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255卷 共和制就是豪强制（下） A Republic is an Oligarchy (Part II)

 共和制就是豪强制（下）

A Republic is an Oligarchy (Part II)

2023年10月第一版

October 2023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5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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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北洋政府就是第一北京政权，中共政府就是第二北京政权——这两个北朝都没统一中国！至于南京政府和台北政府这两个南朝，显然同样未能完成这个历史任务——统一中国的历史使命，只能留给我所期待的“第三中国”了。

既然中华民国现在（2023年）尚未终结，所以还不是正式撰写《中华民国史》和《北洋军阀史》的时候。所以这本并不完善的《北洋军阀史话》，也就可以聊备一格了。

Executive Summary

The Beiyang government is the first Beijing regime, and the CCP government is the second Beijing regime - neither of these two northern dynasties unified China! As for the two southern dynasties, the Nanjing government and the Taipei government, they obviously also failed to complete this historical task - the historical mission of unifying China, and can only be left to the "third China" I expect.

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is not over now (2023), it is not yet the time to officially write the History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the History of the Beiyang Warlords. Therefore, this imperfect "History of Beiyang Warlords" can also be talked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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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史话】

《北洋军阀史话》是丁中江先生积累多年心血的力作，资料翔实，记述完整，对中国近代史、尤其是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很有参考价值，是一部既能增长知识又可阅读欣赏、宛如文学作品的历史读物。

本书上起袁世凯小站练兵，下迄张学良东北易帜，历时五十年，勾画出清末民初军阀纷争的历史画面。

通过这些画面，可以看到共和制度

北洋军阀，是指北洋时代拥兵干政的军人，他们多为袁世凯培植的卵翼，以“我北洋团体”、“我北洋派”自称。

北洋军阀既代表袁世凯和他的这股势力，同时也代表了他们统治大半部中国的这一时期。

谢选骏指出：北洋政府就是第一北京政权，中共政府就是第二北京政权——它们都没能够统一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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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一三一、冯国璋南下受阻

一三二、主和派低头

一三三、奉军首次入关

一三四、北洋军进占岳州

一三五、段祺瑞三度组阁

一三六、南方军阀各行其是

一三七、湖南战役

一三八、亦战亦和

一三九、吴秀才脱颖而出

一四〇、徐树铮杀陆建章

一四一、安福国会

一四二、徐世昌就任总统

一四三、副总统难产

一四四、和平之声不绝如缕

一四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一四六、徐树铮西北筹边

一四七、外蒙撤治

一四八、巴黎和会

一四九、山东问题失败

一五〇、“五四”爱国运动

一五一、学潮结合政潮

一五二、曹、章、陆免职

一五三、拒签《凡尔赛和约》

一五四、反日爱国运动遍全国

一五五、和谈两个难题

一五六、上海和会

一五七、王揖唐上海碰壁

一五八、张作霖统一东北

一五九、直皖争夺上海

一六〇、靳云鹏组阁

一六一、皖系直系明争暗斗

一六二、滇军在粤分家

一六三、七总裁内讧

一六四、吴佩孚衡阳撤军

一六五、张敬尧为害三湘

一六六、湖南重见天日

一六七、张作霖扮演和平先生

一六八、直皖两系正式翻脸

一六九、奉军入关助直

一七〇、直皖的三天战争

一七一、惩办祸首处理善后

一七二、天津巨头会议

一七三、唐继尧出亡广州

一七四、联省自治运动

一七五、广州军政府的颠沛

一七六、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

一七七、湘军援鄂

一七八、吴佩孚扬威两湖

一七九、山东五子

一八〇、唐继尧重返云南

一八一、湖南谭、程、赵之争

一八二、孙中山在桂林主持北伐

一八三、孙中山北伐的阻碍

一八四、第三任靳阁垮台

一八五、梁士诒短命阁揆

一八六、曹、张、吴三角之间

一八七、直奉两系翻脸

一八八、第一次直奉战争

一八九、冯玉祥进军河南

一九〇、徐世昌辞职

一九一、黎元洪再作冯妇

一九二、吴佩孚调冯玉祥离豫

一九三、废督裁兵徒托空言

一九四、“黎”菩萨自身难保

一九五、直系分裂

一九六、罗文干案

一九七、陈炯明叛变

一九八、孙中山离粤去沪

一九九、福建的三角斗争

二〇〇、从汪大燮到张绍曾

二〇一、临城劫车案

二〇二、滇桂军逐走陈炯明

二〇三、孙中山回粤就任大元帅

二〇四、南北之间

二〇五、黎元洪被迫下台

二〇六、国会自行延长任期

二〇七、曹锟贿选

二〇八、卖布总统

二〇九、东南的和平公约

二一〇、江浙战争齐胜卢败

二一一、西南局势纷扰

二一二、创办黄埔军校

二一三、张作霖率军六路入关

二一四、吴佩孚四照堂点将

二一五、第二次直奉之战

二一六、吴佩孚浮海南下

二一七、曹锟变成阶下囚

二一八、冯玉祥和国民军

二一九、段祺瑞入京摄政

二二〇、废帝被逐出宫

二二一、张作霖入京出京

二二二、孙中山北上逝世

二二三、荡平两广群魔

二二四、长江的战火

二二五、五卅惨案

二二六、孙传芳驱逐奉军

二二七、吴佩孚查家墩再起

二二八、郭松龄联结冯玉祥

二二九、滦州兵变

二三〇、郭松龄兵败被杀

二三一、徐树铮廊房遇害

二三二、冯玉祥通电下野

二三三、唐生智迫走赵恒惕

二三四、从许阁到贾阁

二三五、奉军入关击冯

二三六、国民军退守北京

二三七、吴拒冯系投靠

二三八、颜惠庆摄阁

二三九、吴、张两巨头北京会晤

二四〇、南口冯军苦战

二四一、军阀杀记者

二四二、誓师北伐

二四三、唐生智加入国民革命军

二四四、吴佩孚痛失湘鄂

二四五、北伐军底定江西福建

二四六、奉张就任安国军总司令

二四七、北伐军攻占江浙

二四八、吴佩孚挥泪离郑州

二四九、吴佩孚凄凉蜀道

二五〇、张作霖自封大元帅

二五一、冯玉祥会师中原

二五二、阎锡山加入国民革命军

二五三、龙潭大捷

二五四、蒋中正的下野与复职

二五五、日本出兵山东和济南惨案

二五六、光复北京

二五七、日本军阀炸死张作霖

二五八、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

二五九、东北易帜全国统一

二六〇、北洋二十四上将之最终结局

后语之一、“废除不平等条约”方便制造独裁政权

后语之二、统一比分裂更危险

后语第三、现在（2023年）还不是正式撰写《中华民国史》和《北洋军阀史》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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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一、冯国璋南下受阻】

北方主战派不断地向冯国璋施压力，皖系政客们放出一个空气，说是如果冯坚持不下讨伐令，皖系即以非常手段对付冯，不待新国会成立，即由临时参议院通过议案，迎接黎元洪复任大总统。这个威胁相当有效，冯于是想出一个敷衍办法，是在王占元的困难环境中，找出一条解除自己困难的办法，企图把南方的“全面讨伐”压缩为“局部讨伐”，把主战派对南方讨伐的一股热流引导向荆、襄一隅之地，使大事化小。不过他仍然不想采用“总统命令”，于1月9日以参陆办公处奉大总统谕对前方军队发出电令：“凡抗命者均以土匪论”。他采用这个方式，对南方也好交代，因为荆、襄自主军本来不是属于西南方面的，而是地方上的抗命部队，北军进攻荆、襄只是剿匪行为而不是对南用兵。这一来也解决了王占元的困难。 

冯又怕桂系误会，所以通过陈光远向桂系解释，荆、襄问题是湖北内部问题，又叫王士珍向岑春煊解释：“局部讨伐令决不会影响南北的和局。” 

为了答复陆荣廷请岑春煊为南方议和总代表的电报，他拍电给岑春煊，邀请岑到北京利他磋商南北和平问题。这是冯在主战派压力大增后的挣扎。 

7年1月13日，主战派倪嗣冲接受段祺瑞智囊徐树铮的邀请到了天津。在他的鼓动下，16省区的军阀联名通电，反对“局部讨伐”，坚持全面讨伐。倪嗣冲、张怀芝、张敬尧联名提出罢免李纯。卢永祥也提出免除李纯“调人”的责任。徐树铮懂得利用倪嗣冲，让倪到天津来火上加油。 

李纯成为段系攻击冯系时的受罪包，段系把一切怨气出在李纯身上，李纯一连发出三个电报请求辞职，他在最后一次电报中愤慨地说：“反复矛盾之所为，君子所耻；而进退出处之际，古人所难。二者不可得兼，则宁牺牲其所难，而决不容忍迁就以忘其所耻。既知任重力微，即当洁身远行。并非避嫌负气，不过行其所安。” 

针对天津的16位主战派通电，西南方面在1月14日由唐继尧，程璧光、伍廷芳、谭浩明、刘显世、莫荣新、李烈钧、程潜、黎天才、陈炯明、石星川、熊克武12人联名通电，对北京政府在发布停战布告后又派出两路征南军司令，参陆办公处发出进攻荆、襄的电令，以及起用大段、小段，利用刘存厚扰乱四川，利用龙济光扰乱广东的种种挑衅行为，提出了严厉质问。陆荣廷在这电报中未曾列名。

冯国璋的局部讨伐，是想大事化小，避重就轻，既让主战派出了一口气，又让西南方面没有受到进攻，把战争局限在荆、襄一隅。想不到既不能取得西南的谅解，又不能满足北方主战派的要求。主战派坚持必须以总统名义正式发布对西南的讨伐令，不然他们就不管有没有令都要讨伐。并且宣布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

冯国璋身边，王士珍一无主意，只是求去，也不愿战，又不敢和；新任陆军总长段芝贵则在国务会议上催促即下讨伐令。北京内外盛传徐树铮正部署要召奉军入关，要在北京发动政变。冯面临一个严重的抉择，或是顺从主战派的意见，下讨伐令；或是放弃总统。 

1月14日，冯自己不出面，仍令参陆办公处回答主战派说：“各军先行，战令随发。”并说讨伐对象可以扩大到国民党，第二路军可以开到闽粤边境作战，但在湖南方面不要进兵，以待桂系自动取消自主。主战派气焰迫人，坚持“全面讨伐”，要桂军先退出湖南，同时坚持讨伐令必须及时发布，冯答复说：“你们在湖南打了胜仗再下讨伐令不迟。”主战派说：“不先下讨伐令，岂不是师出无名？” 

于是皖系（主战派）主张“先下令后出兵”。直系（主和派）主张“先出兵后下令”。大家在这问题上兜圈子，纠缠不清。 

北洋军于7年1月14日向荆、襄进攻。当时进攻兵力的分配是：襄樊方面第三师吴佩孚部在东，南阳镇守使吴庆桐部在北，分两路进兵；荆州方面，吴光新部李炳之旅经长阳、百羊从西面进攻，王占元派第十八师王懋赏在潜江，第三混成旅卢金山部在监利从东面夹攻。 

荆州自主军无力抵抗，谭浩明在湖南坐视不救，且制止湘西民军前往救援，所以1月22日吴光新军轻而易举地攻入荆州。襄樊方面也很少战斗，25日第三师第五旅旅长张学颜部攻入襄樊。 

冯国璋接到攻克荆州的战报，立即拟就几道总统命令： 

（一）恢复陆荣廷的两广巡阅使，龙济光另候任用；（二）北军从岳州撤退，但南军不得进驻；（三）桂军从湖南撤退；（四）令谭延闿迅速回到湖南，实行湘人治湘；（五）责成川、滇两省当局协商解决滇军驻川人数及驻兵地点。24日王士珍在国务会议上提出这命令正待讨论，突然接到南军进攻岳州的急电，大为震动，乃把议案搁在一边，匆忙偕阁员到总统府向冯请示。 

南军突然向岳州进攻，打破了冯国璋想把战争局限于一小块地方的打算。情势如此发展，主战派更振振有辞要迫冯下讨伐令，如果下讨伐令，就表示南北全面战争开始，这样就把直、桂两系的联盟打破，而冯的政治影响力也大为减低，因此冯心慌意乱地赶到东四牌楼五条胡同访问徐世昌，请这位政坛老狐狸出个主意。徐主张邀段祺瑞共同商议以求一致。于是用电话请段来，一会儿段来了，态度是冷冰冰的，没有表示意见。冯忽然站起来发言，大骂南军欺人过甚，太欺负北洋派，是可忍，敦不可忍！最后说：为了要团结和巩固北洋派，我决定亲自出征，不挫折南方的气焰决不罢休。 

徐世昌和段祺瑞看见冯国璋这种慷慨激昂的态度，实在来得突然，他们和冯共事二十年，还没有见冯发过这么大的脾气，顿时弄得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一时仓促，不知道用什么话来答复。 

冯由徐寓回到总统府，立刻命令拱卫军司令刘询在第十五师中挑选精兵一旅，补充军火，作为自己的南行卫队，下令整装待发，同时召见王士珍，令他坐镇北京。维持治安。同时颁发一道通电，电云： 

“奉大总统谕：近年以来，军事屡兴，灾患叠告，士卒暴露于外，商民流离失业，本大总统惄焉心伤，不敢宁处，兹于本月二十六日，亲往各处检阅军队，以振士气。车行所至，视民疾苦。数日以内，即可还京。所有京外各官署日行文电，仍呈由国务院照常办理。其机要军情，电呈行次核办，并分报所管部处接洽。凡百有司，其各靖贡乃职，慎重将事，毋怠毋忽等因！特此转达。” 

冯总统要亲征，使分府军事处的人惶惶不安。25日上午，他们一齐见冯劝阻“南巡亲征”。北京商会也派代表吁阻“总统出巡”。冯对他们说：“出京以一个星期为期，在此期间，国事委由内阁主持，大家不必惊惶”。下午冯召见陆军总长段芝贵、步军统领李长泰、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等，面谕要他们协助总理王士珍维持一切。 

26日下午8时半，冯由北京专车出京，12时半抵达天津。直隶督军曹锟在车站迎候。冯下车后即赴曹家花园憩宿。两人密谈至天明，曹本是直系，因被徐树铮利诱，才参加主战派，冯和他密谈何事，外人无法获知。27日晨5时，冯即动身，仍乘原车由天津启程，在车上休息，下午车过济南，山东督军张怀芝上车随行，经过徐州，张敬尧也上车随行，火车径趋蚌埠，转赴南京，但到了蚌埠时，倪嗣冲虽然到站迎接，车子就开不出去了。 

冯在北京徐世昌宅内宣称的是亲自出征。出征该由京汉线到湖北，不应该由津浦线到南京。冯临行时的通电则说是：“南行巡阅”，可是一路上行色匆匆，既没有下车巡视，也没有检阅军队。冯对京中人说出京以七日为期，可是却又挑选了一旅精兵卫护，还携带子弹200余箱，辎重数十车，这一切使段觉得所谓“南巡”，所谓“出征”都是假的，冯的目的一定是南京，南京是冯的根据地，到了南京，冯会表示他脱出北京主战派的虎口，说不定还会宣布总统蒙难，临时以南京为行辖，甚至下令讨伐，这讨伐令将不是对南方而是对皖系！ 

段既然有这样的怀疑，乃密令倪嗣冲予以阻止。 

冯抵蚌埠后，倪上车请示冯的行止，态度虽然恭顺，可是车站内外全是倪的军队，冯告诉倪说：准备到南京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以讨论对南作战问题。倪说既然开军事会议，何必远赴南京，请总统就在蚌埠召开，自己愿备办一切，务使总统满意。同时自作主张，当冯的面命令秘书用冯名义发电给江苏督军李纯，请他到蚌埠来参加军事会议。倪嗣冲曾为袁世凯忠实走狗，也是段祺瑞得力爪牙，他既然用武力布防车站，冯虽有一旅精兵，毕竟寡不胜众。客不胜主。因此遂告行不得也。幸而李纯机警，接到蚌埠来电，推说有病派第十师长王廷桢为代表来皖。 

冯在蚌埠曲予敷衍，对倪说：现在各省督军都不肯服从中央，我这总统实在难做。倪答：总统可以惩一儆百，谁敢反中央就撤他职，总统如撤我职，我一定服从。冯听了只作苦笑。 

29日下午，冯乘原来的专车回返北京，他的出巡前后只有四天，比七天之期少了三天。 

冯国璋是借题南军进攻岳州而出巡的。南军为何进攻岳州呢？ 

原来在南方，桂系既然和北方的直系暗通款曲，自然不愿扩大战争。桂系既不愿扩大战争，因何又让南军对岳州采取军事行动呢？在桂系来说，当然是被迫的，当时客观情势使得桂系必需同意：第一是湖南军民的情绪，因湘军战意极浓，如果过分予以压制，桂系在湖南的领导地位将受影响；第二是国民党对桂系在湖南按兵不动的情况日益不满，如果桂系再与湘军为敌，迫使国民党和湘军联结一气以对桂系，桂系在广东的领导地位也将动摇；第三是北军已进攻荆、襄自主军，荆州已经陷落，襄阳也保不住，直系主和派并不能够控制局势，皖系的主战派兵锋必然直入湖南。所以桂系对于南军进攻岳州，终于同意。 

南军的军事行动没有受到坚强抵抗。守岳州的北军是王金镜的第二师，李奎元的十一师，王汝贤的第八师，范国璋的二十师，都是直系部队或是接近直系的部队，他们在内心并不愿和南军作战。 

7年1月23日南军开始进攻，26日北军放火焚烧岳州，然后撤出，27日南军赶到，进入岳州，扑灭了空城的漫天火焰。 

岳州自从民国2年二次革命后一直控制在北军手中，历时四年余，这时才重入南军怀抱。 

岳州易手后，西南各省人心大振，多数主张长驱直下武汉，由于北军主力集中在荆、襄方面，武汉军力异常空虚，因此南军如果乘胜挺进，武汉是可以攻下的。如果攻下武汉，唐继尧以护国元勋身份出兵北伐，北方的民军一定会响应，局势将会大变，对于北方局势的变化是难逆料的。 

但是，桂系不愿放弃对北方求和的愿望，他们认为北军攻占荆、襄，南军收复岳州，各有所得，谁也没有胜利，南军应该适可而止。并且应该转战为和，讯速召开南北和平会议。 

就在南军占领岳州的当天，谭浩明立刻下令严禁前线湘军跨入湖北一步。并且在1月30日给李纯陷电中声明：“已饬前方停止进攻，不入鄂境”。保证“北不攻岳，南不攻鄂。”希望李纯和主和派能：“毅力斡旋，促成和局”。湘军总司令程潜也向李纯致电说：“此次用兵，实为促进和平起见。已向王督（注湖北督军王占元）声明，此后对于荆、襄不事吹求，我军决不进窥武汉。倘代总统不失其主张正义之宗旨，则我军仍本以前拥戴之赤忱。” 

1月31日，湘军全体将领发出通电，把南军进攻岳州说成是：“以武力为手段，以和平为目的。” 

直系主和派的中心长江三督，对于南军攻占岳州视为理所当然，并不感觉惊讶。长江三督中的首席督军李纯接到谭浩明和程潜的电报后，随即代为转报。1月31日，王占元向李纯建议以荆、襄归鄂，岳州归湘为南北停战议和的前提条件。李纯即以此发出世电（31日）。世电当即获得桂系热烈欢迎。接着岑春煊、谭延闿发表佳电（2月9日）响应，陆荣廷有真电（2月11日）响应。 

在南军攻占岳州后，主战派和主和派联成了一气。冯国璋已经出巡北返，变成主战派的政治俘虏，所以1月30日冯被迫发布命令斥责“谭浩明、程潜节节进逼，黎天才、石星川倡言自主，衅自彼开，即应视为公敌。”同时下令曹锟和张怀芝进兵、派曹锟兼任两湖宣抚使，张敬尧为援岳前敌总司令。褫夺了黎天才、石星川的官职和勋章。这个命令就是“讨伐令”，也正是冯国璋多月以来，用尽各种方法规避的行动，现在被迫出此。王士珍在副署这道命令的时候，神色非常沮丧，他解释说：是为了替老朋友解围，不得已而为之，冯在莫可奈何中下达这道讨伐令，他在命令中仍耍了一套手法，他用“宣抚两湖”的名义表示在两湖的战争不是讨伐，他所谓的“援岳”也不是“援湘”，就暗示军事行动只以收回岳州为目的。 

皖系对冯的讨伐令仍不满意，张敬尧首先通电质问：（一）岳州已失，还用什么“授岳”？（二）既然进攻岳州，则又何必派员“宣抚”两湖？（三）总统态度应当明朗，如果主战，就该责成主和各省（指直系所属的长江三省）明白改变态度，以便一致进行，如果主和，就该“宣示”真意免得前方将士无所适从；（四）张敬尧认为曹锟以第一路军总司令兼任两湖宣抚使，位在已上，大感不满，因此宣称无法节制各军而不肯接受新职。张敬尧这通电报把参战督办段写在前，内阁总理王写在后。 

段对冯的态度益趋强烈，也对冯的讨伐令极为不满，他亲赴总统府见冯，提出要求惩戒拒绝北军假道的江西督军陈光远。这分明是打冯的耳光。冯自然受不了这种脸嘴，因此也提出惩戒傅良佐弃职离湘作为抵制。两人为此声色俱厉地争吵，彼此恶言相向。 

段还提出另一问题，要冯下一道极严厉的命令，告诫冯玉祥离开浦口，开往福建，不然便以抗命罪惩办冯玉祥。冯国璋了解如果不调开冯玉祥，直、皖两系就有战争的可能，而直、皖真的发生战争，江苏就在皖系四面围攻，直系多少是会吃亏的。何况北洋派真的发生了内战，占便宜的便是西南方面。为了和缓皖系对李纯的进攻以及津浦线南段的紧张局势，冯乃让步把冯玉祥一旅调开，不过不是把冯旅调到福建，而是调他去湖北。湖北是直系范围，冯旅调鄂后既可增加王占元的力量，又不会受到皖系的吞吃。 

主战派激烈分子张敬尧，是主和派中心人物李纯的门生和旧属，可是自他参加皖系后，为了前程，对于“秀帅”便不假以辞色。1月30日，张敬尧通电揭发主和派勾结南方和阻挠对南作战的种种阴谋，电报内称：岳州失守后，1月28日李纯还有勘电致北方各省称，奉中央密电，仍然主和，请各省协助进行。他说他截获了谭浩明的皓电（1月19日）内称：南军攻岳一举，是因为接到李纯辞职的电报，不胜气忿，所以采取这一报复行动。他又说岳州“失守”以前，本人早已调集大军准备进援，只因王占元接连发出真电（1月11）、皓电（1月19日）坚决主和，因此不愿孤军深入，致蹈傅良佐入长沙的覆辙。在这通电报上，张不仅对他的恩师李纯大为攻击，对王占元亦加以诬蔑，同时明白地指责长江三督奉有冯国璋的密电主和。 

张敬尧这通电报中，许多都不真实，实际上南军进攻岳州是在1月22日获悉荆州陷落的消息后才作决定，在此以前，谭浩明曾竭力阻止湘军进攻岳州，并且阻止湘西民军开往鄂西援助荆、襄自主军。他怎会发出皓电？ 

主战派倪嗣冲、曹锟、张怀芝亦随声附和，严厉质询李纯，要李公布一切真相。 

冯国璋也被主战派的叫嚣吓倒，他很紧张地发表冬电（2月2日），否认发过主和密令，并且替李纯解释说：“苏督前以调人自处，不过默察鄙人爱重和平之意。来电有主和不成仍可主战一语，初非中央有所委托，不辨自明。”他又解释谭浩明的皓电为“敌人反间之计，断不可中其狡谋。”最后他表示自己是彻底的主战派：“鄙人以爱重和平之故而横受欺绐，忿不能平，较之向日主战之人，痛恨尤烈，若因循畏葸，其何以立于天地之间？” 

冯自南巡归来，已成主战派俘虏，他对主战派已没有反对的余地。可是虽然低声下气，主战派仍不满意，所以他的冬电发表后，倪嗣冲、曹锟、张怀芝又联名来电质问：“政府既未发主和密令，则此令果何人发出？请复饬李纯将原电公布、以释群疑。” 

2月4日李纯有支电向冯解释他根本没有发过“奉密令主和”的电报，他说：“不知张总司令何所见而云然”。又于2月6日发表鱼电向北洋派全体解释他根本没有奉到过“主和密令”。自己对和战问题毫无成见，对中央明令讨南尤属极端服从。以前主张和平，纯系个人政见，对于北洋团体的破裂，深引为惧。他强调自己不会不懂得“树有根，水有源”的道理，也不会“燃萁煮豆、自迫同根，反摇尾乞怜以向西南讨生活。” 

到此为止主和派完全向主战派低头了。 

谢选骏指出：冯国璋郎，南下受阻——因为北朝势力受到南朝势力的抵抗。蟑螂有很多天敌，比如蜘蛛、螳螂、鸟类、蝎子、青蛙、蟾蜍、细腰蜂等等，甚至作为“四害”之一的老鼠都吃蟑螂。

【一三二、主和派低头】

段祺瑞转任参战督办后，冯国璋的主和立场反而逐渐软化，冯既然被迫放弃主和立场，7年2月5上一连串下达了六道命令，兹抄录如下： 

（一）查湖北襄郧镇守使兼陆军第九师师长黎天才，暨湖北陆军第一师师长石星川，分膺重寄，久领师干，宜如何激发忠诚，服从命令，乃石星川于上年十二月宣布独立，黎天才自称靖国联军总司令，相继宣告自主，迭次抗拒国军，勾结土匪，攻陷城镇，并经各路派出军队，奋力痛剿，将荆、襄一带地方，次第克复，而该两逆甘心叛国，扰害闾阎，实属罪无可逭。黎天才、石星川，所有官职勋位勋章，应即一并褫夺，仍着各路派出军队，严密追缉，务获惩办，以肃军纪而彰国法！此令。 

（二）谭浩明等，拥众恣横，甘为戎首，前已有令声罪致讨。谭浩明以现任督军，不思绥辑封圻，恪尽军寄之责，乃竟自称联军总司令，率领所部，侵扰临疆，若再滥厕军职，何以申明纪律，警戒来兹？署广西督军陆军中将谭浩明，着即褫夺官职暨勋位勋章，由前路总司令一体拿办。其他附乱军官，并着陆军部查明惩处，以彰国法而警效尤！此令。 

（三）前因湖南督军傅良佐，代理省长周肇祥，擅离职守，曾令免职查办。两月以来，荆、襄叛变，岳州失守，士卒伤亡之众，人民流离之惨，深怆予怀。追论前愆，该前督等实难辞失律偾事之咎。傅良佐一案，着即组织军法会审，严行审办。周肇祥职司守土，遇变轻逃，并着交文官高等惩戒委员会依法惩戒，以肃纲纪而儆方来！此令。 

（四）陆军第八师师长王汝贤，前令以总司令代行湘督职权，督同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保守长沙，立功自赎，乃竟相继挫败，省垣不守。此次岳州防务，范国璋所部，又复先行溃退，总司令王金镜，身任军寄，调度乖方，以致岳城失陷，均属咎有应得。王汝贤、范国璋，均着褫夺军官勋位勋章，交曹锟严行察看，留营效力赎罪。王金镜着褫夺勋位勋章，撤销上将衔总司令，以示惩儆！此令。 

（五）江西督军陈光远，于湖南战役，叠有电令进援，乃该督军托故延缓，致误湘局，殊难辞咎。陈光远着褫上将衔陆军中将，仍留督军本职，俾其奋勉图功，以策后效！此令。 

（六）冯觉得又主和又主战，对国人颇难交代，于是下令“罪己”：“……迨前湖南督军傅良佐弃职轻逃，前援湘总司令王汝贤，副司令范国璋，接踵溃退，长江陷落，大损国威。前国务总理段祺瑞暨各国务员等，以军事失败，政策挠屈，引为己责，先后呈准辞职，国璋于此，正宜申明纪律，激厉戎行，奋一鼓之威，作三军之气，乃因湘有停止进兵之电，粤有取消自主之言，信让步为输诚，认甘言为悔祸。方谓干戈浩劫，犹可万一挽回，固料其非尽真诚，而终思要一信义，于是布告息争，以冀共维大局。孰意谭浩明等反复恣肆，攻破岳州，今则攘夺权利之私，实已昭然若揭，不得不大张挞伐，一翦凶残。然苦我商民，劳我师旅，追溯既往，咎果谁归？傅良佐等偾事失机，固各有应得之罪，而举措之柄，操之中央，循省藐躬，殊多惭德。兵先论将，往哲有言，泛驾之材，讵可轻驭。国璋不审傅良佐等之躁率，而轻用人，是无知人之明也。叛军幸胜，反议弭兵，内讧终凶，言之成理。国璋欲慰大多数人之希望而径许之，是无料事之智也。思拯生灵于涂炭，而结果乃重扰闾阎，思措大局于安全，而现状乃愈趋棼乱。委曲迁就，事与愿违，是国璋之小信未能感孚，而薄德不堪负荷也。耳目争属，责备难宽。既丛罪戾于一身，敢辱高位以速谤？惟摄职本出《约法》，讵容轻卸仔肩？鄂疆再起兵端，尤应勉纾筹策。所望临敌之将领军队，取鉴前车，各行省区域长官，共图后盾，总期大勋用集，我武维扬，俾秩序渐复旧观，苍赤稍苏喘息。国璋即当返我初服，以谢国人。耿耿寸心，愿盟息壤，凡百君子，其敬听之。特此布告！” 

主战派稳居上风后，不止是要严惩西南人物，同时也要整肃北方主和派，并且还明目张胆地宽赦帝制犯。2月4日北京政府下令： 

“据督军曹锟等呈：时事多艰，人才难得，查有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三人，前因政治嫌疑奉令通辑，嗣于上年七月间军事猝起，奔走擘划，多所裨助，拟请略迹原心，复其自由等语。梁士诒、周自齐、朱启钤免予缉究。” 

接下去便有康有为的弟子陈焕章（总统府顾问、孔教会会长）根据这道赦令，呈请为张勋和康有为开脱： 

“帝制犯可赦，复辟犯亦可赦。人才难得，法律平等。” 

北京政府批了“应从缓议”四字。 

2月28日北京政府又有命令： 

“督军曹锟等呈称：雷震春、张镇芳历居要职，卓著励劳，名刑书，才有可用等语。着即开释，发交曹锟军前效力”。 

这表示复辟派已有生机，于是张勋的嗣子也带了30万巨款由徐州到上海来活动特赦。不幸他走错了方向，在长三堂子里挥霍，钱化得精光，还负了一身债，被债主扣押起来，由他的母亲备价赎回。同时冯德麟的旧部第二十八师中下级军官在锦州开了一次会，联名呈请北京政府，以南征人才难得，请起用冯为奉天军务帮办。 

3月15日北京政府发表命令： 

“所有民国五年、六年通缉之杨戾、康有为等，均免予缉究。” 

皖系主战派继续加大火力打击直系主和派，他们把箭头和目标集中在冯国璋的化身江苏督军李纯身上。李纯被迫请假不见客，湖北督军王占元自请罢官，江西督军陈光远因受革职留任处分而请辞职。冯国璋深抱不安去电慰勉，电云：“璋与足下，交非恒泛，无论感受何种刺激，绝不容独善以弃国家。”2月7日内务总长钱能训在国务会议上提议惩戒李纯，全体阁员都同意了，只有王士珍不同意。后有人折衷建议用国务院名义电斥李纯，王士珍也不同意。最后由阁员九人联名发出虞电（二月七日）谴责李纯，王士珍没有列名。2月8日张作霖发出庚电斥责李纯：“身膺节钺，首倡调和，长彼凶锋，怠我士气，实足贻我北派之羞而为天下所笑。” 

李纯对斥责他的电报都有反驳。他有佳电（2月9日）向王士珍声明，他前此的世电是对南方缓兵之计，是可战可和统筹兼顾，从没有阻挠南方的军事讨伐。 

李纯同时也作了反击，他指责九名阁员联名的虞电，总理王士珍并未列名，不能算一件公文，只是一个私人攻击，他说： 

“断章取义，任意吹求，故入人以亡国殃民之罪，在君主时亦未闻对于疆吏呵斥至于如此。” 

他又有蒸电（2月10日）讥讽张作霖： 

“主战之声高而且烈，然未见一兵南来，欲仗虎威杀尽同胞，削平内战。” 

冯国璋在北京已消失了权力，一切受主战派的“太上政府”指挥。2月6日曹锟派他的兄弟新任直隶省长曹锐代理直隶督军，自己动身南下，在孝感设立南征大本营，又在汉口刘园正式成立了第一路军总司令部。同时把代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改“代”为“署”，统率第三师由鄂北开往鄂南。2月12日，张敬尧统率第七师由徐州经郑州南下，15日到达汉口。北京政府特派殷鸿寿为前敌总执法官，授予七狮军刀一柄，对临阵退缩的官兵可以“先斩后奏”，殷率刽子手40名到汉口。第二路军的施从滨师也安全通过浦口，于2月18日搭轮船运到九江。 

这一切显示主战派积极行动，南北大战即将爆发。 

谢选骏指出：人说“冯觉得又主和又主战，对国人颇难交代，于是下令‘罪己’”——我看北洋政府知道罪己，北伐政府知道下野，只有共产党政府既不罪己又不下野，只管封锁新闻，死猪不怕开水烫。

【一三三、奉军首次入关】

正当北方杀伐之声惊天动地，长江中游突然又爆发了主和的声浪。7年2月14日冯玉祥在武穴发出通电宣布自主，力斥南北战争是一种最无意识和最无情理的战争。他以前奉令“援闽”开到浦口不再前进，就是为了促进南北和局。而和谈的基础是岳州归湖南，荆襄归湖北，各守疆土，两不侵犯，并不是不能达到的。最后他说军人应当服从总统。而总统从来就是主和的，所以主和就是服从总统。他的结论有两途：“或罢兵，或杀玉祥以谢天下。”冯此举当然是主和派的安排，以打乱主战派对湖南进攻的步骤，因为武穴处于湖北与江西之间，冯的行动对主战派的第一、第二两路军都有影响。据说这是陆建章在幕后策划的，陆并且还有突袭安徽，赶走倪嗣冲的计划。倪在安徽并不得人心，赶走了倪，陆就可取倪而代，如此一来，安徽加入长江三督的阵营，津浦南段全在主和派掌握中，力量就大了。与冯玉祥发表寒电的同时，鄂皖边境和霍山、六安一带出现了安徽讨逆军，发布讨倪檄文，公推陆建章为讨逆军总司令。倪嗣冲仓皇调兵自卫，并且电请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李纯，讨伐冯玉祥。 

然而冯玉祥和陆建章的行动，竟未能够得到长江三督的响应，因此孤立无援，主战派大声疾呼要惩办他，王士珍则像个老僧入定，绝不开口。 

7年2月25日北京政府下令免冯玉祥旅长职，交曹锟查办，以该旅团长董世禄代理旅长。冯玉祥电张怀芝愿戴罪图功。冯旅全体官兵亦于3月1日电请北京政府收回撤换旅长的成命，电云： 

“六年四月一日我旅长骂傅良佐办事不公被免职，讨逆时始得复职。……此次调兵，杨书记道沫在浦口阻止出发，于二月二日投江死。……宁与旅长同死，不愿任其独去，如不获请，请将我官兵九千五百十三人一律枪毙，以谢天下。” 

段祺瑞对于冯玉祥突然主和极为震动，因此把一切愤怒都集中到冯国璋身上，决心要搞一次军事政变以驱冯下台。可是由于皖系的兵力都调赴南方，所以手中没有足够的兵力来支持他的计划，因此便派其亲信智囊徐树铮，以“接洽国防”为借口，前赴东北找张作霖，说动张作霖调派他的奉军入关，来执行驱冯计划。 

张作霖虽然绿林出身，但他早有大志，他在关外拥兵自重，就是等待机会问鼎中原。段向他求援，他慨然应允，立即挥兵入关。奉军入关消息传出后，最感不安的当然是冯国璋了，奉天是在北京后方，朝发夕至，说来就来。早在袁世凯时代对关外力量就刮目相看，极力怀柔。冯国璋不由想到一年前张勋率辫子军入京后，黎元洪就被逐下台，现在奉军入关，可能旧戏重演。他是个无兵无权的总统，在北京身不由己，他预感自己随时可能被逐或被软禁，因此他盘算三十六计，仍以走为上计，暗中布置第二次“南巡”，打算由京汉路南下到湖北，可是段系的人怎会放虎归山。当然不让他离开北京城。 

不过，段祺瑞召集他的亲信举行秘密会议后，大家又把军事政权改为军事威胁，使冯旦夕感受威胁而不立即驱逐他。 

同时计划早日召集新国会以便提早改选总统。 

2月17日，冯国璋被迫公布了临时参议院所修正的国会组织法与两院议员选举法，18日命令内务部筹备新国会的选举。 

段系同时发动倒阁，王士珍正企望辞职，正好乘此下台，提出辞呈后即不到院办公。2月20日冯国璋勉强地派内务总长钱能训代理内阁总理。 

2月24日京奉路火车被奉军扣留运兵。25日奉军第廿七师第五十三旅关到滦州，奉天军署参谋长杨宇霆带兵到秦皇岛，把日本政府根据中日军械借款协定第一批运到的步枪27000余只劫走。消息传到北京，冯国璋和段祺瑞，同感震惊；尤其是段祺瑞向日本借款购买的这批军械是为了训练自己嫡系部队“参战军”的，如今却被奉军捷足先登，怎不大伤脑筋。26日段电张作霖请“原物交还”，运来北京。张也在同一天发出通电，说他早已布置南征，因缺乏军火，所以未便开拔，现在未经呈报即提去军火，因怕往返请示费时，所以不得已先留用后呈报。27日他答复段说： 

“此次奉天请领军械，系奉元首讨伐明令，整饬军队，为政府之后盾。所练军队，无论对内对外，均属拥护中央，一旦编练成军，悉听政府驱策，运京留奉，宗旨无殊。盖全军均属国家，尚何器械之足计？” 

张作霖并不是擅自劫取军火，因为他并不知道这批军火抵达秦皇岛。那么是谁暗示张作霖的呢？原来却是徐树铮，小徐奉命到关外召奉军入京，他知道如不许以重利，张作霖不会奉召的，而事实上奉军不入关，北京局势不会一面倒向皖系，可是段为人刚愎，事先如果向他请示，他一定不许，唯有用行动先做了再说。他做过陆军部次长，知道购买日本军火的详情，同时在他交卸次长职以前，曾留下好几张盖了印信关防的陆军部空白公文纸，因此他用劫取这批军火作为交换条件换张作霖派兵入关，奉军即是持小徐发给的假陆军部证件去劫取这批军火的。 

由于奉军迅速入关，使冯玉祥进攻安徽的“奇兵计划”无法实现。北京政府前此撤换冯玉祥旅长的命令，冯曾以全体官兵同旅长共进退为威胁，这时情势也迫得他低头了。倪嗣冲请北京政府迅电曹锟派兵夹击冯旅，以弭长江巨患，并且控诉冯抗不交代，又于武穴上下游加兵扼堵，暗中与苏督往返密商军略，足见野心不悛，受人指使。但是曹锟不肯派兵，所以倪嗣冲也不敢单独进攻。 

冯玉祥这时已出人头地。张怀芝建议调冯旅到黑龙江驻防，冯玉祥当然不肯充军，“发往边疆效力”。而张作霖也不欢迎这支军队。直到3月18日，北京政府采纳曹锟的意见，给冯玉祥“革职留任”的处分，掳去陆军中将，暂准留任旅长，交曹锟节制调遣。 

奉军入关后，张作霖提出罢免李纯和讨伐冯玉祥两个要求，他说这是为了“拥护元首”。可是被他拥护的元首却吓得心慌意乱。2月26日在总统府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奉军入关的对策。冯用悻悻的眼光问段：“这次奉军出兵入关事前既未奉令，也未呈报，居心何在？”段答不知。冯又大声问：“前任陆军次长徐树铮到奉天作何勾结？”段更忸怩无以置辞。这次会议当然没有结果。冯想要段叫张作霖退兵，段就是召奉军入关的原始人，他怎会再要奉军退出呢？何况召虎容易退虎难，他即使愿意叫张退兵，事实上也办不到了。 

段何尝不知道关外王张作霖不是好惹的，请了来就不容易请出去，可是既然饮鸩止渴，也只有“硬行”了。 

冯知道叫段退奉军是办不到了，他只得央请前清末年做过东三省总督，亲手招抚过张作霖的赵尔巽到奉天说服张作霖退兵，然而时移势易，张作霖早就不买他老上司的账了，赵尔巽自然是白跑一场。 

冯国璋这时的痛苦，真是求为太平百姓而不可得，他现在是一个光杆总统，内阁总理虽由钱能训代理，可是钱不肯代下去，天天闹着要交代。冯写信给杨士琦，要求这位安徽老狐狸出山，杨连信都不回。而督军们自作自为，目无总统，奉军不仅是擅自出兵，而且还擅取军械，是而可忍，熟不可忍？ 

3月4日冯国璋拟就如下的通电致各省军政首长： 

“国步屯邅，日甚一日，内则蜩螗羹沸，干戈之劫难回，外则惨淡风云，边境之防日亟。剥肤可痛，措手无从。国璋代行职权，已逾半载，凡所设施，力与愿违，清夜扪心，能无愧汗？然国璋受国民付托，使国家竟至于此，负罪引慝，亦何必哓哓申诉，求谅国人。但揆其所以致此之由，与夫平日之用心，为事实所扞格，屡投而不得一当者，缘因复杂，困难万端。欲避贤求去，苦无法律之可循；欲忍辱图全，又乏津梁之可济。长此悠忽，必召沦胥。诸君子为国干城，同负责任，用特披沥肝鬲，为一言之。溯自京畿变生，国祚半斩，元首播越，举国骚然。于是黄陂委托于前，段前总理敦促于后，皆援副总统代职之规定，强国璋以北来，明知祸乱方殷，菲材绝难负荷，惟冀黄陂复职，主持有人，则不佞捍卫南疆，尚可分担艰钜。乃商请无效，各省区督军省长、及文武官吏，分驰电牍，敦促入都。猥以藐躬，过承督责，汤火之蹈，且不容辞，矧安危不仅系于个人，匡助可取资群力乎？惊涛共济，全恃同舟，初不料玺绶方承，而内部转愈趋纷扰也。国璋抵京，首先奉政黄陂，不获许可，而后受职。其时国会早经解散，政府尚在板舆，继绝布新，有同草创。段前总理投艰遗大，独任贤劳，正宜共济时艰，中外一致，而西南诸省，忘再奠共和之绩，以非法内阁相攻，别挑衅端，遂开战祸。迨内阁改组，宜可息争，国会问题，又生枝节。对于中央之任命官吏，则啧有烦言，对于石黎之扰乱荆襄，则引为同志。是非乖忤，真相莫明。譬解百端，欲促返省，初不料唇舌俱敝，而结果仍诉诸兵戎也。民国元二之交，风雨漂摇，几毁家屋，项城运其雄才大略，曾不数月，而七省同时戡定，大权集于中央。国璋能力，固不逮项城，然前事之师，不妨相袭，徒以观念所在，元气之凋残，民生之疾痛，实过元二年。佳兵不祥，古有明训，内讧宜息，人具同情。本无厉行专制之心，何取经营力征之举？以故军事初起，第望促进和平，不因败绩而求伸，反示包容而停战，无非欲融洽南北，尽释猜嫌，耿耿寸衷，可质天日。乃北则疑其寡断，兵气几为之不扬，南则信其易欺，骄蹇益难于就范。湘桂各军，乘机陷岳，意在示威，予政府难堪，激同胞之宿愤。中央纵无统驭，亦何至听命于地方？必背公德而矜强权，不留余地以相让步。则最后解决，惟战乃成。因事制宜，绝非矛盾。更不料干城之寄，心膂之司，或竟观望不前而损声威，行动自由而滋谣诼也。凡此种种，皆事实上随时发生之障碍，足使国璋维持大局之希望，悉消灭而无余，而逆计未来应付之难，事变之钜，则更有甚于此者。国会机关，虚悬日久，颇闻旧议员麇集粤省，有自行开会之说。姑无论前此解散，是否合法，既经命令公布，已不能行使其职权，即各省区人民，亦断无承认之理……正式选举总统之期，转瞬即届，根本无着，国何以存？此大可忧者一。财政艰窘，年复一年，曩者政府每值难关，亦当恃外债以为生活，然能合全国之财力，通盘筹画，犹得设法挹注，勉强撑持。萧墙哄争，外省内解之款，大半截留，来源渐绝，而军政费之支出，复倍蓰于平时。罗掘久穷，诛求鲜应，主藏作仰屋之叹，乞邻有破产之虞，桑孔再生，亦将束手，此大可忧者二。内阁负责，取法最善，段前总理为国戮力，横被口语，托词政策挠屈，与各国务员相率引退，而总理一职，后来者遂视为畏途。聘卿暨今诸阁员，皆国璋平昔至契，迫于大义，碍于感情，暂允劻勷，初非本愿，满拟时局渐臻统一，再行组织以符法治，心力相左，激刺尤深。今聘卿业已殷忧成疾而在假矣，设钱代总理诸人，复谓事不可为，褰裳而去。强留则妨友谊，觅替则恨才难，推测其终，将陷于无政府之地位，此大可忧者三。至目前外交之情形，尤应激起吾人之警觉，个中利害，另电详闻。国璋一武夫耳，因缘时会，谬握政权，德不足以感人，智不足以烛物，抱救民之念，而民之入水火益深，郁爱国之忧，而国之不颠覆者亦仅。澄清无术，空挥三舍之戈，和平误人，错铸六州之铁。驯至四郊多垒，群盗如毛，秦豫之匪警频闻，畿辅之流言不息，虽名义同于守府，而号令不出国门。瞻望前途，莫知所届。何敢久居高位，自误以误国家？自应求卸仔肩，归还政柄，惟民国既无国会，而总理现属暂摄，又不能援《约法》条例，交其代行，追原入京受职所由来，实出诸君子之公意，国璋既备赏艰阻，竟不获补救于万一，坐视既有所不能，辞职又无从取决，只有向各省区督军省长暨文武官吏，详述危殆情形，应请筹商办法，为国璋释重负，为民国求安全，宁使国璋负误国之咎于一身，而不使民国纪年，随国璋以俱去。不胜至愿。特此飞电布达，务希于旬日内见复。至统治权所寄，国璋在职一日，仍当引为己责，决不肯萌怠驰之心而自丛罪戾也。敢布诚悃，伫盼复音。” 

这个通电稿被总统府秘书长张一麐知道，立即从机要室追回，并邀同总统府军事处长师景云一同谒冯，劝他暂勿发出这道通电，亦勿消极，冯只苦笑。 

奉军自入关后，其声势咄咄迫人，3月5日奉军一部由天津开到廊房，在车站检查往来旅客，使中外人士大吃一惊，北京国务院去电劝止，说明廊房不是戒严区，不可以检查旅客，奉军依然继续执行勤务，置之不理。而张作霖所发通电则顾左右而言他，他说：“出兵扣械，系坚元首主战之心，兵已入关，无可撤退，长江有事，即可南下应援。”他请北京政府在天坛一带指定营房以便奉军进驻，并没有等待答复，他的部属已在天坛、南城一带找兵房了。 

这时北京城内外又产生了新的恐怖，认为辫子兵复辟的局面又将重现。因为主战派军阀有联名通电保释张勋，张勋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张作霖幕中有许多复辟派，而奉军又长驱入关，直迫京师，一切都好像张勋入京前夕一样，怎不使人重惊旧事。因此，北京城内许多富豪达官纷纷出京，车站上挤满了出京的旅客，扶老携幼，恍如大难临头。 

冯国璋在总统府春藕斋举行紧急会议，报告局势的险恶，认为自己唯有引退，一边说一边把先一天未发出的通电原稿给大家传阅，与会人士苦脸相对，鸦雀无声。会议还是无结果而散，冯的通电也没有发出。 

冯在此以前，曾派财政总长王克敏到蚌埠去会晤倪嗣冲，希望倪的态度能趋缓和。这时王克敏有电给冯，说倪嗣冲对总统没有成见，只请总统起用芝老（段祺瑞），罢免李纯。另一方面，冯又接到天津的报告，说张作霖仍然拥护元首，张的目的是在铲除主和派，组织强有力的内阁。一切迹象显示皖系和主战派并不是想即刻逐冯下台，只是想进行新国会的选举。3月6日冯发表命令指定5月24日进行众议院议员的选举，6月20日进行参议院议员的选举。 

3月7日奉天方面发表张作霖和曹锟、张怀芝的往来电，张3月5日（歌）电表明他的宗旨“拥护中央，维持大局，始终团结，戡平内乱，联络同志，共救危亡。”又说天津会议将奉军编入第一路，后来又改编入第二路，他都极表同情，现已编成六个混成旅，若不开拔，则对同志为不信，对我兄为不义，各旅不日即可到徐，会合大军，敬听指挥。张作霖在这通电报中极力解释“自己毫无个人野心，自己对财产身家功名权位皆已逾量，尚复何所希冀，只以目前时局为重，弟处扩张实力，专以辅导我兄起见，此外毫无私意，若有虚言，鬼神鉴察。”曹锟3月7日的阳电是欢迎奉军入关，称赞张作霖耿耿大义，磊落光明，骨肉之交，谊共生死。请奉军集中徐州，加入第二路；还请加派一个或两个混成旅开到汉口，加入第一路。张怀芝的阳电称道奉军入关为“壮我士气，固我后援”，并称已指定韩庄为奉军南下的第一站。 

就在3月7日这天，冯把已搁置了三天的通电发出。 

冯国璋的通电发表后，情势似乎缓和了，主要原因是皖系和主战派并不想立即驱逐冯下台，所以主战派的曹锟、张怀芝、张敬尧等都有回电对冯推崇，直、鲁、苏、皖、赣等六省督军发出联名电，力斥推倒元首和准备复辟为无稽谰言。张作霖亦发表庚电（3月8日）说：“挽救时局，只我大总统一人。”不过，张作霖建议“择定总理一人，组织完全内阁，总理得人，各方同意，政令自行，切勿轻怀退志”。这是明说主战派非段祺瑞组阁不可。冯国璋假装糊涂，他复电说：“组织强有力之内阁，自系正当办法。可速联合各省，商定何人应任总理，予当依众议而行。若凭少数推举，恐各方意见不同，中央即无办法。”冯想用各省一致同意的总理来抵消主战派拥戴段祺瑞。 

3月8日，北京局势显得十分紧张，总统府处于紧急戒严状态，府学胡同段宅也有重兵把守。 

3月9日，王士珍化装逃往天津。他抵天津后，写了一封信给冯和段两位老友，他发誓决不回京任职。 

皖系在此一期间，用一切力量压迫冯国璋排斥李纯。冯虽然软弱，可是在李纯问题上却很强硬，他表示总统没有权罢免督军，如果他有罢免督军的权力，则他第一个要罢免的督军，不是李纯而是擅自率兵入关，劫取军火的张作霖，李纯如果有罪名，只是主和，主和并不犯罪，张作霖自由调兵威胁总统，比主和的罪大多了。冯请徐世昌电邀张作霖进京一谈，他说：“最好雨亭（张作霖）自己带兵去打秀山（李纯），不要逼我下一道不能执行的命令。”这时，有一部分奉军开到了韩庄，李纯连来三个电报职辞，可是他不甘示弱，在职辞电报中痛斥张作霖“派兵入关，要挟中央免纯职务，并劫夺军械，不允交还，种种情节，殊堪诧异。值此外患逼境，吉黑危在旦夕，全力御外尚虞不足，今反以大军入关，其用心奸险，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段祺瑞指使皖系的阁员在国务会议上通过议案：李纯经常请假，叫他离职养病，不开去本缺，派卢永祥代理江苏督军。冯国璋拒绝在这个命令上盖印，同时指使李纯即日销假以资抵制。段祺瑞又建议内调李纯为参谋总长，冯国璋也不同意。由于段的压力不断增加，冯才答应仿照以前处置陈光远的办法，给李纯以“革职留任”处分，段也不同意。 

3月12日极端的主战派倪嗣冲又来天津，并电邀张作霖到天津共同策动拥段组阁和罢免李纯。而奉军就是这一天在距天津50里的军粮城设立关内奉军总司令部，张作霖自兼总司令，徐树铮以副司令名义代行总司令职权。 

3月14日，冯国璋被迫只好亲到府学胡同段寓敦请段祺瑞再度组阁，段向冯表示拒绝。 

谢选骏指出：奉军首次入关——开日满组织伪军、苏联红军组织解放军入侵中国之先河。

【一三四、北洋军进占岳州】

当冯国璋在北京度他一生最痛苦也最受罪的日子时，主战派则在湖南开始了军事进攻。

北军照天津会议的决定，从湖北、江西两路进攻湖南。第一路曹锟的部队由鄂北移向鄂南，2月中旬集中蒲圻、嘉鱼一带。3月6日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移驻汀泗桥。2月27日第二路总司令张怀芝到了汉口，3月6日转赴南昌。 

曹锟成为主战派的王牌，这次出兵，他几乎把家当全部投入，除吴佩孚的第三师外，还有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三个混成旅。他任命吴佩孚为直军前敌总指挥，张敬尧虽然是援岳军总司令，可是如果讲兵力，吴佩孚所指挥的，远在张敬尧之上。至于第二路军所属虽有山东的第一师施从滨、江苏的第六混成旅张宗昌和安武军李传业等部，可是无论在数量上和素质上都不及第一路。 

张敬尧虽然号称是北洋军中的骁将，可是在这次征南的表现上，是善吹而不善战。他于2月15日抵达汉口时，曾发出通电说：“敬尧百战余生，对于杀敌致果，甘之如饴，复何所畏？”一到蒲圻，又发出占领蒲圻的捷电，这个捷电使北洋主战派声势为之一壮，同声为这位百战余生的张将军鼓掌。可是隔了不几天南军方面的湘军总司令程潜却通电讥笑这封捷电，他说：“我联军（指南军）进驻岳州后分守湘边，并无一卒越及鄂境，北兵攻克蒲圻之说，不知从何说起？”原来南军从未占领湖北的蒲圻，张敬尧的北军在蒲圻也未发过一枪一弹，这封捷报只是吹牛的捷报。 

北军方面，真正打前敌的是吴佩孚。南北停战期间，自蒲圻以南到岳州以北，都成了“无兵地带”。北军自岳州退出后，一直退到蒲圻，以避免和南军接触，所以说北军不战而退是不敢战，南军有险不守是不肯守，因为守岳州应该在羊楼司一带高地布防，结果吴佩孚的军队长驱南下，直抵羊楼司，吴师前进，才把蒲圻让给张敬尧接防，想不到张敬尧竟以此虚报战功。 

这位吹牛吹出纰漏的张敬尧，只会抽大烟和纵兵殃民。对他的长官“秀帅夫子”则破口大骂，喊打喊杀。主战派号称包括16省区，平日只知道鼓动政潮，反抗总统，谩骂国会，结果还没有和南军接触，就闹出不少的笑话；加上军风纪之坏，让人民为之切齿。因此使这次打湖南的战争，让一个不怎么知名的吴佩孚出了风头。吴佩孚进驻羊楼司的捷电，比张敬尧的就真实得多，虽然羊楼司也是南军自动放弃的，可是究竟吴佩孚已经接触了南军的最前线了。 

北军第二路军总司令张怀芝有两种心理使他战意消沉，一是因第一路军总司令曹锟取得了节制两湖的地位，希望北京政府也能给他相同地位的官衔；二是他手下的第五师师长张树元想取得继承他为山东督军的地位，使他放不下心。2月21日北京政府任命他为湘赣检阅使。他并不满意，于是天天说动身，天天都不动身。最后实在推脱不了才于2月27日到汉口。 

张怀芝字子志，是山东东阿县人，30年前是县中一个破落户，白天在街上游荡，晚上则在庙里寄宿。有一晚竟然梦见庙神向他道贺，说他将来会做抚台，受此鼓动他就投军，一步一步往上爬，民国5年5月30日他继靳云鹏之后为济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果然衣锦还乡，是个抚台身份了。他很感激庙神的显梦，乃重修庙宇，为庙神塑金以答神麻，山东人传为“美谈”。 

张怀芝虽然出身微贱，可是做了大官后，对属员倨傲无比，常连名带姓直呼部下，如果加官衔则多一个字，如参谋长为参谋长儿，副官长为副官长儿。 

当时督军可以随便把省长驱逐而自兼省长，张怀芝驱走山东省长孙发绪后，即亲赴省长公署，他把公署中各要员的姓名都写在签条上，装在口袋里，遇有公事要办，便随手在口袋里抽出一支来，抽中那个人的名字，就派那一个去办事，于是省府阖署的官员没有一个敢离职，都小心翼翼地等待督军兼省长在口袋中抽签条。省署内务厅长姚鹏是一位老名士，历任省长都很敬重他，有一天他因赴宴未归，刚好张怀芝抽中了他，找不到人，等他回来，张怀芝大呼：“责打军棍二百”。大家纷纷替姚求情，才罚他写了张“欠打”的条子了事。 

有一天张怀芝在督署召见政务厅长陈干和济南道尹唐柯三，偶然谈到各县知事常有被告的事，陈干随口吹了一个牛，他说：“如果我当县知事，一定不会有人告我。”张怀芝点了点头，怎知第二天省长公署就发布了一道人事命令，把政务厅长陈干调委为泰安县知事。政务厅长等于今天的民政厅长，比县长大得多，把厅长降级为县长，除非是厅长犯了极大的错误，可是陈干只是随便说了一句话，就从厅长降为县长，气得陈干弃官逃往北京，不敢回山东任职。 

5年12月13日张督军忽然在盛怒中把儿子“绑送军法处讯办”。大家又向他求情，他挥着粗大的拳头说：“你们难道不晓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道理吗？”有一天他传见山东籍候补县知事180余人到署训话，他说：“你们各人有各人指定的省份，同样的地皮，何以不刮外省而向本省来刮！我年轻当兵的时候拿稳宗旨，不升官便去做强盗，我决不在本省做强盗，一因于心不忍，二则做强盗发了财，本乡本土知道财的来源，我不能逢人夸耀。你们这一批知事真是太不知事了！” 

山东政费支绌，他提议官吏减薪以为之倡。大小官员一律按八成发薪，秘书把减薪名册呈上去，他动笔把本人减薪一千元的一项涂销。 

湖南战争从7年3月上旬开始，由吴佩孚的直军担任进攻岳州，吴以第三师师长兼任前敌总指挥，指挥部队有第五旅旅长张学颜、第六旅旅长张福来，还有直军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第二混成旅旅长阎相文，第三混成旅旅长萧耀南。兵力共5万人。助战的有北洋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所派的五艘兵舰，楚观、江鲲、江利、江犀、江贞。岳州既无险可守，江防上又没有海军，加以联帅谭浩明没有战志，因此岳州之战未经接触胜负形势已定。 

3月10日吴佩孚宣告占领羊楼司。17日没有遇到坚强的抵抗便进入岳州。吴佩孚连续发出三通捷电，都是盛称南军奋勇抵抗，寸土必争，而北军神勇无敌，攻无不胜，战无不克。其实都是夸大其辞。最妙的是北军授岳总司令张敬尧率部在吴佩孚军的后面也公然发出捷报说：“一星期下岳州，旬日之内可攻克长沙。” 

北军虽然于3月17日进占岳州，但只是些先头部队，当天晚上，南军前线有一批部队不知道岳州已经放弃，盲目地退入岳州，刚入岳州的北军疑心中了埋伏，乃仓皇退出，同时通知海军炮轰，以洞庭湖配合作战的北军军舰乃不分皂白地向得而复失的岳州城乱轰一通。这支南军乃匆匆退却。18日北军才又第二次占领岳州。 

北军第七师担任进攻平江。平江南军于3月17日撤退，北军第七师沿着通城平江大道前进，一路上展开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他们强指乡下人是南军便衣队，把路上的壮年人完全杀光，抢劫、奸淫、无所不为。妇女们纷纷逃到山洞里避难，又遇上倾盆大雨，饥寒交迫，有一个山洞中就发现300多名妇女奄奄一息，还有不计其数投井自杀的妇女。 

张敬尧率军于22日开进平江，宣布“三天不封刀”，纵兵抢掠，三天后才布告安民，布告虽然出了，烧杀抢掠照旧公行。 

北军展开军事行动后，连战皆捷，岳州攻克后，北京政府下令嘉奖，电文如下： 

“据第一路总司令两湖宣抚使曹锟，援岳总司令张敬尧，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迭次电呈，分路规复岳州，水陆兼进，所向有功，先后于月塘嘴、羊楼司、通城、临湘、古米山、九岭、白葛岭、天岳关等处，连次激战，迭获胜利，节节进逼。三月十七日，攻破岳州。逆军顽强抗拒，相持不退，经我军奋力攻击，并由舰队掩护业于十八日将岳州克复各等语。此次出师攻岳，自开始攻击以来，为期不过旬日，屡夺要隘，遂克名城，实由该总司令等调度有方，各将士忠勇用命，用能迅奏肤功，拯民水火，览电殊深嘉慰。仍着该总司令等，遂照电令计划，督率所部，奋勇进取，并先查明此次在事出力各将士，分别等差，呈请优奖。其阵亡被伤官兵，并准优予议恤，以昭激励而慰英魂。第念岳州临湘一带，人民重罹兵燹，流离颠沛，弗安厥居，损失赀财，危及身命，哀我湘民，叠被荼毒，与言及此，惨怛良深！应由宣抚使曹锟，迅派妥员，各路查明，加意抚恤，安集劳徕，各安生业。用副吊民伐罪之至意。此令。” 

谢选骏指出：北洋军进占岳州，打破了南北朝对峙的权力平衡，最终引起了北伐军统一东北的反攻，以及日满伪军和苏联红军解放军的反反攻——现代南北朝的反复拉锯战无休止。

【一三五、段祺瑞三度组阁】

民国7年3月18日北军攻占岳州，捷讯到达北京，冯国璋仍想贯彻他的和平主张：“北军对南的军事行动以岳州为止”。他认为岳州既已收复，北洋派的声威得到恢复，而桂系又愿意谈和，则何必一定要劳师动众，对南用兵。他的主张正在拟成命令尚未发出时，3月19日接到了督军们的联名电报，这通电报以曹锟为首，包括长江三督在内，共有15省三特区的北洋军阀们，他们要求段祺瑞再起组阁，内云：“锟等互相约定，我公复任揆席，则同人誓当一致，共扶危局，否则亦惟从公高蹈，不问世事，全国安危，同人离合，均系我公一身。”冯接到这个电报，简直像接到哀的美敦书一样，没奈何只好再请段勉应众命，以北洋团体为重，接受组阁大命。段仍表示“无意于此”；冯则指天誓日地表示愿与段同生死，共患难。并且自动承认五个条件：（一）参陆办公处仍然迁回国务院，以靳云鹏为主任以代师景云。（二）国务院决议，总统保证不擅改一字。（三）阁员由总理选择，不必征求总统同意。（四）公府秘书长由总理推荐。（五）中央（指总统）致各省的电报，须由院方核发。 

3月23日大总统令准署国务总理王士珍辞职，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24日派张志潭为国务院秘书长。25日参陆办公处迁回国务院。27日令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28日令改海军总司令为特任，以蓝建枢为总司令。29日令陆徵祥复任外交总长，钱能训为内务总长，段芝贵为陆军总长，刘冠雄为海军总长，傅增湘为教育总长，朱深为司法总长，田文烈为农商总长，曹汝霖为交通总长兼署财政总长，吴鼎昌为财政次长。4月4日晋授曹锟勋一位，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授予张敬尧一等文虎章，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授予吴佩孚勋三位，二等大绶宝光嘉禾章。犒赏攻克岳州和长沙的将士各30万元。另以6万元赈济湘灾。 

新任参陆办公处主任靳云鹏和徐树铮、吴光新、傅良佐四人是段祺瑞手下的四大金刚，四大金刚中以徐树铮最能呼风唤雨。新任国务院秘书长张志潭字远伯，是徐树铮很赏识的人，徐原来做国务院秘书长时，张是秘书，一切大小事徐都和张商量，徐曾告张国淦说：“远伯才气高，我希望他将来可以接替我。”段这次组阁后，徐树铮是扭转局势的大功臣，所以重要人事都是徐的安排。不过徐树铮后来却和张志潭闹翻。 

段第三度复任总理，上台后第一件事就是通令各省，称北军为“国军”，南军为“敌军”，不许再用北军、南军字样。这表示段要把武力政策进行到底。而段的宠臣徐树铮得意洋洋地到北京来祝贺新内阁时，也公开表示“不打到广州决不罢兵”。 

段确定了对四川、湖南、广东三省进兵的第三期作战计划：（一）湖南战场仍以直军为主力，俟湘东之“敌”肃清，即抽调张怀芝的第二路为进攻广东主力，同时令江西的“国军”向南雄推进，福建的“国军”向潮汕推进，会合广东境内龙济光军四路进攻。（二）以奉军为进攻四川主力，分为两路，一路由鄂西入川东，一路由陕南入川北，会合陕军和刘存厚的川军进攻。 

同时电前线将士予以嘉奖，电云： 

“据第一路总司令两湖宣抚使曹锟，总司令湖南督军张敬尧等，迭次电称：‘各军自三月十八日克复岳州后，节节进攻，分途收复平江湘阴两城。二十五日，由同山口进窥长沙，逆军处处死抗，经我军协力痛击，星夜追逐，逆势不支，遂于二十六日将长沙省城完全克复’等语。此次各军激于义愤，忠勇奋发，由岳州取长沙，曾不数日，力下坚城。该总司令等督率有方，各将士忍饥转战，嘉慰之余，尤深轸念。所有在事出力官兵，着先行呈明，分别呈请优奖，仍即督饬各军，乘胜收复县邑，以奠全湘。所有地方被难人民，流离荡析，并着查明，妥为抚恤。用副国家绥辑劳徕之至意。此令。” 

段对于北军在湖南战场的胜利，认为武力统一指日可以实现，而北军一定可以击败南军。其实这时刘存厚在四川已不能立定，龙济光在广东也节节失败，可是段完全不在意。 

段内阁这次组织后，冯国璋是完全低头了，就是主和的实力分子长江三督也不敢唱反调。这时政局中的大红人是徐树铮，李纯也竭力拉拢徐，江西督军陈光远公开表示接受第三期作战计划。到此时期，直系已完全屈服于皖系。 

段论功行赏。徐树铮应居首功，于是他到了北京，不仅段内阁的人事他有决定大权，对南军事也由他主持，同时他还包办了新国会的选举。4月7日另一皖系大将倪嗣冲来到北京，极力主张以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选举权，即日进行总统选举。可是徐树铮认为新国会在三四个月内就要成立，由新国会选举总统是合法的，因此不必提早总统选举，而且提早总统选举是不合法。 

徐树铮这时策划的新国会就是后来著名的安福国会。 

自段祺瑞第三度组阁后，徐树铮就成为那时期的政坛宠儿。他也踌躇满志，以段阁后台自居。有人说当时的北京政府，一切军国大计都在段手中，而段则一切取决于徐，他简直是内阁中的内阁，总理下面的总理。 

段祺瑞刚愎，可是他却宠信徐树铮。小徐才气高却不成熟，他做任何事都使人侧目，段的政治麻烦多数出在小徐身上。这一时期，小徐极力排斥直系，这是段所乐见的。可是他也不容段系中有其他的红人，靳云鹏和小徐都是名列段手下的四大金刚，靳云鹏当了参陆办公处主任，小徐是不高兴的，于是他专门和靳作对，靳只得请假不办公，军事大权便落到小徐的手中。国务院秘书长张志潭本是他推荐的，不知怎的他也不满意张，张也只得辞职。段的文武两大幕僚都和小徐闹翻，其不能容人，于此可见。奇怪的是，段也不能容人，可是却容一个飞扬跋扈的徐树铮。 

徐树铮迫走靳云鹏后，段系内部便起了分化。 

这时候，徐树铮想做直隶督军，他想把曹锟再升一级，升曹为两湖巡阅使兼湖北督军，调湖北督军为江苏督军，这样既解决了李纯，又打击了直系，更为自己开了一条路，实在是“一石二鸟”的如意算盘。他认为曹锟由一省督军上升为两省的巡阅使，又仍掌一省督军，应该会心满意足的，如果曹锟同意，自己的直隶督军便垂手可得。不料这个消息传出后，曹锟大为光火，认为这是明升暗降，故意调虎离山，因此4月4日打了一通电报给北京政府，请辞两湖宣抚使，在未获批准前先请假一个月，以便到信阳鸡公山养疴。当时北洋军人常用辞职或养病来威胁政府；与曹的行动配合的，是前线总司令吴佩孚亦致电北京，称因所部作战疲劳，请将全军调回直隶休息。这是表示吴部随时可以撤军北返。 

曹锟是主战派的第一号大将，湖南的捷讯刚好挽回了北洋派威信，而吴部又是湖南战场上的主力，如果曹锟真的倦勤，吴部真的撤回，则段祺瑞武力平南的政策就功败垂成，付诸流水。因此，徐树铮这一遭碰了大钉子。段为了解释误会，特要徐树铮亲自跑到汉口来向曹锟道歉，劝阻曹锟不要辞职或请假，也劝曹令吴佩孚不要从战场上撤退。 

徐树铮在汉口同时部署了新的作战计划，他打算把调往四川作战的奉军改调到湖南战场上，用以监视直军，以防直军作战不力或撤退。 

段原来部署的第三期作战计划是西战场与南战场双管齐下，现在徐则把西战场推迟一下，集中全力解决南战场。徐这计划段没有完全同意。 

段祺瑞三度组阁前，一切有利的情势都倾向于他，可是等他上台后，情况就两样了，皖系和主战派的军阀拥护他是自有打算的，希望因为作战而能分到日本的借款和军火，同时因为作战而各自可以截留国税，买马招兵。奉军入关前劫夺了一批军火，段上台不久，第三批从日本运来的军火又在塘沽被奉军劫收。 

如果照第三期的北军对南作战计划，一个月打下湖南，三个月平定两广，至多半年内就可以完成全国武力统一。可是天下事就是那么不如人愿，在湖南作战的直军，于占领长沙后，借口饷械不敷，进兵缓慢。 

段鉴于前方军事进行不如理想，而主战派内部又不和睦，乃决定自己“南巡”到汉口召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会议，会议的目的是消除前方厌战气氛，积极地打仗，同时要消灭主战派内部的裂痕，尤其是直皖两系的裂痕，从而促成北洋派的大团结，以便部署对西南五省的全面进攻。因为北京的政治形势已成一面倒，新国会召集后，总统即将改选，今后段将是北洋派唯一的领袖，所以更有必要先进行大团结工作。 

段在国务会议上提出南巡计划，全体阁员都加反对，他们的反对也是有理由的，不久之前冯国璋以总统之尊曾往“南巡”，使得人心惶惶，如今总理又要南巡，岂不更增政局的不安，加深了时局的复杂性。 

段不顾阁员的反对，决定南巡，先发电给李纯、陈光远、张敬尧、张怀芝到汉口参加这个会议。 

4月20日段由京汉铁路南行，21日经过郑州，河南督军赵倜登车随行。22日抵汉口，本当在大智门车站下车，但是为了到刘园访问曹锟方便起见，改在循礼门下车。从循礼门到刘园的曹锟司令部，沿途军警林立，断绝交通，禁止临街偷望，真是十步一岗，五步一警。武汉人民第一次看到内阁总理的威风场面。 

可是，段所召集的督军会议却异常冷落，被邀请参加会议的四个督军，没有一个前来汉口参加。李纯和陈光远是主和的直系，心中有所顾忌，自然不敢赴会；而主战的张怀芝和张敬尧也托词“军情紧急”而不与会。原来张怀芝和曹锟有了隔阂。曹锟驻节汉口时，《顺天时报》说他曾在青楼中选到一位姨太太，张怀芝是曹锟把兄，就去电责曹不应“军中行乐”。曹大为光火，认为张根据“无稽之言”破坏他的名誉，从此便和张断绝往来。至于张敬尧则不敢离开长沙，因他自知在湖南不受人喜欢，卧榻之旁又有他人鼾睡，吴佩孚有战功又有人缘，如果他离开长沙，吴佩孚可能会取他的督军位子，所以也不敢前赴汉口。 

段觉得张怀芝是第二路军统帅，如不与会，汉口的督军会议势必流产，所以一定要张来，并命他接到电报立刻动身。24日张怀芝到了汉口，段在曹锟和张怀芝之间作了调人，张向曹道歉了事。 

段祺瑞在汉口主持的军事会议，参加者有曹锟、张怀芝、王占元、赵倜四个督军，徐树铮当然也参加，其他各省江苏、江西、湖南、安徽、山西、陕西、奉天督军则派代表出席。 

段在会议上说明团结北洋派的重要性和贯彻对南作战方针的决定，然后提出第四期作战计划，发交有关各省按照计划执行。关于总统问题，主战派内部存在不同的两种意见：一种是主张以临时参议院代行选举权，选举总统；一种主张迅速召集新国会以便如期进行总统的选举。段决定采取后一种办法。 

曹锟和王占元联合请求恢复陈光远的原官，撤销王汝贤、范国璋二人的处分，对冯玉祥不究既往。这样一来，汉口的督军会议变成了对直系的缓和态度。这是因为曹锟态度大变。天下事就是如此奇怪，曹锟以直系的一分子，忽然转变为督军团盟主和主战派领袖，段祺瑞再起组阁，他是重要的一分子，现在他表示要对直系和好，也正符合段的北洋派大团结的要求，因此汉口会议便促成皖系对直系和善的决定。 

汉口军事会议结束后，曹锟、张怀芝、倪嗣冲于4月26日联合电请政府迅速召集新国会。北京国务院于5月4日通电否认要以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的一切职权。 

为了真的表示对直系的宽大，以达到北洋派大团结的目的，段又电约倪嗣冲、卢永祥两人先到南京等候。25日晚段由汉口动身，乘楚材军舰东下，因马力开得太足，撞沉了招商局的江宽号，溺死乘客近千人，楚材号负伤停驶，段换乘护送舰楚泰号鼓掉疾驰而去。26日在九江和陈光远见面。27日到南京和李纯见面。并且在李、倪、卢三人间做和事佬。27日晚由津浦路北返，28日回到北京。 

段在南巡期间，全国掀起了反对中日密约的浪潮。原来段在任参战督办时，以参战为名和日本洽商借款，名义上是编练参战军，实际是拿日本借款进行个人建军工作，并以一部分作为征南战费和筹备新国会之用，这些交涉不要说冯国璋不知道，连北京外交部也不知道。段组阁后，日本更提出四项条件：（一）共同出兵西伯利亚，由日军指挥华军。（二）发行军用票。（三）临时管理中国交通、军械、实业、经济、教育、外交。（四）合组运输大同盟。日方要中国严守秘密。3月24日中日双方交换照会，消息当然关不住，于是全国便掀起了反对中日秘密外交以及反对继续用兵的高潮。段在武汉也受到压迫，武汉各团体和商会都派代表直接请愿停止内争，段自然不予接见。段的苦恼是刚好压制了直系主和，可是全国性的反战，使他“武力统一”的政策又受到打击。因此他的南巡，毫无成绩可言。 

谢选骏指出：段祺瑞三度组阁，因为不懂“三省吾身”——“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

【一三六、南方军阀各行其是】

北方直系和桂系纠缠不清，如果西南军人真能在护法旗帜下拥戴孙中山，那么南北局势就会改观了。可惜西南军阀们对孙并不支持，桂系对国民党也不合作，因此南方局势也和北方局势一样复杂。 

在广州，桂系有桂系的力量，地方军人是地方军人的力量，国民党是国民党的力量，6年11月30日，广东新任督军莫荣新前赴江岸迎接来自上海的伍廷芳，被人行刺未中。广东地方派军人也和桂系发生磨擦，省长李耀汉以辞职为示威手段，国民党程璧光等乘机推胡汉民继任广东省长，但是警卫军将领联名通电反对更动省长，李耀汉又于12月1日自动复职。李以肇庆为大本营，俨然自成一国，与在广州的福军司令李福林，警卫军统领兼警务处长魏邦平等联结一气，桂系对他们无能为力。 

在广东还有一支滇军，共有两师，是第三师和第四师。这时也发生了分化，唐继尧因为在四川作战不利，下令调这支滇军回云南，准备移赴四川作战。滇军第三师师长张开儒置之不理，第四师师长方声涛是福建人，自己想向福建发展，已把师部移驻东江，准备协助陈炯明的粤军进攻福建。因此滇军遂分为两支力量，同时滇系和桂系都争取这支军队的领导权。唐继尧委托李烈钧为驻粤联络员兼驻粤滇军统帅，桂系也委托与滇军有历史的李根源督办北江防务。李烈钧和李根源同是士官同学，又在护国之役并肩作战，可是这时却为了滇军领导权发生了磨擦。 

直系和桂系勾结时，直系要求桂系取消自主，解散军政府和非常国会，桂系没有完全照直系的要求做，是因为自身也有困难，一方面北方主战派还叫嚣讨伐，不能自乱阵容：一方面国民党也有武力，尤其是海军，因此投鼠忌器。不过桂系并不拥护国民党，而是暗中勾结西南各省的实力派，组织“护法各省联合会”，以拆护法军政府的台。 

桂系的骑墙手段，让孙中山大为愤怒，因此亦积极充实国民党的实力，争取广东地方派军人为同盟军，派人到各县招收民军以扩充自己实力。广东督军莫荣新通令各县，要把孙所委派的招兵委员当做土匪就地枪决，单是增城一县就有69名招兵委员被杀。孙痛感两广军阀太没有革命观念，因此想带兵到福建另谋发展，但桂系又不肯给予物资支援。12月下旬又有两个招兵委员在广州被捕，孙写信给莫荣新要求保释，莫竟连信都不回就把两人枪决了，这使得孙忍无可忍。 

民国7年1月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密令海军、滇军和地方军人举行一次军事突袭，以推翻桂系在广东的统治。海军豫章、同安两舰接到命令后，按照指定时间开出广州，向观音山发炮作为起事信号。炮弹打到观音山，广东督军莫荣新急忙传令熄灭灯火，避免目标暴露，同时不许开炮还击，并打电话到海琛舰的海军总长办公室，请程璧光调处。程立即派海琛舰向豫章、同安两舰传令停止炮击，并令两舰开回省城。这两舰发炮后没有获得陆军响应，又接到长官命令，只好开回省城，两个舰长且受撤职处分。 

程璧光虽是国民党，可是他不赞成激进，且反对广东内部分裂，早在6年11月15日孙中山曾命令海军炮击观音山以驱逐前任督军陈炳焜，就因为程璧光反对而未实现，这次孙因为获得地方派军人所表示的支持，才避开程璧光而直接下令，如果当时各方都支持孙的决定，桂系是可能被赶出广东的。无奈当时大家都为自己打算，意见不统一，行动不坚强，所以孙想驱逐桂系出广东的计划遂告流产。 

莫荣新应付海军战舰的攻击是冷静而不还击，这个手段非常高明。 

第二天国民党元老和桂系对这一突发事件一致主张进行调解。孙中山向桂系提出五个条件：（一）承认军政府为护法各省的最高领导机构，（二）承认大元帅有统率军队的全权，（三）承认广东督军由广东人选任，必要时大元帅得加以任免，（四）被捕民军代表交军政府处理，（五）广东外交人员由军政府任命。莫荣新回答说：第一至第三条须向陆巡阅使请示，第四、第五两条修改为“须得军政府的同意”。莫荣新的答复，等于一个条件也没接受。不过护法军政府和桂系之间的紧张情势总算告了一个段落。大元帅府新任参军长黄大伟发表了一个文告，公开指斥桂系军阀“戴冯拒段，停战乞和”，不过末了说：“督军勇于认错，愿意表示歉忱。” 

1月9日孙中山招待各界人士说明这次事件真相，强调“军政府是中华民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如果说不承认军政府，又不承认北京政府，中国岂不是一个无政府的国家。”接着孙指出军政府成立以来，由于地方当局不合作，以致形同虚设，贻误戎机。至于谈到这次炮击观音山的问题，孙表示：莫督军既未开炮还击，又能接受条件，军政府有了生路，也就不必苛求了。最后用光明磊落的口气说：自己愿意率一支军队北伐，以减轻广东人民的负担，宁可在外面讨饭，也不愿加重广东地方的因扰。 

孙中山下令炮击观音山一事，莫荣新并未向外宣布，他对这事的布告是把这次事变说成是龙济光党徒的破坏行为。不料孙却公布了内情，可是莫荣新仍于9日下午发出一个布告，咬定这是龙党造谣生事，冀起内讧。并说： 

“本督军年已六十余，从戎四十余年，生平无所畏惧。以后如有叛徒扰乱治安，自应立即剿办。倘夜间变起仓卒，尔商民人等应即闭门静坐，以待解决。” 

在海南岛虎视耽耽的龙济光对莫荣新的说法予以讥笑，他通电说： 

“顷接莫代督支日电称，江夜有龙党在省城内开炮，意图扰乱，经派队探剿，天明时匪党四散无踪等语。查敝军出巡，只在阳江高雷各属，尚未开赴省城。如果江夜有人在省城开炮，其势当亦不小。省城为根本重地，军警林立，何至当地毫无捕获，致令四散无踪。莫代督电称系敝军所为，似系于仓卒之间，未加细察。惟济光负有地方之责，筹防未及，致令匪徒滋扰，阅电之余，惶悚无地。省城兵力不敷，如须相助，请即电知，自当兼程前来，以尽职守。” 

龙济光的“相助”就是进兵广东大陆，6年12月11日他在琼州发出通电接受北京政府所任命的两广巡阅使。这个职位原来是陆荣廷的，皖系要联龙倒陆，所以改派龙为两广巡阅使。而陆荣廷居然于12月14日发表盐电表示“遵命交卸”。不过莫荣新、李耀汉都通电不承认龙为巡阅使。莫荣新、李烈钧、程璧光、陈炯明亦联名要讨伐龙济光。 

龙济光接奉两广巡阅使名义后即电令两广督军克日取消自主。同时即派兵在徐闻登陆，占领雷州半岛及沿海数县。这时桂军正集中力量于潮梅地区，与被段祺瑞收买的莫擎宇以及由福建开来援助莫擎宇的北军臧致平旅作战，潮梅虽然收复，又遇上广州局势紧张，所以龙济光所派的军队得以深入广东内陆，进占阳春和阳江一带。 

西南的困难和北方一样，且有过之，西南两大军阀，陆荣廷进行大广西主义，以桂军控制两广扩及湖南；唐继尧进行大云南主义，视川黔为势力范围。结果在广东有粤桂滇军之争，在四川有川滇黔军之争。而唐陆互争西南盟主，只求北洋势力不渗入他们势力范围内，而以一致对外的美名向北方军阀讨价还价。西南各省内亦有野心较小的军阀与北方勾结，如四川的刘存厚、湖南的陈复初、广东的莫擎宇。都勾结北方。 

在这种复杂情势下，孙中山的处境是多么的困难。 

当李纯和主战派展开电报战时，西南各省实力派联名通电支持李纯，挽留和声援他。谭浩明故意地把曹锟列为直系主和四督之一，欢迎他宣抚两湖，早日过湘一叙。 

七年1月20日滇、桂两系军阀所策动的“护法各省联合会”，在广州成立，各省代表在督署举行宣誓，并推举唐继尧、陆荣廷、程璧光为联合会的军事代表，伍廷芳为外交代表，唐绍仪为财政代表。尽管北方主战派要真刀真枪，讨伐南军，可是西南方面仍希望赖直系的折衡，南北能够和谈，所以西南实力派除成立了联合会，准备拆广州军政府的台而外，又预先推定岑春煊为南方议和总代表，并且仍通过李纯催促北京政府从速和谈。 

南北分裂局势已成，皖系的武力统一政策无法实现，直系的和平混一政策也无可能。于是有人便提倡“联省自治”。主张以省为自治单位，由各省省议会制定省宪法，然后依照美国的联邦制，联合各省组成一个“联省自治政府”。他们提倡地方分权制，反对中央集权制。 

早在袁世凯称帝时，梁启超就主张地方分权，后来梁领导的研究系加入了主张中央集权和武力统一的段内阁，因此就把这一主张扔在一旁，现在他们又旧话重提。 

联省自治的策动者是熊希龄，他有一封长信给岑春煊说：“今欲行中央集权之统一政治，此后日见其难，实不如改行地方分权之联邦政治，当可徐善其后。” 

联省自治的呼声，正符合西南各省议会及各团体所提倡的，以本省人治本省的要求。这个政策也符合各省小军阀和地方主义者保持地盘和权位，因此联省自治的要求一时大为蓬勃。 

谭延闿是第一个响应这个学说的人，他和熊希龄有深厚的关系，他本来寄望于桂系支持，可是当南军占领长沙后，谭浩明一手控制湖南军政，根本不把谭延闿放在眼中，冯国璋虽然在6年12月7日任命他为湖南省长兼署督军，但桂系却置之不理，使他逗留上海，无法回到长沙，因此这时他在岑春煊之后，以“调人”姿态出现，与岑联名电请北军不进攻岳州，他表示愿回湖南进行调解。 

桂系鉴于北方主战派一定要进攻湖南，与其因控制湖南而冒战争危险，倒不如放弃湖南，让谭延闿回来，将湖南划为南北的军事缓冲地带。冯国璋亦认为谭延闿回湘可作挽救和平的一线希望。如果谭能说服桂军先退出湖南，则主战派没有理由再坚持军事进攻。 

谭要求在他返湘前北京政府再下一道停战令，可是冯没有这个胆量，只责成谭在返湘经过汉口时和曹锟王占元直接协商，俾能将军事进攻推迟一步。 

北军在湖南要发动攻势时，北方的直系和南方的桂系仍作挽救和平的最后努力。谭延闿在桂系授意下，于3月3日由上海到南京，他提出一个和谈的先决条件，就是南军愿意先退出岳州，但北军也不进驻。与谭延闿的奔走同时的，还有各省省议会，他们准备在南京举行联席会议，推进南北和谈。李纯把谭延闿的建议转达到北京，同时主张把国会问题提交各省议会联席会议解决。 

桂系透过直系进行和谈的努力是徒劳无益的，因为直系这时对于南北和谈已发生不了作用，冯国璋已完全屈服于北洋主战派。所以李纯的建议和主张，冯无法明确表示，只复电要谭延闿自己到汉口和曹锟等协商解决。3月10日。北军已经向湘北进攻，谭延闿只好扫兴地回到上海。 

谢选骏指出：人说“北方直系和桂系纠缠不清，如果西南军人真能在护法旗帜下拥戴孙中山，那么南北局势就会改观了。可惜西南军阀们对孙并不支持，桂系对国民党也不合作，因此南方局势也和北方局势一样复杂。 ”——我看就算孙中山和国民党掌了权，情况也是一样复杂，因为人各有志、各怀鬼胎。好在孙中山握有美国护照，周游列国之余，还靠治外法权的保护，煽动中国内战！

【一三七、湖南战役】

在北军进攻岳州前夕，桂系不知怎的，谭浩明竟丝毫未做作战准备。南军的部署是：湘军赵恒惕师在岳州，刘建藩部在平江，桂军马济、韦荣昌、陆裕光等部则在湘军的后方作总预备队。这种部署表示桂系对于抵抗北军根本没有决心，不止是没有决心，而且还有私心打算在这场战争中，胜了既保全实力又有战功，打败了则先退却。 

如果说桂系懂得政治，会利用政治矛盾，倒是很正确的，自民国5年倒袁以来，陆荣廷统治广西，兼及广东，一直是用政治手段。他对北方是采取联冯抗段的策略，利用直系牵制皖系。他所希望的，是制造直皖矛盾，扩大他们的矛盾，达到北洋分裂和直皖战争，如此桂系即可坐收渔人之利，所以他不愿意真的打仗，尤其不愿桂系首当其冲和皖系作战。桂系最好“坐”以待变，“拖”以求变。 

当北方主战派抬头，皖系已经挥军南下时，桂系知道湖南战争无法避免，认为湘军和桂军无法抵抗北军，这是场没有希望的战争，因此桂系的决定是尽量保全桂军的实力，战争爆发时，宁可让湘军在前线，桂军则设法在必要时安全撤退，保存实力。 

北军两路进兵湖南，长沙和岳州腹背受敌，南军在抗御北军的形势上十分不利。这时，桂军早先唱出湖南是两广门户的论调也放弃了。桂系的消极态度，让湘军士气受到严重的打击。早在南军进占岳州时，湘军将领就主张乘胜进攻武汉，至少也应占领鄂南一带有利地形作为岳州的外围据点，可是谭浩明下令不许入湖北一步。当北军南下时，南军作战形势非常不利，而更不利的，是桂军准备不战而退，湘军不能单独作战。同时桂军歧视湘军，无论在军火和军费上，桂湘军的待遇都不公平，这也是让湘军愤愤不平的，因此湖南战争还没有开始，南方弱点已经暴露出来了。 

南军放弃岳州时，属于桂系的南军联帅谭浩明还在长沙向商会逼索军饷，并且布告说：“岳阳小挫，军事之常，本帅坐镇，自有主张。” 

7年3月25日，长沙城内才发现这位自有主张的联帅已经先一日开溜了。湘军上级军官也不知下落，顿时长沙陷于无政府状态。长沙在过去数年已经有过好几次“易手”的经验，每次南北军“换防”时，中间总有一个真空时间，在那空档中，长沙的团体总是要组织一个维持会之类机构，可是这次却因为风闻张敬尧军杀掠过甚而让地方上有资望的人裹足不前。同时前方一批一批士兵退下来，没有人照料，既找不到长官，又找不到食宿之所。疲困饥饿，怒火中烧，一时愤无可泄，就向长沙城内各商店和住宅大肆抢劫，先在八角亭、黄道街、坡子街一带商业中心抢掠，随后遍及全城，一批去了，一批又来，致使商店关门，街上罢市，许多商店门外都贴了这样一张声明：“本店被劫一空，无货应市。”长沙市民这次对于保卫他们的湘军失望达于极点。 

3月26日，直军未遇抵抗进入长沙，吴佩孚攻下长沙后，向南军直追，径扑湘潭，把长沙交给了残暴的北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 

原来，张敬尧一直未上前线，他在岳州攻克后才到九江督师，一路上勒索巨款，干涉民财各政，军队抓伕，要花姑娘，外国记者所发电讯如此形容：“此辈剿匪不足而剿民则有余。平江兵劫，即为该部之所为。妇女投河自尽者颇多，南北之见过于敌国，因仇南军而仇南人，湘人如被征服之民。随营北人多为徐淮间积盗，与北兵坐地分赃，惟第三师则无之。” 

北军占领长沙后，分为三路向前推进：中路直军进攻衡山、衡阳，右翼第七师进攻湘乡、宝庆，左翼第二路军进攻醴陵、攸县。直军在吴佩孚指挥下本来进军神速，攻势锐猛，可是慢慢地就迟缓下来，这当然因为政治原因，第一是曹锟和徐树铮之间发生了新的龃龉，影响了直军的情绪，同时因左右两翼的军队不能像中路那么神速，配合不上，所以吴军也不敢孤军深入。 

南军方面并不因为北军攻势迟缓而反攻，相反的，从4月下旬起，桂系又将大部分桂军撤回广东，谭浩明也于22日离开衡阳到永州，这显示出桂系的不抵抗政策。湘军因为桂系撤退，也只有急速后撤。23日程潜离开衡阳，24日直军兵不血刃进驻衡阳。 

担任左翼进攻的第二路军被胜利冲昏了头脑，认为只要前进就会胜利，因此本来进军极慢，也改变为快攻急进，果然垂手而得醴陵、攸县，张怀芝忘了穷寇莫追是兵家的大忌，他们的前进，使到湘军撤退不及，桂系也怕北军穷追不舍。因此4月26日湘军赵恒惕、刘建藩部对跟踪而来的北军予以反击，已经向韶关退却的桂军马济部，也迅速调回来接应湘军。湘军只有3000人，桂军也只有1万人，北军第二路军却有两万多人，正在乘胜直进的锐气上，不料赵恒惕的湘桂军竟发动反攻，一举而收复攸县，再举而克醴陵，张怀芝部大将施从滨仓皇遁逃，赵军与北兵激战黄土岭，痛歼北兵，鲁军第一师向长沙逃窜，苏军第六混成旅和安武军向萍乡逃窜，彼此各不相顾。沿途把湖南老百姓当做南军便衣队，不分青红皂白，烧杀抢掠，无所不为。从攸县、醴陵一直到株州、易家湾，变成了一座烟雾弥漫的火海。 

北军左翼张怀芝部在湘东的大败，震动了长沙。张敬尧紧急应变，派第七师补充第二团的兵士代行警察职务，以该团团长佟国安兼任警察厅长，又成立全省侦探处，雇用大批鹰犬搜查南军间谍，滥捕滥杀，严刑拷打。长沙变成了恐怖世界。尤其是晚间，张敬尧部借口搜查乱党，擅入民家，敲诈勒索，无所不为，只要见到女人，不问青红皂白，就当作花姑娘奸淫。 

长沙中产以上的家庭都远走高飞，中产以下的则躲去乡下。张敬尧竟厚颜无耻地吹说第七师纪律严明，秋毫无犯，是仁者之师。不许人民控诉北军不法行为，否则就认为是南军派来的间谍。长沙的地方报纸对北军暴行也不敢正面揭露，不过都用一种隐射方式，报导口操异音的痞徒如何如何不法。使读者一望而知是北军。 

张敬尧的统治，对湖南人而言，比诸汤芗铭时代还要恐怖，湖南民性强悍，民风淳厚，想不到民国初年竟连遭浩劫。 

北军在湖南大败时，张敬尧乃接二连三地向北京政府请援，这时，如果桂系肯出全力协助湘军反攻，从左右两翼采取钳形攻势向长沙进攻，收复长沙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样一来，衡阳方面的北军吴佩孚部形成突出，也不得不迅速撤退。不过这一来南北两军便要在长沙地区进行主力决战，而桂系却不愿主力决战，因此他们对北军第二路军予以打击后，立即把支援湘军的部队撤回。 

北军为了应援张敬尧，在汉口的徐树铮乃派奉军司令郭芬率领一旅一团迅速增援湘东，直军也从衡阳调兵回援湘东，所以湘军在反攻大胜之后又急速向南撤退，5月1日湘军刘建藩在株州渡河时失足落水溺死。 

张怀芝很可笑，在湘东大败后，他便张皇失措地由萍乡退往樟树镇，又由樟树镇退到汉口。他宣称旧病复发，又称山东地方土匪猖獗，必需赶回去，他打电报给段，保举徐树铮率领奉军接防湘东，出任第二路司令。徐树铮志不在前线，所以坚决不就，他又保举张敬尧或是陈光远，甚至由曹锟一人身兼一二两路司令。他的求去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在前线打仗没有把握，第二是他怕他的老窠被别人抢去，因为他离开山东后，便由第五师师长张树元护理山东督军。北洋军阀都是先护理然后真除，张树元自然不愿意张怀芝再回任，张怀芝则身在前线心在山东，恨不得立刻插翅回鲁，这也是他坚决求去的原因。 

段祺瑞觉得在这个时候前线易帅很没有面子，同时也找不出适当的人来接替第二路司令，因此以国务院名义向他提出了一个保证：“鲁督决不易人”。同时保证如果第二路兵力不敷时，可以继续派兵增援，希望他立即由汉口前往江西主持军事。 

自从湘东一战之后，北军不敢深入，南军也不敢反攻，湖南战场上突然由热战冷静了下来。 

当北军进攻湖南的同时，段内阁命令江西督军陈光远、福建督军李厚基开辟两个战场进攻广东。陈光远虽是主和派，可是大势所趋，也不得不追随主战派出兵。江苏督军李纯派第十九师师长杨春普率部开到江西，陈光远也派赣南镇守使吴鸿昌进攻南雄。守南雄的南军是滇军张开儒，他不战而退，桂系莫荣新乃派李根源为粤赣湘边防督办，以加强对北江的滇军的控制。从4月下旬起，南雄进行了好几度的拉锯战，但都不是激烈的战争。因为陈光远的目的只在应付主战派而并没有积极地进攻。 

闽粤边境也没有重大的发展，段内阁派福建督军李厚基为援粤军总司令，并调浙军第一师师长童葆暄为副司令。4月26日李厚基到厦门设立司令部，浙军集中诏安与陈炯明的粤军相距只有十余里，诏安、云霄、平和等县都宣布了军事戒严令。这方面的北军和浙江原来是准备和广东境内的龙济光军配合作战，由于龙军一蹶不振，李厚基不敢单独作战，所以也成为僵持之局。 

本来，在南军方面，桂系和滇军约定，共同消灭龙济光军，推李烈钧为讨龙军总指挥，西路高雷、钦廉一带归桂军负责，东路沿海地区归滇军负责，3月22日滇军攻克阳江，4月12日占领电白，25日进入化州，27日夺回龙军的根据地廉江，28日李烈钧由江门回到广州，29日督署举行讨龙祝捷大会，南军讨龙之战就算告一段落。 

徐树铮在当时是一个忙人，既要一手包办新国会的选举，又要主持对南军事，因此经常往来于北京、汉口之间。由于主战派两个大将忽然变卦不听调度，他打算单独依靠奉军，停止援川计划，在汉口设立一个奉军前敌总指挥部，把张作霖承认调出来的六个混成旅全部摆在湖南战场上。5月9日他派奉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孙烈臣、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第二十九师师长吴俊升到长沙，布置奉军入湘作战。5月24日，他又从北京赶回汉口来督促进行。但是这个计划引起了直（曹锟）、鲁（张怀芝）两军的极大反感，因此他们厌战的情绪更高。同时，这个计划又出人意料地引起了张作霖的反感。张作霖出兵是另有目的的，把入关奉军全部摆在战场上，显然与他的目的不相符合；他更不能容忍徐树铮公然视奉军为己有而任意加以调度，因此他召回了三个奉军师长，并且借口边防吃紧要调回已经开到湘东的奉军。 

但是小徐并不因此而气馁。5月26日他由汉口到长沙，27日又到衡阳亲自与吴佩孚打交道。他认为吴佩孚是一个真正打手，曹锟不过坐享其成，如果把吴佩孚拉过来，曹锟就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了。 

6月1日，徐匆匆由前方赶回北京来，向段建议加紧笼络吴佩孚以拆曹锟的台。段深以为然，立刻与吴直接通电话以示优异——内阁总理从来是很少和一个师长直接通电话的。6月3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孚威将军”。将军虽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头衔，但在官制上是“特任”级，与督军并行，一个手握实权的军人加上这个头衔，就是候补督军，与督军下台后被任为将军的作用完全不同。 

但是这次安抚的工作并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吴佩孚到了衡阳之后（4月25日），就再也不向前进兵。6月15日，他和湘军（谭延闿、赵恒惕）成立了停战协定，8月7日发表了致李纯的阳电，大肆攻击段内阁的亲日政策，8月21日，再发表致冯国璋的马电，竟公然喊出“息战御侮”的口号来了。 

吴佩孚态度之转变有好几个原因：一、士兵久战疲惫，事实上，不能再向南深入。二、湖南战争本是他的首功，督军却被张敬尧抢去，未免使他怨恨。三、国内反对内战，反对亲日（西原借款，已有好几笔交易成功，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也于5月16日签字）的气氛，日益浓厚，主战派的内部也在自生矛盾。四、国际上则英美在欧战尾声中，逐渐恢复对东方的干涉，正在努力扶助反段的力量，以抵抗段系背后的日本。五、最后和最重要的是，在南方已由滇桂两系军阀捧出岑春煊为军政府主席总裁（5月20日），对北方求和的心理比以前更加迫切。而吴佩孚和桂系已经建立了秘密联盟，企图利用这个联盟，来提高他的地位。 

徐树铮赴衡阳访吴佩孚时，吴请他吃饭，饭后在院子里一个大金鱼缸边密谈，谈得十分投机。徐树铮乃作了一首衡州谣赠吴： 

“我来衡州城，我歌衡州谣。衡州湘江流滔滔，衡州之民乐敖敖。民尔乐何如，被颊泪如雨。吾将陈吾乐，请先忆吾苦。吾本乡老农，爇稻且灌圃。生计殊不恶，小康慰儿女。一朝烽火惊连天，东粤西粤兵器缠。湘中魁杰遍地起，缚籞举义声相牵。问其何所事？抗大府命梗且顽。察其何所行？大队勒输养兵钱，小队卤略及豚鲜。长男促去随贼官，小女走匿托亲缘。老妻泣涕垂涟涟，挟其幼子栖深山。自从去年来，日夕那得安。久闻群贼相戒语，吴公兵来势莫御。吴公何人吾不知，但盼将军自天下。群鸦暮噪啄人肉，吴公破贼何神速。痴虏膏血被原野，黠者弃城遁荒谷。斩首或迫奔降贷死，吴公之来为民福。马前瞻拜识公貌，恂恂乃作儒者服。闾巷无复夜叩门，军令如山静不纷。流亡略已远墟邑，安业犹能庇所亲。吾男被坏死郊外，陷身为贼亦何怪。妻女生归绕膝行，人间此乐得难再。吴公爱民如爱军，与爱赤子同殷勤。吴公治军如治民，情感信藉由天真。在军整暇不自逸，雍容雅度尤无匹。静坐好读易，天人忧患通消息。起居有常礼，戟门厮卒娴容止。笔千管，墨万锭，看公临池发逸兴。香一缕，酒盈扈，时复弹琴自咏诗。老民幼尝事书史，古今名将谁及兹。昔祝吴公来，今恐吴公去。愿以寇君借一年，悃悃此情为谁诉？为谁诉？留公住！吁嗟吴公尔来何暮。” 

徐树铮虽然很会耍政治，可是这次却是徒劳无功，他在衡阳和吴谈得非常投机，答应补助吴若干军费，以及发表吴的孚威将军名义，以交换吴佩孚的完全听命。却不料衡阳密谈这一幕竟被曹锟知道了，大发光火，认为徐树铮竟收买他的部下，立刻提出严重的质问。而吴佩孚则以为是徐树铮故意泄漏以使曹锟不耻于吴，使自己无法做人，所以也一下子就翻了脸。 

谢选骏指出：北洋时期的军阀混战，很像宗教改革之前的欧洲王朝战争，还没有掺入意识形态的斗争，相对来说还比较缓和。

【一三八、亦战亦和】

张怀芝和曹锟本来都是激烈的主战派，忽然产生了厌战气氛，曹锟一再请求回直隶养病，5月29日没有等待段祺瑞同意，就离开汉口，还把第一路司令部全部带走。30日张怀芝也率领亲信径返山东。这两位大将在离开汉口之前，曾与王占元、赵倜、陈光远、李纯交换意见，打算发出一个电报，假口“民生凋敝，不堪再战”，命令前方“停战待命”。 

段听说前线将帅公然主和，大为震动，赶紧活动疏通，花了很大气力才说服他们没有发出这个电报。虽然如此，段已深感他的阵营中，主战派全变了主和派了，这是新的主和派，其中三个是原来的主和派，三个是原来的主战派，现在他们结合起来了。最不幸的是这个新的主和派领袖竟是曹锟。 

直军前线全体将士也联名发表通电，力言湘省水患滔天，瘟疫流行，兵疲将惫，不堪再战。同时前线直军的五位旅长也联名发表请假的电报，这五位旅长是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所谓的请假就是怠工示威，五位旅长联名请假就是集体怠工。 

新主和派的出现，显示北洋派内部的矛盾已经错综复杂极了。过去段祺瑞的皖系主战，冯国璋的直系主和，曹锟以直系大将而参加主战派，促成了段在冯段之争中操到胜券的主要原因。现在，正当南北战争的有利形势落入北军手中时，忽然原来的主战派全部转到主和派，实在是一桩极大的转变。由于主和势力大增，厌战情绪就像一种流行病一样蔓延到整个主战阵营来，连极端主战的倪嗣冲也不愿让他的安武军独当其冲，因此也请求北京把他的军队调回休息。 

为什么主战的将军们在紧要关头上竟会主和呢？这也有实际因素，由于张敬尧部队的军风纪太坏，使北军在湖南完全不受欢迎。湖南人民憎恶北军，使北军在湖南的处境完全不利。另一方面南军在抵抗北军的战争主力完全未受损害，尤其是桂军元气完全未受伤害，如果北军进一步打到粤桂边境，则西南内部自会团结抵抗，则北军能否胜利实不可知。 

段祺瑞在这种情形下，认为再催促前线的北军进攻是不可能了，因此他决定对湖南改攻为抚，派赵春霆为湘南镇守使，兼湖南招抚清理局局长，派员分途招抚南军，凡愿受抚者，一律改编为“国军”，官兵仍供原职，凡不愿入伍者，准其给资遣散。这是一个很恶毒的分化南军，尤其是分化湘军的策略。 

段本人始终无意于终止武力统一政策。 

就在主和空气声势大振时，一位著名人物龙济光在广东兵败被逐出后，到了北京。龙济光不能在广东立足，想跑到北京来找机会，他有两个目的，一是自吹自擂，说他在广东还有很大的力量，如果得到有力的支持，打回广东是不成问题的；另一个是为了要钱，他说曾垫了笔军饷1000万元，要求北京政府发还给他。 

段对龙济光极尽拉拢，且想利用他来作为示范，仍然称他为两广巡阅使，给他以热烈的欢迎。龙济光向段要求准许在北方招募新兵30营，加以短期的训练，然后由海道运赴广东，作为反攻广东的基本力量。段答应龙济光在天津设立振武新军办事处，发给他一笔军费和一批军火。同时大肆鼓吹，说广东内部有隙可乘，龙巡阅使在广东仍有潜势力。 

龙济光在北京高唱征粤时，闽粤边境的形势颇于北军不利。原来李厚基在段祺瑞的督促下，曾联合浙军进攻潮梅，不料受到粤军陈炯明的阻截，陈军且乘势反攻，5月17日粤军占领武平和永定属之芦下坝，20日占领上杭属的峰市，30日占领永定，31日占领长汀。6月2日以前，粤军以破竹之势完全取得汀州各属。 

段祺瑞在北京又拟定了第五期作战计划，是在湖南采取守势，但在广东采取攻势。 

6月10日段祺瑞召见旧国会参议长王家襄，段曾询王究竟有多少国会议员到广东去？王说：最近又有不少议员到广东去，因此非常国会可能凑足法定人数改开正式会议。段说：我现在将派45000人打广东，两个星期开始攻击，请你告诉议员们，千万不要再去广东。凡是附和南方的，一概格杀不论。 

段组阁后，一直没有到总统府去看过冯国璋，有人告诉段，冯目前仍然还是总统，总理应该去见总统谈谈。5月31日段破例地到总统府见冯，报告中日交涉已告一段落，并且说今后仍当随时报告。 

6月7日，一直住在天津的徐世昌突然到北京来，他抵京后，倡议冯段合作，同时主张在北洋派内取消内争，直系皖系的界限应该同时消除。过去人们都说徐世昌是活曹操，冯段交恶时，大家认为徐世昌应该站出来调和，而徐却躲在天津不肯见人，梁士诒由北京到天津时，亦促徐命驾入京为鲁仲连，徐向梁士诒说：“过去黎时代，府院是明争，我尚能调解，如今是暗斗，我无能为力，实在心有余而力不足。”所以当徐到北京大倡调和冯段之争时，大家知道北京政局在酝酿新的变化，否则徐不会贸然到北京来的。 

徐世昌当然不会毫无目地就到北京来。 

这时，皖系又筹划召开军事会议，会议主题倒不仅讨论军事，还有选举总统的问题。曹锟主张这个会议仍在天津召开。至于总统问题，段祺瑞采取了摊牌的意见，建议推举徐世昌为下届总统，他自己则表示不做副总统，倘若冯国璋愿意退为副总统，他也可以同意，否则他愿意和冯国璋同时下野。段出此途，表面上说，是为了团结北洋派，因为徐世昌是北洋的元老，且和直系有很深渊源，徐出山，直系不会反对，段和冯同时下台，直系也可心平。 

督军团们在天津公推张怀芝为代表，于6月15日到北京，面谒冯国璋，请问冯能不能退而为副总统，冯表示“不为”，于是冯段两人都让出了副总统的位子，这一来，曹锟就有希望出任副总统职位了。 

6月19日天津会议正式举行，除督军团各督军和督军代表外，还加了龙济光。会议一致决定通过徐世昌为下届总统，并通过继续对南方进行军事行动。曹锟是因为副总统已是指日可得，所以由主和转而主战，至于张怀芝厌战是因为想回山东老巢，不料他回到山东后，代理山东督军张树元一定要真除，不肯交还督军位子，他只好揖让，这一来他便落空了，于是只好向南方找地盘，因此他便也由主和转为主战。 

张怀芝愿意赴南指挥军事，正好符合当时的需要，因为曹锟既然要当副总统，自然不愿赴南方，其他的主战的大将如张作霖、倪嗣冲等都不愿离开他的地盘，张怀芝在北洋派中资格颇老，而他已无庙可依，正好成为段对南第五期作战统帅的主要人选。虽然张不是能征惯战的良将，但总比派不知名或资格浅的人来得妥当，于是张怀芝便顺理成章地成为南征主将。 

张怀芝虽然余勇可贾，愿意担任征南统帅，可是他还是色厉内荏，他必须找一个打手。这时候，当之无愧的是吴佩孚。6月20日他又由天津到北京来报告天津会议的决定，于是他向段祺瑞悄悄地提出这个要求，段祺瑞正欣幸他愿意披战袍，亲上前线，自然立刻答应，就是这天，北京政府发表了下列几道命令： 

特派曹锟为四川、广东、湖南、江西四省经略使。 

特派张怀芝为援粤军总司令，吴佩孚为副司令。 

22日特派李厚基为闽浙援粤军总司令，童葆暄为副司令。 

24日令魏宗翰为陆军第九师师长。 

28日令张树元护理山东督军兼省长。 

曹锟由“两湖宣抚使”一跃而为“四省经略使”，在民国政府中这还是最大的地方官。印铸局特地替这个新官铸了两斤多重的银质狮纽大印，比特任官的印还要大。这一来便显示曹锟的地位是在各省督军之上，也就是副总统的候补人。表面上看起来段祺瑞很捧曹锟，其实是非常勉强的，段生平最重资格，以前看不起黎元洪，是因为他在满清只做到协统，曹锟以布贩出身，段怎会看得起他。曹锟在北洋派中本以“老实人”出名，可是这次反反复复，证明老实人也会玩花样，段在瞧不起曹的出身而外还加上对他的不信任。 

段的私心想选一个文人出任总统，所以找到了徐世昌，既然不欢喜武人为总统，则又怎会欢迎武人为副总统？因此答应曹锟为副总统，只是一时权宜之计。 

曹锟既为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后，竟留在天津私邸花园内饮酒看花，绝无南下之意。段想加重他对川、粤两省军事责任，而他却好整以暇，避重就轻。北京一再电促南下，他回电请先发欠饷，请划定经略使权限，绝口不提南下就职，请他到北京，他也不答允。 

这位民国最大的地方官，四省经略使曹锟静静地在天津做寓公，既不南下，也不在北京，他向北京要求由他派人管理德州、汉阳、上海三个兵工厂。北京答复他说：“军火将充分供给，不必管理兵工厂”。张怀芝本想和他一同南下，见他毫无启程的意思，实在心焦，拍着他的肩膀说：“老弟，我去山东一趟，你哪天南下？约个日期咱们一道儿走。” 

6月下旬北京府学胡同段宅破获了一件行刺案，皖系的人以为冯国璋所主使，后来查明是辫子兵的余孽想替张勋报仇，在北京组织一个秘密机关，主持人名叫陈炎，他收买了两个日本人，想在段宅投炸弹，结果被守卫的警察发现，予以逮捕。并将日本人送交日本公使馆。 

谢选骏指出：亦战亦和，很像牌桌上的赌博，以算计为主，但不准备赔上所有的身家性命。

【一三九、吴秀才脱颖而出】

民国7年的湖南战争，使吴佩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也是他一生事业的开始。 

吴佩孚字子玉，是山东蓬莱人。幼年父亲去世，依随母亲长成。曾应登州府试，得中第27名秀才。他如何由秀才投军的呢？据说当了秀才的吴佩孚在登州染上了鸦片烟瘾，常到烟馆中抽上了两口，当时登州有一个大土豪名叫翁钦生，有一天翁独个儿在烟馆“雅座”中抽烟打磕铳，恰遇吴上烟馆，普通坐上客满，无法插足，可是烟瘾大发，乃悄悄跨入“雅座”，正遇翁钦生在休息，惊扰了翁的好梦，翁用鄙夷的眼光呸了一声，伸起了腿对吴就是一脚，大叫说：“滚！”吴一言不发，红着脸退了出来，心里越想越气，把这遭遇偷偷告诉了登州的几个流氓，大家同意要找翁的麻烦，在翁老太太做寿的一天，流氓们假拜寿为名，大闹寿堂，把翁家搞得天翻地覆，事后翁告到州府去，吴佩孚便和那群流氓逃出了登州。 

吴在故乡不能立足，便逃往北京，在北京崇文门外巾帽胡同隆庆栈投宿，这家隆庆栈是山东蓬莱人开的，店主姓孙，看见这个穷秀才甚是可怜，但念在老乡份上，让他住下，并且要帮他的忙，问他会做些什么，吴说：“我什么也不会，只会写春联，”孙老板说：“写春联没有用，一年到头能写几多，还是算命的好。” 

于是吴秀才便在崇文门外搭起课棚来，以六爻卦糊口，饭虽有得吃，可是吃得并不饱。有一天，来了一位操蓬莱口音的人来问卜，吴佩孚拱手说：“老乡，你问的啥事？”来人笑着说：“老弟啊，怎么你连你堂哥哥都不认识了？”吴仔细一看，果然是多年不见的堂兄吴亮孚，他乡遇骨肉，不由自主地流下了辛酸泪，吴亮孚说：“我昨天打这里路过，见你端坐课棚，真没想到你中了秀才却落到这等模样，好吧，咱们喝两杯去吧。”于是吴收起了课棚，随着堂兄到一家杏花村小馆子，两兄弟一边喝酒，一边细诉衷肠，吴亮孚说：“兄弟，你怎么落到这般模样？”吴佩孚乃把自己在登州的事，以及到北京后人地生疏，谋生困难，不得已才摆摊课命种种，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堂兄。吴亮孚一边劝酒，一边叹息，最后用十分诚挚的语气说：“兄弟，算命既不能糊口，更没有前途，听我说，人要往高处爬，你念过书，中过秀才，可是做官大概没有你的命，依我看不如去投军，你如果投笔从戎，不是我当面奉承你，八年十载你不出人头地才怪呢，我们吴家像你这样人还没有第二个，赶快收拾起课棚，要零钱花用我这儿拿。”说着便从身上掏出几锭银子拿给吴佩孚，吴接了银子感动得哭了起来。 

就这样，蓬莱秀才遂投笔从戎，烧了课棚去参军了。 

吴秀才在堂兄鼓励下，于光绪廿四年投入天津武卫前军（统领是聂士成）帐下，因体弱只补了一个戈什哈，庚子年武卫前军溃败，吴佩孚遂流浪到保定，光绪廿八年六月十三日再回天津，投巡警营，仍任戈什哈。巡警营文案师爷郭绪栋有一天无意之间发现这个戈什哈很有学问，极为赏识，就向他的上司段芝贵吹嘘，保送吴入开平武备学校，入校后吴因太过文弱，常被德籍教官责其姿式不合，罚令躺在地上，用枪压在身上以示儆。 

这一时期，最赏识吴的是郭师爷，郭常对人言：“子玉前程无量，将来出将入相，我们都得仰仗他。”他和吴磕头拜把子，每逢周末便在二太太戈氏家中请吴大吃一顿。戈氏曾向吴取笑说：“你大哥老说你能做大事，我看你和咱们娘儿们一样，怎能上战场呢？”后来吴佩孚虎踞洛阳，戈氏随丈夫在洛阳吴的帐下，常对她手帕交说：“我想起当年对大帅取笑的那些话，今天真不好意思见他。” 

吴在开平武备学校因体力关系改入测量科，光绪廿九年四月，日俄战争之役，中国人多帮助日本与帝俄作战，袁世凯也在军官学校中挑选了一批年轻优秀学生，随同袁的日籍顾问守田赴满洲担任谍报工作，日俄战后，吴佩孚调派第三镇上尉见习员。光绪32年升任第十标第一营督队官（当时营长呼为管带，营附即为督队官）。这年冬天升为管带。光绪33年吴率全营驻军关外。 

有一天，吴赴北京领饷折回长春，刚下火车，迎面来了一个熟人，正是冤家路窄，来的不是别人而是曾经欺负过他的翁钦生，翁在长春开了一家旅店，前来料理店务完毕，准备南归。吴一手把翁拉住，翁颇觉惊讶，不知这位军官是谁，定睛一看，吓了一跳，眼前这位军官竟是多年前被自己赶出登州的吴秀才，他舌头和嘴唇都大了起来，话也说不出口，嗫嚅地说：“吴秀才，你。”吴哈哈大笑，一边抓住翁不放，一边说：“真巧，他乡遇故知，住几天再走。”翁听了更吓死了，赶快说：“有事要上大连非走不可，下次来长春再来拜望。”怎知吴执意不放，扬头叫了一声卫兵来，把翁老板行李送到营盘，然后便不由分说地拉了翁就走走。翁面色苍白，拖着千斤重的脚步跟了吴管带走出火车站，一边走一边想：“当年一页旧怨，今天狭路相逢，吴秀才变了吴管带，不挨揍五十大板才怪呢！” 

那一边吴拉着翁走时，心中也在沉思，吴的想法正和翁相反，他想如果不是眼前这个人逼我离开山东家乡，我至今最多不过还是个穷秀才，与春花同落，与秋草同腐，幸而被他一迫，我才投军，才有今天，应该好好招待他。于是他把翁拉到营盘殷勤话旧，盛筵招待，并且请他带信回家。吴自离别山东，他的家乡还是第一次知道了他的消息，是他的仇人翁钦生回家时逢人宣扬：“吴秀才做了管带了，在长春，还请我吃饭，他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吴驻军长春期间，由于翁钦生回到蓬莱，吴的家中才知道这位落魄秀才已经得意关外了。不久吴便派人回家，把老太太、太太李氏和兄弟文孚都接到长春，寄寓张家火店，这屋子是吴的督队官（营副）张福来替他物色的。吴和李氏住耳房，老太太和文孚住正房。店主人张家有位大姑娘，名叫张佩兰，长得肥头大脸，不美不丑，因两家往来较熟，所以张家姑娘便拜吴老太太为干妈，从此便认吴管带为干哥，干哥干妹问暖嘘寒，较之亲兄妹尤有过之。日子一久，男女之间便情不自禁地坠入爱河了。 

吴手下有一位队官（连长）牛起顺是天津人，早已窥破吴的隐情，有一天便直截了当地对吴说破他和张家姑娘的好事，并愿自告奋勇去向张家说媒，把张家姑娘嫁给吴管带做二房，张家满口答应，于是在外边另租小公馆，准备先瞒着吴家这边的婆媳二人。怎知就在管带结亲这天，突然老太太和儿媳还有吴的兄弟文孚一起来了，这三人都是怒气冲天，吴管带赔了许多小心，道了许多不是。牛起顺和吴文孚不只是恶言相向，而且拳脚交加。虽然喜筵变做战场，可是生米已成熟饭，最后只得不了了之。 

在宣统年间吴所隶属的第六镇改为第三镇，第三镇可算袁世凯北洋军的基本队伍，统制（师长）先后曾由冯国璋、段祺瑞、段芝贵、凤山、曹锟等担任。民国成立后第三镇改为第三师，仍由曹锟任师长，调驻南苑，为了袁世凯不肯南下就大总统而受制于革命党，因此曹锟乃发动“兵变”，使老袁有借口而婉拒南下。北京兵变时，吴佩孚已升任炮兵团长，由娘子关移驻长辛店古庙中。民国2年二次革命后，袁以汤芗铭督湘，令曹锟以长江上游总司令名义率第三师驻岳州为之声援。吴以团长左迁为师部副官长。副官长一席虽然重要，可是吴是个有大志的人，对于副官长一职颇为鄙弃，认为这是一个马弁头，任职者以巧言令色为必要条件，呼之为牛不敢为马，吴既不屑为，而他的长官也觉得他颇不称职。 

有一天，长沙有一个团体开会，汤督军率各军将领出席，吴代表第三师师长致词，汤督大为动容，对吴非常赏识。后来曹锟到长沙拜会汤芗铭，汤向曹说：“三哥，你手下有一个了不起的人才，请你借给我好不好？”曹问：“是谁？”汤说：“就是你的副官长吴子玉。”曹唯唯而退，他平日佩服汤会识拔人才，见汤赏识吴，回到岳州就把吴提升为第六旅旅长。曹锟为人不求甚解，但他能接受别人的好意见，其妩媚可爱处在此，他破格提升吴为旅长后，事无巨细都加以咨询，吴由此得意于第三师。 

吴佩孚驻军岳州时期，颇能谦和容士，常和湖南士绅过从，他能作诗，又能文，又是秀才出身，治军又严，部下军风纪甚好，这许多条件使他受到地方人士的爱戴，有一位饱学乡绅王某对他尤好，因此有一天王某曾向他进言说：“外人常说湘人排外，其实这是不知湘人的皮毛之见，湘人重气节而轻死生，北军如果以征服者姿态高压湘人，则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倘以合作手段厚结三湘豪杰，约束士兵不许妄取民间一草一木，则湘人必翕然心服。”吴佩孚听了颇为动容，日后他在湖南便以此为政治信条。 

民国4年袁世凯称帝，蔡锷唐继尧举义云南，袁调曹锟率部援川，暗中派他监视陈宦。迨帝制失败后，5年7月第三师班师保定，曹锟调升直隶督军，吴亦随军北归。6年解散国会及张勋复辟，曹与段芝贵、李长泰等随段祺瑞平乱，不久段对湖南用兵，曹遂与张怀芝分任两路军司令，吴遂代理第三师长，兼任直军的统帅。 

吴虽文弱，但会用兵，且不怕死，早年临阵往往头裹青布，骑一骏马，身先士卒。湖南之战他即表现出勇猛本领，马不停蹄地冲入岳州，再下长沙，直趋衡阳，前后为期不过三月，一路势如破竹。 

第三师第五旅长张学颜在师部中资格颇老，当吴升任第六旅长时，张学颜颇为不悦，对人云：“子玉区区马弁头耳！今竟和我分庭抗礼，将来难保不爬在我的头上。”他说这话不到一年半，吴果然代理第三师长，成为张学颜的顶头上司，张更为不满。第五旅入驻湘潭时，张学颜以旅长名义出示安民，吴闻张擅发布告，大为光火，乃召张听训，张推说抱病，吴遂自往第五旅旅部访张，责张不应以旅长名义出示安民，张学颜忿然说：“你是代理师长，你不出面，我是正式旅长为什么不能出示安民呢？”吴一怒而去。回到师部即打电报给曹锟说张学颜不听调遣。曹锟接到吴佩孚的电报后，知道两人不能相处，在此用兵期间，唯有舍张而留吴，于是乃下令调张学颜赴汉口另有任用，遗缺以团长董政国升任第五旅旅长，吴的爱将张福来为第六旅长，第三师所辖三个混成旅，第一旅旅长王承斌，第二旅旅长阎相文，第三旅旅长萧耀南。吴佩孚则由代理师长改为署理师长。 

如果论功行赏，湖南督军应该给予吴佩孚，怎知段祺瑞却把这一席畀予未建寸功的皖人张敬尧，这一着之差，与当年把湘督给傅良佐，把川督内定吴光新一样，时人论段祺瑞缺乏政治手腕，从这些地方都可以证明。对吴佩孚个人来说，这时候不做湖南督军并不是损失。 

北京政府发表吴佩孚为援粤军副司令，担任了张怀芝的副帅，事先未曾征求吴的同意，段祺瑞认为曹锟态度已转变积极，吴没有理由会变的，所以不必一定先要征求吴的同意。怎知命令发表后，吴却置之不理，既不表示接受，也不表示拒绝，吴只是在衡阳饮酒赋诗。衡阳是彭玉麟的故居，吴颇慕彭的高风，仿彭画梅，对彭的后人爱护有加。端午节前夕，段祺瑞自北京急电，饬吴部进攻两广，且以广东督军为酬，吴在段的电报上批一个“阅”字。第二天端节，吴邀全军团长以上的军官和湘军将领派至衡阳的代表一块饮酒。这表示吴已正式和南军通款曲了。 

谢选骏指出：吴佩孚是个冒险家，但是出身苦、人缘好、运气佳、野心大，很像曹操但不够奸诈。

【一四〇、徐树铮杀陆建章】

7年6月14日，徐树铮忽然在天津枪毙了陆建章。 

陆建章于6月13日由上海到了天津，他是个主和派的幕后活动者，和各省北洋军阀都有一些直接间接关系，冯玉祥的主和，就和他有关，皖系早已把他当作一个危险人物。这次督军团又在天津开会，这个会议有不利于主战派的一种趋势，因此冯国璋暗中授意陆建章的长子陆承武把他的父亲叫到天津来，其目的是要利用陆建章说服曹锟重新回到直系来，与李纯合作，把督军团会议转变为有利于冯而不利于段的一种局面。 

陆建章到天津后，徐树铮写信请他到驻津奉军司令部一谈。陆建章自恃为现任将军又是北洋派的老前辈，绝不怀疑会有人下他的毒手。他如约而往，徐树铮殷勤地请他到花园密室中谈话，当他走进花园的时候，就有卫士从后面开了一枪把他打死了。 

关于杀陆的原因，据徐树铮向政府报告说： 

“迭据本军各将领先后面陈：屡有自称陆将军名建章者，诡秘勾结，出言煽惑等情。历经树铮剀切指示，勿为所动。昨前两日，该员又复面访本军驻津司令部各处人员，肆意簧鼓，摇惑军心。经各员即向树铮陈明一切，树铮独以为或系不肖党徒，蓄意勾煽之所为，陆将军未必谬妄至此。讵该员又函致树铮，谓树铮曾有电话约到彼寓握谈。查其函中所指时限，树铮尚未出京，深堪诧异。今午姑复函请其来晤。坐甫定，满口大骂，皆破坏大局之言。树铮婉转劝告，并晓以国家危难，务敦同袍气谊，不可自操同室之戈。彼则云我已抱定宗旨，国家存亡，在所不顾，非联合军队，推倒现在内阁，不足消胸中之气。树铮即又厉声正告，以彼在军资格，正应为国出力，何故倒行逆施如此？从不为国家计，宁不为自身子孙计乎？彼见树铮变颜相戒，又言：‘若然，即请台端听信鄙计，联合军队，拥段推冯，鄙人当为力效奔走。鄙人不敏，现在鲁皖陕豫境内，尚有部众两万余人，即令受公节制如何？’云云。树铮窃念该员勾煽军队，联结土匪，扰害鲁皖陕豫诸省秩序，久有所闻，今竟公然大言，颠倒播弄，宁倾覆国家而不悟，殊属军中蟊贼，不早清除，必贻后戚。当令就地枪决，冀为国家去一害群之马，免滋隐患。除将该员尸身验明棺殓，妥予掩埋，听候该家属领葬外，谨此陈报，请予褫夺该员军职，用昭法典。伏候鉴核施行”。 

杀陆之后，徐树铮从长途电话中，嘱咐院秘书长方枢拟就一道命令，请冯国璋盖印发表命令全文如下： 

“前据张怀芝、倪嗣冲、陈树藩、卢永祥等，先后报称陆建章迭在安徽陕西等处，勾结土匪，煽惑军队，希图倡乱，近复在沪勾结乱党，当由国务院电饬拿办。兹据国务总理转呈，据奉军副司令徐树铮电称：陆建章由沪到津，复来营煽惑，当经拿获枪决等语。陆建章身为军官，竟敢到处煽惑军队，勾结土匪，按照惩治盗匪条例，均应立即正法。现既拿获枪决，着即褫夺军职勋位勋章，以昭法典。” 

冯国璋吓得心惊胆战，当天还拒绝盖印，却又感觉到自身也有危险，16日终于盖印发表。 

一个自封为副司令的退职军官，“先斩后奏”地杀了一个现任将军，这在当时是一件骇人听闻的凶杀案。显而易见，陆建章断然不会以奉军为煽惑的对象，尤其不会以徐树铮为煽惑对象。事件发生后，李纯、陈光远都有电报质问北京政府：陆建章未经审判而被杀，死后又夺去官勋，此后军官人人自危，从何取得保障？ 

段赠给陆建章家属5000元，以表示北洋袍泽之旧情。徐树铮补发了一个通电，捏造陆建章在谈话中破口大骂总统和曹督军，表示陆死有应得，并非主战主和两派的斗争。皖系还顾虑到冯玉祥是陆的外甥，因此以冯旅于14日攻占常德为理由，任为湘西镇守使，17日开复他的原官，22日又授以勋四位，以安其心。冯玉祥不仅绝口不提这件事，并且自告奋勇，愿意调往福建以打广东。 

从19日起，冯国璋托病不见客，他怀着一种心病，害怕皖系还要进一步追究责任，因为陆承武发出一个电报，埋怨他对这个凶杀案完全采取了不负责任的态度。 

皖系对曹锟也不能无所顾虑。事实上曹锟也感觉到徐树铮的手段过于毒辣，而且自己也不能不怀有戒心。但是皖系很快地治好了他这个心病，徐树铮信誓旦旦地保证副总统问题一定照原约办理，决无变更。徐树铮又说：今后并不要求他再到汉口主持军事，只要不反对第五期作战计划，让别人去打，副总统就可稳稳到手。曹锟吃了这道“迷魂汤”，又摇摆不定了。 

陆建章字朗斋，安徽蒙城县人，武备学堂毕业生，参加小站练兵，民国2年，任军政执法处处长，杀人如麻，因此有“陆屠夫”之称。又常请人吃饭，送客时把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人们称他的请客红柬为“阎王票子”。3年3月任第七师师长，3年6月任陕西都督，5年5月被陈树藩驱走。当陆建章被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段祺瑞生怕他被杀害，立刻叫曾毓隽坐汽车赶到天津来阻止，可是等他到达已经执行。曾第二天回到北京，带了一包文件给段看，段看过以后连说：“该死，该死！” 

陆建章被杀，使两个人同时给人可怕的印象，第一个当然是徐树铮。他这年才39岁，且和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是士官的同学，而陆承武的太太和徐树铮的太太也是同学，两家有密切的关系，徐树铮竟出此毒手，令人心寒。另一个是冯玉祥，他在他舅父陆建章被杀后，被任命为湘西镇守使和复职的旅长，又被授以勋四位，因此他绝口不提陆案，装得就像没有这件事一样。 

这一个时期，冯国璋已无力和段祺瑞明争或暗斗。但段祺瑞的日子也不好过，一方面是全国性的反日，反对向日本借款；一方面是皖系军阀的各存私心。段深深感到旧的北洋派已经四分五裂，不能成为一个局面，因此决定加速建立自己的直接武力，命徐树铮在小站先成立参战军三个混成旅，希望借此达到重编新军的目的。 

7月28日张作霖到了天津。30日张怀芝也到了天津。31日督军团又在天津举行会议。这次天津会议有一个特色，是张作霖亲自参加了督军团会议，其他参加的是：曹锟、张怀芝、徐树铮、倪嗣冲、田中玉、龙济光等。长江三督仍未派代表出席。倪嗣冲是接到徐树铮密电于当天赶到的。 

这次天津会议仍是讨论总统问题和南征问题。张作霖赞成推举徐世昌为下届总统，并且建议推段祺瑞为副总统。张作霖这时已不愿甘居人下，自己也有问鼎副总统的野心。倪嗣冲怕会议造成僵局，所以建议副总统人选暂时不作决定，留待给对南作战有殊功的人。这个建议是徐树铮借倪嗣冲口提出来的，因为徐树铮原已答应过曹锟，自不便食言，可是如今张作霖亲身入关，又想把这位子笼络张作霖，借以鼓励张作霖把奉军全部调赴南方作战，另一方面却又以副总统为饵，引诱曹锟和他的直军继续对南作战。以挽回南方的僵局。 

曹锟本以为自己是唯一的副总统候选人，而且当时徐树铮的表示是只要他不反对对南作战就够了，并不需要他积极南征，怎知湖南前线发生了变化，自己的大将吴佩孚却拒绝作战，且和南军成立了停战协定，而这次的天津会议却把副总统留给征南有功者，张作霖在旁虎视耽耽。天津会议一致决议劝告曹锟南下立功。曹锟一方面舍不得放弃副总统位子，另一方面又接到吴佩孚密电，阻止他南下，使他真是进退两难。 

这个布贩出身的老实人也有他一手，他在进退两难中想出了应付的办法，他一方面答应南下，一方面又提出三个条件：（一）中央预筹军费；（二）规定四省经略使职权；（三）军火暂由奉天借拨，并须取得德州、上海、汉阳三个兵工厂的管理权。曹锟料到北京政府对这三个条件难于接受，这样他便可借词推延南下的日期。他深深觉得自己是被骗了，因为他如果真的南下，则张作霖一定乘机深入北京政权，张作霖是他最大的威胁，有取副总统的野心，同时也是除他以外唯一的人选。 

段祺瑞派花车接曹锟赴京详谈，曹竟予以拒绝。 

在这次天津会议中讨论对南作战时，谁在先谁在后也各有歧见，张作霖既然以“打手”姿态出现，各省军阀就主张以奉军为前方主力，以代替在前线按兵不动的直军。但是张作霖当然不肯这么做，他建议把奉军当做各路战线的总预部队，随时应援前方，这当然遭到其他军阀的反对，这等于消耗了别系的力量，再由奉军前往接收，大家都不是傻子，谁肯这样干？因此这个问题大家便牵延不决，你推我赖。 

天津会议中，大家一致要求北洋派大团结，首先要求没有参加会议的各省代表列席。这是指直系的长江三省，他们没有参加天津会议，也没有派代表列席。于是天津会议以全体成员名义去电征求他们对“南征问题”有何意见？请他们迅速答复，他们回答说：毫无意见，只愿意保境安民。 

于是，这次的天津会议虽有张作霖亲自参加，却仍无结果。各省军阀在此期间，唯一一致的是向北京政府索取军饷，他们开出来的数目是1500万元。 

没有钱当然不能打仗，于是段内阁便忙于在“钱”上面动脑筋。财政总长曹汝霖建议发行金币券2．4亿万元，向朝鲜银行借款8000万元作为三分之一的准备金，金币券代表的货币是二分之一美金，成立币制局为发行金币券的监督机关，另设贸易公司经营发行及国际汇兑业务。段采纳了这个建议，拟就发行金币券条例，请冯公布施行。而冯又一次拒绝盖印。 

但冯终在8月9日召集各部总长和中交两行负责人在公府举行会议，讨论发行金币券问题。曹汝霖在会议上报告，他说发行金币券是改革币制，是采行金本位的准备步骤。8月10日冯以总统名义公布制定金币券条例，及币制局官例。 

西方国家对北京政府这项措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中国改革币制应该先向五国银行团商量，不应该单独行事，这是违反西方共同利益的，所以联合对中国抗议，这时由于欧战已接近尾声，列强开始又对中国注意，不像欧战紧急期间那么放松，因此他们不能容忍日本政府和段祺瑞政府的各种勾结，仍想透过五国银行团对中国加以控制，这样也阻止了日本对华借款的垄断权。 

日本政府鉴于西方国家的强大压力，所以也不愿过分招致西方国家的恶感，因此召回了留在中国的首相私人代表西原，同时对于金币借款一事也暂不考虑。 

段祺瑞政府和日本的勾结，并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因为军火的供应只便宜了奉军，两次日本军火都被奉军劫取，借款虽多，却是远水不能救近火。 

天津会议是7月31日开始的，8月9日在无结果中结束。张怀芝和倪嗣冲都离津返防。只有张作霖仍留在天津，他这时对于北京的政坛已发生了兴趣。 

张作霖在天津时爆发了一件大事，他发现从3月25日段祺瑞第三次组阁起，徐树铮一共代领到奉军军费550万元，但奉军只实收到180余万元。他再进一步查问，发现徐树铮把其他的钱用在编练参战军和组织新国会的选举上，原来徐竟玩弄“假报销”。 

张作霖自入关后，与各方接触中，听到的尽是徐树铮如何跋扈，如何猖狂，挟段祺瑞以凌欺北洋各军。因此心中对小徐已怀不满，现在发现他竟擅把奉军军费移作别用，欺人欺到自己头上，怎不光火，因此他不待和北京政府磋商，立即下令解除徐树铮的奉军副司令职务，并且要找小徐算帐。 

段祺瑞听说张作霖翻脸，生怕闹出别的麻烦，赶快叫徐树铮去见张谢罪，并且承认在短期内归还这笔款子。 

8月24日北京发表张景惠为奉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谢选骏指出：人说——陆建章字朗斋，安徽蒙城县人，武备学堂毕业生，参加小站练兵，民国2年，任军政执法处处长，杀人如麻，因此有“陆屠夫”之称。又常请人吃饭，送客时把人从背后开枪打死，人们称他的请客红柬为“阎王票子”。3年3月任第七师师长，3年6月任陕西都督，5年5月被陈树藩驱走。当陆建章被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段祺瑞生怕他被杀害，立刻叫曾毓隽坐汽车赶到天津来阻止，可是等他到达已经执行。曾第二天回到北京，带了一包文件给段看，段看过以后连说：“该死，该死！” 陆建章被杀，使两个人同时给人可怕的印象，第一个当然是徐树铮。他这年才39岁，且和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是士官的同学，而陆承武的太太和徐树铮的太太也是同学，两家有密切的关系，徐树铮竟出此毒手，令人心寒。另一个是冯玉祥，他在他舅父陆建章被杀后，被任命为湘西镇守使和复职的旅长，又被授以勋四位，因此他绝口不提陆案，装得就像没有这件事一样。

——我看陆屠夫被徐屠夫杀，后来徐屠夫又被冯屠夫杀，冯玉祥是个隐藏最深的阴谋家，最后也在苏联船上被人纵火谋杀。《马太福音》说——“你们用什么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们。”

【一四一、安福国会】

民国7年修正国会组织法早于2月17日由王士珍内阁公布后，北京政府遂令内政部筹备国会事务局，依修正法筹备国会选举。段系为了要巩固国会的力量，逐由徐树铮幕后支持，组织安福俱乐部以谋操纵选举。安福俱乐部是由中和俱乐部蜕变的，中和俱乐部也是段系的国会组织。安福俱乐部于7年3月7日成立。其领袖人物为王揖唐、王印川、光云锦、刘恩格、黄云鹏、田应璜、克希克图等。 

新国会选举在南北战争期间，粤、桂、滇、黔、川五省均反对，而湘、鄂、陕三省也因战乱之故，选举不能正常，实际得以选举的，仅十四行省。选举结果：安福系大获全胜，获330席次，旧交通系获120席次，研究系只获20余席次。旧交通系仍以梁士诒为领袖，朱启钤、周自齐、叶恭绰为巨头，龙建章、沈云沛、梁鸿志等俱是著名人物，尤其龙建章和叶恭绰称为交通系的龙虎二将。还有新交通系是在段祺瑞讨张勋时为段卖力的，其领袖曹汝霖、陆宗舆、丁士源等，中有很多系著名的亲日派。至于研究系在张勋失败后，联段以获政权，段组阁时阁员多为研究系，段的召集临时参议院、修改国会组织法都是研究系的主张，可是自6年11月段阁垮后即一蹶不振，所以新国会中只占20余席。 

新议员选出后依召集令于7年8月1日以前到北京报到，8月12日参议院解散，新国会成立，新国会因为是安福系所包办，故又称为“安福国会”。8月20日众议院选举安福系领袖王揖唐为议长，刘恩格为副议长，22日参议院选举旧交通系领袖梁士诒为议长，朱启龄为副议长。 

这个国会的产生多是用不正当的手法，段内阁支出了1000万元的选举费，议员名单事前早经圈定。如山东划分为四个选区，每区发给选举费10．5万元，山东督军责成四个道尹按照圈定名单全部选出。又如王揖唐派他的侄儿王丙坤为湘江道尹，到湖南包办新国会的选举，指定周渤、罗正纬、王毅等十余人应当当选，由于投票结果，并未全部当选，张敬尧就用伪票纳入票柜。使原来圈定的人一榜及第。在江苏，5月20日江宁县进行众议员选举，全城公立学校停课一日，第一、第二两区投票所，有一群小学生奉命排队前往投票，从前门走进去，从后门走出来，再折回前门进去投票，如此反复循环多次。此外还有浮报选民，如扬属七县先一届选民为29．8万人，本届光是江都一县就有29．9万人；淮属八县先一届选民是18万人，本届仅阜宁一县就有25．28万人；仪征一县人口为10．8万人，但列入选民名册的就有10．04万人。 

安福系的议员开会前每人先预支出席费300元。 

众议院副议长刘恩格无籍名，原来他是奉天籍的议员，张作霖支持他，所以他非当选副议长不可。 

8月12日“安福”国会开幕前，代总统冯国璋通电宣布不竞选总统。电云： 

“国璋服务民国，于兹七年，变故迭更，饱尝艰苦，去岁邦基摇动，幸赖总理与各督军，群策群力，恢复共和，其时黎大总统辞让再三，元首职权，无所寄托，各方面以《约法》有代行职权之规定，《大总统选举法》有代理之明文，责备敦促，无可逃避。国璋明知凉德，不足以辱大位，但以尊重法律之故，不得不忝颜庖代。顾念《约法》精神所在，一曰中华民国之统一，一曰中华民国之平和，国璋挟此两大希望而来，以求与根本大法之精神相贯彻，非有一毫利己之私，惟期不背于法律，以自免于罪戾耳。今距就职代理之日，已逾一年，而求所谓统一平和，乃如梦幻泡影之杳无把握。推原其故，则国璋一人，实尸其咎。古人云：‘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又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国璋虽自认《约法》精神，无有错误，而诚不足以动人，信不足以服众，德不足以驭世，惠不足以及民，致将士暴露于外，闾阎愁苦于下，举耳目所接触者，无往而可具乐观，虽有贤能之阁僚，忠勇之同袍，而以国璋一人不足表率之故，无由发展其利国福民之愿力，所足以自白于天下者，惟是自知之明，自责之切，速避高位，以待能者而已。今者摄职之期，业将届满，国会开议，即在目前，所冀国会议员，各本一良心上之主张，公举一德望兼备，足以复统一和平者，以副《约法》精神之所在，则国本以固，隐患以消。国璋方日夜为国祈福，为民请命，以自忏一年来之罪戾。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若谓国璋有意恋栈，且以竞争选举相疑，此乃局外之流言，岂知局中之负疚？盖国璋渴望国会之速成，以求时局之大定，则有之，其他丝毫权利之心，固已洗涤净尽矣。至若国之存亡，匹夫有责，国璋虽在田野，苟有可以达统一平和之目的，而尽国民一分子之义务者，惟力是视，不敢辞也。敢布腹心，以谂贤哲。” 

冯国璋这通电报极得中外的好感，因为他强调全国统一与和平，并且放弃竞选总统，这些都能博得人的同情。尤其对于南方军政府，当冯电发表后，广东军政府立刻拍发一电呼应。 

“溯自西南兴师，以至本军政府成立以来，于护法屡经表示，除认副总统代理大总统执行职务外，其余北京非法政府一切行为，军政府万无容忍之余地。乃者大总统法定任期无几，大选在即，北京自构机关，号称国会，竟将从事于选举。夫军政府所重者法耳，于人无容心焉，故其候补为何人，无所用其赞否，赞否之所得施，亦视其人之所从举为合法与否而已。苟北京非法国会，竟尔窃用大权，贸然投匦，无论所选为谁，决不承认，谨此布告，咸使闻知。” 

8月7日在湖南的吴佩孚竟致电李纯，痛斥武力统一的亡国政策，反对包办民意的选举，和以外力为背景的内战。这是一篇动人肺腑的通电： 

“兵连祸结，大战经年，耗款数千万，靡烂十数省，有用之军队破碎无余，精良之器械损失殆尽。至若同种残杀，尤足痛心。……此次奉命南来，明知阋墙之争非国之福，然为维持中央威信起见，势不得不借武力促进和平。……讵中央误听宵小奸谋，坚持武力，得陇望蜀，援粤攻川，直视西南为敌国，竟以和议为逆谋。……国亡于外敌，固军人之罪，国亡于内乱，亦军人之羞。此次中央平川援粤，实亡国之政策也，军人虽以服从为天职，然对内亦应权其轻重利害而适从之，非抗命也，为延国脉耳！……一、此次国会新选举，政府以金钱大施运动，排除异己，援引同类，被选议员半皆恶劣，此等国会不但难望良好结果，且必以司法机关受行政指挥而等赘疣，极其流弊，卒以政府不受法律约束，伪造民意，实等专制，酿成全国叛乱，若再以武力平内乱，是惟恐亡之不速也。二、我国对德奥宣战，若以兵力从事内争，重轻倒置，贻笑外人，日本乘我多难要求出兵，而丧权协定以成，内争不息，外患将不可图。三、内争年余，军费全由抵借，以借款杀同胞，何异饮鸩止渴……用人取德与才，不论党派，乃与此层相反，如傅以操切而祸湘，徐以违法而杀陆，政府赏罚倒置，而犹以叛逆责人，大张挞伐，岂得谓平！以上各理由，我军师旅团长俱表同意。近测南军心理，均不愿战。用特电达，请会同鄂赣两督通电南北提倡和平，使双方前敌各将士同声相应，大局转圜，当易生效力。曹经略使夙主和平，必赞成斯议也。” 

这个电报对段的威信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以前长江三督虽然通电主和，却从没有这么毫不留情地骂段，甚至西南各省也没有骂过这么激烈。 

8月21日吴佩孚又领衔发表请冯国璋下令主和的马电。 

“大总统媾和宣战之权为《约法》所允许，对外尚然，而对内主和尤不得谓为非法。恳请我大总统仍根据《约法》之精神，颁布全国一致罢战之明令，俾南北军队留有余力一致对外。慎勿以摄职期满，轻思息肩。尤望我经略使与长江三督师仰体元首苦衷，俯念生灵涂炭，群出赞助，协谋宁息。至选举问题，虽非师长等所敢问，然新旧国会分立，南北既无统一精神，焉有真正民意！若当此兵戈未息之时，骤行选举，不但于法理不合，且恐促民国分裂……。” 

马电没有得到冯的答复，不过长江三督有先解决时局后选总统的提议。段认为这一套都是冯的政治阴谋想拖延总统的选举，他嗾使张作霖发表敬电（24日）、倪嗣冲发表有电（25日），主张继续对南用兵，他自己也有敬电斥吴“师长职卑对大局无发言之权”。 

段说吴职卑位低是不错的，他不过是个师长，可是由于驻防最前线，军风纪又好，现在一鸣惊人，自此开始，中外开始对这位蓬莱秀才、师长吴佩孚刮目相看了。 

吴佩孚以一个师长竟发出狮子吼，使北方政局颇为震动，甚至使冯国璋和他的老长官曹锟都为之不安，曹锟有养电（22日）轻轻地斥吴：“吴师长通电，殊属不明事理。”后来曹听说段为此很生气，于是再有宥电（26日）训吴：“勿得轻信谣言，并饬遵照中央计划一致进行。本人定于二十四日由天津赴保定，即日南行。”曹发此电有他苦衷，因为他在天津，张作霖也在天津，这时天津的力量已落入奉军手中，奉军且在杨村增加兵力，而徐树铮则是个翻脸不认人的狠角色。所以吴佩孚接二连三通电，使他大受威胁，因为吴佩孚的帐一定都记在他身上，他乃一面通电斥吴，一面借口南行，离开虎口天津，而赴保定，保定是他的大本营，曹在保定比天津安全多了。冯国璋也发表宥电：“吴师长激于意气，……宜先互商妥洽，不可即行入名。” 

可是吴佩孚依然继续通电，他发出养电（22日）把前致冯国璋的马电照录全文送交全国各报刊登。 

吴的通电立刻得到西南将领的响应，谭浩明、谭延闿致吴的漾电（23日）： 

“奉读马电，大义凛然，同深赞服，已转达武鸣（陆荣廷），西林（岑春煊）一致主张，并通电西南各省，以为洛钟之应。” 

谭浩明、谭延闿、陈炳焜（新任广西省长）有联名勘电（28日）。莫荣新有世电（31日）。湘西将领田应诒等有鱼电（9月6日）。刘显世有铣电（9月16日）。唐继尧有敬电（9月24日）。 

吴一鸣惊人，使段大动肝火，乃发敬电（8月24日）。痛责吴不应“受人煽惑，不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敬电说： 

“该师长军人也，当恪军人应尽服从之天职，不然，尔将何以驭下？责任内阁关系巩固国家之中枢，政令所由出，图私利者不能反对，不敢反对，阴使人反对之，是破坏国家，使人干犯纲纪，计非不巧，然而端人绝不为之。况春秋诛心，岂能逃千秋斧钺？尔何受其欺。尔从予多年，教育或有未周，予当自责，嗣后勿再妄谈政治也。” 

同时，张作霖也有敬电（24日），倪嗣冲有宥电（26日）主张对西南作战到底。电文中当然对吴指责，同时也不满曹锟。曹锟身在北方，颇感为难，乃在保定补发宥电（26日），通报北方各省说： 

“接吴师长马电，不胜气忿，当即发电申斥，文曰：马电悉，误会元首文电，居然通电主和，一意迳行，将军人天职全行忘却。……该师长等屡次坚持己见，竟以陆荣廷、赵恒惕之言为可信，牵动大局，此固国家之不幸，实亦鄙人德薄能鲜有以致之。鄙人一息尚存，决不忍坐视该师长等受人愚哄，陷国家于危亡。务宜速自醒悟，屏除浮言等语。锟赋性愚拙，惟知拥护中央，服务命令。今该师长等有此举动，谅系奸人挑拨，欲破坏我北洋团体，锟现在保定，即日南行，策划进行。” 

皖系和主战派都破口大骂曹锟是北洋团体的内奸，是口是心非的小人。曹锟这时的处境，就和不久前李纯的处境一样，天天要忙于答复各方面的责难。他又有感电（27日）说：“昨接吴师长敬电，擅请撤兵，殊属不合，业经严辞责斥，电令恪遵命令，扼守防地，不得擅自调动。” 

倪嗣冲也有感电（27日）劝吴佩孚以北洋团体为重，并且极力为武力统一政策进行辩护。他说： 

“我国对外之患难，实由于内部之分裂，不求统一，断无能以对外之理。……长岳失陷后，麾下请缨，首催襄樊，继下长岳，转战千里，至于衡阳，功在当时，名垂后世，若遽主持和议，不惟麾下百战声名尽付流水，前此掷千万人之性命，糜数千万之军饷，所以争此尺寸之地者，不几为多事耶？” 

吴佩孚在衡阳我行我素，完全不理会北方的反对和谴责。因为段祺瑞有敬电（8月24日）责吴说“尔从予多年，教育或有未周”句。他乃复以宥电（26日），称段为“我师”，自比“诤子”，他说自己通电主和乃是“仿照我师在孝感时通电主张宣布共和，实系由我师教育而来。”段的敬电中说“军人应尽服从之天职。”吴的宥电答复说： 

“学生直接服从者曹使，间接服从者陆海军大元帅（指冯代理总统）。大元帅希望和平，通国皆知。经略使在汉表示和平，学生即根据实行，谨守服从，无以过之。” 

吴这里干脆表示没有服从国务总理的必要。他在宥电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公开对张作霖攻击，他说： 

“津议阳为去冯举徐，阴实倒阁复辟，干犯纪纲，莫此为甚。蛮军（指奉军）满布畿辅，雷震春、张镇芳、万绳栻、胡嗣瑷等遁迹津门，与某督秘密连系，是为明证。” 

接着，吴又有俭电（28日）致段，否认主和是受人之欺，他说： 

“倡议和平，实出学生本心，即非受人嗾使，亦非被人愚弄。……大势所趋，非和无以善其后，如果中央能欣念民主……毅然为和平之表示，西南必当就我范围，实在学生把握之中。……如蒙俯如所请，则南人不反，担保十年。后如无效，学生以一师之力，平之足矣。” 

曹锟在保定仍只好训斥吴佩孚，因此8月30日电吴说： 

“宥电悉，引经据典，大放厥词，施之于同等尚且不可，顾可于尊长之前妄发议论？宁不知芝揆（指段祺瑞）再造共和，淡于权利，只以大局所关，同人邀请，不得已再出东山，其所以不能遽事和平者，实因南人复反也。……来电谓宣战媾和为大总统特权，不知媾和者，乃对外，国内疆吏跋扈，武人肆虐，惟有出于讨伐之一途。又津议种种尤为无稽之谈。该师长信以为真，何愚暗至此。……芝揆素有含容，兼与该师长有师生之谊，应即具电婉言谢过。幸勿再逞意气，致贻他人以口实。是为至要也。” 

吴佩孚对北方局势看得很真切，他了解段祺瑞今日在北洋派中，只是一个虚声号召的领袖，并没有强大而坚固的实力作后盾；至于那些雄赳赳气昂昂的督帅们，又都是些自私自利的纸老虎。吵吵闹闹是可以的，如果真刀真枪就不会来了。因此他虽只是一个师长，却气吞南北，把北洋派的前辈看得一文不值，所以他竟敢说：“如不允下停战令，师长等回防待罪，请即派员接替。” 

曹锟不是不爱护吴，只因身在北方，不好表示偏爱，然而他何尝不知吴是自己的政治资本。但投鼠忌器，只好电斥吴，并且把电报照录下来通报北方各省。更发出世电（8月31日）表明自己淡于名利，暗示自己不希望做副总统。他在保定检阅军队，补充实力，请北京政府速拨发五百万元以备南下之用。 

31日吴佩孚答复曹锟一电，表示坚决主和：“一俟和局告成，当北上请抗言之罪。” 

北方军人中也不是全反对吴佩孚主和的，如第十九师师长杨春普即发出径电（25日）响应马电。第十九师原驻防江苏，刚调到江西。 

吴佩孚把所有同情和响应他的通电都转交全国各报发表。 

直到这时，段祺瑞才决定把武力统一政策推迟一步，8月31日国务会议决定命令前敌各军暂取守势。 

同时，段发出世电（31日）宣布本人将在政府改组后引退，电云： 

“往者滇黔诸省独立自主，祺瑞仰承明令，从事讨伐，方据全胜之势，忽倡调停之说，祺瑞引咎乞休。讵中央方从事调停，而长岳失势，荆襄扰攘。彼时祺瑞专事筹边，不愿再综政权，而大总统亲自敦促，我同袍函电交驰，迫不容己，重负仔肩。受任以来，仍以统一为职志，和平为希望，与大总统同心同德，备挽劫运。荏苒经时，而统一之局尚需时日，将士疲劳于外，人民疾苦于下。今值国会告成，组织大总统选举联合会，元首改任之时，即政局重新之会，祺瑞自应及时引退，遂我初服。……所有前敌各军队，希即明修战备，严防煽惑。倘有疏虞，危及国本，则前敌诸将领与任地方之责者。对于国家人民，皆有不可辞之咎也。” 

段这通电报是在安福系操纵的国会已经开会，改选总统，合法倒冯的时机已经成熟时发出的，他先表示下野，以迫冯实践同时引退的诺言，可是他下台后，新选的总统是段操纵的，而段还保留了参战督办职务，所以段下台还是在台上，但是冯下台就是真的下台了。 

冯段两人的斗争，在安福国会召开后，冯是失败了。 

谢选骏指出：人说——“因中华民国第二届国会选举过程被安福俱乐部所控制，故称为安福国会。1917年7月，段祺瑞再造共和打败张勋，却没有恢复民元国会，而是制定新的国会组织法，举行全国大选。选举结果安福系获得多数。1918年8月12日，临时参议院解散，安福国会正式成立。安福系领袖王揖唐为众议院议长。1918年9月4日，国会正式选举徐世昌任中华民国总统，接替了代总统冯国璋。1920年7月爆发直皖战争，直系取胜之后控制北京，段祺瑞辞职，8月，安福国会被解散。”——我看中华民国的中囻国会就是猪仔国会，是军阀手里的傀儡玩物筹码。

 

【一四二、徐世昌就任总统】

段系决定不顾一切改选总统，南方的桂系则尽一切努力想延长冯国璋的总统任期。7年8月31日广州非常国会宣言，将继续召集护法会议，并进行总统的选举。对于所有北京政府缔结的对外条约和公布的法律，一概认为无效。政学系的议员进一步主张即选冯国璋为大总统。9月2日广州的军政府发表宣言，否认安福国会有选举总统之权，如果选出了总统，西南决不承认。 

段系既然决心要选举，为了怕发生意外，于是召奉军一旅开到南苑。张作霖向北京政府呈请恢复张勋的自由，而康有为又公然到了北京，于是北京内外人心皇皇，以为又要发生第二次复辟。 

9月4日，安福国会组织两院选举委员会，到议员436人，徐世昌以425票当选为总统。据说投票前每位议员都领了出席费和一张徐世昌亲笔题名的照片，少数不受控制的议员则以每张票5000元收买，由安福系所办的华通银行付款。整个大选经费是从日本借款中提出的。议员们在投票后，段内阁分别不同身价聘他们为顾问、咨议，每月送干薪200元到1000元不等。 

9月5日继续选副总统，两院议员到者仅88人，因人数不足流会。副总统本有四个人有希望竞选，是冯国璋、段祺瑞、张作霖、曹锟。冯、段已有承诺同时下野，张作霖亦自动放弃，于是只剩下曹锟一人。交通系主张不要选北洋军人，以免西南更走极端，俾让徐世昌发动和平。积极主张的是梁士诒，北洋部分军人认为梁是广东人，想促成南方人当副总统，可是梁士诒则说他是希望缓选副座以留待对统一和平有功之人。梁曾有函致北洋军人申述自己意见书云： 

“夫主张速选者，本谓选出曹使，则北洋系固结可期。士诒忝厕北洋有年，北洋系之固结，迩年来竭力经营，未尝稍懈。然士诒爱北洋系，而尤爱国家；且爱国家，即所以爱北洋系也。夫主张速选，以固结北洋系者，惟知固结北洋系，而不知因此足令国家分裂。曷言乎足令国家分裂？今日大总统已下令劝和，全国士商，多求罢战，是和平统一已为全国心理所同趋，苟无意外之阻力发生，则和平统一，当可告成。今若速选曹使为副座，则全国士商，不免大起猜疑，将谓中央又复主战，而西南人士，必以为故表对敌之意，是使已熟之和平终于无果。此足令国家分裂理由一也。西南对于主座之个人，本是同钦共仰，惟对于主座之选举，犹以违法相攻，今若选曹使为副座则彼等必合个人与选举而并攻之，其终也必至危及主座，若是则政局愈纷，去和平统一愈远矣。此足令国家分裂之理由二也。副座未选之前，则西南犹怀或归己得之望，此望未绝，则和平统一之机尚存。若一旦选出，则此望遂绝，而彼等必自行选举，若是则南北分立之局以成，而和平统一终于无望。此足令国家分裂之理由三也。有此三理由，故士诒主张缓举为有益于时局也。” 

梁士诒因此一主张而和直系结怨，日后梁组阁受到吴佩孚的激烈反对，大部分由此而起。 

徐世昌当选总统后有歌电谦辞，这是北洋政府官僚们例行地做作姿态。电云： 

“国会成立，适值选举总统之期，乃以世昌克膺斯选，世昌爱民爱国，岂后于人，初非沽高蹈之名，并不存畏难之见。惟惓念国家杌陧之形，默察商民颠连之状，质诸当世，返诸藐躬，实有非衰老之躯，所能称职者。并非谦让。实本真诚，谨为我国会暨全国之军民长官并林下诸先生一言，幸垂听焉！民国递嬗，变乱屡经，想望承平，徒存虚愿，但艰危状况，有什佰于当时者。道德不立，威信不行。纪纲不肃，人心不定、国防日亟，边陲之扰乱堪虞、欧战将终，世局之变迁宜审。其他凡事实所发现，情势所抵牾，当局诸公，目击身膺，宁俟昌之喋喋？是即才能学识，十倍于昌，处此时艰，殆将束手，此爱国而无补于国，不能不审顾踌躇者也。国之本在民，乃者烽火之警，水潦之灾，商业之停滞，金融之顿挫，土匪劫掠，村落为墟，哀哀穷民，无可告诉。吏无抚治之方，人鲜来苏之望，固无暇为教养之计划，并不能苏喘息于须臾。忝居民上，其谓之何？睹此流离困苦之国民，无术以善其后，复何忍侈谈政策，愚我编氓？此爱民而无以保民，更悚惕而不自安者也。然使假昌以壮盛之年，亦未尝无澄清之志。今则衰病侵寻，习于闲散，偶及国事，辄废眠食。若以暮齿，更忝高位，将徒抱爱国爱民之愿，必至心有余而力不足，精神不注，丛脞堪虞，智虑不充，疏漏立见。既恐以救国者转贻国羞，更恐以救民者适为民病，彼时无以对我全国之民，更何以对诸君子乎？吾斯未信，不敢率尔以从，心所谓危，谨用掬诚以告，惟我国会暨我全国之军民长官，盱衡时局，日切隐忧，所望各勉责任，共济艰难，起垂蹙之民生，登诸衽席。挽濒危之国运，系于苞桑。昌虽在野，祷祀求之矣。邦基之重，非所敢承，干济艰屯，必有贤俊，幸全尘翮，俾遂初服。除致函参众两院恳辞，并函达冯大总统国务院外，特此电达。” 

歌电发出后，北方军阀当然一致敦促如期就职，只有南方是劝阻徐就职的，广州军政府由岑春煊、伍廷芳两总裁联合拍电致徐，劝勿就职。 

“读歌日通电，借悉非法国会选公为总统，公既惕世变，复自谦抑，窃为公能周察民意，不愿冒登大位，至可钦佩。惟公之立言，虽咨嗟太息于国事之败坏，而所以致败坏之原因，公未尝言之，此春煊、廷芳所不能默尔而息者。致乱之故，虽非一端，救国之方，理或无二。一言以次之曰：‘奉法守度而已’。《约法》为国命所托，有悍然不顾而为法外之行动者，有托名守法而行坏法之实者，均足以召乱。自国会被非法解散，《约法》精神横遭斲丧，既无以杜奸人觊觎之心，更无以平国民义愤之气。护法军兴，志在荡乱，北庭怙恶，视若寇仇，诪张为幻，与日俱积，以为民国不可无国会，而竟以私意构成之，总统不可无继人，而竟以非法选举之。自公被选，国人深感北庭无悔祸之诚，更无以测公意之所在。使公能毅然表示于众曰：“非法之举，不能就也，助乱之举，不可从也。”如此国人必高公义，即仇视国会，或感公一言而知所变计。戢乱止暴，国人敢忘其功？惜乎公虽辞职，而于非法国会之选举，竟无一词以正之也。窃虑公未细察，受奸人盅惑，不能坚持不就职之旨，此后国事，益难收拾，天下后世，将谓公何？如有谓公若将就职，而某某等省，可以单独媾和者；国会可以取消，从新组织者；护法各省，如不服从，仍可以武力压制之者，此等莠言，皆欲踞公于炉火之上，而陷民国于万劫不复耳。愿公坚塞两耳，切勿妄听。公从政有年，富于阅历，思保令名，宜由正轨。煊、迁忝列旧交，爱国爱公，用特忠告，幸留意焉！” 

冯国璋收到徐世昌一函，内容和歌电相同，立函复徐世昌，敦请出山，词意诚挚，函云： 

“顷奉大函，以国会成立，选举我公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虞棼丝之难理，辞高位而不居。谦德深光，孤标独峻，即兹举动，具仰仪型。惟审察现在国家之情形，与夫国民感受之痛苦，倒悬待解，及溺须援。天下事尚有可为，大君子何遽出此？略抒胸臆，幸垂察焉！比年以来，迭更事变，魁杓既无所专属，法律几成为具文。内则罥斧相寻，外则风云日恶，以云险象，莫过今兹。……然危厦倘易栋梁，或可免于倾圯，洪波但得舟楫，又何畏夫风涛？不患无位，而患无才；亦有治人，乃有治法。我公渊襟睿略，杰出冠时，具世界之眼光，蕴经纶于怀抱。与国记枢密之姓名，方镇多幕府之偏裨，一殿岿然，万流奔赴。天眷中国，重任加遗，所望握统驭之大权，建安攘之伟业，公虽卑以自牧，逊谢不遑，而欲延共和垂绝之纪年，当此固舍公莫属也。邦本在民，诚如明示。尔在兵连祸结，所至为墟，士持千里之粮，民失一椽之庇。疮痍满目，饥馑洊臻，定人谋之不臧，抑天心之未厌？我公仁言利溥，感人自深，纵博济犹病圣人，恩泽难偏于枯朽，而至诚可格天地，戾气或化为祥禨，况旋转之功，匪异人任，恻隐之念，有动于中，必能嘘备瘠以阳春，挽沉冥之浩劫。公谓教养匪易，虑远心长，实则彼呼号待尽之孑黎，此日已望公如岁也。夫以我公之忧国爱民也如彼，而国与民之相需于我公者又如此，既系安危之重，忍占肥遁之贞，平日以道义相期，不能不希我公之变计矣。至若虑蹉跎于晚岁，益足征冲淡之虚怀，但公本神明强固之身，群以整顿乾坤相属，虽诸葛素持谨慎，而衡武讵至倦勤，亦惟有企视老成，发挥绪余，以资矜式耳。国璋行能无似，谬摄政权，历一稔之期间，贻百端之丛脞，清夜内讼，良用惭惶，所代及时，负担获驰，徒抱和平之虚愿，私冀收效于将来。我公为群帅所归心，小民所托命，切盼信期就职，早释纠纷，庶望治者得以慰延颈跂足之劳，而承乏者不至有接替无人之惧，耳目争属，心理皆同，谨布区区，愿言夙驾，专肃奉复。” 

徐世昌这年64岁，他是北洋的元老和重臣，本身不是军阀。在前清时代，外任总督，内握军机，民国时代则以超然姿态为政治上一大力量，因老成望重，而为北方泰斗。袁克定称他为活曹操，皖系在这个时候把他捧出来，只因为他是个文人，手中没有兵权，不会组织一个军事集团来争权夺利。同时由于徐世昌是超然派和元老，可以利用他瓦解直系。段祺瑞本人希望借徐世昌一顶帽子促成以段为中心的北洋派大团结。其实，段这个打算是大错特错了，徐世昌是个老狐狸精，是玩耍政治阴谋的斲轮老手，是透明的水晶球，他不会甘心做别人的傀儡和盖印机器。 

徐世昌从当选总统那天起，就十分机密地指使旧交通系领袖梁士诒、周自齐等联合新国会中的非安福系分子，组织另外一个不公开的政治小集团，以对抗多数党的安福系。 

7年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并发表宣言： 

“世昌不敏，从政数十年矣，忧患余生，备经世变，近年闭户养拙，不复与闻时政。而当国势纠纷，群情隔阂之际，犹将竭其忠告，思所以匡持之。盖平日忧国之抱，不异时贤。惟不愿以衰老之年，再居政柄。耿耿此衷，当能共见。乃值改选总统之期，为国会一致推选。屡贡悃忱，固辞不获。念国人付托之重，责望之殷，已于本日依法就职。惟是事变纷纭，趋于极轨，我国民之所企望者，亦冀能解决时局，促进治平耳。而昌之所虑，不在弭乱之近功，而在经邦之本计。不仅囿于国家自身之计划，而必具有将来世界之眼先。敢以至诚极恳之意，为我国民正告之。 

今我国民心目之所注意，佥曰南北统一，求统一之方法，固宜尊重和平。和平所不能达。则不得不诉诸武力。乃溯其已往之迹，两者皆有困难。当日国人果能一心一德以赴时机，亦何至扰攘频年，重伤国脉？世昌以救国救民为前提，窃愿以诚心谋统一之进行，以毅力达和平之主旨。果使阋墙知悟，休养可期，民国前途，庶几有豸。否则息争弭乱，徒托空言，或虞诈之相寻，至兵戎之再见，邦人既有苦兵之叹，友邦且生厌乱之心，推原事变，必有尸其咎者。此不能不先为全国告也。 

虽然，此第解决一时之大局耳，非根本立国之图也。立于世界而成国，必有特殊之性质，与其运用之机能。我国户口繁殖，而生计日即凋残；物产蕃滋，而工商仍居幼稚。是必适用民生主义，悉力扩张实业，乃为目前根本之计。盖欲使国家之长治，必先使人人有以资生。而欲国家渐跻富强，以与列邦相提挈，尤必使全国实业，日以发展。况地沃宜农，原料无虞不给，果能懋集财力，佐以外资，垦政普兴；工厂林立，课其优劣，加之牖导；更以国力所及，振兴教育，使国人渐有国家之观念，与夫科学之知能，则利用厚生，事半功倍，十年之后，必有可观。此立国要计，凡百有司，暨全国人民所应出全力以图之者。 

………… 

内政之设施，尚可视国内之能力，以为缓急之序，其最有重要关系，而为世界所注目者，则为欧战后国际上之问题。自欧战发生以来，我国已成合纵之势，参战义务所在，唯力是视，讵可因循。而战备边防，同时并举，兵力财力，实有未敷。因应稍疏，动关大局。然此犹第就目前情势言之也。欧战已将结束，世界大势当有变迁，姑无论他人之对我如何，而当此漩涡，要当求所以自立之道。逆料兵争既终，商战方始，东西片壤，殆必为企业者集目之地。我则民业未振，内政不修，长此因仍，势成坐困，其为危险，什百于今，故必有统治的实力，而后国家之权利乃能发展，国际之地位乃能保持，否则委蛇其间，一筹莫展，国基且殆，又安有外交之可言乎？此国家存亡之关键，我全国之官吏商民，不可不深长思也。 

………… 

昌一日在职，必本此以为推行，硁硁之性，始终以之，冀以刷新国政，振拔末俗。凡我国民，亟应共勉……。” 

徐世昌字菊人，直隶天津县人。早年随父亲到河南做塾师，因得与袁世凯订交，袁以钜赀助徐赴北京应试，1886年得中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袁小站练兵时，延徐为总文案，后来步步提拔他做到首任巡警部尚书和第一任东三省总督。西太后去世，袁奉旨养疴，归隐洹上，而徐虽为袁党，却在宣统时代仍为红极一时之汉人大官，辛亥年老袁东山再起，徐亦为从中奔走最力之人。袁洪宪称帝前把徐从青岛迎入北京，担任国务卿。袁死后，徐归隐天津。他是个喜怒不形于色，圆滑得像个水晶球的政治人物。袁虽重用徐，可是却并不假以事权，徐对袁心怀怨恚而不外露。袁死后，他变成北洋派一致推重的老成硕望，和他有同样地位的，如张謇、如唐绍仪，虽和袁渊源甚深，可是在北洋派中则不受欢迎和拥戴。如是用现代政治术语来形容徐世昌，他在冯段之间是以太极权术来周旋这北洋系的二大派之间。段的要角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便是徐的门人。段斗倒冯，自己却不愿居总统之名，乃推徐出山。 

旧中国的政客都有一套旁门左道，徐当然不能例外，他精于堪舆之术，他认为前三任民国总统都没有好下场，是因为总统府的风水不好，他就任总统后，乃决定府院地址互迁，末迁之前先在自己私宅办公。 

段祺瑞为了实行和冯同时下野的诺言，在徐世昌就职大总统后，即请辞职，专任参战督办。国务总理乃由钱能训代理。 

徐世昌改变总统府的风水，并不能改变北京的政治气氛，因此他也不能不承继他的前任黎元洪和冯国璋的衣钵，要和段祺瑞发生磨擦，这不是风水使然，而是段祺瑞的过分专横，使得总统除了乖乖听话，垂拱而治以外，无他途可走。徐的政策并不能推陈出新，他仍是要借重曹锟吴佩孚以对抗段祺瑞。 

徐不止是拉曹吴，拉直系，同时拉旧交通系，且对研究系表示友好态度，月助党费，研究系在安福国会中已受尽段派的奚落，而段祺瑞讨平张勋复辟后，对新交通系极为重用，对旧交通系却不假以辞色，因此这两系对段都无好感，徐拉这两系为己用，正是双方都有事实需要。 

老政客自然有他一套，他要主演“和平老人”，所以必需留下副总统一席给南方或是对和平有功的人，可是他不自唱，却嗾使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主唱，于是使曹锟竞选副总统的美梦落空。皖系主张继续用武力对付南方，他要钱能训代理国务总理出面倡导和平。 

不过，他却留给段一条路，让段进行他的参战借款和编练参战军，这是段的新生命线，段认为新的参战军练好了，就可以实现统一中国的美梦，老徐不去碰段的这一点。因此徐段之间还能相处。 

徐世昌是民国史上的第五任大总统，他就任于民国7年10月10日，民国虽换了五任总统，可是都有一个奇妙的巧合，国人从没有见过新旧总统交接典礼。孙中山先生是在南京交卸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则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来袁帝制失败气死，黎元洪以副总统继任大总统，黎的下台是被辫子兵逐走，冯国璋便以副总统升任大总统，冯是临时性质。袁黎的总统都不曾到交卸日期，到了徐世昌被安福系选为总统后，他便郑重地问礼于内务总长钱能训，钱说：“总统就职礼，本国无先例可循，只得求教于共和先进国例子来作蓝本。”于是徐乃电驻美公使顾维钧，驻法公使胡维德。顾维钧复电说：“美国总统就职，由大理院长主持，在大理院外筑台，新总统捧圣经举手向全国国民宣誓。”胡维德复电说：“法国新总统就任，由上院议长导入总统府谒见旧总统，相互行礼，互致颂词，词毕，旧总统出府，新总统到议会宣誓就职。”徐看了电报，乃搁在一边。 

10月10日上午8点半，冯国璋派钱能训和总统府大礼官黄开文备礼舆迎徐，徐却乘汽车进公府，礼官导徐至怀仁堂礼台。9点正，冯由居仁堂到怀仁堂，与徐同向国旗行三鞠躬礼，礼毕，冯东向致颂词，徐西向致答词，词毕互相一鞠躬，礼官送冯回居仁堂，冯即迁出公府，退居地安门外帽儿胡同私寓。 

10时正，徐在居仁堂南向，向议长及议员宣读誓词，词毕转北向，与议长议员同向国旗三鞠躬，礼毕议长议员转东向，阁员及文武百官西向，徐立于礼台宣读就职宣言。读毕，各行三鞠躬礼庆贺，10时半外交团入贺，11时清室代表入贺。 

徐世昌就大总统后的第一道命令是：内阁总理段祺瑞辞职照准，派内务总长钱能训暂代总理。徐想仿照黎元洪对孙中山先生的前例，聘冯国璋为最高顾问，冯也学孙前例表示不受。 

冯段之争到此告了一个段落，也可说是两败俱伤，冯在事实上困倒了段，段在法理上打倒了冯。不过段还坐在参战督办位子上，仍有他的威势，他下台后，竟一次查封北京报纸八家，这些报纸因为载有一亿大借款事。至于冯则躲在帽儿胡同私寓真正做了个下台总统，不闻不问。 

段虽然把徐捧了出来，可是徐上台后并不是傀儡，自有一套作法，而其作法又大同小异于冯，仍要走和平之路，这是段所始料不及的。 

冯在总统任内所坚持的政策并不错，也可说他正符合全中国人民的愿望，求取和平，他也许有私心，要和皖系主战派唱反腔，但毫无问题他的立场是对的。他下台后郁郁困居帽儿胡同。一年后，8年12月28日，这位北洋三杰，做过大总统的冯国璋寂寞地病逝，享年六十有二。他病危时召张一麐口授遗言给徐世昌，望和局早成，以不能亲见统一为憾。他殁后，全国下半旗三天哀悼。 

谢选骏指出：徐世昌这个满狗的遗老，竟然可以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我看这等于是袁世凯、张勋之后的第三次复辟了。

【一四三、副总统难产】

当徐世昌获选总统发出歌电后，吴佩孚即表示了和北洋军阀不同的意见，他于9月13日在衡阳回答徐世昌的歌电，他说： 

“总统选举必须出于真正民意。我国旧国会分子固属不良，而新国会议员不但由金钱运动而来，且西南五省均不选送，似此卑劣不全之国会，安能为全国民意代表？公若就职，民国分裂由公始。师长等不敢为公贺，且将为民国吊。公若趁此未就职之前，毅然为和平表示，出任调人领袖，敦促冯代总统颁布停战命令，先解决时局以谋统一，国会议员另行改选，将来总统舍公莫属，此则师长等所为预贺者也。” 

吴的口吻完全和西南领袖一样。 

9月14日曹锟发表寒电，不提主战主和，只说“阋墙之斗，权利之争，不宜再见。”这等于是反对继续战争。 

9月20日吴佩孚回答曹锟的寒电，建议请长江三督继续担任南北间的“调人”。并请加入东海先生（徐世昌）为调人领袖。这个电报得到苏军将领白宝山、张仁奎、马玉仁、杨春普、陈调元等的响应。这是曹锟、李纯两个支系的直系军人大合唱，是新主和派和旧主和派合流的一种趋势。 

9月26日，湖南战场上的南军将领谭浩明、谭延闿、程潜、马济、李书城、韦荣昌、张其锽、林俊廷、陆裕光、赵恒惕、林修梅、黄克昭、马鋆、宋鹤庚、廖家栋、鲁涤平、王得庆等，北军将领吴佩孚、李奎元、杨春普、冯玉祥、张宗昌、王承斌、阎相文、萧耀南、张学颜、张福来、潘鸿钧、张克瑶等联名发出寝电，请“冯代总统颁布停战命令，东海先生出任调人领袖，曹经略使、长江三督帅及岑、陆两总裁同担调人责任。”这个电报将北京政府与军政府平列在前面，是吴佩孚所主稿，向南军将领建议，用联合名义打出去的。这是自从南北战争以来，南北军人联合起来，反对北洋派领袖的第一次。对段祺瑞来说，像是地震，像是火山爆发。以前虽有北方军人主和的议论，可是却不是南北军人联合在一起的行动。现在吴佩孚唱出的“和平戏”，却是全面的，共同的。这个通电到达北京时，安福系的分子慌作一团，他们嚷着说：“吴秀才造反了！” 

段祺瑞则气得话都说不出来，他认为这不是主和主战问题，而是北方将领背叛、通敌、降敌的问题。他要以通敌有据的罪名下令讨伐吴佩孚。但他的左右劝他忍耐，因为主战派已无可用之兵，讨伐令只是虚声恐吓，而吴佩孚现在是常胜将军，不会被吓倒的。 

安福系议员邓熔在参议院提出惩办吴佩孚的紧急动议，但另一安福系议员张敬舜（张敬尧的兄弟）反对，因此不提付讨论。众议院议员贺得霖提出惩办吴佩孚的建议，也只能交付审查而无下文。 

曹锟在保定，被他的爱将吴佩孚的一连串政治攻势搞得目眩五色，置身无地。因为他究竟是吴佩孚的直接长官，为什么竟没有半点影响力和约束力，所以他很难自解的。 

9月30日曹锟不得不发出两个电报，一个电报致吴佩孚，告诫他：“嗣后一切行动必须请命而行。”一个电报致北方各省，表明自己态度：“以此言护法，恐终不能造成法治；以此言和平，恐终不免于战祸。……国家前途，必须中央有所主持，庶几政局重新，乱源可弭。” 

段祺瑞虽然不敢下讨伐令，但也不能不表示自己的态度。9月30日他以国务院名义通电驳斥了南北军人的联名寝电。随后北洋军人纷纷起而作应声虫，倪嗣冲斥为“谬谈法律，破坏大局”。杨善德斥为“曲说乱真，逞以欺世”。阎锡山斥为“妄谈法律，徒逞私见”。长江二督之一的王占元也认为“吴师长竟与南方诸将领联合署名，不胜诧异。院电驳斥，义正词严。一隅之论，不足以淆惑观听”。张敬尧因为在长沙，对吴不敢过分指责，只说：“敬尧惟知服从中央，不知其他”！ 

至于张作霖，他早于9月8日被北京政府任命为东三省巡阅使，地位在北方各省督军之上。他于10月2日发表冬电说： 

“前当谭浩明等抗命之初，作霖曾派少将刘鸿恩晋谒大总统请示方略，奉论张督若有一师相助，即当从事讨伐。迨长岳沦陷，作霖复派刘少将依前晋谒，奉论如初。曹经略使之南往，亦奉大总统明令，复由大总统颁布气死、羞死之通电。是政府之主战政策，作霖与各省同志一致赞成，均系服从大总统者。……其他依法选举两院议员，依法选举大总统，亦均奉大总统命令而行。而彼等一则曰不完全，再则曰非真正民意。所谓不完全者，乃削除叛乱分子耳，非真正民意者，仅无暴动分子耳！……近闻有人因国会已成，大局渐定，急思设法破坏，以遂一己之私，不惜辇金四出运动，淆乱视听，破坏国家。此等佥壬，是真民贼，人人得而诛之。作霖正拟查访明确，联合同志，呈请元首依法惩办，以谢国人。” 

10月3日以谭浩明、吴佩孚为首的南北军人继续发表讲电，对驳斥寝电者予以驳斥。讲电说： 

“驻湘双方各军，因受中日军事协定之刺激，同谋息争御侮。自六月廿五日停战，迄今已四阅月。师长等屡请中央频布罢战明令，而合肥（指段）斥西南无诚意。师长等不得已本诸公理，再拟通电，征求西南同意，于寝日联名拍发，可见西南谋和诚意，信而有征。乃合肥仍不加察，谓为莠言惑众，破坏大局。夫和则全国一家，战则南北分裂，究竟大局在和乎在战乎？……如云国会非由强造，何以不令西南各省选送议员而任意指派？如云选举合法，何以九月鱼日合肥劝徐就职通电，除却西南五省？是合肥自认为不完全之总理，且将强东海为不完全之大总统也。保全大局者，果如是乎？纵使合肥自认为不完全之总理，窃恐东海未必甘认为不完全之大总统也。纵使东海甘认为不完全之大总统，而军民各界不肯甘心为不完全之中国人也。……总之，正义所在，是非自有公论。全国人之心理方为真正民意，非强造者所能假托，非强词者所能狡辩，更非一二人之言所能厚诬。” 

段祺瑞对吴佩孚的憎怒到了极点，可是形势比人还强，吴佩孚所据有的形势已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段为了投鼠忌器，又不能对他采取过分的行动，于是只好再回过头来拉曹锟。自徐树铮私下答应支持曹锟为副总统后，由于吴佩孚的行动，段早否定了曹的副总统，现在为了缓和吴佩孚，于是又旧话重提，支持曹锟为副总统，以交换吴佩孚不要再反对安福国会，割断吴和西南方面“合唱”和平的论调。于是，段派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前往保定，向曹锟说明，即日进行副总统的选举，将以曹锟为唯一候选人。又派国务院秘书曾云沛前往奉天去见张作霖，劝他顾全大局，同意曹锟为副总统。同时授意安福国会，不要再提关于惩办吴佩孚的一切动议。 

曹锟在保定颇有两面作人难之苦。北方皖系对他误解甚深，而吴佩孚又不听话，他认为副总统已没有希望。怎知段的代表吴炳湘却带来了好消息，他真是喜出望外，马上派曹锐到北京进行副总统的竞选活动，同时派另一位兄弟曹钧到奉天拉拢张作霖。 

10月3日安福系的国会议员举行茶会讨论选举副总统问题，众议院议长王揖唐宣读了段祺瑞向国会推荐曹锟为副总统的信，内云： 

“燕孙、一堂议长执事：比者副总统选举，诸君应有一致之主张，祺瑞与安福诸君子本有一日之雅，敬举所知，以备参考。曹经略使督战湘中，功绩昭然，维持大局，不为异说所挠，若能当选为副总统，必能翊赞元首，尊重法律，裨益国家，区区一得，尚希鉴察及之。专此敬颂议祉。段祺瑞拜上。” 

王还补充说：“芝老功成不居，推贤选能，他的人格何等可钦，我们应该顺从他的意旨。” 

在这茶会上大家决定于10月9行进行选举副总统。10月6日安福俱乐部举行干事会议，段命徐树铮出席，说明推荐曹锟为副总统的原因。但是，安福系议员认为他们选徐世昌为大总统已经尽了义务，现在选副总统不能再尽义务。换句话说，如果要他们投这神圣的一票就要有代价，而曹锟又不肯出钱，他认为北京政府还欠他的军费。这一来，就苦了王揖唐，经过他的奔走，决定由北京政府付还曹锟军费150万元，用这笔钱移作副总统的运动费，规定每张票2000元，当晚签发支票。 

曹锟认为天下事已定，自己做副总统的美梦立刻就要实现，他盼望10月9日早些到来，不料当这天两院议员举行副总统选举的联合会时，议长梁士诒正在主席台上等待到达法定人数进行投票。可是出席的议员却是小猫三两只，稀稀落落，一点也不踊跃。秘书处打电话四方去催，也不见来，上午的会就流产了。下午继续开会，到的人仍很少，王揖唐建议一方面把议会大门关起来，只许进不许出，一方面派军警四出拉人，以凑足法定人数。他的建议才一宣布，就看见坐在议席上的议员纷纷夺门而出，拉的人还没有来，已来的又走了大半。 

于是副总统的选举又流产了。 

皖系虽然由徐树铮一手组成了安福系的国会，可是就在选出徐世昌为总统后，这个“段记的安福国会”却起了变化。因为研究系是不与安福系合作的，研究系在10月8日开了一次会，决定选举冯国璋为副总统，反对选曹锟，如果段系一定要选曹锟，研究系就以不出席为抵制。不过研究系议员人数很少，在国会中无足轻重。但另一个素与安福系合作的旧交通系议员人数却不少，他们竟也和研究系采取同一立场，不出席选举会，于是选举副总统的大会就因不足法定人员而流产。 

10月9日，选举副总统大会进行的下午，旧交通系议员有50余人到万牲园参加周自齐出面邀请的游园会，没有工夫参加选举。安福系在选举会中集中向梁士诒施压力，梁士诒不得已只好写一个便条，交给刘恩格、杜持、王印川乘坐汽车到万牲园，想把这些游园的议员请回去投票，可是这些议员们却故作闲情逸致，拒绝离开万牲园。这时王揖唐也赶了来，他坐了一部大汽车，死拉活扯，才拉了八位议员。 

议员们对投票冷淡的另一原因是因为看见报载，曹锟以10万元纳刘喜奎为“簉室”，甚为寒心，认为一个刘喜奎要值50个议员的身价，因此都骂曹锟悭吝。可是曹也有他的道理，他想你们选我来保你们的江山，还要我掏腰包，太不公平了。选徐时，一切活动费是在借款项下开支，选我的运动费却要我在我的军费中开支，更不公道，何况我已汇过80万，不能再拿钱了。 

10月9日选举副总统会流产后，又定10月16日继续选举。王揖唐知道旧交通系的杯葛，与徐世昌态度有关，于是他邀梁士诒一同去见徐，请徐表示一个明朗态度，可是徐说：“以我今天所处的地位，对于副总统应当速选、迟选以及选何人，都不便表示意见。” 

10月14日，周自齐又邀了一批议员到天津去，把自己在英租界球场29号私邸让出来作议员总招待所，另在四家天津著名的旅馆分设四个招待所，议员们陆续到天津的，约有140余人，他们饮酒看花，征逐花草，及时行乐，意兴盎然。当他们兴尽后，乃开了一次谈话会，准备联名推出促进南北和平，推迟副总统的选举两项建议。而旧交通系领袖梁士诒也在北平正式表示，如果选举北方人为副总统，则南北和平，遥遥无期。 

副总统选举流产显露了几点：第一，研究系和旧交通系本来互相敌对，可是到了反对曹锟为副总统问题时，两个政客集团却合流了。第二，旧交通系自张勋复辟时即依附段祺瑞，现在旧交通系却和安福系分道扬镳，显示出旧交通系一面倒向徐世昌，而徐世昌在总统当选后即和段祺瑞分了家。第三，安福系也不全听段的话。 

段的安福系政治任务只达到了一个目的，就是拥徐去冯，此外一无收获。 

10月15日王揖唐派安福系“大将”议员克希克图偕同八名孔武有力的议员，乘坐专车到天津来绑议员的“票”。王揖唐在天津的私邸派出一批家丁，分乘八辆汽车开到天津的新火车站，等待肉票一到，就立刻押上开往北京的专车。 

克希克图一行分乘四部汽车，先到四家招待议员住的旅馆中去找“逃兵”，可是四批都扑了个空，在四家旅馆中，一个议员也没有找到，问旅馆中人可知他们去了哪里？旅馆中人回答说不知道。于是四批人都集中在一块，克希克图再下命令，直奔英租界球场29号周自齐寓，结果也一样扑了个空。他们带着失望的心情漫无目的地在街上寻找，果然在马路上碰到一位议员在百货公司买东西，于是一把扭住他，软骗硬逼，终于打听出周自齐正在南市妓院内吃花酒，这位议员因为怕太太，不敢进妓院，溜了出来在马路上漫游，不料被克希克图等抓到。 

于是克希克图集中人马，直奔南市妓院，这些议员们“倚红偎翠”，正在温柔乡中享受。克希克图率领孔武有力的议员以及雄赳赳气昂昂的打手冲进妓院，这时已是15日深夜3点半钟，他们不问三七二十一，只说奉了王议长命，请各位上车，就像拉小鸡一样，死拉活扯，被绑票的议员则乱嚷乱叫，天津警察误会为真的发生了绑票，喝令停车检查，直到押车的议员缴验议员证章，才让车子开行。 

被绑票的议员们要求先回旅馆拿行李，也不被绑架的议员允许，一个个送上火车，火车已升火待发，议员们一上火车车就开了，可是因为黑夜漫漫，很多议员在火车站混乱中溜脱，有些议员到了北京车站，躲到厕所间不出来，仍乘原班火车回到天津。 

10月16日，王揖唐又在北京派出汽车多辆，分途去抓议员到会投票，警察总监吴炳湘也派出武装警察在西城放哨，禁止议员离开会场。可是如此绑票和拉人，到会的议员仍然是少得可怜，这一幕副总统选举仍然流产。 

安福系还想对梁士诒施压力，梁士诒有徐世昌做后台，根本不吃这一套，态度非常强硬，他表示如果安福系仍然强压和不择手段进行副总统的选举，他就辞了参议院议长以为杯葛。安福系不愿事情闹得太大，就去请示段祺瑞，段认为对曹的竞选副总统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既然人力不能挽回，但求于心无愧，乃决定不再进行这种徒劳无功的选举。 

安福系领袖王揖唐觉得自己很丢面孔，就托病到汤山休养。曹锟也觉太扫兴，亦在保定称病。 

徐世昌就任大总统时，曾下令授给曹锟一等大绥嘉禾章，曹锟予以拒绝。原来是总统府铨叙局摆了乌龙，没有查明曹早已得过这种勋章而再颁一次，为了补救这次错误，徐就改授曹以九狮纽宝光金刀一柄，刀上嵌有钻石三颗，珍珠九颗，软钢制造，可以伸展自如。 

10月7日，下台的冯国璋通电陈述代理总统一年种种，以及时局现象，电云： 

“督军省长各省议会各商会教育会各报馆暨林下诸先生公鉴：国璋代理期满，按法定任期，即日交代。为个人计，法理尚属无亏，为国家计，寸心不能无愧。兹将代理一年中经过情形，及时局现象，通告国人，以期最后和平之解决。查兵祸之如何酝酿？实起于国璋摄职以前，而兵事之不能结束，则在国璋退职以后，其中曲折情形，虽有不得已之苦衷，要皆国璋无德无能之所致。兵连祸结，于斯已极。地方则数省糜烂，军队则遍野伤亡。糜烂者国家之元气，伤亡者国家之劲旅。而且军纪不振，土匪横行，商民何辜，遭此荼毒？人非木石，宁不痛心？以此言之，国璋固不能无罪于苍生。而南北诸大要人，皆以意见争持，亦难逃世之公论。吾辈争持意见，国民实受其殃。现在全国人民厌乱，将士灰心，财政根本空虚，军实家储罄尽，长此因循不决，亦不过彼此相持，纷扰日甚。臂诸兄弟诉讼，倾家荡产，结果毫无。即参战以后，吾国人工物产之足以协助友邦者，亦因内乱故而无暇及此。欧战终局，我国之地位如何？双方如不及早回头，推诚让步，恐以后争无可争，微特言战而战无可言，护法而亦无法可护。国璋仔肩虽卸，神明不安，法律之职权已解，国民之义务仍存。各省区文武长官，前敌诸将领，暨各界诸大君子，如以国璋之言为不谬，群起建议，挽救危亡，趁此全国人心希望统一之时，前敌军队观望停顿之候，应天顺人，一唱百和。国璋不死，誓必始终如一，维持公道。且明知所言无益，意外堪虞，但个人事小，国家事大，国璋只知有国，不计身家，不患我谋之不臧，但患吾诚之未至，亦明知继任者虽极贤智，撑拄为难，不得不通告全国人民，各本天良，以图善后。国家幸甚，人民幸甚。再此电表明心迹，绝非有意争论短长，临去之躬，决无势力，一心为国不知其他。倘天心人意，尚可挽回，大局不久底定，国璋一生愿望，早已过量，绝无希望出山之意，天日在上，诸祈公鉴！” 

10月9日广东军政府通告代行国务院职权，摄行大总统职务，10日发出通电云： 

“军兴以来，军政府及护法各省各军，对内对外，迭经宣言其护法之职志，惟在完全恢复《约法》之效力，取消解散国会之乱命，以求真正之共和，为根本之解决，庶使人知所警惕。此后以暴力蹂躏法律之事无自发生，民国国基乃臻巩固。至是希望和平，一切依法办理之心，尤为国人所共闻共见。军政府及前敌将领，屡次通电，可复按也。及北京非法伪国会选举伪总统，本军政府于事前既通电声明非法选举无论选出何人，均不承认。事后又曾电徐世昌，劝其遵守《约法》，勿为人愚。乃闻徐氏已就伪总统。事果属实，何殊破坏国宪！以徐氏之明，甚盼及早觉悟，勿摇国本而自陷于危。本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依法摄行大总统职务，护法戡乱，固责无旁贷也。特此布告，咸使闻知。” 

谢选骏指出：《民國公文的撰制》说，“電文、代電用語——電悉、x電悉 表示收到下級機關來電的意思。x電敬悉、x電奉悉 表示收到上級機關來電的意思。x電誦悉 表示收到平等機關來電的用語。x機關x官鈞鑒 上行電文或代電對受電人的稱呼用語。x機關x官勳鑒 平行電文或代電對受電人的稱呼用語。x機關公鑒 平行機關之間用電文或代電往來時的稱呼用語。x機關鑒 與前條同。x機關x官覽 對下級機關用電報或代電行文時的稱呼用語。謹以奉聞、謹以電聞 對上級或平行機關用電報或代電行文時的結束語。特此電陳 與上條同，但“聞”在對方，“陳”在我方。

——我看北洋时期的电文很有意思，可与文革期间的大字报互相参照；相比之下，北洋电文都有一个字的名称，简明多了。

【一四四、和平之声不绝如缕】

湖南前线的北军，包括了北洋军的各军系，有直军，奉军、苏军、鲁军、皖军等，还有张敬尧的第七师，冯玉祥的第十六混成旅。可是在正前面和南军对磊的，则是直军，直军的统帅是吴佩孚，因此湖南和战之局的锁匙是操在吴佩孚手中。 

在南军方面，桂系对湖南已没有兴趣，不愿为湖南而和北军拼死战争，又对湘军总司令程潜不放心。因此这期间的桂系，对谭延闿是表示了热烈欢迎的态度，赞成他回到湖南接收湘军的统帅权。谭延闿从南京回到上海后，一直和桂系保持联系，7年4月12日他由上海到广州，14日动身到广西，19日在武鸣会见了陆荣廷。 

谭、吴之间的桥梁是张其锽。张字子武，原籍广西，和谭是同榜进士，民国元年先后做过南武军统领，湖南军事厅长。张研究六壬之学五年，自称“无师自通”，而吴佩孚也懂卜算，两人都长于诗文，精于星相，因此一见如故。 

5月25日，湘军代表和直军代表在耒阳公平垆王壮武祠举行谈判，6月15日成立了停战协定，从此湖南便没有战事。 

通过湘军的关系，桂系和吴佩孚也有了联系。 

7月13日，吴佩孚派员参加了衡阳各界人士所举行的罢兵息争大会，并且表示了积极支持的态度。吴佩孚公然与南军成立了停战协定，这是南北战争期间的重大变化。 

谭延闿于7月间回到柳州，重任西南方面的湖南督军。 

湖南战场既如上述，广东战场也起了变化。6月间，粤军继续占领龙岩、龙溪，厦门大为震动，援粤军总司令张怀芝因为副总司令吴佩孚主和，他变成孤立无援，手下没有直军，所能指挥的，只是些在湘东吃过大败仗的残兵败将，因此，所谓的“援粤”——段祺瑞和徐树铮的第五期作战计划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天津会议中继续对南方用兵的决议，便在不声不响中完结。 

7年10月23日兼代国务总理钱能训亦电西南方面岑春煊等呼吁和平，电云： 

“比者四方不靖，兵祸相寻，苦我人民，劳我将士。追溯用兵之始，各有不得已之苦衷。而国力既殚，纷争未息，政治搁滞，百业凋零，仅就对内而言，已岌岌不可终日，况欧战现将结束，行及东亚问题，苟内政长此纠纷，大局何堪设想？夫欧西战祸，谊切同仇，犹复尊重和平，致其劝告，矧均属邦人，奚分南北？安危所系，休戚与同，岂忍以是非意见之争，贻离析分崩之患？试念战祸蔓延，穷年累月，凋残者皆我之国土，耗散者皆我之脂膏，伤亡者皆我之同胞，同室操戈，有识所痛。推其所至，适足以摧伤国脉，自蹙生机。当兹国步艰难，一发千钧，再事迁延，噬脐何及？迩者东海膺选，首倡和平，能训等谬忝政席，俱同斯旨，用掬诚捆，敬告群公，倘念民困已深，国家为重，不遗愚陋，相与筹维。各该省一切军政、财政及用人诸端，无妨开诚布公，从容商榷。善后办法，更仆难详，大要在收束军队，励行民治，以劳来安集之政，收清净宁一之功，俾国脉渐苏，民生日厚。若法律问题，虽为当日争端所系，第是丹非素，剖决綦难，以今日外交吃紧，若舍事实而争言法理，势必旷日持久，治丝益棼。陆沉之忧，悬于眉睫，谓宜先就事实设法解纷，而法律问题俟之公议。凡兹愚虑，悉出真诚。诸公爱国夙殷，审时尤切，虑难匡济，当有同心。尚冀示我周行，俾资商洽！引领南望，翘伫德音！” 

7年10月24日，徐世昌以大总统身份下令尊重和平。令曰： 

“吾国此次加入欧战，对德奥宣战，原为维持人道，拥护公法，俾世界永保和平。苟一日未达此的，必当合国人全力动助，协商诸邦，期收完全之效果。 

夫以欧西战祸，扰攘累年，所对敌者视若同仇，所争持者胥关公议，犹且佳兵为戒，倡议息争；况吾国二十余省，同隶于统治之权，虽西南数省，政见偶有异同，而休戚相关，奚能自外？本无南北之判，安有畛域之分？试数十年以来，几经战伐，罹锋镝者孰非胞与。糜饷械者皆我脂膏，无补时艰，转伤国脉，则何不释小嫌而共匡大计，蠲私忿而同励公诚，俾国本系于苞桑，生民免于涂炭。平情衡虑，得失昭然。惟是中央必以公心对待国人，而诚意所施，或难尽喻。长岳前事，可为借鉴。故虞诈要当两泯，防范未可遽疏，苟其妨及秩序，仍当力图绥定。兹值列强偃武之初，正属吾国肇新之会，欲以民生主义与协商诸邦相提挈，尤必粹国人之心思才力，刷新文治，恢张实业，以应时势而赴时机。及兹黾勉干济，犹虑后时，岂容以是丹非素之微，贻破斧缺罥之痛？况兵事纠纷，四方耗斁，庶政搁滞，百业凋残，任举一端，已有不可终日之势，即无对外关系，讵能长此搘持？所望邦人君子，戮力同心，幡然改图，共销兵革，先以图国家之元气，次以图政策之推行，民国前途，庶几有豸！（下略）” 

徐世昌和西南方面透过梁士诒暗通款曲，无非是希望自己的大总统地位能获得西南方面的承认。西南方面对于大徐无所好恶，不一定喜欢他，也不憎恶他，西南在反徐问题上不是反对徐世昌，而是反对徐成为段祺瑞的傀儡，后来段已决定下台，徐又大作和平试探，自不必过于反对。不过对徐也有很多考虑，徐是个文人，不似冯有直系武力作基础，因此他没有本钱来和皖系对抗。同时在西南看来，徐的总统是由安福国会所产生，安福国会是西南所坚决反对的，因此对徐的总统地位有难以承认的因素。西南认为当前中国，徐亦不失为一个适宜的总统人选，但希望徐能先促成南北和平，在和谈中解决国会问题。国会问题解决，全国统一，再由另一种方式选举徐为总统。西南方面认为这种主张不是对人而是对法，是个法的争执。 

在徐世昌来说，他要先做了总统再来促成和平，这就是他和西南方面不一致的根本因素。老实说，除非有大智大仁大勇如孙中山，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这种胸襟和德操，放弃现成总统不做而去期待渺不可知的将来。同时，在事实方面言，徐世昌身在皖系势力范围内，也不可能不就总统而先担任南北间的调人。 

徐世昌就职前，西南的非常国会特于徐世昌就职的前一天开两院联合会，决定方针，暂委托广东军政府代行国务院职权、总统选举，从缓举行。 

徐世昌就任总统不久，曹锟等电呈：“张勋坐镇徐淮，功足抵罪，应准免予缉究。”张勋策动复辟，颠覆民国，恢复满清，就是背叛民国，这种大罪，公然可以翻案免究，也是北洋军阀才能作这样的文章了。张勋自以为和南方的陆荣廷有交情，想在南北和谈中插一脚，毛遂自荐做一个调人。10月25日他到总统府谒徐，徐挡驾不见。他回到荷兰公使馆，北京的要人们纷纷来见他，他也“端”了起来，一律挡驾不见。最有趣的是江西省长戚扬和他的一段渊源，在黎元洪总统时代，戚被江西省议会弹劾，国会通过查办案，赖张勋一言而幸免。戚给张电报说：“此恩永世不敢忘。”后来复辟事启，戚始而迎合抄录寄还，且附以十字按语：“今年之我，仍是去年之我。”张勋固然胡闹，戚扬尤其下流。 

倪嗣冲这时也不安于位，他手下有一个镇守使马联甲正觊觎督军宝座，使他颇伤脑筋。至于张怀芝，他的山东督军一职早由张树元代理，山东全省商人竟联名呈文总统府，宣布他治鲁的罪状，这当然有张树元作后盾，张怀芝也明白自己想回山东是不可能了，便转过来想当陆军总长，徐世昌因为他不认识字，所以不予考虑。还有福建督军李厚基，民国2年他以一个团长地位，随刘冠雄到福建，赶走了闽督孙道仁，一步一步地由旅长而镇守使，由镇守使而督军兼省长。他参加对南用兵，派臧致平、唐国谟两部攻粤，不料闽军竟被粤军击败，还引来了粤军陈炯明和方声涛两部的反攻，攻入了永定、上杭一带。 

10月29日卸任总统冯国璋回河间原籍扫墓，便道赴保定访曹锟，一面伫待由湖北北上的王占元。 

11月5日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为湘西镇守使，吴新田为岳阳镇守使。 

当徐世昌就任总统后，10月13日美总统威尔逊向徐致贺，电文中附带提出一项劝告：“中国若不早息争端，殊难协同友邦一致达到维持正义之目的。贵大总统就任，更应和衷共济，统一南北，则于国际事务中可占其应有之地位。”徐复电说：“本大总统当选之日，即以国家统一为怀，现正力求治理，以达此原定之目的。”这时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甫返国述职后到北京回任，即于10月18日，作为徐就任总统后的首次谒见，在谈话中也非正式地提出了南北和平的劝告。徐表示中国必需实现和平统一，不过中国实现统一后，就需要大量裁减军队，希望美国在道义上支持，在财政上协助。芮恩施答说：美国政府在这方面必会予以同情之考虑。 

早在7年6月间，美国就向英、法、日三国提议，改组五国银行团，加入美国，退出俄、德两国，由新的四个银行团向中国进行交涉，延长币制借款期限，帮助中国政府整理财政，裁减军队。8月30日又联合英、法两国公使抗议中国利用日本资金发行金币券，美国这期间的对华政策，已开始了击破日本包办对中国的投资，而用国际投资来抵制。 

徐世昌为了配合国内外的形势，乃授意梁士诒组织一个政党，梁网罗了许多名流，先成立了一个“和平促进会”，非安福系的议员108人都参加了，其中包括研究系。安福系的机关报大骂徐世昌忘恩负义，不念安福系一手捧他做总统的大恩。 

10月23日，社会名流熊希龄、张謇、蔡元培、王宠惠、庄蕴宽、孙宝琦、周自齐、张一麐、王家襄、谷钟秀、丁世峄、徐佛苏、文群、汪有龄、王克敏、王祖同、梁善济、籍忠寅、李肇甫、王芝祥、王贻书、王人文、林绍斐、由宗龙等24人，通电宣告成立“和平期成会”。这个新政党是各党派的大结合，包括国民党、政学系、研究系和拥护黎元洪、冯国璋的人士，甚至安福分子王祖同也被吸收，只缺少一个梁启超。梁也宣言，结束他个人的政治活动，“不惜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宣战”！ 

和平期成会组成时，梁士诒的和平促进会就宣告结束，以避免双胞案，因梁的和平促进会受到主战派和安福系的共同攻击，徐世昌这时并不愿和段祺瑞正式决裂，所以和平期成会成立后，梁就结束了和平促进会，事实上旧交通系的人物已全部加入了和平期成会。 

熊希龄一再声明，和平期成会这个组织没有政治意味，不受任何方面利用，然而和平运动根本就是一种政治运动，不受利用是做不到的。 

和平期成会的声势不小，它竟在广州成立了分会，并且受到了桂系的支持，岑春煊、陆荣廷等都通电响应和平期成会的主张，桂系想借这个组织和北方取得间接的联系。 

和平既然成为南北一致的要求，因此具体的实现步骤便是先选定和谈的地点。总统府美国顾问伟罗门向徐世昌建议，由南北国会选派同等数目的议员在上海组成联席会议，制定宪法，追认徐世昌为总统，并选南方领袖一人为副总统，宪法告成后，这个临时国会和南北国会同时解散，根据新宪法，改选新国会。这应该是很公平的一个解决时局，又顾及到事实的办法。 

徐世昌觉得采取任何行动之前，必需先把北方军人们的意见沟通，免得将来意见分歧。所以他决定召集北方各省军人到北京来举行一次大规模会议，解决南北和平问题，裁军问题，军民分治问题以及各省不得擅自扣留国税问题。他叫财政部编制了财政收支月季表，分交各省参考，让各省军阀了解军费开支过大，收支无法平衡，借以使他们赞成裁兵。 

这位老狐狸大徐，却害怕小徐（徐树铮）捣蛋，因此他于11月3日加徐树铮陆军上将衔，4日派他赴日本观操，这时小徐是段参战督办的参谋长，并兼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 

徐世昌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正是前任冯国璋所努力的问题，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是一样，要取决于各省军阀，这就是北洋时代的特色。徐认为自己不同于黎元洪或冯国璋的，是现在的和平工作，有国际背景在后面支持，因此他相信可以克服反对力量。 

11月上旬，张作霖、陈光远、孟恩远、赵倜、倪嗣冲、张怀芝、卢永祥先后应召到了北京。随后王占元和阎锡山也到了，其他没有赶到的则派代表出席。这是北京的督军会议，也是自有督军会议以来，出席督军最多的一次。更难得的是长江三督中，陈光远和王占元都亲自出席，李纯则派代表参加，这都是空前的。可是却缺了一个更重要的大督军，就是曹锟，他因为副总统没有当选，赌气不肯前来，徐世昌则一再电催，一定要等他来后才开会，在千呼万唤之后，他于11月14日在情不可却中赶到北京。 

11月15日，北京的督军会议在总统府集灵囿四照堂举行。段祺瑞也应邀参加。参加会议的，除八个督军外，还有绥远都统蔡成勋、淞沪护军使卢永祥、黑龙江、湖南、甘肃、陕西、江苏、四川等省代表，府秘书长，全体阁员以及参战督办处代表二人合共出席23人。 

皖系军人曾在会议前向徐世昌提出了一个条件——“和平我们不反对，只反对梁士诒一手包办和平。” 

会议开始，徐世昌在简短的开会词后即请段祺瑞表示意见，段说自己已经下野，未便参预国家大计，和平问题应请大总统主持。但不能采取对等和平，也不应该讨论国会问题。徐接着发言，推崇段主持对德宣战的功绩。也谈到恢复国内和平的重要。随后钱能训发言，强调应采取和平统一政策。倪嗣冲、曹锟则提出南方有无和平诚意的疑问？钱能训答复说岑春煊、陆荣廷都有和平诚意，少数反对派没有力量。因此，这一天的讨论一点火药味都没有。 

11月16日北京督军会议继续第二次会议，议决：（一）如果南方不提出过苛条件，一致赞成和平统一的方针；（二）欧战停止，参战督办处改为边防督办处；（三）预筹各省善后；（四）收束军队，先从调查军队实数入手；（五）责成各省照章报解中央税收。 

就在这一天，北京政府下令前方军队罢战退兵。钱能训代总理电劝南军撤退。 

19日英、美、法、意、日五国驻广州领事，奉各该国政府训令，向广东军政府递送一项照会，劝告南方接受徐世昌的呼吁，罢战息争，照会全文如下： 

“法、英、意、日、美诸国政府，因见此二年内中国内乱不停，大有分崩景象，甚为悬系。此项纷乱情形，不特与外国利益有损，且影响中国治安极大。因此所生不靖之情，反足鼓励敌人之气，而于大战紧急之转机中，妨碍中国与协约诸国实行合作。今该转机已成过时黄花，各国人民正盼环球各处人民达到安居乐业之时，中国未能统一，则各国人民应为之事，难于进行。兹法、英、意、日、美诸国政府对于中国大总统解决内乱之所设施，深滋冀望，对于南方各要人之态度，亦乐观其有欲和平了结之志趣。是以各该政府就此声明，对于北京政府及南方各要人，愿各废除私见及泥守法律之意念，一面谨慎从事，免除一切阻碍议和之行为，一面迅以慷慨和合态度，根据法律暨维护中国国民利益之热心，寻一两造和息之路，始克使华境以内平安统一，此各国政府之所殷盼者也。 

此时法、英、意、日、美诸国政府虽声明其切实赞同双方欲解决向日分裂之争端，惟毫无最后干涉之策，亦无指挥或谏劝此次议和条件之意，故此项条件，必须由中国国人自行规定。各国政府只系尽其所能，鼓励双方于所望所行各事上，达议和统一之目的，但中国国民对于各国冀望重建之功，所肩之责，于中国历史上更为增大而已。特此劝告。” 

22日南方通令休战。军政府七总裁岑春煊等电告徐世昌，全文如下： 

“徐菊人先生鉴：护法军兴年余，双方相持，国是莫由解决。比者欧战告终，强权销灭，吾国亦有顺世界潮流，而回复和平之必要。美总统威尔逊，于本年九月二十九号为开募第四次自由公债之演说，实为国际及国内解决一切政争之根据，无论何国，均可赖之以为保证。世界各国，方将崇正义而永息兵争，岂吾国独不可舍兵争而求和平之解决？执事既令所部停战，本军政府亦令前敌将士止攻。惟彼此犹未实行接近和平谈判，玩日废时，殊属无谓。煊等特开诚心，表示真正和平之希望，认上海租界为适中之中立地点，宜仿辛亥前例，由双方各派等人数之代表，委以全权，克日开议。一切法律政治问题，不难据理而谈，依法公决，庶可富民利国，永保和平。特电表意，即希速复！” 

