（由于相机和电报的使用，新技术也变革了报纸上的战争报道，现在可以把战争现场的真实情况，更生动地展现在受过教育的公众面前。但是，除了1860年建立并在1864年取得《日内瓦公约》承认的“国际红十字会”之外，战争并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个世纪未能有效控制可怕的血腥战争。）亚洲和拉丁美洲的战争，除了小规模的欧洲军事干涉外，基本上仍然是前技术时代的战争。克里米亚战争进行得极其拙劣而无力，而且未适当应用已经出现的当代技术。但是19世纪60年代的战争，已经有效地利用铁路动员和运输军队，使用已有的电报进行快速通信，开发出装甲战船并附载穿甲火炮，可以使用大量生产的火药武器，包括盖特林机关枪（1861年）和现代炸药包——炸药发明于1866年——这对于工业经济的发展影响巨大。从此，工业比其他行业更全面与现代化的武器生产紧密结合。美国内战动员了其大约3300万总人口中的250万人；其余工业化国家的战争规模仍然较小，在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中，即使动员了170万人，也还不到两国大约7700万居民的2.5%，换句话说，只占能够扛枪入伍的2200万人口中的8%。即便如此，仍然值得注意的是，从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投入30多万人的巨大战役已不再罕见〔沙多瓦（Sadowa，1866年）、格拉委洛特（Gravelotte）、色当（Sedan，1870年）〕。在整个拿破仑战争的过程中，只有过一次这种规模的战役（莱比锡）。甚至1859年意大利战争中的索尔菲里诺（Solferino）会战，也比拿破仑战争中所有会战的规模都大，除了莱比锡会战之外。

我们已经观察了这些政府的肇端和战争在国内产生的影响和作用。然而，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他们造成的国际后果却更为显著。因为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间，国际体系发生了根本的转变，这种有着深远意义的转变，是超出大多数现代研究者所认识到的。先前的国际体系只有一个方面尚未改变：即先进国家对落后国家的绝对优势，而且由于日本的加入，使得这种优势更加突出。日本是其中唯一一个非白人的国家，它在这段时期成功地仿效了西方。现代技术使得任何不具有这种技术的政府，受到具有这种技术的政府的摆布。

另一方面，大国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拿破仑失败后的半个世纪里，只有一个大国是真正的工业和资本主义国家，而且也只有一个国家拥有真正的全球政策，如一支分布于全球的海军，此即英国。在欧洲大陆有两个大国具有潜在的决定性军队，尽管它们的军事力量实质上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即俄国和法国。俄国有着数量庞大且体质强壮的人口，法国凭借着可以动员革命大众，而且大众也有着革命动员的传统。奥地利和普鲁士比较而言，在政治军事上不具重要意义。在美洲，只有一个无敌大国，美国。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美国没有闯入到大国对立的重要地区中（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这些地区不包括远东）。但是在1848—1870年之间，或者更具体地说在19世纪60年代，发生了三件事情。第一件，工业化的扩张在英国之外造就出另一些本质上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的大国：美国、普鲁士（德国）、比以往更强大的法国和稍后的日本。第二件，工业化的进展使得财富和工业生产能力日渐成为国际争霸力量中的决定因素，因此，俄国和法国的力量在相对降低，而普鲁士（德国）的力量则大大增强。第三件，这10年间出现了两个非欧洲的独立大国，美国（内战后统一在北方领导之下）和日本（随着1868年明治天皇的复位而有条不紊地着手于“现代化”）。凡此种种，第一次使全球大国的冲突成为可能。欧洲的商业和政府日益将它们的活动扩张到海外的趋势，以及它们在诸如远东和中东（埃及）等地区与其他大国的冲突，更增强了全球冲突的可能性。

在海外，这种大国结构上的变化，还没有产生重要影响。在欧洲，这种变化却立即发生作用。俄国就像它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所表现的那样，在欧洲大陆上已不再是潜在的决定性力量。同时，就像普法战争所显示的那样，法国也是如此，不再是潜在的决定性力量。相反，德国作为新兴大国，兼有强大的工业力量与技术力量，拥有比除俄国以外任何其他欧洲国家都多的人口，成为欧洲地区新生的决定性力量，而且一直保持到1945年。奥地利以奥匈二元帝国（1867年）的面目再现，但它之所以仍能长期充当“大国”，靠的只是其疆域的辽阔和国际交往上的方便而已。但奥地利还是比新统一的意大利强大。意大利为数庞大的人口及其外交雄心，也使它被视为大国角逐游戏中的一员。

所以，正式的国际结构逐渐从原来的国际结构中脱胎而出。国际政治变成全球政治。在这个全球政治中，至少有两个非欧洲大国发挥着有效作用，尽管一直到20世纪以前，它们的表现尚不太明显。再者，这也形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寡头对国际市场的控制，它们联合一致在全世界施行垄断，却在彼此之间进行竞争。但这种状况在“帝国”时代来临之前，表现得并不突出。大约在1875年左右，这一切确实还很难发现。但新的大国结构基础已在19世纪60年代形成，其中包括对全欧战争的恐惧，这种恐惧从19世纪70年代起，已经浮现在国际事务观察者的脑海之中。实际上，在未来的40年间并未发生这样的战争。这40年对于当时人来说，比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更加漫长艰难。然而，回顾过去，有超过30年的时间，在大国甚至中等国家之间并未发生任何战争（除美国和中国在1950—1953年间发生过冲突，但当时中国还算不上大国），处于这个时代的我们比任何其他时代的人都更知道，在没有战争时总是害怕发生战争。尽管有冲突存在，这个自由主义赢得胜利的时代，基本上是平安稳定的。1875年以后情况就不再是如此了。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主义狗东西们把“冲突与战争”看作推动历史的基本模式，但他们对“冲突与战争”的看法往往是错的，例如他们说“美国和中国在1950—1953年间发生过冲突，但当时中国还算不上大国”。他们不懂，这场名叫“朝鲜战争”的冲突，其实是冷战时代的首场“代理人战争”，而根本不是所谓“美国和中国的冲突”——美国的背后是联合国，中囶的背后是苏联阵营。另外一个中囻，却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自然站在联合国一边。

【第五章　民族的创建】

然而……何谓民族？为什么荷兰是民族，而汉诺威（Hanover）和帕尔玛大公国（Grand Duchy of Parma）却不是？——勒南，1882年

什么是民族特征呢？当你说的语言别人一个字也听不懂的时候。——内斯特罗，1862年

一个伟大的民族如果不坚信只有在它身上才能找到真理……如果不坚信只有它是天降大任，将以其真理唤醒和拯救芸芸众生，这个民族会立即沉沦为人种学材料，而不再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一个失去这种信念的国家，也不再是一个国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71—1872年

民族。所有的民族联合起来。——福楼拜，约1852年

如果说这时期的国际、国内政治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话，那么联系国际和国内政治的最明显因素，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民族主义”，不过19世纪中期人们称之为“民族原则”（the principle of nationality）。若问1848年到19世纪70年代的国际政治如何？传统的西方编年史家会毫不迟疑地说：是创建民族国家的欧洲。创建民族国家是这个时代的一个倾向，此外还有与民族国家有明显联系的其他倾向，如经济、自由，也许还有民主。它们之间的关系可能存在相当多的未知数，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民族扮演了中心角色。

民族何以能具有这样的地位呢？1848年这个“民族的春天”不管还有什么其他特点，它显然是（用国际术语说）各民族或相互竞争的民族坚决维护自己民族的年代。日耳曼人、意大利人、匈牙利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其他人等，坚决认为自己有权成立独立的、统一的国家，并团结民族的所有成员反抗高压政府。捷克人、克罗地亚人、丹麦人以及其他人等，也为自己的独立而奔走呼号，他们对较大民族的革命抱负日益增强，而那些较大的民族看来已准备牺牲他们的愿望。法国已经是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但其民族主义并未因此而减低。

革命失败了。但此后25年欧洲政治的主题，仍是追求这种理想和抱负。就如我们所看到的，这些理想后来果真一一实现，实现的方式不一，但都是通过非革命手段。法国模仿伟大的拿破仑恢复了“伟大民族”的地位；意大利和德国分别被萨伏伊和普鲁士王国统一；匈牙利因签订1867年的妥协方案而获得实际自治；罗马尼亚与两个“多瑙河公国”合并成一个国家。唯独波兰例外。1848年革命时它没有积极参加，1863年的起义也未能为它赢得独立或自治。

在欧洲的极西和极东南地区，“民族问题”最为突出。爱尔兰芬尼亚勇士团成员（Fenians），以激进的暴动形式提出了民族问题，数百万为饥荒所迫、为仇恨英国而移居美国的同胞，全力支持他们。多民族的奥斯曼帝国爆发危机，受帝国长期统治、信奉基督教的巴尔干各民族，也纷纷揭竿而起。希腊和塞尔维亚已经独立，但国土比它们自认为应有的要小得多。罗马尼亚在19世纪50年代赢得某种独立。19世纪70年代土耳其人民群众的几次造反，预告了土耳其另一次国内外危机的到来。这场危机使保加利亚人在19世纪70年代晚期获得独立，巴尔干人的“巴尔干化”也因此而加速。所谓“东方问题”（这是外交首长们一直绞尽脑汁的问题）现在看来主要是如何在领土数量不定的新国家中，重新划分土耳其在欧洲部分的版图（这些国家都声称有权、别人也相信它们确实有权代表“民族”）。再往北去一点，就是奥地利帝国。它的内部麻烦更加明显，同样也是民族问题。有几个民族——潜在而言，是所有民族——提出许多要求：从温和的文化自治到脱离帝国。

甚至在欧洲以外地区，民族的组建也明显展开。美国内战如果不是为了维护美国统一、反对分裂，又会是为了什么呢？日本明治维新如果不是为了使一个新的、自豪的“民族”得以在日本崛起，又会是为了什么呢？白哲特将这种现象称为“制造民族”。看来无法否认，“制造民族”已在全球展开，这是这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特征。

这个现象的性质显而易见，毋须再作探讨和调查。“民族”是顺理成章的事。白哲特说：“我们无法想象会有人对这个问题还难以理解，你们不问我们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我们无法很快解释清楚，无法很快说得明明白白。”很少有人认为需要解释。英国人肯定知道什么是英国人，那么法国人、日耳曼人、意大利人或俄国人对他们的集体特性难道还有疑问吗？恐怕不会有。但在制造民族的时代，也意味着“民族”必须同时合乎逻辑、顺乎自然地转变为有主权的民族国家，每一个国家有其连成一片的领土，领土则由“民族”成员居住的地方划定，民族又由其过去的历史、种族成分、共同文化以及语言（这点愈来愈重要）来确定。然而上述的含义并不合逻辑。人分不同群体，每个群体各有不同标准，因而能与其他群体明显区别开来。如果说不同群体的存在是无法否认的事实，且自古以来便是如此，但若据此认为这些不同群体就是19世纪所谓的“具有国家地位的民族”，却是不合实情的。同理，若认为这些不同群体会组成19世纪的领土国家，甚至组成与“民族”相吻合的国家，更是完全不具事实基础的推论。须知民族的创建还是不久前的历史现象，虽然有些较古老的领土国家——英格兰、法国、西班牙、葡萄牙，也许还有俄国——可以并不十分荒唐地被认定为“民族国家”。更有甚者，就整体进程而言，希望从缺乏“民族国家”传统特征的国家中组成民族国家，乃是法国大革命的产物。所以我们必须相当清楚地将民族的组成与“民族主义”区分开来，只要它们是发生在本书所述时代，发生在民族国家的制造过程之中。

这不只是如何分析的问题，还是个实际的问题。因为欧洲（世界其他地区就更不必说了）明显分成两种“民族”：一是对它们的国家或对它们成立国家的愿望几乎不存在什么怀疑的民族（而且不论其对与错）；一是对它们的国家或对它们成立国家的愿望存在相当多疑问的民族。判断是否属第一类的最安全办法是看政治事实、机制历史以及有文字记载的文化史。法国、英格兰、西班牙和俄国，不可否认的是“民族”，因为它们有与法国人、英国人……相一致的国家；匈牙利、波兰也是民族，因为匈牙利王国即使隶属于奥地利帝国，也是一个分离存在的实体；一个波兰国由来已久，直到18世纪末才被消灭。日耳曼是个民族，理由是：（一）虽然它有无数大公国，也始终未统一在一个领土国家之内，但它们早就结成所谓“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并结成日耳曼联邦；（二）同文，所有受过教育的日耳曼人都使用同一书写语言，共享同一种文学。意大利虽然终未组成一个政治实体，但意大利上层人物共享同一种文学文化，也许是最古老的文学文化，（现代的英国人、德国人或法国人，谁也看不懂他们国家14世纪所写的文学作品，除非他们专门学习，而这种学习等于是学一门新语言。但是今天所有上过学的意大利人在阅读但丁作品时的困难，要比现代熟读英语之人看莎士比亚作品的困难更少些。）如此等等。

因而民族资格的“历史”标准，意思就是指统治阶级或有教养的精英们的机制和文化，这个机制和文化具有绝对重要的意义。（假定统治阶级、精英与普通百姓打成一片，或不是与百姓明显格格不入。）然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论据与此不同，要激进得多，民主得多，也革命得多。其论据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不管历史或文化如何，爱尔兰人是爱尔兰的，不是英国的；捷克人是捷克的，不是德国的；芬兰人不是俄国的，一个民族绝不应该被另一民族剥削、统治。这种说法可以找到（或发明出）历史的支持——想找总能找到——但捷克运动基本上不是依靠这种说法而恢复温塞斯拉斯（St.Wenceslas）的王位；爱尔兰独立运动也未依此说法而废除1801年（与英国的）联合。这种分裂意识的基础不一定是“种族”（这里是说从不同的体征外貌甚至语言很容易区分开的种族）。在本书所述时期，爱尔兰运动（大多数爱尔兰人已说英语）、挪威人（他们的文学语言跟丹麦语差不了多少）、芬兰人（他们有操瑞典语的，有操芬兰语的）均不以语言作为支持他们分裂意识的根本理由。分裂意识的基础如果是文化，那也不是“高级文化”（high culture），而是口头文化——民谣、叙事歌谣、叙事诗等等——以及“老百姓”的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老百姓实际上就是农民。“民族复兴”的第一阶段，就是从民间流传下来的遗产中搜集、恢复和吸取自豪感，历来都是如此（参见《革命的年代》第十四章）。但它本身不是政治性的。首先挖掘民间口头文化的人，经常是外国统治阶级里的文化人士，如日耳曼路德教牧师和巴尔干的知识型绅士，他们搜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农民的民间传说以及古代民间风俗习惯。爱尔兰人不是民族主义者，因为他们信仰矮妖精（译者按：爱尔兰民间传说中常变成小老人指点宝藏所在的妖精）。

他们为什么是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到什么程度，下面我们就将进行探讨。在此必须郑重指出的是，所有典型的“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或“半符合历史事实的”民族乃是小民族，这使19世纪的民族主义面临一个迄今很少认识到的困惑。因为拥护“单民族国家”并为之奋斗的斗士，所设想的国家不仅是民族的，而且必须是“进步的”，也就是说能够发展出一个具生存力的经济、技术、政府组织机构以及军队的国家。事实上，这就是一个发展现代化、自由、进步，也就是资产阶级社会的自然单位。“统一”是它的原则，就像独立一样，凡统一的历史论据不存在的地方——例如意大利和德国就具有这些论据——那么，只要可行，就制定一个统一纲领。没有任何证据说明巴尔干的斯拉夫人曾经认为他们是同一民族的一部分，然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家（他们出现于19世纪上半叶）却设想有个“伊利里亚”，一个“南斯拉夫”国，这个国家将把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Slovenes）、波斯尼亚人、马其顿人以及其他人等统一起来。这个设想并不比莎士比亚的想法更接近事实。今日的情况表明，南斯拉夫民族主义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人民的感情是相悖的（这已是很温和的说法）。

马志尼是“民族的欧洲”（Europe of nationalities）最典型、最雄辩的卫士。他于1857年提出一份他理想的欧洲地图：仅由11个这类联邦组成。他的“民族国家”的想法显然与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的想法大相径庭。威尔逊于1919—1920年主持凡尔赛会议，这是根据民族原则有系统重新划分欧洲地图的一次会议。威尔逊的欧洲由26个或27个（包括爱尔兰）主权国家组成。按威尔逊的标准，还有理由再增加几个。小民族怎么办呢？显然它们得并入有生存能力的“民族国家”去成立联邦或其他什么，有或没有某些自治还有待确定。马志尼看来忽略了这点。他曾提出将瑞士与萨伏伊、德国的蒂罗尔（Tyrol）、卡林西亚（Carinthia）和斯洛文尼亚合并成一个联邦，如此他遂很难有立场去批评，比如说，哈布斯堡王朝践踏民族原则。

主张“民族国家”必须与进步相一致的人，最简单的论据，或是否认落后的小民族具备“真正”民族的特性；或是辩说由于进步，落后的小民族必定降为更大的“真正”民族之内的一个地方性局部；或是谎称由于同化，他们甚至已经消失，成了某种地方文化了。这似乎不是不切实际的。梅克伦堡人加入德国之后继续使用他们的方言。这种方言与当地德语（High German，现在的标准德语）区别较大，与荷兰语较接近，巴伐利亚人一句也听不懂。同样讲劳济茨语的斯拉夫人（Lusatian Slavs），并未因语言问题而不加入一个基本上讲德语的国家（现在仍是）。布列塔尼人，一部分巴斯克人（Basques）、加泰罗尼亚人（Catalans）以及佛兰德斯人，更不必说操普罗旺斯语和朗格多克语（Languedc）的人都是法兰西民族的一部分，他们看来与法兰西民族非常融洽。阿尔萨斯人有点麻烦，那是因为另一大国——德国——对他们的忠诚存有戒心。此外还有一些例子说明小语言集团里受过良好教育的上等人，毫无伤感地盼望他们的语言消失。19世纪中期许多威尔士人听任他们的语言消失，有些人还表示欢迎，认为这是使进步推广到落后地区的好办法。

这种论点很不平等，还有一种特别论点更不平等。有些民族——大的、“先进的”、一致公认的民族，当然包括思想家自己的民族——是历史命定的胜利者或将成为生存竞争下的优胜者（如果这些思想家喜欢达尔文术语的话），其他民族则不然。不过，这种论点绝不能简单解释为是某些民族意欲压迫其他民族的阴谋，当然未被承认的民族的代言者也不能因为有此看法而受到责难。这种论点之所以不是阴谋，是因为它既反对异民族的地方语言和地方文化，也反对本民族的地方语言和地方文化；同时也因为这种论点并不主张消灭地方语言与文化，只是要将它们降格，从“语言”降为“方言”。加富尔并不曾剥夺萨伏伊人在统一的意大利内使用自己语言的权利（萨伏伊语跟法语更接近，跟意大利语差别较大）。他本人在多数的内部事务发言中，也使用萨伏伊语。他和其他意大利民族主义者，只是坚持只能有一种官方语言，只有一种下达指示的语言工具，亦即意大利语，至于其他语言是沉是浮，只能听天由命。碰巧西西里人和萨丁尼亚人在此阶段均未坚持其分离的民族地位，所以它们充其量被划为“地方行政区”。只有当小民族要求承认其民族地位时，它们在政治上才会显出重要性，就像1848年的捷克人那样，当时捷克人的代言人拒绝德国自由人士邀请，不去参加法兰克福国会。日耳曼人并不否认捷克人的存在，他们只是觉得所有受过教育的捷克人都会德文，会写会说，都分享德国高级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所以他们就是日耳曼人（这就错了）。事实上，捷克上层人物也说捷克语，也跟当地普通百姓共享同一文化，然而这项事实在日耳曼人眼中似乎与政治无涉，就像普通百姓的一般态度和农民的特殊态度一样。

“民族欧洲”的思想家们对付小民族的民族愿望只有三种选择：否认他们的合法性，甚至索性否认其民族的存在；把他们的强烈愿望变成要求地方自治的运动；将他们作为不可否认但又不能处理的事实接受下来。日耳曼人对斯洛文尼亚等民族以及匈牙利对斯洛伐克人的处理是采取第一种方式。〔这种态度一定要与社会革命家的态度区别开来。社会革命家根本不承认民族主义有何重要意义，因而他们对民族主义采取单纯的实用观点。对马克思来说，1848年匈牙利人和波兰人的民族主义是好的，因为是站在革命那边；捷克人和克罗地亚人的民族运动是坏的，因为客观上是站在反革命那边。但我们无法否认这些观点里包含一种大民族成分，尤以极端沙文主义的法国革命家最为突出（布朗基主义者就很明显）。甚至在恩格斯的看法里也不能轻易否认具有这种成分。〕加富尔和马志尼对待爱尔兰运动是采取第二种方式。然而这样一个具有不容怀疑的广泛群众基础的民族运动，竟被加富尔和马志尼排除在他们的民族主义模式之外，实在是非常自相矛盾、非常荒谬之事。形形色色的政治家被迫对捷克人采取第三种方式。1848年后，捷克人的民族运动不是辩论一下就能了事的，虽然他们并未想到要争取完全的独立。政治家们对这种运动只要可能，便会根本不予置理。几个最早得到一致公认的“单一民族”国家中，有几个实际上是“多民族”国家（例如英国、法国、西班牙），几乎没有外国人会不怕麻烦地去注意这点，因为威尔士人、苏格兰人、布列塔尼人、加泰罗尼亚人等等，既没有造成国际风波，也没有对他们本国的政治造成很大的麻烦（也许加泰罗尼亚人是个例外）。

因此，创造民族国家的运动与“民族主义”有着根本区别。前者是缔造一个政治产物的纲领，声称它是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毫无疑问，许多人出于某种目的认为自己是“日耳曼人”，但他们所指的日耳曼并不是单一的日耳曼国家，一个特别样式的日耳曼国家，更不是指一个涵括所有日耳曼人居住地的地方，就像过去民族歌谣里唱的，西起默兹河（Meuse），东到涅门河（Niemen），北自丹麦海峡〔贝尔特（Belt）〕，南至阿迪杰河（Adige）。如果说俾斯麦拒绝接受“大日耳曼”计划就意味着他不是一个日耳曼人，而是一个普鲁士“容克”和国家公仆，俾斯麦是不会承认的，与俾斯麦情况相似的人也会加以否认。俾斯麦是日耳曼人，但不是一个日耳曼民族主义者，或许他也不是一个“小日耳曼”民族主义者，虽然他统一了全国。（除了原属神圣罗马帝国的奥地利帝国地区，但包括普鲁士从波兰取得的土地，这块土地从未成为德国的组成部分。）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发生歧异的最严重例子是意大利。意大利的大部分地方是萨伏伊国王于1859—1860年、1866年和1870年统一的。从阿尔卑斯到西西里的整个地区，只有在古罗马时代才有单一的行政管辖（梅特涅非常正确地将其称之为“仅仅是地理名词”），在此之前历史上别无先例。在1860年统一运动进行之际，日常生活中真正说意大利语的人估计不超过2.5%，其余人说的方言与意大利语相距甚远，远到意大利政府在16世纪60年代派往西西里的学校校长，竟被当地人误认为是英国人。在当时认为自己基本上是意大利人的比例也许比以往要高，但仍是少数。无怪乎阿泽利奥（Massimod zeglio，1792—1866，意大利复兴运动主要人物，萨丁尼亚王国首相）会在1860年惊呼：“我们已经缔造了意大利，我们必须接着缔造意大利人。”

尽管如此，代表“民族理想”的运动，不论其性质、纲领如何，都发展壮大了。及至20世纪初，民族纲领已形成了标准模式（和极端模式），这就是各“民族”有必要完全独立，成立领土上、语言上同属一个民族的世俗国家，也许是共和制或代议制。〔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以其非常极端的主张清清楚楚地说明了这点，因为犹太复国主义的意思，就是一个历史上完全是在共同宗教活动中形成统一的民族，要占领一块领土、创造一种语言并使这个民族的政治结构永久化。〕不过，19世纪中期的民族运动经常不（甚至正常情况下也不）代表这个模式。不过这些运动或多或少包含某些模棱两可的政治变革，也正是这些变革才使它们成为“民族主义”运动。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些变革，但是要避免“后见之明”的错误，同时要避免将振臂呐喊、嗓门高亢的民族主义领袖的思想，与其实际追随者的思想相混淆。

我们也不应该忽略新旧民族主义的本质区别。后者不仅包括尚未建立国家的“历史的”民族，也包括早已建立国家的民族。英国人的英国意识到底有多强呢？并不很强，尽管所有争取威尔士、苏格兰自治的运动此时实际上已经偃旗息鼓。英格兰民族主义是存在的，但岛上的小民族并不持英格兰民族主义。旅居美国的英格兰移民为其国籍而骄傲，所以不愿成为美国公民，而威尔士和苏格兰公民就没有这份忠心了。他们成为美国公民后仍是骄傲的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就像他们当英国公民时感到自己是自豪的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一样。他们自由自在，不受国籍束缚。法兰西这个伟大民族的成员又有多浓的民族情感呢？我们不知道。但这个世纪初法国逃避服兵役的统计数字告诉我们，西部和南方某些地方（科西嘉人情况特殊，更不必提了）将服兵役视作强加在他们身上的讨厌东西，而不是法兰西公民的国民义务。至于日耳曼人，我们知道他们对未来统一的德国的规模、性质和结构有不同的看法，但究竟有多少日耳曼人关心德国统一？一般说来，农民不关心，甚至1848年革命之际，当民族问题成为政治的中心问题时，他们也不关心。就这些国家的群众而论，其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是不可否认的，但这些国家的情形又说明，如果认为其人民会理所当然、异口同声地表示他们是同种同族，显然是不够明智的。

至于其他民族，特别是大多数突然出现的民族，在19世纪中期，唯有神话和宣传才会说它们的民族主义毫无问题。这些民族的“民族”运动，在经历情绪阶段和民间传说阶段之后趋向政治化，因为涌现出大批致力于“民族理念”的骨干，他们出版民族杂志及其他出版物，组织民族社团，试图建立教育和文化机构，进行各种更直率的政治活动。但整体而言，这时期的运动缺乏群众的认真支持。运动成员主要是介于一般民众和当地资产阶级或贵族（如果存在的话）之间的人士，特别是文化人士：教师、低层神职人员、某些城市店主和独立手工业者，以及那些在阶级社会里处于从属地位为了儿子而尽力往上爬的农民。最后还有学生，他们来自某些民族意识强烈的院校、神学院和中学，并成为积极战士的现成来源。对那些具有“历史的”民族而言，只要赶走外来的上层统治者，便可成立国家，而地方的精英分子——匈牙利和波兰的士绅，挪威的中级官僚——更直接地提供了政治骨干，有时还提供了一个更大的民族主要基地（参见《革命的年代》第七章）。整体而言，这个阶段的民族主义于1848年至19世纪60年代于北欧、西欧和中欧宣告结束，然而许多巴尔干和斯拉夫小民族的民族运动，此时才刚刚开始。

在一个民族当中，最传统、落后、贫穷的那些人，通常是最后卷入这种民族运动的人，即工人、佣人和农民。原因不言而喻，他们是跟在“满腹经纶的”精英人物后面。群众性民族主义阶段的到来，一般是在自由民主派的民族主义中产阶层的组织影响之下发动起来的，除非是受到独立工党和社会党的冲击。这个阶段在某种程度上与经济和政治发展息息相关。在捷克，群众性民族主义阶段始于1848年，复苏于专制主义的19世纪50年代，但取得巨大进展的时期，还是在经济高速发展的19世纪60年代。19世纪60年代的政治条件也更为有利。一个土生土长的捷克资产阶级，此刻已积累了足够财富，得以开设一家有效率的捷克银行，国家剧院等耗资巨大的设施也终于建立起来（国家剧院于1862年临时开幕）。群众性文化组织〔如1862年建立的训练协会（Sokol Society）〕深入到农村，奥匈帝国分立之后，许多政治运动都是通过一系列规模很大的露天集会进行的。1868—1871年间总共约有140次集会，参加人数估计有150万人，这些集会将群众性民族运动的新奇之处和文化“国际主义”表现得淋漓尽致。由于这些活动缺少一个合适的名称，捷克人遂从爱尔兰运动中借来“集会”（meeting）这个词，爱尔兰运动是他们要想复制仿效的。（“集会”一词也将被法国人、西班牙人借用于工人阶级的群众集会，这或许是从英国经验中借来的。）不久，一个合适的传统名字发明出来了，叫做“塔博尔”（tabor），其构想是来自15世纪的胡斯（Hussite）运动。“塔博尔”是捷克战斗精神的典范。克罗地亚民族主义者用“塔博尔”来称呼他们的集会，虽然胡斯运动与他们并无关系。

这类群众性民族主义是新鲜事物，明显不同于意大利、德国上层精英或中产阶级的运动。此外还有另一种早已存在的群众性民族主义运动。这两种民族主义运动都更加传统，也更加革命，跟地方上的中产阶级毫无关系，因为他们在政治和经济上都无足轻重。但我们能把反对外国统治的农民和山民，那些只是由于感到自己受压迫，由于仇外，由于眷念古老传统、眷念古老信仰，以及模糊的相同种族感才团结起来的农民和山民称为“民族主义者”吗？农民和山民的民族主义只有与现代民族运动紧密联结（原因不计）之时，才称得上是民族主义运动。东南欧这类民族主义是否已与现代民族主义运动紧密相关，这问题还有待商榷。这类民族主义在东南欧的兴起，使土耳其帝国的许多部分被毁，特别是在19世纪70年代（波斯尼亚、保加利亚），当然它们也产生了宣称自己是民族性国家（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然而，充其量我们只能说那是一种原始的民族主义，就像罗马尼亚人意识到他们的语言与周围的斯拉夫人、匈牙利人和日耳曼人不同；或是斯拉夫人感觉到某种“斯拉夫成分”的存在，在本书所述时期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曾试图将这种“斯拉夫成分”发展成泛斯拉夫主义（Panslavism），其中甚至有些人觉得，东正教徒若团结在俄国这个伟大的东正教帝国之下，将可使泛斯拉夫主义在这个时期成为一股现实力量。〔泛斯拉夫主义对保守的俄国王室政治家和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几个小斯拉夫民族是有利的，因为泛斯拉夫主义可扩大俄国的影响力；可为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小斯拉夫民族提供一个强大的同盟军，也许还可提供一个希望组织“适当的”大民族而非一群没有生存能力的小民族的希望，但这希望很渺茫（对巴枯宁那个革命的、民主的泛斯拉夫主义，大可嗤之以鼻，斥之为乌托邦）。所以左派强烈反对泛斯拉夫主义，因为俄国被认为是国际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

然而，这些运动中有一个却毫无疑问是民族主义运动，即爱尔兰。爱尔兰在1848年前就有个秘密的兄弟会革命组织“爱尔兰共和兄弟会”（The 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即芬尼亚勇士团），至今仍然存在的爱尔兰共和军，就是这个秘密革命组织的后代，是同类组织中存在时间最久的一个。农村广大群众支持民族主义政治家，这本身毫无新鲜之处，因为爱尔兰被外国征服，遭受压迫，又很贫困，再加上地主阶级将英国新教强加在信奉天主教的爱尔兰农民头上，光是这点就足以将最不关心政治的人都动员起来。在19世纪上半叶，这些群众运动的领导人都属于爱尔兰中产阶级，他们的目标相当温和，只希望与英国取得妥协（教会支持这一目标，教会是那时唯一具有作用的全国性组织）。芬尼亚勇士团是以反抗英国、争取独立为宗旨，最早出现于19世纪50年代后期。它的不同凡响之处便是完全不和中产阶级温和派发生关系，其支持完全来自广大群众，尽管有教会和部分农民公开表示敌意。它是第一个提出脱离英国，争取完全独立的组织，并主张以武装暴动达到此目标。虽然它的名称是来自爱尔兰古代神话故事，它的思想却是非传统的。虽然它那世俗的甚至反教会的民族主义无法掩盖下列事实：对爱尔兰芬尼亚勇士团的广大群众而言，爱尔兰人的标准是（今天仍是）信仰天主教。他们全心投入一个由武装暴动赢得的爱尔兰共和国，完全忽视了社会计划、经济计划，甚至国内政治计划，而那些持枪起义者与殉国者的英雄传奇，直到今天对那些想要清楚陈述其内容的人而言，仍旧太过强烈。这就是持续至20世纪70年代的“爱尔兰共和传统”，它在北爱的内战和“临时”的爱尔兰共和军中又重新出现。芬尼亚勇士团的成员准备与社会主义革命者结盟，有些人准备承认芬尼亚主义的革命性质，不过奉劝诸君不要因此而产生幻想（马克思鼎力支持他们，并与芬尼亚勇士团领导人保持通信）。

但是我们也不应低估一个受到广大爱尔兰劳工大众经济支持的运动（这些劳工大众因贫穷所逼、因仇恨英国而跑到美国），不应低估它的独特之处和历史意义，须知这个运动的成员均来自移居美国和英格兰的无产阶级——在现今的爱尔兰共和国当时几乎没有什么产业工人——以及来自爱尔兰历史十分悠久的“农村恐怖主义”（agrarian terrorism）大本营里的年轻农民和农业工人，这个运动的骨干就是从这些人当中成长起来的，此外还有具革命性的下层城市白领工人。这个运动的领导人已将自己的生命献给起义暴动。这个运动预见到20世纪低开发国家革命式的民族运动而抢了先机。这个运动缺少社会主义工人组织作为核心，有的或许只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激励，它使得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造结合在一起，并在这个世纪演变成一支令人生畏的力量。爱尔兰根本没有社会主义，更不必说社会主义组织了，芬尼亚勇士团的成员（他们也是社会革命者）只是将土地联盟（Land League）里关于群众民族主义与农村群众不满两者之间含糊不清的关系搞得明确无误而已，达维特（Michael Davitt，1846—1906）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位。甚至这点也是在本书所述时期结束后，在19世纪70年代晚期和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大萧条时期才做到的。芬尼亚主义是自由主义胜利时代的群众民族主义运动。它只想通过革命手段赶走英格兰，为被压迫民族取得完全独立，希望如此可一举解决所有的贫穷、剥削问题，除此之外它别无其他事情可做。但其效果不佳，因为，尽管芬尼亚勇士团的成员有自我克制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但他们组织的暴动（1867年）和侵略（例如从美国入侵加拿大）明显成效不佳。他们偏好突击，像通常那样一下取得了轰动的效应，但也就只是一时宣传而已，有时只是喧嚣几下。他们创建了一股为大部分爱尔兰天主教徒争取独立的力量，除此之外，他们提不出其他计划，于是只得把爱尔兰的未来拱手让给一个小农业国家的中产阶级温和派、有钱的农场主人和小城市里的商人，这些人接收了芬尼亚勇士团长期奋斗的成果。

虽然爱尔兰的问题很独特，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本书所述时期，民族主义日益成为一支群众力量，至少在白人国家是如此。《共产党宣言》说“工人无祖国”，这个说法虽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不切实际，但是工人阶级的这种意识只能随着政治意识的提高而提高，因为从传统上看，革命本身历来就是非常民族性的事（例如法国），而且新工人运动的领导者和意识形态家本身也都深深卷入民族问题之中（1848年几乎各国皆是如此）。从实际运作的层面来看，替代“民族”政治意识的，不是“工人阶级国际主义”，而是次政治（sub-political）意识。次政治意识涉及的范围比民族国家的政治意识范围要小得多，甚或完全无涉。曾在民族忠贞和超民族忠贞（如国际无产阶级事业）之间作出明确选择的左派人士几乎没有。左派的“国际主义”在运作层面上，意味着支持为同一事业进行斗争的其他民族，与他们团结一致，如果本身是政治难民，就准备就地参加斗争，不论身处何方。这跟非常强烈的民族主义信仰也不抵触，就像加里波第、巴黎公社的克吕塞尔（Cluseret，他曾在美国协助芬尼亚勇士团）以及数不清的波兰战士所表现的那样。

这也可能意味着拒绝接受政府及其他人提出的“民族利益”，然而，在1870年抗议“手足相残”的普法战争的德国和法国社会主义者，并非像他们自己所说的对民族主义无动于衷。巴黎公社从雅各宾爱国主义那里获得的支持不亚于社会解放口号；马克思主义者李卜克内西（Liebknecht）和倍倍尔（Bebel）领导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也从1848年配合激进民主派的民族主义对抗普鲁士式的民族计划中，获得许多支持。德国工人愤恨的不是爱国主义，而是反动派，而他们对反动派最最不能接受的地方之一，就是反动派将社会民主党人称作没有祖国的家伙，这不仅剥夺了他们当工人的权利，也剥夺了他们做个好日耳曼人的权利。当然，政治意识若不经过某种民族式的界定几乎是不可能的。如同资产阶级一样，无产阶级作为国际事实而存在的仅仅是个概念。现实中它是不同民族国家或不同种族语言群体的聚合体：英国、法国或多民族的德国、匈牙利或斯拉夫。只要“国家”和“民族”在思想意识上与已经建立组织、统治民间社会的国家和民族相吻合，那么国家方面的政治就是民族方面的政治。

然而，不论人们的民族感情有多强烈（当民族变成国家和国家变成民族时），不论对民族的忠诚度有多高，“民族”不是天生的，而是人为的。从历史上看它是个新事物，虽然它体现出人类群体某些非常古老的反对“外人”所具有的或他们认为他们具有的共性的东西。实际上民族是需要被建造的。因此建立强制推行民族一致性的机制至关重要。机制主要是指国家，尤其是国家教育机制、国家就业机制和军队（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和奥匈帝国皆实行了征兵制）。这时期先进国家的教育制度发展迅速。用现代标准衡量，大学学生人数仍不很多。19世纪70年代，德国除神学院学生外，约有大学生1.7万人，占领先地位。其次是意大利和法国，各有9000～10000名大学生，远远落在德国后面。再其次是奥地利，约8000名大学生。除非是受到民族主义的压力，否则大学生的数量增长不大。美国是个例外，美国高等教育机构在这个时期成倍增长。1849—1875年间，全世界新建了18所新大学，其中9所在欧洲之外（5所在美国，2所在澳大利亚，阿尔及尔和东京各1所），5所在东欧，2所很小的大学在英国。中等教育随着中产阶级的成长而发展。中学基本上仍是社会精英们的领地（像大资产阶级，学校是为他们而设的）。在此美国又是个例外，美国的公立“中学”已开始其民主胜利的生涯（1850年美国全国只有100所中学）。在法国，接受中等教育的人所占比例从1842年的1／35增加到1864年的1/20。但是中学毕业生——19世纪60年代前半期平均每年约有5500人——只占达到服役年龄人数的1／55～1／60。当然这比19世纪40年代强多了，19世纪40年代只有1／93。大多数国家处于两极之间：完全没有教育或教育完全受到限制的国家，如英国；办教育如饥似渴的国家，如德国。19世纪80年代德国高中学生很可能已达25万人。英国却只有2.5万个男生分布在225所纯私立的学校里，而这些私立学校又被阴差阳错地称为“公学”（public school）。

然而主要的进展是在小学方面。小学教育一般说来不仅是向学生传授语文和算术的基础知识，而且是（也许这点更为重要）向学生强行灌输社会价值（道德规范、爱国主义等）。这个部分的教育正是以往世俗国家所忽视的，而它的发展恰与群众进入政治密不可分。从英国在1867年改革法案通过后三年便建立国立小学教育体系，以及法国在第三共和国头10年间教育的巨大发展，便可见一斑。进步确实令人耳目一新：从1840年到19世纪80年代，欧洲人口增加33%，而学校里的小学生人数增加了145%。普鲁士学生就学率一向很高，但在1843—1871年间，小学学生人数还是增加了50%。在本书所述时期之内，学生人数增加最快的是意大利，增加了460%。统一后15年间，小学学生人数增加一倍，其中的原因该不仅是由于它的教育水准落后吧。

对新成立的民族国家来说，这些教育机构至关重要，因为通过学校教育，“国语”便可真正成为其民族的口头和书面语言（在此之前通常得经由个人努力），至少为达到某些目的时必须使用（当广大公众能阅读和书写标准国语时，“大众媒体”——在此阶段也就是新闻界——也就只能使用这种语言了）。学校教育对为了“文化自治”而抗争的民族运动也至关重要。“文化自治”亦即相关的国家机制，例如学校教学和政府行政应使用民族自己的语言。这个问题对文盲并无影响，因为文盲说的方言是从母亲那儿学来的；它也不影响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是全盘吸收统治阶级的语言。欧洲犹太人因保住自己的本族语言——从中世纪的日耳曼语衍生出来的意第绪语和从中世纪西班牙语衍生出来的拉迪诺语（Ladino）——而感到满足。母语是他们内部使用的语言，与非犹太人邻居交往时便使用其他方言；一旦他们成为资产阶级，便放弃自己古老的语言，而使用周围贵族和中产阶级的语言：英语、法语、波兰语、俄语、匈牙利语，特别是德语。〔一场树立意第绪语和拉迪诺语为标准语的运动开始于19世纪中期，后来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运动而非犹太民族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继续进行这场运动。〕但此时的犹太人还不是民族主义者。他们未能赋予民族语言足够的重视，也未能占有一块领土，致使许多人不相信他们能成为一个民族。另一方面，这个问题对来自落后民族或次要民族的中产阶级精英们也十分重要。他们对有些本地人靠着其母语便是官方语言遂能占据要职的现象感到不平，即使他们（如捷克人）被迫具备的双语才能使他们在事业上比只会说德语的波希米亚人占有优势，他们仍然耿耿于怀。为什么克罗地亚人要成为奥地利海军就得学会意大利语，一个小的少数民族的语言呢？

然而，当民族国家建立后，当公职和伴随着进步文明而来的职业大量增加时，当学校教育更加普及时，尤其是当人口移动促使农业民族都市化时，这种不平便得到日益增多的普遍共鸣。对学校和教育单位来说，强行使用一种语言授课，也就意味着将某种文化、某种民族意识强加在众人身上。这在单一民族的地区毫无问题：奥地利1867年宪法承认小学教育可用“当地语言”。但是移居到德国城市里的斯洛文尼亚人或捷克人为什么要被迫成为德国人后才能学会识字呢？他们开始要求到本族学校上学，即使他们是少数民族。为什么布拉格或卢布尔雅那（Ljubljana），即莱巴赫（Laibach）的捷克人或斯洛文尼亚人要用外国语来读马路上的街名和市里的法令法规呢？需知他们已将日耳曼人从多数民族减到最小的少数民族了。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那一半问题十分复杂，以致政府不得不考虑到多民族问题。如果其他政府利用学校教育这个强大无比的武器来组建民族，系统地进行马札儿化、德国化、意大利化，那又将怎么办呢？民族主义的一大怪事是，在组织自己的民族时，其他人就会面临或被同化，或接受屈辱地位的处境，因而这部分人便自动产生反民族主义。

自由主义时代并未真正弄懂这个似怪不怪的问题。其实自由主义时代并不理解它所批准的“民族原则”要靠它自己去体现，并在适当情况下给予积极支持。当时的观察家认为（好像也这样做了）民族和民族主义大体说来尚未形成，但可铸成。毫无疑问他们是对的。例如美国这个民族就是在这样的假设基础上建立的：数百万欧洲人远涉重洋来到美国，他们很轻易地便快速放弃对其祖国的政治忠诚，也不要求承认自身语言、文化的正式地位。美国（或巴西，或阿根廷）不是多民族，而是将移民吸入自己的民族。在本书所述时期，事实就是这样发生的，虽然移民社团并未在新世界这个“大熔炉”里失去自己的特性，他们仍然清醒自豪地成为爱尔兰人、德国人、瑞典人、意大利人等等。移民社团可能是他们原来祖国的一支重要民族力量，就像美国的爱尔兰人在爱尔兰政治中所发挥的作用一样；然而在美国，他们的重要性主要只针对参加城市选举的候选人。居住在布拉格的德国人，光是他们的存在就给哈布斯堡王朝造成影响深远的政治难题；然而居住在辛辛那提或密尔沃基（Milwqukee）的德国人就没有为美国造成任何问题。

所以，民族主义看来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框架内还是容易处理的，而且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一致的。据说民族的世界就是自由的世界，一个自由的世界是由民族组成的。未来将显示，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如此简单。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主义以为“民族”是可以“创建”出来的，他们是把自己神化了。后来他们自欺欺人，按照这套话术建立了苏联，结果却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一回头，已是百年身——于是苏联不到百年瓦解，留下一堆碎片让自己的孙子凭吊。

【第六章　民主力量】

资产阶级应该知道，民主力量已在第二帝国期间应运而生了。资产阶级将发现，这种力量根深蒂固，重新发动反对民主的战争无疑是极不理智的。——塔尔吉，1868年

但是，由于民主的进程是社会整体发展的结果，所以一个掌控较大政治权力的进步社群，必须在此同时保护国家免于民主的暴行。民主力量无论在什么地方一时占了上风，都应立即加以镇压。——梅爵士，1877年

如果民族主义是这个阶段各国政府所承认的一种力量的话，那么，民主，或者说一般人在国家事务中日益增强的作用，就是另一种历史力量了。在本书所述时期，民族主义已成为群众运动，就此而言，民族主义和民主这两种力量又是同一回事。毫无疑问，就这点来说，几乎所有激进的民族主义领导者，都认为民族主义和民主是同一种力量。然而，我们认为，尽管以新兴工人阶级为代表的其他团体，主张掀起至少在理论上将共同的国际阶级利益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运动，但实际上，由农民等普通人组成的大团体，仍然没有受到民族主义的影响，甚至在参政受到高度重视的国度亦然。在统治阶级眼中，重要的并非群众所信奉的事物，而是他们的信念如今已成为政治必需的考虑之一。从定义上讲，群众是为数众多、愚昧而且危险的，正是由于他们十分单纯，眼里看到什么就信什么，所以他们也最危险，因为他们看到的是统治者对他们的痛苦漠不关心，他们看到的是一条简单的逻辑：既然他们占人民群众的大多数，政府就应当首先为他们的利益服务。

在西方先进的工业国家里，这一点已经显得越来越清楚，即政治制度迟早将不得不让“群众”占有一席之地。此外，以下这点也很清楚，即构成资产阶级社会基本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已经无力从理论上防止这种情形发生。自由主义政治组织的特有形式，就是经由选举产生的议会来组成代议政府。此政府代表的（如同封建国家一样）不是社会或集体的利益，而是个人的总和以及法律上平等身份的总和。当政者从自身利益考虑，也出于小心谨慎和某种普通常识，很可能得出下列看法：即并非所有人都有能力决定政府的重大政策。不识时务者不如大学毕业生；因循守旧者不如思想开明者；无所事事的穷人不如那些可以通过正当手段发家致富的干练之士。然而，这种论点不仅缺乏说服力，而且在社会底层民众眼中，它们有两大弱点（对最保守的人来说，情况当然又很不同了）。如果法律上人人平等，那么在理论上就不能将人作出这种区分。尤为重要的是，由于社会流动和教育进步（两者对资产阶级社会来说都是必要的），使得中产阶层与下层社会之间的界线模糊不清，因此在现实社会中也很难将人们清楚划分。我们可以看到愈来愈多“值得尊敬的”工人与中产阶级一道接受了资产阶级的价值观，也在条件允许范围内采纳了资产阶级的行为标准，于是这条界线应画在哪里呢？无论这条界线画在哪里，只要它是涵括了多数的那边，其中就可能包括相当一部分不支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若干观点的公民，以及竭力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人（而资产阶级认为这些观点对社会繁荣是不可或缺的）。此外，最具决定性的一点是，1848年革命已经证明，群众已有能力冲入统治者的封闭圈内；工业社会带来的进步，更使他们造成的压力甚至在非革命时期也越来越大。

19世纪50年代给了大多数统治者一个喘息机会。10余年间，他们不必再为欧洲会发生这类问题而忧心忡忡。然而，当时已有一个国家，其政治和宪法的时钟已经无法逆转。在法国，由于过去已经发生过三次革命，因此想再把群众排除在政治之外无疑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从今往后都必须受到“驾驭”。路易·拿破仑（即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从此成了更具现代性的政治试验场，尽管其与众不同的特殊性对日后的政治管理形式启发不大。这种试验迎合了那些不可思议的头面人物的口味，只是与他们的才智不太相称。

拿破仑三世在与公众的关系方面一直很不顺利。他很不幸，因为他未能把他那个时代最具影响力的能说善辩之士全都纳入旗下。光是马克思和雨果的联合抨击，就足以消除人们对他的记忆，这还不包括那些次要但在当时也同样具战斗力的新闻界人才。他在国际和国内政治事业中的失败，也使他臭名昭著。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幸免世界舆论的一致谴责，是因为这个恶棍、疯子和令人恐怖的人物，在通往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大灾难的道路上，做出了不同凡响的事情，最难以置信的是他始终得到其随从人员的忠诚支持。拿破仑三世显然不像希特勒那么异端，也不像希特勒那么疯狂。一个在谋略上败给加富尔和俾斯麦，一个才打了几个星期的仗其政治支持便下降到危险点的人，一个把“拿破仑主义”从作为法国的一支主要政治力量到变成一桩历史轶事的人，当然不可避免地会被讥为是“无足轻重的拿破仑”而黯然退出历史舞台。拿破仑三世根本没有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他原想借助普法战争重建自己和法兰西的声名，却被这场战争吓得瑟瑟发抖。这位心不坦诚、表情阴沉却经常展示其魅力的人，这位留着络腮胡、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的人，似乎只是因其官阶最高而成为帝国的当权者。

他基本上是一位失败的政治家。然而，命运和个人背景使他扮演了一个全新的角色。在1848年之前，作为法兰西帝国皇位的觊觎者，他不得不从非传统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尽管人们对他声称他是波拿巴家族成员表示怀疑。他成长于民族主义鼓吹者和圣西门主义者的社会环境中〔他本人加入过烧炭党（Carbonari）〕，这种经验使他坚信，或许过分坚信民族主义和民主等历史力量的必然性；也导致了他对社会问题和后来对他有所裨益的政治手法坚信无疑。革命给他带来了机会，因为革命以压倒性多数选举姓波拿巴的人为总统，当然，动机各不相同。事实上他不需要通过选举掌权，1851年政变后，他也不需通过选举宣布自己为皇帝。但是，如果他不先取得选票的认定，光凭他耍阴谋诡计的能力是不可能说服那些将领和所有有权力、有野心的人支持他的。除美国之外，他是第一个通过全民（男性）选举当政的大国统治者，这点是人们永志不忘的。当政之后，他继续像最早经由公民投票产生的恺撒，更确切地说像戴高乐将军（General de Gaulle）那样运用选举制度（选举产生的代表制议会根本无足轻重），1860年以后，也越来越常采用当时已习以为常的议会制度。由于他相信这是当时业已为人们所接受的历史事实，因此，他也许认为，他也不可能抗拒这种“历史力量”。

拿破仑三世对选举政治的态度是模棱两可的，人们对这一点感到饶有兴趣。作为一名“议会政治家”，他玩了当时一般政治家都玩的政治游戏，即把议会中足够多数通过选举产生的议员纠集起来，组成松散易变的联盟，给它贴上一个绝不可能与现代政党相混淆的、含糊不清的意识形态标签。因此，如梯也尔（Adolphe Thiers，1797—1877）之类的七月王朝政治家，以及未来第三共和国的杰出人士如法弗尔（Jules Favre，1809—1880）、费里（Jules Favre，1832—1893）和甘必大（Gambetta，1838—1882），才得以在19世纪60年代或恢复其名誉地位，或自此名闻遐迩。拿破仑三世在玩弄这种游戏方面并非特别成功，尤其是当他决定放松对选举和新闻出版机构实施有力的官僚控制之后。另一方面，作为一名为选举制度而奋斗的人，他还保留了公民投票这项武器（这点又像戴高乐将军，只是比戴高乐更加成功）。在1852年的公民投票中，他一鸣惊人地以压倒多数或者说权威性的票数获胜。那次公民投票尽管受到了相当严密的“监控”，他还是以780万赞成票，24万反对票和200万弃权票的绝对优势取胜，甚至在他垮台前夕的1870年选举中，他仍能保持一种日趋恶化的议会制局面，以740万票对160万票的多数获胜。

这种公众支持是没有经过政治组织的（当然，通过官僚政治施加的压力除外）。拿破仑三世不像现代民众领袖那样，他没有进行“运动”，作为国家元首，他当然也不需要。公众的支持也不是整齐划一的。他本人就很希望得到“进步人士”的支持——雅各宾共和派总是那么高不可攀，他们的选票集中在城市里——同时他也希望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与正统的自由党人相比，他更加重视工人阶级的社会和政治重要性。然而，虽然他有时也得到诸如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1809—1865）之流的无政府主义重要代言人的支持，而且他也的确为调停、平息19世纪60年代日益高涨的劳工运动作出认真的努力——他于1864年使罢工合法化——但他还是未能打破劳工与左派之间传统契合的密切关系。因此，他实际上依靠的是保守势力，特别是占这个国家三分之二的西部农民。鉴于这些理由，他毕竟还是拿破仑，是坚决反对威胁财产的反动政府，是罗马教皇的保护者——这是拿破仑三世出于外交原因竭力想要避免，但由于国内政治原因又无法避免的局面。

但是，从拿破仑三世与法国农民之间的实质关系来看，他的统治似乎更具意义。马克思曾对法国农民作了以下评述：

无论是经由议会还是政治会议，农民都不可能以他们自己的名义加强他们自身的阶级利益。他们不可能代表他们自己，他们必须由别人代表。他们的代表必须同时是他们的主人，是他们的权威，是保护他们免遭其他阶级的损害，并给他们送来雨露和阳光的无限政治力量。操纵权力的人即将自己与他们联系在一起，小农终于在这些人身上找到表达政治影响的方式。

拿破仑三世就是这种权力的执行者。他是第一个与“不能以自己阶级名义获得本阶级利益”的广大群众建立关系的政治人物。20世纪的许多政治家——民族主义者、民粹主义者以及以最危险形式出现的法西斯主义者——都将再次发掘他所倡导的那种与民众的关系。他们还将发现，还有其他的阶层在这方面与大革命后的法国农民极其相似。

在19世纪50年代，除了瑞士的革命宪法保持不变外，其他欧洲国家都不是在成年男子普选的基础上当政的（瑞士国会议员是由不受财产资格限制的20岁和20岁以上的男性公民选出，但上议院议员是由州代表选出）。有一点也许是人们应该注意的，即甚至在民主进展顺利的美国，选举投票率也要比法国低得多：1860年美国大选共有470万选民投票，林肯仅以不到其中半数的选票当选总统。一般说来，除了在英国、斯堪的纳维亚诸国、荷兰、比利时、西班牙和萨伏伊公国之外，代议会在其他国家几乎都不具真正的权力或影响力，它们的情形都非常雷同，或是通过非常间接的选举产生；或是有点类似古老的“阶级会议”；或是对选民和候选人的年龄、财产作出或多或少的严格规定。这种选举而成的议会，几乎不可避免地都受到更加保守的上议院的攻击和制约。上议院议员大多数是指派的，或是世袭的，或是由于官职而自然成为上院议员。在英国的2750万总人口中，约有100万人拥有选举权，其选举限制肯定比比利时少，比利时的470万人口中，只有大约6万具有选举资格，但英国既不民主，也不打算实行民主。

19世纪60年代群众运动的复苏，使政治不可能脱离民众压力。到本书所述的这个时期末，欧洲只有沙皇俄国和土耳其帝国继续维持纯粹的专制制度，而普选权再也不是革命政权的显著特点了。新的德意志帝国便是采用普选制选举其国会议员，但很大程度是出于装饰目的。在这10年间，没有几个政府能逃得过人民参政权的明显扩张，只是程度强弱不等。在此之前，选举只在少数几个国家具有实际意义。这些国家曾为之绞尽脑汁的问题已成了大多数国家的头痛问题——是采用名单比例代表制，还是候选人制；是按“几何图形划分选区”，还是为某一方的利益擅自改划社会和地理选区；上院凌驾下院的审核制度；把权力留给最高行政长官等等。所幸这些问题在当时还不十分尖锐。英国的第二次改革法案虽将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左右，但仍然不超过人口总数的8%。而在不久前统一的意大利王国，选民仅占人口总数的1%。（根据19世纪70年代中期法、德、美的选举情况判断，这段时期拥有选举权的成年男子实际上只占总人口的20%～25%。）尽管如此，情况还是有了变化。而且进一步的变化只能暂被推迟而已。

由于朝代议制政府方向取得不少进展，于是政治上又有两个问题凸现出来：即中上层社会精英的问题和还未能参与官方政治的贫民问题。用当时英国的术语来说，就是“阶级”和“民众”的问题。在他们之间还有一个中间阶层——小店主、手工业者，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和拥有地产的农民等——他们已经以财产所有人的身份部分卷入这种业已存在的代议政治。无论是旧式庄园贵族和世袭贵族，还是新生资产阶级，都不具数量上的优势。对于这种优势，贵族阶级并不需要，但资产阶级却很需要。由于两者（至少他们的上层）都拥有财富，并在其社群中拥有使他们成为至少是潜在“名流”的个人权势和影响力，因而他们都是政治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唯独那些贵族阶级，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仍顽固反对选举制度：英国坚持上议院制，普鲁士和奥地利国会用臭名远扬的额外代表制方式坚持“阶级选举权”，有的则坚持残存的——但很快便消失的——古老封建阶级制度。此外，他们作为一个阶级，在君主政体中一般仍能获得有系统的政治支持。君主政体毕竟仍是欧洲国家的主要政体形式。

另一方面，由于资产阶级拥有巨大财富，他们已是不可或缺的，他们肩负历史的使命，因而他们以及他们的思想已成为这个时期的“现代”基础。但是，真正使他们变成政府体制中的一股力量的，是他们动员非资产阶级支持的能力。因为非资产阶级拥有人数上的优势，当然也就拥有选票上的优势。如果丧失这一点，如同19世纪60年代末在瑞典所发生的那样，又如同后来在其他地方因真正的群众政治高涨而很快发生的那样，他们就会在选举方面，至少在全国政治中，沦为势单力薄的少数（在地方政治方面，他们还能维持一种较好的局面）。因此，对他们来说，至关重要的是继续得到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比较少见）的支持，至少要当这些阶级的霸主。广义上来说，在这个历史时期他们是成功的。在代议政体中，一般都由自由党（通常为城市工商阶级的政党）掌权或执政，仅偶尔有所中断。在英国，从1846—1874年间一直都是自由党执政；在荷兰，至少1848年以后的20年间是这样；在比利时，1857—1870年间是如此；在丹麦，直到1864年令人震惊的失败之前，也或多或少是如此。在奥地利和法国，从19世纪60年代中叶到19世纪70年代结束，他们一直是各届政府的主要正式的支持者。

然而，自此以后，来自下面的压力越来越大，更民主激进的一翼从他们之中分裂出来。这种激进派是进步的、主张共和的，但此时尚未成为独立的势力。在斯堪的纳维亚，农民团体从自由党退出，变成“左派”，如1848年的丹麦，19世纪60年代的挪威；或者变成反对城市的压力团体，如1867年的瑞典。在普鲁士（德国），以西南部非工业区为基地的民主激进派余党，1866年后拒绝跟随资产阶级的国家自由党人（National Liberals）与俾斯麦结盟，他们当中有些人加入了反普鲁士的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党。在意大利，当温和派成了这个新近统一的王国的中流砥柱之际，共和党人仍继续扮演其反对者的角色。在法国，资产阶级长期无法在自己的旗帜甚至在自由党的旗帜下行进，其候选人打着越来越具煽动性的旗号来寻求民众支持。“改革”和“进步”让位给“共和”，“共和”又让位给“激进”，甚至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又让位给“激进的社会主义”。在一次次的变化中，每次都隐藏了一批新一代具有相同本质的蓄着络腮胡、身着礼服外套、能言善辩和夸夸其谈的立法改革者。当他们在选举中战胜左派之后，便迅速地转向温和。唯独在英国，激进派长期属于自由党的一翼。也许这是因为在英国，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并未形成一个阶级，不像其他地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已取得政治独立地位。

不过，实际上自由党仍然是有权势的，因为它提出了唯一一套被认为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德国人称之为“曼彻斯特主义”）；也是因为在科学、理性、历史和进步等问题上，无论持何种观点的人，几乎都一致认为它代表了这些事物的力量。从这个意义来说，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政治家和文职人员，无论其意识形态为何，几乎都是自由党人，就像当今的政治家和文职人员都不是自由党人一样。激进派拿不出一套能够取代资产阶级的理论体系。在那个时期，要他们和真正的反对党联手反对自由党，即使并非不可能，但至少对他们来说在政治上是不可思议的。激进派和资产阶级都是“左派”的组成部分。

真正的反对党（“右派”）来自那些反抗这种“历史力量”的人（不论他们持什么观点）。在欧洲，很少有人真正希望如1815年后的浪漫反革命分子一样恢复到旧制度时代。他们的目的全在于阻止，或者说仅在于减慢目前这种令人恐惧的进步。我们可从那些主张“运动”和“稳定”、“秩序”和“进步”不可偏废的知识分子身上找到最佳诠释。因此，保守主义的主张往往很容易赢得自由资产阶级中某些派别的赞赏，因为他们已感到进一步发展将会有引狼入室的危险，使革命再度逼近。有些特殊团体的眼前利益与自由党现行政策直接发生冲突（如农民党和保护主义者）；也有些派别并不是出于反对自由党政策而反对自由党，如比利时的佛兰德斯人，他们憎恨本质上是瓦龙人的（Walloon）资产阶级以及瓦龙人的文化统治。保守党自然得到这部分人的支持。还有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特别是在农村社会中，亦即家庭或地方敌对势力自然会被与他们关系不大的意识形态二分法所同化。马尔克斯（Garcia Marquez）的小说《百年孤独》（A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中的布恩迪亚（Aureliano Buendia）上校，在哥伦比亚的穷乡僻壤组织了总数共32次自由党起义中的首次暴动，这并不是因为他是自由党人，也不是因为他懂得这个词的含意，而是因为他曾遭到一位当地官员的凌辱，而这位官员恰好也是保守党议员。可能出于逻辑上或历史上的原因，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英国卖肉商大都为保守党人（是否与农业有关？）；而杂货商又绝大多数为自由党人（是否与外贸有关？），但其中的原因都未得到证实。然而，需要解释的也许不是这一点，而是为什么这两类无所不在的店主不持同一种观点呢？按常规，无论什么样的观点，他们都应能求得一致才是。

从本质上看，保守主义者依靠的力量是：强调传统、坚持陈旧而且秩序井然的社会以及墨守成规、不求改变且反对新兴事物的人群。因此，在这方面，发挥官方教会和官方组织的作用至关重要，因为凡是自由主义赞成的，都对两者形成威胁；同时两者还能动员十分强大的力量去反对自由主义。还有一点就更不用提了，即组织第五纵队打进资产阶级权力中心，办法就是利用资产阶级妻女讲从孝道、恪守传统美德的特点以及利用牧师控制婴儿的洗礼、结婚典礼和葬礼，教会基本上掌握控制了一大部分教育优势。双方都在激烈争夺这些领域的控制权，事实上，这场争夺战成了许多国家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政治斗争的主要内容。

所有官方教会实际上都是保守的，罗马天主教尤其是这样，因此，它自然成为坚决与不断高涨的自由浪潮作对的阵地。1864年，罗马教皇庇护九世（Pius Ⅸ）在《现代错误学说汇编》（Syllabus of Errors）中，明确提出他的观点。此汇编谴责了80条错误，宣称它们都是不可饶恕的，其中包括“自然主义”（因为自然主义否认上帝创造人类及世界）、“理性主义”（使用与上帝无关的推理）、“温和的理性主义”（拒绝基督教对科学和哲学的监督作用）、“信仰无差别论”（indifferentism，因为它主张自由选择宗教或者不信宗教）、世俗教育、政教分离，并对下述观点（第80条）进行总批判：“罗马教皇可以并应当与进步、自由主义和现代文明协调一致。”于是，右派与左派之间的界线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教权与反教权之间的主要界线，后者在天主教国家主要是指公开表示不信教之人，也包括信奉国教之外的小宗教或独立宗教者（英国最为明显，见第十四章）。（一般而言，国教属于少数宗教的情况是异常的。荷兰天主教徒可能就是站在自由党那边反对居主导地位的加尔文教徒。德国的天主教徒既不能参加俾斯麦帝国的基督教右派，也不可能参加自由党左派，遂于19世纪70年代组成一个特殊的“中央党”。）

这个时期在“阶级”政治方面的新产物，主要是自由资产阶级开始成为立宪政治舞台上的一股力量。其原因是专制主义在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即在占欧洲人口三分之一地区）的明显衰落（在欧洲大陆，大约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口还生活在资产阶级尚无法发挥这类作用的政府统治之下）。定期刊物的发展情况——除了英、美之外，定期刊物几乎仍全是以资产阶级为读者——生动地反映了这种变化：1862—1873年间，在奥地利（不含匈牙利），定期刊物的数目从345种增加到866种。而定期刊物的宣传内容对1848年前通过选举产生的议会来说，并没有什么不熟悉之处。

在大多数情况下，公民权仍然受到极大限制，因而不可能实行现代政治或其他任何群众政治，其实，中产阶级的生力军往往可以取代他们声称要代表的真正的“人民”。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那不勒斯和巴勒摩的选举中，分别有37.5%和44%的选民资格是得自他们大学毕业生的身份。但这是极其个别的例子。即使在普鲁士，如果我们回顾一下1863年的选举，自由党虽然获胜，但情况并不令人难忘。在那次选举中，选民资格已受到严格限制。即使如此，只有三分之二的选民才会不厌其烦地到城里去投票，结果是自由主义者获得67%的选票，实际上只代表25%的选民。19世纪80年代，自由主义者在这些选举权受到限制、选民反应冷淡的国家中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除了说明这个选举结果只能代表那些体面的自由市民的观点外，难道还能说明其他问题吗？

在普鲁士，至少俾斯麦就认为选举结果无法说明其他问题。因而他只管统治，不与议会商量，从而简单地解决了自由党议会和王室之间的本质冲突（双方曾在1862年的军队改革方案中发生冲突）。由于支持自由党的人，除资产阶级以外再无他人，而资产阶级是不可能也不愿动员任何真正的力量（无论是武装的还是政治的），因此任何有关1640年长期国会（Long Parliament）或者1789年三级会议的说法，也都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相反，在一些落后国家，自由党人虽然处于少数派地位，但仍极具实力。其原因在于这些国家存在着自由党地主，他们对所在地区的控制实际上超过了政府的影响；或者说存在着已经声明代表自由党利益的官员。这种情况只在几个自由党执政的国家出现过。）俾斯麦认识到，“资产阶级革命”完全是不可能的，因为只有资产阶级以外的阶级都动员起来，才可能爆发真正的革命；同时也因为商人和教授在任何情况下都绝不会自动去设置路障。但这并未妨碍俾斯麦实施自由资产阶级的经济、法律和意识形态纲领，只要这些纲领能与信仰新教的普鲁士君主国的政治实情相配合，即地主贵族阶级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实情。他不希望迫使自由党人和广大群众结成令人失望的联盟。总之，资产阶级的纲领显然是当代欧洲国家必然要经历的发展程序，或者说，这至少似乎是不可避免的。诚如我们所知，他赢得了辉煌的胜利。大多数自由资产阶级接受了俾斯麦提出的“纲领减去政治权力”的方案——他们也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并于1866年改称为国家自由党。该党在本书所述时期的剩余时间里，成了俾斯麦在国内玩弄政治花招的基本力量。

俾斯麦和其他保守党人都懂得，无论是什么样的群众，他们都不是可以和城市商人同日而语的自由党人。所以，俾斯麦和保守党人有时候认为，他们能够抑制自由党人扩大公民权的威胁。他们甚至可能像英国保守党创始人之一的迪斯累里在1867年和比利时天主教在1870年所做的那样，将这种想法付诸实现。他们的错误在于把群众想象成跟他们同样的保守主义者。毫无疑问，欧洲大部分地区的大多数农民还是传统主义者，他们向来自动支持教会、国王或者皇帝以及僧侣统治集团，反对城里人的邪恶图谋。在法国，西部和南部的广大地区甚至在第三共和国时期，还投票选举波旁王朝的支持者。还有一点也是毋庸置疑的，如同英国的民主无害理论家白哲特在1867年颁布改革法案之后指出的那样，包括工人的多数群众，他们的政治行为是受到“他们上司”控制的。但是，群众一旦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早晚会做一个具有自主性的正式演员，不会永远像个单纯的临时演员，在戏剧中扮演精心设计的不重要角色。此外，许多落后地区的农民可能还是保守党的依靠对象，但在工业日渐繁荣的城市地区则非如此。城市居民所希望的不是传统的自由主义，但是，传统的自由主义也不一定就受到保守主义统治者的欢迎，特别是不一定受到那些致力于真正的自由经济和社会政策者的欢迎。在1873年之后的经济萧条和不稳定年代里，这点变得特别明显。

在政治领域异军突起并发挥重要作用的最危险社群，是新生无产阶级，其数量因20年的工业化而壮大。

工人运动没有因为1848年革命和此后10年经济发展的失败而遭到致命摧毁。那些研究新社会的未来，将19世纪40年代的动乱转变成“共产主义幽灵”，给无产阶级提出一个有别于保守派、自由派或激进派政治前景的各式理论家，有的被捕入狱，如布朗基；有的被流放，如马克思和布朗；有的被人遗忘，如皮奎尔（Constantin Pecqueur，1801—1887）；有的三者兼而有之，如加贝（Etienne Cabet，1788—1857）；有些人甚至与当局言归于好，就像蒲鲁东在拿破仑三世统治下占有一席之地一样；有人相信资本主义即将灭亡，但时代显然不站在他这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9年后的一两年内曾希望再次爆发革命，后来又曾把希望寄托于下一次大规模的经济危机（即1857年那次），但自那以后，他们也顺应潮流，将革命视为一种长期的打算。如果说社会主义已经彻底消亡，或许稍嫌夸张，然而甚至在英国，那些土生土长的社会主义者，在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也许都舒舒服服地进入略嫌窄小的官邸享福去了，也许1860年的社会主义者，没有一个不是在1848年就已经是社会主义者了。也许我们应该感谢这段中歇期强迫他们暂时脱离政治。这段隐晦时期使马克思得以将其理论锻炼成熟，并为其《资本论》打下基础。与此同时，幸存下来的工人阶级政治组织以及为工人阶级事业奋斗的政治组织都纷纷垮台了，如共产主义者同盟垮于1852年；或者逐渐沦为默默无闻、无足轻重的组织，如宪章运动。

然而，工人阶级的组织依然存在，而且只会渐渐壮大，但他们的经济斗争和自卫行动比以往更有节制了。除了英国部分的明显例外之外，工会和罢工几乎在欧洲所有地方都是法律所禁止的。但是，那些互助会（Friendly Societies Mutual，Aid Societies）和合作组织——在欧洲大陆一般为生产组织，在英国一般为商店——被认为是可以接受的，不过谈不上特别兴盛：在意大利这类互助会势力最强的皮德蒙特地区，1862年互助会的平均人数也不足50人。只有在英国、澳大利亚和（奇怪得很）美国，工人的工会组织才具有重要意义。澳大利亚和美国的工人工会，主要是由具有阶级意识的英国移民组织而成的。

在英国，除了机器制造工业的熟练工匠和较古老行业的手艺人之外，棉纺工人也保持了强大的地方工会，这些工会在全国建立起有效的联系，而且有一两次，即1852年的工程师联合工会、1860年木匠和细木工人联合工会，它们曾在财政上（如果不能说在战略上的话）协调了全国社团。它们虽然只是少数，但却不是可以忽略的少数，而且在熟练工人中它们有时还占多数。此外，它们还为工会制度的迅速扩大打下了基础。美国的工会组织比起其他地方算是比较强的，尽管后来证明，它们未能抵挡住19世纪末那场真正飞快发展的工业化冲击。然而，与组织有序、有劳动者天堂之称的澳大利亚殖民地工会相比，美国工会只能算是小巫。澳大利亚的建筑工人实际上早在1856年就赢得了八小时工作制，很快其他行业也都实行此制度。在这个人口稀少而经济蓬勃发展的国家中，工人讨价还价的地位高于其他任何国家。19世纪50年代的淘金热将数以千计的人们引至他方，留下来没跟着去冒险的工人，其工资却因之提高了。

敏感的观察家并不认为这类不甚重要的工人运动会维持很久。其实，大约从1860年起，形势已经很明显，无产阶级正与19世纪40年代的风云人物一道重返历史舞台，不过情绪不是那么狂暴。它以未曾预料到的快速度出现了，接着又很快形成了与其后来运动相一致的思想体系：社会主义。这种成长过程是政治行为和工业行为的奇怪结合；是各种激进主义从民主主义到无政府主义的奇怪结合；是阶级斗争、阶级联盟和政府或资本家让步的奇怪结合。但是，首先它是国际性的，这不仅因为它像自由主义的复活那样，在各个国家同时产生，而且也因为它与工人阶级的国际团结密不可分，或者说与激进左派（1848年前那个时期的遗产）的国际团结密不可分。国际工人运动实际上组建为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men Association），即马克思的第一国际（First International，1864—1872），并受其领导。《共产党宣言》中“工人无祖国”的提法是否确切，可能尚有争论：法英两国有组织的激进工人必定都是爱国者，法国革命传统向来就是众所周知的民族主义（见第五章）。但是，在生产要素自由移动的经济领域中，即使连不注重意识形态的英国工会，也已意识到制止雇主引进劳工的必要性，因为这些劳工会破坏罢工的效果。对于所有的激进者来说，无论什么地方的左派成败，都似乎与他们自己的成败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在英国，国际工人协会是再度复活的选举改革活动和一系列国际团结运动相结合的产物——1864年与加里波第的意大利左派相结合，美国内战期间与林肯及北方相结合，1863年与不幸的波兰人相结合，等等。所有这类运动都曾以最少的政治色彩和最多的“工会主义”加强了工人运动。不同国家之间的工人所进行的有组织接触，必然会对各自的运动产生反响。譬如，拿破仑三世在他允许法国工人派遣一个大型代表团赴伦敦参加1862年举行的一次国际展览后，就发现了这一点。

国际工人协会成立于伦敦，并很快落入能干的马克思之手。它是英法工会领导人和旧时欧洲大陆革命总参谋人员的奇怪结合。英国工会领导人有其传统的岛国孤立性和自由激进倾向，法国工会领导人的意识形态相当混杂，但更“左”倾些；而欧洲大陆革命者们则各有各的观点，且越来越无法协调。他们在思想领域的斗争最终毁了第一国际。由于有许多历史学家一直在研究他们，所以我们不需要在此多费笔墨。广义而言，第一次重大斗争是发生在“纯粹的”（实为自由或自由激进的）工会主义者和那些更具抱负的社会改革者之间，结果社会主义者赢得胜利，尽管马克思小心翼翼地不让英国人（他的主要支持者）参与这场斗争。随后马克思和其支持者又迎接（并击败）了蒲鲁东“互助论”（mutualism）的法国支持者和阶级意识强烈、反对知识分子的好斗手工匠的挑战；接着又遭到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联盟的挑战，巴枯宁无政府主义联盟更为可怕，其秘密组织和派别的纪律相当严格，活动方式也绝不是无政府主义的（见第九章）。由于再也无法维持对国际工人协会的控制，马克思遂于1872年不动声色地取消了国际工人协会，将总部迁往纽约。至此，工人阶级大动员的脊梁被折断了，因为国际工人协会既是其中的一部分，又在一定程度上扮演协调角色。但事实证明，马克思的思想还是取得了胜利。

在19世纪60年代，这一点是难以预料的。1863年以后，只有一次马克思主义的，其实是社会主义的群众性工人运动在德国得到发展。〔如果我们把1872年流产的美国国家劳工改革党（National Labor Reform Party）除外，实际上只有一个不受“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政党支配的全国性政治工人运动。美国国家劳工改革党是全国劳工联盟（National Labor Union，1866—1872年）的政治延伸，这个野心勃勃的劳工联盟乃是隶属于国际劳工组织。〕这指的是拉萨尔（Ferdinand Lassalle，1825—1865）的成就。拉萨尔是一位才华横溢的鼓动家，由于贪恋高度放荡的私生活而自食恶果（他在一次争夺女人的决斗中受伤而死）。如果说他曾跟随过什么人，那么，他自认为是马克思的追随者，但跟随的时间不很长。拉萨尔的全德意志劳工协会（Allgemeiner Deutscher Arbeiterverein，1863年）是彻头彻尾的激进民主派，而非社会主义派。其当时的口号是普选权，但是，它的阶级意识和反资产阶级情绪都十分强烈，而且，尽管起初它的会员人数不算太多，但从组织上看，却很像一个现代的群众党派。马克思不欢迎全德意志劳工协会，而支持一个与它敌对的组织。这个组织是由他的两个更加忠心耿耿（至少是更加可以接受）的弟子所领导。这两个人一个是记者李卜克内西，另一个是才华出众的年轻车木工倍倍尔。这个组织的基地位于德国中部，虽然它更具社会主义性质，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它竟与（反普鲁士的）1848年旧革命者的民主左派结盟，遵循一条并非毫不妥协的政策。拉萨尔派几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普鲁士运动，它所思考的重心是如何运用普鲁士的方法解决德国问题。因为这是1866年后明显奏效的一种解决方式，所以在德国统一的10年间强烈感觉到的那些分歧就不再引人注意了。马克思主义者于1869年和一些从拉萨尔派分裂出来、坚持革命运动的无产阶级纯粹性人士，组成了社会民主党，最后在1875年与拉萨尔派合并——后来证明是接管了拉萨尔派——组成了势力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SPD）。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运动在不同程度上都与马克思有关。它们都认为（尤其是在拉萨尔死后），马克思在理论上鼓舞了它们，是它们的领袖。两者都把自己从激进的自由民主中解放出来，从而发挥了独立工人阶级运动的作用。而且，（在俾斯麦于1866年赐予德国北部和1871年赐予整个德国的两次普选中）两者都立即得到了群众的支持。这两个运动的领导人都当选为议员。在恩格斯的出生地巴门（Barmen），早在1867年，社会主义者的得票率就达到34%，及至1871年，更高达51%。

尽管国际工人协会对工人阶级政党并不具直接的激励作用（甚至德国的两个政党均不是它的正式成员），但是，许多国家的工人运动之所以能以大规模的工业和工会运动形式出现，却与国际工人协会密切相关。国际工人协会至少从1866年起，就开始有系统地进行这种促进工作。国际工人协会实际究竟何时开始从事这项工作，现在还不大清楚。（国际工人协会恰好碰上第一次国际工人抗争高潮，其中有一些，如1866—1867年的皮德蒙特毛纺工人罢工等，肯定与国际工人协会无关。）然而，自1868年之后，这类抗争就基于共同利益的考虑而与国际工人协会结合在一起。因为这些运动的领导人越来越引起国际工人协会的注意，甚至已经成为国际工人协会的战士。工人骚动和罢工的浪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远至西班牙，甚至波及到俄国：1870年圣彼得堡发生了罢工运动。它在1868年袭击了德国和法国，于1869年控制了比利时（其势力在此维持了若干年），此后不久又侵入了奥匈帝国，最后于1871年到达了意大利（1872—1874年间在意大利达到高潮），并于同年进入西班牙。与此同时，1871—1873年间，英国的罢工也达到顶峰。

新的工会不断涌现，它们赋予国际工人协会群众基础。光是奥地利的数字便足以表明，在维也纳，国际工人协会的支持者据报道在1869—1872年间，就从1万人发展到3.5万人；在捷克，从5000人增至约1.7万人；在施蒂里亚（Styria）和卡林西亚，则从2000人增至仅施蒂里亚一地就大约有1万人。用日后的标准来衡量，这些数字还不算多。但它却代表着比数字表面大得多的动员力量。据悉，德国工会只在群众大会上作出罢工决定，而且代表尚未组织起来的群众作此决定。这当然使各国政府惊恐万分，特别是在1871年，当国际工人协会群众运动的洪峰与巴黎公社革命正好碰上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见第九章）。

早在19世纪60年代，欧洲各国政府，至少是部分资产阶级，就注意到工人阶级正在兴起的问题。自由主义太拘泥于经济自由放任的正统观念，因此不曾认真考虑社会改革政策。但是，一些敏锐意识到有失去无产阶级支持危险的激进民主主义者，甚至准备牺牲这项正统观念，在“曼彻斯特主义”从未赢得彻底胜利的国家里，官员和知识分子越来越认真考虑社会改革政策的必要性。因此，在德国，在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运动影响下，一个称呼很不恰当的“社会主义教授”（Kathedersozialisten）组织，于1872年组成了具有影响力的“社会政策学会”（Verein fürSozialpolitik）。该会提倡用社会改革来代替或者对付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一词与更具煽动性的“共产主义”不一样，所有提出国营经济和社会改革之人都可以含混不清地使用社会主义这个词，甚至在19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普遍兴起的时期，该词仍被广泛使用。）

然而，即使把公众对自由市场机制的干预视为某种毁灭性妙方的那些人，现在也都确信，工人组织和活动只要能够驾驭，也必须予以承认。据我们所知，一些更具蛊惑性的政治家，甚至拿破仑三世和迪斯累里等人，都敏锐地意识到工人阶级的选举潜力。在19世纪60年代，整个欧洲都曾修订法律允许某些有限制的工人组织存在以及有限度地举行罢工；更确切地说，就是在自由市场的理论架构中，为工人的自由集体交易留下一席之地。然而，工会的法律地位仍然很不确定。只有在英国，工人阶级及其运动才拥有巨大的政治分量，主要是因工人占人口多数。在几年的过渡（1867—1875年）之后，英国终于建立了一套获得立法通过的完整体制。这对工会主义非常有利，所以工会主义者此后便不断进行尝试，企图削弱工人阶级业已获得的自由。

这些改革的目的，明显在于防止工人阶级以一种独立的、进而是一种革命的力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这一点在业已建立非政治性或自由激进工人运动的国度里，取得了成功。在有组织的工人力量已经强大的地方，如英国和澳大利亚，一直要到很后期才出现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而且即使在它们成立之后，实质上仍然是非社会主义的政党。但是，就我们所知，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工会运动是在国际工人协会时期涌现的，大多由社会主义者领导。从政治上看，工人运动与社会主义是一致的，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一致。例如，丹麦在1871年成立了以组织罢工和生产合作社为目标的国际工人协会，这个国际组织在1873年遭丹麦政府解散之后，其各派别遂组成了若干独立工会，后来，其中的大部分又重组为“社会民主联盟”。这就是国际工人协会最具意义的成就。它既使工人阶级有了独立性，又使工人阶级具备了社会主义性质。

另一方面，国际工人协会并没有使工人成为造反者。尽管各国政府已经感受到国际工人协会煽起的恐怖，但是国际工人协会并未打算马上发动革命。马克思本人虽然革命性不减当年，但此时也没有把马上革命视为重要的前景。实际上，他对发动无产阶级革命的唯一尝试——巴黎公社——的态度显然是小心谨慎的。他认为，巴黎公社毫无成功的可能性。它可能赢得的最佳效果就是制造一次与凡尔赛政府讨价还价的机会。在巴黎公社遭到不可避免的失败之后，他以最动人的语句为它写了一篇讣文，但他撰写这本具有重要意义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The Civil War in France）〕的目的，是为了教育未来的革命者。在这方面，他是成功的。但是，当巴黎公社革命正在进行的时候，国际工人协会以及马克思，却保持沉默。在19世纪60年代，他为长远的目标而工作，但对那些短期目标仍持温和态度。只要能建立（至少在主要工业国家）独立的政治性工人运动，（在法律许可的地区）为赢得政权而组织群众，摆脱自由激进主义（含纯粹“共和主义”和“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解除左翼思想（无政府主义、互助论等）的束缚，他就感到满足了。他未曾期盼这些运动成为“马克思主义”运动。马克思若真有此想法，他就无异于乌托邦主义者了，因为除了在德国和为数不多的旧时移民当中，马克思并没有什么真正的追随者。他既不期望资本主义立即崩溃，也不期望资本主义面临马上被推翻的危险。他只希望迈出组织群众大军的第一步，若能赢得这第一步，他就能和地位牢固的敌人展开长期斗争。

及至19世纪70年代初，工人运动看来似乎连这些并不过分的目的也没有达到。英国的工人运动仍牢牢控制在自由党人手中，其领导人太软弱、太腐败，竟然还利用他们掌握的决定性选举力量来索取议会席位。法国的工人运动因巴黎公社失败而全线崩溃，在一片废墟之中，除了陈腐的布朗基主义、激进的共和主义和互助论之外，不可能找到比之更好的东西。1873—1875年爆发的工人骚动浪潮，并不曾使工会变得比1866—1868年更为强大，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比那时更弱了。国际工人协会自此停止活动，它消除不了旧时左派的影响，因而它的失败已是显而易见。巴黎公社革命被扑灭了。欧洲地区的另一场革命（即西班牙革命）也行将结束：波旁家族已在1874年重返西班牙，使下一个西班牙共和国延迟了将近60年。唯有在德国，工人运动有了明显的进展。于是众人得到一个新结论：新革命的前景可能会出现在开发程度较低的国家（在此之前，这点尚不很明朗）。因此，从1870年起，马克思开始把某些希望寄托在俄国身上。然而，在这些工人运动中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最可能动摇英国这个世界资本主义主要堡垒的那场革命，也失败了。在爱尔兰芬尼亚勇士团也显然遭到毁灭性的失败（见第五章）。

马克思晚年不乏退缩与失望的情绪。比较而言，他此时的作品很少，而且在政治上也不像以前那样活跃。〔马克思死后，恩格斯将其遗留下来的大量资料整理成《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剩余价值理论》（Theories on Surplus Value）实际上在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发表之前就已经完成。马克思的主要著作中，除了一些书信之外，只有《哥达纲领批判》（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me，1875年）是在巴黎公社失败后完成的。〕然而，根据后见之明，我们可以说19世纪60年代革命有两项成就是永恒的。其一是，从此以后，世界上出现了有组织的、独立的、政治性的、社会主义的群众性工人运动。其二是，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左派影响力，已经大大削弱了。结果是使日后的政治结构发生了永久性的变革。

这些变化绝大部分直到19世纪80年代末期，亦即国际工人协会再次复苏之际，仍不明显，国际工人协会此刻主要是作为马克思群众党派的共同阵线。然而早在19世纪70年代，至少已有一个国家面临了这个新问题，这个国家就是德国。德国社会主义者的选票（1871年为12.2万张）在短时间的挫折之后，再度以一种不可抗拒的态势明显上升：1874年增至34万张，1877年增至50万张。对于这种发展，没人知道该如何应付。民众既不保持消极被动的态度，也不准备听从其传统“长官”或资产阶级的领导，而他们的领导者又不可能被同化，因此，他们在这种政治结构中显得无所适从。俾斯麦本来可以为了自身目的而玩弄自由议会主义的把戏，其实他比任何人玩得更好，可是此时他也想不出什么别的高招，只能借由法律手段来禁止社会主义者的活动。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主义通过辩证法也就是变戏法，对概念的涵义进行了重新置换，把无产阶级专政改称“民主力量”，把自由民主改称“资本主义”，把准备夺取政权的对象叫做“资产阶级”，把阴谋集团叫做“社会主义者”。在马列主义者们没有夺权成功的时候，他们显得很有说服力；但他们夺得政权之后。人们才发现自己彻底被骗了。但是为时已晚，几代人就此遭到了奴役和毁灭。

【第七章　失败者】

最近（东方）掀起模仿欧洲习尚的风气，包括借用危险的欧洲艺术。然而西方文明在东方统治者手里不会开花结果，不但无法恢复他们摇摇欲坠的国家，反而会加速其灭亡。——梅爵士，1877年

《圣经》不曾对温馨现代的人类生活给予任何保证……我们必须在所有的东方国家中建立恐怖政府。到那时，也只有那时，现代生活的益处方能得到理解和重视。——凯伊，1870年

在资产阶级的世界里，“生存竞争”是其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社会思想以及生物思想的基本隐喻。在“生存竞争”的环境中，唯有“适者”能够生存。适者不仅有权生存，而且有权统治。对世上那些拥有经济、技术以及军事优势的人来说，他们无往不胜。这些胜利者主要分布在西北欧、中欧以及上述两地移民在海外所建立的国度中（主要是美国），占世界绝大多数的其余部分，便成了他们的盘中餐。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除去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北非部分地区，几乎没有其他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具有殖民地的形式。（我们暂且把盎格鲁—撒克逊人定居的地区，如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加拿大撇在一边。它们虽然尚未正式独立，但显然不被视为是“原住民”居住的地区。“原住民”是个中性词，但有很强的轻蔑味道。）大家一致承认，这三个例外地区绝不是不值一提的小地方：光是印度一地，便占1871年世界人口的14%。同时，在本书所述时期，虽然没有增加多少新殖民地，但世界其余地区享有政治独立的国家几乎微不足道。在经济上，它们听凭资本主义摆布，只要它们在资本主义所及范围之内。在军事上，它们的劣势更是显而易见。（西方）炮舰和远征军看来所向披靡。

事实上，当欧洲人在恫吓虚弱的传统政府时，他们并不像表面上那样威风凛凛、不可一世。世界上有许多强悍民族（英国政府官员称他们为“尚武民族”），如果在陆地上与欧洲军队对垒，一定能将欧洲人打得落花流水，虽然在海战中必败无疑。土耳其士兵骁勇善战，久负盛名。他们不仅能够镇压反叛苏丹的臣民，将他们斩尽杀绝，而且能够勇敢面对他们最危险的宿敌：俄国军队。奥斯曼帝国因此得以在欧洲列强之间岿然不动，至少延缓了其崩溃。英国士兵对印度的锡克族人（Sikhs）、印度西北部帕坦人（Pathans）和非洲的祖鲁人（Zulus）以及法国士兵对北非的柏柏人（Berbers），亦都不敢轻视。从经济上看，远征军在非正规战或游击战的不断打击下，遇到严重的麻烦，特别是在边远山区，外国人在这类地区完全得不到支持。俄国人在对付诸如高加索人的反抗中，苦战了几十年。英国人知难而退，放弃直接控制阿富汗的企图，而以监控印度西北边界为满足。最后一点，由少数外国征服者对幅员广阔的大国进行永久性占领是很难如愿的，代价也很高。其实即使不永久占领，先进国家也能将其意志和利益强加在被征服国家身上，因此永久占领看似有些得不偿失。不过从未有人怀疑在必要时永久占领是可以做到的。

因此，对世界大部分地区而言，它们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它们充其量只能对加诸在它们身上那股越来越大的压力作出一些反应而已。大体说来，任人宰割的那部分世界包括下列四个地区：首先是伊斯兰世界和亚洲地区的残存帝国或大型独立王国，如奥斯曼帝国、波斯、中国、日本以及一些较小王国，如摩洛哥、缅甸、暹罗和越南。除日本之外——日本将另行阐述，参见第八章——这些大国日益受到19世纪资本主义新兴力量的破坏；小国则在本书所述时代结束之后，沦为列强殖民地，只有暹罗因作为英法势力缓冲区而未遭占领。其次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先前的美洲殖民地，在这段时期，它们是名义上的独立国家。第三是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对于这个地区不需多费笔墨，因为它在本书所述时期并未引起多大注意。最后是已被正式殖民化，或被正式占领的国家，主要是亚洲国家。

上述四类国家都面临一个根本问题：对于西方正式或非正式的占领，它们应该持什么态度。呜呼，白人过于强大，无法拒之门外，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了。墨西哥东南部尤卡坦（Yucatan）丛林里的玛雅（Maya）印第安人，为了恢复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曾在1847年试图把西方人赶走，实际上由于1847年爆发的“种族战争”（Race War），他们或多或少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然而最终——到了20世纪——龙舌兰和口香糖又将他们置于西方文明的羽翼之下。不过尤卡坦的情况例外，因为地处偏僻，离它们最近的白人国家（墨西哥）又太弱，英国在它们旁边倒是有块殖民地，近在咫尺，但英国人并没有去恫吓它们。善战的游牧民族和山区部落民族可能吓得白人不敢进犯。我们可以想象，白人之所以很少前往那些地区是由于力量不足，而非山高路远，或是经济效益不大。对于那些不属于资本主义世界但具完善政治组织的国家来说，问题并不是可不可能避开白人文明世界，而是应如何看待它的影响：是照搬照抄，还是坚决抵制，或两者兼而有之，仅此而已。

世上处于从属地位的地方有两类已在欧洲统治下被迫进行“西化”，或正处于“西化”过程之中：它们就是美洲的前殖民地和实际已成为殖民地的地区。

拉丁美洲已摆脱西班牙、葡萄牙殖民地的地位，而成为法律上众多主权国家的集合体。这些主权国家在西、葡留下的机制上，又加上一套大家熟悉的19世纪（英国和法国）自由中产阶级的机制和法制。西、葡留下的机制主要是带有地方色彩的罗马天主教机制。罗马天主教在当地人民的生活中具有根深蒂固的地位。当地人多半指印第安人，在加勒比海和巴西沿海地区主要为非洲人。〔来自非洲的奴隶仍继续信奉他们的宗教（或多或少已与天主教统一），除海地外，看来没有与占统治地位的宗教发生冲突。〕资本主义式的帝国主义，不会采取有系统的措施迫使其受害者改信基督教。该地都是农业国家，距离世界市场相当遥远，如果不是靠近河流、海港或火车站，它们实际上也不可能进入世界市场。除了奴隶种植园、难以深入的部落聚居地以及极北极南的边远地区外，这些农业国家的居民主要是各种肤色的农人和牧人。他们住在自治的村社里，直接受雇于大农场主人，很少人有本事自力更生。民众受到大农场主人的财富奴役，这些有钱人的地位因西班牙殖民主义的废除而得到明显改善。西班牙殖民时期曾企图对大地主维持某种控制，包括给予农民（主要是印第安农民）村社某些保护。此外，他们也受武装集团的统治（地主或其他任何人都可豢养一批武装人员），武装人员是军事首领的基础，这些军事领袖各自统率自己的军队，并已成为拉丁美洲政治舞台上大家相当熟悉的组成要素。这个大陆的所有国家基本上都是寡头政治。在现实中，这代表着民族势力和民族国家的体质都异常虚弱，除非国家面积小，或独裁者凶残到足以使遥远的臣民也慑于其淫威（至少是暂时的）。如果这些国家要与世界经济建立联系，就得通过外国人，因为外国人控制了其粮食的进出口，控制了运输（智利例外，智利有其蓬勃发展的船队）。本书所述时期，这些外国人主要是指英国人，也有一些法国人和美国人。当地政府就靠从对外贸易中进行搜刮，靠借贷发财，当然主要是向英国借贷。

独立后的头几十年里，因经济萧条，许多地区人口下降。巴西、智利幸免于难。巴西在当地一位皇帝领导下，采取和平手段脱离葡萄牙，免去内战浩劫，因此未遭破坏。智利孤零零地坐落在太平洋沿岸气候温和的一条狭长土地上。新政权——拉丁美洲是世界上共和国最多的地方——进行了自由主义改革，但未取得实际结果。其中有些大国（后来成为重要的国家）实行寡头独裁政治，当政者都是土生土长只关心内政并且敌视创造发明的人，如阿根廷的独裁者罗萨斯（Rosas，1835—1852）。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惊人过程中，这种寡头政治的局面必定会因此发生重大改变。

首先是巴拿马以北地区，自从西班牙、葡萄牙消失之后，拉丁美洲面临先进国家更加直接的干涉，这是它们以往未曾经历过的。墨西哥是其中最大的受害者。美国于1847年对它发动侵略，结果墨西哥割让给美国大片领土。接着，欧洲和美国发现这一大片未开发地区，不但物产丰富，而且都很值得进口——秘鲁的海鸟粪，古巴以及其他各地的芋草，巴西以及其他地方的棉花（特别是美国内战期间），咖啡（特别是1840年后的巴西咖啡）以及秘鲁的硝酸盐，等等。其中有些产品受宠时间不长，大起大落，失宠的速度和它们看涨的速度一样快：秘鲁的海鸟粪在1848年前尚未开始出口，到19世纪70年代已告结束。拉丁美洲要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才开始发展相对长期的出口产品，这些产品直到本世纪中叶，甚至今日仍然有一定的市场，经久不衰。外国资本开始投资拉美大陆的基础设施——铁路、港口等公共设施陆续修建；欧洲移民也大规模增加，古巴、巴西是主要移居国，而气候宜人的拉布拉他河口尤其受移民者的青睐。（据粗略统计，1855—1874年，约有25万欧洲人在巴西定居；在大约同样长的时间里，有80多万欧洲人移往阿根廷和乌拉圭。）

这些情况对于那些献身于拉美大陆现代化的一小部分拉丁美洲人是个鼓舞。这个大陆当时很穷，但资源丰富，潜力雄厚，例如秘鲁，一位意大利旅游者形容它是“一个坐在一大堆金子上面要饭的乞丐”。外国人在某些国家，例如墨西哥，也真正构成了威胁，但与当地崇尚传统的农民、落后边远地区的老式地主以及以教会为代表的可怕惰性相比，其危害就又另当别论了。换句话说，如果不先克服这些落伍势力，几乎没有机会能与外国匹敌。而克服它们的办法，唯有残酷无情地实行现代化和“欧洲化”。

受过良好教育的拉美人所钟爱的“进步”思想，不只是共济会和功利主义者提倡的开明的自由主义（在独立运动中，这种思想甚受欢迎）。19世纪40年代形形色色的乌托邦社会主义（保证既有完美的社会，又有经济发展）深深打动知识分子的心；从19世纪70年代起，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实证主义深入巴西（时至今日巴西的民族格言仍是孔德的“秩序和进步”）和墨西哥（程度略轻一些）。尽管如此，古典“自由主义”仍旧很有市场。由于1848年革命和世界资本主义扩张，自由主义者有了大展宏图的机会。他们真的砸碎了旧殖民主义的法制秩序。他们进行两项彼此相关的重要改革：第一项是循序废除土地占有权、使用权（私有财产除外）和土地买卖（巴西在1850年颁布土地法，哥伦比亚则于同年取消对印第安土地分割的限制）；更重要的第二项是对教会进行无情打击，这项改革恰巧也必须取消教会对土地的占有。墨西哥在胡亚雷斯（Benito Juarez，1806—1872）总统领导下，根据1857年宪法，将反对教会的斗争带至最高潮（墨西哥是政教分离的），人民不需再向教会缴纳农产品什一税，牧师被迫宣誓效忠政府，政府官员禁止参加宗教仪式，禁止教会土地变卖，等等。其他国家也争先恐后地发起反教会运动。

原先企图通过政治权力强制实行组织现代化，并进而改革社会的尝试，结果失败了，根本原因在于经济独立无法跟上脚步。自由主义者是这块农业大陆上受过良好教育的城市精英，他们如果享有真正的权势，这权势也是建立在一些靠不住的将军的支持上，建立在当地一小撮地主家庭的支持上。拉丁美洲的地主出于莫名其妙的与穆勒（John Stuart Mill）或达尔文毫不相关的理由，将他们的族人聚集在自己的羽翼之下。就社会和经济而言，直到19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内陆地区的变化甚微，有的只是地主权力加强，而农民处境更糟罢了。由于这个变化是在世界市场对拉丁美洲的冲击之下发生的，因此其结果肯定是传统经济不得不为进出口贸易服务，而进出口贸易却是由外国人或外国殖民者借由几个大型港口或首都进行控制的。只有拉布拉他河口地区例外，该地集中了大量欧洲移民，最终成为一个全新的、非传统的社会结构下的新居民区。19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拉丁美洲以无比的热情拥抱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模式，从此走上“西化”道路（有时也很残酷），除日本之外，世上其他地区的西化程度无出其右者。然而，结果却颇令人失望。

欧洲殖民帝国主要可分为两大类型（澳大利亚、加拿大暂且不谈，该地主要是欧洲移民居住区，当地居民很少，欧洲人来此也是不久前的事）：一是白人殖民者（不论他们在当地人口中所占比重多寡）与当地土生土长的主要居民彼此共存的几个地区（南非、阿尔及利亚、新西兰）；二是只有少量欧洲移民的多数地区〔这些地区人种混杂的情况并不严重，与工业化之前的旧帝国不同。人种混杂的旧帝国殖民地有的依然存在（如古巴、波多黎各、菲律宾），但从19世纪中期起，殖民者就不鼓励欧洲人与当地人通婚，至少在印度是如此。那些无法轻易被“有色人种”同化（像美国那样），或无法“充作”白人的混血儿，经常成为次级行政官员和技术人员的主要来源，像在印尼、印度那样，这些人在印尼、印度垄断了铁路营运。然而原则上，“白人”与“有色人种”是泾渭分明的〕。“白人殖民者”的殖民地制造了殖民主义者最难解决的棘手问题，虽然这在本书所述时期已不具重大国际意义。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无论如何都得面临一个大问题：如何抵御白人殖民者的进攻。尽管祖鲁人、毛利人和柏柏人拿起武器时也非常可怕，但他们在取得某些局部胜利后，就无所作为了。如果殖民地人口中的当地人比重太高，问题就更严重，因为白人太少，需要大量借用当地人代表统治者管理、压迫当地人，而且无可避免地利用当地现有的机制来实行统治，至少在地方层级得如此。换言之，殖民统治者面临两个难题：制造一个被同化的当地人阶层来代表白人以及改造当地远不合于白人利益的传统机制。反之，当地民族所面临的西化挑战是更加复杂的问题，不是抵抗一下便能解决的。

印度（迄今最大的殖民地）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和荒谬。外来统治本身对印度而言并不是个大问题，因为在这块次大陆的历史上，许多外国人（多数是中亚人）一次又一次征服过这片广袤地域，外国人在此建立了有效的政权，因而也就合法化了。现在这个欧洲统治者，其肤色比阿富汗人白一些，官方语言比古波斯语稍微难懂些，但这并不会造成特殊困难；统治者没有逼迫当地人放弃他们稀奇古怪的宗教而改信其他流派（传教士对此伤心不已），反倒给了他们一笔政治财富。然而，欧洲统治者强行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规模超过以往任何从开伯尔（Khyber）山口之外带来的变化，这些变化究竟是现代统治者有意造成的，还是他们古怪的思想意识和空前的经济活动无心导致的，在此暂且不论。

变化是革命性的，但同时又是有限的。英国人努力使当地人西化，从某些方面说甚至是同化。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当地诸如寡妇须火焚殉葬等陋习使他们打从心里怒火中烧，忍无可忍，更是由于行政管理和经济方面的需要。行政管理和经济秩序打乱了业已存在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虽然这种破坏并不是统治者的初衷。经过长期辩论，英国终于采纳了麦考莱（T.B.Macaulay，1800—1859）的著名《备忘录》（1835年），选送少数几个印度人接受纯英式教育，英印官方对这几个印度人的教育和培养甚感兴趣，主要是因为他们将成为次要的行政官员。一个小小的英国派精英集团诞生了。这个英国派集团有时与印度大众相去甚远，不但姓名换成英国式的，甚至说起家乡话也结结巴巴。尽管如此，那些被英国同化得最彻底的印度人，也不会被英国人当做英国人看待。（就此，我们应向英国左派致敬，英国左派具有强烈的平等观念，1893年有一个或两个印度移民在伦敦选区当选，进入英国国会，成为印度移民出身的第一个左翼议员。）另一方面，英国不愿或无法使一般印度大众西方化，因为：（一）将印度人收为臣民的目的在于不让他们与英国资本主义竞争；（二）肆无忌惮地干涉老百姓的风俗习惯，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三）英国人的生活方式和1.9亿印度人（1871年）差别太大，很难填平这道鸿沟，光靠屈指可数的几个英国行政官员是办不到的。曾在19世纪统治过印度或在印度生活过的英国人，留下了许多极珍贵的文学作品，这些文献对社会学、社会人类学和比较历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贡献（见第十四章）。在这个水火难容、谁也无能为力的主旋律中，这是唯一令人欣慰的变奏曲。

“西化”最终造就了印度解放斗争的领导人物、意识形态以及行动纲领。解放斗争的文化旗手和政治领袖，都是从与英国合作的人士中脱颖而出。他们以买办资产阶级的身份，从自己控制的领域或从其他支配方式里获益匪浅，他们决意模仿西方，使自己“现代化”。“西化”逐渐孕育出当地土生土长的工业资产阶级。工业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渐与宗主国的经济政策发生矛盾。必须指出，不管这些“西化”精英在这段时期有什么牢骚怨言，他们还是认为英国人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模式，同时也为他们造就了新机遇。一位未署真名实姓的民族主义者曾在《慕克吉杂志》（Mukherjee Magazine）上发表一篇大唱反调的文章，上面写道：“当地精英被周围虚假的光泽照得头晕目眩……他们全盘接受其上司的观点（并）对他们赋予无限信任，就像是信奉商业《吠陀经》（Veda，《吠陀经》是印度婆罗门教的根本经典，吠陀是梵文Veda的音译，意指智慧和光明。这里用商业《吠陀经》含有讥讽之意）一样。然而智慧之光终将把他们脑中的浓雾一扫而光。”这样的民族主义者显然是个特例。一般而言，对英国的抵制均来自传统主义者，然而，当时势演变成如同另一位民族主义者提拉克（B.G.Tilak）所追忆的那样时，传统主义的抵制也告销声匿迹。提拉克说：人们“先是被英国的清规戒律弄得眼花缭乱。接着是铁路、电报、公路、学校使人们目瞪口呆。骚乱停息了，人们享受了和平与安宁……人们开始说甚至盲人也能拿着镶金手杖从贝那拉斯（Benares，即瓦拉纳西）平安地走到拉梅斯沃（Rameshwar）”。

1857—1858年爆发于印度北方平原的伟大起义，是英国统治史上的转折点，这次起义在英国史上习称为“印度兵变”（Indian Mutiny），至今仍被认为是印度民族运动的先驱。这次起义是传统印度（北方）反对英国直接统治的最后一搏，结果使得古老的东印度公司垮台。东印度公司原是殖民主义者的私营企业，渐渐成为英国政府的附属机构，最终为英国政府所取代。直到此时，印度仍分成若干属地。在印度总督达尔豪西（Dalhousie）爵士的统治下（1847—1856年），英国开始有系统地执行属地合并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1856年对莫卧儿王朝最后一个王国——奥德王国（Kingdom of Oudh）——的合并。〔1848—1856年间，英国合并了旁遮普（Punjab）、印度中部大部分地区、西海岸的几个部分，以及奥德王国（北方邦境内，12世纪前的印度教文明中心），从而使英国直接统治下的领土增加了三分之一。〕英国这种不讲策略只求速度的强行合并，种下了起义的种子。起义的导火线是英国规定军队必须在子弹上涂抹牛油，孟加拉士兵认为这是蓄意用宗教敏感问题进行挑衅。虽然起义之初只是孟加拉军队的兵变〔孟买和马德拉斯（Madras）军队仍按兵不动〕，但是很快便在北部平原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的群众暴动（基督教和传教士的机构是群众发泄愤怒的首要目标之一）。这场运动的领导者是传统的王公贵族，目的是恢复莫卧儿王朝。除上述原因外，英国对土地税的修改也具有火上加油的助燃之效。土地税是公共开支的主要财源，修改土地税遂激化了经济紧张气氛。然而光是这些原因是否就足以产生规模如此庞大、范围如此广泛的造反起义呢？这很令人怀疑。人们之所以起而造反，是因为他们相信一个外来的社会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越来越残酷的手段企图消灭他们的生活方式。

“兵变”虽然在血流成河的情况下被镇压，但这次事件告诫英国必须谨慎从事。合并工作实际上停止了，只有在次大陆的东西边境仍在进行。尚未置于英国直接统治之下的印度广大地区，便交给当地的傀儡土王加以统治，土王实际上受制于英国，但表面上英国还得吹捧他们，尊重他们。于是这些土王成为政权的支柱，而政权则保证他们荣华富贵，有钱、有权、有地位。自此，英国统治政策开始转向，他们遵循古代帝国“分而治之”的箴言，倚靠这个国家更为保守的势力，依靠地主，特别是实力雄厚的穆斯林少数民族。随着时间推移，这项政策转变已不仅是对印度传统抗外势力的承认。它已成为印度新型抗外力量的平衡砝码，这种新的抵抗力量是由印度新兴中产阶级精英缓慢发展出来的。印度中产阶级是殖民社会的产物，有时更是其名副其实的仆人。〔《印度经济史》（Economic History of India）和《维多利亚时代的印度》（India in the Victorian Age）的作者杜特（R.C.Dutt），最早从经济角度对英国在印度的帝国主义行径提出批评。杜特在英印政府中所享有的政治生涯，是当时印度人中最最辉煌的。同样，印度国歌的作者也是英印官员，亦即小说家查特吉（Bankim Chandra Chatterjee）〕不管英印帝国采取什么政策，它的经济和行政实体仍持续削弱传统势力，持续加强创造发明的力量，并持续强化保守势力与英国之间的冲突。东印度公司的传统结束后，一个新的社会集团成长起来，亦即那些放弃英国国籍带着妻子儿女前来印度定居的英国人。他们日益强调分裂，日益炫耀他们种族的优越性，并与当地新兴中产阶级发生社会冲突。19世纪第三个25年出现的经济紧张关系（见第十六章），更强化了反对帝国主义的因素。及至19世纪80年代末，印度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印度民族主义的主要工具、独立后的执政党——业已存在。到了20世纪，广大的印度群众便已追随在新民族主义的思想领导之下。

印度1857—1858年的起义，并不是独一无二的殖民地群众反叛。在法兰西帝国境内，1871年爆发了伟大的阿尔及利亚起义，这场起义在普法战争期间加速了法军撤退，同时也促使大批阿尔萨斯人和洛林人移居到阿尔及利亚。这两次起义颇有相似之处。不过整体而言，这类反叛的范围十分有限。究其原因在于遭受西方资本主义迫害的国家，大部分并不是被征服的殖民地，而是那些已经日益衰败、愤怒一触即发的社会和国家。我们接着便看一看其中两个国家在这一时期的命运：埃及和中国。

埃及实际上已是一个独立主权国，虽然名义上还臣属于奥斯曼帝国。由于它的农业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因此注定它要成为牺牲品。牺牲的第一步是把它原有的经济变成农产品出口经济，为资本主义世界提供小麦和棉花，尤其是棉花。棉花的出口急遽上升。在整个经济大繁荣的19世纪60年代，埃及棉花出口总值占其出口总收入的70%（美国棉花出口因内战而中断），甚至农民也能从中获得一时的好处，尽管有半数农民因从事水利灌溉而得了寄生虫病（在南部埃及）。埃及贸易已扎扎实实地纳入国际（英国）体系，同时也吸引了大批外国商人和冒险家。外国商人随时准备提供贷款给伊斯梅尔巴夏（Khedive Ismail）。埃及早期的几位总督在金融方面反应迟钝。19世纪50年代，埃及国家开支只超出岁入的10%；而在1861—1871年间，其岁入增加将近三倍，但平均开支却超过国家收入的一倍以上，其间的鸿沟则由7000万英镑贷款来填补，借贷人因之大发其财。形形色色的借贷人，从正经商人到进行不正当交易者，应有尽有。埃及总督希望借此使埃及变成一个现代化帝国，并且依照拿破仑三世的巴黎模式重建开罗，对埃及总督之类的富有统治者而言，巴黎提供了标准的天堂模式。其次是战略形势。埃及的战略地位吸引了西方国家及其资本家，特别是英国。由于苏伊士运河开凿，埃及的世界位置变得举足轻重。此外，世界文化界恐怕也得感谢伊斯梅尔。为庆祝苏伊士运河通航（1869年），伊斯梅尔在埃及新落成的歌剧院上演了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Verdi）的《阿依达》（Aida，1871年）。这是该歌剧院上演的第一个节目。老百姓为了这场表演背负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埃及就这样以农产品提供国的角色被纳入欧洲经济体系。银行家通过巴夏（pashas，土耳其、埃及等国高级官衔）榨取埃及人民以自肥。总督和巴夏则大举外债，光是1867年一年的贷款总数，便几乎等于是国家年收入的一半。当他们无法偿付利息时，外国人便向他们索讨控制权。欧洲人也许已满足于剥削一个独立的埃及。然而，当总督政府的行政结构和政治结构崩垮之后，经济繁荣宣告结束，欧洲的剥削也就困难了。总督政府是在两种压力下垮台的：一是经济，二是埃及统治者受到的诱惑。统治者对这种诱惑的本质完全无知，更遑论驾驭。于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英国就成为埃及的新统治者，因为英国的地位已经比以前更强大，与埃及相关的利益也更多。

当埃及暴露于西方面前的同时，埃及也产生了一个由地主、知识分子、文职官员及军官组成的新精英集团。这个精英集团在1879—1882年间领导了埃及的民族运动，该运动既反对埃及总督，也反对外来统治者。在19世纪的发展过程中，旧式的土耳其统治集团都已被埃及化，而埃及人的地位则不断攀升，变成有钱、有影响的一群，同时阿拉伯语也取代土耳其语成为官方语言。埃及在伊斯兰知识分子中的地位原本就很重要，现在更获加强，成为伊斯兰知识生活的中心。波斯人哲马鲁丁·阿富汗尼（Jamal ad-din Al Afghani，1839—1897）是现代伊斯兰意识形态的著名先驱，他从1871—1879年在埃及讲学，影响深远，并拥有一大批热情听众（阿富汗尼继承伊斯兰知识分子世界主义的传统，漂泊一生，从本国伊朗出发，到过印度、阿富汗、土耳其、埃及、法国、俄罗斯以及其他地方）。关于阿富汗尼有一点很重要，即他不主张一味采取伊斯兰教的否定态度来对抗西方，他的埃及信徒和听众也持同样观点。虽然他很现实，知道宗教是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也知道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信仰绝不能发生动摇，但他本人在宗教正统性方面仍一直受到强烈质疑（他在1875年成为共济会成员）。他高唱恢复一个能允许伊斯兰世界吸收西方现代科学、向西方学习的伊斯兰教，期盼伊斯兰国家的确能够掌握现代科学，拥有议会及国民军。埃及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是放眼向前，而非向后。

正当埃及的巴夏们效仿拿破仑三世时巴黎的诱人榜样时，19世纪最伟大的一场革命在欧洲以外的最大帝国爆发了，即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1850—1866年）。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学家对这场革命一直视而不见。但马克思早在1853年就清楚地看到：“欧洲各国人民的下一次起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取决于天朝帝国目前所发生的事件，而不是取决于现时的其他政治因素。”这是一场最大规模的运动，不仅因为中国当时拥有4亿民众，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太平天国曾一度控制全国一半以上的领土），而且是因为这场运动引起的内战规模、强度实属罕见。约有2000万中国人在运动期间丧生。而这场运动从几个重要方面来看，无疑是西方对中国冲击的直接结果。

中国素有群众革命的传统，包括思想革命和刀光剑影的革命，在世界传统大帝国中，这也许是独一无二的。从思想方面来说，中国的学者和人民认为他们的帝国理所当然是永存的，是中心。它将永不消亡，在一个皇帝统治之下（除中间偶尔出现的分裂之外），由通过科举考试的士大夫管理。这套科举制度大约一千多年前就有了，直到1910年帝国本身行将就木之际，才告废除。然而中国历史是一部王朝更迭的历史，据说是按兴起、危机、改朝换代的规律循环运转：从获得一位拥有绝对权威的“真命天子”开始，到失去“天子”为止。在改朝换代的过程中，人民造反起着重要作用。大规模造反是由社会上的打家劫舍、农民暴动以及群众秘密组织的活动演变而来。事实上，造反成功就代表“天子”快完了。作为世界文明中心的永恒中国，就是这样通过周而复始的改朝换代而延续下来的。这次革命也包括在改朝换代之中。

清王朝是17世纪中叶北方征服者取代明朝而建立的，明朝则是（经由农民革命）于14世纪推翻元代蒙古王朝而建立的。清王朝在19世纪上半叶看来还很明智，统治还很有效，虽然据说贪污之风已经盛行；但是从18世纪90年代起，民间就出现不少危机和造反迹象。不管造成这些危机和造反迹象的原因是什么，有一点是明显的：即18世纪全国人口剧增（人口上升的原因尚未完全剖析清楚）开始产生沉重的经济压力。中国人口据信从1741年的1.4亿增至1834年的4亿左右。而在这段时期，中国历史上也出现了一个新的戏剧性因素，即西方的掠夺和征服。清帝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1839—1842年）就被完全打败，向一支规模不大的英国海军投降。这消息使国人震惊无比，因为这暴露了帝国制度的脆弱。消息传开，除少数直接受到影响的地区外，其他地方的群众可能也获悉此事。于是各种反对活动立即有了明显增加，主要是来自长久以来致力于反清复明的秘密组织，如南方的天地会。帝国政府为对付英国而成立民团，民间因此获得了武器。之后，只要有星星之火，就足以引起燎原之势。

星星之火终于出现了，这就是思想窘困、也许有点精神变态的预言家和救世主洪秀全（1813—1864）。洪秀全是科举应试的落第文人，这些落第文人很容易宣泄出对政治的不满。洪秀全应举失败后，精神有点失常，转而从宗教上结交朋友。1847—1848年前后，他在广西组织了“拜上帝会”，农民、矿工、大批赤贫游民、各少数民族以及古老的秘密组织支持者蜂拥而至。在洪秀全宣讲的主张中，有个颇有意义的内容，即基督教教义。他在广州时曾与美国传教士共处过一段时间，他宣讲的内容大多数是大家熟悉的有关反清、异教邪说和社会革命思想的大杂烩，此外也有一些内容颇具西方色彩。起义于1850年在广西爆发，并很快向外蔓延，一年之内便宣告成立“太平天国”，由洪出任最高领袖“天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社会革命政权，它的支持者是人民大众，指导思想是道教、佛教和基督教的平等观念，太平天国实行的是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金字塔神权统治，废除了私有财产（土地分给各家耕种，但不属个人所有），实行男女平等，禁止出售鸦片和烈酒，采用新的历法（包括每周七天），进行了各种文化改革，而且没有忘记减低赋税。到了1853年底，太平天国至少拥有100万现役作战人员，控制了华南和华东大部分地区，攻克了南京，虽然未能有效推近到北方（主要由于缺乏骑兵）。中国陷入分裂，即使有些地方不属于太平天国管辖，也因这次大暴动的震撼而引起连锁反应，例如北方的战乱直到1868年也未能平定；贵州苗族以及西南、西北的少数民族也纷纷起事。

太平天国未能维持下去，事实上也不可能维持下去。它的激进主张使温和主义者、传统主义者和担心失去财产的人——当然不仅是富人——对它敬而远之；领导人无法信守他们自己制定的清教徒标准，从而对人民大众失去了号召力；领导内部很快分裂，而且愈演愈烈。1856年后，太平天国便在军事上处于守势，1864年，其设在南京的首都天京失守。清朝政府得救了，但付出的代价异常沉重，最终更证明是致命性的。太平天国运动同时也说明了西方力量冲击的复杂性。

说句令人难以置信的话，中国统治者对西方文化的吸收情形还比不上惯于生活在意识形态世界里的造反百姓，在百姓的精神世界里，汲自外国的非官方思想是可以接受的（如佛教）。对儒家士大夫来说，凡不是中国的便是野蛮的，他们甚至抵制野蛮人赖以取胜的技术。时至1867年，大学士倭仁还上书朝廷，辩称建立同文馆教授天文、数学，“以诵习诗书者而奉夷为师……恐不为夷人所用者鲜矣”，终将使“诚实殆尽，邪恶横行”。抵制修建铁路等排外事件亦层出不穷。迫于明显的时势，一个主张“现代化”的党派在逐渐形成当中，但我们可以说他们并不想改变旧中国，只是想使旧中国具备制造西方军火的能力而已（正因为如此，他们在19世纪60年代发展军火工业的尝试收效不大）。无论发生什么事，软弱无能的清朝政府都感到无可奈何，它们只有向西方让步，亦只能在让步的程度上进行选择。即使面对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革命，清朝政府也不愿去动员民众强烈的仇外情绪，反将平息太平天国作为它政治上最紧迫的问题。为此，对外国人的帮助，亦是求之不得，最起码得与他们维持友好关系。于是，清朝政府很快就跌入完全依赖外国人的处境。从1854年起，英、法、美三国完全控制了上海海关，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58年）和1860年洗劫北京（结果清朝政府完全投降）之后，英人赫德（Robert Hart）受命“协助”管理整个中国的关税收入。他于1863—1909年间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虽然他深受中国政府信任，也和中国人打成一片，但此举实际上等于宣告清朝政府完全屈从于西方人的利益。

事实上，西方人在关键时刻还是会支持清廷，他们不愿看到清廷被推翻，因为如此一来，不是一个好斗的民族主义革命政权上台，便是（这更可能）出现无政府状态和西方还不愿去填补的政治真空。（起初，有些西方人对太平天国里明显的基督教成分还表示同情，但这份同情很快就化为乌有。）而清帝国却采取向西方让步的方式平息了太平天国危机，将恢复保守主义与严重削弱中央权力合为一体。中国真正的胜利者是旧士大夫阶层。清王朝和王公贵族在生死存亡之际，被迫向中国精英靠拢，因而丧失了以往的许多权力。当北京无能为力之时，最能干的士大夫们——如李鸿章（1823—1901）等人——用各省的人力物力财力组建起省的军队，从而挽救了帝国。但在此同时，他们也预见到中国将分裂成许多由“军阀”当家的独立地区。伟大古老的中华帝国，从此一蹶不振，奄奄一息。

从以上叙述可知，遭资本主义世界践踏的社会和国家，在与资本主义世界取得妥协这点上，是失败的（日本例外，见第八章）。它们的统治者及精英很快便明白，单纯拒绝接受西方白人或北方白人是行不通的；即使行得通，拒绝也只会使他们的国家永远处于落后状态。至于那些被西方征服、主宰和统治的殖民地，它们没有什么选择余地：它们的命运是由征服者决定的。其余国家分成几类情况：有的采取抵抗政策，有的采取妥协让步，有的全心全意西化，有的进行某种改革，以图获取西方的科学技术，又不失去本身的文化机制。整体而言，美洲地区的欧洲前殖民地是无条件学习西方；一系列的独立国家和古老帝国——从大西洋的摩洛哥到太平洋的中国——发现它们再也无法摆脱西方的扩张，遂开始实行某些改革。

中国和埃及的情况虽然不同，但都是第二类国家中的典型例子。它们两个都是独立国家，都有不同于欧洲的古老文明，然而却在西方贸易和金融贷款（有的是自然接受，有的是被迫接受）的大举渗透下国力大衰，无力抵抗西方陆海军的攻击，即使有，也只是做些轻微抵抗。在这个阶段，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兴趣去占领或统治这两个国家，只要他们的人民能在中国和埃及为所欲为，享有绝对自由就行，包括享有治外法权。他们只是隐隐感觉到他们越来越深陷于这两个国家的内部事务，同时越来越深陷于西方国家彼此的争夺之中。中国和埃及的统治者拒绝采取全国抵抗政策，主张依赖西方——只要他们尚有选择余地——并借此维持自己的统治。在这个阶段，有些国家还想通过民族复兴来抵抗西方。它们之中很少有人主张全盘“西化”，而是进行某种思想改革，希望在它们的文化体系中表现出促使西方强盛起来的某些东西。

它们的政策失败了。埃及很快便被置于征服者的直接统治之下，而中国只是一具无可救药、处于风化之中的庞大僵尸。由于政权当局及其统治者采取依靠西方的政策，所以这两国的改革主义者不可能成功。改革成功必须有个前提：革命。然而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

因而，今天称为“第三世界”或“低开发国家”的地区，在当时只能听任西方摆布，成了无可奈何的牺牲品。但是这些国家是否也从臣服西方中获得一些好处呢！我们已经看到，有些落后国家认为它们得到了一些好处。西化是唯一出路，如果西化不仅意味着向西方学习，亦步亦趋地模仿西方，同时也意味着同意与西方结盟以对付当地的传统势力，以维护自己的统治，那么这个代价是必须付出的。在日后的民族运动中，出现了一批竭力推崇“现代化”的人士，如果我们把他们单纯视为叛国者和外来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那就错了。他们也许只是认为外国人除了无法战胜之外，还可以帮助他们摧毁传统势力的碉堡，从而使他们创建一个有能力对抗西方的社会。19世纪60年代的墨西哥精英都是亲西方的，因为精英们对他们自己的国家完全绝望。西方革命家也支持这种观点。马克思本人对1846—1848年美国战胜墨西哥一事表示欢迎，因为这将使历史进步，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即为最终推翻资本主义创造了有利条件。他在1853年发表了有关英国之印度“使命”的看法，其中的观点也很相似。他认为英国的“使命”是“在印度消灭古老的亚洲社会，为建立西方式社会奠定物质基础”。确实，他相信：

在不列颠本国现在的统治阶级还没有被工业无产阶级推翻以前，或者在印度人自己还没有强大到能够完全摆脱英国的枷锁以前，印度人民是无法从不列颠资产阶级为他们播下的新社会种子中采收到果实的。

不过马克思认为西方资产阶级对其他国家的征服是积极的、进步的，尽管资产阶级已将世界各族人民带进“充满鲜血和尘土的……悲惨屈辱之中”。

不论这些国家的最终前景如何（现代历史学家对此不像19世纪50年代的马克思那般乐观），西方征服活动在当时产生的最明显结果是“失去（整个）……旧世界而未产生一个新世界”，使“印度人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蒙上一层特殊的悲惨色彩”，其他受西方侵害的人民也是如此。受害国家究竟从西方获得什么，这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里，即使睁大眼睛也很难看得出来，而失去的东西却是太明显了。在积极层面上，西方带来的东西包括轮船、火车、电报、一小群西方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和比这一小群人数更少的当地地主和商人。地主和商人控制了出口，掌握外国贷款，就像拉丁美洲的大农场主人或种植园主人那样；或是成为与外国人做生意的中介商，就像印度孟买的教（Parsi）百万富翁。此外还有交流——包括物质和文化方面的。有些条件合适的地方还发展出口商品，当然规模还不太大。还有（这点值得商榷）在殖民主义直接统治下，有些地区开始以秩序代替动乱、以安全代替危机。然而，只有生性乐观之人才会说这个时期的西方征服活动，其所产生的积极作用超过消极作用。

先进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最明显的区别，那时是现在仍然是贫穷与富裕之分。在先进国家当然也有穷人饿死，只是19世纪当时认为饿死的人不很多，比如说，英国平均一年饿死500人；然而印度死于饥饿的人数却以数百万计——1865—1866年，奥立萨邦（Orissa）因饥荒死去的人数占该邦总人口的十分之一；1868—1870年，拉杰普塔纳（Rajputana）死去了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人；1876—1878年，本已灾难深重的印度又发生了19世纪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马德拉斯死了350万人（约占当地人口的15%），迈索尔（Mysore）也饿死100万人（约占当地人口20%）。中国在这段期间发生的饥荒多半与其他灾难有关，但1849年的饥荒据说夺走了1400万人；1854—1864这10年间，另有2000万人死去。爪哇的部分地区在1848—1850年的严重饥荒中被毁。从19世纪60年代下半期到19世纪70年代初，东起印度，西到西班牙的整个地带，饥荒频仍。阿尔及利亚的伊斯兰教人口在1861—1872年间下降20%。波斯总人口在19世纪70年代估计有600万～700万，但在1871—1873年的大饥荒中，死去将近150万～200万。至于这种情况与19世纪上半叶相比是更糟还是差不多，就很难估计，但对印度和中国而言，可能是变本加厉了。不管怎么说，这种处境与同一时期先进国家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

总而言之，第三世界的大多数人民尚未从西方那种巨大、空前的进步中获得多少好处。西方进步只是对他们古老生活方式的破坏，他们也只是把它视为不具现实基础的可能榜样，视为那些戴着怪帽、穿着长裤，来自遥远国家或只在大城市出现的红脸汉子，为了他们自己而创造出来的东西。这些进步不属于他们的世界，他们大多数人仍怀疑他们是否需要这种进步。但为维护古老方式而抵制进步的人终于败北。人们拿起进步武器抵制（西方）进步的时机尚未到来。

谢选骏指出：人说——“第三世界的大多数人民尚未从西方那种巨大、空前的进步中获得多少好处。西方进步只是对他们古老生活方式的破坏，他们也只是把它视为不具现实基础的可能榜样，视为那些戴着怪帽、穿着长裤，来自遥远国家或只在大城市出现的红脸汉子，为了他们自己而创造出来的东西。这些进步不属于他们的世界，他们大多数人仍怀疑他们是否需要这种进步。但为维护古老方式而抵制进步的人终于败北。人们拿起进步武器抵制（西方）进步的时机尚未到来。”

我看——失败和成功总是来回穿梭的，就像北欧命运女神手中的纺线。成败转头空，因是轮盘赌——输赢的过程不会停止，而是一直进行下去，直到生命或赌本消耗殆尽。

【第八章　胜利者】

什么样的阶级或社会阶层能在现阶段真正代表文化，能为我们孕育出学者、艺术家及诗人，能为我们提供创作艺术的人才呢？是否一切都变成商品了，就像美国那样？——布克哈特，1868—1871年

日本政府开明了，进步了；他们以欧洲经验为指引，聘请外国人出任政府顾问，东方的风俗习惯已在西方文明面前臣服。——梅爵士，1877年

欧洲人对世界的统治从来不曾像19世纪第三个25年那样全面、那样绝对。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欧洲白人祖先传下的后代，从未遇到像这段时期这么少的统治挑战。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强权世界里，至少包括一个非欧洲国家，或该说联邦，即美利坚合众国。美国那时还没有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主要角色，欧洲政治家只有在他们的利益涉及美国直接感兴趣的两大地区（即美洲大陆和太平洋）时，才会注意到它。然而除英国之外，没有任何国家会经常不断地卷入美洲大陆和太平洋这两大地区。英国与众不同，它的眼光一直紧盯全球。拉丁美洲解放运动已将中南美大陆上的欧洲殖民地全部解放，只剩下圭亚那（Guyanas），该地曾是英国的食糖供应基地，是法国关押重刑犯的监狱，也是荷兰人的怀旧纪念物，令他们经常回忆起过去与巴西的关系。加勒比海诸岛屿除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岛上包括海地黑人共和国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多米尼加最终摆脱了西班牙统治，也摆脱了海地的控制）外，其余仍然是英国、法国、荷兰、丹麦以及西班牙的殖民地（古巴和波多黎各）。欧洲各国对西印度群岛殖民地都抱无为而治的态度。只有西班牙例外，它仍沉浸在帝国美梦里。北美殖民地的情况则有所不同，直到1875年仍有许多欧洲人居住在英属加拿大这块殖民地上，它是一个疆土辽阔、杳无人烟、尚未开发的大地。加拿大与美国隔着一条长而开放的笔直边界，东起安大略省边境，西至太平洋，在这条直线似的边界两侧有些争议地区，但都在这个世纪经过和平谈判作了调整，当然不乏外交上的讨价还价，调整的结果大部分对美国有利。但在修建横跨加拿大的东西大铁路时，英属哥伦比亚省可能禁不住美国太平洋诸州对它的引诱。至于在亚洲的太平洋沿岸，欧洲大国直接驻扎的地方只有俄国的西伯利亚远东、英国的香港殖民地和英国的马来亚据点。法国此时也开始侵占印度支那。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荷兰殖民主义残留下来的地区，在这个阶段还没有造成国际麻烦（前荷兰殖民地即现今的印尼）。

美国领土扩张并未在欧洲引起重大政治骚动。美国西南部的大部分——加利福尼亚、亚利桑那、犹他、科罗拉多的一部分，以及新墨西哥的一部分——是在1848—1853年间经过一场灾难性的战争从墨西哥手中取得的；阿拉斯加则是在1867年从俄国手中购买。当这些西部新旧地区在经济上具有足够的利益或影响力时，便被收纳为联邦的一州：加利福尼亚在1850年改建成州，俄勒冈在1859年，内华达在1864年。而中西部的明尼苏达、堪萨斯、威斯康星及内布拉斯加，则是在1858—1867年间成为州的一员。在这个阶段，美国开拓疆土的野心并未超过这个限度，只是奴隶集中的南方数州还希冀将奴隶社会扩大到加勒比海几个大岛上去，甚至对拉丁美洲也怀有野心。美国统治的基本模式是间接控制，因为名义上独立的外国政府知道它们必须与这个北方巨人保持同一立场，它们没有一个能对美国提出直接、有效的挑战。要到19世纪末，帝国主义正式成为国际风尚之时，美国才一度打破它业已成形的传统做法。墨西哥总统迪亚斯（Porfirio Diaz，1828—1915）曾仰天长叹道：“可怜的墨西哥，你离上帝太远，离美国太近。”即使那些觉得万能之主仍能保佑它们的国家的人，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华盛顿才是它们应该睁大双眼密切注视的地方。这个北美冒险家有时试图在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那条狭窄陆桥及其周围建立直接统治，但均无结果。后来巴拿马运河凿通了，一个小小的独立共和国从略大一些的南美国家哥伦比亚当中分裂出来，美军遂占领了这个共和国。不过这是后来发生的事。

世界大部分地区，特别是欧洲，对美国的举动之所以十分关注，原因很简单：一是在这个时期（1848—1875年）有数百万欧洲人移居美国；二是由于它的疆土如此辽阔，发展这般神速，已成为全球技术进步的奇迹。美国人自己首先提出，它是集众优之大成的国度。1850年的芝加哥只有3万人口，不到40年它便成为世界第六大城市，拥有100多万人口，谁能在世界其他地方找到像芝加哥这样的城市呢？美国那几条跨越内陆的铁路，其长度不是任何国家可以比拟的，铁路总里程亦不是任何国家可望其项背的（1870年铁路总里程达49168英里）。世上的百万富翁中，没有像美国百万富翁那样全是靠白手起家、个人奋斗而致富。就算美国百万富翁的钱财还不是世界百万富翁之最——他们很快就会成为首富——但他们的人数之多，则肯定是首屈一指。没有一个国家的报纸像美国那样甘冒风险，把它变成新闻记者们随意说话的天地；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客像美国那样明目张胆地贪污受贿；也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那样握有无限的机会。

美国还是一个新世界，是在开放的国土上建立起来的开放社会。人们普遍相信，身无分文的移民来到这里之后便能获得新生（成为“白手起家的人”），而在每个人致力奋斗的过程中，一个自由、平等、民主的共和国，一个在规模和重要性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国家，便在1870年前建立起来了。美国一度标榜它的政治形象是革命的，与欧洲王室、贵族的旧世界，与四下征讨的旧世界迥然不同。旧世界形象可能已不再那样生动，至少在它边界以外的地区已不再是。代之而起的美国形象，是一个摆脱贫困的地方，是一个经由个人致富活动为个人带来希望的地方。相较于欧洲，新世界的新愈来愈不在于它是一个新社会，而是一个新富起来的社会。

然而在美国国内，革命的美梦离结束尚远。美国仍保持其平等、民主的形象，尤其是不受限制、无政府式的自由形象以及充满机遇的形象（日后变质为“命定论”）。“大西洋国家……不断革新欧洲和非洲的政府及社会组成。太平洋国家必须在亚洲发挥同样崇高而仁慈的作用。”（William H.Seward， 1850年）如果不了解这个乌托邦成分，就无法理解19世纪的美国，就此而言，也无法理解20世纪的美国，虽然这个乌托邦成分日益被志得意满的经济和技术活力所掩盖，也日益转化成经济和技术活力，当然在发生（经济）危机时除外。这种乌托邦成分渊源于自由土地上自力更生农民的农业乌托邦思想，与大城市、大工业世界格格不入，在本书所述时代尚不甘心向大工业世界俯首称臣。甚至像新泽西纺织城帕特森（Paterson）这样典型的美国工业中心，其商业气息也还无法居于统治地位。1877年爆发纺织工人罢工，厂主们强烈抗议共和党市长、民主党参议员、新闻界、法院以及公众舆论，抗议他们不支持业主。他们的抗议其实不无道理。

此外，美国的主体仍然是农村：1860年时，只有16%的人口居住在总人口8000或8000多一点的城市。这种地地道道的农业乌托邦——自由土地上的自由农民——能比以往的任何时候动员起更大的政治力量，主要是从人口日益增多的中西部。它为共和党的组建做出巨大贡献，对共和党反奴政策的贡献更自不待言。（因为无阶级的自由农民共和国纲领，根本无法与奴隶制度牵扯到一起，对黑人也不感兴趣，因此共和党党纲便排除了奴隶制度。）1862年共和党在国会通过《公地开垦法》（Homestead Act），这是它取得的最伟大胜利。《公地开垦法》规定：凡在美国连续居住5年者，每家年满21岁的男子可免费获得160英亩业经国家丈量的土地；居住满6个月者，可以每亩1.25美元的价格购买土地。不用多说，这种农业乌托邦失败了。1862—1890年之间，受惠于该法案的美国人不到40万户，而这期间美国人口却增加了3200万，其中西部诸州增加了1000万。光是铁路部门出售的土地就比《公地开垦法》分给农民的土地还要多，售价每亩5美元。（铁路部门因获得无数公地，遂做起房地产和投机买卖，以便从房地产和投机的盈利中弥补修建铁路和运营铁路的亏损。）无偿土地的真正得利者是投机商，是金融家和资本主义企业家。到了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自由农民的田园生活美梦已很少被人谈起了。

我们该将美国这种变化看做是革命美梦的结束，还是新时代的到来，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发生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神话本身便可为这时代的重要性作证，因为美国历史上两件影响最深刻、最久远、最被大众文化视为珍宝的大事，就属于这个时代：内战和西部。而在涉及西部（更准确地说是南部和中部）开发时，这两大事件又密切关联。西部开发引起了共和国内部的冲突，即代表来美定居的自由移民而且重要性日增的资本主义北方，与奴隶社会的南方之间的冲突。为了将奴隶制度推行到中西部，在1854年发生了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之间的冲突。正是这场冲突促使共和党诞生。1860年林肯当选总统，又促使美国南方于1861年从美利坚合众国中独立出去。（脱离联邦的州包括弗吉尼亚、南卡罗莱那、北卡罗莱那、佐治亚、阿拉巴马、佛罗里达、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田纳西、阿肯色、得克萨斯。一些边境的州犹豫不决，但是没有脱离联邦，包括马里兰、西弗吉尼亚、密苏里、堪萨斯。）

移民居住区向西延伸本非新的举措，只是在本书所述时期，由于有了火车，也由于加州的发展（见第五章），而使向西部扩展的速度大大加快而已。第一批移民于1854—1856年到达密西西比河，并到河的对岸定居。1849年后，西部不再是一望无际的边境地区，而是夹在两个高速发展地区之间的大片草原、沙漠和群山，那两侧飞快演变的地区，即美国东部和太平洋沿岸。横跨内陆的几条铁路同时建成，东行的铁路始于太平洋沿岸，西行的始于密西西比河，两条铁路在犹他州会合。1847年，摩门教（Mormon）将犹太人从衣阿华转移至此，因为他们错认为这里太过偏僻，是非犹太教人到不了的。事实上密西西比和加利福尼亚之间的地区（“蛮荒的西部”），在本书所述时期仍然相当荒凉，和“已开垦的”地区或中西部大不相同。在“已开垦的”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定居的人口已经很多，土地成了良田，甚至日益工业化。据估计，1850—1880年，在大草原、西南部以及多山地区建设农场的总劳动力，与同期东南部或早有移民定居的大西洋沿岸中部的几个州相比，几乎不相上下。

密西西比河西部的大草原渐渐被农民占有，这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把印第安人赶走了（强行转移），把以前根据早期法令移居来此的人赶走了，把印第安人赖以生存的牛群消灭了（全部屠杀）。这种赶尽杀绝的活动于1867年开始，也就是国会设置印第安保护区的那年。及至1883年，约1300万印第安人被杀死。山区从未成为农业定居区，依旧是“探勘员和矿工”的边疆，直到发现了稀有矿藏之后——大多是银矿区——人们才蜂拥而至。所有矿区中矿藏量最大的是内华达州的康斯托克矿区（Comstock Lode，1859）。这个矿区20年的产值高达3亿美元，造就了6个巨富，20个百万富翁以及许许多多有钱人，他们所发的财虽然比不上前面两者，但是依照当时的标准，那笔财富已经相当可观了。后来矿挖尽了，关闭了，只剩下一座空荡荡的弗吉尼亚城，城里住的都是些康沃尔人（Cornish）和爱尔兰矿工，终日无所事事地在以前的工会大楼及歌剧院里游荡。科罗拉多、爱达荷和蒙大拿也曾发生过人拥如潮的情况。但人口并未因此而增加多少。科罗拉多在1870年只有不足4万的居民（科罗拉多在1876年升格为州）。

西南部基本上仍是以家畜为主，是牛仔之家。大群的牛——1865—1879年间约有400万头——从那里赶往码头和火车站，然后西运，送到芝加哥的巨大屠宰场。这条运输线使密苏里、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的移居区〔如阿比林（Abilene）和道奇城（Dodge City）声名远扬，它们的名字将与千部左右的西部电影共存，直至今日，仍未被严厉、正直而且热情无比的大草原农民所掩盖。“蛮荒的西部”是一个神奇的谜，很难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加以分析。关于它只有一个非常接近历史准确性的事实，一个已成为一般常识的事实：即其持续的时间很短，全盛时期是在内战和开矿结束、家畜业兴旺的19世纪80年代之间。西部的蛮荒并非印第安人之过，除了在西南部最边远的地区外，印第安人已做好准备与白人和平相处。西南部的部落，如阿帕契族（Apache，1871—1886年）和（墨西哥的）亚基族（Yaqui，1875—1926年），他们为了维护独立、不受白人统治，而与白人打了几个世纪之久。西部之所以蛮荒是由于制度的关系，或者说是由于美国缺乏有效的机制、缺少政府权威和法律。加拿大就没有“蛮荒的西部”，加拿大的淘金潮也不像美国那样杂乱无章，苏族（Sioux）印第安人在加拿大生活得很平静，而美国的苏族人则和美国将军卡士达（Custer，1829—1876）激战，并击败卡士达，但最终仍被消灭。人们追求自由、渴望发财的梦想，使无政府状态（或者换个中性说法：对武装自立的强烈嗜好）更为变本加厉（是黄金把人们吸引到西部）。只要出了农业居住区，出了弗吉尼亚城，便看不到任何家庭。1870年的弗吉尼亚城，男女的比例是二点多比一，儿童只占10%。

有人说取材于19世纪下半叶美国西部生活的西部电影，实际上降低了自由梦、黄金梦的品位，此话确实不假。电影里的主人公经常是些亡命之徒和酒馆枪手，如“凶野的比尔”希科克（Wild Bill Hickok）等，而不是加入工会当了矿工的移民。对希科克之流，人们能说出什么好话呢？不过，我们也不应把自由梦、黄金梦理想化。他们的自由并不及于印第安人和华人（1870年，华人约占爱达荷人口的三分之一）。在盛行种族主义的西南部——得克萨斯属于1860—1861年间南部11个州组成的南部邦联——所谓的自由也肯定不是对黑人而言。在我们认为是属于“西部”的东西当中，从牛仔装到“加利福尼亚习惯法”（后来成为美国山区行之有效的开矿法），有许多是来自墨西哥，具有墨西哥血统的牛仔恐怕也超过任何一个集团的牛仔，然而自由却不适用于墨西哥人。自由是贫穷白人的梦。贫穷白人希望用赌博、黄金和手枪来取代资产阶级世界的私营企业。

如果说“西部开拓”不存在任何含混不清的问题，那么美国内战的性质和起因，却会引起历史学家无止境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南方奴隶社会的性质，以及南方是否有可能与朝气蓬勃的资本主义北方和谐相处、共存共荣。南方究竟是不是奴隶社会呢？需知黑人在南方各地（除几个小地方外）总是少数，他们不是在典型大种植园里工作的奴隶，而是人数不多的几个黑人在白人农场上劳动或是在白人家里帮佣。毋庸否认，奴隶制度是南方社会的核心机制；我们也不能否认奴隶制度是南北方摩擦和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然而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南北冲突会导致1861年南方11个州脱离联邦？为什么会导致内战？为什么其结果不是达成某种共处的方案？虽然北方大多数人憎恨奴隶制度，但单单是好斗的废奴主义者毕竟没有足够的力量决定联邦政策。不管商人自己有何看法，但北方资本主义大可先与奴隶制度的南方达成妥协，然后再去剥削南方，就像国际商界与南非“种族隔离政策”达成妥协一样。

当然，奴隶社会注定会灭亡，美国南方奴隶社会也不例外。没有一个奴隶社会的延续时间能超过1848—1890年这段时期——甚至古巴和巴西也不例外（见第十章）。奴隶社会在现实上和道德上都是孤立无援的。在现实上，由于废除了非洲的奴隶贸易（及至19世纪50年代，奴隶贸易相当有效地被制止了），奴隶来源宣告断绝；在道德上，自由主义中产阶级绝大多数一致认为奴隶社会与历史前进步伐背道而驰，在道德上不能允许奴隶制度存在。此外，在经济上，奴隶制度的效益也很差。很难想象美国南方奴隶社会竟能生存到20世纪，很难想象它能比东欧农奴制度存在的时间更长，即使我们认为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作为一种生产制度是有能力生存下去的（有几派历史学家持这种看法）。但是促使南方在19世纪50年代走上危机点的，是下面这个更加具体的问题：它难以与朝气蓬勃的北方资本主义共处，以及阻止人口拥向西部。

从纯经济角度来说，北方并不担心南方这个尚未进行工业化的农业地区。时间、人口、资源以及生产力等优势都在北方那边。主要的障碍是政治。南方实际上是英国的半殖民地，南方的大部分原棉都提供给英国，并从自由贸易中取得实惠；而工业的北方很久以来就坚定、激烈地主张保护关税，但由于南方诸州的政治影响（别忘了，南方各州在1850年几乎占联邦半数），北方才无法按其愿望有效实施关税保护政策。北方工业对全国分成一半奴隶社会、一半自由社会的担心绝对比不上对全国分成一半是自由贸易、一半是保护关税的状况。还有一点，南方竭尽全力企图抵消北方的优势，想把北方与内地隔开，企图建立一个面向南方以密西西比河流域为基础的贸易和交通区，而不想面向东方朝着大西洋，而且只要可能就抢先下手，向西发展。这是极自然不过的事，因为南方的贫穷白人早已开始探测和开发西部了。

然而，正因为北方拥有经济优势，所以南方不得不更加顽固地依赖其政治力量，用最正式语言提出其要求和主张（如坚持一定要正式接受西部新地方的奴隶制度）；不得不强调州的自治权（“州的权利”）以对抗中央政府；不得不在全国性政策问题上行使否决权；不得不对北方经济发展泼冷水，如此等等。事实上，当南方实施其向西部扩张的政策时，它很难不成为北方的绊脚石。它的唯一本钱是政治。它绝对是逆历史的潮流而动（它不能，也不会在一场发展资本主义的游戏中击败北方）。交通运输方面的每项改善都加强了西部与大西洋的联系。铁路系统由东往西的长度基本上与由北往南的长度差不多，不会长多少。而且西部的人，不论他们是来自北方或南方，都不是奴隶，而是穷人，是白人，是自由人，是被这里免费的土地、金子吸引来的，是来冒险的。将奴隶制度正式推广到新的领地和新的州，这对南方极为重要。南北双方的冲突在19世纪50年代之所以愈演愈烈，主要便是由于这个问题。同时，奴隶制度在西部很难存在，西部的发展事实上的确会削弱奴隶制度。南方领导人曾想要吞并古巴，并建立一个南方—加勒比海种植园帝国，以强化奴隶制度的效果，结果当然未如其所愿。简言之，北方处于能够统一全国的有利地位，南方则不然。南方摆出进攻好斗的架势，但它真正的意图是放弃斗争，脱离联邦。当1860年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林肯当选总统，显示南方已失去“中西部”时，南方所采取的行动明显带有分裂倾向。

内战之火燃烧了四年。就伤亡和损失而言，这是迄至那时规模最大的战争，当然这和那个时代的南美巴拉圭战争相比，多少要逊色一些，与中国的太平天国战争相比，更是黯然失色。北方在军事上表现欠佳，但最终赢得了胜利，因为他们兵源充足，生产力高，而且技术先进。北方毕竟拥有全国70%的人口，80%的壮丁和90%以上的工业产品。北方的胜利也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胜利，是现代美国的胜利。然而，尽管奴隶制度取消了，但这并非黑人的胜利，不管他是黑奴，还是自由人。经过几年“建设”（也就是强制推行民主化），南方恢复了保守的白人统治，也就是说回到种族主义者手中。北方占领军最后于1877年撤出。从某种意义上说，南方似乎达到了其目的：南方清一色是民主党的天下，北方共和党人无法与之共事，只好敬而远之（共和党在1860—1932年的大多数时间里，都把持了总统宝座）；南方因而保留了相当多的自治；南方在国会握有阻止议案通过的票数，从而可发挥某些全国性影响，因为它的支持对另一大党民主党的成功是不可或缺的。事实上，南方仍是农业区，贫穷落后，愤世嫉俗，满腹怨言。白人因永远忘不了战争的失败而耿耿于怀；黑人则因被剥夺公民权和白人的残酷压迫而愤恨诅咒。

内战结束后，一度因战争而减慢速度的资本主义发展，开始以戏剧性的姿态突飞猛进，为海盗式的商人们提供相当多机会〔这些商人有个美名，叫做“强盗贵族”（Robber Barons），原意是封建时代对路过自己领地的旅客进行拦路抢劫的贵族〕，这个不同寻常的进展，构成了本书所述时期美国历史的第三个部分。“强盗贵族”时代与内战或“蛮荒的西部”不同，它没有成为美国家喻户晓的神话，只有民主党人和平民党人把它当作魔鬼研究的一部分，但它仍是美国现实的一部分。“强盗贵族”在今日商界仍依稀可辨。他们曾使英语词汇因之改变，如内战爆发之初，“百万富翁”（millionaire）还是个新词，但当1877年第一代“强盗贵族”的头号人物范德比尔特去世时，他的财产高达1亿美元，需要有个新词来称呼他，于是有了“亿万富翁”（multi-millionaire）一词。有人一直在为这些“强盗贵族”辩护，为他们恢复名誉。有人争辩道，美国大资本家中有许多人是创造发明家，没有他们就没有美国工业化的胜利（而美国工业化胜利是令人难忘的），就没有如此迅速的工业化。所以他们的财产不是来自经济上的抢劫掠夺，而是由于他们的慷慨，以及社会对他们的慷慨奖励。这种论点并不适用于所有的“强盗贵族”，因为若碰到类似菲斯克或古尔德这类卑鄙无耻的金融家，就算再能干的辩护士也会为之语塞。然而，若硬要否认下列事实也是没有意义的：这时期的许多大亨、巨头，的确对现代工业经济，或对与工业经济颇不相同的资本主义企业运作，做出了积极的、有时是相当重要的贡献。

不过这些辩论都没有触及问题要害，它们只是以不同的说法道出一个明显事实。这个明显事实就是美国是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个飞快成长的世界经济里，以合理前瞻的手段有效运用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生产资源，并因此致富。美国的“强盗贵族”时代有三大特色不同于同时代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尽管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经济也养肥了几代贪得无厌的百万富翁。

第一是对商业买卖完全不加控制、不予管理，不管商场上残酷到什么程度，欺诈之风猖獗到什么地步。而盛行于中央和地方的贪污腐败，着实令人吃惊——尤其是内战后的若干年。用欧洲的标准衡量，美国事实上已无政府可言。真正财大气粗、富到不可思议程度的阔人，实际上只是有限的几个。“强盗贵族”这个词的重点应放在“贵族”上，而不是放在“强盗”上。中世纪弱小王国里的人无法依靠法律，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在资本主义社会，谁的力量能超过富人呢！在所有资本主义国家中，美国有个现象是独一无二的：即它拥有私人法庭、私人军队，而私人法庭、私人军队的影响力在本书所述时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1850—1889年间，自行其是的治安义勇队总共枪杀了530名真真假假的罪犯。这一特殊现象在美国延续了一百多年（1760—1909年）。在这期间，未经任何法律程序便遭治安义勇队打死的人数，竟占所有受害者的七分之六（在治安义勇队有记录可寻的326次活动中，有230次是发生在这一时期）。在1865和1866年，宾夕法尼亚的每条铁路、每座煤矿、每家铁厂和每家轧钢厂，依法都有权雇用武装警察，人数不限，任务不限，只要自己认为合适即可，不过其他各州的司法长官和地方官员对这种私人武装警察的人数通常有正式规定。私人武力中最臭名昭著的侦探、枪手，即“平克顿私家侦探公司”（the Pinkertons），便是在这个阶段获得了令人质疑的声望。他们的第一次行动是与罪犯交手，后来主要对付的却都是劳工大众。

美国大企业、大财阀、大亨先驱时代的第二大特征是，他们当中的成功者多数与旧世界的企业家不同，旧世界的企业家经常被技术建设迷住，而美国大亨则是不择手段地赚钱。他们要的只是最大限度的利润，而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也正好相聚在伟大的赚钱机器时代——铁路时代。范德比尔特在进入铁路这一行之前只有一两千万美元，16年后就净增8000万～9000万美元。看了下面的例子之后，这个奇怪现象也就见怪不怪了：像亨廷顿（Collis P.Huntington，1821—1900）、斯坦福（Leland Stanford，1824—1893）、克罗克（Charles Crocker，1822—1888）、霍普金斯（Mark Hopkins，1813—1878）这类加州帮，居然敢索取中央太平洋铁路实际造价的三倍，而且毫不羞涩；而菲斯克、古尔德之流的骗子，更采取操纵交易和巧取豪夺的手法捞进千百万美元，自己却从未安放过一节车厢，也没有发动过一辆火车。

第一代百万富翁中，几乎没有一个人自始至终是在同一个领域活动。亨廷顿最初是在萨克拉门多淘金潮中为矿主提供五金。他的雇主中有肉类大王阿穆尔（Philip Armour， 1832—1901）。阿穆尔先是开采金矿，然后在密尔沃基转向食品业，内战时期又突然从猪肉上发了一大笔财。菲斯克在马戏团里干过，当过旅馆侍者，沿街叫卖的小贩，卖过干货，后来发现军火生意油水很多，之后又混进证券交易所。古尔德原是制图员和皮货商，后来在铁路股票上大赚一笔。卡内基（Andrew Carnegie，1835—1919）直到40岁时还没有将精力全部放在钢铁工业上。他最初是当电报报务员，后来做过铁路经理——他的投资迅速增加，收入则从投资而来——也涉猎了石油（石油是洛克菲勒钟爱的领域，他的生涯是从俄亥俄州小职员和书商开始），直到这期间他才逐渐步入后来由他主宰的钢铁工业。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投机商，只要能赚大钱，不管在哪儿，他们立刻跑去。他们都是无所顾忌的人。在盛行欺诈、贪污、受贿、诽谤的经济环境里，必要时开枪是竞争的正常现象，他们不能因顾及道德而略有迟疑。他们都是冷酷无情之人。若问他们是否诚实，大多数人会认为诚实与他们的生意无关，在生意场上应问他们是否精明。“社会达尔文主义”宣称，在人类丛林中适者生存，能够爬到人堆顶端就是最优秀的人。19世纪的美国之所以把这种信条捧成国家神学，看来并非没有原因。

“强盗贵族”的第三个特征其实相当显著，但被美国资本主义神话过分强调了。这项特征是：美国百万富翁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白手起家”、“自学成才”的，他们的财富和社会地位无人可比。当时的确出现过几个“白手起家”、堪称杰出的亿万富翁，但在《美国传记辞典》（Dictionary of American Biography）中，本书所述时期商界名人只有42%是来自下层和下中阶级〔生于1820—1849年的人也计算在内。这个统计是米尔斯（C.Wright Mills）作的〕。其中多数仍出身于商人和专业人员家庭。只有8%的“19世纪70年代工业精英”是工人阶级家庭的儿子。为了进行比较，我们可以追溯一下英国的情况。在1858—1879年间，死去的英国百万富翁共有189人，其中至少70%是富家子弟，他们的家产是几代、至少是一代人积累起来的，其中50%以上是地主。诚然，美国也有阿斯特（Astor）和范德比尔特这类富裕家庭出身的百万富翁，而美国最伟大的财政家摩根（J.P.Morgan，1837—1913）则是英国银行家第二代，他的家族是将英国资本引入美国的主要中介者之一，并因此而发迹致富。然而，美国最吸引人们注意的却是年轻人的生涯，那批年轻人只要一看到机会便会牢牢抓住，并击败所有挑战者。对一批准备遵循利润至上原则，有足够才干、精力，又残酷无情、贪得无厌的人来说，机会的确是多得很，大得很。很少有什么东西能分散他们的注意力。老贵族的爵位或悠然自得的庄园生活，对他们没有多大的吸引力。至于政治，这东西是可以用钱买的，不需亲自费力。当然，如果政治是另一种赚钱途径，那又另当别论。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强盗贵族认为他们正代表了迄今尚无人能代表的美国。他们这种认识似乎也没错。那些顶级亿万富翁的名字——摩根、洛克菲勒已进入神话领域，就像那些西部枪手和将领一样。在本书所述时期，除了那些对美国历史特别有兴趣的人外，这些亿万富翁几乎就是外国人仅知的美国人（也许林肯除外）。大资本家已成为这个国家的标志。《国家劳工论坛》（National Labor Tribune）在1874年写道：美国人民曾一度是他们自己的统治者，“没有其他人能够或应该成为他们的主人”，而如今，“这个梦想已无法实现……这个国家的劳动大众……很快就会发现，资本就像专制王朝一样坚不可摧”。

在所有非欧洲国家中，真正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与西方进行较量并打败西方的只有一个国家，那就是令当时人略感惊讶的日本。对他们来说，日本是所有先进国家中他们了解最少的国家，因为直到17世纪初，日本实际上还未与西方进行直接联系，西方在日本只有一个孤零零的观察站：荷兰人被允许在这个观察站上进行限制严格的贸易。到了19世纪中叶，西方觉得日本与其他东方国家无甚区别，至少同样是经济落后、军事脆弱，注定要成为西方的盘中餐。美国舰队司令官佩里（Perry）采取海上威胁的惯用手法，于1853—1854年迫使日本开放了几个港口，不过此时美国对太平洋的野心远超过捕捉几条鲸鱼〔在不久前的1851年，鲸鱼刚成为梅尔维尔（Herman Melville，1819—1891）小说《白鲸》（Moby Dick）的主角，该书堪称美国19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创作〕。1862年，先是英国人，后是西方联军，随心所欲地用炮轰击了日本：鹿儿岛遭到西方攻击，只因为有一个英国人被杀害，西方要为这个英国人报仇。没想到隔了不到半个世纪，日本居然变成一个强国，能够单枪匹马与欧洲国家进行一场大战，并赢得胜利；居然在不到四分之三个世纪里马上要与英国海军一争高低；更有甚者，19世纪70年代有些观察家竟然预测日本经济将在几年之内超过美国！

有些历史学家成了事后诸葛亮。他们对日本成就的惊讶程度比他们原先可能感到的要小一些。他们指出，日本在文化传统方面与西方完全不同，但在许多社会结构方面却与西方有惊人相似之处。不管怎么说，它有一种与中世纪欧洲封建秩序非常相像的社会秩序，有世袭的地主贵族，半奴隶的农民，一个由商人、企业家以及金融家组成的群体，加上群体周围异常活跃的工匠，这个群体和工匠的基础便是正在形成发展中的城市。与欧洲不同的是，日本城市不能独立，商人没有自由。但是由于武士阶层日益往城市集中，他们对非农业人口的依赖日益增加，因而逐步形成一个封闭式的、没有任何对外贸易的国民经济，因而产生一个企业家群体，这个企业家群体对全国市场不可或缺，与政府的关系也十分密切。比如三井，17世纪之初只是地方上一个酿造日本米酒的小厂，后来开了钱庄，1673年到江户（东京）开了几爿店，在京都和大阪设了分店。到1680年，他们已活跃在欧洲人称之为证券交易的领域。在这之前不久，他们已成了天皇和幕府将军（日本事实上的统治者）的财务代理，也是几个大封建领主的财务代理（三井至今仍是日本资本主义的重要力量之一）。另一至今仍占有重要地位的公司是住友，它起初是在京都做药材和五金生意，很快成为巨商并开始进入炼钢业，18世纪晚期他们着手开采铜矿，并成为管理铜矿的地方官员。

如果让日本自行其是，它会独立自主地沿着资本主义经济方向演变吗？这并非不可能，虽然这个问题即使提出也永远得不到解答。不过有一点却是毫无疑问的：与许多非欧洲国家相比，日本更愿意向西方学习，也更有能力学好。中国显然具有在西方擅长的领域击败西方的能力，只要它充分掌握为达此目的而须具备的技术、知识、教育、管理和商务等条件。但是中国幅员太大，自给自足能力太强，太习惯于将自己看成是世界文明中心，以致它无法接受大鼻子野蛮人的危险文明，认为这种文明的流入会使中国立即全盘放弃自己古老的生活方式。因此中国不想学习西方。反之，如果学习西方只是为了使国家富强，以便抵御北方邻国的话，受过教育的墨西哥人确实会想要向以美国为典范的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学习。然而，墨西哥的传统势力太强，墨西哥人无力打破，无力摧毁，于是他们无法有效学习西方。教会以及农民的传统势力，不论是印第安式的，还是中世纪西班牙式的，对于愿向西方学习的墨西哥人来说都太过强大（他们势单力薄，心有余而力不足），但日本既有愿望，又有能力。日本精英知道日本是许多面临被征服、被统治的国家之一，在漫长的历史中他们一直正视这种危险。日本是个潜在的“民族”（用那时欧洲人的术语来说），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帝国。与此同时，日本拥有19世纪经济所需要的技术和其他能力以及一支骨干队伍。也许更重要的条件是，日本精英拥有一套能够控制整个社会运动的国家机器和社会结构。一个国家能进行由上而下的改革，且不会导致消极抵抗，四分五裂，或引起革命，一般而言是极难做到的。日本统治集团居然能够动员起传统机器进行突如其来、激烈但在掌控之下的“西化”运动，同时没有引起大型反抗，只有零星的武士不满和农民造反，这在历史上实属罕见。

如何对付西方这个问题已使日本苦思冥想几十年——至迟从19世纪30年代已开始考虑。英国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战胜中国，充分展现了西方的成功之道及其潜力。如果连中国都打不过它们，它们不就是世界无敌了吗？加州发现金矿这件震动当时的世界大事，不但把美国带进太平洋地区，同时也使日本成为西方想要“开放”的市场中心，就像鸦片战争所打开的中国市场一样。直接抵抗毫无获胜希望，几次软弱无力的抵抗运动，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一味让步和外交回避也不过是权宜之计。受过教育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于是就是否需要进行改良，采纳西方相关技术，同时恢复（或创立）民族救亡信心进行激烈辩论，结果产生了1868年的“明治维新”运动，开始进行一场激烈的“由上而下的革命”。在西方开始入侵的1853—1854年间，统治集团对于如何应付外来侵略意见分歧，莫衷一是。政府首次征询“大名”的意见，多数“大名”主张抵抗或虚与应付。幕府此举说明它本身已不能进行有效统治，其军事政策不仅无济于事，而且开支庞大，使日本行政管理体系的财政紧张愈益加剧。当幕府官僚暴露其笨拙无能之时，当其内部派系斗争日益加剧之时，中国适巧在英法联军攻击下再次败北，中国战败同时凸显出日本的弱点。然而由于对外来侵略的妥协让步，也由于国内政治结构日益严重的四分五裂，年轻的武士阶层知识分子开始有了强烈反应。武士在1860—1863年间，掀起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恐怖暗杀浪潮（既杀外国人，也杀不得人心的领导人）。自19世纪40年代起，爱国积极分子随时准备战斗，他们聚集在各藩和江户（东京）的武馆里研究军事和思想，在武馆接受到哲学家的适当影响后，又各自回到封建藩国，提出“攘夷”、“尊王”两句口号。这两句口号很合逻辑：日本绝不能成为外强的牺牲品，幕府既然无能，保守派自然就将注意力转向依然存在的传统政治力量，即天皇。天皇是理论上的最高权威，但实际上是无所作为、无足轻重的。保守派改革（或谓自上而下的革命）想要采取的方式可以说是利用恢复王权来反对幕府。外国对极端分子的恐怖主义作出的反应（例如英国炮打鹿儿岛），更激化了日本的内部危机，在内外交迫之下，幕府政权摇摇欲坠。1868年1月（即德川庆喜继任将军、孝明天皇驾崩、太子睦仁即位之后）终于宣布恢复王政，在某些强大势力和对幕府不满的地方官员支持下，经过短暂的内战，最终建立了王政，开始了“明治维新”。