徐世昌接到南方军政府七总裁来电，立即复电： 

“广州岑云阶（春煊）先生，伍秩庸（廷芳）先生，林悦卿（葆怿）先生，武鸣陆干卿（荣廷）先生，毕节唐蓂赓先生（继尧），上海唐少川先生（绍仪），孙中山先生鉴：来电敬悉。生民不幸，遭此扰攘，兵革所经之地，膏血盈野，井里为墟，溯其由来，可深悯恻。欧战告终，此国彼国，均将偃戈以造和平，我以一国之人，犹复纷争不已，势必不能与世界各国，处于同等之地位。沦堕之苦，万劫不复。世昌同是国民，颠覆是惧，况南北一家人也，本无畛域可分，故迭次宣言，期以苦心谋和平，以毅力致统一。今读美总统威尔逊今年九月间之演说，所主张国际同盟，用知世界欲跻和平，必先自求国内息争，然后国际和平，乃有坚确之保证。爰即明令停战退兵，表其至诚，冀垂公听。固知诸君亦是国民之一分子，困心横虑，冒百艰以求一当，决无不可解决之端。今果同声相应，是我全国垂尽生机，得有挽救之一日也。世昌忧患余生，专以救世而出，但求我国依然比数于人，芸芸众生，得以安其食息，营其生业，此外一无成见。所有派员会议诸办法，已由国务院另电奉答，敢竭此衷，唯希明察！” 

北京国务院亦电南方军政府云： 

“读诸公致元首电，敬谂开诚表示，共导和平，至深佩慰。欧战告终，潮流方迫，元首鉴于世界大势，早经历颁明令，申正义而弭兵争，当为国人所共见。近于通令停战之后，继以筹议撤防，积极进行，实出渴望和平之旨。会议办法，前已详细荩画，李督秀山转商，兹承示双方各派代表，克日开议。筹谋所及，实获我心。所云代表人数，论省区版籍，不能无多寡之殊，惟为迅释纠纷，固可不拘成见，似可由双方各派同等代表十人，临时推定首席，公同协议。至会议地点，原定南京，本属适中之地，宁沪同属国土，焉有中立可言？且会议商决内政，不宜在行政区域之外，鄙意仍在南京，最为适宜。至来电所举辛亥前例，辛亥系因国事问题，不幸同时而有两国体，今则双方一体，论对内则同是国人，协商国政，固无畛域之分。论对外国交，只能有唯一政府，尤非辛亥之比。值此时局急迫，促进和平之意，彼此所同。亟当于会议办法，切实商决进行，其他枝节之论，宜从蠲弃，以免旷废时日。此间现正酌选代表为事先之筹备。尊处遴派有人，即希电示，以便双方派定，克期组织，俾法律政治各问题，日趋接近，速图解决，民国幸甚。” 

谢选骏指出：人说“老实说，除非有大智大仁大勇如孙中山，任何人都不可能有这种胸襟和德操，放弃现成总统不做而去期待渺不可知的将来。”——我看孙中山表面克己奉公，其实为了争夺权力不惜一再兴兵，甚至采取了引狼入室的“联俄容共”的极端政策，罪不容诛也。

【一四五、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民国7年11月11日协约国和德国签定了休战条约，结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历时四年半，开始于民国3年6月，奥地利和塞尔维亚宣战，帝俄出兵助塞，德国出兵助奥，先攻与帝俄同盟的法国。英国因为德国破坏了比利时的中立，遂助法抗德。英法俄等称为协约国，德奥土耳其及保加利亚等称为同盟国。协约国方面参战的国家和日期如下： 

俄罗斯1914年8月1日宣战。（即中华民国3年） 

法兰西1914年8月3日宣战。（同上） 

比利时1914年8月3日宣战。（同上） 

英吉利1914年8月4日宣战。（同上） 

塞尔维亚1914年8月6日宣战。（同上） 

门的内哥罗1914年8月9日宣战。（同上） 

日本1914年8月23日宣战。（同上） 

葡萄牙1916年3月9日宣战。（即中华民国5年） 

意大利1916年8月28日宣战。（同上） 

罗马尼亚1916年8月28日宣战。（同上） 

美利坚1917年4月6日宣战。（即中华民国6年） 

古巴1917年4月7日宣战。（同上） 

巴拿马1917年4月10日宣战。（同上） 

希腊1917年6月29日宣战。（同上） 

暹罗1917年7月22日宣战。（同上） 

利比里亚1917年8月4日宣战。（同上） 

中华民国1917年8月14日宣战。（同上） 

巴西1917年12月16日宣战。（同上） 

海地1918年4月22日宣战。（即中华民国7年） 

危地马拉1918年4月23日宣战。（同上） 

此外尚有玻利维亚、尼加拉瓜、多米尼加、哥斯达黎加、秘鲁、乌拉圭、厄瓜多尔诸国，亦与德奥宣告断绝邦交。 

欧战开始时，因德国陆军极强，一举占领了比利时、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和法国北部。英法竭力抵御，且封锁其海港，德国乃出动飞机袭击英法首都，且以潜艇击沉各国商船，虽中立国亦不免，不过德国在非洲及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均为英、法、葡所攻取，日本亦乘机侵占青岛及太平洋赤道以北诸岛。1917年美国商船因屡为德国潜艇所击沉，抗议无效，乃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是年，俄国推倒沙皇，退出战争，与德议和，德国遂移师西线，全力进攻英法，英法因有美国为后盾，奋力抗拒。1918年秋土耳其、保加利亚及奥地利均无力继续作战，先与协约国议和。不久奥国发生革命，国内瓦解，德国亦宣布共和，和平遂告实现。这次战争历时1566日，因战争而死亡的人数是990万，伤者约2000万，战费4000亿美金。 

欧战结束后南北和谈也逐渐成为事实，徐世昌和段祺瑞的幕后斗争，似乎徐占了上风，可是段也非弱者，他已斗倒了两位总统，老徐是他捧出来的，他总不能搬石头打自己的脚。 

曹锟一肚子委曲来到北京，段和安福系竭力拉拢他，一方面表示仍拥护他当副总统，一方面劝张作霖也支持曹，张作霖慨然应允，并且还反转过来疏通东三省议员一致投曹的票。曹知道以前几次副总统选举的流会，都是旧交通系捣鬼，而旧交通系又和老徐勾结，因此恨徐入骨，也恨梁士诒入骨。张作霖拍了胸膛对曹表示要对付梁，害得梁不敢回北京，而安福系也集中火力攻击梁。徐世昌在督军会议召开前本打算要梁士诒组织内阁，以皖系的稳健派靳云鹏为陆军总长，由于皖系和安福系的激烈反对，才未成事实。于是徐乃拟派钱能训真除国务总理，安福系则提条件，欲以钱内阁交换副总统。徐世昌为此颇感苦恼，但他表面上一点也不在乎，他说：“不通过钱内阁难不倒我，我的老朋友可以当总理的多得很，不像华甫（指冯）找不到一个内阁总理，我可以提出十个总理人选，难道他们能否决十次吗？” 

7年11月24日，段授意督军团组织“戊午同袍社”，以团结北洋派为目的，推举曹锟为社长。曹锟做了社长，就俨然执北洋派的牛耳了。成立之日，曹假安福俱乐部举行“庆祝国际荣誉合肥首勋大会”，段着上将礼服参加。且拟请政府颁授只有大总统才有的殊荣“大勋位”给段，因陆徵祥讲了一句：“中国未出兵而颁殊勋荣典，恐贻笑外人。”这才打消此意。戊午同袍社表面上是团结北洋，实际上是拥护段复组内阁。 

由于和平声势太大，主战派不敢直接反对和平，只是重复段的原则：反对对等和平，反对取消安福国会。倪嗣冲说：“取消国会么？咱们的大总统就是由新国会选出来的，取消国会岂不就是取消大总统吗！” 

南方滇桂两系和国民党一部分人士都迫切希望和平，可是他们希望的当然是对等议和，这是南北和谈的先决条件。南方议和总代表原定岑春煊，后来因岑当选了七总裁中的主席总裁，所以议和代表改推甫由日本回国的唐绍仪担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转变，辛亥革命后，唐就担任南北议和的总代表，可是那时他却是北方的总代表，他和徐世昌、梁士诒都是老朋友。尤其是梁士诒，他是最早提拔和赏识梁的人，由他代表南京，比较容易和北方谈。 

11月20日，徐世昌致唐绍仪一电，把不久前冯段相争，最后相约下野，请他出来收拾时局的经过和盘托出，希望唐竭力促进南北和平。唐回电强调南北必需对等议和，代表人数必需相等，谈判必需公开。唐的回电中，称徐为“菊人兄”，徐接唐电，赌气不理他，乃要钱能训代为回电，唐接钱电大为不满，认为徐在摆伪总统的臭架子，不念老朋友交情。 

和谈问题的先决条件，是参加人数和地点。段派认为北方是正统，所以和谈应以北方为主体。代表人数北方要多，地点也由北方决定。南方则认为要谈就要在平等地位上谈。 

徐世昌和钱能训在段派的压力下，不得不力图避去对等讲和的形式，苏督李纯主张和谈地点在南京，徐钱即以此向南方提出，同时主张会议的名称不叫南北和会而叫善后会议。 

李纯则建议称为南京和平善后会议。 

代理国务总理钱能训经常与南方岑春煊、陆荣廷两人互通电报，彼此互称先生。南方军政府也承认钱内阁是北方的事实内阁。不过西南也有反对和平妥协的一派，国民党元老谭人凤就在漳州发出一个激烈反对的电报，同时有人在广州组织护法联合会，反对桂系包办和议。 

11月23日岑春煊致电熊希龄，反对避去对等议和的形式。30日岑春煊等军政府七总裁联名致徐世昌电中，主张在上海租界内举行南北对等的和平会议。理由是：和谈应该在中立地带，上海租界是名符其实的中立地带，举行和议，可以避免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钱又代表徐复电说：南京和上海同为国家领土，在国家领土上谈不到有中立地带，故仍以南京为和议地点为宜。不过和议代表双方可各占十人。至于对等议和的形式也难接受，辛亥年南北有两个不同的国体，现在则不然，所以不能相提并论。12月5日徐回答七总裁说，他对于会议的有关问题全没有成见，已交由国务院研究答复。 

12月24日，唐继尧建议仿照辛亥年成例，在上海举行南北和谈，双方各派同等代表人数，南方代表人选由军政府主持选派，北方代表人选由徐菊老主持选派。 

北方对和谈问题步调和态度都是不一致的，徐世昌和钱能训之所以坚持在南京开会，以及不用南北会议的名称，是力求避免主战派有所借口，而不利于和议的进行。 

至于北方议和的总代表，徐世昌本属意于梁士诒，曹锟一系的人坚决反对，后来又属意于李纯，皖系也坚决反对。皖系希望以北京为开会地点，以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为总代表，这当然离题太远了，王揖唐是安福国会的议长，以他为议和总代表，就是表示北京拒绝讨论国会问题的一种姿态。 

这时还有一种折衷的意见，是建议以汉口为议和地点。 

奔走和谈的人愈来愈多，连复辟的祸首康有为也发出文电，呼：“菊人总统兄”，“干臣（钱的字）同年兄。” 

梁士诒在香港未北返时，曾和唐绍仪晤谈，当时也曾谈到北方议和总代表的人选，唐表示如果梁不能担任，则以朱启钤为宜。因此北方最后决定以朱启钤为议和总代表。 

12月2日美、英、法、意、日五国公使一同到总统府提出和平劝告的正式文件，同时另一副本训令五国驻广州领事，向军政府投送。 

五国劝告给徐世昌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在北方可以吓阻主战派的反对，在南方亦有迫和的作用。12月3日，就是五国劝告的第二天，徐世昌邀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张怀芝、王占元、倪嗣冲、孟恩远以及全体阁员到总统府开特别会议。徐把五国劝告的咨文给大家看，问大家意见，将军们这一天倒表现得十分合作，一致表示愿服从总统命令。于是徐世昌宣布，关于议和地点拟同意南方的要求，在上海开会。竟也得到与会人士的赞同。最后，徐世昌请与会人士疏通安福国会通过钱内阁，大家也唯唯诺诺。 

12月6日，五国银行团以盐税余款450万元交给北京政府以维持军政开支，这当然是给徐世昌以支持，同时五国公使郑重表示，更大数目的善后借款，需要在中国南北统一以后才能实现。 

12月14日众议院投票同意钱内阁，18日参议院也同意钱内阁，这是北洋老政客徐世昌对北洋军阀斗争中的一大胜利，这种胜利是黎元洪和冯国璋所未曾享受过的。12月20日徐以大总统明令发表特任钱能训为国务总理。 

民国8年1月11日发表阁员名单： 

内务总长钱能训兼 

外交总长陆徵祥蝉联 

海军总长刘冠雄蝉联 

交通总长曹汝霖蝉联 

司法总长朱深蝉联 

教育总长傅增湘蝉联 

陆军总长靳云鹏新任 

财政总长龚心湛新任 

参谋总长张怀芝新任 

徐树铮赴日本观操，已于12月16日返国，他本反对议和，反对靳云鹏为陆军总长，可是时移势易，现在也不敢反对了。 

新阁员就任后，发生一件极不愉快的事，1月31日为旧历除夕，新任陆军总长靳云鹏向新任财政总长龚心湛索300万经费，龚答无此款，靳就拍桌叫了起来：“没有钱你干个屁？”龚当然受不了，当天即递辞呈赴天津，钱能训派人请他回来，他提出两个复职条件：（一）收多少付多少。（二）武人不许开口骂人。要钱总理保证履行。龚和靳都是皖系，段祺瑞怕他们闹下去不可开交，乃命徐树铮调解，靳云鹏在段手下虽称温和分子，这时却很强硬，竟表示龚干我就不干。龚心湛号称安福粮台，也不怕靳，最后龚的条件修改为：（一）军饷事不与陆军总长直接办理，（二）政费应减应付由总理支配。钱能训约田文烈、傅增湘、张怀芝出面做和事佬，邀双方杯酒释嫌，不过也只做到表面握手为止。 

谢选骏指出：欧洲各国列强自相残杀，北洋各系军阀有样学样，兴兵作乱。

【一四六、徐树铮西北筹边】

民国7年秋天，段祺瑞所领导的督办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事务处之下，成立了一个西北边防筹备处，由徐树铮任处长，作为把“参战”改为“边防”的一个准备。边防筹备处成立后，刚巧遇上俄国革命，共产党夺取政权，使外蒙古有心脱离俄国控制而倾向中国。 

外蒙古的独立，是帝俄策动外蒙的哲布尊丹巴于辛亥年阴历十二月二十八日在库伦登基，号称“大蒙古国”，年号“共戴”。民国成立，一切正在草创，遂予帝俄以可乘之机。民国2年11月22日，中俄联合声明，中国正式承认外蒙古的自治权，并允许不派军队进驻外蒙古及安置文武官员，且不办殖民。民国4年6月7日中、俄、蒙三方又共同签定了一个“恰克图协定”，重申中俄声明文件中的一切条款。到了民国6年，由于俄国内乱，失掉了对外蒙古的控制，逐渐引起了日本的垂涎。8年春天，日本利用布里雅特人谢米诺夫和蒙匪富升阿来策划组成一个包括布里雅特，内、外蒙古及呼伦贝尔的大蒙古国，在日本控制之下。主持这项工作的，是日本驻库伦武官松井中佐。松井和布里雅特人的会议及宴会照片后来被中国参谋本部得到。这时，外蒙古的许多王公鉴于独立的失算，又怕日本乘机侵占，所以酝酿重新归属中国。 

外蒙的内向，给徐树铮一个发挥野心的好机会。徐树铮是一个极有政治野心的人。北京局势的混乱，使他不能施展抱负，而他一举一动又容易引起政治风波，加上段祺瑞的督办参战处已不见容于国人。刚好他担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正遇上外蒙古内向问题，因此他便于8年4月17日提出了“西北筹边办法大纲”，6月10日经国务会议议决照办，6月13日政府特任他为西北筹边使，6月24日又命他兼任西北边防军总司令。 

当时总统徐世昌非常赞成派徐树铮筹边，以调虎离山。因为他留在北京搞风搞雨极为不妥，倒不如请他向边疆发展，少一个麻烦。 

西北筹边使的官制于7月18日公布，其职权如下： 

（一）政府因规划西北边务，并振兴各项地方事业，特设西北筹边使。 

（二）西北筹边使由大总统特任，筹划西北各地方交通、垦牧、林矿、硝盐、商业、教育、兵卫事宜，所有派驻该地各军队，统归节制指挥。关于前项事宜，都护使应商承筹边使筹助一切，其他长官佐理员，应并受节制。 

（三）西北筹边使办理前条事宜，其有境地毗连，关涉奉天、黑龙江、甘肃、新疆各省，及其在热河、察哈尔、绥远各特别行政区域内者，应与各该省军政最高长官及各都统妥商办理。 

（四）西北筹边使施行第二条各项事宜，应与各盟旗盟长扎萨克妥商办理。 

（五）西北筹边使设置公署，其地址由西北筹边使选定呈报。 

（六）西北筹边使公署之编制，由西北筹边使拟定呈报。 

当西北筹边使新命甫下时，北京派驻库伦的都护使陈毅，正和蒙古王公交涉撤消自治的问题。陈毅字士可，湖北人，是晚清中兴名将陈湜的孙子。张勋复辟时被任为“邮传部侍郎”，复辟失败，逃出北京，在黄村车站被捕，当地驻军剪去他的辫子，叫他具结，永不参加复辟才放他走。民国6年8月他被任命为都护使。 

外蒙古的政制是王公管政，喇嘛管教，界限分明；迨自治后，活佛哲布尊丹巴为政教领袖，于是喇嘛专权，王公受排斥，只因喇嘛有俄人为靠山，可以为所欲为，迨俄国内乱，无力兼顾，王公乃发动撤销自治，其目的不是在归附中央，而是在恢复前清的旧制，借以重掌政权。代表蒙古公王集团来和陈毅接洽的，是外蒙古自治政府中的外务总长车林多尔济。 

陈毅和车林从8年1月中旬商谈撤销自治问题，一直没有具体的发展。到了8月4日，库伦大会开会，王公喇嘛之争益烈，王公们为了重掌政权，决心牺牲自治，故授权车林与陈毅具体磋商，双方决定了两项原则：（一）恢复前清旧制，五部直属驻库大员（以代替活佛）。（二）设置地方自治议会，由王公组织之（以排斥喇嘛）。以上的协商和条款，均系秘密进行，俄人及喇嘛毫不知情。 

陈毅把交涉情形电告北京政府，国务院于8月21日提出阁议讨论，当时对于条件内容并无任何意见，不过认为在程序上必需由外蒙王公先用全体名义呈请政府恢复原制，然后政府根据外蒙的请求再与磋商条件。国务院根据这个意见训令给陈毅，陈却没有办到，只是继续和王公们磋商条件，同时敷衍政府说外蒙古希望先以非正式商妥协商各项条件，才能安心撤消自治。 

陈和车林商妥的条件，于10月1日派秘书黄成垿把条件草案送到北京，这就是外蒙善后条件六十三条，其中重要的事项如下： 

一、中央政府无论何时何事，不能更改外蒙原有之分盟分旗制度。各盟旗沙毕，盟长、将军、扎萨克，高卓特巴等原有之管辖治理权，永远照旧。中央政府并不得施行殖民事项，将蒙旗土地改归他人所有。 

二、设驻札库伦办事大员一员，乌、科、唐、恰，可设参赞人员，帮办参赞一员。正副人员，必须一蒙一汉，并且轮流更换（如第一任汉正蒙副，则第二任蒙正汉副），而汉员必须以文职为限。即在北京之蒙藏院，其正副总裁之一，亦必须以外蒙王公任之。 

三、中央在外蒙驻军，其计划布置及额数，由驻库大员及帮办大员会同商定。遇有紧急事项，增派军队，事定仍须撤回。 

四、内地人民建筑房屋，经营商工等业，以及开垦，种菜，伐木，割草，必须先取得该管扎萨克之许可。 

五、开发矿产，兴办铁道，电报，邮政，必须由驻库大员及帮办大员会商办理。如必须借用外款，并必须先得外蒙地方议会通过，始得办理。 

陈毅和外蒙古王公们的交涉有个最大的阻碍，就是陈毅所选的对象根本没有力量，外蒙古自治政府的一切，完全操纵在喇嘛手中，而外蒙古人民的偶像是哲布尊丹巴活佛，也就是自治政府的领袖，活佛只信赖喇嘛。现在陈毅和王公商量外蒙古撤消自治就是对抗喇嘛，王公们想借北京政府的力量来推翻喇嘛，喇嘛既然有势力，当然不会轻易就范，所以成功的希望不会太大。 

陈毅想透过王公去说服喇嘛，又透过喇嘛去说服活佛，可以说只是一厢情愿；而王公们又不断供给陈毅错误情报。8月19日陈毅给北京外交部电报说：“至喇嘛方面，王公既愿，彼必无词。且活佛亦久向中央，殊无可虑。”9月26日陈毅又有电报说：“喇嘛方面，经王公竭力疏通，亦全体通过，册封一事……复经回禀活佛，亦奉允许。”可是这封电报发出后的第五天，10月1日，哲布尊丹巴活佛却写了一封致徐世昌总统的信，叫墨尔根堪布等五个喇嘛于10月9日带到北京，信内略云：“今突由中国驻库办事大员陈毅，提出取消自治……并提出所拟60余条前来……于是本外蒙大众，咸以单独破坏协约……徘徊犹豫，本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亦多忧虑，实深不安。”这封信很明显地看出活佛是不同意六十三条的。 

哲布尊丹巴接着又于10月24日给徐世昌第二封信： 

“大总统钧鉴：顷据库伦陈都护使声称，给予请求取消我外蒙自治公文，并编造蒙古以后遵行条件六十余条，与各赛持私室传观会议等情。本处当以如果大总统知悉此事，宜暂候如何平定谢米诺夫所招之乱党，并招集本蒙古各王公扎萨克会议，解决内患等情，函至大总统去后，今蒙古各扎萨克大致尚未到齐，间有来者，不但不愿取消自治，希望仍旧存在，即库伦所有众蒙古喇嘛民人所属人等一闻知此举，亦议论沸腾。据此以观，非惟本外蒙各官民等，咸称仍旧保存旧制，难于迫其遵从。即取消自治之举，亦非出自我蒙赛特等之本意，只系陈都护使授意，借边患未平宜取消自治等词，迫令出此。 

本呼图克图汗至再思维，我外蒙不惑谢党谄言，一意恪守三方协约，保持自治。今复违反协约，请求取消自治，实多不合之处。而库伦陈都护使对于此案，异心不息，反根据与各赛特私议事件，不体众议，再三勒迫，近日益甚，由应在买卖城驻扎之防兵内，拨出支队，分驻逼迩库伦学经及喇嘛等地点，擅占外国商人房院。似此种种滋事情形，委实有拂众议，鄙心殊抱不安。深信前此我大总统密谕亲王朝克图尔巴达尔胡之仁谕，为此列举情形，密请鉴核。特派萨密迪巴克什诺门罕北勒岗禅呼图克图达木唐巴札尔，前去与我大总统献帛请安。恳将在我边地内人地不宜之陈都护使立予调任，自治官府仍旧存留有效。若是，则黄教益形尊重，逐渐扩张，永昭仁慈。中华大国与外蒙古之睦谊，益觉敦重无极矣。谨呈。 

哲布尊丹巴特派地位仅次于他的嘉亨尊活佛，亲持这封信，送往北京，嘉亨尊于26日启程，11月1日到京。 

哲布尊丹巴既然表明了反对撤治的态度，于是陈毅和王公们只好片面进行了。王公们决定单独具名递送一件呈文，由陈毅于10月29日、30日电达北京。这时的王公们已势成骑虎，在外蒙的自治政府看来，王公们这项向北京政府请求撤销自治，无异是外蒙自治政府内部发生了政变。 

北京方面，这时的国务总理已是靳云鹏，他在收到陈毅专人带来的六十三条后，立即召集各部开会商讨，并于10月20日电告陈毅说：“徐筹边使日内赴库，抚视所有军队，对蒙方面并无直接任务，蒙事仍由都护使完全负责，以明权限。” 

在段系中，靳云鹏和徐树铮是不合的，因此靳内阁当然不愿意见到徐树铮在蒙事上立功。陈毅以为外蒙撤治交涉，始终是自己一手经营，当然不愿徐树铮干涉，所以陈当于收到靳阁20日来电后，立即复电询问国务院：“前送条件，徐使曾否得阅？” 

徐树铮当然知道这个秘约，所以他于11月1日电告北京，对于六十三条件表示有“七不可”。同时要求待他召集一个会议研究后再作决定。靳云鹏对徐电大为反感，提交国务院会议时，靳认为此案已经阁议通过，就唯有决定去做，不可出尔反尔，自损威信。并且对徐要召集筹边副使等开一个会议，认为筹边会议只可在边防范围内讨论问题，而外蒙撤消自治案，已经政府交给陈都护专办，就不必他人越俎代庖；至于后果如何，等办理后再说，纵有不便，再行取消也没有损失。靳且指示照他的这番意见电告陈毅。 

原来，陈毅的秘书黄成垿携带六十三条密件到京时，徐树铮尚在北京，黄到后六七天，陈毅有电给徐树铮说：“黄成垿有秘密要务赴京，到时祈面晤”。可是黄成垿由库伦动身时，陈毅又曾嘱咐黄避免见徐，不要让徐知道此事，所以黄在北京尽量避免见徐。有一天黄在国务院碰到徐，黄不知陈毅有电给徐，所以见到徐时支吾其辞，只是说这趟是因私事请假赴奉天，陈都护嘱就近到北京来催队伍。 

徐树铮于10月23日由北京启程赴库伦，动身前一天，往谒徐世昌，大徐问及小徐有关外蒙古撤治事，小徐答称没有见到原案，大徐即令他向国务院秘书厅去调卷，卷调来后，原来是陈毅送来的秘件，上面有外交部所加的签注。徐因系奉总统命令，所以携带该件北行，10月29日抵达库伦。陈毅并不知道他送去北京的全案已在徐树铮手中，所以对徐尚支吾其词。而徐则于11月1日电告北京反对这份条件，认为有七不可。 

这件案中，陈毅不希望徐树铮介入，是认为已成的功劳不愿徐分享。国务总理靳云鹏则因与小徐有夙怨，自不愿见小徐立功，所以搞得非常复杂。 

陈毅可能不懂利用王公和喇嘛之间的矛盾，达成政治上收回外蒙主权的目的，他只是很呆板地和车林商讨办法，所以《外蒙善后条例》简直就是陈毅帮忙蒙古王公向中国“争取”自治，而不是“撤消”蒙古自治。当时外交部对这个六十三条的批评是：“如就条件全文加以研究，则名义上政府虽收回统治之权，仍属有限制。外蒙虽有取消自治之呈请，而按之条件，自治之精神与基础仍属照旧存在。……至于对俄国各条……则俄国在外蒙一切利益，并未因之受有损失。” 

徐树铮也向政府就此条例作如下的建议： 

“陈使所拟外蒙撤消自治善后条例，中有不妥之处，拟俟恩副使不日到库会同熟商，昨经陈明在案。兹先将管见所及，及连日采访蒙人言论，陈请鉴核。 

查原件共六十三条，其紪纇之大而显著者，约有数端……蒙在元金之际，雄武甲欧亚，而一蹶不振，极于今日，病在宗教限严，人口不昌，又土地属人私有，不能以政规法令，使民服习，逐渐昌盛其事业。利弃于地，日即穷困，所谓窖金而食脱粟，政府亦无如之何也，治蒙之要，既欲导之富庶，被以文化，即不得不渐有兴革；纵不宜强拂旧习，要必预留相机因应地步。此项条例乃举其历来锢疾，更从而护以重障，是不撤自治，尚可于中国领土名义之下，因势利导，权宜措施。既撤之后，反无术可进以文明，是曰坚固蔽之障，不可一也。所贵乎撤消自治者，非贵乎其名也，贵乎政府获设治之实耳。今则政权统于中央，不过首条中笼统语，而余数十条皆增重蒙古王公把持之力。或虑深言之蒙人不应，故姑从其情以诱之，然后施以强力，以期得志。抑知国家行大政，胡可诈骗从事？伊古以来，又岂有诈骗而能久者？是曰乖轻重之宜，不可二也。撤消自治之后，关税如何改定？财政如何整理？农商矿业如何振兴？一未计及，但言王公扎萨克喇嘛岁俸念经等费，率由政府支给。树铮诚愚，不知从何处支给？若曰取之于蒙，则蒙民既须供应中央，而喇嘛王公之权存在，自必照旧供应，以蒙民之困苦，宁忍更令增此输纳乎？若曰取之帑储，则今日帑储之穷，自顾且不暇，何暇顾蒙？恐今日制定条例，明日即失去政府威信，蒙情乃他向矣。且帑储即有余力，亦无辇金而瞒漏巵之理。是曰戾财政之情，不可三也。……夫诱掖蒙人撤消自治，美名也；展开地方，浚发民智，美事也；得名而有益于事，美之美者也。若徒鹜虚名，而不审其于事有碍，非谋国之至者也。树铮料理军事而来，本不愿妄有渎议，惟边防所寄，亦不应懈职责，专志一意，惟以国家疆域蒙民利乐为念。谨用略陈所怀，上烦聪听，如有百分之一稍可采纳，拟请饬下陈都护使及各副使另拟简括条文。 

其条文大意，在树铮愚见，以为政财大权，由政府斟酌情形选员督理，遇事与王公扎萨克商酌妥洽，然后施行。宗教荣典，政府一意优崇，有加无已。王公喇嘛岁俸以及地方经费，由政府从优核给，所有封册荣典，一概照旧。地方安危，一律由政府保护，外交一律由政府交涉，寥寥数条足矣。盖文字愈繁，罣漏愈多，名种意见，愈见丛杂，将来阻梗愈无限量。不如统括言之，蒙心尚可获安，而无阻于启化之计也。” 

徐树铮早在接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之初，对蒙古一切外在关系，即已注意及之，故于日、俄对蒙的一切阴谋企图，无不了如指掌。他认定蒙古对中国之徘徊观望，与都护使陈毅之久无成就，皆由日、俄之盅惑所致。故当他入蒙之前。先购置了80辆大型卡车，作为日后运兵之用。80辆卡车，在今天看来，固然算不了什么，而在民国10年以前，却是个惊人数字。 

徐树铮在决定入蒙时，即命准备入蒙的西北军第三旅褚其祥部，先由宣化（在北京与张家口之间）徒步开至多伦（在张家口北480公里处），然后乘上备好的这80辆大型汽车，向库伦去的大道进发。自多伦至库伦约为两千华里，途中多为沙碛，以汽车输送，需时五至六天始可抵达。徐为了保持军容的整肃，特规定七日期限到达。他自己的座车并与先头部队按日徐行。至10月29日，徐于抵达叨林（距库伦140里）时，忽然停车不进，拿起电话叫接驻库伦的日本武官松井中佐的办事处。他的日语原极流利，用不着舌人代译，当松井接电话时，徐先说出自己的姓名和使命，然后开门见山地说：“根据我派驻库伦的办事人员报称，贵国派驻库伦的武装部队多达两千余人，请问是否真有此事？”徐在此以前，曾侦得库伦有日本兵约100余人，现在故意作此夸大之语，只不过要松井承认日本有驻军在库伦耳。果然，松井听到徐的诈语后，急忙辩道：“你这一情报是不确实的，我这里实在仅驻了120名武装部队呀。”徐听罢松井这一坦白的承认，即时大笑说：“我并非准备与你们对垒作战，你们的驻军数目多少都与我无关！我所要问的是：你依据中日两国何项条约，公然在中国领土内的库伦驻军？”这时松井才明白徐的谈话用意所在，但一时却找不出适当的答复，嗫嚅了半天，才强辩说：“这是我国政府因为库伦地方不靖，怕外交人员的生命得不到保障，才派来少数军队，以策万全，并无其他用意。”徐以松井的答词已越出范围，乃不再客气，决然答道：“两国之间，凡在任何一方面有所措施，而又牵涉到对方国家的利益时，必需根据事实，征得对方国的同意行之。你们现在驻军库伦，既无条约依据，又未得到中国政府同意，显然是违法行为。就请你在三小时之内，将你这120人的武器，送缴我驻库伦的办事处去，倘若超过了时限，则我所率的部队进入库伦时，如双方发生冲突，其一切责任须由阁下负之。”松井慑于徐的理直气壮，又怕徐果真带来了大量军队，其后果更难想象，乃借词拖延说：“阁下的要求未免太苛，而且也非我的权责所能答复，必须假以五天时限，等向政府请示后再作答复。”此时徐已听出松井语气中，含有畏葸之意，只是想借此拖延时间而已，当以斩钉截铁的口吻答道：“此事的根本错误，系出于日方，阁下是代表日本政府的负责人，当然有责任替政府认错，并且也有责任改正这种错误。现在就请你拿出‘负责’的勇气，作一肯定的答复吧！”松井听徐的口气，料已没有回旋的余地，只是嘴对话筒，干咳无语。于是，徐乃故意为他留一缓冲余地，说：“我们之间的谈话，就此告一段落，我现在就命令我的部队，将行程向后展延一个小时，希望你在这段时间里，和我的办事处长解决此一问题。我只凭我的办事处长一个电话决定行止了。”说罢之后，他犹恐对方再事罗嗦，乃不等对方回话，即将话筒一挂，扬长而去。果然不过半小时，库伦办事处的电话来了，向他报告说：“日本武官松井，已将驻库伦军队120人的武器，全部缴来。”于是徐立即下令，命80辆卡车，载着武装整齐的雄师，浩浩荡荡，开进了库伦。 

徐树铮与驻库伦办事处长通过电话之后，即意兴豪迈地站在大道旁边，目送一辆一辆的兵车，向库伦方向驰去。他料知日本驻军解除武装之后，蒙人因失去奥援，对于将来取消自治的交涉，一定顺利无阻；但又想到国内的政争和内战，正在方兴未通，就在得意与感慨交织的情形之下，以“早发叨林”为题，作了七言律诗一首。诗曰： 

冲寒自觉铁衣轻，莫负荒沙万里行， 

似月似霜唯马啸，疑云疑雨问鸡鸣。 

中原搅辔信孤愤，大海回澜作夜声， 

且促毡车趁遥曙，沉沉阊阖渐清明。 

当他挥军进入库伦时，为了向蒙人炫耀武力，预先命令各部队长，每一辆卡车，限载20名官兵，并将每一士兵所携武器，尽量显露于外，使自车外观之，真合了俗语所谓“铠甲鲜明，枪刀如林”了。待兵车进入库伦市区，又特意绕着几条店铺连绵、人烟稠密的街巷，徐徐前行，然后才开向库伦西郊的红城（袁世凯当国时命令修建的驻军区域）。但当车辆进入营区之后，并不准士兵下车，而由军官监视着，要士兵们都俯伏于车厢之内，然后自外以巨幅帆布覆盖，使车外看不到车内有人。安排妥当之后，将车重又开离营房，于离库伦不远之处，又重行杂入新来的兵车行列以内，一同进入库伦市区。就这样往往返返，把那些未见过世面的蒙古人，看得眼花撩乱，简直就不知西北军开来多少人马？接着，当日上午日本驻军的缴械事件，同时传遍库伦全城，使一般蒙古人对这位少年英俊的徐将军（徐是时的实际年龄40岁，不过看起来好像三十许人）敬若神明一般。 

库伦西郊的红城营房，原是袁世凯派人督建的，其规模之大，足够五个师居住。徐树铮此番仅带来一旅人，其编制名额虽较一般部队为多，但8000多名官兵总无法住满这样大的一所营房。但徐对此亦早有安排，他在军队到达之前，即规定每一个连应住入容纳一团人的营房，且须在各营门外边布满卫兵，并严禁当地人民接近营区，以免泄露真相。因此蒙人以为各营房内皆住满军队。其数目至少应在5万人以上，却不知尚不足1万人。由于徐这一布置，对蒙古人的心理作战，已收了显著的胜着。 

徐树铮于民国8年10月29日抵库伦后，即感觉蒙人秉 

性多疑，如在谈判交涉时用翻译，不但将会失去原意，尤容易导致误会，故于抵库的第三日，即请来一名翻译人员，向之习学蒙语，并告左右人：“在我学习蒙古文之时，非有特别重要事故，概不会客。”当他在北京时，对蒙古语言亦曾留意及之，故仅费去两周的“恶补”时间，对蒙古普通语言即能畅谈无阻。及至11月14、15两天和蒙古“总理”巴特玛及各喇嘛会谈，就是他亲自用蒙语发言，而不用翻译的。由于他洋溢的天才与灵敏的手腕，仅在库伦住了22天（8年10月29日到达库伦，11月21日动车回京），即成功地使蒙古自动撤销自治。 

小徐在库伦，于11月6日见到了哲布尊丹巴活佛。11月10日和陈毅谈到六十三条件问题，陈还是吞吞吐吐。小徐曾有电给徐世昌，报告当时情形，电云： 

“顷陈使面约树铮明晚到署商酌蒙事条文，届时当约集李恩两副使，并率褚旅长其祥，杨参议志澄会同往商，庶免一二人偏见难洽。如虑人多泄密，树铮可以军法处之。 

查陈使原拟条例定稿之初，树铮即有所闻，渠遣秘书黄某甫到京，亦即知之，因未来见告，故亦不过问。黄到六七日后，陈使忽电树铮，谓黄有秘要赴京，到时祈面晤。讵黄晤时，踌躇其状，闪烁其神，吞吐其词。询其有何秘要，则云无他事，因请假赴奉，故都护嘱便道一催队伍耳。树铮更笑而遣之。树铮启行前一日，谒大总统叩辞，奉询及撤治条例事，饬取阅研考。归向院秘书厅借得外交部签注原件，即携之北行。途次，日夕审核，颇悉利弊所在。意到库陈使必以见商，故早作准备。又来时，本望以筹边事业，问诸陈都护及各副使，公共计筹，明年开春，即可兴办。一备国家另设官额，一使外约之官，潜移默化，渐致为民治之区。于行时亦经陈明大总统鉴核，奉谕‘甚好，问陈为助，自是善策’。故停车之即夕，即取治蒙条例秘案，倾诚相示，而渠始终意殊不属，略与谈及撤治事，其闪烁吞吐，亦与黄同。树铮不便再言，是以电陈意见，拟俟李恩两副使到后，公共商酌。嗣知陈使接政府中人秘授意旨，嘱其不须以条文相示，意在勾结一二蒙员，自行分报办理。 

查树铮自到库之日起，一言一动，每日必电陈政府鉴核，事因所见所闻，或所意揣，无不分析明白，自问无负于政府，无负于道义。树铮在外之将，权宜甚大，岂好为驯谨哉？只以历年来国家威信，不出都门，天下蔑视者多，故欲率为矩式，纳人以轨物耳。今再敬陈管见，祈赐察照。 

东电请核示之原议七不可，及条文大义，既奉钧院公电，大总统谕许为卓识远谋，明晨公议时，自当抱定此旨，和衷商洽。又条文中有与筹边使官制职权搀越者，概予削去，然后责成陈使妥办；如不能办，即请责成树铮妥办，办妥后仍移交陈使坐承其功。树铮亦本边使职权，力自图之。树铮只重国事，决不以荣枯毁誉介意。总之，西北筹边使为外蒙已定之官，官制及其职权，为国家已定之法律，命令不得有所变更，速发亦属无效。树铮承命守职，一日不离职，一日即暂死守更职之义，无论外交，无论蒙情，无论土地，均应负其全责。明日卸职，即可幅巾骑驴，逍遥湖上；今日未去职，即丝毫不容人侵犯，故作侵犯，即是破坏法律。民国以法律为保障，破坏法律即是破坏民国，即天下之公敌，虽有周亲，亦必仇之！树铮忝为国将，与国同休戚，保法律即保国家，皆天职中所有之事，又不仅边使官制而已也。谨电陈鉴核。制树铮。灰（十日）” 

徐树铮抵库伦后立即发现陈毅处理外蒙撤治案抓不到重点。徐的特点最显明的是才气高，能把握问题重点，恃才傲物，不易与人相处。这两个特点在库伦都充分发挥出来。他认为陈毅言过其实，所以他于11月11日给北京政府的电报就直率地指出： 

“陈使言过其实，急切功名，而心思不能沉细；自觉明于万里，其实蔽于目前。其人真实何如，树铮不敢断言，惟心目中见为如此，故实不敢尽情信任……” 

同时他不理国务院的指示（不许他过问蒙事），而专断地自行把这事抓过来处理。13日他给北京政府的电报中便明白说出他的决定： 

“……然敢断言，经年累月，亦非渠（陈）所能了。盖渠判事不切，物欲蔽之，初步已蹈荆棘，纠缠不清，此时若树铮撒手不管，则立即中止耳。如此中止，听取国家损威失重，非树铮所忍出也。……钧电志在撤治，请坐待撤治可也。前电言定否只在三五日内，现布置已定，不烦一兵一矢，一发而中，幸之幸也。发而不中，树铮箝口结舌，息影南归，静俟陈使办结之日，敬领溺职之罪耳。” 

在这期间，他不只是强夺了陈毅的交涉权，同时他也对外蒙统治者哲布尊丹巴发动攻势。他给北京政府的电报叙述各情甚详： 

“昨晚活佛派人请燕，伊柬不如礼，当经拒出。另派蒙总理兼内务长巴特玛王来请，亦经严词面数活佛之非，婉词深慰巴王之老而多劳，并告以活佛多病，死期不远，嘱其为黄教自爱，渠深领感而去。然其人颇具邱壑，亦颇谙外邦情势，撤治事，多向此人身上加工，定可得手。语之陈使，极以为然。陈使即嘱向喇嘛一派示威，树铮言边事与兵事通，不外恩威并用四字，而用恩用威，先后彼此，颇费斟酌。以抚蒙而论，蒙性多猜，威则不易近，故必先恩以结之：恐其久而易视也，然后威以折之。蒙无实力，必悚而就范；再待以恩，以结其心，则不思勾结外援，乃永无反侧矣。武侯擒纵遗法，可师其意，而稍变通之，以策久远，非仅今日计也，陈使亦以为然。此非空言所能了，必时时留意，事事经心，乃得缓缓入手耳。树铮能否自行其言，仍盼庙算枢谋，随时督诲，俾获成效。谨用陈明，伏祈核察。制树铮。元（十三）” 

徐树铮施出他的混身解数，向巴特玛大施压力，其间经过曾于11月14日他给北京政府的电报中详载： 

“活佛前最重要者四人，一总理兼内务长巴特玛多尔济，一大沙毕商卓特巴，一绷楚克，一棍布，均最高之喇嘛，活佛惟其所左右，王公皆侧目而视。王公之赞允撤治，名为情殷内向，实与喇嘛争权，事成权归王公，政府无大便利。陈使前拟六十三条，虽不适用，确曾煞费经营，而喇嘛从中牵掣，活佛虽大开会议，皆喇嘛令王公分谤之策。盖会议时，活佛并不质询可否，但问汝辈不以为然耶！则王公什人而九高声应诺而散会矣。陈使虽欲速定，而明知喇嘛为祟，无术制之。又过听王公之请，益忤喇嘛不敢相近，牵掣愈力。此树铮所谓‘听信陈使自办，即经年累月亦不得定’也。 

树铮察知此情，擒贼应先擒王，王公可暂从冷淡，一意向喇嘛市好，俾知依附，然后济以恩威，期遂吾计。本意与陈使协同妥办，奈每与晤谈，稍及喇嘛，渠即苦口向树铮代王公求情，一若树铮与王公有深仇大恨不能相容也者，故前电有‘不敢尽情信任’之说也。自严谕岱青王绷楚克后，迭向喇嘛中人日加灌溉。又深知巴特玛因前充商卓特巴为活佛所夺，又年轻者皆封亲王，而伊只有王衔，心中亦多不平。且现任总理，手执政柄，其人又颇谙外事，可谕以利害，故专意结之以信，感之以情。每于大议场中，当众极与谦下，尊以老辈，誉以清操，讽以活佛多病，可接其任。看操之日，示以军规之严，军容之肃，兵士放假观剧，苦乐与共，俱知军心之固，期可入我彀中。连携与谈，皆谓现公与喇嘛相持不下，非黄教之福，宜劝活佛立功自固，勿久执迷。其实活佛应否，全惟此四人是视。而四人之中，巴年最长，位最高，活佛信任较薄，故属其尽力以自托于中央，树铮亦许以全力相辅，巴甚感戴。数往谒佛，往来三数日，佛仍推宕不应，托词非待会议，既声言外交有关。昨晚遂与勒限，谓外交有中央政府在，会议无可待，活佛向来办事不待会议，今不能独待，我只责求活佛与执事两人意见，他有异言，我自当之。执事如此高年，不惮奔走，以谋黄教之安，而活佛罪恶已极，尚不肯发一言，徒令喇嘛假威福以祸王公，王公不平即久，必思报复，争乱相寻，则黄教已矣！黄教去，蒙古必如散沙，则外蒙已矣！是执事有爱外蒙爱黄教之心，而活佛持之以酿乱也。外蒙为国家领土，我为外蒙长官，有弹压地面之责，不能坐视。请往告活佛，明日速应则已，不应当即拿解入京，听政府发落。巴又稍以俄人及蒙兵为言，意在谓如是必致惊恐地方。树铮谓即有惊恐，是昏佛使然，非我之咎。然执事至此，尚为此言，意令倾佩，真黄教之主也。渠许再往面佛力劝，更略谈其不平之事。树铮许以事定后，王衔立可册真，并其弟皆与双俸。渠更约明晚再见。今晨独坐默念，万一佛再不应，安能经行拿解？当即坐罪彼四人，责以不能善辅活佛，姑作拘禁之状以恐之，再图别策，庶刚柔相济，而不损国家之威。 

正自筹酌，巴忽匆匆而来，握手告语云：昨晚别后，连夜面佛，痛陈利害，继之以泣，佛感悟，遂允撤治。惟言陈使偏袒王公，所拟条件，决不愿用。又前三音诺颜之死，佛之野子袭封，出自陈使指使，而彼今辄举之以为佛罪。加汗增入京，佛曾专函令谒大总统，请撤换陈使，故今日之事，佛不愿其与闻，亦不愿他喇嘛王公预其事，但由树铮与彼换交商定条件，具呈政府可矣等语，并缕举活佛恳代维持往事数件。树铮以机不可失，遂许以今夜偕其谒佛面商，决不令佛有失体面，或喇嘛王公有何不均。巴称谢而去。临行又坚请守密，深盼定后再告他人云云。俟议定后，详电驰报。” 

谢选骏指出：徐树铮西北筹边争议很大，弱国无外交，弱国亦无内政——内外交困、分崩离析。

【一四七、外蒙撤治】

徐树铮一方面对巴特玛施压力，同时也准备要求政府径行明令撤销自治。他的做法完全是霸道的，因为他有兵在库伦，所以敢为所欲为。 

8年11月15日是决定关键的一天，陈毅和车林交涉了十个多月而终归破裂的撤治问题，竟在这一天解决了。其间如何急转直下，可以从徐树铮给北京政府的三通电报中看出。 

徐电一：“北京西北边署。〇密。抄呈大总统、国务院、段督办、各部钧鉴： 

寒（十四）日到巴特玛寓所议商条件，因仍为去喇嘛权利，树铮坚持欲定条例非简略不可，详细办法可另订办事章程，或不定条例，但由佛率众具请撤治，一切办法统待另商，或派人随树铮入京详定。渠狡展良久，逼之去谒佛。树铮寻又严词诰谕，谓祸蒙之罪，不在佛而在喇嘛。宽限一日，夜晚须解决，否则拿解者不止一佛，执事虽老，亦当随行。渠情状极畏惧，大约一二日内，可见定夺矣。制树铮。删（十五）” 

徐电二：“北京西北边署。〇密。抄呈大总统、国务院、段督办、各部钧鉴： 

删电计达，今日巴特玛召集喇嘛王公全体会议，议定先由活佛盖印，率众具呈自请撤治；一切条件办法，概从另定。饬人来求，今晚不必再逼，日内定即办妥。树铮允以不逼，但仍须从速办结，由活佛派大员随树铮入京，觐谒大总统致贺云云。恐其夜长梦多，故必严促其速定也。仅此报呈，伏祈察核。制树铮。删二” 

徐电三：“北京西北边署。〇密。抄呈大总统、国务院、段督办、各部均签： 

删二陈报蒙员会议情形，并求树铮今晚不必往逼，系都护派人来告，谓蒙员托其转达。电发后，有人询巴特玛何以会议未散，匆匆先归？答云：昨徐公限定晚六时晤面，故早归待之。树铮即往晤，始悉所定办法稍有不同，都护是传闻之辞。活佛签名盖印，向无此例；由官府各部长签名盖印，声叙会议公决，活佛允准，请为代陈政府。查清室逊政，亦由太后谕内阁与民国大员交接，并非帝后自须具名。夜郎虽小，帝制自娱，佛不具名，亦于外无嫌，慨然允之，并致昨晚鲁莽歉意。其公文旦夕即定也。仅此陈明，伏乞察核。制树铮。删三” 

两天后，外蒙古自治政府准备了两份自愿取消自治呈文送给都护使和筹边使，请求代转呈中国政府。 

外蒙自治政府请求撤消自治的呈文，全文如下： 

“外蒙自前清康熙以来，即隶属于中国，喁喁向化，二百余年。上自王公，下至庶民，均各安居无事。自道光年间，变更旧制，有拂蒙情，遂生嫌怨。迨至前清末年，行政官吏秽污，众心形益怒怨，当斯之时，外人乘隙煽惑，遂肇独之举。嗣经协定修约，外蒙自治告成，中国空获主权之名，而外蒙官府丧失利权。迄今自治数载，未见完全效果，追念既往之事，今人诚有可叹者也。 

近来俄国内乱无秩，乱党侵境，俄人既无统一之政府，自无保护条约之能力，现已不能管辖其属地，而布里雅特等任意勾结土匪，结党纠伙，迭次派人到库，催逼归从，拟行统一全蒙，独立为国，种种煽惑，形甚迫切。攘夺中国宗主权，破坏外蒙自治权，于本外蒙有害无利，本官府洞悉此情。该布匪等以为我不服从之故，将行出兵侵疆，有恐吓强从之势。且唐努乌梁海向系外萱所属区域，始则俄之白党，强行侵占，拒击我中蒙官军，继而红党复进，以致无法办理。外蒙人民生计，向来最称薄弱，财款支绌，无力整顿，枪乏兵弱，极为困艰。中央政府虽经担任种种困难，兼负保护之责，乃振兴事业，尚未实行。现值内政外交处于危险已达极点，以故本官府窥知现时情况，召集王公喇嘛等屡开会议，讨谕前途利害安危问题，冀期进行。咸谓近来中蒙感情敦笃，日益亲密，嫌怨悉泯，同心同意，计图人民久安之途，均各情愿取消自治，仍复前清旧制。凡于扎萨克之权，仍行直接中央，权限划一，所有平治内政，防御外患，均赖中央竭力扶救。当将议决情形，转报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时，业经赞成。惟期中国关于外蒙内部权限，均照蒙地情形持平议定，则于将来振兴事务及一切规则，并于中央政府统一权，两无抵触，自与蒙情相合，人民万世庆安。于外族共和，共享幸福，是我外蒙官民共所期祷者也。再前订中蒙俄三方条约，及俄蒙商务专条，并中俄声明文件，原为外蒙自治而订也，今既自己情愿取消自治，前订条件当然概无效力。其俄人在蒙营商事宜，将来俄新政府成立后，应由中央政府负责另行议订，以笃邦谊而挽利权。” 

11月22日，徐世昌以大总统身份发布明令，接受外蒙自治官府的请愿。令云： 

“核阅来呈，情词恳挚，具见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及王公喇嘛等，深明五族一家之义，同心爱国，出自至诚。应即俯如所请，以顺蒙情。所有外蒙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应受之尊崇，与四盟沙毕等应享之利益，一如旧制，中央并当优为待遇，俾其享共和之福，垂于无穷，本大总统有厚望焉。此令！” 

徐树铮不同于陈毅的，是他懂得用权术来处理外蒙问题，针对王公、喇嘛和活佛和弱点各个击破。他在11月18日给北京政府的电报中，把他的权术说得非常清楚，该电全文如下： 

“北京西北边署，〇密。抄呈大总统、国务院、段督办、各部钧鉴：巧电计蒙鉴核。外蒙撤治事，意见纠纷，久议未决，今仍不附条文，慨然而定，殊为始料所不及。查此案陈护使往复磋议，已历半载，其中烦琐诸点，参夺呈部调查案可知。而联络商谈，奔走诱说，恩李各副使劝导外路王公，功劳均不可没，枢府计已鉴及，无庸树铮代为告叙。 

查王公辈首鼠两端，欲争回喇嘛已侵之利权，则一面向陈使具请，又恐为活佛所害，则一面又声言不愿撤治。喇嘛辈凭借活佛，招权纳贿逼人，恐撤治后失其所依，则蔑王公之荏弱，力盅佛听，俾担允行，而外仍饰词。自树铮到库，察知此情，遂阳与喇嘛示好，俾相信附。树铮领兵之人，又与高团连成一气，威望具矣，自为喇嘛所趋，谓可借以抵陈使而制王公也。王公辈见喇嘛有恃，愈不得不坚附陈使以自固，不虑再有涣散。树铮乃得一意搏捖喇嘛，餂之以恩，则好语绵绵；临之以威，则词棱霍霍，俾其形神颠倒，莫知何意。然后猝入本题，责以盅佛逢恶之罪，并斥王公迟回却顾，不知利害。树铮借国钺，秉督办神猷，手握重兵，恐喝无智无力之蒙人，譬扬刃以吓家儿，丈夫所羞出。徒以案久不决，国家将有损威失重之虞，遂不惜出此下策。前电布置略定，即指此而言，不图侥幸一发而中也。然非陈使操纵巧妙，即有策亦属无隙可乘；非高团军队坐镇在先，即有威亦难仓卒使成。是事功之立，全出陈使高团之力；树铮经营擘划，尽在日后，未尝注意目前，何敢引为己幸也。迭次电文稍有不满陈使者，比因院电别有感触，故有愤激之词，非与陈使有所芥蒂，统祈核谅。制树铮。巧（十八日）二”。 

19日，小徐还发给国务院一个电报： 

“北京国务院钧鉴：治密。删电敬悉。承奖，惭无以副。现与蒙官府商定，不用条文，先请撤治。陈恩李三使，均极赞同，前电计邀钧察。连日上陈电语，不无激烈，比因别有感触，不觉夹杂在内，钧院德量含宏，犯而不校，尤深愧谢，仍盼代陈，并抄转段督办及各部鉴及。制树铮，谏（十九）” 

徐树铮的筹边使署总务厅厅长王荫泰，在外蒙撤治谈判中也出了不少的力，不过他的贡献不能见于官书。据说哲布尊丹巴有一位弟媳妇是当时库伦的活跃人物，人还长得不错，由于她能常常接近活佛，所以在政治上便颇有力量。王荫泰当时算是一个美少年，又是徐筹边使身边的红人，所以这位蒙古贵妇和王之间便传出了罗曼史，而传说徐且令王透过这位活佛的弟妇向活佛活动撤治，活佛最后同意撤治，最大的影响力还是他这位弟妇的劝告。 

大功告成后，小徐要返北京复命，11月20日行前特别演剧招待蒙古官民，有电报告北京政府： 

“北京西北边署。〇密，抄呈大总统、国务院、段督办、各部钧鉴：树铮现定明早启程还京，蒙官府多员到署送行，颇向树铮作亲切恳挚之谈。晚间邀请蒙官及各使，又各军队连长以上官佐欢宴，仍以演剧娱宾，并阁街通告，撤去卫兵，无论汉蒙商民，贵贱贫富，概许迳入。见观剧者至形拥挤，树铮当众宣言，本晚之聚，所以庆祝蒙疆撤治。久闻活佛官府及各路蒙旗，抱定此意，今竟不待商酌，决然行之，具见爱国之殷，爱蒙之切。而以送呈之责，责之鄙人，鄙人之于此事，关系极切，故庆祝尤虔。为国家及蒙疆庆，为惠临诸君庆，且为己身庆也。复致谢到此二十余日，诸荷爱勉。鄙人现在所欲考察，佐将来施设之事，均获指以南针，俾后日得循率而行，尽我棉力，是诸君之赐，不仅鄙人一身，而鄙人乃适当其冲也，是以敬谢之。诚以鄙人到此未久，而各方士夫，相遇极欢，俨同旧友，匆匆南旋，尚有走别未晤者。虽不久辄将复来，而快愉究难自示，想惠临诸君，亦有同此感者，别后当函电相讯，不能寂寞也。树铮言此，重在第一意，当蒙人之赞其自请，蒙既安心，而无论何人开放入览，计必有各国谍者混入其中，可为我国代播也。谨此陈报，统祈钧察。制树铮，哿（二十）二” 

小徐是10月29日抵达库伦的，11月21日动身回北京，24日荣耀凯旋抵达北京首都。在他一生中，这是最光辉的一页成就，仅仅短短22天，他不费一兵一卒。一枪一弹，完成了外蒙重归版图的工作。 

小徐返京后，除了向北京政府报告，同时有电报告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11月24日）。孙也于二十六日回电祝贺他的成就，略云：“比得来电，谂知外蒙回，四内响应。吾国久无陈汤、班超、傅介子其人，执事于旬日间建此奇功，以方古人，未知孰愈。自前清季世，四裔携贰，几于日蹙国百里。外蒙纠纷，亦既七年，一旦复归，重见五族共和之盛。此宜举国欢忻鼓舞之不已。” 

这个贺电，还引起了党人凌钺的抗议，孙中山批复：“徐收回蒙古，功实过于傅介子、陈汤，公论自不可没。”实则自本年七八月起，段系已逐渐和孙中山接近。因为在北方，直皖两系，正逐渐壁垒分明，而在南方，则孙久为桂系所排挤。 

直桂既已联盟，则段系和孙接近，是极自然的。 

梁士诒也有贺函给小徐，内云：“冒雪北征，保国安边，苦心远识，令人倾倒”云云。 

11月30日，国务院会议裁撤库伦都护使署，调都护使陈毅为豫威将军，外蒙事务交由筹边使署全权处理。12月1日北京政府明令派徐树铮督办外蒙事宜。2日特派徐树铮为外蒙活佛册封专使，副使为恩华、李垣。15日段祺瑞率领高级军官百余人在保和殿举行欢送大会。16日徐世昌在怀仁堂召见，命他携带七狮金印，授给哲布尊丹巴。 

册封活佛的全文是： 

“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赞助取消自治，为外蒙谋永久治安，仁心哲术，殊堪嘉尚，着加封为外蒙古翊善辅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以昭殊勋。此令！” 

12月27日，西北筹边使兼册封专使徐树铮抵达库伦。这次来蒙因为是册封专使，所以受到外蒙官民的热烈欢迎，外蒙官府喇嘛以及军商绅庶都郊迎十里，库伦百姓夹道相迎，街肆一律悬旗致庆。 

9年元旦举行册封典礼，册封大员都从29日起，先期斋戒三日，表示重礼而尊佛，元旦这天的册封大典举行，庄严而隆重，小徐志得意满。北京政府并于这天发表明令授徐树铮勋二位。 

于是徐树铮便展开他的抱负，悉心治理外蒙古，为了争取蒙人的信心，他一到蒙就命令在外蒙经商的山西人要和蒙人诚实交易。原来那时外蒙的贸易，多是掌握在山西人手中，山西人常利用赊账方式来引诱蒙人，就是不要现款交易而把他们喜欢的东西先买去，规定一个时间归还，蒙古人因为可以不用现款即可取到其喜欢的东西，于是需要的也买，不需要的也买，山西商人因此生意鼎盛。蒙人交易都是用羊代替货币，如果价格议定了是100头羊，到了年底偿还期届。山西商人就到蒙人那里去牵走140头羊，蒙古人问为什么要多牵走40头羊呢？山西商人说：“羊是要生小羊呀！当时的100头羊，现在多生40头不是很公道吗？”蒙人老实，一想也有道理，就给他们牵去，其实这是不合理的，一百头羊需要喂养，不到一年就要增加40头羊的利息，实在是欺负蒙古人。徐树铮一面勒令山西商人不许如此盘剥，又令蒙人不得赊欠，免负重利，即使赊欠，也不许到付账时支付或索取额外的羊只。 

同时小徐还设立边蒙银行，总经理是李祖法，发行的钞票是以骆驼队为图案。并且在可以种菜的地方种植天津大白菜。在此以前，外蒙根本没有蔬菜吃。为了开发外蒙地下资源，他并特从德国聘来一位化学教授巴尔台从事长期的调查，以拟就开发计划。 

倘若徐树铮专心一志治理外蒙，以他的才华和魄力，不消几年一定大有成就，可惜他志不在此，心有他属，所以不久情形又变了。

谢选骏指出：徐树铮“治理外蒙”犹如旧瓶装新酒——但是《马太福音》说了，“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袋里；若是这样，皮袋就裂开，酒漏出来，连皮袋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袋里，两样就都保全了。”人说“‘五四’以来，反其意而用之。比喻用旧的形式表现新的内容。”——我看这就是现代中国流行的混合主义。

【一四八、巴黎和会

第一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强国垄断世界，利益分沾不匀而爆发的战争。战争结束时虽有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十四点和平计划，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问题的重心仍然操纵在强国手中，战胜的弱国依然受到不公平的待遇，像当时的中国就是一个明证。中国参加协约国一方，成为战胜国，可是日本亦是协约国，它却在中国领土上打德国人，占领了德国侵占的中国土地——青岛，并且扩充及山东半岛。中国要求日本归还，日本不理，于是中国遂寄希望于巴黎和会。由于巴黎和会仍受制于强国。以私利为重，不能作公正的裁决，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的奋战，终告失败。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快要结束的时候，美国总统威尔逊曾在美国国会中宣布了保障人权的十四点原则，就是： 

（一）各国外交公开，禁止秘密国际协定。（二）平时与战时均尊重海洋自由。（三）撤除各国经济壁垒。（四）裁减各国军备。（五）公平解决殖民地之分配。（六）归还俄国被占之领土。（七）归还比利时被占之领土。（八）撤退法国境内盟军，解决阿尔萨斯（alsace）及罗伦（lorraine）问题，并归返法国。（九）依民族自决原则，重划意大利边界。（十）依民族自决原则，重划奥匈领域。（十一）依民族自决原则，重划巴尔干各国边界，恢复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及门的内哥等国的领土。（十二）土耳其自治，开放达旦尼尔海峡。（十三）恢复波兰之独立。（十四）议定宪章，组织国际联盟，保障各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不论国家之大小，一律享受同等权利。 

大战结束后，各国在巴黎召开和会，威尔逊的十四点原则被各国公认是重建战后世界和平的原则。 

中国决定参加巴黎和会，其目的有四：（一）收回战前德国人在山东省内的一切权益，可是这些权益现在已被日本以武力侵占。（二）借国际会议主持公道，取消民国4年中日条约的全部或一部。（三）取消外国人在中国享有之一切特权，如领事裁判权、租界、关税协定等。（四）结束德国、奥国在华之政治与经济利益。 

北京政府选派陆徵祥、顾维钧、施肇基、魏宸组、王正廷五人为中国代表，组成代表团，团员全部52人，其中专家17人，外籍顾问五人。五名代表中，只有陆徵祥是民国4年签订中日密约的经手人，其他代表多为新兴外交家。巴黎和会只规定中国代表二人，所以陆徵祥和顾维钧是正代表，其他三人为副代表。 

巴黎和会，在当时是一件重要无比的事情，对于中国也关系重大。和会的组织大略是： 

英国出席代表五人 

意国出席代表五人 

日本出席代表五人 

比利时出席代表三人 

巴西出席代表三人 

塞尔维亚出席代表三人 

中国出席代表二人 

希腊出席代表二人 

阿拉伯出席代表二人 

葡萄牙出席代表二人 

暹罗出席代表二人 

捷克出席代表二人 

波利维亚、古巴、厄瓜多尔、危地马拉、海地、洪都拉斯、利比里亚、巴拿马、波兰、乌拉圭各出席代表一人。 

巴黎和会的正会长由法国代表团长克里孟梭担任。副会长由美国代表团长蓝辛、英国代表团长劳合乔治、意国代表团长奥兰多、日本代表团长西园寺侯爵担任。 

巴黎和会的决策机构是最高会议，类似今天联合国大会中的安全理事会一样，这个最高会议设一个议长，由法国内阁总理克里孟梭兼任，议员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国务卿蓝辛、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外相贝尔福、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外长毕勋、意国首相奥兰多、外相沙尼诺、日本西园侯爵和牧野男爵。 

中国留欧学生曾组织团体，推派代表敦促中国代表利用巴黎和会以取消中日廿一条约。中国代表接纳留欧同学的建议，向巴黎和会最高会议递送陈述书，请求和会取消1915年5月25日中日协约及换文，议长克里孟梭答复全文如下： 

“承中国代表团送来说帖两件，其一为中国要求和平会议废除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日条约及换文事：其一胪列各项重要问题：如撤退外国军警、裁撤外国邮局、撤销领事裁判权等，请和平会议提出纠正事。以上两项，业已收到。本议长兹代表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高会议声明：联盟共事领袖各国最高会议充分承认此项问题之重要，但不能认为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拟请俟万国联合会行政部能行使职权时，请其注意。嘱本议长答复如右。” 

从巴黎和会组织看出和会的实权完全操纵在法、美、英、意、日五国手中，这五国后来被称为五强。所谓巴黎和会的代表大会，不过是开幕闭幕的点缀，整个和会大权完全在五大国的最高会议。五大国中的法、英、意、日四国都为自己利益打算，忽视正义和人道，威尔逊的主张，因此有曲高和寡之苦。尤其不通的是巴黎和会的最高会议不但不公开，而且亦不在正式会场所在地的凡尔赛宫举行，亦不在最高会议的议场所在地的巴黎外交部，而在法国总理克里蒙梭私邸，或美总统威尔逊，或英首相劳合乔治的巴黎临时官邸，由五巨头或三巨头闭户私议取决而已。这简直是大国强权政治，既不公平，也不合理。 

民国8年1月18日巴黎和会正式在凡尔赛宫开幕，25日开第一次讲和专使总会议，提出组织国际联盟案。27日开法、美、英、意、日五强最高会议，讨论德国所属殖民地及东土耳其占领地的处置办法。德国所属殖民地当然包括中国的青岛。美总统威尔逊提议把所有德属殖民地与东土耳其占领地一律归国际共同管理，但法、英、义、日四国反对，经过一个星期的折衷讨论，最后决定用委任统治制，由国际联盟组织按各殖民地文化程度及统治时间的久暂，并按各殖民地的需要，委任适当国家代为统治。这等于是五强瓜分德属殖民地。只剩下一个青岛须要讨论，因为青岛是德国向中国租借地，严格说来，并非德国的真正属地，所以27日五强最高会议讨论青岛问题时，法国外交部通知中国代表团出席，中国由顾维钧、王正廷出席。日本代表当时提出日本政府要求书一件，内容如下： 

“日本政府以为胶州湾租借地、及铁路，并德人在山东所有其他一切权利，德国应无条件让予日本。盖自欧战开始，德国以胶州湾为海军根据地，大为国际贸易航行之障害。日本为极东和平起见，根据一九一一年日英同盟条约，致最后通牒于德国，要求交出胶州湾，以便将来归还中国，德国不依限答复，日本乃与英国出军占领胶州湾、及胶济铁路。自是德国在山东之权利，悉为日本占有。德国在极东军事上政治上之根据地，因以破坏。商业交通，乃得恢复无阻。日本为削除德国此种势力，牺牲不少，不能任德国势力复活，故日本对德要求，实正当而且公平云云。” 

不幸中国代表对青岛问题，并未准备说明书，因此当日本提出想侵占青岛的要求后，中国代表大感狼狈，顾维钧乃起立发表声明说：青岛问题对中国关系极为重大，希望本会议给中国代表团一个时间，以便提出具体的意见再行讨论。会议同意代表于次日提出详细意见再行交付讨论。 

中国代表团回到团部乃以一个通晚的时间，拟就一个关于青岛问题的详细说帖，就是中国要求胶济租借地、胶济铁路暨其他关于山东省内之德国权利，直接归还中国的提案。 

中国代表团提交巴黎和会最高会议的说帖共分甲乙丙丁四项。甲项述德国租借权暨其他关于山东省权利之缘起及范围，乙项述日本在山东军事占领之缘起及范围，丙项说明中国要求归还胶澳之理由；丁项说明胶澳应直接归还中国之理由。除甲乙两项，因系过去事实，故从略。丙丁二项节要如下： 

（丙）中国要求归还胶澳之理由。 

一、胶州租借地素为中国领土中不可分拆之一部分。其地之属于何国，从未发生问题。且胶澳租借条约中，本有主权仍归中国之明文，一八九八年租与德国，实中国迫于威力不得已而允之。德国所有在山东省内之路矿权利，即此条约之一部分。故此项权利、及租借地之归还中国，实依公认领土完整之原则，为公道之举。若仍以畀德，或转给他国，是不予中国正义公道也。 

二、胶州租借地为山东省之一部分。昔日德人所造，今为日本所据之铁路，自青岛入该省腹地，绵亘二百五十四英里有余。该省人口三千八百万，皆志节高上，热心爱国人民，为纯粹中华人种。其语言文字，及尊奉孔教，与他省人民同。不特于国籍之原则毫无欠缺，且为备具此项原则之范围，而其志愿殷切，急欲脱离德国或他国之凌迫，尤其无疑义。 

三、以历史言之，山东为中国孔孟两圣所诞生，实中国文化发源之地。为人民之圣城。崇奉孔教之文儒，每岁跋涉至此省谒圣迹于曲阜者，以数千计。全国人民之目光，胥集于此。盖中国之发展，此省之力为多，今犹然也。 

四、山东人民稠密，故经济竞争，颇为剧烈。以三千八百二十四万七千之人口，聚集于三万五千九百七十六万英里之地面，谋生自非易事。盖人口之多，几与法国相埒。而面积之广，不过四分之一。其不能容纳他国羡余人民，亦已明甚，此地而创立他国特殊势力范围，或特别利益关系，则除居民横被削腹外，无他结果也。 

五、山东一省，备具中国北部经济集权之要则。人民之众可增外货之畅销，矿产之饶，利于实业之发展。而胶州一湾，尤为中国北部外货输入、土货输出之第一要路。数百年来，胶州久为山东省之重要商港。该省货物，取道于十二世纪所辟之连河，而至此处，与商务最盛之潍县相联络。虽胶澳北部，为积于所塞，胶州不复临海，然青岛今为山东省之海口，地位正与胶州相同。复为新辟商务孔道，有青胶潍济铁路，以通于京津宁沪，且处于胶澳之滨，经年不冻，非天津白河之比。故此新立商场，实足以邀截中国北部全境之商务，此而植立一国势力范围，则国际工商大受其害，如欲维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主义，则非由中国人保有山东全土不可也。 

六、以形势言之，胶澳为中国北部门户之一。盖胶澳铁路接津浦直达北京，实为自海至京最捷之一途。此外一途，即自旅顺、大连至奉天，而达北京之铁路是也。中国政府为巩固国防计，极愿杜绝德人之盘踞青岛，今幸得英日联军驱而去之，中国深愿留此重地于自己掌握也。 

七、就各方面观察，胶州租借地以及附属权利问题，其解决之法，不能有二。苟和会以此地及铁路等权，归还中国，则不独可以矫正德国肆意横行之罪恶，且各国在远东之公共利益，亦借以维护。山东人民，对于外人侵入桑梓，常怀愤恨雪耻之心，其对于德人之侵害，固其所痛恶，即此次日本暂时占据租借地与铁路，观该省省议会商会及地方士绅之抗议，其愤恨可知也。即他省民，亦同此感。政府防范人民，使其表示反对，止于抗议，不进而为更剧烈之行动，颇非易事。可见人民痛心此问题之深矣。设不归还。则不特中国与将来掌握该租借地之国必生龃龉，而山东人民，与该国人民之冲突，必且尤甚。既与攻击青岛时宣言巩固东亚永久和平之用意，难以相容，亦与英日同盟所谓保全中国之独立、及领土完整、与各国商工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不相符合矣。 

（丁）胶州湾必须直接归还中国之理由 

中国政府陈说胶州租借地、胶济铁路、及附属权利，应完全归还中国，非疑日本向德国索得该种权利之后，将不交还中国也，且深信日本必践交还中国之约，然必注重于完全归还一节者，不过欲引人注意于此举为根本上之公道而已。 

抑归还之法有二：一由德国直接归还，一由日本间接归还。而中国政府，愿取直接归还。盖取其程序简单，不致别生枝节，如一步可达到者，自较分作两步为易也。此次协约国与共同作战国荣誉之战胜，中国亦与其荣，若得德国直接归还，则中国国家甚增荣威，而协约国与共同作战国敌忾同仇，以维持正义公道之原则，从此益彰矣。 

二、中国请求直接归还，非不知日本将德人驱逐时所受之牺牲，与其生命财产之损失，中国政府与人民，于日本海陆军队，英勇慷慨，以助邻国之举，实深铭感。然感激虽深，中国之领土不能因他国之战争而受影响也。且日本固宣言战争之目的，在远东和平，不为德人所危害。今目的既完全达到，则虽有所牺牲，而食报亦已丰矣。 

三、中国政府非不知日本四年以来，对于此项租借地及铁路等权利，处于军事占领者之地位。然徒因战事之占领，不能遂为获得土地及产业之主权也。不过暂时的办法，须经和平会议综计各国之普通利益，而追认或取消之。中国自对德奥宣战，同为参与战事之国，日本以武力强占胶州及铁路，是为侵害共同参战国之权利。 

四、中国固曾于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与日本订立关于山东省之条约。其第一条云： 

中国政府允诺日后日本国政府向德国协定，所有德国关于山东省依据条约或其他关系，对中国享有一切权利利益让与等项处分，概行承认。 

然应忆此约，与此外关于满州东内蒙之约，暨多数之换文，皆发生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无故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款要求，中国政府本所不愿，经日本送最后通谍，限四十八小时以内，为满意之答复，始勉强允之。 

然在中国政府之意，以为此不过暂时办法。最后修正之权，当在和会。因日本要求之重要条款，实为战事所发生之问题，故舍最后之和平会议外，不能为满意之解决也。至最近所订关于胶济铁路，暨其他二铁路之合同，中国对之亦同一看法。 

不特此也，就以上条文细审之，可见中国并未尝以德人在山东租借地与铁路暨他项权利，授与日本。按照条文意义，中国仅仅对于日本有此保证。倘将来日本向德国提出关于德国之租借地及其他权利之处分，德国同意时，则中国亦与之同意而已。此种保证，自系设想中国对于欧战始终中立，不能参加战后和会而言，中国既已参加战局，则该约所设想之情形，即已根本改变，故依据事变境迁之理法，此约已不复有效。 

五、尤有进者，中国对德宣战布告中，声明所有中德两国一切条约合同协约等，一律废止。则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之约，德国因据有租借地暨铁路以及他项权利者，当然在废止之列。而德人所享之租借权利，按诸法律，即业已归还于领土之主权国。易言之，德人业已丧失其租借权，则断不能有转授他国之权。纵谓租借之约，不因战事废绝，然该约中本有不准转租之明文，则德尤无转租与第三国之权无疑也。至于铁路，按一九〇〇年三月二十一日之中德胶济铁路章程，有中国国家可以收回之规定，即含有不准转让与他国之意。 

有此种种理由，中国政府深信和会对于胶澳租地、胶济铁路、及德人在山东一切权利，直接归还中国之要求，必能认为合法公道之举。和会苟完全承认之，则中国政府人民，于诸国秉公好义之精神，自必感激于无涯！而对于日本，必且尤甚！则不但诸友邦维持中国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之名实不虚，而远东之永久和平，亦借此新保证而益坚矣。 

中国代表团除了提出说帖而外，并由顾维钧在会议席上表示意见。 

顾维钧曰：仅关数百万人的太平洋属岛问题各位即如此尽力，至于青岛问题关系四万万人民的大问题，本全权之责任亦极重，今试述其大纲原则：胶州租借地，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青岛完全为中国领土，当不容有丝毫损失。三千六百万之山东人民，有史以来，为中国民族，用中国语言，信奉中国宗教。胶州租借与德国，起因于教案问题。德国以武力要挟强请，迫不得已而为，已属世界周知之事。如就地势论之，胶州为中国北部之门户，亦为沿岸直达国都之最捷径路。胶济铁路与津浦铁路相接，可直达首都，于国防上中国亦断然不容他国之争执。以文化言，山东为孔孟降生，中国文化发祥之圣地。以经济言之，山东以二万五千英方里之狭地，容三千六百万之居民，人民即已稠密，竞存已属不易，其不容他国之侵入殖民，实无讨论之余地。是以如就本会承认之民族、领土完整原则言之，胶州交还中国，为中国当有之要求权利。本全权认为交还青岛为公正圆满之一条件，若本会舍此采用他法，则本全权不得不认为谬误。日本为中国逐出德国势力于山东，英国不顾欧战之危急，竭力援助，以及其他与德对峙，使德无力派兵东援之各联合国，共为中国所当竭诚申谢。然割让中国人民天赋之权利为报酬，而留下将来纷争的种子，为本全权所不得不力争者也。此不独为对中国的诚意，亦是对世界各国的诚意。本全权绝对主张大会应斟酌胶州租借地及其他权利之处置，尊重中国政治独立，领土完整之根本权利，且相信中国，有和平之诚意。 

牧野曰：日本之提案理由，昨日业已详述，日本占领胶州湾后，迄至今日，事实上已为领属。然而中日两国间，已有交换胶州湾交还之约，并关于铁路，亦有成约。此等之公文，对于四国间，亦认为有注意之价值。 

威尔逊曰：日本代表将前项公文，于会议时有无提出之意向？ 

牧野曰：日本政府对于此事，决不至于反对，惟须待请训。 

顾维钧曰：中国政府极愿提出。 

克里孟梭曰：中日两国务须将交还青岛之条件向大会声明。 

牧野曰：如本国政府许可后，必将公文提出。惟与此案有关之土地，事实上在日本手中，日本于交还前，从德国方面愿得自由处分权。至于获得胶州湾后之办法，于中日两国间业已商定完毕。 

顾维钧曰：中国对于胶济铁路事，与牧野男爵之看法不尽相同。本全权陈说中国当时并未谓日本从德国取得山东租借土地及他项权利后，不肯归还中国，日本曾向中国及世界剀切声明，不欲据为己有，我中国已深信不疑。今复闻牧野男爵在议席上之重新声明，本全权尤为欣悦，但归还手续，我中国愿取直接办法，盖此事为一步所能达，自较分为二步为捷。日本代表所提出之约定办法，想系指一九一五年二十一款要求所发生之条约及换文而言，当时情形，谅诸君尚能记忆，中国所处地位，极为困难，此项条约换文，经日本送达最后通谍，中国始不得已而允之。即舍当时成立之情形而言，此项约章既为战事所发生之问题，在中国视之，至多不过为临时暂行之办法，仍须由和平会议为最后之审查解决。纵令此项条约换文全属有效，而中国既向德国宣战，则情形即大有不同，根据rebussicstautibus之法理言之，亦为今日所不能执行。当时中国虽被迫而允将来日本与德所定处置德国在山东各项权之办法，一概加以承认。然此项条件并不能使中国不得加入战局，亦不能使中国不以交战资格加入和平会议，故亦不能阻中国向德国要求将中国固有之权利直接交还中国。且中国对德宣战之文，业已显然声明中德间一切约章，全数因宣战地位而消灭，约章既消灭，则中国本为领土之主，德国在山东所享胶州租借地暨他项权利，于法律上已经早归中国矣。设曰租借之约，不因中国对德宣战而废止，然该约内既有不准转交他国之明文，则德国本无转交他国之权也。 

巴黎和会席上，日本没有料到中国对青岛问题如此强硬，日本处心积虑计划吞吃青岛，想不到却遭受极大的阻力，因此非常懊恼。而中国代表一点也没有因日本的强横态度而畏缩。 

中国代表王正廷在和会外对新闻记者扬言：关于1918年9月间中日密约，中国代表随时可以予以公开。王正廷所指的中日密约是在民国7年9月24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答复日本外务大臣后藤新平的照会，日本的照会是日本政府认为山东权利应归日本，这所谓的权利还超出了二十一条，规定胶济铁路应由中日合办，沿路警察要聘用日本人，济南、青岛均住日兵。日本要求中国政府“欣然同意”，中国政府由章宗祥依照日本的照会“欣然同意”。所以日本出席和会代表牧野在和会席上要求最高议会应注意此一换文。外人不知此项换文内容，新闻记者当然追询内容，王正廷代表遂如此回答记者。 

王正廷的谈话触怒了日本政府，8年2月2日日本驻北京公使小幡遂代表日本政府向中国代理外长陈箓面交日本政府的抗议，全文如下： 

“据在巴黎日本代表来电，在巴黎之中国代表未与日本代表接洽，竟告新闻记者，谓无论何时，可以将一九一八年关于山东之中日密约文书发表。此举违反外交惯例，颇予日本政府不快之感，且使日本不能维持相当之国际地位。兹奉本国政府训令，特请中国政府注意，并电知中国代表注意。日本政府非反对发表，但中国代表之行动手续上甚为不合。” 

其实日本出席和会的代表早就对美国总统威尔逊说：日本政府不反对发表这项密约。可是却借王正廷的谈话威胁中国政府，其用意是想压迫中国政府撤换几个代表，日本认为中国出席和会的代表没有一个亲日派，这场外交战很难打。 

日本的抗议没有公布，可是消息已经泄漏，一时民情愤激，舆论沸腾，西南方面、上海和会、各省官吏、民间团体都电北京政府，要求勿受日本无理的恫吓。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均赴外交部质问日本抗议的内容。北京政府再三讨论之后，一方面致电给巴黎的中国代表调查事实；一方面由外交部把小幡的抗议内容发布。同时声明说：各国代表在巴黎和会席上各顾本国之利益，是正确的主张，是一个独立国家为了自己生存应有的权利，他国绝无干涉之理由，希望世界各国均能发挥公正、自由、和正义。 

日本代表被迫把1918年中日密约提交和会的最高会议，同时向新闻界发出一个声明，强词夺理，掩饰侵略行为，略云： 

“日本根据日英同盟，保持东亚和平之旨，对德宣战，共费数千万战费，战死三四千人命，始得攻陷青岛。又日本舰队，游弋太平洋、印度洋及地中海，约百二十万哩之间，保护协约国商船运送，安全通航，不为敌国潜水艇所制，此等功绩，当为列强所记忆。至日本对中国，从无领土之野心，中国为富原料之国，日本为求原料之国，惟日本欲与他国同享均等机会，开发中国之富源而止。无论对于山东、满洲，日本绝无不正当之要求云云。” 

2月2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访晤中国代理外长陈箓时，除了递送抗议书外，还提口头问题须由中日两国直接交涉，中国政府应该立即训令中国代表团，一切问题，非经日本同意，不得在巴黎和会提出。陈箓答称：“中国总统素极重视中日邦交，早嘱外交部电令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避免使用偏激言词，贵公使所提各节，本政府自当密切注意。”小幡继续百般恫吓：“日本陆军有精兵百万，而海军也有五十万吨，现在无地用武，中日两国地在近邻，有纠纷应自家解决，不可依赖欧西列强，因为欧西列强远隔重洋，要想过问远东问题是力不从心的，中国不是有句俗话：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吗！” 

小幡这番威胁口吻的谈话被美国人所办的《华北明星报》揭露，接着英国人所办的《英文导报》也著论要求日本政府撤换这个没有礼貌的驻华公使。美国驻华公使并且正式发表一个声明：遵守威尔逊总统十四项原则，决定支持中国，鼓励中国政府切勿气馁。中国朝野并表示日本竟在巴黎和会举行之际，干涉中国代表发言，中国人民对此不能容忍。 

在四面楚歌声中，小幡不免情虚胆怯，吞吞吐吐地发表谈话说：他并未奉到日本政府的训令，压迫中国，他对陈箓的谈话，应由他个人负责。另方面他却埋怨陈箓，不该把他们俩人的谈话内容泄露，因为那天的谈话只有他们俩人相对，并无第三人，岂是隔墙有耳，如果不是陈箓有意泄露，这番谈话外间人是无法知道的。 

北京政府在四面八方压力下，公布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可是公布内容掩盖了事实的真相，否认日本曾作恫吓。 

全国朝野对日本的蛮横一致愤慨，美、英、法三国也谴责北京政府对日本外交的庸懦无能。 

北京外交部在小幡提出抗议后，曾电令中国代表不可发表中日密约，后来受到国内外压力后，又补发一个电令，指示中国代表，对于密约发表与否？何时发表？可以斟酌客观情势就近决定。 

8年2月12日，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公布了中日密约。 

巴黎和会转入低潮，因为美国总统威尔逊返美，而法国的老虎总理克里孟梭又遇刺，所以最高会议暂告停顿。 

不过中国代表仍作各种努力，2月15日提出废止民国4年中日密约的说帖和关于山东问题说帖。3月上旬继续提出关于对德和约的说帖。4月中旬又提出废止各国在华特权的说帖，包括放弃各国在华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裁撤外国邮电机关，撤消领事裁判权，归还租界和租借地，修正关税协定等。 

巨头突然缺了两位，各国又忙于起草对德和约，因此中国代表的努力，毫无结果。 

谢选骏指出：中囻代表的努力毫无结果，是因为巴黎和会正在布局长远，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一四九、山东问题失败】

8年4月中旬，欧洲和约大致上已讨论得差不多了，于是，和会重心才回到讨论山东问题上。 

16日最高会议讨论山东问题，威尔逊建议把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先交和会接收，俟中国将山东重要地区辟为商埠后交还中国。牧野表示反对，英、法、意三国代表也不支持美国的建议。21日，牧野单独谒见威尔逊，仍然坚持日本应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威尔逊提出折衷建议，拟将德国在太平洋区域的利益交与协约国及参战国“公平分配”，同时各国放弃在华的势力范围。牧野认为，如果各国愿意放弃在华的势力范围，日本亦可放弃，但山东问题必须按照日本的意图处理。 

威尔逊接见牧野后，即约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意国首相奥兰多举行四巨头会议，威尔逊把和日本代表接触的经过向其他三巨头报告，劳合乔治建议把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让与国联，由国联以委任统治地的方式接收管理。 

22日上午，美、英、法、意四巨头开会，意国代表因为争夺阜姆问题未达目的，忿而退出会议，于是四巨头变成了三巨头，巴黎和会因意国代表的退出而发生了裂痕。因此，日本代表乘机强硬起来，坚决反对国联代管，宣称已奉到本国政府的训令，如果山东问题不能满意解决，日本即不签字对德和约，必要时日本代表可以退出会议。同时，日本代表将把1917年日本与英、法、意等国所订有关山东问题的密约公布出来。在这密约上英、法、意都默认日本有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 

意国首相奥兰多退出最高会议，使巴黎和会遭遇困难，因此日本的乘机敲诈竟然生效，因为大家怕日本代表也步意国后尘退出和会，则和会等于瓦解，对战后国际合作损害极大，这种情势下，中国便吃了很大的亏。 

22日下午美、英、法三巨头继续最高会议，会议主题讨论山东问题，中国代表陆徵祥、顾维钧被邀列席，由于大的形势不佳，山东问题是凶多吉少，中国代表怀着极端沉重的心情列席会议。美国总统威尔逊首先致词，他就中国的要求以及和日本的争执作了一个结论，他说： 

“我们参加世界战争，主要目的就要维持条约的神圣，中日两国既有一九一五年五月廿五日的中日协定于前，又有一九一八年九月廿四日换文于后，英法等国与日本所订的条约又有维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义务。在这种情形下，山东问题似无法变更！” 

威尔逊的话只是顾及了一方面，就是尊重条约的神圣，可是很多条约都不神圣，不平等的条约是应该予以修改的！ 

威尔逊总统以条约神圣为理由，不肯面对现实，主持正义，这也难怪，因为条约究竟是比较可以信守的文件，可怜的是中国自清末以来，在国际事务上吃够了条约的苦头。不平等条约对中国来说，全是血腥的烙印。 

当威尔逊在最高会议席上宣布维持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是根据中日所签条约时，顾维钧代表起立发言说： 

“本席对总统阁下的意见表示反对，因为一九一五年的中日条约，中国政府是在日本提出最后通牒后被迫接受的；至于一九一八年的续约换文，是以一九一五年的条约为根据。中国政府在被迫的情形下所接受的条约，是不是应该视作神圣的条约呢？” 

顾维钧年纪轻，英文好，并且仪表和谈吐都很高雅，他的话竟把威尔逊的意见驳倒，然而威尔逊立刻反驳说： 

“顾代表的话并不全符事实，一九一五年中日之间的问题，中国可以说是受压迫，但是一九一八年九月间协约国已经处于绝对的优势，日本当时决不能再以武力恫吓中国，为什么中国在换文上却有欣然同意的字样？” 

顾维钧答复说：“当时的情形也很特殊，因为日本在山东不肯撤兵，地方备受骚扰，民情异常愤激。中国政府当时为了避免激起事变，所以才承认签订这个续约。请问英法两大国和日本签署这个条约时是在一种什么情况下？” 

英国首相劳合乔治颇有歉意地说：“英国和日本签订密约时，地中海以东地区的局势异常紧张，英国这时不能不依靠日本的协助，所以才签了这个密约。现在想来，当时付给日本的代价似乎高昂，不过条约已经签署，也非信守不可！” 

劳合乔治的话有两点意思，其一和中国一样，英国和日本签署有关山东问题的密约是被迫的；其二英国认为纵然是被迫，为了条约是神圣的，也只有信守。 

威尔逊解释说：“美国和欧洲国家并非不愿意主持公道，无奈受了以前各项条约的拘束，因此对中国的处境帮不上忙。好在国际联盟就要成立，将来如再有强加于中国的，国联会员自有援助中国的义务。” 

劳合乔治也说：“我可以明告中国，世界各国对于中国都抱有好感，目前因受到条约的拘束，无能为力。如果日本对中国的目的范围超过了以前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英国即无支持日本的义务。如果日本今后再欺侮中国，我愿向阁下保证，英国一定给中国以支持！” 

三巨头会议的主席法国总理克里孟梭也表示态度，大致和劳合乔治的一样。中国代表虽经苦斗，却在“条约神圣”的题目下黯然失败，退出会场。 

8年4月22日顾维钧舌战美、英、法三巨头一幕，我国首席代表陆徵祥亦有电报报告外交部： 

“本日下午大会，以四领袖名义来邀出席。祥偕顾使前往。美总统、英总理、法总理均到，意总理缺席。美总统先称：‘日本代表欲将胶州问题于草约内专列一条，昨将来谒，今日上午又在四国会议中争持甚坚。现查该问题实为复杂。中国日本既有一九一五年五月之条约换文于前，又有一九一八年九月之续约于后，而英法等国亦与日本协定条件，有维持继续德国在山东权利之义务。此次战争本为维持条约之神圣。’等语。祥即请顾使以英文答复，大致谓：‘一九一五年之约，为日本哀的美敦书所迫而成，当时为保全东亚和平，不能不隐忍。一九一八年者，亦即根据前约而来。’等语。美总统称：‘一九一八年九月当时，协约军势甚张，停战在即。日本决不能再强迫中国，何以又“欣然同意”与之订约？（指山东问题换文）’顾使答以‘当时日本在山东之军队，既不撤退，又设民政署，置警察课税，则地方不胜其扰，非常愤闷。政府深恐激生事端，故又致有此约。该约亦只有临时之性质。以我所见，英日等各项协件，均因战事发生，当然于本会可有变更之法。’英总理称：‘英与日本协定条件之时，全国海军萃于西方，地中海东部空虚，德人复行潜艇战略，不能不仗日本援助。吾辈亦明知当时所允让日本之价，未免稍昂，然既有约在先，究不能作为废纸。此次战胜，不能谓为日本加入之力，但日本曾以实力援助战事，事实亦不可借辞没却。拟将胶州问题分两层办法：一、添中日协定凭据。一、使日本继承德国权利。中国于两法之中。何者为愿？’顾使详陈一切弊害。英总理又请将所询两层答复。顾使告以：‘答复以前，应先声明者，就比较而论，德国从前所得，尚无铁路上军警等权，然即使日本仅仅继承德国权利，则危险实已难名。吾为此言，慎勿误以中国尚有同情于德国是幸。’法总理称：‘此层固可虑。’顾使续称：‘中国多数人民，以为应与欧、美、日本共相提携，但未尝无一部意见，以为此项问题当由亚洲自理，应单独与日提携。若此次在会中未见有公道之主张，实为失望。’美总统称：‘欧美并非不欲主持公道，无如为先时种种条件所束缚。现幸国际联盟会成立，该会宗旨，专为维持各国独立及领土完全。中国已为会员之一，将来如再有强力欺凌中国者，在会各国，自有援助之义务。’顾使又称：‘与其医治于发病之后，何如防范于未病之先？’英总理又称：‘顷吾屡询两层办法，比较之中，孰为有利，原非数分钟内可以解决。吾当再与专家接洽。’美总统又称：‘当再令专家研究。’英总理并称：‘今日吾可以明告中国，世界各国多与中国较有感情，现为条件所拘束，殊无可如何。但使日本对于中国所求有逾于德国所得权利以外者，英国即无维持日本之义务，以后日本再有欺侮中国之举，英必愿为中国助力。’法总理称：‘英总理所言，亦即完全为我之意。’云云。遂散。查英总理所拟两法于我均为失望。美总统一方面似颇表示踌躇，苦无善法周旋。现拟一方面竭力再与英、美、法各专家接洽，一方面再竭力托美坚持。必不得已，则以全力设法使草约内不至将胶州问题专列一条，而仍浑含于德国在本境以外所有一切权利，应交由五国公同暂管之一条，惟均苦毫无把握，合先密达，乞训示。” 

中国代表团于接到美、英、法三巨头对山东问题的决议案后，即提出了正式的抗议，抗议文如下： 

“按德人之占据山东权利，始于一八九七年，当时普鲁士武人，借口小故，强迫中国让与，显系一种侵犯手段，华人至今不忘此耻。今三大国若以此项权利，移让于日，是承认侵犯手段为正当矣。况日本在南满与蒙古东部，业已十分猖獗，今若加以山东为日所有，则日本可在北京出口之水道，即直隶海湾之两岸，巩因其地位。且得霸据直达北京之三大路线，从此北京将为日本势力所环绕，不亦大可惧乎？中国于一九一七年，向德奥宣战，加入协约，所有中国与德奥前订各约，一律取消，然则德国权利，当然归还中国。且中国之宣战，曾经协约及公同作战各国政府正式承认，及今三大国会议，解决胶州与山东问题，反将前属于德人之权利，让给日本，由此可见大会议所让给与日本之权利，在今日已非德人所有，乃纯粹之中国权利。且中国亦协约之一，并非一敌国，中国在协约中，固较懦弱，但总不能以敌国待之。抑有进者，山东为中国之圣地，孔孟之教，深入人心，我中国人视山东为文化之发祥地，焉肯轻让于外人？至于三大国会议，既有归还中国之意，何以第一步，必将该地移让与一外国，然后由该国自愿，再将该地归还原主？此种重叠手续，不知何所根据？代表等早知日本之要求，系根据一九一五年之中日条约，及一九一八年之交换文件。但一九一五年时，中国所以签约者，实为强权所迫，世人当忆日本提出哀的美敦书，强迫中国承认二十一条要求，否则大战立见于东亚。再一九一八年之交换文件，乃因日本允许撤退山东内地之日兵，并取销各民政署，代表等亦知三大国所以议定如此解决者，实以英法曾于一九一五年二月三日，允许日本在和会席上，助其夺得德人在山东之权利。然当时此等密约，双方订结，中国并未加入。其后协约国劝中国参战，亦未曾将密约内容，预先通告。及中国于加入协约之后，直至今日战争了结，和约告成，中国反为各大国之商议品与抵偿品，其何以堪？或曰大会议之认可日本要求，乃所以保全国际同盟也，中国岂不知为此而有牺牲？但中有不能已于言者，大会何以不令一强固之日本，放弃其要求（其要求之起点，乃为侵犯土地。）而反令一软弱之中国牺牲其主权？代表等敢言曰：此种解决方法，不论何方面提出，中国人民闻之，必大失望，大愤怒。当意大利为阜姆决裂，大会议且为之坚持到底，然则中国之提出山东问题，各大国反不表同情乎？要知山东问题，关于四万万人民未来之幸福，而远东之和平与利益，皆系于是也。” 

民国8年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巴黎参加了巴黎和会后返国，他是充满理想而来，却带着无限失望而返，当时美国国内也是一片反对巴黎和会的声浪，果然，后来美国国会否决批准巴黎和约，同时也拒绝加入国际联盟，因此美国便退出了国际事务的过问。当时的国际情势显示： 

（一）巴黎和会失败了，如果没有再一次国际会议，国际间便形成了僵局，势必使很多问题无法解决。 

（二）美国在国际间陷于孤立，尤其是因为美国反对日本在中国的独占性和优先性。因此日本变成美国在远东的主要敌人。美日不免一战的呼声忽然盛炽。 

（三）日本在东南亚崛起，是有赖于英日同盟之赐，英日第三次同盟应于民国九年（一九二〇年）期满，日本派皇太子裕仁到英国访问，主要就是为了活动日英继续同盟，当时英国为了要保全其在中国和印度既得利益，所以乐于接受。可是美国却强烈反对，而英国各殖民地政府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和日本对立，所以反对继续这个联盟。 

（四）日本在欧战期间，乘列强无力东顾，所以一心想吞吃中国大陆，同时破坏中国独立与机会均等，战后利用巴黎和会，取得山东半岛的优惠，导致了国际紧张和不安，如果不能妥善调整，势必会导致新的战争。 

（五）由于互不信任，美、英、日三国便开始了海军竞赛。 

（六）美国跃登世界最富强的国家，改善了世界情势和旧的国际关系，美国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负债国（欠欧洲国家卅六亿美元），变成了战后的债权国（欧洲国家欠美国一百六十八亿二千万美元）。 

谢选骏指出：山东问题要依靠美国战胜日本的“太平洋战争”来解决。

【一五〇、“五四”爱国运动】

民国8年4月11日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请假回国，偕眷陈氏，在东京中央新桥车站登车，留日学生数10人手持“卖国贼”旗帜前往送行，把章公使包围，学生们气愤填膺，质问章氏，订立多少卖国密约？经手若干借款？情势严重，不久日警闻讯赶至，护送章宗祥夫妇上车。人丛中有人大呼： 

“章公使，章宗祥，你既然卖国，何不先卖妻！” 

留日学生因身在日本，更体味到日本欺侮中国种种，所以反日的情绪尤为高涨，巴黎和会中国失败消息传来后，留日学生是首先发难的，他们发出一通声讨卖国贼电，全文如下： 

“欧洲议和大会，为我国生死存亡所关，凡我国人，应如何同心协力，共挽国权，乃专使方争胜于域外，而权奸作祟于国中，旬日以来，卖国之谋，进行益力。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徐树铮、靳云鹏等，狼狈为奸，甘心媚日，迹其迩来所为罪状，足以制国家之死命，约有二端，而已往之借款借械，卖路卖矿不计焉。略陈如下，冀共声讨。一曰掣专使之肘以媚日也。此次我国所派专使，尚能不辱国命力争，日本因之大怀疑忌，始则用威吓手段，冀制顾、王之发言，继则行利诱主义，贿通曹、陆之内应。且使章宗祥回国运动，入长外交，以掣专使之肘。并预先商议，改窜已订之中日秘约，以掩中外耳目，而彼诸贼，甘为虎伥。章氏既奉命西归，曹、陆更效忠维谨，日前竟请当局，电饬专使，对日让步。夫中日之利害，极端相反，世所共知。吾国往日所被夺于日本之权利，方期挽救于坛坫。而乃遇事退让，自甘屈服，岂非承认日本之霸权，而欲自侪于朝鲜乎？卖国之罪，夫岂容诛？此其罪状一。二曰借边防之名以亲日也。年来北方军阀之跋扈横行，皆由徐树铮、靳云鹏等，亲日政策之所致，举国权以易外款，杀同胞几如草芥。全国父老，疾首痛心，而若辈迄无悔祸之意。近且大肆阴谋，借边防为名，欲将参战军扩为九师十六混成旅，而与日人实行军械同盟，将各省铁路及兵工厂，抵借日款，并聘日人为教练官及技师。种种企图，无非欲达其武力统一之目的。无论世界潮流，趋向和平，此等背逆时势之举，有百害而无一利，即使果如诸贼计划，有万一之效，而军队训练之权，已操诸日人，兵器制造之厂，已属于敌国，我国家尚能保其独立耶？恐德人利用土耳其之故事，将复见于远东。二次大战，此其导火。既恣恶于现在，复贻祸于将来。诸贼之肉，其足食乎？此其罪状二。凡兹二事，仅举大端，其他违法不轨之行，谅为国人所共睹。同人等游学以来，鲜问内政，惟事涉对外，有损国权，则笔伐口诛，不遗余力。矧诸贼近日卖国之罪，彰明较著，良心所逼，安敢缄默。用特学其事实，诉诸国人，所望全国父老昆季，速筹对待国贼之法，安内攘外，咸系乎此。盖共和国家，民为主体，朝有奸人，而野无志士，将见国家遂即沦亡，而国民无力之讥，永蒙羞于历史矣。” 

4月下旬，北京和天津的街头出现了欧美归国留学生所组织的“社会服务团”，公开要求“废除军阀”、“打破列强势力范围”、“实行言论自由”。 

北京的大学生们纷纷集议，发动救国运动，反对卖国贼，保全青岛领土。由北京大学为主体。原来自袁世凯接受日本廿一条以后，每年5月7日各界都举行国耻纪念，这一年也预定在天安门大示威。迨获知巴黎和会失败消息后，乃迫不及待，北京大学学生遂于5月3日下午7时假北大法科礼堂召集全校学生开会，会中群情激动，当场决议办法四项： 

（一）联合全国各界力争拒斥巴黎和会的决定； 

（二）致电巴黎的中国代表团，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 

（三）通电全国各界，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举行游行大示威； 

（四）决定在第二天（星期日，即五月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 

会场中发言的学生，有的痛哭失声，有的慷慨激昂，最高潮是法科学生谢绍敏在讲台上咬破手指，扯碎衣襟，用手指上的鲜血写成“还我青岛”四个大血字，鲜血映在白色的衣襟上，赫然夺目。台上台下的与会同学一片掌声，并高呼万岁，悲壮激昂，令人感奋。 

会后，学生主持人连夜印制传单，并通知北京的其他学校，约定于4日上午邀各校代表借法政专门学校为会场，共商游行示威细节。 

5月4日清晨，北京大学、法政专门学校、高等师范学校、中国大学、朝阳大学、工业专门学校、警官学校、农业学校、汇文大学、铁路管理大学、医学专门学校、税务学校、民国大学等校代表齐集法政专门学校的大礼堂。当场议定集会办法，如何演说，如何散布旗帜，如何向外国使馆请愿，如何在曹汝霖官邸示威，并赶制数十面的小白旗，上书：“取消廿一条”、“誓死力争”、“保卫主权”、“勿作五分钟爱国心”、“争回青岛方罢休”、“宁为玉碎，勿为瓦全”、“头可断，青岛不可失”等标语。谢绍敏的血书“还我青岛”也悬挂出来。 

5月4日下午2时，北京各大学的学生从四面八方奔赴天安门，天安门桥南已竖起了一面大白旗，上书联语是： 

卖国求荣，本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末行写“北京学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千古”。 

北京政府派出步军统领李长泰赶到天安门劝学生们解散，学生置之不理。2时30分在高呼：“打倒卖国贼”的口号中，由天安门出发游行示威。 

从天安门出发的学生，散发两种文件，第一项是宣言，全文如下： 

“呜呼国民！我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于日本人之密约危条，以及朝夕企祷之山东问题，青岛归还问题，今日已由五国共管，降而为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议矣。噩耗传来，天黯无色。夫和议正开，我等之所希冀所庆祝者，岂不曰世界中有正义、有人道、有公理，归还青岛、取消中日密约、军事协定、以及其他不平等条约，公理也，即正义也。背公理而逞强权，将我之土地，由五国共管，挤我于战败国，如德奥之列，非公理，非正义也。今又显然背弃山东问题，由我与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纸空文，窃掠我二十一条之美利，则我与之交涉，简言之，是断送耳，是亡青岛耳，是亡山东耳。夫山东北扼燕晋，南控鄂宁，当京汉、津浦两路之冲，实南北咽喉关键。山东亡，是中国亡矣。我同胞处此大地，有此山河，岂能目睹此强暴之欺凌我，压迫我，奴隶我，牛马我，而不作万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于亚鲁撤劳连两洲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意之于亚得利亚海峡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宁死，’朝鲜之谋独立也，曰：‘不得之，毋宁死。’夫至于国家存亡，土地割裂，问题吃紧之时，而其民犹不能下一决心，作最后之愤救者，则是廿世纪之贱种，无可语于人类者矣。我同胞有不忍于奴隶牛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则开国民大会，露天演说，通电坚持，为今日之要着。至有甘心卖国，肆意通奸者，则最后之对付，手枪炸弹是赖矣。危机一发，幸共存之！” 

第二种是传单，用油印的，由游行学生的干事们沿途散发，传单全文是： 

“现在日本在万国和会，要求并吞青岛，管理山东一切权利，就要成功了。他们的外交大胜利了，我们的外交大失败了。山东大势一去，就是破坏中国的领土，中国的领土破坏，中国就亡了。所以我们学界，今天排队到各公使馆，去要求各国出来维持公理，务望全国工商各界，一律起来，设法开国民大会，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中国存亡，就在此一举了。今与全国同胞立两个信条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起来呀！” 

学生们出发时，教育部派出干事人员赶来劝阻，劝学生们把要求提出，由教育部代向政府请求，可是学生们当场拒绝，整队前往东交民巷，要向各国驻华公使请愿，教育部代表劝阻无效，警总监吴炳湘坐了一部摩托车亲来拦阻，亦无效果。 

游行的队伍接照计划，浩浩荡荡地径往东交民巷前进。 

5月4日是星期天，东交民巷的各国使馆都休假，当学生们拥入东交民巷后，等于是扑一个空。游行队伍首先到了美国公使馆，推出罗家伦等四位代表进谒美国公使，美国使馆没有办事的人，代表们只得将抗议书留下，其他各国亦均无人，也只好留下抗议书。游行队伍本想通过东交民巷，但被拦阻，乃改由东向北，穿过长安街及崇文门大街，径赴东城赵家楼，直奔曹汝霖官邸。 

曹家这时大门紧闭，门外有警察环守，于是激怒了学生们，大家鼓噪起来，不分皂白，冲到门口，有的大叫“打倒卖国贼”，有的则和警察斗殴，有的则绕屋环行，见屋后有窗数扇，即用石块击碎，穿窗而入，打开大门，学生群遂蜂拥而入，进至大厅。这时曹宅内除曹汝霖本人外，尚有章宗祥和丁士源，丁是参战督办处的军法处长。 

章宗祥夫妇由日本返国述职，其妻陈氏因离日时受了学生们侮辱，故抵天津后不肯赴北京，章遂一人入京，寄寓总布胡同魏家，5月4日这天应故人董康之约作赏花会，乃赴法源寺董宅午餐。下午因日本记者中江丑吉访问曹汝霖，中江丑吉和丁士源、章宗祥都很熟，故约丁、章一块在曹家晤谈。他们晤谈时，学生已集合在天安门，却未料到学生们打倒曹宅来。当学生们在曹宅大门外叫嚷时，章宗祥以为学生们的目标是曹，与自己无关，所以很镇静，且劝曹暂避，由他们客人来应付，不料学生们找不到曹，却拿章来做出气包。 

学生们本是找曹汝霖的，找不到，却见到了章宗祥，顿时满腔怒气集中到章的身上，大喊：“这个就是章宗祥”，“卖国贼章宗祥在此！”“不要让他跑了！”打！打！打！顿时不由分说就把章围在核心，拳足交加，打得章宗祥头破血流。丁士源看情形不对，就溜之大吉。恰巧这时中江丑吉抵达，中江丑吉却用自己做盾牌，拼力救护章宗祥，学生们只打卖国贼，对日本人，或者不是亲日派都一概不问，同时并没有意思要把章打死，所以中江丑吉遂救出了章宗祥。其他入屋的学生则在偌大一座美仑美奂的曹公馆搜索曹汝霖，可是曹已乘乱越墙逃脱。只留下曹氏小妾一人及内眷数人战栗在内房。 

学生们找不到曹，遂把曹家的家具随手捣毁。 

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已获知学生们冲破曹宅，乃率领警官赶到，把曹家内眷接出，送至东交民巷的陆宗舆家。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本是三大亲日祸首，这时陆宗舆虽被任命为币制局总裁，但他原任汇业银行经理，汇业银行是中日合股，借外人保护，陆宗舆幸逃过这一关。 

章宗祥由中江丑吉掩护，踉踉跄跄地逃出曹家后门，找到一辆骡车前往日华医院。曹汝霖则已逃往六国饭店。因跳墙腿受伤，遂移居日本同仁医院。 

学生们退出曹宅时，曹宅已经起火，由于曹宅起火，曹宅外面的军警便一方面向天空发枪，一面扑救火焰。这时步军统领李长泰率领大批军队赶到，警察总监吴炳湘也召来大批警察，驱散了学生，同时逮捕了易克嶷、曹允、许德珩等32位学生。学生中多数是北京大学的。被捕的学生全数拘禁在警察厅。 

学生示威运动震撼了北京政府。5月5日教育部下令各大专学校校长，责成他们严厉约束学生行动，并查明为首滋事的学生予以开除。 

可是学生则在5月4日晚上在法科大礼堂开会，要求政府立即释放被捕的学生，并且在同学未释放前，所有参加示威的各大专学校以罢课等待答复，不达目的即不复课。5月5日14个大专学校校长在北京开会商讨应付步骤，决议推派代表到总统府、国务院、教育部分途请愿，要求释放学生。因为学生的行动是爱国，如果爱国有罪，14校全体职员情愿全体罢职以明责任。可是总统、总理和教育总长都避不见面。 

5月4日和5日，钱能训总理都在官邸召集紧急会议。有人建议解散北大，教育总长傅增湘表示拒绝副署这个命令，于是有人主张撤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职，傅增湘也予以拒绝。 

北京政府对于这个空前未有的学潮，其处理意见并不一致，徐世昌一派主张采取缓和手段，段祺瑞一派则主张采取严厉手段。6日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发布命令，这道命令正可以代表徐世昌的光滑作风，令云： 

“北京大学等校学生，纠众集会纵火伤人一事，方事之始，曾传令京师警察厅调派警队，妥为防护，乃未能即时制止，以致酿成纵火伤人情事。迨经警察总监吴炳湘，亲往指挥，始行逮捕解散。该总监事前调度失宜，殊属疏误，所派出之警察人员，防范无方，有负职守，着即由该总监查明职名，呈候惩戒。首都重地，中外具瞻，秩序安宁，至关重要。该总监职责所在，务当督率所属，切实防弭，以保公安，若再有借名纠众，扰乱秩序，不服弹压者，着即依法逮捕惩办，勿稍疏驰！此令。” 

这命令，既不为曹、章伸冤，又不加责学生，只训斥了警察总监吴炳湘，且要惩戒警察人员。可是吴炳湘不肯任咎，把学生如何滋扰，不服警察拦阻，咎在学生，不在警察，申请内务部转达总统请严办学生云云。而曹、章等一派也替曹、章历陈冤情，请政府依法惩办学生，逼得徐世昌只好再下一令： 

“据内务总长钱能训，转据京师警察总督吴炳湘呈称：‘本月四日，有北京大学等十三校学生，约三千余名，手持白旗，陆续到天安门前齐集，议定列队游行。先至东交民巷西口，经使馆巡捕拦阻，遂至交通总长曹汝霖住宅，持砖乱掷，执木殴人。兵警拦阻，均置不理。嗣将临街后窗击破，逢拥而入，砸毁什物，燃烧窗户，并殴击保安队兵，致有重伤。驻日公使章宗祥，被其攒殴，伤势尤重。经当场拿获滋事学生多名，由厅预审，送交法庭讯办’等语。学校之设，所以培养人材。为国家异日之用。在校各生，方在青年，质性未定，自当专心学业，岂宜干涉政治，扰及公安？所有当场逮捕滋事之人，即由该厅送交法庭，应即由法庭依法办理。至京师为首善之区，各校学风，亟应力求整饬，着该部查明此次滋事确情，呈候核办。并随时认真督察，切实牖导，务使各率训诫，勉为成材，毋负国家作育英髦之意！此令。” 

章宗祥被学生痛打了一顿，头青面肿，腰酸背痛，住进医院擦伤消毒，一肚子委屈。这时已有许多朋友前来慰问，他觉得既无颜又无趣，一方面托朋友将他被殴情形呈报中央，然后半发牢骚，半是解嘲地说：“中国从前清起就一直是借外债，借外债既不自我开始，更不是我一人经手，何况今日借债，自有总统总理负责，我不过奉命行事，首当其冲，现在竟因此指我卖国，真是太冤枉了。我出力借债是为了拥护段合肥的武力统一政策，怎知带兵的将军领了军饷归入私囊，今日要开拔费，明日要特别费，外债借了就光，国家依旧分裂。如果要追究责任，真正祸国的是这些武人。可是这班年轻学生却根本不能深入看问题，徒凭血气之勇，加罪于我，我姓章的无兵无勇，太好欺负了，实在令人痛心！” 

曹、章受辱的正式报告恰和吴炳湘的报告一同送到政府，因此才有大总统下令将逮捕的学生送交法庭惩办。这一来学生自不肯甘休，北大校长蔡元培宣告辞职。 

全国各地泛起了支援北京学生的呼声，北京商会、农会、国民外交协会、山东旅京同乡会、上海和平团体、商业团体以及全国各地支援学生的函电如雪片一样飞来。 

尤其是在上海的南北双方议和代表均有电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电云： 

“北京徐菊人先生鉴：顷得京耗，学生为山东问题，对于曹、陆、章诸人示威运动，章仲和受伤特重，政府将拟学生死刑，解散大学。果尔，恐中国大乱从此始矣。窃意学生纯本爱国热诚，胸无党见，手无寸铁，即有过举亦可原情。况今兹所争问题，当局能否严惩学生，了无愧作？年来国事败坏，无论对内对外，纯为三五人之所把持，此天下所积怨蕴怒，譬之堤水，必有大决之一日。自古刑赏失当，则游侠之风起。故欲罪人民之以武犯禁，必惩官吏之以文卖国。执事若不能以天下之心为心，分别泾渭，严行黜陟，更于学生示威之举，措置有所失当，星星之火，必且燎原，窃为此惧，不敢不告，幸熟裁之！”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也有一电拍给国务院钱能训总理： 

“钱总理鉴：北京大学等各校学生，闻因青岛问题，致有意外举动，为维持地方秩序计，自无可代为解说。惟青岛问题，现已动全国公愤，昨接山东省议会代表王者塾等来函请愿，今日和平会议开正式会，已由双方总代表联合致电巴黎陆专使及各专使，代陈国民公意，请向和会力争，非达目的不可签字，已将原电奉达。各校学生本系青年，忽为爱国思潮所鼓荡，致有逾越常轨之行为，血气戾事，其情可悯。公本雅尚和平，还请将被捕之人迅速分别从宽办理，以保持其爱国之精神，而告诫其过分之行动。为国家计，为该生计，实为两得之策。迫切陈词，伏维采纳，不胜企祷之至！” 

这就是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附录）曹汝霖的自白 

曹汝霖以亲日起家，亦以亲日贾祸。民国七八年时，提起“曹陆章”三人，莫不目之为卖国贼。而五四运动，万人所指即以曹、陆为对象。五四运动为近代史之重要一节，曹汝霖身当其冲，其晚年曾撰回忆录，其中记叙五四一幕颇详。对自己颇多回护，但大部分尚近事实，且有外间所不知之秘闻掌故，故仍不失其史料之价值也。特抄如下： 

自黎元洪被迫解散国会后，议员纷纷南下，以护法为名，在广东军政府开临时国会，留北者寥寥无几。北京不得不另组政团，选举大总统。于是在东城安福胡同设俱乐部，到处征集会员，预备成立国会，主其事者为王揖唐、曾云沛。徐又铮因现役军人，不便出面，在幕后主持，世称为安福系。当时揖唐曾劝我加入，且说将来可推为议长，我无此野心，且对党的问题，向无兴趣，手下又无喽罗，遂婉谢之。后又劝梁燕孙（士诒）加入，许以参议院议长。时燕孙正在奔走南北和平，若能成功，其声望岂非可驾合肥（段祺瑞）河间（冯国璋）而上之。有此野心，正合孤意，遂欣然加入。安福系既无纲要，又无组织，后成立国会，王揖唐自任众议院议长，以梁燕孙为参议院议长，安福系分子庞杂，各谋私利，议长名为公举，早已自己派定，不但说不上政党之雏形，真是名副其实的一团糟，我深幸始终未尝沾染。 

安福系虽无党魁，皆唯合肥之命是听，惟梁燕孙异军突起，另树一派。一个政团，而有两派，何能合作。然选举大总统，河间又想一登宝座。大家一致推重合肥，合肥辞而主张举北洋元老徐东海（世昌），众无异议，即梁燕孙亦赞成。河间自知声望不能与东海争，遂未竞选，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 

东海当选后，一日约余及闰生（陆宗舆）吃午饭，劝我继长交通，余仍坚辞，他问为何坚辞的理由？余谓武人反复无常，绝无主义可言，亦不知国家与团体为何事。余这几年，费尽心力，借成巨款，结果一事无成，贻笑邻邦，心灰意懒，无意再问政治。东海则曰，彼一时，此一时也。我此次上台，亦是勉强，但既被举，只得将就。闻财部国库，还是只有你留下的三百万元，且将尽矣。闻你与日本尚有二千万借款之议，因合肥下野中止，我要借重你续商此款，以尔我交谊，尔能帮合肥，何能置我于不顾？此事非尔莫办。今日约闰生同来，以后凡事我们三人先交换意见。我拟任闰生以币制总裁，交通财政两部均未定人，任尔自择。我还密告尔等，我将一反合肥之所为，拟南方谈合，以谋统一。我与云皆（岑春煊）本是同僚，且已有联系，和谈或可有望，但不可外泄云云。我本重于情感之人，听了东海恳谈，论私谊，我与东海相识远先于合肥。其时中外与论均反对武力统一政策，且闻南方中山大元帅制，已改为七总裁制，岑春煊为七总裁之一，且为有力之总裁。东海既变更武力政策，余心中不免动摇，遂允仍就交通。 

合肥推举东海，本想以东海声望团结北洋，再图一举。岂知东海就职后，即主张先礼后兵。其言曰，用兵已久，应稍事休息。南方派阀纷歧，主张不一，即与言和，未必能谈得合拢，等那时再用武力，我方师出有名，必能获各方拥护云云。言之成理，合肥亦无可如何，于是召集各省督军，讨论善后事宜，张作霖亦与焉，参战督办亦邀列席，国务员均列席。东海提出四项办法：一停战撤兵各回原防，二各省善后事宜，三应付外交，四整理财政币制，与会者均赞成，于是下令停战撤兵。国务总理钱能训电劝南方撤兵回防，南方响应，遂议开南北和平会议，北方派朱启钤为总代表，南方派唐绍仪为总代表，在上海开会，岂知南方提出强硬议题，无可接受，此话很长，容后再叙。 

先说东海以我既允就交通，即说，现在既要与南方谈和，亦非钱不办。我听说合肥与日本，尚有一笔二千万日圆之借款商谈未竟，合肥下野，我要你与日本续商此款，以应和谈之需，务望你为我尽力云云。我既允就职，自应尽力而为，谁知后来招来之恶果，即种因于此。我之一生错误，即由于重情感，不能祛除名心，而东海与合肥之政争，更为余所不及料也。 

余就任交通总长后，第一件事，即进行与日方商前议未定之借款。时西原已回国，日本寺内内阁已辞职，继任内阁为原敬，原内阁标榜不干涉中国内政，因寺内遭了干涉中国内政之物议故也。余电章仲和（宗祥）公使，告以东海拟续商前议未定二千万日金之借款，东海主张与南方商谈和平，不再用武力，需款甚急，希商西原即复。章公使复电西原以银行对华借款，不感兴趣，两国内阁亦已改组，前议不愿再商。余以此电回复东海，东海即亲电章公使，谓就职伊始，需款孔殷，此款决不用于兵事，望切商复。章公使以银行方面，无法再商，因思日本外相后藤新平与东海有交谊（后藤曾任满铁总裁，东海时任东三省总督），遂商之后藤外相，谓东海若无此项借款，不能进行和平政策。经后藤斡旋，银行方面始允商借日金二千万元，惟要求以德国已失效的高徐顺济两铁路借款造路权作为担保（该两路本与德国有借款之约，因参战失效）。余因该两路与青岛问题有关，恐将来开和会时有问题，不肯照允，即以此意陈明东海。东海说该两路借款权，德已放弃，移归日本，在我看来同是外国，有何分别，即使和会议及我方亦站得住，嘱即复电照允。余以总统既有此声明，即提出国务会议，并报告经过。钱总理说，总统既有此说明，即请曹总长偏劳。遂电章公使告以总统已同意将路权担保，请即商定。章使商定后，来电日本银行不愿到北京签订合同，余遂拟电委托章公使代表签合同。因此项借款有关铁路，遂携电稿并原电到交通部，将原委告知誉虎（叶公绰时为交通次长），并示以原电。时已旁晚，即将电稿交赵秘书译发，且告以此系密电，须亲自译发，原稿保存，遂即回家。岂知翌晨有八家报馆和两家通信社，用同样文字，略改一二，将此事完全发表，并加以指摘。余大为诧异，因思此事除誉虎与秘书外，没有第四人知道。译电的秘书，非常谨慎，跟我多年，向不与报界往来，决不敢亦不能做此事。且发表的文字，几同一律，必是送稿无疑。事为合肥知道，电属余到府邸，面询经过，并问你的秘书是怎样的人。我答这秘书跟我多年，小心谨慎，向管密件，从没过失，且与外界很少来往，新闻界更谈不到。合肥听了即说，这明明是叶次长的事了，行政官泄漏秘密，不能不负责。余觉得言重，遂说，容我再细查，也许我自己疏忽，应当自请处分。那知又铮当日以陆军部命令，将八家新闻社和通信社，即令停刊，遂引起轩然大波。后有记者到我家访问，我含糊答复。 

又去访问闰生，闰生竟说此事只有三人知道，曹总长自己决不会泄漏，他的秘书是曹总长信用可保的人，则此事如何泄漏，可不言而喻了。言颇露骨。誉虎要明责任，即拟辞职，余再三慰留，余以息事宁人，只有由我转圜，遂商之钱总理（能训），以院令暂缓执行，俟查明后再行核办。又见合肥，说明此事亦许我有不自检点之处，当再细查，故以院令暂缓执行。合肥知我用意，亦允许，遂将一场风波，停止下来。合肥明知东海借款之用意，不存心破坏，足见对东海之卫护。而东海虽不满合肥，以修养有素，亦不露于声色，惟左右为权力之争，愈演愈烈。 

余因此次东海借款，赖后藤外相斡旋，得以成立而签订合同，又委托章公使代表签字。青岛撤兵问题，日使总说报告政府，久无回音，因请章公使与后藤外相直接商议，以期简捷。不料后来巴黎和会，以青岛换文发生问题，牵累了章公使，至今耿耿於心。兹将青岛换文经过，据实写出，以明真相。 

当（欧战爆发）日军与英海军攻青岛正面，久不能下。日本外相与陆公使（宗舆）磋商，拟于中国中立地，由日本陆军从青岛后面上陆作战，使德军前后不能兼顾。陆使以破坏中国中立。拒绝不允。日外相以青岛同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既允由青岛前面进攻，今在青岛后面夹攻，有何分别。且这次只是“假道”，并不是在该地作战，攻下后即行撤退，决不逗留，一再声明。然不待中国政府答应，已自由实行进攻，这是日本的故技。德国不料日军从后面进攻，步兵枪支预备不足，曾由德使馆武官向徐又铮次长密商借步枪两千支，配以子弹。又铮向来崇拜德国，与德国武官亦有友谊，遂以运往山东政府军为名，供给步枪两千支并子弹，陆军段总长不知也。又铮大胆作风，往往如此。 

后日本攻下青岛，驻兵于青岛后防不撤，且向民间要粮草，要食物，任意要挟，强迫供应，地方不堪其扰。地方官呼吁之电，雪片飞来，每次电到外部，外部即转送于我。此本非我之职务，非我所应管，由于年少气盛，不管权限问题，以外部既不负责任，推诿于我，我即接受代劳，遂与日使交涉。那知越俎代疱，反代人受过，此则由于少阅历之故也。 

我对日使道，当时假道已是通融办法，权宜迁就，今青岛已下，贵国自应照与陆使声明假道之说，即行撤兵；今不撤兵，且骚扰地方，有违前言，应请撤退。最低限度，应撤入青岛。日使答以青岛虽下，或有留驻必要，亦不敢断定，容报政府再复，但久无回音，兵仍不撤。我乃派员实地调查，始知日军攻青岛之时，向各县要粮草等物，县官置之不理，日军即自由行动，因言语不通，时生误会，被打被刺，时有所闻。某县知县名王达者，于日军到时即与日军相约，如需粮株，由县代办，惟须公平交易，故该县独相安无事（后报告总统特召来京，面加嘉奖，不久升任京兆尹）。 

时因东海商借日款，银行方面无意再借，章公使商请外相后藤新平斡旋始克告成，因之青岛撤兵问题，即请章公使与后藤外相直接商议。结果，日外相照会章公使，声明三事：一、青岛租借地，俟与德国签定和约后，仍交还中国。二、日本军队撤入青岛或济南，惟留一小部分保护胶济铁路。三、将来交还青岛时，在青岛内，留一日本居留地等因。并称进入济南的日军系暂时性，不久即撤，并没有涉及其它事项。余将原件交与外部，并在国务会议报告。在会议时，对居留地有议论。余以为居留地等于租界，将来收回各国租界时居留地自当同时收回。遂议决复章公使，章使照复日外相，遂有“欣然同意”之语。此是普通辞令，所谓同意，明明指日外相来文之三项。此即青岛撤兵换文之经过。那知后来巴黎和会竟引为攻击之借口，以为承认山东权益，岂非奇谈，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 

民国七年冬，巴黎开（欧战）和平会议，与会者有二十七国，我国亦被邀派代表出席，以外交总长陆徵祥为首席代表，其它代表即派驻外公使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兼任。南方军政府亦要求派代表，政府以对外不应示以分裂，商由军政府派人，政府加以任命，遂以王正廷为代表，一同同发。出发前，总统召集会议，商定应付方针，有关当局与段参战督办（祺瑞）均列席，余亦列席。合肥发言，以此次参战宣布过迟，有名无实，不应多提要求，除收回德奥租界，并取消在中国之权益法权外，拟提议撤消庚子条约驻兵一条，及修订海关税则。至青岛问题，日本一再宣言交还中国，谅不至食言，且看日本有无提议，随机应付，没有确定。众皆无异议，就此决定。 

陆代表一行此次由海道赴法，须经过日本。日本政府即通知章公使转达政府，以陆代表经由日本，极表欢迎，俟陆代表过日时，隆重招待，日皇预定由避寒地回京接见等语。政府即转电陆代表，陆代表回电应允，请转日政府。后忽来电以途中受寒致病，属外部电辞日政府接待。政府不知何病不能接受招待，但只好照电章公使请婉向日政府辞谢。日政府深为诧异，但允取消宴会，希望与外相一谈。 

陆氏到了下关，日本即派御医往诊，知系受寒，无甚要紧，当派专车接到东京，与日本内田康哉外相，晤谈二十分钟。后陆又来电云密件箱遗失，嘱再速抄一份即寄巴黎使馆，政府始有怀疑。余揣陆氏向来意志薄弱，易于动摇，此次同行者多是青年外交家，尚有南方代表，恐别有用意。及到巴黎，开会后来电谓，关于取消德奥租界，权益法权等项，均顺利通过。至庚子条约事不在本会议应议之事，不能提议。后又来电谓美国总统问中国与日本有无密约，盼速复。余在国务会议发言，陆氏以现任外交总长出席与会，有无密约，外交总长岂有不知，不即答复，反来电问，明明显示内阁不统一，且对阁员有不信任之意，虽未指明，暗中似有对我不满，且对外亦示以国内不一致，我恐这次和会将大有问题。钱总理即说，复他没有密约好了。后来一直没有公电报告，直到拒绝签字之前，由陆氏来电略言，奉职无状，电请处分。钱总理料知事情重大，回明总统，去电慰留，并令签字。余在国务会议未发一言。 

章仲和（宗祥）此次请假回国，有人告我说，外边有谣言，说你们与日本接洽，将倒徐拥段，这次章公使回国，即是商讨进行方法。我说这真是无稽之言，从何说起，我们从来没有这种思想。他又说，你不知道吗？吴笈孙秘长（公府秘书长）半壁街有聚会之所，时常密商对付合肥，大约这谣言即从那方面来的。我听他说得有实据，似信非信，不以为意。仲和此次回国，想多休息，避免酬应，故我以天津特一区寓为其居停。 

仲和来后三日，即五月四日，东海在公府设午宴为仲和洗尘，有钱总理、陆闰生与我作陪。宴到中间，承宣官告，吴总监（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来电话，天安门外有学生千余人，手执白旗标语，为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请诸位暂留公府，不要出府回家，因学生将要游行。其时巴黎和会，我国代表不签字的消息已传到北京。我听了即向总统说，这次和会，来电报告很少，不知公府方面有无电告。今学生既归咎于我，总是我不孚众望，请总统即行罢免。总统一再慰留，且说学生不明事情，不必介意，即顾钱总理说，打电话令吴总监妥速解散，不许学生游行。席散后，钱总理约到他公事室少坐，即拨电话告吴总监传达命令，闰生先回去。少顷钱总理又电问镜潭（吴炳湘）现在怎样了，吴说正在劝说不许游行，但学生加到约有二千多人了。又等了一回，钱干臣（钱总理号）又电问镜潭，解散了没有？吴答人庞口杂，颇不容易，恐他们定要游行示威，钱说请你多偏劳。有顷，吴总监来电话谓，正在劝说解散之时，香岩（段芝贵，时任卫戍司令）忽要出队弹压，如果香岩出队，即由他去办，我不问了。干臣又电请香岩说，这是地方上的事，不到出兵时候不必出队伍，由镜潭去办，请你不必过问。又等一回，香岩来电话谓照镜潭办法，不能了事，非派队伍出来，吓唬吓唬他们不可。又由吴总监来电话谓，香岩如定要派兵，我即将警察撤回，以后事情，由他负责吧，我不管了。钱总理一面劝吴妥速解散，一面劝段不要出兵，地方上事，应由警察负责，不必派兵弹压。香岩则说，照镜潭办法，不但不能解散学生游行，恐事情扩大更添麻烦。各执一辞，争辩不已。看钱总理两面为难，没有办法，我与仲和说，我们走吧，遂告辞而出。 

回家时汽车不经过前门，没有看见学生，到了家门，警察厅派来三四十名警察，队长向我请示。怎样保护法？我说这是你们的事，怎么反来问我？队长说，上头命令“文明对待”，故连警棍都没有带，怎么好呢？我苦笑道，你们看怎么好，即怎么办得啊！警察们即找木板石块之类去堵大门。我家向无警卫，墙不高，门又不坚，正在这时，丁问槎（士源）大踏步而进，见我与仲和在客厅谈话，他说我刚路过东交民巷，学生游行队要进东交民巷，为守兵所阻，即向东而行，人数不少，看来即将到这里来了。他见警察在堵门，他说堵门有何用处？我说，他们奉的命令，是文明对侍，故连警棍都没带。问槎听了大笑道，好个文明对待！正说话间，听得呐喊叫嚣之声，渐渐清晰，问槎说，来了，你们应先躲避，不要吃眼前亏。我即到东面去看家父，见我父呆坐在廊下，有一婢一僮陪侍着。顷刻之间，呐喊之声，越来越近。有顷，见白旅一簇一簇出现墙外，父嘱我躲避，但我房的建筑，是西式一排平列，无处可躲。正在这时，忽有一石块对我父飞掷过来，幸婢将身一挡，打中背脊，肿痛了好几天，若中我病父，即不堪设想了，即扶我父进屋。 

我于仓猝间，避入一小房（箱子间），仲和由仆引到地下锅炉房（此屋小而黑）。这箱子间，一面通我妇卧室，一面通两女卧室，都有门可通。我在里面，听了砰然一大声，知道大门已撞倒了，学生蜂涌而入，只听得找曹某打他，他到哪里去了。 

后又听得砰砰蹦蹦玻璃碎声，知道门窗玻璃都打碎了。继又听得磁器掷地声，知道客厅书房陈饰的花瓶等物件都摔地而破了。后又打到两女卧室，两女不在室中，即将铁床的杆柱零件，拆作武器，走出了女儿卧房，转到我妇卧房。我妇正锁了房门，独在房中，学生即将铁杆撞开房门，问我在哪里？妇答，他到总统府去吃饭，不知回来没有？他们即将镜框物件等打得稀烂。我妇即说，你们都是文明学生，怎么这样野蛮？我在小室，听得逼真，像很镇定。他们打开抽屉，像在检查信件，一时没有做声，后又倾箱倒箧，将一点首饰等类，用脚踩踏。我想即将破门到小屋来，岂知他们一齐乱嚷，都从窗口跳出去了，这真是奇迹。 

又到两亲卧室，将一切器皿打毁，对我双亲承他们没有惊动。打开橱门见有燕窝银耳之类，即取出了匣子摔了满地。我父即说，这是人家送给我的，我还舍不得用，即送给你们好了，何必暴殄天物？他们不理，还是践踏得粉碎而去。后到汽车房，将乘用车捣毁，取了几筒汽油，到客厅书房等处浇上汽油，放火燃烧。顷刻之间。火势上炎，问槎即将老父母扶到院中角落坐下。 

仲和在锅炉房，听到上面放火，即跑出来，向后门奔走，被学生包围攒打。他们见仲和穿了晨礼服，认为是我，西服撕破。有一学生，将铁杆向他后脑打了一下，仲和即倒地。问槎向警长说，现在学生已放火伤人，成了现行犯，还能文明对待吗？警长亦不理。适日友中江丑吉闻讯赶到，见仲和倒在地上，他亦认识，即推开学生，将仲和连抱带拖，出了后门，藏在对面油盐店，把门而立，说日本腔的中国话，这是我的朋友，你们要打即打我，我不怕！他虽知自卫之法，亦已受铁杆打伤多处，臂背红肿，经月余才愈。吴总监随即赶到，一声“拿人”令下，首要学生听说，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只抓了跑不及的学生二十余人，送往警察厅。 

我仍在小室里，吴总监向我道歉，将全家送到六国饭店。消防队亦赶到，东院一排西式房已将烧尽了，只剩了门房及西院中国式房一小部分，随即救灭。仲和亦由总监派车送入同仁医院，我即到同仁医院，见仲和面色苍白，闭目而睡，状很疲惫狼狈，我没有惊动他。医生告诉我，他全身共受伤大小五十六处，幸没中要害，后脑震动，故致晕倒，等静养两三天后再看。我又回到六国饭店，属部电京奉局速开一专车到天津，接仲和夫人来京。傅沅叔（增湘）总长（教育总长）来慰问，他说我听得消息，即到北大劝说，但已预备出发，阻挡不住，请你原谅，想不到学生竟如此大胆荒唐。府秘书长亦来，我因不满于他，对他很不客气。他问我火烧情形，我说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去看吧。后吴镜潭来，问他带了几个学生？他说：他们听了我汽车喇叭，要紧的学生都已逃光了，等我下令拿人，只剩了二十余个跑不及的学生，我看他们都不是重要的。我说，打人放火的都没有抓到，这些盲从的学生不必为难他们，请都释放了吧。他答应而去。 

后我又到医院，因不知仲和伤势情形，即住在医院。仲和夫人来时，已在第二天凌晨了。我虽住医院，亦不敢去看仲和，怕他感触，于伤不利。他夫人告我，若无中江丑吉，仲和之命休矣。我听了凄然，很感中江丑吉之见义勇为，真够朋友。仲和说，有一小记事本，和皮夹钥匙，都放在曹家锅炉里，后都找着了。等仲和伤势渐愈，我才出医院。东海为我安置于团城，团城前有玉佛殿，后有住房十馀间，又有一斜廊通到一亭，下临北海。我即以住房住家眷，家父母已于翌晨送往天津寄住友家。亭名沁春，我即以作书房起坐室，殿前两旁，各有群房十对间，其时部中秘书，恐我有事，每日必来，即于右侧群房为休憩所。左侧群房，公府派一连兵护卫，跟我家仆役厨房等同住一起。 

我到团城第二天，合肥即来慰问。此老向不做虚伪的敷衍，他说这次的事，他们本是对我，竟连累了你们，我很不安。又问仲和伤势如何？且说你们不必辞职，看东海如何处置。说了即辞出。我本已预备辞呈，因合肥属不必辞，只好暂搁。后仲和出院，东海安置他于北海北隅之静心斋。时北海尚未开放，静心斋亦有亭树楼阁，古松翠柏，风景宜人，外交部新修理髹漆，以备招待外宾，与团城一苇可通，不必经由外面。东海为我与仲和之安顿，倒是斟酌周到，煞费苦心。 

在住团城数天后，东海忽傍晚驾一叶扁舟，由北海登城而上。我适在沁春亭，他直入亭中，时已夕阳西下，清风徐来，他说这里很凉快。又下亭同到前院，经过玉佛殿，说玉佛还是暹罗进贡的。见古松数十株，他说这俗名白皮松，只有北方有，团城特别多。且走且说我留一小舟，在城下北海，可驾游北海。北海鱼种很多，亦可垂钓消遣。又问你带书本来没有？答没有。他说，可送些书来，供你解闷，你有所需，打电话给秘书厅好了。走到北海边，即乘小舟而去。他谈笑如常，对学生事，一字不提，避开现实，真老于世故者也。随即送来一部东三省政书，是此老在东三省政绩奏折，与军机处往来书电很多，木版大本十二册，诚洋洋大观也。后又遣吴笈孙送我及仲和各五万元，一为盖屋，一为养伤。余报告合肥，合肥说，还了他，我们不是可以用金钱收买的。遂送交吴秘书长属代谢总统。后又要为我置买一宅，我亦辞谢。 

我在团城头几天，还有学生，手执卷了的白旗，三三五五行走，后来即没有了。北大蔡孑民校长，有简单谈话登于报上，记得有“民亦劳止，迄可小休”之语，亦是劝学生停止之意。我以为学潮已了结了，岂知不多几天，有友来告，学潮又起来了。这次似有背景，且像有组织，有名人在街头演说，不是学生，历数你们种种罪恶，中有一人，你亦相识（姑隐其名），竟抬了棺木在旁，大骂你为亲日派，甚至说你不但想出卖山东，连中国都要给你卖掉。说你签了廿一条还不够，将来必将与日本签中日合并条约呢，你们学生，怕还不知道。还说他有权力，可能杀我，我拼一条命跟他们斗到底，故将棺木预备在此。此人演说即在北大近处，顿时学生来听者数百人。学生大声说道，我们也非跟他拼命不可。于是这人帮助学生，设立学生联合会，派学生到上海联络。且运动商会，要求罢市。上海学校亦同时响应，但商会不很听他们的鼓动。上海有青年会会长朱某亦是好出风头的人，趁此机会帮助学生，向商会董事要求，且叫学生向商董磕头跪求，说得痛哭流涕。商董无奈，允开商会。报馆亦附和鼓吹，说和会失败，全因我们三人对日外交失败之故。学生联合会又运动商会联名电政府，请求罢斥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以谢国人。政府接到此电，以为机会正好，即不等我们上呈辞职，竟下辞职照准之令矣。 

以我的揣想，东海本拟借上海和会，抑制合肥势力，故南方代表，初提陕西及参战借款问题，都是针对合肥。若合肥不理，即以破坏和会之责，委之合肥，公之世论。乃合肥测知其用意，即令陕西画界停战，参战案件送阅和会。南方代表，乃提议裁撤参战军，同时提到国会问题，到此反关于东海自己地位问题。适发生学潮攻击我们，即利用此机以剪除合肥羽翼，断其日援之路，本非初意。又不敢直接下令罢免，于是绕了大圈子，达成目的，惜百密不免一疏，不先设法令我辞职，竟下辞职照准之令，反授合肥以口实，斥为命令造谣，成为政府笑话。 

令下之日，合肥即来团城气呼呼的说，没有辞职，而捏造辞职照准之令，命令亦造谎言，天下尚有公论是非吗！东海为人敦厚，以前举动，亦许不是出之他意，这次命令，他尚能辞其责吗？此次学潮，本已平息，那班破靴党，以没有达到目的，又利用街头演说，鼓动起来，扩大到各处，惟恐天下不乱，东海知而不加制止；尤其对你们，为他冒大不韪，借成日债，这种举动，真所谓过河拆桥，以后还有何人肯跟他出力？他对我作难竟累及你们，良心何在，岂有此理！说罢不等我答复，竟悻悻而去。可见此老心中之忿懑，满腹牢骚。 

后来政府下了一道命令，告诫学生，且说我们都是公忠体国，为国家效力，没有对不起国家之事，尔学生切勿轻信谣言等语。这是官样文章，为我们洗刷，但与免职令自相矛盾矣。继以钱能训辞总理，任龚仙舟（心湛）为总理，以表示钱引咎，且与段有接近之意。以东海素称为德高望重，为北洋元老，犹不免使用权术，可知政局之复杂阴阳。以我平凡向无机诈之人，何能适应此环境。自愧无能，从此退出政界，未尝再问政治，自号觉庵，窃比古人年至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那时我年已近五十矣。 

此事对我一生名誉，关系重大。学生运动，可分前后两段，前段纯系学生不明事实，出于爱国心，虽有暴行，尚可原谅。后段则学生全被利用，为人工具。那位演说之人，尽其毒舌之所能，任意造谣毁谤，学生幼稚心理，以为名人演说，一定可靠，牢记在心。甚至我子女上学，亦受同学之揶揄，可想中毒之深。俗语说，真金不怕火烧，话虽如此，然在此浇薄社会，子且不能信其父，何况它人，我若不于此时表明真相，恐我之后人，亦将误会。故我写此事，不厌其详，但求真实，信不信由人，我总凭自己的记忆，将此事真实性，尽量报告出来，亦可使我良心稍女。 

东海不满合肥，是权力之争，然合肥之权力并非与东海争夺而来，这是尽人皆知。然居其位而无其权，总不免失望，而合肥对东海，以我之观察，总算惟命是从，不失其尊敬之意。即以此事而论，亦没有直斥东海，足见合肥之厚道；而东海对我们，事前如何布置，我不知道，事后之安排，亦可认为有内疚之心，故我仍事以师礼。至街头演说之人，与我虽非至交，亦非泛泛。其人写作具佳，惟器量太小。大凡器小之人，必多猜疑，我与仲和曾向东海推荐他为秘书，东海说，我的秘书长，用不着磐磐大才，即指此事也。岂知他反疑东海要用他，为我们破坏。又有一年，他向我借三千元过年，我亦答应，因急景凋年，一时忘了于年前送去。到了新年送去，他竟大怒，拒而不受。我莫名其妙，后有他同乡告我，借钱过年，总是为穷，新年送穷，我乡最忌，他以为我故意开玩笑，触他霉头。但我哪里知道，真是为好反成怨了。然因此细故，竟成大仇。他明知政务事实，故意颠倒是非，无中生有，以盅惑青年，毁我名誉，至于此极，使青年信以为真，何乃太毒。然人心不古，天道犹存，此君热中过度，合肥执政时，他又入段系，派为参政，曾托云沛向我疏通，我谓事已过去，请不必介意。他后投入郭松龄部下，郭败，此君死于乱军之中，尸骨无存，自食其果，我亦为之惋惜。 

其时友人都说，你何不辩？我以为众怒难犯，众口铄金，辩亦无益。况家严曾有止谤莫如自修之训，若彼此呶呶不休，更增老父之虑，故从无一言辩白。岂知处此是非不明之时代，不自辩白，即认为默认，不表白真相，即目为不敢发表，久而久之，积非成是，故虽事成陈迹，不能不揭发其真实相也。后来北大有关此事之人，已将此事改称为文艺运动，不意国府编辑教科书又将此事列入教科书，加以渲染，遂使全国学子，知有五四运动之事，即知有不佞之名，不佞之谤满天下，实拜国定教科书之赐也。 

子兴（陆徵祥）回国不久，以夫人病，遂请出使瑞士，为夫人养病。东海允其所请，遂偕夫人出国，在瑞士置一别墅，为夫人养病。夫人故后，以夫人遗言，入天主教本笃会隐院修道，苦修十六年成为司铎。陆氏自进本笃隐院后，与我常通信，告我本笃会情形，并赠我与培德夫人新婚俪影。院中因他身弱，特设一小教堂，省他多步。他来信告我，谓将我与许文肃公照片，并列祭台，每天做弥撒，为我祈祷，并附寄祭台照片，较在国内时，倍觉亲切。迨临终时，嘱陪他的司铎说，我死后告知在中国四位至友，即颜惠庆、刘符诚、顾少川及余也（据《陆徵祥传》）。揣其用意，似于五四运动对我弥补其歉疚之意焉。此事距今四十余年，回想起来，于己于人，亦有好处。虽然于不明不白之中，牺牲了我们三人，却唤起了多数人的爱国心，总算得到代价。又闻与此事有关之青年，因此机缘，出国留学，为国家成就人才。在我呢，因之脱离政界，得以侍奉老亲，还我初服。所惜者，此事变化，以爱国始，而以祸国终，盖学潮起始，由于学子不明事实真相，误听浮言，激于爱国心，以致有越轨行动，情有可原，迨北大校长蔡孑民先生，发表谈话，劝学生适可而止，学潮似已平息；然反对者以尚未达到目的，又鼓动街头演说，加以背后有组织，有援助，遂扩大范围，游说至上海等处。迨至我们三人下台，钱阁引咎，蔡校长亦辞职南下，反对者已如愿以偿矣。 

谢选骏指出：留日中国留学生特多民族主义者，留美中国留学生特多世界主义者——这也是他们老师的特点。

【一五一、学潮结合政潮】

5月7日是国耻纪念，由于民国4年这一天日本向袁世凯为了廿一条提出最后通牒，因此以后每年这一天全国人民都沉痛的举行纪念（5月9日是袁世凯政府接受廿一条之日，所以也有人以这天为国耻纪念），巴黎和会前后，北京学生们本拟在五七这一天盛大纪念，后因巴黎和会中国失败消息传来，所以提前于5月4日示威，示威既然闹大了，于是8年5月7日就成为全国性支持北京学潮的纪念日。 

北京政府鉴于事态的扩大和严重，为缓和计，遂于5月7日由警察用汽车将被捕的学生们送回各校，北京学生们原定7日联合市民在中央公园召开国民大会，北京政府不敢正面弹压，除了释放学生而外，且先于6月晚间冒名分别通知参加国民大会的各单位说是：“大会停开，请勿空劳往返。”7日当天，天安门内外和中央公园一带军警林立，公园停止开放，因此大会无法举行。 

北京罢课的各大专学校，由于被捕学生已经释放，乃终止罢课。 

上海在5月7日这天召开了盛大的国民大会，会场在上海县西门外公共体育场，时间是下午2时。一时不到就见参加大会的人从四面八方涌来，有卅余团体参加，会场可容1万人，可是会场外西至斜桥，北至西门肇园路、民国路俱是人潮，会中于事员各手执白布旗一面，上书：“争还青岛”、“挽回国权”、“誓死力争”、“讨卖国贼”等字样。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本科学生钱翰柱，年19岁，也仿北京大学学生谢绍敏，咬破手指，沥血成书，在白布旗上书“还我青岛”四字。还有一位不知名学生，胸前悬一白布，自颈至踵，大书“我是中国人”，手中高持一幅白布上书“国耻”二字。 

大会由留日学生救国团干事长王宏实报告开会宗旨，继由叶刚久、汪阅章、朱隐青、光明甫等相继演说，慷慨激昂。光明甫强调当前要旨是惩办卖国贼，全场热烈鼓掌赞成。原本报名演说的有27人，因时间关系有些人未及演说。当场决定四点： 

（一）电达欧洲和会我国专使，对于青岛问题，无论如何，必须力争，万不获已，则决不签字。 

（二）电告英、美、法、意四国代表，陈述青岛不能为日有之理由，以我国对德宣战，本为刬除武力主义，若以青岛付之日本，无异又在东方树一德国。非独中国受其祸，即世界各国之后患，亦正未有已时。 

（三）电致各省会，教育会，商会，请其一致电京，力争外交问题，营救被捕学生。 

（四）由本日国民大会推代表赴南北和会，要求两总代表电京，请从速严惩卖国贼，释放学生。 

当即推定光明甫、彭介石、黄界民、郑浩然四人往谒南北和会总代表，唐、朱两位即予延见，并将已拍到北京的电报给光明甫等阅看。光等返告，咸表满意。同时决定设立国民大会事务所以为永久性的民众团体。 

留日学生的反日爱国情绪尤为高涨，前面提到章宗祥由日返国时，在东京东站即被留日学生包围，倍受侮辱。5月4日北京学生大示威，立刻在东京引起了留日学生的共鸣。 

原来在东京，自廿一条约后，每年也在5月7日要举行国耻纪念会，日本政府当然用各种方法阻止，学生们要租一个会场都很困难。早在民国7年的5月7日，留学生因为找不到适当的会场，于是相约装做食客，到一家中国料理店去聚餐，借餐馆开会，结果被日本警察追踪而至，于是学生们手无寸铁和如虎如狼的警察大战，不少学生被打得遍体鳞伤。最后参与开会的全体学生34人都被拘入警署，受到种种侮辱和虐待，因此激起全体留日学生罢课回国，进行反日运动。 

8年的5月7日更是一个大日子，但日本警察则出全力 

阻止，留日学生根本找不到会场，于是推派代表去见中国的代理公使庄景珂，要借公使馆举行纪念会仪式，担保严守秩序，决不发生任何意外事件。庄当面并没有拒绝，可是到了6日晚间，中国公使馆的里里外外都是日本巡警宪兵，层层密布，如临大敌，使馆内则灯火辉湟，弦管悠扬，学生们一打听，原来著名的京剧青衣梅兰芳在使馆内演唱天女散花。学生们睹此情形，知道使馆是不会借出会场了，乃于当夜决议，在七日早晨集合，分为两组，一组从葵桥下车，一组从三宅坂下车，分途向各国驻日公使馆投递意见书，然后在日比谷公园集合散队。每组都推定纠察员负责维持秩序。同时推定交涉员，担任发生故障时的解释工作。 

第一组游行队接连遇到三次袭击，时间在下午2时，4时和4时以后，地点在德国公使馆侧巷，大手町和日比谷公园附近。日本警察配合马队冲杀过来，胁令解散，学生们解释这是和平游行，无碍治安，但日警不满意学生们手持的白布标语：“打破军国主义”、“维持永久和平”、“直接收回青岛”、“五七国耻纪念”等字样，日警欲上前夺旗，学生们当然拒绝，于是日本警察就举起刀剑迎头就砍，马队也向游行队伍冲锋前进，在刀光剑影和马蹄蹂躏下，这一组的学生有半数以上被砍伤、踏伤，所持旗帜也被夺去，并有多人被捕。可是学生们仍冒死前进，抵达英国使馆时，只剩下百余学生了，他们要求谒见英使，英使予以接见，温言劝学生说：“各位爱国，令人钦佩，我当代为转达敝国政府，不过各位如果要到其他各国使馆，最好推派代表前往，免得人数过多，违反日本的法令。”留学生即将陈述书交出，转赴法国使馆，情形略同于英使馆。下午4时学生们转往日比谷公园等候另一组，不料被日本大批军警赶来，所有留学生的白布旗帜都被夺取。一位龚姓学生手持国旗被日警抢夺，抵死不放，另一位学生吴英赶来保卫国旗，被日警痛殴，且用绳捆绑拖走。其他学生气愤万分，奋不顾身拼死抢救，才将吴英夺回，余众奔入中国青年会，已疲困万分。 

另一组在葵桥下车的学生至美国使馆求见美使，因美使生病，特令书记官代见，学生投递了陈述书，美使馆代表答允立即电达美国政府和巴黎和会的美国代表。学生们辞出后即转赴瑞士使馆，被日警所阻，不得入内，当即推举代表进入使馆投送陈述书。然后到俄国使馆，俄使出见学生说：“本国连巴黎和会都未派代表出席，大使对诸君行动虽极同情，可惜力不从心，势难相助。” 

这一组学生顺利地完成了到美、瑞、俄三个使馆请愿，大家都激动地说：外国使馆还让我们请愿，为什么中国使馆竟闭门不纳，不理不睬，实属可恶，我们到日比谷会合的时间尚早，不如转去中国公使馆请愿。此议一出，全体赞成，于是大家情绪非常激昂，整队浩浩荡荡直趋中国公使馆。 

不料将抵中国使馆不远，忽然来了大队日本军警，马步蹀踱，刀剑森林，不问情由，奔向学生前队，索取国旗。执旗前导的是山东学生杜中，势孤力弱，竟被击倒，不但国旗被夺，而且身受重伤。小学生李敬安年才10岁，亦被冲倒，日本警察还跑过来用脚践踏他的腹部。 

这一队也被冲散，且伤痕累累，学生们且战且退，只得四散奔逃，逃到中国青年会和另一组会合。可是凶横的日本警察追踪而至，闯进了青年会，强迫学生立即解散。 

事后查明，两组学生共被日警捕去了36人。当由青年会干事马伯援召开一次临时善后会，筹议办法，同时向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庄景珂及留学生监督江庸交涉，请他们立即和日本政府交涉，释放被捕学生。庄、江两人竟置之不理，学生们气上加气，幸而马伯援愿意奔走，亲赴日警署探问，查出被捕学生在麴町区警署的有23人，在日比谷警署的有11个人，在町警署的有两人。经马氏的奔走，5月8日在麴町区警署的23名被捕学生被释，至于在日比谷警署的被拘学生，因日本报纸登载有胡俊同学用刀砍伤日警，不应释放，而胡俊在日比谷警署中，应移东京监狱治罪，所以一再拖延到5月14日才全部释放。 

东京事件震动了国际，对国内的爱国运动尤其是一种鼓励，请想一想爱国运动就是反日运动，而反日行动由留日学生在日本发动，如此壮烈，实在令人感动万分，所以这一事件更坚定了全国的反日爱国运动。 

上海总商会且发动不买日货运动，广州则组织国民外交后援会。 

北京政府的处境真是焦头烂额，巴黎和会无力应付。日本对山东问题毫无放手的可能，由此而引起的学潮遍及全国，加上南北问题，上海的和谈陷于僵局。就是在北京，皖系和安福系虽然二而一，一而二，但徐世昌和旧交通系联成一气，外而拉拢直系甚至南方。这一切的一切，都显示当时的中国是个四分五裂，困难重重的局面。 

北京的学潮，在段祺瑞来说是非常震怒的，他指使安福系分子，大理院院长姚震提出，必须查明为首滋事学生，依法予以制裁。同时授意安福系阁员，必须整顿学风，首先撤换北大校长蔡元培。其实蔡早已提出辞职，但教育总长傅增湘已予拒绝，现在段要政府免蔡的职，傅自然也反对。他气愤地说，如果政府一定要这么做，他就以不副署免职命令来对付。傅增湘是四川江安县人，是个书香世家，他在北京政府中比较超然，段对他本来很器重，由于处理学潮案使他和安福系中间极不愉快，他也有挂冠求去的意思，而安福系也酝酿罢免傅同时改组各大专校，派安福系的人去担任各大专校校长，以加强对学生的控制。5月9日蔡再度留下辞呈出走。北大学生议决“停课待罪”，以表示坚决挽留校长，北京各大专学校校长继蔡元培之后全体辞职，以示态度一致。 

段祺瑞愤怒地指责钱内阁无能，应付学潮太过软弱无力，傅增湘包庇学阀，所谓学阀就是蔡元培。他的指责开始了安福国会的倒阁运动。 

钱能训虽然近乎无能，但局面复杂又微妙到这种地步，他也实在无能为力，他去见徐世昌请示行止，徐要他去找段。5月9日钱能训去见段祺瑞，表示愿意下台，请段推荐继任人选，段内心很想让安福系领袖王揖唐出而组阁，不过却不好意思正式提出。 

这时北京政府完全是真空状态，因为外交总长陆徵祥在巴黎，交通总长曹汝霖被学生示威吓破了胆，躲在东交民巷和币制局总裁陆宗舆在一起，傅增湘也准备辞职，代理外交总长陈箓不敢到部办公，5月9日各国公使到外交部探询中国局势时竟无人接见。 

学潮蔓延成全国性，学潮又和政潮混合在一起，使得政治危机愈益增加。 

9日北京中等以上学生成立了学联，不久天津、上海、武汉以及全国的主要城市也都成立了学联，并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学联会。全国的工商界人士则发起抵制日货，组织救国储金。上海还成立不计其数的“救国十人团”，随后集中成立了“中华救国十人团联合会”。北京学生们则组织若干演讲队，以宣传讲演进行反日救国运动。 

5月13日就是上海和会破裂的一天，徐世昌无心处理学潮，岌岌惶惶地通电北方各省军阀，历述时局危殆情形，请大家表示点意见。他本希望大家能共体时艰，相忍相让，支持他达成和谈顺利的愿望。不料段祺瑞竟提出坚决拒绝南方代表的八项条件，撤回北方代表，终止和平谈判。14日徐邀请段与全体阁员，安福会的两院议长在总统府举行紧急会议，讨论外交、和会与学潮等问题。这些问题在徐世昌和段祺瑞两巨头间距离极大。于是徐世昌施出他的一贯老作法，两面光、两面圆的办法。关于学潮问题，当天发表命令挽留蔡元培校长以安学生之心。也挽留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以安段的心。同时下令诰诫学生不得纠众滋事，如果不服弹压，即当“查明斥革，依法逮惩”。对于上海和会，决定拒绝南方的八条件，不过也不撤回北方代表。 

段系对于徐世昌这种做法大为不满，因此对徐大施压力。于是第二天，15日北京政府批准了出席上海和会的北方代表辞职，并罢免傅增湘的教育总长，而由教育次长袁希涛代理部务。同时对于上海和谈破裂，发表一道命令： 

“国步多艰，民生为重，和平统一，实今日救国之要图。本大总统就任以来，屡经殚心商洽，始有上海会议之举。其间群言哓杂，而政府持以毅力，喻以肫诚，所期早日观成，稍慰海内喁喁之望。近据总代表朱启钤等电称：‘唐绍仪等于十日提出条件八项，经正式会议，据理否认。唐绍仪等即声明辞职，启钤力陈国家危迫情形，敦劝其从容协商，未能容纳，会议已成停顿，无从应付进行，实负委任，谨引咎辞职’等语。所提条件，外则牵涉邦交，内则动摇国本，法理既多抵触，事实徒益纠纷，显失国人想望统一之同情，殊非彼此促进和平之本旨。除由政府剀切电商，撤回条议，续开会议外，因思沪议成立之初，几经挫折，哓音喑口，前事未忘，既由艰难擘画而来，各有黾勉维持之责。在彼务为一偏之论，罔恤世棼，而政府毅力肫诚，始终如一，断不欲和平曙光，由兹中绝，尤不使兵争惨黩，再见国中。用以至诚恻怛之意，昭示于我国人，须知均属中华，本无畛域，艰危夙共，休戚与同。苟一日未底和平，则政治无法推行，人民益滋耗斁。甚至横流不息，坐召沦胥，责有攸归，悔将奚及？所望周行群彦，戮力同心，振导和平，促成统一。若一方所持成见，终戾事情，则舆论自有至公，非当局不能容纳。若彼此同以国家为重，凡筹虑所及，务期于法理有合，事实可行，则政府自必一秉夙诚，力图斡济，来轸方遒，泯棼何极！凡我国人，其共喻斯旨，勉策厥成焉！此令。” 

由于同情学生运动的教育总长傅增湘被罢免，改由次长袁希涛代理部务，北京学生遂再启学潮，5月19日，北京学联宣布中等以上学校全体罢课以示抗议。同时发表罢课宣言，列举三个失望和六项愿望。三个失望是：（一）上海和谈破裂后，北京政府准备签字巴黎和约；（二）北京政府竟罢免傅增湘而挽留曹、章、陆；（三）采用武力镇压学生运动，而对留日学生被殴被捕置之不理。六项愿望是：（一）拒签和约；（二）惩办卖国贼；（三）恢复上海和谈；（四）挽留傅增湘、蔡元培；（五）撤除对学生的警戒；（六）对日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释放中国留学生，惩办行凶的日警。 

罢课之外，同时决定利用罢课期间采取积极行动：（一）组织学生救鲁义勇队，采取自愿原则报名参加，然后集中施行军事训练，以备援救山东；（二）推行各校平民教育演讲团；（三）各校分组十人团维持秩序；（四）各校学生抽出一定时间研究经济问题。 

罢课的浪潮蔓延到上海，5月26日，上海中等以上学校响应罢课。随后杭州、太原等地学生也都卷入罢课高潮。于是上海码头工人首先拒绝装卸日货，上海各报拒登日商广告，先施、永安等大百货公司拒售日货。 

北京政府感到事态严重，于是国务院就巴黎和会问题分电各省： 

“（前略）……嗣因日人一再抗议，协商方面，极力调停，先决议由五国暂收，又改为由日本以完全主权，归还中国，但得继续一部分之经济权，及特别居留地。政府以本旨未达，正在踌躇审议，近得陆使来电谓：‘美国以日人抗争，英深瞻顾，恐和会因之破裂，劝我审察，交还中国一语，亦未能加入条文’但和约正文，陆使亦未阅及，尚俟续电，此事国人甚为注重，既未达最初目的，乃并无交还中国之规定，吾国断难承认。但若竟不签字，则于协商及国际联盟，种种关系，亦不无影响，故签字与否，颇难决定。本日召集两院议员，开谈话会，佥以权衡利害，断难签字为辞。……讨论结果，众论一致，现拟以此问题，正式提交国会，一面电嘱陆使暂缓签字。……国人亦当共体斯意，勿再借口外交，有所激动。……” 

日本政府也感到中国反日民气的激昂，乃由外务省通知中国驻日代理公使庄景珂，就日本对山东问题的立场加以说明，希图用这番伪装的和善来缓和反日空气，这个文件略云： 

“观日本与中国之关系，中国官民中，往往对于日本之真意，深怀疑虑，且有误信日本此次于交还胶州湾德国租借地于中国之既定方针，将有变更之图。余闻之甚出意外，且深为遗憾。近如牧野男爵，为关于山东问题，说明日本之地位，曾发表其声明于新闻纸上。余于此确认此项之声明，即日本于所口约者，严正确守山东青岛连同中国主权，均须交还中国。而中日两国，为增进相互利益所缔结之一切协定，亦当然诚实遵行。其中国因参战结果，由联合国商得之团匪赔偿金之停付，关税切实值百抽五之加增，……日本对于此等事项，无不欣然维持中国正当之希望……。” 

学潮和政潮，激怒了北京真正的主人段祺瑞。他发动潜力，压迫北京政府撤换了镇压学生运动态度缓和的步军统领李长泰，而代之以号称“屠夫”的王怀庆。段党本拟改组京畿警备总司令部为京师卫戍总督署，扩大其职权，节制北京军警，施行长期戒严，但因外交团方面颇不谓然而作罢。 

其实，北京早就一直是在军事控制下，报纸和邮电都受到严格检查，学生行动受到严密的监视，北京学联的电报发不出去，只得派人送到天津拍发。 

5月24日北京《益世报》被查封，《晨报》、《国民公报》被监视，《国民公报》新闻版面开了两个“天窗”。上海各报驻北京的记者发给上海有关时局的专电也被检查员删改和扣压，因此上海各报所登北京消息就支离破碎，语意不全。北京学生所办的《五月七日》刊被封禁，编者被逮捕，承印的文益印刷局被勒令停止。25日北大举行商学恳亲会，突然跑进军警200余人，强迫他们解散，并捕去学生六人。所以这时的北京，虽没有实行戒严，但实际情况和戒严没有什么分别。 

由于军警和马队经常在北京街上巡逻，学生演讲队遂时时遭到阻止，所携旗帜和传单也被夺去，因此演讲队的学生们遂化装成国货贩卖员，三三两两地秘密出发，在军警不注意的地方进行反日宣传。 

5月25日北京政府下令禁止人民集会游行和散发传单： 

“近日京师及外省各处，辄有集众游行演说，散布传单情事。始因青岛问题，发为激切言论，继则群言泛滥，多轶范围，而不逞之徒，复借端构煽，淆惑人心，于地方治安，关系至钜。值此时局艰屯，国家为重，政府责任所在，对内则应悉心保卫，以期维持公共安宁；对外尤宜先事预防，不使发生纷扰。着责成京外该管文武长官，剀切晓谕，严密稽察。如再有前项情事，务当悉力制止。其不服制止者，应即依法逮办，以遏乱萌。京师为首善之区，尤应注意，前已令饬该管长官等认真防弭，着即恪遵办理。倘奉行不力，或有疏虞，职责攸归，不能曲为宽假也。此令！” 

学潮继续扩大，遍及全国，各省当局都为学生这样闹法而深感不安，浙江当局异想天开地叫各校于5月28日提前放假，至于开学日期则由各校校长斟酌情势自行规定。北京政府也仿效浙江办法，可是被学生们拒绝。 

由于全国性的抵制日货运动，使日本深受打击，日本驻华公使遂于5月22日提出严重抗议，日本政府且派军舰多艘，集中秦皇岛和福州海面示威。北京政府倍感左右受逼，为了敷衍日本，遂再度下令各省取缔排斥日货运动，内称：“中日邦交素敦睦谊，各地方对日商不得歧视，倘有甘为扰乱者，自应严惩以笃邦交。”然而北京政府的命令，只收到相反的结果。 

为了避免引起日本有所借口，25日北京学联发出通告，学生进行演讲，不应仇视日本人，对日本人的生命财产，必须加意保护，即使有日本人前来挑衅，也只好退让，尤其防备日本人伪装故意纵火，阴谋嫁祸，作为侵略中国的借口。 

5月下旬，段祺瑞公然通电主张签字巴黎和约。6月1日北京政府正式下令宣示青岛问题，并为曹章陆三个亲日派辩护。令云： 

“国步艰难，外交至重，一切国际待遇，当悉准于公法。京外各处，散布传单，集众演说，前经明令申禁，此等举动，悉由青岛问题而起，而群情激切，乃有嫉视日人，抵制日货之宣言，外损邦交，内隳威信，殊堪慨喟。抑知青岛问题，固肇始于前清光绪年间，德国借口曹州教案，始而强力占据，继乃订约租借。欧战开始，英日军队，攻占青岛，其时我国，尚未加入战团，犹赖多方磋议，得以缩小战区，声明还付。迨民国四年，发生中日交涉，我政府悉力坚持，至最后通谍，始与订立新约，于是有交还胶澳之换文。至济顺高徐借款合同，与青岛交涉，截然两事，该合同规定线路，得以协议变更，又有撤退日军，撤废民政署之互换条件，其非认许继续德国权利，显然可见。曹汝霖迭任外交财政，陆宗舆、章宗祥等，先后任驻日公使，各能尽维持补救之力，案牍具在，无难复按。在国人不明真相，致滋误会，无足深责。惟值人心浮动，不逞之徒，易于煽惑，自应剀切宣示，俾释群疑。凡我国人，须知外交繁重，责在当局，政府于此中利害，熟思审处，视国人为尤切，在国人惟当持以镇静，勿事惊疑。倘举动稍涉矜张，转恐贻患国家，适乖本旨，所有关于保卫治安事项，京外各该长官，自应遵照迭次明令，切实办理，仍着随时晓导，咸使周知！此令。” 

谢选骏指出：学潮结合政潮，政潮激荡学潮——这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演变的一个特点。

【一五二、曹、章、陆免职】

北京政府除了维护曹、章、陆三个亲日派而外，更进一步下令全国学校即日复课，令云： 

“国家设置学校，慎定学程，固将造就人才，储为异日之用。在校各生，惟当以殚精学业，为唯一之天职，内政外交，各有专责，越俎而代，则必治丝而益棼。譬一家然，使在塾子弟，咸操家政，未有能理者也。前者北京大学等校学生聚众游行，酿成纵火伤人之举，政府以青年学子，激于意气，多方启导，冀其感悟，直至举动逾轨，构成非法行为，不能不听诸法律之裁制，而政府咎其暴行，悯其蒙昧，固犹是爱惜诸生意也。在诸生日言青岛问题，多所误会，业经另令详切宣示，俾释群疑。诸生为爱国计，当求其有利国家者，若徒公开演说，嫉视外人，既损邻交，何裨国计？况值邦家多难，群情纷扰，甚有挟过激之见，为骇俗之资，虽凌蔑法纪，破坏国家而不恤，潮流所激，必至举国骚然，无所托命，神州奥区，坐召陆沉。以爱国始，以祸国终，彼时蒿目颠危，虽追悔始谋之不臧，嗟何及矣！诸生奔走负笈，亦为求学计耳，一时血气之偏，至以罢课为要挟之具。抑知学业良窳，为毕生事业所基，虚废居诸，适成自误。况在校各生，类多勤勉向学，以少数学生之憧扰，致使失时废业，其痛心嫉首，又将何如？国家为储才计，务在范围曲成，用宏作育，兹以大义，正告诸生。于学校则当守规程，于国家则当循法律。学校规程之设，未尝因人而异，国家法律之设，亦惟依罪科罚，不容枉法徇人。政府虽重爱诸生，何能偭弃法规，以相容隐？诸生劬业有年，不乏洞明律学之士，诚为权衡事宜，内返良知，其将何以自解？在京着责成教育部，在外责成省长暨教育厅，督饬各校职员，约束诸生，即日一律上课，毋得借端旷废，致荒本业，其联合会、义勇队等项名目，尤应切实查禁。纠众滋事，扰及公安者，仍依前令办理。政府于诸生期许之重，凡兹再三申谕，固期有所鉴戒，勉为成材。其各砥砺濯磨，毋负谆谆诰诫之急！此令。” 

学生们不但未被这道命令吓倒，反而更加坚定。北京学生决定从6月3日起发动一波一波的演讲队，在通衢大街上，堂堂皇皇地举行演讲。准备让军警来逮捕。如果第一天的演讲学生全数被捕，则第二天用加倍的学生去街头演讲，如果第二天亦全数被捕，则第三天更加一倍。 

北京中等以上的学生有25000人，他们一致决定支持这个行动，大家效法田横五百义士，众志成城，紧紧地团结在一块。 

6月3日北京学生按照预定计划，分作50余组出发演讲。这使军警当局大出意外。段芝贵急忙宣布戒严，派马队协同军警分途驱散演讲学生，并捕去学生178人。警察厅的看守所收容不下，只得解往北大法科看守。被捕学生不给饮食，不许亲友探视。军警当局并且派出大批武装军警占领北大，设帐宿营，并在周围地区架设大炮，禁止行人通过。 

学生按照计划，于6月4日用加倍的人数继续街头演讲，军警也不示弱，继续大规模逮捕，当天被捕的，约有700余人，北大法科也无法容纳了，临时又借用北大理科作为临时监狱的扩充部分。 

学生们不仅不逃避被捕，其他未被捕的反而自动前往法科的临时监狱，要求入狱。军警们以为他们来劫狱，当然阻止他们入内，遂在门外发生打斗，结果有三名学生被打伤。 

北京基督教教友目睹学生的英勇行为，因此自动停止了宗教宣传，参加学生行列作爱国宣传。中国有史以来，女学生没有在街头游行宣传的，现在女学生也参加了。 

6月5日，五千多位学生，背着包袱出发，沿途市民热烈致敬，无数的市民受了感召，自动参加游行行列。结果，学生们也不在街头演讲了，他们唱着歌，呼口号直奔北大法科。这时看守法科的军警也不敢对他们采取行动，而关在法科内的学生们则纷纷爬到窗子上眺望，于是法科内外呼应，声震街市，此起彼伏，军警们相顾失色。 

在这最紧张动人的时候，政府突然下令撤走北大的军警，无条件把被拘的学生释放，军警们奉到命令，如临大赦，立刻撤退。可是被关在北大的学生们不但拒绝出狱，反而自动组织门警代替撤走的军警，自己把自己拘禁。一些学生捉到了七名行动蹒跚的警察，夺取了他们的两具篷帐，他们把这些东西作为政府摧残教育，蹂躏人权的证据。他们派人到警察厅索取食粮，警察只得乖乖地送去一批食物接济他们。 

6月5日这天，学生总算扬眉吐气了，他们公然站在警察厅门前或者军警密集的地方大声进行演讲，军警们呆若木鸡，不敢干涉。 

这一天北京政府派傅岳蔡为教育部次长，以代替辞职引退的袁希涛。傅次长奉命于危难之际，他陪着笑脸向学生保证，今后教育部将负责处理学潮问题，军警不会再过问了。 

6月6日北京政府派胡仁源代理北大校长，胡因学生反对，不敢到任。 

北京学潮扩大后，蔓延到上海，上海学校最多，学生爱国也不后人，并且为了支援北京，立即召集会议，发表宣言： 

“呜呼！事变纷乘，外侮日亟，正国民同心戮力之时，而事与愿违，吾人日夕之所呼吁，终于无毫发之效，前途瞻望，实用痛心，本会同人，谨再披肝沥胆，以危苦之词，求国人之听。自外交警信传来，北京学生，适当先觉之任，士气一振，奸佞寒心，义声所播，咸知奋发。而政府横加罪戾，是已失吾人之望，乃以咎及教育负责之人，致傅、蔡诸公，纷纷引去。夫段祺瑞、徐树铮、曹汝霖、陆京舆、章宗祥等，迭与日人借债订约，辱国丧权，凭假外援，营植私利，逆迹昭著，中外共瞻，全国国民，皆有欲得甘心之意。政府于人民之所恶，则必百计保全，于人民之所欲，则且一网打尽。更屡颁文告，严惩学生，并集会演说刊布文字，公民所有之自由，亦加剥削，是政府不欲国民有一分觉悟，国势有一分进步也。爱国者科罪，而卖国者称功，诚不知公理良心之安在？争乱频年，民曰劳止，政府犹不从事于根本之改革，肃清武人势力，建设永久和平，反借口于枝叶细故，以求人之见谅。继此纷争，国于何有？此皆最近之事实，足以令人恐惧危疑，不知死所者。政府既受吾民之付托，当使政治与民意相符，若一意孤行，以国家为孤注，吾民何罪？当从为奴隶。呜呼国人，幸垂听焉。共和国家之事，人民当负其责，方今时机迫切，非独强邻乘机谋我，即素怀亲善之邦，亦无不切齿愤恨。以吾内政之昏乱，我纵甘心，人将不忍，生死存亡，近在眉睫，岂可再蹈故习，依违容忍。慕稳健之虚名，速沦胥之实祸？夫政府之与人民，譬犹兄弟骨肉，兄弟有过，危及国家，固尝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终不见听，虽奋臂与斗，亦所不辞。何则？切肤之痛在身，有所不暇计也。吾人求学，将以致用，若使吾人之明知祸机之迫不及待，而曰姑俟吾学业既毕，徐以远者大者，贡献于国家，非独失近世教育之精神，即国家亦何贵有此学子？吾人幸得读书问道，不敢自弃责任。谨自五月二十六日始，一致罢课，期全国国民，闻而兴起，以要求政府惩办国贼为唯一斗志。政治肃清，然后国基强固，转危为安，庶几在此。同人虽出重大之代价，心实甘之。所冀政府彻底觉悟，幡然改图，全国同胞，亦各奋公诚，同匡危难，中国前途，实利赖之。同人不敏，请任前驱，戮力同心，还期继起。” 

上海商会为了配合学生，遂发动罢市，6月5日南市各商肆先行罢市，法租界商家亦照样闭市，公共租界继之，英租界的永安、先施两公司亦宣布罢市。到了下午，整个上海大小商店都关门闭户，只有学生在街头散发传单，巡捕在街上往来巡视。商店门外都悬挂白旗，上书：“万众一心，同声呼吁，力抗汉奸，唤醒政府。” 

上海是全国最大的都市，中外所瞩目，自从上海商人发起罢市后，罢市的浪潮由上海波及江浙两省，随后又波及天津、安庆、芜湖、厦门、九江、济南、武汉等城市。 

随着商人罢市后，工人也发动罢工。首先是上海南市华商电车工人，随后商务印书馆、锦华纱厂、祥生铁厂、沪宁、沪杭两路和纺织、金属、运输、市政各部门的工人纷纷响应，罢工人数达六七万之多。再后京奉路唐山、京汉路长辛店的铁路工人以及长江轮船的码头工人都纷纷响应。 

于是，上海成立了“商工学报各界联合会”，由五四到六三，这个爱国运动从北京到上海，以上海为中心变成了全国性的运动。 

上海的学运重心是在复旦大学和东吴大学，这两个大学和在北京的北大一样，是发号施令的领导团体。但有一段密闻为外间所不知道的，促成这个事件却由上海《民国日报》，原来五四示威事件爆发后，电报当晚到达上海各报，编辑先生都是编好付印了事，可是《民国日报》的叶楚侩、朱宗良、邵力子等却觉得这是了不起的爱国运动。立刻派人把北京原电送到复旦大学，学生们看了这则电报，莫不义奋填膺，于是天刚亮就敲钟集合全校寄宿生，把北京电报当众宣读，全体立即决定要响应北京的壮举，先罢课再联合其他学校。 

上海学联是设在静安寺路51号，成立后有一个民生女校也参加，当时女学生参加学运实在是很新鲜的，所以极被各方重视。不过民生女校只派了一位代表，这位代表是个教师，名叫汪吟蘋，他是位男老师，右手六个指头，在学联会中发言很多，因此报纸上时常刊载他的名字。由于他的名字像个女人，又代表女校，外界便以为他是位窈窕淑女，让许多男士颇增遐想，他接到许多求婚信后，为之哑然失笑，只好一一作答，告诉求婚者自己是个男人。这位汪先生后来搞了一个时期交易所，失败后又参加创办中国第一家电影公司—— 

明星影业公司。 

由于上海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因此上海的军事当局宣布戒严，并派警察分途逼迫商人开市，商人们虽然勉强开门，警察一去立即关门。上海租界当局禁止市民悬旗、散发传单、结队游行，并劝导租界内商店开市营业。可是市民们亦阳奉阴违。 

徐世昌一派认为对付学潮不该过激，应该把拒绝出狱的那些学生劝导出去，以缓和全国人民日益增加的不满情绪。6月7日徐世昌派总统府参议曾彝进偕教育总司长二人前往北大法科慰问拒绝出狱的学生。这位钦差大臣说尽了一切好话，可是学生都置之不理。 

6月7日，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园举行国民大会，提出取销密约、惩办国贼、维持教育、提倡国货、促进和局等条件，军警们虽在会场附近警戒，却没有进行干涉。 

全国的示威运动集中在“罢免国贼”问题上，也就是说北京政府如果不将亲日派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免职，则事态不可避免一定会扩大。可是在北京政府方面又有投鼠忌器之苦，因为段祺瑞要维护这三人。至于徐世昌也不能说与这三人完全没有关系，徐当选总统的经济来源，就是靠顺济、高徐两路的借款。 

“罢免国贼”问题不能解决，8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议决，从10日起，仿照申包胥哭秦庭故事，直接向总统府请愿。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由于有这新计划，所以北京学联便变更策略，当天派人迎接法科被捕同学全部出狱，以便参加新的眼泪请愿。在北大法科出“狱”的学生们排着队伍前进，沿途受到市民热烈的欢迎。 

上海的三罢（罢课、罢市、罢工）使到驻军首长卢永祥也有庚电（8日）请求北京政府罢免曹、章、陆以安时局。卢永祥是皖系，竟有此言论，表示时局的严重性。这还不打紧，接着北京总商会也宣称如果不罢免曹、章、陆，则北京也要罢市，北京是政府所在地，如果真的罢市成何体统。 

因此，北京政府遂于10日上午批准曹汝霖辞去交通总长，并将这道命令分途传达北京学联和总商会，一方面阻止学生真的包围总统府，一方面阻止商会罢市。然而各方面对此仍表不满，因此北京政府不得已又在10日下午补发两道命令，批准驻日公使章宗祥、币制局长陆宗舆辞职。 

曹汝霖和陆宗舆是曾经递过辞呈的，可是章宗祥却从没请辞过。徐世昌为了缓和全国性的反政府运动，所以要曹、章、陆下台，但却不好意思下令免他们的职，所以一律用辞职照准方式。可是章宗祥未递过辞呈，如何照准呢？不得已才赶派专人到达医院中找章宗祥，请他在病榻把已写好的辞呈盖章，章宗祥起初不肯，经不起来人的劝告，气嘟嘟地盖了章。这一来安福系的人大为不满，认为徐世昌不该“卖友”，逼迫自己人辞职，纷纷责备老徐太不够朋友。 

北京政府虽然表示了让步，可是并不能满足各方的希望，第一、北京政府不用罢免而用准予辞职，显见有意维护；第二、交通总长曹汝霖去职，却由安福系分子曾毓隽代理部务，是换汤不换药。 

一五三、拒签《凡尔赛和约》 

北京政府批准曹、章、陆三人辞职的当天，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曾将这消息电告上海英国总领事法磊斯，令其劝告上海租界内的中国商人开市，上海各界在证实曹、章、陆三人确实已经下台后，于是商人结束罢市，工人结束罢工。 

这次爱国运动是胜利了，可是付出的代价也不少，而皖系军阀也残忍地采取了高压手段。8年5月30日，安庆中等以上学校响应罢课，安徽督军倪嗣冲下令将罢课各校一律解散。6月1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派兵包围武昌高师，下令对游行学生“格杀勿论”，有学生16人被军警殴伤，其中陈开泰一人伤重致死。湖北警务处长崔振魁率领督察长杜杰及大队警察，四出追打演讲学生，武昌中华大学学生李鸿儒忿而投江自杀。6月7日南京警察厅长王桂林指挥警察压迫商人开市，与学生发生冲突，金陵大学学生陈昌盛被刺刀戳伤，死而复苏。6月12日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樑亲自动手鞭打学生，这天晚上租界巡捕在山东路爱多亚路口枪击参加爱国游行的市民，死伤多人。山东福建也都有逮捕学生和枪击代表的事，湖南督军张敬尧则禁止湖南各报登载有关鲁案的新闻。 

吴佩孚又作狮子吼了，他是山东人，山东问题是爱国运动的焦点，他这个山东人自然更要表示态度。6月9日他有青电反对逮捕学生，主张召开国民大会，请政府宣示外交，力争收回青岛，接着又有佳电主张取销段祺瑞所承诺的中日密约。 

钱能训辞职后，徐世昌想以周树模继任，可是安福系国会不会通得过，徐向段祺瑞摊牌：“如果要我继续干下去，就要通过周的国务总理”。段答应向安福国会去疏通，他把徐树铮叫来，要他去办这事，小徐说：这事不太好办，国会不见得会通得过。果然，这个一手为段御用的国会，竟不听段的命令，他们扬言：“我们当议员的，不比军人有服从的义务。”小徐把他们预拟好的一则电报拿给段看，这通电报是在周树模被提名国务总理时，安福国会的议员们就要自己宣布安福国会是个非法国会，由非法国会选出来的总统徐世昌也是非法总统。 

这一来，徐世昌也不敢坚持提名周树模了。6月13日准钱能训辞职，特任龚心湛兼代内阁总理。 

爱国运动虽然因曹、章、陆三个亲日派下台而获得胜利，可是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反对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决定，所以曹、章、陆下台后，这个运动并没有结束。 

北京政府是希望参加签字巴黎和约的，因为不参加签字就不能加入国际联盟组织。 

五四所开始的爱国运动，在曹、章、陆辞职后，并没有结束，反而继续要求北京政府训令和会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5月24日北京国务院曾密电北京各省征求应否签字的意见，这不是征求意见而是授意各省军阀通电赞成签字而为签字后的支持者，可是各省军阀在全国一致的爱国运动中，都不敢太背叛人心。所以都没有摇旗呐喊。 

全国展开了爱国运动的第二目标，反对中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首先发起请愿的，是山东人民，6月18日山东各团体推出代表于19日启程赴北京请愿，他们动身时，山东省会济南的人民万人空巷前往送行，场面激动而紧张，代表们向送行者沉痛表示，不达目的，誓不生还。 

20日山东请愿的七个团体代表85人先期到京，下车后径赴总统府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代表们在倾盆大雨中，一齐跪在新华门外号啕大哭，徐不得已，只好派秘书长吴笈孙出来传话，定于次日派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代表总统接见。山东请愿代表抵京的消息，震动了北京城，日本驻华公使小幡特别设宴准备招待他们，他们不接受，却接受北京学联在北大法科举行的欢迎会。 

21日，龚心湛接见山东请愿代表，代表们要求政府不要在和约上签字，龚心湛表示这个问题太大，碍难接受。于是代表们一致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不得已，遂于23日在总统府接见他们。 

这是动人的一幕，代表们哭诉日本人把山东当作属土，把山东老百姓当做牛马奴隶，在山东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其中一位代表激动地流着眼泪，用沙哑的声音质问徐说：“请问大总统，山东是不是我国领土？请问大总统，山东人民是不是中国人？大总统还要不要我们？”他的话说完，泪随声下，其他代表也跟着哭了起来。徐面对着这一幕眼泪请愿，莫知所措，只得吞吞吐吐地表示政府已经电令陆专使从缓签字。 

徐世昌对山东请愿代表的答复，并不是事实，北京政府拍给巴黎中国代表的电报，只是命令陆徵祥等“相机办理”，而不是“从缓签字”。其用意是叫中国代表们仰承意旨，代负签字的责任，不理国内的反对，径行签字。 

可是爱国是一致的，中国代表们又何能例外，陆徵祥早于5月14日就有密电向徐请示，电云： 

“祥一九一五年签字在前，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至此。惟未奉明令免职以前，关于国际大局，当然应有责任。国人目前之清议可畏，将来之公论尤可畏。究竟应否签字？倘签约时，保留一层亦难如愿，则是否决计不签。时间日迫，关系至钜，闻见所及，合再沥陈。万祈速即裁定，立即电示。” 

徐的相机处理，就是答复陆的这封电报。 

山东代表在北京哭秦庭一幕，立即震动全国，他们除了向北京政府请愿外，还通电山东籍的北洋派军人卢永祥、王占元、吴佩孚等，请其联合阻止北京政府签字和约。同一时期，上海各界人士鉴于安福系“暗中捣鬼，坚决主张签字”，因此发出了声讨安福系和解散安福系的要求。 

6月27日，京津学生和留日、留欧归国学生推出代表和山东代表联合起来，共计400余人，一同到总统府请愿，请求拒签和约。徐世昌仍不肯接见，叫他们去找龚心湛、傅岳棻陈述意见。代表们坚持必须由徐亲自接见，当面保证不签约，否则即不退出，双方坚持不下，代表们不走，徐则不见，于是请愿代表即在新华门外露宿一宵，坚持到28日上午9时，徐不得已只好接见他们。 

徐向请愿代表们讲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没有一点明白表示，这使请愿人士非常不满，陕西学生屈武当场放声大哭，以头触壁，徐借此怒形于色，就拂袖而去。请愿代表们一直到28日下午8时40分钟才散队。 

28日山东第二批请愿代表108人也到了北京，30日有天津代表70余人也到了北京，其他各省也有代表纷纷抵达，于是各省请愿的浪潮和学生运动结成了一道洪流，汇合在一起，北京城顿成一个请愿城，街头巷尾，到处可见从各省来的请愿代表，市民和商店都热烈欢迎他们，这一来使到北京政府为之手足无措。 

北京政府慌忙通电各省，禁阻各省代表继续向北京出发，同时怕北京的学生再罢课游行，乃宣布北京各校提前放假，9月1日开学后再补行暑期考试。 

29日上海各界举行拒签和约的人民外交大会，上海军事当局事前关闭了公共体育场大门，门外遍布军警，大会无法进行。各团体纷纷向淞沪护军使抗议，这个大会终于在7月1日召开。 

全国性的请愿运动，使全国人民对政治增加了兴趣，同时也增加了爱国的热诚，帝王时代的中国人民，在专制统制下养成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不敢有兴趣的习惯，现在由于抗议外患而勇敢地爱国，所以在请愿期间。有人建议推举人民代表到欧州去进行国民外交，有的主张召开全国国民大会解决外交问题和赎款。学生一面参加拒签和约请愿，一面致力抵制日货、振兴本国工业、推行义务教育。 

当全国泛起了拒签《凡尔赛和约》的运动时，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们正面临他们一生中历史性的抉择。 

巴黎和会的结果，《凡尔赛和约》于民国8年6月28日签字于凡尔赛宫的明镜殿，明镜殿位于凡尔赛正宫的后殿，殿长73公尺，阔约10公尺，殿的四壁镶立17方大镜，殿顶是名画师肋朋的大画七幅，小画22幅，人在殿中犹如置身琼楼玉宇。 

6月28日午后3时，协约国代表礼服礼帽，齐集明镜殿。《凡尔赛和约》历经半年始达成，由27国代表正式签字。中国代表缺席，并致电政府，引咎辞职，原电云： 

“和约签字，我国对于山东问题自五月二十六日通知大会，依据五月六日祥在会中所宣言维持保留后，分向各方竭力进行，迭经电呈在案。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至今午时，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危，关系至钜。祥等所以始终未敢放松者，因欲使此一问题留一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家纤微体面，曷胜愤慨。……窃查祥等猥以菲材，谬膺重任，来欧半载，事与愿违，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由此以往，利害得失，当难逆睹。要皆由祥等奉职无状，致贻我政府主座及全国之忧。乞即明令开去祥外交部长委员长及正廷、维钧、宸组等差缺，一并交付惩戒。并一面迅即另简大员筹办对于德奥和约补救事宜，不胜待罪之至！” 

接着陆徵祥又有补充电报云： 

“德约我国既未签字，中德战事状态法律上可认为继续有效，拟请迅咨国会建议，宣告中德战事告终，通过后即用明令发表，愈速愈妙，幸勿迟延！” 

6月30日，北京政府把陆徵祥的俭电发表，于是拒签和约的运动才告结束。 

7月2日北京政府在总统府召集重要会议研究陆徵祥的来电，徐树铮主张撤回陆徵祥，改派胡惟德为首席代表，兼程赶赴巴黎补签和约，未被徐世昌所接受。 

对于不签和约后的外交问题，政府特电巴黎陆使，电云： 

“事势变迁，并声明亦不能办到，政府同深愤慨。德约既未签字，所谓保存我政府最后决定之权，保存后究应如保办理？此事于国家利害，关系至为钜要。该全权委员等职责所在，不能不熟思审处，别求补救，未便以引咎虚文，遽行卸职。于此拟咨由国会建议，宣告中德战争状态告终，俟通过后，明令发表一节，片面宣布，究竟有无效力？抑或外交有此先例？所有对德种种关系，将来如何结束？统望熟筹详复。再奥约必须签字，务即照办！” 

7月10日，徐世昌正式下令说明中国代表未签字和约，令云： 

“巴黎会议对德和约，关系至钜，迭经电饬各全权委员审慎从事，顷据全权委员陆徵祥等六月二十八日电称……等语。披览之余，良深慨惋。此次胶澳问题，以我国与日德间三国之关系，提出和会，数月以来，乃以种种关系，不克达我最初希望，旷览友邦之大势，反省我国之内情，言之痛心，至为危惧。惟究此项问题之由来，诚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今日决定签字与不签字即可作为终结。现在对德和约，既未签字，而和会折冲，势不能诎然中止，此后对外问题，益增繁重，尤不能不重视协约各友邦之善意。国家利害所在，如何而谋挽济；国际地位所系，如何而策安全，亟待熟思审处，妥筹解决。凡我国人，须知圜海大同，国交至重，不能遗世而独立，要在因时以制宜，各当秉爱国之诚，率循正轨，持以镇静，勿事嚣张，俾政府与各全权委员等，得以悉心筹画，竭力进行。庶几上下一体，共济艰危，我国家前途无穷之望，实系于此。用告有众，咸使周知！此今。” 

8年9月10日中国代表在对奥和约上签字，北京政府并于9月15日宣告对德战事状态终止，及对奥和约签字，两令如下： 

“我中华民国于六年八月十四日，宣告对德国立于战争地位，主旨在乎拥护公法，维持人道，阻遏战祸，保全和平。自加入战团以来，一切均与协约各国，取同一之态度。现在欧战告终，对德和约，业经协约各国全权委员，于本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签字，各国对德战事状态，即于是日告终。我国因约内关于山东三款，未能赞同，故拒绝签字，但其余各款，我国固与协约各国，始终一致承认。协约各国对德战事状态，即已终了，我国为协约国之一，对德地位，当然相同。兹经提交国会议决，应即宣告我中华民国对于德国战事状态，一律终止。凡我有众，咸使闻知！此令。” 

广东军政府也对德宣告和平，文云： 

“自欧战发生，德人以潜艇封锁战略，加危害于中立国，我国对德警告无效，继以绝交，终与美国一致宣战，当即声明所有中德两国从前所订一切条约合同协约，皆因两国立于战争地位，一律废止。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协约国与德国订休战条约，随开和平会议于巴黎，我国亦派专员出席与会。惟对于和约中关系山东问题三款外，其他条款，及中德关系各款，我国均悉表示赞成。今因我专使提出保留山东无效，未签字于和约，此系我国促使主权，万不获已之举。对于协约各国，实非常抱歉。而对于德国恢复和平之意，则亦与协约各国相同，并不因未签字而有所变易，我中华民国希望各友邦对于山东问题三款，再加考量，为公道正谊之主张，而为东亚和平永久的保障，实所馨香祷祝者也。特此通告！” 

陆徵祥于巴黎和会闭幕后即返国，他回国经过，曾在日记上有这么一段叙述： 

我从巴黎和会回来，船到吴淞口，岸上立几千人，打着旗。旗上大书“不签字”，“欢迎不签字代表”，船主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不明了民众是反对还是欢迎，那是午后五点，我正在剃胡子。船主托人告诉我，请加谨慎。我说他们既是欢迎，必然无事。赶到吴淞口的人，以为我将在吴淞登岸，我们的船却直驶上海。吴淞口的人都已赶回上海。上海的几位朋友走来欢迎，都不能近前，因岸上的人多极了。当晚我就乘车去北京。车站站长请见，言民众都围在车站外，可否让他们进站。我说当然让他们进来。我往火车站，一路水泄不通。巡警与秘书，沿途大喊，让陆专使登车。登车后在车上出见民众。他们喊说：“欢迎不签字的代表。”我答说：“不签字一事，我不知办的对否？因政府命我签字，我没有签。你们既然欢迎，我想大约没有做错。”民众喊：“不用跟日本直接谈判。”我说：“这一点请各位放心。我既没有签字，即是拒绝谈判。”民众乃欢呼。当夜，每一车站都有如山的民众，愿见专使，我因疲乏，已就寝，请魏代表接见民众，代为致谢。抵北京时，各使馆人员来站欢迎，都没有能够上前握手，因大众拥护异常。第二天，各使馆又再来补礼致贺。 

但我到北京以后，山东人民代表，每日一队往见徐总统，言因陆代表不签字，山东人受尽日本人的报复，苦不可言。代表在总统府前，有号啕痛哭的，总统也无话可说，叫他们来找我。我答复他们说：“对山东人民所受的苦，我自觉抱歉。自问实在对不起山东人，并且也对不起政府，因为政府命我签字。不过当我回国时，各地都表示欢迎。我不签字，得罪了山东人，签字，全国人受害，请诸位自加计较。诸位回去不必向人详说这一切，只说陆代表跟山东人一齐受苦。”云云。 

谢选骏指出：中国亲日派是日本所作所为的最大受害者还是受益者——残余的亲日派只有逃往日本，归化成为次等日本人。

【一五三、拒签《凡尔赛和约》】

北京政府批准曹、章、陆三人辞职的当天，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曾将这消息电告上海英国总领事法磊斯，令其劝告上海租界内的中国商人开市，上海各界在证实曹、章、陆三人确实已经下台后，于是商人结束罢市，工人结束罢工。

这次爱国运动是胜利了，可是付出的代价也不少，而皖系军阀也残忍地采取了高压手段。8年5月30日，安庆中等以上学校响应罢课，安徽督军倪嗣冲下令将罢课各校一律解散。6月1日湖北督军王占元派兵包围武昌高师，下令对游行学生“格杀勿论”，有学生16人被军警殴伤，其中陈开泰一人伤重致死。湖北警务处长崔振魁率领督察长杜杰及大队警察，四出追打演讲学生，武昌中华大学学生李鸿儒忿而投江自杀。6月7日南京警察厅长王桂林指挥警察压迫商人开市，与学生发生冲突，金陵大学学生陈昌盛被刺刀戳伤，死而复苏。6月12日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樑亲自动手鞭打学生，这天晚上租界巡捕在山东路爱多亚路口枪击参加爱国游行的市民，死伤多人。山东福建也都有逮捕学生和枪击代表的事，湖南督军张敬尧则禁止湖南各报登载有关鲁案的新闻。

吴佩孚又作狮子吼了，他是山东人，山东问题是爱国运动的焦点，他这个山东人自然更要表示态度。6月9日他有青电反对逮捕学生，主张召开国民大会，请政府宣示外交，力争收回青岛，接着又有佳电主张取销段祺瑞所承诺的中日密约。

钱能训辞职后，徐世昌想以周树模继任，可是安福系国会不会通得过，徐向段祺瑞摊牌：“如果要我继续干下去，就要通过周的国务总理”。段答应向安福国会去疏通，他把徐树铮叫来，要他去办这事，小徐说：这事不太好办，国会不见得会通得过。果然，这个一手为段御用的国会，竟不听段的命令，他们扬言：“我们当议员的，不比军人有服从的义务。”小徐把他们预拟好的一则电报拿给段看，这通电报是在周树模被提名国务总理时，安福国会的议员们就要自己宣布安福国会是个非法国会，由非法国会选出来的总统徐世昌也是非法总统。

这一来，徐世昌也不敢坚持提名周树模了。6月13日准钱能训辞职，特任龚心湛兼代内阁总理。

爱国运动虽然因曹、章、陆三个亲日派下台而获得胜利，可是这个运动的目的是反对巴黎和会对山东问题的决定，所以曹、章、陆下台后，这个运动并没有结束。

北京政府是希望参加签字巴黎和约的，因为不参加签字就不能加入国际联盟组织。

五四所开始的爱国运动，在曹、章、陆辞职后，并没有结束，反而继续要求北京政府训令和会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5月24日北京国务院曾密电北京各省征求应否签字的意见，这不是征求意见而是授意各省军阀通电赞成签字而为签字后的支持者，可是各省军阀在全国一致的爱国运动中，都不敢太背叛人心。所以都没有摇旗呐喊。

全国展开了爱国运动的第二目标，反对中国在巴黎和约上签字。首先发起请愿的，是山东人民，6月18日山东各团体推出代表于19日启程赴北京请愿，他们动身时，山东省会济南的人民万人空巷前往送行，场面激动而紧张，代表们向送行者沉痛表示，不达目的，誓不生还。

20日山东请愿的七个团体代表85人先期到京，下车后径赴总统府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代表们在倾盆大雨中，一齐跪在新华门外号啕大哭，徐不得已，只好派秘书长吴笈孙出来传话，定于次日派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代表总统接见。山东请愿代表抵京的消息，震动了北京城，日本驻华公使小幡特别设宴准备招待他们，他们不接受，却接受北京学联在北大法科举行的欢迎会。

21日，龚心湛接见山东请愿代表，代表们要求政府不要在和约上签字，龚心湛表示这个问题太大，碍难接受。于是代表们一致要求面见总统，徐世昌不得已，遂于23日在总统府接见他们。

这是动人的一幕，代表们哭诉日本人把山东当作属土，把山东老百姓当做牛马奴隶，在山东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其中一位代表激动地流着眼泪，用沙哑的声音质问徐说：“请问大总统，山东是不是我国领土？请问大总统，山东人民是不是中国人？大总统还要不要我们？”他的话说完，泪随声下，其他代表也跟着哭了起来。徐面对着这一幕眼泪请愿，莫知所措，只得吞吞吐吐地表示政府已经电令陆专使从缓签字。

徐世昌对山东请愿代表的答复，并不是事实，北京政府拍给巴黎中国代表的电报，只是命令陆徵祥等“相机办理”，而不是“从缓签字”。其用意是叫中国代表们仰承意旨，代负签字的责任，不理国内的反对，径行签字。

可是爱国是一致的，中国代表们又何能例外，陆徵祥早于5月14日就有密电向徐请示，电云：

“祥一九一五年签字在前，若再甘心签字，稍有肺肠当不至此。惟未奉明令免职以前，关于国际大局，当然应有责任。国人目前之清议可畏，将来之公论尤可畏。究竟应否签字？倘签约时，保留一层亦难如愿，则是否决计不签。时间日迫，关系至钜，闻见所及，合再沥陈。万祈速即裁定，立即电示。”

徐的相机处理，就是答复陆的这封电报。

山东代表在北京哭秦庭一幕，立即震动全国，他们除了向北京政府请愿外，还通电山东籍的北洋派军人卢永祥、王占元、吴佩孚等，请其联合阻止北京政府签字和约。同一时期，上海各界人士鉴于安福系“暗中捣鬼，坚决主张签字”，因此发出了声讨安福系和解散安福系的要求。

6月27日，京津学生和留日、留欧归国学生推出代表和山东代表联合起来，共计400余人，一同到总统府请愿，请求拒签和约。徐世昌仍不肯接见，叫他们去找龚心湛、傅岳棻陈述意见。代表们坚持必须由徐亲自接见，当面保证不签约，否则即不退出，双方坚持不下，代表们不走，徐则不见，于是请愿代表即在新华门外露宿一宵，坚持到28日上午9时，徐不得已只好接见他们。

徐向请愿代表们讲了一些不着边际的话，没有一点明白表示，这使请愿人士非常不满，陕西学生屈武当场放声大哭，以头触壁，徐借此怒形于色，就拂袖而去。请愿代表们一直到28日下午8时40分钟才散队。

28日山东第二批请愿代表108人也到了北京，30日有天津代表70余人也到了北京，其他各省也有代表纷纷抵达，于是各省请愿的浪潮和学生运动结成了一道洪流，汇合在一起，北京城顿成一个请愿城，街头巷尾，到处可见从各省来的请愿代表，市民和商店都热烈欢迎他们，这一来使到北京政府为之手足无措。

北京政府慌忙通电各省，禁阻各省代表继续向北京出发，同时怕北京的学生再罢课游行，乃宣布北京各校提前放假，9月1日开学后再补行暑期考试。

29日上海各界举行拒签和约的人民外交大会，上海军事当局事前关闭了公共体育场大门，门外遍布军警，大会无法进行。各团体纷纷向淞沪护军使抗议，这个大会终于在7月1日召开。

全国性的请愿运动，使全国人民对政治增加了兴趣，同时也增加了爱国的热诚，帝王时代的中国人民，在专制统制下养成对政治没有兴趣也不敢有兴趣的习惯，现在由于抗议外患而勇敢地爱国，所以在请愿期间。有人建议推举人民代表到欧州去进行国民外交，有的主张召开全国国民大会解决外交问题和赎款。学生一面参加拒签和约请愿，一面致力抵制日货、振兴本国工业、推行义务教育。

当全国泛起了拒签《凡尔赛和约》的运动时，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们正面临他们一生中历史性的抉择。

巴黎和会的结果，《凡尔赛和约》于民国8年6月28日签字于凡尔赛宫的明镜殿，明镜殿位于凡尔赛正宫的后殿，殿长73公尺，阔约10公尺，殿的四壁镶立17方大镜，殿顶是名画师肋朋的大画七幅，小画22幅，人在殿中犹如置身琼楼玉宇。

6月28日午后3时，协约国代表礼服礼帽，齐集明镜殿。《凡尔赛和约》历经半年始达成，由27国代表正式签字。中国代表缺席，并致电政府，引咎辞职，原电云：

“和约签字，我国对于山东问题自五月二十六日通知大会，依据五月六日祥在会中所宣言维持保留后，分向各方竭力进行，迭经电呈在案。此事我国节节退让，最初主张注入约内，不允；改附约后，又不允；改在约外，又不允；改为仅用声明，不用保留字样，又不允；不得已，改为临时分函声明，不能因签字而有妨将来之提请重议云云。岂知至今午时，完全被拒。此事于我国领土完全，及前途安危，关系至钜。祥等所以始终未敢放松者，因欲使此一问题留一生机，亦免使所提他项希望条件，生不祥影响。不料大会专横至此，竟不稍顾我国家纤微体面，曷胜愤慨。……窃查祥等猥以菲材，谬膺重任，来欧半载，事与愿违，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由此以往，利害得失，当难逆睹。要皆由祥等奉职无状，致贻我政府主座及全国之忧。乞即明令开去祥外交部长委员长及正廷、维钧、宸组等差缺，一并交付惩戒。并一面迅即另简大员筹办对于德奥和约补救事宜，不胜待罪之至！”

接着陆徵祥又有补充电报云：

“德约我国既未签字，中德战事状态法律上可认为继续有效，拟请迅咨国会建议，宣告中德战事告终，通过后即用明令发表，愈速愈妙，幸勿迟延！”

6月30日，北京政府把陆徵祥的俭电发表，于是拒签和约的运动才告结束。

7月2日北京政府在总统府召集重要会议研究陆徵祥的来电，徐树铮主张撤回陆徵祥，改派胡惟德为首席代表，兼程赶赴巴黎补签和约，未被徐世昌所接受。

对于不签和约后的外交问题，政府特电巴黎陆使，电云：

“事势变迁，并声明亦不能办到，政府同深愤慨。德约既未签字，所谓保存我政府最后决定之权，保存后究应如保办理？此事于国家利害，关系至为钜要。该全权委员等职责所在，不能不熟思审处，别求补救，未便以引咎虚文，遽行卸职。于此拟咨由国会建议，宣告中德战争状态告终，俟通过后，明令发表一节，片面宣布，究竟有无效力？抑或外交有此先例？所有对德种种关系，将来如何结束？统望熟筹详复。再奥约必须签字，务即照办！”

7月10日，徐世昌正式下令说明中国代表未签字和约，令云：

“巴黎会议对德和约，关系至钜，迭经电饬各全权委员审慎从事，顷据全权委员陆徵祥等六月二十八日电称……等语。披览之余，良深慨惋。此次胶澳问题，以我国与日德间三国之关系，提出和会，数月以来，乃以种种关系，不克达我最初希望，旷览友邦之大势，反省我国之内情，言之痛心，至为危惧。惟究此项问题之由来，诚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今日决定签字与不签字即可作为终结。现在对德和约，既未签字，而和会折冲，势不能诎然中止，此后对外问题，益增繁重，尤不能不重视协约各友邦之善意。国家利害所在，如何而谋挽济；国际地位所系，如何而策安全，亟待熟思审处，妥筹解决。凡我国人，须知圜海大同，国交至重，不能遗世而独立，要在因时以制宜，各当秉爱国之诚，率循正轨，持以镇静，勿事嚣张，俾政府与各全权委员等，得以悉心筹画，竭力进行。庶几上下一体，共济艰危，我国家前途无穷之望，实系于此。用告有众，咸使周知！此今。”

8年9月10日中国代表在对奥和约上签字，北京政府并于9月15日宣告对德战事状态终止，及对奥和约签字，两令如下：

“我中华民国于六年八月十四日，宣告对德国立于战争地位，主旨在乎拥护公法，维持人道，阻遏战祸，保全和平。自加入战团以来，一切均与协约各国，取同一之态度。现在欧战告终，对德和约，业经协约各国全权委员，于本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签字，各国对德战事状态，即于是日告终。我国因约内关于山东三款，未能赞同，故拒绝签字，但其余各款，我国固与协约各国，始终一致承认。协约各国对德战事状态，即已终了，我国为协约国之一，对德地位，当然相同。兹经提交国会议决，应即宣告我中华民国对于德国战事状态，一律终止。凡我有众，咸使闻知！此令。”

广东军政府也对德宣告和平，文云：

“自欧战发生，德人以潜艇封锁战略，加危害于中立国，我国对德警告无效，继以绝交，终与美国一致宣战，当即声明所有中德两国从前所订一切条约合同协约，皆因两国立于战争地位，一律废止。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协约国与德国订休战条约，随开和平会议于巴黎，我国亦派专员出席与会。惟对于和约中关系山东问题三款外，其他条款，及中德关系各款，我国均悉表示赞成。今因我专使提出保留山东无效，未签字于和约，此系我国促使主权，万不获已之举。对于协约各国，实非常抱歉。而对于德国恢复和平之意，则亦与协约各国相同，并不因未签字而有所变易，我中华民国希望各友邦对于山东问题三款，再加考量，为公道正谊之主张，而为东亚和平永久的保障，实所馨香祷祝者也。特此通告！”

陆徵祥于巴黎和会闭幕后即返国，他回国经过，曾在日记上有这么一段叙述：

我从巴黎和会回来，船到吴淞口，岸上立几千人，打着旗。旗上大书“不签字”，“欢迎不签字代表”，船主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他不明了民众是反对还是欢迎，那是午后五点，我正在剃胡子。船主托人告诉我，请加谨慎。我说他们既是欢迎，必然无事。赶到吴淞口的人，以为我将在吴淞登岸，我们的船却直驶上海。吴淞口的人都已赶回上海。上海的几位朋友走来欢迎，都不能近前，因岸上的人多极了。当晚我就乘车去北京。车站站长请见，言民众都围在车站外，可否让他们进站。我说当然让他们进来。我往火车站，一路水泄不通。巡警与秘书，沿途大喊，让陆专使登车。登车后在车上出见民众。他们喊说：“欢迎不签字的代表。”我答说：“不签字一事，我不知办的对否？因政府命我签字，我没有签。你们既然欢迎，我想大约没有做错。”民众喊：“不用跟日本直接谈判。”我说：“这一点请各位放心。我既没有签字，即是拒绝谈判。”民众乃欢呼。当夜，每一车站都有如山的民众，愿见专使，我因疲乏，已就寝，请魏代表接见民众，代为致谢。抵北京时，各使馆人员来站欢迎，都没有能够上前握手，因大众拥护异常。第二天，各使馆又再来补礼致贺。

但我到北京以后，山东人民代表，每日一队往见徐总统，言因陆代表不签字，山东人受尽日本人的报复，苦不可言。代表在总统府前，有号啕痛哭的，总统也无话可说，叫他们来找我。我答复他们说：“对山东人民所受的苦，我自觉抱歉。自问实在对不起山东人，并且也对不起政府，因为政府命我签字。不过当我回国时，各地都表示欢迎。我不签字，得罪了山东人，签字，全国人受害，请诸位自加计较。诸位回去不必向人详说这一切，只说陆代表跟山东人一齐受苦。”云云。 

谢选骏指出：北洋政府签不签《凡尔赛合约》无足轻重，因为本来就是跑龙套的。但是大小臣工，还是跑前跑后，好像热锅上的蚂蚁，自命为爱国运动，枪声一响就四散而逃，真是奇葩。

【一五四、反日爱国运动遍全国】

当全国反日运动激烈澎湃之时，山东又发生了麻烦。8年7月1日，日本宪兵在济南纬五路捕去了齐鲁大学学生王志谦。这一来简直是火上加油，已经如火如荼的学生运动，更添增了新的火药。当天下午济南学生千余人集合向山东省长公署请愿，要求省政当局立刻向日本领事严重交涉，立即释放王志谦，担保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省长沈铭昌立即派交涉员唐柯三前往交涉，请愿学生站在公署门外等候结果。直到天黑了很久，唐柯三才垂头丧气地跑回来说：日本领事不但不放人，还提出反要求，要求赔偿日商在这一时期因山东抵制日货所受损失，同时保证以后不再抵制日货，才释放王志谦。 

唐柯三的消息同炸弹一样爆发，引起所有中国人无比的愤慨，佥认日本人这种霸道行为，只有把事情搞得更糟。 

学生们决定不解散请愿队伍，一直到日本领事无条件释放王志谦为止。这时许多爱国市民也自动来参加，因此请愿队伍骤增为5000多人。沈铭昌再派唐柯三去交涉，同时对请愿群众表示，本人宁可牺牲省长职位，决不屈从日本人。沈的讲话赢得群众热烈而长久的掌声。 