如果说“明治维新”只是保守势力的仇外反应，那么它的意义相对来说就不太重要。日本西部的强藩和皇室公卿，特别是萨摩藩和长州藩，一向厌恶垄断幕府的德川家族，他们推翻了旧的幕府政权，但拿不出一套具体计划，好战而且代表传统势力的年轻极端主义者也拿不出一套计划。此刻掌握日本命运的主要是年轻武士（1868年时，他们平均年龄为30岁），他们在这个经济和社会形势日趋尖锐的历史时刻登上舞台。紧张的形势反映在两方面：一是政治色彩不太明显的地方农民起义风起云涌；二是出现了由豪商豪农组成的中产阶级。但是掌握国家命运的武士阶层，他们代表的并不是社会革命力量。从1853—1868年，年轻武士（其中有几个最仇外的已在恐怖活动过程中被消灭）大多数已认识到他们的救国目的需要靠有步骤地进行西化才能实现。及至1868年，他们当中已有几个人与外国建立联系；还有几个人到国外进行考察。他们一致认识到救国意味着要进行改革。

在改革上，日本与普鲁士有不少相似之处。两个国家都正式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但都不是借由资产阶级革命，而是通过自上而下的革命，即通过官僚贵族的旧秩序，因为旧秩序认识到舍此无法图存。两国后来的经济政治制度也都保留了旧秩序的重要特征：一个纪律严明的民族，一个具有自尊的民族。这两项重要特征不但根植于中产阶级和新兴无产阶级的灵魂之中，同时也帮助资本主义（虽然并非故意）解决了劳动纪律的难题；解决了私营企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官僚政府协助和监督的难题，以及经久不散的军国主义难题。军国主义可在战时显示其强大威力，也是激昂、病态的政治右翼极端主义的一股潜在力量。然而日本和普鲁士的改革仍然有所区别。在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势力相当强大，同时也意识到自己是个阶级，是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正如1848年革命显示的那样，“资产阶级革命”的确是可能的。普鲁士是借由下列两股力量的联合而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一是通过不愿意发动资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二是准备在不发动革命的情况下给予资产阶级大部分他们想要得到的东西的容克政府，容克政府以此为代价保存了地主贵族和官僚君主政体的政治控制权。这项变革并非容克阶级倡议的，他们之所以愿意改变只是为了确保他们不会被打倒，不会被变革埋葬（这得感谢俾斯麦）。而在日本，“自上而下的革命”的倡议、指令和骨干力量，都是来自部分封建领主和皇室公卿。日本资产阶级（或与资产阶级相等的阶级）只能在一个方面发挥作用：商人和企业家阶层的存在使得从西方学来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行之有效。所以“明治维新”不能被视为真正的“资产阶级革命”，甚至不能被称作发育不全的资产阶级革命，不过倒可看做是与资产阶级革命相等的、行得通的革命的一部分。

因此，“明治维新”的变革竟然还能十分激进，就更令人刮目相看。维新运动废除了旧封建领主的领地户籍，并代之以中央政府管理体系；中央政府发行了十进制的货币；借用美国方式建立起银行系统，然后在银行基础上，通过向公众借贷，打下财政基础；并（在1873年）实行一项全面的土地税收制度。（不要忘记，在1868年时中央政府尚无独立收入，只能暂时依靠封建诸藩帮助，而诸藩不久便告撤销，于是只能强行借贷，只能依靠前德川幕府将军的私人庄园。）这项财政改革意味着另一项激进的社会改革，即《土地财产法》（Regulation of landed Property，1873年）的出台。《土地财产法》规定了个人（不是集体）纳税义务，最终并允许土地私有和自由买卖。至于以前的封建权利就像逐渐缩小的耕地那般，终归全部抛弃。大贵族和少数武士仍保有一些山地和森林，但在政府接管了以前的集体财产，农民日益成为富有地主的佃户之后，大贵族和武士遂失去其经济基础，当然他们曾获得政府的赔偿和帮助，但由于他们的处境变化太过剧烈，政府的补偿帮助显然是不够的。军事改革对他们震动更大，特别是1873年征兵令的颁布。征兵令按照普鲁士模式，实行征兵制，其影响最为深远的结果是平等主义，因为它取消了武士作为一个阶层单独享有的更高地位。总之，农民反抗和武士暴乱都不太困难地被镇压下去了。（从1869—1874年间，平均每年约有30次农民起义，武士则于1877年发动一场相当大规模的叛乱。）

取消贵族和阶级区别不是新政权的目的，虽然新政权使得这方面的问题简化了、现代化了。当时甚至出现了新的贵族统治。与此同时，西化意味着废除旧的社会阶层，也就是说社会地位应由财产、教育和政治影响力来决定，而不是由家庭出身来决定，这种纯正的平等主义倾向，对每况愈下的武士十分不利，他们当中已有很多人沦为一般工人；不过对普通百姓却挺有利，他们自1870年起获准拥有自己的姓氏，能够自由选择职业和居住地。对日本统治者来说，这些措施本身并不是他们的计划，而是达到民族振兴计划的工具，这是不同于西方社会的。这些措施因为是必要的，所以必须采取。对旧社会的骨干分子来说，这些措施还算合理，在“为国服务”这个传统观念的强烈影响下，他们认为“加强政府的力量”是必需的；加上新日本为其骨干中的多数人在军界、管理界、政界、商界提供了大量机会，因此这些措施也就不那么难以吞咽了。传统的农民和武士则不然，特别是新日本根本没有为他们提供任何光明前途的武士，他们反对这些举措。然而，那些本身构成旧社会、属于旧社会显赫军事贵族阶级的人，竟能在几年的时间里如此大刀阔斧，如此激进地推行改革，甚至今天来看也仍是异乎寻常、独一无二的现象。

改革的动力是西化。西方显然拥有成功的奥秘，所以日本必须向西方学习，而且要不惜一切代价地学。将另一个社会的价值、观念、组织机构全盘接收过来，其前景会如何呢？这个问题对日本来说不像其他国家那样不可想象，因为日本已经从外国——是从中国——引进过一次，但无论如何这次的举措仍是令人震惊，造成的伤害很大，问题也很多。向西方学习是无法浅尝辄止、搞些表面文章，或有选择、有控制地引进，特别是对文化与西方有如此巨大差别的日本而言。所以许多为西化而奔走呼号的人，便以极大热情全心投入这项使命。对有些人来说，西化看来得放弃日本的一切，因为日本的过去种种全都是落后的、野蛮的：日语太繁琐，要简化，甚至索性放弃；要利用与优秀的西方人通婚来改良日本人种……他们如饥似渴地吞下了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种族歧视理论，而这种种族主义理论在日本最高层居然一度受到支持。日本接受西方服饰、发式、饮食的热情不亚于接受西方的技术、建筑风格和思想。不过日本并未全盘西化，他们没有采纳西方的意识形态（然而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意识形态对西方的进步却具有根本意义），没有放弃所有古老的包括天皇在内的机制。

然而西化与早期的中国化不同，西化在这里有个很为难的问题。“西方”不是一个单一协调的体系，而是许多相互竞争的机制和思想复合体，日本该效法其中的哪一个呢！实际上，日本并未踌躇太久，便作出选择。英国模式自然作为铁路、电信、公共建筑和市政工程、纺织工业以及许多商业方法方面的模范；法国模式用来改革法制、改革军事（后来采取普鲁士模式），海军当然还是学习英国；大学则归功于德国和美国的榜样；小学教育、农业革新和邮政事业则归功于美国。日本聘请的外国专家——在日本人的监督下——从1875—1876年的五六百人，上升到1890年的3000人左右。然而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选择就困难了。英国和法国都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国家，但它们是两个相互竞争的体系；德国则是较为独裁的君主国家，日本该选择哪一个呢？尤其是在以传教士为代表的知识型西方和以斯宾塞（Herbert Spencer）、达尔文为代表的科学型西方之间，日本又该如何选择？（武士作为一个阶层已被消灭。失去方向和判断力的武士已准备将他们传统的忠诚从世俗的主转到天上的主。）在互为对手的世俗和宗教之间，又应如何抉择呢？

于是不到20年便出现一股反对极端西化、极端自由化的势力。这股势力一方面受助于向来对完全自由化持批判态度的西方国家，如德国（1889年“明治宪法”的观念便是来自德国），但主要是来自以新传统主义为诉求的反对势力。新传统主义实际上是想制造一个新的以崇拜天皇为核心的国教，即神道崇拜。最终获胜的是新传统主义加上选择过的现代化的结合体（1890年颁布的“帝国教育敕令”是两者相结合的典型）。然而日本对西化的态度仍然分成两派：一派认为西化应该进行根本性革命；另一派认为西化仅是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日本。革命没有到来，而将日本改造成一个令人敬畏的现代化强国的愿望的确实现了。19世纪70年代的日本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还较有限，而且几乎完全建立在与经济自由思想大相径庭的“政商”基础上。而此际日本新军队的军事活动更完全是为了对付旧日本的顽固斗士，虽然早在1873年军方便策划了朝鲜战争，但因明治政府里的冷静精英认为这种冒险一定要等（朝鲜）内部改革明朗化后再做计议，于是暂缓。因此西方遂低估了日本改革的意义。

西方观察家很难理解这个陌生而奇怪的国家。有些观察家在日本身上除了看到颇具外国情调的美感以及优雅、顺从的女人外，其他就看不到什么了，而日本女人又特别容易让人联想到男人和西方的优越性（当时认为西方是优越的），他们看到的是一个平克顿和蝴蝶夫人的国度。其他观察家则太相信凡不是西方人就是劣等人，因而对日本视而不见。《日本先驱报》（Japan Herald）在1881年这样写道：“日本是个快乐的民族，即使没有多少东西也会感到满足，因而他们也不会有多大的成就。”西方人认为日本的技术只能造出廉价的西方复制品，这种看法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仍是白种人虚假宣传的一个部分。然而那时已经有些精明实际的观察家——主要是美国人——看到日本在农业方面的高效率（“日本农民务农时非常节俭、经济，很会干农活，他们没有牲畜，没有轮作制度，但他们把荒地上茂盛的草变成自己田里的肥料……他们没有任何机器，但每英亩土地每年收获的庄稼，在美国得要四个耕作季才种出来”），看到日本手工业者的技巧，看到日本军人的潜力。早在1878年一位美国将军就曾预言，有这样的军人，这个国家“注定要在世界历史上发挥重要作用”。当日本人证明他们能够赢得战争之后，西方人对他们的看法马上变了，自鸣得意的成分也就少了许多。然而直到本书所述时期结束之际，日本人仍被视为西方资产阶级文明胜利的活见证，是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比其他文明优越的活见证；而这个阶段的日本人对这样的看法想来亦无异议。

谢选骏指出：马列主义者不懂，日本人学习西方之所以能够快速成功，和“西方资产阶级文明比其他文明优越的活见证”毫无关系；而恰好是因为日本的社会传统也是属于政教分离的，因此具有内部制衡的机制。这种传统的产生远在“西方资产阶级”出现之前；但却和西欧的政教分离不谋而合——相形之下，东欧和中国却由于缺乏这一条件而迟迟无法现代化，结果被共产党控制了。

【第九章　变化中的社会】

根据（共产党）原则，应是“各尽其能，各取所需”。换言之，谁也不能因为自己力气大、能力强或工作勤奋而得到任何利益，而是要去照顾弱者、愚者和懒汉的需要。——梅爵士，1877年

政府正由拥有财富之人的手中传到一无所有者手中；正从那些基于物质利益致力维护社会之人的手中，交到那些对秩序、稳定以及现状漠不关心之人的手中……也许，依照地球变化法则，工人赞成我们这个现代化社会，而过去的野蛮人则赞成古老社会，赞成分化、瓦解的骚动因素！——龚固尔兄弟，巴黎公社期间

当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社会高唱胜利凯歌之际，虽然出现过一些群众性政治运动和工人运动，但希望有个新社会能取而代之的前景是非常暗淡的，尤其是在1872—1873年间。然而几年之后，这个曾经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社会再一次发生动摇，在其前途蒙之际，它必须再一次严肃对待那些想要取代它、推翻它的运动。所以我们有必要检视一下发生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的激进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运动。这样的检视不能只根据后见之明，当然历史学家也没有理由放弃这项最强大的武器，还必须通过当时人的眼光。今天有钱有势的人信心十足，他们不怕其统治会因为翻旧账而结束。而且革命是不久前发生的事，记忆犹新。1868年时，任何一个40岁的人，在欧洲发生最伟大的革命之时，他已将近20岁；50岁的人则已经历了19世纪30年代的革命，虽然那时他还是个孩子，但在1848年革命时他已成年。意大利人、西班牙人、波兰人以及其他人等都曾在本书所述时期的最后15年里经历过动乱、革命以及其他颇具动乱味道的大事，例如加里波第解放意大利，等等。无怪乎当时的人们会对革命抱有强烈深刻的希望或恐惧。

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不是1848年后若干年里的主流。这几十年的社会革命就像英国的蛇一样：有是有，但不是英国动物里非常重要的部分。在那充满希望和失望的伟大一年，欧洲革命曾经近在眼前——也许非常真实——但又转成过眼烟云。我们知道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希望革命之火能在几年后再度燃烧。例如1857年发生全球性经济萧条之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便真切盼望经济萧条能引发革命的再次总爆发。但革命没有发生。自此，他们不再期待革命会在可预见的未来爆发，更肯定1848年革命不会再度重演。但若因此而认为马克思变成某种渐进式的社会民主党人（按照这个词的现代意义），或认为马克思希望以和平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那就错了。就算有些国家的工人能借由选举获胜，用和平手段取得政权（他提到美国、英国，也许还有荷兰），但在他们夺得政权、砸碎旧政治和旧机制（马克思认为这是必不可少的）的时候，也必然会导致旧统治者的暴力反抗。毫无疑问，马克思在这方面是很现实的。政府和统治阶级可能准备接受一个不会威胁到其政权的工人运动，但是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他们会接受一个会威胁其政权的工人运动，特别是在巴黎公社遭到血腥镇压之后。

因此，在欧洲先进国家发动革命不再是可行的政治活动，遑论社会主义革命。诚如我们已看到的，马克思对革命前途深感怀疑，甚至认为在法国也行不通。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眼前的发展取决于工人阶级独立的群众性政党组织，而群众政党组织近期的政治要求却不是革命。马克思向采访他的美国记者口述德国社会民主党党纲时，删掉了其中设想社会主义未来的一条（“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合作社……在劳动人民的民主管理下”），以作为对拉萨尔派的让步。他认为社会主义“将是运动的结果。但仍需取决于时间、教育，以及社会新形态的发展”。

前途遥远，不可预测，但仍可望通过资本主义社会边缘地区，而非中心地区的演变，大大缩短其距离。从19世纪60年代晚期，马克思开始从三个方向认真设想采取间接方法推翻资本主义社会的战略，其中两个已证明是正确的预测，而另一个是错误的。这三条思路是：殖民地革命、俄国以及美国。殖民地革命是他分析爱尔兰革命运动（见第五章）的结论之一。英国那时对无产阶级革命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英国是资本的中心，是世界市场的统治者，同时又是“革命物质条件已发展到一定成熟度的唯一国家”。所以国际工人协会的主要目标必须是鼓励英国革命，鼓励的唯一办法便是协助爱尔兰独立。爱尔兰革命（或更笼统地说，各附属国人民的革命）不是为了爱尔兰自己，而是希望它能在资产阶级国家的中心地区扮演革命的催化剂，或成为资本主义宗主国的阿基里斯脚跟（意为致命的弱点）。

俄国的角色也许更具野心。从19世纪60年代起，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一场俄国革命已不仅是一种可能，而且是非常可能，甚至是肯定的。俄国革命若发生在1848年，当然也会受欢迎，因为它可搬掉西方革命胜利道路上的主要绊脚石，但若发生在此时，其本身就具有重大意义。一场俄国革命也许真的是“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双方并可进而互相补充”（摘自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俄国版《共产党宣言》所写的序言）。我们还可进一步推想，俄国革命也许能直接导致俄国的土地公有制，越过成熟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但马克思对此推论从未表示完全支持。马克思的推测非常正确，革命的俄国的确改变了世界各地的革命前景。

美国的作用将比核心角色差一些。其主要功能是消极性的：凭借自己神速的发展，打破西欧，特别是英国的工业垄断；并由于大量农产品出口，砸碎了欧洲大小土地产业的基础。这个评估当然是正确的。但它是否也能对革命胜利具有积极贡献呢？在19世纪70年代，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认为美国政治制度会出现危机。这种推论并非不切实际，因为农业危机将削弱农民的力量，削弱“整个宪法的基础”；而投机商和大财阀所攫取的政治权力越来越大，也将使公民产生反感。他们还指出美国的群众性无产阶级运动正在形成。也许他们对这种趋势不抱太多期望，但马克思表示过某些乐观态度，说“美国人民比欧洲人民更加坚决……每样东西都成熟得更加快些”。然而他们把俄国和美国这两个《共产党宣言》原先删去的大国相提并论就不对了：俄国和美国未来的发展将有天壤之别。

马克思的观点在他逝世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但在当时，他的思想尚不是重要的政治力量，尽管在1875年已有两个迹象能说明他后来的影响：其一是一个强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其二是他的思想深入俄国知识分子心中。这些他本人从没想到，但若追溯当时情况，这也不是非常出人意料的。19世纪60年代末到19世纪70年代初，这位“红色博士”常为国际工人协会筹划活动（见第六章），同时也是该协会最具影响力的地位崇高之士。但是我们已经看到，国际工人协会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运动，甚至也说不上是涵括足够马克思主义者的运动（这些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是移居国外的德国人，是马克思的同代人）。国际工人协会由许多左翼团体组成，它们之所以组成联盟，主要是（也许完全是）因为它们都想把“工人”组织起来。国际工人协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不全是一劳永逸的成功。国际工人协会的思想代表了两类人士的思想：一是1848年革命的幸存者（甚至是在1830—1848年间经过改造的1789年革命幸存者），他们代表的是某种改良式工人运动的期望；其二是无政府主义，那是一种乖戾革命理想的亚变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革命理论都要也必须与1848年革命经验相吻合，马克思是如此，巴枯宁、巴黎公社社员以及俄国民粹派皆如此（关于俄国民粹派我们将在下文续论）。有人也许会说，他们都是从1830—1848年的动荡岁月中走过来的，但他们没有把1848年前的那面大旗，即乌托邦社会主义，从左派队伍里永远砍除。主要的乌托邦倾向已不复存在。圣西门思想已割断了与左派的联系，转入孔德的实证论，而且变成一群资产阶级冒险家（主要是法国人）共有的不成熟经验。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的追随者将他们的理论研究转向唯心论和世俗主义，将他们的实践活动转向合作商店这一不大的领域。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加贝以及其他提倡共产主义社区的人物（主要是生活在自由土地上，享有无限机会的人）都被淡忘了。格里利（Horace Greeley，1811—1872）提出“年轻人，往西走”的口号，这比他早期的傅立叶式口号强多了。乌托邦社会主义到1848年时已告销声匿迹。

法国大革命的后代在1848年后仍活跃在舞台上，其类型从激进的民主共和派到布朗基式的雅各宾共产党人都有。民主共和派时而强调民族解放，时而强调对社会问题的关心。他们是传统左派，既未学到什么，也未丢失什么。巴黎公社的某些极端分子，除了想再发动一次法国大革命外，根本别无他求。布朗基主义靠着它顽强的决心和巧妙的组织，终于在法国生存下去，并在公社里发挥重要作用，但这是它最后一次亮相机会，此后再也未曾扮演过重要角色，且即将在法国新社会主义运动的不同趋势撞击下消失陨灭。

民主激进主义的生命力较为顽强，因为它的主张真正表达了各地“小人物”（店主、教员、农民）的愿望，亦即工人的基本要求；同时也投自由主义政客所好，希望自由主义政客支持他们。自由、平等、博爱也许不是具有精确意指的口号，但面对有钱有势的大人物，穷人和普通百姓仍知道这个口号的含意。然而即使民主激进主义的正式纲领实现了，一个像美国那样借由平等、无条件普选产生的共和国成立了〔所谓无条件普选是针对男子选举权而言，当时尚无任何国家认真考虑妇女的公民权，只有美国富战斗精神的斗士开始为此努力，维多利亚·伍德哈尔（Victoria Woodhull）便于1872年参加总统竞选〕。民主的热情也不会因之降温，因为“人民”需要行使真正的权利来对付富人和贪官，光是“人民”的需要就足以使民主热情存在并继续下去。不过，民主激进主义的纲领当然还未成为现实，甚至是在规模不大的地方政府当中，也不曾实现过。

然而这个时期，激进民主本身已不再是革命口号，而成为为达到目的而采用的一种手段。革命的共和国就是“社会的共和国”，革命的民主就是“社会的民主”，这些是马克思主义政党越来越常采用的标题。不过民族主义的革命家对此还不很了然，如意大利的马志尼党人，他们认为既然独立和统一是建立在民主共和主义之上，那么取得独立和统一之后，一切问题也都解决了。真正的民族主义当然会是民主的、社会的；如果不是，那它就不是真正的民族主义。马志尼党人并没有不主张社会解放，加里波第就宣称他本人是社会主义者，暂且不论他所说的社会主义者是指什么。在人们对统一、共和大失所望之后，新社会主义运动的骨干便将从以前的激进共和分子中脱胎而出。

无政府主义显然是1848年后的产物，更准确地说是19世纪60年代的产物，虽然我们可以从19世纪40年代的革命骚动中找到它的踪迹。无政府主义的奠基人是蒲鲁东和巴枯宁。蒲鲁东是位法国印刷工人，自学成才，后来成了多产作家，不过他从未实际进行过政治宣传鼓动工作。巴枯宁是位俄国贵族，他随时都准备投身到无政府主义运动中（我们可以列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家谱”，但这与真正的无政府运动发展没有多大关系）。他们两人在早期就受到马克思的注意。马克思不喜欢他们，他们敬重马克思，但也回敬了马克思的敌意。蒲鲁东的理论本身并没多少有趣之处，系统紊乱，偏见太深，毫无自由主义色彩，他既反对女权主义，又反对犹太人，反倒是极右派对他推崇有加，但他的理论对无政府主义思想有两大贡献：其一相信小型的互助生产组织，而不相信没有人性的工厂；其二痛恨政府，痛恨所有政府。这对自力更生的工匠，自主权较高、抵制无产化的技术工人，尚未忘记其农村小镇童年生活的城里人以及邻近工业发达地区的居民特别有吸引力。无政府主义正是对这些人，对这些地方有最大的号召力。国际工人协会当中最忠实的无政府主义者，正是瑞士小村庄“侏罗联合会”（Jura Federation）里的钟表匠。

巴枯宁对蒲鲁东的思想没有什么新的补充，他只是一味鼓动革命热情，想实际进行革命。他说：“破坏的热情同时也是创造的热情。”殊不知其所鼓动的只是罪犯和社会边缘人的革命潜力，是一种鲁莽的热情，一种农民的、直观的意识。他根本不是什么思想家，而是一个预言家、一个煽动家、一个诡计多端的恐怖组织家。尽管无政府主义在纪律严明的组织里没有市场，无政府主义也等于提前警告政府应该进行专政。巴枯宁将无政府主义运动扩大到意大利、瑞士，并借由其门徒扩展至西班牙，并于1870—1872年组织了分裂国际工人协会的活动。他实际上创造了无政府主义运动，因为（法国）蒲鲁东主义团体只是一个不甚发达的工会互助组织，在政治上它们的革命性格并不太强。上述所言并不表示无政府主义在本书所述时期结束之际已是一支强大的力量，而是说它在法国以及法属瑞士已有一些基础，在意大利已播下某些种子，尤其是在西班牙已取得惊人的进展，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手工业者和工人以及安达鲁西亚的农业劳动者都相当欢迎这个新福音。它与西班牙国内滋长出来的思想一拍即合，合而为一，认为如果能将国家的上层建筑摧毁，将富人消灭，农村和工厂自然能治理好，一个由自治城镇构成的理想国家自然很容易实现。这种“小行政区主义”（cantonalism）运动居然试图在1873—1874年的西班牙共和国实现这种“理想国”。小行政区主义的主要理论家是马加尔（F.Piy Margall，1824—1901）。马加尔将与巴枯宁、蒲鲁东以及斯宾塞一起被迎进无政府主义的万神殿。

无政府主义既是前工业时期对现代的反叛，同时又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它反传统，然而其直觉和本能又使它保留甚至更加强调许多传统成分，如反犹太人，或更笼统地说，仇恨一切外国人。蒲鲁东和巴枯宁两人身上都有这些因素。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十分痛恨宗教、教会，颂扬进步的事业，包括科学、技术、理性，尤其颂扬“启蒙运动”和教育。由于无政府主义反对一切权威，它便奇怪地与主张自由竞争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沆瀣一气。主张自由竞争的资产阶级也反对一切权威。从思想上说，斯宾塞跟巴枯宁一样，也是无政府主义者〔他曾撰写《反对政府的人》（Man against the State）〕。无政府主义唯一不去阐述的是未来。关于未来它无话可说，他们认为在革命发生之前没有未来。

无政府主义一旦出了西班牙就根本不具政治重要性，对我们来说它只是那个时代歪曲现实的哈哈镜而已。这个时代饶有趣味的革命运动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革命运动——俄国的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在当时并非群众运动，也从来没有形成群众运动。它最引人注目的是进行恐怖活动，这是本书所述时期结束以后的事，结果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Ⅱ，1881年）。然而它是20世纪落后国家许多重要运动的先驱，也是俄国布尔什维主义（Bolshevism）的先驱。它把19世纪30和40年代的革命与（俄国）1917年革命直接联系起来，我们可以说它们之间的关系比巴黎公社更为直接。由于这场运动几乎清一色全由俄国知识分子组成，而俄国所有严肃知识分子的生活亦都带有政治色彩，所以它便借由同时代的俄国天才作家如屠格涅夫（Turgenev，1789—1871）、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作品立即反映到国际文坛之上。西方同代人很快便听到民粹主义者（Narodniks）这个名词（译者按：该词亦有“虚无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之意），甚至把他们与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相混淆。这也不难理解，因为巴枯宁曾像插手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那样插手俄国的运动，并一度和另一位真正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人物、年轻的涅恰耶夫（Sergei Gennadevich Nechaev）混淆不清。涅恰耶夫提倡不顾一切地进行恐怖和暴力活动。然而，俄国民粹主义根本不是无政府主义。

俄国“应该”有场革命，欧洲从最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到最激进的左派，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尼古拉一世政权（1825—1855年）是十分露骨的独裁，他是阴错阳差上台的，从长远看不可能维持很久。政权之所以未倒，是因为俄国还没有出现强大的中产阶级，尤其是因为落后的农民对沙皇依旧保有传统忠诚或逆来顺受的消极态度。俄国农民主要是农奴，他们接受“贵族老爷”的统治，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上帝的旨意，因为沙皇代表神圣的俄罗斯，同时因为他们大多甘愿平静地在村庄里做好自己的点滴小事。俄国和外国观察家从19世纪40年代起，就注意到俄国村庄的存在及其意义。农民确实不满。尽管他们很穷，尽管贵族老爷不断压迫，但他们从不同意贵族有权占据庄园里的土地。农民是属于贵族老爷所有，但土地是属于农民的，因为是农民在耕种土地。农民是因为无能为力，所以才无所作为。如果农民能摆脱消极情绪，起而抗争，那么他们会使沙皇和俄国统治阶级坐立难安。如果思想左派和政治左派将农民潜在的动乱因素鼓动起来，其结果将不只是一场17世纪、18世纪式的伟大起义——俄国统治者始终觉得“普加乔夫起义”（Pugachevshchina）阴魂不散——而是一场社会革命。

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一场俄国革命已不再是幻想，而是日渐具有可能性。这是19世纪60年代最重大的变化之一。俄国政权既反动，又无能，但在1860年之前，它给人的印象是：从内部看它固若金汤，从外部看它强大非凡，当欧洲大陆于1848年深陷革命浪潮之时，俄国政权却能幸免于难。然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它的弱点暴露无遗，内部很不稳定，对外则比想象中虚弱许多。其关键弱点既是政治的，又是经济的。亚历山大二世所推行的改革与其说是振衰起敝的灵丹妙药，不如说是暴露疾病的症状。我们将会看到，解放农奴（1861年，见第十章）事实上是为农民创造了革命条件，而沙皇在行政管理、司法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1864—1870年），非但没有克服沙皇专制统治的弱点，更不足以补偿它日渐失去的农民忠诚，在俄国爆发一场革命已不再是乌托邦遐想。

由于资产阶级和（这个时期）新兴工业无产阶级的力量还很弱小，因此当时只有一个人数极少但很是能说会道的社会阶层能够承担政治鼓动任务：即知识分子。在19世纪60年代，这个阶层业已觉醒，与政治激进主义发生联系，并享有“知识分子”的美名。正是因为它的人数极少，所以这个阶层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深深感受到他们是紧密相连的团体：迟至1897年，全俄受过教育的男人不超过10万，妇女约6000多一点。人数确实不多，但增加速度很快。1840年莫斯科的医生、教师、律师以及各种艺术工作者总数不超过1200人，但到了1882年，莫斯科已有5000名教师、2000名医生、500名律师以及1500名艺术界人士。关于他们有一点相当重要：他们既不加入商业阶层（19世纪各国商界除德国外，均不需要学历，除非为了提高社会层次），也不参加官僚队伍（官僚机构是知识分子的唯一大雇主）。1848—1850年间，圣彼得堡大学毕业生共有333人，其中只有96人加入文官队伍。

俄国知识分子有两点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首先他们承认自己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其次在政治上他们多半是激进主义者（为了社会而非为了民族）。第一点与西方知识分子不同，西方知识分子很容易被独领风骚的中产阶级所吸收，很容易接受占主导地位的自由主义思想和民主思想。除了文学艺术上的放荡不羁（见第十五章），除了一些得到批准、勉强可以忍受且与众不同的特殊文化外，在西方知识界看不到太多满腹牢骚的政治异议者，而放荡不羁的牢骚话与政治关系不大。直到1848年（包括1848年），大学一直是颇富革命性的，如今他们在政治上也已循规蹈矩了。在这个资产阶级大获全胜的时代，知识分子何苦再另提一套呢！第二点又使俄国知识分子有别于那些刚形成的欧洲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热量几乎完全消耗在民族特征上，也就是说消耗在为建设一个能够将他们整合进去的自由资产阶级社会的斗争上。俄国知识分子不能遵循（西方）第一条道路，因为很明显俄国不是资产阶级社会，对沙皇制度来说，即使是温和的自由主义也会被当做政治革命口号。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9世纪60年代进行的改革——解放农奴、司法改革、教育改革以及为贵族士绅建立某种地方政府（1864年的地方自治会）和城市（1870）——都过于羞羞答答，拖泥带水，不足以长期激励改革主义者的潜在热情，而且改革的时间太短，只是昙花一现。俄国知识分子也无法遵循欧洲知识分子的第二条道路，倒不是因为俄国已是一个独立民族，也不是因为他们缺乏民族骄傲，而是因为俄国民族主义的口号——神圣的俄罗斯、泛斯拉夫主义，等等——已经被沙皇、教会以及所有的反动力量扼杀了。在托尔斯泰（Tolstoi，1828—1901）文学巨著《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的所有人物当中，最典型的俄国人别祖霍夫（Pierre Bezuvhov）不得不去寻求世界主义的思想，甚至不得不为侵略者拿破仑辩护，因为他对这样的俄国无法满意；而他精神上的侄、孙辈（全是19世纪50和60年代的知识分子）也被迫走上同一条道路。

他们要求现代化，亦即要求“西化”，作为生长在欧洲落后国家的有志之士，他们也非如此不可，但他们不能只进行“西化”，因为西方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此刻还不能为俄国提供一个有生命力的模式，也因为俄国此刻唯一潜在的群众革命力量是农民。结果是他们只能进行民粹主义，民粹主义可使矛盾一时勉强得到解决。民粹主义充分说明了20世纪中叶第三世界的革命运动。在本书所述时代结束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突飞猛进，也就是说能组织起来的工业无产阶级已迅速成长。资本主义的发展消除了民粹主义时代的种种疑团，而民粹主义英雄阶段的崩溃（民粹主义大约始于1868年，终于1881年）又使大家从理论上对它重新进行评估。从民粹主义废墟上生长起来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是地地道道的西化论者，至少理论上是。他们认为俄国应走西方道路，聚集同样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力量——一个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资产阶级和一个为资产阶级挖掘坟墓的无产阶级。然而有些马克思主义者在1905年的革命过程中很快便认识到这种前景是不切实际的。俄国资产阶级太过衰弱，不堪担此历史重任，而无产阶级在“职业革命家”领导下，在农民阶层不可阻挡的力量支持下，势将推翻沙皇统治，也将埋葬尚未成熟便注定死亡的俄国资本主义。

民粹主义者主张现代化。他们梦想中的俄罗斯是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国家，而非资本主义国家，是一个进步的、科学的、教育发达且生产革命化的俄国。新俄国将建立在俄国最古老、最传统的民间机制之上，它将因此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母体和模型。民粹派知识分子在19世纪70年代再三询问马克思他们的设想是否可能实现，马克思苦苦思索这个诱人的但按其理论是不可能的想法，最后只能吞吞吐吐地说也许可能吧。另一方面，俄国必须拒绝西欧的传统，包括西欧自由主义和民主理论的模式，因为俄国没有这种传统。民粹主义有一点与西欧1789—1848年的革命传统直接相连，但即使是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说来也与西欧革命传统不同，是新的。

如今聚集在一起密谋暴动、暗杀、推翻沙皇统治的男女知识分子，他们不只是雅各宾派的继承人，也不只是衍生自雅各宾派的职业革命家，他们将砸碎与现有社会的一切联系，将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献给“人民”，献给革命，将深入到人民当中，表达人民的愿望。于是，他们拥有强烈的情感，极度的自我牺牲精神，毫无浪漫之处，这种情形在西方很难找到。他们更接近列宁，而不是法国革命家波纳洛蒂（Buonarroti）。他们也像后来众多的革命运动一样，在学生当中培养了第一批骨干，特别是在已经进入大学的新生和穷学生当中，而不再局限于贵族子弟。

这个新革命运动里的积极分子的确是“新”人，而非贵族家的孩子。1873—1877年间，关在牢房或遭流放的政治犯共有924人，其中只有279人出身贵族家庭，117人出身非贵族的官僚家庭，33人来自商贾家庭，68个犹太人，92个城市小资产阶级或说城里人（meshchane）的子弟，138个出身所谓的农民家庭——可能是与城市环境相似的农民家庭，其中不下于197人是牧师的孩子。民粹派中年轻妇女的人数多得惊人。在约1600名被捕的宣传员中，女性的比例不下于15%。民粹派运动起初在无政府主义恐怖活动（受巴枯宁和涅恰耶夫影响）和到“人民”当中进行群众政治教育之间摇摆不定，但最终却成为雅各宾—布朗基式纪律严苛的秘密阴谋组织。不管他们的理论为何，在现实上他们都自认为是高人一等的杰出人物。他们预见到布尔什维克的问世。

民粹派之所以重要，倒不是因为他们取得什么伟大成就，他们实在也没取得什么成就；也不是因为他们动员了多少人（充其量也不超过数千人）。民粹派的意义在于他们标志着俄国连续不断（50年）的革命鼓动工作从此揭开序幕，最后推翻了沙皇统治，建立起世界史上第一个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权。民粹派是沙皇俄国注定将被革命推翻的征兆，他们在1848—1870年间，以极快的速度将沙皇俄国从世界反动力量不可动摇的支柱变成一个泥足巨人（对大多数西方观察家来说也是出乎意料的）。民粹派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他们好像建立了一座化学实验室，把19世纪主要的革命思想都放到这里进行试验、综合，然后发展成20世纪的各种思想流派。毫无疑问，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由于运气不错——其原因倒是相当令人费解——世界历史上有几次最光辉、最叫人吃惊的知识和文化创作的大爆炸，而民粹主义正好与其中一次爆炸巧遇。落后国家在寻求现代化的道路时，通常是从国外引进思想。其思想不是土生土长的，当然实践时不一定是如此。它们在向外援借之时，不带偏见，不持保留。巴西、墨西哥的知识分子不加批判地接受孔德的思想，西班牙知识分子也在这段时期接受了19世纪初德国二流世俗哲学家克劳斯（Karl Krause）的思想。俄国左派不只接触了这时期最好、最先进的思想，并把这些思想变成自己的思想——喀山（Kazan）的学生在《资本论》译成俄文之前便阅读了马克思著作——而且几乎立即将先进国家的社会思想加以改造，大家也承认他们确实有此能力。当时出现了几位赫赫有名的人物，虽然他们的知名度仅限于国内——车尔尼雪夫斯基（N.Chernishevsky，1828—1889）、别林斯基（V.Belinsky，1811—1848）、杜勃罗留波夫（N.Dobrolyubov，1836—1861），还有杰出的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1813—1870）。其他还有一些人只做了改造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和编年史的工作——也许这是一二十年以后的事——例如在英国的维诺格拉多夫（P.Vinogradov，1854—1925）以及在法国的卢钦斯基（V.Lutchisky，1877—1949）和卡雷辽夫（N.Kareiev，1850—1936）。马克思本人对俄国读者取得的成就立即表示赞赏，这不仅因为他们是他学术思想上的最早知音。

我们已经讨论了社会革命家，那么革命又如何呢？这时期最伟大的一次革命实际上大多数西方观察家却一无所知，而且肯定与西方革命思想毫无联系的，那就是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见第七章）。革命最频繁的地区是拉丁美洲，它们的革命多半是发表一份（军事政变）檄文或是地区性的夺权篡位，国家局势很少因革命而明显改变，以致其中有些国家的社会要素常被忽略。欧洲的革命或是以失败告终，如1863年的波兰暴动；或是被温和派自由主义同化，如1860年加里波第征服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革命；或是虽然成功，但纯粹是一国一族之事，如西班牙1854年革命和1868—1874年的革命。1854年革命如同哥伦比亚19世纪50年代初的革命一样，只是1848年大革命的夕阳余晖。伊比利亚世界的节拍总比欧洲其他部分慢一些。1868—1874年的革命则使当时人紧张了一阵，因为当时正处于政治动荡和国际工人协会的活跃期，因此担心它会是新一轮欧洲革命的预兆。但是新的1848年没有到来，来的却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

就像这个时期的许多革命一样，巴黎公社的重要性不在于它取得了什么成就，而在于它预示的信息；作为一个象征它确实十分可怕，但作为事实则不然。巴黎公社在法国以及（通过马克思）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中产生了无与伦比的神话，一个直到今天还响彻云霄的神话。巴黎公社是异乎寻常的、重要的、激烈的、悲壮的，但也是十分短暂的，大多数严肃的观察家都认为它注定会失败。巴黎公社是由城市工人造反所成立的政府，公社的主要成就是它确实是个政府，尽管它只存在不足两个月。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开始数日子，直到他高兴地宣布：苏维埃政府已比巴黎公社存在的时间还长了。然而奉劝历史学家在回忆往昔之际不要低估巴黎公社。虽说巴黎公社并没有严重威胁到资产阶级秩序，但光是它的存在就足以把资产阶级吓得魂不附体。恐慌和歇斯底里包围了巴黎公社的诞生与死亡，尤其是国际舆论界。国际舆论界指责公社建立共产主义，没收富人财产，分占富人妻子，进行恐怖大屠杀，制造混乱和无政府主义以及其他一切缠住高贵阶层不放的噩梦。毋庸多言，这一切都是国际工人协会故意策划的。各国政府感到有必要采取行动来对付危及秩序和文明的国际威胁。于是，警察进行国际性合作，剥夺逃亡的公社社员作为政治难民所应接受的保护地位（当时人对这项举措的反感更甚今日，认为十分无耻）。除此之外，奥地利首相建议——俾斯麦全力支持，须知此公不是容易惊慌失措的——组织一个资本主义反国际工人协会。德国、奥地利、俄国出于对革命的恐惧，于1873年组织了“三帝同盟”（Three Emperors League），这就是被人们视为“为了对付已经威胁皇帝和政府的欧洲激进派”的新神圣同盟，但是等到这个同盟签约之际，国际工人协会已迅速削弱，因而同盟的任务已不具紧迫性。不过紧张毕竟是事实，其意义在于它说明了各国政府如今所惧怕的不是一般社会革命，而是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际工人协会和巴黎公社本质上是无产阶级运动，因此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各国政府和此时“值得尊敬的”舆论看法是一致的。

事实上，公社是一场工人暴动——如果工人是指介于“人”和“无产者”之间的男女，而不是工厂工人，那么这个词也适用于这个时期其他工人运动的积极分子。被捕的3.6万公社社员，实际上都是巴黎各阶层的劳动人民：8%是白领工人，7%是仆人，10%是小商店店主之类，其余绝大多数是工人——来自建筑业、冶金业、一般劳动行业，紧接他们之后的是更加传统的、懂技术的手工业（家具、奢侈商品、印刷、制衣）工人，许多革命骨干也出自这部分人（在国民军中，被捕的印刷工人有32%是军官和士官，木材工人占19%，建筑工人只占7%），还有一向激进的鞋匠。然而巴黎公社是不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呢！差不多肯定是的，虽然公社的社会主义基本上仍是1848年前的梦想，即自我管理的生产者合作社或社团单位，不过公社此时也开始有系统地强力干预政府。公社的实际成就非常有限，不过这不是公社的错。

因为公社是个被包围的政权，它对打仗没经验；由于巴黎被围困，起义是拒绝投降之举。当1870年普鲁士人向法国挺进之时，拿破仑三世帝国的脖子便被折断了。推翻拿破仑三世的温和共和派，起初仍半心半意地继续将战争打下去，然后当他们认识到要抵抗普军只剩下一个办法，亦即对群众进行革命动员，建立一个新的雅各宾社会共和国，于是他们便放弃对德作战。政府和资产阶级放弃了被围困的巴黎，巴黎实权自然落入各个区（arrondissements）的区长和国民军手中，实际上也就是落入人民和工人阶级之手。法国政府与德国订立城下之盟后，便立刻宣布解散国民军，此举触发了革命，巴黎独立的城市组织（公社）遂告成立，公社几乎立即被凡尔赛的全国政府包围——巴黎四周的普鲁士胜利之师则作壁上观。公社在其存在的两个月期间，几乎一刻也没间断对占绝对优势的凡尔赛军队作战。公社3月18日宣布成立，不到两个星期公社便失去主动。5月21日敌人进入巴黎，最后一个星期只是向世人表示巴黎劳动人民活得艰难，死得壮烈。凡尔赛军队的阵亡和失踪人数大约是1100人，公社或许还杀了100个人质。

但，有谁知道多少公社社员在战斗中牺牲了吗？公社被镇压后，无数社员遭屠杀。凡尔赛方面承认它们杀了1.7万人，但这个数字连实际被害的半数都不到。4.3万人被俘，1万人被判刑，其中一半被流放到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其余一半被监禁，这就是那些“受人尊敬之人”所进行的报复。从此，巴黎工人和他们“上司”之间就被一条血河隔开。从此，社会革命家知道，如果他们无法保住政权，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

谢选骏指出：人说——根据（共产党）原则，应是“各尽其能，各取所需”。换言之，谁也不能因为自己力气大、能力强或工作勤奋而得到任何利益，而是要去照顾弱者、愚者和懒汉的需要。

我看——巴黎公社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就算战胜了法国政府，它能打败德国军队吗？后来的共产党，也是这个德行……不仅在理论上鼓励懒汉，而且其组织本身就是来自抢劫犯集团。而党的领袖则掌握了至关重要的“分配权”，可以根据一己好恶来任意赏罚，不受法律的约束。

【第三篇结果】

【第十章　土地】

印第安人现在每星期能挣九个小银币。一旦他们每天能挣到三个小银币，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便绝对不会超过一半，因为这样他们仍能拿到九个小银币。当你改造了一切之后，你还得回到你的起点：回归自由，不需要为发展农业而制定赋捐、法律条令和规章制度的真正自由；回到无限美好的、堪称政治经济最高境界的放任自由。——墨西哥一地主，1865年

所有过去用来反对大众阶级的偏见，今日仍用在农民身上。由于农民得不到中产阶级所受的教育，所以就得忍受不同待遇，忍受别人的轻视，于是乡下人遂强烈渴望摆脱这种轻蔑的压迫，于是就发生了咄咄怪事：我们旧有的风俗习惯蜕化了，我们的种族腐朽变质了。——曼图亚一家报纸，1856年

1848年时，世界人口，甚至欧洲人口中绝大部分都居住在农村。即使在第一个工业化经济的英国，城市人口在1851年前仍未超过农村人口，1851年也只刚刚超过——51%。除了法国、比利时、萨克森、普鲁士和美国外，没有一个国家的城市人口超过其总人口的10%，而那时全世界的城市不过1万多个。到19世纪70年代中后期，情况大有改观。然而除个别例外，农村人口仍雄居城市人口之上。所以直到那时，大部分人的生存运气仍取决于土地庄稼的好坏。

土地收成好坏一方面有赖于经济、技术和人口因素，这些因素存在于全球各地，至少存在于地理—气候的大区域里。即使各地有其特殊性和落后现象，这些因素同样在发挥作用。另一方面，土地收成也取决于社会、政治、立法等机制因素。这些因素千差万别。即使世界通过这些机制的运转，形成了一致的发展趋势，但各地的机制因素仍是迥然不同。从地理上看，北美大草原、南美大草原、俄罗斯南部和匈牙利南部的无树林大草原，有很多相似之处：都程度不同地处于温带，都是大平原，都适宜于大规模开垦种植。从世界经济角度来看，它们也都发展了相同类型的农业，成了主要粮食出口国。但从社会、政治和法律上看，北美草原与欧洲草原就有很大区别：北美草原上除狩猎的印第安人外，基本上无人居住；欧洲草原很早就有人来定居务农，即使人烟还不算很稠密；新世界（美洲）的自由农和旧世界（欧洲）的农奴有天壤之别；1848年后匈牙利发生的农奴解放形式与1861年后俄罗斯发生的农民解放形式截然不同；阿根廷的大庄园主与东欧的贵族地主和乡绅也不一样；各有关国家的法律制度、行政管理和土地政策也各不相同。对历史学家来说，忽略它们的区别跟忽略它们的共性一样，都是不应该的。

不过全世界的农业在下列这点上的确越来越相似：服从工业世界经济的需要。由于工业世界的需求扩大，农产品商业市场遂成倍增加——多数是粮食和纺织工业的原料以及工业用粮，不过这一点的重要性不大——国内外市场同时增加。国内市场增加是因为城市迅速发展。工业世界所拥有的技术，使通过铁路和汽船将迄今未遭剥削地区有效地纳入世界市场范畴成为可能。当农业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方式，或至少是改用商业化大规模经营的方式后，社会受到强烈冲击，人与土地之间那种代代相传的密切关系松懈了，特别是当他们发现自己家无寸地，或只有极少土地，无法养家糊口的时候。与此同时，新兴的工业和城市又贪得无厌地渴求劳动力，先进的城市与落后的、“黑暗的”农村之间，距离日益增大，终于迫使他们离乡背井，远走他方。在这个时期，我们见到农产品贸易（这是农产品使用范围明显扩大的标志）与较大范围的“从土地上远走高飞”的现象——至少是在受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直接影响的国家里——同时增长，而且增长幅度极大。

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里，这个进程显得特别迅速，其原因有二，即世界经济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的急速发展。这两方面的急速发展，是这个时期世界历史的主旋律。拜科技进步之赐，偏远以及无人地区的开拓度大增，原本的不毛之地，如今已成为粮食出口区，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美国中部平原和俄国东南部。1844～1853年间，俄国每年出口粮食约1 150万公石，但到了19世纪70年代下半叶，出口已达4 700万到8 900万公石。在19世纪40年代，美国出口的粮食几乎可忽略不计（也许只有500万公石），此时却向国外出售1亿多公石。与此同时，我们也发现“先进”世界已开始尝试将国外某些地区变成其特殊产品的供应地——孟加拉的靛青和麻，哥伦比亚的烟草，巴西和委内瑞拉的咖啡，埃及的棉花更不用提了，如此等等。这些新的出口作物取代或补充了当时同类的传统出口农产品——加勒比海和巴西正在减少的糖、内战时期美国南方诸州的棉花。整体而言，除了个别例外（如埃及的棉花和印度的麻），这些经济特殊作物并非一成不变，即使有些固定不变，其规模也不能与20世纪相比。恒久不变的世界农业市场模式，在帝国主义经济于1870～1930年间形成之前，尚未确立。看似欣欣向荣的产品也可能潮起潮落，时升时降；19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生产这类出口农产品的主要地区，后来不是停滞不前，便是完全放弃。圣保罗州（So Paulo）曾是这个时期生产咖啡的主要基地。如果说巴西已成为主要咖啡生产国，圣保罗的咖啡产量充其量只占全国产量的五分之一，只及里约（Rio）的四分之一，印度尼西亚的一半，锡兰（Ceylon）的两倍。锡兰的茶叶种植业在这段期间还无足轻重，19世纪70年代晚期茶的出口还未单独注册，19世纪70年代后也只少量出口。

尽管如此，农产品此时已成为主要的国际贸易项目，这通常会导致农业高度专业化，甚至使出口农产品的地区只种植单一作物（其理由显而易见）。技术的发展使这种局面成为可能，因为大量散装货物在进行长距离陆上运输之时，其主要运输工具只能依靠铁路，而铁路在19世纪40年代之前尚未问世。与此同时，技术显然随需求而诞生，或预测到市场需求而加以开发。这在美国南部的辽阔平原和南美若干地方最为明显。那些地区的牲口实际上并不需要人们精心饲养，只要由高卓人（gauchos）、拉内洛斯人（llaneros）、瓦克罗人（vaqueros）和牛仔放牧就行。然而成倍增加的牲口，正大声呼喊着唯利是图的城里人找个运输途径把它们转换成钱。得克萨斯人将牲口赶到新奥尔良，1849年后又进而赶到加利福尼亚。促成农场主人长途跋涉开拓这条牲口之路的原因，正是东北部已显示出它将成为一个大型市场。这条牲口之路成了“蛮荒的西部”英雄浪漫史的组成部分。这条路将偏僻的西南部与缓慢延伸过来的大车站连接起来，又借由一座座火车站与芝加哥相联系。1865年芝加哥的储货场开放了。内战爆发之前，每年有成千上万头牲口来到这里；内战结束后的20年里，每年来到这里的牲口更不下几十万头，这种盛况一直延续到铁路网络的完成，延续到19世纪80年代“蛮荒的西部”因耕种技术提高而告别了它的古典时期，告别了以畜牧为主要经济的时期。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试探新的家畜利用法：一是传统的方法，即在家畜屠宰后将肉腌制并风干；二是某种浓缩法〔1863年拉布拉他河诸州已开始把李比希（Liebig）的肉类萃取法应用到生产上〕；三是制成罐头；四是冷藏法，也是最具决定性的方法。波士顿在19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收到一些冷冻肉，伦敦也自1865年起从澳大利亚运来少量冷冻肉，但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结束之前，冷冻肉并没有很大的进展。不过这也没什么好奇怪，因为美国企业的两大先驱，即美国两大包装公司巨头斯威夫特（Swift）和阿穆尔，直到1875年还未在芝加哥站稳脚跟。

因此，农业发展的活跃因素是需求，是世界各城市和工业地区对食品需求的日益增长，对劳动力需求的不断增加。这两项与日俱增的需求结合在一起，遂出现了欣欣向荣的经济。经济增长促进了大众消费水准的提高，也提升了每个人的平均需求。随着名副其实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的建立，新市场仍无处可寻（诚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的），但老市场却方兴未艾。自工业革命以来，新资本主义经济提供就业的能力首次与其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并驾齐驱（见第十二章）。结果是，举个例子来说，英国在1848～1876年间，每人平均的茶叶消费量增加三倍，同期的每人平均食糖消费量从大约17磅增加到大约60磅。

于是，世界农业日趋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由国际和国内资本主义市场所垄断，另一部分是基本上独立于资本主义市场之外。所谓的独立农业并不意味着不进行任何买卖，更不代表那里的农业生产者过的是自给自足的生活。它指的是在这片农民拥有的土地上，自然经济很可能占相当高的比例，交易行为可能局限在邻近的狭窄范围内，而这些地区的小城市粮食是由方圆一二十英里的农村所供应。这两种农业经济尽管都有买卖，却有本质上的区别：一种是向外界出售的东西十分有限，且有选择；另一种则是自己的命运是由外部世界主宰。换句话说，一种是被歉收和因歉收而必然造成的饥饿幽灵所困扰，另一种则是被相反的情况，即被丰收或突然出现的市场竞争以及价格急遽下降的鬼魅所纠缠。到了19世纪70年代，造成全球性和具有政治爆炸性的农业萧条的原因很多，世界农产品充足是其中的第二大原因。

从经济角度看，传统农业是股消极力量，它对大市场的波动无动于衷，如受波及，也会竭尽全力进行抵制。在条件好的地方，土地能使男男女女维持生计，传统农业能把他们束缚在土地上，或是季节性地派出多余人手沿着传统小路出去找工作，就像巴黎的许多建筑工地吸引了法国中部的小自耕农一样。有些骇人听闻的乡间事情，城里人根本无法想象。巴西东北部的旱灾就像降下杀人刀般，迫使足不出户但又饥肠辘辘、骨瘦如柴、与其豢养的瘦小家禽相差无几的男男女女外出逃荒；等到旱灾过后，他们又回到龟裂、长满仙人掌的故土，而任何“文明的”巴西人是从来不屑去那种地方的，除非他们要对某个住在穷乡僻壤、眼里布满血丝的救世主进行军事讨伐。在喀尔巴阡山区，在巴尔干，在俄罗斯西部边陲地区，在斯堪的纳维亚以及在西班牙〔我们只举世界上最先进的（欧洲）大陆的几个地区〕，世界经济，也就是除了这些地区以外的现代世界，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对这些地区来说意义不大。时至1931年，当波兰人口统计官员进行人口普查，问波里西亚（Polesia）居民属于哪个民族时，他们根本不懂民族是什么意思，只能回答说“我们是这一带的人”，或说“我们是本地人”。

市场方面的情况就更复杂，因为市场的命运既取决于市场的性质（某种情况下是取决于市场供销机制的性质），取决于生产者专业化的程度，也取决于农业的社会结构。新的农业地区有可能出现一种极端：单一经济。这是为了满足遥远的世界市场需求所造成的。这些地区的出口贸易受控于大型港口，而大型港口里的外国贸易公司又以其独特机制加剧了（如果不是制造了）这种单一经济。守旧的希腊人经由敖德萨（Odessa）控制俄国的玉米贸易，来自汉堡的邦奇（Bunge）家族和鲍恩（Born）家族也即将通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蒙得维的亚（Montevideo）对拉布拉塔河诸国发挥同样的作用。当大型农牧地区的产品也到了像热带产品（如蔗糖、棉花等等）一样，总是为了出口而生产的时候（国外大牧牛场和牧羊场的产品几乎毫无例外都是为了出口，但农作物的出口产品略少一点），专业化的分工局势便告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大规模的农牧生产者（土生土长的当地人，而非外国人）、大商行、买办以及代表欧洲市场和供应商的政府政策，都会由于利益一致而形成一种共生现象。美国南方拥有奴隶的种植园主、阿根廷的大农场主以及澳大利亚的大牧场主，他们对自由贸易和外国企业的热情丝毫不亚于英国人，因为他们依靠英国，他们的收入完全依赖自由出售农场里的产品，又准备不顾一切地买回他们客户出口的任何非农业产品。一旦大农场主、小农场主，乃至农民都准备出售农产品时，情况就显得愈加复杂。当然，在农民的经济体系中，由大农场主投放到世界市场（此处是尚未被占领的市场）的产品，绝对比农民投放到世界市场的产品来得多，这是不言而喻的。

另一种极端的情况是：由于城市地区扩大，食品的需求也变得五花八门，成倍增长。这些食品需要精心培植，运输费用高昂，而且技术不易掌握。农村耕地面积的大小与能否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并无特殊关系。生产粮食作物的人，可能要为国内以及国际市场竞争而忧心忡忡，而出售乳制品、鸡蛋、蔬菜、水果，甚至鲜肉（或是任何容易变质不能长途运输的农业副产品）的人，则不需对市场竞争太过担心。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农业萧条，基本上是国内和国际粮食作物的萧条。开展多种经营的农民，特别是以经商为主的富裕农民，在农业萧条期间，多半仍能发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这个阶段，某些最先进、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它们对农民破产所作的预测通常不准的原因所在，有的甚至不像要发生危机。如果某农户的土地和其他自然资源（这因土质、气候、产品种类等因素不同而异）在某个最低限度的水平之下，要断定他无法生存，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如要说明大农场经济一定比拥有中等或小块土地农民的经济优越，这就困难得多了，特别是这些中小农户的劳动力大多数是来自大家庭成员，不需另付工资；有的农民土地太少，不足以养活自己，因而不断无产阶级化。有些农民由于家里人口增加，吃饭的嘴多了，自己田里所种的粮食不足以让他们填饱肚子，只得离乡背井，出去寻找生计。农民阶层的队伍因此而削弱。农民阶层当中多数人比较贫困，占有小块土地的农民和贫困农民的比例日渐上升。然而占有中等数量土地的农民，且不论在经济上他们的重要性有多大，就人数而言，他们不仅没有下降，有时还有增加。〔在莱茵地区和威斯特发里亚（Westphalia），从1858～1878年，占有极少量土地的农民，数量大规模下降；占有较少土地（1.25～7.5公顷）的农民，数量亦明显下降，而拥有大量土地的农民，数量则稍有增加。由于数量众多的小农消失——可能进入工业部门——占地稍多的农民就占了总数的一半以上，而以前他们只占三分之一。在比利时，从19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农业危机期间，这部分农民的数量仍持续增加，到了1880年，估计这部分农民拥有的耕地（2～50公顷）占总数的60%，其余40%为大农场主和小农所有，两者大致平分秋色。在典型的工业化国家中，小农农业只能维持原有的地位。〕

资本主义经济的增长靠着其大量需求改造了农业，因此，我们无需惊讶于本书所论时期农业用地的增加，也无需为因生产力提高而大增的产量感到诧异。但是农业用地究竟扩大到什么程度，这是一般人无从认识的。从已有的统计资料看，从1840～1880年，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增加了一半，或者说从5亿英亩增加到7.5亿英亩，其中又有半数位于美洲。美洲耕地在这段期间增加了3倍（澳大利亚增加5倍，加拿大增加2.5倍），增加的方式主要是从地理上将农业地区往内地拓展。从1848～1877年，美国小麦产区的经度往东推了九度，而其中主要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当然，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相对而言尚未开发，这是值得牢记的。“圆木小屋”现在成了农民开拓者的标志，这个事实说明：在这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那时木材并不丰富。

不过，欧洲耕地增加的数字更令人吃惊，尽管不是一眼就能看出，因为增加的部分多半分散在耕地之中和耕地周围。瑞典的耕地在1840～1880年间增加一倍，意大利、丹麦增加一半以上，俄国、德国和匈牙利增加约三分之一。增加的耕地有许多是由于放弃休耕，由于将荒地、沼泽变成良田以及由于毁坏森林。在意大利南部以及邻近诸岛屿上，约有60万公顷的森林——是这片干枯土地上尚存的、总数并不可观的树木的三分之一——在1860～1911年间全告毁灭。在一些得天独厚的地区，包括埃及和印度，大规模兴建的水利灌溉工程意义也很重大，虽然由于盲目迷信技术，而产生了灾难性和难以预见的副作用，这种情形在今日依然可见。只有英国才拥有风靡全国的新农业，而英国种植谷物的农业用地只增加不到5%。

光是罗列农业产量增加和生产力提高的统计数字是件非常乏味的事情。如果能进一步查看一下农业产量和生产力的提高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业化的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使用了与改造工业相同的方法和技术，这将更为有趣。在19世纪40年代以前，这个问题的答案会是：依靠工业化、依靠类似改造工业的方法和技术的程度非常小。甚至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绝大多数的农民仍采用100年前，甚至200年前大家所熟悉的耕作方法。这种情形其实是很自然的，因为光是将前工业时期的最佳方法加以普及，便能取得惊人的效果。美洲的处女地是用火与斧开垦出来的，与中世纪一模一样。用炸药清除树桩充其量只是辅助手段。灌溉水渠是用铁锹挖出来的，是用马和牛套上犁拉出来的。就提高农业生产力而言，用铁犁取代木犁，甚至——这一点很重要，但被忽视了——用大镰刀取代镰刀，其意义比使用蒸汽动力更为重要，蒸汽动力在农村永远找不到情投意合的伙伴，因为蒸汽动力大体说来是固定不动的。收割是唯一的重要例外，因为收割包含一整套标准程序，需要临时增添很多劳力。劳动力从来就贵，那时劳动力又日益缺乏，其费用当然是直线上升。先进国家广泛采用打谷机来收割粮食。收割机的重大发明大体上局限于地广人稀、劳动力奇缺的美国。不过大体说来，农业采用的创造发明的确明显增加。1849～1851年，美国平均每年通过191项专利；1859～1861年则平均每年增加到1 282项；1869～1871年平均最少不低于3 217项。

不过，从整体上看，世界绝大多数地方的农田和农业耕作方法仍然一如既往。随着先进地区的农业日趋繁荣，于是有越来越多的金钱得以投资在农业改进及大兴土木等方面，然而这些改变还不至于使传统的农村面目全非，无法辨认。甚至在新大陆以外的地区，工业以及工业技术也还是原地爬行。陶瓷排水管大规模生产并埋入地下，这恐怕是工业对农业做出的最大贡献；挂在墙上、灌木树篱上、木制围墙上的金属细网和带刺的铁丝网，只有在澳大利亚和美国的牧场才派得上用场。因铁路而开发出来的波状铁皮，迄今也未从铁路上解放出去。纵然如此，工业生产此刻对农业资本的贡献已十分巨大，现代科学也在有机化学（主要是德国的）方面对农业做出很大的贡献。化学肥料（碳酸钾、硝酸盐）尚未大量使用。智利出口到英国的硝酸盐到1870年尚不到6万吨。但在另一方面，有项大宗买卖正在形成和发展之中，这宗买卖对秘鲁财政暂时有利，对几家英国和法国公司则是长期的滚滚财源，那就是海鸟粪这种自然肥料。从巅峰之初的1850年到巅峰结束的1880年，短短30年间，秘鲁总共出口约1 200万吨海鸟粪。在全球性的大规模运输时代到来之前，这项贸易的规模之大是无法想象的（海鸟粪于1841年开始出口，到1848年出口额已达60万英镑。19世纪50年代平均每年出口额210万英镑，19世纪60年代达260万英镑，此后便逐年下降）。

农业有些部门容易接受改革，推动这部分农业前进的经济力量是一种蓬勃向上的力量。然而，在世界绝大部分地区，这种农业经济力量不可避免会遇到社会和机制方面的障碍，使其前进受阻，或使其完全停顿。同时受到影响的还有资本主义工业（其实是所有一切工业）发展为土地部门规定的其他伟大使命。农业在现代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不仅是提供数量急速增加的粮食和原料，同时还要为非农业部门提供一部分（实际上是唯一的）劳动力资源。它的第三个作用是为城市以及工业发展本身提供资金。这对农业国家而言几乎是义不容辞的，即使它完成得很吃力，很不完全。需知在农业国家，政府和富人舍此之外，几乎没有其他收入来源。

发展资本主义的阻力来自三个方面：农民本身，农民的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领导人，以及组织健全的整个传统社会。在前工业时期，农业既是社会的心脏，又是社会的躯体。所有这三者注定要成为资本主义的牺牲品，虽然，诚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农民阶层还没有立即遭到灭顶之灾的危险，以农村为基地、骑在农民身上的社会统治结构亦无马上崩溃的危险。然而归根结底，这三者结合起来的特殊整体与资本主义无论如何是水火不相容的，是肯定要与资本主义抗衡的。

对资本主义来说，土地是一种生产因素，是一种商品，如果有何特殊的话，就是土地不可移动，而且，土地有一定数量，不能再生，尽管那时新开拓了许多土地，“不能再生”一时显得不很重要，当然，这也只是比较而言。那些垄断这种“天然专卖品”的人，因而能对经济的其他部门进行勒索。那么应该拿这些人怎么办呢？既然土地也是商品，这就比较容易处理。农业是一种“工业”，像其他经济部门一样，是以利润最大化这个原则为指导的，农场主人则是企业大亨。整个农村是一个市场，是劳动力的源泉，是资金的源泉。农业因为具有顽固的传统习惯，因而无法遵循政治经济的要求，但最终一定要使农业服从于政治经济的要求。

要使农民和地主的观点与上述观点妥协、调和，根本是不可能的。对农民和地主来说，土地不仅是最大限度的收入来源，同时也是生活的基本框架。而要使这种社会制度与上述观点妥协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这种社会制度中，人与土地的关系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就土地而言），是不能自由选择，而是必须服从的。政府和政治思想可能会越来越容易接受“经济法则”，但即使在这一层次，冲突也相当尖锐。传统的地主所有制在经济上也许谁也不喜欢，但正是这样一个制度把整个社会结构紧紧地粘在一起，少了它，这个社会便会陷入混乱和革命之中（英国在印度施行的土地政策正是在这个头疼的问题上吃尽苦头）。从经济上说，如果没有农民也许问题会简单得多。然而，难道不正是农民坚定不移的保守思想才确保了社会的稳定吗？身强力壮，一代又一代绵延不绝的农民子孙不正是绝大部分政府军队的主要成分吗？当资本主义显而易见地在蹂躏和毁灭其工人阶级之时，难道能有一个政府敢坐视不管，不从力大如牛的乡下人中储备起人力资源以满足城市的需要吗？〔康拉德（J.Conrad）写道：“……就体质而言，农民是全民中最棒、最强壮的，城市特别需要从他们之中招募人员。”这段话代表了欧洲大陆普遍存在的看法。“农民是军队的核心……从政治上来说，农民一成不变的性格和与土地相依为命的特点，使他们成为繁荣中的农村公社基础……农民无论在哪朝哪代都是全国最保守的部分……由于农民舍不得割弃其家产，舍不得离开他们生长的土地，他们自然成为城市革命思想的敌人，成了反对社会民主力量的坚强堡垒。所以难怪农民被说成是每个稳健国家里最坚定的支柱。随着大城市的飞速发展，农民作为稳定社会中坚的影响力也不断增加。”〕

纵然如此，资本主义仍不得不摧毁政治稳定的农村基础，特别是与先进西方毗邻或在先进西方所属边陲地区之内的农村基础。正如我们所见，在经济上，向市场生产过渡，特别是向出口型单一经济过渡，既打破了传统的社会关系，又打乱了经济秩序。在政治上，“现代化”对要进行现代化的人来说，意味着要与传统主义的主要支柱、与农村社会进行正面冲突（见第七章和第八章）。英国、德国和法国的统治阶级，可以信赖农民的耿耿忠心。在英国，前资本主义的地主和农民已不复存在；德国和法国已与农民在繁荣国内市场的基础上达成暂时妥协。而意大利、西班牙、俄国、美国、中国以及拉丁美洲，则发生了社会骚动，甚至暴乱。

由于种种原因，使下列这三种土地经营方式遭受到特别强大的压力：奴隶制种植园、农奴制庄园和传统非资本主义的农民经济。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美国以及除巴西、古巴之外的大多数拉丁美洲国家都取消了奴隶制度（巴西和古巴奴隶制度的日子也屈指可数），因此第一种土地经营方式便不复存在。巴西和古巴于1889年也正式宣布取消奴隶制度。出于实际原因，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晚期，奴隶制度的阵地已退缩到更为落后的中东和亚洲地区，而中东和亚洲农业的地位在此时已不很显著。至于第二种土地经营方式，已于1848～1868年间正式从欧洲消失，虽然南欧和东欧大庄园里的农民，尤其是无地农民，仍处于半奴隶状态，因为他们仍受到非经济性的强大压力。只要农民在法律上和公民权益上享有的权利低于那些有钱有势的人，不管理论上怎么说，农民事实上就是饱受经济之外的强大压力，瓦拉几亚（Wallachian）和安达卢西亚的情形就是如此。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并未废除强制性劳役，事实上似乎愈益加剧了，以致我们无法笼统地宣称该地已经取消了农奴制度。（当地对强制性劳役有许多不同称呼，此等强制性劳役不可与其他作用相似的奴役，如债务奴役等相混淆，就如不可将从国外引进的契约劳工与奴隶制度等同一样。这两种劳役都承认以前的奴隶制和农奴制已告废除，却又都企望在契约的基础上重新建立起奴隶制和农奴制，而这个契约从文字上看又都是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自由”原则制定的。）不过，强制性劳动看来似乎越来越局限于印第安农民身上，剥削印第安农民的乃是非印第安地主。第三种土地经营方式，即传统农民经济，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仍能维持。

前资本主义的土地隶属关系，即非经济性的隶属形式基本上废除了。废除的原因很复杂，有些情况显然是政治因素起了决定性作用。1848年的奥地利帝国就像1861年的俄国一样，废除前资本主义依附形式的原因与其说是农民对农奴制度极不赞成（农民毫无疑问是不支持农奴制度，农民在农奴解放运动上扮演了决定性角色），倒不如说是因为惧怕非农民革命。非农民革命运动若能将农民的不满情绪动员起来，便可立即获得一支横扫千军的力量。农民造反的可能性随时存在，例如1846年加利西亚农民起义，1848年意大利南部农民起义，1860年西西里农民起义以及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那几年俄国的情形。然而使各国政府惶惶不可终日的不是盲目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无法持久，甚至自由党人都能用火与剑将其扑灭，就如我们在西西里见到的那样。他们害怕的是农民骚动被一股向中央当局提出政治挑战的力量所动员。奥地利帝国统治者于是竭尽全力将各种要求自主权的全国运动与农民根据地隔离开来。俄国沙皇在波兰的做法也如出一辙。在农业国家，若没有农民支持，自由激进主义者的运动是掀不起大风大浪的，至少是可以对付的。奥地利帝国的统治者与（俄国沙皇）罗曼诺夫（Romanovs）家族都深知这一点，也都采取了相应的对策。

但无论是农民或是其他阶级发动的暴乱和革命，都无法说明任何问题，更不能解释奴隶制度的废除，而只能说明若干农奴解放的时机。奴隶造反与农奴暴动不同，奴隶造反相对说来并不多见——美国发生的奴隶起义更少，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少——奴隶起义在19世纪从未构成非常严重的威胁。那么，要求取消农奴制度和奴隶制度的压力是不是经济因素呢？就某种程度而言当然是的。现代经济史学家引经据典，说明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下的农业实际上比自由劳动者的农业利润更高，甚至效益更好。（这个高论在奴隶制度问题上说得详尽无遗，头头是道，而对农奴制度的阐述就不似这等详尽了。）这种说法当然是有可能的，论据也颇充足，不过结论还得由具有数学头脑的历史学家以及其他人进行热烈辩论之后方可得出。而另一方面不可否认的是，以现代方法和现代审计标准进行工作的当时人深信，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下的农业比不上自由劳动者的农业。他们对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是深恶痛绝的。至于他们的感情色彩在他们的计算工作中究竟占了多少分量，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不过，铁路企业家布拉西以商界人士切合实际的判断力对农奴制度进行观察后说，实行农奴制度的俄国粮食产量只及英格兰和萨克森的一半，也比其他任何欧洲国家来得低。他在谈到奴隶制度时说，奴隶制度的生产力明显低于自由劳动者，成本也比人们想象的高，别忘了把采购、饲养和维修保养的费用都包括在内。英国驻伯南布哥的领事估计（毋庸讳言，他是在向竭力反对农奴制度的政府作报告时说这番话的），奴隶主人若将购买奴隶的钱改作他用，将可多得12%的利润。暂且不论这些看法是对是错，它们都是除了奴隶主人之外的其他人的共同看法。

很明显，奴隶制度确实在一步步退出历史舞台，其原因并非出于人道主义。由于英国的施压，国际贩奴贸易迅速趋向终结（巴西被迫于1850年废除奴隶制度），供应奴隶的路线显然被切断了，因此奴隶价格飞涨。1849年从非洲卖到巴西的奴隶约有5.4万人，到了19世纪50年代中期，实际上已降为零。虽然主张禁止贩卖奴隶的人士宣称国内的贩奴贸易依然存在，但在那时，这点活动已无伤大雅了。从另一方面看，奴隶转为非奴隶劳动者的速度也是惊人的。及至1872年，巴西有色人种的自由劳动者几乎是奴隶总数的三倍，即使在纯黑人当中，自由劳动者与奴隶的人数也几乎相等。1877年古巴奴隶人数已减至一半，从40万下降到20万。蔗糖业传统上是使用奴隶最多的领域，从19世纪中叶起，糖厂由于实行机械化，糖在加工过程中所需要的劳动力也减至最小程度，尽管在古巴等蔗糖业快速发展的国家，其甘蔗田里所需要的劳力相应增加了。不过，由于欧洲甜菜糖的竞争力越来越强，而蔗糖生产所需要的高劳动力，使蔗糖业面临亟须降低劳动成本的压力。雇用奴隶的种植园主，他们能在为机械化进行大量投资的同时又购买和养活一大批奴隶吗？略加计算之后，种植园主自然选择以雇工取代奴隶，不过他们雇用的倒不是自由劳动者，而是种族战争（见第七章）中的受害者，即从尤卡坦地区的玛雅印第安人当中雇用契约劳工，或从门户刚被打开的中国雇用契约劳工。毫无疑问，拉丁美洲甚至在奴隶制度废除之前，剥削奴隶的方式已不时兴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1850年后，以奴隶充当劳动力在经济上也越来越不合算。

至于农奴制度，在经济上要求废除它的理由既有一般的，又有特殊的。一般说来，工业发展需要自由劳动力，而将农民普遍束缚在土地上显然对工业发展不利，取消农奴制度，使劳动力自由流动，便成了工业发展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再者，农奴制度的农业在经济上怎能行得通呢？借用19世纪50年代俄国某位捍卫农奴制度人士的话说，农奴制度“排除了准确核算生产成本的可能性”。农奴制度也剥夺了对市场需求进行充分、合理调整的能力。

主张废除农奴制度的特殊原因是，如果要为各式各样的粮食产品和农业原料开拓国内外市场（主要是粮食），那么农奴制度就得被摧毁。俄国北部从来就不是非常适合大面积种植粮食，于是小农便将庄园式生产丢在一旁，种起大麻、亚麻和其他精耕细作的作物；而手工艺品又同时为农民进一步打开了市场。充当劳动力的农奴一直为数不多，此刻总数又更下降。农奴只要按市场要求，将劳务折成租金，付钱给地主即可。空旷的南部大草原是片未开垦的处女地，后来变成牧场，而后又变成麦田，农奴在这里更是微不足道。地主的出口业务日益昌盛，他所需要的是更好的交通条件、贷款、自由劳动者，甚至机器。农奴制度在俄国还得以一息尚存的地区，如同罗马尼亚一样，主要是在人口稠密的粮食产区。这些地方的地主或是以增加农奴劳动量的办法来弥补自身竞争力不足的缺陷，或是以同样的方法廉价地挤进粮食出口市场，不过所谓的廉价也是暂时的。

然而，不能自由流动的劳动力的解放，不能单单从经济角度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反对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不只是因为它们认为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在经济上不可取，也不是由于道德上的原因，而是因为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无法与市场社会并存，市场社会是以个人自由追逐私利为基础的。奴隶主和农奴主则相反，他们之所以在整体上坚持其制度不放，是因为他们看到这项制度正是其社会和阶级的基石。一旦奴隶和农奴确立他们自己的地位之后，奴隶和农奴主人也许根本无法想象他们该怎样活下去。俄国地主没有造、也不能造沙皇的反，因为只有沙皇能赐予他们压迫农民的某些合法性，农民则执迷不悟地认为土地是沙皇的，由沙皇支配；农民还虔诚地相信他们世世代代都得服从上帝的代表和沙皇的统治。他们还相当固执地反对解放，解放是外部和上面以极大压力强加给他们的。

奴隶制度的废除和奴隶、农奴的解放，如果只是经济力量的产物那就好了，俄国和美国就不会产生如此无法令人满意的结果。奴隶制度和农奴制度在那些薄弱环节和确实“不起经济作用”的地区——即俄国北部和南部、美国西南部几个边境州——很容易进行调整，实现解放；然而在核心地区，问题就没那么容易解决。19世纪80年代晚期，在俄国的纯“黑土带”各省（与乌克兰和边境大草原明显不同），资本主义农业发展缓慢，长工劳役依然相当普遍，耕地面积的扩大也远远落后于南方粮食产区〔19世纪60～80年代，黑土带耕地平均增加60%。乌克兰南部、伏尔加河（Volga）下游、高加索北部和克里米亚，耕地增加了一倍，而库尔斯克（Kursk）、梁赞（Ryazan）、奥廖尔（Orel）和沃罗涅什（Voronezh）（1860～1913年），其耕地只增加了不到四分之一〕，而扩大的耕地又是以牺牲近河草地和山区草地、强化旧式的三年轮耕为代价。总而言之，结束强制劳动经济，其所获得的纯经济效益究竟有多大，还是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这种现象在先前的奴隶制经济之下，是很难从政治角度清楚剖析的，因为美国南方被征服了，旧式的种植园贵族至少暂时处于无权状态，尽管时间不长，他们的权力不久又告恢复。俄国地主阶级的利益当然得到无微不至的照顾和保护。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贵族和农民对奴隶解放在农业方面所产生的结果都不满意；为什么这种结果对名副其实的资本主义农业发展前景也不尽理想。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要看究竟是什么样的农业，特别是什么样的大型农业，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最佳模式。

资本主义农业主要有两种模式，列宁称它们为“普鲁士模式”和“美国模式”：一个是资本主义地主企业家经营的大农场，雇用劳工；另一个是独立农场主经营的规模大小不等的农场，他们以销售为目的，必要时也雇工，只是雇佣的人数少得多。两种模式都包含市场经济成分。然而甚至在资本主义大功告成之前，作为生产单位的大农场（土地当然不一定就是生产单位。地主可将土地出租，从租赁人手中收取租金，或收取实物，或收取一定比例的农作收成，承租人则是真正的生产单位），多半都将自己收成的很大一部分拿去出售，而大多数拥有土地的农民则主要还是自给自足，不靠出售产品维生。因此从经济发展角度来看，大农场的优势与其说是在于其具有技术优势、高生产力和经济规模等等，倒不如说在于其拥有为市场需要而生产剩余农产品的非凡能力。当农民仍处于“前商业”阶段的时候，如俄国大部分地区农民，以及美洲获解放的奴隶（他们进入了实质上是小农经济的队伍），大农场此刻已取得这种优势，只是当时已无农奴或奴隶可供强制性劳动之用。大农场要在农奴或奴隶当中寻觅劳动力，变得比以前更困难了，除非前农奴或奴隶没有土地，或土地很少，不得不去当雇工，以及除非他们找不到有吸引力的工作。

然而整体说来，被解放的奴隶确实获得了一些土地（虽然没有他们朝思暮想的“40英亩地加一头骡子”），农奴也变成了自耕农，虽然他们的一部分土地被地主夺去，特别是在商品农业不断扩大的地区。（但是在黑土带中央地区，农民损失的土地较少，甚至有人还增加了一些土地。）事实上，旧的村社保存了下来，甚至强化、壮大了。村社不时进行公平的土地再分配，小农经济因之得到保护。所以地主更加倾向于出租土地、收取田租，而非从事他们感到更难进行的农产品生产。至于俄国的地主贵族和庄园主人，如托尔斯泰笔下的罗斯托夫（Rostov）伯爵和契诃夫（Chekhov）笔下的雷奈夫斯卡雅（Ranevskaya）夫人，他们是否更有可能或更不可能将自己改造成资本主义农业企业家，而不是美国南北战争前的农场主人〔这却是司各特（Walter Scott）最得意的生活模式〕，则是另一个问题了。

不过，如果说“普鲁士模式”未被有系统地全盘接受的话，那么“美国模式”也未被采纳。要采取这些模式必须要有一个由小农场主组成的大群体，这些小农场必须是以企业模式经营的，而且基本上是种植棉花、烟草、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经济作物必须要有一块最低限度面积的土地，大小则视作物不同而异。内战后的美国南方，“经验证明，农人每年收成如不足50捆（每捆约500磅），他是否还有利可图，就非常令人怀疑了……一个人若不能赚至少八捆或十捆，根本就难以维生，更谈不上追求生活品质。”所以大部分自耕农仍选择种粮食来养家糊口，如果他们的土地够多，足以养家的话；若土地不多，不足以养家，他们就出卖劳动力以弥补不足的部分（他们不仅土地少，经常也没有牲口，没有大车）。在自耕农内部，毫无疑问，已有相当一部分人发展成为商业性的农场主人，到19世纪80年代，这部分人在俄国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使得阶级之间的区分受到压制，例如美国的种族主义和俄国顽强坚持的有组织村社。使得农村当中那些完全商业化和资本主义化的人士，多半是外地商人和贷款者（商业公司和银行）。（在俄国，农奴解放产生的结果——从自由主义观点看有点啼笑皆非——确实是将自耕农带出政府的法律王国，使他们正式服从农民的习性，而这种习性对资本主义远非有利。）

所以，无论是奴隶制度的废除还是农奴的解放，均未使“农业问题”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顺利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甚至究竟是否能够走上资本主义道路也颇令人怀疑，除非是在那些已具备发展资本主义农业条件，并处于奴隶制或农奴制经济边缘的地区，如得克萨斯州、（欧洲的）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一部分地区。在这些地区我们可以看到“普鲁士模式”或“美国模式”正在演进。当贵族大庄园转变成资本主义企业之时，有时他们可因失去奴隶或农奴劳动力而获得赔偿〔在捷克农村，施瓦森贝格（Schwarzenberg）家获得220万盾（Gulden）的赔偿，劳伯科维茨（Lobkowitz）家得到120万盾，瓦尔德施泰因（Waldsteins）家和李希滕斯坦因（Alois Liechtenstein）家各得约100万盾，金斯基（Kinsky）家、迪特里希斯坦因（Dietrichstein）家、科洛雷多-曼斯费尔德（（Colloredo-Mansfeld）家，各得约50万盾〕。19世纪70年代初期，庄园贵族在捷克农村里拥有43%的啤酒厂、65%的制糖厂和60%的酒厂。当地需要密集劳力的农作物不仅使雇用农工的大庄园发了财，也使土地较多的农民致了富。（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以匈牙利为例，约0.6公顷的土地，如用作牧场，只需要一个劳动日；如种牧草，则需要6个劳动日；如种谷类作物，则需要8.5个劳动日；如种玉米，则需要22个劳动日；如种马铃薯，则需要23个劳动日；如种块根植物，则需要30个劳动日；如做花圃，则需要35个劳动日；如种甜菜，则需要40个劳动日；如做酒坊，则需要120个劳动日；如种烟草，则需要160个劳动日。）在匈牙利，农民占有主导地位，寸土全无的农奴获得的只是自由，没有半片土地。将农民区分成富农、贫农和赤贫农的情形，在先进的捷克农村也可看到，山羊的头数也可反映这项事实。山羊是穷人拥有的典型家畜，1846～1869年间，山羊的数量整整增加了一倍。（另一方面以农村人口计算，平均每人的牛肉产量也增加了一倍，这反映出城市食品市场需求的增加。）

然而在强制性劳动根深蒂固的核心地区，如俄国和罗马尼亚（农奴制度在这两国的寿命最长），农民阶层却相当一致，有同病相怜之感（除非因民族、国籍不同而有隔阂），他们都表现出相同的不满，也都潜伏着革命的种子。他们或是在民族压迫下，或是由于缺少土地、种子而变得软弱无力，他们只得忍气吞声，就像美国南方农村中的黑人和匈牙利平原上出卖劳动力的人一样。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说，传统的农民却可能成为更可怕的力量，特别是通过村社把他们完善组织起来之后。19世纪70年代的大萧条，开创了农村动荡和农民革命的时代。

如果采取一种“更为合理的”解放形式，是否就可避免这种情况呢？谁也无法肯定。有些地区为了给资本主义农业发展创造条件，而采取一种更为一般的程序，即采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法律形式：将土地变成个人财产，使土地像其他东西一样，成为可以自由出售的商品，而不是简单地出张告示，宣布全盘废除强制性劳动制度。然而其结果跟上述结果大同小异，就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从理论上来说，这个演进过程在19世纪上半叶已广泛实施（见《革命的年代》第八章），但从实践情况来看，1850年后这个演进过程又因自由主义的胜利而得到极大加强。这意味着，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旧有村社组织的解体，即是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和教会等非经济机构所有的土地进行重新分配或没收。这项活动在拉丁美洲进行得最激烈，也最残酷。例如，19世纪60年代胡亚雷斯统治下的墨西哥和独裁者梅尔加雷约（Melgareio）统治下的玻利维亚（1866～1871年）。经过1854年革命后的西班牙以及统一在皮德蒙特自由机制领导下的意大利，也都曾发生这类大规模事件，而且在自由主义经济体制高奏凯歌的所有地方，也都发生过此类事件。自由主义勇往直前，即使在那些政府致力于维护村社组织和集体土地的地方，自由主义依然所向披靡。阿尔及利亚的法国当局采取一些措施保护其穆斯林臣民的村社财产，尽管拿破仑三世（在1863年元老院法令中）认为，“凡有可能及条件成熟的地方”，便应在穆斯林社群中正式确立私人土地所有权。1863年措施的实际效果，是首次允许欧洲人用钱购买土地，不过这项措施远不同于1873年的法律，还不是土地大批转让的宣言。1873年的法律（于1871年大暴动之后实施）要求立即将当地地产转让给有法国合法身份的人，这项措施“除了对（欧洲）商人和投机商有利外，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政府支持也好，不支持也罢，反正穆斯林的土地终究都进了白人殖民者和地产公司手里。

人性的贪婪在这场土地转让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政府期望从出售土地和其他收入中获取利润，地主、殖民者和投机商企图轻而易举又极其廉价地获得地产。不过立法人士认为：若能将土地变成可以自由出售的商品，将公有的、教会所有的、限嗣继承的以及业已过时的历史遗产转变成私人财产，便可为农业发展打好令人满意的基础。立法人员的这项信念倒是发自真心，我们如不承认这点便有失公正。然而无论真诚与否，这种信念并未给农民阶层带来好处。大体而言，农民并不愿变成蓬勃发展的商业农场主人，即使有机会他们也不想（大多数农民并无此机会，因为他们买不起投放在市场上的土地，甚至也弄不懂转卖过程中一系列非常复杂的法律问题）。“大地主领地”——这一用语非常含糊，在政治词汇里它又包上了一层厚厚的外衣——或许也未从中获得加强。不管是谁从中得到好处，反正受益的不是自给自足的农民。无论是原有的还是新生的农民，他们都住在村边上，种的是公有土地，或是住在有待砍伐森林或土壤冲蚀的地方，即那些不再由村社控制用途的地方。〔卡尔（Raymond Carr）指出，自19世纪中叶起，“森林问题在西班牙复兴主义者的作品中开始成为中心话题。”〕自由化的主要效果是加剧了农民的不满。

农民不满的奇妙之处在于左派可进行煽动和利用。事实上，这种不满在南欧部分地区尚未煽动起来。1860年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农民暴动，与加里波第密不可分。加里波第是个金发神奇人物，爱穿一件红衬衫，看上去是十足的人民解放者。他的信仰是建立一个激进、民主、贴近人民，甚至带点模糊社会主义色彩的政府。然而他的信仰与农民的信仰居然水火不容。农民信仰的是圣母玛利亚、教皇和（西西里以外地区）波旁王朝国王。共和主义、国际社会主义（巴枯宁式）和共产主义，在西班牙南部取得了飞速进展：1870～1874年间，安达卢西亚每座城市都不乏“劳工协会”的组织（当然，1848年后，作为左派最时髦政治信仰的共和政体，在法国某些农村地区已站稳脚跟，而且1871年后，又在某些地区赢得大多数人的适度支持）。随着19世纪60年代芬尼亚运动而出现的爱尔兰农村革命左派，在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也曾突然出现在令人生畏的土地联盟中。

我们应该承认，欧洲许多国家——以及实际上欧洲大陆以外的所有国家——的左派，不论是革命或非革命的，在农民阶层中都还没有什么影响力，正如19世纪80年代，当俄国民粹主义者（见第九章）决定“到人民中去”时发现农民对他们的态度一样。只要左派还局限在城里，还是世俗主义者，与教会势不两立（见第十四章），对农村问题一无所知，因农村“落后”而对农村抱不屑一顾的态度，那么农民对他们就仍可能满腹狐疑，充满敌意。西班牙好斗的反基督无政府主义者和法国共和主义者确实取得了胜利，但他们是例外。不过在这段时期，农村的旧式暴动也很罕见，至少在欧洲是如此，这类旧式暴动多半是为拥戴教会、国王，反对不信上帝的城市自由派。甚至在西班牙，其第二次王室正统派战争（Carlist War，1872～1876年）比起19世纪30年代的第一次，其广度已大为逊色，只限于巴斯克（Basque）人集居的省份。不过，当1860年到19世纪70年代初的经济繁荣让位给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的农业萧条时，我们再也不能理所当然地将农民阶层视为保守的政治成分了。

农村生活结构被新世界的力量撕碎了，但究竟碎到什么程度，站在20世纪末的我们是很难衡量出来的，因在本世纪下半叶，农村生活已经彻底改造，其变化之大超过农业问世以来的任何时期。回首过去，我们会觉得19世纪中期的农村男女在生活方式上没有什么变化，仍然是古色古香，或是变化十分缓慢，宛如蜗牛爬行。当然这只是错觉。至于变化的确切性质现在实难辨明，除非是对那些基本上属于新一类的农人，例如美国西部的殖民者，他们已有机器设备，已通过新发明的邮购目录从城里购买物品，能根据价格走向重新安排自己的农田和作物，也能进行一些投机。

然而农村毕竟有变化。农村中有了铁路，有了小学。小学增加的速度越来越快，学校里教授全国通用的语言（对大多数农家子弟来说这是新的语言，是第二语言）。在学校教育、国家行政管理和全国政治的综合影响下，代表个人的称谓也变了。过去在诺曼底山区里，人们彼此之间或以绰号相称，或使用当地非正式姓氏。据报道，到了1875年，这些绰号、姓氏实际上已完全消失。这“完全是由于校长不允许在校学生使用除正式姓名以外的任何名字”。也许绰号和非正式姓氏并未完全绝迹，在教育落后、农民尚无阅读能力的地方，人们用当地语言进行私人交谈或非正式谈话时仍旧使用。农村中的教育水准参差不齐，而这种差距正是人们求变的巨大力量。因为，在教育落后靠口语传播的地方，除了少数因工作关系必须具备读写能力的人外（这些人很少是务农的），一般人不识字、不懂国语、不知国家机制为何物根本无关紧要；然而在文化发达的社会里，文盲必定遭到蔑视，他们会强烈希望消除这种羞耻，至少希望他或她的孩子不必再忍受这种耻辱。1849年，当匈牙利革命领袖科苏斯起兵举事之时，摩拉维亚（Moravia）的农民政治很自然地采取传说形式，宣称匈牙利这位领袖是“人民皇帝”约瑟夫二世的儿子，而约瑟夫二世又是古代国王斯瓦托普卢克（Svatopluk）的近亲。到了1875年，捷克的农村政治就没这么简单了，如果还有人希望“人民皇帝”（不管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的亲戚来拯救全国的话，他们在承认这点时可能会感到有点尴尬。抱有这种希望的人越来越局限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俄国便是其中之一。俄国的民粹派革命党人此刻正试图——未遂——以“人民国王”取代沙皇的口号来组织农民革命。这种举措甚至连中欧农民也觉得落伍了。

相对而言，除了西欧和中欧部分地区（主要是新教地区）以及北美之外，世界各地的乡下农民几乎皆是目不识丁的〔1860年的西班牙，有75%的男人和89%的女人是文盲；1865年的意大利南部，居民90%是文盲，甚至在最先进的伦巴底和皮德蒙特地区，文盲亦高达57%～59%；1870年前后，在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士兵中，文盲占99%。法国情况则相反，到了1876年，乡下80%的男人和67%的女人受过教育；荷兰几乎84%的士兵受过教育；甚至在教育明显落后的比利时，能看书写字的士兵亦高达65%（1869年）。至于识字程度，当然是十分一般〕。然而即使在落后守旧的地区，也只有两种乡下人才是继承古老文化的主要支柱——老年人和女人。他们将“老太太的神话故事”一代又一代传下去，有时连城里搜集民间故事、民间歌曲的人也来听。然而说也奇怪，所有的新事物在这段时期也是通过妇女传到乡村。在英格兰农村中，女孩子比男孩子识字多——这种情形似乎开始于19世纪50年代。在美国，“文明方式”的代表非妇女莫属——读书、讲究卫生、“漂亮”的房屋、按城里样式布置的住宅以及端庄、不酗酒——与男人粗野、凶暴、醉酒的方式恰成对比；哈克贝里·费恩（Huckleberry Finn，1884年）便是在吃了大亏后才明白这点。母亲督促儿子“检点、长进”的可能性远远大于父亲。也许此等“现代化”的最佳途径，是年轻的乡下姑娘进城里为中产阶级和下中产阶级家庭当女佣。事实上，对男人和女人而言，伟大的提升过程不可避免的便是破坏古老方式和学习新方式的过程。接着我们就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谢选骏指出：人说“印第安人现在每星期能挣九个小银币。一旦他们每天能挣到三个小银币，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便绝对不会超过一半，因为这样他们仍能拿到九个小银币。”——我知道，印第安人可谓乐天知命，一旦领了工钱，他她们就会停止工作，立即呼朋唤友、跳舞喝酒狂欢。这样的民族性格，使得拉丁美洲社会（包括北美的拉丁社区）很难获得持续的升级，只能陷入“拉美陷阱”。

【第十一章　移动的人】

我们问她：“你丈夫在哪儿？”

“在美国。”

“他在美国做什么？”

“当沙皇。”

“犹太人怎么能在美国当沙皇呢？”

“在美国又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她答道。

——尚勒姆·阿莱切姆，1900年左右

我敢说，普天下给人家当仆役的爱尔兰人比比皆是，他们开始在各地取黑人而代之……这是普遍现象，世界各地几乎没有一个仆役不是爱尔兰人。——A·H·克拉夫给卡莱尔的信，波士顿，1853年

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移民浪潮始于19世纪中叶。移民的具体情况无法确知，因为那时的官方统计数字反映不出男女老幼在国内乃至在国际之间流动的全部情况。从农村涌向城市，跨地区以及跨城市的人口流动，漂洋过海的移民，前往边远地区定居的人们，如此等等，川流不息。至于流动的方法，现在更难以说清楚。尽管如此，有关这次移民的大致轮廓还是可以勾画出来。1846～1875年间，约有900多万人离开欧洲，其中大部分到了美国。这个数字等于是1851年伦敦人口的四倍。在此之前的半个世纪里，离开欧洲的总人数不超过100万。

人口流动与工业化形影相随。现代世界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流动人口，而新式改良的交通条件又使人口流动更加容易、更加便宜。当然，现代经济发展又使世界能够养活更多人口。在本书所述时期发生的大规模迁徙并非突如其来，没有征兆。早在19世纪30和40年代，就已有人预测到不久必定会有大迁徙爆发（见《革命的年代》第九章），然而预测毕竟是预测。原本还是潺潺流动的小溪，如今一下子似乎突然变成了滔滔不息的急流。1845年前，每年前往美国的外国人数只有一年超过10万人；但在1846～1850年之间，平均每年离开欧洲的人数多达25万人以上，此后五年平均每年达35万；仅1854年，前往美国的人数就不下42.8万。移民继续以空前规模发展，数量大小不等，随迁出国和接受国的经济好坏而定。

当时的移民不可谓不多，但与以后的移民规模相比，却是小巫见大巫。19世纪80年代，平均每年移居国外的欧洲人达70万～80万，1900年后，平均每年达100万～140万。因此光是1900～1910这10年间移居美国的人数，便远高于本书所述的整个时期。

对移民最明显的限制因素是地理条件。暂且撇开因贩卖非洲奴隶而造成的移民不谈（奴隶贸易此时已属非法，英国海军相当有效地切断了奴隶贸易路线）。我们可以说国际上的移民主体是欧洲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西欧人和德国人。当然中国人此时也在流动当中，流向中国北部边境，流向中央帝国的边缘地区，流入汉族故乡以外的地区；住在南方沿海地区的人则移入了东南亚的半岛和岛屿上，但人数究竟有多少，我们还说不准。也许人数不是很多。1871年在海峡殖民地（即马来亚）大约有12万人。印度人在1852年后开始向邻国缅甸移民，不过数目不大。因禁止奴隶贸易而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在某种程度上由主要来自印度和中国的“契约劳工”填补了，他们的状况比起奴隶实在也好不了多少。1853～1874年，约有12.5万中国人移往古巴。他们在印度洋群岛以及太平洋地区与印度人组成少数民族的杂居区；与古巴、秘鲁和英属加勒比海的华人组成规模较小的华人区。一些具有冒险精神的华人已为美国太平洋沿岸最早开拓的地区所吸引（见第三章），他们为当地报人提供了不少有关洗衣工和厨师的笑料〔旧金山的中国餐馆是他们在淘金潮期间开创的（波士顿《银行家杂志》说：“此地最好的餐馆是从中国来的冒险家开设的。”）〕在经济萧条时期他们又成为政客们进行种族排外的宣传材料。国际贸易使得世界性的商船队发展神速，商船队船员大部分是“东印度水手”，他们在世界各大港口都滞留和储备了一批数量不多的有色人种。在殖民地招募军队又使一部分有色人种首次踏上欧洲土地。（这时期英国的殖民部队绝大部分是从印度招募来的，并用于印度，或用于英印政府统治范围之内、伦敦英国政府统治范围之外的一些地区。）征召殖民军的国家主要是法国。法国希望借由此举抵消德国在人口上的优势（这是19世纪60年代的热门话题）。

就欧洲移民而言，大规模漂洋过海的洲际移民仅局限于少数国家，在本书所述时期，绝大部分移民是英国人、爱尔兰人和日耳曼人，从19世纪60年代起还有挪威人和瑞典人，丹麦人从未达到类似的移民高潮。由于挪威、瑞典移民的绝对数字不大，从而掩盖了它们在其总人口中实际所占的巨大比重。在挪威新增的人口当中，约有三分之二跑到了美国，超过其比例的只有不幸的爱尔兰。爱尔兰移居国外的人数已超过其人口增长总额。自1846～1847年的大饥荒之后，爱尔兰每一个10年的人口均呈下降趋势。英国和日耳曼的移民虽没超过其人口增长部分的10%，但从绝对数字上看，这仍是一支非常庞大的队伍。1851～1880年，约有530万英国人离开了英伦三岛（其中350万去了美国，100万去了澳大利亚，50万去了加拿大），这是直到那时为止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越洋移民大军。

南欧的意大利人和西西里人，很快也会像潮水般涌向美洲大城市，但此刻他们尚未从其土生土长的贫穷农村向外挪动。东欧人，包括天主教和东正教徒，基本上也稳坐不动，只有犹太人渐渐渗入或蜂拥奔向省城，此后又进入大一点的城市（匈牙利城市直到1840年才对犹太定居者开放），在此之前，犹太人从未能在大城市定居。俄国农民在1880年前尚未移入西伯利亚的广阔天地，但他们已大批流入俄国欧洲部分的大草原，到19世纪80年代基本上完成了在草原定居的过程。1890年前鲁尔矿区几乎还见不到波兰移民，不过此时捷克人已向南移入维也纳。斯拉夫人、犹太人和意大利人向美洲移民的热潮约始于19世纪80年代。大致说来，英国人、日耳曼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构成了国际移民的主力军，此外便是自由自在的加利西亚人、巴斯克人等少数民族，他们在拉丁美洲世界无所不在。

由于大多数欧洲人是乡下人，所以大多数移民也是乡下人。19世纪是一部清除乡下人的庞大机器。多数乡下人都进了城，至少是离开了乡下传统的饭碗，尽其所能地在陌生的、可怕的，但也充满无限希望的新天地里寻找生计，在据说遍地是黄金的城里寻找出路，不过这些新来的移居者充其量只能偶尔捡到几块铜片。有人认为乡下人的蜂拥进城与都市化是同一回事，这话不完全正确。因为有几批移民是从较糟糕的农业环境离开，迁移到较好的农业环境定居，这些人主要是在美国大湖区定居的日耳曼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以及稍早来到加拿大定居的苏格兰人。1880年前往美国定居的外国移民当中，只有10%从事农业。一位观察家说，“从购买和装备一个农场所需的资金来衡量”，他们“或许”还称不上是农场主。19世纪70年代初期，仅农场设备一项就要花费900美元。

乡下人从地球表面的这一边跑到了另一边，如果说这种人口重新安置的现象已不容忽视，那么乡下人成群结队脱离农业的情况就更令人吃惊了。人口流动与都市化形影相随，19世纪下半叶处于都市化过程中的主要国家（美国、澳大利亚、阿根廷），其城市人口集中的速度超过了除英、德工业区以外的任何地方（1890年人口数量排名前20的西方城市中，有五个在美国，一个在澳大利亚）。男男女女不断拥进城市，虽然其中有越来越多人也许是（在英国则一定是）来自其他城市。

如果他们只是在国内移动，那么他们并不需要借助新技术和新发明。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他们都走不远，如果要远行，那么那条连接其居住地和城市之间的小路一定早已被亲朋邻居踩平了，就像法国中部的叫卖小贩和农闲季节去巴黎充当建筑工的人们早已走惯的路一样。随着巴黎建筑业的兴盛，这类季节性雇工的人数也不断增加，直到1870年后他们才在巴黎永久定居。新的路线有时会因新技术，例如铁路的问世而开辟。铁路把布列塔尼人带到巴黎，他们在抵达巴黎蒙帕纳斯（Montparnasse）火车站出入口时便放弃了自己的信仰，便把最具姿色的女孩提供给巴黎妓院。布列塔尼姑娘们从此替代了洛林姑娘，成了巴黎烟花巷里人所皆知的妓女。

在国内流动的妇女绝大部分成了家庭女佣。她们的女佣生活通常要到她们与同乡结婚后，或找到其他的城市职业后方告结束。举家出走或夫妇同行的例子并不常见。男人在城里从事的职业，有的是他们家乡世代相传的传统职业——卡迪根郡（Cardiganshire）的威尔士人不管跑到哪儿都是卖牛奶、奶油、干酪；奥弗格纳特人（Auvergnats）也总是经营燃料生意，有的干自己的老本行，如果他们有一技之长的话；有的去做买卖，开个小铺子，经营食品和饮料。除此之外，其他人就在建筑和运输两大部门就业。这两种行业不需要乡下人具备他们所不熟悉的技术。以1885年的柏林为例，计有81%的食品供应人员，以及83.5%的建筑工人和85%的运输工人是外地移民。虽然他们很少有机会能从事技术性较强的体力劳动（除非他们在家乡学过某种手艺），他们的生活还是比最穷的柏林本地人略好一些。最低工资阶层和接受临时救济的贫困大军更可能是由当地人，而不是外来移民所组成。在本书所述时期，工厂生产这种方式在许多大城市里还不多见。

而此等纯属工业生产形式的工厂——主要是采矿业和几种纺织工业，大部分集中在中等规模但发展极快的城市里，甚至是在农村和小城镇里。这些工业生产不需要多少外来妹（纺织工业除外），外地男工所能从事的也只有不需要技术的粗活，工资非常微薄。

穿越国境和大洋的移民造成了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根本不是由于他们移入一个语言不通的国家所引起的。事实上，移民中最大的一部分来自英伦三岛，他们没有严重的语言障碍问题，不像某些国家（例如中欧和东欧的多民族帝国）的移民容易在新移居地遇到语言困难。不过，暂且撇开语言问题不谈，移居国外的侨民带来一个尖锐的问题：他们的国籍归属（见第五章）。侨民如留居在新国家，他们是否要割断与祖国的关系，如要割断，移民愿意吗？侨民如居住在本国的殖民地，这问题自然就不存在，如住在新西兰的英国人或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他们只是把原来的国当作“家”。问题最尖锐的地方是美国。美国欢迎移民，但又对移民施加压力，要他们尽快变成使用英语的美国公民，理由是任何一个理智的公民都希望成为美国人。事实上多数移民也的确如此。

改变国籍当然并不意味着与原先国家一刀两断。恰恰相反，移民们典型的例子是，当他们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后，便很自然地与命运相同的人抱成一团，原因是新环境对他们太冷淡了。19世纪50年代，美国当地人对如潮水般涌来、饥肠辘辘、“愚昧无知”的爱尔兰人的反应，就是仇视和排斥。于是，他们自然而然地退到他们的同胞当中，同胞是他们唯一熟悉的、能够给予帮助的群体。美国对移民而言不是一个社会，而是一个挣钱的地方，它教给移民的第一句正式英语是：“我听到笛声响，必须赶快进工厂”（这句顺口溜刊登在国际收割机公司为波兰劳工学习英语而印制的小册子上。这是第一课，随后的句子是：我听到五分钟的笛声／是去上工的时候了／我从大门口的墙上拿了牌子，把它挂到工作部门的墙上／换好衣服，准备工作／午饭铃响了／赶快吃饭／不打铃不准吃饭／五分钟后铃又响了／丢下饭碗准备上工／专心做工，直到铃响才下班/换上干净衣服／我必须回家）。第一代移民，不论男女，不论如何勤奋学习新生活的技巧，他们仍强迫自己聚居在一起，从古老的习惯中，从自己的同胞中，从对他们轻率抛弃的故国怀念中，获取支持和安慰。生活豪放不羁的爱尔兰江湖艺人，即将在美国大城市创立现代流行音乐这一行，他们那对天生会笑的眼睛使他们发财致富，但其成功不是无缘无故的。甚至富庶的纽约犹太金融家，如古根海姆家族（Guggenheims）、库恩家族（Kuhns）、萨克斯家族（Sachs）、塞利格曼家族（Seligmanns）以及莱曼家族（Lehmanns）的人，他们腰缠万贯，凡能用钱买到的东西他们都有，而一切东西几乎都能用钱买到，但他们还不是美国人，不像住在维也纳的沃特海姆斯泰因家族（Wertheimsteins）自认是奥地利人，住在柏林的布莱克鲁德尔家族（Bleichroeders）自认是普鲁士人，甚至已经国际化了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住在伦敦的便自认为是英国人，住在巴黎的便自认为是法国人，而住在美国的既是美国人，又是德国人。他们说话用德语，书写和思维也用德语，参加德国的结社，倡议发起德国人的组织，他们常把孩子送回德国上学。

然而移民出国需克服数不胜数的基本物质困难。他们首先要弄清楚该去哪儿以及到了那里能做什么。他们必须从遥远的挪威石质高原前往明尼苏达，从波美拉尼亚（Pormerania）或勃兰登堡（Brandenburg）前往威斯康星州的绿湖地区，从爱尔兰凯里郡（Kerry）的某个市镇到芝加哥。要花多少钱还不是一个不可克服的难关，然而远洋邮轮统舱的条件，却是极其糟糕，就算还未置人于死地，但也恶名远扬，特别是在爱尔兰大饥荒后。1885年移民从汉堡到纽约的船票是7美元。从南安普敦到新加坡的船票价格，已从19世纪50年代的110英镑减少到19世纪80年代的68英镑，当然，这条航线的客轮是为身份较高的旅客所提供的。船票之所以便宜，不仅是因为身份低贱的船客不会要求比猪狗好多少的吃住条件，他们也不允许，也不是因为移民所占空间较少；甚至也不是因为交通量的增加而降价，而是由于经济原因：移民是非常合算的散装货。也许对大多数移民来说，到达登船口岸——勒阿弗尔、不来梅、汉堡，尤其是利物浦——的路费，要比横渡大西洋的费用贵得多。

即便如此，对许多非常贫穷的人来说，这笔钱也未必拿得出来，虽然他们在美国、澳大利亚工资较高的亲戚能轻易筹措这笔费用，寄回国内。事实上，这笔钱只是他们从国外汇回祖国的众多汇款中的一部分，因为移民不习惯国外新环境中的高消费，遂都成了储蓄能手。仅以爱尔兰人为例，19世纪50年代早期，他们一年汇回的款子便有100万到170万英镑之巨。然而，如果穷亲戚爱莫能助，形形色色的承包商、中介人便会为了赚钱而出面安排。只要一方需要大量劳动力（或土地，住在威斯康星州普林斯顿市的一位德国铁匠买了一块农田，然后以信贷方式出售给自己的移民同胞），另一方对接纳国的情况又一无所知，双方远隔重洋，代理人或中介人便可从中大发其财。

这些人把人像牲口一样往轮船上赶。轮船公司急于填满统舱里的空隙，政府则希望把移民送到杳无人烟的广阔天地里去。中介人便与政府和矿厂、铁砂公司联系，将人送到矿主、铁厂厂主以及其他亟需劳动力的雇主手中。中介人从矿主、厂主处获得报酬，也向可怜的男女移民索钱。这些孤立无援、不知所措的男男女女，可能得被迫穿越半个陌生的欧洲大陆，才能抵达大西洋登船港口。从中欧到勒阿弗尔，或渡过北海，穿过云雾缭绕的本宁山脉到达利物浦。我们可以猜想出，这些中介商是如何利用移民举目无亲，对情况一无所知、手足无措的困境进行盘剥勒索，虽然那时的契约劳工、负债农奴可能已不多见，只有一船船从国外运到农场充当劳工的印度人和华人（这么说并不表示受骗的爱尔兰人不够多。不少爱尔兰人曾在故乡付钱给某个“朋友”，但这笔钱却无法帮他在新世界找到一份工作）。大致说来，移民中介人的活动是控制不了的，顶多只能对海运条件进行某些检查，这项工作还是因为19世纪40年代末发生了可怕的流行性传染病后才开始进行的。中介人的背后通常有大人物支持。19世纪的资产阶级仍然认为，欧洲大陆人口过剩是因为穷人太多，穷人输出越多，对资产阶级越有利（因为他们可以进一步改善自己的生活条件），对留下的人也越有利（因为劳工市场上劳动力过剩的情况可获纾缓）。慈善机构，甚至工会组织对付贫穷和失业的唯一可行办法，就是帮助那些向他们求援的穷人或是工会会员移居到国外去。在本书所述时期，工业化进展最快的国家也就是那些对外移民的大户，如英国和德国。这项事实证明，慈善机构和工会组织的做法似乎不无道理。

从今天的观点来看，那时提出的移民论据是错误的。整体而言，输出移民的国家如果将其人力资源予以利用，而不是将他们赶走，对国家的经济会更有利。新世界（美国）却与它们相反，它从蜂拥而至的旧世界（欧洲）移民中，获得了无法估量的经济好处。当然，移民自己也获得莫大好处。移民在美国穷困潦倒、惨遭剥削的最严重阶段，要到本书所述时期结束之后才出现。

人们为何要移居国外呢？绝大部分人是出于经济原因，也就是说因为他们贫穷。尽管1848年后加上了政治迫害因素，但在庞杂的移民大军中，政治和意识形态难民只占很小一部分，甚至在1848～1854年间也是如此，虽然移民中的激进分子一度控制了美国的半数德文报刊，利用报刊控诉自己国家对难民的迫害。激进分子中的基本群众，像大多数不带意识形态的移民一样，很快便在国外定居下来，其革命热情也转移到反奴运动上。出于宗教原因而到美国寻求更大自由并进行相当古怪的宗教活动的移民不能说没有，但与半个世纪前相比也许不太突出，如果其原因是在于维多利亚政府对正统的看法不像以前那么严厉就好了。不过对于国内摩门教教徒的逃往国外，英国和丹麦政府倒是挺高兴的，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为它们带来不少麻烦。东欧的反犹太人运动也是后来的事，该运动造就了大规模犹太移民。

人们移居国外是为逃避国内的贫穷境况，还是为了到国外寻求更好的生活条件？这个问题争论已久，意义不大。毫无疑问，穷人移居国外的可能性比富人出走的可能性更大，如果他们的传统生活难以维持或根本无法维持时，移居国外的可能性就更大。因而在挪威，工匠移居国外的可能性比工厂工人大；船民、渔民在他们的小帆船无法与新问世的汽船匹敌之后，便准备一走了之。同样毫无疑问的是，在这一时期，任何抛弃祖辈居住地方的想法都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因而要想把人们从故乡推进一个未知的世界，就需要有某种变革的力量才行。一位原本在英国肯特郡农场出卖劳力的雇工从新西兰写信回家，感激原先的农场主人采用停业的办法迫使他远离家园，因为他现在的境况比以前好多了。要不是迫于无奈，他是不会离乡背井的。

当大规模移民成为普通人经历中的一部分时，当基尔代尔郡（Kildare）的每个孩子都有表兄、叔叔或哥哥在澳大利亚或美国时，离家出走（不一定永不复返）便成为人们常见的选择。选择的依据是对前景的估计，而非单凭命运，如果有消息说澳大利亚发现金矿，或美国就业机会很多，待遇很高，移民便蜂拥而至。反之，1873年后的若干年里，移民人数急转直下，因为当时美国经济极不景气。还有一点也毫无疑问，本书所述时期的第一次移民狂潮（1845～1854年），基本上是因为饥荒和人口增加对土地造成的压力而引起的，主要发生在爱尔兰和德意志。在这波移民狂潮中逃往大西洋彼岸的移民，爱尔兰人和日耳曼人便占了80%。

移民并不一定一去永不返。许多移民梦想在国外赚足钱，然后回到家乡，接受家乡父老的尊敬，这部分人占多大比例我们尚不得而知。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人——约占30%～40%——也的确回到老家的村子里，回国最常见的原因是他们不喜欢新世界，或无法在美国立足。有些人回去后又移居国外。由于交通领域的革命，劳工市场终于扩大到囊括整个工业世界。特别是对有技术的男性工人而言。以英国行业工会的领袖为例，他们可能在美国和国外某地工作过一段时间，也可能在纽卡斯尔和巴罗（Barrow-in-Furness）工作过一段时间。事实上，对意大利和爱尔兰那些随季节移居他国的农民和铁路工人而言，在这个阶段，利用农闲淡季前往大西洋对岸工作，已经是可能的事了。

实际上，在这场大幅度增加的移民浪潮中，也有相当数量的非永久性活动——临时的、季节性的或仅仅是流浪性的活动。这种活动本身并无新鲜之处。在工业革命之前，收完庄稼的农民、流浪汉、走街串巷的修补匠、沿街叫卖的小贩、运货的马车夫以及牲畜贩子，早已屡见不鲜。新经济的飞速发展以及向全世界的辐射，肯定需要——因此也产生了——新形式的行踪不定之人。

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新经济扩展和辐射的象征——铁路。铁路是以全球作为业务扩展范围的企业。企业家带着工头、技术工人和核心工人（大多数是英国人和爱尔兰人）前往国外创建公司，其中有一部分人就此定居国外，娶妻养子，他们的孩子就成了下一代的英裔阿根廷人。（印度铁路当局主要招聘欧亚混血儿当雇员，即招聘印度妇女与英国工人生的孩子。英国工人与当地人通婚不像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的顾虑那么多。）他们有时还会从一个国家跑到另一个国家，像当时为数不多的石油开采工人一样。铁路到处都要兴建，但铁路公司不一定能在每个地方都找到工人，于是只好建立一个流动的劳工队（这些劳工在英国被称作navvies，即挖土工，无特殊技术之工人）。直至今日，许多大型工程计划依然沿袭这种做法。大多数国家是从边远地区招募无家庭牵累，能说走就走的人。他们不怕工作苦，只求工资高，能拼命干活，也能拼命玩，把挣到的每个铜板都喝光赌光，不想未来。这些浪迹天涯的劳工跟海员一样，不愁没活干。这艘船干完了，还有下一艘；这个工程结束后，自然还有其他大工程等着。他们是尚待进一步开发的铁路工业里的自由人，是民间传说中的铁骨铮铮英雄汉，会令各阶级的体面人物同感震惊。他们扮演的角色跟海员、矿工、勘探工一样，只是挣的钱比他们多，而且根本不存发财致富的指望。

在更为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这些四海为家的铁路工人，在农业生活和工业生活之间搭起重要桥梁。意大利、克罗地亚和爱尔兰等地的贫穷农民，他们于农闲时结成一群，或组成一队，在选出来的队长带领下穿山越岭，为城市、工厂和铁路的建造商提供劳务（队长负责洽谈招工条件和分配劳动所得）。19世纪50年代，这类移民在匈牙利平原上发展起来。组织较差的农民对那些效率高、纪律强（或是更温顺驯服）以及准备接受更低工资的农民愤懑不已。

不过，单只考察这支被马克思称为资本主义“轻骑兵”的队伍是不够的，我们还没观察先进国家之间的差异，更准确地说，还没看到旧世界和新世界之间的重要区别。经济扩张在世界各地竖立起了一道道“疆界”。在某些情况下，一个矿区就是一个“新世界”，例如德国的盖尔森基兴（Gelsenkirchen）便是一个可以同布宜诺斯艾利斯和宾夕法尼亚州工业城相提并论的新世界，这个矿区在半辈子的时间里（1858～1895年），便从3500人增加到9.6万人。不过整体而言，旧世界对流动人口的需求，只要一支规模不大、非长期流动的人口队伍便能满足。当然，大港口除外，那些地区的人口似乎总在流动，而人们又无计谋生的传统中心地区（如大城市）也除外。这也许是因为旧世界的成员多半结成了社群，或者能够很快在这些社群里扎根，而这些社群又是结构严密的社会组织中的一部分。只有在海外移民区的边缘或附近地带，由于那里人烟稀少，流动人口尚无雇主，所以人们才会感受到这群真正的独立流动个人是一个群体，至少是人们肉眼可见的群体。旧世界不乏牧人和牲畜贩子，但在本书所述时期，他们谁也没像美国“牛仔”那样吸引了众多人的注意，虽然澳大利亚的牧人，在内地专门为人家剪羊毛的流动剪羊毛手以及其他的农业劳动者，他们也都在各自的区域内创造了惊心动魄的传说和故事。

穷人出门远行的特有方式是迁徙，中产阶级和富人则是为了旅游。旅游从本质上说，乃是铁路、汽船和邮政事业达到新规模、新速度后的产物（邮政事业随着1869年万国邮政联盟的建立而完成全球系统化）。住在城里的穷人，他们出门远行通常是为了生活，很少是为了休闲，而且时间多半不长。乡下的穷人根本不会为了游山玩水而出门远行，充其量是在赶集或到市场上做买卖时顺便游玩一下。贵族出门远行大多是基于非实用的目的，然而与现代的旅游也无共同之处。贵族家庭每年到一定季节便从城里的府第移到乡下去住，随从的仆人和行李车足可排成长长一列，仿佛一支小部队〔克鲁泡特金（Kropotkin）亲王的父亲，事实上就像军事指挥员一样为妻子和佣人下达恰当的行军口令〕。他们会在乡下住上一阵，然后才返回城中。他们也可能在适当的社交生活圈子里暂时安顿下来，就像下面那个拉丁美洲的贵族家庭一样。据1867年的《巴黎指南》（Guide of Paris）记载，这家贵族下乡时整整带了18车行李。按传统习惯，年轻贵族都会展开一趟大旅行（Grand Tour，指旧时英国贵族子弟的欧陆之旅，其目的在完成自己的教育阶段，他们通常下榻在豪华的旅馆内）。但即使是这类贵族青年的旅行，也与资本主义时代的旅游业不同。一方面是因为旅游业此时正处在开发阶段——最初通常是与铁路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是因为贵族不会屈尊在小酒店里过夜。

工业资本主义产生两种奇妙的享乐型旅行：为资产阶级设计的旅游和夏日假期，以及某些国家（如英国）为广大群众所设计的一日游，人们乘坐机械化交通工具，于旅游地当天往返。这两种旅行都是蒸汽机运用在运输方面的直接结果。有史以来人们首次可以定期、安全地运载众多的旅客和行李，不论地形如何复杂，不论水域是深是浅。火车和公共马车很不一样，公共马车只要到了稍微偏僻的地方，便很容易被盗匪抢劫，而火车只要开动之后，就不会有这种意外——除美国西部外——即使在治安坏得出名的西班牙、巴尔干等地亦可幸免此难。

如果把游艇除外，以广大群众为服务对象的一日游活动，是19世纪50年代——更准确地说是1851年万国博览会——的产物。这场博览会吸引了许多人前来伦敦欣赏令人惊叹的景观，数不胜数的地方协会、教会以及社团为群众组织了这场活动，由于火车票减价，因而来的人更多。以安排郊游活动起家的库克（Thomas Cook），更利用1851年的机会发展出庞大的旅游业，此后25年，他的名字就成了有组织旅游团的代名词。此后万国博览会（见第二章）一场接一场举办，每次博览会都将大批参观者带到各主办国首都，使各国首都获得重建，焕然一新。各省省会受此启发，纷起效法，期望创造类似奇迹。除此之外，这个时期的大众旅游便毋庸多说了。大众旅游业仍局限于短途游览，即使以现代标准来看也常常是客满的，小小的“纪念品”工业也因此兴盛起来。铁路部门一般说来对出售三等车票不感兴趣，英国铁路公司尤其如此，但政府勒令它们提供最低限度的三等车票。直到1872年，英国铁路公司普通客票营业额方达到客运总收入的50%。其实，三等车票的运输量增加后，短途旅游专车的重要性就下降了。

中产阶级更把旅行当作重要大事。就数量而言，旅行的最重要形式是全家的夏日假期，或（对更富有和身体太胖的人来说）每年到某个温泉疗养地去疗养。这种度假、疗养胜地，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蓬勃发展。英国的多位于海边，欧洲大陆的则多集中于山上。〔显然由于拿破仑三世的眷顾，毕亚里茨（Biarritz）在19世纪60年代已很时髦，印象派画家对诺曼底沙滩也表现出明显兴趣，但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还没有下定决心去尝尝苦咸的海水滋味和海边阳光。〕到了19世纪60年代中期，中产阶级掀起的旅游热已使英国沿海部分地区改观，海边的景观步道、栈桥以及其他美化设施，都一一修建。原本在经济上毫不起眼的山谷和海滩，如今却可让土地商人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中获得大量利润。海边活动可说是中产阶级和下中阶级的特有休闲。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工人阶级到海边休闲的情形还不很明显，而贵族和绅士们几乎不可能考虑将伯恩茅斯〔Bournemouth，法国诗人魏尔伦（Verlaine）常去之处〕或文特诺（Ventnor，屠格涅夫和马克思常来此处呼吸新鲜空气）作为合适的夏日度假场所。

欧洲大陆的温泉度假胜地可说是各具风格（英国的度假场所无法与之媲美），它们竞相为阔绰的旅客准备了豪华旅馆，提供各种娱乐场所，如赌场以及相当高级的妓院等。维希（Vichy）、斯帕（Spa）、巴登巴登（Baden-Baden）、艾克斯（Aix-les-Baines）名噪一时，尤其是哈布斯堡王室常去的著名国际度假胜地加施泰因（Gastein）、马林巴德（Marienbad）温泉、卡尔斯巴德（Karlsbad）等等，它们对19世纪的欧洲来说，就像巴斯（Bath）对18世纪的英国一样，贵族在这些度假胜地举办时髦聚会，在聚会上可以免喝难以下咽的矿泉水，尽情享受某种由仁慈的医学独裁者监制的饮料。〔来这里度假的达官贵人，其地位可从他们在这时期外交活动中扮演的角色来判断。拿破仑在毕亚里茨会晤俾斯麦，在普隆比耶（Plombières）会晤加富尔，在加施泰因举行过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开了在河上或湖上举行外交会议的先河。1890～1940年的半个世纪里，这种河上外交会议举不胜举〕然而不争气的肝脏扮演了伟大的协调者，使温泉游览胜地不致被冷落。许多非贵族出身的有钱人和中产阶级专业人士，由于事业兴旺，财源滚滚，因而吃得太多，喝得太多，于是便热衷于前往矿泉胜地度假。库格尔曼医生（Dr.Kugelmann）曾推荐一位极不具阶级代表性的中产阶级——马克思——到卡尔斯巴德疗养。马克思为避免被认出，遂在旅馆登记时小心翼翼地写下“自由职业者”，后来他发现以“马克思博士”的身份住店可免缴一部分高得惊人的税款，他才又更改过来。在19世纪40年代简单得一目了然的乡村里，是绝不会发现这种类型的温泉疗养地，直到1858年，《默里指南》（Murray's Guide）还说马林巴德温泉的开发时间是“不久前的事”，并说加施泰因只有200间客房，但到了19世纪60年代，这些温泉疗养地的旅游业已如鲜花怒放。

索默弗里西奇（Sommerfrische）和库罗特（Kurort）是一般资产阶级光顾的地方。崇尚传统的法国和意大利，直到今天仍证实说每年保养一次肝脏是那时资产阶级的习惯。弱不禁风的人需要多一点温和的太阳，因此冬天应到地中海去。蔚蓝海岸（C?te d'Azure）是布鲁厄姆（Brougham）爵士发现的，这位激进政客的塑像今天仍矗立在戛纳（Cannes）。虽然俄国的贵族士绅成了最爱光顾此地、花钱如流水的常客，然而尼斯（Nice）的“英国俱乐部”之名，已明白点出是谁开辟了这块新的旅游金矿区。蒙特卡罗（Monte Carlo）于1866年落成其巴黎饭店（H?tel de Paris）。苏伊士运河通航后，特别是沿尼罗河的铁路修好后，埃及便成了那些抵御不了北国潮湿秋冬者的游览胜地，这是一个集温暖气候、异国情趣、古代文化遗址和欧洲统治（此刻尚没有正式统治）于一身的度假胜地。永不疲倦的贝德克尔（Baedeker），于1877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埃及指南》。

对当时人而言，在夏天前往地中海仍是疯狂之举，除了为寻找艺术和考古的人外。直到进入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后，人们才开始崇尚太阳和晒黑的皮肤。在炎热的夏天里，只有少数几个地方，如那不勒斯湾、卡布里岛（Capri）等，是勉强可以忍受的，这些地方由于俄国女皇的钟爱而兴盛起来。19世纪70年代地中海国家的便宜物价，预示着早期旅游业即将到来。富裕的美国人，当然，不管有病没病，都开始追踪欧洲文化的中心，到本书所述时代结束，沿新英格兰海湾修建夏季别墅的举动，已成为美国百万富翁的标准生活之一，而炎热国家的富人则躲进深山里去。

我们必须将两种不同的假日作个区别：时间较长的（夏天或冬季）定点式度假，和越来越实际快速的旅游。旅游的热门焦点总是浪漫的风景区以及文化古迹遗址。不过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人（像往常一样，又是先驱者）开始热衷在瑞士高山上进行体育锻炼，并将对体育锻炼的热情传播给其他人。他们后来在瑞士山上发明了冬季体育活动：滑雪。阿尔卑斯俱乐部（Alpine Club）成立于1858年，怀伯尔（Edward Whymper）于1865年攀上了马特洪峰（Matterhorn）。在令人心旷神怡的景色里进行这种颇消耗体力的运动，对盎格鲁-撒克逊族的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专业人士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个中原因很模糊，说不清也道不明（也许有个原因，即与他们做伴的当地导游个个年轻力壮，富有阳刚之气）。爬山加上长距离健行，已成了剑桥学界、高级文官、公学校长、哲学家以及经济学家特有的活动，拉丁语系和日耳曼语系的知识分子（虽然不是全体）对这种现象惊奇不已。对活动量少一些的旅游者来说，他们的脚步是在库克以及这时期出版的厚重导游书的指导下迈开的。《默里指南》是导游书的先驱，但旅游者的圣经当数德国的《贝德克尔》（Baedekers）。《贝德克尔》在当时已被翻译成多国语言，《默里指南》在它面前黯然失色。

这样的旅游并不便宜。19世纪70年代，两个人从伦敦出发，经比利时、莱茵山谷、瑞士和法国，最后返回伦敦，六周的行程——也许现在仍是这个标准路线——要花费85英镑。这大约是一个周薪八英镑的男人全年收入的20%。那时候周薪八英镑是相当令人羡慕的收入，已可在家里雇个女佣。这笔数目可能要占一个收入甚丰的技术工人年收入总额的四分之三以上。很显然，那些被铁路公司、旅馆、旅游指南瞄准的旅游者，是属于生活优裕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里的男男女女，毫无疑问对尼斯的高昂房租也是牢骚满腹：1858～1876年，不带家具的房子年租金从64英镑增加到100英镑，女佣的年工资从8～10英镑增加到离谱的24～30英镑。但我们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说，这些人是付得起这笔钱的。

19世纪70年代是不是已完全被移民、旅行以及人口流动所主宰了呢？人们很容易忘记，地球上大多数人仍生活在而且最后死在他们的出生地，说得更准确些，他们的活动范围比工业革命之前大不了多少，甚或说没有什么变化。法国的统计数字显示，1861年有88%的法国人生活在他们出生的地方，若根据教会记事簿记载，更有高达97%的人生活在他们出生的教区。世界上跟上述法国人相类似的人数，也肯定多于流动人数和移民人数。不过，人们渐渐抛开了他们魂系梦牵、精神依托的地方。他们看见的事物是他们父辈从来未曾见过的，甚至他们自己也想不到他们会亲眼目睹，他们已习惯于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在本书所述时期行将结束之际，移民不仅构成了诸如澳大利亚等国，构成了纽约、芝加哥诸城市人口的多数，而且也成为斯德哥尔摩、克里斯蒂安尼亚〔Christiania，现奥斯陆（Oslo）〕和布达佩斯的人口多数，外来移民占柏林和罗马总人口的50%～60%，巴黎和维也纳的移民约占65%。整体而言，城市和新工业区像块磁铁一样吸引了他们。那么，等待他们的是怎样的生活呢？

谢选骏指出：尚勒姆·阿莱切姆说——

我们问她：“你丈夫在哪儿？”

“在美国。”

“他在美国做什么？”

“当沙皇。”

“犹太人怎么能在美国当沙皇呢？”

“在美国又有什么事是不可能的。”她答道。

我看——这段1900年左右看来十分荒诞的对话，在2024年即将重新开张的特朗普帝国，可能正在成为并非虚拟的现实。美国梦确实应有尽有，原来“不应有的”现在也将应有尽有了！

【第十二章　城市·工业·工人阶级】

如今我们每人所吃的面包，

都用蒸汽机和涡轮机烘烤；

也许有朝一日，面包

将由机器塞进我们嘴里。

特劳泰诺有两个教堂墓地，

一是穷人的，一是富人的；

即使在阴曹地府里，

穷鬼与富鬼也分成贵贱高低。

——《特劳泰诺周报》（Trautenau Wochenblatt）上的一首诗，1869年

从前如果有人把富有手艺的工匠叫作工人，他会跟你反目……如今人们告诉工匠，工人是国内最高职衔，于是，工匠都说他们要做工人。——梅爵士，1848年

贫穷问题就像死亡、疾病、严冬以及其他自然现象问题。我不知道如何结束贫困。——萨克雷，1848年

如果说“新移民来到了工业和技术世界”，或说“工业和技术世界的新一代诞生了”，这话显然都是对的，但都无法生动描绘出工业和技术世界是怎样的一个世界。

首先，这个世界与其说是由工厂、工厂主、无产阶级组成的世界，倒不如说是一个被工业的巨大进步改造过的世界。工业遍地开花，城市拔地而起，变化翻天覆地。然而变化无论如何巨大，其本身都不足以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影响的尺度。1866年，波希米亚纺织中心赖兴贝格〔Reichenberg，今利贝雷茨（Liberec）〕的产量，有一半是手工业工人用手摇出来的。当然，如今大部分产品都是从几个大工厂生产出来的。从工业组织上来看，赖兴贝格显然不如兰开夏先进。兰开夏最后一批使用手摇纺织机的工匠，已于19世纪50年代转至其他部门就业了。但我们如否认赖兴贝格的纺织业是工业，这便有失偏颇。捷克蔗糖业在19世纪70年代早期蓬勃发展，在其巅峰时期，全国蔗糖厂里雇用了4万人。这个数字貌不惊人，但从甘蔗田面积的扩大便可看出新兴蔗糖工业所产生的巨大影响。从1853～1854年到1872～1873年间，波希米亚农村的蔗田面积增加了20多倍（从4 800公顷增加到12.38万公顷）！从1848～1854年，英国乘坐火车的人数几乎增加一倍——从大约5 800万人增加到大约1.08亿人——同时铁路公司货运收入也几乎增加了两倍半。这个数字比工业产品或公务旅行的准确百分比更能说明问题。

再者，我们可以断言，工业工作本身特有的组织结构以及都市化——急速发展的城市生活——可说是新生活最戏剧化的形式。说它新，是因为当时仍有某些地方性职业和城镇继续存在，掩盖了它的深远影响。在本书所述时代结束后的若干年（1887年），德国教授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划分了礼俗社会（Gemeinschaft）和法理社会（Gesellschaft）之间的区别，这对孪生兄弟如今已成为每位社会学学生耳熟能详的名词。滕尼斯的划分与他同时代学者的划分（即后来习惯上称之为“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划分）很相似——例如梅爵士将社会的进步总结为“从身份决定一切到契约决定一切”。问题核心在于滕尼斯的分析不是以农民社团和都市化社会之间的区别为基础，而是以老式城镇和资本主义城市之间的区别为基础，他称资本主义城市“基本上是商业的城镇，由于商贸控制了生产劳动，因此也可说是工厂的城镇……”这个工厂城市的新奇环境及其结构正是本章所要探讨的问题。

除铁路外，城市是工业世界最突出、最明显的外部象征。都市化的现象在19世纪50年代后发展神速。19世纪上半叶，只有英国的都市化年增长率高于0.2。比利时几乎可以达到这个水平。但在1850～1890年之间，奥匈帝国、挪威和爱尔兰的都市化已达到了这个增长率，比利时和美国的增长率则在0.3～0.46之间，普鲁士、澳大利亚和阿根廷在0.4～0.5之间，英格兰、威尔士（仍以微弱优势领先）以及萨克森的年增长率更在0.5以上。如果说人口往城市集中是“本世纪最突出的社会现象”，这只是道出了有目共睹的事实。以今日的标准来看，这种进展还不算很快——直到19世纪末，都市化速度达到180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水平的国家还不到12个。

这个时期典型的工业城镇，从现代标准来看，也只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城市。中欧和东欧有些首都（它们都向特大城市发展）也成了主要制造中心——如柏林、维也纳和圣彼得堡。1871年奥尔丹（Oldham）的人口有8.3万人，巴门7.5万人，鲁贝6.5万人。事实上，前工业时期的著名老城市，没有几个能吸引新型产品前去安家落户，因而典型的新工业区，一般说来是先由几个村子共同发展成小城市，几个小城市又进而发展成较大的城市，但它们和20世纪的工业区还是不一样（20世纪的工业区是一大片紧密连在一起的地区），虽然它们的工厂烟囱（经常是耸立在河谷边、铁路旁）、褪了色的单调墙面以及笼罩其上的烟幕，的确也使它们有种连贯性和一致性。城里居民离田野很近，只要步行便可到达。直到19世纪70年代，德国西部的工业大城，如科隆和杜塞尔多夫（Düsseldorf），都是靠其四周农村提供食粮，农民每周一次把物品送到市场上卖。在某种意义上，工业化的冲击确实造成一种反差强烈的对照：一面是灰暗、单调、拥挤和伤痕般的居民区，一面是色彩绚丽的村庄以及与村庄紧密相连的山峦，就像英国的谢菲尔德（Sheffield），人声嘈杂，浓烟滚滚，令人厌恶，但其四周却是世上最迷人的乡村景色。

这就是为什么工人可以在新工业化地区保持半农半工状态的原因。1900年以前，比利时矿工在农忙期间是不下矿的，他们要到田里照看他们的马铃薯。必要时他们还会举行一年一度的“马铃薯罢工”。1859年兰开夏帕迪汉姆（Padiham）纺织工人罢工，原因是他们要翻晒干草。甚至在英格兰北部，城里失业人员夏天也可轻而易举地在附近农场找到工作。不过这种半农状态很快便告消失。

大城市——不过，这一时期的大城市也只有20多万人，加上城市周围的小城镇人口也不过50余万〔在19世纪70年代中期，欧洲四大城市（伦敦、巴黎、柏林、维也纳）人口超过100万；6个城市有50多万人口（圣彼得堡、君士坦丁堡、莫斯科、格拉斯哥、利物浦、曼彻斯特），25个城市有20多万人口。这25个城市中，5个在英国，4个在德国，3个在法国，2个在西班牙，1个在丹麦，1个在匈牙利，1个在荷兰，1个在比利时，1个在俄属波兰，1个在罗马尼亚，1个在葡萄牙。41个城市有10万以上人口，其中9个在美国，8个在德国〕，它们没有多少工业（尽管市内也许有不少工厂），城市是商业、交通、行政和服务业的中心。许多人加入服务业，而服务业本身的发展又使其从业人员的数字进一步膨胀。城市的大多数人的确是工人，工种五花八门，还包括一大批仆人，伦敦几乎每五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佣人（1851年，令人惊讶的是巴黎佣人所占的比例要小得多）。仆人队伍如此庞大，说明了中产阶级和下中产阶级的人数一定很多，一定占有相当比重，在伦敦和巴黎都占了20%～23%。

城市发展神速。维也纳的人口从1846年的40多万人增加到1880年的70万人，柏林从37.8万人（1849年）增加到近100万人（1875年），巴黎从100万增加到190万人，伦敦从250万人增加到390万人（1851～1881年）。虽然这些数字与海外几个城市如芝加哥、墨尔本相比又相形见绌，但是城市的形状、形象和结构都改变了。改变的原因有出于政治考虑而加以重新规划和建设的（巴黎和维也纳最为明显），也有因企业追逐利润而造成的。政府和企业都不欢迎城里的穷人，但由于穷人是城市居民的绝大多数，政府和企业只能不无遗憾地承认穷人是必不可少的。

对城市规划当局来说，穷人是种危险。由于他们居住集中，闹事的可能性大。城市规划当局希望能拆迁贫民区，修筑马路，或盖高楼，然后把拥挤不堪的居民随便赶到某些卫生条件可能好些，危险程度低些的地方。铁路公司也竭力鼓吹这种做法，它们处心积虑想将铁路铺进城里，最好是穿越贫民窟，因为贫民窟地价便宜，居民提出的抗议亦可充耳不闻。对建筑公司和房地产公司来说，穷人是个无钱可赚的市场，是从特种商店和商业区里，从中产阶级的坚固宅邸里以及从郊区开发区里扔出来的垃圾。只要穷人不挤进旧区，不住进比他们有钱一点的人放弃的房子，他们就可以搬进新住宅。新住宅或由小投机营造商承建，这些人跟乡下工匠差不了多少；或由专造干瘪狭小的一排排街区房屋的建筑商承建，德文当中有个极其生动的名词可以形容这些房子，即“出租的兵营”（Mietskasernen）：格拉斯哥在1866～1874年间造了不少这类住房，其中三分之二是两室一厅。然而，即使这样简陋的房子，也很快就挤满了人。

人们谈起19世纪中叶的城市，总喜欢用下面这句话概括：“贫民窟人满为患，拥挤不堪。”城市发展越快，拥挤情况便越严重。尽管有个粗略的卫生改革规划，但城市过于拥挤的问题仍然有增无减。有些地方的卫生问题没有恶化，死亡率没有增加，但情况也丝毫没有改善。卫生健康状况要到本书所述时期结束后，才开始有了较大、较明显、持续的改善。城市仍在拼命吸收外来人口，也许只有英国例外。作为工业时代资格最老的国家，英国城市此时已很接近自体繁殖，换言之，它已进入不需要靠绵绵不绝的大量移民便能自行发展的阶段。

就算要满足替穷人建造房屋的需要，伦敦建筑设计师的人数也不会在20年里增加一倍（即从1 000多一点增加到2 000，19世纪30年代建筑设计师总数也许只有不到100人），尽管营造和租赁贫民区房子非常有利可图，因为地价便宜，收入相当可观。当时没有任何力量企图将资金流向转移到为城市穷人的服务上，因为穷人显然根本不属于这个世界。其实，建筑业和房地产兴盛发达的确切原因，是有钱人要盖房子，正如1848年《建设者》（The Builder）杂志所说：“世界的这一半不断在寻求合适的家庭住宅，世界的另一半……密切注视着将资金投在这一方面。”19世纪第三个25年是全世界城市房地产和建筑业第一个飞速发展的、为资产阶级盖房造楼的时代。巴黎的房地产和建筑业历史已反映在小说家左拉（Zola）的作品里。只见房屋在地价昂贵的工地上不断升高，“电梯”或“升降梯”诞生了，19世纪80年代美国第一批摩天大楼也落成了。值得一提的是，当曼哈顿（Manhattan）的建筑业营业额开始高入云霄之际，纽约下东城恐怕是整个西方世界最为拥挤的贫民窟，每英亩挤了520人，谁会为他们盖摩天大楼呢？不过，不盖也许还是好事。

说也奇怪，中产阶级队伍越庞大、越兴盛，花在住宅、办公室、百货公司（这一时期极具特色的事物）以及足以炫耀的大楼上的钱越多，工人阶级的获益也就相对越少，除了最最一般的社会开支之外，它们包括马路、下水道等环境卫生、照明以及公共设施。在包括建筑业的所有私营企业当中，唯一（市场和小店除外）以大众为主要诉求的是小酒馆以及从中衍生的剧场、音乐厅。小酒馆成了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豪华酒馆”。人们进城之后，他们从乡下或前工业小城镇里带来的古老习气，因无法与城市生活取得协调，便难以为继了。

大城市的人口在总人口中虽然只占少数，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将在这里发生。大型工业企业尚不很多，按现代标准衡量，这些企业的规模并不非常令人敬畏，当然它们会继续发展。在19世纪50年代的英国，一家300人的工厂就算是非常大的厂了。直到1871年，英国棉纺厂平均只有180位员工。中等规模的机械制造厂只雇用85人。众所周知，重型工业是这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工业部门，其规模比起一般企业要大得多，它们不但集中资金（这些资金足可控制整个城市甚至地区），更将极为庞大的劳动大军置于其掌控之下。

铁路公司是一种规模庞大的企业。在19世纪60年代晚期英国铁路系统达到稳定之前，从苏格兰边境到本宁山脉，从海边到亨伯河（Humber），这中间的每一英尺铁路都是控制在东北铁路公司（North-east Railway）之下。煤矿大体上属于大型个体企业，虽然偶尔也有规模很小的公司。我们可从不时发生的煤矿伤亡事故中，一窥它们的规模：1860年里斯卡（Risca）事故中有145人丧生；1867年芬代尔（Ferndale，也在南部威尔士）事故中有178人死亡；1875年约克郡（Yorkshire）的一次事故造成140人毙命；在蒙斯（Mons，比利时）事故中110人被埋在矿坑里；1877年在苏格兰海布兰泰尔（High Blantyre）事故中共有200人饮恨黄泉。企业兼并日益兴盛，尤其是在德国，这种同行之间与不同行业之间的合纵连横，使它们成为控制千万人生命的企业王国。这种现象自1873年便开始受到关注，因为Gutehoffnunshütte A.G.这家位于鲁尔区内的公司，此时已从单纯的炼铁业发展到采掘铁矿和煤炭——实际生产21.5万吨铁矿和它自己需要的45.1万吨煤的半数——并扩展到交通运输、桥梁、造船和各种机器制造业。

位于埃森（Essen）的克虏伯军工厂，在1848年只有72名工人，1873年已增加到几乎1.2万人；法国的施奈德（Schneider）公司也以几何级数增长，及至1870年已增至1.25万人，以至于克勒索（Creusot）市有半数居民是在鼓风炉、轧钢、锻造以及工艺加工等部门工作。重工业并没有造就出像“公司城镇”那么多的工业区，在这类“公司城镇”里，男女老幼的命运都取决于同一个主人的盛衰荣辱和喜怒哀乐，这位主人背后有法律和国家权力的支持，政府认为他的权威是不可或缺的，是造福众生的。（1864年修订的《法国刑法典》第414条规定，任何人为达到增加或削减工资目的，而企图或真正造成，或继续维持集体停工，或采取暴力、威胁，或施展阴谋诡计干涉工业自由操作，或干涉劳动，都构成犯罪。有些地方的立法，例如意大利，并不以此为典范，但即使在这些地方，这部法国法典几乎仍然代表了法律的普遍态度。）

原因在于，统治企业的不是非人格化的“公司”权威，而是企业“主人”，不论企业是大是小。甚至连公司也是认同于某一个人物，而非董事会。在多数人的头脑里和现实生活当中，资本主义仍意味着由一个人或一个家族拥有和管理的企业。然而这种情形为企业结构带来两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两个问题关系到企业资金的提供和企业管理。

整体而言，19世纪上半叶大部分具有特点的企业都是由私人筹措资金——资金是来自自家财产——并利用利润的再投资来扩大规模，这意味着，由于大部分资金已投注在这上面，所以企业为维持当前的运作必须依赖相当数量的贷款。但是对那些规模以及产值不断提升的企业，如铁路、冶金以及其他投资巨大的工业，资金筹措是个相当困难的问题，特别是在一些刚开始进行工业化且缺少大量私人资金的国家。当然有些国家已储备了大量资金，不仅能充分满足自己的需要，而且期盼其他国家前来借贷（从中获得适当的利息）。英国在这一时期的国外投资可说是空前的，或相对而言——据某些人说——也是绝后的。法国亦然。法国的国外投资恐怕已损害了本国工业，致使法国工业发展速度落后于它的竞争对手。然而即使在英国和法国，也必须设计一个新的办法来调动这些资金，去引导这些资金流向需要的企业，并将这些资金组织成联合股份，而不是私人筹资的活动。

所以19世纪第三个25年，可说是为工业发展测试资金调动的结果期。除英国这个明显的例外，大多数调动资金的做法无论如何都会直接或间接涉及银行。所谓间接就是通过当时很时髦的信用动员银行，这是一种工业金融公司，它们认为正统银行不很适合为工业筹措资金，银行对此也不感兴趣，于是它们便与银行展开竞争。受到圣西门启发并获拿破仑三世支持的工业先锋皮尔耶兄弟，率先开发了这种金融机构的模式。他们将这类机构扩展到整个欧洲，并与他们的死对头罗斯柴尔德展开竞争。罗斯柴尔德并不喜欢这种构想，但却被迫奉陪，而其他国家则纷纷仿效，尤其是德国——这种一窝蜂模仿的现象在金融资本家踌躇满志、趾高气昂、财源滚滚的繁荣时期，是司空见惯的事。不动产银行自此风靡一时，直到罗斯柴尔德击败了皮尔耶兄弟后方告结束，其间——又如繁荣时期屡见不鲜的那样——有些人做得太过火，越过了生意上的乐观主义与欺诈行为之间永远存在的模糊界线。不过其他各种金融机构也纷纷面世。它们异曲同工，目的相似。其中最著名的是投资银行。当然，证券交易所也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在这一时期，它主要是经营工业和交通方面的股票。1856年，仅巴黎证券交易所便提供了33家铁路和运河公司、38家矿产公司、22家冶金公司、11家港口和海运公司、7家公共马车和公路运输公司、11家煤气公司和42家各色各样、范围极广、从纺织到马口铁和橡胶应有尽有的工业公司，总价值约550万金法郎，占所有证券交易额的四分之一强。

这类调动资金的新方法，其需要程度究竟有多高？效用又有多大呢？企业家素不喜欢金融家，而具有实力的企业家也尽其可能不跟银行家打交道。里尔的一位当地观察家于1869年写道：“里尔不是一个资本主义城市，它是一个伟大的企业和商业中心”。里尔的人们不断将利润投入自己的企业中，他们不玩弄赚来的钱，也希望永远不必去借债。没有一个工业家会将自己置于贷款人的股掌之上。当然企业家也许不得不举债。例如克虏伯在1855～1866年间，便曾因发展太快而导致资金短缺。历史上有个令人信服的模式：经济越落后、工业化起步越晚的国家，越依赖大规模调动、引导储蓄流向的新方法。西欧先进国家已有足够的私人财力和资本市场。在中欧，银行以及与银行相似的机构，不得不更有系统地充当起历史的“开拓者”角色。在南欧、东欧以及海外，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一般是加入争取国外援助的工作，为贷款作担保，或（这个可能性更大）设法保证使投资者有利可图，至少使投资者认为其利润已有保证。光是利息这项诱因便足以动员投资者掏钱，或令投资者投入经济活动。不管这个理论正确到什么程度，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即在本书所述时期，银行（或类似机构）所发挥的工业开发者、导演和指挥者的作用，在德国这个伟大的工业化新兵身上，要比在西欧国家大得多。是否银行的本意就是要充当工业的开拓者和导演——就像信贷公司那样——或只是因为它们擅长此道？这个问题就更难说清楚了。答案很可能是当认识到如今确实需要一个更为精密复杂的融资机构，当大企业家已将大型银行纳为其殖民地后，银行才成为精通此道的专家，1870年后的德国便是如此。

金融对企业的政策也许会有某些影响，但对企业的组织影响不大。企业面临的管理问题困难更多。个人所有或家庭所有的企业，其基本管理模式是家长统治。对19世纪下半叶的企业来说，家长作风的管理是日益行不通了。1868年一本德国手册上说：“最好的指导是口述，是由企业主亲自讲解，所以东西都放在面前，一应俱全，一目了然。业主并应亲做示范，当雇员经常可亲眼目睹雇主以身作则，那么雇主的命令也就更有力量了。”这一金玉良言对小作坊的雇主和农场主人是合适的，对大银行、大商人的办公室或许也有意义，而且对刚步入工业化的国家来说，只要指导还是企业管理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这条经验也将继续有效。有些人即使当过小作坊（最好是金属制造方面）的工人，受过基本训练，但还是得学会熟练工人应具备的特定技术。克虏伯公司的绝大部分技术熟练工人以及德国所有机器制造业的技术工人，都是这样在其岗位上培训出来的。只有英国例外。英国雇主可招到现成的、大部分是自学成材的、具有工业经验的技术工人。欧洲大陆许多大企业里的工人跟企业的关系非常密切，他们几乎是随企业长大，并将继续依赖企业。这种情况的存在与众多大企业所采取的家长管理制不无关系。然而，人们不会期盼铁路、矿山及铁厂的大老板们时时像家长一样照看其工人，而他们当然也不会这样做。

取代或补充指导的是指挥。家长式统治或小规模作坊工业的营运或商业活动，对真正大型的资本主义工业组织均无指导意义。说来也许不信，当私营企业处于最杂乱无章、最无政府状态时，它们还是愿意采取当时仅存的一种大型企业管理模式：军事加官僚。铁路公司是最极端的例子。它们那些呈金字塔形分布的工人，身穿制服，纪律严明，工作有保障，晋级看工龄，甚至享有退休金。早期英国铁路公司的负责官员和大港口的经理，普遍都佩戴军衔。但人们偏爱军衔的原因，并不是像德国人那样为自己的军阶感到自豪，军衔之所以有吸引力，是因为私营企业迄今尚未设计出一套大型企业特有的管理方式。从组织观点来看，军衔显然有其优势，但不能解决如何使工人埋头苦干、勤奋老实、忠于企业的问题。军衔在崇尚制服的国家里——英国和美国肯定不属此列——是行得通的，能使工人养成军人的优秀美德，而对低工资无怨言显然是这些美德中必不可少的一项。

我是一个兵，一个工业大军里的兵，

跟你一样，我也有战旗飞扬。

我的劳动使祖国繁荣富强，

我会让你知道，我的生命无限光荣。

这是法国里尔一位蹩脚诗人唱的一首赞歌。然而仅靠爱国主义是不够的。

在资本主义时代，这个问题很难解决，资产阶级想方设法使工人埋头干活，高唱忠贞、守纪、知足的高调，但其真正用意却是另一回事。是什么呢？从理论上说，资产阶级要工人努力劳动，是为了使工人可尽早脱离工人生涯，跨入资产阶级天地，正像“E.B”在1867年《英国工人高唱的歌》中所说：

好好干，男孩们，好好干。

只要有顿饭，吃苦也心甘。

这个你可信赖的人，

将越来越有钱，

只要他能全心把工干。

对少数即将跳出工人阶级队伍的人来说，这点希望也许足矣；对更多只能在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自助》（Self-Help，1859年）或其他类似手册当中梦想成功的人来说，这点希望也许也够了。然而事实证明，绝大多数的工人一辈子仍是工人，现存的经济体系也要求他们一辈子当工人。“每个人的背囊里都有根元帅权杖”的诺言，从来就不是为了把每个士兵都提升为元帅。

如果升迁的刺激还不够使工人拼命干活，那么钱呢？对19世纪中期的雇主而言，“尽可能的低工资”是其坚信不移的定理。当然有些开明的、具有国际经验的企业家，如铁路巨头布拉西已开始指出，对于英国企业家来说，雇佣高工资劳动力事实上比雇佣工资低得不可再低的苦力还要合算，因为前者的产值高得多。但这个似是而非的观点是不可能说服经营者的。深受“工资基金”（wages-fund：一定时期、一定社会的总资本中用于支付工资的部分）经济理论熏陶的经营者认为，“工资基金”已通过科学数据证明提高工资是不可能的，工会也注定要失败。然而到了1870年前后，“科学”已变得更有弹性，因为那时有组织的工人看来已成为工业舞台上的终身演员，而不是偶尔上台客串的临时角色。经济学的伟大权威穆勒（此君碰巧同情劳动大众），已在1869年就此问题修改了他的立场，自此，“工资基金”理论再也不是经济学里颠扑不破的真理。然而经营原则仍一如既往。很少有雇主愿付高于他们不得不付的工资。

暂时撇开经济不谈，旧世界国家的中产阶级认为：工人理应贫穷，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一直就穷，也因为他们的经济状况应该就是其阶级地位的指数，阶级地位越低的人，经济自然越差。如果有些工人钱挣多了——例如在1872～1873年的大繁荣时期，不过为时很短，而且这等好事发生的概率也极低——居然买起奢侈品来，雇主会打从心底感到不舒服。他们认为奢侈品只有他们才有权购买，矿工怎么能跟钢琴、香槟扯在一起呢！他们确实恼怒了。有些国家劳动力缺乏，社会阶层不很森严，加之劳工大众的战斗精神又强，民主意识较高，这些国家的情况就可能不太一样。英国、德国、法国和奥匈帝国就不同于澳大利亚和美国。英、法等国给劳动阶级定下的经济最高标准就是吃得饱，吃得稍好（最好有点烈性酒，但不能多）；有间不算十分拥挤的住房；衣服嘛，以不伤风化、御寒和舒服为度，但不能不恰当地效仿境遇较好者的衣着。但愿资本主义的发展最终能使劳工大众接近这最高标准，然而遗憾的是，为数如此众多的工人离这个“最高标准”仍相距甚远（压低工资是不难做到的）。无论如何，对中产阶级而言，将工资提高到超过这个最高标准是不必要、不合适，甚至危险的事。

事实上，经济理论与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理想社会是对立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理论胜利了。在本书所述时期，劳资关系逐渐改革，变成一种纯市场关系，一种现金交易关系。因此，我们看到英国资本主义在19世纪60年代便放弃了非经济性的强制劳动（如《主仆法》，工人如违反该法，要判入狱），放弃了长期雇佣契约（例如北部矿主实行的“一年契约”）以及实物工资制。平均雇佣期限缩短了，工资平均发放时间渐渐缩短到一个星期，甚至一天或一小时，使市场的讨价还价变得更敏感、更灵活。另一方面，中产阶级认为自己的生活方式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工人如果要求和他们过相同的生活，他们会惊得目瞪口呆；如果工人看来似乎就要享有这种生活，他们更会吓得惶惶不可终日。生活和期望的不平等，已经灌注在制度之中。

这就限制了他们准备提供的经济刺激。他们愿意采取各种计件工资制度，把工资与产量捆在一起（按件计酬似乎已在这一时期扩展开来），并指出工人最好知恩图报，应该感谢有份工作可做，因为外面有一大群劳动后备大军正等着接替他们的工作。

由产量定工资确有几个明显好处，马克思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最合适的工资支付标准。它确能为工人带来真正的物质刺激，鼓励工人提高劳动强度，从而提高生产力。这是对付懒散的最佳良方；是萧条时期自动减少工资发放的好办法，也是减少劳务开支和防止工资报酬提到高于必要或高于合适程度的方便之举。它将工人区别开来，即使在同一个单位工作的工人，其工资也可能差别甚大；而不同工种的工资发放方法更可能完全不同。有时技术熟练工人可能就是某种承包人。他雇用非技术工人，计时付酬，监督他们保持生产速度，而他本人的工资则由产量决定。问题的麻烦在于计件工资制经常受到抵制，特别是受到技术熟练工人的抵制；麻烦也在于这种方法不仅是对工人，而且对雇主来说也过于复杂，由于雇主对标准工作量应设在哪里通常只有个最模糊的想法，因此这种给付方式也常流于含混不清。此外，按件计酬在有些工业部门也不易执行。工人试图消除按件计酬的负面影响，办法就是通过工会或非正式途径重新采用“标准速率”的基本工资法，而“标准速率”是不可压缩，也是可以预见到的。雇主也将采用美国倡导的一种管理方法来取代他们的管理，美国人称其管理方法为“科学管理”。不过在本书所述时期，雇主才刚刚开始探索这种解决办法。

也许正是如此，人们才强调应寻找其他刺激经济的办法。如果说有一种因素主宰了19世纪工人的生活，那么这种因素就是毫无保障。一星期开始之初，他们不知道周末能拿多少钱回家，他们不知道眼前这份工作能干多久，如果他们失去这份工作，他们也不知道要等多久才能找到新工作，或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找到新工作。他们不知道何时工伤事故会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知道的是，到了中年——非技术工人也许是40～50岁，技术工人则50～60岁——他们就无法承担壮年劳工所能负荷的工作量，但他们不知道从此时起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将会有什么灾难降临到他们头上。他们的不安全感不同于农民的不安全感，农民是靠天吃饭，听命于不时发生的——老实说，更是杀人不见血的——天灾，诸如干旱和水灾，但他们仍能相当准确地预见到一个农人的一生是怎么度过的，从出生那天起直到进坟墓。对工人来说，生活就讳不可测了，尽管有相当比例的工人其大半生都是被同一个雇主雇用。甚至技术精湛的工人，其工作也无保障。在1857～1858年的经济衰退期间，柏林机械工程工业的工人总数几乎减少三分之一。那时没有任何与现代社会保险相似的措施，只有赤贫的兄弟们给予的爱和救济，有时连这两样也少得可怜。

对自由主义世界来说，为了进步，为了自由，更不必说为了财富，不安全感是必须付出的代价，而持续不断的经济扩张，使这种不安全感被限制在可以忍受的程度内。安全感是要花钱买的，至少有时要花钱买；但不是对自由的男人和自由的女人而言，而是对自由受到严格限制的“仆人”（servants）而言，他们包括“家庭佣人”、“铁路服务员”，甚至“百姓的公仆”（或谓担任公职的官员）。仆人中最主要的一群是城里的家庭佣人，即使是这群人也享受不到以前旧贵族和富绅家里的侍从、仆人所享有的那种安全感，他们时时刻刻要面对一个最可怕的威胁——立即被解雇，而且“不写一张字条”，即原来的主人（更可能是主妇）不把他们推荐给下一个雇主。资产阶级本身基本上也是不稳定、不安全的，是处于战争状态。他们随时可能被竞争、欺骗以及经济萧条所伤害，商人的处境更是险恶。但从实际情况看，商人在中产阶级中只占少数，而且他们失败后得到的惩罚也很少是体力劳动，更不是去济贫院乞讨。他们面临的最大危险是家里赚钱的男人突然死亡，因为如此一来，那些并非出自本人意愿但确实依附在他们身上的女眷，便会立遭灭顶之灾。

由于经济的增长，这种时刻存在的不安全感得到了纾解。没有多少证据显示欧洲的实际工资到19世纪60年代后期已有明显增加，但在先进国家，人们甚至在此之前就普遍感到境况改善了，与动荡、绝望的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1853～1854年全欧生活费用暴涨，1858年发生全球性大萧条，但这两大事件均未造成严重的社会混乱。原因就在于：经济大繁荣为国内和国外移民提供规模空前的充分就业机会。经济萧条是件坏事，但先进国家所发生的严重周期性萧条，如今看来不像是经济崩溃的证明，而只是增长过程中的短暂间歇。显而易见的是，劳动力并非绝对短缺，因为作为劳动后备大军的国内外农村人口，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工业劳动市场。所有学者一致认为此刻工人阶级除环境状况不佳外，其他各方面都有明显的但幅度不是很大的提高。后备大军的竞争并未使工人阶级的生活改善发生逆转，从这个事实我们便可看出经济增长的规模和动力。

然而，工人与中产阶级不同，工人与贫民、乞丐的距离只在毫发之间，所以其不安全感是时刻存在的，而且是非常真实的。工人根本没有可观的储蓄。能靠积蓄活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人，是属于“稀有阶层”。他们的工资不高，即使是熟练技术工人的工资，充其量也只是过得去而已。在正常的年月，普雷斯顿（Preston）纺织厂的监工，加上他七个已经上班的孩子，在完全就业的情况下每个月也只能赚四英镑。然而这点工资已足以令其左邻右舍羡慕不已。在兰开夏棉花短缺的那段时期（由于美国内战原料供应受阻），这样的家庭也不用几个星期便告断炊，得去慈善机构求助。一条正常的生活道路上不可避免地横卧着几个断层，工人及其家庭经常会因无法跨越而跌入其中，不能自拔。这些断层便是生儿育女、年迈、退休。以普雷斯顿为例，即使在经济情况好得令人难忘的1851年，仍有52%需抚育子女的工人家庭，全年无休的所得工资，也只能维持低于贫困的生活水平。至于年龄大了，那根本就是灾难潦倒的噩梦：从40多岁开始体力逐渐下降，挣钱的能力随之递减，特别是非技术工人。接踵而来的便是贫困，只能依靠慈善机构和穷人救济。对中产阶级的中年人来说，19世纪是个黄金时代：事业到达巅峰，收入、活动及生理等方面的衰退还不明显。可是被压迫者（劳动阶级的男人和妇女，以及所有阶级的妇女）的生命之花，却只在年轻时代绽放。

所以，经济刺激和不安全感都不是真正能使劳动力拼命工作的有效总机制，前者是因为其范围有限，后者是因为许多不安全因素看似不可避免的，就像气候一样。中产阶级会觉得下面这点很难理解：为什么最可能去组织工会的人恰恰就是那些最好、最理智冷静、最能干的工人呢？要知道只有他们才能领到最高工资，只有他们才能正常就业啊！然而工会是由这些人组成，并确实是由这些人领导，虽然资产阶级神话将他们形容成愚蠢、迷失的暴徒，是受到他人的煽动，而煽动者舍此便无法获得舒适的生活。当然这里面没有任何神秘的谜。雇主竞相雇用的工人就是这些人：他们不仅拥有足够的谈判力量使工会切实可行，而且也是最清醒意识到光靠市场本身并不能保证他们的安全，也不能保证他们获得他们认为有权拥有的东西。

不过，在工人还未组织起来，甚至有时他们组织起来以后，工人自己就为雇主提供了解决劳动管理的方法。整体而言他们喜欢工作，他们期望不高。没有技术的工人以及从农村来的“生手”，为他们有股蛮劲而自豪，他们来自以劳动为本的世界，他们的价值是以能干苦活为标准，择妻不是看她们有无漂亮脸蛋，而是看她们有无劳动潜力。1875年美国一位钢铁厂的监工说道：“经验告诉我们，如果动点脑筋将德国人、爱尔兰人、瑞典人以及‘美国荞麦’（Buckwheats）——这是我起的名字，指的是美国农村来的青年——组合在一起，你就能找到效率最高、最听话的劳动力量。”事实上，任何人都比英国人好，英国人调皮捣蛋，要求高工资，生产不卖力，搞罢工倒是好手。

另一方面，技术熟练工人为一种非金钱的刺激所推动，即他们对专业知识的自豪感。这段时期保存下来的一些机器，虽然经过一个世纪的沧桑岁月，但由于是用钢铁和铜精心制成，锉得光光的，磨得亮亮的，到今天仍然可以使用，它们正是当年工人技术水准的生动证明。万国博览会上陈列着数不胜数的展品，从美学角度看，它们也许不能登大雅之堂，但它们却是其创造者的骄傲。这些工人对命令、监督不以为然，时常摆脱有效控制，但从不破坏部门里的集体合作。他们也很痛恨按件计酬，痛恨所有使复杂和困难任务加快完成从而降低工作品质的方法，须知工作品质是他们的自豪所在。但是，他们也不会无视于劳动产量。他们自定的标准产量如果不算多、不算快，也绝不会比规定的少，比规定的慢。他们不需要任何人提供特殊的物质刺激，便能拿出自己的杰作。他们的信条是“凭良心挣钱”。如果说他们期待工资能使他们满意，他们同样也期望他们的工作能使每个人满意，包括他们本人。

这种对待工作的态度基本上不是资本主义的工作态度。我们不必解释便可知道这种工作态度对雇主有利，对工人不利。在劳动市场上，买主的原则是到最便宜的市场上去买，到最贵的市场上去卖，当然他们对正确的计算方法有时知之甚少。但是出卖劳动力的人，一般都不是只想得到最高工资，且只肯付出最低劳动力的人。他努力地想过一种像人的生活。他们也许在为让自己变得更好而努力。总而言之，他们要的是人的生活，不是一笔经济交易，当然这不表示他们对工资高低的区别无动于衷。（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职业性、观赏性的体育运动项目。当然现代体育运动的模式在本书所述时期还处于婴儿阶段。英国职业足球员开始出现于19世纪70年代后期，他们基本上是为了一份工资，加上荣誉，有时再加一点意外收获而踢球，虽然他们在市场上的现金价值很快便高达成千上万英镑。这种情况一直维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当足球明星要求以其市场价值支付其工资之时，亦是足球运动发生根本变化之日；运动员在美国成名要比在欧洲成名得早。）

然而，我们能否把“工人”视为同一类型的人或阶级呢？不同的工人群体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的环境、他们的社会出身、他们的形成、他们的经济状况，有时甚至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习惯都不尽相同。但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共同点呢？

贫穷不是共同点，虽然用中产阶级的标准来衡量，他们所有人的收入都只是说得过去而已——劳工天堂的澳大利亚例外，在19世纪50年代，澳大利亚的报纸撰稿人每周工资高达18英镑——但若用穷人的标准来衡量，工资较高、大体上正常就业的技术熟练工匠，与破衣烂衫、饥肠辘辘、吃了上顿愁下顿、不知如何为其家人寻找下顿饭着落的人之间，就存在着巨大差别。前者在星期天出门甚至在上下班的路上，还会穿一身仿自令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的服装。然而，确实有条共同的纽带把他们团结起来，即体力劳动和受剥削感以及靠工资吃饭的共同命运。他们之所以团结一致，是因为资产阶级竭力把他们排挤在外。资产阶级的财富猛增，而他们的境况依然岌岌可危。〔在1820～1875年之间，里尔（资产阶级）上层阶级的人数从占总人口的7%增加到9%，而其遗嘱上所载明的财富则从58%增加到90%。“大众阶级”从总人口的62%增加到68%，而遗嘱写明的财富只占0.23%。1821年时他们的财产尚占1.4%，虽然1.4%也不是多大的数字。〕资产阶级越来越排外，对可能爬上来加入他们队伍的人们竭力抵制。有些成功的工人或前工人可能已经爬上舒适的小丘，但小丘与真正由巨大财富堆积起来的高山相比，却又有天壤之别。工人不仅被社会的两极化所逼迫，而且被彼此共同的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所驱使，从而产生共同的意识——小酒馆是城市工人生活方式的核心，一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将小酒馆称为“工人的教堂”。阶级意识最弱的沉默不语，逆来顺受；最强的，则成了激进分子，成了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国际工人协会的支持者，成了未来的社会主义信徒。这两种不同态度的工人又进而联合在一起，因为传统的宗教历来就是社会团结的纽带，他们通过宗教活动而维系了自己的社团。然而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宗教仪式衰败了。19世纪50年代，维也纳的小工匠对壮观肃穆的天主教仪式还感到无限虔诚和欣慰，然而此后便无动于衷了。在不到两代人的时间里，他们的信仰转到了社会主义。

参差不齐的“劳工贫民”，毫无疑问逐渐成为城市和工业区“无产者”的一部分。这点可从19世纪60年代工会的重要性日益加强这一事实得到证明，同时若没有无产者，不论其力量大小，国际工人协会也不会存在。然而“劳工贫民”并非由不同群体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已形成了一个具有一致性的庞大群体，一致对现实不满，一致备受压迫，特别是在19世纪上半叶那个艰难的、毫无希望的年代。不过这种和谐如今正在消失。繁荣稳定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时代，为工人阶级提供一种可能性，即通过集体组织改善集体命运的可能性。但不加入集体的“零散穷人”，就不能指望工会给予多大帮助，而“互助会”（Mutual Aid Societies）能给的帮助就更少了。总的说来，工会乃是少数骄子的组织，虽然大规模罢工有时可动员广大群众参加。此外，自由资本主义还按照资产阶级的模式向个别工人提供非同一般的光明前景，但劳动人口中的绝大多数都无法或不愿接受这个机会。

因而分野便贯穿在正在快速形成的“工人阶级”之中。它将“工人”与“穷人”分开，或换个说法，将“受人尊重的人”与“受人蔑视的人”分开，用政治术语来说（见第六章），就是将诸如“聪慧的工匠”（英国中产阶级激进派非常乐于支持他们）与危险的、衣衫褴褛的大众区别开来。中产阶级决心将大众排斥在外。

在19世纪中叶的工人阶级词汇中，没有一个比“受人尊重”（respectability）一词更难分析，因为它同时包含了中产阶级渗透进来的价值观以及冷静、牺牲、不轻言满足的态度，少了这种态度，工人阶级的觉悟便无从谈起，集体斗争运动也无从进行。假如工人运动显然是革命的，或至少是与中产阶级世界分道扬镳的（如同1848年以前那样，第二国际时代也是如此），那么分野就十分明显了。但是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期间，个人改善与集体提升的界线，模仿中产阶级与好像是用自己的武器挫败中产阶级的界线，经常不是那么泾渭分明、那么容易区分。我们该将马克洛夫特（William Marcroft，1822～1894）置于什么地位呢？我们很容易把他描绘成斯迈尔斯所倡导的自助典范。他是农村女佣与纺织工的私生子，完全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从奥尔丹纺织厂工人爬到机械工程厂的工头，1861年当了牙医，开设个人诊所，死时留下1.5万英镑遗产，这显然不是一笔可以忽略不计的财产。他终身是激进的自由党人，终身主张自我克制。然而，他在历史上的区区地位，是由于他同样终身热情推崇合作生产（即借由自助的社会主义），他为此献出了毕生精力。与他相反，艾伦（William Allan，1813～1874）则毫无疑问坚信阶级斗争，而且，用他讣文中的话说，“在社会问题上，他倾向于欧文提倡的空想社会主义。”然而这位激进工人是从1848年前的革命大学里锻炼出来的，他是工程师联合工会（Amalgamated Society of Engineers）——“新形态”技术工人工会中最伟大的组织——的领导人，以谨慎、温和以及高效率著称；他既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在政治上又是一个忠实坚定的自由主义者，不向任何形式的政治恫吓或欺骗屈服。”

事实上在这一时期，能干、聪敏的工人，特别是技术熟练的工人，既是拥护中产阶级社会控制和工业纪律的支柱，又是工人集体自卫的最积极干部。他们之所以支持中产阶级，是因为一个稳定、繁荣、发展的资本主义需要他们，也向他们提供了少许改善的前景，而且这个资本主义现在无论如何已不可避免，它看来不再是昙花一现。反之，伟大的革命与其说是更大变革的头期款，不如说是过去时代的尾款。充其量它只能留下一个五彩缤纷的辉煌记忆，而最坏也不过是证明前进的道路上并无捷径可言。他们同时也是工人的干部，因为工人阶级知道，单单是自由主义的自由市场并不能赋予他们权利，不能为他们带来他们的所需，他们得组织起来，得斗争。美国可能是个例外。这个国家看来已向穷人做出保证：穷人有条摆脱穷困的道路；已向工人保证：工人有扇走出工人阶级的大门；也向每个公民保证：他们可取得与其他任何人平等的权利。英国的“工人贵族”是英国特有的社会阶层，他们包括独立的小工厂主以及商店老板，也包括白领工人和低层官僚组成的下中阶级，但前者的重要性不如后者。英国的“工人贵族”帮助自由党发展成对广大群众真正具有吸引力的政党。与此同时，它又是异常强大的、有组织的工会运动核心。在德国，即使最“受人尊重”的工人也被打入无产阶级队伍，与资产阶级隔着一道鸿沟。德国有个“自我提升”协会（Bildungsvereine），在1863年时有1 000名会员，到1872年，单是巴伐利亚就有不下2 000人。19世纪60年代进入“自我提升”协会的人，很快便能摆脱这些组织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至于中产阶级的文化，由于反复灌输的结果，他们尚未完全摆脱。他们即将成为新社会民主运动的干部，特别是在本书所述时期结束之后。然而归根结底，他们都是自学成才的工人，“受人尊重”是因为他们懂得尊重自己，并且因为他们将自我尊重的好、坏两面全部带进拉萨尔和马克思的政党里去。只有在革命有理、唯革命方能解决贫苦劳工大众境况的地方，或在劳工大众的主要政治传统仍是造反和争取建立革命社会共和国的地方——如法国——“尊重”才是比较次要的因素，或者说“尊重”只存在于中产阶级以及希望被认作是中产阶级的人群之中。

工人阶级当中的其他人又怎么样呢？虽然对他们的探讨比对“受人尊重”的工人的探讨多得多（但对这一代人的探讨明显少于1848年以前和1880年以后），但我们对他们仍知之甚少，只知道他们贫穷邋遢。他们不公开发表言论，那些组织、工会干部（不论有无政治背景）也很少提及他们，只有需要他们支持时，才不惜屈尊垂询。甚至特别为“不值得尊重”的穷人组织的“救世军”（Salvation Army），也无法发挥免费街头演出（有制服，有乐队，有动听的圣歌）和募捐之外的功能。事实上，对许多非技术工人，或谓出力出汗的工人来说，那些在劳工运动中崭露头角的组织是与他们无缘的。在政治运动的高潮时期（如19世纪40年代的宪章运动），他们可能被吸收：梅休（Henry Mayhew）笔下的伦敦小贩都是宪章派。大革命也可将受压迫最深、最不关心政治的人鼓动起来（也许只是短暂的）。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巴黎妓女便积极支持公社。然而，资产阶级胜利的时代肯定不是革命的时代，甚至也不是群众运动的时代。巴枯宁认为，这样的时代可将积郁在无产阶级边缘人胸中至少是潜在的革命精神慢慢煽动起来。他的这项假设没有什么大错，但他说这些人可以成为革命运动的基础，就大错特错了。在巴黎公社期间，穷人中的散兵游勇虽也支持公社，但公社的积极分子仍是技术工人和手工艺人；而站在穷人最边缘的那部分人——青少年——在公社运动中所占比例极小。成年人，特别是记得1848年历史的人，不管他们的记忆如何模糊，都是1871年的杰出造反派。

劳动贫民当中，有的是劳工运动的潜在斗士，有的则不是，两者之间的界线不很明显，但确有界线。“协会”（association）是自由时代的神奇组织，通过协会，甚至即将放弃自由主义的劳工运动也可得到发展。想要参加协会和成功组成协会的人，对不想或不能参加协会的人——不只是妇女——通常是耸耸肩膀，最坏的情况也只是投以蔑视的眼光而已（妇女事实上被排除在俱乐部之外，不列入程序，不能申请入会）。工人阶级当中的这部分边缘人即将变成一支社会政治力量。这部分人恰巧与各种俱乐部一拍即合，其中包括诸如互助会、兄弟慈善会（一般带有浓厚宗教色彩）、合唱队、体操或其他体育俱乐部，甚至志愿宗教组织、工会和政治团体。宗教组织和工会政治团体是其中的两个极端。这部分人通常也与独立手工业者、小业主甚至小企业主相重叠。协会涵括了各种劳工——在本书所述时期结束时，英国这部分人约占工人阶级的40%——但还是有许许多多人被排除在外。这些被排除在外的人，是自由时代的客体，而非主体。其他人的愿望和所能得到的东西已经够少了，但他们甚至更少。

如果我们回过头来看看所有劳动人民的境况，我们很难得出一个平衡不倚的看法。这一时期拥有现代城市和现代工业的国家很多，工业发展的阶段也不相同，很难一概而论。即使我们将范围限制——我们也必须限制——在相对比较先进、与落后国家有明显区别的国家，限制在与农村人口和农民有明显区别的城市工人阶级，我们也无法笼统地作一番综述，因为这样做的意义不大。就工人而言，当时他们大多数仍很穷困，周围物质环境无法忍受，精神寂寞空虚。这是其中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自19世纪40年代起，他们的现状大致说来有了好转。难题是如何在这两者之间作不偏不倚的评价。自鸣得意的资产阶级发言人，过分强调其改善的那面。吉芬（Robert Giffen，1837～1900）在回顾了1883年前半个世纪的英国情况后，巧妙地将工人称作“尚未改善的社会底层”。对此结论我们谁也不会反对，我们不反对说“甚至用最低的愿望来衡量，当时的改善也是小得不能再小”；也不会反对说“为改善人民群众境况而苦思冥想的人，都会希望来场革命之类的运动”。不十分满意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并不否认工人情况有所改善——就工人精英而言，情况的改善相当可观，因为具备他们那种条件的工人相对来说还不算多，这使他们可持续处于卖方市场——但与此同时，社会改良主义者也描绘了一幅色彩并不鲜艳的图画：

大约仍有1 000万工人……包括技术工人和一般体力劳动者，他们的生活不再经常笼罩于“靠教区救济”的恐怖中。有些工人是“贫民”，有些则不是，但这两者之间并没有明确、长期不变的界线，而是经常处在变化之中。除了那些长期受低工资困扰的工人外，工匠、买卖人和农村里的庄稼汉，也经常会不断陷入贫困深渊，有些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有些则不是。1 000万工人当中，究竟有多少属于春风得意的工人贵族？这就不易判断了。工人贵族是政客愿意与之交往的一群，其中一部分人甚至被社会迫不及待地奉为上宾，称为“工人代表”……我坦承我不敢奢望有超过200万的技术工人（他们代表了500万人口）能经常生活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享有某种起码的保险……至于其他500万人（包括男工和女工）的最高工资，只够买些生活必需品，维持最勉强像样的生活所需，一旦他们丧失工作，就意味着他们将一贫如洗，立即滑入贫民范围，靠救济度日。

上述这些看法的资料详尽，用意亦佳，但仍有粉饰之嫌，理由有二：首先，因为穷苦工人——伦敦工人阶级中贫户几乎占40%——很难有什么“维持最勉强像样的生活所需”的东西，即使用社会下层最勤俭的标准来衡量也没有；其次，“生活在安逸舒适的环境，享有某种起码的保险”云云，等于是说拥有的东西少得可怜。曾隐姓埋名跟贝克普（Baeup）的纺织工人住在一起的比阿特丽克斯·波特（Beatrix Potter），无疑曾体验过“舒适安逸的工人阶级”的生活。所谓“舒适安逸的工人阶级”，即那些既与雇主唱反调又跟他们合作的集团，其中不包括无所事事、“不值得尊重”的工人，他们多半“有很高的工资、生活大致优越”，“住房舒适，家具齐全，喝上等茶”。然而这位观察能力极强的人，却又几乎无视于先前的描述，声称这同一群人在生意繁忙的时候，会因过分劳累而疲惫不堪，吃得很少，睡眠也不足；因用脑过度而筋疲力尽，“机器常发生故障，这意味着要付出更多体力”。这些男工和女工之所以循规蹈矩，小心翼翼，她认为这是因为他们担心生活会“山穷水尽”。

仅为生存而挣扎的人，以“进天堂”和到另一世界生活来聊以自慰。去“另一个世界”的希望净化了他们，平息了他们心中蠕动的渴望，对现实世界美好事物的渴望，使他们将失败看成一种“庄严的事”，不去卑鄙地追求成功。

这不是一幅描绘即将从睡梦中醒来的受冻挨饿者的图画，也不是一幅“生活比50年前大大改善了的男女”的图画，更不是一幅如踌躇满志却十分无知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所说的“几乎拥有近50年来一切物质利益”（吉芬语）的阶级图画。这是一幅自尊、自立者的图像，他们的期望小得可怜，他们知道他们可能会更穷，他们记得过去那段比现在更穷的岁月，他们如今仍时刻被穷困（他们所知道的穷困）的幽灵所纠缠，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是他们永远不敢存有的奢望，而救济生活却与他们只有咫尺之遥。正如波特的房东所说：“好东西要适可而止，因为钱很容易就花光了。”这位房东将波特递给他的一支香烟抽了一两口后就掐灭，放到窗台上，等待第二天晚上再抽。今天谁如果忘了那时的男男女女就是这样看待生活消费品的话，他就永远无法理解这场资本主义的伟大扩张，如何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为相当一部分的工人阶级带来小小的，然而却是实实在在的改善。只是，这部分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世界的鸿沟仍然很深很宽，以致永远无法弥合。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只会胡说——“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世界的鸿沟仍然很深很宽，以致永远无法弥合。”

我看转眼之间——工人阶级买的股票和房子，就可以使他变成“资产阶级世界”的一员。当然，这也让他落入了可能破产的风险，就像可悲的资产阶级成员已经遭遇的一样。

【第十三章　资产阶级世界】

你不知道，在我们所处的世纪里，人的价值是以其自身素质而定。每天每日总有某个精力不够充沛、对事业不十分尽心的脓包从其高高在上的社会层级上摔下来。他以为他可永远占有这个阶梯，殊不知他麾下某位头脑敏捷、胆识过人的家伙，已突然取其位而代之。——莫特-博叙夫人（Mme Mott-Bossut）给儿子的家信，1856年

他注视着围着他的孩子们，孩子们绽开笑靥；

他笑容可掬，孩子们对他嬉闹叽喳。

他伟大崇高，孩子们对他顶礼膜拜。

他至爱至仁，孩子们对他报以笑语。

他言行一致，孩子们对他感佩莫名。

他令出如山，孩子们对他敬重有加。

他的至交皆人中俊杰；

他的府第一尘不染，洁净幽雅。

——图佩尔，1876年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资产阶级社会。有时候最最肤浅的表面现象却反映了最深刻的内涵。让我们先分析一下这个社会。在本书所述的这个时期内，资产阶级社会达到巅峰。从资产阶级社会成员的衣着以及他们的家庭陈设便可知其一斑。德国有句成语：“人靠衣装。”在资产阶级巅峰时代，这句话更成了至理名言，人们对它体会之深超过任何时代。在这个时代，社会变化很大，为数颇多的人被实实在在地推上历史重要地位，扮演起新的（更高级的）社会角色，因而他们不得不恰当地穿戴打扮起来。1840年奥地利作家内斯特罗发表了非常有趣然而十分辛辣的闹剧《护符》（The Talisman），剧中说的是一个红头发穷汉捡到一顶黑色假发，后来假发丢了，其命运也随着假发的得失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资产阶级巅峰时代与这部作品发表的时间相距不远。

家是资产阶级最美满的世界，因为在家里，也只有在家里，资产阶级社会里的一切难题、矛盾方可置于脑后，似乎业已化为乌有，一切全都解决。在家里，也只有在家里，资产阶级，尤其是小资产阶级，方可悠然自得，沉浸在和谐、温馨、唯统治阶级才有的幸福和幻觉之中。家中摆满的家具陈设展示了这种幸福，也使他们享受到这种幸福。这种梦境似的生活在圣诞节表现得最为淋漓尽致。圣诞节是为展示这种富有舒适生活才系统发展起来的家庭宗教活动。圣诞晚餐（狄更斯为之讴歌）、圣诞树（是德国人首创的，但由于英国王室支持便迅速在英格兰普及开来）、圣诞歌（以德国《平安夜》最为著名）皆象征了室外的严寒与室内的温暖以及室内、室外两个世界在各个方面的巨大反差。

在19世纪中叶，资产阶级家庭室内陈设给人最直接的印象是东西甚多，放得满满当当，盖得严严实实，常用窗帘、沙发垫、衣服、墙纸等掩饰起来，不论是何物件，皆求精品，没有一张画不镶上框架，而且是回纹雕花、金光闪闪的框架，甚至外面还罩上丝绒；没有一张椅子不配上垫子，或加上罩子；没有一块纺织品不带穗子；没有一件木器不带雕花；没有一样东西不铺上布巾，或不在上面放个装饰品。毫无疑问，这是富有和地位的象征。德国比德迈尔风格（Biedermayer）的资产阶级室内装饰给人一种朴素的美，这与其说是由于这些地方上的资产阶级的天生爱好，不如说是因为他们还囊中羞涩。资产阶级仆人房间里的摆饰便极其简单，因为家饰表明了他们的身份。当家具主要是靠手工制成时，它们的装饰以及材料就成了它们身份的主要指数。钱可以买来舒适。舒适与否是肉眼看得见的，是感觉得出来的。家具还不仅仅是为了使用，不仅仅是主人地位和成就的象征。家具还有其内涵，表达了主人的个性，表达了资产阶级生活的现状和打算，同时也表示它们具有使人潜移默化的作用。所有这些都在资产阶级家里集中表现出来。因此，资产阶级家里要摆放这些家具、陈设。

资产阶级使用的家具、物品，就像放置这些家具、物品的房子一样，非常坚固结实（坚固结实是当时企业界使用的最高赞美词）。它们在制作时就要求结实，它们也果真经久耐用。与此同时，它们还得通过自身的美表达出对生活更高的追求和精神方面的渴望，要不就是它们存在的本身已代表了这些追求和抱负，如书籍和乐器（令人惊讶的是，书籍和乐器的设计除表面的细小改进外，一如既往），否则它们就只是纯粹的消费品、日用品，如厨具、行李箱等。美就意味着装饰。资产阶级住宅里的家饰，建造时固然美观，但还不足以包涵精神的美、道德的美，就像硕大的火车、轮船一样。火车、轮船的外观基本保持原样，但内部变了，属于资产阶级的部分变了，如新设计的普尔曼式（Pullman）卧铺车厢（1865年）以及轮船头等舱、贵宾舱等。这些都经过装饰和布置。因而，美就意味着装饰，物件的表面要涂抹或粘贴。

既要坚固，又要美观，要集物质与想象、肉体与精神于一体。这种双重性正是资产阶级世界的一大特征。然而，物件包含什么样的精神和想象，取决于物件本身，也只有通过物件本身来表达，或至少通过购买物件的钱来表达。所有代表精神方面的事物，恐怕无一能超过音乐。音乐进入资产阶级家庭最典型的形式是钢琴，一种体积庞大、十分精巧、极其昂贵的乐器。为照顾阶级层次稍低但热衷于资产阶级价值观的人的需要，遂有竖立式小钢琴的出现，其价格和品质虽有所降低，但仍然非常华贵。资产阶级家庭如缺少一架钢琴，室内陈设就称不上完整，然而资产阶级家里的千金小姐，是不会无休止地在钢琴上拨弄的。

资产阶级以外的社会阶层都能清楚看出道德、精神与贫困之间的关系，然而资产阶级对这三者的关系却不能完全理解。大家都承认，一味追求高级精神方面的东西很可能无利可图，除了某些商品化的艺术品外。即使是这些艺术品，也得等到相当年限后方能卖出好价钱。邀请落魄书生和年轻画家来家里参加星期天晚宴，或聘雇他们充当家庭教师，已成了资产阶级家庭的组成部分之一，至少在文化极受重视的家庭当中是如此。但是我们无法从中归结出：物质成就与精神成就不能兼而有之，结论应是两者相辅相成，物质成就与精神成就互为必要的基础。小说家福斯特（E.M.Forster）是这样形容资产阶级：“赢利滚滚而来，崇高思想的火花四下飞出。”对一个哲学家来说，他最合适的命运就是生为银行家之子，就像卢卡奇（George Lukacs）一样。德国知识界的一大光荣，便是他们的“私人学者”（Privatgelehrter，即不受人聘雇靠自己收入进行研究的学者）。穷困潦倒的犹太学者应娶当地最大富商的千金为妻，这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一个尊重学问的社群，如果只对其学术杰出之士给予一些赞美之词，而不拿出一些实质的东西，是不可思议的。

如此这般的精神与物质关系，显然十分虚伪。冷眼旁观的观察家认为这种虚伪性不仅渗透在资产阶级各个方面，而且是资产阶级世界的根本特征。就肉眼所见，性问题比任何问题都更为明显。这不是说19世纪中叶的资产阶级（以及希望像资产阶级的人，男性）是十足的伪君子，满嘴仁义道德，实际上故意逼良为娼。不过在某些方面，正经宣传的道德标准是一回事，人性的本能要求又是另一回事，两者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大凡在这些方面，明知故犯的伪君子经常比比皆是，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在本书所述时期，情况经常如此。比彻尔（Henry Ward Beecher）是纽约一位伟大的传教士，宣扬一个人在宗教上和道德上应洁身自好，谨言慎行。此君显然应该避免卷进那么多而且传得沸沸扬扬的婚外恋，否则就该另选职业，选择一个不要求他成为如此严格的性克制宣传家的职业；虽然人们对他在19世纪70年代遇到的厄运不能完全不表示同情。这场厄运把他和美丽的维多利亚·伍德哈尔牵扯在一起，伍德哈尔是一位女权运动者，性自由的倡导者，在她的信念中，隐私权是很难得到尊重的。〔这位杰出女性，是一对颇具吸引力的姐妹中的一个。她曾使马克思恼火了好一阵子，因为她要把国际工人协会美国支部变成宣扬性自由和唯灵论的组织。这两姐妹与范德比尔特均有关系，并从中获益不少。范德比尔特照管她们的财产账目。最终她结了一门好亲事，卒于英格兰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卒时声名鹊起。〕然而如同最近几位研究这位“另类维多利亚”的作者所言，认为这时期正式宣传的性道德纯系装饰品，乃是一种时代错置的谬误。

首先，这个时代的虚伪性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谎问题，除非是那些性欲强烈却难被公众允许的人，如那些需仰仗洁身自好、选民厚爱的杰出政客和地方上备受敬重的同性恋商人，他们非说谎不可。在许多国家里（主要是罗马天主教国家），露骨的双重标准并不算虚伪，而是可以接受的，待字闺中的资产阶级小姐要守贞操，已婚的资产阶级夫人要守妇道，而资产阶级的青年男子可像蝴蝶逐香一样扑向所有女人（也许中等和上等阶级家的闺阁小姐除外），已婚者也可允许有些越轨行为。这种游戏规则是大家完全理解的，并且知道资产阶级有时处于某些尴尬境地，需要谨慎处理，否则其家庭稳定及其财产便会受到威胁。时至今日，每个意大利中产阶级仍旧懂得，情欲是一回事，“我孩子的母亲”则是另外一回事。在这种行为模式中，虚伪只在下述情况下发生，即资产阶级妇女完全置身于这场游戏之外，对男人与除她们之外的女人发生的勾当浑然不知。在新教国家里，男女双方都要信守性节制和洁身自好的道德标准，然而那些明知这条道德约束却又违反这条道德的人，不但没有伪君子的玩世自在，反倒是深深陷入痛苦之中。把处于这种窘境的人当作骗子看待是完全不恰当的。

而且，资产阶级道德规范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各方采纳。当为数众多的“受人尊重的”工人阶级接受占统治地位的价值标准时，当人数不断增加的下中阶级也遵守这个道德规范时，资产阶级的道德标准可能更加行之有效。这种道德标准甚至抑制了资产阶级世界对“道德统计数字”的浓厚兴趣，诚如19世纪末期某本参考书不无悲哀地承认，所有企图以妓女人数增加反映道德失败程度的统计均被打消。这段时期对性病只进行过一次调查（性病显然跟某些过于频繁的婚外性生活有很大关系），但其中透露的信息极少，唯普鲁士例外。性病在柏林这个特大都市中比在其他地方高得多（正常情况下性病随城市和村庄规模大小而递减），这也不是无法理解的事，港口城市、驻军城市和高等学府集中的城市，即远离家乡的未婚年轻男子高度集中的地方，性病的发病率最高。（当时政府曾要求普鲁士医生提供1900年4月正在接受治疗的所有性病病人的数字。没有任何理由相信，这个相对准确的统计数字与30年前的数字会有很大差别。）没有任何理由认为维多利亚时代的英、美中产阶级、下中阶级以及“受人尊重的”工人阶级，其一般成员未能达到性道德标准。年轻的美国姑娘享有单独外出和由美国男青年陪同外出的自由（这是父母允许的），这把拿破仑三世时代巴黎城里那批少见多怪、游手好闲的男人吓呆了。这就是美国男女青年良好性道德的有力证明，就像记者披露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伦敦罪犯巢穴的资料一样令人信服，恐怕有过之而无不及。用后弗洛伊德学派的标准去衡量前弗洛伊德学派的世界，或认为当时的性行为模式确实跟我们今天的想法一样，显然都是不合理的。用现代的标准来看，那些簇立着修道院、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的地方，简直就像是一本又一本的性变态病历。我们今天会怎样看待专爱拍摄裸体小女孩照片的卡罗尔（Lewis Carroll）之流呢？按维多利亚时代的标准，他们的罪名充其量莫过于沉溺拍摄裸体小女孩照片而已，说不上是性欲过盛。同样可以确定的是，许多大学教授喜欢接近男大学生也不是精神上的嗜好，而是柏拉图式的恋爱——这个词很能说明问题。将英语词汇里的“求爱”（to make love）一词变成直截了当的性交同义语，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事。资产阶级世界被性死死缠住难以解脱，但他们不一定就是乱交。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对问题看得入骨三分：资产阶级堕落犯罪一次，便会失去天恩，受到惩罚，就像《浮士德》（Dr.Faustus）里的作曲家莱弗库恩（Adrian Leverkuehn）得了第三期梅毒一样。资产阶级有些人对此噤若寒蝉，说明当时普遍存在的天真和无知。（从北美奴隶主人对待他们女奴隶的态度中，可见新教国家普遍的道德水平之高，道德力量之大，不但与一般的猜想相反，也与地中海天主教国家的情况相反。在美国南方白人主人与黑人女奴的混血儿以及私生子的数量是相当少的。）

正是这种天真和无知，使我们认清资产阶级着装上的巨大性感成分。资产阶级服装是诱惑与禁锢兼有的奇怪组合。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资产阶级穿得严严实实，除面部外，其他部位很少露在外面，甚至在热带也是如此。更有甚者（例如在美国），使人联想起人体的东西（如桌腿）也要遮盖起来。与此同时，人们的所有第二性征，如男子的胡须、毛发，女子的头发、乳房、臀部等都要使用假发髻或某些装饰物等进行过分的渲染，将这些部位夸张到无以复加的怪异程度。（19世纪50年代时兴有衬架支撑的女裙，衬架完全张开后可遮住下半身，突出杨柳细腰，隐隐约约显出臀部曲线，巨大下摆与纤细腰肢，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是过渡阶段的服饰。）这种情况以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为最。1863年马奈（Manet）发表了他的名画《草地上的午餐》，引起惊人的轰动，其原因正是他刻画了男女着装上的鲜明对比：男子十分端庄，十分体面、正派，妇女则袒胸露背。资产阶级文明坚持认为妇女本质上是精神动物。这个理论的高明之处在于它暗示：（一）男人不是精神动物；（二）男女体征上的明显性感部分不属于价值体系。成就与享受是不能同时兼有的，就如今天民间在进行体育比赛时仍奉行的做法那样，运动员在比赛或恶斗开始之前需独处，不得与异性同房。在通常的情况下，不压制本能冲动就没有现代文明。最伟大的资产阶级哲学家中最最伟大的当数弗洛伊德，他的理论基石就是这个观点，虽然后人认为他是主张取消压制的。

萧伯纳（Bernard Shaw）以其惯有的聪明才智发现，中庸是传统上资产阶级实现其社会抱负和演好自己角色的处世之道。那么为什么资产阶级要满腔热情、病态似的宣扬一种难以令人恭维的、与温和主义理想形成明显对照的极端观点呢？从中产阶级理想阶梯的下面几层来看，问题便不难回答。因为单凭不屈不挠的努力便能将一贫如洗的男女，甚至他们的下一代，从道德败坏的泥沼里拯救出来，提升到受人尊重的坚实高山上，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就在高山上确定了自己的坐标。对“酗酒者匿名协会”（Alcoholics Anonymous）的会员来说，除非绝对戒酒，要不就彻底堕落，没有任何折中之道。事实上戒酒运动（此时在新教和清教主义国家也进行得非常活跃）已清楚说明了这点。这项运动并不是要竭力清除酗酒者，也不去加以限制，它的对象是那些愿以自己的坚强毅力显示他们不同于受人鄙视的穷汉的人，为他们规定一些准则，并将他们与自暴自弃的人区分开来。清教主义也具有相同的作用。然而只有在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占统治地位时，这些才是“资产阶级”现象。就像阅读斯迈尔斯著作和进行形形色色的“自我帮助”和“自我提升”的做法一样，这与其说是为资产阶级的胜利做嫁衣，倒不如说是取资产阶级的胜利而代之。在“受人尊重的”工匠和职员这一级，戒酒经常是将酒戒掉而已，戒酒本身就是胜利的奖赏，戒酒者能从中获得多少物质报酬是不重要的。

资产阶级的性禁欲主义更为复杂。世人有种看法认为：19世纪中期资产阶级的血统非常纯正，故要采取异乎寻常的严格措施，以防范性诱惑，但这种说法难以令人信服。勾引之所以很难抗拒，正是由于那种极端的道德标准本身，也正是这个极端的道德标准，使得堕入色坑的人相对摔得更惨，就像小说《娜娜》（Nana）中那位道貌岸然、小心谨慎的天主教徒穆法特（Muffat）伯爵一样。《娜娜》是左拉的作品，主人公是19世纪60年代巴黎的一位妓女。当然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经济问题，正如我们下面看到的那样。“家庭”不仅仅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基本社会单位，同时也是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财产和公司企业的基本单位，并通过“女人”加“财产”的交换（“结婚嫁妆”）与其他基本单位联系起来（在联姻中，按资产阶级以前传统的严格规定，妇女必须是“洁白无瑕的处女”）。任何削弱家庭单位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而削弱家庭的行为莫过于受不加控制的激情驱使，或招徕“不合适的”（即经济上不合算的）求婚者和新娘，或丈夫与妻子离异，或浪费共有财产。

然而，这类紧张却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在本书所述时期，紧张尤为突出，因为禁欲、中庸、节制等道德观与资产阶级胜利的现实发生剧烈冲撞。资产阶级不再生活在物质匮乏、经济拮据的家庭中，也不生活在距上等社会非常遥远的社会阶层中。他们的问题是如何花钱，而非如何赚钱。不仅是游手好闲的资产阶级日益增多——1854年科隆靠固定地租或债券利息收入以及靠投资为生的人共有162位，1874年便增加到约600位——而且对那些成功的资产阶级而言，不管他们是否握有作为一个阶级的政治权力，除了一掷千金外，他又能如何显示他已迫使其他阶级俯首称臣了呢？“新贵”一词（Parvenu，新富起来的人，暴发户）自然而然变成“挥金如土之人”的同义词。无论这些资产阶级是否模仿贵族的生活方式，或是像鲁尔区的克虏伯及其同行的工商界巨头一样，造起了古堡，建立起类似容克帝国但比容克帝国更坚实的工业封建帝国（虽然他们拒绝接受容克阶级赐给他们的封号），但是，因为他们有钱可花，而且挥金如土，遂不可避免地使他们的生活方式逐渐向放荡不羁的贵族靠拢，他们的女眷更是过着接近于贵族的那种毫无节制的生活。在19世纪50年代之前，这还只是少数家庭的问题，在德国等地则尚未构成问题，如今却已成为整个阶级的问题。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很难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在道义上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去赚钱和花钱。它也未能解决与此同等重要的另一问题：如何在家族的男子中选择一个精力充沛、精明能干的事业接班人。由于这个事实的存在，女儿的作用加强了，女儿可能成为公司里的新成员。伍珀塔尔（Wuppertal）的银行家威切豪斯（Friedrich Wichelhaus，1810～1886）有四个儿子，只有罗伯特（Robert，生于1836年）继承父业，当了银行家，其他三个儿子（先后生于1831年、1842年、1846年）中的两个成了地主，一个当了学者。然而两个女儿（分别生于1829年和1838年）都嫁给了工业家，其中一个是恩格斯家族成员。资产阶级拥有足够财富后，他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即利润，已不再是他们催马加鞭的动力。到19世纪末，资产阶级暂时找到赚钱和花钱的办法，过去留下的财产在收支平衡方面也发挥了缓冲作用。在1914年灾难降临之前的最后几十年，是晴暖宜人的小阳春季节，是资产阶级生活的黄金时代，以后的资产阶级在回顾这段历史时不无感叹。但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矛盾恐怕是最尖锐的：创业与享乐同时存在，相互冲撞。性欲是冲突的牺牲品，虚伪成了胜利者。

资产阶级的家是用花墙、服饰、家具和器皿等精心打扮起来的。家是这个时代最神秘的组织。如果要找出清教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关系并不困难，因有大量文学作品可为佐证，那么要说清楚19世纪家庭结构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的关系就不容易了，至今仍是十分模糊。两者之间有明显的矛盾，但很少有人注意。一个采用竞争机制的社会，一个为营利至上的经济服务的社会，一个为个人奋斗撑腰的社会，一个为争取权利平等、机遇平等、自由平等而努力的社会，为什么它的基础偏偏就是与这所有宗旨相左的家庭组织呢？

一家一户是这个社会的基本单位，家里奉行家长独裁。家又是这个社会的缩影。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或是这个阶级的理论发言人）谴责并摧毁的正是这种一部分人从属于一个人的阶级社会。

他是父亲、丈夫和主人，以坚定的智慧把家治理得井井有条。

他是监护人，是领路人，是法官，他使家里的财富堆积如山。

在他之下的——让我继续引用这位非常著名、擅长谚语的哲学家的话——是忙进忙出的“天使、母亲、妻子和主妇”，据伟大的罗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国作家、社会改革家）说，主妇的工作是：

（一）使大家高高兴兴；

（二）每天给他们做饭；

（三）给每人衣服穿；

（四）令每人干净整洁；

（五）教育他们。

这是一项既不要求她显示多少智慧，又不需要她掌握多少知识的任务〔诚如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所言：“女子无才便是德，自己要做个好女孩，让别人去聪明吧！”〕。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资产阶级妻子的作用变了，与她们过去的角色很不一样（过去是真正操持一个家，如今是要显示并炫耀她丈夫使她享受豪华、舒适、悠闲生活的能力），而且她还必须表现出她嫁给她丈夫是高攀了：

她有头脑？好极了，但你一定要超过她；因为女人必须处于从属地位，而真正能凌驾全家之上的是最有头脑的人。

不过，这位美丽、单纯、无知的奴隶也要行使其领导权，并非领导子女，而是领导仆人，孩子们的最高领导是身为一家之长的父亲。（“孩子们竭尽所能使他们亲爱的父亲、他们崇拜的偶像高兴，他们画画、工作、朗读、写作文、弹钢琴。”这是对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艾伯特亲王的生日描写。）前呼后拥的仆人将资产阶级与社会地位低下之人划分开来。“夫人”就是自己不干活而指派他人干活的人，她的高贵地位也由此确立。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中产阶层与工人阶层的关系就是雇主与可能成为仆人的人的关系。19世纪末，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在约克所进行的最早的社会调查，就是利用这个方法进行区分。仆人中妇女越来越多，而且占了绝大多数——从1841年到1881年英国男仆从20%下降到约12%——因而一个典型的资产阶级家庭是呈金字塔形，塔尖上是男主人，下面各层都是女人。尤其在男孩长大离家，甚至男孩到了住校年龄——英国上等阶级的做法——便离家后，情况就更是如此。

仆人做的是家务，领工资，所以跟工人相似，但有基本区别，因为他们与主人的主要关系不是现金交易关系，而是依附关系，实际是全面依附关系。他们生活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有严格规定。他们住在主人顶楼的简陋小房间里，因而受到全面控制。从身上穿的围裙或工作服，到对他们行为举止或“性格”的鉴定（没有推荐书她就无法再找到工作），他们的一切一切都说明了权力与屈从的关系。当然，这并不排除主仆间亲近的（但不平等的）个人关系，毕竟连奴隶社会里的主仆也有亲近的个人关系。事实上，他们也因这种亲近的个人关系而受到鼓舞。然而大家不可忘记：每一个为一家主人服务过一段时间的保姆或花匠，都经历过几个短暂的阶段：进府做工、怀孕、结婚（或另找工作），这种桃色新闻司空见惯，人们只把它当作又一个“佣人问题”，当作主妇们茶余饭后聊天的话题而已。问题的关键是：资产阶级的家庭结构与资产阶级的社会结构是完全矛盾的。在家里，自由、机遇、现金交易、追求个人利益等原则根本行不通。

有人会争辩说，之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由于资产阶级的经济理论基础是英国哲学家霍布斯的理论模式。提倡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霍布斯理论根本没有为任何形式的社会组织，包括家庭组织提供什么理论准备。其实从某个方面来说，家也是故意被搞成如此这般，以便与外面的世界形成鲜明对比，家成了沙漠中的绿洲，枪林弹雨世界里的一片和平净土。正在与英国纺织业竞争对手进行殊死搏斗的工业家写道：“多残酷的战斗啊！许多人战死商场，更多人受到致命创伤。”男人们在谈论这场战争时，“生存竞争”或“适者生存”成了他们挂在嘴边的比喻。战斗结束，和平来临，他们则用“欢乐的寓所”、“心中夙愿得到满足而可开怀畅饮的地方”作为他们对家的形容。除了在家里，他们永远也无法喜形于色，永远也得不到满足，或不敢承认已获得的满足。

家之所以如此，也许还有一个原因：资本主义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在资产阶级的家庭中，这种本质上的不平等遂找到了必要的表达形式。正因为家不是建立在传统、集体而且制度化的不平等基础上，所以不平等就成了个人间的主从关系。由于个人优劣变化无常，所以就必须有一种永久不变、稳定维持的优势形式。优势的基本形式是金钱，但金钱只表达了交换关系，因此还需有其他形式来补充金钱，来表达一部分人主宰另一部分人的关系。这在家长制的家庭里当然毫不新鲜。家长制家庭组织就是以妇女和孩子处于从属地位为基础的。然而，当我们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此时应该合乎逻辑地打破或改造家长制时——事实上家长制后来也解体了——资本主义社会里最兴旺的阶段却又强化、夸大了家长制。

不过，这种“理想的”资产阶级家长制在现实生活中究竟占多大比重，则是另一回事了。一位观察家对里尔一位典型的资产阶级人物作了总结，说他“害怕上帝，但最怕妻子，读的是《北方的回声》（Echo du Nord）”。这似乎恰当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家庭生活，其真实程度至少不亚于男人编造的“女性软弱，只能从属”的理论。男人这种谬论有时又病态地夸大成男性美梦：妻要年少，有时这种美梦还真能实现。这个时期存在并强化了这种理想的资产阶级家庭，其意义是重大的，这也足以解释为什么这一时期中产阶级妇女会开始有系统地发起女权运动。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和新教国家是如此。

资产阶级的家只是一个内核，家庭与家庭间的联系则比它大得多，像一张网，人则在这张家庭关系网里进行活动：“罗斯柴尔德家族”、“克虏伯家族”以及“福斯特家族”（Forsyte）等等。福斯特家族使19世纪社会史和经济史的许多部分实际上变成其家族的朝代史。然而，尽管这些家族在过去的那个世纪里已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仍未引起社会人类学家和家谱编撰者（编家谱是贵族的职业）的足够兴趣，因而我们无法信心十足地对这些家族进行有系统的概述。

这些新发迹的家族有多少是从社会下层爬上来的呢？其实没有多少，虽然理论上这个社会并不阻止任何人往上爬。1865年英国钢铁厂厂主中有89%是中产阶级，7%是下中阶级（包括小店主、独立工匠等），仅有4%是工人——技术工人或可能性更低的非技术工人。同一时期，法国北部纺织业者的主体也同样是来自被看作是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19世纪中期诺丁汉（Nottingham）针织厂厂主的出身也与此相同，其中三分之二实际来自针织世家。德国西南部的资本主义企业奠基者不全是富翁，但来自具有长期经营经验的家庭，而且常常是继承、发展本行工业经验的家庭，却是为数不少。克什兰（Koechlin）、盖吉（Geigy）、萨拉辛（Sarrasin）等瑞士—阿尔萨斯新教徒以及犹太人等都是生长在“小王公似的财主”家庭里，而非生长在精通技术、善于发明创造的企业工匠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主要是新教牧师和政府公务员的儿子——在经营企业之后可以提高但不能改变其中产阶级的地位。资产阶级世界的大门是向才智卓越的人敞开的，然而如果家庭文化程度较高，家产比较殷实，与中产阶级圈子里的人有一定的社会联系，那么毫无疑问，在起步时就占了相当大的便宜；如能与同阶级同行业，或与可和自己的行业进行联合的人通婚，其好处则尤莫大焉。

由大家族或者几个家族紧密联结的家族，在经济上肯定占有相当优势。家族可为业务开展提供资金，也许还可提供有利的业务关系，特别重要的是提供管理人员。1851年里尔的勒费弗尔家族（Lefebvres）为其姻亲普鲁沃（Amedée Prouvost）的毛纺厂出资。西门子哈尔斯克（Siemens and Halske）是世界著名的电气公司，建立于1847年，它的第一笔资金便是一位表兄提供的；其兄弟中有一人是公司里薪金最高的雇员，其他三兄弟，即华纳、卡尔和威廉（Werner，Carl and William）分别掌管柏林、圣彼得堡和伦敦的分厂。名闻遐迩的米尔豪斯（Mulhouse）新教集团，其内部各小集团之间皆相互依靠：多尔费斯—米格（Dollfus-Mieg）公司是多尔费斯开创的（他和他父亲皆和米格家族联姻），安德列·克什兰（André Koechlin）则是多尔费斯的女婿。克什兰掌管公司，直到四位舅表弟长大成人后方交出管理大权，而他叔父尼古拉斯（Nicholas）在掌管克什兰家族公司时，“把兄弟、表兄弟以及年迈的父亲都请了过来”。与此同时还有一位多尔费斯，即该企业创始人的孙子，进了自己家族拥有的地方分公司施伦贝格尔（Schlumberger et Cie）公司。19世纪的企业史充满了这等错综复杂的家庭之间相互结盟、相互渗透的关系。他们需要有数目众多的儿女——不像法国农民，法国农民只要一个继承家产的人——他们当然也不乏儿女，因为他们不鼓励节育。穷人和正在拼命的下中阶级当不属此例。

然而这些小集团是怎样组织起来的呢？他们又是怎样经营的呢？什么时候他们不再代表大家族，另立门户变成一个与家族有紧密联系的社会集团，一个地方性资产阶级，或变成范围更广的体系（就像新教徒和犹太银行家那样），使家族关系变成其中一面的呢？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尚无法解答。

换言之，在本书所述时期，“资产阶级”的阶级含意为何？有关资产阶级的经济定义、政治定义和社会定义虽有所不同，但彼此相当接近，不至于造成多大的理解困难。

从经济上看，最典型的资产阶级是指从资本中获取收入者。事实上，这时期典型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几乎没有一个不能与这项定义对号入座。1848年法国波尔多排名前150的大家族中，90个是经商的（商人、银行家、店主等等，这个城市里几乎没有工业家），45个是拥有家产者和“食利者”（即靠地租、债券利息收入投资营生的人），15个自由业者。其中没有一个是高薪的总经理等行政管理人员，连名义上担任此等职务的人都没有，然而到1960年，这部分人却成了这个城里450个大家族中最大的集团。当然我们还可再加一句：从地租或房地产（这是城市中更常见的）中获取利润，仍是资产阶级一大重要收入来源，特别是在缺乏工业地区的中等和中下资产阶级更是如此，但其重要性正在消失。以非工业区的波尔多为例，1873年，这部分人在遗嘱中留下的财富只占总数的40%，而同一年在工业城市里尔，这部分人的财富只占31%。

对于从政的资产阶级就不能这样一概而论了，原因至少有一个：政治活动需要专门知识，需要花费时间，因而不是每个人都会对政治产生同样的兴趣，也不是每个人都同样适合从事政治。尽管如此，这时期在职（或退休）的资产阶级真正参与资产阶级政治的人数之多，实在令人惊讶。19世纪下半叶，瑞士联邦委员会（Federal Council）有25%～40%的委员是企业家和“食利者”（20%～30%的委员是银行、铁路和工业界的“联邦大亨”），比20世纪的比率还高。另有15%～25%是自由业者，即律师——尽管50%的委员都有法学学位，在大多数国家里，这是想要崭露头角和担任行政职务者所需具备的标准教育水准——另外20%～30%是在职的“知名人士”（官员、农村法官和其他所谓地方父母官）。19世纪中期，比利时议会中的自由党党团有83%的议员是资产阶级：其中16%是商人，16%是产业所有人，15%是“食利者”，18%是专业行政管理人员，42%是自由职业者（百分比有重叠）——即律师和少数医务工作者。地方城市里的政治分布大体相同，也由资产阶级（一般说来也就是自由党）中的显要人物执其牛耳，也许比例还更大些。如果权力组织系统中的上层大体还被旧式的传统集团盘踞，那么资产阶级“就向政治权力的下层，如市议会、市长席位、区议会等等，发动进攻并占领之”，这些职位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的群众政治运动发动起来之前，就已牢牢控制在资产阶级手里。里尔自1830年起便由杰出的商人担任市长。英国大城市均落入地方商贾之手，形成臭名昭彰的寡头政治。

就社会而言，定义便不那么明确，尽管“中产阶级”明显包括上述阶层的人，只要他们富有，脚跟站得较牢：商人、财产拥有人、自由职业者以及高级行政管理人员（这部分人当然为数很少，均在首都和省会以外的城市）。难就难在如何为资产阶级“上层”和“下层”的社会地位确定界线，难就难在它的成员参差不齐，很易分化，至少内部总是分成大中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两个层次，小资产阶级又渐渐沦为事实上已不属于中产阶级范畴的更低阶层。

上层资产阶级与贵族（大贵族和小贵族）或多或少总能区别开来，贵族的法律和社会排他性以及上层资产阶级的意识，使得两者之间彼此壁垒分明。比如说在俄国和普鲁士，资产阶级根本不能成为真正的贵族。在小贵族头衔满天飞的国家（如奥匈帝国），奥尔施佩格（Auersperg）或乔特克（Chotek）伯爵，不管他如何积极准备加入某个企业董事会，是绝不会把一个什么沃特海姆斯泰因男爵（Baron von Werthemstein）放在眼里，因为那不过是个中产阶级的银行家或犹太人而已。英国在这一时期有系统且少量地将商人——银行家、金融家，包括工业家——容纳进贵族行列。但英国这种做法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另一方面，直到1870年之前（甚至之后），德国仍有工业家不允许他们的侄儿当预备军官，认为这个职务不适合他们阶级的年轻人；他们的儿子只去步兵、工兵部队服役，骑兵是属于另一个社会阶级的。然而我们必须补上一句，当利润滚滚而进——在本书所述时期利润极其巨大——穷人也就不再抗拒勋章、贵族头衔或与贵族联姻，总而言之，不抗拒贵族生活方式的诱惑了。英国新教教徒的工业家也改奉英国国教了。在法国北部，1850年前的“毫不掩饰的伏尔泰主义者”已变成1870年后的天主教徒，而且日益虔诚。

分界线的末端显然是经济。商人——至少是英国的商人——会画下一道深深的分界线，把他们与被社会排斥的人（即直接向公众销售商品的人，如店主）分开，至少在从事零售之人亦可赚得大量金钱之前是如此，独立工匠和小店主当然渴望资产阶级的社会地位，但他们显然属于中间层的下中阶级，与资产阶级不可同日而语。富农不是资产阶级，白领雇员也不是。然而19世纪中期有一支足够庞大的、旧式的、经济上独立的小商品制造商和销售商队伍，再加上技术工人和工头（他们仍是现代技术骨干），他们使分界线又蒙上一层烟雾。有些人发财了，至少在他们居住的地区被视为资产阶级。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其主要特征是：它是由有权有势和有影响力的人组成的，不依靠他们出身的社会地位、势力和影响力的大小。一个人要属于这个阶级，他必须是“有头有脸的人”，是一个以其财富或领导能力影响他人的独立个体。因而，资产阶级政治的典型形式与在他们之下（包括小资产阶级）的群众政治完全不同。这方面我们已看到不少。因而当资产阶级遇到麻烦要向他人求援，或有委屈需要申诉时，其典型方式是施展影响，或请人施展影响。资产阶级的欧洲布满了（或多或少是非正式的）保护网或互利网，老同学网或不具组织的团体（“朋友的朋友”）。在这些人中，同校同学，特别是高等院校里的同学自然非常重要，因为与他们建立起来的联系是全国性的，而不是区区地方性的。（在英国，所谓的“公立学校”在这一时期发展迅速，它使资产阶级家庭的男孩们从很小的年纪起，就从全国各地集中到一起。在法国，巴黎的一些名牌公立中等学校在为知识阶层所做的所有事情中，也达到了同样的效果。）这些关系网中有一个是“共济会会员”，它在某些国家，主要是罗马天主教的拉丁语系国家，其作用更大。它可作为自由资产阶级进行政治活动时的思想凝固剂（也确实是），或实际上就是资产阶级唯一常设的全国组织，如意大利那样。资产阶级人士如要对公众问题发表意见，就给《泰晤士报》或《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投稿，他们知道同阶级里的大部分人以及决策者，不一定会看到他们的文章，但是，文稿是凭借他们个人的力量在报刊上发表的，这点更为重要。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它不组织群众运动，而是组织压力团体。它的政治模式不是宪章运动，而是反《谷物法》联盟。

作为资产阶级，他们知名度的大小当然相差很大，大资产阶级的生活范围是全国性，甚至是国际性的，影响力较小的人物其重要性只局限于奥斯格（Aussig）或格罗宁根（Groningen）。克虏伯希望获得大于杜伊斯堡（Duisburg）的博宁格尔（Theodor Boeninger）的重要性，他也果真得到了。博宁格尔是很富有、很能干的工业家，在公众场合和教会生活里都很活跃，在市、区两级的议会选举中一直支持政府，但地方行政当局只给了他一个名誉商业顾问的头衔。但克虏伯和博宁格尔在许多方面都是“举足轻重的人物”。资产阶级内部有一层层的势利钢板，区隔了百万富翁与富人，分裂了富人与小康人家（当一个阶级的本质是通过个人奋斗向上爬时，这种现象就非常自然），但这些钢板并未摧毁他们的集团意识。集团意识使他们从社会的“中间阶层”升为“中产阶级”或“资产阶级”。

集团意识的基础是共同的假设、共同的信念、共同的行动方式。19世纪第三个25年的资产阶级是极其“自由”的，这不一定是从政党的角度，而是从思想角度而言（尽管我们看到自由党当时占据上风）。他们相信资本主义，相信有竞争力的私有企业，相信技术、科学和理性。他们相信进步，相信有一定代表性的政府，一定程度的民权和自由，当然民权和自由不能与法制和秩序相抵触，因为没有法制和秩序，穷人便不会循规蹈矩。他们信仰宗教，还信仰文化，有时则以文化取代宗教，甚至以去歌剧院、剧场代替去教堂参加宗教活动，当然这是极端情况。他们相信向企业和天才敞开大门的事业，相信他们的一生证明他们事业有成。我们看到，他们一向崇尚的节制、适度的传统优点，此时在功成业就面前难以坚持了，他们为此感到遗憾。1855年有位作家说，假如德国有朝一日土崩瓦解的话，那是因为中产阶级开始追求外表豪华和生活奢侈，他们“不设法用资产阶级简朴、勤奋的精神去战胜它，不设法发挥生活的精神力量去战胜它，没认识到科学、思想和天赋都来自于第三阶级的进步发展”。这些生存竞争、自然淘汰的普通道理也许说明老资产阶级已适应了新形势。（按此法则，胜利乃至生存归根到底证明了两点：一是适应性；二是具备基本道德品质，因为只有道德品质才能造就其适应性。）达尔文主义，无论从社会或其他方面来说，不仅是一门科学，而且是一种思想意识，甚至在它形成之前就是如此。做一个资产阶级不仅是做一个比其他人高明的人，而且得表现出古训遗风，具备与古老的道德风范相等的道德品质。

然而资产阶级也意味着领导，这比任何其他东西都更为重要。资产阶级不仅仅是独立的——没人（除了国家和上帝外）能向他发号施令——而且是向别人发号施令的人。他不仅仅是雇主，是企业家，是资本家，而且从社会角度来说，他是“主人”，是“巨头”，是“保护人”，是“首领”。他独揽指挥大权——在家中、在工厂、在生意场里——这对他的自我定位极为重要。坚持垄断指挥权（无论是名义上的或是事实上的）是这一时期解决工业纠纷不可或缺的一条准则：“但我是这个矿场的总裁，也就是说我是一大批工人的领袖（首领）……我代表权威，尊重我就是尊重权威，我一定要使我受到尊重，这一向就是我在处理与工人阶级的关系时刻意要达到的目标。”唯有自由职业者——如实际上不是雇主、没有下属人员的艺术家、知识分子——他们的首要角色不是“主人”。但即使是这些人，也绝不是不讲究“权威原则”，无论他们是欧洲大陆传统高等学府的教授，还是正襟危坐的医生，潇洒的乐队指挥，或是行为怪僻的画家。如果克虏伯统帅的是工人，那么瓦格纳（Richard Wagner）便要求听众完全听从他。

控制意味着统治那些能力和地位低下的人。19世纪中期，资产阶级对下等阶层低人一等的性质问题意见不一，但并无原则性的分歧。他们同意要把平民中有可能至少上升到受人尊重的下中阶层和无可救药的人区分开来。既然成功是由于发挥个人特长而取得的，失败显然就是由于个人一无所长的缘故了。资产阶级传统的伦理道德观点，不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都将此归咎于道德、精神上的缺陷，而不是智力低下，因为成功地经商办工厂并不需要很高的智商，反之，高智商并不能保证发财，更不会保证带来“高明”的点子。这不一定是说知识无用，虽然这种看法在英国、美国相当普遍，因为那些生意有成者主要都是书念得不多，凭经验和常识办事的人。斯迈尔斯将这个问题说得一针见血：

从书本上学来的知识固然宝贵，但其性质是学问；而从实际生活中累积起来的经验，其性质是智慧；一小块智慧的价值比一大堆学问大得多。

然而只要简单地在道德高尚与低下之间画条线，便足以将“受人尊敬的人”与满身酒气、放荡不羁的劳工大众区分开来。虽然这种简单的划分已经无法长期采纳下去，因为古老的美德在成功的富有资产阶级身上已经看不到了。节欲寡欢、埋头苦干的古训对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美国百万富翁来说已不适用了；甚至对富有的制造商也不适用了，不论他们是否已经隐居山林；对他们身为“食利者”的亲戚也不适用；对抱有下述理想的人也不适用（我们暂且援引罗斯金的话）：

那（生活）就应该在轻松愉快、恬静的世上度过，地下到处是铁和煤。在这轻松愉快的世界有栋漂亮的大楼……有座规模适中的公园；院里有个大的花园，有几个温室；有辆令人愉快的马车从灌木丛中驰过。这栋大楼里住着……英国绅士、他那温文尔雅的妻子和他温馨的全家。他随时都能赠送珠宝首饰给妻子，总能为女儿购买美丽的舞会礼服，为儿子购买猎犬，他自己则总能去苏格兰高地打猎。

因而资产阶级优越感有了新的理论。新理论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对19世纪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影响很大。优越性是物竞天择的结果，是通过遗传留下来的（见第十四章）。资产阶级如果不是不同种类的人，那么至少也是人类中的佼佼者，是人类进化到了更高阶段的人，与低级阶段的人截然不同，低级阶段的人还处于历史和文化的幼儿期，顶多是青春期。

从主人到主人血统只有一步之遥。然而，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族别，他们的主宰权，他们无可置疑的优越性就不仅意味着要有低人一等的人，而且意味着这些人最好承认并甘当低人一等的人，就像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一样（男女关系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工人就像女人一样，应该是忠心耿耿，老实听话，而且知足。如果工人心怀鬼胎，图谋不轨，那一定是因为资本主义社会里有个关键人物，有个“外来的鼓动者”作祟。行业工会会员可能是最好的工人，是最聪明、技术最高的工人，这是有目共睹、再清楚不过的事，但他们却无法看穿那位好逸恶劳，以剥削工人为业的“外来鼓动者”散布的鬼话。“工人的行为令人遗憾”，1869年法国一位矿主谈及疯狂镇压罢工时这样写道，这等罢工左拉在《萌芽》（Germinal）一书中已给我们作了生动描述：“但我们必须承认工人只是鼓动者的野蛮工具而已。”更准确地说，正在开展活动的工人阶级斗士或谓潜在的领袖就一定是“鼓动者”，因为他无法归入顺从、听话、干瘪无趣、愚蠢迟钝的人群之列。矿主对此也完全了解。“我知道他是受人尊重的人，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把他关进监狱。把麻木不仁、不知不觉的人关进监狱根本毫无用处。”1859年希顿德拉瓦尔（Seaton Delaval）的矿工罢工，九个最正直的矿工被捕，坐了两个月的牢，然而他们都是反对罢工的，他们九个人都是滴酒不沾的正派人士，其中六人是循道宗成员，六人中又有两人是该教会的宣讲师。

这种态度表明了下列决心：只要下等阶层不自动脱离他们潜在的领导人，而且企图爬向下中阶层，就应开除他们。这也说明他们已具有相当信心。19世纪30年代的厂主已离我们很远了。他们那时如坐针毡，时刻担心爆发类似奴隶造反的乱子（见《革命的年代》，从引言到第十一章）。如今的工厂主人认为共产主义正在某处潜伏着，一旦雇主任意雇工、任意开除工人的绝对权利受到限制，共产主义便会冒出来。因此他们在谈论共产主义时，指的不是社会革命，而是他们的财产权和统治权将不具有绝对性，而一旦他们的财产权可以被合法地干涉，那么资本主义社会就会崩溃毁灭了。所以当社会革命的幽灵再次闯入信心十足的资本主义世界时，资本主义世界发出的恐惧、仇恨之声便更加歇斯底里。血洗巴黎公社（见第九章）证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力量。

资产阶级是主人阶级？没错。是统治阶级?这问题就复杂了。资产阶级显然不是像地主那样的统治阶级。旧式地主的地位给了他们权力，使他事实上对居住在他领地上的人行使有效的国家权力。一般情况下，资产阶级活动范围内的政权和行政权都不是属于他的，至少在其所拥有的建筑物以外的地方是如此（“我的家是我的城堡”）。只有在远离当局的地方，如孤零零的矿区，或非常虚弱的国家，如美国，资产阶级的主人们才能指挥政府当局的地方部队，或组织起平克顿私家军队，或把“治安义勇队”的武装集团纠集起来维持“秩序”，从而直接行使那样的政治权力。然而在本书所述的这个时期，资产阶级正式取得政治控制权，或无需与旧时政治精英分享政治控制权的例子，却是凤毛麟角。大多数国家的资产阶级（不论其定义为何）既没有掌控也没行使政治权力，有也只限于次要或市一级的层次。

资产阶级确实行使的是霸权，资产阶级日益决定的是政策。资本主义作为发展经济的方法是无法替代的。这意味着这时期的自由资产阶级（这个阶级随地方不同而有些差别），其经济计划和机制计划都要利用资本主义去实现，资产阶级本身在国家当中所处的关键地位也要靠资本主义去巩固。甚至对社会主义者来说，通往无产阶级胜利的道路也要通过完全成熟的资本主义。1848年前，人们曾一度认为资本主义的过渡危机已经来临，而且是宣告资本主义寿终正寝的最后一次，至少在英格兰是如此，但人们到了19世纪50年代才渐渐明白：资本主义方兴未艾，成长的主要阶级才刚刚开始。它的主要堡垒英国，是不可动摇的，至于其他地方，社会革命的前景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取决于（说来荒诞）资产阶级的前景如何，包括国内和国外资产阶级的前景，看它是否能使资本主义达到胜利的巅峰。唯有资本主义才有可能将其自身推翻。马克思曾为英国征服印度和美国征服整个墨西哥而欢呼，称此时此举从历史观点看是进步的；墨西哥、印度的进步人士可分别因此与美国、英国的当局联合一致对付本国的传统主义者（见第七章）。从某种意义上说，马克思和印、墨进步人士认识到同样的世界形势。至于保守的、反资产阶级、反自由的政府统治者，不论是在维也纳、柏林或圣彼得堡，他们也承认（不管承认得如何勉强）舍弃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就是落后，结果就是衰败。他们的难题是如何在鼓励资本主义以及随着资本主义而来的资产阶级的同时，又可避免出现自由资产阶级的政权。单纯地拒绝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思想已不再可行了。唯一公开与它抗衡的是天主教会。天主教会自不量力，结果只有自我孤立。1864年的《谬误汇编》及梵蒂冈大公会议拒绝一切代表19世纪中期特权的东西，这种极端行为本身就说明了他们已完全处于守势。

资产阶级纲领实际上居于垄断地位。但从19世纪70年代起，“自由”形式的资产阶级垄断地位已开始崩溃。然而整体说来，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它是相当坚挺的，没有任何人胆敢与它挑战。在经济方面，甚至中欧和东欧的专制主义统治者也废除了农奴制度，撤销了国家经济控制的传统机构，取消法人特权。在政治方面，他们指派更加温和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任职（或至少与他们达成妥协），成立他们的代表机构（尽管是名义上的摆饰）。在文化方面，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战胜贵族生活方式，旧式贵族相当全面地从文化世界撤退（按当时对文化的理解）：他们变成（如果他们不已经是了的话）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笔下的“野蛮人”。1850年后，任何国王如果不具有艺术保护人的身份，是不可思议的，当然疯子例外，如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Ludwig Ⅱ，1864～1886）；贵族如果不是艺术品收藏家也是同样不可思议，除了行为古怪的人外。（俄国的芭蕾恐怕是个例外，然而统治集团成员与芭蕾舞演员之间的关系一向超出纯文化范围。）1848年前人们还担心一旦社会革命爆发，资产阶级能否万无一失地通过这场试验。1870年后资产阶级将再次忧心忡忡，害怕蓬勃发展的工人阶级运动在暗中破坏它。然而在1848到1870年间，资产阶级的胜利却是毫无疑问的，没有受到任何挑战。俾斯麦断言（此公对资本主义社会没有丝毫同情）这个时代是“物质利益”的时代，而经济利益是个“基本力量”。“我相信国内经济发展的问题已在进行当中，而且无法阻挡。”然而，这个时代代表这个“基本力量”的，如果不是资本主义，不是资产阶级创造的世界，不是资产阶级为本身创造的天地，那又是什么呢？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发问——这个时代代表这个“基本力量”的，如果不是资本主义，不是资产阶级创造的世界，不是资产阶级为本身创造的天地，那又是什么呢？

我看——猪一样愚蠢的马克思主义，竟然把“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当作了上帝！难怪他们心急如焚，急于取而代之。他们哪里懂得，所谓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不过是马克思营造的幻象，其实并不存在。至于贫富悬殊，古已有之，较今尤烈，何足为奇。

【第十四章　科学·宗教·意识形态】

在物色女人方面，贵族比资产阶级更在行（在中国人或黑人眼中，则是更可憎），可是，长子继承制却破坏了自然淘汰法则，这是多大的羞耻啊！——查尔斯·达尔文，1864年

人们似乎力图表明，他们对自己聪明程度的评估，是以从《圣经》和《教义问答》中解放出来的程度为标准。——舒巴赫（F.Schaubach）论民间文学，1863年

穆勒不禁要为给予黑人和妇女以选择权而呼吁。这是他据以开始的前提所必然导致的结论……——《人类学评论》，1863年

19世纪第三个25年的资本主义社会充满自信，对自己的成就颇为自豪。在人类努力进取的所有领域中，成就最大的莫过于“科学”，即知识的进步。这一时期受过教育的人不但为他们的科学自豪，而且打算把所有其他形式的智力活动，都置于科学之下。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库尔诺（Cournot）于1816年说：“对哲学真理的信仰极度冷淡，以致无论公众和学界，除了尚能将哲学著作当作纯学术著作或历史珍品接受外，再也不欢迎这类著作了。”这个时期对于哲学家来说实在晦气。即使在哲学的故乡德国，也找不出一个可以与过去那些大人物相匹敌的哲学家了。法国人泰纳（Hippolyte Taine，1828～1893）曾赞誉过黑格尔，现在却称他为德国哲学“泄了气的气球”之一，而这个黑格尔，即使在自己的故乡也已是明日黄花；然而，“那些在德国主宰着受过教育公众的舆论的、令人厌烦的、自负而平庸的仿效者们”对待黑格尔的方式，却促使马克思在1860年“公开宣布自己是这位伟大思想家的学生”。当时，斯宾塞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都超过其他思想家。但是，他是一位平庸的思想家。撇开斯宾塞不算，当时哲学的两大主流是法国的实证主义和英国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与怪异的孔德学派相联系，经验主义则与穆勒密切相关，这两个哲学流派都自认为是科学的分支。孔德“实证哲学”的两个基础是自然法则的不变性和获得无穷和绝对知识的可能性。如果排除了孔德的“人道宗教”（Religion of Humanity）这个极其古怪的学说，实证主义变得只不过是为实验科学的常规方式做哲学上的辩解而已，此外并无更多深意。与此相似，在许多同时代人看来，用泰纳的话说，穆勒是“打通了归纳和经验这条老路的人”。这种看法不但暗含着以进化论的进步历史观作为自己的基础这样的意思，而且事实上已由孔德和斯宾塞把这层意思表达得明明白白了。用孔德的话来说，实证主义方法或曰科学方法，就是（或将是）人类必须经历的三个阶段中的最后一个阶段的胜利，这三个阶段是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科学阶段，每个阶段各有其特征，穆勒和斯宾塞至少都同意，最广义的自由主义是对这些特征比较贴切的表述。我们可以稍微夸张地说，依照这种看法，科学的进步已使哲学成为多余，如果说哲学还有一点用处，那也只是在智力实验里为科学家担当助手而已。

此外，既然对科学方法深信不疑，19世纪下半叶受过教育的人对这一时期的成就印象如此之深，也就不足为奇了。事实上，他们有时甚至会这样想：这些成就不仅给人以深刻的印象，而且也是最终的成就。著名物理学家汤普森（即开尔文勋爵）认为，尽管还有一些较小的问题有待澄清，但物理学的所有基本问题都已经解决。众所周知，他的这种看法错得令人吃惊。

可是，错误既是重大的，却又是可以理解的。科学犹如社会，既有革命时代，也有非革命时代，20世纪既是社会革命时代，又是科学革命时代，其规模甚至大于“革命的年代”（1789～1848年），而本书所论述的时代，除了少数例外，在社会和科学两方面都不是革命的时代。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有智慧和有能力的传统人士眼里，科学和社会已经解决了所有问题，只是某些非常能干的人觉得，在经济基本模式和物理世界的基本模式等方面，所有的实质性问题都已解决。然而，这的确意味着这些人对他们正在走和应该走的方向没有多少怀疑，对达到前进目标应该怎样思考和如何行动也没有多少怀疑。没有人怀疑物质和知识方面的进步，因为事实十分明显，无法否认。这确实是这个时代占主导地位的看法，尽管对这一事实的看法存在着根本分歧，一些人认为这种进步将或快或慢地继续下去，而且基本上是直线发展；另一些人（如马克思）则知道，这种进步应该是而且将是断断续续的、充满矛盾的。如同过去那样，怀疑仅可能出现在价值选择方面，诸如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等等，在这方面，单纯的累积是不可能指明方向的。在1860年这一年，人们所掌握的知识多于以往任何时候，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人是否比以前“高明”了，这一点却难以用同样的方法证明。然而，关心这些问题的是神学家（他们在知识方面的声誉不高）、哲学家和艺术家（他们受到赞赏，却或多或少有点像富人赞赏他们为女人购买的钻石那样）以及左翼或右翼的社会评论家，这些人不喜欢他们所生活的或者说被迫进入的这个社会。1860年，在受过教育和有较强表达能力的人当中，他们是与众不同的少数。

诚然，在知识的各个领域里都取得了大量明显的进步，但是，相比之下，某些领域显得进展更大，某些领域显然形成得更为完整。物理学看来比化学更成熟。物理学已经超越了具有爆炸性进步的方兴未艾阶段，而化学则明显依然处在这个阶段。反过来看，与生命科学相比，化学乃至“有机化学”明显处于前列。在进步之神速令人兴奋的这个时代，生命科学似乎刚刚起步。事实上，如果说有哪一种科学理论能够代表19世纪第三个25年的自然科学的进展，并被公认是关键性的理论，那就是进化论；如果说，有一个人主宰着公众心目中的科学形象，那一定是面部粗糙不平，长得多少有些像类人猿的达尔文。数学这个陌生、抽象和理所当然是异想天开的世界，一般公众和科学界都不甚了解，也许比以前更生疏。因为，作为数学世界与一般公众和科学界接触媒介的物理学，似乎比不上当年建立天体力学时那般辉煌。当初若没有微积分，在工程和通讯方面，就不可能取得那些成就，然而现在，微积分越来越跟不上日新月异的数学了。在这方面，最杰出的代表大概应该是这个时期最伟大的数学家黎曼（Georg Bernhard Riemann，1826～1866），他在大学任教期间于1854年完成的论文《论构成几何基础的若干假设》（On the Hypothese Which Underlie Geometry，发表于1868年），是任何论述19世纪科学著作不可能不提及的，这情形恰如任何讨论17世纪的科学著作不可能不提及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一样。黎曼的这部著作为拓扑学、微分几何、时空理论和万有引力理论奠定了基础。他甚至还设想过一种类似现代量子理论的学说。然而，黎曼的建树连同数学领域中其他极富创见的成就，要到19世纪末物理学的新革命时代开始时，才得到应有的评价。

然而，在自然科学的任何一个学科中，无论是对于知识的发展总方向，还是基本概念和方法论的架构，似乎都不存在严重的不确定性。发现层出不穷，有时非常新颖，但并不出乎意料之外。达尔文的进化论令人瞩目，但原因不在于这是个新观念（数十年前大家对此概念已很熟悉），而是因为它首次为物种起源提供了一种令人满意的解释模式，而且他用非科学家也丝毫不觉陌生的术语做到了这一点，而这些术语是与自由经济最熟悉的概念——竞争——遥相呼应的。确有一大批科学家以雅俗共赏的文字著书立说，因而很快就广为人知，有时甚至做得有些过分，这些人中有达尔文、巴斯德（Pasteur）、生理学家贝尔纳（Claude Bernard，1813～1878）、菲尔绍（Rudolf Virchow，1821～1902）、亥姆霍兹（Helmholtz，1821～1894）。像汤普森（开尔文勋爵）这样的物理学家更不必说了。科学的基本模式或称基本典型看来十分坚实，然而，一些大科学家，例如麦克斯韦（James Clerk Maxwell，1831～1879），以其本能的审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而使他们的看法与后来在极不相同的模式基础上创建的理论并行不悖。

在自然科学界，每当并非因假设不同，而是由于对同一问题的视角不同而发生意见冲突时，也就是说，当一方提出的不仅仅是一个不同的答案，而且是一个被另一方认为无法接受和“不可思议”的答案时，这种冲突就会发展成激烈而又难以解决的对抗，但这种对抗在那个时期并不多见。当克罗内克（H.Kronecker，1839～1914）在数学的无穷问题上猛烈攻击维尔斯特拉斯（K.Weierstrass，1815～1897）、狄德金（R.Dedekind，1831～1916）、康托尔（G.Cantor，1845～1918）时，这种冲突就在鲜有问津者的小小数学界发生了。这种“方法之争”使社会科学家出现分化，可是，如果“方法之争”介入自然科学，其中包括涉及敏感的进化论问题的生物学，反映出来的，与其说是学术性的辩论，毋宁说是想迫使对方接受自己所偏爱的意识形态。没有令人信服的科学理由可以解释这种偏爱何以没有出现。因此，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最典型的科学家汤普森（他的典型性在于他集理论、技术、商业于一身，不仅提出了虽属常规但在技术上又是多产的理论，同时在商业上又很成功），对于麦克斯韦的光电磁（electrornagnetic）理论，显然不以为然，结果他们之间的辩论被许多人认为是偏离了现代物理学。但是，由于他认为可以借助他本人的数学工程模型，对麦克斯韦的理论重新进行阐述（实际上并非如此），所以他没有对麦克斯韦的理论提出挑战。汤普森在已知物理规律的基础上再次洋洋得意地做出论证，认为太阳的存在距今不超过5亿年，因此地球的地质和生物就不曾有足够的时间实现进化（他是正统的基督徒，因而对这个结论深感欣慰）。根据1864年的物理学判断，他是正确的，因为要到核能被发现后，物理学家才对太阳（因而也对地球）的存在做出了距今远远超过5亿年的推测，然而，当时核能尚未发现。但是，汤普森并未想到，如果他的物理学与已为科学家们普遍接受的地质学相抵触，是否他的物理学可能有不完善之处；他也不曾考虑，地质学家会置物理学于不顾而径直前进。就物理学和地质学的进一步发展而言，这场辩论仿佛不曾发生。

科学界沿着自己的智力轨道向前发展，正如铁轨不断向前延伸一样，科学界展示了一幅在新的领域里不断铺下同类轨道的前景。在天文学方面，用更大型的望远镜和测量仪器〔这两者大多是德国的成果。19世纪90年代之前，夫朗和费（Joseph Fraunhofer，1787～1826）的望远镜式样，是后来安装在美国天文台的巨型折射望远镜的原型。英国天文学在程度方面落在欧洲大陆之后，但它以其长期不间断的观察记录弥补了这个缺陷，“格林尼治（Greenwich）可以比作一个历史悠久的公司，它循规蹈矩，名声显赫，不愁没有顾客，也就是说，全世界的航运业都是它的顾客。”〕进行了一系列新的观测，采用了新的摄影技术和光谱分析法。光谱分析法首次于1861年应用于星光分析，后来证明这是一种极为有效的研究工具。天空中可以让老一代天文学家吃惊的事似乎并不多。

物理学在本世纪上半叶获得了戏剧性的进展；热与能这两种表面上迥然相异的物理现象，居然由热力学（thermodynamics）统一起来了，与此同时，电、磁乃至光，均趋于采用同样的分析模式。热力学在19世纪头25年中虽然未能取得重大进展，但是汤普森在1851年却完成了使新的热理论与旧的力学理论彼此协调的过程〔《热的动力当量》（The Dynamical Equivalent of Heat）〕。现代物理学的前辈麦克斯韦1862年提出了极为出色的光的电磁理论数学模式，该模式既深刻又留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为日后发现的电子打通了道路。可是，也许因为麦克斯韦未能以适当的方式阐明他所说的“有点棘手的理论”（直到1941年才阐述清楚），他始终未能说服汤普森、亥姆霍兹这类站在前列的同时代科学家，甚至连成就卓著的奥地利人玻尔茨曼（Ludwig Boltzmann，1844~1906）也未能说服。玻尔茨曼写于1868年的论文，事实上已经将统计力学作为一个研究对象提出来了。19世纪中期的物理学大概不如此前和此后的物理学那样光彩夺目，不过，物理学理论的进展还是相当可观的。然而，其中的电磁理论和热力学规律似乎“意味着已达到某种终结”（贝尔纳语）。无论如何，以汤普森为首的英国物理学家，实际上还有在热力学方面获得了开创性成果的那些物理学家，都受到一种看法的强烈影响，认为人类已经对自然规律获得了最终的认识。然而，亥姆霍兹和玻尔茨曼却不为这种看法所动。也许由于物理学为建立力学模式提供了极大的技术可能性，从而使得关于这门学科已达到终极的说法更具诱惑力。

化学是自然科学中的第二大学科，也是19世纪方兴未艾、最具活力的学科。化学显然没有达到某种终极，其扩展令人惊异，尤其在德国。从漂白粉、染料、化学肥料到药品和炸药，化学在工业中的这些广泛应用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科学界的所有从业人员中，化学家占了一半。在18世纪的第三个25年中，化学已经奠定了作为一门成熟科学的基础，此后一直蓬勃发展，而在19世纪的第三个25年中，它已成了令人兴奋不已的源泉，涌现出许多思想和发现。

人们已经认识了化学基本元素的变化过程，最重要的分析仪器也已经具备。由不同数量的基本单位（原子）组合而成的数量有限的化学元素，由分子的基本多原子单位组合而成的元素化合物以及这些组合过程规律中的某些概念，所有这些都已为人们所熟知；而这些正是化学家在重要活动中取得巨大进展，即对不同的物质进行分析和综合时所必需的。有机化学这个特殊领域虽然依然局限于对材料性能的研究，其中主要是对煤这类由远古时代的生物变成的资源在工业生产中的有效性能的研究，但从总体上看，有机化学却已呈现出一派兴盛的局面。生物化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在有生命的物质组织中如何活动，它此时离进入生物化学研究尚有一段距离。化学模式依然不甚完善，然而，了解化学模式的努力却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中取得了实质性进展。由于取得了这些进展，人们掌握了化合物的结构，从此之后，化合物便可以简单地从数量角度（一个分子所含的原子数量）进行观察了。

阿伏伽德罗（Avogadro）于1811年提出的定律，使得确定一个分子中的原子数量成为可能；在意大利实现统一的1860年，一位爱国的意大利化学家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提请与会者注意阿伏伽德罗的定律。此外，巴斯德于1848年发现，化学性能相同的物质，其物理性能可能各不相同，例如，光的偏振的平面可以是旋转的，也可以是不旋转的，这是化学借用物理学所取得的又一成果。由此引出的结论之一是，分子具有三度空间；此外，1865年，坐在伦敦马车上的德国著名化学家凯库勒（Kekulé，1829~1896）——这是维多利亚时代常见的场景——首次想到了复合结构的分子模式，也就是著名的苯环理论。这个理论认为，每个苯环由六个碳原子组成，并有一个氢原子附在上面。可以说，建筑师或工程师的模式取代了化学公式中C6H2这种此前一直使用的会计师的计数模式。

在这个时期的化学领域里，更加了不起的一件事大概是门捷列夫（Mendeleev，1834～1907）元素周期表的大范围推广。由于解决了原子量和化合价的问题（元素中的一个原子与其他原子结合的数量），在19世纪初期一度兴盛之后便不受重视的原子理论，在1860年后再度令人瞩目，与此同时，对分光镜形状的技术改进（1859年），也促成了若干新元素的发现。此外，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标准化和计量技术也有长足进步（其中如电工学中的伏特、安培、瓦特、欧姆等的确定，这些计量单位如今已人人皆知）。依据化合价和原子量对化学元素进行重新排列的工作，也在这个时期进行了多次尝试。门捷列夫和德国化学家迈尔（Mayer，1830～1895）在这方面做了努力，从而得出了元素的性能随原子的重量和周期变化的结论。这个结论的杰出之处，在于人们根据这项原理做出推测，总数为92的元素周期表上尚有空缺，有待填补，并预言了这些尚未发现的元素性能。门捷列夫的周期表为基本物质的种类确定了一个极限，从而令人觉得，原子理论的研究至此似乎已告终结。然而事实却是，“应该以一个新的物质概念去寻找其完整的解释，这种新的物质概念不再视原子为不变，而是将原子视为处于相对不断地与少量基本粒子结合的状态中，而这些基本粒子本身也可能发生变化和转化。”不过，门捷列夫就像麦克斯韦那样，似乎是为以往的争论结了尾，而不是为新的争论开了头。

生物学远远落在物理学后面，究其原因，作为生物学实际应用者的农民，尤其是医生的保守主义难辞其咎。回顾往昔，早期最伟大的生理学家之一是贝尔纳，他的研究为现代生理学和生物化学奠定了基础，他还在《实验医学研究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Experimental Medicine，1865年）一书中，对科学研究过程作了前所未有的细致分析。然而，他虽然声誉卓著——尤其在他的祖国法兰西——但他的发现却并未立即得到应用，他在当时的影响力也逊于他的同胞和同行巴斯德。巴斯德与达尔文并驾齐驱，是19世纪中期在公众中知名度最高的科学家。他借由化学工业，确切地说，他借由对啤酒和醋有时会变质，而化学分析对这种现象却不能提供答案这一困惑进入到细菌学领域，并成为这个领域的先驱者〔他在这项研究中的合作者是原籍德国的科赫医生（Robert Koch，1843~1910）〕。显微镜、细菌培养、幻灯显示等细菌学的技术手段，根治动物和人的某些疾病等生物学的直接应用，这两方面的成就使生物学这门新兴学科，不但易于为人们所接近和理解，而且颇具吸引力。经利斯特（Lister，1827~1921）更进一步的完善，防腐法、巴氏灭菌法和其他防止微生物侵入生物有机体的方法和疫苗接种，都已切实掌握，有关的论证和结果已相当充分，从而令医务界的顽固抵制难以为继。细菌研究为生物学进而为研究生命的实质，提供了具有巨大实效的手段，但是，这个时期的生物学并未提出因循守旧的科学家无法立即接受的理论问题。

当时生物领域中最有价值的惊人进展，与生命的物理、化学结构和机制研究，仅有微不足道的关联。通过自然淘汰而实现进化的理论远远超出了生物学范畴，它的重要意义也在于此。进化论肯定了历史对于所有科学的胜利，虽然与科学相联系的历史通常总是被当代人与“进步”混为一谈。况且，由于进化论把人本身置于生物进化的全局中去考察，从而打破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或社会科学之间的明晰界线。从此之后，必须把宇宙，至少是太阳系，当作一个持续不断的变化过程来考虑。太阳系和其他星球正处在这种历史的中途，正如地质学家业已指出的那样（参见《革命的年代》第十五章），地球也正处在这种历史的中途。有生命的物质如今也被纳入这个过程之中，尽管生命本身是否由无生命物质演化而来，这个问题不但尚未解决，而且基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始终十分敏感（伟大的巴斯德坚信他本人已经阐明，这种演化是不可能的）。达尔文不但把动物，也把人类引入了进化论的审视范围之内。

19世纪科学所面临的困难，主要不在于接受这种将宇宙视为一个历史进程的看法。在一个发生了许许多多至为明显的历史性变革的时代，相信这一点是再容易不过了。困难在于如何把这种看法与不变的自然规律，与大体相似、持续不断而且非革命性的运转结合起来。从自然规律出发，社会革命是否必要就成了问题，传统宗教的必要性更受到怀疑，因为宗教典籍所宣扬的是间断变化（创世记）和不符合自然规律的东西（奇迹）。然而，这个阶段的科学似乎也相信一致性和不变性，而且似乎把简化理论看作科学的根本理论。唯有马克思这样的革命思想家才会认为有可能出现二加二不等于四而等于别的什么，或既等于四又等于别的什么的情况。（在数学家们有关无穷的讨论中，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震动，原因是仅用算术已不能获得预想的结果。）地质学家取得了重大成就，他们认为，借助今天依然可见的完全一样的那些力量，就能对没有生命的地球上过去和今天所观察到的种类繁多的东西做出解释。只要有足够的时间，天择说就能对包括人类在内的有生命物种何以会种类繁多做出解释。这一成就曾促使并继续促使思想家们否认或低估这种迥然不同而且崭新的看法，这种看法力图对历史变化做出解释，将人类社会的变化归结为生物进化规律，因此而产生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或政治意图（社会达尔文主义）。西方科学家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所有科学家都属于西方社会，连处在西方世界边缘的俄国科学家也属于西方社会——把稳定和变化合而为一，进化论也这样认为。

但是，进化论是激动人心的，或者说是咄咄逼人的，因为，进化论首次刻意与传统势力、保守主义和宗教进行论战，并与之发生激烈冲突。它否定了人类一直被赋予的特殊地位。进化论所受到的抵抗来自意识形态。按照上帝形象创造出来的人，怎么就只不过是发生了变化的猴子呢？如果说有必要在类人猿和天使之间做出选择，那么达尔文主义的反对者选择了天使。抵抗之激烈显示了墨守成规和有组织的宗教势力之强大，由于这场讨论是在高层文化人士中展开的，因而即使在思想最解放的西方受过教育的人群中，墨守成规和宗教也照样颇有市场。进化论者竟然立即公开向传统势力发出挑战，并相对迅速地取得了胜利，这一点同样惊人，也许更加惊人。进化论者在19世纪上半叶人数众多，但是他们之中的生物学家却小心翼翼，多少有些出于个人的恐惧，连达尔文本人也从自己提出的观点后退了。

进化论盛行的原因不在于人是由动物进化而来的证据来势太猛，以致无法抵挡，虽然在19世纪50年代，这类证据的确被迅速搜集。对于1856年发现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的头盖骨，已不可能做出别种解释。事实上早在1848年前，证据已足够有力。真正的原因在于下列两项事实构成了极佳的机遇：一是主张自由主义和进步的资产阶级迅速崛起，二是这个时期没有发生革命。向传统势力的挑战日益强大，但这种挑战似乎不会再引起巨大的社会变动。在达尔文身上就体现了这两个事实。他是资产阶级，是温和的左派自由主义者，从19世纪50年代起（之前并非如此），他就准备义无反顾地与保守主义和宗教势力进行一场面对面的论战。但他彬彬有礼地谢绝了马克思将《资本论》第二卷献给他的好意，总之，他终究不是革命者。

达尔文主义的命运不再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说服广大的科学家，也就是说，不再取决于《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无可争辩的功绩，而是取决于因时间和国家而异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态势。长期以来为进化论思想提供了某些重要成分的极左派，当然立即就接受了进化论。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1833～1913）事实上在没有受到达尔文启示的情况下，也发现了天择理论，因而与达尔文分享荣誉；他从工匠科学的传统和激进主义走来，而激进主义在19世纪初年曾发挥过重大作用，并对“自然史”表示了由衷的欢迎。华莱士在宪章运动派和欧文主义者的“科学堂”中成长，他始终是一位极左派，晚年又投身于积极支持土地国有化乃至社会主义的活动。与此同时，他依然保持着对异端以及平民意识形态、骨相学和唯灵论的信仰（见第十五章）。马克思很快就将《物种起源》欢呼为“我方观点的自然科学基础”，社会民主主义在马克思的一些学生，例如考茨基（Kautsky）的大力鼓动下，染上了浓厚的达尔文主义色彩。

社会主义者对达尔文主义的好感，并未妨碍强大而又进步的自由主义中产阶级欢迎乃至支持达尔文主义。达尔文主义很快在英国取得胜利；在充满自信气氛的德国，达尔文主义也在实现德国统一的10年中取得了胜利。法国的中产阶级偏爱稳定和拿破仑建立起来的帝国，知识阶层则认为，无需从非法兰西，也就是从落后的外国输入思想，所以，直到帝国倾覆、巴黎公社失败之后，达尔文主义才在法国迅速取得进展。在意大利，进化论斗士对于隐而未露的社会革命思潮的忧虑，远甚于因教皇的呵斥而引起的不安，不过，他们也有足够的自信。达尔文主义在美国不但立即取得胜利，而且很快就转变为富有战斗精神的资本主义观念。反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人，包括科学界的反对派在内，都是来自社会保守派。

进化论把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或曰社会科学连接了起来，尽管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些术语当时尚未诞生。可是，人们第一次深深感到需要创立一种专门的、从整体上研究社会的学科，这个学科不同于已有的各种与人类事物有关的学科。1857年创立的英国社会科学促进协会（The British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Social Science）并无奢望，只想把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改革。1839年，孔德创造了社会学（sociology）一词，斯宾塞（他于1876年撰写了一部早熟的著作，论述社会学和其他多种学科的原理）则使此词广为人知；于是，社会学成了人们争相谈论的一门学科。到了19世纪第三个25年末期，社会学既未成为公认的学科，也没有成为一门教学课程。另一方面，与社会学性质相似但外延更为广阔的人类学却迅速崛起，在法学、哲学、人种学和游记文学、语言和民俗研究以及医学之外，成为一门公认的学科〔通过当时普遍开展的“体质人类学”（physical anthropology），这门学科使测量和搜集不同人种的头盖骨蔚为时髦〕。第一位公开讲授这门课程的人，大概是1855年在巴黎国家博物馆（Musée National）担任专门讲授此课的教授加特尔法奇（Quatrefages）。1859年创建了巴黎人类学学会（Paris Anthropological Society），此后，类似的组织相继在伦敦、马德里、莫斯科、佛罗伦萨和柏林建立，从而促使人们在19世纪60年代对这门学科的兴趣骤增。心理学（又一门新兴学科，创立者这回是穆勒）仍然与哲学联系在一起。贝恩（A.Bain）的《精神与伦理科学》（Mental and Moral Science，1868年）依旧把心理与伦理搅在一起。不过，冯特（W.Wundt，1832～1920）的心理学已经越来越注重实验；曾为伟大的冯特当过助手的亥姆霍兹，则促使心理学日益朝着注重实验的方向发展。无论如何，到了19世纪70年代，心理学显然已经在德国的各个大学里成了一门被广泛接受的学科，不但如此，心理学还进入了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一本兼论语言学和心理学的专门杂志早在1859年就已创刊。

用“实证科学”，尤其是实验科学的标准来衡量，这些新学科创下的纪录算不得多么惊人，尽管其中的三门：经济学、统计学和语言学，也许已经可以声称自己取得了名副其实的一系列成就（见《革命的年代》第十五章）。经济学和数学的关系变得紧密而直接〔这是两位法国人库尔诺和瓦尔拉（L.Walras，1834～1910）促成的〕，统计学在社会现象研究中的应用已相当普遍和有效，从而促进了它在物理学中的应用。至少，攻读以麦克斯韦为先驱的统计学渊源的学生们是这样做的。社会统计学无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蓬勃兴盛，应用这门学科的人在公共部门里求职毫无困难。自1853年起，国际统计学大会不时举行，令人钦佩的著名学者法尔博士（William Farr，1807～1883）当选为皇家学会（Royal Society）会员后，统计学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也随之得到了公认。语言学则沿着另一条路线发展，下面我们将会谈到。

然而，从总体上看，这些成果并无惊人之处。1870年前后在英国、奥地利和法国同时发展起来的边际效用学派，表面上漂亮精致，实际上却显然远比“政治经济学”狭窄（甚至也比固执的德国“历史经济学派”更狭窄）；就此而言，边际效用学派是采取一种不太现实的解决经济问题的方法。在自由主义社会中，社会科学不同于自然科学，它并未刺激工艺技术进步。既然经济的基本模式看来已臻于完善，有待解决的重大问题，如收入增长、可能发生的经济崩溃、收入分配等等，已不复存在。事实上，那些尚未解决的问题，就交由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下文将围绕这个问题进行分析）去解决，只要这些问题是人们不能解决的。尽管如此，事情毕竟在逐步改善和进步，似乎无需经济学家们集中精力研究这门学科中更为深层的问题。

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依然关心的，与其说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问题，不如说是社会和政治问题，对于法国和德国来说，更是如此。在法国，革命的危险仍然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在德国，随着工人运动的勃兴，爆发革命的危险已经开始显露。但是，德国思想家们虽然从未全盘接受大量涌入的极端自由主义理论，他们却如同随处可见的保守派那样，担心建立在自由资本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将被证明是危险和不稳定的社会，他们苦无良策，唯一的建议是进行预防性的社会改革。社会学家的社会概念是类似生物学的“社会有机体”概念，它与阶级斗争概念全然不同，是一种所有的社会集团各司其职、相互合作的概念，充其量是披上了19世纪外衣的陈旧保守主义，因而很难与这个世纪的另一种生物学概念彼此相容，后者以主张变化和进步（即“进化”）为其特征。前者实际上只是为宣传提供了良好基础，但不是为科学。

因此，这个时代唯一提出了阐述社会结构和社会变化的综合理论思想家，就是主张社会革命的马克思，他受到了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尊敬和赞誉，至今仍为人所敬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因为马克思的同时代人（除了某些经济学家），不是已被今天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忘得一干二净，就是经历了一个世纪的风吹雨打后已经憔悴不堪，幸好今天在思想库里搜寻古物的人还能从他们的著作中重新发现已被遗忘的功绩。但是，孔德或斯宾塞无论如何总是知识界的重要人物，这件事并不令人惊异，令人惊异的倒是那位曾被视为当今亚里士多德的人突然消失了。孔德和斯宾塞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其知名度之高和影响力之大，是马克思无法比拟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在1875年被一个不知其名的德国专家批评为一个自学成才者的作品，对以往25年的进展一无所知。因为在此时的西方，认真看待马克思的只有国际工人运动，尤其是德国日益高涨的社会主义运动，可是即使在德国，他对知识界的影响也微乎其微。然而，在革命形势日益高涨的俄国，知识分子们却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的作品。《资本论》德文第一版（1867年）印了1 000册，整整五年才卖完，可是1872年此书的俄文版也印了1 000册，却不到两个月就一抢而光。

马克思为自己提出的问题，也是其他社会科学家企图答解的同一问题，即从前资本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性质和动力，以及其特殊的作用方式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人们对马克思的回答比较熟悉，此处无须赘述；不过有必要指出，马克思抵制了把经济与其他历史社会条件分割开来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当时在各地都日趋强大。19世纪社会的历史发展问题，促使理论家和实践者都去深入研究久远的过去。因为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日益扩张的资本主义社会正在与其他社会相遇并加以摧毁，正在逝去的以往和正在到来的现在发生了公开的冲突。德国思想家看到，他们国家原本区隔森严的“阶级”社会正在让位给阶级冲突的社会。英国法学家，特别是其中曾在印度生活过的人，对“身份制”的古代社会和“契约制”的近代社会作了对比，认为从前者过渡到后者，是历史发展的基本模式。俄国作家们同时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一个是古老的农村公社世界，他们当中的多数人都曾在昔日领主的庄园里度假时认识了这个世界；另一个则是到处旅行的西化知识分子的世界。对于19世纪中期的观察家来说，除去古老文明和古老帝国的历史以外，所有的历史同时共存：古老的文明和古老的帝国已随着古典时期一起被（彻底）埋葬了，正等待着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H.Schliemann，1822～1890）到小亚细亚古城特洛伊（Troy）和希腊古城迈锡尼（Mycenae）进行发掘，也等待着比特里（Flinders Petrie，1853～1942）到埃及使它们重见天日。

也许有人曾希望，与以往的历史紧密相连的历史学，能对社会科学发展做出特殊的重大贡献，但是，作为一门纯学术，历史学对社会科学的帮助微不足道。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关心的是帝王、战争、条约、政治事件或政法制度，总之，他们关心的，纵然不是披戴历史服装的现代政治，至少也是以往的政治。他们在整理得井井有条、保存得极好的档案资料基础上，苦苦地进行方法论研究，他们（追随领头的德国人）日甚一日地出版学术论文和专门性杂志。1858年德国的《史学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创刊，1876年法国的《史学评论》（Revue Historique）开始发行，1886年英国的《历史评论》（Historical Review）诞生，1895年《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也告问世。不过，他们的著作如今仍是永存的博学纪念碑，至今对我们仍有吸引力。退一步说，那些开本极大的小册子，至今还有人在读，至少作为文学作品来读。尽管某些历史学家表现出温和的自由主义倾向，他们的学术著作却总是流露出一种偏好、眷恋往昔，甚至怀疑未来的倾向，如果对未来尚未表示遗憾的话。这一时期的社会科学都有这种倾向。

然而，虽然从事学术研究的历史学家沿着做学问的路走，历史学却依然是新兴社会科学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一点在一派繁荣的语言学领域里尤为明显，用现在通行的术语，那时的语言学应该称作历史比较语言学。与其他许多学科一样，德国人在这门学科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重现印欧语系的历史发展，也许由于印欧语系在德国称作“印德”（Indo-German）语系，所以它在德国引起的关注即使不说是民族主义的，至少也是全民族的。斯坦塔尔（H.Steinthal，1823～1899）和施莱切尔（A.Schleicher，1821～1868）都为建立一种更为广阔的语言类型，即发现语法和语言的根源及其历史发展做出了努力，但是，他们所建立的语言谱系在很大程度上依然是猜测的产物，多种“语系”（genera）和“语族”（species）之间的从属关系仍相当令人怀疑。事实上，除了犹太人和《圣经》研究者感兴趣的希伯来语和相近的闪族语以及某些芬兰—乌戈尔（Finno-Ugrian）语的著作外（匈牙利可以看作芬兰—乌戈尔语在中欧的代表性地区），在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比较发达的国家中，并没有多少印欧语系以外的语言得到有系统的研究（以美洲印第安语为基础的美国语言学派，也没有获得进展）。另一方面，在19世纪上半叶获得的重要学术成就，都在印欧语系的演变史研究中，得到了系统性的应用和进一步的发展。在德国人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格林（Grimm）发现了语音的变化规律，重现了无文字时期的词汇模式和“谱系”（family trees）的分类。其他演化模式〔如施密特（Schmidt）的“波状理论”（wave-theory）〕也竞相提出，类比法（尤其是语法类比）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为撇开了比较，就没有历史比较语言学可言。到19世纪70年代，青年语法学派（Junggrammatiker）确信他们有能力重建早期印欧语系，从东方的梵文到西方的凯尔特语（Celtic），许许多多种语言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这种早期印欧语，令人敬畏的施莱切尔竟然能用这种重建的印欧语进行写作。现代语言学走的是一条与19世纪中期迥然不同的道路，它也许做得过了头，完全摒弃了对于语言的历史和演变的关注，就此而言，历史比较语言学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中，基本上是在已知的原理指导下，而不是在超前的新原理指导下取得进展的。然而，这门学科确实是一门典型的以进化论为指导思想的社会科学，用当时的标准来衡量，应该说是一门既在学术界也在公众中取得了巨大成就的学科。遗憾的是，这门学科却在公众当中〔尽管牛津的马克斯-缪勒（F.Max-Muller，1823～1900）等学者竭力加以否认〕起到了为种族主义推波助澜的作用，操印欧语的民族（印欧语完全是一个语言学概念）竟然被等同于“雅利安人种”（Aryan race）。

在人类学这门同样发展迅速的社会学科中，种族主义显然也扮演了主要角色，人类学其实是“体质人类学”（主要是从人体解剖和类似的研究中衍生出来的）和“人种学”（即对各种落后的或原始的人群的描述）这两门截然不同的学科融为一体的产物，体质人类学和人种学不可避免地彼此参照，而且事实上两者的关键都是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不同人群的区别问题，二是（被置于进化模式中的）人类和不同类型社会的由来问题。在不同类型的社会中，资本主义社会无疑处在最高层次。体质人类学自然地导出“人种”观念，因为白种人、黄种人和黑种人以及黑人、蒙古人和高加索人（或者使用任何其他分类法）之间的区别是不争的事实。这种区别本身并不意味着不同的人种有优劣之分，然而，这种区别一旦与基于史前发掘的人类进化研究相结合，这就意味着人种有优劣之分了。因为，可以识别的人类远祖，特别是尼安德特人，不仅明显地更像类人猿，而且在文化上也显然与他们的发现者无法相比。因此，如能证明某些现存人种比另一些现存人种与猿更接近些，那岂不是就证明前者劣而后者优吗？

这种论调虽然软弱无力，但对于那些力图证明白种人优于黑种人或所有其他人种的人来说，这种论调却具有一种天然号召力。（在带有偏见的人看来，即使在中国人和日本人身上，也能找出猴子的体质特征来，就像许多现代漫画证明的那样。）但是，如果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把物种设想为有等级之分，那么文化人类学所运用的比较方法也做出了同样的假设，泰勒（E.B.Tylor，1832～1917）的《原始文化》（Primitive Culture，1871年）一书便是文化人类学的一个里程碑。泰勒和许多相信人类是逐步进化而来的学者，对那些尚未灭绝的人群和文化进行了考察，这些本质上并不算低劣的人群和文化正处于从进化早期阶段向现代文明迈进的路上。他们被类比成一个人的童年或幼年时期。这意味着一种阶段理论（在这一点上，泰勒受到孔德的影响），泰勒以一个受人尊重的人在接触这个当时仍然具有爆炸性的问题时很谨慎，将这种理论运用在宗教上。从原始的“万物有灵论”（这个词是泰勒创造的）通向更高阶段的一神教，最终达到科学胜利的道路，应该会“逐步取代那些不受系统规则约束的自发行动”。不过（科学能不求助于心灵而对日益增多的亲身体验做出解释），在这个过程中，在早期文明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发生变化的“幸存物”依然到处可见，即使在已开化民族的某些“落后”面貌中也能见到，例如，农村的迷信和某些习俗等。这样一来，农民就成了联系野蛮人和文明社会的纽带。视“人类学”为“本质上是改革者的科学”的泰勒，当然不相信这说明了农民没有能力完完全全地变为文明社会中的工薪族成员。但是，代表文明发展的童年时期或幼年时期的人，他们也像个孩子，需要他们成年的“双亲”把他们当作儿童来照看，还有什么比这样想更方便呢？《人类学评论》（Anthropolgical Review）写道：

黑人是母腹中的胎儿，蒙古人是幼童。同样我们也发现，他们的政治体制、文学和艺术也显出同样的幼稚和不成熟。他们是年幼的孩童。他们的生命是一种历练，他们的首要品德则是无条件服从。

奥斯本（Osborn）船长在1860年也以海军的粗鲁方式说过类似的话：“拿他们当孩子对待，让他们干我们所知道的对他们和我们都有好处的事，这样，中国的一切困难都能解决。”

因此，其他人种都是低劣的，因为他们尚处在生物进化的早期阶段，或者尚处在社会文化发展的早期阶段，或是二者兼而有之。这些人种之所以是低劣的，那是因为衡量的标准是“优良人种”自己的标准，他们是优良人种，他们的工艺技术先进，军事强大，富有而“成功”。这种论点使人听了很受用，而且顺理成章，以至中产阶级想把这种说法从贵族手中接过来（贵族长期以来自认为属于上等人种），以便用于国内和国际目的。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属于“下等人种”，因此他们的贫穷落后就不足为奇了。这种说法当时尚未披上现代遗传学的外衣，因为那时遗传学尚未创立。尽管修士孟德尔（Gregor Mendel，1822～1884）已在他的摩拉维亚修道院的菜园子里对豌豆进行实验（1865年），可是当时无人知晓，直到1900年前后被重新发现后才闻名于世。但是，一种幼稚的观点却被广泛接受，这种观点认为，上层阶级是由高等人种所组成，通过内部通婚增加其优越性，若与下等人混杂，其优越性将受到威胁，而下等人如果高速增殖，威胁就更大（主要是意大利的）。“犯罪人类学”派则从反面表达了同一种思想，他们力图证明，罪犯、反社会分子、下层社会民众都属于有别于上等人的“下等人血统”，而且指出这一点可由测量头盖骨或其他简单方法得到证实。

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中，种族主义充满在人们的脑海中，其严重程度今天难以确切想象，也难以理解（例如，为什么人们普遍惧怕人种混合，为什么白人几乎普遍相信“混血儿”所继承的恰恰是父母所属人种的最坏特征）。这种论调除了可以方便为白人统治有色人种以及富人统治穷人找到理由外，也许还可以把它解释为一种机制，借助这种机制，建立在根本不平等的意识形态基础上的不平等社会，可以使其不平等的现象合理化，并竭力为其社会体制中隐含的民主所必然难以容忍的特权进行辩解并提供保护。自由主义没有说得通的理由反对平等和民主，于是，无法自圆其说的人种理论便被捧了出来，作为自由主义的王牌；科学竟然能够证明，人本来就是不平等的。

但是，尽管某些科学家希冀能证明这一点，但在19世纪第三个25年，科学显然无法证明这一点。根据达尔文的说法逆推（“适者生存”，生存者必然是适者），并不能证明人优于蚯蚓，因为人和蚯蚓都成功地存活下来了。“优越性”是以进化史等同于“进步”这一假设为前提所导出的结论。人的进化固然正确地显示了某些领域（特别是科学和技术）中的进步，却没有对这些领域给予充分的注意，人类进化史既没有也不可能使“落后”不可救药地永远落后。因为，人类进化史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即至少从智人出现以后，尽管人生活在不同历史环境中，他们却是一样的，他们的行为遵循同样的普遍规律。英语与早期印欧语不同，但其原因并不是英国人在语言上的行为有别于当时被普遍认为生活在中亚的始祖部族。出现在历史比较语言学和人类学中的人的“基本范型”，包含着与遗传学相对立的成分或其他永恒的不平等形式。澳大利亚土著、太平洋诸岛的岛民以及印第安易洛魁人的血统体系，开始成为现代社会学创始人，例如摩尔根（Lewis Morgan，1818～1881）认真研究的对象，尽管他们只在图书馆进行初步研究，而不是在现场，这些血统关系被看成是19世纪的人种在进化过程中的早期遗存。然而，重要的是它们是可比较的，虽有不同之处，但并不一定就是低劣（这一点当然可以适用于上古时期的民族，他们的族系是家庭发展史先驱性研究的基础。J.Bachofen's Matterrecht，1861年）。“社会达尔文主义”和种族主义的人类学和生物学，它们都不属于19世纪的科学，而属于19世纪的政治。

当我们回顾这一时期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时，我们对他们如此自信的态度尤感惊异。就自然科学而言，这种自信心明显缺乏理由，就社会科学而言，则稍说得通些，但这两者显然都没有道理。物理学家们觉得留待他们的后继者去做的事已寥寥无几，只剩下一些次要问题有待进一步澄清，他们所表露的心境与施莱切尔一样。施莱切尔确信，古代雅利安人的语言就是他推定并重建的那种语言。这种想法并非建立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之上，因为进化论的各门学科都难以借由实验来证明其正确与否，而是基于对“科学方法”绝对可靠的信任。“实证”科学以客观的、已被探明的事实为研究对象，它与因果关系有坚实的联系，经得起质疑和故意更改，能推导出一致的、不变的普遍规律，因此，实证科学是阐明宇宙的万能钥匙，19世纪已经掌握了这把钥匙。不但如此，随着19世纪世界的兴起，以迷信、神学和臆测为特征的人类幼年时期已经结束，孔德实证科学理论的“第三阶段”已经到来。在方法的适当性和神学模式的永恒性两方面，要想嘲笑上述那种自信心，简直易如反掌；但是，正如某些老一代哲学家本应指出的那样，这种自信心仍有足够的力量，让人们深信不疑。既然科学家们觉得自己可以蛮有把握地阐明自己的观点，对专家们的自我肯定深信不疑的那些小思想家和小评论家就更是如此了。因为他们听得懂专家们所说的大部分内容，至少当专家们尚无需借助高等数学便能阐明自己的理论的时候，他们能够听懂。即使在物理学和化学领域里，他们也依然算得上是“实践者”之一，比方说是个工程师。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连外行人也完全读得懂。常识固然不高明，但它无论如何总让人知道，自由资本主义进步、胜利的世界，乃是可能有的最好世界，所以，再没有比借助常识来动员整个宇宙为这个世界的偏见而努力更轻松的事了。

于是，评论家、推广家和思想家，都从西方世界的各个角落，从一切被“现代化”吸引的当地精英所在地被发掘出来。过去，在本国以外曾享有而且依然享有名望的杰出科学家和学者，其分布极不均匀。事实上，他们多半集中在欧洲和北美洲（在这方面，伊比利亚半岛和巴尔干半岛在欧洲处于落后地位）。而今，高水准而且具有国际水平的著作大量出现在东欧，尤其是俄国，这大概是这个时期“学术”地图的最大变化，尽管这个时期的科学史不可能无视一批杰出的北美科学家，尤其是物理学家吉布斯（Willard Gibbs，1839～1903）。但是，不能否认，到了1875年，出自喀山和基辅各大学的著作，比出自耶鲁和普林斯顿大学的著作更为引人注目。

但是，地理分布不足以说明这一时期逐渐主导学术界的事实，即德国人的主宰地位，为他们撑腰的有大量使用德语的大学（其中包括瑞士、哈布斯堡王朝和俄国波罗的海地区的大多数大学），还有德国文化在斯堪的纳维亚、东欧、东南欧的强大吸引力。除了在拉丁世界和英国，德国的大学模式已被普遍接受，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也被拉丁世界和英国所接受。德国的主宰地位主要体现在数量方面。在这个时期，新创刊的德语科学期刊，超过了法语和英语同类期刊的总和。德国人除了在化学，大概还有数学等自然科学的某些领域里占据主导地位外，他们在品质方面似乎并未取得明显的超高成就。因为（与19世纪早期不同），这个时期并没有一种德国特有的自然哲学。与此同时，大概由于民族主义的驱使，法国人坚持自己的风格，因此，除了少数声誉颇高的科学家之外，法国的自然科学长期处于孤立状态（不过，法国的数学不在此列）。德国人并不固守自己的风格。德国人自己的风格在后来的20世纪中占有主导地位，但是，在科学进入理论化和系统化阶段之前，德国风格并未独领风骚，理论化和系统化非常适合德国人的口味，尽管原因不明。无论如何，基础相当薄弱的英国自然科学，陆续产生出汤普森和达尔文这样名闻遐迩的大科学家。英国科学被公认为是得益于由专家、外行的市民乃至手工艺工人所组成的公众论坛。

除了学术历史和比较语言学之外，德国人在社会科学领域中并未拥有上述那种主导地位。回顾以往，重要的经济学分析著作虽然产生于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但此后英国人在经济学领域里却名列前茅。（哈布斯堡王朝在某种意义上是德国文化圈的一部分，但在智力发展史上走的却是一条迥然不同的道路。）不值一提的社会学最初与法国和英国密不可分，接着则在拉丁世界继续发展。在人类学方面，由于英国人遍布全球，因而在这个领域里占了不少便宜。作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桥梁的“进化论”，它的重心在英国。事实是，社会科学反映了古典形式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预想和问题，德国不存在这些东西，因为，德国的资产阶级把自己纳入到俾斯麦的贵族和官僚框架中了。这个时期最杰出的社会科学家马克思，是在英国进行研究和写作，他的具体分析框架出自非德国的经济学，其著作的事实基础来自英国资产阶级的社会形态，这种社会形态虽属“古典”，但当时已不再遭到非议。

无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还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都把科学看作进步的世俗意识形态的核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范围虽小，却在日益扩大，这点无需专门讨论，因为历史已经清晰地揭示了它的整体特性。

与世俗意识形态相比，这一时期的宗教没有引起多大注意，现在也不值得去深入探讨。然而，它还是应得到某些关注。不仅因为宗教依然是世界上占压倒多数的人进行思考时使用的共同语言，而且因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尽管日趋世俗化，却显然为它的勇气可能带来的后果感到焦虑。到了19世纪中期，让大众不信上帝已非难事，至少在西方世界是如此，因为，历史学、社会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不但已经动摇了《圣经》中许多可以查证的说法，而且事实上已经证明这些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赖尔（Lyell，1797～1875）和达尔文既然是正确的，那么《圣经·创世记》就其字面意义而言，就是完全错误的；在理论上反对达尔文和赖尔的人，显然已被击败。上层阶级自由主义思想早已为人们所熟知，至少在上流人士中是如此。中产阶级的无神论也已不再新鲜，并因其在政治和反对教会斗争中的作用而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富有战斗力。已与革命意识形态相结合的工人阶级，其自由思想呈现出特定的形态，因为旧革命思想衰败了，只留下不太直接的政治方面，因为以唯物主义哲学为基础的新革命已占领了阵地。英国的“世俗化”运动直接发端于以往激烈的劳动阶级运动、人民宪章运动和欧文主义运动，但是，现在已成为一支独立力量，对于反对浓重宗教氛围的男男女女特别具有吸引力。上帝不但丢掉了饭碗，而且遭到了猛烈攻击。

对宗教的猛烈攻击与同样猛烈的反教会热潮出现在同一个时期，但两者并不曾合流，而是自成一格，知识界的所有思潮都卷入了反教会热潮，其中包括温和自由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教会，尤其是国家和官方支持的教会以及国际性的罗马天主教会，都遭到了攻击。罗马天主教会声称拥有界定真理的权力，企图独揽与公民有关的某些职能（婚丧嫁娶等等），不过，这种攻击并不意味着攻击者主张无神论。在一种以上的宗教并存的国家里，这种攻击有时以一个教派反对另一个教派的形式出现。在英国，主要是革新派成员反对英国的国教会；在德国，加入1870～1871年反对罗马天主教会的“文化斗争”的俾斯麦，当然不会让自己像路德派那样，把上帝或耶稣逼入绝境。另一方面，在单一宗教的国家中，特别是天主教国家中，反对教会自然就意味着反对一切宗教。在天主教内部，事实上出现了一股微弱的“自由主义”思潮，这股思潮抵制罗马教廷日甚一日的极端保守主义。极端保守主义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并在1870年的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上以宣告教皇永远正确而正式确立。然而，极端保守主义尽管受到力图保留本国天主教相对自主权的那些神职人员的支持，其中最强有力的大概在法国，却轻而易举地就在内部被击败了。但是，法国“高卢主义者”（Gallicanist）虽然出于实用主义和与罗马对抗的考虑，比较倾向于和现代的世俗自由主义政府妥协，却不能被视为名副其实的自由主义者。

作为一种不让教会在社会中拥有任何官方地位（“废除教会”、“政教分离”），而且企图使之成为纯属个人私事的一种主张，反教会运动是一个富有战斗力的世俗化运动。这个运动后来变成了一个或若干个完全志愿性的组织，与集邮俱乐部相似，但规模无疑更大。可是，这个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建立在对上帝的信仰是错误的这样一个认识基础之上，而是以世俗国家日益强大的行政能力、管理范围和抱负为基础，即使在奉行自由主义和不干涉主义最卖力的国家里也是这样，国家准备把私人组织从以今天的眼光看是属于这类组织活动的领域里赶出去。然而，反对教会基本上是一种政治行为。反教会斗争之所以来势凶猛，是因为人们认为，被定为国教的宗教是反进步的。事实确实如此，这些被定为国教的宗教无论从社会或政治角度来看，都很保守。罗马天主教对于被人们视为19世纪中期的支柱而备加珍惜的一切，都采取极端敌对态度。某些教派或异端可能接受自由主义乃至革命思想，教徒中的少数派可能被自由主义的宽容所吸引，但是教会和正统的教徒却不可能这样。只要民众，尤其是农民群众依旧掌握在反动派手中，如果不想让进步处于困境，那就必须击败这些愚弄群众的势力。从此以后，越是在“落后”的国家里，反教会的斗争越是如火如荼。在法国，政治家们为教会学校的地位争论不休，墨西哥的政治家则在世俗政府反对教士的斗争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于社会和个人来说，“进步”都是从传统中解放出来的，因为进步似乎意味着以战斗的姿态与以往的信仰决裂。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图书馆里，读《摩西或达尔文》（Moses or Darwin）的人比读马克思著作的人还多。在普通人的心目中，站在进步乃至社会主义进步前头的，是那些伟大的教育家和思想解放者，科学（已顺理成章地发展成为“科学社会主义”）是从以往的迷信和当前的压迫下获得思想解放的关键。西欧的无政府主义者极为准确地反映了这些斗士的自发情绪，他们对教会持强烈的反对态度。意大利罗马涅省（Romagna）的铁匠墨索里尼，出于对墨西哥总统班尼托·胡亚雷斯的敬仰，把自己的儿子也取名为班尼托，此事绝非偶然。

然而，即使在自由思想家当中，对宗教的眷恋也并未消失。中产阶级思想家认为宗教能发挥让穷人安贫乐道和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因而有时就尝试着推行“新宗教”，例如，孔德的“人道宗教”以出类拔萃的伟人取代万神殿和圣人；可是，这种尝试并未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但此时也出现了一种真诚的意向，企图在科学时代挽留宗教带来的慰藉。玛丽·贝克·埃迪（Mary Baker Eddy，1821～1910）于1875年出版了她的著作，她所创立的“基督教科学”（Christian Science）就是这种努力之一。从19世纪50年代起就风靡一时的唯灵论（spiritualism）之所以极受群众欢迎，原因大概即在于此。唯灵论所包含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诱人之处，显然与进步、改革、极左派有关，与妇女解放运动，尤其是与美国的妇女解放运动有关，因为美国是唯灵论的传播中心。除了其他吸引力外，唯灵论还有一大优点，它似乎把死后犹存这一说法置于实验科学的基础之上，甚至以肉眼能见的形象为其基础（正如摄影这门新艺术所力图证实的那样）。此时关于奇迹的说法已不再被接受，灵魂学便在群众中发挥其潜力。可是，有时唯灵论大概除了表明人普遍渴望一种多姿多彩的礼仪之外，就没有任何别的意义了，而传统的宗教更能充分有效地满足这种需求。在19世纪中期，有许多新创造的世俗礼仪，特别是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那里的工会精心设计了一些富有寓意的旗帜和证件：互助会（“友好协会”）在它们的会所周围挂满了带有神话色彩的仪式装饰物；三K党徒、奥伦治党人（Orangemen）以及政治色彩较淡的帮会则在服装上做文章。这些帮会中最古老，或者说最有影响力的共济会，为各级组织规定了一套礼仪，而且划分了等级，用以表达自由思想和反教会主张，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以外是这样。共济会的成员在这个时期是否增加了，我们不得而知，也许是增加了，但共济会政治影响力的增大，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但是，具有自由思想的人，虽然殷切地希望某些传统的精神安慰，他们却似乎仍旧不放弃对一步步后退的敌人进行追击。因为，信徒们心存“疑虑”，尤其是知识分子，19世纪60年代维多利亚时代的一些著名知识分子就是有力的证明。宗教无疑在衰落，不仅在知识分子当中，也在迅速成长的城市中；在城市中，做礼拜所需要的设备，例如卫生设备，远远落后于其人口增长的速度，但是，很少有人想到要为宗教和道德提供稍微舒适一点的条件。

然而，19世纪中期的数年中，比起神学在学术领域里的衰落，群众性宗教信仰的不景气程度毕竟略好一些。盎格鲁-撒克逊的多数中产阶级依然是宗教信徒，而且一般而言都参加宗教活动，至少是虚情假意地参加。美国的百万富翁中只有卡内基一人公开声明自己不信教。非官方的新教各派发展速度放慢了，但是至少在英国，随着中产阶级新教徒日益增多，新教所代表的“反因循守旧”的政治影响却变得更加强大。在海外移民社团当中，宗教并未衰退。在澳大利亚，宗教信徒从1850年占总人口的36.5%，增加到1870年的接近59%，在19世纪最后数十年中又回落到40%。在美国，尽管著名的英格索尔上校（Col.Ingersoll，1833～1899）极力鼓吹无神论，宗教势力依然大于法国。

前面已经提到，就中产阶级而言，宗教的衰落之所以受到遏制，原因不仅是传统的力量根深蒂固，以及自由理性主义未能提供任何足以取代礼拜等的群众性礼仪活动（除了通过艺术之外，参见第十五章），而且也由于他们没有决心抛弃宗教，因为宗教对于维护稳定、道德和社会秩序极为有效，甚至是不可或缺的。就人民大众而言，宗教的影响扩大了，原因很可能在于下述人口因素（天主教会日益把获得最后胜利的希望寄托于人口因素）：从传统的环境，即从虔诚的环境中外移出去的大批男女，进入到新的城市、地区和大陆，这些贫穷信徒的生育率远高于被进步（包括生育控制）腐蚀的不信教者。我们无法证明爱尔兰在这段时期变得更加信仰宗教，也没有证据表明移民削弱了他们的信仰。但是，由于散居各地和出生率提高，在所有基督教地区中，天主教会的势力显然相对增强。但是，宗教界内部难道就没有力量重振宗教并使宗教在各地传播吗？

从本国迷惘的无产者中发展信徒，争取异教徒改宗，在这方面，这个时期的基督教传教士没有取得显著成就，而在国外对立世界的宗教信徒中，传教士的成绩更差。在1871～1877年间，单是英国就为派遣传教士花费了800万英镑，与这笔不算小的费用相比，成果显得十分可怜。在唯一取得迅速发展的宗教——伊斯兰教——面前，基督教的所有教派都不是其真正的对手。在没有传教士组织、没有金钱和强大势力支持的条件下，伊斯兰教在非洲内陆以及亚洲部分地区，继续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传播。无疑，它之所以能如此，不仅因为它所宣扬的平等主义帮了它，而且也因为伊斯兰教信徒自认为其价值观比欧洲征服者高明。任何传教士都无法在穆斯林中间引起注意。他们在非伊斯兰教人口中也只有很小的进展，因为他们缺乏一种主要武器，即基督教远征，实际上也就是殖民征服。他们至少需要让当地的统治者们正式皈依基督教，进而由这些统治者把他们的臣民也拉进基督教。这种情况曾发生在马达加斯加（Madagascar），马达加斯加在1869年宣布自己是一个基督教岛屿。尽管当地政府缺乏热情，基督教在印度南部还是略有进展（尤其在种姓阶级制度的下层当中）。在印度支那，基督教也因法国的征服而有所进展；但基督教在非洲未取得多大成绩，直到帝国主义者大量增加传教士人数（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新教传教士约为3 000，到1900年增加到1.8万），并在投入“救世主”的精神力量后又投入大量物质力量，局面才有所改观。其实，在自由主义全盛时期，传教士的努力可能丧失了某些推动力。在19世纪中晚期，天主教在非洲先后开设的传教中心，其数量如下：19世纪40年代6个；50～80年代，每10年平均3或4个；80年代14个；90年代17个。基督教只有在被当地宗教吸收进而变成一种具有“本土”特征的混合型宗教时，才会显出某些威力。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见第七章）远非这种现象中最大和最具影响力的一个。

然而，基督教内部出现了反击世俗化发展的迹象。新教中这种迹象不多，因为，由于一些新兴非官方派别的组成和扩大，新教在1848年之前所拥有的与天主教相似的势力已遭到削弱，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盎格鲁-撒克逊美洲的黑人。在法国，对卢德（Lourdes）圣地的奇迹崇拜（肇始于1858年一位牧羊女的幻觉）以极快的速度扩展，最初也许是自发传播，但显然很快就得到教会的支持。到了1875年，卢德教派已在比利时开设了分部。反教会运动反而激起了信徒的传教活动，大大增强了教会的影响力。在拉丁美洲，乡村人口大多数是基督教徒，但没有神父，直到1860年，墨西哥的神职人员依旧都住在城里。教会为与官方的反教会行动相对抗，遂在乡村里大量吸收教徒，或把已经脱教的人重新拉入教门。从某种意义上说，面临世俗化改革威胁的教会，如同它在16世纪所做的那样，以反改革进行反击。此时的天主教会变得毫不妥协，实行教皇集权统治，拒绝与进步和工业化以及自由主义等力量作任何迁就。1870年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以后，天主教已成为一支比以往更可怕的力量，但是它也付出了代价，把自己的许多地盘让给了对手。

在基督教世界之外的地区，宗教主要依靠对自由时代进行抗拒或与西方进行较量的传统主义。那些诉诸半同化的资产阶级对他们加以“自由化”的尝试（如同19世纪60年代后期涌现的犹太教改革），遭到了正统派的厌恶和不可知论者的蔑视。此时的传统势力依然占有压倒性优势，而且因对抗“进步”和欧洲的扩张而更加强大。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日本竟然创立了一种新的国教——神道教，这种宗教取材于传统观念，主要用来对付欧洲（见第八章）。第三世界主张西化的人士和革命者不久也懂得：作为政治家，在群众中获得成功的捷径是设法扮演佛教大德或印度教圣人的角色，至少也应该设法拥有他们的威望。然而，虽然这个时期坦率宣称自己不信教的人依然较少（至少占欧洲人口一半的妇女几乎没有受到不可知论的影响），但他们却主宰着基本上已经世俗化的世界。宗教所能做的，便是退到其宽阔而坚固的堡垒当中，准备对付长期的围困。

谢选骏指出：查尔斯·达尔文在1864年写道——“在物色女人方面，贵族比资产阶级更在行（在中国人或黑人眼中，则是更可憎），可是，长子继承制却破坏了自然淘汰法则，这是多大的羞耻啊！”

我看——过了一百多年，马克思主义者还在津津乐道地引述这些牲口的言论……因为马克思主义就是达尔文主义的分支、是殖民主义的分支，也是欧洲中心论的分支、是白人至上论的分支。虽然马克思是个犹太人，但是他爹却背叛了自己的祖宗。

【第十五章　艺术】

我们要相信，创造希腊历史的是人，创造今天历史的同样是人。然而我们今天只生产奢侈的工业品，而他们创造的却是艺术品，我们要问是什么原因使人发生如此深刻的变化。探其究竟是我们的使命。——瓦格纳

你们为何还写韵体诗？如今无人再读诗了……在我们这个不尽成熟的时代，在共和时代，诗歌形式业已过时，业已淘汰。我等喜欢散文，因为散文形式自由，更贴近民主真谛。——佩勒当（E.Pelletan），法国议员，约1877年

如果说资本主义社会的胜利促进了科学发展，那么对文化艺术则另当别论，它们的受益少多了。评估创造性艺术价值的大小全凭主观印象，从来就是如此。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双元革命时期（1789～1848年），颇有天赋的男女艺术家获得了十分杰出的成就，而且范围也很广泛。19世纪下半叶，尤其是在本书探讨的那几十年里，艺术方面的成就却无法同日而语，当然除了一两个相对落后的国家，其中最明显的是俄国。这并不是说这时期创造性艺术的成就微乎其微。有些人的力作和成名作品确实是在1848年到19世纪70年代问世的。但我们不可忘记，他们许多人在1848年前已达成熟期，并已发表了数量可观的作品。狄更斯到1848年几乎已完成了毕生作品的一半；杜米埃（Honoré Daumier，1808～1879）从1830年革命起便是很活跃的版画家了；瓦格纳一生中写了好几部歌剧，《罗恩格林》（Lohengrin）早在1851年便完成了。但与此同时，散文，尤其是小说，毫无疑问出现了繁荣的景象，其主要原因是法国和英国的文学辉煌还在延续，而俄国又增添了新的光彩。在绘画史上，这时期显然成绩卓著，堪称杰出，这几乎全得归功法国。音乐方面，这时期的代表人物是瓦格纳和勃拉姆斯（Brahms）。他们若与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相比，也只是稍逊一筹而已。

尽管如此，我们如进一步观察创造性艺术领域，情况就不那么令人欢欣鼓舞了。我们已经谈过地理分布的概况。就俄国而言，这是一个成绩斐然、胜利辉煌的时代，音乐是如此，文学更是如此，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就更不必说了。光是19世纪70年代这短短的10年，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P.Tchaikovsky，1840～1893）、穆索尔斯基（M.Mussorgsky，1835～1881）等巨星几乎同时到达他们艺术生涯的巅峰，古典皇家芭蕾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境界，这时候的俄国是不怕任何竞争的。我们已经说过，法国和英国保持了很高的水准，其中的一个主要成就在散文方面，另一个则是在绘画和诗歌方面。〔丁尼生（Tennyson，1809～1892）、勃朗宁（Browning）以及其他诗人在英国诗坛上的成就，比不上革命时代的伟大浪漫诗人；而法国波德莱尔和兰波（Rimbaud）的成就则堪与他们媲美。〕美国在视觉艺术和高雅音乐方面仍默默无闻，但东部也出现了梅尔维尔、霍桑（Hawthorne，1804～1864）、惠特曼（Whitman，1819～1891）等人，西部则从新闻界涌现出一批通俗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是他们之中的佼佼者，美国因而开始在文学上成为一支新军。不过从国际标准来看，这只是一项重要性较低而且带有乡土气息的成就，不但在许多方面并无耀眼之处，在国际上也没多大影响，不及有些小国此时出现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创造性艺术（美国19世纪上半叶几个分量不太重的作家却在国外引起轰动，此乃咄咄怪事）。捷克的作家由于语言隔阂，在国际上就不如他们的作曲家容易成名〔德沃夏克（A.Dvoák，1841～1904）、斯美塔那（B.Smetana，1824～1884）〕，除本国读者外，其他国家懂捷克语的几乎没有，也没有多少人想学。其他地方的作家也因语言阻隔难以名闻天下，尽管他们有些人被本国读者誉为泰斗，在本国文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例如荷兰人和佛兰德斯人。只有斯堪的纳维亚人引起较大范围的读者注意，也许是他们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易卜生（Henrik Ibsen，1828～1906，他在本书所述时期结束时已臻成熟）为剧院写剧本的缘故。

德语系国家和意大利本是创造性艺术的两大中心。但在本书所述时期，这两大中心的创造性明显下降，在某些方面的下降幅度更是惊人，也许音乐方面稍好一些，因为意大利出了威尔第（G.Verdi，1813～1901），奥地利和德国也产生了若干举世公认的大音乐家。其实意大利除了威尔第外别无其他音乐家可言，而威尔第早在1848年之前便已开始其音乐生涯；奥地利、德国大作曲家中只有勃拉姆斯和布鲁克纳（Bruckner，1824～1896）基本上是从这个时期崭露头角的作曲家，瓦格纳实际上已经成熟了。无论如何，这几位赫赫有名的音乐家，尤其是瓦格纳，是颇令人敬佩的。瓦格纳是位天才，但是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文化现象，就不敢过分恭维了。奥德两个民族的创造性艺术成就完全表现在音乐方面。他们的文学和视觉艺术与1848年前相比，当自愧弗如。

如果把各种艺术逐一分开来看，某些艺术水准的下降显而易见，而高于以前的则绝无仅有。文学相当蓬勃，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主要是通过小说这个合适的媒介。小说可被视为一种适合资本主义社会的文艺形式，而资本主义社会的兴盛和危机正是小说的主要题材。资产阶级为拯救19世纪中期的建筑艺术，曾做出不少努力，毫无疑问也取得了某些杰出成就。但若与资本主义社会自19世纪50年代起便不断投入的巨大热情相比，这些成就既不够出类拔萃，也算不上多。由豪斯曼（Haussman）重建的巴黎因规划得体而令人赞叹，但矗立在马路两旁和广场四周的建筑物，却不敢令人恭维。维也纳原是一心一意要成为世界建筑的代表作，结果只取得一个值得怀疑的成功。伊曼纽尔国王的大名与拙劣建筑物结缘的数量之多，超过任何一位统治者，而由他主持规划的罗马更是糟不可言。与令人赞叹的新古典主义建筑相比，19世纪下半叶的建筑与其说是赢得举世欣赏，不如说需要费些口舌进行辩白。当然，这不包括才华出众、富有想象力的建筑师们的作品，只是这些作品日益被掩藏在布满绘画、雕饰的“美术”表面之下。

时至今日，辩护士们仍想为这时期的大多数绘画作品高唱赞歌，但他们也深感力不从心。在20世纪人们眼中，能永远在博物馆占有一席之地的绘画作品，几乎毫无例外全是法国人的：如从革命的年代走来的杜米埃和库尔贝（G.Courbet，1819～1877），又如从19世纪60年代初露锋芒的巴比松（Barbizon）画派和印象派的先锋部队（印象派是个不带偏见的标签，这里我们暂且不去仔细剖析），他们的成就确实令人难以忘怀。19世纪60年代还产生了马奈、德加（E.Degas，1834～1917）和年轻的塞尚（P.Cézanne，1839～1906），因此这个年代不用为自己的历史声誉而担心。然而，这些画家不仅有别于当时的时尚开始大量作画，而且对那些受人尊重的艺术和公众的品位颇不以为然。至于这时期各国官方的学院艺术和民间大众艺术，其最合理的评价是：并非千篇一律毫无特色，技术水平颇高，不时可发现一些不太突出的优点。但大多数都很糟糕的，直到现在仍是如此。

也许在19世纪中期和晚期，雕塑受到的冷落理应少些才是——它毕竟造就了年轻的雕塑家罗丹（Rodin，1840～1917）。然而今天看得到的任何一件维多利亚时代的雕塑作品，都会令人感到极其压抑、极其沮丧。在富裕的孟加拉人家里还可看到这些雕塑，这是他们过去整船整船买来的。

从若干方面来看，这是一个有悲有喜的时代。对创造性艺术天才作品的钟爱，几乎没有一个社会能超过19世纪的资产阶级（创造性艺术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本来就是资产阶级发明的，参见《革命的年代》第十四章），也几乎没有人准备像资产阶级那样在艺术上如此大手笔地花钱，也没有哪一个社会像资产阶级那样购买新旧书籍、绘画、雕塑、富丽堂皇的砖石建筑材料等（我是指就数量而言），也没有哪一个社会像资产阶级那样买票去音乐厅和剧院（单就人口数的增长而言，这个结论禁得起任何挑剔），尤其是（这一点又有点矛盾了）几乎没有一个社会像资产阶级那样相信自己确实生活在创造性艺术的黄金时代。

这个时期所偏好的艺术完全局限于当时的作品，这对坚信普遍进步和不停进步的一代人来说，倒也十分自然。阿伦斯（Herr Ahrens，1805～1881）是一位北德意志工业家，定居在文化气候更为宜人的维也纳，50岁时开始收藏艺术品，而且非常自然地只购买现代画作，而不购买过去艺术大师的作品。他的做法在情趣相同的当代人中是很典型的。英国油画在博尔可（Bolckow）（铁）、霍洛韦（Holloway）（专利药丸）、“商界亲王”门德尔（Mendel，棉花）三家的相互竞争下，价格大涨，着实使当时的学院派画家发了大财。1848年后，公共建筑大楼开始改变北方城市的面貌，但是大楼很快便被煤烟和浓雾笼罩，半隐半现。一幢幢的大楼是由各商界亲王出资建造，而这些商界亲王的实力堪与美第奇家族（Medici）媲美。记者和市政府主要官员不无自豪地为这些大楼剪彩，宣扬大楼造价如何昂贵。他们天真地相信自己是在庆祝一个新的文艺复兴运动的诞生。然而，历史学家从19世纪后期得出的最明显结论却是：单单靠钱，是不能保证艺术黄金时代的到来。

然而，花掉的钱确实很多，不论用什么标准衡量，数目之大皆令人目瞪口呆，唯有资本主义前所未有的生产力才能创造出比这更多的钱财。不过花钱的人换了。资产阶级的革命胜利表现在各个方面，甚至也表现在典型的王公贵族活动领域。从1850～1875年，没有任何一座城市的重建计划，会再把皇宫古堡或贵族府邸置于城里最醒目的地方。资产阶级力量薄弱的国家，例如俄国，沙皇、大公可能仍是艺术的主要赞助人和保护人，但即使在这些国家，他们的作用与法国大革命以前相比，也不再具有绝对权威。在其他国家中，偶尔有个乖戾的亲王像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二世，或不太古怪的贵族如赫特福德（Hertford）侯爵，他们可能对购买艺术品仍然热情不减，但真正耗尽他们钱财，使他们负债累累的，恐怕更可能是良马、美女和赌博，而非赞助艺术。

那么谁为艺术解囊呢？是政府公共机构、资产阶级和——这点值得注意——“下层社会”中重要性日益增加的一部分人。由于技术和工业的发展，创作型艺术家的作品也进入这些人家中，而且数量不断增加，价格日益便宜。

世俗的公共当局几乎是巨型和雄伟建筑的唯一买主。建造这些建筑物的目的是要彰显这个时代，特别是这个城市的富裕和辉煌。这些建筑很少是为了实用。在自由放任时代，政府大楼并未花哨到不适当的程度，同时也不带宗教色彩，除天主教势力极大的国家外。处于少数派地位的宗教团体，如犹太人和不信奉国教的英国人，当他们为了内部使用而建造公共性建筑时，他们所想显示的是其飞速增长的财富和心满意足的感受。19世纪中期，欧洲掀起“修复”和完成中世纪大教堂之风，这股风气像瘟疫般传遍全欧，它是出于城市建设的需要，而不是出于精神方面的原因。甚至在君主制度最盛行的国家，建筑物也日渐属于“公众”，而不再属于宫廷。帝国存放收藏品的地方成了博物馆，歌剧院设了售票处，开始对外营业。建筑大楼事实上成了光荣和文化的典型象征。甚至那些宏伟的市政厅也过于庞大，远超过规模不大的市政府的需要，这主要是由于政府官员相互比较的结果。商人向来是精明、冷静而且讲究实际，但利兹（Leeds）的商人在建造其公众建筑时，却有意违背精打细算的实用原则。既然其目的是为了表明“利兹居民在商业大潮里翻江倒海的同时并未放弃对美的培养，对艺术的欣赏能力，那么多花几千英镑又有何妨呢！”（实际花了12.2万英镑，是原来预估的三倍，相当于1858年全英所得税额的1%。英国的所得税始于该年。）

有个例子也许足以说明这种建筑的一般特点。维也纳在19世纪50年代将城里的老建筑全部铲平，并花费几十年的时间在旧址上辟出漂亮的环形林阴大道，大道两旁耸立着公共大楼。是些什么样的大楼呢？一所商业大楼（证券交易所），一座天主教教堂，三所高等院校，三个代表城市尊严和处理公共事务的大楼（市政厅、法院和议会）以及不下于八个的文艺单位：剧院、博物馆、研究院等等。

资产阶级的个人要求比较简单，但阶级集体要求则大得多。在这个时期，资产阶级的私人资助对艺术的重要性远不及1914年之前的二三十年，那时美国百万富翁将某些艺术品的价格哄抬到空前或许也是绝后的天价。（在本书所述时代尾声，那些强盗贵族还在忙于抢劫，无暇思考如何将他们掠来的珍宝展览出来。）其原因显然不是因为缺钱，特别是1860年后，钱几乎已达淹脚的程度。19世纪50年代只有一件18世纪的法国家具在拍卖会上价达1 000多英镑（家具是富豪显示其国际地位的象征）；19世纪60年代有8件；19世纪70年代有14件，其中一件甚至以3万英镑售出。像大型的塞夫勒（Sèvres）花瓶之类的艺术品（花瓶也是地位的象征），原来售价1 000英镑或多一点，在19世纪50年代涨了3倍，19世纪60年代涨了7倍，19世纪70年代涨了11倍。少数你争我夺的商界巨子，便足以使一小部分画家和艺术品代理商大发其财；甚至数量不多的公众，也足以维持一定数量的艺术品，只要它是令人愉快的。剧院，某些程度上还有古典音乐会，也证明了这点，因为剧院和音乐会也都是在人数相当少的听众、观众基础上双双繁荣起来（歌剧和古典芭蕾情况不同，它们和现在一样，都得靠政府补贴，或靠盼望提高地位的富人赞助，富人当然也不是从来不想通过这个途径接近芭蕾舞女伶和歌唱演员）。剧院日渐活跃，至少在财政上可以维持。出版商亦然，尤其是那些市场有限的精装书和高价书书商。出版商的情况可从伦敦《泰晤士报》的发行量反映出来。《泰晤士报》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发行量徘徊在5万～6万份之间，特殊情况下可达10万份。利文斯顿的《旅游》（Travels，1857年）一书售价高达一个几尼（guinea，相当于21先令），却能在六年之间卖了3万本，对此谁能不满意呢？归根结底，资产阶级的业务以及家庭所需，使许多为他们建设和重建市容的建筑师大赚其钱。

资产阶级市场如今大得出奇，而且日益繁荣。就此而言，资产阶级市场是个新市场。19世纪中期产生了一个真正的革命现象：由于技术和科学发展，创造性艺术的某些作品有史以来首次可借由技术手段进行复制，不但价格低廉，而且规模空前。在这些复制的艺术品中，唯有一种可与艺术创作活动本身一较高下，那就是摄影。摄影问世于19世纪50年代，对绘画产生了直接而又深刻的影响，这点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其余都是每个原件的复制品，品质较差，一般大众也买得起，例如书报杂志是通过廉价的装帧进行复制；图画则借助钢版印刷进行复制，1845年发明的电铸版，可让大量复制的产品依然惟妙惟肖。书报和画片又通过新闻事业、文学事业的发展以及读者藏书和自修人数的增加，使其发行量扶摇直上（这些发展在19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已经开始，但到19世纪50年代才在数量上大幅增加，因此19世纪50年代仍功不可没）

从纯经济角度看，早期大众市场的价值一般都被低估了。当时一流画家的收入——即使用现代标准来衡量也是非常高的：密莱司（Millais）在1868～1874年的年平均收入为2万～2.5万英镑——主要靠的是装在五先令画框中的价值两块金币的复制版画。弗里思（Frith）的《火车站》（Railway Station，1860年）靠这类附属权利卖了4 500英镑，外加750英镑的展览费。博纳尔（Mlle Rosa Bonheur，1822～1899）擅长画马和家畜，并因为英国大众喜爱动物而借此发迹。其经纪人有鉴于兰西尔（Landseer）那些描绘小鹿和断崖峭壁的画也很畅销，遂把博纳尔带到苏格兰高地，试图劝她在马和家畜之外再加画小鹿和断壁。19世纪60年代，他们同样把阿尔马泰德马（L.Alma-Tadema，1836～1912）的注意力吸引到以放荡不羁和崇尚裸体闻名的古罗马，并借此为双方都带来相当可观的利益。布尔沃-利顿（Edwaid Bulwer-Lytton）是位从不忽视经济效益的作家，早在1853年他便将其完成的小说平装本版权卖给罗特利奇火车图书馆（Routledge's Railway Library），为期10年，索价2万英镑，其中5000英镑为预付金。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更是独占鳌头，在大英帝国一年卖了150万册，出了40版，绝大多数是盗版。可见，那时确实存在大众艺术市场，其重要意义也无法否认，只是那时的大众艺术市场还不能与我们这个时代相比而已。

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要注意传统工艺品的贬值。由于机械复制技术的发展，传统工艺品受到最直接的打击，于是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便引发了一场（基本上是社会主义的）美术和工艺运动（art-and-craft）。这是一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反动，主要发生在工业化的故乡英国，其反工业家，因而不言而喻，也反资本家的根源，可从1860年的莫里斯（William Morris）设计公司追溯到19世纪50年代的拉斐尔前派（Pre-Raphaelite）画家。其次，要注意影响到艺术家的公众性质。这些公众主要是贵族和资产阶级，伦敦西区和巴黎大道上的剧场演出的内容，显然是由他们决定的。这些公众也有极小部分是下中阶级以及渴望获得尊敬和文化的技术工人。19世纪第三个25年的艺术，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是大众通俗艺术。19世纪80年代新兴的大众广告商对这点的理解最为透彻，因此他们会买些内容不怎样价格却十分昂贵的画放在他们的广告传单上。

随着艺术品的兴盛，投公众所好的艺术家也发财了，当然这些艺术家并不都是最糟糕的。然而，这时期一流的天才却仍一贫如洗，受冻挨饿，仍得不到评论家的垂青。其原因究竟何在，至今仍是个谜。我们当然可以在这些天才当中发现一些出于各种原因竭力抵制资产阶级，或者要使资产阶级大吃一惊的特殊之士，也能找到几个压根儿吸引不了人们购买其作品的寂寞心灵，这些艺术家大多集中在法国，如福楼拜（G.Flaubert，1821～1880）、早期的象征主义和印象派艺术家，当然其他地方也有。然而屡见不鲜的情况是：那些经过一个世纪的考验仍蜚声四海的男女艺术家，在他们所处的时代里，声望却有极大的差别，有的被誉为泰斗，有的则被视为白痴，他们的收入也有很大悬殊，从中产阶级到传说中的穷困潦倒。托尔斯泰的家里过着少数贵族才有的舒适生活，而这位伟人却放弃了自己的庄园。狄更斯从1848年起几乎每年收入高达1万英镑，到了19世纪60年代，年收入更上一层楼，1868年竟高达约3.3万英镑（其中多数来自那时报酬已经极高的美国巡回讲学）。有关狄更斯的财务状况我们的资料异常齐全。即使以今日而言，年收入15万美元也是很不错了，在1870年，这个收入更可列入豪富阶层。大体说来，艺术家已接受市场了。有些人即使未曾富有，至少也受到敬重。狄更斯、萨克雷（W.Thackeray，1811～1863）、艾略特（George Eliot，1819～1880）、丁尼生、雨果、左拉、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瓦格纳、威尔第、勃拉姆斯、李斯特、德沃夏克、柴可夫斯基、马克·吐温、易卜生，这些赫赫有名的人物，在他们活着的时候，就已享受到公认的成就和美誉。

还有一点，男艺术家不仅有可能获得物质享受，而且有可能获得特别的赞扬（女艺术家此时与19世纪上半叶相比机会要少得多）。在宫廷里，在贵族社会里，艺术家充其量是为富丽堂皇的宫廷和贵族府第锦上添花，或艺术家本身就是一件装饰品，是件价值连城的财产，最糟也莫过于像美发师、时髦女装设计师一样，是提供奢侈服务的人（美丽的发型和漂亮的服装都是时髦生活必备的要求）。而对资本主义社会来说，艺术家却是“天才”（“天才”就是非经济型的个人企业），是“典范”（“典范”就是物质成就与精神生活皆达到尽善尽美的人）。

在19世纪后半期，社会对艺术家的要求是：他们应当为最最讲究物质文明的人提供各种精神食粮。不牢记这一点就无法了解那个时期的艺术。人们也许不禁要说，艺术家在受过良好教育、业已解放的人士（即成功的中产阶级）当中，几乎取代了传统宗教的地位，当然，艺术家是在“大自然”的奇观，也就是在美丽景色的辅助下发挥这项作用的。在讲德语的民族中这点最为明显。当英国在经济上、法国在政治上取得成功的时候，讲德语的民族将文化视为他们所垄断的财富。在德语国家，歌剧院和剧场已成了男男女女顶礼膜拜的庙宇，这不仅是因为他们可以在此沉浸在全套古典保留曲目的痴狂中；孩子们则从小学起就开始正式接触名著名曲，比如说阅读席勒（Schiller）的《威廉·退尔》（Wilhelm Tell），进而阅读歌德的诗剧《浮士德》，以及其他难以琢磨的成人读物。瓦格纳是个怪才，他对艺术家所承担的这种作用理解得十分透彻，这种理解表现在他一手建造的拜罗伊特（Bayreuth）大教堂中，虔诚的朝觐者来到这里，带着无比崇敬的神情静静聆听传教士宣讲日耳曼民族的新教义，一次数小时，要连续听好几天，不该鼓掌时不能鼓掌，否则便会被视为轻浮。这座教堂的奥妙之处不仅在于建筑家深刻理解献祭与宗教虔诚之间的关联，而且在于它把握住了艺术作为民族主义的新世俗宗教的重要性。除了军队以外，还有什么比艺术的象征更能表达一个民族不可捉摸、难以理解的思想观念呢？有些象征性艺术是大家一学就会的，如国旗、国歌；有些比较细腻、深奥，那就是“国家”音乐学院的任务。当本书所述时期的民族在追寻其集体意识、统一和独立之时，音乐也担负了民族认同的催化任务，意大利复兴运动中的威尔第、捷克的德沃夏克和斯美塔那（捷克作曲家、指挥家和钢琴家），不是都起了这项作用吗？

然而，并不是所有国家都把艺术捧得像中欧国家那样高，尤其比不上已被同化的犹太中产阶级，即文化上属德国或已经德国化的大部分欧洲和美国的犹太中产阶级。（19世纪后期，这个富裕、充满文化内涵的小社群对艺术，主要是对古典音乐所作的赞助、支持实在无法估算。）一般说来，第一代资本家市侩气很重，虽然他们的妻子们已尽力表现出对品位高雅的活动深感兴趣。美国企业巨子当中唯一的绅士是卡内基——此君正好也是思想自由、反对教权，对精神方面的事务具有真诚热情——他无法忘记他那位手摇纺织机、充满反叛精神的父亲及其留下的传统。在德国（也许还有奥地利）以外的地方，几乎没有几个银行家希望看到自己的儿子成为作曲家或指挥家，也许是因为在德国和奥地利，银行家的儿子想要成为内阁部长或总理的前景非常渺茫。用修身养性、崇尚大自然和酷爱艺术来代替宗教，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征，例如那些后来组成“布卢姆斯伯里”（the English Bloomsbury）的成员，他们有很不错的收入来源，很少参与商业活动。

尽管如此，即使在市侩气更浓、更庸俗的资产阶级圈子里（可能美国除外），艺术仍占有特殊地位，备受尊重和敬仰。象征集体地位的歌剧院和剧院矗立在大城市中央——巴黎（1860年）和维也纳（1869年）的都市重建计划即分别以歌剧院和剧场为中心，德累斯顿（Dresden，1869年）则将歌剧院和剧院置于像教堂一样醒目的位置，巴塞罗那（1862年起）和巴勒莫（1875年起）的剧场、歌剧院都气势磅礴，精雕细刻，仿佛纪念碑般。博物馆和画廊有的新建，有的扩建，有的重建，有的改建。国家图书馆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大英博物馆阅览室于1852～1857年修建完成，法国国家图书馆则于1854～1875年竣工。欧洲有个更普遍的现象：大图书馆成倍增加（与大学情况不同），市侩气较重的美国则增加有限。1848年欧洲约有400家图书馆，1 700万卷藏书；到了1880年，图书馆增加了12倍，藏书量增加了2倍。奥地利、俄国、意大利、比利时以及荷兰的图书馆增加10倍，英国也差不多增加10倍，西班牙、葡萄牙增加4倍，美国则不到3倍（但美国的藏书量却增加4倍，这个增加速度只稍逊于瑞士）。

资产阶级家中书柜摆满了国内外古典作品的精装本。去图书馆和画廊的人成倍增加：皇家学会在1848年举办的展览，吸引了9万观众，到19世纪70年代末，前往参观的人几乎达到40万。在那之前，参观预展（Private Views）已成为上层阶级的时髦风尚，和剧院的首演一样场面辉煌，这是绘画社会地位提高的标志。伦敦自1870年后，便开始在“预展”和首演的规模上与巴黎展开竞赛，结果给艺术带来灾难性影响。到艺术圣殿来朝觐的人士络绎不绝，排着望不到尽头的长队，个个脚踝疼痛，资产阶级想避开他们是不可能了。时至今日，情况依旧，艺术朝圣者还是群拥在卢浮宫的硬地板上。从资本家本人一直到当时为止身份仍含糊不清的歌剧、话剧演员等，都受到了尊重，他们也值得尊重，有些人甚至被授予骑士勋爵或贵族身份。〔英国画家受封爵位的历史由来已久。欧文（Henry Irving）是在本书所述时代成名，后被授予爵士，他是第一个获此殊荣的演员。丁尼生是第一位获赠贵族身份的诗人。然而在本书所述时代，尽管受到德国裔亲王的文化影响，但这种殊荣仍不多见。〕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甚至没有必要遵循一般资产阶级的习俗，只要他们穿戴的围巾、贝雷帽、大氅是用昂贵的料子做成就行（在这方面，瓦格纳便显示出完美无缺的资产阶级气息，甚至他的某些丑闻也成了他创作形象的一部分）。19世纪60年代末期出任英国首相的格莱斯顿，是第一位邀请艺术界和知识界杰出人物出席其官方晚宴的首相。

资产阶级真的欣赏那些他们以大笔金钱赞助，并表示珍惜的艺术吗？问这个问题似乎有点时代错置。当时确有几种艺术形式是资产阶级用来消遣的，资产阶级与这几种艺术形式的关系非常直率，很易沟通。其中最主要的是轻音乐。轻音乐在本书所述时期恐怕是一枝独秀，正值其黄金岁月。轻歌剧（operetta）一词首次出现于1856年，1865～1875年的10年间，是奥芬巴哈（Jacques Offenbach，1819～1880）和小约翰·施特劳斯（Johann Strauss Jr，1825～1899，奥地利作曲家）音乐生涯达到巅峰的时期——《蓝色多瑙河》创作于1867年，《蝙蝠》（Die Fledermaus）创作于1874年。此外的代表作还有苏佩（Suppé，1820～1895）的《轻骑兵》以及吉伯特（Gilbert，1836～1911）和萨利文（Sullivan，1842～1900）早期的成功作品。直到高尚艺术直接打击轻音乐之前，轻歌剧与希望直接欣赏轻歌剧的听众仍能维持亲密关系〔《弄臣》（Rigoletto）、《游吟诗人》（Il Trovatore）和《茶花女》（La Traviata）等都是1848年后不久的作品〕。商业剧场上演的戏剧，道具逼真，数量猛增；幕间穿插的节目情节引人入胜，也成倍上升。而且只有情节曲折的戏剧和纠缠不清的滑稽剧能通过时间的考验，历久不衰〔拉比什（Labiche，1815～1888）、米耶克（Meilhac，1831～1897）和阿列维（Halévy，1834～1908）〕。然而这些娱乐性的艺术形式只能被视为不很高尚的艺术，类似于各式各样的歌舞女伶表演，这类表演是巴黎在19世纪50年代首创的，娱乐性的轻音乐与此显然有许多共同之处〔女神游乐厅（Folies Bergère）的收入仅次于歌剧院，远超过法兰西喜剧院（Comédie Francaise）〕。真正的高尚艺术并非单纯为了欣赏，甚至也不可孤立地视为“美的盛宴”。

“为艺术而艺术”在浪漫艺术家中也只是少数人的现象。“为艺术而艺术”是对革命年代赋予艺术过重的政治和社会任务所做出的反应，这种反应又因对1848年运动的痛苦失望而进一步加剧（1848年运动卷走了许多杰出创作人才）。直到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唯美主义才成为资产阶级的时尚。因而创造性艺术家是传奇人物，是先知先觉，是导师，是正人君子，是真理之泉。收获要靠耕耘，成功是要以付出努力为代价。资产阶级认为：要追求一切有价值的东西（金钱价值或精神价值），在开始之初都必须摒弃享受。艺术正是人类奋斗的一部分，要靠他们的辛勤培植才能开花结果。

这项事实的本质为何呢？在此我们必须将建筑从其他艺术中挑出来单独叙述，因为建筑没有主题，其他艺术皆有主题，因而外表看来比较统一。事实上，建筑的最大特点是缺少大家一致同意的道德—意识形态—美学的“风格”（风格总是在不同的时代留下它们的印记），于是折中主义主宰一切。早在19世纪50年代塞尔瓦蒂科（Pietro Selvatico）就说过，风格和美不是只有一种，每一种风格皆是适合其目的需要。因而在维也纳环形大道上的新建筑中，教堂自然是哥特式的，议会则是希腊式的，市政厅是兼有哥特式和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证券交易所（跟这时期大多数同类交易所大楼一样）是比较富裕繁华的古典风格，博物馆和大学具有浓浓的文艺复兴气息，剧院和歌剧院最恰当的说法是第二帝国时代适于歌剧表演的风格。在这里，文艺复兴时代的折中主义起了主导作用。

要求富丽堂皇、雄伟壮观的建筑，通常以文艺复兴全盛时期和哥特式后期的风格最为合适（对巴洛克和洛可可风格的鄙视，直到20世纪才有所改变）。文艺复兴是重商君主的时代。自认为是这些君主继承人的布尔乔亚阶级，自然对文艺复兴风格最为青睐，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其他几种合适的小风格。西里西亚拥有田地千顷的贵族，由于在自己的领地上发现煤矿而成为具有百万身价的大资本家。他们与更多的资产阶级同伴，将几个世纪的建筑史全部掠为己有。银行家艾希博恩（von Eichborn）的“城堡”（Schloss）显然是普鲁士—新古典主义风格，这种风格在本书所述时期结束之际，甚受资产阶级富人钟爱。哥特式风格因具有中世纪的城市光荣和骑士风度，故而对大贵族、大富商很具诱惑力。拿破仑三世的巴黎显然是壮丽辉煌建筑的典范，至少对唐纳斯马克（Donnersmarck）、霍恩洛厄（Hohenlohe）和普莱斯（Pless）等贵族巨贾极富吸引力。像唐纳斯马克亲王汉克勒（Henckel）这等著名的西里西亚政商巨头，都在巴黎留下了自己的印记，汉克勒甚至还与巴黎名妓拉佩娃（La Pava）结为鸾凤。意大利、荷兰和北德的文艺复兴风格又是另一模式，不太宏伟、不太浮夸，无论是单独的建筑物或整个建筑群都可采纳这种模式，甚至最想不到的怪异风格也出现了。于是在本书所述时代，富有的犹太人喜欢用摩尔—伊斯兰风格兴建教堂，以表示自己是东方贵族（迪斯累里的小说里对此有所描述），不用与西方文化竞争，在日本建筑于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蔚为风尚之前，这几乎是唯一故意不用西方资产阶级文化模式的例子。