唐柯三再去日本领馆，由晚上10时半直到天明5时才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来，他的彻夜交涉，总算带来一个勉强满意的消息，日本领事已把王志谦移送警察厅。沈铭昌即请学生代表赴警厅接出王志谦。 

7月7日济南的日本侨民借口巴黎和约告成，举行提灯游行庆祝大会，这是示威和挑衅的行动。中国商店为了避免引起纠纷，就提早关门。不料夜幕低垂，灯火初上时，竟有不少日本浪人出现，公然在街上挨家挨户敲门，勒令他们开市，有一家泰康商店不开门，竟被浪人捣毁了全店。 

日本人多数喝了酒，带着酒意在街上横冲直闯，有一批日人追赶一个英国人，英人逃入烟草公司，日本暴徒们竟然冲进去捣毁了英美烟草公司的门窗。这时日本领事接到电话，乘汽车赶来，才把一群日本浪人喝退。并向英美烟草公司道歉。公司向日馆提出赔偿损失的要求，日馆也一口承允。 

山东交涉员唐柯三也到日本领事馆，要求对于日本浪人捣毁泰康商店事，照英美烟草公司的办法处理，可是日本领事馆却沉下脸孔来说：这案子还需要调查！ 

山东省会济南简直成为日本暴民的世界，这些暴民因为有日本领事作后盾，所以敢为所欲为。 

山东各地都有日警或浪人侵害中国人，7月17日青州车站的日本警察进城捕去第十中学学生马忠怀，28日才释放出来。胶济铁路沿线村庄，经常有日本军警前来进行搜查，许多村民糊里糊涂便被捕去，官厅也不敢过问，因此村民们计划组织“联庄会”进行自卫。这一期间，日本人真的已把山东当做是日本领土了。 

北京政府怕山东闹出麻烦，因此于7月25日宣布济南戒严，并派参战军第二师长，济南镇守使马良为戒严司令。另以屈映光署山东省长，撤换了沈铭昌。 

马良是个莫名其妙的小军阀，他有一支“技术大队”，专门对付爱国的抗日活动，到处干涉人民开会，解散救国团体。7月22日，他在估衣市街走过，看见回教徒所开的店铺“金家铺”贴有爱国公约，立即派技术队的队兵到回教救国后援会去，把会址捣毁，拘捕了会长马云亭、会员朱秀林、朱春祥兄弟，给他们加了一个罪名是结党集会，扰乱治安。接着他又带领队兵，浩浩荡荡地前往山东师范学校，召集学生训话。他的演讲妙不可言，他说：“我是一个国技家，我有万夫莫敌之勇，因为我身怀绝技，所以我没有权利思想，如果我有政治野心，督军一职早已到手了。现在我之所以出头露面来维持社会秩序，是因为暴民倡乱。”他说得兴起，竟慷慨激昂大声咆哮说：“今天早上我拿获了三名倡乱的首领马云亭和朱家兄弟，我办起事来是铁面无私，马云亭虽是我的回教教友，我就先拿他们开刀。我警告你们，谁敢再扰乱治安，图谋不轨，你们可以看马云亭做榜样。” 

马良认为参战军是靠日本贷款成立的，所以要“效忠”日本，他常对士兵训话时说：“一个人必须饮水思源，咱们参战军是靠日本人成立的，你们穿的是日本军服，用的是日本军火，我们不可以反日，反日的是暴民。” 

马良所执行的戒严，简直就是镇压反日爱国活动，所以学生们群情激愤。 

8月3日上午，济南各校学生代表300余人一同到督军署请愿，要求取消戒严，释放爱国分子，禁止军人替日本人采办粮食。马良听说学生在督军署请愿，立即派兵赶来驱散学生，扯碎了学生请愿书，并将为首学生刘文彦等16人拘捕。这一来，学生们同深愤慨，300多名学生一齐跟在被捕同学后面，愿意一同坐牢。军队们把被捕的16名学生押到第一师范，请愿学生随在后面，他们被隔在大门外，可是全都屹立烈日下，不稍后退。一直僵持到下午2时，马良乘马率军赶到，叫开了大门，把门外的300多学生一齐驱进学校的第一教室。 

马良把300多请愿学生一齐驱入第一师范的第一教室后，他就跳上教员讲桌对学生训话。他大骂学生扰乱治安，破坏戒严令，受过激派的指使，而且男女混杂，不成体统。他的训话简直是胡说八道，令人不忍卒闻，于是有一位医科学生吴夏蒲起而抗辩。吴说：“我们没有受人利用，我们今天这样做，是受了良心的驱使，我们是爱国！”马良看到公然有人向他顶撞，大为光火，立刻喝令卫队把这个发言的学生抓出来打三十大手板，他那如狼似虎的技术队兵就恶狠狠地跑过去，用大刀压在吴夏蒲的头上，把他拉到讲台下，一五一十地打吴的手板，吴夏蒲被打得痛极而哭，于是全体学生也哭出声来。 

马良听到学生们在哭，更是火上加油，大声叱责说：“不许你们哭，再哭就一齐挨打！”接着他命令士兵把吴夏蒲押下去，和已经扣留的16个学生关在一起，都用绳子绑了，等候枪毙。然后他气汹汹地大踏步而去。 

马良离开第一师范就去督军署谒见督军张树元，要求批准枪毙17名请愿被扣的学生，借以收镇压之效。张树元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却不敢枪毙学生，所以予以拒绝。于是马良回到第一师范，他当然不说督军不批准他枪毙学生，而说是他自己不忍心枪毙他们，要他们安分守己，不可胡闹。讲了一番废话，直到晚间7时，这17名被扣的学生才由山东省议会议长出面保释。 

学生虽然死里逃生，可是早先被抓的爱国人士都遭了殃。8月5日山东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会员朱秀林、朱春祥兄弟被严刑拷打后，判决枪毙，绑赴刑场执行枪决。 

马云亭是位爱国的老人，须发皆白，年已七十有二，他是一位医生，平素待人和蔼可亲，无数穷苦老百姓都受过他的照顾。当他被五花大绑押赴刑场时，是一幕非常动人的镜头，他态度从容，没有畏惧，一边步行，一边向市民告别，他劝大家不要气馁，为爱国而死，死得其所，不要替他难过，他已近70岁的人，死期不远，如此而死，虽死犹生。又勉励大家爱国，献出力量来救国，人人都爱国救国，中国便得救了。他真是从容赴死，视死如归。济南市民流着眼泪，跟随他，听他讲演。 

当他从容进入刑场时，有些市民失声而哭，他却既镇定，又庄严，使到行刑的刽子手都不忍放枪，第一个刽子手放枪时，竟双手震颤，换了第二个也是一样，最后由一个刽子手靠近他的背后，闭了眼放枪才完成这个悲剧。 

这是个可耻的悲剧，马良杀害了伟大的爱国老人。 

马良为了献媚日本人，杀害自己的同胞，杀害回教教友（马良和马云亭都是回教徒），这个血案震动了全国。因此由于济南的枪声，再度激起了全国各省市人民代表的请愿高潮。 

8月23日，直隶、山东和北京的代表们联合大请愿，要求北京政府撤换马良，同时加以惩治。请愿代表们到总统府，徐世昌闭门不见，请愿人士则非见总统不可，相持到夜晚，北京政府出动大批警察，拘去代表38人。当天国务院通电各省，解释并非拘捕代表，而是“送厅安置，候查明来历，分别遣返。”同时替马良辩护说：“并无蹂躏学生，虐待学生情事。”又说：“人民向总统请愿，乃是非法行为。” 

8月26日，北京、天津的代表32人进行第二次请愿，当晚露宿新华门外。27日北京学生也加入了请愿团。因此请愿者增至1000余人，都露宿在新华门外。28日大雨，请愿的人们遍身淋漓，可是却没有一个人离开，其中女学生多人也拒绝离开。请愿学生抽出400余人向国务院请愿，国务院派人向他们解释说：“马良在济南所行所为，有功无过，他所杀的都是土匪。至于在济南戒严，是防止日本浪人暴动，防止日本借口保护侨民，派兵占领济南，并非对付本国人民。” 

全国各省的请愿代表陆继赶到北京，都集中新华门外，总统府陷于请愿代表的大包围中。因此新华门、西苑门、福华门和集灵囿的总统官邸都紧紧关闭起来。 

北京政府内部，在对付请愿团应该采取哪一种方法展开了争论，徐世昌主张用和平方法处理，段祺瑞一派则主张用武力驱散请愿团。结果，徐世昌的主张获得通过。 

28日下午1时，北京政府出动了大批军警，用两人夹一人的办法，将请愿代表领袖30余人夹往天安门集中，随后警察总监吴炳湘亲自前来劝告他们，要他们运用他们的影响力解散请愿团，这些领袖们当然拒绝。 

晚上8时，又有一批军警到天安门，搜寻天津学联副会长马骏，因此和死力掩护马骏的女学生们展开了一场争夺战，马骏终被夺走。11时警察厅派来汽车多辆将女学生们强迫推入车中，分别予以遣散，其余请愿代表则被带出天安门遣散。 

马骏于30日才获释放。 

北京政府为什么要抓马骏，因为他们眼中，马骏是个危险人物。当天津商界在6月10日宣布终止罢市时，第二天天津学生代表马骏等七人曾往市商会提出质问，于是天津又于12日罢市。所以北京政府便对马骏特别刮目相看。 

北京政府对付请愿转趋强硬，9月3日，把京畿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北京卫戍总司令部。同时，教育部严令学生不得集会结社，即使在学校内开会，也要遵守治安警察法，事前呈报警察厅，听候派员监视，如有违法，即予惩治。 

相反的，各省的请愿行动也变得很积极。纷纷推派代表进京。北京政府曾密令各省当局阻止请愿代表进京，各省代表则使用各种秘密方式，逃过各省当局的耳目，向北京进发，先后到达请愿的目的地——北京。 

9月30日，到达首都的，有江苏、湖南、湖北、江西、山东、直隶六省代表卅一人，秘密决定于10月1日上午先在中央公园集合，然后同赴总统府请愿。怎知这个消息却走漏了，当他们第二天早上分别到达中央公园时，军警们早已严阵以待，并且断绝了天安门一带的交通，代表们不能不变更计划，采取分批的办法，直接到新华门集中请愿。于是他们直奔新华门，到达后，即要求晋见总统，徐世昌仍不接见，派曾彝进出来和代表们谈话，曾说：“各位远来都很辛苦，你们请愿，把对象弄错了，现在是责任内阁制，依照《约法》的规定，人民请愿，并无向总统请愿的规定，所以请你们去国务院。”代表们回答说：“如果讲《约法》，《约法》上也没有规定不许人民向总统请愿的一条。现在国家到了这步田地，总统是一国最高元首，应该要处理重大问题的。”一方拒绝，一方一定要见总统请愿，便僵持了。请愿代表坚持不退，北京政府只得又出动警察，把31位代表全部挟往警察厅，限令他们于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否则押返原籍，他们不肯具结，便一直扣留。 

双十国庆快到了，全国学生准备借国庆在各地举行大规模的爱国讲演。北京学生定制了7万个馒头，上面印上“打倒军阀”的字样，准备在10月10日散发给听讲的群众。不料被警察机关发现，遂将全部馒头扣留。学生代表们到警察厅交涉，警察厅才予以发还。 

10月10日，北京中等以上28校学生约5000人，从上午10点钟即分途在北京城内外演讲，北京的军警并没有加以干涉。12时，各路讲演队在中华门集合，军警阻止通过，警察总监吴炳湘亲自跑来劝告他们散队，他们又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处继续讲演。下午有部分学生在中央公园一带散发“打倒军阀”的传单。 

在上海，也有盛大的国庆纪念。全上海市的商店都停业一天，晚上还举行提灯游行大会。 

北京和上海的国庆活动，都没有发生事故，大约北京政府觉得国庆日总不好意思闹出什么不幸的事情吧！ 

北京和上海在8年国庆日虽然没有发生不幸的事情，可是天津却发生了。 

天津市准备以大游行来庆祝国庆，10日早上，天津市民约四五万人都集中在南开大学的操场，准备出发游行。突然天津市的警察厅长杨以德派出了武装警察赶来阻止游行的群众出发。双方剑拔弩张，空气甚为紧张，学生代表出来交涉，担保没有意外发生，警察置之不理。双方相持约一小时，游行前队认为不冲是没有办法通过了，因此就一拥向前，强行通过，旁观的市民也大声疾呼，呐喊助威。这一来，激怒了警察，在你冲我阻的情况下，双方都失去了理智，警察先动手了，他们举起枪柄，向学生迎头乱打。 

当然在这种失去理智的冲突中，学生被打伤的很多，可是游行队伍群情激昂，他们集中力量向前猛冲，警察的封锁线便被冲破，游行队伍先到天津警察厅，质问警察为什么持械伤人，阻止国庆游行？ 

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是存心要对付学生和群众，他早已布置了保安队、马队和武装警察一千余人在警察厅外重重把守，他没有出面接见学生代表，只是派人出来传话，他说：“你们不必和我找罗嗦，我就是这样办，你们要讲理讲法，可以到法院告状。”游行队伍知道杨以德蛮不讲理，于是折了回来转向直隶省公署去请愿，可是因为这天是假期，公署里没有人办公。 

11日天津学生罢课抗议杨以德压迫学生和市民。杨却反控说在游行队伍中发现抗税标语和推倒政府的传单。 

22日天津市民和学生代表万余人向省长公署请愿，要求撤换杨以德，直隶省长曹锐（曹锟的兄弟）亲自接见，向学生们表示歉意，并且慰问请愿群众，认为在这样寒冷的天气，大家为国事而辛苦，实在钦佩。关于撤换杨以德一事，表示“自有办法”。请愿的群众认为满意，当天就终止了罢课。 

可是曹锐的支票并没有兑现，等了一个星期仍无消息。10月30日学生们举行了第二次请愿。曹锐仍然满堆笑脸劝学生们冷静地忍耐，再等等看，自己正在努力中。学生们体谅到省长不能直接罢免警察厅长，需向北京请示，而杨以德在北京又有靠山，所以对曹锐还是体谅。一直到第三次请愿，曹锐对学生的表示，好像有难言之隐。其实很简单，曹锐是直系，而杨以德是段系所支持。 

11月19日，天津日领船津，公然致函北京政府农商部，抗议天津商会选出卞荫昌为会长，要求改选，因卞为救国十人团团长。天津市民对此极为忿怒，也要求北京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撤换船津领事的要求。 

福建也是在日本势力范围下，其处境近似山东。 

福州市有一个发国难财的商人，他是福州总商会会长黄瞻鸿——恒盛布店的老板。福州学生查出他在抵制日货期间私藏了大量日货，因此向他质问。6月14日，这位奸商堆着满面笑容邀请学生代表到他家里检查存货，怎知学生们受了骗，黄瞻鸿把学生们骗进家去，就关闭了大门，指挥家丁痛打学生，还加上匪徒行劫的罪名，向督军报告，16日福州学生千余人到省议会请愿惩办不法奸商，督军李厚基派兵把全体请愿学生带往第一中学予以监禁。李厚基向北京政府诳报被扣的全是匪徒，手持白旗，遍布街市，倡言杀人，为了防止日本派兵登陆，所以将这些匪徒悉数逮捕。 

李厚基的诬告，引起了福州各界极大的愤怒，因此采取罢市罢课行动表示抗议，李厚基受到巨大的反抗，被迫于18日释放了拘押的学生，同时把奸商黄瞻鸿兄弟拿送检察厅拘留。几天后，又把黄氏兄弟送入陆军医院，然后偷偷放走了事。 

6月20日，日本派来了三艘军舰到福州来示威，日本领事要求福建省当局取缔抵制日货，解散爱国团体，禁止各报发表抗日言论，否则日本将断然采取必要行动。 

11月6日，学生表演新剧，剧中以日本侵害中国为主题，突有日本浪人跑来，跳到台上痛打演员。福州当局闻讯，派来大批军警，勒令学生停演。下午又有日本浪人百余名，身怀凶器入城挑衅。有七个青年会学生坐了人力车经过大桥头，被日本浪人拉下车来，施以毒打。其中三人被打得遍体鳞伤，另外四个学生拔足狂奔，日本人紧紧追赶，一直追到青年会，日本浪人竟公然在街上开枪，打伤了其中一个学生。青年会美籍教员段仿华闻声跑出来，日本人竟击以铁尺，段仿华被击，痛极倒地。警察闻声赶来调解，不料日人不由分说，竟开枪射击，而警察奉令不许对外人放枪，因此被夺去马枪二支。警察无法还击，只好大鸣警笛，大批警察赶到，日本人才慌张夺路逃走。警察当场捉到放枪的福田原藏，及身怀凶器，化装为中国人的与津良郎和三木小四郎三人。另七个日本浪人则逃到顺记菜店，被市民和警察包围，他们就跑到楼上开枪拒捕。子弹用尽了，他们把桌椅用具当作武器抛下楼来，有的爬到屋顶投瓦片。一直到警察奋勇登楼，他们才停止战斗，把他们的身份表示出来。原来他们是日本领事署的职员，其中一人就是领署警察长江口善海。因为他们有外交官身份，警察也不敢逮捕他们，只得电请外交交涉员转告日本领事署，请他们派人来把这十个肇事的日本浪人领回去。 

在这次闹事中，由于警察不敢对日本人开枪还击，所以闹事的十个日本浪人，一个也未受伤。可是中国方面却有警察史孝亮胸腹部中四弹，马江海军学校学生刘祥开腿部中弹折骨，市民朱伊才弹穿肋骨，均人事不知。学生郑学谦、刘钟植均受刀棍重伤，黄玉苍受伤晕绝，所携现钞1000元被劫去。受伤者共计十人，均由日领派人到场认明。还有顺记西药店所受损失约3000元。 

17日，福州各学校一致罢课，各商店一致罢市，抗议日本人的暴行。各界人士在省议会召开国民大会，要求督军兼省长李厚基向日本领事提出惩凶、恤伤等严重交涉。17、18两日福州街头上仍然发现日本浪人追打学生情事，美国领事要求派警保护各教会学校。这次福州事件，本来是日本人有计划要制造事端，作为侵略的借口，以便于开来炮舰直接镇压中国人民。所以凶案发生的当天，福州日领就电请日本政府火速派舰来援，19日日本政府命令佐世保第二十一驱逐舰出发，20日就有日舰两艘驶抵马江。 

福州日人的暴行引起了全国的震动和愤怒，于是反日的爱国运动又如火如荼地在各地爆发，因为新的刺激，使原已要爆破的火山，缺口更增扩大。 

21日，北京学生代表分途向外交部、教育部请愿。22日北京政府电令驻日代办庄景珂向日本政府抗议，并提出赔偿损失，抚恤伤亡，撤退在马江的日舰等要求。日本政府表示：对于赔偿和抚恤等问题，承认派员查明办理，至于撤退兵舰一事则不予接受。其理由是中国政府对民间排斥日货运动的取缔没有尽到力。同时日本驻华公使还向北京政府提出制止各地抗日排货运动的反抗议。 

23日，日舰“嵯峨”、“樱橘”又开抵福州大桥下，并且鸣炮18响，派水兵登陆游行示威。北京政府在人民请愿游行和日本炮舰示威的双重压力下，真是左右为难，顾人民则怕得罪日本，顾日本则良心既不安，人民的愤怒更无法遏阻。在这种情形下，只得授权福州地方当局，令他们直接和日领交涉。福建督军兼省长李厚基认为北京中央政府简直是开玩笑，这等大事地方政府如何办得了交涉，自然是中央政府的事，中央政府万万不可以打太极，敷衍和推诿，所以一再要求，对于和日本交涉事宜还是请中央政府和日本驻京公使办理。 

福建全省也和山东全省一样，学生和人民愤怒到了顶点，他们都了解政府在对外交涉上硬不起来，如果不挺身站出来，则日本人得寸进尺，最后必然吞吃了福建。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国人民已实际体味到了。 

福州凶案发生后，全国震动。11月23日，上海各界召开声援闽案大会，提出（一）惩凶、（二）撤领、（三）抚恤伤亡、（四）惩办日本领署参加暴动人员、（五）日本政府应向中国谢罪、（六）撤退日舰、（七）保证今后日侨不得携带武器、（八）取消日本在福州的领事裁判权。 

27日，北京的闽籍学生在北大开会，高师学生刘庆平当场慷慨激昂，斩断手指，以示抗议。北大和闽籍学生代表，要求北京政府认真进行交涉。27日国务院通电各省，劝告人民对闽案应静候解决，“切勿别生枝节，致贻彼方口实。” 

为了抗议福州日人的暴行，北京学生决定举行一次游行演讲示威运动。这次示威运动不罢课，参加的学生都是请假前来的。29日上午11时，北京中等以上34校学生三万余人在天安门集合，12时出发游行讲演，下午3时回到天安门集合散队，军警未加干涉。 

上海学生自12月3日起停课四天举行爱国讲演，并且组织抵制日货委员会以抗议福州日人的暴动。 

12月7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福建同乡会等17团体在天安门举行国民大会，与会人士约10万人，公推商会会长安迪生为主席，由于北京商会对抵制日货缺乏热情，因此这次大会故意推商会会长为主席，以迫他表明态度。下午1时开会时间已到，安迪生却无影无踪，没有出席，大会乃改提断指的刘庆平担任临时主席。群众们对于安迪生迟迟不到表示不满，在群情愤激中有人大呼推翻总商会。就在这个时候，安迪生率商界代表千余赶到，他站在台上代表商界全体，表示一致坚决抵制日货的人民公意。与会群众要求商会签字为信，安迪生承诺商界全体在三天内将现存日货封存不卖，群众认为不满，嘘嘘之声大作，几乎闹出事来。幸而大会主持人向到会群众说明，今天大会的目的是一致对外，劝大家冷静下来，不要引起内部纠纷。大会议决声援闽案各条，与各省市所提者大致相同，另外发表对世界各国的宣言，否认一切中日密约的效力。 

由于这次大会的规模和结果，北京抵制日货运动才有了进一步的开展。北大成立了抵制日货委员会，从10日起派人到税关检查进口货。各业商人在商会集体宣誓，永远不进日货，并且用电报通知日本退货。日本工商界看出中国人抵制日货是有决心贯彻的，因此日本民间和商界才开始发出改善中日关系的要求。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是得寸进尺，不幸中国抗日的情绪，在民国初年只表现在民间，而政府的表现则是软弱无能，这给日本侵略者一种极大的鼓励。 

这一时期，各省都发生军阀压制学生爱国运动，同时迁怒于教育事业。 

12月1日福州学联被福建督军李厚基封闭，因而福建旅京同乡会发起了驱李运动。12月10日南昌学生宣布罢课以抗议江西督军陈光远派兵解散学校，罢课了两个星期。直到23日才恢复上课。24日济南学联也被查封，山东督军张树元派兵监视各校，禁止学生外出，兵士打伤了夺门面出的学生多人，于是激起了24日全市各校罢课的风潮。学生提出恢复学联、撤退军警、惩凶恤伤等条件。 

北京方面，学生运动益趋扩大，12月15日北京小学以上学校教职员步湖南后尘，因生活困难而宣布全体停职。不过他们除了经济要求而外，还有政治要求，要求撤换当时的教育总长，安福系走狗傅岳棻。31日小学以上各校校长也加入了停职行列。 

9年1月5日，北京各校教职员更整队到教育部向傅岳棻部长“献旗”，旗上大书“寡廉鲜耻，恋栈不去”八个大字。9日国务总理靳云鹏在接见教职员代表时答应发教职员薪金时不搭发纸币，并在短期内撤换傅岳棻，12日停职风潮才告平息。 

9年1月1日，济南学生在取得官方同意后，假座大舞台表演话剧，不料又有武装警察前来干涉，当场引起冲突。学生被打伤了七八十人，全体演员均被捕去。济南学联为此召开会议讨论对策，那位克星马良却又杀气腾腾地带领一批打手赶到。他像以前一样，站在台上向学生训话。他说：“你们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只有自己才爱国，当官的人都不爱国，要知道做官的人，也做过学生，我从前做学生时就是一个爱国者。你们不要上那些政客的当，政客一天到晚好事不做，搞风搞雨，专叫你们搞坏事，你们看，福建的学生不是自白让日本人打死，山东和福建一样，都在日本势和范围内，日本人都带了手枪，打死你们几个，你们还不是白死。我看你们还是乖巧一点，不要瞎闹事。” 

马良大发一番议论后就走了，他走后，学联立刻提出撤换警察厅长金荣桂、教育厅长袁立意，同时要求政府恤伤。政府若不接受，即进一步采取对付手段。1月3日济南全体教职员宣布“同盟罢工”为学生后援。这时候，山东督军已换了田中玉，田督军刚到任，不愿意让事态扩大，因此接受了学界的要求，撤换警察厅长。 

1月19日济南各校复课。 

爱国运动和学潮此起彼落，山东学潮因新督军上任而有了收获。天津又发生了新事件，本来天津学生要求北京政府撤换杨以德，不但未获批准，杨以德反而受到北京政府赏识。另一方面，天津日本领事船津要求天津方面取缔学生检查货物，1月24日杨以德就奉命维谨地逮捕了学生代表八人、各界代表七人，查封了学联和各界联合会。29日天津学生5000余人又一次向省长曹锐请求撤换杨以德，释放被捕代表，恢复学联与各界联合会。曹锐竟把省长公署大门关闭起来，拒绝接见学生代表，学生代表想从门槛下蛇行而入，俾进入内将大门打开，门内军警却先将大门打开，呼跃而出，打伤学生50余人，并将学生代表四人绑缚游街。天津学潮发生后，1月31日北京39校学生万余人冒雪游行表示抗议，上海各界也召开国民大会，发表了声讨段祺瑞、徐树铮等人的宣言。段祺瑞是主张对学潮采取强烈压制行动的，因此他对山东的马良、天津的杨以德都予以称赞，面斥靳云鹏办事糊涂，毫无办法，致使学生气焰嚣张，无法无天。 

2月1日北京军警举行秘密会议，段芝贵提出了直接行动的计划。会议决定由军警当局联名质问教育部有没有办法制止学潮，如果没有，他们将采取激烈行动。2日教育部长傅岳棻召集校长会议，把军警当局质问函分发与会校长阅读，劝告各校校长自行约束学生，不然的话，闹出麻烦，教育部是无能为力的。 

北京学校从1月31日大游行以来已没有上课，各校校长接到靳云鹏的秘密通知，知道军警方面要采取直接而强烈的行动，因此劝告学生暂避风头，让校长们出面交涉释放天津被捕学生。3日下午，校长代表到国务院交涉，靳表示在目前情形下，政府殊不便释放天津学生，并且暗示说，山东问题将和日本直接交涉。校长们指责靳云鹏身居国务总理不应任人摆布。靳也反唇相讥，引起了一场口角，不欢而散。 

2月4日，外交部代理部长陈箓在国务会议上提出了日本公使交来的抗议，会议通过了对学潮的处理，将采取严厉手段。 

可是学生并没有退缩，2月4日北京演讲的学生更增至七八千人，光是前门一区就集中了3000人左右。他们站在通衢大道上大声疾呼，指责北京政府是一个卖国政府，人民必须勇敢地站立起来，不许他们卖国。这时突然有一批军警乘坐汽车向人丛中冲入，有些人因闪避不及而被汽车撞倒，激起了公愤，当场捣毁了这部汽车，军警乃即出动，用刺刀和枪柄打伤了学生十余人，并且逮捕了学生1600余人送往天安门拘禁，这些被捕学生，到晚间才被释出。 

2月5日，北京学生继续出动七八千人到街头演讲，北京政府事先已调来第九师兵士2500人张幕于中华门内，当学生集中时，军队即出动袭击，打伤了学生数十人，并逮捕了学生代表43人。 

当天晚上，北京军警当局徐树铮、段芝贵、王怀庆、吴炳湘和安福系重要分子曾毓隽等，在北池子日本人大仓的住宅开会，日本人参加这个会议的，有公府顾问青木中将、参战军督练官坂西中将和资本家大仓。这次会议决定强硬的行动，不理北京政府和平解散的命令，直接采取严厉行动，取缔学潮。当晚就将所捕学生43人移交北京卫戍司令部收押，不许亲友探望。 

2月6日，北京处于军警的直接控制，各校均由军警把守，不许学生外出，电话线也被割断，北大、高师两校受到更严密地封锁。前门一带军警林立，全城各主要路线也都布满了警戒哨，如果发现演讲学生，即行逮捕。因此学生们无法进行活动，预定举行的国民大会也无法召开，校长代表想到国务院交涉释放前一天被捕的学生，也被军警阻止。 

同时，在强硬派的压力下，北京政府发布了“严厉取缔和镇压学潮的命令”。全文如下： 

“近年以来，学潮颓靡，法纪不张。以诸生隽异之姿，动辄聚众暴行，自由行动，国家作育英髦，期望至切，迭经明令剀切诰戒，申明约束，深冀其濯磨砥砺，勉为异日致用之才，诸生等果知自爱爱国，当亦憬然悔悟。乃据京师警察厅报告，本月四日，京师各校学生，有在前门外排列演说，阻断交通，并有击毁车辆毁伤行人情事。而日前直隶省长，亦有学生包围公署，击伤警卫，不服制止之报告。似此扰乱秩序，显干法纪，著莪之选，沦于榛棘，甚为诸生惜之！自来学生干政，例禁綦严，诚以向学之年，质性未定，纷心政治，适隳学业。抑且立法行政之责，各有专属，岂宜以少数学子，挟出位之思，为逾轨之举。在国家则有妨统驭，在诸生亦自败修名，在政府虽爱惜诸生，而不能不尊重法律，须知国家生存，全赖法律之维系，学生同属国民，即同在法权统治之下，负执行法律之责者，讵能以学生干法，置之不问？兹特依据法律，再为谆切之申告，自此次明令之后，应即责成教育部，督饬办学各员，恪遵迭令，认真牖导。凡学生轶出范围之举，立子从严制止，总期销弭未萌，各循矩矱。其有情甘暴弃，希图煽乱者，查明斥退，情节重大，构成犯罪行为者，由司法官厅依法惩办。办学各员，倘有徇庇纵容，并予撤惩。总之军纪所在，不容凌蔑，政府以国家为重，执法以绳，决无宽贷，其共懔之！此令”。 

令下后，又饬京师警察厅，根据自治警察法条例，布告将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暨北京小学以上学校教员联合会，一体解散。 

2月7日是星期天，因此形势较为和缓，各校驻军撤退，由警察和便衣来接替，电话也恢复通线，不过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则仍被禁止外出。各校学生乃秘密决定自下星期一起改为上午上课，下午出外演讲，并且约定寒假不回家，以倾全力进行爱国活动。 

10日，出外演讲的学生却都受到驻校军警的干涉，11日学生们改为分散出发，每组只有二三人，可是也不能逃避军警的耳目。从17日起，学生决定停止演讲，恢复全天上课。 

15日，北京学联、教联均被查封。 

北京政府在这时期陷入了风雨飘摇的地位。9日起，靳云鹏不敢到国务院办公。13日陆徵祥、陈箓请求辞职，外交部因无人负责而停止办公。17日陈箓被劝回部，以应付对外事务。 

3月5日，卫戍司令部把已被捕的学生代表43人移送至法院。4月7日由校长保释了学生代表方豪、王名烈、夏秀峰三人。由于法院不许其他学生交保，北京学生又展开了集体自首，第一批自首者189人，第二批自首者246人，第三批自首者588人。北京检察厅对于自首的学生一概不予接受。 

在全国反日爱国运动中，段系变成亲日派，处于极不利的地位，徐树铮疑心冯国璋在捣鬼，幕后策划，又疑心冯将南下另组政府。而徐世昌则也想拉冯，以统一直皖两系，自己坐到北洋派最高领袖地位，所以早在8年秋天，就派师景云赴河间冯的原籍去迎冯入京。冯鉴于陆建章之被杀，怕徐树铮下他的毒手，因此迟迟其行，由河间到了天津，徐世昌虽然一再去电催他入京共抒国难，他则一再犹豫，不敢动身赴京。 

谢选骏指出：反日爱国运动容易，自新不息努力很难——中囻人号称“三分钟热度”，因为缺乏组织支持。

【一五五、和谈两个难题】

南北和会除了地点、人数、名称问题难以解决外，还有两个实际难题，一个是陕西省停战问题，一个是段祺瑞主持的参战军的存废问题。 

关于陕西问题要从陈树藩说起，陈树藩是陕西安康人，在陕西军中当下级军官，一步一步地爬到旅长地位。民国5年乘各地讨袁，陕西革命党人胡景翼发难活捉陕西将军陆建章长子陆承武，逐陆建章出关，陈树藩乃乘机率军由大荔驰至三原，组织陕西护国军，自称总司令，进入西安，综管省政，向段祺瑞递门生帖，5年10月正式升为中将，取得督军地位，变成了皖系附庸军阀之一。 

陈在陕西驱逐了省长李根源，俨然关中之王，克扣军饷，横征暴敛，勒种鸦片，声色自娱。由于他的胡作非为，陕人无不切齿。6年10月耿直以警备军在省城举义讨陈，巷战两昼夜，失败走蒲城，死城下。郭坚亦在蒲城自立。11月胡景翼所部营长张义安举兵三原，击败陈树藩部下曾继贤、严锡龙军，进迫西安。7年1月胡景翼在三原成立陕西靖国军。陈树藩打长途电话给胡说：“你不要把对付陆建章的手段对付我，你是认错人了。陆建章年过五十，腰缠千万。六年前我是一个穷学生，现在仍是一个穷军人，谁反对我，我就和谁拚命。” 

陈虽大言不惭，可是陕西反陈的民军遍地皆是，曹世瑛率部自陕北来。卢占魁率蒙古骑兵数千人占榆城。高峻则占领白水、韩城及沿河诸县。樊钟秀则率河南民军战于省南，袭击潼关。张义安围省城，陈树藩伪称求和，张乃撤退至鄠县，陈树藩大军至，张义安措手不及战死，郑宝珊、董振五以余众退渭北。陈树藩乃向北京及邻省河南乞援。段祺瑞命河南镇嵩军统领刘镇华援陕，即以刘为陕西省长。 

7年6月，陕西靖国军公请在上海办报的革命元勋于右任回陕主持西北革命大计。于乃偕王玉堂取道山西渡黄河，向北经宜川、延长而抵三原，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以张钫为副司令，井勿幕为总指挥，下辖郭坚、樊钟秀、曹世瑛、胡景翼、高峻、卢占魁等六路。惠又光一旅则屯渭北省西。 

10月中旬靖国军誓师讨陈，先渡渭水。渭南守将姜宏谋与胡景翼原有私交，即开城迎降，胡单骑入城接洽收编，不料乃是诈降，当场将胡扣留，并解往西安。 

陈树藩颇懂政治，他不杀胡，却要胁胡写信给他的部下投降，胡也答应写信，但他在信中使用暗号，表示自己决不投降陈树藩，于是胡的部下便推举支队长岳维峻代理司令。陈树藩派员赴胡部招抚，又派第三旅旅长李天佐到板桥，均被靖国军击毙。 

7年11月下旬，靖国军总指挥井勿幕受于右任命迎叶荃军于西路，会商共同作战方略，归途经凤翔到兴平防地，陈树藩使民军内奸李栋材伪造郭坚的函件，邀井到兴平南仁村开会，井不疑有他，于11月21日轻骑前往，遂中计被杀，李栋材把井的首级带到西安去报功。 

于右任令四路军副司令田玉洁裹帛为首，将井的遗体葬于泾阳。于有哭井勿幕诗：“十日才归先轸元，英雄遗憾复何言。渡河有恨收群贼，殉国无名哭九原。秋兴诗存难和韵，南仁村远莫招魂。还期破敌收功日，特起邱山拟宋园。” 

陕西靖国军先后受到胡景翼和井勿幕两事的挫折，但仍继续有开展，南北和会召开时，陕西靖国军的六路军在陕西全境奄有广大的地盘。其分布是：第一路司令郭坚驻防乾县、武功、岐山、扶风、眉县。第二路司令樊钟秀驻防盩厔。第三路司令曹世瑛驻防交口、高陵、三原、乾城、洛川。第四路代司令岳维峻驻防泾阳、三原、富平。第五路司令高峻驻防郃阳、澄城、关山、兴市。第六路司令卢占魁驻防三原、高陵、同安、耀县。还有云南督军唐继尧所属川滇靖国军也进入平利、兴安、镇巴、紫阳一带。而陈树藩所保有的地盘，一天比一天小。 

就和会来说，南北两军的主要战场在湖南，陕西不算是重要战场。可是因为湖南战场发生了变化，段祺瑞便想在陕西开僻第二战场，借以继续南北战争。所以在和谈进行前，他调遣大批北军投入陕西战场，以图在短期内消灭陕西民军。他称陕西靖国军为土匪，不承认为南军，并把陕西的军事行动说成是剿匪，以示与南北战争无关。 

段派赴陕的军队是奉军许兰州部，和会召开时，又调第四混成旅张元部开入陕西，并令甘肃督军张广建出兵长武、邠县，与驻防凤县的陕南镇守使管金聚（兵力有一混成旅），以及由四川逃到汉中的刘存厚（兵力约有两师），合力进攻靖国军。这一来陕西境内的北军与靖国军双方兵力共达20万人，因此陕西全省成为一座满目皆兵的大军营。 

和会召开前，南北双方都曾下过停战令，约束双方军队各守原防，一切问题留待和会处理。但是段祺瑞却要了一个花样，提出所谓南北两军占领区应当维持战争发生前的状态，这就是说，陕、闽、鄂西南三个地区内的南军都是在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这些地区都应当退还北方。他又进一步提出所谓剿匪问题，诬蔑陕、闽、鄂三省南军为土匪，剿匪不是打南军，剿匪区域不应当划在停战区域内。 

由于北方提出剿匪问题，南北双方于是又展开了“匪”与非“匪”的笔战。北方把郭坚、樊钟秀、卢占魁等都说成是土匪。南方质问说，难道于右任也算是土匪吗？北方承认于右任不是土匪，劝他快快离开匪巢。南方又质问说：“难道陈树藩所收编的王飞虎、白翎子、徐志毛等都不是土匪吗？” 

南方议和代表到上海后，提出条件，要求全面停战包括陕西在内。李纯提出五项建议：（一）停战区域包括陕、闽、鄂三省。（二）北方援陕、援闽军队均停止前进。（三）双方议和总代表共同派员到陕西监视停战。（四）陕、闽、鄂三省由双方将领划定停战区。（五）双方在划定区域内剿匪卫民。 

除了陕西停战问题外，还有一个是参战军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参战问题已不存在。可是段系的人已把参战督办改为边防督办，参战军改为边防军。同时把参战借款提用来编组边防军。徐树铮出长西北边防筹备处。 

边防军成立了四个师，由傅良佐、曲同丰、陈文运、马良为师长。这是段对北洋军失望后，欲以新军来统一全国的第一步。西南方面在和谈前即提出撤消参战督办，停止参战借款，废止中日军事协定，解散参战军等问题。不过西南方面也知道，如果要北方履行这些条件，徐世昌是无能为力的，这样一来岂不是把问题更搞糟了。所以这些问题便不作先决条件而作为议题交付和会讨论。 

中国派遣代表出席巴黎和会的人选问题也是南北双方争端之一，这也是对政府的权力问题之一。北京政府指定以陆徵祥为代表团团长，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为代表。这个代表团名单中只有王正廷一人是西南方面的，因此西南方面要求加派伍朝枢和王宠惠二人为代表。 

前面曾提到北方议和总代表人选问题。本来徐世昌主张由李纯担任，皖系全力反对，梁士诒也被安福系反对，段想要王揖唐担任，王是安福系首领，西南护法就是反对安福国会，王揖唐自然不是一个适当人选，徐乃宣称王是众议院议长，与梁士诒是参议院议长同样不适宜于担任议和总代表。最后徐接受了梁士诒的意见，梁北返前在香港曾和唐绍仪见过面，唐表示朱启钤是个适当人选。徐乃提朱为总代表。王揖唐和朱启钤都是徐世昌的拜门学生，王后来变成段的私党，而朱则是旧交通系，所以和徐仍保持良好关系。 

西南对于朱启钤为北方总代表，也有不满的声浪，非常国会中约有100名议员联名通电指责北方增兵陕、闽两省，缺乏和谈诚意。同时认为朱启钤是安福国会的副议长，又是洪宪王朝的帝制犯，因此反对。 

南北双方既然在和谈前意见分岐而不能调和，因此和谈的进度非常迟缓。这时，五国公使在北京接触频繁，准备向南北双方提出措词严厉的第二次劝告。这个消息传出后，使段和主战派大感不安，南北的主和力量大为增加，议和问题才得急转直下。 

谢选骏指出：和谈出了难题，因为双方都想从中占便宜，其他各方也都想从中浑水摸鱼。——“打打谈谈、谈谈打打”流氓行径，成为主流。

【一五六、上海和会】

7年12月29日，北方议和代表团朱启钤、吴鼎昌、王克敏、施愚、方枢、汪有龄、刘恩格、李国珍、江绍杰、徐佛苏等十人由北京动身南下。而南方议和代表团唐绍仪、章士钊、胡汉民、缪嘉寿、曾彦、郭椿森、刘光烈、王伯群、彭允彝、饶鸣銮、李述膺等11人也于8年1月25日到达上海。 

上海和会是8年2月20日上午开幕的，旧德国总会会场这天布置一新，南北总代表各引所属代表鱼贯入场，相对而坐，秩序雍容。其实双方代表多为旧识，如今相聚一堂，各有不同心情。 

开会后先由南方总代表唐绍仪致辞说： 

“国内战争至今日告一结束，但推厥祸源，外力实有以助长之，旧武人派苟不借助外力，则金钱无自来，军械无从购，兄弟阋墙早言归于好矣。何至兵连祸结，延至今日，使人民痛苦，至于此极。今北方已经觉悟，开诚言和，舍旧谋新，请自今始！”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也接着致辞说： 

“民国成立以来，国家政权多握于武力派之手，故战争纷乱，迄无宁岁。迩者时势所趋，潮流所迫，将化干戈为玉帛，换刀剑以赎牛，一切干羽戈矛，皆应视为过去陈旧之骨量。从此战争当无从再起，和平统一，请视诸斯！” 

南北代表致辞后，双方全体代表遂起座向国旗行礼，并欢呼中华民国万岁，和平统一万岁！然后进茶点，略作寒暄而散。 

21日正式开会，南方总代表唐绍仪首先提出陕西停战问题，双方共同推定了久居陕西的山西人、旧国会议员张瑞玑到陕西监督停战。北方总代表朱启钤承诺立即电告北京政府切实办到陕西停战，如果不能办到，北方议和代表愿意全体辞职以谢国人。双方代表决议催促张瑞玑兼程赴陕执行监视职权。22日唐绍仪又提出停止参战借款，取消参战军和宣布中日密约等问题，朱启钤也承认电达北京政府请示。朱的态度颇为迁就，使得北方代表中的安福系分子大为不满，认为朱的意见不能代表全体，这是安福系暗中阻挠和议的第一步。 

在和会开始时，西方外交团向北京政府质问：为什么世界战争已经停止，中国还要招募参战军？是不是用以对内作战？22日北京政府答复外交团说：中国已经进行和议，不会再有内战。 

徐世昌借了外交团有压力，劝段将参战军移交陆军部管辖。段不置可否，因为陆军总长靳云鹏也是段系的大将，不过段的另一位大将徐树铮则表示反对。靳和小徐都是段手下四大金刚之一，正因为他两人势同水火，所以徐世昌便拉拢靳来对付徐树铮。 

这时候，徐世昌曾拟就一套裁兵计划，为什么裁兵呢？因为全国军队有138万人，军费占去国家财政收入的五分之四，这种负担，对任何一个政府都是制命的危机。所以徐的计划是在和平实现后，统一的中国即向国际银行团借款裁兵，把全国军队缩减为50万人。裁兵完成后，进一步实行军民分治，军人不得兼任省长。这个计划既可减少军费支出，又足以削弱地方军阀的权力，加强中央政府的控制。 

徐树铮毕竟足智多谋，他针对徐世昌的计划，向段献策，提出“保存参战军用以监督裁兵”。这样既可以拒绝南方取消参战军的要求，又免外交团的责难。段和小徐就用这个理由来拒绝交出参战军。其实这简直是强辞夺理，掩耳盗铃，不过这也是唯一可以借口的。 

南方代表要求停止继续参战借款，段当然也不肯答应，徐世昌无力反对。因此，北京政府以财政困难，军费无着为理由拒绝了南方的要求。 

上海和会的实现，江苏督军李纯的促成关系很大。北方总代表赴上海时，曾先到南京拜望李纯，怎知李纯在送客时竟跌了一跤，把背脊跌伤，养了十天才告痊愈。李纯为和平奔走，历时一年多，受尽了骂，吃够了苦，到和谈要开始时，还要他受切骨之痛。 

至于陕西方面有没有停战呢？由于南方代表和陕西靖国军方而没有直接的联络，陕西靖国军和南方代表通消息只能用快邮寄递，唐绍仪在2月下旬所接到靖国军的报告还是1月上旬寄邮的。根据这些报告北军管金聚部由凤县攻占宝鸡，继续向凤翔进攻；陈树藩部集中武功，奉军由潼关、吊桥移向兴平、武功，刘镇华的镇嵩军则进攻盩厔；张锡元部则进攻渭南。这证明徐世昌虽然下过停战命令，但是陈树藩部阳奉阴违。而段祺瑞则继续透过参陆办公处调兵遣将。 

2月25日唐绍仪因为陕西战争并未停止，所以向北方代表团提出严厉的质询，要求撤换反停战协议、破坏和平的陕西督军陈树藩。26日唐绍仪又接到靖国军1月中旬的报告靖国军在北军强大的攻势下，先后退出乾县、盩厔、郿县、扶风。同时北军还向凤翔、岐山、蒲城、富平进攻。南方代表团大为震动，乃宣布北方不履行停战诺言，从26日起停开正式会议，改开谈话会。同时郑重向北方声明，在北京政府未撤换陈树藩以前，不讨论其它案件。 

就在这个时候，湖南善后协会也派出代表文鹿鸣、傅纯根到上海来向和会请愿，要求迅速撤换恶名昭彰、杀人放火的湖南督军张敬尧。他们在南北代表面前泣诉张敬尧的第七师在湖南的暴行，代表们无论南北，都为之感动。于是属于南方的湘籍代表充满了愤怒地提出撤换张敬尧的要求。 

在和谈期间，北京政府正在发行“民国八年短期公债五千六百万元”，南方代表怀疑北京政府利用和谈为缓兵计，以筹措战费继续用兵，因此大为反对。 

28日，北京政府提出了四个文件给上海和会，这些文件都是由于南方代表要求废止中日军事协定，所以北京把这资料提供和会参考和审查，四个文件是： 

（一）中日军事协定文书。 

（二）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 

（三）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协定。 

（四）解释欧战终止日期的补充文件，这一个文件是参战处参谋长徐树铮和日本代表乙东彦签订的。根据这个文件，中日两国的军事协定，要到中日两国批准对德和约时，战争状态才算终止。 

段和小徐想用战争终止日期的拖后来拒绝南方提出废止中日协定。日本人当然愿意继续中日军事协定以达到侵占中国利益的目的。 

2月28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在和谈的谈话会上向北方摊牌，他提出了三点质问： 

（一）为什么陕西战争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北军还大举向靖国军进攻？ 

（二）为什么参战军不取消，反而大加扩充？ 

（三）中日军事协定尚有附件没有看到，北京政府不但无意废止这个协定，竟反而延长了这个协定的有效期？ 

唐绍仪很严肃地对北方代表表示，这三项问题请北方代表在48小时以内答复，不得拖延。同日，南方代表把一个节略送给外交团。 

3月2日北方代表团因为北京没有回电，无法向南方代表团答复，只好向北京政府提出总辞职，因此上海和会遂正式宣告停会。 

上海和会从2月20日到3月2日进行了11天，其中正 

式会议只开过五天，双方所谈问题可以用毫无进展四个字形容。 

南方代表在停会后通电全国，有云：“陕西停战与参战军停募两事，证明北京政府一面言和，一面主战，此非谋和无诚意，即其威信不行，有一于此，和必无幸。”又说：“北京政府正发行八年公债五千六百万，向银行抵借，以二千万为各省军费，一千万归参战军。此案未经国会通过，不能承认。” 

北京政府接到北方代表总辞职电，乃复电慰留。3月3日徐世昌重下陕西停战命令： 

“陕西兵燹频年，疮痍满目，眷言民瘼，轸念殊深。亟应促进和平，早谋安集。前由国务院依照协定办法，通饬停战划防。已派张瑞玑驰往，监视区分，务在一律实行，克期竣事。各该将领，自应共体斯意，恪遵办理，倘或奉行不力，职责所在，不得辞其咎也。此令。” 

陈树藩并不遵令，南方总代表唐绍仪且得于右任亲笔书函谓： 

“陈树藩密奉参陆处电文，促令进攻，故北京运陕军械，或由参陆处或由汉阳兵工厂，次第出发，络绎不绝。” 

全国对和会停止都很关心，抢救和会之声四起，有些团体提出要派代表监督和会进行。 

可是南北双方都指责对方应负和会停开的责任。南方指责北方无和平诚意，北方则指责南方别有用心，并举出在和会召开前南军将领林葆怿、熊克武、于右任等分别就任闽、川、陕三省督军的事实作为南方无意谋和的证据。钱能训在通电中指责南方代表不应以对待敌国的最后通牒手段来对待本国政府，并说陕西战争已停，南方代表不应该偏听于右任的一面之词。 

3月12日，陕西停战监督专员张瑞玑由北京启程，前赴西安。14日北京政府和日本政府同时公布了中日军事协定全文。北京政府认为这两个关键性的问题已经有了交代。希望南方代表恢复和会。但是14日南方代表发表第二次宣言，认为陕西战争并未停止，参战借款仍在支取，参战军仍在迅速扩充，中日军事协定时效延长，这都是对和谈无诚意的证据，因此和会重开无从谈起。 

上海和会期间，各国驻华公使都密切予以注意，保持审慎的关怀。当和会中断时，西方国家极为不满。3月4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赴公府谒徐世昌，劝告恢复和谈，徐很诚挚地答复朱尔典说：“我们都是廿年的老朋友，彼此都是六十岁以上的人，贵公使一定相信本人盼和的心理最切。”5日法国驻华公使柏蒲谒徐时表示两点愿望，他希望第一中国政府勿因陕西局部问题而阻碍全局，第二希望中国国内和平和世界和平同时实现。尤盼能先在欧洲和约签订前实现。 

西方外交因本打算联合五国提出第二次强硬劝告，可是日本驻华公使小幡借口未奉到本国政府训令，不肯参加。因此3月6日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法国驻华公使柏蒲、意国驻华公使华雷联袂赴中国外交部谒见外交次长代理部务的陈箓，申述西方各国对中国和平的迫切愿望，劝告中国政府早日恢复上海和会，不要提出参战借款，不要将参战军投入内战。同时抗议北京政府，不应以盐税余款抵押八年公债。 

这时候，段祺瑞的内外环境都很不利，他曾向徐请辞参战督办，徐又不敢贸然答应。3月6日时局的关键人物吴佩孚致电南方总代表唐绍仪，他指出和会破裂是由于某派（指安福系）作梗，东海（徐世昌）受困，威信不行，切望共谋良策，破除障碍，以维和局。 

江苏督军李纯拟定了五项具体办法望各方立即施行，俾早日恢复和谈，且据此于2月6日通电全国，电云： 

“万急。北京国务院、各部院、广州军府各总裁、保定曹经略使、各省巡阅使、督军、省长、都统、护军使、海陆军各司令、南京朱总代表暨代表诸公、上海唐总代表暨代表诸公、永州谭组庵两先生、衡州吴将军均鉴：近月以来，和平空气，布满全国，因善后之解决，有会议之盛举。既经中央复准，各方赞同，双方各推总代表，亦均先后分莅宁沪。惟以中央颁布停战罢兵令，广东军府亦通令停战罢兵，各省虽皆奉行，而陕、闽、鄂西等处，尚有纠葛。经多次之协商，定简捷之办法：（一）陕、闽、鄂西双方，一律严令实行停战。（二）援闽援陕军队，即停止前进，担任后方剿匪任务，嗣后不再增援。（三）闽省、鄂西、陕南，由双方将领，直接商定停战区域办法，签字后各呈报备案。（四）陕西省内部由双方总代表公推德望夙著人员，前往监视区分。（五）划定区域，各担任剿匪卫民，毋相侵越，反是者国人共弃之。以上五条，均陈奉中央允准，电得广州军政府同意，即日双方通令，按照实行。所有陕闽等问题，指日解决，会议即可进行，知关尘念，特此布闻！” 

北方总代表朱启钤也以私函给在陕闽的陈树藩和于右任，劝两边停战，以促成和谈重开。 

北京政府既不能战，又不能和，3月30日下令劝告和会重开，措词虽极审慎，南方代表为之大哗：“议和岂能以命令行之？”北京政府又想与西南实力派的陆荣廷、唐继尧单独媾和，当然也不能成为事实。外交团频频向徐催促续开和会，徐痛苦地说：“我一个人想和，和得了吗？” 

自3月25日起，上海和会派赴西安监督停战的张瑞玑，由西安来电，报告陕西停战划界业已实现。张瑞玑是山西人，在陕西住过很久，是旧国会议员。此次出任陕西停战监督专员，是由南方代表所建议，他于3月12日从上海动身，22日抵达西安。抵西安后被陈树藩所收买，竭力为陈辩护，说陈未进攻陕西的靖国军，因此引起了南方代表的严重不满。 

由于李纯的敦促恢复和谈，张瑞玑的陕西已经停战的电报4月1日到达上海，遂使和谈谈话会于4月7日恢复，从停开到恢复已过了37天。4月9日恢复正式会议。 

和谈正式恢复后，南北双方代表都同意一项意见，为了避免来自各省人民团体的干预，南北双方代表相约不公布会议的内容。于是上海和谈变成了“扃门会议”。 

南北双方代表同时决定把双方所要提出的问题，完全提出来，逐一谋求解决途径。 

南方的条件是：取消中日军事协定，裁撤参战机构及其所属部队，停止继续支用参战借款，国会自由行使职权，善后借款南北分用，军政府所颁法令均应认为有效，湖南、陕西两省的善后问题。 

北方的条件是：全国裁军方案“全国兵额规定为50师”，军民分治，地方自治，发展国民经济，进行善后借款。 

国会问题是双方争论的焦点，南方标榜护法，广州军政府的政务会议确定“坚持维持法治”的最高原则，如果不恢复被非法解散的国会，南方的护法岂不变成空谈，如何能向国人交代，所以解散安福国会是在法统上必争的问题。可是安福国会已经不是段祺瑞一系的工具，也是徐世昌取得总统的法律根据，如果取消了安福国会也就取消了徐世昌的总统地位，所以尽管徐段之间对和谈有距离，有矛盾，可是在维持安福国会问题上，态度是一致的。当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启程南下时，曾谒徐请示哪些条件可以接受和让步。徐答：“除了国会问题外，一切问题都可让步。”所以从表面上看，法统和法治问题是和谈的焦点。 

不过，当时的南北双方都不重视“法”，南北军人所真正争的，还是权利、地盘、财富。所以国会问题并不真是和谈致命的焦点。因此李纯提出一个解决的方案，把民国6年国会被解散以前的宪法会议恢复，由旧国会议员在南京召开宪法会议的三读会，完成制宪过程，并且通过追认徐世昌为总统，然后公布宪法，解散南北两国会，根据宪法规定的国会组织法与国会议员选举法，进行选举，召集新国会。李纯的方案获得徐世昌的同意。这方案情理法都能顾到，既符合南方“维持法治”的要求，又保全徐世昌的总统地位，南北两国会则同归于尽，是个各进五步，各退五步的两全其美方案。 

李纯这方案安福系是无法接受的，在北方代表团中，有安福系分子参加，他们就把李纯方案电告北京的安福国会。段和安福国会获知这个方案，为之大哗。4月12日，北京安福系总部根据北方代表方枢发来的密报，召集紧急会议，讨论对策，到会者一致痛斥徐世昌和钱能训出卖北方的行为。于是与会人士中有人主张撤换北方总代表朱启钤。有人则主张先推翻钱内阁。段祺瑞的重要策士曾毓隽则大骂徐世昌记恩负义，主张对总统提弹劾案。最后有人提议先礼后兵，推参议院议长李盛铎（这时梁士诒已辞去参议院议长，议长一职由李盛铎继任）去见徐，质问徐为何同意出卖北方的方案。同时安福国会参众两院同时邀请全体国务员出席答复质问。另一方面段计划召张作霖、倪嗣冲等到天津再举行一次督军团会议，准备向徐正式开火，但是曹锟反对，曹锟借口说在天津会议，将引起外交团出面干涉，才把这个会议孕死腹中。 

徐世昌、钱能训在安福系愤怒地攻讦下，极口否认有取消安福国会的意图。 

北京方面的激荡，使北方代表在上海不知所措，因为他们不知道从何谈起，向北京请示则得不到答复，在这种情形下，“扃门会议”也无可讨论，因此，从4月29日起，北方代表们只好全体称病，不出席会议，于是上海和会再度进入一个停顿时期。 

在4月9日，以林葆怿、莫荣新领衔的西南全体将领曾经发出一个军人不干政的联名电报。北京参谋总长张怀芝、陆军总长靳云鹏首先通电赞成，接着曹锟、张作霖、倪嗣冲、王占元、张敬尧、田中玉等都一致响应。张作霖通电中说他拜读了这个佳电，不禁拍案叫绝。这是自有南北战争以来，南北军人从来未有的一次合唱。以前他们是“电战”，现在则是“电和”。军人造成民国的混乱就是干政，现在他们竟发誓赌咒说不过问政治了。这是因为北洋军阀想在上海和会形成僵局后，企图放弃公开议和，而想暗中和西南军阀秘密议和或局部议和的花招。 

5月6日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失败，以及五四的大风暴，使南北代表有一致对外的需要，所以恢复了正式会议，可是会议仍毫无进展。5月13日南方总代表唐绍仪提出了八个条件：（一）绝对不承认巴黎和会处理山东问题的决议；（二）取消中日一切密约，并严惩缔约有关人员；（三）取消参战军或国防军；（四）撤换声名狼藉的督军；（五）和会宣告民国6年北京政府解散国会的命令无效；（六）和会选出全国知名人士组织政务会议，监督执行和会决议，至国会完全行使职权之日止；（七）和会已决未决之案，分别整理决定。（八）以上七项如得北方同意，则由和会承认徐世昌为临时大总统，执行总统职权至国会选出正式大总统之日为止。北方总代表朱启钤要求南方代表先撤回第五条，其余的从长计议，可是南方代表认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因此和会再度破裂，南北代表都宣布总辞职，于是上海和会终告结束。 

谢选骏指出：世界举行巴黎和会，中国举行上海和会——难怪人说上海是“东方的巴黎”。因为中囻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太太太可笑了。

【一五七、王揖唐上海碰壁】

8年6月11日徐世昌总统咨参众两院请求辞职，未被接受。12日钱能训内阁全体请辞，13日准钱能训辞职，特任龚心湛兼代内阁总理，22日国务院通电全国，总统打消辞意。 

龚心湛以财政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是在夹缝中产生的。龚一向唯徐树铮马首是瞻，代理总理后，即请小徐每日到国务院处理公务，小徐又引进丁士源、梁鸿志等安福分子助龚。 

龚心湛在财政总长任内曾和陆军总长靳云鹏为军饷问题吵过架，那是7年农历除夕，靳向龚索军饷300万，龚答没有，靳就拍案骂了起来，龚负气去天津，段祺瑞特别赶到天津，亲自出面劝龚回来。 

段手下，徐树铮和靳云鹏都名列四大金刚。小徐结交各省军阀，手握实际军事大权，是安福系后台老板，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局面，无论在军事、政治方面，都有他的势力；可是靳云鹏也非弱者，他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因此小徐也不得不让他三分。 

徐世昌是个老狐狸，他知道徐树铮难于驾御，因此极力拉拢靳云鹏来对付安福系。 

南北和谈破裂后，西方列强压迫北京政府早日恢复和谈，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已经辞职，恢复和谈的先决条件就是派出和谈代表，徐世昌想派钱能训为北方总代表，安福系极力反对。这时，两广军政府首席总裁岑春煊派政学系议员李曰垓到北京秘密接洽和议，岑春煊仍主张恢复宪法会议，解散南北两国会为解决法律问题的主要关键，徐世昌无法接受。 

8月12日，北京政府派安福系首领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其余北方代表原封不动，这是安福系公开戏弄和会。西南非常国会立予反对，通电说： 

“王揖唐为非法国会之议长，在法律上为应受制裁之人，与卖国者言救国，与毁法者言护法，如惩办祸首，取消非法国会，裁撤参战军，取消中日密约，皆王等自作之孽，如何与彼谈判？” 

徐世昌是在安福系压力下同意派王揖唐为北方总代表，因为安福系威胁说，如不派王为总代表，就通电承认北京国会是非法国会，并且宣布取消由这个非法国会选出的非法总统。 

8月23日吴佩孚发表漾电，反对王揖唐为总代表，电云： 

“身列国会，安知国会之纠纷，身为党魁，安得不受党派之牵掣？在天下本未有斯人不出之希望，而足下竟有舍我其谁之仔肩，足下自命不凡，不计个人安福，欲谋天下安福，其如天下之不谅何！……筹安会之覆辙不远，曹章陆之公愤犹存，勿谓赵家楼之恶剧（指学生殴打曹章陆事，）不再见于安福俱乐部也！” 

吴的漾电引起段系的震动，龚心湛答吴电说： 

“王公才识过人，为元首所识拔，于法律事实确能负责……业经派定，指日成行，势难挽回。若因对人问题使会议延滞，和平中梗，启衅二字别有所归。” 

这个电报把王任总代表的责任推在徐世昌身上。 

8月31日吴佩孚又电龚代阁： 

“自王充任议和总代表，而全国哗然，公独好人之所恶。……安福系危国祸民，腥闻于天。……公谓王公才识过人，他人未瞻丰采，或尚未知底蕴，师长等驻防藩吉，知之最审：戊申露头角于辽沈，辛该被驱逐于吉林，乙卯则贻祸项城，丙辰则夤缘东海，丁巳则以战误合肥，戊午则以党派挟元首。数年之间，而参议而旅长而巡按使而内务总长而安福党魁而国会议长，其运动钻营之才识过人矣。……天下耳目非一手所能掩，全国心理非一人所能惑，双方和议非一偏所能夺。 

……” 

9月4日吴曾发电为山东代表请命： 

“鲁督无故而戒严，马良一日而杀三士。……山东代表赴京请愿，奈九重万里，不得申诉，露宿餐风，不遽肯去，以致触安福之怒。……伏思君主时代，人民尚有叩阍之举，而共和黑暗，竟使下情不能上达。” 

同日吴又有支电复龚心湛： 

“自安福系发起以来，胎胚于借款告成，而卵育于公长财政。今日拨党费数十万，明日拨旅费数万元，何莫非民脂民膏！……军饷之积欠累累，党费之接济源源。” 

吴佩孚的文章大为爱国人士所称道，逼得龚代总理忿而辞职，害得他的上司虎威将军曹锟像黄鹤楼一剧中的刘玄德因赵子龙闯祸而向人作揖打拱的一样，一面电斥吴不得阻挠和议，并邀王揖唐到保定一叙，一面电国务院：“他们恨政府都是穷逼出来的，快发欠饷吧，否则空言无补。” 

王揖唐本人的心理则偏重事实而不顾法理，他是段祺瑞的红人，又与徐世昌有师生关系，他说他能够完全代表北方，不负北方总代表之名，他想与西南的实力派进行直接交涉，准备以副总统的预约券再予陆荣廷，所以他不顾全国唾骂和军政府的反对，仍然准备南下包办和平。他聘前任总代表朱启钤为和议顾问，朱拒而不受，这些都是北方政界的旧作风。 

王向徐世昌请示南下方针，徐说了一个“让”字。9月10日他在外交大楼邀宴政界即席发表演说：“以互让精神谋根本融解。”又通电全国：“以诚之一字与国人周旋。”王揖唐受命为南北和会的北方总代表后，虽在各方反对声中，可是笑骂由人，他却决心奔走和谈，他有真电（11日）给南方总代表唐绍仪，电云： 

“和会中辍，四月于兹，我酷爱和平之元首择之既慎且久，乃以揖唐承乏总代表一席，并畀以全权；我国务总理亲赍全权证书临揖唐之私第而手授之，凡此盖将所以保真正永久之和平也。揖唐以良心上之责备，敢正告于我全国父老昆季之前曰：揖唐何人？盖国民中爱国家，爱法律，爱真正永久和平之一人也。……夫揖唐之才之智之勇之辩，举无一堪以自信者，所恃以与全国人士相周旋者，惟一诚字耳，谨掬诚自誓，有渝此者，上帝临之！” 

他在发表真电这天，前往奉天访问张作霖，在此以前，曾于9月8日到保定访问曹锟。他从奉天回到北京时，收到了南北军人联合会反对他的电报，署名的有：吴佩孚、谭浩明、谭延闿、莫荣新等。可是他毫不在意。 

他通知上海方面，准于19日到上海，不料他却提前一日，18日就到了，不在北站下车，而在龙华车站下车，其实他也很矛盾，一方面认为自己在扮演和平老人，自然要很光彩，但又怕遇刺，所以鬼鬼祟祟。他在龙华车站下车时，车站戒备极严。他自己率领了国会卫队40名，卫队长宣禺阶和长卢缉私统领季雨农随身不离。他下榻哈同花园的爱俪园，但又行踪诡秘，并无一定的食宿之所。 

不仅此也，他携带大批随员和50万现金，他的随员还分别替他拉拢了流氓，运动报馆，每天制造些新闻，登载些假消息。譬如说：“唐绍仪派人来商可否与之一见，被揖唐拒绝。”唐绍仪看了报大为光火，于是也还敬了一则新闻：“王揖唐派一个代表来请见，我已严词拒绝。” 

除了发消息，王还捏造了许多情况向北京政府报告，如：“上海形势转佳，与各方接洽颇有进步。”又报告他在上海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又伪造许多上海团体，印发了许多传单，也是吹嘘他在上海受欢迎。此公真不愧是买空卖空的专家，他并且公然在报上登载巨幅广告，吹嘘他的随员品行端正，又说如有人在外招摇撞骗，请各界注意。这一切他无非是向北京政府骗钱。这时候靳云鹏已经上台，靳想寄钱给他，向财政部商量汇款，财政部以军政费不敷甚钜，无法筹措拒之。 

可是王揖唐脸皮很厚，抱着不辞不走，我行我素的态度。 

哈同花园一度发生炸弹爆炸，也骇不倒他。 

王揖唐在上海奔走和谈，实在非常艰苦，全国无分南北，除了安福系都反对他。不过也有一位卓越的政治人物采取独立的态度，那就是寄寓上海的孙中山先生。孙发表公开谈话，主张可以和谈，不必反对某一个人，因为南北正处在战争状态中，只有对敌人才有进行和谈的必要，如果对方是一个朋友，就用不着开谈判了。因此，对于敌人所派的代表，用不着研究他是什么样的人。孙同时认为，谈判不必在中日军事协定等问题上斤斤计较，以致本末倒置，把国会列为次要问题。其实恢复国会是关键性的问题，如果恢复国会，则一切未经正式国会通过的卖国条约和亡国借款，都会宣布无效。孙中山检讨民国成立八年来国家弄得一团糟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民国初期大家都说革命只有破坏性而无建设性，并且产生了一种非袁世凯不能收拾当时局势的空气，这种空气对革命事业十分不利，遂使袁世凯坐收渔人之利。袁世凯死后，火烧汉口攻击革命军的冯国璋，以及逊清太傅徐世昌却爬上了民国总统的宝座，国家交到这些人手里，自然搞不出好名堂来。 

南方代表在上海拒绝会见王揖诏，因此9月21日王揖唐就去谒见孙中山，请孙提示恢复和平的主要条件。孙答复王说：“首先应恢复国会。”王大为失望，他说：“如果恢复国会，岂不是等于投降。”孙朗声大笑说：“那有什么关系，武昌起义时，带兵来打革命军的，是段祺瑞，后来通电赞成共和的，也是段祺瑞。这不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吗。”王又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孙乃引述他在四个月前一则故事：当时和谈正陷危机中，北方代表之一吴鼎昌，曾奉段祺瑞密令谒见孙，请教对当前时局的意见。孙提出恢复国会为和平统一的先决条件。吴鼎昌也认为这个条件难得办到，其它一切都好商量。孙乃用幽默的口吻说：“那还有三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民国成立，是国民党多年来流血牺牲的结果，现在应将国家的统治权交还国民党。”吴鼎昌请问第二个办法？孙说：“如果不愿交还国民党，就不妨再来一次复辟，将统治权交还清朝皇帝。”吴说：“这也办不到，第三个办法呢？”孙笑着说：“既不愿交还国民党，又不愿交还逊清皇帝，剩下来一个办法是北洋派曾经做过的，再制造一个新皇帝统治中国。”孙最后用严肃的语气说：“上海和会是南北军阀的分赃会议，我是坚决反对的，这种分赃即使成功，我一个人也不肯和。” 

王揖唐当然认为这些办法都行不通，希望能有新的办法。孙中山说：“你们既然不要国会，我就给你们一个不要国会的办法。恢复国会只是维持现状的消极办法。为了根本解决，必须打破现状，我们可以联合起来再来一次革命，建设一个新中国，实行三民主义。这个新中国抛弃一切武人政客和新旧国会。”王揖唐表示这个办法倒是可以商量，于是王告辞出来。 

王揖唐的奔走和谈很有耐性，他似乎努力想打开和谈的僵局，无奈南方代表不承认他的代表地位，也不把他当作对手，因此尽管他用尽心机去奔走，南方代表连见面的机会都不给他。 

9月22日，王揖唐秘密地乘车到杭州，拜访浙江督军卢永祥，当晚即赶回上海，10月2日上海交涉署出面邀请南北代表在署内举行茶话会，并邀各国驻沪领事参加。这也是王揖唐的一种手法，因为找不到机会和南方代表见面，便想借这种外交茶会中见面，以给国际间一种印象，南北又恢复了和谈，同时制造一种和谈乐观的空气。 

唐绍仪风闻交涉署的茶会隐含了另一种作用，即采取杯葛手段对付。也在这天的同一时间，假老靶子路自己住宅召开一个茶话会，把全体南方代表都邀请参加，以免南方代表中步调不一致。王揖唐扑了一个空，还是见不到南方代表。 

10月18日，王揖唐派北方代表王克敏、李国珍备了正式函件，要求与唐绍仪面对面地接洽和谈。唐绍仪简单明了地答复说：“和谈尚未恢复，无事可商，所请会面一节，未便接纳。” 

王揖唐这一来陷入了进退维谷，他所有的奔走都落空，有人把哈同花园的炸弹案，形容为他自己布置的，借以下台。由于他自10月19日起便拒见宾客。 

北京政府正式发表一道通令，欲以促成和谈： 

“近迭据各方来电，促进和平，具见爱国之诚。一年以来，中央以时局危迫，谋和至切，开诚振导，几于喑口哓音，乃于西南意见殊歧，致未克及时解决，不幸而彼方变乱相寻，且有同室操戈之举。缺戦破斧，适促沦胥，蒿目艰虞，能无心痛！中央对于西南，则以其同隶中华，谊关袍泽，深冀启其觉悟，共进祥和。但本素诚，绝无成见，而对于各方，尤愿鉴彼纠纷之失，力促统一之成，戮力同心，共图匡济。诚以国家利害之切，人民休戚所关，苟一旦未底和平，则一日处于艰险。而以目前国势而论，外交艰难，计政匮虚，民困既甚，危机四伏，尤在迅图解决，不容稍事迂回。中央惓怀大局，但可以利国家福人民者，无不黾勉图之。而所以积极擘划，共策进行，仍惟群力之是赖。各军民长官，匡时斡国，夙深倚任，所冀共体斯情，以时匡翼，庶几平成早睹，国难以纾，功在邦家，实无涯矣！奉谕特达。” 

谢选骏指出：人说王揖唐，“总是认贼作父的晚清进士、华北头号大汉奸，装疯卖傻仍难逃一死——公开被处决，连开4枪都卡壳，第7枪在左脑炸出个大洞”；我看王揖唐，“生的尾大，死的光戎，算是一个随遇而安的汉奸典型了。

【一五八、张作霖统一东北】

徐树铮得意西北后，被称为西北王，使得名符其实的东北王心中很不痛快。徐树铮在段系中立了不少的大功，可是他的缺点是树大招风，时时刻刻会替段系带来许多纷扰。外蒙古撤治后，他的西北筹边使做得有声有色，北京政府内不喜欢小徐的人，都落得让他去西北发展，可是奉系领袖张作霖却老大不高兴。 

张作霖早就做到东三省巡阅使，可是事实上他并未统一东三省，6年10月他曾进兵吉林，想赶走吉林督军孟恩远，孟恩远年纪比他长，资格比他老，不肯买他的帐，在他向吉林动脑筋的时候，孟即联合直系对抗他，他被迫悄然收兵，如今看到徐树铮在西北为所欲为，心中当然极不舒服。于是他电请北京政府在他的部下吴俊升或孙烈臣两人中选择一人任命为东北筹边使，以表示他的地位在筹边使之上。 

在对付吉林督军孟恩远这方面，他和小徐利害却是一致的。孟恩远的女婿是陆承武，陆承武的父亲便是徐树铮以莫须有罪名杀害的陆建章，小徐时时刻刻防备陆承武替父报仇，当然也愿意看到孟恩远垮台，既为自己除害，也可以讨好张作霖。早在他未去外蒙古以前，他就曾暗中怂恿孙烈臣率领第廿七师移驻长春，在长春设立东三省巡阅分署。下一步骤就是逐走孟恩远，取而代之。张作霖当然赞成这个计划，他嗾使吉林士绅何守仁等分别向北京政府及东三省巡阅使控告孟恩远纵兵殃民等八大罪状。张自己也向北京政府控告孟恩远招兵买马，使得吉林纸币低落，民不聊生，请求撤换孟恩远，由孙烈臣取代。另一方面暗示孟恩远，叫他自己辞职，张愿意保举孟为东北边防总司令。 

这时还是钱能训当国务总理，徐树铮指使龚心湛在国务会议上提出撤换吉林督军问题，钱能训认为应该从长计划，随便更换督军，如果令出不行，岂不大大损害中央威信。 

孟恩远当然不肯示弱，他下令把中东路驻军调回长春、哈尔滨一带设防，并调吉军第一师师长高士傧率兵回长春设防，指使吉林各团体通电反对更动督军，又指使吉林全体军官联名质问北京政府：有没有更动督军情事？ 

8年6月18日，直系的陈光远发动，由曹锟领衔，王占元、李纯、陈光远联名通电政府，说是吉林督军问题关系外交、国防，请勿草率更调。国务院复电同意。 

不过段系要拉拢张作霖，当然不便拒绝张的请求。 

因此，北京政府又请出东北两位元老——赵尔巽、张锡銮，都是张作霖的恩师，请他们到关外进行调解，张作霖表示很轻松，他说：“我对孟恩远毫无私怨，不过是把吉林公民的意见转达中央而已。” 

8年7月6日，北京国务会议由代理国务总理龚心湛提议，通过了调孟恩远为恩威将军，以黑龙江督军鲍贵卿继任吉林督军，以孙烈臣继任黑龙江督军。这样的人事调动也是北京政府的一番苦心，原来鲍贵卿为人比较和平，又没有兵权，把他调到吉林，可以减少刺激，可以和缓吉林军人的反抗。同时派出总统府侍从武官薛松年到长春，劝孟恩远不要反抗，承认保障他的地位和财产。张作霖也派人向高士傧示意，愿意收高为门生，以示不见外。然而高是孟恩远的外甥，舅甥关系总是亲的。 

吉林方面似乎表现得很强硬，以高士傧为首，吉林的全体军官联名电请北京政府收回更调吉林督军的命令，并限北京政府48小时内答复。 

7月11日，龚心湛以国务院名义答复高士傧等一电： 

“奉大总统喻，迩以外交迫切，孟督久任边关，阅历甚富，调京另有借重，非出左迁，孟督为关系国家之大员，本大总统知之有素。国家设官，本无内外轻重之殊，出掌封圻，内参机要，为国尽瘁则一。望勿以孟督迁调致生误会。” 

龚心湛同时有一封电报给孟恩远说：“元首眷顾，始终如一，到京后当有借重。”这些都是官话，因此，孟恩远也用官话答复，他给北京政府的电报说：“各团体聚集车站，阻远启行。欲去不得，欲行不能，请示办法。”他公开发表调职谈话说：“我若离开吉林，吉林六十营军队都不答应，我对此不能不有所顾虑，我若有半句假话，他日必死炮火之下！” 

北京政府当然不愿意让吉林问题惹起兵戎，为了和缓局势，命令鲍贵卿暂缓到任，另派吉林省长郭宗熙兼摄督军，郭宗熙也不敢接受这个任务，孟恩远因此得意地说：“遵令移交，送印予郭省长不受，何时得行？” 

张作霖认为北京政府太软弱，因此气得要调入关的奉军回奉对付老孟。 

鲍贵卿想出了一个折衷的办法，建议北京政府调孟恩远率高士傧一师及吉军一旅入关，暂驻直鲁边境，以孟恩远为总司令名义负责剿匪。这也可算做两便的主张，地盘虽变成了张作霖的地盘，可是军队还是孟恩远的本钱。这个办法虽然是无办法中间的办法，但是高师入关要假道奉天，张作霖不肯让路，同时曹锟的直隶，不肯划出防区，也不表示欢迎。 

因此鲍贵卿的办法也是行不通。 

高士傧既然不向张作霖递门生帖子，张作霖当然把他当作眼中钉，非除高无法达到迫孟下台，于是向北京政府检举“高士傧组织护法政府，与西南一致，请政府明令讨伐！” 

张作霖既然翻了脸，非硬干到底不可，于是决心用武，派第廿七师师长孙烈臣为东三省南路总司令，第廿九师师长吴俊升为北路总司令，分南北两路夹攻吉林。孙烈臣在开原设立司令部，其前锋开抵怀德，与防守双城的吉军相隔仅30里。吴俊升部也由大贲向南推进，与防守农安的吉军相隔约百余里。这时吉林方面也部署抵抗，高士傧在农安自称讨贼军总司令，发布了讨伐张作霖的檄文。张作霖则一再催促北京政府下令讨伐孟恩远。 

大家都知道，东北问题已在日本魔掌中，日本人把东北视为其禁果，它阴谋要扶植一个力量，而把张作霖视为一个好对象，于是在张孟之争中左袒张作霖。 

奉吉两军剑拔弩张，战火一触即发，日军突然出面阻止吉军在宽城子征发车辆，因此引起了冲突。日军从中韩边境调兵五营到吉林，并且提出了三项要求：（一）华军退出长春周围30里；（二）伊兰、开原两地辟为商埠。（三）日本人在伊兰有专办自来水之权。 

7月21日日本驻北京公使到外交部向陈箓提出关于吉林问题的警告。内政牵涉到外交，于是北京政府才下决心撤除孟恩远，一连下了两道命令：（一）谴责孟恩远抗命称兵，招致外国干涉，孟恩远草率肇事，不得辞其咎；（二）高士傧违抗命令，着即撤职查办。 

高部第一旅旅长诚明不战而降，奉吉之战还未开战，吉军就已失败，高士傧率部退守农安。孟恩远在这种情形下只好软了下来，7月28日孟恩远到长春和张作霖通了一次长途电话，他说：“我上了六十岁的人，名利心很淡，看得太多了，现已说服高士傧了。”29日他电催“霆九兄（鲍贵卿字）速来长春赴任，本人负责令高士傧办理交代。” 

8月3日鲍贵卿应召到长春与孟恩远商定，保护孟恩远安全出境，对高士傧不究既往，对吉军所提军费120万元不予追还。5日孟、鲍同赴吉林市举行交接典礼。 

吉林便如此落入张作霖掌握中。吉林军人联名通电说以前反张宣言是奸人伪造。8月9日高士傧书面向张作霖要请罪，有“生我者孟督，毁我者亦孟督”句。张复函称高为“青年有为之士”。北京政府责成张查办高，张以轻描淡写的口吻了此公案：“查高士傧咎有应得，尚能悔悟，应予免议，所部旅团长一律撤差。” 

孟恩远路过奉天时，张作霖设宴为之压惊。13日孟抵天津，吉林问题遂完全解决。 

8月14日张作霖保举其第廿七师五十四旅旅长张作相继任廿七师师长，张焕相升任第十九混成旅旅长。 

谢选骏指出：张作霖是个土匪，他的儿子张学良比他更加土匪——他的“统一东北”，就是祸害东北、降灾东北、沦丧东北、赤化东北。这父子俩人，真是一窝狼。

【一五九、直皖争夺上海】

上海因为是一个国际都市，所以一直占有特殊的地位，因此淞沪护军使也变为北洋军阀一个争夺的目标。尤其是直皖两系对这职位一直没有放弃争夺。淞沪护军使在官制上不属于江苏督军管辖，当年袁世凯酝酿称帝时为了牵制冯国璋，所以派遣第四师师长杨善德驻兵上海，兼任淞沪护军使，冯国璋对于他在江苏督军任内权力不能及于上海，心殊耿耿，不断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但是抗议归抗议，北京政府就是不愿意把上海划入江苏范围。后来浙江督军出缺，杨善德率兵进驻杭州，取得了浙江督军，这是民国6年11月间的事，冯国璋乘机把淞沪军区纳入江苏督军管辖，可是这只是冯单方面的行动，北京政府并不承认，段祺瑞派了皖系另一健将，第十师师长卢永祥继任淞沪护军使，冯段早期的误会，淞沪争夺是一个主要关键，由于卢永祥继任淞沪护军使，使到冯再次希望落空。 

8年8月13日，浙江督军杨善德因病去世，北京政府发给杨1万元治丧费。北洋时代重武轻文，以治丧费就可为证，武人治丧费1万元，文人治丧费2000元，几乎成为一个定例。 

14日北京政府调升卢永祥署理浙江督军，这时江苏督军李纯便乘机提出收回淞沪军区的要求，属于直系的长江三督联合保举第六师师长齐燮元继任淞沪护军使。可是皖系怎会把自己手中如此重要的地盘放弃？因此卢永祥急电向北京政府密保第四师（杨善德的部队）第八旅旅长何丰林继任淞沪护军使。卢以浙江督军身份仍兼原有的第十师师长，同时把杨善德留下的第四师予以扩充为一师一混成旅，把第四师第八旅旅长何丰林保升淞沪护军使，并兼任混成旅旅长，另保举第四师第七旅旅长陈乐山为第四师师长。卢的嫡系第十师一旅驻杭州，一旅驻上海。 

这一安排让直系大为愤怒，可是直系无法正面反对，乃提出意见，认为淞沪护军使地位很高，不能由一个资格很浅的旅长继任。直系把这个意见向北京反应，要求北京政府慎重考虑淞沪护军使的人选问题。 

卢永祥当然不会把已经到手的地盘放手，他的态度非常的坚决，他向北京政府表示：如果不接受他的意见他就不干浙江督军，宁愿回任淞沪护军使。其实这不过是一种姿态，只是向直系示威而已。9月14日卢竟由杭州回到上海，好像真要回任淞沪护军使，这使北京政府大感为难。 

为了和缓李纯、卢永祥之争，北京政府乃采取一个折衷办法，明令发表三案： 

一、特任卢永祥为浙江督军。 

二、裁撤淞沪护军使。改设淞沪镇守使。 

三、令何丰林为淞沪镇守使。 

在北京方面看来，这是一个两全的办法，可是浙方颇为不满，因为淞沪在江苏辖境内，护军使可以不受督军节制，但是镇守使则必需受督军节制。不但官职上完全不同，而且这一来仍然达到了李纯吞吃淞沪的目的。因此卢永祥和何丰林均分别发出通电： 

卢永祥何丰林联名电： 

“恭读大总统命令，特授卢永祥为浙江督军，淞沪护军使着即裁撤，改设镇守使，调任何丰林为淞沪镇守使，此令等因。当此南北争持之际，国是未定，人心未安，政府失其重心，大局日趋危险，淞沪地方重要，未便骤事更张，除电呈大总统外，现仍以卢永祥兼任淞沪护军使名义，由丰林代行，维持现状。谨此电闻，即请查照为荷。” 

何丰林复自发一电向中央辞职，文云： 

“大总统国务院参陆部钧鉴：恭读大总统令，淞沪护军使一缺，着即裁撤，改设淞沪镇守使，调任何丰休为淞沪镇守使，此令等因。奉令之下，惶悚莫名。伏念淞沪地方重要，绾毂东南，自民国四年裁并上海、淞江两镇守使，特设护军使一职，直隶中央，当时设官分职，用意至为深远。数年以来，迭经事变，用能本其职权，随机应付。至去岁卢督调任后，学潮震荡，工商辍业，人心动摇，闾里虚惊，丰林一秉成规，幸免意外。现方南北相持，大局未定，忽奉明令，改设镇守使，职权骤缩，地方既难维持，事机尤多贻误，对内对外，咸属非宜。丰林奉职无状，知难胜任，惟国家官制，必须因地制宜，不能因人而设。惟有退让贤路，仰恳大总统准予免去淞沪镇守使一职，以重旧制，而维大局，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随着第四师第十师（都属浙方）全体军官拍电到北京，吁请收回裁撤淞沪护军使的成命，任命何丰林为护军使。这时北京方面正为了直皖决裂，战端将启，无心顾及东南，所以未立即答复，何丰林疑是李纯搞的花样，即电李纯有：“解铃系铃，全在吾师”句，又联合吴淞警备司令荣道一致电李纯有：“同人等群相诘责，无词应对，私心惴测，亦难索解，非中央欺吾师，即吾师欺学生”云云。原来何丰林和荣道一都是李纯的学生。李纯乃复电表示心迹云：“中央命令如果由兄指使，兄无颜见弟，无颜见人”。可是浙方仍不谅解，于是双方剑拔弩张，分兵布防。江苏士绅结合各团体呼吁和平，李纯平素以和平为号召，面对江浙之争亦不愿过火，一场纷争总算双方能悬崖勒马。 

9年8月4日，北京政府正式任命江苏督军李纯为和谈总代表。这时候，所谓南北之间已无和谈可言，不过这个职位代表北京政府的诚意。李纯一向以和平督军自命，南北战争时候，他一直坚持要和谈，南方对李纯也有信心。 

李纯在江苏督军任内，最心腹的人是齐燮元，齐的正式官职是江宁镇守使兼第六师师长，最后是江苏军务会办。 

后皖系失败，皖系大将安徽督军兼长江巡阅使倪嗣冲因病重被免职，北京政府命张文生暂署安徽督军，而长江巡阅使一职由李纯兼任，李纯认为长江巡阅使徒拥虚名，不愿担任，乃派参谋长何恩溥赴京请辞长江巡阅使，请政府另选贤能。北京政府对这长江三督之首的李纯特别垂青，乃将长江巡阅使裁去，改任李纯为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为副使。李纯对此名义颇满意，遂欣然接受。 

怎知这个名义造成长江三督中苏赣两督的分裂，陈光远认为屈居李纯之下，心有不甘，竟公开宣称：“情愿归鄂，不愿归苏。”新任皖督张文生亦步陈光远后尘，反对李纯。江苏士绅竟有“李督生平素称不预民政”通电，请李移驻九江当涂。 

这时江苏政潮突起，更增复杂。原来江苏省长齐耀琳和李纯政见相左，呈请辞职，李纯顺水推舟，乃向北京政府保荐王克敏为省长，消息传出后苏人大哗，认为王克敏除了嫖赌称能，一无是处，如此人物，怎能担任一省之长，遂函电纷驰，表示反对。在李纯的保荐呈文上为王克敏陪衬的还有一名王瑚，曾做过京兆尹，尚孚民望。因此，北京政府既要接受民意，又要顾全李纯的颜面，于是特任王瑚为江苏省长。省长问题解决后，又发生江苏省财政厅长问题。李纯保荐张文龢为财政厅长，苏人认为张文龢无行，且工谄媚，怎可掌理一省财政，所以大举反对。于是痛诟张文龢力诋李纯的通电便一通接一通到达北京。 

这里特拣出最激烈的两电抄录如下： 

江苏公民致大总统国务院文云： 

“直皖战起，李督借词筹饷，百计敛财，其始违法越权，委议会查办劣迹昭著之俞纪琦为财政厅长，人民惊骇，一直反对；近又报载力保张文龢。查龢文为李督干儿，其为人卑鄙龌龊，姑不具论，而秉性贪婪，擅长谄媚，若竟成为事实，以墨吏管财政，恃武人为护符，三千万人民生活源泉，岂可复问？报纸又迭载‘李督派员向上海汇丰银行等，借外债一百五十万，以某项省产作抵’等语，借债须经会议通过，为法律所规定，以省产抵借外债，情事何等重大？如果属实，为丧权玩法之尤，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用特明白宣告，中央果循李督之请，任文龢为江苏财政厅长，文龢一日在任，吾苏人一日不纳税。至借债一节，如果以江苏省产作抵，既未经过决定手续，我苏人当然不能承认。江苏人民困于水火久矣，痛极惟有呼天，相忍何以为国？今李督方迭次托病请假，又报载其力保文龢，以去就争，应请中央明令，准其休息，以苏民命而惠地方。江苏幸甚。” 

南汇公民致大总统国务院财政部云： 

“报载李督力保文龢长财厅，以去就相要，苏民闻之，同深骇异。文龢为李督干儿，卑鄙无耻，不惜谓他人父，人格如此，操守可知。财政关系一省命脉，岂堪假手贪鄙小人？如果见诸事实，苏民誓不承认。且江苏者，江苏人之江苏，非督军所得而私。李督身任兼圻，竟视江苏为个人私产，并借以为要挟中央之工具，见解之谬，一至于此，专横之态，溢于言外，既以去就相要于前，我苏民本不乐有此夺主之喧宾，中央亦何贵有此跋扈之藩镇？应请明令解职，以遂其愿。如中央甘受胁迫，果徇其请，则直认江苏为李督一人之江苏，而非江苏人之江苏，我苏民有权，还问中央果要三千万人民为尽义务否？三千万人民为之豢养否？博一督军之欢心，失三千万人民，孰得孰失？惟中央图之！” 

谢选骏指出：上海虽是肥肉，却是列强禁脔，直皖在此争夺，很易擦枪走火、击毙自己。

【一六〇、靳云鹏组阁】

龚心湛的代阁也代不下去，这时呼之欲出的人物是陆军总长靳云鹏，他是段祺瑞的四大金刚之一，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是曹锟的换帖兄弟。在徐世昌和段祺瑞对内阁总理人选意见不能一致的时候，靳算是一个各方都勉强可以通过的人选。 

8年9月19日曹锟发表效电，又于22日与张作霖联合发表养电为靳捧场，不过靳也有政敌，他的政敌不是外人，却是段的灵魂与智囊，也是段的四大金刚之一徐树铮。小徐虽反对靳，可是形势于靳有利，所以他的反对归于无效。9月20日北京政府公布命令准许龚心湛辞职，派陆军总长靳云鹏兼代国务总理，李思浩兼代财政总长。25日靳就任代理国务总理，第一道人事命令是聘张志潭协助处理内阁事务，张志潭是徐树铮的死对头，这一来很明显靳和小徐是针锋相对了。靳代阁后，吴佩孚也来了一份贺电，虽然吴只是一个小小的师长，却给靳带来了极大的光宠。 

钱能训内阁是8年6月13日辞职的，此后一直是代理，正式的国务总理由于徐世昌、段祺瑞各有意见而难于产生。现在靳云鹏既然得到各方的同意，又是老徐（徐世昌）所痛恨的小徐（徐树铮）的敌人，徐世昌当然很满意，因此拟正式咨请安福国会，提名靳为国务总理，请国会予以通过。这时小徐正在库伦，而段祺瑞既然支持靳阁，安福系当然不便反对，不过提出了一个交换条件要“三长一秘”，三长是财政总长要李思浩，司法总长要姚震，交通总长要朱深，国务院秘书长要曾毓隽，这四人都是安福系的中坚人物。靳当时表示不反对，于是10月31日众议院通过了靳内阁，11月4日参议院也予通过。 

可是靳所提的内阁名单却不肯照安福系的意思，他的名单是：内务总长田文烈、外交总长陆徵祥、财政总长周自齐、交通总长曾毓隽、司法总长朱深、教育总长夏寿康、农商总长张志潭、海军总长萨镇冰、陆军总长靳自兼。这个名单靳在提交国会前先电北方各省征求意见，曹锟、张作霖首先发电赞同，各省军人也一致附和。安福系认为靳搬出各省大军阀来吓唬他们，大为不满，尤其是对于靳所拟定的周自齐为财政总长激烈反对，指斥周为帝制余孽，曾经破坏副总统的选举，而张志潭也是他们最反对的人物。 

在靳云鹏来说，他拟定这名单也是煞费苦心，周自齐是徐世昌提名的，徐认为周自齐可以向美国借款；夏寿康是黎元洪的人，徐世昌想借重黎出面协助南北和谈；田文烈是段系，曾毓隽和朱深则是安福系。 

安福系要争内务和财政两席也是有原因的，因为内务总长的职权是办理国会选举，而财政部则可以偷龙转凤，供给安福系的经费。安福系的党费每月14万元，曹汝霖、龚心湛任财长时，财政部以“参战秘密费”每月支付安福系14万元，现在如果换了周自齐，这笔党费就要落空的。至于田文烈虽属段党却不属于安福系，所以田任内长对安福系是无助的。 

11月9日，安福系推李盛铎、刘恩格、曾毓隽见靳云鹏，阻止提出内阁名单，不料靳的态度十分强硬，认为国会无权在内阁名单提出前加以干涉，国会如果有意见，尽可能在提付表决时加以否决。11日曾毓隽又单独晤靳，请靳修改名单，以李思浩为财政总长，吴炳湘为内政总长，而将田文烈调为农商总长。不料靳气势汹汹地说：“我的名单一个不能更动，如有一人被否决，我就辞职不干。” 

安福系很耐心，继续和靳交涉，第一步是拉靳加入安福系以便合作，靳答以“军人不入党”。安福系又拉周自齐加入，周更露骨表示：“本人无意于做财政总长，条件更谈不到。” 

靳云鹏打算万一安福系不通过周自齐，就改派为署理财政总长，或者自兼财政总长而以周为币制局督办，自己居名，周在幕后执行。靳和徐世昌有同一的目的，提名周自齐就是为了向美国借款。这时候，原先派往美国接洽借款的徐恩元已经偕同美国资本家数人回到北京，准备由中美两国合办懋业银行，并拟成立烟酒借款3000万元。 

安福系既然不能改变靳的决定，只好直接找老段，希望段祺瑞能拿出老上司和老师的身份来压制靳，使其就范，段这时也有碍难而拿不出办法来。 

到底还是小徐有办法，11月24日徐树铮由库伦返抵北京。由于徐有取消外蒙独立之功，回到北京变成了一个英雄，他对靳阁名单大为不满，尤其是事先征求各省军阀意见而不提交国会，可是愤慨，认为这是违反《约法》精神，蔑视国会尊严的恶劣官僚作风。在徐树铮的怂恿下，段祺瑞对靳云鹏大加训斥，迫使改提李思浩为财政总长以代周自齐。 

8年11月28日，众议院通过了内阁名单，12月3日参议院也予通过，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陆徵祥 

内务总长田文烈 

财政总长李思浩 

陆军总长靳云鹏兼 

海军总长萨镇冰 

司法总长朱深 

交通总长曾毓隽 

否决了教育总长夏寿康，农商总长张志潭。而以田文烈兼农商总长，傅岳棻代理教育总长。周自齐则被任命为币制局总裁。 

靳云鹏当了国务总理，可是仍兼边防军训练处处长，所以一半是大总统徐世昌的部属，另一半是边防军督办段祺瑞的部属。 

靳云鹏字翼青，山东济宁人，家贫，少孤，只有一个兄弟靳云鹗。兄弟二人幼年时均有膂力，推小车沿街卖水和代人搬运货物以养老母，知命安贫，乐善好友，有一年云鹗的水车溅了当地缙绅孙尚书的儿子，当场被孙家健仆揍了一顿，行时尚悻悻表示再问罪，兄弟二人乃连夜以水车载母妹逃往济南，经营染布。靳右眼外斜，顾主们遂以斜眼染匠呼之而不名。其后靳母子转赴烟台谋生，正值袁世凯在小站练兵，靳兄弟均投效了新军。靳云鹏因眼斜，只列名备补兵，清扫马厩厕所。靳因勤朴踏实，某次袁世凯巡营，见靳工作认真，好学不倦，遂予提升，后被选送新建陆军附设炮队随营武备学堂第一期学习。该学堂监督为段祺瑞，受段知遇。宣统年间靳任段祺瑞第二路军的总参谋，段领导北洋军人要求清帝逊位，就是靳一手运用，从此成为段的亲信。靳平素事母至孝，而靳太夫人虽目不识丁，却能安贫乐道，其两子虽已大贵，靳家家风仍极朴厚，袁世凯在日对靳母赞不绝口。每逢袁家中请靳母吃饭，这位老太太必带四包礼物：“鸡蛋十个，豆腐四块，煎饼六斤，咸菜一罐。”而礼单上则写的是：“吉子十个，都福赐快，坚兵禄金，贤才一贯。”袁世凯必亲自点收，即席大嚼，宾主称快。 

靳云鹏后来做第五师长和山东将军，最后担任陆军总长，再上一层楼，爬到国务总理，他这年刚刚40岁。 

靳云鹏的组阁，是时势造英雄，他虽然是段的左右手，皖系的大将，可是他具有多方面的条件，使他赢得多方面的支持。他是奉系首领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和直系曹锟是拜把兄弟，因为他是山东人，所以和直系的实力分子王占元、吴佩孚是同乡。由于吴佩孚曾通电支持他，于是外间便有直皖两系之外，将成立“鲁系”之说。 

不过靳云鹏解释自己的抱负是要促成直皖两系重归于好，进而促成南北和议，他有一个打算，想请吴佩孚出任北方总代表，曾派吴光新到衡阳拜访吴佩孚。他认为吴佩孚和西南方面已连成一气，如果吴出面，和谈是会达成圆满结果的。这时，正是王揖唐在上海四处碰壁，他却扬言不离沪，不辞职。靳听了冷笑说：“看你冷板凳坐到几时？” 

靳云鹏有促成南北和平实现的抱负。在北方他以冯段联合为团结北洋派的先声。在南方则以陆荣廷和唐继尧为谋和的主要对手。他当然是拥段的，他以为段的失人望都是由徐树铮一手造成的，欲恢复段的声誉，就非去小徐不可，就非废止中日军事协定不可，可是这两点都是段所为难的。 

靳云鹏一方面做了冯（国璋）、段（祺瑞）之间的桥梁，同时又是曹（锟）、张（作霖）之间的媒介。他透过吴佩孚和西南大送秋波，还策动全国名流举行和平联席会议。预定的人选有：直隶严修，江苏朱謇，浙江钱能训，安徽龚心湛，湖北周树模，湖南熊希龄，江西李盛铎，陕西于右任，广东唐绍仪，广西岑春煊，云南张耀曾，贵州朱启钤，福建张元奇。 

段的智囊朱志潭，是张国淦的门人，是直隶省丰润县人，他对安福系绝小卖帐。周自齐和张志潭都是安福系所最痛恨的。而靳则最信赖他们。 

靳组阁是安福系最失望的事，也是徐树铮最不利的时代，幸而小徐在外蒙古立了大功，回到北京还有威风，虽然如此，安福系可说是最吃不开的一个时期了。小徐在西北，本是大徐一个调虎离山之计，把他充军到外蒙古，免得他在北京搞风搞雨，怎知却给小徐一个立大功翻身的机会。当他第一次由库伦返京时，他带了外蒙请求撤治的全卷来。他的架子真大，国务院请他列席报告，他竟派杨志澄代表参加，同时国务院接受他的要求，裁撤了库伦都护使，外蒙问题悉由筹边使全权办理。 

冯国璋是在7年10月交卸总统后不久，回河间原籍休养。冯在满清末年当过禁卫军统，禁卫军辖有一师一旅，其军饷比正规军多，正规车每师每年只有130万元，而禁卫军则有200万元。民国2年冯调任江苏都督时，禁卫军改编为第十五、十六两师，军饷每年增加60万元，共计360万元，仍由冯统率，移驻南京一带。民国6年8月，冯到北京任总统，除第十六师留驻南京外，第十五师改编为总统拱卫军，随冯北上，移驻北京。冯在总统军事处下面设立第十五、十六两师粮饷局，派自己的亲信张调辰为粮饷局督办。7年10月冯下台，总统府军事处裁撤，第十五、十六两师改归陆军部直辖，粮饷局仍然保存。8年6月粮饷局被陆军部裁撤，冯大为生气，想到北京争回这个权利。他到了天津，徐世昌邀请他到北京来先调停直皖之争，然后进一步调停南北之争，可是冯一直怕徐树铮，怕小徐下毒手，所以不敢上北京去。 

冯国璋于9月23日来到北京，26日段祺瑞设宴为冯国 

璋接风，这是他们从府院相争后首次见面，两人毕竟是多年好友，一谈便很入港，冯劝段不要偏听徐树铮一个人的话。这一次晚宴，北京政府传出了冯段已破镜重圆，复归于好。安福系拟补选冯国璋为副总统以缓和直皖两系的战争危机。老谋深算的徐世昌想用两位下台的前总统（黎元洪和冯国璋）出面调停南北。同时草拟了一套全国统一后的大举裁兵计划，想由南北推举元老三人组成裁兵委员会，北方元老是冯国璋、段祺瑞、王士珍，南方元老是岑春煊、唐继尧、陆荣廷。可是冯所感兴趣的，则是第十五、十六两师的军饷，徐乃下一手谕：“第十五、十六两师仍归冯前总统节制”。并将粮饷局恢复。 

由于冯入京的目的已达，于是他也高唱节饷裁兵。 

8年12月28日，冯国璋在裁兵高潮中，病逝北京帽儿胡同私邸，享寿六十二岁。临危时他曾口授张一麐遗电，希望和平早日实现，本人以不能亲见统一为憾。北京政府通令全国下半旗三天。徐世昌和段祺瑞都分别亲赴冯寓吊丧，段祺瑞在冯灵前想起了小站练兵，数十年悲欢离合，不禁放声大哭。徐世昌则送1万元为冯的治丧费。 

冯国璋在北洋三杰中，书读得较好，他是秀才出身，从候补知县变做武备学生，受袁宫保知遇，一步步爬上将军署理江苏军务，袁死后由副总统而大总统，最后被段祺瑞以“法理”手段把他踢下政治舞台。 

他在总统任内一心想求和平统一，这是值得称赞的，他的缺点是贪财，据说他死后财产达2300余万，可惜被经手之人吞没了。 

冯国璋到北京，本是讨饷。原来北京驻军共有四师，第十五师（师长刘询）与第九师（师长魏宗瀚）驻防南苑，第十三师（师长陈进才）与边防军第一师（师长曲同丰）驻防北苑。北京政府在皖系与安福系的控制下，对冯所节制的第十五师颇为歧视，积欠军饷达七个月。皖系企图用经济困杀这支冯的军队，迫使这支军队因领不到饷而哗变，然后以叛军罪名勒令解散。第十五师一度有向商家“借饷”的酝酿。冯死后的第二天，第十五师便有不稳的消息。到了9年1月4日风声更为紧急，前门外廊房头条胡同、大栅栏、前门大街一带酒店纷纷关市，以防变兵前来“借饷”。北京政府得报后，急忙下令关闭永定门，将城内与南苑的电话网割断，并令第九师严密监视第十五师。后经王士珍出面调停，由财政部拨发军饷60万，晚间8时风潮才告平息。 

第十五、十六两师在冯死后改由陆军部直接指挥，第十六师由南京移驻张家口，师长王廷祯被提升为察哈尔都统，冯的直属卫队六营则予以解散。 

其实欠薪欠饷也不仅只是第十五、十六两师，参谋部也闹了这么一件事。到8年9月止，参谋部欠薪也有四个半月，该部第一局职员由科长易兆鸿领衔，联名13人密呈总统府参陆处及参谋总长，控告次长陆锦十二款，其中有发薪搭发现洋之数减少等等，徐世昌亲批交“张总长密查。”张怀芝总长把列名控告的人逐一查问，个个都承认他们是自动签名的，还有许多未列名的部员也临时要求加入签名控告。段祺瑞认为陆锦是直系的人，很想认真办一下，可是曹锟、张作霖、王士珍都替陆说情：“绣山（陆锦）办事多年，不致如此糊涂”。张怀芝左右做人难，只好托词不到部，溜回山东原籍，请陆次长代理部务。不久张回参谋本部，这时已得曹王等的说项，乃呈复总统说陆锦被控各节查无实据。 

北京政府11月22日下令，把所有控告陆锦各员一律免职，陆锦则免于置议。国务院又怕被裁部员到处控告陆锦，乃传谕对他们另有安插办法，所谓办法就是每人挂一个陆军部咨议的虚衔。原告们请参谋总长张怀芝宣布呈复政府查办陆案的原文，张怀芝只有四个批字是：“碍难照准”四字。 

陆案结束后张怀芝到参谋部办公要带四名佩带手枪的武装兵护卫，两名在办公室警卫，两名在公事桌旁护卫，被裁各员跑来向张总长讨五个月的欠薪，张大为光火说：“我不办你们诬告罪已经天高地厚了，你们还想向我要钱？” 

12月14日，北京政府调陆锦为敏威将军，以唐在礼继任参谋次长。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协约国曾指责中国参战不力，所以中国虽然参战，且是胜利一方，然而就因为背了参战不力之名，因之国际地位一点也没有提高。反之，中国因为山东问题而在巴黎和会上遭遇到可耻的失败。 

不过，对段祺瑞而言，由于他主张参战最力，又是参战督办，因此，对于这一历史行动仍引以为荣，也当作赫赫之功。并且开列参战“出力”的人员，请求北京政府予以奖叙。 

民国9年元旦，北京政府下令把段的功劳说得天花乱坠，并发表“参战勋绩尤著者”的授勋令。在授勋令中，王士珍得到勋一位，段芝贵、姜桂题各授九狮军刀一柄，梁启超颁给“伟识匡时”匾额一方，曹锟授为虎威上将军，张作霖、倪嗣冲、李纯均升授陆军上将，靳云鹏、刘冠雄、张怀芝、王占元、赵倜、阎锡山均晋授勋一位，陈树藩、徐树铮、傅良佐均授勋二位，汪大燮、李厚基、孟恩远、蒋雁行、曹汝霖、陆宗舆均授勋三位，田中玉、曲同丰、马良、陈文运、张士钰均授勋四位，林长民、范源濂、张国淦、章宗祥、曾毓隽、张志潭、蓝建枢、刘传绶均授勋五位，张广建、杨增新得到一筹大绶重光嘉禾章，熊希龄、孙宝琦得到一等文虎章，王宠惠、章士钊得到二等文虎章。 

这为了参战有功的颁勋，很多人是无功受勋，更有些是反对参战的，如王士珍、姜桂题、徐树铮等；还有的是众矢之的的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当参战不参战在争论时，几乎北洋的军人都是反对参战，后来段祺瑞向他们解释参战可以不出兵，他们才放下心，勉强同意。所以公正地评论，只有段是自始至终主张参战的，而段的参战主张，开始是为了和黎元洪呕气，也不是完全为国家着想。 

从受勋的名单看来，真是莫名其妙，受奖的人有文有武，有南有北，有在朝的也有在野的，所得的勋章更是牛头马嘴，有文人而得武人的勋章，有武人而得文人的勋章。至于段祺瑞当然是第一大功。可是他早在8年9月15日就取得了大勋位，因此只好在命令中大加表扬。 

张国淦在袁黎段三角纠纷时是个很重要的人，因为和徐树铮不睦，已变成半冷的人物，总算老段还会念旧，同时在黎任总统时，张一直奔走黎段之间。四处碰壁，四面不讨好，他受奖勋章倒是应该的，可是他只受勋四位。从这受勋情形便可看出当时重台上而不重台下的趋向。其实这种现实作风，古今中外又何能例外。 

在冷宫中的张国淦，于9年2月23日被派为汉口商场督办，因安福系反对而不能到任。这个汉口商场督办在熊希龄任总理时，杨度曾做过。 

谢选骏指出：人说“靳雲鵬（1877年—1951年1月3日），字翼青，山東省兗州府鄒縣（今鄒城）苗莊人，後隨父母逃荒到濟寧市區南馬道。中華民國軍事及政治人物，曾任中華民國國務總理。段祺瑞「四大金剛」之一（其他為徐樹錚、吳光新、傅良佐）。”我看军阀也想成佛——四大金刚，是中国汉传大乘佛教中四尊守法尊天神的代称，分别是东方持国天王、南方增长天王、西方广目天王和北方多闻天王，是佛教伽蓝中，最为重要的护法神，相传座于须弥山。放下了屠刀，真能成佛吗。

【一六一、皖系直系明争暗斗】

北洋大势，在袁世凯死后即一分为二，二分为三。二是直系和皖系，直系以冯国璋为首脑，曹锟为副，长江三督为骨干。皖系以段祺瑞为首脑，徐树铮为中心，靳云鹏、段芝贵、倪嗣冲、张敬尧、傅良佐、吴光新等都是大将。二而三是又添了一个奉系，后来居上，鼎足而三。奉系首脑是张作霖，王永江为谋主，杨宇霆、郭松龄、吴俊升、孙烈臣、张作相等都是中坚。 

直系在冯国璋死后，曹锟便高踞首席，原来风云一时的长江三督也唯曹马首是瞻，曹之稳坐钓鱼台，得力于他的爱将——北洋后起黑马吴佩孚。吴虽是一名师长，可是一举手一投足，一言一行都引起全国的注意。他在湖南，始而驱兵疾进，所向无敌。继而陈兵不战，通电主和，他能把握时局中心，善为运用，争取广大人民的同情与支持。由于他能做能唱，使南北军人对他都刮目相看，曹锟是他的嫡亲长官，这样一来，水涨船高，便成为直系名至实归的领袖了。 

段祺瑞本可以成为袁世凯的继承人，整个北洋派的领袖，只因他过于刚愎，不能容物，又信任徐树铮，遂失去大多数人的拥戴，只好巩固皖系以自重。徐树铮当然是个角色，可惜太过专横，又太露锋芒，他对段的贡献最大，影响段也最大。至于傅良佐、吴光新、张敬尧之辈，都是段的负担，既不是人才，又不是战将。 

奉系的崛起，当然占了地利，加上段祺瑞在和冯国璋明争暗斗时，徐树铮献议拉张作霖和奉军来对付直系，这便给奉系一个壮大的机会。张作霖和皖系在互相利用过程中，占了极大的便宜，因此使他的野心也随之增长起来。这是一种利害的结合，当他觉得自己力量已可独行其是时，他便不愿受皖系的摆布，甚至要清算徐树铮。 

段祺瑞鉴于皖系的日益没落，倚赖他人的不可靠，于是决定利用日本借款和日本军火训练新军（参战军），作为自己将来统一天下的本钱。这和袁世凯称帝前不信任北洋诸将而建立“模范军”情形一样，段在北洋派系以外成立参战军，其动机和目的，与袁世凯当年成立模范军是一样的。 

8年6月，参战军改名边防军，后来发展到三个师四个混成旅。外蒙古撤治后，徐树铮俨然以“西北王”自居，想与“东北王”张作霖分庭抗礼，这一来便迫着张作霖去联合直系，张作霖和曹锟本来是两雄不并立的，现在为了对付徐树铮，竟联合起来，因为徐树铮过去的记录太可怕了，他曾杀害过直系的幕后军师陆建章，曾拉拢过张的部下孙烈臣，也曾着意勾结曹的爱将吴佩孚，在张作霖和曹锟心目中认为：“此人万万不可得志，此人若得志，吾辈将无噍类矣”。 

由于曹张在反对徐树铮的共同前提下联合起来，因此直隶、江苏、湖北、江西四省和东三省共计七省便成立了反皖系的同盟，这个同盟在8年秋冬之间已经形成。 

七省联盟得到徐世昌精神上的支持和鼓励。徐世昌在袁世凯在世时，就认定徐树铮是个可怕人物，这两位本家一直就没有相好过。 

七省同盟开始时并不反对段，他们的口号是“清君侧”，就是反对段身边的徐树铮。他们希望段祺瑞能够亲贤人而远小人。这所谓的小人就是指的徐树铮。有一件事可以证明，8年9月间，曹、张两人竭力推戴靳云鹏组阁，靳也是段的亲信，但靳反对小徐，因此，靳不但得到曹、张的支持，也得到徐世昌的支持。 

段祺瑞呢？他不能因外来的压力而摆脱徐树铮，政治结合有时很脆弱，有时也很坚硬，段和小徐就是无法分开的，因为段的新“边防军”就是小徐一手建立，同时抓在小徐手中，而安福国会又是小徐一手包办而加以控制，如果去掉徐树铮，就是解除了自己的武装，等于“自毁长城”。 

段既然不能接受七省联盟的要求——清君侧，于是局势就恶化到不可收拾，因为七省联盟的目的达不到，只好走极端。 

不幸的是皖系大将安徽督军倪嗣冲患病垂危，见神见鬼，好像很有几分凶兆。当年对付冯国璋时，督军团便是以倪嗣冲为先锋，他接替张勋督皖，也接收了张的部队，在皖系中，比起吴光新和傅良佐总算成器多了。现在既然朝不保夕，使段如丧左右手。因为倪的病危，使得倪部下马联甲也想夺帅印，段命马帮办安徽军务，想派段芝贵继任安徽督军，徐世昌则主张起用淮军老将姜桂题。徐段意见既不统一，老徐遂决定倪嗣冲一天不死，便一天不开缺，也不补人。 

七省联盟中充当兵谏的先锋又落到吴佩孚头上，吴在8年秋天一再电请撤防北归，北京政府置之不理。 

9年1月17日曹锟转到北京一封吴佩孚坚决请求撤防的电报，电报首先说：“于役湘省，两载于兹，迭请撤防，未承允准”，接下去就强调直军全体将士久戍思归，和积欠军饷的困苦情况。最后则沉痛地说：“北望叩首，涕泣哀恳”八个大字。 

吴这电报是先打给曹锟，请曹代转，曹则嫌吴电报太平淡，又在电尾加了两句：“战死者既作泉下之游魂，生存者又作异乡之饿莩。” 

北京政府接到曹的筱电（17日），老徐不开口，靳云鹏则向段请示，段也一言不发，于是靳云鹏也只好闭口不言。 

1月30日，南方军政府秘密接济吴佩孚开拔费60万元，先付30万，其余30万留待开拔时付清。 

吴佩孚要撤防北上，对皖系来说，这是极严重的事情。因此，段祺瑞决定要阻止吴军北归。2月中旬，段指使河南部分军人反对河南督军赵倜，又借口赵倜纵容他的兄弟赵杰卖官鬻爵，引起民忿，逼迫靳云鹏撤换赵倜。赵倜在河南干得不好是事实，可是段采取这一行动，完全是假公济私。他很重视河南这块地盘，因为吴军撤防北上，河南是必经之地，赵倜所指挥的部队“宏威军”本属淮军姜桂题系统，兵力虽厚，却不见得听赵倜的指挥。因此段拟派内亲吴光新继任河南督军，并派安福系众议院秘书王印川继任河南省长。段一面催促靳内阁发布易督的人事命令，一面密令吴光新将长江上游的警备军迅速开到信阳，与河南内部的反赵军取得联合行动。 

吴光新是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 

这一来，把赵倜迫上梁山。赵倜在直皖两系斗争中本是采取中立态度，无所属的，现在为了自身存在问题，要参加反段阵线，当他获悉段派吴光新来吞吃河南，他便调赵杰和常得胜等部集中京汉路南段，准备以牙还牙，采取抵抗行动。 

于是七省联盟又加了一省，变成八省同盟了。 

吴光新的可怜是做了多年候补督军、督湘之梦落空，督川之举又成泡影，现在有了河南的机会，可是前途也是困难重重。 

2月23日，吴佩孚发表漾电，反对更动豫督，他的电报很激动： 

“疆吏非一家之私产，政权非一系之营业。安福跳梁，政纲解纽，穷凶极恶，罄竹难书，稍有血气，咸不欲与共戴天。……吴光新现为长江上游总司令，何又得陇望蜀！似此野心勃勃，不夺不餍。法纪荡然，人人自危。……政府近年来举措设施，无一不违反民意，全国所痛绝者则保障之，全国所景慕者则排挤之。顺我者存，逆我者亡。举满清所不敢为、项城所不肯为者，而政府悍然为之！曾亦思武力权威，较满清、项城为何如？全国之大，能否为一系所盘据；疆吏之多，能否尽为一党所居奇；兆民之众，能否尽为一人所鞭笞！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徒见其心劳而日拙也。……恳我总统、总理勿为安福所利用，立饬吴光新军队仍回原防，并宣示决不轻易赵督，以弭战祸。” 

赵倜本与吴佩孚毫无关连，现在吴却为他声援，他内心自然对吴感激涕零，因此，3月4日赵有支电响应吴，有“昨得吴师长电，传诵欲涕”之句。其实吴并不是有爱于赵，只是怕段的嫡系拿到河南，自己北归的路就受阻了。 

2月26日北京国务会议通过了任命吴光新为河南督军，王印川为河南省长案。内阁送请总统盖印时，徐世昌只同意改派河南省长而不同意更换河南督军。他自称久居卫辉，也算得是一个河南父老，决不允许因更动督军而使河南人民惨遭战祸。 

靳云鹏把徐不同意情形去报告段，段大为光火，当面骂靳：“没有用的东西，你怎么当的国务总理？” 

靳云鹏这时处境最苦，他出身皖系，老段是他的靠山，到了他身为总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时，局势的演变使他身不由己，和皖系竟不能相始终。 

9年2月29日，靳又提出辞呈。 

3月1日安福系又一次发动倒阁，并电请王揖唐迅速回京主持这个运动。这时安福系为了拉拢徐世昌，所以表示可以同意过去徐世昌所提周树模来组阁，徐树铮也郑重地向老徐表示：“如果周朴老组阁，树铮愿意担任陆军总长，帮助总统办事。”周树模字少朴，别号沉观老人，北洋人物都称之为朴老。过去徐世昌提周树模组阁，安福系坚决反对，现在为了要推翻靳云鹏，所以愿意接受徐世昌的人选。当时如果周树模组阁，陆军总长人选很困难，因为靳云鹏是自兼陆军总长，如果他的内阁垮台，靳自然不会继续留任陆长，小徐如果出任新阁的陆长，就表示这个新内阁很有力量。 

3月3日，安福系为了倒阁，该系所属的三位总长——财政总长李思浩、交通总长曾毓隽，司法总长朱深相约不出席国务会议。第二天更以联合辞职来达到倒阁的目的。这时安福系攻击靳云鹏的罪状之一，是说靳签订了中日军事协定，是个忘恩负义的卖国贼。 

段系和安福系是二而一，一而二的东西，他们既然发动倒阁，等于正式把靳云鹏排斥于大门之外。很妙的是，靳也有他的后盾，他得到以曹锟、张作霖为首的八省督军支持，他们纷纷电请靳继续留任阁揆，愿为其后援，徐世昌也表示坚决挽留靳内阁的态度。段祺瑞面对这巨大的反对力量，也只好勉强地表示挽留靳内阁，同时同意把河南易督问题暂缓更调。 

3月4日靳云鹏回到国务院继续办公，段命令安福系的三位总长也取消辞职的表示和靳内阁合作。 

这一天河南督军赵倜发表通电响应吴佩孚，表示赵倜已公开地倒向直系一边，并且加入了七省联盟，七省联盟已经扩大为八省联盟了。由于这一个转变，赵倜似乎是有恃而无恐。北京政府也不得不向曹张等提供不更换河南督军的诺言。而曹锟也就替赵倜调兵遣将一事作一番解释。他的解释很有趣，他说豫督调集军队乃为了裁兵起见，今者明令既颁，自当调回原防。 

赵倜也向北京政府保证：豫省边界军队调集内部，系各团体之主张，俟大局稍定，当将各军撤回原防。 

吴光新的豫督又告落空。他的怨气完全集中在他的贵本家吴佩孚身上，所以3月20日他有哿电痛骂吴佩孚：“偏裨后辈，事理糊涂，屡为出位之言，不量身分，妄自尊大，显系别有阴谋，意存挑拨。” 

八省联盟的声势大，一出马就打了一次胜仗，使靳云鹏内阁不被安福系所推翻，使河南易督的人事命令无效。 

靳云鹏的国务总理获得支持，却使他更不见谅于老段，段的死党认为靳忘恩负义，通谋敌党，谋害恩师。其实倒不是靳有意如此，也是时势使然。 

靳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靳不必拜托张，张也要替靳撑腰。于是，张的撑腰更触怒了段。3月14日张作霖派了王乃斌带了一封亲笔信到北京，给段祺瑞，劝段信赖靳，不要听小人之言而疏远靳。中有句云：“乞钧座勿纳宵小之言，免为盛德之累”。这封信更带给段怒上加怒，段认为靳竟拜托外人来向他说情，殊属不可原谅。刚巧这时候靳云鹏前来晋谒，段在火头上即予以挡驾。靳云鹏当然不知个中原委。第二天靳又来晋谒，不待通报即直入内室，他本是段的四大金刚，自然可以随便登堂入室。段见到他，劈头劈面就大骂他一顿，段说：“你已当到国务总理了，怎么还是这样不明事理，你以为借重外援就可以骇倒我吗？你眼中还有我没有？”靳丈二金刚摸不着脑袋，一叠声喊冤枉，他说：“我怎么会求助外力，我绝不是这种忘恩负义的小人。”段听了更为生气，就在抽屉中把张作霖的来信拿出来，大声说：“你说没有，这是什么东西，还要在我面前撒谎。” 

靳接过来一看，正是自己亲家的来信，信中全是替自己讲话，不是求助外力是什么？为之哑口无言。 

段则怒冲冲地说：“你告诉张作霖，他是什么东西，越来越不成体统了，公然敢干涉北洋派的家事，他配算是北洋派的人吗？他是什么出身？他怎么有的今天？他不过是个马贼，我不提拔他就能有今天吗！简直不知轻重，越来越不像样了。”靳站在段的面前，走也不是，坐也不是，一直等段骂够了才鞠躬而退。 

段祺瑞这次真的动了肝火，他不只对靳云鹏生气，甚至连徐树铮也不接见，避居团河，宣称此后不再过问内阁的事。 

3月14日这天又发生了另外一桩事，那是安福系机关报《公言报》的一段新闻，新闻说：“三月七日陆军部次长张志潭曾访公府顾问日人青木中将，表示靳内阁愿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张志潭是靳云鹏的智囊，这消息是嫁祸于人的阴谋，想把全国所憎恨安福系主张直接和日本交涉山东问题转嫁到靳云鹏身上，让靳成为全国人民所愤恨的对象。 

安福系议员光云锦、乌泽声等根据《公言报》这条消息在安福国会中提出质问，攻击靳云鹏阴谋卖国。好像安福系是多么爱国，多么反日。其实人人均知安福系就是亲日系，他们如今为了打击政敌，竟把自己的帽子套在别人头上，实在是掩耳盗铃！ 

当2月下旬，安福系曾有一个打算，想捧段祺瑞为副总统，以抵制徐世昌。老段这一个时期火气很大，没有人敢把这个意见去报告段。果然，在段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刻斥拒。在段心目中，连总统也没有放在他的眼中，他如何会对于副总统有兴趣？ 

段很想用副总统为饵，作政治交易。过去本有推曹锟的酝酿，所以在3月上旬，他便授意安福系补选曹为副总统以挽救直军撤防所造成的政治危机。也就是说如果曹锟接受当副总统，便要保证吴佩孚不撤防。曹锟这时对于副总统已经不感兴趣了，因此八省同盟的督军们也指使各该省籍的国会议员不得出席副总统的推举会，安福国会虽开会要选举副总统，可是却两度流产。 

3月27日张作霖在沈阳作寿，同盟各省的督军均派代表前往祝寿，同时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决定三点： 

（一）拥靳云鹏留任国务总理，不反对段祺瑞。 

（二）安福系卖国祸国，应予解散。 

（三）安徽督军倪嗣冲久病不能视事，推存张勋为安徽督军（按张勋亦是张作霖的亲家）。 

到沈阳祝张作霖寿的各省督军代表加上张作霖的代表在沈阳会议结束后一同前来保定，这是曹锟的大本营，他们名义上是参加保定举行的追悼直军阵亡将士会，而实际上则是应曹之召，参加保定会议，保定会议与沈阳会议大同小异，也决定了三点： 

（一）拥靳云鹏留任国务总理，不反对段祺瑞。 

（二）赞成直军撤防北归，但须责成吴佩孚与南军有一默契，保证直军撤退后，南军不乘机前进。 

（三）宣布安福系卖国祸国的罪状，勒令解散。 

从沈阳会议的决定和保定会议的决定，可以看出奉系和直系虽然联盟，但在各自利益上并不互相支持。张任霖想支持其亲家张勋重回安徽，为自己树立新的力量，曹锟则关心直军撤防问题。 

段祺瑞避居团河后，闭门谢客。他在北京时，徐世昌和靳云鹏感到事事段都要过问，不胜其苦，现在他去团河不问一切后，徐靳又感到极为不方便。因此再三再四邀请他回到府学胡同私邸，以便就近承教，段坚决谢绝。徐世昌乃转请在正定隐居的北洋元老王士珍到北京来调停政潮，4月4日王士珍去团河访段，王对段说：“靳翼青（靳云鹏）是你的人，他们拥护靳内阁，岂不就是拥护你，你生什么气呢！”段听了颇为所动。4月7日曾一度回到北京来，可是安福系的人包围了他，报告他的都是一些恼人的消息，因此他于8日又回到团河去了。 

曹张联合倒段之势已成，虽然口里不讲倒段，实际则是倒段才能打开当时的政治僵局。在倒段行动中，要有一个实际行动者，这个角色自然而然地落到吴佩孚身上。吴佩孚的第一步行动就是撤防北归，他一连串地打电报到北京，如： 

“湘鄂一役，几经剧战，各将士出死入生，伤亡者原宜悯恤，劳瘁者亦须慰安，迭据各旅长等呈请，或患咯血，或患湿疾，悲惨情状，目不忍睹。今戍期已久，日望北旋，急不能待，空言抚慰，不能遏阻……” 

“戍卒疲苦，万难再事滞留，恳乞准予全部撤回，以慰众望。” 

最后一次吴的请求撤防电报，流传最广，电云： 

“远戍湘南，瓜期两届，三载换防，不可谓速。阋墙煮豆，何敢言功。既经罢战议和，南北即属一家，并非寇仇外患，何须重兵防守？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 

段祺瑞再不能小视这个出身秀才的师长了，他很仔细地研究吴师撤防问题，认为：（一）吴师一撤，则南军乘虚直入，他既无可用之兵，自然会引起严重后果。（二）吴师撤回保定后，对北京将构成一个大威胁，尤其是吴佩孚是一个危险人物。 

他开始是采取延宕手段，假装糊涂，不作答复。继而见曹，吴电报越逼越紧，便令陆军部复电不准撤防。最后他知道吴师有自动撤防的决心，遂又用缓兵之计劝他缓撤。 

3月上旬，吴佩孚派人把他部队的眷属七百余人护送北归，下令禁止兵士不得无故请假，不得向商人赊欠，不许擅取民间一草一木。并电请张敬尧准备派兵接收直军的防地。其实他已暗中和湘军有约，一俟撤防，就由湘军来接防。 

段祺瑞不能不慎重处理这个问题，3月18日他秘密地来到保定，请曹锟制止吴佩孚自动撤防。同时又授意北京附近的驻军五个师长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李进才、刘询等联名通电，借口营房不足，拒绝直军吴师移驻北京。 

这时吴佩孚已派参谋王伯相到北京，料理驻兵地点，王伯相到北京后便把实际情形电吴，所有兵房都被边防军驻守，吴为之大愤。 

吴对于撤防问题自然是经过缜密的考虑，由衡州到保定是一条漫长的路，首先要经过张敬尧的势力范围长岳区，吴佩孚根本不把张敬尧放在眼下。由长岳过湖北到河南，是王占元和赵倜的地区，王、赵都已加入八省同盟，自然不会算计他，沿途不虞截击。 

当时局外人都替吴担心，认为他孤军久戍，要从数千里外冒险北归，实在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可是他却从容不迫，就像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一样。 

直皖两系使用各种方法互相对付敌方。4月23日浙江督军卢永祥忽然倡议废除督军制度，且愿意首先在浙江实行，以资倡导，这简直是一件大新闻，民国初年的督军，和唐朝末年的藩镇一样，阻碍国家的进步，为全国人民所深恶而痛绝。现在竟有一位督军倡议废督，这真是太受人民欢迎了。卢永祥是不是真的如此从善如流，俯顺舆情呢？当然不是，这不过是两派斗法中间，皖系的一套手法，由卢永祥出马来试探直系。4月30日，曹锟也将计就计，通电赞成废督，并且进一步主张禁止军人入党。这所谓的党，就是指的安福系。曹锟当然也不是真心愿意废督，只是不愿意让皖系专美于前，所以也唱唱高调而已。 

徐世昌巴不得这些手握兵权，各据一方的军阀们能够下台，明知他们所说的都是违心之论，但也落得于顺水推舟，大做文章，通电嘉奖废督的“卓见”，并且建议在废督以后，各省的军队统由中央陆军部直接统辖，各省省长有监督本省军队之权。 

皖系和反皖系的联合阵线斗争的中心问题是内阁，靳云鹏虽是段的亲信大将，可是由于反段的联盟集团都维持靳内阁，所以使段视靳为眼中之钉，皖系和安福系都决心要打倒这个“通谋敌人，谋害皖系”的靳内阁，宁愿政敌上台，也不愿由这个“叛徒”坐在国务总理位子上。从2月下旬到5月上旬，这个问题一直在斗争中。 

有一天，津浦铁路局长徐世章（徐世昌的兄弟）因公前往晋谒交通总长曾毓隽。他们谈完公事后，徐世章便告辞请退，可是曾毓隽却一把拉住徐，要他稍坐，东拉西扯地聊天，坐了一阵，曾忽然说：“我们一块到团河去亲候一下段公。”这时段在团河闭门谢客，北京显要都曾前往团河敬候，所以曾的提议徐自然领受，于是两人同车径赴团河。 

曾和徐见到段后，段这天好像情绪满好，随口谈谈天气等等，然后大出徐世章的意外，曾忽然开口说：“徐局长此行，是传达总统意见，总统认为靳内阁实在干不下去了，请督办示意靳翼青自行下台。”徐世章当了段的面又不好否认，只见段在凌厉的脸色中，显得和蔼，连连点头说：“很好，很好。” 

两天后，徐世昌接到段一封信，信上说：“令弟来，述及钧意，容嘱翼青告退。”徐读完信大惑不解，立即找徐世章来问个明白。徐苦笑地把经过向老兄报告，他说：“到团河是曾总长邀去的，只说去探候段督办，见到督办后，总长就如此如彼地自说自话，我没有讲半个字，事前也不知道。事后也不提半字。简直等于被人强奸了一次。” 

徐世昌听了很生气，认为段系闹得太过分了，于是复信给段，率直地否认有改组内阁的企图。 

谢选骏指出：皖系直系本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如能和衷共济，不难统一中国，但却互相分裂，彼此削弱，最后只能同归于尽。

【一六二、滇军在粤分家】

早在民国5年李根源在陕西省长任内受陈树藩的压迫，被迫离开陕西后，辗转到了上海，摆在他面前是两条路，一条路去北京投奔段祺瑞，一条路到广东参加护法政府。他不是北洋系，当然不会选择北上。广州引诱他，因为第一：他是政学系，广州非常国会，政学系是多数派；第二在广东有一支滇军，如果他到了广东，便有机会可以把滇军抓在手中。 

李根源字印泉，云南腾越（今腾冲）人，日本士官毕业，一脸麻子，自称李大麻子，是一位权术家，其呼风唤雨手段，在当时和徐树铮不相上下。 

据说他从上海经香港到广州一段经过极为生动，他到广州后，要对三个人下功夫，其一是孙中山，其二是岑春煊，其三是莫荣新。他先去见岑，岑是军政府首席总裁，又是政学系领袖。李去见岑时，穿的是青衫马褂，脚登双绊鞋，一付老派模样，见到岑即行跪拜大礼，口称：“根源行能无似，遘难陕西，此番间关来粤，愿效驰驱。”然后分析一番大势，有平闽、攻湘、会师中原三策，把岑春煊说得喜笑颜开，从此李根源便成为岑的重要军师了。接着他换了一套西装去见孙中山，力陈自己参加同盟会，献身革命种种，此次在陕西就是因为反对不革命的军阀陈树藩而遭受打击，现在不辞万难，来广州追随先生革命。孙对每一个同志都是信任的，对李根源自然也不例外。最后他穿了军服去见广东督军莫荣新，谈到粤境滇军的统率权，认为云南督军唐继尧遥遥指挥这支滇军是不合理的，也不符现实需要，应该由荣师（指莫荣新）指挥才是。莫荣新听了正中下怀，便对这位来自陕西的云南人刮目相看，引为知己。 

李根源在广州分别接触了军政府三位总裁，都赢得了他们的好感，尤其是莫荣新，他是实力派，不久他就发表李根源为粤赣湘边防督办，节制北江的滇军。 

滇军是在民国5年护国讨袁时，由李烈钧率领到广东的，此后一直留在广东。军政府成立后，李烈钧出任参谋部长，仍指挥滇军。这支滇军共有两师，番号是第三师第四师。第三师师长是张开儒，第四师师长是方声涛。滇军的防区本来是划在北江，军政府成立后不久，第四师师长方声涛率部移驻西江，北江便只有第三师一师。7年5月，张开儒因为倾向国民党。被莫荣新免职，由唐继尧电派郑开文继任师长。 

滇军的矛盾是有双重领导，系统上归云南督军指挥，而实质上则要受广东督军管辖。李烈钧因为是国民党，所以不受莫荣新的欢迎，因此李根源一番游说，很容易便打动了莫荣新。 

唐继尧听说李根源被桂系的广东督军委派为粤赣湘边防督办，大为担心，唐知道李的手段，生怕这支滇军被李掌握后变成李的政治资本。但他又无法反对或阻止，于是乃加派李根源为靖国联军第六军军长。靖国军和护国军不同，护国是讨袁，靖国是护法。另方面唐暗暗通知驻扎北江的滇军师长张开儒，要他小心应付李根源。 

李根源到韶关接事，他集合滇军训话，在讲台上他先自己左右开弓地打了自己两个耳光，然后用诚挚并且忏悔的语调对滇军官兵说：“根源对不起家乡，对不起三迤父老和弟兄，这次在陕西失败，我自己痛加检讨，深深觉得过去自己在做人做事上太差，对家乡父老尤其对不起，现在我是以赎罪的心情到北江来，请各位安心工作，我不会随意调动每一个官兵。”他的话使到每一个滇军官兵都很感动，大家本来对于这位李大麻子有戒心，自经他一番话后，完全冰释，认为他经过陕西一役，确已改变了。 

其实李根源是一步一步要抓住滇军，他的行动当然惹起李烈钧的反感，二李在日本是同学，后来护国之役在云南又是同袍，本是极要好的朋友，就为了争夺这支滇军，为之反目。 

8年秋天，国民党元老张继到了昆明，张继是支持李烈钧的，因此便在唐继尧面前放了一把火，张说：“由于李根源插手其间，驻粤滇军变成桂系和李根源个人的政治资本。”这时唐继尧的滇军在四川和广东都有，在四川正和川军作战，而四川战场上的滇军兵力不够，驻川的滇军军长顾品珍对唐也不够忠实，唐怀疑顾品珍和李根源之间有勾结，因此联想到滇军一出滇后，就难为控制，不如把驻粤滇军调回云南。 

9年2月3日桂系下手了，广东督军莫荣新命令李根源把滇军第三师师长郑开文和靖国联军第六军参谋长杨晋对调。这个调动的目的，是要把滇系直接委派的师长调离军队，而派一个和唐继尧没有关系的人物来接收兵权。这显然是桂系想吞吃滇军的第一步。 

莫荣新调换滇军师长，事先并没有征求唐继尧的同意，使唐大为光火，即于2月8日、10日连下两道命令：解除李根源的靖国联军第六军军长一职，改派李为云南参加军政府建设会议的代表。同时声明，驻粤滇军由云南督军直接指挥，并就近秉承李参谋部长烈钧办理。这是很妙的事，云南督军支持一位江西姓李的，对抗广东督军支持一位云南姓李的。 

滇桂两系因为驻粤滇军的统率权而分家。

在北江的滇军。本来驻有两师，就是第三师和第四师。由于第四师方声涛部调往西江，改编为“援闽军”，所以在北江的滇军另成立一个新的第四师，由云南人朱培德为师长，保持第四师原有的编制和番号。滇军将领因为历史关系，多愿意服从江西籍的李烈钧，而反对云南籍的李根源。 

当2月11日，杨晋接任第三师师长时，滇军将领秘密协议，为了反对桂系吞吃滇军，所以密谋扣留李根源，公开反对桂系。只因朱培德是李根源的学生（朱是云南讲武堂毕业，李根源当过云南讲武党的会办），所以故意松了一手，让这位老师未被扣留而脱险逃回广州。 

2月13日，滇军师长朱培德、旅长杨益谦、鲁子材等通电反对莫荣新更调第三师长的命令。同时第三师原来的师长郑开文及所属旅长盛荣超、鲁子材，第四师师长朱培德及所属旅长张怀信、杨益谦等联名通电，表示“愿意遵照唐督军命令办理。” 

李根源回广州前，通电辞去靖国联军第六军军长，督办粤赣湘边防军务等职务。 

滇军抗拒桂系命令后，使到广州的军政府内部极为震动，因为滇军不仅作战力强，同时也象征云南支持军政府，如今公开反目，对军政府来说，是很严重的事。尤其是桂系认为这个钉子碰得太大了，严重地影响了他们在广东的统治地位。 

2月14日，莫荣新下令慰留李根源，同时以新任第三师师长杨晋和第五旅旅长盛荣超，第七旅旅长张怀信，第廿旅旅长杨益谦的联名通电反对李根源解除职务，事实上这个电报是桂系强拉滇军将领列名以壮声势的，例如杨益谦就不是支持李根源的。 

莫荣新认为支持李根源就是加强桂系的地位，现在李根源竟被滇军迫走，非用实际力量支持他不可，所以便调兵遣将。从2月14日到16日，桂系的军队源源北上，准备对滇军采取强力威胁姿态。 

16日莫荣新发出通电：“所有滇军驻粤北江的两师部队，仍应由李督办根源节制指挥。”同时正式表示：“驻粤滇军军饷军械都是广东供给的，因此这支军队一向由本督军管辖节制，今后亦仍照旧。” 

21日李根源通电复职。23日莫荣新竟以广东督军兼军政府陆军部长的双重身份，下令撤销驻粤滇军第三第四两师番号，改编为边防陆军三个旅及三个独立团。这个做法简直是和云南翻脸。 

2月24日一肚子冤气的李烈钧，在军政府内找到了岑春煊，李质问岑：“桂系要吞吃驻粤滇军，军政府为什么要同意？莫荣新的命令明明无理，为什么要由军政府同意发布？”岑春煊支支吾吾以对，李烈钧为之十分不满，乃托词巡视北江防务，离开了广州，准备在北江集合滇军反抗改编。 

同一天，李根源在桂系支持下也由广州回到韶关，劝告滇军接受改编。 

26日，唐继尧电请李烈钧责成滇军第三师官兵拘捕新任师长杨晋就地正法。 

滇军分裂了，一部分留在韶关的，是服从李根源命令的，大部分由韶关向始兴集中，则是接受李烈钧号召，准备以武力抵抗桂系的改编命令。这一来，广州局势十分紧张，桂系宣布了戒严令，粤汉路火车停开。28日、29日桂军沈鸿英部在新街、太平市一线布置作战任务，广东地方派军人魏邦平、李福林等部也在桂系强大压力下出发布防。 

北江两李之争，使岑春煊为之寝寐难安，尤其是李烈钧的出走，使他觉得问题严重，因此他派刘德裕为代表，沿途追赶李烈钧，要刘德裕尽一切可能，劝李回广州。26日李烈钧行抵花县平山镇，准备向源潭出发，当天追赶前来的刘德裕也到了花县，但两人没有连络得上。3月4日李烈钧通过重重难关行抵花县麻墟才接到军政府派专人调停的电报，李立刻表示愿意接受调停。 

3月上旬起，滇军亲李烈钧派和亲李根源派在韶关、始兴之间曾小小开火。云南省议会、云南各团体以及云南全体军官都先后发出通电，声讨李根源，反对改编，且对莫荣新也表示不满。而广州方面则对李烈钧予以指责，双方在枪战之后，发动了笔战。 

在岑春煊的调停下，莫荣新愿意让步，不取消滇军名义，同时改派不愿接受改编的杨益谦为驻粤靖国军第一军总司令，鲁子材为副司令，移驻湖南边境，军饷仍由军政府负责，但须接受军政府陆军部指挥。 

3月25日北江战火停歇。27日岑春煊亲自到韶关迎接李烈钧，李答应由始兴到韶关和岑见面后一同回到广州。31日岑在韶关听说军政府总裁之一的伍廷芳由广州出走，大吃一惊，不及等待李烈钧到韶关，便先返广州了。 

4月2日李烈钧到了广州，广州已成桂系一家天下，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包括国民党籍的议员都已离开广州，李颇懊悔自己不该再投火坑，而岑春煊承诺的滇军发饷移防，也借口伍廷芳卷走关税余款而不兑现。4月13日改编为边防军第二旅旅长赵德裕（李根源的部下）借口追查逃兵，公然包围参谋部，先放枪示威，然后搜查，参谋次长蒋尊簋因此忿而辞职。同一天警备队队长进入赣军司令部搜查。这两处都是李烈钧常到的地方，因此李烈钧感到处境极不安全，遂跑到海珠海军部暂避，4月27日秘密逃到香港，5月13日由香港到上海。 

谢选骏指出：人说“李根源到广州后，要对三个人下功夫，其一是孙中山，其二是岑春煊，其三是莫荣新。……李根源在广州分别接触了军政府三位总裁，都赢得了他们的好感，尤其是莫荣新，他是实力派，不久他就发表李根源为粤赣湘边防督办，节制北江的滇军。”——我看这三个人也都不是傻瓜，他们只是将计就计，互相利用罢了。

【一六三、七总裁内讧】

广东的军政府包括：国民党、政学系、桂系、滇系、粤系，以及名流派如唐绍仪等。当然大家意见并不一致。前面已叙述过广东桂系与地方派粤系军人的斗争，驻粤滇军的内哄等。粤系军人首领前广东省长李耀汉被桂系迫下台赴港养病后，仍然保有肇军总司令的名义，其部将翟汪代理省长，古日光代理肇阳罗镇守使，其他粤系军人如广惠镇守使李福林、警卫军统领魏邦平都和李耀汉有密切的联系，所以桂系对粤系戒心未除。民国8年6月12日广东督军莫荣新进一步下令通缉李耀汉，并没收其财产，派桂系健将林虎继任肇阳罗镇守使，时军政府下令罢免李耀汉的肇军总司令一职，14日林虎前赴肇庆布置一切，这是在广东的桂系准备以武力铲除李耀汉势力的具体行动。由于桂系的压力，广东代理省长翟汪力辞代理职务，派张锦芳暂行护理省长。 

桂系在广东对广东军人的压制行为，引起了广东人民和各方面的极大反感，因此广东人民举行了大罢工、罢市、罢课来表示抗议。广九、广三铁路火车停驶，广州市电灯不明，形势极为紧张。这时候广东老百姓只希望桂系力量能够早日被逐出，他们曾有计划拟选举伍廷芳为省长以对抗桂系另派省长。同时在军事上粤系地方派也想连络国民党内的粤系军人，当时国民党内的粤系军人实力分子是陈炯明，陈炯明这时担任粤军总司令正驻军闽南，陈炯明的离粤，也是受到桂系的排挤，他内心当然想回广东，广东地方派军人魏邦平和李福林派人暗和陈炯明通款曲，要求陈率军秘密开回广东，魏李等在内接应，以便里应外合驱逐桂系。 

然而桂系在广东的力量究竟是最大的，所以魏邦平和李福林这个计划是不容易实现的，因为桂系一直有军队监视粤闽边区的陈炯明，陈炯明回车的行动立刻会引起阻止行动，很难达到目的。 

陈炯明率军回粤的消息传出去了，可是实际行动却很难实现，因此陈炯明只好公开通电否认他要率军回粤的谣言。否认尽管否认，事实上陈炯明在6月25日即秘密与福建督军李厚基签订了粤闽划界停战协定，这就表示陈炯明随时可能率军由闽南撤出，不会受到福建方面的追击。 

陈炯明当然是日夜希望回到广东，他又何尝忘了广东督军的宝座。 

南方的军政府由单一的大元帅制改组为合议形式的总裁制后，实际上的军政府并不在七总裁控制中，而是由桂系所控制。同时名虽号称七总裁，可是这时候，孙中山先生已去上海，宣布辞职。唐绍仪一直在上海担任南方的议和总代表。唐继尧在云南。陆荣廷则留在广西。所以在广州只有岑春煊、伍廷芳、林葆怿三人。虽然那些不在广州的总裁们都派有代表列席政务会议，可是桂系只承认陆荣廷的代表合格。孙、唐、唐的代表桂系都不承认。主席总裁岑春煊则一切听命于桂系。 

8年8月7日孙中山在上海通电辞去总裁一职，并声明自辞职日起，以后军政府所发文电如果仍签署他的名字，概不负责。11日广州国会开会议决挽留孙中山。这个期间广州旧国会内政学系议员和照霞楼派议员之间冲突更尖锐化了（照霞楼派是国民党系议员的代称，因为当时国民党籍议员多数下榻照霞楼）。由于对军政府极为不满，照霞楼派策动第二次改组军政府，首先提案查办广东财政厅厅长杨永泰，提起杨永泰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是政学系的军师和智囊。随后照霞楼又建议撤回南方议和总代表，改组军政府为正式政府。对北京政府明令讨伐。又因岑春煊私派代表到北京秘密接洽和议，违反《约法》精神和军政府的合议制，照霞楼派议员提出不信任主席总裁一案，岑春煊于是忿而辞职。这期间政学系很孤单，旧国会各党派与国民党联合起来，于是改组军政府一案遂得通过。九十月间，军政府和国民党占有优势的旧国会已经处于对立的地位，使得军政府的地位摇摇欲坠。 

这时候，滇系和桂系还是和好时期，所以唐继尧、莫荣新、谭延闿、刘显世联名通电，反对军政府改组。陆荣廷、林葆怿、谭延闿、谭浩明则纷纷通电挽留岑春煊。 

9年初，滇桂两系因为争夺驻粤滇军的统率权而翻脸，唐继尧也打算辞去总裁以拆军政府的台，于是南方的政治局面为之一变，滇系和国民党结合起来，桂系便陷于孤立。国民党计划以云南为新根据地，把广州的非常国会搬去昆明，并在云南组织新的西南政府。当北江滇军问题发生时，广州参众两院议长吴景濂、林森都秘密地由广州潜赴香港，旧国会议员们也一批一批地前往香港集中。 

唐继尧计划和粤军总司令陈炯明两面向广东进兵，夹攻桂系，粤军由闽回粤的谣言盛传一时，陈炯明不但和福建督军李厚基秘密妥协，并与亲桂系的滇军师长方声涛部在粤闽边境发生冲突。 

9年3月29日军政府政务总裁伍廷芳及参众两院议长林森、吴景濂以反对岑春煊，悄然离粤赴上海。 

伍廷芳的不辞而别，使军政府有点手足无措，并不是伍廷芳有什么重要过于孙、唐、唐三总裁，而是伍廷芳有他的价值，因伍兼任军政府的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8年6月外交团取得北京政府的同意，以关税余款的百分之十三拨交南方军政府作为政费，这笔款项指定由伍廷芳签字具领，如今伍廷芳悄然去港，外国人只认签字，谁也无法冒签伍的签字，换句话说领这笔钱发生了极大的麻烦，这就是伍廷芳比其他总裁重要的地方。 

同时伍廷芳经手领取的关税余款共五次，全数390余万元，除支付外，还存了180余万元。这笔钱在伍出走时也没有移交，全数携之而去。 

伍这一着，比带了军队走还要凶，因为在当时的军政府，财政是最重要的一环。岑春煊赶回广州后立刻写了一封亲笔信，派专人到香港敦请伍回穗，岑在信中说了许多好话，只要求伍回来，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商。然而伍则坚决拒绝，任来人怎么恳求，就是不肯回去。 

军政府只好发表公报：4月8日军政府政务会议解除伍的外交、财政两部长兼职，仍留总裁本职。同时谴责伍廷芳不告而行，既不接受劝告回省供职，又不办理移交。尤有甚者，伍携走了关税余款180万元，致使库空如洗，军政各费均无从应付。另一公报则宣布：政务会议议决免除伍廷芳外交、财政部长兼职，特任温宗尧为外交部长，陈锦涛为财政部长。陈锦涛未到任前，由次长文群代理部务。 

伍廷芳这次携官印出走是第二次了，其第一次是在民国6年7月张勋复辟时，他携带外交总长的印信由北京到上海，仍然自居为合法的外交总长；这次也是一样，4月10日他在香港发出通电，宣布继续执行外交、财政两总长的职权。军政府除通电否认其职权外，并电请北京政府转告外交团，以后关税余款请直接解交军政府领收。 

4月中旬，军政府在香港延聘律师控告伍廷芳卷款潜逃，伍也聘律师对抗。香港中外报纸大登特登。这一来大家都知道南方的军政府不只是四分五裂，根本是一息奄奄了。 

这真是一件极可惜的事，对于南方军政府，因为这时正是北方直皖两系濒临破裂，战争一触即发，如果南方真的护法，团结一致，则北方的变局将使南方渔翁得利。不料南方也是一样，一方面滇粤军发生冲突，另方面军政府则四分五裂。相对的，北方也是自顾不暇，不能抓住这个机会来统一南方，如果这时北方直皖两系不是到了最后火并的时候，则用兵南方不难底定全局的。 

对南方军政府最严重的，是国会议员也成批地不辞而别，甚至还带走了档案。4月1日，非常国会众议院副议长褚辅成去了香港，行前曾召国民党籍议员到香港集中，两院秘书厅在国民党议长指挥下，把两院档案卷宗全部打包叠好，分批运赴香港，这一来真是彻底地搬了家。使得广州的非常国会变成了真空状态。 

4月3日，岑春煊风闻国会已搬空了，乃下令派宪兵前往两院搜查，果然发现国会重要文件全部已经运走，大为光火，因之派警察严密监视两院。 

4月6日，留穗未走的国会议员召开联席会议，非国民党议员公推孙光庭为参议院主席，陈鸿钧为众议院主席，代行议长职权。同时通电宣布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褚辅成、参议院议长林森等“带印潜逃，嗣后如假议长名义在外发表文电，一概认为无效。” 

国民党籍议员在香港举行座谈会，会中讨论主题是把国会搬到什么地方？有的主张搬到云南，一部分则主张搬去上海。主张迁上海的人认为上海是皖系势力范围，而皖系对国民党日益表示好感，自不会干涉国会在上海集会。上海是全国重心，一举一动容易受人重视，耳目灵活，宣传的效果也很大。可是反对派则认为国会之所以播迁，就是因为受皖系军阀的迫害，当年就是皖系军阀强迫北京政府下令解散的，现在的安福国会也是皖系一手孕育出来的，因此国会再投奔皖系势力范围之内，未免太没有骨气了。所以这派人主张国会迁昆明。可是反对迁昆明的人理由也很对，他们认为云南僻处一隅，交通不便，国会迁滇无法号召，在政治上起不了广泛的影响。同时对唐继尧的态度也值得考虑，认为唐继尧在云南一向是关了门做皇帝，他是不是愿意欢迎这么多国会议员到昆明，也值得研究。 

最后，主张迁沪者占大多数，于是伍廷芳乃把他所携出的公款发给每位议员赴沪旅费200元，另汇100万元存上海汇丰银行为国会迁沪后的制宪经费。在上海方面，孙中山和唐绍仪也担承另筹100万元支援国会。 

4月8日，吴景濂先动身去上海，筹备国会在上海复会，国会存款50余万元由他带走。4月上旬，国会议员陆续抵达上海的已有200人左右，计划先召开两院联席会。 

于是，上海和广州的两派议员，就遥遥相骂，互骂对方“通敌违法”。这时在广州的国会议员仍有300余人，政学系议员建议：由于人数不足，可以改开非常会议，推举岑春煊为大元帅以代替日益没落的军政府。 

在北京看起来，广州的旧国会分家，是个好消息，总统徐世昌和总理靳云鹏认为这是南北直接交涉的大好时机，因此主张撇开上海的和会，直接向广州军政府谈和。根据李纯的五款方案，再加入：“善后大借款如果成立，应依照关税余款分配西南百分之十三的旧例办理。”一条作为谈判基础。 

可是段祺瑞却反对徐、靳的主张，段以前一直是极端地反对上海和会的，现在忽然摇身一变，极力主张仍应在上海谈和，主张一切问题应由上海和会解决。而皖系健将，上海的“地方首脑”卢永祥也和旧国会的议员们成为好朋友，卢永祥公开建议解决时局的方法是新旧国会的合并，在上海共同制宪。 

时局的发展，把一个最倒霉的人救活了，这就是安福系的首领，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他本来大张旗鼓到上海，不料南方代表根本不承认他的地位，任他巧语花言，任他费尽心机，南方代表就是一百个不理，使他不只感到乏味，而且进退维谷。现在广州的国会议员到了上海，正是走投无路的时候，他仍出面四处连络，他手头有钱，钱可通神，于是他的局面也活跃起来。 

前面曾提到，王揖唐抵沪后是下榻上海富翁、犹太人哈同的花园中，据说王且把自己女儿拜哈同为义父。这位哈同的义子义女甚多。王揖唐在哈同公园中寄居时，曾遇到一次炸弹案，他疑心有人向他谋刺，更疑心谋刺案与江苏督军李纯有关。李纯听到此讯，大为光火，乃函王云：“公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仆即有恨于公，何至下效无赖之暗杀行为，况并无所憾于公乎？”李函并不使王释然，王揖唐总认为李纯对他不怀好意。 

4月16日伍廷芳、林森到上海后，国民党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进一步否认军政府在法律上的效力。由于军政府的组成是以七总裁为基干，最高行政机构政务会议须有过半数的总裁出席才有效，现在广州只留下岑春煊、林葆怿两人，而林葆怿也已宣布辞职，所以国民党认为广州的政务会议是没有效的。 

广州方面的解释则不然，广州的政务会议说：七总裁中孙中山已经辞职，唐绍仪根本就没有就职，所以军政府的总裁只有五位。现在在广州军政府这一方面的，还有岑春煊、陆荣廷和林葆怿三位，所以还是多数，因此政务会议是合法的。这当然是强辞夺理。为了要凑数，有一部分人主张索性把军政府改组为清一色的桂系，补选广东督军莫荣新、广西督军谭浩明为总裁。这当然是走极端的一法。岑春煊是陆荣廷的长官，陆荣廷又是莫荣新和谭浩明的长官，这四位同为总裁，就变成三代同堂了。所以莫、谭均以“不敢和长官并驾齐驱”为理由推翻了这个建议。 

5月4日，广州国会补选熊克武、温宗尧、刘显世为总裁，以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之缺。熊代表四川，刘代表贵州，温代表北方。四川和贵州是和云南一致的，广州故意选出熊和刘，是有意分化滇系。 

在上海召开国会的计划受到了打击，由于广州方面委托律师在香港控告伍廷芳卷走公款，因此伍廷芳汇存到上海汇丰银行的存款被判决假扣留。没有钱不能办事，这是最伤脑筋的。5月5日，到沪议员召开谈话会，决定国会迁滇，并发表宣言，否认广州的军政府和国会。 

6月2日，孙中山在私邸召集唐绍仪、伍廷芳、李烈钧及唐继尧的代表举行会议，旧国会议长吴景濂、林森、王正廷、褚辅成都被邀参加，会议决定由孙、唐、唐、伍四总裁发表联合宣言，全文如下： 

“自政务总裁不足法定人数，而广州无政府。自参众两院同时他徙，而广州无国会。虽其残余之众，滥用名义，呼啸俦侣，然岂能掩尽天下耳目？即使极其诈术与暴力所至，亦终不出于两广。而两广人民之心理，初不因此而淹没，况云南贵州四川，固随靖国联军总司令为进止，闽南湘南湘西鄂西陕西各处护法区域，亦守义而勿渝。以理以势，皆明白若此，固知护法团体，决不因一二人之构乱而涣散也。慨自政务会议成立以来，徒因地点在两广，遂为一二人所把持；论兵则惟知拥兵自固，论和则惟知攘利分肥，以秘密济其私，以专横逞其欲，护法宗旨，久已为所牺牲，犹且假护法之名，行害民之实，烟苗遍地，赌馆满街，吮人民之膏血，以保骄兵悍将之愿，军行所至，淫掠焚杀，乡里为墟，非惟国法所不容，直人类所不齿。文等辱与同列，委曲周旋，冀得一当，而终于忍无可忍，夫岂得已？惟既受国民付托之重，自当同心戮力，扫除危难，贯彻主张……” 

同时，唐绍仪备了公函送达北方总代表王揖唐，要求恢复和谈。 

6月6日，广州军政府政务会议议决：撤换南方议和总代表唐绍仪，改派温宗尧继任；通告北京政府，南方政务总裁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人的总裁资格业已取消。并且发出急电云： 

“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此间始终并未承认，而唐绍仪复经撤销总代表，所有唐、王私议之和平条件，不能发生效力。……上海租界内所称之军政府，除唐继尧未辞职外，唐绍仪始终未就职，孙文业于八月间辞职，伍廷芳于本年三月间卷款弃职，经于五月四日由国会非常会议宣告免职，另行改选。孙、唐、伍三人所有宣言及一切行动均属无效。” 

广州的一举一动，在北京的徐世昌是赞成的，可是段祺瑞和安福系都予以冷淡。段系对上海的发展寄有极大的兴趣，唐绍仪给了王揖唐恢复和谈通知后，唐、王就互相拜访，谈得非常投机，昨天还是路人，今天却变成了老友。这种友好性的接触，显示出前途的乐观，双方似乎均本着互相忍让的精神，提出对方可以接受的条件，期使和谈获有具体结果。段祺瑞还直接回答了孙、唐、唐、伍四总裁一封电报，赞成恢复上海和谈。 

徐世昌则对上海的发展表示冷淡，6月7日他叫国务院致电王揖唐，提出了四点质问：（一）唐绍仪的和谈总代表资格问题，唐原由广州军政府所委派，现在唐否认广州军政府的存在，则唐本身地位来自何处？（二）孙、唐、伍诸总裁或久已辞职，或现已离任，现在聚集上海私邸开会，上海又不属于西南范围。则诸公所议各项是否能发生效力，而西南各方对于此项集议，是否一致赞成？（三）孙、唐、伍三公既否认两粤现行机构，则上海和议一旦有成，两粤能否一致奉行而无反抗？（四）唐绍仪总代表上年所提八条，中央迭次抗争，和议因之中梗……。今少川（唐绍仪号）宣言仍以八条为据，遽与开议，是否有前后矛盾之嫌？以上四点统希核复，再酌应付。从这通电报中看出徐世昌是不愿以上海三总裁及唐绍仪的议和代表为对象。 

6月7日下午安福系推出议员20余人见徐，请徐明告对上海和会的态度，徐竟不接予接见，议员们坚持要见，僵持到夜晚10时，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才跑出来作揖打拱说：“元首有病，请诸位明天来。”6月8日安福系要员在太平湖开会讨论上海和会和应付徐世昌问题，曾毓隽认为徐世昌只以岑春煊为对象，不支持上海和会是破坏和平，主张国会提出弹劾破坏和平的总统。经讨论后，改为推举两院议员见徐质问不重视上海和会的理由，同时两院通电赞成上海和会继续进行，以便早日达成协定。于是李盛铎、田应璜、刘恩格前往访徐，徐向他们吞吞吐吐地表示：（一）政府对王揖唐并无不信任之意。（二）南方军政府发生内乱，北京政府当然可以置身局外。（三）南方军政府改派温宗尧为南方总代表，北京政府尚未承认。 

谢选骏指出：广东的军政府虽然是个大杂烩——包括国民党、政学系、桂系、滇系、粤系以及名流派如唐绍仪等，但是显然，他们不同于北洋，因此同属“南朝”的基础股。

【一六四、吴佩孚衡阳撤军】

吴佩孚衡阳撤防是改变南北形势的一个惊人行动。后来吴成为北洋时代风云人物也是由此开始。 

吴师撤防是从9年5月20日开始。吴事前曾电请张敬尧派员到衡州协商接防问题。张敬尧派湖南暂编第二师师长（北军）吴新田为“主持湘南防务司令官”，于21日到衡州，与吴佩孚及湘军代表签订条约，南北两军维持原有停战界线，湘直两军停战协定继续有效。一直到吴师自动撤防的前夕，北京政府才有电报批准直军撤防。吴师开拔时作环次队形的布置，主力第三师居中，湘江两岸各设掩护队，前方设有侦察线，后面设有殿卒，大军扬帆而下，全军齐唱吴所亲撰的《登蓬莱阁歌》。 

吴有《回防途次》诗曰： 

行行重行行，曰归复曰归。江南草木长，众鸟亦飞飞。忆昔赴戎机，长途雨雪霏。整旅来湘浦，万里振天威。孰意辇毂下，妖孽乱京畿。虺蛇思吞象，投鞭欲断淝。我今定归期，天下一戎衣。舳舻连千里，旌旗蔽四围。春满潇湘路，杨柳正依依。和风送归鸟，绿草映晴晖。少年惜春华，胜日斗芳菲。来路作归程，风景仍依稀。周公徂东山，忧搀亦畏讥。军中名将老，江上昔人非。建树须及时，动静宜见几。何日摧狂虏，发扬见国威。不问个人瘦，惟期天下肥。丈夫贵兼济，功德乃巍巍。江上送归舟，风急不停挥。得遂击楫志，青史有光辉。春日雁北向，万里动芳徽。鸿渐磐石愿，衍衍不啼饥。止戈以为武，烽烟思郊圻。同仇复同仇，归愿莫相违。 

吴师于5月20日开始撤防北归，27日由水路经过长沙。张敬尧怕他舍舟登陆，战长沙，夺帅印。所以在湘江右翼配置了强大的兵力，但只作防御准备。而吴师根本无上岸打算，虽亦作紧急戒备，不过是怕张军袭击而已。双方均未挑衅战火，吴师乃扬帆而去。 

吴师于5月29日过岳州，也未停靠，31日集中汉口，由于车辆缺乏，一直到6月5日才开始向北移动。 

吴佩孚虽然请张敬尧派军接防，可是实际上他是决定把衡阳移交给湘军的。湘军骁将赵恒惕是他心仪的人物，两人惺惺相惜。所以吴师整装待发的时候，就是湘军执戈待动的时候。不过，当时的形势对湘军是很不利的。张敬尧是北洋勇将，他的军队已经扩充到7万人，他自兼北军第七师长，可是他所直属的部队则有湖南暂编第一第二两师和第一混成旅。归他节制指挥的还有协助长沙防务的第十一师（师长李奎元），驻防湘潭的第廿师（师长范国璋），驻防常德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驻防湘东的暂编第一师（师长张宗昌）和安武军一部分。 

衡州和宝庆是长沙的前方两个重点，张敬尧派他手下的两员大将，湖南暂编第一师长田树勋守宝庆，兼长宝镇守使，第二师长吴新田守衡州。 

张敬尧是安徽霍邱县人，出身是徐淮间的流寇，后来入伍为小兵。癸丑二次革命时，他随李纯入赣任第六师的团长，由此擢升为第七师长。老袁称帝前，他在北京同兴饭馆对人扬言说：“大总统做大皇帝，下一道上谕就成了，干什么还要研究和请愿？”有人把这些语报告袁，袁生气说：叫这个老粗不要乱讲话。可是心里则喜欢他的憨直。护国军起，袁派他入川，袁死后，他又向张勋递门生帖子。复辟失败，他倒向皖系，成为对南方主战派的中坚。他是反直系长江三督的主要人物之首，由于他是跟李纯起家的，他骂李纯最有力量，他的通电大骂秀帅夫子（李纯字秀山），以讨好于芝老上将夫子（段祺瑞字芝泉）。段赏识他头脑简单，所以把湖南督军宝座送给他。 

据说张在督军任内时，曾文正的曾孙女曾宝荪在长沙创办艺芳女学，曾宝荪的父亲是文正长孙老翰林曾广钧（重伯）。宝荪从小就跟英国女教士巴小姐赴英国留学。张竟动念头到这位小姐的身上，遣人邀曾翰林赴督署一谈。曾广钧到督署见到张，口呼督军老伯，敬尧愕然不知所对，面对着文正公的长孙，对自己如此称呼，不无受宠若惊，邪念为之大减。曾辞出后向人说：“听说张督军的先君讳总愚，我先祖曾保荐过他，这样算起来张督军自然是我的父执了。”其实这是曾的苦肉计，把张敬尧的辈份提高。使他不能动后辈的念头。张总愚究竟是不是张敬尧的父亲，谁也不知道，张总愚是捻军的头目，后来被招安的。 

吴师撤防以及北归的经过，及抵河南布置情形，兹特抄录张一麐所编《直皖秘史》一段，其中叙述甚详，张文云： 

“吴佩孚将湘南撤兵事宜布置妥善，至军队分水陆两道陆续开拔后，遂于廿五日由衡阳乘舟启行。各界人士均至河干欢送。经过株州、湘潭，均受各界欢迎。至廿八日上午，直军前队已开到省垣，人民站立观看者，大有牵袂成帷之势。吴部士兵均赤手对坐，状极闲雅，且有扣舷而高唱军歌者，一望而知其为久经训练，纪律严明之师，络绎而来，前后共过廿一班。然后红旗招展，气笛呜呜，而吴氏所乘之‘新鸿运’火轮至矣。于是岸上军乐大作，军警均行举枪敬礼。吴氏船上亦频频鸣号答礼。湘督张敬尧亲自出迎，以吴氏不肯登岸，即率军政要人分乘火轮，驶近‘新鸿运’，随即过船，与吴氏谈叙十分钟之久，始返棹而回。 

吴氏由长沙启碇，于廿九日上午抵岳州，仅带骑卫队廿四名，登岸入城，以镇署为行台。午餐后与地方各长官步行至岳阳楼上参观名胜，随即绕道游视城垣，至西门新修处（系前岁直军攻岳时以轰城炮击倒伤毙数百人之处），吴氏触目惊怀，回行台后，谕军需处备具祭品，于卅日就岳阳楼开追悼会，奠祭直军死义将士，至卅一日午前，直军大队人马数近二万人，由岳到鄂，一片人影，满布江中，俱向刘家庙登陆，吴氏则押军后行，所有省垣各机关各法团领袖，均预先渡江赴刘家庙迎迓。至下午一时，吴氏到汉，傍晚由王督军欢迎过省宴叙，其所带军队则暂住刘家庙车站。 

吴氏离湘之初，原拟抵汉后俟所部到齐将车辆等部署粗定，即轻车简从先行北返，嗣以湘中风云骤变，南军进占吴氏前驻各地，尤应请命曹锟再定行止……。政府因即去电敦促即日北上，而吴氏则以无款开发船价及交通部不拨车辆为搪塞之计，依旧屯驻汉口。盖静以观变，别具深意也。 

吴军滞留汉口，久而不发，因之谣言蜂起。而政府以吴氏按兵武汉。实足引起各方之猜忌，直接促归无效，即电由曹锟转饬速行。吴氏迫不得已，乃派其参谋长赴汴与赵倜密商，拟将吴部暂驻信阳、许州、郑州等处，其欲暂驻豫境之原因，即以皖派举动可疑，暗中已有出师筹备，必将军队分布豫境，则北贯京畿，南扼武汉，京汉道上必非皖派所得问津矣。吴军驻屯豫境之计划既与赵倜双方商妥，遂于六月七日晚由武汉起程。八日抵郑，共到五列车，驻札地点之支配则以三师全部驻郑州，第一旅驻许昌，第二旅驻驻马店，第三旅分驻顺德、磁州，骑兵团驻黄河桥，步兵八团驻新乡县，沿途旌旗满目，帐幕相望，军容甚盛。” 

吴佩孚在衡阳吵着要撤兵的时候，段祺瑞当然认清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这不止是撤防问题，而是直皖两系短兵相接，你死我活的问题。所以段也有他的安排和打算。 

早在9年4月下旬，驻防陕西的奉军许兰洲部忽然移动到华阴、潼关、观音堂一带。这个行动使段怀疑是奉军有企图移向河南平原，以策应直军北进，因此指使陕西省长刘镇华派兵偷袭奉军。刘镇华的军队是镇嵩军，他奉到段的命令后，即向奉军挑衅，只因镇嵩军兵力并不雄厚，所以冲突未扩大。 

5月17日，段在团河召集秘密会议，作了一系列的军事布置。一面召回徐树铮，并将全部西北边防军调回北京附近，一面决定自己出马担任川陕剿匪总司令，率领边防军一三两师向陕西出发，讨伐陕南民军和川滇靖国军。为了提防靳云鹏在北京捣鬼，准备派其为副司令或参谋长，令其随军出发。这是一条“声东击西”的妙计，真正目的并不是向陕西出兵，而是准备在郑州设立总司令部，首先驱逐河南督军赵倜。然后派军防守京汉路南段，阻断直军的归路。如果直军打算强行通过就在河南平原予以迎击。段祺瑞认为在河南平原与直军作战，不但北京根据地不致受到战火的威胁，而且山东、安徽两省的皖系军队可以侧击直军，这是如意的算盘。使这个如意算盘落空的因素，是当段带兵出征陕西的消息传到关外，张作霖立刻借口边防军出动，北京防务空虚，要求准许奉军入关“拱卫京师”。如果北京真的由奉军拱卫，则北京的“正戏”便由张作霖来唱了。因此段这个想争取主动的作战计划，就因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而被迫放弃。 

吴师在武汉逗留期间，王占元接济了军费60万元，其中40万元还是王占元从私囊中提出来的。由于京汉路车辆缺乏，直到6月5日才由汉口分批北开。8日抵郑州，13日在郑州发出一个爆炸性的电报，分致反皖的八省联盟各督军，内容是：反对安福系包办上海和会，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解决一切问题。这是吴佩孚第一次公开建议召开国民大会的电报。这个电报之所以具有爆炸性，在于这个建议不是任何军阀所能接受的，不但张作霖看了大为生气，就是吴的上司曹锟也摇头大不谓然。所以在反皖的八省同盟中引起了很大的反感，认为吴佩孚官卑职小，态度狂妄。 

北方反段的军人虽然不满意吴的狂妄，可是为了直皖战争爆炸在即，吴是一个肯打硬仗，而其军队又能打仗，所以对吴的过分言行，只好隐忍于心。 

吴这通电报得到南方人民团体的热烈欢迎。 

吴佩孚将其主力布置在河南，北方风云为之变色。奉军为了暗中策应直军，所以也零零星星地分为三营五营开进关来，6月10日驻独流镇的奉军四营，经过天津开往廊房。 

曹锟也于6月10日派兵监视德州兵工厂，并以德州为直军右翼的前哨阵地。 

6月15日，吴佩孚偕同三个混成旅的旅长到了保定，同时江苏、奉天等省代表也都到保定来参加曹锟所召集的保定军事会议，这是一次秘密的，却是极重要的军事会议。 

段祺瑞方面自然也积极布置，他密令驻守济南的边防军第二师师长马良作好动员准备，俟机北向进攻德州，或者西向侧击郑州。为了准备打仗，皖系积极筹措战费，由安福系的交通总长曾毓隽，以京绥路为抵押，向日本借款500万元作为战费，日本方面本已考虑答应，因为在中国内争上，日本是倾向皖系的，著名的亲日派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都是皖系，日本当然希望皖系得势。可是这个时候，日本已不能像欧战期间那么方便，可以在亚洲尤其是中国为所欲为，因为美英已经联合起来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强硬的立场，对日本采取监视态度，不让日本独占中国利益。因此日本的一举一动都有美英在扯后腿。所以皖系以京绥路向日本押借500万元，由于美英两国出面干涉就只好作罢。 

这时候，皖系无论在外交上、财政上、或是作战的战略地位上，都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最大的两个因素成为皖系的致命伤，一个是主张内战，发动南北战争，在全国人心盼望和平统一的时候，内战是不得人同情的。一个是亲日，当时全国人心都痛恨日本侵略，得寸进尺，尤其在欧战期间乘火打劫，企图独吞山东，所以凡属中国人莫不反日，皖系独倚亲日为外交奥援，更是大失人心。 

至于在军事布置上，皖系也居于不利的地位，驻防洛阳的西北边防军，处于郑州直军与潼关奉军之间，驻防信阳的皖军吴光新部，也是处于河南、湖北两省直军夹击态势中，而在廊房的西北边防军，也在奉军监视之下。 

将领方面，皖系的徐树铮成为群矢之的，可以说段祺瑞因为信赖徐树铮一个，而导致直奉两系联合抗皖。张敬尧祸湘，马良残杀抗日的爱国分子，傅良佐、吴光新都非将才，倪嗣冲则在重病中，段芝贵只是袁世凯的宠儿，经不起考验，上不了战场。皖系的将领简直拿不出一个人物，数来数去还是只有徐树铮像样，所以段祺瑞在重要关头便离不开小徐。 

局势一天比一天紧张。6月16日曹锟电请解除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 

6月17日徐树铮由库伦返抵北京，暂时放弃他“西北王”的事业。 

谢选骏指出：人说“吴佩孚衡阳撤防是改变南北形势的一个惊人行动。后来吴成为北洋时代风云人物也是由此开始。 ”——我看人生虽像赌博，但是关键的投注只有几次机会……时不可失，机不再来，成败利钝，在此一举。

【一六五、张敬尧为害三湘】

民国六七年间，湖南是南北战争的战场。当时的情势是直军一师三混成旅的大本营在衡阳，分布祁阳、耒阳等县。第七师（张敬尧的部队）主力吴新田、田树勋两旅在宝庆、武岗，另一部分驻长沙。第十一师李奎元部在平江、浏阳。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在常德、桃源。此外湘东各县驻有奉军、苏军、鲁军、安武军等等。至于南军方面，湘桂军各据有郴永一隅之地，不过沅水上游的广大地区则属于湘西民军势力范围，所以南军占领区的面积也很大。 

湖南督军张敬尧字勋臣，本是安徽霍丘县人，他共有兄弟四人：张敬尧、张敬舜、张敬禹、张敬汤。 

张敬尧南北之见极深，他的军队在湖南杀人放火，无所不为，他认为是理所当然，是杀敌致果。湖南人称他为张毒以代替张督，借表内心的痛恨。又称张督军为张毒菌。还有一句话说：从前夏朝百姓要“与桀偕亡”，今天湖南人民要与“尧舜禹汤”偕亡。尧舜禹汤就是指张敬尧四兄弟。 

张敬尧的第七师，是北军中纪律最坏的一师，而这一师中又以驻扎长沙的部队为最坏。因此，长沙人民所受的灾难比各县尤重。张敬尧在湖南曾扩充一个旅，派他的四弟张敬汤为旅长。张敬汤号称四帅，自比诸葛亮，他对诸葛亮的认识是戏台上借东风的孔明先生，所以他缝制了一件八卦衣，手拿一柄鹅毛扇，走着台步，自称山人，问他的马弁说：“你们看我像不像卧龙先生？”马弁们回说：“卧龙先生只会用计，不会打仗，那比得上咱们四帅用兵如神，智勇双全。”他听了乐得不得了。这位“卧龙先生”在长沙经常跑到百姓人家中借东借西，有借无还，因此，长沙人民便有孔明作贼的笑话。卧龙先生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张敬尧虽然号称督军，但他的势力只能到达长沙和宝庆一线，他对第七师驻防以外的地区都无权过问。当吴佩孚发表马电的时候，张敬尧张皇失措地在长沙宣布戒严，并向北京政府请求援兵。这时第十一师自动地从平、浏两县撤回到长沙来，两县地方团队据守县城，有酝酿自主的一种倾向，张敬尧派亲信谢渊前往安抚，才得相安无事。第十一师是接近直系的北军，在长沙城内与第七师互相戒备，如同敌国。 

张敬尧在徐州做苏鲁豫皖边防剿匪督办时，曾招抚过积匪毛思忠，收为义子，改名张继忠，派为第五团团长，人称少帅。第五团是穿国军制服的合法强盗。四帅和少帅都是张敬尧的亲信，因此张敬尧留他们在身边以资卫护。 

张敬尧在湖南督军任内，正是春秋鼎盛之年。8年9月21日是他40岁大寿，事前督署参谋处通函各机关： 

“兹因帅座寿诞期近，奉谕拟具警备办法以免他虞。由督署参谋长为省垣临时警戒司令，另派副司令一员，城内外稽查司令各一员，省城戒严总司令一员，治安司令一员，分派军警担任四城防务。侦缉队、督察处、执法处、探防处、宪兵营均各派人查街，检查行人及旅馆。警察增加岗位，夜间非口令不得通过。此项办法自寿辰前三日起，至后三日止。” 

9月21日（农历七月廿八日）为张督帅的正生日，事前设有帅座大庆筹备处，寿仪分福、禄、寿、喜四个等级，即1000元、500元、300元、200元四种，由筹备处指派全省绅商公认，指定城内八大旅馆为招待所。督署大兴土木，新建戏台一座，由四帅张敬汤亲自赴汉口邀来一批名坤角儿。寿诞的筵席开了400桌。 

寿期前三天起，督署卫队一色都上刺刀，东西辕门分置机关枪及水龙以资警戒，旅客无正当职业的一概被军警驱逐出境。21日这一天，送旗伞的队伍绵延二里之长，交通为之断绝，只看见“中流砥柱”、“南国干城”、“功高五岳”、“德被三湘”等字样。此外献金山、金佛的也不少。 

张敬尧治湘的最大特色是贪污，只要可以赚钱，不管是什么违法的事他都敢做，别人不敢为，不忍为的他都一无忌惮而为之，诸如种鸦片、抽收烟税、公然运毒。8年12月25日他派兵运鸦片五大袋，每袋重200斤，在武昌鲇鱼套车站被站长查出来，虽经放行，可是丑事已暴露出来。他盗卖湖南第一纱厂，又收了500万元的运动费盗卖湘矿，又以采办军米为名，运米出口征收护照费。 

张敬尧在长沙的血腥统治，引起了湘人的愤恨，因此，学生和各界人士都开会演说，要求和平。张敬尧认为这些活动都是暴徒行为。长沙各学校和公众场所以及祠堂庙宇，全驻满了军队，整个长沙城就像一座杀气腾腾的兵营，使学校不能开课，商业及其他正常活动都受到了限制。同样在北军占领下，长沙的情势，和衡阳、常德就不同。衡阳和常德的自由幅度就大得多。 

当安福国会选举后，有人向张敬尧献计改选湖南省议会，使它变成一个歌功颂德的御用机构。张正苦于被各方责骂，当然立即采纳。可是长沙的商会、教育会、农会、学生联合会、报界联合会均以湖南尚未统一为由，拒绝改选省议会，并且组成“各界联合会”，张敬尧对于各方的反对大为震怒，下令解散“各界联合会”，并且逮捕主事人。有人劝张另组一个“湖南公民会”来和“各界联合会”对抗。这两个社团于是展开激烈的竞争，都说自己是代表民意的人民团体，指斥对方伪托民意。 

为了争取人民同情，双方决定在教育会举行一次公开辩论会。张敬尧令第五团兵士在会场周围布置了武装哨岗，可是“各界联合会”的群众特别多，不受威胁，开会时，张继忠全付武装，腰佩长柄东洋指挥刀，雄赳赳气昂昂地站在讲台。这位少帅对于群众欢迎“各界联合会”十分光火，要逮捕人，结果把会场搞得乌烟瘴气。而改选省议会终告流产。 

正在五国劝告南北和平时，云南督军唐继尧电责湖南督军张敬尧进攻湘西，破坏和平，张敬尧遂发出俭电（12月28日）电云： 

“阋墙之争，实多隐痛。敬尧尊重和平，实为国人所共谅。敬尧一介武夫，深明时事，岂忍以同室操戈之嫌，甘蹈覆亡之祸。……上年于徐州出发之先，曾电达中央力主和平，嗣至汉上，复以和平之旨婉转陈说，双方均未采纳，事与愿违。……而希望和平有如望岁，若函若电，累牍连篇，斑斑可考。” 

张敬尧说自己是深明时事，实在令人哭笑不得，那时候，一向主战的人物，再也没有杀气腾腾的通电，可是大家对主和，却不好意思有所表示，只有张敬尧一人自拉自唱，自称是倡导和平的先知先觉。大家在读他这封俭电时，想起他在徐州出发之前曾痛斥秀帅夫子（李纯是张敬尧的长官，所以称为秀帅夫子）是北洋派的内奸，痛斥王占元、陈光远因主和而贻误戎机，并且捏造冯国璋密电主和的消息，引起了直皖两系之间的严重误会。到汉口后，又发出“杀敌致果，甘之如饴”的通电，并且谎报占领蒲圻的战功。曾几何时，他而今竟靦言自称是和平之神了。徐世昌后来有裁兵废督的主张，他立即发表佳电（8年1月9日）来迎合徐，倡裁兵筑路之议。湖南人民反对改选省议会，他居然懂得民意可畏而停止改选。 

然而这位“张毒”治湘政绩如何呢？自他督湘后，省城每天都有劫案，奸淫焚杀已成司空见惯，他所驻防的长岳区被湘人称为九幽十八狱，稍有身家的人，无不迁地为良，避秦远徙。湖南人组织驱张请愿团分道出发，有的赴北京哭诉，有的到广州求援，也有赴湘南向吴佩孚痛哭乞师。旅京的湖南名流都展开了救省运动以达到驱张的目的。可以说这时每一个湖南人都是张敬尧的敌人。张自己对于这种情势也感到严重，因此他授意商会会长张先赞，发表通电劝在外的湖南人返乡，可是没有一个湖南人愿意回到这座地狱来。 

张敬尧的搜括，使得湖南士民莫不咬牙切齿。曾任内阁总理的熊希龄，本是一位温和派人物，向来不肯得罪人，可是对桑梓却有不能已于言者。张曾电保熊希龄为湘灾督办，他不肯接受，反劝张爱护湖南，勿为己甚。张质问熊有什么贪赃枉法的证据，熊也火了，回张一电云： 

“以仆所闻，执事一年在湘所收入者，计扣留中央盐税二百数十万，附加盐税廿余万，盐票私加保护照费一百五十余万，钱粮一百余万，铜元余利一百廿余万，厘金数十万，拍卖公产百余万，合计八百余万。加以中央筹济军饷将及千万。其以勒价收入定为每元四十余串之钱票，而发出定为每元十五串之钱票，利尤倍蓰。执事之军不过四万余，以收入二千余万元支出，可抵一半，何至尚欠三个月军需？残暴之人及身而亡，富豪之家不世而斩，钱多为害，非为福也。……军人言行以信为本，执事自问所办事实，与电纸上之打官话是否相符？即以目前全省矿利卖与英商之合同，证据确凿，而执事电部尚不承认。……” 

张敬尧曾把湖南教育经费削减了大半，后来还规定发经费时，要搭发贬了值的裕湘银行纸币，可是各校都必须以十足收据来领款。裕湘银行是张敬尧和有关人设立的一家官僚资本银行，滥发纸币，吸收现金。湖南教育事业在这种情势下当然艰难万分。到了最后，张敬尧索性把教育经费提充军饷，兼饱私囊。湖南各校校长被迫借债度日，教员也枵腹从公。长沙市学校，普遍驻兵，兵士喧宾夺主，教职员和学生一出一入都要受到检查，学校退缩在校内的一块小地方上课，课堂又兼宿舍又是饭堂、学校校具和仪器图书都受到严重破坏，门窗地板也被拆下来作柴薪燃烧。甲种工业学校原有机械实习场一所供学生实习之用，张敬尧下令将工场机器并入陆军工场，用锅炉煎熬鸦片。 

8年4月间上海和会讨论撤换湖南督军问题时，张敬尧命令长沙县知事稽炳元邀请各校校长到督军署举行联席会议，要挟他们签名通电挽留督军为发放教育经费的交换条件。各校校长不愿出卖人格，拒绝签名，有的逃往省外以避其锋。张敬尧为之咬牙切齿，恨之入骨。他诬指明德学校校长胡元倓为谭延闿党，园南女校校长朱剑帆为社会党。楚怡学校校长陈润霖兼任教育会会长，不肯受军阀的利用，张敬尧就派他的第五团团长张继忠带兵包围楚怡学校将陈迫走。 

8年11月10日长沙全城的教职员因无法维持生活，提出总辞职。这一期间，全国各省市罢课运动都是因外交问题而起，同时由学生发动，可是长沙罢课则因积欠教育经费而起，由教职员发动，是罢课运动中的一个特色。湖南学联两度被解散，可是暗中仍有活动。停课时期，学生从事抵制日货运动。12月2日为了声援闽案，长沙学生在教育会焚毁多日以来所查获的日货，不料张敬尧乃弟四帅张敬汤带兵前来干涉，指挥兵士痛殴学生，学生身受重伤者达数十人。徐庆誉等五人被兵士用麻绳缚起来，并拍摄照片，扬言即予枪毙。张敬汤大骂学生受了熊希龄等人指使，竟敢干涉商人营业，破坏中日邦交，今后如敢再犯，当以土匪论罪。同时张敬尧更加变本加厉，指使兵士当街殴打学生，使得长沙的学生们不敢上街，不敢上学。12月6日，长沙初等以上学校宣布全体散学，包括教会所办的雅礼大学。只有两个教会女学艺芳和福湘两校继续上学。 

湖南人民饱受张的部下奸淫、抢劫、杀人、放火，认为他们和活强盗没有什么两样，但在张的淫威下，敢怒而不敢言。因为民国5年张敬尧率第七师驻扎洛阳，凡有控告军人抢掠的，无不被乱棍打死，所以苦主都不敢出面控告。湘南民风倔强，可是在张敬尧的强盗军高压之下，都无可奈何。 

早在吴佩孚师未撤防前，湖南便有“驱张请愿团”，分向南北政府、上海和会及吴佩孚驻军的衡阳分别请愿。驱张请愿团先是由学生发起，各界代表率先参加，不久省议会及各团体秘密加入了，湘省旅京、旅沪同乡及省外湘籍学生也加入了，湘绅熊希龄、范源濂、郭宗熙等一群温和分子也加入了。最后，“全国和平联合会”也全力赞助湘人的驱张运动。 

8年10月22日为湖南光复纪念，湘人抱亡省之痛，学生举行罢课及游行大会，各界在烈士祠举行默哀，追念先烈缔造民国之艰难，如今则在军匪蹂躏之下，与会人士无不潸然泪下。 

9年1月20日，谭延闿发出号电，喻湘人为“鹿豕”，比非洲的黑奴还不如。 

到北京的湘人请愿团分为二组，一为学生请愿团，控拆北兵侵占学校，停发教育经费，驱逐教育界名人等罪行；一为各界请愿团，陈述张敬尧纵兵殃民及贪污搜刮种种事实。 

北京当局答复请愿团说：“易督事的困难关键在于湖南是军事前方，恐怕牵一发而动全局，政府不是不了解湖南人民心意，现在政府打算先选派一个省长分他的权，可是这一点也难于办到，政府觉得愧对湖南。”前吉林省长郭宗熙反驳说：“现在是责任内阁，责任内阁就谈不到惭愧二字。”这时国务总理还是靳云鹏，靳虽想换张，却有心无力，所以面对湘人的责难，只好作揖打拱。 

范源濂领衔控张敬尧祸湘五大罪，末了几句话说：“如以湘省为中华民国之土地，湘人为中华民国之人民，则请先去祸湘之人，更施福湘之政。”他自己拿呈文递到徐世昌手里，声明所控如有一件不实，愿受反坐处分。 

北京政府既然不肯撤换张敬尧，请愿驱张也毫无结果。吴佩孚虽然赢得湘人的好感，可是他却撤防北归。湘人呼天无路，请愿无效，最后只好诉诸于湘军一拼了。这时的湘军实在可怜，饷械两缺，番号也只是正规军一师，和一些杂牌军，能用的枪支，合起来也只有3000左右，子弹更为缺乏。湖南老百姓自我解嘲地叫他们为“叫化军”。湘军一直都和桂军并肩作战，而桂军在装备和训练上都比湘军好，人数也比湘军多，不过桂军并不一定是湘军的同盟军，而桂系领袖陆荣廷一向就惯于投机取巧，打起仗来把别的部队摆在前面，自己的部队留在后面，胜则居功，败则先退。7年春天桂军在湖南战场不战而退，便是一个极好历史教训，现在要靠桂军尤其是不可能，因为桂系军阀正在广东为了统治权和国民党及滇系在斗争，自顾不暇，更不会分散力量来帮助湘军了。 

吴佩孚撤防的时候，私下一再表示“湘事湘人自决”。他自己有志中原，无意留湘，湘军驱张的战争，他就无法顾及。不过他认为湘军会胜利的，因为赵恒惕是员骁将，占天时地利人和。而张敬尧所部个个都打劫致富，军队一有了钱，自然不肯打硬仗。湘军和湘人救乡，必然不惜一切拼命，所以他预测枪声一响，张军必然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夺路饱载而遁的。 

吴师撤防之日，湘军即下总攻击令，全军士兵欢声雷动，磨拳擦掌，为了节约械弹，赵恒惕下令非待敌人逼近，不许乱放一枪。9年5月26日湘军开始总攻击。5月27、28两日，湘军占领祁阳、耒阳两县，前锋进展到距离衡阳20余里的东阳铺。湘军兼程疾进，北军却撤退得快。 

湖南枪声一响，段祺瑞马上振振有辞地怒斥南军背弃信义，甘为戎首，破坏和平，建议北京政府明令讨伐。徐世昌认为湖南问题是局部问题，与南北问题无关，拒绝发布讨伐令。因为徐世昌了解湖南所发生的问题是湖南人民反对张敬尧的高压残暴统治，几年来呼号奔走驱张没有结果所致，因此今天被迫喊出“湘事湘人自决”的口号，一定要达到驱张的目的。因此这只是一个地方反对一个首长的局部问题，与南北战争无关。可是段系认为这个问题严重，他还指使陕西、甘肃、山东、安徽、浙江五省督军发出联名电，不但催促明令讨伐湘军，而且提出：“吴军甫撤，南军即进，恐有勾敌情事。”请求北京政府派员查办吴佩孚。 

张敬尧听说湘军总攻击，有如大祸临头，立刻采取紧急措施，一面把军眷撤走，一面电促北京政府下讨伐令。他的求救电报，由十万火急而百万火急而千万火急。请款请械的电报如雪片飞向北京。 

湖南人民展开了漫山遍野的游击战，过去受张敬尧欺压的善良百姓，如今都变成了包抄北兵后路的战士。以前湖南人蔡锷以三千羸卒打倒了洪宪皇帝，如今三千支破枪也杀得张敬尧胆战心惊。张在催促北京政府下讨伐令的电报中冒签了张宗昌、范国璋、冯玉祥等人的名字，然后在6月3日的江电向张宗昌、范国璋、冯玉祥等解释说：“请下讨伐令已列尊衔。知斯举诸君必表同意，故事前未将电稿送核。”本来张敬尧号称北洋骁将，可是在湖南战场上他却完全不经打，他对于他的部下不战而溃，解释为：“为保全和平起见，我军节节让防。……” 

5月29日，衡阳落入湘军之手。张敬尧的大将一个个不战而溃，他只好派遣乃弟“卧龙先生”张敬汤为援衡总司令，许以自让第七师师长为酬。张四帅慷慨誓师，乘八人绿呢大桥，威威武武地出发，轿后悬了两个斗大灯笼，朱书“总司令张”四个大字，武装卫队前呼后拥，达数百人。那种气吞斗牛的局面，使长沙人望之，都替人饥马瘦的湘军提心吊胆。 

6月3日，张总司令跑到湘潭，即不前进。这时是湘军气吞斗牛了，乘取得衡阳的优势，再战而得宝庆，张宗昌也落荒而逃。6月5日，援衡军总司令张四爷听说湘军已杀了过来，便不顾一切，抱头鼠窜地逃回长沙，混身沾的泥土，像个泥菩萨。其实他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到。 

张敬尧大为恐慌，手忙脚乱地应付紧急情况。长沙县知事奉命招募运输队，可是没有一个应募，北军就在大街小巷到处拉伕，同时勒令催运局、总商会代筹军饷，总商会会长张先赞被扣作为人质，限于日内筹足80万，总商会只得派人在城内外鸣锣宣示每户抽取一个月房租，逐日解送督署。张敬尧宣称将死守长沙，这一来可把长沙人骇死了，人民纷纷弃家逃走，张敬尧限制出境者每人携带川资不得超过50元。这时他已不派兵到前线，每天只尽最大努力在长沙勒索。长沙人怕他真的毁灭了长沙城，所以只好一切隐忍。 

湘军势如破竹，北军困守株洲、湘潭，长沙形势日益严重。6月7日张敬尧用另外一种口吻电达北京政府，说他的军队“并非用以对内，将士均不愿与南军作战，以此节节退守。……当此外侮日亟，国家养兵不易，留此军队为堂堂正正之用，何忍牺牲于内战之中。”同时他又很矛盾地把战败的责任推卸到别人身上，忿忿不平地说：“南军专与第七师为难，客军均作壁上观，不发一弹，遇敌即退。”张敬尧这个通电的前半段，话是很对，不过从他口中说出，就觉得很不顺耳。 

谢选骏指出：人说“张敬尧（1881年—1933年5月7日），字勋臣，安徽省颍州府霍丘县人。中华民国及满洲国军事将领，因与日本合作被国民政府军事调查统计局（军统）刺杀身亡。”——我看既然汉奸，死得其所矣。

【一六六、湖南重见天日】

9年6月12日北京政府有电报切责张敬尧说：“该督统率七八万之众，以当乌合之敌，有何待援之必要！若谓未奉讨伐令，该督封守之内，纵无命令，岂能听人侵越！”这个电报可惜迟了一步，张敬尧并未收到，因为先一天——11日下午，湘军已向湘潭、宁乡两路推进，长沙各国领事，相约往见张敬尧，请将长沙划出战区卅里之外，以免人民涂炭。但张敬尧还做出“战长沙”的模样，当晚10时，第十一师长李奎元跑到督署打听军情，张敬尧还神气十足地说：“我决定死守长沙，与长沙共存亡！”李奎元退出后，这位宣誓要与长沙共存亡的北洋骁将，就下了一道紧急命令，把新建的“镇湘楼”和军火库焚毁。提起镇湘楼来颇为可笑，原来是他听信术士“化三千”劝他镇压邪气而修建的。这一来，使长沙城腾起了一片火光，隆隆的爆炸声，使长沙老百姓有如亲历罗马焚城。大火烧了几天几夜，这位北洋骁将张督军就在火光和爆炸声中逃之夭夭。 

湖南人民在张敬尧统治下，挨了两年零三个月。以前请愿驱张达一年之久，而张敬尧的地位却屹立不动，怎知吴佩孚一撤防，湘军一发动攻势，不到半个月，张敬尧的七八万众竟不堪一击，望风披靡而溃。 

张敬尧之败是意中事，这不是偶然的，其原因是： 

第一，张部官兵都发了财，谁也不愿打仗，兵士普遍厌战。 

第二，张敬尧自己不到前方布置军事，却在后方忙于搜刮，忙于搬走家眷和财富，这就大大影响了前方士气。 

第三，段祺瑞的注意力集中在直皖两系的主力战，无心照顾到张敬尧，也没有军队来增援湖南。 

第四，在湖南战场上属于直系的范国璋、李奎元、冯玉祥等军，都不想为张敬尧卖力。 

第五，湖南人民同仇敌忾，纷纷自动组军参加驱张战争，用扁担、锄头作武器，到处切断交通，夺取北军的武器辎重，使北军腹背受敌。 

张敬尧逃走后，李奎元率领第十一师经过平江向通城退走，张宗昌率领暂编第一师由攸县、醴陵向萍乡退走。张敬尧直属第七师和湖南暂编一二两师除向岳州退走外，大部分都被湘军和沿途埋伏的游击消灭。在长沙到岳州的大道上，北军沿途大烧大杀，十室九空，这与两年前张敬尧率领第七师由通城到平江的情形一样。这时张敬尧才知道他遇到的敌人不是三千支破枪的饥饿队伍，而是三千万湖南人。 

6月12日下午4时，湘军先头部队湖南警备司令李韫珩率领所部由湘潭赶到长沙，湘军总指挥赵恒惕于14日到省，湘军总司令兼湖南督军谭延闿于17日到省。这时的长沙还是一片烽火，长沙街道本来很窄，破衣烂衫的湘军开进来后，无一家不放爆竹欢迎，市民摩肩接踵欢迎拯救自己的军队：“老总呵，辛苦你们了，谢谢你们。”老百姓和军队有的拉手，有的拥抱，妇女则流着欢喜的眼泪，泪海中浮动着一片欢声。很多平日足不出户的老太婆，也扶着孙子或是柱着手杖挤上街头，有的则把家中最好的食品搬出来劳军。湘军真是叫化军，衣不蔽体，满面风尘，臂章上有16个字：“救国救乡，在此一战；勇往直前，拼命杀贼。” 

长沙的督军署也被烧毁，谭延闿进入长沙时，督署余烬未熄，乃改以又一村讲武堂为临时总部。 

欢欣鼓舞的长沙城，为了庆祝重见天日，乃在又一村讲武堂的广场举行“欢迎驱张将士大会”，谭赵两位凯旋英雄被与会人士热烈招待，谭即席讲演，他说：“你们今天来欢迎我，我哪里敢当，我今天是来向三千万父老兄弟请罪的。我们过去不能保卫乡土，让北洋兽军蹂躏你们，你们陷入水深火热日子中，我们实在太对不起你们了。”他一边说一边激动得流下眼泪，热泪从他黝黑的脸上淌下，引起了无数人的眼泪也流了下来，这是真情的共鸣，人性的解放。谭最后说：“我们之所以能以这么少的军队打败敌人，应该归功于赵总司令，他是劳苦功高的。”于是台下都是一片掌声，全场的眼睛都望着赵恒惕，这位百战骁将虽然在战场上生龙活虎，可是在这种场面中却红着脸，流着汗，不肯站起来讲话。 

湖南省议会于6月13日发表元电指出湘军驱张是由于张敬尧作恶多端，是对张个人，电云： 

“……湘民悲号呼诉，卒无一效，欲死不能，求生不得，遂至起而自决。此举出于自卫，纯系对人问题，并无南北之见。……” 

这个电报颇有政治作用，把湖南问题和南北问题分开，把湘军驱张说成是湖南人民自救自卫的行动，与湘军所揭橥的“湘事湘人自决”，及徐世昌的看法“湖南问题是局部问题，是对人的问题”一致。 

谭延闿也分别电请岳州的范国璋、常德的冯玉祥，请他们自动撤出湘境。同时通电南北，郑重声明：“湘人以驱张为目的，与南北之战无关，湘军仅以收复湘境为止，决无侵犯邻省之意。”这表示湘省当局希望实现救省愿望而无害于大局。当时南北虽然对垒，实际上南北双方内部都已分裂，自顾不暇，湖南人的驱张目的遂能达到。 

6月13日，北京政府下令张敬尧着褫职留任。同时任命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吴光新为湖南检阅使。王占元和吴光新都复电拒绝接受这道命令。王的复电有“一国三公”之语；吴的复电说：“言和则无须检阅，言战则有督军，和战两无裨益，请收回成命。”他在电末竟推荐吴佩孚继任湖南督军。 

北京政府升任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的目的，是鼓励他协助湖南境内北军固守岳州，并且准备进兵收复长沙。王占元是直系三督之一，当然不会接受此一任务。吴光新一直是候补督军，他不肯接受这个变相督军名义的检阅使，因为只要北军夺回长沙，他就坐实是督军，何必要这个空名，还要费力气去打仗呢。虽然如此，吴光新在他被发表湖南检阅使的前一天，就由北京绕道津浦路前往岳州，他绕道的原因是直军在京汉线上，吴佩孚在郑州设立司令部。 

张敬尧从长沙逃到岳州后，依然故态不改，他手下的残兵败将霸占民房，奸淫抢劫，杀人放火，无法无天。不过张敬尧知道自己没有可能再回攻长沙了，而岳州也非久居之地，躲在洞庭湖上的江犀舰上，也学了吴佩孚自请撤防那一套，请求撤防北归。他的打算是想回徐州仍任苏、鲁、皖、豫四省边防督办。他的请求电报简直有点哀告：“……如不获请，兵士不服约束，惟有孑身隐遁。”北京政府对这个弃职逃走的败军之将，不像以前那么温厚可亲了。19日北京政府派张文生为四省剿匪督办，以阻止张敬尧企图回任，同时以严厉的口吻告诫张：“该革督不得擅离岳州，否则执法以绳！” 

北京政府责成张敬尧查明战败责任，张敬尧立刻就检举自己的四弟张敬汤临阵退缩，其义子张继忠轻弃衡山，请予以褫夺官勋处分。6月24日北京政府下令：张敬汤、张继忠临阵退缩，均即革职，着该督派员押解来京惩办。并称：“该督业经革职，此次检举，尚能不循亲私，应从宽免议。” 

6月23日湘军开始向岳州前进，25日占领新墙，张敬尧不待湘军到来，就从岳州逃走，临走前发出宥电，解释为什么放弃岳州，他说：“彼众我寡，非战之罪也。”同时把战败责任推到范国璋和张宗昌身上，怪他们坐视不救，不战先逃。他的电报说：“前清中东之役，西人咸谓非中国与日本战，乃直隶一省与日本战耳。质言之，即文忠（李鸿章）一人与日本战。以今视昔，何以异哉！”徐世昌看到这通电报，拍案大骂：“张勋臣比拟不伦，真是该死东西！” 

6月30日张敬尧逃到了汉口，北洋政府已发表了要他毋庸留任的命令，他听说继任人吴光新已到汉口，就把湖南督军和省长两颗大印带在自上来见吴，要挟吴索200万元为交印代价。吴光新一口气回绝他说：“你就是不要一个钱，这两件东西我也不要，你还是留着待价而沽吧。”7月1日张敬尧过武昌拜会王占元，自称所部尚有一师一旅约2万人，要求接济军饷，说着竟放声大哭起来，同时双手把督军省长两颗大印也交了出来。北京政府发表吴新田代理第七师师长，收容了张部七八千人。7月6日冯玉祥旅由常德退往鄂西，因此湖南境内便没有北军了。 

谢选骏指出：据李六如回忆录《六十年的变迁》记载，湖南境内的北军犹如禽兽，连五十多岁可做他们母亲的老妇女都被强奸，不过这些北方的豺狼比起日本蝗军还是好些，至少不会先奸后杀受害人。

【一六七、张作霖扮演和平先生】

靳云鹏在直皖局势日趋紧张时便上辞呈，第一次徐世昌批给假十天，第二次又批给假十天，第三次则增加十天，准假20天，20天后又延长十天，可是靳本人辞意甚坚，不待假满即第四次上辞呈。徐世昌则仍以“拖”字来处理内阁问题。 

直皖的问题已至非经一战不能解决的严重地步，这当然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很具体地分析当时局势，段祺瑞无徐树铮，就没有那几年的烜赫声势，可是也正因为有一徐树铮而使众矢集于一身，到了直皖决裂的时候，形势已经造成，想摆脱是绝不可能的事，因此唯有一战才能解决。 

当然，在最后五分钟，各方都尽量寻求一个能避免战争则避免的方案。所以直皖之战前夕，徐世昌还想尽力挽救危局。由参陆办公处于6月7日、14日18日发电三次，电召曹锟、张作霖、李纯三位巨头到北京来会商。可是李纯首先复电，称病婉辞。曹锟则借口直军吴师回防，须加布置，所以无法分身。18日晚接奉天电报，张作霖已应召入关。19日张作霖抵京，这是北京城的一件大事，所有的要人都到车站迎接，其威风不减三年前他的亲家张勋带兵入京的盛况。安福系为了讨好这位关外王，由曾毓隽负责在奉天会馆大兴土木，粉饰一新，以备作为这位贵宾的行馆。 

张作霖下车后，表示此次入京有三项目的：（一）为助靳云鹏重任阁揆；（二）为征询和局现况若何？（三）为将来裁兵与废督问题。不过这当然是表面文章。他先谒徐世昌，次访靳云鹏，然后去见段祺瑞。段祺瑞一向态度倨傲，可是这回对待以“和事佬”姿态出现的张作霖，也很和蔼可亲。张对段则十分恭顺。 

张作霖并未在奉天会馆下榻，而径赴北京的奉军司令部休息，并以司令部为行馆。 

这一天，徐树铮和安福系的主要人物在曾毓隽私邸举行会议，研究当前局势，大家一致认为张作霖肯到北京来，至少表示奉军不会附从直系，因此直系似乎有所顾忌而不致走向兵戎相见之途，如果能促成张作霖守中立，就不怕和直系一战。所以决定要争取张作霖，当然争取张是需要代价的，于是决定以副总统一席来交换张作霖在直皖冲突中中立。 

可是张作霖真的心意是什么，他们无法了解，从张不接受曾毓隽的邀请，到奉天会馆下榻，便可以看出他对安福系很冷淡。20日徐树铮去见张，张竟飨以闭门羹。 

不止此也，张作霖向徐世昌提出解决危局的先决条件是靳云鹏复职和撤换安福系三总长。 

徐世昌对张作霖说：“仲珊（曹锟号）来了总好谈，请兄赴保定去劝劝他。”张作霖欣然答允。 

9月6月22日，张作霖偕同李纯的代表江苏督署参谋长何恩溥、陈光远的代表江西督署参谋长李竟成和北方各督代表多人前赴保定，于是时局的重心顿然由北京移到保定。 

22日保定举行会议，吴佩孚发言最为激烈，经过反复讨论，提出了解决局势的六项条件：（一）解散安福系；（二）撤换安福系的三总长；（三）靳云鹏回任国务总理；（四）撤换北方议和总代表王揖唐；（五）撤销边防军，改编后归陆军部直接管辖；（六）徐树铮免职。 

曹锟和张作霖都觉得条件似乎过于苛刻，因此把第六项徐树铮免职取消，六款改为五款，请张作霖带至北京，与当局磋商。 

张作霖23日由保定返抵北京，段祺瑞当晚在团河的行馆设晚宴款待，段向张表示：自己并没有政治野心，并不想当副总统，且愿意支持一位可以合作的北京以外的人士担任副总统，这等于暗示可以支持张作霖当副总统。张作霖则表示自己一向服从“督办”的态度。 

这顿晚餐，开始时的气氛很和谐，于是谈话渐渐引入张作霖保定之行，张便把保定会议的五项条件提了出来，段对于解除徐树铮的兵权，就是撤销边防军一条认为有困难。对于撤换安福系三总长，却可以商量，不过要求保证不要追查交通部和财政部的账目。原来这两部因为支持安福系，所以挪用了许多公款，如果追查起来，麻烦可就大了，所以段表示如果保证继任者不追查这些帐目，便可以叫他们辞职下台。这晚上就谈到此为止。 

此后一连三天，大家在幕后磋商，段很坚持，不肯让步，只是要张去疏通和劝导曹锟让步。 

26日张作霖忍耐不住了，乃吩咐路局替他预备专车，以便离京，他这一姿态果然把段祺瑞吓住了。27日段亲自到奉军司令部来见张，挽留他不要离京，段表示靳云鹏坚决不肯复任总理，这一来内阁势必改组，全班人马都需要调动，所以安福系三总长自然随之下台，不过新内阁中，至少交通总长要保留，这是讨价还价的意见。 

张作霖曾和靳云鹏密谈，靳表示自身属于段派，而政局的微妙，使自己置身于极困难地位，因此若再留任国务总理，必无良好结果，因此拜托张作霖不要再挽留他。张了解靳的处境，决心放弃挽留靳任阁揆的努力，因靳的去职，三总长自然也跟靳去职，则这一问题便可解决了。 

于是内阁问题又集中到新阁揆人选，一致认为周树模组阁的可能性最大。 

29日，徐世昌邀请段祺瑞和张作霖两人到公府举行会议。就保定会议所提出的五项条件提出折衷意见，如安福系三总长退出内阁，徐树铮解除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所部改归陆军部直辖，新内阁由周树模出组，靳云鹏仍担任陆军总长。这一天段说的话很少，也没有对这些问题表示意见。 

第二天段召集安福系重要人物讨论先一天在公府会议的情形，徐树铮等这时为了自身生存问题，坚决主张采取强硬态度，不应过分示弱，三总长亦不应退出内阁，最大让步只能接受把西北边防军改归边防督办直辖，徐树铮仍留任西北筹边使。小徐用挑拨的口吻说：“如果超过这个限度，就是不替督办留余地，而我辈今后也抬不起头来了。” 

段静听他左右的意见，有时闭目凝思，他是个意气用事的人，听了小徐这番话，立刻把桌子一拍，气鼓鼓地说：“对，我们不能再退一步了。他们欺人太甚。” 

张作霖听说段态度转趋强硬，便又跑到团河来向段告辞。可是这次段却变了脸，不待张开口便咆哮地说：“吴佩孚区区一师长，公然要挟罢免边防大员，此风一开，中央政府威信何在？徐树铮不费一枪一弹收复外蒙，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国家，一定要他去职，分明是给我难堪，太欺负人了。你们一定要他去职，必须同时罢免吴佩孚！” 

保定方面听说西北边防军准备改归边防督办直接统辖，认为是换汤不换药，皖系毫无诚意，不止是敷衍，简直是玩弄直系，所以非常愤慨。 

张作霖本是一个老粗，虽然他粗中有细，智慧特高，可是由他扮演“和事佬”，究竟是用非所长，何况直皖两系的成员已深，双方距离根本无从拉近，他已尽了全力，而且能抓住问题的重心，他了解问题的症结在于“解除徐树铮的兵权”，这不止是直系的愿望，也是奉系的愿望，如果小徐兵权解除，其他条件便容易谈了。可是这却是最难让段祺瑞接受的，当年为了小徐，段不惜和他受恩深重的老长官袁世凯反目，今天自然不会为了对直系让步而牺牲小徐。段的为人刚愎自用，自信自专，这些都是张作霖所了解的。他自己感到调和已不可能，段态度又转强硬，更无法谈得出结果，所以30日他又备车要离北京。 

这次不是段留他，而是徐世昌留他，徐世昌认为张作霖一走，战争便无可避免，所以再三再四挽留，请张再作最后的努力。不过明眼人已经看出，小徐并没有牺牲自己挽救大局的胸襟，反而从中作梗，安福系更是变本加厉，这样情势，张作霖纵有三头六臂，也无法挽救了。 

7月1日保定发表了直军将士告边防军、西北边防军将士书如下： 

“直军全体将士致书于边防军、西北军全体将士曰：我辈谊切袍泽，情属手足，谨抒亲爱恳挚之宣言，敬告于明顺逆知大义者，夫同类不相残，同国无义战，千古之铁案也。我祖轩辕氏制兵之始，原为对外之用，北逐荤粥，南驱苗蛮，中原始有此一片干净土。洎平北伐玁狁，西御氐羌，与匈奴、突厥、金、元、满、蒙角逐中土，无非借我国军，固吾圉也。充国屯田，德裕筹边，天下有道，守在四夷。我国边防军、西北军之设制，为对外御侮之嚆矢，凡属袍泽，畴不以手加额，踊跃三百，边防有托，西北无忧矣。乃野心权利者，利用愚民政策，采取军阀主义，拥我数十万朔方健儿，以为同室操戈之用，不以防边，而以防内，凭借西北，讨伐西南，直视我堂堂国军，桓桓武士为一家之鹰犬。在昔专制时代，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西南各省同隶版图，既无卖国媚外之罪，又焉有侵凌讨伐之理。矧共和国家，以人民为主体，人民并非欲萁豆之煎，军阀偏欲表鹬蚌之持，剥我人民脂膏，以重苦吾民，耗我国家饷糈，以疲困吾民。我国民何负于军人，我军人更何仇于国家。天良未泯，浩气犹存，既非至愚，终当觉悟。孰甘为少数私人作牛马哉？亚圣有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诗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凡我军人动作，均应以对外为主旨，以民意为依归。是在我军人有觉悟心，尤贵我军人有辨识力。彼野心私利之徒，动辄曰服从命令，拥护中央。试问此项征讨命令，是否出于元首本心？即令出自元首，是否本于真正民意。为治命耶？为乱命耶？稍有常识者类能辨之。挟天子以令诸侯，久为权奸之惯技。安福系跳梁跋扈，而指挥安福祸国者，惟徐树铮一个。我昂藏七尺男儿，讵甘心供其驱使耶？彼安福系以路矿抵押外人，屈膝借债，豢养国军以残害同胞。我国军不乏忠义之士，明达之人，孰肯为一党一系效死命哉。上年鲁案发生，我国军有协力对外之热忱。借债发饷，我国军有不受外饷之义愤。全国军人，闻风兴起。……全国本属一家，焉有南北之界？北洋原系一体，何有皖直之分？国军同仇对外，又安有芥蒂之嫌？边防军创边防之基础，西北军开西北之宏图。我同胞方且崇拜之，敬仰之不暇，更焉有水火虞邪？此次直军撤防，原为扫除祸国殃民之安福系，及倡乱卖国之徐树铮。对于先进泰斗，同气友军，毫无挟带恶感，及并峙对敌行为。乃彼少数奸人，自知无立足之地，故为捏造流言，怂恿当道，不曰与‘合肥督办为难’，即曰与‘边防军西北军构怨’，是等无意识之谰言，希图妄施离间。我亲爱友军必不为其稍动。此后凡我军人，遐迩一体，披肝沥胆，敌忾同仇，耿耿此心，可对天日。外御其侮，内息阋墙，堂堂男儿，绝不坠其收买离间术中。……我边防军暨西北同袍果有能先我着鞭，驱除徐树铮，解散安福系，以顺人心，而慰民望者，则既可建拥护元首之大勋，更可全维持合肥之令名。非但所以爱元首爱合肥，亦即所以爱国家爱人民也。直军愿执鞭弭以从其后。他日历史增荣，俾直军得附边防军与西北军之骥尾，则荣幸多矣。袍泽志士，盍兴乎来！直军全体将士敬告。” 

谢选骏指出：张作霖扮演和平先生，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了。

【一六八、直皖两系正式翻脸】

9年7月2日徐世昌正式下令批准靳云鹏辞职，靳在请假期间，国务总理是由萨镇冰代理。靳辞职后，亦竭力推荐周树模组阁，自己愿意担任陆军总长。靳的坚决求去，是因为安福系三总长遇事和他作对，而在直皖两系磨拳擦掌，跃跃欲战的局势中，他感到左右作人难，更怕皖系以叛徒名之，所以他急于求去。他之所以愿意退居陆军总长地位，是怕他不做，小徐便乘机攫去，他和徐树铮同名列段手下的四大金刚，可是两人却势同水火。 

北京虽忙于新阁问题，而保定关心的却是小徐解职的问题，张作霖与曹锟里应外合地催促罢免徐树铮。吴佩孚宣称非取销筹边使不可，如有反对，决先解散国会，盛传吴军已开抵长辛店。 

7月4日，徐世昌在总统府举行特别会议，参陆处员均到，会议结果，对西北军决用部令改归部辖。西北军司令部即撤销。徐树铮开去筹边使，改任将军，遗缺由李垣署理。散会后即由总统府拟定命令共有三项： 

（一）特任徐树铮为远威将军。 

（二）徐树铮应即开去西北筹边使，留京供职，西北筹边使着李垣暂行署理。 

（三）西北边防总司令一缺着即裁撤，其所部由陆军部接收。 

这些命令，徐世昌认为是根据29日徐段张三巨头会谈时所决定的，当时段在会谈时并未表示反对，可是段祺瑞则认为他在会谈中没有同意这个决定，段认为徐世昌是自己扶起来的傀儡，现在竟依靠“地方藩镇”势力而自专自行。对于徐树铮的处置不经辞职而予免职是不给面子，也不顾及段的颜面，所以命令发表时，段在团河大怒大骂。 

靳云鹏辞职获准后，依法阁员应随总理同进退，所以代理总理萨镇冰主张联带辞职，可是安福系的三位总长都出而反对，相约不提辞呈。当总统准靳氏辞职时，即打算提名周树模为国务总理，咨请同意案送至国会，而安福系的国会议员则相约以不开会抵制，以阻止周树模的提名。 

迨徐世昌不待徐树铮自请辞职而予以更调，段为之震怒，安福系议员更形愤激。 

7月5日段祺瑞以边防督办名义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边防军下级军官联名上书请求说明开拔地点和作战任务。段向他们作了一次简短训话，鼓励他们奋勇作战，如果这一战不能打胜，不但他个人失败，边防军也一定不能存在，全体官兵的命运均将不堪设想。 

同一天，西北军五个旅长都有电报挽留徐树铮仍供原职，久病不起的段系大将倪嗣冲，也到了北京，可是他的病势沉重，一抵京即赴北戴河养病去了。 

北京城顿成谣言城、恐惧城，达官贵人纷纷出京避难，东交民巷的使馆区和外国饭店都告客满，张作霖也搬到奉天会馆来加强戒备。 

7月6日徐世昌又请张作霖去团河再作最后一次努力，这天段的火气很大，咆哮着说：“罢免吴佩孚，万事皆休！”张说：“这恐怕办不到吧！”张作霖劝段冷静，应该化大事为小事，退一步着想。段听了很不耐烦地说：“你回你的奉天，不必管这儿闲事。”张听了一声不响就告辞而去。 

这时，段派积极备战，直军亦布置防线，不遗余力。7日深夜1时，张作霖并未与任何人作别，悄然乘车出京，在军粮城下车，随即宣言“局外中立”！ 

8日午前，段祺瑞由团河回到北京城，在将军府召集全体阁员及军政首要举行联席特别会议，靳云鹏等均列席，出席人员逾800余人。段极端愤怒，决定呈请总统将曹锟、吴佩孚、曹锳免职。交段亲自查办。下午国务院开临时会议，结果吴佩孚予以免职处分，曹锟则改为褫职留任，由交通总长曾毓隽、司法总长朱深送府盖印。 

段在将军府议决惩办曹吴后，明知曹吴一定反抗，必至兵戎相见，乃退至私宅，召集近畿各师长，讨论出兵计划，决定派出五师，以曲同丰所部边防军第一师为第一线，刘询所部第十五师为第二线，陈文运边防军第三师为第三线，李进才第十三师为第四线，魏宗翰第九师为第五线。同时命交通部转饬京汉路局赶备专车输送。这一来，惊惶的北京城，更为恐慌，纸币骤跌，要人家眷纷纷迁徙，箱笼什物遍街触目。情形一如张勋复辟前后。 

段祺瑞呈徐世昌请拿办曹吴呈文云： 

“呈为揭劾奸凶，呈明拿办，以整纲纪而振人心事。窃维国于天地，必有与立。法制纪纲，人人所应恪守。封疆大吏，膺方面之重寄，为群众所具瞻，宜如何正己率属，恪供尔职，双报国家倚畀之隆，而尽守法服官之责。若曹锟者，始以第三师长奉派入川，无功而归，尚无大过，适直隶督军员缺，遂以畀之，意尚不满，寻与张勋歃血为盟，秘图复辟。讨逆军突起马厂，声威甚盛，曹锟中慑，乃请附义军，首鼠两端，论功已属可耻。事未几即定，而彼骤增三旅，并要请上将头衔，比因湘战方亟，姑予报可，授以两湖宣抚使之任，兼第一路总司令，俾率众南征。讵彼徘徊汉上，拥兵不前，继假吴佩孚转战之力，获拔长岳，而曹锟不以为喜，反从而嫉妒之。政府拟任吴佩孚为湖南督军，曹锟则再四力阻，惟恐其名位出己上，嗣授以孚威将军，而曹锟仍怏怏，时出怨言，谓政府将夺其所部。于是委师北旋，逍遥津保，嗾使吴佩孚叛变。一则要请经略四省，再则恳求增兵四旅，挟势邀赏，不获不休。政府欲资劳以收统一之效，遂不惜委曲以徇所欲，尽允其请，而卒未出保定一步。今大总统当选时，吴佩孚以曹锟部将仍敢妄肆诋毁，称曰五朝元老，至就任后，犹称东海先生，未赏一尽敬上之礼，与入衡前行止顿异。电文具在，海内切齿。曹锟不惟不加约束，反曲代辩解，纵容指使，情节已属显然。吴佩孚驻守衡州，暗与敌通，受贿六十万无，沿途使用广东毫洋，证据确凿，无可讳言。擅自撤防，叛不奉命。逗留鄂豫，吓诈金钱。盘踞京汉陇海各路，检查邮电，梗阻交通，搜检行人，碍及商旅。又监视巩县兵工厂，私留部械，扣阻陆军部采购之军米，意令京军绝食。截留发给江西之枪弹，意令赣军陷敌。目无政府邻省，跋扈恣睢。而曹锟乃派兵横出京奉、津浦各路，监视德县兵工厂，遥与为应，且令所属津保一带队伍，群向京师修筑炮台，作长围之势。其胆大妄为，罪恶擢发难数。此次湖南失事，全出曹锟奸诈所蔽，自知湖南沦陷，无颜居湘、鄂、川、赣四省经略之名，乃更觊觎直、鲁、豫、晋四省巡阅之职。觊觎而不遽得，羞惧无可掩饰，则妄造黑白，攻击西北边使，迫挟元首，违法出令，以泄骄蹇之气。外蒙全境，大逾内地数省，辛苦收回，未费国家一钱，较之丧失湘省损兵弃械，害民祸商，相去何啻天壤。不知为国进贤，乃独数数勾通陆荣廷，诱惑元首，屡请起用复辟罪魁之张勋，诚不知是何肺肠矣。至其贪墨黩货，不恤士卒，尤堪痛恨。南征时国库奇绌，强索军费数百万元，……其一切贪谋秘计，均由其弟曹锳为之布画，亦难兄难弟也。本上将军创建民国，至再至三，参战一役，费尽苦心，我国国际地位，始获超迁。此后正当整饰纪纲，益巩国基，何能听彼鼠辈，任意败坏法律，牵惹外交，希图摇动邦本。谨用揭明罪状，上请大总统迅发明令，褫夺曹锟、吴佩孚、曹锳等三人官职，交祺瑞拿办。余众概不株连。整饬纪纲，以振人心，而定国是，去腹心之患，则统一可翘足而待。兵队现经整备，备齐即发，伏祈当机迅断，立涣大号，与天下更始，不胜激切屏营之至。谨呈大总统。” 

段祺瑞及内阁分别呈请要求惩办曹吴，徐世昌颇有难色，因为这命令与前令大相径庭，所以不肯签署。于是段派乃以重兵围总统府，强迫徐世昌依允；并由边防军传出消息，如8日午夜免曹吴令不下，则琉璃河方面当于9日上午首先开火。徐世昌在威迫情形下，不得已乃将内阁送呈惩办曹吴之令盖印发下，这时已是9日午前。 

惩办曹吴令如下： 

“前以驻湘直军，疲师久戍，屡次吁请换防，当经电饬撤回直省，以示体恤。乃该军行抵豫境，逗留多日，并自行散驻各处，实属异常荒谬。吴佩孚统辖军队，具有责成，似此措置乖方，殊难辞咎，着即开去第三师师长署职，并褫夺陆军中将原官，暨所得勋位勋章，交陆军部依法惩办。其第三师原系中央直辖军队，应由部接收，切实整顿。曹锟督率无方，应褫职留任，以观后效。军人以服从为天职，中央所以指挥将帅者，即将帅所以控制戎行。近年纲纪不张，各军事长官，往往遇事辄托便宜，以致军习日漓，纪律因之颓驰。嗣后各路军队，务当恪遵中央命令，切实奉行，不得再有违玩，着陆军部通令遵照。此令。” 

9日，边防军第三师开赴廊房，边防军第一师与陆军第九师、第十三师、第十五师开向长辛店、卢沟桥、高碑店一带。10日段在团河成立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派徐树铮为总参谋，段芝贵为第一路司令，曲同丰为第二路司令兼前敌司令，魏宗翰为第三路司令，傅良佐为总参议。 

同一天，外交团照会北京政府，如果战事危及外侨生命财产，中国政府应负完全责任。中国军队不得携带武器入城，飞机不得在北京上空飞过。这些限制对边防军颇不利。可是意大利公使却将使馆内所有军火秘密售予边防军，曾毓隽也从日本三井洋行借到100万元为边防军开拔费。 

保定方面自获悉北京发表惩办曹吴命令后，军心愤激，一意主战，毫无回旋余地。曹锟于9日上午亲自到津行誓师礼，派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吴宣言将亲率三军，直向北京，驱老段，诛小徐，所部定名为讨贼军，设大本营于天津，设司令部于高碑店。 

讨贼军前敌总司令吴佩孚出师前发表通电如下： 

“各省督军、省长、省议会、各团体、各报馆均鉴：自古中国严中外之防，罪莫大于卖国，丑莫重于媚外，穷凶极恶，汉奸为极。段祺瑞再秉国政，认仇作父，始则盗卖国权，大借日款，以残同胞。继则假托参战，广练日军，以资敌国，终则导异国之人，用异国之钱，运异国之械，膏吾民之血。绝神黄之裔，实敌国之忠臣，民国之汉奸也。路线者国脉所在，而南起赣闽，北迄蒙满，要键无存者矣。军队者国本所托，而上自军官，下至下士，完全易汉帜矣。大逆不赦，中外所闻，斯而可忍，人心尽死。佩孚等束发受书，尝闻大义，治军而还以身许国。誓不与张邦昌、石敬塘、刘豫、吴三桂之徒，共戴一天。贼生则我死，我生则贼死。宁饮弹而瞑目，不为外奴以后亡。往者忧衷百结，以段祺瑞为军阀老辈，因尝眷念私交，不忍遽伸大义。但冀稍有悔悛，亦复不为己甚。故请惩从犯安福妖孽徐树铮等，以私曲获，此佩孚之私意，谅亦国人所矜察也。乃其日暮途穷，匪惟不悔，尤复倒行逆施，甘心举民国以送异族，躬为操莽，既一逐黄陂，再驱河间，今复威迫元首，失其自由，伪造乱命。暴戾阴狠，为振古所未闻；篡上卖国，尤中外所罕睹。夫共和主权在民，总统为民之公仆，元首袒贼以卖国，吾人尽忠报国亦当权衡轻重，况在失其自由被胁之乱命，佩孚等个人纵本末颠倒，不难伏首以就戮。为国家计，亦安能荒军人之天职，贻百载之笑骂。事变至此，惟有忍涕挥戈，以与卖国贼盗相周旋，但令悃悃血诚，为我四万万父老昆季所洞鉴。佩孚等虽死之日，犹生之年，刀锯斧钺，非所敢恤。世或不察，目为皖直之争，愚怀耿耿，窃所未平。南北本属一家，直皖岂容二致。今日之战，为讨贼救国而战，为中国民族而战，其幸不辱命，则佩孚等解甲归田，勉告无罪于同胞。其战而死，为国人争人格，死亦有荣无憾。诸公或握军符，或主清议，奋发讨贼，当有同情。若其眜中外之防，忘国家之义，坐令国土陷于异族，子孙沦为奴隶，千秋万世，自有公论，非佩孚等所敢闻矣。涕泣陈辞，伏惟公鉴。讨贼军前敌总司令吴佩孚率直军全体同叩。” 

直军全体将士致边防军西北军陆军第九师第十三师第十五师忠告书云： 

“敝军前次致边防军西北军书，谅邀鉴及。谨再为亲切恳挚之忠言，敬告于前线全体将士曰：同室操戈，为军人之大耻。我辈同属国军，情犹兄弟，断无阋墙私斗之理。贵师旅处段徐指挥之下，强迫开赴前线，与敝军为敌，必非出于本心。何则？敝军既非背叛中央，又非反抗元首，更非有争权夺利野心。贵师旅何至与敝军为仇，敝军所以讨段祺瑞徐树铮，讨安福系者，原为救国救民，想贵师旅亦深表同情。试想南北战争，何人作俑？卖国媚外，何人作伥？国危民病，何人作祟？追原祸始，段为戎首，徐为祸水，而安福则助虐者也。讵以堂堂国军。桓桓武士，而甘为卖国贼作鹰犬耶？彼军阀利用愚民政策，动辄曰拥护中央，服从命令，试问段命徐树铮包围公府，软禁元首，为拥护中央耶？抑危迫中央耶？贵师旅此次出师，攻击直军，为元首命令耶？抑为段徐命令耶？徐树铮夺取印信，大总统已失自由，国军处此，应助元首除段徐耶？抑助段徐逼元首耶？稍有常识者类能辨之。元首幽囚之日，正军人救国之秋，军人坐视不救，已有负天职，若此军起而救之，彼军则进而击之，有是理耶？自问良知，当能自解。敝军声讨安福，为救国也，贵师旅进攻敝军，亦为救国耶？自贵师旅束装出发，敝军已准备完全，所以相持七日，列阵以待，未即猛烈攻击者，正不忍同室操戈，轻启炮火，演煮豆燃萁之惨剧。夙仰贵师旅袍泽兄弟，深明顺逆，洞晓大义，若能去逆效顺，幡然来归，敝军敬当全体欢迎，箪食壶浆以犒从者。如有富于国家思想，夺勇为民除害，歼除安福渠魁者，敝军尤当尽礼致敬，虽为执鞭，亦所欣慕。燕赵古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见义勇为，当不乏人。军人报国自属天职，为救国危亡计，为拯民水火计，为国军名誉计，为诸君前途计，均当审择利害，弃暗投明。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热不息恶木之阴，知命不立岩墙之下。人非至愚，终能觉悟，孰甘为一家一党供私斗哉。敝军所与誓与不两立者，不过少数安福系卖国党魁耳。对于贵师旅袍泽兄弟，无丝毫恶感。近日贵师旅仗义来归者，日见其多，敝军咸与优礼相待，亲爱有加。出谷迁乔，则薰莸自判，助纣附逆，则玉石俱焚。孰得孰失？何去何从？根据天良，当可自决。掬诚忠告，可质天日，敬布腹心，惟希朗照。直军全体将士忠告。” 

同时曹锟有声讨安福系的通电云： 

“……迩来安福系力竭势穷，覆亡在即，犹复设词诬捏，谣惑听闻。或谓此举为直皖之争，或谓其中寓复辟之意，挑拨离间，肆彼阴谋。……查各省联军。此次义举，纯为救国，良以安福系数年以来，假借段、徐。把持政权，阴行卖国，横挑内乱，种种罪恶，罄竹难书。各省同志，或绾军符，或膺疆寄，对于国家大局，人民安宁，当负完全责任，且外观列强之大势，俯察人民之呼号，长此任彼横行，深惧国将不国，是以不顾利害，共起义师，绝无私意于其间。……总之，锟等此役为国家安全计，为正当防卫计，不得已而用兵，是非曲直，事实昭然。苟有私心，不但无以对同侪，而且无以对天下。敬布诚悃，正式声明，惟祈公鉴。曹锟印。” 

谢选骏指出：双方正式翻脸前，怨恨由来已久了。

【一六九、奉军入关助直】

9年7月10日，曹锟致电北京公使团，请其注意日本暗中助段的事实。美、英、法三国压迫日本公使表示态度，14日日本公使被迫发表宣言，表示决不助段。 

7月9日，张作霖由军粮城回到沈阳，10日致段祺瑞一电，劝段勿袒护徐树铮，电云： 

“段督办钧鉴：我督办光明磊落，中外敬仰。只以二三佥壬，朋比为奸，荧惑聪听，不惜敛天下之怨，以遂一己之私。海内骚然，妇孺共愤。乃在徐树铮罢免筹边使职，原为政府用人行政之常，而若辈则妄造蜚语，归罪作霖，日前冒暑力疾进谒崇阶，本以感恩图报之诚，愿我督办为千古之英雄，勿受二三奸人之蒙蔽，以免为项城第二。凡人所不敢言者，作霖皆垂涕而道，原自以为效忠于我督办者，至深且尽，而彼辈反以为负心，此诚作霖所不解者也。现在各省天灾迭告，民不堪命，为民上者，方将抚恤之不遑，岂堪再启兵戎，重为民祸。作霖何心，安忍坐视？且此次在京，备悉奸人百计害我三省，其种种阴谋，已披露于全国，作霖反复焦思，忍无可忍。如有敢于倒行逆施，居心祸国，即为公敌，誓将亲率师旅，铲除此祸国之障碍，以解吾民之倒悬，然后请罪于大总统、我督办之前，以谢天下。作霖叩。” 

同时，张作霖宣布派兵入关，通电全国云： 

“窃作霖奉大总统令入都，本爱国保民之素志，抱宁人息事之苦衷，冒暑远征，力疾奔走。……无如我垂涕而道，人则充耳弗闻，困难情形有非楮墨所能罄者。厥后事机愈迫，险象环生，大总统日陷于荆天棘地之中，我商民日困于火热水深之下。见闻所及，惨痛难言，五内如焚，一筹莫展。不得已星夜就道，谋所以拯救之方。乃甫抵奉垣，即闻京师、保定之间，将欲发生战事，而由京到津避难者已络绎于途，大有琐尾流离之象。侧身西望，愤不欲生。……慨自国体改革以后，干戈满地，灾歉频举，国濒于危，民不堪命。现在浙有水患，苏有米荒，直、豫、鲁、奉赤地千里，天灾示警，民不聊生。稍有人心，岂堪再启兵戎，害我无告之黎庶。又何况京畿重地，遽作战场，根本动摇，国何以立？而京奉铁路，关系条约，倘有疏虞，定生枝节。上年援湘援鄂，奉军之在关内者，尚散驻于潼洛之间，若令阻断交通，势必断我接济。作霖戴我元首，卫我商民，保管我路线，援救我军旅，实逼处此，坐视不能，义愤填膺，忍无可忍，是用派兵入关，扶危定乱。其与我一致者，甚愿引为同袍；其敢于抗我者，即当视为公敌。大军所至，妖焰立摧，纪律严明，定秋毫之不犯。风云奋发，敢露布之先驰。皇天后土，实鉴此心。敬告海内，伏惟公察。张作霖叩。” 

7月11日张作霖致曹锟一电，说他已经派遣第廿八师先行进关，关内奉军派张景惠为司令。他估计关内奉直联军已有七八万人，可以应付东西两线的战争。并向曹锟担保：“我辈骨肉至交，当此危急存亡关头，不能不竭力相助。” 

张作霖派兵入关的最大理由，是说破获了皖系在东三省有颠覆活动，7月16日、17日他发表了两则通电： 

一电云：“各报馆均鉴：奉省获犯姚步瀛等，供认受曾云霈等指使，并定国军第三军委任，来奉招匪，扰乱地方等情，业经作霖通电在案。查该匪等所供，如招队不多，即在东清路一带扰乱治安等语。夫东清铁路为中俄枢纽，关系外人生命财产，比年以来，经作霖等竭尽智能，始将管理保护权限，依照约章，办有头绪。乃奸谋揭露，竟欲扰害路防。不知该奸党等与三省人民及旅居外侨，何仇何怨，宁竟忍而为此。现在幸邀天佑，群匪就擒，而主谋诸凶，尚复优游京畿，盘踞政权。此次共举义师，拥护元首，讨伐诸奸，为地方人民泄此公愤，即以保护路权，并保护外人之生命财产，用再通电奉陈。张作霖、鲍贵卿、孙烈臣叩。” 

二电云：“各报馆均鉴：奉省侦获由北京派来姚步瀛等十三名，亲笔供认受曾云霈等指派，并有定国军第三军委任，给予大洋十二万元，来东省招募匪徒，在山里或中东路线一带扰乱东省，使奉军内顾不暇，牵制奉省兵力。且据曾云霈云：款项如果不足，即由哈尔滨绥北木植公司取用，不拘多少。该公司系曾云霈所开，并说此事详情已与徐又铮妥议，商承段督办意旨，决定照此办理等语。姚步瀛并自认为督办谋生，一切计划均经详细供明，姚步瀛系大理院长姚震之侄，姚震并经参与会议。此案获犯以后，即经急电段督办详询，据复并无此事。督办素来光明，具有世界眼光，谅不错乱至此。惟真赃实犯，供证详明，设非奸人指使，从何得此重金。大理院长为法律最高机关，乃竟预此奸谋。国之前途，何堪设想？作霖此次入都，对于奸人图直、图皖、图苏、赣、豫、鄂种种计划，均已详晰无遗。三至团河，垂涕而道。即出都以后，曾发庚电，对于督办痛陈利害，登诸报端，为天下所共见。自问冒暑奔驰，往来调停，无负国人。即奸党意旨未洽，寻仇启衅，亦只及作霖一人，与东省人民地方何仇何怨，必欲使其同归涂炭。近且散布谣言，谓义师意旨，含有复辟思想。夫帝制之不可复存，此稍具常识者，皆能知之。凡我同志皆属共和功首，岂肯生此拙谋。奸徒穷蹙无聊，乃造作诬蔑之语，举动如此，狗彘不如，当为有识者所共悉，无足深辩。近见报载督办呈文，自称本上将军，而文内乃痛詈吴佩孚之种种不法。夫对于大总统而称本上将军，民国以来亦尚无此公文程式。此皆奸徒有心构乱，陷督办于不义，祸全国人民，便逆党之阴谋，逼疆吏以兵谏者也。作霖此次出师，为民国诛锄奸党，为元首恢复自由，拯近畿百万人民于水深火热，倘国难不解，党恶不除，誓不旋还乡里也。特电驰陈，张作霖叩。” 

7月14日，顺直省议会、天津总商会、直隶商会联合会，联名通电宣布段祺瑞三大罪状。这通“寒电”指责段祺瑞： 

“……视东海为傀儡，待同官若奴隶，颐指气使，炙手可热。靳云鹏虽其门生，然既为总理，论体制应在督办之上。乃段祺瑞于院部有关系之文函，均亲笔批有交院、交部字样。其下属奉命转达于院部者，则直书曰奉督办谕，交总理总长办理等字样，俨以元首自居。今更擅改元首已盖印之命令，逼令元首之印绶，自由擅发，试问纪纲何在？此其大罪一。信任曹陆，借用日款五万万元，将东三省森林矿产及满蒙热河铁路之权，拱手以授日人，又将胶济、高徐、顺济等铁路与日本订立合同，使山东亦将为东三省之续。甚至订立军事协约，而日本军队侵入北满，假借参战练兵，而日本军官揽我兵权。至于赞成签订德约，主张直接交涉，无一不为媚外之作用，以自亡其国，此其大罪二。段于袁项城时，往往以项城任用权术，利用金钱收买下级军官，唆使反抗上官之举为不然。不料自彼执政以来，变本加厉。……广用金钱，结合各省军队以自固，以致军队日多，财源日竭。此其大罪三。” 

这个电报末尾且指责段祺瑞并非如一般人所说的很廉洁，它指出： 

“天津义租界房屋，乃徐树铮于民国元年所得汉阳之款，以十三万元分润段而购置者。曾云霈以安福党费为段兴造春夏秋冬四季式之房屋。又复辟讨逆余款二百万元，尽入私囊。段在中日汇业银行有股份一百万元。” 

在7月13日张作霖宣布派军入关以前，段对“讨直”之战是很有信心的，他曾吹嘘说，战争开始，只消五天就可以攻下保定。他的自信是认为奉军不会帮助直军。为什么他相信奉军不会介入呢？因为他认为张作霖虽然和徐树铮不和，但张和直系的曹锟、李纯也有很大的矛盾，因此段估计张作霖一定是在关外坐视成败，不会在直皖冲突中轻易下注。也就是说张作霖会保持中立的。段认为只要张作霖保持中立，他就有把握击败直军。 

怎知13日接到奉军第廿七、廿八两师大军已经开进关来的军报，接着又获悉奉军已在京奉路、津浦路以及马厂、军粮城一带布防，这一来可真让他着慌了。 

本来，从7月11日起，直皖两军前线已有了小规模的冲突。北京城中已时闻炮声。传说边防军和刘询的第十五师有不愿出战的表示，每与直军接触，均着着后退。迨奉军入关，安福系真的慌了手脚，乃由曹汝霖、傅良佐往谒徐世昌，请求颁发停战令，14日徐世昌下令云： 

“民国肇造，于兹九年，兵祸侵寻，小民苦于锋镝，流离琐尾，百业凋残，群情皇皇，几有儳焉不可终日之势。本大总统就任之始，有鉴于世界大势，力主和平，此岁以来，兵戈暂戢，工贾商旅，差得一息之安，犹以统一未即观成，生业不能全复。今岁江浙诸省，水潦为灾，近畿一带，雨泽稀少，粮食腾踊，讹言朋兴，眷言民艰，忧心如捣，乃各路军队，近因种种误会，致有移调情事，兵车所至，村里惊心，饥馑之余，何堪师旅？本大总统德薄能鲜，膺国民付托之重，惟知爱护国家，保护人民，对于各统兵将帅，皆视若子弟，倚若腹心，不能不剀切申诫。自此次明令之后，所有各路军队，均应恪遵命令，一律退驻原防，戮力同心，共维大局，以副本大总统保惠黎元之至意。此令。” 

段系手忙脚乱，一方面压迫徐世昌下了停战令，另一方面又觉得当前情势必需速战，否则军心不易维持，所以在7月14日下午又召集特别军事大会，决议立即下达总攻击令，同时为了鼓励士气，特传檄全国，讨伐直军，檄云： 

“为檄告事，案查曹锟、吴佩孚、曹锳等目无政府，兵胁元首，围困京畿，别有阴谋。本上将军业于本月八日据实揭劾，请令拿办，罪恶确凿，诚属死有余辜。九日奉大总统令：曹锟褫职留任，以观后效。吴佩孚褫职夺官，交部惩办。令下之后，院部又迭电饬其撤兵。在政府法外施仁，宽予优容。该曹锟等应如何洗心悔罪，自赎末路。不意令电煌煌，该曹锟等不惟置若罔闻，且更分头派兵北进，不遗余力。京汉一路，已过涿县，京奉一路，已过杨村，逼窥张庄。更于两路之间，作捣虚之计，猛越固安，乘夜渡河，暗袭我军。是其直犯京师，震惊畿内，已难姑容，而私勾张勋出京，重谋复辟，悖逆尤不可赦。京师为根本重地，使馆林立，外商侨民，各国毕届，稍有惊扰，动至开罪邻邦，危害国本，何可胜言。更复分派多兵，突入山东境地，迳占黄河南岸之李家庙，严修战备，拆桥毁路，阻绝交通，人心惶惶，有岌焉将坠之惧。本上将军束发从戎，与国同其休戚，为国家统兵大员，义难坐视。今经呈明大总统，先尽京畿附近各师旅，编为定国军，由祺瑞躬亲统率，护卫京师，分路进剿，以安政府而保邦交，锄奸凶而定国是。奸魁释从，罪止曹锟、吴佩孚、曹锳三人，其余概不株连。其中素为祺瑞旧部者，自不为彼驱役。即彼部属，但能明顺逆识邪正，自拔来归，即行录用。共擒斩曹锟等献至军前者，立予重赏。各地将帅，爱国家，重风义，适此急难，必有履及剑及兴起不遑者，祺瑞愿从其后，为国家除奸慝，即为民生保安康，是所至盼，为此檄闻！” 

同日，曹锟亦发表两电，一是通电各省，说明开衅原由是在段系，电云： 

“边防军称兵近畿，扰害商民，近仍进行不已。以众大之兵力，占据涿州、固安、涞水等处，于寒删两日，向高碑店方面分路进攻。东路则占据梁庄、北极庙一带，向杨村攻击，炮火猛烈，枪弹如雨。敝军力为防御，未及还攻，而彼竟愈逼愈紧，实为有意开衅，事实如此，曲直自在，惟有激励将士，严阵以待，固我防圉而卫民生，特电奉闻，诸维察照。曹锟。” 

二是通电各报馆，请驱除奸党，电云： 

“天祸中国，降此残凶，安福祸国，段徐庇逆，种种罪恶，中外共晓。各省联军，本救国之大义，依法律之程序，呈请大总统，罢散祸国恶徒。段徐为虎作伥，违逆总统之命，擅兴无名之师。各省联军于忍无可忍之中，仍严束所部，妥为防守，不敢轻启战端，遗害生灵，段等无隙可乘，不能肆其野心，乃阴谋诡诈，一方强迫元首下停战令，一方乘各省不备，暗行袭击，下总攻击令，是非曲直，事实昭然，是此强盗行为，破坏国际公例，按诸本国法律，天理人情皆在必讨之例。兹谨正式通告各友邦及本国父老昆弟，自今日始，实行围困奸党根据地，必将凶残除尽，奠固邦本。惟祈公鉴。曹锟。” 

7月17日，直皖两军已经开火了，广州军政府也发表通电，声讨段祺瑞，电云： 

“国贼段祺瑞者，三玷揆席，两逐元首，举外债六亿万，鱼烂诸华，募私军五师团，虎视朝左。更复匿嬖徐树铮，排逐异己，啸聚安福部，劫持政权。军事协定，为国民所疾首，而坚执无期延长；青岛问题，宜盟会之公评，而主张直接交涉；国会可去，总统可去，而挑衅煽乱之徐树铮，必不可去；人民生命财产，可以牺牲，国家主权，森林矿产，可以牺牲，而彼辈引外残内之政会，必不可以牺牲。凶残如朱温董卓，而兼鬻国肥私；媚外如秦桧、李完用，而更拥兵好乱。综其罪恶，罄竹难书。古人权奸，殆无其极。军府恭承民意，奋师南服，致讨于毁法卖国之段祺瑞及其党徒，亦已三稔于兹，不渝此志。徒以世界弭兵，内争宜戢，周旋坛坫，冀遂澄清。而段祺瑞狼心不化，鹰瞵犹存，嗾使其心腹王揖唐者，把持和局，固护私权，揖盗谈廉，言之可丑。始终峻拒，宁有他哉？乱源不清，若和奚裨。吴师长佩孚，久驻南中，洞见症结，痛心国难，慷慨撤防。直奉诸军，为民请命，仗义执言，足见为国锄奸，南北初无二致也。乃段祺瑞怙恶饰过，奖煽奸回，盘踞北都，首构兵衅，以对南黩武之政策，戕其同袍；以不许对内之边军，痛毒畿辅。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但知异己即噬，不惜举国为雠，故曩诿为南北之争者，实未彻中边之论也。道路传言，佥谓该军有某国将校，阴为之助，某氏顾问，列席指挥，友邦亲善，知必谣言，揣理度情，当不如是。然而敬塘犹在，终覆唐室，庆父不除，莫平鲁难。今者直省诸军，声罪致讨，大义凛然，为国家振纲纪，为民族争人格，挥戈北指，薄海风从。军府频年讨贼，未集全勋，及时鹰扬，义无反顾，是用奖率三军，与爱国将士，无间南北，并力一向，诛讨元凶。其有附逆兵徒，但知自拔，咸与维新。若更徘徊，必贻后悔。维我有众，壹乃心力。除恶务尽，其建厥勋。褫奸雄之魄，毋或后时，抉郿邬之藏，相偕饮至。昭告遐迩，盍兴乎来！” 

湖北方面，直系的王占元，对于直皖濒于开战之时，突然采取了断然行动，软禁了寄寓湖北的湖南督军吴光新。原来北京政府发表了段祺瑞的内亲吴光新为湖南督军后，北军已完全退出湖南，他乃和前任湘督张敬尧阴谋攫取湖北，助攻直军，且密令吴光新的旧部，驻守河南信阳的赵云龙攻夺河南。可是鄂督王占元不是傻瓜，不待吴张动手，他便先下手为强，借请宴为名，把吴光新约到督署款宴，席散后吴光新即被软禁，吴部哗变，亦被直军解散。张敬尧这次倒很聪明，闻风先遁。 

谢选骏指出：奉军入关助直，直奉战争开始——这像不像一群野狗互相撕咬？

【一七〇、直皖的三天战争】

直皖战争漫天风云，扰攘中外，可是正式开火不过三天，连同首尾，只是五天而已。 

民国9年7月14日晚，直皖双方正式开火。直军号称讨逆军，分为两路，吴佩孚为前敌总司令兼西路总指挥；蓟榆镇守使兼第四混成旅旅长曹锳为东路总指挥；第一混成旅旅长王承斌驻郑州为后路总指挥。西路是双方主力军的战场，直军在高碑店，皖军在涿州、固安和涞水。 

14日皖军第一军以十五师为先锋，向直军第三师进攻，直军退出了高碑店。同日，东路皖军由梁庄、北极庙一带向杨村直军进攻，直军在铁路桥边架设大炮，双方胜负未决。 

16日天津开到日军护路队，强迫直军退出铁路线二英里以外，因此直军防线打开了一道缺口，皖军遂乘虚而入。直军放弃杨村，退守北仓，京津铁路因此不能通车。 

从14日到16日，这三天战争中，一共打了两仗，都是直军败北。 

17日，战争情况起了变化，尤其是西战场，吴佩孚退出了高碑店后，率领一部直军绕出左翼在涿州、高碑店之间的松林店，进行突击，这是皖军前敌总部的所在地。总部内一切很平静，曲同丰好整以暇地准备直捣保定，生擒曹吴，以立不朽的大功。不料枪声突起，敌军已经掩入。传说吴佩孚轻骑率领精兵冲进曲的司令部，曲吴本有师生渊源，原来曲同丰曾在武备学堂当过教习，而吴佩孚则在武备学堂受过训练，因此应该是师生，吴见到曲还行了一个军礼，接着便请这位“老师俘虏”上车去保定。 

由于曲同丰和司令部的全体高级将领全数被俘，第十五师刘询所部和边防军第三师陈文运所部，便像山倒堤崩一样从高碑店败退下来，当天直军就占领涿州，并向长辛店追击前进。第十五师原属直军，是冯国璋的卫队，因为冯死后这支军队一直在段范围内，所以被迫前来作战，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因此该师第二十九旅旅长张国溶，第三十旅长齐宝善率领一部分士兵向吴佩孚投降。另一部分退到北京，段急忙下令关闭城门，不许他们进城。 

东战场方面的变化，自然是因为奉军助战，联合直军，夹击皖军。17日，徐树铮在廊房听到西线皖军战败，乃匆匆赶返北京，他所指挥的边防军遂在没有统帅指挥的情形下，不战而投降直军。 

17日，天津领事团派出美、英、法、日四国护路军，率同工程人员修复杨村铁路，京津火车遂恢复通车。 

同一天，吴佩孚向曹锟致电报捷，略称： 

“现边军第一师曲同丰师长因伤亡过多，有伤人道，派副官吴敬珉同天主教李司铎前来，请求休战，已派随办营务汇春芝接洽。十五师齐旅长忱安，张旅长拱宸亦派执事官持函前来，谓该师原与直军一致，因在积威下有不得已苦衷，愿以全师来归。师长即函请齐亲来松林店面定办法，现双方正面炮火已熄，仍令前线严防。又接前方电话报告，陈文运全师，已被我军右翼萧、彭两旅击散，其曲同丰一旅愿缴械投诚。十五师完全归顺我军，第六旅明早可到琉璃河，奉军郭旅长现驻涿州东门外，明早进城，师长亦明日到涿。” 

7月18日皖军主帅之一的曲同丰押抵保定，在曹锟的迎宾馆“光园”正式行献刀典礼。曹锟自称敬慕明将戚继光的为人，所以把这座接待外宾的招待所冠以“光园”之名。 

曲同丰是山东人，和吴佩孚同乡，和曹锟亦是熟人，这次相见，一为座上主，一为阶下囚。可是曲同丰颇识时务，他表示是自愿投降的，所以乐意让旧友举行“受降礼”。曹锟在大厅中站立，曲同丰由直军将领陪同，全副戎装，步履铿锵，进入大厅，后面还有其他被俘的军官，曲首先由腰间解下军刀，双手捧献曹锟，并且朗声说：“鄙人今天愿意向贵经略使投降，特将军刀献上，宣誓决不与贵军为敌。”曹锟双手接刀后，又将军刀发还，用和悦的音调对面前的降将说：“本使今天愿意接受贵司令投降，贵司令作战勇敢，本使深为敬佩，特将军刀发还，仍请佩带。本使当按照优待俘虏条例，予贵司令以最优待遇。”受降礼完成后，两人握手叙旧，欢若平生。 

曹锟受降后，即发出通电云： 

“为通告事，昨段军曲同丰等现已解到保定，见面时曲等将军刀自行除下，双手捧向锟云：鄙人等今愿在贵使麾下投降。并宣誓云：彼等俘虏期间，对于本军之宗旨决不有所违背之举动。由锟将刀双手接受，并云：本使兹承受执事之投降，阁下等勇敢可钦，仍举军刀给还佩带，并得享受军事惯例待遇俘虏之自由，除少数畏怯军人及有污军人资格者外，其余均按级受本军优待云云。此种军人俘虏，将来当归正式法庭审理。除饬前方军队查照此种待遇俘虏军例外，并严令全军勿得因段祺瑞近有悬赏谋取锟等性命，致生报复之念，而违背军人在战争外应保持人道之主旨，此令。” 

曲同丰在保定献刀后，即发出通电，劝告边防军弃暗投明，共起讨“贼”。段祺瑞在北京获悉曲同丰这一幕丢脸的投降献刀戏以及通电讨段后，已经是大势全去，气也来不及了。 

段芝贵以火车为司令部，在战争期间竟打麻将，身为主帅，如此儿戏，难怪皖军不堪一击了。小段是北洋时代出名好打麻将的，当时北洋好此道的有梁士诒、段芝贵、王克敏、孙慕韩、潘复、张弧等，尤其是梁、段、王、孙几乎每晚必聚，常赌到天亮。梁士诒大小不拘，常在牌桌上看公事。 

小段在牌桌上指挥直皖战争，败讯传来，牌局未终而大呼开火车逃走，后来在北京传为笑谈，列为直皖战争野史中一段佳话。 

可怜的段祺瑞用了段芝贵和曲同丰两员大将，如何不败。 

段芝贵兵败逃回北京，在当时上海报纸上的通讯，传为笑谈，特抄录数段如下： 

定国军总司令段芝贵，在前敌督战，其办公处设在火车上。车前悬一木牌，大书“总司令处”四字，办事者至有百余人之多。车中除军用品外，有烟枪烟盘十四副，嗬嗬水数百打，麻雀牌七副，大菜司务二十四人。迨前锋与直军交触，战事小挫，众随员知必无幸，劝小段早为之所，小段曰：“我誓与定国军同生死，诸位怕死，竟请返京可耳。”众以其言壮，皆无辞而退。十三号有直军一营来诈降，小段益自诩。至夜半，降军袭击总司令部，小段自车上堕地晕去。为一车站站长藏过。破晓，诈降军退去，站长始送之回司令部。从者群起询问，小段曰：“此何足怪，君子可欺以其方，无伤也。”即至车内检查鸦片，卧而吸之。众以其能镇定，颇倚赖之。至次夜，忽闻西北有枪声，随员皆至司令卧室请示。小段已不知去向，旋得探报，知是本军放哨，众心虽安，乃以总司令失踪，四处搜查，扰攘一夜，至次晨，始得之于乡农家柴堆内。于是群皆匿笑，而总司令之威望扫地矣。迨前敌十五师战败，向后退回，小段误为直军，急命第一师击之，及知误会，十五师将士以同类相残，怒不可遏。继见总司令之火车，车头已向北，知将预备逃亡，遂以机关枪射击，而小段急令火车添挂龙头，逃回京中。沿路兵士数百人，拦住去路，拟向小段诉说第一师从后击射，自相残杀之事，乃小段不问死活，只令开车，以致轧死多人。迨抵京寓，家人聚询，只以手摸头，连呼好险好险，别无他语。后闻车站站长藏段事发，被直军枪毙。小段向空叩头，痛哭流涕，谓为救命恩人，兼延僧道在家，为之超度。忽通缉祸首令下，复狼狈逃入东交民巷，而僧道道场，亦半途而止，此亦定国军将士中之滑稽史也。 

段芝贵以定国军之头衔，前敌一败，狼狈回京，遽通电辞职。其电稿措辞虽不甚佳，而骈四俪六，亦颇通顺，说者谓其仓皇逃亡之际，竟能搜索枯腹，作此俪语，亦一异事，不知此中实有最趣之谈料也。先是小段有西席某甲，一老学究也，皖直未决裂之前，小段跃跃欲试，主战甚力，某甲力劝之，不听。及被任为定国军总司令，欲作一宣言书，用告将士，命甲起草，书中多忠君爱国语，小段以其不合时务，弃之不用，另请他人代撰。甲虽头脑冬烘，固以文豪自命者，颇不悦。冷语谓段曰：“吾文虽不佳，原备有二稿，今居停阅其一，即匆匆请他人捉刀，吾第二稿固无容再呈居停指正，留为将来备用可也。”小段以其迂，亦不理会。及小段由前敌逃回京师，风声鹤唳，草木皆兵，急拟通电辞总司令职，冀减罪戾。倩人觅向所撰宣言书者，已先逃矣。不得已仍央甲为之，甲即于袖中出电稿曰：“吾前言有第二稿，固早已备矣。”小段阅之，稿系四六，措辞颇得体，继念甲料已必败，反有讥讽之意，撕其稿，怒而掷诸地。甲冷笑而出，未至中庭，小段亲自追之曰：“我固知君良厚，特滑稽耳。吾亦不芥蒂，请君再照原稿录出，吾当不易一字。”于是遂将西席所拟之稿拍发，故其措辞甚从容云。 

现在特抄录两位当时亲历其事的人物的笔记。一是张一麐的直皖《秘史》： 

“直皖两军之战区，分东西两路，东路在京奉铁路沿线；西路在京汉铁路沿线。皖军东路的指挥为徐树铮，西路指挥为段芝贵。直军则派吴佩孚为西路总指挥。曹锳为东路总指挥。兹将两路战况分列如下： 

东路战争状况：七月十五日夜九时卅分，西北军第二混成旅马、步、炮、工、辎各队，及边防军第三师步兵二团，共约一万五千人，分三路由张庄、蔡庄、皇后店进攻杨村之直军防线。直军在杨村者，为第四混成旅，分步、马、炮、工、辎及机关枪队若干，又直隶警备军步队廿营，共约二万人。在杨村北部十里正式开战，枪炮齐鸣，血战至烈。段兵多不愿战。惟被上官逼迫，乃不问方向，任意放枪，炮队亦分三队轰击，每队约有野战炮六尊。直军士气甚壮，极为镇静，亦列阵还击，战至午夜二时半，各换生力军，再接再厉，重复大战，声震山岳，死伤盈野。至十六晨，两军血战更加激烈，直军已占优胜。直军在杨村站吊桥之两旁排列大炮多尊以资御敌，而此地适与该处之日本防军驻扎所为比邻。当边军失利时，忽有日本军官多人出面抗议，非将该处所有大炮即时移走不可，并声言不准在铁路附近两英里以内作战。直军不得已，只得后退。时边军由直军防线之裂口蜂涌而至，势极凶涌。直军因左右翼不能联合，颇为棘手，专以机关枪队押后，顺序而退，队伍极整，致将前追之边军轰杀无数，直军退至北仓及李家嘴之中间，阵势始定。时有奉军一营驰至相助，声威大振。嗣又陆续而至，遂于十七日上午与直军联合进攻，由廊房向前猛击，段军纷纷溃败，死伤不下千余人。从此段军一蹶不振，连日与奉直军交绥，着着退后。至廿日后，京奉线一带段军已逃走一空，继欲向蒙边逃窜，又为察哈尔都统王廷祯，绥远都统蔡成勋，分饬军队拦阻，大有穷无所归之势。徐树铮当战争失利时，即逃回北京，或居六国饭店，或往某国人家，行踪诡秘，令人无从捉摸云。 

西路战争状况：十四日晚八时，琉璃河之边防军第一师第一团马队，及第十三师第一营步军，向直军第十二团第二营开始总攻击，双方战斗至二小时之久。直军初以来势猛烈，略退避之。边军前进，甫欲夺取第一防线，直军忽尔反攻，边军抗御不及，退回原线。至十一时，边军又往攻直军之右翼第三营，直军第二营由边军右翼抄击，两路夹攻，边军大败，退回琉璃河本阵。十五晚十时，段军又向驻扎高碑店之直军攻击，当由吴佩孚率队将段军遮断。段芝贵又下令逼迫前进，将士不应，两翼先退，正面军队亦同退却约卅余里。十六日两军相战，段军又败，伤亡甚多。十七晨，直军与边防军第一师大战于涿州之北，边军相率溃逃。旅长范尚品阵亡，程旅长无力抵抗，亦即潜逃，其余团营长及兵士伤亡者不计其数。师长曲同丰鉴于全军之战斗力已失，即树白旗，向吴佩孚求和。吴命先缴军械，再行停战。旋曲氏亲自投降，吴拒而不见，命解往保定，请曹锟处分。曹受降后，仍优礼相待，劝其去逆效顺，曲遂发电谆劝边防军全体与曹一致，共讨小徐。曲为段氏最识拔之弟子，宠遇不亚小徐，今乃倒戈相向，宜段军之全体溃败，无可收拾也。同时刘询之十五师亦全部投降，解除武装。刘询且乘隙潜逃，不知去向。定国军总司令段芝贵在西路指挥战事，无往而不败，最后以身负巨创，逃回北京。自是西路统率无人，兵士益无斗志，一遇直军，非降即逃。二十日午后，直军大队抵长辛店，即将四围溃散段军一律扫清。” 

直系所最攻击的亲日派曹汝霖回忆录中，记叙直皖之战尚称客观： 

“……后来吴佩孚通电讨段，竟说为国除奸，这见得他太无修养，出言太放肆了。并自河南分兵进驻近畿，竟对合肥（指段祺瑞）有宣战之势。于是合肥檄讨曹锟吴佩孚，以边防军两师，西北军三混成旅为主力，编成定国军，自任总司令，以徐树铮为副司令，派段芝贵为前敌总指挥，在长辛店设指挥部。段芝贵料此战不会长久，遂在火车上设总指挥部，很露轻敌之意。张作霖因受段在团河冷淡，曹锟又极力拉拢，遂亦袒曹。吴光新时率二十万大军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合肥此着，本大有用意。岂知吴光新忽发奇想，适于此时赴武昌，大宴鄂中将领，被王占元扣留。皖系军分东西两路，东路由徐又铮率西北军三混成旅，在杨村方面与直军曹锳作战，且防奉军入关。西路由曲同丰陈文运分率边防军两师（还有一师驻山东），在涿县琉璃河对抗，并令丁士源以运输飞机供运输。东路徐又铮进军颇顺利，已越过廊房进到北仓，预备改装警察队进入天津（因军队不能入租界）。西路初出顺利，适逢大雨，彼此在雨中相持两日，兵士在壕中，雨水过膝，仍在壕不动。闻吴佩孚于大雨中在大树上挂电话，不停向保定催派援军，并用鞭炮在火油筒中燃放，以节省子弹，聊助声势，足见直军兵械两缺，急待救援。余不知兵，惟想对方已力竭待援，何勿挥军前进，反令军士困守雨壕之中，岂不令士气沮丧，这是什么兵法？前方阵势如何布置，我不明白，到了第五日陈文运军已退守固安，曲同丰尚在前线，而援直之奉军尚在途中，奉军非能朝发夕至，在此中间，不知曲陈两军作何行动，真令人百思而不可解！迨奉军到达保定，曹锟已预备粮食，不待休息，即令先派一部分驰赴增援。吴佩孚见援军已到，即令援军代守防地，自己率领劲旅渡琉璃河，迂回直趋长辛店之后，闻段香岩（段芝贵）尚在车中打麻将，秘书长梁众异（梁鸿志）屡催增兵西路，段终迟迟不发。等到吴佩孚率兵逼近长辛店，子弹已落到火车，即仓皇开车进京城。其时东路徐又铮正预备驱军入天津，闻西路败讯，不敢前进，退守廊房，回京视察。曲同丰在前线被俘，主将被俘，西路军队即溃不成军。边防军及西北军的精良军械，均为直奉两军分赃而得。闻合肥预令两路不许用重炮，恐火力太猛，伤亡过重，虽似宋襄之仁，亦已有轻敌之心。仅五日间，战事即告终结，自有战事以来，未有若是之速也。 

此次战事，皖方以新锐的武器与陈旧之直军相争，正如以石投卵，决无败理。岂知有石而不能用，则卵虽软弱，亦可淋漓尽致，使你无能为力。可知无将兵之才，虽有坚甲利兵，亦是徒然。此次皖方之败，即由于此。 

合肥自败讯到来，即蛰居府学胡同寓邸。上呈自劾，请将一切官职勋位荣典一概褫革，听候处分，一人负责实践独自负责诺言。此老倔强负责，却为可佩。但在北方之皖系军队，从此完结，北洋军队，从此解体，不幸言中，不胜感叹。 

是役也，论者谓又铮所拟作战计划，颇合军事原理，而仍失败，以为不照他计划而行之也。余不知军事，又未见又铮计划，不敢置一辞。惟以愚见所及，为客观之评论。段香岩本称宿将，又是老辈，不免倚老卖老，自负轻敌，以为奉军何堪一击，直军更无论矣。他狃于复辟之役，不察情势之不同，甚至在车中打牌，由北京制造馒头，送到军前。他料此次军事，指日可胜，判断错误，此其一。曲同丰、陈文运。虽系日本士官出身，曲是山东老粗，勇而无谋。陈则无军人气，只知趋承，未战先怯，绝少住宿兵营，已背官不离兵，兵不离官之原则，更谈不到与士卒同甘苦，何能当指挥之任，此其二。边防与西北两军，成军不久，训练不足，下士虽经讲武堂训练，均未经过战事，指挥未如意，兵士不能人自为战，此其三。边防军以马子贞（马良号）一师训练最好，调驻山东，不及调回，致后备无军可援，此其四。吴光新被扣留于武昌，影响军心很大，此其五。此次因重奉轻直，故以徐又铮当东路。假使以又铮西北军当西路，先击败直军，则奉军亦不致先入关援曹。又铮东路已将入天津，实为西路所累也。我曾于开战前问坂西利八郎顾问，他是参战军顾问。以这次战事之预测，他说边防军训练不足，指挥官及下士都没有战争经验，用以作战，未免过早。这支军队只能服从命令，不能人自为战，全靠指挥官之如何了。真是一语破的。” 

以上是亲历目睹这场战争的报导。 

段祺瑞迭接败耗，不料他数年心血，竟毁于一旦，三天的考验才知道皖系的军队如此“不经一战”。他是一个刚强的军人，这时真想自戕，幸左右监护严密，劝他不必寻短见，因为直军虽已开火，成为敌人，究竟还有同袍之谊，是不会过分的。于是他把靳云鹏找来，靳这时见到老段，也不知用什么话安慰他，段只是简单地说：“事已至此，你和他们还可以谈话，赶快去和他们商讨停战吧，条件方面我没有什么意见，只希望不要把战争带进北京城。” 

靳云鹏从府学胡同段公馆出来，就去找傅良佐，请他去天津跑一趟，代表靳自己向直军求和。傅到了天津径赴直隶省长公署求见省长曹锐，曹锐没有见他，也不准他离开，他便被囚于省长公署。 

北京城内紧张万分，前线军队狼狈退下。段祺瑞没有办法，只好亲自去见徐世昌，请徐下一道停战令，免得北京城不可收拾。徐世昌待段辞出后，望着他的背影，冷笑说：“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呢？” 

当天，徐世昌颁下停战令云： 

“前以各路军队因彼此误会，致有移调情事，当经明令一律退驻原防，共维大局。乃据近日报告，战事迄未中止，群情惶惧，百业萧条，嗟我黎民，何以堪此？况时方盛暑，各将十躬冒锋镝，尤属可悯。应责成各路将领，迅饬前方，各守防线，停止进攻，听候命令解决，用副本大总统再三调和之至意，此令！” 

十九日，段有通电引咎辞职，电云： 

“保定曹经略使、天津曹省长、盛京张巡阅使、南京李督军、南昌陈督军、武昌王巡阅使、开封赵督军、归化蔡都统、宁夏马护军使同鉴：顷奉主座电谕：‘近日叠接外交团警告，以京师侨民林立，生命财产极关紧要，战事如再延长，危险宁堪言状？应令双方即日停战，速饬前方各守界线，停止进攻，听候明令解决’等因，祺瑞当即分饬前方将士，一律停止进攻在案。查祺瑞此次编制定国军，防护京师，盖以振纲饬纪，并非黩武穷兵，乃因德薄能鲜，措置未宜，致召外人责言，上劳主座之廑念。抚衷内疚，良深悚惶！查当日即经陈明，设有贻误，自负其责。现在亟应沥陈自劾，用解愆尤，业已呈请主座，准将督办边防事务，管理将军府事宜各本职，暨陆军上将本官，即予罢免；并将历奉奖授之勋位勋章，一律撤销，定国军名义，亦于即日解除，以谢国人。谨先电闻。” 

在这个电报中，他故意漏去直军最重要的一个人吴佩孚，可以见到段对吴咬牙切齿之恨。 

段在皖军战败后，由团河回到府学胡同，既不逃天津，也不奔租界。 

皖系之败，不只在东西两战场上，其他各处也是败讯频传。山东德州本被皖军马良攻入，守将商德全退走，嗣由奉军往援，夺回德州。信阳方面皖军赵德龙与河南旅长李奎元激战，赵亦败北。察哈尔都统王廷祯响应曹吴，率军入驻康庄，在居庸关方面与皖军一战，皖军大败。 

谢选骏指出：直皖三天战争，比阿以六天战争还短一半。

【一七一、惩办祸首处理善后】

直皖两系从冯国璋入京接任总统后即开始冷战，前后历时三年，这也是北洋军阀统治期间一个特色——冷战期长，热战期短。直皖冷战了三年，可是打仗不过三四天。尤其怪异的，是两系的阵容并不鲜明，真正敌对的，在皖系方面是段祺瑞和徐树铮可指挥的边防军，在直系方面则是曹锟和吴佩孚所统率的直军。其他各省的两系军人都按兵不动，坐观成败。 

边防军战败，第一个倒台的是段祺瑞。段的失败给徐世昌带来一个美丽的幻想，段未倒前，徐有如芒刺在背，现在太上政府既垮，他是北洋的元老，自然可以做北洋派的真正领袖了。徐世昌是大家公认的老狐狸，他有他的打算，他想在直奉两系之间保持一个均衡，同时希望其他各省的军阀也保持原有地盘和地位，以与直奉两系造成鼎足而三之势，互相牵制，这样他就可以成为一个有职有权的总统了。所以他希望直奉军都不要开进北京城来，至于战争完了的后事如——惩办祸首、撤销边防军、改组内阁等等，最好由战胜一方提出具体意见，由他——大总统统一办理，他主张对段宽大，不为己甚，只要解除了兵权，就可自由安居，且应予以相当的优遇，至于皖系和安福分子，除了少数首要外，也尽量少予株连。 

徐的宽大主张颇得张作霖的赞同，奉张和皖系并没有血海深仇，不必赶尽杀绝，更微妙的是他乘此机会如能收集皖系的残余，岂不是壮大了自己，所以他的态度非常缓和。曹锟主张惩办一切与事实有关的皖系政客和安福系分子，不过他为了保持和奉系的友好，因此尽可能将就张作霖。可是吴佩孚则主张彻底要肃清安福分子，查抄祸首的财产充作善后经费，解散安福国会，幽禁段祺瑞于汤山。 

直皖战争虽然18日已经结束，可是直到23日直奉两军的先头部队才开到北京，24日大队人马开到，分别接管了南北苑兵房。 

7月23日北京政府特派王怀庆督办近畿军队收束事宜。24日准免财政总长李思浩、司法总长朱深、交通总长曾毓隽职。派田文烈兼署交通总长，财政、司法两部则由次长代理部务。又准免京畿卫戍司令段芝贵职。26日令撤销曹锟、吴佩孚等处分。批准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辞职，派殷鸿寿继任。28日准督办边防事务兼管理将军府事务段祺瑞辞职。令裁撤督办边防事务处。令撤销西北军名义。29日派昭武上将军、热河都统姜桂题兼管将军府事务。 

皖系战败后的主戏是直系要求惩办祸首，直系的祸首名单始终未曾公布，据闻名单内有曹汝霖、陆宗舆二人，因为这两位是经手向日本借款的人，陆宗舆在直皖开战前还垫付了定国军（段军）一笔军费。可是曹、陆两人的名字在徐世昌笔下删除了。 

江苏督军李纯也电请加入王揖唐祸首之一，湖北督军王占元也请求把吴光新加入，徐世昌认为这两个人都不在北京，没有直接参加战争，应当另案办理。 

7月29日北京政府下令通缉祸首，令文如下： 

“国家大法，所以范围庶类，缅规干纪，邦有常刑。此次徐树铮等称兵畿辅，贻害闾阎。推原祸始，特因所属西北边防军队，有令交陆军部接收办理，始而蓄意把持，抗不交出。继而煽动军队，遽启兵端，甚至胁迫建威上将军段祺瑞，别立定国军名义，擅调队伍，占用军地军械，逾越法轨，咨逞私图。曾毓隽、段芝贵等，互结党援，同恶相济，或参预密谋，躬亲兵事；或多方勾结，图扰公安，并有滥用职权，侵挪国帑情事，自非从严惩办，何以伸国法而昭炯戒？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着分别褫夺官职勋位勋章，由步军统领京师警察厅一体严缉，务获依法讯办。其政治交通等部款项，应责成该部切实彻查，呈候核夺。国家虽存宽大，而似此情罪显著，法律具在，断不能为之曲宥也，此令。” 

奉军入京后曾到安福俱乐部去进行搜查，8月4日徐世昌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不承认安福系为政党而认为是一个构乱机关。但又声明： 

“除已有明令拿办诸人外，其余该部党员，苟非确有附乱证据者，概予免究。其各省区设有该部支部者，一律解散。” 

这道命令引起曹锟、吴佩孚和长江三督的严重不满，于是徐世昌乃于8月7日补发命令： 

一、“据江苏督军李纯电呈：王揖唐遣派党徒，携带金钱，勾煽江苏军警及缉私各营。并收买会匪，携带危险物，散布扬州镇江省城一带，以图扰乱，均有确凿证据，请拿交法庭惩办等语。王揖唐经派充总代表职务，至为重要，乃竟勾煽军警，多方图乱，实属大干法纪，除已由国务院撤销总代表外，着即褫夺军官，暨所得勋位勋章，由京外各军民长官饬属一体严缉务获，依法惩办，此令。” 

二、“前以安福俱乐部为构乱机关，业有令实行解散，所有籍隶该俱乐部之方枢、光云锦、康士铎、郑万瞻、臧荫松、张宣或多方勾煽，赞助奸谋，或淆乱是非，潜图不逞，均属附乱有据，着分别褫夺官职勋章，一律严缉，务获惩办。其余该部党员，均查照前令，免予深究，务各濯磨砥砺，咸与维新。此令。” 

“祸首”呢？中国俗话说：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皖系失败了，气焰煊天的徐树铮也落得如丧家之犬，逃到东交民巷。通缉的十大祸首中，除了财政总长李思浩单独逃往苏俄道胜银行外，全都是躲到东交民巷日本军营内。直奉两系都要求北京政府交涉引渡，当时外交团中英美法三国公使是帮助直系的，主张驱逐罪魁，可是日本和意大利公使则持异议，所以东交民巷中只有英、美、法三国公使馆通饬所属侨民不准容留中国男子，如有容留限即迁出。北京外交部向各国公使馆行文索交祸首，日本公使馆竟坦白承认收容了十祸首中的九位，其复文云： 

“徐树铮、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姚国桢等九人，咸来本使馆恳求保护，本公使鉴于国际上之通义，及中国几多往例，以为事情不得已而予以承认，决定对于此等诸氏，加以保护。刻将此等诸氏，悉收容公使护卫队营内，并严重戒告，在收容所内，万不得再干预一切政治，且断绝与外部之交通。兹本使特通告于贵代理总长之前（此时外交总长陆徵祥称病请假，由颜惠庆署理。）本使此次之措置，超越政治上之趣旨，即此等诸氏所受之保护，决非基于附属政派之如何，而予以特别待遇，恰以该氏等不属于政派之故，是以本使馆不得拒绝收容。本使并信贵部对于此等衷意，必有所谅解也。八月九日。” 

外交部接到日使复文，又致书日使云： 

“敝国政府不能承认贵使本月九日通告之件，至为抑歉。刻敝国政府，正从事调查各罪犯之罪状，一俟竣事，即将其犯罪证据，通知贵使，请求引渡，并希望贵使勿令诸犯逃逸，或迁移他处藏匿为荷。” 

日使得书，复词拒绝： 

“贵总长答复敝使本月九日关于收容徐树铮等于帝国使署兵营之通告回文，业已领悉，……惟贵国大总统颁发捕拿该犯等之命令，系以政治为根据，故敝使署即视为政治犯而容纳保护之。敝使并声明无论彼等将受何等刑事罪名之控诉，敝使不能承认贵总长所请，将彼等引渡也。” 

徐树铮在日本兵营里共住了三个月，后来由日本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小野寺帮他逃走。据说小徐化装成一个日本女人，装进一只柳条箱内，由一个日本军官带进火车里一间头等车厢赴天津。同时京津一路各站都有便装的日本兵严密戒备。小野寺帮助徐脱逃据说完全是个人的行动，不久他便因此事被调回国。后来作了国会议员。 

小徐在柳条箱内被运走时，他在箱内低哼京戏“单刀赴会”。 

直到11月16日，日本公使小幡正式照会北京外交部，说徐树铮已从日本兵营逃走。这时小徐已安抵上海，住英租界麦根路一所洋房内，这所房子是卢永祥部下师长陈乐山的。 

直系胜利后，吴佩孚成为当时最出风头的一个人物，他从衡阳撤军起，就是一时人望。 

8月1日他又露了一手，他表示时局纠纷，旷日持久，特欲公诸国民，拟召开国民大会，解决时局，草定大纲八条： 

（一）定名。为国民大会。 

（二）性质。由国民自行招集，不得用官署监督，以免官僚政客操纵把持。 

（三）宗旨。取国民自决主义，凡统一善后，及制定宪法与修正选举方法及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国民解决，地方不得借口破坏。 

（四）会员。由全国各县农工商会各会各举一人为初选，所举之人不必以各本会为限。如无农工商会，宁缺勿滥。再由全省合选五分之一为复选。俟各省复选完竣，齐集天津或上海，成立开会。 

（五）监督。由省县农工商学各会长，互相监督，官府不得干涉。 

（六）事务所。先由各省农工商学总会公同组织，为该省总事务所，再由总事务所电知各县农工商学各会，克日成立各县事务所。办事细则，由该所自订。 

（七）经费。由各省县自治经费项下开支。 

（八）期限。以三个月内成立开会，限六个月将第三条所列诸项议决公布，即行闭会。并主张将南北新旧国会，一律取消，南北议和代表，一律裁撤。所有历年一切纠纷，均由国民公决。 

吴的主张首先遭到张作霖的激烈反对。所以孕死。 

就在这个时候，一件政治喜事出现，就是直系领袖曹锟和奉系领袖张作霖变成了儿女亲家，张的女儿许嫁曹子，曹锟这个儿子是他弟弟曹锐所生，曹锟领养。中外报纸传为战争以外的花边新闻。 

9年8月9日北京政府特任靳云鹏署国务总理，靳辞职期间，一直是海军总长萨镇冰代理。靳的辞职是因为安福系倒阁，如今农福系已彻底垮台，而胜利的一方是直奉两系，张作霖是靳的亲家，曹张又新联姻，也是亲戚，所以靳复任总理自不在话下了。 

这是靳云鹏的第二任内阁，内阁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颜惠庆。（署） 

内务总长张志潭。（署） 

财政总长周自齐。（署） 

陆军总长靳云鹏兼。（署） 

海军总长萨镇冰。 

司法总长董康。（署） 

教育总长范源濂。（署） 

农商总长王乃斌。（署） 

交通总长叶恭绰。（署） 

8月20日北京政府任命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9月2日任命吴佩孚为副巡阅使。曹命吴驻军小站。拱卫京畿吴却另有打算，他率嫡系部队第三师驻节洛阳。虎视中原。他常写两对联赠人： 

（一）欲平大难须尝胆，誓扫倭人不顾身。 

（二）花开阳春惟三月，人在蓬莱第一峰。 

9年10月12日，直系大将江苏督军李纯突然暴死。 

李纯之死成为当时政坛一件惊人的秘闻，因为当时报纸上均以“江苏督军李纯忧国自杀”为题。但李纯真的是自杀吗？他如果是为了忧国自杀，为何不自杀于袁世凯窃国、张勋复辟、南北战争或是五四运动等国家危难之际，却在皖系惨败，直系鼎盛之时？这就是令外边物议沸腾了。 

关于李纯的出身也勉强可算小站旧人，他是在小站时代就投奔冯国璋，担任记室。民国元年冯国璋任直隶都督兼领陆军第六镇，李纯为第六镇第十一协统。第六镇后改为第六师，国民党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令冯就任江苏督军，即以第六师长畀予李纯，且兼任九江镇守使，不久升任江西督军。迨冯国璋继任总统，李纯既是冯的嫡系，因此冯即保李为江苏督军，而江西督军遂由另一直系健将陈光远继任。 

冯入京就任总统后，与总理段祺瑞积不相容，李纯联络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号称长江三督，为冯支应，颇有声势。在关系的亲近上说，如果由冯国璋选择直系的第二把交椅，就不会是曹锟而是李纯。 

李纯在民国七八年间，颇获时誉，因他主张和平，反对内战，又谦冲为怀，平易近人。可是他也有短处，容易被人蒙骗。 

李纯养成一种悲怆的心境是因为他夫妇未生孩子，民国初年，其妻曾收养一个名叫菱子的孤女为侍婢。是时菱子只有12岁，天生丽质，伶俐可人，因此极得李纯夫妇的宠爱，不把她看作是侍女，而当作亲生女。 

这个女孩子到李纯家时，李还未升到第六师长，自她进家后，李纯即升第六师长、九江镇守使、江西督军而江苏督军，李夫妇认为这是菱子带来的好运，因此对菱子更加宠爱。 

当李纯任旅长时，有一次点验部队，在列兵群中，发现一个十八九岁的新兵，眉清目秀，聪慧可爱，是天津大毕庄人，名叫毕正林，父母早亡，家贫无以为生。李纯亦是天津人，因为同乡之谊，遂带毕正林回旅部，派在传达处工作。工作期间，毕既玲珑又勤慎，李甚喜爱，遂命他公余之暇在文案师爷处学习文字，一年后竟能阅读报章和普通公文。李纯更为满意，遂派毕为随身马弁（即今日卫士）。 

不料就因毕正林而祸起萧墙。 

毕正林既受李纯特别的宠爱，又天生伶俐，因此李纯的左右和亲眷，对毕都十分赞赏，于是毕从马弁一步一步地往上爬，当李纯任江西督军的时候，毕即升至上尉副官，专门办理督军私人事务和家庭琐事。由于毕是李纯的亲信，可以出入李公馆很随便，而菱子这时正是花信年华，两人不免眉来眼去，一个是少男，一个是少女，很自然地便互相接近。 

李纯于民国6年赴南京接掌江苏督篆，启行仓促，动身前即命毕正林随后雇船押运家具，并护送眷属。毕和菱子同乘一船，有一次毕在菱子面前开了一句玩笑，恰被李太太听到，深感不快，抵京后即对李纯说，菱子已长成人，应该给她选一个对象结婚，免得耽误她的青春。李纯立即想到毕正林，认为两人年龄相若，如果成婚，仍可在督署作事。不久两人就正式成婚。 

南京督署有两个大办公厅，外办公厅是在前院，专供大的集会及接待远来外宾，内办公厅则在第二层院中，专供督署各处办公及督军个人读书憩息之用。楼上则住有督军内眷及少数女仆。毕副官和菱子的新房被安置在内办公厅的左后方，所以菱子婚后仍常到督署内宅陪督军夫人解闷。 

菱子变成少妇后，当然一切看来都很成熟，不像未婚以前那么拘谨，有时遇到李纯也不似昔日那么羞涩。李纯则仍和过去一样把菱子当做孩子看待。不过菱子已是情窦初开的少妇，所以在动作言笑之间都有一种撩人欲醉的风情，有时李妻不在她也在李纯面前撒娇，这一来，对40余岁的李纯便不能自持，终有一天因李妻外出，李纯竟与菱子发生了不可告人的苟且行为。 

自此以后，李纯就常常托故把毕正林支派出去和菱子秘密幽会，这样偷偷摸摸地维持了一年之久。毕正林对此，虽亦微有所觉，但因李督军等于是他的衣食父母，不但菱子是李纯所赐，即自己今后的功名富贵，也无不惟李是赖，想至此处，也就不予计较了。 

有一天，李又派毕去上海为夫人购买衣料饰物，毕于受命之后，为讨菱子的欢心，特意回转房去问菱子：“有何需要，可由上海顺便带回。”菱子心不在焉地答道：“你随意买好了！” 

毕正林见她面带不愉之色，也不再言语，即反身退出。 

他因守法成了习惯，惟恐误了早车，当天赶不回来，即匆匆忙忙出门而去，所幸赶上了上午早班火车，于12点以前，抵达上海，下车之后，即径至南京路一家大百货公司，按照预列的货品清单，未换地方，即全部购齐。然后又替菱子选购几件饰物，转到一家小吃店，胡乱吃饱肚子，在街头雇辆马车，赶往车站，恰巧赶上下午2点的回去快车，晚间7点，即回到南京。当即雇辆人力车，返回督署，下了洋车满怀高兴，提着网篮，径奔自己住房去。不料一推板门，业已自内上闩，砰砰拍了两下，亦无人应声。 

原来当日李纯用过晚饭，闲来无事，忽想起毕正林已去上海，料毕初到上海那种荣华地方，一定贪着游玩，当天不能返回，乃放心大胆前往菱子房中寻欢。正当好梦方圆之时，忽然听到敲门之声，乃忙将菱子推开，仔细一听，竟是毕正林的声音，心中一急，翻身下床，想寻一隐身之所，暂避一时，无如房内除一张木床和四把木椅之外，再也找不出藏身之所，窘急之下，只得硬着头皮，厚着面皮，亲去开门，正好与毕正林碰个对面。毕见督军来开门，心头一慌，急忙向后退了两步，举手为礼，李反窘得无话可说，只从鼻孔唔唔了两声，急步离去。毕则僵立失神，呆若木鸡，直看李走远，才慢慢回过味来，无精打彩地走进房中。因有这一耽搁，菱子早已穿好衣服，整好被褥，见毕正林坐在房屋一角，闷声不响，即含笑问道：“你替上房太太买什么急用之物，她急等要用，督军刚才亲自来问，你看到他没有？”毕正林正在窘迫无计，不知如何收场之际，被菱子这一提醒，即时计上心来，当将替菱子买的几样得意饰物，从网篮里面取了出来说：“你先把这几件东西收了起来，我这就上楼替督军夫人把买的急用之物送去，免得她着急。”于是提起网篮匆匆而去。 

这时不过晚间8点钟刚过，正房楼上，灯火通明，俱未入睡，毕走至李的寝门外，喊声：“报告！”室内李太太听到是毕的声音，即答道：“进来吧！”毕进门之后，见李纯坐于靠窗的书桌一旁，正在默默地看着一件公文，态度极为冷漠，他心怀疑惧未敢上前打扰，即转身将网篮内的衣物取出，请李太太过目。李太太约略瞥了一眼，即道：“你买的都很好，回房休息去罢。”毕对适间之事，甚怕督军惦记在心，乃硬着头皮取出商家开的发票，恭恭敬敬送到李的书桌上说：“这是今天买东西的发票，请督军过目。”只见李面带怒容，睨视一眼说：“放在这里好了。”毕认李的不悦，可能是仍为适才之事，故未敢多言，即摒气敛息，悄悄退出。一面向外走着，一面暗自默想：“若不设法化除督军心中块垒，则自己随时都有生命之虑。”究应如何才能消除这层顾虑？一时却没有妥当办法。及走下楼梯，见督军办公室的几茶桌椅，略有零乱，乃一面加以整理，一面筹谋应付之策。 

当毕正林正在心绪紊乱，计无所出时，忽闻楼梯声响，有人从楼上下来，回头一看，正是自己所担心的李督军，见他手拿一卷公文，态度严肃，一径走到办公桌旁，落坐之后，取过纸笔，稍一沉思，即草草写了张字条吩咐道：“到军法处去把杨处长叫来，就说我有急事待办，要他快来。”毕应声“是！”立即返身退出。因为毕正林本就识字不多，对李的连笔草书根本就不大认识，故于出门之后，心中即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他想：“督军面带怒容，定是为着奸情被撞破的原故。现在为时已晚，急着找军法处长前来，必是想趁夜静无人，将自己枪毙。否则，有何事不可等至明天再办？”就这样胡思乱想，越想越觉可疑，最后想到，如其等待枪毙，何不先下手为强。主意打定，伸手摸了腰间的手枪并装满子弹，主意愈为坚决。即将手枪提在手中，咬一咬牙关，重新走回办公室，先从门缝中向内一望，见李纯仍坐在正中的太师椅上，支颐危坐，闭目遐思，毕乃轻轻掩入，对准李的前胸，连放三枪，李未及呼喊，当即应声倒地。毕见闯下大祸，一时倒反没了主意，呆若木鸡般，站在原场发楞。此时院中卫兵听到办公厅内急促的枪声，立即奔来查看，只见毕正林手提短枪，面对僵卧在地的督军尸体出神，料定是他闯的大祸，于是七手八脚，将他的手枪夺下，又用绳索将他捆绑起来。此时楼上的李太太，也已闻声赶来，一见丈夫僵卧在血泊中，断了气息，即伏尸大哭，几至昏厥。正在扰攘之际，卫兵排长杨某亦闻声赶到，略问情由，即奔向电话，取起话机，向军务会办齐燮元报告情由，并请他前来处理善后。因齐对李与菱子间的暧昧情形，早已有所耳闻，只以身为部下，对这类隐密私情，未便明言谏阻，于今一听说“督军乃毕正林所杀”，即明白了九成，当即乘车赶到督署，先向毕正林作了简单问话，复劝李太太同至楼上，商议善后之策。 

经齐燮元与李太太仔细商讨的结果，认为如果按照实情公布出去，对李督军的声誉颇为不利，不如将实情隐密起来，编造一套光明正大的说词，对外发表，较为恰当。经李太太同意这一原则，即由齐出面，将毕正林叫到面前，斥责了几句，又命人取来500银元，说：“按你所犯罪行，即使全家枪毙，亦不足偿其罪，因督军夫人念你平素尚无大错，特赏你路费500元，限你带菱子，连夜离开南京，对任何人皆不许泄露本案真情！”毕叩头谢恩带着菱子走了。齐乃复对在场的官兵严厉告诫一遍，并找来一名随李多年的秘书，将详情向之说明，命他连夜伪造李纯一份遗书，大意是说：“纯生不逢辰，清政凌替，因不忍坐视神州陆沉，始投笔从戎，原冀革命成功之后，跻国家于富强之域，讵料未增御海之力，反蹈阋墙之祸，蒿目时艰，五内如焚，徒以人微力薄，无补艰钜，痛心之余，惟有一死以谢国人。纯死之后，愿我袍泽，深体愚衷，一切听由中央处理，勿得无理滋闹，九泉有知，亦瞑目无憾矣。”写好之后，齐复略加修改，即据以发出通报，并向北京政府呈报备核。 

李纯死后，江苏督军出缺，江苏人想借这个机会拒绝外省人任苏督，或者根本实行废督，并且说齐燮元资望太浅，不能骤任一个大省的督军。北京政府也想借此机会先废苏督，可是曹锟张作霖打来会衔电报，指废督为无政府派主张，于是先废苏督之议遂成泡影。 

谁继任苏督呢？陈光远希望由长江三督之一的王占元自鄂调苏，自己由赣调鄂，以齐燮元或新崛起的吴佩孚督赣。齐燮元想坐升苏督而废巡阅使，或者抬出王士珍为巡阅使。北京政府想派王士珍或靳云鹏或吴佩孚为苏督兼任巡阅使。张作霖却极力保举张勋出任苏督兼巡阅使。直系怕夜长梦多，闹出其他纠纷，也为了抵制张勋，乃授意北京政府于9年12月3日发表王士珍为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署理江苏督军，何丰林为淞沪护军使。 

何丰林的护军使是齐燮元所保荐，自卢永祥调任浙督后，何因资格和政治理由，不能继承护军使地位。因为直皖两系都争夺上海这个地盘，苏督自冯国璋以迄李纯，都要收回上海，纳入江苏范围内，不愿意留一条皖系尾巴在江苏辖境内。现在皖系已被打倒，直系正可以乘机收回上海地盘，可是齐燮元因为自己资望尚浅，升任苏督已是喜出望外，为了息事宁人，便顺水推舟。 

李纯之死，上海和会也无疾而终。早在9年6月6日广州军政府总裁岑春煊罢免了南方总代表唐绍仪，代之以温宗尧。民国元年，唐做北方议和总代表，被免于袁，和这次做南方议和总代表被免于岑先后如出一辙。温宗尧到上海后，也和北方总代表王揖唐一样，没有人理睬他，不久岑春煊自己也垮了台，他当然更无地位。北方总代表在朱启钤时代，其交际费列有赌具、花粉种种。王揖唐用钱的黑幕更多，最后一任总代表是李纯兼任，李纯在南北战争中一直扮演和平老人，是和谈幕后重要人物，他也愿意担任议和的总代表，可是迨他出任总代表后，事实上南北已无和谈的情事，因为南北之争已变成南与南战，北与北战了。 

李纯死后，继任督军齐燮元开具8年6月后和谈代表办事费470355元，而各代表所购汽车，各代表公馆内化妆台、绣花枕、雪花膏、香粉、字画、代表眷属车费及所用香烛、元宝、麻雀、扑克等项均列入。这项报销在北洋政府中本不足为奇，可是在和谈代表办事费中列出，真使人啼笑皆非。北京审计院把不能报销的剔出来，苏督和审计院大打一场笔墨官司。 

张勋和张作霖是儿女亲家，直皖鏖兵时，段祺瑞指曹张勾结张勋进行复辟，张勋有号电（9年7月20日）辩诬，电云： 

“报载定国军檄文有曹张等勾结张勋出京重谋复辟等语，不胜诧异。勋自丁巳以还，三载于兹，不问外事，近日段氏称兵，京畿震动，室家迁徙，比户皆然。勋既无在京安置之文，讵有私自出京之罪！至于往事，在勋感受旧思，恩图报称，博浪之锥，止于一击。况在徐州会议之时，段氏代表列席赞成，众目睽睽，事实可按。迨夫事举，段氏忽持异议，勋年将七十，但求作太平之民，永拜共和之赐。……” 

直皖战后，张作霖有极大的发言权，曾一再电保张勋为长江巡阅使或陕甘巡阅使，北京政府不敢起用张勋，又怕得罪张作霖，所以擢用张勋旧部张文生为安徽督军。 

张作霖保举张勋为巡阅使，一因亲戚关系，一则想利用他扩充奉系的地盘，他一再电保未获邀准，便又牵连到他个人面子问题，他不发怒则已，一怒而天下动，不独徐世昌、靳云鹏为之失色，连曹锟也不能不退避三舍。 

10年1月26日北京政府特派张勋为热河林垦督办，张勋赌气不干，他说：“我生平只会带兵，不曾学过种树。”徐世昌派王乃斌到天津劝驾，好像张勋不出如苍生何之叹！ 

张作霖赴天津常下榻张勋家中，张作霖的随员如袁金恺、金梁、商衍瀛、谈国桓等都是逊清遗老，尤其是商衍瀛是逊清的老翰林，在张勋幕中当过文案，是由张勋介绍给张作霖的。 

张勋薄热河林垦督办而不为，使北京政府对张作霖无法交代，因此徐世昌和靳云鹏一再向这位关外王解释：“绍轩（张勋字）犯过推翻民国的大罪，我们一口气起用他是说不过去的，先让他做林垦督办为过渡，将来再转任其他要职就不怕别人说闲话了。” 

可是徐、靳又怕直系生反感，所以向曹、吴解释说：“我们用张勋为林垦督办只是敷衍雨亭（张作霖）的面子，是不得已的，请别误会。” 

张作霖也不全是厚爱于张勋这位亲家，有一半是扶植张勋为羽党以对付直系，所以他又保荐张勋为察、热、绥三特区的巡阅使，这就是显露了张作霖不以做东北王为满足，他还有意把力量由东北扩充到西北，把察哈尔，热河和绥远三个特区都纳入他的王国范围内。 

谢选骏指出：惩办祸首就是惩罚战败者，处理善后就是瓜分战利品。

【一七二、天津巨头会议】

直皖战后，北方的局势有了改变，在此以前，北京政府无论谁任总统或是总理，北京政府只有一个“太上政府”，就是以段祺瑞个人为中心。皖系战败后，北京政府出现了两个“婆婆”，一个是曹锟，一个是张作霖。任何一件事，曹锟点了头，张作霖不点头，事情就办不通，而曹张之间代表直奉两系的利益，很多问题并不协调，做“小媳妇”的北京政府就无法处理，无所适从。 

尤其是靳云鹏，他坐在国务总理椅子上，其背景既不是直系，又不是奉系，却是垮了台的皖系，由于他的复杂身份，他在皖系便为大家所不齿，陪了笑脸生存在直奉两系夹缝中，这日子真是太不好受了。 

当时北京政府内部的问题也很多，最尖锐而突出的，是国会问题。由于皖系一手制造的安福国会已经宣布停会，北京事实上迫切地需要有一个新国会。因为广州虽然有一个国会，可是广州的国会是和北京唱对台的，北京政府当然不能把它恢复。所以北京政府便通令各省根据旧选举法进行国会的改选。这一措施是在使北京和广州的国会同时消灭，南北双方都重新选举。因为旧选举法是迎合南方坚持的旧约法，这便使南方在法律问题上占了上风，另一面使南方的“护法”大旗使用不出来，岂不是可以达到和平统一的目的。 

其实北京方面走这着棋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因为徐世昌的大总统就是安福国会产生的，而安福国会是根据新选举法选出来的，现在又用旧选举法选国会议员，就是舍新存旧，就是承认徐世昌自己的总统地位为非法。同时这一措施并不能满足南方的要求，因为南方护法的目的是恢复旧国会，并不是用旧选举法选举新国会。所以北京政府公布重新选举国会议员后，南方却置之不理。 

不只是南方，皖系的封疆大吏如浙江督军卢永祥就首先反对改选国会，其他北方各省也不热心支持这个选举。 

在国会问题上，北京政府不只不能得到南方的支持，甚至连北方的内部也没有协调。因此北京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就是一直陷于没有国会状态中。 

靳云鹏是10年5月第三次组阁，为什么他以一个皖系人物，竟能在皖系失败后受到垂青呢？原来他在安福国会时代，受尽了安福系的气，他在段祺瑞下边，与徐树铮积不相容，他又是张作霖的亲家，所以在安福时代，靳云鹏是皖系所排挤的人物，也因此使他在直奉两系统治北方时，能成为内阁总理。 

他这次组阁时，其政府的中心问题有二：一是谋求形式的统一，以便向国外借款，二是巧妙地运用直奉两大势力以平衡北京政府。 

北京政府除非有力量统一，否则自外国银行借款就不可能。事实上中国当时是分裂状态，从什么形式来统一，任何人也不敢武断，外国银行团眼光更现实和机警，自不会把钱放到一个危险的地区。所以北京政府想向外国借款，简直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北京政府多少年来就是靠借债度日，尤其是借外债，押铁路、押关税、押矿、押盐，无所不押。如今外债不能借，内债也要惜，要借内债就要向银行和银团借，国内的财权都是掌握在旧交通系的手中，靳在第二任内阁时曾延揽旧交通系的周自齐为财政总长，叶恭绰为交通总长，以为依赖这两位旧交通系的巨头可以支持北京政府的财政。可是当时有人向靳说：周、叶故意在财政上制造困难，以迫靳内阁垮台，使交通系领袖梁士诒出任阁揆。原来周、叶认为解救财政的困难，既借不到外债，又无法增税，唯一善策是发行内债，可是内债的债信也扫地，所以必须先恢复内债的债信。恢复内债债信势必将一切财源先用之于整理内债。因此，很多人便认为周、叶两位旧交通系领袖如此做，实在是想在财政上困迫靳内阁，以使其垮台。 

第一次靳内阁是起于8年9月，迄于9年5月。第二次 

靳内阁起于9年8月，迄于10年5月。 

穷并不是靳内阁的特色，因为北京政府一直是穷的，不过在靳时代有告贷无门之苦。 

10年初，北京和全国各地到处闹穷，军费积欠了八九个月，各省都有规模不同的兵变，而各省的军政负责人，也都为了财政问题而伤透脑筋，向北京催款的电报似雪片一样飞来。 

10年1、2月，张宗昌所属暂编第一师在赣西兵变，造成了江西人民巨大的损害，后来经由陈光远派兵予以解散。湖北的宜昌和沙市也发生兵变，烧杀焚掠无所不为，且侵扰到外国商店，引起了外交团的严重干涉。还有保定，本来是直系的大本营，驻军廿三师且为直系所属最精锐的部队，也因欠饷而引起了兵变，这对直系颜面大受影响。 

各省军人纷纷在自己辖区内截留国税，或其他款项。如王占元在湖北擅自发行地方公债，李厚基在福建滥发省库券，冯玉祥在信阳扣留京汉路款等。 

北京城内，参谋、陆军、海军等都组织了“索薪团”，他们曾发表通电，请求救助饥寒。将军府的将军们也请求给资遣散。其他公务员更是一片哀泣，一时北京各部有“灾官”之称。北京的教职员也组成了“同盟罢工”，大专八校学生则掀起了“读书运动”。 

屋漏更遭连夜雨，10年2月4日，外蒙第二次宣布独立。在外蒙驻军的褚其祥旅、高在田团突围退出库仑。北京政府希望张作霖派兵“援库”，张作霖表示因为积欠军饷而不肯出兵。后来北京方面拼凑了一笔军饷拨给张，张还是按兵不动。 

直奉两系合作并不坚固，皖系倒了以后，直奉两系便貌合神离，尤其是争夺地盘问题上。开始是抢江苏，李纯死后，张作霖竭力保荐他的儿女亲家张勋为苏皖赣巡阅使，长江本属直系势力范围，当然不肯让出，而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地方人士也不喜欢这辫子将军。张作霖又改推张勋为察、热、绥巡阅使，并保荐奉军第廿八师师长汲金纯继任热河都统，想把西北地区并入“东北王国”。热河都统姜桂题是淮军老将，他和徐世昌是老朋友，徐当然要替老朋友保留面子。10年1月26日北京政府任命张勋为热河林垦督办以敷衍张作霖，张勋听了大发脾气，跳起脚来骂北京政府开他的玩笑。 

直奉两系最短兵相接的是特赦安福系政治犯问题。张作霖竭力拉拢皖系和安福系的残余势力。首先保释了段芝贵，直系大为不满。 

在这个时候，直奉两系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调整，可能就会兵戎相见了。 

造成“穷”的原因很多，最明显而直接的，是军费开支浩大。因此自袁世凯去世后的北京政府，每一个当政者都强调“裁兵”，可是没有一个办得到的。但靳云鹏却大为吹嘘，说是在他的任内做到了“裁兵”，他举出实际数目，如边防军、西北防边军、第十一、十五两师以及张敬尧、吴光新、张宗昌等军队，合计达20万人。事实是不是如此呢？也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原来这些军队都是在战场上战败而被裁的军队，并不是靳在计划中的裁减。 

相反的，战胜一方所扩充的军队，大大地超过了战败被裁的军队，所以实际上全国军队的数量，较之战前更有增无减。 

靳的裁兵计划是：各省按现有兵额一律裁减二成。全国兵额规定为卅九个师、十个旅。靳写信给曹张二人说：截至10年2月止，到期应还外债达1．5亿元，各省军队纷纷索饷，实在无力应付。在这封信上也谈到援库问题，靳认为：“苟有一旅节制之师，便可扫荡，不能据为不宜裁兵之理由”。他最后还郑重地表示自己的去留决定在这件裁兵工作上，如果裁兵不能成功，自己便将挂冠。 

直系的曹锟、奉系的张作霖两位巨头对裁兵问题都表示了意见，曹锟方面说：如果东三省办得到，直隶也可以办到。 

张作霖前说：如果先发清欠饷，东三省当然办得到。 

张的条件，正是北京政府无法做到的。 

为了限制各省浮报兵额，参陆办公处颁布了一条新军律，凡克扣军响，不论数目多少，一律处死刑。凡采办军火而从中渔利者，也一律处以死刑。其实凡是军阀，谁不克扣军饷，谁不在采办军火项内渔利，这两条法律也是形同虚设。 

10年初，湘军尚未援鄂驱王，王占元竟成为南北之间一个红人，由于江苏督军李纯突然死去，而湖北地当南北的要冲，他和湖南的赵恒惕、四川的刘湘都很融洽，川湘都有依赖湖北的地方，因此他不时向北京政府报告他的善邻政策有了成就，拉拢某人已获成功，某省不久即可取消自治，与四川湖南互不侵犯等等。北京政府正在殷切地盼望全国统一，以便早日向外国借款，所以王占元这些消息是最受欢迎的。北京希望透过湖北拆散西南，孤立孙中山，所以发表王占元为“壮威上将军”和“两湖巡阅使”，使他继李纯之后而成为长江三督之领袖，俨然成为一个大军阀了。 

靳云鹏邀请曹锟、张作霖到天津开会，王占元变成了第三名被邀请的巨头。 

靳云鹏殷切要求曹张能到北京来共同商量许多实际问题，可是曹张知道到北京去也逼不出军饷，同时又怕面对面地讨论裁兵问题，以及援库问题。因此他们不敢到北京来。可是经不起靳云鹏的再三邀请，由京汉、京奉两路局挂出专车分赴保定迎曹，沈阳迎张。 

4月15日张作霖到了天津，16日曹锟也赶到，靳云鹏遂于18日赶到天津，王占元则因河南发生战事，京汉路中阻，没有及时赶到。张作霖这次入关，随员中有袁金镐、金梁、商衍瀛、谈国桓一批复辟派，到了天津又去张园晋见废帝溥仪，加上他正竭力推荐张勋东山再起，还有逊清端王载漪也在北京出现，这些事连贯起来，北京城内外都说胡帅（指张作霖）将继辫帅（指张勋）复辟。张作霖听到这个谣言正式通电予以否认。 

曹、张两巨头会晤时，张拉着曹的手，亲切的叫“三哥”。又诉说吴佩孚的不是，认为吴有野心。当吴建议第三师退驻洛阳，奉军退回关外，均不过问政治时，张向曹说：“三哥，子玉今天一个建议，明天一个主张，太出风头了。”又说：“三哥，你是顾亲戚呢？还是顾部下呢？”又说：“我是拥护你的，只要你不偏心。” 

4月25日王占元到天津，北洋巨头会议就在4月25日开始，这次会议被称四巨头会议。这次会议和以前的督军团会议不同，督军团会议是军阀们向北京政府示威或是唱对台戏，现在的会议主角曹锟和张作霖事实上就是北京政府的主人，所以这次会议主要在曹张协调到什么程度，靳云鹏是等待他们的结果，以加强内阁力量，而王占元不过是忝邀列席，无足轻重。 

会议地点在天津曹家花园。发言最多的是张作霖。他主张帮助桂系对付孙中山（当时桂系尚未垮）。又建议任命张勋为苏、皖、赣巡阅使，因为他的旧部安武军尚有2万人在江苏、安徽两省，正可用这支武力去“讨伐”南方，即由张勋统率。曹锟不便正面反对，于是提出“援库”问题，认为外蒙古问题应先解决，建议派张勋为“援库总司令”。张表示反对，实际上，张作霖希望奉派的势力伸展到长江，而曹锟认为长江是直系势力范围，所以竭力防御。 

正式会谈是4月27日和28日两天。27日决定由北方军人联名发出通电谴责孙中山，列名的是：曹锟，张作霖、王占元、陆荣廷、谭浩明、陈光远、卢永祥、齐燮元、田中玉、赵倜、张文生、李厚基、阎锡山、孙烈臣、吴俊升、蔡成勋、杨增新、陈树藩、姜桂题、张景惠、马福祥、吴佩孚、何丰林、各省省长也被拉入，这个电报斥责广东选举总统，破坏统一。文中没有提到“讨伐”，而事后卢永祥、李厚基、何丰林都宣称事前不知，亦未同意列名，大为不满。 

巨头会议在讨论到钱的问题上，就不愉快了，中国俗话说：“谈钱伤感情”，正是这个道理。 

26日的会议中讨论财政问题，列席会议的直隶省长曹锐（曹锟的四弟）埋怨内阁在分配军费上不够公平，因为直军欠饷已逾半年，而奉军欠饷不过两个月，却借口“援库”领到了200万元和开拔费100万元，直军在这一期间只领到50万元。曹锐的话还没说完，靳云鹏就插嘴说：“四哥，你真不懂得当家人的苦处，现在各省的国税都被扣留，还伸出手来向中央索饷，你来当当这个家试试，真正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呵！”曹锐一听，大为光火，叫着说：“你当不了家就不当。”靳也站起身来说：“我根本不要干，可是你没有资格说这句说。”曹锐抓了会议桌上的茶杯往靳身上一扔，恶声说：“你滚蛋好了。”这一来靳也跳着脚大声嚷着说：“我不干，我不干，我若再干这倒霉总理，就是王八蛋。”张作霖看见这个乱嘈嘈的局面，连连跺脚摇头说：“糟了，糟了，赶快给我预备专车，让我回去。”王占元急得团团转，这边作个揖，那边打个拱，苦苦劝大家冷静，不要伤了和气。 

然而，靳云鹏怎下得了台，他挂长途电话到北京，叫内阁替他预备辞呈，同时把内务总长张志潭、农商总长王乃斌叫到天津来，准备办理移交，并把家眷接到天津来以示决心。 

天津巨头会议爆出了大新闻，全国为之哗然，外间以讹传讹，竟说靳、曹两人大打出手，曹且拔出手枪来威胁靳。谣言是不胫而走，于是曹、张两人联名打电报到北京，请求查禁谣言，指责谣言在挑拨离间。徐世昌复电照办。 

29日张作霖、王占元摆下“和事酒”，请靳和曹家兄弟，靳云鹏、曹锟都到了，曹锐仍负气不参加。当天曹锟、张作霖、王占元三个联名发出了一个拥护内阁的电报，一场暴风雨才算过去，而靳云鹏的颜面也算争了回来，便不再提辞职了。 

巨头会议改变方式，从会议桌上下来，改为叉麻将、叫堂差、听京戏、饮酒作乐，征歌选色，这样才恢复了一片“祥和”之气。 

他们的麻将打得很大，输赢动辄数十万，大输家总是靳云鹏，他打的是“政治麻将”，逢迎两位“婆婆”，好在这笔钱不会是他自己掏腰包，只是在总理交际费项下开支。同时还由财政部拨出30万元为大随员“吃喝嫖赌”。 

这一着满生效，大帅们不好意思再谈索饷了。 

巨头们从轻松气氛中谈问题，比第一二天好谈多了。 

（一）关于国会问题，曹、张、王三人联名通电北方各省提前办理国会议员选举，并且疏通卢永祥，请他们不要反对。 

（二）关于“援库”问题，奉系担任前方，直军担任策应。 

（三）关于“裁兵”问题，暂时搁下不提。 

（四）关于“欠饷”问题，也暂时搁置。 

（五）关于和平统一问题，由王占元负主要责任，曹锟从旁协助。 

最妙的是在谈援库问题时，曹、张两人都不大则声，王占元却自告奋勇，表示湖北愿出兵两师。原来他想把在湖北反对他的第七、第八两师调走，以除心腹之患。在谈“裁兵”问题时，他吹嘘自己消灭了吴光新、张敬尧的军队，还有鄂西民兵约六七万人，他认为这是他的成绩。 

徐世昌一人在北京，不胜寂寞，他以总统之尊，不便到天津来移樽就教，但又怕巨头们把他冷落，所以一再电邀曹、张、王三位到北京聚晤。 

5月5日，四位巨头分别乘专车到了北京。当天晚上徐世昌在居仁堂设有盛宴欢迎。吴佩孚斯人寂寞，飘然乘车到郑州，下榻华商旅馆，向记者表示：“这次战争是一件痛心的事。” 

10年5月14日第三任靳阁组成，内阁名单如下： 

内阁总理靳云鹏（蝉联） 

外交总长颜惠庆（蝉联） 

内务总长齐耀珊（新任） 

财政总长李士伟（新任） 

陆军总长蔡成勋（新任） 

海军总长李鼎新（新任） 

农商总长王乃斌（蝉联） 

司法总长董康（蝉联） 

教育总长范源濂（蝉联） 

交通总长张志潭（原任内务总长） 

财长李士伟迄未到职，由次长潘复代理。教长范源濂也因教育经费无着而未到任，由次长马邻翼代理。 

第三任靳内阁便是根据天津会议改组成立的。靳云鹏召集天津会议的目的就是这一点，现在总算完成了。 

可是巨头会议最具体的问题，是直奉两系势力分配的问题。直系提出以第二十三师师长王承斌为河南督军，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为陕西督军。奉系当然反对，因为奉系一直要把西北划入东北势力范围，所以张作霖提出以奉军司令许兰洲为陕西督军。曹锟没有正面反对，却推出王占元来反对，王占元因为和陈树藩具有陕鄂联防关系，所以反对陕西易督。后来曹、张两巨头私下妥协，调陈树藩为祥威将军，以阎相文继任陕督，这项任命于5月25日发表。5月30日发表张作霖任蒙疆经略使，辖区包括热河、察哈尔、绥远三个特区。王占元只得到勋一位。不过驻扎湖北的第七师和第二十师都被阎相文带走了。 

王占元是和张作霖同受勋一位，张学良得了勋五位，徐世昌于5月10日在怀仁堂举行授勋仪式。 

5月下旬，曹、张、王三人先后离开北京，巨头会议曲终人散。在这次会议中，王占元虽是直系，却暗中向奉系靠拢，河南督军赵倜也因利害关系和奉系接近。王占元靠向奉系，使他回到湖北后，发生了湘军援鄂，因而造成吴佩孚乘机取鄂的导火线。 

靳云鹏第三任内阁财政总长李士伟被遴选为财政总长是与借款问题有关连。 

原来日本在寺内内阁所经手的对华借款，抵押品都很不可靠，由于国际局势的演变，日本已经不能单独控制中国，因此日本政府便派遣兴业银行副总裁小野莫次郎到北京来整理中国债务。 

小野到了中国之后，俨然一个债主身份，研究如何保全债权，他认为北京政府在目前是没有能力来偿付到期的外债，这当然是事实，因为当时北京政府还想再举外债，岂有还债能力。于是小野便提出一个“用新债还旧债”的办法。 

怎样用新债还旧债呢？就是把本年度到期的日本借款，连本带利算下来一共合多少，做为新的借款，借期一年，利息按月一分，签订新约，并以盐税、烟酒税、关税为抵押品。 

北京政府当然不肯，小野于是用诈骗的手段表示：如果这个问题取得协议，日本对北京政府就还可以继续提供借款，日本停止付出的参战借款，早已提存于中华汇业银行，日方将这笔款项提出，并凑足二三千万元作为对华新借款。 

小野为日本打算是对的，把一笔没有可靠担保品的债款，变成了有确实可靠的担保有期限可以偿还的债款，让中国以新债偿旧债，以债养债。 

这时候，奔走这件事的，还是新交通系的曹汝霖和陆宗舆，不过他们不敢出面，就找到和奉系有关的另一位新交通系人物张弧为替身，捧他出来担任财政总长，以便进行这笔借款，不料事机不密，消息走漏，中外为之哗然，旧交通系所控制的中国银行团也大为反对，因此张弧也裹足不前了。 

李士伟就是张弧找出来的，他和奉系及新交通系小有渊源，担任中日实业公司的理事长，提起中日实业公司，也是很有来头的，它是日本财阀涩泽、三井、大仑合伙开设的。由于李士伟有日本财阀集团为背景使他出任财长，便受各方的反对，因此他也不敢就职。财政部的事务便一直由次长潘复代理。 

潘复也是北洋时代一个长袖善舞的人物，他周旋于各大军阀之间，没有鲜明的代表性，成为北京政坛一个不倒翁，而且颇受军阀们喜爱。据说他最擅长的是打麻将和逛八大胡同，他的麻将对大军阀能曲能伸，要谁赢就可以使谁赢。 

以债养债，用新债还旧债就是当时北京政府财政的特色。 

谢选骏指出：巨头会议就是贼头会议。贼头晋升就可以成为领袖了。

【一七三、唐继尧出亡广州】

云南省是护国讨袁的首义地区，护国军的主力几乎全是滇军。当时护国军分为三路：一军由蔡锷率领出四川；一军由李烈钧率领经贵州向湖南和两广发展；一军由唐继尧领导，在云南坐镇。 

护国讨袁战争期间的军费全部出在云南。云南本是一个协饷省份，不用兵时还要靠中央协饷，护国期间为了大敌当前，军事第一，全省出兵出饷，悉索敝赋；但是讨袁战争结束后，军饷问题并没有解决，加以蔡锷去世，少了一个强有力的发言人，于是省外的滇军变成了孤军。蔡锷留在四川的军队起先由罗佩金统率，后来便由顾品珍统率。四川的将领都反对滇军在四川驻防，因此护国之后五年间，川军一直对留川的滇军采取敌对态度和不断的攻击。滇军在川日久，也有回乡之心，于是发生了民国10年顾品珍率军由四川回云南夺取唐继尧帅印的一幕。 

在四川的滇军由顾品珍率领从四川退出，其情形虽然不像粤军回粤，可是他们自然是要找出路。老实说，云南在护国倒袁时期，扩充军队太快。袁死后，这些部队没有妥善地安置，一支留在四川，一支留在广东。人们或许以为唐继尧有野心，想霸占四川，其实这些军队在外，唐也不一定能够控制，不过唐总希望他们在省外发展，不要回云南，因为回云南，云南在财力上养不起这么多的兵，同时有兵在手的将领们，说翻脸就很危险。顾品珍的滇军撤出四川后回到云南就是一个例子。 

滇军退出四川时，有900万元军饷未发，这是滇督唐继尧的责任，唐曾请求广州政府接济，但孙中山在穗一样是很拮据，所以无力为助。唐于是和美国商人代表安迪生接洽，准许美商组织明兴公司，在云南采矿，交换条件是美商先垫借200万元，并赠唐本人干股200万元。这个消息传出后，云南省内外的人士一致反对，美商为此不敢投资，唐继尧筹款发饷的计划便无法实现。 

当时云南内外对唐继尧有一种潜伏性的反感，因为唐宠信他的堂弟继虞，唐继虞原名继禹，绰号唐三瞎子，曾私运烟土到上海被通辑而改名。云南人叫他唐三，唐继尧对他言听计从，曾拟让予省长一职，因部下反对才改派秘书长周钟岳为省长，但唐三仍任靖国联军总参谋长、昆明卫戍司令等职，权倾一时，使滇军颇为不满。 

从四川退下来的滇军军长顾品珍取道毕节进抵宣威，外间便传出顾要取昆明，夺帅印。唐也风闻军心不稳，乃派省长周钟岳到宣威，拟请顾品珍担任东防督办，划出云南迤东为顾的防地，并且答应迅速发饷以安军心。当周传达这个意见给顾后，顾立刻表示接受，同时发出通电声明自己没有政治野心，所谓进军昆明完全是谣言。 

唐的安抚政策并没有收效，因为欠饷没有发下，军心仍然摇动，因此谣言还是沸腾起来。 

10年1月29日，叶荃（原护国第五军军长）所属靖国联军第八军之一部在云南寻甸、宜良发生闹饷风潮，准备进攻昆明，唐继尧派兵前往镇压。2月5日省军战胜了叶部，把被俘的叛军官就地枪决。然而因为唐的军队调出了昆明，城防空虚，使在宣威的顾军得以乘虚而入。2月7日顾率军向昆明疾进，抵达距昆明只有一百里的杨林，唐不觉手忙脚乱，已无可靠的部队拒顾，只好再派周钟岳前往杨林欢迎顾军入城。 

10日这天，唐宣布裁撤靖国联军总司令部，在富滇银行提出现款50万元，连同私人细软移往车站，准备出走。 

2月8日，是旧历元旦，唐继尧怀着沉重的心情离开了昆明，由他的佽飞军大队长龙云的护送下，乘滇越铁路的火车前往迤南。龙云后来成为唐继尧的继承人，统治云南达18年，他也是昭通县人，字紫丞，后来号志舟，出身彝族。他们的彝寨名叫金河，少年时他在彝寨中就学习枪棒和拳术，精通内功，辛亥革命后他和卢汉得谢汝翼的介绍，进入了云南讲武堂，由于学科术科都名列前茅，所以被唐继尧所尝识，把他分派在唐的卫队“佽飞军”中担任小队长。佽飞军是个特别名称，出典于汉代，汉代以佽飞为武官的官名，据说佽飞是古时候最有名的勇士，汉代便以此为武官官名，唐继尧把他特别挑选的卫队编为佽飞军。龙云当了佽飞军小队长后，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可是有一天机会来了，昆明忽然出现了一个法国籍的江湖奇士，自称力大无比，在昆明摆了擂台，一连几天，击败了上台挑战的好手，得意洋洋地用洋泾滨国语说他是天下无敌。恰巧这天是假期，龙云和卢汉都放假下了五华山，听说法国大力士摆擂台，便相率前往观看。看到法国大力士那副目空一切的样子，大为不满，龙云是个血性男儿，于是一扬声，愿向大力士挑战，从容地迈步登台。大力士一看，来的人个子不高，身子不壮，言不出众，貌不惊人，便存七分轻视。可是龙云却一脸严肃之态，一拱手说声请，要对方出拳，大力士不忍心先动手，可是洋人多不懂礼貌，待了一会不见龙云出拳，便对准他的鼻梁一拳，怎知龙云在让拳时已运足了内功，见对方一拳打出，就用右臂轻轻一抬把大力士的来拳挡开，说时迟那时快，龙云的右腿已是一个扫膛腿就把大力士扫出了擂台。两人交手还不到一分钟，大力士便被击倒了。台上台下一片喝采，观战的人觉得龙云替中国人出了一口气，都热烈鼓掌欢呼，从此龙云便成了昆明家喻户晓的英雄。他虽然出身彝族，可是对唐继尧非常忠心，而且肯读中国古书，悟性很高。慢慢地自以为是中国正统儒家传统的保卫者。 

唐继尧获知龙云打擂台一事，知道他武功绝伦，于是提升他为佽飞军大队长，大队长的地位相当于今日的团长级。 

唐继尧离开昆明后，顾品珍于9日率军进入昆明接任云南总司令。以前滇军将领邓泰中等通电讨唐，顾品珍未曾参加，他对唐仍有礼貌，所以发出通电说：“唐公暨葵赓（唐继虞）司令联翩高蹈，挽留不及，甚为歉然。并派专员驰赴河口祖饯欢送，以表寸心。” 

顾品珍进入昆明后，尽量让昆明的一切和唐在时一样，因此除了唐继尧、唐继虞、张维翰、龙云等出走外，其他均没有更动，省长还是周钟岳。周字惺甫，是云南鹤庆人。最早时候是蔡锷的秘书，此人是云南的不倒翁，蔡死后，唐重用他，唐去顾来，也要挽留他，后来唐回滇，他一样受唐眷顾，唐死后龙云主滇，他仍是云南的元老。抗战时代表云南到中央任内政部长，又升任考试院副院长，他为人和蔼可亲，在政治上没有成见，没有敌人，因此各方都尊重他。 

和周性格极端相反的，也是蔡锷的好友，护国时担任蔡的秘书，是革命元老丁石生。他自蔡去世后，即不愿任公职，一直住在昆明，代表孙中山联络唐继尧，并担任云南青年会会长，从事宗教运动。他和唐继尧也是老友，同在日本缔交，但他不满意唐的割据自雄作风，劝唐拥护孙中山献身革命工作。唐不重视丁的意见，唐时常说：“丁石生不是我的朋友，他是孙中山的信徒，蔡松坡的生死之交。”顾品珍进军昆明，他和丁在护国时于役四川，同隶蔡下，因此一入昆明就命他的亲密战友金汉鼎去找丁，敦促丁出任昆明市政督办（就等于今天的昆明市长）。可是丁毅然拒绝，他反对以兵力夺取地盘的作风，他率直地对顾说：“这就是军阀行为，将来历史上会不原谅你们的。”他又说：“松坡从没有想当督军的意思，他薄湘督而不为，弃川督如蔽屣，你们是松坡的袍泽，应该光大松坡的遗志。”顾品珍和金汉鼎都知道丁的脾气，因为他们知道丁这指责不是政治上的偏袒，唐继尧在滇时，他一样指责唐。 

顾品珍逐走唐继尧后，北京政府大为兴奋，认为顾一向和政学系有联系，政学系已投靠北方，顾自然也会“内附”。然而顾在这方面却接受了丁石生的建议，拥护在广州的孙中山。 

顾品珍未进昆明前，昆明发生了一段插曲，那是在叶荃起兵倒唐时，唐一方面派兵讨叶，一方面命令副官长李玉昆派遣四名低级军官四出从事谍查工作，四名之中有一位是后来继龙云而担任云南省主席的卢汉。卢汉被派侦察由四川撤回的滇军动向，怎知他竟没有前往。其他三位都完成了谍查任务，回报李玉昆，就是少了卢汉。有人告诉李玉昆说，卢汉躺在家中烧烟，李亲自去看，果然不差，大为光火，立即报告唐继尧。唐赫然震怒，手令交军法处严办。当时任军法处长的是张维翰，接到唐手令时，卢刚押到，张不敢怠慢，立即侦讯，卢表示是自己疏懒，贻误军机，罪该万死，请求宽贷。张维翰平素和龙云、卢汉都很熟，同在唐下面供职，如今卢为阶下囚，不免同情，因此代向联帅（当时大家都称唐继尧为联帅，因他是靖国联军总司令）说情。唐还在震怒中，下令非关卢汉一个时期不可，于是卢就被送往看守所拘禁。 

这事才过了几天，顾品珍的军队已到了杨林，唐继尧因为自己的军队调去讨伐叶荃，一时抽不回来，所以只好派省长周钟岳去和顾品珍接触，唐要周对顾说，自己愿意高蹈，把昆明交给顾品珍。周抵板桥，顾品珍已率军开至，就在板桥停了下来。周顾倾谈了昆明情形，以及唐的态度，顾决定农历正月初一开入昆明。周钟岳乃把和顾所谈种种，用电话报告唐继尧，这是除夕下午的事。唐接到周的电话后，立刻召集亲信幕僚，秘书长由夔举（由云龙），秘书白之瀚，军法处长张维翰，和唐继虞等，宣布当晚离开昆明，不愿见顾军进入昆明。与会人士俱愿追随联帅出走，唐当时的打算是经滇越路由海防去香港，广州方面如果表示欢迎就去广州一行，如不欢迎就去日本，然后赴欧洲访问，以培养国际声望。 

当天午夜12时，唐率亲信和内眷挂了两节花车离昆，一节花车是唐的内眷乘坐，一节花车是唐和幕僚乘坐。张维翰在启程前先赴军法处作一个交待，命令留守的人代理处务，并命令军法官到看守所去开释卢汉。这时看守所已有风声，获知唐联帅下野出走，所以看守所门才打开，被关禁的人员便一拥而出，卢汉是第一个走出监门的。 

唐的专车在初一到达蒙自，龙云率领他的佽飞军（已编为第十四团）在车站迎候，龙并向唐报告，部下闻悉唐公下野，全军悲愤，愿追随唐公反攻昆明。 

唐继尧抵蒙自，即驻节师部，地方士绅因唐联帅莅蒙恰逢正月初一，于是送上一桌酒席，有著名的蒙自饵飤。其他随员则由当地士绅宴请共度农历新年，唐等在出亡的第一站得到无上的礼遇，心中颇多感触。晚间，唐特召集当地驻军全体官兵训话，官兵们表示愿随联帅赴天涯海角，唐极为感动，乃告以自己一行将经越南去香港，越南属法，香港属英，军队如果同行，则将缴械，自己半身戎马，今日出亡，雅不愿见自己军队为外国军人缴械，所以希望弟兄们能在龙团长领导下团结一致，听候命令，本人无论将来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忘记了弟兄们。 

正月初二唐离蒙自继续旅途，当天抵达越南边境老街，法军驻军列队在车站以军礼欢迎，唐未下车，火车径开河内，越南的法国总督特派参谋长至车站迎迓。唐等一行下榻河内大酒店，法国总督拟挽留唐等在河内小作逗留，唐辞谢，第二天即去海防，刚好赶上法国轮船，即搭船去香港。 

唐联帅出亡赴香港的消息，是当时的一个大新闻，所以引起多方的瞩目，广州方面也非常重视，至于唐本人的打算如何，更是他个人极大的考虑。唐自从辛亥革命起，就是西南的实力派，他的影响力及于云南、贵州、四川。5年护国讨袁成功后，使他的功业声名达于最高峰，他的一言一行都可以使时局受其影响。可是6年起，他在四川和贵州都受到顿挫，四川军人一直集中力量要把滇军驱逐出川，而在川在粤的滇军事实上也不完全服从他的命令，他虽然担任西南军政府的三巨头之一（孙中山、岑春煊和唐继尧），事实上也不过挂名而已。从民国6年到9年，他只不过是云南王，割据一方的一个军阀。 

到了四川的滇军撤回云南，唐继尧就为之手足无措，最后且被自己的部下赶走，实在太可笑了。这也看出唐继尧的局面有限，因为以他的威望和权力，护国以后他就应该在云南充裕财源，从事建设，并且把军队训练得更坚强，因为云南偏僻一方，没有卷入北方和南方的大混乱，正是闭关自守，生聚教训的大好时机，唐却轻轻易易地坐失这个好机会。最后则是因为军费无着，驱迫自己的部下倒戈，而使自己在除夕晚上狼狈出奔，真可说是太可惜了。 

所以，唐这次出走，对他是一生中最惨重的打击，也是一个巨大无比的教训，他在旅途中对他的未来自然作极慎重的选择。 

他的初步目标是广州。 

唐继尧有一个代表派在上海名叫李小川，和张维翰同乡也是云南大关人，曾在日本留学，和蒋方震、蔡锷、唐继尧都很莫逆，担任过云南讲武堂的总办，唐继虞便是他的学生，他也认识孙中山。蔡锷在四川病重时，他陪蒋方震去探视，然后随侍蔡锷到日本就医，蔡殁后他又和蒋方震扶蔡柩回国，以后便一直代表唐继尧住在上海。 

顾品珍回滇，唐下野出走，李小川刚好由上海去香港，搭乘太古公司的广东轮，与汪兆铭和张继同船。海洋上的夜晚，他们三人在甲板上谈天谈地，张继主张李小川劝唐继尧出国“养望”，不必去广州做军政府的“空头”总裁。他说：“现在的军政府只是广东省的军政府，迫切需要团结滇、川、黔、湘四省，才能发挥作用。不幸因颂云（程潜）的关系，我们已失去湖南，蓂赓（唐继尧）现在和川、滇、黔关系都搞坏了，如果到了广州，势必因蓂赓一人的关系而使川、滇、黔都离开了先生（指孙中山），这对大局无益，对蓂赓也不利。” 

李小川不同意张继的意见，他说：“如果中山先生因为蓂赓垮台而拒绝与唐合作，就不是中山先生了，何况蓂赓今天并未倒下来，他仍然有潜势力，如果中山先生和国民党能在这个时候拉拢蓂赓，扶植他重整旗鼓，他今后必然会在中山先生领导下共图革命大业。” 

汪兆铭赞成李小川的意见，他们抵香港后，便同去广州谒见孙中山。孙中山见到他们三人只殷殷问及长江一带情况，忘了李小川是唐继尧的代表，李不得已，只好把话题往云南带，带到唐继尧下野，以及将到香港，请孙中山表示一点看法，孙中山只淡淡地说：“蓂赓从来就不服从我，他有权有势时总是和我相左，现在会服从我吗？”李小川乃解释唐的个性，认为唐是一个自视甚高的人，并非不服从孙中山，如今受了顿挫，对一个自视甚高且从来未受过挫折的人，是一个好教训……。他说到此，孙中山已不耐烦，就站了起来，大声地说：“革命工作不能靠自以为是的军人做基础，如果军人们不能先进行政治教育，就无法贯彻革命。这些年来我吃够了军人们的苦头，我告诉你们，我现在要北伐，要选举总统，我已命令陈炯明在一个月内筹足北伐的军费二百万元。如果他故意推延，我就拿对待莫荣新的方法对付他，别人骂我孙大炮，我就会用大炮来打倒这些不听命令的军人。” 

孙中山很少有这种激动，这是因为过去一直是扶植陈炯明，而陈炯明又不听命令。所以气到了极点，现在借题发挥而已。同时孙中山痛感革命工作无法依赖军阀，过去吸收军阀参加革命，只是便宜了他们，用革命为名，吞吃革命的成果，不止无利于革命事业，而且还有极大的损害。孙中山不是对唐的穷无所归拒绝，而是从革命事业的观点来讨论革命伙伴需要哪一类人。 

李小川看到孙中山很愤激，就待孙中山平静下来后才徐徐地发言，他说：“蓂赓年纪还轻，如果先生能爱护他，培植他，他是可以作为一个革命的好干部。他虽然下野，可是还有好几旅的兵力留在云南。”于是他把云南的局势作了一个分析。原来顾品珍这次率军回滇，主要是受了李根源的策动。李根源虽然也是云南人，而且曾在云南主持讲武堂，门生子弟遍布云南军队中，可是他一直在省外打天下，他做过陕西省长，办过韶关讲武堂。他当然也有野心夺取云南。他加入了政学系，在岑春煊之下已成政学系的巨头，可是为了争取在粤的滇军领导权而和唐继尧、李烈钧反目。李根源既然有野心回云南，就煽动驻川的滇军，不断派人游说顾品珍，信使往还络绎于途。顾品珍在四川虽然受到四川军人的联合攻击，可是在他的防区内，和川人相处却很融洽，川人且为顾修塑铜像。他本没有意思回云南夺帅印，经不起李根源的怂恿，才率军回滇。在李根源认为，顾品珍声望不够，他部下的旅长、团长如金汉鼎、杨希闵、朱德等都是云南讲武堂毕业，是李根源的学生，他们回到云南后，一定是敦请他回滇做督军兼省长。他的如意算盘落了空，一来是军人们已经得到天下，谁愿请一个大老板来。何况这时候，政学系已声望大降，它依附在桂系下面，桂系也一蹶不振，抱头鼠窜地退回广西，政治是现实的，顾品珍这时候自然不会投奔桂系，更不会随桂系之后投靠北京政府。顾品珍既然向广州靠拢，唐也在广州，西南局面更可以形成一个有力的连环，主要原因在于唐今天仍有力量可以运用。如果今天广州方面以隆重的礼遇接待唐，然后请唐把他留在云南的兵力调出来，顾品珍对广州也有了向心力，而唐的兵力由滇黔出来，就可以和广东方面的军队夹攻广西，肃清桂系最后的残余力量，把西南真正统一了，北伐就有了力量。 

李小川的话，孙中山完全接纳，当即表示要热烈欢迎唐联帅到广州来。 

3月4日，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三总裁联名电请“唐蓂帅到广州共商大计”，军政府以十二分热诚欢迎“蓂帅”。 

唐继尧一行由海防搭轮抵达香港，孙中山的代表汪兆铭及香港著名人士均在江干迎迓，唐登岸后即去跑马地凤辉台私邸休息，晚间出席汪兆铭等盛大的欢迎会。 

唐由越南动身前，他的秘书长由夔举留下一封私函，不待唐拆阅就由河内动身返滇，由的理由是自己的私事亟待整理，请一短期假，可是唐在亡命旅程中，自己秘书长弃而折返，心中不无耿耿。 

10年3月9日，下野的靖国联军总司令、云南督军唐继尧由香港乘广九路特别花车，偕随员唐继虞、张维翰、白之瀚等及孙中山派赴港欢迎的代表汪兆铭、邹鲁、许崇智等前往广州，车抵广州车站，广州的军政首要唐绍仪、伍廷芳、陈炯明、孙科等都到车站欢迎，盛况空前。军政府特别安排，把西壕口的亚洲酒店的七楼全部腾空，辟作唐的行辕。亚洲酒店的六楼早已让给唐绍仪总裁作为行辕了，两位唐总裁各占酒店一层，倒颇方便。 

唐继尧在亚洲酒店略作休息，即赴越秀楼晋谒孙中山，两人闭门密谈了一个多钟头，据后来唐对其亲信描叙孙唐的谈话内容，孙中山对唐关注逾恒，唐深为感动。孙中山分析世界大势，和国内大势，历历如绘，了若指掌。孙强调民国初年的军阀割据，是不会持久的，军阀将互相征伐，干戈不息，最后导致民不聊生，国不成国。今日救国的第一要务，就是要打倒军阀，统一中国，实行三民主义。最后，孙中山用诚挚的音调对唐说：“蓂帅，我比你年长，我对军事是外行，你过去有大功于国家，今后如果我们两人携手合作，我的理想和革命理论，你的军事组织能力，配合起来，你专力练军，进行北伐，中国必可底定。来日方长，我希望你不要做云南或是西南的第一人，而要做中国的第一人。” 

孙唐的谈话，使唐继尧大为兴奋，多少年来，他都是坐井观天，只以西南第一人自许，如今亡命出奔，好像是晋文公重耳的心境，不料见到孙中山，孙把他带到另外一个新天地中，划出一个光辉灿烂的轮廓，使他得见革命的远景。他怎能不大感兴奋呢。 

孙唐秘密会谈后，孙中山即和唐同车前往参加军政府所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会场上只听到营帅如何如何的声浪。大家都以极热烈和亲切的情绪欢迎唐。 

唐在欢迎会上首先被邀致词，他的云南昭通官话，与会人士中有大半是广东人，都听不懂，可是都了解他的意思。他说这次离开云南，是因为不愿意同室操戈，用战争来保卫自己的地位，使乡梓糜烂，并不是军事失败而出走，而且督军不是一个人所专用，地方不是一个人所私有，每一个人都该来试一下他的抱负，所以他宁愿放弃他治理了8年的云南而不愿用战争来解决问题。他的话赢得了热烈的掌声，然后孙中山致词，孙说：“唐蓂帅退出云南，不但不是失败，而是成功，是很大的成功，因为他从一个小天地跨到更大的天地中，把他的智慧和能力作更大的贡献。今天的中国，最需要的就是能牺牲小我，不糜烂地方的忍让精神，唐蓂帅不把云南当作私产，部下要试，就让他们去试，自己却高蹈远扬，正可以为中国创一模范。我们大家举杯向唐蓂帅致敬。请大家干杯。”于是大家在热烈掌声中干了一杯，唐更是用最愉快的心情来干这一杯。 

3月10日，唐继尧抵广州的第二天，一清早唐的行辕就是宾客络绎不绝，各色各样的人都有。早餐时，唐绍仪由六楼跑上七楼来拜访唐继尧，两位总裁也作了一番闭门密谈。 

唐绍仪问起唐继尧到广州的打算，以及对广州的观感，唐继尧表示此行既兴奋又满意，言谈中对孙中山极端恭维，深恨亲近太迟，实在是个人莫大的损失。又说今后愿以余生贡献革命政府，追随孙统一西南，进行北伐。 

唐绍仪静静聆听唐继尧的话，最后却冷冷地说：“蓂赓兄，你和中山共事日浅，我和他共事日长，他太偏重理想，想得多，说得多，行动得少，空谈多于实际，因此我奉劝你保留一点。”唐绍仪的一盆冷水，泼得唐继尧有点惑然，他正在兴头上，以为自己到了一个新天地中，怎知这个新天地原来也是荆棘重重的。他不知怎样作答，只好用哦哦声和谢谢来结束这次的谈话。 

唐绍仪是北洋时代的产物，是满清官场和袁世凯之间的中间人，虽然很有才干，可是却不是革命人物。他和孙中山之间，代表两个不同背景，不同时代，不同观念。他们之间的合作仅不过是出于反对北京政府，并且同是广东同乡，因此他对孙的作为当然持相反论调。 

也许这一天，对唐继尧来说是很不愉快的，因为快到中午时候，陈炯明也来访晤唐继尧，这位广东的实力人物，第一号军人的到来，自然也是闭门密谈。 

陈炯明比唐绍仪还要激烈，他开门见山地说：“蓂帅，我不同意你的高蹈，这是个力量的时代，做政治事业就要讲力量。力量是什么？是军队和地盘。民国以来，失去了军队和地盘谁还有发言权？你在护国之役再造民国，可是你今天没有地盘和武力，你光靠过去的功绩是一点也没有用的。小斋（顾品珍字筱斋）是你的部下，如果你留在云南，他决不敢留难你，你的力量并没有瓦解，为什么要轻易地下台？你说不忍縻烂地方，国家的事人人可为，有机会让部下也试一试，可是你这一着除了牺牲自己而外，不会有什么收获的。”接着陈炯明又说：“孙先生是著名的孙大炮，理想多于实际，完全听他的是不会成功的，他如果有作为，民国元年的天下不会拱手让给袁项城了。所以我建议蓂帅，最上策也是唯一良策是重整旗鼓回云南，有了根据地才有发言权，才有影响力。至于如何回云南，你一定会有全盘打算，如果需要我的地方，我会尽力支持你，无论是粮饷械弹，我都可以尽我的力量。” 

陈炯明劝唐的话是有他的立场，他这是时广东第一号军人，而唐继尧无论从那方面讲，都在他之上。唐如留粤，他便不能为所欲为，所以他希望唐继尧离粤，而劝唐回滇唐是听得进的。 

唐绍仪和陈炯明的话，有形无形之间使唐继尧受了影响，事实上，唐自己何尝不明白他有多少实力。当他还在广州的途中，他的劲旅便在昭通发出通电，宣布反顾，拥护唐联帅，这是由胡若愚旅长领导的第五混成旅。这一旅装备精良，是唐的基本武力，原先驻防叙府，当顾品珍率军回滇时，胡旅奉到唐的命令，也撤回昭通，即驻防昭通，唐的本意是以备紧急之用，不料后来顾军突然疾进，胡旅来不及掩击，遂致顾军冲进昆明近郊。唐继尧仑卒出亡后，胡部在昭通才知道消息，得知唐已过蒙自赴越南，于是发表通电，宣称全旅仍拥护唐联帅，同时自称靖难军，胡若愚即以靖难军总司令发布命令。民国初年的军人都喜欢自立名目，这个“靖难”不知何典，可能即是明燕王由燕京进攻当时的明都，曾称为“靖难之役”，可是燕王分明是夺位犯上，无难可靖，胡若愚拥唐反顾倒是有靖难意义存在。 

胡部不久即自动撤离昭通，径向广西边境移动，他们行军顺利通过贵州，贵州方面既不欢迎，也不阻止，让他们从容过境。胡部开拔后，在滇南的李友勋一旅也经百色向广西前进，这一旅以龙云的一团为基干。 

由于胡若愚、李友勋两旅分别向广西移动，都高举拥唐的大旗，这两旅有5000多人，均极富战斗力，这一来更让唐继尧在广州声威大振，因为他已不是空着两手的流亡政要，而是有实力有资本的合伙人了。 

3月31日唐继尧首次出席了军政府的政委会议，现在广州军政府的总裁已有四位，即孙中山、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四位总裁中，有武力的只有唐继尧一人。 

这次会议通过了任命顾品珍为云南总司令，卢焘为贵州总司令。 

中国国民党早于2月间即决定在广州成立办事处，派张继为干事长，田桐、周露麟等为干事。3月间正式开展党务。 

同时于2月15日任命孙科为广州市长。 

从各方面看来，除陈炯明暗中不听命令而外，孙中山这时在广州还算是得心应手，尤其是唐继尧抵穗后，军事上多了一个力量，至少不必处处迁就陈炯明，更使形势为之转变。因此，加强了孙主张选举总统的决心，孙久已主张把广州的军政府正式化，正式之途径就是选举总统，改变四不像的总裁制。过去唐继尧在云南时是不赞成的，现在也由反对派变成了赞成派，于是七位总裁中，现在已有四位总裁站在同一阵线上，孙的选举总统主张就很容易实现了。 

唐继尧身在广州，心在云南，尤其是唐绍仪的泄气和陈炯明的鼓励，因此他在广州暗中部署的，是如何组织他的旧部，安排回滇计划。 

谢选骏指出：人说“唐继尧（1883年8月14日—1927年5月23日），字蓂赓，云南会泽人，中国军事人物，滇军创始人与领导者。他于1915年宣布云南独立，发动护国战争，被视为袁世凯下台原因之一。一度与国民党合作，1925年欲讨伐国民党，但半途遭到桂系的李宗仁击败，势力大减，1927年部下龙云、胡若愚等发动兵变而被禁锢，寻病卒，一说被龙云处死。”——我看他既不能功成身退，也不能“见好就收”，倒是为龙云那个坏蛋做了从良的嫁衣。

【一七四、联省自治运动】

“自治”运动是南北战争和直皖战争后的一个新兴主张，首倡自治的是湖南省，湖南是南北战争中兵家必争之地，身受战火洗劫最为浩大，因此逐渐地产生一种“保境息民”的愿望，希望不介入国内政争。 

“自治”的性质和“独立”或“自主”完全不同。湖南首倡自治，提倡制定省宪法，不受外力干涉，反对中央集权，反对客军侵入湖南。 

这个运动以后支配了北洋时代若干年，以后的若干年中，中央集权和联省自治一直是两个不同的观念在互争长短。 

联省自治运动的创始人之一，赵恒惕氏曾回忆当时倡议的经过如下： 

“湖南主张联省自治，谭公组庵实首倡斯议，日后余等之积极推行，实以完成谭公未竟之意旨而已。缘护法战争，湘省首当其冲，受祸最烈。张敬尧之荼毒三湘，尤令省民身受其痛。故九年夏湘省光复，谭公即于七月十七日以湘军总司令名义发布筱电，宣告湖南省自治宗旨，冀超出南北政争之外，予省民休养生息之机会。当时上海北京各界名流多表同情。至于省治之初步展开，则在是年冬季翦除反侧，安定全省之后。首先成立省宪筹备会，分湘中、湘西、湘南三路，挽省议会议长彭兆璜、国会议员吴景鸿、钟才宏分任三路筹备委员。复敦聘名流专家王正廷，蒋方震、彭允彝、李剑农、汤漪等十一人为省宪起草委员。假岳麓书院开会草拟宪法，自民国十年三月中旬，迄四月中旬，前后凡一月，谢绝访客，悉心起草。以后复召集审查委员会，详细审订修正。审查会由大县推举代表二人，小县推举一人组成。惜因种种关系，宪草之审查迟迟不能完成，而援鄂战事又告发生。省宪之正式订定与联治运动之具体进展，乃在援鄂失败之后。然而联治之说已风行全国。国民苦于南北兵事有年，联治运动有时雨之望。名贤纷纷撰论阐扬，川、滇、浙诸省相继仿效，而鄂人且乞湘援手，助成其省治之实现也。 

直系王占元主鄂政有年，日事聚敛，所部军队复兵变迭起。当联省自治运动盛行之际，鄂人乃图驱逐占元自治，而苦无兵力，于是推李书成、蒋作宾、何成浚、孔庚等乞援于湘、川两省，以达成其目的。 

湖南既倡导省治于先，与湖北又有唇齿之谊，故慨允出兵相助。李、蒋等人并公布湖北省自治临时约法一件，举蒋作宾为总监，孔庚领自治军，而以留湘数年之夏斗寅部鄂军为先锋，湘省则遣宋鹤庚为第一师援军主力。余曾躬赴前线视师。” 

9年冬天起，各省都进行争取自治，各省的团体争取自治的通电和各省代表到北京请愿实施自治的新闻，占满了报纸的篇幅，自治运动成为五四运动后规模最大的一项运动。 

在北京，自治运动有两个联合组织，一个是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甘肃、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广西、山西12省和北京市代表组成的各省区自治联合会。一个是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广东、广西14省代表组成的自治运动同志会。在北京以外，天津成立了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热河五省一区自治运动的联合办事处。上海成立了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 

“自治”这时成为时髦的名称，军阀们为了割据一方，要自治，反对军阀希望保境安民的人们也以自治为号召。 

自治运动发源于湖南，蓬勃于南方各省，但很快地就蔓延到北京政府的管辖区。长江流域掀起了废除督军和主张民选省长运动：江苏省议会在李纯自杀后，决议废除督军，江西省议会弹劾省长戚扬并通过民选省长案，安徽和湖北两省也有同样的呼声。在北方，直隶省议会建议各省省议会派代表到上海于10年1月17日举行联省会议，讨论制定省自治法的问题；甘肃各团体和旅京同乡，在北京政府任命蔡成勋为甘肃督军后，于9年12月31日发起拒蔡、废督、和“甘人治甘”运动，吓得蔡成勋不敢到任。 

北京政府面对这个“离心”运动，也手足无措，例如：已经决定派王克敏为江苏省长，由于江苏团体的反对，又改派了江苏籍的王瑚，已经任命孙振家为湖北省长，由于湖北团体的反对，又派了湖北籍的夏寿康。北京政府的困难是既不敢得罪握有兵权的各省督军，不能随便调动他们，所以只敢做到任命本省人为本省省长，以缓和各省自治浪潮。有军权的督军们当然反对北京政府这种做法，因为有的督军想自兼省长，有的想用自己人为省长，所以常发生北京政府任命的省长，因事先未征求各该省督军的同意而被挡驾。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湖北省长夏寿康因为受到督军王占元的反对，只得在汉口设立省长行署，不久就被驱逐下台。 

其实，自治运动有一个先决条件，就是要废除督军，如果督军制不能废除，即使本省人做了省长，这个省长也只是一个傀儡，不可能发生什么作用。即使督军是本省人，也不过是自治其名，军人专政是实。 

自治运动是民国初年一项政治愿望，可是这个愿望是和军人野心家的行动背道而驰的。 

与“自治”相反的，是北京政府强调“统一”，由于桂系退出广东时，宣布撤销军政府和取消两广自主，因此北京政府即据以宣告“全国统一”。 

北京政府于9年12月29日任命陆荣廷督办粤边防务，任命谭浩明为广西督军，李静诚为广西省长。30日任命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刘湘为重庆护军使，31日颁布对广西及四川的军要授勋令。10年1月31日改派陆荣廷督办广西边防军务。同时对于湖南、云南和贵州三省则派员前往“接洽统一事宜”。可是北京政府的命令，只有广西一省奉行，四川军人除了刘存厚外，一致拒绝接受北京任命。湖南方面赵恒惕一再通电否认依附北方，云南的唐继尧和贵州的卢焘也对北京命令置之不理。 

北京方面为了要在国际间造成已经统一的印象，因此自说自话的大作“统一”文章，在国务院下面成立“统一善后委员会”，并定每个星期四接待外国记者，宣布和解答关于“统一善后”的各项问题。 

为了促成表面的统一，北京政府于9年11月17日宣布筹办地方自治，这与满清在宣统年间允许筹办立宪一样，只是想拖时间。当然不能满足各方面的要求。由于以前国会被非法解散，因此制宪工作未能完成，各省自治运动的代表以及西南方面都主张，由下而上，由各省制定省宪法“省自治法”，规定一省的职权，实现省长民选，俾将来制定国宪时承认既成事实，将省宪纳入国宪之中。 

废督是一个关键，北京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因为湖北在几个月内发生兵变20余次，人民生命财产都受到极大的损害，所以推举代表请愿罢免湖北督军王占元，废督即从湖北开始。总统徐世昌和国务总理靳云鹏都不肯接见他们，派总统府秘书长吴笈孙、国务院秘书许钟潞代为接见。吴、许两人都很坦白地告诉请愿代表说：“中央政府没有力量裁兵，也没有力度废督。”代表们气忿地说：“那么我们要一个中央政府做什么？我们还不如脱离中央政府”。许钟潞冷笑说：“那也很好，反正中央是个空架子，你们脱不脱离都没有关系。” 

江苏旅京同乡在李纯自杀后，推举张一麐为代表，请求徐世昌不要派新督军，乘此机会从江苏开始度督。但是结果如何呢？北京政府不止发表一个新督军，还发表了一个包括江苏地区的新巡阅使。 

孙中山领导的广州军政府也反对自治，因为西南各省的自治破坏了军政府，孙在广州恢复军政府的目的，在于出兵北伐，打倒北洋军阀，西南各省的自治正是北伐的阻碍力量。 

湖南是首先倡出自治的一省，也是第一个制定湖南省宪法的一省。湖南省宪法内容节录如下： 

序言：湖南全省人民为增进幸福，巩固国基，制定宪法如左。 

第一章：总纲：湖南为中华民国之自治省，以现有土地为区域，省自治权属于省民全体。 

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义务，人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无男女种族宗教阶级之区别。人民有保护其身体生命权，有保护其私有财产之权，有保护其居宅之权，有营业自由之权，有受教育之义务……等。 

第三章：省之事权，包括地方制度及地方自治之监督，制定户籍法及登记法，矿业农林之保护及发电，省内之军政军令事项，省警察行政事项……等。 

第四章：省议会以全省公民直接选出之议员组织之，公民年满卅岁以上，皆得被选为省议员，省议员任期三年，设议长一人，副议长二人，闭会时设常驻委员会。省长有重大犯罪行为，议员可提出弹劾。 

第五章：省长及省务院 

一、省长：省行政权由省长及省务员行使之。省长由省议会选出四人交由全省公民总投票决选，以得票最多数者为当选。当选后得爱国政府之任命。凡湖南公民年满卅五以上在湖南居住五年以上者得被选为省长，现职军人被选为省长时，须解除本职方得就任，省长任期四年，期满改选，可连选连任一次，省长之职权包括：公布法律及发布执行法律之命令，统率全省军队管理全省军政，任免全省文武官吏。 

二、省务院下设内务司、财政司、教育司、实业司、司法司。省务院设于省长署内，省长为省务院长，各司长为省务员。各司司长任期三年。省务院设政务会议，省长依政务会议决定之施政方针对于省议会负其责任。 

第六章：立法 

第七章：行政包括财政、教育、实业、军事 

第八章：司法 

第九章：审计处 

第十章：县制大纲 

第十一章：市乡自治制大纲 

第十二章：本法之修正及解释 

第十三章：附则：省法律未公布以前，中华民国现行法律及基于法律之命令与本法不相抵触者，仍得适用于本省。国宪未实施以前，应归于国之事权，得由省议会议决执行之。 

湖南省议会以全省公民间接选出之议员组织之，凡有左列资格者皆得被选：一、曾在国内外专门学校毕业者；二、曾任荐任职一年以上，或委任职三年以上无过失者；三、曾任省县议员三年以上者；四、曾任中等学校以上校长、教员二年以上者；五、曾任省县公团法团职务五年以上者。省议员之名额暂定一百〇八名，全省分三大区，一区卅七名，二区卅六名，三区卅五名。 

湖南宪法会议第一次名单如下： 

主席：荆嗣佑，副主席：江隽 

议员：唐国珍，黄英灏，陈小元，汤日新，晏孝泽，严国桢，左全志，唐陶，雷飞鹏，王克家，陈振东，黄钺，彭定均，周天爵，鲁兆庆，胡毓桢，黄纯垓，黄衍，杨华，陈坚，熊焱华，方荣煊，杨云鹤，唐德度，李宗嵘，黄藻奇，何炳麟，宾步程，朱继承，马续常，曹典球，唐瓛，杨树穀，符定一，程子枢，李希贤，陈强，张声树。 

主任秘书李鸿辉。 

湖南省宪的制定，曾延聘王正廷、蒋方震、彭允彝、李剑农等十一人为省宪起草委员，审查委员则由各县派选，县选一人，大县加选一人为审查委员，对省宪有修正之权，但决定权则属于全省公民总投票。筹备工作由国会议员吴景鸿、钟才宏及省议会议长彭兆璜主持。筹备了一年多，直到民国十一年元旦才公布省宪法。 

四川的各派各系军人联合驱逐滇黔军时，曾在重庆成立联合办事处，推第二军军长刘湘为处长，第一军军长但懋辛，第三军军长刘成勋为副处长。这个联合办事处长等于就是督军或者总司令。 

早在9年12月10日，四川军人在重庆开了一个军事会议，在会议中已经作了四川自治的决定，这个决定由全体川军将领署名公布。四川是继湖南之后第二个宣布自治的省份。 

北京政府认为四川已倾向北方，于是发表了刘存厚为四川督军，熊克武为四川省长，熊于10年1月12日通电拒绝接受省长，21日全体川军将领联名通电否认北京政府对四川的人事命令，在这种气氛下，倾向北方的刘存厚也不敢接受督军任命，同时也只能赞成自治，在成都挂起了筹备自治的招牌。不过刘存厚内心仍愿靠拢北京，所以他打了一个密电到北京，表示自己始终拥护“中央”，由于目前四川环境特殊，所以不能公开表示态度，请“中央”予以谅解。这时北京政府正因为在四川问题上丢了面子，碰了钉子，所以就把刘存厚的密电公布出来，借以遮羞。这一来刘存厚变成川人之敌，大家骂刘口是心非，甘心降北。刘存厚丢了人，于是打电报到北京，埋怨北京政府不该把他的密电公开，使他无地自容。使刘存厚更尴尬的，还不只此，他曾收买刘湘的部下，以军长职务为饵，引诱刘湘的部下第二师师长陈能芳倒戈，结果被刘湘发现，即将陈能芳撤职。同时在唐继尧还未下台时，刘存厚派周扬前往昆明，劝唐反攻四川，自己愿为内应，周扬经过嘉定时，被第八师师长张体乾捕获，搜出刘存厚的亲笔信和秘电本，于是把周扬移送在重庆的“联合办事处”处理。 

由于这一连串的事件，使川军一二两军将领大为愤激，他们联名斥责刘存厚“阻挠自治，倾心北廷，包办选举，自居督军，扩充军队”，并决定第一军担任北路，第二军担任东路，两路会攻成都。 

“联合军”要取成都，刘存厚所属的边防军司令赖心辉首先倒戈，由保宁开往潼川，绵阳来会合北路军，刘存厚所属的陈国栋、唐廷牧两师长也派人与刘湘勾结，邓锡侯、田颂尧两师长则采取了观望的态度。 

在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形势下，3月12日刘存厚在成都被迫通电下野，退往灌县，在离开成都前，所部交成都卫戍总司令、第三军军长刘成勋接收。 

联合军开进了简阳、新都，对于退往新繁、彭县的邓、田两师采取了和平办法，予以吸收改编。 

川军将领公推刘湘继任川军总司令。 

刘存厚集合了他的部下万余人退往陕南宁羌一带，准备重整旗鼓。 

贵州是仅次于湖南和四川之后，第三个宣布自治的省份，它是于10年1月28日宣布的。 

贵州军人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旧军，以刘显世为首；一个是新军，以王文华为首。民国初年，黔军经常侵占湘西晃县、洪江一带，这些地区是出口鸦片和交换军火物资的交通孔道，黔军和湘西地方军人朋比分肥，所以大家水乳交融，相安无事。湖南当局对于这块地方，有“虽鞭之长不及马腹”之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予理会。 

护国讨袁时期，黔军团长王文华调往四川作战，刘显世改派旧军统领王华裔进驻湘西。后来王文华升任师长，授川黔军总司令等职，因此贵州的新军便逐渐抬头，力量也一天比一天超过了旧军。 

9年10月王文华的黔军退出重庆，有意回师贵阳夺取督军宝座，但王文华是刘显世的外甥，因此不大好意思，乃派卢焘代理黔军总司令，命他率军回黔，夺取贵阳，王文华自己却悄悄地跑到上海，隔岸观火，坐观其成。 

卢焘率军回黔，刘显世无力抗拒，乃放弃贵阳，循滇黔公路到了昆明，拟求助于唐继尧。同时派其心腹将领袁祖铭到湖北求助于王占元。 

刘显世也知道王文华是卢焘的幕后指使人，所以恨王入骨，袁祖铭经由汉口到上海，收买上海的流氓，打算把王文华刺死。10年3月16日，王文华在上海一品香饭店被流氓刺杀，当场毙命。 

王文华遇刺后，无形中替卢焘造成了机会，他在获知王文华的正式死讯后，就由代理总司令自动调整为贵州总司令了。 

刘显世到了昆明不久，他所托庇的唐继尧也被部下赶走，仓皇离开昆明，其命运一如刘显世之离黔，后来湖北的王占元也垮了台，因此，刘显世想借助外力复辟再起的计划便落了空。 

袁祖铭因为和王占元有香火缘，因此搭上了直系新兴领袖吴佩孚，所以取得了军费和军火的接济，偷偷地折返，在湘鄂边境组织了一支武力，号为“定黔军”。由于这支“定黔军”是北方军人所支持，因此卢焘便和北方为敌。 

10年4月2日卢焘通电响应联省自治，并且组织了省宪会议。 

早在3月间，他已正式接受广州方面的任命，为贵州总司令了。 

赵恒惕（炎午）先生曾就当时湖南倡言自治，及应付当时湖南内外情势种种阐叙綦详，特录如下： 

中江仁世先生文席：读五十五年十一月六日北洋军伐九七二段大著，谓鄙人以自治号召，保境息民。一方面以川、滇、黔、粤四省，成立联省自治阵线；一方面又与鄂、赣两省成联防条约云云，事实殊未能如此。敞省倡言自治，并未注重联省。意在各制省宪，合制国宪。如省宪与国宪条文有冲突时，即须改省宪。故湖南省宪，绝无联省字句。当时西南情形，卢焘主黔政，而非黔籍。故对自治极冷淡。四川省军各据防地，不能统一，仅与杨子惠（森）、熊锦帆（克武）、刘甫澄（湘）有往来，其他首领，绝无交往。云南唐、顾之争正剧，相距稍远，通讯亦难。广东客车各有防地，既不统一，难言自治，仅与许汝为（崇智）因同学关系，又有许崇清之联系，故有往来。陈竞存（炯明）及其他军要，殊少交涉。西南各省情形复杂，故不能积极以自治相劝请。仅于李宗仁、白崇禧主持桂政时，见其朝气勃勃，努力图治，全省统一，曾力劝其制订省宪，亦因湘桂交通较便，故亟思结合，成一坚固之自治阵线，庶几于省防省治，皆有大益。此为当时西南之实际情形也。至于鄂、赣两省之主政，皆为北洋军伐，绝无成立联防条约之事，不独自毁护法立场，亦且堵塞自治路线。倘有联防条约，则援鄂之役，彼岂不严词诘责耶？自问当时对时事极隔膜，政略更幼稚（当时倘能了知如大著所述各方情形，则应付必较灵活，贡献国家必有可观）。亦因连年战事，民力凋敝，财政枯竭，即派遣代表旅费，往往筹措维艰，迟延甚久，或竟终止。如此岂能于竞争角逐之场，有以自立耶？……当时孙中山在桂休，急欲北伐，我以北洋势力尚盛，须整训两年，政军并修，则胜算可期。未得孙中山许可，乃与胡毅生商定湘粤米盐互换以裕饷源。军事则有两种计划：一、湘粤军分路作战，即粤军利用铁路由岳州羊褛司进攻蒲圻。湘军则由平江长寿街抄袭蒲圻，以收夹击之效。亦因湘军路线较熟，步行较便也。二、湘粤军混合作战，岳州与平江由湘粤军联合担任。请由孙中山裁定。并派参议员李汉丞至桂林欢迎，惜因陈炯明叛变，此计落空。……此颂。撰 

祺 

弟赵恒惕启十一月九日 

谢选骏指出：联省自治运动是各省独立和全国统一之间的蠢动。毛泽东的痞子运动抽插其间犹如嫖客。

【一七五、广州军政府的颠沛】

当北方的直皖两系互争雌雄之际，南方也启了战争，南方的战争是粤桂之战，是粤军回粤，驱逐桂系之战。 

粤军成立于6年12月，这要从广州的护法军政府说起，军政府之建立，主要是孙中山的号召和海军的拥护，以及一部分国会议员的合作。可是陆军方面则依赖桂系，孙中山希望在海军以外能再建立一支革命劲旅，为军政府之中坚，但这个计划，受到桂系的阻挠和破坏，因陆荣廷视两粤为桂系的私产，卧榻之旁自不愿他人高卧。 

那时候，陈炯明希望能掌握一部分军权，因此游说孙中山，希望能统率一支军队援闽，以向外发展，可是桂系不会分拨出一部分军队，于是孙中山就命胡汉民、汪兆铭去找广东省长朱庆澜，请朱站在乡谊情份上，拨出一部分地方武力，朱在省长辖权内只指挥全省警卫军，因此答复胡汪说：如果陈炯明愿居省长公署亲军司令名义，则可拨粤军廿营交其统率，以为出师援闽的基本队伍。胡汪回报，孙中山认为此时重要的是只求有军队，名义没有什么关系，陈炯明也不坚持。可是桂系闻知朱庆澜以兵力助陈，就对朱施压力，朱庆澜被迫去职，广东督军陈炳焜（桂系）乃悉收省署新军归督军署，孙中山对桂系的行动至为愤激，派程璧光、胡汉民、汪精卫力争，和陆荣廷再三商洽，陆始将陈炳焜调职，以莫荣新继任粤督，答允改省署亲军廿营为海军陆战队，由陈炯明率之入闽，这批军队虽号称廿营，实数只四五千人。就是日后的粤军。 

6年12月2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闽粤军总司令，邓铿和许崇智为副司令。 

粤军出师后，不久即克复龙岩、漳州、汀州各属，闽南闽西尽入护法范围。海军的海圻、永丰、同安、豫章、福安五舰亦于12月7日黎明向潮汕进发。海陆两军同时入闽，前途大有展望，不料龙济光突在海南岛宣布就两广巡阅使，派军数千由琼岛潜渡登陆，深入粤境，海军乃回师救援，援闽的军事行动遂告胶着。 

7年2月13日，孙中山因陈炯明率粤军进驻汕头，迟徊不进，曾函促其攻闽以回边防。 

此后，广东的军政府内部问题重重，四分五裂，陈炯明的粤军在闽粤边境上不战不进不退，只求坐大，孙中山原拟以这支粤军为革命基本武力，结果只是造成了陈炯明的个人势力。 

7年2月26日，军政府海军总长程璧光被刺，这是军政府内斗最激烈的一幕。 

孙中山要建立一支革命的武力，以完成削平南北军伐，建立真正自由民主的中国，这个愿望是在孙于民国6年到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时才确立的，可是当时孙身边没有这样一个人才，如胡汉民、汪兆铭、戴传贤、居正等都不是这样人才，朱执信虽有冒险犯难的勇毅，可是对于军队的整训和组织，又不是专长，于是孙中山在几经考虑后，想到了蒋中正，蒋这时正在上海，孙于7年3月2日电召蒋，5日蒋由沪抵穗，一连数日与孙密商，孙恳切希望蒋留粤，先从整理粤军着手，11日蒋奉命遄赴汕头，晤陈炯明、邓铿，15日就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职。 

这时候，日本头山满和犬养毅函请，孙中山赴日一行，孙因非常国会已定6月开会，所以万难离粤，特派朱执信前往，面告护法战争之目的在于恢复国会。 

护法政府内部危机重重，主要是桂系和政学系结合起来排除孙的大元帅职。5月4日广州非常国会开会，出席议员80余人，赞成改组军政府案的占40余人，多数通过，于是孙中山命居正将大元帅辞职咨文送交议会，并通电辞职。5月20日非常国会选出孙中山、岑春煊、陆荣廷、唐继尧、唐绍仪、伍廷芳、林葆怿为军政府七总裁。 

5月21日孙中山告别粤中父老昆弟，表示临别惓惓之忱，并勉以负救国及整治乡邦之责，培养民力，增进民智，扶持风俗，发展自治，采人所长，去我所短。随后即偕胡汉民等，离广州赴汕头至三河坝。蒋中正趋迓于江干，睹孙形容憔悴，不觉凄然泪下，因即侍孙赴三河坝，长谈至午夜，孙中山留三河坝数日，与陈炯明会晤，并巡视陈部攻闽战线，力劝陈冒险前进，陈不置可否。6月1日孙赴汕头粤军司令部对于军略及编制，详细指示，下午搭乘大阪商轮苏州丸启行，粤军司令部遣卫队和军乐队在码头恭送，蒋照拂一切。孙中山取道台北至日本，25日返上海，27日由上海驰电陈炯明并转蒋，电云： 

“汕头陈总司令鉴：并转介石兄鉴：闻张怀芝率大兵已到赣，不日恐有攻粤之事，又闻北兵二千余，由海道至汕，登陆援龙（指龙济光），李厚基在闽兵力，日日增加。……现已在三面包围之中，地位极为危险，此时敢冒险进攻则生，不冒险则必致坐困，以攻为守，则士气壮，响应多，敌胆寒，一进必收奇效。否则士气日丧，响应日微，敌胆日壮，而我以可胜不可散之兵，据能战而不能退之地，必无幸免也，诸兄其速图之！” 

8月30日援闽粤军进克漳州，即将总司令部移驻漳州镇守署使。 

蒋因为粤军无所作为，孙中山又留沪未返，所以也请假去上海。 

9月1日许崇智在前方督战，由各将领公推为前敌总指挥兼第二军军长。李炳荣、熊略、罗绍雄、邓本殷诸部皆归节制。4日蒋谒孙中山请训，因奉命返粤，5日偕邵元冲启程，13日抵汕头晤粤军参谋长邓铿，18日抵漳州总部，晤陈炯明后，检阅各方战况报告，计划进攻同安，猛击北军。 

12月13日孙中山函许崇智和蒋中正，嘱固守观变，勿萌退意，认为须保守固有地盘，维持固有武力，以为应机观变之用。 

此后国内变化甚大，民国8年6月29日孙中山函陈炯明，促其自福建回师广东。孙认为粤军此时在闽不特四面受敌，孤立无援，且给敌人造机会。故欲求今后的生存，必赖有冒险精神和奋斗决心，应把握时机，自闽回师图粤。 

民国9年2月间，驻粤滇军有二李（李根源李烈钧）之争，广州军政府瓦解，非常国会亦分裂，反对桂系的军政府首领和国会议员均纷纷离粤。6月29日孙中山派朱执信和廖仲恺到漳州，敦促陈炯明返粤驱逐桂系，许以经济上之援助。粤军将领许崇智和邓铿等亦向陈炯明陈说。陈炯明本无意回粤，但经不起内外要求，乃与福建督军李厚基密约撤兵，由李厚基供给军费饷糈，以交换粤军撤出闽境，闽南粤军驻地由闽军接防。陈炯明私心在保全实力，不愿消耗实力，所以暗中派遣黄强、金章等向桂系及其附属派系政客暗中勾结。古应芬和廖仲恺劝陈无效，朱执信认为陈炯明反复无常，一怒而折返上海。 

孙中山认为必须请蒋中正来闽，始能促成粤军回粤重建革命基地。7月16日蒋自上海经鼓浪屿抵漳州，第二天晤粤军总司令陈炯明畅谈大局。这时粤军在陈炯明阴谋下，积极扩充私人军队，增编至十余旅，其中叶举、陈演雄、陈炯光、尹骥、翁式亮、钟景业、杨坤如等皆跋扈自私，与主张革命的许崇智军积不相容，蒋甚感忧虑，认为自己留在漳州无助于大局，因此折返上海，向孙中山报告一切。 

7月中旬，北方直皖战争爆发，才五天，号称无敌的段祺瑞边防军全部溃灭。南方的桂系本与北方的直系暗中勾结，因此，拟借这机会打算混水摸鱼、计划派兵入闽，这是一石二鸟的如意算盘，表面上是伐闽，出军时就顺道先灭粤军，同时以福建地盘为铒以诱海军，于是海军林葆怿径电陈炯明，宣称不管粤军同不同意，海军都要策应桂军来攻福建。这一来，陈炯明才感到事态严重，认为自己的存在是与桂系势不两立。 

桂系计划攻闽，迫使陈炯明决心回粤，同时和闽军连结一气，全力合作。 

8月12日，陈炯明在漳州公园誓师，分左右中三路回粤。 

以第二军全部任右翼，由永定、上杭、武平进攻大埔、松口、蕉岭、平远；由许崇智指挥，负责肃清韩江上游，占领梅易、兴宁为目的。 

以第一军之一部任中路，由小溪、平和进攻铙平、平原，而出高陂，由叶举指挥。 

以第一军之一部任左翼，由邓铿指挥，与中路军会合，共同肃清韩江下游，以完全占领丰顺、潮安、汕头为目的，而以破惠州为最后目标。 

同时，邹鲁、姚雨平等以义勇军名义在潮汕应援，运动刘志陆的亲信军队铙光、罗兼柔为内应。 

粤军远戍福建已经两年，平素被桂系的欺凌压迫，凡有血气的人，无不痛心疾首，因此回师命令颁下，全军振奋，都抱破釜沉舟之志，以光复故乡驱逐客军为目的。所以攻势开始后，极为凌厉，粤督莫荣新弄巧成拙，惹祸上身，急调桂军精锐莫正聪，卢炎山、江永隆、刘达庆、卓贵廷、林虎、马济、沈鸿英及滇军李根源等军分头抵御，可是挡不住要回家乡的广东佬。桂军驻粤多年，搜括自肥，情形类似张敬尧军之在湘，因此军纪废弛，毫无抵抗能力。8月16日粤军攻克大埔、潮州、梅县。 

21日陈炯明抵汕头督师，孙中山特电嘉慰，电云：“粤军分路进攻，所向大捷，连得名城险要，使敌闻风而溃。……捷报传来，欣喜无量，由此绥定百粤，预祝最大之成功。” 

8月底，孙中山电促邓铿乘桂军意志未能统一，惊骇震荡之际，挥军疾攻惠州。又电请陈炯明接济赣军赖世璜部。赖部原属李烈钧。 

粤军收复潮梅后，乘胜疾进，右冀进占志隆、龙川、河源。河源之战，桂军沈鸿英和林虎的主力惨遭击溃。中路进占永安，左翼由海陆军联合击破三多祝，进抵平山，距惠州仅四十里。 

自从粤军攻克河源，平山后，桂军已没有抵抗能力。西江、北江革命军乘势突起。朱执信奉命偕吴礼和等策动虎门炮台起义，9月6日虎门炮台守兵正式宣布独立。 

虎门守军起义后，因降军与邓铿之部队发生冲突，情况严重，降军要求朱执信莅虎门，朱执信于9月21日冒险只身入虎门要塞，因误会被降军包围，朱一面恳切劝谕，一面后退，退至半途，为乱兵枪击，竟以身殉，死时才36岁。 

朱执信名大符，任侠苦行，精博能文，早岁追随孙中山献身革命，蒙难后孙悲痛逾恒。 

粤军回粤，进展顺利，黄明堂、陈继虞、周之贞、王鸣亚、胡文灿、李天德、梅萼等，各地民军纷纷起义。西江、北江、琼岸等处都落入起义民军手中，陈自先集兵十八营，并继续扩大收编，向高、雷方面桂军进逼。 

粤军第一主要目标是惠州，桂军全力固守，粤军屡攻不下，孙中山乃致电闽督李厚基，请其迅速派兵支助粤军，以收夹击之效。闽粤合兵当可收复惠州，惠州得则广州肇庆各地即不成问题。这时候闽军旅长王永泉和厦门方面的军队已和粤军合作，出发助防。 

9月26日，广州警察厅长魏邦平、广惠镇守使李福林在省城对岸河南宣告独立。所有内河兵舰及广三铁路均为收复，驻扎江门警卫军司令陈德春亦和魏李采取一致行动，在绥远炮台组织办事处。这样一来，桂军的交通全被扼断。 

10月1日孙中山致电湘督谭延闿，促湘军出师助攻，直下北江以攻桂军。 

魏邦平和李福林的独立，摇动了广州的桂系，而海军亦逼桂系的粤督莫荣新离粤，莫荣新不得已乃倡调和之说用作缓兵之计，且用各种方法离间粤人，孙中山和唐绍仪、伍廷芳都致电魏李两人，敦促他们迅速驱莫以安粤局。 

粤局本可一鼓而定，不料粤军进入粤境后，政治因素复杂，反而胶着不前，于是孙中山再促留在上海的蒋中正赶赴粤境，共图收复广州，惠州。蒋于9月30日由上海启程，10月3日抵香港，拜奠朱执信灵枢；5日上午乘船至汕头，登岸后即赴粤军总部和各参谋晤面，并拟定作战意见致驻扎老隆的陈炯明。 

蒋的作战计划为左翼当独立作战，固守潮梅，海、陆丰暂时放弃亦可，目的在诱敌深入，俾松弛敌人在惠州的防务，以便右翼作战。右翼可分为二部：一向龙门、增城前进，独立作战；一部固守河源、紫金，监视惠州，相机规取。如果直取博罗，反而促成桂军死守死战之心，可能旷日持久，转不如西向龙门绕道。 

作战计划拟定后，蒋即驰赴前线，加入右翼军作战。 

粤军新攻势开始，桂军在各战线上俱露疲态，侧面后方俱受威胁，士气沮丧，战斗力大减。迫不得已，乃拟将惠州交与李根源，调回林虎、马济以对抗宣布独立的魏邦平和李福林。可是李根源却孤军难支，遭粤军猛击，损失子弹300余箱，团长一名亦被击毙，桂系的滇军陷于极端困境。 

10月20日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因病请假，由蒋代统其军，声威大震，所向克捷，桂军三四千人弃泰尾焚掠民居向惠州溃退。 

10月21日，粤军第二军进至黄麻陂，粤军熊略部占领横沥，邓铿部进至家公岭与和平山的左翼军联络。合围后，粤军乃于22日一举攻克惠州城，桂军向博罗鲤湖退却。江门警卫军和高、雷、钦、廉、琼各处民军四起应援，东江桂军进退失据，广州桂军又陷于被围攻中。这时候的桂系已成强弩之末，只希望能安全离粤就于愿已足了。 

10月23日陈炯明召集军事会议于惠州，决定总攻广州计划。以左翼军扫除增城的桂军，向龙门埔前进，进攻广州的西北；以中路军扫除石龙的桂军，沿广九路右方前进，集中龙眼洞，担任东面的攻击；以右翼军扫除东莞的桂军，沿广九路左方前进，攻击广州东南。 

广州的桂系坐困釜底，不得已遂于10月24日宣布取销军政府，岑春煊、陆荣廷、林葆怿、温宗尧等通电解除政务总裁职务。 

桂系统治广东的局面到此结束，附庸桂系的政客集团也同归消灭。林葆怿本来是随程璧光一同南下护法的，随后受桂系的引诱，投奔桂系，现在桂系崩溃，林葆怿竟通电与北方海军联合。 

25日粤军第一军攻克石龙，桂军向增城、东莞退却。 

博罗、石龙相继落入粤军之手，广州已无险可守，26日莫荣新率领残军于逃出广州前，发出通电声称把广东交还北京政府，同时取消西南自主，公然向北方投降。林葆怿、沈鸿英也潜逃无踪。 

27日粤军进入广州。 

在东江的桂军残部由马济率领，绕道北江回桂，全粤遂次第光复。许崇智设军部于广州市内的潮州会馆。 

29日孙中山函勉蒋中正，有云： 

“我所求者，惟期主义政策与我一致，即我所谓服从我卅年来共和主义，而岂若专制之君主，以言莫予违为得意耶？兄与英士共事最久，亦知我所以待英士矣。……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兄性刚而嫉俗过甚，故常龃龆难合，然为党负重大之责任，则勉强牺牲所见，而降格以求，所以为党，非为个人也。” 

北方因岑陆等宣布投降，遂颁南北统一之令，孙中山与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正式宣言军政府依然存在，西南护法，非为个人权利，北方如果有谋和诚意，唯有在和会中谋取解决途径。 

11月1日陈炯明抵广州。 

11月10日孙中山在上海的军政府办事处下令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统一军政，并取消督军名义。这时候因为独断自专的桂系既已完全撤出广东，孙所领导的军政府本拟移驻云南的计划遂告打消，仍迁回广州。 

蒋中正这时在粤军中，深感陈炯明处处有私心，因此于11月6日由香港搭轮去上海，行前留书给粤军总司令陈炯明，指责他改变战略。原来陈炯明包藏私心，置西江要地肇庆于不顾，反以中央军派遣北江，名为掩护右翼军回攻四会，事实上右翼军既进至北江，攻克清远，除直上韶关，肃清北江任务外，自不必折回四会，再完成西江任务之理。因此蒋认为陈炯明有私心，乃毅然求去。12日抵上海即晋谒孙中山，报告广东情形，第二天再谒孙中山，这时孙得到粤军第二军军长许崇智的来电，亦愤陈炯明所行所为，欲弃粤来沪。 

但是，孙中山认为可以感化陈炯明，同时不应放弃以广东为革命基地的打算。于是25日孙率伍廷芳、唐绍仪由上海动身赴广东，国会议员已至上海的亦相继动身去粤。 

25日，粤军攻克肇庆、梧州等地，肃清西江。陆荣廷最初扬言宁失广西，断不失广东，可是现在桂军形势逼迫，唯有全部退出粤境。 

桂系既已投靠北京政府，北京方面对陆荣廷不能不加以安置，于是特派陆荣廷督办粤边防务，并任命谭浩明为广西督军。 

29日，孙中山和伍廷芳、唐绍仪抵广州，通电重新召开军政府政务会议。以广州观音山旧督署为军政府所在。唐绍仪嫌府址不够壮丽，移住亚洲酒店，伍廷芳兼外交部长驻观音山军政府内，孙则下榻粤秀楼。 

军政府恢复后，12月1日发表各部部长，内政部长由孙中山自兼，财政部长唐绍仪，交通部长唐继尧，陆军部长陈炯明，外交部长伍廷芳，司法部长徐谦，参谋部长李烈钧，秘书厅长马君武。唐继尧在云南，不能来粤，因此交通部长由王伯群代理，参谋部长李烈钧率军在外，亦以次长蒋尊簋暂代部务。 

国会议员们一再播迁，由穗去沪，由沪去滇，由滇去渝，现在再集于广州，出席议员220余人。 

军政府虽然恢复了，实际上势力仅及广东一省，而陈炯明则心怀异志，对革命事业没有信心。 

民国以来，孙中山颠沛磨折，所凭借的革命基础虽然薄弱，可是革命的意志，愈战愈强，愈挫愈坚，这种革命魄力和革命抱负，真是古今中外所少见。 

谢选骏指出：广州军政府犹如丧家之犬的颠沛流离；但是孙中山顽强犹如地痞流氓，死马当作活马医，所获虽然稀薄，总比没有强。

【一七六、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

军阀和革命事业中间距离是极大的，这可以从陈炯明身上证明，陈炯明的基本武力是粤军，粤军是孙中山向桂系千方百计争来的，是以广东省长公署警卫军二十营为基础，也可以说是孙一手造成的，孙自然认为这就是革命的基本武力，何况粤军困处粤闽边境时，也是孙一而再，再而三敦促陈炯明回粤赶走桂系。可是陈炯明回粤后，他便忘记了过去一切，他只知道粤军是他个人的武力，广东是他个人的地盘，对于孙和军政府，认为是芒刺在背，是眼中之钉，不仅不把孙中山、国民党和军政府放在眼中，而且还觉得是极大的累赘。 

孙中山认为陈炯明把粤军当作私人武力，广东当做私人财产是错误的，粤军应该是革命的军队，广东应该是革命的基地，革命事业不能偏安一隅，应该集中一切人力、财力和物力，从事北伐。 

孙中山和陈炯明之间看法和做法既然相差如此之大，因此影响到粤军内部也有革命的一派，和陈炯明不革命的一派。粤军共有两军，陈炯明以广东总司令兼任第一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军政府改组后，孙改任许崇智为国防第一军军长，另派黄大伟为国防第二军军长，这两军直接由军政府直辖，不受广东总司令的节制。至于陈炯明所指挥的粤军第一军，原辖第一师师长邓铿、第二师师长洪兆麟两师，陈炯明又收编地方派军人魏邦平为第三师师长。这三师完全是陈的私人武力，陈炯明这时兼任陆军总长，可是他从不出席政务会议，只是用广东总司令兼广东省长名义发号施令，根本不理军政府。 

孙中山为了扩充革命武力，乃在广东各地设立了不少的招兵机构，这些机构常被陈炯明派兵予以解散。孙为了削减陈炯明的实权，所以划广州为特别市，任命孙科为广州特别市长，不受省长管辖。 

这期间，孙中山的处境仍是很辛苦，过去南北战争，列强驻中国的外交团曾和中国的南北政府成立协定，提出关税余款百分之十三交付军政府，迨孙接收军政府以后，外交团竟借口军政府权力只及广东一省，不能代表西南，停止这笔拨款。 

军政府外交部长伍廷芳曾屡次向驻粤领事团提出抗议，最后一次声称如果不履行协定，军政府将接收海关以资报复，可是列强竟出动了大批炮舰驶白鹅潭示威。 

北京方面因为徐世昌是总统名义，所以北京政府就比广州政府在国际上叫得响，因此孙中山忍无可忍，认为南方也必须成立一个名正言顺的政府。 

粤军回粤后，蒋中正深感和陈炯明难于相处，所以悄然回甬。10年1月间，戴传贤力劝，蒋出任艰钜，不应远隐高蹈。蒋遂于1月27日动身，过上海赴广州。2月6日抵达广州。晋见了孙中山，孙把计划北伐的打算和蒋商量，并要他和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军长许崇智、师长邓铿等共拟办法。蒋认为北伐之前必先解决广西问题，所以起草了援桂计划，使用许崇智的部队，详细拟定前进及攻略目标种种。 

在商讨军事行动时，粤军尤其是陈炯明，自有打算，自有私心，蒋和邓铿私交很好，可是发觉邓铿态度消极，每在会议席上，邓因为是陈的直接部下，所以处处规避，而陈炯明则争地、争权、争势，只享权利，不肯尽义务。和陈炯明商量北伐，简直是与虎谋皮。蒋在穗参加了三天的会议，结果是一无所得，会议席上意见又多，各据一词，各执一是，根本不能协调。 

2月4日蒋毅然离穗抵香港贻书给邓铿，书曰： 

“……今日之局面，止兄任劳任怨之时，而非避嫌避难之日。……粤军今日处于苟安保守地位，如不积极进行，以谋发展，则三二月之后，大势一变，必悔今日准备之不早，迁延之误事也。目前粤军唯一之方针，乃在从速援桂，向外发展，则内部之团结即可坚强，广东之根据，即可巩固。激进一日，即得一日之利益，迟缓一日，即增一日之损失，如果能迅速出发，虽掷数十百万金之饷弹亦不足惜！奈何不计其大，而务其细，不谋其远，而图其近也？” 

军阀只计近利，只顾目前，陈炯明之于粤军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粤军原来戍守粤闽边境，他并没有奢想能够回到广州，迨回广州后，一切都很舒适，自不愿轻举妄动，劳师远征。所以援桂也好，北伐也好，陈明炯都听不进去，要他派兵、助饷、出械他都舍不得。其实如果陈炯明肯服从孙中山，使粤军成为革命的基本武力，再进而融湘军、滇军、川军、黔军、桂军于一炉，则北伐统一的局面会早在民国10年前后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也要完全改变。可惜陈炯明计不及此。 

当孙中山接收广州的军政府后，曾下令通缉岑春煊、陆荣廷、莫荣新、杨永泰、李根源及桂系将领多人，并拟乘胜进攻广西，以消灭桂系的残余力量，统一粤桂进而联合西南。但是对广西用兵势必要取得陈炯明的支持，陈炯明则是一千个不肯。他当然不愿意自己出马，率军攻桂，因为一离开广东，就怕广东为他人取得，这是得不偿失的。 

孙中山第二个打算是修改政府组织，正式选举总统，可是这个计划在西南各省都受到阻力，因此孙退而求其次，打算在主席总裁的名义上加一个“大元帅”头衔，由自己带兵去打广西。可是陈炯明也不赞成，他怕这样一来，孙将带走一部分粤军，而军费军火还是要靠广东负担，对陈也是有害而无利，因此他亦加以阻挠。 

陈为自身打算，倾向联省自治，反对选举总统，反对战争。其部下叶举、洪兆麟等和议员诸辅成派联合起来，甚至以军队不稳消息相要挟。他们的理论是西南各省已树自治旗帜，“护法”二字已经不足以号召，何况旧国会议员在广东的，仅200余人，也距离选举总统的法定人数甚远，不如首先巩固广东省自治，再徐图团结西南，共抗直系。 

陈炯明私心只在割据广东，表面上美其言曰保境息民，实际则在与邻省联防自保，充实私人势力，进则把持国事，退则盘据广东。 

孙中山曾和陈炯明恳切密谈，他劝陈认清环境，眼光放远，以一个人作比喻，如果心肝五脏都已溃烂，则四肢怎会完好？一个国家如果糜烂，广东一隅岂能保全？至于保境则需依赖军队，养兵以保境则财困民疲，所谓息民岂不是空谈。息民做不到更遑论建设？不能建设，广东一省如何进步？不能进步则是固步自封。所以今天大家应该把眼光放远。从大处着想，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孙苦口婆心说服陈炯明，然而言之恳切，而陈炯明则听而不闻，置之不理。正如他对唐继尧说的：“中山只是一个大炮”。他有这种观念，孙纵有金玉良言他也听不进了。 

孙中山对陈炯明不合作不听命的态度，非常忿怒，忍无可忍，打算削减其军权，或是免除其省长兼职，使其不能继续掌握财权（当时财权在财政厅，受省长管辖，财政总长则有职而无权）。或者解除其陆军总长兼职而以唐继尧继任，可是汪兆铭等劝孙中山投鼠忌器，怕闹得下不了台反而撕破了脸。 

孙中山在10年元旦庆典上，就在对军政府同仁训话时，表示护法不能解决问题，希望国会在广东组织政府，对国际间明白昭示，必需北伐以统一中国。因为北京政府既不合法，又不孚民望。 

孙的主张传出后，海外华侨、社会贤达、国民党支部都纷纷电请，孙从速选举总统。陈炯明却禁止登载有关赞成选举总统问题的任何报导。 

这时，北京政府对国际间强调南方已没有军政府，全国已经统一，因此向四国银行团洽商大借款。 

孙中山认为时机迫切，亟应把握时间，免得国际间真的进一步和北京政府勾结，今后革命事业就更加困难了，所以于10年4月4日宴请在广州的国会议员，正式要求国会从速选举总统，如果国会不肯同意，他就一走了之。 

4月7日在广州的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举行会 

议，议员出席220余人，由参议院议长林森主持，首先通过了高镇圭改开非常会议的动议，在非常会议中，讨论周震麟所提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接着丁蹇动议续开二读会，照组织大纲原案七条通过。 

4月10日广州非常国会依大纲第二条选举大总统，除废票一张和投陈炯明的三票外，孙中山以218票当选非常大总统。同日非常国会通告全国，孙中山当选为非常大总统，文曰： 

“外交迫切，内乱迭起，北京政府已自承认非法，取消其伪政府资格，中华民国对内对外，皆不可不成立正式政府，特于本日在广州开国会非常会议，议决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并依大纲第二条条文，大总统由国会非常会议选举之，以得过投票总数之半者为当选，于本日选出孙文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此奉闻。” 

当非常国会准备选举总统时，4月4日粤军将领举行秘密会议，拟即通电反对总统的选举。陈炯明一方面避免直接出面反对，另一方面却怂恿湖南方面正式反对，正好碰上湖南总司令兼省长赵恒惕对选举非常总统持不同看法，因此湖南就成为反对的主力。8日湖南教育会、农会、工会联名发表庚电，反对选举总统。9日赵恒惕在致广州参众两院的青电中声明不承认非法选出的总统。10日以赵为首的湘军旅长以上军官联名向孙中山陈辞，电云： 

“我公尽瘁民国，功高望重，将来合法政府成立，元首一席，定为舆论推崇，此项违法选举，万恳严词拒绝，切勿轻就，以维法纪，而定人心。” 

10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于是军政府撤销。广州市民数十万人，举行盛大而热烈的庆祝会。上午8时由国会议长林森持国会当选证书赴总统府向孙呈递，9时半在国会礼场举行授印典礼，由林森议长担任主席，孙宣誓后，主席以大总统印绶付予孙，然后向孙致词： 

“改辙易轨，为求治常经，达变通权，尤匡时急务。同人等鉴于军政府之组织，权责不专，遇事瞻顾，至大乱未平，而国本先涣，乃谋彻底之改造制定中华民国组织大纲，选公为大总统，畀以戡乱建设之全权，期早统一民国，再造共和；妥协邦交，实成法治。谋社会幸福，靳永久和平。民国前途，胥公是赖。公其宣达民意，尊重民权，黾勉仔肩，以无负国民重托，斯则同人等所以代表民国而殷殷深致其属望者也。今者受职伊始，谨致中华民国大总统印绶，俾公发号施令，资为符信，公其勉旃！” 

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即发表对内对外宣言： 

对内宣言： 

“文受国会付托之重，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选，兹当就职，谨布所怀，以告国人。……文既为致力创造民国之人，国会代表民意，复责文以戡乱图治，大义所在，其何敢辞。窃维破坏建设，其事非有后先，政制不良，则政治无术。集权专制，为自满清以来之秕政，今欲解决中央与地方永久之纠纷，惟有使各省人民完成自治，自定省宪，自选省长，中央分权于各省，各省分权于各县，庶几既分之民国，复以自治主义相结合，以归于统一，不必穷兵黩武，徒苦吾民。至于重要经济事业，则由中央积极担任，发展实业，保护平民。对于外交，由中央负责，根据民意，讲信修睦，维持国际平等地位，保障远东永久和平。” 

对外宣言： 

“自一九一七年六月，非法解散国会，北京已无合法政府存在，国会为全国各省各区惟一合法代表机关，因是组织政府，举文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文为建设民国之人，不能坐视民国危急之秋，自惜其力，不加援手。今决意殚竭能力，忠诚奉职，俾我国民，咸获满意焉。……文之第一职务，在统一民国各省各区，置诸进步修明之政府管理之下，尊重列强依条约及成例，正当取得之合法权利。全国最大之资源，悉予开发，抱开放门户主义，欢迎外国之资本及技术。” 

孙中山这两个宣言的精神，乃以地方自治、和平统一、开放门户、发展实业四事昭告中外。至于“自治”是以县为施行自治的单位，与“联治”办法不同。 

孙中山就任大总统后，立即发布人事命令： 

外交部长伍廷芳 

次长伍朝枢 

财政部长唐绍仪 

次长廖仲恺 

陆军部长陈炯明 

内政部长陈炯明兼 

海军部长汤廷光 

参谋部长李烈钧 

秘书长马君武 

总参议兼文官长胡汉民 

政治部长胡汉民 

并任命居正为参议，兼理国民党本部事务。总统府设于观音山，官邸在观音山腰部，自山下总统府至官邸远可半里，筑有回廊，迂徐转折，工程精致，原本是龙济光在清末所修筑，十足的中国式庭园，回廊曲折蜿蜒，廊道最尾有一小楼，楼角玲珑，楼外林木葱茏，花草宜人。绿荫佳树，清幽有致。登小楼可以远眺珠江景色，市廛红尘，尽入眼底，孙中山偕夫人即寓居是处。 

孙中山虽极端不满陈炯明的作风，可是组织政府时仍然把两个重要职务，陆军部长和内政部长给陈，然而陈并不感激图报，反而表示多此一举，他在呈请辞去陆、内两部职务时说：“一身而兼四职，实为中外历史所无。”他所谓的四职是除了陆长、内长外，还有粤军总司令和省长。 

唐绍仪也不肯“屈就”财政部长，因此财部职务遂由次长廖仲恺代理。 

孙决定利用外资创办广东交易所及国民储蓄银行；发现款100万元为出兵广西之饷项；同时计划和外商合作，以3000万元建立轮船公司，这一点因陈炯明在省政府中作梗所以迟迟没有成立。 

5月8日孙中山函徐世昌请其自动下野，函云： 

“以君之才，立于专制君主之朝，为一臣仆，犹不能有所展布，况任中华民国之重乎？世界之民主政治，既非君所尝闻，中国之何以实行民主政治，又非君所能解。贸然受此重任，而侈然不以为意，其为害于国，夫何足怪？……今日之事，君宜自省，名之不正，君之所知；君之不能有益于中华民国，而反以害之，亦君之所己觉。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则国人必谅君之既往，且善君之能改过也。爱君以德，故为此言。若夫怙恶不悛，必不惜以国家之生命，易一己之虚荣，则非所望于君矣。” 

孙中山就任总统后，并未加强其权力，可是出现了南北两个总统对立的新局面，使北方表面统一，粉饰太平的宣传彻底破坏。 

谢选骏指出：人说“军阀和革命事业中间距离是极大的”——我看这是外行话。真实情况则是，军阀和革命事业互为表里；没有军阀的革命只是纸上谈兵；没有革命的军阀则只有做个“非常大总统”了。

【一七七、湘军援鄂】

民国10年谭延闿去上海赵恒惕治湘后，以自治号召保境息民，他的策略是：一方面与川、滇、黔、粤四省成立联省自治阵线，一方面又与鄂赣两省成立联防条约。 

北洋方面，湖北督军王占元挟西南以示重于北京，他俨然以两湖的重镇自居。原来湖南湖北两省之间，自有其密切关系在，湖北因为有汉阳兵工厂，湘军必须向湖北购军火，而湖南盛产的米谷也须经湖北出口，所以有其依存关键。至于江西，江西督军陈光远既害怕孙中山出兵江西；又害怕李烈钧统率的滇军由湖南进攻江西，也需要结交湖南以纾西顾之忧。直系大将吴佩孚主张武力统一，是反对湖南自治的，可是那时候他的主要敌人是奉系，因此没有余力顾到对南方作战，所以其策略是利用湖南“阻南拒北”的自治局而来阻止孙中山北伐，加上吴个人因为驻军衡阳，与湖南人和赵恒惕的友好关系，便对湘赵仍然保持往日的友好关系。 

湖南内部的问题使赵恒惕头痛的是：湘军扩充为两个师十个旅后，兵多饷少，各师旅长便在防区内扣留税款，把持用人行政。赵恒惕虽然提出裁兵和统一财政，各级军官却充耳不闻。赵与谭延闿之间的关系很微妙，谭去上海后，赵每年馈以生活费2万元，且有数十通亲笔信给谭，执礼甚恭，可是有人不断在谭前讲赵的坏话，谭开始是半信半疑，慢慢是将信将疑，最后则信以为真。这一来谭回湘的打算便日趋积极，使赵在长沙便有坐不安席之苦。还有赵和孙中山之间的关系也不融洽。对北伐的看法，赵认为孙中山太性急，而西南无可用之兵，如能闭关一年，在各省勤练军队，为全国之模范，一年后检校军队，制定北伐计划，加上本身政治修明，北方人心自然归向，虽不扬言北伐，而一二年内必能北伐，孙中山认为赵的主张缓不济急。而湖南反赵的程潜一系多投奔孙中山，使孙中山左右尽是不利赵的言论，这也是赵所不安的。另一方面，孙曾派参军吕超（四川人字汉群）至长沙办理党务，并以三民主义，建国大纲各书赠赵，赵率文官厅长以上，武官旅长以上在省府同时宣誓入党，师长宋鹤庚建议以朱泥印手模借表赤诚拥护之意，获得一致赞成，可是吕超傲慢无礼，使湖南自赵以下，全省文武官员均大感失望，赵遂将孙的宏著搁置一旁未予细读。事隔很久，有人告赵，这两部书是治国良策，赵始翻阅，叹为观止，可是已经过了许多时日。 

自民国10年湘军回湘，粤军回粤，川军治川后，对湖北是一个鼓励，湖北一直在外省籍北洋军人统治下，当然希望鄂人治鄂，可是鄂人的不幸是自己没有军队，因此唯有求助于湖南。 

10年春天，长沙来了一批湖北客人，为首的是蒋作宾、孔庚、李书城、何成浚等，他们是到湖南来作说客，请求借兵“援鄂”。他们说：援鄂不仅是急人之急难，而且对湖南自己也有好处。好处是：第一，湖南是全国自治运动的“先进”省区，不过自治需要推广，不能独善其身，不能孤立，必须联合各省组织联省自治政府，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湖南出兵“援鄂”，占领武汉形胜之地，登高一呼，各省必能风起云从，联省自治政府就有实现的可能。第二，驱逐王占元后，湘军两师可以驻防鄂南，协助防务，军饷由湖北供给，这样就可以减轻湖南当前财政的压力。第三，现在湘军向湖北购买军火，可否之权操在王占元，如果驱王后，湖南势力控制了湖北，自己掌握了汉阳兵工厂，湘军继续发展，就不会受到限制。末了，这些说客们还强调王占元的不堪一击。就当时的形势分析湘军所占有利情势，他们还肯定地说，只要湘军发动援鄂，与湖北民军里应外合地配合作战，就可在一个星期之内占领武汉；同时也不必担心直系的支援，因为王占元已失欢于直系，直系不会出兵相助，何况直系正和奉系明争暗斗，自然没有余力过问湖北问题。 

湖南人本来对湖北是有兴趣的，所谓的大湖南主义就是包括两湖。湖南有一句俗话说：“麻雀子飞不过洞庭湖”，设若有机会实现大湖南主义，湖南人自然乐意一试。加上湖南内部问题太多，扩军后军人也需要向外发展才能使湖南本身相安无事，因此湘省军人大为所动，均主张“援鄂”，首告奋勇的，是第二师师长鲁涤平。 

赵恒惕对于“援鄂”比较持审慎的看法，他有三种顾虑：（一）怕引起吴佩孚的武装干涉；（二）出兵援鄂与自治精神背道而驰；（三）湖南这时已答应陈炯明的邀请，出兵桂林讨伐桂系，而湘西又有滇军假道的风潮，这两方面已经费去不少兵力，无力“三管齐下”了。 

6月24日，长沙又到了一位四川客人，自称为考察湖南制宪而来，这位客人就是前任四川督军熊克武。熊路过湖北时，曾受王占元的盛大款待，因此在长沙的湖北说客以为熊是来替王占元做说客的，其实熊既不为考察制宪而来，也不为王占元作说客，是来秘密接洽川湘两省共同出兵援鄂的问题，因为四川也和湖南一样，内部有矛盾，需要向外发展，川湘共同出兵，成功的公算自然大得多，因此熊克武到长沙后，“援鄂”的努力又迈进了一大步。 

赵恒惕在犹豫中，有人向赵提出三策，第一是将夏斗寅的鄂军团（被湖南收容的鄂西民军石星川的残部，实力仅六七百人），改编为“湖北自治军”，暗中却令大量湘军改装加入，以充实这支部队，然后宣布“鄂军回鄂”，湖南则佯装中立，以避免予人侵犯湖北的口实，第二是派人疏通吴佩孚，如果吴能中立，就可以大胆援鄂了，第三是在湖南的国民党人保证，如果湘军出兵武汉，北伐军一定会改道江西而不通过湖南。 

这是一个极难决定的政策——援鄂抑援桂？赵本认为援桂重于援鄂，他于10年7月1日在长沙主持军事会议，这个会议上通过了“出兵援桂”的决定，派衡阳镇守使谢国光为“援桂总指挥”。 

湘军援桂引起了吴佩孚的不满，吴认为湖南驱逐张敬尧时，桂系是支援湘军的，不止如此，在此以前桂系也支持湘军驱逐汤芗铭和傅良佐，而且湘桂还有联防条约，如今桂系穷途末路，湖南反而压迫广西，太不够朋友了。吴虽有此不满，可是他正在调兵入陕，所以没有余力过问西南的纠纷。 

湘军“援桂”前，曾宣称准备以武力驱逐滇军出境，向王占元请求协助军饷军火。王占元认为滇军在湘西，也威胁鄂西，为了利害，所以愿予协助，但是又因李书城、孔庚等在湖南煽动湘军“援鄂”，不能无所顾虑，要赵表明态度，才能决定是否支援。赵当即复电否认湘军准备“援鄂”，同时在湖南的熊克武、林虎等都有电报叫王占元信任胡南，切勿轻听谣言，因此王占元便派参谋余范传（就是湘鄂联防条约的经手人）携带子弹100箱，步枪2000支，军米2000石，现洋20万赠予湘军。 

湖南方面收到湖北的军饷、军械、军火支援后不久，即出兵“援桂”。湖南的行动颇引起湖北王占元的惊讶，不过王认为既然湘军已出动“援桂”了，自然不会再回师“援鄂”，为了加强对湖南的友好，于是在7月4日又赠予湘军子弹60万发。 

湘军高级将领宋鹤庚、鲁涤平等认为湘军“援桂”不能解决湘军军饷和军火的困难，不是一条出路，所以继续鼓吹“援鄂”。赵恒惕便找了一个曾做过吴佩孚副官，后来由吴的介绍在湖南担任铁道警备司令的葛豪，研究吴对湘军“援鄂”会采取什么态度。葛认为王占元与吴的关系日益疏远，吴不会拔刀相助，赵于是派葛到洛阳去见吴，探求吴的态度。葛去后没有回音，赵又派赵冕、萧光礼等携带具体方案前往接洽。赵冕等到了洛阳，见吴忙得不可开交，简直找不到单独谈话的机会，等了几天没有下文，萧光礼便先回长沙来，这时主张“援鄂”的宋鹤庚、鲁涤平等抢先一步把萧找来，叫他用假情报回报“老总”（当时大家对赵的尊称），只说吴不反对湘军“援鄂”，但因为和王占元同属直系，不便公开赞成，只能默认。 

湖北方面如何呢？王占元早于4月25日到了天津参加了曹银、张作霖、靳云鹏和王占元的四巨头会议，在这次会议中，王占元虽然只是敬陪末座，无足轻重，可是他已跻身北洋巨头之林，所以也顾盼自雄了。他从北方回武汉时，路过郑州，郑州车站上有第三师的学兵队在车站列队恭迎他，他目睹这些小伙子都是精神饱满，雄赳赳气昂昂，且在倾盆大雨下整齐严肃，面不改色，大为感动，因此回到汉口下车时，对列队欢迎他的大员们一叠声地说：“嘿！人家是什么军队，咱们是什么军队！”他受了这个刺激，回到湖北后，就决心裁汰老弱，整顿军队。 

怎料6月4日，就是他回鄂的第二天，宜昌便发生了大规模的兵变，变兵除了对本国人民大烧大杀大抢而外，还侵犯了外国商店，惹起了外交交涉。6月8日，英、美、法三国公使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厉的质问，随后又提出赔偿侨民损失和劝告中国裁兵的觉书。意大利公使竟提出组织各国联军开往各通商口岸保护外侨的建议。宜昌各国侨民公然提出在宜昌开辟租界，宜昌周围30里不得驻兵的条件。尤其惊人的是，川军旅长胡济舟建议派兵进驻宜昌，划宜昌为四川的辖市，以避免国际共管。 

6月7日，武昌又发生兵变，和宜昌一样大烧、大抢、大掠、大杀，武昌官钱局和造币厂在被抢以后又被放火焚烧。武昌为督军驻节的所在地，而变兵又是王占元的直辖军队，使得王占元为之无地自容。第二天他下了一道命令，变兵第二师第七团全团官兵1832人准其退伍，欠饷一次发清，每人另给解散费20元，劫来赃物准其携带，由火车免费遣送其回乡。8日晚间变兵们兴高彩烈地上了火车，车子开到孝感站，突然枪声四起，预先埋伏在车站周围的湖北第四混成旅兵士一拥而出，开枪射击，除了在黑暗中逃脱了数十人，其余的都被歼灭。 

王占元用这样恶劣的手段处理变兵事件，收回了发给变兵的欠饷和解散费，虽然追回了赃物，可是这个手段究竟不光明，因此使摇动的湖北人心更加动荡，湖北民情更为忿慨。使得甚至是一贯迎合王心意的武昌宜昌两地商会也都恨恨有声，通电痛斥王了。王乘马巡视武昌灾区时，看见督署发出的布告上自己的名字被人挖掉，知道自己在湖北的处境是岌岌可危了。 

北京方面没有撤换王的意思，湖北旅京同乡曾于6月21日和28日两度向国务院请愿，靳云鹏对请愿的人说：“王占元问题就法律应当予以罢免，就事实我却办不到。” 

7月20日，湘军又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这次会议上通过了出兵“援鄂”。推举赵恒惕为援鄂自治军总司令，宋鹤庚为总指挥兼第一军司令，鲁涤平为第二军司令，旅长贺耀祖等为第一至第五纵队司令（纵队司令相当于师长一级）。 

湘军出兵计划是：中路由岳州出蒲圻，咸宁，左路由常、澧出公安、石首，右路由平江出崇阳、通城。同一天，在湖南的湖北人士推蒋作宾为湖北自治政府临时总监，孔庚为政务院长，夏斗寅为湖北自治军前敌司令。 

湖北自治政府并且发表宣言，宣称驱逐王占元后，即借镜湖南，制定省宪，湘鄂两省共同努力促进联省自治实现。 

湘军也发表宣言说：援鄂的军事目标是在驱逐王占元，驱王后“鄂事将还之鄂人”。 

7月21日湘军把在湖南境内的湘鄂铁路火车扣留了下来，湖北方面得到这个消息后，使王占元吃了一惊，正在这个时候，湖南路局又给湖北路局一个电报说：“湘军换防，请湖北方面多放几辆火车来供军事运输。”湖北路局以此请示王占元，王吩咐路局立刻停开火车，于是当天的湘鄂火车为之不通。湖南路局又有电报来，声明湘军已不换防，客车请照开，但湖北已不上当了。 

王占元证实湘军已向湖北进军，乃召开湖北全省军政联席会议，议决派孙传芳为中路前敌总指挥，在蒲圻设立司令部，在羊楼司、蒲圻、咸宁建立三道防线；派刘跃龙为左翼司令，防守崇阳、通城，王都庆为右翼司令，防守公安、石首。同时电请吴佩孚派兵来援。 

孙传芳字馨远，山东历城县人，他的两个姊姊都是江湖艺人，被北洋旧将王英楷收作小老婆。王英楷和王占元关系很深，所以孙传芳受王占元的特别提拔，步步高升，由二十一混成旅长升任为第十八师师长。 

湘军本拟乘火车突袭武汉，不料这个计划被拆穿，一直到7月28日才下总攻击令。赵恒惕先礼后兵，劝告王顺应自治潮流，自动下野，把湖北政权还之湖北人民。王也虚伪地表示自己向北京政府辞职，一俟接替有人，即当解甲归田，并且感谢赵对自己的关心。 

7月28日湘鄂前线北军第十八师第七十二团团长潘守蒸派人到三溪向湘军鲁涤平解释，火车即可通行，请勿误会。鲁向来人说：“你们不要痴人说梦了，现在摆在你们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倒戈驱王，一是赶快撤走，否则我们就要不客气了。” 

湘鄂两军对峙中，地形上北军居高临下，据险可守，羊楼峒有十五高山峻岭。同时孙传芳又是王下面一个肯打硬仗的好汉。从7月29日到8月5日，双方鏖战了八昼夜，羊楼司、赵李桥的阵地数度易手，战况万分激烈，湘军酷暑行军，高级将领都在火线上督战，大胖子鲁涤平纵横战地，非常卖力气。 

湘鄂两军打了一次激烈的战斗，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伤亡，8月6日北军不支，由赵李桥向蒲圻退走。 

右路方面湘军叶开鑫部由南江桥进攻九岭，8月2日占领通城，以破竹之势进抵距咸宁15里的袁家铺。8月7日孙传芳也放弃了蒲圻，所部调往武穴整补。 

吴佩孚对湘军援鄂事从没有表示赞成或反对，由于湖南方面宣传吴对王无所爱惜，因此北洋派都疑心湘军攻鄂是出自吴的指使，让吴有口难辩。吴认为湘军背弃湘鄂联防条约，进攻湖北，有悖道义，乃命葛豪留在洛阳，不要回到湖南。当他接到王占元的求援电时，立即派遣直军第二十五师师长萧耀南为援鄂总司令，即日向武汉出发。 

萧耀南的援军于7月27日开到孝感，31日开到汉口。这时前方战事十分紧张，王占元催促萧军迅速接防，加入战斗，救兵如救火，可是急惊风偏遇到慢郎中，萧借口军队还没有集中，不肯接防。王一连催了好几次，萧的口气都没有改变。8月6日王接到前方败讯，又痛感萧军坐视不救，乃在军政联席会议上宣告辞职。发出通电说：“默察时局，非自治无以顺应潮流，军阀揽权，久为世所诟病。占元素性淡漠，何忍以衰病乞退之身，为拥兵自卫之举。”另一电报云：“我军与敌激战八昼夜，困顿异常，萧总司令到汉已逾五日，迭经商请赴援，虽承慨允，奈以预定计划，须俟全军齐集后始能前进，而开抵前方之靳旅，亦因未奉总司令命令，不能自由作战。”这个电报是揭露萧军并非前来应援，而是等待王占元垮台后接收湖北。 

8月9日北京政府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萧耀南为湖北督军。王占元被解除了湖北督军职，8月11日，乘轮船离开武汉，他向送行者吞声饮泣说：“我六十多岁的老翁，想不到今天还上人家的大当！”他没有指出上了谁的当，所谓“人家”可能是指赵恒惕，也可能是指吴佩孚，或者两者都是。 

吴佩孚做了两湖巡阅使，张作霖大为不满。他把吴佩孚看得很低，不能和他并驾齐驱，现在吴师长已一跃而为巡阅使了，因此他一怒而辞去蒙疆经略史，口口声声对“援库”问题不负责任。同时对于湖北地盘问题也引起直奉两系的纷争，直系认为湖北本来就是直系范围，本系人接替本系人，没有什么收获。奉系则认为王占元并不属曹吴一系，所以直系取得湖北，奉系也应多取一省才算公平。张作霖表示：湘军破坏和平，问题十分严重，他愿意移征蒙之军以援鄂，或者出兵假道江西进攻湖南。直系了解这是张作霖想取江西的一个手段，而奉系如果取到江西与浙江卢永祥、安徽张文生打成一片，直系在长江的势力就会全部被推翻，因此直系竭力阻止奉军援鄂，并授意江西督军陈光远出兵湘东，以免奉军有所借口。北京政府看出他们各自的心事，只得调任姜桂题为陆军检阅使，而以奉军第二十八师师长汲金纯继任热河都统，才使张作霖平下了气。 

8月12日，王占元离开武汉的第二天，吴佩孚轻车简从到了汉口，他一下车就一迭声地说：“快把弼臣找来。”弼臣是寇英杰的别号，原在鄂军任旅长，吴佩孚驻军衡阳时便和他有连系，因为他太和吴佩孚接近，而被撤职，吴因之耿耿。现在吴以巡阅使身份来湖北了，第一件事便是恢复寇英杰的原职。第二件事吴欣赏孙传芳的勇敢善战，乃保荐孙为长江上游总司令，随后又叫孙兼任北军第二师师长，从此孙传芳便成为吴手中的大将了。 

吴佩孚坐镇武汉后，新任湖北督军萧耀南就变成了一个小媳妇，处处要看吴的颜色。举例而言，萧耀南本来已派第二十五师参谋长余鹏举兼任湖北督军公署的参谋长，成宪为秘书长，这两人恰巧都是湖北人，可称人地相宜。但是吴佩孚到汉口后，却改派张联棻为参谋长，孙尔康为秘书长。 

这时候的武汉，大家都知道一位吴大帅，谁也没有把萧督军放在眼中。 

吴未入汉口前，已派第八混成旅靳云鹗部开抵汀泗桥，河南宏威军司令赵杰部开抵纸坊，第二十五师四十九旅陈嘉谟部开抵贺胜桥。吴抵汉口后，第二十四师张福来部、鲁军张克瑶部开到汉口，命令前方各军只许固守阵地，不得向前进攻。 

靳云鹗是靳云鹏的兄弟，他随萧耀南先期援鄂，吴未到汉口前，靳旅曾向湘军发动一次偷袭，却被湘军击退，反而损兵折将，放弃了汀泗桥。湘军的战意旺盛，吴佩孚坐镇武汉，虽然有遏阻作用，可是湘军如果真的不顾一切前进，由于吴佩孚立脚未稳，所以吴是否守得住武汉还是一个问题。不过这时候是吴佩孚正交好运的时期，事事得心应手。吴授意萧耀南向湘军提出停战的建议，并称即日派遣代表前来议和。 

湖南对吴佩孚有好感，也有三分畏惧，所以当萧耀南提议后，赵恒惕立刻下了停战命令。对吴佩孚来说，湘军的停战正给吴佩孚一个从容部署的好机会。 

赵恒惕对湖北没有野心，更不想和直军作战，只希望达到鄂人治鄂的目的。吴佩孚派萧耀南为湖北督军，萧是湖北黄冈人，这一点已算达到了一半的目的。赵恒惕不反对萧督鄂，只希望督军名义改为湖北总司令，以符合西南“自治”各省的体制。同时大家同意推荐蒋作宾为湖北省长。吴佩孚自动不就两湖巡阅使。湖南并且希望直系偿还湘军军费五百万元。赵恒惕认为吴佩孚不会与湘军为敌，以上述的代价而取得湖北地盘是值得的。 

从大势看来，赵恒惕的估计很正确，因为奉系已和直系分道，随时俟隙而动，直军不可能南北两面作战。所以吴佩孚应该对湖南让步。何况让步又不大。 

但吴佩孚不是这么想，他认为自己对湖南有过交情，当年他如果不是衡阳撤兵，湘人就不能驱逐张敬尧，所以他等于出了一半的力量帮助湖南人。这次湘军若自动撤出湖北，只能算投桃报李，是人情还人情。如果湘军一定要和直军一较高低，湘军也不见得就会占上风。湘军如果一定要留在湖北，则广东北伐军乘虚而入，湘军岂不是腹背受敌。 

吴佩孚的另一大将张福来到了汉口后，也直接向赵恒惕通电表示友谊，并且强调说一切问题都好商量。因此自直军开到前方后，湘军就停止了进攻，并且自动地放弃了汀泗桥车站和前方许多突出的据点，以避免双方因阵地相接发生意外的冲突。不料8月13日靳旅发动了第二次的偷袭，企图占领汀泗桥车站，但被埋伏在车站两边高地的湘军击退了。于是湘军乃向萧耀南提出了质问，萧答说：“这完全是误会。” 

可是湘军在战场上北军遗尸中搜出了一封靳云鹏给靳云鹗的电报，内中云：“南人禽兽也，不可理喻，唯有杀尽无遗耳！彼以诈来，莫怪我以诈往，一面与之敷衍，一面因利乘便。以后务宜爱惜兵士，爱惜子弹，勿轻攻，勿浪战，凡百持重沉稳为主。”湘军把这个电报影印出来，交给报纸发表，以证明北军的狡诈。从这个电报上看出靳云鹏如何咬牙切齿地憎恨南方人，公然教唆他的兄弟用“诈和计”来欺骗湘军。 

8月上旬，直湘两军处于不战不和的状态，赵恒惕曾派湘军总部秘书长钟才宏、参谋长唐义彬、军法处长萧光礼先后到湖北进行和谈，并且提出了四个条件：（一）湖北自治，督军改称湖北总司令，同意萧耀南为总司令；（二）吴佩孚自动不就两湖巡阅使；（三）湘直公推蒋作宾为湖北省长；（四）直系补偿湘军军费五百万元。 

赵恒惕的代表们到了汉口，见到了督军萧耀南，萧表示可以补偿湘军100万军费，其他各款则需待吴巡阅使决定。可是吴这时忙得不可开交，代表们去见吴，吴总是不在。12日吴视察前方阵地，13日在咸宁召集张福来、靳云鹗、赵杰等讨论军事，14日乘舰巡视金口，回到汉口的时间少得不得了，他既未和赵恒惕通电报，又不接见赵的代表。 

15日他回到汉口，在百忙中下令禁止武汉学生和武汉人民分别召开的弭战国民大会。16日湖北各界联合会函请吴表明对湖北自治与湘鄂停战的态度，吴均置之不理。 

谢选骏指出：湘军具有匪兵传统，湘军援鄂，就是乱上加乱、雪上加霜、火上浇油。

【一七八、吴佩孚扬威两湖】

吴佩孚在衡阳撤兵前后，呼吁和平，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受到全国的喝采。可是到了直皖战争后，他就变成了好战的军人，他主张武力统一，和段祺瑞没有两样。自他率军到了湖北后，湘军一再表示愿意和平，全国也不愿见湖北再有战争，因此全国各界都有通电，主张停战。旅津的湘鄂人士黎元洪、熊希龄等均通电劝告曹吴不要迷信武力。梁启超电吴佩孚说：“勿将安福系之垢衣，取而自披于肩背。”吴佩孚对这些劝告，充耳而不闻。 

16日吴又派海军总司令杜锡珪率领建中、江元等舰协助张克瑶、王都庆两旅，向已经进抵宝塔州、嘉鱼一带的湘军左翼进攻。 

直军在前线的一切布置都已妥当后，吴佩孚乃下令派张福来为前敌总指挥，并下令扣留赵恒惕的代表，原来赵的代表钟才宏和唐义彬看见吴佩孚调兵遣将时就知道事情不妙，乃悄悄地离开湖北，回转湖南，只留下萧光义一人在汉口等着见吴。吴翻脸时，指萧光义捏造假情报欺骗赵恒惕，以致引起湘鄂战争，实为罪魁祸首，乃把萧扣留拘禁。同时吴向湖南提出了两个反条件：（一）湘军应完全退出湖北；（二）惩办制造战争的湘军师长宋鹤庚、鲁涤平。至于任命蒋作宾为湖北省长问题，吴表示可以由北京考虑，其余废督、自治和赔款等问题都谈不到。 

赵恒惕获知吴佩孚翻了脸，大吃一惊，8月19日他到蒲圻召开军事会议，下级军官和士兵们推举代表见赵请求再战，因此赵于22日又下了攻击命令。这次战斗中，湘军兵士和军官们订立了“生死不退”的誓约，军官退缩，兵士可以擒而斩之，兵士退缩，军官可以在阵前执法，旅长以上军官亦须随时上火线督战。 

直军方面吴佩孚也组织了督战队随军出发，只许前进不许后退。22日湘直两军在汀泗桥展开了争夺战，湘军被阻于强烈的炮火网不能前进，这时赵恒惕已上了火车，准备折回长沙，看见战地情况不妙，乃又跳下火车来组织了敢死队，每人犒赏了20大洋，冒着炮火冲锋前进，一鼓作气夺到了直军的四挺机关枪，直军被湘军的勇猛攻势所吓倒，只好向后退却。 

赵恒惕看见直军已后退，才重新再上火车回长沙。 

23日直军增援反攻，战况激烈。24日湘军再度施威，把直军压迫到汀泗桥以北，于是汀泗桥火车站重入湘军之手。 

25日靳云鹗旅被湘军包围，但是战场上发生了一个意外，由于直军遗弃了很多枪枝，湘军纷纷争夺这些战利器，于是直军便乘机反攻，湘军抵挡不住，向蒲圻和赵李桥败退。同时湘军右翼独立旅旅长易震东忽然率部倒戈，使湘军右翼发生动摇，径向通城迅速撤退，易震东是葛豪的表兄，葛豪曾做过吴佩孚的副官，后来加入湘军，一直升到铁道警备队司令，湘军“援鄂”前，赵恒惕派他去见吴佩孚，探访吴对湖北问题的态度，吴把葛留了下来。湘鄂战启，铁路警备队改编为独立旅，赵恒惕便以葛的表兄担任独立旅旅长。 

战场形势突变，吴佩孚又叫海军在金口决堤淹湘军，左翼湘军因之也不能立足，由簰州、嘉鱼向临湘迅速撤退。 

赵恒惕在长沙获知前线战况不利，乃于26日再赶赴前线，告诫官兵不得再退，并且亲自处决了两个作战不力的团长。由于统帅的亲临，才使湘军阵脚稳定了下来。 

赵恒惕用全力应付当前的敌人，他把“援桂军”谢国光部从桂林调回，不过负嵎湘西的蔡巨猷、陈渠珍各部都调不动，所以比起强大的直军来，就有小巫见大巫之感。同时，军火无继，饷糈困乏，本来湘军一心想打下武汉，可以从汉阳兵工厂补充弹药军械，现在这个计划落空了，加上湘军久战疲劳，和新投入战斗的直军相比不免相形见绌，而吴佩孚陆续调动了海陆军，源源补充，士饱马腾。两者对照，湘军完全处于劣势。赵恒惕原来就不太赞成“援鄂”用兵的，他最担心的，就是可能召致吴佩孚的迎击，现在不幸而料中了，一切都和他担心的一样。他不愿见这场军事赌博失败，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他收容了在广西不能立足而逃到永州的桂军沈鸿英部。张辉赞向赵建议，主张解决沈鸿英，改编他的军队。可是赵宅心忠厚，认为沈穷而来归，处决他殊为不义。因此他给沈鸿英以“湖南援鄂自治军第三军”的番号，令其火速开赴前线。 