简言之，建筑没有表达任何“真理”，只表达缔造它的那个社会的信心和自满。由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前途具有毫不怀疑的信任感，因此资产阶级最富代表性的建筑通常非常令人敬畏，仅仅是它们的庞然规模就足以使人震慑。建筑是社会象征的语言，因此建筑真正的奇妙有趣之处，技术和工艺的精巧之处，都故意被隐藏起来。技术和工艺难得有几次向公众一展其庐山真面目的机会，即它们所要象征的事物本身就是技术进步的时候：1851年的水晶宫、1873年的维也纳圆顶宫以及后来的埃菲尔铁塔（1889年）等。除此之外，甚至连实用建筑最引以为傲的机能主义，也日渐被掩饰起来，如同诸多火车站的设计那般——风行一时的折中主义建筑如伦敦桥车站（London Bridge），巴洛克—哥特式建筑如伦敦圣潘克拉斯车站（St.Pancras，1868年），文艺复兴建筑如维也纳的南站（Südbahnhof，1869～1873年）。不过，有几个重要的火车站抵制了这个时代的华丽品位。只有大桥仍为其建筑工艺的美感到自豪。此时的桥梁重量增加了，因为铁的供应不虞匮乏，价格也日渐低廉。虽然哥特式吊桥（伦敦塔桥）这种奇特的现象已出现在地平线上。从技术角度看，在文艺复兴和巴洛克风格背后，有件最富企图心、最具原创性、也最现代的东西正在形成。第二帝国时期的巴黎公寓已开始在装修时把这项突出的先进发明隐藏在里面：此即电梯或称作电动升降梯。也许只有一项具有夸饰味道的技术很少被建筑师抵制，甚至在美化市容的艺术性建筑上也愿意使用，那就是圆顶技术——就像购物商场、图书馆阅览室以及米兰伊曼纽尔画廊（Victor Emmanuel Gallery）那样巨大无比的圆拱顶。没有哪个时代会像资本主义时代那样顽强地隐藏自己的功绩。

建筑没有自己的思想主张，因为建筑没有可用语言表达的意思，其他艺术则有思想主张，它们的意思可用语言表达出来。19世纪中叶的人有一种看法：在艺术中，形式不重要，内容才是第一位。而20世纪中叶的人是用很不一样的理论熏陶出来的，他们对这种19世纪的见解大为惊讶。虽然各种艺术的内容据信皆可用文字来表达（当然准确度有高有低），也尽管文学才是这时期的关键艺术。但如果将这种现象简单归纳为各种艺术均臣服于文学，那就错了。如果说“每一幅画都说明一个故事”，那么音乐就更是如此了——这毕竟是歌剧、芭蕾和叙事组曲的时代。〔文学对音乐的启发和影响特别突出。歌德的作品激起了李斯特、古诺（Gounod）、博伊托（Boito）以及托马斯（Ambroise Thomas）等人的灵感，对柏辽兹（Berlioz）的影响之大更不必说了；席勒影响了威尔第的作品；莎士比亚影响了门德尔松、柴可夫斯基、柏辽兹和威尔第的作品。瓦格纳发明了自创的诗剧，认为他的音乐是为其诗剧而创作，其实他那种空洞浮夸、假冒中世纪诗体的诗作根本就是死气沉沉，没有音乐肯定无法生存；反之其音乐却独立成章，即使没有文字也会成为音乐会固定曲目的一部分。〕每种艺术都可用其他艺术形式来表现，恐怕这样说才更正确些，以至于有种理想的“总体艺术”（Gesamtkunstwerk）可把所有的艺术都统一起来，瓦格纳以其一贯的行事态度，将自己变成“总体艺术”的发言人。更有甚者，能够准确表达其意念的艺术（用语言或代表性的形象表达）一定比不能准确表达其意念的艺术来得优越。将一个故事改编成歌剧（如《卡门》）或将一幅画改写成文章〔如穆索尔斯基1874年的《展览会上的图画》（Pictures from an Exhibition）〕，比将一首乐曲描绘成图画，或者改写成抒情诗要容易得多。

“这件作品表现了什么？”这一问题在评判19世纪中期的所有艺术作品时，不但问得合理，而且非常重要。一般回答总是：表现现实和表现生活。那时和后来的观察家在谈论这个时期的文学和视觉艺术时，嘴边通常挂着一个词：“写实主义（realism）。”这个词堪称含糊之最。它的意思是指企图对事实、形象、思想、感情、冲动等现象加以描述或再现，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准确的表现方式。其最极端的例子是瓦格纳擅用的主导动机（Leitmotive，用以回归主题情境或特性的音乐片段），每一个旋律代表一个人物、一个情节或一个行动，而且反复出现；或他表现性狂喜的音乐娱乐〔《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Tristan and Isolde，1859年）〕。然而现实再现的是什么？而生活又像哪种艺术所表达的呢？19世纪中期的资产阶级对此左右为难，而这种窘态更因该阶级的胜利而变本加厉。因为资产阶级所渴望的自我形象阻止他们再现出所有的现实，只要那些现实与贫困、剥削和龌龊肮脏有关；与物质至上、放纵冲动、想入非非有关。因为尽管资产阶级信心十足，但上述现实的存在的确对他们造成威胁，而且资产阶级已感到稳定受到威胁。我们可引用《纽约时报》的一条记者箴言：新闻与“适合发表的新闻”是有区别的。然而，在一个朝气蓬勃、蒸蒸日上的社会里，现实不可能是静止不动的。写实主义该呈现的难道不是不尽人意的现在，而是人们所向往而且已在进行创造的美好未来！艺术能表达未来（瓦格纳又像往常一样说他代表未来）。简言之，艺术所再现的“真实的”、“栩栩如生的”形象，与格式化的、伤感的形象差别很大。资产阶级的“写实主义”，充其量是一种适合资本主义社会需要的写实主义，如法国画家米勒（Jean Franois Millet，1814～1875）的《祈祷》（Angelus），画中的贫困、苦役似乎都可被毕恭毕敬、顺从听话的穷人所接受；最糟也莫过于变成一幅充满感情色彩、歌功颂德的家庭肖像画。

在表象式艺术中，有三种方法可摆脱这种进退维谷的困境。一是坚持描绘、陈述所有的现实，包括令人不愉快的和危险的。“写实主义”遂转变成“自然主义”或“真实主义”（verismo）。这通常意味着在政治上有意识地批评资本主义社会，如法国画家库尔贝的作品，作家左拉、福楼拜的作品等。有些作品本来无意抨击资本主义社会，如法国作曲家比才（Georges Bizet，1838～1875）的代表作《卡门》（1875年发表，描述下层社会人们的歌剧），但公众和评论家对此颇为不满，认为这些作品政治色彩太强。二是完全放弃当代或任何时代的现实，不管其方法是割断艺术与生活的关联，尤其是与当代生活的关联（“为艺术而艺术”）；还是故意采取闭门造车的方法〔如年轻的法国象征派革命诗人兰波1871年发表的《醉舟》（Bateau Ivre）〕；还是采取幽默大师那种含混虚幻的手法，如英国的利尔（Edward Lear，1812～1888）和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以及德国的布施（Wilhelm Busch，1832～1908）。然而，如果艺术家没有退入（或进入）刻意的幻想中，那么其基本形象应该还是“栩栩如生”的。在这点上，视觉艺术遇到了重大而且致命的打击：摄影技术的竞争。

摄影术发明于19世纪20年代的法国，从19世纪30年代起受到公众青睐，成为本书所述时期大量复制现实作品的手段，并成为19世纪50年代法国的一种商业。从事这种行业的主要是艺术界的失意文人，如纳达尔（Nadar，1820～1911），对他们来说，摄影就是艺术成就，就是经济成功。有些小企业家也进入这个开放的、相对而言投资不大的行业。资产阶级，尤其是踌躇满志的小资产阶级，他们希望获得更多的廉价肖像，这就为摄影术的成功提供了基础（英国摄影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一直都是生活优越的太太小姐和绅士手中的玩物。他们无非是为了实验的目的或业余爱好而已）。人们很快就可以看出，摄影术摧毁了表象艺术家的垄断局面。早在1850年，一位保守的评论家就说摄影肯定会严重危及“艺术的所有分支，诸如凸版印刷、石版印刷，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写实画、肖像画等”的存在。

摄影完全是自然的翻版，把“事实”本身直接变成形象，而且似乎还很科学，传统的艺术怎能与它竞争呢（除了色彩可一比高下外）？摄影是不是会取代艺术呢？新古典主义者和（这时）反动的浪漫派艺术家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并认为这是人们所不想见到的。法国画家安格尔（J.A.D.Ingres，1780～1867）认为摄影是工业进步对艺术领域的不当侵犯。法国诗人兼散文家波德莱尔也持同样看法，只是他从很不一样的角度说：“所有配得上艺术家称号和真正酷爱艺术的人，是不是也该用艺术去搞乱工业呢？”他们两人认为摄影的适当角色只能充作一种辅助性的技术，和文学中的印刷、速写等相似。

奇怪的是，受摄影直接威胁的写实派却没有发出一致挞伐的言论。他们接受科学和进步。诚如左拉所言，难道法国印象派画家马奈的画不是像他自己的小说一样，都是受了贝尔纳科学方法的影响吗（见第十四章）？然而，他们在为摄影辩护的同时，他们的文艺理论又反对艺术只是单纯地、分毫不差地反映自然。自然主义评论家韦伊（Francis Wey）说道：“造就一位画家的不是他的画，他的色彩，或他惟妙惟肖的逼真，而是上帝赐给他的精神，是上天惠予他的灵感……造就画家的不是他的手，而是他的头脑，手只能听命于脑。”摄影是有用的，因为它可帮助画家提升到超越单纯复制的层次。写实主义者挣扎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理想和现实之间，他们同样反对摄影，但在反对时总不那么理直气壮。

这场辩论十分激烈，但终于用资本主义社会最典型的方式——版权——解决了。法国根据大革命时期的法律（1793年保护艺术财产权），反对剽窃、抄袭，但对工业产品的保护就含糊得多，如民法第1382条所示。所有的摄影师都竭力争辩说，那些购买他们作品的顾客，买到的不只是便宜、清晰的照片，还有艺术的精神价值。与此同时，有些摄影师对名声的重要性却知之不多，他们经不起赚钱的诱惑，遂将销路很好的人物照片盗版复制出售，这暗示了人物照片的原版并没有被当作艺术而受到法律保护。这场辩论直到1862年才有结论，因为梅塞·梅耶和皮埃森（Messrs Mayer and Pierson）公司控告其对手盗版复制加富尔伯爵和帕默斯顿子爵的照片，这个案件经一级又一级的法院审理，最后到了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裁决摄影毕竟是艺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保护它的版权。然而——工业技术进入艺术世界后就出现许多复杂问题——法律是否能以单一的标准进行裁决呢？如果版权与道德发生冲突怎么办呢？如果摄影师发现女性裸体的商业价值，特别是将它制作成可随身携带如“名片”般大小的照片，那么这个冲突就在所难免了。

“女人的裸体照，不论是站姿还是卧姿，只要一丝不挂，完全暴露，就会对肉眼造成刺激”，这样的照片就是猥亵、淫秽的，19世纪50年代有条法律已宣判它们是淫秽的。然而在19世纪中期，拍摄女子半裸照片的摄影师，像他们后来更为大胆的同行一样，以激进的写实主义艺术来反驳伦理道德上的论点，只是他们此时反驳无效。技术、商业和前卫派组成了地下联盟，映照出金钱和精神价值之间的官方同盟。官方观点不会不占上风。如果谴责这样一位摄影师，检察官也等于谴责了“那个自称自己是写实主义但掩盖了美的画派……那个用现实女子替代希腊和意大利神话中居于山林水泽之间美丽仙女的画派，一群迄今为止无人知晓的仙女，顷刻间在塞纳河畔臭名远扬，岂不可悲”。马奈的演说于1863年发表在《摄影杂志》（Le Moniteur de la Photographie），这一年他发表了他的《草地上的午餐》。

所以写实主义既是模棱两可，又是自相矛盾。写实主义的难题是可以避免的，只要不去理会“学院派”画家的繁琐无聊（“学院派”画家只画能被接受的、能找到买主的画），让科学和想象、事实与理想、进步与永恒……之间的关系自然发展就行。严肃的画家，不论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持批评态度，还是合乎逻辑地认真接受其主张，处境都更加困难，而且19世纪60年代开创了新的发展阶段，更使他们的处境从困难重重到无法解决。自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西方绘画史固然复杂，但始终紧密连贯。不过随着库尔贝的标题式“写实主义”，亦即自然派的“写实主义”的出现，这段历史遂告结束。从德国绘画史家希尔德布兰德（Hildebrand）以19世纪60年代作为其19世纪绘画研究的时间下限，便可看出这10年的特性。此后出现的，或者说此时已随印象派一起出现的作品，已不再与过去相连，而是向往未来。

写实主义的根本困境是题材和技术问题，同时又是题材和技术两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就题材而言，问题并不是单纯的要不要选择一般的题材，摒弃“高贵的”、“杰出的”题材；或选择“受尊敬的”艺术家没有触及过的题目，摒弃充斥在学院里的题材，就像热忱的左翼政治艺术家——例如革命巴黎公社社员库尔贝——所做的那样。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所有认真从事自然写实主义创作的艺术家，当然都倾向于这种做法，因为他们只能画他们眼睛真正看到的，即对事物的感觉和印象，而不是思想、品质或价值。《奥林匹亚》（Olympia）这幅画并不是理想化的维纳斯女神，而是——用左拉的话来说——“马奈在她露出其年轻略微失去光泽的裸体时，悄悄临摹下来的”，而最令人吃惊的是，此画竟在形式上与提香（Titian）的名画《维纳斯》遥相呼应。然而，写实主义是画不出维纳斯的，只画得出裸体女人，就像它画不出高贵、庄严、权威，而只能画出戴着皇冠的人们一样。这就是为什么考尔巴赫（Kaulbach）画的德皇威廉一世加冕图远不如大卫（Jacques Louis David）和安格尔画的拿破仑一世的原因。至于其中是否有政治因素暂且不论。

因而写实主义从政治上看来似乎是激进的，因为它较擅长当代和大众题材。〔“当其他艺术家用画维纳斯来纠正自然时，他们撒了弥天大谎。马奈问自己，他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不讲实话？于是他把我们带到奥林匹亚，看到一个我们这个时代的女子，这个女子就像我们在街上所看到的那些女子一样，瘦削的肩上拖着一条薄薄的褪了色的长方形羊毛披巾”，以及更多具有这类情调的东西（左拉）。〕然而事实上它却限制了，或根本杜绝了艺术在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所能发挥的作用，而这项作用正是1848年前艺术的主要使命，理由很简单，没有思想和判断便没有政治画。写实主义几乎已把19世纪上半叶最普遍的政治画形式即历史画，完全排除在严肃艺术之外，因而自19世纪中叶起，历史画便急速下降。主张共和、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库尔贝的自然派写实主义，并没有为政治性的革命艺术打下基础，在俄国也没有，俄国的自然主义技术只是革命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门徒用来讲故事时所使用的次要伎俩，所以跟学院派绘画很难区分，除了主题有所不同外。写实主义标志着一个传统的结束，但不代表另一个传统的开始。

艺术的革命和革命的艺术开始分道扬镳，尽管理论家、宣传家，如“四八年人”托雷（Théophile Thoré，1807～1869）和激进的左拉竭力要把它们撮合在一起。印象派之所以重要，不是由于他们的题材大众化——星期天郊游、民间舞蹈、城市风貌、剧院、赛马场、妓院等等，足足涵括资本主义社会半个世界的内容——而是因为它在创作手法上有所创新。然而，这些手法只是借助与摄影类似的技术，或借鉴摄影以及不断发展的自然科学，以进一步追求真实的再现，追求再现“眼睛看到的东西”。这暗示它们将放弃过去绘画中约定俗成的手法。当光线投在物体上，眼睛“真正”看到的是什么呢？当然不是已被众人接受的有关蓝天、白云或面部相貌的标准画法所呈现的那样。它的目的原是要把写实主义变得更加“科学”，结果却不可避免地使它脱离人们的常识，直到新技术成为新的惯用手法为止。事实正是这样。我们现在在欣赏马奈、雷诺阿（A.Renoire，1841～1919）、德加、莫奈和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1830～1903）的作品时，我们能毫不困难地一眼看懂。但他们也曾一度无法被人们理解，连罗斯金也曾对着美国画家兼雕刻家惠斯勒（James MacNeill Whistler，1834～1903）的作品发出惊呼：“活像是泼在公众脸上的一罐颜料！”

这个问题只是暂时性的，但这种新艺术还有两方面更不好处理。首先，它必须使绘画克服其先天有限的“科学”特质。比如，从逻辑上说，印象主义代表的不只是一幅画，而是完美的彩色立体影片，光线照在物体上能不断产生变化。莫奈从不同侧面画了一系列法国卢昂大教堂的作品，企图以油彩和画布来呈现这种效果，结果与理论相去不远。但是，如果对艺术的科学性追求无法产生出任何特定的结论，那么其所获得的结果不过是摧毁大家已然接受的视觉常规，“现实”代替不了这个准则，也无其他任何准则来代替它，只是出现大量与它相差无几的准则而已。归根结底——但是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还远远得不出这个结论——在对同一事物做出几种不同的主观感觉后，可能没有办法从中进行选择。一旦能够做出选择时，对完美的客观追寻也就转变成主观的完全胜利。追求艺术的科学是条很吸引人的道路，因为如果科学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基本价值，那么个人主义、竞争就是其他价值。正是学院训练和艺术标准等堡垒，有时不自觉地用新的“原创性”标准来代替“完美”、“正确”的古老标准，它们遂为自己的最终被取代打开了大门。

其次，如果艺术与科学相似，那么它应和科学一样具有进步的特点，进步使“新的”或“后来者”（在某些条件下）变成“先进的”。这对科学来说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大多数在科学领域默默耕耘的人，在1875年对物理的了解显然比牛顿和法拉第更多更好些。然而在艺术上则不尽然：库尔贝之所以比法国画家格罗（Antoine Jean Gros，1771～1835）更高明，并不是因为库尔贝较晚出生，也不是因为他是写实主义者，而是因为他的天赋更高。同时，“进步”一词本身也是含混不清，因为进步可用于，实际上也真的用于历史上所有已被看到的演变，这些演变都是（或据信是）前进的；同时也可用于企图促成未来理想的变革。进步可能是也可能不是事实，而“进步主义者”一词更只是政治用语。艺术上的革命者通常很容易与政治上的革命者相混淆，尤其是对思路混乱的人来说，如蒲鲁东；而且艺术上和政治上的革命者也都很容易和另一种极不相同的东西相混淆，即“现代性”。“现代性”这个词最早的可查记录是出现在1849年。〔“总而言之，库尔贝……表现了时代，他的作品与孔德的《实证哲学》，与瓦舍罗（Vacherot）的《实证形而上学》和与我本人的《人权》和《内在正义》是不谋而合的；也等同于就业的权利和工人的权益；等同于宣布资本主义灭亡和生产者的自治权；等同于盖尔（Gale）和斯珀津姆的颅相学；等同于拉瓦特（Lavater）的相面术。”（蒲鲁东）〕

在这个意义上，若要成为“当代”就必须在题材之外追求变革和技术革新。诚如波德莱尔明察秋毫地指出，假如表现当下是一大欢乐，不仅是因为当下所可能具有的美，同时也由于“作为当下，它具备了若干基本特征”，那么每个要继续成为“当下”的艺术，就必须找到自己特有的表现形式，因为除了自己之外，谁也不能充分地代它表达，如果真的有谁能够表达的话。这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客观上确实有的“进步”，但是，只要了解过去的一切方法必须让路给了解我们这个时代的方法，那肯定是“进步的”，因为后者肯定更好些，因为它们是当代的。艺术必须不断更新，在更新的时候，每一代改革者不可避免地会失去——至少是暂时失去——大批传统主义者和强敌，这些人都缺少年轻的兰波所说的“眼光”（他为艺术的未来制定了不少规则）。简而言之，我们现在开始发现我们已处于我们熟悉的前卫世界之中——虽然这个词在当时还不存在。如果要回顾前卫艺术的宗谱，一般不必追溯到法兰西第二帝国之前——文学上不会超过波德莱尔和福楼拜，绘画上不会超过印象派。从历史上看，个中缘由基本上还是个谜，然而确定年代的特征是很重要的。这个年代代表着下述企图的失败：创造一种与资本主义社会精神相一致（虽然对资本主义社会不无批评）的艺术，一种如实证主义所言能体现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现实、进步和自然科学的艺术。

这个失败固然影响了资本主义世界的核心，但影响更大的是资本主义世界的边缘阶层：学生，年轻知识分子，踌躇满志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一群放荡不羁、不修边幅的人——拒绝采纳（不论时间长短）资产阶级尊重观以及很容易与他们混在一起的人们。大城市里出现越来越多专供这些人聚会的特区——巴黎塞纳河左岸的拉丁区和巴黎北方的蒙马特区（由于绘画转向写实主义——即户外——农村里遂也出现画家聚居的奇怪区域，这些地方范围不大，例如巴黎周围、法国东北部的诺曼底海岸和稍晚的普罗旺斯。在19世纪中叶之前，这种现象似乎尚不多见）。这些地区很快成为前卫派的中心，而像兰波那种如饥似渴地在沙勒维尔（Charleville）等地阅读杂志和异端诗歌的年轻叛徒，就像被地心引力吸引一样，纷纷向中心靠拢。他们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他们构成一个不可忽略不计的市场（一个世纪后这种市场被称为“地下市场”或“反主流文化市场”），但销售额不大，不足以养活这批前卫艺术家。由于资产阶级日益希望把艺术紧紧抱在自己怀里，因此愿意让资产阶级拥抱的艺术家——美术系学生、充满野心的作家等等——也就成倍增加。米尔热（Henry Murger）所写的《波希米亚生活一瞥》（Scenes of Bohemian Life，1851年），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城市生活带来盛行一时的风尚以及与18世纪的户外宴会一样的时髦。这些艺术家、作家在西方世界的世俗天堂里与资产阶级逢场作戏，但不属于资产阶级。这个世俗天堂也是艺术中心，意大利再也不能与这个艺术中心一试高低。在19世纪下半叶，巴黎约有一两万自称为艺术家的人。

虽然这个时期的革命运动几乎完全发生在巴黎拉丁区——例如布朗基主义者——虽然无政府主义者将反主流文化的人等同于革命者，但是这些前卫艺术家并无特定的政治立场，或根本没有政治立场。在画家中，极左派的印象画家毕沙罗和马奈于1870年逃到伦敦，以躲避参加普法战争；塞尚躲在其乡间避难所里，对其最亲密的朋友左拉的政治观点丝毫没有兴趣。马奈、德加——他们都因个人收入而成为资产阶级——以及雷诺阿都悄悄地参加战争而避开了巴黎公社；库尔贝在巴黎公社运动中只是个一般的人。对日本版画的爱好可以把印象派、超级共和派的克里蒙梭（Clemenceau）和激烈反对巴黎公社的龚古尔兄弟联系在一起。如同1848年前的浪漫派艺术家一样，他们之所以联合，只是因为他们都憎恶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政权——此处指的是法兰西第二帝国——痛恨由庸才、虚伪和利润统治的时代。

直到1848年，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的精神拉丁区仍希望有个共和或来一场社会革命，而且对更有活力的资本主义“强盗贵族”甚至勉强表示敬佩，敬佩他们冲破了传统贵族社会的障碍，尽管也非常痛恨他们。福楼拜的小说《情感教育》（Sentimental Education，1869年），说的就是19世纪40年代这个暴风雨世界里年轻人心中的这个希望以及他们的双重失望：对1848年革命的失望和对接踵而来的时代的失望。在新的时代里，资产阶级胜利了，但他们背弃了自己的革命理想——自由、平等、博爱。从某种意义上说，失望最大的莫过于1830～1848年的浪漫主义。从空幻写实主义转变到“科学”或实证写实主义的过程中，仍保留——也许还发展了——社会批判的部分，至少是冷嘲热讽，然而却失去了想象力〔杜庞卢（Dupanloup）阁下认为，凡在地方上主持过一些忏悔的牧师都承认福楼拜的小说《包法利夫人》十分准确〕。接着又转变成“为艺术而艺术”，或只关心语言的格式、风格和技巧。“每个人都有灵感”，年迈的诗人戈蒂耶（Gautier，1811～1872）对一位年轻人说：“每个资产阶级都会因太阳从东方升起，从西边落下而感情起伏。但诗人有技巧。”当一种新的幻想艺术形式从1848年时还是孩提甚至还未出生的那代人中出现的时候——兰波的主要作品于1871～1873年问世，杜卡斯（Isidore Ducasse）于1869年发表其《马尔多鲁之歌》（Chants de Maldoror）——这种艺术将是秘传的，是不理性的，而且不管其初衷为何，也是非政治的。

由于1848年梦幻的破灭以及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第二帝国、俾斯麦的德国、帕默斯顿和格莱斯顿的英国、伊曼纽尔的意大利等现实政府的胜利，西方资产阶级艺术在绘画和诗歌的带动下开始分为两支：一是为广大公众喜爱的，一是为少数自我设限者享用的。资本主义社会并未像前卫派所虚构的那样宣布他们为非法，但一般说来有一点是不可否认的，即那些在本书所述时期结束之前已达成熟阶段而且至今仍受我们敬爱的美术家和诗人，对当时的市场通常抱着不屑一顾的态度，也的确经常引起社会争议：库尔贝和印象派、波德莱尔和兰波、早期的拉斐尔前派、英国诗人评论家斯温伯恩（A.C.Swinburne，1837～1909）、英国诗人及画家罗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1828～1882）等等。很显然，艺术界的情况不全是如此，甚至完全依靠资产阶级赞助的艺术也不全是如此，除了这时期有对白的话剧外，关于这种话剧最好少提为妙。这也许是因为，那些困扰视觉艺术的“写实主义”难题，对其他艺术领域的困扰程度较轻些。

这些难题对音乐毫无影响，因为没有任何表象派写实主义能在音乐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若想将它引入音乐之中，就必须使用比喻，或依靠语言、剧情。除非是合并为瓦格纳式的总体艺术（即瓦格纳那种包罗万象的歌剧），或塞进简单的歌曲，否则音乐的写实主义就意味着它能代表某种明确的情感，包括可辨认出来的性情感（就像瓦格纳的《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更普遍的情形是，它们通过民俗音乐的主题来表达民族主义的情感，例如盛行一时的国民乐派作曲家——波希米亚的斯美塔那和德沃夏克，俄国的柴可夫斯基、里姆斯基-科萨科夫（N.Rimsky-Korsakov，1844～1908）和穆索尔斯基等，挪威的格利格（Edvard Grieg，1843～1907），当然还有德国人（可不是奥地利人）所做的。但是如我们前面所提，严肃音乐欣欣向荣的原因，与其说是它道出了真实世界，倒不如说它表达了精神世界，因而它除了提供其他许多东西外，还提供了一种宗教替代品。如果想要演出，那它就得合乎赞助人的口味或符合市场需求。到了这个程度，它就能从内部反对资本主义世界，而且易如反掌，因为当音乐家对资产阶级进行鞭挞时，他们不但觉察不到还可能以为音乐家是在表达他们的追求和他们的文化辉煌呢。所以，音乐繁荣了，但或多或少仍建立在传统的浪漫主义基础上。音乐界的急先锋是瓦格纳，他也是音乐界最著名的公众人物，因为他确实成功地使财力最雄厚的文化当局和资产阶级成员相信他们就属于精神贵族，远远高于庸俗不堪的广大群众，只有他们才是艺术的未来（瓦格纳能做到这点得感谢疯疯癫癫的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

散文，特别是最具资产阶级时代艺术形式特征的小说，也日渐兴盛，但原因却与音乐正好相反。语言不像音符，它不但表现了“真实生活”，也表达了思想。语言跟视觉艺术也不一样，它并不真正去模仿生活。所以，小说的“写实主义”没有发生任何当摄影引进绘画时立即产生的不可解决的矛盾。有些小说可能会把重点放在如记录文学般的绝对真实上，有些则倾向将题材扩大到不适于体面人看的领域（法国写实主义小说家两者都喜欢），然而谁能否认，甚至最不擅长文字、最主观的人所写的真实世界故事，通常也最能代表当代的真实社会！这个时期的小说没有一部不能改写为电视连续剧。小说很灵活，作为一个类别，它甚受大众欢迎，成就斐然。除了极个别的例外——如瓦格纳的音乐，法国几个画家，也许还有几首好诗——这个时期艺术上的最高成就非小说莫属：俄国的、英国的、法国的，也许甚至还有美国的（如果我们加上梅尔维尔的《白鲸》），而且（除梅尔维尔外）最伟大作家的最伟大作品几乎都立即被接受，如果不总能获得理解的话。

小说的伟大潜力在于它的领域极宽，最广阔、最雄心勃勃的主题都操持在小说家的手中，请看：《战争与和平》弄得托尔斯泰如痴如醉，《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1866年）使陀思妥耶夫斯基心力交瘁，《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则令屠格涅夫费尽心血。小说家企图掌握住整个社会的现实。司各特（Scott）和巴尔扎克借由彼此相关的故事系列反映整个社会，然而奇怪得很，这时期最伟大的天才小说家并未遵循这个模式。左拉要到1871年才开始进行他对追溯第二帝国的大部头描绘〔《卢贡-马卡尔家族》系列小说（the Rougon-Macquaret series）〕，加尔多斯（Pérez Galdós，1843～1920）于1873年开始其回顾性的《民族插曲》（Episodios Nacionales），德国小说家、剧作家弗赖塔格（Gustav Freytag，1816～1895）则在1872年开始撰写其《祖先》（Die Ahnen）。在俄国以外，这些巨大创作努力所取得的成功有大有小，而在俄国则一律获得成功。一个兼容了狄更斯、福楼拜、艾略特、萨克雷和凯勒（Gottfried Keller，1819～1890）等诸多成熟作家的时代，是不需要害怕竞争的。然而，小说最大的特点和它之所以成为这个时代典型艺术的原因，是因为小说是通过神话和技巧（像华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那样）来完成其雄心勃勃的创作目的。与其说小说像暴风雨般袭击了创作天堂，倒不如说它是坚忍不拔、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进创作天堂。为此，小说在承受最小损失的情况下，也开始被翻译成他国语言。这个时代至少有位天才大作家成为真正的国际人物，他就是狄更斯。

但是，如果我们在讨论资产阶级胜利时代的艺术时，仅局限于讨论艺术大师和他们的杰作，特别是局限在少数几个人身上，那就有失偏颇了。我们已经看到，这个时代也是艺术走向大众的时代，因为有了复制技术，一件作品复印无数张后形象依然清晰；技术与交通结合起来便产生了报纸和杂志，尤其是附有插图的杂志；同时群众教育事业的开展更使艺术进入到平常人家。这时期真正为多人所知的艺术作品——指其知名度超出了少数“有修养者”的范围——并不是我们今天欣赏不已的作品。当然也有极少例外，狄更斯便是这极少例外中最突出的一位（然而狄更斯是以记者的身份写作的，他的小说是连载发表的。对数以千计的读者来说，他更像演员，因为他的作品充满戏剧舞台场面的对白）。销路最广的是大众报纸，英国和美国的销售量创空前纪录，达25万份，甚至50万份。美国西部火车车厢里和欧洲手工业工人小屋里贴的是英国画家兰西尔的《山谷之王》（Monarch of the Glen）（或自己本国相应的画），或美国总统林肯、意大利爱国者加里波第，或英国首相格莱斯顿的肖像。“高尚文化”中的乐曲，只有意大利歌剧作曲家威尔第的曲调能借由遍布各地的意大利街头手风琴手而进入普通人的耳朵，或许瓦格纳的某段乐章也可因被改成结婚进行曲而得与大众相见——但不是歌剧本身。

然而，这本身就是一场文化革命。随着城市和工业的胜利，广大群众开始出现分野，而且区别日益尖锐：一部分是“现代化”的，也就是城市化的、识文断字的人；另一部分是接受主流（即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内容和日益失根的“传统”人。两者的分野越来越明确，因为农村过去的遗产和城市工人阶级的生活模式越来越不相干：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波希米亚工人，已不再用民谣来抒发自己的感情，而用歌厅里的蹩脚通俗歌曲来描述他们自己的生活——一种与他们父辈很少有共同之处的生活。这是一个空白地带。现代通俗音乐和娱乐业的祖先，那时就开始为文化要求不高的人填补这个空白；而自助团体和组织就为更活跃、更自觉、要求更多的人来填补这个空白。从本书所述时期结束起，这个空白则越来越常是通过政治运动来填补。在英国，城里歌厅星罗棋布的时代也是合唱团和工人阶级管乐队的时代，这些音乐团体在工业社会成倍增加，其所表演的大众“古典”曲目多半选自高尚文化。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几十年的文化流向都是单向的——从中产阶级往下传播，至少在欧洲是如此。甚至即将成为无产阶级最有特色的文化形式，即供大众观赏的体育活动，也是发源于中产阶级。这时期的中产阶级年轻人为各项运动筹组俱乐部，并规划比赛，从而使体育规则得以定型——如英式足球。要到19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体育活动才真正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英国是最卓越的“体育大国”。早些时候的平民体育，例如板球，已在英国兴起。但此时英国纯专业化的平民体育却呈下降态势。原有的几项体育活动实际上已告消失，例如专业化的赛跑、竞走、划船比赛等。）

农村最传统的文化模式遭到连根拔起，其原因与其说是人口流动，不如说是兴办教育的结果。一旦群众接受了小学教育，传统文化便不可能再以口耳或面面相传的方式为基础。于是，文化遂分裂成识字者的高级文化（即占统治地位的文化）和不识字者的低级文化（即落后文化）。教育和全国官僚机构将农村居民变成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集合，他们的名字被分成两种，一是昵称和绰号，是邻居和亲戚称呼时用的（如“跛脚巴奎脱”），一是对学校、政府当局使用的正式姓名（如“弗朗西斯科·冈萨雷斯·洛佩斯”）。新生的一代实际上都能操两种语言。有越来越多的人，企图以“方言文学”的形式拯救古老语言〔如安岑格鲁贝（Ludwig Anzengruber，1839～1889）写的农民话剧；巴恩斯（William Barnes，1800～1886）用多塞特（Dorset）方言写的诗；路透（Fritz Reuter，1810～1874）用德国北部方言写的自传以及1854年费利布里热（Félibrige）协会运动意欲复活的普罗旺斯文学〕。但这对中产阶级罗曼蒂克的怀旧病、民粹主义或“自然主义”皆无吸引力。

用我们的标准来看，传统文化在这个阶段的衰落幅度还是比较小的。然而其意义相当重大，因为在这一时期，传统文化尚未从新兴无产阶级或城市反主流文化当中得到反馈（农村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反主流文化）。因此，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文化不可避免地与大获全胜的中产阶级等同起来，并凌驾在处于从属地位的广大群众之上。在这个时期，这种主从状态几乎是无法改变的。

谢选骏指出：人说——你们为何还写韵体诗？如今无人再读诗了……在我们这个不尽成熟的时代，在共和时代，诗歌形式业已过时，业已淘汰。我等喜欢散文，因为散文形式自由，更贴近民主真谛。

我看——这好像是钱串子的格言。因为，新兴的文明喜欢采用诗歌的表达；没落的文明喜欢采用散文的表达。

【第十六章　结语】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你头上有苛政。根据进步的原则，天意早该没有了。——内斯特罗，维也纳喜剧作家，1850年

自由主义的胜利时代开始于革命的失败，结束于漫长的经济萧条。第一个路标一目了然，它标志着一个历史阶段的开始和另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而第二个路标则不尽然。然而历史并不顾念是否对历史学家方便，尽管有些历史学家对此还不甚了解。依照戏剧的要求，这本书结束时应安排一个具有轰动效应的事件，如1871年的德国统一和巴黎公社，或是1873年的股票暴跌，但是戏剧的要求与现实不一样，经常很不一样。资本时代的小路并没有结束在可鸟瞰全景的制高点上，也没有结束在大瀑布前，而是结束在景色不太容易辨认的转弯处，也就是1871~1879年之间的某个时候。如果我们必须指出个具体日子，那就让我们选一个能象征“19世纪70年代”的某个时候，但不要和什么特定事件有关，免得将它不必要地凸显了。就让我们选择，比如说，1875年吧。

紧接着自由主义胜利而来的新时代，将是大不一样的。经济上，它迅速离开私营企业自由竞争、政府不加干预，或德国人称之为“曼彻斯特主义”的道路（即维多利亚时代英国正统的自由贸易道路），而朝向大型工业公司〔卡特尔（cartel）、托拉斯（trust）、垄断集团〕、政府积极干预、正统政策迥然不同但经济理论不一定很不一样的道路。英国律师戴雪（A.V. Dicey）长叹道：个人主义的时代已于1870年结束，“集体主义”时代来临了。戴雪看到“集体主义”长驱直入，辗转难眠。在我们看来，他所看到的“集体主义”多数是不重要的，不过在某种意义上他还是对的。

资本主义经济在四个重要方面发生变化。首先，我们现在进入一个新的技术时代，不再受限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明和方法：一个新能源的时代（电力、石油、涡轮机、内燃机等），一个基于新材料之上的新机械时代（钢铁、合金、有色金属等），一个植根于科学之上的新工业时代，例如正在扩大的有机化学工业。其次，我们日益进入一个由美国首开其先河的国内消费市场经济。这种新形态的形成是由于群众收入的提高（欧洲提高的幅度还不很大），更由于先进国家的人口增长。1870~1910年间，欧洲人口从2.9亿增加到4.35亿，美国人口从3850万增加到9200万。换句话说，我们进入一个大规模生产的阶段，包括某些耐用消费品的生产。

再次，从若干方面来说，这点最具决定性意义——资本主义经济发生了令人困惑的逆转。自由主义的胜利时代事实上就是英国工业在国际上处于垄断地位的时代，中小企业可以自由竞争，保证获得利润，而且困难很少。后自由主义时代则是互为竞争对手的国家工业经济——英国的、德国的、美国的——在国际上进行竞争，在经济萧条期间，它们发现要获得足够利润非常困难，于是竞争更加激烈。最后，竞争更导致了经济集中、市场控制和市场操纵。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说道：

经济增长如今已成为经济斗争——一场将强者与弱者截然分开的斗争，一场打击一部分国家信心、坚定另一部分国家志气的斗争，一场牺牲老的、照顾那些新兴国家的斗争。原本对未来的进步发展充满无限信心的乐观情绪，已让位给迟疑不决和某种痛苦挣扎。而这一切又强化了激烈的政治竞争，政治竞争又反过来加剧了经济斗争，这两种竞争在掠夺土地的浪潮和“势力范围”的追逐中会合，并因之被称作新帝国主义。

世界自此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这里的帝国主义既是广义的（包括经济组织的结构变化，例如“垄断性资本主义”），也是狭义的，“低度开发”国家以附属国的地位被纳入由“先进”国家统治的新世界经济秩序。其原因除了竞争（导致各强权竞相将世界划归为自己的商业保留地，不管是正式或非正式的）、市场和资本出口的刺激外，同时也由于大多数先进国家因气候和地质原因而缺少原料，这些原料的重要性日见明显。新技术工业需要石油、橡胶、有色金属等原料。到19世纪末，马来亚已成为闻名的锡产地，俄国、印度和智利是锰产地，新喀里多尼亚为镍产地。新的消费工业需要飞速增长的原料数量，不仅是先进国家可以生产的原料（例如粮食和肉类），还有它们无法生产的原料（如热带和亚热带的饮料和水果，以及国外的蔬菜、制皂用的油脂等）。“香蕉共和国”如同锡、橡胶和可可殖民地一样，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

世界一分为二，一为先进地区，一为低度开发地区（从理论上讲两者是互补的）。这种现象虽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此时已开始具有其特殊的现代形状。这种新的先进／依附模式将一直持续到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为止，中间只有短暂间歇。而这便是世界经济的第四项重大变化。

从政治上看，自由主义时代的结束，意味着自由的结束。在英国，1848～1874年间，除两次为期短暂的例外，一直是辉格／自由党（从广义上说是托利／保守党以外的政党）在执政。然而在19世纪的最后25年里，辉格／自由党执政时间总共不超过8年。在德国和奥地利，19世纪70年代的自由党已不再是政府在议会里的主要基础，如果政府需要这样一个基础的话。他们的衰退，不仅是因为他们强调自由贸易、廉价政府（相对来说也就是无所事事的政府）的思想主张被击败，也因为选举政治的民主化（见第六章）摧毁了他们认为其政策可代表广大群众的幻想。一方面，由于经济萧条，代表某些工业和全国农业利益的保护主义压力加大了。贸易更加自由的发展趋势发生逆转，俄国和奥地利在1874～1875年，西班牙在1877年，德国在1879年，实际上各地皆是如此。除了英国外——即使在英国，从19世纪80年代起，自由贸易也开始受到压力。另一方面，下层的“小人物”要求保护他们不受“资本家”剥削压迫，工人要求社会福利、建立失业公共保护措施、制定最低工资，这些日益高涨的呼声，在政治上发挥了十分强大的作用。“上层阶级”，不管是自古以来就有的贵族，还是新兴的资产阶级，都不再能够代表“下层”说话了，更关键的是，他们不再能够获得“下层”不求回报的支持了。

所以，一个新的、日益混乱紧张的局面（以及在此局面下出现的新政治格局）正在形成，反民主的思想家预见到形势不妙。历史学家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在1870年写道：“人权的现代说法包括了工作权利和生存权利。人们再也不愿将最重要的事情交给社会去处理，因为他们想要的是不可能获得的，而他们认为只有在政府的强行规定下方可获得。”思想家感到头痛的不仅是穷人提出的据说是乌托邦式的要求——有权过温饱生活，还有穷人强行获得这个权利的能力。“群众要求安定，要求工资。如果他们能从共和当中获得安定和工资，他们会紧紧依靠共和；如果能从君主制度获得安定和工资，他们会紧紧依靠君主制度。如果两者都无法给予他们，他们毫不犹豫地会支持首先保证他们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的体制。”政府不再由传统赋予它的合乎道德的自主权和合法性来控制，也不再能够相信经济法则不会遭到破坏，政府实际上会日益成为无所不能的极权国家，虽然理论上它只是为大众达到目的的工具。

以今日的标准而言，当时政府作用的增加还很有限，虽然在本书所述时期，几乎各地政府的平均开支（也就是政府的活动）都增加了，主要是由于公债大幅度增加的结果（自由主义、和平、不接受津贴的私营企业堡垒，如英国、荷兰、比利时、丹麦等国除外）。政府开支的增加在海外发展中国家更为明显。这些国家——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阿根廷——都在进行经济基础设施的建设，办法是引进资金。然而，各方面的社会开支仍是少得可怜，也许只有教育经费例外。另一方面，政治上有三种倾向从经济萧条的新时期混乱中冒了出来（经济萧条导致各地社会爆发骚乱和不满）。

第一，最明显也最新奇的，是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和运动的出现，它们一般都带有社会主义倾向（也就是日益倾向马克思主义），其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既是先驱，又是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典范。虽然这时候的政府和中产阶级认为它们最危险，然而事实上，社会民主党是赞成自由主义理性启蒙运动的价值和假设。第二个倾向不但不接受启蒙运动的遗产，而且事实上还坚决反对。蛊惑人心的反自由、反社会主义政党出现于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它们如果不是从先前隶属于自由党分支机构的阴影下冒出来的，如后来变成希特勒主义鼻祖的反犹太、泛日耳曼主义的民族主义者，便是从直至当时为止在政治上一直韬光养晦的教会羽翼下冒出来的，如奥地利“基督教社会运动”。（出于各种原因，在这些教会组织中，罗马教皇庇护九世的立场也许是最为重要的，天主教大公会议未能在群众政治中有效地发挥其巨大潜力，除了在一些天主教居少数地位的西方国家，而天主教在这些国家中也只能发挥压力团体的作用——如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德国“中央党”。）第三个倾向是群众性民族主义政党和运动从先前的激进自由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有些争取民族自治或民族独立的运动逐渐趋向社会主义，至少理论上是这样，特别是当工人阶级在本国能发挥重要作用的时候；但这只是民族社会主义，而非国际社会主义〔如所谓捷克人民社会主义者（Czech People's Socialist）或波兰社会党（Polish Socialist Party）〕，而且民族成分多于社会主义成分。其他民族主义政党或运动的意识形态，则纯粹以血统、土地、语言以及所有被看作是种族传统的内容为基础，别无其他。

然而这些新趋势并没有动摇先进国家在19世纪60年代发展出的基本政治格局，逐步地、不情愿地走向民主立宪政体。不过，非自由主义的群众政治着实吓坏了各国政府，不管在理论上它们是多么可以被接纳。政府在学会操作这套新制度之前，有时——明显是在“大萧条”时期——会陷入惊恐万状之中，并实施高压统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直到19世纪80年代初还不允许从血洗中幸存下来的巴黎公社社员重新参与政治活动。俾斯麦知道如何驾驭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但不知道如何对付群众性社会主义政党或群众性天主教政党。1879年他宣布社会民主党为非法。格莱斯顿对爱尔兰也实行高压统治。不过，这只是个暂时阶段，而非永久趋势。资产阶级政治的框架（在存有这个框架的国家），要到进入20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才膨胀到突破点。

这个时代的确陷入了“大萧条”的麻烦时期。但是，如果太强调大萧条的色彩，反倒会造成错误印象。它与20世纪30年代的衰退不同，其经济困难本身非常复杂，也都有一定难度，因此历史学家甚至怀疑用“萧条”这个词来形容本卷所述时期结束后的20年是否妥当。历史学家错了，但他们的怀疑提醒我们不要采取过分戏剧性的处理。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19世纪中期资本主义世界的结构都没有崩溃。它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缓慢地从经济上和政治上修改了自由主义，它还留有充分的余地。然而那些被殖民统治的、低度开发的贫穷落后国家，其情况便有所不同，如俄国这类处于胜利者世界和受害者世界之间的国家，其情况也不一样。在这些国家中，“大萧条”开创了即将到来的革命时代。但在1875年后的一两代人之间，胜利的资产阶级仍固若金汤。也许信心比以前弱了一些，因而资产阶级声称它仍信心十足未免有点刺耳。也许资产阶级对其前途有点担心，然而“进步”无疑仍会继续下去，这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以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社会的形式，笼统说来是以自由社会的形式继续下去。“大萧条”只是一个插曲。未来不是还有经济增长、科技进步、生活提升与和平吗？20世纪难道不会是19世纪更加辉煌、更加成功的翻版吗？

我们今天知道20世纪不是19世纪的翻版。

谢选骏指出：作者既然知道“20世纪不是19世纪的翻版”，为何还要追随“犹大狗杂种”马克思的亡灵呢？难道就因为自己也是犹太奸细？但是这样的追随和迁就，不也是纳粹种族主义的翻拍体现吗？

（另起一页）

【第三本】

【帝国的年代：1875～1914】 THE AGE OF EMPIRE

【目录】

序言

序曲

第一章百年革命

第二章经济换档

第三章帝国的年代

第四章民主政治

第五章世界的工人

第六章挥舞国旗：民族与民族主义

第七章资产阶级的不确定性

第八章新女性

第九章文艺转型

第十章确定性的基石：科学

第十一章理性与社会

第十二章走向革命

第十三章由和平到战争

结语

【序言】

本书虽然出自一位职业历史学家之手，却不是为其他学者而写。它是为所有希望了解这个世界、并认为历史对于了解世界很有帮助的人而写的。虽然我希望它能使读者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40年有一些了解，本书的目的却不是告诉他们这段时期确实发生了些什么。如果读者想对史实有更多了解，只需查阅数量庞大且往往相当优秀的文献资料。

我在本书中设法想要做到的，和之前的两册——《革命的年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和《资本的年代：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一样，是要了解和解释19世纪以及其在历史上的地位，了解和解释一个在革命性转型过程中的世界，在过去的土壤上追溯我们现代的根源；或者更重要的，视过去为一个凝聚的整体，而非(如历史的专门化往往强迫我们以为它是)许多单独题目的集合，如国别史、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等等的集合。自从我对历史开始感兴趣以来，我便始终想知道过去(或现在)生活的这些方面是如何连在一起，又为什么连在一起。

因而，本书(除了偶尔的例外情形)不是叙述性或系统化的说明，更不是在炫耀学问。读者最好视它为一种理论的展现，或者更确切地说，通过各章来追踪同一个主题。虽然我已尽力让非历史学家了解它，可是读者必须自己判断这个企图是否成功。

我没有办法向许多作者致谢，即使我往往不同意他们的说法，我却掠夺了他们的著作。我更没有办法向这些年来我从与同事和学生的谈话中所得到的许多构想表示谢意。如果他们在本书中认出他们自己的构想和言论，他们至少可以责备我误解了他们或误解了事实，或许我也确乎如此。然而，我还是可以向那些使我得以将对这个漫长时期的全神贯注浓缩到这一本书的人致谢。1982年，我在法兰西学院(College de France)开了一门13次演讲的课，完成了本书的草稿。我对于这个令人敬畏的机构以及发出这一邀请的拉杜利(EmmanuelLe Roy Ladurie)都非常感激。1983-1985年，勒伍豪信托(Leverhulme Trust)给了我一个荣誉研究员的职位，使我可以得到研究上的协助。巴黎的“人文科学研究所”(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和赫勒(Clemens Heller)，以及联合国大学世界开发经济研究协会(World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Economics Research of the UN University)和麦克唐纳基金会(Macdonnell Foundation)，使我在1986年有几个安静的礼拜完成本书的正文。在协助我做研究的人当中，我尤其感谢哈斯金斯(Susan Haskins)、马歇尔(Vanessa Marshall)和派克博士(Dr．Jenna Park)。赫斯凯尔(Francis Haskell)校读了有关文艺的各章，麦凯(Alan Mackay)校读了有关科学的各章，山恩(PatThane)校读了有关妇女解放的各章，使我少犯一些错误，不过我怕错处仍在所难免。希福林(Andre Schiffrin)以一位朋友和典型受过教育的非专家身份阅读了整本手稿——本书乃是为这样的非专家而写。我为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Birbeck College)的学生讲述欧洲历史有许多年，如果没有这一经验，我怀疑我是否会产生撰写19世纪世界史的构想。因此，此书也是献给那些学生的。

谢选骏指出：本书作者自称“职业历史学家”，但其实是个“职业的马裂吸血鬼”。

【序曲】

回忆就是人生。由于总是一群活人在回忆，它遂成为永恒的演进。它受限于记得和遗忘的辩证，觉察不出它连续的变化，它可以有各种用途，也可以作各种控制。有时它可以潜伏很长的时间，然后突然复苏。历史永远是为已不存在的事物所作的片面和有问题的复原。记忆永远是属于我们的时代，并与无穷的现在依偎相连。历史是过去的再现。——诺拉(Pierre Nora)，1984年

除非我们同时也明白基本结构上的变化，否则只描述事件的经过，即使是以全世界为范围，也不大可能使我们对今日世界上的各种力量，有较佳的了解。今天我们最需要的是一种新构架，一种新的回溯方式。这些也就是本书所想要呈现的。——巴拉克劳夫(Geoffrey Barraclough)，1964年

1913年夏天，有一个年轻女孩从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的一所中学毕业。对那时的中欧女孩来说，这是相当不寻常的成就。为了庆贺她毕业，她的父母决定送她出国旅行。不过在当时，让一个富裕人家的18岁女子单独暴露于危险和诱惑之下，是件不可思议的事，因此他们想找一位适当的亲戚来照顾她。幸运的是，在过去几代由波兰和匈牙利西迁致富而且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亲戚中，有一家过得特别好。阿尔伯特(Albert)叔叔在地中海东部各地——君士坦丁堡、士麦那(Smyrna)、阿勒颇(Aleppo)和亚历山大港(Alexandria)——开了一家连锁商店。在20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和中东有许多生意可做，而奥地利长久以来便是中欧对东方贸易的窗口。埃及既是一个适合文化自修的活博物馆，又是一个国际性的欧洲中产阶级高级聚居地。在当地用法文很容易沟通，而这位小姐和她的姐妹，在布鲁塞尔附近的一家寄宿学校已学会流利的法文。当然，埃及有许多阿拉伯人。阿尔伯特叔叔欣然欢迎他的亲戚。于是这位小姐乘坐一艘轮船由的里雅斯特港(Trieste)前往埃及。该港是奥匈帝国的主要港口，碰巧也是乔伊斯(JanlesJoyce)的寄居地。这位小姐便是作者未来的母亲。

若干年以前，一个年轻男子也旅行到埃及，但他是从伦敦去的。他的家庭背景普通得多。父亲是在19世纪70年代由俄属波兰移民到英国，以制造家具为业。他在伦敦东区和曼彻斯特(Manchester)过着不安全的生活，尽量设法养育他元配所生的一个女儿和继室所生的八个儿女(其中大多数是在英国出世)。除了一个儿子以外，其他的孩子都没有经商的天分或意愿。只有最小的孩子有机会受到一点教育，日后成为南美的采矿工程师；当时南美尚是大英帝国一个非正式的部分。然而，所有的孩子都热中于学习英文和英国文化，并且积极地英国化。其中一个后来成为演员，一个继承家中的家具制造业，一个成为小学教师，另外两个进入当时正在发展中的邮政服务业。那个时候，英国刚占领埃及不久(1882年)，因此，其中一个兄弟便到尼罗河三角洲上代表大英帝国的一小部分——埃及从事邮政和电信工作(Egyptian Post and Telegraph Service)。他认为埃及很适合他的另外一个兄弟，这个兄弟非常聪明、和气，有音乐天分，运动样样皆精，并且具有轻量级拳赛冠军的水准，如果不需靠自己谋生，他的特质可让他的生活过得十分惬意。事实上，他正是那种在殖民地的运货业事务所工作远比在任何其他地方工作更容易的英国人。

这个年轻人便是作者未来的父亲。因此，他是在帝国年代的经济和政治活动使他们相聚的地方，遇见未来的妻子的。这个地方便是亚历山大港郊外的运动俱乐部，后来他们的第一个家便在这个俱乐部附近。在本书所谈的时代之前，在这样的地方发生这样的邂逅，并使这样的两个人缔结姻缘，都是极端不可能的事。读者应该知道原因何在。

然而，我以一件自传式的轶事作为本书的开始，是有其更严肃的理由。对于我们所有人来说，在历史和记忆之间都有一块不很明确的过渡区。这块过渡区是介于两种过去之间，其一是可相对不带感情予以研究的过去，其二是掺杂了自身的记忆与背景的过去。对于个人来说，这块过渡区是由现存的家庭传统或记忆开始的那一点起，一直到婴儿时代结束——也就是，比方说，从最老的一位家人可以指认或解说的最早一幅家庭照片起，到当公众和私人的命运被认为是不可分开而且互相决定的时候止(“我在战争结束前不久遇见他”；“肯尼迪总统[Kennedy)一定是在1963年死的，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在波士顿”)。这块过渡区在时间上可长可短，它特有的模糊和朦胧也有不同程度的差异。但是，永远会有时间上的这么一块无人之地。对于历史学家来说，或对任何人来说，它绝对是历史最难把握的一部分。对于作者本人而言，由于作者在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出世，而父母在1914年时分别是33岁和19岁，帝国的年代正好处于这个不很明确的区域。

但是，不仅个人是如此，社会也是这样。我们今日所生活的世界，其男男女女大致是在本书所讨论的这个时代成长，或在其直接的影响下成长。或许在20世纪将要结束的此刻，情形已不复如此(谁又能确知)，但在本世纪的前三分之二，情形确实是这样。

比方说，让我们来看一看对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名单：1914年时，列宁(Vladimir Ilyich Ulyanov[Lenin])44岁，斯大林(Joseph Vissarionovich Dzhugashvili[Stalin])35岁，小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30岁，凯因斯(J．Maynard Keynes)32岁，希特勒(Adolf Hitler)25岁，阿德勒(Konrad Adenauer，1945年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缔造者)38岁，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40岁，甘地(Mahatma Gandhi)45岁，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25岁，毛泽东21岁，胡志明22岁，铁托(Josip Broz[Tito])与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 Bahamonde)同岁，也就是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小2岁，比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小9岁。再看一看文化领域内的重要人物。如根据1977年出版的《现代思想辞典》(Dictionary of Modem Thought)所选录的文化人物为抽样标准，其结果如下：

1914年或之后出生者 23％

活跃于1880-1914年间，或在1914年已是成人者45％

出生于1900—1914年间者17％

活跃于1880年前的15％

由此我们可明显看出，即使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仍认为帝国的年代对这个时代的思想形成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论我们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它在历史上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因此，不仅是少数与1914年前直接有关的在世者，面临着如何看待他们的私人过渡区的问题，而且，在比较非个人的层次上，每一个活在1980年的人，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为1980年乃是由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个时代所塑造的。我不是说较远的过去对我们而言较不重要，但是它与我们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在处理遥远的时代时，我们知道自己基本上是以陌生人和外来者的身份面对它们，很像西方的人类学家着手调查巴布亚(Papuan)的山居民族一样，如果它们在地理上或纪年上或感情上是够遥远的，这样的时期，便可以完全通过死者的无生命遗物——书写、印刷或雕刻、物品和形象——而存在到今日。再者，如果我们是历史学家，则我们知道我们所写的，只能由其他这样的陌生人来判断和纠正——对于这样的陌生人而言，“过去也是另一个国度”。我们的确是由我们自己的时代、地点和形势来假设过去，也倾向以我们自己的方式重新塑造过去，去看待那些我们的目光可以洞悉的事物，以及那些我们的看法允许我们认出的事物。不过，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也带着我们这一行惯用的工具和材料，研究档案和其他一手资料，阅读庞大数量的二手文献，一路走过我们前辈学者许多代以来所积累的辩论和异议，走过不断变化的风尚和不同的解释与重要的阶段，永远好奇，(也希望能)不停地问问题。但是，除了那些以陌生人身份争论一个我们不复记忆的过去的其他当代人以外，我们的工作也不会遭遇什么阻力。因为，甚至我们以为我们所知道的1789年法国或乔治三世英国，也是我们通过官方或民间学究所学得的第二手或第五手知识。

当历史学家想要努力钻研仍有目击者存活的时代时，两种相当不同的历史概念便互相冲突，或者，在最好的情形下，互相补充：学术性的和存在的，档案的和个人记忆的。由于每个人都已在心中与自己的一生达成妥协，因此每一个人都是他们身处时代的历史家。如同冒险进入“口述历史”领域的人所知道的，从绝大多数人的观点看来，这样的历史家都是不可靠的，但是他们的贡献，却有基本的重要性。对那些访问老兵和政客的学者而言，从印刷品上所得到的资料，将较接受他们访问者记忆中的资料更多也更可靠，但是他们却可能误解这些文字上的资料。而且，不像研究十字军东征的历史学家那样，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学家，可能会被那些曾经经历过这场战争的人加以纠正。这些人回忆往事，摇摇头说：“但是事情根本不是这样。”不过，彼此对峙的这两种历史观点，在不同的意义上都是对于过去合乎逻辑的重建。历史学家有意识地以为它们是如此，而且至少可以予以说明。

但是，不明确区域的历史则不同。它的本身是过去五条理和不完全理解的形象。它有时比较模糊，有时显然精确，永远是由学术与公私传统的二手记忆所传达。它仍是我们的一部分，但不再是我们个人所能影响的。它所形成的，类似那些斑驳的古代地图——充满了不可靠的轮廓和空白，搭配着怪物和符号。这些怪物和符号被现代的大众媒体所夸大。正因为这个不明确的区域对我们而言很重要，遂使媒体也对它全神贯注。多谢媒体的恩赐，这种片段和象征的形象至少在西方世界已成为持久记忆的一部分：提坦尼克号邮轮(Titanic)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它在沉没后的75年，还具有最初的冲击力，不断出现在报纸杂志的大标题中。而当我们为了某种原因想起一次大战爆发的那一时期，我们心头闪过的这些形象，比起以往那些常使非历史学家联想起过去的形象和轶事(当无敌舰队接近英国时，德瑞克[Drake)在玩滚木球游戏；玛丽—安东涅特[Marie-Antoinette)的钻石项链或“让他们吃蛋糕”；华盛顿渡德拉瓦河[the Delaware))，与时代的联系更密切。后面这些形象和轶事没有一件会片刻影响到严肃的历史学家。它们是在我们以外。但是，即使我们是专业人士，我们能保证以同样冷静的态度，看待帝国时代那些被神话过的形象，如提坦尼号邮轮、旧金山大地震和德雷福斯(Dreyfus)吗？

与历史上的任何时期相比较，帝国的时代都更大声疾呼要求脱去神秘面纱，正因为我们(包括历史学家在内)已不再置身其中，但是又不知道它有多少尚在我们里面。这并不表示它要求揭露或揭发贪污腐败(它所肇始的一项活动)。

我们之所以迫切需要某种历史透视法，是因为20世纪后期的人们，事实上还牵扯在止于1914年的那个时期之中。这也许是由于1914年8月是历史上最不可否认的“转折点”之一。当代人认为它是一个时代的终结，现代人也一样。我们当然可以说这种感觉是不对的，并且坚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些年间确有一贯的连续性和转折处。毕竟，历史不是公共汽车——当车子抵达终点时，便换下所有的乘客、司机及服务人员。不过，如果有一些日期不只是为了划分时代的方便，那么1914年8月便是其中之一。在当代人的感觉中，它代表了资产阶级所治所享的世界的终止，也标志着“漫长19世纪”的终止。历史学家已学会谈论这个“漫长的19世纪”，它也是我们这一套三册书的主题——本书是最后一册。

无疑，这就是它能吸引这么多业余和专业史家，与文化、文学和艺术题目有关的作家，传记作家，电影和电视节目制作人，以及同样多的时装设计师的原因。我猜想：在过去的15年间，光是英语世界每个月至少有一本关于1889-1914年的重要书籍或论文出现。它们大多数是写给历史学家或其他专家看的，因为如前所写，这段时期不但对于现代文化的发展非常重要，也为大量而且激烈的历史辩论提供了框架。这些国际或国内的辩论大多始于1914年的前几年。它们的主题非常广泛，举几个例子来说，有帝国主义、劳工和社会主义的发展、英国的经济衰退、俄国革命的性质和起源等。在所有的辩论主题中，最著名的显然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有关这个问题的著作到现在已有好几千册，而且继续以可观的速度争相推出。它是一个活的主题，因为不幸的是，自1914年后，世界大战起源的问题便挥之不去。事实上，在人类的历史中，帝国年代所关心的事物显然与现代的重叠性最大。

将纯粹专论性的文献放在一旁不谈，这个时期大多数的作家可分为两类：回顾类与前瞻类。每一类往往都将注意力集中于本时期一两个最明显的要点上。在某种意义上，由1914年8月这个不能通过的峡谷的这一头望向那一头，它似乎是异常遥远且无法回归。而同时，矛盾的是，许多仍旧是20世纪晚期特色的事物，均是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最后30年。塔奇曼(Barbara Tuchman)的《骄傲的塔》(The ProudTower)，是描写战前(1890-1914年)世界的畅销书。它是前一类最为人所熟悉的例子。钱德勒(Alfred Chandler)对于现代法人组织管理的研究——《能看见的手》(The VisibleHand)——可代表第二类。

就产量及销路而言，回顾类几乎一定占优势。一去不返的过去，对于优秀的历史学家来说是一种挑战。他们知道就时代已经不同这一点来说，它是不可了解的，但是它也具有使人产生怀古思想的极大诱惑力。最不具理解力和最易动感情的人，也会不断尝试去重新捕捉那个时代：一个上等和中产阶级倾向于赋予它黄金色彩的时代，一个“美好的时代”(belleepoque)。当然，这种办法非常合乎娱乐业者和其他传媒制作人、时装设计家的口味。在电影和电视的推波助澜下，它恐怕已成为公众最熟悉的版本。这种视点当然是令人不满的，虽然它无疑捕捉到了这个时期的一个高度可见面，毕竟是这一方面将“财阀政治”和“有闲阶级”这样的词汇引入公众的谈话之中。这种版本是否比那些思想成熟但情感更为恋旧的作家版本更不切实际，恐怕尚有争论余地。这些作家希望证明：如果没有那些可以避免的错误或不可预测的事件，失去的乐园当年也不会失去；没有这些错误和事件，当年更不会有世界大战、俄国革命，或任何在1914年前应对世界的失落负责的事物。

另一些历史学家比较注意与大断裂相反的事物，也就是说，许许多多具有我们当代特色的事物，乃是起源于(有时非常突然的)1914年以前的几十年。他们致力于寻找那些明显的根苗和前例。在政治上，构成大多数西欧国家政府或主要反对势力的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都是1875—1914年的衍生物，而其家族的另一支——统治东欧的共产党——亦然。(统治非欧洲世界的共产党，是仿效东欧共产党组织，不过在时代上晚于这一时期。)事实上，民选政府、现代民众政党、全国性有组织的工会，以及现代福利法，也都是衍生自1875—1914年间。

在“现代主义”(modernism)的名目下，这一时期的“前卫”(avant garde)风格接掌了20世纪大半的高尚文化产品。甚至到今天，虽然有一些前卫派或其他学派不再接受这种传统，他们却仍使用他们所拒绝的说法来形容自己(后现代主义)。同时，我们的日常生活仍然受到这一时期三项创举的支配：现代形式的广告业、现代报刊杂志的倾销，以及(直接或通过电视的)电影。科学和工业技术在1875-1914年后显然有长足进步，但是，普朗克(Planck)、爱因斯坦和波耳(Niels Bohr)那个时代的科学与现代科学之间，还是有明显的连续性存在。至于工业技术方面，石油动力的汽车、飞机，都是帝国年代的发明，直到今天仍主宰着我们的自然风景和都市面貌。我们已改进了帝国时期所发明的电话和无线电通讯，但未能予以更换。回顾历史，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或许已不再符合1914年以前所建立的构架，但绝大多数的定向指标，仍是有用的。

然而，以这样的方式介绍过去是不够的。帝国年代与现在是否连续的问题无疑仍然十分重要，因为我们的感情仍然直接牵扯在这段历史之中。不过，从历史学家的观点看来，在孤立的情形下，连续和不连续是无足轻重的事。那么，我们该如何为这个时期定位？过去与现代的关系毕竟是写史者与读史者最关心的所在。他们都想要，也应该想要了解过去如何变为现在，他们也都想要了解过去，但主要的阻碍是过去不似现在。

《帝国的年代》虽然可以独立成册，但主要是作为“19世纪世界历史全盘考查系列”的第三和最后一册。这里所谓的“19世纪”是指“漫长19世纪”，也就是大约从1776-1914年。作者最初无意着手这么一项具有疯狂野心的计划。这些年间我断续写成这三册书，除了第三册外，其他两册最初都不是这三部曲的一部分。它们之所以可以连贯，是因为它们对19世纪有一个统一的看法。由于这个共同看法已能联贯《革命的年代》和《资本的年代》，并且延伸到《帝国的年代》(我希望如此)，它当然有助于联贯帝国的年代与其后的年代。

我用以组织19世纪的中轴，是资本主义的胜利和转型——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特有的资本主义。这三部曲是由富有决定性的双元突破开始：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与法国和美国的政治革命。前者在资本主义不断追求经济成长与全球扩张的带动下，创造了具有无限潜力的生产制度；后者则在互有关联的古典政治经济和功利主义哲学的补充下，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公共制度的主要模型。三部曲的第一册——《革命的年代》——便是以这种“双元革命”的概念为主轴。

双元革命赋予资本主义经济十足的信心，进行其全球征服。完成这项征服的是它的代表阶级——资产阶级，而他们所打的旗号，则是其典型的思想表现——自由主义的思想方式。这是第二册的主题。这一册涵盖了革命充斥的1848年到大萧条的19世纪70年代。在这段时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前景和经济似乎比较没有问题，因为它们的实际胜利非常明显。法国大革命所针对的“旧制度”，其政治阻力已被克服；而这些旧制度本身，看上去也正在接受一个凯歌高奏的资产阶级领导权，接受它所代表的经济、制度和文化进步。在经济上，原先受限于腹地狭隘所导致的各种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困难，这时已获克服，这主要得归功于工业转型的扩散以及世界市场的大幅度拓展。在社会上，革命年代贫民爆炸性的不满情绪此时也逐渐平息。简言之，持续而无限制的资产阶级进步的主要障碍似乎均已铲除，因而其内部矛盾所造成的可能困难，一时间似乎还不致引起忧虑。在欧洲，这个时期的社会主义者和社会革命分子，似乎较任何其他时期少。

可是，资本年代的矛盾却渗透并支配了帝国的年代。在西方世界，这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和平时代，然而，它也造成了一个同样无与伦比的世界战争时代。不论它所展现的外貌如何，在已开发的工业经济体中，它是一个社会日益稳定的时代。这个时代提供了一小群不费吹灰之力便可征服并统治庞大帝国的能人，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在其旁边激起反叛和革命的合并力量，这些力量终将吞噬这个时代。自1914年起，世界已笼罩在对全球战争的恐惧与事实之下，笼罩在对革命的恐惧(或希望)之下。而这两种恐惧都是直接根源于帝国年代所表现的历史形势。

由工业资本主义所创造、也为工业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工人阶级，其大规模的有组织的运动已在这期间突然出现，并且要求推翻资本主义。他们是出现在高度繁荣和扩张的经济中，出现在那些他们拥有最强大势力的国家中，并出现在资本主义带给他们的境遇不像以前那么悲惨的时刻。在这个时代，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和文化制度，已经延伸到(或行将延伸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劳苦大众，甚至有史以来第一次涵盖了妇女。但是这个延伸的代价，却是迫使其中坚阶级(自由主义资产阶级)退守到政权边缘。因为选举式的民主政治，亦是自由主义进步不可避免的产物，已在大多数国家扫除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力量。对于资产阶级而言，这是一个可深刻感受到身份危机而且必须转型的时代。他们传统的道德基础，正在他们自己所累积的财富、舒适和压力下崩溃。连它作为一个主人阶级的存在，都逐渐受到其经济制度转型的危害。为股东共有而且雇用经理和行政人员的大企业机构或法人，开始取代了拥有和管理其自己企业的真正个人和家族。

这样的矛盾无穷无尽，充满了整个帝国年代。事实上，如本书所记，这个时代的基本模式，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社会和世界，逐渐朝其“离奇死亡”迈进。它在到达最高点的时刻死去，成为所有矛盾的最大牺牲者，而这些矛盾都是因其前进而产生的。

尤有甚者，这一时期的文化和知识生活，竟充分意识到这个逆转模式，充分意识到这个世界行将死亡，意识到他们需要另一个世界。然而，真正符合这个时代特有的是，对于即将到来的剧变，人们既早有预期却又始终误解和不信。世界战争即将来临，但是没有任何人，甚至最棒的先知，能确切知道它会是什么样的战争。而当世界真正处于地狱边缘之际，决策者却完全不相信地冲向地狱。伟大的新社会主义运动是具有革命性的，但是对他们的多数而言，在某种意义上，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顺理成章的必然结果，不断增加的多数自然会凌驾日渐消减的少数。然而对那些期望真正造反的人而言，它却是一场战斗；这场战斗的首要目标便是创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以此作为迈向下一阶段的必要前奏。因而，革命分子即使是想要超越帝国年代，也还得先留在里面。

在科学和艺术方面，19世纪的正统被推翻，但是从来没有这么多新近受过教育的学识之士，更坚信那些在当时甚至连前卫派都拒绝的事物。如果1914年前已出现世界的民意测验家，曾经计算抱希望乐观与失望悲观的人数，那么他将发现抱希望乐观的人占了大多数。矛盾的是，他们的比例在新的一个世纪(也就是当西方世界接近1914年时)竟会比在19世纪最后几十年来得更高。当然，这份乐观不但包括那些相信资本主义未来的人，也包括那些希望它会被废弃的人。

与其他时期相比，帝国年代的不凡和特殊之处在于：在这个时代内部，不存在其他逆转的历史模式，或可逐渐破坏其时代基础的历史模式。它是一个全然内化的历史转型过程。直到今天它仍在持续发展。这个漫长的19世纪的特异之处，在于这个世纪将世界变得面目全非的巨大革命力量，竟是倚靠在一种特定的、有其历史性的脆弱工具之上。正好像世界经济的转型，在一段非常重要的短暂时期，是与英国这个中型国家的命运认同一样。当代世界的发展，也与19世纪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认同。与它有关的构想、价值、假设和制度，它们在资本年代似乎获得的胜利程度，正显示出这个胜利在历史上的短暂性质。

在本书所涵盖的这段历史时期，西方自由主义资产阶级所创造和享有的社会与文明，显然并不代表现代工业世界的永恒形式，只是代表其早期发展的一个阶段。支撑20世纪世界经济的结构，即使当它们还是资本主义形式的时候，也不再是商人在19世纪70年代会接受的“私人企业”式经济结构。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支配世界革命的记忆，已不复是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渗透它的文化，已不再是1914年前所了解的那种资产阶级文化。当时完全掌握世界经济、思想和军事主力的大陆，如今已不再是世界经济、思想和军事的主力。不管是一般的历史或特殊的资本主义历史，都不曾在1914年告终，不过世界的极大部分，都已经由革命进入一个基本上不同类型的经济形式。帝国的年代，或列宁所谓的“帝国主义”的年代，显然不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事实上列宁也没有说它是。他只是在他那本深富影响力的小册子的初版中，称它为资本主义的“最后阶级”。(在他死后，帝国主义重被命名为“最高阶段”。)可是，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观察家，而且不仅是敌视资本主义社会的观察家，会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那几十年的历史，那个他们活过的世界，并不仅仅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另一阶段。无论如何，它似乎已为一个与过去非常不同的世界做了准备。而自1914年以后，世界果真变得与以往完全不同，虽然它的改变方式与大多数先知所预期或预言的不一样。我们已不再能回到自由主义资产阶级的社会。20世纪晚期对于复兴19世纪资本主义精神的呼吁，证明这是不可能的。无论如何，自1914年以后，资产阶级的世纪已属于历史的陈迹。

谢选骏指出：人说“回忆就是人生”，我看这应该表述为“回忆就是老头的人生”。所以“历史学家”的职业，一般适合50岁以上。自己的人生经验不足，会妨碍理解历史故事。但是自己的经验太多，也可能套用代入自己的成见去推断历史过程。本书的作者就有这个毛病，毛僵尸的病。

【第一章百年革命】

荷根(Hogan)是一位先知……先知兴尼西(Hinnissy)是一个能预见困难的人……荷根是今天世界上最快乐的人，但是明天会有事情发生。——《杜利先生说》，1910年

百年纪念的各种庆典都是19世纪晚期发明出来的。美国独立革命的百年纪念(1876年)和法国大革命的百年纪念(1889年)都是以一般性的万国博览会作为庆祝方式。在这两个百年纪念日当中的某一时刻，西方世界受过教育的公民开始意识到：这个诞生于《独立宣言》，世界上第一座铁桥的修筑和猛攻巴士底狱(Bastille)的世界，现在已经100岁了。19世纪80年代的世界和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究竟有什么不一样？(《革命的年代》第一章曾概述了那个较古老的世界。)

首先，它现在已是名副其实的全球性世界。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现在几乎均已为人所知，也都或详细或简略地被绘制成地图。除了无关紧要的例外情形以外，探险不再是“发现”，而是一种运动挑战，往往带有强烈的个人或国家竞争的成分，其中最典型的企图便是想要支配最恶劣、最荒凉的北极和南极。1909年，美国的皮里(Peary)击败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的对手，赢得率先到达北极的竞赛。挪威的阿蒙森(Amundsen)在1911年抵达南极，比不幸的英国船长司各特(Scott)早了一个月。(这两项成就没有、也不预期有任何实际的重要性。)除了非洲大陆、亚洲大陆以及南美洲部分内陆地带以外，铁路和轮船已使洲际和横跨数洲的旅行由几个月的事变成几个星期的事，而不久又将成为几天的事：随着1904年横贯西伯利亚铁路的完工，只要十五六天的时间便能从巴黎抵达海参崴。电报使得全球各地的通讯沟通成为几小时之内的事，于是，西方世界的男女——当然不止他们——以空前的便捷和数量，进行长距离的旅行和通讯。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1879年时，几乎有100万旅客前往瑞士旅行。其中20万以上是美国人，这个数字相当于1790年美国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全国人口的5％以上。这个事实在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时代，会被视为是荒谬的幻想。(有关于这一全球化过程的较详尽记述，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三和第十一章。)

与此同时，世界人口密度大为增加。由于人口统计数字，尤其是18世纪晚期的人口统计数字带有极大的臆测性，这些数字说不上精确，使用它们也是危险的。但是，我们可以大致假定：19世纪80年代可能生活在地球上的15亿人，是18世纪80年代世界人口的两倍。和过去一样，亚洲的人口数目最大，但是，根据最近的猜测，亚洲人在1800年虽占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二左右，到1900年时，却已降至55％。人口次多的是欧洲人(包括人烟稀少的俄属亚洲)，由1800年的2亿人，到1900年的4．3亿人，几乎增加了一倍以上。再者，欧洲大量的海外移民也造成了世界人口最戏剧性的改变：1800到1900年间，美洲人口由3000万左右上升到将近1．6亿，其中尤其显著的是，北美的人口由700万左右上升到8000万以上。非洲这块备受破坏的大陆，其人口统计数字我们自认所知甚少，不过可以确定其人口增长速度比其他任何地方均缓慢得多，这100年之间顶多增加了三分之一。在18世纪末叶，非洲人口大约是美洲人口总和的三倍，可是到19世纪末叶，美洲人口可能比非洲人口多得多。包括澳洲在内的太平洋诸岛，其人口虽然由于欧洲人的迁移而由假想中的200万人膨胀到或许600万人，但因其数字太小，在人口统计上不具什么分量。

然而，这个世界就某方面而言，虽然在人口数上正日渐变大、在地理上则愈趋缩小整合，成为一个因货物和人口移动、因资金和交通，以及因产品和构想之间的结合愈益紧密的行星；可是，在另一方面，它却也开始逐渐产生各种区划。如同历史上的其他时代一样，18世纪80年代，地球上有富有和贫穷的地区，有进步和落后的经济社会，有较强势和较弱势的政治组织和军事单位。我们也不能否认，当时有一道鸿沟将世界的主要地带与其南北地区区分开来。这个主要地带是阶级社会、国家以及城市的传统所在地，由少数具有读写能力的精英负责管理。而使历史学家大为高兴的是，他们也留下了许多文字记录。而这个地带的北方和南方地区，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注意力集中的地方。然而，在这个庞大的地带之内，在这个由东方的日本延伸到大西洋中北海岸，又因欧洲人的征服而进入南北美洲，并为大多数人口所居住的庞大地带之内，其各项发展虽然极其悬殊，却似乎不是无法克服的。

就生产和财富而言，更别提文化了，各主要前工业化地区之间的差异，以现代的标准来说，是相当小的，或许可说是在一与一点八之间。事实上，根据一项最近的估计，在1750—1800年间，我们今天所谓已开发国家的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与今天所谓的“第三世界”大致是一样的。不过这或许是由于中国太过巨大而且相对比重太高的关系。当时中国人口占世界三分之一左右，其一般生活水准事实上可能较欧洲人为高。18世纪的欧洲人诚然会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但是没有任何聪明的观察家会把它视为在任何方面不如欧洲的经济文明，更不会视它为“落后国家”。但是，在19世纪这100年当中，西方国家，也就是正在改变世界的经济革命的基地，与其余地方的差距正日益扩大，由缓慢到迅速。到1880年时，根据同样的调查显示，“已开发世界”的每人平均收入，大约为“第三世界”的两倍。到了1913年，更高达“第三世界”的三倍以上，而且距离愈拉愈大。这个过程颇为戏剧化：1950年时，两者之间的差异是1：5，1970年更达1：7。尤有甚者，“第三世界”与“已开发”世界中真正已开发地区(也就是工业化国家)之间的差距，不但出现得较早，而且扩大的速度也更为戏剧化。1830年时，这些地区的国民生产总值比“第三世界”已几乎高了一倍，1913年时更高达七倍。(每人平均国民生产总值纯粹是统计学上的思维产物，是以居民人数去除国民生产总值。它在不同国家和不同时期的经济增长比较上虽然是有用的，却无法说明那个区域中任何人的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准，也不能说明其间收入的分配情形。只不过，在理论上，一个“每人平均”数字较高的国家，比“每人平均”数字较低的国家，可以分配到的收入较多。)

工业技术是造成这种差距的主要原因，并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得到强化。在法国大革命后的一个世纪，人们逐渐看出：贫穷落后的国家很容易被击败和征服(除非其幅员非常辽阔)，因为它们的军备技术处于劣势。这是一个新的现象。1798年拿破仑(Napoleon)的入侵埃及，是配备相去无几的法国军队和埃及本地军队之间的战斗。欧洲军队的殖民地征伐，其成功不是由于神奇的武器，而是由于其较大的侵略性、残忍性和最重要的一点——良好的组织纪律。可是，在19世纪中叶渗透到战争之中的工业革命(比较《资本的年代》第四章)，却藉着高性能的炸药、机枪和蒸汽运输(见第十三章)更增强了“先进”世界的优势。因此，由1880-1930年的半个世纪，将是炮舰外交的黄金时代，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铁的时代。

因此，1880年时，我们所面对的不完全是一个单一的世界，而是一个由两部分所合成的全球体系：一部分是已开发的、具有主宰性的、富有的；另一部分是落后的、依赖的、贫穷的。然而，即使是这样的说法也很容易导致误解。第一(较小的)世界，虽然其内部的差异悬殊，却因历史的关系而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共同支柱；而(大得多的)第二世界，除了其与第—世界的关系——也就是其对第一世界可能或实际的依赖——以外，几乎不存在任何可促成其走向一致的因素。除了都是由人类组成之外，中国与塞内加尔(Senegal)，巴西与新赫布里底群岛(New Hebrides)，摩洛哥(Morocco)与尼加拉瓜(Nicaragua)之间，又有什么共同之处呢？第二世界既不因历史、文化、社会结构而一致，也不因制度、甚至我们今日以为依赖性世界最显著的特色——大众的贫穷——而一致。因为，以贫富分类的办法只适用于某种形式的社会，也只适用于某种结构的经济，而在依赖性世界中，许多地方并不是这样的社会，也不是这样的经济。除了性别以外；历史上所有的人类社会都包含某些社会不平等。可是，就算印度的土王到西方访问时可以得到像西方百万富翁所享受的待遇，新几内亚(New Guinea)的酋长却无法如此，甚至在观念上也不能。就像世界上任何地方的平民，当他们离开家园之后往往都变成工人，也就是沦入“贫民”阶层，但若以此来认定他们在其故乡所扮演的角色，就会相当离谱了。无论如何，在当时的世界上仍有许多幸运之地，尤其是在热带，那些地方的人们不必担心吃住或休闲的匮乏。事实上，当时尚有许多小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工作与休闲的概念不但不具意义，甚至也没有表示这些概念的字眼。

如果说当时的世界的确存在这两个部分，那么它们之间的界线并不分明。这主要是由于主导和经手完成全球经济——在本书所论时期也包括政治——征服的那组国家，因历史以及经济发展而具有一致性。这组国家包括欧洲，而且不仅是那些清楚构成世界资本主义发展核心的地区——主要是在欧洲西北部和中部，以及其某些海外殖民地。欧洲也包括一度在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南部区域(自16世纪以来，这些地区已成为穷乡僻壤)，以及最初创建伟大海外帝国的征服者：尤其是意大利半岛和伊比利亚半岛。它也包括广大的东部地区，这个区域的基督教国家——也就是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和后裔——1000多年来不断抵御来自中亚的一波波军事入侵。其中最后一波入侵缔造了伟大的奥斯曼帝国，该帝国曾在16-18世纪控制了东欧庞大地区，不过到19世纪，该帝国已逐渐被逐出。虽然1880年时它仍旧控制横跨巴尔干半岛的一个不小地带(现今希腊、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的部分以及阿尔巴尼亚的全部)以及一些岛屿，但是它在欧洲的日子行将结束。许多重新被征服或解放的领土只能在礼貌上被称作“欧洲”，事实上，巴尔干半岛在当时仍被称为“近东”，因而，西南亚才会变成所谓的“中东”。另一方面，驱逐土耳其人出力最大的两个国家，虽然其人民和领土都付出了备受蹂躏的代价，但它们却因此而跻身欧洲强权之列：奥匈帝国，以及更重要的俄罗斯。

因此，大部分的“欧洲”充其量也不过是位于资本主义发展和资产阶级社会核心区的边缘。在某些地区，其大多数居民显然与其当代人和统治者生活在不同的世纪。比如说，在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亚德里亚海(Adriatic)沿岸地区或布科维那(Bukovina)地区，1880年时，约有88％的居民都没有读写能力，而在同一帝国的另一部分——下奥地利(LowerAustria)——只有11％的人口没有阅读识字能力。许多受过教育的奥地利人和梅特涅(Metternich)一样，认为“亚洲开始于维也纳的东行公路处”，而绝大多数的北意大利人视其他意大利人为某种非洲野蛮人；但是在这两个王国中，落后地区只是其国家的一部分。在俄国，“欧洲或亚洲”的问题比较严重，因为除了浮在上层的极少数知识分子外，从白俄罗斯(Byelorussia)和乌克兰(Ukraine)向东直到太平洋的整个地区，距离资本主义社会都同样遥远。这个问题在当时的确是大家热烈辩论的题目。

不过，如果我们把少数几个被巴尔干山民孤立起来的地区排除在外，我们可以说：历史、政治、文化以及几个世纪以来对第二世界所进行的海陆扩张，已将第一世界的落后部分与进步部分紧密相连。虽然两个世纪以来，俄国的统治者已不断推行有系统的西化运动，并且取得对西面边界显然比较进步地区如芬兰、波罗的海国家和部分波兰的控制，但是俄国的确是落后的。然而在经济上，俄国确实是“西方”的一部分，因为其政府所采取的显然是西方模式的工业化政策。在政治上，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是殖民开拓者而非殖民地。而在文化上，俄国境内受过教育的少数人口，又是19世纪西方文明的光彩之一。布科维那，也就是奥匈帝国最偏僻的东北地区(1918年，这个地区成为罗马尼亚的一部分，而1947年后，又变成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的一部分)，当时可能还生活在中世纪，但是它的首府泽诺维兹(Czemowitz，Cemovtsi)却有一所杰出的欧洲大学，而其经过解放和同化的犹太中产阶级，则绝不是属于中世纪。在欧洲的另一端，以当时的任何标准来说，葡萄牙都是弱小而落后的。它实际上是英国的半殖民地，而只有对它深具信心的人才能看出那儿有什么经济潜力。可是，葡萄牙不仅仍旧是欧洲的独立国家之一，也由于其辉煌的过去而仍旧是一个伟大的殖民帝国。它之所以保持它的非洲帝国，不仅是因为互相竞争的列强无法决定如何瓜分这个帝国，也因为它是“欧洲的一员”，它的属国不应被视为是尚未接受殖民的处女地。

19世纪80年代，欧洲不仅是支配和改变世界的资本主义发展核心，同时也是世界经济和资本主义社会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历史上从来没有比这个世纪更称得上是欧洲的世纪，即使未来也不可能。从人口上说，欧洲人在19世纪末所占的比例远高于19世纪初——从每五个人当中便有一个欧洲人上升到每四人当中便有一个。虽然这个旧大陆将数百万的人口送到各个新世界，但是它本身人口的增长却更迅速。虽然单是其工业化的速度和冲击，已使美洲在未来一定会成为全球经济的超级强权，可是在当时，欧洲工业的生产额尚超过美洲两倍以上，而重要的科技进展，仍旧主要是来自大西洋的东面。汽车、摄影机和无线电最初都是从欧洲产生发展出来的。(日本在现代世界经济上是一个起步十分迟缓的国家，不过在世界政治上出现却较快。)

至于高尚文化方面，白种人的海外殖民世界仍旧是完全依靠旧大陆。就它们以“西方”为模范这一点而言，在非白人社会极少数受过教育的优秀分子中间，这种情形更为明显。在经济上，俄国是无法与美国的迅速成长和财富媲美。然而在文化上，拥有陀思妥也夫斯基(Dostoievsky，1821-1881)、托尔斯泰(Tolstoi，1828-1910)、契诃夫(Chekhov，1860-1904)、柴可夫斯基(Tchaikovsky，1840-1893)、鲍罗廷(Borodin，1834-1887)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Rimsky-Korsakov，1844-1908)的俄国，却无疑是个强国；可是马克·吐温(Mark Twain，1835～1910)和惠特曼(Walt Whitman，1819-1892)的美国却不是，甚至把詹姆斯(Henry James，1843-1916)加进去也不是——詹姆斯早已迁移到和他气味较为相投的英国去了。欧洲的文化和知识生活仍旧主要是属于富有和受过教育的少数人，他们也适合在这样的环境和为这样的环境发挥美化作用。自由主义的贡献便在于它呼吁将这种精英文化加以普及，使一般大众都可随时接触到。博物馆和免费图书馆便是它典型的成绩。比较倾向民主和平等的美国文化，一直要到20世纪的大众文化时代才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在这段期间，即使是与技术进步有密切关联的各种科学，由诺贝尔奖最初25年得奖人的地理分布判断，美国不仅落在德国人和英国人之后，甚至也落在小小的荷兰后面。

但是，如果说“第一世界”的某些部分应该被划人依赖和落后的那一边，那么几乎整个“第二世界”均都属于这样的地区。在“第二世界”当中，只有自1868年起便有系统“西化”的日本(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八章)，以及以欧裔移民为主的殖民地(1880年时，这样的欧裔移民主要仍来自西北欧和中欧)不属于落后世界；当然海外欧裔未能淘汰的土著人口又当别论。这种依赖性——或更确切地说，由于这些社会既不能躲避西方的贸易科技，或找出其代替物，也无法抵抗配备西式武器和以西方方式组织的士兵——使许多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共同之处的社会，同样成为19世纪历史创造者的受害人。有一个残忍的西方才子，以一种过分简化的口吻说：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有马克沁重机枪，而他们没有。

与这项差异相较，美拉尼西亚群岛(Melanesian Islands)这样的石器时代社会和中国、印度以及伊斯兰教世界这类复杂的都市化社会，其间的种种差异似乎无足轻重。虽然这些地区的艺术令人赞叹，其古文明成就令人称奇，而其主要的宗教哲学，至少和基督教一样，或较基督教更能博得某些西方学者和诗人的激情。但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基本上，它们都得任由载着商品、士兵和各种思想的西方船舶所摆布。对于这些船舶，他们无能为力，而外来的船舶则依照对入侵者有利的方式改变了它们的世界，完全不顾被侵略者的感觉。

但是，这并不表示这两种世界的分野，是简单的工业化国家和农业国家，或城市与乡村文明之间的分野。“第二世界”拥有比“第一世界”更为古老、更为巨大的城市，如北京和君士坦丁堡。而19世纪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更在第二世界当中造就了许多不成比例的大都会中心，通过这些中心，资本主义的经济之河才得以畅通。19世纪80年代的墨尔本(Melbourne)、布宜诺斯艾利斯(Buenos Aires)和加尔各答(Calcutta)等地各有50万左右的居民，比阿姆斯特丹(Amsterdam)、米兰(Milan)、伯明翰(Birmingham)或慕尼黑(Munich)的人口更多。而孟买(Bombay)的75万居民，是除了六七个欧洲大城以外，任何地方都赶不上的。虽然，除了少数特殊例外，在第一世界的各种经济形态中，市镇在数量上和重要性上都比乡村来得高，可是令人惊讶的是：“已开发”世界仍旧是十分农业性的世界。只有六个欧洲国家其农业雇用人口少于男性人口的一半——通常都占男性人口的绝大多数——但是，这六个国家都可说是典型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比利时、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瑞士。不过其中也只有在英国，其农业人口少于总人口的六分之一，其他五国从事农业的人口仍占全部人口的30％—45％之间。诚然，“已开发”地区那种商业化和实事求是的农业与落后地区的农业具有明显差异。1880年前，除了都对畜舍和田地感兴趣以外，丹麦的农夫和保加利亚的农夫在经济上并没有什么共同点。不过，农耕，如同古代的手工艺一样，是一种深深植根于过去的生活方式，19世纪晚期的民族和民俗学家，当他们在乡村找寻古老的传统和“民间遗风”时，便了解到这一点。即使是最具革命性的农业，也还是会庇护这些传统和遗风。

相反，工业却不完全局限于第一世界。暂且不说在许多依赖性和殖民式经济中已拥有基础设施(像港口和铁路)和开采型工业(矿场)，以及在许多落后的农业地区也已出现了茅舍工业，甚至某些19世纪的西式工业，在像印度这样的依赖性国家中往往也有适度发展，有时其发展还会遭到其殖民统治国家的工业者，尤其是纺织业和食品加工业者的强烈反对。更有甚者，连金属业也已深入到第二世界。印度的伟大钢铁工厂塔塔(Tata)，在19世纪80年代便已开始运作。同时，小家庭工匠和包工式工场的小额生产，仍然是“已开发”世界和大部分依赖性世界最常见的情形。虽然德国的学者不安地预测到，在面对工厂和现代分配法的竞争下，它将要进入一个危机时期，但是，就整体而言，当时它仍是相当有力的存在。

不过，我们大致仍然可以拿工业当作现代化的标准。19世纪80年代之际，在“已开发”世界(和跻身开发国家之列的日本)之外，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称得上是工业国家或正在工业化的国家。甚至那些主要依然是以农业立国，或者至少人们不会立即把它们和工厂与熔炉联想在一起的“已开发国家”，在这个时期也已开始向工业社会和高科技看齐。比方说，除了丹麦以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不久以前尚是以贫穷和落后出名，可是短短数十年间，其每人拥有电话的比率已高出包括英国和德国在内的欧洲任何地区；它们所赢得的诺贝尔科学奖也比美国多得多；此外，它们也即将成为社会主义政治运动的根据地，这些运动乃是针对工业劳动阶级的利益而发起的。

更为明显的是，我们可以说“先进的”世界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进行都市化，而且在极端的情形下，已成为城市居民的世界。1800年时，欧洲人口数目超过10万以上的城市只有17个，其总人口不到500万。到了1890年时，这样的城市有103个，其总人口已达1800年的六倍以上。始自1789年的19世纪，其所造成的并不是有成百万居民在其中快速走动的都市蚁丘，虽然在1880年前，又有三个城市和伦敦一样成为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会——巴黎、柏林和维也纳；相反，它所造成的是一个由中型和大型城镇所构成的分布网，而这类拥有稠密人口或诸多卫星城镇的分布网，正在逐渐侵蚀附近的乡村。在这些城镇网中变化较为戏剧化的，通常是那些新兴市镇，如英国的泰恩塞德(Tyneside)和克莱塞德(Clydeside)，或是那些刚开始大规模发展的地区，如德国鲁尔区(Ruhr)的工矿带或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煤钢地带。同时，这些地区并不需要包含任何大城市，除非这些地区兼具有首府、政府行政中心或其他功能；也不需要拥有大型国际港口，但是它们往往能聚集数量众多的人口。奇怪的是，除了伦敦、里斯本(Lisbon)和哥本哈根(Copenhagen)以外，1880年时，欧洲国家的城市通常不同时具有首都和国际港口的双重角色。

如果要用三言两语(不论多深奥、多明确)来形容这两个世界之间的经济差异是件不容易的事，那么要概述它们之间的政治差异也不会轻松到哪里去。除少数的地方性差异外，当时的“先进”国家，显然有一个为大家所向往的结构和制度模式。这个模式基本上包括：一个大致统一的国家，在国际上拥有独立主权，达到足以为其国民的经济发展提供基础，享有显然是自由和代议制的单一政体和法律制度(也就是说，它应拥有一部宪法和法律规则)，然而，在较低层次上，它还得具有相当程度的地方自治和创制权。这样的国家应该由“公民”所组成，所谓“公民”是指在其领土之内，享有某些基本法律和政治权利的个别居民的集合体；而不是由，比方说，公司或其他各种团体和社群所组成。公民与全国性政府的关系应该是直接的，不应由公司等群体居间调停。这个模式不但是“已开发”国家的希望(1880年时，所有“已开发”国家都在某种程度上符合这个模式)，也是所有不愿隔绝于现代化国家的希望。就上述标准而言，自由立宪的民族国家模式并不限于“已开发”世界。事实上，在理论上遵循这个模式运作的最大一群国家，是位于拉丁美洲，不过它们所遵循的模式是属于美国联邦主义，而非法国中央集权主义。当时，这一群国家一共包括17个共和国和一个帝国——巴西帝国，不过它在19世纪80年代便已崩溃。然而，实际上，拉丁美洲以及东南欧某些名义上的立宪君主国，它们的政治现实和宪政理论根本毫不相干。未开发世界的绝大部分并不具备这种国家形式，有些甚至不具有任何国家形式。它的某些部分是由欧洲列强的属国所构成，并直接由欧洲列强所统治。不久以后，这些殖民帝国便将大幅扩张。有些部分，如非洲内陆，其所包含的政治单位，严格地说，称不上是欧洲人所谓的“邦国”，不过当时的其他称谓(“部落”)也不适当。还有一部分则是非常古老的帝国，如中国、波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这些帝国与欧洲历史上的某些帝国十分相似，不过它们显然不是19世纪式的领土国家(“民族国家”)，而且显然即将被淘汰。另一方面，同样的不稳定性(如果不一定是同样的古老性)也影响到某些至少是属于“已开发”世界、或居于“已开发”世界边缘的老迈帝国，其原因也许只是因为这些帝国——沙皇的俄罗斯帝国和哈布斯堡王室的奥匈帝国——的“强权”地位实在不够稳固。

就国际政治来说(也就是，就欧洲政府和外交部的统计数目来说)，照我们今天的标准看来，当时世界上堪称具有独立主权的国家实体，其数目非常有限。1875年前后，欧洲这样的实体不超过17个(其中包括六个“强权”——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以及奥斯曼帝国)，南北美洲有19个(其中有一个名副其实的“霸权”——美国)，亚洲有四五个(主要是日本及中国与波斯这两个古老帝国)，非洲也许有三个勉强称得上是(摩洛哥、埃塞俄比亚、利比里亚)。其中美洲的共和国数量冠于全球。此外，几乎所有的独立主权国家都是君主政体(在欧洲，只有瑞士和1870年以后的法国不是)，不过在已开发国家中，它们大多是立宪君主国，至少官方已朝某种选举代议制的方向表态，欧洲方面惟一的例外是位于“开发”边缘的帝俄和在明白属于受害者世界的奥斯曼帝国。然而，除了瑞士、法国、美国，可能还包括丹麦以外，上述的代议国家中，没有一个是奠基在民主的选举制度上。(虽然在这个阶段只有男性才拥有投票权。由于不能断文识字者便不具选举权，再加上军事政变频繁，使我们无法将拉丁美洲的共和国归类为任何民主政体。)不过大英帝国的某些殖民地(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倒是相当民主，事实上，除了美国落基山(Rocky Mountain)区的几州之外，它们甚至比任何其他地区都更民主。然而，在欧洲以外的这类国家，其政治上的民主都是建立在原居民——印第安人等——已被淘汰的假设上。在那些无法用把他们赶到“保护区”或种族绝灭的办法将他们加以淘汰的地方，他们也不属于政治群体的一部分。1890年时，美国6300万的居民中，只有23万是印第安人。

至于“已开发”世界的居民(以及设法或被迫模仿它的地区居民)，其成年男性愈来愈符合资产阶级社会的最低标准：在法律上享有自由平等的权利。合法的农奴制度在欧洲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合法的奴隶制度，在西方或西方所支配的世界也均告废除，即使是在其最后的避难所——巴西和古巴——也已接近尾声。19世纪肋年代，所有的合法奴隶制度均已消失。然而，法律上的自由和平等与真实生活中的不平等却有着明显矛盾。法朗士(Anatole France)讽刺地说法，巧妙地表现出自由资产阶级社会的理想。他说：“在其庄严的平等上，法律赋予每一个人在豪华大饭店(Ritz)用餐和在桥下睡觉的同样权利。”不过，在“已开发的”世界，除了社交上严格限制的特权外，现今决定分配方法的，基本上是金钱的有无，而非出身或在法定自由和身份上的差异。而法律上的平等也不排除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重要的不仅是金钱，还包括实际上的权势。有钱有权的人，不仅在政治上更有影响力，还可以运用许多法外强制力量。生活在意大利南部和美洲内地的居民都很清楚这一点，更别提美国的黑人了。可是，在那些不平等依旧是正式社会与政治制度一部分的地方，与它们至少在表面上是与官方理论相违的地方，两者之间仍然有很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类似于刑讯依然是司法程序中的一种合法形式(如中华帝国)，与刑讯在官方的规定上已不存在，但其警察心照不宣地知道哪些阶级是“可刑讯”、哪些是“不可刑讯”(套用小说家格林[Graham Greene)的字眼)的差异。

这两大世界之间最清楚的区别是文化上的，最广义的“文化”上的。及至1880年，“已开发”世界中绝大多数的国家和地区，其大多数的男人与愈来愈多的妇女，都具有阅读写字的能力。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政治、经济和知识生活，一般而言均已从古代宗教——传统主义和迷信的堡垒——的教导下解放出来。而这些国家和地区也几乎垄断了对于现代工业技术而言愈来愈必要的那种科学。到了19世纪70年代晚期，任何大多数居民不具有阅读和书写能力的国家或地区，几乎必然会被归类为“未开发”或落后地区，反之亦然。因此，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俄国以及巴尔干国家，最多也不过处于开发边缘。在奥匈帝国(匈牙利除外)境内，捷克地区的斯拉夫人、操德语的居民，以及阅读书写能力较低的意大利人和斯洛文尼亚人(Slovenia)，代表了这个国家比较进步的部分，而大半没有阅读写字能力的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和塞尔维亚一克罗地亚人，则代表了其落后的部分。其居民大半没有阅读书写能力的城市，如当时所谓“第三世界”的情形，更是落伍的有力凭证，因为通常城镇居民的读写能力都比乡村居民高得多。这种识字率的差异反映了相当明显的文化因素，譬如说，和天主教徒、伊斯兰教徒及其他宗教信徒相比，基督教教徒和西方的犹太人比较鼓励大众教育。一个如瑞典那般贫穷而且绝对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在1850年时，其不能阅读和书写的人数尚不到10％，这种情形在信奉基督新教以外的地区是很难想象的(所谓信奉基督新教的地区，是指邻接波罗的海、北海和北大西洋的大多数国家，并且延伸到中欧和北美)。另一方面，它也明确反映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分工。以法国人为例，1901年时，没有阅读书写能力的渔夫是工人和家仆的三倍，农夫则是他们的两倍，半数的商人没有阅读书写能力，而公仆和专业人士显然阅读书写的能力最高。自耕农的阅读书写能力比不上农业雇工(不过差不了多少)，但是在较非传统的工商业领域，雇主的阅读书写能力通常都比工人来得高(不过不比其办公室职员高)。在现实的状况下，文化、社会和经济的因素是分不开的。

由于在官方的主持或督导之下，全民小学教育日益加强，在本书所论时期，已开发国家的教育可以说是相当普及了，但是这种大众教育绝不能和通常属于极少数精英分子的教育和文化混为一谈。在少数精英的读写能力上，第一和第二世界之间的差异较小，不过欧洲知识分子、伊斯兰教或印度教学者，以及东亚满清官吏所接受的高等教育，彼此之间并没有什么共同点(除非他们也采用欧洲模式)。然而，就像俄国的情形那样，民众虽有许多是文盲，却不妨碍其国家的极少数人创造出十分令人欣赏的文化。不过其中仍有某些制度代表了“开发”地带或欧洲人的支配特性，其中最显著的便是世俗大学(大学在这个时候还不一定是指19世纪德国式的现代设置，这种德国式大学当时正在西方各地兴起)，以及为了各种不同目的而设立的歌剧院。这两种设置，都反映了具支配性的“西方”文明的渗透。

分辨进步与落后，已开发和未开发世界的差异，是一件复杂而且无益的事。因为这样的分类在性质上是静态和简化的，但是要放进去的现实却非如此。19世纪的特色是“改变”：按照北大西洋沿岸生机勃勃区域的方式，或为了迁就这个区域的目的而改变，在这段时期，北大西洋沿岸乃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核心地带。除了一些边际性和日渐减少的例外情形，所有的国家，包括那些直到当时为止仍极孤立的国家，都至少在外表上被这种全球性改变的触角所掌握。另一方面，甚至“已开发”国家的最“进步”地区，也因为继承了象征古老和“落后”的传统遗产，而在这个进步的世界里包含了些许反抗改变的社会。历史学家绞尽脑汁想要寻找一个最好的办法，以便有系统地说明这种既普遍存在而又因地不同的改变，说明其众多模式和相互作用，以及其主要方向。

19世纪70年代的大多数观察家，应该会对这种直线性的变化方式印象深刻。在物质方面，在知识和改变自然的能力方面，它像是拥有专利似的，以致改变就意味着进步，而历史——至少现代历史——似乎即等于进步。进步是以任何可以测量、或人类选择去测量的上升曲线来加以评估的。历史经验似乎已为继续不断的改进，甚至那些显然还需要改进的各种事物提供了保证。300多年前，聪明的欧洲人还把古罗马人的农业、军事技术，乃至医药视为典范。不过200年前，对于现代人是否能超越古人一事，大家还在认真地讨论。而18世纪末叶，专家们还在怀疑英国的人口是否会继续增加。然而上述疑虑到了这个时代，都已成为难以置信的事了。

在科技以及随之而来的物质生产和交通量的发展上，进步表现得最为显著。现代机械绝大多数是以蒸汽为动力，并由钢铁制成。煤已成为最重要的工业能源，在俄国以外的欧洲，有95％的能源是来自煤矿。欧洲和北美的山溪，一度曾决定许多早期纺织厂的地点，从其名称便可使我们想起水力的重要，可是现在它们又重新成为农村生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虽然到了19世纪80年代，大规模的发电和内燃机均已成为事实，但是电力和石油尚不十分重要。及至1890年，甚至连美国也不能宣称它拥有300万盏以上的电灯；而在19世纪80年代早期，欧洲最现代化的工业经济——德国——每年所消耗的石油还不到40万吨。

现代科技不仅是无法否认、频奏凯歌，同时也是历历可见的。它的生产机器，虽然照现代标准来看并不特别有力(在英国，1880年时它们的平均马力还不到20匹)，但通常都相当庞大，而且主要是由钢铁制成，就像我们今天在科技博物馆所看到的那样。而19世纪最最巨大和最最有力的发动机，也是最容易看到和听到的产品。它们便是数十万具的火车头，以及在一缕缕浓烟之下，拖在其后的275万辆客货车。它们是本世纪最戏剧性的发明之一，一个世纪之前的莫扎特(Mozart)在撰写其歌剧时，根本还不曾梦想过会有这种产物。由闪亮铁轨铺成的巨大网络，沿着平原、跨越桥梁、穿过山谷、穿越隧道，甚至翻过像阿尔卑斯山主峰那么高的山隘。各条铁路共同构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宏伟的公共建设。它们所雇用的人力，超过任何工业。它们驶往大城市中心，在那里，同样便捷和巨大的火车站正庆祝它们的胜利；它们也深向19世纪文明未渗入的最遥远乡村。到了19世纪80年代早期(1882年)，每年几乎有20亿人乘坐火车旅行；自然，其中大多数是来自欧洲(72％)和北美(20％)。在西方的“已开发”地区，当时可能没有几个男人一生中从未与铁路有过接触，甚至连不太活动的妇女，也都或多或少接触过火车。或许只有电报这种现代科技的另一种产品其知名度超过火车，绵延在一望无际的木杆上的电报线网络，其长度是世界铁路总长的三或四倍。

1882年时，全球共有2．2万艘汽船，虽然它可能是比火车头更有力的机器，但只有少数走近港埠的人才看得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也较不具代表性。1880年时，它们的总吨数仍然(但也只是)较帆船少，即使在工业化的英国也不例外。就世界的船舶总吨数而言，1880年时，靠风力的船舶与靠蒸汽动力的船舶，其吨数比率仍然几乎是三比一。不过在随之而来的10年间，这种情形即将发生戏剧性改变，使用蒸汽动力的船舶将大为增加。虽然木材已换成铁，蒸汽取代了风帆，但在船只的建造和装卸上，传统仍然统治着水路运输。

19世纪70年代下半期的严肃外行观察者，对于当时正在孕育、或正在产生的科技革命究竟投入了多大的注意力？这时候，正在酝酿或推出的科技变革包括各种涡轮机和内燃机、电话、留声机和白炽电灯泡(这些都刚发明)、汽车(19世纪肋年代戴姆勒[Daimler)和本茨[Benze]让它可以使用)，以及19世纪90年代出产或制造中的电影放映机、飞行器和无线电报。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观察家已预期和预测到与电力、摄影和化学合成这些他们所熟悉的方面有关的重要进展。而他们对于科技应该可以发明机动引擎使道路运输机械化这个明显而迫切的问题得以解决一事，也不会感到诧异。我们不能指望他们能够预先想到无线电波和无线电活动。但他们必定曾经臆测到人能飞上天这件事(人类何时不作此臆想)，而由于这个时代科技上的乐观主义，他们也必然相信它有实现的一天。当时的人们的确对于新发明如饥似渴，愈是戏剧化的发明便愈受欢迎。1876年爱迪生(T．A．Edison)在新泽西州(New Jersey)的门罗公园(Menlo Park)建立或许是有史以来的第一座私人实验室，当他在1877年推出第一架留声机时，顿时成为美国人的大众英雄。然而尽管如此，任何观察家都绝不会预料到这些新发明对消费者社会所造成的实际改变。因为，除了美国以外，这个问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尚未引起相当的注意。

因此，进步的最明显表现是在“已开发”世界的物质生产方面和快速而大量的交通方面。这类进步所带来的巨大财富在19世纪70年代，肯定尚未给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除南部尖端以外的绝大多数居民带来好处。我们也不清楚它为南欧各半岛或帝俄大半居民到底带来了多大好处。即使在“已开发”世界，利益的分配也非常不平均。根据法国官方对19世纪70年代法兰西共和国丧葬的分类，有3．5％为富人，13％—14％为中产阶级，82％-83％为劳动阶级(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二章)。不过，我们也很难否认这些地区的平民境遇的确有一些改进。在某些国家中，每一代平均身高的递增情形在1880年前便已开始，但是那时并不普遍，而且比起1880年后的情况，当时的改善也微乎其微。(营养绝对是人类身高增加的决定性因素。)1880年时，人们的平均寿命还相当短：在主要的“已开发”地区是43-45岁，德国在40岁以下，而在斯堪的纳维亚则在48-50多岁之间。(20世纪60年代，这些国家的平均寿命大约是70岁。)虽然对这个数字影响最大的婴儿死亡率此时正开始明显下降，但是整体而言，这个世纪的平均寿命确实是呈上升趋势。

简言之，即使是在欧洲的已开发地区，穷人的最高希望或许仍是拥有一份足以糊口的收入，一片足以栖身的屋顶和一件足以御寒的衣裳，尤其是在其生命周期最脆弱的时刻，亦即当夫妇俩的子女尚不能营生，以及当他们进入老年之际。在欧洲的“已开发”地区，人们不再以为自己真的会挨饿。甚至在西班牙，最后一次饥荒也在19世纪60年代便告结束。然而，在俄国，饥荒仍然是生活中的重要危机：迟至1890—1891年，俄国还发生了一次严重饥荒。在日后所谓的“第三世界”当中，饥荒仍然不时可见。相当比例的富裕农民确实正在出现，而在某些国家中，也有一部分“值得尊敬的”技术工人或手工艺人能有多余的金钱，购买生活必需品以外的东西。但是，实际上，企业家和商人所瞄准的市场对象，仍是具有中等收人的人。当时在供销上最值得注意的创新，乃是在法国、美国和英国启始，并开始渗透到德国的百货公司。“好市场”(Bon Marche)、惠特利万国百货商店(Whiteley's Universal Emporium)、华纳梅克百货公司(Wanamakers)，其顾客对象都不是劳动阶级。拥有众多顾客的美国，已经在筹划以中等价格货物为主的大众市场，但是即使在美国，贫民的大众市场(“廉价”市场)还是少数小企业的专利，这些小企业认为迎合贫民是有利可图的。现代的大量生产和大众消费经济尚未到来。不过为期不远了。

在当时人们还喜欢称为“道德统计数字”的那些领域，进步似乎也是明显的。有阅读书写能力的人数显然在增加。在拿破仑战争爆发之初，每一个英国居民每年大约寄两封信，但是到了19世纪80年代上半期，却增加到42封，这不是文明进步的指标吗？1880年时，美国每一个月发行1．86亿份报刊杂志，而1788年时却只发行33万份，这不也是文明进步的指数吗？1880年时，参加英国各种学会进修科学的人数或许只是4．5万人，大约比50年前多了15倍，这又是不是文明进步的指标呢？无疑，若以十分可疑的犯罪统计数字，和那些希望(很多维多利亚时代的人希望)谴责非婚姻性行为的人随便猜度出来的道德品质来看，自然会显示出较不确定或较不令人满意的趋势。但是，在那个时期，“先进”国家中随处可见自由立宪制度和民主趋向，这能不能视为与当代不寻常的科学和物质胜利互补的道德改进迹象？英国国教主教和历史学家克赖顿(Mandell Creighton)宣称：“我们一定要假定人类事物已在进步当中，正如自来撰写历史所根据的科学假设一样。”当时有多少人会不赞成他的话？

在“已开发”国家中，很少有人不赞成。不过有人或许注意到，即使是在世界上的这些部分，也是相当迟才有这样的共识。在世界的其余地方，即使有人曾想到过，但当时的大多数人甚至根本无法理解这位主教的主张。新奇的事物，尤其是城市居民和外国人从外面引进的新奇事物，是干扰古老习惯的事物，而非带来改进的事物。而实际上，它所带来的干扰已证明是不可抗拒，而其带来的进步却又薄弱得无法取信于人。世界既不是进步的也不应被认为可能会进步：这种观点同时也是“已开发”世界中坚持反对19世纪的罗马天主教会所力主的(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六章)。至多，如果光景不好不是由于饥荒、旱灾和时疫等自然或神力的狂妄行为，则我们可望藉着回复到以前不知如何被遗弃的真实信仰(譬如说：《古兰经》的教义)，或藉着回复到某种公正和秩序的真实或想象中的过去，而恢复人类生活预期的标准。无论如何，古老的智慧和古老的习惯是最好的，进步只意味着年幼的人可以教训年长的人。

因而，在先进国家以外的地区，“进步”既不是明显的事实，也不是具有真实基础的假设，而主要是外来的危险和挑战，那些因它而受惠或欢迎它的人，是一小撮统治者以及认同外国和反对宗教的人。那些被北非的法国人称为“文明者”的人，正是那些断绝于其过去及其同胞联系的人。他们如果想要享有作为法国公民的好处，有时便得被迫处于这样的自我隔绝境地(比如说在北非得放弃伊斯兰教律法)。而许多新兴社会主义政党将会发现，甚至在与欧洲进步地区相毗连或被进步地区所环绕的落后地区当中，也很少有几个地方的乡间居民或零星的城市贫民，愿意追随明确表示反传统的现代化人士。

因而，世界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在较小的那部分“进步”，是自身产生的；在大得多的另一部分，？进步”却是以外国征服者的姿态闯进来的——一小撮当地的通敌者帮着它闯进来的。在第一部分当中，甚至一般大众也认为进步是可能的、可取的，而且在某些地方它正在发生当中。在法国，任何准备在竞选中拉票的明智政客和重要政党，都不会自称为“保守派”。在美国，“进步”是全国性的意识形态。甚至在第三个拥有成年男子普选权的德意志帝国，自称为“保守的”政党，在19世纪70年代选举中所赢得的选票还不到四分之一。

但是，如果进步真的这么强有力，这么普遍和为大家所喜爱，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人们为什么不太欢迎甚至不大愿意参与呢？这种不愿意，只是由于过去的重负吗？(这种重负将以不均匀但不可避免的方式逐渐从还在它下面呻吟的那些人的肩膀上卸下)一座资产阶级文化特有的殿堂——歌剧院——不是很快就将利用橡胶业所赚得的赢利，在亚马孙河上游1000英里的马瑙斯(Manaus)兴建起来吗？(这个地方位于原始的热带雨林区内，因发展橡胶业而被牺牲的印第安人，根本没有机会欣赏到威尔第的《游吟诗人》[Il Trovatore]。)成群好斗的拥护维新者，如墨西哥名副其实的“科学家派”(cientificos)，不是已经主宰了他们国家的命运，或者预备像奥斯曼帝国同样名副其实的“团结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forUnion and Progress，通常称为“青年土耳其”)一样，正想要主宰他们国家的命运？日本不是已经打破它好几个世纪的孤立，接受了西方的习惯和思想，并将其本身转化为现代强权吗？(它的强大力量，不久便由军事胜利和对外扩张具体展现。)

不过，世界绝大多数居民对西方资产阶级所推举的方式生活的拒绝，却比成功模仿它的企图更值得注意。于是，第一世界那些征服成性的居民(当时尚能将日本人排除在外)自然会导出下列结论：基于生物学上的差异，大多数人类都无法达到理论上只有白人(或者，更狭义地说，具有北欧血统的人)能够做到的成就。人类可区分成不同“种族”的观念，几乎和“进步”的想法一样深入这个时期的意识形态。在万国博览会(World Expositions)这个歌颂进步的伟大国际庆典中，有些“种族”是位于科技胜利的摊位，有些则是扮演补充它们的“殖民亭”或“土著村”。甚至在“已开发”国家中，人们也日渐被分成两类：其一是拥有充沛精力和优秀才能血统的中产阶级；其二则是因为基因不良而注定低人一等的懒惰大众。生物学自此开始被某些人用来作为不平等的解释，尤其是那些自以为高人一等的人。

可是，诉诸生物学的这个事实，也使那些改革者的失望变得更加戏剧化，那些改革者企图实施其国家现代化的计划，却遭到其同胞的漠然和抗拒。拉丁美洲诸共和国的理论家和政客，认为其国家的进步有赖于“亚利安化”(Aryanization)，亦即经由异族通婚而使其人民愈来愈“白”(巴西)，或实际上以引进欧洲白人的办法来替换现有人口(阿根廷)。无疑，这些统治阶级都是白人或自以为是白人，而其政治精英中的欧裔非伊比利亚姓氏也开始不成比例地增加。但是即使是在日本，虽然今天看起来不大可能，但在那个时期，“西化”似乎困难不少，以致有人以为：想要完成西化，只有注入我们今天所谓的西方遗传因子(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八和第十四章)。

这类借用伪科学胡乱加以治疗的政治医术(比较本书第十章)，使得作为普遍愿望的进步与其实际的不规则进展之间的对比，更加戏剧化。只有某些国家似乎真能以不等的速度，将其自身转化为西方式的工业资本主义经济、自由立宪政府和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在许多国家和社群当中，“先进的”(一般而言也是富有的)与“落后的”(一般而言也是贫困的)人中间，也有一道鸿沟。当那些生活在中西欧，处境优越、受过教育而且业已被同化的犹太中产阶级和富人，面对从东欧贫民窟逃向西方的250万同胞时，便会有此感觉。这些野蛮人真的和“我们”是同一种族吗？

由于进步世界内外的野蛮人，其数量如此之多，以致进步只局限于极少数人当中，少数可以控制野蛮人而使文明得以维持的人当中。穆勒(John Stuart Mill)不是说过：“只要其目的是为了改进野蛮人，则专制政府便是对待野蛮人的正当政府形式。”但是，进步还有另一个更深刻的难题。它会把大家带到哪里？就算世界经济的全球性征服——这项征服愈来愈倚重科学与技术的向前推进——的确是无可否认的，是普遍、不可逆转，因而也是无可避免的；就算到了19世纪70年代，想要阻止它们甚或减缓它们的企图也愈来愈不切实际、愈来愈归于沉寂，甚至那些致力于保存传统社会的势力有时也已经尝试使用现代社会的武器来达到这个目的——如同今日那些使用电脑和广播节目传播《圣经》教义者；就算代议政府所代表的政治进步和读写能力普及所造成的道德进步会继续下去，甚至会加速进行，然而，进步果真会把我们带向穆勒所谓的文明的跃升吗？年轻的穆勒曾经明确指出，这个进步的世纪应是：一个更完善的、更明显拥有人类和社会最佳特质的、更臻于完美的、更快乐、高尚和聪明的世界，甚至国家。

到了19世纪70年代，资产世界的进步已到了可以听到比较富有怀疑、甚至比较悲观意见的阶段。而且这些意见又因19世纪70年代种种未曾预见的发展而得到加强。文明进步的经济基础已经开始动摇。在将近30年史无前例的扩张之后，世界经济出现了危机。

谢选骏指出：人说——百年纪念的各种庆典都是19世纪晚期发明出来的。美国独立革命的百年纪念(1876年)和法国大革命的百年纪念(1889年)都是以一般性的万国博览会作为庆祝方式。在这两个百年纪念日当中的某一时刻，西方世界受过教育的公民开始意识到：这个诞生于《独立宣言》，世界上第一座铁桥的修筑和猛攻巴士底狱(Bastille)的世界，现在已经100岁了。19世纪80年代的世界和18世纪80年代的世界究竟有什么不一样？

我看“百年纪念”、“百年革命”仿佛魔咒，自从它从19世纪晚期发明出来不久，就把中国卷入了超过了百年的战争与革命，至今中国，内战没有终止，不仅国家分裂，而且社会分裂，已经从19世纪进入了21世纪。台海两岸的军事管制，互相呲牙咧嘴，竞相卖国求荣，被我称为“两个世纪的内战”：1911年——2024年+。

【第二章经济换档】

合并已经逐渐成为现代商业体系的灵魂。——狄西(A．V．Dicey)，1905年

任何资金和生产单位之所以合并的目的……都是为了尽可能减少生产、行政和销售成本。其着眼点在于藉着淘汰毁灭性的竞争，而取得最大的利润。——法班公司(I．G．Farben)创办人杜斯保(Carl Duisberg)，1903-1904年

有几次，资本主义经济在科技领域、金融市场、商业和殖民地等方面，已经成熟到世界市场必须极度扩张的程度。整个世界的生产，将提升到一个新的、更包容一切的层次。在这个时候，资本便开始进入一个剧烈增长的时期。——赫尔方德(I.Helphand[Parvus])，1901年

1889年，也就是社会主义者国际(Socialist International：第二国际)成立的那一年，有一位著名的美国专家在对世界经济做过通盘考虑之后指出：自1873年起，世界经济的特征便是空前的骚动和商业不景气，他写道：

它最值得注意的特色，是它的普遍性。它既影响到牵涉进战争的国家，也影响到维持住国内和平的国家；影响到拥有稳定通货的国家，也影响到通货不稳定的国家……影响到奉行自由交易制度的国家，也影响到其交易多少受到限制的国家。它在像英国和德国这样的古老社会当中是令人叹息的，在代表新社会的澳洲、南非和加利福尼亚也是如此。对于贫瘠的纽芬兰和拉布拉多(Labrado)居民而言，它是难以承受的灾难；对于阳光灿烂、蔗田肥沃的东、西印度群岛居民而言，也是难以承受的灾难。同时它也没有使居于世界交易中心的人更为富有，然而通常在商业波动最剧烈和最不稳定的时刻，他们的获利也最大。

虽然有些日后的历史学家认为难以理解，但这种通常以比较平淡无奇的方式所表示的看法，却是许多当时观察家们所共有的。因为构成资本主义经济基本节奏的商业周期，虽然在1873年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确实造成了一些严重的不景气，可是从未趋于停滞的世界生产，仍旧继续戏剧性地向上攀登。在1870-1890年间，在五个主要产铁国中，铁的产量不只增加了一倍(由1100万吨增加到2300万吨)；而现今已成为工业化指数的钢产量，也增加了20倍(由50万吨增加到1100万吨)。国际贸易持续大幅度增长，虽然其速度不似以前那样快得令人晕眩。在这几十年中，美国和德国的工业经济大步前进，而工业革命也波及到像瑞典和俄国这样的新国家。若干新近整合到世界经济的海外国家，开始步入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因而难免也导致与20世纪80年代十分相似的国际债务危机，特别是这两个时期的债务国家也大致一样。由于阿根廷铁路系统在五年间增长了一倍，而阿根廷和巴西每年也吸引到20万移民，因此在拉丁美洲的外国投资于19世纪80年代窜升到令人咋舌的大数目。我们可以把如此这般壮阔成长的生产时期称为“大萧条”吗？

今日的历史学家对于这一点可能会抱怀疑态度，但是当时的人却不曾如此。这些聪明、灵通却忧心忡忡的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美国人，难道都得了集体妄想症吗？认为这是个“大萧条”时期实在挺荒谬的，甚至不祥的预测，在当时看来也有些言过其实。并不是所有深思熟虑的保守人士都和威尔斯(Wells)持同样看法，他说他已感觉到野蛮人正在整军待发的威胁，这次他们将来自内部，而非如古代那样从外入侵，他们想要攻击当前的社会组织，甚至文明持续性的本身。但是，还是有人认同威氏的感受，遑论愈来愈多的社会主义者希望资本主义能在其不能克服的内部矛盾下崩溃。这个不景气的时代似乎显示出这些矛盾。如果当时的社会不存在这种普遍的经济以及随之而起的社会弊病，那么19世纪80年代文学和哲学中的那种悲观调子(参看第四以及第十章)，便无法完全解释。

至于经济学家和商人所忧愁的，是未来的经济理论宗师马歇尔(Affred Marshall)在1888年提出的那种长期的“低物价、低利息和低利润”。简言之，在19世纪70年代公认的剧烈崩溃之后(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二章)，当时的问题不是生产而是利润。

农业是这次利润下降最显著的受害者，事实上农业的某些部分已深陷在最不景气的经济地带，而它所导致的不满情绪更造成了最直接和最深远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在前几十年间产量激增的农业产品(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章)，如今已溢满整个世界市场，在高昂的运输成本保护下，多数市场仍能抗御大量外国农产品的竞争。农产品的价格在欧洲农业以及海外出口的经济当中，都发生了戏剧性的暴跌。1894年时，小麦的价格只有1867年的三分之一多一点，对于购买者而言，这当然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但是对农夫和农业雇工来说，却是灾祸。当时，农夫和农业雇工仍占工业国家男性工作人口的40％-50％(只有英国例外)，在其他地方更可占到90％。有些地区，同时发生的天灾，更使情况雪上加霜。譬如说，1872年开始的葡萄虫传染病，使法国水果酒的产量在1875-1889年间减少了三分之二。对任何牵涉到世界市场的国家中的农夫而言，这不景气的几十年都不是好过的日子。农夫的反应随其国家财富和政治结构的不同而不同，从选民的骚动一直到反叛都有，当然还包括因饥荒而造成的死亡(如1891-1892年的俄国情形)。19世纪90年代横扫美国的平民党(populism)，其核心正是小麦产地堪萨斯州和内布拉斯加州。1879-1894年间，在爱尔兰、西班牙、西西里和罗马尼亚，都曾发生多起农民叛变，或被视为叛变的骚动。在已经没有农夫阶级而不需要为此发愁的国家，如英国，自然可以任其农业萎缩：在这些地方，小麦耕地面积在1875-1895年间整整消失了三分之二。有些国家，如丹麦，积极推行农业现代化，并改而经营利润较大的动物产品。还有一些政府，如德国，尤其是法国和美国，则选用关税制度来维持其农产品价格。

然而，两种最普遍的非官方反应却是大量向外移民和成立合作社。无土地的人和拥有土地却因捐税过高等原因而穷困的农民，占了外移者的大半。而拥有生产潜力的土地的农民，则占了参加合作社者的大半。19世纪80年代，老牌移民国家的海外移民比率在19世纪80年代达到空前绝后的高峰(爱尔兰“大饥荒”后10年间的特殊情形例外)。而意大利、西班牙和奥匈帝国真正的大量海外移民，也从这个时期开始，继而跟进的是俄国和巴尔干诸国。(1880年前，南欧惟一大量向外移民的国家是葡萄牙。)这是一个将社会压力保持在反叛和革命之下的安全活瓣。至于合作社，则为小农提供了适度的贷款。到了1908年，德国超过半数的独立农民，都隶属于这样的小银行(19世纪70年代由天主教徒雷弗森[Raiffeisen]所创办)。同时，合作购买供应品、合作推销和合作加工(其中重要的有乳制品加工以及丹麦的腌熏猪肉)的团体，也如雨后春笋般在多国兴起。1884年之后的10年间，当法国农民为了自身利益而牢牢抓住那条使工会合法化的法律时，为数40万的农民几乎都隶属在2000个这样的工会里面。到了1900年，美国约有1600家合作社制造乳制品，大半数分布在中西部。而新西兰的酪农业，更是在农民合作社的控制之下。

商业也有其自己的难处。在一个经过洗脑、认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才是经济灾祸的时代，人们很难想象19世纪的商人竟然更担心物价下跌。在这个就整体而言堪称通货紧缩的世纪中，再没有比1873-1896年的情形更严重——在这段时期，英国物价下跌了40％。合理的通货膨胀不但对债务人好(每一个负担长期贷款的屋主都明白)，也促成了赢利率的自动提升，因为以较低成本所生产的货物，当它们可以出售时，是以当时较高的物价水准售出。相反，通货紧缩却有损赢利率。如果市场能因此大幅度地扩展或许可抵消这一点，但是，事实上当时市场的成长并不够快，一方面是因为新的工业技术使产量能够而且也必须快速增加(如果工厂要赚钱的话)；一方面因为互相竞争的生产者和工业经济的数目也在成长当中，因而大大提高了整个生产能力；同时也因为日用必需品的大众市场尚在缓慢拓展。即使是对资本产业而言，日新月异的性能、更有效的产品利用以及需求的变化都可以造成很剧烈的后果：1871年5月到1894年8月间，铁的价格足足下跌了50％。

更进一步的困难是：商业的生产成本在短时间内并没像物价那样急速下跌。因为，除了少数例外，工资不可能按物价跌落的比例减低，而各个厂商也负担了相当大而且已经过时或行将过时的厂房和设备，或者负担了新的厂房和设备，在利润偏低的情况下，这些新厂房和设备将无法如预期那样快速赚回本钱。对世界某些地区而言，情形更为复杂，因为白银的价格及其与黄金的兑换率都在逐渐下跌，并曾一度上下波动而且不可预测。在金价和银价都稳定(如1872年以前的许多年间)的前提下，以贵金属(世界货币的基础)计算国际支付是相当简便的方式(大约15个单位的白银等于一个单位的黄金)。然而，当兑换率变得不稳定时，建立在不同贵金属之上的通货交易，便没那么简单了。

是否有补救物价、利润和利率偏低的方法？对许多人而言——如当时轰动一时但今天已为大家所遗忘的关于“复本位主义”的辩论所示——一种反转的货币主义应该是解决办法。这些人以为物价的下跌主要是由于全球性的黄金短缺，而(通过采取金本位的英镑，也就是金镑)黄金已成为当时世界支付体系的惟一基础。由于白银的产量已大量增加，尤以美洲为然，因此若同时采用以黄金和白银为基础的制度，便可因货币的膨胀而刺激物价高涨。那些受到强大压力的美国大草原农夫，以及经营落基山银矿的业者，都对通货膨胀抱有极大兴趣。通货膨胀此时成为美国民粹运动的主要政纲，而人类将被钉在黄金十字架上的预言，也给了伟大的民权拥护者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1925)不少辩论灵感。至于在布赖恩所喜爱的其他议题上，如应以字面解释《圣经》的真理并必须禁止宣讲达尔文学说等，他无疑都是输家。世界资本主义核心国家的银行业、大企业和政府，并无意放弃金本位制度。金本位对他们而言就像“创世纪”对布赖恩一样，都是必须遵奉的金科玉律。无论如何，当时只有不包括在核心国家之内的墨西哥、中国和印度等国家，主要是以白银为基础。

政府通常比较容易听信利益团体和选民团体的话，这些人力促政府保护国内生产者对抗进口货的竞争。他们之中，不但有庞大的农民集团，也包括重要的国内工业团体。工业家们设法凭藉不许外国竞争对手进入的办法，将“生产过剩”减少到最低限度。至少在商品贸易上，“大萧条”结束了漫长的经济自由主义时期(比较《资本的年代》第二章)。(资金、财务交易和劳力的自由移动，甚至可能更为显著。)保护性关税由19世纪70年代晚期的德国和意大利(纺织业)首开其端，自此永远成为国际经济的一部分，并于19世纪90年代早期在法国的梅利纳(Meline，1892年)以及美国的麦金莱(McKinley，1890年)罚约性关税中，达到最高峰(见下表)。

欧美各国平均关税：1914年

│国家│ 百分比│国家 │ 百分比│

│联合王国│0 │ 奥匈帝国、意大利│18 │

│荷兰│4 │法国、瑞典│20 │

│瑞土、比利时│9 │俄罗斯│38 │

│德国│13 │西班牙│41 │

│丹麦│14 │美国(1913)│*30 │

*1890年49．5％，1894年39．9％，1897年57％，1909年38％。

虽然英国偶尔也会受到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强大挑战，可是在所有主要的工业国中，它却是惟一牢固把持无限制自由贸易政策的国家。这其中的道理很明显，更何况英国没有众多农民，因而也不必担心贸易保护主义者的选票问题。英国绝对是工业产品的最大输出国，而且在本书所述阶段愈来愈以出口为导向，尤其是在19世纪70年代和19世纪80年代。在这方面，它超过了它的主要竞争对手，只略逊于某些小型的进步经济国——如比利时、瑞土、丹麦以及荷兰。英国可以说是资金、“隐形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以及运输服务的最大出口国。事实上，即使在外国竞争已侵略到英国的工业之际，伦敦城和英国运输业却在世界经济当中扮演更为核心的角色。反过来说，虽然大家常常忘记这一点，但英国早已遥遥领先其他国家成为世界农业出口物的最大市场，而且主宰了，甚至可以说构成了某些出口晶的世界市场。以蔗糖、茶叶和小麦为例，19世纪80年代，英国大约购买了全部国际贸易量的半数。1881年时，英国几乎购买了世界外销肉品的半数，以及较任何其他国家更多的羊毛和棉花(欧洲进口量的55％)。事实上，由于在萧条期间英国已任其国内的农业生产缩减，因此它的进口倾向遂更为显著。到了1905-1909年间，约有56％的谷物以及76％的乳酪和68％的鸡蛋是来自国外进口。

因而，自由贸易似乎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它允许海外的农产品生产者以其产品交换英国的制造品，从而加强了联合王国和落后世界的共生；英国的经济力量基本上便是建立在这个落后世界之上。阿根廷和乌拉圭的农牧主人、澳洲的羊毛生产者和丹麦的农夫，对于鼓励其国内制造业都不感兴趣，因为作为英国这个经济太阳系中的行星，日子也可以过得很不错。然而英国的牺牲却也不小。如前所述，自由贸易意味着当英国的农业站不住脚时，它便会任它倒下去。英国是惟一一个甚至连保守党政治家也随时愿意抛弃农业的国家，虽然这个政党在很久以前也是主张保护贸易。没人会否认这样的牺牲比较容易，因为那些非常有钱并在政治上仍有左右力量的地主，如今从都市地产和投资有价证券当中获得的收入，几乎和农田租金不相上下。可是，自由贸易会不会如保护主义者所害怕的那样，也意味着随时可以牺牲英国的工业？由20世纪80年代英国所采取的非工业化政策看来，100年前的这种恐惧似乎不是不切实际的，毕竟资本主义所要生产的不是任何特殊产品，而是金钱。虽然这个时候已可明显看出：在英国政坛上，伦敦城的意见要比外郡工业家的意见占更大的分量，可是一时之间，伦敦的利害似乎不会和大部分工业区的利害相冲突。于是，英国仍旧支持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只有在无限制移民一事上例外，因为英国是最早通过反对[犹太]外国人大批拥入的歧视性立法的国家之一[1905年])，这样一来，遂给了采取保护主义的国家控制其国内市场和拥有充分外销拓展空间的双重自由。

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从来就不曾停止争论这场国际保护主义复兴所造成的影响，或者易言之，停止争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这种奇怪的精神分裂症。在19世纪这100年中，世界经济核心部分的基本单位愈来愈倾向于由“国家经济”所构成，亦即英、德、美等国的经济。虽然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巨著《国富论》(The Wealth of Nation，1776年)用了这么一个实用主义的书名，然而在纯粹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中，“国家”这个单位是没有地位的。自由资本主义的基本单位是无法再缩减的企业原子，是受到将赢利尽量扩大或将亏损尽量缩小的规则所驱使的个人或“厂商”(有关厂商的讨论不多)。他们所能运作的“市场”是以全球为范围。自由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正如革命的无政府主义一样，它并不赋予政府任何地位。更正确地说，政府作为一项经济因素，其存在只会干预“市场”的自主和自发运作。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看法是有一点道理的。一方面，它似乎合理地假定(尤其是在本世纪中期的经济自由化之后，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二章)：促使这样一个经济运作和增长的，是其基本单位所作的经济决定。另一方面，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是全球性的，而且也只能是全球性的。在19世纪这种趋势日渐明显，因为它的运作范围已延伸到愈来愈遥远的地方，并且对所有地区都造成愈来愈深刻的改变。更有甚者，这样的经济不承认边界的存在，因为在没有任何事物可以干预生产因素自由活动的地方，它的效果最好。因而，资本主义不仅在实际上是国际性的，在理论上也是国际性的。其理论上的理想境界，是以国际分工来保障经济的最大增长。它的评估标准是全球性的：在挪威尝试种植香蕉是不合理的，因为在洪都拉斯(Honduras)生产香蕉的成本低得多。它对于地方性或区域性的反对议论根本置之不理。纯粹的经济自由主义理论不得不接受其假设所可能引出的最极端、甚至最荒谬的后果，只要这项假设可以说明它将带来最好的全球性效果。如果资本主义可以证明全世界的工业生产都应集中在马达加斯加岛(Madagascar)(正如其80％的手表生产当时是集中在瑞士的一个小地区一样)，或者可以证明全法国人都该迁移到西伯利亚(正如为数庞大的挪威人当时的确因移民而迁移到美国一样)，那么它没有任何理由该反对这样的发展。(1820-1975年间，有85．5万左右的挪威人移民美国，这个数目几乎是1820年的挪威人口总数。)

因此，就经济而言，英国在19世纪中期垄断了全球工业的情形有什么不对呢？或者，在1841-1911年间几乎失去其一半人口的爱尔兰，这样的人口发展又有什么不对呢？自由经济理论所承认的惟一均衡，是全世界性的均衡。

但是，实际上，这个模式是不够的。逐渐形成中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既是一群固体集团的结合，也是一个易变的流体。不论构成这些集团的“国家经济”(也就是以国家边界所界定的经济)起源是什么，也不论以它们为基础的经济理论(主要是德国理论家的理论)具有怎样的缺陷，国家经济之所以存在乃是由于民族国家的存在。如果比利时仍然是(和1815年前一样)法国的一部分或统一的尼德兰的一个区域(如它在1815-1830年间那样)，那么恐怕没有人会把比利时视为欧洲大陆最早的工业经济体。然而，一旦比利时是一个国家，那么它的经济政策和其居民经济活动的政治重要性，都会因这个事实而形成。诚然，从以前到现在都不乏像国际金融这类基本上是国际性，而且因此避免了国家制约的经济活动。可是，即使是这种超国家的企业，也都非常留意该如何把自己附属于一个重要的国家经济当中。因此我们可以看到，1860年后，(大半为德国人所有的)商业银行家族往往都将其总行由巴黎迁到伦敦。而大银行家族中最具国际性的罗思柴尔德家族(Rothschilds)，其各分行的营业好坏完全取决于它们是否位于主要国家的首都当中：伦敦、巴黎和维也纳的罗思柴尔德家族一直强劲有力，而那不勒斯(Naples)和法兰克福的罗思柴尔德家族则不然(法兰克福分行拒绝迁往柏林)。在德国统一之后，法兰克福已不再具有以往的重要性了。

自然，这些论述主要是适用于世界的“已开发”部分，也就是适用于可以在竞争对手面前保护其工业经济的国家，而非地球的其余地方；对世界其余部分的经济体而言，不管在政治上还是经济上，它们都得依赖“已开发”的核心地带。这些地区或许是别无选择，因为殖民强权已决定它们的经济未来，帝国经济已将它们转化为香蕉或咖啡共和国。要不就是它们往往对其他的发展选择不感兴趣，因为作为由母国所构成的世界经济的农产品专业生产者，也自有好处。在世界的边缘地带，“国家经济”如果曾经存在的话，其功能也是很不相同的。

但是，已开发世界不只是许多“国家经济”的总和。工业化和不景气已把它们转化成一群敌对的经济体，其中一个经济体的获益似乎就会威胁到其他各经济体的地位。不仅是商号之间彼此竞争，国家之间也互较高下。因此当新闻界揭露了外国的经济侵略之后——如威廉斯(E.E.Williams)的《德国制》(Made in Germany，1896年)或麦肯齐(Fred Mackenzie)的《美国侵略者》(American Invaders，1902年)——英国的读者便有芒刺在背的不安感。相比之下，他们的父辈当年在面对外国技术已超越他们的(正确)警告时，是多么镇静啊。保护主义已表现出国际经济竞争的形势。

但是，它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可以确切地说：保护主义是要将每一个民族国家用一组政治防御工事环绕起来，以抵御外国入侵，而过分普遍的保护主义，对于世界经济的成长是有妨碍的。这一点在旋即而至的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已得到充分证明。然而，在1880—1914年间，保护主义既不普遍，而且除了偶尔的例外，也不具阻碍性；再者，如前所述，它只限于商品贸易，而没影响到劳力和国际金融交易的流动。就整体而言，农业保护主义在法国奏效，在意大利失败(意大利的回应是农民大量迁移)，在德国则庇护了大农产。而工业保护主义则拓宽了世界工业的基础，因为它鼓励各国工业以其国内市场为目标，而这也带动了各国工业的迅速成长。根据统计数字，在1880—1914年间，生产和商业的全球性成长无疑比在实行自由贸易的那几十年高出许多。1914年时，在都市化或“已开发”的世界中，工业生产的分配情形已比40年前更均匀。1870年时，四个主要工业国囊括了全球制造业生产额的近80％，然而到了1913年，它们却只生产了全球制造业生产额的72％，不过这个生产额是1870年的五倍。保护主义对这种平均化究竟有多大影响尚待商榷，然而，它不会造成成长的严重停滞却似乎是相当清楚的。

可是，如果说保护主义是发愁的生产业者对这场不景气本能的政治反应，它却不是资本主义对其困难最重要的经济回应。资本主义最重要的经济回应乃是经济集中和经营合理化，套用美国的术语来说，便是“托拉斯”(trust)和“科学管理”——此时，美式术语已开始决定全球风尚。“托拉斯”和科学管理的目的都在增加利润，在竞争和物价下跌的冲击下，当时的利润已饱受压缩。

经济集中不应与严格定义的垄断(由一个企业控制市场)混为一谈，也不应与较广义的垄断(由一小撮具有支配性的企业控制市场)混为一谈。诚然，招致公众谴责的戏剧化集中例子的确是属于这一种，它通常是由厂商间的合并或市场控制的安排所造成，而根据自由企业的理论，这些厂商应该要为了消费者的利益而互相残杀才对。这便是美式的托拉斯，以及甚为德国政府喜爱的“辛迪加”(syndicate)或“卡特尔”(cartel)——主要在重工业方面。“莱茵—威斯特发里亚煤业联合组织”(Rhine-Westphalian Coal Syndicate，1893年)控制了当地90％左右的煤产量；1880年，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 Company)控制了美国精炼石油的90％～95％，这两者当然是垄断性企业。而占了美国钢产量63％的美国钢铁公司(United States Steel)的“十亿元托拉斯”，实际上也是如此。显然，在“大萧条”期间，远离自由竞争、向合并独立企业发展的趋势已经异常明显，并且在全球繁荣的新时代还会继续下去。在重工业中，在迅速成长的军备工业这样密切依靠政府订单的工业中(参看第十三章)，在石油和电气这类革命性的新能源工业中，在交通，以及在某些像肥皂和烟草这类日用必需品的制造业中，垄断或由一小撮具支配性厂商控制市场的趋势，是无可否认的。

然而，控制市场和淘汰竞争对手，只是比较一般的资本主义集中过程中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既不普遍也非不可逆转的方面：例如1914年，美国石油业和钢铁业的竞争情形便较十年前还大。因此若以1914年的情形而言，把这个始于1900年的资本主义发展新阶段称为“垄断性资本主义”，是很容易引起误解的。不过，我们称它为什么并不重要(“股份有限公司资本主义”、“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等)，只要我们同意(也必须同意)合并牺牲了市场竞争而获得进展，商业股份有限公司牺牲了私人小商号而获得进展，大商业和大企业牺牲了较小的商业和企业而获得进展，而这种集中显示出由一小撮支配性实业或企业控制市场的倾向。这一点，甚至在像英国这种老式小规模和中型竞争性企业的坚固堡垒中，也很明显。由1880年起，供销模式也发生了革命。“食品杂货商”和“肉贩”现在不单是指一个小零售商，而愈来愈常是指那些拥有百家分行的全国性或国际性商号。在银行业中，具有全国网络的大型合股银行，当时以极快的速度取代小型银行：劳埃德银行(Lloyds Bank)并吞了164家小银行。1900年后，如前所述，老式的或任何形式的英国“乡村银行”，都已成为“历史古董”。

像经济集中一样，“科学管理”(这个词汇到1910年左右才使用)也是因“大萧条”而产生。它的创始者和提倡者泰勒(F．W．Taylor，1856-1915)，于1881年开始在问题严重的美国钢铁业展开他的构想。利润在不景气中所承受的压力，以及与日俱增的公司规模和复杂性，显示传统的、凭经验的和粗略而实际的企业经营方法，尤其是生产方式，已经不合乎时代需求了。因而，需要一套更合理、更科学的方法来控制、监督并规划那些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的大型企业。这项由泰勒主义全神贯注并被日后大众等同于“科学管理”的任务，便是如何能让工作人员多做工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当时采用了三种主要方法：(一)将每一个工作人员从工作群中孤立出来，将他、她或这个工作群对工作过程的控制，转移到管理人员身上。这个管理人员要确切指示这个工作人员去做什么以及完成多少产量，而其所根据的是(二)系统地将每一个过程分解为按时间调节的组成因素(“时间-动作研究”[time-motion study))，以及(三)利用各种不同的工资给付制度，提高工作人员的增产动机。这种以成果作为支付标准的制度很快便广为传播，但是在实际运用上，照字面解释的泰勒主义于1914年前不管在欧洲，或者甚至在美国，几乎都没有什么进展，而在战前最后几年，也不过是管理界所熟悉的口号而已。1918年后，泰勒的名字和另一位大量生产的先驱福特(Henry Ford)一样，同时在布尔什维克(Bolshevik)的计划经济者和资本主义者之间，成了合理使用机械和劳力以使生产尽量扩大的代名词。

不过，很清楚的一件事是：在1880-1914年间，大型企业的结构转化，从生产到办公室和会计工作，都有重大进步。现代法人组织和管理等“看得见的手”，已取代了亚当·斯密意指市场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于是，高级职员、工程师和会计师开始接下业主兼经理的工作。“股份有限公司”或联合企业取代了个人，至少在大型企业中，典型的实业家现在很可能不是创办家族的一员，而是领薪水的行政人员，而监督他的大概会是一个银行家或股东，而非负责经营的资本家。

还有第三种摆脱企业困境的可能办法——帝国主义。“不景气”和殖民地瓜分热潮在时间上的巧合，时常受到人们的注意。历史学家对于这两者之间究竟有多密切的关系，至今仍争论不休。无论如何，如下章将要说明的，它们的纠葛要比简单的因果关系复杂得多。不过，大体上不可否认的是：为资本寻找更有利润的投资环境的压力，正如为生产寻找市场的压力一样，也促进了向外扩张。1900年时，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说：“领土扩张不过是商业扩张的副产品。”而他绝不是从事国际事务和从政人士当中，惟一持这种看法的人。

我们还必须提一下“大萧条”的最后一个后果或副产品，亦即大萧条的时代也是一个社会激烈动荡的时代。这种骚动不仅发生在因农产品价格崩溃而震颤不已的农民当中，也出现在工人阶级里面。我们还不十分明白，为什么“大萧条”会在无数国家引起工业工人阶级的大规模动员，而其中在若干国家其动员的时间竟由19世纪80年代末期一直延伸到大规模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的出现。因为，矛盾的是，导致农民萌生过激想法的物价下跌，相当明显地降低了赚取工资者的生活花费，而在大多数的工业化国家，它无疑促成了工人物质生活的改善。但是，在此我们只需注意：现代的各种劳工运动也是不景气时期的产物。在第五章中，我们将对这些运动作进一步分析。

从19世纪9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全球经济管弦乐队所演奏的是繁荣的大调，而不再是此前的不景气小调。建立在商机蓬勃基础上的富足繁荣，构成了今日欧洲大陆还称为“美好时代”的背景。这种从愁云惨雾突然转成幸福安乐的变化，实在太过戏剧性，以致平庸的经济学家得要寻找某种特别的外在力量去解释它，比如说他们在南非克伦代克地区(Klondike，1898年，最后一处西方淘金热所在地)所发现的大量黄金当中，找到了一个机械之神，如此这般。整体说来，比起某些20世纪晚期的政府，经济史学家通常对于这种基本上属于货币理论的课题并不太感兴趣。然而，情况好转的速度实在太过惊人，以致一位慧眼独具的改革者赫尔方德，以巴渥斯(Parvus)这个笔名写文章指出：这种好转表示一个崭新而漫长的资本主义急速进展时期即将开始。事实上，“大萧条”和随之而来的长期繁荣之间的对比，已为有关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长周期理论提供了第一个臆测根据，后人已将该理论与俄国经济学家康德拉蒂耶夫(Kondratiev)联在一起。当时大家都以为：那些曾对资本主义未来，甚至对其即将崩溃做出悲观预测的人，显然是错了。马克思主义者则开始热烈地讨论这项突变对于他们的未来运动有何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否需要“修正”。

经济史学家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这个时期的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势力的重新分配，亦即英国的相对衰落和美国尤其是德国的相对、甚至绝对进展；另一个问题是长期和短期的波动，换句话说也就是康德拉蒂耶夫的“长周期”理论，这个波动的下跌与上扬，将本书所论时期整齐地划分为两半。

在原则上，人口由4500万上升到6500万的德国，以及人口由5000万上升到9200万的美国，理应赶上领土较小而且人口较少的英国，我们自然不需为此大惊小怪。然而，即使如此，德国工业出口的增长速度仍然十分惊人。在1913年前的30年间，它们的数量由不及英国工业出口总数的一半，增加到比英国的出口数量更大。除了在可以称为“半工业化国家”(实际上来说也就是大英帝国真正或实质上的“自治领地”，包含其经济属地拉丁美洲)的地方以外，德国制造品的出口量都较英国多。它们在工业世界的出口量超出英国三分之一，甚至在未开发世界也比英国高出10％。同样不足为奇的是，英国再也无法维持它在1860年左右的“世界工厂”地位。因为即使是20世纪50年代处于世界霸权巅峰的美国(它在世界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比1860年的英国大了三倍)，其钢铁生产也无法达到世界产量的53％，纺织品产量也未能企及世界产量的49％。再一次，我们无法确切解释为什么(甚至是不是)当时的英国经济增长会步向减缓和衰落，虽然学者们的相关讨论异常地多。不过这里的重点并不在于谁在这个成长中的世界经济里面进步的较多、较快，而是其整体性的全球成长。

至于康德拉蒂耶夫的循环理论——称它为严格的“周期”乃是以假设为论据的狡辩——的确提出了有关资本主义时代经济成长的性质问题，或者，如某些学者所主张的，关于任何世界经济成长的问题。不幸的是：直到目前尚没有任何关于经济自信和经济不安这种奇异轮换(它们共同形成了大约半个世纪的“周期”)的理论，能广为大家接受。其中堪称最有名且最好的理论是熊彼特(Josef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提出的。熊氏将每一次的“下降趋势”和一组经济“创新”的利润潜力耗竭紧紧联系在一起，再将新的上扬与新的一组创新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些创新主要(但不仅是)是技术性的，其潜力都有耗竭的一天。因而，作为经济成长中“领先部分”的新工业(如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棉织业和19世纪40年代之后的铁路)，如同过去一样，会成为将世界经济由它暂时陷入的困境中拉出来的机器。这个理论似乎相当可信，因为自18世纪80年代起，每一个长期的上扬阶段确实都与新的、而且愈来愈在技术上富有革命性的工业有关：这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25年的那个繁华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那段时期可以说是这类全球性经济繁荣时期中最不寻常的。对19世纪90年代后期的高潮而言，其问题在于：这一时期的创新工业——广泛地说，包括化学和电气工业，以及与即将和蒸汽展开激烈竞争的新能源有关的工业——似乎还没有足够的影响力可以支配世界经济活动。简言之，由于我们无法充分解释这些问题，所以康德拉蒂耶夫的周期理论并不能帮我们多少忙。它顶多是让我们可以宣称：本书所论时期涵盖了一个“康德拉蒂耶夫周期”。但这件事本身也不足为奇，因为一个整体性的全球经济现代史，很容易落人这个模式。

然而，康德拉蒂耶夫的分析有一点是与世界经济迅速“全球化”时期必然有关。亦即世界上的工业部分(因继续不断的生产革命而成长)和世界农业产量(其成长主要是由于新生产地带，或新近成为专门从事出口生产地带的不连续开发)之间的关系。1910-1913年间，西方世界可供消费的小麦产量，几乎是19世纪70年代平均数的两倍。但是，这项增加大半来自少数几个国家：美国、加拿大、阿根廷和澳大利亚，以及欧洲的俄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西欧(法国、德国、英国、比利时、荷兰、斯堪的纳维亚)农业产量的增长，只占新供应量的10％-15％。因此，即使我们忘却了像毁灭澳洲半数绵羊的八年大旱(1895-1902年)，以及像1892年后危害美国棉花的棉铃象甲虫(boll-weevil)害，世界农业增长率在最初的跃进之后趋向缓慢，似乎也是不足为奇的。再者，“贸易条件”往往也对农业有利而不利于工业，也就是说：农夫在购买工业产品上所花的钱比较少或绝对少，而工业花在购买农产品上面的钱比较多或绝对多。

有人认为这种贸易条件的转变，可以解释1873-1896年间的物价下跌，以及自那以后一直到1914年乃至1914年以后的物价显著上升。可以确定的一点是：贸易条件的这种改变，会对工业生产的成本造成压力，因而也对其可图的利润造成压力。对这个美好时代的“美好事物”而言，可谓幸运的是，当时的经济结构是建构在将利润所受到的压力推到工人身上。实质工资的迅速增长是“大萧条”时期的特征之一，现在显然慢了下来。1899-1913年间，英国、法国的实质工资事实上还下降了。1914年前那几年，社会上之所以充满不满甚至爆发冲突，部分便是由于这一点。

那么，是什么使当时的世界经济充满活力？不论详细的解释是什么，问题的关键显然可以在工业国家的中央地带找到——这个地带日渐围绕着北温带延伸——因为这些国家是全球成长的发动机，是生产者也是市场。

这些国家此刻在世界经济中心区域形成了一个庞大、迅速成长，而且不断延伸的生产集团。它们现在不仅包括19世纪中期已完成工业化的大小中心(其本身大多也以给人印象深刻、乃至几乎无法想象的速度在扩张)，如英国、德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瑞士和捷克；也包括一系列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区域，像斯堪的纳维亚、荷兰、意大利北部、匈牙利、俄国，甚至日本。它们也形成了愈来愈大的世界货物和服务购买团体：这个团体愈来愈靠购买为生，也就是对传统农业经济的依赖愈来愈低。19世纪对于“城居者”的一般定义，是“住在有2000居民以上地方的人”。可是，即使我们把标准稍微提高到5000人，欧洲“已开发”地带和北美地区的城居者比例，到1910年时，已分别由1850年的19％和14％上升到41％，而且约有80％的城居者是住在人口2万以上的市镇(1850年时只有三分之二)；而这些人中，又有一半以上是住在拥有10余万居民的城市当中。这意味着在这些国家的城市当中，储存着庞大的顾客群。

再者，承蒙不景气时期物价下跌的恩赐，即使将1900年后实质工资的逐渐下降计算在内，顾客手上可以花的钱还是比以前多得多。这种顾客日渐增加的情形，甚至在穷人当中也不例外，商人如今已可认识到它们的意义。如果说政治哲学家害怕群众出现，推销员却欢迎他们。在这个时期广告业开始出现，并迅速发展。分期付款的销售办法，也是这个时期的产物，它的设计，是为使收入不多的消费者也有可能购买大型产品。而电影这种革命性的艺术和行业(参看第九章)，从1895年的无足轻重，成长到1915年时超越了贪婪梦幻的财富展示。相较于电影制作费的高昂，那种由王公支持的歌剧显得异常寒酸，而这一笔笔高昂的制作费用，竟都是来自付了五分钱的观众。

我们可以用一个数字来说明世界“已开发”地带在这个时期的重要性。虽然海外新地区和海外经济已有相当可观的成长，虽然有史无前例的大量人口因移民海外而流失，然而，19世纪欧洲人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事实是上升了。其增长率由前半个世纪的每年7％，上升到后半个世纪的8％，而在1900-1913年间，更上升到几乎13％。如果我们把欧洲加上美国这个深具购物潜力的都市化大陆，以及某些正在迅速发展但规模小得多的海外经济，那么我们便拥有一个“已开发”世界的轮廓——它的面积占地球的15％左右，却包含地球上40％左右的居民。

这些国家因而形成了世界经济的大部分：它们加起来构成了国际市场的80％。尤有甚者，它们还决定了世界其余部分的发展；这些其余部分的经济是靠着供应外国需要而成长。如果乌拉圭和洪都拉斯当年没有外力干预，我们无法想象它们会变成什么样子。(不过无论如何，它们恐怕都难逃被干涉的命运。巴拉圭一度不想要加人世界市场，但却被强大的力量逼了进来。比较《资本的年代》第四章。)我们知道的事实是：它们之中的一个生产牛肉，因为英国有牛肉需求；另一个生产香蕉，因为有一些波士顿商人认为美国人会花钱吃香蕉。某些卫星经济会比另一些卫星经济来得成功，不过它们愈成功，对中央核心区的经济愈有利。对于中央核心区而言，这样的成长意味它的货物和资本有更大和不断成长的市场。世界商船的增长可大致指出全球经济的扩张程度。在1860—1890年间，其增长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总吨数约在1600万到2000万吨之间；然而在1890-1914年间，它几乎增加了一倍。

那么，我们该如何概括帝国时代的世界经济呢？

首先，如前所说，它是一个在地理位置上比以前广大得多的经济。已经工业化和正在工业化的部分都有所扩展，在欧洲是因为俄国以及此前与工业革命少有接触的瑞典和荷兰的工业革命；在欧洲以外，则是由于北美和日本的发展所致。农产品的国际市场大为增长(1880—1913年间，这些货物的国际贸易几乎增加了三倍)，因而其专业生产区和其整合人世界市场的地区，也大为增长。加拿大在1900年后跻身世界小麦主要生产者之列，其收获量由19世纪90年代的每年平均5200万蒲式耳，上升到1910—1913年间的2亿蒲式耳。阿根廷也在同一期间成为小麦的主要出口国之一，绰号燕子的意大利劳工每年都会横渡1万英里的大西洋，去收割阿根廷的小麦。帝国时代的经济是一体的，在这个经济体中，巴库(Baku)和顿涅茨盆地(DonemBasin)都是工业地区的一部分；欧洲将货物和女孩一并出口到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和布宜诺斯艾利斯这样的新城市；而在位于亚马孙河上游1000英里的橡胶业市镇当中，歌剧院在印第安人的枯骨上盖了起来。

其次，如前面所提到的，帝国时代的世界经济显然较以前更为多元化。英国不再是惟一的工业化国家，甚至不再是唯一的工业经济。如果我们把四个主要经济国的工业和矿业生产(包括建筑)加在一起，1913年时，美国占总数的46％，德国占23．5％，英国占19．5％，而法国占11％。如同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帝国的年代，基本上是国与国竞争的年代。再者，已开发和未开发世界之间的关系，也比1860年更多样、更复杂。1860年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半数的出口货都是运往同一个国家——英国。1900年时，英国所占的比例已降到25％，而第三世界出口到其他西欧国家的数量，已超过出口到英国的数量(31％)。帝国的年代不再是只有一个中心。

世界经济的这种日趋多元化，在某种程度上，却被它对英国金融、贸易和运输服务的依赖所掩盖，这种依赖不但继续维持，事实上还与日俱增。一方面，伦敦城仍是世界国际商业交易的控制盘，而且比以前更甚，以致单是它的商业和金融服务收益，便几乎足以弥补它在商品贸易上的庞大赤字。另一方面，英国的国外投资和巨大的商业运输势力，在一个依赖伦敦而且以英镑为基础的世界经济中，更加强了英国的中心地位。在国际资金市场上，英国也仍然具有绝对的支配力。1914年时，法国、德国、美国、比利时、荷兰、瑞士以及其他国家，共占世界海外投资总额的56％，而英国一个国家就占了44％。1914年时，单是英国的轮船船队，便超出其他欧洲国家商业船队总和的12％。

事实上，英国的中心地位此时正因世界的多元化而增强。因为，当那些刚刚进行工业化的经济体从低开发世界购买愈来愈多的原料时，在它们当中便累积了对低开发世界相当大的贸易赤字。英国独力重建了全球性的平衡：藉着从它的竞争对手处进口更多的制造晶；藉着将自己的工业产品外销到依赖性世界；更藉着它所拥有的庞大隐形收入，这些收人是来自银行业、保险业等国际商业服务，也来自它巨额的外国投资对这个世界最大债权人的支付。英国工业的相对式微，从而加强了它的金融地位和财富。截至当时，在利害关系上仍能保持相当和谐的英国工业和伦敦城，自此开始爆发冲突。

世界经济的第三个特点，是乍看之下最为明显的科技革命。我们都知道，在这个时代，电话和无线电报、留声机和电影、汽车和飞机，均成为现代生活景观的一部分，同时也藉着真空吸尘器(1908年)和阿司匹林(惟一普遍使用的发明药剂)这样的产物将科学和高科技带入一般家庭之中。我们也不应忘记脚踏车，它像其他这个时期所发明的对世人有所裨益的各种机器一样，它对人类行动解放的贡献立刻得到世人的普遍认同。可是，在我们将这组了不起的新发明歌颂为“第二次工业革命”之前，别忘记这只是今日的回顾性看法。对于当时的人而言，主要的创新是在于藉着对蒸汽和铁的改进——钢和涡轮——不断更新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气、化学和内燃机为基础的革命性工业，诚然已开始发挥重大作用，尤其是在生气勃勃的新经济体当中。毕竟，福特已在1907年开始制造他的T型车(ModelT)。可是，单拿欧洲来说：1880—1913年间所修筑的铁路，其全长和1850-1880年间那个最早的“铁路时代”是一样的。在这些年间，法国、德国、瑞士、瑞典和荷兰，已大致将其铁路网扩大了一倍。英国在工业上的最后胜利——1870-1913年间，英国奠定了它在造船业上几乎独霸的地位——是利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办法所取得的。新的工业革命尚在加强而非取代旧的工业革命。

第四个特点，如前所述，是资本主义企业结构和做法上的双重转型。一方面，这个时期有许多新的发展，例如资本的集中可使人区别出“企业”和“大企业”的那种增长幅度，自由竞争市场的萎缩，以及1900年前后的各种发展，这些发展曾使观察家想为这个显然是经济发展新阶段的时代，贴上一个适当标签(参看下一章)。另一方面，人们藉着将科学方法应用到工业技术、组织和计算之上，以求有系统地实现生产和企业经营的合理化。