同时赵曾电请陈炯明派军入湘应援，这时桂系已经瓦解，陈炯明为了履行湘粤同盟义务和巩固西南“联治派”的联合阵线，所以把粤军中的湘籍部队编为“援湘军”，派洪兆麟为总指挥，即日赴援。 

可是，时间已来不及了，8月28日杜锡珪率领军舰七艘，运载北洋军第四十八混成旅、山东第一混成旅、湖北第四混成旅和第十二混成团，紧紧尾随在日本军舰的后面，由螺山向岳州上驶。湖南既无海军，江防又很薄弱，又不敢随便开炮，怕误伤日本兵舰，北方军舰遂得顺利通过洞庭湖而抵岳阳楼下。 

28日下午4时，北方的海军炮轰岳州城，岳州方面守军只有第二混成旅两连，无力抵抗。而湘军统帅赵恒惕正在岳州，由于南津港桥梁被海军炮火所轰毁，火车不能通行，赵恒惕乃乘轿出走。岳州一溃，整个前线的湘军就像潮水一般溃了下来。 

赵恒惕由岳州绕道平江向南退走，于30日回到长沙。这时长沙已陷于兵荒马乱中，医院里住满了缺肢断臂的伤兵，街头巷尾则是败兵和从医院出来的伤兵。败兵们和伤兵们曾冲入赵的总部，赵的勋章和军帽都不翼而飞。警察们因欠饷而罢岗。各学校和商会都被军队借驻。而前方还不断有败兵退回来，一路上抢吃抢钱，农村城镇都遭洗劫，耕牛鸡鸭和猪羊都被宰食。 

更使赵恒惕痛心的，是江西督军陈光远，他一向对湖南都陪着笑脸，现在则乘火打劫，派萧安国一旅侵入醴陵，使得长沙岌岌可危。所幸沈鸿英部及时赶到，赵恒惕令沈率部开往浏阳、醴陵一带防堵。 

由于长沙已受威胁，赵恒惕决定退守湘西，他回到长沙后即部署撤退到湘西的军事行动。可是就在他回长沙的第二天，驻长沙的英国领事突来访赵，愿意担任“调人”。赵犹豫间，英国领事主张由他陪赵乘坐停泊长沙的英舰“美格诺里亚”号到岳州去和吴佩孚面对面谈判。 

原来，吴这时虽在军事上占了上风，可是本身的顾虑也非常之多，一方面奉系的压力加大，一方面川军已出军援湘，一支奇兵开到了宜昌，还有陕西问题也牵制了直系部分兵力，这些情况在长沙的赵恒惕并不知道。而吴佩孚面对当前局势，希望早日结束和湘军战争，所以暗中请英国领事出面作和事佬，敦促赵恒惕到岳州来和吴佩孚见面，同时签订湘直停战条约。吴佩孚是想终止了湘直战争，反过来利用湖南为南北双方的军事缓冲地带，这样他才能腾出力量来抢救鄂西，解除四面受敌的严重危机。吴佩孚向英国领事保证，只要赵恒惕愿意亲赴军前谈和，直军便保证不进攻长沙，并且维持赵恒惕的地位。 

9月1日赵乘英舰到岳州，吴佩孚已乘江贞舰先抵。英舰停泊江中，英领事陪同赵恒惕乘小艇到吴的座舰拜访，两位老友还是第一次见面，相见欢洽。吴用兴奋的口吻对赵表示倾慕之忱，希望两人友谊不要因这场战争而受到伤害。同时请赵放心，直军决不侵犯湖南，更不会进占长沙。 

吴赵这次会晤，传说两人正亲切的谈话时，后舱里忽然跳出一个长脸的汉子，揪着赵的胳膊大叫：“好！今天真要和你算帐，你为什么无端端要侵犯湖北。”赵吓了一跳，回头一看，原来是日本士官的老同学孙传芳，吴从旁替赵解围说：“馨远（孙传芳），过去的事不须谈了，湘鄂战争的戎首是宋鲁两人，不要错怪炎午（赵恒惕）。”其实这是不确的，吴治军很严，吴赵会谈，吴的部下怎敢随便闯进来。 

两人扃门会议了一小时，吴提出湖南取消自治，惩办宋鹤庚、鲁涤平等祸首。赵坚决不同意。吴又提出直军驻防岳州，在这个问题上双方争论多时，赵只答应划岳州为不设防城市，双方都不驻兵，吴也不肯同意。 

最后，赵终于接受了让出岳州的停战条约九款。包括双方以汩罗江为界，直军撤至黄街、长东街，湘军撤至湘阳白水，湘东、鄂西各军撤回原防，武长、株萍两路及江西交通一律恢复等。 

湘直停战条约签订后，吴当天回到汉口部署鄂西军事，赵也回到长沙处理军事善后问题。赵一连接到陈炯明打来九个“百万火急”电报，询问前方战争情况，由于湘直停战条约成立，粤军援湘部队遂停止出发。 

后来有人检讨这场战争，认为是王占元上了赵恒惕的当，赵恒惕又上了吴佩孚的当，不过这也不完全对，赵在湖南当时力图推行“自治”，湖北人反对王占元，求助于赵，赵一再犹豫，有人且责赵因为犹豫而失去一举攻占湖北的机会，所以王占元上赵恒惕的当是不正确的。赵援鄂不是完全基于野心，当时赵也没有吞吃湖北的野心，只是想援助鄂人治鄂，湘鄂一家而已。至于吴佩孚，他虽然对王占元不满意，可是王究竟还是直系，他已成为“新直系”的领袖，岂能坐视湖北落入两湖人之手唱自治。所以他当然要率兵入鄂的。 

吴佩孚解除了湖南的正面战争后，就回师全力对付已经进入鄂西的川军。 

原来四川方面由于内部不统一，也需要向外发展以消弭内争，所以组成了“四川援鄂军”，推刘湘为总司令兼第一路总指挥，但懋辛为副总司令兼第二路总指挥。刘湘本是川军第三军长，但懋辛是第一军军长，熊克武下台后，刘湘继任四川总司令兼省长，可是但懋辛是熊克武系，所以第一二两军暗中颇为紧张，“援鄂”就是为了和缓这种紧张。 

“四川援鄂军”由川军第一二两军各抽调若干混合组成，派湖北籍将领潘正道为前敌总司令。 

川军“援鄂”并未公开宣布。 

川军沿长江顺流而下，于8月18日占领巴东、秭归后，分兵为三路，一路沿长江进攻宜昌，一路由长江北岸进攻当阳，一路由长江南岸进攻宜都。总目标是包围宜昌。 

9月2日川军到达宜昌南岸，守宜昌的第十八师长卢金山、第十八混成旅旅长赵荣华都抵挡不住，急电向吴佩孚请援。吴对湘军采取了速战速决（水淹七军）的方针，和炮打岳州城的手段，并由英领事出面拉拢，解决了湖南的压力，于是腾出手对付川军，当湘直停战约成之日，正是川军兵临宜昌城下之时，可惜赵恒惕完全不知道川军的行动，如果知道，不只不会被迫签订城下之盟，也不会到岳州来乞和，自当调兵遣将与川军呼应，夹攻直军。 

宜昌是长江上游一个重要的城市，英、美、日等国都有军舰驻宜昌水面，各国也有领馆在宜昌城内。川军包围宜昌后，英、美、日三国军舰上的水兵便以护侨为名，在宜昌登陆，而三国领事也出面调停川直战争，他们于9月5日前往夔州向川军代理第一路总指挥唐式遵接洽停战条件。 

就在三国出面调解时，吴佩孚乃迅速调派第三师第一团，和王承斌的二十三师一部，张福来的二十四师一部以及王汝贤的第八师全部不分昼夜，开赴宜昌应援。 

9月6日川军因谈判破裂再攻宜昌。直军坚守。 

14日吴佩孚偕杜锡珪乘坐楚泰舰赶到。16日川军北路越过东山寺，吴佩孚亲在前线督战，奋力击退了川军，可是川军南路又进抵磨盘山，宜昌岌岌可危。18日吴在长江北岸大梁山、二梁山架炮轰击南岸川军，这支川军被迫退往朱家坪，北岸川军也退往南津关。从18到27日，吴在海军协助下先后占领南津关、平善坝、南沱溪，10月上旬又占领秭归、巴东、兴山。 

鄂西战争打了一个多月，川军来势极凶猛，从9月10日到22日，占领长江两岸的险要地带，北路攻下当阳，南路攻下长阳，宜昌有随时被攻陷的可能，这一次吴佩孚又顺利地转败为胜，因为英、美、日三国出面调停，川军犹豫不前，吴则借这个时间增兵驰援，加上海军的协助，终于击退了川军。 

可是川军虽败，吴则没有力量衔尾穷追，因为四川易守难攻，何况吴佩孚还要应付奉系和孙中山的北伐，所以遂与川军言和，条件只是川军退出鄂西一项。 

吴佩孚把应付川军的责任交给孙传芳，对付湖南的责任交给张福来。 

吴佩孚一生这是最得意的时候，“东征西讨”，得心应手。 

早在湘军“援鄂”前，6月4日浙江督军卢永祥曾建议召开各省联席会议，推进自治运动，西南各省都表赞同，卢曾电请赵恒惕主持这个会议，赵很谦虚，他觉得自己声望不够高，不肯出面主持。 

湘军驱王前后，赵曾派了代表多人分途到西南各省活动，打算在武汉攻下后，就在汉口召开各省联席会议，讨论组织联省自治政府，陈炯明和滇川黔三省当局都表赞同。 

赵的代表还分途到了浙江、陕西、江西等省，皖系的卢永祥、陈树藩一致表示同意。陈树藩这时已离开了西安，可是手中还有兵，愿意由陕南出兵到湖北，与湘军在武汉会师。 

最令人不懂的是直系的江西督军陈光远，也在湖南征求各省同意自治的名单上签了名，并向湖南代表胡瑛表示：湘军“援鄂”并不影响湘赣联防条约。原来陈光远讨好湖南是怕孙中山的北伐军出兵江西，又怕李烈钧进攻江西。后来吴佩孚击退湘军后，陈光远又翻了脸，对湖南出兵乘火打劫。 

8月11日赵通电全国建议召开国民大会，讨论省自治和联省自治的问题。赵原意召开“各省联席会议”，后来有人建议赵，要能使吴佩孚同意，不如改换一个名称。早在吴佩孚驻军衡阳时，曾与广东军政府和湘桂两军成立秘密协定，拟在打倒安福政权后，即召开国民大会，通过恢复法统，取消南北两政府，另行组织全国统一的“合法政府”。直皖战争后，安福政权垮台，吴遂公开提出召开国民大会，但被张作霖猛烈反对，因此吴的建议落空，放了一个空心炮，耿耿于怀。此时赵若根据吴的旧案，加入新的内容，建议在汉口召开国民大会，通过省自治法，取消南北两政府，另行组织全国统一的联省自治政府，吴佩孚也许会同意的。这是赵等的如意算盘。 

赵的建议，和吴佩孚武力统一的野心，完全背道而驰，也和卢永祥的提议不是一条路，因为卢的打算是反直系的。 

吴反对自治是坚决的，这可以从他给刘湘的一封信中看出，他说： 

“湘为自治之滥觞，筹备期年，治绩何若？以言裁兵，军队林立；以言财政，库空如洗；环顾三湘七泽，百姓流离，遍览衡、岳、洞庭，河山破碎。竟犹不知忏悔，乃假援鄂自治之名，甘为戎首。……若云联省，更深骇异。今虽南北分裂，而商贾之贸易如故，人民之交往如故，熙熙攘攘固犹是一国之民。昔美利坚行联省之制，乃由分而合，今我国倡联省之说，乃由合而分。流弊所及，直不啻举二十一行省裂为二十一国，瓜分豆剖，恐不在强邻而在萧墙之内也。” 

吴曾扬言：“有我吴佩孚在，决不允许联省自治政府成立！” 

关于湘军援鄂，兹抄录赵恒惕先生的访问录如下： 

“直系王占元主鄂政有年，日事聚敛，所部军队复兵变迭起。当联省自治运动盛行之际，鄂人乃图驱逐占元自治，而苦无兵力，于是推李书城、蒋作宾、何成浚、孔庚乞援于湘、川两省以达其目的。 

湖南既倡导省治于先，与湖北又有唇齿之谊，故慨允出兵相助。李、蒋等人并公布湖北省自治临时约法一件，举蒋作宾为总监，孔庚领自治军，而以留湘数年之夏斗寅部鄂军为先锋，湘省则遣宋鹤庚第一师为援军主力。余曾躬赴前线视师。 

援鄂之役开始于十年七月下旬。湘军士气猛锐，连克要隘，羊楼司一役尤激烈。孙传芳部连败，王占元终遭免职。北方改派吴佩孚统大军来援，于是情势改变。 

我军与吴军相峙于汀泗桥，迨吴遣海军攻岳州，我军后路顿受威胁，不得不撤退，岳州遂为北军所陷。四川熊克武曾约出兵援鄂，唯以联络不灵，当时川、湘双方军队均无电讯设备，乃无从配合作战。 

湘军溃败之余，兵心涣败，军纪无法维持。如吴军追击，则长沙亦难固守。当时外界情况亦不甚明了，余乃决计冒险亲访吴佩孚于其停泊岳州之军舰上。以湖南民心，大局形势，向吴明晓利害，而吴亦方有事于北方，遂以此结好湘人，和议得以达成。正式停职，为九月一日。余与吴佩孚直接谈判之条件，则为北军暂驻岳州而已。……” 

谢选骏指出：人说“吴佩孚在衡阳撤兵前后，呼吁和平，处处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受到全国的喝采。可是到了直皖战争后，他就变成了好战的军人，他主张武力统一，和段祺瑞没有两样。”——我看吴佩孚一个北方人，他的扬威两湖，不就是北朝入侵南朝吗。

【一七九、山东五子】

现在谈一下河南，由于直皖战后，吴佩孚就选定了洛阳为他驻节之所，河南所发生的事情也值得一叙。 

直皖战前，河南督军赵倜就加入了反皖同盟。直皖战后，北方成为直奉两系的天下，可是这位反皖同盟的健将赵倜却一无所得。不仅此也，由于河南被划入直系的势力范围，吴佩孚且驻兵洛阳，冯玉祥也驻兵信阳，萧耀南也驻兵郑州，使得河南已成为直军所盘据的天下了，加上吴佩孚是以直、鲁、豫巡阅副使的身份出现，在官制上俨然是河南的太上皇，是赵倜的顶头上司。 

赵倜有个兄弟，绰号“三麻子”，是河南省无人不知的恶霸，他和河南省长张凤台的兄弟，绰号“五阎王”，两人在河南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河南人民自吴佩孚驻洛阳后，便纷纷前来告状，希望吴佩孚能够主持公道。由于吴佩孚平素治军谨严，因此赵倜和张凤台都为之惴惴不安。 

可是吴佩孚这时在河南还立足未稳，所以也不敢立即采取行动，为了拉拢河南，所以吴佩孚和赵倜结拜为兄弟，吴夫人且拜赵母为干妈，吴赵两夫人也结成姊妹，表面看起来，吴佩孚是尽量对河南表示好感。 

河南内部却并不稳定，河南第一师师长成慎因案被赵倜撤职，第一师缩编为第一旅。这一师人心大为摇动，成慎的亲信孙会友担任第一团团长，传说也将被撤职，于是孙便一不作二不休，先发动倒赵。10年4月14日他在彰德主持军变，把成慎接到彰德来，推为豫北军总司令，通电宣布赵倜兄弟的罪状。 

豫北事件爆发后，河南旅京同乡纷纷电请北京政府把赵倜免职。同时冯玉祥旅在驻马店和赵倜所属的宏威军发生了冲突，赵倜指斥冯玉祥勾结成慎，扣留税款，向驻马店进攻，劫夺宏威军的枪支，冯也指斥赵先派兵进攻冯部的防地，因此才予以还击。 

据说直系是有意解决赵倜的，不过由于直奉两系地盘分赃问题，奉系已同意把陕西地盘让给直系，自然不会愿意再把河南让给直系，因此直系不得不投鼠忌器，同时张作霖和王占元也都反对撤换赵倜，这样才把河南情势稳定下来。 

4月18日吴佩孚亲自率领第二十五师一部进攻彰德，逐走了成慎。豫北军在直军第二十四、二十五两师和宏威军的包抄下全部被缴械，孙会友逃往信阳、汤阴、武安、林县一带，后来被宏威军团长樊钟秀所部擒获斩首。 

赵倜事后亲赴洛阳向吴佩孚致谢，并派人到信阳向冯玉祥道歉。 

前面提到浙江督军卢永祥曾通电主张召开各省会议，通过各省自治，组织联省自治政府。为什么卢永祥会有这种主张呢？这也有其来龙去脉的： 

原来在天津巨头会议时，直奉两系地盘分赃中，首先更动了陕西督军陈树藩，陈也是皖系，现在被开刀了，这当然使卢永祥有兔死狐悲之感，他不能不另有打算，所以6月4日他突然发表豪电，主张各省制定省宪，实现地方自治，并由各省区军民长官选派代表、择定适当地点举行联席会议，俟取得一致意见后，提交国民公决。 

浙江是在北洋势力范围内，卢永祥则暗中早与国民党有联系，这个电报又与南方的“联省自治派”相呼应，因此像一颗定时炸弹爆发了一样地震动了北方。 

6月5日卢永祥致电徐世昌，说明他的主张是南北统一的有效方法，如果这个主张不当，请即予以罢斥。 

卢永祥豪电发表后，北方便有徐树铮秘密到杭州以及安福国会移往杭州开会的谣言，又有浙军准备进攻江苏的谣言，因此江苏督军齐燮元派兵增防苏州、昆山。卢永祥也派兵增防枫泾、松江。江浙两省战争的谣言又趋严重。 

这时候，各种谣言都不胫而走，最惊人的谣言是说“山东五子”要在直奉两系以外组织鲁系。山东五子是指卢永祥、王占元、吴佩孚、张怀芝、周自齐五位山东籍的军人，他们五人的字都有一个“子”字，卢字子嘉、王字子春、吴字子玉、张字子志、周字子廙。 

民国初年，军人以地域分系本不足异，所以有皖系、直系、奉系、桂系之称，山东省由于吴佩孚一鸣惊人，当然可以组成一系，不过这里所指的山东五子，他们属于不同的军事集团，有不同的政治背景，相互之间利益冲突很大，无论如何是无法融冶于一炉的，所谓鲁系云云，不过是外人附会而已。 

卢永祥并不是个风云人物，他发表豪电无非为了自卫，因为北京向陈树藩开刀，显示直奉两系有蚕食皖系剩余地盘的企图，因此他通电示威，如果北京政府敢撤换他，他就“逼上梁山”，投向西南一方。 

但是，豪电引起了北洋派的极大震动，6月16日卢永祥在陆军同袍社发表演说，否认浙江独立，可是他仍然摆出一种姿态，召集浙省各界人士举行会议，决定延聘“名流”组织省宪起草委员会，制定浙江宪法。 

这是“半独立”的一种姿态。 

卢永祥的豪电，使北方震惊，同时也得到西南各省的呼应。因此赵恒惕（6月9日）、卢焘（6月12日）、陈炯明（6月14日）、刘湘（6月20日）、顾品珍（6月29日）均通电响应。而陈树藩也于6月20日发出号电响应，并授意陕西省议会组织“省宪会议”，成立“筹制省宪自治处”，打算打出“自治”的旗帜对抗北京政府。 

广西省议会在粤军入境后也通电响应自治。湖北省议会议长屈佩兰发出养电（22日），山东省议会发出感电（27日）都是主张各省先行制订省宪的。江西省议会也召开了省宪会议，河南省议会并通过了制定省宪案。 

卢永祥的豪电是皖系战败后，最震惊北方而且获得南方呼应的一次行动。当时盛传孙中山正和皖系合作，可是从卢的行动看起来也并不一致，因为孙中山是反对“联治”的。 

自治运动是当时南北分裂后一条第三路线，不但西南各省热烈选择这条路线，北方也有不少省区的人民团体热烈响应“自治”，所以这个新的潮流由南而北，自西而东，侵入到北京政权统治区域。 

卢永祥除发表豪电外，还电请首先制定省宪的湖南，请赵恒惕主持召开各省的联席会议。 

北京政府无力派兵进攻浙江，因此无力罢免卢永祥，只能派人到浙江疏通，劝他不要进一步推动自治。 

赵恒惕虽是首倡省宪的人，同时湖南又是制定省宪的第一省，可是他对于卢永祥的要求持保留态度，他认为自己声望不够，不适宜倡议召开各省联席会议，他向四川、云南、贵州三省提出建议，主张先召开湘、黔、川、滇四省联席会议，发表宣言，然后逐步扩大，吸收其他各省加入。 

滇、川、黔三省也同意赵的建议，而陈炯明也在幕后积极支持。 

可是湖南要先解决“援鄂”战争，援鄂战争胜利后，则湖南的声威大震，而湖北自然也加入自治，这一来自治的浪潮即从西南而冲入华中，力量便莫可伦比了。 

援鄂战争失败，对联省自治运动是一个惨重的打击，联省会议或是组织第三政府都因此落空了。 

陕西对陈树藩被北京政府撤职后是怎样反应呢？原来陈被撤职后曾指使陕西团长以上军官联名电请北京政府收回成命，同时还派大批代表到西南各省接洽，准备宣布“陕西自治”，同时加入西南的“联治派”。不过当时的陕西局势对陈树藩而言，是非常不利的，因为陕北有靖国军，是于右任所率领，陕南有郭坚的陕西民军，使西安陷于两面夹攻之中。 

同时，直系调遣第十一师冯玉祥部取道潼关，第七师吴新田部取道荆紫关，配合第二十师阎相文部，迅速开往陕西。 

直系和靖国军成立了合作驱陈的协定。陈树藩在这种绝望的情势中，只好作下台或者困兽斗的打算了。他一方面要求北京政府发清欠饷，并将所部改编为四师三混成旅作为下台的条件，另一方面准备进行抵抗，如果抵抗失败，即拟逃往汉中，与刘存厚的川军联合，保守陕西最后一隅之地。 

7月初第七师由荆紫关进占武关、龙驹寨，第十一师由潼关直趋渭南，陕北镇守使井岳秀、西路游击司令郭金标都背叛了陈树藩，所以7月7日第二十师推进到离西安二十里的坝上后，陈便率部退出西安，经过咸阳、兴平、郿县、新口子退往汉中。陈出走时，携带了行李箱篓三千多件，连督军署的玻璃地板都被撬开带走。 

陈离开西安前，曾对陕西父老放声大哭，自称做了几年的陕西督军，依然是个穷光蛋，自问对得住地方。可是他的亲信对人说，他所搜刮的财富也有500万之多。 

阎相文接任陕西督军，陕西局势显得安静了。他号召陕西民军踊跃到西安来接受改编，于是在陕南的民军首领郭坚首先响应，由凤翔到西安接洽受编，8月13日冯玉祥和吴新田在西关讲武堂设筵欢迎郭，郭欣然赴席，杯酒交欢之际，忽然一声号令，伏兵齐出，立即把郭推至校场斩首，并且把郭血淋淋的人头悬挂在钟楼上示众。 

意外的是在8月23日，新任陕西督军阎相文忽然吞服鸦片自杀身死，据说他在衣袋中留有遗书，略称：“我本愿救国救民，恐不能统一陕省，所以无颜对三泰父老。”这封遗书颇近似江苏督军李纯，不过传说阎不是自杀的。25日北京政府任命冯玉祥署陕西督军。 

陕西靖国军总指挥胡景翼在三原召开“国民大会”，通过取消靖国军，10月27日北京政府任命胡为暂编陕西第一师师长。 

陈树藩逃往汉中，与刘存厚取得联系后，曾先后改称“陕西护法军总司令”和“西北自治后援军总司令”。到11月16日又被迫退出汉中，由茅坝口逃往陕、鄂、川三省边境平利、城口、镇坪一带。 

谢选骏指出：人说“山东五子是指卢永祥、王占元、吴佩孚、张怀芝、周自齐五位山东籍的军人，他们五人的字都有一个‘子’字，卢字子嘉、王字子春、吴字子玉、张字子志、周字子廙。民国初年，军人以地域分系本不足异，所以有皖系、直系、奉系、桂系之称，山东省由于吴佩孚一鸣惊人，当然可以组成一系，不过这里所指的山东五子，他们属于不同的军事集团，有不同的政治背景，相互之间利益冲突很大，无论如何是无法融冶于一炉的，所谓鲁系云云，不过是外人附会而已。”——我看在政治上，山东五子等于是“山东无籽”。

【一八〇、唐继尧重返云南

当唐继尧被顾品珍赶出云南后，到了广州，受到孙中山隆重的礼遇，国民党盛大的欢迎，孙希望唐继尧能放弃地盘观念，革心洗面作一个革命党人。这时，孙急需一位有声望、有军事知识的左右手，如果唐继尧当时真能投效孙领导的革命阵容，那么他就可能成为第二号人物。然而唐继尧自己有自己的打算，当唐抵广州后陈炯明和唐有过一次密谈，劝唐要收复云南地盘，抓住军队。陈的话表面上好像是对唐的关怀，实际上陈很怕唐留在广州，因为唐是个军人，又在护国讨袁之役立下了大功，因此唐如留在广州，陈炯明是有如芒刺在背的。所以陈向唐表示，劝唐一心一意回云南，如有需要陈支援的地方，陈愿竭力相助。陈这番话与唐的本意符合，所以唐虽然身在广州，而心却在云南。 

唐仓皇离滇，从昆明出走时，他的实力并没有受损，只因为当时顾品珍率军突然进袭昆明，唐的军队不及回援，但实力并未受丝毫影响，因此唐抵广东后，便将自己可靠的军队陆续由云南调到广西。孙中山讨伐桂系就使用了这支部队。这时孙辖下的滇军共有两部分，一部分是李烈钧所统率的，原来驻粤的滇军，驻防桂林，将领有朱培德、杨益谦、张怀信等；另一部分便是唐继尧调出来的滇军，驻防柳州、庆远，将领有李友勋、胡若愚等。这两部分在名义上都归李烈钧以“滇黔赣联军总司令”名义直接统率。孙在桂林组织大本营之前，曾多次电召唐继尧到广西就大本营参谋长一职。唐不愿就，打算率领上述的两部滇军回师云南，驱逐顾品珍。唐表示在他逐顾后将联络川黔两省担任北伐军的左翼。唐的这个打算孙完全不同意，认为唐没有革命远见，回师云南完全是自私自利的行动，同时抵消了北伐计划，因为滇军是北伐军的主要力量，粤军由于陈炯明的态度而不能使用，孙寄望最大的就是滇军，现在唐要带走滇军，岂不是完全影响北伐计划。 

唐曾把他回师云南的打算和李烈钧商量，李烈钧则不赞成。李以前做过江西都督，民国2年二次革命失败，被迫离开江西，现在北伐第一目标就是江西，李何尝不想北伐，以实践自己愿望，现在如果滇军被唐带走，北伐行动就告稽延，他回江西的希望岂不是也落空了。 

10年10月下旬，孙中山在梧州，唐继尧忽然改变了态度，愿意到广西就任大本营参谋长，孙大为高兴，极表欢迎。哪知这却是唐的姿态，他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秘密电委杨益谦、李友勋和胡若愚为靖国联军第一、二、三路司令。接着李友勋等发表通电，拥唐复任靖国联军总司令。原来唐不是到梧州来就任大本营参谋长，而是来抓这两支滇军的统帅权。杨益谦也受了诱引，10月24日由桂林向柳州移动，与李友勋、胡若愚两部会合。李烈钧得到这个消息，立刻解除了杨益谦的滇军第二十混成旅旅长兼“援桂”第二路总指挥，并派朱培德前往招回杨益谦的部队。唐继尧因为事机败露，不好意思再见孙，等到孙由梧州动身到桂林后，他才由香港启程往梧州。12月5日，唐继尧抵达梧州，孙派胡汉民邀请唐先赴桂林一谈，唐置之不理。9日唐径赴柳州。 

唐的回滇计划，是得到陈炯明积极支持的，因为唐不支持孙中山，孙的力量就薄弱多了，何况滇军回滇后，两广就成为陈炯明的天下。 

唐继尧除了集中两广的滇军，同时对于云南方面也有策划，云南的巨匪吴学显，在通海、马尾寨、云龙山一带啸聚了1万多人，唐派人前往收买，委吴为宣抚使，作为内应以牵制顾品珍。 

在昆明的顾品珍获知唐继尧要回师云南，遂于11月2日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派兵拒唐。本来顾品珍是反对孙中山做非常大总统的，可是现在则改变了态度，他打电报给孙称孙大总统，并于11月18日派杨希闵、杨蓁、金汉鼎为云南北伐军第一、二、三路司令，范石生为北伐先遣军司令，自己愿意统率这些军队参加北伐。其实这也是姿态，顾并不是真心想参加北伐，而是带兵迎敌唐继尧。 

12月24日唐继尧行抵柳州，柳州驻有滇军李友勋、胡若愚两部，黔军谷正伦、胡瑛两部。黔军不愿与唐合流，往桂林移动，以避免和唐火并。 

11年1月16日，顾品珍派金鼎汉代理云南总司令，把昆明后方交付给金，自己改称北伐军滇军总司令，准备出发拒唐。顾金举行交接仪式时，顾突然宣布了滇军第一路军司令杨蓁的罪状，指责杨曾与巨匪吴学显勾搭，致使吴匪逃出了省军的重围，现在又要挟军饷30万元，态度非常恶劣，因此当场将杨蓁扣留，并派滇军第二路司令杨希闵接收第一路杨蓁的职务。这是顾品珍率军拒唐前的整肃行动。 

杨蓁是顾品珍的嫡系，为什么顾品珍却要整肃杨呢？据说杨蓁打算乘顾金举行交接仪式的时候暗杀金汉鼎，以便取而代之。滇军共有七个混成旅，金汉鼎是第二混成旅旅长，杨蓁是第三混成旅旅长。他们都是从四川回来的，在四川时，杨蓁是顾品珍手下的支队长，金汉鼎则是赵又新下面的支队长。顾品珍这次不派杨蓁代理总司令，而派金汉鼎代理总司令，杨蓁心中当然非常不满。 

当云南传出了唐继尧要回云南的消息时，云南内部的军官们有一种秘密结合，打算一方面拒唐回来，一方面把顾品珍推出去，这样便可以产生许多新的升迁机会，传说杨蓁就是领袖。 

顾品珍和金汉鼎扣留杨蓁后，本想将杨置于死地，但因杨的部队占领了六城城楼和圆通山，将从山上开炮轰击云南军总司令部，顾、金两人为了投鼠忌器，只好将杨予以释放，派为代表命其赴广西接洽，并赠以旅费2万元，由驻昆明的英国领事监护出境。 

11年1月21日，唐继尧升任李友勋为靖国军第一军军长，田钟谷为第二军军长，胡若愚为第三军军长，杨益谦为第四军军长。由于黔军谷正伦旅，阻止唐军向北假道贵州入滇，因此唐军只得改向西进，分作两路，一路由百色进攻剥隘，一路假道贵州兴义进攻师宗。 

唐军行动时，在庆远、怀远、河池、东兰、凤山一带遇到了漫山遍野的桂军残部，展开了夺枪的大混战，唐的重要干部，第一军军长李友勋在混战中阵亡，于是唐提升李部的前敌司令龙云为代理军长。龙云后来成为唐继尧的继承人，统治云南18年，这一次的升迁关系最大，因为他由此而成为唐下面最重要的几个军事将领之一。 

2月20日唐军进抵泗城。2月23日孙中山发表通电痛斥唐继尧“擅设总司令部，调遣军队，反戈回滇，显系违抗命令，不顾大局。”并令云南、贵州、广西各省当局“迅即严行制止，勿任其以一己权利之私，为西南大局之梗。” 

金汉鼎接任云南总司令后曾有密电向唐继尧表示好意，金的姿态是想促进唐顾合作，拥戴唐为北伐军滇军总司令，顾品珍为副总司令，让他们两位都在外发展，不要回到云南来争夺这块地盘，使云南成为战场，縻烂地方，让父老受惊。同时金又透过他的好友丁石生向孙中山表示拥护。丁石生是同盟会的老同志，和吕志伊同为孙最信任的同志，当时在昆明担任《云南日报》社长。 

唐继尧率军急进，按照原定计划，派田钟谷率领一部分军队向北由兴义进攻曲靖，自己率领一部向南由剥隘直趋广南。2月28日唐军占领广南。 

云南方面，顾品珍亲自率军拒唐，在宜良设立大本营，派第一路司令杨希闵防守师宗、罗平，抵抗由曲靖进攻的唐军。派副司令张开儒率领第四混成旅旅长杨如轩、第六混成旅旅长赵燧生两部由蒙自、开远东行抵抗由广南进攻的唐军。 

两军还未接触，顾品珍方面已发生了意外，那是在杨蓁方面。原来杨蓁虽已解决，可是他的部队却并不完全听命于杨希闵，所以第一路军开抵师宗后，就发生内哄，杨蓁旧部赶走了杨希闵，推举第一路军参谋长周永祚为第一路司令，同时宣布这支部队在唐顾战争中保持中立。 

滇南巨匪吴学显在临安、蒙自、开化一带响应唐军，第六混成旅旅长赵燧生率军剿讨，不料与吴学显部激战时竟中弹身亡。 

3月7日唐军占领开化，顾军方面的张开儒退守蒙自。唐军与吴学显部配合向张部压迫，张部退守阿迷。13日唐军进占蒙自。顾品珍率军亲自反攻蒙自，怎奈顾军士无斗志，军心瓦解，甫与唐军接触，即告败北，顾品珍乃退守天生关。 

3月25日，吴学显部向顾军突袭，天还未亮他就把顾品珍的总司令部包围，顾措手不及，仓皇应战，众寡不敌，顾品珍本人与将佐20余人均被乱枪打死。 

当唐离滇时，有心腹军队王浩修、何世雄、习自强三团留在昆明未带走。王浩修是金汉鼎的把兄弟。顾入昆明后，金汉鼎向顾力保这三团不会发生意外，可是在唐进入云南，顾军败讯频传时，这三团巡自开往迤西一带，宣布独立，而唐军这时也从东南两路逼近昆明。 

金汉鼎在昆明也抵抗不住，乃与迤南巡阅使罗佩金离开昆明向安宁、禄丰逃走。 

3月24日，唐继尧率胡若愚部占领昆明。 

25日金汉鼎、罗佩金在镇南被另一股为唐收编的迤西匪首小洪部冲散，罗佩金未及逃脱被逮，他们用烂泥涂在罗佩金的身上，叫其站在烈日之下，逼罗交出财物来，于是罗便这样被折磨而死。金汉鼎狼狈地渡过金沙江，取道会理逃往重庆。唐继尧闻悉顾品珍、罗佩金遇难，很是惋惜，下令予以礼葬。 

当唐军已在返滇途中，顾见军心动摇，没有人能抵御唐军，同时风闻驻南防的第二卫戍司令金汉鼎与唐暗通款曲，因此他不得不挺身自任，率军抗唐。同时为了羁縻金汉鼎，便把云南总司令兼省长让给金。可是顺得姑情失嫂意，由于太衍敷金，却把自己的老干部杨蓁迫反了，这一来顾军方面即陷于四分五裂的情况中。 

顾品珍方面既如上述的军心涣散，四分五裂，唐继尧方面则个个抱回乡决心，战意旺盛，因此两军不需要接战，胜负之势已定。 

唐继尧在云南军人中堪称文武全才，他的书法和诗词都可称道，在他这次离滇回滇期间，曾有好多记实诗，特抄录如下： 

（率靖国军出滇宣威道中）苦战频年欲罢兵，无端狐鼠又纵横，众擎扶厦忧倾侧，小补医创负治平，输挽队犹烦驿路，弦歌声喜听山城，往来六载曾何补，惭愧壶浆有送迎。风驰小队出郊东，日飐旌旗白映红，岂有壮夫难搏虎，当传女子奋当熊，千年古国关心远，一粟浮名放眼空，自是良知天可质，斗间浩气入长虹。 

（旋滇宣威偶成）父老香花夹道迎，门旗影里湓歌声，七年粗信即戎教，百战敢矜常胜名，天日恩光无远近，河山气象自纵横，去年风景重回首，杨柳依依送我行。 

（沾益）朔风吹送过山城，百里郊原入望平，几处军书回雁讯，有时雄剑作龙鸣，警迷自是资先觉，敌忾勿忘励后生，行馆挑灯聊觅句，忙中也复寄闲情。 

（黑龙潭养疴）秋来何事有龙鸣，小视神州削要平，亚陆风云原是幻，欧洲波浪不须惊，他年放胆重经国，此日开诚且治兵，日驭回天鞭有力，问心吾自励吾生。 

少年未醒浮云梦，亦复雄心赋大风，柏志弥坚寒岁节，花开不减旧年红，模王范帝今犹昔，锁利缰名色是空，睡起披襟狂笑傲，一竿烟月钓潭龙。 

饭罢从容理钓舟，浮生大梦尽风流，频年悲悯人空老，举世沉沦杞独忧，热血不禁真爱国，冷心翻笑假封侯，静观一悟曲肱乐，身在天风最上头。 

江山放眼谁为主，大地茫茫任我行，事业英雄宁有种，功名王霸总无情，千章老树饶生意，百尺寒潭订旧盟，举世由来平等看，誓凭肝胆照苍生。 

章太炎在昆明时，曾给唐有联：“愿君恢霸略，不必讳纵横。”唐自书另一联以明志：“千载唯推文叔量；三分宁是武乡心。” 

唐继尧这次回滇，曾有两道通电，第一道通电是在广西所发，电云： 

“继尧息影海滨，久甘肥遁，乃承同志诸公一再以大义相敦勉，并据在桂滇军将领以统驭无人，吁请出而主持，自维闲退之身，谬承推许之雅，国家多难，敢暇逸以自安，风雨同舟，愿艰难之共济。兹经溯江来柳，暂于该处设置总司令部，并赴各地慰问诸军，力加整顿，期随诸公之鞭弭，共策国事之进行。” 

第二道通电是回滇时所发，电云： 

“吾滇父老苦兵役久矣，频年征戍，杼轴告空，远道旋师，露惊斑白，兴言疾苦，已饥溺之萦怀，往事追维，弥抚衷而内愧。忆自援黔返旆，服务乡梓，以德薄能鲜之身，受三迤人民之托，惧滋陨越，夙夜兢兢。不幸遭时多故，屡岁兴戎，转饷征师，烝人劳止。虽国家存亡所关，势非得已，而念及斯民憔悴，情何以堪，驯至情势壅隔，内政濅流，庶事纷繁，措施多误，事或失察，而重为烦扰，任或非当，而横肆侵蟊。凡兹种种，罪实在尧，以是怀惭，时思引退，去岁顾前军长率师返里，兵逼省垣，并布方针，与民休养。继尧深惧地方之糜烂，且喜继任之有人，虽遁世以终身，实平生之素愿，遂乃金碧让贤，玄黄销劫，拂衣渡海，借遂初心。去滇以来，闭门独处，永言思咎，愧悼益深，方冀该前军长惩前毖后，除旧布新，既畀职权，当臻上理。乃迭据内外各军将领暨滇省各界人民沥陈滇乱日亟，祸迫燃眉，火热水深，岌岌不可终日，泣请设法救援。并以大义频相敦勉。蜡丸书至，父老之血泪皆枯，噩耗迭传，六诏之人民何罪？继尧恸念滇事至此，殊非所期，既为执政者惜，尤为蚩蚩者哀。揆诸让政之初，心诚滋痛，律以春秋之义，咎益难辞，傥洁身以避嫌，将一误而再误。苟亡群而独善，益负疚以无穹。用是裂荷焚芰，剑寝屡皇，啼泣陈师，救民水火。夫上智消祸于未萌，其次救失于初兆。念不能弭祸于机先，复不能慎终以图始，尧实不德，人则何尤？乃匐匍而救凡民之丧，即弥缝而补从前之过，缨冠急难，义惟迫于救乡，定倾扶危，谨当竭其棉力，特布悃诚，即维公鉴。” 

唐继尧回昆明后立即恢复政权，并任命胡若愚为滇军第一军军长，田钟谷为第二军军长，龙云为第三军军长，张汝骥为第四军军长，李选廷为第五军军长。胡若愚兼迤东镇守使驻昭通，龙云兼滇中镇守使驻省城，张汝骥兼迤西镇守使驻大理，李选廷兼迤南镇守使驻蒙自。张汝骥是从胡若愚的第三军中提升出来的。 

顾军溃败后，其残部杨希闵、蒋光亮、范石生等公推张开儒继任北伐滇军总司令，由贵州盘县开往广西庆远，与李烈钧部滇军会合。 

唐继尧率师回滇，兵行迅速而顺利，他的成功是因为他督滇近十年，其故旧袍泽都遍布云南，人心思唐，所以听说唐军旋滇，便奔走相告，争相迎迓。 

至于顾品珍呢？他的失败是可惜的。当他初返云南，接长军政大权时，他曾请教他的一位好友丁石生，丁氏当时担任《云南日报》社长，顾请丁告诉他治滇的要诀，丁氏给顾八个字要诀：“开诚布公，休养生息”。并且补充说：“开诚布公是政治原则，诸葛武侯治蜀就是标榜开诚心布公道。休养生息则是针对当前云南的现势，由于云南自护国讨袁以来，年年用兵，元气大伤，蓂赓（唐继尧）因情势所迫，无法收缩军队，滇军既不能逐鹿中原，势必有阋墙之争，于是民不聊生，饿莩载道，今天如果整顿内政，增加生产，藏富于民，休养生息，就是百世功业，如果唐氏仍要回滇，亦不必与其相争，所谓争一日功不如争万世功，争一日名不如争万世名。” 

顾品珍开始时接受了丁石生的建议，宣布军民分治，整顿内政，不问外事，闭门建设。然而时日一久，故态复萌，各县县长大批调动，均委他的旧部军人出任，吏治比唐时期还要糟三分。 

导致顾失败的，是剿匪，匪本来就是民，有的是恶民，有的是被官吏所迫，铤而走险，加上云南交通不便，匪容易存在而难剿讨。唐继尧时代抚剿兼施，一方面剿讨，一方面招抚。当时云南巨匪杨天福、吴学显等都被唐招抚到昆明，恩威兼施，所以唐时代，云南匪患还不严重。顾品珍主政后，一反唐的作为，先诱杀了杨天福，杨天福被杀后，吴学显自然有兔死狐悲之恸，因此逃至滇南，啸聚近万人，以拥唐反顾为号召，同时杨天福的旧部也集合数千人，声称为杨报仇，在滇西作乱。一时匪患大炽，昆明城郊附近都有匪踪，行旅为之裹足。 

更糟的是顾的部下并不完整，他从四川率领滇军回师云南，这支滇军并不完全真心诚意拥顾，只是大家在四川立足不住，风雨同舟，回云南求生存，他不像唐那样有干部，有自己一手培植的军队。加上他的部下回滇后都以为江山在手，多年辛苦远戍在外，如今要享几年清福，于是争权争利，谁也没有励精图治，发奋为雄的朝气，这一来遂使顾品珍的政府在滇人心中大为失望，因此唐继尧三字重新被滇人怀念，大家厌顾之余，便均盼望唐早日旋滇。 

唐胜顾败的关键即在于此。 

谢选骏指出：孙中山反复利用省军也就是地方军阀北伐，企图夺取全国政权，然而顾此失彼，一事无成。最后，只有采取下策，开班军校，招降纳叛，通过苏联自组北伐军了。结果呢？不过制造了一支名叫“中央军”的新军阀部队——或叫“国民革命军”。这个国民党军是共产党军的前身。

【一八一、湖南谭、程、赵之争】

湘军自纵驱逐张敬尧，南北战争忽然变成北与北战，南与南战的大混乱之局。执北洋牛耳的皖系被一个撤防北归的小小师长所打倒，西南声势最大的桂系也被闽粤边境一支孤军所推翻，任何武力不足恃，越是武力大的人，越容易被打倒。对湖南人来说，触目惊心，犹有余悸。因为湖南久作南北战争的战场，一胜一败之局，谁也不能征服谁，结果湖南便在兵荒马乱的拉锯战中，人民生命如草芥，人民财产如粪土。 

谭延闿出长劫后的湖南军政，他能把握最高的政治原则，不再以兵事困扰湘人，他和赵恒惕宣称湘军任务以驱张为止，不卷入南北漩涡，并主张闭关自守，请南北均勿驻军湘境。就谭延闿背景来说，早年由咨议局议长参加革命，是立宪派人物，后来几度督湘，迄南北战争，他的政治渊源多少和桂系有关，湘军驱张，桂系也暗中支持，不幸驱张成功后，桂系竟在两粤失势，对谭无形中是一个严重的打击。驱张一役，湘军从北军中夺得大批枪支，吸收人民武力扩编为形形色色的部队，以湖南人的勇敢善战，如果内部团结起来，不要说北洋派不敢正眼相觑，就在西南各省中，也算是强大的武力。可是湘军并不团结，驱张成功后，变成了三分天下，谭延闿、赵恒惕和程潜鼎足而三，三派各有势力，这就吹散了湘军中兴的美梦。 

9年9月，湘军一度整编，除正规军第一师外，共成立了12个防区司令： 

第一区司令吴学剑，驻宝庆。 

第二区司令张辉赞，驻湘乡。 

第三区司令谢国光，驻衡阳。 

第四区司令罗先闿，驻永州。 

第五区司令刘叙彝，驻洪江。 

第六区司令李仲麟，驻醴陵。 

第七区司令陈嘉祐，驻郴州。 

第八区司令蔡钜猷，驻沅陵。 

第九区司令田镇藩，驻芷江。 

第十区司令李韫珩，驻澧县。 

第十一区司令林支宇，驻常德。 

第十二区司令萧昌炽，驻平江。 

在以上各军区中，第六军区最有实力，是属于程潜的，第一、二、三、七、十二各军区司令均属谭延闿，四、五、八、九、十、十一各军区则无所属。 

军区制使湖南变成一个小国家，各县用人行政均操于各军区武人之手，武人认为驱张一役是他们打出来的天下，他们当然不把省政府放在眼中。 

谭延闿四次督湘，遇到的是兵骄将悍、财政困难、军饷无着的局面。谭是文人出身，驱张一役则是军人的功劳，因此他们对谭就有不敬之心。他们在军区内不只是行政权操于己手，连地方税收也要支配，省政府无权过问。因此，谭的号令不出省门，他所用的民财各长，也受武人的干涉。谭在民国初年，曾说过：“省长是督军的媳妇”，可是现在他做了督军时竟变成各地方军人的媳妇了。 

正因为此，谭才想整军和裁兵，而整军自然引起地方军人的不满。 

裁兵过程中，只有第七混成旅长兼第四区司令罗先闿自言实力仅有一团，愿降任团长或退位让贤。罗从军50余年，本是老行伍出身，他平素宽袍大袖，手持烟管，与兵士同桌而食，同室而寝，乘火车总是坐三等，完全是个教书老夫子的模样。 

他的言论一发出，湖南人均尊他为模范军人。赵恒惕推他为点验枪支委员会的委员长，这个委员会就是主持裁兵的一个临时机构。湖南人都赞成裁兵，可是对这位自动要求裁兵的老将军却又不愿意让他裁，纷纷电请省政府挽留他。 

10月间，湘西发生了新风云，前常澧镇守使王正雅之子王育寅因父亲遇害，宣称起兵报父仇，自称常澧护国军总司令，推林修梅为湘西靖国军总司令，林修梅本是谭延闿旧部，且为谭派健将，却因裁兵事也对谭表示不满。谭在长沙听说湘西不稳，乃派兵讨王，却不及林。湘中的将帅均与林有旧，人人按兵不动，谭不得已派他的嫡系第一旅长宋鹤庚往剿。11月平江又有兵变，平江是第十二军区，军区司令萧昌炽被杀，这对谭也是很大的打击，因为萧原为督署副官长，极得谭的信任，谭不得已，又调李仲麟就近往剿，怎知李仲麟却阵前变节，与变兵合流，李部团长张振武于11月21日发表马电促谭下野。 

谭的基本部队有调动的，也有离省太远的，而在平江号称兵谏的李仲麟部却朝发夕至，22日即开到了省垣近郊。23日谭在督署召集军政各界联席会议，谭延闿首先痛哭流涕，赵恒惕也泪眼模糊，他们都不愿见干戈重起，地方糜烂，而与会的人又都面面相觑，没有一个自告奋勇地愿意带兵出去抵抗变兵。 

会议除了流泪脸对流泪脸，没有任何结果，谭发表漾电宣布废督，推赵恒惕为湘军总司令，咨请省议会改选省长，新省长未产生前，谭暂任省长。 

这时候的湖南，就像春秋时代的郑国，介于南北之间自成一国，自治及制定省宪，不受南北政府的号令。 

湖南省议会是一省民意的最高机关，开创民选省长的先河。 

倒谭的是程潜一派欲取长沙，谭延闿想利用时间外召勤王之师，程派当时不给“谭婆婆”这个机会。程派将领便都在长沙城外鼓噪起来。11月24日谭召开第二次军政联席会议，有一位将领站起来说：“畏公（谭的尊称）表示高蹈，他是一位全国的伟人，不是湖南一省的伟人，我们不能以私情违反他的意旨，这次的会，我们一方面欢送旧总司令离湘，一方面欢迎新总司令就职。” 

新总司令是赵恒惕，他于25日就职。省议会选举林支宇为临时省长。谭延闿则于27日悄然赴沪。谭夫人原住上海，以难产致死，谭曾派人迎柩回湘，迎柩轮和送谭轮相遇于城陵矶，只能抬手示意，其后谭写信给朋友说：“存者殁者背道而驰，世间伤心事无逾于此者。” 

12月4日程派将领又闹饷倒赵，赵电广州举程为军政府陆军部长，孙中山复电云：“部长已任竞存（陈炯明），盼颂云（程潜）屈就次长。”12月24日，赵恒惕以开会为名，将程派将领李仲麟、瞿维臧等八人杀害，程潜派在湘势力为之瓦解。 

李仲麟之死，结束了湖南省内谭、程两派的明争暗斗，李的部队驻扎醴陵亦于李被杀后予以解决。湖南局势在赵恒惕控制下，总算安定了下来。 

谭延闿怀着万分悲恸的心情去了上海，自从民国6年南北战争以来，湖南就变成南北兵争的焦点。谭延闿也几进几出长沙，他虽称文武全才，究竟文事重于武功，在湘省内争中，他需要倚赖军人的支持，赵恒惕是支持他的，可是水涨船高，赵的部下希望赵能主绾一省军政，因此赵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负起了湖南军政省长的责任。 

赵主持湘省军政后，整军图治，扩编湘军为两师五个混成旅： 

第一师师长由第一旅旅长宋鹤庚升任。下辖第一第三两旅，旅长由团长贺耀祖、唐生智升任。 

第二师师长由第三旅旅长鲁涤平升任。下辖第二第四两旅，旅长由团长刘铏、邹序彬升任。 

另以叶开鑫为第一混成旅旅长，赵钺为第二步兵旅旅长，张辉赞为第二混成旅旅长，谢国光为衡阳镇守使兼第三混成旅旅长，陈嘉裕为第四混成旅旅长，吴学剑为宝庆镇守使兼第五混成旅旅长，蔡钜猷为长沅镇守使兼第七、第十两旅旅长。 

湖南的变局是谭延闿、赵恒惕、程潜三派之争，首先是程派军人发动政变逐谭下台，赵在政变中取得了总司令地位。程派倒赵失败，谭赵两派本是一系，在反程战线上更是一致，不过当程派势力被铲除后，谭赵两位虽无芥蒂，可是下面的人则因利害关系而水火不容了。 

谭派军人中最有计谋的，是张辉赞。他曾经公开建议驱逐在湖南的政学系和孙系（指孙中山）政客，并且秘密建议采取“清君侧”的手段逼赵下台。但是赵系的叶开鑫兼任长沙戒严司令，赵的军事力量控制着长沙，如果从外面调兵进省来发动政变，就会引起湖南的内战，而湖南发生内战，北洋军就会乘机侵入，因此谭派军人不敢动手。 

10年春天，张辉赞利用父亲做寿的机会，集合谭派军人举行湘潭会议，决定发动推倒临时省长林支宇的政治运动。林和孙中山有连系，在谭赵两派斗争中保持中立，不是谭派的主要敌人，但是谭派准备推倒林后，就可以迎接谭回来做省长，然后再驱赵下台，所以他们决定先推倒林，从剪除赵的羽翼入手。 

湘潭会议后，谭派的主要军人宋鹤庚（谭军第一师师长）从湘潭回到长沙，当面痛骂财政厅厅长姜济寰筹饷不力，又和张辉赞联合起来，借口禁烟问题攻击政务厅厅长冯天柱，因此姜冯二人均不安其位而被迫下台。林支宇知道这是对自己的，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因此于10年3月5日留下一封致省议会的辞职咨文，挂冠而去，秘密离开了长沙。 

林出走后，赵恒惕知道这是谭派先驱林再倒赵的二部曲，维持林的省长，是第一线防守计划，于是立刻派人四出追林，可是林去意甚坚，早已取道汉口转上海，赶之不及。 

3月7日湘军总部举行军、政公团联席会议，讨论省长问题，曾名列洪宪六君子之一的胡瑛（湘省矿务局协理）表示：“湖南临时省长一席，非由德威兼重的赵总司令兼任不可”。 

4月6日湖南省议会推举赵恒惕兼任临时省长。 

正是这个时候，由四川退抵贵州镇远的李烈钧，把他所属的滇军开进麻阳、黔阳、会同三县，和湘西防军田镇藩旅发生冲突。并且在占领区内包运鸦片。滇军假道入境及其破坏行为，湖南有进行武力制止的必要，不然将会严重地影响湖南的自治地位。因此宋鹤庚、谢国光、吴学剑联合推荐叶开鑫为讨伐滇军的总指挥，又保荐张辉赞代理长沙戒严司令。 

谭派军人想在驱逐滇军的行动中乘机攫夺长沙，赵恒惕自然不会上当。 

湖南谭赵之争酝酿了好几年，赵恒惕在他答复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访问时曾对此表示遗憾，他叙述他对谭的印象，以及和谭之间的冲突，他说： 

“湘军隐分新旧两派：新派多为保定军校出身，水准较齐，知识亦较高，如唐生智、贺耀祖等是；旧派则分子复杂，有湖南速成学堂，武备学堂，弁目学堂卒业者，有学兵，亦有行伍出身者，如吴学剑、鲁涤平、蔡钜猷、陈嘉祐、谢国光辈是。省宪实行以来，新派军官因程度较高，遂渐成湖南军政之重心。 

……………… 

谭公如不图利用旧派为政治资本，则新旧冲突可以避免。谭公如先拉拢新派军官，战争亦不致发生。……萁豆相煎，兄弟阋墙，余心中之愧恨，实无以言喻，固不独对谭公一人而已。 

谭公记忆力极强，掌故熟悉，对古今名人名、讳、别号均过目不忘。除勤习书法外，别无嗜好。惟于政治极感兴趣。余每谓谭公为极适合之行政长官人才，盖别无旁惊，专心一志于政治。担任总统幕僚长，尤为一等脚色，当任广东大元帅之秘书长，卓著功效，其后遂任国府主席。下笔既敏捷，又长于周旋应对，且精力过人，能同时会客、批公文、听电话，八方应付，面面俱到。 

谭公之性格极圆融冲和，待人亲切而周到。余曾隶蔡（锷）公，蔡公亦敏达，且勤奋细密；但对人绝不敷衍，作事最重计划步骤。 

谭公之克己功夫，极难能可贵。三十余岁丧偶后即未续娶，有人介绍续弦，谭公辄笑却之。任湖南都督时，所着之布鞋，系太夫人手制，其俭朴类此。 

谭公待余甚厚，示能报答于万一，为终身憾事，亦因谭公信任余太深，致招人忌。余对谭公忠心耿耿，即有毁余于公者，余意公决不之信，后张子武（其锽）先生特来告余，谓谭公颇为人言所动，余初亦坚谓不致有此，其后征之其他事实，亦觉可信，始悔当时未能请子武先生赴沪晤迎谭公，是一遗恨。因子武为谭公与余最信佩之人，且其智慧甚高，必有方法达成之也。 

余上谭公书数十通，可以证明余当时之真意（该项函件为张礼文先生所得，并由张君剑芬持以赠我）。至于谭公赐我之书札应在百通以上，因在湖南军事期间，尽行失去，至可惋惜。……” 

政治人物常有一时恩怨和利害影响友情，可是，事过境迁，当时是非已成空，追想交谊，已难补效，谭赵的离合悲欢正是一桩很好的例证。 

谢选骏指出：人说“湘军自纵驱逐张敬尧，南北战争忽然变成北与北战，南与南战的大混乱之局。”——我看这显然还是属于“现代南北朝”的早期阶段。

【一八二、孙中山在桂林主持北伐】

桂系退出广东时，赵恒惕出任了调人，劝陆荣廷宣布广西自治，并愿劝陈炯明勿攻广西，主张两广因“志同道合”而永息争端。10年3月13日陈炯明通电赞成赵的意见，并保证“两广一家，不生兵戎”。3月19日陈又以督军名义（这时西南各省都改督军为总司令）致电广西督军谭浩明，表示愿与桂军“各守边防，毋相侵犯”。 

陈炯明向桂系军阀表示友好态度时，正是孙中山主张讨伐“桂贼”的时候。当孙看到陈炯明那些“友好”电报时，大为光火，气得摔了一个茶杯，打算不理陈炯明，派遣唐继尧为“援桂军总司令”，以滇军为骨干，由滇黔进攻广西，自己则亲率一部分效忠的粤军进攻梧州，和滇军会师桂林。 

桂系本身也有极大的矛盾，以前桂系占有广东时，广西内部相安无事。因为桂系的能干人物都向外发展，各有局面，各有千秋。现在大家都退回广西，一个贫瘠而落后的家乡，怎容纳得下这么多大脚色。于是问题丛生了：军饷是第一个问题，防区是第二个问题，权力是第三个问题，也是最大的问题。因为权力问题解决，其他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在桂系中，陆荣廷是顶尖人物，陈炳焜、莫荣新、谭浩明都做过督军，沈鸿英也有做督军的野心，现在一山藏了这么多只大老虎，如何安排呢？ 

形势上的需要，桂系分成了两派，一派是武鸣派，以陆荣廷为首；一派是柳州派，以陈炳焜为首。两派表示在这大变局中合则存，分则亡，合的途径是武鸣派愿意帮助柳州派向外发展。一方面向北京政府保荐陈炳焜为广西护军使；一方面集中1．5万人在梧州，准备反攻广东，打下广东后即将广东地盘让给他们。 

这当然是如意算盘，老实说如果能反攻广东，当时桂系也不会退出广东了。陆荣廷这时的打算是和以前失去广州的龙济光一样，想依赖北京方面的援助，催促北洋派三路出兵“援粤”。这三路是：陈光远从江西出兵，李厚基从福建出兵，另派海军南下。 

这时代最有趣的名词便是“援×”，如广东方面要讨伐广西，就组织援桂军，广西方面要进攻广东，也组织援粤军，这里的“援”字就是“侵”字的意义。 

桂系除了催促北京三路援粤而外，还要求接济军饷。在北京方面，三路出兵简直办不到，只好支援一批军火，让桂军有充足的械弹以重整旗鼓。不幸的是当这批军火由日本货轮小山丸装运出口时，船还没有开出上海的吴淞港，就被卢永祥、何丰林等予以扣留。 

原来皖系这时是暗中和广州军政府有连系的，这就是一次合作的具体行动。 

陈炳焜得到陆荣廷的鼓励后，便积极筹备反攻广东，把兵力在梧州集中，这种行动，对陈炯明起了刺激，陈炯明本希望粤桂和平共存，相安无事，现在则是“我不犯人，人竟犯我”。不过他却幻想和陈炳焜成立“粤桂息争条约”。怎知陈炳焜却在梧州宣布为军事戒严区，这很显明地是为了侵粤，因此陈炯明也把西江自肇庆以上宣布为军事戒严区。 

不过陈炯明依然对桂系存有幻想，希望陆荣廷会支持他的“粤桂和平共存”主张，可是陆荣廷却宣称：“陈竞存（陈炯明）哪一天把孙文驱逐出粤，我就哪一天和他弃怨修好。” 

现在，桂系中最有实力的是沈鸿英，他有42营兵力，他是广西雒容县（今广西鹿寨县境内）人，和莫荣新是亲家，属于柳州派，与武鸣派的马济积不相容，马济是武鸣派的健将，是莫荣新的义子。 

陈炯明既不愿意对广西用兵，于是派翁式亮为密使，到广西平乐去见沈鸿英，劝沈驱逐陆荣廷，攫取广西军政大权，宣布广西自治，愿以军费、军火相助。沈鸿英果然被说动，于是答应了陈炯明的条件。 

到了6月上旬，曾被粤军收编的桂军残部又在高雷钦廉地区倒戈反粤，接着遂溪、廉江也有民军揭竿而起，沈鸿英又受陆荣廷的拉拢，认为广东有隙可乘，应该向广东发展。6月13日沈鸿英派兵由贺县侵入连山、连县、阳山。北江防军李烈钧旧属赖世璜、李明扬等部都败退到韶关来。当北江败讯陆续传到广州时，陈炯明采取了紧急行动，派第一师师长邓铿为北江总指挥，率军抵抗沈军，并调回第二师师长洪兆麟部保卫广州。 

粤桂战火重燃，于是陈炯明乃根据湘粤联防条约，请求湘军出兵进攻桂林，捣袭桂军的后路。陆荣廷也根据多年来湘桂同盟的关系，派林虎到湖南，请求湘军出兵北江，助以一臂之力。这使到尚未恢复元气的赵恒惕为之左右两难，他不希望西南方面兵戎相见，再启战端。于是他发起邀请四川、湖南、云南、贵州四省共同调停粤桂战争，并请广西宣布自治，与西南各省采取一致的态度。 

赵恒惕的建议只获得四川的刘湘表示同意，而云南和贵州都没有答复，原来云南的顾品珍因为唐继尧部下胡若愚、李友勋两旅已由迤南开入广西边境，为了共同对付唐继尧，他曾和陆荣廷建立了秘密同盟。贵州卢焘则因为陆荣廷收容了贵州“逃将”王华裔，已派黔军谷正伦、胡瑛两旅开入黔桂边境，与陆荣廷处于敌对地位。因此赵恒惕的四省联合调停粤桂战争的计划遂不能实现。 

王华裔是在刘显世失败后逃去湘西，又被假道湘西的滇军赶走，逃入了广西北部。 

陈炯明再度被迫作战，他在粤闽边区驻防时，孙中山一再要他率军回粤，他不答应。直到广东的桂系要出兵打他，他才下了决心回粤驱逐桂系。现在他无意攻桂，孙中山怎样敦促他，他总是推三阻四。直到桂军要进攻广东，才迫他顺从孙的意旨，决心讨伐桂系。 

6月18日孙中山下令对广西总攻击。6月20日陈炯明出发到肇庆，26日孙发表命令，派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同一天，陈炳焜部将刘震寰响应粤军，宣布独立，这一来使得陈炳焜、莫荣新、韦荣昌等无所措手，匆匆忙忙地逃往浔州，粤军遂不战而克梧州。孙发表刘震寰为桂军第一师师长。 

陆荣廷并不重视梧州的陷落，他叫沈鸿英进攻莫德、三水，又叫林俊廷等迅速由高雷一带北进。这是双管齐下的军事计划，不但可以直接威胁广州，而且可以截断梧州粤军的后路。可是沈鸿英看见形势不利，就不肯接受陆的命令，他暗中请赵恒惕转达陈炯明，愿意宣布自治，履行以前的条约。陈炯明这时不敢相信他了，粤军马不停蹄地向广西深入。北江粤军一路由信都、贺县包抄沈军的后路。一路由英德、韶关向西进攻。从7月3日到8日，信都、阳山、连县、连山都被粤军收复。9日退往贺富山的沈军将领黄自高、沈荣光等联合推举沈鸿英为“救桂军总司令”，宣布广西自治，脱离陆荣廷的关系，与广东采取一致态度。 

7月1日孙中山正式下令讨伐陆荣廷，16日粤军乘胜溯西江而上，克复浔州，且以破竹之势占领藤县、容县、北流、平南、贵县。 

这时候，桂北和桂西都起了变化：黔军谷正伦、胡瑛两旅沿盆江南下，唐继尧旧部胡若愚、李友勋两旅由迤南开进，李烈钧所属朱培德、杨益谦两旅由湘西开到，都集中在桂西北一带。为了统一指挥，唐继尧、卢焘把他们的部队拨归李烈钧指挥，因此李烈钧号称为“滇黔赣讨陆联军总司令”，准备向桂林柳州两面进攻。 

6月27日粤军师长邓铿、魏邦平联名电请湖南出兵桂林，陈炯明也直接电请赵恒惕出兵。7月5日赵派谢国光为援桂军总指挥，赵主张广西问题和平解决，因此他电请陆荣廷自动让出桂林，由湘军进驻，湘军对桂军不采取敌对行动。陆荣廷在四面受敌的情势下，勉强地接受了赵的主张，于是湘军谢国光和罗先闿两旅遂“和平占领桂林”。 

桂军在大势已去的情况下，将领们均纷纷通电和陆荣廷脱离关系。 

沈鸿英军宣布自治后，各地桂军纷纷响应，7月12日桂军旅长贲克昭在柳州自称柳庆救桂军总司令。14日桂军统领秦步衢逐走了陈炳焜和桂林镇守使李祥禄。自称桂林救桂军总司令。韦荣昌、刘达庆、韩采凤在贵县陷落后，也都宣言“自治”。 

陆荣廷于7月16日通电下野，距孙中山下令讨伐正好半个月。他下野后把政权交与沈鸿英，并令龙州镇守使黄培桂移驻南宁，代理督军、省长两职，他自己偕同谭浩明由南宁逃往龙州。 

北路粤军认为沈鸿英的宣布自治是诈降，是拖刀之计，因为沈军宣言与陆荣廷脱离关系，要求粤军勿前进，而陆则把一切力量移交给沈，所以不接受沈的要求，继续进攻。7月24日沈军退出贺县、富川。而这个时候，正是湘军开进桂林。同时滇军李烈钧亦奉孙中山命将滇军、黔军、赣军统一指挥。滇军杨益谦、朱培德，黔军谷正伦，赣军彭程万各部分途出击，唐继尧所部的滇军先遣司令官胡若愚率部由湖南洪江经三江口直捣桂林、柳州，并以滇军旅长李友勋部由贵州经独山，进攻广西庆远。桂军韦荣昌、林俊廷、刘达庆、刘炯宇、李祥禄等都退到柳州。 

8月3日湘军由桂林撤走，沈军接收桂林。胡若愚会同粤军第二军旅长吴忠信及赣军彭程万等部围攻桂军。胡若愚奋不顾身，勇往直前，所部前仆后继，以寡胜众，终于击溃了沈军。 

8月13日胡若愚攻克桂林，沈鸿英退守永福。 

另股滇军李友勋改道直逼柳州。柳州桂军表示愿意停止战斗，接受改编，并向南宁退走。陈炯明派桂军的韦荣昌、黄培桂负责改编桂军事宜。8月5日韦荣昌等迎接粤军和平开进南宁，可是陆荣廷还在龙州纠集残兵败将准备作困兽斗，幻想北方直系会派兵由湖南南下援助他。 

8月11日孙中山派马君武为广西省长，派陈炯明为广西善后督办。 

9月30日粤军攻克了桂军的最后据点龙州，首先入城的是魏邦平部，桂军残余部队非降即溃，陆荣廷只身逃往安南，广西全省遂告底定。 

讨桂各军一部分撤返广州，准备北伐，孙中山特召集粤军将领、内河舰队及飞机队管带训话，慰勉有加。孙说：“此次粤军进攻广西，不到一月就把桂系荡平，乃将士用命所致。现在两湖已发生战争，当出兵北伐，统一中国，北伐之举势在必行，偏安一隅，只能苟全，而非久安，希望将士用命，戮力北伐。” 

10月8日孙中山向广州国会提出北伐案，获得通过。18日在广州举行北伐誓师典礼。 

孙中山以粤军及滇军联合力量讨平广西后，便决定由桂林取道湘省北伐，偕胡汉民、许崇智等离广州，沿西江入广西。在广西沿途巡视，经三水至梧州。在梧州时曾向国民党员演讲，孙说： 

“梧州的革命党部甫告成立，今天各位出席成立大会，人数虽只是二百人之谱，可是革命不在人多，如果要使广西永远成为革命党的基地，机关枪、过山炮都不可能，唯有革命主义才是力量的源泉。我们必需要把革命真理传播出去，这个责任就在各位身上。如果我们成功了，中华民国就会得救，就会富强。如果我们失败，将来陆、谭、马、莫诸强盗就会卷土重来，广西数百万人民又将沦为奴隶了。” 

这时候陈炯明率部驻防南宁，他仍反对北伐。孙中山曾电促陈出兵，陈置之不理，且屯兵不进，扬言至少半年内是休养整训的时候。孙无奈，只好移樽就教，在赴桂林之前，亲往南宁防陈，向其劝告，孙说：“你应该支持我北伐。从利害观点论，我北伐后，如果成功，中国统一，我当然不会再回广东来。如果不幸而失败，我又有何颜回到两广。所以我北伐后，两广一切全权由你主持，不过请你不要阻止我北伐，并且请切实接济饷械。”陈口头唯唯，心中并不谓然。不久奉孙中山命回广州筹备北伐饷糈，可是他私心重于一切，回粤后积极推行把持两广的阴谋，先把广东省的财权切实掌握，同时和省议会密切连系，进行起草省宪，而对北伐态度非常冷淡。 

孙中山在南宁时曾对群众大会演讲“广西善后方针”： 

“我是第一次到广西，所以也是第一次到南宁，……大家都知道广西是个贫瘠的省份，可是这次溯江西上，所见两岸都是肥沃的平原，甚至山林丘壑也都苍蔚，因此我发见所谓的贫瘠，并不是真的贫瘠，而只是人事未到而已。” 

于是孙中山就开发利源建设地方，兴借外债，修筑铁路，开矿山，树农场，建工厂等项大为发挥，使听众耳目一新，认为是闻所未闻。 

孙中山然后从南宁折返梧州，再由梧州沿漓江过昭平，沿途系乘帆船溯江而上，从昭平至阳朔，路更险峻，梧州阳朔间虽然才450里，可是就走了16天。孙在阳朔发表演说： 

“阳朔是块好地方，万山环绕，遍地膏腴。无知识人的以为这是土瘠民贫，可是却不知道奇峰耸峙的高山，都是石灰岩层的蓄积，可以烧石灰，可以制水门汀。所以别人认为阳朔是不毛之地，我则认为阳朔遍地都是黄金，所以我们应该拟定一套计划，把蕴藏在石灰岩层中的煤、铁、金、银、铅、水银诸矿，大量开发出来。” 

孙中山在阳朔没有停留，即由阳朔赴桂林。 

孙中山为了北伐，积极整理军队，组织大本营。当时在桂林的部队有粤军第二军许崇智部、福军李福林部，同时委派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李烈钧为大本营参谋长、胡汉民为文官长。 

12月4日上午5时，孙中山偕许崇智、胡汉民等由拓本圩登陆，11点55分抵将军桥（距桂林城五里许）。桂林各机关团体各界人士均鹄立道旁欢迎。抵欢迎场时，典礼队的炮队在郭家山对面鸣放礼炮101响，孙入欢迎亭，欢迎人士脱帽举旗致敬，并欢呼：“新广西万岁！”“中华民国万岁！”“中华民国大总统万岁！”还高唱一首欢迎歌。 

12月7日桂林军、政、学76个团体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欢迎孙中山，孙发表专题演讲，讲题是“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孙说： 

“本大总统这次誓师北伐，经过桂林，借这个机会能够和诸君见面，可算是一段大因缘。诸君今天来欢迎本大总统。本大总统更希望诸君来欢迎民国的主义，革命的道理。那就是革命党主张的三民主义。本大总统是主张三民主义的发起人，三民主义如果能够实行，民国才可以建设得好。” 

接着孙便就三民主义的内容、价值详为缕析。 

12月9日桂林的学界举行欢迎大会，孙中山莅会演讲 

“知难行易”，反复发挥“知之维艰，行之非艰”的道理。 

10日下午1时，粤、滇、赣三军全体军官1000余人在总统行辕开会欢迎孙中山，各界绅民凭入场券列席。中山莅场，由赣军总司令彭程万宣布开会，赣军参谋长宣读颂词，孙登台讲述“军人精神教育”历时一时半。李烈钧、胡汉民、许崇智及前四川总司令吕超相继演说。 

孙中山命令广西省长马君武注意地方治安、整饬吏治、肃清土匪、约束士兵。 

13日电云南总司令顾品珍嘉慰。 

10年12月15日，孙在桂林发出通电，宣布徐世昌卖国，电云： 

“山东问题，徐世昌久欲与日本直接交涉，只因国民监视綦严，不敢肆行己意。今竟借华盛顿会议，派遣代表赴美，以英美两国劝告为词，悍然与日本直接交涉，而无所忌惮，实属罪不容诛！本大总统以救国讨贼为己任，除竭力主张无条件收回山东一切权利，废除廿一条款外，特宣布徐世昌及其党羽卖国奸谋。凡我国民，其共起诛之。” 

蒋中正于12月22日应孙中山召赴桂林，先抵广州，即在旅馆及舟车中草拟北伐作战计划书。 

就在蒋抵穗时，北方一位传奇人物徐树铮也到了广州，小徐的南下，表示皖系要和国民党合作打倒直系。当小徐抵穗后，孙中山即自桂电令廖仲恺、汪兆铭和蒋中正为代表，与小徐密商联合打击直系的军事计划，电云： 

“兹请两兄及介石为我代表，与切商军事之进行。现我军决于旧历年后用兵，希望皖系策应，使直系更无归路。自来战略因于政略，吾人政略既同，斯为南北一致，以定中国，其庶几也。” 

23日电广州总统府秘书长谢持，转促蒋即偕戴传贤来桂林。 

蒋遂于11年1月3日离广州，经三水、梧州、昭平、阳朔会同吴忠信，于18日抵达桂林。30日蒋约文官长胡汉民赴大本营谒见孙中山，商决出师北伐的日期，并决定将大本营移设韶州。 

2月3日孙中山以大总统名义下令北伐，命李烈钧攻江西，许崇智出湖南。12日张作霖派代表李绍林到桂林晋谒孙，商讨合作计划，以便南北夹击曹、吴。20日段祺瑞亦派代表周善培到广东。 

这就是后人所谓孙、段、张三角联盟的开始。 

谢选骏指出：孙中山在哪里主持北伐都不能成功，只有等他死了，北伐才可能成功——这是为什么？可能和他“不务实”的盟主性格有关。

【一八三、孙中山北伐的阻碍】

孙中山派遣粤军击溃桂系，占领广西后，即拟从广西整顿师旅进行北伐。因为非常政府在陈炯明势力范围内，陈炯明不但没有革命抱负，同时处处掣肘，因此孙决定自己率兵北伐，不再回广州做有名无实的总统。遂命令李烈钧所属的滇黔赣联军和许崇智所属的粤军一齐集中桂林，准备取道湖南北伐。这时陈炯明率粤军在南宁，孙还在广州，所以孙便打电报请陈回粤，讨论北伐问题，陈托辞不肯回到广州，并且打电报给孙，反对北伐。他的理由是：“北伐将促使直奉两系军阀由分裂而重趋团结，联合以对抗南方。同时北伐一开始，可能引起南方的分裂，因为西南各省都表示要保境息民，所以现在如果坚持北伐，首先遭遇阻碍的，不是北方敌人，而是南方友军。因此不如等待直奉两系战争爆发，再行出动。” 

陈炯明的意见，表面看来不无理由，实则完全不愿意孙中山把粤军调走以减少自己的实力。而且这时他已暗中和吴佩孚有了来往。所以他曾派兵解散了孙所设的招兵机关，调他的亲信魏邦平率部开往梧州监视北伐军。并通电响应卢永祥主张召开各省联席会议。陈炯明这些举动，使国民党同志大为忿恨，国会议员凌钺在议会中指斥陈为“倡乱首魁”，美洲华侨国民党支部骂陈“狂妄乖谬，目无元首，反复叵测，怙恶不悛。”电请下令讨伐。 

孙中山肯定陈炯明是革命的障碍，借口出巡广西，派外交总长伍廷芳代行总统职务。10年10月15日乘宝璧舰出发，17日抵梧州。孙中山驻节梧州，下令编北伐军为三个军，李烈钧为第一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长。同时电召陈炯明到梧州来讨论北伐问题，拟抽调粤军40营加入北伐，北伐军的军火军费应由广东供应。陈炯明不理会孙的召唤。 

25日孙中山由梧州赴南宁，移樽就教，会晤陈炯明。孙告诉陈炯明，自己率军北伐，两广都交给陈，北伐而胜当然不会再回两广，不幸而败，也无面目回到两广，因此陈炯明没有理由反对北伐。可是陈炯明毫无明确表示。29日孙重回梧州。 

11月5日，陈炯明由南宁返粤，路过梧州，曾谒孙中山，可是对北伐问题仍无具体答复，使孙在北伐问题上完全得不到陈炯明的支持。 

陈炯明和吴佩孚勾结的消息，在10年10月便喧腾南北，上海的外文报纸和路透社均有此报道，陈于10月23日通电辩诬，宣称纯属谣言，请勿采信。 

据陈炯明叛国史所记，陈吴勾结经过如下： 

“陈氏实以联络吴佩孚之结果而降北，亦以降北妄念之冲动，遂以正式政府（指南方护法政府）之陆军总长，而先投降于吴佩孚。然其作用如何？则以歆羡总统地位之一念差耳。先是吴佩孚欲以全力对付奉天，又惧正式政府出师讨伐，乃由鄂督萧耀南，荐湖北人黄申芗为到西南卖蜡丸之哈米蚩。……黄至汕，闻马育航尚在汕头，遂往谒之。……黄知马为陈炯明心腹，遂用水磨工夫日论国政，并谓彼观天下士，只陈、吴为奇杰，如吴、陈携手，统一中国如举棋耳。……马既受黄惑，因为誉扬于炯明，且介绍其与谈，黄尽出其所能，以摇动陈心。陈氏素不甘居人下，自粤军回粤以来，对于孙公，早已露其剑拔弩张之态度。今黄乘隙说之，陈为动。故北伐军出驻桂林以后之种种牵掣，半出于吴佩孚代表黄申芗之计划，陈氏但奉命唯谨耳。吴佩孚见陈氏已堪为用，陈氏又派马育航、陈觉民等到洛，议订条件。吴佩孚遂担任逐徐世昌，陈则担任逐孙总统。……马闻言遂由保定急电报诸陈、叶。而吴虑陈尚犹豫，乃再派包兰支来粤，携函谒陈，谓解决中国时局，唯有南陈、北吴携手，则诸事可迎刃而解。并有吴为总统，陈为副总统之期许。……” 

这段政治秘密，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吴佩孚在战胜皖系后一心要对付奉系，又怕孙中山北伐，联络陈炯明以牵制北伐军，减轻腹背受敌、两面作战之势，自然是极好的策略。陈炯明既然有背叛孙中山之心，也需要连络北方的力量，吴、陈携手自在意料之中。 

孙中山要对付曹、吴，也需要联络北方，所以有所谓孙、段、张三角联盟的酝酿。 

张作霖在直奉战争以前，曾派李梦庚到广东接洽共同出兵讨伐直系。皖系也派徐树铮到桂林，计划北方奉皖两系与孙中山的北伐军三路出兵围讨直系。 

11年3月上甸，孙中山派伍朝枢到奉天“报聘”，受到张作霖热烈地欢迎。奉张表示三角联盟成立，共同推倒直系，召开南北统一会议，恢复旧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统，段祺瑞为副总统。原来在2月13日，困居北京城内的段祺瑞，在四个日本人保护下，化装乘汽车由北京逃出，经过通州时，得到当地奉军的照料，当天到达了天津。这时是直奉战争爆发前夕。孙中山任命朱培德为北伐滇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李烈钧为大本营参谋长，胡汉民为文官长，决定与奉系同时出兵讨伐徐世昌、曹锟、吴佩孚。 

就在这个时候，广州发生了一件政治谋杀案，粤军参谋长邓铿被刺。 

邓铿字仲元，广东惠阳人，追随孙中山很久，是孙身边一位得力的军事人才。民元广东光复，邓任都督府陆军司长。二次革命失败后，参加中华革命党，由孙中山委为中华革命军广东总司令。孙中山在广州组府时，邓铿疏导陈炯明和国民党之间隔阂不遗余力。孙中山出师广西，粤军许崇智部随行，邓铿一面主持粤军军事，策划弹械饷糈之接济；同时以留穗临督陈炯明自任。陈炯明的亲信有犯法的，常受邓铿的呵斥，陈的左右对邓铿积怨甚深。认为邓铿是粤军中的孙中山亲信，视如眼中之钉。 

孙中山出师时，邓铿特拨自辖之一团为孙的警卫团，以邓的副官长陈可钰统率。用以保护孙的安全。北伐军军饷，就是邓铿一力筹措的。 

3月中旬，孙中山的代表伍朝枢和段祺瑞的密使周善培从北方到了香港，邓铿和谢持由广州专程赴香港迎迓。这次行踪除了粤军总司令部重要人物知道外，并无外人知悉。邓启程时，陈炯明曾亲自送到楼梯，表现得非常客气，其客气的程度，简直是以前所没有的。 

3月21日邓由港返粤，在广九铁路大沙头车站下车，在车站外突遭暴徒狙击，连中数弹，弹贯胃部，流血倒地，随行人员急扶邓上车，径驰粤军总司令部。军医赶来施行急救，邓喘着气对其左右说：“我知道参谋长地位危险，可是我觉得自己人何必杀自己人？”有人问邓知不知道凶手为谁？邓叹气说：“我认得，可是真料不到他杀我”。于是大家追问凶手姓名，邓则摇头不答。由于伤势沉重，乃由总部转送至韬美医院诊治。邓铿自己感到伤重，不可能好转，不过他很泰然，对家人说：“我的才学不如朱执信，执信已先我而死。身为革命党人，为国家牺牲，也是值得的。天下不容好人，付之叹息而已。” 

3月23日午前5时，这位孙中山倚重的革命军人终告不治逝世。死时才38岁，英年有为，不幸死于国事，令人万分哀痛。 

邓案发生后，政务厅长古应芬怀疑凶徒匿居香港，派夏重民赴港密缉，获知主谋者为陈炯明族弟陈远生嗾使黄某收买凶手谋刺，曾密报香港政府。 

邓铿殉难消息传至桂林，胡汉民、许崇智、蒋中正均伤悼恸哭，孙中山尤为悲怆，电陈炯明云“仲元遽以创死，伤哉！平日忠于国事，勇于奋斗，前途之望，正复无量！壮年遽殒，不止粤中惜此人才也。”廖仲恺致蒋中正函云：“仲元遽遭惨害，吾党健者又弱一个，吾侪与仲元相处逾十年，道义之交海内有几？追怀良友，辄复怆然出涕。渠生前至爱赣园，临终亦以执信为念。赣园适与执信墓相对，故拟卜葬于此，已电园主协和（李烈钧）借地矣。” 

邓铿被刺后五日，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的大本营内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当前动向，咸认为后方没有可依靠的支援和接济，是无法向前推进作战的。因此是否北伐？必须先问明陈炯明的态度。正如诸葛武侯北伐之前，需先平定南蛮。于是在会议中决定，北伐军以一部潜师先到梧州，再由西江回到广州；另一部潜师先到韶关，再由北江压迫广州。 

桂林的决定最重要是机密，可是这道密令发出后，北伐军先遣司令谢文炳（许崇智的旅长）已经进抵全州，接到这道密令后，即转报陈炯明，陈得到谢文炳的报告，立即采取行动，秘密调回驻扎浔州以上的叶举、杨坤如等所属粤军五十余营，悉数开回梧州。并令驻广州的粤军第一、第二两师加强戒备。准备用武力阻止北伐军回穗。同时电询胡汉民，问孙中山是否班师？胡答以当前情势欲进不能，只好作归计。 

4月9日，孙中山偕同许崇智、朱培德等离开桂林，行抵濛江即遇到陈炯明的部队在该地布防。孙下令这些布防军队不得阻止北伐军，否则武力对待。 

4月16日孙中山抵梧州，即召集军事会议，孙说：“在桂林时我们没有后方，现在到梧州来也没有后方。我们只有以广州为后方，从韶关出师。”与会人士一致赞成，孙乃决定先返广州解决陈炯明以安定后方。这时陈少白、曹亚伯均自广州来梧州，为陈缓颊。孙很生气说：“他总不能阻止我革命！” 

孙中山在梧州和肇庆两次电召陈炯明来商讨一切，陈均不肯应召，乃决定免除陈的陆军部长、内政部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各职。胡汉民认为如果操之过急，恐生变动，不必太严厉处罚。黄大伟、魏邦平亦劝孙息怒，于是乃派汪兆铭见陈转达孙的意旨：（一）省长、总司令让出一职。（二）北伐军需换新枪。（三）北伐军军费须于六个月内筹齐。另一方面孙令蒋中正进兵肇庆。 

这时陈炯明在广州的兵力单薄，所属叶举等部尚在南宁，所以不敢明白反对孙中山。乃电请辞去内务总长、陆军总长、广东总司令、广东省长各职。 

4月21日孙中山下令免除陈炯明内务总长、广东总司 

令、广东省长各职，令其专任陆军总长，广东总司令一职即行裁撤，广东陆海军均改归大元帅直辖，并任命伍廷芳为广东省长，魏邦平为卫戍总司令。 

魏邦平原是亲陈炯明的，现在则转变到孙中山一方。他的部队已有三师调回广州，因此孙任命魏为卫戍司令。他是有力量可以控制局势的。 

陈炯明在广州接到孙中山调职命令后，乃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广西的陈炯明嫡系军队未能及时赶回，第二师师长洪兆麟请假在上海未归，而魏邦平的态度又已转变，同时拥护孙中山的广东军队李福林部福字军由韶关向南开进，许崇智部第二军由肇庆向东开进，广州无力可守，因此他宣布“遵令卸职”，4月21日离开广州，回到故乡惠州。同时命令其嫡系部队退出广州，布防于石龙、虎门一带。一面电令叶举等放弃广西，率兵回粤，准备叛变。 

21日许崇智的第二军由肇庆乘轮在广三路终点河口登陆，20日转乘火车赶到广州。孙中山也由三水抵达广州。 

这时，陈系的军队一二两师还有留在广州未走，而在西江上游的陈军实力也很雄厚。当时第二军参谋长蒋中正主张北伐军宜缓出发，先清内患，再图中原，立即进攻石龙和惠州以消灭陈部，然后回师扫荡叶举所部。孙中山宽大为怀，以陈氏叛迹未彰，又追随多年，不欲绝其自新之路，乃派伍朝枢前往惠州迎接陈炯明回省，共商北伐大计，并亲自电陈，劝其以陆军总长名义率军北伐。陈炯明回电的语气很恭顺，但也显露不肯服从命令，有“放刀成佛，卖剑买牛”句。 

4月28日，孙中山在广州命温树德、陈策等收编在粤北洋舰队全部，将其完全改组，另派专人主持。陈炯明部对海军重炮的火力有所顾忌，不敢抵抗。孙见陈炯明无叛乱事实，遂仍加以延用。令陈以陆军总长名义接收广东总司令职权，指定肇、阳、罗、高、雷、钦、廉及梧州等地为陈军防地，派叶举为粤桂边防督办名义统率之。广州由第三师驻防。并派古应芬等到惠州迎接陈炯明回省接收总部职权。陈有电向孙请假，对陆军总长一职不再推辞。 

在这种新形势下，孙中山令北伐军集中韶关、南雄、仁化。改道江西北伐。北伐诸军绕道不经广州，自三水转舟，直溯北江而上，经清远而至韶关。所有北伐大军自接到命令后，不及两个星期就全部在韶关集中。 

4月28日北方直奉战争爆发。对南方来说，这是一个好机会，如果北伐就可以收渔人之利。 

5月4日孙中山偕同胡汉明、许崇智等由广州前往韶关，并颁下北伐总攻击令。8日北伐军在南雄与赣南镇守使岳兆麟部开始接触，就在这时接到奉军战败的消息。 

孙中山在韶关誓师北伐后，北伐军的编组是：李烈钧负责中路，许崇智担任右翼，黄大伟担任左翼。从5月中旬到5月下旬，北伐军以破竹之势先后占领南安、新城、崇义、信丰、虔南、龙南等县。 

5月7日孙中山任命于右任为讨贼军西北第一路总司令，陈树藩为第二路总司令。 

就在孙中山专心北伐之时，陈炯明竟不顾大局，乘机叛变。 

原来北伐军大有进展之时，广州却落入陈家军（当时孙中山如此称呼陈炯明嫡系军队）手中，陈的亲信叶举等不听命令，于5月8日率军回抵肇庆。10日孙电令广州卫戍司令魏邦平，非有大本营命令各军不得开进广州，然而“陈家军”对孙这道命令却置之不理。5月18日“陈家军”涌入广州，提出了“清君侧”，“除宵小”等口号，其对象是指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20日叶举等公开联名致电孙中山，要求复任陈炯明为广东总司令，魏邦平也在电报中列名。当时叶举部有陈军50余营，魏邦平兵力不能相抗，又是陈的旧部，只好附名了。 

叶举等通电发出后，当时留穗的国民党员汪兆铭、马君武等乃先行驰赴惠州征求陈炯明的意见。陈对汪、马两人表示：“我为了党谊和人格起见，绝对不会反对中山先生，对于部下行动亦必负完全责任，倘有不听命令而反对中山先生者，我只有自杀以谢国人。” 

汪、马由惠州回到广州，陈部的杨坤如派兵企图占据兵工厂，马君武乃赴白云山叶举总部访叶，吁请叶派兵制止，叶允下令维持，并且对马说：“总统是我们的父亲，我们做儿子的当然服从父亲，现在总统要我们率兵回防，我们两三日内一定遵令回防。” 

孙中山在韶关闻知陈部种种极为愤慨。蒋中正这时在上海，5月25日曾电胡汉民、廖仲恺、许崇智等：愤陈党盘据广州，逆命作乱，力主先定粤局，巩固后方后再图北伐。 

陈部既屯集广州附近，因之人心皇皇，广州一夕数惊，叶举部按日向财政部滋闹索饷，财政部长廖仲恺因请孙中山暂时返穗镇慑，胡汉民则加劝阻，认为返穗有三害：一为回省定受包围；二如受包围消息必然中断；三如陈炯明抗命，前途不堪设想。 

可是孙中山因收到汪兆铭、马君武的报告，不疑陈竟敢叛变，认为自己返穗既可镇慑，又可使北伐将士认为后方无变故，可以安心北伐。乃命胡汉民留守韶关大本营，遂于6月1日自率卫士返回广州。 

在孙中山由韶关回广州之前，5月27日下令“陈炯明以陆军总长办理两广军务，所有两广军队悉归节制调遣”。陈炯明接到这道命令后不置可否，但有电报回答说：已饬叶举等回防，并以人格生命担保叶举必不发生轨外行动。 

孙中山回到广州后，获悉“陈家军”在广州滋意胡为，派捐筹饷，明抢暗劫，极为震怒，打算召集叶举等当面谈话，解决军饷和移防问题。但是叶举不敢见孙，先一天离开广州到石龙去了，孙怒上加怒，曾密令海防司令陈策开炮轰击“陈家军”，又被左右劝阻作罢。 

6月12日孙中山召集广州各报记者举行谈话会，表示对“陈家军”的态度，孙说： 

“我北伐的目的，在于打破北方武人的专制，不料广东军人武武相护，反对北伐。陈竞存（炯明）本人出身秀才，他反对北伐可能是由于政见不同，他的部下反对北伐，却是为了拥护武力。我出兵八月没有获得进展，问题在于武人专制，在后方掣我的肘。我改道江西北伐，是由于湘赵（指赵恒惕）表示服从，成为我们的友军，所以取道湖南，我们必须走到岳州才能遇见敌人，出兵江西，则走出广东一步就可以遇到敌人。不料陈竟疑心改道是为了要对付他们。我由广西回到广州后，北伐军乘车向北江出发，陈竟存才知道我并无不利于他的企图。但是陈家军由南宁开回，在浔州举行秘密会议，歃血为盟，他们一定要恢复陈总司令的职权，否则誓不罢休。他们经过肇庆、三水、河口开到广州，其兵力共有六十营，这时，北伐军义愤填膺地请求我回师平乱，我劝他们按照原定计划继续北伐，后方问题由我负责处理。我回到广州已有十多天，而陈竞存和他和部下没有一个人前来见我，却用兵力威胁，向我索讨军饷。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不应当罢免他们的总司令。各位都知道，废督裁兵是我回到广东定下的大政方针，总司令是变相的督军，陈竞存没有反对裁撤总司令的任何理由，何况总统有用人行政之权，任何人都不应反对。我今天委曲求全，派陈竞存以陆军总长兼办两广军务，算是仁至义尽。而陈系军人却继续张牙舞爪，我回广州如果自己没有把握，决不会投入陈系六十营军队的大包围中。我为了保全广州秩序，今天特请舆论界来讲讲道理，希望你们在十天内将陈系军人不法行为尽量揭露，告诫他们全部移驻广州城外三十里，听候宽大处置，否则我一定顺从民意，加以驱逐。有人叫我孙大炮，我以前用炮打过莫荣新，今天将以同样的大炮去打这些不听命令，目无法纪的陈家将！” 

谢选骏指出：人说“陈炯明（1878年1月13日—1933年9月22日），字竞存，绰号阿烟，广东海丰人，曾任粤军总司令、广东省省长、中华民国陆军部陆军总长兼内务部内务总长和中国致公党首任总理。 他主政广东期间曾推动广东建设，设立广州市。 陈炯明为无政府主义者，主张联省自治，曾建立闽南护法区以实践其政治观点。他认为美国的联邦制才是中国应走的方向，反对北伐，并且因此驱逐他曾经支持的孙中山。最终陈炯明被孙中山和蒋中正打败，退居香港。”——我看他与孙文本来就没有隶属关系，既然不是一路人，何来叛变一说？

【一八四、第三任靳阁垮台】

民国10年秋冬之际，北京政府在大风暴中有如面临末日，主要是财政窘困，到处闹穷，各省军阀索饷，各部职员索薪，列强讨债，还有中交两行限制兑现，财政总长李士伟不能到任。 

10年冬天，闹穷变成了一个大风潮，11月14日教育部部员举行“同盟罢工”，其他各部部员也因欠薪而“怠工”，日常政务因之停顿。参谋部自动请求解散。陆军总长蔡成勋、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董康、教育次长代理部务马邻翼都因部员索薪而请求辞职。各省军阀一面截留税款，招兵买马，同时还以十万火急或百万火急的电报向北京讨饷，口气愈来愈凶恶。日本人则散布谣言，说是五国将共管中国财政。于是从11月16日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处中交两行发生了挤兑风潮。18日外交团议决，拨出关税余款600万元为两行兑现的准备金，可是总税务司英国人安格因为关税余款是公债的担保品，拒不拨付。 

外债借不到手，外国债主又毫不留情地催讨到期的欠债，使到北京财政部走投无路。日本首先想出了“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于是各国纷纷效法。北京政府赖此饮鸩止渴。 

当华盛顿会议开幕的前几天，美国烟酒借款已经到期，10年11月1日，经手借款的美国银行团代表阿卜脱向北京政府也提出了“借新还旧”的办法，建议成立1600万美元的新借款，用以偿还烟酒借款1100万美元及其利息66万美元，并须扣取赎回美国人所持有的湖广铁路债券130万美元及其利息108万，新借款指定以烟酒税为担保品，设立一个以美国为稽核员的烟酒税稽核所主持其事。 

这时候，总统府和国务院竟为了烟酒问题而发生冲突。当时盐务署长潘复是国务总理靳云鹏的人，而烟酒公署督办张寿龄则是总统徐世昌的私党。阿卜脱提出“借新还旧”的办法后，如果1600万美元的新借款成立，虽然北京政府所得甚微，可是经办机关烟酒公署却可以取得100多万元的回扣，烟酒公署既然是徐世昌所控制，靳云鹏就分不到分文了。于是潘复便想出了一个“移花接木”的办法，他向阿卜脱提供意见，指出烟酒税经常被各省军阀扣留，不是可靠的担保品，必须加入盐税余款为副担保品，才能保障借款的安全。这意见当然受阿卜脱的赞成。潘复的如意算盘以为如果这一来，盐务署就可以平分秋色，得到佣金80万美元，分享160万美元佣金的一半。 

就由于争夺这笔佣金，使得府院之间的关系更加恶化，也因为府院不和，加上全国反对，遂使烟酒借款未克实现，不久阿卜脱启程回国，把这项交涉移交四国银行团美国代表史蒂芬继续谈商。 

正当徐、靳之间关系恶化时，我国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顾维钧送来一个报告，述及被英国代表侮辱，英国代表贝尔福曾质问：“中国究竟是怎样一个国家？” 

徐世昌看到这个报告时，便向交通总长张志潭、国务院秘书长郭则沄表示：现在是责任内阁制，一切当然由内阁负责。靳云鹏听到这句话，也气冲冲地说：“哪儿有责任内阁，只是徒拥其名，我做这个国务总理，用人行政哪一样不受到总统的干涉”。接着他还冷言冷语地谈到当前时局的关键，认为外国人骂我们是怎样一个国家，其含意是指南北法律之争，是指总统的法律地位。言外之意就是指徐世昌是一个非法总统，因此南北统一不能进行，遂影响对外借款以及裁兵理财等问题。 

国务院秘书长郭则沄把靳这些话照转给徐。徐世昌本是一个喜怒不形于颜色的老狐狸，听了这些话也沉不住气，愤怒达于极点，认为所有外边推翻总统和改造政局的计划都是靳在暗中捣鬼。 

巧不巧，就在这个时候，张作霖从关外打来了一个电报给徐，指责烟酒公署督办张寿龄才力不胜，以致烟酒税收入锐减，应当予以撤职，徐又疑心是出自靳的指使。 

徐的疑心是有原因的，在此以前，盐务总署署长潘复已因吴佩孚的攻击而下台，靳云鹏则认为吴对潘的攻击是徐世昌的指使。因此他致电张作霖，力言张寿龄任烟酒督办以前，所有税收帐目既不呈报国务院备案，又不送审计院审查，内阁无权过问。这就是张作霖电请罢斥张寿龄的由来。 

徐世昌认为靳挟张作霖来威胁自己，实在忍无可忍了，于是便亲自执笔写好一个辞职电报，表示本人决不贪恋权位，并将政治腐败和时局严重的一切责任完全归咎于内阁。从这个电报看来，完全是宣布靳的罪状。 

10年12月1日，靳到总统府质问徐是否准备发出一个辞职电报，徐干脆地回答说，是的。于是靳竭力阻止发出这个电报，表示一切责任既然应由内阁负责，总统就没有辞职的理由，本人愿意下台。徐却执意要发，并且气忿地说：“我身为总统，难道没有发电报的自由？”靳碰了这么大的钉子，无话可说，只得悻悻地退出了出去，当天就请假不到国务院办公。 

由于张作霖的攻击，张寿龄只好下台。徐世昌想提拔袁乃宽继任烟酒督办，靳却要潘复继任，徐咬牙切齿地说：“宁可牺牲总统，决不让潘复上台。”后来折衷协调的结果，改派接近直系的汪士元为烟酒督办，又派接近奉系的钟世铭为盐务署长。 

12月3日徐世昌发表了他的辞职电，在这个电报中，他首先惋惜“和平统一”未能实现，而国会问题“九年十月明令宣布用旧法进行新选，乃选举迄今未竣，国会尚无成立之期”，对于联省自治，徐则大施攻击。他说：“近岁之乱，当有以自治为名，卒之兵连祸结，土匪乘机骚动，全省糜烂，如是而言自治，是自乱而已矣。”徐通电的最后一段才谈到本人的去就问题：“以任期言，尚有年余，日月不居，避贤有待。” 

徐世昌的辞职电中并没有表示愿意辞职下台，他只是向各省军阀诉苦，并且暗示任期未满，本人的地位不可动摇。在电文中没有伤害靳云鹏，因为张志潭和郭则沄苦苦相劝，所以把原稿中攻击靳的辞句都删去了。 

靳云鹏内阁在直奉两系均势局面下存在的，不过靳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在财政方面以及分配两系的权力地位上颇有亲奉疏直的倾向，因此直系对这个内阁是不太支持。靳云鹏的幕后军师是交通总长张志潭，在靳第三次组阁前，张志潭曾出了一个主意，劝靳主动地邀请张作霖和曹锟到天津举行会议，于是把策动倒阁的旧交通系分子完全赶出了内阁，并且组成了第三任靳阁。 

旧交通系过去用以倒阁的，是财政问题，现在靳阁仍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所以旧交通系倒阁的阴影仍在，问题是能不能说服靳的后台，使之不支持靳。由于张志潭是第三任靳阁的灵魂，而张志潭是接近直系的人物，奉系对此就颇为不满。特别是任命吴佩孚为两湖巡阅使，更让奉张大为光火。迨徐靳之间发生冲突，徐世昌素来和旧交通系有渊源，因此旧交通系分子便利用这个机会，再来一次倒阁运动。旧交通系本来掌握了本国银行事业和交通事业，靳内阁自始就困于财政，国内银行团坐视不救，就是旧交通系用财政困难来迫垮靳阁的一个杀手锏。同时釜底抽薪，由旧交通系的要角叶恭绰秘密到沈阳拉拢张作霖。叶向张建议如果要控制中央的财政，可以收买交通银行股票为第一步。张作霖受到怂恿，便于12月12日到天津，当天靳云鹏也赶到天津来。他们两人联名邀请曹锟来津再举行一次“巨头会议”，以解决当前的政治危机。 

靳云鹏已知道目前的严重情势，徐世昌和旧交通系都以全力要逼垮他的内阁，他还想再借曹、张两巨头的联合力量使自己不垮。 

吴佩孚力劝曹锟，多注意自己的实力，少过问北京政府的事情，曹锟听了吴的建议，因此当靳、张联名邀请他时，他借口有病，不肯来天津。 

10年12月14日张作霖到了北京。 

张抵京后，郑重宣称不干预政治，也不过问内阁问题，此次到北京来是专门为了讨论“征蒙”问题。 

可是，当他去见徐世昌时，却大骂财政总长高凌霨，认为他不配作财长，高凌霨是直系所推荐的，当然不为奉张所喜，又骂交通总长张志潭对交通外行，不配当交通总长。奉张率直地对徐说，内阁必须改组才能有所作为。奉张这番话正好和徐世昌要改组内阁意见不谋而合。所以徐更增加了改组内阁的决心。 

到了这时，靳才知道自己处境万分窘困，受到了徐世昌、奉系和旧交通系的三面围攻。他知道已经无法再恋栈了，因此12月17日靳云鹏的第三任内阁宣布总辞职，当天靳就离京赴津。12月18日徐批准靳内阁辞职，并派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内阁总理。 

颜惠庆以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当然是一个过渡性的临时内阁，颜表示正当华盛顿会议之际，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他只得出面来维持，不过他也提出一个条件，就是他代理的期限至迟到华盛顿会议闭幕之日为止。 

曹锟在徐世昌、张作霖两人竭诚邀请下，于12月19日到了北京。张向曹极力保持好感，而且热诚地向张建议，他们两人应当合力筹款维持中央财政。其实，张已与旧交通系约好用投资方式控制交通银行，他提用东三省公款400万元借给交通银行，按日利息一分二厘，定期半年收回。他还打算把中国、交通两行合并，成立中央银行，置于自己控制之下。 

谢选骏指出：靳云鹏组阁几次，犹如走马灯；而在一片混乱黑暗之中，走马灯就算鬼火也是明灯了。

【一八五、梁士诒短命阁揆】

旧交通系倒阁是有一套计划的，目的是捧出他们的首领梁士诒来组阁。 

梁士诒自民国5年以洪宪祸首受通缉后，一直在北京政坛上退居幕后，与他在民国初年红极一时相比，正是两个极端，自他不在台上后，北京政府的财政就一直没有办法，他也恃此重返政坛。 

10年9月他从北方回到广东，寄居香港，由于他在外交和财政上都有潜势力，所以他和南北军政界人物都有往来。徐世昌目睹财政情形恶化至于极点，也把希望寄托在梁财神身上，认为梁或可起死回生，旧交通系分子当然不肯放弃这个千载良机，也力劝梁北上。 

于是梁士诒乃于11月10日离港，12日到上海，顺道赴杭州游桐庐、七里泷等名胜，做出一付闲云野鹤，好整以暇的姿态。11月底循津浦路回到北京。 

梁士诒到北京的时机最好，因为靳内阁已经摇摇欲堕，徐世昌便和他接洽组阁问题。 

10年12月24日徐世昌命令特任梁士诒为国务总理，这当然是得到直曹和奉张同意的。梁阁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颜惠庆 

内务部长高凌霨 

财政总长张弧 

陆军总长鲍贵卿 

海军总长李鼎新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黄炎培 

农商总长齐耀珊 

交通总长叶恭绰 

梁阁中鲍贵卿、齐耀珊是属于奉系，高凌霨属于直系，颜惠庆、王宠惠属于英美派而接近直系，张弧属于亲日派的新交通系，叶恭绰属于旧交通系，李鼎新和黄炎培则无所属。这是一个直奉两系和旧交通系的混合内阁，而交通系的新旧两派则由分而合。 

梁内阁的出现，当时流传说是叶恭绰战胜了张志潭，梁士诒战胜了靳云鹏。 

可是梁士诒的运气并不太好，因为直系的曹锟，尤其是吴佩孚是反对梁士诒组阁的。当张作霖推荐梁士诒组阁时，竭力把曹锟拉进来作为推荐人之一。可是吴佩孚则一再打电报给曹，劝他离开北京是非之地，不要碍于情面，甘受别人的利用。 

吴佩孚早在梁北上时，就担心梁会上台，因此曾致电浙江督军卢永祥，略称： 

“前此梁士诒赴粤与陈炯明接洽，亦与孙文有所晤谈，此次拟出组阁，将合粤、皖、奉为一炉，垄断铁路，合并中央，危及国家，殊堪懔栗。第恐奉张不察，深受其愚，则梁阁实现之日，即大局翻腾之时。昨电曹使谓梁如组阁，长江各督均不赞成，并望聘老担任。如不就，则以颜久代为宜。特闻。” 

梁阁成立时，梁启超也在北方，曾函他的本家致贺，这两位广东才子私交甚笃。梁士诒收到梁启超贺函后，曾亲笔复了一函，函云： 

“近知台从在京，拟二三日后一领大教，奉书欣慰无量！此次自跳火坑，知者无不以为痛苦，况身受者欤？外忧内患相逼而前，事事皆时不我待，支此危局，贤智知其难，以诒之不才，更不足道矣。伏处多年，入门后颇形隔阂，昕夕尚在检卷时代，亟思得其真相，以就正于良朋，借以启导朦昧，免蹈歧趋。我兄能于新历二日或三日入京一行，畅谈三小时，当可尽所欲言。晚间九钟后当有暇晷，能预先二三日示期，俾腾出时间，不至相阻，更善。人当危难时，辄呼旧侣，卅年旧交，当不吝援手也。” 

梁士诒的内阁以长于外交和财政自负，可是吴佩孚以外交（胶济路）问题攻击他，以财政（军饷）问题压迫他。当然实际的原因则由于梁阁是奉张所支持，和直系自有距离，尤其是和吴佩孚。所以吴抓到了外交为题目便大作文章。 

11年1月5日吴佩孚发表歌电，电文曰： 

“……自鲁案发生，展转数年，经过数阁，幸赖吾人民呼吁匡救，卒未断送外人。胶济铁路为鲁案最要关键，华府会议开幕经月，我代表坛坫力争。不获已而顺人民请求，筹款赎路，拟订发行债票，分十二年赎回，但三年后，得一赎清之办法。外部训条，债票准华人购买，避去借款形式，免得种种约束。果能由是赎回该路，即与外人断绝关系，亦未始非救急之策。乃行将定议，梁士诒投机而起，突窃阁揆。日代表忽变态度，顿翻前议，一面由东京训令驻华日使向外交部要求借日本款，用人由日推荐。外部电知华会代表，复电称请俟与英美接洽后再答。当此一发千钧之际，梁士诒不问利害，不顾舆情，不经外部，迳自面复，竟允日使要求借日款赎路，并训令驻美各代表遵照。是该路仍归日人经营，更益之以数千万债权，举历任内阁所不忍为不敢为者，今梁士诒乃悍然为之，举曩昔经年累月人民之所呼吁，与代表之所争持者，咸视为儿戏，牺牲国脉，断送路权，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 

梁士诒接到吴的歌电后，乃以国务院会同外交部名义于1月7日发出倒填日期之微电，宣布交涉现状并征全国同意，文曰： 

“内阁成立，对于华府会议，一守前此方针，业经通告代转知各国。目下急待解决者，为鲁案中之胶济铁路问题，前次迭经在美磋商，我均主筹款赎回自办。至筹款办法，或发债票，或发库券，不论向国内外筹款，均以截清先后界限，申明该路收回自办性质为要义，仍拟先尽向本国商民筹借，以期稍挽利权。嗣以关于款项用人办法，双方争议，迄未解决。上月二十七日，日使到外部称，日本让步已极，若中国坚持即刻赎回之议，惟有停止交涉等语。我仍主赎路自办，未变初旨。三十日我三代表来电称：‘赎胶济路付款事，现拟两种办法：（一）中国人以现款存入第三国银行，协定成立后，第三个月底交五分二，第六个月底交五分一，第九个月底交五分二，照此办法，中国不必聘用日本技师。但日本代表坚持在会同派铁路人员估价后交还该路之前，须将款项全数交存第三国银行。（二）中国按照应付款数，发行国库券，分二十四期收赎，每六个月为一期，但三年后，中国得一次赎清，惟须六个月前通知。第一期于协定发生效力，九个月后交付现款，其余款项，以本路资产及赢利作抵，并酌给利息，中国政府于中国铁路内所用日本有经验技师中，选充本路工程师。照此办法，日本坚持须用日本为副车务长，副会计长’。查该路作价约三千万日金，采用何办法归还，政府并无成见，如能设法筹足交存，照第一款办法办理，则一切葛藤均可斩断，固为上策。然金融紧迫，款钜难筹，即三代表电称：‘国民代表，山东代表亦主张分年付款，用人一节，不妨让步’云云，果能现款收回，虽似直捷，而国民代表不敢应承，则筹款之难可知等语。是舍立付现款而外，无论库券债票，惟有仍抱定赎回自办宗旨，以冀取益防损。目下华府闭会在即，势难久延，除电知三代表坚持原案以保主权外，尚盼切实筹维，兼权利害，明示周行，借为后盾，大局干甚。并希立复。” 

1月7日梁再发表通电，辩白并没有和日本驻华公使小蟠谈判外交事务，文曰： 

“微日通电计达台鉴，诚以胶济路案关系重大，事机迫切，有稍纵即逝之虞，用将经过实况宣告国人，冀明内容，并求良果，事属未定之局，心无成见之存，区区微忱，谅蒙鉴亮。乃吴巡阅使睽隔传闻，致滋误会，竟有歌日之通电。士诒视事以来，对于此问题，商询同僚，迭次会议，多持筹款赎回自办之主张，前此外交部训条所谓漠然借款形势者，持论具有深意。盖自办必先赎回，赎回必先筹款，若筹诸国内而立可得三千万日金之钜款，自一切无复问题，否则无论其为债票，为库券，期无论长短，还无论整零，其为债一也，其为分年偿还一也。盖既无现金，只言赎路，将以何物为赎？则不得不出于库券与债票之一途，事理灼然，无可讳言，亦无庸再计。故筹款赎回自办之主张，其上策固望国人之自筹，否则国内外合筹债款，亦可两害取轻，要未尝言及限于日本，亦非但尽日本也。至于交涉方式，自有常轨，小蟠公使前来贺任，原为礼节之常，并非交涉谈判。此次华府会议，既有端绪，当然仍由外部及三代表主政，亦无取特别训条。吴使歌电所指摘者，均与事实相违。在吴使爱国心殷，热忱倍炽，偶为流言所惑，遽滋投杼之疑。士诒惭诚心之未孚，惧时机之易失，诚恐流言之不息，影响所及，将致尽弃前功，则数月来，我国民奔走呼号，各代表苦心因应，概付流水，其为不幸，岂止士诒一人而已！心所谓危，敢陈悃臆，惟我爱国同胞实图利之！” 

同日梁士诒发表对外宣言，声明新内阁对于山东问题完全赞同中国代表团在华会之宣言。文曰： 

“我国与各邦交，近幸均极敦睦。自民国肇造，国体变更，国民之学问见识，亦随国体之转移，而与时增进。故对于新文化，则欲其灌输，以增益固有之智识，对于经济，则冀其流动，以开浚未辟之富源，此实东西洋接近之阶梯，而无形中足以联络交谊于无穷者也。至于此次华府开会，其主旨在维持太平洋及远东之永久和平。我中华民国位于太平洋之上，关系尤重。其对于该会议所愿望者，在恢复独立国家固有之主权，享有国际平等公正之地位，与列强友谊协作，解除国际间之歧向，及防止将来之纷争而已。中国希望与已有关系之各重要问题，皆应在华会解决。关于山东省问题之中国地位，新内阁完全赞成中国代表团在华会之宣言，至各种悬案，凡曾有不良之影响于邦交者，以公正的办法解决之。至于中国国内情形，现仍在过渡时代，务期从速整理，以期适合于新潮流。以中国人民之天才，益以四千年之阅历，证诸往事，足以制胜一切艰钜。中国政府及人民，倘非因顾虑外侮而减少其能力，并苟脱离现在主权之限制，则中国不难建设强有力之统一国家，造福本国及世界。新内阁知现境之维艰，但非无法以制胜者也。” 

梁士诒辩诬的通电发表后，1月8日吴佩孚再发庚电责梁，文曰： 

“梁士诒卖国媚外，断送胶济铁路，曾于歌日通电揭其罪状。乃梁氏作贼心虚，恐招全国声讨，竟有虞日倒填日期之微电，故作未接歌电以前发出，预为立脚地步，以冀掩人耳目，而免攻击，设计良狡。殊不知欲盖弥彰，无异自供其作为，电首既标明七日一点五十分发电，而电末则注微日，以堂堂国务院，而作此鬼蜮伎俩，思以一手掩盖天下人耳目，稍有阅电常识者，当早如见其肺肝。彼开宗明义，首曰：‘内阁成立，一秉前次方针’，是欲以卖国之罪，加之前内阁也。如前内阁有借日款赎铁路，用日人之举动，何以未闻前阁磋商？何以未见今阁声明？既曰筹款办法或债票，或库券，何以又曰不论国内外筹措？既曰收回自办，何以必须用日人为车务长会计长？既曰政府无成见，何以秘允日使要求？且何以不经外部而由梁氏面允？各国银行团既有不能单独借款之表示，何以独借日款？显系以华会闭幕在即，欲以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为施其盗卖伎俩也，吾中国何以不幸而有梁士诒！梁士诒诚何心而甘为外人作伥！传曰：‘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梁士诒兼而有之，全国不乏明眼之人，当必群起义愤，共讨奸慝。全国更不乏殷富之家，务祈合集钜资，保存命脉，锄奸救国，海内共鉴。” 

1月10日，吴佩孚三发蒸电，其文曰： 

“庚日通电，谅邀鉴察，据华府会议国民代表余日章蒋梦麟电称：‘政府代表对于鲁案及二十一条，坚持甚力，同时北京一方面隐瞒专使，开始直接交涉。今晨梁士诒电告专使，接受日本借款赎路，与中日共管之要求，北京政府更可借此多得日本之借款。北京交涉之耗，已皇皇登载各国报纸，日本公言北京已接受其要求。吾人之苦心与努力，全归泡影。北京似此行为，吾人将来无力争主权之余地’云云。其梁士诒卖国行为，铁案确鉴。适余、蒋自华盛顿来电，更证明梁致专使之电，公然承认日款与铁路共管两事，则梁士诒倒填日期之微电，又焉有置喙之余地！观其登台甫旬日，即援引卖国有成绩之曹汝霖为劝办实业专使，陆宗舆为市政督办，拔茅连茹，载鬼一车，以辅其卖国媚外之所不及。吾中国神明华胃，锦绣河山，而容此獠，长此盗卖，宁谓有人！人心不死，即国土不亡，正义犹存，即公理尚在，存亡之机，系于一发。凡属食毛践土者，皆应与祖国誓同生死，与元恶不共戴天。如有敢以梁士诒借日款及共管铁路为是者，则其人既甘为梁之谋主，即属全国之公敌，凡我国人，当共弃之。为民请命，敢效前驱。” 

这次吴佩孚倒阁，是指责梁士诒就任阁揆后，即接见日本驻华公使小幡，面允关于胶济路问题，直接在北京向日本商洽借款赎路，而置华盛顿会议于不顾。引起全国各界的愤怒，吴乃抓住这个大题目攻击梁。 

可是梁士诒却否认有这件事，一再辩白，一再否认。可是日本参加华盛顿会议的代表则对中国代表说，确有此事。中国代表施肇基、顾维钧、王宠惠乃于1月10日由华盛顿拍电北京国务院和外交部，询问政府是不是已和日使直接谈判，电云： 

“此间日本代表团传出消息，山东铁道事，北京政府已与日本议有端倪，不久华府中国代表即有确切之训示云云。在美华侨得此消息，颇抱不安，究竟有无此事，乞速电示，以便更正！基、钧、惠十日。议五十二号。” 

12日国务院外交部电复三代表，文曰： 

“十日，议五十二号电悉，上月二十七日国务会议议决，鲁案由三代表在美京赓续办理，业电达。政府始终无在北京与日本开议之意思，更无此事实。所传议有端倪，自属毫无影响，对手方所传消息，显系一种作用，请速更正，并告华侨勿信误传为要！再来电更可证明政府以前并无训令三代表改变原议之事，除国内已切实声明外，祈一并声明！” 

同日，北京国务院并通电宣布胶济路并无直接谈判与借日款事，文曰： 

“关于胶济铁路事件，远近传闻异词，易生误会，特将事实简明宣布，俾国人咸知真相。（一）政府对胶济铁路案件，始终抱定赎回自办之宗旨。（二）此案始终由外交部电知我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解决，决无在北京直接谈判之事。（三）我代表来电，主张筹付现款或发行国库券赎回自办，未变初旨。（四）关于胶济路案，国务院并无迳行致电三代表之事。（五）政府并无借日款之意。（六）二十八日小幡公使来贺任时，谈及胶济路事，总理只答以我国方针，在筹集款项赎回自办，应由代表在华府会议解决，并声明此是个人闲谈，若正式答复，当经外交部。此后院部并未因此事与小幡公使有所接洽。以上六款希为传达，俾众周知。” 

梁士诒有没有和日本公使小幡谈及借日款赎路事，成为这次阁潮的症结。而梁却在国务院的正式通电中否认，可见此事之微妙，不论梁有无此事，但梁阁有亲日嫌疑则是不争的事实，吴佩孚借此打击梁阁算是抓到了重点。 

梁士诒在北洋时代也算是一个了不起的角色，想不到东山再起后却如此不堪一击。 

梁士诒更于1月10日以个人名义发表通电，就此事原委再度说明，电云： 

“胶济路案为吾国今日最要之问题，亦为国民所最注目之一事。士诒不敏，忝总国务，自当熟权利害，挈较重轻，期以尊重舆情，解决悬案。乃旬日以来，流言迭起，误会滋多，自愧诚信未孚，深以陨越为惧，今敢有最恳实之言，布告于群众者：（一）士诒向未主张及允许何人借日本款，以赎回胶济铁路。（二）士诒及国务院向未因胶济路事发过何项训电与三代表。（三）士诒向未主张及允许何人将鲁案移至北京交涉。（四）胶济路事始终仍系三代表照原议在华盛顿商议，并无在北京直接谈判之事。总之诒虽不才，惟事实所关，讵容诬蔑。国民如为征信计，可电询三代表曾否接到国务总理，或外交部，或梁某个人之电，嘱其借用日款及改在北京交涉。如有此事，则士诒受责何辞！否则，以感情之冲动，供他人利用，为事实之牺牲，牵动政潮，贻误大局，徒为忌我者所笑，爱我者所悲；逮真相判明，业已噬脐无及，则误国之责，必有任之者，而恐非士诒也。现距华会闭幕不过数日，已至最后奋斗之期，若非内外一心，急起直追，势必无及。迭接三代表报告，知三代表及英美两方已表明谣诼之虚诬，知我并无改变前议及移地交涉之事，英美调人已重事接洽。惟事钜期迫，非有真正后盾，三代表亦莫由奏功，今将士诒个人对于此事之希望，略陈两项于下：（一）坚持立刻赎回办法，由政府及国民速即筹集现款，以备交付。（二）依上项办法，胶济路即应完全收回，无须附带条件，其用人等项，即无庸议。此为最简单直捷之方法，果使我同胞坚持定见，万众一心，虽当捉襟见肘之时，必有集腋成裘之望，表示我四万万人群策群力，即在此日。诒虽驽庸，誓当破釜沉舟，毁家纾难，力图共济！以棉力所及，尽当担任筹措国内款项三百万元，以为倡始。人之欲善，谁不如我！仅本外交公开之原理，借征公众意思之从违。士诒对于此案，决以民意为依归。前此各方指摘之言，不特无所容心，且当引为争论。惟冀全国一致，渡此难关，免失友邦期望之殷，用树政治刷新之础，庶国际地位，国内形势，尚有增进挽回之一日。士诒即以此电为征求全国公意之方，亦正我国民试验外交能力之日。邦人君子，幸有以教之！” 

从这通电来看，似乎梁士诒确是被诬，可是政治这玩意的可怕也就在此，一跳入火坑，一受到诬指，百身莫赎，百口莫辩。 

1月12日吴佩孚再发通电文曰： 

“天降丧乱，蟊窃内讧，国家将亡，必有妖孽。梁士诒以洪宪罪魁，幸逃显戮，营私结党，盗贼揆席，虺蛇为心，燕隼巢幕，奴性不泯，媚骨天成，甫入阁门，首以市政督办畀诸国贼陆宗舆，以市政所属建筑财产，抵押日本，借款一千万元，供其登台之用。以卖国成绩最优之曹汝霖为实业专使，实行其葵心向日政策，以资熟手。更用赌魁张弧之谋，以盐税作抵，发行九千万公债，以二千万还日本借与边防军之款，以五千万还国内银行，此债票系一种定时有价证券，票收期内，款取将来，彼从此可自由操纵国内银行，而制其死命。借日款赎还胶济路，各部总长均极反对，独梁、叶、张弧，不以为然。盖梁与日使交涉，欲以胶济路表面还中国，实际将债票完全押与日本银行，名为交路，实则仍在日手，华会代表来电，反对北京与日使直接交涉，而梁则扣电不发，以破坏我华会代表之势力，使英美各友邦，爱莫能助。综观其登台十日，卖国成绩已如斯卓著，设令其长此尸位，吾国尚有寸土乎？吾民尚有噍类乎？燕啄皇孙，汉祚将尽，斯人不去，国不得安，倘再恋栈贻羞，可谓颜之孔厚。请问今日之国民，孰认卖国之内阁！” 

15日，吴佩孚电梁士诒迫其下野。电云： 

“鲁案关系国家存亡，全国士民抵死挽救，鄙人本诸公意，不获已而迭次通电，迫于乡国情切，对公不免有烦激过当之语。乃公不以逆耳见责，反以闻过则喜，更许鄙人为直谅之友，休休有容，诚不愧相国风度。鄙人朴野不文，不禁有亵渎之感。公之元电，心平气和，尤不能不叹为涵养过人。赫赫总揆，民具尔瞻。鲁案经过，事实具在，华盛顿之恶耗，是否子虚？侨民之呼号，是否讹传？三代表之训令，是否捏造？余、蒋二代表之来电，是否厚诬？政府盐务九千万之借款，是否并无其事？我公既皆以流言视之，爱公者亦当以流言视之。惟鄙人亦爱公者之一，敢进最后之忠告。世界各国通例，凡内阁为人民不信任者，即自请辞职，以谢国人。公夙澹泊，尤重廉耻，疆吏既不见谅。国人又不相容，公非皇皇热中者流，何必恋栈贻羞，开罪疆吏国人！易曰：‘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公应迅速下野，以明心地坦白。前途正远，来日方长，去后留思，东山再起，又何惜争此一时虚权，而蒙他日之实祸耶？笑骂任他笑骂，好官自我为之。以公明哲，谅不出此。承许谅直，敢进诤言。天寒岁暮，诸希自爱！” 

梁士诒究竟有没有面允日使直接谈判和允借日款，现在来追述，真是历史上的一大谜底，如果根本没有这件事，则梁士诒蒙不白之冤，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了。以梁士诒的足智多谋，经验丰富，竟然变成政治牺牲品，可见政治这玩意太可怕了，一个人在大“势”上居于不利地位，任令你有多大本领也逃不过此劫的。 

当时的政潮根本原因好像在于梁有没有面允日使和训令三位出席华盛顿会的中国代表，这本来很容易彻查。问题是这并不是政潮的根本原因，只不过是大家拿它来做文章而已。 

吴佩孚抓住这个问题倒阁，形势上居于极有利地位，梁则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梁的后台张作霖虽然为梁辩护，可是有气无力，不如吴方面的声雄势大。张在此期间曾拍电给徐世昌，略云： 

“……作霖上次到京，随曹使之后，促成内阁，诚以华会关头，内阁一日不成，国本一日不固，故勉为赞襄，乃以胶济问题梁内阁甫经宣布进行，而吴使竟不加谅解，肆意讥弹，歌日通电，其措词是否失当，姑不具论，或亦因爱国热忱，迫而出此，亦未可知。惟若不问是非，辄加攻击，试问当局者将何所措手？国事何望？应请主持正论，宣布国人，俾当局者得以从容展布，克竟全功。……” 

吴佩孚不仅针对梁士诒，而且兼及其副手叶恭绰，吴于1月9日发出佳电，反对交通部用日本技师，和日本电料架设沪、宁、汉长途电话，迫交通总长叶恭绰于10日通电说明原委，电云： 

“读吴巡阅使佳日通电，殊深诧异！查交部所拟沪、宁、汉长途电话办法，系民国八年所定，并非恭绰任内经手。恭绰视事方及半月，诸务倥偬，未暇过问此事，更未由催促进行，特此声明，以免误会。至原电措辞，未及尊重彼此人格，殊为可惜，怒不致辩，统希鉴察！” 

吴拿胶济路和国权问题作文章倒阁，使梁阁只有招架之功。1月14日交通部电促全国国民筹款赎路。1月17日全国商教联合会、联合京师总商会、京师农会、北京教育会、全国报界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共同组织“救国赎路集金会”。使赎路风潮如火如荼。 

1月19日吴佩孚领衔，江苏、江西、湖北、山东、河南、陕西六省督军省长列名，电请免梁士诒内阁总理。徐世昌接到这通电报即亲批“交院”二字，照理攻击国务院总理的电报，总统只可以存档，不应批交总理，这一批，等于暗示不支持梁阁，因此梁士诒乃持该电谒徐世昌面请辞职，梁觉得徐一点不肯支持梁阁自然颇有牢骚，徐则唯唯诺诺，毫无明朗表示，于是梁士诒乃面请辞职，愤然离开总统府。 

北洋时代的“电报战”是当时一大特色，文章高手都在电报中推陈出新，大显身手。吴佩孚这次倒阁就是使用的电报战，今天一篇新式“驱鳄鱼文”，明天一篇仿“讨武则天檄”。与吴佩孚相呼应的，有田中玉的庚电（8日），萧耀南的文电（12日）和铣电（16日），齐燮元的覃电（13日），陈光远的元电（13日），赵倜的铣电（16日），冯玉祥的巧电（18日）。 

直系领袖曹锟没有讨梁的通电，也许他是碍于亲家张作霖的情面。 

最妙的是山东第一混成旅旅长张克瑶发表了一篇“讨梁士诒檄”，通篇套用“讨武则天檄”，使人读完为之忍俊不禁。 

梁士诒却表现出相国风度，他的中国书读得很通，当然了解中国人所称的相国胸怀，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有容则大”。所以他对各式各样讨伐他的檄文都逆来顺受。他称吴佩孚为“吾国之一奇男子”，又说“自己生平好交直谅之友，争论敢不拜嘉”。吴佩孚针对他这风度，讥笑他是“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吴佩孚这时真是旭日东升，天之骄子，三年前他猛攻龚心湛内阁，龚阁因之垮台，是对皖系作战的先声。现在他猛攻梁士诒内阁，梁也摇摇欲坠，这次是他对奉系宣战的前奏。在这前奏曲中吴佩孚一直抓住上风，他的电报战有声有色，人人叫好，而张作霖却只有招架之功，拿了难题做不出好文章来，仅仅以私人名义劝梁士诒鼓起勇气来，不要灰心。 

梁士诒辞职，徐世昌只批了准假，梁也想看一个时期，所以半推半就地请假到天津去。徐世昌当时想请北洋元老王士珍组阁，王自然敬谢不敏，王士珍在北洋老将姜桂题去世后，曾由北京政府派为德威上将军，管理将军府事务，他本来一直住在正定，不常到北京是非之地，由于兼理将军府事务，所以才到北京来的。 

外交总长颜惠庆奉派第二次代理国务总理，因为梁士诒并未辞职，名义上仍是梁内阁，所以颜惠庆这次的“代揆”在性质上和第一次不同。他表示仍和上次一样，为了避免无政府状态，所以不得不接受这个任务，同时他宣称代理阁揆之期到华盛顿会议闭幕之日为止。 

华盛顿会议闭幕后，倒阁问题已不重要，因为奉系正调兵遣将，吴佩孚也积极布置，双方即将兵戎相见，北京政府由谁来主持已不重要了。 

谢选骏指出：人说“梁士诒（1869年5月5日—1933年4月9日），字翼夫，号燕荪，广东省广州府三水县人。清末民初政治人物，光绪二十年进士，交通系首领，曾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虽然显赫一时，但却乏善可陈，终于被人遗忘。”——我看民国总理，“乏善可陈”都算好的，只要不是大奸大恶就可以了。而历史上不被遗忘的总理，大都是奸猾之辈。

【一八六、曹、张、吴三角之间】

直系领袖曹锟，坐镇保定，成为北京的太上政府，颐指气使，权倾中外。大家都知道，他所恃的是吴佩孚。而吴对于曹的左右及作风则极为不满，可是吴为人重道义，他既是曹的部下，对曹始终很恭顺，只能做到同流而不合污。 

10年冬天农历10月21日是曹锟的六旬大庆。民国初年军政首长做寿是件大事，六旬已是高寿了，这位曹三爷又是功业鼎盛之期，自然更要热闹一番。一时保定车水马龙，富贵荣华，热闹非凡。先一星期就由四省经略使署传谕北方著名男女优伶前来保定堂会。 

民国11年，直奉两系关系恶化，奉系认为完全是吴佩孚一手造成，而直系领袖曹锟的左右也有同感。在张作霖来说，他不喜欢吴佩孚是因为吴佩孚不该和他并驾齐驱，他觉得吴的资格很浅，怎可以和他平起平坐。事实上，直皖战后吴佩孚的发言权有时还超过了张作霖。吴佩孚驻节洛阳，洛阳几乎成为全国政治的中心。吴佩孚一发言，总有很多人叫好、鼓掌，随声附和，这是让关外王最反感的。同时，奉张认为洛吴处处跟他过不去，尤其是在对梁士诒内阁的攻击，分明就是箭头对着张作霖自己。 

奉张越是对吴佩孚不满，但吴佩孚的发言权却越是一天比一天高。毫无问题，这位吴秀才很会抓着大问题发挥。从衡阳驻兵时起，他以一个小小师长脱颖而出，青云直上，得心应手，事事如意。张老帅看着这个北洋后进，越看越不顺眼，可是吴秀才已成局面，奉张越不满意他，他越得意。 

曹锟在保定虽然倚赖吴佩孚，可是也对吴佩孚的洛阳局面存有戒心。尤其是曹三爷的左右，时时把吴佩孚的专横向曹进谗，曹锟的兄弟曹锐和曹锳也对吴极为不满，还有曹锟所私宠的一群小人，更把吴看做眼中之钉。 

奉系了解曹吴之间可以分化，所以便拼命在曹锟身上下功夫，不断强调直奉之间的问题完全是吴佩孚一手造成的，如果不压制吴，将来直奉之战必然不可避免，而直奉之战将必两败俱伤，徒给南方和皖系造机会。 

曹锟的长处是：他自己原是一个忠厚长者，虽然无用，却能信任吴佩孚，有时候他虽然不喜欢吴，但是大前题下一切都信赖和尊重吴。直系当时能一枝独秀，这是很大的关键。 

直奉之间局势紧张时，双方的亲信都奔走调解，希望避免战争。北洋耆要如赵尔巽、张锡銮、王士珍、张绍曾、鲍贵卿、孟恩远、车庆云、曹锐、王承斌、秦华等往来奔走，希望双方悬崖勒马。可是奉张早已积极布置，而洛吴也认为难免一战，因此双方都各走极端。 

奉张这时的用兵计划在于包围洛吴，一面和广东方面接洽，由粤方分兵出湘、鄂、赣；张勋的旧部与张文生则会师安徽，田中玉响应于山东，陈树藩进攻陕西，同时极力拉拢河南的赵倜、赵杰两兄弟，希望他们反吴，乘虚捣毁洛阳基地。奉系的大军则纷纷入关，分驻军粮城、独流、津沽、密云、古北口、津浦线之良王庄、马厂、芦台等地。 

奉直大战如箭在弦，双方都能放而不能收，一发不可收拾之势已成了。 

奉张对吴佩孚所采取的攻势，照理说是很厉害的，因为这时奉张已和孙中山取得联系，又和皖系有秘密往还，外间盛传所谓孙段张的三角同盟正接近事实。奉张希望孙中山的北伐军出师后，就迫使吴佩孚首尾难于应付。由北伐军首先向直系进攻，随后皖系起而响应。接着暗中策使安徽督军张文生、河南督军赵倜、陕西省长刘镇华都在直系的心脏地区和其周围地带动作起来。同时吸收了许多下台的军阀，如王占元、张敬尧、吴光新，这些人都把吴佩孚恨入骨髓，他们虽已下台，可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仍有旧部散处各地。如：张敬尧的旧部吴新田在陕南，王占元的旧部孙传芳在湖北，吴光新的旧部卢金山在鄂西。这些人当然都希望起而打倒吴佩孚。奉张自己觉得是得道者多助，因此在吴佩孚猛轰梁士诒时，一直对吴的挑战行为采取不应战态度。 

孙中山的北伐军迟迟不能出动，是因为受了陈炯明的阻碍，因此联合反直的行动遂不能开始。 

曹锟不希望见到直奉两系兵戎相见，所以一再约束吴佩孚不要太走极端。同时派直军23师师长王承斌（奉天人）三次到沈阳表示善意。奉张对于这位亲家曹三爷并无恶感，所以也派察哈尔都统张景惠到保定回拜。曹锟建议把北京和直隶境内的奉军调走，以免直奉两军因防区逼近而引起冲突。张作霖慨然同意，并令张景惠主持关内奉军撤退的事务。 

曹锟兄弟为了和缓局势，突然又改变了要奉军撤走的主意，由于曹锐等深怕奉军撤退，吴佩孚势力更大，因此说服了曹锟，特派曹锐到沈阳，向奉张要求，挽留关内奉军。曹锐并向张作霖解释，说攻击梁内阁完全是吴佩孚的个人行为，与曹家兄弟无关，吴佩孚跋扈自专，很多方面并不听曹锟的命令。张作霖于是也表示奉系所恨的吴佩孚一个人，对曹亲家毫无怨恨之意。 

2月15日徐世昌通电表示关于内阁问题的态度，电报中略云：“中枢进退，皆属本大总统之职权，而本大总统于人才进退之际，但期有利国家，初无丝毫成见。至于整饬纪纲，则本大总统职责所在，不敢不勉。”徐世昌把内阁问题的责任归在自己身上，意在保全张作霖的面子，同时暗示可以“训斥”吴佩孚以平奉张之怒。末了则提议拟派梁内阁的陆军总长鲍贵卿组阁，鲍也是张作霖的儿女亲家，对直系也有好感，是比较行得通的。徐还命鲍贵卿自己到沈阳去和张商量，哪知张老帅见到鲍亲家却沉下脸来说：“霆九，你如果要过总理的瘾，可以自己上台，何必千里迢迢来关外问我！” 

张这一句话便注定了鲍阁流产。 

这时候，各方都在密切注视吴佩孚的态度。吴因为自己的兵力散在陕西和两湖，部署尚未周全，因此十分静默，且曾通电辟谣说本人和奉张决不开战。 

11年二三月间，北方局势万分险恶，段祺瑞从北京溜走，孙中山表示可以北伐，这些对直系都极不利。因此张作霖对直系的态度便愈益强硬起来，他以换防为名，动员大批奉军入关。吴佩孚接到这个情报，也在京汉线上扣留车辆，调动军队，准备应战。 

于是曹锐大起恐慌，正巧3月8日（阴历二月十二日）是张作霖的57岁生日，曹锐以祝寿为名再到沈阳，张作霖对待他仍像往日一样，有说有笑，可是一谈到政治问题就打哈哈，顾左右而言他。曹锐找到孙烈臣打听消息，孙说：“咱们大帅想请教四爷，究竟是部下亲呢？还是亲戚亲？”部下是指吴佩孚，亲戚自然指张作霖。曹锐指天誓日地表示曹家兄弟决不会纵容部下做出对不起亲戚的事情来。孙烈臣笑着说：“好吧！ 

咱就把你这话回复大帅。” 

于是张作霖很认真地向曹锐提出了四个条件：第一，梁士诒销假复职，复职后让他自动下台；第二，吴佩孚不得兼任直、鲁、豫巡阅副使，专任两湖巡阅使；第三，段芝贵督直；第四，直军退出京汉线北段，京津地方完全划归奉军屯驻。 

张作霖这时已下定决心要和吴佩孚拼一下，如果吴佩孚敢于反对梁士诒复职，他就以“反抗元首”、“军人干政”的罪名，胁迫徐世昌下令讨伐。 

就在这时，北京爆出了一个大参案，是关于财政方面的。财政部以盐余作为担保，发行债券，订名为“八厘债券”，总额9600万元。由于直系攻击，所以另外成立了一个“偿还内外短债审查委员会”，由审计院、检察厅及银行界重要分子合组而成，以董康为委员长。当时财政当局打算借此掩人耳目。不料审查结果颇有弊端，遂提出大参案，建议法庭票传财政当局和有关人员到案对质，财政总长张弧看见风色不对，乃弃职逃往天津。吴佩孚抓到这个头目，又大做文章，称赞董康是“包公再世”，要挟北京政府立刻下令将张弧撤职查办。 

曹锐正在沈阳，张作霖见到吴佩孚的电报，气上加气，便声色俱厉地质问曹氏兄弟有无约束吴佩孚的能力，张说：“这个姓吴的根本不把咱们亲家（指曹锟）放在眼中，实在太欺负你们了。他攻击北京就是打击我，打击我无非是迫你们和我作对。如果没有我，还会有你们吗？三哥（指曹锟）如果碍于情面，我只好代你们重重地教训他一顿。” 

在张作霖盛怒之下，曹锐急忙赶回保定，要求曹锟以重大压力制止吴佩孚“胡说胡为”！ 

曹锟听了曹锐许多不利于吴的话，既感于事态严重，同时为了要缓和张的盛怒，乃考虑对吴约束一下，因此电召吴到保定来面商一切。吴借口忙于军务，不能分身。这一来可真恼怒了曹三爷，乃表示如果吴敢于一意孤行，他们兄弟就在张吴两人之间宣布中立。吴听到这个消息，才松了口，表示一切问题请老帅作主，自己绝对服从。 

由于事机紧迫，曹锐便代吴拟了一个电稿于3月10日发出，这个电报解释五点： 

“（一）元首提梁士诒组阁，张、曹两使均赞成之，佩孚反对梁氏乃反对其媚外政策，根本不牵涉他方。（二）佩孚服从曹使，对于张使采同一之观念，既服从矣，其不反对也明甚。（三）共和国家，内阁失政，国会得而弹劾之，人民得而攻击之，不能因佩孚反对梁氏，疑为奉直间别有问题。（四）奉直譬之人身之元气，而内阁股肱也，不能因股肱有疾而自戕元气。（五）张、曹两使遇事和衷，初无芥蒂，表面虽有奉直之名，内容实无界域之见。……以上各节均证明谣言之不足信，挑拨者别有用心。……” 

由于这个电报，外人以为事有转机，乃由赵尔巽、张锡銮、王士珍、张绍曾、王占元、孟恩远共同列名，出面调停，分电张作霖和曹锟。另拍一词意大致相同的电给吴佩孚。致张、曹的电文如下： 

“比年国家多故，政潮迭起，其间主持国是，共维大局实两公之力为多。近以阁题发生，悠悠之口，遂多揣测。又值双方军队，有换防调防之举，杯蛇市虎，益启惊疑，道路汹汹，几谓战祸即在眉睫。其实奉军入关，据闻仲帅原经同意，两帅复有奉直一家，当与曹使商定最后安全办法之谏电，两公和平之主旨，可见一斑。况就大局言之，胶济接收伊始，正吾国积极整理内政之时，两公任重兼圻，躬负时望，固不肯作内争之导线，重残国脉，遗笑外人。即以私意言之，两公昔同患难，谊属至亲，亦不忍为一人一系之牺牲，自残手足。事理至显，无待烦言。现在京津人情，震动已极，粮食金融，均呈险象，断非空言所能喻解。非得两公大有力者躬亲晤商，不足杜意外之风谣，定将来之国是。弟等息影林泉，惊心世变，思维匹夫有责之义，重抱栋榱崩折之忧，窃欲于排难解纷之余，更进为长治久安之计，拟请两公约日同莅天津，一堂叙晤，消除隔阂，披剖公诚。一面联电各省，进行统一。弟等虽衰朽残年，亦当不惮驰驱，赴津相候，本其一得之见，借为贡献之资。爱国爱友，人同此心，迫切陈词，敬祈明教。两公如以弟等谬论为然，并请双方将前线军队，先行约退。其后方续进之兵，务祈中止前进，以安人心，而维市面。至于电报传论，暂请一概不闻不问，专务远大，是所切祷！” 

这一段时期下，政潮正方兴未艾，梁士诒既不辞职，也不销假回任，而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阁揆坚决不肯继续代理下去，因此必须有一个取舍。徐世昌虽然是老狐狸，可是面对这盘情势，也不知如何措手。他要求直奉双方推出一个双方都能同意的人选出任阁揆。可是张作霖却表示：“竭诚拥护元首，应由元首主持”。吴佩孚也表示“军人决不干政”。 

这时，徐世昌听到一个秘密消息，就是张作霖准备向全国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其目的在恢复旧国会，改组北京政府，驱逐新国会所产生的“总统”。因此，3月12日徐通电各省，催促办理新国会选举，这是他恐惧政局突变的苟延残喘办法。可是既然要拖下去，首先就要结束无政府状态，就要委派内阁总理，因此，他于4月8日自作主张任命周自齐为国务总理。徐以为这样作是在没有办法中找出来的办法，因为： 

（一）让梁士诒下台，便可以向吴佩孚交待。 

（二）梁士诒和周自齐同属旧交通系，在实质上旧交通系仍掌握政权，换汤不换药，对张作霖和梁士诒并没有损失。 

（三）周自齐刚从美国回来，向美国借款有路可觅。 

（四）周一向对徐世昌感情很好，相信周出任阁揆后，府院之间关系会很融洽。 

当周自齐出任阁揆的命令发布后，梁士诒首先提出抗议，梁说：“内阁未被批准辞职以前，只能由原班阁员代理总理，周自齐不是阁员，用什么底缺来代理总理？这种代理是违法的。” 

梁士诒有法理根据，因此徐世昌乃于4月9日倒填8日 

的日期，发布一个更换阁员的命令，任命周自齐署理教育总长，并发出更正电报，在周自齐署理内阁总理的命令上补进了一个“兼”字。这一手更糟糕，简直是欲盖弥彰，对徐挽救政局危机的努力一点没有帮助。 

直奉之间的关系危如累卵，双方磨拳擦掌，战鼓频催。西方国家当然非常注意中国的局势，它们似乎对直系颇表好感。美国公使休士曾当面劝告张作霖，应根据华盛顿会议的精神大举裁减奉军。英国公使艾斯顿建议不得在京奉路连兵。天津领事团根据《辛丑条约》，不许天津驻兵，并抗议奉军占领塘沽车站的行为。北京外交团曾警告直奉双方不得断绝京汉、京奉、津浦各路的交通。 

徐世昌面对这紧张局面无能为力，北洋的元老也无能为力，皖系则暗中欣喜，他们希望直奉火并，两败俱伤，使皖系可以重整旗鼓。不只是皖系，许多没落的北洋军人也希望直奉火并后让局面变换一下，给自己带来新的生机。 

11年4月3日（阴历三月初七日）是吴佩孚的49岁生日，各省直系军人托词为吴祝寿，云集洛阳，讨论对奉系的作战计划。曹锐也来祝寿，硬拉吴同往保定，吴却坚决不往。 

在这次会议中，曹锐是主和的，因此碰了吴的钉子。 

吴为了分化皖奉同盟，曾派专人到浙江拉拢卢永祥。这两位山东军人本有一段渊源，当宣统二年曹锟升任第三镇统制时，卢永祥是第三镇所辖第五协协统，吴佩孚是第五协的管带，等于是卢的直接部下。12年后卢虽是浙江督军，可是比起吴佩孚的两湖巡阅使，相形之下不免见绌了。当吴以一连串通电迫梁士诒下台时，卢永祥曾发通电有句云：“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二语，意在指吴以爱国标榜。所以在吴的专使去见卢时，卢永祥扬首而言曰：“子玉到今天还记得起我吗！” 

这时奉军以保卫京畿为名，络绎不断地向关内涌入，奉军原在关内的一师三混成旅都集中在军粮城一带。到了4月初，张作相又率领二十七、二十八两师入关，驻扎独流南面。4月10日奉军暂编第七旅又入关驻扎津浦路良王庄，卫队旅亦进驻津浦路一带。4月15日奉军又进兵两旅，驻扎塘沽、天津一带。16日李景林又率领万余人开到独流。17日张作霖又令炮兵四营带了54门大炮，进驻马厂，辎重兵进驻芦台，4月20日又派马队进驻通州。奉军改名为镇威军，并以张作相为关内军总司令。奉军计划以一军开往徐州，会合张文生的新安武军，从龙海路进攻河南，并约河南督军赵倜为内应。另一路奉军于4月17日开抵京汉线的长辛店。 

表面上张作霖还是说：“直奉本属一家，北洋团体万无破裂之理。”（张致杨以德的电报）他还下了一道手令，严禁天津奉军损害曹家的一草一木。 

曹氏兄弟是真的不愿和奉军兵戎相见的，因此对于奉军的埋首前进不予阻止，并且还节节退让。奉军开到天津前，曹锐即将省长公署的文件用具席卷而走，派警察厅长杨以德代理直隶省长，所有驻津的直军均撤退回保定，天津的文武官吏也纷纷避居租界。奉军还没有开进德州，德州的驻军曹锳（曹锟的七弟，直军二十六师师长），就弃职出走，径自退回保定。曹锟对这两个弃职的兄弟很不满意，他派张国熔代理师长，并将该师撤回正定。不过曹锟仍还电令津浦路线直军不得抵抗奉军，所有营房及德州工厂均让交奉军，并把自己的家眷送到汉口表示愿意下台。 

谢选骏指出：三角政治就像三角恋情，并不稳定；曹、张、吴三角则是首开现代三国演义——汪蒋毛或中囻（中华民国）、中囶（中共土八路国）、满洲国。

【一八七、直奉两系翻脸】

直系诸将对于曹氏兄弟的一再退让与不抵抗主义表示极大的不满，而紧接着曹锟也看出退让于事无补，为了保全地位和权利，他才下了抵抗奉军的决心。他召来秘书，向他口授一个电报打给吴佩孚，他说：“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要怎样办，我就怎样办。”秘书打算把曹老帅的口谕改成文言发出，曹说：“不必了，就用我这几句话打给他吧。” 

11年4月21日浙督卢永祥建议请曹、张两人到天津举行一次面对面的会谈，讨论如何减轻紧张的局势，如何撤退双方的军队，如何达到和平的途径。这个建议得到田中玉、齐燮元、何丰林、陈光远、张文生的一致支持。他们请卢永祥领衔发起一个联合调停会议。 

奉系这时因为南方局势有变化，孙中山的北伐军不能出动，而北洋海军总司令蒋拯在上海宣布亲直反奉，张作霖的反直联合阵线未能形成，所以很愿意局势暂时缓和下来。可是吴佩孚却利在速战，4月21日吴佩孚、齐燮元、陈光远、田中玉、赵倜、萧耀南、冯玉祥、刘镇华等联名通电向奉系挑战。这个通电中，田中玉、赵倜、刘镇华都是被吴佩孚硬拉进去的。田中玉、李厚基、阎锡山在奉直两派的斗争中，都有局外中立的倾向。甚至齐燮元也不愿列名，他已宣布保境息民和附和卢永祥的调停建议，只因萧耀南质问他为什么要置身事外，他才被迫列名。所以当这个通电发表后，卢永祥质问他为什么要违反自己的诺言，与吴佩孚同一鼻孔出气，使齐燮元甚为狼狈。 

吴等联名通电如下： 

“慨自军阀肆虐，盗匪横行，殃民乱国，盗名欺世，不曰去障碍，即曰谋统一。究竟统一谁谋？障碍谁属？孰以法律事实为标题？孰据土地人民为私有？弄权者何人？阋墙者安在？中外具瞻，全国共见，当必有能辨之者。是故道义之言，以盗匪之口发之，则天下见其邪，而不见其正。大诰之篇，入于王莽之笔，则为奸说；统一之言，出诸盗匪之口，则为欺世。言道义而行盗匪，自以为举世可欺，听其言而观其行，殊不知肺肝如见，事实具在，欲盖弥彰，徒形其心劳日拙也。佩孚等忝列戎行，以身许国，比年来为国锄奸，止戈定乱，无非为谋和平统一耳。区区此心，中外共见。无论朝野耆硕，南北名流，如有嘉谟嘉猷，而可促进和平者，无不降心以从。其有借口谋统一，而先破统一，托词去障碍，而自为障碍者，佩孚等外体友邦劝告之诚，内拯国民水火之痛，惟有尽我天职，扶持正义。彼以武力为后盾，我以公理为前驱，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试问害民病国者何人？结党营私者何人？乱政干纪剽劫国帑者又何人？舆论即为裁制，功罪自有定评。蟊贼不除，永无宁日。为民国保庄严，为华族存人格，凡我袍泽，责任所在，除暴安民，义无反顾。敢布腹心，惟海内察之！” 

曹锟态度由弱转强，直奉之间局势更形恶化。这时直方的军队有王承斌所辖的二十三师原驻保定附近，张国溶的二十六师回驻马厂之南，张福来的二十四师在4月中开驻涿州，第十、十五两混成旅和第二、第三两补充团，本来驻在高碑店，也由吴佩孚全调北上，至琉璃河驻扎。其余如第三师和第十二、十三、十四三混成旅都奉调北上，进驻涿州、良乡、清河等处。冯玉祥的第十一师、胡景翼的暂编十一师、吴新田的第七师、刘镇华的镇嵩军、张之江的第二十二混成旅、张锡元的第一旅、陕西陆军第一、二两混成旅都出潼关，进驻郑州一带。军势甚壮。 

4月22日曹锟答复张作霖的养电如下： 

“民国肇建，战祸频仍，国本飘摇，民生凋敝。华府会议以来，内政外交，艰难倍昔，存亡之机，间不容发，国内一举一动，皆为世界所注目。近者奉军队伍，无故入关，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长官，长驱直入，环布京津。锟以事出仓卒，恐有误会，是以竭力容忍，多方退让。乃陆续进行，有加无已。铁路左右，星罗棋布，如小站、马厂、大沽、新城、朝宗桥、惠丰桥、烧炮盆、良王庄、独流、杨柳青、王庆坪、静海、以及长辛店等处，皆据险列戍，以致人民奔徙，行旅断绝，海内惊疑，友邦骇怪。锟有守土之责，何词以谢国家？何颜以对人民耶？向者国家多故，兵争迭起，人民痛苦，不堪言喻。设兵事无端再起，不惟我父老子弟惨遭锋镝，国基倾覆，即在目前。言念及此，痛心切首！顷据张巡阅使皓日通电，谓：‘统一无期，则国家永无宁日，障碍不去，则统一终属无期。是以简率师徒，入关屯驻，期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锟愚窃谓统一专以和平为主干，万不可以武力为标准，方今人心厌乱已极，倚恃武力，必失人心，人心既失，则统一无期，可以断言。皓电又谓：‘统一进行，如何公开会议，如何确定制度，当由全国耆年硕德，政治名流，公同讨论，’似此则解决纠纷，必须听之公论。若以武力督促其后，则公论将为武力所指挥，海内人心，岂能悦服？总之张巡阅使若以和平为统一之主干，此正锟数年来抱定之宗旨，在今日尤为极端赞同，尤望张巡阅使迅令入关队伍，仍回关外原防，静听国内耆年硕德政治名流之相与共同讨论。若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则前此恃武力统一主义者，不乏其人，覆车相寻，可为殷鉴。锟决不敢赞同，抑更不愿张巡阅使之持此宗旨也。锟老矣，一介武夫，于国家大计，何敢轻于主张。诸公爱国之诚，谋国之忠，远倍于锟。迫切陈词，宁候明教。” 

张作霖获悉曹锟兄弟态度转变后，了解直奉之战已不可避免，但因曹既然有电给自己，不能不答复，张的漾电于23日发出，文曰： 

“顷接曹巡阅使通电，谅已达览。惟对于此次奉军入关经过情形，确与事实不符，当再详晰陈之。查从前奉军原驻关内者，不过一师两旅，直皖战争以后，因京畿地面空虚，酌增两旅。并经曹使面告以南方不靖，请以西师兵力援助。年余以来，奸人挑拨，猜疑叠起。作霖鉴于各方情势，为息事宁人计，即于今年一月决计撤回。乃甫经动议，大总统饬派鲍总长，曹使遣其令弟曹省长，先后东来，谆谆挽留，曹使来电，且有‘弟如决计撤兵，兄即辞职’之语，电牍具在，可复按也。作霖当时以大总统既再三传谕，曹使又情意殷殷，公义私情，无可诿卸，即允遵谕留驻。惟各军久驻关内，训练检阅，劳逸不均，当拟先行输入一部分换防，并与曹省长高洽，酌添少数军队，以资联防。曹省长并谓：‘奉直两军驻在一处，且看有无冲突’一语，时有大总统所派之鲍总长在座，共见共闻。论为‘既无中央明令，又不知会地方长官。’然则鲍总长非大总统特派之总长，曹省长非直隶之长官乎？且此次所称奉军所驻地点皆从前奉军原驻之地，并未扰及人民一草一木。乃前队甫经过津，而曹省长即弃津不顾，马厂驻军亦弃炮退走，涿州琉璃河方面则挖壕备战，郑州方面则积极调兵，对于奉军决战之阴谋，乃完全披露。而吴佩孚平日所谓‘不扫灭奉天，不能横行’之声言，与曹使从前之巧使吴佩孚詈段合肥，而个人则以‘并不知情’四字为隐身符，其策划乃复施于作霖矣。此即奉军进兵之事实，与曹使所谓‘竭力容忍，多方退让’之经过情形也。至于统一问题，作霖通电措词，系‘以武力为统一之后盾’，曹使颠倒其词，竟称谓‘武力统一’，则此电文具在，乃欲以一手掩尽天下耳目耶？总之奉军如无益于直，则撤退可也，留之何为？留之而又诬其启衅，诬其扰民，其心安在？种种事实，谁为启衅？是非功罪，自有公论，决非口舌笔墨所能强辩，霖与曹锟亦决不作此无谓之争。第恐真相不明，听闻淆乱，用再通电陈明，敬希鉴谅是幸。” 

这时，赵尔巽等调人还在作最后努力，张作霖因于23日电复诸调人，谓：“如仲帅（曹锟字仲珊）到津，自当即日就道，共商解决。”调人等于是联名致电吴佩孚作最后努力，电云： 

“时局风云日趋险恶，弟等上感元首敦迫之谊，下聆国民呼吁之殷，业于个日联电仲帅雨帅，请其约日莅津晤商，以资解决，并请双方先将前线军队约退，以安人心。当时本拟同电奉邀，恐因洛阳地方重要，台旌未便遽离。故拟俟仲雨两帅面晤后，再由仲帅面约。台端热诚谋国，统一南北之举，研究经年。现雨帅皓电既以促成统一为言，是与执事所抱意见已相符合，将来会议以后，公开讨论，必能持平解决，以民意为从违。万垦台端于此最近期间，力持坚忍态度，以待调人之进行，是所切盼。” 

4月25日，张作霖终于翻脸了，他发表通电痛骂他的亲家曹三爷，骂曹一生行事模仿他的“祖先”曹操，是个口是心非的奸雄。电报指摘直皖战前吴佩孚痛骂段祺瑞实际是曹锟的指使，但曹伪装不知情，后来曹张在天津见面时，却又自己道出真情。这是张直接攻击曹的开始，在此以前张只攻击吴而不及曹，现在既然亲家相骂，可见直奉之间已经千钧一发了。张电如下： 

“我哥通电，均经奉复。对于奉军入关一事，大意尚须奉质者，请再详言。来电所称‘不奉中央明令，不告本地长官’两语，已将奉军经过事实，明白通电。其是否不奉中央明令，不告地方长官，明眼人皆能明晰。弟姑援一成例言之，为我兄弟相共研究之资料。前年直皖战争，我兄首统雄师，直趋畿甸，岂亦奉有中央明令耶？涿洲、良乡、琉璃河附近，皆京兆尹地面，非直隶辖境，亦通知该管长官耶？至于武力为统一之后盾，决非‘武力统一’四字所能解释。就使断章取义，为谋统一而兴兵，较之为地盘而兴兵，为公为私，岂可同日而语耶？试问上年湘鄂之战，为公乎？为私乎？如其为公，何以不予督军，则称菊人先生，顿兵衡阳，以为要挟。任为巡阅使，则称我大总统。决水灌堤，以祸人民也。昔贤云：‘苟不欲人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我哥不此自责，而乃强诬奉军以不奉命令，武力统一，何不稍加反省，乃竟冲口而出也？吴佩孚之骂段合肥也，吾哥曾嗾使之，此吾哥与弟亲言，不敢相诬也。今则以施之合肥者，将施之于弟矣。犹对众通电云：‘事事退让。’只许我负天下人，不许天下人负我，虽魏武一生得意之语，后世即以此为奸雄二字之歌诀。在汉魏专制时代则可耳。若大同之世，天下为公，一举一动，皆当适合人民公意。项城晚年一用手段，则群起而指摘之，卒致败亡，近事可为殷鉴。吾兄老矣！文字之间，或未暇详究，一味以罪恶加人为快，而自忘其躬自蹈之也。与其使天下后世阅吾哥之通电，摘其阴私而诟谇之，不如俯采微言，自为更正，不失为改过不吝之英雄也。诗云：‘慎尔出言’，愿吾哥三复之，无听市井无赖之狺狺狂吠，犹掀髯大笑，以为得计，则非弟所敢知矣。” 

时局演变到此，不可收拾，于是第一次直奉战争终于爆发。 

与奉张骂曹的通电同日，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军人齐燮元、陈光远、萧耀南、田中玉、赵倜、冯玉祥、刘镇华等联名通电宣布张作霖的十大罪状，当天吴就到前方督战去了。这封通电全文如下： 

“国民苦胡逆张作霖久矣。曩以国家多故，犯而不校，启大盗自新之路，存上天好生之德，涵育包荒，以有今日。斯因父老昆仲夙昔所怨责，而佩孚等所内疚神明者也。狼子野心，非我族类，德不能化，语不能感，矫命乱纪，犯阙称兵，罪恶贯盈，末日已至。长此容忍姑息，既无以拯国民水火之苦，更无以答友邦希望之诚。用敢厉兵秣马，整饬戎行，直揭罪魁，昭告中外。张作霖包藏祸心，窥窃神器，盗取图谋统一之名，阴行破坏统一之实。曩岁国民大会，原期排难解纷，而张则力阻其成。比年西南北犯，无非增长内乱，而张则甘为作伥。近复勾结叛逆，四出构兵，障碍统一。其罪一。梁士诒洪宪祸首，张作霖则举为总揆，张勋复辟罪魁，张作霖则邀求巡阅，倒行逆施，危害国体。其罪二。害莫大于祸国，奸莫甚于通外，张作霖兼而有之。嗾使耿玉田运械俄人，诱致蒙匪。袒护梁士诒直接交涉，断送青胶。勾通外人，贻祸祖国，稍有人心，何忍出此！其罪三。华会告终，友邦劝裁无用之兵，而张作霖则招匪以为兵。青岛收回，吾国视为新硎之试，而张作霖则运匪以扰鲁，丧心病狂，负罪友邦。其罪四。国之与立，惟在法纪，破法乱纪，张实作俑，以法令为刍狗，视元首若弁髦，法纪荡然，政纲解纽，擅调军队，挟制中央，垄断政权，屡召会议于京津，威迫河间，突然进兵于浦口，兹复陈师入关，危及元首，破坏法纪。其罪五。京师首善之区，中外属目，秩序森严，自张派奉军盘据，白昼劫掠，跋扈恣睢，闾阎则一夜数惊，商贾则谈虎色变，政以盗成，贼为民害，豺狼当道，狐鼠横行，纵匪殃民。其罪六。设官守土，各有其责，疆域攸分，界限斯判。特别三区，原属直省管辖，京兆、津沽，原为直军驻守。乃以德报怨，任其宰割，既占察哈尔，复据热河。京畿首都，乃成盗匪之外府；津沽要地，尽为盗匪之防区。既让小站、马厂，又让静海、天津、彼竟得陇望蜀，占据永清、霸州，进窥保阳。让之不已；无所逃避，守土保民，义无反顾。彼先开衅，黩武逞兵。其罪七。昔截秦皇岛军械，今劫三家店军火，攫取饷糈，则竭泽而渔，剽窃金钱，则囊括以去。致使陆海各军饷糈无着。曩昔叶恭绰长交，则受贿三百万。近今梁士诒入阁，又报效四百万。张弧发行公债，则更所入无算。劫掠饷械，行同盗匪。其罪八。帝制安福之党，则盘据要津。梁、叶、张弧之辈，则援为护符，所有作奸犯科，亡命盗匪，无不收纳。关外为胡匪发源地，辽沈为罪人逋逃渊薮，招亡纳叛。其罪九。次山、金波、有恒义父也，而背叛之。阁忱、曙村、香岩兰友也，而驱逐之。孙烈臣、汤玉麟贫贱交也，而猜疑之。秘使耿玉田诱致蒙匪，乃毙之于狱以灭口。狼若吕布，凶逾朱温，残杀同类。其罪十。综其罪孽，擢发难数，穷凶极恶，豺狼不食。作霖不死，大盗不止，盗阀不去，统一难期。若其肆虐，永为民害，则人道可以不存，国法可以不立，白山黑水之马贼，得以纵横一世，驰骋中原，国家之体面何在？国民之人格何存？佩孚等既负治盗剿匪之责，应尽锄奸除恶之义。爰整义师，歼厥巨魁，以泄公愤，以快人心，罪止一人，胁从罔治。凡为前途倒戈，咸为名哲之士。若其徘徊歧路，必贻附逆之羞。敌忾同仇，独夫气沮。人心厌乱，天意亡胡。从此残暴既除，和平可睹，障碍既去，民国以安。仅此露布，中外共鉴！” 

直军的部署，悉由吴佩孚发号施令，这时直军动员的已有12万人。在洛阳的是陆军第三师，在琉璃河的是第九师，在陇海东的是十一师，在洛郑间的有第二十和二十四两师，二十三师在涿州、良乡一带，二十五师在武胜关，二十六师在德州、保定一带，第五混成旅在郑州、山东一带，十二、十三、十四三混成旅在保定、涿州等处，一、二、三、四、四个补充团在涿州、良乡等处，共计有八个师五个混成旅三个团的兵力。吴佩孚决定以洛阳为根据地，大队集中郑州，分作三路进兵：第一路沿京汉路向保定前进，迎击长辛店一路的奉军，以京津为目的地。第二路侧重陇海路，联络江苏的兵力，以防制安徽马联甲的旧部和浙江卢永祥的袭击。另又分出一支沿津浦路北上，和东路张国溶联络，攻击奉军的根据地。第三路是冯玉祥的部队和陕军，集中郑洛一带，坚守根据地，并为各方接应。 

4月26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冯自兼师长），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及北洋军第四混成旅（旅长张锡元）各部到达洛阳。吴佩孚本拟与冯见一面，因前方军情紧急，只得先一天出发，留下手令派冯为援直陕军总司令，并代行直鲁豫巡阅副使职权，后方各军均归节制。冯军的迅速开到，使赵倜的宏威军不敢轻于发动。直奉这次战争中，直军获胜的主要关键就在这一着。 

26日徐世昌下令双方军队接近地点一律撤退，令云： 

“近日直隶、奉天等处军队移调，遂致近畿一带，人情惶惑，闾阎骚动，粮食腾踊，商民呼吁，情急词哀。迭据曹锟、张作霖等电呈，声明移调军队情形，览之殊为惄然！国家养兵，所以卫民，非以扰民也。此岁以政局未能统一之故，庶政多有阙失，民生久伤憔悴，力谋拯救之不遑，何忍斲伤之不已！本大总统德薄能鲜，不能为国为民，共谋福利，而区区蕲向和平之愿，则历久不渝。该巡阅使等相从宣力有年，为国家柱石之寄，应知有所举动，民具尔瞻，大之为国家元气所关，小之亦地方治安所系。念生民之涂炭，矢报国之忠诚，自有正道可由，岂待兵戎相见。特颁明令，着即各将近日移调军队，凡两方接近地点，一律撤退。对于国家要政，尽可切实敷陈，以求至中至当之归；其各协恭匡济，奠定邦基，有厚望焉。” 

北京的外交团鉴于战争将波及外人安全，遂先后向北京外交部递了三个警告书。 

奉系军人孙烈臣、张作相、张学良等先后入关，与张景惠在天津西北落垡会议，张作霖则亲临军粮城，指挥一切。 

4月27日奉军将领张作相、张景惠、汲金钝、吴俊升等通电宣布吴佩孚罪状，电云： 

“窃维清政失驭，国体乃更。革命以来，于兹十有一载矣，丧乱频仍，日甚一日。自直军由湘鄂撤防北归以后，‘统一’两字，希望毫无。南北和议，始终停顿。推原祸始，实吴佩孚一人阶之厉也。国家要素，全在纲纪，军人天职，只有服从。当吴佩孚拥兵衡州之时，或乘胜进攻，或停战议和，皆不失为正当办法。乃以未得湘督之故，竟倒戈相向，合力谋驱湖南张督，而吴氏于政乱纪之行为，倒行逆施之举动，遂至肆无忌惮，层出不穷，虽罄南山之竹，亦不足书其罪恶矣。 

吴氏欺世盗名，向以清白自诩，而衡阳之役，即骗得西南六十万元。此外诈取及勒借各款，就所闻于各省官民，言之历历有据。湖南省署及地方五百余万，湖北三百余万，江苏七十余万，河南亦百余万，其余敲诈沿路地方各款，为数尤为不赀，是吴氏之贪。不得督军，则称元首为先生，得巡阅使，则改称我大总统，是吴氏之鄙。唆使成慎逐赵，继又助赵攻成，致成死于非命，是吴氏之狠。其决堤灌敌也，沿堤居民聚集老幼，跪于前，涕泣请命，吴氏悉怒而投之横流，指挥掘堤益急，是吴氏之恶。其夺位卖友也，以湖北地盘之故，对于王不惜多方掣肘，以牺牲其同系同乡同寅之老友，是吴氏之险。平居自命，不曰武乡侯，即曰岳少保，而居心奸狡，适得其反，是吴氏之妄。忽而国民大会，忽而第三政府，其实全无心肝，不过假空气以自重耳，是吴氏之诈。寻常对众演说，非扫灭东省不足以横行中国。东省何负于吴，而野心勃勃如此，是吴氏之狂。……犹复阴谋百出，自去岁以来，即时欲将安徽、山东、河南、陕西、山西各省地盘，尽举而置之掌握之中，以遂其所大欲而后快。此尤吴氏之明目张胆，大言不惭者。其他谬妄之举，国人著有专书，不待指数，是吴氏一直不仁不义不忠不信之奸邪残贼耳。 

迨近年因中原多故，张使以曹使坐镇北洋，由曹使一意整顿，而张使慎布边防，决不存丝毫权利思想。乃以吴氏横行之故，不但中国商民受莫大之损失，而各友邦商业，亦受其影响。自华府会议以后，国势之阽危益甚。张使甚愿巩固北系团体，拥戴大总统，推举王聘老，段芝老及硕德耆宿，共谋救国。张使尤素重曹使，果能协力同心，亦可贯彻此旨，协谋统一之进行。乃吴氏以受曹卵翼之人，反唇相稽，竟谓曹氏昆仲，除枉法贪赃外，别无好处于地方。是不唯破坏北洋团体，抑且辜负恩遇长官，负义亡恩，莫此为甚。又复反复无常，一意捣乱，虽至荒旱荐臻，上干天怒而不恤。 

此次奉军入关，原本奉大总统派员挽留驻兵，增兵亦复同意，曹省长亲自到奉，亦同此旨。乃吴氏盅惑曹使，必欲归罪奉军，迫令宣战，并用其金口决堤之故智，填写多名，通电谩骂，以启衅端，若惟恐战事之不速者，是真国家之妖孽，当道之豺狼。作相等义愤填膺，忍无可忍，用特宣告天下，翦此凶顽。但张使与曹使交谊素敦，与直军更无嫌隙，其无故挑衅，只吴氏一人。我直军同袍将士，如仍服从曹使者，作相等敬以礼之，如有甘心从逆，随吴抗战大军者，即当一律划除，如有弃吴逆来归者，当请张使一视同仁，录功给饷，特别优遇。我大军纪律素严，秋毫不犯，经过地点，公平交易，商民勿容自相惊扰。静候我大军灭此朝食，以与我海内同胞共庆升平。区区血忱，天日可矢！倚盾宣言，伏维公鉴。” 

4月28日，张作霖通电宣战。电云： 

“窃以国事纠纷，数年不解，作霖僻处关外，一切均听北洋团体中诸领袖之主张。向使同心合力，无论前年衡阳一役可以乘胜促统一之速成，即不然，而团体固结，不自摧残，亦可成美国十三洲之局。乃一人为梗，大局益棼，至今日而愈烈。长此相持，不特全国商民受其痛苦，即外人商业停顿，亦复亏损甚钜，啧有烦言。作霖所以隐忍不言者，诚不欲使一般自私自利之徒，借口污蔑也。不料因此竟无故招谤，遂拟将关内奉军悉数调回。乃蒙大总统派鲍总长到奉挽留，曹省长亲来，亦以保卫京津，不可撤回为请。而驻军地点，商会挽留之电，相继而至。万不得已，始有入关换防，酌增军队，与曹使协谋统一之事。又以华府会议，适有中交两行挤兑之事，共管之声浪益高，国势之颠危益甚，作霖又不惜以巨款救济之，所以牺牲一切，以维持国家者，自问可告无罪。若再统一无期，则神州陆沉，可立而待。因一面为京畿之保障，一面促统一之进行。所有进兵宗旨暨详情，业于皓日，漾日通告海内，凡有血气者，睹情形之危迫，痛丧乱之频仍，应如何破除私见，共同挽救。乃吴佩孚者，狡黠性成，殃民祸国，醉心利禄，反复无常；顿衡阳之兵，干法乱纪；致成慎于死，卖友欺心，决金口之堤，直以民命为草芥，截铁路之款，俨同强盗之横行；蔑视外交则劫夺盐款；不顾国土，则贿卖铜山；逐王使于荆襄，首破坏北洋团体；骗各方之款项，专鼓动大局风潮；盘踞洛阳，甘作中原之梗；弄兵湘鄂，显为蚕食之谋；迫胁中交两行，掠人民之血本；勒捐武汉商会，竭阛阓之脂膏。涂炭生灵，较闯献为更甚。强梁罪状，比安、史而尤浮，惟利是图，无恶不作，实破坏和平之妖孽，障碍统一之神奸。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怒。作霖当仁不让，嫉恶如仇，犹复忍耐含容，但得和平统一，不愿以干戈相见。不意曹使养电，吴氏马电，相继逼迫，甘为戎首，宣战前来，自不能不简率师徒，相与周旋，以默相我国家。事定之后，所有统一办法，谨当随同大总统及各省军民长官之后，与海内耆年硕德政治名流，开会讨论公决。作霖本天良之主宰，掬诚悃以宣言，既不敢存争权争利之野心，亦绝无一人一党之成见。皇天后土，共鉴血忱！作霖不敢以一人欺天下。披沥以闻，伏维公鉴！” 

直奉两系面合心离已有一年多了，本来奉系是接近皖系的，皖直战争时，皖系做梦也没有想到奉系会助直反皖，可是皖系战败后，直奉两系虽因曹张两人是亲家，有这一段政治婚姻在维系，终究酝酿分裂，最后则不免一战。 

可是一年多的备战，直奉真正战争也不过只是六天，打了六天就结束了。 

谢选骏指出：直奉两系翻脸比翻书还快——预演了国共两党的“同室操戈”。

【一八八、第一次直奉战争】

前面曾经叙述过奉张的打算，具体说来，是—— 

主体：结合奉系、皖系和在广东的孙中山，所谓孙、段、张三角联盟。 

辅体：嗾使张勋收拾他的旧部重整旗鼓。 

用兵计划：由奉军占据京汉、津浦两路的北段，令张勋沿津浦路南下，与其在安徽的旧部结合，进而循陇海线偷袭河南。联络浙江以对付江苏。同时等待孙中山的北伐军出动，以牵制湘赣。在西北方面则运动失意的陈树藩进攻陕西。长江方面则利用四川一部分军人下长江进取武汉。使吴光新和张宗昌在山东呼应。河南的赵倜亦暗中和奉系通款曲。 

然而天下事不如人意者十常八九，奉张的如意算盘在直奉战争的前夕，竟一一落空： 

第一、段琪瑞虽与奉方交欢，但不肯出全力为奉系支援，且态度突趋消极，皖系大将除了张敬尧、张宗昌、吴光新跃跃欲试而外，其他的都在天津不作活动。 

第二、张勋虽然想东山再起，可是他的旧部久已星散，或则离心离德。皖督张文生表示中立，且与江苏共商保境安民。 

第三、孙中山的北伐军受扼于陈炯明，因此李烈钧入赣之师延期出发。 

第四、豫督赵倜与奉系暗通款曲，但因事机不密，故吴佩孚得以先发制人，抽调湘鄂军队兼程入豫，以神速的举动解决了心腹之患。奉军虽已入关，却来不及援赵。 

至于直系，由于曹氏弟兄自始不愿与奉系兵戎相见，所以吴佩孚有孤掌难鸣之苦，到了4月11日直系在保定召开会议，一致主张抗张拒奉，曹锟且将其主和的兄弟曹锳撤去师长职务，并将直系全军大权交给吴佩孚指挥，而曾经衔命三度出关担任调人的王承斌也率其部下劲旅参加直军，担任西路司令。保定曹氏洛阳吴氏重新团结，力量大增，情势突变。同时由于孙中山的北伐军未能出动，吴佩孚遂得将驻湘的直军北调参战。对河南赵倜的反叛能及时制止，并将陕西方面缩小防线，使兵力能集中运用。 

奉系开始时极端强硬，布置亦极周妥，可是在酝酿过程中发生了很多变化，因此态度亦渐转缓和，希望用时间来调整其不利形势。直系开始时虽处于不利情势下，可是慢慢地转向有利，因此士气激昂，利于速战，吴佩孚把握着握这种有利形势，压迫奉军立即作战，以期达到速战速决。 

直奉战争，东路在津浦线，西路在沿京汉线及其以东地区进行。 

4月29日张作霖到军粮城自任镇威军总司令，以孙烈臣为副司令，即日下了奉军的总攻击令。奉军的东路总司令张作相驻落岱，所属有张作相自兼师长的第二十七师及骑兵集团司令许兰洲、张作霖的卫队旅旅长张学良等部，开战前这路奉军缩短防线撤回到马厂以北。西路总司令张景惠驻长辛店，所属有张景惠自兼师长的奉军第一师及第十六师师长邹芬、第五混成旅旅长齐占九等部。奉军全部约12．5万人。 

直军由吴佩孚任总司令，设总司令部于涿州，西路是吴佩孚的第三师在琉璃河、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在固安，东路是张国溶的第二十六师，以及后来加入张福来的第二十四师均在马厂。直军全部约10万人，人数虽逊于奉军，可是都是久经战阵之兵。 

在这次战争中，有利于直军的行动如： 

（一）海军总司令蒋拯通电助直。海军第二舰队司令杜锡珪通告外交团，声明讨奉。萨镇冰率舰北上，海筹、海容两舰驶秦皇岛，江利、江元、楚同、楚谦四舰驶大沽口，威胁奉军后方。都是壮直军士气和声威，而寒奉军之胆。 

（二）张宗昌奉张作霖密令，率领一部分奉军，由海道绕至青岛，拟假道直趋山东，这项行动被鲁督田中玉所察觉。一方面准备迎击，同时发出通电，请外交部向日本交涉，饬令日本青岛防守司令官禁止奉军登岸，因此奉军突击山东的计划遂化为泡影。 

（三）苏浙两省宣布保境安民，奉系计划以浙军扰苏的计划亦告落空。 

（四）豫督赵倜和他的兄弟赵杰曾有反直反吴打算，可是由于直军的及时控制，使赵氏兄弟的打算烟消云散。 

（五）奉军来自关外，与平津人民生活习惯都不相符，因此军民之间颇不协调。 

从4月29日到5月3日，直奉双方都捏造战报吹嘘自己胜利。张作霖且俨然以战胜者自居，每天都有告捷电报发表。直军则随心所欲地发布号外，说北京政府已将张作霖免职，且派张锡銮为东三省巡阅使，冯德麟为奉天省督军。 

4月29日前，直奉两军前线已有零星接触，枪炮声断断续续，29日双方正式开火，在北京可以听到长辛店传来的隆隆炮声，不少外国人怀着好奇的心情，冒着生命危险前往战地观战。 

整个战争，在长辛店、固安和马厂展开，而最激烈的炮火则在长辛店和琉璃河之间，两军屡进屡退，伤亡无算，奉军集中炮火向直军阵地猛轰，吴佩孚则严令长辛店方面直军前敌指挥董政国坚守阵地以疲奉军。 

奉军猛攻，直军坚守，这样相持了一天一夜，至30日，吴佩孚下令改守为攻，奉军亦集中火力坚守阵地。 

5月3日奉军大炮严重威胁直军阵地，奉军东路统帅张景惠忘却了张作霖半攻半守的命令，向直军阵地前进。这天晚上，吴佩孚探知奉军炮火消耗不少，乃以大队直军猛攻正面，另派精兵数千绕道前进，借田间伏兵引至奉军后方。4日直军径扑卢沟桥，奉军腹背受敌，炮弹也告用罄，同时直军张锡元旅由陕西潼关赶来增援，兼程疾运，抵达良乡宿营。最紧张的时刻吴佩孚亲率卫队在前方堵截，因前方炮火剧烈，有许多直军抵抗不住，往后溃退，吴在战地上予以制止。 

5月5日直军增援的张锡元旅加入战斗，直冲到丰台，奉军张景惠仓促由丰台退出，于是长辛店遂落入直军手中。张景惠先退到卢沟桥，直军进逼至奉军东路司令部所在地落岱。中路固安方面奉军获悉长辛店失守，西路奉军溃败，军心大乱，也相继溃退，纷向天津逃窜。 

东路奉军颇有小胜，不幸张学良受伤，迨听到西路战事失利，也开始溃退。李景林率部退保良王庄、独流，再退山海关。 

奉军各路俱败，张作霖5月4日还赶到落岱，企图挽救颓势，但大势已去，他才匆忙地回到天津下总退却令。第二天即退至滦州，以开平为第一道防线，令李景林扼守，古冶为第二道防线，令张作相防守，滦州为第三道防线，张作霖自己坐镇，昌乐为第四道防线，令孙烈臣扼守。 

直军也调整战线，集中兵力，以胥吾庄为第一道防线，由彭寿莘担任，芦台为第二道防线，令穆旅担任，军粮城为第三道防线，由王承斌担任。 

长辛店直军大捷，决定了战场的胜利。而长辛店奉军之败，在于奉军第十六师停止战斗，十六师原系冯国璋的旧部，本属直系，师长王廷祯被奉系赶走，改派邹芬继任，奉系把该师摆在前线攻打直军，正和两年前皖直战争时，皖系把原属直系的第十五师摆在前线充当先锋一样，他们都是遇有机会就要倒戈。 

奉军战败后，徐世昌于5月5日下令饬奉军退出关外，令云： 

“前以直隶、奉天等处军队移调近畿一带，迭经令饬分别撤退，乃延不遵行，竟至激成战斗。近数日来，枪炮之声不间昼夜，难民伤兵，络绎于道，闾阎震惊，生灵涂炭，兵凶战危，言之痛心。特再申令，着即严饬所部，停止攻击。奉天军队即日撤出关外，直隶各军亦应退回原驻各地点，均候中央命令解决，务各凛遵！此令。” 

另有一道命令是查办罪魁的，令云： 

“此次近畿发生战事，残害生灵，折伤将士，皆由于叶恭绰、梁士诒、张弧等构煽酝酿而成，实属罪无可逭。叶恭绰、梁士诒、张弧均着即行褫职，并褫夺勋位、勋章，逮交法庭，依法讯办！此令。” 

查办令未下将下时，梁士诒的左右劝梁通电声辩，梁说：“洪宪之役我也是罪魁祸首，替人受过，今天又何异于前。张江陵答吴尧山说：二十年前曾有一弘愿，愿以身为蓐荐，使人寝处其上，溲溺垢之，吾无间焉，有欲割取吾耳鼻者，吾亦欢喜施与。我虽然不敢自比江陵，但亦心响往之。查办令下，正好放舟海上，回家侍奉老父。” 

4日晚有一通长途电话从北京打到天津梁士诒的寓邸，请梁亲听，打电话的不是别人，正是代理国务总理周自齐。周说：褫职令将下，自己代理总理，应该副署，可是深感对不住数十年的老朋友，所以先行奉告，请求谅解。同时劝梁即日离津，怕未来局势变化无法控制。梁答：“谢谢子廙（周自齐）兄，并请代我转谢东海（指徐世昌）。多承关爱，永铭五内。我们两人相交数十年，亲若手足，将来历史上记载说周自齐副署查缉梁士诒，也是政治史的一段趣话呢！” 

叶恭绰褫职后，由高凌霨代理交通总长。 

7日梁士诒偕叶恭绰、刘展超、郑文轩、王季子、黄质中、李达牧等离天津赴日本。卜居长崎。 

吴佩孚击败奉张后，威名大震，蒋方震曾称道吴是中国武将中最杰出之将才。吴在洛阳练兵时，曾将岳武穆的满江红词修改为军歌，慷慨激昂。 

直军告捷后，吴佩孚赴军粮城视察（军粮城是奉张大本营所在地）。5月7日由军粮城回到天津。这时他的声望之高，到了顶点，中外旅津人士都纷纷要求晋谒这位秀才出身的吴大帅。吴佩孚接见这些人士时，高谈阔论，昂然自得，听者击节赞赏，五体投地。趋炎附势之徒，颇以能见吴将军为荣，或者则奔走欢告说吴将军厚我！ 

吴佩孚在天津也曾和许多北洋元老见面，曾做过东三省总督的赵尔巽劝吴勿为己甚，适可而止。吴冷冷地瞟了赵尔巽一眼，傲然说：“从前提拔张作霖的，就是您，胡匪祸国家，追源溯始，您也该负责任，还要替他说情吗？”气得赵尔巽脸都青了。 

吴一再催促北京政府下令惩办张作霖，同时自愿辞去两湖巡阅使，因此外间有废除巡阅使制度的传言。 

5月10日北京政府下令裁撤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 

5月11日北京政府再令裁撤蒙疆经略使，并根据直系意见，调吴俊升为奉天督军，任命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 

同一天，东三省议会联合会和沈阳各团体通电不接受北京政府罢免张作霖的“乱命”。第二天（5月12日）张作霖在滦州宣布独立，改称奉军总司令，并发表对外宣言： 

“……对于友邦人民生命财产力加保护，所有前清及民国时期所订各项条约，一概承认，此后如有交涉事件，请迳行照会滦州本总司令行辕。自本月一日起，所有北京政府订立关于东三省、内外蒙、热河、察哈尔之条约，未得本总司令允许者，概不承认。” 

由于张作霖独立，所以北京外交部亦照会各国公使：“今后东三省一切事务，非经中央政府核准，概作无效。” 

奉军战败后，日本外相内田发表了对东三省局势严守中立的宣言。《朝日新闻》公开著论反对“拘守中立”。主张进一步作适当的处置。内田宣言本来是外交烟幕，实际上日本的野心分子都主张支持张作霖独立，因为他们不欢喜吴佩孚，吴曾攻击亲日派。东京曾有“张作霖后援会”的组织。 

其实，日本的野心家把张作霖也看错了，以为可以收买张作霖，实际上奉张的长处就是他有独立人格和意志，绝不肯做卖国行为。日本人想乘奉张战败自保之际，予以支援，借以换取对东三省有利的代价，日本人实际上是错了，因为奉张虽然战败，但却还有余力自保东三省。 

6月4日张作霖自称为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再一次发表了“闭关自治”的宣言，并派孙烈臣为前敌总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杨宇霆字邻葛，是奉天法库县人，日本士官学校的毕业生。 

奉军在秦皇岛附近陈庄、牛庄一带曾与直军前敌司令，暂编第一师师长彭寿莘、副司令、第十五混成旅孙岳两部接触。孙岳是曹锟的养子，清末由第三镇炮兵排长一步步提升为管带，因参加滦州起义，几乎被杀，是曹锟暗中通知他逃走的。 

直皖战争时是直军的团长，现在则升到旅长了。 

从6月8日直奉两军战至13日，奉军一度获得胜利，沈阳且曾举行祝捷大会，大肆宣传，可是直军也在九门口转败为胜。13日沈阳各国领事联合向奉张提出警告，认为榆关战事影响国际列车的安全，张作霖不得已乃接受了英国教士扬古、美国教士普来德为中间人的停战建议。 

6月18日直军全权代表王承斌、彭寿莘，奉军全权代表孙烈臣、张学良，在秦皇岛海面英国克尔富号军舰上签订了停战条约，以榆关为两军界线，19日起奉军撤出关外，直军除酌留一部驻防榆关外，大部都撤回原防。关于张作霖的地位问题，北京政府拒绝撤销5月10日的处分命令，东三省省议会仍请张担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加推孙烈臣、吴俊升为副司令，对北京政府仍然保持独立的姿态。 

直奉之战，奉系失败的原因主要是： 

（一）张作霖看不起吴佩孚。张作霖虽然比吴佩孚小四岁，可是在北洋系统上，却比吴的地位高多了，张在袁世凯时代就崭露头角，获袁的拢络垂青，地位仅次于北洋三杰（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与曹锟可以分庭抗礼，吴佩孚一直是曹锟下面一员战将，直到衡阳撤兵时才被国人所知。 

（二）奉张采取联曹制吴的策略，然而直系究竟是直系，正如曹锟所说，亲戚虽亲不如部下亲，曹锟如不跟着吴佩孚走，自己就失去了凭借。张作霖既已取到东北和西北，又要把持长江一带地盘，还要控制北京政府财政，这是使曹除了一面倒向吴佩孚外，无他路可以选择。 

（三）奉张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又希望广东方面北伐，皖系呼应，自己坐享其成。洛吴则视这一战为生死存亡之争，竭其全力以赴。奉军主力集中东线，而将不可靠的第十六师置于西线前方，蹈了直皖战时，段祺瑞利用非嫡系军队打头阵，结果也招致阵前起义的覆辙，致使全线受到牵动。 

（四）吴佩孚背城一战，只能胜不能败，张作霖败了可以退回关外，所以缺乏必胜的决心。 

谢选骏指出：先后三次狗咬狗的直奉战争，预兆了先后三次狗咬狗的国共战争（国内革命战争），也可以说是一个缩影。

【一八九、冯玉祥进军河南】

直奉之战甫告一个段落，河南又爆起了战火。 

河南是吴佩孚的根据地，他和河南督军赵倜之间面和心不和。直皖战后，吴赵之间曾有过一段故事，前面已有交代，就是吴和赵成为政治性的把兄弟，吴赵的两位夫人也结拜为干姊妹，然而这一切都经不起考验。 

赵倜是河南汝阳县人，粗通文理，清末投入毅军马玉昆部下，受到姜桂题的提拔。在袁世凯时代以追剿白朗而得到河南地盘，他在河南就像一个土皇帝。10年冬天，他的七岁幼子染上伤寒病，送往南关医治，他竟学三国时代的袁术借寿，建醮上奏天庭，勒令河南的高级职员一律借寿五年，他自己为了起领头作用，愿借十年寿命给爱子，连同大小官员所借的寿命加起来，这位宝贝儿子应该可以活到300岁还有多。借寿的功德圆满完成后，赵督帅的“西屋太太”又做起二十大庆，潢川县长车云献了一双大红绣花缎鞋，鞋内用金钱镂成“卑职车云谨呈。” 

赵倜的兄弟赵杰绰号赵三麻子，无恶不作，赵倜派他当宏威军司令。吴佩孚曾调宏威军打湖南，赵杰在前线并未立功，可是竟升任了河南暂编第一师师长。于是他在河南各地招兵买马，招来的兵士都是些横行霸道、强赊白吃的吸鸦片和抽白面的无赖。他的部下有一支驻扎临汝，白天是官军，晚上是土匪，老百姓受不了，都纷纷跑到洛阳去告状，吴佩孚劝赵倜兄弟解散这支部队，赵杰置之不理，阳奉阴违，吴佩孚大为不满，曾愤慨地说：“赵倜有个宝贝兄弟赵杰，和张敬尧之有张敬汤一样，真是先后辉映。” 

11年春天，吴佩孚声讨梁内阁，四面八方邀请各省军阀予以响应。赵倜既是吴的假兄弟和假亲戚，当然表面上要和吴亦步亦趋，可是他又怕得罪张作霖，因此就对吴打太极拳，不肯发电表明立场。吴严词督促他，他才勉强地发出了一个不痛不痒的电报，同时却暗中打一个密电给张作霖，向奉张解释自己的不得已和被迫情况。张作霖接到赵倜这通电报，立即转给曹锟，并且附以按语说：“你的部下强迫别人打电报反对我，你如果不能制止，我就代替你来制止了。”曹锟接到奉张的质问电，就转发给吴佩孚，叫他不要惹是生非。吴佩孚看到赵给张的电报，才知道赵倜暗通奉系，是个口是心非的骑墙派，派人到开封去向赵质问，吴带口信给赵说：“我打电报征求你的同意，请你联署或者响应，你愿不愿意随你自便，怎么能够算是强迫你？”赵倜这一来弄得非常丢脸，只好向吴所派的来人说：“我是上了别人的当了，我早就要辞职，只是承老弟厚爱，要挽留我，今后我在职一天，一定唯子玉老弟之命是从！” 

吴佩孚不愿在和奉系交战之前先在河南惹出麻烦，所以对赵倜仍旧容忍，只写信要赵速筹300万元军饷赎罪。 

赵倜接到吴佩孚来信，叫他筹措300万军饷，乃和他的心腹赵杰及宝德全等商量，他们都大不以为然。一方面舍不得把已经搜刮的钱拿出来，同时自己的军饷也已积欠了数月，如果拿出钱来解往洛阳，如何向自己军队交代。同时这次如果完全顺从了吴，以后还不知吴会陆续提出若干条件，将来如何应付？因此决定拒绝吴佩孚的要求，同时放出谣言说是有人要暗害赵氏兄弟，遂在开封宣布戒严，并在郑州、中牟、开封三个地方布置了三道防线。并与安徽的张文生，山东的田中玉建立了三省攻守同盟。 

豫、鲁、皖三省攻守同盟的出现，好像是直奉之外的一个势力集团，江苏督军齐燮元也自动要求参加，于是“三”变为四，四省攻守同盟力量更大了。不过齐燮元是直系，所以齐一面参加，一面却将实际情况向吴佩孚密告，吴佩孚得知内情，对赵倜益为不满，于是决定派王承斌继任河南督军。赵倜听到这个消息，慌了手脚，只得硬摸腰包，拿出40万元送来洛阳。 

吴佩孚为了积极准备对奉系用兵，不能不四处张罗军饷，不止是向赵氏兄弟勒索，就是与直系不合作的田中玉、李厚基也不能不有所表示。 

4月3日各省军阀纷纷到洛阳祝贺吴佩孚的四旬晋九寿诞。赵倜虽然不是直系的嫡系，可是近在咫尺，又“义”结金兰，不能不有祝寿的表示，因此派赵杰前往祝寿。赵杰怕碰吴佩孚的钉子，临上车时竟称病不肯动身，并派兵扼守中牟以资防卫。这一来，吴不能不有所戒备，乃从岳州调第二十四师四十七旅（旅长王为蔚）进驻郑州，并由第三师控制陇海路。4月11日京汉路客车因而停开。赵倜看见形势不对，又软了下来，承认派豫北马志敏一旅参加讨奉战争，又将驻中牟军队撤回开封，13日京汉路才告通车。 

4月25日吴佩孚由洛阳动身赴保定前，希望赵倜到郑州当面一谈。赵接电报后不敢不去。他上车前对送行的人说：“我此去是鸿门宴，只怕今生今世不能再和各位相见了。”一边说一边流下了“英雄泪”来，送行人见到这种情景，便生拉活扯地把他劝下车来。吴这时又有电报调赵杰的军队开赴前方助战，赵杰怎肯打仗，当然不愿受调。 

吴佩孚这时决心把赵氏兄弟调离河南，他打算把陕西督军冯玉祥和河南督军赵倜对调，或者是把赵杰的军队调离开河南，使他们兄弟俩不会扯他的后腿，同时也不会为害河南，自己对河南的请愿民众有了一个交代。 

可是赵氏兄弟软硬功夫全来，就是不肯离开河南，因此吴佩孚断定赵氏兄弟存心与自己为敌，所以便急调冯玉祥到洛阳来监视开封方面的行动，以巩固后方的安全。 

4月26日冯玉祥率领第十一师和陕军第一师胡景翼、第四混成旅张锡元等部开抵洛阳。冯和赵倜兄弟是有夙怨的，当直皖战后冯玉祥还是一个旅长，驻扎在河南驻马店，曾与赵倜所属宏威军发生冲突，赵倜指斥冯玉祥勾结成慎，扣留税款，向驻马店进攻，劫夺宏威军的枪支，冯也指斥赵倜首先派兵进攻确山防地，因此予以还击。经过这件冲突后，冯和赵之间便积不相容，而张锡元以前也曾被赵倜参劾过，现在赵的两个仇人一齐开入了河南，使赵倜了解吴佩孚对河南是不怀好意了，因此决心与奉军合作，想乘奉直军打得你死我活，难解难分的时候，就扯直军的后腿，把直系势力赶出河南。 

直奉战争发动后，奉军一开始在东线和京汉路东侧都占了上风，吴佩孚为了应付战场的情势，所以不顾一切地调动后方军队支援前线，第十一师二十一旅（旅长李鸣钟）和二十二旅（旅长张之江）的一团都被调走。除陕军第一师留在洛阳未动而外，在郑州只有第二十四师王为蔚一旅，第十一师张之江的一团，第八混成旅靳云鹗的一团（勒的另一团在信阳）。就在这个时候，张作霖的告捷电报到处乱飞，皖督张文生的老上司张勋一再催促安徽发动响应奉军，张文生又暗约赵倜同时动手进攻郑州。5月4日张作霖又打来大获全胜的电报，更妙的是赵倜派在北京的军事密探，打给赵一个密电说：“吴佩孚业已阵亡。”于是赵倜便以为直军确已战败，当天便授意河南省议会和各团体，联名通电痛斥吴佩孚盘据洛阳，干涉用人行政，勒派地方税捐，此次对奉用兵，又强迫河南出兵出饷，还有冯玉祥以前在信阳截留军饷，劫夺军械，现在又无端出兵侵入河南。接着又于同日宣布“武装中立”，凡有加入战斗的客军，不论通过河南或是留驻河南，均须解除武装，否则视为破坏中立，即以武力对待。 

5月6日，归德镇守使兼暂编第二师长宝德全、暂编第一师师长赵杰、豫皖毅军总司令常德盛、豫西镇守使丁香玲、南阳镇守使李治云、豫北镇守使马志敏等联合发表通电，痛斥吴佩孚和冯玉祥。电略云： 

“吴佩孚盘据洛阳，分兵许郑，劫饷夺械，侵权干政，勒捐商款，剥削民膏。一面指派我军为调虎离山之诡计，一面嗾令陕督为假途灭虢之阴谋。以为鄂王可取而代之，豫赵何妨逐而走之。冯玉祥前在信阳劫饷夺械，侵权干政，一如吴佩孚之在洛阳。此次不知奉何人命令，无故出关，破坏中立。 

……” 

赵倜等实在消息欠灵通，因为当他进兵郑州，正是吴佩孚大举破奉军于长辛店之时。 

5月5日，赵杰率军二十营，宝德全率军十营先将京汉路丰乐镇的桥梁炸毁，并拆毁彰德的一段铁路以阻北来之师，即向郑州偷袭，敌对两军在郑州站五里外的古城开火，直军因寡不敌众而败北。郑州守军公推靳云鹗为守城司令，飞调信阳靳军来援，可是来援的靳军又在驻马店附近和尚桥被豫军击败，放弃信阳退入武胜关内。豫军又拆断李家寨、柳林的铁路以阻南来的鄂军。6日郑州形势更为危殆，宝德全部绕道黄河南岸发动攻势，幸亏胡景翼率领陕军第一师第二旅岳维峻部由洛阳赶来，匆匆下车抵御，才将豫军击退。7日冯玉祥自己统率第三师第五旅、镇嵩军第三路、第十师之一部及第一、第二、第四混成旅来援，郑州之围才告解除。这天吴佩孚发出急电，认为进攻郑州是赵杰干的，与赵倜无关，应当解除赵杰的武装，不必多所牵连。 

同日田中玉、陈光远、张文生、齐燮元联名通电调停河南之战，原来张文生在豫军发动时已下戒严令，准备履行攻守同盟的任务，但得到奉军战败的消息，遂临时中止。田中玉、齐燮元都是张文生的盟友，他们并邀陈光远参加调停，目的在挽救赵倜的督军地位。吴佩孚这时不愿扩大河南纷争，也答应暂维豫局。 

8日赵倜下了停战令，并在开封找出吴佩孚的老上司裴其勋，联合中外人士组织调人团，于10日在郑州举行调停会议。 

9日徐世昌以大总统名义下令，令云： 

“据直鲁、豫巡阅使曹锟电呈：据驻郑旅长靳云鹗、王为蔚等报称：河南第一师师长赵杰率领所部袭攻郑州，职旅迫不得已，竭力抵御。等情。查郑防向由该两旅驻守，赵杰竟敢声言驱逐，迳行袭击，已电饬该旅长等固守原防勿得轻进，请即将赵杰夺官勋，并免去本兼各职，交河南督军依法讯办等语。豫省地方紧要，该师长赵杰身为将领，岂容任意称兵，扰乱防境，着即褫夺官职，并勋位勋章，交河南督军赵倜，依法讯办，以肃军纪。此令。” 

这个处置办法吴佩孚是同意的，可是冯玉祥率军离陕时，曾声明决不回任，如今他替吴佩孚立了大功，吴不能不给他报酬。他不理停战命令，10日冯军仍向中牟进攻，豫军退守开封。11日北京政府调冯玉祥为河南督军，赵倜撤职查办，并令刘镇华暂兼陕西督军。 

赵倜上了假情报的当，自知大祸铸成，11日他令宝德全维持开封治安，不许对客军抵抗，宝这时已通款于吴佩孚，吴令宝解散赵杰的第一师，并保举宝为河南军务帮办。赵杰则已闻风先逃。11日宝关闭开封城门，不许第一师败兵入城，败兵遂在城外大烧大抢，到12日才被宝部击散。赵倜于12日晚离开封向归德逃走。14日宝德全到车站迎接冯玉祥。15日，冯玉祥杀宝德全，并将其所属第二师解散。 

谢选骏指出：人说“冯玉祥（1882年11月6日—1948年9月1日），官章名玉祥，谱名基善，字焕章，男，安徽巢县（今巢湖市夏阁镇竹柯村）人，生长于直隶省保定府（今河北省保定市）。著名民国军阀，本属北洋直系，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倒戈自立为国民军，后败退西北故人称西北军。1935年晋任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冯玉祥一生擅长见风使舵，军伍生涯八次临阵倒戈，故有倒戈将军之称。”——我看冯玉祥的一生，就像“中华民国在大陆”一样混乱不堪。

【一九〇、徐世昌辞职】

吴佩孚在北洋军阀中毫无问题是个突出人物，因为他懂得政治战，会抓题目。当他还驻军衡阳时，就有取消南北两个政府和另组第三政府的野心。直皖战后，他即通电主张召开国民大会，想利用国民大会这个机构恢复北京政府所解散的旧国会，驱逐皖系所扶植的北方总统徐世昌，另外建立一个他所满意的中央政府。他一直不喜欢徐世昌，他在衡阳时，徐就任大总统，他拍电给徐就不称徐为大总统而称为东海先生。他的国民大会计划，由于张作霖和北方军阀的反对，所以没有实现。 

民国10年，西南很多省份宣布自治，主张建立联省自治政府，可是吴主张中央集权，武力统一，联省自治是他所反对的，所以这种形式的“第三”政府也不符合吴的愿望。因此当湘军援鄂时，他就出兵击退湘军，击退湘军后，他又发起召集庐山国是会议，这个会议就是他原来主张的国民大会的翻版，可是张作霖和北方军阀仍不赞成，使他改造政府的野心又一次落空。 

如今，他的最大障碍奉系又已被击倒，他的威望如日中天，当然可以旧调重弹，召开他所喜欢的国是会议了。不过，他认为直系只控制了北方的十几省，如果再发起一个会议，国民党、皖系、奉系和西南联省自治派都不会赞同，因此他乃改采另一途径。 

直奉战争以前，息隐天津的黎元洪就曾向吴佩孚暗送秋波，黎元洪的策士哈汉章、金永炎等经常秘密到洛阳向吴佩孚进言。旧国会议长吴景濂也曾到过奉天，游说张作霖用“恢复法统”来促进南北统一，张作霖建议召开统一会议就是以恢复旧国会，改造政局为内容的一种作法。 

奉系战败后，吴景濂又去游说吴佩孚的大将王承斌，吴、王两人都是奉天省兴城县人，又是表兄弟，吴字廉伯，王字孝伯，当时人称“兴城二伯”。吴请王向吴佩孚进言，恢复旧国会。同时在天津的黎元洪策士与旧国会参议院议长王家襄、研究系分子梁启超、熊希龄等通过张绍曾的关系，怂恿吴佩孚也用“恢复法统”的方法来“统一全国”。 

吴当时对“统一全国”四个字最听得进，同时吴看出“恢复法统”对直系最有利，因为南方的借口就是护法，反对北方的新法，所以才成立护法政府。如果北京政府恢复了法统，南方政府就失去了借口，也失去了根据，这一来，在政治上已经使南方政府无所凭借了，岂不是不战而胜。 

同时如果迎接黎元洪复职，补足了他未任满的总统任期，国会和总统都成为直系的傀儡了，要他们怎样，他们便怎样，这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做法，也是曹操迎立汉献帝的故事。 

11年5月10日吴佩孚从天津到了保定，立即召开会议 

讨论未来政局的趋向。旧国会议长吴景濂、王家襄都参加了这个会议。 

吴佩孚虽然有他的打算，可是曹锟左右的人却是另外一种想法。他们认为现在直系已经基础巩固了，解决政局的办法就是替曹锟“红袍加身”，立即发动政变，逐走徐世昌，让曹锟做总统，何必费力气做文章，把到手的天下送给已被赶走了的那位不中用的黎元洪。 

然而吴佩孚当时的影响力最大，他不赞成如此做，大家便不敢太猖狂。保定会议因此决定先“恢复法统”，统一全国，然后利用国会选举曹锟为名正言顺的大总统，如此才是正途。 

5月14日吴佩孚密电征求北方军人的意见，当天就得到江苏、山东、湖北三省的同意。 

5月15日孙传芳发出通电，赞成恢复旧法统，迎黎元洪复职，电云： 

“巩固民国，宜先统一，南北统一之破裂，既以法律问题为厉阶，统一之归来，即当以恢复法统为捷径。应请黎黄陂复位，召集六年旧国会，速制宪典，共选副座。法统既复，异帜可消，倘有扰乱之徒，应在共弃之列”。 

接着孙又另有一电给广东的护法政府，电云： 

“自法统破裂，政局分崩，南则集合旧国会议员，选举孙大总统，组织广东政府以资号召。北则改选新国会议员，选举徐大总统，依据北京政府以为抵制。谁为合法？谁为违法？天下后世，自有公论。惟长此南北背驰，各走极端，连年内争，视同敌国，阋墙煮豆，祸乱相寻，民生凋弊，国本动摇，颠覆危亡，迫在眉睫。推原祸始，何莫非解散国会，破坏法律，阶之厉也。传芳删日通电，主张恢复法统，促进统一，救亡图存，别无良策。近得各方复电，多数赞同。人之爱国，同此心理，既得正轨，进行无阻，统一之期殆将不远。惟念法律神圣，不容假借，事实障碍，应早化除。广东孙大总统原于护法，法统已复，功成身退，有何流连？北京徐大总统，乃新国会选出，旧国会恢复，新国会无凭，连带问题同时失效。所望两先生体天之德，视民如伤，敝屣尊荣，及时引退，中国幸甚！” 

孙传芳在直系中这时还是二三等角色，由于他驻军长江一带，对南方有吓阻作用，所以吴佩孚选他来发通电，试探各方空气，而他也乐得受人利用，以建立改造政局的“首功”。 

16日吴景濂和王家襄参加保定会议后回到天津，立刻组织“第一届国会继续开会筹备处”。这个消息给许多寂寞了好几年的政客一剂兴奋剂。 

16日曹锟、吴佩孚、田中玉、陈光远、李厚基、齐燮元、冯玉祥、刘镇华、萧耀南、陆洪涛等联名请王士珍出山，组织内阁。在这通列名电报中，李厚基本属皖系，田中玉、刘镇华都是投机分子，直系战胜后，他们便跟在直系后面摇旗呐喊，借以保全地位。 

5月27日吴佩孚有一密电致徐世昌，主张恢复旧国会，大意略谓：目下解决时局办法，可分为两大纲，（一）常法，（二）变法。常法即恢复第一届国会，变法即召集国是会议。常法有三利：（一）法律上有根据。（二）手续便利，不致多费时日。（三）易与西南护法各省融洽，可为促成统一捷径。变法有三不利：（一）法律上无根据。（二）手续纷繁，徒费时日。（三）西南表示反对，去统一之时愈远，故于二者之中决定取常法而不取变法，前经通电与西南各省及中央直辖各省区磋商，今已得十余处之复电，均赞成恢复旧国会，一俟各省区复电到齐，即当转呈，并请中央积极主张云云。 

同日，江苏督军齐燮元亦有电报给徐世昌，电云： 

“我大总统本以救国之心，出膺艰钜，频年以来，艰难干运，宵旰殷忧，无非以法治为精神，以统一为蕲向。乃不幸值国家之多故，遂因应之俱穷，因国是而召内讧，因内讧而构兵衅，国人之苦怨愈深，友邦希望将绝。今则关外之干戈未定，而西南又告警矣。兵连祸结，縻有已时，火热水深，于今为烈。窃以为种种痛苦，由于统一无期，统一无期，由于国是未定。群疑众难，责望交丛。旷观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对于政府欲其鼎新革故，不得不出于改弦易辙之途，欲其长治久安，不得不谋根本之解决。今则恢复国统，已成国是，万喙同声，群情一致。伏思我大总统为民为国，敝屐尊荣，本其素志，倦勤有待，屡闻德音，虚已待贤，匪伊朝夕。若能俯从民意之请愿，仍本救国之初心，慷慨宣言，功成身退，既昭德让，复示大公，进退维公，无善于此。” 

徐世昌被这一连串的“逼宫”电报弄得头昏眼花，这位北洋元老，最有经验的老狐狸，面对当前局面，也有手足无措之苦，他毕竟还是个老油条，所以装做很谦和的姿态，发表一个电报，电云： 

“鄙人忧患余生，忝膺国宰，原思竭尽智虑，力求和平，保全黎庶，统一国家。乃事变纷乘，朝夕迁易，百艰躬试，劫运难消。兢惕忧戚，衰颓益甚，茹荼集蓼，莫喻此衷。顷阅孙传芳勘电所陈，忠言快论，实获我心。果能如此进行，使亿众一心，悉除逆诈，免斯民涂炭之苦，跻国家磐石之安，政治修明，日臻强盛，鄙人虽居草野，得以余年而享太平，其乐无穷，胜于今日十倍。况斡旋运数，挽济危亡，本系鄙人初意，鄙人力不能逮，群贤协谋以成其意，更属求之而不得之举。一有合宜办法，便即束身而退，决无希恋。先布区区，敬候明教。” 

徐世昌比袁世凯当年高明了一点，不像袁用咬牙切齿的态度对待陈宦的劝退电，可是徐所谓的“合宜办法”也与袁所耍的“筹商善后”手法异曲同工，无非是拖延时间，等待新的变局。 

徐不如袁之处，袁在最后，虽然众叛亲离，但还有几个死党，而徐世昌在这个时候，却没有一个人支持他。 

5月20日旧国会筹备处在天津发出通电，定于6月1日“依法”自行集会。28日曹锟、吴佩孚联名回电表示赞成。徐世昌还想做最后努力，挽救他自己的垂危命运，因此他去拜访王士珍，请他出面组阁，可是这位北洋元老依然像以前一样，毫无表示，深藏若虚。接着徐世昌任命董康兼署财政总长，高恩洪署理交通总长，派彭寿莘为第十五师师长，改任张锡元为察哈尔都统。徐这些做法，都是根据曹吴的意见发表的，也就是愿居总统之名，一切唯曹吴之命是从的具体表现。然而曹吴并不将就。 

6月1日旧国会议员以吴景濂和王家襄为首，共有203人联名发表宣言，指徐世昌为非法总统，全文如下： 

“民国宪法未成以前，国家根本组织，厥惟《临时约法》。大总统无解散国会之权，则六年六月十二日解散参众两院之令，当然无效。又查《临时约法》第二十八条，参议院以国会成立之日解散，其职权由国会行之，则国会成立以后，不容再有参议院发生，亦无疑义。乃两院既经非法解散，旋又组织参议院，循是而有七年之非法国会，以及同年之非法大总统，选举会。徐世昌之任大总统，既系选自非法，大总统选举会显属篡窃行为，应即宣告无效。自今日始，应由国会完全行使职权，再由合法大总统依法组织政府，护法大业，亦已告成。其西南各省，因护法而成立之一切特别组织，自应于此终结。至徐世昌窃位数年，祸国殃民，障碍统一，不忠共和，黩货营私，种种罪恶，举国痛心，更无俟同人等一一列举也。六载分崩，扰攘不止，拨乱反正，惟此一途。凡我国人，同此心理，特此宣言。” 