第五个特点，是日用必需品市场的不寻常转型，即量与质的同时转型。随着人口、都市化和实际收入的增长，此前多少限于粮食和服装(也就是基本维持生活所需)的大众市场，现在开始主宰了生产日用必需晶的工业。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项发展比有钱有闲阶级在消费上的显著增长更为重要，因为它们的需求模式并没有显著改变。在汽车工业上，造成革命的是福特T型车而非劳斯莱斯(Ralls-Royce)汽车。与此同时，革命性的工艺技术和帝国主义又有助于为大众市场创造一系列新奇的货物和服务，其范围从这个时期大量出现在英国劳动阶级厨房中的瓦斯炉，到脚踏车、电影和极为普通的香蕉等等。1880年前，这些物品的消费市场几乎不存在。这项转型最明确的后果之一，便是开创了大众媒体。有史以来第一次出现了名副其实的大众媒体。19世纪90年代，英国一份报纸的销售量已达到100万份，而法国的报纸也在1900年前后达到这个销售数字。

凡此种种不但表示生产方式已转型为现代所谓的“大量生产”，同时也暗示了包括信用购物(主要是分期付款)在内的配销转型。因而，1884年时，英国开始有四分之一磅标准包装的茶叶上市。这项发展将使无数诸如立顿爵士(Sir ThomasLipton)之类的食品杂货大亨，可以从大城市的工人后街当中赚取财富。立氏的游艇和金钱赢得了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友谊，这位声名狼藉的国王特别容易被一掷千金的百万富翁所吸引。立顿的分店由1870年的没半家，增加到1899年的500家。

大众市场的转型也自然而然地导出了第六个特点：第三类经济的显著成长，亦即公家和私人服务业的蓬勃发展，例如办公室、商店和其他服务业。我们只需举英国的例子便可见其成长之一斑，英国在其极盛时期，曾以小得离谱的办公室作业支配整个世界经济：在其总数大约950万的就业人口中，1851年时仅有6．7万名公职人员和9．1万名商业雇员。到了1881年，在商界就业的人士已超过30万人(几乎全是男性)，不过公务人员只上升到12万左右。但是，到了1911年，商界雇用了大约90万人(其中17％为女性)，而公职人员则增加了三倍。自从1851年后，商业雇员的人数在全部就业人数中所占的百分比增加了五倍之多。我们将在别处再讨论这种白领和非劳动阶级人数剧增的社会后果。

接着我将提一下这个经济的最后特点，那就是政治学和经济学的日益融合，政府和公众角色的日益增强，或者是像狄西律师这样的自由派理论家所以为的：“集体主义”牺牲了旧日良好的强劲个人或志愿企业，而达成的具有威胁性进展。事实上，这项特色是竞争性自由市场经济萎缩的征候之一；19世纪中期的资本主义是以竞争性自由市场经济为理想，而在某种程度上，实际情形亦是如此。然而，1875年后，人们日渐怀疑具有自主性和自我调整能力的市场经济，一旦失去国家和政府当局的协助，其有效性将如何。如今，这只操纵市场的手已经以各式各样的方式变得愈来愈明显了。

一方面，如我们将在第四章中看到的，政治的民主化往往使得不情愿和备受困扰的政府走上采取社会改革和福利政策之路。它们也被迫采取政治行动以保护某些选民群体的经济利益，例如保护主义，以及美国与德国对抗经济集中的措施(成效较差)。另一方面，国家与国家间的政治竞争日渐和各国企业群体之间的经济竞争结合在一起，因而，如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它遂促成了帝国主义的现象，也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再者，它们也导致军备工业的发展，政府在这类工业当中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

不过，虽然公众所扮演的策略性角色能够发挥决定性作用，然而它在经济上的实际重要性并不大。这类相反的例子在当时也层出不穷：例如英国政府买下中东石油工业的部分利益，并且控制了新出现的无线电(两者都有军事重要性)；德国政府也随时预备将其部分工业国有化；以及俄国政府由19世纪90年代起有系统的工业化政策。可是，虽然如此，各国政府和舆论却都以为政府在这方面只不过是私人经济的小补充而已，即使欧洲在公共事业和服务领域的(主要是地方性)政府管理上有显著进步，也无法改变这种看法。虽然社会主义者不大考虑已经是社会主义化经济所具有的问题，但是他们却不同意这种视私人企业为至高无上的看法。他们或许曾经把这样的私营企业视为“地方自治的社会主义”，不过这类企业大半是由既无社会主义意愿也不同情社会主义的地方官员所主持。由政府大规模控制、组织和支配的现代经济，乃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产物。1875-1914年间，在大多数强国迅速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当中，政府的支出往往呈下降趋势，虽然备战的开销使这部分费用陡然攀升。

“已开发”世界的经济便是以这些方式增长和转型。可是，令当时“已开发”和工业世界人士大感惊异的，不只是其经济的明显转型，更是其明显的成功。他们十足是生活在一个昌盛的时代。甚至劳动大众也从这场扩张中受惠，由于1875-1914年间的工业经济是属于劳力异常密集的工业经济，因此便为拥人城市和工业的男男女女提供了几乎无限制的、且不需技巧或可迅速学会的工作机会。这便是大批移民美国的欧洲人之所以能够适应工业世界的原因。不过，如果说这种经济的确提供了工作机会，但是它对贫困现象的减轻却成效有限。在历史的大半时间里，大多数的劳动人民都把贫困当作其注定的命运。在劳动阶级的后设神话中，1914年前的几十年并不是一个黄金时代；对于欧洲的富人甚至一般中产阶级而言，它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黄金时代。诚然，对这些人而言，“美好的时代”是在1914年以后失去的。对于战后的商人和政府而言，1913年永远是个坐标点，他们希望由艰难困苦的时代回到这一点。从阴沉和艰难困苦的战后岁月往回看，这个不寻常的战前繁荣时期，似乎是他们企望回复的“正常状态”。可是这样的想望只是徒然。因为我们看到：促成这个美好时代的那些趋势，正是驱使它走向世界大战、革命和分裂的趋势。它们使得失去的乐园不再复返。

谢选骏指出：人说“经济换档”，又说“合并已经逐渐成为现代商业体系的灵魂”——我看这很像是在说百年之后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加工出口区”及其造成的经济起飞或是经济奇迹。1980年代，中囶大陆依葫芦画瓢，进口了一半台湾经验，只改经济、不改政治，崛起了一半也就拉倒了，自觉够吃一阵了。

【第三章帝国的年代】

只有完全的政治迷惑和天真的乐观主义可以阻止我们认识下列事实：所有由文明资产阶级控制的国家，都不可避免地会在扩张贸易上投注全力，在一段看似和平竞争的过渡期后，贸易扩张已明显即将到达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上，权力将独自决定每一个国家能在地球上瓜分多少经济控制权，也将决定其人民的活动范围，尤其是其工人赚钱的可能性。——韦伯(MaxWeber)，1894年

“当你们置身中国人当中……”德皇说：“要记住你们是基督教的先锋，并用你们的枪尖戳穿你们所见到的每一个可恨的不信基督教者。让他了解我们西方文明的意义……而如果你们偶尔顺便捡到一点土地，绝不要让法国人或俄国人把它抢去。”——《杜利先生的哲学》，1900年

一个由已开发或发展中的资本主义核心地带决定其步调的世界经济，非常容易变成一个由“先进地区”支配“落后地区”的世界，简言之，也就是变成一个帝国的世界。但是，矛盾的是，从1875—1914年这段期间之所以可称为“帝国的年代”，不仅是因为它发展出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同时也基于另一个老式得多的理由。在世界近代史上，正式自称为“皇帝”，或在西方外交官眼中认为配得上“皇帝”这个称号的统治者人数，恐怕正是在这段时期达到最大值。

在欧洲，德国、奥国、俄国、土耳其和(就其作为印度领主而论的)英国的统治者，都自称是“皇帝”。其中有两个(德国和英印)乃是19世纪70年代的新产物。它们十足抵消了拿破仑三世的“第二帝国”，而且犹有过之。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中国、日本、波斯以及埃塞俄比亚和摩洛哥，习惯上其统治者也被承认有此称号。而在1889年之前，巴西还有一个美洲皇帝存在。我们也许还可在这张名单上加上一到两个更为虚幻的“皇帝”。1918年时，这张名单上的其中五个已经消失。而如今(1987年)，在这群精选出来的超级君主当中，只剩下一个有名无实的皇帝，亦即日本天皇，这个日本皇帝的政治姿态甚低，而政治影响力也无关紧要。(摩洛哥的苏丹比较喜欢“国王”[king]的称号。伊斯兰教世界其他现存的小苏丹，都不会也不可能被视为“诸王之王”。)

在比较重要的意义上，本书所论时期显然是一个新型的帝国时代——殖民帝国的时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和军事霸权，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都不曾遭遇到严重挑战，但是从18世纪末到19世纪的倒数25年间，西方国家还不曾企图将这种霸权正式转化为有系统的征伐、兼并和统治。1880—1914年间，这种有计划的侵略野心开始出现，而欧洲和美洲以外的绝大部分，都被瓜分成那一小撮国家——主要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美国和日本——的正式或非正式管辖区。在某种程度上，这一过程所牺牲的乃是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前工业时代的欧洲殖民帝国。西班牙虽企图延伸它在西北非所控制的领地，然而它的受害还是比葡萄牙严重。不过葡萄牙在非洲的主要领地(安哥拉[Angola]和莫桑比克[Mozambrique])之所以能保存下来，主要是由于它们的近代竞争对手无法在如何瓜分它们的问题上取得协议。可是1898年时，却没有类似的竞争可以阻止美国夺取西班牙帝国在美洲的遗迹(古巴、波多黎各)以及在太平洋的遗迹(菲律宾)。在名义上，亚洲伟大的传统帝国大致仍保持独立，不过西方列强已在其领土内割划出一块块“势力范围”，乃至直接管辖区；这样的区域有时甚至可涵盖其所有领土(如在1907年英、俄、波斯协议中所规定的)。事实上，这些国家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无能，使这种变相占领的方式被视为理所当然。它们之所以还能维持名义上的独立，或是因为它们是方便的缓冲国(如暹罗——现在的泰国——将英国和法国的东南亚殖民地分隔开来，或如阿富汗隔开了英国和俄国)；或是因为敌对的帝国强权无法对分割的方式达成协议；或是只因为它们的面积太大。惟一能抗拒正式殖民征服企图的非欧洲国家是埃塞俄比亚，它曾令意大利这个势力最弱的帝国主义国家一无进展。

世界上有两大区域事实上已完全被瓜分：非洲和太平洋地区。太平洋上已无独立国家，这整个地区当时已完全为英国、法国、德国、荷兰、美国以及(小规模的)日本所瓜分。及至1914年，除了埃塞俄比亚、无关紧要的西非利比里亚共和国，以及部分摩洛哥尚未完全被征服的以外，非洲已完全属于英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葡萄牙和(多少沾点边的)西班牙所有。如前所述，亚洲仍保持了大部分名义上的独立地区，虽然较古老的欧洲帝国已开始从其原有的领地当中进行扩张或连接工作：例如英国将缅甸并入它的印度帝国，并且在西藏、波斯和波斯湾地区建立或加强它的势力范围；俄国则是深入中亚，并(较不成功的)延伸至太平洋岸的西伯利亚和满洲；荷兰人在印尼的边远区域建立更坚实的控制；法国借着征服中南半岛(拿破仑三世在位时所发动)；日本靠着牺牲中国在朝鲜和台湾的权益(1895年)以及牺牲俄国的权益，建立了两个几乎是全新的帝国。地球上只有一个广大地区还大致未受到这个瓜分过程的影响。就这方面来说，1914年的美洲，和1875年、乃至19世纪20年代并没有什么不同。除了加拿大、加勒比海群岛(Caribbean Islands)以及加勒比海沿海地区以外，美洲拥有一群独特的独立自主共和国，而除了美国之外，其他国家的政治地位除了它们的邻国外，也很少为人所看重。它们在经济上是已开发世界的附庸一事，再明显不过。可是，即使是愈来愈致力在这个广大地区维护其政治和军事霸权的美国，也没有认真考虑过要将它加以征服或统治。美国惟一直接兼并的地区仅限于波多黎各(古巴仍保有名义上的独立)以及新开凿的巴拿马运河(Panama Canal)两侧。这片土地乃是另一个小型但名义上独立共和国的一部分。由于一场轻而易举便告成功的地方革命，这个小独立共和国得以与面积大得多的哥伦比亚(Colombia)分开。在拉丁美洲，列强的经济控制和必要的政治强大压力，都是在没有正式征服的情况下取得的。当然，美洲也是当时地球上惟一没有列强激烈竞争的广大地区。除了英国以外，其他欧洲国家在美洲所拥有的殖民地都不超过18世纪殖民帝国的零星遗迹(主要是加勒比海)，而这些遗迹多半没有重大的经济或其他重要性。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认为有什么好理由值得去向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挑战进而与美国为敌。(门罗主义是美国政府于1823年正式提出，其后又予以重述和修订。宣言中表示美国对于任何欧洲列强在西半球的殖民和政治干预都将予以反抗。后来该主义遂被引申为美国是西半球上惟一有权利在任何地方进行干预的强国。随着美国国势日益增强，欧洲国家也愈来愈不敢对门罗主义掉以轻心。)

这种由一小撮国家瓜分世界的情形(也就是这本书名的由来)，堪称是地球日益分为强与弱、进步与落后这个趋势的最壮观表现，这个趋势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1876-1915年间，地球上大约有四分之一的陆地，是在六七个国家之间被分配或再分配的殖民地。英国的领土增加了400万平方英里左右，法国的领土增加了350万平方英里左右，德国取得100多万平方英里，比利时和意大利各取得将近100万平方英里。美国取得十来万平方英里，主要是夺自西班牙之手；日本从中国、俄国和朝鲜取得的面积也是十来万平方英里。葡萄牙在非洲的旧式殖民地扩张了大约30万平方英里。西班牙虽然在净值上是一个输家(输给美国)，却也设法在摩洛哥和西撒哈拉沙漠拣拾一些石头较多的领土。俄罗斯帝国的发展比较难以度量，因为它完全是进入邻接地区，并且继续沙皇专制政治好几个世纪以来的领土扩张。再者，我们下面将会看到，日本也夺取了俄国的一些领土。在主要的殖民帝国中，只有荷兰不曾——或者拒绝——取得新领土。它只扩大了对印尼群岛的实际控制，长久以来，荷兰人便正式占有印尼群岛。在小型的殖民国家当中，瑞典清除了它惟一剩下的殖民地，把这个西印度小岛卖给法国；丹麦也将采取同样的行动，只留下冰岛和格陵兰(Greenland)作为其属地。

然而，最壮观的现象却不一定最重要。当世界局势观察家在19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分析这个似乎是国家和国际发展模式当中的明显新局面时，他们认为殖民帝国的创立只是其许多方面之一；与19世纪中期由自由贸易和自由竞争主控的情形显著不同。正统观察家认为：一般而言，这是一个国家扩张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如前所述，政治和经济因素已经无法清楚分开，而政府在国内和国外都发挥了愈来愈积极和重要的作用。非正统观察家更是明确指出：这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这个新阶段乃是源自他们在这一发展中所目睹的各种不同趋势。列宁(Lenin)于1916年出版的小书，是对这个不久便被称为“帝国主义”现象的最有力分析。在这本总共十章的小书中，一直到第六章才讨论到“列强的瓜分世界”。

不过，就算殖民主义只是世界事务一般变化的一个方面，它显然也是最快速明显的方面。它可作为更广泛分析的起点，因为“帝国主义”一词，是在19世纪90年代对殖民地征伐的讨论中，首次成为政治和新闻词汇的一部分。同时它也在这个时期取得其经济涵义，而且一直保持至今。因此，这个词汇以往所代表的政治和军事扩张形态，对了解这个时期的帝国主义帮助不大。皇帝和帝国当然是古老的，但帝国主义却是相当新颖的。这个词汇(在马克思[Karl Marx)的著作中尚未出现，马氏死于1883年)在19世纪70年代首次进入英国政治，19世纪70年代晚期，尚被视为一个新字汇，直到19世纪90年代才突然变成一般用语。及至1900年当知识分子开始为它著书立说之时，套用最早对它加以讨论的英国自由党员霍布森(J．A．Hobson)的话说：“(它已)挂在每个人的嘴上，用以表示当代西方政治最有力的运动。”简言之，它是为了描述一个全新现象而设计的全新词汇。这个明显的事实，已足以在诸多有关“帝国主义”的激烈辩论中剔除掉下列学派的看法，亦即：“它不是什么新观念，事实上它或许只是前资本主义的遗存。”无论如何，当时人们的确认为它是新颖的，并把它当作一件新事物来讨论。

围绕这个棘手主题的各种议论非常热烈、密集而且混乱，以致历史学家要做的第一件事，便是理清它们，以便可以看出实际现象的本身。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由于大多数议论并不是针对1875—1914年间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一个很容易引起强烈感情的主题，也是关于列宁式的帝国主义分析，它凑巧将成为1917年后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思想，也将成为“第三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思想。使这个议论特别风行的原因，在于那些支持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人，自19世纪90年代起便拼得你死我活，于是，这个词汇本身也逐渐染上一种恶劣色彩，直至今日仍看不出去除的可能。“民主”一词因为具有正面有利的涵义，甚至其敌人也喜欢宣称自己是“民主”，然而“帝国主义”却正相反，它通常是遭到非议的，因此一定是别人干的。1914年时，很多政客以自称帝国主义者为傲，但是在本世纪他们已几乎销声匿迹。

列宁派的帝国主义分析是以当代作家的各式看法为依据，这些作家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它的要点是：新兴帝国主义的经济乃是根植于资本主义的一个特殊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伟大的资本主义强权将世界瓜分成正式的殖民地和非正式的势力范围。而列强在瓜分过程中的竞争，便是酿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在此我们不需讨论“垄断资本主义”是如何导致殖民主义(关于这点，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也分歧不一)，也不需研究这种分析如何在20世纪后期扩大成范围更大的“依赖理论”(dependencytheory)。它们都以不同的方式假定海外经济扩张和海外世界的开发利用，对于资本主义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批评这些理论并不特别有趣，对于本书的脉络而言，也不太相关。我们只需注意一点，那就是有关帝国主义的讨论，非马克思派的分析家往往与马克思派的分析家相反，而这种情形遂使这个议题变得更加混乱。非马克思派的分析家往往否认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的帝国主义，与一般资本主义或与19世纪晚期出现的资本主义特殊阶段有任何必然关系。他们否认帝国主义有任何重要的经济根源，否认它在经济上有利于宗主国，他们也不承认落后地区的开发利用对资本主义有任何必要意义，而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经济也不见得有任何负面影响。他们强调帝国主义并未引起帝国强权之间不可收拾的敌对竞争，而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也没有确切关系。他们排斥经济上的解释，而集中心力于心理、意识形态、文化和政治解释。不过他们通常会刻意回避国内政治的危险领域，因为马克思派分析家往往强调帝国主义的政策和宣传对母国统治阶级的好处，因为它可抵消大众劳工运动对劳动阶级日渐增强的吸引力。这些反击，有的强力而且有效，不过若干这类议论却彼此互不相容。事实上，许多反帝国主义的开创性论述都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反帝国主义论述的缺点在于：它并没有真正解释经济、政治、国家与国际事务上的种种发展在时间上的巧合，这种巧合对1900年左右的人们而言实在极其明显，以致他们想要找出一个通盘解释。它也无法解释为何当时人会认为“帝国主义”既是新事物又是历史上的中心发展。简言之，这类文献大半不过是在否认当时十足明显、现在也十足明显的事实。

把列宁主义和反列宁主义放在一边，历史学家所要重建的第一件明显事实，也是19世纪90年代没有人会否认的事实，即瓜分世界有其经济上的重要性。证明这一点并不等于解释了这一时期帝国主义的所有关系。经济发展并不是某种哑语表演，而历史的其他部分也不是它的傀儡。就这一点而论，即使是全神贯注在如何从南非金矿和钻石矿中牟利的商人，也绝不能被视作一架赚钱机器，他对于那些显然与帝国扩张有关的政治、情感、意识形态、爱国情操乃至种族诉求，不可能完全无动于衷。不过，如果我们可以确定这段时期资本主义核心地区的经济发展趋势与其向偏远地区的扩张具有某种经济上的关联，那么再将全部的解释重心放在与此无关的帝国主义动机上，便显得不太合理。即使是那些似乎和征服非西方世界具有关联的动机，如敌对列强的战略考虑，在分析的时候也必须记住它们在经济上的重要性。甚至在今天，中东的政治虽然绝不能以简单的经济理由予以说明，但如果不将石油考虑在内，也无法得到确切的讨论。

于是，19世纪最主要的事实之一便是单一全球经济的创建，这个经济一步步进人世界最偏远角落。藉着贸易、交通，以及货物、金钱和人口的流动，这个日趋紧密的网络逐渐将已开发国家联系在一起，也将它们与未开发国家结成一体(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三章)。要不是这样，欧洲国家没有理由对刚果盆地(Congobasin)这类地方的事务感兴趣，或为某个太平洋上的环礁进行外交谈判。这种经济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不过它在19世纪中期以相当大的幅度加速进行。1875—1914年间，它仍然继续增长，虽然在速度上相对来说较不惊人，但就分量和数量而言却大了许多。1848-1875年间，欧洲的出口量增长了四倍以上，但1875-1915年间却只增加了一倍。然而1840-1870年间，世界的商船运输只由1000万吨上升到1600万吨，但随后的40年间却增加了一倍之多，因为全世界铁路网已由1870年的20万公里，猛增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100万公里以上。

这个日渐紧密的交通网，甚至将落后和先前的偏远地区引进世界经济，并在富有、进步的古老中心地区，创造出对这些辽远地区的新兴趣。事实上，一旦人们进入这些地区之后，许多这样的区域乍看之下简直就是已开发世界的延伸。欧洲人已在此殖民开发，灭绝或赶走了土著居民，创建出了城市，而无疑也将适时创造出工业文明：密西西比河(Mississippi)以西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阿尔及利亚以及南美洲的南端。总之，上述地区虽然遥远，但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却与那些因为气候关系而使白人殖民者不感兴趣的地区不同，但是，引用一位当时的杰出帝国行政官员的话，“小量的欧洲人还是可以来此，以他的资金、精力和知识，发展出最可获利的商业，并且取得其先进文明所需的产品。”

那个先进的文明现在正需要外来产物。由于气候或地质因素，当时科技发展所需要的某些原料，只能在遥远的地方才能找到，或只有在遥远的地方才能大量获取。例如这个时期的典型产物内燃机，靠的便是石油和橡胶。当时绝大多数的石油仍旧来自美国和欧洲(俄国以及产量少得多的罗马尼亚)，可是，中东的油田已成为层出不穷的外交冲突和欺诈的主题。橡胶完全是热带产物，欧洲人利用残暴压榨的手段，从刚果和亚马孙雨林区取得，而这种暴虐的行径正好成为早期反帝国主义的抗议目标。不久之后，马来亚也开始广植橡胶树。锡来自亚洲和南美洲。此前许多无关紧要的非铁金属，如今已成为高科技所需的钢合金的必要成分。这类非铁金属有些在已开发世界随处可得，尤其是在美国；另一些则不然。新兴的电气和汽车工业亟需一种最古老的金属——铜。铜的主要蕴藏区以及最终生产者，都是20世纪后期所谓的“第三世界”——智利、秘鲁、扎伊尔(Zaire)和赞比亚(Zambia)。当然，对于贵金属永远无法满足的需求始终是存在的。这种需求在本书所论时期将南非转化成全世界最大的黄金出产地，当然还包括它的钻石财富。矿业是将帝国主义引入世界各地的主要先锋，也是最有效的先锋，因为它们的利润教人万分心动，就算专为它修筑铁路支线也是值得的。

除了新技术的需求外，宗主国的大量消耗也为粮食制造了一个迅速扩展的市场。单纯就数量而言，这个市场乃是由温带的基本粮食所主宰。谷物和肉类已在欧洲殖民者的若干区域——南北美洲、俄国和澳大利亚——廉价地大量生产。但是它也改变了长久以来(至少在德国)特别被称为“殖民地货物”的产品市场，它们已在已开发世界的食品杂货店中销售，这类产品包括糖、茶、咖啡、可可粉以及其衍生物。随着快速运输和保藏方法的改善，如今也可享用到热带和副热带水果，它们使“香蕉共和国”成为可能。

英国人在19世纪40年代每人平均消耗了1．5磅的茶叶，19世纪60年代提高到3．26磅，19世纪90年代更升555．7磅，这些数字表示19世纪90年代英国每年平均要进口2．24亿磅茶叶，而19世纪60年代只需9800万磅，19世纪40年代更低至4000万磅。不过，当英国人抛弃了他们以前所喝的几杯咖啡，而灌满了来自印度和锡兰(Ceylon)的茶水时，美国人和德国人却以愈来愈惊人的分量在进口咖啡——尤其是由拉丁美洲进口。20世纪初期，居住在纽约的家庭每周约需消耗掉一磅咖啡。教友派的饮料和巧克力制造商乐于推出各种不含酒精的点心，其原料多半来自西非和南美。1885年创办联合水果公司(UnitedFruitCompany)的波士顿狡黠商人，在加勒比海地区创立了他们的私人帝国，以供应美国先前认为无足轻重的香蕉。当时的市场首次充分证明了新兴广告业的性能，而充分利用这个市场的肥皂制造商，已将目光转向非洲的植物油。种植园、领地和农场，是帝国经济的第二支柱。宗主国的商人和金融业者则是第三支柱。

虽然这些发展创造了大企业的新分支，而这样的大企业(如石油公司)，其赢利是与地球某些特殊部分牢不可分，不过它们并未改变已经工业化或正在工业化国家的情况和性质。然而，它们却改变了世界其他地区的发展，它们将这些地区转变成一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综合体。这些地方日渐成为一种或两种农产品的专业生产地。它们把农产品出口到世界市场，而把自身完全寄托在世界市场难以预测的变化上。马来亚愈来愈等同于橡胶和锡，巴西是咖啡，智利是硝酸盐，乌拉圭是肉类，古巴则是糖和雪茄。事实上，除了美国以外，甚至白种人的殖民地在这个阶段也无法进行工业化，因为它们也受到这种国际专门分工的限制。这些殖民地可以变得极度繁荣，即使是用欧洲标准来衡量，尤其是当其居民系由自由、好斗的欧洲移民所组成，这些居民在选举产生的议会中一般都具有政治影响力，而他们的民主激进主义可能相当令人害怕，不过土著通常是被排除在“居民”之外。(事实上，白人的民主政治通常不允许土著享有他们为吝啬的白人所赢得的利益，它甚至拒绝承认土著是一个完整的人。)在帝国的年代，一个想要移民海外的欧洲人，最好是去澳大利亚、新西兰、阿根廷或乌拉圭。别的地方，包括美国在内，都不很理想。这些国家都发展出劳工和激进民主政党，甚至政府，以及抢在欧洲国家之前很久的大规模公共社会福利制度(新西兰、乌拉圭)。但是，它们的繁荣只是欧洲(基本上也就是英国)工业经济的补充，工业化对它们没有好处，至少对与农产品外销具有利害关系的人没有好处。母国也不会欢迎它们的工业化。不论官方的说法如何，殖民地和非正式属地的作用只是补充母国的经济，而非与它们竞争。

那些不属于所谓(白人)“殖民资本主义”(settler capitalism)的依赖性区域，其情况便没有这么好。它们的经济利益在于资源和劳力的结合；劳力意指“土著”，其成本很小，而且可以一直维持在低廉的水平。然而，由地主或洋行商人——当地的、从欧洲来的，或两者皆有——控制的寡头政治和政府(如果有的话)，却可从该区外销土产品的长期扩张中受惠，这类扩张只会偶尔被短暂但有时(如阿根廷1890年的情形)相当戏剧性的危机所打断——危机的原因可能是贸易周期、过分投机、战争或和平。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他们的部分市场，但是这场战争还是距离这些依赖性生产者相当遥远。在他们眼中，开始于19世纪晚期的帝国时代，一直延续到1929-1933年的大萧条(Great Slump)。虽然如此，在本书所述时期它们已愈趋脆弱，因为它们的运气日渐成为咖啡(1914年时，已占了巴西外销总值的58％，以及哥伦比亚外销总值的53％)、橡胶、锡、可可、牛肉或羊毛价格的函数。但是在农产品价格于1929年大萧条期间垂直下跌之前，与外销和债权的无限制扩张相较，这种脆弱性似乎不具长期重要性。相反，如前所述，在1914年前，贸易的条件怎么说也是有利于农业生产者。

不过，这些地区对于世界经济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并不能解释当年的主要工业国家为何争先恐后地将地球瓜分为许多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在反帝国主义者对于帝国主义的分析当中，曾提出各种不同的瓜分理由。其中对大家来说最熟悉的是，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可为剩余资本提供较国内利润更高的投资环境(因可免除外国资本的投资竞争)。这个理由，也是最没道理的一个。由于英国资金的输出在本世纪最后30余年大幅上涨，而且从这些投资中所得到的收入对于英国的国际收支又确为必要，于是，当时有些人便像霍布森一样，自然而然地将“新帝国主义”和资本输出联系在一起。但是这股巨大的资金洪流，事实上很少流进新的殖民帝国：英国的国外投资大多流人正在迅速发展且一般而言较为古老的白人殖民地(这些地方——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不久即将被认为是实质上的独立“自治领”)，以及像阿根廷和乌拉圭这类可称为“荣誉”自治领的地方，当然还包括美国。再说，大部分这样的资金(1913年时为76％)都投在铁路和公共事业公债之上。这类公债的利息确实比投资英国公债好一点(前者平均5％，后者平均3％)，但除了主办的银行家外，其利润通常都比不上国内的工业资本。它们一般只被视为是安全而非高报酬的投资。不过上述种种并不表示投资人不想靠殖民地大发横财，或不想靠殖民地来维护他们已做的投资。不论其意识形态为何，布尔战争(Boer War)的动机都是黄金。

比较合理而普遍的殖民扩张原因，是为了寻找市场。当时，许多人认为大萧条时代的“生产过剩”可以用大规模的外销予以解决。商人永远希望能填满拥有庞大潜在顾客的世界贸易空白区，因此他们自然而然会不断寻找这些未经开发的地区：中国是售货员始终想要猎获的地区(如果它的三亿人口每人买一盒白铁大头钉，那么将会有多大的利润啊)，不为人知的非洲则是另一个。在不景气的19世纪80年代早期，英国各城市商会曾为外交谈判可能使它们的商人无法进入刚果盆地一事大为恼怒。当时人认为刚果盆地可以为他们带来数不尽的销售期望，尤其是当时的比利时国王里奥波德二世(keopoldⅡ)正把刚果当作一个富有利润的事业加以开发。(事实上，即使在酷刑和屠杀使得顾客人数大量减少之前，里奥波德所偏爱的那种强迫劳动，也无法鼓励每人的平均购买力。)

当时全球性经济的困难形势，在于好几个已开发经济同时感到对新市场的同样需求。如果它们够强大，那么它们的理想将是要求低开发世界市场实行“门户开放”。但是如果它们不够强大，它们便希望能分割到一点属于自己的领土——凭借着所有权，它们的国家企业可居于垄断地位，至少可享有相当大的优势。因此，对第三世界未经占领部分的瓜分，便是这种需求的合理结果。在某种意义上，这是1879年后盛行各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延伸(参看前章)。1897年时，英国首相告诉法国大使说：“如果你们不是这么坚决的保护主义者，我们也不至于这么渴望兼并土地。”单就这个情形而言，“新帝国主义”乃是一个以若干互相竞争的工业经济体为基础的国际经济的天然副产品，而19世纪80年代的经济压力显然强化了这项发展。帝国主义者并不曾指望某一个特殊殖民地会自动变成理想中的黄金国，不过这种情形真的在南非发生了——南非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出产地。殖民地充其量只被视为区域性商业渗透的适当基地或出发点。当美国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依循国际上的流行方式，努力经营一个属于它自己的殖民地时，某位国务院官员便曾清楚指出这点。

在这点上，占取殖民地的经济动机，渐渐与达成这个目的所需要的政治行动无法分开，因为任何一种保护主义都必须在政治力量的协助下运作。英国殖民的战略动机显然最强。长久以来，英国一直在地理要冲上广置殖民地，这些殖民地控制了进入陆地或海洋的枢纽，成为英国商业世界和海权范围的重要门户，而随着轮船兴起，它们也可充当加煤站。(直布罗陀[Gibraltar)和马尔他[Malta)岛是第一种情形的古老例子；百慕大[Bermuda]和亚丁[Aden]则是第二种情形的有用实例。)强盗式的分赃也在其中具有象征性或实质上的意义。一旦互相敌对竞争的列强开始划分非洲和大洋洲的地图，每一个强国自然都会设法不让其他强国得到过大的区域，或特别具有吸引力的一小片土地。一旦列强的地位开始和能否在某个棕榈海滩(或者更可能是一片干燥的灌木林)升起它的国旗扯上关系，占领殖民地本身就变成了地位的象征，不论这些殖民地的价值如何。甚至连向来不把帝国主义等同于拥有正式殖民地的美国，到了1900年左右也感到不得不顺应潮流。虽然德国殖民地的经济价值不大，战略价值更小，然而它之所以大为恼怒，就是因为它这样一个强大而富有潜力的国家，所拥有的殖民地竟会比英国、法国少那么多。为了衬托它的强国地位，意大利坚持侵占一片片显然毫不起眼的非洲沙漠和山地；而它在1896年征服埃塞俄比亚的失败，无疑使它的地位大为降低。

如果列强指的是已经取得殖民地的国家，那么小国似乎就是那些“无权”拥有殖民地的国家。1898年西美战争(Spanish-AmeficanWar)的结果，是西班牙失去了其殖民帝国剩余部分的大半。如前所述，由新的殖民主义者瓜分葡萄牙非洲帝国剩余部分的计划，当时也在慎重讨论当中。只有荷兰人安静地保存了它主要位于东南亚的古老殖民地。(比利时国王被允许在非洲割据他的私人领地，只要他允许大家都可以进入这块地区。)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列强愿意将伟大的刚果河盆地的任何一个重要部分拱手他人。当然，我们也应该提一下：由于政治原因，亚洲和美洲都有一片广大地区是欧洲列强不能予以瓜分的。在美洲，欧洲剩余殖民地的形势已为门罗主义所冻结，只有美国才有采取行动的自由。在亚洲的大半地方，列强竞争的目标是在那些名义上独立的国家——尤其是中国、波斯和奥斯曼帝国——中争取势力范围。只有俄国和日本例外。俄国在扩大其中亚面积上是成功的，但它想取得北中国大片土地的企图却落空了。日本借着1894—1895年的甲午战争，取得了朝鲜和台湾。总之，掠夺殖民地的主要舞台是在非洲和大洋洲。

于是，帝国主义的战略解释也吸引了一些历史学家。他们试图用保护通往印度之路和掌握印度的海陆缓冲地区，这两种需要可使印度免除任何威胁，来解释英国在非洲的扩张。我们的确应当记住：就全球而言，印度乃是英国的战略中心。这个战略不但要求英国控制通往这个大陆的短程海道(埃及、中东、红海、波斯湾和阿拉伯南部)和长程海道(好望角和新加坡)，也要求它控制整个印度洋，包括非常重要的非洲海岸及其腹地。英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警觉性向来十分敏锐。此外，在某些对这个目的而言相当重要的地区(如埃及)，一旦当地原有的权力崩溃，英国便会一步步建立起更为直接的政治影响，甚至实际统治。可是，这些说明并不能解释帝国主义的经济动机。首先，他们低估了占领某些非洲领土的直接经济动机——其中夺占南非的经济动机最为明显。无论如何，西非和刚果的争夺主要也是经济利益的争夺。其次，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印度之所以是“帝国皇冠上最明亮的一颗珠宝”和英国的全球战略中心，正是由于它对英国经济具有非常实质的重要性。印度在本书所述时期对英国经济的重要性远超过任何时期。英国的棉织品高达60％销往印度和远东，仅是印度一地便占了40％—45％，而印度又是通往远东的门户。同时，英国的国际收支关键亦在于印度所提供的国际收支盈余。第三，本土政权的崩溃(也就是有时引起欧洲人在其以前不屑统治的地区建立统治权的原因)便是由于经济渗透逐渐损害当地结构所致。最后，企图证明在19世纪8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内部发展之中，不具任何足以导致世界领土再划分的动机是不会成功的，因为那个时期的世界资本主义显然与19世纪60年代不同。此时它已包含许多互相竞争而且尽量保护自己不为对方所利用的“国家经济”。简言之，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中，政治和经济是分不开的，正如在伊斯兰教社会中宗教和社会是分不开的一样。想要建立一种完全无关经济的“新帝国主义”的解释，就和想要把经济因素排除在工人阶级政党兴起的原因之外一样，都是不切实际的。

事实上，劳工运动或者更广泛而言民主政治(参看下章)的兴起，都对“新帝国主义”造成了明显可见的影响。伟大的帝国主义者罗德斯(Cecil Rhodes)在1895年评论道：“如果一个人想要避免内战，他便必须成为帝国主义者。”大多数的评论家都意识到所谓的“社会帝国主义”，借着帝国扩张所产生的经济改良、社会改革或其他方式，来减轻国内的不满情绪。毫无疑问，当时的政客必然充分意识到帝国主义的可能好处。在某些国家——尤其是德国——帝国主义的兴起主要是基于“内政第一”的考虑。罗德斯式的社会帝国主义(首先想到的可能是帝国可以直接或间接带给不满意民众的经济利益)或许是最不中肯的解释之一。我们没有什么明确证据足以说明：殖民地征服对母国绝大多数工人的就业或实质收入有多大影响(就个别情形而言，帝国可能是有用的。康沃尔郡[Comwell]的矿工集体离开当地衰落中的锡矿而前往南非矿区。他们在南非赚了很多钱，可是却因肺病而较平常早逝。康沃尔的矿场主人则冒了较小的生命危险，花钱进人马来亚的新锡矿区)；而主张海外殖民可以为人口过剩国家提供安全的想法，也不过是煽动群众的幻想。事实上，在1880-1914年间，虽然找个地方移民是件再容易不过的事，可是移民人口当中却只有极少数主动或被迫选择任何国家的殖民地。

比较中肯的解释应该是，帝国扩张可为选民带来光荣，进而减轻其不满情绪。有什么能比征服外国领土和有色人种更光荣的呢？特别是这些征服也用不了多少钱。更普遍的情形则是帝国主义还可鼓励劳工阶级，尤其是不满意的劳工阶级，认同帝国政府和国家，并不知不觉地赋予这个政府所代表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而在一个群众政治的时代(参看下章)，即使是古老的制度也需要新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当时的人对这一点认识得十分清楚。英国在1902年举行的加冕典礼乃是经过重新设计的，它之所以备受赞誉，是因为它的设计表达出“由一个自由民主政治所承认的世袭国王，已可作为一个其人民遍及世界的统治权的象征”。简言之，帝国是一种良好的意识形态黏合剂。

这种为爱国主义摇旗呐喊的特殊形式，其效用如何尚不甚清楚，但尤以自由主义和比较激进的左派已取得稳固的反帝国、反军阀、反殖民或反贵族传统的国家为然。无疑，在某些国家中，帝国主义极受新兴中产阶级和白领阶级的欢迎，这些人的社会身份大致是建立在他们声称自己是爱国主义所选定的媒介物(参看第八章)之上。今日我们没有多少证据可以说明当时的工人对于殖民地征伐抱有任何自发热忱，更遑论对战争，同样，我们也不能指出他们对新旧殖民地抱有多大兴趣(除那些白人殖民地外)。企图以帝国主义来荣耀其国民——如1902年英国设立了一个“帝国日”——恐怕只有可能迷住那些学童听众。下面我们将再讨论帝国主义比较一般性的吸引力。

不过我们无法否认，自认为较有色人种优越并应进而支配他们的想法，在当时的确非常受欢迎，因此也有利于帝国主义的政治取向。在伟大的万国博览会(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二章)中，资产阶级的文明始终以科学、技术和制造品的三重胜利自豪。在帝国的年代，它也以其殖民地自豪。在19世纪末叶，此前几乎从未耳闻的“殖民地大帐篷”(colonial pavilions)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889年，有18个这类帐篷衬托了埃菲尔铁塔(Eiffel Tower)，1900年则有14个吸引了巴黎游客，无疑，这是有计划引起大家注意的手段，不过如同所有成功的宣传一样，它的成功是由于它触及到公众的想望。于是，殖民地展示一炮走红。英国的庆典、皇室丧葬和加冕典礼之所以十分壮观，就是因为其过程像古罗马的凯旋仪式一样，展示了穿戴金银华袍、态度柔顺恭敬的印度大君——这些人是志愿效忠，而非俘虏。军队游行也更为多彩多姿，因为队伍中包含了包头巾的锡克教徒(Sikhs)、蓄髭的拉其普特人(Raiputs)、面带微笑但对敌人毫不留情的廓尔喀族(Gurkhas)、土耳其非正规骑兵和黝黑高大的塞内加尔人。当时人眼中的野蛮世界正听命于文明的指挥。甚至在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维也纳，对海外殖民地完全没有兴趣的维也纳，一个阿散蒂提人(Ashanti：加纳的一个行政区名)的村落也迷住了无数参观者。画家亨利·卢梭(Henri[Douanier]Rousseau)并不是惟一一个对热带地区充满渴望的人。

因而，所以能将西方白人、有钱人、中产阶级和贫民团结在一起的优越感，不仅是因为这些人都享有统治者的特权，尤其是当他们身临殖民地时。在达卡(Dakar)或蒙巴萨岛(Mombasa)，再卑微的书记也是一个主子，被那些在巴黎或伦敦甚至不会注意到他的存在的人们称为“绅士”；而白种工人也能指挥黑人。但是，即使是在意识形态上坚持最起码的人类平等的地方，这种想法也隐藏在统治政策当中。法国相信应将其属地居民转化为法国人，转化为概念上的“我们高卢祖先”的后裔。他们和英国人不同，英国人深信孟加拉人(Bengalis)和约鲁巴人(Yomba：西非尼日尔河下游居民)基本上不是英国人，也永远不会是英国人。可是这些“文明”土著阶级的存在，足以彰显大多数土著的缺乏“演进”。各殖民地教会都致力于使非基督教徒改信正统的基督教，只有在殖民地政府积极劝阻(如在印度)，或这个任务无法达成时(如在伊斯兰教地区)，他们才会放弃。

这是一个大规模致力传教的典型时代。(1876—1902年间，《圣经》共有119种译本，在此之前的30年只有74种，1816—1845年更是仅有40种。1886—1895年间，非洲的新教传教机关共有23个，比前一个10年大约多了三倍。)传教事业绝非帝国主义政治的代理人。它常常反对殖民地的官僚，而将改变宗教者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可是，上帝的成功却是帝国主义进展的函数。贸易是否能随国旗而至可能还是未定之数，但是毫无疑问，殖民地的征服却为传教行动做了最有效的开路行动——例如在乌干达(Uganda)、罗德西亚(Rhodesia，今赞比亚和津巴布韦[Zimbabwe])和尼亚萨兰(Nyasaland，今马拉威[Malawi])。而如果基督教果真坚持其灵魂平等，它却也强调了身体的不平等，即使是教士的身体也不平等。传教是白人替土著做的事，而且是由白人付款。然而，虽然它的确使土著教徒大增，但至少有半数的教士仍旧是白人。1880—1914年间，恐怕得用显微镜才能找出一名非白人主教。及至19世纪20年代，天主教才任命第一批亚洲主教。此时，这个千载难逢的传教活动已整整进行了80年。

至于最热心致力于全人类平等的运动，是借着下列两种声音来表达的。在原则上以及往往在实际上，世俗左派都是反帝国主义者。英国劳工运动的目标也包括印度解放，以及埃及和爱尔兰的自由。左派人士对殖民战争和征伐的谴责向来毫不犹豫，并往往因此触犯众怒(如英国反布尔战争人士的情形)。激进分子不断揭露发生在刚果、发生在非洲岛屿的可可种植地，还有发生在埃及的悲惨事件。在1906年的竞选活动中，英国自由党便抓住了公众对南非矿场上“中国苦役”的指责，并因此赢得大选。可是，在共产国际(Communist International)的时代来临之前，除了少得不能再少的例外情形(如荷属印度尼西亚)，西方的社会主义者很少真正组织殖民地的人民去反抗其统治者。在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之内，公开接受帝国主义，或认为帝国主义至少是那些尚未准备好自治之民族的必经阶段的人，通常只是少数的修正主义者或费边派(Fabian)右翼人士；不过为数不少的工会领袖，要不是对殖民地问题不感兴趣，便是认为有色人种基本上是威胁健壮白人劳工的廉价劳力。禁止有色移民的压力，在19世纪80年代到1914年间促成了“白色加州”和“白色澳大利亚”的政策。这种压力主要是来自工人阶级，而兰开夏工会也和兰开夏棉织业主共同反对印度实行工业化。在1914年前的国际政治上，绝大部分的社会主义仍是欧洲人和白种移民或其后裔的运动(参看第五章)。殖民主义对他们而言尚不太具有利害关系。事实上，他们在对于资本主义这个新“帝国主义”阶段(他们在1890年后期发现了这个阶段)的分析和定义中，正确地指出了殖民地的兼并和开发利用是这个新阶段的一个表征和特色：这个表征和特色像它所有的特色一样不可取，但还不是核心所在。很少有社会主义者像列宁那样，已经注意到这个位于世界资本主义边缘的“易燃物质”。

在社会主义者(主要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帝国主义的分析当中，将殖民主义整合进资本主义“新阶段”的概念，在原则上无疑是对的，不过其理论模式的细节却不一定正确。有的时候，它也和当时的资本主义者一样，太过于夸大殖民地扩张对于母国经济的重要性。19世纪后期的帝国主义无疑是“新的”。它是一个竞争时代的产物，这种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之间的竞争，不但新鲜而且紧张，因为在一个商业不确定时期，扩张和保卫市场的压力都特别沉重(见第二章)。简而言之，它是一个“关税和扩张共同成为统治阶级之诉求”的时代。它是脱离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过程的一部分，在同时也意味着大公司和垄断企业的兴起，以及政府对经济事务的较大干预。它隶属于一个全球经济的边缘部分日趋重要的时期。它是一个在1900年时似乎很自然，而在1860年时却又似乎难以置信的现象。所有想要将帝国主义的解释与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特殊发展分别开来的企图，都只能在意识形态的层次上活动，虽然它们通常都很渊博，有时也很敏锐。

但是，关于西方(以及1890年后的日本)冲击对世界其他部分的影响，以及有关帝国主义的“帝国”方面对其母国的重要性，我们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澄清。

第一类问题比第二类容易解答。帝国主义对经济的影响是重要的，可是，最重要的还是它们造成的深刻不平等，因为母国与属国间的关系是高度不对称的。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是戏剧化也是决定性的，而后者对前者的影响却可能微不足道，无关宏旨。古巴的兴亡要视糖价和美国是否愿意进口古巴的糖而定；可是，即使是非常小型的“已开发”国家——比如说瑞典吧——也不会因为古巴所生产的糖突然全部从市场上消失，而感到严重不便，因为它们不会只依赖这个地区作为其食糖供应地。对于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的任何地区而言，其所有的进口货几乎都来自一小撮西方宗主国，而其所有的出口也几乎都是运往这些国家；但是母国与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贸易，虽然在1870—1914年间稍有增加，都仍不过是聊备一格。在整个19世纪，大约80％的欧洲贸易，包括进口和出口，都是在已开发国家之间进行的，欧洲的国外投资亦然。就流向海外的货物和投资而论，它们大多进入一小撮以欧裔殖民者为主并且迅速成长的经济中——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阿根廷等，当然，还有美国。在这一点上，从尼加拉瓜和马来亚所看到的帝国主义时代，和从德国或法国所看到的帝国主义时代是很不一样的。

在几个母国之中，帝国主义显然对英国最重要。因为英国的经济霸权，便是向来以它和海外市场以及农产品来源的特殊关系为关键。事实上，我们可以说：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英国的制造品，除了在1850—1870年间的兴隆岁月以外，从未在正值工业化的经济市场上特别具有竞争力。因此，尽可能保持它对非欧洲世界的出入特权，对英国的经济而言是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19世纪晚期，它在这个方面表现得相当成功，眨眼之间便将正式或实际上属于英国君主的面积扩大到地表的四分之一(英国制的地图骄傲地将这四分之一染成红色)。如果我们把实际上属于英国卫星经济、由独立国家所组成的“非正式帝国”也算在内，那么地球上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地区在经济上是英国式的，在文化上亦然。因为英国甚至将它奇怪的邮筒形状外销到葡萄牙，也把类似哈罗德百货公司(Harrods Department Store)这种典型的英国机构外销到布宜诺斯艾利斯。但是，到了1914年，这个间接受其影响的区域，有许多已逐渐受到其他强国的渗透，尤以拉丁美洲为最。

然而，除了那个最大、最丰富的矿脉——南非的钻石和黄金——以外，这种成功的防卫性作业和“新”帝国主义的扩张并没有多大关系。南非的矿脉立时造就了一群大半是德裔的百万富翁——文赫家族(Wernhers)、贝兹家族(Beits)、艾克斯泰因家族(Ecksteins)等。他们大多数也立即被纳入英国上流社会——只要其第一代肯花大把银子夸耀自己，这个上流社会对暴发的接受度是无与伦比的。它也引起了规模最大的一场殖民地冲突，也就是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South African War)，这场战争压制了当地两个小共和国的抵抗，这两个小共和国是由务农的白人殖民者所建立的。

英国在海外的成功，大半是由于对其已有属国和领地更有系统的开发利用，或是借助它特殊的经济地位——在像南美洲这样的地区，英国是当地出口货的主要进口国，也是主要投资国。除了印度、埃及和南非以外，英国的经济活动大多是在实质上独立的国家，如白人的自治领，或像美国和拉丁美洲这样的地区进行。在这些地方，英国的政治行动不曾也不能进行。因为，当(大萧条以后所建立的)外国债券持有人联合公司(Corporation of Foreign Bandholders)在面临著名的拉丁暂停偿债或以贬值的通货偿债而叫苦连天之时，英国政府并无法有效支持它在拉丁美洲的投资人，因为它办不到。在这方面，大萧条是一场决定性的考验，因为它引起了一场重大的国际债务危机，也使母国的银行陷人严重灾难。1890年的“巴林危机”(Baring crisis)，便是由于巴林银行太过无节制地卷人拖欠债务的阿根廷财务漩涡。而英国政府所能做的，只是设法让这个大商号不致破产。如果政府准备以外交势力支持投资人(1905年后愈来愈如此)，那么它想要对抗的乃是受到其本国政府支持的他国企业，而非依赖世界的大型政府。(当时确有几桩炮艇经济事件，例如委内瑞拉、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和墨西哥的情形，但是它们对这种普遍现象的改变程度有限。有的地方团体和政府支持英国的经济利益，有的则持敌视态度。当然，如果必须在这两者之间做一选择，英国政府和资本家不会不支持有助于英国利益的一方：在1879—1882年间的“太平洋战争”中，他们便支持智利对抗秘鲁；而1891年时，他们却支持智利总统巴尔马塞达[Balmaceda)的敌人。事实上英国支持的主角是硝酸盐。)

事实上，如果把好坏年份放在一起考虑，英国资本家从他们非正式或“自由的”帝国中，还真是获利不少。1914年时，英国几近半数的长期公共投资是放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拉丁美洲。1900年后，超过一半的英国储金是花在海外投资上。

当然，英国也在新的殖民世界中取得它该有的一份。而由于英国的国力和经验，它的这一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大，或许也更有价值。如果说法国占领了西非的大半，那么英国在这个地区所占有的四个殖民地却控制了较密集的非洲人口、较大的生产能力和贸易优势。可是，英国的目的并不在于扩张，而是在于避免别国入侵这些它已用贸易和资本予以主宰的领土，当时大半的海外世界均是如此。

然而，其他的强国是否也从它们的殖民地扩张中获得合乎比例的利益？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正式殖民只是全球性经济扩张和竞争的一环。而对两大工业强国——德国和美国——而言，殖民并非它们的主要环节。再者，如前所述，与非工业世界的特殊关系对英国具有极大的经济重要性，对其他国家却不然(可能只有荷兰例外)。我们只能相当有把握地说：首先，在寻求殖民地的驱策力上，经济潜力较小的母国也有适度的增加。对这样的国家来说，殖民地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它们的经济和政治劣势——对法国而言，则是可以弥补它在人口和军事上的劣势。其次，在所有国家中，都有一些特殊经济团体——其中最显著的是与海外贸易有关的经济团体以及使用海外原料的工业——强力敦促政府进行殖民扩张，而它们所持的理由自然是以国家利益作为幌子。第三，虽然有些这样的团体从这种扩张当中得到许多好处(比方说，1913年时，“西非法国公司”[Compagnie Franqaise del’-Affique Occidentale]付出26％的股息)，然而大多数名副其实的新殖民地却没吸收到多少资本，而其经济结果也非常令人失望。(虽然1913年时，法兰西帝国贸易的55％都是以母国为对象，法国却未能将其新殖民地充分整合到它的保护主义系统当中。这些地区和其他区域以及宗主国间已有固定的经济往来。由于未能打破这样的固有模式，法国不得不通过汉堡[Hamburg)、安特卫普[Antwerp)和利物浦[Liverpool]，购买它所需的大部分殖民地产物，如橡胶、皮革和毛皮、热带木材等。)简言之，新殖民主义是一个由诸多国家经济体所进行的经济和政治竞争时代的副产品，同时又因贸易保护主义而得以加强。然而，就母国与殖民地的贸易额在其总贸易额中所占的百分比不断增加这件事而论，这个贸易保护主义并非十分成功。

可是，帝国的年代不仅是一个经济和政治现象，也是一个文化现象。地球上少数“已开发”地区的征服全球，已借着武力和制度，借着示范和社会转型，改变了人们的意象、理想和希望。在依赖性国家当中，这种改变除了对当地的优秀分子之外，对其他任何人都没造成什么影响。不过，我们当然也应该记住：在某些区域，如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是社会主义或与之有关的基督教传教工作，创造了接受西式教育的社会精英。今日非洲国家使用法语与英语的分野，恰恰反映出法国和英国殖民帝国的分布。(这两个殖民帝国在1918年后，瓜分了前德国殖民地。)除了非洲和大洋洲的基督教传教工作曾使许多人改信西方宗教以外，大多数的殖民地人民都尽可能不去改变其原有的生活方式。同时，令比较刚愎的传教士懊恼的是：殖民地人民所接纳的西方进口宗教很少是信仰本身，而多半是西方宗教中有利于他们的传统信仰和制度系统的成分，或符合他们需要的成分。正如由热心的英国殖民地行政官员带给太平洋岛屿的户外运动一样，西方观察家所见到的殖民地宗教，往往和萨摩亚群岛(Samoan)的板球一样令人意外。甚至在那些传统宗教只流于形式的地方也不例外。但是，殖民地也很容易发明它们自己特有的基督教，这个情形在南非(非洲真正有大批土著改信宗教的地方之一)尤其显著。南非的“埃塞俄比亚运动”(Ethiopian movement)，早在1892年便脱离了传教团体，建立了一种较不与白人认同的基督教。

因而，帝国主义带给依赖世界精英分子以及可能的精英分子的，基本上是“西化”。当然，早在这个时代之前它便已展开这项工作。对于所有面临依赖或征服的政府和精英而言，这几十年的经验已使他们明白：如果不西化便会被毁灭(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七、八和十一章)。而事实上，在帝国时代启发这些精英分子的各种意识形态，在时间上都可以上溯到法国大革命至19世纪中期。当时它们采取了孔德(AugustComte，1798-1857)的实证主义形式，这个现代化的学说，启发了巴西、墨西哥以及早期的土耳其革命政府(参看第十二章)。精英分子对西方的抗拒仍能使西化继续进行，即使在他们基于宗教、道德、意识形态或政治实用主义而反对全盘西化之际亦然。穿着缠腰布、身怀纺锤(劝阻工业化)的圣雄甘地(MahatmaGandhi)，不仅受到阿默达巴德市(Ahmedabad)机械化棉纺厂主的支持和资助，而其本人也是一个显然受到西方意识形态影响并在西方接受教育的律师。如果我们只把他看成一个印度传统主义者，便无法真正了解他。

事实上，甘地本人充分说明帝国主义时代的特有影响。甘地出身于地位相当于一般商人和放利者的阶级，这个阶级以往与英国统治下的印度西化精英关系不大，可是他却得以在英国接受专业和政治教育。19世纪80年代晚期，甘地开始着手撰写一本英国生活指南，以期对像他这样环境普通却想去英国念书的学生提供帮助。在那个时候，去英国念书是有志印度青年最渴望的选择。这本指南是以绝佳的英文写成，书中指导他们许多事情，从如何搭乘轮船前往伦敦和寻找宿舍，到虔诚的印度教徒该如何解决饮食问题，乃至如何习惯西方人自己刮胡子而不依赖理发师的习俗。甘地显然既不将自己视为一个无条件的西化者，也不无条件地反对英国事物。正如日后许多殖民地解放先驱在其母国的短暂停留期间一样，甘地选择到意识形态与他较为投合的西方社交圈中走动。以他的情形而言，他选择了英国素食主义圈——他们绝对也是赞成其他“进步”思想的人。

甘地学会在一个由“新帝国主义”所创造的环境中，运用消极抵抗的办法，动员传统民众去达成非传统目的的特殊技巧。可想而知，这个办法是西方和东方的融合，因为他公开表示他在思想上受到罗斯金(John Ruskin)和托尔斯泰的影响。(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人们无法想象来自俄国的政治花粉如何能在印度受精开花，但是到了20世纪第一个10年，这种现象已在印度的激进圈中十分普遍，不久之后，在中国和日本的激进分子当中也将非常普遍。)因钻石和黄金而繁荣的南非，吸引了许多印度普通移民。在这个新奇的环境中，种族歧视为不属于精英阶级的印度人创造了一种随时可以进行现代政治动员的形势。甘地便是借着在南非为印度人的人权奋斗，而得到他的政治经验并赢得他的政治驱动力。那时，他还无法在印度本国进行这些活动。最后他回到印度，成为印度民族运动中的关键人物，但这是1914年战争爆发之后的事。

简言之，帝国的年代一方面创造了造就反帝国主义领袖的环境，一方面也创造了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第十二章)开始回应其呼声的环境。但是，如果我们以对西方的反抗为主轴，来陈述在西方母国支配和影响下的民族和区域历史，将会是一种时代错误和误解。它之所以是一种时代错误，除了下面将谈到的例外情形以外，是因为大多数地区最重要的反帝国运动时代，都是始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期间。它之所以是一个误解，是因为它将现代民族主义的内容——独立、民族自决、领土国家的形成等(参看第六章)——引人尚未、也尚不可能包含它的历史记录当中。事实上，最先接触这些思想的人，是西化的精英分子。他们是藉由造访西方和西方所组成的教育机关而接触到这些观念，因为这些观念正是在西方教育机关里面形成的。从英国回来的印度年轻人，可能带回来马志尼(Mazzini)和加里波底(Garibaldi)的标语，但是当时恐怕没有几个旁遮普(Punjab)居民，更别提像苏丹(Sudan)这样地区的居民，会知道它们是什么意思。

因此，帝国主义最有力的文化遗产，是它为各类少数精英所兴办的西式教育。因为，少数因此具有读写能力的幸运者，可进而发现一条升迁捷径，亦即充当教士、教师、官僚或办公室工作人员等白领阶级。在某些地区，他们也可能出任新统治者的士兵或警察，他们穿着统治者的服饰，并接受他们对时间、地点和处理家务的奇异想法。当然，这些人都是具有行动潜力的少数精英，这便是为什么这个甚至以人类的一生寿命来衡量也是相当短暂的殖民主义时代，却会留下如此长远影响的原因。丘吉尔曾经说过：在非洲的大部分地方，整个殖民主义经验(由最初的占领到独立国家的形成)，也不过就是一个人的寿命那么长，这的确是个惊人的事实。

依赖地区对主宰它的世界又有什么反作用呢？自从16世纪起，异国经验便是欧洲扩张的一项副产品，不过，启蒙时代的哲学观察家，往往将欧洲和欧洲殖民者以外的奇异国度视为欧洲文明的道德测量器。拥有高度文明的异国，可反映出西方制度的缺点——如孟德斯鸠(Montesquieu)的《波斯人信札》(Persian letters)所言——而尚未受文明干扰的异族，则往往被视为高尚的野蛮人，其自然而且令人钦慕的举止正说明了文明社会的腐化。19世纪的新奇之处，是欧洲人愈来愈把非欧洲人及其社会视为卑下、不可取、薄弱、落后，甚至幼稚。它们应该是被征服的对象，至少应该是必须接受真正文明教化的对象；而代表这个惟一的真正文明的，是商人、传教士和一队队携带枪炮、烈酒的武装士兵。在某种意义上，非西方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在这个惟有靠武力和军事科技才能生存的时代，显然不太具有力量。堂皇壮丽的北京城，可曾阻止西方野蛮人不止一次地焚烧抢掠？式微中的莫卧儿帝国首都，一个在萨耶吉·雷(Satyajit Ray)的《棋手》(The Chessplayer)中显得如此美丽的城市，又何曾抵抗得住英国人的进攻？对于一般欧洲人而言，这些地方已成为他们轻视的对象。他们所喜欢的只是战士，最好是那些可以招募进殖民地军队的战士(锡克教徒、廓尔喀人、柏柏人[Berber]、阿富汗人、贝都因人[Bedouin))。奥斯曼帝国赢得了勉强的敬意，因为它虽然已趋没落，却还拥有足以抵抗欧洲军队的步兵。当日本开始不断在战场上赢得胜利之后，它才逐渐被欧洲人平等视之。

然而，也就是这种紧密的全球交通网络，这种可以轻易踏上外国土地的情形，直接或间接地加强了西方世界和异国世界的冲突和交融。真正认识到这两点并加以思考的人数并不多，虽然在帝国主义时期确有增加，因为有些作家刻意使自己成为这两个世界的中间人，他们包括以航海为业的知识分子(如洛提[Pierre Loti]和最伟大的康拉德[Joseph Conrad])，士兵和行政官员(如东方通马西农[Louis Massignon])，或殖民地的新闻从业者(如吉卜林[Rudyard Kipling])。不过，异国事物已日渐成为日常教育的一部分：在卡尔·梅(Karl May，1842—1912)那些深受欢迎的青少年小说中，想象中的德国主角漫游于美国的蛮荒西部和信奉伊斯兰教的东方世界，有时也溜进黑色非洲和拉丁美洲；惊险小说的恶棍中，已出现了不可思议但权力无边的东方人，如罗默(SaxRohmer)小说中的傅曼殊博士(Dr．Fu．Manchu)；英国男孩所读的廉价杂志故事中，也塑造了一个富有的印度人，他操着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奇怪的半吊子英语。它甚至已成为日常经验当中一个偶然但可预料到的部分：水牛比尔(Buffalo Bill)的“蛮荒西部”(Wild West)表演，以其充满异国情调的牛仔和印第安人，于1887年后征服了欧洲；而在愈来愈考究的“殖民地村落”或伟大的万国博览会中，也可看到这类展览。不论其原意为何，这些奇异世界的剪影都不是纪录片式的；而是意识形态的，一般而言都加强了“文明人”对“原始人”的优越感。它们之所以充满帝国主义的偏颇，乃是由于——如康拉德的小说所示——异国世界与人们日常生活的连结，主要是通过西方对第三世界的正式或非正式渗透。从实际的帝国经验当中借来的日常用语，多半都用在负面事物上。意大利工人把破坏罢工者称为"crumiri”(北非某个部落语)；意大利政客将南方的投票部队唤作“ascari”(殖民地土著军队)；“caciques”原本是西班牙南美帝国的印第安酋长，在欧洲则成了政治头子的同义字；“caids”(北非土著酋长)指的是法国的帮派领袖。

但是，这类异国经验也有比较正面的地方。部分好思考的行政官员和士兵(商人对这类事情没什么兴趣)，开始认真探究他们自己的社会与他们所统治的社会之间的差异。他们也对此提出了许多杰出的学术研究(尤其是在印度帝国)，并改变了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这项成就大半是殖民地统治，或为协助殖民地统治的副产品，而且大半无疑是基于对西方知识优越于一切的坚定感和自信感。宗教这个领域或许是一个例外，对于公平的观察者而言，美以美教派是否比佛教高明，他们并不十分肯定。帝国主义也使西方人对来自东方(或自称来自东方)的精神事物兴趣大增，有时还进而信仰。尽管后殖民理论对这种认知多有批评，我们仍不应将西方学术中的这一支简单贬为对非欧洲文化的傲慢毁谤。至少，它们当中最好的那部分是相当看重非欧洲文化的，认为它们应予以尊敬，并从中获取教训。在艺术领域，尤其是在视觉艺术领域，西方前卫派对非西方文化是一视同仁的。事实上，在这一时期他们大致是受到非西方文化的启发。这种情形不仅见于代表精粹文明的异国艺术(如日本艺术，日本艺术对法国画家的影响非常明显)，也见于那些被视为“原始的”异国艺术，尤其是非洲和大洋洲艺术。无疑，它们的“原始风味”是它们的主要吸引力，但我们无法否认，20世纪早期的前卫人士教会了欧洲人把这样的作品视为艺术品(往往是伟大的艺术品)，教导他们只看其艺术本身，而不论其出处为何。

帝国主义的最后面向也必须一提，亦即：它对母国统治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帝国主义使这两个阶级的胜利变得更戏剧化，好像没有什么事是它们办不到的。一小撮主要位于西北欧的国家，主宰了全球。使拉丁民族以及斯拉夫民族愤愤不平的是：有些帝国主义者甚至喜欢强调条顿(Teuton)民族以及尤其是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的特殊征伐功绩。这两个民族之间虽然不乏敌对竞争，然而据说却是具有亲密关系的，这一点可从希特勒对英国的勉强尊敬中得到证明。这些国家的少数上层和中产阶级——官员、行政人员、商人、工程师——有效地行使这一支配权。1890年前后，6000多一点的英国官员，在7万多一点的欧洲士兵协助下，统治了几乎3亿印度人。欧洲士兵和为数多得多的土著军队一样，只是听取命令的佣兵，而且是不成比例地由较古老的本土殖民地军队——爱尔兰人——中抽调组成的。这是一个极端的情形，但绝非不普遍。绝对的优越性莫此为甚。

因此，直接与帝国有关的人数相对而言很少，但是他们的象征意义却非常巨大。1899年，当大家认为作家吉卜林——印度帝国的诗人——快死于肺炎时，不仅英国人和美国人(吉氏不久前才献给美国一首谈论“白种人的负担”的诗，论及美国在菲律宾的责任)很悲伤，连德国皇帝也拍了一通电报以示慰问。

可是，帝国的胜利也带来了许多问题和不确定性。例如母国统治阶级对帝国所采行的统治政策，显然完全不同于本国，两者之间的矛盾日渐明显，而且愈来愈难解决。在母国内部，如我们即将提到的，民主选举的政治制度似乎无可避免地日渐风行，而且注定会继续风行下去。然而在殖民帝国中，实行的却是独裁政体：一方面借着有形的威逼，一方面依靠殖民地对母国优越性的消极归顺——这种优越性大到似乎无法挑战，因而遂变得合理合法。士兵和自我训练的殖民地总督，统治了地球上的好几个大洲；可是在母国国内，无知和卑下民众的势力却无比猖獗。在此，我们不是可以学到一个尼采(Nietzsche)在《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中所指的那种教训吗？

帝国主义也引发了不确定性。首先，它造就了一小群白种人(因为，如优生学这门新学问不断警告的：甚至大多数的白种人也注定是低下的)与极大量的黑种人、棕种人和或许最重要的黄种人的对抗形势，德皇威廉二世便曾号召西方团结以应付“黄祸”。一个赢得这般容易、基础这般薄弱的世界帝国，一个因为几个人的少数统治和多数人的不抵抗便可轻松统治的世界帝国，真的能长久维持吗？吉卜林，这位最伟大、或许也是惟一的帝国主义诗人，以其对帝国无常性的预言，迎接那个代表帝国骄傲的伟大时刻——189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纪念：

远方召唤，我们的舰队逐渐消失；

炮火在沙丘和岬上沉落：

看呀，我们昨天所有的盛观

是和尼尼微(Ninevah)和泰尔(Tyle)一般！

上帝赦免我们，

以免我们忘记，以免我们忘记。

他们炫耀地计划在新德里(NewDelhi)为印度修建一座壮丽新都，然而克里蒙梭(Clemenceau)却预言它将成为一长串帝国废墟中的一个。克氏是惟一抱怀疑态度的观察者吗？而他们在统治全球上的脆弱度，真的比统治国内的白种群众大这么多吗？

这种不确定性是一体两面的。如果说帝国(以及统治阶级的统治)对其统治下臣民而言是不堪一击的(虽然当时并非如此，一时之间也不会成为事实)，那么其内部统治意愿的腐蚀，那种为证明适者生存而做的达尔文式奋斗意愿的腐蚀，更加轻易地将其击溃。权力和事情成功所带来的奢华，不正也是削弱其继续努力的杀手吗？帝国不是导致了核心地区的依靠心理和野蛮人的最后胜利吗？

这些问题在那个最伟大也最脆弱的帝国当中，引发了最为不祥的答案。这个帝国在面积和光荣上超过以往的所有帝国，然而在其他方面却濒于衰败。即使是勤奋工作而且精力充沛的德国人，也认为帝国主义已逐渐等同于只会导致衰败的“靠地租、利息等固定收入生活的国家”。暂且听听霍布森对这种恐惧的看法：

如果中国被瓜分，则西欧的更大部分，将在外表和性质上，和英国南部、蔚蓝海岸，以及意大利和瑞士那些充满旅行车队和旅馆的地方一样：一小群富有的贵族，靠着从远东抽取股息和年金为生；在他们身旁是人数稍多的职业侍从和技艺工人，以及一大群私人仆佣和运输业工人。所有的主干工业均将消失，主要的食物和制造品，都以贡物的方式由非洲和亚洲流进来。

资产阶级的“美好时代”就这样解除了武装。威尔斯(H．C．Wells)小说中那个迷人无害、过着在阳光中嬉戏生活的艾罗依(E100，将会受到他们所依靠的黑色摩洛克人(Morlocks)的摆布，并且完全无法抵抗。德国经济学家舒尔茨-盖文尼兹(Schulze-Gaevemitz)写道：“欧洲将会把体力劳动的负担——先是农业和矿业，再是工业中较为费力的劳动——转移给有色人种，而它自己则心满意足地依靠地租、利息等固定收入生活。而这种情形，或许正在为有色人种日后的经济和政治解放铺路。”

这便是打扰“美好时代”睡眠的噩梦。在这些噩梦中，帝国的梦魇和对民主政治的恐惧合而为一。

谢选骏指出：“帝国的年代”的说法，显然来自列宁的教条——《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16年1-6月）。但这显然不是什么先知预见，而是愚蠢的事后聪明。因为此时的世界大战已经打了两年，瞎子都看见了！结果呢？“帝国主义”打完了，“资本主义”照样发展，因为法治没死。共产党处心积虑想要人治，因为只有破坏了法治，才能实现独裁暴政的整治！

【第四章民主政治】

所有因财富、教育、才智或诈术，而适合领导人群并有机会领导人群的人——易言之，所有统治阶级的派系——一旦普选制度确定之后，便必须服从它，并且，如果时机需要，也必须诱骗和愚弄它。——莫斯卡(Gaetano Mosca)，1895年

民主政治尚在测试之中，但是到目前为止它还没有招致耻辱。诚然，它也尚未发挥全力，其原因有二，其中之一的影响多少是永久性的，另一个则比较短暂。首先，不论财富的数字意义，它的权力将永远无法与之相称。其次，新被赋予投票权的阶级，其组织的不健全已令它无法对先前存在的均势做出任何重大改变。——凯恩斯，1904年

具有重大意义的是：没有一个现代世俗国家会忽略应提供造成集会机会的法定假期。——《美国社会学学报》，1896—1897年

本书所述时期开始于在欧洲统治者及其惊恐的中产阶级当中所爆发的国际性歇斯底里症，这种歇斯底里症乃是1871年为时短暂的巴黎公社(Commune of Paris)所引起。在平定了巴黎公社之后，胜利者对巴黎居民展开大屠杀，这场屠杀的规模之大，在文明的19世纪国家中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甚至以我们今日比较野蛮的标准来看，也十分可观(比较《资本的年代》第九章)。可敬的社会所发作的这场短暂、残忍，却也极具当时特色的盲目恐慌，充分反映了资产阶级政治的一个基本问题：民主化。

诚如睿智的亚里斯多德(Aristotle)所云：民主政治是人民大众的政治，而大众整体而言是贫穷的。穷人和富人、特权阶级和非特权阶级，其利害关系显然不会一样。但是，就算我们假设这两个阶级的利害关系一致或者可以一致，民众对公共事务的看法也不太可能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作家所谓的“上流人土”一样。这便是19世纪自由主义的基本困境。自由主义虽然听命于宪法和选举产生的独立议会，但它却借着不民主的作风尽量回避它们，也就是说，它不赋予大多数本国男性公民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遑论全部的女性居民了。在本书所论时期开始之前，民主的稳固基础是建立在路易·菲力普(LouisPhilippe)时代讲究逻辑的法国人所谓的“法定国家”(the legal country)和“实质国家”(the real country)之间的区别。维护“法定国家’’或“政治国家”的防御工事，乃是投票权所需的财产和教育资格，以及在大多数国家当中已经制度化的贵族特权(如世袭的贵族院)等。自“实质国家”深入到“法定”或“政治”国家政治范围的那刻起，这种社会秩序便有了危险。

如果那些无知粗俗的民众，那些不了解亚当·斯密自由市场的优美和逻辑的民众，控制了各国的政治命运，那么政治上将发生怎么样的事呢？他们很可能会走向引爆社会革命的道路，1871年社会革命的短暂出现，曾使衣冠之士大为惊恐。古代暴动式的革命似乎不再会迫在眉睫，但是，随着投票权逐渐扩及到拥有财产和受过良好教育以外的阶级，革命的危险难道不会尾随而来？难道这种情形不会像未来的索尔兹伯里勋爵(LordSalisbury)在1866年所害怕的那样，不可避免地导致共产主义吗？

可是，自1870年后，大家已愈来愈清楚地看出：各国政治的民主化已势所难免。不论统治者喜欢不喜欢，民众都会走上政治舞台。而后者也的确这么做了。19世纪70年代，法国、德国(至少就全德国而言)、瑞士和丹麦，已经实行了建立在广大投票权(有时甚至在理论上是男性普选权)基础上的选举制度。在英国，1867和1883年的“改革法案”几乎将选民人数增加了四倍，由占20岁以上男子的8％增加到29％。在一次为争取选举权民主化的改革而举行的总罢工后，比利时于1894年扩大其选民人数，从成年男性的3．9％增加到37．3％。挪威在1898年将选民人数增加了一倍，由16．6％增加到34．8％。随着1905年革命，芬兰更独树一帜地将其民主政治普及到76％的成年人都拥有选举权。1908年，瑞典选民人数也增加了一倍，以向挪威看齐。1907年，哈布斯堡王朝中的奥地利那一半已实行普选；意大利也在1913年跟进。在欧洲以外，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当然已称得上是民主国家；阿根廷在1912年也成为民主国家。以日后的标准来说，这种民主化尚不完备——一般所谓的普选权，其选民人数都只介于成年人口的30％—40％之间。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甚至妇女的投票权也不再仅是乌托邦式的口号。19世纪90年代，白人殖民地的边缘有了最早的妇女投票权——美国怀俄明州(Wyoming)、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南部。在1905年到1913年间，民主的芬兰和挪威也赋予妇女投票权。

虽然这些发展是由代表人民的意识形态信念所促成的，可是促成它们的各国政府对它们并不热中。读者们已经看到，即使是那些在今日被视为最彻底、最具有历史传统的民主国家，如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也是到相当晚近才决定放宽其选举权，更别提直到1918年仍拒绝有系统民主化的荷兰(不过荷兰和比利时的选民人数增加率差不多)。政客在他们(而非某些极左派)尚能控制选举的时候，也许会听任选举权做预防性的扩充，法国和英国的情形或许便是如此。在保守人士之中，有像俾斯麦一样的愤世嫉俗者，他们相信民众在投票时仍会秉持传统的效忠(或如自由派所说的无知和愚蠢)，因此他们认为普选将会加强右派而非左派的力量。但是即使是俾斯麦也宁可不在支配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冒险尝试，他在普鲁士仍维持了绝对亲右的三阶段投票制。这种防备后来证明是聪明的，因为大众选民已无法由上层予以控制。在其他地方，政客不是屈服于人民的暴动和压力，便是顺应他们对国内政治冲突的估计。在这两种情形下，他们都害怕迪斯累里(Disraeli)所谓的“轻举妄动”所导致的可怕后果。诚然，19世纪90年代的社会主义骚动以及俄国革命的直接和间接影响，都强化了民主运动；不过，不论民主化是用何种方式进行，在1880—1914年间，绝大多数的西方国家都已顺应了这个不可避免的潮流。民主政治已经无法再行拖延。自此，问题就变成该如何操纵它了。

最原始的操纵办法还是挺容易的。例如，可以对普选产生的议会权力加以严格限制。这是俾斯麦的模式，亦即将德国国会(Reichstag)的宪法权利降到最低程度。在其他地方，则借着经由特殊(和权重的)选举团体和其他类似机构所选出的第二议会——有时(如在英国)是由世袭的议员组成——来节制民主的代议会。财产选举权的基本原理仍得以保持，并藉由教育资格予以增强(比方说，在比利时、意大利和荷兰，受过较高教育之人拥有额外的选举权；英国则为大学保留了特殊席位)。1890年，日本开始采用具有上述限制的议会政治。这种“变种的投票权”(英国人的称谓)，还可利用为己党利益擅自改划选区的有效设计(奥国人所谓的“选举几何学”)而予以加强。这种设计是借着窜改议员所代表的选举区，而将支持某些政党的力量极小化或极大化。对那些胆小或谨慎的选民，可用公开投票的方式对他们施加压力，在有权有势的地主和其他赞助人的监视之下尤然。丹麦维持公开投票直到1901年，普鲁士到1918年，匈牙利到20世纪30年代。如美国城市领袖所熟知的，赞助可以产生为某种共同目的而采取一致行动的政治组织。在欧洲，意大利的自由党员吉奥利蒂(Giovanni Giditti)已被公认是随从主义政治学的高手。投票年龄的最低限制颇富弹性：由民主瑞士的20岁到丹麦的30岁不等。当投票权扩大之际，年龄限制往往也会提高一点。而藉由复杂化的过程使人不易前往投票，从而简单破坏其效力的行动，也始终不乏新例。1914年的英国，估计约有半数工人阶级，是经由这个办法被剥夺其公民权的。

不过，这些制动策略虽然可以使政治车轮趋向民主政治的运动减慢下来，但却无法阻止它的前进。西方世界(1905年以后甚至包括沙皇统治下的俄国)正在清楚地走向以日渐广大之普通人民为基础的政治制度。

这些制度自然会导致为了选举或藉由选举所组织的群众政治动员，其目的在于对全国性政府施加压力。这也意味着群众运动和民众政党组织、大众宣传政治学、大众媒体(在这个阶段主要是发展大众化或低级趣味的“黄色”报纸)，以及给政府和统治阶级带来不少新麻烦的各项发展。对历史学家来说不幸的是：这些问题如今已在欧洲公开的政治讨论场合中消失，因为日益增长的民主化已使人们甚至不敢稍微坦白地公开加以讨论。政党组织候选人会告诉他的选民说他们太愚笨无知，不知道在政治上什么是最好的，而他们的要求也很荒谬，会危及国家的未来？又有哪个政治家敢不口是心非，以免其谈话被那些包围在身旁的记者传到最遥远的酒店去？政客愈来愈不得不诉诸大众选民，甚至不得不直接和民众对话，或间接利用大众新闻报导(包括其竞争对手的报纸)这只传声筒。俾斯麦或许从来不曾对精英以外的听众发言。然而，在1879年的选举战中，格莱斯顿(Gladstone)已将群众助选引入英国(或者也包括欧洲)。除了政治局外人外，再没有人会以辩论1867年英国改革法案时的那种坦白和真诚，来讨论民主政治的可能后果。不过，当统治者隐藏在浮夸的言语背后之时，对政治的严肃讨论则退人知识分子和少数有学识并了解它们的民众世界。这个民主化的时代也是新政治社会学的黄金时代。是涂尔干(Durkheim)和索列尔(Sorel)、奥斯特洛戈斯基(Ostrogorski)和韦布(Webb)、莫斯卡、帕累托(Pareto)、米歇尔斯(Robert Michels)和韦伯的世界(参看第十一章)。

自此，当统治阶级真的想说真心话时，他们必须在权力回廊的隐蔽处中进行，例如俱乐部、私人的社交晚餐、狩猎会或周末的乡间住宅。在这些场合中，精英分子彼此见面时的气氛，完全不同于在国会辩论或公众集会上的争论笑剧。因而，民主化的时代转变成公众政治伪善，或者更正确地说，口是心非的时代，也因此造就了政治讽刺作品的时代：杜利先生的时代，以及尖锐滑稽且才华横溢的漫画杂志时代——这些漫画杂志中，典型的有德国的《简单》(Simplicissimus)、法国的《奶油碟子》(Assiette au Beurre)或维也纳克劳斯(KarlKraus)的《火炬》(Fackel)。没有任何聪明的观察家会放过“公开论述”和“政治实情”之间的缝隙？贝洛克(Hilaire Belloc)便在针对1906年自由党选举大胜所写的讽刺短诗中，捕捉到这个缝隙：

依赖特权，伴同醇酒、妇人、桥牌的可恨权力崩溃了；

伴同醇酒、妇人、桥牌的民主，重获其统治权。

那么，如今为了政治行动而群起动员民众的是哪些人呢？首先，是那些在此之前没资格参与政治，或被排斥在政治系统之外的社会阶层，它们之中的好几个可组成相当混杂的联盟、联合或“人民阵线”。其中最可畏的是工人阶级，如今它已在一个明确的阶级基础上从事各类政党和运动动员。我们将在下一章继续探讨这个问题。

此外，还有一个由若干不满意的中间社会阶层所组成的庞大但有欠明确的联盟，他们并不确定自己是比较害怕富人还是比较害怕穷人。这个联盟包括由工匠和小商店主人所构成的旧式小资产阶级，它们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进步之下逐渐凋零；也包括人数正在迅速增加中的“非劳力和白领”的新下中阶级，他们在大萧条时代及其之后构成了德国政治中的“工匠问题”和“中等阶级问题”。他们的世界是由“小人物”对抗“大”势力所决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小”这个字——如英文中“小人物”(little man)、法文中“小商人”(le petitcommercant)和德文中“小人物”(der kleine Mann)中的“小”字——正是其标语和口号。法国有多少激进社会主义杂志不都骄傲地在名称中冠上“小”字：《小尼斯人》(Le Petit Nicois)、《小普罗旺斯人》(Le Petit Provencal)、《小沙兰特人》(Le PetitCharente)和《小特尔瓦人》(Le Petit Troyen)。小是值得自豪的，但太小就不行。因为小财产和大财产一样需要对抗集体主义；而书记和技术劳工的收入虽然可能非常接近，但书记的优越性必须予以保护，他们不能与技术劳工混为一谈；尤其，已确立的中等阶级并不欢迎中下阶级与他们平起平坐。

“小人物”同时也是杰出的政治修辞学和煽动法的活动领域。在那些具有深厚激进民主主义传统的国家，其强大或绚丽的政治修辞学都将“小人物”固定为左派，虽然在法国，其中包含有极大成分的盲目爱国主义和仇外情绪。在中欧，其民族主义是无限制的，尤其是在反犹太这个议题上。因为犹太人不仅可被视为资本主义者(尤其是资本主义中打击小工匠和小商店主人的代表——银行业者、商人、新兴连锁商店和百货公司的创办人)，也可被视为无神论的社会主义者；而更普遍的情形，是被视为损害古老传统和威胁道德真理以及家长制的人。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反犹运动在德国、奥匈帝国、俄国和罗马尼亚，已成为有组织的“小人物”政治运动的一个主要成分。它在别处的重要性也不应低估。谁能从19世纪90年代震撼法国的反犹太骚动、为期十年的巴拿马丑闻以及德雷福斯事件(法国参谋部的德雷福斯上尉于1894年时误被以替德国做间谍活动而定罪。在一场使整个法国为之分裂、震动的还他清白的运动之后，他于1899年被免罪，最后在1906年得到复职。这个事件在欧洲各地都留下不小的创伤)，猜想到这个时期在这个拥有4000万人口的国家，只有6万个犹太人？(参看第六章及十二章)

进行政治动员的群众当然还包括小农。在许多国家，小农仍占人口中的大多数，至少仍是最大的经济群体。自19世纪80年代起，也就是不景气时代，小农和农夫愈来愈常被动员为经济上的压力团体，并在许多情形不同的国家，如美国和丹麦、新西兰和法国、比利时和爱尔兰、大批加人合作购买、推销、成品加工和信贷的新组织。不过，虽然如此，小农却很少在政治和选举上以阶级的意义动员起来——假设这么庞杂的一个群体可以算作一个阶级的话。当然，在农业国家中，没有一个政府胆敢忽视农耕者这么庞大一群选民的经济利益。可是，就小农在选举上的动员而论，即使是在某一特殊政治运动或党派的力量显然是依靠小农和农夫支持的地方(如19世纪90年代美国的民粹党或1902年后俄国的社会革命分子)，小农也是在非农业的旗帜下进行动员。

如果说社会群体已作了这样的动员，那么公民团体也基于宗教和民族性之类的局部效忠而进行联合。之所以说它们是局部性的，是因为即使是在单一宗教的国家，以信仰为基础的政治大动员，也永远是与其他宗教或世俗集团对立的团体。而民族主义的选举动员(在某些地方，例如波兰和爱尔兰，这项动员也等同于宗教的选举动员)，几乎永远是多民族国家内部的自发运动。它们和政府所宣传倡导的爱国主义没有什么相似之处，有时也逃避政府的控制；它们和宣称代表“国家”以对抗少数民族颠覆的政治运动(通常是右派)，也没有什么相似之处(参看第六章)。

然而，这种政治告解式的群众运动，其兴起却颇受罗马天主教会的阻挠。罗马天主教会是一个极端保守的团体，具有最惊人的动员和组织其信徒的能力。自从1864年的《现代错误学说汇编》和1870年的梵蒂冈大公会议起，政治、党派和选举便是罗马教会想要摒弃的悲惨19世纪的一部分(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四章)。那些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以谨慎的态度建议在某种程度上与当代思想妥协的天主教思想家，从他们的备受排斥中便可证明天主教会此时仍旧不接受这类思想(1907年，教皇庇护十世曾谴责“现代主义”)。除了完全反对和特别维护宗教实践、天主教教育、教会“易受政府损害以及易受政府与教会不断冲突损害”的制度以外，在这个世俗政治的炼狱世界，天主教会还能有什么政治活动呢？

因此，虽然——如1945年后的欧洲历史将证明的——基督教政党的政治潜能很大(在意大利、法国、联邦德国和奥地利，它们脱颖而出成为主要政党，除了法国以外，至今仍是主要政党)，虽然这种潜能显然随每一次选举权的扩大而增加，但是教会却拒绝在它的支持之下组成天主教政党。不过，自19世纪90年代初，教会也认识到将工人阶级由无神论的社会革命争取过来的好处，以及照顾其主要支持者——小农——的必要。然而，虽然教皇对天主教徒关心社会的新政策给予祝福(1891年的新事件通谕[Encyclical RerumNovarum))，教会对于日后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基督教民主党的创始人，却抱怀疑态度，并不时予以敌视。教会之所以如此，不仅是因为这些政治人物就像“现代主义者”一样，似乎已与世俗世界不可取的趋势妥协，也因为教会对于新天主教的中间和中下阶层核心分子感到不安，这些城市和乡村的核心分子在不断扩张的经济中争取到行动空间。伟大的煽动政治家卢杰(Karl Lueger，1844-1910)，是在违抗奥地利神职组织的情况下，于19世纪90年代成功地创立第一个主要的基督教社会主义政党，(即今日人民党[People’s Party]的前身，该党在1918年后的大半时间统治了独立的奥地利。)该政党以反犹太诉求征服了维也纳中下阶级。

因此教会通常支持各种各样的保守或复古政党，或是多民族国家内附属天主教的民族以及没有感染世俗病毒的民族主义运动，它和这些团体保持了良好关系。它通常支持任何人反对社会主义和革命。因此，真正的天主教民众运动和政党，只见于德国(它们的产生，是为了反抗。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的反教士运动。)、荷兰(该地所有的政治活动皆采取信仰组合的方式，包括基督新教和非宗教性组合。)和比利时(早在民主化以前，天主教徒和反教士自由党员已形成了两党政治。)。

基督新教的宗教政党甚至更为稀少，而在它们存在的地方，信仰的要求往往与其他口号合而为一：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如在大多不信奉国教的威尔士人中间)，反民族主义(如反对爱尔兰自治而愿与英国联合的乌尔斯特[Ulster]新教徒)，自由主义。(如英国的自由党，当古老的辉格党贵族和重要的大企业在19世纪80年代投诚到保守党之后，不信奉国教的团体更因之得势。不信奉国教者系指英格兰和威尔士非英国国教会的新教徒。)而在东欧，政治活动中的宗教自然是无法脱离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包括俄国的国家民族主义。沙皇不仅是东正教领袖，而且也动员东正教徒抵制革命。对世界上的其他伟大宗教(伊斯兰教、印度教、儒家)而言，更别提局限于特殊群落和民族的教派，在受其影响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范围之中，并不知道有西方民主政治的存在，也与它毫不相干。

如果说宗教具有深厚的政治潜力，那么民族认同同样是一种不可轻视而且在实际上更有效的推动力。在1884年英国投票权民主化之后，爱尔兰民族主义政党囊括了该岛上所有的天主教席位。在103个议员当中，有85个形成了爱尔兰民族主义领袖巴涅尔(Charles Steward Parnell，1846-1891)背后训练有素的方阵。在任何选择以政治来表达其民族意识的地方，德国和奥地利的波兰人显然会以波兰人的立场投票，捷克人则以捷克人的立场投票。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地利那一半，便因这种民族划分而告瘫痪。事实上，在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日耳曼人和捷克人的多次暴动和反暴动之后，其议会政治已完全崩溃，因为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在议会中成为多数。1907年奥地利普选权的诞生，不只是对压力让步的结果，也是为了动员选民大众去投非民族政党(天主教，甚或社会主义)的票，以对抗势不两立、争吵不休的民族集团。

严格形式的(有纪律的政党运动)政治性群众动员尚不多见。即使是在新兴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中，德国社会民主党(German Social Democracy)的那种单一和包括一切的模式也绝不普遍(参看下一章)。不过，构成这种新现象的因素当时几乎到处都可看到。首先出现的是作为其基础的组织构架。理想的群众政党运动必须在一个中央组织复合体外加上一个地方组织或支部的复合体，每一组织都应有为了特殊目的而设的地方支部，并整合到一个具有较广泛政治目的的政党之中。因此，1914年的爱尔兰民族运动遂包括了联合爱尔兰联盟(United Irish League)，这个联盟乃是为选举而组成的全国性组织，亦即在每一个议员所代表的选区当中都可见到其踪影。它组织许多选举集会，并由联盟会长出任主席。出席参加集会的人士不仅包括它自己的代表，也包括同业公会(工会支部的城市企业联盟)的代表，工会本身的代表，代表农民利益的土地和劳工协会(Land and Labour Association)的代表，盖尔人运动协会(Gaelic Athletic Association)的代表，类似古爱尔兰修道会(Ancient Order of Hibernians)之类的互助会代表，以及其他团体代表。(附带一提：古爱尔兰修道会乃是爱尔兰本岛和美洲移民的联系桥梁。)这是一个动员核心，是国会内外民族主义领导人士的联系环节，也构成了支持爱尔兰自治运动的选区范围。这些积极分子尽可能将自己组织到大众之中，因此在1913年时，爱尔兰为数300万的天主教人口中，已有13万联合爱尔兰联盟成员。

其次，各种新兴的群众运动都是属于意识形态的。它们不只是为了支持特殊目的(如维护葡萄栽培)而组成的压力和行动团体。当然这类有组织的特殊利益固体也是成长迅速，因为民主政治的逻辑便是要求各种利害团体向理论上应对它们相当敏感的全国性政府和议会施压。但是，像德国农民协会(Bund der Landwirte，1893年成立，并在次年就有20万农民参加)这样的团体，却不属于任何政党，虽然它的态度显然倾向保守，而它又几乎完全为大地主所主宰。1898年时，它的支持者包括分属于五个不同政党的118名德国国会议员(总数共397名)。和这种不论其势力多么强大的特殊利益团体不同，新兴的政党运动代表了整体的世界观。是其整体的世界观，而非特殊或不断改变的具体政治计划，构成其组成分子和支持者的“公民宗教”。对于卢梭、涂尔干以及社会学这门新学问的其他理论家而言，公民宗教应该可使许多现代社会因之结合，不过也只有在这种情况下，它才能扮演阶段性的黏合剂。使那些新近被动员起来的群众团结一致的要素乃是：宗教、民族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以及法西斯主义的先驱意识形态，不论其运动同时也代表了什么样的实质利害关系。

矛盾的是，在那些具有强烈革命传统的国家，例如法国、美国和有点勉强的英国，他们以往的革命意识形态，也有助于新旧精英分子驯服至少部分的新动员群众，而他们所用的策略，对北美13州的7月4日演讲者而言，是非常平常的。英国的自由主义乃是1688年光荣革命的传人，它也从不曾忘记其前辈曾为了清教徒的利益参与了1649年处死查理一世的行动。(自由党党魁罗斯伯里勋爵[Lord Rosebery)，自掏腰包于1899年在英国国会前方为克伦威尔[Ohver Cromwell)立了一座雕像。)自由主义成功地维持了大众劳工党的发展，一直到1914年后。更有甚者，成立于1900年的英国工党(LabourParty)，也这样跟随在自由党的脚步之后。法国的共和激进主义尝试以挥舞共和与革命的旗帜来对付其敌人，并吸收动员群众，它们也的确得到一些成功。“左派无敌人”和“所有好的共和党员团结一致”等口号，颇有助于将新兴的民众左派与统治第三共和的中心人物结合在一起。

第三，就其运作的方式而言，群众动员可说是全球性的。它们或是粉碎了古老的地方性或区域性政治体制，或将它推到不重要的地位，要不便将它整合进较广泛的全盘性运动。总之，在民主化的国家，全国性政治活动并没有为纯区域性的党派保留多少发挥空间，即使是在德国和意大利这类具有显著区域差异的国家亦然。因此，在德国，汉诺威(Hanover，至1866年方为普鲁士所兼并)的区域特征——明显的反普鲁士和对旧日威尔夫(Guelph)王朝的效忠——也只能表现在投给全国性政党的选票比例比其他地方稍少而已(85％，别处为94％—100％)。因此，信仰或种族上的少数人，或者就此而言的社会和经济少数群体，他们有时局限于特殊地理区域的这一事实，不应误导我们。与旧日资产阶级社会的选举政治相反的是，新的民众政治愈来愈与以地方权贵为基础的旧式地方政治无法相容。在欧洲和美洲，仍有许多地区——尤其是在伊比利亚和巴尔干半岛、意大利南部和拉丁美洲——的保护人，也就是地方上的有权有势者，可以将整批受保护者的选票“交付”给出价最高的人，甚至更大的保护人，即使在民主政治当中，“老板”也从未消失。但是，在民主政治中，由政党制造名人，或使他不致在政治上陷于孤立无助的情形，还是比相反的发展多得多。努力使自己适应民主政治的年长精英，还是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在“地方性保护政治”和民主政治之间，发展出各种折中方式。而事实上，在旧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和新世纪的最初几十年间，充满了老式“名人”和新政治操盘者、地方老板，或其他控制地方政党命运人士的复杂冲突。

因此，取代名人政治的民主政治，就其已经取得的成就而言，并没有以人民取代权势，而是以组织——亦即委员会、政党名人、少数积极分子——取代权势。这个充满矛盾的事实，不久便为实际的政治观察家注意到。他们曾指出这种委员会(或英美所称的干部会议[caucuses])所扮演的决定性角色，甚或指出其“寡头政治的铁律”——米歇尔认为他可以从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研究中得出这项铁律。米歇尔也注意到新群众运动崇拜领袖人物的倾向，不过他过分重视这一点。因为，在本书所述时期，那种自然会以某些全国性群众运动领袖为中心的崇拜，例如对格莱斯顿(自由主义元老)或倍倍尔(Bebel，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画像的崇拜，其实信念的成分远大于个人的成分。再者，当时很多群众运动并没有富有领袖气质的领导者。当巴涅尔在1891年，因私生活混乱和天主教与非国教徒的道德冲突而失势时，爱尔兰人便毫不迟疑地抛弃了他。可是没有任何领袖能像他那样激起人们对他的私人效忠，而巴涅尔神话在他死后很久还在流传。

简言之，对其支持者而言，政党或运动是代表他们、也为了他们而采取行动。因此，组织很容易便代替其组成分子和支持者，而其领袖又可轻易地支配组织。于是，有组织的群众运动绝非人人平等的共和国，但是因为它们能结合组织和群众支持，因此便拥有庞大且几乎无可置疑的地位：它们是潜在的政府。事实上，我们这个世纪的几次主要革命，都是以制度化为政权系统的政党运动取代旧体制、旧政府和旧有的统治阶级。这种潜力之所以非常可观，是因为较古老的意识形态组织显然缺乏这种力量。比方说，这个时期的西方宗教似乎已失去自行转化为神权政治的能力，而它当然也不想这么做。(这种转化的最后一个例子，或许是1848年后在犹他州建立的摩门教共和国[Mormon Commonwealth)。)胜利的教会所建立的，至少在基督教世界，是由世俗机构所经营的教士政权。

不断推进的民主化运动其实才刚开始要改变政治。可是，它的言外之意有时已十分明确，对那些国家统治者及其所要维护的阶级而言，这些言外之意已引起了最严重的问题。其中之一是维持国家的团结，乃至存在的问题，在面临民族运动的多国政治中，这个问题显然已万分急迫。在奥匈帝国，它已经是政府的中心问题，而即使是在英国，大规模的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也粉碎了已确立的政治结构。另一个问题，是如何维持国内精英分子认为是切合实际的政策的持续推行，尤其是有关经济事务的政策。民主政治不是像商人所认为的那样，会不可避免地干预资本主义运作，并导致不良后果吗？它不会威胁英国所有政党都绝对拥护的自由贸易吗？它不会威胁健全的金融和所有可敬的经济政策的根本原理吗？它不会威胁到金本位制度吗？最后一项威胁在美国似乎是急迫的。19世纪90年代民粹主义的大规模动员，其最激烈的言辞便是攻击——引其伟大的演说家布赖恩的话——将人类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之举。比较一般性，却也更重要的问题是：在面临以社会革命为诉求的群众运动威胁时，该如何保卫已经拥有社会的合法性，甚至其实际生存。这些威胁之所以非常危险，是因为经由鼓动选出、又时常因无法协调的党派冲突而告分裂的议会，其效能显然不高；而不再以拥有独立财富之人为基础，反以依靠政治兴家致富之人为基础的政治制度，又无疑是腐败的。

上述现象都是我们无法忽视的。在分权的国家，如美国，政府(也就是总统所代表的行政部门)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民选议会，不过也很可能因权力的制衡而瘫痪。(但是总统的民主选举又会招致另一危险。)欧洲式的代议政府，其政府(除非仍在旧式王权的保护之下)在理论上必须依靠民选议会，因此其各种问题更是难以克服。事实上，这些政府好像进出旅馆的旅行团一样来来去去——一个国会的多数党崩溃，另一个就继之主政。欧洲民主政治之母——法国——或许是这项纪录的保持者。自1875年到欧战爆发前的39年间，法国一共有过52个内阁，而其中只有11个维持一年或一年以上。诚然，同样的名字往往在这些内阁中一再出现。因此，政府和政策的有效持续，便自然是掌握在常设的、非由选举产生的和隐形的官僚人员手中。至于说腐败，它也许不会超过19世纪初叶的情形：19世纪初，像英国这样的政府，也会将名副其实的“国王下面的肥缺”和赚钱的闲差分配给他们的亲戚和侍从。可是，即使它实际上没超过19世纪初叶的情形，但它却表现得更为明显，因为白手起家的政客必须用种种方法兑现他们对商人或其他利益团体的支持或反对。而使这种腐败更显突出的原因在于：至少在西欧和中欧，清廉是常设的资深公务员和法官的必备操守——在法治国家，此时他们大多仍受到保护，并没有选举和赞助的顾虑(只有美国是一大例外)(但是即使是在美国，1883年也成立了一个“文官委员会”[Civil Service Commission]，为独立于政治赞助的“联邦文官体系”[Federal Civil Service]奠定了基础。但是，赞助在大多数国家仍较一般所假设的更重要)。政治上的腐败丑闻不仅发生在对金钱转手不加掩饰的国家，如法国(1885年的威尔逊丑闻，1892—1893年的巴拿马丑闻)，也发生在对金钱转手加以掩饰的国家，如英国。(1913年的马可尼[Marconi]丑闻，两个白手起家的政府人物：劳合·乔治[Uoyd George]和伊萨克斯[Rufuslsaacs]——日后的最高法院院长和印度总督——均牵连在内。)(在凝聚性甚高的统治名流内部，令民主观察家和政治道德家吃惊的交易，并非不常见。曾任财政大臣的伦道夫·丘吉尔勋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也就是温斯顿·丘吉尔之父，欠了罗思柴尔德大约6万英镑；罗氏对英国的金融兴趣是可想而知的。这笔债的大小，可用下列数字说明：这笔钱相当于那年英国所得税总额的0．4％。)当政府基本上可说是以用政治恩惠购买选票的办法来获得多数人的支持时，议会的不稳定当然可能与贪污有关——政治恩惠几乎无可避免地皆具有财政上的重要性。如前所云，意大利的吉奥利蒂便是这个策略的高手。

当时社会上的上流人士，对于政治民主化的危险具有深切了解，而且一般而言，对大众日益增强的中心地位的危险性，也有深切了解。从事公务之人对此皆忧心忡忡。比方说法国正派言论的堡垒——《时代》(Le Temps)和《两个世界杂志》(La Revue des Deux Mondes)的编辑，在1897年出版了一本顾名思义的书——《普选权的创立：现代国家的危机》(The Organisa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The Crisis Of the Modem State)；而好学深思的保守党殖民地总督和日后的阁员米尔纳(Alfred Milner，1854-1925年)，则曾在1902年私下称英国的国会为“威斯敏斯特的暴民”(that mob at Westminster)。不仅如此，19世纪8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文化普遍的悲观主义(参看第九章和第十章)，无疑反映了领袖人物被以前的追随者抛弃的感觉；呈现了高级精英挡不住平民的感觉；说出了受过教育而且富有文化修养的少数人(也就是有钱人家的子弟)，被那些“刚从目不识丁或半野蛮状态解放出来的人”欺凌的感觉，也表达了被那股日渐汹涌的平民文明潮流淹没的感觉。

新的政治形势只是一步步地发展，而随着各国内部情况的不同，发展也不甚均衡。这种情形使我们不太容易对19世纪70年代以及19世纪80年代的政治作个比较通盘性的考虑，而就算作了也几乎没有意义。使无数政府和统治阶级陷于类似困境的，似乎是自19世纪80年代起在国际上突然出现的大规模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参看下一章)，不过，在事过境迁的今日，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并不是使政府头痛的仅有运动。广泛地说，在大多数有限宪政和有限选举的欧洲国家，自由资产阶级在19世纪中期所拥有的政治支配力量(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六章和第十三章)，在19世纪70年代已逐渐崩溃。就算不考虑其他理由，它至少也是“大萧条”的副产品。1870年在比利时，1879年在德国和奥地利，19世纪70年代在意大利，1874年在英国，除了偶尔的短期掌权之外，它们再也不曾支配大局。在接下来的新时期，欧洲再也没有出现同样的政治模式。不过在美国，曾经领导北方赢得内战胜利的共和党，基本上赢得了总统的连任，一直到1913年为止。只要无法解决的问题或像革命和“分离”之类的基本挑战可以挡在议会政治之外，政治家便可用重组那些既不想威胁政府又不想破坏社会秩序者的办法，来推翻议会中的多数党。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问题和挑战都是可以挡在外面的。不过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突然出现了一个坚实好斗的爱尔兰民族主义集团。这个集团存心瓦解英国下议院，并在下议院中扮演关键的少数派角色。它的出现立刻改变了国会政治，以及跳着端庄双人芭蕾的两个政党。它至少在1886年促使前辉格党中的百万贵族和自由党商人匆匆加人保守党，而这个保守并且反对爱尔兰自治的政党，日渐发展成土地财主和大商人的联合政党。

在别处，形势虽然更戏剧化，事实上却比较容易处理。在西班牙的王权恢复(1874年)之后，反对者的分裂(共和党为左派，王室正统派为右派)使得在1874-1897年的大半时间掌握政权的卡诺华斯(Camovas，1828-1897)，可以操纵政客并举行一次毫无政治意义的农村选举。在德国，互相冲突的成分相当软弱，以致俾斯麦可以在19世纪80年代从容统治；而奥匈帝国可敬的斯拉夫党派的温和作风，也有利于文雅时髦的塔费伯爵(Count Taaffe，1879-1893年执政)。法国的右派拒绝接受共和，它是选举中永远的少数党，但由于军队没有向文人当局挑战，因而，共和政体在历经无数次的震撼危机(1877年、1885-1887年、1892-1893年以及1894-1900年的德雷福斯事件)之后，仍能屹立不坠。在意大利，梵蒂冈对世俗和反教权政府的抵制，使德普雷蒂斯(Depretis，1813-1887)可以轻易地执行他将反对政府者转化为支持政府者的政策。

实际上，对政治体系惟一真正的挑战是在议会之外，是来自下面的反叛，但是，当时的立宪国家对此还不必太过担心；而军队，甚至在以革命宣言著称的西班牙，也没有什么动静。不过在叛变和武装士兵都不时可见的巴尔干国家和拉丁美洲，它们乃是政治体系的一部分，而非潜在的挑战者。

但是，这种形势却看似无法持久。当各个政府面对政治上显然无可妥协的势力的兴起时，他们的第一本能往往是压制。擅于操纵有限选举权的政治高手俾斯麦，当他在19世纪70年代面对他视之为向“群山之外”的反动梵蒂冈效忠的有组织天主教群众时(因而有ultramontane一字，其义为“山外之人”，引申为“教皇至上论者”)，竟手足无措，只好对他们展开反教权战争(所谓19世纪70年代的文化斗争)。面对社会民主党的兴起，他也只能在1879年宣布这个政党是非法的。由于回复到明目张胆的专制主义看来已不可能，事实上也不可思议(被禁的社会民主党也获准推出其候选人)，因此他在这两件事的处理上都失败了。政府迟早都必须容忍新的群众运动——对社会主义者的容忍，要到1889年俾斯麦失势之后。奥地利皇帝在其首都被基督教社会党(Social Christian)的煽动行为攻占以后，三度拒绝该党的领袖卢杰担任维也纳市长，直到1897年才接受这件已成定局的事实。1886年，比利时政府以武力镇压了工人的罢工和暴动风潮(西欧最恼人的风潮)，并将社会主义者逮捕入狱，不论他们是否牵涉骚乱。可是七年之后，在一次有效的总罢工推动下，比利时政府只得承认某种普遍的选举权。意大利政府在1893年打击西西里的小农，1898年打击米兰的工人，可是，在米兰的50具尸体以后，政府改变了方向。广泛地说，在19世纪90年代这个社会主义酿成群众运动的10年，代表了一个转换点。一个新的政治战略时代开始了。

成长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代读者，可能会奇怪当时为什么没有任何政府认真考虑抛弃立宪和议会政体。因为1918年以后，自由立宪政体和代议民主政治的确在许多阵线上退却，虽然1945年后又再度恢复。然而在本书所述时期，情况却非如此。甚至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1905年革命的失败也未导致整个选举和议会的废除。不像1849年(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一章)，即使是俾斯麦在他掌权末期玩弄暂停或废止宪法的构想，德国也不曾就此走向复古。资产阶级社会对于何去何从可能曾感到焦虑，但它仍然很有自信，因为全球经济汹涌向前的好景，是激不起悲观主义的。甚至在政治上持温和看法的人(除非他们有相反的外交和财政利害关系)，也盼望俄国发生革命。人们普遍以为，俄国革命会将欧洲文明的污点转化为正派的资产阶级自由国家。而在俄国内部，1905年革命不像1917年的十月革命，它的确曾得到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热心支持。在无政府主义者盛行暗杀的19世纪90年代，各国政府都保持了相当的冷静，总计当时共有两位君主、两个总统和一名首相遭到暗杀。(意大利的亨伯特国王[1CingUmbe~o)、奥地利的伊丽莎白女王、法国的卡诺总统[SadiCamot)、美国的麦金莱总统和西班牙的卡诺华斯首相。)1900年后，在西班牙和部分拉丁美洲以外的地区，已没有人真的为无政府主义感到困扰。法国警察早已准备了一长串公认可能对国家安全有危害的黑名单，其中主要是无政府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的革命分子和反军国主义的颠覆分子。可是，当1914年战争爆发之际，法国内政部长甚至懒得去拘捕这些人。

但是，如果说(不像1917年之后的几十年间)就整体而言，资产阶级社会尚未立即感受到严重的威胁，那么19世纪的价值观和历史期望，也还没有受到严重损伤。人们仍普遍认为文明的行为、法治和自由的制度惯例，都将继续其长期的进步。当时残留下来的野蛮行为还很不少，尤其(据“高尚人士”所深信)是在下层社会和有幸被白人殖民的“未开化”民族之中。甚至在欧洲，也还有像俄罗斯和奥斯曼这样的国家，其理性之烛明灭不定或根本尚未点燃。可是，从那些震撼全国和国际舆论的丑闻，正可看出处在和平时期的资产阶级世界，对教化的期望有多高：德雷福斯事件是由于拒绝查究一件审判有失公正的事情；1909年的费瑞(Ferrer)丑闻，是由于处决了一名被误控在巴塞罗那领导暴动风潮的西班牙教育家；1913年的札本(Zabern)事件，则是由于20个示威者在一个阿尔萨斯市镇被德国军队关了一夜。在20世纪晚期的今天，我们只能以世风日下的喟叹回顾本书所述时期：在今天世上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的屠杀，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眼中，却是土耳其人和部落民族的专利。

因而，当统治阶级尽一切力量去限制舆论和选民大众，限制他们对其本身和国家利益以及重要政策的形成和持续发挥影响力的同时，他们也选择了新的战略。他们针对的主要目标，是1890年左右突然以群众现象出现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参看下一章)。而其结果是，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比民族主义运动容易对付——民族主义运动在这个时期已经出现，或者说已经登上台面，并进入一个好战、自治论和分离主义的新阶段(参看第六章)。至于天主教徒，除非他们与某种自治论的民族主义认同，否则也很容易整合，因为他们在社会上是保守的(即使像卢杰的这种比较少见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人士亦然)，而通常只要能保护天主教的特殊利益，他们便心满意足了。

甚至在爱好和平的斯堪的纳维亚，只要雇主在放弃以暴力手段对付罢工，进而与工会取得和解的态度上，远不及政治人物的表现，那么要将劳工运动纳入制度化的政治赛局当中，便是一件困难的事。大企业日益强大的力量尤其不肯屈服。在大多数国家，尤其是美国和德国，1914年前雇主这个阶级始终未与工会和好。甚至在英国这个工会早在原则上(而往往也在实际上)被接受的国家，19世纪90年代仍可见到雇主们对工会进行反攻，尽管政府官员采取和解的政策，而自由党领袖也一再向选民保证并极力争取劳工选票，但仍然无济于事。就政治层面而言，问题也很困难。新的劳工党派和依附于1889年第二国际的党派一样，它们拒绝与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府和制度妥协；不过他们对地方政府的妥协性便高得多(非革命性或非马克思主义的劳工政治活动便没有这样的问题)。但是，到了1900年，显而易见，温和改革派已在所有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中出现；事实上，甚至在马克思主义者当中，它也找到其理论家伯恩斯坦(Eduard Berustein)。伯氏主张：这个运动本身就是一切，其最终目的毫无意义。他主张修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要求，曾在1897年后的社会主义世界，引起了耻辱、迫害和热烈辩论。与此同时，群众选举制的政治(甚至最马克思主义式的政党也热烈予以拥护，因为它让他们的群众以最大的可见度增长)也只能安静地将这些政党整合进它的体系之中。

社会主义者现在当然还不能进入政府。人们甚至不能期望他们容忍“反动的”政客和政府。可是，最起码在将温和的劳工代表引入赞同改革的较宽广阵线这一点上——结合所有民主人士、共和人士、反教权人士或“人民代表”，对抗反对这些高尚奋斗目标的敌人——颇有成功机会。1899年起，法国在卢梭(Waldeek Rousseau，1846-1904)的领导下，有系统地推行这项政策。卢梭缔造了共和联合政府，以打击在德雷福斯事件中显然向它挑战的敌人。在意大利，先是由札纳戴利(Zanardelh)推行这一政策，札氏的1903年政府依靠了极左派人士的支持；随后，伟大的捏造者与和解者吉奥利蒂也萧规曹随。英国在经历19世纪90年代的一些困难之后，自由党员和成立不久的劳工代表委员会(Labour RepresentationCommittee，：英国工党前身)于1903年达成选举协定，使它在1906年以工党的身份进入英国国会。在其他地方，基于对扩大选举权的共同兴趣，遂使社会主义和其他民主人士携手合作。例如，丹麦在1901年出现了欧洲第一个堪称可以得到社会主义党派支持的政府。

议会中间派向极左派主动示好，其原因通常不是为了想要得到社会主义者的支持。因为即使是规模较大的社会主义政党，在大多数情形下也可轻易从议会赛局中被去除，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类似大小的共产党在欧洲的遭遇。德国政府用所谓“政治大联合”(Sammlungspolitik)的办法——亦即将誓言反对社会主义的保守人士、天主教徒和自由主义者集结成多数的办法——抑制最难对付的社会主义政党。它们之所以向左派主动示好的原因，反倒是想开拓驯服这些政治野兽的各种可能性，统治阶级中的明智之士未几即认识到这些可能性。这项怀柔策略产生了各种不同的结果，而雇主的不向威逼妥协和其所激起的大规模工业冲突，也未使事情更容易解决。但是，大体而言它还是成功的。至少它得以将大规模劳工运动分裂成温和派和不妥协的激进派，并将通常是少数人的激进派孤立起来。

然而，民主政治在其不满意情绪较不剧烈时，是比较容易驯服的。因此，新的战略便意味着大胆推行社会改革和福利方案，可是此举却逐渐破坏了19世纪中期自由派对政府的著名承诺，亦即不涉足为私人企业和自助组织所保留的领域。英国法学权威狄西已看出：社会主义自1870年起即利用滚动的蒸汽压路机，将个人自由的地表压成集中管理和平均化的营养午餐、健康保险和年薪制度等暴政。而他的确说对了几分。永远按理行事的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已决定用颇具雄心的社会保险方案，来消灭社会主义者的煽动口实。继他走上这条路的，还有奥地利和1906—1914年的英国自由党政府(老人年薪、官办职业介绍所、健康和失业保险)。甚至法国在几度迟疑以后，也在1911年实施年薪制度。奇怪的是，现今“福利国家”的杰出代表——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却起步甚迟，而若干国家也只做了一点象征性的姿态，卡内基(Camegie)、洛克菲勒(Rockefeller)和摩根(Morgan)等人的美国，则完全没有这方面措施。虽然1914年时，象征性(在理论上)禁止童工的法律甚至在意大利、希腊和保加利亚也已存在，但在美国这个自由企业的乐园，联邦法律还是管不到童工。职业事故赔偿法到1905年时已相当普遍，可是国会对它们不感兴趣，而一般法院则谴责它们违宪。除了德国以外，1914年前这类社会福利方案仍相当有限。甚至在德国，它们显然也未能阻止社会主义政党的成长。无论如何，这个趋势已经确立了，只是在欧洲新教国家和澳大利亚速度较快罢了。

狄西强调：一旦“不干预政府”的理想被抛弃后，政府机关的作用和重要性将会无可避免地不断增强。就这点而言，他也是对的。照现代的标准看来，当时的官僚政治规模还不算大，不过却成长迅速，尤以英国为最。在1891—1911年间，政府所雇用的人数增加了三倍。1914年前后，欧洲公职人员在所有劳动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从法国的3％(颇出人意料)，一直到德国和瑞士的5．5％-6％(瑞士的情形也同样出人意料)。20世纪70年代，在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员国内，这个数字已提高到10％—13％。

昂贵的社会政策可能会减少经济所依赖的企业家的赢利，但是没有这些昂贵的社会政策，政府可以取得民众的效忠吗？如前所述，当时的人认为帝国主义不仅可以支付社会改革所需的费用，而且它本身也是大家所喜欢的。而后来的发展却是战争，或至少是具有更大的煽动潜力对战胜的期望。英国保守党政府在1900年的“卡其选举”(Khaki election，利用战争热潮而得到多数人投票的选举)中，利用南非战争击败其自由党对手。而美国的帝国主义成功地利用人们喜爱炮声的心理，于1898年与西班牙作战。事实上，狄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901—1909年担任总统)所领导的美国统治精英，刚刚才发现荷枪的牛仔是美国主义、自由和本土白人传统的真正象征，可利用它来抵抗成群入侵的大批低下移民以及无法控制的大城市。自此以后，这个象征便广被利用。

然而，问题的症结却广泛得多。各国的政权和统治阶级在以民主方式动员的群众心中具有正统性吗？本书所述时期的历史大半都是为了解释这个问题。这个任务相当急迫，因为古老的社会机制显然在各地都处于崩溃之中。德国保守党员(基本上是效忠大地主和贵族的选举人)在1881-1912年间，流失了半数选票。其中的原因很简单：他们的选票有71％来自居民不到2000的村落，只有5％来自居民超过10万的大城市，然而前者在全国人口的百分比正不断下降，后者却正是大批人潮的拥入地。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普鲁士贵族产业上，旧式的效忠可能仍可奏效，于是保守党在此掌握了几乎一半的票数。但是，即使就整个普鲁士来说，他们也只能动员选民的11％-12％。另一个主力阶级——自由派资产阶级——其形势更富戏剧性。这个阶级的胜利，是由于粉碎了古老阶级组织和群落的社会凝聚力，选择市场而非人际关系，选择上流社会而非群众。因此，当群众走上政治舞台追求其本身的利益时，他们自然会反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所代表的一切。这种情形在奥地利最为明显。19世纪末，奥地利自由党员只剩下一个由德国城市中产阶级和犹太人所构成的残存孤岛。他们19世纪60年代的堡垒——维也纳自治市——已沦陷给民主激进派、反犹太人士、新兴的基督教社会党以及最后的社会民主党。甚至在布拉格(Prague)这个资产阶级核心尚能代表人数日益减少的德语居民(大约为数3万人，到了1910年时，只占全部人口的7％)利益的地方，他们同样既得不到日耳曼民族主义学生和小资产阶级的效忠，也得不到社会民主党或在政治上被动员的德国工人的效忠，甚至得不到一部分犹太人的效忠。

那么，名义上仍由君主所代表的政府，其情况又怎样？在某些国家，其本身在当时可能还是相当新颖的：意大利和德意志帝国并没有任何相关的历史前例，遑论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法国、西班牙以及内战后的美国，其政权可能是最近的失败、革命和内战的产品，拉丁美洲各共和国递嬗频仍的政权，自然更是典型代表。在王国制度长久确立的地方——即使是19世纪70年代的英国——共和的鼓动也是(或者看来是)绝不可忽略的。全国性的骚动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还可以把其所有臣民或公民的忠诚视为理所当然吗？，

因而，这是一个促使政府、知识分子和商人发现“非理性”的政治意义的时刻。知识分子动笔为文，政府则采取行动。英国政治科学家华莱士(Graham Wallas)在1908年写道：“任何以重新检讨人性作用作为其政治思考基础的人，必须以设法克服本身夸大人类理智的倾向为开端。”华莱士意识到他正在为19世纪的自由主义撰写墓志铭。于是，政治生活愈来愈固守仪式，并且充满公开和潜意识的符号以及引起大家注意的手段。由于以往确保隶属、服从和效忠的方法(主要是宗教性的)已经不大管用，对于某种替代品的公开需求便借着传统的发明而得到满足；这种发明，是利用像王冠和军事光荣这类已经过考验证明能引发感情的旧事物，以及如前所述(参看前一章)利用像帝国和殖民地征服这类新事物。

和园艺一样，这种发展是上面种植(或预备好随时可种植)和下面成长的混合。政府和统治阶级的精英分子，当他们在制定新的国定假日(如1880年法国规定7月14日为国庆日)，或发展出英国君主政体的仪式化(自19世纪80年代，便愈来愈趋向神圣性和拜占庭式)时，他们很清楚这样做的意义。事实上，在1867年选举权扩大以后，英国的法律诠译者，仍明白地将宪法区别为“有效的”部分和“庄严的”部分。前者是统治借以进行的部分，后者的功能则是让民众在被统治时心悦诚服。大量的大理石和高耸石块在专家的规划下填满国内空地(政府急切地想借此证实其合理合法性，尤其是在新德意志帝国)，而这项计划除了充实无数建筑师和雕刻家的荷包之外，并不具任何艺术上的好处。英国的加冕典礼，此时已为了吸引民众注意力而自觉地组织成政治意识形态形式。

可是，他们并没有创造出在感情上令人满意的仪式和象征。他们只是发现和填补了一个空虚之处，这个空虚之处是自由时代的政治理性主义所造成的，也是向民众表态的新需要和这些民众本身的改变所造成的。在这一点上，传统的发明和同样在这几十年间对于大众市场、大众展览与娱乐商业的发现，是互相平行的。广告业虽然是美国内战之后的发明，却直到此时才首次获得应有的认知。海报便是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的产物。一种共同的社会心态(“群众”心理学已成为法国教授和美国广告大师的热门话题)将1880年开始举办的“皇家马术比赛”(Royal Tournament，一种公开展示的军事和戏剧表演活动)和黑池(Blackpool，新兴无产阶级的喧嚣游乐场)海边的灯饰联想在一起；将维多利亚女王和柯达(Kodak)女郎(20世纪最初10年的产品)联系在一起；将威廉皇帝为霍亨索伦家族统治者(Hohenzollern ruler)竖立的纪念碑与(法国画家)罗德列克(Toulouse-Lautrec)为著名杂耍艺人所绘的海报衔接在一起。

在那些自发的民间情感可资开拓操纵的地方，或可将非官方群众活动涵括进去的地方，官方若能主动出击自然会获得最大的成功。法国的7月14日之所以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庆日，是因为它一方面唤起了人民对大革命的眷恋，一方面满足了人民对法定狂欢节的需求。德国虽然用了无数吨的大理石和砖造物，还是无法将皇帝威廉一世尊为国父。但是，当伟大的政治家俾斯麦(被皇帝威廉二世革职)逝世之际，政府却乘机利用了非官方民族主义的热忱，这种热忱让德国人竖立了上百根“俾斯麦纪功柱”。相反的，非官方民族主义也在军事强权和全球野心的驱使下，被焊接到其素来反对的“小日耳曼”(Little Germany)当中。这一点可由《德国至上》(Deutschland Uber Alles)战胜比较谦和的国歌以及新兴普鲁士德国的黑白红旗战胜旧有的1848年黑红金旗当中看出。这两项胜利都发生在19世纪90年代。

因此，当时的各个政权正在进行一场无声的战争，想要控制各种足以代表其境内人民的符号和仪式，尤其是通过对公立教育制度(特别是小学，也就是民主国家以“正确”的精神“教育我们未来主人翁”[这是罗艾(Robert Lowe)1867年的措词]的必要基础)的控制；而在那些教会不具有政治可信度的地方，则是藉由对出生、婚姻和死亡等重大仪式的控制。在所有这些象征之中，最强有力的或许是音乐，其政治形式为国歌和军队进行曲。在这个苏泽(J．P．Sousa，1854-1932)和埃尔加(Edward Elgar，1857-1934)的时代，国歌和军队进行曲都极尽全力地演奏。(在1890-1910年间，为英国国歌所谱的曲子，其数量之多，空前绝后。)当然，国旗是最重要的象征。在没有君主的地方，国旗本身便可以在实质上具体代表政府、国家和社会。美国学校每日举行的升旗仪式自19世纪肋年代晚期开始推广，终于成为普遍的做法。

拥有可资动员而且普遍为人所接受的象征的政权，实在是无比幸运。比方说，英国君主便是一例。他甚至以劳动阶级的节庆——足球协会杯决赛——作为他每年出席各种场合的首站，以藉此强调了大众公开仪式也可等同于大规模壮观场面。在这一时期，公开的政治仪式场地(如德国国家纪念碑周围)和可兼作政治活动场所的新运动场和运动馆，都开始繁增。较年长的读者，应当还记得希特勒在柏林运动宫(Sportspalast)所发表的演说。而可以与某个拥有大规模民间支持的伟大奋斗目标相结合的政权也是幸运的，如法国和美国的革命以及共和国。

由于国家和政府正在与非官方群众运动竞逐团结和效忠的象征符号，于是，群众运动遂开始设计其自己的反象征符号。比方说，当先前的革命国歌《马赛曲》(Marseillaise)被政府接收后，非官方的社会主义运动便设计了《国际歌》(International)。虽然常有人把德国和奥地利的社会主义政党视为这类分离社群、反社会和反文化的极端例子(参看下章)，但事实上他们只是不够地道的分离主义者，因为他们仍旧藉由他们对教育(也就是公立学校系统)、理性和科学，以及对(资产阶级)“古典艺术”的价值信念，与官方文化有所关联。毕竟，他们是启蒙运动的继承人。在语言和信仰的基础上，建立敌对的学校系统而与政府进行对抗的，是宗教和民族主义运动。不过，如我们在爱尔兰例子中所看到的，所有的群众运动都很容易在反政府的核心周围，建立起由协会和非法社群组成的复合体。

西欧的政治团体和统治阶级，在处理这些潜在的或事实上的颠覆性大规模动员上，成功了吗？整体说来，除了奥地利外，他们都成功了。奥地利是个多民族国家，而每个民族都把它们的期望寄托在别的地方。奥地利之所以能勉强维持，靠的不过是皇帝约瑟夫(Francis Joseph，1848—1916年在位)的长寿、持怀疑和唯理主义的官僚行政体系，以及对境内若干民族来说，它毕竟是几种可能命运中最差强人意的事实。大体而言，这些群体还是愿意被整合到这个国家里面。虽然世界其他地区的形势相当不同(参看第十二章)，可是对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的西方而言，在1875-1914年间，尤其是1900-1914年间，虽然不乏惊慌、出轨，仍不失为一个政治上的稳定时期。

这段时期，排斥现有政治体系的运动，如社会主义，仍在控制之下，要不——除非它们的力量不够大——也是被当作主流舆论的催化剂。或许这便是在法兰西共和国促成“保守”、在帝制德国强化反社会主义的原因，没有任何事物比共同的敌人更能促进团结。甚至民族主义有时也不难处理。威尔土的民族主义加强了自由主义，并且把它的斗士劳合·乔治拱成政府首长、民意煽动者以及与民主激进派和劳工取得和解的调停者。爱尔兰的民族主义，在1879—1891年的一连串戏剧性事件之后，似乎因土地改革和政治上对英国自由主义的依靠而平息。泛日耳曼极端主义，因威廉一世的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而甘心接受“小日耳曼”。甚至比利时的佛兰德斯人，也仍留在天主教政党内，天主教党从不诘难这个双民族的一元政府。极右和极左派的不妥协者可以予以孤立。伟大的社会主义运动虽然宣称革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时它们还忙于别的事情。当大战在1914年爆发时，它们大多数在爱国情感的驱使下，与它们的政府和统治阶级团结一致。西欧惟一的主要例外，事实上却证明了这个法则。因为英国的独立劳工党之所以坚持反对战争，正是因为它也具有英国“非国教主义”和“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长久爱好和平的传统。这个情形，使英国成为自由党阁员为这样的动机而在1914年8月相率辞职的惟一国家。

接受战争的社会主义政党，它们的表现并不是很热中。他们之所以接受战争，主要是因为害怕被迫随者遗弃；他们的追随者，在自发热忱的激励之下，踊跃从军。在没有征兵制的英国，1914年8月到1915年6月之间，共有200万人志愿服役。这个事实，以令人悲伤的方式证明了整合式民主政治活动的成功。1914年，只有在几乎尚未认真着手使贫穷公民认同于国家的地方(如意大利)或者在几乎无法使贫穷公民与国家和政府产生认同的地方(如捷克人的情形)民众才会对战争漠不关心甚至反战。大规模的反战活动，要到很久之后才真正展开。

由于政治整合成功了，各政权因此只需面对立即直接的行动挑战。这种不安状态的确在扩散，尤以战前最后几年为最。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核心国家尚未陷入革命或准革命的局势下，它们只能构成对公共秩序而非社会制度的挑战。法国南部葡萄酒农的暴动，奉派前往镇压他们的第十七军团的兵变(1907年)，贝尔法斯特(Belfast，1907年)、利物浦(1911年)和都柏林(Dublin，1913年)的几近全面罢工，瑞典的全面罢工(1908年)，甚至巴塞罗那的“悲剧周”(tragic week，1909年)，其本身都不足以动摇政权的基础。尽管他们的确很严重，也不仅仅是复合经济的脆弱象征。虽然英国绅士素以冷静闻名，但是当1912年英国首相阿斯奎斯(H．H．Asquith)在宣布政府决定对煤矿工人总罢工让步时，他还是哭了起来。

我们不应低估这类现象。即使当时人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在战前最后几年，他们已经常可感觉到巨变之前的社会骚动。在这些年间，豪华饭店和乡间别墅都不时会发生暴力事件。它们凸显了“美好时代”政治秩序的无常和脆弱。

但是，我们也不要过于高估它们。就资产阶级社会的核心国家而言，破坏“美好时代”稳定(包括其和平)的，是俄国、奥匈帝国和巴尔干诸国的形势，而非西欧甚或德国的形势。在大战前夕使英国政治形势陷入危险的，不是工人反叛，而是统治阶级的内部分裂。极端保守的上议院对抗下议院，军官集体拒绝听命于致力实现爱尔兰自治的自由党政府，因此形成了宪政危机。无疑这样的危机部分是由于劳工动员，因为上院想要盲目拒绝却又无力拒绝的，是劳合·乔治的杰出煽动法。劳氏的方法，旨在将“人民”留在统治者的系统组织内。不过这些危机之中最后也最严重的一个，其起因则是自由党员在政治上主张(天主教的)爱尔兰自治，以及保守党员支持乌尔斯特地区的新教极端分子对爱尔兰自治进行武装抗拒。议会民主这种程式化的政治游戏，自然是无力控制这种局面，就像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仍可看到的那样。

虽然如此，在1880—1914年间，统治阶级还是发现——纵然他们心存怀疑——议会民主政治已证明它可与资本主义政权的政治和经济稳定相媲美。如同这个制度一样，上述发现至少在欧洲还是新颖的，这对社会革命分子来说不啻是一件令人失望的事。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先一直认为民主共和国虽然摆明是“资产阶级的”，却也是社会主义的前奏，因为它允许，甚至鼓励无产阶级进行政治动员，鼓励被压迫民众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进行政治动员。因此，不论它愿意还是不愿意，它都会看到无产阶级在与其压榨者的冲突中获得最后胜利。可是，在本书所论时期行将结束之际，马、恩的信徒却听到十分不同的调子。1917年，列宁主张道：“民主共和国是资本主义所能有的最好外壳。因此，一旦资本主义控制了这个最好外壳，它便可以牢固地确立它的权势，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没有任何改变可以动摇它——不论是人事的改变、制度的改变或政党的改变都一样。”和平常一样，列宁所注意的主要不是一般性的政治分析，而是为一个特殊的政治形势作有力辩论。列宁发表这段话的目的是为了反对革命俄国的临时政府，支持苏维埃掌权。总之，我们要注意的不是它的主张是否正确。他这项主张很有商榷余地，它未能认出保护诸国免于社会动乱的经济和社会层面，以及有助于民主政治的各种制度。我们应注意的是它的似是而非。在1880年以前，这样的主张对于那些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本主义支持者和反对者来说，几乎是同样难以置信。即使是对政治上的极左派而言，给予“民主共和国”如此负面的判断也是很难想象的。在1917年列宁提出这个意见的背后，西方已将近有一个世纪的民主化经验，而战前的15年，这种经验尤为丰富。

但是，政治的民主与繁荣的资本主义之间，其结合的稳定性会不会只是当时的一种幻象？当我们回顾1880-1914年这段岁月之际，令我们印象深刻的是这种结合的脆弱及其范围的有限。它一直是局限在西方少数几个成功发达的经济之中，通常也跨不出具有漫长立宪历史的几个国家。民主政治的乐观主义，也就是对历史无可救药的信念，很容易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它在全世界的进展都是不可阻挠的。但是，它毕竟不是未来全世界的模范。1919年时，俄国和土耳其以西的整个欧洲，均有系统地重组为民主式国家。可是，在1939年的欧洲，还有多少民主国家存在？当法西斯主义和其他独裁政府兴起时，许多人提出与列宁相反的理论，甚至列宁的信徒也不例外。但是，认为资本主义一定会抛弃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想法也同样错误。1945年，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再度复活，自此以后，它一直都是许多资本主义社会最喜好的制度——这些社会多半是经济繁荣，而且没有对立或分裂的困扰，因此可以采用得起这么一个在政治上堪称便利的制度。不过，这种制度在20世纪晚期联合国的150多个成员国中，只在极少数国家能有效实施。1880—1914年间的民主政治进展，既未预示它的永久性，也未预示它的全球胜利。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1945年，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再度复活，自此以后，它一直都是许多资本主义社会最喜好的制度——这些社会多半是经济繁荣，而且没有对立或分裂的困扰，因此可以采用得起这么一个在政治上堪称便利的制度。不过，这种制度在20世纪晚期联合国的150多个成员国中，只在极少数国家能有效实施。1880—1914年间的民主政治进展，既未预示它的永久性，也未预示它的全球胜利。”

我看这与塞谬尔·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英語：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所叙述的历史结论，正好相反。不过恕我直言，这两种观点及其结论都是错的。因为他们虽然有着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但都是从欧洲殖民者的立场来看待全球化过程的，因此都属谬见。

【第五章世界的工人】

我认识了一个名叫施若德(Schroder)的鞋匠……他后来去了美国……他给了我一些报纸。我因为心情不好，所以看了一点。之后，我愈看愈有兴趣……报上把工人的苦况以及他们如何依靠资本家和地主描写得万分真实，令我十分惊愕。好像我的眼睛从前都没有睁开似的。该死的！他们在那些报纸上写的都是实话。我到那天为止的一生，便是一个证明。——一位德国劳工，1911年前后

他们(欧洲的工人)感到重大的社会变迁必须尽快到来；由上流人士统治政治并拥有和享受政权的人间喜剧已经闭幕；民主政治的岁月即将开始，劳动者为其自身所做的奋斗，将较国家与国家间的战争更为优先，后者只是工人之间无目标的战斗。——龚帕斯(SamuelGompers)，1909年

无产阶级的人生，无产阶级的死亡，本着进步精神的火葬。——奥地利工人丧葬协会箴言

在选民人数不可避免地日益增长的情形下，大多数的合格选举人，一定会是贫苦、不安和不满的选民。他们无法逃脱其经济和社会境遇，以及由此境遇所衍生的种种问题。易言之，他们不得不受其阶级境遇的主宰。其人数因工业化潮流正在吞噬西方而显著增加，其出现愈来愈不可避免，其阶级意识似乎会直接威胁到现代社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这个阶级便是无产阶级。年轻的温斯顿·丘吉尔(当时是自由党内阁成员)曾警告英国国会说，如果保守、自由两党的政治制度崩溃，则将为阶级政治所取代，当他在说这番话时，心中所想的，正是这些人。

在所有被西方资本主义浪潮淹没甚或包围的国家，以劳力赚取工资度日的人数正在不断增加——从南美巴塔哥尼亚(Patagonia)的大牧场和智利的硝酸盐矿场，一直到西伯利亚东北冰天雪地里的金矿区(大战前夕，此处发生大规模的罢工和屠杀)。在任何需要建筑工事，或需要在19世纪已不可或缺的市政服务和公共事业(如瓦斯、供水和秽物处理)的地方，在任何将全球经济连为一体的港口、铁路和电报到达的地方，都可看到他们的身影。在五大洲的许多偏远之处，矿场仍有待发现。到了1914年，北美洲、中美洲、东欧、东南亚和中东的油田也已大规模开采。更重要的是：甚至在基本上以农业为主的国家，其城市市场也由在某种工业设施中工作的廉价劳力，供应加工过的食物、饮料、酒和简单的纺织品。而在某些廉价劳力国家，如印度，相当规模的纺织乃至钢铁工业也在发展之中。可是，工资工人增加最快，并已形成诸如劳工这类可资辨识的阶级的地方，主要是在早已完成工业化，或在1870-1914年间进入工业革命时期的国家，也就是说主要在欧洲、北美、日本和某些海外白人的大规模殖民地区。

他们的增长，主要是将前工业时代两大劳力储藏区的人们转移过来。这两个储藏区一是需要手工技艺的行业，一是农村——当时大多数人仍住在农村。到了19世纪末，都市化或许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进展得更快、更大规模，而重要的移民激流(比方说来自英国和东欧的犹太聚居区)是由乡镇涌入，虽然有时是人数不多的市镇。这些人可以、也确曾由一种非农业工作转到另一种非农业工作。至于由田地上逃离的男男女女，即使他们还想务农，也只有极少数人能有这样的机会。

一方面，西方正在进行现代化和已经现代化的农耕，需要的长工比以往少得多。不过现代农业倒是雇用了相当多的季节性劳工，这些劳工往往来自遥远的地方，工作季节一过，农人对他们便没有任何要求。德国的波兰“萨克森行走者”(Sachsenganger)、阿根廷的意大利“燕子”(据说他们拒绝在德国担任收割工作，因为由意大利去南美比较便宜而且容易，工资也较高)、美国的跳火车越境者乃至那时便不时可见的墨西哥人，都是季节性劳工。虽然如此，农业的进步毕竟意味着从事耕作的人数减少。在1910年的新西兰，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工业。那个时候，新西兰人完全是倚靠极端有效率的农业维生，尤其专精家畜和乳制品业。可是当时新西兰却有54％的人口住在市镇，更有40％(这个比例是不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地区的两倍)从事服务业。

同时，落后地区尚未现代化的农业，也已无法再为可能成为小农的人提供足够的土地。当他们被迫向外迁移之际，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实在不想做一辈子劳工。他们希望“到达美国”(或任何他们想去的地方)，几年以后赚够了钱，便在某个西西里、波兰或希腊村落给自己买一点土地、一幢房子，并让邻居尊重他们为有钱人。他们之中的少数后来的确回去了，但大多数都留了下来，进了建筑队、矿场、钢厂，或加入其他只需要辛苦劳动而不需要别的技能的都市和工业界劳动。他们的女儿和新娘便充当家仆。

19世纪晚期以前，有许多人用手工方法制作最为大家熟悉的都市日用必需品，如衣服、鞋袜、家具等等。这些人从骄傲的工匠师傅，一直到工资甚低的技工或顶楼缝纫女，形形色色，无所不有。可是如今，机器和工厂生产开始威胁他们的生计，虽然他们的产量已有可观增加，可是就算他们的人数似乎没有戏剧性减少，他们在整个劳动力中所占的比例却显著下降。在德国，从事制鞋的人数在1882-1907年间只稍有减少(由40万人左右减少到37万人左右)，但是在1890—1910年间，皮革的消耗却倍增。显然，绝大部分的额外生产，是由1500家较大的工厂所制造(大工厂的数目自1882年以后已增加三倍，所雇用的工人几乎增长了六倍之多)，而非来自不雇用工人或雇用十个以下工人的小工坊，这类小工坊的数目下降了20％。1882年时，小工坊雇用的工人占从事制鞋业工人的93％，如今只占63％。在迅速工业化的国家中，前工业式的制造业为各项新工业储备了人才，这些人才数量虽然不多，但绝非无足轻重。

另一方面，因为在这个经济扩张时期对于劳动力显然有无限需求，尤其是对那种随时可以投入其扩张部分的前工业劳动力，于是，在进行工业化的经济中，无产阶级人数逐渐以可观的速度增加。由于当时的工业成长还是依靠手工技巧和蒸汽技术的结合，或者如建筑一样尚未大幅改变其方法，因此当时所需求的仍是旧有的手艺技巧，或将铁匠和锁匠的传统技巧运用到新的机器制造工业。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受过训练的熟练技术工人(一群有确定地位的前工业时代工资工人)，往往在早期各经济体的无产阶级发展上，构成了最积极、最具训练且最有自信的成分。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是一位车木工(倍倍尔)，而西班牙社会主义党领袖则是一位排版工人(伊格莱西亚[Iglesias])。

当工业劳动还停留在非机械化、而且不需特殊技术的阶段，不但任何生手都可从事，而且由于其所需劳力甚多，因此当生产额增加时，这类工人也会随之激增。举两个明显的例子来说，营造业(修造基础结构、运输和迅速成长中的大城市)和煤矿业都雇用了无数工人。德国从事营造业的工人，由1875年的50万人左右，增加到1907年的将近170万人，即从总劳动力的10％左右，增加到将近16％。1913年，英国有不下125万名工人(1907年时，德国有80万)维持世界经济发展的煤矿(1985年时，英德两国的数字分别是19．7万和13．75万)。另一方面，想藉着各种专门的机器和程序(由非技术性劳力操作)来取代手艺和经验的机械化，也对那些低廉无助的生疏劳工大开欢迎之门，这个情形在美国尤为明显。美国原本就缺少前工业时代的传统技巧，而生产部门对此也不怎么需要。(福特说：“想要成为技术工人的意愿并不普遍。”)

在19世纪将尽之际，没有任何已经工业化、正在工业化或正在都市化的国家，会感受不到这些史无前例、显然无名无根的劳动群众的存在。他们已经形成一个不断增长的群体，在总人口数中所占的比例也不可避免地日渐增加，而且很可能在不久之后会成为大多数。虽然在美国从事服务业的人数已较蓝领工人为多，可是在其他地方，由于工业经济多元化，以及扮演其主力的第三产业(办公室、商店和其他服务业)尚在起步阶段，因此它们的主要发展遂与美国相反。在前工业时代，城市居民主要是从事服务业，因为甚至连工匠通常也是小店主。可是现在，城市已成为制造业中心，到了19世纪末，在大城市(也就是有10万居民以上的城市)中约有三分之二的就业人口是集中在工业界。

当19世纪末的人们在回顾以往之际，最教他们印象深刻的恐怕要推工业大军的进展；而在各镇各区之内，十之八九要算是工业专门化的现象。典型的工业城市(通常有5万到30万居民，当然，在19世纪初，任何拥有10万居民的城市便可算是大城市)往往给人单色调的印象，顶多也只有二三种相关色彩：鲁贝(Roubaix)、罗兹(Lodz)、敦提(Dundee)、洛威尔(Lowell)是纺织业；埃森(Essen)、密德布鲁夫(Middlesbrough)是煤、铁、钢，或三者的搭配；查洛(Jarrow)和巴罗(Barrow)是军备和造船；路德维希港(Ludwigshafen)或威登斯(Widnes)则是化学品。在这点上，它与新兴的数百万人大城市(不论是否为首都)，不论在大小和性质上都不一样。虽然某些宏伟的首都也是重要的工业中心(柏林、圣彼得堡、布达佩斯)，可是通常首都不是该国的工业核心。再者，虽然这些民众庞杂不一，可是他们似乎愈来愈成为大型复合公司的一部分，由好几百人到好几千人的工厂的一部分，尤其是在重工业的新中心。埃森的克鲁伯公司(Krupp)、巴罗的维克斯公司(Vickers)、纽卡斯尔(Newcastle)的阿姆斯特朗公司(Armstrong)，其每个工厂的劳工皆以万计。但是在巨型工厂或作业场工作的工人仍是少数。甚至在1913年的德国，雇用10名以上劳工的工厂也只占23％—24％，然而这些人却愈来愈显眼，并且是不太容易对付的少数群体。而且，不论历史学家在回顾时会得出什么结论，对于当时人而言，这些工人群体实在为数庞大，而且无疑还在不断增长。他们使社会和政治上已经确立的秩序蒙上一层阴影。如果他们在政治上组成一个阶级，结果会如何呢？

以欧洲的情况而言，这正是当时的突发现象，并以极快的速度发展下去。只要是在民主和选举政治允许的地方，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群众党派(大半是由革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所激励，因为就其定义来说，所有的社会主义都是革命性的)便会在信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男人(有时甚至是女人)领导下出现在社会上，并以惊人的速度增长。1880年时，它们几乎还不存在，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外，这个刚于1875年完成结盟的政党，当时已是一个有分量的选举势力。可是，到了1906年，大家已把这些政党视为理所当然，以致一位德国学者可以出版一本讨论“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的书。大规模的劳动阶级和社会主义政党在当时已是常态，如果不存在才是教人吃惊的事。

事实上，到了1914年，甚至美国也有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政党，1912年，其候选人几乎得到了100万张选票；在阿根廷，社会主义政党也在1914年得到10％的选票。而在澳大利亚，一个公认非社会主义的劳工党，已经在1912年组成联邦政府。至于欧洲，只要环境允许，社会主义和劳工政党都会是重要的选举力量。一般说来，它们的确还是少数党，不过在某些国家，尤其是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它们已是最大的全国性政党，得到高达35％-40％的选票，而每次选举权的扩大，都意味着工业群众准备选择社会主义。他们不但投票，还组织成庞大的群体：比利时劳工党在1911年时拥有27．6万党员；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则有100多万党员；而与这些政党有关、往往也由它们所创办的间接性劳工政治组织，其规模甚至更大，例如工会和合作社。

并非所有的劳工团体都像北欧和中欧那么庞大、整齐而且有纪律。但是，即使是在工人团体是由积极的非正规团体或地方好斗者组成的地方，只要它们已预备好在各种动员发生时扮演领导角色，那么这些地方的新兴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便值得我们加以重视。它们在全国性的政党当中是一个重要因素。正因如此，所以法国的这个党派，虽然在1914年时，其7．6万名党员既不团结也称不上是大数目，却凭藉着140万张选票而选出103位代表。在意大利，这个党派的党员人数虽然更少(1914年时是5万人)，却也得到几乎100万张选票。简言之，几乎在每一个地方，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都以(因人而异的)极端可惊或不可思议的速度在增长。他们的领袖以成长曲线中所显示出的胜利自喜。只要看工业化的英国在这些年间所作的全国户口调查记录，便可知道劳动阶级已注定会成为全民中的多数。无产阶级正在加入这类政党。根据理性而且具有统计头脑的德国社会主义者的看法，迟早这些政党所赢得的选票比例会超过51％——这个似乎具有魔力的数字在民主国家中，绝对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或者，正如社会主义的新主义歌所云：“第二国际将包括全人类。”

我们不需抱这种乐观态度，因为这种态度后来证明是错误的。不过，在1914年前几年，甚至那些已获得奇迹般成功的政党，显然还是拥有极大的潜在支持力量可以动员，它们也的确在动员。而19世纪80年代以来社会劳工政党的快速上升，自然会带给其党员、支持者和领袖一种兴奋的感觉，让他们对未来充满希望，并相信其胜利是历史的必然发展。对于那些在工厂、作坊和矿场中动手出卖劳力的人而言，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具有光明希望的时代。套用俄国社会主义歌的一句歌词：“走出黑暗的过去，未来之光照耀通明。”

乍看之下，工人阶级政党的显著上升是相当令人惊讶的。它们的力量基本上是来自其政治诉求的单纯性。它们是所有为工资而出卖劳力之人的政党。它们代表这个阶级对抗资本主义者及其政府，它们的目标在于创造一个新社会。这个社会将以工人藉其自身力量争取到的解放为开始，而它也将解放全人类，除了那些为数愈来愈少的压榨者。马克思主义的学说要到马克思逝世之后，一直到19世纪末才得到系统阐述，并日渐主宰了大多数这样的新政党，因为它对这些主张的明白宣示，使它具有庞大的政治渗透力。大家只要知道所有的工人都必须加入或支持这样的政党就够了，因为历史的本身已保证了它的未来胜利。

这个学说乃是假定：当时有一个具有足够人数的工人阶级存在，这些人一致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所谓的“无产阶级”，也充分相信社会主义者对它们的处境和任务的分析是正确的——它的首要任务是形成无产阶级政党，而且不论他们还打算做些什么别的，他们都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并非所有的革命分子都同意政治活动有这么重要，但是目前我们不去讨论这些反政治的少数分子，这些人主要是受到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启发。)

但是，几乎所有观察过工人阶级情况的人，都同意所谓的“无产阶级”绝不是一个均质的群体，即使在一国之内也不是。事实上，在许多新政党兴起以前，人们在谈论“工人阶级”时，习惯用的便是复数而非单数。

被社会主义者笼统冠以“无产阶级”的群众，其内部区分其实非常分明，以致我们根本不期望能够根据任何事实断言他们具有单一的阶级意识。

现代工业化工厂中的典型无产阶级，往往还是一个小型但迅速成长中的少数，他们与大多数出卖劳力的工人大不相同。后者是在小作坊、农场小屋、城市陋巷或露天底下从事林林总总的工作，这些工作充斥在各城市、农村乃至乡下地区。制造业、手工艺或其他专门职业，往往是极具地方性也最受限于地理环境，而他们并不认为彼此的问题和处境是一样的。例如，在完全是男性的锅炉制造工和(英国)主要是女性的棉织工之间，会有多少共同的地方？或者，同一港埠的船坞技工、码头工人、成衣匠和建筑工人之间，又有多少共同的地方？这些区别不仅是垂直的，也是水平的：工匠和苦力间的区别；“可敬”人士和职工(自尊也为别人所敬重的人)与其他人之间的区别；劳动贵族、下贱可鄙的劳动阶级和介于两者之间者的划分；乃至不同等级的熟练技工的歧视，排字工人看不起泥水匠，泥水匠看不起油漆匠。再者，在相等的群体之间，不但有区别，也有竞争。每一个群体都想要垄断某个特殊行业，这样的竞争，又因工业技术的发展而加剧。工业技术的发展改变了旧有的程序，创造了新的程序，使旧有的技术变得无关紧要，也使原本清楚的传统界限(比方说，什么应该是锁匠的职责，什么又是铁匠的职责)变得无效。在雇主强而工人弱的地方，管理阶层通过机器和命令，强行规定其自己的劳力区划。但是在其他地方，技术工人可能会进行令人难堪的“界限争夺”。这类争夺在英国的船坞时会发生，尤以19世纪90年代为最，往往使那些未涉人职业争斗的工人陷入失控的闲散状态。

除了上述种种区别，当时还有更为明显的社会和地理来源的差异，以及国籍、语言、文化和宗教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出现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工业界是从本国境内的所有角落征召其迅速成长的大量劳工，而且事实上，在这个大规模跨国和越洋迁徙的时代，它们也从国外征召劳工。从某种角度看似男男女女都集中于一个“工人阶级”的现象，换个角度却变成社会断片的四散横飞、新旧社群的放逐离散。只要这些区别能使工人分化，对于雇主来说显然就是有用的，因此也受到雇主的鼓励。这种情形尤以美国为最，美国的无产阶级大半是由各式各样的外国移民所构成。甚至像落基山脉中的西部矿工联盟(Western Federation of Miners)，也因为美以美教派康沃耳技工和天主教爱尔兰生手之间的争斗而有分裂的危险。这些康沃耳工人是硬岩专家，在地球上任何对金属做商业性开采的地方，都看得到他们。没有什么技术的天主教爱尔兰工人，则是在英语世界边疆上任何需要力气和艰辛劳力的地方都可找到。

不论工人阶级内部的其他差异是什么，使他们陷入分裂的无疑是：国籍、宗教和语言的不同。爱尔兰的分裂典型不幸也是大家所熟悉的。甚至在德国，天主教工人对社会民主党的抗拒也比新教工人来得顽强；而波希米亚(Bohemia)的捷克工人也拒绝被整合到由德语工人所支配的泛奥地利运动。马克思曾经告诉社会主义者说：工人无祖国，只有一个阶级。社会主义人士的这种国际主义热情之所以引起劳工运动的注意，不仅是由于它的理想性，也因为这往往是它们运作的基本先决条件。维也纳有三分之一的工人是捷克移民，布达佩斯的技术工人是德国人，其余工人则是斯洛伐克(Slovaks)或马札儿人(Magyars)，在这样的城市中，如不诉诸国际主义又怎么能动员工人？贝尔法斯特这个伟大的工业中心，从以前到现在一直说明了：当工人的自我认同主要是天主教徒和新教徒而非工人甚或爱尔兰人时，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形。

幸运的是，诉诸国际主义或区际主义(inter-regionalism)的结果，并非完全无效。语言、国籍和宗教歧异本身，并不会使统一的阶级意识无法形成，尤其是当各国的工人群体各在劳工市场有其地盘，因此不需互相竞争时为然。只有在这些歧异代表或象征“跨越阶级界限的严重群体冲突”，或这些差异似与所有工人的团结势不两立的地方才会造成大麻烦。捷克工人对德国工人的怀疑，不是基于他们的工人身份，而是基于他们的国家把捷克人当低等人看待。当乌尔斯特的天主教爱尔兰工人，看到1870—1914年间天主教徒愈来愈被排除在技术工作之外，而这种工作因此几乎全被新教徒垄断，并且这个情形还获得工会的赞同时，他们显然不会对阶级团结的呼吁具有好感。即使如此，阶级经验的力量还是很强，因此，工人与其他特定群体(如波兰人、天主教徒种种等等)的认同，只会缩小而非取代原有的阶级认同。他还是会觉得自己是个工人，不过是特定的捷克、波兰或天主教工人。虽然天主教会深深嫌恶阶级的划分和冲突，它还是不得不组成(或者至少宽容)工会，甚至天主教同业工会，不过它还是比较喜欢劳资联合组织。另一种认同真正排除的，不是阶级意识本身，而是“政治性的”阶级意识。因而，即使是在乌尔斯特的派系意识战场，当时还是有一个工会运动以及组织劳工政党的一般倾向。但是，只有在不涉及下列两项主宰生存和政治辩论的议题时，工人才有团结的可能。这两项议题是宗教和爱尔兰地方自治，天主教和新教工人(橘色和绿色工人)无法在这两点上达成协议。在这样的情形下，某种工会运动和工业斗争是可能的，但是(除了在每一个群落之内，而且只是微弱和间歇的)以阶级认同为基础的单一政党却不可能出现。

工业经济本身所发展出的庞杂结构，是另一个妨碍劳工阶级意识和组织的因素。在这一点上，英国是相当例外的情形，因为英国已经拥有强大的非政治阶级意识和劳工组织。这个工业化先驱国的拟古倾向，使一种相当原始而大半是分散的工会主义(主要是行业工会)，深植于各地的基本工业当中；基于好几种原因，该国工业的发展较少藉由机器取代劳力，而主要是通过手工操作和蒸汽动力的结合。在这个旧日的“世界工厂”的所有大工业中——棉布、冶矿、机械与船舶建造业——都有劳工组织核心的存在，这样的核心，可以转化为群众工会主义。1867—1875年间，同业工会实际上已得到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法律地位和特权，以致好斗的雇主和保守的政府和法官，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都未能减缩或废除它们。劳工组织不仅存在并为大家所接受，而且也非常强大，尤以在工作场所为然。这种异常独特的劳工力量，将来会为英国工业经济带来许多问题，甚至在本书所论时期，它已成为工业家的最大难题，这些工业家正想藉着机械化和科学管理将它消灭。1914年之前，它们在最重要的几个事例上均未获成功，不过就本章的目的而言，我们只需注意英国在这方面的异常即可。政治压力有助于加强作坊的力量，但是事实上，它不需要取而代之。

其他地方的情形就相当不同。粗略地说，有效力的同业工会，即作坊、工地或中小型企业，当时只在现代(尤其是)大规模的工业边缘发生作用。其组织在理论上或许是全国性的，但实际上却是极端地方性和分权的。在法国和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最有效的工会组织，是以地方劳工办公室为中心所组成的小型地方工会联盟。法国的全国同业工会联盟(CGT)规定，只要有三个地方工会便可组成一个全国工会。在现代化工业的大工厂中，工会根本无足轻重。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其“自由同业工会”(Free Trade Unions)的力量，并不见于莱茵河西部地区和鲁尔重工业区。在美国，大工业中的工会主义几乎已在19世纪90年代被淘汰，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才告恢复。但是它在小型工业和建筑业的行业工会中生存下来，并受到大城市市场的地方主义所保护。在大城市中，迅速的都市化以及靠行贿取得市府契约的政治活动，使工会拥有较大的生存空间。真正能取代由一小群有组织劳工组成的地方工会和(主要是技术性)行业工会的，是那种可在间歇性罢工中看到的工人总动员，不过这种动员只是偶尔、短暂的，同时也是地方性的。

当时也有一些显著的例外情形。其中之一是矿工与其他熟练工匠之间的显著差异，这些熟练工匠包括木匠、制雪茄烟者、锁匠、机械师、印刷工人等等。无论如何，这些强壮男子明显具有从事集体斗争的倾向，他们在黑暗中劳苦工作，和他们的家人一起住在像矿坑一样危险而且令人难受的孤立社群中，但是正是这种工作和社群的共同性以及其工作的艰辛和危险，使他们团结在一起。甚至在法国和美国，煤矿工人也断断续续地组织了强大工会。由于采矿的无产阶级人数众多，又显著集中在某些区域，因此它们在劳工运动中的潜在(在英国是实际的)作用，是相当令人畏惧的。(矿工之所以特别团结的原因，可从德国矿工的打油诗中看出：面包师可以独自烘烤他们的面包；细木工人可以在家干他们的活；但是不论矿工走到哪里，附近都要有勇敢忠实的伙伴。)

另有两个部分重叠的非技术性工会主义，也值得注意：一是运输，另一是公职。公务员(甚至在日后成为公职工会根据地的法国)当时尚被排除在劳工组织之外，而这一点显然妨碍了铁路的工会化，因为铁路往往是国有的。在地广人稀的地方，私人铁路的不可或缺性，赋予其雇员相当的战略力量，尤其是火车驾驶和火车上的工作人员；然而，在其他地方，即便是私人铁路的工会也不容易组织。铁路公司绝对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大型企业，如果想要组织它们，惟一可行的办法是建立在一个几乎涵盖全国网络的组织上：例如“伦敦和西北铁路公司”(London and Northwestern Railway Company)，该公司在19世纪90年代控制了6．5万名工作人员、7000公里长的路线和800个车站。

相形之下，运输的另一个关键项目——海上运输——却异常地方化，仅限于海港及其附近。由于这些地方往往是整个经济的枢纽，因此，任何码头罢工经常会演变成一般性的运输罢工，甚至酿成全面罢工。20世纪的最初几年，大量出现的经济性全面罢工主要都是港埠罢工：的雅里斯特港、热那亚(Genoa)、马赛、巴塞罗那、阿姆斯特丹。这些无疑都是大规模的战役，但是由于非技术劳工的乌合性，它们还不大可能形成永久性的大规模工会组织。但是，铁路运输和海上运输虽然不同，它们却同样对于全国的经济具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它们一旦中断，国家的经济便会瘫痪。在劳工运动不断成长之际，各国政府愈来愈意识到这种可能性的致命危机，并积极寻找相应对策，其中最激进的一个例子是：1910年，法国政府决定征召15万铁路工人入伍(亦即以军队的纪律约束他们)，藉此平息一次全面性的铁路罢工。

然而，私人雇主也认识到运输的战略价值。在1889～1890年问的英国工会化风潮中(这一风潮乃由水手和码头工人罢工肇始)，雇主的反攻便是以对抗苏格兰铁路上人的一次战役和对抗大海港大规模但不稳定工会化的一连串战役开始的。相反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的劳工攻势，也将其本身的战略攻击力量设定在煤矿工人、铁路工人和运输工人联盟(也就是港口雇工)的三强同盟上。当时，运输显然已被视为阶级斗争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运输比起另一个冲突区显然清楚得多，可是这个冲突区不久便证明它更具决定性——那就是重要而且不断成长的金属工业。因为在这个工业领域，劳工组织的传统力量，即具有技术背景而且加入行业工会的技术工人遭遇到伟大的现代工厂将他们(或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贬为半技术作业员，负责操作那些日趋专门复杂的机械工具和机器。在这个工业技术迅速挺进的前沿，利害的冲突异常清楚。一般说来，在和平时代，形势对管理阶级有利；但是1914年后，在大规模军备工厂的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劳工激进化的锋芒。从金属制造工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之后的乞灵于革命一事，我们便可推想出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最初10年的紧张状态。

即使我们不把农业劳动阶级算在内，工人阶级也是个性质不一样，也不容易统一成具有单一凝聚力的社会群体。(劳工运动也想组织和动员农业劳动阶级，可是一般说来成效不大。)(意大利是一个例外。意大利的“土地工作者联盟”[Federation of Land Workers)是个超级大工会，它也为日后共产主义在意大利中部和部分南部地方的影响力打下了基础。在西班牙，无政府主义可能也在无土地的劳工当中具有类似的影响。)然而，它们却逐渐趋向统一。这是怎么办到的呢？

有效的方法之一，是藉由组织所采纳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将其新福音带给人民大众，在此以前，除了压榨他们和命令他们安静、服从以外，几乎所有的机构都忽略了这些民众，甚至小学也不例外，它们只负责教诲公民尽他们应尽的宗教责任。各种有组织的教会，除了少数属于平民的教派外，皆迟迟不肯进入无产阶级领域，不肯接触那些与古老乡村和城市教区如此不同的人群。工人是默默无闻和为人所遗忘的一群，正如他们是一个新的社会群体一样。中产阶级社会调查家和观察家的许多作品，都可以证明他们是多么默默无闻；而看过画家凡·高(Van Gogh，曾进入比利时煤田传播福音)书信的人，也可以了解他们是多么为人所遗忘。社会主义者往往是最先去关照他们的人。在情况适合的地方，他们最会让形形色色的工人群体(从技术职工或好战先锋，到所有的屋外工作者或矿工)深刻感受到一种独立的身份——“无产阶级”的身份。1886年前，列日(Liege)周围山谷中的比利时农场雇工(传统上以制造枪支维生)，从没有发起过任何政治活动。他们过着收人微薄的生活，只有养鸽子、钓鱼和斗鸡才能使男人的生活略有变化。但是自从“工人党”(Workers Party)来到他们中间那刻起，他们便全体入党。从此以后，维斯德谷地(Valde Vesdre)80％-90％的居民都投票给社会主义政党，甚至当地天主教的最后防御也遭到破坏。列日附近的居民发现他们自己和根特(Ghent)的纺织工具有同样的身份和信仰(他们甚至连根特人的语言——佛兰芒语——也不懂)，因此也和任何具有单一、普遍工人阶级理想的人，分享了同样的身份和信仰。煽动者和宣传家将所有贫穷工人团结一致的信息，带到其国家最偏远的角落。他们同时也带来组织。没有这种有组织的集体行动，工人便不能以一个阶级的形式存在。而通过组织，他们得到一群发言人，这些发言人可以清晰地表达出男男女女的感情和希望，那些男男女女原本无法自行表达。这些人也拥有或发现了可以表达他们所感觉到的真理的言词。没有这种有组织的集体主义，他们只是贫穷的劳动者。因为，简洁陈述前工业世界劳动贫民人生哲学的古代智慧大全，如格言、谚语和诗歌，现在已不够用了。他们是新的社会实体，需要新的反映。这种认知开始于他们从新发言人口中听到下列信息的那一刻：你们是一个阶级，你们必须表现出你们是一个阶级。因而，在极端的情形下，新政党只需宣布他们的名称——“工人的政党”——就足够了。除了这个新运动的好战者外，没有人将这种阶级意识的信息带给工人。这项信息将那些预备超越彼此间的差异，进而承认这一伟大真理的所有入团结在一起。