天下事就是这么可笑，从前痛斥国会为暴民专政机关，要挟北京政府迅予解散的北洋军人们，现在却都变成了旧国会的拥护者，欢呼“法统重光”。 

徐世昌不管外间如何驱逐他，却尽一切努力赖着总统的位子不让。 

6月2日吴佩孚的驻京代表钱少卿一连打了好几次电话到总统府，问总统何时离开北京？徐世昌正在设宴招待回国不久的顾维钧。席散后，才宣布辞职，离职全文云： 

“查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内载‘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务时，以副总统代理之。’又载‘副总统同时缺位时，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各等语，本大总统现在因病，宣告辞职，依法应由国务院摄行职务”。 

徐世昌颁下辞职令后，即将总统印信交付国务院，当日即挂专车由北京去天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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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一、黎元洪再作冯妇

当徐世昌宣布辞职出京后，11年6月2日北京国务院也发表一道院令云： 

“本日徐大总统宣告辞职，由国务院依法摄行职务，所有各官署公务，均仍照常进行。京师地方，治安关系重要，应由京畿卫戍总司令督同步军统领、京兆尹、警察总监妥慎办理，此令。” 

同时又由全体国务员联名发表通电，由周自齐领衔： 

“自齐等遭逢世变，权领部曹，谨举此权奉还国会，用尊法统，暂以国民资格维持一切，听候接收”。 

由于总统已是非法产生，因此内阁地位也是非法的，所以不敢以内阁摄行总统职权，而以“国民”资格摄行职权。 

6月2日湖北督军萧耀南发表通电称： 

“……六年解散之国会一经恢复，东海地位在法律上失所依据，谅能敝屣尊荣，为斯民造福。中山护法曾有宣言，国会一日恢复即行引退，求仁得仁，当亦不致再事争执。继续统绪，舍黄陂（黎元洪）莫属。” 

吴佩孚通电云： 

“……我徐大总统敝屣十余月之尊荣，克偿二十二行省之统一，奉身而退，亦属初衷。我黎大总统遭非常之变，延垂绝之统，以公意为进退，法所当然。……” 

齐燮元等15省督军联名通电： 

“……南北之争，实以法律问题为争持之焦点，法统既定，一切葛藤从此立解。” 

这一片迎黎的声浪，把那位息隐天津的黎元洪说成是非出山不可的人物。其实这也是一种手法，所谓恢复法统，不过是直系军阀一石两鸟之计，他们左手推翻了徐世昌，右手打倒了孙中山的护法政府，然后捧出一个傀儡，建立一个直系可以一手控制的政府以达到“全国的统一”。也就是6月2日，吴景濂、王家襄同赴天津黎宅去谒黎，敦请黎复任大总统，黎说：“你们选举曹锟为总统，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同日曹、吴领衔通电“恭迎”黎大总统复职。曹的参谋长熊炳琦和吴的参谋长李倬章，以及北京国务院的代表高恩洪，都到天津来迎黎。 

6月3日吴景濂、王家襄通电各省军民长官：“国会正式开会尚须时日，国家行政机关不可一日间断，行政职权亦不便由国会兼摄，当此青黄不接之际，应如何接收职权，应候公意商榷施行。”吴佩孚立即复电：“元首未到京以前，当然由国务院摄行职权，职责所关，不得拘牵文义。” 

黎元洪在一片敦促声中，私心暗暗欣喜，正准备动身入京，重掌政权之时，6月3日突然接到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反对通电，卢电云： 

“接奉徐总统冬电，获悉元首离职赴津，无任惶惑。大总统对内为国民公仆，对外为政府代表，决不能因少数爱憎为进退，亦不容以个人便利卸责。虽《约法》上代理摄行各有规定，而按诸政治现状，均有未合，即追溯民意往事，亦苦无先例可援。项城身故，黄陂辞职，河间代任期满，系在国会解散复辟乱平之后，故新旧递嬗，匕鬯不惊。今则南北分驰，四郊多垒，中枢尤破碎不完，既无副座，复无合法之国务院，则《约法》四十二条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代摄行之规定，自不适用。仅以假借《约法》之命令，付诸现内阁，内阁复任意还诸国会，不惟无以对国民，试问此种儿戏行动，何以见重于友邦？此不得不望我国民慎重考虑者一也。 

传闻有人建议以恢复法统为言，并请黄陂复任。国人善忘，竟有率尔附和者，永祥等反复思维，殊不得其解。盖既主张法统，则宜持有系统之法律见解，断不容随感情为选择，二三武人议论固不足变更法律，二三议员之通电更不足代表国会，此理既明，则《约法》之解释援用，自无聚讼之余地。《约法》上只有‘因故去职及不能视事’二语，并无辞职条文，则当然黄陂辞职自不发生法律问题。河间为旧国会选举之合法总统，则依法代理，应至本任期满为止，毫无疑义。大总统选举法规定任期五年，河间代理期满，即是黄陂法定任期终了，在法律上成为公民，早已无任可复。强而行之，则第一步须认河间代理为不法。试问此代理期内之行为，是否有效？想国人决不忍为此一大翻案，再增益国家纠纷。如此，则黄陂复位之说，适陷于非法。以黄陂之德望，若将来依法被选，吾侪所馨香祷祝。若此时矫法以梏之，诉诸天良，实有所不忍。此不得不望吾国民慎重考虑者又一也。 

迩者民智大进，今非昔比，方寸稍有偏私，肺肝早已共见，伪造民意者，已覆辙相寻，执法自便者，亦屡试不爽。孙帅传芳删电谓：以一人爱恶为取舍，更张不以其道，前者既失，后乱渐纷云云，诚属惩前毖后之论。顾曲形终无直影，收获焉问耕耘，设明知陷阱而故蹈之，于卫国则不仁，于自卫则不智。永祥等怵目横流，积忧成疾，夙抱栋折榱崩之痛，敢有推枰敛手之心。临崖勒马，犹有坦途，倘陷深渊，驷追曷及。伏祈海内贤达，准法平情，各纾谠论，本悲悯之素怀，定救亡之大计，宁使多数负一人，勿使一人负多数！永祥等当视力之所及，以尽国民自卫之天职，决不忍坐视四万万人民共有之国家，作少数人之孤注也。” 

黎看见这通电报不禁倒抽了一口冷气，大为扫兴，当天即回复各省疆吏通电。电曰： 

“接冬电并曹省长，赵镇守使，吴督办代表来寓，猥以复位相属，具征力求统一之心，钦感何既！第元洪自引咎辞职，执处数年，思过不遑，敢有他念，以速官谤。果使摩顶放踵，可利天下，犹可解说，乃才轻力薄，自觉勿胜，诸公又何爱焉！前车已覆，来日大难，大位之推，如临冰谷。” 

卢永祥的江电，代表皖系的态度，因此福建督军李厚基，上海护军使何丰林都附和卢的主张。皖系认为迎黎复职是吴佩孚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个人打算，对皖系是极不利的，所以大为反对。东三省省议会联合会则赞成恢复法统，不过又主张在上海开会以免受到武人的干涉。至于广州非常国会则斥责黎元洪是民国6年解散国会的罪人，任期已满，无位可复。而王家襄则久未到会，业已除名，且已由人递补，何能再以议长身份出现。 

所谓的旧国会，还有“六年的国会”和“八年的国会”之争。吴景濂、王家襄等在天津所召集的，是民国6年被北京政府解散的国会，简称为“六年国会”。孙中山在广州所号召的国会议员，因为当时有不少议员改任官吏，所以不肯前来参加，国会人数因之不足，遂于民国8年将不到会的议员一律除名，由各省候选人遴补，这个国会被简称为“八年国会”。 

广州方面认为召集“六年国会”就是一种非法行为。其实当时国会实际情况，众议院议员任期只有三年，他们都是在民国2年选出，到民国11年已有9年，所以无论“民六”议员或者“民八”议员都是超过任期的。至于总统任期为五年，袁世凯于民国2年10月10日就职，其任期应至民国7年10月10日止。袁死于5年6月，由副总统黎元洪代理总统，黎又于民国6年7月被逐下台，由新选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至民国7年10月10日为止。黎、冯两人的副总统都是由旧国会选出来的，按照当时法律专家的解释，他们代理总统都是合法的，现在已经事隔多年，又把黎元洪抬出来补足所谓的总统任期，纯从法的解释也是说不通的。 

在天津的黎元洪，陷于四面八方的包围中，奔走黎宅的，有大军阀的代表，有政客，有议员。黎元洪身边则分为两派：一派是急进派，有哈汉章、饶汉祥、金永炎等，他们原来就在进行抬黎出山，现在赶上了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怎可放过，所以主张立即进京复职。一派是缓进派，以陈宦为首，他认为孙中山和皖奉两系军阀都别有怀抱，在这种情势下登台，不过是直系的傀儡，不如在上台前先针对全国人民的趋向，发表一个大政方针，也试探一下直系的态度；如果直系反对，黎本人也可以获得全国各方面的同情，为将来创造更有利的机会。 

6月3日，黎分别接见了曹锟和吴佩孚的代表，以及国务院的代表，黎暗示拟请吴佩孚担任陆军总长，大力进行裁兵，必须取得“废督裁兵”的保障才能复职。吴佩孚的儿女亲家张绍曾也是奔走恢复法统的主要人物，他听了黎要废督裁兵，很生气地说：“你自己要上台，四处找门路，现在有了机会，你却又提出条件，真是莫名其妙！”陈宦把黎拉在一边，悄悄地说：“是不是，我们还没有上台，他们的威风就如此了！” 

6月6日，天津黎宅举行谈话会，参加者有旧国会的两院议长，曹吴等重要军人的代表，各省团体代表多人。黎元洪亲切地招待他们，略致寒暄之辞后，就拿出一张电稿请大家传阅。他还补充说：“这个电稿上所写的，办得到我就复职，办不到就请你们另选高明。”说完他就叫幕僚们代为招待来宾，自己则摇着肥硕的身驱退入内室。 

这就是黎元洪著名的鱼电，由饶汉祥主笔，滔滔三千言，主张废督裁兵： 

“前读第一届国会参议院王议长，众议院吴议长等宣言，由合法总统依法组织政府，并承曹、吴两巡阅使等十省区冬电，请依法复位，以维国本，曾经复电辞谢。顷复奉齐督军（燮元）等十五省区冬电，及海军萨上将（镇冰）各总司令等江电，京省各议会教育会、商会等来电，均请旋京复职。又承两位议长暨各省区各团体代表敦促，佥以回复法统，责无旁贷，众意所趋，情词迫至，人非木石，能无动怀？第念元洪对于国会，负疚已深。当时恐京畿喋血，曲徇众请，国会改选，以救地方，所以纾一时之难；总统辞职，以谢国会，所以严万世之防。亦既引咎避位，昭告国人，方殷思过之心，敢重食言之罪？纵国会诸公矜而复我，我独不愧于心欤？ 

抑诸公所以推元洪者，谓其能统一也。十年以还，兵祸不绝，积骸齐阜，流血成川。断手削足之惨状，孤儿寡妇之哭声，扶吊未终，死伤又至。必谓恢复法统，便可立消兵氛，永杜争端，虽三尺童子，未敢妄信，毋亦为医者入手之方，而症结必有在乎？症结惟何？督军制之召乱而已！民军崛兴，首置都督，北方因之，遂成定制。名号屡易，权力未移，千夫所指，久为诟病，举其大害，厥有五端： 

练兵定额，基于国防。欧战既终，皆缩军备，亦实见军国主义，自促危亡。独我国积贫，甲于世界，兵额之众，竟骇听闻。友邦之劝告不闻，人民之呼吁弗恤。强者拥以益地，弱者倚以负嵎。虽连年以来，或请裁兵，或被缴械，卒之前省后增，此损彼益，一遣一招，糜费更多。遣之则兵散为匪，招之则匪聚为兵，势必至无人不兵，无兵不匪，谁实为之？至于此极。一也。 

度支原则，出入相权，自拥兵为雄，日事聚敛，始挪省税，终截国赋。中央以外债为天源，而典质皆绝。官吏以横征为上选，而罗掘俱穷。弁髦定章，蹂躏预算，预征至及于数载，重纳又艰于崇朝。以言节流，则校署空虚；以言开源，则市廛萧索。卖女鬻儿，祸延数世，怨气所积，天怒人恫。二也。 

军位既尊，争端遂起，下放其上，时有所闻。婚媾凶终，师友义绝，翻云覆雨，人道荡然！或乃……宰制一省，复冀兼圻，……扼据要塞，侵夺邻封。猜忌既生，杀机愈烈，始则强与弱争，继则强与强争，终则合众弱以与一强争，均可泄其私仇，宁以国为孤注。下民何辜，供其荼毒。三也。 

共和精神，首重民治。……自督军制兴，滥用威权，干涉政治，囊括赋税，变更官吏。有利于私者，弊政必留；有害于私者，善政必阻。省长皆其姻娅，议员皆有重儓。官治已难，遑问民治？忧时之士，创为省宪，冀制狂澜。……顾按其实际，以为积重难返之势。……易汤沿药，根本不除，虽有省宪，将焉用之？假联省自治之名，行藩镇剽分之实，鱼肉我民，而重欺之，孑遗几何，抑胡太忍。四也。 

立宪必有政党，政党必有政争，果由轨道，则政争愈烈，真义愈明，亦复何害。顾大权所集，既在督军，政党争权，遂思凭借。二年之役，则政党拥督军为后盾，六年之役，则政党倚督军为中心。自是厥后，南与南争，北与北争，一省之内，分数区焉！一人之下，分数系焉！政客借实力以自雄，军人假名流以为重。纵横捭阖，各戴一尊。……卒至树倒狲散，城崩狐迁，军人身徇，政客他适。受其害者，又有别人。斩艾无遗，终于自杀，怒潮推演，可为寒心。五也。 

其余祸害，尚有不胜枚举者。……今日国家危亡，已迫眉睫，非即行废督，无以图存。若犹观望徘徊，国民以生死所关，亦必起而自救，恐督军身受之祸，将不忍言。为大局求解决，为个人策安全，莫甚于此。…… 

督军诸公，如果力求统一，即请俯听刍言，立释兵柄，上至巡阅，下至护军，皆克日解职，待元洪于都门之下，共筹国是。……国会及地方团体，如必欲敦促元洪，亦请先以诚恳之心，为民请命，劝告各督，先令实行。果能各省一致，迅行结束，通告国人，元洪当不避艰险，不计期间，从督军之后，慨然入都，且愿请国会诸公绳以从前解散之罪，以为异日违法者戒。奴隶牛马，万劫不复，元洪虽求为平民，且不可得，总统云乎哉？……若众必欲留国家障碍之官，而以坐视不救之罪，责退职五年之前总统，不其惑欤？诸公公忠谋国，当鉴此心，如以实权为难舍，以虚号为可娱，则解释法律，正复多端，亦各行其志而已。” 

这通电报发表后，胡适曾在北京出版的努力周报上撰文批评说：“有话何不老实说，何必绕大弯子，何必做滥调文章，何必糟蹋许多电报生与读者，饶汉祥可以歇歇了。” 

黎元洪的鱼电发表后，吴佩孚于7日有虞电赞同，电略云：“誓以至诚赞助大计，愿奉命为前驱，作各省之先导……”。吴佩孚原决定亲身赴天津迎黎出山，因接到鱼电而中止。 

废督裁兵是当时人民愿望最迫切者，黎元洪抓住了这个题目，老实说谁敢反对，所以曹锟、吴佩孚还有联合通电响应，电略云：“废督裁兵，锟、孚愿为首倡。”黎收到曹、吴联电后再补发一个电报云：“救国大计，非可徒作空言。若公等无切实表示，不即日全体解去兵柄，则元洪不能冒昧来京。”于是直系军人一致发出赞同之声，江西督军陈光远愿意首先解职：“一面收束军署各事，一面暂以个人名义维系军心。”接着陕西督军刘镇华、山西督军阎锡山、湖北督军萧耀南、四川督军刘湘、山东督军田中玉、安徽督军张文生、江苏督军齐燮元、海军林葆怿、杜锡珪、萨镇冰等均纷纷通电赞成。 

曹、吴之间对于迎黎复任大总统并不是真心一致的，曹的左右所谓保定派一心要拥曹登上总统宝座，吴则认为事机还没有成熟。曹锟虽然一再表示：“子玉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可是“子玉虽亲，不如自己亲。”自己的野心正是保定派的愿望，就是总统自为。但是吴却要迎黎，曹当然不便反对，心里是老大的不愿意。当他听到黎提出条件要裁兵废督后才肯上台时，他就拍着桌子跳了起来，骂道：“吓，还要提条件，这是什么话，捧他做现成总统，他却要整垮我们，真是岂有此理。” 

保定派的人不断向曹诉说黎忘恩负义，说迎黎复职不过是吴佩孚不愿捧老帅做总统的挡箭牌。因此主张由曹自己到北京做临时大总统，或者组织一个“行政委员会”来作为选举总统前的过渡机关。 

吴佩孚知道曹的左右反对他的计划，所以他一再向曹表示，迎黎是一种政治手段，为了对付广东，是拆广东政府的台，因为旧国会恢复了，广东护法就失去了根据。将来要怎样做就容易了。吴的这番话最后终于被曹锟所接受。 

黎元洪日夕盼望复任总统，现在全是一种做作，他曾派金永炎到湖南请赵恒惕说服西南“联治派”一致赞成恢复旧国会，从而促进全面统一。金回到天津后，6月8日黎又派他到保定去找吴佩孚。吴直截了当地告诉金永炎：“现在情势复杂，黄陂如再装腔作势，我就无能为力了。请你即返天津，问他一言而决。”金即拍胸说：“黄陂方面我可以负责，保定方面请你坚持到底。” 

6月10日金永炎由保定回到天津，向黎报告情况紧急，因为吴佩孚虽坚主迎黎，可是曹锟的保定派却在积极反对，时机紧迫，随时会有变化。于是黎元洪就不再等待各省督军“先行解职”，也不坚持裁兵废督，而于当天连发两电： 

一电： 

“……接曹、吴两巡阅使，齐、冯、阎、萧各督军等先后函电，均表赞成（指废督裁兵问题），曹、吴两使且于阳日通电首愿施行，为各省倡；并齐督军庚电，具见体国公忠。……元洪忧患余生，得闻福音，喜极以泣。谨于本月十一日先行入都，暂行大总统职权，维持秩序。……议员陆续入京之日，即为督军从容解职之时。” 

二电云： 

“……法律问题，应由国会解释。……俟国会开会，听候解决。……” 

关于黎复职的任期问题，按照民国2年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为五年。袁世凯于2年10月10日就任首届总统，任期应于7年10月届满，但因袁称帝，5年6月失败身死，黎元洪以副总统依法继任，6年7月又因张勋复辟之变辞职，由冯国璋以副总统依法代理。至7年10月冯代理期满，才由徐世昌以安福国会之推选而继任，照此解释黎之任期已满，根本无复职的法律根据。卢永祥6月3日的通电即持此反对黎复职。 

但也有说冯国璋的代理为事实上之代理，而非法律上之代理。 

徐世昌去职和黎元洪酝酿复职期间，一些热中权位的人，由于政局在变动中，所以奔走营谋，极尽能事。第一等人自然是活动国务总理，总理呼声最高的，就是前司法总长张绍曾，张也是老北洋派，又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这次策划黎元洪复任总统，张力也居最多，因此大家都看好张绍曾。 

这时候，谁做总统，谁做国务总理，当然都要吴佩孚点头，他如果不点头，谁也做不成。张绍曾既然有这么好的支持力量，自然大家都把他看做最热门人物。 

可是，就在他呼声最高时，6月4日吴佩孚有一封电报给吴景濂、王家襄、边守靖、张绍曾等，电云： 

“佩孚等为统一民国，敦请黄陂依法复位，凡有人心当一致敦促，早定国本。内阁问题乃元首特权，某何人斯，敢行过问，公等请勿以此相询。周少仆、孙伯兰等才堪组阁，将来自有实现之日，乌用他人代为运动，令国人齿冷。敬舆（张绍曾字）以避迹远嫌为是，不宜瓜田李下，自取热中之诮。国事至此，政客军人尚营营只鹜私利，真可痛也。幼山（王家襄字）、莲伯（吴景濂字）两兄应即代表议员，负责敦请元首克日还京，以巩固中枢，再由元首提出总理，以南北众望允孚者为宜，内幕私图者，均非有心肝之人也。……” 

吴佩孚这通电报是答复吴景濂公开推荐张绍曾组阁，请吴佩孚支持。可是这封复电则把所有热中做官的人都痛骂了一顿。 

黎元洪于6月11日由王家襄、吴景濂以及直系各省代表陪同下，乘坐专车自天津赴北京，北京火车站上盛大欢迎，和他当年狼狈离京时情况判若天壤。 

黎抵京的当天，即宣布复职，同时拟任伍廷芳为国务总理，伍未到职前，由外交总长颜惠庆代理。为什么黎要任命伍廷芳呢？原来黎元洪的意思是一切恢复他未下台前的原状，旧的国会、旧的总统、旧的国务总理。伍廷芳是解散国会前的最后一任总理，同时南方护法政府成立后，伍在广州为孙中山所倚重，黎上台后自然想凭自己的力量达成南北统一。所以提名伍廷芳为国务总理，以示好于南方。他的命令写好还未发出，有人提醒黎说：伍廷芳脾气十分古怪，在北方政府中人缘最差，现在总统所发布的人事命令，还需要徐世昌留下的代理国务总理周自齐副署，而周自齐绝对不肯副署这道命令，最好不要在复职的第一天就闹出不愉快的事件。 

黎一想也对，不能不对现实低头，因此乃把已经写好的命令收了回来，同时决定改派颜惠庆署国务总理，通知周自齐副署这道命令。 

谢选骏指出：人说“徐世昌（1855年10月23日—1939年6月5日），字卜五，号菊人，又号水竹邨人、弢斋。生于河南省卫辉府府城汲县（今河南省卫辉市），祖籍天津，逝世于天津市，清末民初北洋政府官僚，曾任庆亲王内阁的协理大臣（副总理）。冯国璋代理黎元洪辞职所余第一任大总统任期后，1918年，徐世昌获段祺瑞控制的安福国会支持，选举为第二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曾是袁世凯支持者，亦是称帝的反对者，与北洋军阀关系密切。这个被称为‘水晶狐狸’的一介文人，是北洋时代最低调的总统。”——我看，徐世昌和冯玉祥好像两个极端，但却展现了“民国混混”的钟摆。

【一九二、吴佩孚调冯玉祥离豫】

北京的惯例，每年10月10日，照例要发表一批晋级授勋的命令。11年10月10日的命令是： 

吴佩孚、齐燮元晋授陆军上将。 

吴景濂、荫昌、李烈钧晋授勋一位。 

吴佩孚、顾维钧、高凌霨、高恩洪、岑春煊、唐继尧晋授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 

张怀芝、阎锡山、李厚基、卢永祥、杨增新均给九狮军刀一柄。 

王士珍、程潜、孔庚给以一等文虎章。 

孙烈臣、谭延闿、赵恒惕、谭浩明、熊克武晋授勋二位。 

袁祖铭授以四勋位。 

于右任授为任威将军。 

唐继尧、陆荣廷特给匾额一方以昭殊绩。 

曹锟在历年奖叙中已经取得最高勋位和勋章，所以不能再有所加，因此“特颁明令，嘉尔元功”。对于已死的伍廷芳则给以1万元的治丧费，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史馆立传。 

这是黎元洪上台后的人情，不但对直系文武人员封赏有加，同时对西南方面和奉皖两系也普遍照顾。借以粉饰全国统一。 

早在10月28日，北京政府任命张载扬为浙江省长。这是用以分化浙江的一个手法，卢永祥已于6月20日宣布在合法政府未成立前，不接受任何方面关于改变浙江现状的命令。可是张载扬是浙江地方军的领袖，卢可以不理睬北京的命令，但却不能不迁就地方力量，因此卢对这道命令，就只好采取默认。浙江军务善后的期限本来规定是6个月，为了延长卢的任期，浙江各团体又通电请卢继续善后，不再硬性规定期限。 

10月30日北京政府宣布裁撤河南督军，原任督军冯玉祥内调为陆军检阅使，派张福来为督理河南军务善后事宜。冯的内调，显示出直系内部发生了问题。原来在奉直战争时，冯玉祥立了“讨奉第一功”。冯在接到吴佩孚动员电报后，在8天之内集中了最大的兵力兼程赶到洛阳，稳定了直系后方。迨直系驱逐豫督赵倜时，吴佩孚曾拉拢豫军第一师长宝德全，令他留在开封维持秩序，并保荐宝德全为河南军务帮办，不料冯到了开封后，首先诱杀宝德全，并没有宣布宝的罪状。冯玉祥的军队在当时北洋军中纪律最好，而且也很团结，在北洋群雄中，他是一个后起的人物，因此吴对冯颇有戒心。 

吴佩孚和冯玉祥在清朝末年同时当新军统带，同时在东北驻防，当时吴在第三镇，冯在第二十镇。当袁世凯称帝时期两人又同是旅长，吴是第三师第六旅旅长，冯是第十六混成旅旅长，两人同在四川战场。民国7年两人又同在湖南对南方作战，不过这个时候，两人的地位略有不同，吴已升任直军总指挥，而冯仍是一个旅长。从这时起，吴已步步领先，在衡阳成为举国人望，南北瞩目，冯则仍是旅长身份驻守常德，与吴相较，简直是望尘莫及。迨吴衡阳撤兵，直皖战争已迫于眉睫，从此吴佩孚青云直上，一举战胜皖系，再而击败奉系，北洋两大巨头段祺瑞、张作霖俱成为吴佩孚手下败将，吴的威望如日中天，冯玉祥这时则变成吴的直属部下。吴讲究传统的中国军人风范，且以关岳自况，冯的作法则是不新不旧，似新似西，与吴的纯中国式背道而驰。 

冯认为他放弃陕西，立下大功，得到河南是他应得的。可是吴自开府洛阳后，一贯就把河南督军当作他的小媳妇。对冯自然也不例外。 

新任督理河南军务善后事宜的张福来，是吴佩孚的直属部队第二十四师的师长。他和吴的渊源最深，民国前4年吴在曹锟第三镇炮兵第三标第一营充管带官时，张就开始跟随吴。民国3年12月，吴奉派率领测绘班16人赴东北中俄边境兴凯湖附近，冒雪测绘，张亦在吴左右。民国前二年吴奉派往长春各地剿灭马贼，吴因用兵神奇，被人称为小诸葛，而张福来侍卫吴，寸步不离。吴张两人关系之深，于此可见。 

张福来虽然和吴有深厚的关系，可是他的官运并不亨通，和他同时期做师长的阎相文、萧耀南、王承斌都做到了督军或省长，可是他却仍然做师长，因此他的父亲骂他不长进，他也有落寞之感。 

吴佩孚觉得对这位老部下很过意不去，因此就想让他先做河南省长，冯玉祥当然不好公开反对，就竭力主张不要更动省长张凤台以资抵制。 

冯玉祥这时的处境并不好，他曾因分配军饷问题与新任十四师师长靳云鹗，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不和，因此在河南也有“小三角联盟”，便是张福来、靳云鹗、胡景翼三人联合倒冯的传闻，吴佩孚根据这些情况，就决心把冯调开，而将河南督军一职给予张福来。吴的初意是想调冯为安徽督军或热、察、绥巡阅使，可是这个计划没有得到曹锟的同意。最后才决定调冯为陆军检阅使。令他率领所部移驻北京北苑。 

当吴对冯不满意时，冯亦微有所闻，乃求助于张绍曾和张廷锷，二张在曹吴之间均有影响力，遂向曹锟说项，始有陆军巡阅使之任命。 

陆军巡阅使，是个因人设事的虚职，这个官职本来是没有的，只因为前任热河都统姜桂题受奉系的排挤，不能安于其位，又没有适当的位置可以调动，因此北京政府才特设这个官爵给姜桂题，调他到北京来颐养终年，姜桂题是北洋老将，他做了陆军巡阅使没有多久就病死了。姜死后这职位虚悬，现在为了要让冯玉祥下台，所以调他做这个位高而无实权的职务。 

冯的新命发表后，大家都知到是明升暗降，冯自己当然十分不满，因此表示愿意出国留学三年，或者给假到上海去养病，或者专任第十一师师长而不要其他任何名义。 

冯向人发牢骚，自己替人白卖力气，到头来牺牲自己，他愤激地宣称：“今后除对外战争外，不愿参加任何内战。” 

冯这时的兵力已经扩充到一师三混成旅，人数在2万人以上，吴佩孚叫他只带一师人到北京，他当然不愿接受。还是曹锟百般安慰，劝他来京，他才极端委曲地接受调职令命。从此冯玉祥在直系中就倒在保定派这一方，与吴佩孚貌合神离了。 

谢选骏指出：可耻的北洋将军们，都是一些内战将军，没有执行一次国防任务——但是他们的军装，却比国民党军威武，更比共产党军整洁……那副沐猴而冠的样子，就像在演唱歌剧！

【一九三、废督裁兵徒托空言】

11年6月12日，黎元洪发表了两道命令： 

第一道命令是发表新内阁名单如下—— 

国务总理颜惠庆署理。 

外交总长颜惠庆兼。 

内务总长谭延闿。（署） 

陆军总长吴佩孚。（署） 

海军总长李鼎新。 

农商总长张国淦。（署） 

司法总长王宠惠。（署） 

教育总长黄炎培。（署） 

财政总长董康。 

交通总长高恩洪。（署） 

第二道命令是撤销民国6年“解散国会的命令”。 

在内阁人事方面，黎是独断独行的，并未征求曹吴的意见，这是近几年来北京政府一直未办到的事。内务总长本来决定由孙洪伊担任，后来得到消息，这位以前是亲黎反段祺瑞的政客，现在是站在广东方面反对黎元洪复职，所以改派谭延闿。谭可以算是黎的老朋友，并且是与西南方面有关的人物，此时不在湖南，可以借重。至于农商总长张国淦，是黎的老幕僚，又是同乡。王宠惠是当时知名之士，也和西南有关。董康和高恩洪则是吴佩孚所欣赏的。请吴佩孚做陆军总长是想借他的威望和影响力去完成裁兵，同时把全国的军权交付给他，这样他就不会再眷恋一个巡阅使的地位，如果他率先放弃巡阅使，以他的威望作号召就可达到废督的目的。 

还有参谋总长问题，本来决定齐燮元，这是为了把他调到北京来，以裁撤江苏督军做为倡导，可是吴佩孚则竭力推荐李烈钧，吴的发言力量太大，黎不能不答应，所以参谋总长便给了李烈钧。 

不管怎么说，这个内阁人事总算实现了黎的愿望，而黎的愿望与直系的愿望不谋而合，就是用政治手段瓦解南方，以收全国统一之效。所以黎和新阁员都有电报迎接伍廷芳北上组阁，同时黎还电邀孙中山、张謇、王士珍，靳云鹏、熊希龄等到北京来筹商统一问题。 

吴佩孚除电请孙中山下野外，还邀请伍廷芳、李烈钧北上主持大计。直系军人发出一片敦劝孙下野和欢迎西南人物北上的呼声。 

因此，好像全国统一呼之欲出，北方军人过去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现在想通过恢复法统、迎黎复职一套手法来实现。 

6月13日吴佩孚亲赴北京庆贺总统复职，但他并未就任陆军总长，他向黎元洪祝贺后，就回保定去了。 

6月15日浙江督军卢永祥倡导自行废督，改称军务善后督办。他虽不承认黎是合法总统，却也承认他是事实总统，打来电报称为“暂行大总统职权”。黎就职电中也不以合法总统自居。 

黎复职初期颇得中外好感，外交团对黎呼吁废督裁兵一事极为赞同，且对直系不以总统自为，而以维护法统迎黎复职，极为欣赏。 

西南各省早已抛弃了护法的旗帜，主张组织联省自治政府，对于“法统”问题并不感到兴趣，不过也不反对黎复任总统。 

吴佩孚早在倡议迎黎元洪复职时，就曾向湖南督军赵恒惕献策，吴、赵私交甚睦，因此不拘行迹。吴曾于5月31日电赵，替赵出了三个主意：（一）与广东陈炯明、四川刘湘一致，赞成恢复法统；（二）仍然保持自治，对南北采取中立态度；（三）既不赞成，也不反对。赵恒惕是西南各省推行自治的领导人物，吴希望赵能首先取消“自治”，同时利用他的影响力疏通西南联治派采取一致行动，赵对这个问题没有答复给吴。 

不过，黎复职前后，贵州的袁祖铭（6月3日），四川的刘湘（6月8日），云南的唐继尧（6月28日）和川军将领刘成勋（第三军），但懋辛（第一军），杨森（第二军）及旅长以上军官（6月9日）都有电报赞成恢复法统，对黎表示拥护。 

广东的陈炯明虽然没有直接表示，但在他6月19日给伍廷芳的电报中曾露骨地说： 

“国会恢复，伪府取消，护法目的已达。黄陂复职，法律之争应候法律解释。非常国会擅举总统，恶例一开，乱及百世。炯明力争无效，以此获罪。现维仗公之力，切劝孙公敝屣尊荣，示天下以无私。” 

广东省议会及各团体也于6月20日通电赞成统一，电报中竟称黎为总统而称孙中山为先生。这些都显示陈炯明的叛变事件在酝酿中。 

黎元洪上台后首先撤销了对孙中山的通缉令以缓和南北之间的局势，并于6月15日下令全国各地一律停战。这时各地都有战争，孙的北伐军已经改道江西北伐，榆关又发生了直奉战争。黎认为南北停战是实现统一的首要步骤，因此派欧阳斌前往江西说服双方停止战斗，并且加委孙所同意的谢远涵为江西省长。其实孙早已任命谢为江西省长。黎这一行动顺得姑情失嫂意，由直系派出的援赣军总司令蔡成勋，看到黎这道人事命令，立刻加以拒绝。 

黎在总统府很忙，每天忙于发电报，他一再地邀请孙中山、陈炯明、唐绍仪、李烈钧、岑春煊、谭延闿等到北京来共商大计，并且还派出代表多人分途去迎接。 

内阁问题和统一问题是相连的，因此黎相信他要伍廷芳复任总理是一个好办法，同时邀请一些知名之士与南方有关系的人物参加北京政府是有益于统一的。其实他这个办法首先就让拥他出山的直系所不高兴，这就像徐世昌一样，徐是安福国会所拥立的，他上台后也以为自己可以统一中国，因此他的做法先让皖系和安福系所不满，如今，黎也走不出徐的旧路。 

黎的梦想逐渐落空，6月15月谭延闿表示不就内务总长，16日黄炎培表示不就教育总长，他们的电报都是打给颜惠庆的，好像根本不承认黎元洪的总统地位。谭的电报说：“延闿从西南义师之后，不能悖护法政府之主张，为湖南人民之一，当服从联省自治之主义。”黎所殷望的伍廷芳也不理黎，6月20日发出通电，认为黎的复职没有根据，不敢苟同，末了并说：“行将息影家园，再研灵学。”李烈钧则参加了一个联名的电报，这个电报上公开骂黎叛国，骂黎元洪和旧国会都是直系的傀儡。 

这一连串的反对和置之不理态度，真把黎元洪打得个发昏，简直是十七八桶冷水泼到他的头上，使他一团高兴和一些自以为很不错的做法，完全付诸流水。黎想拉拢南方人物参加内阁，以期促进统一的计划现在是彻底地落空了。 

更伤脑筋的，是颜惠庆也不肯长期署理国务总理，吴佩孚也表示不就陆军总长。黎劝吴如果不能长期在北京，亦可遥领，不必坚辞，吴却摆起面孔说怎可尸位素餐。 

这一来，内阁不仅不能促进全国统一，而且根本就残破不全，七拼八凑，不为各方所重视。除了许多热中名利的小政客奔走热闹，像戏台上锣鼓喧天和跑龙套而外，对政局毫无改善。 

黎元洪上台前唱出废督裁兵，且以此为条件，当他上台后究竟废督裁兵实行情形如何呢？ 

先讲废督，首先实行废督的，是江西。江西督军陈光远于6月10日自动宣布解除督军职务，为什么陈光远如此漂亮呢？原来这时广东的北伐军长驱直入江西，使陈光远无法立足，只好借废督下台。陈自动解除督军职务后，曹锟马上保荐“援赣总司令”蔡成勋继任江西督军。黎元洪打电报给吴佩孚，希望废督从江西开始，所有赣军可以归蔡成勋节制指挥，吴佩孚对此无意见。 

6月15日黎政府的第一次国务会议开会，黎自称以旁听资格列席，在会中建议批准陈光远辞职，派蔡成勋节制江西各军，嗣后督军如果辞职或出缺，一概不许简派。黎的建议获得通过，当天就发布了准陈光远辞职和派蔡成勋节制江西各军的命令，17日又补下了废除江西督军的命令。事实上，这位节制各军的总司令根本就是变形易貌的督军。 

第二个实行废督的，是浙江。浙江的卢永祥，对北京是半独立状态，6月15日他邀集浙江省议会及各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宣布废除督军，但又声明，本人并不服从北京政府，废督后仍以第十师师长名义维持全省治安。接着浙军第二师师长张载扬发言，认为师长与师长之间必须有一个联系机构，希望大家作一个决定。于是卢永祥宣称请各团体在两天内商定善后办法，本人一定服从。第二天浙江各团体通过了“浙江军务善后办法大纲”，这个大纲规定设立善后督办一人，仍推卢永祥担任。同一天浙军第二师师长张载扬，北洋军第四师师长陈乐山，浙军第一师师长潘国纲联名推举卢永祥为浙江军务善后督办，浙江各团体通电赞成。20日卢宣布接受新职，并公布“善后纲要”七条。这一废督措施并不是拥护黎元洪，却是对北京政府的变相独立，因为善后纲要的要点为：“自废督后，浙江境内不受任何方面干犯，以防督军制之恢复，并变相督军制之发生。如其假借名义侵入本省，当本诸民意，力图抵抗。自废督之日起，在合法政府成立前，浙江一切维持原状。”这就是变相的独立，如果北京政府敢于变更浙江现状，浙江就要武力对抗。因此这一措施引起了直系极大的忿怒，准备向浙江和上海用兵，以铲除皖系的残余势力。曹锟、吴佩孚电请北京政府裁撤淞沪护军使，改设上海镇守使，归江苏督军节制。新任海军总司令杜锡珪准备装载苏军6000人在上海登陆，何丰林在上海颁布了戒严命令，可是黎元洪不主张用兵，曹、吴也不敢干为戎首，遂授意齐燮元和杜锡珪向卢永祥、何丰林解释误会，江浙之间的大战才告避免。 

第三个表示赞成废督的是奉系领袖张作霖，他也承认黎元洪为事实上的总统，并且写信给黎赞成废督裁兵。事实上东三省已经没有督军了，因为奉系战败退回关外时，他就改用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名义行使东三省的统治权，孙烈臣和吴俊升则用“保安副司令”的名义行使吉林和黑龙江的统治权。奉直停战协定成立后，黎本打算叫张作霖用“镇威上将军”名义办理东三省军务善后事宜，这也就是变相的东三省巡阅使，因为由北京发布了这道命令，就在形式上使东三省仍成为北京政府的管辖区，而废督的省区又增加了三个，岂不是使黎面子好看得多，可是由于不能打通吴佩孚这一关，所以这一道命令没有发出。 

吴佩孚对于废督裁兵问题，主张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几个军区，实际上“军区长”就是“巡阅使”，黎早在鱼电中表示反对，未便接受。由于全面废督问题有困难，黎又打算下一道先行裁兵的命令。正在这个时候，曹锟打来一个电报，认为督可废，而兵不可裁。理由是北伐军深入江西，奉军仍图再举，各省土匪横行，裁兵必须推迟进行。曹锟这通电报到了北京，裁兵命令便留中不发了。 

因此黎元洪的废督裁兵，变成了督不能废，兵不能裁，吴佩孚又不肯就任陆军总长，使黎的第一炮完全放不响。黎为了下台，遂在国务会议上建议设立全国裁兵委员会，以北洋派王士珍为委员长，南方的李烈钧为副委员长。这个建议也无法实现，因为王、李两人都不肯就职。其实，即使他们就了职，也无法贯彻裁兵的任务。 

后来，黎终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对于兼任省长的督军，裁去督军，存留省长，就用省长名义办理一省的军务善后，对于不兼省长的督军，改派为督理军务善后事宜。 

黎打电报给山西督军阎锡山，劝他辞去督军名义专任山西省长。又召见新疆驻京代表，叫他劝杨增新辞去新疆督军。 

又打算派冯玉祥为苏豫皖剿匪总司令而将河南督军一职裁撤。 

山西的阎锡山和新疆的杨增新都不理睬黎元洪的主张，根本就不答复黎。同时江苏的齐燮元则反对黎把江苏划入苏豫皖剿匪区域，因此黎的这三个打算也都无法实现。从6月18日到7月24日，黎下令任命高凌霨为直隶省长，张绍曾为陕西省长，张其锽为广西省长，王永江为奉天省长，汤芗铭为湖北省长，王瑚为山东省长，韩国钧为江苏省长，原任直隶省长曹锐是曹锟的兄弟，高凌霨怎敢取而代之，黎乃改派王承斌。后来除了王承斌和韩国钧外，其他五位黎任命的省长都没有到任。 

黎元洪的废督工作由于受制于军人，因此根本行不通，彻底破产。而曹锟和吴佩孚还和他开玩笑，一再来电保荐蔡成勋继任江西督军。黎既不敢拒绝，又不愿接受。因为江西虽因情势改变面废督，可是究竟还是第一个废督的省份，所以他只好用参陆办公处的名义，派蔡成勋“督理江西军务善后”。这和卢永祥改称军务善后督“办”只有一字之差。 

裁兵问题也一样破产，曹吴电保靳云鹗升任第十四师师长（旅扩充为师），周荫人升任第十二师师长（这一师本是陈光远兼师长，陈已下台）。黎对于曹、吴这个电报违反裁兵原则，不好答复，改由陆军部批准备案。 

谢选骏指出：像是民国这样一块列强的跑马地，废督裁兵都远远不够，最好是没有一个兵，因为这些兵只会抢劫老百姓。

【一九四、“黎”菩萨自身难保】

民国11年6月15日，重作冯妇的黎元洪颁布了全国停战命令，企图首先在江西停止南北两军的战争。可是“援赣军总司令”蔡成勋拒绝黎所派的欧阳武进行调解工作，并拒绝黎所任命的江西省长谢远涵到任，使黎的威信受到打击。为了适应各省自治潮流，实现军民分治，黎分别任命了七个省长，其中五个省长受到军阀的拒绝而不能到任。 

黎所派的湖北省长汤芗铭，早在民国4年就做过湖南督军，当时曹锟还只是第三师师长，驻防岳州，吴佩孚则在曹下面担任副官长，曹曾派吴到长沙去和汤芗铭有所接洽，汤对吴极为赏识，向曹要求要留用吴，因此使曹对吴刮目相看，所以汤可以说是最早识拔吴的，也可以说汤对吴是有旧恩的，如今曹、吴得势，汤因和黎同乡的关系受到黎元洪的提拔才得到湖北省长一职，黎叫汤到保定和洛阳去见曹、吴，联络一下，不料汤到保定后，见到了曹，曹的态度非常冷淡，推说湖北不是他的管辖区，叫他先去问吴佩孚。汤到了洛阳，吴竟拒而不见。同时曹、吴都有电报给黎，推荐萧耀南兼任湖北省长。黎看到这个电报不禁忿然说：“湖北是我的家乡，别的地方我可以不管，我的家乡，我一定要管！”便叫汤芗铭直接去湖北接事。 

7月29日汤到汉口时，萧耀南指使“拒汤派”横卧在京汉路的轨道上，阻止汤所搭的火车通行，汤只好在刘家庙下车，改乘军舰在汉口特区登陆，可是江岸上不少的“迎汤派”，竟被军警横施殴辱，受重伤者有四五十人。 

萧耀南派副官邹海清到军舰上见汤，劝汤不要登陆，以免引起骚乱。汤不听劝阻，登陆后亲自渡江到武昌去见萧，萧竟拒而不见，却在军署内召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举行所谓湖北各公团联席会议，当场推举萧自己兼任省长，而萧也就马上宣布就职。 

汤搞得很惨，把这些情况报告了黎，请求辞职，黎回答说：“这不是你干不干省长的问题，而是我干不干总统的问题。” 

萧耀南是吴佩孚所提拔的，因此黎元洪希望这位捧他复任总统的吴大帅能出面替他撑腰。可是吴却不声不响，装着没有这回事一样。 

黎元洪现在的日子并不比刚下台的徐世昌好过，总统一点权也没有，随时要看军阀们的嘴脸，随时要碰军阀们的钉子，这总统实在不如一个有实际权力的县长。 

黎元洪上台前所高唱的废督裁兵问题，在他上台后受到各方冷落。曹锟借口全国战事还未停止，督可废而兵不可裁，又一再电催任命蔡成勋为江西督军，说明他的真意在兵不可裁，而督亦不可废。吴佩孚虽然口称拥护裁兵，可是却在直、鲁、豫三省大招新兵，补充第三师的缺额。7月4日吴在致蔡元培的电报中露骨地说：“裁兵废督，须俟统一完成，通盘筹划，此时贸言裁废，适以增乱。” 

七八月间，黎先后下令把许多在职督军、师长加冠了“将军”的头衔，这是他想的新办法，为督军们下台后保留将军尊号预留地步。其实这并不是一个新办法，因为袁世凯早就采用了。袁就是用这个方法废督，可是就没有行得通。袁都行不通，黎又如何行得通。 

北京依然还是一个老问题——财政问题。北京老早就面临财政破产的绝境。黎任命英美派外交家顾维钧为财政讨论委员会委员长，目的在于取得西方国家的大借款。奉直战后，英、美、法三国公使会议，决定在财政上援助北京政府进行统一。日本为了要消除它曾经援助奉系的嫌疑，所以也同意参加。可是日本和西方国家在对华问题上的矛盾没有消除，所以日本内阁讨论“参加”与否问题时，认为时机未至，主张推迟进行。 

北京政府由于借债迟迟未成，军饷不能按时发放，于是全国各地到处发生兵变。光是七八两个月之间，保定、卫辉、热河等地就传来一片兵变之声，北京也被波及，特别是江西发生了多次的兵变，引起外交团一再提出严重的抗议。 

北京政府各部的公务员终日忙于索薪，全体教职员因断炊而罢课，北京城内到处听到哭穷诉苦之声。7月15日陆军部被裁人员700余人组织索薪团，包围国务院，黎正在列席国务会议，匆忙地避开，那位号称“活包公”的财政总长董康，跑迟了一步，竟被请愿索薪的人员揪住，纱马褂被扯破了，近视眼镜也被打落了，眼皮也被擦破了，还挨了三下耳光，吓得他狂呼救命。事件过后，他感到“穷”官不易为，第二天就提出辞呈，坚决求去。 

财政困难，巧妇难为无米炊，这是北京多年的老病，黎元洪当然救不了，北京政府的前途风雨飘摇。交通总长高恩洪拟以京奉、京汉、京绥、津浦四路作抵，进行3亿元的统一大借款，四国银行团有所顾虑，所以不敢做这笔买卖。 

黎上台后，内阁本是由颜惠庆暂时代理，颜只答应看守到8月1日国会复会那一天为止。黎一直想在南方找一位人出来，以达成形式上的南北统一。他原本请伍廷芳，因为他前次下台时就是伍廷芳代理阁揆，现在他复职，而伍已是南方政府的巨头，如果伍来北京担任国务总理，一切都显得非常圆满。可是伍廷芳却在陈炯明叛变时，气忿而死，于是黎又想到南方的另一位“名流”唐绍仪，想请他北上组织内阁，以便促进统一。 

7月下旬黎派金永炎到保定和洛阳，把拟请唐组阁事先征求曹、吴两位老板的意见。曹、吴都很客气，表示内阁总理应由元首选派，我等决不干涉。曹锟提出高凌霨为交通总长，汪士元为财政总长，张绍曾为陆军总长，其余阁员概不过问。吴佩孚补充了一个人，就是请曹同意仍由高恩洪留任交通总长，而将高凌霨调任为财政总长。 

7月31日，黎派王宠惠暂行代理内阁总理。 

8月5日黎正式发表唐绍仪的组阁令，唐未北上前仍由王宠惠暂代。阁员名单如下： 

外交总长顾维钧 

内务总长田文烈 

财政总长高凌霨 

交通总长高恩洪 

陆军总长张绍曾 

海军总长李鼎新 

司法总长张耀曾 

教育总长王宠惠 

农商总长卢信 

黎认为这个新阁算是各方兼顾了，因为曹、吴两位大老板的人都容纳在重要位子上，卢信是唐绍仪的亲信，张耀曾属政学系。为了慎重起见，在提出卢信和张耀曾时，黎还和府中策士饶汉祥、韩玉辰等讨论过，他们认为元首有组织内阁的特权，不必事事请教别人。黎又把阁员名单和国会议长吴景濂仔细研究过，取得吴的同意才拿出来。 

组阁命令发表后，唐绍仪在广东香山原籍不肯“出山”，高凌霨因为财政没有办法，也不敢出任艰钜，张绍曾则意存观望，田文烈宣称不愿与人竞争而不肯就职，于是这个新阁仍是残破不全。 

黎为了避免别人说他干涉内阁行政，不再列席阁务会议。 

8月8日，代理国务总理王宠惠举行政治宴会，在宴会中内务次长兼代部务的孙丹林拿出吴佩孚的麻（6日）、阳（7日）两通电报给大家传观。 

吴的麻电说： 

“晓峰（金永炎）来，商组阁事，对唐决不赞成，以维持现状为宜。如颜不愿续，以亮畸（王宠惠）代揆，高交（指高恩洪的交通总长）不动，张长陆军，余请元首斟酌。李印泉（李根源）、张西（张耀曾）、谷九峰（谷钟秀）诸君，（按上三人均为政学系），川、滇、粤与之向有恶感，现正力谋统一，未便入阁。” 

吴的阳电说： 

“适接公府歌电，唐阁已发表。查唐主上海八年和会，外间啧有烦言，张西入阁，妨碍川、滇、粤统一；卢信为金星公司交易所诈财流氓（按卢为该公司总经理），均不可入阁。金晓峰来，言之至再，不意回京后卒然发表，显系别有用意，何必惶惶来洛，貌为周旋，想议员诸公洞彻大局，决不轻予通过也。” 

同一天，吴另有致“某要人”的电报说：“南有政学，北有安福。南北政党，一丘之貉！” 

这些电报像几枚炸弹一样，震动了北京政坛。很简单，吴佩孚现在正是北京政府的后台老板，他公然表示对于现状不满意，这个政府怎么还能存在？ 

可是，吴、曹一再表示“不干政”，且公诸通电，发出宣言，言犹在耳，何至突变。所以公府中的策士，认为这是孙丹林捏造的假电报，认为孙由于没有坐上内务总长的位子，所以借此以发泄私忿。 

9日黎元洪把孙丹林召进公府，查询吴佩孚电报的真相，令人失望的是这些电报竟是真的，是吴发的。、黎不禁转羞为怒，拍着桌子说：“都是你捣的鬼，你简直是徐树铮第二。”孙丹林怒目相对，拂袖退席，气冲冲地走出，宣称要到洛阳去告状，还是高恩洪劝他冷静一点，他才没有离开北京。 

黎又找王宠惠来诉苦，王劝黎不如就把内务总长这个位子给孙丹林，省得孙暗中捣鬼，鼓动政潮。黎元洪老毛病又发了，他表示坚决不肯让步，并且愤慨地说：“我不，看他们把我怎么样？他们把我推上台，原来是叫我来活受罪！” 

其实这日子徐世昌早就受够了。黎元洪也是过来人，他可能忘了。政治权位就是如此迷人，走了进去就身不由主。黎元洪第一次做总统受的是段祺瑞、徐树铮和督军团的气；徐世昌则是受段祺瑞和张作霖、曹锟的三夹板罪；现在段系倒了，奉张也退出关外，可是黎元洪要伺候新后台老板吴佩孚，也是很不容易。 

吴讨厌安福系是因为它是皖系的化身，是段祺瑞和徐树铮的东西。可是吴为什么又讨厌政学系呢？政学系是在南方成长的，依附岑春煊和桂系。黎过去和岑春煊及桂系都有过同盟关系，而现在在黎身边的谋臣策士如李根源、韩玉辰、金永炎等都是政学系中坚。旧国会中政学系且有相当大的势力，他们如今卷土重来，背后有总统支持，又有国会的天地可活动，是一支可怕的政治力量。吴从内心中不欢喜政治上有这样的势力，因此对政学系就极为不满。加上金永炎时常以黎的代表身份奔走，吴很生气，斥责金“假传圣旨”、“兴风作浪”。曾间接向黎表示，劝他“远小人”，摒斥“不良分子”。 

黎想找唐绍仪组阁，更让吴不满，吴认为唐绍仪是北洋派的死对头，如果捧他出来做国务总理，对北洋派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坚决反对。 

这时候，吴佩孚已撕下了不干政的假面具，有人把他和当年的张勋相比，竟是一模一样，因为在民国5年黎首次担任总统时，张勋也是猛烈地反对黎邀请唐绍仪、张耀曾入阁的。 

黎这时深深感到难以应付直系这些后台老板，所以他的策士便献计主张联络奉系和皖系，以及西南六省，以共同对付直系。由于直系买在已分裂为保定和洛阳两派，所以如果能够进一步联保制洛，就足以孤立吴佩孚。 

政学系这时更唱出一个高调，主张由总统站出来，和国会联成一致以与军阀作战。这是一块光明正大的牌子，总统大振乾纲，拿“反抗政府命令、拒绝湖北省长”等罪名罢免吴佩孚和萧耀南，同时接受西南五省召开联省会议的主张，联合西南打破直系独霸的局势。 

黎当然不敢这么冒险，他这时的地位好像东汉末年的汉献帝，曹、吴两人就是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汉献帝的衣带诏只是白白牺牲了伏皇后，黎今天怎敢轻举妄动，所以他最后决定派王芝祥先到保定，请曹锟劝吴不要反对唐内阁，不要处处和黎过不去。曹对王芝祥只表示了自己不干政的立场，此外别无承诺。 

曹锟是想自己登上总统宝座，所以吴给黎下不了台，他暗暗高兴，他正想利用吴给黎困扰后，黎知难而退，这样岂不是为自己创造了上台的好机会。 

王芝祥在保定得不到要领，便亲自到洛阳一行，希望达成目的，可是吴见到王后，却正式提出要王宠惠组织内阁的主张。 

吴佩孚不止是对王芝祥表示要王宠惠组阁，同时还有庚电（8日）致王本人云：“愿以全力为兄后盾，但须摒斥阴谋扰乱妨害统一之辈。” 

王宠惠感觉到这个总理位子难做，在总统和后台老板之间难于自处，遂于11日提出辞职。 

早在黎元洪未复任总统前，奔走天津请黎恢复法统的吴景濂、边守靖、张绍曾等组织了一个包办北京政府一切问题的小集团，吴景濂推荐张绍曾组织内阁，没有得到黎的同意。张绍曾是吴佩孚的儿女亲家，他当然想做国务总理，他和吴景濂与保定方面曹派的人酝酿大选，想捧曹锟出来当总统，这是吴佩孚所不赞成的。吴打算先由黎作傀儡，过渡一下，表面上说是恢复法统，以促进南北统一。吴当然有他自己的打算，这样做吴就成为中国第一人，一手可以控制整个中国局势。可是这个主张当然和保定派对立，张绍曾既然是参加保定派，吴就不肯支持张组阁。后来提名张绍曾为陆军总长还是曹锟、齐燮元，吴只是点头而已。在张绍曾来说，并不满意一个总长地位，所以新阁名单虽有他，他却没有就职。一直到王宠惠辞职后，他才于12日（王辞职的第二天）宣布就职。他以为可以因陆军总长的地位代理阁揆。吴佩孚知道这一情势，立即打电报给张说：“不可混入政潮，自陷泥沼，热中权位，为人利用，负罪国家。”因为吴这一通电报，张代理阁揆的愿望也落空了。 

就在这时，高恩洪因为曾允许拨款接济教育经费，到期不能兑现，教职员包围索薪，于是避往北戴河以免纠缠。同时还发生了内阁任命官吏总统拒绝盖印的风潮，事情是这样的：曹锟和吴佩孚联名保荐林锡光为甘肃省长，代理内务总长孙丹林提到国务会议，张绍曾表示反对，在王宠惠的调解下才得通过，孙丹林携带命令人总统府盖印，王宠惠、孙丹林根据责任内阁制精神，认为国务会议所通过的议案，总统必须盖印，黎却借口任免高级官吏总统有否决之权而予以拒绝，孙丹林因此忿而辞职。由于孙的辞职，内阁中又少了交通、内务两位总长而更加寥落凄凉，王宠惠借口医治目疾避居医院。 

原来黎元洪因吴佩孚反对李根源入阁，打算改任李为甘肃省长，现在曹、吴两人却保了林锡光，和自己意见相左，想到自己毫无用人之权，所以拒绝为这个任命盖印。 

不过黎并不能长久僵下去，所以8月19日勉强在甘肃省长任命令上盖了印，孙丹林也就不再辞职，高恩洪也回到北京来复职了。 

新任的农商总长卢信于8月16日到北京来就任，按照北洋官场的习惯，新官上任一定有各方贺电，尤其是许多头号军阀的捧场贺电，才有光彩。卢就任后照例把收到的贺电交到报上去发表，贺电中有齐燮元、萧耀南、王承斌、冯玉祥的，不料齐、萧、王三人竟在报上声明没有给卢贺电，冯玉祥的贺电是这样的，冯正在归德剿匪，督署秘书对于北京阁员就任照例发出贺电，这种贺电当然没有呈冯核阅，所以冯的贺电不能算伪造，但冯却声明与卢信素昧平生。 

8月20日吴佩孚继续发出反对唐内阁的电报。他用“天子有诤臣、父亲有诤子”的说法掩盖自己干政的嫌疑。他的电报获得各省直系军阀的响应。 

23日黎元洪用典丽的“四字经”回答他说： 

“元洪靦颜复位，恃有良朋，匡我不逮。终鲜兄弟，惟予二人。疆吏属也，国会宾也，尊亲之间，原有分际，待宾虽厚，宁薄家人。……铸新（汤芗铭）往洛，曾嘱致词：直鄂一家，汝我一体。……负疚之身，日思晚盖，梦香祷夜，急觅替人，苟利于国，不俟崇朝，巧言饰非，人将共弃。” 

黎这通电报，在湖北省长问题上发了些须牢骚，但是其真正目的还是向吴哀求，表示自己随时可以下台，请吴不要过分予以难甚。 

王宠惠于8月19日正式提出书面辞职，同时推荐张绍曾代理内阁总理。 

23日黎邀请各政党人物到公府讨论内阁问题。政学系、益友社分子一致主张不必顾及吴佩孚的反对，径发表张绍曾组阁，或通过唐内阁。然而黎元洪却反过来劝他们慎重，不要和实力派为敌，以免引火焚身。会议无结果而散。 

黎早于8月5日咨请国会同意唐内阁，咨文附带提及总统补行辞职问题。原来总统的辞职，要由国会同意才能生效，民国6年黎被迫辞职时，国会已先被解散，所以黎的辞职，在法律手续上并不完备。现在黎被提为“代行总统职权”，并非正式总统，国会不能接受非正式总统的咨文来表决内阁人选。国会方面必须迅速制定宪法，产生正式总统，然后才能正式行使阁员的同意权。黎元洪方面则希望国会否决总统辞职案，使冯国璋代理总统和徐世昌继任总统都成为非法的，他就可以取得合法总统地位，以补足未满的任期。 

国会认为总统辞职与内阁总理的同意案是两件事，不能并案办理，即将原案退回。黎于26日补送唐内阁同意的咨文，他认为如果国会接受这项咨文，就是默认了自己的总统地位。这是瞒天过海的手法。可是国会仍将原案退回，理由是此案未征得唐本人同意，自无庸先征国会同意。 

唐内阁不能成立，王宠惠失去代理总理的法律地位，因此9月14日全体阁员提出总辞职。 

9月19日黎终于屈从吴佩孚的意见解除了名义上的唐 

内阁，正式派王宠惠组阁，阁员名单如下： 

王宠惠署国务总理 

顾维钧署外交总长 

罗文干署财政总长 

张绍曾署陆军总长 

李鼎新署海军总长 

徐谦署司法总长 

汤尔和署教育总长 

孙丹林署内务总长 

高恩洪署交通总长 

高凌霨署农商总长 

董康署大理院院长 

在这张名单中，所有吴佩孚反对的人都榜上无名，吴的嫡系高恩洪仍长交通，孙丹林由次长坐升总长，因此人称这是“洛派政府”。同时内阁阁员中王宠惠、顾维钧、罗文干、汤尔和都是英美派，不属于国内党派的无党无派人士，所以又有好人政府之称。 

这次内阁名单，是黎元洪对实力派的全面低头。 

可是顺得姑情失嫂意，黎满足了洛阳方面，却使保定方面大为光火，在新阁中属于保派的，只有一个高凌霨，曹锟当然不满。而在曹身边的人，如曹锐、边守靖、王毓芝、杨度、夏午诒等又从旁挑拨，说吴佩孚已经拿到了内阁，下一步就要拿总统了，曹锟竟然被他的左右说动，以为吴有篡位的野心。于是保定方面遂以吴为唯一敌人，对于其他的新仇旧恨都化敌为友，希冀结成一条反吴的联合阵线。边守靖吸收安福、交通两系的政客以增加保派声势。曹锟向张作霖致电，表示弃嫌修好，而直系内部不止是保派，凡不是吴佩孚的嫡系，都对吴的颐指气使，目空一切起了莫大的反感。 

吴和国会方面也没有搞好关系，益友社、研究系、政学系这时都在北京恢复政治活动，吴对这些政客都没有好脸嘴，当8月1日国会复会时，吴给他们的电报是：“仅先制宪以固政本，调解集权分权以定国是”。议员们看到这个电报都很生气，忿忿地说：“大老板对国会训话了！” 

这时，既有总统、国会和军阀的斗争，又有直系军阀的内部斗争，吴在内阁问题上虽取得胜利，但是他的地位却一天比一天陷于孤立。 

谢选骏指出：“黎菩萨”谐音“泥菩萨”——说出了大乘佛教在中国的极端衰落；正如黎元洪诠释了中华民国的国将不国。

【一九五、直系分裂】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成为北京政府的后台大老板，如果曹锟和吴佩孚能好好利用这一有利的形势，北洋大局就在直系掌握之中了，不料直系在巅峰状态中，分裂为保定派（曹锟）、洛阳派（吴佩孚），于是直系的局面便由盛而衰了。 

吴佩孚并不是要和曹锟分家，曹锟也不是不能容纳吴佩孚，相反的，曹锟对吴佩孚信任有加，而吴佩孚对曹锟也忠心无贰，可是因为局面大了，双方的干部各有私心，从中挑拨，铸成了以后失败的命运。 

曹锟、吴佩孚之间貌合神离，一方面是吴佩孚功高震主，一方面是曹锟左右都不成材。北洋有一个习惯，做到督军，人人都可以称“帅”，做到督军以上的就称为“大帅”。直奉战争以前，可以称为大帅的，只有张勋、曹锟、张作霖三人，后来吴佩孚声望日高，便也称起大帅来。水涨船高。吴佩孚做了大帅，曹锟遂改称为老帅以示比大帅高一等。 

吴大帅在保定发号司令时，曹老帅却被冷落在一旁，凡是到保定来的人，都只知有大帅而不知有老帅，因为大帅答应的话就算数，有奶便是娘，政治上更是现实，这当然让曹锟有点酸溜溜的。举一个例子，黎元洪上台前，派金永炎到保定，就只是和吴佩孚密谈，根本不理曹锟。 

像这类事，逐渐增多，曹、吴之间自然就有了裂痕。总统问题增加两人的鸿沟，曹自己想当总统，吴一意要迎黎元洪复职，曹身边的人便向曹乘机挑拨，说吴所以不愿老帅做总统，是他自己想做总统，因此捧出黎做挡箭牌，做为过渡总统。曹锟的亲信有曹锐、边守靖（直隶省议会议长）、夏午诒（顾问）、熊炳琦（参谋长）、王毓芝（秘书长）等。曹锟的私人财产全由曹锐经营管理，而曹锐的儿子又兼祧两房，所以他们弟兄关系非常密切。而吴佩孚则最看不起曹锐，曹锐不能继续做直隶省长，就是吴佩孚的主意。因此曹锐恨吴入骨，经常在他哥哥面前进谗言，说吴独断独行，目无长上，将来一定爬到咱们兄弟头上，部下虽亲，总比不上自己的兄弟亲。还有曹所嬖幸的李彦青也常被吴佩孚所斥责，李彦青出身是替曹锟洗澡擦背，有肌肤之亲，自然也不断向曹诉苦，因此曹锟和吴佩孚之间便日益疏远了。 

曹、吴之间的不和，直接的近因是吴极力主张迎黎元洪复职，让曹锟和他的左右感觉到太不顾他们了。这种不满影响到黎就任总统后，黎曾多次电邀曹到北京见面，曹都托辞有病不肯前往，黎就职时，吴佩孚曾单独赴京庆贺，虽然吴只到了北京一天就赶返保定，可是也激起曹的极端不满。 

黎元洪于11年6月11日入京复任总统，他曾请吴推荐几个人入阁，吴把自己的秘书孙丹林荐给黎，指定要内务部次长，黎为了讨好吴，就发表孙为总统府副秘书长兼内务部次长，孙丹林不太会做人，经常拿吴大帅来唬人，并且口口声声说天下事只要吴大帅一句话，至于理不理曹老帅，则一点关系也没有。还有交通总长高恩洪，财政总长董康两人都属于洛阳派，且是吴大帅左右的红人，他们遇事立即请示吴，可是绝不理会曹。所以曹锟对这三人都极不满意，保定系的上上下下对这三人都是怒目而视。高恩洪和孙丹林都是山东蓬莱县人，和吴佩孚是同乡，高是电务生出身，后来做到吴的电务处长，成为吴左右最被宠信的要员之一，奉直战后，吴第一次到天津，高恩洪在车站迎迓，吴就当面向高表示，要他准备做交通总长。不料当时黎元洪已经根据曹锟的推荐决定任高凌霨为交通总长，吴佩孚乃对曹要求，拟调高凌霨另外一个职务，而将交通总长给予高恩洪，以维持本人信用，可是吴只想到自己的信用，却忘了曹锟的信用，不过曹锟当时却很将就，立刻答应照办。 

6月17日，董康和高恩洪到保定来见吴，正好这时吴和曹在“光园”聊天，董、高两人竟请曹锟先退席，要跟吴单独谈话，曹气得站起身来大声说：“总长要我退席我可以退，可是光园是我的地方，我是有来去自由的。”一面说，一面气冲冲地走了，嘴中却念念有辞地说：“真是岂有此理”。 

董康和高恩洪是为了向吴密报一件大案子，就是关于曹汝霖在交通总长任内经手的2000万元没有底帐，有贪污之嫌，请示吴如何处理，吴叫他们呈请总统依法严办。 

6月18日董、高回到北京，就由董康密呈总统，并在国务会议上提出，下令警察厅逮捕曹汝霖，并看管其私人财产和住宅，这时曹汝霖不在北京。国务总理颜惠庆主张慎重处理，黎却同意迅速交办，颜一生气，要求辞职，因此曹汝霖案改为移交法庭处理。曹汝霖案见诸报端，曹锟才知道，大为光火，便叫卫士去请吴佩孚来询问底细，吴已就寝，卫士不敢惊动，曹等了半晌不见吴来，一叠传令，这才把吴请了来，吴见到曹后问：“老帅有什么重大的事，这么晚找我？”曹按下怒火，悻悻地说：“你现在是大帅了，哪里还有工夫理我？” 

吴才知道曹真的动了火，只得赔着笑脸。 

王宠惠内阁的成立，迹近私生子，又因为黎元洪在组阁时太迁就于洛阳派，因此遭到强烈反对是意中事。尤其因为曹锟的保定派在财政、交通两部，并未取得一个席位，因此便策动了倒阁运动，企图改派高凌霨代理内阁总理。 

同时，内阁本身因为阁员的后台大老板都不协调，所以也是各搞各的，闹出了不少笑话。陆军总长张绍曾拟就了一套废督裁兵计划，规定全国建立十个军区，军队编为20个师和28个混成旅，黎元洪则反对军区制，高恩洪也指为纸上谈兵，不切实际。财政总长罗文干在支配经费上，经常和高恩洪、孙丹林意见相左，在阁议席上常吵得下不了台，王宠惠看到这种情形，颇感困扰，因此他劝罗文干让点步，罗总不肯，有一次王宠惠气了起来，忿然对罗说：“我是请老朋友来帮忙的，不是请老朋友来闹别扭的。”罗听了，气上加气，也扬声回答说：“我只能侍候一个总理，不能侍候三个总理！”罗说这话是什么用意呢？他是指除王以外还有两个阴影的后台老板，一个是代表洛阳吴佩孚的高恩洪和孙丹林，一个是代表保定曹锟的高凌霨。这就是古语所说：“一国三公，吾谁适从”之意。 

10月11日，参众两院联合举行第三次常会的开幕仪式，黎元洪偕同全体阁员前往祝贺。由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宣布开会，还没有致开会词，就听见议员席上有一位议员扬声叫了起来，他说：“法律问题还没有解决，议长怎么就召集开会？黎元洪高唱统一，现在请问一下国会本身统一了没有？吴景濂醉心权利，不能逃罪，黎元洪也要负联带责任！”大家定睛一看，这位语惊四座的，是国会议员彭养光，彭所谓的法律问题就是“民八议会”和“民六议会”问题，因为6月3日广州届会通电主张继续“民八议会”，否认王家襄等在天津召开的“民六议会”。8月1日国会复会时，“民六议员”被拒参加，因此京沪一带的“民八议员”发动力争正统运动，认为以前曾任官吏，辞去议员或者在广州被除名的议员，都算是丧失了议员资格，不应再窃据议席。8月30日一批“民八议员”曾在北京闯入众议院，殴打议长。黎元洪为息事宁人，除用官职安抚“民八议员”外，还设立了“政治讨论会”来安抚他们。彭养光这一吵，接着议员凌毅也提出质问，大声说“黎元洪以什么资格来这儿，你只是一个平民，平民有什么资格出席国会？” 

黎元洪一看情形不佳，乃催吴景濂赶快念完开会辞。 

吴景濂匆匆念完了开会词后，就宣布请黎大总统致开幕贺辞，会场上更是一片叫嚣之声，有人用手狂拍桌椅，黎元洪不理睬这些吵闹，径自朗声宣读他的颂词。焦易堂这时大声地叫了起来，他说：“黎元洪，你就是解散第二次国会的人，今天还有什么脸来致颂词？”郑江灏则指着阁员席次大骂道：“坐在这一排的是些什么人？你们如果是来旁听的，就该到楼上旁听席上去。”然后他指着王宠惠说：“你不是王宠惠吗？我认得你，你是一个平民，怎么会坐到国务总理席位上？” 

黎元洪在一片吵闹声中，匆忙地念完他的颂辞，其实没有一个人听到他是念些什么，因为这时的国会议场已成了中央市场，乱哄哄的一片，谁也听不清了。 

王宠惠看见局面闹得太凶，便不敢致辞，请议长潦潦草草地结束了这幕“民主闹剧”。会议完毕照例要照一张像，大家走到议场前面等候摄影。正当就坐时，郑江灏恶狠狠地跑了过来，大骂“私生子内阁”，而且用手去推王宠惠，不许他就坐，还亏吴景濂说好说歹地才把他劝走。 

10月12日王内阁提出了总辞职。 

10月14日保定举行庚申、壬戌两役阵亡将士追悼大会，不少议员前往保定，借参加追悼会为名，接洽内阁问题。然而最重要的一个人——吴佩孚却没有到保定参加这个大会。吴佩孚不到保定来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这时候，保定和洛阳两派对于总统问题有了极难调和的意见，保定方面主张国会要先选总统然后制宪，而洛阳方面则主张先制宪然后再选总统。曹锟对于总统位子已经跃跃欲试，吴佩孚则不主张曹这时先做总统，吴的本意是为直系团体好，可是曹锟听了他左右的挑拨，却误会吴的反对是为了吴想总统自为，有了这种误会，吴的好意曹就不会接受。这样一来，曹、吴之间愈走愈远。 

28日吴佩孚有回答公府某要人的电报，其中提到：“津派（指在天津的曹派）借端捣乱，鼓动选举，并未得仲帅（曹锟字仲珊）同意，迹近矫命，罪在蒙混，应促国会先行制宪。宪法一日不成，即一日不提选举。纠纷十一年，胥为此件，苟非丧心病狂，何得不注意于此。俟相当时期，当通电表明。”吴的秘书长白坚武另有勘电（28日）：“巡帅（吴）主张先制宪法，议员来此者亦曾以此为告，其翊赞元首，实出至诚，夙昔已然，宁待今兹。”这两个电报都是由总统府传出来的，当然不是伪造，不过某要人是谁？白的电报打给何人？都没有宣布。这可能是黎用吴的意见以抵制大选。 

同时总统府还发表了赵恒惕主张先制宪法的感电（27日）。 

反吴派把倒阁运动和大选同时进行。 

11月15日顾维钧在外交大楼举行宴会，全体阁员和国会中重要人士都参加。不知怎的，吴景濂和王宠惠吵了起来。吴竟沉下脸，借了几分酒意问王：“国会要你下台，你为什么赖着不走？”王自然大为光火，也怒形于色说：“难道你就是国会？真是笑话！”于是两人翻了脸。吴竟骂了起来，他骂王：“简直混帐。”并且说：“议长当然可以代表国会。”王宠惠气得发抖说：“这成什么样子？堂堂国会议长，竟说出了这样下流的话来。”吴景濂挥着拳头说：“我就是这个样子，要你滚蛋。” 

17日晚间，吴景濂在他麻线胡同私邸召集秘密会议，讨论倒阁问题。 

谢选骏指出：直系分裂体现了类似“细胞分裂”的组织现象，后来居上的大军阀毛泽东也说过，“我们这个党不是党外无党，我们是党外有党，党内也有派，从来都是如此，这是正常现象。我们过去批评国民党，国民党说党外无党，党内无派。有人就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我们共产党也是这样，你说党内无派？它就是有，比如说对群众运动就有两派，不过是占多占少的问题。”

【一九六、罗文干案】

11年11月18日晚吴景濂和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带了华意银行买办李某，一同到东厂胡同，口称有机密大事要见总统，并且请黎屏退左右，以便密陈。黎弄得莫名其妙，但看他们颜色沉重，也不敢怠慢，就照他们要求办。只见吴从公事包中拿出一个由众议院盖过印，以议长名义写给总统的一封公函，黎扯开公函一看，内容是举发财政总长罗文干和华意银行代理人罗森达、格索利于11月14日擅自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换发新债票，使国家财产受到5000万元的损失。查奥国借款已由巴黎和会议决，作为赔偿中国的一种债票，当然不必再签新约，换发新债票。加以这一案既未提交国务会议通过，呈请总统批准，也未提交国会讨论。同时华意银行因为达到了换发新债券的目的，已经秘密付出支票8万英镑，这张支票上盖了财政部印信和罗文干的亲笔签字，显然这是行贿受贿的铁证。现有华意银行买办李君前来作证，请总统裁决。 

黎看完了公函就问李君：“你懂得法律吗？”李答说：“报告总统，我国法律规定，诬告者应受反坐处分。这案子是千真万确的，我不怕反坐的处分。” 

由于李答复得斩钉截铁，黎便没了主意。吴景濂在旁怂恿说：“这是百分之百的贪污案件，请总统按照以前拿办财政总长陈锦涛的先例，立刻命令军警将罗文干捕送法庭办理。”黎这时很是为难，不知如何处理才好。吴于是恫吓说：“总统不能再事犹豫，万一罗等闻风先逃，那么责任就在总统身上了。” 

黎这时最怕别人给他圈套，他怕罗文干真的会逃走，给反黎的人以口实，因此立刻命令侍从武官打电话通知步兵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到总统府来。黎元洪把步兵统领聂宪藩和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召来，即令他们派兵去抓罗文干和财政部库藏司司长黄体濂，抓到后解送法院。步兵统领聂宪藩奉到黎命，即返办公处，办好一件公文，派排长王得贵率领荷枪实弹的士兵十余人，持了拘捕公文径赴南长街罗宅，抵达时，罗偕夫人去看电影没有回家，等了一个多钟头，罗一返家，即被逮捕。罗当时不明究竟，很是生气，迨看到步兵统领的公文，公文上如此写着： 

“奉大总统手谕，准众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函开：‘财政总长罗文干订立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有纳贿情事，请求谕饬步兵统领捕送地方检察厅讯办。’等由，准此，仰该统领即便遵照，将该总长捕送京师地方检察厅拘押，听候讯办。此谕，等因奉此。合亟仰该徘长即便前往将罗文干一名拘捕前来，听候函送检察厅讯办，切切勿延！此令。” 

罗看到这份公文，忿然说：“既然有公文，我当然跟你们去，不过这种作法，简直是笑话，荒唐极了。”说着便叫人备汽车和王得贵等一同到了步兵统领衙门，财政部库藏司长黄体濂这时也拘到，由步兵统领移至京师警察厅暂时看管。 

就在罗被捕的当晚，国务总理王宠惠、外交总长顾维钧、内务总长孙丹林、交通总长高恩洪都得到了消息，他们马上联袂到警察厅来探问。王宠惠激动地指责总统直接下令逮捕阁员是非法行为。 

当京师步兵统领和警察厅长把拘捕到罗文干和黄体濂事向黎元洪复命时，黎也感到这一措施的不合法，乃派人到警察厅通知薛之衍暂缓将罗、黄移送法院，以免事态扩大。可是罗文干却不答应，他坚决要警察厅把他送到法庭受审，因此19日薛之衍遂将罗等移送地方检察厅看管。 

19日上午，王宠惠率领全体阁员到总统府见黎，黎不待来客开口，就自怨自艾地连称自己违法，王宠惠要求黎将他一并送交法院，黎则向他们赔了许多不是，说了许多道歉话，甚至表示愿意下令自责，并且愿意亲自到检察厅去把罗接出来。但是阁员们都不以为然，阁员们愤怒地在总统府召开紧急会议，议决： 

（一）通电全国，说明吴、张两议员胁迫总统下令逮捕阁员的经过情形。 

（二）总统根据内阁的呈文，发表命令，将此案提交地方检察厅依法办理。 

在会议上，大家都很愤激，黎则向他们说尽了好话。 

内阁阁员们在总统府紧急会议后，即根据议决，替总统拟就了一道命令，请黎发表，命令全文如下： 

“据署国务总理王宠惠呈称，署财政总长罗文干因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具名函达大总统，谓其于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擅敢签字，并面请大总统立交军警逮捕。查该总长关于此案，曾咨呈国务院批准在案，现在既经逮捕，据该总长声称，非俟水落石出，不愿离开法庭。惟未经法定手续，遽尔逮捕国务员，深滋疑虑等语。所呈具有理由，该总长既不愿离开法庭，应由法庭依法办理，务期真相尽得，以昭公道而明是非。此令。” 

黎元洪当场看了这道命令，表示同意，愿意盖印公布。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又涌进来一大群人，并没有通报就闯入了，原来是议长吴景濂、副议长张伯烈，他们风闻阁员们在黎处开会，怕黎受他们影响，于是邀集20余位议员，雄赳赳气昂昂地冲进来，吓得阁员们从侧门溜走。吴等看到楠木桌上还没有盖好印的大总统命令，就威胁黎不可盖印，同时告诉黎说：国会对罗即将提出查办案，总统应俟查办案送到时据以发布命令，交法庭依法处理。黎这时已没了主意，吴等一说，黎也同意，把命令便搁了下来。 

20日在居仁堂举行了府院联席会议，阁员除了罗文干外全体出席，讨论罗案处理问题。先由黎报告经过，然后王宠惠表示意见，他说：“此案未经内阁同意，总统仅凭议长片面之辞，发令逮捕阁员，实在是有问题的。这已经不是钧任（罗文干）的个人问题，而是牵涉到责任内阁制的存废问题。今天我们必需弄个明白。”这时阁员们物伤其类，所以个个都面带忿怒之色，黎内心也觉这件事做得太莽撞，所以很委婉地说：“我应当认错。”高恩洪用手指着黎地鼻子说：“认错就能了事吗？必需想个补救和善后办法。”黎尴尬地说：“怎样补救，请大家想个法子。”孙丹森主张首先恢复罗文干的自由及其个人名誉。高凌霨认为这是法庭的责任，不必在这里讨论。张绍曾附和高凌霨的主张。高、张现在是保定派，与吴景濂立场一致，志在倒阁。 

内阁中分成了两派，保定派的阁员认为奥债一案未提交国务院会议讨论，内阁应负违法责任。王宠惠则反驳说，这是手续的错误，即使内阁有责任，须受处分，也不过是行政处分，而不能加以刑事处分。 

高恩洪则集中一点攻击，认为总统叫步军统领捕人，尤其是逮捕现任阁员，实在是违法，置司法机关于何地？ 

黎否认曾命警察总监将罗文干捕送法院，于是王宠惠、孙丹林、高恩洪一致谴责薛之衍曲解总统命令，应当予以撤职处分，而黎又感到自己不该把责任推给警察总监，因此又强硬地说：“这事和薛总监无干，是钧任自己要求到法院去的，整个事件都应该由我负责，你们一定要办人，就请先办我好了。”黎最后这句话声调特别高，表示他已沉不住气。高恩洪连喊：“不敢，不敢。”但是王宠惠、顾维钧、孙丹林、汤尔和则一致认为黎自己做错了事，不面对现实，反而盛气凌人，实在太不公平，因此大家忿忿不平地表示，总统既不肯撤薛之衍之职，那么就请总统撤我们的职吧。因为问题总有一方不对，总统对，当然是我们错了。任何事情总要有个水落石出，不能马马虎虎。黎这时已横了心，所以厉声说：“好，要不干就大家都不干，我先行辞职。”张绍曾和高凌霨都是保定派，保定派的目的是倒了阁还要迫黎下野，这样才能大选，才能把曹锟拥上台，看见闹成这样，正中下怀，因此张绍曾说： 

“大家辞职好了，我已经单独提出了辞呈。” 

正在不可开交时，忽然侍卫人员来报告，说有一大群议员又要来见总统，人数不下一百人。黎赶忙吩咐，招待在外面坐。可是说时迟，那时快，议员们已经闯了进来，个个都像凶神恶煞一般。阁员们一看，这是诚心来闹事，于是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再一次从侧门溜之大吉。 

由于阁员们溜走，黎就客客气气地把这些议员敷衍一番，送走了事。 

原来这些议员已在众议院通过了查办罗文干案，咨请总统取消奥款展期合同。咨文大意为： 

“……罗文干勾结海外驵侩，将巴黎和会议决德奥债款概作中国无偿之无效债票，换给新债票。……此项债票，在欧洲直无价值之可言，乃德奥奸商竟以极低价格收买达全体十分之七·五以上，自居债权者，向中国财务当局运动，与其他债票一律掉换新债票。……该商人等避免与德奥政府发生直接关系，改入意籍，委托华意银行代表罗森达及格索利向中国政府换取新债票，存储巨款于华意银行，种种运动，至年余之久，历任各财长以事关国权，均有拒绝。不料罗到任未久，该代表等又旋运动，与财部库藏司长黄体濂昼夜密计，要求罗签立合同，允许以中国未经收到利益之无效债票为变相之补偿。不交国会同意，不经国务会议通过，不经大总统批准，擅于十一月十四日由罗与华意银行代表签定，并查当日由华意银行预存的巨款内支付支票三纸，一纸八万镑付财政部，一纸三万镑付来人，一纸五千镑付来人。……” 

这件案子的真实内幕，是这样的： 

当时军队欠饷是不足为奇的，带兵的巨头们总要想尽方法去弄钱，吴佩孚既然是当时内阁的大老板，他向内阁索饷，内阁就不能不重视。吴的嫡系高恩洪曾想出邮电加价的办法，打算拿这项收益作为发行公债的基金，不料直系势力范围外的各省军政首长都不肯执行邮电加价的部令，因之这一计划便成泡影。北京政府生财无道，只好走唯一的旧路——向外借款。英美等国对于这个号称“好人政府”是愿意支持的，可是这个内阁中没有一个亲日派，因此日本乃借口中国政府无力偿还外债，信用已经破产，反对提供借款。四国银行团必需四国一致行动，如今日本反对，自然无法实现。王宠惠、罗文干等乃和西方国家秘密洽商，拟用整理旧债作为幌子，向四国银行团进行一笔1亿元的新借款。于是意大利公使首先提出签订奥款展期合同的要求，接着英国公使也向外交总长顾维钧接洽，力促其成。据王宠惠所发表的谈话，奥款延期的牵涉面很广，九国公使的公文到外交部，提出国际法要求，而根据国际法，私人借款不能列入国债范围内，因此这笔债款必需偿还。这笔债款为数共有570余万镑，已经转移到意大利人之手，而债权背景还有各国人在内。王内阁为了要挽回中国的国际信用，遂同意签订奥款展期合同，作为整理旧债的一个开端。这件案子引起贪污嫌疑，是在于罗文干经办本案时，并未提交国务会议通过，在手续上不无欠缺。 

另外还有一个内幕，原来保定和洛阳都有电报到北京索饷，财政当局无处可以筹钱，只有债权方面交来的补数8万镑，折合国币仅有60余万元，除了支付中央政费10余万元外，所余50万元照理应由保定和洛阳两方面平均分配，可是一分数目就更少了，洛阳方面自然不会满意，于是洛派阁员孙丹林、高恩洪就想出了瞒天过海的妙计，打算瞒了保定，把这笔款子全部汇到洛阳。那就是不提交国务会议讨论，而采取由总理批准的办法，并由王宠惠口头报告黎元洪。财政部把这笔钱先划拨交通部，作为偿还铁路债务之用，将此案核销。再由交通部转手交付洛阳方面，这一来就可掩人耳目。 

可是，天下事如要人不知，除非已莫为，尽管洛派阁员用尽心机，百端弥缝，仍走漏了消息。原来华意银行经理徐世一是保定方面边守靖的亲戚，当华意银行与财政部密商奥款换发新债票时，他便向曹锐、吴景濂、边守靖等告密。吴景濂叫他静待这笔交易完成，抓到证据，然后再举发。因为，保派志在倒阁和逐黎，正好借这案子发动，以达到一石两鸟的目的。 

国务总理王宠惠，字亮畴，广东东莞人，清光绪七年（1881年）出生于香港，幼入圣保罗学校习英文，后入皇仁书院肄业，最后在天津北洋大学读法律。光绪二十六年参加秦力山在安徽大通举义，失败潜逃日本，后转美国耶鲁大学，获法学博士，为同盟会会员。光绪三十四年赴英国研习法学，孙中山曾资助1500镑。民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王返国为第一任外交总长，袁世凯做总统后，王出任唐绍仪内阁之司法总长。民9年8月，王经孙中山之同意，出任北京政府大理院院长。民10年6月被派出席国际联盟全权代表，在会议中反对二十一条无理之要求，日本因受压力而放弃其在东三省之特权。12月梁士诒组阁，王再度为司法总长，后转任教育总长，11年9月，由黎元洪提名为国务总理。不幸这时黎元洪受胁于保定曹锟一派，后者意图倒阁驱黎，以达成重选总统的企图，王这一任内阁受气受罪，实在是苦不堪言。 

罗文干字钧任，广东番禺人，清末留学英国，专攻法学，获牛津大学硕士学位，返国后赐进士出身。民元在广东任司法司长，2年春转任北京总检察长。筹安会成立，罗以检察长身份参劾筹安会组织非法，因袁置之不理，罗乃愤而辞职。民7年7月王宠惠任修订法津馆总裁，罗为副总裁，10年任司法次长，11年仍任司法次长，王宠惠组阁，罗转任财政总长。 

罗被扣移送检察厅后，北京地方检察长熊元襄看见老上司来了，当然不敢怠慢，请罗住在检察长办公室里，亲自陪罗谈天解闷。问话也是用属员参谒上司的礼貌为之，不敢多问。根据当时法院规定，在押犯人仅可在星期三接见访客，而且还要事先批准，接见时有法警从旁监视，谈话不得涉及案情。可是罗文干到案后，自总理、总长以至达官贵人，络绎前来探视，放言无忌。使得北京四眼井地方检察厅成为山阴道上，自朝至暮，车水马龙，途为之塞。 

黎元洪成为被人指责的中心。由于内阁未经罢免，总统仅凭一面之辞直接下令逮捕阁员，不但越出了总统职权范围，也严重地破坏了责任内阁制度，所以各方对黎都不谅解。梁启超公开指责：“总统蹂躏人权”。西方国家对北京政府尤表不满，很多报纸都有大同小异的言论：“仅就此案情况而论，领事裁判权在目前的中国，实不可以撤消。” 

罗案是民国以来一件大案子，这件案子值得商榷的地方太多了，不仅是“总统蹂躏人权”一点。 

以堂堂议长而向总统密告阁员，实在也不成体统。吴景濂、张伯烈携带众议院公函向黎告发现任阁员贪污渎职，按照《约法》，阁员贪污可以在国会通过查办案，查办案未通过前，议员怎可代表国会署名致函总统。假如这是私人告发，就不该以议长身份列名，在文件上公然盖上国会的印信。还有一点，奥约展期合同的经办部门是财政部公债司，然而吴、张控告的另外一人则是财政部库藏司长黄体濂，公债司是主管司，当不能辞其刑责。 

至于国会，众议院在议长告发后才提出查办案，却置议长盗盖印信、伪造文书罪于不顾，也是令人大惑不解的。根据《临时约法》第十九条十二项的规定，对于失职、渎职的国务员，只能提出弹劾而不适用查办，查办对象是一般官吏，所以对罗提出查办案，在法律上也是站不住的。即使是弹劾案，也须要参众两院同时通过，才能咨交总统执行。罗案仅在众议院提出讨论，参议院根本未曾讨论。在内阁方面，对这案也应负责任，因这案并未在国务会议中提出讨论，仅仅取得国务院的批准，谁有权批准呢？当然是总理，王宠惠对这案的批示是：“应照最后磋商办法速订展期合同，以资结束。” 

国务院于11月21日召开临时会议，与会阁员讨论国会的查办罗案咨文。众情愤激，作出两项决定： 

（一）退回众议院关于查办罗案的不合法咨文。这个文件因黎元洪怕得罪国会，不敢盖印，没有发出。 

（二）用内阁名义将此案发生后一切情形通告全国。这个电报并不是全体阁员都列名，因为保定派阁员高凌霨、张绍曾借口奥款展期合同未经国务会议通过，拒绝签名，因此列名的阁员只有王宠惠、顾维钧、孙丹休、李鼎新、汤尔和、高恩洪六人。电报最后一段说：“宠惠等理应立即引退，惟以罗案尚未水落石出，不得不暂时待罪，静候解决。” 

这个案子到了法院，就必需有告发人向被告人提出控诉，检察厅根据事实，票传吴景濂、张伯烈二人出庭对质，吴、张二人召集有关议员开会讨论，决定抗传不到，理由是本案由总统交办，公府既非诉讼机关，议长亦非诉讼当事人，当然不负告发人的责任。 

此案怪现象之一，是议长议员成群到公府见总统威胁阁员，阁员害怕挨打，溜之大吉，官场怪态，令人摇头叹息。 

罗案发生后，洛派阁员向洛阳求救，吴佩孚当然不能置之不理。乃于20日致黎元洪号电，痛责逮捕违法，其中有几句火辣辣的话：罗财长纵有违法事件，应提交阁议，先解官职，后送法庭。未经解职遂送法庭，似属不成事体，殊蹈违法之嫌。这个电报好像用上司口吻训斥总统，还是民国史上的第一次。黎看了这个电报，气得浑身发抖，把吴的电报扔到桌子上，连声说：“岂有此理，岂有此理。”22日黎拟了一个答复吴的电稿，对于逮捕罗文干一点有所解释，他说：嘱薛之衍密传，并未发表正式命令，所以也不需要叫内阁副署。最后一段则火气十足，他说：“……言废督而督军日尊，言裁兵而兵额日增，言停战而战祸日滋，元洪孤寄白宫，如同聋聩，辞职咨文犹存国会。既属不成事体（注：此句系吴电中骂黎者），正宜别立贤能，不愿执事径断朝政，轻折元首，为仇者所快，亲者所痛。”这个电报还把吴佩孚以前电令北京警察厅逮捕前财政次长钟世铭的故事提出来反打吴佩孚。那是直奉战后，直系查出财政次长钟世铭多拨发奉军军饷一百几十万元，吴佩孚乃电令北京警察厅扣留钟，移送法院究办。 

黎的电稿写了未发，待他一阵光火之后，恢复了理智，深觉犯不着和吴决裂，所以又把这个电稿留中不发。 

22日，黎命汪大燮、孙宝琦等向北京地方检察厅具了一张保单，派自己的座车，北京红牌第一号（当时的汽车牌照规定总统府汽车全是红牌，总统座车是红牌第一号，外交团是绿牌，阁员是蓝牌，民用是白牌），去迎接罗文干出狱，并把罗接到总统府来。 

罗这一天由阶下囚变成座上客，总统亲自降阶相迎，握手道歉，请罗回家休息。罗表示要待法律解决，愿意仍回地方检察厅，听候审理。于是黎乃请罗暂住在居仁堂，罗也不肯，大家劝罗不要太倔强，讲来讲去，罗才同意在总统府礼官处下榻。罗当然很愤慨，他说：“如果我无罪，逮捕我的军警长官就有罪，岂能马马虎虎，蹂躏人权！” 

黎把步兵统领聂宪藩、警察厅长薛之衍找来，要他们向罗赔礼，怎知聂、薛两人都不肯，他们说：“我们是遵照总统手谕办事，并没有错，为什么要向罗道歉赔礼？”这一来黎又为之语塞，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对聂、薛两人说些安慰的话，叫他们退去。 

罗文干从法院犯人一变而为总统府上宾，总统向他赔不是，他却不理，内阁同寅和重要政治人物都纷纷向他致慰，他一定要在法律上争个是非。他是念法律的，又做过司法部次长和总长，在法律范围内，他有十足的信心可以胜利。 

罗文干由地检厅到总统府的这一天，吴景濂率领议员30余人到了总统府，请求下令罢免王宠惠、罗文干。这时黎元洪正是一头怒火没处发泄，对着这批凶神恶煞的议员们，悻悻地说：“我不知道你们什么意思，当初你们同意唐绍仪组阁，我才把同意案提到国会，结果你们退还了咨文。现在王内阁也是你们同意过的，没有几天你们又要罢免他。对付罗文干也是你们荒出来的，你们要我下令逮捕罗文干，我照你们的意思做了。你们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把我这个总统当做什么人。” 

吴佩孚“一怒而安天下”，他的号电虽然让黎元洪受不了，可是却释放了罗文干，于是洛阳派忽然气焰万丈，交通总长高恩洪下令电报局，凡是不利于洛派的电报，一律不许拍发，因此吴景濂和保定派阁员的电报都要派人带到天津去拍发。 

报纸和新闻也被任意扣留。 

罗文干案突然急转直下，由于华意银行代表柏克尔出庭作证，该行所付出的3万镑和5000镑两张支票，都是意大利人所拿的手续费，与罗文干无关。另外8万镑是由财政部公开领收。这当然也无法一人中饱。至于吴景濂所依赖的原始告发人华意银行副经理徐世一则逃避无踪，不敢出庭作证。于是满天云雾的罗文干受贿渎职案就不能成立了。 

23日夜晚，黎在东厂胡同住宅将要就寝时，吴景濂又率领议员20余人大踏步地冲进内室来。黎惊慌地问为了何事？吴等傲慢地拿出曹锟打来的漾电（23日）。曹在这个电报上痛骂罗文干丧权辱国，纳贿渎职，建议组织特别法庭，彻底追究。吴景濂并且很得意地说：如果吴佩孚再包庇罗文干，保定方面已准备了第二步，就是请求政府加以讨伐。吴景濂要挟黎把一封拟就的、申斥吴佩孚的电报发出去。黎还在犹豫，吴补充说：“事情已经很迫切，如果不发出这通电报，以齐燮元为首的直系将领，将有联名电报发出，这一来总统就陷于孤立了。黎听了又没有主意，乃在那张电报上加了一个“梗”字（23日）发出去。 

曹锟在保定这回真动了怒，因为他知道奥款展期合同中吴得了50万，自己却分文俱无，他马上派人到交通部查帐，查出半年来交通部转帐拨款清单，一共有509．9万元拨充洛阳军费，至于拨交保定的，仅有242．4万元。 

曹锟这就相信他左右所说的话，吴根本不把他放在眼中，吴有取他而代之的心。 

曹锟本来就讨厌高恩洪，认为他是吴佩孚的走狗，只知有吴，不知有曹，过去碍于吴的面子，不好意思对付高恩洪，现在发现交通部拨款有这样的黑幕，因此下了决心要打击吴，同时也要严惩高。 

保定派好不容易使得曹下决心对付吴，为了加强曹的信心，王承斌打密电叫各省直系军阀，要他们做“老帅”的后盾，必需一致发出通电痛责罗文干贪污卖国，如果吴佩孚胆敢包庇罗，就把箭头集中在吴的身上，吴过去曾用卖国罪名攻击张作霖包庇梁士诒内阁，现在他自己也走了张、梁老路。 

保定派抓住这个机会，要打击吴佩孚的威风，同时也打击黎元洪，因为王宠惠内阁是吴佩孚所支持的，现在如果把吴佩孚打得哑口无言，王内阁就自然垮台，而黎元洪四面不讨好，自然也非垮台不可，这样就达到他们的目的，拥护曹锟坐上总统宝座。 

为了集中目标对付吴佩孚，保定派愿意和奉、皖两系以及安福、交通、研究等系化敌为友，只以吴佩孚为唯一敌人，骂吴妄自尊大，忘恩负义。 

曹的漾电发出后，24日王承斌发表敬电，请黎元洪即派军警逮捕与罗案有关的一切人犯，并公开谴责吴佩孚不应该步张作霖的后尘，替王内阁作保镖。王承斌是吴的部下，吴是曹的部下，曹尚未对吴展开攻击，王却首先发难，以部属的身份公开谴责长官。自王的敬电发表后，江苏督军齐燮元发表径电（25日）、江西督理蔡成勋、安徽督理马联甲、山东督军田中玉、浙江督军卢永祥、上海镇守使何丰林、海军司令杜锡珪等均先后响应曹锟的漾电，一致痛斥罗文干丧权卖国，要求北京政府依法治罪。吴佩孚的嫡系湖北督军萧耀南、河南督军张福来也通电表示一致态度。这简直是一面倒的局势，使目空一切、不可一世的吴佩孚难于招架。 

吴佩孚看到情势不妙，乃于25日通电解释两点：第一是声明与王宠惠素不相识，仅于觐见元首时与之一面；第二是对罗案犯罪成立与否毫无成见，只是认为手续错误。最后表示对曹巡阅使始终服从，对元首始终拥护。吴的径电显示其态度软化，因此25日北京的政治气温又变了。 

由于保、洛之争，使王宠惠左右为难，乃宣告辞职。北京政府从11月25日起，总统命令因为无人副署，而不能发布，遂陷于无政府状态中。黎元洪感觉到倒阁问题和大选问题是二而一的，他自己发觉是上了别人的当，乃想找政治色彩较淡的海军总长李鼎新代理内阁总理。26日黎派金永炎到保定、洛阳征求同意。曹锟方面不置可否，而实际上保定派是想用保定派阁员高凌霨代理总理。 

由于洛阳和保定都没有确实答复，黎元洪又想找颜惠庆、靳云鹏、周树模三人中任何一人来代理，可是他们一个个都“敬谢不敏”，因此黎又心灰意懒起来，吩咐手下人替他预备专车，让他下台到天津去。黎这样表示，高恩洪立即毛遂自荐说：“总统是我到天津迎接到北京来的，现在我愿意送总统到天津去。”高这话是表示他有始有终，表示他对黎的忠诚，怎知马屁拍到马腿上，黎元洪认为这句话简直是要推他下台，因此大为光火，没头没脑地把高大骂一顿。 

27日，众议院进一步通过了查办王宠惠、顾维钧一案，认为他们都是与罗案有关的人物。黎再打电话请曹、吴提出组阁人选，他们却都回电说：“组阁为元首特权，决不加以干涉。”这一天，金永炎由洛阳回来，转达了吴佩孚的意见，并不坚持维持王内阁，只不过在未来新阁中，至少要保留孙丹林、高恩洪两人中的一人，至于阁揆人选，除了津保派外，由任何人担任都不反对。 

黎知道吴佩孚的态度后，又兴奋起来，29日黎元洪派李根源把下台已久的汪大燮找进公府来，见面时没有什么寒暄，就拿出填写命令的空白纸，不问汪是否同意，就填了汪大燮的名字，派他署理内阁总理。 

汪大燮字伯唐，浙江杭县人，清咸丰九年出生，曾为孝廉，后入陆军士官学校攻习军事，民国2年任熊希龄内阁之教育总长，后任平政院院长，5年任交通总长，6年任外交总长，这一年11月22日段祺瑞辞国务总理职，汪曾代理了九天国务总理。那是因为直皖两系尖锐对立，段挂冠而去，总统冯国璋找不到适当人选。只好拉汪大燮来填空档。现在又是旧戏重演，黎元洪也拉他填空档。他声明代理之期不超过十天。 

11月29日，黎任命王正廷长外交，高凌霨长内务、许世英长司法、彭允彝长教育、李根源长农商，其余阁员都没有变动。 

前任王内阁的阁员一律辞职照准，只有财政总长罗文干是免职。 

汪大燮为人平和、清廉，在北京政府中颇负时望。所以每当政潮最激烈时，他总是被拉出来过渡。 

谢选骏指出：人说——“罗文干案”是发生在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的“大案”“要案”，当时政府众议院的正副议长向大总统举报时任财政总长的罗文干在“奥国借款”事件中受贿。由于涉案金额高达数千万元华币，同时牵涉多名政府高官，该案史无前例地同时激起政潮、学潮、法潮，堪称近代中国“级别”最高且最具影响的刑事案件之一，其复杂性超乎想象。——我看中国社会向来缺乏“司法独立”；共产党不过是有意识地利用了这一点，并把这一点发挥到了极致。

【一九七、陈炯明叛变】

民国11年6月13日，陈炯明的部队在广州白云山一带宣布戒严。叶举等纷纷由东江回到广州。14日陈系的人在叶举的总指挥部举行秘密会议。15日孙中山派往惠州迎接陈炯明的廖仲恺在石龙被扣，局势陷入了最紧张危急的关头。 

据说陈炯明、叶举等曾在石龙开秘密会议计划叛变，当时讨论到进行的程序，曾问各将领由谁担任发难，与会的各将领都默不作答。陈说：“谁先发难，就是首功！”可是仍没有应者。 

最后陈炯明决定以湘军洪兆麟部担任先行发难部队。为什么陈要选择洪兆麟部呢？这也是陈的阴谋。原来洪兆麟的李云复师第二旅驻扎观音山后，正好就近担任围攻总统府，“陈家军”则巡查街道或把守要隘，陈本人则事变之日在石龙坐待消息，如果湘军进攻总统府，孙中山不幸遇害，陈即进入广州，为孙举哀，痛哭流涕，把杀害总统的罪名全加于洪兆麟、李云复和湖南士兵身上，执杀洪、李及湘籍军官以谢天下，并将这支湖南客军以大逆不道罪名解散。由于洪兆麟向来对陈炯明很跋扈，陈早就想对付洪，现在借洪、李以害孙中山，然后以叛逆罪名除洪、李，正是借刀杀人的如意算盘。 

6月15日夜10时，孙中山在总统府内批阅公文，忽然有一通电话来报告情况，据称今夜粤军将有行动，务请总统离开总统府。由于这是一通匿名电话，孙中山认为是谣言或陈系军人故意威胁，所以不予采信。到了午夜12时后，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前后奔来总统府报告，据云今夜消息险恶，请总统离府暂避。孙不肯，认为陈炯明虽然恶劣，总不至于敢冒天下之大恶而叛变，即使有不轨打算，其部下皆与我久共患难，素有感情，且不乏明理之人，未必助纣为虐，受其愚弄。但林直勉认为粤军蛮横，不可以常理度之，如果真不利于总统，将如之何？孙说：“我在广州之警卫军既然已经全部撤赴韶关，即表示对陈无敌意，陈果不利于我，亦不必出之叛变，如真明目张胆，作乱谋叛，则为叛徒贼子，人人得而诛之。我身为总统，不能不重职守，如果临时退缩，屈服于暴力之下，岂不贻笑中外，污辱民国，轻弃人民之付托。”林等见孙中山义正词严，态度坚决，不敢强劝，乃即辞去。 

林等去后，各处电话报告均谓粤军将有行动，务请总统远离，孙中山仍不信。到了午夜2时许，有一位忠于孙的陈系军官自军中潜出，到总统府密报，称粤军各营提前早餐，约定立即叛乱。并备现金20万元以为谋害孙中山的赏金，且约定事成之后各营放假三日。孙中山还是不予置信。 

孙中山以诚待人，以信示天下，所以陈炯明叛变的当晚，虽然各方都奔走来告消息不稳，可是，孙中山全不置信。就在这天午夜时候，忽然响起了尖厉的号声，接着到处号声齐鸣，于是“陈家军”叛变消息证实了，这时已是午夜3时多。孙中山左右力劝孙中山暂离公府以避叛军。虽在这紧急当口，孙中山却是临危不乱，镇定异常，以坚决的口吻对左右说：“竞存果然谋逆作乱，则戡乱平逆正是我的责任，我怎可放弃职守，逃避责任。万一力不从心，只有一死殉国，以谢国民。”秘书林直勉、参军林树巍等见孙很固执，乃用手强挽孙中山出离总统府。 

这时，总统府附近已由粤军布哨，不能自由通行，林直勉等曾被叛军步哨盘诘了好几次，都侥幸通过。行至财政厅门前，遇叛军大队由东而来，众人因被盘问不能通过，可是孙中山却单身杂在叛军中向前行走，从容不迫，履险如夷。在深夜中，叛军看不清孙的真面目，以为是自己队伍中人，所以毫不疑心，到了永汉马路口，方才出险，便走入长堤海珠的海军总司令部。 

海军总司令温树德已获知粤军叛变，现在听说总统微服抵达，真是喜出望外。孙见到温，态度依然从容，只说我们先上军舰去吧。于是温树德乃率领高级海军幕僚侍从孙同登楚豫舰，并立即召集各舰舰长前来商量应变戡乱之策。 

广州市内，16日上午3时后，陈炯明的叛军已遍布全市断绝交通，并进占各机关，洪兆麟率领其部属于拂晓时围攻总统府，总统府中只有卫士50余人，在观音山粤秀楼附近防御，与叛军对抗，叛军先后十余次冲锋，都被卫队用手机关枪击退，死伤数目约在三四百人以上，叛军见步兵冲锋无效，乃用炮射击总统府。叛军以为孙中山还在粤秀楼，所以又用煤油浇烧粤秀楼的栈桥，杜绝出路。 

保卫总统府的警卫团长陈可钰、卫士队长兼参军姚观顺守文澜阁，侍卫副官黄惠龙守正门，副官马湘守横门，副官陈喧守天桥，侦缉员陈龙韬、卫士冯俊、黄森、陈海廷、李东兴等守粤秀楼。由于众寡不敌，援绝弹尽，相持至16日上午12时，陈喧率卫队十余名由正门冲出，被击回，改装得脱；姚观顺、黄惠龙、马湘护送孙夫人，姚中弹伤腿，四人乃避入总统府后院，叛军从后院冲入，抢夺衣物，马湘、黄惠龙乘叛军抢劫之时，夹持孙夫人从第一公园小巷，往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宅寄宿。姚观顺负伤后，由卫队背负出险，陈喧等走东山总统法律顾问那文宅，由那文用美国小电船送至孙中山座舰。 

总统府卫士以少敌众，苦战十余小时，伤亡三分之一，而叛军则阵亡300以上，消息传出后震动中外。孙后来颁奖卫士训词云： 

“革命军的力量，是和别种军队不同的，必要能以一当十，才算合格，用几百人可以敌几千人，那才算是本事。如果不能，便是大耻辱，便不算得是革命军。观音山的卫士便是以一当百的革命军，我理想中的革命军，只有他们足以当之。这种奋斗的精神，实在不可磨灭。” 

叛军是有伤害孙中山决心的，有一股叛军专门伏伺于观音山附近民房中，准备等候孙乘汽车离开粤秀楼的总统府时，即向孙座车集中攻击。他们认为孙如果出来，必然乘坐汽车，没有想到孙中山却是步行，而且夹在叛军队伍中步行出险。 

16日晨外交部长伍廷芳和卫戍司令魏邦平登楚豫舰晋谒孙中山，孙令魏邦平所部集中大沙头策应海军，恢复广州，并告伍廷芳说：“今天我要率舰队击破逆军，戡平叛乱。否则中外人士一定认为我没有戡乱的能力，并且不知道我在何处。如果我潜伏黄埔，仅仅为了个人避难偷生，我将何以昭示中外？”伍廷芳表示赞同，于是辞离孙中山，径返广州，通告各国驻粤领事严守中立。 

当天下午，孙中山亲率海军舰队永丰、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广玉、宝璧七舰由黄埔出动，经东歪炮台，驶至白鹅潭，发炮向大沙头、白云山、沙河、观音山、五层楼等处叛军射击。下午5时，复沿长堤向东游行，沿途发炮，击毙叛军数百人，其余则闻风而逃。由于魏邦平所部旅长陈章甫受叛军运动，未能如期策应，遂失规复良机，努力白费，各舰乃经“中流砥柱”炮台驶回黄埔。 

海军攻势停顿后，叛军散而复聚，乘机大抢东鬼基、东市街、小东门、社仁坊、广仁路等处。商店居民被劫一空，国会议员悉数被逐，行李被抢。 

黄埔成为孙中山的行辕所在，海军势力完全归服，不过虎门要塞落入叛军手中，但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率海军陆战队与舰队成犄角，使叛军不能陈兵北江，阻碍北伐军之返旆。 

陈炯明见海军完全拥护孙中山，于是便想收买海军，可是海军上下一心一德拥护孙中山，不为利诱。 

6月19日孙中山以手书致北伐军李烈钧、许崇智、朱培德、彭程万、黄大伟、李福林、梁鸿楷等，令李等迅速率军回粤戡乱，中有：“坚守待援，以图海陆夹攻，歼此叛逆，以彰法典”等语。 

23日孙中山由楚豫舰迁于永丰舰。外交部长兼广东省长伍廷芳以耄耋之年，痛恨陈炯明的叛变，使北伐事业功亏一篑，护法大计功败垂成，因之悲愤成疾。18日陈炯明曾有书致伍廷芳，转请孙中山下野，词极悖逆，有“非常国会擅选总统，恶例一开，乱且及于百世”。伍置之不理，病重时家人送至广州省立医院，乃以高龄劳瘁，回天无术，终于不治逝世，享年81岁，弥留时犹训其哲嗣朝枢以护法本末昭示国人，没有一字一句语及家事。这位广东新会老外交家，在清末就曾奉派出使美、日、秘鲁、墨西哥、古巴诸国。辛亥年伍在上海倡议清帝退位。护法政府成立后一直是孙中山左右最重要的一分子。 

孙中山在永丰舰上闻知伍廷芳噩耗，悲悼万分，海军将士尤为哀恸，孙温语抚慰海军云： 

“今日伍总长之殁，无异代我先死，亦即代诸君而死，为伍总长个人计，诚死得其所；惟元老凋谢，此后共谋国事，同德一心，恐无如伍总长其人矣。唯全军唯有奋勇杀贼，继成其志，使其瞑目于九泉之下，以尽后死者之责而已。” 

陈炯明收买海军不成，乃派钟惺可持书登永丰舰，请求讲和，函云： 

“大总统钧鉴：国事至此，痛心何极，炯虽下野，万难辞咎，自十六日奉到钧谕，而省变已作，挽救无及矣。连日焦思苦虑，不得其道而行。惟念十年患难相从，此心未敢丝毫有负钧座，不图兵柄现已解除，而事变之来，仍集一身，处境至此，亦云苦矣。现惟恳请开示一途，俾能遵行，庶北征部队，免至相戕，保全人道，以召天和。国难方殷，此后图报，为日正长也。” 

孙中山蒙难后，即于18日密电宁波，敦促蒋中正来粤赴难，拍电用其次子纬国的名字以保密。20日。蒋中正贻书张人杰，托以后事，急速登程。25日离沪，29日抵穗，谒孙于永丰舰，谈各方情况至夜分始毕。陈炯明闻蒋中正南来，惊惶失措。汪兆铭7月1日致蒋中正书中曾云：“……陈闻兄来，面色发青，说：他在先生身边，必定出许多鬼主意。” 

18日上海党员张继、杨庶堪、柏文蔚、黄复生等160人联名通电，痛责陈炯明昧于恩义，甘为叛徒，促其幡然悔悟，讨贼自效。陈炯明置之不理。 

在江西前线北伐的各军，从6月20日后，即不断接获孙中山蒙难消息。23日接南雄电，知叛将翁式亮、杨坤如部已经占领韶关，追击大本营的人员，迫近始兴。文官长胡汉民已离韶关，前线总部召开军事会议，会中有两派主张：一派主张仍继续前进，先克南昌、九江，再行应付粤事；一派主张立即回粤，助孙中山平乱。27日胡汉民驰至赣州，报告广州变乱情形，军心为之激昂。当晚再开会议，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即决议旋师讨贼，议定以粤军第二军、滇军（朱培德部）、福军（李福林部）及粤军第一师（梁鸿楷）回粤，分由大庾，信丰向粤境南雄前进。其他各军则暂驻赣境，李烈钧留守赣南，以为后方屏蔽。回师行动开始，不料粤军第一师梁鸿楷抵达信丰，竟不依照原订计划，连夜向三南方面退入连平，潜归惠州，与陈炯明会合。第一师是邓铿所手创，北伐入赣后和许崇智等部共同作战，颇有战功，不料陈炯明叛变后，始而踌躇不决，继而甘心从逆，邓铿地下有知，真是死不瞑目。 

梁鸿楷投逆后，胡汉民主张尾追，先肃清东江。许崇智则主张径向韶关回师，因已约定滇军为右翼，许军与福军担当正面合攻韶关，经东江至广州路远，孙中山困处兵舰上应急赴援为宜。如果径追梁军，福军独任回师之责恐力不能胜，而滇军因不知究竟，易启疑窦。 

胡汉民同意许崇智主张，决定向韶关进兵。 

7月2日北伐军许崇智、李福林、朱培德、黄大伟诸部皆入粤境，自南雄、始兴直指韶州，决定攻韶计划： 

（一）以滇军朱培德全部由江口渡河经仁化向韶州进攻。 

（二）以李福林全部沿河左岸，经周田大桥、长坝、黄浪水向韶州进攻。 

（三）以第二军之许济、孙本戎、谢宣威等由火山、大塘方面向韶州进攻。 

其他部队为预备队，另以第九旅黄国华部由三南方面还攻翁源。并同立誓约，约词：“三军一致，誓同生死，拥护孙大总统，平定粤省之乱，如有异心，天诛地灭。” 

许崇智自南雄驰电给孙中山： 

“陈逆叛变，围攻公府，令人切齿痛恨。北伐各军业已集中南雄，指日进攻韶关，誓必讨平叛逆。朱总司令所部滇军尤为奋勇，业已开拔前进，想叛军不足当其一击也。” 

许崇智电报到孙中山手中时，海军方面却又有不稳的消息。 

由于陈炯明倾全力收买海军，海军司令温树德为何某所挟制，态度趋于暧昧。各舰长有移往西江之意。早在6月2日，孙曾召集海军各舰长训话，说明坚守黄埔，舰队不可移动的理由：西江水浅，如各舰移往，则三大舰仍需留黄埔，如此则海军分而力弱。何况黄埔地位重要，是广州的咽喉，又有长洲要塞，其价值较西江为重要。如果大本营一离黄埔，则长洲要塞就可能守不住，广州水陆形势全入叛军之手；海军一往西江，重来广州较难，如果北伐军回粤，就无法收水陆夹攻之效，因此以不动为宜，坚持以待北伐军来援。 

7月5日陈炯明再遣钟惺可登永丰舰谒孙中山，孙对钟义正词严地说：“陈明对我只有悔过自首，才可以言求和，因为他是犯上作乱，对乱臣贼子怎有言和可言。” 

陈炯明第一次派钟惺可来求和时，是7月1日，当时魏邦平也登舰谒见孙中山，请示可否让他调解，孙责魏以大义，勉其效陆秀夫而以文天祥自待。孙说：“宋亡还有文天祥、陆秀夫，明亡亦有史可法。我们今天遭遇叛乱，如果没有文天祥、史可法，则何以对民国已死无数之同志？”钟惺可第二次登舰时，魏邦平也派人随同前来，请示愿任调停之责，其办法为：（一）陈军退出广州城；（二）恢复政府；（三）北伐军停止南下。 

其实魏邦平所提三点，陈炯明并未答应，陈的求和只是缓兵之计，一方面向孙中山求和，一方面全力收买海军，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均被收买，打算径自脱离孙指挥，驶离黄埔，任由鱼珠、牛山的叛军炮台轰击其余各舰。 

7月8日三大舰叛离图遁的消息经已证实，孙中山乃决心将各舰移驻长洲要塞后方之新造村一带，免被叛军封锁。 

当晚11时，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升火起锚，离黄浦外驶，孙中山乃下令其余各舰自黄埔上驶，经海心冈驶往新造村附近，掩护长洲要塞，以防鱼珠叛军袭击。 

由于海军三舰退出，战斗实力减弱，孙中山乃决心守卫长洲要塞。9日下午1时，鱼珠炮台的叛军钟景棠部渡河袭击长洲。要塞司令马伯麟部开枪应敌，叛军死伤甚众。可是海军陆战队孙祥夫部叛降陈军，反戈相向，引敌登陆，长洲要塞遂告失守。海上各舰在望远镜下看到，愤恨不已，即向鱼珠叛军轰击，只以距离太远不能收效。 

马伯麟退出长洲要塞，即登永丰舰向孙中山请罪，孙颇予优礼，同时下令各舰集中新造西方，收容要塞溃兵。孙主张在长洲要塞失守后，惟有进攻东歪炮台，以为海军根据地。马伯麟及部分海军将领认为东歪炮台地形险隘，炮队密布，攻夺不易，就是想通过也很困难，所以大家仍主张把舰队移到西江去活动。可是孙中山坚持原意说：“我们如往西江，必须经过中山、鱼珠各炮台，何况三大叛舰驻守沙路港口，正监视我们各舰行动，就算我们能冲过中山、鱼珠，三大叛舰也会阻挡我们，到那时岂不是进退两难。所以我们唯有出击东歪炮台，驶入省河，别无他途。”各舰长在孙指示下乃鼓勇驶入省河。 

10日上午2时，孙中山率领永丰、楚豫、豫章、广玉、宝壁等舰由海心冈驶至三江口，天色微明，各舰乃向东歪炮台叛军阵地试射，叛军还击，一时炮声隆隆。当时舰队炮少，叛军据有炮台形胜之地，布置既密，大炮又多，因此各舰只虽然发炮，却彷徨不敢驶进。孙慷慨对各舰下令说：“民国存亡，在此一举，今日之事，有进无退。”9时半孙先以座舰永丰舰率先前进，然后再命其他各舰随后前进，向东歪炮台猛轰。豫章舰长欧阳格最告奋勇，攻击甚为得力。不料舰队刚到炮台附近，叛军两营野炮队早已密布两冈，由四面八方发炮还击，永丰舰中了六弹，船身震荡甚剧，其余各舰亦均受伤。 

孙中山在枪林弹雨中立于永丰舰的甲板上指挥若定。谢心准请孙入舱，孙不理，亲自指挥舰上炮手开炮，舰上有多人受伤仆甲板上，血迹殷然，孙亲扶伤者下舱，态度镇定而从容。 

7月10日孙中山率各舰冒枪林弹雨直入白鹅潭。永翔、同安二舰亦随从来归。当时广州税务司夏竹和英商惠尔来谒，夏竹先问：“总统是否来此避难？”孙说：“这是中国领土，我当然可以自由往来，你怎么可以说我是避难？”夏说：“只因白鹅潭是通商港口，接近沙面，万一战事发生，恐怕牵及外国兵舰。不如请总统离粤，以使广州商业不受影响。”孙听了大为生气，不过没有流露出来，只是庄严地说：“这话不是你所应该说的，我生平只知道公理和正义，不畏强权，不服暴力，决不怕无理的干涉。”夏竹为之悚然。英商惠尔在旁听了肃然起敬说：“总统真是中国的伟人，谁说中国没有人才，我今天亲见总统的大无畏精神，令人无限景仰。”两人乃告辞而去。 

接着海军部长汤廷光来函，请求孙中山停战，自己愿负调停之责。孙乃立即复了一信云：“专制时代君主尚能死社稷，今日共和国家，总统死民国分所应尔。如叛徒果有悔过之心，则和平解决，吾亦所愿也。”第二天孙正在慰劳海军将士，忽接汤廷光送来议和条件，完全以敌体相待，并限于第二天12点为答复期限。孙看了勃然震怒，即令秘书起草答复，信内有云：“叶逆等如无悔过痛改之诚意，即如来函所云，准以明日十二时为限可也。” 

19日孙中山再督军舰猛攻前山炮台，予叛军以打击。 

这时，由于孙所率军舰驻节白鹅潭后，与外人之战舰鳞次栉比。陈炯明、叶举等有投鼠忌器，势难炮击，生怕发炮不慎波及外人，惹出交涉。可是谋害孙之心并没有稍戢，曾暗中和桂系周天禄商量，周天禄主张以水雷去袭击孙的座舰，叶举乃许周天禄，如果奇袭成功的话，即任命周为水警厅厅长。周于是赴广南船澳和他的同事徐直等制造水雷，并教授徐直以施放水雷之法。于是徐直率同事三人携同水雷，自驾小轮潜向白鹅潭进发，迨放置水雷后即遄返广南船澳向周天禄复命，大家以为计时可以成功，于是置酒猜拳，兴高彩烈，以为永丰舰必被炸为齑粉。 

19日10时，白鹅潭海面隆然一声，水花怒放，可惜这个水雷系用白铁火水罐，内贮炸药15磅，炸力微弱，又值潮水涨满，永丰舰移动，距爆炸处远，故未击中，徐直等复乘小轮往观动静，见永丰舰无恙，相顾失色，正拟转舵图脱，为乘电船来追之水兵捕获，查出真相。由于白鹅潭内有英、美、日军舰，叛军乱放水雷足以威胁外舰安全，故各国领事向叛军提出抗议，叛军这项行动乃告中止。 

谢选骏指出：陈炯明叛变了谁？叛变了孙中山？可是孙中山本人就是一个惯于叛变的角色。难怪孙中山不相信陈炯明的“叛变”，也难怪孙中山在叛军中如鱼得水——因为他们本来就是一路货。既然叛徒遇到一起，负负得正，我认为陈炯明的叛变也就不算背叛了。

【一九八、孙中山离粤去沪】

陈炯明叛变后，北伐军回师，11年7月9日，先头部队与叛军开始接触，展开激战。10日三路北伐军均与叛军接触。叛军自占领韶关后，前进部队仅至大桥为止。以韶关及芙蓉山，帽子峰及河东莲花山一带高山之险要形势为防线，修筑坚固工事，布满铁丝网，以抗回师的北伐军。双方接触后，右翼滇军占领白虎坳、黄冈岭、鸡公岭等要地，迫近韶关外之帽子峰；中路李福林部迫近流塘、下长坝一带，向高地之陈军施行攻击；左翼许崇智部孙旅迫近东锡窟前背一带。 

许崇智部第九旅黄国华及何梓林两部，连占鲁溪、坝子圩等处，19日占领狮子岭及翁源城。叛军方面急调援军支持，因有粤汉路运输之便，增授迅速，而北伐军则水陆交通均形不便，翁源失守。20日许军张民达苦战再度收复翁源，但又失守。24日黄大伟部集中始兴，到达翁源前线，三度攻克翁源。火山方面战事亦极激烈，北伐军久战疲劳，前线颇有动摇之势，许崇智亲自进驻火山。24日北伐军猛烈攻击，大破叛军，叛军全线向大塘韶关方面总退却。北伐军乘势追击。27日许部左翼进占莲花山阵地向韶关车站猛攻，陆旅向马坝方面进攻，另一支进占大塘、羌在街之线。湘军第七混成旅旅长陈嘉祐驰援，助攻叛军。 

正当回师的北伐军节节胜利时，由赣返粤之第一师梁鸿楷部陈修爵团突投效叛军，由马坝向北伐军左翼陆旅进攻，陆旅久战兵疲，不能支持，首先退却，于是牵动全线。各部遂总退却。 

29日韶关方面之北伐军失利，翁源方面亦被叛军击破，全线摇动。湘军陈嘉祐所部三旅，一旅在火山，其余两旅在周田、仁化尚未加入阵线，亦连带退却。30日各军退至始兴县属之江口，才收容部队，重加整顿。叛军追击至长冈、水南、水口等处。北伐军获知翁源方面亦告失败，于是自江口退却。8月3日退至赣边的南雄，第九旅黄部退至虔南，赣军赖世璜部退至信丰，李明扬部退大庾，李福林部一支退仁化，一支退南雄，滇军朱培德部、湘军陈嘉祐部因为河川阻隔退南雄不易，向湘桂边境退却。当时李烈钧在南雄，主张各军全部退桂林，许崇智则因为在福建有延平王永泉的关系，以及多年和福建的历史，主张退福建。结果分道扬镳，许崇智军、李福林军及黄大伟部偕同退福建，李烈钧之赣军、朱培德之滇军、陈嘉祐之湘军退往湘边，李烈钧则赴上海养病。 

8月4日南雄为叛军所占，6日北伐军退至龙南、会昌、瑞金，转出福建。 

回师讨逆的北伐军全盘失败后，对于在白鹅潭坚守待援的孙中山自然是一个严重的消息，因为这表示守株“无兔”了。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维系军心可资号召的希望断绝了。因此随侍孙左右的人都劝他速离广州，别谋发展，而最重要的事是如何安置那些前线军队。孙认为一定要得到前方准确的情报，内心始安。 

8月9日得悉陈炯明又有攻袭孙中山座舰的计划，专攻永丰舰，并贿买海军将士保持中立，还有一个阴谋是收买某一舰长，伪为抵抗，向沙面的外人住宅区发炮，这一来当然引起了国际交涉，嫁祸于孙。由于这些情报，大家认为孙不能再居永丰舰，使自己目标如此暴露。孙说：“我们可以派人通知各国领事，促请他们自卫，并且注意这些阴谋。郑重告诉他们如果有这种行动，当由陈炯明负责。” 

这时，南雄失守的消息传到座舰，孙中山乃召集各舰舰长及重要干部会议，大家认为：赣南失陷，南雄不保，前方腹背受敌，战局当然恶化。总统株守省河，有害无益，还是离开这个困窘之地，别图发展为上策。 

孙接纳了大家的建议，决定离开广东去上海。派人通知各国领事。原订计划是乘搭商轮，但英国领事表示可派炮舰摩汉号护送去香港，乃改乘英舰。 

8月9日下午3时45分，孙中山率蒋中正、陈策、黄惠龙等由永丰舰登英炮舰摩汉号，舰队善后事宜委托秘书林直勉、参军李章达代办，加发所有官兵一月薪饷。 

孙中山在英炮舰上与幕僚人员讲述外交上应取的态度。当日下午4时摩汉号由广州启航，7时出虎门要塞。孙对左右感慨地说：“真没有想到我和各位能够脱险，还能到今天。今后只要一息尚存，此志不懈，民国责任仍在吾人身上，不可轻弃以负初心。”这天晚上孙意气自若，与幕僚纵谈时局至深夜2时才就寝。 

8月10日上午6时抵香港，即转搭俄国皇后号邮船去上海，香港政府派员照料一切。留港的国民党员古应芬、谢持、汪兆铭、刘纪文等都登轮晋谒。正午12时邮船由香港启碇出口驶沪。在邮船上孙中山曾纠正外人对广州事变的影响，因外传陈炯明叛变为“革命”，孙说：“革命与叛逆之名相反，革命为一庄严宝贵之名词，革命有革命之主义，革命之精神与道德，法国革命之主义在自由，美国革命之主义在独立，中国之革命在求实行三民主义。陈炯明此次叛乱，纵兵扰民，为祸国家，恰与革命之精神与道德成一反比例，而其主义则在盘踞与割据以逞一己之私，这不是革命而是叛逆。叛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不能任其鱼目混珠也。” 

8月14日上午，俄国皇后号邮轮驶抵上海，孙中山在吴淞登陆，上海各团体代表鹄候岸边欢迎者约数千人，极为热烈。下午孙即召集同志讨论国会与时局各问题。 

15日孙中山发表护法宣言，全文如下： 

“六年以来，国内战争，为护法与非法之争。文不忍艰难创造之民国，隳于非法者之手，倡率同志，奋斗不息。中间变故迭起，护法事业，蹉跎数载，未有成就，而民国政府，遂以虚悬。国会知非行权无以济变，故开非常会议，以建立政府之大任，属之于文。文为贯彻护法计，受而不辞。就职以来，激励将士，出师北向，以与非法者战。最近数月，赣中告捷，军势远振，而北军将士，复于此时为尊重护法之表示，文以为北军将士有此表示，则可使分崩离析之局，归于统一，故有六月六日之宣言，愿与北军将士提携，以谋统一之进行。不图六月十六日，护法首都，突遭兵变，政府毁于炮火，国会遂以流离，出征诸军，远在赣中，文仅率军舰，仓卒应变，而陆地为变兵所据，四面环攻，益以炮垒水雷，进袭不已。文受国会付托之重，护法责任，系于一身，决不屈暴力，以失所守。故冒险犯难，孤力坚持，至于两月之久，变兵卒不得逞。而军舰力竭，株守省河，于事无济，故以靖乱之任，付之各处援师，而自来上海，与国人共谋统一之进行。回念两月以来，文武将佐，相从患难，死伤枕藉。故外交总长伍廷芳，为国元老，忧劳之余，竟以身殉，尤深怆恻！文之不德，统驭无方，以至变生肘腋，咎无可辞。自兵变以后，已不能行使职权，当向国会辞职，而国会流离颠沛之余，未能集会，无从提出。至于此次兵变，文实不知其所由起。据兵变主谋陈炯明及诸从乱者所称说，其辞皆支离不可究诘。谓护法告成，文当下野耶？六月六日文对于统一计划，已有宣言，为天下所共见。文受国会付托之重，虽北军将士有尊重护法之表示，犹必当审察其是非与诚伪，为国家谋长治久安之道，岂有率尔弃职而去之理？陈炯明于政府中为内务总长，陆军总长，至兵变时，犹为陆军总长，果有请文下野之意，何妨建议，建议无效，与文脱离，犹将谅之。乃兵变以前，默无所言，事后始为此说，其为饰词，肺肝如见。按当日事实，陈炯明于六月十五日，已出次石龙，嗾使第二师于昏夜发难，枪击不已，继以发炮，继以纵火，务使政府成为煨烬，而置文于死地。盖第二师士兵，皆为湘籍，其所深疾，果使谋杀事成，即将归罪，以自掩其谋，而兼去其患。乃文能出险，不如所期。始造为请文下野之言。观其于文在军舰时，所上手书，称大总统如故，可证其欲盖弥彰已！谓陈炯明以免职而修怨，叶举等以饬回防地而谋生变耶？无论以怨望而谋不轨、皆为法所不容，即以事实言之，文于昨年十月，率师次于桂林，属陈炯明以后方接济之任。陈炯明不惟断绝接济，且从而阻挠。文待至四月之杪，始不得已改道出师，于陈炯明呈请辞职之时，犹念其前劳，不忍暴其罪状，仍留陆军总长之任，慰勉有加，待之岂云过苛？叶举等所部，已指定肇、阳、罗、高、雷、钦、廉，梧州、郁林一带为其防地，乃辄率所部，进驻省垣，骚扰万状。前敌军心，因以摇动，饬之回防，讵云激变？可知凡此种种，亦非本怀，徒以平日处心积虑，惟知割据以便私图，于国事非其所恤，故始而阻挠出师，终而阴谋盘据，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一逞。诚所谓苟患失之，无所不至者。且即使陈炯明之对于文积不能平，至于倒戈，则所欲得而甘心者，文一人之生命而已，而人民何与？乃自六月十六日以后，纵兵淫掠，使广州省会人民之生命财产，悉受蹂躏，至今不戢。且纵其凶锋，及于北江各处，近省各县，所至洗劫一空。人民何辜，遭此荼毒！言之痛心。向来不法军队，于攻城得地之后，为暴于一时，已犯天下之大不韪。今则肆虐亘于两月。护法以来，各省虽有因不幸而遭兵燹，未有如广东今日所处之酷者。北军之加兵于西南，军纪虽驰，有时犹识忌惮。龙济光、陆荣廷驻军广东，虽尝以骚扰失民心，犹未敢公然纵掠。而此次变兵，则悍然为之。闻其致此之由，以主谋者诱兵为变时，兵怵于乱贼之名，惮不敢应。主谋者窘迫无术，乃以事成纵掠为条件，兵始从之为乱。似此煽扬凶德，汨没人道，文偶闻野蛮部落为此等事，犹深恶而痛绝之；不图为此者，即出于同国之人，且出于统率之军队，可胜愤慨！文夙以陈炯明久附同志，愿为国事驰驱，故以军事全权付托。今者甘心作乱，纵兵殃民，一至于此。文之任用非人，诚不能辞国人之责备者也。此次兵变，主谋及诸从乱者所为，不惟自绝于民国，且自绝于人类，为国法计，固当诛此罪人；为人道计，亦当去此蟊贼。凡有血气，当群起以攻，绝其根本，勿使滋蔓。否则流毒所播，效尤踵起，国事愈不可为矣。以上所述，为广州兵变始末。至于国事，则护法问题当以合法国会自由集会，行使职权为达到目的，如此则非常之局自当收束。继此以往，当为民国谋长治久安之道。文于六月六日宣言中所陈工兵计划，自信为救时良药，其他如国民经济问题，则当发展实业，以厚民生，务使家给户足，使得休养生息于竞争之世。如政治问题则当尊重自治，以发舒民力。惟自治者全国人民共有共治共享之谓，非军阀托自治之名，阴行割据所得而借口。凡此荦荦诸端，皆建国之最大方略，文当悉其能力以求贯彻。自维奔走革命卅余年，创立民国，实所躬亲。今当本此资格，以为民国尽力。凡忠于民国者，则引为友，不忠于民国者，则引为敌。义之所在，并力以赴。危难非所顾，威力非所畏，务完成中华民国之建设，俾国民皆蒙福利，责任始尽。耿耿此诚，惟国人共鉴之。” 

谢选骏指出：孙中山离粤去沪，活像一条流浪狗，难怪他后来投靠北极熊。

【一九九、福建的三角斗争】

广州发生了陈炯明叛变后，福建也出了问题，福建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一半是和部分的北伐军（许崇智等部）退到福建有关，另一半是徐树铮的介入。现在先把福建和这两方面的关系叙述一下： 

许崇智和福建本有深厚渊源，早在民国2年，他就以第十四师师长在福建驻军，二次革命时曾担任福建讨袁军总司令，被革职拿办。6年12月又随着陈炯明（援闽粤军总司令）驻扎漳州，直到9年8月，在这期间他和福建督军李厚基相处甚为融洽。 

至于李厚基呢？他是不折不和的皖系，2年11月他还是第四师（杨善德任师长）第七旅旅长，率部随刘冠雄到福州。3年7月任福建护军使，5年3月出任督理军务（就是督军）。6年5月督军团在北京开会，两次招待议员，都是由他代表致词。直皖战后，他和浙江的卢永祥算是皖系的两支残余力量。 

在南方他暗中和孙中山示好，与许崇智亦有关系。 

李厚基下面有两股力量，一股是第二师师长、汀漳镇守使臧致平，另一股是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王是徐树铮的西北参战军所培植的。早在7年9月，王永泉以“奉军补充旅”名义，实际受小徐指挥由洛阳南下，经蚌埠、浦口，转乘建新、福州两轮开往福建。 

臧致平和王永泉都不是李厚基的直接部属，对李态度一向傲慢，李当然视他们为眼中之钉。 

直奉战后，奉系战败，而南方由于陈炯明叛变，孙中山亦离开了广东，于是本来是皖系的李厚基乃竭力献媚吴佩孚以求保全自己的位置。吴则因为福建濒海，鞭长莫及，正好利用李作为分化皖系和对付广东的爪牙。李得到了吴的支持，就先对臧致平下手。11年6月5日，他突然到漳州解除臧致平的第二师长兼职，改由自己兼任，令臧专任汀漳镇守使，臧因此忿而离漳去沪。接着他请北京政府调开王永泉，因此皖系的人骂李忘恩负义。 

李背叛皖系不过是自求生路，但他似乎太过火。他和徐树铮是中表亲，又是同乡，早在10年春天，徐曾秘密到福州，劝李必须与卢永祥忠诚合作，又托李代致陈树藩一个密电，李收了电稿并未替他照发，对小徐的态度也很冷淡。 

11年8月18日徐树铮在上海，曾有一函致吴佩孚，劝他拥戴孙、段二老共谋统一，吴当然听不进去。小徐又派人持函到福州去见李厚基有所接洽，李竟拒而不见。有人看不过意对李说：“你们是至亲，这样做不太过分吗？”李竟大声说：“有什么过分，他是一个惯于兴风作浪的人，我惹不起他，还是少接触以免是非。” 

10月2日，徐树铮携带80万元的运动费，由浙江偷越仙霞岭潜抵延平王永泉军中，随小徐同行的有曾任旅长的尹同愈、曾任团长的齐暗农和孙象震，以及曾任营长的汪某。因为事先已洽好，所以小徐抵延平的当天，就通电设立“建国军政制置府”，自称总领建国军政府制置事宜，并宣誓“以至诚至敬，尊奉合肥段上将军祺瑞、中山孙先生文为领导国家根本人，何日见此二老共践尊位，发号司令，树铮即当束身司败，俾听质讯。”这是一个不伦不类的组织，是根据徐树铮所著《建国诠真》一书设立的。 

3日小徐电劝李厚基辞职离闽，限于5日以前答复。同日王永泉、许崇智两部决定联合进攻福州。许部担任左路由建瓯进攻古田，王部担任右路由樟湖坂进攻水口。 

福州大为震动。李厚基勒令商会筹饷50万元，福州发生挤兑风潮，官吏眷属纷纷避难，离开福州。6日许崇智部占领古田，会合王永泉旅进攻水口，并派黄大伟，李福林两部由古田经大湖向福州推进。孙本戎旅由大湖向白沙推进，包抄水口后路，并截断水口、福州间的交通线。9日李派他的表弟警务处长史廷飏率领留省部队开赴水口增援。12日许、王两部占领水口，闽方唐国谟旅向福安、闽清方面退却。李福林、黄大伟两部遂乘虚由甘源里进至洪山桥，前锋由王懋功率领，轻骑进入福州，李厚基部来不及抵挡，李厚基首先跑到台湾银行，随后又逃上海军军舰。海军在萨镇冰指挥下，勒令李部缴械，并将李厚基软禁在马尾海容军舰上，逼迫李交出他在福州搜刮到的财富。 

13日闽方史廷飏部从白沙败退下来，曾向福州城发动反攻，李、黄两部因人数不多，仓皇退走，幸好孙本戎部由白沙衔尾追击史廷飏，李、黄两部回师应战，史廷飏腹背遇敌，所部3000余人遂缴械投降。 

李厚基垮台后，福州各团体遂提出“闽人治闽”的口号，推举萨镇冰为临时省长，并通电拒绝“客军人闽”，阻止南北两军在福建境内作战。 

萨镇冰和海军本是站在北京政府一方，可是这次驱李战争中却帮助了南方的北伐军，不过他却不肯脱离北方，而直系也想利用海军来驱逐北伐军，授意北京政府于10月15日任命萨镇冰为福建省长。于是这个福建省长既是福州各团体所推选，又是北京政府所任命。 

萨镇冰在给北京电报时，把扣留李厚基一事说成是“保护”，而吴佩孚则将计就计地请萨派遣军舰把李厚基护送到厦门登陆。 

福州的易帜，是孙、段、张三角同盟在直系全盛时期打下的一个缺口，北伐军也算找到了一个立足点，因此张作霖派奉天兵工厂督办韩麟春到上海，劝孙中山出兵江西、湖南，并约卢永祥进攻江苏，而奉军即大举入关反攻。国民党人也纷纷电请孙中山到福州组织政府。由于徐树铮已经有了一个组织，孙不愿插足其间。孙的主要目的是要讨伐陈炯明，光复广东，清除后患，才能出兵北伐。卢永祥则颇不以小徐的政府为然，所以也不肯盲目相从。 

10月17日，徐树铮、许崇智、王永泉进入福州，徐树铮便以“制置府”总领的名义，任命王永泉为“福建总抚”，统辖军民两政；并任命王永泉、许崇智、臧致平、李福林、黄大伟为建国军第一至第五军军长。在此以前，孙中山曾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下设三军，由黄、许、李三人分任军长，所以他们都不肯接受小徐的命令，他们便从10月28日起，改称“讨贼军”。 

萨镇冰已于10月15日就任临时省长，照理说，所谓的福建总抚，应该是具有督军兼省长的性质，但是王永泉、许崇智等并不否认萨的省长地位，他们都参加萨欢迎他们的宴会，因此这个时期的福建便成为孙、皖和北京政府三种势力和平共处的地区。 

10月24日，北京政府下令讨伐徐树铮，任命李厚基、萨镇冰为讨逆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高全忠为闽军总指挥。这个命令是在吴佩孚的一再催促下才发表的。本来应该把北伐军一并列入讨伐之列，只因王宠惠内阁不愿与国民党为敌，所以把讨伐的对象只集中在徐树铮一人身上。 

妙的是，北京所任命的讨逆军副总司令，这时却正在福州和被讨伐的人和平共处，而总司令却是一个失去自由的俘虏。 

更荒唐的是，北京参陆办公处已于10月18日电派常德盛为援闽军总司令，因此现在北京对福建就派出了两个总司令，一个是援闽总司令，一个是讨贼总司令，两者各不相属。李厚基虽然被俘，但他的直属部队王献臣旅在上杭、张清汝旅在泉州、高全忠师在厦门，所以吴佩孚依然重视他。此外吴还调动各路人马，包括驻武穴的鲁军张克瑶旅、驻崇阳，通城的鄂军第二混成旅寇英杰、北洋第二混成旅胡念先两部和杜锡珪所属海军舰队以及在江西的周荫人、常德盛两师。常师已于10月18日由南城开抵杉关。粤军尹骥旅开抵平和后拟向龙岩推进，尹于10月16日曾到上杭与王献臣会商作战计划，此时陈炯明希望取得指挥闽、粤、赣各军的军事全权，以便统一布置，吴佩孚不愿把北军的指挥权交给陈，因此陈的态度便趋于消极，不肯单独进攻。 

徐树铮奇袭福建，震动全国，可是不知他是怎样想法，组织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怪政府，名既不正，言又不顺，引起了各方的反感。尤其是所谓的“总抚”，更是奇形怪状的名堂，颇似清朝的总督、巡抚，他所编拟的组织，是总抚之下设军政、民政、财政三署，这个制度也是根据《建国诠真》的官制篇所规定的。 

10月30日，建国军、讨贼军举行联合会议，选举福建籍的国民党人、广州国会议长林森为福建省长，同日，王永泉取消“总抚”名义，改称福建总司令，并取消建国军名义，改称福建第一军军长。徐树铮表示“建国军政制置府”的职权，类似国务院，将随军事之进展而迁移他处，不会长期设在福建。这一表示仍然不能获得谅解，徐又打算取消制置府，改称建国军总司令。 

11月1日，徐树铮通电主张迎接段祺瑞到上海和孙中山见面，并在上海召开联省会议，解决组织政府和各省共同出兵讨伐直系的问题。然而徐的电报却没有人响应。 

就是这个时候，段祺瑞派王郅隆到福州来，劝小徐取消制置府，离开福州。而王永泉这时也不愿意有一个不伦不类的太上皇，自己已是福建的主人，所以便企图把小徐赶走。许崇智等认为这是皖系自己闹意见，不愿介入。徐树铮在这种情势下只好黯然离开福州，11月2日乘轮去上海，建国军政制置府就是昙花一现，突然结束了。 

11月3日，福州各界举行大会，宣布“闽人自决闽事”，阻止各方军队入闽。林森宣布就任福建省长，萨镇冰取消了临时省长名义。 

王永泉于11月6日向北京政府通电输诚，不过暗中仍和国民党敷衍。 

李厚基的母亲曾自上海送来一笔“赎款”，因此李遂被海军释放，10月30日李乘靖安舰到南京和齐燮元、杜锡珪相见，共同讨论反攻福州的计划。11月5日李乘舰到了厦门，当他看到臧致平与高全忠同在码头上欢迎时，不禁大吃一惊。原来臧已由上海先到厦门，高就推臧为闽军总司令。臧向李表示，此行是为安抚部属，保全地方而来，并不反对北京政府。 

这时，曹、吴都有电到厦门，召臧北上，因此李厚基劝臧应召前往，臧也表示同意。不料11月7日臧鼓动第二师官兵向李讨军饷，吓得李、高两人逃往鼓浪屿会审公廨。8日臧有电给陈炯明云： 

“李督军五日莅厦，致平往谒，重卸仔肩，俟有替人，即当北上。七日闽有少数溃兵邀同驻厦军队向李督索饷，李督即偕同高师长他往。是时致平适在鼓浪屿候船，挽救无及，厦门绅商请致平维持地方治安，致平仍本在漳州宣布之宗旨，与贵军一致行动（意指维持闽粤两不侵犯条约）。” 

11日又致电北京政府，报告李、高离开厦门情形，并表示“服从中央”。 

福建问题，北京政府也前后不一致，11月9日北京政府又加派前海军总长刘冠雄为福建镇抚使，叫他安抚驻闽海军。 

11日李厚基到汕头向陈炯明乞援。 

国民党方面有人主张不要迫陈炯明完全倒向北方，同时阻止陈炯明帮助李厚基援闽，因此促成孙中山和陈炯明言归于好，倡议的是汪兆铭等。但孙坚持要陈炯明写悔过书才可以不究既往，因此，徐绍桢奉派到广州劝陈炯明停止“援闽”军事，可是陈炯明拒绝写悔过书，调停遂告失败。 

福建变成了群雄逐鹿的混乱局面，曹、吴调豫军常师于11月中旬先后占领光泽、邵武、建宁、将乐等县，粤军尹旅占领上杭、龙岩、永定等县，11月29日李厚基到上杭与尹骥等举行军事会议，即派张清汝、王献臣为第一二两师师长，拟联合粤军大举反攻漳州。臧致平意欲独霸一方，本来拒绝“讨贼军”开入闽南，由于受到两面压力，乃又转而与讨贼军及民军合作，12月16日两路会师泉州，张清汝逃往南安，所部五营缴械投降；王永泉部开往闽北，抵御常师，12月中旬接连收复将乐、延宁、邵武，常师退往江西境内杉关、黎川一带。直到这时，福建的局势才稳定下来。 

徐树铮“开府延平”一幕是失败的，他虽然出奇致胜，赶走了李厚基，可是王永泉并不听他的话，对皖系力量也丝毫没有补益。不过，福建的局势，对孙中山方面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因为“北伐军”从翁源退到闽边，饷弹两缺，同时又面临粤（洪兆麟一师）、闽（王献臣一旅）、赣（周荫人一师）三面围攻的危险。如果不能在福建打出一个出路，就是困顿的局面，到了福建后，兵力扩充了一倍，士气也完全恢复。 

皖系和奉系都主张孙、段、张的三角联盟，借福建的基地同时围攻直系，然而孙中山不同意，他说：“孔明欲图中原，先定南中，吾党欲出长江，非先灭陈逆不可，因为必需有广东，才有能力图长江，否则便腹背受敌了。” 

孙中山早在10月18日就下命令把入闽的各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任命许崇智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许崇智为第二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蒋中正为总部参谋长，准备回师广东。同时派邹鲁为驻港特派员，邓泽如为驻港理财员，在粤、桂两省发动讨逆军事，夹击陈逆。 

10月31日，邹鲁偕李文范抵港，邀邓泽如、林直勉、林树巍、胡毅生等，会议进行事宜。滇、桂军将领杨希闵、刘震寰、蒋光亮等均派代表来港接洽。 

11月8日孙中山函滇军将领张开儒、杨希闵等，把握时机，速图广东。 

当时，在福建的粤军可算是孙中山的直系部队。尤其是许崇智这一军更是最忠于孙的军队。 

在军事人才方面，孙中山最器重的是蒋中正，所以当许崇智等在福建打开局面，孙任命许为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后，又任命蒋中正为参谋长，敦促他早日赴闽，策划规复广东事宜。10月22日蒋中正至福州，即至第二军部办公，并代表孙慰劳讨贼军各将领。当时粤军寄居福州，困难甚多，黄大伟又因改编事，与许崇智冲突，蒋中正乃函呈孙，有离福州之意，孙接函，急驰电阻止，电曰： 

“介石兄鉴：接函甚愕。我以回粤讨贼重任，托汝为与兄，无论如何困难，总须完成任务，方能释肩，万勿轻去，以致偾事。如有阻力，当随时为兄解除。仲恺即来相助。孙文。皓。” 

11月24日廖仲恺至福州，与蒋中正相晤，并面交孙中山慰留手谕： 

“介石兄鉴：顷见兄致展堂、季新书，有‘十日内如毫无进展，则无可如何’等语。吁！是何言也。吾不能亲身来闽，而托兄以讨贼之任，兄何能遽萌退志如此！夫天下事，共不如人意者，固十常八九，总在能坚忍耐烦，劳怨不避，乃能期于有成。若十日无进步，则不愿干，则直无事可成也。……纵我无进步，而敌则日日退步；如敌军将士之日有觉悟也，敌人之团体日形瓦解也，百粤人心之恨彼日甚也，思我日深也，此即日日之无形进步也。由此以观，我能坚持，便等进步矣。故望兄切勿稍萌退志，必期达灭陈之目的，而后乃能成一段落。非然者，则必百事无成也。……能即进而灭广州之贼，固善。如其不能，则保守福州而坚持，亦为一进步也。盖有一日福州，则我有一日之凭借，外交内应，皆可以此为背景。倘并此而无之，则我不过为一租界之亡命客耳，奚足轻重！故兄能代我在军中多持一日，则我之信用可加多一日。故望兄为我而留，万勿以无进步而去。兄忘却在白鹅潭舟中之时乎！日惟睡食与望消息而已。当时何尝有一毫之进步，然其影响于世界者何如也！今则有我在外活动，而兄等在福州，则为我之后盾也。有此后盾，则我之计划措施，日日有进步，或者不必待兄等之恢复广州，我计划已达最后之成功，亦未可知也。故兄无论如何艰苦烦劳，必当留在军中，与我在外之奋斗相终始，庶几有成。……总之，十数年来，今日为绝好之机会，吾人当要分途奋斗，不可一时或息，庶不负先烈之牺牲，国人之期望也，千万识之。” 

谢选骏指出：福建的三角斗争，体现了孙中山所说的“一盘散沙”——其解决方案就在帮会建党和领袖崇拜。难怪孙中山和共产党一拍即合、臭味相投。

【二〇〇、从汪大燮到张绍曾】

汪大燮于民国11年11月30日上午9时半通电就职，到了晚上9点钟忽通电辞职，为什么辞职呢？原来由于汪不愿兼财政总长，拟推荐黄郛担任，可是黎元洪却认为黄郛资望太浅而不予同意，汪大燮认为自己连推荐一个财政总长都无权力，因此愤而通电辞职。黎一听汪在闹掼纱帽，慌了手脚，赶忙赔不是，催汪送来任命状盖上大印，于是汪又通电复职了。 

汪内阁是黎元洪使用元首特权自己提出来的，因为王内阁已不能继续下去，他又不愿让津保派分子组阁，所以才找汪。由于汪和各方面都无恩怨，以他扮演过渡内阁最为恰当，争取时间再物色一位能为各方接受的新总理。 

汪内阁名单也是黎元洪所提出，内务总长高凌霨、财政总长汪兼、外交总长王正廷、陆军总长张绍曾、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许世英、教育总长彭允彝、交通总长高恩洪、农商总长李根源。 

汪内阁发表后，12月1日吴景濂、张伯烈首先通电表示反对，2日曹锟发表文电云： 

“汪大燮乃具保罗文干出检察厅之人，许世英为与奥债有关之华意银行总裁，绩任交长之高恩洪既有力庇罗案之行为，又有抵借京绥路之新案，阁员如斯，是对于国会提出查办之罗案，有意消灭。似此新阁，不但有蔑视国会之嫌，更何能符人民之望。锟为巩固中枢，整饬法纪计，决难承认。” 

曹的这个通电并不致送总统，因此黎非常痛苦又是满腹牢骚地说：“现在的事情真难办，我向他请示内阁问题，他始而置之不理，继而来电声明毫无成见，等到命令发表后，却又激烈地反对。我不是他肚子里的蛔虫，叫我如何办才好？我本不愿干这个无权无力的总统，他们一定要我上台，上了台又遇事掣肘，把我搞得进退两难。” 

在曹锟通电之后，各省直系军阀和他的追随者都相继反对汪内阁，使汪进退两难；保派的三位阁员以不就职为拆台的手段，汪自己亲自去拜访高凌霨，高竟托病谢客，飨以闭门羹。高恩洪代表洛阳方面，所以通电就职，可是有人告诉他说：老帅（指曹锟）对他极不谅解，曾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和定庵（高恩洪）势不两立。”同时又接到曹的电报，质问他为什么要扣留与罗案有关的各项文电，吓得他临时将就职通告撤销。黄郛因空气不佳也不敢就职，许世英尚未交卸安徽省长，王正廷借口到山东办理接收青岛事宜，离开北京。一个汪内阁，只剩下政学系的两位阁员出席国务会议，其余各部均由次长代表列席。 

汪内阁为了讨好保定，在国务会议中决议取销奥款展期合同，但是直系军阀则对新阁登台未发一字贺电，前任阁员在京受到军警的严密监视，从车站到东交民巷便衣侦探密布，高恩洪想逃出北京，在车站被军警挡回。 

11月30日吴佩孚再一次通电认错，电文中有云：“平生嫉恶甚严，虽亲不贷，岂肯自违初衷，曲庇素昧生平之人。” 

素昧生平之人是指王宠惠和罗文干。 

12月5日众议院通过查办交通总长高恩洪、前财政总长罗文干两人舞弊卖国、违法渎职，擅行签订铁路材料合同一案。 

也就是这一天，黎元洪发出了一个“罪己”电报，解释汪内阁的组成，是为了要有一个由内阁总理副署接收青岛的命令。原来中日两国根据华盛顿会议，正办理胶州湾转让手续，黎表示因之而出此权宜之计。同时并说他已决定请张绍曾组阁，即将向国会提出。 

张绍曾是津保派，黎提张即表示放弃了原来的主见，决定组织保派内阁，是对曹锟的全面屈服。 

12月6日，黎正式把提名张绍曾组织内阁的同意案提交国会。当然，张绍曾早就和吴景濂串通一气，所以吴遂向黎拍胸膛，可以负责国会通过。吴这是一面之辞，个人如意想法，国会中各政党反对吴景濂一人包办，因此提出要政党参加内阁为通过总理任命的条件。曹锟左右虽把张绍曾列入自己的小集团，不过对张并不放心，因怕他和吴佩孚是儿女亲家。津保派一直希望由高凌霨出来组阁，至于曹锟本人则希望北京一直是无政府状态。 

12月9日（农历十月十一日），是曹锟61岁寿辰，这是他功业最巅峰的时候，四方八面拍马屁的人多到无可数计。先一天由北京开往保定的专车达四次之外，搭车前往拜寿的，有国会议员、军人、政客和各式各样的达官贵人。参加祝寿的议员比平常国会开会时的议员还多。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两位年轻贵介公子，一位是张作霖的公子张学良，一们是卢永祥的公子卢小嘉。 

吴佩孚没有赶来祝寿，让保定的盛会为之减色。吴特派湖北督军萧耀南为代表，专诚赴保定向老帅祝寿。萧向曹报告：吴巡阅使本来准备要来祝寿的，只因为老帅正在气头上，怕触老帅之怒，所以决定改期前来补寿。末了还说了许多“保、洛不可分家”的话。曹锟则大声地说：“是嘛，保、洛是铁一般的关系，怎么分得开？子玉办错了事，我不说他，谁说他。以后不许人再讲什么保、洛两个字了。” 

曹锟做寿，一时冠盖云集保定。于是外间纷传保定在开重要会议，讨论时局问题。其实正式会议倒没有，不过时局问题自在讨论之中，尤其是对总统和内阁问题。曹锐曾公开表示：“咱们三哥与冯、段都是北洋派同期前辈。冯做了总统，段做了内阁总理，三哥年逾花甲，做一任总统有何不可？”关于内阁问题，曹锐主张既不赞成，又不反对，“自己人”不要参加这个内阁。至于对奉皖两系则采取笼络手段，只要他们不反对曹当总统，就可以恢复张作霖的“上将军”名义，给卢永祥以浙闽巡阅使地位。 

曹锟对于罗文干案，反对多所牵连，主张对王宠惠，顾维钧等人予以适当的安慰。至于对吴佩孚，吴既然低头认罪，就不必继续予以打击。他认为保、洛两派在总统和内阁问题上有距离，可是在对国民党、对奉、对皖方面，根本利害是一致的。 

冯玉祥派人监视着高恩洪，来保定向老帅拜寿请罪。曹锟本想对高不客气，但碍着吴佩孚的面子，只予以冷淡的接待，并未将他扣押，高恩洪拜寿后仍然回到北京听候发落。 

12月11日，汪大燮代理国务总理十天之期届满。在他答应代理时，即是以十天为期。为了代理国务总理，他被保派骂得狗血淋头，十天受罪之期已满，他无论如何不肯延期，黎不得不另作打算。他邀请国会议长和甫回京的王正廷到总统府磋商内阁问题，他敦请王正廷暂行代理总理以待正式内阁产生。王当然不肯接受，但经不起黎的好言拜托，王才勉强答应，可是提出三个条件：（一）请国会议长将张绍曾内阁的同意案立即列入议事日程；（二）代理期间以十日为限； 

（三）代理期内不公布重大政令，不任免重要人事。 

黎自然答应王正廷，经与国会议长商洽，获得同意后，即于11日晚发布王正廷代理内阁总理的人事命令。王于14日通电就职。于是聊胜于无政府状态的过渡内阁，总算又有了。 

黎依照和王正廷的协议，把张绍曾组阁案送到国会征求同意，12月15日众议院讨论张内阁同意案，议员们曾热烈争辩，甚至飞起墨盒，大打出手，最后一哄而散，不得结果。吴景濂劝张绍曾亲自招待参众两院议员以联络感情，张于17日举行茶会，邀请议员们欢聚，大家互打哈哈，张则说了一套统一裁兵的冠冕堂皇话，又说了一些交换条件的私房话，总算获得大家勉强的同意，于是18日张组阁的同意案遂在众议院通过，29日又在参院通过。 

国会通过了张绍曾组阁是一件大事，因为黎元洪复职后，这是国会通过的正式内阁，也可以说是民国6年国会被解散以后唯一“合法”的内阁。 

张阁获国会通过，王正廷总算做了一件好事。王正廷字儒堂，浙江奉化人，曾先后留学日本和美国，获美国耶鲁大学国际公法博士学位。辛亥革命后曾任黎元洪都督府的外交司长，后以湖北代表身份参加南京临时参议院为副议长（议长是林森），并为《临时约法》起草人之一。唐绍仪组阁时被任为工商部次长（总长陈其美未到职），民国2年国会成立被选为参议院副议长。二次革命后王赴广州任军政府外交次长。8年巴黎和会王被任为中国代表，因山东问题拒签和约，返国后出任北京中国大学校长。10年被北京政府任命为收回胶济铁路委员，及青岛商务督办。汪大燮代理内阁被任为外交总长。 

张绍曾组阁案获国会同意后，黎很兴奋，认为时局有了转机，因此迫不及待地拟于12月29日发表任命令，以便新阁能在元旦就职，但因阁员分配不能协调，因此29日无法发表。 

12月31日王正廷代理内阁发表了重要的人事命令，升授吴佩孚为孚威上将军，冯玉祥为陆军上将。 

12年元旦，照例总统要发表文告，黎元洪的文告是痛论各地兵匪之祸和督军制度的弊害。这类话在当时，大家是充耳不闻。 

12年1月4日，黎元洪正式任命张绍曾组阁，并发表全体阁员名单： 

国务总理张绍曾 

外交总长施肇基 

内务总长高凌霨 

财政总长刘恩源 

陆军总长张绍曾（兼） 

海军总长李鼎新 

司法总长王正廷 

教育总长彭允彝 

农商总长李根源 

交通总长吴毓麟 

从上面这张名单看来，是以保定派为中心的内阁，在幕后组阁磋商中，曹派一定要内务、财政和交通。吴佩孚本想留高恩洪却办不到。黎元洪坚持要维持政学系的两位阁员，得到同意后，王正廷不干司法总长，改由冯玉祥推荐的程克担任。外交总长施肇基因为不肯设宴招待议员而被否决，张绍曾改派黄郛署理外交总长。 

张本来向议员许了分配国会政党几名阁员，未能兑现，议员们乃准备以不同意为报复，几经疏通，政府承认在关税增加项下拨发国会经费，民国2年和6年所欠经费亦由财政部筹发，才算过关。 

张绍曾字敬舆，河北大城人，日本士官第一期毕业，和吴禄贞同期，宣统三年任清军第廿镇统制，武昌起义后，廿镇由东北调入关内，在滦州兵谏，促成清廷起用袁世凯，袁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荐张以侍郎衔的宣抚大臣，前往长江一带抚慰革命军。民元出任山西督军，因与阎锡山意见不合而去职。5年担任陆军训练总监，11年黎元洪复任总统，张绍曾奔走甚力，且在唐绍仪、王宠惠、汪大燮、王正廷历任内阁中担任陆军总长。他和吴佩孚是亲家，因吴不支持他组阁，故倒向保定一方。张绍曾组阁后，显示吴佩孚被曹锟压得不敢讲话，于是津保派气焰薰天，因此“先选举总统”的主张获得胜利。曹派人物便积极布置一切。 

曹锐是替他三哥曹锟安排一切的首脑人物。他和王毓芝作主，把所有愿意受贿投票的议员，一律聘为直鲁豫巡阅使署顾问，自1月起，按月给以津贴200元。顾问名单是由京兆尹刘梦庚开出来的，刘兼任直鲁豫巡阅使署驻京侦缉处长，他一共开了3450名，名单送到曹锟手上，曹吓了一跳，因为两院的议员合起来不过700余名，顾问是从700人中挑选愿意投票选举曹锟为大总统的议员，怎会超出国会议员总数五倍之多呢？这其中有个内幕，原来国会中有几十个“政党”，有的议员一人而列名七八个“政党”，“政党领袖”逢人就拉，只要一个名字，就算自己的党羽，自己的政治资本。刘梦庚负责开列名单，为了简化手续，就找国会中的“政党领袖”，由他们把名单送来，将来的顾问津贴亦交给各“政党领袖”。这些“领袖”们各送各的名册，加起来都是重复的，所以就变成了3450名。曹锟看了好半天才闹懂，大骂刘梦庚糊涂，改派高凌霨、王毓芝整理这个名册。高凌霨根据参众两院议员名单核对，重复者删去，这一来又发生了新纠纷，每一个“政党”都不愿他的名册是重复的，都希望保持原额，谁也不愿少去一名。 

在第一次发放津贴之前，众议院副议长张伯烈为了发展他所领导的“新民社”党羽，先向银行借了100万元，发给属于他旗下新民社的议员，同时宣称其他党的议员如果改投入他的新民社，亦可享受同等待遇。这笔借款是由高凌霨担保借到的，因此引起了各“政党”的公忿，纷纷打电话质问高，高大伤脑筋，只得宣布暂时停发津贴。于是议员们又急急忙忙地跑到高宅来大兴问罪之师，高无可躲避，只得派人携带支票，仍交各“政党”代发，规定领款人须在支票存根上盖章，以避免重复和冒领。12年1月12日为发款之期，共计开了1040余张支票，多领的，留待下月扣还。支票上一色盖有“檀芬堂”的印鉴。 

事后查明领受津贴的议员共有380余名，不过是国会议员总数的二分之一强。 

农历年关，曹锟致送吴景濂“炭敬”3万元，张伯烈1万元。正副议长相差悬殊，张伯烈大为不满，曹锟只得补送了1000元。议员们因为议长3万元，副议长1．1万元，而议员们只有200元，待遇距离太大而吵闹不休。因此曹锟遂改派袁乃宽负责经手发放2月份的议员津贴，可是还未发完，就无款可发，袁乃宽只好溜之大吉，悄悄逃往天津去过年。 

张绍曾组成了一个北洋好几年所没有的合法内阁，可是合法不代表安定或者权威，相反的这个合法内阁却多灾多难，极不安定，国内战争不停、各省兵变、匪患的警报愈来愈多，北京各机关和教育界出现了索薪的高潮。在外交方面，四国银行团屡次抗议到期外债不还，公开建议国际共管中国财政，并拟委托总税司安格联监督北京政府的全部收支。外交团领袖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代表各国严厉责成北京政府营救被匪掳去的外侨。 

太上政府的两位直系巨人，曹锟忙于总统梦，吴佩孚则忙于“援闽”、“攻粤”，以达到武力统一中国的计划。 

而张绍曾呢？他正兴致勃勃地想一展身手，打算在他手中实现全国和平统一。他建议召集各省实力派代表、各政党领袖、在野的名流假北京颐和园举行“国事协议会”，协商和平统一的问题。 

1月8日，张绍曾致电西南各省，主张“对内先谋事实上之协商，对外完成法律上之统一。”他不赞成联省自治运动，认为“与其先争联治之名，毋宁力图省治之实。” 

黎元洪本来怕张绍曾完全站在津保派立场，后来看到张绍曾所作所为并不是代表津保派，尤其是先谋政治上的统一，后办大选，这和他的主张比较接近；而他的智囊、政学系阁员李根源献计把张绍曾拉过来，实现府院合作去对付津保派，他觉得这条路是走得通的。 

为了谋求和平统一，张绍曾很重视直系以外的各种势力，派出大批代表分往西南各省联络。第一个争取的对象是孙中山。张绍曾打算仿照袁世凯的办法，请孙主持全国铁路工作。黎元洪却主张就照孙于不久前发表的主张，请孙担任全国兵工督办。可是张的主张也好，黎的主张也好，在国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都表示反对，因此这个计划遂告落空。 

对奉系方面，张绍曾找到了曾充张作霖顾问的鲍启元，尊为上宾，叫他从中牵线，打算无条件地取消11年5月10日惩办张作霖的命令，恢复张的东三省巡阅使名义，并提升张学良、杨宇霆为陆军中将。张对此案很有决心，不顾虑保定或洛阳方面是不是反对。鲍启元把这些情况打了好几个电报给张学良，电报去了，就像石头沉入大海，什么答复也没有。 

曹锟的左右发觉张绍曾果然不是听话的伙伴。最让他们愤怒的是，张绍曾先办统一后办选举的政策，完全和他们进行的背道而驰。因此这个出身津保派的国务总理一上台就使他们极不高兴。 

张绍曾的和平统一方针，和曹、吴背道而驰，因为曹、吴都主张武力统一。 

1月8日张绍曾有电给西南各省，主张和平统一，然而广东和福建所发生的事件，与张绍曾的愿望则是相反的。吴佩孚催促孙传芳迅速带兵入闽，进攻讨贼军，以解救陈炯明的危机；12年1月7日，孙传芳部开到赣东，准备进入福建，可是1月15日陈炯明在广东失败，李厚基也在这一天取道汕头出走，北京所派“援闽军”常德盛部也由闽西败退到杉关，卢永祥暗中接济王永泉、臧致平的军火军饷，许崇智、王永泉、臧致平、李福林等联名通电反对直系派兵入闽，孙传芳在不利的形势下只好屯兵不前。1月22日北京政府下令撤销讨贼军总司令，李厚基调回北京另候任用，福建督军一缺裁撤，王永泉的通辑令取消，“援闽军”停止前进，所有福建境内主客各军善后事宜，责成萨镇冰、刘冠雄、孙传芳协同办理。这些命令都是张绍曾为了实践和平统一的初步措施。命令中加入了孙传芳，是为了要敷衍吴佩孚，但是孙传芳如何去福建呢？他不能孤孤单单地一个人到福建去办理善后，因此这个命令是不切实际的，它不止不能满足曹、吴的愿望，也不符合适应福建境内各方面的要求，同时对于福建问题却更加深了其中的矛盾。 

谢选骏指出：人说“汪大燮于民国11年11月30日上午9时半通电就职，到了晚上9点钟忽通电辞职，为什么辞职呢？原来由于汪不愿兼财政总长，拟推荐黄郛担任，可是黎元洪却认为黄郛资望太浅而不予同意，汪大燮认为自己连推荐一个财政总长都无权力，因此愤而通电辞职。黎一听汪在闹掼纱帽，慌了手脚，赶忙赔不是，催汪送来任命状盖上大印，于是汪又通电复职了。”——我看这是典型的朝三暮四、朝秦暮楚的“民国作风”。

【二〇一、临城劫车案】

吴佩孚志在以武力统一中国，他已先后击败了民国初年中国两支最大的武装力量——皖系和奉系。皖系经他击败后已无力重整旗鼓，奉系则已悄悄回到关外，不敢过问中原的大政了。吴佩孚认为皖系、奉系已没有再起的可能，剩下来只是西南问题，而他对西南也不断在培植他的军力，帮助他们去打击反吴的力量。他在洛阳练兵，虎视中原。 

可是，对他最大的讽刺，是在他肘腋之下的河南，竟也土匪纵横，抢劫公行。早在11年6月间，洛阳就发生了一个大绑案，洛阳中学被匪掳去校长和学生41人，后来虽被军队追回，但在洛阳城内却公然发现土匪的榜贴，土匪用惊人的语气宣称下一次一定要绑“吴大将军”的票。

河南土匪分为两大股：一股匪的匪首绰号“老洋人”，他名叫张庆，其根据地在宝丰；一股匪首出身是个学生，名叫李明盛，其根据地在鲁山。这两股匪军合起来人数超过两万。他们大多是前豫督赵倜和他的兄弟赵杰留下来的残兵败将。 

11年10月和11月间，这两股匪竟大举活动，接连攻陷了河南的十多县，出榜安民，政府军仅能保守交通线不使其中断。 

“老洋人”张庆不但胆敢向吴佩孚挑战，叫他缴出军饷100万元，否则亲自出马与他一决雌雄，而且还掳走英、法、意、瑞（瑞典）五国教士和男女商人20余名，引起了五国公使于11年11月16日的严重交涉。 

吴佩孚从没有把河南境内的土匪放在眼里，可是由于“老洋人”捕去了真洋人，他可光火了，乃下令派靳云鹗为河南剿匪总司令，叫靳只许“剿”，不许”抚”，以免助长土匪掳人勒赎的风气。不料靳云鹗不争气，连打了几场败仗。吴佩孚面对这些不堪一击的土匪，也只好改剿为抚，先后收编了张庆和李明盛两部。 

11月，又发生了一件惊人的掳案，青岛商会会长随石卿被匪掳去，直接向其家人勒赎，家人不敢倚赖官军，赶紧答应了绑匪的勒索，备款赎回，这使得威震华夏的吴大帅为之大失面子。 

曹锟是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是副使，这三省是直系的地盘，应该说是直系控制力最强的地区，可是事实证明，在这些地区中，不止是穷乡僻壤，就是通都大邑都有土匪横行无忌，直系兵力所能控制的只有“点”和“线”，甚至线也不能完全控制，更不幸的，是到了12年5月间，发生了轰动国际的临城劫车案。 

临城劫车案，是一件轰动中外的大新闻，提起临城劫车案，就会使人联想到孙美瑶，而当时中外各报，也的确无不载明孙美瑶是抱犊崮的首领。其实当时匪方的实际当家人，并不是孙美瑶，而是他的叔父孙桂枝，一般绿林好汉称为老当家的。 

孙家原来不是土匪，是山东滕县一带的有名富户。当时全国各地，灾祸频仍，民不聊生，到处闹匪，山东尤甚。当土匪的倒也有一句很响亮的口号，叫做“兔子不吃窝边草！”那就是凡在匪窝左近的居民，他们概不打劫。话虽如此，到了“生意”清淡，缺穿少吃的时候，也还要把念头转到邻居头上，但态度比较客气，并不动武，名曰“借粮”。孙家既是有名富户，匪党哪有不向他家借粮之理，他家也只好照借如仪。可是在官府方面，却认为借粮与匪，那是一项大罪，必须严办。他们虽无力剿匪，却有力剿民。抓住了富户，岂有轻饶。而官兵每次出动剿匪，总是以清查户口为名，来一次细致周密的洗劫，直待腰包都塞满了，才杀几个无辜的赤贫百姓，“奏凯而归”。所以老百姓恨兵远过于匪，宁被土匪劫掠，也不愿被官兵搜查。孙家历年所受官兵的气早就够了，未免忍耐不住，孙美瑶的大哥孙美珠便大发牢骚，认为与其这样，还不如干脆自己扯起旗来，上山造反。在他来说，这原是气忿之言，并不真想动手，不料年轻胆大的孙美瑶听了，便立刻放起火来，把自己家园烧得一干二净，于是孙氏一家，只得硬着头皮，上了抱犊崮。 

孙氏兄弟直接拉扯起来的队伍，不过四五百人，但山内原有几股土匪，后来也跟他们合流了，公推孙美珠为首领；出外行劫时，各小股仍多单独行动，由原来的头子率领，其中实力较强的有郭琪才、周天伦、褚思振等，每股少则二三百人，多则五六百人，全部合起来，对外号称4000余众，其实3000还不足，有一半以上的人还是没有枪的。孙美珠名义上是大寨主，却不能令出必行；倒是他的叔父孙桂枝，可以在山上说一是一，使大家拱手听命。 

孙桂枝当时大约50上下年纪，长得又矮又瘦，其貌不扬，衣衫也很破旧，十足像个耕田佬。有人说他设过私塾，坐过馆，是个老夫子，因此他思虑周密，计谋百出。实际上他还曾闯过江湖，入过帮会，与黑白两道中人都有交往，所以是个内外场都很来得的老手。抱犊崮上，从孙美珠、孙美瑶兄弟起，直到最下面的小喽罗，对他都唯命是从，绝非仅为他年长而已。 

民11年7月，孙美珠在峄县附近西集地方，被当时山东的第六混成旅旅长兼兖州镇守使何锋钰派队擒获，立即枪决，还把他的脑袋砍下来，挂在津浦铁路的临城车站上，号令示众。孙美瑶接充大寨主之后，厉兵秣马，蓄心要报亲兄之仇，只因孙桂枝力主慎重，因而没有马上发动。 

孙美瑶有个堂兄叫孙美松，也在附近落草，为官兵所围，已近一年，形势十分危急，屡次派人来要求孙美瑶发兵解围。 

老成持重的孙桂枝不主张轻举妄动，但孙美瑶等都沉不住气了。商议好久，才由原是行伍出身的郭琪才想出了截劫火车，掳掠肉票（特别是番票），以达到一方面压迫官方接受条件，解孙美松之围；一方面要求招安，向政府骗取一批军火和饷款。孙桂枝看到山里的情况确实很窘，再要兄弟们束紧裤带，死守不动，很可能会使大家灰心，失望，闹到散伙，因而也就不再反对，同意大干一番。 

民国12年5月6日凌晨2点半，津浦路北行车经过离临城站约三公里的沙沟山时，司机在弥漫斜月下，发现前面黑影幢幢，汽笛的尖啸声赶不走他们，于是来个紧急煞车。由于驶行速度过高，车子一时停不下来，走到长约数十丈的拆去了接轨针子的铁轨上，前面机车、邮车、三等客车一齐出轨倾覆。接着就是一阵枪声，随着枪声就出现了1000多名脑后垂辫的土匪，蜂涌前来，跳到卧车上打劫财物，绑架乘客。 

这列车上载有参加山东黄河宫家坝堤口落成典礼的中外记者和外国旅客多名。除英侨罗斯门睡在头等卧车中企图抵抗，被匪徒当场开枪击毙外，共被绑走外国旅客19人（《密勒士评论报》主笔鲍威尔也在其内），以及中国旅客100余人。 

这消息一公布，北京政府可吓坏了。各国公使怕伤了侨民生命，坚决反对用武力，但又一天几次催迫总统黎元洪想办法。5月7、8两日，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先后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最严厉的抗议，上海美侨电请美国总统哈定迅速营救被掳西侨，北京美国驻军要求采取直接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台维士公然向国务卿许士建议出兵中国。日本虽然并没有侨民被掳，但是日本报纸也幸灾乐祸地鼓吹组织国际联军共管中国铁路。 

5月9日，五国公使限北京政府于三日内将全体被俘外侨救出，否则每隔24小时，须加赔款若干。北京政府为此慌了手脚，把一切政务都停顿了下来，集中全力讨论营救外侨问题。 

被掳的中外肉票，都被押往匪巢抱犊崮山麓。抱犊崮是山东峄县的辖境。以前张敬尧做苏、鲁、豫、皖四省边境剿匪督办时，不剿而抚，于是匪变为兵。张敬尧在湖南失败后，兵又变为匪，加上张勋、张文生失败后，留下来的残兵败将，大部散在鲁南山区，所以邹、滕、峄三县多年来一直是土匪横行的地区。 

孙美瑶得手之后，便照着孙桂枝的主意，先把四个外国女客释放，同时教她们向官方转达三个条件：一是迅速将围山官兵撤出十英里以外；二是收编匪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三是补充军火。绑匪的目的在于解抱犊崮之围，收编他们为国军，并不是要赎款。从山上送下来的第一封信，是上海《密勒士评论报》记者鲍威尔所写的，劝告政府军勿攻山，须求和平解决。全体外俘都在信上签了名。 

信上说：“被难旅客，除华人外，有属英、美、法、意、墨诸国之侨民数十人，警告官兵，勿追击太急，致不利于被掳者之生命。” 

由于外交团坚决主张派人和土匪讲和，以免危及外俘生命，所以5月20日起从北京、济南、徐州各处赶到枣庄来跟孙美瑶谈判的大员，计有山东督军田中玉、省长熊炳琦、交通总长吴毓麟、曹锟代表杨以德、徐海镇守使陈调元、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等，真是冠盖云集，把小地方的老百姓都吓呆了。此外上海总商会、记者公会以及滕县、峄县的士绅等等也络绎而来。有关各国驻济南的领事等，也摆出了“洋大人”的架势，跑来督促进行。 

孙美瑶没料到事情会闹得这么大，不免有些慌张，他底下那些小头目如郭琪才、周天伦等则意见纷歧，各有打算。有的主张适可而止，不宜闹得太过分；有的则看准了政府害怕外国人，不敢使用武力，主张趁此机会大大地捞一票。全亏孙桂枝以老当家身份，从中主持。山里的生活条件太差，匪徒的性格又很粗暴，被绑的肉票吃不了苦，死的很多，他也得分心照顾。至于向官方提谈判条件，当然更非他出场不可了。但他很善于隐蔽，自己并不出面，只跟在别人背后，暗暗指掇，因而官方最初竟没有注意到他。直到后来谈判到了一定阶段，匪方答应先释放一批中外肉票时，才发现匪方所出的释放证上，都由孙桂枝一人签名盖章，有个叫秦榛元的小孩子，因为没有这张释放证，竟被临时拦回去，大家才知道匪方实际的首领是孙桂枝。 

围山的官军有一年半没有领到军饷，只好经常把军火卖给土匪，田中玉了解这种情势，怕官军靠不住，所以特从济南调来自己可以信赖的军队1500人，用以自卫。 

官匪开始进行和谈时，官方找到峄县绅士李麟阁等上山接洽，杨以德找到张敬尧旧部郭泰胜充当官匪之间的调人。山上土匪非常爱戴张敬尧，因此北京有人建议起用张勋、张敬尧办理招抚事宜。 

北京政府和绑匪方面第一次正式谈判，是在12年5月15日，谈判地点是中兴煤矿公司，官方是由山东督军田中玉和山东省长熊炳琦亲自出马，匪方代表是周天松。匪方提出几个条件： 

（一）政府军解除包围，撤回原防； 

（二）收编匪军为一旅，以孙美瑶为旅长； 

（三）补充军火。 

官方认为除了第三条都可以接受，官方提出分三批释放外俘。双方准备签字时，匪方要求外国人和邹县、滕县、峄县三县士绅一同签字担保官方履行条约。原来匪方鉴于以往官方曾有过背盟杀降的事情，民国8年旅长唐天喜以释放肉票，不究既往为条件，收编一支匪军，后来匪首17人全部被杀，因此他们深怀戒心。这个补充条件也被官方接受了。 

谈判成功后，交通总长吴毓麟“义愤填膺”，自告奋勇愿意入山为质，交换“洋票”提前释放；接着山东省长熊炳琦也愿“附骥尾”，偕同上山。消息传到北京，黎元洪马上打电嘉奖吴、熊的忠勇，劝他们提早回到北京。吴景濂、张绍曾、王承斌也有电报劝他们不要“投井救人”。其实吴毓麟到枣庄来是看热闹的，他每天坐在“花车”上玩雀牌，根本未过问任何事情，只拣了一个好时间打出那个漂亮的电报，当他接到北京“劝阻”的电报后，就“满载盛誉”回返北京。 

5月16日山东督军田中玉下令政府军解围撤退，并委孙美瑶为招抚司令，派人持令上山。不料匪方却变了卦，孙美瑶当着官方代表的面，扯碎了委任令，并且致函田中玉，自称建国自治军总司令，否认官匪所签订的和平条件，宣称必须政府军完全撤退，并接济山中粮食后，他召集山中领袖举行会议，才能提出匪方的正式条件。 

孙美瑶的变卦是因为看准了官方还会让步，认为这笔买卖可以大捞一把，因此推翻了先一天签订的官匪和约。这一来，使北京公使团大为吃惊，接连照会外交部阻止政府军改抚为剿，还叫北京政府责成曹锟转令山东当局和平了结，以免伤及外俘。 

官匪继续谈判，匪方提出一次比一次更苛的条件，如要求任命张敬尧为山东督军，改编匪军为两师，划滕县、邹县、峄县为他们的势力范围，政府军撤出百里外，苏、鲁、豫、皖四省“同道”中人须一律予以收编以及六国提供保证等。 

匪方条件越提越苛，官匪谈判便无法达成协议，时间一天一天过去，各方的怨责交集于北京政府。 

官匪既然谈不拢，12年5月21日，山东督军田中玉到北京述职，坚决主张改抚为剿，内阁总理张绍曾也主张“剿”，拟派冯玉祥为剿匪督办。可是这个打算泄漏出去，外交团担心的是在匪手中的“洋票”，因此强烈表示反对，曹锟也大不以为然，力持异议。田中玉乃亲赴保定谒曹，密告并非真的剿匪，只是由于匪窟情形很艰苦，外强中干，政府宣布剿匪不过是表面的恐吓，实际则是“明剿暗抚”，恫吓匪方放弃过苛的条件。 

官匪谈判破裂后，果然匪方外强中干，在19名外俘中找到了一位在欧战时期得过勇士勋章的法国人裴雨松，叫他宣誓保证回山，派他携带新条件下山接洽，限政府军于22日下午6时以前撤回原防。不料裴雨松一去不返，山上外俘打电报叫他回来，他却置之不理。匪方十分惊讶，外国人竟也不讲信用，何况这个外国人还是一个驰名的“勇士”！ 

为了防止政府劫走“洋票”，20日匪方将西俘三名移置山顶洞穴内。原来抱犊崮在地形上像个倒挂葫芦，山顶上大约有两英亩的盆地，但是山腰十分狭小，由一道陡削的山壁上攀援而上，两旁凿有攀石或者嵌以木桩，攀附而上的必须紧抓木桩或攀石，一撒手就有跌入万丈深渊的危险。根据当地的传说，由于大牛不能上山，而山上又有可耕的盆地，所以只好把小牛抱上山去饲养，因此有“抱犊”之名。山顶周围掘有壕沟，中间筑地穴用以收容俘虏，还有三个蓄水池和不计其数的大小缸，用以蓄积雨水。地穴内收容中国俘虏多名，被俘时间有长达三年以上的，他们枯坐等死，像老僧人定一样。其中有坐在草荐上的儿童数十名，年龄自五岁至八岁不等，匪方视同废票，因此所受的待遇更为恶劣，一个个都像皮包骨头的活骷髅。 

当这些消息在报上传出后，才激起全国朝野的愤怒，一致谴责北京政府对本国肉票的痛苦遭遇视若无睹，却只一心一意地援救外国肉票，真是毫无心肝。 

三名西俘移置山顶，是用绳索吊上山的，其中63岁的英国人斯密士在西俘中年纪最大，他是因为患了失眠症，特地到中国大陆来“旅行疗养”，现在被悬吊在半空中提到山上去，使得他的失眠症发作得更厉害，幸而这时山上和外界已可通邮，因此在山上的西俘可以从山下取得接济，斯密士的安眠药可以寄来，所以勉强还可应付。自上海寄到的大批罐头食物、香烟、水果、报纸、杂志，匪方都全部转交西俘。 

西俘还有言论和通信的自由，上海《密勒士评论报》首先发表了鲍威尔的“匪窟通信”，描写俘囚生活和山中风景，但是有一件事鲍威尔避而不谈，那是当土匪把他和另一个西俘押解到巢云观时，曾令他们向神佛磕头，旁边有人撞钟击鼓，他们都做了。 

由于政府军态度日益强硬，裴雨松下山一去不返，匪方于25日又叫鲍威尔宣誓下山，限于24小时内回返，并派匪兵两人为随。 

鲍威尔带了匪方三个条件： 

（一）发给匪军六个月的军饷； 

（二）收编匪军1万人； 

（三）以张敬尧为山东督军。 

官方拒绝了匪方这三个条件，鲍威尔遵守誓言，于当天折返匪窟。 

12年5月26日田中玉由北京回到枣庄来，命令政府军加强合围，并派飞机绕山投下传单，匪情更为惶恐，除要求外俘修书求和外，又派鲍威尔携带两个比较让步的条件下山，这两个条件是： 

（一）政府军解围撤退； 

（二）收编以二旅为限。 

官方提出了两个反条件： 

（一）先释放西俘三分之二； 

（二）收编匪军以有枪者为限。 

5月31日匪方将已经移送山顶上的西俘三人送下山来，并且首先释放了年老多病的斯密士。 

这位为了医疗失眠病而到中国旅行治疗的斯密士先生恢复自由后顿时成为新闻人物，他发表了一封通讯，叙述他被掳的感想，他认为这次被掳是他一生中最可宝贵的经验，但是他又郑而重之地说他不愿再遇到这种历险的经验，即使有人拿100万美金和他打赌。他本来旅程中还有东北没有走完，可是当他听说张作霖也是“红胡子”出身的时候，他就坚决地表示要结束在中国大陆的“旅行治疗”，匆匆收拾行囊，回返英国去了。 

官匪双方所以不易谈拢的原因在于彼此不信任，官方唯恐接受了条件，匪方不放人：匪方则担心放了人，官方会把条件推翻。这是一个结，如果无法解开，一切白费。美国人安德臣倒很聪明，已看透了这一点，便想出了一个双方互提保证书的办法，征得田中玉和孙桂枝同意，由安德臣保证官方绝对履行收编条件，并赦免各匪过去所犯一切罪行；孙桂枝保证匪方在受编后一定恪遵军纪，效忠国家。但签字之后，匪方仍有顾虑，觉得一张纸能有多大用处呢？官方真要翻脸不认帐，这张纸又抵不了免死牌，于是继续一天天地拖着，迟迟不肯把肉票放出。 

临城劫车案惊动了中外，无意间使陈调元出了名。陈调元是徐海镇守使，临城劫车案发生在山东境内，原不干他的事，后来因为田中玉等颟顶无能，事情久延不决，曹锟要齐燮元派人去帮忙，齐才派了这员大将去。那时陈调元年纪还比较轻，人也没有长得像后来那样肥胖，性格爽朗，头脑灵活，口才又好，加上他惯于与土匪打交道，很懂得他们的心理。他到枣庄之后，和孙桂枝、周天伦等几个匪首一谈，便立刻得到了他们的好感。 

既然官匪之间不能谈得拢的原因在于互不信任，就需要有一个真正愿意“入地狱”的官员。陈调元到了临城，看到这是个关键问题，便很慷慨地拍拍胸膛，愿意立刻上山。田中玉当然赞成，匪方也同意了，陈便带了江苏交涉员温世珍、美国人安德臣、峄滕两县士绅及上海总商会代表孙寿成等一行20人上山。表面上当然不说是去做抵押品，而是说接引全部番票和部分华票下山。 

陈调元到临城去的时候是带着两个旅同去的（准备协助山东官军进行围剿之用），如果匪方释放了肉票，田中玉突然翻脸，要向抱犊崮进攻，他那两个旅为了他的安全，就会用武力制止。反过来，若是匪方既不释放肉票，又不让他下山的话，他那两个旅就会首先全力进攻，这一点孙桂枝是不能不顾虑到的。所以尽管别人上山是件险事，他却完全不用担心。 

陈到了山上，孙美瑶等看他态度和平，一句话一个哈哈，而且有酒就喝，有饭就吃，毫无拘束，真像到了老朋友家里一样，因此大家对他都亲热得了不得。当天下午，便让温世珍和安德臣两人先把全部洋票和六张华票送出山去。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僵局就此打开。 

孙桂枝、孙美瑶叔侄把陈调元等十几人让进一座临时搭盖的大席棚去设宴款待，实际就是留着作抵押。 

陈调元在席上举杯畅饮，坦然不疑，看到孙美瑶两眼有些红肿，便问是不是病了，孙美瑶说是这几天山上事情忙，熬了几个夜晚的缘故。陈调元立即从怀里掏出一副黑眼镜来送给他，一面拍着他的肩膊说：“带上吧，这样会好一些。老弟！你是一寨之主，应该格外保重！”孙美瑶从出娘胎来没有人这样关心过他，当然把他当作好人了。 

陈调元自己原带着两个卫兵，田中玉派的一个旅长吴长垣也有一个卫兵，都带有匣子炮。当晚临睡之前，足智多谋的老匪首孙桂枝忽然赔着笑脸向陈调元说： 

“镇守使，您老早些安置吧。夜晚咱们这儿到处派岗哨，决不会出什么事……倒是，你们带来的几位弟兄没事最好别出去，免得发生误会……” 

他的话才停，陈调元心里已雪亮了，立刻命令卫兵：“把家伙卸下来，交给老当家的，准没错。” 

孙桂枝也不由十分佩服陈调元的机警。 

陈调元不但和匪方敷衍得很好，就是跟他一路入山的官绅他也竭力拉拢，显得非常热情。他拿出一本日记簿来，请各人签名，说是难得这样聚在一处，而且还一起上山办这样尴尬事，可算患难之交。大家也都觉得这位镇守使既有魄力，又没有架子，真是一个难得的将领。 

陈调元上山时，官方先送了2000套军服给匪方，并运送粮食接济匪区，这显示双方已极接近。加上陈调元的笼络，遂使震动全世界的临城劫车绑票案，逐渐烟消云散。 

田中玉看见和谈已经成功，问题接近解决，于是乃先行回省，派军务帮办、第五师师长郑士琦在枣庄办理善后问题。郑士琦接办善后前，北京的外交团曾有一个决议，是由各国驻华武官组织一个委员会，分往中国各铁路线调查掳案情况，北京政府允许他们自由前往，并令有关人员予以协助。 

12年6月1日，各国武官团到了枣庄，郑士琦没有到火车站欢迎这些“洋大人”，使得他们大为光火。郑士琦请这些外宾午宴，他们竟集体不去，郑士琦知道原委，于是赶来赔了许多不是，道歉说好话，最后这些“洋大人”才勉强接受，大模大样地前往参加宴会。 

当天，他们让中国军官带路，乘马前往山区侦察路径，其实这也不过是一番做作，根本侦察不出一个名堂来，因为这个时候，土匪已经表示就抚，西俘都已释放。 

6月2日，孙美瑶随同陈调元下山，和郑士琦签订了和平条约，当天陈调元又陪孙回山进行点验事宜，点验结果，全部匪军实数只有3000人，有枪的不到1200人，匪窠中无论男女老幼，一律给以免死证，有不愿入伍的，准其缴械遣散，个人财物准其携带回家。 

6月12日，最后一批西俘八名全部释放，13日全部回到上海，一场轰动世界的劫车绑票案，从开始到结束，历时37天。 

匪军于6月27日正式改编为山东新编第十一旅，孙美瑶当了旅长，周天松、郭天才为团长，指定郭里集为这一旅的防地，孙桂枝当了旅部的军需长。 

本来孙美瑶曾经提出要杀何锋钰（山东第六混成旅旅长兼兖州镇守使），替兄报仇，同时外交团也要求北京政府惩处山东负责的长官，于是活该倒霉的何锋钰受到了撤职查办的处分，这是6月25日的事。 

孙美瑶干了一场轰动世界的绑票，他只做了六个月的旅长，这年冬天12月19日，新任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在中兴煤矿公司摆下了鸿门宴，把孙美瑶、孙美松都骗了去，一声暗号，当场把孙氏兄弟打死，其部队解散的解散，改编的改编。 

不过临城匪徒的幕后人孙桂枝仍然逃走了，他带了一批残部，在鲁南山区流窜，官方始终对他没有办法。 

谢选骏指出：人说“临城劫车案，1923年5月发生在山东省临城县（今枣庄市薛城区）境内的一起火车旅客绑架案，被称为继义和团运动以后中国最严重的涉外事件。”——我看类似的案件，在七十年后的世纪之交（1990年代）的中国大陆也很普遍，甚至还发生过震惊国际的“中俄列车大劫案”。这又是一个七十年周期吗。

【二〇二、滇桂军逐走陈炯明】

当福州由徐树铮、许崇智及王永泉等联合光复后，奉系劝孙中山放弃恢复广东计划，令福建许崇智部会同驻桂滇军分向湘赣进窥武汉，奉军则直捣北京，可是孙认为必需先有自己的根据地，所以电令入闽各军改编为“东路讨贼军”，以许崇智为总司令，黄大伟为第一军军长、许兼第二军军长、李福林为第三军军长，蒋中正为总部参谋长，襄办讨贼军部队整编事宜，每军编四旅，三军共12旅。 

这时，孙中山派驻香港的人员邓泽如、古应芬、林直勉、林树巍、李文范等筹组驻港办事处，推胡汉民遥领处长，下设三科，古应芬为第一科，林直勉为第二科，邓泽如为第三科。 

11年10月26日，孙中山正式任命邹鲁为驻港特派员，邓泽如为理财员，要他们两人和衷共济，调和其他人的意见，以期达成早日灭陈的目的。关于支用款项手续，由邓泽如负责把所有款项存于银行，支用时则须邓泽如、邹鲁共同签字。 

可是邹鲁还在北京，孙中山电召邹来沪，邹抵沪晋见孙中山，表示赴港后将以一个月筹款，一个月进行安排其他，两个月可完成香港方面的讨陈工作。31日邹鲁偕李文范抵港，邀集邓泽如、林直勉、林树巍、胡毅生、范其务、萧冠英会议。滇桂军将领杨希闵、刘震寰、蒋光亮、刘玉山等均派代表来港接洽。 

孙中山曾于10月23日函广西的滇军总司令张开儒，略云： 

“兹特派邹海滨（邹鲁）兄回港，与各方策应接济。海滨于民党屡次图粤，皆有力量，且深知粤桂军之情，故使在港沟通一切，妥为照应，即乞时与接洽为荷。” 

11月8日孙再函广西滇军将领张开儒、杨希闵把握时机，速图广东。 

广西境内有两支系统不同的滇军，一支由张开儒所率领，是顾品珍的残部，从云南退出来，可是实力很完整，由于人事关系，张开儒虽有总司令名义，却不能统领这支军队，实权在杨希闵手中。著名将领有范石生、杨如轩、杨池生、蒋光亮各部。至于另外一支朱培德部是早就在两广的滇军，曾随孙北伐，后因陈炯明叛变而退至广西。 

杨希闵曾派代表黄实到香港和邓泽如联络，要求帮助军饷，11月8日邓交付黄实港币4．3万元，省行券1万元作为杨部发动讨陈的经费。 

邹鲁在港，曾和李烈钧、古应芬、吴铁城、谢良牧、谭启秀、廖湘芸、魏邦平等分头布置讨陈事宜，邹鲁并贻书陈炯明，劝陈及时觉悟，撤出东江，否则当兵戎相见。 

陈炯明当然时刻担心孙中山回粤讨伐。他的注意集中于福建方面，因为许崇智在福建整军，随时准备回师广东，从前陈炯明也是从福建回师广东的，他怕许等循他的旧路而来，所以于10月6日派洪兆麟为援闽粤军总司令，在闽边戒备。 

陈炯明专心注意于粤闽边境，却忽略了他的后面。他的后面是广西，广西的滇桂军联合起来，在孙中山策划和指导下，由梧州东下。 

陈炯明在广西也有安排，他利用桂军将领林虎。林虎本身兵力不足，曾到湖南向赵恒惕借兵。他说湖南根据省宪法必须裁兵，可是兵不易裁，不如把一部分湘军改换桂军旗帜，让林带回广西，将来广西即可效法湖南制定省宪，这是一举而两得之策。可是赵恒惕没有被他说动，林虎只好到广东去见陈炯明，陈正好利用他来对付在广西境内的滇桂军，所以除了拨一部粤军交他统率外，并令驻梧州的粤军第四师（关国雄旧部）和桂军第一师（师长刘震寰）均归林虎节制指挥。 

刘震寰早有取得广西总司令的野心，陈炯明把广西军权交给林虎，对刘来说等于是浇了一盆冷水，因此他借口接洽军火问题到广州，随即秘密到香港和邹鲁见面。 

孙中山在上海和岑春煊也有接触，通过岑和莫荣新的关系，沈鸿英也被拉了过来。沈是一个投机军人，一方面和孙中山联系，一方面却与吴佩孚保持接触。此外广西自治军头目之一的刘达庆也被吸收过来。 

驻梧州、肇庆的粤军如：陈济棠、莫雄等部亦已和邹鲁约定，一旦滇桂军东下，就假作抵抗，且战且退，作滇桂军的先导，退到适当地点，即一齐举义共讨陈炯明，直下广州。 

孙中山于是秘密委派杨希闵为讨贼军滇军总司令，刘震寰为讨贼军桂军总司令，和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总司令合而为三支讨陈炯明的主力。 

同时孙中山派孙科到香港协助邓泽如筹款，加派卢师缔、邓泰中赴香港和原在香港的杨蓁共同负责和滇军接洽。 

一切讨陈的力量都组织了起来，就等发动了。 

滇军既已决定进攻广州，可是在表面上则不露声色。陈炯明所希望的，是滇军能回云南，滇军乃扬言即日离开藤县、蒙江，由浔州折入柳河，取道柳州回滇。陈炯明正是希望他们这样做以去腹心之患，所以派人送了一批饷械，表示送行之意。 

12月6日杨希闵与范石生、张开儒、朱培德、刘震寰、沈鸿英等将领在白马庙召开军事会议，决定讨陈，于12月10日发动，作战计划为： 

（一）沈鸿英军以两旅担任攻击府河东一带； 

（二）滇军全部担任由大河北岸经人和直攻梧州； 

（三）刘震寰部由江南岸驱逐藤县之敌直取广州。 

白马军事会议决定作战计划后，各军即采取行动。刘震寰部于9日占领藤县，10日与滇军联络一致，宣布讨贼，誓师东下，11日各军攻克容潭。 

12日，刘震寰、范石生亲率桂、滇军开抵梧州，梧州的粤军依照原来所约定，不战而降，一部分诈退。粤军第四师团长吕春荣首先响应讨贼军，刘震寰乃派其为粤军第四师师长。 

这时滇军、桂军都长驱直进，桂军刘玉山部受杨希闵指挥，所以杨被推为滇桂联军总司令，粤军吕春荣、陈济棠等部受刘震寰指挥，所以刘被推为粤桂联军总司令。 

同时，福建方面的东路讨贼军亦发动攻击，19日东路讨贼军与王永泉部、臧致平部三方会师，攻克泉州。改编陆清汝降部为一旅。委张毅为东路讨贼军第十三旅旅长。 

陈炯明在广州接到梧州方面的警报后，即派叶举为西江前敌总指挥，率领一、三两师前往封川、江口增援设防。不料12年1月2日陈部第一师发生内变，第三师不战而退，讨贼军连续占领封川、德庆、悦城等县。陈炯明见自己所部士气不振，乃散布“客军入境，广东亡省”的流言，以鼓动粤军加强团结抵抗外军。 

陈炯明寄望于湖南的赵恒惕出兵北江，云南的唐继尧出兵桂西，以解救广东的危机，可是赵和唐都没有答应。陈又撤回“援闽军”以自救，但为时已晚。 

12年1月初滇桂军攻击肇庆，粤军作了内应，8日讨贼军长驱而入肇庆，10日攻克三水，进逼广州。陈炯明在广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如果河口不守，即放弃广州退往惠州，同时电请魏邦平回广州共支危局，一面派李炳荣为省会保安司令，叫他留守广州。 

从13日到15日，三水等各地响应讨贼军通电讨陈，粤军第一师师长梁鸿楷、第三师师长陈章甫通电拥戴魏邦平主持粤局，河口又告不守，15日陈炯明乃通电下野，16日仓皇出走惠州。 

12年1月16日，陈炯明离开广州的当天，魏邦平由香港到了广州。 

也就是这一天，滇桂军攻入广州，电请孙中山回粤，复任大总统。北江、南路各重镇次第为讨贼军所克复，黄明堂克复钦廉，陈继虞、王鸣亚克复琼崖。东路讨贼军许崇智、李福林两部回师潮梅。 

1月17日胡汉民由沪抵港，寄寓杜应坤家。邹鲁则赴广州，在省长公署设立特派员办事公署。 

20日孙中山自上海电委邓泽如为广东省长，伍学滉为盐运使，杨西岩为财政厅长。又另电胡汉民、李烈钧、许崇智、魏邦平、邹鲁为全权代行大总统职权。邓泽如是一位华侨，追随孙中山奔走革命达廿年，洞悉治理，深体商情，这次策划驱逐陈炯明，居功最大，故以广东省长相酬。邓泽如认为自己能力不够，声望亦不够，力辞省长，并请改委胡汉民，情词恳切，于是孙中山乃任命许崇智为粤军司令，胡汉民为广东省长。21日胡汉民、李烈钧由香港抵广州。25日胡汉民就任广东省长。 

孙中山在上海积极整理国民党本部，21日正式任命国民党本部各部部长，总务部部长彭素民、党务部部长陈树人、财务部部长林素民、宣传部部长叶楚伧、交际部部长张秋白。23日并委居正、孙洪伊、杨庶堪、杭辛斋、覃振、张静江、于右任、吕志伊、周震麟、廖仲恺、田桐、戴传贤、陈独秀、张继、刘积学、谢持、王用宾、詹大悲、黄复生、朱之洪为参议。 

陈炯明的失败在于低估滇军的攻击能力，同时全部注意力偏向于粤闽边境的许崇智部。而滇军在桂生计为艰，后无退路，大家都认为攻下广州，一切困难俱可解决。 

11年，唐继尧曾派张瑞萱（山东人，国会议员，吴景濂手下四大金刚之一，后参加非常国会，随林森到昆明，受唐继尧赏识，留任云南司法司长）为代表率随员窦子进至广东，12年1月上旬，见陈炯明于其总部，陈当时颇自信，对张、窦言，守广东绝无问题，把军队位置图示张、窦两人，且称自己有130余营兵力，许崇智部兵微将寡，以卵击石，毫不足虑。至于滇军才30余营，亦非敌手，同时最近已派人送了2万套军服，2万大洋给在桂滇军，其意表示滇军不会来攻。 

陈炯明以为滇军有2万人，其实滇军当时的真实人数不足1．5万人，不过滇军攻击力量极强，又因后无退路，所以勇往直前，有进无退，一举而进入广州。 

陈炯明自11年6月16日叛变，到12年1月被滇军驱逐，窃据广州，不过七个月。 

驱陈战争获得迅速的大捷，实在是一个意外。 

从1月中旬到下旬，滇桂军将领纷纷到达广州。驻防潮梅的粤军将领洪兆麟、翁式亮等都表示愿意服从孙中山。孙复电叫他们带罪立功，派李烈钧前往汕头接收改编，并任命洪兆麟为潮梅绥靖处处长，尹骥、李云复、翁式亮、赖世璜为中央直辖粤军第一至第四师师长。 

这时的广州，是滇桂军的天下，一切用人、行政、税收都被他们把持，各机关和公共场所，多被军队占为营房。沈鸿英原来只有五六千人，由于沿途招收降兵溃卒，骤然扩充为五个军，分布广州、肇庆和北江一带，此外广西平东、桂林一带，也有他的留守部队。沈鸿英忌讳别人称他为桂军，自称原籍是广东，他手下第一军军长李易标是广东人，所以称为广东第一军军长。沈这时的私心，就是想做第二个陈炯明。 

广东人民曾经受过桂系军阀的蹂躏，对桂军很有恶感，对滇军也没有好感。广东军人一向具有地方主义的排外性，滇桂军这次驱逐陈炯明后，竟以新的统治者自居，广州人为之侧目。同时陈炯明早就散布了种种流言，说是“客军入境，广东亡省”。现在滇桂军所作所为正证明了陈炯明的话，因此广东军人就有“救省”的口号。 

1月18日粤军第一第三两师由江门调回省城，召集海珠会议，公推魏邦平为广东讨贼联军总司令。19日魏邦平宣布就职，这是粤军团结御外，对抗客军的一次行动。 

于是，粤军驻扎河南，滇桂军驻扎河北，形成了划河为界的相持状态。有人把这种情况向上海的孙中山报告，孙针对这种情况，打算第一步把滇桂军调出广州，第二步帮助滇军回滇，桂军回桂，湘军回湘。湘军是指驻扎西江的洪兆麟、尹骥等所统率的陈炯明旧部，他们虽然打着粤军旗帜，但是湘籍将领有一个师长和九个司令，两部兵士也以湖南人为最多。 

粤军的团结和流露出强烈的排外性，引起了滇桂军的严重反感。1月22日沈鸿英部的李易松公然派兵进攻观音山，收缴了由邹鲁指挥的讨贼粤军第一路司令谭启秀的枪械。这一行动当然又激起了全体粤军的公忿，主客军互相敌视的情形更为严重。 

沈鸿英有督理广东的野心，而传闻北京也有要发表沈为广东督理之命，所以沈部一入广州即盘据官署，占取税收，图谋不轨。同时向滇军煽惑，宣称魏邦平联合粤军，不日即将解散滇桂军，所以滇桂军必需要联合一致对付粤军，诱擒魏邦平。 

滇军初抵广州，一切生疏，遂中了沈鸿英之计。 

沈鸿英向杨希闵游说，杨竟被说动，于是用杨希闵、刘震寰的名义，于1月26日在江防司令部杨如轩的旅部，邀请在广州各军将领举行军事会议，讨论地方善后及分配防务问题。参加的人有省长胡汉民、特派员邹鲁，还有卫戍司令魏邦平、海防司令陈策等。李烈钧洞烛机先，仅派代表参加，一面于江防屠布防，预为防范。杨希闵称病派参谋长夏声代表出席。沈鸿英和他的部将李易标、刘达庆、黄鸿猷、陈天太等都携带枪械和卫队，在江防司令部四周密布步哨。开会时，刘震寰任主席。李易标诘问魏邦平：“陈炯明已走，为什么又有粤军讨贼总司令部之设立？是不是以滇桂军为贼？”魏邦平解释说不是，可是不能令滇桂军将领满意。魏邦平这时想把题目转换一下，建议各军停止开放赌禁，并将所占机关房屋和商店民房腾让出来。于是李易标忿然说：“我们是为了维持军队伙食，才抽收赌捐的。”接着他痛骂魏邦平是个反复无常、朝三暮四的小人，广东每次政变他都东倒西倒，指责魏没有发言资格，李的话才说完，沈鸿英就把枪拿出来，搁在会议桌上，大声说：“今天的会议，有不接受我意见的，我就请他尝试这家伙。”接着麦胜广和刘达庆跃起而擒魏邦平，从后握其两手，陈天太和沈部卫队即发枪示威，分向胡汉民、刘震寰、邹鲁猛击，一时秩序大乱。胡汉民在混乱中从楼梯上跳下，胡的两名卫士为流弹击毙，邹鲁避入杨如轩旅长的卧室，杨如轩正伏地避弹，刘震寰逃入后座，陈策则跳楼受伤。 

滇军将领这时才知上了沈鸿英的当，原来沈想一网打尽，杀害胡、邹、刘、陈等人，不是当初所说只除魏邦平一人，于是杨希闵乃命杨如轩和夏声出而保护，亲送胡、邹等出险，魏邦平则留在杨希闵军中。 

沈鸿英一计不逞，再施二计。他预料胡当晚必回大沙头寓所，乃密令旧官纸局所驻部队，预备机枪准备截杀，晚8时有一辆旁立卫队的汽车从东堤驶来，沈部即开枪轰击，结果却杀错了人，原来是沈部的军长刘达庆和参谋长黄鸿猷被误杀，胡汉民车在后，闻警乃驶回沙面，寄寓日本领事馆。 

由于江防之变，广州陷入暴乱，胡汉民等无法执行权力，遂于1月27日乘卢山丸往香港，邓泽如、邹鲁、林直勉同行。沈鸿英派他的第二军军长古日光兼任广州市公安局长，李易标则派兵收缴警察枪械。 

杨希闵、沈鸿英联名宣布魏邦平罪状，指魏勾结陈炯明，要魏的第三师缴械解散作为释放魏的条件，魏亲笔函劝第三师师长郑泽琦、公安局长吴飞不得进行抵抗。第三师将枪械缴与滇军，但是魏仍未获释。 

谢选骏指出：孙中山利用滇桂军逐走陈炯明，类似拆东墙补西墙；好像是借力打力，但最后却是竹篮打水。这是因为孙中山缺乏基本队伍，也没有可靠的根据地。

【二〇三、孙中山回粤就任大元帅】

孙中山并不反对北京政府的和平统一计划，不过他的主张比张绍曾的有内容，而且实际。孙于12年1月26日在上海莫利爱路私宅招待各报记者，发表和平统一宣言，主张裁兵救国，这个通电发出后，立刻得到黎元洪、张绍曾、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的赞成。 

孙本拟于1月27日由上海启程赴广州，因于26日晚获悉江防事变，乃临时中止启程。 

江防事变后，刘震寰率领所部移驻石龙，粤军集中江门，程潜也在江门主持广州外围军事。朱培德部滇军开抵梧州，许崇智的东路讨贼军由福建回师广东。广州虽然还在滇、桂军控制之下，可是杨希闵的态度已逐渐和沈鸿英分离。因此，从2月4日起，沈的态度也有了转变，除发表宣言“援粤任务告终，应请孙、岑二老迅速回粤主持”外，又派郑士瞻到上海迎接孙中山回粤，并请胡汉民回省主持政务。同时咨请滇军接收市内防务，部队开往北江，他所委派的行政人员也纷纷退职。这才使广州情势逐渐恢复正常。 