大家都准备承认这项真理，因为，将工人或准工人与其他人(包括社会上普通的“小人物”)分隔开来的间隙正在加宽。因为，工人阶级的世界愈来愈分离；尤其因为，劳资双方的冲突是一个愈来愈具有支配性的实际存在。在事实上被工业也为工业所创造的地方，情形更是如此，譬如说：波鸿(Bochum，1842年有4200位居民，1907年有12万居民，其中78％为工人，0．3％为资本主义者)和密德堡(1841年有6000位居民，1911年有10．5万居民)。这些主要于19世纪下半叶迅速成长的矿业和重工业中心，比起稍早作为典型工业中心的纺织业市镇，其男男女女在日常生活中·，可能更难见到不在某方面支配他们的非受薪阶级人士(业主、经理、官员、教师、教士)，除了小工匠、小店主和酒吧老板——这些人供应穷人有限的需要，他们依靠他们的顾客维生，因而也适应了无产阶级环境。(在许多国家，酒店经常便是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支部的聚会场所，而酒店老板也经常是社会主义好战者。)波鸿的消费生产者，除了一般的面包师、屠夫和酿酒商外，还有几百个缝纫女和48个女帽商。但是，它只有11个洗衣妇，几个制帽者，8个皮货商——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没有半个制作手套(中上阶级典型身份象征)的人。

可是，即使是在拥有各式各样的服务业和多元性社会的大城市，除了在像公园、火车站和娱乐场所这些中性地带以外，机能性分工加上这个时期的市镇计划和房地产发展，日益将阶级与阶级隔离开来。旧日的“大众化区域”随着这种新的社会隔离而式微。在里昂，丝织工暴动的古老根据地“红十字区”(La Croix-Rousse)，在1913年被形容为“小雇员”区，“蜂聚的工人已离开高原以及通往高原的斜坡”。工人由这个古老的城市搬到罗纳河(Rhone)对岸和他们的工厂宿舍。被逐出城中区之后，新工人阶级住处的阴沉单调，笼罩了柏林的威丁(Wedding)和新克尔恩(Neukollun)区，维也纳的法渥瑞腾(Favoriten)和奥塔克林(Ottakring)区，伦敦的巴普拉(Poplar)和西汉姆(West Ham)区。这些地方和迅速成长中的中产和中低阶级的住宅区和郊区恰成对比。如果说传统手工艺广为大家讨论的危机，像在德国一样，将工匠中的某些群体逼成反资本主义和反无产阶级的激进右派，那么它也可以像在法国的情形，加强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激进主义或赞成共和的激进主义。对其职工和学徒而言，这些危机一定可让他们认识到他们只不过是无产阶级。再者，承受强烈压力的原始农舍工业，不是往往也像早期与工厂制度共生的手摇纺织机织工一样，认同无产阶级的处境吗？在德国中部的丘陵地带、波希米亚和其他地区的这种地方性社群，遂成为这个运动的天然根据地。

所有的工人都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社会秩序的不公平，但是他们据以判断的关键却是他们与雇主的关系。新社会主义劳工运动与工作场所的不满情绪无法分开，不论这样的情绪是否表达在罢工和较少见的有组织工会里面。地方性社会主义政党的兴起，往往与当地主要工人的某一特殊群体有关，这些政党导致或反映了他们的动员。在法国的罗安那(Roanne)，织工们形成了工人党(Parti Ouvrier)的核心：1889-1891年间，当这个地区的纺织业组织起来以后，这些农村地区的政治立场立刻由“保守反动”转为“社会主义”，而工业冲突也已进入政治组织和选举活动中。可是，如19世纪中期英国劳工的例子所示，工人以雇主(资本家)阶级为主要政敌的态度和他们进行罢工和组织的意愿，并没有必然关系。事实上，传统上的共同阵线使劳动生产者、工人、工匠、小店主和中产阶级团结一致，对抗闲散和“特权”，而信仰进步的人(也是一个打破阶级界限的联盟)则对抗“保守反动”。可是，这个大致造成自由主义早期历史和政治力量的联盟(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六章)崩溃了，不仅是因为选择式民主政治揭露了其各类成员的利害分歧(参看第四章)，也因为愈来愈以规模和集中为象征的雇主阶级(如前所见，“大”这个关键字眼出现得更频繁了，如英文的“大”企业[big business)，法文的“大”实业[grande industrie)、“大”雇主[grand patronat)，德文的“大”实业[Grossindustrie))，更明显地踏人政、商、特勾结不分的三角地带。它加入了英国爱德华时代煽动政治家所喜欢责骂的“财阀政治”，这种“财阀政治”在从不景气走向经济扩张的时代里，愈来愈常藉由新兴大众媒体自我炫耀。英国政府的首席劳工专家声言：报纸和汽车(在欧洲是富人的专利)使贫富之间的强烈对比成为必然。

但是，当针对“特权”的战斗与以往发生在工作场地及其周边的战斗结合在一起时，体力劳动者便在第三行业的兴起下与其上层阶级区别开来。服务业在有些国家成长得迅速而惊人，创造了一个工作时不需把手弄脏的社会阶层。从前的小资产阶级，也就是小工匠和小店主，可以被视作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中间的过渡地带或真空地带。可是这些新兴下中阶级和上述的小资产阶级不同，它们将劳动阶级和资产阶级分隔开来，而他们好不到哪里去的经济收入(往往只比高工资工人多一点)，促使他们更为强调自己与体力劳动者之间的差别，以及自己与地位较高人士的相同性——这些相同性是他们希望拥有或认为自己应该拥有的(参看第七章)。他们形成了孤悬在工人之上的一个阶层。

如果说经济和社会发展有助于形成一个涵括所有体力劳动者的阶级意识，那么第三项因素更从实际上给予加强，此即日益纠结的国家经济和国家政府。国家政府不但形成了公民生活的结构，树立了它的特性，也决定了工人奋斗的具体条件和地理界限，而且它的政治、法律和行政干预，对于工人阶级的生存也愈来愈重要。经济愈来愈趋向以一个整合的系统运作，或者更正确地说，在这个系统中，同业工会不再能以一个集合了许多地方单位的松散组织发挥作用，并把地方事务作为首要关怀。相反的，它被迫采取全国性观点，至少对它自己那一行是如此。在英国，有组织的全国性劳工冲突这种新现象最初在19世纪90年代出现，而全国性罢工的幽灵，也在20世纪最初10年由运输和煤矿工人召唤到世人面前。与此相呼应的是，各种工业开始磋商全国性的集体协议，在1889年前，这种举动几乎是不存在的；然而到了1910年，这种情形显然已稀松平常。

工会(尤其是社会主义的工会)愈来愈倾向于将工人组成综合性团体，每个团体涵盖一种全国性实业(“实业工会主义”[industrial unionism))。这种倾向，反映了上述以经济为一个整合体的事实。“实业工会主义”的灵感，是来自他们认识到“实业”已不再是统计学家和经济学家的一个理论类别，而是正在变成全国性的行动或战略概念，不论其地方性多么强固，它都是工会战斗的经济骨架。虽然英国的煤矿工人热爱他们的煤矿区、甚至他们的矿坑自治权，他们也意识到其本身问题和习惯的独特性，可是南威尔士和诺森伯兰郡(Northumberland)、法夫郡(Fife)和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却在1888—1908年间，基于这个理由结合成全国性的组织。

至于政府，选举的民主化加强了其统治者希望避免的阶级团结。扩大公民权的抗争对工人而言自然是带有阶级意味的，因为争执的焦点(至少就男人来说)正是无产公民的选举权。财产限制的标准不论多中庸，都会排除掉一大部分工人。相反，在尚没有得到普选权的地方，至少在理论上，新社会主义运动必然会成为普选权的主要拥护者，并以发动示威和威胁全面罢工作为争取手段。比利时在1893年便碰上这种麻烦，此后又发生过两次；1902年的瑞典和1905年的芬兰也一样。这个现象，证明并加强了他们动员新皈依社会主义民众的力量。甚至刻意反民主的选举改革，也可增强全国性的阶级意识，只要它们把工人阶级的合格选举人组成一个分离(和没有充分代表权的)选举区，例如1905年的俄国情形。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将选举活动视为脱离革命轨道的发展，因此社会主义政党的全力加入使他们大为惊恐。这些选举活动只会赋予工人阶级一个单一的全国一致性，不论这个阶级在其他方面如何分裂，其结果都一样。

更有甚者，是政府统一了这个阶级，因为任何社会群体都必须愈来愈采取对全国性政府施加压力的办法，来达成其政治目的——它们或是赞成或是反对全国性法律的制定或推行。没有任何其他阶级比无产阶级更需要政府在经济和社会事务上采取积极行动，以补偿他们独立集体行动的不足；而全国无产阶级的人数愈多，政治人物对这个庞大危险的选民团体的要求便愈(被迫要)敏感。19世纪80年代，英国维多利亚中期的旧式工会和新兴劳工运动之所以分裂，其关键问题便在于劳工要求经由法律来规定每天工作八小时，而非经由集体磋商来确立这个工作时数。这意味着：制定一条普遍适用于所有工人的法律，也就是全国性的法律。充分意识到这项要求之重大意义的第二国际，甚至认为应制定一条这样的国际性法律。这项国际性口号的确自1890年起造成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劳动节示威，该运动的确是工人阶级国际主义最深刻也最感人的展现。(1917年时，终于获得自由而能庆祝这个节日的俄国工人，甚至放弃他们自己的历法，以便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士同一天示威。)(如众所知，1917年时，俄国的恺撒历比我们的格里高利历[GregorianCalendar)晚13天，因此才有“十月革命”发生在11月7日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矛盾现象。)可是，除了对少数高尚的斗士和行动家外，促使工人阶级团结在每个国家之内的力量，不可避免地取代了工人阶级国际主义的希望和主张。如大多数国家的工人阶级在1914年8月所表现的那样，除了短暂的革命时刻以外，其阶级意识的有效框架仍旧是国家以及政治意义上的民族。

关于工人阶级在1870—1914年间形成了有意识和有组织的社会群体这个一般性的主题，我们不可能、也不需要在此介绍实际上和可能的种种变化，包括地理、意识形态、国家、地方性等等。在非白人的世界(如在印度，当然还有日本)，即使工业发展已不可否认，工人阶级显然尚未形成具有上述意义的社会群体。阶级组织的这种进展，在时序上是不平均的。它在下列两个短暂时期中进展得特别迅速。第一次大进展发生在19世纪80年代末到19世纪90年代初，这些年间发生的突出事件，有劳工国际性组织的重新建立(称为第二国际，以区别于1864—1872年间的第一国际)，以及劳工阶级希望和信心的象征——五一劳动节。在这些年间，若干国家的议会首次出现一定数目的社会主义者，而即使是在社会主义政党已拥有强大势力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力量在1887—1893年间也增加了一倍(由10．1％增加到23．3％)。第二次大进展发生在1905年的俄国革命到1914年间——俄国革命对这项进展具有重大影响，尤以中欧为最。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在选举上的重大进展，如今更得到选举权普及的助力，后者让它可以有效地增加选票。同时，一波一波的劳工骚动，促成有组织工会力量的一大突破。虽然细节随各国情形而有极大的不同，这两波迅速的劳工进展却以各种不同的方式随处可见。

可是，劳动阶级意识的形成，不能简单等同于有组织劳工运动的成长。虽然，也有一些例子显示工人对其政党和运动几乎完全认同，尤其是在中欧和某些工业特区。因而，1913年时，一位对德国中部选区(瑙姆堡—梅尔斯堡[Naumburg-Merseburg))进行选举分析的观察家会非常惊讶地发现：只有88％的工人投票给社会民主党。显然，在这儿，一般都以为工人便等于是社会民主党员。但是这种情形既非典型，甚至也非常见。愈来愈常见的情况是非政治性的阶级认同，不论工人是否认同于“他们的”政党，工人都自觉自己是另一个工人世界的一分子。这个世界包含、但远越过了“阶级政党”。因为，这个世界是以另一种生活经验为根据，以另一种生活方式为根据。这种生活方式超越语言和习惯的区域性变异，表现在他们共有的社会活动上(比方说，特别是表演给劳动阶级看的那些运动，如19世纪80年代以后的英国足球)，甚至表现在阶级特有的衣着打扮上，如众所周知的工人鸭舌帽。

不过，如果没有劳工运动的同时出现，那么甚至阶级意识的非政治表现，也将既不完整也无法完全理解。因为，正是通过这种运动，多元的工人阶级才结合为一个单一阶级。但是，反过来说，因为劳工运动的本身转变成群众运动，于是，也浸染了工人对所有四体不勤之人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是非政治的，但也是直觉的。这种普遍的“劳工运动”，反映了群众政党的真实情形。因为这些政党与小而非法的组织不同，绝大多数是由体力劳动工人所组成。1911-1912年，在汉堡的6．1万名社会民主党党员之中，只有36名是“作家和新闻记者”，外加两个高级专业人士。事实上，其党员中只有5％是非劳动阶级，而这5％当中又有半数是旅店主人。但是，对非劳工的不信任，并不妨碍他们对来自其他阶级的伟大导师(如马克思本人)的崇拜，也不妨碍他们对少数资产阶级出身的社会主义者、开创元老、全国领袖和雄辩家(这两种人往往不易分辨)或“理论家”的崇拜。而事实上，在社会主义政党成立的最初30年，它们吸引了理应接受这种崇拜的中产阶级伟大人才：奥地利的阿德勒(Victor Adler，1852-1918)、法国的饶勒斯(Jaures，1859-1914)、意大利的图拉蒂(Turati，1857-1932)和瑞典的布兰廷(Branting，1860-1925)。

那么，这个在极端情况下实际与该阶级共同扩张的“运动”，指的是什么呢？不管在什么地方，它都包括了工会这个最基本普遍的工人组织，不过这些工会的形式各色各样，而力量也互不相同。它也经常包括合作社，合作社主要是作为工人的商店，偶尔(如在比利时)也可成为这个运动的中央机构。(虽然工人合作社与劳工运动具有密切关系，事实上形成了1848年前社会主义“乌托邦”理想和新社会主义之间的桥梁，然而，这却不是合作社最辉煌的部分，其最辉煌的部分是表现在意大利之外的小农和农庄主人身上。)在拥有大规模社会主义政党的国家，劳工运动可以包括工人实际参加的每一种组织：从摇篮到坟墓——更正确地说，应该是火葬场。由于他们反对教权，因而赞成“进步人士”热情提倡的火葬，认为它更适合这个科学和进步的时代。这些组织可以涵括1914年时拥有20万会员的德国工人合唱团联盟(German Federation ofWorker Choirs)，1910年时拥有13万成员的自行车俱乐部共同体(Workers’Cycling Club“Solidarity")，到工人集邮会(Worker Stamp Collectors)和工人养兔会(Worker Rabbit Breeders)，这些团体的踪迹至今仍偶尔可以在维也纳的郊区旅店中看到。但是，大体上，这些运动都附属于某个政党，或是其一部分，或至少与它有密切关联。这个政党是它最重要的表现，并且几乎永远或是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民主)党，或是(或同时)简简单单地称为工党或劳工党。不具有组织的阶级政党或反对政治的劳工运动，虽然代表乌托邦或左翼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却几乎永远处于弱势。它们只能代表个别好战者、传播福音者、煽动者和罢工领袖的易变核心，而非大规模结构。除了在永远和其他欧洲发展相左的伊比利亚半岛外，无政府主义并未在欧洲其他地方形成劳工运动的主要意识形态，甚至连弱势都谈不上。除了在拉丁国家以及俄国——如1917年革命所示——以外，无政府主义在政治上是无足轻重的。

大多数的工人阶级政党(大洋洲是一大例外)都盼望一种社会基本变革，因而自称为“社会主义者”,或被人认定将往这个方向发展，如英国的工党。在1914年以前，它们认为在劳工阶级自组政府并(也许)着手进行这项伟大的转型之前，最好尽量少和统治阶级的政治活动有所牵连，更要少和政府打交道。受到中产阶级政党与政府引诱并与之妥协的劳工领袖，除非他们闭口不语，否则一定会受到咒骂。麦克唐纳(J．R．MacDonald)在与自由党员进行选举安排时，便不敢大肆宣扬，这项安排首次让英国工党在1906年的国会当中拥有一定的代表权。(我们不难了解这些政党对地方政府的态度要正面得多。)许多这类政党之所以升起马克思红旗，或许是因为马克思较任何左翼理论家更能向它们说明三件似乎听起来同样合理而又令人鼓舞的事：在目前的制度中，没有可预见的改革可以改变工人阶级被压榨的情形；资本主义发展的本质(他曾详加分析)，使推翻目前的社会而代之以较好的新社会一事，不太能确定；而由阶级政党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将是这个光荣未来的创造者和继承人。因而，马克思向工人提供了类似于宗教的保证——科学显示了他们的最后胜利是历史的必然。在这些方面，马克思主义非常有效，以致连马克思的反对者，也大致采纳了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

因此，这些政党的演说家和理论家以及他们的敌手，一致假定他们需要一场社会革命，或他们的行动具有社会革命的含意。但是“社会革命”这个词语的确切意义，指的不过是当社会由资本主义转成社会主义，当一个以私有财产和企业为基础的社会转变成一个以公有生产和分配为基础的社会，必定会为他们的生活带来革命。不过他们对于未来社会的确切性质和内容面貌的讨论，却出奇地少。它们给人的印象一片模糊，只是笼统地保证现在的不良情形将来会有所改善。在这个时期，劳动阶级政治辩论的所有议题，都集中在革命性质这个焦点上。

即使当时有许多领袖和好战者太忙于眼前的各种奋斗，以致对于较遥远的未来没有什么兴趣，但是这个时期所争论的问题，却不是全盘改造社会的信念。基本上它比较像是那种希望藉由突然、狂暴的权力转变而达成社会基本改变的革命，而这种想法可从马克思和巴枯宁(Bakunin)一直追溯到1789年甚至1776年的左翼传统。或者，在比较一般性的千禧年意义上，它较像是一场伟大的改变，这场改变的历史必然性，应该比它在工业世界的实际显现更为逼近，而事实上，也的确较它在不景气的19世纪80年代或希望初现的19世纪90年代更为逼近。然而即使是老练的恩格斯，这个曾在每隔20年便会竖起防御工事的时代回顾革命年代的人，这个曾经真正持枪参加过革命战役的老前辈，也警告说：1848年的日子已是一去不复返。而如前所示，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资本主义行将崩溃的想法似乎是无法取信于人。那么，数以百万计在红旗下动员的劳动阶级，他们将做些什么？

在运动的右翼，有些人提议集中精力追求改进和改革——这些是劳动阶级可以从政府和雇主那里争取到的——而较远的将来则听其自然。总之，反叛和暴动并不在他们的计划表上。不过即使如此，仍然没有几个19世纪60年代以后出世的劳工领袖曾放弃新天堂的想法。伯恩斯坦是一位白手起家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他曾鲁莽地指出：马克思的理论应该按照流行的资本主义加以修正(修正主义)，而社会主义所假设的目标，要比在追逐它时一路上所可能赢得的改革更不重要。他受到劳工政治家的严词谴责；但这些政治家对于实际推翻资本主义，有时显得极没兴趣。如某位对20世纪最初10年德国社会主义会议进行观察的人士所云：劳动阶级的好战分子对于推翻资本主义一事，不过是三心二意。新社会的理想，不过是赐予工人阶级希望的口惠罢了。

那么，在这个旧制度看上去绝不会很快崩解的时代，新社会如何能从中产生？考茨基有点困窘地将伟大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形容成一个“虽然以革命为号召，却不制造革命的政党”。这句话简要说明了问题所在。然而(如社会民主党那样)，只在理论上维持对社会革命的起码承诺，例行公事般地在选举中检测这个运动日渐成长的力量，并且依靠历史发展的客观力量去造成它命定的成功，这样做便够了吗？如果这指的是劳工运动可藉此自我调节以便在它无力推翻的制度体系内运作，那么答案是不够的。如许多激进或好战人士所感受到的，这个号称不妥协的阵线却以可悲的组织纪律为借口，隐藏了妥协、消极，它拒绝命令动员起来的劳工大军采取行动，并压制群众的自发性斗争。

因而，不配称为激进左派的叛徒、草根工会好斗者、持不同意见的知识分子和革命分子，他们所排斥的，是大规模的无产阶级政党。他们认为这些政党无疑是修正主义派，并因为从事某些政治活动而日趋官僚化。不论当时盛行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学说(如欧洲大陆通常的情形)，还是英国的费边式反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它们的议论大致相同。相反，激进左派喜欢采用可绕过政治这个危险泥沼的直接行动，特别是能造成类似革命效果的总罢工。1914年前10年间所盛行的“革命工团主义”(revolutionary syndicalism)，便结合了这种全力以赴的社会革命分子和分散的工会的尚武政策，这一结合多多少少与无政府主义思想有关。在这个运动不断成长并趋向激进化的第二阶段，除西班牙外，它已成为少数几百个或几千个无产阶级工会好战者和少数知识分子的主要意识形态。在这个阶段中，劳工的不安状态相当普遍而且具有国际性，同时社会主义政党对于它们究竟能做些什么和应该做些什么，也有点举棋不定。

1905—1914年间，西方典型的革命分子很可能就是某种工团主义者。矛盾的是，他拒绝以马克思主义作为其政党的意识形态，因为政党会以此作为不发动革命的借口。这对马克思的亡灵是有点不公平，因为打着他旗号的西方无产阶级各政党，其最显著的特色便是马克思对它们只有十分有限的影响。其领袖和好战者的基本信念，往往和非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激进左派如出一辙。他们同样相信理性可对抗无知和迷信(也就是教权主义)，进步将战胜黑暗的过去；也相信科学、教育、民主，以及三位一体的自由、平等、博爱。即使是在三个公民里面就有一个投票给社会民主党(1891年正式宣布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德国，1905年前，《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每版只发行2000-3000册，而工人图书馆中最受人欢迎的思想著作，是从其书名便可知其内容的《达尔文或摩西》(Darwin versus Moses)。实际上，德国甚至连本土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很少。德国最著名的“理论家”，是由奥匈帝国或俄罗斯帝国进口的，前者如考茨基和希法亭(Hilferding)，后者如巴渥斯和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因为由维也纳和布拉格向东走，四处可见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而在这些地区，马克思主义仍保存了其未曾淡化的革命冲力，以及其和革命的明显关联——因为在这些地区，革命的希望是立即而真实的。

而事实上，这里便是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模式的关键所在，也是1914年以前15年间历史上许多其他模式的关键所在。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在双元革命的国家，事实上，也出现在西欧和中欧的许多地方，在这些地方，每一个具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会回顾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一场革命——法国大革命，而任何出生于滑铁卢(Waterloo)之役那一年的人，很可能在60年的一生当中，直接或间接经历过至少两次甚或三次革命。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自以为是这一传统的正统延续。在他们庆祝新的五一劳动节以前，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庆祝的是三月节，也就是1848年维也纳革命受难者的纪念日。但是，社会革命当时正迅速从其最初筹划的地带撤退。而在某些方面，大规模、有组织、尤其是有纪律的阶级政党的出现，反倒加速了社会革命的退却。有组织的群众集会、经过仔细计划的群众示威游行，取代了叛乱和骚动，而非为叛乱和骚动铺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国家中，“红色”政党的突然出现，对于其统治者而言，的确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现象。但是它们之中没几个真的希望在自己的首都搭建断头台。他们可以承认这类政党是其体系中的激烈反对团体，不过这个体系提供了改进和修好的余地。尽管惑人的言辞皆指向相反方向，但当时的确没有，或尚未有，或不再会有血流成河的社会。

促使新政党致力于(至少在理论上)完全的社会革命，以及促使一般工人群众将自己托付给这些政党的，确实不是因为资本主义不能带给他们某些改进。就大多数希望改进的工人看来，其原因是所有具有重大意义的改善，都必须通过他们作为一个阶级的行动和组织方可达成。事实上在某些方面，选择集体改进一途的决定，使他们无法作其他选择。在意大利的某些区域，贫苦无地的农业劳工选择了组织工会和合作社，并因此放弃了大规模向外移民一途。工人阶级的一致性和休戚之情愈强，则其固守其中的社会压力便愈大。不过这样的压力并不阻止——尤其是就矿工这样的群体而言——他们立志要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教育，好让他们将来可以脱离矿坑。在工人阶级好斗者的社会主义信念背后，以及他们的群众支持背后，主要是强加于新劳动阶级之上的被隔离世界。如果他们还有希望——他们有组织的成员的确是骄傲而且满怀希望的，那是因为他们对这个运动抱有希望。如果“美国梦”是个人主义的，那么欧洲工人的梦便是集体性的。

这场运动是革命性的吗？德国的社会民主党是所有革命社会主义政党中最强大的一个，从它大多数党员的行为来判断，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它不属于暴动式革命。但是，当时欧洲有一个广大的半圆形地带，弥漫着贫穷不安的气氛。在这个地带里的人们的确在计划革命，至少在它的某部分，也果真爆发了革命。这个地带由西班牙通过意大利的许多地区和巴尔干半岛，进入俄罗斯帝国。革命在这个时期从西欧迁移到东欧。下面我们将再讨论欧洲大陆和世界革命地带的命运。在此，我们只需注意：东方的马克思主义保留了其原来富有爆炸性的涵义。在俄国革命之后，马克思主义回到西方，并传播到东方，成为社会革命最完美的意识形态。这种情形一直延续20世纪的大半时间。与此同时，在主张同一理论的社会主义者之间，其沟通上的裂缝正在不知不觉地加大加深。一直到1914年，因大战爆发暴露出这道裂缝，人们才惊讶其程度之严重。这一年，长久以来赞赏德国社会民主正统的列宁，发现其首要理论家竟是一个叛徒。

虽然，在大多数国家中，纵然有民族和信仰上的分野，社会主义政党显然似乎是在逐渐动员其大部分的劳动阶级，可是，除了英国以外，无产阶级并不是(社会主义者满怀自信地说“还不是”)全国人口的大多数。一旦社会主义政党取得了群众基础，不再只是宣传家和煽动者的学派、精英干部的组织或四散的地方性根据地，他们显然便不能只把眼光放在工人阶级身上。19世纪90年代中期，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进行有关“农业问题”的密集辩论，正可反映这种现象。虽然“农人”无疑注定会消失(马克思主义者的这种看法是正确的，因为20世纪后半期的事实便是如此)，但是在眼前，社会主义可以或应该为那些靠农业维生的人做些什么？这些人占德国人口的36％、法国的43％(1900年)。而它又能为当时还是以农立国的那些国家做些什么？社会主义政党的诉求对象必须从单一的劳动阶级向外扩大，这种需求可从各个角度加以说明和辩护：由简单的选举人或革命考虑，一直到一般性的理论基础。(“社会民主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但它同时也是社会发展的政党，其目标在于将所有的社会团体由现在的资本主义阶段发展到更高的形式”。)这是一种不可否认的需要，因为无产阶级几乎在任何地方都会被其他各阶级的联合力量以投票的方式制服、孤立，甚至压抑。

但是，社会主义政党认同于无产阶级这件事，使它比较不容易对其他社会阶层产生吸引力。这种认同妨碍了政治实用主义者、改革家、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者；这些人宁可将社会主义从一个阶级政党扩大到一个“人民政党”。它甚至也妨碍了负责执行的政治家，这些政治家虽然愿意将主义交给分类为“理论家”的少数同志，但他们却也认识到：惟有把工人当作工人，他们才能赋予政党真正的力量。再者，替无产阶级量体裁衣的政治要求和标语——如每天工作八小时和社会化——也无法使其他社会阶层感兴趣，甚至因为其中含有剥夺他们权利的威胁，而使他们采取敌对立场。社会主义者很少能够冲破庞大而隔离的工人阶级宇宙；在这个宇宙中，他们的好斗者和他们的群众，往往都会感到相当舒适。

可是，这些政党有时还不止对劳动阶级具有吸引力；甚至那些“最坚持于与单一阶级认同”的群众政党，也公开从其他社会阶层中获得支持力量。比方说，在有些国家，其社会主义虽然在意识形态上与农村世界不和，却攻占了一大片乡村地区，而且得到的不只是可以归类为“农村无产阶级分子”的支持。这个情形见诸法国南部、意大利中部和美国的许多地区。在美国，社会主义政党最扎实的根据地，出人意料的是在俄克拉荷马州(Oklahoma)信仰《圣经》的贫穷白人农夫当中，在该州的23个最富乡村气息的郡里面，1912年社会主义政党的总统候选人得了25％以上的选票。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加入意大利社会主义政党中的／jx3L匠和小商人，其数目比起它们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百分比显然过多。

无疑，这是有历史上的理由。在拥有古老强大的(世俗)左翼政治传统(如共和、民主和激进等)的地方，社会主义似乎是这项传统的自然延伸。在左翼显然是一支庞大力量的法国，那些乡间草根知识分子和共和价值观念的斗士——小学教员——颇为社会主义所吸引。而第三共和的主要政治集团，也在尊重其选区理想的动机下，于1901年将自己命名为共和激进和激进社会主义党(Republican Radical and RadicalSocialist Party，它显然既非激进，也非社会主义)。可是，社会主义政党之所以能从这样的传统当中汲取力量，如前所述，只是因为即使它们认为这些传统已不够用，它们也赞成这些传统。因而，在那些选举权受到限制的国家，它们对于民主投票权的强力抗争，便得到其他信仰民主主义者的支持。由于它们是最不具有特权的阶级政党，它们自然会被视为对抗不平等和“特权”的主要旗手，自美国和法国掀起革命的那刻起，这项抗争对于政治激进主义便极其重要。而在当时更是如此，因为它从前的许多旗手，如自由派中产阶级，如今已投身到特权行列。

社会主义政党因其作为绝对反对富人政党的身份而受惠更多，它们所代表的阶级，没有例外全是穷人，虽然照当时的标准来说不一定是非常穷。它们以不绝的热情公开指责剥削、财富和财富的日渐集中。于是，穷困者和被剥削者，即便不是无产阶级，也可能会觉得这个政党跟他们意气相投。

第三，社会主义政党几乎在定义上便是献身于19世纪那个关键性概念——“进步”的政党。它们(尤其是马克思派)坚信历史必然会朝向更好的未来迈进，这个未来的确切内容可能并不清楚，但是一定可以看得到理性和教育、科学和科技的加速胜利。当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想象他们的乌托邦时，他们脑中浮现的是电气和自动处理垃圾机。“进步”，如果只当作是希望的同义词，是那些财产很少或没有财产的人所渴望的；而资产阶级世界和贵族文化近来对“进步”的质疑(见下)，更加深了“进步”与平民和激进政治的联系。社会主义者无疑已从“进步”的声誉中受惠，从所有信仰进步的人，尤其是那些在自由主义和启蒙运动传统中成长的人中受惠。

最后也最奇异的一点是：作为局外人和永远的反对党(至少到革命时为止)，给了他们一个有利条件。由于他们是局外人，他们显然由少数分子那儿吸引到比统计数字多得多的支持。这些少数分子的社会地位在某种程度上是特殊的，像大多数欧洲国家的犹太人(即使他们是舒适的资产阶级也不例外)，以及法国的新教徒。由于它们永远是反对党，未受统治阶级的污染，它们可以在多民族的帝国中吸引受压迫的民族，这些民族可能是基于这个缘故才集合在红旗之下。如我们在下章中将看到的，沙皇帝国的情形显然如此，而其最戏剧化的例子是芬兰人。正是这个原因，使芬兰的社会主义党在法律许可它接受选票时，便立刻收到37％的选票。1916年，它获得的选票更增加到47％，成为该国事实上的全国性政党。

因此，名义上是无产阶级的各政党，其所获得的支持在相当程度上可超越无产阶级。在具有这种事实的地方，一旦情况合适便可轻易将这些政党转化为执政党。事实上，1918年后也的确如此。然而，要加入“资产阶级”的政府体系，意味着必须放弃革命分子、甚至激进反对分子的身份，然而在1914年前，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也确实得不到公众支持。第一位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社会主义者是米勒朗(Alexandre Millerand，1899年)，米氏后来成为法国总统。虽然他当初加入“资产阶级”政府的借口，是想在紧迫的反动威胁之下团结维护共和，可是还是被郑重地逐出这个全国性和国际性的运动。在1914年前，没有一个严肃的社会主义政治家会愚蠢到犯他那样的错误。(事实上在法国，社会党一直到1936年才加入政府。)在大战之前，就表面上看，这些政党始终是纯粹而不妥协的。

然而，我们必须问最后一个问题：史学家能单就他们的阶级组织(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组织)，或是单就劳动阶级聚居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模式所表现的一般阶级意识，来撰写工人阶级的历史吗？答案是肯定的，但前提是他们必须自觉是这个阶级的一分子，并以这个阶级的模式行动。这种意识可以延伸到很远的地方，进入完全始料未及的区域。譬如说，在加利西亚失落的一隅，极度虔诚的犹太哈锡德教派(Chassidic)织工，曾在当地犹太社会主义者的协助之下进行罢工。可是，许多穷人，尤其是最穷苦的人，并不认为他们是无产阶级，其行为也不像无产阶级。他们自认为属于注定贫穷的一群，是被遗弃者、不幸者或边缘人。如果他们是来自乡间或外国的移民，他们或许会聚居在可能与劳动阶级贫民窟重叠的区域，但他们聚居的区域更容易为街坊、市场，以及被合法或非法的无数小巷弄所主宰。在这样的区域中，贫苦的家庭苟延残喘，他们中只有某些人真正从事赚取工资的工作。对他们而言，重要的不是工会或阶级政党，而是邻居、家庭、可以给他们好处或提供工作的保护人、宁愿推卸责任也不施压的政府官员、教士，以及同乡——任何一个可以使他们在陌生的新环境中把日子过下去的人、事、物。如果他们属于古老的内城庶民，无政府主义者对于下层世界的赞赏，并不会使他们更为无产阶级化或更具政治性。莫里森(Arthur Morrison)所著《雅各的一个孩子》(A Child of the Jago，1896年)的世界，或布鲁昂(Aristide Bruant)的歌曲《巴黎拜尔维区和米尼蒙当区》(Belleville-M6nilmontant)的世界，除了都对富人怀有愤恨感之外，均不是阶级意识的世界。英国杂耍歌曲中的世界(如艾伦[Gus Elen)所唱：攀上梯子拿个望远镜／我们可以看见苦役者沼泽[Hackney Marshes]／如果中间没有隔着这些房子)，那个讽刺、嫌恶、冷淡、怀疑、听天由命和不关心政治的世界，更接近于自觉的工人阶级世界，不过它的主题，如岳母、妻子和无钱付房租，却是属于任何在19世纪都市中备受压迫的群落。

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世界。事实上矛盾的是，它们之所以未被遗忘，是因为它们比标准无产阶级那种可敬、单调、尤其是狭隘的世界，更能吸引当时的政治家。但是我们也不应该拿它和无产阶级的世界对比。贫穷老百姓的文化，乃至传统被遗弃者的世界，已逐渐变成无产阶级意识的一部分，一个他们共同的部分。它们彼此承认，而在阶级意识及其运动的强势地区(例如柏林和海港汉堡)，前工业时代的贫穷世界也能与它取得一致，甚至鸨母、窃贼和买卖赃物者也会向它致敬。虽然无政府主义者不这么想，不过它们确实没有任何特有的事物可以贡献给它。它们确实缺乏积极分子的永久斗志，更别说投入；然而如任何积极分子都知道的，这也是任何地方的大部分一般劳动阶级的共性。好斗者对于这类消极和持怀疑态度的死沉分子，有说不完的抱怨。既然一个有意识的工人阶级正在这个时期成形出现，前工业时代的平民遂被吸引进它的势力范围。如果他们没有被吸引进它的势力范围，那么他们便会被历史所遗漏，因为他们不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是真正的受害者。

谢选骏指出：“世界的工人”类似于“全世界无产者”，是一个“无国籍的犹太人”梦想出来的概念，现实中并不存在。因为类似于“世界的工人”的“全世界无产者”，大多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他们彼此之间的语言都不能沟通，又怎么可能“联合起来”呢？所以我看，“全世界资产者联合起来”，远比“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更为真实。因为资产者大多受过较好的教育，他她们之间的沟通应该没有问题。

【第六章挥舞国旗：民族与民族主义】

快逃，祖国来了。——意大利农妇对其子说

他们的语言已变得复杂，因为他们现在已经识字。他们读书，或者至少学习从书中获取知识。文学语言的词汇和习惯语法以及拼字所产生的发音，往往战胜地方语言的惯用法。——威尔斯，1901年

民族主义攻击民主政治，破坏反教权主义，与社会主义斗争并逐渐损害和平主义、人道主义和国际合作主义……它宣称自由主义的方案已告终结。——罗柯(Alfredo Rocco)，1914年

如果劳动阶级政党的兴起是政治民主化的一个重要副产品，则民族主义在政治活动中的兴起则是另一个。民族主义就其本身而言，显然不是新鲜事(参看《革命的年代》、《资本的年代》)，可是，在1880—1914年间，民族主义却戏剧化地向前大大跃进，而其意识形态和政治内容也都发生了改变。这个词汇本身便说明了这些年的重要性。因为民族主义(nationalism)一词在19世纪末首次出现之际，是用来形容若干法国和意大利的右翼思想家群体。这些群体激烈地挥舞国旗，反对外国人、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而支持其本国的侵略性扩张，这种扩张，行将成为这些运动的特色。也就是在这段时期，《德国至上》取代了其他竞争歌曲，而成为德国事实上的国歌。虽然民族主义一词最初只是形容这个现象的右翼说法，它却比1830年以来欧洲政治家所采用的笨拙的“民族原则”(principle of nationality)一词更为方便，因此，它遂逐渐被用于所有以“民族奋斗目标”为政治活动极至的那些运动，亦即所有要求自决权的运动，也就是促成某一民族群体形成一个独立国家的运动。在本书所述时期，这种运动的数目，或自称是代表这项运动发言的领袖人数，以及其政治重要性都有显著增加。

各式“民族主义”的基础都是一样的，即人民愿意在情感上与“他们的民族”认同，并以捷克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或任何其他民族的身份，在政治上进行动员。这种自发情绪是可以在政治上加以利用的；而政治的民主化，尤其是选举，则提供充分动员它们的机会。当国家在进行这类动员时，它们将这种情绪称为“爱国心”；而出现在已经确立的民族国家中的原始“右翼”民族主义，指的乃是政治极右派对爱国心的垄断，他们可藉此将所有异己归类为某种叛国者。这是一种新现象，因为在19世纪大半时期，一般人是将民族主义与自由激进运动混为一谈，与法国大革命的传统混为一谈。除此之外，民族主义并不特定和政治光谱上的某个颜色认同。在那些尚未建立自身国家的民族运动中，有些是与右翼或左翼认同，有些则对右翼和左翼都漠不关心。事实上，如前所述，有些运动(颇为有力的运动)虽然实际上是在民族的基础上动员男男女女，但却是意外造成的，因为其主要诉求是社会解放。虽然在这一时期，民族认同显然已是，或已变成各国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但若说民族诉求与任何其他诉求是矛盾的，那就不对了。民族主义的政客和其对手，自然是会支持一种诉求排除另一种诉求，好像戴了一顶帽子之后便不能同时戴另一顶帽子。但是，历史事实却非如此。在本书所谈论的这个时期，一个人大可同时是具有阶级意识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分子和爱尔兰爱国主义者。康诺利(James Connolly)便是代表之一。1916年，康氏因领导都柏林的复活节起义(Easter Rising)而遭处决。

不过，在实行群众政治的国家当中，由于诸多政党必须争取同一群支持者，它们当然必须做出彼此互斥的选择。

以阶级认同的理由诉诸其可能支持者的新劳工阶级运动，很快便认识到这一点。因为它们发现——如在多民族区域常见的情形——自己正在与下面那种政党竞争，那种政党要求劳工阶级和可能的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是捷克人、波兰人或斯洛文尼亚人而支持它们。因而，新兴劳工阶级运动一旦真的成为群众运动，它们便立刻全神贯注在“民族问题”上。几乎每一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从考茨基和罗莎·卢森堡，经过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者，到列宁和年轻的斯大林(Stalin)——在这一时期都曾参与有关这个主题的热烈辩论，由此可见这个问题的急迫和重要。

在民族认同成为政治力量的地方，民族主义构成了政治活动的底层。即使当它们自称是特别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时，它们五花八门的表示也使其极不容易分辨。我们下面将会看到：民族认同在本书所述时期无疑更为普遍，而政治活动中的民族诉求重要性也日渐增加。然而，更重要的无疑是政治民族主义内部的一组主要变化，这组变化将对20世纪造成深远影响。

这组变化有四个方面必须一提。第一，如前所述，是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意识形态的出现及其被政治右翼所接收。这点将在二次大战期间的法西斯主义身上得到极端表现，法西斯的意识形态便根源于此。第二，与民族运动发展上的自由阶段相当不同，它是假设涵括独立主权国家之形成的民族自决，不仅适用于那些证明其本身在经济上、政治上和文化上具有生存能力的民族，也适用于任何自称为一个“民族”的群体。1857年时，在19世纪民族主义伟大先知马志尼的构想中，“民族的欧洲”包括12个相当大的实体(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五章)。而第十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根据威尔逊总统(President Wilson)的民族自决原则出现了26个国家(如果将爱尔兰包括在内便是27个)。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便说明了新旧假设之间的不同。第三，是人们愈来愈倾向于假设：除了完全的国家独立之外，任何形式的自治都无法满足“民族自决”。在19世纪的大半时间里，对于自治权的要求大多不曾想到这一点。最后，当时出现一种用种族以及尤其是用语言来界定民族的趋势。

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有某些主要位于西欧的政府自认为它们可代表“民族”(例如法国、英国或者新建立的德国和意大利)，也有某些政府虽然以别的政治原则为根据，也因它能代表其居民的主要成员而被视为某种民族(沙皇便是这样，它以同时是俄罗斯和东正教统治者的身份，享有大俄罗斯民族的效忠)。在哈布斯堡王朝以及奥斯曼帝国之外，其他国家内部的无数民族，并不曾构成严重的政治问题，尤其是在德国和意大利政府建立之后。当然，波兰人从不曾放弃复兴遭俄、德、奥瓜分的独立波兰。英国中的爱尔兰人亦然。当时也有各种民族群体，基于不同的原因而居住在他们十分想要隶属的国家和政府疆界之外。不过他们之中只有某些造成政治问题，比方说1871年被德国兼并的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居民。(1860年被统一不久的意大利政府让给法国的尼斯[Nice]和萨伏伊[Savoy)，并没有表现出明显不满。)

无疑，自19世纪70年代起，民族主义运动的数目增加了许多。不过事实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40年间，在欧洲所建立的新民族国家，比德意志帝国形成前40年间所建立的要少得多。而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40年间所建立的国家，如保加利亚(1878年)、挪威(1907年)和阿尔巴尼亚(1913年)，也不具有什么重要性。(1830-1871年间建立或为国际所承认的国家有德国、意大利、比利时、希腊、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所谓1867年的“妥协方案”[Compromise)，也等于是由哈布斯堡王朝授予匈牙利广泛的自治权。)如今，不仅是芬兰人和斯洛伐克人这些此前被认为是“不具历史”的民族(也就是，以前从未拥有独立国家、统治阶级或文化精英的民族)在进行“民族运动”，而且像爱沙尼亚人(Estonians)和马其顿人(Macedonians)这类除民俗学热中者外，此前几乎根本无人过问的民族，也开始兴起“民族运动”。而在久已建立的民族国家中，区域性的人口现在也开始在政治上以“民族”的身份动员。比方说，19世纪90年代，威尔士在一位本地律师劳合·乔治的领导下组织了“青年威尔士”(Young Wales)运动，我们在下面将会再谈到劳合·乔治；又比方说，1894年时，西班牙成立了一个“巴斯克民族党”(Basque National Party)。而几乎同时，赫茨尔(Theodor Herzl)则在犹太人中间发动了犹太复国运动(Zionism)，在此之前，犹太人对于它所代表的那种民族主义一无所知。

这些运动通常都声称是为某个民族说话，可是其大多数都尚未得到它们所欲代表的民族的多数支持。不过，大规模的向外移民赋予更多落后群落成员强烈的怀乡诱因，使他们想与他们遗留下来的事物认同，并接纳新的政治构想。不过，大众确实愈来愈认同于“民族”，而对许多政府和非民族主义的竞争对手而言，民族主义的政治问题恐怕已愈来愈不容易处理。或许，大多数19世纪70年代早期的欧洲局势观察家都认为：在意大利和德国完成统一，以及奥匈帝国达成妥协之后，“民族原则’’大致不会像以往那么具有爆炸性。甚至，当奥匈帝国当局被要求在其户口调查中加入一项对语言的调查时(这是1873年国际统计学大会[International StatisticalCongress)建议的)，他们虽不是很热中，却也没有拒绝。然而，他们认为应该给一点时间，让过去10年间激烈的民族倾向冷却下来。他们非常有把握地假定，到1880年再度举行户口调查时，这种倾向便会冷却下来。可是他们却大错特错了。

然而，从长远的观点看来，重要的不是当时的民族奋斗目标在各个民族中所得到的支持程度，而是民族主义的定义和纲领的改变。我们现在早已习于用人种和语言来定义民族，因而忘记了这个定义基本上是19世纪晚期发明的。我们不需详细讨论这件事，只需要记住：在1893年盖尔联盟(Gaelic league)成立一段时间之后，爱尔兰运动的理论家才开始将爱尔兰民族奋斗的目标和对盖尔语的维护连为一体；而一直到同一时期，巴斯克人才以其语言(而非其历史上的宪法特权)作为其民族独立的根据；并且，关于马其顿人是不是与保加利亚人比与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更为相像的热烈辩论，在决定马其顿人应与这两个民族中的哪一个结合上不具任何重要性。至于支持犹太复国主义的那些犹太人，他们更进一步主张犹太民族和希伯来文(Hebrew)是同一回事，然而，自从被巴比伦人(Babylonian)拘留之日起，再也没有任何犹太人真的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希伯来文。它是在1880年才被人发明为日常用语(与神圣和仪式语言或博学的国际混合语言有别)，而当时发明的第一个希伯来文词汇，便是“民族主义”。而犹太人之所以学它，是把它当作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标记，而非沟通工具。

这么说并不表示在以前语言不是一个重要的民族问题。它是若干民族识别的标准之一，而一般来说，它愈不显著，一个民族的民众与其团体的认同便愈强烈。语言并不是那些只把它当作沟通工具者的意识形态战场，因为单是要把它运用在控制母亲和子女、丈夫和妻子，以及邻居之间的交谈语言上，都几乎是不可能的。当时，大多数犹太人实际上所说的语言是意第绪语(Yiddish：犹太人使用的国际语)，在非犹太复国主义的左派采用这种语言之前，它几乎不具有意识形态上的重要性。而大多数说它的犹太人，也不在乎许多官员(包括奥匈帝国的官员)甚至拒绝接受它是一种独立的语言。上百万人选择成为美国的一分子，美国显然没有单一的民族基础，而他们之所以学英语是为了必需或方便。他们努力地使用这种语言，并不是为了任何与民族灵魂或民族延续有关的基本原理。语言的民族主义，是书写和阅读的人所创造的，不是说话的人所创造的。而那些可从中发现其民族基本性格为何的“民族语言”，往往是人为的。因为，它们必须由地方性或区域性方言——由无文字的实际口语所组成——的拼图玩具中，将这些方言加以编汇、标准化、均质化和现代化，以供当代人和文学之用。古老民族国家或知识文化的主要书写语言，很久以前便经历过这个编纂和更正的阶段：德文和俄文在18世纪，法文和英文在17世纪，意大利文和卡斯蒂利亚(Castile：西班牙中部以及北部地区)语甚至更早。对大多数语言群体较小的语言来说，19世纪是“大师”辈出的时期，这些大师确立了其语言的词汇和正确用法。对若干语言——如加泰罗尼亚语(Catalan)、巴斯克语和波罗的海语等——来说，大师的时代是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

书写语言与领土和制度具有密切、但非必然的关系。以“民族意识形态和纲领的标准模式”自命的民族主义，基本上是领土性的，因为它的基本模范是法国大革命的领土国家，或至少接近于可对其清楚划定的疆界和居民进行全盘政治控制的国家。在此，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又是个极端例子，因为它显然是一个假借的计划，在几千年来赋予犹太民族“永久性、凝聚力和不可毁灭之标志”的实际传统中，并没有先例，与它也没有根本上的关联。这项运动是要求犹太人去取得一片当时已被另一个民族占领的领土(对赫茨尔来说，这片领土甚至和犹太人不必有任何历史关联)，以及说他们已有几千年不说的语言。

这种民族与特定地域的认同，在大规模迁徙的世界(甚至在非迁徙性的世界)的大部分地区，都造成了许多问题，以致另一种民族的定义也被发明出来，尤其是在奥匈帝国和散居的犹太人中间。在这种定义中，民族不被视为是“一群居民所附着的一块特殊土地”所固有的，而被视为“自以为属于一个民族的一群男男女女”所固有的，不论他们碰巧住在哪儿都一样。这些男男女女皆享有“文化自治权”。支持“民族”地理论和人文论的人，便这样被锁定在激烈的争执之中，特别是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里面，以及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亲纳粹派之间。这两种理论都不十分令人满意，不过人文论比较无害。无论如何，它不曾让它的支持者先创造一片领域，而后再将它的居民塞进正确的民族形状中去；或者，套用1918年后新独立的波兰领袖毕苏斯基(Pilsudski)的话：“国家造成民族，而非民族造成国家。”

根据社会学理论，非领土派几乎无疑是对的。“非领土”指的并非男男女女(增减少数几个游牧或散居的民族)不牢牢地附着于他们称为“家园”的那块土地，尤其当我们想到：在历史上的大半时间内，绝大部分的人都属于植根最深的人——靠农业为生的人。但是，那块“家乡领域”并不等于现代国家的领域，正好像现代英文’fatherland”(祖国)一词中的“father”(父)，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父亲。那时的“乡土”(homeland)是彼此具有真正的社会关系的人类的真实群落所在地，而非在成千万人口(今日甚至成亿人口)当中创造“某种连结”的虚构社会。词汇本身便可证明这点。西班牙文中的“patria"(家园、祖国)，一直到19世纪后期才与西班牙具有同样大小的范围。’18世纪时，它还只是指一个人出生的地方或市镇。意大利文中的“paese”(乡或国)和西班牙文中的“pueblo"(民)，也仍然可以意指一个村落或国家的领域或居民。(德国电视连续剧《家园》[Heimat]的力量，正是在于结合剧中人物对“小祖国”亨斯鲁克山(Hunsrtick Mountain)的经验与其对大祖国德国的经验。)民族主义和国家接掌了亲属、邻居和家园，其所造成的区域和人口规模使它们成为隐喻。

但是，人们所习惯的真正群落，如村庄和家族、教区、行会、会社等等，因为显然不再能像以前那样涵盖他们生活中大多数可能发生的事情，因此步向式微。随着它们的式微，它们的成员感到需要以别的东西来取代它们。而虚构的“民族”共同体正可填满这一空白。

它无可避免地附着在19世纪典型的现象——“民族／国家”——之上。因为就政治而言，毕苏斯基是对的。固定不仅造成民族，也需要造成民族。政府通过普通但无所不在的代理人——由邮差和警察到教师和(在许多国家的)铁路员工——而直接向下接触到其境内每一个公民的日常生活。它们可以要求男性公民(最后甚至要求女性公民)积极地投入国家。事实上，便是他们的“爱国心”。在一个愈来愈民主的时代，政府官员不能再依靠传统社会阶级较低的人服从阶级较高的人的稳定秩序，也不能再依靠传统宗教来确保社会服从。他们需要一个团结国民的办法，以防止颠覆和异议。“民族”是各个国家的新公民宗教。它提供了使所有公民附着于国家的黏合剂，提供了将民族国家直接带到每一个公民面前的方法，并可平衡人们对那些“超越政府事物”(如宗教、与国家不一致的民族或人种，或更突出的阶级)的效忠。在立宪国家，藉着选举而参与政治的民众人数愈多，这样的要求则愈有机会提出。

再者，甚至非立宪国家，如今也珍视那种可以用民族的理由(可发挥民主诉求的效果，但没民主政治的危机)，加上他们有责任服从上帝所认可的政府官员的理由，来向其臣民提出诉求的“政治力量”。19世纪80年代，在面临革命的鼓动时，甚至俄国沙皇也开始采取下列那个19世纪30年代就有人向他祖父建议但未获采用的政策，即沙皇的统治不但要以独裁政体和正教原则为依据，也要以民族为依据——承认诉诸俄国人是俄国人这个事实。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几乎所有19世纪的君主都必须穿戴上民族的化装服饰，因为他们之中几乎没有一个是他们所统治国家的本地人。成为英国、希腊、罗马尼亚、俄国、保加利亚，或其他需要君主国的统治者或统治者配偶的那些王子和公主(大半是日耳曼人)，为了尊重民族原则，而将他们自己归化为英国人(如维多利亚女王)或希腊人(如巴伐利亚的奥托[Otto))，进而学习另一种他们在说的时候会带有口音的语言。虽然他们与这个国际亲王工会——或许我们应该说是这个国际亲王之家，因为他们都是亲戚——其他成员的相像度，远比与自己的臣民大得多。

使国家民族主义甚至更为必要的，是工业技术时代的经济和其公私管理的性质需要民众接受小学教育，或至少具有阅读识字的能力。由于政府官员和公民之间的距离增加，而大规模的迁徙使甚至连母子和新婚夫妇之间也隔着几天或几个星期的路程，遂使19世纪成为口语沟通崩溃的时代。从国家的观点来看，学校还有一个进一步的好处：它可以教导所有的孩童如何成为好臣民或好公民。在电视流行以前，没有任何媒体和世俗宣传可以和教室相提并论。

因此，就教育来说，在大多数欧洲国家，1870—1914年间乃是小学的时代。就连那些素以良好教育制度闻名的国家，小学教师的人数也大增，瑞典增加了三倍，挪威也差不多。比较落后的国家也开始迎头赶上。荷兰小学生的人数增加了一倍；在1870年前还没有建立公立教育制度的联合王国，小学生的人数则增加了三倍；在芬兰，它增加了十三倍；甚至在文盲充斥的巴尔干国家，小学的孩童数目也增加了四倍，而教师的人数几乎增加了三倍。但是国民教育系统，也就是主要是由国家组织和监督的教育系统，需要以国语教学。教育也和法庭与官僚制度一样(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五章)，也是使语言成为国籍主要条件的一大力量。

国家因而创造了“民族”，也就是民族爱国心，并且至少为了某种目的，特别急迫和热切地创造了在语言上和管理上的均质公民。法兰西共和将小农转化为法国人。意大利王国在“创造了意大利”之后，顺从阿泽利奥(Azeglio)的口号(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五章第二节)，尽了最大的努力用学校和兵役“制造意大利人”，结果有成有败。美国规定：懂英语是作为美国人的条件之一，而且自19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引进基于这种新公民宗教的真实崇拜(在其不可知论宪法下所能拥有的惟一崇拜)，其表现方式是在每一所学校中，每天举行向国旗效忠的仪式。匈牙利尽了一切力量想将其多民族的居民转化为马札儿人。俄国坚持将其较小的诸民族俄罗斯化，也就是以俄文垄断教育。而在那些多民族得到相当承认，且允许小学乃至中学以某种别的方言教学的地方(如奥匈帝国)，国语仍在高等学府享有决定性优势。因此，非主流民族若能在其国家当中争取到自己的大学，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如在波希米亚、威尔士和佛兰德斯)。

国家民族主义不论是真实的，或是为方便而发明的(如上述君王的例子)，都是一种双刃的战略。当它在动员某些居民的时候，也疏远了另一些居民——那些不属于、或不想属于该国主要民族的居民。简言之，由于它将那些为了某种原因拒绝接受官定语言和意识形态的群落区分开来，遂使得非官方民族的那些民族更容易被界定。

但是，在许多其他民族不拒绝接受官定语言和意识形态的地方，为什么有些民族拒绝接受？毕竟，对于小农来说(而且对于其子女来说更甚)，成为一个法国人有相当多的好处。事实上，任何人在他们自己的方言或土语以外能学会另一种主要的文化和升迁用语，都可带来不少好处。1910年时，70％移民到美国的德国人(1900年以后他们来到美国时平均口袋中有41美元)，已成为会说英文的美国公民，虽然他们显然不想停止说德语，也不曾放弃德国式的感情。(平心而论，很少有几个州真的尝试打断少数语言和文化的私生活面，只要它不向官定“国家民族”的公开优势挑战即可。)除了宗教、诗歌、社群或家庭感情以外，非官定语言很可能无法与官定语言竞争。虽然今日我们可能不容易相信，但是在那个进步的世纪，的确曾有一些具有强烈民族情感的威尔士人，承认他们古老的凯尔特语地位较低下，甚至有些人想要为它进行安乐死。(这个名词是1847年在国会讨论威尔士教育的委员会上，一个作证的威尔士人说的。)当时有许多人不仅选择由一个地区迁徙到另一个地区，也选择由一个阶级转换到另一个阶级，而这样的迁移很可能意味国籍的改变，至少是语言的改变。中欧满是拥有斯拉夫姓氏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也满是其姓名乃照德文字面翻译或修改斯洛伐克姓名而成的马札儿人。在这个自由主义和充满流动的时代，美国和英语并非惟一发出公开邀请的国家和语言。而乐于接受这种邀请的人很多，尤其是当他们事实上不需要因此而否认其渊源时为然。在19世纪大半时期，“同化”(assimilation)绝不是一个坏字眼，它是许多人想要做到的一件事，尤其是那些想要加人中产阶级的人。

某些民族中的某些人之所以拒绝“同化”，一个明显的原因是他们没有被允许成为官方民族的完整成员。最极端的例子是欧洲殖民地的土著精英，他们被施以其主子的语言文化教育，以便可以代表欧洲人管理殖民地居民，但是显然欧洲人不以平等态度对待他们。在这一点上，迟早会爆发冲突，尤其是因为西方教育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明确表达其要求的具体语言。1913年，一位印尼的知识分子用荷文写道：为什么荷兰人期望印尼人庆祝荷兰人从拿破仑统治下解放的一百年纪念？如果他是一个荷兰人，“我不会在一个其人民独立被偷窃的国家，张罗独立的庆典。”

殖民地的民族是一种极端情形，因为从一开始起，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种族优越感，任何程度的同化也不能将黑皮肤的人变成“真正的”英国人、比利时人或荷兰人，即使他们和欧洲贵族一样有许多财富、有高贵的血统和对运动的品位——许多在英国接受教育的印度土王便是如此。可是，即使是在白人的范围内，表面与实际之间仍有显著的矛盾：他们一方面对任何证明他有意愿和能力加入“国家民族”之人提供无限制的同化机会，另一方面却又拒绝接受某些群体。对于那些在当时根据仿佛高度合理的理由，假设同化的范围可以并不遥远的人来说，这种矛盾更是戏剧性，这些人就是西化的、有教养的中产阶级犹太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发生在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一名法国犹太籍参谋的受害事件)，会不仅在犹太人中间也在所有自由主义者之间，造成这么不成比例的恐怖反应，并且直接导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兴起。

1914年以前的半个世纪，是著名的仇外时代，因而也是民族主义者的反动时代。因为，即使不说全球性的殖民主义，这也是一个大规模流动和迁徙的时代，尤其是在大萧条那几十年，也是充满社会紧张的时代。就拿一个例子来说：到了1914年时，大约有360万人(几乎是总人口的15％)已经永久离开了休战时期的波兰领土，其中还不包括每年50万的季节性迁徙者。由此而产生的仇视外人心态，不是来自下层社会。它最始料未及的表示，那些反映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表示，是来自根基稳固的中产阶级。这些中产阶级实际上永远不大可能遇见纽约下东城的定居者，或住在萨克森收割-EX棚里的人。韦伯虽然是有不存偏见的德国资产阶级的学术眼光，可是他也逐渐对波兰人产生了强烈敌意(他正确地指控德国地主大批进口波兰人充当廉价劳工)，并因此在19世纪90年代参加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日耳曼联盟(Pan-German League)。美国对于“斯拉夫人、地中海民族和犹太人”的种族偏见，实见于当地的白人中间，尤其是信仰新教、以英语为母语的资产阶级中、上层人士。这些人，甚至在这一时期，已发明了他们的本土英雄神话：那些在广漠西部行侠仗义的盎格鲁—撒克逊牛仔(幸而未组成协会)——神话中的广阔天地与大城市膨胀中的危险蚁丘，真有天壤之别！(三位代表这个神话的美国东北部精英，是威斯特[Owen Wister]，他在1902年出版了《弗吉尼亚人》[The Virginian]；画家雷明顿[Frederick Remington)和稍后的狄奥多·罗斯福总统。)

事实上，对这些资产阶级来说，贫穷外国人的拥人，既加剧了也象征着人数日增的都市无产阶级所引起的诸多问题，这些人结合了国内外“野蛮人”的特征，这些特征似乎行将淹没高尚者的文明(参看第二章)。他们同时也凸显出社会在应付急速变化的各种问题上的明显无能，以及新群众不可原谅地未能接受旧有精英的优越地位，而这种情形尤以美国为最。波士顿是富有而且受过教育的白种、盎格鲁—撒克逊裔、信奉新教的传统资产阶级的中心，而限制移民联盟(Immigration Restriction League)正是于1893年在波士顿成立的。在政治上，中产阶级的仇视外人，几乎可以确定比劳动阶级的仇视外人更为有效；劳动阶级的仇外只是反映邻居间的摩擦，以及对压低工资、竞求工作机会的恐惧。不过实际上将外国人排除于劳力市场之外的，是区域性的劳动阶级压力，因为对雇主来说，进口廉价劳工的诱因几乎是不可抗拒。在完全拒绝接纳陌生人的地方，如在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实施禁止非白人移民的加利福尼亚州和澳大利亚洲，这种仇外不会造成全国性或社群之间的摩擦；但是，在那些当地社群已遭歧视(如南非的非洲人或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的地方，它自然很容易加速摩擦。不过，在1914年前，工人阶级的仇视外厶很少发挥实际效用。整体而言，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移民，即使是在美国，也只造成出人意料之少的反外国劳工骚动，而在阿根廷和巴西，这类骚动几乎可以说不曾发生。

不过，进入外国的移民群体，不论他们是否曾遭到当地人的仇视，都很容易生发出强烈的民族情感。这种情感的产生不仅是因为他们一旦离开了故乡村落，便不能再假定自己是一个不需要定义的民族，如波兰人和斯洛伐克人；也不仅是因为他们移人的国家强加给他们的新定义，如美国将此前自以为是西西里人或那不勒斯人，甚至卢卡(Lucca)人或萨勒诺(Salerno)人等移民，全部分类为“意大利人”。这种情感的产生是因为他们需要社群间的互助。除了家人、朋友和这些由故国来的人以外，这些刚迁徙到新奇陌生环境中的人，能期望向谁求助？(甚至在同一个国家之内，每个不同区域的迁徙者也和自己区域的其他迁移者团结在一起。)有谁能了解他？或者更确切地说，有谁能了解她？因为女人的家务领域，使她们比男人更依赖单一语言。在最初的移民社区中，除了类似于教会这样的团体以外，还有谁能使他们成为一个社群，而非一堆外国人？他们的教会即使在理论上是世界性的，实际上却是民族性的，因为它的教士是和教徒来自同一个民族。而且不论他们用什么语言做弥撒，斯洛伐克的教士都需要用斯洛伐克语和教徒说话。于是，“民族”成为人际关系的真正网络，而不仅是一个虚构社会。只因为远离故国，每一个斯洛文尼亚实际上和每一个他所遇见的斯洛文尼亚人都有一种可能的私人关系。

再者，如果这类移民要在他们所在的新社会以任何方式组织起来，则组织的方式必须允许他们能彼此沟通。如前所述，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是国际主义的，而且像自由主义者一样(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三章第一及第四节)，它们甚至梦想一个全人类说单一世界语的未来——在“使用世界语”的小群体之间，这个梦仍然存在。例如，考茨基在1908年时还希望全体受过教育的人最后都会结合为一个使用单一语言的民族群体。可是在当时，他们却面临了巴别塔(Tower of Babel)的问题：匈牙利工厂中的工会，可能需要以四种不同的语言发布罢工命令。它们不久即将发现，民族混杂的部门工作效率较差，除非工作人员已经能以两种语言沟通。劳动阶级的国际性运动，必须是民族或语言单位的合并。在美国，实际上成为工人大众政党的民主党，也必须以“族裔”联盟的形式发展。

民族迁徙的情形愈甚，造成无根民众彼此冲突的城市和工业发展愈迅速，这些被连根拔起的民众之间的民族意识基础便愈广。因此，就新的民族运动来说，流亡往往是它们主要的孕育期。未来的捷克斯洛伐克总统马萨利克(Masaryk)，是在匹兹堡(Pittsburgh)签署捷、斯两族合组国家的协议，因为有组织的斯洛伐克群众基础是在美国的宾夕法尼亚州(Pennsvlvania)而非斯洛伐克。至于在奥地利被称为鲁塞尼亚人(Ruthenes)的喀尔巴阡山(Carpathians)落后山区居民(1918—1945年间将并人捷克)，他们的民族主义除了在移民到美国的罗塞人当中，此外并不具任何有组织的形式。

移民间的互助和互保，可能有助于其民族的民族主义成长，但却不足以解释它的产生。然而，就移民间的民族主义是以移民对旧日故乡风俗的模糊怀念为基础而论，它无疑与故国正在孕育民族主义的那种力量有相似之处，尤其以较小的民族为然。这就是新传统主义，是一种防御性或保守性的反动，用以抵抗现代化、资本主义、城市工业，以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扩散，抵抗这些力量对旧日社会秩序所造成的破坏。

天主教会支持像巴斯克和佛兰德斯人的民族主义运动，以及许多小民族的民族主义运动，这些小民族受到“自由派民族主义”的排斥，在自由派眼中，这些小民族显然是无法变成“有生存能力的民族国家”。教会的支持显然带有传统主义的成分。在这个时期人数急增的右翼理论家，往往发展出对以传统为根据的文化区域主义的喜好，如普罗旺斯(Provence)的本地语言推行运动。事实上，20世纪晚期西欧的分离主义和区域主义运动(布列塔尼语、威尔士语、普罗旺斯语)，其思想渊源均来自于1914年前的右派思想。相反，在这些小民族中，资产阶级和新兴无产阶级通常都不喜欢小型民族主义。在威尔士，劳工党的兴起逐渐损害了威胁要接管自由党的青年威尔士民族主义。至于新兴的工业资产阶级，自然也喜欢大国或世界的市场，而不喜欢小国或区域的狭窄拘束。在俄属波兰和西班牙巴斯克地区(这两个地区的工业化程度远高于该国的平均值)，当地资本家对于民族主义的奋斗目标都不热中；而根特那些公开以法国为中心的资产阶级，始终是佛兰德斯民族主义分子痛恨的对象。虽然这种漠不关心并不十分普遍，但它已有力到使罗莎·卢森堡误以为波兰的民族主义不具有资产阶级基础。

但是，使传统的民族主义分子更沮丧的，是农民这个最传统的阶级对于民族主义竟也只有微弱的兴趣。巴斯克民族党成立于1894年，其目的在于维护所有古风，抵抗西班牙人和无神论工人的侵犯，可是说巴斯克语的农夫对它却不具热忱。像大多数其他这类运动一样，它主要是都市中产或低中产阶级的团体。

事实上，本书所述时期的民族主义进展，大致是由这些社会中间阶层所带动的现象。因此，当时的社会主义者称它为“小资产阶级的”是颇有几分道理。而它与这些阶层的关系，也有助于解释我们已经谈到的三个新特点：语言上的好战政策，要求组成独立国家而非次等的自治权，以及政治上的转向右派和极右派。

对于由大众背景中兴起的中下阶级来说，事业和方言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从社会建立在大众阅读书写能力的那刻起，如果他们不想沦入纯粹靠口语沟通的下层社会(偶尔在民俗学博物馆中占有一席之地)，则其口语必须多少官方化，以作为官僚政治和教育媒介。大众(也就是小学)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因为它只能用大多数人能够了解的语言。(威尔士语或某种方言或土语禁止在教室使用，曾在地方学者和知识分子的记忆中留下许多创伤。这种禁止不是由于国家具有支配性民族的某种极权主义的要求，而几乎可以确定是由于当政者真正相信：除非以官定的语言教学，否则教育便会有所不足；而一个只懂一种语言的人作为一个公民的能力和其职业前途，都将无可避免地受到妨碍。)以一种纯粹的外来语施教的教育，不论这种外来语是活的还是死的，只适用于精心挑选的少数人，只有这些人花得起相当的时间、费用和气力，去取得对它的纯熟使用。官僚政治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一方面因为它决定一个语言的官定地位，一方面也因为在大多数国家中，它是需要阅读识字能力的最大雇主。因而自19世纪90年代起，在奥匈帝国中，关于不同民族混居地区的街名应该用什么语言书写，以及关于特殊助理邮政局长和铁路站长应该由哪一个民族的人来担任，便产生了无穷的琐碎斗争，甚至危及到政治活动。

但是，只有政治力量才可以改变次要语言或方言的地位(众所周知，所谓次要语言和方言，只不过是没有军队和警察力量作为后盾的语言和方言)。因此，在这个时期考究的语言调查和统计数字背后，隐藏了许多压力和反压力。(比方说，尤其是1910年比利时和奥地利的语言调查和统计数字。)方言的政治要求，便是依靠在这样的调查和统计数字上。因此，至少在部分情况下，每当出现如比利时的情形，即操双语的荷裔比利时人数目显著增加时，或出现如巴斯克的情形，当巴斯克语的使用在迅速成长中的城市几乎消灭时，便会有民族主义者为语言而发起动员。因为只有政治压力可以为在实际上不具竞争能力的语言，赢得作为教育或大众沟通媒介的地位。这一点，也只是这一点，才使得比利时在1870年正式成为一个双语国家，使得佛兰芒语在1883年成为佛兰德斯中学的必修科目。但是，一旦一种非官定语言赢得了官定地位，它便会自动创造出相当可观的具有方言读写能力的政治选民。以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奥地利而论，在它1912年总数480万的中小学学生当中，可能或实际成为民族主义者的比例，显然比在1874年总数220万的中小学学生中来得高，遑论以各种互相敌对的语言进行教学的10万多名新增教师。

可是，在多种语言的社会，接受以方言传授的教育，并可因这种教育而得到职业升迁的人，或许仍会觉得自己的地位较卑下，或“因社会地位不佳而享受不到大多数人享有的权益”。虽然他们往往可因为比只会说精英语言的势利小人多懂一种语言，而在竞争次要的工作机会时占有优势，可是，他们还是会认为在谋求最高层职位时他们是居于不利地位，而他们这种感受似乎也无可非议。因而，当时有一种压力，要求将方言教学由小学教育延伸到中学教育，最后延伸到完整教育系统的巅峰——方言大学。基于这个原因，我们可说威尔士和佛兰德斯对于这样一所大学的需求是高度政治性的。事实上，威尔士在1893年成立的国立大学，曾一度是威尔士的第一个，也是惟一的民族机构。那些母语不是官定方言的人，几乎一定会被排除在文化和公私事务的较高范围之外，除非他们会说高级的官定方言；文化和公私事务，一定是以这种方言进行的。总而言之，新的中下阶级乃至中产阶级仍是接受斯洛文尼亚语或佛兰德斯语教育这一事实，凸显了主要奖赏和最高地位仍属于说法语或德语者的现象，虽然这些人不屑去学习次要语言。

可是，要克服这个固有障碍，却需要更多的政治压力。事实上，所需要的是政治权力。说白一点，就是必须强迫人们使用方言达到某些目的，虽然他们通常宁可使用另一种语言来达到这些目的。匈牙利坚持在教学上要用马札儿语，虽然每一个受过教育的匈牙利人，过去和现在都非常明白，在匈牙利社会中，除了最官僚性的任务以外，至少要懂得一种国际通用语言，是必备的技能。强制性或形同强制的政府压力，是将马札儿语变成书写语言的必要条件，马札儿语在变成书写语言之后，便可在其境内为所有的现代目的效劳，即使在其本土之外没有任何人看得懂。只有政治力量——归根结底也就是政府的力量——可望达到这样的目的。民族主义者，尤其是那些其生计和事业前途与其语言有关的人，不大可能会问是否还有其他方法可使其语言发展更为兴盛。

就这方面说，语言民族主义对于分离是具有内在偏见的。相反，对于独立国家的领土要求，又似乎愈来愈和语言分不开，以致我们看到官方对盖尔语的支持在19世纪90年代介入了爱尔兰民族主义，虽然(或者实际上因为)绝大多数的爱尔兰人显然非常习惯使用英语。而犹太复国主义则复活了希伯来语作为日常用语，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犹太人语言可以使他们建设一个领土国家。我们可以对这种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制定语言的努力作一些有趣的反思，因为有些将失败(如使爱尔兰人重新改说盖尔语)或半失败(如编制更挪威式的挪威语[Nynorsk])，而另一些将成功。然而，在1914年前，它们通常缺乏必要的政府力量。1916年时，实际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希伯来语的人不超过1．6万人。

但是，民族主义也以另一种方式和中间阶层紧密联系，这种方式也促使它和中间阶层的人士转向政治上的右派。仇视外人一事对于商人、独立工匠和某些受到工业经济进步威胁的农夫，很容易具有吸引力，尤其(再一次)在财政紧迫的不景气时期。外国人逐渐变成资本主义的象征，而资本主义正是瓦解古老传统的力量。因此，自19世纪80年代起流行全西欧的政治反犹太主义，和犹太人的实际数目并没有什么关联。在4000万人口中只有6万犹太人的法国，它的效力最强大；在6500万人口中有50万犹太人的德国，它的效力也不弱；在犹太人占人口15％的维也纳亦然。(犹太人占了布达佩斯人口的四分之一，可是反犹太主义在布达佩斯却不构成政治因素。)这种反犹太运动所针对的是银行家、企业家，以及其他“小人物”眼中的资本主义荼毒者，“美好时代”典型资本家的卡通造型，不只是一个戴高顶丝质礼帽和抽雪茄烟的胖男人，而且他还有个犹太鼻子，因为在犹太人所主导的企业领域中，他们不仅与小商人竞争，同时也扮演给予或拒绝给予农夫和小工匠信贷的角色。

因而，德国社会主义领袖倍倍尔觉得反犹太主义是“白痴的社会主义”。可是，当19世纪末政治反犹太主义兴起时，最吸引我们注意的不是“犹太人等于资本家”这个公式(在东欧和中欧许多地方，这个等式并非不成立)，而是它和右翼民族主义的结合。这种结合不仅是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该运动有系统地对抗其支持者的潜在或公开的仇外心态，以致对外国人和犹太人的深刻厌恶，在这个群体中往往显得较从前更为可耻。它标示出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在许多大国中的明显右倾，尤其是在19世纪90年代。比方说，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德国民族主义的古老群众组织(许多体操协会)，由承继1848年革命的自由主义作风，转为具有侵略性、军国主义和反犹太的姿态。此时，爱国精神的旗帜已成为政治右派的所有物，左派不容易掌握它侗，虽然在有的地方爱国精神和法国的三色旗一样，是认同于革命和人民奋斗的目标。于是，左派人士认为炫耀国名和国旗，可能会有被极右派污染的危险。一直到希特勒上台，法国左翼才重新充分运用激进派的爱国精神。

爱国精神的转移到政治右翼，不仅是因为它以前的思想伙伴——资产阶级自由主义——陷于一片混乱，也是因为以往显然使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可以配合的那种国际形势，不再有效。一直到19世纪70年代，或许甚至到1878年的柏林会议(Congress of Bedin)为止，国际形势都显示出：一个民族国家的获利，不一定是另一个民族国家的损失。事实上，欧洲地图虽因两个主要的新民族国家(德国和意大利)的创建，和巴尔干半岛上若干小民族国家的形成而改观，可是却没有发生战争或对国际间的国家体系造成不可忍受的破坏。在大萧条以前，像全球自由贸易之类的事情，是为了所有国家的利益(或许对英国好处最多)。可是自19世纪70年代起，这样的宣称听起来已不再真实。而当全球性的冲突再一次逐渐被认为是一种严重、虽然尚未成为迫切的可能时，那种视其他国家简直就是威胁者或牺牲者的民族(国家)主义，便因之得势。

在自由主义危机中出现的政治右派运动，一方面培育了这种民族主义，一方面也受到它的鼓舞。事实上，最初以新出现的“民族主义者”一词自称的人，往往是那些因战败刺激而采取政治行动的人，例如1870-1871年德国战胜法国之后的巴雷斯(Maufice Barres，1862—1923)和德罗列德(Paul Deroulede)，以及1896年意大利可耻地败于埃塞俄比亚之手以后的柯拉蒂尼(Enrico Corradini，1865—1931)。他们所创建的运动(这个运动使一般的字典上出现了“民族主义”一词)，在相当程度上是有意反对当时的民主政治(也就是反对议会政治)。在法国，这种运动一直只是聊备一格，比方说，1898年创立的“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caise)，便迷失在不切实际的君主主义和出言不逊的无趣言谈之中。意大利的这种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与法西斯主义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政治运动，建立在爱国狂、仇视外人以及愈来愈扩张国土、征服甚至战争行动的理想化上。

对那些无法精确解释其不满的人而言，这样的民族主义特别能够替他们表达集体的愤恨。一切都是外国人的错。德雷福斯案使法国的反犹太主义有了特殊武器，不仅因为被告是一个犹太人(一个外国人在法国参谋总部干什么？)，也因为他被指控的罪名是替德国当间谍。相反，德国的好国民每当想起他们的国家正遭到其敌对联盟有系统的包围(如他们的领袖常提醒他们的)，便吓得战栗不已。与此同时，像其他好战民族一样，英国人已准备好用那股不正常高涨的仇外兴奋情绪，来庆祝世界大战的爆发。这股仇外情绪说服了英国皇室将其日耳曼姓氏改为盎格鲁—撒克逊姓氏——温莎(Windsor)。无疑，每一个土生土长的公民，除了少数的国际社会主义者、几个知识分子、国际性商人和国际贵族及王族俱乐部的成员外，都感受到某种程度的爱国狂热。无疑，几乎所有人，甚至包括社会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在内，都深深浸染了19世纪的种族优越感(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四章第二节，以及本书第十章)，以致他们很容易相信自己的阶级或民族在先天上便较其他人优越。帝国主义只不过是在各帝国的人民间加强这样的诱惑。可是，无可怀疑的是，最热烈响应民族主义召唤的那些人，多半都介于“社会上已有确立地位的上层阶级”与“最下层的农夫和无产阶级”之间。

对于这个发展中的中间阶层来说，民族主义也具有范围较广、工具性较少的吸引力。它提供了他们作为国家“真正捍卫者”的集体身份(回避他们为一阶级的说法)，或者作为(他们非常垂涎的)完整的资产阶级身份申请者的集体身份。爱国心补偿了他们在社会上的卑下地位。因此，没有服兵役义务的英国，在1899—1902年的帝国主义南非战争中，其接受召募的工人阶级曲线，完全反映了经济形势，它随失业率而升降；但是中下阶级和白领阶级青年响应召募的曲线，却清楚反映了爱国宣传的吸引力。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军人的爱国心可为他们带来社会报偿。在德国，它为就读中学到16岁(即使未上下去)的男孩，提供了可出任预备军官的机会。在英国，如战争将说明的，甚至连替国家服务的办事员和售货员也可以成为(用英国上层阶级严峻的术语来说)“暂时的绅士”。

可是，19世纪70年代到1914年的民族主义，不只局限于以失意的中产阶级或反自由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法西斯祖先所诉求的那种意识形态。因为，毫无疑问，在这个时期能够提出或包含全国性诉求的政府、政党或运动，多半可享有额外利益；相反，那些不能或不为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居于不利地位。无可否认，1914年战争的爆发，在主要作战国家激起了真正的(虽然有时是短暂的)大众爱国精神的勃发。而在多民族的国家中，全国性工人阶级运动败给了分解为“以每一个民族的工人为基础”的个别运动。奥匈帝国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在帝国尚未崩溃之前便已崩溃了。

不过，作为“民族运动和挥舞国旗的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与民族性的广泛诉求之间，有一点非常不同。前者看不到国家建立或扩张之后的情形。它的纲领是反抗、驱除、击败、征服、驾驭或淘汰外国人。除此以外，其他任何事情都不重要。只要能在一个爱尔兰民族、日耳曼民族或克罗地亚民族的独立国家(完全属于他们的国家)中，维护其爱尔兰人、日耳曼人或克罗地亚人的特性，宣布其光荣的未来，或为达到这个目标尽一切牺牲，就足够了。

事实上，正是这一点使它的吸引力只能局限在下列范围内：热情的理论家和好战者、寻找凝聚力和自我定义的不定形中产阶级、可以将他们所有的不满归罪于罪恶的外国人的群体(主要是挣扎中的小人物)，当然，还有那些对那种“告诉公民说有爱国心便够了的意识形态”大表欢迎的政府。

但是，对大多数人而言，单有民族主义是不够的。矛盾的是，这一点在尚未获得自决的民族的实际运动上最为明显。在本书所论时期，真正得到民众支持的民族运动(并非所有想得到的都能得到)，几乎全是那些将民族和语言的诉求与某些更强有力的利害或动员力量(包括古代和现代的)相结合的民族运动。宗教便是其中之一。如果没有天主教会，那么佛兰德斯人和巴斯克人的运动在政治上便会微不足道。没有人会怀疑：天主教信仰赋予受异教统治的爱尔兰和波兰民族主义一种一致性和群众力量。事实上，在这个时期，爱尔兰的芬尼亚勇士团成员(Fenians，最初是一个世俗、事实上反教权的运动，诉诸各种信仰的爱尔兰人)民族主义已成了一大政治力量，其原因在于他们允许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认同于信仰天主教的爱尔兰人。

更令人惊异的是，如前所述，那些最初以国际主义和社会解放为主要目标的政党，也发现自己成了民族解放的媒介物。独立波兰的重建，不是19世纪完全致力于独立的无数政党中的任何一个所能领导的，而是由隶属于第二国际的波兰社会主义党完成的。亚美尼亚(Armenian)的民族主义亦然，犹太人的领土民族主义也是如此。建立以色列的不是赫茨尔或魏茨曼(Weizmann)，而是俄国人所启发的劳工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虽然有些这类政党在国际社会主义中受到批判，因为它们把民族主义远放在社会解放之前，可是这样的批判却不适用于另一些社会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政党，因为后者是在意外之中发现它们代表了特定的国家和地区：芬兰的社会党，格鲁吉亚(Georgia)的孟什维克(Mensheviks)，东欧大片地区的犹太人联盟，甚至拉脱维亚绝对非民族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党。相反，民族主义运动也觉察到：就算不提出特定的社会纲领，至少也要表现出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关心，因为这可带给它们不少好处。其中最典型的是出现于工业化的波希米亚——被同受劳工运动吸引的捷克人和日耳曼人分占——自称为“民族社会主义”的运动。(1907年，社会民主党员在第一次民主选举中得到38％的捷克选票，而成为最大政党。)捷克的民族社会主义者，最后成为独立捷克的代表性政党，并且提供了最后一任总统——贝奈斯(Bene~)。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者启发了一个年轻的奥地利人，这个人把他们的名称和他们结合“反犹太极端民族主义”和“含糊的人民主义社会煽动法”的态度，带进了战后的德国。这个人便是希特勒。

因而，当民族主义被调成鸡尾酒时，它才真的普受欢迎。它的吸引力不只在于它本身的滋味，也在于它掺合了其他的某种成分或许多成分。它希望能藉这些成分解消费者精神或物质上的干渴。但是，这样的民族主义虽然还是名副其实的，却不是挥舞国旗的右派所希望的那样——它既不那么好斗又不那么专心致志，而且确乎不那么反动。

矛盾的是，在各种民族压力下行将瓦解的奥匈帝国，却展现出民族主义的极限。在20世纪最初10年，虽然帝国中绝大多数的人民毫无疑问已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民族，但他们之中却很少有人认为这一点和对哈布斯堡君主政体的支持有任何矛盾。甚至在大战爆发之后，民族独立仍然不是重要的争论点。在奥匈帝国的各民族中，只有四个民族对政府抱有坚决敌意，其中三个可以与帝国境外的民族国家认同(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捷克人)。然而对大多数民族而言，它们并不特别想要冲破这个某些狂热的中产阶级或中下阶级口中的“诸民族牢狱”。在战争过程中，当不满和革命的情绪真正上升之际，它也是先以社会革命而非民族独立的方式呈现。

至于西方交战国在战争期间，反战情绪和对社会的不满日渐压制了群众军队的爱国心，但却未曾摧毁。如果要了解1917年俄国革命对国际所造成的不寻常影响，我们则必须牢牢记住：1914年甘心情愿、甚至满怀热忱走上战场的人，是受到爱国思想的感动。这种爱国思想不能局限在民族主义的口号中，因为它带有公民责任意识。这些军队的奔赴战场不是因为嗜好作战、嗜好狂暴和英雄气概；也不是要追求右派那种民族自大狂和民族主义的无限制扩张；更不是因为对于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敌意。

正好相反。所有实行群众民主政治的交战国，其国内宣传都说明了：它们所强调的不是光荣和征伐，而是“我们”是侵略或侵略政策的受害者，而“他们”代表了对于“我们”所体现之自由和文明价值观的致命威胁。尤有甚者，男男女女之所以能够因战争而予以动员，惟一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感到这场战争不只是一般的武装格斗，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世界将因“我们的”胜利而更好，而“我们的”国家，用劳合·乔治的话来说，将成为“适合英雄居住的国度”。因此，英国和法国政府声称它们是在维护民主和自由，抗御君主权力、军国主义和野蛮习性(“德国兵”)；而德国政府则声称它是在维护秩序、法律和文化的价值观，抗御俄国的独裁政体和野蛮习性。征伐和帝国扩张可以是殖民战争的宣传素材，却不是这场大冲突的宣传素材，即使在幕后主宰各国的外交部也一样。

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民众，1914年是以公民和平民的身份走上战场，而非以战士或冒险家的身份走上战场。可是，这个事实恰恰足以说明：在民主社会当中，爱国心对政府运作的必要性以及其所具有的力量。因为，只有把国家目标视为自己的目标，才可以有效动员民众。1914午时，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都有这种想法，他们便是因此而动员。一直到为期三年无比惨烈的屠杀和俄国革命的例子，才让他们了解到他们的想法错了。

谢选骏指出：对于下层社会来说，“挥舞国旗”可以让他她们觉得自身的强大，相反，上层社会却看重自己的权势，仅仅把旗帜当作自己可以利用的筹码。所以，正如我曾经说过的，下层社会限于教育和资源，只能被民族与民族主义所控制，不可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下层社会进行联合——他她们连进行长途旅行都很难做到，又怎么可能用业余时间从事政治活动呢？

【第七章资产阶级的不确定性】

就尽可能最广义的范围来说……一个人的“自我”，是他能声称属于他的一切事物的总和，不仅包括他的身体和精神力量，也包括他的衣服和他的房屋、他的妻子和儿女、他的祖先和朋友、他的名誉和著作、他的土地和马匹以及游艇和银行存款。——詹姆斯(William James)

带着极大的兴致……他们开始购物……他们全力以赴，就好像在为事业冲刺一样；作为这个阶级，他们谈的、想的和梦的都是财富。——威尔斯，1909年

这个学院是因创办人的爱妻的建议和劝告而创办的……其宗旨是给予上层和中上层的妇女最好的教育。——录自豪洛威学院(HollowayCollege)创办宗旨，1883年

现在让我们反过来看看似乎受民主化威胁的那些人。在资产阶级从事征服的这个世纪，成功的中产阶级对于他们的文明深具信心，他们一般也很自信，而且通常没有财政上的困难，但是一直要到19世纪后期，他们的物质生活才称得上是舒舒服服。在此之前，他们也过得很不错：周围环绕着装饰华丽的坚固物品，身着大量织物，买得起他们认为适合他们身份而不适合比他们低下的人的东西，消耗很多食物和饮料，或许有点消耗过量。至少在某些国家，饮食是非常考究的：所谓的“资产阶级食品”(cuisine bourgeoise)，至少在法国是一个赞美美食的词汇。众多的仆人弥补了家中不舒适和不实际的地方，但仆人无法隐藏在这些地方。一直到19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社会才发明了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和与之相称的物质设备，这些是为了迎合被视为其主力中坚的需要而设计的，这些中坚分子包括商人、自由业者或较高级的公务人员及其眷属。他们不一定指望贵族的身份或极富有者的那种物质报酬，但是他们却远高于那些买了这样东西便不能买那样东西的人。

许多世纪以来，大多数资产阶级的矛盾之处，是其生活方式是后来才成为“资产阶级式”的，这种转型是由其边缘而非由其中心开始；而且所谓特殊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却只有短暂的胜利。这或许便是为什么走过当年的人，常常带着怀旧的心情回顾1914年以前的时代，将它视之为“美好的时代”。让我们以探讨这个矛盾，作为综述本书所述时期中产阶级机遇的开始。

这种新的生活方式，当时是指郊区的房子和花园，很久以来，这已不再一定是“资产阶级式的”。像资本主义社会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它也来自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我们最初可在花园郊区中看到，这种花园郊区，是19世纪70年代像诺曼·萧(Nonnan Shaw)这样的建筑师，为舒适但不一定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所规划开拓的(贝德福特公园[Bedford Park])。这种聚落一般是为比英国类似聚落的居民更富有的阶层所发明的，它们发源于中欧市郊，如维也纳的小屋区(Cottage-Viertel)与柏林的达伦(Dahlem)和绿林区(Grunewaed-Viertel)。后来又扩及社会较低阶级，出现在中下阶层的郊区，或大城市边缘未经计划的“亭台式”迷宫。最后，通过投机的建筑业者和理想主义的市镇设计者，进入到半独立的街道和聚落，以期为部分舒适工人捕捉以往的村落和小市镇精神。理想的中产阶级住宅不再被视为市街的一部分，例如“城市住宅”或其代用物——一个面朝市街、自命为华厦的大建筑中的一个公寓。相反，它是四周围绕着青葱草木的小公园或花园中的都市化或正确的说郊区化的别墅。它成为非常强烈的生活理想，不过在非盎格鲁一撒克逊的城市中尚不适用。

这样的别墅和它最初的模型——贵族和士绅的别墅——相比，除了其规模较小和成本较低以外，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它的设计目的是为了私生活方便，而不是为了争取地位或装模作样。诚然，这些聚落大致是单一阶层的社区，而与社会其他部分隔绝的事实，使它们更容易集中力量来追求舒适生活。这种隔绝的产生，有时甚至不是故意的。在社交上抱理想主义态度的(盎格鲁—撒克逊)设计家，其设计的“花园城市”和“花园郊区”，和那些特意要将中产阶级从比他们低下的人群中移开而开辟的郊区，走的是同一条路线。而这种外移，其本身也表示资产阶级要放弃其统治阶级的身份。1900年左右，一个当地的富人告诉他的几个儿子说：“除了重税和暴政以外，波士顿城不能给你们什么。你们结婚以后，找个郊区盖幢房子，参加一个乡间俱乐部，并以你们的俱乐部、家和子女作为生活中心。”

但是，这些传统别墅或乡间大宅的作用正相反，甚至和其资产阶级的竞争和模拟者——大资本家的豪宅——的作用相反。后者如克鲁伯家族的山陵别墅(Villa Hugel)、阿克罗埃家族(Akroyds)和克罗斯雷家族(Crossleys)的堤野大宅(Bankfield House)和美景大厦(Belle Vue)，这些家族支配了羊毛业城市哈里法克斯(Halifax)的烟雾生活。这样的建筑，是权势的外罩。它们的设计，是为了替统治阶级的某个高级分子向其他高级分子以及较低阶层炫耀其财富和威望，也是为了组织影响力和统治的事业。如果内阁是在奥尼姆公爵(Duke ofOmnium)的乡村府邸组成的，则克罗斯雷地毯公司的约翰·克罗斯雷在他50岁生日那天，至少要邀请他在哈里法克斯自治市议会的49位同事，到他设于英格兰西北湖区的府邸欢聚三日，并在哈里法克斯市政厅开幕当天，招待威尔士亲王。在这样的府邸中，公私生活是不分的，有其被认可的外交与政治上的公开功能。这些职责的要求优于居家安适的要求。我们不会认为阿克罗埃家族会只为了其家族用途而建造一座绘有古典神话场景的宏伟楼梯，造一间雕梁画栋的宴客厅、一间饭厅、一间图书室和九间接待用的套房，或可容纳25个仆人的厢房。乡绅无可避免地会在其郡中运用他的权力和影响力，正如当地的大企业家不会放弃在伯利(Bury)和次维考(Zwickau)运用其权力和影响力一样。事实上，只要他住在城市，即使是一名普通的资产阶级，也不容易避免藉着选择他的住处，或者至少他公寓的大小或楼层、他能指挥仆役的程度、他的服装和社交往来的礼节，来显出(应说强调)他的地位。一位爱德华时代证券经纪商的儿子后来回忆道：他们家比不上福尔赛一家(Forsytes)，因为他们的房子不大能够俯视肯辛顿花园(Kensington Gardens)，不过离得也还不算太远，因而勉强不失身份。“伦敦的社交季节”他们是没分的，但是他母亲平日午后都会正式地“待在家里”，并曾经举行许多晚宴，晚宴中有从惠特来方国百货商店请来的“匈牙利乐队”。同时，在5月和6月，他们也会按时举行或出席几乎每天都有的餐宴。私生活和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公开展示，是无法明确区分的。

前工业革命时期，上升中的中产阶级，由于他们虽然可敬但仍低下的社会地位，或由于他们清教或虔信派的信仰，再由于资本累积是他们的首要目的，因此大半被排除于这些诱惑之外。是19世纪中期经济增长的好运，使他们跨人成功者的世界。但是，这同时也为他们强加上旧式精英的那种公共生活方式。不过，在这胜利的一刻，有四项发展鼓励了较不正式、较私人化的生活方式。

如前所述，第一项是政治的民主化。它逐渐降低了除了“最高尚和最不可轻视者”以外所有中产阶级的公共和政治影响力，在某些情形下，(主要是自由派的)中产阶级被迫实际上完全从政治活动中撤退。这些政治活动已为群众运动或群众选民所支配，这些选民拒绝承认那些不是真正针对他们的“影响力”。在19世纪末叶，维也纳文化一般都被认为是某个阶级和某个民族的文化，即中产阶级犹太人的文化，这个阶级和民族已不再被允许扮演他们所希望的角色，也就是德国的自由主义者；而且即使是非犹太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也找不到太多追随者。布登布鲁克家族(Buddenbrooks)及其他的作者托马斯·曼(Thomas Mann)——一位古老骄傲的汉萨(Hanseatic)同盟城市贵族之子——所代表的文化，是已经从政治中撤退的资产阶级文化。波士顿的卡伯特家族(Cabots)和洛威尔家族(Lowells)，虽然尚未被从政治中逐出，但是他们对于波士顿政治的控制权即将交给爱尔兰人。19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北部仁慈专制的“工厂文化”宣告瓦解，在这种文化中，其工人可以是工会的会员，但他们仍然追随雇主的政治倾向，并且厌祝其雇主的周年纪念日。1900年后工党出现的原因之一，足在工人阶级选民中具影响力的地方中产阶级，在19世纪90年代拒绝放弃提名地方上的“著名人士”(也就是像他们自己那样的人)竞选国会和市镇议会的席位。就资产阶级在保持具政治权力这点上，此后他所能动员的恐怕只有影响力，而非徒众。

第二项发展是胜利的资产阶级和清教价值观念中的某些关联变得略微松动。这样的价值观念，以往非常有助于资本累积；而资产阶级也往往以这样的价值观念自我标榜，表示他们与懒散而放荡的贵族和懒惰而好饮贪杯的劳工有别。对地位稳固的资产阶级而言，钱已经赚到了。它可能不直接来自它的出处，而是由纸张所做的规律性付款。这些纸张所代表的“投资”，即使不是源自远离伦敦四周六郡的世界上的某一道远地区，其性质也可能是隐匿不明的。钱往往是继承来的，或分给不工作的儿子和女性亲戚。19世纪晚期许多资产阶级是“有闲阶级”——这个名称是当时一位相当有创意的无党派美国社会学家维布伦(Thorstein Veblen)发明的，维氏写了一篇关于它的“理论”的文章。甚至有些真正在赚钱的人，也不需要在它上面花太多时间，至少如果他们是在(欧洲的)银行业、金融和投机买卖中赚钱是如此。总之，在英国，他们剩下足够的时间去追求其他事物。简言之，花钱至少和赚钱一样重要。花钱当然不必像非常富有的人那般挥霍，在“美好的时代”，非常富有之人的确多的是。甚至比较不富裕的人也学会了如何花钱追逐舒适和享受。

第三项发展是资产阶级的家庭结构趋于松弛，这种现象反映在家庭妇女某种程度上的解放(下章再讨论这个问题)，以及一个比较独立的“青年人”类别的出现，这个类别指的是介于少年和适婚年龄之间的年龄群，他们对于艺术和文学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参看第九章)。“青年”和“现代”两个词有时几乎可以互用，如果“现代化”意有所指，则它指的是品位、室内装饰和风格的改变。在19世纪下半叶，这两种发展在地位稳固的中产阶级中均已历历可见，而在它的最后20年间尤其显著。它们不仅影响了休闲方式，也大大增加了资产阶级住宅作为其妇女活动背景的作用。当时休闲的方式是旅游和度假。如维斯康堤(Visconti)的《威尼斯之死》(Death in Venice)正确说明的，当时进入其荣耀时期的海滨和山间大旅馆是由女客的形象所主宰。

第四项发展是属于或自称属于或热切希望属于资产阶级的人数正在稳定增长，简言之，就是整个中产阶级的人数在稳定增长。将所有中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事物之一，是关于居家生活方式的某种基本构想。

同时，政治民主化、自觉意识浓厚的工人阶级的兴起，以及社会流动，都为那些属于或想要属于这些中产阶级某一层次的人，造成了社会身份的新问题。为“资产阶级”下定义出名的不容易(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三章第三、四节)，当民主政治和劳工运动的兴起使得那些属于资产阶级(这个名称日渐变成不洁的字眼)的人在公开场合否认有这么一个阶级的存在时，要为其下定义就更不容易了。在法国，有人主张大革命已废除了所有阶级；在英国，有人主张阶级——不是那种封闭式的世袭阶级——并不存在；在声音愈来愈多的社会学领域，有人主张社会结构和阶层的形成过于复杂，不能如此简化。在美国，危险似乎不在于民众会以一个阶级的方式动员而指压榨他们的人为另一个阶级，而是在于：在他们追求平等的宪法权利时，他们可能会因宣称自己是中产阶级，而减少了原本属于精英分子的有利条件(除了无法争辩的财富事实以外)。社会学这门学科，是1870-1914年间的产物。由于社会学家喜欢以最适合他们意识形态观念的方式重新将人分类，遂使这门学问至今仍受困于有关社会阶级和身份的无穷辩论。

再者，随着社会的流动性增加，加上确定谁属于谁又不属于社会“中间地位”或“阶层”的传统等级制度已告式微，这个“中间社会区域”(及其内部)的界限遂变得异常模糊。在习惯于较古老分类方法的国家，情况又有不同。以德国为例，如今在资产阶级(Burgertum)和它下面的中产阶级(Mittelstand)之间，又增添了复杂的区别。资产阶级又分为以财产所有权为基础的有产阶级(Besitzburgerturm)和藉由较高教育而取得中产阶级身份的教养阶级(Bildungsburgertum)；而中产阶级则看不起小资产阶级(Kleinb'tirgertum)。西欧的其他语言也只能在“大”或“上”，“小”或“低”这些字眼上拨弄资产阶级的变换和不精确分类。但是，究竟该如何决定谁能自称属于任何这样的阶级？

基本的困难在于自称为资产阶级的人数增加了，毕竟，资产阶级构成了社会的最高一层。甚至在古老的土地贵族未被淘汰(如在美洲)或未被剥夺其应有特权(如在共和法国)的地方，贵族在已开发资本主义国家的姿态也显然较前为低。英国的土地贵族在19世纪中叶曾经维持了突出的政治参与和绝对多数的财富，但是它现在也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1858—1879年间，在去世的英国百万富翁中，有五分之四(117人)尚是地主；1880—1899年间，只有三分之一多一点；而在1900-1914年间，这个百分比甚至更低。1895年前，在几乎所有的英国内阁中，贵族都占多数。1895年后，他们从来不曾是多数。即使在贵族已经没有正式地位的国家，贵族的称号也绝不会受人轻视。自己无幸取得贵族称号的美国富人，赶紧藉着让女儿缔结“金钱婚姻”的方法，在欧洲购买贵族称号。辛格(Singer)缝纫机公司的女儿便因此成为波利尼亚克公主(Princess de Polignac)。不过，即使是古老而且根深蒂固的君主国，如今也承认金钱和门第已是同样有用的标准。德皇威廉二世以为：“满足百万富翁对于贵族勋章和特许状的渴望，是他作为统治者的责任之一。但是要授予他们这些权位却有一个条件，那便是他们必须作慈善捐赠以用于公益事务。或许他是受了英国模式的影响。”观察家大可如此认为。在1901—1920年英国所创造的159名贵族中，除了那些因军功而受封者外，另有66名商人(其中大约一半是工业家)、34名专业人士(其中绝大多数是律师)，只有20个人是凭借其土地背景。

但是，如果说资产阶级和贵族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那么资产阶级与较低阶层之间的界限也极不清楚。这一点对“古老的”下中阶级或独立工匠、小店主等小资产阶级影响不大。他们的经营规模使他们固定处于较低层次，事实上也令他们与资产阶级对立。法国激进派的方案，便是围绕着“小即是美”这个主题而作的一系列变化。“小”这个字，在激进派的集会中总是不断重复。它的敌人是“大”——大资本、大企业、大财政、大商人。同样的态度也见于德国的同类人士，不过在德国，它带有民族主义、右翼和反犹太色彩，并不是共和和左翼的。19世纪70年代以后，德国的激进派受到快速工业化的强大压力。从高位者的眼光看来，不仅是他们的“小”使他们无法取得较高身份，他们的职业也同样不适合，除非在例外的情形下，他们的财富可大到人们完全想不起他们原来的出身。不过，财富分配制度的戏剧性转型，尤其是在19世纪80年代以后，使某些修正成为必须。到今天，“杂货商”一词在上中阶级看来仍旧带有轻视的意味，但是在本书所论时期，有一个靠着袋泡茶致富的立顿爵士，一个借着肥皂赚钱的勒伍豪勋爵(Lord Leverhulme)和一个靠冷冻肉发财的威斯泰勋爵(Lord Vestey)，他们取得了贵族的称号和蒸汽游艇。然而，真正的困难是由于服务业的大幅度拓展。这些在公私办公室中工作的人显然居于从属的地位并领取工资酬劳(虽然这样的工资称为“薪水”)，但是他们的工作又显然不是体力劳动，而是有赖于正式的教育资格(虽然其资格并不高)。尤有甚者，这些男人(甚至一些女人)大半坚持自己不是劳动阶级的一部分，而且往往付出极大的物质代价追求可敬的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个办事员“下中阶级”和高层专业人员，甚或日渐增多的受薪行政主管和大企业经理之间的界限，引起了另一个新问题。

就算不提这些新兴的下中阶级，显而易见的，新兴中产阶级或申请中产阶级身份的人，其数目也在迅速增加，这种情形引起了分界和定义的实际问题。而这些问题又由于定义理论标准的不确定性而变得更难解决。“中产阶级”的条件为何，在理论上比那些构成贵族身份(例如出身、世袭称号、土地所有权)或工人阶级的(例如工资关系和体力劳动)条件更难决定。不过在19世纪中期，这个标准是相当明确的(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三章)。除了受薪的高级公务员以外，这个阶级的人需要拥有资本或投资收入，并且或许是雇佣劳工的独立营利企业家或是“自由”职业(一种私人企业)的从业员。重要的是，在英国所得税的呈报上，“利润”和“报酬”是列于同一个项目之下。可是，随着上面提到的改变，要从一大群中产阶级群众中，甚至从更大一群渴望这一身份的众人中辨别出“真正的中产阶级，这些标准就变得不大管用。他们并非全都拥有资金，但是许多以较高教育程度代替资金而无疑具有中产阶级身份的人，至少在一开始的时候也没有资金，而他们的人数正大量增加。1866—1886年间，法国医生的人数多少稳定地保持在1．2万人左右，但到了1911年时，已增加到2万人；在英国，1881-1901年间，医生的人数由1．5万人增加到2．2万人，建筑师的人数由7000人增加到1．1万人。在这两个国家，这种增加都远超过成年人口的增长速度。他们既不是企业家也不是雇主(除了是仆人的雇主以外)。但是，谁能说领取高薪的经理不是资产阶级，他们已日渐成为大企业的一个必要部分，至此，如1S92年时一位德国专家所指出：“旧式小企业那种亲密和纯私人的关系，已完全无法运用到这种大型事业上。”

所有这些中产阶级大多数构成分子，至少就他们大半是双元革命之后的产物而论(参看《革命的年代》{导言))，有一个共同之点，即他们过去或现在的社会流动性。从社会学的意义上看，正如一位法国观察家在英国所注意到的，中产阶级主要包括正在社会中攀升的家庭，而资产阶级则是已经到达顶点或一般被认为已位于高原之上的家庭。但是这样的快照，几乎拍不出这个动作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似乎只能由类似于电影的社会学予以捕捉。“新社会阶层”是甘必大(Gambetta)眼中法国第三国共和政权的基本内涵——他无疑是想到像他这样的人，可以在没有事业和财产的背景下，通过民主政治而得到影响力和收人。“新社会阶层”甚至在大家认为“已经到达”之时，也不曾停下脚步。相反，它们已“达到”改变资产阶级性质的程度吗？那些靠着家产悠闲度日的资产阶级第二代和第三代——那些有时反对但仍旧构成资产阶级精髓的价值观念和活动的人——不应该算是资产阶级吗？

在本书所论时期，经济学家并不关心这样的问题。一个以追求利润的私人企业为根本的经济(如无疑支配了西方已开发国家的经济)，不需要其分析家去思索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构成“资产阶级”。从经济学家的观点来说，唐纳斯马克亲王(Prince Henckel von Donnersmarck，帝制德国时仅次于克鲁伯的第二大富翁)在功能上是一位资本家，因为其收入的十分之九是来自他拥有的煤矿、工业和银行股份、房地产合股，以及1200万—1500万马克的利息。另一方面，对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来说，他的世袭贵族身份绝非无关紧要。因此，将资产阶级界定成一群男女组成的团体，以及这个团体与中下阶级该如何区分的问题，和分析这一时期的资本家发展并没有直接关联(只有那些坚信资本制度有赖于个别的私人企业家的人，不这样认为)，不过资本家的发展当然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性变化，而且可以阐释其组织形式。(当时有一些思想家主张，官僚化和企业家价值观念的日益不为大众所喜以及其他类似的因素，会逐渐减弱私人企业家的作用，因此也逐渐降低资本主义的作用。韦伯和熊彼特便是持这种意见的代表人物。)

因而，对于当时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成员乃至以此自称自许的成员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单凭其金钱还不足以为其自身及其子孙购买“尊敬和特权身份证”的人来说，确立“可公认的标准”是件迫切的事。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有三种确立这项身份的主要办法变得愈来愈重要——至少在那些“谁是谁”的不确定性已经上升的国家中是如此。(收录国家知名人士的参考书——不是像《哥达年鉴》[Almanach deC．otha)g6类皇家和贵族人物指南——在这个时期开始出版。英国的《名人录》[Who's Who，1897年)或许是最早的一本。)这三种办法都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它们必须能清楚地区别中产阶级分子和劳动阶级、农夫与其他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它们也必须提供一个排他的阶级组织，但不能把爬上这个社会阶层的人口封死。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是一个标准；休闲活动，尤其是新发明的运动，是另一个标准；但是正式的教育愈来愈成为(而且至今仍是)其主要指标。

虽然在一个日益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时代，经由学习得来的才智和专门知识可以获得金钱上的报偿，虽然它为接受英才教育的人才开拓了较宽广的事业(尤其是正在扩张中的教育事业本身)，但是教育的主要功能却非功利主义的。它的重要性在于，它说明了青少年可以推迟赚钱维生的时间。教育内容反倒是次要的，事实上，英国“公立学校”男生花费许多时间学习的希腊文和拉丁文，以及1890年占法国中学课程77％的哲学、文学、历史和地理对就业的价值都不太大。甚至在讲求实际的普鲁士，1885年时，古典的文科高级中学(Gvmnasien)学生仍然比现代和注重技术的理科高级科学语文中学(Realgymnasien)与高级职业学校(Ober-Realschulen)多了三倍。再者，能为孩子提供这样的教育开支，其本身便是社会地位的指标之一。一位普鲁士官员以标准的日耳曼人作风，计算出在31年中间他花了他收入的31％给他的三个儿子接受教育。

在此之前，正式的教育(最好有某种证书)对于一位资产阶级分子的上升是无关紧要的，除非他是从事公务或非公务方面的学术工作。大学的主要功能是训练学术方面的人才，再加上为年轻的绅士提供饮酒、嫖妓或运动的适宜环境。对于这些年轻的绅士来说，实际的考试根本不重要。19世纪的商人很少是从大学毕业的。法国的综合工科学校在这个时期并不特别吸引资产阶级精英。一位德国银行家在1884年劝告一位刚起步的工业家要摒除理论和大学教育，他认为理论和大学教育只是休息时的享受，就像午餐后的一支雪茄烟。他的建议是尽快进入实际操作领域，找一个财务上的赞助人，观察美国并吸取经验，把高等教育留给那些“受过科学训练的技师”——企业家将来会用得着这些技师。从企业的观点来说，这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常识，不过它却令技术人员感到不满。德国工程师愤恨地要求“与工程师的生活重要性相当的社会地位”。

学校教育主要是提供进入社会上公认的中等和上等地带的人场券，以及使进入者在社交上习惯那些使他们有别于较低阶级的生活方式。在某些国家中，即使是最小的离校年龄(大约是16岁)，也可保障男孩子在被征召入伍时可以被分类为具有军官资格的人。随着时代的演进，中产阶级年轻人通常会接受中学教育到18-19岁，在正常的情形下并接着接受太学教育或高等专业训练。整体而言，在学的人数仍然不多，不过在中学教育的阶段增加了一些，在高等教育阶段则有比较戏剧性的增加。1875—1912年间，德国学生的数目增加了三倍以上；1875-1910年间，法国学生的数目增加了四倍以上。然而，1910年时，介于12岁到19岁的法国青少年，上中学的比例仍然不到3％，总计7．7万人；而撑到毕业考试的只占这个年龄层的2％——其中半数考及格。拥有6500万人口的德国，在进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共有12万左右的预备军官，大概是该国年龄介于20岁到45岁男子总数的1％。

这些数字虽然不怎么大，但却比古老统治阶级的一般人数大得多——19世纪70年代时，这个统治阶级的7000多人，拥有英国全部私有土地的80％，并构成英国贵族的700多个家庭。19世纪早期，资产阶级还可以藉由非正式的私人网络将自己组织起来，可是现在这些数字已大到无法形成这样的网络，部分是因为当时的经济高度地方化，部分则由于对资本主义具有特殊喜好的宗教和种族上的少数群体(法国的新教徒、教友派教徒、一位论派[Unitarians]、希腊人、犹太人、亚美尼亚人。)，已发展出互信、亲属和商业交易的网络，这样的网络遍布许多国家、大陆和海洋。(关于这种喜好的原因曾有许多讨论，在本书所述时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学者[如韦伯·宋巴特(Werner Sombart))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论各家的解释为何——所有这些群体惟一的共同之处是对于其少数身份的自觉——当时的事实都是：这种小群体，如英国的教友派信徒，已几乎完全将他们自己转化为银行家、商人和制造业者的团体。)在全国性和国际性经济到达最高峰的时候，这种非正式的网络仍然可以发挥作用，因为牵涉在内的人数很少，而有些企业，尤其是银行和金融业，更逐渐集中于一小撮金融中心(通常也就是主要民族国家的首都)。1900年左右，实际控制世界金融业的英国银行界，只包括住在伦敦一个小地区的几十家人。他们彼此相识，常去同样的俱乐部，在同样的社交圈走动，并且互相通婚。莱茵—威斯特发里亚钢铁辛迪加(Rhine-Westphalian Steel Syndicate)共包括28家公司，它们也构成德国钢铁业的绝大部分。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托拉斯——美国钢铁公司——是在一小撮人的非正式谈话中形成，并在饭后的闲谈和高尔夫球场上定形。

因此，这个非常庞大的资产阶级，不论是旧有的或新兴的，很容易便可成为精英组织，因为它可运用与贵族类似的办法或贵族的实际技巧(如在英国)。事实上，他们的目的是尽量设法加入贵族阶级，至少通过其子女，或借助过贵族式的生活。可是，如果就此认为他们在面对古老的贵族价值观时会放弃资产阶级的价值观，那就错了。一则，通过精英学校(或任何学校)以适应社会一事，对传统贵族并不比对资产阶级更重要。因为精英学校(如英国的“公立学校”)已将贵族的价值观吸收到针对资产阶级社会及其公共服务而设计的道德系统。再者，贵族的价值观如今已愈来愈以挥金如土的昂贵生活方式作为品评标准，而这种方式最需要的就是钱，不论钱从哪里来。金钱因而成为贵族的判断标准。真正传统的土地贵族，如果他不能维持这样的生活方式而且参加与这样的生活方式有关的种种活动，便会被放逐到一个衰落的狭隘世界之中，忠诚、骄傲，在社交上只是勉强够格，就像丰塔纳(TheodoreFontane)《斯特施林》(Der Stechlin，古代勃兰登堡[Brandenburg]容克[junker，乡绅]价值观的有力挽歌，1895年出版。)一书中的人物一样。伟大的资产阶级运用了贵族以及任何精英群体的手法，去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学大学适应社会需要的真正测验，是为社会中力争上游的人而设，不是为已经到达社会顶端的人而设。它将一个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地区非国教派园丁的儿子，转化为剑桥大学的导师，而这个儿子又经由伊顿公学(Eton)和国王学院，造就成经济学家凯恩斯。凯氏显然是一位充满自信的文雅精英，以至我们对他母亲的童年竟是在外郡的浸信会茅舍中度过一事甚感惊讶。可是，终其一生，凯氏都是他那个阶级的骄傲成员——他日后称这个阶级为“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

不足为奇，这种使学生或许可以取得资产阶级身份、乃至一定可以取得资产阶级身份的教育，自然会日渐发展，以适应其不断增加的人数。这些人中，有些是已经得到财富但尚未得到身份的人(如凯恩斯的祖父)，有些是其传统身份上有赖于教育的人(如贫穷的新教牧师和报酬比较丰富的专业人员子弟)，更多的是较不为人尊敬、但对其子女抱有很大希望的父母。作为入门必要初级阶段的中学教育成长快速，其学生的人数从增加一倍(如比利时、法国、挪威和荷兰)到增加五倍(如意大利)不等。19世纪70年代晚期到1913年间，保证学生能取得中产阶级身份的大学，其学生人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大致增加了三倍(在这之前的几十年，变动不大)。事实上，到了19世纪80年代，德国观察家已经在担心大学录取人数已超过经济体系对中产阶级的容纳度。

对“上中阶级”——比方说，1895-1907年间跻身德国波库地区最高纳税阶层的五个大工业家——而言，其问题在于：这种一般性的教育发展，并未提供充分的身份标记。可是，于此同时，大资产阶级不能正式自绝于较其地位低下的人，因为它的本质正是在于它的结构必须接纳新分子；也因为它需要动员、或者至少需要安抚中产阶级和下中阶级，以对抗活动力日强的工人阶级。因而，非社会主义的观察家坚持说：“中产阶级”不仅在成长，而且规模异常庞大。德国经济学巨擘施莫勒(Gustav von Schmoller)认为，他们占了总人口的四分之一，但是他不仅将“收入不错但不顶多的新官员、经理和技师”包括进去，也将工头和技术工人涵盖进去。宋巴特的估计也差不多，他认为中产阶级有1250万人，而工人阶级则有3500万人。

这些估算数字基本上是可能反对社会主义的选民人数。在维多利亚晚期和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英国，一般认为构成“投资大众”的人，从宽估计也不会超出30万之多。总之，真正根基稳固的中产阶级分子，极不愿意欢迎较低阶级加入到他们中间，即使这些人衣冠楚楚也无济于事。更典型的情况是，一位英国观察家草草地将下中阶级和工人一律归为“公立小学的世界”。

因而，在大门敞开的各体系中，非正式但明确具有排他性的圈子必须确立起来。这件事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最容易办到。1870年以前，英国还没有公立小学教育(在此之后的20年，上小学还不是义务性的)，1902年以前，英国尚未设置公立中学教育，除了牛津和剑桥这两所古老大学外，也没有重要的大学教育。(苏格兰的制度比较广泛，不过苏格兰毕业生如果希望升迁发达，最好是能在牛津或剑桥大学再拿一个学位或再考一下试。凯恩斯的父亲在取得伦敦的学位以后便是如此。)1840年起，英国为中产阶级兴办了无数非常名不副实的所谓“公立学校”，其模范为1870年众所公认的九所古老学校,它们已成为贵族和绅士的养育所(尤其是伊顿公学)。到了20世纪最初10年间，公立学校的名单已增加至64-160余所(视排他性或势利的程度而异)，这些或昂贵或较不昂贵的学校，声称其目的在于将学生训练成统治阶级。许多类似的私立中学(主要位于美国东北部)，也旨在培育良好或者至少是富有人家的子弟，以便他们接受私立精英大学的最后锤炼。

在这些大学中，正如在许多德国大学生团体中，私人协会如学生俱乐部或更有声望的美国大学学生兄弟会[Greek—letter Fraternity)，指北美各大专院校的自治互助会组织，通常都采用能表达其目标或理想的希腊字的前几个字母为名称。)又征集了甚至更具排他性的群体——在古老的英国大学中，其地位为寄宿“学院”所取代。因而，19世纪晚期的资产阶级是一种教育开放和社会封闭的奇异组合。之所以说“开放”，是因为有钱便可入学，或者甚至有好的成绩便可入学(通过奖学金或其他为穷学生所想的办法)。之所以说“封闭”，是因为大家都了解有的圈子平等，有的圈子不平等。这种排他性是在社交上的。德国大学联谊会中的学生，为了决斗而醉酒受伤，因为决斗可以证明他们有别于较低阶级，是绅士而非平民。英国私立学校地位的微妙等级，是以那些学校彼此在运动场上的竞技输赢来决定。美国精英大学的团体，至少在东部，事实上是由运动竞技的社交排外性来决定，它们只在“常春藤联盟”(Ivy League)中做各种竞赛。

对于那些刚爬升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人而言，这些社会化的手法，为他们的子弟确立了无可质疑的身份。女儿们的学术教育没有硬性规定，而在自由和进步的圈子外也没有保障。但是，这种手法也有一些确切的实际好处。19世纪70年代以后迅速发展的“校友”制度，说明了教育机构的产物已构成了一个堪称是全国性乃至国际性的网络，也将年轻和年长的校友结合在一起。简言之，它使一群异质的新成员，有了社交的凝聚力。在这一点上，运动也提供了许多正式的黏合物。藉由这些方法，一所学校、学院、一个联谊会或兄弟会——经常有校友重访并往往出资协助——构成了一种可能的互助群体(往往也是在商业上的)，并进一步结成“大家庭”网络，这个“家庭”的成员可以说均具有相同的经济和社会地位。这个网络，在本地或区域性的亲戚关系和商业范围之外，提供了可能的联络渠道。正如美国大学学生兄弟会的指南在谈到校友会迅速发展一事时，便曾指出(1889年，“生命、学识、友谊兄弟会”[BetaThetaPhi)在16个城市中设有分会，1912年更扩及110个城市)，这些校友会形成了“有教养人士酌圈子，若非藉它之力，这些人根本不会认识”。

在一个全国性和国际性企业的世界，这种网络的实际潜力可以由下列事实说明。“DeltaKappaEpsilon"这个美国兄弟会，1889年时拥有6位参议员、40位众议员、1位洛奇(CabatLodge，美国政坛同名祖孙档中的祖父)和那位狄奥多·罗斯福。到了1912年时，它更拥有18位纽约银行家(包括摩根在内)、9位波士顿富豪、标准石油公司的3位董事，以及中西部具有类似分量的人物。一位未来的企业家(例如皮奥瑞亚[Peoria])在一所常春藤大学通过"Delta Kappa Epsilon"兄弟会韵严酷入会仪式，对他确实不会有什么坏处。

当资本家的集中情形日益具体，而纯粹地方性乃至区域性的实业又因缺乏与较大网络的连结而告萎缩时——如英国“乡村银行”的迅速消亡——上述这些组织除了社会上的重要性外，更有了经济上的重要性。可是，虽然这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教育制度，对于已有确立地位的经济和社会精英分子是方便的，它对于那些想加人、或者想藉其子弟的同化而得以加入的人而言，却是必要的。学校是中产阶级比较低下分子的子弟藉以高攀的阶梯。即使是在最以培育英才为宗旨的教育系统中，也很少有几个农夫之子，更少有几个工人之子，能爬到最低的台阶以上。

虽然“最上面的一万人”(upper ten thousand，意指上流社会)的排他性比较容易建立，却无助于解决“最上面的10万人”的问题(这些人居于顶尖人物和老百姓之间的不明确地带)，更无助于解决更为庞大的下中阶级的问题。下中阶级与下层工资较高的技术工人之间，在财产上只有极短的距离。他们的确属于英国社会观察家所谓“雇得起佣人的阶级”，在约克(York)这样的地方大城，他们占了总人口的29％。虽然19世纪80年代以后，家仆的人数不再上升或者甚至下降，因而赶不上中产阶级的发展速度，可是除了美国以外，中层甚至下层中产阶级不雇用佣人还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就这一点而言，中产阶级还是一个主子阶级(比较《资本的年代》)，或者更正确地说，是可使唤几名女仆的主妇阶级。他们一定会让他们的儿子，甚至愈来愈包括他们的女儿，接受中等以上的教育。因为这可使男人有资格担任预备军官(或1914年英国平民军队中的“暂时绅士”)，也可使他们成为可望驾驭其他人的主子。可是，他们之中有为数庞大而且不断增加的成员，在正式的意义上已不再是“独立的”，他们已成为从雇主那里赚取工资的人，即使这样的工资用了其他比较委婉的名称。在旧日那种特指企业家或独立专业人士的资产阶级，以及那些只承认上帝或政府权威的人士之外，现在有一个新的中产阶级逐渐茁壮，这些人是在政府团体和高科技资本制度中工作的受薪经理、行政主管和技术专家，这样的公私阶层制度，其兴起曾引起韦伯的警告。与旧日独立工匠和小店主等小资产阶级并肩而立而且夺其光彩的，是正在成长中的办公室、商店和行政部门的小资产阶级。这是一个在数目上确实十分庞大的阶级，而经济活动由第一、第二类逐渐向第三类转移的趋势，又注定使这个阶级更加蓬勃。到了1900年，它们在美国已经比实际的工人阶级更大，不过这是一个例外情形。

这些新的中层和中下层中产阶级的人数太多，而就其个人而言，往往又太无足轻重。他们的社会环境太过松散无名(尤其是在大城市)；而经济和政治运作的规模太大，不能像计算“上中阶级”或“上等资产阶级”那样以个人或家庭来计算他们。无疑，在大城市当中情形一直是这样，可是1871年时，住在10万人以上城市的德国人不到5％，而1910年时却提高到21％。于是渐渐地，确认中产阶级的方式不再完全以“列入”该阶级的个人为对象，而是按照集体表征：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他们所住的地点、他们的生活方式以及风俗习惯。这些集体表征可以指出他们相对于其他人的地位；可是就个人而论，还是同样无法指认。对于公认的中产阶级而言，这些表征指的是收入和教育的结合以及和民众出身者之间的明显距离，这种距离可表现在，比方说，在与不比他们身份低下的人交际尉，他们还是惯常使用文雅的标准国语和代表高尚身份的口音。下层中产阶级，不论是新是旧，显然是身份不同而且较为低下，因为他们收入不足，才能平庸，而又与民众出身者相近。“新兴”小资产阶级设法与工人阶级泾渭分明，这一目标往往使他们成为政治上的激烈右翼。“反动”便是他们谄上傲下的方式。

“坚实”而毫无疑问的中产阶级主体，人数不多。20世纪早期，死于联合王国并留有超过300镑遗产(包括房子、家具等等)的人，不到全民的4％。可是，即使超过舒适程度的中产阶级收入(例如一年700镑到1000镑)或许是高薪工人阶级的10倍之多，它却不能与真正的富人，遑论与巨富相提并论。在地位稳固、可识别和富裕的上层中产阶级与当时所谓的财阀之间，还有一道深广的鸿沟。一位维多利亚晚期的观察家说：“这道鸿沟代表了世袭贵族与财富贵族中间的那条传统界限，已被抹去大半。”

居住地带的隔离(往往是在一个适当的郊区)，是将这些舒适的人群组织成一个社会群体的方法之一。如前所述，教育是另一个办法。19世纪最后25年间，体育运动已经制度化，并成为将上述两种方法联系在一起的枢纽。大约这个时期在英国定型的运动(英国也赋予它模式和词汇)，就像野火一样蔓延到其他国家。一开始，它的现代形式基本上是与中产阶级有关，而不一定与上等阶级有关。以英国的情形为例，年轻的贵族可能会在任何形式的体能勇技上一试身手，但是他们的专长是与骑马和杀人或动物有关的运动，或是攻击人与动物。事实上在英国，“运动”(sport)一词原本只限于这类事情，今日所谓的游戏或体能竞赛的“运动”，当时是归类为“娱乐”。和以往一样，资产阶级不仅采纳、而且也改变了贵族的生活方式。贵族之流照例也喜欢显示昂贵的事物，如新发明的汽车。在1905年的欧洲，人们正确地将汽车形容为“百万富翁的财产和有钱阶级的交通工具”。

新的运动也渗人工人阶级，甚至在1914年以前，工人已经热衷于某些运动(当时在英国或许有50万人玩足球)，许多群众更是热切地观望和仿效。这个事实为运动设立了一个判断的标准——业余性质，或者正确地说，对于“专业运动员”的禁令和严格的阶级隔离。没有一个业余运动员可以有优异的成绩，除非他可以花比劳动阶级花得起的更多时间在一项运动上，除非他有报酬可拿。中产阶级最典型的运动，如草地网球、橄榄球、美式足球(虽然有些辛苦，当时仍是大学生的运动)，或者尚未发展成熟的冬季运动，都顽强地拒绝职业化。业余性的理想更有连结中产阶级和贵族的好处，它在1896年初创的奥林匹克运动会(Olympic Games)中被奉为神圣定律。奥运会是一位赞赏英国公立学校制度的法国人所创办，并以它的运动场为灵感。

运动被视为构成新统治阶级的一项重要因素，而这个统治阶级又以公立学校训练出来的资产阶级“绅士”为榜样，从学校在将运动介绍给欧洲大陆时所发挥的作用，便足以说明这个事实。同样清楚的是：运动具有爱国、甚至军国主义的一面。但是，它也有助于创设中产阶级生活和团结的新模式。1873年发明的草地网球，迅速成为中产阶级郊区的典型运动，这主要是因为它是由两性一起玩的游戏，因而提供了伟大中产阶级的子女一个结交异性朋友的途径。这些不是经过家庭介绍的年轻人，确定具有类似的社会地位。简言之，它们拓宽了中产家庭狭隘的交友圈，而且，通过“草地网球收费俱乐部”的交际网络，从许多独立的家庭小组织中创造出一片社交天地。“客厅很快便萎缩成不重要的场合”。如果没有郊区化和中产阶级妇女的逐渐解放，网球是不可能盛行的。爬山、新兴的骑脚踏车运动(欧洲大陆最早的工人阶级大众运动)，以及从滑雪衍生出的各种冬季运动，也相当得力于两性间的吸引力，因此也在无意间对妇女的解放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高尔夫球俱乐部在盎格鲁-撒克逊中产阶级专业和商业人士的男性世界，也将发生同样重要的作用。上面我们已经谈到在高尔夫球场上所达成的一项早期商业交易。高尔夫球场是块广大的不动产，需要俱乐部会员花大钱修建和维持，其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将在社交上和财政上不合格的人士排斥在外。这种游戏的社交潜力，像乍现的启示一样惊醒新兴中产阶级。1889年以前，整个约克郡只有两座高尔夫球场；1890—1895年间，新成立了29座。事实上，在1870年到凹世纪早期，各种有组织的运动形式征服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寻常速度，表示它满足了一种社会需要。感受到这一需要的人，比真正喜欢户外运动的人多。矛盾的是，至少在英国，大约与此同时，工业上的劳动阶级和新的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皆以具有自我意识的群体出现，以集体的生活方式或行动风格为自己定位，以显示彼此间的差别。运动是中产阶级创造的，如今则转型为两种明显以阶级为本体的区别。它是自我定位的一个主要办法。

因而，在社会上，1914年之前几十年的中产阶级，是以三项主要发展为特色。在较低的那一头，有点资格自称为中产阶级的人数已经增加。这些人是从事非体力劳动的雇员，他们与工人的差别，不在于收入的多寡，而在于他们引以为自豪的工作服式(“穿黑色外套的人”，或者，如德国人所说的“硬领”的劳动阶级)，以及他们自称自许的中产阶级生活方式。在较高的那一端，雇主、高级专业人士和较高级经理、受薪行政人员和资深职员之间的界限愈来愈模糊。当英国的户口调查在1911年首次按照阶级登记人口时，这些人实际上都被分类为“第一阶级”。在此同时，靠二手利润为生的资产阶级男女——清教徒的传统可从英国内地税捐处(British Inland Revenue)将这样的利润归类为“不劳而获的收入”一事上透露出来——也增长得相当迅速。当时只有相对少数的资产阶级真正从事“赚钱”的工作，但可以分给他们亲属的累积财富却比以前大得多。在中产阶级的最顶端则是极为富有的财阀。1890年早期，美国已经有4000多个百万富翁。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战前的几十年都是好日子；对于比较幸运的人而言，这几十年更是异常的安适。新兴的下层中产阶级在物质上的收益很少，因为他们的收入可能不比技术工匠多(虽然这是以“年”而非“周”或“日”计算)，但工人不必花很多钱修饰外表。然而，他们的身份无疑使他们居于劳动大众之上。在英国，下层中产阶级的男人甚至可以自认为是“绅士”。“绅士”一词原指有土地的上流社会人士，但是，在这个资产阶级的时代，它特有的社会意义已经消失，成为泛指任何实际上不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它从来不等同于工人)。他们大多数都认为自己比父母过得好，而且希望将来他们的子女会过得更好。不过这种体认似乎不曾减轻他们对地位较高及较低者的忿恨之感。这种无可救药的愤恨感，似乎是这个阶级的特色。

那些毫无问题属于资产阶级世界的人，实在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因为，任何一个年收入几百镑(绝对算不上大钱)的人，都可过上非常如意的生活，而此刻的生活方式，又非常令人称心满意。伟大的经济学家马歇尔以为(见《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Economics])：一位教授每年花费500镑便可享有不错的生活，他的同事——凯恩斯的父亲——证实了他的说法。老凯恩斯从每年的1000镑收入(薪水加上继承的资金)中设法节余400镑，这样的收入，使他可以住在一幢贴有莫里斯壁纸(Morris-wallpaper)的房屋，雇三名正规的仆人和一位女家庭教师，每年度两次假<1891年时，在瑞士的一个月假期花了这对夫妇68镑)，并尽情享受他集邮、捕蝴蝶、论理和(当然)打高尔夫球的嗜好。每年想办法花比这多100倍的钱，并不是难事。而“美好时代”极端富有的人，如美国的大富翁、俄国的大公爵、南非的黄金巨豪以及各式各样的国际资本家，正是在竞相奢侈花费。但是，一个人不必是大亨，便可享受到人生极大的欢乐。比方说，1896年时，一套用自己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编成图案的碗碟，可以在伦敦商店以不到五镑的价格购得。19世纪中期因铁路发展而建筑的国际性大饭店，在1914年以前的20年间达到最高点。到今天，它们有许多还沿用当时最著名大师的名字——利兹(Cesar Ritz，Ritz一词目前就是豪华饭店的意思)。超级富翁可能常常光顾这些华厦，但这些饭店主要并不是为他们而建，因为超级富翁会修建或租用他们自己的华屋。它们招徕的顾客，是中等的富人和过得不错的人。罗斯伯里勋爵在新开的塞西尔饭店(Hotel Cecil)用餐，但吃的不过是六先令一份的标准餐。以真正富有者为对象的活动，其价码是根据另一个标准。1909年时，一套高尔夫球杆和球袋，在伦敦索价1．5镑，而新推出的奔驰汽车，其基价是900镑。(文邦女爵[Lady Wimbome)和她的儿子拥有两辆这样的奔驰汽车，另有两辆戴姆勒[Daimler)、三辆达拉克[Darracq)及两辆那比尔[Napier]。)

1914年前的日子，无疑是资产阶级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同样不需怀疑的是，吸引最多公众注意力的那种有闲阶级，又是如维布伦所说的那些大肆挥霍、以建立个人身份和财富的人。这些人的竞争对象并不是较低下的阶级，因为后者身份太低，甚至引不起他们的注意；他们是在与其他大亨竞争。摩根对于“维持一艘游艇要花多少钱”这个问题的回答(“如果你得问这个问题，那么你便维持不起”)，以及洛克斐勒在听说摩根死后留下8000万美元时同样不一定可信的评语(“我们还以为他是有钱人呢”)，便可说明这个现象。在那镀了金的几十年间，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艺术品商人(如杜维恩[Joseph Duveen))说服亿万富翁，让他们以为只有搜集古代大艺术家的作品，才能确保他们的身份；成功的杂货商如果没有一艘大游艇便称不上体面；没有哪个矿业投机家没养几匹赛马以及拥有一幢(最好是英国的)华丽别墅和松鸡狩猎场；而他们浪费的食物，单是爱德华时代一个周末的分量和种类(乃至食物的消耗量)都令人难以想象。

可是，事实上如前所述，最大部分的私人收入多半是花费在富有人家的妻子、儿女以及其他亲戚所从事的非营利活动上。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这是妇女解放运动中的一项重要因素(参看第八章)。伍尔芙(Virgiia Woolf)以为，为了这个目的，必须要有“自己的一个房间”，亦即一年500镑；而韦布夫妻伟大的费边式联姻，是以她在结婚时获赠的一年1000镑为基础。许多良好的奋斗目标都从不支薪的协助和财政赞助中获益，这些目标从藉由对穷人的社会服务以达成和平和节制饮酒——这是中产阶级积极分子清理贫民窟的时代——到支持非商业性艺术。20世纪早期的艺术史，充满了这样的赞助。一位叔父和一连串贵妇的慷慨，成全了里尔克(Rilke)的诗歌，卢卡奇(nukacs)的哲学和格奥尔格(StefanGeorge)的诗歌，以及克劳斯的社会批评，也都是由其家族的企业所资助；家族企业也使托马斯·曼在他的文学生涯开始获利之前可以专心写作。引另一位私人收入的受益者福斯特的话：“红利进门，高尚的思想升起。”它们在别墅和公寓内外升起，这些地方的陈设，是采用“艺术及工艺”运动(art-and-crofts movement)的风格，这项运动是仿自中古工匠对那些付得起工资者所采用的办法。它们也在“有教养的”人家升起，对这些人家而言，只要口音和收入是对的，即使此前认为是不可敬的职业，也可以如德国人所云：请进家来。后清教徒时代中产阶级的另一奇怪发展，是到了19世纪末它已随时愿意让它的子女走上职业性舞台——这时舞台已取得所有公认的象征。比彻姆药品公司(Beecham's Pills)的继承人托玛斯·比彻姆爵士(Sir Thomas Beecham)，选择把时间花在指挥德利乌斯(Delius，布拉德福特[Bradford)羊毛贸易业人家的子弟，英国著名作曲家)和莫札特(Mozart，无此优异条件)的乐曲上。

可是，当愈来愈多的资产阶级成员在这个富裕的年代开始游手好闲，并迅速远离此前赋予他们身份、责任和奋发精力的清教徒伦理——强调工作、努力、节约致富、责任和道德热诚的价值观——这个富有征服性的资产阶级时代还繁荣得起来吗？如我们在本书第三章中已经看到的，恐惧(不，应该说是耻辱)、害怕和羞于在未来当寄生虫的想法困扰着他们。闲暇、文化、舒适都是很好的事。(这个“阅读《圣经》的一代”仍牢记上帝对金牛崇拜者的惩罚，对于以奢侈浪费公开炫耀财富之举，仍然抱相当的保留态度。)但是，这个把19世纪据为已有的阶级，不是正在从它的历史命运中退缩吗？它如何(如果办得到的话)能将它过去和现在的价值观念调和在一起？

这个问题在美国几乎尚未出现。在美国，虽然有些企业家为他们的公共关系发愁，但是这些生气勃勃的企业家，并未感觉到什么不确定的痛苦。只有在新英格兰那些献身于大学教育和专业服务的世家当中，如詹姆士家族(Jameses)和亚当斯家族(Adamses)，才能找到对其社会感到十分不舒服的男女。关于美国的资本家，我们只能说：他们有的赚钱赚得太快，而且赚进的是天文数字，以至他们的教育强迫他们反对下面这项事实，即对人类、甚至对资产阶级而言，单是资本积累本身，并不是人生的充分目标。(卡内基说：“聚积财富是一种最坏的偶像崇拜，没有任何偶像比对金钱的崇拜更使人降格。如果我再继续因商业而忧虑不已，而且专心致志于在最短的时间里赚钱，必将使自己降格到万劫不复的地步。”)然而，绝大多数的美国商人不能与公认非凡的卡内基相提并论，卡氏捐了3．5亿美元给世界上各种杰出的奋斗目标和个人，同时却没有明显影响到他在斯基波堡(SkiboCastle)的生活方式。他们也不能和洛克斐勒相提并论，洛氏仿效卡内基慈善基金的新办法，在他于1937年逝世之前，其所捐出的款项已较卡内基更多。这种大规模的慈善事业，像搜集艺术品一样，有意想不到的好处：可使他们在日后公众的心目中留下慈善家的形象，以柔化他在其工人和商业竞争对手眼中的无情掠夺者形象。对于绝大多数的美国中产阶级来说，致富，或者至少相当富有，仍然是人生的一个充分目标，也是其阶级和文明的充分理由。

在进入经济转型时代的西方小国中，我们也觉察不出什么大资产阶级的信心危机。例如，易卜生曾写过一部著名的戏剧来叙述一群挪威地方市镇上的“社会栋梁”(1877年出版)。和俄国的资本家不一样，他们没有理由感觉到整个传统社会的分量和道德，由大公们到农夫，更别说受他们压榨的工人，都是正对着他们而来。与此正相反，在俄国这个国家的文学和生活中，我们看到令人惊奇的现象，如以其胜利为耻的那个商人(契诃夫所著《樱桃园》[Cherry Orchard)中的洛巴克兴[kopakhin])，以及资助列宁共产党员的伟大纺织业巨子兼艺术赞助人莫洛佐夫(Savva Morozov)。不过，即使是在俄国，迅速的工业进步也为他们带来自信。矛盾的是，后来将1917年的二月革命转化为十月革命的，是俄国雇主在前20年间所得到的信念，即“在俄国除了资本主义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经济制度”，而且俄国的资本家有足够的力量迫使其工人就范。(如一位中庸的工业领袖在1917年8月3日所云：“我们必须坚持……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的革命，在当前这个时代，资产阶级的制度是不可避免的，而由于不可避免，便应该达到一个完全合乎逻辑的结论：那些统治国家的人，应该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思想和行动。”)

无疑，在欧洲已开发的部分，许多商人和成功的专业人员，仍然感到时机对他们有利，可以扬帆乘风破浪。不过，传统上支撑这些帆的两根桅杆，此刻已正在发生明显的变化。这两根桅杆，一是由业主所经营的公司，另一是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当时，一位德国的经济史家确曾如释重负地谈到：受薪职员所经营的大企业和自主企业家在卡特尔中失去的独立，“距离社会主义还很远”。但是，单是从私人企业和社会主义可以如此相提并论一事，已经说明了这个时期的新经济结构，与众所公认的私人企业理想有多大的距离。至于资产阶级家庭的耗损(其妇女成员的解放是一大要因)，如何能不损伤到这个对其仰赖甚巨的阶级的自我诠释(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三章第二节)？对这个中产阶级而言，“可敬”即等于“道德”，而道德又极端仰赖于其妇女的外在行为。

资产阶级长久以来的特殊意识形态和忠诚，在这段期间所发生的危机，除了对某些自命虔诚的天主教群体以外，至少在欧洲，又使这个问题更为严重，而且还毁坏了19世纪资产阶级的强固轮廓。因为资产阶级向来不仅信仰个人主义、自我尊重和财产，也信仰进步、改革和温和的自由主义。在19世纪上层社会永恒的政治战斗(“运动”或“进步”派与“秩序派”之间的战斗)中，大多数的中产阶级，无疑是站在“运动”的一方，不过他们对秩序也非完全无动于衷。但是，我们在下面将会看到，进步、改革和自由主义此刻都出现了危机。当然，科学和技术的进步毋庸置疑，而至少在大萧条的怀疑与犹豫心态之后，经济的进步似乎还是可以断言的，虽然它引起了通常由危险颠覆分子所领导的有组织劳工运动。如前所见，就民主政治而言，政治进步是一个充满问题的概念。至于文化和道德领域的情形，则似乎愈来愈使人感到迷惑。什么样的时代能塑造出尼采和巴雷斯？他们在20世纪成为年轻一辈的精神领袖，而这些年轻人的父辈当年在思想上却是受到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和勒南(Ernest Renan，1820—1882)的指引。

随着德国资产阶级世界的得势和成功，这种情势的知识面显得更令人迷惑。在德国，中产阶级的文化向来与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简单明白不太亲近；然而，这个运动却深植于法英两国的自由主义当中。德国在科学和学术上，在工艺和经济发展上，在礼貌、文化和艺术上，以及同样重要的在国势上，无疑都是一个巨人。或许，就各方面来说，它是19世纪最可观的国家成功故事。它的历史显示了进步。但是，它真的信奉自由主义吗？就算它信奉自由主义，19世纪末德国人所谓的自由主义，对于19世纪中叶为大家所接受的各种真理而言，指的又是什么？德国大学甚至拒绝传授在其他地方已普遍接受的那种经济学(参看第十一章)。伟大的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是来自完美的自由主义背景，毕生自视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而事实上就德国的标准而言，也是一个十足的左翼自由主义者。可是，他也激烈地信仰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并且至少一度十分倾心右翼民族主义，以至加入了泛日耳曼联盟。或者还可以看一看托马斯·曼两兄弟的文学内战。海因里希·曼(Heinrich，德国以外的人之所以知道他，或许[而且不公平的]是因为他的作品曾被改编成玛莲娜·狄特里希[Marlene Dietrich)所主演的电影《蓝色天使》[Blue Angel))是一位古典理性主义者和亲法的左翼分子。托马斯·曼却激烈地批评西方“文明”和自由主义，并拿它们(以熟悉的条顿民族方式)与德国的“文化”对比。可是，托马斯·曼的整个事业，尤其他对希特勒兴起和胜利的反应，说明了他的根源和内心是属于19世纪自由主义的传统。这两兄弟中，哪一个是真正的“自由主义者”？德国资产阶级的立场又是什么？

再者，如前所述，当各自由政党的优势在大萧条期间纷纷崩溃之际，资产阶级政治也变得更为复杂、分化。在英国，从前的自由主义者转趋保守；在德国，自由主义分化式微；在比利时和奥地利，它的支持者转向左派和右派。所谓“自由主义者”究竟是代表什么？或者，甚至在这些情形下的“自由主义者”究竟是什么意思？一个人究竟必须是思想上或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吗？毕竟，20世纪时，在大多数国家中，典型的企业和专业阶级成员，往往公然站在政治中心的右方，而且，在他们的下面，还有人数日增的新兴中层和下层中产阶级。这些人对公然反对自由主义的右翼，具有打从心底的亲近感。

旧有的集体认同的腐蚀情形，又因两个愈来愈迫切的问题而显得更为明显。这两个问题是：民族主义一帝国主义(参看第三章和第六章)和战争。在此之前，自由资产阶级并不热衷于帝国征服，虽然(矛盾的)其知识分子应该对治理印度这个最大的帝国主义财产的方法负责(参看《革命的年代》第八章第四节)。资产阶级虽然可以让帝国的扩张和自由主义取得协调，但是往往无法使它们融洽一致。征服最激烈的鼓吹者通常更为右倾。另一方面，信奉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在原则上既不反对民族主义也不反对战争。然而，他们向来只不过把“国家”(包括他们自己的国家在内)视为演化的一个临时阶段，这个演化将朝向一个真正的全球性社会和文明。他们对那些在他们看来显然无生活能力之弱小民族的独立要求，抱有怀疑态度。至于战争，虽然有时是必要的，但是应该予以避免，战争只能在信奉军国主义的贵族和不文明的人群中引起热切的情绪。俾斯麦那句切合实际的名言，即德国的问题只能以“铁和血”来解决，其用意便在于恐吓19世纪中叶信仰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众。而到了19世纪60年代，它也果然达到这个目的。

显然，在这个帝国纷建、民族国家主义扩张和战争日渐迫近的时代，这些情操已经不再切合世界的政治实况。一个人如果曾在20世纪重述那些在19世纪60年代、乃至19世纪80年代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普遍经验的常识，那么到了1910年时，他会发现上述常识已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肖伯纳[Bernard Shaw]的戏剧，在1900年后便因这样的冲突而得到一些喜剧效果)。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可以预期：现实取向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多半会对其自身的立场动摇采取迂回曲折、避重就轻的解释，要不便是保持缄默。事实上，这正是英国自由党政府首脑所采用的办法，他们一面答应让英国参战，一面又假装不答应。但是我们看到的还不止于此。

当资产阶级的欧洲在愈来愈舒适的物质生活中走向其异常的灾祸时，我们观察到一个资产阶级的奇异现象，或者至少是在其大部分年轻人和知识分子中间的奇异现象。他们心甘情愿地、甚至热切地跃进地狱。我们都知道那些像坠人情网般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欢呼的年轻男子。(1914年前，未来年轻女子的那种好斗性，还不容易看出来。)一位平常极其理性的费边社会主义者和剑桥使徒——诗人布鲁克(Rupert Brooke)——写道：“感谢上帝让我们生活在这一刻。”意大利未来派作家马里内蒂(Marinetti)写道：“只有战争知道如何使智力回春、加速和敏锐，使神经更愉快、更活泼，使我们从每日背负的重压下解放，使生命添加滋味，使白痴具有才能。”一位法国学生写道：“在军营的生活和炮火之下，我们将经验到我们内在法国力量的最大迸发。”但是，很多较年长的知识分子——他们之中有的命长到懂得懊悔的时候，也将以欣喜和骄傲的宣言迎接战争。在1914年之前的许多年，已有人观察到欧洲人弃绝和平、理性和进步的理想，而追求狂暴、本能和激烈的发展。有一部研究那个时期英国历史的重要著作，便把其书名定为《自由主义英国的离奇死亡》。

我们可以将这个书名延伸到整个西欧。在他们新近收获的物质享受中，欧洲中产阶级却感到浑身不自在(虽然当时新世界的商人还没有这样)。他们已丧失了他们的历史使命。那些无条件衷心赞颂理性、科学、教育、启蒙运动、自由、民主和人类进步——这些资产阶级一度骄傲显示的事物——的歌曲，如今只能出自那些其思想结构属于过去那个时代、而又跟不上新潮流的人。在其1908年发表的《进步幻象》(The lllusions of Progress)一书中，才华横溢而又富反叛性的思想怪杰索雷尔，就针对工人阶级而非资产阶级作出此警告。知识分子、年轻人和资产阶级政客，在瞻前顾后之余，仍无法相信这一切都是或将是为了最好的未来。然而，欧洲上等和中等阶级的一个重要部分，却保持了对未来进步坚定不移的信念，因为这个信念是以他们最近处境的惊人改进为基础。这一部分包括妇女，尤其是1860年后出生的妇女。

谢选骏指出：所谓“资产阶级”比所谓“无产阶级”具有更多的选择权，所以更有条件拒绝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这就是所谓的“不确定性”吗？但是这恰恰证明列宁（裂宁、破坏和平）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是错误的！——因为热衷于帝国主义战争的，其实是没有选择的无产阶级，而不是更有选择的资产阶级。

【第八章新女性】

按照弗洛伊德(Freud)的说法，妇女的确不能由读书中获益，而且就整体而言，妇女的命运也不能借以改善。再者，在性的升华上，妇女也不能和男子有同样的成就。——《维也纳心理分析学会会议记录》，1907年

母亲14岁那年离开学校。她马上得去某个农场工作……稍后，她到汉堡去帮佣。但是他们允许他的兄弟学点东西，他成为一名锁匠。当他失业时，他们甚至让他再做一次学徒，跟了一位印刷业者。——亚潘(Grete Appen)谈她的母亲(1888年出世)

女性主义运动的要旨，在于恢复女性的自尊。其最重大的政治胜利、最高的价值也止于此。它们教导妇女不要贬低自己的性别。——安东尼(Katherine Anthony)，1915年

乍看起来，由西方中产阶级的脉络来思考本书所论时期一半人的历史，似乎是荒谬的。毕竟，西方的中产阶级即使是在“已开发的资本主义国家”或开发中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过是一个较小的群体。可是，就历史学家将其注意力集中在妇女身份的改变和转型这一点来说，这样做却是合理的。因为这些改变和转型中有最惊人的一项——“妇女解放运动”。在这一时期，其开拓与推进几乎仍限于社会的中产阶级，并以不同的方式存在于就统计数字而言较不重要的社会上层阶级。虽然这一时期也产生了数目虽小但却前所未有的活跃妇女，在以前完全属于男人的领域卓然成家，如罗莎·卢森堡、居里夫人(Madame Curie)、贝丽阿特斯·韦布，但在当时，妇女运动的规模仍然相当有限。尽管如此，它还是大到不仅可以推出一小群开拓者，也能够在资产阶级的环境中，造就一种新人类——“新女性”。由19世纪80年代起，男性观察家开始对她们进行思索辩论。她们也是“进步作家”的主人翁，如易卜生笔下的娜拉(Nora)和丽贝卡·威斯特(Rebecca West)，以及肖伯纳的女主角——或者更正确地说——反派女主角。

就世界绝大多数的妇女而言，那些住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东欧和南欧农业社会的妇女，其情形尚没有什么改变；任何地方的大多数劳工阶级妇女，其境况的改变也都很小。不过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是例外的，即1875年后，“已开发”世界的妇女开始生育为数显然少得多的子女。

简而言之，世界上的这一部分，正明显经验到所谓的“人口学上的变迁”，由古老模式的某个形态，大致说来便是由高死亡率所中和的高生育率，改变到现在所熟悉的模式，也就是为低死亡率所补偿的低生育率。这一转变如何又为何发生，是人口史家所面对的大难题之一。就历史来说，生育率在“已开发国家”的陡降是相当新鲜的事。附带一提：世界上绝大部分地区的生育率和死亡率无法同时下降，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全球人口的壮观激增。虽然部分由于生活水准提高，部分由于医学革命，死亡率已呈戏剧性下降，可是在第三世界绝大部分地区，生育率仍然很高，直到战后30年才开始下降。

在西方，生育和死亡率的配合较好。生育率和死亡率显然影响到妇女的生活和感情，因为影响死亡率最惊人的因素，是一岁以下婴儿死亡率的陡降，而这种陡降在1914年以前的几十年间也成为明确的趋势。比方说，在丹麦，19世纪70年代1000个活着生下来的婴儿中，平均有140个夭折；但是在1914年的倒数5年中，这个数字保持在96左右。在荷兰，这两个数字是将近200和100多一点。(在俄国，20世纪最初10年的早期婴儿夭折率大约是250％0，而19世纪70年代，大约是260‰。)不过，我们可以合理地假定：较少的子女生育数要比更高的子女存活率对妇女的人生改变更为显著。

妇女的晚婚、不婚(假定非婚生子女的人数不增加)，或某种形式的节育办法(所谓节育，在19世纪几乎等同于禁欲或中止性交)，都可确保较低的生育率。(在欧洲，我们可以不考虑大规模杀婴。)事实上，西欧行之已有数百年的特殊婚姻模式，都曾使用过上述办法，但以前面两者居多。不同于非西方国家的一般婚姻模式——也就是女孩子早婚，而且几乎没有一个不婚，前工业时代的西方妇女往往晚婚(有时20多近30岁才结婚)，而单身男子和老小姐的比例也很高。因此，即使在18、19世纪人口快速增加的时期，在“已开发”或“开发中”的西方国家，欧洲的生育率也比20世纪第三世界的生育率低，而其人口增长率，不论照过去的标准看来如何惊人，也比20世纪第三世界的人口增长率低。不过，当时已有妇女结婚率提高的一般倾向，而且她们的结婚年龄也较前提早，然而生育率却呈现下跌之势，这意味着刻意的节育必然已经相当普遍。对于这个令人情感激动的问题，有的国家正在自由讨论，有的国家则讨论得较少。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讨论的重要性，远比不过无数对夫妇有力而沉默地决定“限制其家庭人数”。

在过去，这样的决定大多是维持和扩大家族财力策略的一部分。由于绝大多数的欧洲人都住在乡下，因此这个策略的目的便是确保土地可以世代相传。19世纪控制后裔人数的两个最惊人例子，是大革命后的法国和大饥荒后的爱尔兰，其动机主要是由于农民想藉由减少土地可能的继承人数目，来防止家族土地消散。在法国的情形是减少子女的人数；在比较虔信宗教的爱尔兰，则是藉由将平均结婚年龄提高到欧洲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使单身男子和老小姐的数目增多(最好是用宗教上受人尊敬的独身形式)，当然还包括将多余的后嗣全部送到海外充当移民等方式。因而，在这个人口增长的世纪便出现了罕见的例子：法国的人口保持在只比稳定多一点的水平，而爱尔兰的人口事实上是下降的。

控制家庭大小的新形式，几乎可以确定不是基于同样的动机。在城市中，它们无疑是受到对较高生活水准的欲望所激发，这种情形尤以人数日增的下层中产阶级为然。这些人负担不起同时支付许多幼小子女的开销和购买现在有可能购买的更多日用品与服务。因为在19世纪，除了贫穷的老年人以外，没有人比收入低而又有一屋子小孩的夫妇更为贫穷。但是，节育的原因或许也有部分是由于这个阶段的某些改变，使子女更成为父母的拖累。例如：子女上学和受训练的时期愈来愈长，他们在经济上必须依靠父母；而有关童工的禁令和工作的都市化，也减少或淘汰了子女对于父母来说微薄的经济价值，比方说，在农场上，他们可以顶一点用。

同时，在对待子女的态度上，以及在男人和女人对人生的期望上，节育都指出了重大的文化变迁。如果希望子女日后可比父母过得好(对前工业时代的大多数人而言，这是既不可能也不为人所希求的)，则必须让他们的人生拥有较好的机会，而较小的家庭可使父母给每一个子女更多的时间、关怀和财力。而且，这个“改变和进步的世界”已经打开了改善社会和就业机会的大门，如今的每一代都可期望比上一代拥有更多机会，而这也告诉了男男女女：他们自己的人生，不必只是他们父母人生的重复。道德家或许会对只养育一个或两个孩子的法国家庭大摇其头，可是无可怀疑，在夫妇私下的枕边谈话中，节育却暗示了许多新希望。

因此，节育的兴起指出了新结构、新价值和新期望，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改变已渗透到西方劳动阶级的妇女圈内。不过，她们之中，绝大多数只受到极微小的影响。事实上，她们大致皆居于“经济系统”之外。传统上所谓的“经济系统”，只包括那些自称受雇或有“职业”的人(家庭雇佣不算)。19世纪90年代，在欧洲的已开发国家和美国，大约三分之二的男性，都在这个标准下被分类为“有职业的”；而大约四分之三的女人(在美国是87％)是“无职业的”。(不同的分类法可能产生不同的数字。因而，奥匈帝国的奥地利那一半，包括47．3％的就业妇女；而在经济状况极不相似的匈牙利那一半，只包括不到25％的就业妇女。这些百分比是以全民为根据，孩童和老人都算在内。)更精确地说，在所有介于18岁到仍岁之间的已婚男人之中，95％在这个意义上都是“就业者”(如在德国)，而19世纪90年代时，所有已婚妇女当中，只有12％的人是“就业者”。不过一半的未婚女人和大约40％的孀妇，都是有职业的。

即使是在乡村，前工业时代的社会也不全是一成不变。生活的条件在改变，甚至妇女生存的模式也不会代代相同。不过，除了气候或政治灾祸以及工业世界的影响会造成戏剧性的改变以外，在这50年中，我们几乎看不出任何戏剧性的变化。对于世界“已开发”地区之外的绝大多数农村妇女而言，工业世界的影响是很微小的。她们生活的特点，是家庭责任和劳动的不可分割。她们在同一个环境里恪尽这两种责任。在这个环境中，绝大多数的男人和妇女从事他们因性别而不同的工作——不论这个环境是在我们今日所谓的“家庭”或“车间”。农夫需要妻子做饭和生小孩以外，也需要她们种田；手艺工匠需要妻子帮着做活。有某些职业——如军人或水手——可以长期地将许多男人单独集合在一起，而不需要女性；但是却没有任何一种纯粹的女性职业(或许卖淫或与之类似的公共娱乐是例外)，其大多数时间通常不是在某个家庭环境中工作的。因为，即使是受雇为仆人或农业劳工的未婚男女，也是住在雇主家中。只要世界上大部分的妇女继续像这样生活，为双重的劳动和比男性低微的身份所桎梏，那么对于她们，我们所能说的顶多也不过是孔子、穆罕默德或旧约《圣经》时代所能说的那一套。她们不是不在历史里面，但却不在19世纪的历史里面。

诚然，其生活模式当时正受到经济革命所改变(不一定变好)的劳动阶级妇女，其人数很多，而且日益增加。改变她们的那种经济，其第一个方面便是今日我们所谓的“初始工业化”，即适应广大市场而出现的家庭手工业和外包装工业的惊人增长。只要这样的工业继续在结合了家庭与生产的环境中作业，那么它便无法改变妇女的地位。不过有些家庭手工制造业特别适合女性(像制造花边或编草帽)，因而给了农村妇女稀有的优越条件：她们可以不必依赖男人而赚取一点现金。然而，家庭手工业一般所促成的，却是侵蚀传统上男女工作的差异，尤其是家庭结构和策略的转型。一旦两个人达到工作的年龄，便可以成家；子女是家庭劳动力的可贵生力军，因此在生孩子时，不需要考虑农夫担心的土地继承问题。因此，传统上用来平衡下一代与其赖以维生的生产方式的复杂机制，即控制结婚年龄、选择婚姻对象和控制家庭的大小和继承等等，也宣告崩溃。对于人口增长的后果曾有许多讨论，但是与本章有关的，是它对于妇女生活史和生活模式的较直接影响。

偏巧，到了19世纪晚期，各种初始工业，不论是男性工业、女性工业或男女双性工业，都成了较大规模制造业的受害者，正如工业化国家中的手工生产一样。就全球而言，日益盘据在社会调查者和各政府心头的“家庭工业”，仍然不少。19世纪90年代，它占德国全部工业就业人口的7％，瑞士19％，奥地利或许多到34％。这样的工业一般被称为“苦工”，在新出现的小规模机械化(值得注意的是缝纫机)和声名狼藉的低廉工资与被压榨劳力的协助之下，这些工业在某些情形下甚至还有所发展。然而，当其劳力愈来愈女性化，而义务教育又剥夺了它们的童工(通常是它们必要的一部分)时，它们便愈来愈失去其“家庭制造业”的性质。当传统的初始工业渐被淘汰之际(手摇纺织、支架编结等)，绝大部分的家庭工业都不再是一种家庭事业，而成为报酬过低的工作——妇女可以在简陋小屋、阁楼上和后院中进行的工作。

家庭工业至少让她们一边有可以赚钱的事做，一边又可以照顾家庭和孩子。这便是为什么需要钱花但又离不开厨房和幼小子女的妇女，相率从事这种工作的原因。因而，工业化对于妇女地位的第二项重大影响，是更为剧烈的：它将家庭和工作场所分开。如此一来，妇女便大致被排除于公认的经济(领工资的经济)以外，使妇女传统上相对于男性而言的低下地位，因经济上的依赖性而更变本加厉。例如，农夫没有妻子便几乎不成其为农夫。农场上的工作需要男人也需要女人，虽然其中一性被认为具有支配力量，但若就此假定家庭收入乃由一性而非两性赚取，却是荒谬的。但是在新式经济中，家庭收入通常愈来愈是由某位特定的成员赚取。这类成员外出工作，而在固定的时候由工厂或办公室回家。他们所带回来的钱，则分配给其他家庭成员使用。这些其他成员，即使其对家庭的贡献在其他方面也是同样必要的，却显然不直接赚取金钱。虽然主要的“赚取面包者”通常是男人，带钱回家的人却不一定只有男人。但是，不容易由外面带钱回家的人，通常却是结了婚的女人。

这种家庭与工作场所的分离，顺理成章地造成一种性别-经济的划分。对于妇女而言，她主要的功能是理家，尤其是在家庭收入不固定和不宽裕的情况下。这—点可以解释中产阶级为什么经常抱怨劳动阶级妇女在这方面的不足。类似的抱怨在前工业时代似乎并不普遍。当然，除了富有之外，这个情形也造成了夫妻间的一种新互补性。只是，无论如何，妻子不再赚钱回家。