2月6日，英、美、日三国领事联袂赴农林试验场把魏邦平接了出来，魏已在那儿住了十天。魏恢复自由后，于8日前往香港休息，胡汉民则于9日由香港回到广州。 

胡汉民抵广州的第二天，向上海孙中山处电告军情，略谓： 

“据确报，陈逆在港会议：一、预计兵力，洪兆麟廿营在潮、汕，钟景棠十二营在梅县，陈炯光十四营在五华、兴宁，林虎五千人在兴宁，黄凤纶三营在蕉岭，翁式亮九营由揭阳开往梅县，杨坤如一千五百人在老隆，除某部外，均归林虎指挥。二、饷项由洪筹措，不足由林逆补之，闻潮、汕开赌，每日可得万余元。三、许军迫，则健部退入江西。四、与沈决裂时反攻省城。五、陈逆现在陈席儒家。七日蔡成勋有代表二人到，商对付闽粤办法。六、马育航在南京来电云得齐燮元助款云云，以上须注意，已电闽。” 

沈鸿英派郑士瞻到上海谒见孙中山，表示服从命令，孙中山复书谕以大义，略云： 

“国家之事须正当办法，乃能得正当解决。绝非挟私任术，好逞阴谋，与民治之道背驰者所能胜。中间或能侥幸，得一二胜利，结果亦终归于败，可以断言，此古今中外之成事具在，可资考证者也。” 

孙这时在上海强化国民党党本部，制定“中国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规则”，并组织党本部军事委员会，以柏文蔚、吕超、黄大伟、蒋作宾、蒋中正、顾忠琛、朱霁青、路孝忱、叶荃、吴介璋、朱一鸣、吴忠信、熊秉坤为军事委员。 

12年2月15日孙中山偕谭延闿、杨庶堪、徐绍桢等由上海动身，17日抵香港即下榻杨西岩寓。 

18日孙在香港发表蒋中正为大本营参谋长，并电催来粤，电云： 

“介石兄鉴：顷阅兄与沧白、湘芹兄函，甚慰。展、季二兄现时均有重要职务，须暂留沪及赴浙、奉，此间须兄助至切，万请速来勿延，并已发表兄参谋长，军事枢机，不可一日无人也。” 

20日孙中山在杨西岩宅对香港的工商领袖演讲“裁兵筑路”，略云：为实践裁兵宣言起见，当从广东裁兵始，或谓广东若裁兵，他省来攻奈何？则应之以兵不贵多而贵精，苟广东有10万兵，将其裁去一半，余一半之精兵，当能卫省及保护地方有余。至所裁之兵用以筑路，则全省道路自通，地方自然发展，则兵之工价虽厚于兵饷亦无妨，而兵亦甘于筑路而不愿当兵也。 

21日，孙由香港抵广州，先至省长公署，接见各界欢迎代表后，即找邓泽如来，询问林树巍、林直勉、陆志云三人现在何处？邓答林树巍和陆志云在高州，林直勉已往香港，孙即嘱拍电，叫他们即日返穗。原来这三人是在陈炯明叛变时追随孙蒙难的侍从人员。 

为了接待孙中山，滇军让出农林试验场为大元师府，孙自己改称大元帅，不再回任总统。 

孙中山这次回粤，不再提护法二字，同时把所有军事力量改称为讨贼军，这是一大转变。由于直系军阀为了消灭南方护法的借口，唱出了恢复法统，同时恢复旧国会，实际上参加这个旧国会的议员都是热中名利投机钻营的政客。所谓的国会已经成为军阀的工具和摇旗呐喊的应声虫，因此以护法为目的的民主革命并不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此刻的目标应该是针对阻碍民国进步的南北各省军阀。孙中山回粤后不恢复总统名义而改称大元帅，同时宣布进入讨贼时期，这所谓的“贼”，就是反对民主、自私自利的各省军阀。因此讨贼时期就是反对军阀时期。而讨贼的意义更广泛，对象更实际，同时也正是千千万万中国人民的愿望。 

大元帅府设立后，任命胡汉民为大本营总参议，与孙洪伊、汪兆铭、徐谦驻上海，廖仲恺为财政部长，邓泽如为建设部长，谭延闿为内政部长，伍朝枢为外交部长，古应芬为法制局长，刘纪文为审计局长，朱培德为参军长，杨庶堪为秘书长，林云陔为金库主任，徐绍桢为广东省长。 

12年2月23日大元帅命令： 

“桂军总司令沈鸿英着将所率全部移驻肇庆，所遗北江一带防地，着滇军总司令杨希闵迅即派队接防，西路讨贼军总司令刘震寰所部，着驻石门、东莞、虎门各地；东路讨贼军第四师长石春荣所部移驻罗定等地，此外各部队，就现在地点驻扎，自经此规定后，各部军队非奉本大元帅命令，不得擅自移动，致滋纷扰。” 

李烈钧于1月奉命自港回粤后，即转赴潮汕等地收抚陈炯明部洪兆麟、尹骥、李云复诸悍将，打通了闽粤交通。同时收编尹骥、李云复、翁式亮、赖世璜、苏世安五师以待命。 

李在汕头有电给孙中山云： 

“此间情况日来甚有进步，以师长尹骥、赖世璜为主干，极便运用联络。现计划将全力离开潮梅，而凶寇方面进行详情，确定续报。需用开动作战费数十万元，恳电港沪筹助。” 

孙批示云：“筹款不易，港商亦必畏缩，然当尽力去做。沪上潮商或有望，着潮汕各官联名发电来潮州会馆，请各潮商协力。” 

3月17日任命李烈钧为闽赣边防督办，令与许崇智调防。李奉到命令即率部赴闽，以潮梅交许崇智接防。这时厦门闽军总司令臧致平颇持两端，李烈钧晓以大义，片言折服，臧遂以礼相待，并时加接济。 

大本营成立后，孙中山首先致力于裁兵工作。先调查各军实数，限于3月20日前，将该军营数和驻扎地点，造具军官姓名、履历及兵士名册，呈报大元帅府，由大元帅派员分赴各军驻在地，逐一点验，倘有虚额不准再招，而老弱无枪支者，则一律裁汰。 

3月20日孙中山发表“裁兵之重要与处置方法。” 

孙此番回粤，对内布置情形已如前述，对外方面则力求西南各省步调一致，几经磋商，乃与唐继尧、刘成勋、熊成武、赵恒惕、谭延闿、刘显世等西南领袖联名通电，宣告对西南时局之意见，内称： 

“我西南各省，决以推诚相见，共议图存，弃前事之小嫌，开新元之结合。分灾恤患，载之简书，外间内谗，一切勿受。兵为防守，不为争夺，虽折冲疆场，为义兴师，而终不背和平主旨。其他各省有被直系蹂躏，颇同心敌忾者，文等为之敬执鞭弭，所不辞也。” 

3月22日任命赵士北为大理院长。26日派谢持为全权代表，执行中国国民党本部党务事宜。28日沈鸿英电称遵照大元帅命令，移防西江，设司令部于肇庆。29日任命杨希闵为中央直辖滇军总司令，刘震寰为中央直辖西路讨贼军总司令。 

4月3日把陆海军大元帅府由农林试验场迁至水泥厂。 

蒋中正被任为大本营参谋长，时在上海，曾电许崇智，主张先破沈鸿英以防其引北军入粤。果然沈鸿英以移防西江为名，将所部集中新街、韶关等处，召开秘密军事会议，欲与北京勾结，遂其督粤迷梦。 

谢选骏指出：孙中山为了当总统、做元帅，不惜一再发动内战，完全不顾人民死活，可谓独夫民贼矣！

【二〇四、南北之间】

孙中山主张先裁兵再谋全国统一的计划，曾获黎元洪、张绍曾、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等的赞成。不过张绍曾认为裁兵问题必须召集全国性的军事会议才能解决，所以他仍主张先召开“国事协议会”解决统一问题。黎、张两人本来打算派代表到上海与孙商讨实现和平统一的具体办法，不料12年1月26日广州发生了沈鸿英的江防事变，张绍曾错误地认为孙中山在南方已没有实力，已经无足轻重，因此所派代表临时中止出发。 

同一时间，曹锟和吴佩孚一再催促北京政府发表孙传芳督闽、沈鸿英督粤的命令。吴佩孚本来很瞧不起沈鸿英，认为沈是个反复无常的小人，可是陈炯明垮台后，吴觉得沈鸿英还可利用，所以要他督粤。张绍曾本来反对这两道任命，曾以去就力争，拒绝发表。江防事变后，张认为沈在广州得势，所以也打算同意沈的新命，不过在北京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却大为反对，因此张于1月30日改下命令嘉奖陈炯明下野，希望在广东的主客两军互谋谅解，勿再从事私争，并派林俊廷为广西军务督理，丁槐为两广慰问使。这些命令引起了国民党的极大不满，因为孙中山最痛恨的，是陈炯明犯上作乱，现在陈被逐下台，北京政府竟嘉奖陈炯明，不说他是被逐而说他是下野，这简直给孙和国民党极大难堪。同时国民党认为发表林俊廷为广西督理也是极不友好的行为。 

直系方面则大力向内阁施以压力，曹锟、吴佩孚、萧耀南、蔡成勋联名电催发表沈鸿英督粤命令，吴佩孚的代表钱秉鉴连日坐守国务院当面催促，张绍曾感到十分为难，又想先发表孙传芳督闽的命令，以减轻来自洛阳方面的压力。 

就在这个时候，齐燮元派孙发绪携带“统一方案”来到北京，方案内容包括总统问题、宪法问题、裁兵问题、财政问题、善后问题五项。这个方案的实质是先统一后裁兵，先选举总统后制定宪法。在善后问题上，建议设立元帅府以安置高级的失业军人，以孙中山为元帅府首长；并设立元老院以安置高级的政客，以段祺瑞为元老院首长。这个计划的幕后设计人有前任国务总理靳云鹏等，由孙发绪起草，齐燮元出面，并叫孙发绪带到北京来先统一北方意见。争取曹锟、吴佩孚、冯玉祥、张绍曾等共同签字，然后正式向南方提出。孙发绪到处宣传某人愿意签名，其实完全是买空卖空。首先曹、吴两人就反对设立元帅府。 

黎元洪也不赞成这个方案，他曾在一次宴会上痛骂孙发绪招摇撞骗，情同造反。孙发绪乘兴而到北京，如今一见风头不对，就悄悄地溜之大吉，跑到保定，在曹锟身边做了高等顾问。 

统一问题困难重重，不过张绍曾并不因此灰心，他打算先发表四川、湖南、云南、贵州四省督理、省长的任命，以粉饰纸上的统一。吴佩孚赞成这么做，他曾劝诱湖南取消省宪，如果不愿取消，则由北京政府任命赵恒惕为湖南督理，赵可以采取既不接受，又不反对的态度，借以表示赞助统一。可是张后来根据各方情报，知道这些命令如果发表，一定会引起西南各省的否认，因此又不敢发表。 

孙中山于12年2月21日回到广州后，22日北京政府就发表尊重《约法》的命令。这个命令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阻止孙在广东重组政府；另一方面阻止曹锟武力篡夺总统，或者采取非法手段促进总统的选举，因为国会已在北京复会，另组政府就是破坏《约法》的行为，而在宪法未完成以前选举总统，也是违反《约法》的行为。 

当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本营，以大元帅发号施令后，曹锟和吴佩孚认为这就是破坏《约法》，破坏和平，主张下令“讨伐”。曹锟派项致中、吴佩孚派李倬章到北京催促发表闽、粤两省督理的命令，曹锟并且一天连打几次长途电话来催问，项致中见张绍曾时曾拍案大骂他全无心肝。张绍曾突然强硬起来，对曹、吴不买帐，3月8日国务会议决定拒绝发布闽、粤两省督理的命令，并且用总辞职手段回答曹、吴的压力，当天并以内阁名义发出了庚电云： 

“绍曾等受任之始，即宣言以和平统一为职志，以促成宪法之指归。近日以来，粤中有僭名窃位之行，各方呈枕戈待旦之兆。和平立破，调剂无方。惟有引咎辞职，以谢国民。” 

这个电报获得不少的同情，不过国民党和直系都是不喜欢这个电报，国民党反对电文中有“粤中有僭名窃位之行”一句，直系则反对“各方呈枕戈待旦之兆”句。国民党议员发表通电说僭名窃位的，不是别人，正是张绍曾自己，因为黎元洪并非合法总统，则黎所提出的内阁自然也是非法。 

张绍曾内阁敢于和直系大军阀相抗，不失其有硬骨头，所以当时颇能赢得大多数人鼓掌，因为北洋时代的内阁，久已成为军阀的应声虫了。像张绍曾这样有勇气和决心，则是北京政府历届所无的。 

不过问题的真相却是这样，原来内阁中的阁员分为总统府派和津保派。政学系阁员李根源、彭允彝属于府派；高凌霨、吴毓麟、刘恩源则属于保派。黎元洪要拉拢孙中山，而孙又和岑春煊（政学系领袖）有合作关系，所以政学系的阁员们就反对任何足以伤害孙的命令。 

3月8日张绍曾在军阀的威胁下拟就两道命令：一道是发表孙传芳为福建督理；另一道是“诰诫”孙中山勿在广州组织另一政府。但是政学系阁员反对第二道命令，保派阁员则主张对孙下讨伐令而不是诰诫令，双方各走极端，互相对骂，甚至拍案喧哗。吴毓麟首先大嚷着说：“内阁既然不能统一，我们大家还是下台吧。”张绍曾也表示除了下台别无他法，因此大家作出了内阁总辞职的决定。张绍曾为了骗取全国的同情，就用拒绝发布闽、粤两省督理的命令，作为内阁总辞职的借口。 

张绍曾并不是真心想辞职，因此他提出辞职后，天天期待各省的挽留电报，吩咐国务院随时把这些电报油印下来分发到各报去发表。果然卢永祥、何丰林、王永泉都有电报来挽留他，卢、何等是属于皖系的，他们不是对张有什么好感，而是借题发挥，打击曹、吴。他们对北京政局毫无影响力量，不足以左右北方政局。 

忽然，报上出现了吴佩孚的“昌密”灰、真两电，挽留张内阁，这是强有力的声音。有一位记者怀疑吴佩孚电报的真实性，所以打电到洛阳探询，洛阳回电话：“我们这里根本没有发过这样电报。” 

真正不愿意张绍曾下台的是黎元洪，他声泪俱下地请求吴景濂、王有襄支持这个内阁，张绍曾也表示愿意帮总统的忙，不使政务停顿，每天在私宅处理公文，副署命令，是一个在家办公的国务总理。 

张绍曾大家背地里称他“张疯子”，说他做事有头无尾。他宣布辞职后，疯病显得更厉害，经常喃喃自语，自称九重天宫的古佛下降人间，当代人物多系他手下的星君托胎转世，不过也有妖魔鬼怪下凡作祟，他念动经文请求仙师赐以神斧斩尽妖魔。 

3月16日，他忽派程克乘专车到天津，迎接财政总长刘恩源、交通总长吴毓麟回京复职；又派汽车守候在车站，等到专车开回时，就把这些阁员迎接到自己住宅讨论复职问题。果然，17日这两位保派阁员都服贴地回来了。于是在张宅又开了一次销假复职的内阁会议。刘恩源首先表示他是保定的代言人，现在复职问题是要看保定方面所提的两道命令是否能够发表？如果能发表，就可以复职。吴毓麟补充说：今天会议不必多所讨论，两道命令的发表一句话就可决定，先解决这个问题，再研究复职问题。于是张绍曾表示大家意见已趋一致，两道命令当可发表，遂定于19日全体复职。 

局势为什么会急转直下呢？因为曹锟表示愿暂时维持张内阁。曹为什么还要维持张呢？因为张暗中向曹表示对南方针完全一致，闽、粤督理命令可以发表。因此曹即电嘱刘恩源和吴毓麟，令他们回京复职。 

内阁复职既已决定，但是张绍曾却觉得发表这两道命令对自己面子太不好看，因此想仿照蔡成勋为江西督理的前例，用参隆办公处的电令发表，而不用总统的命令，这个办法不为保、洛两方面所接受。 

19日复职的张内阁举行国务会议，吴毓麟首先提出讨论闽、粤两省督理一案。张绍曾说：“我现在已经大彻大悟，所以今天一定要发表这两道命令。前些日子我们为了这个问题闹辞职是错误的。”他的话刚说完，以前坚决反对发表这两道命令的两位政学系阁员立即一致附和，李根源愿意负责疏通总统盖印，原来他们为了保全阁员地位，也只好和张绍曾走同一的路。 

3月20日，北京政府下令特派沈鸿英督理广东军务善后事宜，杨希闵为军务帮办，林虎为潮梅护军使兼粤军总指挥，陈炯明、钟景棠为广东陆军第一、第二两师师长，温树德为广东海军舰队司令。特派孙传芳督理福建军务善后事宜，王永泉为军务帮办，臧致平为漳厦护军使。照这名单，已超过了保、洛两方面所要求的范围，督理以下的任命是张绍曾自己加进去的，这是张为了更进一步讨好保、洛两方面而做的画蛇添足举动。 

这一来张内阁原来标榜和平统一的野人头，到此原形毕露了，同时这个内阁和国民党之间公开敌对了。 

4月3日，北京政府继续任命刘冠雄为闽粤海疆防御使，显然有调动海军进攻广东意图。同日任命洪兆麟为洪威将军兼广东陆军第三师师长，李易标为广惠镇守使，申葆藩为钦廉镇守使。这表示把所有反对孙中山的势力都集中起来，准备总攻广州。 

但是黎、张两人却还在大唱和平统一的论调。3月27日派王宠惠携带全体阁员的联名函件南下，劝告孙中山取消大元帅府，或者亲赴北京，或者到上海赞助和平统一。黎还授意金永炎致函湖南省议会议长林支宇，表示并不反对联省自治，希望湖南也赞助和平统一。 

这真是痴人说梦。直系一方面埋首要武力统一，而总统和国务总理却高唱和平统一，当然是背道而驰的。以此对付南方，南方怎会合作？ 

王宠惠奉派南下，是和杨天骥同行的，他携带一封内阁全体阁员联名函给孙中山。 

王、杨联袂抵沪，先访浙督卢永祥，托卢疏通，卢认为应先取消闽、粤两省督理的命令。王在上海又和孙中山所派代表胡汉民、孙洪伊、徐谦等进行统一问题的谈判，胡等亦提出撤消闽、粤督理为南北统一的先决条件。孙洪伊还提出黎元洪下野的条件。王宠惠的随员杨天骥电告北京，如果孙文下台，吴佩孚必须同时解除兵权。报纸把这个电报登了出来，徐谦、孙洪伊质问王宠惠说：“这话从何而起？” 

4月15日，张绍曾到保定商谈对孙、对奉等问题，并同意齐燮元所提的，召开南京会议解决南北统一问题的建议。曹、吴本来不重视黎、张二人所进行的和平统一，不过要利用他们分化南方，所以曹锟对张绍曾的和平建议采取了“姑妄听之”的态度。 

4月10日张作霖给孙中山一电，解释外间的谣言，电云： 

“近日报纸登载，奉省有图谋复辟之说，此种无意识之谣诼，在稍有常识者见之，不值一哂。惟市虎杯蛇，深引起一般误会。作霖素性光明磊落，但知爱护共和，顾念大局，我公夙所深悉，敬祈代为宣布，转饬各报更正，无任祷企。精卫兄已来奉，厚意至感，并谢。” 

这时正是孙、段、张三角联盟时，孙中山曾派汪兆铭到北京从事联络，4月上旬汪到了奉天，所以张作霖给孙中山电报中提及。 

孙中山于收到奉张来电，即复电云： 

“蒸电复辟谣诼，并嘱宣布，转饬各报更正，具见矢忠民国，曷胜钦佩。国建共和，十余稔矣。中经复辟之变，不旋踵而灭。国体既定，诚有非顽民所能颠覆者，执事之明，岂或屑此。不图乃有以为中伤者，人心之险，良可浩叹。执事通电明志，国人皆将喜闻此祥和之言。文亦将视力之所及，勉为执事剖白之。更冀本爱护共和之初衷，进而为解决大局之盛举。文虽不敏，至愿与时贤共之也。” 

12年4月中旬，沈鸿英终于叛变。 

原来沈之参加逐陈，主要目的是为自己，当沈进入广州时，即欲恢复省议会，选举政学系林正煊为省长，借以取得广东的政权；又拟借江防会议，杀尽国民党要员。怎知这二事都失败，因此只好伪称服从孙中山，移防肇庆。北京任命沈为督理广东军务后，沈即于4月15日在新街就任督理，通电请孙中山离粤。 

4月16日拂晓4时，沈军开始进攻，李易标六七营分三路扑攻广州市：一路由白云山向农林试验场猛攻滇军杨希闵总司令部，滇军已获沈军叛变的消息，所以立即出队抵御，孙中山亲偕杨希闵督战，沈军当场被击退。一路扑攻造币厂，为卢师谛部击退。一路进攻流花桥，为刘震寰部所阻，李福林闻警，即调所部福军八营，渡河助战。孙中山亲登观音山督战，广州市转危为安。 

沈鸿英自任中路，沿奥汉铁路南下，沈荣光出英德、四会，直攻三水；西江一带之沈军亦响应沈鸿英。 

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褫夺沈鸿英桂军总司令，电云：“沈逆鸿英，反复无常，奸诈成性，阴谋内乱，逆迹久彰。本大元帅念其微劳，怒其既往，展示优容，冀与感化。不意狼子野心，始终不悛，一面呈报移防，一面阴行鬼蜮。竟于昨夜擅自称兵，进袭省城，幸我军将士用命，戒备有素，当经击退。似此恣行叛逆，甘为戎首，扰乱军纪，贻害地方，实属罪不容逭，法所必诛。沈鸿英应即褫夺桂军总司令本职，着滇军总司令兼卫戍总司令杨希闵、东路讨贼军总司令许崇智、西路讨贼军总司令刘震寰、大本营驻江办事处全权主任古应芬、东路讨贼军第三军军长李福林、中央直辖第七军军长刘玉山、中央直辖第三军军长卢师谛、海军舰队司令温树德、驻汕海军各将领、广东江防司令杨廷培、广东海防司令陈策等，各督饬所部，分途兜剿，迅速扑灭，以正法纪，而遏乱源。” 

孙同时电驻沪代表向王宠惠提出严厉质问： 

“北方阳为言和，阴实迷信武力，且借以懈我之备，言之殊堪痛恨。” 

17日孙中山函汕头许崇智，告以陈天太部已出四会，现战情已变，江门军当全数出三水、芦包，向高塘、新街方面进攻，以速扫灭袭击省城之敌为先，然后再为第二步进取。 

18日滇军收复瘦狗岭，福军追击至龙眼洞，刘震寰收复小坪。19日滇、粤、桂、福联军予沈鸿英以决定性之一击，白云山一带完全克复，沈部狼狈向北路江村、新街败退。蒋光亮之第四师及第二混成旅胡思舜部担任三水、芦包、炭步等地右翼作战，以抵御西江一带沈军。 

沈鸿英投靠北京，在广州叛变，当然是吴佩孚的策动。当时孙中山在广东的局势并不稳定，孙回广州后，沈鸿英虽在广州，却并未见面。至于滇军也有问题，孙早就发表杨希闵为广州卫戍司令，可是杨到了3月12日才宣布就职。当朱培德部滇军由广西开抵三水、河口的时候，孙即将该部改编为拱卫军，令其驻守广州。朱培德和杨希闵虽同为云南人，但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系统，同时并不和睦，孙为了避免这两支滇军发生误会，所以指定以河南为朱部滇军的防区，自己也将大元帅府移往河南水泥厂。 

沈失败后，北京政府于4月21日任命洪兆麟为汕头防务督办，叶举为惠威将军，尹骥、李云复、赖世璜、苏世安、杨坤如、翁武亮为广东陆军第五至第十师师长。这些人事命令全是企图把陈炯明的旧部争取过来，使其和沈鸿英联合夹攻广州。 

孙中山认为北方已没有商谈的诚意，最大阻碍是吴佩孚，因此令驻沪代表通知北方，如果北方诚意言和，就应先罢免吴佩孚，否则和谈可以终止。 

王宠惠本想做孙中山和吴佩孚之间的桥梁，孙、吴关系破裂，他放弃了北方代表身份，到广州谒见孙中山，随后出国到海牙任国际法庭的审判官。 

孙虽然发表蒋中正为大本营参谋长，可是他还在上海，孙屡电催促来粤，杨庶堪、古应芬、廖仲恺亦纷电促驾，蒋中正乃由沪赴粤，途行五日，4月20日抵广州，就任大本营参谋长。26日孙偕蒋中正赴江村劳军，全体将士闻大元帅莅临，大为兴奋。 

沈鸿英叛军于21日自新街退据源潭，和滇军杨希闵相持。25日滇军攻占清远，沈荣光先溃逃，29日滇、粤、桂联军以全力进攻粤汉路沿线之沈军，30日攻克源潭。5月2日滇、粤军克琶江。3日孙中山至源潭劳军，6日至三水慰问伤兵。 

7日，孙中山调廖仲恺为广东省长，以叶恭绰继任财政部长，郑洪年为次长。叶和郑都是旧交通系，交通系的领袖梁士诒受奉张支持组阁，在阁揆任内被吴佩孚用一连串的电报轰了下台，梁下台后和他的主要助手叶恭绰都避居香港。迨孙、段、张三角联盟后共约抗曹、吴，梁士诒遂举旧交通系支持孙中山，孙这时在广东最困难的，就是财政问题，梁士诒、叶恭绰等均以长袖善舞著称，所以孙中山遂邀叶恭绰任财政部长。大本营的财政由旧交通系支撑，对内对外都产生了信心。 

谢选骏指出：1、为了“全国统一”而发动战争，2、为了“全国和平”而维持现状——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从二十世纪开始的现代南北朝一直绵延到了二十一世纪今天的台海两岸。

【二〇五、黎元洪被迫下台】

12年6月6日，北京举行国务会议，内政总长高凌霨首先发言，高说：“总统近来对于政务，有的不经国务会议直接处理，有的则以命令方式，直接交院办理。例如制宪经费、崇文门监督任免案、任命张拱宸为军警督察长案，都是总统独断独行，这实在是违反责任内阁精神，侵越内阁职权，我个人认为，总统既然对于我辈阁员不信任，我辈只好退避贤路。”高的话讲完，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财政总长张英华都异口同声地赞成内阁提出总辞。 

总理张绍曾还没有来得及开口，高凌霨又说：“如果总理不愿意辞职，我们阁员也可以联名辞职。”吴毓麟并且大骂黎元洪不已。张绍曾这时只好很勉强地说：“要辞职还是大家一块辞职好了。”拥黎的政学系阁员农商总长李根源、教育总长彭允彝都没有发言。高凌霨乃把津、保派事先拟好的辞呈电搞拿了出来，请大家签名，这个通电全文如下： 

“呈为辅弼失职，责任不明，请予罢斥事。窃于二十四日财政部收到税务处公文一件，内开借拨海关重建房屋一案，奉大总统批：出使经费月拨十三万元，国会制宪经费月拨十七万元。其修建江海关经费，即照数匀拨，财政部查照知行等因，佥以制宪为国家根本大业，本应宽筹经费，以促观成，出使经费，亦关重要，惟依法定手续，须先经由国务会议通过，方生效力，历次陈明，未蒙谅许。乃于六月二日又接府秘书厅函交由府派哈汉章往京师军警督察处复呈一件，奉手谕交院照办各等因。是日又经议决调薛笃弼为崇文门税务监督，拟具命令，副署送府，时经三日，复未蒙盖印发下。伏查民国《约法》采取责任内阁制度，故于第四十五条明定，凡大总统发布命令，须经国务员副署。又查政府组织令，国务由国务会议行之。又查《国务会议规则》第一条所列国务会议事项，第三项预算外之支出，第七项简任官之进退各等语。是借拨关款，及简任税务监督各案之必须经由国务会议议决办理，具有明文。今大总统事先出以独断，事后不纳劻勷，凡劳鼎座之分忧，实出阁员之失职。绍曾等既不蒙信任，惟有仰恳钧座立予罢斥，以明责任而重法制，不胜屏营待命之至。” 

张绍曾内阁辞职通电发出后，吴敏麟和程克并劝张离开北京，以免遭遇困扰，其实拥曹派怕张又变卦恋栈，张允考虑，吴早已备妥了专车，请张立即出京，张绍曾遂于辞职当晚，偕国务院秘书长张廷谔专车赴天津。 

12年6月7日，黎元洪就内阁总辞呈中指摘之点，通电辩解： 

“元洪不德，负我元僚，致有总辞职之举。制宪经费，列为主因。当时国会议决，议长请求，适财长阙员，元洪曾遍约阁员，下及财次，公同筹议，始转商税司，缓筑海关，批明用途，乃获约定。不虞今日，复有后言。元洪赞助制宪，心在救国，纵责过失，犹胜阻挠，此可请邦人共鉴者也！使馆断炊，下旗归国，此何等事，而忍漠然！尔时座中讨论，变无异词；军警督察，直接元首，项城设官，躬预其议。卫戍既立，何妨裁省，阁员反对，业予新除。崇文税差，阁员力主易人，比经许诺，第以陶立并无大过，可授别官，执意不从，亦允盖印，乃电促再三，迄不送府，今犹在院，可复按也。凡斯薄物细故，既非要政，决无成心，宁承劻勷，不垂嘉纳！元洪与内长同寅推毂屡矣，张揆诸人，半托旧契，缟纻之交，砚席之好，欢若平生。特府院之间，情同骨肉，维持调护，终始不移，垂拱观成，未尝掣肘。纵复责为失检，亦仅此数端，偶摅意见，初非拘束，旋复听从，曾谓久要，而难原谅。一统未成，百废未举，阁员肯明责任，固所祷祝以求者。节关密迩，枢府偕行，中流失舵，不知所届。元洪纵不足惜，如国家何？阁员明达，宁忍恝然，已派刘次长治洲、金次长永炎赴津谢过，分劝就职，期于得请，知念特闻！” 

黎同时发表通电，宣示借拨经费实情，有云： 

“国会再断，《约法》荡然，混沌纠纷，久沦为无法之国。元洪痛父老身家，靡所保障，隐忍复职，冀见宪法之成。窃虑议之非难，行之维艰。督军不废，虽成犹阻，干喉焦唇，庶几悔祸，诚信未格，事与愿违，恐一旦去职，成立尚不可睹，瞻言前路，心胆俱碎，苟可促进，惟力是视。元洪忧患余生，急于求去，宪法期成不过两月，制宪以外，绝无所求，耿耿此心，可质天日。宪法果成，国之福也，众之功也，元洪何与！如其不成，宁复有国，涕泣盼望，实式图之。” 

刘治洲和金永炎到天津后，见到了张绍曾，转达黎元洪诚恳挽留的意思，张绍曾满腹心事说：“这次政潮，蕴酿很久，其中原因复杂，大家都很明白，我个人能力有限，业难消弭。现在我既已辞职，当然没有复回之理，总统虽挽留我，我无法克服两个‘高’字，奈何奈何！”张绍曾所说的两个高字，一个是高凌霨，一个就是“总统问题”。 

张绍曾内阁总辞职的当天，北京军警代表在旃檀寺陆军检阅使署举行会议，与会代表很愤激，大家都说：“总统有钱养活议员、政客，而我们拼命、流血、卫国、卫民的军人反而几个月不发薪水，害得我们穷得连饭都没得吃，我们非和他算帐不可。” 

12年6月7日，北京驻军第九、第十一、第十三等师和步军统领、毅军、警察厅等单位代表，共500余人，身穿制服，腰佩军刀，到公府要求总统发给欠薪。黎元洪勉强在居仁堂接见他们，一肚子的冤气，狠狠地扫了他们一眼，厉声说：“你们见我做什么？是不是要逼我退位？要我走我就走。”请愿的军官们回答说：“不敢，只是因为现在没有内阁，我们找不到财政总长和国务总理，只好请求总统作主。”黎见军警官佐们态度尚称恭顺，乃答应于十天后（端节前二天）筹发军饷，军警官佐们乃退出。 

8日，拥曹派雇用流氓，自称公民团，在天安门前高搭讲台，集合数百人，宣称有1万人，举行国民大会，由一个姓叶的上台发表演说，他说：“内阁总辞职，中央陷于无政府状态，主要原因是由于黎总统而起。黎总统复位，本无法律根据，现在还弄出政潮，破坏法纪，吾人为救国计，不得不请黎氏速行觉悟，即日退位，以让贤路。我们大家爱国不后人，应请同抒卓见，拯治危亡。”叶某说完，复有登台演讲者多人。接着叶某就把在天津印好的电报稿宣读一通，然后草草收场。这个“国民大会”是津、保派的智囊边守靖于7日由天津到北京组织起来的。这就是当年袁世凯、段祺瑞组织“公民团”伪造民意的再版。 

北京城内外，充满了大风暴降临的气氛，政学系的李根源携行李细软搬到了府学胡同黎寓来，和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誓与黎总统同生共死。 

9日上午6时，北京警察宣布罢岗。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联名分函国会和外交团，宣称他们愿尽力保护国会和外国侨民，负责维持京师治安。这一天，不少便衣警察和保安队在轮流巡逻市区。外交团召集临时会议，讨论应付当前北京紧急局势，有人主张组织一个国际委员会，协助北京政府“整理”财政，可是没有取得一致的同意。最后只通过了一项决议，就是推派外交团的领袖、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到东厂胡同去慰问这位孤家寡人的黎元洪。 

9日，葡驻华公使符礼德代表北京外交团前往探问黎元洪，黎以一国元首身份在外国使节面前，除了说些感谢之话而外，简直不好说什么。符礼德把冯玉祥、王怀庆的联名信拿给黎看，其中有句“此系政治作用”的话。符礼德对黎表示，在外国发生了这种情况，通常就叫做政变。所以外交团愿意尽力维护黎总统的安全。 

事态当然是很严重，9日这一天新华门和东厂胡同原来驻守的卫戍部队均告撤走，黎见此情况，也只好枯守东厂胡同，不好去总统府。中午黎宅对外电话也有好几处不通，显然受到监视。天安门前所谓的“国民大会”继续举行。 

外交团用正式的公函通知北京外交部，对于军警罢岗表示关切，因此为了外侨安全起见，拟派洋兵巡街，这一来才让拥曹派慌了手脚，当晚7时，警察遂自动复岗。 

这一天，冯玉祥、王怀庆向黎表示，可以推举颜惠庆组织内阁，并将政权交与这个内阁。黎表示组阁人选可以考虑颜惠庆，可是政权问题应由国会解决。王家襄、王正廷劝黎再向国会提出解释总统任期案，以便安全下台，饶汉祥拒绝起草这个咨文。晚间黎宅又有会议，根据冯、王意见请颜组阁，颜也参加了这个会议，表示愿跳火坑，可是当他在散会后退下来找高凌霨、吴毓麟没有找得到，便又推辞不组阁。同一天，吴佩孚的代表李倬章来到天津，代表吴表示态度，他说是吴子玉要他郑重地声明，一切活动要在轨道以内行之，不要一时冲动，让“老帅”（指曹锟）赢得千秋的骂名。吴自己决不参加这次政潮云云。 

10日午饭后，又有中级军官300余人到东厂胡同黎宅索饷，由侍从武官长荫昌代为接见，荫昌说：“总统不是不关心各位的欠饷，现在正忙于组织内阁，在内阁没有产生前，军警饷项自然都无从发放。军警代表则坚持以节关日近，非即日发放不可。纠缠到下午3时才散走。接着“公民团”在天安门前聚集千余人，还有所谓“市民请愿团”、“国民大会”代表等，手持“改造时局”、“府院勾结种种失政”、“财政无办法”、“市民饿、总统肥”、“总统不管市民”、“总统退位”等纸旗向黎邸进发，沿途散发传单，均是攻击黎的词句。到了黎宅，请见总统，黎自然不肯接见，请愿“市民”便在黎宅门外摇旗呐喊，鼓噪喧哗，黎叫人去找步军统领聂宪藩、京师警察总监薛之珩派军警来维持秩序，都置之不理，包围者到了午夜才散去。这晚黎宅电话被军警派人监视，不许接传，自来水亦被堵塞。 

黎元洪坐困东厂胡同，形同囚禁，外有“恶民”包围，军警索饷，内则众叛亲离，水电断绝。黎在极端险恶情势下，迫不得已，乃急电曹锟、吴佩孚求援，电词哀恳，同时并将该电转致各省，电云： 

“连日留张不获，请人组阁，皆畏不敢就。罢岗开会，全城鼎沸，谣言纷起，皆谓有政治作用。本日复有军警中下级官数百人，无故闯入住宅，借名索饷，此岂元首责任所在？又有公民请愿团、国民大会，约近千人，续来围宅。元洪依法而来，今日可依法即去，六十老人，生死不计，尚何留恋！军警等如此行为，是否必陷元洪于违法之地？两公畿辅长官，当难坐视，盼即明示！” 

11日，黎元洪在私邸召集留在北京的名流举行会议，出席的有颜惠庆、顾维钧、孙宝琦、王正廷、吴景濂、王家襄、汤漪等。大家心情都很沉重，空气也很窒息。黎在席间表示，不能再蹈民国6年的覆辙，自己一走了事。自己下台没有问题，可是决不做徐世昌第二。他说：“我是依法而来，今天要走也要依法而去，不能糊里糊涂的被人赶走。” 

北京的空气紧张而萧条，6月10日11日这两天，满城风雨，草木皆兵，达官贵人纷纷搬到天津，简直好像北京又是大难临头的样子。12日又有军警代表、“公民团”代表更番到黎宅示威挑战，黎的亲信、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也认为非走不可了，只是政学系的两位阁员还主张战斗到底。中午王怀庆和冯玉祥送来联名辞呈，黎还下令加以慰留，并派张怀芝退还呈文，他们都拒而不受。接着第十一、十二两师中下级军官宣布全体辞职。 

黎元洪困处东厂胡同，他求援无路，于是再发一通电报给曹锟和吴佩孚，电云： 

“叠电计达，本日又有军警官佐多人麇集门外，复雇流氓走卒数百人，手执驱黎退位等纸旗，围守住宅，王、冯两使联名辞职，慰留不获，元洪何难一去以谢国人，第念职权为法律所容，不容轻弃，两公畿辅长官，保定尤近在咫尺，坐视不语，恐百啄无以自解，应如何处置，仍盼示。” 

12日下午3时，黎宅举行最后一次高阶层会议，决定在大势无可挽救的情势下，发表七道命令： 

（一）准许张绍曾辞职； 

（二）派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 

（三）除李根源外，全体阁员准其辞职； 

（四）任命金永炎为陆军总长； 

（五）裁撤全国巡阅使、巡阅副使、督军、督理。全国军队均交陆军部直接管辖； 

（六）声讨制造政变者； 

（七）宣布自民国十四年元旦起，裁撤全国厘金。 

这七道命令可以说是自说自话。对于挽救实际的政潮，丝毫没有裨益。 

对黎元洪来说，政学系的李根源在这次患难局势中，始终追随，情谊甚笃。李根源是云南腾冲人，日本士官毕业，和唐继尧、赵恒惕等同期，他长了一脸大麻子，大家都呼之为李大麻子。他在政治上不是个成功人物，可是却是一位著名的风云人物。 

6月13日上午，张怀芝来见黎元洪报告，据说冯玉祥向他说：“总统不应该指军警索饷为别有用心。本军欠饷达十一个月，而总统还要把持崇文门的税收，不放本军全体官兵一条生路，我们当然干不下去，只好辞职了。总统挽留我们而不解决欠饷问题，我们留下来如何对官兵交待？请向总统要求，于十二小时内发给三百万元欠饷，否则本军自由行动，本人不能负责。” 

张怀芝对局势也很悲观，他认为冯玉祥、王怀庆等的态度已很明显，丝毫没有磋商的余地。 

张走后，黎元洪叫秘书刘远驹来，把先一天的七道命令交印铸局发表，由于没有空白命令纸，除李根源副署外，黎在命令上签了个名。同时咨请国会撤销辞职，文云： 

“本大总统去年复职之始，曾补行公文，向贵院声明辞职在案。现在国难方殷，万难卸责，特向贵院声明，将去年辞职公文撤销，即希查照。” 

另有函致国会和外交团，函云： 

“本大总统认为在京不能行使职权，定本日移津，特闻。” 

黎还有通电宣布离京去津经过，声明本人自去年复职以来，唯一目的在于完成宪法，决无延长任期和竞选总统的用心，而此次个人自由受到侵犯，不能行使职权，有云：“曹巡阅使迫在咫尺，迭电不应，人言啧啧，岂为无因……万不得已，只得将政府移往天津，所望邦人君子，鉴谅苦衷，主持正义，俾毁法夺位之徒，绝迹吾国。……” 

各项手续办理完竣，已经是下午1点20分了。黎又害怕在军警监视下不能逃出北京，便由金永炎托词到天津去迎接张绍曾回京复职，出面向路局要了一辆专车；自己则托词出席众议院提出辞职，即在美籍顾问福开森、辛博森的掩护下，偕同新任陆军总长金永炎，侍卫武官唐仲寅，秘书韩玉辰、熊少禄等十余人及卫队40余名驰赴车站，匆匆开车径趋天津。黎动身前，将大总统印信大小15颗交给他的如夫人，至东交民巷法国医院居住。 

黎出京后，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直卿）马上到国务院来，找总统印信没有找到，便打长途电话，请王承斌就近促请黎把印信交出，以免北京陷于无政府状态；并请在天津的张绍曾马上上火车回北京复职国务总理，以便摄行总统职权。张绍曾于当日下午上了火车，可是甫上车就接到曹锟电报，阻止他回京，他又十分沮丧地下了火车。 

黎离京的当天，6月13日下午4时，冯玉祥、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等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议决根据黎的挽留命令宣布复职，负责维持北京治安。 

在保定装聋作哑的曹锟，也致电北京军警长官，令其保护国会及各国侨民，俨然已是北京城的主宰者。 

在天津的直隶省长王承斌，接到北京来的长途电话，要他搜查黎元洪携走的总统印信，他乃偕同警务处长杨以德，率领大批军警乘车赶到杨村来阻劫黎的专车。这时黎的专车已先到，刚好碰上王承斌登车，杨以德则率军警监守车门。王承斌气势汹汹地走到黎的坐位前，傲然向黎说：“总统既已出京，印信还有何用处？为什么要携来天津。”黎答说印信仍在北京，并未随身携带。王即目露凶光说：“分明带了出京，为何不说老实话。”黎也忿然说：“你有何资格问我印信，我决不会把印信交给你们，看你们怎样？”王冷笑说：“总统既然不交出印信，只好请你回京了。”黎气得说不出话来，大家就僵在一块。 

下午4时半，黎的专车抵达天津新火车站，黎的天津寓邸靠迫老火车站，所以他命令把专车开去老站；王承斌却命令他所带来的军警通知火车站把车头卸下来，让火车开不动，同时请黎下车到曹家花园或省长公署去休息。黎气昏了，老毛病又发作，像个泥菩萨一样，不理不睬。王承斌这时竟先下车回省长公署，车站内外有1000多名全付武装的军警围困，如临大敌，如捕江洋大盗。黎的公子黎绍基赶来新站探视乃父，竟被军警阻止。这些军人把总统当成俘虏，当成犯人，真是可恶之至。 

黎困在专车上，气极了，同外界联络完全断绝，乃派美国顾问辛博森下车，密携电稿往电报局拍发，电云：“上海报馆转全国报馆鉴：元洪今日乘车来津，车抵杨村，即有直隶王省长上车监视。抵新站，王省长令摘去车头，种种威吓，已失自由，特此奉闻。” 

辛博森把电报发出后，并到英美两国领事署报告黎被劫持情形。英美两领事均派其副领事到车站来问候起居，亦被军警挡阻。这一来可激怒了洋人，他们愤然说：“中国军阀如此无理横行，可以劫持总统，真是世界所无的怪事。” 

黎元洪在车厢中来回踱步，举枪欲自杀，被福开森把枪夺下，枪弹已射出，没有打中要害，仅负微伤。 

13日晚10时，王承斌再返天津新站来见黎元洪，索取总统印信。他对黎说，既然总统已经干不下去，又何必把持印信？这倒真是黎的老毛病，黎对总统的印信特别重视，民国6年他被张勋威胁退位时，就暗中把大印交给他的亲信丁槐秘密带去上海，躲在租界，结果冯国璋派人索取不到，发生了绑票夺印的趣事，这次黎又如法炮制，他把总统大小印信15颗，交给姨太太危氏带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由机要秘书瞿瀛陪同照料，黎认为只要印信不交出，总统地位就可以存在。 

王承斌一年前在天津请黎复职总统时，泪随声下，极为感人，这次劫车索印，也非常激烈，和一年前恰巧是极端的对照，他表示黎如果不交出印信，就只有永远住在天津新站的专车上。黎在这样威胁下，只好软化，告诉王承斌说印信留在北京，不在自己手中，王就要黎打电话到北京去交印，黎只好派唐仲寅到车站，打长途电话到北京东交民巷法国医院找瞿瀛，要他们把印信交给国会。对方答复没有总统口谕，就不交印。唐回到车厢，黎叫唐再去打电话，说这是本人的意思。唐二次打电话，仍无结果。最后黎不得已，只好亲自下车到车站去打电话。他在军警重重保护下，和他的姨太太通了电话，他们用湖北乡音接谈，北京方面知道非交印不可，才答应照交。吴毓麟这时在省长公署听消息，听到北京方面答应交印，自己乃赶回北京收印。当晚因北京未收到印，所以王承斌等仍不许黎元洪回天津私邸，黎仍被软禁在天津新站的站长室住了一晚，王承斌则回省长公署，军警依然在新站附近戒备森严。王承斌并且在他的省长公署发出通电云： 

“本日午后一点半钟接京电，黎总统以金永炎名义专车秘密出京，并未向国会辞职，印玺亦未交出，不知是何意思。承斌当即乘车迎至杨村谒见，请示印玺所在。总统语意含糊，继云在北京法国医院，由其如夫人保管。乃屡次电京，迄未允交。嗣悉总统濒行有致两院公函云：本大总统认为在京不能行使职权，已于今日移津等因。黎邸在英租界，非组织政府之地，恳请移住省公署，从容商办，徐图解决，不蒙允许，现暂驻新车站，保护之责，承斌义无旁贷。此今日经过实在情形，特此电闻，余容续布。王承斌。元。” 

王承斌返省长公署后，黎就命辛博森到电报局补发一电云： 

“前电计达，王省长率兵千余人，包围火车，勒迫交印，查明印在北京法国医院，逼交薛总监，尚不放行，元洪自准张揆辞职，所有命令皆被印铸局扣留未发。如有北京正式发布之命令，显系矫造，元洪不负责任。” 

12年6月14日清晨，王承斌接到北京电话，张廷谔、薛之珩已经在东交民巷法国医院的黎元洪如夫人处取得印信，于是他便赶到新站来见黎，手持三通电稿，一致国会，一致国务院，一致全国，内容相同，略云：“本人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依法由国务院摄行总统职权。”逼黎签名，否则羁禁车内，永不放行。 

黎元洪大印已交，无话可说，只好全数照签。王承斌直待黎元洪诸事办妥，才让黎恢复自由，驱车返寓。黎返邸后立刻发表一道通电，电云： 

“本日致参众两院公函，报告在津受迫情形，其文曰：径启者，昨日元洪以连日军警借口索薪，无业流氓逼请退位，显系别有作用。情势险恶，迫不得已，暂行移赴天津，一面另行任命阁员，以维现状。而是日下午三时，行抵杨村，即有王省长承斌等坐车监视。抵天津新站，王承斌即传令摘去车头，百般要挟，数千军警密布，坚不放行。始则要求交印，迨交出后，复要求发电辞职，交院摄行，否则羁禁车内，永不放行。旋出所拟电稿，迫令签名。直至本日早四时，方得自由回宅，此在天津新站被迫情形也。窃维被强迫之意思表示，应为无效，此为通行法例。王承斌以行政长官监禁元首，强索印玺，古今中外皆所罕闻。应如何维持法统，主张正义，敬希贵会诸君，迅议办法，是为至盼等因，特电布达，希查照。” 

王承斌则发出相反的通电，电云： 

“查此次大总统突然来津，人心惶恐，婉劝回京，未蒙俞允，所有总统职务，当然由国务院摄行。苟无印玺，则文告无以施行，即政务陷于停滞。节关在迩，军警索饷甚亟，遽陷全国于无政府地位，前途异常危险，所有黎总统到津，对于印玺办理情形，已于元电详陈，计已达览，兹因黎总统派秘书随员到京，于本日寅刻在京法国医院将印玺取出，交由薛总监督行点收。京津地方安谧，秩序如常，请纾廑注。” 

6月13日，黎出京后，留京的拥曹派阁员高凌霨等假惺惺发表一则通电，电云： 

“昨夜上黎大总统一电，文曰：天津探投黎大总统钧鉴，本日钧座赴津，事前未蒙通谕，攀辕弗及。北京为政府所在地，不可一日无元首，合恳钧座即夕旋都，用慰喁望。凌霨等各位阁员，谨暂维本日行政状况，只候还旌。伏希迅示等因，合电达。” 

黎元洪在天津寓邸收到这通北京来电，真是气冲斗牛，恨恨连声，即日复了一电云： 

“北京高津畬、张月笙、李承梅、吴秋舫诸先生鉴：元电悉，盛意极感，执事等呈请辞职，挽留不得，已于元日上午有依法副署盖印命令发布，准免本兼各职，并特任农商总长李根源兼署国务总理，请稍息贤劳，容图良觌，特此复谢，并转沈次长为荷。” 

黎元洪复电到京后，北京方面拥曹派立即采取行动。14日下午1时，高凌霨（内长）在国务院召集特别会议，列席者包括张英华（财长）、李鼎新（海长）、程克（司法）、沈瑞麟（外次）、孙多钰（交次）和陆军检阅使冯玉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步兵统领聂宪藩、警察总监薛之珩等。高凌霨发言，略谓黎大总统既然通电辞职，依大总统选举法之规定，应由国务院摄行职权。张总理又在天津，节关日迫，在座同仁应以国家为念，共同维持现状，勉任艰钜，同时要请财政部速行筹款，尽于端阳节前拨付各机关经费。与会人士纷纷发言，讨论结果，作出几项决议： 

（一）总统辞职问题，议决由国务院通电，声明依法代行大总统职权，并用电话商请吴交长，即日前往保定接洽国务院摄政办法。（二）节关财政问题，议决由财政部负责筹款，所有军警饷项及各机关经费，均赶于节前二日发放；至京师治安，仍由各军警当局负责维持。乃由高凌霨领衔发出通电云：本日奉大总统寒电，本大总统因故离京，已向国会辞职，所有大总统职务，依法由国务院摄行，应即遵照，等因奉此。本院谨依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自本日起，摄行大总统职务，特此通告。 

16日王克敏召集银行垫款100万元，决定在端午节（18日）那天发放一批欠饷。 

6月20日，黎元洪从天津致函两院及外交团并通电全国，内云： 

“有人假借国务院名义，擅发铣日通电，内称各节，语多谬妄。查元洪为暴力所迫，认为在北京不能自由行使职权，乃于元日离京，参众两院及公使团均经函达有案。国境以内，随地也可以行使职权，即越境出游，各国亦有先例。此次出京，何得谓为离职？《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之规定，系指大总统因故不能执行职权，副总统同时缺位时而言，所谓因故之故，当然以本身自然之故障为限。若谓胁迫元首，为法律所定因故之故，国会加以承认，是不啻奖励叛乱，开将来攘夺之恶例。至元洪由京移津，并非离职，更不得妄为援引。且前总理张绍曾、前总长顾维钧、高凌霨、张英华、李鼎新、程克、彭允彝、吴毓麟等早经辞职，经于文日由国务员李根源依法副署命令，准免本兼各职，元晨盖印，交印铸局发布在案。高凌霨等既经免职，国务员资格业已丧失，尤不容任其假借。六月十三日上午，元洪尚在北京，所发命令，手续并无缺误，国会依何法律可以追加否认？即元洪出京以后，仍为在职之大总统，所发命令，只须有国务员依法副署，自应一概有效。若夫个人文电，其无关政令者，更非国会所得干预，至六月十六日两院不根据法律私开会合会，其人数及表决，率意为之，尤为不合。元洪迟暮之年，饱经凶衅，新站之危，已拼一死以谢国人，左轮朱殷，创痕尚在，夫以空拳枵腹，孤寄白宫，谓为名则受谤多，谓为利则辞禄久，权轻于纤忽，祸重于邱山，三尺之童亦知其无所依恋，徒以依法而来，不能依法而去，使天下后世知大法之不可卒斩，正义之不可摧残，庶怙兵干纪之徒有所畏而不敢出，虽糜躯碎骨亦所甘心。国会若以元洪为有罪，秉良心以判之，依《约法》以裁之，元洪岂敢不服。若舞文弄法，附合暴力以加诸无拳无勇之元首，是国会先自绝于天下后世也。元洪虽孱，决不承认。自今以往，元洪职权，未得国会确当之解免，无论以何途径，选举继任，概为非法，特此声明。” 

20日黎下令补任唐绍仪为国务总理，唐未到任前，仍由李根源代理总理。黎在天津并不能自由拍发电报，所以这些电报都派人到上海拍发。黎打算通过唐绍仪以拉拢南方，尤其是孙中山。同时和奉系、皖系合作，把国会和政府都迁到上海来。这当然是一条可行之路，当时孙中山和奉、皖两系正酝酿组织反直系的大同盟，黎现在被直系赶下了总统宝座，他当然寻求反直的各派来支持他。 

李根源随黎元洪到了天津，奉派代理国务总理，有一封信给唐绍仪，正可看出黎的打算，原函如下： 

“少川先生鉴：前上一函，度承惠察。总统之意。俟国会政府移至南方，即将大政交院摄行。遇有重要事宜，仍愿负责主持。至于大位问题，宜从根本上着想，不当使军人干位之事，再行发现。最好为一劳永逸之计，将总统制改为委员制，依照瑞士成法云云。闻南方政见多歧，先生主持其间，定有良策。总统嘱以此意录呈，以备参考。伏维鉴纳！总统不久即可至沪，正式组织政府。惟请我公全权主持，务乞大力先期筹备。专此敬请勋安！李根源敬启，六月二十日。 

再根源素怀关于立国根本大计数事。并附呈：（一）总统选举，不专属之国会，须要各省省议会各法团共之。（二）现役军人不得当选总统，必退役二年以上，始得当选。（三）总统不得连任。（四）促进国宪，并分订省宪。（五）厉行裁兵，全国常备兵额，不得超过三十万人。（六）首都驻兵二万人，由各省区分配轮流派遣。” 

黎还有一个计划，拟任命段琪瑞为讨逆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张作霖为第二路司令，卢永祥为第三路司令，并以自己的同乡亲信陈宦为参谋长。可是息隐天津的段祺瑞对黎这个计划嗤之以鼻，他冷笑说，讨“逆”我不会自己讨，要你姓黎的给我命令？真是笑话。黎听说段不肯屈就，又想改任张作霖为讨逆军总司令，阎锡山和卢永祥为副司令。可是张、阎、卢都表示得很冷淡。他这次上台完全是直系捧出来的，现在被直系一脚踢下台来才想求助于人，大家对这个赤手空拳、无兵无将的空头总统，根本不屑一顾。 

黎曾向银行抵借12万元，在天津成立“国会议员招待所”。这笔钱很快就用光，少数受他招待到天津的议员又纷纷回到北京去了。 

黎在天津仍俨然以总统自居，他经常有公函送给外交团的领袖公使、葡萄牙公使符礼德，说这样说那样，符礼德开始还把他的公函当作一回事，随时照译照转，后来见黎的文件越来越多，而且大多是古色古香，佶屈聱牙的骈体文，而外交团的华文秘书也没有熟读《佩文韵府》，很难体会，因此符礼德便在外交团的联席会议上声明，黎的文件没有照转必要，以后都不转发了。 

张绍曾看见各方攻击摄政内阁是个群龙无首的内阁，因此又想回到北京复职，但是王承斌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通电反对他复职，他只好走向黎元洪同一命运。 

黎元洪在天津四处碰壁，因此决心南下，他的左右，如姚震、李思浩、陈宦等均赞成黎去上海，息隐天津的段祺瑞也表赞同。不过到上海，不能不看浙江军务督办卢永祥和淞沪护军使何丰林的态度，这两人一直未表示迎黎南下，黎觉得要等卢、何态度明朗殊不容易，决心置之不顾，乃秘密搭乘日轮长府丸，偕李根源、陈宦、庄景珂和日本医生二人南下，于9月11日（12年）抵沪，下榻法租界杜美路26号，当晚即在寓邸邀请唐绍仪、章炳麟、李根源、褚辅成、章士钊、陈宦、饶汉祥、郑万瞻、焦易堂等密商。会后发出一道通电云： 

“元洪忝受国民付托，待罪公仆，德薄能鲜，致有六月十三日之祸。惟念纪纲不可不立，责任不可不尽，业于九月十一日到沪，勉从国人之后，力图靖献，谨此奉闻。” 

又有致广州孙中山电云： 

“（上半段与前电同）……我公昔在清季，与元洪共开草昧，休戚与共，惟望共伸正义，解决时局，海天南望，伫候教言。” 

9月12日黎在寓邸招待新闻记者，发表书面谈话如下： 

“余在国会未曾有正当解释任期之前，总统地位，当然存在。余在京因不能自由行使职权而移津，然天津依然为暴力所包围，乃不得不转而至沪。上海为舆论中心，政治策源地，故余来深欲征取各方意旨，并将中心所怀，报告于众，使各方公判，而求妥善解决之道。连年兵祸，国民已创深痛钜，余素主和平，寻求国是之解决，雅不欲诉诸武力。余对于总统之位，毫无恋栈之意，亦无作下届总统之野心，惟进退授受，当遵法定手续。今法纪荡然，长此混乱，国何以立？余故不惮跋涉而来沪，求各派人士之合作，以维法律而整纲纪。故余南来之宗旨，一言以蔽之曰：维持法律，整饬纪纲而已。至现在北京之摄阁，毫无法律根据，今合法内阁之总理为唐绍仪，仍有施行政事之权力，沪上之国会，为主张正义而来，彼开会时，余当出席报告，请其维持法纪而固国本。余之行动一遵民意，而以法律为根据，如有能整饬纪纲，维持法律者，余即当按法定手续以政权相授，决不迟疑恋栈也。” 

中外各报对黎元洪的南下，反应并不热烈，没有当做一件大新闻，而黎的谈话也没有引起人的大兴趣，黎元洪抵沪后的第一炮完全不响。 

黎元洪被直系捧上总统位子，并没有得到奉系、皖系以及国民党和西南方面的同意，他们都是反对黎上台的，所以黎在第二次总统任内，西南根本不承认黎的地位，浙江也宣言自主，在未统一前，不服从中央。所以黎的南下，他们不曾热烈欢迎，加上黎未到上海，就盛传江苏的齐燮元将与浙江的卢永祥发生军事冲突。齐是直系健将，卢是皖系的唯一实力人物，他们要冲突是极可能的。江浙两省对于战争的威胁极为敏感，所以两省的士绅如张一麐、张謇等发起《江浙和平公约》，分别请苏浙军民当局和浙沪护军使签字，以资信守。黎到上海时，这个和平公约刚好签署，其中规定：“对于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 

江浙人士认为黎元洪在上海组织政府，将使和平局势受到破坏，所以张謇就去见黎，力言江浙和平关系重大，希望不要轻举妄动。意思是反对黎在上海活动。 

9月13日黎在杜美路寓所召集全国性的会议，邀请广东代表汪兆铭、浙江代表邓汉祥、奉天代表杨毓珣、云南代表陈维庚、贵州代表李雁宾、四川代表费行简、赵铁桥、湖南代表钟才宏参加，商量筹组一个全国性的政府。 

黎元洪以主席身份首先致词，他说：“这次南下完全是自动，因为曹锟用金钱和武力攫取总统，眼看就要成功，如果大家坐视其上台，必定惹起各省兵争，破坏和平，流祸无已。故不若用拆台方法，令其不能做总统，即可保全和平；今拆台只得一半成功，故率然南下，希望和各方通力合作，贯彻拆台宗旨。盼各方支持，拆台既竣，建设之事，则非本人所能胜任，惟望天下仁人志士共起担负。” 

黎的话说完，大家没有则声。于是黎又继续说：“目前拆曹锟大选之台，即须我方先能搭台，而搭台最要在组织政府，俾能号召一切。现在已商请唐少川担任内阁责任，请各省赞成。” 

各省代表由汪兆铭起立致答辞，汪说：“各省对公个人皆极仰佩，去年直系拥公上台，各省所以不一致赞成者，因法律上所见不同，且灼知直系毫无诚意，故今年六月十三日之事，早在意料之中，今公个人跋涉南来，深感公之为国宣劳。至于组织政府一事，事关重大，各代表事前毫未知情，也未有所准备，自当慎重考虑，电告本省，请示可否？然后奉复。” 

汪的话讲完，各省代表一致表示同意，于是黎这次组织政府的谈话会以不了了之结束。 

黎元洪在上海不得意，因为大家不仅没有把他当做总统看待，反看他为祸水。只不过收到了云南唐继尧和东北张作霖的两封书，还尊他为总统，算是差强人意。其实军人实力派仅仅以秀才人情纸一张表示拥戴，对于形同丧家之犬的黎大总统又有何用？ 

唐继尧给黎元洪函如下： 

“大总统钧鉴：自京师告变，大驾移津，薄海人民，同深义愤。所有报载经过情形，暨奉到宣示中外各电，不胜发指。只以僻在遐方，形势阻隔，特通电各方，暂息纷争，迎驾回京，主持大政。一面准备实力，纠合同志，声讨国贼，以奠邦基。正在积极筹备，适吴君斋厚至滇，颁到手谕，并转示一切。自当擐甲誓师，恭行天讨。同时接到沪函，拟设国务院，并开联省会议执行任务。窃念强藩毁法乱纪，暗干大位，内为国民公敌，外失国际同情，此正天亡逆虏之时，诚宜别组机关，号召天下。惟年来国事纷扰，迭起旋生。议战议和，迄难解决。皆无彻底之办法，无坚确之主张，以致连岁蹉跎，迄无成效。继尧惩前毖后，以为此次戡乱之方，宜注重实际，不尚虚声，各方如能协定方略，同时并举，则天下不难定也。所有愚见，正在派员赴沪详备，谨肃芜缄。托吴君先行赍上。伏乞睿鉴！并叩崇安。云南省长唐继尧谨呈。” 

张作霖给黎元洪函如下： 

“大总统钧鉴：敬肃者，窃作霖自愧才力绵薄，早有归田之愿。乃以三省父老重相付托，不得不暂为维持，以尽桑梓义务，故年余以来，纯以地方自治为主，对于南北政潮，未便闻问。前者六月十三日之变，若辈威逼元首，劫夺印玺，一切非法行为，纪纲何在？人神同愤。又加杨议员振春、韩秘书玉宸奉命来奉，责以讨贼，霖虽不敏，略知春秋大义，自应即时筹备，期尽天职。旋以当时所议，群力合作各办法，接洽未熟，又因钧座南临无期，不免略有停顿。然霖救国之筹备，无日不在进行之中，决不能稍存观望，坐视国家沦亡也。鲍前总长贵卿两次来奉，霖咸以钧座复职，惩办祸首，为第一条件，讵彼一味敷衍，毫无悔祸之念。将来义师奋兴，不改初志。兹闻钧驾南临，凡我军民，曷深欣幸。赵司令杰此次南行，对于粤赣大局，颇有计议，一切详情，统由面陈。肃此。敬请崇安。张作霖谨呈。九月十四日。” 

唐继尧和张作霖虽是实力派，但他们不会竭诚拥护黎元洪，他们只是不愿意直系真正成为中央力量，因为直系尤其是吴佩孚，最大的野心就是武力统一中国，也就是要消灭其他的力量，所以他们想拉拢黎元洪反直系，又不愿真的拥戴黎元洪。 

黎元洪不是一个有策划和组织力量的人，若他在这时候能纠合所有反直系的力量，未始不能阻止曹锟的贿选，惜他无此能力，所以不能创造形势。 

另一件令黎元洪气沮的，是在国会议员方面。就在9月13日（12年）黎招待各省代表碰壁的当天，南下的国会议员在湖北会馆召开谈话会。黎元洪以大总统身份对国会咨文，他将已准备好的两道命令函达国会，请求同意： 

一、准李根源辞署阁职； 

二、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 

黎同时通知议员们，准备前往报告一切。在黎看来，南下议员集会不能没有总统和内阁，否则议员集会失去了意义，这比和各省代表谈话要有利得多，他相信议员们一定欢迎他。 

怎知事情的发展使黎大出意外，在议员谈话会中，国民党籍议员张继竟声色俱厉地指责黎元洪，认为他误国，依附军阀，不顾国家民族大义，只求一己利害。因此他郑重宣布，国会中如果再有文电称黎元洪为大总统，他本人坚决不予承认。现在中华民国已经没有大总统了。国会中原来设有的大总统席位，亦应立即撤去云云。 

张继的挡驾，使得国会空气为之一变，议员褚辅成、黄云鹏、吴渊、谷思慎等，见情势不佳，深怕黎元洪来了之后受到难堪，同时南下议员对黎元洪并无好感，于是赶快打了电话去通知黎，请他不要来出席国会。 

就在这一天，黎又遭受到第三个打击，那是淞沪护军使何丰林所出的一个布告，内云： 

“为布告事，照得近来时局不靖，谣诼繁兴，沪上为华洋荟萃之区，中外观瞻所系，本使负有地方责任，早经迭次宣言，抱定保境安民宗旨，始终不渝，所冀闾阎安堵，匕鬯不惊，用慰中外商民之喁望。诚恐流言传播，摇惑人心，市虎杯蛇，为患滋大，用特剀切布告，俾众周知，倘有破坏秩序，扰乱治安之行为，无论何人，概予拿办。本使为维持地方安宁计，决不能稍示姑容，仰商民人等，各安生业，勿得轻听谣言，自相惊扰，切切此布！” 

黎元洪自离湖北北上后，将近十年，虽然宦场并不得意，可也能游刃于中国第一人第二人之间。这次是他北上后，首次南下，他抱了极大希望南下，怎知却是乘兴而来，大失所望。一遇江浙人士的婉拒，二受各省代表的太极拳，三遭议员的指名攻击和不承认其总统地位，四被地方军事首长指桑骂槐地搞了一下。这四重打击，可真把黎元洪打得头昏眼花。 

黎元洪因人成事，时势造英雄，可是在军阀短兵相接，总统自为的局面下，其政治生涯遂逐渐走上日暮途穷之路了。 

谢选骏指出：黎元洪是个傀儡，他的被迫下台，让我想起了七十年后的胡耀邦和赵紫阳，也是傀儡，也是先后被迫下台。这再次证明了“七十年周期”的确存在。袁世凯1916年死，毛泽东1976年死，2036年谁死？

【二〇六、国会自行延长任期】

黎元洪出京前曾宣称自己要亲自赴众议院报告，并要将总统印玺交由国会代为保管，因此众议院议员都在众院等候，直到午后1时半，不见黎来，接着有消息说黎大总统已出京去津。于是众院议长吴景濂、参议前议长王家襄乃邀集两院议员数十人在众院第五休息室开一次临时谈话会，当时因为黎出走的详情尚未十分明晰，仅决定推吴景濂、王家襄二人邀请军警当局到院，约以两事：（一）由军警当局负责维持京师治安。（二）由军警当局负责保护两院议员。由于黎出走后，谣传直系将于一二日内用种种方法强迫国会，选举继任总统，对于议员有非法举动，因此决定在第二天开一次两院议员谈话会，共同讨论办法。 

6月14日国会召开两院联合谈话会，由吴景濂任主席，先报告他自己和王家襄于先一天下午邀请军警当局到众院会商，军警方面允诺维持京师治安及保护议员责任。又报告黎大总统昨日出京，曾有公函分致两院，称在京不能行使职权，已于13日前往天津。今天又有电来请求辞职，应请讨论云云。拥曹派的众议员吴宗慈接着发言，略谓时局纠纷，已极严重，现在合法机关只有国会，两院同仁在这种时候，自不能不有严正的表示，本席认为当务之急是：（一）应即定期开两院会合会，解决黎大总统辞职事件，其日期以16日为宜。（二）总统未选出前，应由国务院摄行其职务。（三）俟秩序完全恢复后，即组织总统选举会，选举继任大总统。当前情况特殊，这类重大问题，本席认为不宜多有议论，须以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处理。拥曹派议员宋汝梅附和其说，其他拥曹派则鼓掌，叫嚣通过。国民党籍议员褚辅成登台发言，他大声说：这次政变，是军警流氓以暴力逼走总统的，国会为维持国家纪纲计，应该有正当的表示……褚辅成的话还没有说完，拥曹派议员即哗噪叫喊，秩序大乱，不让褚继续讲话。主席吴景濂即乘机宣布散会，拥曹派议员遂一哄而散。 

当晚吴景濂、张伯烈、袁乃宽、刘梦庚、高凌霨等在袁家花园会议，决定先送议员每人端节款500元，第二天领节款的议员400余人，没有去领的则派人专程送到议员住宅。反对派的议员有拒绝收受的，也有收了作为旅费离京南下的。 

6月16日下午2时国会两院会合会开会，国会会合会所议决的，可分为两部分： 

（一）依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之规定，大总统因故不能行使职务，即由内阁摄行其职权； 

（二）自6月13日起，黎所发的命令概不生效。 

从这个决议看出来，完全是拥曹派的决议。因为内阁已经宣布总辞职，在6月13日得到黎的批准，而国会却引黎的寒电（就是14日黎被王承斌胁迫所发的电报）为复职摄政的根据，仅就时间而论，也在13日黎电以后；根据国会的第二项决议，黎大总统在13日以后发布的命令完全无效，则为何又将黎14日的命令作为国务院摄政的根据。同时这时所谓的内阁，没有总理（辞职的总理张绍曾在天津，拥曹派不许他回北京），也没有外交、农商、教育、陆军各部总长，根本就不算个内阁。不从事实论，就从法律论，这所谓的内阁也没有资格和任何理由可以摄行总统职权。 

国会这两点非法的决议自然引起全国的反感，在国会中的国民党籍议员，为此特发电宣告中外，对于6月16日两院会合会的表决，应作无效。电云： 

“各报馆鉴，前日接两院通告，十六日下午二时开两院会合会，解决黎总统辞职事件，议员等届时到会。吴景濂主席，报告在场人数四百余人。旋有人提会合会人数，依法须有三分二以上出席，方能开会，争论未决，已逾三时四十分。众议改为谈话会，当推陈铭鉴等九人赴各休息室邀请未出席之议员。陈等以谈话会相号召，始有十余人续入会场。按三分二人数，仍差百八十余人。乃骆继汉动议请照过半数人数，仍改为会合会。主席草草咨询，突由马骧提出通电文一纸，谓黎总统已弃职赴津，应适用《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二项之规定，所有十三日以后命令，一概无效，请主席付表决。表决结果，并未报告人数，遽行通过，此当时会场经过之实在情形也。查解决总统辞职事件，应依总统选举会之人数行之，去年八月八日众议院常会，表决退还总统辞职咨文，即以‘大总统系总统选举会选出，辞职咨文非一院所能收受为理由。’是此种会合会须有三分二以上人数，毫无疑义。即退一步言之，通用《国会组织法》第二十一条，其人数亦须五分三以上。今对于国家非常事件，竟敢以过半数之列席员草草表决，结果是否成立？亦不明白宣告，此种会合会，不知有何根据？本何理由？其不合法者一。会合会开会，通告为解决黎大总统辞职事件，则对于本议题只应以赞否付表决，不应涉及议题以外。乃于应否准其辞职不着一字，而乃涉及其他问题，并未经过变更议事日程之手续，通告与表决，竟如风马牛之不相及，覆雨翻云，莫此为甚。其不合法者二。宪法会议规则第六条，议员出席不足法定人数，议长得展长时间，展长满一时仍不足数，应宣告延会。今通告明载开会为二时，乃至三时四十分宣告延会，竟改为谈话会，而旁听之人如故，复由谈话会再变而为会合会，不依法定时间及程序，从心所欲，变换无常，视议会为儿戏，等国事于弁髦。其不合法者三。议员等本良心之判断，为正义之主张，敢据上述各种理由，宣告中外，凡十六日两院会合会所有表决，应作无效，邦人君子，幸垂察焉！” 

当时的国会虽然为国人所不齿，可是它还有它的存在价值，同时还有一定的法律作用。 

南方伸出热烈的手邀请议员，孙中山派刘成禺到北京邀议员南下，卢永祥也有电报请他们到上海继续进行制宪工作。吴景濂怕议员相率离去，他变成光杆议长，因此劝曹锟暂时不要进行总统选举，对外宣称先行制宪以缓和议员的反感，免得他们真的纷纷他去。 

这时留京的议员和离京的议员，正在大打笔墨官司。吴景濂召一批留京议员，劝告其勿为南方野心家所利用，勿因黎元洪一人的进退而牺牲国会，如果说北京是在军阀统治下，不能安心制宪，试问全国哪处没有军阀？哪处才能制宪？宪法几时才能完成？ 

离京的议员则指责军阀驱逐总统，收买议员为其工具，还有“节敬五百，票价五千，点名发放，有如恩饷”，请大家不要为了曹三（指曹锟）一人的野心而葬送了国会。 

国会议员离京，第一站是到天津，天津方面有办事处接待来津议员，由杨永泰负责，杨是广东籍议员。国会在天津的办事处是一个转运和接待机构，凡出京到津的国会议员，由办事处接待，然后发给车船费500元。迄9月15日为止，到天津领旅费的，有503人，到上海报到的，有385人。因为有许多在天津领了旅费却没有去上海。 

国会议员移沪制宪，推参议员章士钊、吕志伊，众议员褚辅成、田桐四人先到上海筹备，租下了上海县西城外湖北会馆为两院议场。7月14日举行国会移沪集会式，两院出席议员约200人，推年长的众议员凌鸿寿为主席。 

自黎元洪复位以来，国会即发生“民八议员”和“民六议员”之争。所谓“民八议员”是在广州非常国会递补的议员，北京方面一直不肯承认，黎元洪被逐后，国会计划南迁，怕南下议员不足法定人数，为了凑足人数，所以“民八议员”亦一律招待南下，不过要求他们作为预备队，先不出席会议，但一切待遇完全和议员一样。7月14日集会时，“民八议员”有数十人到会，发生争执，不欢而散。 

国会分裂后，留京议员已占少数，而留京议员并不是全部赞同直系拥曹派，所以拥曹派实在是少数集团。他们想透过合法选举达到目的已不可能，因此想借宪法会议达到目的，更不可能，于是计划以（一）捏报出席人数；（二）以非议员冒名顶替；（三）强迫签到之议员入场，或以绑票方法强制议员出席。 

按照《大总统选举法》所定的选举总统会，必需有全数议员的三分之二到会，当时两院议员为870人，三分之二的数目是580人。留京的议员无法凑到这个数目，不但总统选举会开不成，就是宪法会议（需要五分之三出席人数）也召开不成。 

留京的拥曹派议员当然也要挣扎，可是国会问题必需“钱”，黎元洪就因为自行决定给国会经费和议员出席费而引起了政潮，现在黎虽下台，国会问题依然存在。所以在12年8月24日，吴景濂在象坊桥众议院议场约集了152位议员谈话，由吴提出临时给费方法三条：（一）两院每星期开常会时，出席议员均由国会预备费内支给100元。（二）每次开会，于会场计算人数，发给出席证，散会时，出席之议员以出席证换取支给证。（三）两院议员凭支给证于下一星期一向会计科支领。这个提议以77人赞同而通过。 

吴景濂的这个决定，就是在北京的大多数议员也不同意，王家襄、籍忠寅、李国珍、王侃等均有函给吴，表示反对，彭养光和韩玉辰则具文向京师检察厅告发吴景濂、张弧等损害国家财产。 

拥曹派希望留京议员不要星散，同时争取南下的议员回京，除了津贴出席费100元外，同时安排另一计划。原来国会议员的任期，到12年10月10日届满，如今已是七八月了，国会分裂，无论在上海或在北京的人数都不及法定数目，都无法开会，10月满期转瞬即到。吴景濂针对这个弱点采取行动，由众议员王茂材提出修正国会组织法案，于第七条众议员任期三年下，增加一项云：“议员职务应俟下次依法选举完成，开会前一日解除之。”这就是无限期的延长。因为下届议员不选，现届议员就可以一直担任下去。以此为饵，吴景濂派众议员张鲁泉等南下，劝诱各议员返京，每人发给旅费400元。 

离京南下的议员，在8月底统计，有385人，不过议员分子复杂，离京南下的385人中，并不是意见一致，有的为了旅费和月费，有的为了破坏南迁国会，有的态度游移，可南可北，因此国会本身就是不健全的。 

9月2日下午8时，直系的重要人物，山东省长熊炳琦、内务总长高凌霨、交通总长吴毓麟，司法总长程克、烟草公卖局督办兼直鲁豫巡阅使署秘书长王毓芝、直省议长边守靖、京兆尹刘梦庚等出名具柬邀请两院议长副议长和全体议员到北京甘石桥114号俱乐部宴会，出席参加者有200余人。当时北京的习惯，请客8点，到齐时非10点不可，这次宴会也没有例外。10时10分，宾主到齐，主人方面推熊炳琦发言，熊说：“今天我们邀请两院诸公光临，大家踊跃参加，我们感觉到莫名荣幸。我可以代表同人，略陈刍见。自六月十三日政变发生，迄今已近三月，时局纠纷，毫无头绪。大凡国家之组织、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殆负同等之责任。每遇国家根本动摇之际，尤应双方负责维持，决非任何行政机关一二人所能解决。现在内政丛脞，外交紧迫，国家前途，危险万分，不可不立时设法补救。今日立法行政两机关中坚分子，握手一堂，务望开诚布公，共同研究一维持时局办法。” 

客人方面乃推议员王敬芳答复，略谓：“今天承当局诸公宠宴赐教，同人无任荣幸。谨代表致答谢忱。现在解决时局之两大问题，一为制宪，二为大选。就份量言，则制宪比大选为重；就时局言，则大选比制宪为急。两问题均应早日解决。今晚蒙政府当局开诚布公，与同人商量，我同人亦应切实讨论，不必包头盖面。”接着，议员骆继汉发言，略谓：“维持时局，立法、行政两机关宜同负责任，自属当然之理，不过要维持时局，须使立法机关有维持时局之机会。众议院议员任期快满，将不能行使职权；前由各政团代表，要求当局延长任期，当局始允而后悔，不知何故？我们认为这事是维持时局重要关键，希望当局切实答复。” 

熊炳琦乃和高凌霨、王毓芝低声商量了一会儿，然后起而答复说：“骆议员所问的事，据政府当局的意思，因认为延长众议员任期是一个法律案，究竟应该由政府提出来，还是由议会自己解决？还需要一番考虑。” 

议员们对于延长众议员任期，有的主张由政府提出，有的主张由议会自决，有的反对常会出席费支给办法，意见纷纭，莫衷一是。最后议员吴莲矩发言说：“我觉得大家的意见都不彻底，时局如此紧迫，不要专在题外做文章，今天的宴会真正为了什么事？我们应该赤裸裸的提出讨论。大选是法律规定议员的义务，我们怎可规避？政府方面为了维持国家起见，促进大选，亦不应含羞害怕，讷讷不敢出口呵！”吴的话一出，大家鼓掌。可是宾主也无法对此作一决定，宴会至12时始散。 

民国12年时的国会，虽然是一个重要的机构，却也是是非最多的地方。当时参议院议长王家襄辞职，而继任议长没有选出，于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就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时局关键人物了。吴景濂虽然重要，可是他所扮演的脚色并不讨好，反曹派认为他依附曹锟而不齿他，而拥曹派则认为他在6月13日政变后所行所为极不高明，把事情弄得很复杂，时间拖得很长久，因此对他也大加指责。 

自6月13日以后，国会的两院常会和宪法会议因不足法定的人数，所以一直流会，由于南下的30余议员返京，因此9月7日众院常会乃召开成功，出席的众议员有302人，主要议题是延长议员任期案。马骧表示此案关系重要，请议长当场指定审查员。吴景濂遂指定牟琳、马骧、胡祖舜、徐傅霖、王敬芳五人为审查员，即开审查会，审查完毕后，由胡祖舜向常会报告。胡说：审查会对五议员修正案认为可以成立，其理由：（一）众院任期将满，国会万不可中断。（二）国家政争终无统一希望，不可不有统一国会以维系之。惟原修正案系对众院而言，中华民国国会由参众两院组织成立，故对于参议员任期，亦须顾及。兹修正如次：第七条下增加一条，“前两条议员职务，应俟下次选举完成依法开会之前一日解除之”。众院常会对审查员的报告鼓掌表示满意，遂由主席吴景濂把这个修正案提付表决，在场出席者308人，起立者261人，以多数通过。当天即开三读会，会后咨送参议院。 

众议院通过议员延长案，舆论大哗，认为这就是贿选的前奏；反对派乃寄望于参议院，希望参议院能够予以纠正，不使这个法案通过以维持国会的信誉和声望。 

留京的参议院议员们，听说众议院通过了国会任期延长案咨请参议院通过，于是部分议员发表公开函表示反对。 

虽然具有正义的议员们如此反对，可是参议院仍于9月26日开成常会，出席者138人，由议员谷嘉荫主席，议员赵连琪提议变更议程，先议众议院移付任期案，在场的多数赞成，且有议员主张不必讨论，即开审查会，当场审查。由主席指定宋桢、纳谟图、王湘、陈铭鉴、娄裕熊五人为审查员。审查完毕，由陈铭鉴报告审查结果，在十几分钟内，速开三读会，不加讨论即予通过。 

两院自行延长议员任期案通过后，即以咨文送达摄政内阁，摄政内阁对这件大事不敢公布，尤其是洛阳的吴佩孚特别反对。可是吴景濂和两院议员却用这件事作为同意大选的交换条件，反复争论，摄政内阁迫不得已，乃于10月4日将国会延长任期令和众议院议员改选令同时公布。 

吴景濂既然不见谅于反曹派，同时他在事实上又倾向于拥曹派，当他受到拥曹的直系津保派激烈攻击后，他感到自己已经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于是他不能不为己谋，不能不积极做选举的打算。他咬紧牙关向贿选这条路走，乃命令众议院的秘书处发出议程，于9月9日（12年）开选举总统预备会，同时分别通知各议员，凡是在这天参加的议员，都有出席费200元，如果抱病在身而力疾出席者，还加发医药费。虽然如此将就，这个预备会竟因人数不足而开不成。第二天再开，还是人数未足。吴景濂觉得如果等足人数，恐终没有开成之望，因此命秘书长郑林皋派了许多职员代议员签名，捏报出席人数，靠了这样才开成总统预选会。 

当然，这种欺骗手段是不能掩盖一切的，所以预选会的第二天，即有不少议员向吴质问。 

最令吴景濂难堪的，是众议院秘书派在议事科服务的孙曜，也发出通电，揭露“大选预备会”捏报人数的真相。如果照今天法律用辞，则吴景濂犯了伪造文书之罪。孙曜通电如下： 

“本月十日，曜呈众议院议长文一件，其文曰：谨呈者，曜前蒙委为本院秘书，任事以来，夙夜警惕，惟恐奉职不力，上累知遇。对于议事科法定职守范围以内，从不敢有所忽荒，当蒙鉴察。本日大选预备会，曜出席议场，稽核议员人数，查是日在场人数，据分路查点人报告，总数实为四百三十一人，当时三次检查之所得，不可谓不精确。惟秘书长训令再三，使书四百三十六人，曜以此事关系过大，未敢从命，秘书长乃转令其他秘书，遂以凑成是日之会。此当日实在情形。本科科长实所目睹，堪以作证。伏思国会为立法机关，职员系法定职守，在议场庄严之地，而行此诡道，预备会如此，正式选举可知。瞻念前途，不寒而栗。曜一介书生，只知守法，供职议会十余年，从未见此千古创闻之恶例。倘常此苟同，上有负议长知人之明，下亦贬损一己之人格。谨将当日实在情形，缮呈钧鉴。倘不蒙察谅下情，以为愚戆不堪任使，则窃知罪矣。言尽于此，进退惟命。谨呈议长秘书长钧鉴。议事科科员秘书孙曜谨呈。九月十六日。” 

众议员张瑾雯由于吴景濂不理睬议员们质问，乃第二次具函质吴景濂，要求正式声明改正人数。 

离京的议员对北京非法的“总统预选会”更不会予以承认，因此发出通电，坚决反对。 

谢选骏指出：国会自行延长任期，几十年后的共产党文革中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因为在先后两个北京政府那里，选举和国会（人民代表大会），都只是婊子的牌坊。无巧不巧，台湾的国大也是如此长命百岁。

【二〇七、曹锟贿选】

国会和议员担当了总统选举的主角，因此在总统未产生前，议员便奇货可居，自高身价。而拥曹派为了要完成选举曹锟为大总统，自然需要拉拢国会，于是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就成为当时的关键人物。 

吴景濂有他个人的打算，他有意包办大选，同时争取在曹锟政府中任国务总理；退一步说，做不到国务总理，曹锟也会给予相当的酬报。不过拥曹派认为吴有借机勒索的企图，所提条件是瞒天喊价，难于答应，可是又不能完全置之不理，因为在大选工作上非依赖吴不可。 

在大选问题短兵相接时，有许多议员真是丑态毕露。自从所谓议员任期延长后，加上大选又逼于眉睫，因此个个兴高采烈，眉飞色舞。而当时所注意和关心的问题就集中于选票的票价。和票价有连带关系的是付款的办法，因为卖票的怕投了票拿不到钱，买票的则怕付了钱议员们不投曹锟的票；而票价的多寡也因人因事而异，同样是一个议员，同样是一张票，可是喊价不同，卖价不同，成交也不同。至于付款是现款抑支票？支票是即期还是远期？出票人是谁？银行是哪一家？都是争论的问题。 

9月12日第一次选举会召开，由于人数不足而流产。因此津派保派和国会中的大选派都慌了手脚，忙做一团，不知如何是好。13日晚小麻线胡同一所讲究的住宅中，大选派议员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促成大选问题，当时商订了几个办法： 

（一）遣人分头疏通议员，由常会再定选举日期； 

（二）电请各省督长，推定各该省国会议员一二人为代表，负责拉拢各该省代表出席； 

（三）决定出席才发给出席费； 

（四）津保两派所分别接洽的各政团，应采取刚柔相济的手腕； 

（五）分派代表秘密南下，运动反直派中坚人物，予以特别待遇之条件，除了金钱上的承诺外，还答应政治上的优缺； 

（六）如果以上各点进行无效，则准备出最后一途，修改《大总统选举法》。 

同时，津保派还在甘石桥114号俱乐部举行秘密会议，讨论投票议员付给票价方法。大多数主张在出席大选会的上午付款，议员收到票款后即麇集在一处，午后同乘汽车径赴国会投票。 

贿选投票，票价初步确定5000元一张，所以付款办法如何是很重要的。投票者怕白投这一张“神圣”的选票，而付款人又怕议员拿了钱不投选票。这个问题可以说很小，亦可以说很大。据12年9月20日《北京报》专讯报导内幕说： 

“各报连日记载甘石桥博物馆日夜集议情形，多有出入。记者昨特走访中立派某参议员，所得答述一一从耳闻目睹中来者，洵属至确至近之真象。爰照录以供众览： 

某参议员之言曰：外间所说某日某处会议，某等实无所见闻。甘石桥梁宅每夕均有百数十议员，车马全集，所谓筹备主任王、熊、边等，亦每夕必到。惟若辈除吞云吐雾，呼卢喝雉外，（甘石桥梁宅供客烟具共有二十余盘，麻雀扑克等赌具更多至不可胜数，每夕输赢多在一万金以上，可谓豪赌矣。）并无其他协议事件之可言。有之则自十六、七两日晚餐于袁家花园始。此两日所延请者，皆保派所认为可以帮忙之议员，每夕分邀四五十人。而余适于次夕与会，是晚供具极菲陋，座客几不能下箸，且有蹙额者问有余菜否？庖人则以菜罄对，众遂一哄而起。聚谈时，熊炳琦首发言谓今夕商榷之事有二： 

（一）则请大家分担责任。（二）则我辈办事人尽酬报之力是也。关于第一项应请各省负责，诸君实行联络能出席大选分子，事前开列名单，临时劝告如约出席。至报酬一节，不妨推开后壁说亮说，每人赠送五千元。其手绩则拟用银行存折，由受款人用一图章作为存款取款之据。惟该印鉴不存于银行，而存于我辈办事人手中，待选举有结果，办事人将各印鉴送与银行，各人存折上再盖同一之图章，即可赴行取款。现请先由各省负责，诸君分头约集同情者，分组联合，每组将印鉴汇齐送来，则事毕矣。 

言至此，王孝伯乃起为补充之言曰：外间谓弟辈办事内部意见参差，皆系反对者挑拨作用，请诸君不必误信流言。惟熊省长所述办法，其中有应补充者，第一大选日应由各组首领邀集该组分子午餐，餐后即同乘汽车入场出席投票。各组首领所用之饮食车马等费，自当如数拨付，断不令负责人亏累。第二存款拟指定直隶省银行，照银行惯例，本系先付印鉴，现将印鉴暂存办事人手中者，因期在成功后照付，万一初次未得结果，不得径取故也。至各组人数，并不必限定多少皆可。至此王兰亭又起而言曰：时机紧迫，希望于中秋节前开选，请于二十日晚再集会于此，汇报各组名单印鉴，以便进行。 

来宾中吴莲炬起而发言，谓存款仅指定直隶省银行数目太巨，恐不可靠，如能分存数行，更为周密。钱崇恺则曰：兄弟是直隶人，知直隶省银行最悉，该行为直隶财政总汇机关，担负有余，断无意外，请大家放心云云。其时熊、王等已离座，与各私人酬答。所谓大选筹备之会议，乃又了一幕矣。 

二十日晚又在袁家花园宴集，斯夕之会，原为汇集各组员名单，暨各受款人印鉴而设，在大选派方面观之，关系应极重要，乃迟至七时许，来宾仅有半数，而被邀之人，亦未闻有电话催促。熊润丞、王孝伯两人变未莅止。座中主人惟王兰亭、边洁卿二人，来宾问以各省报告如何？答以尚未齐集，稍待一二日等空语。并协议之形式，亦未举行。是则大选形势之阻窒不通，暨办事人之精神涣散，于此可以见矣。” 

票价容易，只要决定一个数目；付款方法最难，谁也不信谁。舆论又故布疑阵，挑拨离间，9月23日《北京报》登载的专讯就有这种含意： 

“大选派与罗汉团日日讲价，故近日报章中紧要之消息，无非‘钱’字问题。几把一座北京城闹得铜臭薰天，令人不可向迩。但总括虽为钱之一字，而分开尚有许多问题发生。如票价之为五千元、八千元、一万元各种之争执一也；先付现款，后行投票，或先行投票，而后付款，或付款一部即行投票，二也；各政团首领竞欲包办，而其分子则恐权利有垄断之弊，纷纷反对，三也。有此三种症结，故大选派虽渴望成功，仔团纵馋涎欲滴，亦只好暂忍饥渴，从长磋议。 

日来表面上所传之先宪后选或宪选并进，虽空气甚形热闹，但一揭暗幕，无非在上述钱的问题之三种上做文章。王家襄等一派之变节，而有招致南下议员巧电之由来，吾人诚不能曲为之讳也。目下商略程度，大抵一、三两项或较易于解决，最难者厥为第二项之先行付款，与先行投票问题。盖其中不特原来在京猪仔之持为先决条件，即此次由南返京之议员，亦以此为惟一之着眼点。 

记者昨晤由沪回京之某议员，质以回京之故是否因贪票价而甘冒猪仔之名？某某答复颇有质直，谓我等此来确是为五千元之票价，此亦不必为君讳。因若辈历年朘削，积产累累，如此傥来之物，非此绝无仅有之机会，又安能拔其一毫？惟我等有须声明者，即金钱可以罢，而猪仔实不可以做。此语在君初闻必以为奇，不知所谓猪仔者，因其甘于卖身而得名，若得钱不卖身，又安能谓猪仔？故我等决计五千元之款，不能不要，但因此而出席投票，则万万不可能。盖因得钱而卖身，不几自认为猪仔乎。虽此有类于过河拆桥，然取之于盗，不为伤廉。我等以为得钱是一事，投票又是一事也。我等预备金钱一到手，即当迁眷南下，即或被逼暂难离京，而外国饭店尚多，亦尽可为安身之地，将来仍当南下，贯彻初志，决不至因金钱而失身耳。即反直派方面，对于我等意旨，亦完全谅解，盖借粮于敌，此反直派之计划者也。当我等过津时，曾以此意商于反直派某某等，彼甚赞成。故我等之回京，实非变节云云。 

记者按某议员之言，虽属牵强，然亦可知由沪返京者一般之真意，与反直派之策略矣。闻大选派亦有窥破此计划者，诚恐空掷金于虚牝，故力持先投票后付款之议。此点争执，恐无解决之望，而大选之前途亦从可知矣。” 

10月4日《北京报》云： 

“吴景濂与津保大选经纪人协议之结果，决定于五日开总统选举会。前日（一日）津保各经纪人特宴各省议员，将以到者之多少，定大选前途之形势。自下午一时起，至夜十一时止，每二小时一班，共分五班，各经纪人于事前曾直接或间接向各议员声称，此次与平常宴客不同，凡热诚赞助者，务望光顾，否则同人等实无法辨别诸公态度云云。故是日到会者，确达四百余人，为从来所未有。惟宴会席上，除由主人方面报告现拟办法及几句客套而外，并无其他特别情形可记。盖此次宴会目的只在点名，京中各通信社报告，谓有何种会议，并指明系晚间七时，按之真相，实不如是也。 

支票自前日起实已开始发放每张五千元，支付银行共有三家，以打磨厂大有银行为最多。票上未填支付日期。三方约定，将来付款时，须由开票人补填日期，并加盖一图章，方能生效，而此项补填及加盖手绩，则必须在总统选出后三日履行，质言之，此项支票非总统选出，实即等于一废纸也。故各议员对此承受态度尚不十分踊跃，不信任保定者，谓此项支票并不足保障；信任保定者，则谓不必有此支票，到将来再行领款，落得做个慷慨云云。闻持此种态度者数不在少，外传谓领者已有六百余人，则大选派故造之空气耳。” 

“票价问题，以多方之磋商，析为分团分省或个人直接三种，经甘石桥长安饭店等分头接洽，均已谈有眉目。前日晚间，即在甘石桥签发，闻到甘石桥领取支票者，截至昨晚有四百余人，其拨款之银行为大有银行、盐业银行等三家，签字为‘洁记’两字，支款数目及签名骑缝三处均盖有青色长圆木戳，内系‘三立斋’三字，有月份而无付款日期。闻普通者为五千元，其有特别关系者或一万元或七八千不等。今昨两日即已有人持此支票往大有、盐业等银行照票，以定真伪。持有此票之议员，莫不欣欣有喜色，而主持贿选的王承斌，连日亦密令直隶财政厅长金某解款来京，分储各行，以坚议员之信用。而一般脑筋灵敏之议员，以为前此提议原有储诸外国银行之要约，今皆改在本国银行，能否靠得住，此时尚未能作数。兼以前此直派密议，本有选举过后抹脸不认账，牺牲一二银行之传说。此种实行贿赂之支票，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状，将来能否作用，恐非至选举过后，不能明白也。” 

贿选形势，在12年10月4日急转直下，这一天流会了44次的宪法会议开成，到会议员550余人，是自6月13日政变以后从来未有的盛会。由于宪法会议开成，4日下午吴景濂遂以总统选举会名义发出通告： 

“启者，兹定于十月五日（星期五）上午十时开总统选举会，依法选举中华民国大总统，特此通告。总统选举会启，十月四日。” 

550余人，与法定选举总统的人数尚差30人左右，不过大选派认为另外还有五六十人已接洽好，这些人只出席大选会而不出席宪政会议。 

关于幕后的票价问题，由于王承斌等不分昼夜在安排，据说已在甘石桥俱乐部亲领或代领支票的，至4日中午，已有576名，尚有十四五人不肯领钱，这些人均为蒙古王公豪富，他们都不重金钱，而要官职。据说另有多人住在天津，因为反直色彩太浓，却对于5000元有兴趣；他们和大选派接头，准于开会当天到北京，投票后即领款，领款后即返天津，同时提出条件，不许将其姓名宣布。大选派乐观地估计，投票选举总统时，曹锟可得近600张票，预计超出583票之法定票数。 

众议院为了选举总统会，大加整理，4日下午秘书处加班布置，象坊桥一带，军警和保安队加岗布置，警察且挨户通知悬旗，庆祝选举总统。秘书处并准备在选举会这一天准备1000份午餐茶点，以免选举人受饥渴之苦。至于安全方面，准备入场加以检查，不但旁听人员须接受检查，即议员中有问题的，也不客气，需要搜身。这当然是怕这个“堂而皇之”化了巨款投票的选举会发生炸弹案。 

10月1日起，贿选的总部已经分别填送支票，有浙江籍的众议员邵瑞彭取得支票后，就把它印成正反两面，于10月3日向京师地方检察厅告发，请依法侦办起诉，并通电各省，揭露贿选经过，有贿赂的支票为证。北京的地方检察厅在直系势力范围内当然无所作为，可是这一个行动也足以打击大选，使之扫兴。 

很多省份都对该省籍议员接受贿选支票的予以声讨，否认其代表身份，有的还宣布开除其省籍。 

不过卖身的议员则笑骂由君，收款由我。 

民国12年10月5日上午10时北京总统选举会召开成功。开会时间原定10时，可是议员们阑阑珊珊，到齐时已经11点52分。吴景濂宣布开会，报告签到人数计参议员152人，众议员441人，共593人。出席人数585人，已足法定人数。于是推定检票员16人，吴景濂并报告投票方法。下午2时正式投票，至4时完毕，当众点票，结果投票总数为590张，曹锟得票480张，获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其余得票人有：孙文33票，唐继尧20票，岑春煊八票，段祺瑞七票，吴佩孚五票，王家襄二票，陈炯明二票，陆荣廷二票，吴景濂、陈三立、张绍曾、张作霖、陈遐龄、唐绍仪、汪兆铭、王士珍、谷钟秀、谭延闿、卢永祥、李烈钧、高锡、符鼐升、姚桐豫、胡景翼、欧阳武、严修各得一票。还有废票12张，中有孙美瑶（临城劫车案的匪首，受招安后为旅长）一票，“五千元”一票，“三立斋”三票。 

关于这一幕丑剧，北方报纸曾有详细记载，特抄录如下，以存真实： 

十月六行《北京报》云：北京之总统选举会，经王承斌、吴景濂等极力拉拢之结果，昨日（五日）居然开成。曹锟以四百八十票之大多数（投票总数五百九十），于金钱支配下，裒然当选。以视民元之袁世凯，民五之冯国璋，均经决选，始能产出，尤为生色。金钱之魔力，诚可畏也。四日之夜，甘石桥之大选筹备机关，通宵达旦，活动不休，夜分门前犹有汽车六百余辆。该俱乐部中原有五大客厅，卒以来者过多，几无立锥之地，喧闹终宵。支票计发出六百零数张，而大选派对于人数一层，始略为放心。五日晨内外城各大街商铺，即由警察挨户勒令悬旗庆祝。顺治门内外，十步一兵，五步一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国会街一带，警备尤严。众议院门前有营帐数座，是为军警休息之地，制服军警约有五六百人之多，私服暗探数亦如之。众议院围墙以外，配置军警侦探之数，亦不亚于门前。军警当局如王怀庆、聂宪藩、薛之珩、车庆云等，均亲自莅场，指挥监督，足见特别郑重。旁听席中，亦有侦探数十人，往来监视。而女旁听席中，亦有女侦探，殊不能不令人叹服其戒备之周到也。 

吴景濂为大选元勋，又为选举会主席，昨晨八时半左右，即驱车疾驰到院。沿途军警举手为礼，吴微点头致意，其得意之色，虽车如闪电疾驰而过，犹令路人一望而知之。车旁附有警卫，自不至发生意外。吴到院，首命秘书厅查点今日有无请假议员，有者即以专函派人往迓，不来则又以同乡或同党热心大选之议员，专诚奉邀。吴之苦心，亦足以报曹锟特达之知矣。 

昨日旁听者之限制及搜查特严，入门者必得介绍议员对面，始准进入。男女来宾共约一百余人，议场东首操场搭盖席棚四间，为旁听者休息之所，唯人多地狭，鹄立院中者不少。旁听者既入门便不能再出，故过午餐者，由院供给面包，以备充饥。按照规则在开票以前绝对不许旁听，其早晨到者直至下午三时始获入旁听席，未免太无聊矣。…… 

昨日签到人数五百九十三人，实超过前日在京人数，其原因实由前晚（四日）由沪赶来者四人（本有十八人到天津，被截十四人）；昨午由津乘汽车赶到者，又有十五人，闻此十五人先至“大中”公寓与直系要人接洽后，即到院出席。依前数日形势观之，出席人数似不至如此之多，嗣经调查结果，始知此次拆台最力之政学会议员竟有暗中北上投票者，而主张先宪后选之宪法研究会议员亦多临机应变，弃宪言选，故出席者得超过法定人数十一人；又在京议员确实未出席者有五人，王家襄、刘以芬、黄元操，其余赣籍二人，邱珍、符九铭。又有周大烈者虽辞未准，亦未出席。王家襄因外间攻击甚烈，故特缺席，以示避嫌。黄元操则以“心痛”二字请假，语颇隽妙。刘以芬之请假书原文如次：“敬启者，先宪后选，为弟夙所主张，曾经布达，谅蒙垂察。迩者宪法会议已开成，地方制度，经过二读，果能更尽一二日之力，至少亦可将重要部分，完全告成，然后再行定期大选，岂不两全其美。乃偏急其可缓，致使垂成宪典，不免稽延，万一他日又生波折，谁尸其咎？弟以根本主张不符，本日选会，未便出席，特此陈明，敬祈鉴及。此上主席大鉴。刘以芬谨启。” 

吴景濂于选出曹锟为总统后，当晚即以总统选举会名义，咨达高凌霨等，其咨文云：“总统选举会咨，十月五日，本会依大总统选举法开选举会，举行大总统之选举，列席人数五百九十人，曹锟得四百八十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相应咨请摄政国务院查照可也，此咨摄政国务院。” 

同时又致电曹锟报告，原电云：“万急，保定曹大总统鉴，本月五日上午十时，依大总统选举法开总统选举会，举行大总统之选举，列席人数五百九十人，公得四百八十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除即日由本会赍送当选证书外，先此电告，总统选举会歌印。” 

一面并以个人名义，偕同张伯烈驰电致贺，以示殷勤。其电文如下：“万急，保定曹大总统鉴，十月五日，依大总统选举法举行大总统选举，我公依法当选，中外腾欢，万姓仰戴，永奠邦基，造福民国，谨掬诚申贺，顺颂钧安。吴景濂、张伯烈叩。歌。） 

五日选出曹锟为总统后，高凌霨等即于下午六时在国务院开紧急会议，议决三事：（一）以国务院名义，将新总统当选票数，通电各省区知照。（二）推袁乃宽代表全体阁员，赴保定欢迎新总统。（三）责成内务部筹备新总统就职典礼。又公府指挥处、侍从武官处及礼官处官兵人等，计共一百余名，昨晚已会同外交部，预先选定娴熟各国言语文学之参事司长，乘专车赴保，欢迎曹锟入京就职，并招待贺客，吴景濂亦定日内亲赴保定，致送当选证书，并向曹锟表功云。 

同日《北京报》又云：昨日总统选举居然成会矣，曹锟居然当选矣。预制之证书以蜜色绫为边，古锦为套，以桐木为匣，居然于今日上午从两院秘厅选一好书手，敬写曹名，定于晚间送保矣（一说吴亲往，一说张伯烈往，现尚未决）。大选筹备人已邀约各代表，今晚赴保欢迎矣。昨日阁议决定各部院各派一二人，会同礼官处筹备的职典礼矣，曹之喜可知，直派之喜可知，而反直派拆台派数月之忙，未免目前暂告失败，今日直派机关各报特别标明合法当选，盖意欲以此四字抵制反对派也。 

此事之急转直下，盖有两因：（一）奉浙西南通电已出，筹备诸人认定不疾速办好，则夜长梦多，将有变局，必赶于数日内做成。（二）吴佩孚勘陷两电，反对众院延长任期，其中扼要之语，即谓双十节前合法当选，可无话说，一过双十节不必选举。高吴诸人本以延任事请示保洛，原不欲公布，而吴氏两电则反有促成之作用。一可以公布延任，为如期选举之交换品。故四日午间议员方面包围催促，而次日选举亦同时确定，此中交涉，吴景濂而外，骆继汉之力为多。二因吴氏谓过双十则不要选，津派诸人遂认双十以后吴氏别有办法，彼等筹备之功，将付流水，不可不赶紧办好，以间执吴口，此三十日以后，红罗厂、大甜水井、小麻线胡同、兵马司迭次密商之结果，而于甘石桥见之实行者也。 

谚云“有钱能使鬼推磨”，矧在见金夫不有躬之议员，派人南下拉人，又加以苏督之协助，当然议员多有北上者。票价名为五千元，然实为起码数，有八千者，有一万者，所签支票，自邵瑞彭举发之大有银行以外，有盐业、有劝业，并闻有特别者则为汇业麦加利之支票。所签之字，洁记（边洁卿）以外，尚有兰记（王兰亭）、秋记（吴秋舫）、效记（王效伯）等。本月二三两日，颇有议员持票至银行对照者，然自邵瑞彭举发，而三四两日之夜，甘石桥大着忙，将前发支票收回，另换其他式样之票，以不示人不漏泄为条件，且闻已书明日期。至于昨日上午，直派议员四出拉人，亦有付现者，又有五千元以外增价者，并闻对于前拆台而昨出席之议员，许以投票自由，票价照付。而两院员役，由秘书长以至打扫夫，各另给薪工两月，由吴景濂发出，共八万元，以为犒赏，此贿选之大概情形也。 

昨日选举会之表面情形，各报已载，兹不赘。但此外有可述者，则北起西单南至宣外大街，三步一警，五步一兵，又有整队巡行之保安队。象坊桥则自东口至西口，军警夹道排队，上午十一时后，即断绝交通，非赴会者不许通过。城堞上遍立了望之兵，众院门前，遍张天幕，无论议员参观人，均准入不准出，入必搜检，女宾用女探为之，惟公使阁员及保津要人不搜。对于议员则备餐两顿（实只吃一顿，因四时半已毕也）。并在众院隔壁之“大中”公寓，设烟榻四，烟枪八，有瘾议员得向吴景濂领通行证，于军警监视之下往吸，而“大中”公寓则除吸烟外，更有一大关系，即甘石桥长安饭店之机关，临时移设其中，阁员全体、津保要人全体，自上午九时始，即至其中，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也。 

昨日之会，与四日之宪会，连属而来。四日宪会已于二日议定，由议员二十三人分头请不出席者到会，且于出席者，每人给额外津贴二百元，故四日得以成会。昨日暗约不定时开会，足数为度，计包雇汽车数十，有人于午前八时过石驸马大街三号门首，曾见停有三辆，即吴莲炬等拉客之车，十时以后，分头拉人，计临时出发者三十余，各拉一二人回。出时吴景濂亲签通行证，其事由为请人二字，以愚所闻，曾大索王家襄、符鼐升不得，郑人康于午后二时车载盛时、陈家鼎二人来，而抱病之张佩绅、廖宗北、梁善济、易宗夔、则以榻舁至，易不能入场，即持票至场后请其自写，此拉人之情形也。 

签到人数，六百有零，出席者五百九十，此中有无不实不尽，非局外所能知。吴景濂于甫散会时，即嘱将签到簿密锁柜中，严戒秘厅人员不许漏泄，签到处及会场执事职员，均先期派定，未派者不许在侧，而签到处有许多大选派议员围绕之，有某议员语人，在场人数大约不缺，惟我于同院人之面目不尽熟悉，是否一一正身，则不能出结云云。签到处曾哄数次，参众各有蒙古议员一人，非其人本身，经某蒙古议员指出；山西议员某到，亦经人指出非本人；江西某议员代同乡邹某签到，亦经同乡指出。自彼等言之，可谓异常认真，然此外有无未指出者，则不敢知矣。 

昨日之未出席者，《晨报》所载为王家襄、黄元操、刘以芬及赣籍二人（其一即符鼐升），但闻王正廷、张我华、焦子静等亦未出席，有苏齐运来之议员三十四人，由浦口特挂专车，预定四日夜一时半到京，但专车到津时，下车者三十人，迄昨晨未来。闻其中苏籍议员杨择、朱溥恩中途脱逃，此逸话也。反直派之活动，昨已无所闻，然前日尚有四千六百元代价之说，但闻拆合之运动者昨固未出席，而连日受暗探之监视甚烈，昨日东交民巷各口，均排列军警，华人出入，异常注意，意者台之不能拆，其以此乎。 

至于会场之检票员，则大有问题，议员人名之签筒，吴景濂特派专员数人司之，密藏议场后圆楼中，昨日由众院秘长郑林抽签，其抽出者皆大选派要人，绝无南下复归者。惟曾抽出参院吕志伊、众院李肇甫，其人皆不在京，改派两人仍大选派重要分子，说者谓此中大有手法也。检票之时，十六人围守，他议员不得上前，废票十二张，内容更无能窥见者矣（十月六日下午一时）。 

同日《北京报》大选拾零云：大选形势经经纪人之拚命奋斗，一部分拜金议员贸然来归，自命制宪派诸人亦牺牲主张，于四日宪会告成后，当晚即下苦功，召集各政团会议，决定翌早（五日）十点钟大选。一方面发出通知书，一方面鉴于前次流会，更漏夜为缜密之布置，东西车站及各紧要道口，因防议员出京起见，四日宪会散后，即分布便衣军警防阻，是晚及次早，曾有少数议员欲微服离京，均被截回。众院附近更张天幕六个，院内外均加临时汽灯，准备日以继夜，非达到目的不已。大选当局与摄政阁员复包赁众院左侧大中公寓，组设大本营，临时安置电话多具，议员方面除特种关系者自由出席外，其他即由有关系之议员暨军警各一，乘汽车分途为拂解式之迎接，自十点钟以至下午一点钟，汽车尚满街飞跑，好在预约之安系议员袁振黄等十余人，适于是时乘汽车赶到，（此辈约定投票领款后，即行离京，不宣布姓名。）然一次两次延长时间，仍不足法数，又为最后之搜索，虽病人亦用软床抬入院内休息室，其中凡属著名之反直派，迎到后必令先入大本营，与大选当局见面，略谈数语，而后入院，是殆当局要预留印记。然因此种种，直至下午二点半钟始凑足五百八十五人，宣布开会投票。是日本许人旁听，各界男女前往参观者尤众，新闻记者另有招待室，但在开票前既不许入场，又不准出院，议员诸人虽亦同被困在院内，究竟有午餐茶点，旁听人则只给两个面包果腹，正尔嗟我叹互怨触霉头间，会场宣布开票，旁听人乃纷纷入场参观。 

昨日大选成功，固得力于金钱与手术，然反直派其初亦曾准备最后之拆台，东交民巷之六国饭店，御河桥旁之北京饭店，均设有机关。自六千元开盘以至一万元收盘，并先付半数现款，议员前往交易者，固多至五十余人。然以前历次宪会拆台用款既多，临时后方接应未曾赶到，且以直派用意甚深，直至前晚始发通知书。一方又复扬言将展至八日大选，以是大受影响。第一批交易之三四议员，虽得着实惠，后来者无以为继，乃为直派所罗致，大拆台计划，遂归失败。但据直派中人云，邵瑞彭骗得支票出头控告后，邮局检查员曾检出姚震、李思浩致邵一函，嘱令窃取大选议员名册，许以四万元酬势，当局闻此，拟据以加紧通缉姚李云。 

又《字林西报》北京6日通信云：当大选之时，当局检查电报极严，防止描写实况之新闻漏出北京。凡有报告大选形势不稳及各方反对大选，各地军事行动，与夫行贿情形之电报，一概不准拍发。据多数人传说，邮件亦受同样检查，但犹未能证实，其他事务，当局亦无一不取防范手续，以求大选之最后胜利。 

议员在未投票以前，无一付以现款，仅与以支票一纸，平均每人五千元，由各政团领袖经手办理，此等多数领袖，每人得一万元，但闻议员中之无能者，所得并有不满二千元者。据院秘书之说，不愿受贿之议员，亦有出席者，其数不满二十人。当选日之上午，拒绝受贿投票者甚众。乃选派人物以甘言诱惑，妇女借以劝诱，结果议员之由其妻妾女友带领到院者，计有数十人。院内外军警受吴景濂之指挥，禁止入院议员复行出院。据一议员言，大选经理人当时准备，如第一次投票，议员中有不依其办法投票者决以强力维持法定人数，至三十六小时之久，务使曹锟产出而后已。 

至各车站方面，均密布便衣警探，凡议员欲于是时乘车离京者，则遽使人上前揪扭，诬以逃债，军警然后借端干涉，两造带入警所。至此乃由人向议员劝说，授以支票，用雇妥之汽车或马车，载往议院投票。是故院前马车汽车之拥挤，尤为历来所罕见。至有不愿直接得款之议员则以顾问等职饵之，昨日有参议员对记者言，其友曾绝对拒绝款项，其初态度甚为激烈，后因劝说结果，情愿受月薪四百元之顾问等职，放弃良心主张，当由双方约签条件，乃此议员竟开出七人姓名，均要求与以四百元月薪之顾问，谈判重复决裂，次日接洽者复至，仍直捷以五千支票作为投票之代价，该议员懊丧之余，欣然承受，而交易乃成云。 

谢选骏指出：贿选不好，但却是专制独裁尚未垄断一切权力的体现。例如在第二北京政权专政的共产党中国（1949-2023），比较开放的时期就有贿选存在，比较封闭的时期就根本没有贿选的容身之地了——全体一律举手通过。

【二〇八、卖布总统】

曹锟贿选成功后，10月7日，国民党发表宣言，申讨曹锟。9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一致行动。同时以大元帅名义对列强宣言，以中国全体人民视曹锟之选举为僭窃叛逆，请各令其驻京代表，避免任何行动可使僭窃者引为国际承认之借口。 

10月9日，孙在广州大本营主持会议，讨论讨曹事宜，并致电各国外交团，请否认曹锟为总统。 

民国12年10月10日，北京众议员议长吴景濂亲自捧了新总统的当选证书，乘坐专车到保定，面递给新“当选”总统曹锟。这一天，保定城内商家都奉命悬挂国旗，曹派的人就好像家里办喜事一样，一片欢欣。吴景濂见到曹锟，照例说了“众望所归，人心所向”的谎话，而曹锟也说了感谢国民的厚爱。 

于是吴景濂伴着曹锟，乘原车回北京，抵京后即赴总统府，宣誓就职。就职典礼并不隆重，因为参加的除了曹派人物而外，就是拿了钱被人责为“猪仔”的议员，撑场面的尽是北京的军警，如此总统就职大典，未免太不像样，其实花钱买总统来做，又能像什么样呢。 

曹锟就职后即发表文告云： 

“锟军人，于政治初无经验，今依全国人民付托之重，出而谋一国之福利，深思熟计，不胜兢惕！所私幸者，国家之成立，以法治为根基；总统之职务，以守法为要义。历任总统，皆系一时之彦，只以国家根本大法未立，无所依据，未克实施。锟就任之时，适在大法告成之际，此后庶政举措，一一皆有遵循，私心窃幸遭遇有过于前人也。……当此国事未宁，民生正困，财政竭蹶，军事未戢之时，瞻顾前途，诚不敢谓有必达之能力。然不畏艰难，出于素性，所以答我父老昆季者，惟此至诚而已。近年以来，政治潮流，日新月异，臂之医者，不愿泥古，自囿于方书，不敢鹜新，以国为试验。语云：‘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如何耳。’谨以服膺，施诸有政。” 

曹锟是河北大沽口人。大沽口地方穷困，当地人士多以驶船为主。曹家贫苦，曹锟兄弟姊妹六人，老大曹镇，老二是女的，老三曹锟，老四曹锐，老五曹彬，老六曹锳，弟兄五人中，只有曹锐和曹锳念过书，不过书也念的不多。直奉第一次战后，曹锟成为北京政府的后台大老板，曹锐做了直隶省长，曹锳也做了镇守使，一门富贵。古人所谓英雄不怕出身低，想不到大沽口一个驶船人家，竟出了一个元首，可惜这个元首逆取逆守，不能克享太平。 

曹锟就任之日，同时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当然这个宪法是由中华民国宪法会议宣布的，可是这个宪法并不被人重视，后人称之为“曹氏宪法”。 

曹锟就任总统后，内阁拖了三个月才组成，在内阁真空状态中，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成为总统府和内阁中间的忙人。 

当时，名义上代理国务总理的，是高凌霨。12月10月30日曹锟向众议院提名孙宝琦组阁，11月5日众议院开会投孙阁同意票，13年1月9日通过，12月曹准高凌霨内阁辞职，任孙宝琦为国务总理，孙内阁人事如下： 

总理：孙宝琦 

内务总长：程克 

财政总长：王克敏 

外交总长：顾维钧 

陆军总长：陆锦 

海军总长：李鼎新 

司法总长：王宠惠 

教育总长：张国淦 

交通总长：吴敏麟 

农商总长：颜惠庆 

孙宝琦内阁于13年1月15日就职，5月29日孙主张将 

德款案提交国会，致与财政总长王克敏主张相冲突，乃提出辞呈，经曹锟挽留，但孙、王互相排挤，而曹则袒护王克敏，孙遂坚决求去，并且为了表示决心，避居北京郊外承泽园，不出席国务会议，派外交总长顾维钧代理，至7月1日联合全体阁员提出总辞职，2日曹锟予以批准。任命顾维钧兼代国务总理。 

顾维钧字少川，江苏嘉定人，光绪十四年（1888年）出世，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得法学博士，回国后受唐绍仪赏识，且和唐的女儿结婚，因此在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改为外交部）任职。民元任外交部秘书参事，受知于袁世凯，4年7月任驻墨西哥公使，没有到任，又调升为驻美公使兼驻古巴公使。8年1月受任为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语惊和会，光芒四射，当时和会主席法国总理克里孟梭赞喻顾为中国小猫，9年9月北京政府任命顾为驻英公使。10年顾以中华民国赴欧专使被举为国际联盟行政会会长，11月出任华盛顿会议全权代表，11年6月受任外交总长，因罗文干案于同年11月29日去职。12年4月张绍曾内阁中外交总长黄郛假满辞职，黎元洪命顾继任，10月曹锟就任大总统，顾仍蝉联外长，13年7月，国务总理孙宝琦辞职，顾又兼代国务总理。 

谢选骏指出：人说“曹锟贿选成功后，10月7日，国民党发表宣言，申讨曹锟。9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下令讨伐曹锟，通缉贿选议员，并电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一致行动。同时以大元帅名义对列强宣言，以中国全体人民视曹锟之选举为僭窃叛逆，请各令其驻京代表，避免任何行动可使僭窃者引为国际承认之借口。 ”——我看他们如此兴师动众，只是因为孙中山和曹锟实在太像了……他俩都是不择手段的权力狂。

【二〇九、东南的和平公约】

民国10年后，卢永祥就成为东南炙手可热的人物，到了12年曹锟贿选时，正是直系的天下，而皖系出身的卢永祥却在东南屹立无恙。 

卢永祥掌握浙江和上海，反对贿选和反对直系的国会议员又都集中上海，于是他便成为时局的中心人物。卢在浙江拥有四师一混成旅的兵力。自12年6月13日北京政变后，江浙士绅鉴于直皖、直奉二次战争终将不免，而浙卢与苏齐（江苏督军齐燮元是直系大将）必将决裂，乃由上海总商会主张仿照庚子年东南互保公约，由两省军民长官协议，共同维持治安。浙卢和苏齐迫于民意，乃通电表示保境安民。 

12年6月27日卢永祥通电反对贿选后，黎元洪代表金永炎、政学系代表韩玉宸以及奉天代表、西南代表均麇集杭州，于是杭沪顿成反直系运动的中心，这一来，外间便盛传直系方面准备以武力对付浙江。 

7月中旬，传说山东督军田中玉因临城劫车案的影响，而将去职，直系派王承斌率师督鲁，与江苏的齐燮元联合以压迫东南。杭州商会乃派代表到南京请求保全和平，上海及江浙各地团体也要求当局切实保证所谓“保境安民”的承诺。 

7月26日安徽军务督办马联甲到南京，一时谣言顿炽，传说天津的直军原拟进驻江苏，现改由皖南袭取浙江，报上盛传王承斌部二十三师之两团已入皖，皖北蚌埠驻军移向芜湖集中徽州。曹锳的第二十六师也将南下，于是江浙绅商乃决定在上海开联席会议，策动和平，安徽各团体也急起响应。 

8月上旬，盛传保定会议通过对浙用兵计划，据说计划是这样的： 

将徐州陈调元军移苏州，联合第六师，分三路进兵。第一路分两面，一面由宜兴出太湖进攻浙江的长兴，一面由沪宁铁路向沪松活动；第二路是南下的北军联合皖军由徽州广德攻浙江吴兴、四安。第三路是赣军由玉山攻浙江的常江。另以曹锳进驻徐州策应苏皖，以鄂军为赣军后路。 

浙江方面自然也不示弱，卢永祥派王宾防守嘉湖，夏兆麟防守严衢，郝国玺防守温州，胡大犹防守金华，张伯政守宁波海口，何丰林坐镇上海。 

直系大军和浙江方面剑拔弩张，国际间立刻有了反应。英、美、法、日四国公使给北京严重警告，略云：“迭接江浙发生战事之讯，上海及附近地方，外人有巨大利益，如区内发生战事，利益受损，中国政府不能委卸责任。将来中国政府或该省长官如保护不周，对于损失应担负全责，且将于保护不周时，以适当手段自卫。” 

北京政府怕引起外国干涉，乃于8月14日分电保定曹锟，洛阳吴佩孚，江苏齐燮元和浙江卢永祥，请其特别注意。 

12年8月16日，江浙两省绅商在上海成立和平协会，谋联合各省作避免战争的呼吁，江浙两省的旅京同乡，亦向两省当局斡旋。苏绅张一南草拟了江浙和平公约五条，亲自分访南京和杭州，请两省当道共同宣言保障和平，终获两省当局签字盖章，8月20日上海各报刊出江浙和平公约全文，兹录如下： 

（一）江浙两省人民，因时局漂摇，谣言四起，两省军民长官有保境安民之表示，但尚无具体之公约共同宣言，仍不足以镇定人心，迭经两省绅商驰电呼吁，仿前清东南互保成案，请求两省军民长官双方订约签字，以尊重地方公意，脱离军事漩涡为目的。 

（二）江浙两省军民长官，徇地方人民之公意，对于两省境内保持和平，凡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运动，双方须避免之。 

（三）在两省辖境毗连之处，如有军队换防之事，足以引起人民之惊疑者，两省军事长官须避免之，其两省以外客军如有侵入两省，或通过等情，由当事之省负防止之责任。于各保其境各安其民之中，仍为精神上之互助。 

（四）两省内各通商口岸，为中外人民生命财产所托。上海尤为亚东最大市场，应由两省军民长官饬由各交涉员将此约通告各领事，对于外侨力任保护。凡租界内足以引起军事行动之政治问题，及为保境安民之障碍者，均一律避免之。 

（五）此项草约经江浙两省军民长官之同意签字后，由两省绅商宣布之。 

齐燮元、韩国钧、卢永祥、张载扬、何丰林。 

和平公约虽签，可是备战行动仍积极，江苏方面增兵宜兴、昆山，浙江方面增兵嘉湖，安徽方面增兵广德。因此战争的阴影仍在扩大，东南危机依旧潜伏。江浙两省人民打算更加充实这个和约，加入“两省交界处驻兵不得过于接近，移防时须得会商同意”，以为保障。另一方面安徽和江西绅商人民也在策动加入江浙和平公约。 

9月后，南下的国会议员在上海开会，而黎元洪亦南下抵达上海活动，于是江苏方面依据公约，责难淞沪当局，外间谣言遂益猖獗，盛传北方决定对浙江用兵，以制止浙江的反直行动。甚至且指出，军事行动将开始，由苏军取守势，皖军取攻势。 

由于江浙和平公约的影响，皖浙两省，亦酝酿签订和平公约，浙江商会会长金百顺和安徽士绅余诚格是这个运动的中心人物，经两省绅商半月余的奔走，在杭州和蚌埠两地向省当局恳切要求，于贿选后终告实现。 

10月8日皖浙和平公约签订，其条文如下： 

（一）皖浙两省因时局不靖，谣言纷起，两省军民长官同有保境安民之表示，但尚无具体之公约，仍不足以镇定人心。爰请两省军民长官俯从民意，仿照苏浙和平公约成案，签订公约，保持两省和平。 

（二）皖浙两省辖境毗连之处，所属军队，各仍驻原防，保卫地方，免生误会。 

（三）皖浙两省军民长官负责不令客军侵入，或驻扎两省区域，防止引起纠纷。 

（四）此项公约经皖浙两省军民长官之同意，签字盖印后，由两省绅商公证宣布，以昭郑重。 

马联甲、陈调元、卢永祥、张载扬。 

皖浙公约签订后，旅北京的赣人吴绮由京南下，从事家乡的和平运动，进行赣浙和平公约，邀约赣省与浙省有关系的人士吴钫、夏敬观一同进行，而在浙江方面，商会中亦有很多人加以赞助，12月6日赣浙和平公约亦告签订，全文如下： 

（一）近因时局未定，浙赣壤地毗连，两省绅民均希望两省长官以保境安民为职志。虽地方各形安谧，但未有一种确实表示，仍恐不足慰安人心。自苏浙倡和平公约之举，浙皖踵行，群情允协。浙赣谊属辅车，事同一体，爰由两省绅民公同吁请两省军民长官俯顺民意，援照成案订立公约，永保和平。 

（二）此项公约以各守疆土不相侵越为限。凡浙赣辖境毗连之外，原驻军队，仍各驻原防，保卫地方。 

（三）此项公约缔结后，如遇有客军侵入两省区域以内，应由两省军民长官各自负责，设法防止。 

（四）此项公约经浙赣两省军民长官之同意，签字盖印后，由两省绅民公证宣布，以昭信守。 

中华民国十二年十二月六日蔡成勋、卢永祥、张载扬。 

浙江既已和江苏、江西、安徽三省分别签订和平公约，还有福建的孙传芳未同意签署，福建和浙江的绅商虽然努力奔走，可是孙传芳却有他个人的看法。孙说：“订立和平公约简直就是疆吏联盟，目无中央，我不能这么做，除非经由中央批准，才能照办。” 

孙的态度虽然令人失望，其实各省签了和平公约又有什么保障，签与不签还不是一样。 

在和平公约签订期中，和平空气并不浓厚，很多小问题都使和平气氛改变。尤其是12年10月10日曹锟就任总统后，浙江立即宣布与中央停止公文往还，以显示其不承认曹锟总统的立场，这是江浙公约签订后50余天的事，那时皖浙、赣浙公约还未成立。 

11月10日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被刺，第二天去世，凶手李达生当场捕获，自称系为韩恢报仇，可是直系却指这是浙方所指使，因为徐国梁和浙方不睦。 

徐国梁之死，又引出了一个新问题，就是淞沪警察厅长的继任人选问题。何丰林委令警署总务科长陆荣钱接署，而南京齐燮元、韩国钧则要申振刚继任，宁沪之间电文交驰，互相争执，江苏方面所支持的申振刚终于不获到任。这当然是有历史渊源的，从袁世凯时代起，上海就划在浙江势力范围内，冯国璋在江苏督军时力争无效，李纯继任苏督也争不到，齐燮元自然更争不到，由此可见苏浙两省的积怨，上海是一个焦点。 

12月上旬在上海集议的各省和平代表有邀卢永祥和齐燮元到上海会晤的酝酿，希望因为两人面对面谈判，解除许多不必要的误会。可是由于淞沪警察厅长问题不能解决，遂使卢、齐会面不能成为事实。 

卢、齐不能会面，战争阴影为之扩大，一时战争谣言又启。传说太湖附近苏浙军队陆续增防，同时由于闽军北移，浙边温处两州又告警，杭州方面要人和富商的家眷都纷纷迁到上海，一时人心惶惶。 

这时，中外所瞩目的，是虎踞洛阳的吴佩孚，大家都知道吴佩孚对曹锟贿选总统是不赞成的，因此对当前的局势另有一套看法和做法，据说吴自曹锟就任总统后，对皖系态度为之改变，有尊段联卢以牵掣齐燮元的迹象，同时还电令孙传芳阻止攻浙。 

所谓吴佩孚联卢事，是因为吴曾派张之杰、何雯之先后携吴的亲笔函到杭州与卢密谈。吴和卢早年曾在北洋军第三镇共事，当吴还是下级军官时，卢已是中级军官了，两人有这段渊源，所以搭线很容易。 

齐燮元因为吴佩孚态度而大为不满，自曹锟就任大总统后，吴佩孚升任直、鲁、豫巡阅使，齐燮元也升任苏、皖、赣巡阅使，王承斌兼任直隶督军，彭寿莘帮办直隶军务，萧耀南升任两湖巡阅使。齐既然和吴地位相等，吴、齐之间的不快，也是直系的内忧，于是北京派吴毓麟南下疏通，促请吴、齐之间达成谅解。 

吴佩孚的态度，对东南危急的局势有极大缓和作用。民国13年2月1日，在上海的各省和平代表，竟能向卢、齐分别疏通妥协，进行苏、浙、皖军撤防运动。浙军允将新增边防驻军先退数十里，苏皖亦表示赞同，北京并派劳之常为代表南下疏通。吴佩孚公开发表通电，有“东南完肤，不可不护。”之主张。 

不幸，正当和平微露曙光之际，危局又告重启，这是从福建方面爆发的。福建局势因为徐树铮曾联合许崇智和王永泉逐走了李厚基，吴佩孚派孙传芳率军援闽，孙传芳是王占元的旧部，有兵数万，都精悍善战，军纪也极整饬，为吴佩孚所赏识。援闽之役颇见功勋，所以控制了福建。原来福建方面臧致平和杨化昭在闽南为周荫人所驱逐，臧、杨两军遂假道江西入浙江，接受卢永祥的收容。卢把这批部队改组为浙江边防军，纳入自己系统。 

闽军入浙，投靠卢永祥，对于所谓和平公约发生了极大的影响，于是苏、皖、赣、闽乃联结一致，对付浙江，积极从事战争准备，一时谣诼横兴，杯弓蛇影。江浙和平协商会发表公开电，向两省呼吁和平。 

江苏方面对浙江的种种，几乎有不用兵不能解决之势，因此民国13年的春天到夏天，东南一带战云弥漫。 

13年8月，齐燮元电召徐州镇守使陈调元、海州镇守使白宝山到南京，15日陈、白先后抵宁，齐即在军署召集军事会议，据说这次会议关防严密，所有江苏方面重要军事领袖均参加，军署科处职员亦于上午8时到会，不许请假。 

于是南京苏州之间盛传苏军将攻浙，原驻南京丁家桥及三牌楼的第四旅，奉令开往太湖驻防，南京城内则由鲁徐一带开到之新兵1500人日夜训练。 

苏省既然决定用兵，齐燮元乃自任为总司令，总司令部设在苏州，将苏军全部编为八支队，以吴恒瓒统率先锋队，宫邦铎、卢原书、李殿臣、黄振魁、朱熙、杨春普、白宝山、马玉仁为各路支队司令。陈调元在南京作各路接应，吴鸿昌为徐属守备司令兼代徐海镇守使，齐宝善为扬属守备司令，王健飞代理江宁镇守使，王桂林为卫戌司令，维持省城治安，席荣为总执法处长，刘玉珂为总参谋长。总兵站司令部设于南京下关澄平码头，刘同春为总兵站司令。 

谢选骏指出：历史上的每一个和平条约，都是两次战争之间的暂时喘息或是胜利者的城下之盟，直到一方消灭另外一方。

【二一〇、江浙战争齐胜卢败】

齐、卢之战于民国12年9月3日爆发。 

3日晨10时许，两军前哨相遇于黄渡安亭间，各放排枪，正式接触。浙军为杨化昭部约一营，苏军为宫邦铎部约一营一连。双方部署情形如下： 

（一）苏军方面，共分五路。第一、二、三路总司令为齐燮元。第四路司令为孙传芳。其攻守计划如下： 

第一路——上海取攻势，由宫邦铎马玉仁等任之。其进取方略，又分三路：（一）中路由昆山安亭，直趋黄渡南翔，沿沪宁线而达沪。（二）左路由浏河太仓以拊吴淞之背，而以海军攻其腹。（三）右路由安亭分兵攻朱家角青浦，横趋松江，以断浙沪连络。 

第二路——宜兴取守势，由陈调元等任之。亦分张渚、蜀山、乌溪三路防守，而以中路蜀山为尤重要。 

第三路——广德取攻势，由皖省旅长王普等任之，拟由泗安直趋吴兴，北断长兴归路，南达杭州。 

第四路——仙霞关取攻势，由闽省孙传芳军及赣军之一师任之，以拊浙省之背。 

（二）浙军方面共分三路，总司令一职卢永祥氏自任之。 

其攻守计划如下： 

第一路——上海取守势，司令为何丰林，朱广声、臧致平、杨化昭等军属之。防线甚长，凡黄渡、南翔、刘河、青浦嘉定等处，均在范围之内。 

第二路——长兴取攻势，司令为陈乐山，第四师第十师各有一大部分加入，拟用全力攻宜兴、常州，以断苏省铁路，直趋南京。其驻守湖州王宾之一旅，则命开赴泗安，以拒广德方面之皖军。 

第三路——江山取守势，司令为潘国纲，浙江省军第一师及少数之第二师军队属之。 

当时两方最初布防兵力如下： 

（一）苏方：第一路上海（昆山青阳港一带）约一师三旅，第二路宜兴约二旅，第三路广德约一旅两营，第四路仙霞岭约一师三旅。 

（二）浙方：第一路上海（南翔浏河吴淞龙华一带）约一师一旅，第二路长兴（连吴兴）约二师，第三路江山约一师二营。 

卢永祥在开战之初，颇占胜利，9月中旬孙传芳占领衢州，卢永祥后方受到威胁，又怀疑自己内部军队不稳，就于18日率部离杭，坚守浙沪，10月初旬战况不利，12日乃通电下野，电云： 

“全国父老公鉴：此次江浙用兵，齐为戎首，干犯众怒，曹实罪魁，义愤所激，遂动天下之兵，交绥以来，永祥迭经宣言，愿国人负共同改造责任，良以此事成败利钝，非个人得失所关，实人禽消长是判。本最大决心，期以公理战胜，所幸将士用命，舆论赞助，鏖战匝月，彼不得逞。现在敌方因我军正面防线不能越雷池一步，乃竭数省援兵，会攻松江一隅，彼众我寡，竟迫淞沪，现虽士气奋发如故，而子弹已罄，肉搏相持，徒令师徒牺牲，心实不安。爰毅然放弃淞沪，洁身下野。伏念讨贼戡乱，匹夫与有责任。救国未敢后人，功成不必自我。兹于本日解除兵柄，对国民引咎自劾，兵士均已付托有人，必能敬守秩序，以完天职。自惭棉薄，未竟全功，殊深内疚。倘有同志友军，国中义士继起奋斗，俾国贼迅膺惩创，大局早庆澄清，则永祥退作平民，与有光宠矣，临电悚惶，伏希亮察。卢永祥文。” 

同日孙传芳亦发出通电，宣告占领龙华，电云： 

“谨布者，顷据上海宪兵司令马葆珩派冯副官来称，敌被我军攻击，节节溃退，已不成军，卢何等见大势已去，于本日通电解除职务，乘船逃走，上海制造局暂由该司令维持等语。传芳一面指定地点收容溃兵，一面饬所部停止军事行动，传芳拟即日率带卫队进驻龙华，暂维治安，以俟齐巡阅使莅止，特此电布。孙传芳。” 

卢永祥仓皇弃军出走，在形势上还不到此地步，当时战局虽不利，可是除了松江、青浦、嘉定被齐孙一方占领外，黄渡、南翔、浏河、吴淞尚在卢何一方，其部队尚完整者，包括第四师、第十师、第六混成旅及臧致平、杨化昭之军队，合计不下3万余人，大都军械齐备，子弹军实犹有余储。卢、何出走后，这些军队群龙无首，纷纷退至闸北南市一带和人民杂处。 

上海租界方面耽心溃兵涌入租界，乃在交界处遍布鹿角，网以铁蒺藜，各国海军陆战队和万国义勇团亦出动巡逻，华界民居，十室九空。 

齐、卢战争时，皖系巨头徐树铮正在上海，由于卢永祥等对小徐并不尊重，因此他只好做壁上观，迨卢永祥通电下野，卢部下尚有可战之兵3万负隅上海，安福系的人对卢、何出走深致不满，小徐前在福建时与臧致平、杨化昭旧部略有渊源，因授意这些军队拥徐树铮出而维持，以租界为城社，抗拒苏军，以待变化。 

为了拥徐出山，浙军中级干部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陈乐山、杨化昭均列席，小徐于是乘机而起。他下令将卅七团和卅九团及闽军臧、杨部下由北火车站开至麦根路潭子湾一带布防，共设三道防线：第一道距真茹约三里许，第二道距闸北约三里许，第三道在闸北。 

可是由于徐树铮是住在公共租界的南洋路，公共租界工部局出面表示为了维持租界的治安，所以派了若干巡捕把小徐从10月15日起软禁在家中，和外界完全隔绝，并于20日将小徐递解离沪。 

民国13年10月17日闽浙巡阅使孙传芳和苏军第一师师长白宝山先后抵达上海，会同苏皖赣巡阅使齐燮元的代表与浙沪联军磋商改编和遣散条件，战败一方由代理第十师师长朱声广出而接洽，先自行召开军官紧急会议，大家认为卢永祥等已弃军出走，徐树铮又被扣留租界，群龙无首，再战无力，决致函齐燮元和孙传芳，要求改编败军，军队中不愿改编者，每兵给饷20元，军官按级加给。这封信交由齐燮元的驻沪代表转致。 

齐燮元复函表示，愿受改编的在原防听候点名改编，不愿改编的，则给饷遣散，孙传芳亦赞同齐的决定。10月19日败军集中至龙华、吴淞、江湾等处待命。 

孙传芳和齐燮元向败军发表训词云： 

“国民战争无胜败荣辱可言，况此次作战官兵伤亡甚多，言念及此，不胜痛惜，想各官兵转战月余，备经困苦，各该家属定必悬念，本使等久历戎行，深知此情，有愿回家者，每兵给川资廿元，司务长卅元，排长四十元，连长五十元，其愿改编者，即可收编，无兵之官则以原薪暂行候差。本使等对于各军一视同仁，绝无歧视，幸勿观望，其各凛遵。孙传芳、齐燮元。” 

孙传芳的参谋处发布结束战事的通告如下： 

“各报馆均鉴：敬启者，孙巡阅使旅沪以来，积极办理善后诸事，并与齐巡阅使代表刘参谋长迭次会议，现已完全结束，各部队已于本月十九日午后起分头开拔，遄赴各地驻防，沪埠既无游骑无归之兵，则地方治安及商业市政一切自可逐渐恢复原状矣，知关廑注，特此奉闻。闽浙巡阅使署参谋处启，十月十九日。” 

齐燮元亦发布结束战争的布告云： 

“照得卢何构乱，浙沪被兵，讨逆兴师，事非得已，兵连祸结，徒苦我民。今兹顺逆分明，天人交应，大憝既去，弥念孑遗，本使于欣幸之余，益觉惄焉如捣，所有善后各事，业经特派专员前赴淞沪一带分别筹议，克日施行。本使日内即亲莅沪滨，躬修慰问，各该地方官吏绅耆，务当绥靖流亡，借副国家吊民伐罪之至意。为此布告，俾众周知，毋违此布。” 

10月13日卢永祥和臧致平乘轮逃往日本。江浙战争时一月又十天而告结束。 

卢永祥在北洋军阀中也算一个重要角色，他在浙沪一带也很有威望，现在只落得一名丧家之犬，逃至日本别馆过流亡生涯。 

北京政府早于9月3日下令免去卢永祥的浙江军务督理，褫夺其官勋，明令齐燮元剿办；9月20日任命孙传芳兼督理浙江军务，齐燮元兼淞沪护军使。 

谢选骏指出：人说“齐燮元（1885年4月28日－1946年12月18日），原名齐英，字抚万，直隶省顺天府宁河县（今天津市宁河区）人，中华民国时期直系军阀，后沦为汉奸。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46年在南京被处决。”——我看这条走狗投错了胎，如果投靠了苏联狗而不是投靠了日本狗，就可以多活几年了。

【二一一、西南局势纷扰】

当南北局势变化时，湖南也显著地不安。赵恒惕在湖南虽然力求安定，可是外在的局势时刻影响湖南，赵对谭延闿虽很尊敬，可是谭的部下总是希望逐赵迎谭。 

11年5月湖南省议会改选，亲赵派政党民心社和林支宇派政党湘社共占109席，亲谭派政党民康社仅占50余席，于是亲谭派第六混成旅旅长陈嘉祐在郴州通电不承认这次选举，有召集旧省议会在郴州举行非常会议的传言，同时主张湘军收复岳州，谭派军人宋鹤庚、谢国光、吴剑学、蔡巨犹和中立派军人鲁涤平一致表示赞成。 

赵恒惕在长沙召集军事会议，请大家就这个问题表示意见，鲁涤平竭力主张进攻岳州，邹序彬发言反对，邹本是鲁的直属旅长，竟公然和鲁唱反调，鲁大感失去威信，乃忿而辞职，宋鹤更、谢国光、吴剑学、蔡巨犹等为之抱不平。 

赵提出一个折中的意见，因岳州在直军手中，如果贸然进攻，怕给直军借口，乘机进攻湖南，这时直奉战争还看不出谁胜谁败，更不该轻易树敌。所以提议约请川军同时出兵，以免湘军单独作战。赵为了让鲁涤平平气，所以把邹序彬调职。迨川军复电愿意和湘军采取一致行动时，直奉战争已经结束，直系已大胜，因此收复岳州问题就孕死腹中了。 

湘军酝酿收复岳州，如果吴佩孚坚决拒绝，就有可能把湖南逼上梁山，一面倒向南方。所以吴向赵提出以湖南赞成统一为交还岳州的条件，不过直军退出岳州后湘军亦不得进驻，岳州由警察维持秩序。7月1日赵恒惕通电赞成统一，但仍主张采行联邦制，并声明湖南仍为自治省区。7月27日岳州直军撤往河南，吴一再电催湖南取消自治，赵决定提前省长的选举以避免北京政府的任命。 

当北伐军未改道前，赵发现有人酝酿迎谭回湘夺取政权，因此他便函谭，请谭回湘主政，自己愿意下台。后来北伐军改道江西，谭也派人向赵解释误会，表示决不会回湘。 

这时候，南北局势都有利于赵，北伐军回粤靖难失败后，滇军朱培德、赣军李明扬部均开入湘境，朱、李等均表示不过问湘事。赵且欢迎李烈钧到长沙养病。 

11年9月10日，赵以多数票当选湖南省长。 

四川方面在这一个期间也有很多变化。川军第一军军长但懋辛属于熊克武派，第二军军长刘湘（后由第九师师长杨森升任）自成一派，第三军军长刘成勋是中立派。直奉战争时，湘军约同川军出师武汉，四川各军代表在重庆开会决定请刘湘带兵进攻湖北，熊克武带兵进攻陕西，而以杨森代理总司令，刘成勋代理省长。只因直奉战争结束得很快，所以川军出师计划没有实现，而川军内部这时却发生了内讧。 

但懋辛的第一军，和刘成勋的第三军联合刘存厚的旧属邓锡侯、田颂尧、赖心辉、刘斌等组织“同盟军”对抗实力强大的第二军。 

刘湘于11年5月24日通电辞去四川总司令兼省长，把军民政务交由王陵基和向楚成代拆代行。 

7月初，第一军但懋辛部队和第二军杨森的部队在合州、忠州、垫江、万县一带发生接触，杨军兵多械精，但军不能抵挡，退守梁山，再退绥定，即向成都方面的刘成勋靠拢。7月10日一、三两军在成都召开军事会议，共同推举刘成勋为四川总司令兼省长，分派邓锡侯、赖心辉、田颂尧、刘斌等往攻重庆、泸州各地。 

二军遭遇一、三两军的联合对抗，亦积极部署，推举在酆都休养的刘湘为靖卫军总司令。可是这时刘湘却以调人姿态劝告一、二两军停战息争。二军接连占领了垫江、大竹等县，并向一军军部的驻在地绥定进攻。 

7月11日第三军将领及邓、田、赖、刘等联名通电痛斥杨森，并分兵两路援助一军，东路赖心辉（也是刘存厚旧部）为总指挥集中资州，北路邓锡侯为总指挥集中遂宁。由于二军主力在忠州、垫江、梁山、大竹一带与一军作战，因此邓、赖两军得以乘虚由资州、内江进攻沪州，一军也由绥定乘势反攻。16日杨森通电愿意停战议和，退回重庆，8月7日三军占领重庆，二军向川鄂边境退却。 

一、三两军联合战胜了二军后，杨森所部败退到利川、建始一带。杨早就和吴佩孚有联系，川战发生时，吴曾令卢金山率北军第十八师开进夔州，吴新田率北军第七师由陕入川援杨，由于二军败得太快，第七师尚未开动，而驻防宜昌的长江上游总司令孙传芳（这时孙尚未取得福建地盘）并不积极奉行吴佩孚的武力援川政策，所以在8月26日一军占领夔州后，川、鄂两省维持了一个短暂的休战时候。 

刘成勋、但懋辛、邓锡侯等击败杨森后，便组织了一个省宪会议筹备会。 

吴佩孚和杨森有密切的关系，他当然不满意杨森被排逐。当杨森兵败退入川鄂边境后，吴佩孚曾给以中央军第十六师师长名义，助杨收集残部，养精蓄锐，待机反攻。 

四川内部，第一、第三两军联合刘存厚打败杨森后，接着又有第三师师长邓锡侯、第十师师长刘斌、第廿一师师长田颂尧、第廿二师师长唐廷牧、第一混成旅旅长刘文辉、川边镇守使陈遐龄、第七师师长陈国栋、屯植司令胡远耀组织八人同盟对抗第三军军长刘成勋。第七师属于第三军，陈国栋企图将第三军直属第四混成旅何金鳌部并入第七师，因此与何旅在大足发生了冲突。何旅败退到乐圣，刘成勋即将陈国栋免职而自兼第七师长。12年2月7日邓锡侯伪装调解第三军争端，带兵离开重庆，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援助陈国栋，而是想联合同盟者扫除一、三两军势力，首先扫除川西刘成勋和川南赖心辉的势力，以达到取得四川总司令的地位。 

在邓锡侯的策动下，第廿一师进驻安岳，第廿二师进驻犍为，第一混成旅向泸州前进，川北边防军总司令赖心辉被迫退往自流井、合江。邓锡侯还联合川北刘存厚和在川鄂边境的杨森为外援。第三师离开重庆后，第一军第六师余际唐部于2月8日开到重庆。此时第一军主力在川北潼川一带，军长但懋辛已改称东防督办，也于2月13日移驻重庆。 

四川的内讧，正符合了吴佩孚的愿望，为他夺取四川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他积极支持杨森回川，同时还布置了两路攻川的计划，一路派北军第七师师长吴新田由陕南进兵川北，一路派北军第八师师长王汝勤为援川军总司令，第十八师师长卢金山为援川军副司令，由鄂西进兵川东。2月15日杨森部由利川偷渡戴溪袭取万县，这支部队和集中在忠州的第一军发生了接触，19日刘存厚部占领绵州，21日卢金山部占领巫山。 

吴佩孚对北京的政治不太有兴趣，可是他认为武力统一是重要的，如果各省的武力都削平，中央政权就不在话下了。他的武力统一野心，几乎超过了他的前辈袁世凯和段祺瑞，所以他虽然在北京政治圈中受到了打击，可是在洛阳却埋首他自认是重要的工作——征闽、攻粤、入川、收湘同时并举。 

吴佩孚在中央政权上和曹锟是有极大距离的，但在武力统一方面则和曹的意见又是一致了。 

川军第三师师长邓锡侯部西进后，和陈国栋部在永川会师，进攻隆昌，与第三军第七混成旅旅长蓝世钰部激战，刘成勋即下令罢免邓锡侯的第三师师长，并责成赖心辉等回师加以讨伐。邓、陈两部曾以破竹之势占领江津、永川、荣昌、隆昌、铜梁、大足、合川、璧山、内江、资州、简阳。成都大为震动，刘成勋被迫派员向邓讲和。2月22日赖心辉部回师攻克简阳，24日进兵解成都之围，邓、陈两部退往新都、广汉。于是形势又为之一变。27日省军继续向北进攻，邓、陈两部退往田颂尧、刘斌的防区德阳、绵阳一带。这两个同盟者开始也是伪装调解，阻止省军前进，随后即加入了战斗，公推邓锡侯为联军总指挥，与省军在川北展开了拉锯战，刘存厚、唐廷牧也都加入了联军。 

3月下旬，联军反攻，占领绵阳、罗江、德阳。刘成勋愿意让出成都，4月4日联军另一同盟者刘文辉也是伪装中立，以成都卫戌司令名义先行带兵进省，5日联军占领成都。 

川东方面，3月8日杨森部占领万县，与第一军相持于梁山、忠州一带。由于第一军发生内讧，引起重庆大火，声势大为削弱。3月下旬杨森部占领梁山、长寿，4月6日占领重庆，第一军向川西退却。 

这次四川内战，开始的时候是以邓锡侯为首的八人同盟，利用第三军发生内部纠纷的机会，以调解为名进攻成都。战事发动后，川北方而刘存厚乘虚而入，川东方面杨森联合北军大举反攻，因此战争的规模愈大，而形势也愈为复杂。刘成勋下台后，刘存厚由广元到了绵阳，自称四川督军。杨森部一路尾追第一军先后占领合川、铜梁、永川、泸州。杨森的目的也是四川督军。 

然而想做督军宝座的，不只刘成勋、刘存厚和杨森，邓锡侯又何尝不想，其他的军人也一样想。邓锡侯看到形势对自己不利，大为失望，因此与退往遂宁、潼南、安岳、简阳的第一军相约，互不侵犯，自己立于坐观成败，黄鹤楼上看翻船的地位。 

这时，第一军公推熊克武为靖国自治军总司令，向杨森提出条件，只要北军退出四川，四川内部问题可以和平解决。这个条件当然不是杨森所肯答应的。在这时期，唐继尧已在贵州得势，唐以大西南主义为旨志，对四川也不放松，所以唐和熊克武又联合起来，协助第一军抵抗杨森，并大举反攻成都。 

12年5月14日，第一军攻占成都，20日继续占领绵阳，刘存厚与邓、田各军向广元退却。从此川军一、三两军联合起来共同抵抗杨森，四川的内战便无法结束了。 

川湘两省多事之秋，云南已进入稳定局面。唐继尧改任各军军长为镇守使，废除军师制，以团为单位直属总部，共有兵力20团。7月27日唐又取消靖国军总司令名义，以云南省长主持一省军民两政。贵州也随云南之后，袁祖铭取消了定黔军总指挥名义，改称贵州省长。 

广西局势比较混乱。从贵州撤出的卢焘，在庆远和谷正伦会师后，自称黔桂讨贼联军总司令。广西境内的滇军共有两起，一起是由云南绕道责州进入广西庆远，长安的顾品珍残部；一起是由广东北江绕道湖南进入桂林的中央直辖滇军，由朱培德统率。除了黔军、滇军而外，桂军也有三起，一起是以林俊廷为首的“广西自治军”，其根据地在南宁，经常在桂北、柳州一带与滇、黔军发生拉锯战；一起是刘震寰所统率的中央直辖桂军，驻防梧州；一起是由江西绕道湖南，驱逐滇军，占领桂林的沈鸿英部。 

在桂的滇军两支有意联合起来回师云南驱逐唐继尧，但是因为桂北混乱不停，而他们内部意见也不一致，因此这个计划无法实现。 

11年9月10日林俊廷迎接陆荣廷回到南宁。北京政府抓着这个机会任命陆荣廷为广西边防督办，沈鸿英为了取得桂林镇守使，曾企图把桂军林俊廷部、陆荣廷部和沈部结合起来，同时外面获得唐继尧、袁祖铭的协助，将广西境内的滇黔军势力完全消灭，然后把广西完整地投入北京政府势力范围内，可是这个计划由于陆荣廷看不起沈鸿英，两人不能合作而落空。 

广东方面，9月16日陈炯明复任粤军总司令。 

当时西南六省，除贵州的袁祖铭、广西的林俊廷和吴佩孚早有勾结外，广东的陈炯明也和吴有密约。至于湖南的赵恒惕、云南的唐继尧、四川的刘湘（后来的刘成勋）对于北方恢复法统，黎元洪复职事都不反对。不过西南还是主张联省自治，制定省宪，如果北京政府同意，则西南各省才愿意服从。 

四川内战时，唐继尧发动进侵贵州，在此以前，贵州督军刘显世为袁祖铭所逐，不让刘再握政权，因此他就到昆明去求助于老同学、老同事（护国时）唐继尧，而唐这时在云南地位也日趋稳定，他一向视川、滇、黔为一家，所谓大西南主义。他对于袁祖铭赶走了刘显世，极不同情，因此决心援刘复职，组织了滇黔联军，自任总司令，请刘显世担任副司令，派他的兄弟唐继虞以“东南巡宣使”名义，率领张汝骥、吴学显等部攻占黔境的盘县、普安、镇宁等县。 

袁祖铭在贵阳听说唐继尧派了大军压境，显然是唐继尧用军队支持刘显世回到贵州，因此一面派兵堵防，一面用电报质问刘显世，为什么要无故勾引滇军侵犯贵州？刘回答说：滇军是假道贵州前往广西，“宣抚”在外的滇军，并没有侵犯贵州的打算，请不必在意。 

刘的电报虽然避重就轻，可是事实仍是事实，黔军王天培、彭汉章等部都和滇军发生了战争，袁祖铭又电刘显世质问滇军为什么要侵犯贵州？这一次刘显世没有回答，而是由唐继虞回答，他说： 

“我军假道赴桂，适值副帅刘公（指刘显世）由滇返里，一部黔军突出拒抗，副帅令本军就便协助，不得不敬听指挥。” 

袁祖铭知道滇军的企图是假道灭虢，是项庄舞剑志在沛公，可是他却不愿意和滇军正式冲突，以避免滇军大举入黔，因此乃虚伪地向刘显世提出条件，请刘负责交涉，只要滇军退出黔境，自己愿意推位相让。这是一张空头支票，刘显世不会相信，滇军更不会答应。3月12日滇军攻入贵阳，刘显世出任贵州省长，袁祖铭率军由湘西的凤凰退入鄂西的施南。 

袁祖铭也像杨森一样，和吴佩孚拉上了关系，吴叫袁先到四川去与杨森汇合，待机回黔。 

刘显世虽然重新掌握了贵州政权，可是唐继虞却以滇黔联军前敌总指挥名义驻兵贵阳，成为责州的实际统治者。 

谢选骏指出：西南各省因为反袁而走到了一起，又因为袁死而陷入了纷争——“局势纷扰”是“同仇敌忾”的后遗症，就像几个流氓在一起聚餐还好，但到付账的时候就开始推三阻四的了！

【二一二、创办黄埔军校】

由于北洋军阀为害国家，而南方军阀则割据自专，中华民国十多年来只有民国的年号，而没有民国的事实。孙中山痛感革命的失败在于没有建立革命的武力，因此决心建立革命军人的完整教育。13年1月24日孙以大元帅身份任命蒋中正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长，同时任命王柏龄、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宋荣昌、张家瑞为筹备委员，选定距离广州市40里的黄埔岛为校址。 

黄埔岛四面环水，地当要冲，周围约20余里，林木葱翠，山峦起伏，南连虎门，曾为广东陆军学校，但因年久失修，荒烟蔓草，败瓦颓垣。2月中旬着手修葺，焕然一新。3月1日举行第一期招生考试，考生逾1200人，4月28日放榜，录取了350名正取生和100余名备取生。 

13年5月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特令蒋中正为黄浦军校校长，5月5日黄埔第一期同学正式入学。9日开始上课。 

6月16日上午8时举行开学典礼，孙偕夫人亲临主持，并作恳切之训话： 

“来宾教员学生诸君，今天是本校开学的日期。我们为什么要有这个学校呢？为什么一定要开这个学校呢？诸君要知道中国的革命有了十三年，现在得到的结果只有民国之年号，没有民国之事实。像这样看来，中国革命十三年，一直到今天只得到一个空名，所以中国十三年革命完全是失败，就是到今天也还是失败。…… 

中国现在不好的军人，可以分成两派，一派是革命党内的军人，这派军人口头赞成革命，行动都是反对革命，所谓口是心非；一派是革命党外的军人，这派人完全反对革命，只知道升官发财，时时刻刻都想推翻共和，恢复专制。诸君将来要维持共和，消灭这种军人，现在便要立志存心将来成功之后，不做自私自利的师长、旅长和一般横暴无道的军阀。诸君有了这种志气，才可以入革命的第二层门径。甚么是革命第二层门径呢？就是要学革命先烈的行为，没有别的长处，就是不要身家性命，一心一意为国来奋斗。从前的奋斗是什么情形呢？大多数是凭着赤手空拳，有了手枪和炸弹的，便以为是很好的武器，每次起义总是用很少的这种武器去和清兵奋斗。…… 

军队之能不能够革命，是在乎各位将士之有没有革命志气，不是在乎武器之精良不精良。如果没有革命志气，不研究革命道理，像满清末年所练的新军，陆军都有很精良的长枪、大炮，海军有很坚固的战舰和鱼雷艇，总不能发扬革命事业。到了武昌起义之后，便都归革命党所用。总而言之，革命是非常的事业，非常的事业不可以常理论。从前留学日本和欧美各国的陆海军学生，我们总是设法运动要他们加入革命党，但是许多学生总是不肯加入，始终反对革命党。他们那些反对革命的有知识军人，是什么心理呢？过细考查，就是他们都有一种成见，自以为是军事专家。在我们革命党主张用一个人打一百个人，用一百人打一万个人，在他们受过军事教育的人看起来，以为那是古今中外战术中没有的道理，如何可以成功呢？这个道理我们不必深辩，只要看后来中国的革命，推翻满清是谁造成。成功的时候，固然有很多军事家赞助，但是穷流溯源，说起原动力，还是由于极少数的革命党所发起的。当时一般有知识的军人，以为用极少数打败极多数，是战术中决不能成功的定案。因为不赞成这个道理，便不赞成革命，因为那些军人都不赞成革命，所以从前的革命党，真具有军事知识的人还是很少。…… 

诸君到这个学校来求学，又听过我今天这一番的讲话，自然要立志做革命军。立志做革命军，先要有什么做根本呢？要有高深学问做根本，有了高深学问才有大胆量，有了大胆量才可以做革命军，所以做革命军的根本还是在高深学问。要造就高深学问，是用甚么方法呢？造就高深学问的方法，不但是每日在讲堂之内，要学先生所教的学问，还要举一隅而反三隅，自己去推广。在讲堂之外，更须注重自修的工夫，把关于军事学和革命道理的各种书籍，及一切杂志报章都要参考研究。研究有了心得之后，一旦融会贯通，自然可以发扬革命的精神，继续先烈的志愿，舍身流血，造成中华民国的基础，使三民主义完全实现，革命大功告成。像俄国一样，我们中国才可以同世界各国，并驾齐驱。中国的民族才可以永远的生存于人类。假若革命不能成功，中国便要灭亡，四万万人便要灭种。亡国灭种都是诸君自身的利害，这是不能不挽救的。要挽救这种危亡，只有革命军。所以我们一定要开这个学校，要造就革命军，革命军是救国救民的军人。诸君将来都是革命军的骨干，都担负着救国救民的责任，便要从今天起先在学问上加倍去奋斗。将来毕业之后，组织革命军，对于共和的障碍，便是要同他们拼命，要能够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这种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的本领，是靠甚么为主呢？当革命军的资格，是要用甚么人做标准呢？简单的说，就是要用先烈做标准。要学先烈的行为，像他们一样舍身成仁牺牲一切的权利，专心去救国。像这个样子才能够变成一个不怕死的革命军人。革命党的资格，就是要不怕死。要用甚么方法才可以不怕死呢？这种方法说来说去，还是要学先烈。我今天在这地同诸君讲话，便是一个后死的革命党。从前每次革命的时候，我常常参加，总没有一次贪生畏死。但是每次流血，都没有流到我的身上，所以今天还能够同诸君讲话，把不怕死的道理，口传到诸君。我敢说革命党的精神没有别的秘诀，秘诀就在不怕死。要能够有这种大勇气，在心理中就是视死如归，人生随时都可以死，要死了之后，便能够成仁取义。明白了这种道理，便能够说死是我们所欢迎的。遇到了敌人的枪炮子弹能够速死，更是我们所欢迎的。有了这种大勇气和大决心，我们便能够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因为敌人的观念要生，才以为是享幸福；我们的观念要死，才以为是享幸福。一死便得其所。生死的观念，在敌我两方面的精神过于悬殊，自然不能对敌，自然我们有胜无败。 

这种以死为幸福，要求速死的道理，并不是凭空的理想，完全是事实。像从前日本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叫做陈天华，他发扬了革命的精神，还没有到革命的时机求死不得，便在日本投海而死，以死报中国。英国又有一位留学生叫做杨笃生也是因为明白了革命的道理，没有革命的时机，不能做革命的事业，看到中国太腐败，要以速死为享幸福，便在英国投海而死，以死报中国。像陈天华、杨笃生他们是甚么人呢？他们就是革命党，就是热心血性的真正革命党。他们都是由于求死所而不得，所以迫到投海，实在是可惜。但是由陈天华、杨笃生两个人投海的道理，便可以证明，一般人只要感受了革命的精神，明白了革命的道理，便可视死如归。以为革命而死是很高尚、很难得、很快乐的事。如果在战场上，遇到了自己主义上的敌人，受敌人枪炮子弹而死，当然更以为是死得其所了。从前真革命党，因为都有这种乐死的性质，所以敢用一个人去打一百个人，所以敢于屡次发难来革命，所以革命能够成功。这种先例，是古今中外兵书中所没有的，只有革命史中才有这种成例。这种成例是非常的例子，我们要学这种非常的成例，便要有非常的志气，有了非常的志气，便能够看破生死关头，以死为幸福。如果人人都能以死为幸福，便能够以一百人打一万人，用一万人打一百万人。假若我们现有一万人的革命军，马上便可以平定中国。因为此刻反对革命的全国军队，总共不过一百万人。因为，此刻我们没有一万人的革命军，所以那般贪暴无道的军阀，便敢于横行全国无恶不作，事事要害国，天天要推翻共和。我因为要维持共和，消灭这般贪暴无道的军阀，所以要诸君不怕死，步革命先烈的后尘；更要用这五百人做基础，造成我理想上的革命军，我们的革命便可以大告成功，中国便可以挽救，四万万人便可以不至灭亡。所以革命事业，就是救国求民。我一生革命便是负担这种责任。诸君既到这个学校内来求学，我要求诸君便从今天起共同担任这种责任。” 

蒋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民国纪元前25年诞生，少年时就读奉麓学堂，18岁考入保定军官学校，第二年被政府选派留学日本，留日期间倾心革命，加入同盟会，和同盟会的陆军学生组成大夫成城团，研究革命理论及军事学术，并发行《武学》杂志。辛亥革命爆发，他回国在杭州指挥同志进攻抚署，光复浙江省，同时襄助陈英士戡定江苏。洪宪帝制期间蒋中正在上海与陈英士组织讨袁军总司令部。民国6年孙中山在广东出任军政府大元帅，蒋中正被任为大元帅府参军，又转任许崇智的第二军参谋长。陈炯明叛变时蒋中正在上海，闻变遄程赴难，冒险登军舰陪侍孙中山。黄埔军校成立，孙遂以重任界予蒋中正。 

黄埔军校成立后，第一件震动国际的事件是扣缴广东商团的私械和敉平商团的叛变。 

原来广东商团团长陈廉伯，是英国汇丰银行的买办，他利用英国人的背景和商团的基础，秘密组织中国法西斯蒂党，在香港与德商顺全隆洋行签约订购武器，用悬挂挪威商船旗号的哈佛轮运载军械。13年8月4日欺骗政府领得护照，将9000余支枪械运入省境内河。孙中山获得密报，一面令军政府取销其护照；同时派永丰、江固两舰扣押运械船。 

8月10日孙中山令蒋中正：“着长洲要塞司令即饬江固军舰迅赴沙角附近，将载运军器已被扣留之船，监押来省听候处分。此令。”当天晚上蒋中正手令英文秘书张静愚偕同大本营副官邓彦华等乘江固轮赴沙角，向运械的挪轮交涉，并将其押到黄埔予以监视，孙中山即以大元帅令将轮上枪械全部提出扣存黄埔军校，发现军械数量与护照内所载不符。商团恼羞成怒，遂以罢市要挟。同时英总领事公然出面干涉，8月29日竟发出哀的美敦书，措辞荒谬。孙中山乃于9月1日发表庄严的对外宣言，并向英相麦克唐纳政府抗议。 

商团又与驻粤的滇军范石生、廖行超等勾结，滇军以第三者身份调停，从中作祟。孙中山以患生肘腋，不得已委屈求全，勉强接受调停。10月初令民团督办李福林向商团往返晓喻，并命商团通电表明自卫心迹，始得发还枪支，商团允诺遵办。10月9日蒋中正奉令发还枪支，将长短枪5000支交由李福林点收转交商团，并以电报向驻节韶州的孙中山报告经过。 

10月10日商团在西壕起卸枪械，恰遇学生、农、工团体因国庆游行通过，商团护械的团兵禁止游行队伍通过，群众不服，团兵竟向群众开枪惨杀20余人，且对于伤者挖腹摘心，残忍万状。第二天商团联合会散发传单侮蔑政府，商团总部亦派团兵巡街，且迫令商店罢市，宣称陈炯明即将返穗，截断广韶交通。蒋中正乃驰函请孙中山自韶关班师回穗平乱，10月14日孙中山下令平乱，令云： 

“兹为应付广州临时事变，未平定期内，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愿军、陆军讲武学校、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自卫军统归蒋中正指挥，以廖仲恺为监察。此令：陆军军官学校校长蒋中正、航空局长陈友仁、甲车队队长卢振柳、工团军团长施卜、农民自卫军主任罗锜园、讲武学校监督周贯虹、滇军干部学校校长周自得、兵工厂厂长马超俊、警卫军司令黄铁城。” 

15日蒋中正督率各军进攻商团，经两天一夜，商团副团长李颂韶出面愿缴械赎罪，商团叛变遂告敉平。 

13年8月及12月，黄埔第二、第三期学生相继入校，共2289人，革命军领导的干部由此建立，中华民国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谢选骏指出：创办黄埔军校并非创举，而是有样学样——人说——“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2年6月—1923年8月），隶属于中华民国陆军部军学司，因位处直隶省保定城东郊，又称保定军校，是在“大清陆军军官学堂”的基础上建立的，共办九期，毕业生有6,300余人，占地3,000余亩，首任校长为赵理泰。1902年，袁世凯引进日本和德国先进军事科技和教育体制，创建北洋陆军行营将弁，隶北洋军政司教练处，1903年扩建为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1906年8月，兵部改为陆军部，学堂奉陆军部令更名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同时开办陆军军官学堂，并从全国招生。1909年9月，通国速成学堂根据陆军部令停止办学并入军官学堂。1911年7月，军官学堂奉军谘处令更名为陆军预备大学堂。若从北洋行营将弁学堂算起，保定各军事学堂共培养、训练了11,000余名军官。而保定军校的毕业生中，取得少将以上头衔的将军达1,800馀人。”——我看，1924年开张的黄埔军校，正好接上了1923年关闭的保定军校，可以收集失业青年，成为“打天下、坐天下”的权力基础，这是“空手套白狼”的“一本万利”。

【二一三、张作霖率军六路入关】

齐卢之战爆发前，卢永祥曾派其子卢小嘉，偕奉天驻沪代表杨敏恂去奉天活动，希望张作霖能率兵入关，报战败之仇而与卢有所呼应。这很迎合奉张的私心，所以张作霖遂于13年9月4日响应浙卢反直的军事行动，7日邀宴各国驻奉天的领事，宣布由于直军在山海关增兵进迫，故决兴兵入关，请各国领事通知各国侨民离开秦皇岛。 

同时张作霖发表了六军人事命令为： 

总司令张作霖 

第一军总司令姜登选 

副司令韩麟春 

第二军总司令李景林 

副司令张宗昌 

第三军总司令张学良 

副司令郭松龄 

第四军总司令张作相 

副司令丁超 

第五军总司令吴俊升 

副司令阙朝玺 

第六军总司令许兰州 

副司令吴光新 

奉军总司令部设于锦县，分三路布防，以第三军一师一旅兵力守山海关；第一军兵力两旅驻绥中；第二军兵力一师一旅向朝阳进展；第五第六两军则利用其骑兵队分攻开鲁、赤峰；第四军集中锦县为总预备队。向朝阳进攻的一路是主攻，围攻热河，其余二路采取守势。 

奉军兵力，除了派定作战任务的上述各军外，还有未调动的四混成旅及吉、黑方面军队，更有蒙古骑兵亦决定赴奉助阵。 

海军方面，张作霖虽经数年筹备，且在葫芦岛有所经营，不过其军舰多为江防舰，另一部分则是征用商船加设炮位武装的，不能适用于正式作战，因此在海上的力量，似较直方为劣。张作霖本有一个计划，拟用这些不能作正式海战的军舰偷运陆军赴山东登州，以扰直军后路，可是这个计划过于冒险，加以吴佩孚洞烛机先，委派郑士琦为直鲁海疆防御总司令，迟云鹏为总指挥，担任沿海防务，以打击奉军登陆登州的计划。 

奉方的空军一向在张作霖积极发展下，受中外人士所称道，张作霖致曹锟信中，有“以飞机候起居”句为自豪。而在奉军入关时旅居京津的外侨均紧张万分，要求外交团向奉军交涉，阻止奉方飞机轰炸京津，后来日本的驻华武官表示意见，认为奉方飞机不能在长距离中飞到京津轰炸，这一来人心才勉强安定下来。奉方空军编为三大队，以葫芦岛为空军根据地，向山海关、喜峰口活动，对于侦察军情、破坏直军铁路交通、扰乱直军军心和后方人心都极收效。这是中国内战中首次的空中活动。 

张作霖自从第一次直奉之战失败后，鉴于老兵老将的不中用，所以起用少壮派训练新兵，期以复仇为旨志，如姜登选、李景林、张宗昌、张学良、郭松龄都算是奉军中的新人，而张宗昌和李景林则是奉军中的客籍将领。 

张宗昌投靠奉系，一直不受重视，若不是这次用兵，张宗昌是不可能崛起的。 

原来张宗昌自攻湘失败后，孑然一身，曾西走洛阳，吴佩孚闭门不纳，只好出关到奉天，求张老帅栽培。张作霖对这位本家很冷淡，只聘为巡（阅使）署高等顾问。张宗昌的目的是带兵，可是奉系排外思想很浓，对这位山东大汉，又是败军之将，自不会轻易给他兵权。 

第一次直奉之战，当战事将发未发之际，吴对奉军下了一着冷棋，几乎竟收全功。他暗派干员持兰谱到黑龙江与黑督吴俊升约为兄弟，叫他按兵不动，同时委派高士傧为吉林讨逆军总司令，卢永贵为副司令，打算一举颠覆奉系巢穴。高士傧是孟恩远之婿，孟督吉林时代的吉林暂编第一师师长，后来孟被张作霖赶走，高自然连带去职；卢永贵是高的旧部，张作霖曾收编卢为中东路山林剿匪司令，驻防中俄边境绥芬河一带。高奉吴的密令，在哈尔滨登陆，单骑驰入卢营，卢见了老上司，当然服从一切，高、卢联合起来，在民国11年5月26日由中东路终点绥芬河直向哈尔滨杀来，沿途各站奉军护路队望风迎降，纷纷易帜为“讨贼军”番号，张作霖为之震动。高、卢率部由火车一直开到宁古塔附近海林站，忽感兵力不敷，下令停止前进。原来高不善用兵，行军500余里，经过十余小站，采取步步为营方略，每到一站就分出若干人驻守，站越过得多，前方部队越剩得少，到海林站时，仅剩万把人左右。卢的基本部队原本才有2000人，发难时收编两巨匪各5000人以上，又陆续收编护路队二三千人，合共15000人。他们到海林站时，探知宁古塔有奉军一团驻防，距海林站仅60余里，深恐被拦腰杀过来截断他们归路。其实吴派他们的任务是别动队性质，是一支奇兵，并不是正规军任务，自不需要步步为营，只要扰乱和突袭，攻其不备，胜则入穴取子，如果能一鼓攻入哈尔滨，则不难造成四方响应的局势。不料高、卢到了海林站停了两个星期，不进不退，瞻顾迟疑，这一来却给狗肉将军张宗昌开辟了一条富贵功名的大路。他这时在奉军中位列闲曹，而张作霖尚在关内打得头昏眼花，不料祸起萧墙，自家地盘内异军突起，为之手足无措，于是张老帅想起了这个专打烂仗的本家——张宗昌。 

张作霖电派张宗昌赴哈尔滨招收队伍抵御高、卢，张宗昌在哈尔滨是旧游之地，人头很熟，不过当地防军长官张焕相不以正眼相觑，张宗昌左拉右抓，只弄到500多条枪。他就带了这“五百名刀斧手”，要了一列火车，把车门和车窗紧紧关起来，不让别人知道虚实，一口气向北冲。张焕相暗暗好笑，心中说：“这个冒失鬼，真是胡搞，就拿这么一支部队上前线，大概活得不耐烦了。”张焕相以为自己很聪明，把张宗昌当作炮灰，自己隔岸观火。怎料张宗昌碰到的敌人是个大傻瓜，既不知兵，又无胆量，他看见哈尔滨开出了军车，竟抱着牺牲别人的战略，命令临时招来的民兵1000多人上前迎战，却把山林警卫队保护自己的司令部，那些民兵都是有身家性命的人，遇上张宗昌所率领的亡命之徒，怎能对垒，才一接战，张宗昌这边就扔手榴弹，吹号冲锋，民兵不战而溃，牵动了山林警卫队和招安不久的匪军，莫名其妙地就垮了。高仕傧先向绥芬河退却，继而再退东宁县，最后高、卢二人化装逃走，在路上被高的另一旧部俘获，电报张老帅献功，张复电“就地正法”。吴佩孚这支奇兵遂因用人不当而烟消云散。 

张宗昌自此遂被张作霖刮目相看，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夕，他的部队已扩充到1万人，可是奉张始终不想重用他，仅予以绥宁镇守使的虚衔，不给他饷械。 

张宗昌在这一地区混过很久，而且会讲几句俄国话，这时白俄的谢米诺夫残部退到绥芬河，张宗昌和他一咭哩咕噜，公然收编了这支白俄军，实力平添了五六千白俄人马。他没有军饷，于是滥发军用票，白纸上盖着镇守使官印，填上五元、十元。他是个十足的亡命徒，打滥仗能手，根本不知道发行了多少军用票，也不知道自己乱糟糟的军队有多少，完全是老粗白手成家的一套本事。可是他占了一个便宜，在关外的山东人很多，他是山东人，山东老乡大家互相关照。他对同乡也好，山东老乡对他也好，他在东北却是占了不少东北人的便宜。 

奉张始终瞧不起这支破滥部队，他重视新人才，想把所有杂牌军次第解散。先调张宗昌移防奉东辉南县一带，令他与李景林隔一道蛤蜢河演习秋操，自己亲临观阵。奉张本意是让李景林部战胜了张宗昌部，然后以张部不能作战为由解除其武装。不料演习时张部乱糟糟地渡了河，李部节节后退，奉张愕然，为之刮目，乃派李和张为奉军一、二两军军长，布防山海关。奉张以张宗昌充前线，后来却成全了张宗昌，因为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战败，由于吴佩孚部下都是山东人，吴败后，老乡不打老乡的心理，使吴部都投入张宗昌旗下，因此造成了张宗昌的“直鲁新系”。 

谢选骏指出：张作霖率军六路入关，如狼似虎，就像先前的满洲人和后来的日本人、苏联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难怪直到现在，东北人还被关内人叫做“东北虎”。

【二一四、吴佩孚四照堂点将】

13年9月15日，奉军向朝阳方面进迫，9月下旬山海关方面有空战，前线发生接触。 

北京方面获悉奉军入关，军情紧急，即电召直系巨头吴佩孚赶速率部入京。 

吴佩孚自11年7月由北京遄返洛阳后，即专意练兵，独树一格，不愿和曹锟左右同流合污。他在洛阳修建继光楼以款接天下士，并在楼上亲题一联： 

得志当为天下雨； 

论交须有古人风。 

其时天下名士奔走于洛阳道上，张謇、章炳麟、康有为都是门下客。12年4月22日（阴历三月初七）吴佩孚五十寿辰，各方显要到洛阳庆贺的，达七八百人，康有为手撰著名的寿联是： 

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 

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这时是吴一身鼎盛之际，当曹锟贿选前，曹之嬖幸李彦青副官长曾来洛阳，向吴游说。吴平素最鄙视李，见李时即斥责说：“老帅需要你照料，你来此何为？赶快回去，已替你安排好了车辆，快回去吧。” 

曹锟就任总统后，吴和曹的左右感情日恶，决心在洛阳埋首练兵，先后设幼军兵团、学兵团、讲武堂军官讲习所、铁甲车队，并扩大巩县兵工厂，经常调训所部官兵。 

这时，吴的直属军队共为五师一混成旅，自兼第三师师长驻洛阳，第八师师长王汝勤驻宜昌，第廿师师长阎治堂驻潼关，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驻信阳，第二十四师师长杨清臣驻开封，陕军第一师师长胡景翼驻顺德，第二十六师师长田维勤驻河南。此外还有若干独立团合计兵力10余万人，飞机30余架，尚有由温树德指挥的渤海舰队，辖两艘巡洋舰海圻、海琛，两艘驱逐舰肇和、豫章，三艘炮舰永翔、同安、楚豫，总吨数1．3万余吨。 

吴佩孚待部属以严著称，吴五旬寿诞时，曾禁止部属入洛阳，并在各报刊有“谢入洛宾客启”。吴的部下很怕这位秀才大帅，所以对祝寿又想来，又不敢来。河南督军张福来地近咫尺，又和吴有金兰之好，自觉万无不来之理，当吴见到张，立即厉声说：“你来干吗？”张毕恭毕敬地回答说：“为大帅祝寿。”吴说：“怎么？你没有见到我的电报？有功夫拜寿，何不去约束一下你的兄弟，你的兄弟比赵前督的兄弟好不了多少。”这时在吴座上还有河南各界代表，张福来不觉愧汗如雨。吴又提出逐四凶、除八怪。这所谓的四凶八怪，都是张手下的红人，包括张的兄弟及督署参谋长、秘书长、军需处长等。 

张福来受了这一场呵责，丢人可丢大了，回到开封后，一肚子怨气都出在那些人身上，把他们一律革职，并电报呈称： 

“以后用人行政，事事禀命而行。” 

河南督军本是“河南王”，可是自从吴佩孚驻节洛阳后，河南王变成了矮屋下的小媳妇，赵倜任督军时畏吴如虎，冯玉祥任督军时也深感榻侧有虎为患，张福来是吴的直属部下，吴对张更不客气，亲而不尊，常对人说：“子衡（张福来字）为人老实，我不能不好好监督他。” 

吴素以关羽自况，在当时自然受到中外注视，想不到这位“关夫子”竟惹起外国小姐眷恋。有一位德国小姐露娜从北京到洛阳，抱着崇拜英雄心理，由她的亲戚德国外交官写了一封信，不远千里而来见吴。吴正襟危坐接见了她，这位露娜小姐返北京后竟寄来一封求婚的信，一开头就很干脆地说：“吴将军：我爱你，你也爱吗？”这封信让翻译的人员大伤脑筋，不敢译给大帅，乃请示郭秘书长（其时郭还未死），郭笑着说：“翻译总要的，你们无权扣留大帅的情书。”译员只好硬着头皮呈了上去，见吴并未发怒，且面带笑容，才放下了心。不过吴并没有回信，露娜小姐不死心，一连来了好几封信，回德国后仍还不断来信。纠缠了两年之久。 

吴的正室李夫人，在湘军援鄂时去世，吴一直没有续娶之念，如夫人张佩兰亦未扶正。自从闹出德国小姐求婚的风潮后，张夫人便吵着要扶正，为了这桩事，吴还到山东蓬莱把吴家李家的族长请来洛阳开了一次联席会议，这些老头子都不赞成，搞得很不愉快。最后张夫人终于扶正。 

13年1月28日，北京内阁总理孙宝琦移樽就教，亲来洛阳访吴，吴执弟子礼甚恭。 

当吴极盛时代，在直系内部树敌也是很多的，不只是曹锟左右，就是直系大将也和吴貌合神离。曹锟贿选前后，反直的国内派系曾组织三角同盟，前面已提到就是孙、段、张。而在直系内部亦有小三角联盟反吴佩孚，观察家如此说：“直系以外有三角联盟，直系以内亦有小三角联盟，小三角联盟是以同盟罢工为逼曹去吴之手段。” 

吴志在以武力统一中国，为了军事行动，必须先求战时指挥之统一，乃制定以师为单位，凡巡阅使、督军之兼任师长者应解除师长一职。民国初年军阀们不管官做到多大，绝对不放弃兵权，当时师是最大的军队编制，大军阀们总是身兼师长。吴佩孚、齐燮元都是师长而兼巡阅使，其他多是师长而兼督军。军阀们心理很矛盾，一方面拼命往上爬，一方面又死守住师长位子不让，大家都知道，没有兵的话，巡阅使也好，督军也好，都是空的，爬得愈高，会跌得愈重。 

吴佩孚想统一军权，就想削藩。他自己首先倡导，呈请辞去第三师师长兼职；曹锟却不答应，曹说：“第三师是北洋正统，非老弟莫属。”吴对曹仍极恭顺，曹这么说，吴也就不再坚辞；却将直隶督军王承斌所兼的第二十三师、河南督军张福来之第二十四师、湖北督军萧耀南之第二十五师师长一律开去。还想开去齐燮元的第六师师长，王怀庆的第十三师师长、郑士琦的第五师师长，这就招来了直系诸将的极大反对，郑士琦表示宁愿降阶，辞去山东督军而不放弃第五师师长。 

13年5月，王承斌因师长被夺（吴派王维城继任），而请辞直督，当时与王呼应的，有冯玉祥和齐燮元，这就是直系内部的小三角联盟，他们的箭头是指向吴佩孚。 

王承斌去见曹锟时，当面提出辞职，曹问王为了什么？王不好明讲是因为师长被夺，只说情绪不好，曹很坦率地说： 

“要不干，在家一齐不干。” 

冯玉祥反吴，是因为河南督军被撤职，当时吴要查办冯，冯托了张绍曾和张廷锷二人向曹锟去求情，曹打电报给吴说要调冯到北京当面查询；吴碍于曹的面子，才让冯去北京，冯到了北京，曹遂发表冯为陆军检阅使，吴只好同意，冯因此得以继续保持他的军权和军队。 

齐燮元一方面是因为吴要他让出师长职务，另一方面吴对于江浙的争端，并不热烈支持齐，所以参加反吴联盟。 

第二次奉直战争，在未开战前，直系已是四分五裂了。 

13年9月15日张作霖率奉军入关后，在北京的曹锟便连打十万火急、百万火急、限即刻到的电报召吴佩孚入京。在洛阳的吴佩孚深知直系诸将离心离德，旧将不可用，而新兵又未练成，自己派到关外的“第五纵队”羽毛尚未丰满，后勤没有准备，面临的战争，完全没有把握，内心颇感痛苦。可是曹锟的电报，加上大敌当前，他不能置之不理，于是乃于9月17日乘专车入京。 

北京以隆重的礼节欢迎吴，从车站到总统府，五步一哨，十步一岗。直系大将冯玉祥、王承斌、王怀庆等都排队欢迎，这是黎走曹继以来，吴到北京的第一次，也是他生平最威武显赫的一次。 

曹锟充满喜悦，像吞了一颗定心丸，堆着笑脸迎接吴，吴向他行礼，他连声说：“子玉，辛苦你了；我老了，一切请你作主。” 

直系诸将对吴都表示极端的恭顺，吴本来顾虑内部不团结的疑云为之一扫而空，他相信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大道理。 

曹锟于吴入京的当天，下令讨伐张作霖，特任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王承斌为副司令，以四照堂为总司令部。 

9月17日讨逆军吴总司令在四照常就职，并亲笔点将，吴和总部政务处长白坚武各据长案一端，代理国务总理颜惠庆（国务总理原为顾维钧代理，奉军入关的第二天顾请辞职，曹乃派颜代理）走来时，白坚武竟大模大样地端坐着，只把头略点一下，意气之盛，简直不把堂堂国务总理放在眼下。 

吴佩孚是测量学校出身，微时在吉林从军有年，洞晓东北的山川形势及每一军略要地，他的点将，就是完完全全的作战计划： 

第一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彭寿莘（第十五师师长） 

第一路副司令冯玉荣 

军副司令兼第二路司令王维城（第二十三师师长） 

第二路副司令葛树屏 

军副司令兼第三路司令董政国（第九师师长） 

第二军总司令王怀庆（第十三师师长） 

军副司令米振标 

前敌总指挥刘富有 

副总指挥龚汉治 

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第十一师师长） 

第一路司令张之江 

第二路司令李鸣钟 

第一军兵力有三师，在山海关方面与奉军第三军张学良对抗，人数约4万，是主力；第二军兵力一师两旅，以热河为根据，向朝阳方面抵拒奉军第二军李景林部之进攻；第三军兵力一师三旅，由古北口出承德、赤峰，对付吴俊升、许兰州之军事行动，人数不下二万五千，为直军劲旅。 

后援军总司令为张福来，曹锳、胡景翼、张席珍、杨清臣、靳云鹗、阎治堂、张治功、李治云、潘鸿钧、谭庆林分任十路援军司令，曹士杰、林起鹏、田维勤、马灿林、吴长植、张金标分任二、四、五、八、九、十路援军副司令。另派定各省后方筹备总司令：河南李济臣、李炳之，山东熊炳琦，京兆刘梦庚等。总兵力不下二十万。 

海军总司令杜锡珪，副司令温树德，总指挥迟云鹏。海军系以杜锡珪之长江舰队和温树德之渤海舰队合组而成，当时上海独立舰队因归降杜锡珪而势力消失，故直军乃倾其全力向辽东湾活动，以大沽口为根据地，秦皇岛为战区，葫芦岛为前线。并拟利用海军征集商船，运输陆战队及他路援军驻安东、营口，由南满铁路进扼沈阳之背。 

至于空军方面，编成四队。第一队驻北戴河，第二队驻滦县，第三队驻朝阳，第四队驻航空处。合计储存于南苑、洛阳、保定、清河及停止京戴、京津航空线所得之飞机共有70余架。航空司令为敖景文。 

吴佩孚这次点将，从下午2时直到晚上12时，最后写到总司令吴佩孚几个大字，总统府全部电灯突然熄灭，这本是例行的每晚12时正换电，可是不巧在吴点将的最后时刻，点到他自己名字，眼前一片漆黑，令人联想到这是不祥之兆。 

谢选骏指出：人说——“吴佩孚自11年7月由北京遄返洛阳后，即专意练兵，独树一格，不愿和曹锟左右同流合污。他在洛阳修建继光楼以款接天下士，并在楼上亲题一联：得志当为天下雨；论交须有古人风。其时天下名士奔走于洛阳道上，张謇、章炳麟、康有为都是门下客。12年4月22日（阴历三月初七）吴佩孚五十寿辰，各方显要到洛阳庆贺的，达七八百人，康有为手撰著名的寿联是：牧野鹰扬，百岁功名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我看天下名士奔走于吴大帅的洛阳道上，张謇、章炳麟、康有为都成了这个秀才元帅的门下客。这真像是五十年后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共产党中国的反动学术权威全趴在毛泽东这“半个中专生”的脚下发抖，押入牛棚挨揍。

【二一五、第二次直奉之战】

第二次直奉战争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事，就是冯玉祥倒戈，使直军惨败。细说冯的倒戈，不能不回溯第一次直奉战争。 

第一次直奉战争，冯玉祥有不少的贡献，因为他率军从陕西向河南急进，有助于解决赵倜，论功行赏，他坐上了河南督军的宝座。然而他一入开封，就解决了宝德全。宝德全是赵倜下面的师长，暗中接受吴佩孚的命令，维持开封的治安。吴令宝帮办河南军务。吴佩孚听到宝被杀的消息，极为震动，对冯大感不满，因此撤了冯的河南督军职务。冯听到这个消息，就找张绍曾和张廷锷想办法，两张当时对冯印象不错。很想替冯缓颊，但知道吴在盛怒中极难转圜，遂联合拍电向曹陈情，曹乃打电报给吴着冯玉祥晋京。冯入京后，曹遂发表冯为陆军检阅使，仍兼十一师师长，冯虽失了河南督军，却换了一个检阅使，总算不错了。 

曹锟贿选前，要先迫黎元洪下台。拥曹派中积极分子遂由冯玉祥打第一阵，向黎元洪索讨军饷，陆军军官天天包围总统府，包围国务院，黎的离去主要是受不了军队逼宫，而军队的主使者就是冯玉祥。 

所以有人说曹锟贿选的三大功臣，一是冯玉祥，二是王承斌，三是吴景濂。 

曹锟就任总统后，冯以功高渐露不逊的态度。当时国务总理尚未产生，国务院秘书长张廷锷担任府院之间联系。农历年后还没有过元宵节，一天冯玉祥找到张廷锷，他就：“直卿（张廷锷的字）大哥，请陪我去见总统。”张廷锷以为他是礼貌上的晋谒，就陪了去见曹。怎知见到曹后，冯郑而重之地说：“初一这天，总统府的卫队把士兵打了，总统知不知道？如果总统知而不办，是总统护短；如果总统不知道，是被人蒙蔽。”冯这话一说，张廷锷吃了一惊，这岂是一个军人对总统讲话的态度。曹锟虽是布贩出身，究竟干了不少的重要职务，见过的世面不为不广，何况现在已是总统，他在冯报告时本是和蔼可亲，待冯的话说完，他眼睛一睁，端正而坐向冯说：“焕章，初一总统卫队把士兵打了，你们身为高级长官，为何不彻底追究惩办肇事的不良分子，我是总统，这种小事情还要我来处理吗？我几时对你们说情维护过总统府的卫队？”冯碰了一个大钉子，为之哑口无言，张廷锷只好打圆场说：“总统的指示我们立刻去办，焕章是总统的部下，对总统就像对父亲一样，言语可能过激，请总统原宥。”由此可见冯的态度是相当桀骜。 

四照堂点将后，冯玉祥便另有用心。他要求先发饷后才能开拔，吴听了大为震怒，吴说：“兵临城下，难道不发饷就不能打仗？王懋宣（王怀庆，十三师长，讨逆军第二军总司令）并没有来要饷呀！”冯部还要求多拨车辆，吴允拨40辆。冯玉祥则采用步步为营的策略，自北京至前线拉成一条塔形长线，前方只有疏疏落落的几个斥候兵，愈到后方兵力愈厚。 

事实上，冯玉祥已暗中和奉张有了秘密联系，奉军因为已暗中搭上冯玉祥，因此军事上并不如何积极。自9月4日响应浙卢通电“率兵入关”后，至9月15日始向朝阳方面进迫，守朝阳这一方面的直军是王怀庆部，还有毅军的米振标部为辅。奉军攻入朝阳后亦未疾进。 

至于直军方面，第一路出山海关的，为直军主力，彭寿莘、董政国、王维城都是吴佩孚手下的大将。第二路王怀庆部是三路中最弱一环。第三路出古北口，由冯部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等担任。孙岳代理京畿警备总司令，曹锐为军需总监。 

第二次直奉战争，虽然双方各出动20余万大军，可是战场上的战斗并不激烈，因为奉张已和冯玉祥暗通声气，而冯玉祥则拖延军机，坐待时间。当吴佩孚在北京坐镇时，冯玉祥自然不敢动手，只派刘汝明等暗中调查吴军开赴前线的确实数字，以待吴军全部调往前线。 

朝阳失陷后，吴佩孚把第二路军前敌总指挥刘富有和副总指挥龚汉治撤换，派陶经武为前敌总指挥，张林为副总指挥，刘富有的独立旅长亦撤除，改以崔维藩继任。 

奉军始终采攻势，不断派飞机向山海关投弹，直军则奉令采守势。吴佩孚的锦囊妙计是暗调渤海舰队集中秦皇岛，用海军进攻葫芦岛，另以奇兵绕海道由营口登陆直捣沈阳。所以他安坐北京城内，在四照堂从容不迫，饮酒赋诗。 

然而前方军情并不利于直军，加以曹锟左右嬖幸，对于吴佩孚在京，有芒刺在背之感，所以怂恿曹锟催促吴上前线指挥军事。曹的左右说：“如果在北京城内做总司令，谁也会做啊！” 

逼使吴佩孚上前线，当然不是曹锟下面的反吴派，而是前线战况的不利，加上海军突袭的计划受了阻碍，吴所料不到的，是渤海司令温树德并不太为吴卖力。于是吴派讨逆军副总司令王承斌于10月3日率后路援军驰抵古北口，代行总司令职权，以对抗来攻的奉军李景林部。然而这一遭吴又错了，因为王承斌实际早和冯玉祥暗中联结，他已参加倒吴派，自然不会在前线打硬仗了。 

首先倒戈的直军是把守九门口的第十三混成旅旅长冯玉荣，他所部不战而退。吴佩孚这才于10月11日晚9时，乘坐讨逆军总司令专车，由北京正阳门出发，直驰山海关。讨逆军总部人员随行，还有外国观战武官和新闻记者100余人随车前往，声势之浩大，在民国初年内战场面中，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当吴佩孚上前线时，也正是北京城内谣言满天飞的时候，前方战报多不利于直军，有传第一军司令彭寿莘阵亡，有传某军哗变，可是这都是不可靠的消息。 

13年10月12日上午4时半，吴佩孚的专车抵达山海关，停靠于长城墙傍，吴佩孚即率幕僚和卫兵急驰前线，登长城视察战况。这时直奉两军激烈鏖战，隆隆大炮震动大地，硝烟冉冉上升。 

吴佩孚上前线的消息，遍传直军，对军心士气有极大的鼓舞，而通奉的冯玉荣听说吴已到达前线，遂畏罪自杀。吴遂直接调遣十三混成旅，另筑阵地稳住了阵脚。 

讨逆军总部在吴亲赴前线后，遂设于吴的专车上。吴总部的直属部队则张营帐于车站内。吴每天早起偕同参谋长以下僚属四出视察，有时则乘坐渤海舰队司令官温树德所率领之旗舰游弋海上，指挥海军炮击葫芦岛。只是因为海军不够配合，所以不能收奇袭之效。于是改变作战计划，倾其全力对付奉军右翼，令后援军总司令张福来率重兵恢复狭隘的九门口，张福来军经过激烈战争，使榆关的战况渐趋有利。 

奉军在秦皇岛上空展开空袭，奉军飞机四架、七架的编队，不断盘旋轰炸，但损害并不严重。奉军之所以向秦皇岛空袭，因为秦皇岛是直方的海军集中地，当时在秦皇岛海面停泊了不少舰队，计有直军的渤海舰队六艘及运送海陆军的运输船20余艘，此外还有外国军舰20余艘，舷舵相望，桅樯林立。岸上则大军云集，往来紧张。 

吴在前线督战时，对于冯玉祥的行动颇为注意。冯本人在怀柔按兵不动，有坐观成败之势，吴命参谋长张方严电催各军急赴前线，张给冯玉祥一电，为了加强语气所以在电文后加了一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这本来是普通的加强语气句子，可是在微妙的时候，这句话就有了问题。冯玉祥虽然已和奉张暗通款曲，但他确有坐观成败之意，他要看直军有了败兆才敢动手。吴上前线后，冯是犹豫的，他怕吴在前线打了胜仗，他一发动，吴率师回京平乱，他就完了。所以他在待机而动，所得情报来自直军总部的，是胜利在望；来自日方的，则谓直军不利，前线危急。当他收到吴的参谋长来电催促进兵时，他认为直军失败的可能性增大了，因此乃下了决心“倒戈”。移后方作前方向北京回师，在吴佩孚后方放了一把火。 

13年10月23日的傍晚冯玉祥率军退出阵线，回师北京，直奉战场形势大为改变。 

24日晨，吴佩孚尚不知后方突变，他好整以暇地率僚属赴九门口督战，直军前线士气转旺，奉军攻势曾受阻遏，战局颇有转机。中午时分，吴佩孚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先后接到来自北京和天津打来的最紧急电报，内容大同小异，均言“讨逆军第三军司令冯玉祥等于二十三日下午六时退出战场，未经枪战即攻入北京，发动政变，曹锟总统已失自由，北京情况不明，酝酿巨变。”电报中所列参加政变人士均为直系巨头，包括冯玉祥、王承斌、王怀庆、胡景翼、孙岳等。 

冈野增次郎接到这些电报，立即往见吴的红人、总部政务处长白坚武，把电报给白看。当时情报非常混乱，谣言满天飞，所以白坚武见到这几份电报，颇为怀疑。他认为冯玉祥叛变是可能的，但是叛变的阵容如此大，而且这些人各有各的背景和打算，似乎不可能结合在一起，因此判断这些情报靠不住。白坚武的政治警觉性实在不够高，冈野见白坚持己见，所以也不和白争辩。 

吴佩孚从战线上回到秦皇岛总部，冈野乃把这些电报呈请吴核阅，同时注明某电是日本公使馆所发，某电是北京日本守备队所发，某电是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部的公报，因此可靠性非常确实。 

当时，北洋军阀多有日籍顾问，即以直奉二系而论，张作霖有日本顾问，吴佩孚也有日本顾问，直奉军虽然作战，顾问与顾问间有联系，顾问与日本公使馆和军方有联系，而日本公使馆又与各地的使馆有联系，这一来，日本人对中国各地以及大军阀动态均了若指掌。他们押注不在一方，敌对双方均有连络。其实张作霖也好，吴佩孚也好，民族观念均极强，不完全受日人挟持，可是日本人为了他的既得利益，必需和中国实力派有所勾结。 

当吴佩孚看到冈野的电报，他立刻相信有这种可能，因为他对冯玉祥并不信任。据说，他当时对冈野和他的幕僚说： 

“这件事也可以说是在我意料之中，因为这次出兵前老冯曾向我要求，待平定奉系后，派他为东三省巡阅使以继张作霖之缺，我告诉他：东北和日本有特殊关系，我们对日外交很微妙，所以东三省巡阅使的任命，不能漠视日本的动向。你一向被认为亲美派，最招日人之忌，因此去东北很不相宜，不过对酬答足下的战功，国家有的是名位，我一定会考虑其他职务的，而且必令你满意。我这番话也是腑肺之言，可能冯因未达目的，遂暗通敌人。其实他向我索军费，我已发十万，后来又增至十五万元，他才勉强奉命，率兵开赴古北口。很多人向我建议，免除冯的第三路军司令以除后患，总统居中替冯说情，免冯计划遂没有进行。当冯到古北口前线，又借口敌人优势，要求增拨步枪弹百万发，我对冯更不放心，所以不发给他。近数日我在总部中，晚晚不能入睡，辗转反侧，右转则思及处置张作霖之法，左转则念及冯玉祥之可能背叛，现在不幸而料中，想到当日拨冯战费十五万元，实在太划不来了。” 

吴感喟地把冈野的三通电报扔在公案上，他当时还很镇静，要求大家对这个事变保守秘密，以免前线军心摇动。 

这时吴的处境是屋漏更遭连夜雨，先一天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吉冈显作曾发通告，不许直军总退却时使用秦皇岛码头，这个通告也在同时到达吴的手中，这是吴军退却唯一可用的码头，日本人则落井下石。 

同一时间，奉军张宗昌的前锋是日人永骑兵少佐所率黑龙江骑兵大队已南下滦河流域，切断了直军后路。吴军腹背受敌，走海路又不能使用唯一的码头，情势真是危急万分。 

25日晨，吴佩孚率领高级参谋人员赴九门口前线督战，过了中午回到总部，立即召集紧急军事会议于总司令室，各高级将领均出席，吴以沉痛的态度，宣布北京兵变及总部退却计划。 

当天下午6时，先运兵3000南下，总司令部列车则于下午8时离秦皇岛。前线军事全部分为三大防御线，秦皇岛一线由张福来负责，昌黎一线由彭寿莘负责，滦州一线由靳云鹗负责。吴自己乘总部专车带了一团卫队，星夜疾驰南返。拖着沉重的心情和疲累的身体，一夜未眠。10月26日上午11时，列车到达天津。 

直军在前线防御工事做得还不坏，有掩盖钢板为大炮不能攻毁之坚固战壕五道，可以坚守，至少可以挡住奉军一个时间。可是奉方把握机会发动心理战，派遣大批飞机在直军阵地空投传单，传单上是北京政变的消息，包括冯玉祥、孙岳、胡景翼的通电，要求停战和惩办战首。另一部分则是奉军劝降的消息，强调直军归路已断，主帅已逃，唯有投降才有生路。 

直军战壕中遍处都是奉方的传单，直军半信半疑，军心为之摇动。 

吴佩孚素所瞧不起的张宗昌，这时成为战场上的“骄儿”，他所率领的部队如果在今天，就很时髦了，可称之为“外籍兵团”，包括有已改入中国籍的白俄军，以及日本、朝鲜、法国军人，据说这些“洋兵”均曾参与欧战，精娴新式战术，善战而无军纪。张作霖把张宗昌放在最前线，本来是让他作炮灰，想不到却成全了他。他率领这支游杂军共16000人突破直军防线，26日吴佩孚率军回师后，张宗昌即击破直军董政国所率的第九、第二十两师，攻入冷口，27日张军入建昌营，和倒戈的直军胡景翼部联络，追董政国于滦州。10月27日张宗昌、胡景翼部占领滦州，把直军截成两段，一面南下和榆关奉军围迫秦皇岛及山海关的直军，另分兵追击董政国溃部之后而攻唐山。切断榆、津间交通，张福来败退。 

与此同时，奉军吴光新部据海阳，炮击秦皇岛，张学良又从长城低处冲入，加上张宗昌部由滦州南下，直军便在奉军四面炮火包围中。 

10月30日奉军三路攻占秦皇岛、山海关。直军一部乘轮回塘沽，二万余军被缴械。关外直军纷纷逃离战线，麇集车站，这时火车已不能开动，散兵逃向秦皇岛，秦皇岛已失陷，军械粮食遍地堆集，奉军一方面收缴直军军械，一方面清点战利品，收获极为丰硕。 

10月31日，自山海关至唐山一带的直军已全失抵抗能力，奉军各路连接，大队长驱入关，以吴光新的骑兵为先锋，自古冶而芦台，向塘沽疾进，和在北京方面的冯玉祥、胡景翼军相呼应，直军几乎全部陷于奉军和冯、胡两军的大包围中。 

11月4日奉军占领塘沽，吴佩孚已于先一天率残部乘舰驶离塘沽，这时直军抵抗已全部中止。5日张宗昌、吴光新两部先入天津，奉军大队亦纷纷抵达，在天津的直军残余部队全被缴械。第二次直奉战争遂告结束。 

第二次直奉战争，由酝酿到接战到结束，前后两个月，直军败得太惨，这是吴佩孚做梦也想不到的。 

第二次直奉战争，直军彻底垮台，当然致命的因素是由于冯玉祥、胡景翼和孙岳倒戈回师，吴军在前线不及回师，腹背受敌。可是直军也有许多不及奉军的地方，据参观山海关战线的外国军官的综合意见，认为： 

（一）奉张作战纯采新式，吴佩孚则仍用旧式战法。 

（二）后勤方面，奉军早有准备，粮草无缺，装备齐全；直军则临时采购，军费又极费周章。 

（三）奉军迫击炮极多，用高弧线的瞄准法，成三角形而直入直军战壕。 

（四）奉军所用飞机翱翔空中，均为新式，机枪和大炮均系新从俄、德两国购买，直军的武器则多系中国汉阳兵工厂所制。 

（五）当直军败退时，吴佩孚所招募之少年军，竟在阵后掘小战壕，用炮轰击退却之直军，故直军伤亡极大。（六）奉军人人耐寒，棉衣被囊一应齐全，直军装备欠缺，且不能忍冻。 

这些当然是从军事观点分析，不过吴佩孚本身也有招败之处：第一，吴虽然对政治有兴趣，但他并不懂政治，对外一味树敌，促成奉、皖、冯与西南的大联合。其实以他当时声望、名誉和力量，他可以和各方携手，同时也可以分化其他势力，为什么要驱迫这些力量集合在一块。在直系内部，他虽然代表正直的一面，可是太盛气凌人，促成高级干部离心离德。他常自比关羽，在缺乏政治手腕这方面他倒确是很像关羽。第二，这次对奉用兵，在战略上他也有错误。吴的特长是闪电战，后防空虚，胜则追奔逐北，败则退无所据。当曹打限时即刻到的电报命吴回师靖难时，吴因为前方战火正紧，胜败决于俄顷，不忍功亏一篑。他认为冯虽然倒戈，其他的人不致和冯一致，还想让孙岳等部先去挡一仗，同时急电鲁督郑士琦派兵应战，那知郑早与皖系通款，山东方面只有混成旅长潘鸿钧自动赴援，潘是吴的同乡，所以义不容辞，可是这点力量毫无帮助，结果全都被冯部包围缴械。 

当时有倒吴不倒曹的口号，吴也微有所闻，他想曹锟是个老好先生，大概别人不会向曹下毒手。所以当曹一日数电，声嘶力竭地召唤他时，他还以为曹可以下令制止冯军异动。但当他证实冯与胡景翼、孙岳、王承斌等已联为一气，才仓皇回军，火车一夜疾驰七百里，赶返天津。留下前方军事交给有勇无谋的张福来。然而，这一切既太迟，又无壮士断腕的决心。 

直军崩溃的时候，京津方面许多军政元老均纷纷奔走和平，希望地方不至于糜烂。如前国务总理张绍曾就是一个，他于冯玉祥有恩，又是吴佩孚的亲家，他出面可以两全，可是他的奔走毫无结果。北洋派元老王士珍和直隶道尹吴履观主张外交调停，于10月31日往访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吉田茂，转请日本政府向奉天交涉停战。吉田认为： 

“目前战局甚紧，冯、胡军队南下在即，未知吴佩孚将军对此危机有无防御之策，这是本人所最关心的。至于调停两方战事，时间因素有问题，因为用电报连络，先要打电报到北京，由公使馆转东京，东京同意了再回电，往来费时不下三、四日，缓不济急，恐无补大局。我昨天曾和安福系领袖王揖唐商量，王主张吴佩孚能拥戴段祺瑞出山，以实力支持，解救目前局势。” 

王士珍、吴履观对吉田的意见认为可以考虑，遂约第二天中午在天津日本租界敷岛亭再见，吉田表示分电北京、奉天及东京，进行调处停战，并约定11月2日下午5时拜访吴佩孚于天津站列车中之吴氏总部。吉、吴两人问答如下： 

吉田说：“今日时局之重大迫切，有间不容发之势。调停直奉之道，莫便于请段祺瑞之援助。中国之事应由中国人自理，不可使外国势力参入。余基于此信念，今朝偕王揖唐亲访段氏，以段与君合作为今日收拾时局最稳当有利之方法说之。余想段氏与吴将军本有师生之谊，吴将军为国家前途计，应一扫从来隔阂之感情，投入段氏之怀抱，以发见彼此之妥协点，请将军慎思之。” 

吴答：“贵总领事之言，真出拯救中国时艰之至情，余深为感激。惟各国之历史与国民性各异，故关于国家观念亦彼此不同。欧美各国之建设，大抵不逾二百年之岁月，其能达千年之久者殊鲜。独我中国有四千余年历史之旧邦，且有千古不磨之成文宪章，即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之八德是也。八德张则国宪立而国运盛，苟坏其一，则无收拾人心之准绳，犹如贵国以万世一系之天子为中心而团结国民者然。斯道不亡而国存，斯道丧则国亡，此不易之理也。余若从贵总领事之言，为一时之权宜计，结段以背曹，大义名分之谓何？且臣节由此而坏，何得任国家之重寄乎？世人往往见中国共和政体之成立而以为君臣之义已灭，然以余所见，则有异于是。如保此八德，犹可正彝伦而不误，用长幼之序以代君臣之义，有何不可？再进一步而言，若段氏今起而当收拾时局之任，在不知中国情形之外人，或不予责难，殊不知正污蔑段氏十年之苦节也。彼之为人也，品性高洁，思想正大，出入儒佛之学，又能体悟八德。若一朝受冯之推戴，投入政界之漩涡中，非所以忠于国家也。盖中国之兴微，系于大道之消长，我面临国家兴亡命运之边缘，独欲绍述斯道而无反顾。至关于个人一时之成败，本不在念中，此为我不能擅背曹而结段之原因，故宁为玉碎而不望瓦全也。” 

谢选骏指出：“宁为玉碎而不为瓦全”说的是物，至于军阀土匪，死了就是尸体，很快腐臭，既不如玉，也不如瓦。

【二一六、吴佩孚浮海南下】

吴佩孚在天津车站这几天，直军情况更陷悲惨境地，至11月2日止，胡景翼部的先头部队已进入杨村，直军不战而退，滦州方面直军在撤退中溃散，唐山一带更是悲惨，日本方面消息，张宗昌一心一意想活捉吴佩孚，取其头颅。吴的日籍顾问冈野增次郎获得吉田茂的通知，日本政府愿协助援救吴的性命，所以吉田茂主张吴立即迁至日本租界，可是吴佩孚在这一点上非常坚持，决不在兵败后托庇租界。 

11月2日杨村不守，冯军由北仓逼近天津，吴在列车上假寐片刻，吴的左右不由分说，把火车开回老站，吴醒后大怒，连声说：“谁要我上租界，我便要谁脑袋。” 

吴同时向冈野增次郎说：“战败逃入租界苟全性命，是我所最不齿的，也是一个国家大员最丢国家颜面的行为，我决不做这种我生平最反对的事。设若不幸，我宁玉碎于此，也不愿托庇租界以谋瓦全。日本政府对我的好意和足下奔走的热忱，我是永矢不忘的。” 

吴的左右见吴这么坚决，只好面面相对，偷偷耳语，大家都了解局势万分严重，不上租界就是死路一条，可是吴佩孚却处之泰然，大家不由疑窦丛生：“孔明先生兵败时还有一套空城计，咱们大帅是打的什么主意呢？” 

吴好像看透了左右的心事，他慷慨悲壮地说：“我留在天津，看焕章（冯玉祥）把我怎样。” 

冯玉祥会怎样？答案很简单，他既然敢倒戈，什么事情做不出呢！吴要留在天津就得做俘虏，不做俘虏只有自杀。吴的幕僚个个急得如热锅蚂蚁，又不忍心丢下吴自寻生路。 

在吴身边，有海军部军需司长刘永谦（字六阶），他鼓着勇气对吴说：“我替大帅已经准备了一条军舰，不如我们把车开到塘沽，弃车登船。” 

这是死里逃生的唯一之路。原来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早与奉系勾结，把舰队带走，刘永谦则和华甲运输舰舰长为知己交，他在局势恶化时就安排了这条船，以待最后关头载吴脱险。他确知冯军和胡军都已距天津十里，千钧一发，所以硬着头皮劝吴“乘桴浮海”。 

吴这时真是英雄落泊，穷途末路，不禁流下了眼泪，黯然说：“我今天是败军之将，虽属运穷命蹇，自念尚不是可死之时，只有收拾残兵，浮海南下，先至青岛体察形势，再定行止。” 

13年11月2日晚，吴佩孚接受刘永谦的意见，决定由塘沽登舟，他命令在身边的参谋长张佐民，作各种撤走准备。 

晚上10时许，接到胡景翼先锋已迫近天津的消息，事迫燃眉，因此火车头遂升火待发。这时候，停留天津总站的总司令部列车有头等车厢30余辆，和两周前讨逆军总部出发北京正阳门赴山海关时一样，可是吴总部已大半数溃散逃亡，仅少数忠义之士和若干卫兵随吴共患难。当晚11时左右，吴下令开车，火车驶出天津总站，向塘沽行进，3日晨5时，车抵塘沽，幸好塘沽尚无敌军踪迹，不过直军败兵却有不少麇集在塘沽车站和码头上。 