主要的“养家者”必须设法赚到足够养活全家人的钱。因而，他(因为他通常是男性)的收入最好固定在足够维持大家生活的层次，不需要家中其他人出力赚钱养家。相反，其他家庭成员的收入，最多不过被认为是贴补家用，而这一点，又加强了传统认为妇女(当然还有儿童)的工作是低下而且待遇不佳的想法。毕竟，付给妇女的工资可以少一点，因为她不必赚钱养家。由于收入高的男人，其工资会因收入差的妇女的竞争而减低，他们自然便设法要尽可能排除这样的竞争。如此一来，妇女便被迫在经济上依靠男人，或从事永远的低工资职业。在此同时，从妇女的观点来说，依赖就成了最适宜的经济策略。由于靠自己赚取一种好生活的机会很少，她想要得到好收入的机会，便在于和能赚大钱的男人结合。除了高级娼妓(想当高级娼妓，不比日后想当好莱坞影星容易)以外，她最有前途的事业便是婚姻。但是，即使她想赚钱过日子，婚姻也使她极不容易这样做，部分因为家事和照顾丈夫子女使她离不开家；部分是由于大家认为所谓好丈夫是好的“养家者”，因而男人更坚持传统上不想让妻子工作的态度。在社会上，如果人家看到她不需要工作，便明显证明她的家庭并不穷困。每一件事都共同指向使一个已婚妇女沦为依靠者。习惯上，妇女在婚前都会外出工作。而当她们居孀或被丈夫遗弃时，更往往不得不外出工作。但是她们在为人妻时，一般是不出外工作的。19世纪90年代，德国已婚妇女中只有2％从事为人所认可的职业；1911年的英国，也只有10％左右。

由于许多成年的男性“赚取面包”者，其本身显然无法赚取足够的家庭收入，因此女工和童工的工资事实上对家庭的预算而言往往是必要的。再者，由于女工、童工的工资出名地低廉，而他们又很容易施以威吓(尤其因为许多女工是年轻的女孩子)，资本主义经济就鼓励尽量雇用他们，只要男人不反对，法律和习俗不禁止，或者工作的性质不过分耗用体力。因此，即使是根据户口调查的有限资料，从事工作的女人还是很多。户口调查无疑十分低估了“受雇”已婚妇女的数量，因为她们有许多有报酬的工作并未申报，或与妇女的家事无法区分：如招收寄宿者，兼差为清洁妇、洗衣妇等等。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10岁以上的英国妇女34％均“受雇于人”，男人则有83％；而在“工业界”，德国的妇女占18％，法国的妇女占31％。在本书所论时期刚开始时，妇女在工业界的工作仍然几乎完全是集中在少数几种典型的“女性”部门，尤其是纺织业和成衣业，不过食品制造业雇用的妇女也愈来愈多。然而，大多数以个人身份赚取收入的妇女，却是在服务业中工作。奇怪的是，家仆的人数和比例却有极大的差异。它在英国所占的比例或许比任何其他地方都高(或许比法国或德国高两倍)，但是到了19世纪末，却开始显著下降。以英国这个极端的例子而言，1851-1891年间，这一数目增加了一倍(由110万人上升到200万人)，而在这段时期的其余年份，又几乎保持稳定。

就整体而言，我们可以视19世纪的工业化(用其最广泛的意义)，是一个往往将妇女(尤其是已婚妇女)排挤出经济体系的过程。在这个经济体系的正式定义中，惟有能从中获取个人现金收入者，才算是“受雇者”。这种经济学至少在理论上将娼妓的收入算作“国民所得？，但不将其他妇女类似但无报酬的婚姻或婚外活动纳人“国民所得”；它将有报酬的仆人算作“受雇者”，但无报酬的家事操作排除在外。它使经济学上所承认的“劳动”在某种程度上男性化，就好像在对妇女工作深具偏见(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三章第二节)的资产阶级世界，它造成了企业的男性化一样。在前工业时代，亲自照顾产业或事业的妇女虽然并不普遍，但是仍得到承认。到了19世纪，除了下层社会以外，她们愈来愈被视为畸形物。在下层社会，穷人和较低阶级的卑下地位，使人们不可能将为数众多的女性小店主和市场商妇，旅馆和宿舍女管事、小商人和放利者看得那么“畸形”。

如果说经济被如此男性化，那么政治也是。因为，当民主化挺进而地方性和全国性的投票权在1870年以后逐步扩大时(参看第四章)，妇女却有计划地被排除在外。因此，政治基本上成为男人的事，只在男人所聚集的酒馆或咖啡馆中，或在男人参加的集会中讨论。而妇女则被局限于私人的生活中，因为当时认为只有这样才适合她们的天性。这也是一种相当新的想法。在前工业社会的大众政治(从村落的舆论压力，到赞成旧式的“道德经济”暴动，乃至革命和临时建筑的防御工事)中，贫穷的妇女不但是其中的一部分，也具有为大众所承认的地位。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游行到凡尔赛宫，向国王表达人们对控制食物价格之要求的是巴黎的妇女。在政党和普选的时代，她们却被撇在一边。如果她们还能施展任何影响力，那也必须通过她们的男人。

事实上，最受这些过程影响的是19世纪最典型的新阶级妇女，即中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妇女。对农村妇女、小工匠和小店主等的妻女而言，她们的情况改变不大，除非她们和她们的男人也被卷进这个新经济体系当中。事实上，在新处境中经济无法独立的妇女，与在旧日卑下处境中的妇女，其差异并不很大。在这两种处境中，男子都是具有支配力的一方，妇女则是次等人——由于她们根本没有公民权，我们甚至不能称她们为次等公民。在这两种处境下她们都得工作，不论她们有没有工资。

在这几十年间，劳动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妇女，都看到她们的地位因为经济的关系而有相当大的变化。首先，结构的转型和科技本身已改变并大大增加了妇女就业赚取工资的范围。除了帮佣业的式微外，最惊人的变化首推出现了许多以女性为主要从业员的职业：商店和办公室中的职业。在德国，女性店员由1882年的3．2万人(总数的五分之一)，增加到1907年的17．4万人(大约是总数的40％)。在英国，1881年时，中央和地方政府雇用了7000名妇女，但是1911年时却雇用了7．6万名。“商业和企业书记”的数目，由6000人增加到14．6万人——这得归功于打字机。小学教育扩大了教学的行业，这种职业在若干国家(如美国以及日渐普遍的英国)惊人地演变成女性的行业。甚至在1891年的法国，应征进人“共和国黑色轻骑兵”那种待遇不好的终身军人中，女性也首次超过男人；因为妇女可以教导男孩，但让男人去承受教育人数日益增加的女学生的诱惑，却是不可思议的。于是，某些这种新空缺遂可嘉惠于工人乃至农夫的女儿，不过更多的是嘉惠于中产阶级和新旧下层中产阶级的女儿。她们尤其感到有吸引力的，是那些相当为社会所尊敬或者(牺牲其较高工资水准)被视为为了赚取“零用钱”而工作的职位。(“管理仓库的女孩子”和书记通常来自家境好一点的人家，因而往往可得到其父母的津贴……在几种行业中，如打字员、书记和店员……我们可以看到现代女孩子那种“打工”的现象。)

妇女社会地位和期望的改变，在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变得异常明显。不过，妇女解放运动比较明显的各方面，当时还大致局限于中产阶级的妇女。我们不需要过分注意其最壮观的一面——有组织的女性“扩大参政权论者”(suffragists)和“妇女参政权论者”(suffragettes)为妇女投票权所作的积极的、(在英国等国家)甚至戏剧化活动。以一种独立的妇女运动来说，它除了在少数国家(尤其是美国和英国)以外，并不具太大的重要性。而即使是在这几个国家，它也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达到目的。在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主张妇女参政已成为一种重要现象，它虽然可衡量出有组织女权运动的公众力量，但在进行的同时，却也显示出它的重要缺陷——其诉求主要仅限于中产阶级。像妇女解放运动的其他方面一样，在原则上，妇女选举权受到新兴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的强烈支持；而至少在欧洲，这些政党事实上对解放后的妇女，提供了可以参与公共生活的绝佳环境。然而，虽然这个新的社会主义左翼(不像过去强烈男性化、激烈民主和反教权的左翼部分)与主张妇女参政的女权主义重叠，而且有时受它吸引，但它却无法不看到大多数劳动阶级妇女在疾苦下的辛劳。这些疾苦比政治权利被剥夺更为迫切，而且不大可能因取得投票权而自动消除。然而，绝大多数的中产阶级妇女参政权论者却不重视这些问题。

回想起来，这个解放运动似乎是很自然的，甚至连它在19世纪80年代的加速发展，乍看之下也不足为奇。如同政治上的民主化一样，赋予妇女较大程度的平等权利和机会，早巳暗含在自由主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中，不论它对家长的私生活会造成多大的不方便和不相宜。19世纪7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内部的各种转型，无疑为妇女(尤其是女儿)提供了更多机会。因为，如前所述，它造就了一个相当庞大的经济独立的妇女有闲阶级(不论婚姻状态为何)，她们遂要求从事非家务性的种种活动。再者，当愈来愈多的资产阶级男子不再需要从事生产时，他们之中有许多人便开始从事以前吃苦耐劳的商人喜欢留给其女眷参加的文化活动。如此一来，性别的差异无可避免地缩小了。

再者，某种程度的妇女解放，对于中产阶级的父亲而言或许是必要的。因为，绝非所有的中产阶级家庭，以及几乎没有什么下层中产阶级家庭，富足到可以给其不结婚又不工作的女儿一个舒适的生活。这可以解释，为什么那么多拒绝妇女进入俱乐部和职业协会的中产阶级男子，热衷于教育其女儿，以便将来她们可以独立一点。无论如何，我们根本没有理由怀疑自由主义的父亲对这些事情是真正信服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这类解放无特权者的重大运动，其兴起无疑也鼓励了妇女去追求自身的自由。她们构成1883年成立的(小型中产阶级)费边协会(Fabian Society)的四分之一会员，不是一件偶然的事。而且，如前所述，服务业和其他第三类职业的兴起，为妇女提供了范围较广的工作，而消费经济的兴起，又使她们成为资本主义市场的中心目标。

虽然“新女性”的出现，其原因可能不像乍看那么简单，但我们却不需要花太多时间去寻找这些原因。举例来说：在这个时期进入第一个光荣时代的广告业，以其一贯无情的现实主义，认识到妇女因控制购物篮而日渐占有经济上的中心地位。不过，我们却没有确切的证据可说明这个事实严重地改变了妇女的地位。在一个即使是在穷人之间也能发现大众消费的经济中，广告业必须针对妇女，因为他们的赚钱对象，是决定家庭采购单的那个人。至少，她必须受到资本主义社会这个体制的较大尊重。销售系统的转型，如复合商店和百货商店逐渐侵蚀街角的小店和市场，而邮购也日益淘汰沿街叫卖的小贩，经由顺从、奉承、展示和广告，资本主义将这种尊重制度化。

然而，虽然比较贫穷或绝对贫穷的人，其绝大部分的花费都是购买必需品或为习惯所固定，但资产阶级的贵妇，却久已被当作有价值的顾客看待。此时，被视为家用必需品的范围已经扩大，但是妇女个人的奢侈品，如化妆用品和日新月异的时装，主要还是限于中产阶级。妇女的市场力量尚未对改变其身份发挥多少作用，尤其是对早已具有这种力量的中产阶级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广告业者和新闻记者认为最有效的技巧，甚至可能使妇女行为的传统框架更为稳固。不过在另一方面，妇女市场的确为妇女专业人员打开了相当数目的新工作职位，而许多这样的专业人员，对于女权主义也相当积极。

不论这个过程有多么错综复杂，起码就中产阶级而言，在1914年以前的几十年间，妇女的地位和希望无疑有惊人的改变。这个情形最明显的征兆，是女子中学教育不寻常的扩展。在法国，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男子公立中学的数目大致稳定在330-340所之间。但是女子公立中学，却由1880年的一所也没有，增加到1913年的138所。而在这些公立中学就读的女孩，其数目(大约3．3万人)又已达到中学男生的三分之一。英国在1902年以前尚未建立国立中学系统，1904-1905年到1913-1914年间，男子中学的数目由292所上升到397所，但是女子中学的数目却由99所上升到与男子中学类似的数目(349所)。(男女合校[几乎总是地位较低)增长得较缓慢，由184所增到281所。)在约克郡，到了1907—1908年，在中学就读的女生数目大致与在中学就读的男生相等。但是，更有趣的是：到了1913-1914年，16岁以上仍继续就读英国国立中学的女孩，其数目比同类的男孩多得多。

并非所有的国家对(中层和下层中产阶级)女孩的正式教育，都有类似的热忱。它在瑞典的进展比在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进展慢得多，在荷兰几乎没有任何进展，在比利时和瑞士进展很小。意大利只有7500个学生，几乎谈不上有这样的教育。相反，到了1910年，德国大约有250万的女孩子接受中等教育(比奥国多得多)。而颇令人惊奇的是，1900年的俄国也已达到这个数目。它在苏格兰的增长比在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增长慢得多。女子大学教育就没有这么不均匀，惟一的例外是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以及理所当然的美国。俄国的女大学生人数从1905年的2000人，增加到1911年的9300人；而美国1910年的大学女生总数是5．6万人，虽不到1890年的两倍，但已是其他国家大学系统无法望尘的数字。1914年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大学女生的人数在4500-5000人之间，奥地利是2700人。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国、美国和瑞士，1860年起女子便可上大学；但是在奥地利要到1897年，在德国要到1900-1908年(柏林)。除了医学以外，及至1908年，只有103名妇女由德国大学毕业。而在同一年，第一位妇女受聘为德国大学教授(在曼海姆[Mannheim]的商业学院)。到当时为止，各国在女子教育进步上的差异，尚未引起史学家的特别注意。

这些女孩(除了一小撮渗透进男性大学的以外)都无法接受和同年龄男孩同样的教育。但是，就拿中产阶级妇女接受正式中学教育的情形已为人所熟悉，而且在若干国家的某些圈子里已经是正常现象的这个事实来说，也堪称史无前例。

年轻妇女地位改变的第二项、也是比较难以计量的征兆，是她们在社会上取得较大的行动自由，不论是在自己个人的权利上，或是在她们与男人的关系上。对于“可敬”家庭的女孩子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传统上她们所受到的约束最大。在公共跳舞场合经常可见的非正式社交舞会(也就是不在家中或为特殊事件举办的舞会)；反映了习俗约束的放松。到了1914年，西方大城市和游憩胜地比较开放的年轻人，已经相当熟悉富有煽动情欲作用的韵律舞蹈。这些舞蹈暧昧而有富有异国情调(起源于如阿根廷的探戈舞、美洲黑人的切分法舞步)，不时可见于夜总会或(更惊人的)旅馆的下午茶时间或餐宴上。

这种行动自由不仅表现在社交上，也表现在实际的“行动”上。虽然妇女的时装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才戏剧性地解放，可是在那种于公共场合捆绑女体的织物和鲸须制甲胄消失以前，已经出现了宽松和飘拂的衣裙。19世纪肋年代思想上唯美主义的风气、新艺术，以及1914年前夕的时装风尚，都有助于这种衣裙的流行。与此同时，中产阶级妇女由资产阶级微明的室内逃避到露天来一事，也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也意指得以——至少在某些场合——从衣着和束腹所造成的行动局限中解脱，而束腹也在1910年后为更具伸缩性的胸罩所取代。易卜生在描述其女主角的解放时，以“一股新鲜空气进入她位于挪威的家”作为象征，并非偶然。运动使青年男女可以在家庭和亲属的范围以外相逢和结伴。妇女(虽然为数不多)成为新成立的旅游俱乐部和登山俱乐部的会员，而伟大的自由器械——脚踏车——解放女人的比例比解放男人来得高，因为女人更需要自由行动。它带给女人的自由，超过贵族女骑士所享有的自由。因为这些女骑士为了女性的羞怯，冒了相当大的受伤危险，仍然采用侧骑。通过日渐增加而且不大规矩的夏日游乐场度假(冬季运动除了两性混合溜冰外，尚在萌芽时期)，中产阶级的妇女还可再得到多少自由？(她们的丈夫通常留在城里的办公室中，只偶尔和她们一起前往这些游乐场。)(对于心理分析有兴趣的读者，可能已经在弗洛伊德的病历簿中，注意到假日对于病人好转所发生的作用。)总之，虽然有许多人反对，但男女在一起游泳时无可避免会暴露的身体尺度，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廉耻观无法容忍的。

我们很难说这种行动自由的增加，如何造成中产阶级妇女更大的性解放。未婚的性关系，确实还只限于这个阶级中故意解放的女孩；她们几乎可以确定也想要其他解放的表现，不论是政治性的或其他的。一位俄国妇女回忆道：在1905年以后，“对一个‘前进的’女孩来说，很难不费唇舌地拒绝进步的要求。外地的男孩子要求不很大，接吻便够了，但是由首都来的大学生……却很不容易拒绝。‘小姐，你是老古板吗？’谁愿意当老古板？”这种解放的年轻妇女到底有多少，我们不得而知，但几乎可以确定的是，她们在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人数最多，在地中海国家几乎没有(这个情形可以解释俄国流亡妇女，在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的前进和劳工运动中所发挥的作用)，而在西北欧(包括英国)和奥匈帝国的城市中或许相当多。私通几乎可以确定是中产阶级妇女最普遍的婚外性活动形式，它或许随着或许未随着她们的自信而增加。由闭塞生活中解放的乌托邦梦想式的私通(如19世纪《包法利夫人》[Madame Bovary)式的小说中所描写的)，同法国中产阶级夫妇所享有的婚外情自由(如见于19世纪法国的通俗戏剧)，是非常不同的。(附带一句，这些19世纪的小说和戏剧都是出自男人的手笔。)然而，19世纪的私通和19世纪的性一样，都无法予以量化。我们只能确定：这种行为在贵族和时髦的圈子里，以及在容易保持体面的大城市中(得到像旅馆这样考虑周到和不具人格的制度之助)最为普遍。(这些观察完全只限于中等和上等阶级。它们不适用于农夫和都市劳动阶级妇女的婚前和婚后性行为，当然，这些妇女所占的人数最多。)

然而，如果研究数量的历史学家有点为难，那么研究性质的历史学家却无法不惊讶于这个时期男性有关妇女的刺耳言论，在他们的言谈之间，妇女已逐渐被认定是淫荡的。许多这样的说法，都旨在以文学和科学的方式，重申男性在积极和知识成就上的优越，以及妇女在两性关系中的被动和补助性功能。这些内容是不是足以显示他们对妇女优越性的恐惧，似乎不是十分重要。哲学家尼采经常被人引用的对男人的训谕——去找女人时不要忘记带鞭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Thus Spake Zarathustra，1883年])——事实上并不比克劳斯对妇女的赞美更具性别歧视。像克劳斯一样，坚持不该赋予妇女的东西，便是那些能保障男人善用其天分的东西，或者像心理学家麦比乌斯(Miobius)所坚持的“与自然疏远的文化男人，需要自然的妇女与之搭配”的说法，可能被带有(如对麦比乌斯来说)所有为妇女而设立的较高教育机构均应予以毁弃，也可能(如对克劳斯来说)不具这个意思。不过，它们的基本态度是相似的。然而，当时有一种确切而新颖的坚定信念：妇女对于性欲具有强烈兴趣。对克劳斯而言，“妇女的淫荡是男人智力充电的地方”；19世纪末的维也纳，这个现代心理学了不起的实验室，提供了对妇女性欲最复杂世故也最无拘束的认可。克里姆里(Klimt)画笔下的维也纳妇女，遑论一般妇女，是带有强烈情欲的形象，而不只是男人性幻想的形象。而这些形象显然反映了奥匈帝国中等和上等阶级的某些“性”实况。

改变的第三个征兆，是公众对于妇女的注意力显著增加，妇女被视为具有特殊利益的团体和拥有特殊希望的个人。无疑，商业的嗅觉最先捕捉到特殊妇女市场的气味，例如，新创办的《大众日报》是为下层中产阶级的妇女开设的专属版面，以及为新近具有读写能力的妇女所出版的杂志。但是，甚至市场也体会到把女人视为有成就者而不仅是纯消费者，在宣传上会极具价值。，1908年盛大的英法国际博览会，便捕捉到这种时代风格。展出者的促销攻势，不仅和第一个专为奥林匹克设计的运动场配合，也和一个位于博览会中心地位的“妇女工作大厦”(Palace of Women's Work)配合。后者展示出死于20世纪最初10年以前的皇室、贵族和平民出身的杰出妇女遗物，如维多利亚女王年轻时的素描、《简爱》(Jane Eyre)一书的手稿、南丁格尔(Nightingale)的克里米亚马车等；也陈列了妇女的针线活、工艺、书籍插画、摄影等等。(然而，当时的一般情形是：妇女艺术家大多喜欢在“艺术大厦”[Fine Arts Palace)展出其作品。但妇女工业会议[Women's Industrial Council)却向《泰晤士报》投诉，说1000多名受雇于博览会的妇女，其工作环境令人难以忍受。)我们也不应忽视在竞争场合(运动再一次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脱颖而出变得卓然有成的妇女。温希尔登(Wimbledon)在男子网球单打开始举办的六年之后举办女子网球单打，又隔了六年之后，法国和美国的网球锦标赛也开始举办女子网球单打，在当时，这是我们今日无法想象的革命性创举。因为，甚至不过20年前，可尊敬、甚至已婚的妇女，若没有在家庭男人的陪同下在这种公共场合抛头露面，还是不可思议的事。

基于明显的原因，历史学家比较容易记录追求妇女解放的有意识运动，以及成功深入到此前是男性生活禁区的妇女。两者都包括能言善辩，以及因为稀少而有记录可稽的西方中等和上等少数妇女。这些记录之所以完善，是因为她们的努力，或者在某些情形下只是因为她们的存在，便曾引起无数的抗拒和辩论。这些少数妇女的高可见度，减低了人们对妇女社会地位发生了历史性改变的注意。历史学家对于这种历史性的改变，只能间接觉察。诚然，如果将注意力集中于其好斗的发言人，甚至妇女解放运动的有意识发展，也无法完全予以把握。因为这个运动的重要部分，以及英国、美国、(可能)斯堪的纳维亚和荷兰以外的大多数运动参与者，并不认同于特殊的女权主义。相反，她们比较认同于一般性解放运动(如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妇女解放部分。不过，我们还是必须简略看一看这些少数人。

如前所述，各种特殊的女权运动规模不大，在许多欧洲大陆国家，它们的组织只包括几百个或者最多一两千个人。它们的成员几乎完全来自中产阶级，而它们与资产阶级的认同，尤其是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认同，给了它们力量，也决定了它们的极限。在富裕和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以下，妇女的投票权、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外出工作和参加专门职业团体，以及争取和男性一样的法律地位和权利(尤其是财产权)，都不容易像其他问题那样引起共同为社会除恶的热忱。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中产阶级妇女之所以能有相当的自由去争取这些要求，至少在欧洲，是因为她们将家事的重担交给一群人数多得多的妇女——她们的仆人。

中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极限，不仅是社会和经济的，也是文化的。她们的运动所渴望的那种解放——也就是在法律上和政治上与男人享有同样的待遇，以及以个人(不论性别)的身份参加社会生活——是建立在一种与传统“女人的地位”非常不一样的生活模式想象上的。举一个极端的例子来说，想要藉着将其妻子由蛰居带进“客厅”，以表示他们西化的孟加拉男子，却在他们与妇女之间造成了始料未及的紧张气氛。因为这些女人不明白，在她们失去无疑是属于她们的那部分家庭——虽然是附属性，但却可以完全自主——之后，她们能得到什么。定义明确的“妇女范围”——不论是妇女个人在家庭的关系上，或集体作为社会的一部分成员上——或许会让前进分子认为那只是压抑妇女的一个借口，而且，显然也是如此；然而，随着传统社会结构的削弱，却更是如此。

可是，在这种限制范围之内，它已赋予妇女个人和集体力量，而这些力量不完全是可以忽视的。比方说，她们是“语言、文化和社会价值观念”的承传者、“舆论”的基本制造者、某些公共行动(如保卫“道德经济”)世所公认的发起者，而同样重要的是，她们不但是学会操纵她们男人的人，也是在某些主题和形势上，男人应当顺从的人。男人对女人的统治，不论在理论上有多么绝对，在集体的实行上并非没有限制。这个情形和专制君主的神权统治并非无限制的专制政治一样。这个说法并不是要替那种统治辩护，但是它可以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下已学会操纵这个制度的妇女，会对自由主义中产阶级的要求冷淡以对，这些要求看起来并无法提供这种实际的有利条件。毕竟，在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社会，绝不愚蠢、往往也不被动消极的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法国妇女，也没有群起支持妇女投票权的奋斗。

由于时代在改变，加上妇女的附属性又是普遍、公开而且令男子骄傲的事实，因此妇女解放运动还是有充分的活动空间。矛盾的是，这些运动之所以在本时期有可能得到妇女大众的支持，并非因为它们是什么特殊的女权运动，而是因为它们是人类普遍解放运动中的妇女那个部分。因而，遂成了新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诉求之一。它们特别致力于妇女的解放：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有关社会主义最受欢迎的说明，是倍倍尔的《妇女和社会主义》(Woman and Socialism)。事实上，社会主义运动为演艺人员和极少数甚受人喜爱的精英女士以外的妇女，提供了最优惠的公共环境，去发展她们的个性和才能。但是它们的目标尚不止此，它们还允诺社会的整体转型，而如同每个重视实际的妇女都很懂得的，这表示必须改变男女两性的古老模式。(这并不是说这种转型将如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运动所预料的，将只借以社会革命的形式。)

就这一点而言，欧洲大多数妇女真正的政治选择，不在于选择女权主义或男女混合的政治运动，而在于选择教会(尤其是天主教会)或社会主义。各教会针对19世纪的进步采取有力的后卫行动(比较《资本的年代》第六章第一节)，维护在传统社会秩序中妇女所拥有的权利。它们的热忱日趋强烈，因为它们的信徒以及在许多方面它们的实际成员，都正在戏剧性地女性化。到了19世纪末，几乎可以确定的是：自中世纪以来，当时的女性宗教专业人员比任何时期都多。19世纪中叶以后，最著名的天主教圣人都是女性一事，显然不是偶然的：圣女尔纳黛特(St．Bernadette of Lourdes)和圣女特丽莎(St．Teresa of Lisieux)(两人均在20世纪早期被封为圣徒)；而教会又明显鼓励崇拜贞女圣母玛丽亚。在天主教国家，教会为妻子提供对付丈夫最强有力而且为其所憎恨的武器。因而，如在法国和意大利，许多反教权主义都带有明显的反女性色彩。而另一方面，各教会拥护其妇女的代价，是要它们的虔诚支持者接受其传统的服从和附属地位，并且责难社会主义者所提出的妇女解放运动。

在统计数字上，选择通过虔敬的行为去维护其性别的妇女，远远超过选择解放的妇女。诚然，虽然从一开始起，社会主义的运动便吸引了异常能干的妇女先锋(如可以预期的，主要是从中等和上等阶级)，但是，1905年以前，在劳工和社会主义政党中却看不出具有重要地位的妇女。19世纪90年代，向来势力都不很大的法国工人党，只有不到50名妇女党员，约占2％—3％。当她们大批被征召时(如1905年后的德国)，其中大多是社会主义男子的妻女或母亲。在1914年前，虽然德国的百分比已经相当大，但却还比不上(例如说)20世纪20年代中期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几乎占30％的妇女党员，或20世纪30年代英国工党几乎占40％的妇女党员。工会中的妇女会员百分比始终不大——19世纪90年代，除了英国以外，几乎都可略去不计；20世纪最初10年通常不超过10％。然而，由于妇女当时在大多数国家中并没有投票权，我们没有有关她们政治取向的最方便指标，因此进一步的推测是没有什么意思的。(1913年妇女在有组织工会中所占的百分比如下：英国10．5，德国9，比利时(1923)8．4，瑞典5，瑞士11，芬兰12．3。)

因此，绝大多数的妇女都是置身于任何形式的解放运动之外。再者，即使是那些其生活、事业和意见都显示她们极端关怀打破传统“女性范畴”的妇女，她们对于正统女权主义的奋斗，也表现出极少的热忱。妇女解放运动早期曾经造就了一群了不得的杰出妇女，但是她们之中有些最卓越的代表(如罗莎·卢森堡和贝阿特丽斯·韦布)，并不认为应该把她们的才能局限于任何一性的奋斗目标上。诚然，到这个时候，取得公众的承认比较容易一点了：1891年起，英国的参考书《当代男士》(Men of the Time)将其书名改为《当代男士和女士》(Men and Women of the Time)；而那些以妇女或妇女特别感兴趣的事物(如儿童福利)为目的的公共活动，如今也为自身赢得一些名声。不过，妇女在男人世界的前进道路仍然崎岖，成功需要极大的努力和天分，而成功的人为数不多。

她们之中，绝大多数都是从事通常以为与传统妇女气质一致的活动，如表演和(中产阶级妇女，尤其是已婚者的)写作。1895年所记载的英国“当代妇女”，绝大多数都是作家(48人)和舞台人物(42人)。法国的柯莱特(Collette，1873—1954年)便兼有两种身份。在1914年前，已经有一位妇女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的拉格勒夫[SelmaLagerlef]，1909年]。专业性事业之门也为妇女敞开，例如，在教育界和新兴的新闻业，前者是随着女子中学和高等教育的大幅增长而开始；后者则是始于英国。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中，政治活动和激进公共活动成为另一种有前途的选择。1895年的英国杰出妇女中，最大的一个百分比(三分之一)是列为“改革家、慈善家”等。事实上，如来自专制政体下的俄国而在各个不同国家从事活动的若干妇女(罗莎·卢森堡、札苏里希[Vera Zasulich)、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库里斯齐奥夫[Anna Kuliscioff)、巴拉班奥夫[Angelica Balabanoff)、戈德曼[Emma Goldman))，以及其他国家的少数几位妇女(英国的贝阿特丽斯·韦布，荷兰的罗兰—豪斯特[Henrietta Roland-Holst))所说明的，社会主义和革命性政治活动，为她们提供了别处赶不上的机会。

在这方面，它与保守的政治活动不一样。保守政治活动在英国(不过很少在别的地方)得到许多贵族女权主义者的效命，但它却不曾提供上述机会。(女权主义的《英国妇女年鉴》[Englishwoman' Year-Book，1905年]，共包括了158位有爵位的贵妇，其中有30位公爵夫人或女公爵、侯爵夫人或女侯爵、子爵夫人或女子爵以及伯爵夫人或女伯爵。该书涵括了英国所有公爵夫人或女公爵的四分之一。)而它也与自由党的政治活动不一样，在这段期间，从事自由党政治活动的政客，基本上都是男人。不过，诺贝尔和平奖颁赠给一位妇女(苏特内尔(Bertha von Suttner)，1905年)，象征了妇女如今在公共领域中成名的可能性提高了些。虽然妇女在医学上建立了小规模但迅速拓展的滩头阵地。(1881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20位女医师，1901年有212位，1911年有447位。)可是，妇女最艰巨的工作，却在于抵抗有组织的专业男人的制度化或非正式的强烈抗拒。这一点或可帮助我们衡量居里(专制俄国的另一产物)的不平凡成就，她在这段时期曾两度获得诺贝尔科学奖(1903年、1911年)。虽然这些大师不足以说明妇女在男人所主宰世界的参与情形，但由于牵涉的人数很少，这样的参与可能是相当可观的。我们可联想到一小群解放妇女在1888年后的劳工运动复兴中所发挥的作用：她们包括安妮·贝森特(Annie Besant)和艾琳娜·马克思(Eleanor Marx)；我们也可联想到对于幼小的独立劳工党很有贡献的巡回宣传家：艾妮·斯泰西(Enid Stacy)、凯塞琳·康威(Katherine Conway)和卡洛琳·马丁(Caroline Martyn)。不过，虽然所有这些妇女几乎都支持女权，而且(尤其是在英国和美国)她们绝大多数也强烈支持政治上的女权主义运动，可是，她们对它的注意却很有限。

那些集中注意它的人，通常致力于政治运动，因为，她们所要求的权利和投票权一样，需要政治和法律上的改变。她们几乎不能寄望于保守政党和宗教政党，她们与自由主义和激进政党的关系(中产阶级女权主义的思想方式与自由主义和激进政党相近)，有时也是困难的，这种情形尤以英国为然。1906-1914年间，阻挡英国强力主张妇女参政运动的正是自由党政府。偶尔(如在捷克和芬兰人中间)，她们也会与主张国家解放的反对运动结合。在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中，妇女被鼓励集中注意力于她们那个性别的事物，而许多社会主义的提高女权论者果真如此。其原因不仅在于劳动妇女的被压榨情形明显需要采取行动予以纠正，也因为她们发现：虽然她们的运动在意识形态上致力于追求平等，可是在这个运动中却需要特别为妇女的权利和利害奋斗。因为，一个自由或革命好战者的小规模先锋，其与大规模劳工运动之间的差异，是在于后者所包括的不仅主要是男人(也许是因为大半赚取工资和甚至更多的有组织工人阶级都是男性)，而且这些男人对妇女的态度也是传统的；他们基于工会会员的利益，又倾向将待遇低廉的竞争者排除到男人的工作范围之外，而妇女正是廉价劳动力的典型。然而，在各种劳工运动之内，这些问题却因妇女组织和委员会的增加而减色，并在某种程度上削弱，尤以1905年后为然。

在提高女权运动的各种政治问题中，议会选举投票权是最为突出的。1914年前，虽然女子在美国几个州以及某种程度上的地方政府议会选举中拥有投票权，但是除了澳洲、芬兰和挪威，全国性的妇女投票权尚不存在。除了美国和英国，妇女投票权并不是一个动员妇女运动，或在全国性政治中扮演主要角色的议题；不过在美国和英国，它已在上等和中等阶级的妇女中得到大力支持，在政治领袖和社会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中也得到不少协助。这项运动在1906-1914年间，因妇女社会和政治同盟(Women's Social and Political Union，也就是“妇女参政权论者”)的直接行动战术而变得戏剧化。然而，我们不能因为主张妇女参政的运动，而忽视为了其他奋斗目标而形成的妇女压力团体的广大政治组织，这些目标包括与其性别有关的——如反对“白奴贸易”，也包括和平和禁酒运动。如果她们的第一项努力不幸而未获成功，她们对于第二项努力的获胜(亦即美国宪法第十八条修正案——禁酒令)，却是贡献良多。不过，在美国、英国、低地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以外的地区，妇女的独立政治活动(除了作为劳工运动的一部分以外)仍旧是不重要的。

当时，还有另外一股女权主义混入关于妇女的政治性和非政治性辩论之中，此即性解放。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许多公开传播类似节育这种受到正派人士支持主张的妇女，却遭到无情迫害，由此可知一斑。1877年，贝森特夫人的子女抚养权因此被剥夺；玛格丽特·桑格(Margaret Sanger)和玛丽·史托普斯(Marie Stopes)的子女抚养权稍后也被剥夺。但是，最棘手的是，它不太容易进入任何运动的组织。只要在必要时能够保持体面，普鲁斯特(Proust)伟大小说中的巴黎上等阶级社会，或像娜塔莉·巴涅(Natalie Barney)这类独立而且往往准备充足的女同性恋，会很轻易地接受性自由，不论它是正统还是异端。但是，像从普鲁斯特的小说中可以看出的，他不将性解放和社会或私人的幸福，乃至社会的转型混为一谈；而且，它也不欢迎这样的转型。相反，社会革命分子的确致力于妇女性选择的自由(恩格斯和倍倍尔所赞美的傅立叶[Fourier])性乌托邦，尚未完全被遗忘)，而这样的运动吸引了反传统者、乌托邦主义者、狂放不羁者，以及各种各样的反文化宣传者，包括那些宣称与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共寝的人。像卡彭特(Edward Carpenter)和王尔德(Oscar Wilde)这样的同性恋，像埃利斯(Havelock Ellis)这样拥护性宽容的人，以及像贝森特和施赖纳(Olive Schreiner)这类各具品味的解放妇女，均被吸引到19世纪80年代英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小圈子里。没有结婚证书的自由结合不仅被接受，在反教权运动特别强烈的地方，它简直是必需。可是，从列宁日后与太过注意性问题的女性同志发生小冲突一事，可看出关于“自由恋爱”应该指什么，而它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又占了什么样的地位，大家的意见仍颇不一致。心理学家葛罗兹(Otto Grosz，1877—1920)是一名罪犯、吸毒者和弗洛伊德早期的学生。他的成功，是通过海德堡(Heidelberg)的知识和艺术环境(至少是通过他的情人李奇霍芬[Richthofen)姊妹——韦伯、劳伦斯[D．H．Lawrence)等人的情人或妻子)，通过慕尼黑、阿斯科那(Ascona)、柏林和布拉格。像他这样提倡无限制解放本能的人，是对马克思没有什么好感的尼采派哲学家。虽然他受到一些1914年前狂放不羁的无政府主义者的赞颂(但也被其他人反对，说他是道德之敌)，而且赞成任何会毁灭现存秩序的事物，但他却是一个几乎无法放进任何政治组织的自负者。简言之，就作为一项方案而言，性解放所引起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要多。在反传统先锋的圈子外，它的计划吸引不了太多人。

它所引起的一个大问题，是在一个拥有平等权利、机会和待遇的社会中，妇女的未来确切性质为何。在此，要紧的是家庭的未来，因为它的关键在于为人母的女性。妇女由家务的负担中解放比较容易想象，中等和上等阶级(尤其是在英国)，大致借着佣人和借着将其男性子孙及早送进寄宿学校的办法，摆脱家事的负担。在一个佣人不容易请到的国家，美国的妇女向来鼓吹节约劳力的家庭技术转型，如今也开始实现愿望。在1912年的《妇女家庭杂志》(Ladies Home Journal)中，克莉丝汀·弗里德里克(Chriaine Frederick)甚至将“科学管理”引进家庭(参看第二章)。1880年以后，煤气炊具开始普遍化，不过速度不很快。自战前的最后几年起，电气炊具也开始普遍化，而且比较快速。“真空吸尘器”一词在1903年出现，而1909年以后，电熨斗已出现在持怀疑态度的公众面前。但是它们的胜利还有待二次大战的间歇期的到来。衣服的烫洗也开始机械化(尚未在家庭中出现)，1880-1910年间，美国洗衣机生产的数量，增加了五倍。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对于工艺技术的理想国抱有同样的热忱。他们赞成比较集体的安排，也集中注意力于婴儿学校、托儿所和食堂的供应(如早期的学校餐厅)，以便妇女可以将为人母的责任与工作和其他活动结合在一起。

妇女解放运动难道不会指向以某种其他的人类组合方式，取代现有的核心家庭吗？在这个民族学空前发达的时代，人们已知道核心家庭绝不是历史上惟一的家庭形式。芬兰人类学家韦斯特马克(Westermarek)的《人类婚姻史》(Historv of Human Marriage，1891年)到1921年时已销售了五版，并被译为法、德、瑞典、意大利、西班牙和日文；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Origin of the Family，Private Property andthe State)已作出必要的革命性结论。可是，虽然乌托邦和左翼革命分子已开始实验新的公社形式(其最持久的产物将是位于巴勒斯坦的犹太移民屯垦制度)，但我们却可有把握地说：绝大多数的社会主义领袖和甚至更绝大多数的支持者，更别提没有那么“进步”的个人，他们对未来的展望，是转了型的、基本上仍旧是核心的家庭。但是，对于以婚姻、家庭管理和做母亲为其主要事业的妇女，大家的看法却不一致。正如肖伯纳向一位已解放的女性记者所说的，妇女的解放主要是关于她自己。虽然有些社会主义的温和派为家庭和炉灶辩护(如德国的“修正主义者”)，但左翼的理论家一般都认为妇女的解放将因其出外就业或对外界的兴趣而达成，因而他们极力地鼓励之。可是，合并解放和为母之道的问题，却没那么容易解决。

这个时期中，大量(或许大多数)已解放的中产阶级妇女，如果她们选择在男人的世界闯出一番事业，则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将是不生育、拒绝结婚和往往(如在英国)真的守贞。这种现象不仅反映对男性的敌意，有时也伪装女性对另一性别的优越感，如在盎格鲁一撒克逊投票权运动的边缘所看到的那样。它也不只是当时人口结构的副产品，那个时候，有的国家女性多于男性(1911年在英国，女人较男人多133万多人)，使许多女人不可能结婚。结婚仍是许多非体力劳动的职业女子所企望的事情。她们在结婚的那天放弃教书或办公室职位，即使并不需要这样。这种情形反映了将两种要求很高的职业结合在一起的真正困难。在那个时候，只有异常的物力和协助才能使一个女人同时兼任这两项工作。在缺乏这样的物力和协助的情形下，像艾玛莉·瑞巴塞德(Amalie RybaSeidl，1876—1952)这样的工作人员和女权主义者，不得不放弃在奥地利社会主义政党中毕生的尚武政策达五年之久(1895-1900年)，以便为她的丈夫生三个孩子。而照我们的标准来说更不可原谅的是，杰出但为人所忽略的历史学家柏莎·尼瓦(Bertha Philpotts Newall，1877—1932)，认为她必须辞去剑桥大学戈尔顿学院(Girton College)的教职，因为她的父亲需要她而她也非去不可，这已是迟至1925年的事了；但是，自我牺牲的代价很高。选择事业的妇女——如罗莎·卢森堡——知道她们必须付出这个代价，而且正在付出这个代价。

那么，在1914年以前的50年间，妇女的情况有了多大的变化？这不是一个如何去衡量改变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去判断改变的问题。这些改变，就任何标准来说，对为数甚多的妇女(或许对都市化和工业化西方绝大多数的妇女)而言，都是很可观的；而对于少数的中产阶级妇女，更是戏剧性的。(但是，值得重新说明的是：这些妇女全部加起来，也只构成全人类女性的一个小百分比。)根据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eraft，她要求男女平等权)简单而初步的标准，在妇女进入此前认为是男性专利的职业和专业上，当时已有极大的突破。在此以前，男性往往不顾常识，甚至不顾资产阶级的习俗，独占这些职业和专业。例如男性的妇科医生主张：由妇女去医疗妇女的特殊疾病是尤其不适合的。到1914年时，虽然很少妇女能跨过这道鸿沟，但是在原则上，这条路已经打通了。虽然外表上与此相反，妇女却在为平等公民权的奋斗上(以投票权为象征)行将获得重大胜利。不论在1914年前遭到如何激烈的反驳，不到10年后，在奥地利、捷克、丹麦、德国、爱尔兰、荷兰、挪威、波兰、俄国、瑞典、英国和美国，妇女在全国性选举中都已初次获得选举权。(事实上，在欧洲只有拉丁语系国家[包括法国)、匈牙利、东南欧和东欧比较落后的地区，以及瑞士，妇女尚未享有投票权。)显然，这个了不起的改变，是1914年前奋斗的极至。至于在民法之前的平等权利，虽然有些比较重大的不平等已经废除，但得失却没有这么明显。在工作待遇的平等上，这时并没有重大进展，除了可以不计的例外情形，妇女与男子做同样的工作，其可希望的待遇却低得多。她们可望得到的工作，由于被视为“妇女的工作”，待遇因此也很低。

我们可以说，在拿破仑以后的一个世纪，法国大革命所高唱的“人权”，现在也延伸到妇女身上。妇女行将和男子一样获得相等的公民权，而且，不论怎么吝啬和狭窄，事业之门现在也向她们的才能开放，就像对男子一样。如今回顾，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些进步的有限，就好像看出最初“人权”的有限一样。它们是受到女人欢迎的，但并不足够，尤其是对于极大多数因贫困和婚姻使她们不得不依靠男子维生的妇女而言，是不够的。

但是，即使是对那些认为解放乃势在必然的妇女——地位稳固的中产阶级妇女(虽然也许不包括新旧小资产阶级或下层中产阶级的妇女)，以及婚前适于工作年龄的年轻妇女——来说，它也产生了一大问题。如果解放是指从私人和往往独立存在的家庭、家人以及个人关系的范围中解脱出来，也就是由她们长久以来禁锢其间的场所中逃出，她们能不能，又如何能保持她们特有的妇女气质——那些不只是在一个为男子所设计的世界中，男人强加给她们的角色？换一句话说，妇女如何能以妇女的身份，在一个为不同构造的性别而设计的公共活动范围内与他们竞争？

由于每一代关怀妇女社会地位的人所面对的情况都不同，这个问题或许根本没有永恒的答案。每一个答案或每一组答案，可能都只能满足回答者所面对的历史。那些投身解放运动的第一代西方城市妇女，她们的答案是什么？我们对于在政治上活跃、文化上能言善辩的杰出开拓先锋，所知甚多，但对于不活跃和不能言善辩的先锋却所知甚少。我们只知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风靡西方解放妇女的风尚，亦即采自1914年以前“前进分子”(尤其是大城市的艺术放任主义者)所预见的风格，是结合了两个非常不同的因素。其一是化妆品的普遍使用，化妆在以往虽然是以取悦男子为业的妇女(妓女和其他若干演艺人员)的特色，可是战后的“爵士乐一代”已公开地普遍使用化妆晶。她们现在开始展示身体上的若干部分，由双腿开始(19世纪的女性必须将双腿遮起来，不让好色的男人看见)。其二是战后的流行款式，却是要尽量减少使妇女看上去与男子不同的第二性征——剪短传统的长发，将胸部弄成体质上尽可能的平坦。和短裙一样，束腹的抛弃和胸罩的行动自如，都是自由和呼唤自由的象征。这些是老一辈的父亲、丈夫或其他掌握传统家长权威的人所不可能容忍的。它们还暗示了其他什么吗？或许，在职业妇女先锋香奈儿(Coco Chanel，1883—1971)所发明的“小黑洋装”的流行风潮中，它们也反映了妇女在工作和公开场合中的非正式装扮，也必须展现出优雅的一面。但是这一点我们只能臆测。可是，我们很难否认：解放后的流行迹象，指出相反而不一定相容的方向。

正如战间期的许多其他事物一样，1918年的妇女解放流行风潮，最初都是由战前的前卫款式中拓展出来的。更精确地说，它们在大城市的波希米亚区域中流行，像是在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蒙马特区(Montmartre)和蒙帕纳斯区(Montpamasse)、切尔西(Chelsea)、施瓦宾(Schwabing)等。因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想，包括其意识形态上的危机和矛盾，往往可在其艺术中找到特殊、虽然令人迷惑和难解的表现。

谢选骏指出：新女性就是蓝领的劳动妇女或白领的职业妇女或是花领的特种妇女——她们可以独立于家庭，但脱离不了男性社会的霸凌。这一点到21世纪为止都未根本改变，所以才会兴起了MeToo运动。但却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中囶，受到了扼杀。

【第九章文艺转型】

他们[法国的左翼政客]对于艺术非常无知……但是他们都假装多少懂一点，好像他们真正爱好艺术……他们之中的一个佯作剧作家，另一个乱拉小提琴，还有一个假扮着迷的瓦格纳崇拜者。他们都搜集印象派的绘画，阅读颓废派的文学作品，而且以对喜好某种极端贵族式的艺术为傲。——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915年

是在具有经过教养的聪慧、敏感的神经和不良的消化这样的人中间，我们找到了悲观主义的信仰……因此，悲观主义的信条不大可能对坚强而实际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民族发生影响力。我们只能在某些非常有限的所谓唯美主义的诗歌和绘画中，在它们赞美病态和自觉理想的倾向中，找到悲观主义的蛛丝马迹。——莱恩(S．Laing)，1885年

过去必然比不上未来。这是我们所希望的。我们怎么能承认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有任何优点？……

这便是我们何以要否认逝去的好几个世纪令人魂牵梦萦的光辉，也是我们何以要与高奏凯歌的机械技巧合作，这种技巧，将世界牢牢地掌握在它的速度之网中。

——未来派作家马里内蒂，1913

也许没有什么能比19世纪70年代到1914年之间的文艺史，更足以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时期中所度过的身份危机。在这个时代，创作性文艺和其欣赏大众都失去了方向。前者对这个形势的反应，是朝向创新和实验发展，逐渐和乌托邦主义或似是而非的理论衔接。后者，除非是为了流行和艺术品的势利价值，否则便会喃喃自卫道：“他们不懂艺术，但是他们知道他们喜欢什么。”或者，他们会退缩到“古典”作品领域，这些作品的优异，已为累世的舆论所保证。但是，所谓这种舆论的概念，其本身也正受到批评指责。由16世纪起一直到19世纪末，大约有100件古代雕刻品具体表现了大家一致同意的塑造艺术的最高成就。它们的名称和复制品，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西方人所熟悉的：《拉奥孔》(Laocoon)、《望楼的阿波罗》(apollo Belvedere)、《垂死的格斗者》(Dying Gladiator)、《除刺的男孩》(Boy Removing a Thom)、《哭泣的尼奥比》(Weeping Niobe)，以及其他。或许除了《米罗的维纳斯》(Venusde Milo)以外，几乎所有这些雕像均在1900年后的两代之间被遗忘。《米罗的维纳斯》于19世纪早期被发现之后，便为巴黎卢浮博物馆保守的主管人员单挑出来，一直到今天还深受大众赞赏。

再者，到了19世纪末叶，传统高尚文化的领域又受到甚至更为可怕的敌人的侵袭。这个敌人是以一般人为诉求(部分文学例外)，并经过工艺和大众市场携手革命过的艺术。在这方面最不寻常的革新是电影。电影和爵士乐以及其各种不同的衍生音乐，当时虽然尚未奏捷，但是1914年时，电影已在许多地方出现，并且行将征服全球。

当然，夸大这一时期资产阶级文化中大众性和创造性艺术家的分歧，是不明智的。在许多方面，他们的意见仍然相同，而那些以革新者自命并因此遭到拒绝的作品，不但被吸收到有教养人士视为“好”又“普及”的艺术主体中，而且以淡化和选择性的形式，融入广大群众的艺术中。20世纪后期深受大众喜爱的音乐会曲目，不仅有18和19世纪的“古典作品”，也有这一时期作曲家的作品。“古典作品”仍是主要的演奏曲目，如马勒(Maihler)、里夏德·施特劳斯(Richard Strauss)、德彪西(Debussy)，以及许多在本国知名的作曲家(埃尔加、沃恩·威廉斯[Vaughan Williams)、雷格尔[Reger)、西贝柳斯[Sibehus])。国际性的歌剧曲目正不断扩大(普契尼[Puccini)、里夏德·施特劳斯、马斯卡尼[Mascagni)、雷昂卡伐洛[keoncavallo)、亚纳切克[Janacek)，当然还包括瓦格纳——瓦氏在1914年前的20年便已成名)。事实上，大歌剧曾盛极一时，甚至还为了迎合时髦的观众，而以芭蕾舞的形式吸取了前卫艺术(avant garde art)。在这一个时期享有大名者，到今天仍是传奇人物，如卡鲁素(Caruso)、谢里亚宾(Chaliapin)、梅尔巴(Melba)、尼金斯基(Nijinsky)。“轻古典作品”、轻松活泼的小歌剧，以及基本上以方言演唱的歌曲和小品，也盛极一时，如奥匈帝国的轻歌剧(雷哈尔[Lehar，1870—1948])和“音乐喜剧”(musical comedy)。从旅馆大厅和茶室管弦乐队、音乐台，以及甚至今日在电梯等公共场合播放的音乐曲目，均可证明它的吸引力。

这一时期“严肃的”散文文学，今日看来，已经拥有并且能保持住它的地位，不过在当时，它却不一定广受欢迎。如果哈代(Thomas Hardy)、托马斯·曼或普鲁斯特的名望今日已实至名归地上升(他们绝大部分的作品是发表在1914年以后，不过哈代的小说却大半是在1871—1897年间问世)，那么本涅特(Arnold Bennea)和威尔斯、罗曼·罗兰和马丁·杜伽尔(Roger Martindu Gard)、德莱塞(Theodore Dreiser)和拉格勒夫的运气，就比较多变化。易卜生和肖伯纳、契诃夫和(在其本国的)豪普特曼(Hauptmann)，均已熬过了最初的丑闻期，而成为古典剧坛的一部分。就这一点而言，19世纪晚期视觉艺术的革命分子——印象派和后期印象派画家——到20世纪已被接受为“大师”，而不是其仰慕者的现代性指标。

真正的分界线贯穿过这个时期。这指的是战前最后几年的实验性前卫艺术，除了在“前进的”一小群人士(知识分子、艺术家和批评家，以及具有流行感的人)之外，它始终未曾在广大的群众之间得到真正自发的欢迎。他们可以自我安慰地说未来是属于他们的，但是，就勋伯格(Schonberg)来说，未来却没有出现——没有像瓦格纳那样有前途。(不过，我们却可以说斯特拉文斯基[Stravinsky)日后已享有名声。)凡·高的未来出现了，立体派(Cubist)艺术家却没有。陈述这一事实并不是要评判艺术作品，更不是要低估其创造者的才能，有许多画家的才华确实非常超群。毕加索(Pablo Picasso，1881-1973)是一个拥有异常禀赋和非常多产的画家。可是，我们很难否认，今人是把他当一个特殊人物来赞美的，而不是因为景仰他的深远影响，或因为对他作品的单纯欣赏(除了几幅画，主要是他前立体派时期的作品)。他很可能是文艺复兴以来第一个具有全方位才能的艺术家。

可是如前所述，以他们的成就来通盘考虑这个时期的艺术，就像史学家对19世纪早期艺术所采用的方法，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我们必须强调：艺术在这段时期是异常兴盛的。单是可以花较多时间在文化上的都市中产阶级人口和财富增加的事实，以及下层中产阶级和部分工人阶级，这些具有读写能力和对文化如饥似渴之人的数量大增，均足以保障这一发展。1870—1896年间，德国的剧院数目增加了三倍，由200家增加到600家。在这段时期，英国的漫步音乐会(Promenade Concerts，1895年)开始举办；新成立的美第奇学会(MediciSociety，1908年)为渴望文化的人大量生产伟大画家的廉价复制品；埃利斯(以研究性学知名)校订了伊莉莎白女王和詹姆士一世时代剧作家的廉价的美人鱼丛书(Mermaid Series)；而像世界名著(World's Classics)和人人文库(Everyman Library)这样的丛书，又将国际文化带给没有什么钱的读者。在顶极富豪当中，古代画家的作品和其他昂贵的艺术品，其价格在美国百万富豪的竞购下，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点。为这些富豪出主意的是商人和与他们共事的专家，如贝伦森(Bernard Berenson)，这两种人都从艺术品的交易中获取暴利。某些与文化圈关系较深的富人(偶尔也包括巨富)和经费充足的博物馆(主要是在德国)，不仅购买了旧日最好的艺术作品，也收藏新近最佳的艺术创作，包括极端前卫派的作品。前卫艺术之所以能在经济上挺下来，主要是由于一小撮这类收藏家的资助，如俄国商人莫洛佐夫和希楚金(Shchukin)。文化修养较低之士，则请萨金特(John Singer Sargent)或波迪尼(Boldini)为他们自己，或者更常为他们的妻子画像，并请时髦的建筑师为他们设计住宅。

因此，如今那些更富有、更具文化修养也更民主化的艺术欣赏者，无疑也更富热忱和接纳性。毕竟，长久以来作为富有中产阶级地位指标的文化活动，在这段时期取得其具体象征，得以表现更多人的渴望或少许的物质成就。这样的象征之一是钢琴。由于可分期付款，许多人在财务上都负担得起。它现在进入急于表现其时髦的书记、工资较高的工人(至少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以及生活舒适的农夫的客厅中。再者，文化不仅代表个人的也代表集体的热望，这种情形，尤以在新兴的大规模劳工运动中为然。在一个民主的时代中，艺术也成为政治的手段和成就，这种现象使建筑家和雕刻家得到许多物质报偿。建筑家为国家的自我庆贺和帝国的宣传建造巨大历史纪念物，将大量砖造物或石造物竖立在新兴的德意志帝国和爱德华七世时代的英国和印度。而雕刻家更以各式各样的历史人物雕像，大至德国、美国的巨型人像，小至法国乡村的半身塑像，来供应这个被称为“雕像狂”的黄金时代。

艺术不能以纯粹的数量来衡量，而其成就也不仅是开支和市场要求的函数。可是，不能否认的是，在这段时期中，有更多人想当创作艺术家谋生，或者这样的人在劳动力市场中占了较以前更高的比例。有人指出，艺术之所以纷纷从官方公开展览的官方艺术组织脱离(如“新英国艺术俱乐部”[New English Arts Club)，维也纳和柏林名称坦率的“分离组织”[Secessions)等，以及19世纪70年代早期法国印象派画展的后继者。)，主要是由于这个行业和其官方机构已过于拥挤，而这两者又多半是掌握在年纪较大或已成名的艺术家手中。我们甚至可以说：因为每日和定期出版物(包括绘图出版物)的惊人增长，广告业的出现，再加上由艺术家——手工匠和其他拥有专业地位者设计的日用必需品的广受欢迎，当个职业创作家现在比以前更容易维持生活。广告业至少开创了一种新的视觉艺术形式，并于19世纪90年代陶醉在其小规模的黄金盛世：海报的时代。无疑，专业创作者的剧增，自然产生了许多商业化作品，或是其文学和音乐从业者所愤恨的作品。他们在写作轻歌剧或流行歌曲的时候，心中梦想的是交响乐；或者，像吉辛(George Gissing)那样，在艰苦地撰写书评、“论说文”或文艺专栏时，脑中所想的却是伟大的小说和诗。但是这样的工作有报酬可拿，而且报酬还不错。心怀热望的女记者(或许是新妇女专业人员中最大的一群)，光是供稿给澳大利亚的报纸，便可保证每年150镑的收入。

再者，无可否认，这个时期艺术创作本身也相当发达，而其涵盖的西方文明范围，也较以前任何时期广。音乐在这以前已拥有一张国际性的曲目单，尤其是源自奥地利和德国的曲目。可是，就算我们不把音乐算在内，本时期的艺术创作也出现前所未有的国际化。我们在前面谈到帝国主义的时代，已经提到异国影响(19世纪60年代以后来自日本，20世纪最初10年来自非洲。)对西方文学的促进作用(参看第三章)。在通俗文学上，由西班牙、俄国、阿根廷、巴西以及尤其是北美传来的影响，广泛传播整个西方世界。但是，即使是公认的精英文化，也因为个人可以在较宽广的文化地带移动自如而显著地国际化。我们并不认为被某些国家文化威望所吸引的外国人，是真正的“归化”。这种威望曾使希腊人莫里亚斯(Moreas)、美国人梅里尔(Smart Merrill)、维雷-格里芬(FrancisViele-Griffin)和英国人王尔德，用法文写作象征主义作品；也帮助波兰人康拉德和美国人詹姆斯、庞德(Ezra Pound)在英国树立声誉；并确保培养画家的巴黎派(Ecolo de Paris)，出现本国人少而外国人多的现象，其中著名的代表人物包括：西班牙人毕加索、格里斯(Gris)，意大利人莫迪里阿尼(Modigliani)，俄国人夏加尔(Chagall)、利普西茨(Lipchitz)、苏蒂恩(Soutine)，罗马尼亚人布朗库希(Brancusi)，保加利亚人巴斯辛(Pascin)和荷兰人唐根(Van Dongen)。在某种意义上，这只是知识分子向宇宙进散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时期中，他们以移民、访客、定居者和政治难民的身份，或是通过大学和实验室，散布于全球各城，孕育国际性的政治和文化。(由俄国来的这类亡命异国者，他们在其他国家政治上的作用，是大家所熟悉的，如：罗莎·卢森堡、巴渥斯和拉狄克[Radek]在德国，库里斯齐奥夫和巴拉班奥夫在意大利，拉柏波特[Rappoport]在法国，多布若吉努-基瑞亚[Dobrogeanu-Gherea]在罗马尼亚，戈德曼在美国。)相反，我们也可联想到19世纪80年代发现俄国和斯堪的纳维亚文学(译本形式)的西方读者，在英国艺术和工艺运动中找到灵感的中欧人，以及1914年前征服时髦欧洲的俄国芭蕾舞。自19世纪80年代以后，高尚文化的基础是本地制品和进口品的合并。

然而，如果对那些在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以被视为“颓废”自傲的文学艺术和创作人才而言，这是正确的说法，那么在这个时期，民族性的文化，至少在其较不保守和因袭的表现上，显然是情况健全的。要在这个模糊领域作出价值判断是出名地困难，因为，民族情操易于使人夸大其民族语言所能达成的文化成就。再者，如前所述，这个时期有许多进步的书写文学，只有极少数的外国人能够了解。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而言，以盖尔文、匈牙利文或芬兰文写成的散文以及(尤其是)诗，其伟大之处必然仍是人云亦云，正如对不懂德文或俄文的人来说，歌德或普希金(Pushkin)诗歌的伟大之处，也必然是人云亦云。在这方面，音乐比较幸运。无论如何，或许除了前卫派的称誉，当时并没有公认的判断标准，可将某个民族性人物从其同时代人中挑选出来，说他享誉国际。达里奥(Ruben Dario，1867-1916)可说是当代拉丁美洲最好的诗人吗？他很可能是。不过我们所能确知的，只是这个尼加拉瓜国民是以一位有影响力的西语世界诗歌改革者的身份，享誉国际。建立文学评判国际标准的困难，使诺贝尔文学奖(1897年创设)得主的选择，永远令人不满意。

在那些于高尚文艺上拥有“公认威望”和“持续成就”的国家，文化的成果或许不大看得出来。不过即使是在这些国家，我们也注意到19世纪80年代以后，法国第三共和国和德意志帝国文化上(与世纪中叶相较)的活泼生气，以及此前相当光秃的创作性文艺树枝上的新叶成长，其中包括英国的戏剧和作曲，奥地利的文学和绘画。但是，尤其可观的却是在小型和边远国家，或此前不大为人注意或久已沉寂的地区，它们文艺的发展欣欣向荣，如在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或波希米亚。这一点在国际性的时尚上尤为明显，如本世纪后期名目多样的新艺术(年轻风格[Jugendstil]、自由风格[Stile Liberty])。它的核心地区不仅限于一些大型文化首都(巴黎、维也纳)，而且在多少处于边缘地带的文化首都尤为明显，如布鲁塞尔和巴塞罗那、格拉斯哥(Glasgow)和赫尔辛基。比利时、加泰罗尼亚和爱尔兰，都是显著的例子。

或许自17世纪以来，世界上的其余部分都不曾需要像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那样注意低地国家南部的文化，因为这段时期，梅特林克(Maeterlinck)和维尔哈伦(Verhaeren)曾短暂成为欧洲文学上的大名人(他们之中的前一位至今仍为我们所熟悉，因为他是德彪西《佩莱阿斯与梅丽桑德》[Pelldas et Melisande]的作者)，恩索尔(James Ensor)成为绘画上一个熟悉的名字，而建筑家欧塔(Horta)开创了新艺术，维尔德(Van de Velde)将从英国人那里学来的“现代主义”带人德国建筑，默尼耶(Constantin Meunier)又发明了无产阶级建筑那种千篇一律的国际型。至于加泰罗尼亚，或者更正确的说是现代主义的巴塞罗那(在其建筑家和画家中，高第[Gaudi]和毕加索最负盛名)，在1860年时恐怕只有最富自信心的当地人才曾幻想过这样的光荣。而1880年的爱尔兰文艺观察家，也不会预料到30年后这个岛上会盛放出这么多的杰出作家(主要是新教徒)：肖伯纳、王尔德、伟大的诗人叶慈(W．B．Yeats)、辛格(John M.Synge)、年轻的乔伊斯(James Joyce)和其他比较地方性的名人。

可是，单是将本书所论时期的文艺历史写成一篇成功故事是不行的，虽然就经济和文化的民主化来说，它的确是一篇成功的故事，并且在低于莎士比亚和贝多芬的层次上，就其创作成就的广泛分布而言，它也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因为，即使我们留在“高尚文化”的范围之内(而高尚文化已经因工业技术的发展而即将过时)，被归类为“优良的”文学、音乐及绘画等创作家和公众，他们都不这么看待这个时期。当时当然仍有一些充满信心和胜利的表现，尤其是在艺术创作与工业科技重叠的边缘地带，如纽约、圣路易、安特卫普、莫斯科(非凡的喀山站)、孟买和赫尔辛基的伟大火车站，这些19世纪的公共华厦仍旧被设计成艺术上的宏伟不朽之物。单是科技工艺上的成就——如埃菲尔铁塔和新奇的美国摩天大楼所说明的——便能使那些否认其美学吸引力的人为之目眩。对于那些渴望读写能力并日渐拥有这类能力的人来说，单是可以接触到高尚文化本身，便是一种伟大的胜利(高级文化当时仍被视为过去和现在的连续，“古典”和“现代”的连续)。(英国的)“人人文库”以系列的方式呈现高尚文化的成就，从荷马到易卜生，从柏拉图到达尔文。而当然，以公共雕像和公共建筑墙壁上的雕刻绘画来歌颂其历史文化的活动(如巴黎索邦大学和维也纳城堡戏院[Burgtheater)、大学及艺术史博物馆的墙壁上)，也是前所未有的蓬勃。意大利和德国民族主义在蒂罗尔地区(Tyr01)的争斗，便因双方分别在该地塑立对但丁和中世纪抒情诗人弗吉维德(Walter von der Vogelweide)的纪念物而白热化。

不过，19世纪后期并不是一个充满胜利和文化自信的时代；而“世纪末”(finde siecle)一词为人所熟悉的含意，更是相当引人误解的“颓废”。19世纪80年代和19世纪90年代，许多已成名的艺术家和渴望成为艺术家的人(我在此想起年轻的托马斯·曼)，均以“颓废”为傲。普遍的情形是：“高尚’’艺术在社会中显得局促不安。不知为了什么，长久以来被视为与人类心灵同步增长的资本主义社会，其在文化领域所展现的历史进程却与预期的不一样。德国知识界第一位伟大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吉维努斯(Gervinus)，曾在1848年前主张：德国政治事务的安排，是德国文学另一次旺盛发展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在新德国真正成立以后，文学史教科书满怀信心地预测这个黄金时代即将来临。但是，到了19世纪末，这种乐观的预测转变成对古典传统的赞颂，以及对当代作品的反对，认为它是令人失望或不可取的。对于比好为人师的一般腐儒更伟大的人物来说，“1888年的德国精神代表了1788年德国精神的退化”(尼采)一事，似乎已非常清楚。文化似乎是庸才的一种奋斗，使它自己变得坚强，以对抗民众和怪人(两者大致连为一体)的支配。在革命年代的今古之争中，今人显然获得胜利；可是如今，古人(不只限于古典时代)又再一次掌握大权。

教育普及所造成的文化民主化，甚至因中层和下层中产阶级对文化如饥似渴者的增加所造成的文化民主化，其本身已足以驱使精英人物找寻更具有排他性的文化身份象征。但是，这个时期文艺的主要危险，乃在于当代文艺和“现代”文艺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

最初，这种分歧并不明显。事实上，1880年以后，当“现代主义’’成为口号，而现代意义的“前卫”一词开始偷偷溜进法国画家和作家的会话中时，公众性与富有冒险性文艺之间的间隙，实际上似乎是在缩小。其中的原因，部分是因为(尤其是在经济不景气和社会呈紧张状态的那几十年间)，各种有关社会和文化的“进步”看法似乎正在自然融合；部分是因为中产阶级的许多重要品味显然更具伸缩性，这点或许是由于公众认识到已解放的(中产阶级)妇女和年轻人是一个独立群体，加上资产阶级已进入比较无拘束和以休闲为取向的时期(参看第七章)。地位稳固的资产阶级大众，其堡垒——大歌剧——在1875年时，曾被比才(Bizet)作品《卡门》(Carmen)中的共产主义所震撼，到了20世纪的最初10年，却不仅接受了瓦格纳，也接受了以下层民众为主题的抒情格调和社会写实主义的奇异结合(马斯卡尼《乡村骑士》[Cavalkria Rusticana，1890年)；夏庞蒂埃[Charpentier)的《路易丝》[Louise，1900年])。它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使像里夏德·施特劳斯这样的作曲家功成名就。施氏1905年的独幕歌剧《莎乐美》(Salome)，结合了所有为震撼1880年的资产阶级而设计的因素，包括根据一个好斗而且声名狼藉的唯美主义者(王尔德)的著作所写的象征主义歌词，以及不妥协的后瓦格纳音乐的格调。在另一个商业性更重的层次，反传统少数人的品味如今已可在市场出售，这一点，可以从伦敦家具制造商希尔斯(Heals)和织品商利伯蒂(Liberty)的财富看出。在英国这个文体地震的震中，早在1881年，吉尔伯特(Gilbea)和沙利文(Sullivan)这两个传统思想的代言人，便以轻歌剧《忍耐》(Patience)讽刺了一个王尔德笔下的人物，并且攻击上流社会年轻妇女对手持百合花的象征主义诗人的偏好，而不喜欢健壮的骑兵军官。不久以后，莫里斯和艺术工艺运动，又为舒适而且受过良好教育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口中所称的“我的阶级”)的别墅、农村小屋以及居家设计，提供了范本。

当时，人们使用同样的字眼来描写社会、文化和审美上的各种革新，更加说明了这种辐辏的现象。“新英国文艺俱乐部”、新艺术，以及国际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杂志《新时代》(Neue Zeit)，均使用加诸“新女性”之上的相同形容词。年轻和春天是用来形容德国版的新艺术，例如，“年轻维也纳”(Jung-Wien)的艺术叛徒，以及以春天和成长作为五一劳动节示威象征的设计家。未来是属于社会主义，瓦格纳的“未来音乐”具有一种自觉的社会政治表象，甚至左翼政治革命分子(肖伯纳，奥地利社会主义领袖阿德勒，俄国马克思主义先驱普列汉诺夫[Plekhanov])，都认为他们觉察到其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今天，我们之中绝大多数是觉察不出的)。事实上，信仰无政府主义的左派，甚至可在尼采这个伟大、但绝非政治“进步”派的天才中，发现其意识形态的优点。尼采这个人，不论他还有什么其他特点，却无疑是“现代的”。

无疑，“先进的”概念自然会与那些受“人民”启发的艺术风格相契合，或与那些以被压榨人民、甚至劳工奋斗为题材的艺术风格密切相连。在社会意识的不景气时代，这类作品为数甚多，其中许多(如绘画方面)是出于不赞同任何艺术反叛宣言者之手。“前进分子”自然会赞美那些视粉碎资产阶级为“正当”题材的人。他们喜欢俄国小说家(大半由“进步分子”发掘并在西方宣扬)、易卜生(在德国，还包括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如年轻的汉姆森[Hamsun]和更出人意料的斯特林堡[Strindberg))，特别是极端“写实”的作家或艺术家。这些人都被可敬的人物指控为将注意力过分集中于社会的污秽底层。往往(有时是暂时的)他们又被吸引到各种民主的左翼派别，如左拉和德国剧作家豪普特曼。

同样不足为奇的是，艺术家超越了不动感情的“写实主义”，并以新方式表现他们对受难人群的热情。例如，当时尚默默无名的凡·高，挪威社会主义者孟克(Munch)，以《1889年耶稣基督进入布鲁塞尔》一文呼吁社会革命的比利时人思索尔；或纪念手摇纺织机织工反叛的柯尔维茨(Kathe Kollwitz)。可是，好斗的唯美主义者和信仰为艺术而艺术的人、拥护“颓废派”的人和类似“象征主义”这类有意使大众无法接近的学派，也宣称他们同情社会主义(如王尔德和梅特林克)，或者至少对无政府主义表现出相当兴趣。于斯曼(Huysmans)、勒孔特·德·李勒(Leconte de Lisle)和马拉梅(Mallarm6)，都是《反叛》(La Revolte，1894年)的读者。简言之，在20世纪到来之前，政治上和艺术上的“现代性”之间，并不存在裂缝。

以英国为基地的建筑和应用艺术革命，说明了两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其最后无法和谐的共存。产生包豪斯派建筑(Bauhaus)的“现代主义”，竟是植根于英国的哥特式建筑。在这个烟雾弥漫的世界工厂，这个因利己主义而破坏艺术的社会，这个小工匠已被工厂浓烟吞噬无形的地方，由农夫和工匠所构成的中世纪，长久以来一直被视为是更令人满意的社会和艺术典范。由于工业革命是一个无法变更的事实，中世纪遂无可避免地成为他们对未来世界的灵感，而非可以保存或可以复原的事物。从莫里斯身上，我们看到一个晚期浪漫派的中古崇尚者如何变成一位马克思派的社会改革者。使莫里斯及其艺术工艺运动具有如此深远影响的原因，是他的思想方式，而非他作为设计家、装饰家和艺术家的多方面天才。这项艺术革新运动，其宗旨在于重铸艺术与生产工人之间一度断裂的链锁，并企图将日常生活的环境——由室内陈设到住宅，乃至村落、城市和风景——予以转型，因此，它并不以有钱有闲阶级的品味改变为满足。这项工艺运动具有异常深远的影响，因为它的冲击超出了艺术家和批评家的小圈子，也因为它启发了那些想要改变人类生活的人，以及那些对于生产实用物品和相关教育部门有兴趣的实际人士。同样重要的是，它吸引了一群思想进步的建筑师。这些人在很容易吸引他们的“理想国梦想”和其宣传家的鼓吹之下，纷纷投入新颖而迫切的“都市计划”之中——“都市计划”一词，在1900年后为大家所熟悉。霍华德(Ebenezer Howard)于1898年所建的“花园城”，或者至少是“花园郊区”便是他们的作品之一。

随着这个艺术工艺运动的发展，艺术的意识形态已不仅是创作者和艺术鉴赏家之间的风尚，因为它对社会变迁的许诺，使它和公共制度以及改革派的公共机关官员发生联系，而这一点又使它介入到公共事务当中，诸如艺术学校的设立、城市或社区的重建或扩大等。它也使艺术工艺运动中的男人(以及显著增加的)女人实际接触到生产，因为它的目的基本上是要生产“应用艺术”，或在真实生活中可以使用的艺术。莫里斯留下来的最持久的纪念物，是一组让人惊叹的壁纸和织物设计，这些设计在20世纪80年代的市场上还买得到。

这种社会审美观和工艺、建筑、改革的结合极至，是20世纪80年代在英国的示范和宣传推动下横扫欧洲的新风格。这种风格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其中“新艺术”(art nouveau)一词最为大家熟悉。这是一种具有审慎革命性、反历史、反学院并一再强调其“当代性”的风格。它充分结合了不可或缺的现代科技——其最杰出的不朽代表是巴黎和维也纳的大众运输车站——和传统工匠寓装饰于实际的工艺。这种结合直到今天，它主要还是意指一种繁复的曲线装饰，这种装饰乃以生物的图案(植物或妇女)作为模仿基础。它们是当代特有的自然、青春、成长和律动的比喻。而事实上，甚至在英国以外的地方，具有这一风格的艺术家和建筑师，均与社会主义和劳工有关——如在阿姆斯特丹兴建工会总部的伯尔拉赫(Berlage)，在布鲁塞尔兴建“人民之家”的欧塔。基本上，新艺术的胜利，是藉由家具、室内装饰图案以及无数较小的家用物件——从第凡内(Tiffany)、拉利克(Lalique)和韦克斯塔(Wiener Werkstatte)等商店出售的昂贵奢侈品，到通过机械仿制使它们得以扩散进郊区住宅的台灯和餐具。它是最早征服一切的“现代”风格。(在写完这一段以后，作者用一支韩国制的茶匙搅拌红叶，这支茶匙的装饰图案，显然就是出于新艺术。)

可是，在新艺术的核心地区却有一些瑕疵，这些瑕疵很可能是它之所以很快便从文化场合至少是高尚文化场合消逝的原因。这便是驱使前卫艺术走向孤立的各种矛盾。无论如何，在精英主义与民粹主义对“先进”文化的渴望之中，即在对普遍更新怀抱希望与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在面对“群众社会”的悲观之中，它们之间的紧张状态只是暂时隐藏。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起，当人们已清楚看出社会主义的大跃进，其结果不是革命而只是从事有希望但依照惯例是有组织民众运动时，艺术家和唯美主义者便认为它们已不具有启示性。在维也纳，最初为社会民主所吸引的克劳斯，已在新的世纪与它脱离。已无法使他感到兴奋，因为这个运动的文化政策必须考虑其无产阶级好斗者的传统品味，但又得在实际上与低级的恐怖小说、浪漫小说和其他种种垃圾文学所造成的影响进行艰苦战斗。创造一种人民艺术的梦想，与“先进”艺术的欣赏者基本上是上等与中等阶级人士这一事实发生冲突，只有极少数艺术家的创作主题可以在政治上为工人好斗者接受。与1880—1895年间的前卫艺术家不一样，新世纪的前卫艺术家除非是上一代的遗老，否则均不为激进政治活动所吸引。他们不关心政治，有些派别甚至转向右倾，如意大利的未来派。一直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以及伴随两者而来的氛围，才能再一度将文艺革命与社会革命融合在一起，并在立体派和“构成主义”(constructivism)上面投射一道回溯性的红色光辉：1914年以前，这样的关系并不存在。老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在1912-1913年抱怨道：“今日大多数的艺术家都采取资本主义观点，并且完全抗拒当代伟大的自由理想。”而巴黎的前卫艺术家的确是将全部精力都投注于技术的辩论上，不涉足任何思想和社会活动。1890午时，谁会预料到这种情形？

可是，在前卫艺术当中尚有更多矛盾之处。这些矛盾都与维也纳分离派格言中所提到的两件事的本质有关(“给我们的时代以艺术，给艺术以自由”)，或与“现代性”和“真实”的本质有关。“自然”仍旧是创造性艺术的题材。甚至日后被视为纯粹抽象派先驱的康丁斯基(Vassily Kandinsky，1866-1944)，在1911年时也拒绝与它完全断绝关系，因为如此一来便只能画出“像领带或地毯上”的那种图案。但是，如我们在下面将看到的，当时的艺术是以一种新起的、根本上的不确定感，去回应自然是什么这个问题(参看第十章)。它们面对着一道三重难题。姑且承认一棵树、一张脸、一件事具有客观和可描写的真实性，那么描述如何能捕捉它的真实？在“科学”或客观意义上创造“真实”的困难，已经使得印象派艺术家，远远超越象征性传统的视觉语言(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五章第五节)，不过，事实证明他们并未越出一般常人理解的范围。它将他们的追随者进一步带进修拉(Seumt，1859-1891)的点彩法，以及对基本结构而非视觉外表的真实追寻。立体派画家打着塞尚(Cezanne，1839-1906)的威名，认为他们可以在立体的几何图形中看到基本结构。

其次，在“自然”和“想象”之间，或在作为描绘沟通艺术与作为概念、情感和价值观的沟通艺术之间，存在着二元性。困难不在于该由它们之中选择哪一个，因为即使是极端实证主义的“写实主义者”或“自然主义者”，也不会认为自己是完全不动感情的人类照相机。困难在于被尼采的尖锐眼力诊断出来的19世纪价值危机，也就是将概念和价值观转化为创造性艺术的传统语言(描述性或象征性)危机。1880-1914年间，传统格调的官方雕像和建筑物狂流，淹没了整个西方世界，从自由女神像(Statue of Liberty，1886年)到伊曼纽埃尔纪念碑(Victor Emmanuel Monument，1912年)，它代表着一个正在死亡的——1918年后显然死亡的——过去。可是，对于其他(往往是异国情调的)风格的寻求，不仅反映了对旧风格的不满，也反映了新风格的不确定感。西方人从古埃及和日本到大洋洲岛屿，以及非洲的雕刻品中，追寻这种另类风格。在某种意义上，新艺术可说是一种新传统的发明，不过这种新传统日后并未成立。

其三，当时还有真实性和主观性如何结合的问题。由于“实证主义”的部分危机(下章中将详细讨论)是坚持“真实”不仅是存在、有待发现的，也是一件可藉由观察家的心灵，去感觉、塑造甚至创造的事物。这种看法的“弱势”说法是，真实在客观上的确存在，但是只能通过那个了解和重建它的个人的想法去了解，例如，普鲁斯特对法国社会的观察，是一个人对其记忆进行漫长探索的副产品。这种看法的“强势”说法则是，除了创作者本身以及其以文字、声音和颜料所传达的信号外，真实性一无所有。这样的艺术在沟通上一定会出现极大的困难，而它也必定会趋近唯我论的纯主观主义。于是，无法与之共鸣的批评家便以这个理由将它草草了结、不予考虑。但是，前卫艺术家除表现其心境和技巧外，当然也想传达点什么。然而，它想要表现的“现代性”，却给莫里斯和新艺术致命一击。沿着罗斯金一莫里斯路线的艺术社会革新，并没有赋予机器真正的地位，而机器却是此时资本主义的核心，套用本杰明(Walter Benjamin)的话来说，在资本主义的时代，科技已学会复制艺术品。事实上，19世纪后期的前卫艺术家，想要延续旧时代的方法去创造新时代的艺术。“自然主义”以扩大题材的方法，尤其是将穷人的生活和性包括进去，将文学领域扩大为“真实”的再现。已确立地位的象征主义和讽喻语言，被修改或改编为新概念和新希望的表示法，如社会主义运动中的新莫里斯图像学，以及“象征主义”的其他前卫学派。新艺术是这一企图的极至——以旧语说新事。

但是，新艺术如何能精确表达工艺传统所不喜欢的世界，即机器社会和现代科学？伴随新艺术而来的商业时尚，以大量生产的方式复制了树枝、花卉和女性等装饰图案和理想主义，而这不正是莫里斯工艺复兴的反证吗？正如维尔德——他最初是莫里斯和新艺术潮流的追随者——所感受到的情感主义、抒情风格和浪漫精神，难道不会和生活在机器时代的新理性现代人相矛盾吗？艺术一定不能表现那种反映科技经济的新人类理性吗？在简单实用的功能主义与工匠的装饰快乐之间，难道没有矛盾吗(新艺术便是从这种快乐中拓展出错综复杂的装饰)？建筑家鲁斯(AdolfLoos，1870-1933)宣称“装饰便是罪”，而这句话同样是受莫里斯和工艺启发的。显然，已有许多建筑师，包括最初与莫里斯乃至新艺术有关的人，如荷兰的伯尔拉赫、美国的沙利文、奥地利的瓦格纳、苏格兰的马金托什(Mackintosh)、法国的佩雷(Auguste Perret)、德国的贝伦斯(Behrens)，乃至比利时的欧塔，如今都走向功能主义的乌托邦，回复到不受装饰物遮蔽的纯净线条、形式和素材，并采用那种不再和泥瓦匠、木匠混为一谈的科学技术。正如其中一位建筑家缪西修斯(Muthesius，一如当时的风气，缪氏热爱英国的“本土风格”)在1902年所主张的：“机器只能创造出朴实无华的形式。”我们已置身于包豪斯和柯比西埃(Le Corbusier)的世界。

即使这种理性的纯粹性牺牲了将结构与雕刻、绘画和应用艺术等装饰完全融合的堂皇热望(这种理想是莫里斯从他景仰的哥特式大教堂中看到的，那是一种视觉上的瓦格纳式“整体艺术”)，但对建筑家来说，其吸引力是可以了解的，对于他们兴建的建筑物结构来说，工艺传统是不相干的，而装饰则是应用修饰。以新艺术为极至的艺术，此时还希望能看到两者的结合。但是，即使我们能了解朴素对新建筑家的吸引力，我们也应该说：绝没有使人信服的理由足以说明，为什么革命性科技在建筑上的使用，必须伴随着剥夺装饰的“功能主义”(尤其，它往往成为反实用的审美)；或者为什么除了机器之外，任何东西看上去都应该像机器。

因此，我们大可合理地用传统建筑的21响礼炮，去向革命性科技的胜利致敬。建筑上的现代主义运动，并没有强迫性的“逻辑”。它所传达的主要是一种情感上的信念：传统以历史为根据的视觉艺术语言，对现代世界来说，已不适宜也不够用。更精确地说，他们认为这样的语言，不可能表达19世纪所造成的新世界，只会使它更看不清楚。长成庞然大物的机器，似乎粉碎了它以前躲在其背后的艺术外观。他们认为旧日的风格再也无法传达人类悟性和价值观的危机，是这个革命的时代造成了此一危机，现在又被迫面对它。

马克思曾经指控1789-1848年间的革命分子，说他们“用咒语召遣过去的灵魂和魔鬼为自己服务，并且从它们那儿借来名目、战争口号和服装样式，以便用这种由来已久的伪装和借来的语言，展示世界历史的新景致”。在某种意义上，前卫艺术家也用同样的理由责备传统主义者和世纪末的现代主义者。他们所缺乏的只是一种新语言，或者他们不知道这种新语言会是什么。尤其是当新世界最可辨认的一面是旧事物的瓦解时(科技不算)，什么样的语言可以用来代表这个新世界呢？这便是新世纪开始之际“现代主义”的困境所在。

因此，指引前卫艺术家的，不是对未来的幻想，而是对过去幻想的逆转。事实上，如在建筑和音乐上，他们往往是传统风格的杰出运用者。他们之所以放弃传统，如极端的瓦格纳派的勋伯格，是因为他们感觉到这些风格已不可能再改良。

当新艺术将装饰推到极至之后，建筑家遂抛弃了装饰；当音乐沉溺在瓦格纳时代的伪色觉当中时，作曲家就抛弃了音调。长久以来，画家们的困扰是，旧有的画法不足以再现真实的外在和他们内心的感觉。但是，除了在大战前夕开拓完全“抽象”领域的极少数人(值得注意的是几个俄国前卫派艺术家)外，他们都很难放弃画点什么。前卫艺术家向不同的方向发展，但是大致说来，他们多半采纳如马克斯·拉斐尔(MaxRaphael)这样的观察家所谓的色彩与形式较内容重要的观点，或选择专心追求情感形式的非象征性内容(“表现主义”[expressionism))，或者接受以各种不同的方法拆卸象征性真实的传统因素，并以不同的秩序或无序予以重组(立体派)。只有因依赖具有特定的意义和发音的文字而备受拘束的作家们(虽然是少数人)已开始尝试，但大多数却感到还不容易发动类似的正式革命。抛弃文学写作传统形式(如押韵诗和格律)的实验，既不新颖也不算有野心。于是作家们引申、扭曲和操纵能以一般词汇叙述的内容。幸运的是，20世纪早期的诗作乃是19世纪晚期象征主义的直接发展，而非对象征主义的反叛。因此它能产生里尔克、阿波里尔(Apollinaire，1880—1918)、格奥尔格、叶慈、布洛克(Blok，1880—1921)和许多伟大的西班牙作家。

自从尼采以来，当代人从不怀疑艺术的危机反映了19世纪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这场危机正在以不同方式逐渐摧毁它的生存基础——构成这个社会并作为其秩序的价值、惯例和知识体系。日后的历史学家曾从一般和特殊的——如“世纪末的维也纳”——艺术层面，来探索这场危机。在此，我们只需注意两件事。第一是19世纪末和20世纪的前卫艺术家，曾在1900-1910年间的某一个时刻明显决裂。对于业余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个决裂的年代可以有若干选择，而1907年立体主义的诞生不失为一个方便的分水岭。在1914年的倒数前几年，几乎所有后1918年“现代主义”的各种不同特征，均已出现。第二，自此以后，前卫派便发现它所前进的方向，是大多数公众既不愿意也不能够追随的。里夏德·施特劳斯这位背离曲调通性的艺术家，在1909年的《埃勒克特拉》(Elektra)失败以后，认为公众将不再拥护他这位商业大歌剧的供应者了。于是他卷土重来，回复到比较接近《玫瑰骑士》(Rosenkavalier，1911年)的风格，并获得极大成功。

因此，在“有文化修养的”品位主体和各种不同的少数者之间，便裂开了一道鸿沟。这些少数派高举他们持异议和反资产阶级叛徒的身份，表现出对大多数人无法接近并以为可耻的艺术创作风格的赞赏。这道鸿沟上只有三座桥梁。第一座是一小撮像德国工业家拉特瑙(Walter Rathenau)这样既开明又富有的赞助者，或像坎威勒(Kahnweiler)这样的经纪人，他们能够欣赏这个规模虽小但在金钱上极具报酬性的市场的商业潜力。第二座是时髦上流社会的一部分，他们比以前更热衷于不断变化但保证不是资产阶级的风格，特别是富有异国情调和惊世骇俗的风格。第三座桥竟是商业，这显得很矛盾。由于缺乏对审美的先人之见，工业遂能认识到建筑一向如此的革命性技术和实用风格的经济价值，而商业也看出前卫派技术在做广告上相当有效。“现代主义”的评断标准对于工业设计和机械化大量生产，具有实际上的价值。1918年后，商业赞助和工业设计将成为贯通最初与高尚文化前卫艺术有关的各种风格的主要作用力。然而，1914年前，它还局限在孤立的包围圈中。

因而，除非把他们当作祖辈看待，否则过分注意1914年前的“现代主义”前卫艺术家，很容易使人产生错觉。当时，绝大多数人(即使是有高度文化修养的人)或许从未听过，比方说，毕加索或勋伯格。另一方面，19世纪最后25年的革新家，已成为中产阶级文化包袱的一部分。新的革命者属于彼此，属于城市特定区域咖啡馆中异议青年的好辩团体，属于新“主义”(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漩涡主义[vorticism：未来主义的一支，以漩涡纹构成图画))的批评家和宣言起草人，属于小杂志和少数对于新作品及其创作者具有敏锐观察力和品位的经理和收藏家。例如迪阿吉列夫(Diaghilev)和辛德勒(Alma Schindler)。甚至在1914年前，辛德勒已经由马勒前进到柯柯什卡(Kokoschka)、格罗皮厄斯{Gropius)以及(较不成功的文化投资)表现派的魏菲尔(FramWerfel)。他们被部分高级时髦人物所接纳。如此而已。

尽管如此，1914年倒数前几年的前卫派艺术家，仍然代表了自文艺复兴以来艺术史上的一个基本断裂。但是他们未能达成的，却是他们志在促成的20世纪真正的文化革命。这个革命当时正在发生，它是社会民主化的副产品，是由将目光投注在完全非资产阶级市场的企业家居间促成的。不论是以平民版本艺术工艺方式，还是藉由高科技，平民艺术即将征服世界。这项征服，构成了20世纪文化最重要的发展。

平民艺术的较早阶段并不一定都很容易回溯。在19世纪晚期的某一个时刻，群众大量拥向迅速增长中的大城市，一方面为通俗戏剧娱乐打开了有利市场，一方面也在城市中占领了属于他们的特殊区域。狂放不羁的流浪者和艺术家也觉得这些区域极富吸引力，如蒙马特区和施瓦宾区。因此，传统的通俗娱乐形式被修改、转型和专业化，并随之产生了通俗艺术的原始创作形式。

当然，高尚文化圈，或者更正确地说，高尚文化圈的狂放边缘，也察觉到这些大城市娱乐区的通俗戏剧圈。富于冒险精神的年轻人、前卫派或艺术浪子、性叛逆者、赞助拳师、赛马骑师和舞蹈家的上等阶级纨绔子弟，在这些不可敬的环境中感到万分自如。事实上，在巴黎，这些通俗的成分被塑造成蒙马特区的助兴歌舞和表演文化，这些表演主要是受惠于社会名流、旅客和知识分子。而其最伟大的归化者——贵族画家罗德列克——更在其大幅广告和石版画中，使这些表演永垂不朽。前卫派资产阶级的下层文化，也在中欧表现出发展的迹象。但是在英国，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深受唯美主义知识分子欣赏的杂耍戏院，却比较名副其实的是以通俗听众和观众为对象。知识分子对它们的赞美是公正的。不久之后，电影便会将英国穷人娱乐界的一位人物，转化为20世纪上半期最受大家赞赏的艺术家：卓别林(Charlie Chaplin，1889-1977)。

在比较一般的通俗娱乐层次，或是穷人提供的娱乐——酒店、舞厅、有人驻唱的饭馆和妓院，国际性的音乐革新在19世纪末开始出现。这些革新的溢出国界和漂洋过海，部分是通过旅游和音乐舞台的媒介，主要是藉由在公共场合跳交际舞的新风气。有些只限于在本地流行，如当时正处于黄金时代的那不勒斯民谣(＝)。另一些具有较大扩张力的，则在1914年前进入到欧洲上流社会，例如安达鲁西亚的弗拉曼柯哥舞(flamenco，19世纪80年代以后西班牙的平民知识分子热切予以接纳)，或布宜诺斯艾利斯妓院区的产物——探戈舞。这些异国情调和平民的创作，后来都比不上北美非裔的音乐风格那般辉煌，并享有世界声誉。这种风格(再度是通过舞台、商业化的通俗音乐以及交际舞)在1914年时已经横渡大洋。它们与大城市中的半上流社会(demi-monde)艺术相融合，偶尔也得到落魄狂放之士的支援和高级业余人士的欢呼致敬。它们是民俗艺术的都市对应物，现在已形成商业化娱乐业的基础，不过它们的创造方式却与它们的宣传方式完全无关。但是，更重要的，这基本上是一种完全不拜资产阶级文化之赐的艺术，不论是“高尚”艺术形式的资产阶级文化，或是中产阶级轻松娱乐形式的资产阶级文化。相反，它们行将由下面改变资产阶级的文化。

真正的科技艺术革命是建立在大众市场的基础上，此时正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向前推进。这种科技一经济媒体的其中两项即“声音的机械广播”和报刊，当时还不太重要。留声机的影响力受到其硬件成本的限制，大致上只有比较富有的人家才买得起。报刊的影响则受限于对老式印刷字体的依赖。稳固的中产阶级精英阅读《泰晤士报》、《辩论报》(JournaldesDebats)和《新自由报》(Neue Freie Presse)；一般报刊的内容多半打碎成小而独立的专栏，以便没有受过多少教育、也较不愿全神贯注的读者容易阅读。它那种纯视觉上的革新——粗体标题、版面设计、图文混排，尤其是广告的刊登——是极富革命性的。立体派画家认识到这一点，遂将报纸的片段放进它们的画里。但是，惟一名副其实在报刊的兴盛下得以创新的沟通形式恐怕是漫画，它甚至可以说是现代连环漫画的最早形式。报纸将它们从通俗小册子和大幅印刷物中接收过来，并为了技术上的理由而予以简化。大众报刊在19世纪90年代开始销售达100万份以上，它改变了印刷物的环境，但没有改变它的内容或各种共生体。这或许是因为创办报纸的人多半都受过良好教育而且一定是富人，因而他们所体认到的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文化的价值观。再说，在原则上，报纸和期刊也没有什么新颖之处。

电影(最后也通过电视和录影带)日后将主宰并改变20世纪的所有艺术。不过在这个时期，电影却是全新的，不论在技术上、制作方式上或在呈现真实的模式上。事实上，电影是第一种在20世纪工业社会来临之前不可能存在的艺术。在较早的各种艺术中，都找不到类似的事物或先例，甚至在静态的摄影术中也找不到(我们可以认为摄影不过是素描或绘画的一个替换物，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五章第四节)。有史以来第一次，动作的视觉呈现从直接的现场表演中被解放出来。有史以来第一次，故事、戏剧或壮观的场面，得以从时间、空间和人物的约束中解放出来，更别提从旧日对舞台幻影的限制中解放出来。摄影机的移动，其焦点的可变性，摄影技巧的无限范围，特别是能将纪录影片剪成适合的大小而后随心所欲予以组合或重新组合，立刻都成为明显的事实，也立刻为制片人所利用。这些制片人对于前卫艺术通常不具任何兴趣和共鸣。可是，没有其他艺术比电影更能戏剧性地表现一种完全非传统的现代主义的要求和意外胜利。

在它成功的速度和规模上，电影堪称是举世无双。一直到1890年左右，移动式摄影才具有技术上的可行性。虽然法国人是放映这类活动影片的主要开拓者，电影短片却几乎是在1895-1896年间，同时在巴黎、柏林、伦敦、布鲁塞尔和纽约首次放映，当作赛会场所、露天市场或杂耍表演的新奇玩意。不过短短12年，美国每周上电影院看电影的人数便高达2600万，也就是说高达当时全美国人口的20％，他们大多数是去为数8000到1万家的五分钱小电影院。至于欧洲，甚至在落后的意大利，当时各大城市中已几乎共有500家电影院，其中单是米兰便有40家。到了1914年，美国的电影观众已上升到几近5000万人。到了这个时候，电影已成为大企业了。电影的明星制度已经发展出来(1912年利姆勒[Carl Laemmle)为玛丽·璧克馥[Mary Pickford]所制定的)。而电影业也已经开始在洛杉矶的山坡上植根，这个地方已逐渐成为它的全球性首都。

这种不寻常的成就，首先应归功于这些电影先驱除了为大量民众提供有利润的娱乐以外，对别的事物一概没有兴趣。他们以马戏杂耍等娱乐主持人，有时甚至是小规模赛会表演商人的身份进人电影工业，如第一位电影显要人物法国的百代(Charles Pathe，1863-1957)，不过他并不是典型的欧洲娱乐业者。比较常见的情形是(如在美国的情形)，他们是贫穷但精力旺盛的犹太移民商人，如果衣服、手套、毛皮、五金器具这些行业拥有同样的利润，他们也会很乐意从事。他们为了充实他们的表演节目而制片。他们毫不迟疑地以受过最少教育、最不聪明、最不复杂世故和最不长进的人们作为对象，这些人坐满五分钱小电影院。而环球电影公司(Universal Films)的利姆勒、米高梅公司(Metro-Goldwyn-Mayer)的梅耶(Louis B．Mayer)、华纳兄弟和福克斯公司(Fox Films)的福克斯(William Fox)，都是在1905年左右从这些小电影院起家。在1913年的《国家杂志》(The Nation)中，美国的平民党对较低阶级用五分钱入场券所获得的这个胜利大表欢迎；而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为了给工人生活添加一些较高尚的事物，遂将电影贬抑为劳动阶级堕落者寻求逃避的消遣。因此，电影的发展，乃根据自古罗马以来屡试不爽的欢迎模式。

再者，电影享有一项始料未及但绝对重要的有利条件。由于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之前，它只能放映影像而无法发出声音，不得不以默片方式呈现，只有音乐伴奏的声音间歇打断默片的进行。这一点，使得二流乐器演奏者的就业机会大增。从巴别塔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之后，电影因而发展出一种世界语言。这种世界语言使它们可以不必顾忌实际上的语言隔阂，而开发出全球市场。

毫无疑问，电影这项艺术的革命性创新(几乎全是1914年前在美国发展出来的)，在于它需要完全藉由受技术操纵的眼睛向可能是全球性的公众讲话。同样毫无问题的是，把高尚文化的前卫派艺术勇敢地抛在后头的这些创新，大受群众欢迎，因为这种艺术除了内容以外，把什么都改变了。公众在电影中所看到和喜好的，正是自有专业娱乐以来，使听众观众惊讶、兴奋、发笑和感动的那些事情。矛盾的是，这却是高尚文化对美国电影业具有重要影响的惟一一点。1914年时，美国的电影业已向征服和完全支配全球市场迈进。

当美国那些马戏团主持人正在从移民和工人的五分钱中使自己变成百万富翁的同时，其他的戏剧和杂耍表演主持人(更别提某些五分钱戏院惟利是图的商人)，正在梦想着如何开发可敬的家庭观众的较大购买力和较高“品位”，尤其是美国新女性和其子女的流动资金。(因为五分钱电影院时代的观众，75％是成年男性。)他们需要昂贵的故事和声望(“银幕古典作品”)，而美国电影制片削价竞争的无政府状态，却无意冒这样的风险。但是，这类影片可以从电影先驱的法国进口或由其他欧洲国家进口，当时法国的电影产量尚占全世界的三分之一。由于欧洲拥有正统戏院及其固定的中产阶级市场，因此遂成为富有野心的娱乐电影的天然源头。如果《圣经》故事和世俗古典作品(左拉、大仲马[Dumas]、都德CDaudet)、雨果[Hugo)的作品)搬上舞台可以成功，那么搬上银幕为什么不能成功？由成功女演员如莎拉·贝恩哈特(Sarah Bernhardt)主演的剧服华丽的进口电影，或拥有史诗般壮阔场面的外来电影(意大利人的专长)，在大战前几年间，从商业的角度看来都是成功的。1905-1909年间逐渐明显的趋势是由纪录片转向剧情片和喜剧片。受到这一戏剧性转向的刺激，美国的制片家便开始着手自行制作电影小说和史诗。而这些，又给了像葛里菲斯(D．W．Griffith)这类美国白领主流的小文学人才一个机会，去将电影转化成一种主要的和原创的艺术形式。

好莱坞的基础是建立在下列两者的交会上，一是五分钱电影院的平民主义，二是人数同样庞大的中产阶级美国人所企盼的戏剧和情感。它的长处和短处，皆在于它的注意力完全聚焦于大众市场的票房。它的长处首先是在经济上的。欧洲的电影选择了受过教育的观众，而牺牲了未受教育的大众，虽然这个选择也遭受到平民党演艺人士的抗拒。(“我们的这项行业是借着其通俗的吸引力而进步，它需要所有社会阶级的支持。它必须不沦为只是富有阶级的宠物，这些人可以花几乎和去剧院同样的钱购买电影票。”——《电影生涯》[Vita Cinematografica)，1914年。)若非如此，谁会去制作20世纪20年代德国著名的乌发电影合股公司(UFAFilms)的电影？与此同时，美国电影业已充分开发其大众市场，虽然在理论上，其人口基础不超过德国人口基础的三分之一。这一点，使它可以在国内减低成本并赚取到高额利润，因而能用削价竞争的办法征服世界其他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战将使这个具有决定性的有利条件更为有利，并使美国的地位无敌天下。无限的富源也将使好莱坞能从世界各地重金聘请人才，尤其是从战后的中欧。不过它却不一定充分利用这些人才。

好莱坞的弱点也同样明显。它创造了一个具有不寻常潜力的不寻常媒体，但是至少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这个媒体的信息在艺术上是微不足道的。今日还在上映或受过教育的人还记得的美国默片，除了喜剧以外，为数都很少。就当时制片的异常高速而言，它们只占所有产品的一个完全不具意义的百分比。诚然，在意识形态上，它们的信息绝非无效或微不足道。如果已没有什么人还记得当年大量推出的低成本B级电影，那么它们的价值观却已在20世纪后期慢慢注入美国的高阶层政策。

无论如何，工业化的大众娱乐引起了20世纪的艺术革命，而这件事与前卫艺术没有什么关联。因为在1914年前，前卫艺术并不是电影的一部分，而它似乎也对电影不感兴趣，只有一位俄国出生的立体派艺术家例外，据说1913年时，他曾构想一系列的抽象影片。一直到大战中期，前卫艺术才开始重视这个媒体，而那个时期它已几乎成熟。1914年以前，典型的前卫艺术表演形式是俄国的芭蕾舞，伟大的经纪人迪阿吉列夫为这种芭蕾动员了最具革命性和异国情调的作曲家和画家。但是俄国芭蕾毫不犹豫地以富有和出身良好的文化精英为对象，正如美国的电影制片人以尽可能为最小公分母的人类为对象。

于是，这个世纪的“现代”或确确实实的“当代”艺术，出乎意料地发达起来。它为文化价值观的守护者所忽视，而它发展的速度之快使人联想起一场名副其实的文化革命。但是，除了在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它是极度的资本主义——之外，它不再是，也不再能是资产阶级世界和资产阶级世纪的一部分。它算得上是资产阶级式的“文化”吗？1914年时，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士，几乎都会回答说他们不这么认为。可是，这项新颖而富革命性的大众传媒，却比精英文化强有力得多。它对表现大干世界的新方法的追寻，占了20世纪艺术史的绝大篇幅。

1914年时，维也纳的两位作曲家比绝大多数的其他艺术家更明显代表了旧日传统，不论是其因袭的或是革命的形式。他们是科恩戈尔德(ErichWolfgangKomgold)和勋伯格。科恩戈尔德是中产文化音乐界的神童，当时已热中于交响乐、歌剧等等。日后，他成为好莱坞有声影片最成功的作曲家之一和华纳兄弟电影公司的导演。勋伯格在促成19世纪古典音乐的革命之后，在维也纳度过一生。他毕生都没有赢得听众的喝彩，但是得到许多音乐家的赞美和经济资助。这些音乐家比较善于适应环境并且富有得多。他们不需借着从勋伯格那儿学到的东西便可从电影业中赚钱。

因而，造成20世纪艺术革命的那些人，并不是那些以这项革命为己任的人。在这方面，艺术和科学极度不同。

谢选骏指出：文艺转型只是社会转型的副产品，但是作为唯物主义的马裂主义者却不这样看。因为他们理论和实践是分裂的，简直南辕北辙——辩证唯物主义依赖宣传欺骗，力图把“文艺”变成给人洗脑的武器，用“灵魂工程师”的高帽子，来培养“党的文学”的奴隶。——这就像“五马分尸”，所以我说这是“马裂主义”。

【第十章确定性的基石：科学】

物质世界由什么构成？以太、物质和能。——莱恩，1885年

一般人都同意，在过去的50年间，我们对于遗传学基本定律方面的知识，有极大的提高。事实上，我们可以平静地说，在这段时期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比这个领域有史以来所取得的总和更多。——珀尔(Baymond Pearl)，1913年

就相对论的物理学而言，时空不再是宇宙梗概的一部分。现在大家都承认它们是结构。——罗素(Bertrand Russell)，1914年

有的时候，人类了解和构筑宇宙的整个方式，会在相当短促的时期改变，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几十年，正是这样一个时期。这种转变，在当时还只有很少的国家中极少数人可以了解，乃至可以观察到。有时，甚至在正值转型的知识和创造性活动领域之内，也只有少数人能够了解和观察到。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领域中都有转变发生，或以同样的方式被改变。比较完整的研究，必须区别那些人们意识到直线前进而非转型(如医学)的领域与那些已经发生革命的领域(如物理学)；区别那些经过巨大改变的旧科学与其本身便构成各种革新的新科学(因为它们诞生于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代，如遗传学)；区别那些注定会成为新舆论或正统的科学理论与那些将留在其学科边缘的科学理论(如心理理分析)。它也必须区别接受过挑战、但已成功地重建为大家所接受的理论(如达尔文学说)，与19世纪中期知识传统的若干其他部分——那些除了在较浅近的教科书中可以看到，此外已不见踪影的部分，如开尔文勋爵(Lord Kelvin)的物理学。而它也当然必须区别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这个时期，像传统的人文科学领域一样，社会科学正日渐与自然科学分离，并造成了一道日甚一日的鸿沟。大半在19世纪被视为“哲学”的学术，似乎正消失在这道鸿沟中。而且，不论我们如何形容这个全球性的说法，它都是真实的。这个时期的知识景观——那些命名为普朗克[Planck]、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的高峰，此刻正在浮现，遑论勋伯格和毕加索——显然与1870年聪明的观察家自以为看到的知识景观极不相同。

这个转型可分为两种。在知识上，它意味着不再以建筑师或工程师的方式去了解宇宙：一个尚未完成的建筑，不过为期不远；一个以“事实”为基础的建筑，为因果律和自然律的坚实骨架所维系，用理性和科学方法的可靠工具所建造；一个知识的建构，但也传达了愈来愈逼真的宇宙客观真理。在奏捷的资产阶级世界的思想中，由17世纪承继而来的巨大静态的宇宙结构，加上17世纪以后因延伸到新领域而扩张的结构，不仅产生了永恒感和可预测性，也造成了转型。它产生了演化(至少在人事上，演化可轻易被等同于长期的“进步”)。然而，现在已经崩溃的，正是这种宇宙模型和人类对它的了解方式。

但是，这种崩溃有非常重要的心理因素。在资产阶级世界的知识建构中，古代宗教的力量已从对宇宙的分析中剔除，在这个宇宙内部，超自然和神奇的事物并不存在。而且，除了视它为自然律的产物外，在相关的分析中也几乎不带感情。不过，除了允许的例外情形，知识的宇宙似乎与人类对物质世界的直觉把握(“感官经验”)相配合，也与人类推理作用直觉的看法相一致。因而，当时仍然可以用机械(撞球式的原子)模型去思考物理和化学。(事实上，在被忽略了一段时期之后，不久将被打碎成较小粒子的原子，这个时期又恢复成物理科学的基本结构单元。)可是，宇宙的新建构却愈来愈不得不抛弃直觉和“常识”。也可以说，“自然”变得较不自然但更容易理解。事实上，虽然我们今天都根据以新科学革命为基础的技术生活，也与它共存；虽然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其视觉上的外表已因它而改变，而一般受过教育者的谈论也经常模仿它的概念和词汇，可是甚至到今天，我们还完全不清楚这场革命究竟被一般公众的思想吸收了多少。我们可以说，它是在存在上而非在知识上被吸收了进去。

科学和直觉的分离过程，或许可以用数学这一极端例子予以说明。在19世纪中叶的某一时刻，数学思想的进步，开始不仅造成一些与感官了解的真实世界相冲突的结果(如非欧几何学)，而且也造成震撼数学家的结果——他们像伟大的康托尔(Georg Cantor)一样，发现“我看到，但是我不相信”。布尔巴基(Bourbaki)所谓的“数学的病理学”于此开始。在19世纪数学“两个精力充沛的有待研究领域”之一的几何学中，好像各种各样不可思议的现象都出现了，如没有正切(tangent)曲线。但是当时最戏剧性和“不可能”的发展，或许当推康托尔对于无限数的探究。在这项探究所造成的世界中，直觉的“较大”和“较小”概念不再适用，而算术的规则不再产生预期的结果。用希尔伯特(Hilbert)的话来说：它是一种令人兴奋的进展，一个新的数学“乐园”，前卫艺术家拒绝被排除于这个乐园之外。

一个随后被大多数数学家遵循的解决办法，是将数学从它与真实世界的对应中解放出来，并将它转化为任何假定，只要它具有严格的定义，并且不会自相矛盾。自此以后，数学便断绝了对任何事物的信任，除了游戏规则外。罗素对于重新思考数学基本原则一事贡献极大，这或许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数学成了舞台的中心。用罗素的话来说：数学是一门没有任何人知道它在说什么的科目，或它所说的话里面哪些是真的。它的基本原则，是借着严格排除任何诉诸直觉的事物而重新加以明确表达。

这种情形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困难，也造成了若干的知识困难。虽然从数学形式主义者的观点来说，数学和真实世界的关系是不相干的，但这种关系的存在却是不可否认的。20世纪“最纯净的”数学，曾一再在真实世界中找到某种对应，而且的确有助于解释这个世界或有助于我们借助科技主宰这个世界。哈代(G．H．Hardy)是一位专门研究数字理论的纯数学家，他曾骄傲地声称他所做的任何事都没有实用价值。可是，即使是哈代，也曾提出一项实用理论，一项现代人口遗传学的基础理论(所谓的哈代-温伯格定律[Hardy-Weinberg law])。数学游戏和与之对应的真实世界的结构，其关系的性质为何？这个问题对于数学家的数学能力来说或许是不重要的，但是，事实上即使是许多形式论者，如伟大的希尔伯特，似乎也曾相信一个客观的数学真理，那就是：数学家如何看待他们所运算的数学实体的“性质”或他们的定理的“真实性”并非无关紧要。由法国人普恩加莱(Henri Poincare，1854-1912)发起，荷兰人布劳威尔(L．E．J．Brouwer)领导的“直观论”(intutionism)学派，激烈地排斥形式主义，如果需要，他们甚至不惜放弃许多最杰出的数学推理上的成果，这些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的成果，曾经引发对数学基础的重新思考，尤其是康托尔在19世纪70年代提出的集合论(set theory)，这项理论是在某些人的激烈反对下提出的。这场发生于纯思想尖端领域的战役，其唤起的激情，足以说明藉由数学来了解世界的旧日链锁一旦崩溃，将会带来多么深刻的知识和心理危机。

再者，重新思考数学基本原则这件事，也绝不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想要把它建筑在严格定义和非自相矛盾说法上的企图，其本身也遭遇到一些困难，这些困难日后将1900—1930年这一段时期，转化为“基本原则的大危机时期”(布尔巴基)。强行将直觉排除在外这件事，只有借着缩短数学家视野的办法才能办到。在这个视野以外，存在着许多矛盾，这些矛盾如今已为数学家和数学逻辑家所发现，20世纪最初10年早期，罗素便系统地说明了若干矛盾，而这些矛盾也提出了最深刻的难题。最后，在1931年，奥地利数学家哥德尔(Kurt Godel)证明：为了某些基本上的目的，矛盾根本不能被淘汰，我们不能用不导致矛盾的有限步骤，去证明数学的若干公理是一贯的。然而，到了那个时候，数学家们已经习惯与其学科的不确定性共存。不过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最初10年的数学家，离这点还远得很呢！

除了对少数人，数学的危机一般是可以忽略的。然而为数多得多的科学家，到最后，甚至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们，却都牵涉进伽利略或牛顿物理宇宙的危机之中。这场危机大致可以确定是开始于1895年，而其结果则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宇宙取代了伽利略和牛顿的宇宙。这场危机在物理学界遭遇的抵抗比数学革命来得少，也许是因为它没有明白地向传统的确切信仰和自然律挑战。这一挑战要到19世纪20年代才会到来。另一方面，它却从外行人那里遭遇到巨大阻力。事实上，迟至1913年，一位学识渊博而且绝非愚笨的德国科学史家，在其长达四册的科学评介中，断然不提普朗克——除了视他为认识论学者外，也不提爱因斯坦、汤姆森(J．J．Thomson)，或一些今日不大会被遗漏的人士；他也否认当时科学界有任何不寻常的革命正在发生，他指出：“认为科学的基本原理现在似乎变得不稳固，而我们的时代必须着手进行重建，乃是一种偏见。”如我们所知，现代物理学离绝大多数的外行人都很遥远，甚至离那些往往抱着雄心大志想要向外行人诠释其内容的人也很远，这样的企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增。这种情形，正如繁琐神学的较高领域离14世纪欧洲绝大多数的基督教徒十分遥远一样。左翼思想家日后排斥相对论，说他们与科学的概念不相容；右翼思想家则将它贬为犹太人的想法。简言之，自此以后，科学不仅成为很少人可以了解的事物，也成为许多人明知自己对其依赖日深，却又不表赞许的事物。

科学对经验、常识和广为大家接受的概念所造成的冲突，或许可从以太(hmfiniferous ether)这个问题得到最充分的说明。这个问题就像在18世纪化学革命发生以前用以解释燃烧的“燃素”问题一样，现在几乎已被大家遗忘。以太据说是一种充满宇宙的物质，具有伸缩性、稳固、无法压缩和无摩擦性等性质。当时人并没有证据可以证明以太的存在，但是，在一个主要是机械性而又不相信任何所谓“远距离行动”的世界观中，它非存在不可。这主要是因为19世纪的物理学充满了波，由光波开始(其实际速度到这时初次确定)，后又因电磁学研究的进展而大量增加，自麦克斯韦(Maxwell)以后，电磁学也开始研究光波。然而，在一个机械观的物质世界，波必须是某种东西的波，正如海的波浪是水的波浪一样。当波的运动愈来愈成为这个自然世界观的中心时(引一句绝不含糊的当代人的话)，“就所有有关它存在的已知证据都是在这段时期所搜集的来说，以太是本世纪所发现的。”简而言之，它之所以被发明，是因为如所有权威物理学家所主张的(持异议者非常少，其中包括发明无线电波的赫兹[Heinrich Hertz，1857—1894)和著名的科学哲学家马赫[Ernst Mach，1836—1916))，“我们将不会懂得光、辐射、电或磁；如果没有它，或许不会有像万有引力这样的东西。”因为机械性的世界观需要它通过某种物质媒介来发挥作用。

可是，如果它存在，它必然具有机械的特性，不论这些特性是否借着新的电磁学概念而被人详细叙述。这个问题引起了相当大的困难，因为自法拉第(Faraday)和麦克斯韦的时代起，物理学便采用两种观念上的体系，这两种体系不容易结合，而且事实上彼此愈行愈远。其中之一是个别的“粒子”(matter)物理，另一个是连续的“场”(field)物理。最简便的假设似乎是：就移动中的物质而论，以太是固定的。洛仑兹(H．A．Lorentz，1853-1928)曾经详细说明这种理论，洛氏是一位杰出的荷兰科学家，他与其他的荷兰科学家共同致力于使本书所述时期，成为可以与17世纪相媲美的荷兰科学黄金时代。但是这个理论如今已可进行测试，而两位美国人——迈克耳孙(A．A．Michelson，1852—1931)和莫雷(E．W．Morley，1838-1923)——在1887年一项著名而且富想象力的实验中，曾尝试验证这个理论。这项实验的结果似乎非常不可解释。由于它非常不可解释，加上它又与根深蒂固的信念不符，因此在1920年以前，科学家们不断尽可能的小心重复这项实验，可是结果都一样。

地球在静止以太中的移动，其速度为何？将一道光线分为两部分，沿互相成直角的两道等长通路来回移动，而后又再度合为一道光线。如果地球循这道光线其中之一的方向移动，则在光这一部分的前进中，仪器的移动应使两部分光线的路线不相等。这应该是可以检测出来的。但结果却不能。以太(不论它是什么)看起来好像是和地球一起移动，似乎也随着任何其他被度量的东西一起移动。以太似乎根本没有物理特征，或者是任何物质形式的解释都无法解释的。在这种情况下，惟一的选择，只有抛弃已经确立的宇宙科学形象。

不会使熟悉科学史读者感到意外的是，洛仑兹喜欢理论甚于事实。因此，他想要把迈克耳孙和莫雷的实验搪塞过去，以便挽救那个被认为是“现代物理学杠杆支点”的以太。他那种不同寻常的理论使他成为“相对论的施洗者约翰”。假设时间和空间可以稍微拉开一点，以便当一个物体在面对它移动的方向时，看上去比当它静止或面对反方向时短，那么，迈克耳孙和莫雷的仪器可能掩盖了以太的静止性。有人主张，这个假说非常近似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1905年)。但是洛仑兹和他同时代人所做的，却是打碎了那个他们竭力想要保全的传统物理学。可是爱因斯坦不然。当迈克耳孙和莫雷得到令人惊奇的结论时，爱氏还是一个小孩。他在进行研究之际，随时准备扬弃以往的古老观念。没有绝对的移动。没有以太，就算有，物理学家也对它不感兴趣。不论如何，物理学的旧秩序已注定消亡。

从这个富有教育意义的插曲中，我们可以得到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符合科学和科学史家承自19世纪的唯理主义理想，即事实胜于理论。由于电磁学的发展和许多种新辐射能的发现——无线电波(赫兹，1883年)、X光(伦琴[Rontgen)，1895年)、放射能(贝克勒尔[Becquerel]，1896年)，由于将正统理论延伸为各种奇形怪状的需要日增，由于迈克耳孙和莫雷的实验理论迟早将在基本上被改变以符合事实。无足为奇的是，这种改变没有立刻发生，但其速度已经够快了。我们可以相当肯定地说，这个转变是发生在1895—1905这10年间。

另一个结论正好相反。在1895—1905年间瓦解的自然世界观，其根据的不是事实，而是对于宇宙的先验假设。这个假设部分根据了17世纪的机械模型，部分根据了甚至更古老的感官直觉和逻辑。将相对论应用在电动力学(electrodynamics)或者任何其他事物之上，其困难都不比应用在古典力学上更大。自伽利略起，古典力学的地位已被视为当然。关于两个牛顿定律都适用的体系(如两列火车)，物理学只能说：它们是相对的移动，而非有一个处于绝对的“静止”。以太之所以被发明，是因为大家所接受的宇宙机械模型需要像它这样的东西；也因为在某种意义上，绝对移动和绝对静止之间竟没有任何区别，在直觉上是不可思议的。正是它的发明使得相对论无法延伸到电动力学或一般的物理学定律。简言之，使这场物理学革命如此富有革命性的，不是新事实的发现(虽然确乎有一些事实的发现)，而是物理学家的不情愿重新考虑其典范。照例，愿意承认国王没穿衣服的，绝非那些复杂世故的聪明人，他们花了大量时间去发明理论，以便解释这些衣服为什么既华丽又看不见。

这两个结论都是正确的，但是第二个结论对历史家来说要比第一个有用得多，因为第一个结论无法充分解释为什么物理学会发生革命。旧日的典范通常不会(那时也不曾)抑制研究的进行，或抑制那些似乎既与事实符合、而在知识上也相当丰硕的理论的形成。它们只会产生一些如今回顾起来是不必要和复杂得不恰当的理论(如以太的情形)。相反，物理学上的革命分子——主要属于“理论物理学”，这门学问当时尚未在数学和实验室仪器之间取得被承认的特有领域——基本上并没有什么意愿去廓清介于观察与理论间的矛盾之处。他们自有一套想法，有时甚至是为纯粹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成见所感动，例如普朗克所追寻的“绝对”。这些想法驱使他们在教师的反对之下进人物理界，教师们认为，物理学中只剩下一些小角落有待整理；这些想法也激励他们进人别人认为没有趣味的那部分物理学。普朗克的量子论(quantum，1900年宣布)，代表了新物理学的第一项公开突破。然而在他晚年所写的自传中，最令人惊奇的却是他的孤立感、被误解感和几乎近于失败的感觉。这些感觉似乎始终不曾离开他。然而，在其本国或国际上，很少有几个物理学家比他在世时享有更大的荣誉。1875年，普氏完成其学位论文，此后25年间，年轻的普氏想要让他敬仰的资深物理学家了解、回应、甚至只是阅读他的作品而没有结果(这些物理学家有的日后终于同意他的理论)，在他看来，其作品的确定性是毋庸置疑的。他之所以会有上述感觉，大半便是由于这个事实。我们可以从回顾中看到，科学家们已逐渐认识到其领域中未解决的问题，并着手尝试解决，有的路走对了，大半却走错了。但是事实上，如科学史家提示我们的：至少从库恩(Thomas Kuhn)的时候起(1962年)，这已不是科学革命的运作方法。

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个时期的数学和物理学转型？对于历史学家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再者，对于那些不把焦点放在理论学家专门性辩论的历史学家来说，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宇宙科学形象的改变，也牵涉到这项改变与其同时代事物的关系。知识的形成并不是自发的。不论科学和其所在社会之间的关系性质如何，它与其发生的那个特殊历史时机之间的关系性质又如何，这种关系总是存在的。科学家所认识到的问题、他们所用的方法、那些他们认为一般而言尚令人满意或在特殊情形下够用的理论、他们用来解决这些理论的构想和模型，上述这些问题直到今天仍是那些生活与实验室或书房只有部分关系的男男女女的问题。

这些关系之中，有的非常单纯，几乎一眼即可看出。细菌学和免疫学的发展原动力，大部分是来自帝国主义，因为各大帝国提供了征服热带疾病的强烈诱因，因为像疟疾和黄热症这样的热带疾病，抑制了白人在殖民地区的活动。因而在英国首相张伯伦(Joseph Chamberlain)和1902年诺贝尔医学奖得主罗斯爵士(Sir Ronald Ross)之间，便产生了直接关联。民族主义的作用也绝不可忽视。1906年，德国官方力促瓦色尔曼(Wassermann)加紧研究梅毒测试(该研究为血清学的发展提供了诱因)，因为他们认为法国人在这项研究上进展超前而急欲迎头赶上。科学和社会之间的这种直接关联，有些是出于政府或企业的资助与压力；有些则是来自较不重要的科学成果，这些成果是在工业技术的需求刺激下产生的。虽然忽视这类直接关联是不明智的，但是仅以这类关联进行分析，却也无法令人满意，尤其是在1873—1914年间。如果我们撇开化学和医学不谈，那么，科学与其实际用途之间的关系绝非密切。因而在19世纪肋—90年代，德国的技术学院经常抱怨说其数学家不肯只教授工程师所需要的数学，而到了1897年，工程教授更与数学教授公开交战。大多数的德国工程师虽然受到美国进步的启示而在19世纪90年代设置了工艺实验室，但实际上却与当时的科学没有密切接触。相反，工业也抱怨各大学对它的问题不感兴趣，只专心其本身的研究，不过即使是其本身的研究也进展得相当缓慢。在1882年以前还不让他儿子上技术学院的克鲁伯，一直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才对(与化学截然不同的)物理发生兴趣。简言之，大学、技术学院、工业和政府之间，并没有协调彼此的兴趣和工作。政府所资助的研究机构的确正在出现，但是它们还谈不上先进。虽然基础研究以前也曾得到过私人资助，可是主要的协调机构威廉皇帝学会(Kaiser-Wilhelm-Gesellsehaft，今天的普朗克学会[Max-Planck-Gesellschaft))，一直要到1911年才告成立。再者，虽然各政府无疑已开始委托进行甚至督促它们认为重要的研究工作，但是我们还不能说政府已成为基础研究的主要委托者，除了贝尔(Bell)实验室外，工业亦然。再者，除了医学以外，此时只有化学已充分整合了研究与应用，然而化学在本书所论时期根本没有发生基本或革命性的转型。

在当时的工业经济中，有许多技术性的发展。电力可以任意取得，真空排气机和正确的度量仪器也发明出来。如果没有这些发展，上述的变化是不可能的。但是，任何解释中的必要因素，其本身并不是充分的解释。我们必须继续寻找。我们能够借着分析科学家的社会和政治成见，来了解传统科学的危机吗？

这些成见，显然主宰了社会科学。而且，即使是在那些似乎与社会和社会问题直接有关的自然科学中，社会和政治因素往往也非常重要。在本书所论时期，这种情形相当明显。在生物学直接和社会人接触的那些领域，以及在所有那些可以和“进化”的概念及达尔文这个愈来愈政治化姓名扯得上关系的领域，社会和政治因素都很重要。两者都带有高度的意识形态力量。19世纪时，种族歧视的重要性说多大便有多大。就种族歧视来说，生物学对于理论上主张人类平等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来说是必要的，因为它将可见的人类不平等，由责备社会转而责备“自然”(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四章第二节)。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生而低下。因此，生物学不仅可能是政治右派的科学，也可能是那些怀疑科学、理性和进步者的科学。很少思想家比哲学家尼采更怀疑19世纪中叶的真理，包括科学在内。可是他自己的著作，尤其是他最雄心大志的《权力意志》(The Will to Power)，却可视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衍生物。该书的论点是以“物竞天择”为根据，在天择的演进下，注定会产生一个“超人”新种族。它将支配较愚笨的人，正如人类在自然界支配和剥削畜生一样。而生物学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在“优生学”和“遗传学”这门新科学之间的相互作用上尤其明显。遗传学大约在1900年左右出现，不久之后(1905年)由贝特森(William Bateson)命名。

优生学比遗传学早得多。它指的是将农业和畜牧业常用的选择繁殖法运用在人类身上。其名称出现在1883年。它基本上是一项政治性运动，几乎完全局限于资产阶级或中产阶级分子。他们力促政府采取正面或负面的行动，去改良人类的遗传条件。极端的优生学家相信，如要改良人类和社会情况，只有对人种作遗传上的改良，即集中全力鼓励优良的种系(通常认为是资产阶级或像“北欧人”[Nordic]那种色彩适宜的种族)，而淘汰不喜欢的种系(一般认为是穷人、殖民地人民和不受欢迎的陌生人)。比较不极端的优生学家，则为社会改革、教育和一般环境的改良留下一些余地。不过优生学虽然可以变成一门法西斯主义或种族歧视的伪科学，并在希特勒手下成为有意识的种族绝灭，可是，在1914年前，它并不特属于中产阶级政治的任何一支，反倒是与当时暗含优生学意义的种族理论相似。在这项运动盛行的国家中，优生学的理论可见于自由主义者、社会改革者、费边派社会主义者，以及其他左翼派别的意识形态激烈辩论中。(节育运动与这些优生学的主张息息相关。)不过在遗传与环境的战斗中，或者套用皮尔森(Karl Pearson)的话，在“天性”与“教养”的战斗中，左派不可能独钟遗传。于是，在这段时期，医学界显然对遗传学缺乏兴趣。因为当时医学的伟大胜利是建立在环境上面，一方面借着治疗微生物疾病的新方法(这些治疗方法始于巴斯德和科赫[Koch]的时代，并促成细菌学这门新科学的诞生)，一方面则通过公共卫生的改良。皮尔森认为：把150万镑花在鼓励健康的繁衍上，胜于在每一个镇区为消灭肺结核病兴建一所疗养院。可是医生和社会改革家都不大愿意相信他的话。而他们是对的。

使优生学“科学化”的，正是1900年后遗传学的兴起。遗传学似乎表示：环境可以绝对根除遗传的影响，而大多数或所有的特征，都是由一个单一的基因所决定，即可以用孟德尔学说的方法选育人类。虽然有些科学家投身遗传研究，是基于“种族文化至上的影响所致”(如高尔顿爵士[Sir Francis Galton)和皮尔森)，我们却不能据此认为遗传学是出自优生学的偏见。另一方面，在1900—1914年间，遗传学和优生学之间的关系显然是密切的。虽然1914年前至少在德国和美国，科学和带有种族歧视的伪科学之间的分野绝不清楚，可是英国和美国的杰出科学家均与这个运动有关。不过在战争期间，这种情形却使得严谨的遗传学家离开专心致志的优生学家的组织。无论如何，遗传学中的“政治”因素是相当明显的。未来的诺贝尔奖得主缪勒(H．J．Muller)于1918年宣布：“我从来没有对抽象观念的遗传学感兴趣，我对遗传学的兴趣始终是因为它和人类的基本关系——人的特点与其自我改进的方法。”

如果我们必须从对社会问题的迫切关注这个脉胳来看待遗传学的发展(优生学声称它能对这些问题提供生物学的解决办法，有时还可替代作为社会主义方案。)，遗传学所符合的演化理论，也有其政治上的重要性。近年来，“社会生物学”的发展也再度使我们注意这件事。“物竞天择”这个理论，从一开始便与社会问题结下不解之缘，“物竞天择”的关键模型“生存竞争”，当初便是从社会科学中得来的(马尔萨斯[Malthus])。19世纪末20世纪初，观察家们注意到“达尔文主义中的危机”。这个危机造成了各式各样的臆测——所谓的“生机论”(vitalism)、“新拉马克主义”(neo Lamarckism，1901年时的称谓)等等。这场危机不仅是对达尔文主义说法的科学性存疑，该学说已成为19世纪80年代的正统生物学；也是对其较广泛的意义存疑。从社会民主党员对达尔文学说的明显热中，便可看出它的影响绝不仅限于科学性的。另一方面，虽然在欧洲具有支配性的政治达尔文主义，认为它有助于加强马克思的看法即自然和社会的演化过程是与人类的意志和意识无关，而每一位社会主义者也都知道它终将造成什么样的结果；然而在美国，“社会达尔文主义”却强调自由竞争，并将它奉为自然的基本定律，认为最适应环境的人(如成功的商人)终将战胜不适应的人(如穷人)。对于低下种族和民族的征服，或敌对国家之间的交战，也可以说明乃至保障适者生存的说法(德国的贝恩哈迪将军[General Bernhardi)，在他1913年的著作《德国和下一次战争》[Germany and the Next War)中，便曾如此表示)。

这类社会论题也进入到科学家自身的辩论之中。因此，在遗传学早期，孟德尔派学者(在美国和实验主义者当中最具影响力)便和所谓的生物统计学家(biometricians，在英国和数学统计学家当中较受强调)，展开了一场难以休止的争论。孟德尔长期为人所忽视的遗传律研究，1900年在三个国家同时分别被发现，而且，不管生物统计学如何反对，它已成为现代遗传学的基础。不过有人说，20世纪的最初10年被生物学家硬塞进其麝香豌豆报告中的遗传因子理论，是1865年时孟德尔在他修道院的菜圃中不曾想到的。对于这个论题，科学史家曾提出好几个理由，而其中一组理由显然具有清楚的政治意义。

经过大幅度修改的“达尔文主义”能恢复其作为科学正统理论的地位，主要得归功于孟德尔遗传学和下述新发明的携手合作，即将不可预测和不连续的遗传学“跃进”、变种或反常现象，引进“达尔文主义”当中。这些变异大多无生存或生育能力，但偶尔可带来演化上的好处，物竞天择便是建立在其基础上。雨果·德·弗里斯(Hugo De Vries)将它们称为“突变”(mutations)。弗里斯是好几个在同时代重新发现孟德尔遗传规律的学者之一，他曾受到英国最主要孟德尔派学者贝特森的影响，贝氏对变异方面的研究(1894年)，特别注意物种原始的突变性。但是连贯和突变不只限于植物育种。生物统计学大师皮尔森，甚至在对生物学发生兴趣以前便拒绝接受突变理论，因为他认为“没有任何一个可永久有助于社会任一阶级的伟大重建工作，是由革命达成的……人类的进步，像自然一样，从不跃进。”

皮尔森的主要反对者贝特森，绝不是一名革命分子。如果这位不平常人的看法有任何清楚的特色，那便是他嫌恶现存社会(不包括剑桥大学，他希望剑桥大学不要有任何改革，除了可招收女生入学之外，一切保持原状。)，厌恨工业资本主义和“污秽的小商人利益”，以及他对封建过去的怀念。简言之，对于皮尔森和贝特森来说，物种变异是一个科学问题，但也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在特殊的科学理论和特殊的政治态度之间划上等号，是无意义的，而事实上也往往是不可能的，尤其在像“演化”这样的领域——这个领域适用于各式各样不同的意识形态比喻。用科学家的社会阶级来分析它们也是无意义的。在这个时期，几乎所有这方面的科学家在定义上都属于专业中产阶级。不过，在生物学这样的领域，政治、意识形态和科学是分不开的，因为它们之间的关系太过明显。

虽然理论物理学家，甚至数学家也都是人，但是在他们身上，这样的关系却不太明显。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政治影响可以硬塞进他们的辩论之中，但是意义不大。帝国主义和大众劳工运动可能有助于说明生物学的发展，但是简直不可能有助于符号逻辑和量子论的发展。1875-1914年间，研究之外的世界大事并没有直接干涉到他们的工作。这种情形和1914年以后或18世纪末19世纪初不一样。在这个时期，知识界的革命不能和外在世界的革命相提并论。可是，令每一位历史学家惊奇的是：科学世界观在这段时期的革命性转变，已成为更一般性和戏剧性趋势的一部分，即放弃长久以来为人所接受的价值观、真理、看待世界的角度，以及在概念上组织世界的方式。普朗克的量子论、孟德尔的重新被发现、胡塞尔(Husserl)的《逻辑研究》(Logische Untersuchungen)、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Interpmtatmn of Dreams)和塞尚的《静物和洋葱》(Still Lif with Onions)，这些都发生在1900年。我们也可随机选择奥斯特瓦尔德(Ostwald)的《无机化学》(Inorganic Chemistry)、普契尼的《托斯卡》(Tosca)、柯莱特第一本描写克劳汀(Claudine)的小说，或罗斯丹(Rostand)的《雏鹰》(L'Aigbn)作为新世纪的开始。但是，在若干领域中的戏剧性创新，却是万分惊人的。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过这项转变的线索。它是负面而非正面的，因为它未能以相等的替换物取代一个被视为有条理、可能包罗万象的科学世界观，在这个世界观中，理性与直觉是不冲突的。如前所述，理论家本人也感到困扰和迷惑。普朗克和爱因斯坦都不愿意放弃那个合理、因果律和决定论的宇宙，虽然这个宇宙为他们的工作带来极大麻烦。普朗克和列宁同样对马赫的新实证主义(neopositimsm)怀有敌意。相反，马赫虽然是19世纪末自然宇宙体系的少数几个怀疑者之一，日后却也对相对论持同样的怀疑态度。如前所述，数学家的小圈子曾为数学真理是否可以超越形式而发生争执，进而走向分裂。布劳威尔认为，至少自然数字和时间是“真”的。真实的情形是，理论家发现他们正面对了无法化解的矛盾，因为甚至连符号逻辑学家致力克服的那些“疑题”(也就是“矛盾”的委婉说法)，也没有令人满意地解决，如罗素日后承认的，即使是他和怀特海(Whitehead)辛苦半天的《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ka，1910-1913年)一书，也未能予以解决。最容易的解决办法，是退回到新实证主义——它将成为20世纪最接近被大家接受的科学哲学。19世纪晚期出现的新实证主义倾向(其代表人物有杜汉[Duhem)、马赫、皮尔森以及化学家奥斯特瓦尔德)，不可以和新科学革命发生以前主宰自然和社会科学的那种实证主义混为一谈。那个实证主义认为它可以找到有条理的世界观。这个世界观即将受到真实理论的挑战，即受到用科学方法发现的自然“事实”的挑战。而这些与神学和形而上学随便臆测有别的“可靠”科学，将为法律、政治、道德和宗教提供坚实的基础。简单地说，也就是为人类赖以结合和构筑希望的方式提供坚实的基础。

像胡塞尔这样的非科学批评家指出：19世纪下半期，现代人的整体世界观完全由实证科学所决定，并被它们造成的“繁荣”所蒙蔽，这意味着当时的人正冷漠地避开真正与人性有关的决定性问题。新实证主义将注意力集中于实证科学本身的概念性缺点上。有些科学理论现在看起来已不够用，它们似乎也被视为“一种语言的束缚和定义的曲解”，而有些图示的模型(如撞球式原子)又无法令人满意。在面临这样的理论和模型时，他们选择两种互为关联的方法来解决这个困难。一方面，他们提议在不带感情的经验主义乃至唯实论的基础上重建科学；另一方面，他们则主张将科学的基础严格地加以公式化和定理化。如此一来，便可在不影响到科学实际运作的情况下，将人们的诠释从“真实世界”中剥离开来，即剔除掉那些有关内部一致性和命题实用的不同“真理”。如彭加勒所云：科学的理论“既不真也不假”，只是有用而已。

有人指出，19世纪末叶新实证主义的兴起有助于科学革命的产生，因为它容许物理概念在没有先验宇宙观、因果律和自然律的干扰下进行转型。不论爱因斯坦对马赫如何推崇，这种说法显然都过分高估了科学哲学家，也过分低估了当时公认的科学普遍危机——新实证主义的不可知论和数学、物理学的再思考，只是这个危机的某些方面而已。如果我们想从历史的脉络中观察这项转型，我们就必须把它视为这项普遍危机的一部分。而如果我们要在这项危机的诸多方面找出一个共同特性，这个特性几乎以不同的程度影响到所有思想活动，那么答案必然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它们全都面对了“进步”始料未及、不可预测和往往无法理解的结果。说得更精确点，便是面对了进步所导致的各种矛盾。

我们可以拿“资本的年代”最骄傲的事物来做比喻。人类修筑的铁路，可望将旅客带到他们从不知道也尚未去过的目的地，虽然旅客对这些目的地一无所知、全无体验，但他们却不曾怀疑这些地方的存在和性质。正如凡尔纳(Jules Verne)笔下的月球旅客，他们既不怀疑这个卫星的存在，也不怀疑到了那儿之后，他们将会看到和将会发现的事物。根据外推法，他们可以预测20世纪必定是19世纪中叶更进步、更辉煌的版本。(不过热力学第二定律却预言宇宙最后将冰冻而死，因而为维多利亚时代的悲观主义提供了基础。)可是，当人类火车稳稳驰向未来之际，旅客在放眼窗外时，看到的却是一派出乎意料、充满迷惑而且令人烦恼的景色，这真是车票上指明前往的地方吗？他们是不是上错了火车？更糟糕的是：他们上对了火车，只是火车却不知为何要将他们载向他们既不想要又不喜欢的方向。如果真是这样，这个噩梦般的形势是如何发生的？

1875年以后的几十年间，知识史上充满了不仅是期望变为失望之感(如一位幡然醒悟的法国人的玩笑话：“当我们还有一位皇帝时，共和国是多么美好。”)，更是期望适得其反的感觉。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这种逆转的感觉同样困扰着这个时代的思想家和实践者(参看第四章)；我们在文化的领域也已看到。在文化的领域，自19世纪80年代起，它产生了一个描写现代文明衰亡的资产阶级文学形式，这种形式的规模虽小，却也兴盛了一阵子。日后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诺尔道(Max Nordau)所著的《退化》(Degeneration)一书便是一个好例子——狂热得恰到好处的好例子。尼采以其能言善辩、充满威吓的口吻预告了这场即将来临的灾难，虽然他没有清楚地说明这场灾祸的确切性质。尼采比任何人都更擅于表达这种期望的危机，他借着一连串充满空幻直觉、未明真理的诗歌和预言警语，来传述这种危机感，虽然这种方式与他奉行的理性主义哲学讨论方式互相矛盾。自1890年起，他的中产阶级(男性)追随者人数便不断上升。

照尼采看来，19世纪80年代前卫艺术的颓废、悲观和虚无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时髦。它们是“我们伟大的价值观和理想的必然结果”。他主张，是自然科学造成它自己的内部崩溃，塑造出它自己的敌人，一种反科学。19世纪政治经济所接受的思想方式，足以导出极端的怀疑论。这个时代的文化，正受到其自身产物的威胁。民主政治产生了社会主义；平庸造成了天才的不幸覆没；软弱造成了力量。这正是优生学家所弹的调子，只不过他们的论调比较平淡并带有实证主义的味道。在这种情形下，全盘考虑这些价值观和理想以及它们所属的概念体系，不是非常重要的事吗？因为无论如何，“对所有价值观念的重新评估”已经在进行之中。当19世纪行将结束之际，这类反思已充斥四处。惟一坚守19世纪对科学、理性和进步信仰的严肃思想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不受这种对当下充满幻灭感的影响，是因为它展望未来的“民众”胜利。而这些“民众”的兴起，正在中产阶级思想家中造成极大的不安。

打破已确立解释规范的科学发展，其本身便是这种期望转型和倒逆过程的一部分。在这个阶段，这种过程可出现在任何男女身上，出现在他们面对当下并拿它和自己或父母的期望相比较时。我们能否假定，在这种气氛中，思想家会比其他时候更易于质疑既有的知识方法，更容易去思索，至少是去考虑当时仍认为不可思议的事情？和19世纪早期不同，这种反映在心智产物上的革命，当时并非正在进行，而是正在被期待。它们隐含在资产阶级世界的危机之中，这个世界已不能再以其旧日的方式去了解。以全新的角度看待大干世界，进而改变个人的展望，不仅是比较轻松的，也是绝大多数人一生中必须以种种方法做到的。

然而，这种知识上的危机感，完全是一个少数人的现象。在接受过科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当中，这种危机感只局限于直接牵涉到19世纪世界观崩溃的少数人，而非所有人都深切感受到。当时牵涉其中的人数非常少，因为即使是在科学教育已戏剧性发展的地方——例如德国，1880-1910年间，德国研究科学的学生人数增加了八倍，他们仍是以千计而非以万计。而绝大多数的理工科学生，在学成之后不是进入工业界，便是投身到相当刻板的教学工作。他们不大会为宇宙形象的崩溃而发愁。(1907—1910年间，三分之一的英国科学专业的毕业生，都出任小学教师。)在专业科学家中人数比例最高的化学家，当时尚处于新科学革命的边缘。直接感受到思想震撼的是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而这两种人的数目尚未快速增长。1910年时，德国和英国物理学会的会员加起来大约700人，而英国和德国化学学会的会员人数，加起来是前者的10倍以上。

再者，即使是就它最广泛的定义来说，现代科学仍是一个集中于少数地区的团体。新诺贝尔奖得主的分布，说明了现代科学的主要成就仍然集中于传统上科学进步的地区，也就是中欧和西北欧。在最初的76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中除了10名以外，其余皆来自德国、英国、法国、斯堪的纳维亚、低地国、奥匈帝国和瑞士。只有3名来自地中海区域，2名来自俄国，3名来自迅速成长但尚居次要的美国科学界。欧洲以外地区的科学和数学成就，主要是通过它们在英国进行的研究工作，这类成就有的非常重要，例如新西兰物理学家卢瑟福(Ernst Rutherford)的情形。事实上，科学团体的地理集中度更高。在所有的诺贝尔奖得主中，60％以上来自德国、英国和法国的科学中心。

同样，尝试发展19世纪自由主义替代品的西方知识分子，即欢迎尼采和非理性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青年，人数也不多。他们的代言人只有几十个，而他们的公众基本上是属于受过大学教育的新一代。除美国之外，这些教育精英还是极少数。1913年时，在比利时和荷兰总数1300-1400万的人口中，只有1．4万名学生。在斯堪的纳维亚(减去芬兰)几乎1100万的人口中，只有1．14万名学生。即使是在教育发达的德国，其6500万人口中，也只有7．7万名学生。当新闻记者谈到"1914年的那一代”时，他们所指的通常是坐满一个咖啡座的年轻人，在替他们结识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Ecole Nonnale Superieure)的一群朋友说话，或者是剑桥大学或海德堡大学某些自命为思想潮流领导者的少数人。

然而这个事实，不应使我们低估新思想的影响，因为数字不能说明知识上的影响。获选进入小规模剑桥讨论会的总人数(这些人一般称为“使徒”)，在189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只有37人。但是这些人中，却有哲学家罗素、摩尔(C．E． Moore)和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未来的经济学家凯恩斯、数学家哈代，以及好几个在英国文学界极负盛名的人物。在俄国的知识圈，1908年时，物理学和哲学革命已经造成极大的影响，以致列宁认为他不得不提笔写一本大书来反驳马赫，他认为马赫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员的政治影响既严重又有害，这本书的书名是《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Materialism and Empiriocriticism)。不论我们对列宁的科学判断有何想法，他对于政治实况的评估却是高度实际的。再者，在一个(如克劳斯这位新闻界的讽刺家兼敌人所云)已经由现代媒体塑造的世界中，重大的知识改变的扭曲和通俗化概念，不用多久便会渗透到广大的公众之中。1914年时，爱因斯坦的名字除了在这位伟大物理学家自己的家中之外，根本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是到了大战晚期，“相对论”已成为中欧娱乐餐厅里的笑话主题。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爱因斯坦的理论对绝大多数的外行人来说都是无法了解的，但他却成为继达尔文之后，惟一一个其姓名和形象广为世界各地受过教育的外行群众熟悉的科学家。

谢选骏指出：马裂主义者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的意义去理解科学的，正如他们从“民主集中制”的角度去玩弄民主——这样一来，科学就成了“确定性的基石”。他们哪里知道，连科学本身都是不确定的！不仅科学不确定，科学家也是不确定的，就拿上面提到的爱因斯坦来说，晚年曾在一张自画像中写道：“苦难也罢，甜蜜也罢，都来自我不能左右的外部世界，而我只能永远孤独地活着。回想往事，我曾经痛苦万分，也曾甘之如饴……让一切都留在永远的记忆中吧。”

起初，人们并不知道这首情诗的对象是谁。但随着大量信件的解密，人们渐渐确定，那个令爱因斯坦魂牵梦萦的女人名叫玛加丽塔·科涅库娃。玛加丽塔是一位苏联美女，公开的身份是一位著名雕塑家的夫人，隐藏的身份则是苏联女间谍。直到2003年，圣彼得堡市的一家博物馆展出了一系列从沙俄时代到苏联克格勃时期的女间谍画像，玛加丽塔的身份才算正式曝光。在这之前，克格勃头目帕威尔就曾在回忆录《一个苏联间谍首脑的回忆》中指出：二战期间，玛加丽塔是苏联间谍之一，曾通过色诱爱因斯坦，为苏联核武器的研发做出过盗窃来的“贡献”。

【第十一章理性与社会】

他们相信理性，就好像天主教徒相信圣母玛丽亚一样。——罗曼·罗兰，1915年

在精神病患者身上，我们看到侵略的本能受到抑制，然而阶级意识却予以解放。马克思说明了文明如何使得侵略的本能合理化；借助了解压抑的真正原因，也借助适当的组织。——阿德勒，1909年

我们不同意下述那种陈腐说法，即认为文化的整体现象可以被推论成“物质”利害的产物或函数。不过，我们却相信：特别注重用经济条件去分析社会现象和文化事件，是富有创意和想象力的。只要能谨慎应用这个原则并不受武断偏见的束缚，在可预见的将来，这种方法仍会继续下去。——韦伯，1904年或许在此应该提一提另一种面对知识危机的方式。因为当时对于不可思议事物的思考方法，有一种是同时拒绝理性和科学。我们不容易度量19世纪最后几年这种知识反动的强度，甚至今日回顾起来，也不容易了解其强度。因为，它那些能言善道的斗士，有许多是属于才智上的下层社会或半上流社会，如今早已为人遗忘。我们很容易忽略当时流行的神秘主义、巫术、魔术、心灵学(parapsychology，曾盘踞在一些杰出英国知识分子心头)，以及横扫西方文化边缘的各种东方神秘主义和狂热信仰。不可知和不可理解的事物，比浪漫时代早期以来的任何时刻更受人欢迎(参看《革命的年代》第十四章第二节)。我们可以附带一提，早期这些事物原本主要是盛行在自修成功的左派之间，如今却往往急速转向政治上的右派。因为这些非正统科目已不像从前那样，是那些以往的学术怀疑者所喜欢的伪科学，如颅相学、顺势疗法(homeopathy)、通灵术和其他形式的心灵学，而是对科学和所有科学方法的排斥。然而，这些反启蒙主义对于前卫艺术虽然有相当大的贡献(例如通过画家康丁斯基和诗人叶慈)，它们对自然科学的贡献却是微乎其微的。

事实上，它们对一般大众也没有多大的影响。对于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尤其是受过新式教育的人)来说，古老的知识真理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相反，它们已经由那些认为“进步”尚有无限前途的男男女女的成功予以证实。1875—1914年间，主要的知识发展是民众教育和民众自修的大跃进以及公众阅读的普遍提升。事实上，自修和自我成长是新兴劳动阶级运动的一个主要任务，也是对其斗士的主要吸引力。而新式教育教导给大众的或受到政治左派欢迎的，是19世纪那种合理、确实的科学，是迷信和特权的敌人，是教育和启蒙运动的主宰精神，是进步的确定和保证以及下等阶级的解放。马克思主义比其他社会主义更具吸引力，关键便在于它是“科学的社会主义”。达尔文和发明活字印刷的谷登堡(Gutenberg)，与潘恩(Tom Paine)和马克思一样，备受激进分子和社会民主党员尊敬。社会主义者不断在其言词中引用伽利略“而它还是在移动”这句话，用以说明劳动阶级的奋斗终将获得胜利。

民众不断在前进，也不断在接受教育。19世纪70年代中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小学教员的数目大增。在法国这类学校较多的国家，增加了大约三分之一；在像英国、芬兰这类以往学校较少的国家，更增长了7-13倍；其他国家则介于两者之间。中学教员人数可能增加了四或五倍(挪威、意大利)。这种不断前进也不断接受教育的事实，足以将古老科学的阵线向前推进，虽然其后方补给基地即将陷入重组状态。对于学校教员来说，至少在拉丁语国家，科学课程意味着百科全书编纂者(Encyclopaedists)的精神、理性主义的进步，以及法国称为“精神解放”的手册(1898年)——一般人很容易把它视为“自由思想”或从教会和神的控制下解放。如果说这样的男男女女有什么危机，绝不是科学或哲学的危机，而是那些靠特权、压榨和迷信维生的人的世界危机。而在西方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以外的世界，科学即使在较不具比喻性的意义上，也意指权力和进步。它意味着现代化的意识形态，由那些科学家、那些受实证主义启蒙的寡头政治菁英，强加在落后和迷信的农村民众身上，例如老共和国的巴西和迪亚斯(Porfirio Diaz)的墨西哥的民众。它意味着西方科技的秘密。它也意味着使美国富豪合法化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最足以显示科学和理性这种简单的福音快速进展的证据，是传统宗教的戏剧性退却，这种退却至少发生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欧洲心脏地带。这并不代表当时的大多数人都即将成为“自由思想家”(套用当代的片语)。当时的大多数人，几乎包括其全数妇女，仍然深信本地本族宗教中的那些鬼神及仪式。如前所述，各基督教会便是因此而显著女性化。当我们考虑到所有大型宗教都不信任妇女并且坚持她们的地位低下，而且有一些，如犹太人，更几乎将她们排除于正式的宗教崇拜之外，那么，妇女对神祗的效忠对理性主义的男人来说似乎是不可了解和令人惊异的。他们往往认为这正是妇女卑下的另一证据。因此，神祗和反神祗共谋对付她们。只不过在理论上主张男女平等的自由思想者，在这样做的时候会感到惭愧而已。

再者，在绝大部分的非白人世界中，宗教仍然是谈论宇宙、自然、社会和政治的惟一语言。它既表达了人们的思想行为，也认可了人们的思想行为。宗教已成为动员男男女女的力量，这个力量可使他们完成西方人企图用世俗词汇加以说明却无法充分表达的目的，英国政客可能希望将圣雄甘地贬低为利用宗教唤醒迷信大众的反帝国主义煽动家。但是，对这位圣雄来说，神圣的精神生活不只是为了取得独立的政治工具。不论意义为何，在意识形态上，宗教是无处不在的。20世纪最初10年的年轻孟加拉恐怖分子，日后所谓印度马克思主义的温床，最初乃是受到一位孟加拉苦行修道者及其传人辨喜(Swami Vivekananda)的启发。(辨喜的吠陀哲学教义，今日是通过一种删改过的加利福尼亚版本而为人所知。)这些恐怖分子将辨喜的教义解释成一种呼吁，呼吁附属于外国势力的这个国家起义反叛，并赐给全人类一种普世信仰。(“噢！印度……凭着你优雅的懦怯，你能得到只有勇敢和英勇才能得到的那种自由吗？……噢！力量之母，请除去我的懦弱，除去我的无男子气，让我成为一个大丈夫。”——辨喜。)据说，受过教育的印度人“最初是通过半宗教团体而非世俗政治，培养出他们以全民族为基础的思想和组织习惯”。当地中产阶级对于西方的吸收(通过像梵天运动[Bmhmo Samaj]这样的团体——参看《革命的年代》第十二章第二节)以及对于西方的排斥(藉由1875年成立的雅利安社[ava Samaj])，便是采用这种方法，遑论“通神学会”(Theosophical Society)——下面我们将谈谈这个团体与印度民族主义的关系。

如果说连印度已获解放而且支持西化的教育阶级，都认为他们的想法和宗教分不开(或就算认为分得开，也得小心隐藏这个想法)，那么，纯粹世俗化的意识形态措词，显然对民众没有什么吸引力。当他们进行反叛之际，很可能便是打着其神祗的旗帜，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伊斯兰教徒因其共同的主人土耳其苏丹的失势而发起的抗英行动，或在“基督国王”的名号下展开的反墨西哥革命。简言之，若以全球而论，认为宗教势力在1914年时已比1870年或1780年弱小许多，是很荒谬的想法。

可是，在资产阶级的心脏地带(虽然也许不包括美国)，不论是作为一种知识上的力量或是民众之间的影响力，传统宗教都正以空前的速度消退。在某种程度上，这几乎是都市化的自然后果，因为我们大可肯定，在其他方面一律相当的情形下，城市对宗教虔信的反对态度要比乡村来得强烈，而大城市又常比小市镇更严重。而且，当来自虔诚乡村的移民与不信宗教或持怀疑态度的当地市民同化之后，城市的宗教感遂变得更为淡漠。在马赛，1840年时有一半的人星期天会上教堂，但是1901年时，只有16％的人上教堂。更有甚者，拥有欧洲45％人口的天主教国家，在本书所论时期，其信仰的崩溃速度尤其惊人。因为它受到(引一句法国教士的抱怨)中产阶级理性主义和学校教师社会主义的联合进攻，更受到解放理想与政治思考的联手出击——政治上的思考，使得与教会的斗争成为关键性的政治问题。“反教权”一词最初于19世纪50年代出现在法国，而自19世纪中叶起，反教权主义便成为法国中间派和左派政治活动的中心，互助会的组织便曾一度为反教权者所控制。

反教权主义之所以成为天主教国家的政治重心，有两个主要原因。其一是，罗马教会选择完全排斥理性和进步的想法，因而只能与政治右派站在同一边；其二是，对于迷信和反启蒙主义的斗争，不但未曾分裂资本家和无产阶级，反倒使自由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联合一致。精明的政客在呼吁所有好人团结合作之际，一定会牢记这一点。法国以联合阵线化解德雷福斯事件，并且立刻终止政府对天主教会的支持。

这场斗争造成了教会和法国政府在1905年的分裂，它的副产品之一，是好斗的脱离基督教化运动(de-christianization)的加快进行。1899年时，利摩日(Limoges)教区只有2．5％的孩童没有受洗，当这个运动正是最高潮的1904年，这个百分比已高达34％。但是，即使是在教会和政府的斗争并非政治中心议题的地方，平民劳工运动的组织或普通男人(因为妇女对信仰要虔诚得多)的参与政治生活，也都造成同样的后果。在19世纪末叶的意大利北部，原本信仰虔诚的波河(Po)流域，如今也频频发出宗教式微的抱怨。1885年时，三分之二的曼图亚[Mantua]居民，已不在复活节时做弥撒。)1914年前迁徙到洛林(Lorraine)炼钢厂的意大利劳工，几乎都不信神。在西班牙(或应说是加泰罗尼亚)的巴塞罗那和比克(Vich)教区，1900—1910年间，在出生第一周受洗的婴儿已减少了一半。简言之，在欧洲的绝大部分地区，进步和世俗化是携手并进的。由于各教会所享有的官方垄断地位已日渐遭剥夺，于是，进步和世俗化遂挺进得更快。在1817年以前仍然排除和歧视非英国国教徒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很快便不再是英国国教教士的安全岛。虽然1891年时牛津各学院的院长大多仍旧是神职人员，但已经没有任何一个教授仍具有神职人员的身份。

当然，当时也有一些反方向的小涡流。例如，上流社会的英国国教徒改宗血统更纯的罗马天主教，19世纪末叶的唯美主义者为多彩多姿的仪式所吸引，特别是非理性主义者和反动派对宗教的支持态度。对非理性主义者而言，传统信仰在知识上的悖理性，正是它优于理性的明证；对反动派来说，即使他们已不相信古代的传统和阶级壁垒，他们还是会予以坚守，例如法国保皇派和极端天主教派“法兰西行动”的思想领袖莫拉(Charles Maurras)。诚然，有许多人依然奉行宗教，而在学者、科学家和哲学家中，更有许多是虔诚的信徒，但是他们的宗教信仰却很少显露在他们的著作中。

简言之，在思想上，西方的宗教在20世纪最初10年的早期，已较任何其他时候都更受到压制；而在政治上，它又全面撤退，至少是撤退到对外来攻击设防的信仰圈子中。

民主化和世俗化的携手并进，自然使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左派大受其惠。而古老资产阶级所信仰的科学、理性和进步，正是在这些派别中开花结果。

这种固有确定性体系(已经过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转化)的最重要继承者是马克思主义，其理论学说的主体，是在马克思死后由他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推演出来的，并体现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在许多方面，考茨基式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是19世纪实证主义科学信念的最后胜利。它是唯物主义的、决定论的、必然论的、演化论的，并且坚决地主张“历史法则”和“科学法则”是同一回事。考茨基最初只把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视为“不过是将达尔文学说应用到社会发展上”；并于1880年指出，社会科学中的达尔文主义教导他们“从旧世界观转变到新世界观的过程是无法抗拒的”。矛盾的是，像马克思主义这种牢牢附着于科学的理论，竟会对当代科学和哲学的戏剧性创新抱怀疑的态度。也许是因为，它们看来似乎会削弱唯物论(也就是自由思想和决定论)所强调的许多极具吸引力的确定事物。只有在新知荟萃的维也纳知识界，马克思主义才与这些发展保持接触。然而，即使俄国知识界的革命分子对这类创新贡献更多，但其马克思主义宗师甚至更杀气腾腾地依附唯物论。(例如，弗洛伊德接收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维克多·阿德勒在维也纳伯加锡路(The Berggasse)的公寓；心理分析家中忠诚的社会民主党员阿尔弗雷德·阿德勒[与维克多无亲戚关系)，则于1909年在这个公寓中宣读了一篇研究“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文章。同时，维克多的儿子弗里德里克，是一位科学家和马赫的仰慕者。)因此，这个时期的自然科学家，没有什么专业上的理由要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感兴趣。而且，虽然他们之中有一些在政治上属于左派(如在德雷福斯事件时的法国)，也很少有人对马、恩产生兴趣。在该政党惟一一位职业物理学家的劝告下，考茨基甚至不曾发表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Diagectics' of Nature)，德意志帝国曾为了这位物理学家通过所谓的《艾伦法》(Lex Arons，1898年)，禁止社会民主党学者在大学任教。

然而，不论马克思个人对于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进步具有什么样的兴趣，他却将他的时间和思考能力完全投注在社会科学上。对于社会科学和历史学，马克思思想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

马氏思想的影响是直接的也是间接的。在意大利、中欧、东欧，尤其是在专制俄国，即濒临社会革命和瓦解的区域，马克思立刻吸引了许多极端聪颖之士的支持，虽然有的支持为时短暂。在这些国家和地区中，有的时候(如19世纪90年代)几乎所有年轻的学界知识青年，都是某种革命分子或社会主义者。而且如同日后第三世界历史上常见的情形，他们大多数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西欧，虽然为追求马克思式的社会民主所举行的大众劳工运动规模很大，但富有强烈马克思主义色彩的知识分子为数却很少，奇怪的是，当时正进入早期工业革命的荷兰却是一个例外。德国社会民主党从哈布斯堡王朝和帝制俄国引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前者如考茨基和希法亭，后者有罗莎·卢森堡和巴渥斯。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的影响力，主要是由于当时的一些批评人物，这些人可充分感受到它在政治及思想上的挑战，并批判它的理论或对它所提出的知识问题找出非社会主义的回应。不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支持者或批评者，当然更包括19世纪90年代晚期开始出现的前马克思主义者或后马克思主义者，如杰出的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Croce，1866-1952)，对他们而言，政治因素显然是具有支配性的。在英国这种不需要为强大马派劳工运动发愁的国家，没有什么人会去多注意马克思一眼。但在运动势力强大的国家，即使是像伯姆巴-卫克(Eugen von Bohm-Bawerk，1851-1914)这么杰出的奥地利教授，也得从他们的教师和阁员职务中抽出时间，去反驳马克思的理论。当然，如果马克思主义的想法没有相当程度的知识吸引力，它也不大可能激发出这么丰富的重量型著作，不论是赞成它的或反对它的。

马克思对社会科学的冲击，说明了这一时期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困难。因为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基本上是人类的行为和问题，而人类在观察他们自己的事情时，绝不会是中立和不带偏见的。如前所述，即使是在自然科学上，当我们由无生命的世界移向生命世界时，意识形态便会顿时重要起来，尤其是对于直接牵涉到人类的生物学。社会和人类科学，完全是在那些最富爆炸性的地带运作，其所有理论都直接牵连到政治，而意识形态、政治和思想家的处境，也都会造成莫大的干扰。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或任何时期，一个人很可能既是杰出的天文学家又是马克思革命分子，如潘尼柯克(A.Pannekoek，1873—1960)。潘氏的专业同事无疑会认为他的政治活动与他的天文学是不相干的；而他的同志也会觉得他的天文学与阶级斗争没有关系。然而如果他是一位社会学家，则没有人会认为他的政治活动和他的理论毫不相干。社会科学往往为了这个理由在同一领域曲折盘旋、反复穿越，或是绕着一个圈圈打转。和自然科学不一样，它们缺乏普遍为人接受的知识、理论主体，缺乏一个有组织的研究领域，一个可借着理论的调整或新发现声称获得进步结果的领域。而在本书所述时期，“科学”这两个支脉的分歧更是日甚一日。

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新现象。在信仰进步的自由主义全盛时期，似乎绝大多数的社会科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和若干经济学的重要学派——和自然科学，都有一个共同的研究理论架构，即进化论(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四章第二节)。社会科学的核心研究，是有关人类如何由原始状态发展到现在的状态，以及对现在的理性探求。一般认为，这个过程是人类历经不同“阶段”的进步发展，虽然在其边缘会留下较早阶段的残余，或类似的活化石。对于人类社会的研究，就像地质学或生物学这类演化学科一样，都是一门正面的科学。作家写一本名为《物理学和政治，或论将“物竞天择”及“遗传”原理应用到政治社会上》(Physics and Politics，Or thoughts O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inciples of 'natural selection'and 'inheritance' to political society)的书，似乎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19世纪80年代，将这样一本书收纳在伦敦出版商的“国际科学丛书”(International Scientifc Series)之中，并和《能量保持》(The Conservation of Energy)、《光谱分析研究》(Studies in Spectrum,Analysis)、《社会学研究》(The Study of Sociology)、《肌肉和神经生理学通论》(General Physiology of Muscles and Nerves)以及《货币和交易技巧》(Money and the Mechanism of Exchange)并列，也似乎是非常自然的事。

然而，这种演化论既不契合哲学和新实证主义的新风尚，也不被那些开始怀疑进步似乎走错方向的人接受，这些人显然也反对演化必然产生的“历史法则”。成功地被合并在进化论中的历史学和科学，现在又被分离开来。德国的学院派历史家拒绝把“历史法则”视为归纳科学的一部分。在致力于研究特殊、独特和不可重复的事物，乃至“以主观心理学的方式看待事物”的人文学科中，归纳科学都没有存在的空间——在主观心理学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原始客观主义之间，隔了一道鸿沟。19世纪90年代，在欧洲资深史学期刊《史学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的动员之下，历史法则理论受到大力攻击，虽然最初是针对那些过于偏向社会学或其他科学的历史家，然而不久却可看出，他们主要的开炮对象是社会民主党员。

另一方面，那些可望使用严格的数学论据，或自然科学实验方法的社会和人文学科，也抛弃了历史的演化论，有时还因此松一口气。甚至是那些不可能运用上述方法的学科，如心理分析学，也这么做。一位知觉敏锐的历史学家，曾经形容心理分析学是“一种非历史性的人类和社会理论”，它可以(如对弗洛伊德那群维也纳自由主义朋友来说)使脱轨和失控的政治世界变得较容易忍受。19世纪80年代，一场经济学的激烈“方法战”，也将矛头指向历史。得胜的一方，在另一位维也纳自由主义者门格尔(Carl Menger)的领导下，不但代表科学方法的观点(演绎而非归纳)，也代表有意将此前广阔的经济学视野狭隘化。持历史性想法的经济学家，或是被弃置在怪人和鼓动者的地狱边缘(如马克思)，或是如当时主宰德国经济学的“历史学派”，要求将他们重新划归到别的行业，如经济史家或社会学家，而将真正的理论交给那些新古典平衡状态的分析家。这种情况意味着历史动力学的问题、经济发展的问题以及那些经济波动和危机的问题，大致均被排除在这项新学术正统之外。因而，经济学成为这个时期惟一不受非理性问题干扰的社会科学，因为就定义来说，所有不能以某种理性方式加以描述的事物，均不属于经济学的范畴。

像经济学一样，曾经是社会科学中最早出现而且最具信心的语言学，现在似乎对其以往最伟大的成就——语言演化模型——失去兴趣。身后启发了二次大战之后所有结构主义方法的索绪尔(Femand de Saussure，1857—1913)，当时却是将全副精力集中于沟通的抽象和静态结构，而词语正好是这种沟通的一个可能媒介。社会和人文科学的从业人员，尽可能与实验科学家同化。例如，一部分心理学家冲人实验室去追求有关过程、学习和行为实验模式的研究。这类研究催生了美俄两国的“行为主义”(behaviourism)理论(巴甫洛夫[I．Pavlov，1849-1936)、华生[J.B.Watson，1878，1958])，但这种理论几乎无法用来指引人类心智。因为人类社会太过错综复杂，即使是一般的人类生活和人际关系，也不适用实验室那群实证主义者的简化法，不论他们有多么杰出；随着时间转变的研究，也不能用实验方法加以进行。实验心理学影响最深远的实际后果是1905年以后比奈(Binet)在法国创始的智力测验，因为它发现用显然具有永久性的智力商数来决定一个人智力发展的极限，比决定这个发展的性质、过程或结果更容易一些。

这种实证主义或“严格的”社会科学日渐发展，孳生了许多大学学系和专业。但是在它们身上，却看不到什么可以和革命性自然科学相提并论的意外发展和震撼力。事实上，当时它们正处于转型期，这种转型的开拓者已在稍早完成了他们的工作。边际效应和平衡状态的新经济学，可以追溯到杰文斯(W．S．Jevons，1835—1882)、瓦尔拉(Leon Walras，1834—1910)和门格尔。他们的创新工作，是完成于19世纪60-70年代。虽然第一本以实验心理学命名的杂志要到1904年才由俄国人别赫捷列夫(Bekhterev)创立，但该学科却可追溯到19世纪60年代成立的德国冯特(Wilhelm Wundt)学派。在谙言学家当中，革命性的索绪尔其名声尚不出洛桑(Lausanne)之外，因为他的盛名是建立在身后发表的讲义上面。

社会人文科学比较富戏剧性和争议性的发展，都与资产阶级世界知识上的世纪末危机密切相关。如前所述，这场危机以两种形式出现。社会和政治本身，在这个群众的时代似乎都需要再思考，尤其是社会的结构和凝聚的问题，或(就政治而言)公民效忠和政府合法性的问题。经济学之所以能免除重大的思想震动，或许是因为西方资本经济当时没有面临同样严重的问题，就算有，也只是暂时性的。广泛而言，对于19世纪有关人类理性和事物自然秩序的假定，当时又有了新的怀疑。

这场理性危机在心理学上尤其明显，从它不妥协于实验案例，而尝试面对人类整体心灵一事便可看出。一个借着将个人的有用才干发挥到最大极限以追求合理目标的善良公民，最后会留下什么？如果这种追求是奠基在动物般的“直觉”之上(麦独孤[Mae Dougall])；如果理性只是摇晃于无意识波动潮流上的一叶小舟(弗洛伊德)；甚至如果理性只是一种特殊的意识，在它周围只有以薄幕相隔，而且全然不同于其他潜在意识(詹姆斯)？这些疑问对于文学巨著的读者、艺术的爱好者，或者好内省的成熟成年人来说，当然是再熟悉不过。可是，它们要到这个时期，才成为所谓人类精神科学研究的一部分。它们无法放进实验室或测验式的心理学，而这两种针对人类精神的调查方式，则以不融洽的形态共存。事实上，这个领域最富戏剧性的创新者弗洛伊德，创造了心理分析这门学科。心理分析自绝于其他心理学派。自一开始起，传统科学界便对它自称具有科学地位和治病功能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它却对少数解放的外行男女知识分子，发挥了快速惊人的影响力，其中有些人主修的还是人文社会科学·(韦伯，宋巴特)。至少在德意志和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中，1918年后，含糊的弗洛伊德式专门名词已渗透进外行受教者的一般言谈之中。纵有爱因斯坦，弗洛伊德恐怕仍是这个时期惟一一个什么人都知道他大名的科学家。无疑，这是因为他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很方便的藉口，可让男男女女将他们的错误行为，归咎于他们无可奈何的事，例如他们的无意识状态。这更是因为，世人可以正确地将弗氏视为性禁忌的破除者，或可不正确地认为他赞成不要压制性欲。在我们所探讨的这个时期，性欲已成为公开讨论和调查的主题，而在文学当中，又完全不避讳地大肆着墨(只要看看法国的普鲁斯特、奥地利的施尼茨勒[Arthar Schnitzler)和德国的魏德金德[Frank Wedekind])(普鲁斯特谈论男性和女性同性恋。施尼茨勒是一位医生，他对男女随便杂交有坦白的描写。魏德金德描写青少年的性欲)，而性也正是弗洛伊德理论的中心。当然，弗氏不是惟一、甚至不是第一个深人研究性欲的作家。1886年克拉夫特-埃宾(Richard von Krafft-Ebing)的《性精神病》(Psychopathia Sexualis)一书发明了“被虐待狂”(masochism)一词。此书出版后，立刻出现了一群为数日增的性学家。弗氏并不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性学家，和克拉夫特—埃宾不一样，性学家大多数都是改革家。他们想要设法使公众宽容各种形式的非传统(“不正常”)性倾向，并为那些性倾向的少数者提供咨询，进而解除其罪恶感(埃利斯、赫施费尔德[Magnus Hirschfeld，1868—1935])。(埃利斯在1897年开始发表他的《性心理学研究》[Studyies inthe Psychology of Sex]。赫施费尔德医师于同年开始发表他的《性不明确事件年鉴》[Jahrbuch fur rsexuelle Zwischenstufen)。)特别关切性问题的公众，对弗洛伊德的兴趣不大。对他感兴趣的，是许多已获解放的男女读者。他们刚从传统犹太—基督教的禁忌中逃离出来，开始接受他们久已察觉到的力量巨大、到处存在而且多种多样的性冲动。

不管是弗洛伊德派或非弗洛伊德派，是个人性或社会性，心理学所注意的不是人类如何推理，而是他们的推理能力对于他们的行为影响有多少。在这样做时，它往往以两种方式反映这个大众的政治和经济时代。这两种方式都非常重要：一种是藉由勒邦(Le Bon，1841—1931)、塔尔德(Tarde，1843—1904)和特罗特(Trotter，1872-1939)等有意反民主的“群众心理学”，这些入主张，在群聚的民众当中，所有人都会失去理性行为；另一种方式是通过广告业。广告业对心理学的热中是众人皆知的，这门行业早已发现不能用论理的方式来卖肥皂。谈论广告心理学的著作，1909年以前便已问世。然而，多半是以个人为对象的心理学，不必与一个演变中社会的各种问题纠缠不清。变了形的社会学则不然。

社会学或许是我们这个时期社会科学最富创意的产物。或者，更精确地说，它是努力钻研构成本书主要内容的那些历史性变化的最重要企图。因为，该领域最著名代表人物全神贯注的基本问题便是政治性问题。在过去，社会的凝聚是由于习俗和传统上对宇宙秩序的接受，这样的秩序通常是由某种宗教认可，并一度赋予社会服从和统治的正当理由。可是，这种情形已成往事。那么，如今社会该如何凝聚？在这样的情况下，各社会如何发挥政治体系般的功能？简言之，一个社会如何应付民主化和大众文化无法预知而且使人烦恼的后果？或者，更广泛地说，它如何应付资产阶级社会演化的后果，这种演化，看来似乎正要导出另一种社会？这一组问题，使得今人眼中的社会学创造者，有别于那些受到孔德和斯宾塞启发而现今大半被遗忘的实证主义演化论者(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四章第二节)。在此之前，后者代表了社会学。

新社会学不是一门已确立、甚或有严格定义的学科，日后也不曾对它的确切内容达成国际性的一致意见。最多，只是在这个时期的某些欧洲国家出现了一个类似的学术“领域”。它围绕着少数几个人、几种期刊、几个学会，乃至几个大学讲座，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法国的涂尔干和德国的韦伯。只有在美洲，尤其是美国，冠上社会学家称号的人才比较多。事实上，许多现在被划归为社会学的作品，其作者皆以其他科目的学者自居：维布伦自视为经济学家，特勒尔奇(Ernst Troeltsch，1865-1923)自视为神学家，帕累托自认是经济学家，莫斯卡自以为是政治科学家，甚至克罗齐也以哲学家自居。赋予这个领域某种一致性的，是想要了解社会的企图，这个社会已无法再通过自由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理论来了解。然而，不像社会学较后时期的风气，在这一时期它所注意的主要是如何遏制改变而非如何进行转变，更别提彻底改革社会。因此，它与马克思的关系亦不甚明确·。在今天，马克思往往和涂尔干及韦伯共同被视为20世纪社会学的开山鼻祖，但是他的信徒并不很喜欢这种标签。正如当代一位德国学者所云：“暂且不说他学说的实际后果，以及其徒众的组织，即使从科学的观点来看，马克思所打下的结，我们也必须花很大的气力才能解开。”

某些新社会学的从业者，将注意力集中于各社会的实际运作，以别于自由主义理论对它们的假定。因而，在今日被称为“政治社会学”的领域，便产生了大量的出版物，这些出版物多半是以新兴选举式民主政治和民众运动的经验为基础(莫斯卡、帕累托、米歇尔斯、韦伯夫妇)。有的集中讨论社会的凝聚力量，这些力量足以抵挡因阶级群体冲突所产生的社会分解；有的则将焦点放在自由社会将人类贬为一群分散迷惑的无根个人的倾向(社会的反常状态)。因此，像韦伯和涂尔干这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即使他们几乎都持不可知论和无神论的立场，也全神贯注于宗教现象。他们主张所有的社会既不需要宗教，也不需要具有相同功能的事物来维持它们的结构；而且所有的宗教成分都可在澳大利亚原住民的仪式中找到，澳大利亚原住民在当时被视为是人类婴孩时期的残余(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四章第二节)。相反，在帝国主义的协助及要求下，人类学家得以就近研究的原始野蛮部落，此时已不再被视为是过去演化阶段的展示，而被视为具有实际功能的社会制度。

但是，不论各社会结构和凝聚力的性质为何，新社会主义都无法避免人类历史演化的问题。事实上，社会演化仍然是人类学的核心。资产阶级社会由哪儿来，又将到哪儿去，这个问题对韦伯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对马克思主义者，而两者所持的理由也相仿。因为韦伯、涂尔干和帕累托这三个不同程度的自由主义怀疑论者，都将全副精力贯注于新兴社会主义运动，并且想借着从更普遍的观点来描述社会演化，以反驳马克思，或者说是反驳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我们可以说他们正在想方设法对马克思式的问题提出非马克思式的答案。这个现象在涂尔干身上最不明显，因为在法国，马克思除了为旧日激进民主主义者和巴黎公社分子的革命学说提供略带红色的色彩以外，并没有什么影响力。在意大利，帕累托(在后人的记忆中，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数学经济学家)接受了阶级斗争的真实性，但是主张它不会导致所有统治阶级的覆灭，只会使一批统治精英取代另一批精英分子。在德国，韦伯被称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因为他接受了非常多的马克思式的问题，并以不同于“历史唯物论”的方法加以回答。

总而言之，在我们所讨论的这个时期，激励和决定社会主义发展的，是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危机感，以及人们体认到有必要采取某种方法，以防止它崩溃或转变为各种不同(无疑较不可取的)的社会。它彻底改变了社会科学吗？或者甚至为其开拓者想要建筑的一般社会科学提供了充分的基础吗？对于这个问题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大多数人或许持怀疑的态度。但是，另一个相关问题的答案却比较肯定。他们曾提出一种办法，避免他们所希望阻止或扭转的革命崩溃吗？

他们不曾。因为随着时序推进，革命和战争的同时到来已愈来愈迫近。我们接着就要探究这个问题。

谢选骏指出：马裂主义者一边鼓动阶级斗争、煽动内战，一边头头是道地分析“理性与社会”，真是奇葩！

【第十二章走向革命】

你听过爱尔兰的新芬党(Sinn Fein)吗？……它是一个最有趣的运动，与印度所谓的极端主义者运动非常相似。他们的政策不是祈求恩惠，而是夺取恩惠。——尼赫鲁与父亲的谈话(时年18岁)，1907年9月12日

在俄国，君主和人民都是斯拉夫人。人民只因为受不了专制政治的迫害，便愿意牺牲成百万的生命以追求自由……但是当我看到我的国家时，我更是情绪激昂。因为，它不但有像俄国一样的独裁政体，而且200年来，我们都生活在外来蛮族的践踏之下。——一位中国革命分子，约1903—1904年

俄国的工人和农夫，你们不孤独！如果你们成功地推翻、打倒和毁灭封建的、受警察支配的、属于地主的专制俄国，那么，你们的胜利将是全世界对抗暴政和资本斗争的导火线。——列宁，1905年

到此为止，我们探讨了19世纪资本主义的回春期，认为它是一段社会和政治的稳定时期：许多政权不但生存下来，而且十分昌盛兴隆。事实上，如果我们把注意力集中于“已开发”资本主义国家，这一点似乎是相当可信。在经济上，大萧条那些年的阴影尽除，代之而起的，是20世纪最初10年阳光璀璨的扩张和繁荣。原先的政治体系不大知道如何应付19世纪80年代的社会骚动、矢志革命的大规模劳动阶级政党，以及公民为了其他理由而发起的大规模动员；而今，它们似乎发现了颇具伸缩性的办法，可先遏制和整合一些，然后孤立另外一些。1899—1914年这15年之所以是“美好的时代”，不仅是因为这些年是繁荣景气的年份，对于有钱人来说，生活异常具有吸引力，对于最顶尖的富者来说，更是前所未有的黄金岁月；也是因为绝大多数西方国家的统治者或许会为未来发愁，但并不真正害怕现在。他们的社会和政权，大致说来似乎仍罩得住。

可是，世界上有许多地区却显然不是这样。在这些地区，1880—1914年间，是一个经常可能发生、可能就要发生、甚或真正已经发生革命的时代。虽然有些这样的国家不久即将陷入世界大战，可是对它们来说，1914年并不是一个突发的分水岭，平静、稳定和秩序的时代不是在这一年突然变成破裂、瓦解的时代。在某些国家，如奥斯曼帝国，世界大战本身只是若干年以前便已开始的一连串军事冲突中的一段插曲。在另一些国家，可能包括俄国但一定少不了奥匈帝国，世界大战基本上是其国内政治问题无法解决的后果。而在另一些国家(中国、伊朗、墨西哥)中，1914年的战争根本没有发生任何作用。简而言之，对地球上的广大地区，即构成1908年列宁称之为“世界政治火药库”的地区而言，就算没有1914年这场大灾难的干扰，稳定、繁荣和自由进步也绝不可能继续下去。相反，1917年后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稳定富裕的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将会以某种方式被拖进全球性的革命动乱之中，而这种动乱会从这个互相依靠的单一世界体系的边缘上展开。

资产阶级的世纪，主要是以两种方式造成其边缘地区的不稳定：一种方式是逐渐破坏其经济的古老结构和其社会的平衡；另一种方式，是摧毁其固有政权和政治制度的生存能力。第一种方法的效应比较深远，比较具有爆炸性。它说明了俄国和中国革命与波斯和土耳其革命的差别。但是第二种却更清楚可见。因为除了墨西哥以外，1900—1914年间的全球地震带，主要便是涵盖在那个庞大的古帝国区，其中有些帝国甚至可追溯到蒙昧远古。这个地理区是由东方的中国延伸到奥匈帝国，再延伸到西边的摩洛哥。

就西方资产阶级民族国家和帝国的标准来说，这些古老的政治结构是东倒西歪、陈旧过时的，而且如许多当代信仰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主张的，注定会消失。它们的崩溃和分裂，为1910-1914年的革命提供了环境，也为欧洲未来的世界大战和俄国革命提供了土壤。在这些年间覆亡的帝国，是历史上最古老的政治势力。中国虽然有时会陷于分裂，偶尔也曾遭受征服，可是至少有2000年之久，它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和文明中心。伟大的帝国科举考试筛选出学者仕绅作为中国的统治阶级，这项制度除了偶尔中断，也定期举行了1000余年。当科举考试在1905年遭到废除，帝国的末日也为期不远了(事实上只有六年)。波斯在类似的一段时期也曾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和文化中心，不过它的命运起落得更戏剧化。它比它伟大的敌手罗马帝国和拜占庭帝国都存在得更久，在被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伊斯兰教徒、蒙古人与土耳其人征服以后，又数次复活。奥斯曼帝国虽然年轻得多，却是一连串游牧征服者的最后一个，这些征服者自匈奴王阿提拉汗(AttilatheHun)的时代起，便由中亚乘骑出征，推翻并占领了东西地域，使柔然人(Avars)、蒙古人、各系土耳其人相继臣服。由于奥斯曼帝国首都设在君土坦丁堡(之前的拜占庭[Byzantium]“帝王之都”)，它遂成了罗马帝国的直系后裔，罗马帝国的西面一半在第五世纪已告崩溃，但是东面一半却继续存在了1000年，一直到被土耳其人征服为止。虽然自17世纪末叶起奥斯曼帝国已告式微，它却仍拥有横跨三洲的庞大疆域。再者，它的绝对统治者苏丹，也被世界上大多数伊斯兰教徒视为教主，因此也成为先知穆罕默德和那些第七世纪征伐者的传人。上述三大帝国在六年之间，都转型为西方资产阶级式的君主立宪国或共和国。在世界史上，这六年显然标志着一个重要时期的结束。

俄罗斯和奥匈这两个巨大欲坠的多民族欧洲帝国，此时也行将崩溃。它们不是很相似，不过却都代表同一种政治结构——把国家当家族财产般统治——这种结构愈来愈像19世纪的史前遗迹。再者，这两个帝国都声称继承了恺撒(Caesar，罗马皇帝的称谓，俄国的“沙皇”[Tsar]和哈布斯堡的“皇帝”[Kaiser)都是由这个字转音而来)的称号，前者是通过其仰赖东罗马帝国的野蛮祖先，后者则是托其中古祖先唤起了西罗马帝国记忆之赐。事实上，它们都是晚近的帝国和欧洲强权。再者，不像古老的各大帝国，它们位于欧洲，位于经济开发地区和落后地区的边界，因此从一开始，便部分被整合进经济上的“先进”世界，而其“强权”身分，又使它们完全整合进欧洲的政治体系——欧洲这个大陆的定义，基本上便是政治性的。(因为亚洲大陆向西延伸到我们称之为欧洲的地带，这块地区与亚洲的其余部分并没有显著的地理界线。)因此，如果与中国、墨西哥或伊朗革命那种较为微弱或纯区域性的影响相比较，俄国革命和奥匈帝国的崩溃对欧洲和全球政治的影响，都是非常巨大的。

欧洲衰弱的帝国的问题，是它们同时跨处两个阵营：前进的和落后的，强势的和衰弱的，狼的与羊的。那些古老帝国只是纯粹的受害者。除非它们能设法从西方帝国主义那里取得富强的秘诀，否则便注定崩溃、被征服或附属于人。到了19世纪末，这种态势已经非常清楚，而古老帝国世界当中的大型国家和统治者，也在各种不同程度上，尝试学习它们所谓的西方教训。但是，只有日本在这个困难的工作中取得成功，到了1900年时，它已变成狼中之狼。

在伊斯兰教王国最西边的摩洛哥，苏丹政府曾经尝试扩张其管辖权，并对无政府、顽强而且家族互斗不休的柏柏人实行某种有效控制，不过不怎么成功。事实上，摩洛哥在1907—1908年发生的事件，甚至不一定称得上是革命。如果不是由于帝国主义扩张的压力，在古老、但19世纪已呈朽腐的波斯帝国，同样不可能发生革命。波斯当时受到俄国和英国的双重压力，它竭力想逃避这样的压力，于是从比利时(日后的波斯宪法便以比利时为蓝本)、美国和德国等西方国家请来顾问和帮手，不过他们也发挥不了什么制衡作用。当时的伊朗政治已经隐含了三股革命潜力，这三股力量将在日后汇聚成引爆1979年更大规模革命的力量：对国家衰弱和社会不公具有深切体会的西化知识分子；对外国经济竞争富有深刻感受的市场商人；以及伊斯兰教导师团体——这些宗教导师代表了伊斯兰教什叶派($hia)，该派拥有波斯国教的地位，足以动员传统民众。上述人士都深切了解到西方影响与《古兰经》的无法相容。激进分子和宗教导师的联合，已在1890-1892年间展示其力量。在1892这一年，帝国政府不得不取消一位英国商人的烟草专卖权，因为国内发生了暴动、起义以及一次相当成功的对烟草出售和使用的联合抵制，甚至波斯国王的妻妾也参与这项抵制。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及俄国的第一次革命，暂时消除了波斯的折磨，而给了波斯革命分子鼓励和方略。因为，打败这个欧洲皇帝的强国，不仅是亚洲国家，而且还是一个君主立宪国。因而，不仅是激进解放分子将宪法视为西式革命的明显标志，较广大的公众也将它看成一种“神秘的力量”。事实上，许多宗教领袖的相率前往圣城库姆(Qom)，以及许多市场商人协同逃往英国公使馆(连带造成德黑兰商业的停顿)，在1906年时，为波斯赢得了议会选举和一纸宪法。然而英俄两国1907年的和平瓜分波斯协议，却使波斯的政治改革胎死腹中。因此，波斯的第一次革命实际上已在1911年结束，不过在名义上，波斯仍保有一纸类似1906-1907年的宪法，一直到1979年革命为止。另一方面，由于没有其他帝国强权能向英国和俄国挑战，反倒使得波斯这个国家和它的君主政体得以生存下来。波斯君主除了一旅哥萨克(Cossack)军队外，根本没有什么权力，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旅哥萨克军队的旅长，自称为最后一个王朝的始祖，史称巴列维王朝(Pahlavis，1921-1979年)。

在这方面，摩洛哥比较不幸。摩洛哥位于非洲西北角，是地球上一个特别具有战略价值的地方。它看上去是法国、英国、德国、西班牙和任何海军攻击范围内的国家，都适合攻占的对象。而这个君主国内部的软弱，使它更易为外国的野心所乘，而各个掠夺者之间的争执所引起的国际危机，特别是1906—1911年的危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具有重大的催化作用。摩洛哥最后遭到法国和西班牙瓜分，并以在丹吉尔(Tangier)设立自由港来照料国际上(如英国)的利害关系。另一方面，虽然摩洛哥失去独立，但由于其苏丹不再控制互相争战的柏柏家族，遂使法国尤其是西班牙，对这一区域的实际征服变得困难而且旷日持久。

伟大的中国和奥斯曼帝国，其内部危机都是古老而深刻的。自19世纪中叶起，中华帝国便承受了许多重大危机的震撼(参看《资本的年代》)。它方才克服了太平天国的革命威胁，为此付出的代价，几乎是放弃帝国中央的行政权而听凭外国人摆布。这些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建立了享有治外法权的独立领土，而且几乎霸占了帝国的主要财源——中国的海关总署。慈禧太后(1835-1908)虽能震慑其国人，但外国人却不那么怕她。在她的统治下，这个衰弱的帝国似乎注定会在帝国主义联合的猛攻下消失。俄国进入东三省，其敌手日本又将俄国从东三省逐出。在1894—1895年的一场胜仗之后，日本夺取了台湾和朝鲜，并且积极准备下一步进攻。在此同时，英国已经扩大了其香港殖民地，并且几乎使西藏脱离中国——英国人将西藏视为其印度帝国的属国。德国在北部中国占据了一些基地；法国人在其印度支那帝国周围施加影响力，并在中国南方扩展其阵势；甚至弱小的葡萄牙，也在1887年迫使中国割让澳门。可是虽然群狼愿意联合对付其猎物——比方说，1900年以镇压所谓的义和团之乱为借口，英国、法国、俄国、意大利、德国、美国、奥地利和日本联合占领并抢劫北京城——但在如何分割这一庞大遗骸的问题上，却无法达成协议。尤其是因为美国这个新兴帝国强权，坚持对中国采取门户开放政策，即它也要享有早期帝国主义者的同样权利。和摩洛哥的情形一样，这些在太平洋上对中华帝国的你争我夺，也促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较直接的结果是，它们一方面保住了中国名义上的独立，一方面却造成了这个世界最古老政治实体的崩溃。

当时，在中国有三大股反抗力量。第一股是帝国朝廷中的儒家资深官吏，他们很清楚地认识到：只有西式的(或者更正确地说，只有受西方启发的日本式)现代化，可以拯救中国。然而，西化却正意味着必须摧毁他们所代表的道德和政治体系。即使没有受到朝廷阴谋分裂的掣肘，没有因为技术无知而削弱，并能免除每几年便来一次的外国侵略，保守人士领导的改革还是注定会失败。其次，人民起义和秘密会社这个古老而强大的反对传统，仍旧和往日一样强大。19世纪70年代，在北中国有900万-1300万人死于饥荒，而黄河决堤证明了负有护堤责任的帝国的失败。因而，虽然太平天国落幕了，但是各种不满成分还是结合起来强化了这个传统。1900年所谓的“义和团之乱”，事实上就是一次群众运动，其领导阶级乃由义和团的组织所形成，这个组织便是庞大而古老的白莲教秘密会社。可是，基于明显的理由，这些反叛的锋刃表现为杀气腾腾的仇外情绪和反现代化。它是针对外国人、基督教和机器而来。虽然它为中国革命提供了某些力量，但却无法提供规划或前景。

当时只有在中国南部，也就是商业和贸易一直占重要地位、而外来帝国主义又为某些本地资产阶级奠定发展基础的地方，才具有这种转型的基础，尽管它是狭窄而不稳定的。当地的统治群体已经在悄悄脱离满清王朝。只有在这里，古老的秘密会社才会与意欲更新中国的现代化具体方案相结合，甚至对它发生兴趣。孙中山(1866-1925)从南方新兴的共和革命运动中脱颖而出，成为革命第一阶段的主要领导者。秘密会社和孙中山革命运动的关系，虽然在许多问题上仍有争执和有待理清之处，但毋庸置疑的是，它们的关系既密切又必要。(日本是中国革命分子的基地，这些革命分子甚至在横滨组成了一个三合会的支部以为己用。)它们都怀有对清朝根深蒂固的敌意，三合会仍然志在反清复明；都痛恨帝国主义，这种痛恨可用传统的仇外言词或假借西方革命思想的现代民族主义加以明确说明；也都支持社会革命的概念，革命分子从古代反朝廷起义的论调，转变为现代西方革命的论调。孙中山著名的“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或者更精确地说，土地改革)——虽然是承继自西方的政治词汇(尤其是穆勒的措辞)，但事实上，甚至是那些缺乏西方背景(孙中山乃是接受教会教育而且到处旅行的医生)的中国人，也可将它们视为反清老调的合理延伸。而对于那一小群主张共和的城市知识分子来说，秘密会社对于接触都市、尤其是乡村的民众，更是不可或缺。它们也有助于在海外组织华侨的支持团体，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最初便是在政治民族主义的诉求上，动员这些团体。

不过，秘密会社(如日后共产党也将发现的)绝不是新中国的最佳基础；而来自南方沿海的西化或半西化激进知识分子，其人数和影响力仍然不够强大，组织也不够完善，无法取得大权。同时，启发他们的西方自由主义典范，也不曾提供治理中华帝国的具体办法。满清帝国在1911年的一场(南部和中部的)革命中覆亡。这场革命结合了军事叛变、共和造反、乡绅停止效忠以及民众或秘密会社的反叛。然而，实际上，一时取代满清的不是一个新政权，而是一堆不稳定的地区性权力结构，这些权力主要都握在“军阀”手中。之后的将近40年间，中国不曾出现稳固的全国性政权，直到1949年共产党胜利为止。

奥斯曼帝国久已摇摇欲坠，不过，不像任何其他古老帝国，它的军事力量一直还强大到足以使列强军队焦头烂额。自17世纪末叶起，它的北面疆界因俄罗斯和奥匈帝国的挺进，而被迫退到巴尔干半岛和外高加索。巴尔干诸国那些信仰基督教的附属民族，则日渐骚动。在敌对列强的鼓励和协助下，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地区已被转化为一群多少带点独立成分的国家，这些国家不断蚕食着奥斯曼帝国的领地。帝国大多数的边远地区，如北非和中东，久已不在奥斯曼经常性的有效统治之下。它们现在愈来愈(虽然不一定是正式的)落人英国和法国帝国主义者之手。到了1900年，形势已经很清楚。除了部分地区以外，从埃及和苏丹(Sudan)西边延伸到波斯湾的广大地区，都已落人英国的统治和影响之下。黎巴嫩以北的叙利亚是一个例外，法国人掌握了这一带的大权。阿拉伯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是另一个例外，由于当时尚未在半岛上发现石油或其他有商业价值的东西，列强遂大方地把它留给当地部落酋长和贝都因(Bedouin)传教士的伊斯兰教复兴运动去争夺。事实上到了1914年，土耳其几乎已经完全从欧洲消失，也从非洲剔除。它只在中东维持一个软弱的帝国，而中东的这部分也未熬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可是，不像波斯和中国，土耳其可为其崩溃中的帝国找到直接的替换物：一大群居住在小亚细亚，拥有共同血统、语言的土耳其伊斯兰教徒。这些人口可以作为“民族国家”的基础，而这种民族国家，乃是以它们接受到的19世纪西方模式为基础。

这种情形，几乎不是那些西化官员当初设想的。西化公职人员在法律和新闻等新兴世俗专业人员的协助下(伊斯兰教律法不需要立法这一行业。1875-1900年间，具有阅读书写能力的人增加了三倍，为更多的期刊打开了市场)，想用革命的办法来复兴帝国，因为帝国本身不太热中推动的现代化计划已告搁浅。以“青年土耳其”一名为人所熟知的团结进步委员会，是成立于19世纪90年代。它在俄国革命的余波中于1908年初掌政权，企图塑造一种以法国18世纪启蒙信念为基础的全奥斯曼爱国主义，不分民族、语言和宗教的差异。他们最珍爱的那种启蒙运动，乃是经受孔德的实证主义所启发。它结合了对科学和现代化的热切信仰、等同于宗教的世俗地位、非民主式的进步(引实证主义的一句格言：“秩序和进步。”)，以及自上而下的社会改造计划。可想而知，这种思想方式自然会吸引落后、传统国家的一小群执政菁英，因为他们想用最大的力量，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其国家推进20世纪。这种思考方式或许从不曾像在19世纪末叶的非欧洲国家那么具有影响力。

和其他帝国的情况相同，土耳其的1908年革命也以失败收场。事实上，它加速了土耳其帝国残余部分的崩溃，又为政府添上古典自由主义宪法、多党派议会制度等负担。这些体制都是为资产阶级国家设计的，对资产阶级国家而言，政府的统治愈简单愈好，因为社会事物皆掌握在元气充沛、而且具有自我调节能力的资本主义经济之下。“青年土耳其”政权继承了帝国在经济和军事上对德国的承诺。这一点是它的致命伤，因为它将土耳其带到一次大战失败的那方。

因此，土耳其的现代化是从自由主义和议会政治的结构转移到军事和独裁体制，从对世俗帝国政治效忠的希望，转移到纯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现实。由于它再也无法忽视族群内部的效忠，也无法驾驭非土耳其民族，1915年后，土耳其不得不使自己成为一个民族均质的国家，即将尚未被整批驱逐或屠杀的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库尔德人(Kurds)等强行同化。建立在族裔和语言上的土耳其民族主义，甚至染有以世俗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帝国美梦。因为，西亚和中亚的大多数地区(主要在俄国境内)，其居民皆说着各种不同的土耳其语，土耳其当然想把这些人包括在“泛土耳其”同盟之中。因而，在“青年土耳其”内部，其政策便由主张西化和跨民族的现代化，转变到西化但具有强烈民族性乃至种族歧视性的现代化——如民族诗人和思想家戈卡尔普(ZiyaGokalp，1876—1924)代表的那种。以实际上废除帝国本身为开始的真正土耳其革命，要到1918年后，才在这类思想的支持下展开。但是，它的内容已隐含在“青年土耳其”的宗旨之中。

于是，土耳其和波斯及中国不一样，它不仅消灭了一个旧政权，而且也相当快速地建立了一个新政权。土耳其革命或许缔造了当代第一个推行现代化的第三世界政权。这个政权激烈地推行进步、反传统的启蒙运动，以及一种不受自由辩论困扰的民粹主义。由于缺乏革命性的中产阶级，或任何革命阶级，于是知识分子和(战后尤其是)士兵遂接掌了政权。他们那个强硬而成功的领袖基马尔将军(Kemal Ataturk)，日后残忍无情地实行“青年土耳其”的现代化计划：他宣布共和国成立；废止以伊斯兰教为国教；以罗马拼音代替阿拉伯文字；脱下妇女的面纱并将她们送进学校；如果需要，还可以军事力量强迫男人戴圆顶高帽或其他西式头饰，而非传统头巾。土耳其革命的弱点主要在于它的经济，它不被数目庞大的农村土耳其人接受，也无法改变农民社会的结构。不过，这次革命的历史性意义非常重大，历史家从来都不曾充分认识这一点。他们只注意到1914年前土耳其革命的直接国际性后果——帝国的崩溃和它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催化——以及1917年后,伟大得多的俄国革命。在这些事件的争辉之下，土耳其当代的各项发展遂显得毫不重要。

一场更受人忽视的革命于1910年在墨西哥展开。这场革命在美国以外的地区，都没有引起什么注意。这部分是因为在外交上，中美洲是美国独家的专属后庭(它那位被推翻的独裁者说道：“可怜的墨西哥，离上帝那么远，离美国那么近。”)，部分是因为在一开始，这场革命的涵义尚未清楚表露。19世纪拉丁美洲共爆发了114起武装政变——直到今天，这些政变所导致的“革命”，仍是为数最庞大的一种——而墨西哥革命在一时之间，似乎无法与它们明显区别。等到墨西哥革命出现为第三世界农业国家最早的一次大型社会动乱，却又因俄国革命的爆发而备受忽视。

尽管如此，墨西哥革命的意义却不容忽视。一方面，因为它是直接根源于帝国世界的内部矛盾；另一方面，因为它是殖民和非独立世界爆发的第一场大革命——在这样的世界中，劳动阶级具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虽然反帝国主义以及日后所谓的殖民地解放运动，确实在新旧殖民帝国境内进展着，可是它们似乎不曾严重威胁到帝国的统治。

大体看来，对殖民帝国的控制还是像取得一样容易。惟一的例外，是像阿富汗、摩洛哥和埃塞俄比亚这类尚在抗拒外来征服的山岳战士地带。“土著起义”往往不需花费多少气力便可平定，不过有时所采用的手段也相当残忍野蛮，如德属西南非(今天的纳米比亚[Namibia])赫雷罗人(Hereto)遭遇的情形。在社会和政治比较复杂的被殖民国家，反殖民和主张自治的运动诚然已开始发展，不过却往往无法结合受过教育的少数西化人士和仇外的古代传统护卫者，以波斯为例，这些传统主义者可形成相当大的政治力量。这两种人可想而知的互不信任，从而使殖民强国坐收渔人之利。在法属阿尔及利亚，反抗的中心力量是伊斯兰教导师，他们那时已为了这个目的结为组织；然而世俗的进步分子却想成为共和左派的法国人。在突尼斯(Tunisia)保护国，反抗的中心是受过教育和主张西化的人士，这些人已在筹组立宪政党。这个新宪法党(NeoDestour Party)的领袖布尔吉巴(Habib Bourguiba)在1954年成为突尼斯独立国的领袖。

在伟大的殖民强国中，只有最古老、最伟大的英国，出现了无法永久统治的严重征兆(参看第三章)。它默许白人殖民地实质上的独立(1907年后称为“自治领”)。由于这种政策不会引起反弹，因此也很少造成任何问题，甚至在南非也一样。在经过一场艰苦的战争之后，被英国兼并的布尔人似乎因为自由党所作的宽大安排，加上英国和布尔白人必须共同对付占多数的有色人种，因而遂与英国取得一致。事实上，南非并未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造成任何问题。之后，布尔人又再度接掌这个次大陆。英国的另一个“白色”殖民地爱尔兰，曾是而且到现在还是麻烦不断。不过，土地联盟(Land League)和巴涅尔领导的那段火爆岁月，在19世纪90年代以后，似乎已因爱尔兰政治上的纷争，以及政府采取压制与土地改革并用的政策而暂告平息。1910年后，英国的国会政治使爱尔兰问题再度复活，但是其暴动分子的大本营仍然狭小不稳，以至他们想要扩大其势力的战略，基本上只是另一次注定失败、注定招致殉难的反叛。英国对这次反叛的镇压，使得爱尔兰人起而抗暴。这正是1916年复活节起义(Easter Rising)之后的形势，这次起义是由一小撮完全孤立的武装好战分子所发起的未成功小暴动。和往常一样，战争暴露了看似牢固的政治建筑物的脆弱。

在其他地方，英国的统治似乎没有遭到直接威胁。可是，其最古老和最新近的两个属地，显然已发展出名副其实的殖民地解放运动。即使在1882年阿拉比巴夏(AmbiPasha)的青年士兵暴动平定以后，埃及也不甘心被英国占领。由土耳其派任的埃及总督(khediev)和当地大地主构成的统治阶级(其经济久已整合进世界市场)，以明显的不热中态度，接受了英国殖民总督克罗麦勋爵(Lord Cromer)的管辖。日后称为华夫脱(Wafd)的自治运动组织和政党已逐渐形成。英国的控制仍然相当稳固，事实上要到1952年才告结束，但是这种直接的殖民统治十分不受欢迎，以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922年)遭到废止，改以比较不直接的管辖方式，后者意味着政府要在某种程度上埃及化。在同一年中(1921-1922年)，爱尔兰赢得了半独立，埃及赢得了半自治，这个事实显示出帝国已开始进行第一次部分撤退。

印度的解放运动情况更是严重。在这个几乎有3亿居民的次大陆，一个具有商业、金融、工业和专业影响力的资产阶级和一群由受过教育的英印官员构成的重要骨干，愈来愈愤恨英国人的经济压榨；也愈来愈不满于自己在政治和社会上的低贱地位。我们只要读一读福斯特的《印度之旅》(APassage to India)，便可以明了其中的原因。主张自治的运动已经出现。这个运动的主要组织是印度国大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1885年成立，日后成为民族解放政党)，它率先反映了这种中产阶级的不满情绪，也显示出聪明的英国行政官(如休姆[Allan Octavian Hume)，休氏事实上创立了这个组织)想借着承认正派抗议的办法来解除骚乱的武装。然而，到了20世纪早期，因为显然非政治性的神智学的影响，国大党已开始逃避英国的保护。作为东方神秘主义的仰慕者，这门哲学的西方大师往往对印度深表同情。其中有一些，如前世俗主义者和前社会主义好战分子贝森特夫人，轻易便转变成印度民族主义的支持者。受过教育的印度人和锡兰人，自然乐意看见西方人认可他们的文化价值观。然而，国大党虽然日渐强大，同时持严格的世俗和西方思想，仍然是一个菁英组织。不过，一种以诉诸传统宗教的方式来动员未受教育民众的鼓动方法，已经在印度西部出现。提拉克(BslGanghadarTilak，1856—1920)针对外人威胁而发起的护卫圣牛运动，便获得相当普遍的成功。

再者，到了20世纪早期，已有了另外两个甚至更为庞大的印度民众运动养成所。印度移居到南非的移民已开始形成集体组织，以应付该地的种族歧视。而如前所述，印度不合作运动的主要代言人，是一位年轻的古加拉特(Cujemti)律师甘地。甘地在1915年回到印度后，转而成为为了争取国家独立而动员印度民众的主要力量(参看第三章)。甘地展现了圣人政治家在第三世界政治中的强大作用。在此同时，一种比较激进的政治解放运动也在孟加拉出现。孟加拉有其复杂世故的本土文化、庞大的印度中产阶级、人数异常众多的受过教育而且具有普通职位的下中阶级以及知识分子。英国人想要将这个大省份划归伊斯兰教统治区的计划，使反英骚动在1906-1909年间大规模蔓延(这个计划后来流产)。从一开始，比国大党更激进的孟加拉民族主义运动，便没有整合到国大党中。在这个阶段，它结合了以印度教为诉求的宗教意识形态，以及类似于爱尔兰和俄国民粹主义者(Narodniks)的西式革命运动。它在印度制造了第一个严重的恐怖主义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之前，印度北部还有其他的恐怖活动组织，主要是以从美国回来的旁遮普移民(“卡德尔党”[Ghadr Party))为基础——到了1905年，它已成为警方的头痛问题。再者，最初的印度共党党员(如罗伊[M．N．Roy，1887-1954))也是在大战期间出现于孟加拉恐怖主义运动之中。虽然当时英国人对印度的控制力仍然强大，可是聪明的行政官员已经看出：朝向适度自治的退化发展，虽然进行得很慢，却终将是不可避免的。事实上，自治的建议最初是由伦敦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

全球帝国主义最脆弱的地方，是非正式的殖民灰色地带而非正式的殖民帝国，或二次大战之后所谓的“新殖民主义”。墨西哥当时的确是一个在经济和政治上都依靠其伟大强邻的国家，但是在技术层面上，它却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有它自己的政治制度和决策。它是类似于波斯那样的国家，而非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再者，如果经济帝国主义是一股可能的现代化力量，那么墨西哥的本土统治阶级并非不愿接受。因为在拉丁美洲各地，构成当地统治菁英的那些地主、商人、企业家和知识分子，日日夜夜都梦想着进步的到来，那种能赐予他们机会去完成国家使命的进步。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落后、衰弱又不受人尊敬。他们知道自己的国家是处于西方文明的边缘，而他们又自视为这个文明的一个必要构成部分。进步意指英国、法国以及愈来愈清楚的美国。墨西哥的统治阶级，尤其是紧邻美国强势经济影响力的墨西哥北部统治阶级，虽然轻视英美商人和政客的粗野、没风度，却不反对将自己融人世界市场，并进而加入进步和科学的世界。事实上，在革命中脱颖而出的，便是墨西哥最北一州经济上最先进的农业中产阶级领袖。相反，现代化最大的阻碍，是广大的农村人口。这些人大半是印第安人，他们不具流动性也没有感觉，完全陷在无知、传统和迷信的深渊。有些时候，拉丁美洲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就像日本的统治者和知识分子一样，对他们的人民感到失望。在资产阶级世界盛行一时的种族歧视影响下(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十四章第二节)，他们甚至渴望对其人口结构进行一次生物学转型，以便他们能接受进步。巴西和南美洲南端借着大量引进欧洲人，日本则借着大量与白人通婚。

墨西哥的统治者并不特别喜欢白人大量移人，这些人绝大多数是北美洲人。他们已在反抗西班牙的独立战争中，借着诉诸一段大致虚构的独立历史，借着与前西班牙时代的阿兹特克(Aztec)帝国认同而得到合法化。因此，墨西哥的现代化排除了生物学幻想，而直接致力于利润、科学和进步，这些都是由外国投资和孔德哲学促成的。称为“科学家”的那群人，将全部精力投注在这些目标上。自19世纪70年代以来，也就是世界帝国主义经济向前大挺进的整个时期，墨西哥出现了一位无可匹敌的全国政治领袖——迪亚斯总统。在其总统任内，墨西哥的经济发展相当可观，不少墨西哥人从中获利，尤其是那些能够挑拨欧洲敌对企业家(如英国石油和建筑大亨皮尔逊[Weetman Pearson))，并让他们与俨然具有支配地位的北美人闹翻，以坐收渔人之利的人，

当时和现在一样，介于格兰德河(Rio Grande)与巴拿马之间各政权的稳定性，皆受制于华盛顿特区的态度是否友善。华盛顿特区是个好斗的帝国主义特区，而它当时所持的看法是：“墨西哥只不过是美国的经济属地。”迪亚斯希望借着挑起欧洲与北美投资者的不悦来保住其国家的独立。为此，美墨边界以北的人都非常不喜欢他。当时美国非常热中于以武力干预中美洲小国，但墨西哥面积太大，不适合作军事干预。然而到了1910年时，华盛顿已无意再浇爱国者(如标准石油公司，这家公司被英国在墨西哥这个主要产油国中享有的影响力所激怒)的冷水，这些人早已想将迪亚斯推翻下台。毫无疑问，墨西哥革命分子由北方的友善邻居身上受惠很多。使迪亚斯政权更脆弱的是，在以军事领袖身分夺得大权之后，他便大量减缩军队，理由很明显，因为他认为兵变比民众造反的危险性更大。没想到他却面临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武装革命，而他的军队，不像大多数拉丁美洲军队，却无法镇压这场革命。

迪亚斯之所以会激起群众革命，正是因为他成功地推动了惊人的经济发展。他的政权偏袒富有企业心的地主，尤其因为全球性的繁荣和铁路的快速发展，使以前无法到达的地方转眼成为极具潜力的财宝库。中部和南部某些村社，原是在西班牙皇家法律下面受到保护的组织，并在独立的最初百来年愈益强化，然而在迪亚斯上台30年间，他们的土地却有计划地被剥夺。于是他们构成了这起农业革命的核心分子，其领袖和代言人是萨帕塔(EmilianoZapata，1879-1919)。碰巧，莫雷洛斯(Morelos)和格瑞洛(Guerrero)这两个农业不安状态最严重、也最容易动员的州，离首都都很近，于是，对国家大局的决定性就更大了。

第二个不平静的地区在北方。墨西哥北方已迅速(尤其是在1885年击败阿帕切[Apache]印第安人以后)由一个印第安边疆转型为经济活力充沛的边区，与邻近的美国边区互相依存。当地住有许多潜在的反叛者。他们来自以前攻打印第安人的拓荒群落，现在其土地已被剥夺；来自愤恨自己被击败的亚基(Yaqui)印第安人；来自新兴和日渐成长的中产阶级，以及大量充满自信的流浪客，他们拥有自己的枪支和马匹，在空旷的牧野和矿区中四处可见。维拉(Pancho Villa)就是其中的典型人物，他是土匪、牛贼，最后成了革命将军。此外还有成群有权有钱的大地主，如梅德若家族(Maderos)——梅氏或许是墨西哥最富有的人家。这些大地主与中央政府或当地的地主同盟，竞争该州的控制权。

这些可能的反动群体，事实上很多都是迪亚斯时代大量外国投资和经济增长的受益人。使他们产生异议，或者更正确地说，将一场有关迪亚斯总统再度当选或可能退休的普通政治争论转化为革命的原因，或许是由于墨西哥国经济日渐整合进世界经济，或者更正确地说，整合到美国经济。美国1907—1908年的经济衰退，对墨西哥造成灾难性影响。它直接造成墨西哥国内市场崩溃以及对墨西哥企业的压榨。同时间接引起在美国失去工作的墨西哥赤贫劳工，大批拥回墨西哥。于是，现代和古老的危机碰在一起，周期性的经济衰退和被破坏的农作物的歉收，使食物价格高涨，超过穷人的购买能力。

在这种情形下，一场选举战争遂变成了大地震。迪亚斯虽然错误地允许对手公开竞选，却轻易地击败其主要挑战者弗朗西斯科·梅德若(Francisco Madero)。但是，令大家都感到意外的是，这位失败的候选人竟照例发动叛乱，在北方边区和农民反叛中心造成一场社会和政治动乱，使政府无法进行有效控制。迪亚斯失势，梅德若接掌政权，但不久却被暗杀。美国想在互相争雄的将军和政客中找出一位容易驾驭或能干的腐败者，扶植他建立一个稳固政权，但是没有成功。萨帕塔在南方将土地重新分配给他的农民徒众；维拉在他必须付钱给他的革命军队的时候，没收了北方地主的土地。他宣布，作为一个穷人出身的有钱人，他这样做是在照顾自己人。到了1914年，谁也料想不到墨西哥接着会发生什么事，但是无可怀疑，这个国家正在承受社会革命的震撼。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期，后革命时代的墨西哥形势才渐渐明朗化。

有些历史学家认为，作为19世纪后期经济发展最迅速的俄国，要不是因为那场随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来的革命，它终将继续演变成一个繁荣的自由主义社会。对于当时人来说，这种想法是不可思议的。如果要问当时人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需要革命而且必定会发生革命，答案无疑是沙皇统治下的俄国。俄国当时是一个庞大、行动迟缓而且无效率的国家。它在经济上和技术上皆处于落后状态，1897年时全俄1．26亿人口中，有80％是农民，1％是世袭贵族。对19世纪晚期欧洲所有受过教育的人来说，俄国的组织都太过老式陈腐，完全是一种官僚化的独裁政治。因此，除非能说服沙皇推行自上而下的政治大改革，否则惟一能改变这个国家的方法便是革命。第一个办法对大多数人而言是行不通的，但这并不表示第二个办法就行得通。由于几乎每一个人都普遍认识到改变的必要性，因此从中庸保守到极端左派的俄国人士，都不得不成为革命分子。惟一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革命？

沙皇政府自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以来便了解到，俄国如要保住其强权地位，便不能再完全依靠它的广大幅员、众多人口，以及随之而来的庞大但原始的军队。它需要现代化。俄国和罗马尼亚一样，是欧洲最后的农奴制度根据地。1861年农奴制度的废除，原是为了将俄国农业拉进19世纪，然而，这项政策既未造成一个令人满意的农夫阶级(比较《资本的年代》第十章第二节)，也未使农业现代化。1898—1902年间，欧俄部分的谷物平均产量，只有每亩不到9蒲式耳，而同时的美国却有14蒲式耳，英国更高达35．4蒲式耳。虽然如此，大片开辟的外销谷物生产区，还是使俄国成为世界的主要谷物供应国。由19世纪60年代早期到20世纪最初10年早期，全俄谷物的净收获量增加了160％，外销也增加了五到六倍，然而这却也使俄国农夫更依赖于世界市场价格。在世界农业的不景气期间，小麦的价格几乎下跌了一半。

虽然1891年的饥荒使人注意到农夫的不满情绪，可是由于农夫基本上并不受村落之人的闻问，他们为数几近一亿人的不满，很容易被忽略掉。然而这种不满，不仅因贫穷、缺乏土地、重税和低谷价而尖锐化，同时也可通过集体村社这个潜在的重要组织予以凝聚。矛盾的是，这些集体村社是因为农奴解放而加强其受官方认可的地位；1880年，又由于某些官吏认为它们是对抗社会革命分子的忠诚基地，而予以增强。不过却有另一群人持相反的立场，他们基于经济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催促尽快将村社废除，把土地转为私人财产。革命分子也因类似的辩论而分裂。民粹主义者(参看《资本的年代》第九章)认为革命的农民公社，可以作为俄国直接社会主义化的基础，而且避开资本主义发展的惨剧。可是俄国马克思主义分子却认为这已不再可能，因为公社已经分裂成互具敌意的农村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他们也欢迎这种发展，因为他们比较相信工人。在这两种辩论中，双方都宣称农民公社是重要的。在保有公社的50个欧俄省份中，公社拥有80％的土地，这些土地定期按照公社的决定而重新分配。诚然，在比较商业化的南方地区，公社的确正在崩溃，但比马克思主义者所想象的要慢；在北部和中部，它几乎仍然和最初一般坚实。在它仍然坚实强固的地方，它有时会为神圣俄国的沙皇表达村落舆论，但有时也会发出革命的呼声。在它遭到侵蚀的地方，它将绝大多数的村民聚集在一起，发动气势汹汹的抗御。事实上，对革命而言幸运的是，马克思主义者所预言的“村落阶级斗争”尚未充分发展，尚不妨碍全体农民(不论贫或富)一致参与的大规模运动的出现，以对抗乡绅和政府。

不论他们持什么样的看法，俄国公众生活(不论合法或非法)中的每一个人，几乎都同意沙皇政府对于土地改革处理不当而且忽视农民。事实上，由于政府将农业人口的资源用在19世纪90年代由政府主持的大规模工业化之上，遂使农民原已强烈的不满更为强烈。因为乡村代表俄国的大宗税收，而这份税收同高保护性关税以及庞大的外来资金一样，都是专制俄国实行经济现代化以增加国力所必需的。私人资本主义与国营资本主义的混合，其结果十分可观。1890-1904年间，俄国铁路长度增加了一倍(部分是由于修筑了横越西伯利亚的铁路)，而在19世纪的最后五年间，煤、铁和钢的产量也都增加了一倍。但是另一方面，专制俄国现在出现了一个迅速成长的工业劳动阶级，这个阶级集中在几个主要工业中心的庞大工厂复合体中。因此，俄国也开始出现劳工运动，而劳工运动显然致力于社会革命。

迅速工业化的第三个后果，是俄国西方和南方边陲区域不成比例的发展，而这两个地区皆不属于大俄罗斯民族的居住地，例如波兰、乌克兰以及阿塞拜疆(Azerbaijan，石油工业)。社会和民族的紧张状态都为之升高，尤其是因为俄国专制政府想要借助19世纪80年代以后有系统的教育，推行俄国化政策，加强它对这些地区的政治控制。如前所述，足以指明社会和民族不满情绪已经结合的事实是，在若干(或许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的政治动员中，有些新兴社会民主(马克思主义)运动的衍生活动，已经变成事实上的“民族”政党(参看第六章)。斯大林以一名格鲁吉亚人而成为革命俄国的统治者，与拿破仑以一名科西嘉人而成为革命法国的统治者相较，更不是历史上的偶然事件。

专制俄国占领了被瓜分的波兰的最大部分。自从1830年起，欧洲所有自由主义者都熟悉、也同情以士绅为基础的波兰抗俄民族解放运动。不过，自从1863年的起义被击败之后，革命性的民族主义已告销声匿迹。(俄国所兼并的部分，形成了波兰核心。在被德国兼并的部分，波兰民族主义分子也由少数人进行势力较弱的反抗。不过，被奥地利兼并的部分却与哈布斯堡王朝达成相当不错的妥协。哈布斯堡王朝需要波兰的支持，以在其互相斗争的诸民族中保持政治平衡。)1870年后，在“全俄罗斯之专制君主”统治的帝国心脏地区，可能就要爆发一场革命的新想法，已是欧洲自由分子所熟悉而且支持的论调。一方面是因为这个专制政体已显出内在、外在的软弱迹象，一方面也是由于当时出现了一个高能见度的革命运动。这个运动的参与者最初几乎全是来自所谓的“知识分子”：贵族士绅、中产阶级和其他受过教育阶级的子弟，以及其史无前例的高比例女子，而且有史以来第一次包括了相当数目的犹太人。这类革命分子的第一代主要是民粹党人(比较《资本的年代》第九章)，他们仰赖农民，但是农民却不注意他们。他们在小团体的恐怖行动上表现得较为成功，其中最富戏剧性的是1881年事件——在该事件中，他们暗杀了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虽然恐怖主义不曾严重削弱专制政治，它却使俄国革命运动引起了国际的注意，而且有助于促成除了极右派外几乎普遍性具有的共识，即俄国革命既是必要的，也是不可避免的。

民粹派在1881年后遭到消灭或驱散，不过在20世纪最初10年早期他们再度以一个“社会革命党”(Social Revolutionary Party)的形式复兴，到了此时，各村落已愿意聆听他们的诉求。他们后来成为左派的主要农村政党，不过他们也使其恐怖主义支派再度复活，此时恐怖主义已为秘密警察所渗透。(秘密警察长阿泽夫[Azev，1869—1918)面临着复杂的任务，一方面，他得暗杀够多的杰出人士以满足他的同志，另一方面他又得交出够多的同志以满足警方，以不失去双方对他的信任。)像所有指望俄国革命的人一样，他们大量吸收西方传来的适当理论，而借助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他们也致力研读社会主义革命最具权威的理论家马克思的著作。由于西方自由主义的解决办法在社会和政治上并不可取，因此在俄国，那些如果生在别处便会是自由主义分子的人，在1900年以前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至少曾做出如下预测：资本主义的发展终将走向被无产阶级推翻的阶段。

因而，无足为奇的是，19世纪70年代在民粹主义运动废墟上成长的革命运动，便是马克思主义运动。不过，它们在19世纪90年代之前尚未组织成一个俄国的社会民主党，或者，更正确地说，尚未组成一个隶属于共产国际的社会民主组织，这个组织基本上是个互相敌对、不过也偶尔合作的复合体。虽然在这个时期最强力支持社会民主政治的群众，或许仍然是栅栏移民区(Pale，犹太联盟[JewishBund，1897年)的根据地)北部的无产阶级工匠和户外劳动者，可是以工业劳动阶级为基础建立一个政党的构想，已有某种实际根据。在追溯俄国社会民主党派的发展过程时，我们已习惯于将脉络放在马克思革命组织的某个特殊派别身上，这个派别是由列宁领导，列宁的兄弟曾因暗杀沙皇而遭处决。由于列宁拥有结合革命理论和实践的非凡秉赋，使得这个派别显得特别重要，尽管如此，我们仍应记住下面三件事。首先，布尔什维克(Bolsheviks，俄文的bolshe为“多数”之意，由于他们在1903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有效大会上暂居多数，故名之)只是俄国社会民主政党发展中的若干倾向之一，而社会民主政党又与帝国其他以民族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党有别。其次，它要到1912年才成为一个独立政党，因为到那时它才几乎已确实成为有组织工人阶级的主要力量。第三，在外国社会主义者或一般俄国人眼中，不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区别，似乎是无法理解或次要的；它们都应受到支持和同情，因为它们都是专制政治的仇敌。布尔什维克与其他社会主义者的不同，在于它的组织较好、较有效率，且较可信赖。

虽然农民的不安状态在解放以后已平息了好几十年，可是沙皇政府却明白地看出：社会和政治的不安状态不但方兴未艾，而且甚具危机性。如1881年后一波波犹太屠杀所显示的，专制政府不但不曾阻挠，有时反而鼓励大众反犹，而民众对反犹运动也给予大力支持，只是俄国中部和东北部的大俄罗斯人不如犹太人集中的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地区居民那么热中。日渐遭受虐待、歧视的犹太人，愈来愈为革命运动所吸引。另一方面，了解到社会主义潜在危险的俄国政权，遂开始玩弄劳工立法，甚至在20世纪最初10年早期，在警察的保护下，组织过短暂的反贸易工会，而这些组织日后有效发展成真正的工会。实际上，1905年革命的导火线，正是因为工会的示威群众遭到屠杀。总之，自1900年起，俄国的局势已经非常明显：社会不安正在迅速上升。长久以来半潜伏的农民叛变，在1902年左右纷纷爆发。同时，工人也在顿河边的罗斯托夫(Rostov-on-Don)、奥德萨(Odessa)和巴库(Baku)发动几近全面的罢工(1902-1903年)。

不稳定的政权最好避免危险的外交政策，可是俄国的专制政府却一头栽进去。作为一个强权(不论它是如何懦弱)，它坚持在帝国主义的征服中发挥它自认为应当发挥的作用。它选定的地盘是远东，横越西伯利亚的铁路便是为了渗透远东而修筑的。在此，俄国的扩张遇上了日本的扩张，两者都以中国的权益作为牺牲。除了中国这个无可奈何被迫与日本交战的倒霉大国之外，俄罗斯帝国是20世纪第一个低估日本的国家。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虽然有8．4万名日人被杀，14．3万名日人受伤，但对俄国而言，却是一场迅速而屈辱的灾祸，并且凸显了俄国专制政府的软弱。甚至自1900年开始组成政治反对势力的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也大胆进行公开示威。沙皇在意识到革命风潮日渐升高之际，就加速议和。可惜和约尚未缔结，革命便于1905年1月正式爆发。

如列宁所云，1905年革命是一场“用无产阶级的方法进行的资产阶级革命”。说它用的是“无产阶级的方法”或许过于简单，虽然促使政府退却，日后又再度施压使政府在10月17日颁布类似宪法文件的，是首都的大规模工人罢工，以及帝国大多数工业城市的响应性罢工。再者，自动将自己组织成委员会(苏维埃)的，无疑是拥有村庄经验的工人。在这些苏维埃中，10月13日成立的“圣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St Petersburg Soviet Of Workers'Deputies)，其作用不仅是一种工人会议，有一段短暂时间它也曾扮演首都最有效的实际权威。社会主义政党很快便认识到这些会议的重要性，并且积极参与，如圣彼得堡年轻的托洛斯基(L．B．Trotsky，1879—1940)。(其他著名的社会主义者大多处于流放之中，无法及时回到俄国采取积极行动。)工人的干预虽然十分重要(他们集中在首都和其他政治敏感中心)，可是，使专制政府不胜抵抗的，却是在黑土(Black Earth)区、伏尔加河流域以及乌克兰部分地方的大规模农民暴动以及军队的崩溃(此一崩溃因战舰“波将金号”[Potemkin]的兵变而更为戏剧化)。弱小民族同时动员的革命抵抗，也具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当时人可以，而且也确实把这场革命视为“资产阶级”革命。不仅中产阶级压倒性地赞成革命，学生(和1917年10月不一样)也为它全面动员，而且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无异议地接受下列看法：如果革命成功，也只能建立一种西式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度，赋予人民言论、行动以及政治自由权，在这个制度中，马克思阶级斗争的最后阶段还得延续下去。简而言之，当时人一致认为由于俄国太过落后，因此无法把社会主义列入当前的革命日程表中。不论在经济和社会上，俄国都还没做好采用社会主义的准备。

这一点是大家都同意的，只有社会革命党人例外，社会革命党仍旧梦想着将农民公社转化为社会主义单位，只是这个美梦已愈来愈难以实现。矛盾的是，这个梦想只在巴勒斯坦的屯垦区(kibbutzim)真正实现过。这样的屯垦区是典型的帝俄农夫产物，由信仰社会民族主义的都市犹太人在1905年后由俄国移植到圣地。

可是，列宁和帝俄当局一样清楚地认识到：俄国自由主义或其他任何资产阶级，在数量和政治上都太过微弱，不足以接管帝俄，正好像俄国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也太过薄弱，不足以在没有外国企业和政府的主动协助下完成俄国的现代化。即使是在革命的最高峰，官方也只做了有限的政治让步。让步的结果根本谈不上是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宪法，只不过是一个间接选出的杜马(Dulna：国会)。这个国会对于财务只有有限的权力，对于政府和宪法则一点权力也没有。当1907年革命的不安状态大致平息，而人为操纵的选举仍然无法产生一个相当无害的国会时，宪法的大半内容已遭废除。俄国诚然没有回复到专制政体，实际上其帝制已经重建。

但是，如1905年证明的，这个帝制是可以推翻的。与孟什维克派(Mensheviks)这个主要的劲敌相比较，列宁的独到之处在于他认识到：由于资产阶级过于软弱或根本不存在，资产阶级革命必须在没有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制造出来。它将由工人阶级制造出来，由职业革命分子(列宁对20世纪政治的惊人贡献)组织和领导，并依靠渴望土地的农民大众的支持——农民在俄国政治上具有左右大局的力量，而其革命潜力也已获证明。大致说来，这便是列宁派在1917年以前的立场。由工人自行掌权，跳过资产阶级革命直接进行的下一阶段社会革命(“不断革命论”)，这种想法在革命期间确曾短暂浮现于人们心头，即使它不过是为了刺激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当时人认为，没有西方的无产阶级化，俄国社会主义政权将不具长期存在的机会。列宁曾经思考过这种论调，但仍然认为它不切实际而排斥之。

列宁派的前景，主要是建立在工人阶级的成长之上，建立在仍旧支持革命的农民身上，以及民族解放力量的动员和联合之上，只要它们与专制政府为敌，这些力量便明显是革命的资产。(因此，虽然布尔什维克党是一个全俄罗斯的政党，一个好像非民族性的政党，列宁却仍坚持自决权，甚至与俄国脱离的权利。)当俄国在1914年倒数前几年进入另一回合的大规模工业化时，无产阶级确实在不断成长。而蜂拥进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工厂的年轻农村移民，又比较倾向于激进的布尔什维克而非缓进的孟什维克。更别提那些笼罩在悲惨烟雾之下的煤、铁、纺织和烂泥营区——顿涅茨盆地(Donets)、乌拉尔山区、伊凡诺夫(Ivanovo)，这些地方一直都倾向共产主义。在1905年革命失败后的几年之间，无产阶级的士气虽然低落，可是1912年后，它们再度掀起不安的巨浪。这道巨浪因西伯利亚勒拿河(Lena)金矿区200名罢工工人的被屠杀而变得汹涌澎湃。

但是，农夫会是永远的革命分子吗？在能干而有决心的大臣斯托雷平(Stolypin)的主持下，沙皇政府对1905年革命的回应，是创造一个人口众多而且倾向保守的农民团体，同时借着全心全力投入俄国式的英国“圈地运动”(enclosure movement)，以改进农业的生产率。为了维护那些拥有商业头脑的企业性地主阶级的利益，农村公社已有系统地被打碎成一块块私人土地。如果说斯托雷平押在“强大稳重者”身上的赌注赢了，那么在村落富人和拥有土地的穷人之间，必定会发生社会两极化的现象，也就是列宁宣称的农村阶级分化。但是，在面临真正的可能性时，列宁以其对政治实情惯有的无情眼光，认识到这种分化并无助于革命。我们无法确知斯托雷平的立法终究会不会达成预期的政治结果，这种立法在比较商业化的南方省份广被接纳，但在别处效果便差得多。然而，由于斯托雷平本人在1911年被逐出沙皇政府，不久后又被暗杀，加上1906年时帝国本身只剩下八年的和平岁月，因此这个问题不可能有实际的答案。

不过我们可以清楚指出的是，1905年革命的失败，既未为帝制创造出“资产阶级”代替物，也未赋予帝制超过六年的喘息时间。到了1912-1914年，俄国显然再度沸腾着社会不安。列宁相信，革命的形势已再度到来。到了1914年夏天，革命的障碍只剩下沙皇官僚、警察和军队的赤诚效忠。和1904-1905年不一样的是，这些军队既未丧失士气也未忙于别的事。另一个有碍革命的因素，或许是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消极态度。这些知识分子因1905年的失败而消沉，大致已放弃政治激进主义而接受非理性主义和前卫艺术。

和欧洲许多其他国家一样，大战的爆发使不断升温的社会和政治骚动降低下来。当人们对战争的热情消逝之后，帝俄的末日便已昭然若揭。1917年，它灭亡了。

在1914年时，革命已震撼了由德国边界到中国诸海的所有古老帝国。如墨西哥革命、埃及骚动和印度民族主义所显示的：革命正开始正式或非正式地侵蚀新帝国主义。然而，它的结果在各地都尚未明朗化，而在列宁所谓的“世界政治火药库”中闪烁的火花，其重要性也被轻率地低估了。当时人们还无法看出俄国革命会造就一个共产主义政权(世界上的第一个)，而且会成为凹世纪世界政治史上的核心事件，正如法国大革命是19世纪政治史上的核心事件一样。

可是，当时人们已经可以清楚看出的是，在全球广大社会地震带的所有爆发中，俄国革命无疑具有最大的国际影响力，因为即使是1905—1906年的暂时震动，也导致了戏剧性的直接后果。它几乎促成了波斯和土耳其的革命；或许也加速了中国的革命。而且，在其刺激之下，奥地利皇帝采纳了普遍选举权，而这项制度却使奥匈帝国的政治难题为之转型，并且统治更趋不稳。因为俄国是一个“强权”，是欧洲国际体系的五块基石之一；而且若以国内的疆域计，它是面积最大、人口最多、资源最丰富的一个。在这样一个国家发生的社会革命，注定会有深远的全球性影响。基于完全相同的理由，在18世纪后期的无数革命中，法国大革命也因之成为最具国际重要性的一个。

但是，俄国革命潜在的影响力会比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更为广大。俄罗斯帝国由太平洋一直延伸到德国边界，单就其幅员和多民族性来说，它的崩溃也较欧洲或亚洲比较边远或孤立国家的崩溃更具影响力。俄国身跨征服者和受害者、进步者和落后者世界的这个极重要事实，更使它的革命在欧洲和亚洲都激起广泛回响。俄国既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国家，又是一个科技上的中古农业经济国家；它既是一个帝国强权，又是一个半殖民地。俄国社会的文化和思想成就，足以赶得上西方世界的最进步文明，可是1904—1905年间，它的农民士兵却对其日本对手的现代化感到惊讶。简而言之，俄国革命似乎对西方的劳动组织者和东方的革命分子具有同等影响力，德国和中国都随其震荡而摇晃。

帝制俄国说明了帝国年代全球的所有矛盾。一俟世界大战枪响，它们便会同时进发。这场世界大战的爆发，是欧洲日渐清楚却又无力阻止的。

谢选骏指出：马裂主义者分析完了“理性与社会”之后，就要“走向革命”了，看来，奇葩是有奇葩的功能的——马匪要通过辩证法把人头脑搅乱，然后趁乱夺权以便猎取千百万人头！这就是所谓的“走向革命”了。

【第十三章由和平到战争】

在(1900年3月27日的)辩论中，我解释道……据我了解，所谓的世界政策，其任务只是支持和推进我们的工业、我们的贸易，扩张我们人民的劳动力、活动和才智。我们无意执行侵略性的扩张政策。我们只想保护我们在世界各地顺理成章所取得的极重要利益。——德国首相比洛(von Bulow)，1900年

如果她的儿子是上前线去，那个妇人不一定会失去他。事实上，矿坑和铁路调车场是比军营更危险的地方。——肖伯纳，1902年

我们将赞颂战争——世界惟一的保健法——的尚武精神，爱国精神，带来自由者的破坏性姿势，值得一死的美丽构想，以及对妇女的藐视。——马里内蒂，1909年

自1914年8月起，欧洲人的生活便受到战争的包围、充塞和萦绕。在本书写作之际，欧洲大陆绝大多数70岁以上的人，在其一生中都至少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一部分。除了瑞典人、瑞士人、南部爱尔兰人和葡萄牙人以外，所有50岁以上的欧洲人，都曾至少经历过一次世界大战。即使是那些在1945年后出世的人，即在欧洲境内战火不再交织以后出世的人，也几乎没有度过世界和平的一年。而且，他们永远都生活在第三次世界核子冲突的阴影里。几乎所有政府都告诉其人民，核子大战之所以能制止，只是因为国际军备竞赛已经造成战争一起大家便同归于尽的态势。即使全球性的灾祸已经避开了很长一段时期，几乎就像欧洲列强在1871-19t4年间躲过了大规模战争一样，但我们怎么能把这个时期称为和平时期呢？因为，如伟大的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云：

战争不只包括会战或作战行动，它还包括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中，双方都明白表现出以会战作为斗争手段的意念。谁能否认这正是1945年后的世界大势呢？

1914年前的情形不是这样。在那个时候，和平是欧洲生活的正常和预期状态。自1815年以后，还不曾发生过将全欧列强一道卷入的战争。自1871年以后，更不曾有任何一个欧洲强权命令其军队向另一个欧洲强权开火。列强在弱国中寻找它们欺侮的对象，也在非欧洲世界物色它们下手的对象。不过它们有时错估了对手的抵抗力：布尔人给英国人带来的麻烦远超出预期，而日本人则在1904-1905年轻轻松松地打败俄国，并使自己成为强权。在离欧洲最近的最大可能受害者——长期以来已陷于分崩离析的奥斯曼帝国——境内，战争的可能性的确永远存在，因为其附属诸民族皆想要争取独立和扩大地盘，于是彼此争战不休，并将列强卷入它们的冲突之中。巴尔干一向以欧洲火药库著称，事实上，1914年的全球性爆炸也是由此开始。但是“东方问题”是国际外交日程上非常熟悉的一项，虽然它百年来连续不断地制造了许多国际危机乃至一场相当严重的国际战争(克里米亚战争)，但它却从来不曾完全失控。不像1945年后的中东，对大多数未在那儿住过的欧洲人来说，巴尔干半岛是属于冒险故事的领域，是德国儿童作家卡尔·梅这类作者的作品场景或轻歌剧的舞台。19世纪一般人对巴尔干战争的印象，是肖伯纳《武器和人》(Arms and the Man)中所描写的样子。这本书和其他类似的作品一样，后来由维也纳的一位作曲家于1908年改编为以音乐为主的电影片——《巧克力士兵》(The Chocolate Soldier)。

当然，当时有人已预见到一场欧洲大战的可能性，而且，这种可能性不仅盘踞在各国政府及其参谋本部心头，也盘踞在广大公众心头。自19世纪70年代早期起，英法小说和未来学陆续推出一般而言并不切实际的未来战争描绘。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已着手分析世界大战的可能性，而哲学家尼采更以疯狂但富预言性的口吻赞扬欧洲的逐步军国主义化，并且预言未来的那场战争“将向野蛮人招手，甚至唤起我们的兽性”。19世纪90年代，战争的忧虑促成了多次“世界和平会议”(World[Universal]Peace Congress，第21届“世界和平会议”原定1914年9月在维也纳举行)、诺贝尔和平奖以及最初的“海牙和平会议”(HaguePeace Conferences，1898年)。出席这些国际会议的，是大致抱着怀疑态度的各国政府代表。这些只是最初的集会，自从各政府在会议中对于和平理想提出坚定但理论性的承诺之后，类似的集会便不断开下去。20世纪的最初10年，战争显然是快要发生了。到了20世纪的最初20年，它的逼近已是众人心知肚明的。

可是，大家并未真正预期到它的爆发。甚至是在1914年7月国际危机最紧急的时刻，采取毁灭性步骤的政治家也不曾认识到他们正在挑起第一次世界大战。和过去一样，他们当然能想出一个解决办法。而反战者也无法相信他们长久以来预言的灾祸，现在真的降临了。甚至到了7月底，奥地利已向塞尔维亚宣战之后，国际社会主义领袖聚集一堂，他们虽然深深感到困扰，但仍然相信一场全面战争是不可能爆发的，解决和平危机的办法总会找到。7月29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领袖阿德勒说：“我个人并不相信会发生全面战争。”甚至那些按下毁灭电钮的人，他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想打仗，而是因为阻止不了这场战争。比方说，德皇威廉直到最后一刻还在询问他的将军们：这场战争究竟能不能不同时攻打俄国和法国，仅局限在东欧？将军们的答案是：不信这是办不到的。那些亲手构筑战争工厂的人，以一种目瞪口呆无法置信的神情，注视着战争巨轮的转动。1914年以后出世的人们，很难想象那种认为世界大战不可能“真正”爆发的想法，是如何根植于大灾难之前的生活结构中。

因而，对大多数西方国家，以及对1871-1914年的大部分时间来说，欧洲战争只是一种历史回忆或关于某个不确定未来的空谈。在这一时期，军队在西方社会的主要功能是非战斗性的。除了英国和美国之外，所有的重要强国当时都实行征兵制，不过并非所有的年轻人都被征召。随着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兴起，将军和政客们对于带有革命倾向的无产阶级的加入军队，深感不安，事后证明这种不安是多虑的。对于一般征召入伍的兵士而言，他们所感受到的似乎是军队生活的劳苦而非光荣。入伍成为一个男孩的成年仪式，之后将有两三年的辛苦操练和劳役，爱好军装对女孩子具有莫名的吸引力，勉强使服役的苦日子容易忍受一点。对于职业军士来说，军旅是一种职业。对于军官来说，它是成人玩的儿童游戏，是他们较平民优越的象征以及刚健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对于将军们来说，如同历史上的惯例，它是政治阴谋和事业猜忌的场所——在军事领袖的回忆录中充斥着这类记载。

对于政府和统治阶级来说，军队不仅是攘外安内的武力，也是取得公民效忠乃至积极热忱的办法，因为有些公民会对群众运动产生令人困扰的同情，而这样的运动又会逐渐损毁社会和政治秩序。和小学一样，兵役或许是政府手上最有力的办法，可借以灌输正当的公民行为，至少可将村落居民转化为国家(爱国)公民。通过学校和兵役，意大利人就算还不会说标准国语，至少也听得懂。而军队也将意大利面这种原来是贫穷南方地区的食物，转化成全意大利的习惯。至于对非战斗性的公民而言，多彩多姿的街头军事表演——游行、仪式、旗帜和音乐——也为他们增添不少娱乐、灵感和爱国心。对于1871-1914年间欧洲非军事性的居民来说，军队最令人熟悉而且无所不在的那一面，或许当推军乐队。公共场合和公园若少了它们，简直不可想象。

自然，士兵偶尔也会执行他们的首要任务。当社会面临危机之际，他们可能被动员来镇压骚动和抗议。各国政府，尤其是那些必须担忧舆论和其选民的政府，通常会小心防范军队射杀人民的可能性。士兵对平民开火的政治后果往往很坏，而士兵拒绝对平民开火的政治后果甚至更危险，如1917年的彼得格勒(Petrograd)事件。不过在这段时期，军队还是经常被动员，在其镇压之下的国内受害者人数已多到无法忽略，即使是在一般认为并未濒临革命的中欧和西欧国家——如比利时和荷兰——也不例外。在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死于军队镇压的人数自然非常可观。

对于军队来说，镇压国内平民是一件无伤大雅的事，但是偶尔爆发的战争，尤其是殖民地的战争却比较危险。不过，这里所谓的冒险是医学上而非军事上的。1898年为美西战争动员的”．4万名美军中，阵亡的只有379人，受伤的只有1600人，但是死于热带疾病的却不下于5000人。无怪乎各国政府竭力支持医学研究。在这个时期，医学终于可以相当程度地控制黄热病、疟疾，以及当时仍被称为“白种人坟墓”区的其他祸患。1871-1908年间，法国每年平均在殖民地的开拓中丧失八名军官，包括其中惟一可能导致严重伤亡的越南，在这37年总数约300名的阵亡军官中，有半数死于该地。我们不应低估这些战役的严重性，特别是因为受害者的损失如此不成比例的惨重。即使对侵略国家来说，这类战争也绝不是乘兴出游。1899-1902年间，英国共派遣15万士兵前往南非，阵亡和受伤致死者共2．9万人，死于疾病的有1．6万人，而花费则高达2．2亿英镑。这样的代价当然不可忽略。不过，在西方国家，士兵的职务危机大致比不上某些平民工人，尤其是运输工人(特别是海运)和矿工。在这段歌舞升平岁月的最后三年间，英国每年平均有1430位煤矿工人丧生，16．5万名(劳动力的10％以上)受伤。而英国的煤矿意外事故发生率，虽较比利时和奥地利为高，却比法国低一点，比德国低30％，而只有美国的三分之一强。冒着最大的生命和肢体风险的并非军人这一行。

因此，如果不计英国的南非战争，我们可说强国的士兵和水手，其生涯是相当平静的。不过帝俄和日本军队的情形例外。帝俄在19世纪70年代与土耳其缠斗，1904—1905年间又与日本打了一场惨烈战争。日本人则在对中国和俄国的战争中获胜。这样的生涯，仍可在好兵帅克(Sehwejk，1911年哈谢克[Jaroslav HaSek]杜撰的人物)完全没有战斗的回忆和奇事中看出。帅克是奥地利皇家军队著名的第九十一团前团员。参谋本部自然是尽责备战。他们大多数也照例根据上一次重大战事的经验或回忆来进行战备改良。身为最伟大的海军强国，英国人自然对陆上战争只作有限准备。不过，在1914前几年与法国同盟者安排合作事宜的将军们，愈来愈明白未来战争对他们的要求会多得多。但是就整体而言，预言战争将因军事技术进展而发生可怕转型的人，是平民而非士兵。将军们，甚至某些在技术方面比较开明的海军将官们，对于这些进展的了解也相当迟缓。老业余军事家恩格斯常常提醒大家注意他们的迟钝。但是1898年在圣彼得堡发表厚达六册的《未来战争的技术、经济和政治诸种方面》(Technical，Economic and Political Aspects of the Coming War)的，却是犹太人资本家布鲁赫(Ivan Bloch)。在这部预言性的著作中，他预测到战壕战争的军事僵局将导致长久冲突，而这种冲突必须付出的经济和人力代价，将使交战国陷入耗竭或社会革命。这本书迅速被翻译成无数种语言，但是对军事计划却没有任何影响。

虽然只有某些平民观察家了解未来战争的灾难性，不知情的各国政府却一头栽进军备竞赛中——这种军备的新奇性，足以促成这些灾祸。19世纪中叶已经逐步工业化的杀伐技术(参看《资本的年代》第四章第二节)，在19世纪80年代有了戏剧性的进展，不仅是由于小型武器和大炮的速度、火力在本质上发生了革命，也是因为更有效率的涡轮机、更有效的保护性铁甲和足以承载更多大炮的能力，造成了战舰的改变。附带一提，甚至非战斗性的杀戮也因“电椅”的发明(1890年)而改变，不过在美国以外的地方，行刑人仍旧坚持用古老而历经考验的办法，如绞刑或砍头。

军备竞赛的明显后果之一，便是钱花得愈来愈多，尤其是因为各国都想跑在前面，或至少不落于人后。这场军备竞争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晚期，起初并不激烈，20世纪逐渐加速，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几年达到高潮。英国的军事开销，在19世纪70-80年代大致都保持稳定，不论就整体预算所占的百分比或平均每人的负担而言皆如此。但是，随后便从1887年的3200万英镑，上升到1898-1899年的4410万镑，以及1913-1914年的7700万英镑。其中增长最壮观的显然是海军，因为其投射武器乃是当时的高科技军备。1885年时，海军花了政府1100万英镑，和1860年差不多；然而在1913—1914年，这个数字已攀升到四倍之多。德国同期的海军支出增长更是惊人：由19世纪90年代中期的每年9000万马克，上升到几近4亿马克。

这种庞大开支的后果之一，是它们需要较高税收，或是膨胀性借贷，或是两者都要。但是另一个同样明显但往往为人忽略的后果，是它们已日渐使祖国的毁灭成为大规模工业的副产品。诺贝尔和卡内基这两位认识到是什么使他们成为炸药和钢铁富豪的资本家，想借着将其部分财富用于和平目的以作为补偿。在这件事上，他们是特例。战争和战争产业的共生现象，不可避免地改变了政府和工业之间的关系。因为，如恩格斯在1892年所说：“当战争成为大工业的一支时，大工业遂成为政治上的必要条件。”相反，政府也成为某些工业分支的当然成分，因为除了政府外，还有谁能为军事工业提供顾客？它所生产的货物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政府间无休无止的竞争决定，因为各国政府都想为自己取得最进步、因而也最有效的武器供应。更有甚者，各国政府所要求的武器生产，不只限于当前的实际所需，还得应付未来战争的不时之需。也就是说，它们必须让它们的工业维持远超出和平时期所需的生产能力。

无论如何，各国因此不得不保护强大的国家军备工业，承担其技术发展的大部分成本，并使它们获利。换言之，它们必须保护这些工业不受狂风暴雨袭击，这种狂风暴雨会威胁到航行在自由市场和自由竞争大海上的资本主义企业船只。政府当然也可以自己从事军备制造，而且事实上它们早就这么做了。但是在这个非常时期——或至少就自由英国而言——他们宁可与私人企业进行某种合作。19世纪80年代，私人军火业者承担了三分之一以上的军备合约，19世纪90年代提高到46％，20世纪最初10年更上升至60％。附带一提，当时政府随时预备给他们三分之二的保证量。无怪乎军火工厂几乎全为工业巨子所有，或是工业巨子所投资的。战争和资本集中携手并进。在德国，大炮大王克鲁伯在1873年雇用了1．6万名员工，1890年增加到2．4万人，1900年更达4．5万人左右。当1912年第50万门克鲁伯大炮离开工厂时，克鲁伯手下共有7万名员工。在英国，阿姆斯特朗(Armstrong)公司在其位于纽卡斯尔的主厂中雇用了1．2万人，1914年时，这个数目增加到2万人，超过泰恩塞德(Tyneside)地区所有金属业工人的40％，这还不包括靠阿姆斯特朗公司转包合约维生的1500家小工厂员工。这些小工厂也很赚钱。

像美国当代的“军事工业复合体”一样，这些巨大的集中工业，如果没有各政府间的军备竞争，便会变得一文不值。因此，大家往往想让这些“死亡商人”(和平倡议者喜用的词汇)为英国新闻记者所谓的“钢铁和黄金之战”负责。我们是否可以就此推论说军火工业助长了军备竞赛，有必要时还发明国家劣势或“脆弱之窗”的说法，说利润优厚的契约可以消除这些。一家专门制造机关枪的德国工厂，设法在法国《费加罗报》(Le Figaro)上登了一则新闻，说法国政府计划拥有加倍的机关枪。德国政府于是在1908—1910年订购了价值4000万马克的同款武器，使这家工厂的股息由20％提高到32％。一家英国工厂辩称其政府严重低估了德国人重整海军军备的进度，促使英国政府决定把战舰数量加倍，而该公司则从每一艘大型军舰身上获得25万英镑的利润。像维克斯公司(Vickem)代理商希腊人扎哈罗夫(BasilZaharoff，后来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协约国服务而被授予爵位)这类文雅可疑之人，特别注意让列强的军火商只把次要和即将过时的产品卖给近东和拉丁美洲诸国，这些国家随时都愿意购买这样的五金器具。简而言之，现代的国际死亡贸易当时已在热烈进行。

可是，就算科技人员的确大力游说陆军将领和海军舰队司令(这些人对阅兵比对科学熟悉)购买最新的大炮，以免遭全军覆没的命运，我们也不能就用军火制造商的阴谋来解释世界大战。诚然，1914年倒数前五年，由于军备的积聚已达可怕程度，因而使形势更具爆炸性。诚然，至少在1914年夏天，动员死亡武力的机械作用已无法节制。但是，使欧洲陷入大战的，并不是这种竞赛式的整军经武，而是当时的国际形势。

自1914年8月迄今，大家从未停止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所用掉的墨水、所制造的纸张、所牺牲的树木以及忙碌的打字机，比回答历史上任何其他问题都多，甚至比有关法国大革命的讨论更多。随着时间流转，随着国内和国际政治转型，这样的讨论也一次又一次重新掀起。在欧洲刚陷入这场大灾祸之初，好战者便开始自问，为什么国际外交未能阻止战祸发生，并且相互指控，认为对方应为战争负责。反战者也立刻展开他们自己的分析。公布了帝俄秘密文件的1917年俄国革命，指控帝国主义应为战争负责。战胜的协约国以“德国应负起全部战争责任”作为1919年凡尔赛和会的基调，并且推出汗牛充栋的文书和历史著作来讨论这一主题，但主要是反对意见。第二次世界大战自然使这种讨论再度复活。而若干年后，当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左派历史学急切想要以强调他们自己对于德国责任的看法，来与保守和纳粹德国的爱国主义正统学说分道扬镳时，这种讨论又死灰复燃。关于危害世界和平的各种争议，自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以来便从未停止过，而且无可避免地想在过去各次世界大战的渊源与当前国际的展望之间，找可能的相似之处。虽然宣传家喜欢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慕尼黑)的情形做比较，历史家却愈来愈为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最初10年的相似之处感到不安。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渊源再一次成为亟待解决且切中时宜的问题。于是，任何想要解释(历史学家在这个时期也非解释不可)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何爆发的历史学家，都陷身于深广澎湃的海域。

不过，我们至少可以删去历史学家不必回答的问题，而让他的工作简化一点。其中最主要的是“战罪”问题。这是属于道德和政治判断的范围，与历史学家关系不大。如果我们的兴趣在于为什么欧洲长达一世纪的和平会变成世界大战的时代，那么“是谁之过”这个问题便无关紧要。就好像对于研究为什么斯堪的纳维亚战士会在10和11世纪征服欧洲无数地区的历史学家来说，征服者威廉(William the Conqueror)在法律上站不站得住脚，也是无关紧要的问题一样。

当然，我们往往能将战争的责任归咎于某些方面。很少人会否认20世纪30年代德国的姿态基本上是侵略和扩张主义的，而它敌方的姿态基本上是防御性的。也没有人会否认，本书所述时期的帝国扩张战争，如1898年的美西战争和1899-1902年的南非战争，是由美国和英国挑起的，而非由其受害者引发。无论如何，每个人都知道19世纪的各国政府不管如何注意其公共关系，都将战争视为国际政治正常的偶发事件，而且都相当诚实地承认他们很可能会率先采取军事行动。作战部尚未被普遍委婉地称为国防部。

然而，可以绝对确定的是，1914年以前，没有任何一个强国的政府想打一场全面的欧洲战争。而且和19世纪50年代与19世纪60年代不一样，它们甚至不想与另一个欧洲强国爆发有限的军事冲突。十足可以说明这个情形的事实是：在与列强的政治野心直接抵触的地方，即在殖民地的征服与瓜分之中，它们的无数冲突往往以某种和平安排来化解，甚至最严重的摩洛哥危机(1906年及1911年)也都解除了。到了1914年前夕，殖民地冲突似乎已不再为互相竞争的列强带来不可解决的问题。这个事实甚至被误用来证明：帝国主义的敌对竞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无关。

当然，列强绝不是爱好和平的，更谈不上反战。即使是在它们的外交部竭力想避免一场公认的灾难时，它们还是不曾放弃打一场欧洲战争的准备，只是有些人看不出来罢了。(雷德尔海军上将[Admiral Raeder)甚至宣称：1914年时，德国的海军参谋部并没有对英国作战的计划。)20世纪的最初10年，确实没有一个政府想要追求惟有诉诸战争或不断的战争威胁才能达成的目的——如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所追求的。当法国的盟国俄国，先因战争、继以失败和革命而无法动弹之际，德国的参谋长曾提出乘机攻击法国的主张，但未获批准。德国只是在1904—1905年，利用法国暂时孤立无援的黄金机会，对摩洛哥提出帝国主义的要求。这是一个可以处理的问题，没有人想为此挑起一场大战，实际上也不曾。没有任何一个列强政府想打一场大战，不论它多么有野心、多么轻举妄动和不负责任。当老皇约瑟夫在1914年向他注定毁灭的臣民宣布战争爆发的消息时，他曾说道：“我并不希望这件事发生。”尽管战火是其政府挑起的，但他这句话却是发自肺腑。

我们最多可以说，在缓缓滑向战争深渊的某一点上，战争似乎已变得极不可避免，以致有些政府决定选择一个最佳或至少不是最不利的时刻率先发动战争。有人认为德国自1912年起便在找寻这一刻，事实上也不可能比这更早。1914年的最后危机，是由一件不相干的暗杀所促成——一位奥地利大公在巴尔干半岛深处的一个地方大城萨拉热窝被一名学生恐怖分子暗杀。在这个危机中，奥地利当然知道它对塞尔维亚的恐吓，是冒了世界大战的风险；决定支持其盟邦的德国，则使大战的发生几无转圜余地。奥地利的陆军部长在7月7日指出：“天平的倾斜对我们不利。”难道不该在它倾斜得更厉害之前动手吗？德国人也是这么想。只有在这个严格的意义上，“战争责任”的问题才略具意义。但是，如这件事所表示的，1914年夏天的危机和之前的无数次都不一样，所有的强权都将和平一笔勾销，甚至英国也不例外——德国人原本期望英国人会保持中立，以便增加它同时打败法国和俄国的机会。(德国的战略，即1905年的“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Plan)预计先对法国发动猛烈一击，再转而对付俄国。前者意味着将入侵比利时，而这样一来遂给了英国参战的借口。)除非它们都相信和平已遭到了致命伤，否则即使到了1914年，仍然不会有任何列强愿意向和平挥出致命一拳。

因此，挖掘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源的问题，并不等于找出“侵略者”的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根源于一种愈来愈恶化，而且逐渐超出各国政府所能控制的国际形势。慢慢地，欧洲分成两个对立的列强集团。这种和平时期的对立集团，是首次出现的新产物。其形成基本上是由于欧洲出现了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这个帝国是在1864-1871年间以外交和战争牺牲了别国的利益所建立(比较《资本的年代》第四章)。它想要以和平的联盟自保，对抗主要的输家法国，而联盟又适时造成反联盟。联盟本身虽然意味了战争的可能性，却不保证战争一定发生，甚或更容易发生。事实上，德国首相俾斯麦虽然在1871年后的几乎20年间，是多边外交棋赛众所公认的世界冠军，他却是专心致力于维持列强间的和平，并且十分成功。强权集团只有在联盟的对立变成永久性时，尤其是在它们之间的争执变得无法处理时，才会危及到和平。这种情形将在下一个世纪发生。但关键是，为什么发生？

在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国际紧张状态(20世纪80年代，人们还在思考如何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之间，有一个重大差异。自1945年起，关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敌对国家是美国与苏俄一事，人们从不怀疑。但是对19世纪80年代的人们而言，1914年的阵容尚无法预测。当然，某些可能的同盟国家和敌对国家很容易看出来。单凭德国在1871年兼并了法国大片地方(阿尔萨斯—洛林)一事，便可知道德国和法国将互相为敌。德国和奥匈帝国联盟的持久性也不难预测。俾斯麦在1866年后缔结这一联盟，因为新德意志帝国内部的政治均衡，必须仰仗维持多民族的哈布斯堡王朝的存在。俾斯麦看得非常清楚，一旦哈布斯生，王朝崩散为各个民族碎块，将不但导致中欧和东欧国家制度的瓦解，也将毁灭由普鲁士主宰的“小日耳曼”的基础(参见《资本的年代》第一章第二节)。1871-1914年间最持久的外交组织，便是成立于1882年的“三国同盟”(TnpleAlliance)。事实上它是德奥同盟，因为作为第三国的意大利不久便告脱．离，最后还在1915年加入了反德阵营。

再者，因其多民族问题而卷进巴尔干诸国动乱，而在1878年占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Bosnia-Hercegovina)后又牵涉更深的奥地利，显然在那个地区与俄国敌对。(南方的斯拉夫民族，部分是在奥匈帝国奥地利那一半的统治之下[斯洛文尼亚人，住在达尔马提亚的克罗地亚人)，部分是在奥匈帝国匈牙利那一半辖下[克罗地亚人、部分塞尔维亚人)，部分是属于帝国共同管辖权之下[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其余是小型独立王国[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小公国门的内哥罗)，或在土耳其统治下[马其顿)。)虽然俾斯麦尽可能与俄国维持亲密关系，但是可以预见，德国迟早会被迫在维也纳和圣彼得堡之间作一选择，而且它只能选择维也纳。再者，一旦德国放弃俄国，如19世纪肋年代晚期的情形，俄国便会顺理成章地靠向法国，而1891年也果真发生了。甚至在19世纪·80年代，恩格斯也已预料到这样的联盟，而它当然是冲着德国来的。因此，到了19世纪90年代早期，两个强权集团已在欧洲形成了对峙局面。

不过这种对峙虽然使国际关系更显紧张，却还不至于使全面欧战势所必然。因为法国和德国争议的问题(即阿尔萨斯—洛林)与奥地利没有什么利害关系；而可能导致奥地利和俄国冲突的问题(也就是俄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力有多大)，对德国来说并不重要。俾斯麦曾说：巴尔干半岛不值得牺牲一名波美拉尼亚榴弹兵。法国和奥国之间没有真正的争执，俄国和德国之间也没有。更有甚者；使德国和法国不和的问题虽然永远存在，大多数法国人却根本不认为那值得—战；而导致奥地利和俄国不和的问题虽然(如1914年所示)比较严重，却只是间歇发生。结盟系统之所以转化成定时炸弹，主要是由于下列三项发展：不断改变的国际形势因列强之间的新冲突和新野心而愈发不稳；联合作战的想法使集团对峙更，显强固，以及第五个强国英国的介入。(没有人担心意大利的背叛变节。说意大利是一个“强权”，只不过是国际间的客套话。)英国在1903-1907年，出乎众人、甚至她自己意料之外，加入了反德阵营。若想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源，最好追溯英国和德国之间的这种敌对。

对于英国的敌人和盟邦来说，“三国协约”(Triple Entente)都是令人惊讶的。在过去，英国既没有与普鲁士摩擦的传统，也没有任何永久性冲突的理由，与现在称为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也一样。另一方面，自1688年起，在任何欧战之中，英国几乎都是与法国为敌。此时的情形虽然由于法国已不再能主宰欧洲大陆而有所不同，但两国间的摩擦仍然不断增加，主要是因为英法两个帝国主义强国，经常得竞相争取同样的地盘和影响力。例如，它们因埃及而不睦。英法都垂涎埃及，但是英国占领了埃及，外加法国出资修建的苏伊士运河。在1898年的法绍达(Fashoda)危机中，当敌对的英法殖民军队在苏丹的偏远地区对垒之际，眼看就将血流如注。在非洲的瓜分中，一方的获利往往是建筑在另一方的牺牲之上。至于俄国，在所谓“东方问题”的巴尔干和地中海地带，以及在介于印度和俄属中、西亚之间有欠明确但争执激烈的地区(阿富汗、伊朗以及通往波斯湾的区域)，大英帝国与专制俄国向来是死敌。俄国人进入君士坦丁堡和向印度扩张的可能性，对于英国的历届外相而言，是永远挥不去的噩梦。这两个国家甚至在英国介入的惟一一场19世纪欧战中交锋(克里米亚战争)，迟至19世纪70年代，一场英俄战争的可能性仍然不低。

就英国外交政策的一贯模式来说，与德国作战的可能性太遥远，根本不必考虑。英国外交政策的主旨是维持均势，而与任何欧洲大陆强国缔结永久性联盟的做法，似乎都与这项主旨不符。与法国联盟基本上不大可能，而与俄国联盟更是不可思议。可是，再难以置信的事终究还是成为事实：英国同法国、俄国缔结永久联盟以对付德国。英国化解了与俄国之间的所有争论，甚至真的同意让俄国占领君士坦丁堡——这一提议随1917年的俄国革命而消失。然而，这项惊人的转型是如何又为何发生的呢？

它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传统的国际外交游戏，其参与者和规则都已改变。首先，它进行的地理范围比以前大得多。以前的敌对和竞争(除了英国以外)大致限于欧洲和邻近地区，现在已是全球化和帝国式的——美洲大部分地方不包括在内，华盛顿的门罗主义使美洲注定成为美利坚帝国扩张的场所。必须排解以免它们恶化为战争的国际纠纷，在19世纪80年代可能为西非和刚果而起，19世纪90年代晚期可能为中国而起，1906年和1911年因西北非和解体中的奥斯曼帝国而起，它们的机会比因任何非巴尔干欧洲而起的可能性更大。再者，现在又加入了新的游戏者。仍然避免欧洲牵累的美国，如今在太平洋上已是一个积极的扩张主义者；日本则是另一位玩家。事实上，1902年的英日同盟正是走向三国协约的第一步，因为这个新强国的存在(它不久就说明它事实上可在战争中打败帝俄)，减轻了俄国对英国的威胁，从而加强了英国的地位，连带促使俄英争执的化解成为可能。

国际权力游戏的全球化，自动改变了英国的处境。此前，它是惟一真正具有世界性政治目标的强国。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19世纪的大半时间里，欧洲在英国外交算盘上的功能便是不要出声，以便英国可以在全球进行经济活动。这便是欧洲均势和不列颠和平(PaxBritannica)的结合精义。不列颠和平是由惟一一支足以横扫全球、控制世界各大洋各航线的海军所担保。19世纪中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所有海军加起来还比不上英国一国。不过到了19世纪末，情况已经不同了。

其次，随着全球性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的兴起，这种国际游戏所下的赌注也与以前大不相同。这并不表示，用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著名的话来说，此后战争只是以其他方式所作的经济竞争。这个看法是当时历史决定论者感兴趣的，因为他们看到许多由机关枪和炮舰所造成的经济扩张实例。不过，这是过分简化的说法。如果说资本主义发展和帝国主义必须对失控的世界性冲突负责，我们也不能据此断言资本家本身是有意识的好战者。商业出版物、商人的私人和业务通信，以及银行业、商业和工业代言人所发表的公开宣言的研究显示：大多数商人都认为国际和平对他们有利。事实上，只有当战争不会干扰到日常生活时，它才是可以接受的。而年轻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当时尚不是经济学的激进改革者)之所以反对战争，不仅是因为它将造成许多朋友丧生，也因为如此一来，人们便无法依循根据日常生活惯例而制定的经济政策。自然，当时也有一些好斗的经济扩张主义者，但是，自由派新闻记者安吉尔(Norman Angell)却几乎确切表达了商业人士的一般意见：认为战争有利于资本，是一种“大错觉”。1912年，他曾以此为名写了一本书。由于国际和平是资本家——甚至可能是除了军火制造商以外的工业家——繁荣扩张的必要条件，而自由主义的国际商务和财政交易也有赖于此，商人怎么可能希望打扰国际和平？显然，从国际竞争中获益的人没有抱怨的理由。正如今日渗透世界市场的自由贸易对日本没有什么不好一样，德国工业在1914年前对它也很满意。那些遭受损失的人自然会要求他们的政府施行经济保护政策，不过这绝不等于要求战争。再说，英国这个最大的可能失败者甚至抗拒这些要求。虽然英国自19世纪90年代起的确有点畏惧叫阵式的德国竞争，以及德国和美国资金的流人英国国内市场，但英国商人仍然压倒性地支持和平。至于英美关系，我们还可进一步讨论。假设单是经济竞争便可促成战争，那么英美的竞争与敌对理应构成军事冲突的准备条件——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的马克思主义者仍然如此认为。然而，正是在20世纪最初10年，英国总参谋部已不再为英美战争预做任何防范性措施。自此以后，英美冲突的可能性已完全被排除。

可是，资本主义发展无可避免地将世界朝国际竞争、帝国主义扩张、冲突和战争的方向推进。1870年以后，如历史学家所指出：

由垄断到竞争的改变，或许是决定欧洲工商企业的最重要因素。经济增长也就是经济斗争，这种斗争将强者和弱者分开，打消某些人的志气而使另一些人坚强，牺牲古老的国家而鼓励新兴、饥饿的国家。原本深信未来将不断进步的乐观心理，已被不确定的剧痛感——最猛烈的剧痛之感——所取代。凡此种种都强化了竞争，也为日益尖锐的竞争所加强，这两种形式的竞争已经合一。

显然，经济的宇宙已不像19世纪中叶那样，是一个环绕着英国这颗恒星运行的太阳系。如果全球金融和商业的交易仍旧(而且事实上愈来愈)通过伦敦进行，英国却显然不再是“世界工厂”，也不再是其主要的进口市场。相反，它的相对式微已经很明显。好几个相互竞争的国家工业经济彼此对峙。在这种情形下，经济竞争与各国政治乃至军事行动，已经紧密交织，无法分割。大萧条时期保护主义的复兴，是这一合并的第一个后果。从资本的观点看来，政治支持对于抵挡外国侵略可能是必要的，而在国家工业经济互相竞争的地方，或许也不可或缺。从国家的观点来说，自此以后，经济既是国际势力的基础，也是其准绳。在这个阶段，一个“政治强权”若不同时身兼“经济强国”，是不可思议的。这种转变可以由美国的兴起和帝俄的相对削弱得到说明。

相反，经济势力的转移以及随之改变的政治和军事均衡，难道不会引起国际舞台上的角色重新分配吗？显然，一般德国人是这么认为的。德国令人惊愕的工业增长，赋予它强大的国际分量，这是当年普鲁士所比不上的。在19世纪90年代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之间，旧日针对法国的爱国歌曲《莱茵河上的警戒》，迅速为《德国至上》的全球性野心所驾凌。《德国至上》事实上已成为德国的国歌，不过尚未正式化。

经济和政治—军事势力的认同之所以如此危险，不仅是因为敌对国家在世界各地竞逐市场和原料，也因为列强对近东和中东这类经济战略要地的控制权，往往是重叠的。石油外交早在1914年前便已是中东政局的一大关键要素，胜利属于英国、法国、西方(尚不包括美国)石油公司和一位亚美尼亚代理商格本吉安(CalousteGulbenkian)，他可赚取5％的佣金。相反，德国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和战略渗透，不但使英国人发愁，也促成土耳其在战争中加入德国那一方。但是，当时局势的新奇之处在于：借助经济和政治的结合，即使是将那些有争议的地区和平划分为若干“势力范围”，也无法平息国际上的敌对竞争。1871—1889年间，俾斯麦曾以无比的技巧处理这种敌对竞争。如俾氏所熟知，控制它的关键在于刻意限制目标。只要各国政府能够精确说明其外交目的——如边界移动、王朝婚姻、从他国获得的“补偿”——便可能通过评估和安排来解决。当然，如俾斯麦本人在1862-1871年间证明的，两者都不排除可控制的军事冲突。

但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特色，正是它的无限性。标准石油公司、德意志银行、德必尔斯钻石公司，其自然疆界是在宇宙的尽头，或其能力所能达到的极限。使传统的世界政治结构日趋不稳定的，正是这种世界新模式。虽然列强仍致力于维持欧洲的均势和稳定，可是出了欧洲，即使是最爱好和平的强国，也会毫不犹疑地向弱国挑战。诚然，它们非常小心地控制住它们的殖民地冲突。它们似乎从未提供大战的导火线，但却无疑促成了国际好战集团的形成。日后的英、法、俄“三国协约”，便是始于英法在1904年取得的“真诚谅解”(Entente Cordiale)，这种“谅解”根本就是帝国主义的交易。法国放弃对埃及的权利，以换取英国支持法国对摩洛哥的特权，摩洛哥这个受害者也是德国觊觎的对象。不过，列强毫无例外都想要扩张和征服。英国的问题是，如何在新侵略者辈出的情况下保住其全球霸业，因此，它的姿态基本上是防御性的。尽管如此，英国也出兵攻打南非各共和国，甚至毫不迟疑打算与德国共同瓜分葡萄牙的殖民地。在全球性的大洋中，所有的国家都是鲨鱼，而所有的政治家都了解这一点。

但是，使世界局势更为险恶的是，众人不自觉地接受政治势力理应随经济发展无限增加的观念。19世纪90年代，德国皇帝便据此为他的国家要求“利于发展的空间”。俾斯麦当年也曾提出同样的要求，而他实际上为新德国取得的地位，比普鲁士一向所享有的要强有力得多。可是，俾斯麦有能力限定他的野心范围，小心不让事情失控。而对威廉二世来说，那项要求只是没有内容的口号。它只不过正式提出“比例原则”：一个国家的经济愈强大，则其人口愈多，其民族与国家在国际上的地位便愈高。因此，一个国家应得的地位在理论上是没有限制的。德国民族主义者的口号是：“今日德国，明日全世界。”这种无限制的能力论可以表现在政治、文化民族主义与种族偏见的言辞之中。但是这三种言辞的有效公分母是一个统计曲线不断攀升的资本主义经济扩张。没有经济扩张作基础，政治要求根本不具意义。比方说，19世纪波兰知识分子坚信他们<那时尚不存在)的国家在世界上负有救世主的使命，但这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就实际层面而言，虽然德国民族主义的煽动言辞带有浓厚的反英性质，但是当时的危险却不在于德国想要取代英国的全球性地位。相反，危险的根源在于一个全球性的强权需要一支全球性的海军，而德国已从1897年开始建立一支庞大的舰队，这支舰队的另一个附加价值，是它所代表的不再是旧日的德国诸邦，而是统一的新德国。它的军官团不再代表普鲁士的乡绅或其他贵族，而代表新兴中产阶级，也就是新国家。提尔皮茨海军上将(Admiral Tirpitz)是扩张海军的倡议者。他否认德国计划建立一支可以打败英国的海军，它想要的只是一支具有威胁性的海军，足以强迫英国支持德国的全球性、尤其是殖民地要求。此外，一个像德国这么重要的国家，能没有一支与之匹配的海军吗？

但是，从英国的观点看来，德国舰队对英国海军的威胁，不只是单纯的数量压力——当时敌对列强的联合舰队总吨数已超出英国甚多(虽然这样的联合不值一信)，英国舰队甚至已无法维持它的最低目标：其海军实力必须超出另外两大强国的总和(“两个列强的标准”)。和其他海军不一样的是，德国舰队的基地全在北海，正对着英国，因此它所针对的目标当然是英国。依英国看来，德国基本上是一个大陆强权，而如麦金德(Sir Halford Mackinder)这类地理政治学者所指出的(1904年)，这种陆上强国已比英国这个中型岛屿享有更大优势。海上利害对德国当然是有限的，但大英帝国却完全依赖其海上航线，事实上它也将(除了印度以外的)各个大陆留给陆上强权国家的军队。即使德国舰队完全不作任何举动，它还是会牵制到英国船只，使英国不容易、乃至不可能控制它认为最紧要的海域(如地中海、印度洋以及大西洋海道)。海军之于德国，不过是国际地位和全球野心的象征，对于大英帝国却是生死攸关的事。美洲海域可以(而在1901年确乎)丢给友善的美国，远东海域可以让给美国和日本，因为在这个阶段，这两个强国似乎只有纯区域性的兴趣，而这些区域都与英国的利益无害。然而，德国海军即使是一支区域性的海军(它并无意永久如此)，对于英伦各岛和大英帝国的全球性地位都是一种威胁。由于英国主张维持现状，德国主张改变现状，因此就算德国不是有意，也必然会造成英国的损失。这种紧张状态再加上两国间的工业竞争，无怪乎英国会把德国视为其最危险的潜在敌人。于是，它自然会与法国接近，而一旦俄国的威胁又被日本减少到最小程度，它当然也不忌讳与俄国合作。俄国的失败破坏了英国外相们长久以来视为理所当然的欧洲均势，而在人们的记忆中，这种失衡还是第一次。德国成为欧洲最具军事支配力的强国，而它在工业上的成就早已是欧洲国家畏惧的对象。出人意外的英、法、俄“三国协约”，便是在这种背景下形成的。

由“三国同盟’’的形成(1882年)到“三国协约”的建立(1907年)，花了几乎四分之一世纪。我们不需通过错综复杂的细节，去研究它们的发展。我们只需记住，它们说明了帝国主义这一阶段的国际摩擦是全球性和地方性的，没有人(尤其是没有英国人)知道列强之间的利害、恐惧和野心矛盾会把他们往哪个方向带。而且，虽然许多人都感觉到它们将把欧洲带向大战，但没有一个政府知道该怎么办。大家一再想打破这种集团体系，或者至少超越两个集团，建立或恢复友谊关系(英国与德国、德国与俄国、德国与法国、俄国与奥地利)来抵消它。可是，这两个集团被不具弹性的战略和动员计划所增强，愈来愈显稳固，而欧洲则在经历一连串国际危机之后，终于失控滑向战争。1905年后，这些危机通常都是诉诸战争威胁来解决的。

自1905年起，发生于“资产阶级”社会边缘的新一波革命，造成了国际局势的不稳定，而这种不稳定又为即将爆炸的世界添上新燃料。1905年的俄国革命暂时使帝俄陷于瘫痪，从而鼓励德国伸张它对摩洛哥的要求，甚至威胁法国。由于英国支持法国，柏林被迫在1906年1月的阿尔赫西拉斯(Algeciras)会议上让步，毕竟为了一个纯粹殖民地问题而挑起一场大战是不符合政治利益的，更何况德国海军自认为它们还不足以与英国海军作战。两年以后，土耳其革命破坏了列强在近东这个活火山悉心建造的国际均势。奥地利利用这个机会正式兼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因而引发了与俄国的冲突，直到德国威胁将在军事上支持奥国，这个危机方告化解。1911年因摩洛哥而起的第二次国际大危机，基本上与革命无关，完全是帝国主义的野心。德国派遣了一艘炮艇摆好姿势要拿下摩洛哥南方的阿加迪尔港(Agadir)，但是由于英国似乎威胁要支持法国作战，德国才被迫撤退。至于英国究竟有没有这个意思，却是无关紧要。

阿加迪尔危机说明两大强国间的任何冲突都会将它们带到战争边缘。当土耳其帝国因1911年意大利攻占利比亚，1912年塞尔维亚、保加利亚和希腊着手将土耳其由巴尔干半岛逐出而逐渐崩溃之际，所有的列强都没有任何举动，其原因或是由于不愿得罪可能的同盟国意大利(意大利此时尚未表明参加哪一方)，或是由于害怕被巴尔干诸国拖进无法控制的情况中。1914年的发展证明它们当时的态度是多么正确。它们僵在那儿不动，看着土耳其几乎被逐出欧洲，看着获胜的巴尔干小国继续第二次内战，看着它们在1913年重绘巴尔干地图。列强惟一能做的，是在阿尔巴尼亚成立一个独立国家(1913年)，并依惯例由一位德国亲王出任君主。下一次的巴尔干危机是发生在1914年6月28日。这一天，奥地利皇储斐迪南大公(ArchdukecFranzcFerdinand)前往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进行访问。

使形势更具爆炸性的，是这个时期的强权内政不断将其外交政策推进到更危险的地带。如前所述(参看第四章及第十二章)，各政权原本运作稳定的政治机器，自1905年便开始吱吱作响。在转化为民主公民的过程中，臣民的动员和反动员，愈来愈不容易控制，也不容易吸收整合。民主政治本身隐含着一个高风险因素，即使像英国这样的国家也不例外，即真正的外交政策并非国会、甚至自由党内阁所能决定的。使阿加迪尔危机从一次欺诈良机转变为一场冲突的关键，是劳合·乔治的一篇公开演讲，这篇演讲使德国除了作战或退却之外别无选择。然而非民主政治甚至更糟。我们能不能说：1914年7月欧洲悲剧性崩溃的主要原因，是中欧和东欧的民主力量无法成功控制其社会好战分子，以及专制君主不肯将权力交给他忠诚的民主子民，而交给那些不负责任的军事顾问？最糟糕的是，那些无法解决其内政问题的国家，会不会把赌注押在对外战争的胜利之上，以期藉此化解内政难题，尤其是当他们的军事顾问建议：既然战争已成定局，现在就是最好的开战时机。

虽然英国和法国也有许多困难，它们的情形显然不同于此。意大利的形势或许是如此，不过幸好意大利的冒险主义不足以发动世界大战。德国的情形是这样吗？历史学家反复不断地争论德国内政对其外交政策的影响。似乎清楚的是(如同其他列强的情形)，群众性的右翼鼓动激化了军备竞赛，尤其是海军。有人则指出，劳工的不安状态和社会民主党的选举胜利，使得统治精英渴望以国外的成功来平息国内的麻烦。诚然，有许多保守分子，如拉提堡公爵(Duke of Ratibor)，认为为了重新建立旧日的秩序，必须打上一仗，而1864-1871年的情形便是个好例子。不过，这或许只能证明平民对于其好战将军的主张会少抱一点怀疑态度。那么，俄国呢？答案是肯定的。在对政治解放作出适度让步之后于1905年重建的沙皇政权，大概认为它最有希望的复兴战略，便是诉诸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军事光荣。事实上，如果不是军队坚定热切的效忠，1913—1914年的形势，会比1905—1917年间的任一时刻更容易爆发革命。不过，1914年的俄国显然不希望战争。只是，借助这几年令德国将领颇感畏惧的军事集结，俄国乃得以在1914年筹划一场前几年显然无法进行的战争。

然而，有一个强国不得不用军事赌博来赌它的生存，因为如果不这样它似乎注定会灭亡。这个国家就是奥匈帝国。自19世纪90年代中叶起，奥匈帝国即受困于愈来愈无法处理的民族问题。在这些问题当中，南部斯拉夫民族的问题似乎最难缠也最危险。首先，因为他们不仅和帝国境内其他拥有政治组织的民族一样麻烦，一样争先恐后地抢夺好处，而且又因它们分属于实施语言弹性政策的维也纳政府和推行严酷马札儿化的布达佩斯政府，而使情况更为复杂。匈牙利南部斯拉夫民族的鼓动，不仅蔓延到奥地利，更使这个二元帝国一向不怎么和谐的关系愈益恶化。其次，因为奥地利的斯拉夫问题无法与巴尔干政治分开，而且自1878年后，由于奥地利占领了波斯尼亚，两者之间的牵扯更是分不清。再者，由于当时已有一个独立的南部斯拉夫国家塞尔维亚的存在(遑论门的内哥罗，一个荷马式的小高地国家，有抢劫的牧羊人、打抢的盗匪、世俗和宗教首领，这些首领喜好派系斗争和英雄史诗)，更足以引诱帝国的南部斯拉夫异议者。第三，因为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几乎注定了奥匈帝国的厄运，除非它可以明确表示它仍是一个无人胆敢骚扰的巴尔干强国。

一直到他临终之际，刺杀斐迪南大公的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都不敢相信他那根小小的火柴会引爆整个世界。1914年的最后危机是如此的不可预知，如此的教人伤痛，而在回顾时又如此的令人难忘，因为它基本上是一个奥地利政治事件——维也纳认为它需要“教训一下塞尔维亚”。当时国际间的气氛似乎相当平静。1914年6月，没有任何一国的外交部曾预测到任何麻烦，而且这几十年来，公众人物被刺杀已是平常之事。大体上，甚至没有人会在意一个强权欺压一个麻烦小邻国这类事件。然而，就在萨城事件之后五个多星期，欧战爆发了。从那时到今天，约有5000种书籍企图解释这个显然无法解释的事件(除了西班牙、斯堪的纳维亚、荷兰和瑞士以外，所有欧洲国家最后都卷人，日本和美国后来也加入)。接下来的答案似乎清楚而且无关紧要：德国决定全力支持奥地利，也就是不去平息这场危机。其他国家也无情地跟进。因为到了1914年，集团间的任何冲突——期望对方让步的任何冲突——都会将它们带至战争边缘。而只要越超过某一点，不具弹性的军事动员便无法挽回。“制止的措施”已无力再制止，只能毁灭。到了1914年，任何事件，无论多么不具目的，甚至是一个无能的学生恐怖分子在欧洲大陆被遗忘一角的行动，只要任何一个锁定在集团和反集团系统中的强权决定把它看得很严重，都可以导致这样的冲突。

简而言之，国际危机和国内危机在1914年倒数前几年合流。再度受到社会革命威胁的俄国，饱尝复合帝国解体威胁的奥地利，甚至因两极化和政治划分而受到无法动弹之威胁的德国，全都倾向于军事和军事解决办法。甚至法国也不例外。虽然法国上下一致不情愿付税也不情愿花钱大规模重整军备，1913年选出的总统却呼吁向德国报仇，并且发表好战言论以回应将军们的意见。这些将军如今带着凶狠的乐观，放弃了防守战略，想要横渡莱茵河进行猛攻。英国人喜欢战舰甚于士卒，海军一直为大众所喜，对自由党而言，它是贸易的保护者，是国家的光荣。和陆军的改革不同，海军的恐吓带有政治上的性感。甚至政客当中也很少有人认识到：要与法国联合作战表示要有一支庞大的陆军并且实行征兵制，事实上，他们根本没有认真设想海军和贸易战以外的可能。不过，虽然英国政府到最后仍然主和，或者更正确地说，为了害怕造成自由党政府的分裂而拒绝表明立场，但它却不可能考虑置身于战争之外。幸而德国在施里芬计划不久已准备好的入侵比利时之举适时发生，给了伦敦一个道德借口，以采行外交和军事上的必然手段。

但是，除了英国以外，所有的好战者都准备以庞大的征兵部队来进行这场战争，那么欧洲的群众对于这场群众战争，又有什么反应呢？1914年8月，甚至在战火燃起之前，1900万，甚至可能5000万的武装士兵，已在边界上对峙。当这些群众被征召到前线时，他们抱着什么样的态度？战争对平民会有什么影响，尤其是在——如某些军事家准确预测的——这场战争不会很快结束的情况下？英国人对这个问题特别敏感，因为他们完全依靠志愿兵去增援他们区区20个师的职业军人(法国有74个师，德国有94个师，俄国有108个师)；因为其工人阶级的食物主要是来自海外；因为他们极端害怕封锁；因为在战争前几年政府面临了当时人不曾经历过的社会紧张和骚动；也因为爱尔兰具有爆炸性的形势。自由党首相莫莱(John Morley)认为：“战争的气氛不可能有利于濒临1848年情绪的民主制度。”(矛盾的是，对于英国工人阶级可能因战争而挨饿的恐惧，使海军战略家联想到可以用封锁的方式，使其人民挨饿来动摇德国。战争期间，他们的确这样做而且相当成功。)但是，其他列强的国内气氛也同样困扰着政府。认为1914年各国政府之所以迫不及待参战是为了平息内部的社会危机，是错误的。他们最多只能希望爱国心可使严重的抗拒和不合作减低到最小程度。

在这一点上他们是对的。基于自由、人道和宗教的反战立场，以往在实际层面上向来是可以忽略不计，虽然除了英国以外，没有任何政府愿意接受其国人以良知为由拒服兵役。整个说来，有组织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都激烈反对军国主义和战争，而第二国际甚至在1907年致力于发动反战的国际性全面罢工。但是冷静的政客并不把这当一回事，虽然一位右翼狂人在大战开始前几天暗杀了伟大的法国社会主义领袖兼雄辩家饶勒斯，因为他竭力想挽救和平。主要的社会主义政党都反对这类罢工，因为几乎没有人相信那是可行的，而且无论如何，如饶勒斯所承认的，“一旦战争爆发，我们便不能再采取进一步行动”。如前所示，虽然警察小心翼翼地列出反战好斗分子的名单，法国内政部长甚至不屑于拘捕他们。民族主义最初也不是一个严重的异议因素。简而言之，政府的诉诸武力并未遭遇到有效的阻力。

但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各国政府的预估却发生了错误。和反战者一样，各政府也对爱国热忱的不寻常高涨意外万分。他们的人民竟以这般热忱投入冲突，在这场冲突中，他们伤亡的人数至少有2000万，这还不包括数以百万计的应生婴儿和死于饥饿疾病的平民。法国官方原先估计会有5％～12％的海陆逃兵，但事实上，1914年时只有1．5％的人躲避征募。英国人的政治反战性格最强，它也深植在自由党、工党与社会主义的传统之中，可是在战争最初的8个星期，志愿从军者共有75万人，接下来的8个月又增加了100万人。德国人如大家所预料的，根本不曾萌生违抗命令的想法。“等到战争结束，而我们数以千计的善良同志骄傲地宣称‘我们曾因英勇作战而获颁勋章’之时，谁还敢说我们不爱祖国？”这句话是出自一位好战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员，那时他刚于1914年赢得铁十字勋章。在奥地利，不只是具有支配性的民族为短暂激昂的爱国情绪所震撼。如奥地利社会主义领袖阿德勒所指出的：“甚至在民族斗争中，战争也仿佛是一种拯救，一种不同事物将临的希望。”甚至在预计会有100万逃兵的俄国，在总数1500万的征募者中，只有几千人抗命。群众跟随着国家旗帜，而遗弃了反战领袖。事实上，至少在公众圈中，反战领袖已所剩无几。1914年时，曾有一段很短的时间，欧洲各民族是以愉快的心情去屠杀他人，也为他人所屠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们再也不曾如此。

他们为那一刻的来临感到意外，但不再为战争的事实感到意外。欧洲已习惯于战争，就像人们看待暴雨将至的心情。就某种意义来说，战争给当时人带来一种解放和释然的感觉，尤其是对中产阶级年轻人而言。这样想的男人也比女人多得多。不过工人比较没有这种感受，农民更是。就像人们期待暴风雨能打破厚密云层，洗净空气。战争意味着肤浅妄动的资产阶级社会即将终止，令人生厌的19世纪渐进主义即将终止，宁静与和平的秩序即将终止。这种秩序是20世纪自由主义的乌托邦，也是尼采公然抨击的对象。它就像在大礼堂等待了很久之后，一出伟大而令人兴奋的历史剧终于开幕；在这出戏中，观众便是演员。战争意味着决定。

人们真的认为它是跨越历史界限、标出文明断代、不只是为教学方便而设定的少数日期吗？或许是的，虽然从1914年留下的记录看来，当时人们普遍认为战争很快便会结束，世界将再度回复到1913年的“常态”。爱国和好斗的年轻人，以投入一种新的自然力量般投人战争，“就像泳者跃进纯净之水”。即使这是他们的幻想，也显示出一种彻底的改变。认为这场战争是一个时代终结的感觉，或许在政治世界最为强烈。不过很少人像19世纪80年代的尼采那样，清楚地察觉到“一个怪异的战争、骚动和爆炸的时代”已经开启；而左派甚至更少有人能像列宁那样，在诠释的过程中，从里面看到希望。对于社会主义者来说，战争是直接的双重灾祸，因为一个致力于国际主义与和平的运动突然崩溃成无能为力，而在统治阶级领导下的民族团结和爱国浪潮，不论如何短暂，都在好战国家横扫所有政党，乃至深具阶级意识的劳动阶级。而在旧政权的政治家中，至少有一个人看出一切都已改变。当英国外相葛雷(Edward Grey)在英德开战那一晚，注视着伦敦白厅(Whitehall)的灯光逐渐熄灭，他不禁叹道：“全欧的灯光都要灭去了。我们这一辈子是看不到它再亮起来了。”

自1914年8月起，我们便生活在怪异的战争、骚动和爆炸的世界，即尼采预先宣告过的世界。于是，对于1914年前那个时代的记忆，总是笼罩着一层眷恋薄幕，总在模糊之中将它视为一个充满秩序、和平的黄金时代，前途一片光明的黄金时代。不过这种对旧日的缅怀，是属于20世纪最后几十年而非最初几十年的历史。在灯光熄灭之前的历史学家从不曾注意它们。他们全神贯注的，也是本书从头到尾全神贯注的，必然是要了解和说明：和平的时代，充满自信的资产阶级文明、财富日渐增长时代，以及西方帝国的时代，如何在其体内孕育了战争、革命和危机时代的胚胎。这个胚胎终将使它毁灭。

谢选骏指出：和平与战争，就像俄国鬼子托尔斯泰的小说所描写的，本来是一种自然过程。但是在共产党的操弄之下，可以变成“两手策略”——那就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结果中国一场国共内战，到现在已经“由和平到战争”，又“由战争到和平”，再“由和平到战争”，再再“由战争到和平”……已快百年（1927-2024），眼看就要进入第二个百年战争了！这就是我所说的“现代南北朝”。

【结语】

我真正是生活在黑暗时代！

“天真”这个字眼是愚蠢，舒展的眉表示冷漠。那些笑逐颜开的人尚未收到可怖的新闻。——布莱希特(Benoit Brecht)，1937—1938年

之前的几十年，首次被视为一个不断稳定向前迈进的漫长、几乎黄金色的时代。正如黑格尔所云，只有当一个时代落幕之后，我们才能开始了解它，因而，只有当我们进入下一个时代，才能让自己承认上一个时代的正面特征。我们现在想要强调这个时代的种种麻烦，我们拿它和以前的时代作强烈对比。——赫希曼(Albert O．Him&man)，1986年

如果1913年前欧洲中产阶级分子提到“大灾难”这个字眼，几乎一定是与少数几个创痛事件有关，与他们漫长但大致平静的一生所涉及的少数创痛事件有关，比方说：1881年维也纳的卡尔剧院(Karl theater)在演出奥芬巴哈(Offenbach)的《霍夫曼的故事》(Tales of Hoffmann)时不幸失火，导致1500人丧生；或是提坦尼克号邮轮(Titanic)沉没，其受难者也大致是这个数目。影响到穷人生活的更严重灾难——如1908年的墨西拿(Messina)大地震，这次地震比1905年的旧金山地震更严重，却更不受注意——以及永远跟着劳动阶级的生命、肢体和健康的风险，往往仍引不起公众注意。

可是1914年以后，我们可以大致肯定地说：即使是对那些在私生活中最不容易遭遇灾祸的人而言，“大灾难”这个字也一定代表其他更大的不幸事件。克劳斯在他批判性的时事剧中，将第一次世界大战称为“人类文明的末日”。事实虽不至如此，但在1914—1918年前后，曾在欧洲各地以及非欧洲广大世界度过其成年生活的人，都不可能不注意到，时代已经发生了戏剧性改变。

最明显而直接的改变是，世界史如今似乎已变成一连串的震荡动乱和人类剧变。有些人在短短的一生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两次战后的全球革命、一段全球殖民地的革命解放时期、两回大规模的驱逐异族乃至集体大屠杀，以及至少一次严重的经济危机，严重到使人怀疑资本主义那些尚未被革命推翻的部分的前途。这些动乱不但影响到战争地带，更波及至距欧洲政治动乱相当遥远的大陆和国家。再没有比走过这段历史之人更不相信所谓的进步或持续提升。一个在1900年出生的人，在他或她还没活到有资格领取退休养老金的年纪，便已经亲身经历过这一切，或藉由大众媒体同步经历了这一切。而且，动乱的历史模式还会继续下去。

在1914年前，除了天文学外，惟一以百万计的数字是各国的人口以及生产、商业和金融数据。1914年后，我们已习于用这么惊人的单位来计算受难人数，甚至只是局部战争(西班牙、朝鲜半岛、越南)的伤亡人数(较大的战争死伤以千万计)，被迫迁移或放逐者(希腊人、德国人、印度伊斯兰教徒、剥削贫农的富农)的人数，乃至在种族大屠杀中被杀者(亚美尼亚人、犹太人)的数目，当然少不了那些死于饥馑和流行性传染病的人数。由于这些数字往往缺乏精确记录或无法被人们接受，因此引起不少激烈争辩。但是争辩的焦点不过是多几百万或少几百万。即使是以我们这个世纪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也不能完全解释这些天文数字，更不能赋予它们正当理由。它们大多数是发生在增长速度没那么快的地区。

这种规模的大屠杀远超过19世纪人们的想象范围，当时就算真有类似事件，也一定是发生在进步和“现代文明”范围以外的落后或野蛮世界，而在普遍(虽然不平均的)进步的影响下，这种行为注定会减退。刚果和亚马孙的暴行，依现代标准来说虽然不十分残酷，却已使帝国的年代大为震撼(参看康拉德所著《黑暗之心》[Heart of Darkness])，因为它们代表文明人将退回到野蛮。我们今日习以为常的事态——比方说，刑讯再度成为文明国家警察所用的方法之一——如果发生在上一个世纪，不仅会深受舆论攻击，也会被视为是回复到野蛮作风，违反了自18世纪中叶以来的历史发展趋势。

1914年以后，大规模的灾祸和愈来愈多的野蛮手段，已成为文明世界一个必要和可以预见的部分，甚至掩盖了工艺技术和生产能力持续而惊人的进步，乃至世界上许多地区人类社会组织无可否认的进步，一直要到20世纪第三个25年发生了世界经济大跃进，这些进步才不再为人忽略。就人类的物质进步和对自然的了解控制而言，把20世纪视为进步的历史似乎比19世纪更令人信服。因为，即使欧洲人成百万地死去和逃亡，留下来的人数却愈来愈多，也愈来愈高大、健康和长寿。他们大多数也过得更好。但是，我们却有充分理由不再把我们的历史放在进步的轨道上。因为，甚至当20世纪的进步已绝对无可否认，还是有人预测未来不会是一个持续上升的时代，而是可能、甚或马上就会大祸临头：另一次更致命的世界大战、生态学上的灾祸、可能毁灭环境的科技胜利，乃至眼前的噩梦可能造成的任何事故。我们这个世纪的经验，已经教会我们活在对天启的期待中。

但是，对于走过这个动乱时代的资产阶级来说，这场灾难似乎不是一个横扫一切的意外剧变或全球性飓风。它似乎特别是冲着他们的社会、政治和道德秩序而来。它的可能后果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无法预防的，也就是群众社会革命。在欧洲，战争不只是造成了莱茵河和阿尔卑斯山西麓以东每一个国家和政权的崩溃和危机，也诞生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权，这个政权一步步有系统地将这场崩溃转化为全球资本主义的颠覆、资产阶级的毁灭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这个政权，便是在沙皇崩溃之后建立的俄国共产政权。如前所述，在理论上致力于这个目的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在已开发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均已存在，不过拥有议会制度的国家政客，断定它们不可能真正威胁到现状。但是，战争、崩溃和俄国革命加在一起，已经使这个危险步步逼近，而且几乎势不可挡。

布尔什维主义的危险不但主宰了1917年俄国革命以后紧接下来那些年的历史，也主宰了自此之后的整个世界历史。它甚至为长期的国际冲突添上内战和意识形态战争的外衣。截至20世纪后期，它仍旧(至少单方面的)支配着超级强权的冲突辞令，虽然只要瞄一眼20世纪80年代的世界，便知道当时根本不可能爆发单一的全球革命，这场革命据说将打倒国际术语中的“已开发市场经济”；尤其不可能导致一场由单一中心所发动的全球性单一革命，这场革命旨在建立一个整体的、不愿意或不可能与资本主义共存的社会体系。一次大战后的世界历史，是在列宁真实或想象的影子中塑造而成，正如西方19世纪的历史，是在法国大革命的影子中形成一样。这两段历史最后都脱离了覆盖其上的阴影，但并不完全。正如1914年的政客们甚至还在臆测“战前那些年的心情是否和1848年相似”一样，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或第三世界任何地方，如果有某一政权被推翻，大家便会对“马克思主义的势力”重新燃起希望或恐惧。

世界并未社会主义化，虽然在1917—1920年间，不仅列宁认为它很可能发生，甚至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和统治者，也认为这是必然的趋势。有好几个月，甚至欧洲的资本家，至少是他们思想上的代言人和行政官，似乎都已放弃希望，静待死亡。因为他们面对着自1914年起力量大增的社会主义无产阶级运动，而且在德、奥等国，这类运动已成为该国旧日政权崩溃以后仅存的有组织支持力量。不管什么都比布尔什维主义好，即使是和平让位。有关社会主义的广泛辩论(主要发生在1919年)，例如经济应进行多大程度的社会主义化、如何将它社会主义化，应该赋予无产阶级多少新权力等，并不是为了争取时间的战术性举动。它们只是顺势发展的结果，因为这个制度的严重危机时期很短(不论真正的或想象的)，根本不需要采取任何剧烈步骤。

由今视昔，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惊恐是被过分夸大了。最可能发生世界革命的那个时刻，也不过只在一个异常衰弱和落后的国家里，留下惟一的共产主义政权。这个国家的主要资产在于广大的幅员和丰富的资源，这些将在日后使它成为一个政治的超强力量。它也留下了反帝国主义、现代化和农民革命的相当潜力(当时主要在亚洲引起共鸣)，以及追随列宁的前1914年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的工业国家，这些共产主义运动通常代表劳工运动的少数派。从日后的发展可证，“已开发市场经济”的诸经济和社会是相当坚强的。要不然它们不大可能从30多年的历史风暴中平安脱身，未曾爆发社会革命。20世纪到目前为止仍充满了社会革命，在它终结之前可能还有更多。但是已开发的工业社会对它所具有的免疫力，远超过其他社会，只有当革命变成军事失败和征服的副产品时，才有可能在这些国家发生。

因此，虽然有一阵子甚至连维护世界资本主义主要防御工事的人，都认为它行将崩溃，但革命却不曾摧毁它。旧日的秩序战胜了这项挑战。但是在对抗之际，它已将自己(也必须将自己)转化成非常不同于1914年的样子。因为，1914年以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在面对杰出自由主义历史学家阿列维(Elie Halevy)所谓的“世界危机”时，显得完全不知所措。它要不就让位，要不就等着被推翻。否则，它便得同化成某种非布尔什维克、非革命性的“改革式”社会民主政党。1917年后，这样的政党果真在西欧出现，并成为延续社会和政府的主要护卫者，因此遂由反对党变成可能或实际的执政党。简言之，它可以消失或使人认不出来。但是旧日的形式已无法再存在。

意大利的吉奥利蒂(参看第五章)是第一种命运的例子。如前所述，他异常成功地“处理了'20世纪最初10年早期的意大利政治：安抚并驯服劳工，收买政治上的支持者，有欠光明地处理公务，让步并避免冲突。在其国内战后的社会革命形势中，这些战术已完全不管用。资产阶级社会的稳定重建，是凭借了武装的中产阶级“民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它们正式向无法凭一己之力酿成革命的劳工运动挑战。(自由主义的)政客支持它们，想要将它们整合进自己的系统之中，但是徒劳无功。1922年法西斯接管政府，此后，民主政治、议会、政党和旧日的自由主义政客均被淘汰。意大利的情形只是许多类似情形中的一个。1920—1939年间，议会民主制度几乎从绝大多数的欧洲国家消失，不论是非共产国家还是共产国家。(1939年时，在27个欧洲国家当中，可以称得上是具有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只有英国、爱尔兰自由邦、法国、比利时、瑞士、荷兰和四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芬兰刚刚加入)。除了英国、爱尔兰自由邦、瑞典和瑞士以外，这些民主政体不久均在法西斯德国的占领下或因与法西斯德国联盟而暂时消失。)

之前也讨论过的凯恩斯(参看第七章)，是第二种选择的例子。最有趣的是，他实际上终其一生都是英国自由党的支持者并且自视为“受过教育的资产阶级”的一员。在年轻的时候，凯恩斯是一位几近完美的正统派。他正确地意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既毫无意义，也与自由经济和资产阶级文明无法相容。当他在1914年出任战时政府的专业顾问时，他赞成对“正常状态”尽量少加干扰。再者，他认为伟大的(自由党)战时领袖劳合·乔治，就是因为凡事都迁就军事胜利，才把英国带人经济地狱。(他对于抵抗法西斯德国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持非常不同的态度。)当他看到欧洲大多数地区和他视之为欧洲文明的事物在失败和革命中崩溃，虽然感到十分惊骇，但是并不意外。再一次，他正确地断定：战胜国强加给德国的政治性条约，会妨碍德国(因而也包括欧洲)在自由主义的基础上回复到资本主义的稳定状态。眼看着战前“美好时代”(也就是他和他那批剑桥朋友非常喜欢的时代)无可挽回地步向消亡，凯恩斯遂立志将他可观的才智、创造力和宣传天才，全部投注在寻找一种从资本主义手中挽救资本主义的办法。

因此，他便在经济学上创造了革命。经济学在帝国的年代是与市场经济最密切结合的一门社会科学，而且它也躲掉了其他社会科学明显感受到的危机之感(参看第十章)。危机，首先是政治的危机而后是经济的危机，便是凯恩斯重新思考自由主义正统学说的基础。他成为主张由国家来管理、控制经济的急先锋，尽管凯恩斯显然献身于资本主义，但他倡议的那种经济如果放在1914年前，必然会被每一个已开发工业经济中的每一个财政部视为社会主义的前奏。

我们之所以特别把凯恩斯挑出来讨论，是因为他有系统地提出了一套日后在思想和政治上最具影响力的主张，说明资本社会如想要生存，就必须把整体的经济发展交由资本主义国家控制、管理，乃至计划，如有必要，还得将自己转化为混合式的公／私经济。这种学说在1944年后非常受到改革派、社会民主与激进民主派的理论家和政府的支持。只要它们(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还不曾独创出这样的构想，便会热诚地予以采纳。因为1914年以前的那种自由放任式资本主义已经死亡的教训，大家几乎都已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歇期的大萧条岁月中领受到了，甚至拒绝为其新理论更换标志的人也领受到了。自20世纪30年代起，整整有40年之久，支持纯粹自由市场经济学的知识分子都是孤立的少数，除了那些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学的商人。那些商人因为过分关注自身的特殊利益，因而无法在整个体系当中找出最有利他们的位置。

大家必须接受这个教训，因为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替换物，不是市场引发的复苏，而是崩溃。这场崩溃并不是革命分子所希望的资本主义的“最后危机”。但是，它或许是一个基本上藉由周期性起伏运作的经济制度，有史以来惟一一次真正危及到制度本身的经济危机。

因此，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余绪之间的岁月，是一个充满危机和骚动的时期。帝国时代的世界模式在各种蓬勃发展的力量撕扯下宣告崩溃，之前那段漫长的歌舞升平的繁荣，静静形成了这些蓬勃发展的力量。是什么崩溃了？答案很清楚。崩溃的是自由主义的世界体系，以及19世纪资产阶级社会视之为任何“文明”皆热切渴望的标准。毕竟，这是法西斯主义的时代。在本世纪中叶以前，未来是什么样子尚不清楚，就算新的发展或许可以预料，但也因为它们与人们在骚动时代所习以为常的事物非常不同，以致人们几乎过了30年的时间才认识到当时发生了什么。

后续那个崩溃转型时代并且持续至今天的这段时期，就影响世上一般男女(其数目在工业化世界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增加)的社会转型而言，或许是人类经验过最具革命性的一个时期。自从石器时代以来，世界人口第一次不再是由靠农业和家畜维生的人所构成。全球除了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和南亚的四分之一地区之外，农夫在这个阶段都是少数，而在已开发国家，更是极少数。这种现象是在短短的一代人之中发生的。于是，世界——不只是旧日的“已开发”国家——已经都市化。包括大规模工业化在内的经济发展，以1914年前不可思议的方式迈向国际化或在全球进行重新分配。当代的科技，依靠内燃机、晶体管、袖珍计算机、到处可见的飞机、小小的脚踏车，已经渗透到地球这颗行星的最偏远角落。甚至在1939年，也很少有人想象到商业会如此没有止境。至少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已开发国家中，社会结构，包括传统的家庭和家族结构在内，已经产生戏剧化动摇。于今回顾，我们可以发现：使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得以运作的事物，多半都是从过去继承或接收过来的，然而其发展的过程又适合将这个过去毁灭。就历史的标准而言，这一切都发生在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短时期之内，不超过二次大战期间出生的男女的记忆范围。它们是人类经历过的最大规模和最不寻常的世界经济扩张的产物。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之后的100年，他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结局的预言似乎已经兑现。但是，尽管他们的信徒已经统一了世上三分之一的人类，他们所预言的无产阶级将推翻资本主义一事，却未实现。

显然，对这个时期而言，19世纪的资本主义社会与伴随它的一切，都属于那个不再具有直接决定性的过去。但是，19世纪和20世纪晚期都是这个漫长的革命性转型期的一部分。在18世纪的最后25年，这种转型的革命性质已可认出。历史学家可以注意下面的奇怪巧合：20世纪的超级繁荣距离19世纪的伟大繁荣整整100年(1850-1873年，1950—1973年)，于是，20世纪晚期的世界经济困境，正好在19世纪大萧条之后的100年展开。但是，这些事实之间没有任何关联，除非将来有人可从中发现某种有规律性的经济周期，然而这是相当不可能的。要解释困扰20世纪肋年代或20世纪90年代的事物，我们不需追溯到19世纪80年代。

可是，20世纪晚期的世界仍然是由资产阶级的世纪所塑造，尤其是由本书所探讨的“帝国的年代”所塑造，确确实实的塑造。比方说，日后为本世纪第三个25年的全球繁荣提供国际架构的世界金融安排，是那些在1914年便已成年的人在20世纪40年代协商出来的。而主宰这些人的历史经验，正是帝国年代走向崩溃的那25年。在1914年已经是成人的最后几个重要政治家或国家元首，要到20世纪70年代方才逝世(例如毛泽东、铁托、佛朗哥、戴高乐)。但更重要的是，今日的世界乃是由帝国的年代及其崩溃留下的历史景观所塑造的。

这些遗产中最明显的一项，是世界被划分为社会主义国家(或以此自称的国家)与非社会主义国家。基于我们在第三章、第五章和第十二章中尝试概述的原因，马克思的思想影响了三分之一以上人类的生活。不论前人曾对从中国诸海到德国中部的欧亚大陆，外加非洲和南北美洲少数几个地区的未来作过什么样的预测，我们都可相当有把握地说：那些自称实现马克思预言的政权，一直到群众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出现之前，皆不曾出现在前人展望的未来之中。它们所呈现的模式和意识形态，接着启发了落后、附属或殖民地区的革命运动。

同样明显的另一项遗产，是世界政治模式的全球化。如果说那些习惯被称作“第三世界”的国家(附带一提，这些国家不赞同“西方列强”)，已构成20世纪后期联合国的大多数成员，那是因为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帝国时代列强分割世界的残留物。法国殖民地的丧失大约产生了20个新国家，从大英帝国殖民地衍生出来的国家更多。而至少在非洲(在写作本书之时，非洲有超过50个在名义上独立自主的政治实体)，所有的新国家都沿用根据帝国主义协商所划定的疆界。再者，如果不是由于帝国时代的发展，我们很难想象在20世纪晚期，这类国家受过教育的阶级和政府，大多数皆使用英语或法语。

另一项较不明显的遗产，是所有的邦国都应以(其本身也以)“民族”来形容。我在前面曾经说过，这不仅是因为“民族”和“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一项19世纪欧洲的产物)可以充当殖民地解放的意识形态，而殖民地的西化精英分子也的确为了这个目的才将其引进；同时也因为在这段时期，“民族国家”的概念适用于各种大小的类似群体，而不像19世纪中叶的“民族原则”开拓者所认为的那样，只适用于中型或大型的民族。在19世纪晚期以后诞生的大多数邦国(而自威尔逊总统之后，也被授予“民族”的地位)，几乎都是面积不大、人口不多的国家，而在列强殖民地纷纷丧失之后，更出现许多小国。(20世纪80年代早期，有12个非洲国家人口低于60万人，其中还有两个不到10万人。)就民族主义已渗透到旧日的“已开发”世界之外来说，或者就非欧洲政治已吸收了民族主义而言，帝国时代的传统仍然存在。

帝国时代的余波也同样出现在传统西方家庭关系的转型之中，尤其是在妇女的解放上。无疑，这些转型自20世纪中叶起，比之前任何时代的规模都大得多，但事实上，“新女性”一词正是在帝国时代才首次成为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现象，而致力于妇女解放的政治和社会群众运动，也是在当时才发展成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尤其是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西方的女权运动在20世纪60年代可能已进入一个崭新而旺盛的阶段，其原因或可归功于妇女(尤其是已婚妇女)大量从事家庭以外的工薪职务。然而，这只是一项重大历史性发展的一个阶段。这项发展可以追溯到本书所述时期，而且从实际面考虑，也无法追溯得更早。

再者，如本书尝试说明的，今日的大众文化都会特色，从国际性的运动比赛到出版物和电影，多半都是诞生于帝国时代。甚至在技术上，现代媒体也不是全然新创的，而是把引自帝国时代的两种基本发明物——机械性的复制声音和活动相片——使用得更普遍、更精巧。

今日我们的生活，有许多方面仍是承继19世纪，特别是帝国的年代，或由其所形塑。想要找出这些方面并不困难，读者无疑可举出许多例证。但是回顾19世纪的历史，这便是能有的主要见解吗？老实说，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很难平心静气地回顾这个世纪，回顾这个由于创造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从而创造了世界历史的世纪。对于欧洲人来说，这个时代特别使人容易动感情，因为它是世界史上的欧洲时代。而对英国人来说，它更是独一无二的，因为英国是这个时代的核心，而且不仅限于经济层面。对于北美洲的人来说，在这个世纪，美国不再只是欧洲外围的一部分。对于世界上其他民族来说，在这个时代，其以往的所有历史，不论有多悠久、多杰出，都到了必须停止的时候。1914年后他们将遭遇些什么，回应些什么，都已暗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到1914年之间的机遇里。

这是一个改造世界的世纪。它所造成的改变虽比不上我们这个世纪，但是由于这种革命性和持续性的改变在当时是史无前例的新现象，因此显得更为惊人。在回顾之际，这个资产阶级和革命的世纪，似乎是突然上升到我们的视线之内，正好像纳尔逊的作战舰队已准备好随时采取行动，甚至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两者之间的相似性也很高：瘦小、贫苦、满身鞭痕、酒气冲天的军舰水手，靠着虫子吃过的干面包维生。在回顾中，我们也认识到：那些创造这个时代并且逐渐参与其中的已开发西方世界，知道它注定会有不寻常的成就，并认为它必定可以解决所有的人类问题，消除它道路上的所有障碍。

不管是过去或未来，没有任何一个世纪像19世纪那样，男男女女都对今生抱有那么崇高、那么理想主义的期望：天下太平；由单一语言构筑的世界文化；不仅追求、同时也可解答宇宙大多数基本问题的科学；将妇女从其过去的历史中解放出来；藉由工人的解放进而解放全人类；性解放；富足的社会；一个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世界。凡此种种，都不仅是革命分子的梦想。顺着进步之路迈向乌托邦理想境界，是这个世纪的基本精神。当王尔德说不包括乌托邦的地图不值得要时，他不是在开玩笑。他是在替自由贸易者科布登(Cobden)和社会主义者傅立叶(Fourier)说话，替格兰特总统(PresidentGrant)和马克思(马克思不排斥乌托邦理想，但不接受它的蓝图)说话；替圣西门(Srant-Simon)说话——圣西门的“工业主义”乌托邦，既不能算是资本主义也不能算是社会主义，因为它兼具两者。19世纪最典型的乌托邦，其创新之处在于：在其间，历史不会终止。

资产阶级希望通过自由主义的进步，达到一个在物质上、思想上和道德上皆无穷进步的时代。无产阶级或其自命代言人，则期盼经由革命进入这样的时代。尽管方法不同，但两者的期望是一致的。在这个资产阶级的世纪，最能表达其文化希望，传述其理想之声的艺术家，是像贝多芬这样的人。因为贝多芬是奋斗成功的代表人物，他的音乐征服了命运的黑暗力量，他的合唱交响乐以解放人类精神为极至。

如前所述，在帝国的年代中，曾有一些既深刻又具影响力的声音预言了不同的结果。但大体说来，对于西方多数人而言，这个时代似乎已较任何时刻更接近这个世纪的承诺。自由主义通过物质、教育和文化的改进，实践其承诺；革命的承诺则借助了新兴的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借助它们的出现，它们所集结的力量，以及它们对未来胜利的坚定信念。如本书所尝试说明的，对某些人而言，帝国的年代是一个不安和恐惧日增的时代。但是，对于生活在资产阶级变动世界中的大多数男男女女而言，它几乎可以确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时代。

我们现在可以回顾这一希望。我们现在仍可分享这一希望，但不可能不带着怀疑和不确定的感觉。我们已经看到太多乌托邦的承诺的实现，却未造成预期的结果。我们不是已经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的大多数先进国家当中，现代通讯意味着运输和能源已消除了城乡的差异。在从前人的观念中，惟有解决了所有问题的社会才可能办到这一点。但是我们的社会显然不是如此。20世纪已经历了太多的解放运动和社会狂喜，以至对它们的恒久性没有什么信心。我们之所以还存希望，因为人类是喜欢希望的动物。我们甚至还有伟大的希望，因为纵然有相反的外表和偏见，20世纪在物质和思想进步上(而未必在道德上和文化进步上)的实际成就，是异常可观而且无法否认的。

我们最大的希望，是为那些从恐惧和匮乏之下解放出来的自由男女，创造一个可以在善良的社会中一道过好日子的世界。我们还可能这样希望吗？为什么不？19世纪告诉我们：对完美社会的渴望，不可能由某种预先划定的设计图(摩门教式、欧文式等)予以满足。即使这样的新设计会是未来的社会蓝本，我们也不可能在今天就知道或决定它会是什么样子。找寻完美社会的目的，不是要让历史停止进行，而是要为所有的男男女女打开其未知和不可知的种种可能性。在这个意义上，对人类而言幸运的是，通往乌托邦之路是畅通无阻的。

但是我们也知道，这条路是可能被阻塞的：被普遍的毁灭所阻塞，被回归野蛮所阻塞，被19世纪所热望的希望和价值观的瓦解所阻塞。历史——这一君临19和20世纪的神力，不再如男男女女过去认为的那样，给予我们坚实的许诺，许诺人类将走人想象中的幸福之地，不论这个地方的确切形貌如何。它更不能保证这种幸福的境界真的会出现。历史的发展可能全然不同。我们知道这点，因为我们是生活在19世纪所创造的世界中。而我们也知道，19世纪的成就虽然巨大，这些成就却非当日所预期或梦想的。

然而，就算我们不再能相信历史所承诺的美好未来，我们也不必认定历史必然走向错误。历史只提出选题，却不对我们的选择预作评估。21世纪的世界，将是一个比较美好的世界，此中证据确在，不容人所忽略。如果世人能够避免自我毁灭的愚蠢行为，这个成就获得实现的百分比将更高。然而，这并不等于确定无疑。未来惟一可以确定的事，是它将出乎人们的意料之外，即使是目光最远大的人。

谢选骏指出：马裂主义就是忽悠主义，坚信“骗得了一时，就骗得了一世”，所以不择手段地欺诈一切……看看他她们的预测——“21世纪的世界，将是一个比较美好的世界，此中证据确在，不容人所忽略。”现在2024年，21世纪都过去了四分之一，本书作者霍布斯鲍姆也已死了陪葬马魔十多年了——他大包大揽的“一个比较美好的世界”在哪里呢？仅仅一个武汉肺炎，就夺取了几千万人的生命，全球社会被活活折磨了四五年（2019-2024），到现在还没有结束！

（另起一页）

【后记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逝世】

WILLIAM GRIMES 2012年10月15日

艾瑞克·J·霍布斯鲍姆(Eric J. Hobsbawm) 10月1日在伦敦去世，享年95岁。他曾撰写篇幅长达三卷的经济史，追溯工业资本主义的崛起，这使他成为英国首屈一指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

霍布斯鲍姆之女茱莉亚·霍布斯鲍姆(Julia Hobsbawm)表示，他死于肺炎。

英国共产党党内，在包括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E·P·汤普森(E. P. Thompson)以及雷蒙德·威廉姆斯(Raymond Williams)等人的历史学家圈子中，霍布斯鲍姆是一个领军人物。他帮助重塑了人们对历史的传统解读（即历史是由大人物策划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相反，他关注的是19世纪的工人运动，以及早期资本主义社会被他称为“政治前的”土匪、千禧年信徒以及城市暴徒的反抗。

他的代表作依然是对他所称的“漫长的19世纪”的全面回顾。他的论述非常深刻，很多地方语句精彩。他将自己的分析分成三卷：《革命的年代：1789-1848》(The Age of Revolution: 1789-1848)、《资本的年代: 1848-1875》(The Age of Capital: 1848-1875)和《帝国的年代: 1874-1914 》(The Age of Empire: 1874-1914)。1994年，《极端的年代》(The Age of Extremes)（其美国版的副标题是“世界历史：1914-1991”）为上述三部曲加上了一个尾声。

“在用英语叙述历史的伟大传统中，艾瑞克·J·霍布斯鲍姆是一名杰出的历史学家，”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历史学教授托尼·朱特(Tony Judt)在2008年的一封电子邮件中写道。朱特在两年后去世。“与那些更倾向于赶时髦的模仿者相比，他无论写什么话题都写得好得多，而且通常阅读的资料更多，理解更广泛、更细腻。如果不是终生的共产主义者，他将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被人铭记。”

与他的许多志同道合者不同，在苏联镇压了1956年的匈牙利起义和1968年的捷克改革运动后，生活在伦敦的霍布斯鲍姆依然没有脱离共产党。最终，大约是在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东方集团解体时，他才让自己的党员身份失效。

“我不想抛弃曾经是我的人生的传统，不想抛弃当初自己入党时的信念，”他在2003年对《纽约时报》表示。“我依然认为那是一项伟大的事业，是对人性的解放。可能我们采取了错误的方式，可能我们看错了人，但你必须投入这场奋斗，否则人活着就没有意义。”

1917年，艾瑞克·约翰·霍布斯鲍姆出生在埃及的亚历山大。在当地的英国领事馆，犯糊涂的工作人员拼错了他父亲的姓。他的父亲名叫利奥波德·珀西·霍布斯鲍姆(Leopold Percy Hobsbaum)，是个落魄的生意人，来自伦敦东区。他的母亲内莉·格林(Nelly Grün)是奥地利人。一战结束后，这个犹太家庭在维也纳安顿下来。1929年，就在一家人艰辛度日的时候，艾瑞克的父亲猝死在自家门口，很可能是心脏病发作。两年后，内莉因肺部疾病去世。随后，霍布斯鲍姆被送到柏林，和亲戚一起生活。

在魏玛共和国苟延残喘的最后几个月里，霍布斯鲍姆这个高材生成了一名充满激情的共产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革命(Bolshevik Revolution)的忠实信徒。“十月革命的梦想依然在我身体的某个地方，就像电脑硬盘上被删掉的文章一样，它们依然在等着被专家恢复，”他在《趣味横生的时光》(Interesting Times)一书中写道。该书是他的回忆录，于2003年出版。

冷静、内向的霍布斯鲍姆，在德国街头的激进政治活动中找到兴奋，找到志同道合的人。作为共产党领导的一个学生组织的成员，在希特勒被任命为总理后的几周里，他将共产党的传单塞进公寓的门缝里，还一度将一台非法的复印机藏在自己的床底下。不过几周后，他就被送到英国，和另外一些亲戚一起生活。

他的叔叔不允许他加入共产党或工党(Labor Party)（霍布斯鲍姆想从内部颠覆工党），于是他专注于在伦敦圣玛丽利本语法学校(St. Marylebone Grammar School)的学业，最终获得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的奖学金。1936年，他在剑桥大学加入共产党，担任《格兰塔》(Granta) 周刊的编辑，还应邀加入由知识分子组成的非正式精英社团“剑桥使徒”(Cambridge Apostles)。

“对任何一个剑桥大学的本科生来说，要拒绝这个邀请是不大可能的，因为就连革命者也想跻身于一个合适的传统。”他在《趣味横生的时光》中写道。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保守的共产党人”，对20世纪60年代标志性的个性解放运动的政治不抱同情。

1939年，霍布斯鲍姆以最高荣誉从国王学院(King’s College)本科毕业，接着在1942年取得硕士学位，并于1951年获得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以费边社（Fabian Society，英国一个社会主义派别——译者注）为研究对象。1943年，霍布斯鲍姆与公务员缪丽尔·西曼(Muriel Seaman)结婚，她也是一名共产党员。那段婚姻在1950年以离婚告终。1962年，霍布斯鲍姆娶了马琳·施瓦茨(Marlene Schwarz)，她仍健在。除了他的女儿，他死后留下儿子安德鲁(Andrew)和乔斯·班纳森(Joss Bennathan)，还有七个孙子和一个重孙子。

霍布斯鲍姆和他在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Historians' Study Group of the Communist Party)的同事一道，开创了劳动史的研究，并将其确立为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他们在1952年创办了一份有影响力的期刊《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作为他们的主要阵地。

这种新的撰写历史的方法带来了丰硕成果，相关著作包括：《原始的叛乱：十九至二十世纪社会运动的古朴形式》(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劳动者：劳动历史的研究》(Laboring Men: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Labor)，以及克里斯托弗·希尔《工业革命的改革》的姊妹篇《工业和帝国》(Industry and Empire)。

在这个时期，霍布斯鲍姆还以弗朗西斯·牛顿(Francis Newton)为笔名——这个名字来自爵士乐小号手、公开的共产主义者弗兰基·牛顿(Frankie Newton)，为《新政治家与民族》(The New Statesman and Nation)杂志撰写爵士音乐评论文章。他甚至写了一本关于爵士乐的专著，书名为《爵士风情》(The Jazz Scene)，于1959年出版。

如果说政治倾向阻碍了他的职业进展——就像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所辩称的，那么他最终还是得到了荣誉和认可。1959年，他终于在伦敦大学(University of London)升任高级讲师，并且于1970年取得经济和社会史教授头衔。1982年退休后，他曾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和曼哈顿的社会研究新学院(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执教。

霍布斯鲍姆的《年代》三部曲所获得的赞誉，让他成为诸多学术协会的成员，并获得各种荣誉学位。然而直到生命尽头，他作为激进共产主义者的身份，仍不能与专业历史学家的身份和谐共存。

直到80多岁时，霍布斯鲍姆才敢在《极端的年代》一书中回顾20世纪，这个世纪发生的一次次骇人听闻的大事件，塑造了他的政治理念。这本书是对其作为历史学家此前一直回避的时代的一次痛苦的清算，正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的，“鉴于党和苏联对于20世纪的强烈正式观点，要是写1917年以后的任何东西，就有很大可能被谴责为一个政治异端。”

霍布斯鲍姆直到90多岁还继续写作，经常为《纽约书评》和其它期刊撰文。他所著的《如何改朝换代：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的故事》(How to Change the World: Tales of Marx and Marxism)一书去年刚刚出版，而另外一本描写20世纪文化和社会的文集——《断裂的时代》(Fractured Times)——也计划于2013年3月由英国利特尔布朗出版社出版发行。

虽然日趋处于守势，而且相当愿意承认宏大的共产主义实验不仅失败了，而且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但是霍布斯鲍姆还是拒绝承认，或者像许多批评人士所抱怨的那样，拒绝面对这场共产主义实验带给人类的苦难。“我所追求的是对历史的理解，不是对历史的认可、赞同，或同情，”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1994年，他在BBC上接受历史学家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采访时语出惊人。他说，如果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能够诞生，那么斯大林所杀害的数百万苏联公民的死还是值得的。

“他将付出的最大的代价是，他将作为顽固不化的共产主义历史学家，而不是历史学家，被人铭记，”朱特说，“这不公平，也很不幸，但这是他必须背负的十字架。”

谢选骏指出：据圣经记载，世界上有三个十字架——1、基督耶稣的十字架，2、认主悔改的十字架，3、拒绝认主的十字架；那么，霍布斯鲍姆背负的是什么十字架？显然，是那个死不悔改的杀人犯的十字架。因为，共产主义就是他这个杀人狂的血腥借口。

（另起一页）

书名

年代的幽灵

Ghosts of the Age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

2024年3月第一版

March 2024 First Ed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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