华甲舰有5000余吨，原是德国军舰，因为太大，不能靠岸，所以要乘小轮转赴华甲。吴等一行到大沽港已是上午9时，登上华甲舰，在舰上已有败兵无数，聚集大厅中，吴和左右只好转入船尾餐厅。 

吴在舰上立即召集文武幕僚20余人，商议今后步骤。兵败之余，穷无所归，与会人士面面相觑，真不知从何说起。座中有吴所器重的张其锽，执笔草拟了五条意见： 

一、取消武力统一中国之政策。 

二、改变御下态度，宽容政客要人，苟有主张之士，虽政敌亦应敬重之，尤不可加以斥骂。 

三、放弃洛阳根据地，另行选择据点。 

四、亲贤远佞，起用新人才。 

五、筹款300万元为经费。 

吴表示除第三条外，均可接受。这五点意见，做为吴的一个幕僚来说，是很突出而大胆的，但也是必需的。在吴幕僚中，吴对张其锽最刮目相看，张是广西桂林人，字子武，中年自号“无竟居士”，幼年家贫苦读，光绪三十年中进士，由县长转任湖南巡防队统领，民元谭延闿都督湖南，张与谭友善，所部改为南武军，张任统帅，后任湖南军事厅长。民国11年春，黎元洪总统任张为广西省长，加陆军上将衔。张和吴订交在吴首次南征时，张守永捍，以手书致吴陈利害，吴为之折服，遂结为异姓兄弟。吴对部下从不假辞色，独对张最亲敬，尊称省长而不名。 

张博通经史，尤精于奇门遁甲，当时传说张能呼风唤雨，知过去未来，这当然过于夸大，可是张是一位传奇人物则是事实。他和吴佩孚相得益彰，水乳相融。 

13年11月6日下午7时，吴佩孚率领败军乘华甲舰驶离大沽口，他在大沽口华甲舰上留了三天，想听听有没有意外的好消息，同时收拾残兵。 

在这个时候当然不会有好消息，吴听到的都是一连串极坏的消息，才下决心浮海而南。可是时移势易，世态炎凉，这时山东的郑士琦已宣布中立，拆毁沧州、马厂间轨道以阻溃兵，同时严令山东沿海口岸，拒吴登陆。吴舰过青岛时，温树德只派人送了食物，却不欢迎靠岸。11月12日吴舰由吴淞入长江，14日过南京，齐燮元曾登舰与吴一晤。南通名士张謇则派专人送上一封慰问信： 

“子玉将军麾下：将军为国家而战，为主义而战，战不足为将军罪。将军之败，败于内奸与外谋，败不足为将军辱。下走平日雅重将军，今以将军之败，愈增敬爱。时难方殷，愿将军为国珍重，少饮酒勿任气，将军幸甚。国家幸甚。” 

信末还附一诗云：“壮语招时忌，斯人实可嗟，一舟成敌国，四海欲无家。治易刘中垒，能军李左车，盈谦有消息，尺蠖即龙蛇。”吴读了此函及诗，流下了英雄泪，低沉地说： 

“季老真是穷途知己。” 

吴佩孚一行于13年11月17日抵达汉口，这时齐燮元等已宣布对北京独立，所以吴佩孚一抵汉口就发表筱电组织护宪军政府。湖北督军萧耀南是吴所提拔的，他以为萧当然完全听他的指挥，因此他想联合长江各省对抗北方。 

护宪军政府所揭橥者为：“……合法之国会政府不能行使职权，宪法完全失效……亟应联合建设护宪军政府，以为对内对外之机关……自冯军入京之日始，北京……之令，一概无效，所有征讨大计，惟护宪军政府是属”至于所拟定之护宪军政府组织大纲十条，大要为： 

一、护宪军政府因……合法之国会政府不能行使职权，宪法完全失效，联合同志各省组织之。 

二、护宪军政府设于武昌。 

三、护宪军政府代表中华民国，执行对内对外一切政务。 

四、护宪军政府根据法律元首为海陆军大元帅之义，于大元帅之下设置元帅，凡各省区之巡阅使，督军、督理、督办、都统海陆军总司令皆为元帅。 

五、元帅采合议制设元帅会议行之，元帅会议设正副主席各一人，由各元帅互选之。 

六、元帅不能出席会议时，得派代表一人代行其职权。 

七、护宪军政府于元帅会议之下，设内务、外交、军政、财政、交通五部，每部设部长次长各一人，其组织及职务另定之。 

八、护宪军政府至宪法效力回复护宪目的完全达到之日，应即撤销。 

九、本大纲有未尽事宜，由元帅会议随时改之。 

十、本大纲自宣布之日施行。 

列名“筱电”的是齐燮元、孙传芳、萧耀南、刘镇华、吴佩孚、杜锡圭、马联甲、蔡成勋、周荫人、萨镇冰、张福来、李济臣、刘存厚、刘湘、杨森、邓锡侯、袁祖铭、黄敏成、金汉鼎、林虎、洪兆麟等21人，包括苏、浙、鄂、陕、皖、赣、闽、豫、川、粤十省和海军。可是代表粤军的林虎和洪兆麟立即由上海的粤军代表通电否认。齐燮元虽是领衔的，亦对护宪军政府不表同意。11月19日江苏省长韩国钧竟通电反对护宪。至于孙传芳、蔡成勋、萧耀南、刘镇华则在复韩国钧的电报中表示组织护宪政府通电，事先并没有完全同意，此后当另图补救。而湖北的萧耀南也有暗示，不欢迎吴佩孚留在武汉。13年11月19日吴佩孚黯然离开了武汉，乘京汉火车经郑州径返洛阳。 

洛阳是吴佩孚的根据地，吴既然回到洛阳，反吴的人认为这是纵虎入山，非常不安。吴在河南，召集他的旧部，积极布防，并在郑州设立护宪军前敌总司令部，11月23日河南绅民张钫等在郑州组织弭兵会，反对河南变成战场。这时候胡景翼南下的部队已在京汉线和吴军开火。 

段祺瑞入京就任临时执政后，11月24日吴致电段，表示赞成其应付时局的方针，劝段不要受张作霖和冯玉祥的愚弄。段祺瑞也有意在吴患难时拉一把，用来对付张、冯，可是又怕吴真的借尸还魂后不听差遣。所以阳示对吴拉拢，电称可以阻止胡景翼军前进，却暗中电令西北方面的阎锡山、刘镇华、陆洪涛、吴新田全力围攻吴佩孚。 

12月1日吴佩孚、胡景翼的代表正在开封召开和平会议，停战议和。突然陕军第二师长张治公、第三十五师长憨玉琨联合山西军队发动偷袭洛阳，向吴提出哀的美敦书，限其即日离境。吴素高傲，对憨部的变动本不重视，下令备战。不料吴的命令竟不能下达，部下亦不接受命令，这时憨的第二次哀的美敦书又来了，吴乃仓促离开洛阳，先到郑州，怎知在郑州还未落脚，又接确报，胡景翼部自北方开来，吴只好匆匆南下信阳，寄寓信阳的道尹衙门。2日晨吴偕数十人乘火车离开信阳。这时又收到萧耀南的通电，拒绝吴率部入鄂，并劝吴下野。吴只好在新店下车。吴部寇英杰守彰德，为了表示对胡景翼让步，曾后撤50里。 

4日吴电段祺瑞，表示拟入鸡公山养病，不问世事。萧耀南电吴，愿意送路费，请吴出洋，吴阅电大怒，立予拒绝。 

憨玉琨率军东追，豫督张福来被迫离豫，把河南督理印信交给省议会。李济臣退守许州，寇英杰奉萧耀南令退保武胜关，阻溃军入鄂，郑州情势混乱，第二十四师毁黄河铁桥阻胡景翼南下。 

吴军南撤，憨玉琨率军尾追，12月5日憨军占开封、郑州，胡景翼部渡河南下，被憨军拒阻。6日，吴佩孚上鸡公山。 

鸡公山是很著名的，它位于河南湖北两省接壤之地，蜿蜒数十里，峰峦相接，形状奇特。山的顶端有如报晓的雄鸡，故名鸡公山。豫鄂人争传鸡公山可呼风唤雨，实则鸡公山屹立中原，介于南北之间，登山可穷千里之目。山上夏天很凉快，冬天很暖和，可以避暑，外国传教士在山上盖了教堂，而有些人则修筑别墅。有钱的人多来自武汉，山上还有一条小街，也有医院、学校、运动场、邮政局、警察局等等。 

12月的天气，山上一片冬景，霜满山径，雪盖远峰。吴登山后借寓河南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的别墅。 

吴佩孚上鸡公山后，鸡公山又变成全国注目的一个地方，而他不只是生了病，同时头发也白了。形势影响于人之大，于此可见。在吴佩孚来说，他过于自傲，对左右不假词色，崖岸自高，不同流俗，这些都可以说是他的长处，但也是他的短处。无论如何，在当时北洋军人中，吴不愧是个奇男子，曹锟贿选他不赞成，曹家在北京胡作非为，他也不同意，然而直系悲剧的苦果，却是要他一个人吞下。 

吴当时气不能平的，是他如果在战场上战败，还想得过，可是他这次失败，是因为冯玉祥倒戈，同时曹家兄弟不争气也是基本原因。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战败后还可以退到关外，闭关自守，发愤图强；这次直系失败，几乎和皖系一样，一败就不可收拾。而直系的大将都自顾自己，宁愿让人各个击破。吴佩孚在这样情况下怎不痛心疾首呢。 

段祺瑞对吴佩孚也有深恶痛绝之感。因为段前此垮台，几乎完全垮在吴的手中，吴从驻防衡阳时代，以一个小小的师长，竟向段挑战，从此声望一天比一天高，力量一天比一天大，最后发动直皖战争，一举击溃皖系，段只好在天津息隐。 

如果不是这次直系垮台，段怎么能重上北京的政坛。 

然而政治上没有绝对的恩怨，政治形势可以把昨天的敌人变为今天的友人。段这次是在奉系和新起的国民军两大势力支持下出山，自己无拳无勇，也就无足轻重，处于两大势力之间，段的临时执政日子并不安逸，段总想建立自己的力量，可是皖系军队已烟消云散，安福系又是臭名扬溢，既无可用之将，又无可用之兵。 

有人向段建议重用吴佩孚，在吴穷无所归时，拉吴一把，使吴为段所用，只有吴还可以对付张作霖，尤其对冯玉祥有抵消作用。段也为之动心，不过对吴不敢相信。在吴佩孚来说，他自况关羽，义不帝曹，所以他可能演出过五关斩六将挂印封金，千里送嫂的故事，以标榜自己。在这种情形下，段、吴合作的可能性就太小了。 

12月19日下午7时，湖北军第一师长寇英杰上鸡公山谒见吴，吴本打算以寇英杰率军警备鸡公山四周，并以信阳为中立区，缓和胡景翼军南下，让自己能在鸡公山喘息。 

然而胡景翼认为河南已是自己的辖区，怎肯在卧榻之旁容一只老虎，他于12月11日在郑州正式就豫督之职，逐走了憨玉琨，占领了信阳，把吴佩孚的残部4万多人缴械，同时通知吴佩孚请他离开鸡公山。 

12月28日吴佩孚带病下鸡公山，向湖北进发，可是湖北人也拒吴入境，破坏了路轨，阻吴的火车，吴被迫在广水下车。 

吴佩孚入洛阳，上鸡公山下鸡公山，走遍了半个中国，茫茫大地竟无容身之所，昔日他被人歌颂，被人拥护，如今则被人驱逐，被人挡驾。 

在患难中才看得到知己。当他穷无所归时，湖南赵恒惕伸出了友谊之手，敦请他前往湖南。而四川的杨森也派人来迎迓他。 

吴佩孚和赵恒惕，因对敌而惺惺相惜，由此订交。吴咤叱风云时代，赵在湖南和吴并不步调一致，吴一心要用武力统一中国，赵在湖南则主张联省自治，赵的联省自治是吴所反对的，然而吴、赵的交情却毫不受影响。现在赵邀请吴假道湖北前往湖南。 

湖北的萧耀南是吴所提拔的，现在萧却有礼貌地拒吴，甚至吴想假道湖北去湖南都很困难。当吴在广水因铁轨遭破坏，被阻前进时，川督杨森的军务代表刘泗英来谒，自告奋勇愿意先到武汉去游说萧“缓段全吴”，吴欣然同意。刘泗英到了武昌，径赴督署，萧对来客表示自己不会做冯玉祥第二，不过为了保全武汉，请吴不要留在湖北。同时决定三个要点：一、请吴不要驻岳州，改驻黄州。二、吴的卫队以两营为限。三、所乘兵舰决川号和浚蜀号的武装解除，仅供作为交通工具和自卫。 

14年1月1日，吴佩孚率领卫队抵达汉口大智门车站，宣言不入租界，留住火车中。这时候湖北公团向萧提出请愿，要萧劝吴离开湖北。2日萧耀南撤回驻防岳州的湖北第二十五师部队，以岳州还湖南，赵恒惕即派邹序彬为岳阳镇守使，率部前往接防。4日晨吴佩孚至湛家矶，改乘决川、浚蜀两舰，东下黄冈，泊赤壁下，不登岸。川、湘、黔各省代表均在船上，大家合拍了一张照片，密订川湘联防条约。5日，抵黄州，即在黄州住了下来。立春日吴偕僚属游灵泉寺、陶侃读书处及其他名胜，均有吟叶，好整以暇。现在抄吴当时的几首诗—— 

（初至黄州，走笔云史）为谋统一十余秋，叹息时人不转头；赢得扁舟堪泛宅，飘然击楫下黄州。 

（赤壁春望书示云史）戎马生涯付水流，却将恩义反为仇；与君钓雪黄州岸，不管人间且自由。 

（黄州早春登城）两字功名百战哀，江山无改此登台；举杯独酌看周易，樊口江鱼下酒来。 

黄州距离武汉只有120里，当时变成了冠盖云集之地。段祺瑞也奈何吴不得。萧耀南看到吴的潜力不可侮，段的势力不觉畏，对吴的态度也和缓多了。然而吴已饱尝世态炎凉的滋味，湖北各团体对吴的称呼就变了三次，开始是“大帅”，后来是“玉帅”，最后则直呼子玉。更且发起“拒吴保鄂”。 

萧耀南有他的苦衷。第一怕胡景翼军以捕吴为借口而开入湖北。第二段祺瑞派了代表坐守督署，天天逼着萧要把吴押解入京。同时萧也怕吴的部属在湖北活动，所以曾贴出一张皇皇的布告：“吴上将军表示下野，倘有假上将军名义号召党徒者，惟有执法以绳。”他也发出通电：“倘有野心家侵犯鄂境，定即率我师旅，相与周旋。”这是对付胡景翼的。 

吴到黄州后，萧也有微电通告各方：“吴前使来鄂，奉执政电喻，勿任或往他处，以靖人心等因。吴使鉴于各界环请之诚，即于江日乘轮离汉，不问世事。我执政保全将才及吴前使遵守和平之旨，俱可昭示于天下，垂美无穷。耀南奉命周旋，公谊私交幸获俱尽。”这篇文章真算“好手笔”。 

吴佩孚在段祺瑞和张作霖眼中，是一个仇人，可是形势变了，冯玉祥的崛起和倒戈，让段和张同具戒心，他们都有用吴制冯的动机。所以张作霖曾对报界谈话说：“过去悬赏缉吴，纯为军事行动，现在军事行动终了，对待敌人的行动当然也中止，对吴如何处置，作霖概不过问。” 

段很想把吴请回北京，如用他不让他离得太远；如不用他，在北京更可放心。王揖唐讨了这个差使，王觉得段的手下能和吴打交道的，除了自己没有别人，过去王任南北议和北方总代表时，吴反对最烈，可是现在王已荣任了皖督，自己觉得身份不同了。 

14年2月25日，王揖唐到了黄州为段做说客，劝吴自动入京，有话当面谈，前罪一笔勾消。吴待王以贵宾，从黄鹤楼谈到赤壁，天一句地一句，始终不正面谈政治问题，一连几天，越谈离题越远，王揖唐看看无可再谈了，乘兴而来，败兴而去。 

王揖唐之行没有结果，段祺瑞认为既然软来不行，就只好硬来了。密令海军司令许建廷率领长江舰队八艘前往黄州，希望能一举擒吴，同时对萧耀南也有兴师问罪之意。段派在湖北监视萧的，是曾任第三师第五旅旅长张学颜，张的现职是萧的参谋长，他和吴有过一段不愉快，脱离了直系而投奔皖系。 

湖南的赵恒惕继续向吴劝驾，正当吴有离黄州之意时，赵来了一个电报，情意殷切，内称“湘为旧游之地，盍兴乎来，愿扫榻以待。” 

吴在穷无所归时，得到赵的电报，深为感动，喟然叹曰： 

“炎午真够朋友。” 

吴和湖南之间，是敌是友，论主张是敌人，因为湖南是独立省份，直系称霸时代，湖南是不听命令的；可是吴和赵之间，从吴在衡阳驻军起，两人订交，深相契结。最妙的，是湘人坚拒北军驻境，现在自动把吴从湖北接来，假使当年吴在湖南逼湘人太甚，今天就不会有这个结果了。 

吴决定赴岳阳，在吴心中，岳阳是他的发祥地。第一次入湘时，他脱颖而出，成为北洋军中一颗彗星。第二次入湘时，他扶摇直上，成北洋军中一枝独秀。第三次入湘时，则逼赵军签定城下之盟，他那时兵力本可完全占领湖南，可是因为他敬重赵恒惕，所以只签盟退军。现在是他第四次入湘了，他却穷途无依，托庇于湘。 

段派海军偷袭吴的计划，前海军司令杜锡珪获知急电吴，这是14年3月1日午夜。吴接报立即采取紧急行动，率领随从人员登上决川、浚蜀两舰，大风雨中启碇向湖南出发。吴的坐舰启程两小时后，许建廷所率的八艘军舰才掩至，已被吴兔脱了。段获知吴已离黄，急令萧耀南加以堵截，吴当然想象到一切可能，所以过武汉的时候，两舰灯光一齐熄灭，潜过武汉，萧亦假装不知，让他鼓轮西行，抵黄金口，第十五师长陈嘉谟密置大炮于两岸，掩护吴的座舰，同时宣言如海军军舰再上驶，岸上的大炮就采取攻击，许建廷的八舰到了黄金口遂不敢前进。 

吴佩孚于14年3月4日安抵岳州，岳阳镇守使邹序彬代表赵恒惕欢迎吴，吴自己留居舰上，眷属住岳绅葛豪家，卫队分驻天后宫一带。 

赵恒惕发表阳电迎吴：“国内互争，皆缘政见偶异，并无恩怨可言。子玉果已解除兵柄，不妨随地优游，何必迫之侨寓租界？既非国家爱护将才之至意，尤乖政党尊重人格之美德。” 

赵恒惕迎吴佩孚到湖南，真是一种雪中送炭，患难知交的表现。赵本想请吴到他家乡衡山去小住，然而吴却在岳州，因为他不是真的放弃一切，他虽然愿意寄人篱下，却不能真的与世隔绝。 

吴在岳阳不肯登岸，赵请他弃舟而陆，他亦不愿。吴自浮海南下后，他的亡命生涯是在海上、山地、湖上、舟上、车上。处处有惊无险，而他不仅不愿托庇租界，连陆地都有点懒于一住。 

吴在黄州时，虽各方代表往来如织，但黄州是萧耀南的辖境，萧在名义上又是段的属吏，在段、萧的监视下，吴不能畅所欲为。现在到了岳州，岳州是赵恒惕的辖地，湖南又是独立省份，不受北京政府的命令，吴受赵的欢迎而来，他除了对招待他的地主还有顾忌外，对北京政府可以完全不理了。 

14年3月30日（农历三月七日）是吴佩孚52岁的诞辰，这与他50岁在洛阳时代如日中天的气象完全两样，可是仍然有八方风雨会中州的态势。各方均派代表来祝寿，张作霖也派了代表。 

赵恒惕送吴的寿联是 

平生忧乐关天下； 

此日神仙醉岳阳。 

这对联如其人如其事，吴不觉捻须而笑了，亡命途中得到这样知己，也可安慰。 

7月23日（农历六月初三）是吴的夫人张氏四十整寿，吴的朋友和部下也在岳阳大事庆祝，并且举行堂会，演唱平剧祝贺，平剧上演前请吴点戏，吴拿起笔写《过昭关》一剧。 

吴的部属用湘绣给吴送了一块匾，上写“东山再起”。 

果然，吴很快就东山再起了。 

谢选骏指出：“东山再起”是用来记录描述抵抗北方蛮族的谢安，怎么可以用来记录描述从事内战的军阀？

【二一七、曹锟变成阶下囚】

13年10月23日冯玉祥和胡景翼、孙岳等控制北京后，即发出停战主和的通电，电云： 

“国家建军，原为御侮，自相残杀，中外同羞。不幸吾国自民九以还，无名之师屡起，抗争愈烈，元气愈伤，执政者苟稍有天良，宜如何促进和平，与民休息。乃者东南衅起，延及东北，动全国之兵，枯万民之骨，究之因何而战？为谁而战？主其事者，恐亦无法作答。本年水旱各灾，饥荒遍地，正救死之不暇，竟耀武于城中，吾民何辜，罹此荼毒，天灾人祸，并作一时。玉祥等午夜彷徨，欲哭无泪，受良心之驱使，为弭战之主张，爰于十月二十三日决意回兵，并将合所属各军，另组中华民国民军，誓将为国民效用，如有弄兵好战，殃吾民而祸吾国者，本军为缩短战期起见，亦不恤执戈以相周旋。现在全军已悉数抵京，首都之区，各友邦使节所在，地方秩序，最关重要，自当负责维持。至一切政治善后问题，应请全国贤达，急起直追，会商补救之方，共开更新之局。所谓多难兴邦，或即在是。临电翘企，伫候教言！” 

冯、胡等既然控制了北京，即派兵分守九门，布告安民。 

曹锟这位可怜的总统，花了无数的力，挨了无数的骂，才做了一年的总统，就遇上兵变。当23日他接到冯军回撤的消息，真是热锅上的蚂蚁。冯回京后仍驻在北苑，也不去见曹锟，曹锟只好派国务总理颜惠庆移樽就教，到北苑见冯，征求他对时局意见。冯提出三项要求： 

（一）颁停战令。（二）惩办主战人物及附和者。（三）召集全国各省代表会议，共决时局。 

颜惠庆把冯的三点意见回报曹，曹没了主意，乃分府召集阁员会商。其实总统也好，阁员也好，都是釜中之鱼，除了接受，别无选择。会议结束后曹遂颁布停战令： 

“比岁国家多难，兵祸相寻。本大总统受任之初，即以振导祥和为职志。耿耿此心，久经宣示有众。此次用兵东北，实出万不得已，而蕲望和平之志，未尝一日或渝。军兴经月，战衅未消。轸念痌瘝，至深恻怛！自下令之日起，两方军事着即停止进行，各守原防，听候中央筹议结束办法，其有抗令不遵者，仍当强行制止，以期促进和平，与民休息！” 

同时发表两道命令： 

一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免去本兼各职。特派吴佩孚为督办青海垦务。 

二为：讨逆军总副司令均撤销。山海关一带军队责成王承斌、彭寿莘妥为维持，以资结束。 

曹锟于10月25日就被困在总统府，阁员星散。31日曹接受冯玉祥的要求，以黄郛为国务总理。冯当时还有只除吴佩孚一人的想法，所以兵变后仍犹豫于拥曹否？可是黄郛认为曹因贿选，恶名尤甚于吴，既已兵变，就应该连曹锟一起驱逐。 

11月3日曹锟遂被迫通电辞职。 

在曹辞职之前，北京情势已面目全非。早在10月25日这天，冯的部队约二三十人哗噪冲入总统府，要见军需总监曹锐，这时因为兵变关系，曹的亲近都避入延庆楼，曹锐听说冯军要找他，就要出去，可是曹锟不许，他说：“这是总统官邸，他们怎可在此胡闹。”因此曹自己走出延庆楼，冯军见到曹锟，不由得有点肃然，曹说：“这是总统府，你们为何在此吵闹？如有事可请冯检阅使来。”冯军见总统这么说，就没了主意，领头的班长只好对总统敬礼，整军而退。可是走了不到二小时，又回来了，这次则不大客气，嚷着说：“总司令请四先生到总部去。”总司令是指冯玉祥，冯这时已组成中华民国军，自任总司令；四先生是曹锐，他是曹锟的兄弟，排行第四。国民军总部设北苑。 

曹锟还要喝阻，可是曹锐却毅然表示愿意去一趟。他从身上掏出100多元银票，扔在桌上，愤然说：“我去，他们想从我身上挤出钱来，休想，一块钱也没有。”说着就打开衣柜穿马褂，一边穿一边就在衣柜中偷偷地吞了许多鸦片烟膏，曹锟和其他人都没有注意。曹锐一边向哥哥告辞，一边忍住眼泪，出门上了汽车。待车子开到冯的总部门口，卫兵把车门打开，曹锐已入昏迷状态，从车上滚了下来，抬入冯总部，冯叫军医急救，已经起死无术了。 

冯玉祥兵变后的第二天，颜惠庆内阁提出总辞职（13年10月24日）。冯玉祥乃在北苑总部邀约有关人士共商维持政局步骤，决议组织临时内阁，仍请颜惠庆担任，颜不肯就，内阁中只有海军总长李鼎新、教育总长黄郛尚在。黄郛是冯兵变的幕后策划人，北京大事既然要由冯作主，冯自然支持黄，10月31日冯以曹锟名义下令准颜惠庆辞职，同时任命黄郛组织摄政内阁兼代国务总理。11月2日曹锟被逼通电，并咨旧国会参众两院宣告退职，将总统印信移交国务院，代理国务总理黄郛遂于11月5日宣告摄政总统职位。 

黄郛字膺白，浙江杭县人，1880年（光绪六年）1月28日出生于绍兴百官镇，在浙江武备学堂攻读军事，成绩优异获选派赴日本留学，参加同盟会，组织25人的“丈夫团”，1910年（宣统二年）回国，入北京军咨府服务。武昌起义后南下，上海光复任陈其美的参谋长兼第二师师长。二次革命失败，黄去美洲，考察欧美各国新情势，护国讨袁之役返国参加浙江护国军。民国10年再度赴美考察战后经济，11年返国。12年1月出任张绍曾内阁署理外交总长，4月辞职，9月出任教育总长。 

黄和北京政局发生的关系，以及这次助冯政变的经过，其夫人沈亦云女士回忆录中叙述甚详，特抄录如下： 

“这时直系领袖曹锟为直鲁豫巡阅使，驻保定，而指挥全局者为直鲁豫巡阅副使吴佩孚，驻洛阳。曹虽系不读书武人，然性忠厚，人言其为第三师师长时，某次战败，众已尽退，曹独倚墙从容，一部下促之始走。吴与张敬舆都主张在庐山召集国是会议，谋南北之统一。张寄膺白信言：‘庐山国是会议之提议，虽尚未见诸实行，已有披靡一世之概，中国统一之期，当在不远，深望大驾早回，共图中华之新建设。（十一、一、廿六、寄美国）。历来两系相争，未得手的一方常不惜迁就过去或未来的政敌，北方相争时联南方，南方亦然。王内阁、旧国会、黎氏复职，虽亦多少由此形势而来，然谓当时无人有心为善，亦未可言。无奈武人之气势，国会之卖弄，不择手段，每况愈下。少数之善，在野时几希之善，均入狂澜与共倒。 

曹锟急要做总统，亦不择手段，以吴佩孚得其信用之专，而无可奈何，不能劝阻，终成贿选。最可惜者，吴并非主张贿选之人，却逼成拥护贿选之势，以声罪讨伐而穷兵为戏。他被人称为吴秀才，私生活甚严肃，自拟关岳，对曹锟始终不二。声言不入租界，确未见他住租界。膺白最后一次到北平，岁时存问，他绝不以国民军之故，略提往事稍露形色，与其他失意人物之悻悻然者不同。生活亦不裕，不失为胸中自有其道德标准而守之不失者。膺白认识他，亦由张敬舆而起，吴张结儿女姻，吴派迟程九（云鹏、实系真媒）来请膺白为大宾，先送兰谱。 

膺白许愿在北方竟辛亥之功，然时时以国家为前提不以革命为究竟。现在，社会不以他为异己，当局看他作书生，他可以加紧努力了。北洋军阀虽已分裂，然地盘广大，根蒂深久，对国家为祸不为福，去之却亦无法，皖系曾与日本结深缘，误国家众所周知，奉系则入关而争，不惜放任后顾之敌，退而自守，又厌恶其索偿与掣肘，忽视外敌，与我们根本难容。首都革命之愿，于是寄在直系，直系虽颟顸，而无国际背景。膺白与冯焕章先生共事时，除基督教，尚不闻其有国际有接触。 

膺白到过洛阳一次，吴子玉先生邀与同饭，同往郊外试炮，听其言论，甚为失望。他说：‘科学吾国古已有之，格物一章而今亡矣，就是到西洋去了，老子出关西去，格致之学被他带走。’试炮时，自称其目测之准，遥指一点，说若干米，试之果然，左右叹服。这样自封自是态度，当大任是可忧的，与新世界亦距离太远了。 

吴甚厌恶冯，抑制其发展，冯两次失去已得之地盘，而队伍则反扩充，由陕西而河南，到北京郊外的南苑北苑。就陆军检阅使一个空名闲职，所部饷项无着，张敬舆是其在二十镇时老上司，吴抑制冯，张则帮他。在张组阁及陆总长任内，准冯之队伍正式编为一个师，三个混成旅，并指定崇文门税关及京绥路局两处，为冯军饷项所出，冯于是反而得到在近畿练兵机会。 

南苑与北京间汽车一小时可达，膺白与冯见面机会渐多，渐渐熟识起来，他请膺白去作定期演讲，膺白每两星期出城往南苑一次，每次演讲两小时，冯自己与全军营长以上官佐同听。膺白这时在北京很忙，在内阁、北大（膺白在北大讲军制学的稿系岳军先生代笔）、师大，担有职务或功课，但从不却冯氏之请。往南苑的路极不平，我们的车很旧，两小时往返路程，两小时不断讲话，他夙有胃病，颠簸而归，常捧着肚子叫痛，许久说不出话。我几次劝他告假，他说：‘这个集团可能为北方工作的惟一同志，彼此必须认识了解，且此中必有他日方面之才，能多认识本国及世界局势，或者少误国家事’。无论如何忙与累，南苑之行不怠，自然而然，与冯常常谈起时事来。一次，冯说到李汉老如何云云，膺白问其人是谁？冯笑曰：‘您老在阁不识此人？’盖曹之嬖人李彦青字汉卿，要人无不与结欢者。冯亦请过膺白阅他的兵，黎明骑马越阜跃沟，同看操。膺白最后一次在冯军讲演毕，请冯开一名单，定一日期，他要请其听众冯之部属到吾家吃顿便饭。膺白一向不私下结欢有力者之左右，恐乱人秩序。这点好处，有力者对之无疑虑。坏处其左右以为他目中无人。这日请的是晚饭，但客人很早已从南苑到来，且传述冯关照的话：‘黄先生不是空闲着的人，他为爱国肯来指导我们，北京城里有地位的人谁还像他那样，你们早点去，谢谢他。’这是仅有的一次，我们糖房胡同寓所，请冯部属，从来没有请过冯自己。 

民国十三年的秋天，又一次直奉之战正开始。此时直系当朝，奉系为敌，皖系赋闲，在南方则粤系为尊。奉皖粤有三角联盟之说，信使往还。 

一天夜里，膺白回家特别迟，他告诉我在船板胡同冯先生寓所谈天。膺白没到过冯的私宅，我亦初次听到冯住船板胡同。这日，他们先在另外一处地方晤见，冯邀他到私宅，谈话只他二人。从行将开始的内战谈起，膺白反对内战，‘万恶之内争’一语，在其文章和言论中屡见不鲜，冯所深知。冯语膺白：‘吴二爷脑筋里没有民国的民字，这样穷兵黩武下去怎么好？’吴二爷即吴佩孚。于是他们谈到深处，渐渐具体，拟以一支兵倡议和平，在北京完成辛亥未竟之功。冯又告膺白：‘胡笠僧（景翼）孙禹行（岳）二人是辛亥同志，此时都带着兵，可商合作。’后孙以大名镇守使调入京，与曹兵分守城门，冯或与有力。 

战事开始，直军分三路迎敌：吴佩孚由洛阳到京，任总司令兼第一路，向山海关；王怀庆任第二路，出喜峰口；冯玉祥任第三路，经古北口向热河，第三路乃不重要的冷门僻路。这时颜惠庆内阁新成立，膺白复被邀担任教育部，他已经与冯有约，自知不久将与直系为敌，不愿留此痕迹。他辛亥对军咨府几个朋友和长官，常觉耿耿，不欲再有一次公私不能兼顾之事，故坚辞不就。直系的人因其前次在教育部，调解部校罢工罢学风潮有效，此时前方有战事，后方更为吃紧，一再劝他。请他到总统府，曹当面告诉他：‘这是苦差使，知是委屈’。以冯与有交情，挽冯再劝，膺白第二次担任教育部总长实出于冯之劝，其理由为在内阁消息灵通，通电通讯亦较便，故虽就职，尸位而已。 

冯出发赴前线，留密电本一册给膺白，曰‘成密’。约曰：‘此去前线，一路荒僻，诸事隔膜，请膺白随时打招呼，惟他的招呼是听。’膺白问：‘在京谁参与秘密，可以相商？’冯答无人。问：‘何不告之子良？’子良者薛笃弼字，时在内阁为内政部次长代理部务，实系冯之代表。冯言：‘子良胆小，且留京有代他请饷请械之事，若预知此举，气将不壮，反为不妥。’ 

前方第三路总司令与后方教育部总长通电频繁，幸未被人怀疑，这是若干年来，膺白言论态度甚公，从未为一派一系献过私策说过私话之故。他虽南人，不存南北之见，北人喜其直，称为少有的南方蛮子。成密电本归我保管，来往电均我亲译。膺白复电大概都由我起稿，彼此例行报告之外，偶然有一二机锋暗示，措辞十分小心。自民五浙江参加护国之役，膺白又一次为主力参与决策之一人，而我先后为其保密之跑腿和录事。 

在天津的段祺瑞先生，忽然叫袁文钦（良）送一亲笔信来。膺白与段向少往来，安福系当国之际，膺白在天津写作，未尝入京，其秘书长徐又铮及其参战军边防军将领，大都系与同学，亦未见面。段的原函如下： 

‘膺白总长阁下：关心国事，景仰奚似。大树沉默，不敢稍露形迹，是其长，亦其短也。现在纵使深密，外人环视，揣测无遗。驱之出豫，已显示不能共事，猜忌岂待今日始有也？当吴到京之时，起而捕之，减少杀害无数生命，大局为之立定，功在天下，谁能与之争功也。现尚徘徊歧途，终将何以善其后也？余爱之深，不忍不一策之也。一、爆之于内，力省而功巨。二、连合二、三两路，成明白反对，恰合全国人民之心理。奉方可不必顾虑，即他二、三处代为周旋，亦无不可。宜早勿迟，迟则害不可言。执事洞明大局，因应有方，尚希一力善为指导之。人民之幸，亦国家之幸也。匆此布臆顺颂时祉。 

余由文钦（良）详达。 

名心泐（段祺瑞）戌月一日’ 

由袁文钦（良）面达之语为：‘从前用人不当，以后不拟再从政，有机会则周旋各派，报效民国’云云。（感忆录袁文，代表请段合作是答礼，袁识合肥在先。）首都革命事前的文字，为安全我都不保存，此信写得极露骨，当时膺白甚诧异，我更想不到出自一个自命不凡的前辈，故独保留。后来段复执政，则知政治之为物，即老成亦不顾一切了，诚需要特别修养也。段与冯系同乡，是否与冯亦有信，冯未提过，此信亦未给冯看。 

十月中旬，冯派一刘子云君来京，刘已知机密，看京津情形以为事不宜迟，而冯尚犹豫不决，要求膺白一封亲笔信带归，以坚冯之心而速其决计，膺白写信交刘。此事甚险，万一泄露，诸事都休，但毕竟发生最后效力。冯接函后来电，暗示准备就绪。十月十八日膺白去电曰：‘吾侪立志救国，端在此时。’冯复电曰：‘来电偏示同人，众意佥同，准十九日晚起程。’此日参加决定的冯军同人，有照相题曰：‘十月十九日滦平国民军起义’，后来送给膺白一帧，以作纪念。 

行动既定，预计若无挫折，十月廿三日国民军前锋可入北京城，膺白约定先一日到密云县高丽营与之会晤。冯之班师计划系全军向后转身，去时殿军变为班师之前锋，鹿钟麟之旅首先入城。兵士昼夜行，四日而到京，一路无人知晓。四日中，留后之人，仍日日将预拟之战报发电向政府报告。 

廿二日上午，膺白照常到教育部办公，出席阁议，回家午饭，饭后他照例要休息一时。此日回家时，即嘱车子开回给次长用，两名侦缉队员随车同往。战时，警察厅的侦缉队派员保护在职大吏，每家两名，随车出入。吾家以住宅狭小为辞，而教育部与我家相距甚近，故两人食宿都在部内。 

我非与膺白同行，向不独用公车，教育部只有一辆公车，膺白常让给次长用。这点习惯，此时给我们以极大方便。侦缉队员和车子都不在家，膺白饭后不睡午觉而是换装，他换着平日骑马装束，外罩呢袍当外套。我叫自家车子开出，声言到东城买物。上车时，膺白要搭车顺道往北京饭店访友，车至北京饭店将他放下，当着车夫说明俟我回家候他电去接。我到台基厂一家洋行，挑选羊毛御寒之物，故意耽搁时间，估计膺白已到预定之地，找着预雇之车，然后回家。一切经过顺利，只可惜雇车不知耍走长途，屡次停车修理，膺白先生半夜始到高丽营。一望无际的露营，幸有相识卫兵陪到其中一个篷帐，冯先生已经先在，膺白已十小时以上未进饮食。 

冯先生出示预拟的文告通电，膺白看后表示异议。原稿仅将内战罪名加在吴佩孚一人身上，对曹锟仍称总统。膺白说：‘国民军倘不为清君侧，未免小题大做了。’冯以为然，临时请另拟稿。帐中无桌椅，走向附近民居，敲门借座，世传之国民军三军通电，实半夜在民家土炕所写。 

这个漾电有两份膺白亲笔草稿，一份是上述在高丽营的原稿，另一份是他由北苑回家，路过无量大人胡同王（正廷）宅，邀王参加摄阁为外长，临时写以供了解国民军宗旨，为对外解释之用，系用王宅信笺，甚清楚，没有勾改。 

我从东城买物回家，一心打算如何安排这一段紧要时间。这时在城内预闻真相的人，剩我一个，而膺白又已出城，尤不可稍露形迹。万一城中有备，不但事败，且将扰民。住在象牙胡同的仲勋三舅家，后园与吾家相连，只隔一座墙，平时两家同意，开一门以便往来。战时起，我提议将门取消，以资谨慎。我的用意，实怕万一连累。 

这日，住在三舅家的八舅梦渔，绕大门来看我，他是我家园艺顾问，种什么花树常请教他，年纪比我轻。他走时，我轻轻托他出去打一电话来，说膺白不回家吃饭。他信任我，不问理由。佣人进来报告电话，开饭我独吃。饭后，袁文钦（良）君来访，膺白的车子是他代雇，他猜测必有事故，告诉我他家在六国饭店定有一房，随时可用。战事紧时，凡在天津租界无家人，都在交民巷使馆区，不论医院旅馆，定房间备临时避难。我谢袁好意，答以无需。我舒坦其外紧张其里的生活已久，此千钧一发之际，不可亏一篑之功。膺白已久出不归，车子在家候讯去接，两个侦缉队员随时可由教育部回来，我必须层层节节造出理由来搪塞，我安坐在家是很好一个局面。袁君行时已逾十时，我又托他来一电话，说膺白事毕搭朋友车归，不必去接，请我勿候。接电者进来报告，我关照大家休息，留一人候门，于是要回家要出去的人都离去，整个两层楼只我一人。添衣取暖，包好应用之物一小包，准备随时可以独自溜出，与应付非常时腹稿，这时我始想到自己。如此彻夜暗坐，时时试探电灯有无，以测城内有否出事。直至天将明时，闻远远车马声歌声，乃摸索至三楼屋顶，遥见穿灰色制服臂缠白布之兵士缓缓而来，知大势定矣。辛亥起义，各处以白布缠臂为号，国民军之白布臂章上写‘爱国不扰民’字样。我假寐片刻，电话门铃不绝。下楼，侦缉队员首来报告：‘胡同口都站有玉祥的弟兄，一路受盘问而来，弟兄举动很文明’等语，北京话‘文明’是有礼之意。教育部汤次长（中）我本未见过，问膺白不在家，定要见我。许多与政局有关无关的人，以为冯军之事，吾家必定知道，纷来探听，不见膺白都要见我，我不能说假话，但亦避免说真话。此事经过以后，我要用许多功夫，再回到一个主妇地位。膺白后来还有摄阁等事，我的工作则兴奋至此为止。 

首都革命的经过，江问渔先生（恒源）曾在膺白去世后不久，民廿六年的三月，预先电约题目，到上海祁齐路吾家向我问答两小时，甚满意谓有新的闻知。惜其时我将迁居杭州，文件已装箱，未能取证，曾请其如发表乞先示稿，亦允诺。不久抗日战起，遂不再提。 

谢选骏指出：曹锟虽然变成阶下囚，但由于后来拒作汉奸，还获得了国民党的奖赏。

【二一八、冯玉祥和国民军】

冯玉祥“阵后起义”，回师北京，造成直系惨败，有人称之为“倒戈”，他则称为“首都革命”。在民国史上是一件大事。 

冯玉祥原籍安徽巢县，因少时投军，长居保定，故操保定土音；冯治军有其独特的手法。冯的练兵要诀有三：第一、他的兵源，是专门挑选直、鲁、豫三省的壮丁，燕赵古多慷慨悲歌之士，而且体力亦较胜于南人，朴质无华，易予统驭。第二、兵丁入伍后，每人教以识字两百，这样，对冯所下达的粗浅命令或训话，就能融会贯通，收到实效。第三、特重技能训练，如射击、大刀、木马、铁杠等操作。冯自己平日的服装，也和士兵一样，穿的是二等兵的军服，亦不挂将级领章。经常每日黎明就到操场，先和幕僚们竞赛跳越障碍物，接着便集合全体官兵跑步，以及器械操等。约莫一小时后，便登坛训话。 

他信奉基督教，其部下张之江曾自费精印新旧约《圣经》一万部，分赠军中同志，冯玉祥称他为大主教。张曾修造大教堂一所，每逢礼拜日，宣道其中，实行“军教主义”，并自称为“真救世军”。西北军的臂章，并以“真”字当头，上面写着“真救国，真爱民”。“国民军”之称，似滥觞于此。张之江所印《圣经》，封面自题：“此天下之大经也”，金字辉煌，并亲署其名于上。 

冯军的组织表面上看起来很单纯，实则相当复杂，有帮会分子掺杂其中，为首的是冯玉祥的大哥冯基道。此人集美以美会长老、青帮通字辈及红帮大哥于一身。 

张之江在帮会组织中，辈份原亦高过冯玉祥，他的年龄长冯一岁，算来在西北军中除了居客卿地位的王铁珊和徐季龙外，应以张之江的年纪为最大。初期的冯系，除王金铭、施从云两人已于辛亥革命滦州起义之役殉难外，所余的只有冯、李鸣钟和张之江三个人。李鸣钟有福将之称，张之江则为战将，冯的天下有一半是他打来的。尽管张年长，又有汗马功劳，但连对姨太太的小事，冯都要加以管束。 

冯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后，力量大增，13年11月24日在北京南苑召开会议，正式组织国民军，由冯玉祥为国民军总司令兼国民军第一军军长，胡景翼为副司令兼第二军军长，孙岳为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 

胡景翼陕西富平人，字笠僧，又字励生，同盟会会员，民国初年隶陕督陈树藩部，护法之役胡在三原组织靖国军拥护广州革命政府，为陈树藩诱禁，迄至9年始行释放。10年阎相文督陕，以胡为陕军第一师师长。11年直奉第一次战争，胡随冯军出陕参战。13年9月直奉第二次战争，胡为二路援军司令。回师北京后，冯派胡赴河南督办军务善后事宜。 

孙岳是河北高阳人，字禹行，为明末抗清名将孙承宗后人，早岁加入同盟会，第一次直奉战争，孙任直军西路司令，13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前，孙任第十五混成旅旅长兼大名镇守使，首倡反吴，遂与冯定议，拉拢胡景翼，冯则乘机推荐孙担任京畿警备副司令，冯胡两军回师北京，孙即开城迎入，胡景翼督办河南时，孙出任河南省长，14年1月段祺瑞任孙为陕豫甘剿匪总司令，8月兼任陕西督办。 

冯和孙岳关系极密切，冯尊称孙二哥，孙则直呼冯为“焕章老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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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一九、段祺瑞入京摄政

北京政变后，黄郛组成了摄政内阁，为时不及一月，成立于13年10月31日，到11月23日就因临时执政府成立而辞职。摄政内阁名单如下： 

国务总理：黄郛 

内务总长：王永江 

财政总长：黄郛（兼） 

外交总长：王正廷 

陆军总长：李书成 

海军总长：杜锡珪 

司法总长：张耀曾 

教育总长：易培基 

交通总长：黄郛（兼） 

农商总长：王乃斌 

摄政内阁因为时间短促，又是非常时期，因此许多阁员发表后还没有到任就职就改组了。 

这个摄政内阁是冯玉祥所支持的，有亲国民党的人士，以及奉系，等于是孙、张、冯的联合。可是这是冯玉祥的一厢情愿的想法，冯想透过黄郛控制北京政府，南方联络国民党，关外联络张作霖。 

奉张当然不会默许冯一手把持摄政内阁。他卧薪尝胆，埋首努力，为了雪战败之耻，如今卷土重来，直系已经垮台，怎会拱手把中枢大局让给冯呢！ 

奉张是旧中国传统的军人，底子是绿林豪侠，对于“倒戈”根本就鄙视，因此他压根就瞧不起冯玉祥，所以他对北京政府不会不过问。加上皖系的段祺瑞也不甘雌伏，他是被直系迫下台的，反直的三角联盟（孙中山、段和张）就是以段为中心。现在直系垮了，北洋的重心仍是段，没有段祺瑞，北京势力是无法平衡的。冯不愿请出这位老太师来，是不愿自己有一位婆婆，然而形势比人强，冯一厢情愿的做法是行不通的。 

摄政内阁的内务总长王永江是奉张下边的重要人物，他是大连人，一位有卓识的理财家，如果奉张没有他，东北就不会迈向建设，而军费的筹措也不会那么容易。第一次直奉战后，奉系战败退出关外，能够埋首练兵，王永江是功不可没的。在民国10年前后，王永江能在东北办东北大学，选送理工科学生出国深造（每县一名），并且创办一个20多万锭的奉天纺织厂，还修筑一条沈阳到海龙铁路（和南满铁路平行），这都是了不起的成就。王并没有到北京就职，因为摄政内阁短命。 

反直的三角联盟并没有在这次直奉战争中有什么成就，反而是段、张、冯的三角联盟发生了作用。据说在秘密接洽时，三派曾互相相约，倒直以后的势力划分：（一）奉军不得入关。（二）段祺瑞不得任用安福系旧人。（三）国民军赞助各派在天津召集会议解决时局。 

然而这个秘约也许是传说，因为直系崩溃后，奉军长驱入关，且疾驰至京津，与国民军（冯玉祥新组成的势力）在直鲁之郊怒目相视。至于段祺瑞在天津则为安福系余孽所包围。 

黄郛的摄政内阁任命胡景翼为河南督军，孙岳为河南省长，胡、孙两部军队将沿京汉铁路南下，监视长江上游。长江方面各省面对北方的新形势，不能不自作打算，13年11月10日，苏、鄂、浙、陕、闽、赣、皖、豫八省和海军方面重要人物在南京召集会议，决定由齐燮元、萧耀南、孙传芳领衔联名通电邀请段祺瑞出山。 

张作霖于11月17日到了天津，立即电邀冯玉祥到天津和段祺瑞会面，段、张、冯的会晤，是直系战败后有名的天津会议。 

天津会议的第一项决定，就是拥段祺瑞到北京主持政务，段祺瑞表示要有权才肯出山，张、冯都表示决对服从命令。其实段虽然坚持要全权，实际上则不能不迁就奉系和国民军。张作霖为了敷衍段，主张推选卢永祥率领奉军张宗昌、吴光新两部沿津浦铁路南下，攻取南京，以卢为苏浙巡阅使，张宗昌为江苏督军，吴光新为浙江或安徽督军。同时承认国民军由京汉路南下向豫、鄂发展。 

苏、鄂、浙、陕、闽、赣、皖、豫八省则以联防的姿态而反对北方势力的南下，俨然和奉系及国民军对峙，段祺瑞既然受张、冯的拥戴，又得到东南八省的推举，当然是唯一的一位适当人物。因此段在天津会议中向张、冯强调和平，勿对东南用兵，同时对长江各省则分别派员南下疏通，请勿轻举妄动。 

11月17日吴佩孚在汉口发表筱电，组织所谓黄河上游及长江各省护宪军政府，这也促使天津会议积极求得一个协调的行动，并促成段祺瑞早日入京。 

段祺瑞自从在民国9年直皖战败后在北京政坛上退了下来，一直息隐天津。他本是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正统的继承人，只因迷恋于武力统一中国，对湖南用兵，导致直、皖两系分家，终至兵戎相见，被直奉联军所击败。如今东山再起，已没有当年的雄心和气概了。 

段祺瑞在天津会议上接受了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于13年11月21日发表通电，宣布就任执政后大政方针云： 

“（衔略）共和肇造，十有三年。干戈相寻，迄无宁岁。驯至一国元首，选以贿成，道德沦亡，法纪驰废，诛求无厌，户鲜盖藏，水旱交乘，野多饿莩，国脉之凋残极矣，人民之困苦深矣。法统已坏，无可因袭，惟穷斯变，更始为宜。外观大势，内察人心，计为彻底改革，方足以定一时之乱，而开百年之业。祺瑞历秉大政，无补艰危，息影津门，栖心佛乘，既省愆于往日。冀弭劫于将来。迩者慧起天角，芒缠直北，征糈则千万一掷，拘役则十室九空。萃久练之兵，为相煎之用，人民何辜，遭此惨黩。所幸各方袍泽，力主和平，拒贿议员，正义亦达。革命既已，百废待兴，中枢乏人，征及衰朽。祺瑞自顾疏庸，讵胜大任，乃电函交责，环督益坚，不得已拟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入都就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之职，组织临时政府，暂维秩序。海内久望统一，舆论趋于革新，愿与天下人相见以诚，共定国是，如制定国宪，促成省宪、改订军制、屯垦实边、整理财政、发展教育、振兴实业，开拓交通、救济民生诸大端，必须集全国人之心思才力以为之，庶克有济。现拟组织两种会议，一曰善后会议，以解决时局纠纷，筹备建设方案为主旨，拟于一个月内集议，其会议简章另行电达。二曰国民代表会议，拟据美国费城会议先例，解决一切根本问题，期以三个月内齐集。其集议会章，俟善后会议议定后即行公布。会议完成之日，即祺瑞卸责之时。总之，此次暂膺艰巨，实欲本良心之主张，冀为彻底之改革，谨宣肝膈，期喻微衷。邦人君子，幸垂教焉。段祺瑞。马。” 

段祺瑞于13年11月23日由天津乘专车至北京，冯玉祥和黄郛都在车站迎接。第二天，段即在陆军部大礼堂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并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府制六条： 

第一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海陆军。 

第二条：临时执政对于外国为中华民国之代表。 

第三条：临时政府设置国务员，赞襄临时执政处理国务。 

临时政府之命令及关于国务之文书，由国务员副署。 

第四条：临时执政命国务员分长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 

第五条：临时执政召集国务员开国务会议。 

第六条：本制自公布之日施行，俟正式政府成立，即行废止。 

段祺瑞就任执政后，就发表内阁名单如下： 

临时执政：段祺瑞 

内务总长：龚心湛 

财政总长：李思浩 

外交总长：唐绍仪 

陆军总长：吴光新 

海军总长：林建章 

司法总长：章士钊 

教育总长：王九龄 

交通总长：叶恭绰 

农商总长：杨庶堪 

执政府就设在陆军部，执政府秘书厅则设在相连的海军部，秘书长为梁鸿志。 

临时执政府是过渡性的组织，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率陆海军。不设内阁总理，实行民主集权制。 

和临时执政府配合的，是国会成立非常会议，由未参加贿选曹锟的国会议员组成，于11月25日通过组织大纲公布，共11条如下： 

第一条：本会议由未参加十二年十月五日非法大总统选举会之国会议员组织之。 

第二条：本会议制定一切临时法规，并议决关于政治重要事件。 

第三条：本会议非有十四省以上之议员列席，不得开议。 

蒙古、西藏、青海、华侨各选举区以省论。 

第四条：本会议之议事以列席议员过半数决之。 

第五条：本会议设行政委员，执行一切事务，由各省议员互选一人充之。 

第六条：本会议开会之主席由行政委员依次充任。 

第七条：本会议得设各委员会。 

第八条：本会议设秘书厅承行政委员会之命令，办理事务。 

第九条：本会议至正式代表民意机关完全成立时为止。 

第十条：本大纲有议员十人以上之连署得提修正案，以列席三分之二以上议决之。 

第十一条：本大纲自议决宣布日施行。 

段祺瑞就任执政后不顾大多数国人，尤其是国民党的反对，决定召开善后会议，依照善后会议组织条例第二条分别邀请，计合于第一项有勋劳于国家资格的，有孙中山和黎元洪两人，段于14年1月1日分别致电孙、黎两氏，电云： 

“北京孙中山先生、天津黎宋卿先生勋鉴：共和肇建，已十三年，追维缔造之初，同负艰难之责。乃自创始以迄于今，国困民贫，兵多法敝，独居深念，寝馈难安。因此不辞劳怨，不避艰险，暂膺重任，冀尽我心。方今急务，治标以和平统一为先，治本以解决大法为重。善后会议所以治其标，国民代表会议所以治其本。善后会议条例前经公布，计邀鉴察！现拟尽本年二月一日以前在北京开会，敬请我公惠临，共商大计。如因事不能列席，即乞迅派全权代表与会。民生憔悴，国势凭陵，忆当年袍泽之劳，动此日缨冠之念。想我公必具同情也。至国民代表会议，应由全国人民公意组织，以符主权在民之意。合并附陈，统希赐复，无任企祷。祺瑞。” 

同日段又电上海分致唐绍仪、章炳麟，岑春煊，电云： 

“上海唐少川、章太炎、岑云阶先生鉴：善后会议条例前经公布，计邀鉴察。此会专为整理军事、财政及筹议建设方案而设，并为国民代表会议之促进。质而言之，即沟通各方之意思，由各省以及全国共谋和平统一，拟尽本年二月一日以前在北京开会。素仰我公爱护民国，休戚与共，学术湛深，经验宏富，守正不阿，久孚人望。敬请惠然肯来，共商大计；至关于国家根本大法，应照马电组织国民代表会议，由全国人民公意解决，以符主权在民之意。特电布臆，即希电复。祺瑞东” 

另电致王士珍等，电云： 

“北京王聘卿、汪精卫、黄膺白、熊秉三、赵次珊、胡适之、李印泉、潘力山、乌泽生、刘慰斋、杨畅卿、邵次公、彭临九、李伯申、汤斐予、林宗孟，天津张敬舆、严范荪、梁卓如、朱桂莘、杨邻葛、饶宓僧，上海王竹村、杨沧白、褚慧僧、虞洽卿，香港梁燕孙，诸先生鉴：善后会议条例前经公布，计邀鉴察，此会专为整理军事、财政及筹议建设方案而设，并为国民代表会议之促进。质而言之，即沟通各方之意思，由各省以及全国共谋和平统一。拟尽本年二月一日以前在北京开会。素仰我公学术湛深，经验宏富，守正不阿，久孚人望。敬请惠然肯来，共商大计。至关国家根本大法，应照马电组织国民代表会议，由全国人民公意解决，以符主权在民之意。特电布臆，即希电复。祺瑞东。” 

段并电致各省区法团云： 

“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总商会，暨各省区省议会、省教育会、省总商会、省农会均鉴，照善后会议条例第六条之规定。应设专门委员会审查大会所交议案，并得出席报告及陈述意见。兹决定聘请左列各团体人员为委员：（一）省议会议长一人。（二）省教育会会长一人。（三）省总商会会长一人。（四）省农会会长一人。（五）北京、天津、上海、汉口总商会会长一人。（六）各特别区与省同，无者缺之。善后会议现定于二月一日开会，望即迅速赴京与会，并盼将赴京人员姓名及行期先行电告为盼。段祺瑞艳。” 

孙中山一直反对召开善后会议，认为善后会议不能代表全国各党派和各阶层，因此不是一个解决国是的机构，所以在段祺瑞决定召开善后会议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就发表一项宣言，声明对于善后会议的召开不能赞同。 

国民党的宣言如下： 

“去岁十一月十三日，本党总理公布对于时局之宣言，主张开国民会议，以解决时局，而先之以预备会议，以议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召开日期，选举方法等。预备会议之构成分子，为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农会、工会，共同反对曹吴各军及各政党。国民会议之构成分子，与之相同，惟选举方法及人数，较预备会议为繁且密，以期得真正之民意。自宣言公布以来，海内外各民众团体，群起响应，函电络绎，披露报端，为国人所共见。而各处国民会议促成会，更风起云涌，进行积极。宣言所主张为人民心理之所同，于此可证。临时执政府所召集之善后会议及国民代表会议，其国民代表会议之组织方法，未知何如？至于善后会议条件，则其组织方法，并非以人民团体为基础，故本党总理于一月十七日复电临时执政府，提出两条件：其一，善后会议加入现代实业团体、商会、教育会、大学、各省学生联合会、农会、工会诸代表。其二，善后会议，虽可讨论军制财政诸问题，而最后决定之权，当还于国民会议。并声明如临时执政府能容纳此两条件，则对于善后会议，当表赞同。此为本党总理对于临时执政府最大限度之让步。二十九日，临时执政府之复电，对于此两条件，未能容纳，而本党总理卧病未痊，未能亲决庶务，故中央执行委员会仰体本党总理意旨，议决对于善后会议，不能赞同。凡读本党总理十一月十三日之宣言及一月十七日之复电者，当知此决议实为本党必然之结果。惟本党尚有当郑重为临时执政府暨国民告者：本党总理一月十七日之复电，一方表示尊重民意之坚决态度，一方表示对于临时执政府相当让步之精神。本党仍守此坚决及让步之旨，务期真正民意，得以充分表现，以为解决时局之最高机关。本党当竭其力之所能至，以观厥成焉。” 

谢选骏指出：冯玉祥是北洋军阀里面最大的一条变色龙，后来甚至投靠了苏联共产党，但又被烧死在苏联共产党的船上。他的一生太诡异了。

【二二〇、废帝被逐出宫】

13年11月5日，冯玉祥在北京干了一桩和兵变一样惊人的行动，就是“逼宫”，逐溥仪出宫，废除清帝名号，这也是惊天动地的，一方面他把民国总统曹锟软禁在延庆楼，一方面又把前清的小皇帝赶出他的皇宫。 

民国13年溥仪19岁，他已不是一个孩子，对于北方军阀的混乱，此起彼落的情势已能分析，也知道如何应付。当冯玉祥倒戈入北京，曹锟被因，黄郛出主摄政内阁，溥仪自内务府大臣绍英和荣源处得到报告后，尚能镇定。因为民国成立以来，军阀的你来我去，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新闻。可是接着又来一个消息，说冯玉祥已把挂着陆军第十六师番号的紫禁城外守备部队加以调走和改编，似乎情形是不妙了。当时溥仪和他的家人商量，恐怕冯玉祥要向皇室勒索，因此他便考虑想到外国驻北京的使馆中去避一避，只是有一部分王公大臣的政治触觉很迟钝，他们认为中华民国和清室签订的“优待条件”早为国际所公认，中华民国无权单方面把它废除。因此，他们的结论是溥仪留在清宫中决无危险，因为有国际承认的优待条件作护符，倘若军阀们对清室有什么举动，外国公使们一定会出面干涉。 

冯玉祥决定要驱逐废帝出宫，要干和“首都革命”一样的大事，他当然也怕国际干涉，所以把全权授给鹿钟麟，要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入宫，先造成既成事实，使国际间知道木已成舟，挽救无力。于是，鹿钟麟便十二万分火急地派出部分军队，严密封锁清宫大小门户，禁止人们进出，尤其不许外国人出入。鹿钟麟自己和警察总监张璧，身披甲胄，全副武装，率领20名手枪队，冲入故宫。这一行人进入清宫后，一拥而入直往前进，每遇到一个人就大喊一声“不许动！”把一个个的人“钉”在原场，一直找到了住在清宫内的内务府大臣绍英，鹿钟麟宣布了冯玉祥的命令，限“宣统废帝”20分钟内立即迁出紫禁城。年老而又胆小的绍英突然见到这样一批全副武装，又不讲礼的不速之客，真是手足无措，而更无所措手足的，是那个迫迁的命令，实在是晴天霹雳。鹿钟麟更用威吓的口吻说：“现在已经在景山上架了大炮，预定在廿分钟后就要向宫中炮轰了。”然后又从怀里掏出两个手榴弹，往桌子上一扔，真把这位内务府大臣绍英，吓得全身发抖，面如死灰，把头忙着点个不停，并且答应立即去报告溥仪，但央求放宽一些时间作好准备。鹿钟麟作好作歹地答应再放宽20分钟，向着手枪队宣布说：“告诉弟兄们，再放宽廿分钟。”然后严厉地向绍英一指，说：“快点去收拾你们的东西，照料你们的皇帝出宫去，识时务才是俊杰呵！” 

当鹿钟麟率兵入宫迫迁的俄顷，储秀宫中溥仪正好和“皇后”婉容在闲坐谈天，突然之间，绍英、宝熙和荣源三人神色仓惶地跑了进来，来不及行君臣之礼就喊着说：“大事不好了，冯玉祥派鹿钟麟、张璧带兵入宫，限令皇上四十分钟离开皇宫，他们的大炮架在景山，如果到时候不迁离，大炮就要向宫中轰击了。” 

“皇后”和这些“大臣”都急得没了主意，侍从们（这时宫中已没有太监）则三个五个聚在一块交头接耳，简直是大祸临头，溥仪一边嚷着说：“这叫什么话，这叫什么话？”一边让人挂电话给父亲载沣，老师陈宝琛、朱益藩和庄士敦，令他们火速入宫商议。 

他们先后慌慌张张地赶到宫门，庄士敦被冯玉祥士兵挡驾，不许入内，于是载沣、陈宝琛、朱益藩便气急败坏地及时赶来参加这个“御前会议”。 

会议毫无结果，只决定了一点，叫陈宝琛跑出宫外找庄士敦，去外国公使团寻求支持，要他们出面主持公道。陈宝琛出去不久，40分钟限期已到，鹿钟麟的兵士已经哗噪起来，君臣们相对毫无善策应付，这时鹿钟麟已在宫门外准备了五部汽车，溥仪夫妇和绍英等无可奈何，只好收拾细软先逃命要紧。君臣们狼狈地走出宫外，鹿钟麟上了第一部汽车，溥仪坐第二部，婉容和文绣坐第三部，张璧坐第四部，绍英等坐第五部，五部汽车旁站着20个手枪队的士兵，浩浩荡荡地驶去德胜门内，什刹海北河沿的“醇亲王府”。 

在醇王府前，溥仪下了车，十六年一场梦，如今回到了自己的老家，他真是百感交集。这时候，鹿钟麟跑上去和这位皇帝握手，并且问他说：“你今后是皇帝呢？还是平民呢？”溥仪在这样的情况下，很爽朗地答复说：“我今后只愿意当个平民。”张璧也走过去和溥仪握手，一再声明警察一定对溥仪保护，并且还轻松地说：“现在你既然已经变成平民了，说不定将来还可以竞选大总统呢。” 

话分两头，陈宝琛、朱益藩出宫后就找到了庄士敦，商量如何“勤王”。当然，只有唯一的一条路，就是寻求国际干涉，于是庄士敦就到了荷兰公使馆，找着荷兰公使欧登科，他是当时北京外交团领袖。欧登科联合了英国公使玛克兑、日本公使芳泽谦吉，一同到北京临时政府外交部，提出抗议，并要求保证溥仪的人身安全，这种行动也只是表面文章而已。 

13年11月8日北京国务院通电云： 

“慨自晚清逊位，共和告成，五族人民，咸归平等。曩年优待条件之订，原所以酬谢逊清，然今时势所趋，隐患潜伏，对此情形之政象，竟有不得不量予修正，以卒其德者。诚以北京为政治策源之地，而宫禁又适居都会中心，今名为共和，而首都中心之区，不能树立国旗，依然仍用帝号，中外观国之流，靡不引为笑柄。且闻溥仪秉性聪明，平居恒言愿为民国一公民，不愿为禁宫一废帝；盖其感于新世潮流，时戚戚焉以己身之地位为虞。近自财库空虚，支应不继，竭蹶之痛，益伤其心。故当百政刷新之会，得两方同意，以从事于优待条件之修正。自移居后海后，并愿由军警妥密保护。从兹五族一体，阶级尽除，共和基础，固如磬石。而在溥仪方面，既得自由向学之机，复苏作茧自缚之困，异日造就既深，亦得以公民资格，宣勤民国；用意之深，人所共喻，缅维荩虑，定荷赞同。至于清室财物，业经奉令由国务院聘请公正耆绅，会同清室近支人员，共组一委员会，将所有物件，分别公私，妥善处置。其应归公有者，拟一一编号，分存于国立图书馆、博物馆中，俾垂久远，而昭大信，并以表彰逊清之遗惠于无穷。恐远道传闻，有违事实，特电布闻，敬祈照察！” 

谢选骏指出：废帝被逐出宫是鹿钟麟（1884年3月12日—1966年1月11日）执行的，此人字瑞伯，河北定州北鹿庄人，曾任国民革命军高级将领。冯玉祥手下的“五虎将”之一（其他四位是张之江、宋哲元、郑金声、刘郁芬）。最后投靠共产党，1961年10月13日，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的活动时，在中国人民政治全国委员会第四会议室，鹿锺麟与溥仪竟然握手言欢、沆瀣一气。因为这些北洋军阀，本来就是满狗当兵的出身，就像毛泽东等人，从小头上就拖着猪尾巴。

【二二一、张作霖入京出京】

13年11月24日张作霖到了北京，先一天奉系大将李景林率部到北京预为部署，李景林这次战功显赫，他首先进入天津，把降奉的直系大将王承斌的二十三师全部缴械，王逃到天津英租界避难，通电辞职。李景林到北京后，气焰甚高，将所部分驻城内外重要据点，接着郭松龄也带了一团精锐部队进驻北京城北的黄寺，控制着北城的两个城门，张学良则带了一个营进驻城内顺承王府，这个王府就是张作霖在北京下榻之所。 

奉军源源开入北京，压迫国民军让出北京、保定、宣化等防地。张作霖入京后戒备森严，他对部下表示根本对冯玉祥不能信赖，同时也瞧不起冯。 

传说冯玉祥到顺承王府见张时，行了叩拜大礼，并和张学良结了把兄弟，这似乎是不确的，冯虽然有意疏通奉张，可是奉张对冯自始就有戒心。 

张作霖入京后，冯的声势被打下来不少，北京城内冯的防区也被奉军强迫让出，因此国民军的高级将领颇有愤愤不平之意。 

11月30日晚，胡景翼和孙岳连袂见冯，把自己防区被奉军逼迫让出的情况一一向冯诉说，对于张作霖咄咄迫人，根本不把国民军放在眼中，也不把国民军当做友军的一切尽情向冯倾诉，冯问他们如何应付，他们不约而同地主张擒贼擒王，趁张父子都在北京，发动突击把张父子乱枪打死，奉军失去了张作霖父子，便很容易安抚的。胡景翼和孙岳还草拟好一道向奉军防区及顺承王府进攻命令，请冯签署。冯听了颇为动容，也感到今后无法和奉张相处，不如趁此千载良机，大干一场。因此便和胡、孙两人反复研究，同时下令警卫部队准备应变。但他们仔细研究后，认为奉军完全是备战姿态进入北京，向奉军突袭，没有必胜把握，恐怕画虎不成反类犬，因此商量了一夜，又下令取消应变命令。 

冯、胡、孙的秘密会议消息，在12月2日晨被张作霖知道了，他在这天早上10时下了一道紧急命令，所有奉军全部撤离北京，他也未向段祺瑞辞职，便匆匆乘火车去天津。他的火车戒备森严，如临大敌。他到天津后，奉军一部分就退回关外。 

张作霖入京出京，显示北方政局的严重不安。虽然直系垮台了，可是胜利一方已埋藏了随时可以爆发的炸弹。张作霖出京后仍和段祺瑞表示好感，双方信使不绝，一切军国要政，段都和张连系，段、张、冯之间，段似乎和张的关系比段、冯关系好得多。 

张作霖率部出京后，冯玉祥的部队就分别进驻奉军留下来的防地，于是北京又重入冯军手中。 

早在冯军发动政变进入北京时，冯就下了两道命令：一是逮捕曹锟的嬖幸，当时在北京的红人李彦青；另一道命令是扣押前财政总长王克敏。冯对这两人的私怨是因为冯误会这两人故意不给他军饷，王克敏管财政，李彦青管军需。李在保定时代是曹的军需处长，在北京时代是军需副总监，不管他官阶有多大，他可以左右曹锟，北京人把他和西太后下边的李连英同等看，然而李彦青不同于李连英的是他和曹锟中间有不可告人的丑事，所以他权倾一切，为人侧目。 

冯部很顺利地捉到了李彦青，这位红极一时的小人终遭枪决。冯要杀李彦青不只北京人称快，全国的人民包括直系旧人都称快。 

冯部去捉王克敏，却给王脱逃了，其实也可以说是王的运气，也可以说王这个人有心计。王字牧鲁，浙江杭州人，在广东出生，是前清的举人，得到赵尔巽和杨士骧的保荐做过光绪时代的直隶观察使，后来担任留日学生监督，民国6年担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8年担任南北双方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的北方代表。12年冬重任财政总长兼中国银行总裁。曹锟贿选后就成为曹的财政总长，这时北京财政情况恶劣万分，冯担任陆军检阅使，在北京扩充了很多军队，向王索饷，王当然无钱可发，因此冯对王恨之入骨。 

政变后冯部入京即派军队到王宅捕王，军队进入王宅，直奔王的卧室。王的卧室是两卷式套房，王起床在后面一间盥洗，前房窗子也已打开，军人们都是土包子，见王的卧室窗子打开，里面无人，以为王闻风逃走，遂不入室搜索，改往其他房间搜查。因此王遂乘机从后门逃出，藏匿于他的仆人家中，迨军队过后，王才乘车奔赴东交民巷中法银行。王已逃到东交民巷，冯军再度入王宅搜索，直奔王卧室的内层，只见澡盆中所流的洗澡水还是热的，桌上早点摆好还来不及吃，王已鸿飞冥冥了。 

冯玉祥在张作霖出京以及黄郛内阁解散后，也提出辞呈，表示打算出洋游历，并无意在北京贪恋权位。同时他本人就去西山休息。 

然而，冯军仍在北京城内外，段执政对冯也不能不加以敷衍，因此执政府和西山道上便也车马往来不绝于途。 

段在两大势力之间，奉张既不好惹，小冯又近在咫尺，左右为难，这种日子和当年袁死后的段老虎比起来，真不可同日而语。 

曹锟垮台后，最惨的不是吴佩孚，而是那群拿了钱投曹锟票的国会议员。因为北京方面正如火如荼地检举参加贿选的议员，这批当时被称为猪仔的议员们，于是便成为丧家之犬，北京人看到先几年皖系失败后安福系议员的可怜相，现在又重见于贿选议员了。 

这些议员们纷纷自北京逃到天津，并在天津发表宣言说他们在北京不能行使职权，已将国会移到天津了。当然这种宣言根本没有人理。 

13年12月2日临时执政府发表人事命令，以胡思义任江西省长。2日的阁议，通过了善后会议组织法大纲，以及善后会议条例。该条例于12月24日始公布，可算是一个难产的东西，因为南方多不支持，而孙中山已北上，孙和国民党都明显地反对善后会议。因此有人主张先召开六巨头会议，六巨头是：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卢永祥、冯玉祥、唐继尧。这个酝酿没有成为事实。 

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做得并不愉快，因为要敷衍和协调奉张和新兴的国民军，他宣布召开善后会议，重建新的政治环境，可是孙中山和南方各省都反应冷淡。 

临时执政发布了一连串的人事命令，可以看出当时的政治是不稳的。 

13年12月3日特任卢永祥督办直隶军务善后事宜，杨以德暂兼代直隶省长。这一天，在南方，李宗仁就任广州方面所委任的广西绥靖处督办，黄绍雄为会办。4日临时执政公布了临时法制院官制，任姚震为临时法制院院长，派龚心湛兼任赈务督办，蔡廷干兼扬子江水道讨论委员会副会长，袁良为全国水利局总裁，李仲三为副总裁。5日以钟世铭继任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署长、稽核总所总办。 

5日，东三省巡阅使张作霖电北京执政府请裁撤巡阅使一职，愿先自东三省实行为倡导，第二天张作霖又通电宣称已将镇威军名义取消，并停止战斗形式。 

苏联驻北京公使要外交部转告奉军张宗昌，请其将所部的白俄兵解散，外交部拒绝了苏联这项要求，理由是这批白俄军人已经归化了中国，应该是中国人了。 

由于张作霖的通电，北京执政府遂于12月10日颁令各省巡阅使均着即行裁撤，东三省一切军队仍由张作霖指挥节制，特任张作霖督办吉林军务善后事宜，吴俊升督办墨龙江军务善后事宜。 

同日，冯玉祥通电取消国民军名义，并即解除总司令职务。 

12月12日执政府向北京的外交团声明，前黄郛摄政内阁所下命令，一概有效。先三天，就是12月9日执政府下令免除张景惠的督办全国国道筹备事宜，以黄郛继任。 

从这一连串的人事命令中，可以看出执政府尽量在张作霖和冯玉祥两大势力中求得协和，促成双方各退一步，各进一步。 

12月13日执政府的阁议作成了三项决议：（一）撤销曹锟宪法。（二）宣告《临时约法》失效。（三）消灭国会机关。留在北京的非常议员听说政府将下令取消宪法并及约法和国会，大失所望，纷纷集会共商应付办法。这些议员们在反对曹锟贿选时饱受迫害，待到曹锟垮台，满以为可以出头了，结果依然受到解散的命运，那个时代的民主政治是多么的多灾多难。 

谢选骏指出：张作霖尽管土匪，其实也算满狗棺员出身，不论满狗入京还是满狗出京，都少不了汉奸吆喝。至于国会议员，在军阀土匪的眼中，不过是一群等待烧烤的猪崽，就像共产党中国的人大政协一样。

【二二二、孙中山北上逝世】

民国13年当北方在直奉大战前，南方则正由孙中山领导国民党布置北伐，不幸中间发生了广州商团事变，13年10月15日商团事变平定，这时直奉战争已在激烈进行，迨直系失败后，北京城换了主人，所谓的孙、段、张三角同盟自然发生了作用。 

北方新兴的势力冯玉祥集团在政变后曾联名电请孙中山北上，电云： 

“中山先生大鉴：辛亥革命未竟全功，致令先生政策无由施展，今幸偕同友军，勘定首都，此后一切建设大计，仍希先生指示。万望速驾北来，俾亲教诲是祷。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续桐溪、刘守中、蒯定煜、凌毅、李石曾、李含芳、岳维峻、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邓宝珊……叩。” 

10月27日，孙中山在韶关电复冯玉祥等，答应北上，另一相同之电致段祺瑞，电云： 

“义旗聿举，大憝肃清。诸兄功在国家，同深庆幸。建设大计，亟应决定，拟即日北上，与诸兄晤商……” 

10月30日孙中山返抵广州，在大元帅府召集会议，讨论应付北方时局的具体办法，并决定亲自北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特发出秘密通告第八十六号，对同志指示： 

“为通告事：此次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诸将联合共倒曹、吴，于扫除革命障碍，关系非细。胡、孙为党员，冯部亦多党员在内。总理此次北上，乃应北方同志之要求，期于北方党务之进行，有所发展，并非轻与各派讲求妥协。盖关于建国北伐之举，政府既有命令及宣言，并建国大纲廿条之颁布，本党复有北伐目的之宣布，方针已定，决不游移，惟当悉力以求贯彻。但目前本党势力，尚未充足，掌握政权，贯彻党纲，尚须有待。凡我同志，当及时努力于宣传组织，以期团体日固，势力日充，万不可以时局小变，致摇素志，尤当随时留心总理之言论行动，得所师承，并随时遵依党令，为主义而奋斗，毋蹈纷歧零乱之习，是为至要。” 

13年11月4日，孙中山命令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令谭延闿办理大本营事务，主持北伐军事，并电张作霖告以即日北上。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如下： 

“……故辛亥之后，吾人虽能推倒满洲政府，曾不须臾，帝国主义者已勾结军阀，以与国民革命为敌。务有以阻止国民革命目的之进行。十三年来，军阀本身有新陈代谢，而其性质作用，则自袁世凯以至于曹锟、吴佩孚，如出一辙。故北伐之目的，不仅在覆灭曹、吴，尤在曹、吴覆灭之后，永无同样继续之人。换言之，北伐之目的，不仅在推倒军阀，尤在推倒军阀所赖以生存之帝国主义…… 

军阀所挟持之武力，得帝国主义之援助而增其数量。此自袁世凯以来已然。然当其盛时，虽有帝国主义之羽翼，及其败也，帝国主义亦无以救之，此其故安在？二年东南之役，袁世凯用兵，无往不利。三四年间，叛迹渐著，人心渐去。及反对帝制之兵起，终至众叛亲离，一蹶不振。七年以来，吴佩孚用兵，亦无往不利；骄气所中，以为可以力征经营天下，……及人心已去，终至于一败涂地而后已。犹于败亡之余，致电北京公使团，请求加以援助。其始终甘为帝国主义之傀儡，而不能了解历史的教训如此。由斯以言，帝国主义之援助，终不敌国民之觉悟。……吾人于此，更可得一证明：凡武力与帝国主义结合者无不败。反之，与国民结合以速国民革命之进行者无不胜。……永绝迹于国内。其代之而兴之现象，第一步使武力与国民相结合。……今日者国民之武力，固尚无可言，而武力与国民结合，则端倪已见。吾人于此，不得不努力，以期此结合之确实而有进步…… 

本党根据以上理论，对于时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而在国民会议召集以前，主张先召集一预备会议，决定国民会议之基础条件，及召集日期、选举方法等事。预备会议以左列团体之代表组织之：一、现代实业团体。二、商会。三、教育会。四、大学。五、各省学生联合会。六、工会。七、农会。八、共同反对曹吴各军。九、政党。……” 

11月13日10时20分孙中山偕宋庆龄、李烈钧、邵元冲、黄昌谷、朱和中、马超俊等20余人乘永丰舰起程，汪兆铭则先一天赴港，在港等候。胡汉民、许崇智、杨希闵、刘震寰等乘江固舰送至黄埔，由于珠江水浅阻碍航行，下午3时始抵黄埔，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率全体官兵登永丰舰迎孙中山登岸与黄埔军校师生告别，这时黄埔一二期学生正在对岸的鱼珠炮台一带实施战术演习，并作筑城工作，蒋中正陪孙中山前往校阅。 

孙中山在黄埔和军校师生会晤，对于黄埔军校的卓越成就赞勉备至，不知这时是有预感，还是下意识，在离别前竟黯然对校长蒋中正说：“我这次去北京，明知很危险，祸福难以逆料，将来能不能回来，实在不敢预测，不过北上是为了革命，是为了救国救民，虽有危险亦何所惧？何况我已五十九岁，死也可以瞑目了。”蒋中正听了孙中山这番话，非常惊讶，因为孙中山平常最乐观，如今却作此语，深为不解，乃问：“先生为何今天这样说？”孙中山答：“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时，倘在二三年前，我就不能死，现在有了这么多好学生，可以完成革命工作，我死亦无憾了。”说着不胜凄恻。随后由蒋中正在校中为孙中山饯行，下午5时50分孙中山即再登舰向香港航行。 

14日晨2时孙中山所乘永丰舰抵香港，晨6时转登日本邮船春阳丸，12时启碇去上海，到春阳丸送行的有300余人，爆竹喧天。16日午夜抵达吴淞口三来水停泊，17日晨9时25分乘褒尔登号小火轮在法租界公司码头上岸，有于右任、石青阳、戴传贤、杨庶堪、居正、宋子文、蒋作宾、叶楚伧和段祺瑞代表光云锦，齐燮元代表凌铁庵等20余人搭小火轮到吴淞口迎接，上海各界和市民则有一万多人在码头欢迎。孙中山登岸后就坐汽车到莫利爱路29号寓邸休息，并在草坪上由新大陆影片公司摄制新闻影片。 

19日下午3时，孙中山在寓邸举行茶话会，招待上海新闻记者陈布雷、潘更生、戈公振等和日本大阪《每日新闻》特派员知识真治等30人。由汪兆铭、邵元冲、叶楚伧、戴传贤担任招待。孙演说一个半钟头，宣布时局主张，说明北上的目的，和对中国前途的展望，大意云： 

中国当今祸乱的根本，乃在军阀与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我这次北上，有二个目的：一为召集国民会议，这是为了对付军阀；一为废除不平等条约，这是为了对付帝国主义者。唯有打倒这两个祸害，中国才能和平统一，才能长治久安。我为了这两个目的而奋斗，处境固然非常危险，但我决不畏惧。希望全国人民能够彻底了解。各位是新闻记者，也就是国民发言的领袖，盼望各位领导舆论，以为赞助，并且负起指导和唤醒民众的责任。 

这时，上海和北京之间的交通，由于军事影响，极为困难，津浦铁路久已不通，由上海往天津的轮船，搭客拥挤，两个星期内的头等船位全部预定完毕，孙中山为了要赶赴北京，乃决定由日本绕道转赴天津，只偕宋庆龄、戴传贤、黄昌谷，其他随员则分别乘船以天津为会集地。11月22日，孙中山偕随员搭日轮上海丸赴日本，离沪前日本记者采访，孙中山对日本记者说： 

“中日两国就当前世界大势言，非根本提携不可，两国人民尤应亲善携手共御他人侵略政策。近年来中国人民对于日本颇多怀疑，此后日本上下，应切实表明对华亲善政策。…… 

余纯然以国民资格赴天津之善后会议。” 

23日抵长崎，在船上接见记者和政界人士暨中国学生，24日下午抵神户，欢迎人士达5000人，登岸下榻神户东方饭店，各界慕名造访的络绎不绝，前后演讲十余次。30日离神户，登北岭丸前往天津。 

12月4日，孙中山乘日轮北岭丸抵大沽口，天气很冷。孙中山随员自上海分途北上，有汪兆铭等已先抵津，此刻乘小火轮在大沽口迎候，并登北岭丸向孙中山报告北方政情。午12时船抵天津码头，在码头欢迎的约计2万余人，段祺瑞和国民军一、二、三军代表及各团体代表，均登船恭迎。上岸后乘马车至日租界张园行馆下榻，这个张园是天津一所有名的住宅，他的主人是清末的武昌提督军门张彪。 

这天下午张作霖派代表到张园向孙中山致候，3时，孙中山即驱军往河北曹家花园拜访张作霖，两人倾谈了一个多钟头。事后张作霖曾对汪兆铭说：“我从前以为孙先生是个很难说话的人，今天见了面才知道他是一个温厚君子。可惜北京的各国公使都反对他，大概因为孙先生联俄的原故，你可不可以请孙先生放弃联俄的主张，我张作霖一定可以叫各国公使和孙先生要好的。” 

张作霖本是个老粗，并不通洋务，由于东三省的特殊地位，因此也懂得运用国际关系，可是他在外交方面批评孙中山却错了，孙中山对国际环境和外交，当然比北洋军阀懂得太多，张作霖说外国公使不喜欢孙中山也是事实，只因孙中山北上前即一再强调反对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这些话对于所有的外国人都不中听。因此孙中山的北上，在当时的外交团中，就表示不愉快的态度。段祺瑞、张作霖等这时正盼望外交团承认北京的临时执政府，外交团则要执政府先公开表示尊重过去一切条约。这些条约就是孙中山所反对的不平等条约，在这一情势下外交团当然对孙中山是不友好了。 

孙中山生长南方，对于北方严寒天气颇不习惯，到天津时，由于在船上脱帽站立太久，到张园后，又在门外照相，一再脱帽，加上长途旅行，长年辛劳，因此在拜访张作霖后回到张园，即发冷发热，感冒大作，肝亦觉痛，来势甚猛。因此当晚各界在张园举行的欢迎会就临时取消，同时延请德国医生石密德诊治，当时医生对于今天大家所注意的癌症尚不留心，所以只专对感冒医治，没有检查肝部的毛病，孙中山服药后，经数日调养，热度渐退，医生嘱咐勿劳动多休息，而孙中山颇觉肝部作痛不止。6日起，病况有进步，孙中山就打算强作精神赴各地演讲，经医生劝阻才作罢。那几天来见孙中山的人士均由孙科、汪兆铭、戴传贤分别代见。至8日，孙中山乃抱病见客。 

北方报纸对这位手创民国的伟人，倍极称赞，且寄予莫大的企望。 

孙中山在天津，对于政治情势的发展密切重视，由于他坚决主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使得列强对他颇不满意。他到天津时，法国领事竟不许他通过租界，也反对他在法租界居住。过去孙中山在广州大元帅期间力争关余，所以列强早怀不满，现在他来北方路上一再强调废除不平等条约，当然更加嫉视。北方执政府急切希望能获得国际间的承认，而外交团则要挟北京新政府要尊重一切条约，不能任意变更。段祺瑞向现实低了头，愿意尊重列强的既得利益以换取列强承认中国的新政府。 

孙、段、张三角同盟现在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尤其是孙、段之间，孙中山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而段祺瑞的政府承认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孙中山主张召集国民会议，段祺瑞则宣布在执政府成立后一个月内召集善后会议，三个月内召集国民代表会议。两位巨头的政见距离越来越远。 

12月18日，段祺瑞特派许世英和叶恭绰到天津来欢迎孙中山赴京，并探望孙中山的病况，两人见到孙中山先代达段氏的问候，就在病榻前报告北京的政情，孙中山询及有关外交方面，叶恭绰说：“段执政已正式向外交团承诺，临时执政府外崇国信。”孙中山听了非常不快，乃问：“外崇国信，信守什么？我们和外国之间的条约都是不平等条约，外交团要求尊重这些条约，听说执政府已照会答允，有无其事？”叶、许两人答称确有其事，不过照会还没有送出。孙勃然大怒，厉声说：“我在外面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简直太不对了，你们要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尊重那些压迫我们、剥削我们的不平等条约，为何你们又要来欢迎我呢？”叶恭绰和许世英挨了孙这么一顿大骂，为之哑口无言，不知所对，于是很狼狈地退出。在病中的孙中山，经此一怒后，肝病大发，肿痛不已，脉搏增加到120以上，石密德医生也束手无策。 

就在这个时候，善后会议条例公布，这是段祺瑞决心和孙中山不合作的明证，孙北上的救国抱负因之落空，加上又在病中，真是进退两难。由于孙病况一天比一天严重，国民党同志认为与其住在天津，既不适宜养病，又于国事无补，倒不如到北京疗养为宜，因此娓婉地向孙报告，孙欣然应允，于是积极部署移京安排，决定以北京饭店为行辕，准备专车一辆，于12月31日由天津赴北京。当天下午4时车抵北京前门车站。 

孙中山抵北京前门车站时，北京市民集聚往迎的，约有30万人，车站前人山人海，争睹民国伟人。孙中山虽抱重病，可是面对这个动人的场面，精神为之一爽，北京政府全体阁员、各大专学校校长、各团体代表、各机关首长都在车站欢迎，为了顾及孙病体，乃由欢迎人群推举总代表一人登车欢迎。 

孙中山下专车后就乘汽车出站，直赴北京饭店，各报记者再麇集北京饭店，孙由汪兆铭代表，与各记者见面，分发书面谈话一份，内云： 

“中华民国主人诸君：兄弟此来，承诸君欢迎，实在感谢。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十三年前兄弟与诸君推翻满洲政府，为的是求中国人的自由平等。然而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洲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必要救国。关于救国的道理很长，方法也很多，成功也很容易，兄弟本想和诸君详细的说。如今因为抱病，只好留待病好再说，如今先谢诸君的盛意。中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孙文。” 

14年1月20日以后，病势严重，至24、25两日，孙中山竟不能进饮食，一进饮食即作呕，体温愈高，脉搏愈快。经医生会商结果，认为有立即移住医院施手术的必要，因此向家属和重要同志协商，由宋庆龄往劝他入院开刀，孙允诺。遂于下午3时以担架移至协和医院，医生就过去病情和现在危急情况，决定立即开刀。下午6时施行开刀手术，在腰部割口将肝之脓吸出，检查全肝，已经坚硬得像木头，证实是肝癌，癌细胞已四处蔓延，无法割治。当晚由德、美、俄三国医生切片检查，亦证明是癌症的末期，以当时的医疗情形而论，确实无药可治，虽可以镭锭放射法以阻止癌细胞继续蔓延，可是一切都显示为时已晚。29日医生报告孙中山体温正常，脉搏和缓，这证明开刀后经过良好，不过癌病本身仍难医治。 

2月初旬仍使用镭锭治疗，但效果不大。 

2月12日，张静江建议改服中药，中药有时对于很多奇怪的病状发生不可思议的效果，人们在绝望时便寄希望于万一。宋庆龄和孙科及侍疾同志都请孙中山准予改用中医。孙认为在协和医院吃中药是不可以的，如果必须用中药，唯有迁出医院。18日孙自协和医院移居铁狮子胡同行辕，由名中医陆仲安诊视。 

2月20日，孙中山病笃，医生认为挽救的希望很微，不如趁他还清醒的时候，请示遗言，于是随孙的同志遂推汪兆铭、孙科、宋子文、孔祥熙代表，面恳孙。这时孙虽然一息奄奄，可是神智很清楚，见到汪等四同志在病榻旁欲言又止，乃问：“你们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不妨说吧！”汪兆铭委婉地说：“当一月二十六日先生进住协和医院时，同志们都责备我们，为什么不请先生留下一点教诲，以资遵循。先生如果早日康痊，这些教诲也是我们的典范，先生虽然有力量抵抗病魔，我们也愿意替先生分忧，今天先生精神颇好，正该留下一些教诲，让同志们受用。”孙中山听了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然后睁目郑重地说：“如果我的病痊愈，我要说的话很多，待我先赴温泉休养，静静的想一想，以后再讲给你们，万一我死了，就由你们去做吧。”四同志复请，并强调国民党正遭遇一个变局，如果党的领袖没有一个指导方针，大家很难有所抉择。孙中山听了默然良久说：“我现在要说的话很多，本党周围都是敌人，我死之后，这些敌人不会放过你们的，他们或许使用其他方法使你们软化，前途确是危险，我不说也好，因为如此你们较容易应付未来的环境。”说完这话似乎很吃力，这时汪兆铭贴近孙病塌说：“我们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不畏惧危险，也从不让敌人软化。凡是革命同志都能遵从先生的教训，不会逃避危险和死亡。先生教导我们这么多年，定能信任我们。”孙中山闭目听，并说：“我著的书不是很多吗？各同志可以好好念念。”汪答：“我们还是求先生留几句话下来。”孙中山问：“你们要我说些什么？你们有没有替我考虑？”汪说：“我们已经预备了一份稿子，请先生核定，现在我念给先生听，如果不合您的意思，就请您指示数语，我可笔记。”孙睁开眼睛说：“好，就念给我听吧。” 

汪兆铭就把已草就的稿子念了出来，这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孙中山遗嘱，孙听完极为满意。汪等又拿出第二稿，是留给家人的，由宋子文向孙报告，并由汪兆铭念：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孙中山亦感满意，汪兆铭本想开门出取笔墨请孙签字，这时宋庆龄在房外哭得很厉害，孙听到了哭声，乃对汪说：“你先收好，我还不至于就死，改天再签字吧！” 

孙中山在服中药期间，神志颇清楚，不过病状并没有减轻，3月1日，曾请留日医生王纶用日本最新发明的治肺痈药水，每隔一天注射一次。 

当孙中山最后弥留期间，神志并不模糊，体温也照旧，每睡醒，就垂询东江讨逆战事进展情况，侍病的同志向孙报告说黄埔学生军已加入右翼作战，每战皆捷，已配合粤军进向潮汕。孙闻之大喜，命令致电嘉奖。3月10日停止注射针药水，11日病危。中午孙忽然张目遍视床前的家属和各同志，并说：“我现在要和你们分别了，把前次预备的两张稿子拿来，我要签字。”汪兆铭遵谕将二遗嘱稿并墨水笔呈上，孙伸出了病弱的手臂，执笔在遗嘱稿上逐一签名。随后由侍疾的家属和同志：宋庆龄、孙科、张人杰、吴敬恒、汪兆铭、宋子文、孔祥熙、戴恩赛、邵元冲、戴传贤、邹鲁、陈友仁、何香凝依次签字为证明人，汪兆铭则署笔记者。 

病室中空气肃穆而沉静，孙中山虽然病弱，眼中仍然有神，以安静温煦的口吻做最后的遗言，孙说： 

“我这次放弃两广，直上北京，为了谋求全国的和平统一。统一的方法是召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新国家。现在一病不起，将和你们永诀，生死本无所惜，不过数十年致力国民革命，革命的目标和主义不能完全实现，深为遗憾。甚望诸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能早日实现，则我在九泉之下，也能瞑目了。” 

孙说至此处，感情激动，而呼吸则益感困难，由于说话太多，精神不继，以致下面的话便说不清楚，只听到微弱的声音：“和平、奋斗、救中国。” 

医生认为病人太辛苦，不宜再消耗精力，乃请侍疾人士退出，让孙中山静默安眠，至晚6时半，孙中山又苏醒一次，手足已经变冷，且已不能讲话。医生按脉后认为脉已散，行将去世，须时注意。这时孙似乎又作欲语状，宋庆龄听出来是呼唤汪兆铭，乃叫汪到床前，汪靠近孙病榻，发现孙的脉搏已如游丝，只见嘴动，不能言语了。 

第二天早晨3时，孙中山再苏醒一次，仍不能言语，8时许克利医生临床诊视，认为已至最后关头，延至9时30分，遂告逝世。一代伟人，手创中华民国的孙中山终于民国14年3月12日上午9时半与世长辞，留下一个纷乱的中国等待统一。 

北京政府于3月12日下令云： 

“前临时大总统孙文，倡导共和，肇兴中夏。辛亥之役，功成不居。仍于国计民生，殚心擘画，宏谋毅力，薄海同钦。本执政夙慕耆勋，亟资匡济，就职伊始，敦劝入都。方期克享遐龄，共筹国是。天胡不愍，遽夺元勋！轸念艰虞，弥深怆悼。所有饰终典礼，着内务部详加拟议，务极优隆，用符国家崇德报功之至意。此令。” 

执政府的内务部并议决予以国葬，全国各机关下半旗三日志哀，北京公使团亦下半旗，全国各地闻知孙中山去世，自动举哀，万民雨泣。 

在北京铁狮子胡同的孙中山行辕内，国民党留京同志含哀开会，讨论治丧事宜，孙的家属遵照遗示，遗体施以防腐剂，用科学方法保存。 

12日12时30分，孙中山遗体移至协和医院施用防腐手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京委员开会，决议葬仪用国民体制以示平等，并拒绝临时政府的国葬令，同时遵孙中山遗命，以南京紫金山为安葬地。至15日防腐手术完竣，遂举行大殓，家属及追随他多年的同志均亲视含殓。灵堂内外哭声震天。 

3月19日孙中山灵柩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这天清晨群众已纷集协和医院门外，至10时许灵榇出发，举枢者为追随孙日久的同志24人，分三组，每组八人前后舁挽，沿途民众及青年护灵致哀者约计12万人，均步行送灵榇至中央公园内社稷坛安放，择日开吊。 

4月2日上午，孙中山灵柩安置于北京西山碧云寺。 

孙中山之丧，海内外致送挽联极多，不及备录，只是孙的叛徒陈炯明有一挽联，颇可一读，联曰： 

惟英雄能活人杀人，功首罪魁，留得青史在； 

与故交曾一战再战，公情私谊，全凭赤心知。 

陈炯明在民国22年8月22日以肠炎病死香港，终年55岁，死后家无长物，贫难为殓。陈在孙中山病逝前已痛悔反叛孙中山，曾请吴稚晖代作悔过书，未及送达，孙去世。陈死后，吴稚晖有挽联追述其事： 

一身外竟无长物，青史留传，足见英雄有价； 

十年前所索悔书，黄泉送达，定邀师弟如初。 

谢选骏指出：孙文联俄容共、十恶不赦，玩世不恭、罪该万死。

【二二三、荡平两广群魔】

陈炯明被滇、桂联军逐出广州后，就率军盘踞广东东江一带，孙中山北上后，陈炯明以为有机可乘，乃收集东江南路的土匪，联络闽、赣、湘的军阀，自称救国军总司令，下辖总指挥林虎、副总指挥洪兆麟、各路总指挥叶举等合共7万人，图犯广州。 

当时广州方面有滇军（杨希闵部）、粤军（许崇智部）、湘军（谭延闿部）、桂军（刘震寰部）、豫军（樊钟秀部）及朱培德之滇军，还有少数鄂军、晋军和陕军，为数10余万人合称联军，以杨希闵为联军总司令。 

14年1月15日广州政府决定东征，分三路出兵，以粤军为左翼军，滇军为右翼军，桂军为惠州攻城军。2月1日改变作战计划，改以粤军为右翼，经海、陆丰直趋潮汕，进攻洪兆麟防地。以滇军为左翼，经河源、老隆，直趋兴宁、五华，进攻林虎防地。桂军仍任围攻惠州之责。 

联军组织时，滇、桂军故意漠视黄埔军校的校军，黄浦校军充满革命意识，自扣留商团军械及编练教导团后，即受滇、桂军的歧视和敌对，因此联军筹组时，他们即以黄埔校军不堪战斗，毋须参加为理由将其冷冻。 

黄埔同学受到广州各军的歧视，至为激愤，且以不能参加讨伐陈炯明而痛感是奇耻大辱。当时的校军不过是第一、二、三期同学和教导第一二两团，为数不过3000余人，饷械既不充足，训练时间又短，而且没有战争经验，但他们气壮山河，毅然决然加入右翼粤军，当时蒋中正兼任粤军参谋长，即以黄埔军校校长身份担任校军统帅。 

在广东的各路军队，军纪都不好，黄埔校军出发后，一新耳目。他们军纪严明，公买公卖，士气旺盛，行动神速。14年2月3日出动，5日下午即攻占东莞。沿途受到百姓热烈欢迎，校军高呼“百姓万岁”。2月11日即将广九路沿线地区完全控制。15日晨克复淡水。 

黄埔校军收复东莞和淡水后，桂军攻惠州久不下，而滇军亦在增城、博罗之间不进不退。校军以革命精神独力作战，继续进攻，2月末旬攻占了海、陆丰。 

由于校军追奔逐北，战果丰硕，大遭滇、桂军之忌。杨希闵、刘震寰与陈炯明的部下林虎勾结，校军洞烛机先，遂与粤军合力夹击林军，造成棉湖大捷，3月23日先后克复五华、兴宁。同时分兵进驻潮、梅。陈炯明逃往香港，其部下大将洪兆麟率部逃窜闽边，林虎率部逃窜江西。黄埔校军轰轰烈烈的第一次东征遂告结束。 

正当黄埔师生兴高彩烈地庆祝东征大捷时，突然传来了孙中山在北京病逝的噩耗，全军将士悲恸万分。孙中山是14年3月12日病逝的，广东省长胡汉民怕这个消息影响校军士气，所以直至战事结束才通知东征的校军。3月22日蒋中正率全军举行望祭。3月27日正午蒋中正集合校军于兴宁城东门外以悲恸的语调对全军训话： 

“我们的总理于本月十二日已经在北平病故了。 

总理的逝世是本校、本党最悲哀不幸的一件大事，亦是我们世界人类最大的损失。总理在日，对于本校的希望和教育的热心，以及他的形容、态度、思想、言论，我们应静默五分钟。仔细回想一番，以志悼哀。 

总理去年北上时经过本校，要到黄埔对岸鱼珠炮台一带看看我们第一期同学的筑城工作，他看了回来，在途中对我说：‘我现在进京，将来能否回来？尚不能定，然而我进京是在奋斗，就是死了也可安心。’我就问：‘总理为何说这些话？’总理又说：‘我们所提倡的三民主义，将来能够希望实行的，就在你这个陆军军官学校一般学生了。凡是人总要死的，不过要死得其所，我今天能够看见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的官长学生士兵们如此英勇的精神，就可以继续我的生命，所以我虽死也能安心。’大家听了这一番话，一定要牢记住，一定要努力奋斗，才不负总理教育大家的一番苦心和希望。以后我们只有努力继续下去。达到我们主义的成功，才算得是总理的信徒，才算得是中国国民党党员。 

总理生病的原因，前次我已经讲过了，他的病和他的逝世，全因为主义不能彻底实行，而且陈炯明叛党以来，已有三年之久了，党员不能除掉这个区区叛逆，所以忧愤成疾，以至于今日逝世。推本穷源，还是在陈炯明叛逆，使本党不能发展，所以我们必定要杀叛逆陈炯明，才能泄总理的愤，现在陈炯明的军队虽然被我们打败了一大半，然陈炯明本人还没有拿到，总是我们主义实行的障碍。望大家以后要更加努力，杀了陈炯明才能得革命的成功，实行主义才能慰总理的英灵。总理自知此次的病不能好，所以对于本党的希望，实行三民主义的责任，就在我们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里的官长学生士兵们的身上，望大家以后更努力奋斗，务要达到实行主义的目的，才算是尽了我们的责任。 

我们黄埔军官学校教导团是将来中国革命军主干的军队，现在已经中外闻名。因为本军是有进无退的，但自今以往，如有一点失败，或是退后，我们的名誉亦就保持不住了。如果有一个人退下来，我们全体的名誉就被一个人败坏，这个退却的人就是我们的公敌，应该处以极刑。还有一句要紧话，我们要时时想着我们的名誉，完全是自己死的官长弟兄们赐给我们的，他们已死的如何凄惨可怜，我们没死的同志代他们来报仇才行，切不可因为看见一个同志在阵上打死，我们害怕就退了下来，这种人还能当革命军吗？还算有志气血性吗？ 

这次攻兴宁，我们不足二千五百人，敌人共有一万五千余人，我们能打胜他的原因，是全在服从官长命令，团结一致，只有前进，没有后退。其次就在遵守军纪，爱护人民，大家跟着本校长，困苦艰难，打了许多胜仗，这是本校长非常欣慰而且很感激。大家能够百折不回，始终一致的这样子做下去，不到几时，就可将三民主义实行于广东，再推而广之于各省、于全国，我们就有享福的日子了。 

我们自黄埔出发到了兴宁，过了千余里的路，打了很多的大仗激战，非常勇敢，非常耐苦，这是何等精神。还要知道，我们保护人民，就是实行主义，假使总理在此看见这样情景，一定是非常欣喜，现在总理虽然逝世，他的灵魂在上，也是可以非常欣慰的，他的灵魂一定会来保护我们的，只要我们努力奋斗，总可不负我们总理的一番苦心。” 

东征大捷后，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乃任命蒋中正兼任潮汕善后督办，办理地方善后事宜。4月11日蒋中正令校军住梅县。 

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在第一次东征时并不积极行动，且暗中勾结林虎，不料黄埔校军以大无畏精神底定东江，滇、桂军对黄埔校军既恨且妒，认为自己联合起来共有五六万众，兵力远胜校军，因此于5月中旬滇军开始集中广州，潜在白云山、瘦狗岭一带布防；桂军由东江调赴北江，且有谋攻广州大元帅府的企图。广州大元帅因孙中山去世后已由胡汉民代理。 

14年5月13日胡汉民派廖仲恺赴汕头，当晚在粤军司令部开军事会议，由许崇智主持，蒋中正、廖仲恺、朱培德等参加，会中决议放弃潮、梅，立刻回师广州，由蒋中正任总指挥，全力铲除革命障碍的杨、刘，以巩固革命基地。 

5月21日蒋中正率领党军（即校军）、粤军由潮、梅回师向广州进发。从6月7日至14日，作战了一个星期即将滇、桂军完全击溃，广州遂重入革命的怀抱。 

14年8月20日党军正式改称国民革命军，由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将原来的党军第一旅扩充为第一、第二两师，另将收编粤军改组为第三师。第一师师长何应钦，第二师师长王懋功，第三师师长谭曙卿。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谭延闿，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琛，第五军军长李福林，于是革命军由此建立。 

当蒋中正率师由潮、梅回穗讨伐杨、刘的时候，陈炯明残部表示投诚，回驻潮、梅，但他们并不是真的投诚，所以在14年9月1日再度叛变，进攻留守的粤军，粤军不能抵御，退回淡水，陈炯明军遂节节西逼，进占普宁、惠州、陆、海丰各县，蹂躏东江。同时勾结北路的川军熊克武部，由北江进至通州，南路邓本殷进犯肇庆，将会攻广州。广州国民政府遂下令讨伐，这就是第二次东征。 

9月28日国民政府颁发征讨方略如下： 

（一）东江方面：东征军总指挥蒋中正（以第一、第四两军为基干）。 

（二）北路方面：以鲁涤平为北路警备司令，节制北路驻军。 

（三）南路方面：以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率属警卫河南。 

（四）广州方面：以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兼广州卫戍司令警备广州。并以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总预备队司令。 

蒋中正率军第二次东征，10月9日围攻惠州城，14日攻克。20日起进攻潮、梅，第一纵队于11月4日收复潮汕，7日进占饶平。第三纵队于10月28日占领五华，31日克复兴宁，乘胜肃清梅县、大埔。东江遂告底定。 

两广终于在革命势力日益强大下统一。 

谢选骏指出：广东人引狼入室，北伐军反客为主。

【二二四、长江的战火】

奉系、国民军系和皖系各有矛盾，直系垮台后，这胜利的三系各打各的主意，冯玉祥称病西山，先后四次呈请辞职。张作霖入京出京，其后通电取消镇威军名义，冯玉祥也通电取消国民军名义，并即解除国民军总司令职务。这一切都显示其中问题很多。 

13年12月7日张作霖在天津召集卢永祥、吴光新及奉军将领开会，讨论解决长江各省办法。卢永祥和吴光新虽是皖系，但第二次直奉战争以前，他们都到关外去和奉张通款曲，奉张也把他们当作自己人。 

这次天津会议中决定请段执政下令免除直系齐燮元的职务，如果齐燮元反抗，奉军可以集中6万人南下讨齐。 

同日国民军的孙岳电请辞职，愿以所部一师四旅交陆军部直辖，其实该部队已由孙的参谋长何遂率领，从间道入开封，何已宣布就任代理河南省长。 

12月11日临时执政发布命令：“江苏督军齐燮元免职，江苏督军一缺即裁撤，以江苏省长韩国钧暂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特派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卢永祥的直隶督办缺则由李景林暂署。” 

又令：“热河都统米振标着来京供职，所辖军队交阚朝玺妥为收束，并任阚朝玺署理热河都统。” 

这一连串人事调动中，夹杂了复杂的派系问题。 

段祺瑞希望卢永祥任直隶督军，卢是段系的人，当然有很多方便，而张作霖则希望直隶地盘交在自己一系手中，冯玉祥也希望直隶能派冯系的人。这次天津会议，张作霖要拓展奉系力量到长江，就怂恿卢永祥回东南，卢能荣返东南，私心之愿也。可是李景林出任直隶督办，这样的安排对于冯系的孙岳大为失望，孙岳也是想着直隶地盘的。李景林部向孙部进迫，孙岳曾将入河南的军队撤回以增加保定的兵力，同时由国民军其他将领代向北京提出，请派孙岳为直隶省长。 

北京政府对于这两大势力不能不平衡敷衍，对于冯系先后任用张之江为察哈尔都统、李鸣钟为绥远都统，更派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可以率部开发西北，而鹿钟麟在北京的势力依旧存在。对于孙岳，一面默许孙部仍驻军直境，同时任命孙为豫陕甘剿匪总司令。冯玉祥对这些安排大体上算是满意，因此14年1月13日冯玉祥宣布销假，即赴西北巡视，孙亦表示愿意履新。 

至于对张作霖，则发表李景林为直隶督办军务，同时任命张为东北边防督办兼垦务督办。 

张作霖于14年1月11日也率部回奉天。 

齐卢战争是第一次直奉战争的继续，直齐赶走了皖卢，卢永祥乃出关投靠张作霖，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惨败，卢永祥遂想借奉系力量重返江浙。 

北京执政府下令免齐燮元江苏督军，而以韩国钧暂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为了顾虑齐燮元抗命，乃以卢永祥为苏皖宣抚使，统率奉军沿津浦铁路南下。江苏问题急转直下。 

齐燮元在江苏并不得人望，部下也渐次离心，因此不敢抗命，北京执政府12月11日人事命令发布后，齐于12日致电段祺瑞，愿遵令于14日交卸于韩国钧。不过齐也有他的部署，他下令着宫邦铎回任第六师师长，以参谋长刘玉珂继宫任第十九师长，刘未到任前由魏朝彦先行代理。 

14日韩国钧通电接受齐燮元交代，就任暂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苏军将领表示体谅督军意旨，服从韩督办，但反对另有军事大员来苏，危害苏境。其意是指的卢永祥。 

苏军将领想以韩国钧过渡，以拒阻卢永祥率奉军南下，可是卢和奉军南下已成定局，这一来不止是苏军感受威胁，苏省士绅也表示反对。齐燮元本已决定离开南京，这一来就改变了决定，认为士气民心均有可为，乃拟用保安总司令名义调遣苏省军队，布置攻守事宜。同时计划联络孙传芳、方本仁、萧耀南共同抵抗北军。江苏的情势突然剑拔弩张，山雨欲来了。 

江苏人本来全心全力在驱齐，通电四布，代表北上，合力同心，有非达目的誓不甘休的态势。待齐免韩兼，卢永祥宣抚苏皖，加以奉军五六万旦夕南下，这才感到是以暴易暴，驱狼引来了虎。因此驱齐运动一变而为拒卢反奉，一部分则宣称只拒奉军而请卢简从南下，还有强硬派则请齐速去，请卢也不必来，江苏问题与齐、卢脱离关系。 

13年12月24日，齐燮元离南京去上海。同日陈乐山宣称奉执政府秘书厅密令，赴松江复任第四师师长职，原任师长夏兆麟被逐赴杭州。陈的行动事先没有和各方接洽，于是引起了孙传芳的疑虑，认为不利于浙江。乃通电斥陈假窃名义，蓄意捣乱，派兵进击。29日北京执政府电令孙传芳、陈乐山停职，候中央解决，并接受孙的要求，任命孟昭月为宁台镇守使。 

奉军添调后备队入关，其南下军队3万人由张宗昌统率进驻徐州，原驻徐州军队奉陈调元令护防，退往砀、萧两县。 

12月30日北京陆军部电宫邦铎回任第六师师长，所遗第十九师师长即令何丰林继任。南京第六师部队一部分哗变，在驻地附近抢劫。 

14年1月2日孙传芳部队攻入松江，陈乐山逃走，第四师向上海溃败，孙部尾追。由于孙军频传捷报，孙传芳的发言权遂大增，1月5日和6日孙连发激烈通电，反对奉军南下。 

事实上奉军已大举南下。14年1月5日孙传芳致段祺瑞电： 

“北京段执政钧鉴，陈乐山假窃名义，扰乱地方，传芳不得已饬部防御，幸得驱除。然松江一带已不胜迁移焚掠之苦矣。陈乱未已，里巷又复纷传奉军南下，意不专于对苏，证以齐督离宁，而奉军到宁，无的放矢，必更有的。传芳本无所虑，亦常深省其咎，攻浙乃军人服从之天职，事纯被动，既不敢妄成戍首之罪，入浙乃浙江军民所欢迎，兵不血刃，亦不敢妄居克敌之功。至于入浙以后，市廛无惊，苟欲罗织为扰民，浙人先不忍罗织，舍此数端，百思不得，敢乞钧座勿对传芳一人别有难言之隐，遂使浙人万姓，日陷恐怖之中，有罪而当夺职，固望明示其罪以肆诸朝市。无罪而当避贤，亦恳明示其贤以公之天下，倘于两者皆有难言而疑传芳诚有未至，即恳明示对国对浙，必如何而后可谓诚之条件，传芳谨当高之浙士，质之国人，决不敢违众而抗所当从，亦不敢固位而默所当辩。若于宣布罪状之先，还以巧取豪夺相试，是直弁髦政府，毁堕纪纲，惟当视同穿窬，御以盗劫。上肃国宪，下去害群，一息苟存，百死不惜，遭时方长，高位难据，钧座天人顺应，尚有省愆弭劫之痛文，传芳忧患备尝，宁以厝火积薪为得计，所谓吁请明示者，上欲政府示天下以光明，下求浙江勿连类而涂炭，至于一身生死，且等鸿毛，进退更无足计矣。临电迫切，祈候明示，孙传芳叩。歌。印。” 

孙传芳致冯、胡、孙电： 

“北京冯总司令焕章兄、开封胡督理丽生兄、保定孙省长禹行兄钧鉴：诸公所为蒙极大之牺牲，以仆此而兴彼者，为欲违停战之目的致国家于和平。今者或幽囚，或败遁，或遵命解职而去，无一存焉。然则战争可停，和平可致矣。诸公亦闻陈乐山勾煽传芳所部军队战事复起乎，松江一带，又焚掠一空乎，亦又闻奉天军队五六万众，浩荡南下，路人纷传为景公复仇不专对苏乎？传芳个人进退不足惜，浙江一省治乱亦不足计，独惜诸公蒙极大之牺牲，以求停战者，乃以挑四方之战，以求和平者，乃以开破坏之端。往日之战虽不祥，尚托名于国家相争以政见，今日之战，直明目张胆标寻仇报复之名，树争城争地之帜，而无所顾忌矣。诸公手创此局，岂能毫无预闻？诚未闻耶，则一询之道涂，一考之事实，诸公初志，向即如是也，则请缄口闭目，以听天下之相残，斯民之无孑遗可也。万一非诸公之意，传芳即敢再顿首以求诸公，先为浙人呼吁于有权者之门，如天之福，回天之听，先止南下之兵，一切留候善后会议，国民会议解决。能如是尸祝诸公者，岂独浙人哉。设有权者必欲寻仇报复，必欲争城争地，亦求诸公代叩当复者几仇，当争者几地，诸公但能保证此仇者相率避去，此数城数地者拱手献出，即可停战和平，传芳岂惟不求罪状之避，且献城以解诸公之难，且任劝告其他当避且献者，均无问所犯之条，惟当速避速献，毋使天下人既加诸公以大不韪之名，以挑天下之战，开破坏之端，逮狱于诸公也。别上执政一电，特附录奉阅，执政本爱和平，然而在位无权，无以贯彻其爱，以后种因，造自诸公，人曰有权者，可箝天下之口，而不能纳诸公之言，诸公幸勿以局外自遁，而使所种善因尽成恶果也。当战当停，待命进止，临书迫切，立盼赐复，弟孙传芳。歌。” 

1月7日段祺瑞复孙传芳电： 

“歌电呈悉，陈乐山本非假窃名义，业经退回，已在成事不说之列，至子嘉（卢永祥）酌带奉军南下，事诚有之，始因齐之负嵎，继因花旗营之毁路设防，子嘉不能不有以自卫，余亦不能责子嘉以单骑赴苏也。今齐虽在沪，尚有密谋，浙沪毗连，岂无闻见，盖攻浙之事，吾弟既无所惭，何所谓咎？昔日因服从而攻浙，今日亦当本服从而不扰苏；昔日入浙为浙军民所欢迎，今日苏未欢迎，更不宜侵入苏境。中央本无责难之意，吾弟又何必有引咎之辞，即令谦冲为怀，则安民保境，正足为补过之资，余以诚待人，当不轻事吹求也。吾弟英年重寄，笃实为先，欲宏远犹，必勋明德。段祺瑞。虞。” 

14年1月7日卢永祥抵达蚌埠，张宗昌率奉军第一军进驻浦口。卢永祥旧部第十师亦由江北开赴南京。原驻南京之齐燮元旧部第二、第六两师及补充旅奉韩国钧令，悉调驻镇江、江阴。 

1月10日，卢永祥、张宗昌进入南京。11日上海事变。上海是由宫邦铎和张允明分治南市、北市。宫邦铎是主力，他是淞沪护军使，北京承认的第六师师长兼第十九师师长。齐燮元到上海后，即运动宫的部队迫宫去职。宫无法指挥，遂于10日晚致电段祺瑞和卢永祥，宣布辞职。齐燮元掌握了第六、第十九师后，即联络孙传芳的军队联合攻击张允明，张军被攻溃散，张允明则逃入租界。于是齐燮元即自称淞沪联军第一路总司令，孙传芳称第二路总司令，联衔宣言占领上海，拒绝奉军南下。 

上海事变后，段祺瑞即于1月12日责成卢永祥会同苏军总指挥秦洸迅速戡定上海事变。同时电令安徽军务善后督办王揖唐就近派兵协助卢永祥，并令何丰林收编已溃散的陈乐山旧部第四师。 

孙传芳也派谢鸿勋为第四师师长，收编陈乐山的溃军。 

上海总商会则乘宫邦铎、张允明被逐时，宣布上海为不设军职、不驻军队及将兵工厂迁移他处的不设防城市。 

东南大学校董和教职员则反对北京教育部将校长郭秉文免职，主张教育独立，不宜随政潮进退。 

14年1月13日北京执政府下令奖励孙传芳撤兵回浙。 

这显示段祺瑞把齐孙分别处理，孤立齐燮元。 

同日又令派陈调元帮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白宝山为海州护军使，马玉仁为淮扬护军使。 

在上海的张允明部一师一旅，及陈乐山的第四师残部只有少数投入齐、孙两军。其余为数1万余人悉向租界缴械，即由租界当局收容。 

上海的领事团，鉴于战争可能波及上海，乃开会决议：禁止中国失意军人在租界活动，并调各国的海军陆战队登陆，监视所收容的中国溃兵。 

卢永祥在南京组织宣抚军，以奉军军长张宗昌为宣抚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军总指挥，参谋长臧致平兼第二路军总指挥，军务帮办陈调元兼第三路军总指挥，江苏全省水陆警备司令冷遹为戒严总司令。 

苏军总指挥秦洸在苏州被当地驻军攻击，苏州商会付出一笔钱请秦洸离苏州。上海齐燮元军队即通过苏州，与常州镇江的齐氏旧部联合。 

1月14日淞沪联军孙传芳齐燮元联名发表通电：愿意撤退上海地域内所有两省驻军，废除护军使及镇守使名目，反对以后再设类此军职，兵工厂亦即日择地迁移。北京执政府亦颁布处置浙、沪问题三令：（一）淞沪护军使一缺着即裁撤。（二）上海兵工厂着陆军部即日饬令停止军用工作，以便招商承领改组商业工厂，并先委托上海总商会暂行接收，妥为保管，即由该部遴派专员会同该商会妥筹办理。（三）上海嗣后永远不得驻扎及设置何种军事机关。 

1月16日北京执政府令： 

“此次苏浙军队发生冲突，闻齐燮元有从中煽惑情事。……应另派员查办外，嗣后各该省军长官，务各严饬所部，恪守疆界，不得轻信谣诼，致启衅端。如再有前项情事，定惟各该长官是问。” 

又令： 

“暂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韩国钧，准免兼职。特任苏皖宣抚使卢永祥兼督办江苏军务善后事宜。特任方本仁督办江西军务善后事宜。长江上游总司令王汝勤着兼任帮办湖北军务善后事宜。山东、福建督理缺员着即裁撤。特任郑士琦督办山东军务善后事宜。孙传芳督办浙江军务善后事宜。周荫人督办福建军务善后事宜。派卢金山为长江上游副司令。” 

卢永祥在南京自有一套想法，其实对他来说仍是旧调重弹，他于三年前做浙江督军时，因受第一次直奉战争影响，曾一度通电倡议废督，通电中慷慨陈词，一时极为舆论所赞美，可惜后来卢氏对于通电所提倡的事，仅能做到改“督军”名称为“军务善后督办”而止。致舆论对他颇为失望。 

14年2月27日卢永祥又电段祺瑞吁请废督。他的电文中有不少的警句： 

“……废督之议创之久矣！上既惮而莫敢为，下遂锲而不忍舍。一日不废，则一日不能息民。废督以前大要者二，曰定军制、曰划军区。然此非一省之事也，有一省以创之，中央鼓其激昂之气，推之邻省焉。推之全国焉。则事无不举矣。……应暂以徐州一带为国军区域，大江以南不再驻国军。凡驻苏国军一律调赴国军区域，悉听中央指挥。饷由部给，不干省政。苏省固有师旅，酌量苏之财力另行改编，归省长节制。浙省同时将国军调赴国防规定区域，不得仍驻江浙毗连境壤，并将军务善后悉听中央主持。” 

在当时浙江人民环请撤兵的时候，这些话是中听的，也是必要之举。同时他对江浙军务善后督办一职要求北京政府迅颁明令永远废除，为各省倡。 

卢永祥这一个电报的“动机”从善的一方面说，他已经真实觉悟了；从恶的方面说，他想玩弄三年前的老手法。至于影响方面，在善后会议中已经有人向政府责问处置办法，政府答以通盘筹划四个字，似乎还没有同意卢氏这个废督的计划。皖督办王揖唐在京，表示赞成卢氏办法，愿将安徽军务善后督办陪同裁撤。对卢更备极揄扬，而江浙各团体亦以“与人为善”之心，纷纷通电赞成。南京方面虽有人假造省议会电报，说废督尚非其时，请政府催卢氏速就江苏军务善后督办职，可是随即经省议会正式否认了。政变以后，冯玉祥的呈请辞职，通电下野出洋，就曾博得当时舆论界的称扬。现在舆论也对卢永祥电请废督一事大为推崇。不过有实力的人附合的并不热烈。 

江浙和约签定后，上海的护军使等军职真个废掉了，军事上所必争的兵工厂完全交由总商会接收了，浙奉两军的大队也都离去，兵也可算是没有了，上海人半年来所努力进行的避免兵祸运动，仅仅就军事关系说，到此可谓已经成功，剩下来的是上海地域内所尚未解决而成为问题的，就是上海怎样成为特别市或商埠的建设问题。 

上海民政的改组，当初从事于避免兵祸运动的上海人似乎都还没有考虑到，执政府于1月15日所下的三个命令亦仅说到上海为通商重埠，此后永远不驻兵队及设置任何军事机关，而未说及民政事宜的如何处置。反而是齐燮元、孙传芳的联合通电中倒能说出“……其民政事宜，与平常县份不同，拟另组成政厅以理之”的一句话。战事粗定时，江苏省长韩国钧于1月29日在百忙中首先声明于上海设特别市，电聘上海旧市董李平书等11人为筹备委员，令先行拟定区域如何划分？机关如何组织？职权如何分配诸事宜。而上海有几个商人，则提出意见于总商会，反对上海市政悉由少数苏绅主持。申述执政府拟改上海为特别区域，永不驻兵，特设督办处理民政，而主张督办直隶中央，地方事宜由地方绅商共同处理。同时，上海的舆论，则一致主张上海应筹改为特别市，市政厅须以市民为主体，市长须由市民公选。战后一个月间，关于上海的建设问题，引起了剧烈的争议，中央与苏省政府、商人与市民，都各表示不同的态度与意见。 

事实上，执政府对于江苏省长聘请委员筹备特别市一事，并未有所表示，可说完全不承认其效力。2月6日北京政府下令任孙宝琦为淞沪商埠督办、虞和德为会办。不过定上海为商埠，是与上海人民设立自治市的希望背道而驰，因此舆论反对，颇为剧烈。至于江苏省政府所聘的筹备委员会，则积极进行筹备，一面拟成淞沪特别市筹备会章程，大致划定上海、宝山、川沙、南汇、太仓等五县所属40余市乡为特别区域，并与各县公团所组织的市政协会联络，定于3月5日召集特别市临时市议会，讨论一切重要问题；一面力争特别市根本立法，须由筹备处拟定，经市乡同意施行。这项关于特别市筹备会的事情，迭由江苏省长电致北京内务部，但迄未得到复电。 

江浙二次战后，闹得最有声色的是上海问题。废使、撤兵与迁厂的运动均告成功，于是，使得同受兵灾各地望而生羡。和上海地域相毗连的如松江等处，纷纷要求加入上海区域，相距稍远的如苏州等处，则图谋仿上海组织特别市。于是江南同受兵灾的各地方，乃形成了大规模的避兵运动，所谓太湖流域联合自治的运动乃告发生。 

太湖流域联合自治运动，酝酿于14年2月中旬，发动于3月初旬，它的目的在谋组织特别区域，实行自治，永避兵祸。他的方法在仿效上海的办法，联合太湖流域的镇江、常州、苏州、太仓、松江（以上属江苏省），杭州、嘉兴、湖州（以上属浙江省），八旧府属各法团的代表，一面请政府撤去域内军队，一面举办民团以谋自卫。最初发起的是在江浙战事中受祸最烈的常州、无锡、湖州三处旅沪人士。后经杭州等处绅商的赞同，乃在上海组织太湖流域联合自治筹备会，发电恳求卢永祥、张宗昌饬各军退出太湖流域，并推代表分赴南京、杭州及北京向各当局呼吁。 

太湖流域人民是由于两次江浙战争中饱尝兵灾滋味，因而进行避兵运动，他们入手的第一步，在吁请撤退域内军队，以免妨碍春耕及妨碍农事。这个太湖流域联合自治运动，在大体上，是值得同情的。不过在军人争地争城以战的时候，这种运动是得不到什么结果的。 

谢选骏指出：军阀的生意经说——“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尤其是富庶的长江流域，更是“兵家必争之地”。因为“自古兵匪一家”，老百姓就是他们的韭菜，他们或是明抢或是暗夺，反正天下都是他们的——任何“翻身”也是没有用的。

【二二五、五卅惨案】

五卅惨案发生于民国14年5月30日，肇因于上海工人反抗日本工厂厂主，学生支持工人，在上海英租界被枪杀，演成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流血斗争史上轰轰烈烈的一页。 

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以经济剥削为主，中日甲午战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和约，准许日本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工进行经济侵略。其他列强随之跟进，纷纷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日本人仅在上海一地就设有23家纱厂，占全上海纱厂三分之二。日本厂主对待工人非常苛刻，工人每日工作12小时以上，工资每日仅一角五分，还要扣存百分之五储蓄厂中，需至工作满十年方始归还，半途辞工者储蓄金即被没收。 

民国14年2月，日商内外棉纱厂第八厂推纱间发现一名童工尸首，胸部受重伤十余处，系被纱厂日籍管理员用铁棍殴打死亡，工人们目睹惨状，群情大愤，全体罢工。后经上海总商会出面调停，日厂主答允不打骂工人，同时每两周发放工资一次，工人即恢复工作。5月间日本各纱厂以男工屡起风潮，竟将男工尽行开除，换为女工，这一来引起22家工厂的大罢工。由上海各团体调停，以改良工人待遇，发还储金为条件恢复工作，不料内外棉纱厂第八厂又开除工人数十名，工人不服，推举代表顾正红等八人向厂主交涉，在交涉中发生争执，日人突开枪击毙顾正红，其余七人受伤，受伤工人向公共租界工部局请求援助，工部局不仅不予以公平处理，反而控以扰乱治安罪名，这一来群情更为愤激。 

5月22日上海各团体开会追悼顾正红，上海各大学学生均往参加，路经公共租界时有四人被捕。于是上海学生会开会，决议组织演讲队，出发租界宣传。5月30日学生联合会分派多队在租界内游行讲演，当天下午，一部分学生在南京路被捕，其余学生及群众共千余人，徒手随至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者，英捕头爱伏生竟下令开枪向群众射击，当场死学生四人，重伤30人，租界当局更调集军队，宣布戒严，任意枪击，上海的大学校竟遭封闭，这就是“五卅惨案”。 

惨案发生后，全国震动，北京学生第二天即响应，全国各大都市学生也先后罢课，风起云涌，进行反帝国主义示威运动，民意沸腾。 

6月1日北京外交部向驻京公使团领袖意国公使提出抗议： 

“为照会事，据报告本年五月三十日上海各大学生因为学生被捕及工人受伤两事，在公共租界捕房门首游行演说，以示抗议。而捕房竟以武力干涉，捕去学生四十余人，登时击毙学生四名，击伤学生六名，已死二名，路人受伤者十七名，已死三名等情。本总长得悉之余，至深骇异，似此不幸之事，应请贵公使特别注意。查该学生等，均系青年子弟，热心爱国，并不携带武器，无论其行为之性质如何，断不能以暴徒待之。乃捕房未曾采取适当方法，和平劝阻，遽用最激手段，实为人道及公理所不容，自应由租界官吏完全负责。为此本总长不得不向贵公使提出最正式之抗议，并声明保留俟查明详情后，再提出相当之要求，并请贵公使将前项情形转达驻京有关系各公使查照，迅饬上海领事团速将被捕之人全行释放，并就地与特派江苏交涉员妥商办理，免再发生此类情事，是所至盼，须至照会者。中华民国外交总长沈瑞麟。中华民国十四年六月一日。” 

6月4日公使团复函竟婉拒中国之抗议，认为上海租界当局已很宽大，于是北京外交部于4日再提第二次抗议： 

“为照会事，上海公共租界枪击华人一案，业经本总长于本月一日向贵公使提出抗议，并请迅饬上海领事团速将被捕之人全行释放，并就地与特派江苏交涉员妥商办理，免再发生此类情事在案。乃续据上海报告，租界捕房于本月一日复枪毙三人，伤十八人，其以前被捕之人，仍未完全释放。又据报告所有伤毙之人，枪弹多从背入，巡捕无一死伤，显系任意轰击，毫无理由各等情。查公共租界官吏出此激烈行为，迫动公愤，致发生商工各界多数罢市罢工之不良效果，似此蔑视人道，自应由租界官吏完全负责。为此本总长不得不再向贵公使提出严重抗议，并请转达驻京有关系各国公使，迅电上海领事团立饬停止枪击，以免再肇惨祸，是为至要，须至照会者。” 

6月6日公使团答复仍不着边际，北京外交部再于6月11日提第三次之抗议： 

“为照会事，接准本月四日及六日来照，内开贵公使及有关系各国公使，深愿对于此次上海不幸之事故，与中国政府具同一和平之观念，并准贵公使声明，关于禁用武器一节，业经重行训令上海公共租界捕房，以后必采恪守各等因，本总长业经阅悉。惟查当初租界官吏所采取对于学生和平行动之取缔办法，系属失当，毫无疑义。又如五月三十日及六月一日等捕房之举动，实可谓为激成事变之肇端。因老闸捕房，既未预先鸣号，警告群众，又非如来照所称，该捕房处于危在俄顷，不得不用武器之境遇，竟贸然出此激烈之举动。故欲以上星期惨事之责任，诿诸一般和平行动并不携带武器之人，而不由租界官吏负之，本总长绝对不能承认，仍当继续抗议。中国政府鉴于此次案情之严重，民情之悲愤，佥以为租界官吏，至少须自动的先行取消当地戒严令，撤退海军陆战队，并解除商团及巡捕之武装，释放被捕之人及恢复被封与占据各学校之原状，庶上海地方，得于最短时间内，自然停止非常之状态。而来照所称同具和平之观念，亦足以资证明，以便进行交涉。为此照会贵公使查照，希即转达有关系各国公使，饬知驻沪领事团，遵照办理。是所至盼，须至照会者。” 

最后将此案做为地方事件处理，即在上海谈判，北京政府乃派专使蔡廷干、郑谦、曾宗鉴南下，英日等国亦派委员六人至上海。6月16日开会，中国代表提出解决办法十三条： 

（一）撤销非常戒备。 

（二）所有因此案被捕华人，一律释放，并恢复公共租界被封及占据之各学校原状。 

（三）惩凶，先行停职，听候严办。 

（四）赔偿，赔偿伤亡及工商学因此案所受之损失。 

（五）道歉。 

（六）收回会审公廨。 

（七）洋务职工及海员工厂工人等，因悲愤罢工者，将来仍还原职，并不扣罢工期内薪资。 

（八）优待工人，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愿，不得因此处罚。 

（九）工部局投票权案，（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织之。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会出席投票权与各关系之西人一律平等。 

（乙）关于投票权，须查明其产业为己有的或代理的，己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有之。 

（十）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十一）撤销印刷附律，加征码头捐，交易所领照案。 

（十二）华人在租界有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 

（十三）撤换工部局总书记鲁和。 

双方在上海一共开了三次会议，六国委员最后竟拒绝继续谈判，于是谈判中断，交涉移北京进行。最后上海公共租界仅将总巡麦高云、捕头爱伏生免职，中国收回了上海会审公廨。 

顾正红案由上海交涉员与上海日本领事谈判，至8月12日始行解决，由日本纱厂与工人订立条件六款，附件三款，包括赔偿工人损失费1万元，补助罢工损失费10万元，日人入厂不准携带武器，不得无故开除工人，提高工资等。 

自五卅惨案发生后，举国同愤。但英国仍继续援用武力压迫政策。6月11日有汉口惨案之发生，6月13日有九江之冲突，6月23日有沙基惨案之发生，7月2日有重庆惨案之发生，7月31日有南京惨案之发生。其中最严重之冲突，为广州发生之沙基惨案。 

自五卅惨案、汉口惨案相继发生后，6月21日香港与广州沙面之华工同时总罢工，香港重要事业多呈停顿状态。香港及沙面之英人且作军事之准备，以图压制。6月23日广州各界7万余人，在广州政府领导下为沪、汉死难烈士开追悼会，当场提出废除不平等条约，为解决惨案之根本办法。会后举行大游行，工商各界在先，学生及黄埔军校学生随后，于下午3时行抵沙基对岸，当时英兵方严阵以待，遽向群众射击，同时停泊白鹅滩之英兵舰，亦发炮助威，当场死伤军民二百余人，惨祸之烈，过于沪汉。这是上海五卅惨案的余波。 

从这些惨案中，国人体会到孙中山一再坚决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实在是中国人正确而迫切的奋斗目标！ 

谢选骏指出：“反帝运动”美化了军阀统治，“废除不平等条约”方便制造独裁政权。历史是吊诡的，也是残酷的，因为我发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直接结果就是，方便制造出本土独裁政权。在大陆形成了毛泽东独裁，在台湾形成了蒋介石独裁。至于中国人民，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至于为何“废除不平等条约”方便制造本土独裁政权，那就是一个需要具体研究的课题了。但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后，没有能在中国形成现代国家，反而造成了进一步独裁，则是一目了然的了。

【二二六、孙传芳驱逐奉军】

北京执政府在奉系压迫下，于14年8月24日任命杨宇霆督江苏、姜登选督安徽，奉军因之长驱南下，有鲸吞长江的企图。 

9月中旬杨宇霆赴南京视事，奉军第二十师师长邢士廉以戒严司令名义驻防上海。 

孙传芳是北洋军阀中出头最晚的一个，但正当奉系势焰最盛时，他决心驱逐奉军杨宇霆、姜登选和张宗昌，因此这一仗就成为孙传芳事业最盛的关键。 

14年10月8日浙江督署召开秘密重要会议，由孙传芳亲自主持，反对北京执政府的各省代表均列席，令人惊异的是制造执政府的冯玉祥亦派代表参加，这是一次反奉会议，冯派代表参加反奉会议，显示冯和奉张的密月已经结束。当天午夜孙传芳再召开军事秘密会议。第二天浙江督署向金融界暂借军饷100万元，10日下令预备动员，表面上的名义是准备秋操调动军队，实际则是孙传芳已决心发动驱逐江苏的杨宇霆和安徽的姜登选。 

10月15日孙传芳在杭州自封为“浙闽苏赣皖联军”总司令，当天宣告就职。分兵五路： 

第一路司令陈仪（浙军第一师长）。 

第二路司令谢鸿勋（北洋军第八混成旅旅长）。 

第三路司令孙传芳自兼。 

第四路司令卢香亭（北洋军第二师师长）。 

第五路司令周凤岐（浙军第三师师长）。 

后援部队为北洋军第十二师（师长周荫人），第卅混成旅（旅长苏埏），第四旅（旅长张庆昶）。 

孙传芳向以用兵神速机敏见称，此次讨奉从10月10日开始调动军队，不到五天即已尽赴前线。 

10月16日孙传芳、夏超、周荫人联名发表讨奉通电，以奉方在上海驻兵为借口，全文如下： 

“段执政钧鉴：各省军民长官各法团各报馆暨全国国民公鉴：去岁传芳视师江表，深感东南战祸之惨伤，用策永久和平之大计，于是有上海永不驻兵之议。人民既历次请求，政府且特颁明今，传芳即首先遵令撤兵，盖不惟顺从民意，亦以重言责也。不料我方振旅而归，彼即乘机而入，然犹谓少数武装用以维持治安也。五卅案起，全国震骚，国民椎心泣血之时，为私人攘利夺权之举。人民既敢怒不敢言，政府亦熟视若无睹。使传芳独负言责，实无以对我东南人民。惟念国难方殷，深不愿再肇兵祸，以为苟能约束，犹可相安。数月以来，喋血贩烟，腾笑中外，杀人越货，苦我人民，秽德彰闻，众目共见。愿传芳犹啮齿忍痛，静从公论，冀其自觉。乃人民日增饮泣之声，彼凶益肆猖狂之技，视江南为私有，窃政柄以自恣。甚至长官方色喜就任，部兵即公然抢劫，事隔兼旬，曾未闻一申军法。夫沪上为东南精华所萃，友邦观瞻所系。时至今日，传芳纵可忍，而士兵不能忍，士兵可忍，而人民不能忍。用敢宣言，告我同志，永不驻兵之议，自我言之，当自我行之，所以顺民意者在此，所以服从中央者亦在此。是用率我六师，缴其枪械，放归田里。惟念奉方戎兵，皆我同胞，万恶实由戎首，今与同志连师，当世贤豪，戮力同心，唯彼祸首张作霖一人之是讨，此外皆所不问。至我军职志所在，厥有四字，曰永久和平。惟和平可以保国家，惟和平可以对友邦，见我旌麾，共求福利，邦人君子，其共鉴之。 

孙传芳、夏超、周荫人叩。铣。” 

孙电发表后，江苏白宝山等立即发出响应通电，全文如下： 

“北京段执政，各省军民长官，全国国民钧鉴：上年江浙之役，为统一苏省，收复淞沪，不得已而用兵。张作霖乘变兴戎，图扰大局。冯焕帅悯民涂炭，中止战争。而奉方早誓兵不入关，夕即袭取津、保，背义灭信，误国殃民。直、鲁两省首遭荼毒，以直、鲁灾祲之余，陡增驻兵十数万，而又勒索横征，储诸奉库，时未一年，数逾千万。欲竭各省之财，为征服各省之用。凡此事实，举国咸知。宝山等为国除暴，早有同情。只以我苏战后元气已伤，苟能自固吾圉，允宜宁人息事。乃奉方视为征服之地，戍兵沪宁，肆行无忌，贩鸦片，造伪币，纵兵焚劫，勒索绅富，种种秽德，罄竹难书。近复苏皖易督，津浦增兵，并探悉以苏产押外款三百万元，谋复上海兵工厂，又向某国购械十五万支，以驻防各省奉军取缔人民抵制某国商货为条件。如此悖谬，岂独祸苏，直欲亡国。虺将成蛇，难再坐视。宝山等保国卫民，职责所在，兹已响应浙军，会师宁镇，驱逐奉军。沪宁路线，旦夕肃清。已电恳吴玉帅、孙馨帅主持大计。全苏将士愿听指挥，并请同志诸帅分途进剿，直捣胡巢，大寇不除，国难未已，全国志士，盍共图之。江苏第一师师长白宝山、第三师师长马玉仁、第四师师长陈调元、第十师师长郑俊彦、江宁镇守使朱熙、通海镇守使七十六旅旅长张仁奎、第一旅旅长杨赓和、第二旅旅长李启佑率全体官兵同叩。” 

吴佩孚亦有复孙传芳电： 

“孙馨帅、夏省长、周樾帅钧鉴：奉读铣日通电，义正词严，整我六师，共伸天讨。风声克树，底定可期。肃此致复。 

吴佩孚叩啸” 

奉军在孙军开始行动后仍希望和平，由皖督姜登选具名致电孙传芳，表示大家均为同学，不应相迫。姜电云： 

“孙督办鉴：曩在徐州，辱蒙遣使，远来存问，并以时局方针，垂询下走，弟曾掬诚相告，共策和平。自弟移皖驻蚌以后，又复信使往还，重申此义。方期东南半壁，兵气暂消，匕鬯不惊，与民苏息。不意近数日中，道路流传，苏浙战起，车马征发，濠堑布置，风声所播，木草皆兵，商市停顿，居民惊徙，去冬现象，复见于今。窃意一年以来，中央政局，略觉安然，各省情形。亦皆自理。其在中央各省间以及各省相互间，如有隔阂情事发生，皆可疏通情商。讨论方法，以期归入和平一途。庶几各地人民，不致年年苦于兵燹。若夫无正当之名义，与不得已之事实，而动执兵弭以相周旋于战场，不特中外舆论，讥为黩武，即吾人自返天良，果以何因而必如此。今以苏浙近事而论，苏督杨君，决不犯浙，弟所深知，亦曾奉函敬告执事，彼此皆为同学，并无相煎太急之情，而必大逞干戈，以争胜负。弟以和平为旨，深觉此义不安。即弟为执事计，舍浙图苏，未必遽为得计。今事势已亟，知非空论所能挽回，惟以公谊私交，不能不一尽其忠告。传闻执事调动军队，意在秋操。如其果然。实为大局之幸，极望宣布宗旨，以安人心。设或对苏真有何种问题，未能谅解，即乞我公明白相示。弟如可以尽力，必当力与调停。总期东南人民，不罹战祸，区区之心。惟祈谅察。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弟姜登选。” 

杨宇霆则通电各方表示尊重和平。电云： 

“北京临时执政钧鉴：各部总长各省军民长官各法团各报馆钧鉴：窃宇霆奉令督苏，莅任之始，人民怵于去年江浙往事，战谣时起，宇霆深念残破之余，不堪再扰，首先揭橥和平，不携一卒，不增一旅，惟日与行政长官商榷兴利除弊，整饬地方。乃兼旬以来，浙方秣马厉兵，不遗余力，张皇纷扰，险象环生。即此调发期间，人民迁徙流离，已觉不堪言状。假使宇霆轻于一发，复蹈去年两次战争故辙，嗟我人民，其何以堪。是以宇霆含容隐忍，无论如何逼迫，惟有退让，恤此群黎。至于浙方所传通电，其所抨击，专在上海驻兵。其实此次邢师驻沪，专为五卅惨案，维持秩序，敦睦邦交。驻沪以来，商民洽服，自非别存党见，从未妄肆诋諆地方。如以此举为非，尽有商量余地，或调或撤，皆属可行。乃事隔数月，未出一言，邢师早移矣，忽欲借此兴戎，实等无的放矢。擅为戎首，而曰服从中央。重增浩劫，而曰顺从民意。人民纵有可欺，天道岂能曲宥，无端启衅，大动兵戈，糜烂地方，百思不解。现在宇霆仍惟严饬所部，不准轻开战祸，重扰闾阎，毋我负人，宁人负我，是非所在，听之公评。赏罚大公，凭诸政府。谨此公布，仰候明教。杨宇霆。筱印。” 

奉系红人杨宇霆以江苏督军身份兼辖上海，他被公认是张作霖的小诸葛，现在独当一面，又值奉系极盛时代，只能胜不能败，胜是“理”之当然，“败”则不可收拾。10月14日杨宇霆和江苏省长郑谦会衔电奉军廿师师长兼上海戒严司令邢士廉取消戒严司令名义，并限一天一夜将廿师全部由上海撤出，退守苏州和常熟。邢士廉遵照杨的命令15日全军撤退。当晚孙军即进占龙华，16日孙军第一路陈仪、第二路谢鸿勋主力由沪杭路抵沪，沿沪宁路前进。卢香亭的第四路军则由长兴进占宜兴，邢士廉节节后退，18日退至丹阳、镇江之间。孙部第一路、第二路自上海而苏州而无锡而常州与第四路会师前进。18日邢士廉军殿后部队曾与孙军战于丹阳，入夜邢军不支而退。19日晨孙军抵镇江，20日孙军卢香亭、谢鸿勋部抵南京下关，谢部渡江向浦口进发。孙传芳本人17日晨至上海，19日到常州，20日下午抵南京下关，21日晨凯旋入南京。当孙传芳在杭州发动讨奉时，曾作豪语谓：一个星期即进入南京，结果竟然实现。 

不过孙的进兵虽然神速，可是却不是由于战场上的胜利，而是侥幸于杨宇霆的“急退”。 

当孙传芳发动讨奉衔尾猛追邢士廉军时，杨宇霆于10月15日电邀姜登选到南京开军事会议，由于奉军在苏皖两省形势不利，又耽心冯玉祥在北方抽后腿，所以决定不在苏省作战，奉军尽可能全师而退。姜登选16日返蚌埠即布置一切，邢军及驻镇江朱栋臣之三十一混成旅纷纷渡江，奉军第八师丁春喜部亦于18日退兵，一部分被苏军陈调元的第四师及郑俊彦的第十师勒令缴械，丁春喜亦被俘。 

10月18日夜2时，杨宇霆亦仓卒撤退，离宁渡江北上。 

苏军陈调元在奉军退出南京后，即于19日移至督署办公，会同郑俊彦等苏军将领公推白宝山为苏军总司令，奉方所派的江苏省长郑谦亦离宁。白宝山未及到南京，因此在孙传芳抵宁后即派陈调元为苏军总司令。 

奉军在江苏急退是为了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同时又对冯玉祥有所顾忌。表面上则是采取和平路线，张作霖19日曾电段祺瑞谓：“霖为国家大局计，力戒所部节节退让，悉本钧座和平为国主旨”云云。同时派郭瀛州携函赴包头访冯玉祥，函中大意谓“往年同讨曹吴，急图罢兵，余孽未清，为功不卒。今孙传芳已发难，吴佩孚将报仇，仍愿同心定难，唯力是视。” 

冯玉祥表现极端冷静，力戒部下不许妄议时局，同时召集国民一、二、三军长官会义，决定对时局不表示态度，采取坐山观虎斗的立场，宣称中立。冯复张作霖电云：“惟盼和平救国，中原之事祈先努力，敝部在京，可归兄调遣”云云。 

皖军第一旅旅长倪朝荣，第二旅旅长马祥斌等均通电响应孙传芳，同时要求保境安民。倪朝荣于10月22日率第一旅抵泗州，逼姜登选离蚌埠，23日午姜登选乘铁甲炮车离蚌埠北上，通电辞皖督，并将督印交皖军第二旅旅长马祥斌保存，又委倪朝荣代拆代行，于是蚌埠也落入孙的五省联军手中。 

杨宇霆弃苏北返后，于21日微明到天津，当天午后即出关，22日午后6时半抵奉天，当晚开重要军事会议。奉天宣布戒严，张作霖同时决定派四个师两个混成旅入关，守京奉、津浦两线。姜登选、韩麟春于10月25日由徐州北上，出关向张作霖报告军情，第二天即随杨宇霆、郭松龄南下布置军事。 

奉军准备据守徐州，以张宗昌挑大梁，派张为直、鲁、苏、皖防御总司令，姜登选为前敌总指挥，分三路防守，东面在邳县，西面（即陇海路）在砀山，南面（即津浦路）在宿州夹沟。 

孙传芳的联军亦布置分三路攻徐，中路以卢香亭、谢鸿勋、陈仪等部会同皖军一部担任，由蚌埠前进；东路白宝山、马玉仁部苏军由宿迁前进；西路皖军及陈调元部由永城前进。 

张宗昌于10月21日赴徐州就任直鲁苏皖防御总司令，将其所部直鲁军分为七军，自兼第一军军长，方永昌为副；施从滨任第二军军长，毕庶澄为副；孙宗先任第三军军长，程国瑞为副；褚玉璞任第四军军长，吴长植为副；许琨任第五军军长，张堵荣为副；六、七两军则来不及成立，全部兵力约12万人。 

徐海战斗开始，张宗昌对东、西、南三面皆取守势，以逸待劳，阵线颇稳。其后发现白宝山、李启佑等无备，邢士廉、孙钵传遂于10月26、27两日攻白宝山，入海州，同时姚霁、滕殿英由运河攻李启佑，入宿迁。28、29、30、31等日，姚、邢两路，会攻马玉仁，围清江浦，在杨庄、西坝、王营等处激战。南路军情，此时亦形紧张，自11月25日起夹沟以下，时有接触，一彼一此，互有胜负。到11月1、2两日任桥发生剧战，白俄兵团覆没，施从滨被俘，张宗昌在徐闻讯，顿足长叹，急赴前线督战，更檄调孙宗先、方永昌两军，加入南路。而萧、砀空虚，又恐惧为豫军所乘，在夹沟支撑一二日，无心恋战，即弃徐州北去。东路邢士廉等军，亦被牵动。 

奉军之败，由于军心涣散。军心涣散原因，第一在压饷，兵士有从入伍起从未见饷银者，故其从军兴趣，完全丧失。第二在派别不同，孙宗先之第五师，施从滨之第四十七旅，皆与张宗昌部不合。孙军于驻在地，时向人民宣言，大家不要害怕，我们不抢掠，不向你们要给养，也不打仗，我们非奉军，乃山东第五师。施从滨在任桥战争最吃紧时，其部下下级军官，即有异动，全军被人缴械。第三兵士多土著，张宗昌之部下，在徐招募者甚多，兵士皆苏、皖、鲁、豫四省边地土著，在军中颇失望，均欲回家，因而无心作战。 

张宗昌从11月3日起，每晚均赴前线巡视督战，但亦不能扭转形势。5日有退让徐州计划。6日晚，下令城内外驻军，一齐登车北去。7日早6时，张率司令部文武人员，及第三军长程国瑞，铜山县知事贾月璧，由津浦路退韩庄。孙宗先部第五师，由陇海路退砀山。孙钵传之守备队一营、方永昌之卫队旅两连，留徐未去，为联军缴械。孙钵传于午后4时，由运河退至徐站，稍停片刻，即离去。夹沟方面，有兵2万人，闻败讯四散。俄兵三百在前线退回，由徐徒步北进。东路许琨、姚霁由赣榆退日照。方振武由灌云退沂州。邢士廉、姚宝苍、倪占魁由海道乘帆船逃青岛。溃兵则沿途抢劫。 

谢选骏指出：溃兵沿途抢劫——这是中囻军队的一大特色，他们完全以占领军的态度来对待居民。甚至国民党军在1949年撤离大陆的时候，也还发生过这类行为。至于共产党，则更恐怖，利用“社会主义”的名义彻底洗劫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

【二二七、吴佩孚查家墩再起】

北方奉系和冯玉祥已由暗斗进入了明争，而在东南的孙传芳又组织了五省（苏、浙、闽、皖、赣）联军，自任总司令，准备驱逐长江流域的奉军。在这种情势下，正是吴佩孚东山再起的好机会，吴自己也认为出山时机已经成熟，乃派人到湖北征求萧耀南的同意，萧派师长陈嘉谟到岳州来对吴说：“大帅尽管出山，可是请勿来湖北，因为我还需要时间。”吴听了很不高兴，瞪着眼睛说：“我要出山自然要在湖北。”然后用和缓的音调问陈：“我现在问你，你对我出山有什么意见？”陈敬谨答道：“大帅出山，我个人愿效犬马之劳。” 

这次萧没有派寇英杰当代表是因上次寇在鸡公山有辱使命的缘故，不料陈嘉谟做了第二个寇，陈以为吴的出山是不可抗的，与其徒伤感情，不如先送个顺水人情，将来或者还有点好处。陈、寇都是萧的台柱，陈既效犬马之劳，难道萧能作蝼蚁之抗？因此萧也下了决心，“江山本来是他的江山，给我江山的是他，要断送江山也只索性由他。” 

14年10月20日萧电迎吴出山，鄂人亦不唱“拒吴保鄂”的高调了。吴在岳州发表效电云： 

“奉军深入，政象日非。孙馨帅兴师讨奉，坚请东行。福建周樾帅电称，惟吾帅之命是听。湖北萧珩帅率湖北全体将领电称，此次共伸大义，欲动人心首资号召，拟请钧座出山，希早命驾等语。救国锄奸，岂容袖手，兹定于二十一日赴汉，特先奉闻。” 

21日吴乘决川舰抵汉，萧率文武官吏恭迎江边，与上次过汉时招之不来者判若两人。吴的出山通电首先提到名称问题，想来想去，拟用“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后嫌14省范围太小，删去这三字。实实在在，吴的敌人第一是冯，第二才轮到奉张，与孙之联冯讨奉者大不相同；只因大势所趋，不能挂起“讨冯”的招牌来，姑且采用这个可奉可冯的“贼”字。 

22日发表外交宣言，尊重已定条约，保护外侨，惟望各国不以武器及经济接济对方。 

24日通电讨奉，任萧耀南为讨贼联军鄂军总司令兼后方筹备总司令，陈嘉谟为副司令，任寇英杰为鄂军第一路总司令，陈嘉谟为第二路总司令，卢金山为第三路总司令，马济为桂军第一路总司令，袁祖铭为川黔军总司令，邓锡侯为副司令兼川军第二路总司令，刘湘为川黔后方筹备总司令，刘存厚为川军后方援军总司令，杨森为川军第一路总司令，赖心辉为川军第三路总司令，王天培为黔军第一路总司令，彭汉章为第二路总司令，周西成为第三路总司令。 

吴佩孚东山再起后，11月13日段祺瑞的执政府正式下令讨伐吴佩孚和孙传芳。 

吴的总司令部人才极一时之盛，最著者为参谋长蒋方震、秘书长张其锽、总参议章炳麟、军务处长张福来、外交处长张志潭、交通处长高恩洪等。杨云史屈居秘书帮办，张方严降为高级参谋。司令部规模之大不啻变相的军政府，其处长人选不啻未来各部总长的人选。自吴到汉以来，全国视线集中于武汉，以武汉为枢府之地，以吴为各路诸侯之长，其声势之煊赫不减于当年四照党点将之时。孙传芳马电呼吴为“我帅”，有“传芳不敏，愿执鞭以随其后”之语，极端不就范的萧变成了极端恭顺的萧，其讨奉养电极力摹仿吴的语气，有“秦并六国，胡人入主中原”之语。继之以陈调元、方本仁、白宝山、马玉仁、王普、邓如琢、杜锡珪等一片讨奉声及一片拥吴声，阵容为之一变，耳目为之一新。 

第一个不速之客是吴景濂，率领大批贿选议员到汉口来，恭请本家大帅组织“护宪军政府”。当时吴认为最切要的一件事是恢复曹的自由。曹是饱经世变的人，且过去有贿选污点，复职问题固谈不到，但宪法非以贿成，却有加意护持之必要。那么他的组府计划何以中道而废呢？第一、张謇连来数电劝吴不可拥曹（爱曹是另一问题），而护宪则必拥曹，过去贿选是直系瓦解的一大因素，也是吴的一大心病，万不可重弹旧调，作茧自缚。张的话吴奉之若金科玉律。第二、此次唱重头戏的是孙，孙以联冯、讨奉为其目标，变宪则必讨冯，吴在事势上不能不迁就孙的主张。第三、吴对贿选议员素来存着唾弃的心理，他们纷纷到汉如群蝇之乱飞，因之更不愿抬出“护宪”招牌来替他们造“饭碗”。 

第二个不速之客是齐燮元。孙军攻下南京后，他马上到南京欲与孙平分江南春色，孙对之非常冷淡，而他的旧部早已投入新主人之怀抱，不复为旧主人所用，乃赴汉依吴，吴任之为讨贼联军副司令。 

第三个不速之客是吴的老乡还沾点师生关系的靳云鹏。他隐然以结合新北洋势力为己任，且有自居领袖之意。靳是段手下四大金刚之一，直皖作战时忽然倒在直系之一面，段倒后靳云鹏组阁，还跑到府学胡同段邸哭拜于地，说是“不得已而为之”，时人讥为“软”倒戈的发明者。他曾经在开平当过教官，所以把开平出身的吴拉做他的高足弟子，可是吴的眼睛生在额角上，根本不承认这个从黑湾里钻出来的老师。靳的乃弟云鹗是吴手下数一数二的大将，靳凭着同乡资格，凭着老师资格，还凭着乃弟的实力应该是“鹏程万里”的机会了。不料吴的眼睛不会从额角上搬下来，同时他的老弟也不肯卖老哥的帐，“打出来江山让老哥坐，天下那有这样的笨伯。”靳云鹏擦了一鼻子的灰，气得拂袖而走。 

谢选骏指出：军阀们说，“打出来江山让老哥坐，天下那有这样的笨伯。”——正如共产党说，“打出来江山让人民选举，天下哪有这样的无产阶级专政。”

【二二八、郭松龄联结冯玉祥】

郭松龄字茂辰，又字牧臣，辽宁沈阳人，陆军大学出身，生于光绪八年（1882年），早年曾入四川陆军小学，后东渡日本习军事，回国后，曾赴广州参加革命。从他这些经历看，他不是个纯东北的土包子，当他回到奉天投效张作霖时，他既不是东北红胡子出身，又不是从最低职位跟着张作霖往上爬，而是一个已有学历和经历，且曾到过四川和广东的中级军官。 

他在张作霖下面，先担任辽宁陆军讲武堂的讲师，张学良就是这个时期在辽宁讲武堂念书。郭办事认真，他在讲武堂担任教官，每届假期期满，必亲自站在校门口监督，如有学生回校过了规定时间，那怕是一分种，也要关禁闭，决不循情。据说少帅张学良那时就对这位郭教官印象甚为深刻。郭为人正直，能打仗，也会带兵，张学良虽然年轻，可是却能知人善任，对郭特别赏识。 

张学良和郭松龄关系之深，在民国野史上可以大书特书，两人睡一张炕，在一间房办公，郭一直是张的部下，张的副手，可以说郭的决定就是张的决定。张时常说：“郭松龄就是我，我就是郭松龄。”张学良对郭推心置腹，信人不疑，而郭对张则死心拥护，真是相得益彰。正因为两人关系太深，所以当郭倒戈后，使张学良在他父亲面前简直无法交代。 

这可由张作霖给李景林一通电报证明。当郭松龄倒戈通电发出后，李景林也响应郭，自天津给张作霖一电请张下野，把东北交给少帅，张复李景林电说：“你如出关，我拱手相让。我与张学良今生父子，前世冤仇。”从这句话中可见张老将痛心之深。 

张学良、郭松龄之间，不只是相知，而且相谅。郭为人胸襟狭窄，不能容物，性又燥急，求好心切，张学良都能容忍。两人时常争得吵架，吵完后就抱头痛哭。凡事如果张学良坚持，郭最后终是服从。 

张学良欢喜读中国古书，两人在一间房内，郭见张一天到晚抱的是线装书就生气，有一天把那些四书五经一齐撕了，狠狠地说：“读这些有什么用？”郭读的是比较有新知识的书，张学良也气了，伸手就把郭的书箱扔在院子里，两人又跳又吵，最后大哭一场。 

第一次奉直之战，奉军被逐出关，张老将埋首练新军，在沈阳成立陆军整理处，老将自兼总监，姜登选和韩麟春担任副监，可是实际的练兵工作在郭松龄手中。 

第二次奉直战前，有张学良、郭松龄、李景林、张宗昌四人义结金兰之说，四人向张作霖表示，此次入关打一场好仗，只许赢，不许输，请张给他们充足的粮饷弹药；四人且强调击败直军后，不抢地盘，不做督军。这四人变成了奉军中新起的四大金刚。 

奉军入关，直系垮台后，李景林的部队占领了天津，天津是直隶督军所在地，李景林自然不肯把已经到口的肥肉吐出，他首先就扬弃了在关外时的诺言，一心设法如何让张给他直隶督军。 

可是，张作霖早在关外就把这位子答应了直系要角王承斌。王虽是直系，但却是东北人，第一次直奉战争，奉军败退出关，吴佩孚命王承斌率军追击，王在山海关适可而止，张作霖因此对王感激。第二次直奉战争时，王暗中亦未支援吴佩孚，所以张作霖答应把直督一席给王。 

张王的默契，李景林自然知道，可是占领天津的，是李景林的部队，近水楼台先得月，他占了很多便利。当张老将以胜利者的身份来到天津时，天津著名的曹家花园便成了张作霖的帅府，警戒的责任也落在李景林手中。 

张作霖一到帅府，便一叠声叫人找王承斌，而王承斌却始终不见应召，张心想也许王是直系，直系垮台，他不好意思来见。他没想到都是李景林在作梗，李既然知道老将答应过把直督给王承斌，就使尽了力气，不让王见到张，只要老将找不到王，就不会发表王的直督。他命令他的警戒部队，在王的座车驶往帅府时加以阻拦。王承斌果然施施然而来，可是他的座车却无法通过赴帅府的路。王做梦也没想到是李景林的花样，还以为是老将不见他。 

不知道李景林做了些什么手脚，张作霖竟然答应了他出任直督。由于李景林食言而肥，破坏了当年关外的承诺，所以张学良、郭松龄和张宗昌都对李不满。郭松龄嚷着说要杀李景林。当张学良把这些不满向他父亲陈述时，老将却很轻松地回答：“哦，是这么一回事吗，我已答应李景林了。”老将既然有了言语，大家还敢讲什么。 

奉张这次入关，显然对于国内政局有了更多的兴趣，当他和冯玉祥划分势力范围时，他得到江苏、安徽、山东、直隶四省，于是就着手安排这四省的督军人选。他有一个先决的肯定，就是不让他的把兄弟们入关，因为人家都笑他们是红胡子出身，都是些强盗绿林，为了减除国人的恐惧，他对这四省督军的任命特别考虑。当时，郭松龄有一个拟议，他不反对大家做督军，只是对于择人择地有意见。他认为直隶是近畿，应该由少帅张学良担任督军。至于江苏可由张宗昌，张宗昌不是奉军正统，他的军队有白俄，也有吴佩孚的败军，是道道地地杂牌部队，他与江苏还有一点历史渊源，早在冯国璋任苏督时，张曾做过冯的副官长。由张宗昌做江苏督军的意见，张老将似乎也同意，所以才有由张宗昌率兵护送卢永祥到江苏赴任的命令。至于李景林，郭则主张派为由东督军，姜登选为安徽督军。郭表示自己仍旧辅助张学良，同时勤练军队。 

郭的意见没有被张老将接受，李景林督直在天津会议后成为定局，接着14年4月张宗昌督鲁，9月杨宇霆督苏，姜登选督皖，这一连串命令使郭均为之不快。郭曾对左右说：“真是可笑，摇鹅毛扇的军师跑到第一线去挡头阵，简直不知这是什么安排？” 

这样的人事安排，在郭看来是不合理的，有战功的人没有得到应有的褒赏。郭在奉系中是陆大派，而杨宇霆和姜登选则是士官派；士官派好像总是占上风，对郭来说是愤愤不平的。 

10月中旬，浙江督军孙传芳组织了五省联军向奉军进攻，杨宇霆在江苏不战而退，不止退出上海、退出南京，而且退出徐州、退出蚌埠。若不是张宗昌在山东，奉军还不知要退到什么地方。这时郭松龄正在日本观操，奉张急电召郭返，要他带兵进攻冯玉祥。 

杨宇霆丧师失地，回到奉天仍然就任总参议，仍然大权在握，得到奉张的宠信，在郭来说这简直是太不公平了。有人告诉他，当杨专车赴江苏就任督军时，那种排场简直和张老帅的威风一模一样；可是当杨兵败失地回到奉天时，老将并不对杨有所处罚。因此郭从日本回到天津，立即称病住进法国医院，他觉得奉军积习太深，张作霖脑筋太旧，赏罚不公，恩信不立，这种领导方法是不会有前途的。 

一个人先人为主，郭既然已和冯玉祥联系，自然对张老将的一切处置都会不满，不要说有这些事实做根据，就是没有这些事实，也会找些来的。 

郭松龄倒戈的最大背景，是由于郭和冯玉祥签署了一件密约，冯支持郭回师关外，驱逐张作霖，做东北第一人。 

郭为何会和冯联结？据说郭妻和冯妻李德全在北京同一时期念大学，气味相投，这是一条线索。 

可是郭冯联结却是在民国14年秋天日本观操时。那一年日本秋操，曾邀请奉军和国民军各自选派军官若干人前往参观，奉军由郭松龄领队，国民军由韩复榘领队，双方在东京均住在一处，因此接触的时间较多。郭的随员中有十九旅旅长高记毅，是郭在日本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力促郭和冯联合，并代表郭和韩密谈。 

也许是郭松龄早有倒戈计划，要拉冯玉祥为奥援，所以郭向韩吐露了一个秘密，是张作霖向日本乞援军火，以进攻国民军，他抵日本后发现此一秘密，大不谓然。他向韩表示，如果奉军进攻国民军，他决不听命，且会倒戈相向。 

这当然是一个极重要的消息，恰巧这时奉张确已布置对国民军用兵，急电召郭速返，郭奉命匆匆离日，又和韩重申前言。韩复榘也感到兹事体大，遂亦由日本赶返冯玉祥驻节的包头，向冯报告。冯怕郭有诈，所以他表示既然是郭提议，即请郭亲笔写一个东西，类似条约，派两个亲信的人专程送来。于是韩复榘衔命驰赴天津，这时已是11月10日左右，郭已返天津，称病住在法国医院。韩把冯的话转达给郭，郭便拟具一个亲笔条款，以冯玉祥为甲方，郭松龄为乙方，李景林为丙方，由甲乙两方签字即生效，密约内容包括： 

（一）张作霖勾结日本帝国主义，擅订祸国条约，图进攻国民军，郭松龄誓死反对（注：这是个捏造的理由，其实张作霖并未和日本签署条约）。 

（二）奉军进攻国民军时，郭军即倒戈相向，回攻奉军。 

（三）郭部出关后，专门开发东北，决不与闻关内之事。 

（四）直隶、热河请划归李景林。 

郭派他的亲信秘书李俞三（坚白）和他的三弟郭大鸣随韩复榘携密约到包头见了冯，冯加了一条，就是郭的军队统称为东北国民军，然后就在密约上签了字。 

郭、冯密约，李景林并未与闻其事，可是李和郭接近是事实，李在直隶受尽了国民军的气，如果冯玉祥承认直隶是李景林的势力范围，同时还把热河划归李，当时军阀都以扩充地盘为目的，李自然会和郭、冯合流的。 

如果郭、李、冯真的合流，奉张的命运就未可知了。因为奉军的精锐全在郭松龄手中，而奉系自从杨宇霆和姜登选在江苏、安徽撤退后，正是低潮时期，形势上的低潮遇到突变就难以招架。 

郭松龄签署了郭冯密约后，即于11月21日夜，由天津专车前赴滦州。 

郭松龄起事前，在天津曾由他的秘书齐世英到黎元洪的官邸去邀请饶汉祥。饶身体素不健康，一身是病，又出名的肮脏，他当时并不知郭要造反，邀请他写一篇大文章，他表示天气太冷，自己身体太差，打算在开春后再应邀。刘把饶的意思回复了郭，郭送了一万大洋，请饶务必前往。饶应承了，就由齐陪同到滦州。 

郭松龄给张作霖的第一通电报，就是饶汉祥的手笔。饶的通电最大特色就是咬文嚼字，堆砌许多艰涩的典故，难认的字。通电是要大家一看就懂，才有作用，而饶写的通电，大家都难看懂。下面就是这道通电： 

郭松龄之通电一（14年11月22日） 

“（衔略）张上将军钧鉴：松龄渥承殊遇，擢长兼师，职在服从，义当报称。虎头食肉，万里不辞；马革裹尸，死而无悔。何敢苟安求免，不恤孤恩。顾仰体钧座偃武之衷，俯察辽民被兵之祸，治乱决无二门，仁勇不可两全，畏罪不言，负心更甚，窃为钧座披沥陈之。连岁兴戎，现金告匮，钱钞滥发，价格日亏，外币潜乘，寰省殆遍。倚其调剂，转与维持。刮我方输，易人废纸，血枯见骨，身没及颅。运转不灵，弥缝呈困，推衍所极，必至无财。士兵苦战，将帅专圻，至于一卒，才折二昏，名为增饷，实同罚俸。年丰母馁，岁暖儿寒，战骨已枯，恤金尚格。膺宗殄绝，嫠妇流离，衅钟舍年，藏盖埋犬。此犹不若，抑复何辜？死无义名，生有显戮。推衍所极，必至无兵。军事迭兴，赋敛日重，邑无仓廪，家无盖藏。强募人夫，兼括驴马，僵尸盈道，槁草载途。桀以逋逃，骚扰剽掠，宵忧盗难，昼惧官刑，哀我穷阎，宁有噍类。推衍所极，必至无民。藐兹三省，介处二邦，宝矿毡庐，森林卉服，侨民满路，牧马成屯，陆轨分张，海航密接，朝发平壤，暮薄辽城，交通不周，责言猝至。入关竞逐，敝墓必枵，盗党生中，敌兵励北，彼若自卫，宁复戍疆，推衍所极，必至无省。东省果失，北京必危。列强交争，共管立定。禹甸腥臊，尧封涂炭。谁为祸始，驯至国亡。去岁曹氏攘国，浙省构兵，足冻伤心，唇亡迫齿。钧座痛正气之不申，惧边人之将尽。钺旗所莅，壶浆咸趋。假使振旅出关，安民保境，阳樊不取，有卫无侵，岂不渣滓七雄，粃糠五霸。顾乃勉循下意，遽拂前衷，列阵淮流，耀兵江浦。比闾望燧而忧，刘镇闻风而警。将欲凭陵劲旅，混一寰区耶？建国以来，雄才何限，一败不振，屡试皆然。或乃托命善神，自娱暮晚；或乃托身联省，暂庇危机。人方改弦，我犹蹈辙。微论人才既寡，地势复偏，强控长鞭，终成末弩。且天方厌祸，民久苦兵，上者固祈百姓之与能，下者亦冀六王之均势。必欲鲸吞西北，蚕食东南，方诅咒之不胜，岂讴歌之可有。试问辽阳鹤返，慨寄何如？鲁国鹃来，衔哀奚若？欲致平成，宁非梦呓？将欲多据强圻，取偿军费耶？异族相争，何事不忍，然日俄之谐，犒币未闻。德法之盟，载书终改。况此孑遗，敦非胞与。谓取之于邻省，则赤地久荒。谓取之于京师，则白藏早竭。甚或借为口实，鬻我宗邦。所沾不过玉斝之余，所累已胜铜山之重。狐缘虎视，鼋代猪亡。人盗其资，我负其咎。此其失计，岂待申言。沪衅甫开，苏师先溃。皖继风靡，鲁复土崩。伏机发于群方，战线延于数省。夫梦白蛇亘蜿于修路，则头尾难援。巨象跨于狭途，则腹背皆困。政府未令讨伐，反唱调和。既属有名之师，复居难胜之数。钧座深虑颠危，力持镇定，不谓曳兵之将，独怀卷土之心，必欲驱市从戎，倾巢赴敌，夷田庐于榛薮，殓队伍于沙场。松龄铜剑常鸣，铁衣未解，万里之鹤，犹随降志，八尺之龙，久殷汗血。方重围之无惧，欲一胜以何难。第以是孤军卷甲，长路馈粮，民有讟言，士无斗志。设使前逢坚壁，后遇奇兵，流马难输，悬车莫渡，毕修之颈，方传赵帐。伍员之肉，岂慰楚军。钧座扬县蔡之余威，主治吴之伟绩。十年错节，讵利器之易成。三载卧薪，犹痛心之未定。万一项王歌帐，李主愁台，破竹之势忽成，绝株之忧将见。兴言及此，为愤何穷。松龄亲当戎路，熟察敌情。钧座委以节旄，乡人托以子弟，收骨之悲，生何以对蹇叔，纳肝之惨，死何以见懿公。盖自受命以来，无日不回肠欲绝也。昔者祁奚请老，内不避亲。曹璋代兴，下皆效命。传之青史，播为美谈。汉卿（张学良）车长，英年踔厉，识量宏深，国倚金汤，家珍玉树。干风云而直上，历雷雨而弗迷。松龄夙同袍泽，久炙光仪，窃愿遵命劻勷，竭诚翊佐，更张省政，总制辽疆。收毁滥钞，蠲除苛税。严刃以除盗贼，厚廪以养士兵。实行文治，以息强藩。优遇劳工，以消激党。黉舍矢于普及，宝藏期于尽宣。三省富强，四邻和睦。钧座婆娑岁月，赏玩烟霞。全主父之令名，享令公之乐事。果箕裘而尽善，虽脱丽以何妨。夫市朝不改，则农夫无辍米之忧。堂构相承，则部属无倒戈之罪。涂膏之士，蹈白刃而复苏。槁项之民，临黄泉而更苏。松龄上酬推解，下拯创夷。博采群言，更无他策。谨当扬旌东返，席橐上求，非得颔颐，宁甘碎骨。先轸直言，早抱归元之志。鬻拳兵谏，讵辞刖足之刑。钧座幸勿轻信谗言，重诬义士也。等语，合行奉闻。伏希指示！郭松龄叩。养亥。印。” 

郭松龄通电之二 

“天祸中国，内乱迭寻，同类相残，甚于仇雠，敦无人心？而竟出此。推原祸始，不过一二穷兵黩武之人，为求一己之私欲，遂致残民以相逞。武力统一，已屡失败，效尤有人，迷不知悟，兵连祸结，兵穷财尽，借债卖国，相因而至。睹国家破残之状，正军人觉悟之时。松龄等忝列行间，未谙治理。祗知内乱不可以延长，战祸不可以久结。有土诸公，以保境安民为上策。统兵大员，以安内御外为职责。去年榆关之战，血迹未干，彼败者急于图报，固不惜国家安危。在胜者何可无餍，而不念人民之痛苦，兵燹何事，而堪年年有此。特此联合宣告国民，东省健儿，向称强豪，忠爱一家，不让他人。此次奉军主战者，惟一杨宇霆，因个人丧地之羞，不惜倒行逆施以求报复。松龄等为国家之元气计，为东三省之安全计，请愿倡导和平，班师出关，要求万恶主战之杨宇霆即日去职。推举张军团长汉卿为司令，以巩固三省之根本，发达三省之实业，保卫三省人民为职志。并愿全国袍泽共谅斯旨，各卫其民休养生息，勿恃武力以相凭凌。倘有好乱之徒，悍不知悔，敢侵及三省寸土者，松龄等力负其责，誓死相抗。正心正志，已在鉴照。郭松龄率旅团长等同叩。（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郭松龄通电之三 

“（衔略）松龄等此次主和罢战，班师出关，请将祸首杨宇霆即日罢免等情，业经通电宣告，想蒙台览。惟对于杨宇霆祸首罪状仍有不能已于言者。查杨之为人，残忍性成，阴险万状，排除异己，妬嫉老成。对于东北各军官，无论新旧，多被陷害，或遏抑不使提升，或排挤使之去职。即如第一次奉直之役，对张都统叙五，事前则多方谗诟，百计刁难。及事败之后，帅座俯念张都统勋劳，本拟嘱其回奉，乃杨则日夜离间，竭力阻挠。致使张都统流落京津，沉冤莫白。其嫉害忠贤之事实，足见一斑。乃杨督苏之后，遍树私党，滥用职权。苛敛民财，诛求无餍。到任未久，已搜括百余万元。舆论沸腾，怨声载道。以致苏人言及奉军，无不切齿。及与浙军构衅，仓皇出走。置驻沪军于不顾，遂使二师一旅惨遭杀戮，伤亡殆尽。其丧地丧师之罪，已擢发难数矣。及返奉之后，罔知忏悔，仍积极主战，以冀雪其苏、沪之耻。值此国家多难，兵燹连年，财尽民穷，岂堪再有战祸。松龄等关念危局，爱护和平，况当关税会议开幕之时，尤不应发生战事。此次班师回奉，一俟将祸首驱逐之后，即行率同部曲，屯垦边境，以固国防。如有妄肇兵戎，操戈同室者，松龄等即视同公敌，力与周旋。倘有包藏祸心，侵及三省尺疆寸土者，更必视若寇仇，誓死共抵。区区愚忱，天日共鉴。郭松龄等同叩。（民国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郭松龄致日本公使之备忘录（14年12月1日） 

“北京日本使馆芳泽公鉴：此次敝军回奉，本意在顺纳民意，主持和平。对于外侨生命财产，以及条约上之权利，极力尊重保护各节，业已叠电奉达，谅邀台览。惟是东省与贵国比邻，经济关系，尤为密切。诚恐贵国商民或有不了解敝军行动之用意，群怀疑虑，致有不安。特此敬请转达贵国居留官民，凡两国条约上之权利，一律尊重固不待言。即一切贵国私人对于省政府经济契约或与敝国人民合办实业等项之合法事业，一律照前继续有效。至贵国人士受政府及各机关雇佣者，亦均继续任用。况多数系龄旧交，尤可照常任事，不必疑扰。惟在本军举事以后，抵奉以前，其军事期间如省政府或张氏个人与外人所订一切新条约、契约，均不能承认为有效。再此，敝军旋省，如有抗拒义师者，势不得不加挞伐。此种作战行为，亦纯系敝军内政问题，应请转达贵国政府通饬所部官吏，严守中立，不得有供给金钱军械及一切便利军事之行为，致伤两国亲善之友谊而失贵国公正之态度，且启敝国国民对贵国之疑虑。专此奉达，诸维鉴照。郭松龄。东。印。（十四年十二月一日）” 

冯玉祥于11月25日电张作霖，历数张的罪恶，劝张下野，为郭呼应。 

冯的通电如下： 

“万急，盛京张督办鉴：慨自江浙启衅，祸及直鲁，延逼京畿。风声所至，民怨沸腾。阁下鉴于舆论之不容，故对外宣言，佯以退让为词，而暗中则节节进行，不遗余力。重兵环境，迫我宣言。祥以关切之私，曾上寸笺，将阁下颠倒错乱之设施，逐一露披，期望根本觉悟，借以维持大局，不致糜烂。讵意告者谆谆，听者藐藐。近复主持分途进兵，再图扰乱长江。阁下何不思之甚，忍令生民涂炭，国本动摇，而不为国家人民一设想耶？祥承阁下不弃，迭次欲与合作，用敢本君子爱人以德之意，凡人之所不敢言不忍言者，为阁下一言，作为最后之忠告，请即平心静气一详察之。语云：得人者昌，失人者亡。况共和国家，民为主体。不顾民生，焉能立国。乃自奉军入关，四出骚扰。因所部有公取公用之实，致民间来要吃要穿之谣。试思军兴以来，阁下兵威所及之区，横征暴敛，到处皆是，苛捐勒索，有家难归。凡所收入，多归中饱，军食告竭，重累人民。民欲偕亡，岂能独乐。诵读古训，良足箴规。为阁下计，全国民情既已共弃，无民孰与为治？此理应及身引退者一也。此次沪案发生，全国人士奔走呼号，惟恐或后。盖鉴于强邻之侵略无厌，吾民将无噍类。民之不存，国将奚托？阁下偏不注重民主，忍于为虎作伥。纵容军队，解散学生，残害工人，此显为违人道之事。有稍具常识者，决不忍为。阁下乃甘违众意，竟悍然为之而不顾，就令牺牲国家，亦所不恤。是诚全国人士所为痛心疾首而一致声讨者。矧阁下不顾国家大计，轻举妄动，愚蠢无知，每一念及，辄为痛惜。现在举国救亡，矢集一身。自宜引咎自责以谢国人，此理应及身引退者二也。至若民国成立，几于无岁无战，干戈不得幸免，症结所在，可以一言而决，曰帝制与共和之思想冲突而已。阁下思想，始脱胎于张勋，继效法于项城。对于效忠于民国者，则看为仇雠。赞成帝制者，则引为同调。所谓复辟以来诸战役，无一非阁下之一误再误，暗中操纵，明为主持所酿成。其思想之腐旧，揆之现代新潮流，实有背道而驰之势。夫以德意志之强盛，威廉二世之英武，其势力之雄厚，较之辽东三省，大小奚若？只以思想背乎新潮流，遂至一蹶而不振。阁下应知大势所趋，误入歧途，不自警觉。倘再事前驱，祸更难测。于身于国，两无裨益。此观察世界潮流，理宜及身引退者三也。综上三端而言，而觉阁下对于中华民国建国之根本，既多轻视。则国计民生，焉能得所裨益。但为阁下前途计，白山黑水，既系旧治之乡。猛将犀渠，复多识时之士。倘能本平民政治之精神，毅然以三省政权，完全还之国民，则终老田园，晚景亦自足乐。较之徒争意气，违反民情，而竞争雄长于一时者，其得失奚啻天渊耶？祥为爱惜国家计，爱惜三省人民计，爱惜阁下及其左右英才计，谨贡片言，敬祈察之。冯玉祥。有。” 

谢选骏指出：人说“郭松龄（1883年—1925年12月25日），字茂宸，奉天府（今沈阳市）深井子镇渔樵村人，祖籍山西省汾阳县。清末民初时期中国奉系军事将领，号称“关东第一猛将”，曾作为张学良教官并与其成为挚友，张学良被其称之“第一门徒”。后受冯玉祥唆使，起兵反奉，被奉军打败，被俘。张作霖将郭松龄夫妻一同枪毙。”——我看冯玉祥就是个口蜜腹剑的家伙，谁和他交朋友谁倒霉。

【二二九、滦州兵变】

11月22日郭松龄的通电发出后，即在滦州城外的火柴公司楼上召集团长以上干部会议，这时全军仅有郭已内定担任重要任务的核心干部知道郭的计划，其余的军官多不知会议的主题。 

这一天，令大家吃惊的，是郭松龄夫妇同时出席会议，郭的太太向来未曾参与军务和机密，这次出现，令人有不寻常的感觉。 

郭首先发言，他素常要言不烦，他说： 

“今天我要宣布一件重大的决定，请老将下野，请汉公少帅主持军政！各位听了也许觉得很惊骇，可是这是今天救东北，救奉系的唯一一条路。过去若干年，为了一二人的野心，年年用兵关内，一声令下，死伤枕藉，我每次回到关外，总有无数的家庭向我诉说他们的子弟战死沙场，尸骨无存，又没有抚恤。百战勋功的人得不到应有的赏给，谗妄小人却受到老将的宠信，杨宇霆在江苏丧师失地，回到奉天照样做总参议，这完全是赏罚不公，是非不明。我今天为了桑梓，为了东北军团体，不得不实行兵谏，决心率领你们出关，请老将下野，请少帅出山，我们大伙帮助少帅建设关外，休养生息。……” 

郭的话讲完，就问大家有没有意见，大家面面相觑，未置一词。于是郭据案点将，他把他所指挥的部队编为四个军，是： 

第一军军长刘振东，辖步兵第六旅，步兵第二十七旅，步兵第三十七旅，炮兵第三团，工兵第二营。 

第二军军长刘伟，辖步兵第二旅，步兵第十九旅，步兵第三十四旅，炮兵第四团，工兵第三营。 

第三军军长范浦江，辖步兵第十二旅，步兵第三十三旅，步兵第十四旅，补充团，炮兵第五团，工兵第四营。 

第四军军长霁云（旗人），辖步兵第四旅，步兵第五旅，步兵第十六旅，骑兵团，炮兵团，工兵第五营。 

参谋长邹作华。 

先遣军司令魏益三（后改编为第五军）。 

车站警备司令彭振国。 

原来郭所指挥的奉军，可说是奉军的精锐，在奉军系统内的编制是京榆驻奉司令部，就是驻守北京到山海关一线，其辖有六师三旅，其番号人事为： 

司令张学良。 

副司令兼第十军军长郭松龄。 

第四师师长张学良（兼）（甲种师编制，辖一旅三团）。 

第五师师长赵恩臻（甲种师）。 

第六师师长郭松龄（兼）（甲种师）。 

第七师师长高维岳（甲种师）。 

第十师师长刘恩铭（乙种师编制，辖一旅二团）。 

第十二师师长裴春生（乙种师编制）。 

炮兵第一旅旅长邹作华。 

炮兵第二旅旅长魏益三。 

骑兵第六旅旅长武汉卿。 

辎重兵团团长牛元峰。 

工兵团团长柏桂森。 

郭松龄把京榆驻军所辖兵力改编后，原任师长赵恩臻、高维岳、齐恩铭、裴春生四师长即被押送去天津，交给李景林看管。 

郭起事所编的四个军，只有番号，没有名称，到山海关后才宣称是东北国民军，自封总司令。 

郭松龄结束军事会议后，立即把魏益三找到面前，授他锦囊妙计，令他率两团人立即乘火车偷过山海关，先解决山海关的守军，然后突袭沈阳，最好在当天午夜冲进沈阳。选中魏益三突袭，是因为魏不是东北人，其他将领都是东北人，大家有乡土之情，不肯认真突袭。 

魏益三的先遣军任务即在于此，这是一个很好的掩袭计划，只要消息没有泄漏，关外奉军根本不知道自己人偷袭，决不会防备的。当时沈阳城内驻军单薄，如果郭军真的掩入，进入帅府抓住了张作霖，大事就定了。 

可是这个偷袭计划有两个败笔： 

第一是魏益三的一团人顺利地过了山海关，一方面派出一队装甲车，载了工兵连沿路剪断电话线，其他的人则在山海关附近等后面的另一团人马。不幸载运后面一团兵力的火车到了山海关，即被守山海关的张作相部队攻击，不能通过山海关。 

第二是为什么山海关的张作相部队会截魏益三后面的一团呢？原来他们接到密报，知道郭部倒戈，回师沈阳。密报是从哪儿来的呢？那是齐恩铭的儿子去密报的。齐恩铭之子本是郭松龄的参谋，郭起事时他任团长，见父亲被扣，押送天津，他即跳上一辆火车，恰在魏益三先遣第一团之后，赶到了山海关，报告滦州兵变，遂使山海关的奉军及时阻止了魏部。 

郭松龄的突袭计划因之流产。 

11月22日滦州军事会议刚结束，郭的副官长马之福向郭报告，姜督办乘专车回奉，路过滦州，即将到站，请示郭要不要去接？郭犹豫了一下，就说：“我不去了，你代表我去请他下车住一晚，明早我去看他。”马奉命走到车站，刚好姜登选的专车进站，便把郭的话转述了一遍，当时，姜不知道郭已起事，所以觉得奇怪，乃对马说：“不必了，我打算直驶沈阳，好在你们军长（郭是第十军军长）也要去沈阳，我和他在沈阳见面吧。”马见姜不肯下车，乃关照站长暂时不许姜的专车开出，一面驰返向郭报告，郭乃命马强行把姜请下专车，安置在滦州车站前的一家民房中。 

姜登选被押下车后，知道情况不妙，这一晚整夜未合眼，第二天一早就写了一封信，叫看守的人送给郭，要求和郭见一面。郭也回他一信，说自己正忙于军事，请姜暂在军中小住，俟自己到了沈阳再和他见面。 

第五天，郭下令杀姜登选。郭的左右曾劝郭不必杀姜，可是郭恨恨地说：“他们杀我的人，我就杀他。”郭是指他所派遣的先遣部队到山海关被伏击，死亡很多一事。 

造成了郭杀姜的伏线，由于姜是日本士官毕业的，和杨宇霆是一派，可是这人相当无能，在奉军中亦无战功，郭松龄平素就不大瞧得起姜。第二次奉直大战时，一、三联军是奉军的主力，第一军军长是姜登选，副军长韩麟春；第三军军长是张学良，副军长是郭松龄。一、三联军组成后，张学良是总指挥，担任山海关的攻击，分为左右两翼，一军负责右翼，进攻九门口；三军负责左翼，担当山海关的正面。山海关正面直军的工事坚强，所以三军屡攻不下，而一军则攻下九门口。可是姜登选所指挥的军队，有郭松龄下边的齐恩铭、赵恩臻、裴春生三旅，姜留下三旅却撤换了旅长，还把炮兵团长陈琛也换了，使得郭大为光火。其后少帅命郭率军增援右翼，姜也是留下郭的军队，派郭为预备队司令。郭一怒而率军折回左翼，少帅获知郭走了，就骑马穷追一整天，追到九门口外李家堡才追上郭，好说歹说把郭劝回去。奉军大胜直军，这一战役最重要，而郭立功最多。可是也和姜登选之间发生了裂痕。后来郭松龄到北京，有一天遇到李书城（曾任黄兴的参谋长），李对郭说，姜登选曾说，在山海关时没有杀郭实在是郭的运气。这一句话在郭心中，是极大的刺激，也种下了杀姜的伏线。姜登选倒霉，刚巧在郭举事时落在郭手中，当然要赔了性命！ 

张学良是11月20日夜车由天津返沈阳，这时郭的倒戈通电先他而到，他见到父亲时，张老将气得直跳脚，指着他的儿子嚷着说：“小牛子，你来干，我让给你就是了！”张学良莫知所措，过了一会才知道是“郭鬼子倒戈”，要迫老将下野。 

张学良出世时的小名叫双喜，因为张作霖升官又添丁，双喜临门，所以叫双喜，到了三岁多的时候，算命的说双喜的命太硬，要拜寄给和尚，按照习俗，拜寄时听到别人叫的第一个名字就给他做名字，恰好那时林子里有人在叫小牛子，于是双喜就改名小牛子。 

“郭鬼子”是郭松龄的绰号，他人大身高，平素穿一套布军服，和士兵军服一样，当时奉军将领都是穿的质素很好的呢军服，布军服除了士兵穿，就是白俄兵穿，郭穿布军服又长得像白俄一样高大，因此遂被人呼为“郭鬼子”。 

张学良看了郭的通电，原来是倒他的父亲，捧他正位，真是有苦说不出。老将说要让位给他，他只好向父亲承担起讨灭郭松龄叛乱的全部责任。 

当时沈阳，无可调之兵，无可遣之将，张少帅带了几名亲信就往前线跑，这时追随他的有鲍文槭（上校参谋），汤国祯（一〇五师副师长，上海浦东人，圣约翰大学毕业，自动向张投效），朱光洸（少校秘书），以及一位英国人爱尔顿（北宁路的段长，少帅的好友兼顾问，现在美国掌理少帅私人财产）几个人。 

张学良这时心情之苦，难以用笔墨形容，他最亲近和信赖的部下，拿着他的名义，叛变他的父亲，如果成功，他父亲的事业就完全毁了；如果失败，他个人的心血和军队也可能完了。茫茫大地，谁可鉴谅，何处可以容身？据说他当时曾想上黑龙江的山上落草，也曾要想自杀！ 

张学良于26日乘军舰抵秦皇岛，派遣飞机数架在关内外投递传单，责郭松龄忘恩负义，激动郭军干部反对郭的倒戈行动。同时派旅长朱继先登秦皇岛，拟与郭见面。郭当时在昌黎，托辞军务在身，避不见面。 

11月27日，张学良和郭松龄经过日本人的安排，由张学良派顾问宇田，郭松龄派顾问仪战，在滦州接触，希望寻求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法。张学良要求郭军先行停战，再商善后。郭则提出停战的条件是：（一）山东归岳维峻。（二）直隶归冯玉祥。（三）热河归李景林。（四）郭本人回奉，统掌东北。 

要张学良接受他父亲下台的条件是不可能的，因此双方无法谈得拢。郭怕奉方拖延时间，从容布置妥当，所以谈判遂告破裂。 

张学良与郭松龄当时有往来函，摘抄如下： 

张致郭函： 

“……承兄厚爱，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予父。故兄之所谓统取三省，经营东北省，我兄自为犹可耳，弟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商，不难解决。……” 

郭致张函： 

“松龄此次举动，纯为消除乱源，拥我公为首领，改良东北政治，不事内争，休养人民，所发命令均署我公之名，使部下不忘我公也。乃前日接天津电话，上将军派我公来查办，已抵秦岛，并谓对松龄将有严重之处置。是我公对松龄已无爱惜之心。然古君子交绝不出恶声，临去犹作最后之通告，故敢尽怀披陈，唯我公详查焉！ 

松龄自受知遇，七八年矣。公待龄以恩遇，龄报公以忠诚。患难之交，讵忍相违。惟龄主张班师，实出于不得已，而公所责于龄者，似犹未能谅解，谨本书之意，分公私两项言之。…… 

松龄愿公为新世界之伟人，不愿公为旧时代之枭雄；愿公为平民之所讴歌，不愿公为政客所崇拜。龄临书心痛，涕泪沾襟，暂时相违，终当相聚……大事定后，乃请我公归奉主持一切。……” 

27日夜张学良离秦皇岛，28日下午乘舰抵旅顺，29日张少帅偕杨宇霆由大连回奉天（杨在郭倒戈后即宣布辞职，赴大连休息）。奉方至此决心和郭军一战了。 

京戏上诸葛孔明唱空城计，这时的张作霖真的是在唱空城计，沈阳只有一个教导队，所有精锐的奉军都在郭松龄手中。郭松龄叛变了，反戈相向，如何应变呢？ 

郭松龄倒戈后，奉天方面，谣言繁兴，人心摇动，金融波动，奉票大跌。张作霖接到郭的电报，大为震怒，立即派兵监视郭松龄和李景林的私宅。奉天城内各公署一律紧闭大门，由武装士兵守卫。凡属军方的重要人物，皆不见宾客，而且三缄其口。 

当时，韩麟春和丁超曾劝奉张顾全大局，不要糜烂地方，不如通电下野。张老将则很倔强。 

11月23日上午，张作霖在他的帅府花园召集沈阳的军政人士听他训话，这一天他给部下的印象是很镇静，王永江站在他的背后，杨宇霆先一天已宣布辞职去了大连，张学良据说还在沈阳，可是没有出来。 

张老将不是很激动，但显得很沉痛，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向大家训话，他说： 

“郭鬼子倒戈了，你们大家都已经知道，我有三个感想：第一、培植一个将领，真不容易，好容易培植出来，他打你的翻天印，实在令人寒心。第二、打胜仗个个都有功，个个都该赏，有一个人赏不到，或者认为自己功高，没有受上赏，便要造反，实在令人可叹。第三、派一个人做封疆大吏，掌握一省的生杀大权，我不能不择人而用，如果所用的人不得当，老百姓会指着我张作霖骂的。……杨宇霆这次丧师失地，回来后我也申斥过他，他现在辞职了，我也答应了他。……” 

11月24日，奉天颁布戒严令，老将派宪兵司令陈兴亚为戒严司令，全省警务处长陈辅升为副司令。令张作相统兵往榆关、绥中抵御郭军。 

同时张老将亦埋首部署军事，电调各方援兵返奉，部署三道防线以阻郭军。第一道防线设于山海关，第二道防线设于石山坦，第三道防线设于辽河。 

25日郭军和守榆关的张作相、汲金纯两部接战颇烈。张学良部卫队旅及二十七师一旅、汤玉麟的第十师在绥中拒绝郭军东进，横断铁道。当晚奉军分两路对郭军攻击。 

“奉变”发生后，最感为难的，是北京执政府了。这时北京正在召开关税会议，中外观瞻所系，政府对军人的行动毫无约束能力，身为临时执政的段祺瑞，实在太没意思了。 

12月26日中午和晚上，执政府连开了两次特别会议，27日晨又开了一次会议，段很忿恚，一再表示要通电下野，与会人士认为这是奉系内乱，今后可能使国民军系坐收渔人之利，目前应看冯玉祥态度如何，要求段暂缓采取下野的行动。会中决定以段执政名义电张家口，促冯玉祥来京磋商政局。段对与会人士说：如果冯忍令关税会议停顿，不出力维持和平，自己决心下野。 

段并于26日派黄郛赴张家口迎冯。黄郛是冯玉祥在北京的政治代表，黄去，可以把北京一切详情告诉冯。 

“奉变”后，国民军系加紧控制了北京，冯的嫡系鹿钟麟以京畿卫戍司令身份，权倾一切，26日鹿逮捕段祺瑞的智囊曾毓隽，29日李仲三逮捕了姚震。国民军分别驻守车站和东交民巷，阻止要人避匿，京中空气紧张，人心惶惶。 

27日冯玉祥致电北京执政府，表示拥护执政，始终不渝。冯系在张家口举行会议，亦决定维持执政府，不过冯本人不打算入京，派黄郛为驻京全权代表。 

同时，冯玉祥分电岳维峻和郭松龄，请两人分别派遣代表共商时局。 

29日段的代表陈锦涛由张家口返京，向段报告冯的态度，据云冯确有诚意拥护段，不过希望中央用人行政应有部分改革。段于是在当天派许世英、贾德耀、刘云龙赴张家口与冯会商。30日晚再派黄郛赴张家口征询冯的意见，及改组政府细节。 

12月1日至3日执政府局部改组，以贾德耀继任陆军总长。准莫德惠辞农商部代理总长，由陈宧继任。财政总长李思浩辞职照准，以陈锦涛继任。外交总长沈瑞麟辞职，给假一个月。海军总长林建章，司法总长章士钊均有意辞职。阁员已七零八落，北京政府在风雨飘摇中。 

段祺瑞打算恢复责任内阁，冯玉祥表示赞成，且对总理人选无意见，听段主持。于是段乃嘱许世英筹组责任内阁。段如此做法，是为自己求退路，因为有了责任内阁，自己一旦下野，内阁可以摄政也。 

莫德惠代表奉张参加北京临时执政府，代理农商部部务，郭松龄倒戈后，他悄悄地和他的机要秘书王冠吾商量，决心回奉天。王冠吾要求他保密，这时冯玉祥派张树声为代表见莫，希望他不要离开北京，意思是请他不必回奉天。莫接受王冠吾的建议，对张树声虚与委蛇，然后悄悄安排一下，段祺瑞和他做了一次密谈，段告诉他，郭松龄不到沈阳，他不会发表郭的东北职务，请莫转告张尽可能不要离开沈阳。莫德惠离开北京时，很戏剧化，他扮成王冠吾的随员，到了车站，潜上火车到天津。当他到天津后，王冠吾才替他递辞呈。 

莫德惠返抵沈阳，张作霖在帅府开仪门迎接他，老将对莫备极礼遇。 

奉张在郭倒戈时，把李景林的态度当做成败的关键之一，而郭松龄又何尝不是。因为李景林在郭的后方，又挡住了国民军，国民军如果要支援郭松龄，就必须通过李景林的防区。郭和国民军的密约中，曾有补充条款，如果李景林攻击郭松龄，则冯军将攻李以减轻郭部所受的压力。 

李景林态度如何呢？ 

郭的非常之举，事先并未通知李，迨郭态度明白后，李的处境困难，使他只好先采中立，再看形势以定大计。因此11月25日晚，李的通电是：“保境安民，拥护中央，与奉系脱离关系”，同时致电张作霖请其下野。另电国民军方面，表示此次事变，乃在打倒包围张作霖和张左右鼓动作战的小人，并宣布主战派的罪状，请豫军停止前进，携手合作。 

26日，李景林派李凤楼入京，向北京政府表示自己和郭松龄一致，且愿与国民军合作。这一天李在天津下令扣留了德州兵工厂的机器，这些机器是要运到东北兵工厂的。同时宣布通缉杨宇霆系的重要官吏，改东北军为直隶军，派韩玉宸赴张家口，向冯修好。 

李景林这一连串的举动，无非为了自身安全，希冀在火中取栗。他的助郭，并非和郭有志同道合之处。他只是想扩充他的势力，从直隶到热河，同时借此使国民军在直隶对李的压力减轻。他已知道郭、冯的密约，可是邓实珊和徐永昌的部队似乎不顾郭、冯密约，仍向他进逼，他当然非常气忿。 

恰好这时张作霖派许兰洲带了40万大洋到了天津，向李游说。李景林的母亲在奉天，也托许兰洲带来家书，劝李善自为计，不要走错了路。李景林面对这一变局，就由中立亲郭而转为阻冯远郭。一方面他扬言准备下野，以李爽恺代替，由郝鹏护理省长；另一方面因豫军邓实珊部已抵廊房，一再进逼，因此积极备战。 

李景林拒郭抗冯必须找到支援，于是他派人去和张宗昌联络，要求与张宗昌合组直鲁联军。李部共辖有三师四混成旅，分驻天津、杨村、杨柳青、宿马厂、军粮城一带，且与直系接触，拟将第一、第二、第十九三师及一、二、三、四混成旅，改编为新直军四军，以李爽恺为总指挥，马瑞云为第一军长，纪毓坤为第二军长，张宪为第三军长，王丕焕为第四军长。 

李景林决定拒郭阻冯后，即于14年11月30日宣布组成直鲁联军，自称总司令，张宗昌、李爽恺为副司令。 

12月2日李发表通电略谓： 

“杨宇霆督苏，激动各方公愤。变生仓猝，举国骚然。景林以关会开幕伊始，直省水旱频仍，故极力主张和平。与冯督办商订京汉换防条件，撤退驻军。此后无论如何，当誓守保境安民之旨。惟景林职司守土，保卫地方，此后倘有对于直隶，扰害秩序，破壤和平者，景林戎马半生，自信尚可周旋，惟有率我健儿，捍我疆土，人不侵我，我不侵人。” 

李之态度由这通电可以看出业已突变，同时即捕郭松龄驻津人员，派兵袭攻滦州，断郭军后路。熊斌携冯玉祥函见李，请发宣言，表示态度，李竟毁函拒绝，并且决定出兵，分保大、马厂、杨村三路进攻国民军。3日李部与豫军郑宝珊部在大城附近开始侦察战，交战历一时半，双方各有死伤。4日李发通电痛诋冯氏，文云： 

“（上略）……更复利用宗教，以愚弄部下。利用青年，以煽动风潮。利用匪军，以扰乱陕、甘、直之秩序。利用赤化邪说，以破坏正常名教之大防。危及元首、危及人民、危及社会、危及国家之命脉、危及中外之治安，天地之所不容，外人之所共愤。现在凡有兵权有实力者，每多政见纷歧，各执蛮触相争，对于灭绝人道之冯玉祥，竟至受其欺卖，而不知悟。试思冯玉祥加长赤化风潮，扰乱邦家，若不及时剿除，势将危及国本，陷于万劫不复之地。景林荷戈卫国，酷爱和平。前次保大让防，则谋和息战之忱，当为全国所共见。惟以冯贼嗾使豫匪，扰害畿疆，指挥党徒，颠倒政府。前日青年团手执红旗，围迫政府、朋殴兵史，焚掠民产。鹿钟麟之军队，从中发纵指示，似此扰乱破坏，既召外交之责难，复增内政之纷扰。北京现在冯贼宰割之下，此等助长情形，谓非利用赤化图一逞，其谁信之？当此国家一发千钧之际，时机危迫，倘再容忍，即恐贻害无穷。景林义愤填膺，绝不与冯贼共立于化日光天之下。用敢率十万健儿，声罪致讨。不为党争，不为利战，惟持此人道主义以与国贼相周旋，且惟冯玉祥一人是问。以期殄灭世界之公敌，而挽我五千年来纪纲名教之堕落。成败利钝在所不计。诸公谊关袍泽，同处危舟，尚祈各弃猜疑，共扶大义。总之此次讨逆，不问敌不敌，只问赤不赤。旌旗在望，无任神驰。敬布区区，伫候明教。李景林。豪。” 

同时李爽恺亦有讨冯电发出。 

冯玉祥的国民军系，组成并不坚强，冯自兼国民一军，国民二军是岳维峻，国民三军是孙岳。岳维峻和孙岳虽属国民军系，可是到了权利上的争执时，并不完全听命于冯。冯玉祥和郭松龄联结后就发生了这种现象，岳和孙并不知道冯已同意直隶仍划给李景林，所以邓宝珊和徐永昌的国民二三联军根本无视郭、冯密约，拼命向李景林的防区进击。这时候冯玉祥派张之江率领三旅人在丰台待命，准备必要时应援郭军，那知李景林却误会张之江集中军队是侧应邓宝珊和徐永昌，因此决心拒郭阻冯，一面倒向奉张。而国民二三两军则由于张之江一军按兵不动，对冯大生误会。 

李景林既然决定和国民军一战，就暗中请德国军事顾问指导秘密地在北仓构筑坚固的工事，有电网和地雷，以备和国民军一拼；日本人也助李固守。张之江部参加攻击后，战事集中在杨村一带，激战多日，邓宝珊加派刘汝明的警卫第一旅和门致中的警卫第二旅前往增援，并由李鸣钟统一指挥。从12月18日张之江下令总攻击，经过了三天三夜的苦战，那时天降大雪，气候酷冷，国民兵反穿着羊皮袄，在雪地上匐匍前进，一直冲到敌军阵地前，猝然攻击，就这样从韩家堡突入，李军大败。12月22日李景林退入天津租界，其部队则向天津以南退往德州，天津遂落入国民军手中。 

李景林退入租界后即转赴山东济南，他的部队已退入山东，成为后来直鲁联军再起的伏笔。 

冯军攻陷天津后，冯玉祥给北京政府一个电报，保荐孙岳为直督，电云： 

“（上略）顷据张（之江）李（鸣钟）两部统电称，本军于本日下午二时进入天津，敌军完全缴械。李景林当溃败之时，查无下落等语。惟天津中外要冲，关系甚重，恳请速任孙岳为直隶军务督办兼省长，以维现状。伏乞照准，明令发表，特此谨陈。冯玉祥叩养。” 

冯玉祥把直隶给了孙岳，惹起李鸣钟的不满，李鸣钟联络了冯、郭下属几员大将表示反对，使冯非常为难。李是国民一军冯的嫡系，他们认为国民二三军在天津攻防战中没有一点战绩，天津是一军打下的，为什么督军、省长都给别人？冯对他的部下另有一套，他用辞职做要挟，宣称自己要下野，李鸣钟等才不敢反对。 

国民军虽然攻下了天津，可是就在这同一天，关外的郭松龄军宣告失败，郭松龄夫妇被奉军活捉，因此郭松龄和冯玉祥的联结，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 

谢选骏指出：郭松龄吃里扒外，和张作霖如出一辙。其兵败被杀，属于天道好还。

【二三〇、郭松龄兵败被杀】

郭松龄回师关外，开始时张作霖措手不及，因此败讯频传。可是郭部并未能制敌机先，以迅雷不及掩耳手段一举攻入沈阳，遂使张老将有从容部署的时间。 

11月30日吴俊升由黑龙江调派步兵两旅、骑兵四团、炮兵一团驰援奉天，由于中东路当局拒绝运兵，因此吴部乃由洮齐铁路出四平街，开赴战线。阚朝玺奉张作霖令带兵退锦州，参加攻郭；同时邢士廉二万人由海口运抵营口，即由海道运赴连山湾，攻郭军的侧背。 

12月3日郭军占兴城，分向连山、锦西进攻，郭军有一旅归降奉军。锦西守军汲金纯部抵抗郭军，战况激烈，张学良总司令部由连山移锦州，奉军一方面在连山、锦西前线冒雪作战，同时在后方锦州及大凌河间筑壕，作为第二线防御阵地。4日万福麟的骑兵旅由锦州胁迫郭军之背，因此进攻连山的郭军乃向后退。 

奉军左翼，配置在连山附近者为汲金纯军，中央为张作相、万福麟军，右翼配置在锦西方面为张九卿之骑兵旅。5日未明时郭军作总攻击，逼近连山正面之精兵两大队，诈降奉军，乘奉军将其输送向后之际，突然包围汲金纯军之一团，将其缴械，且从背后扰乱奉军之左翼。张学良闻变，立推出总预备队，下令全线，转为逆袭。但因从中央亘左翼之奉军连络不充分，后又遭魏益三所率之郭军炮队之猛击，各军转成总崩溃之势，纷纷乘火车退却。至大凌河，将铁路桥梁毁坏。当天郭军进占锦州。继而奉军复退，沟帮子亦为郭军占领。郭于8日晚亲抵锦州，张作相以战事失败，6日回奉天，外间传说张作相劝老将洁身引退，于是张下野说，一时风传。且有奉天日本总领事内山代携和平条件赴新民屯议和之说，但未两日即烟消云散。因12月8日奉天军官会议，决定重整旗鼓，作最后之决战。前线军力集中运用仍可反败为胜，统计总兵力为张作相军二万八千、汲金纯军八千、汤玉麟军四千、总预备队张学良一万，总数共计五万，有野炮百尊。至作战方略，系固守辽河，以待李景林与国民军间胜负之分晓，并在辽河左岸，筑长约一英里之坚固垄壕，后方另筑一铁路，其后接连京奉铁路，而在该路上配置装甲火车及货车。这时辽河已经结冰，人马可以往来无碍。张学良置司令部于火车中。 

15日郭军攻陷新民屯，张学良退守辽河。 

郭松龄虽掌握了奉军的精锐部队，可是出关后并不如他预料那么顺利。 

第一：李景林变了。冯玉祥和李景林的军队在直隶打得不可开交；郭无法依靠冯军的支援，更要分出一部分兵力（魏益三的部队编为第五军）留在后方，防阻李景林。第二：天气严寒，北国冰封，郭军仓促出关，冬天的装备不够，只能躲在火车中，顺着铁路向前推进。第三：照理乘火车向前推进一定很快，其实不然，因为奉张方面已把路轨破坏，幸而郭军中工兵团完整，所以路上边修边进。这还不打紧，张少帅接受他的英国顾问的建议，把铁路沿线的水漕破坏，火车头没有水等于没有煤，动弹不得，雇民夫挑水，费的时间就大了。第四：郭松龄抬着张学良的旗号反张作霖，可是正面阻挡郭军的，正是张学良，郭的部下知道少帅在前面，战意和士气大为减低，很多将领都暗中向少师通款曲。第五：吉林和黑龙江的骑兵及时来援，是郭军致命的打击。 

当12月下旬，郭军已经推进到辽河，双方就在辽河两岸对垒，郭军指挥部设在新民屯，张学良的指挥部则设在兴隆店，辽河距离沈阳只有十里，两军互轰的炮声，沈阳清晰可闻。 

少帅的兵还是少得可怜，连官长都抬了机关枪上前线，但因为有辽河横亘，可以阻挡郭军。当时天寒地冻，辽河每夜结冰，军队可以履冰而过，所以少帅方面每天晚上都由士兵在岸边用铁铲穿冰，沈阳城内家家的铁铲都被征用，穿冰是为了使它不能凝结，郭军遂不能履冰而过辽河。 

少帅在兴隆店经常和郭军的将领通电话，有的电话透过日本军用电话线，郭军中重要将领几乎个个都和少帅通过话。 

奉军内变之初，日政府恐战事延及满蒙，影响日本利益，所以陆军当局派白川关东司令官急赴奉天，与张作霖协商，拟照去年奉直战争成例，满铁沿线及其它地区绝对不许作战。当时日本在东北的兵力共有八营，拟加派一团，警备长春以南。并派驱逐舰“相”号赴秦皇岛。11月26日，命驻铁岭之旅团，预备开拔赴奉，因此盛传日本拟向东北增兵。 

不过日本舆论界则认为并无必要，因为现在东北的日军兵力已够保护日侨生命财产，如有必要，再行增加。11月27日徐树铮在日本曾往访日本币原外长，交换意见，要求日方对于段执政作特别之援助。币原答复全是外交官腔，他说：“为增进中国民众幸福起见，自当援助，但以不干涉内政为前提。”第二天徐又访加藤首相，所答大致相同。28日，日本阁议决定奉天战争非至日侨生命财产有危机，决不增兵。12月1日又开阁议，讨论中国内乱政策，认为满蒙日侨生命财产之保护，可由驻满警备军一部分担任，无需再由日本派兵。 

郭松龄方面最担心日方帮助张作霖，所以一再要求日方严守中立。并派殷汝耕赴大连，与日人接洽疏通。12月4日日本阁议对于郭、冯之要求中立，暂守静默。陆相宇垣对人发表意见，谓奉张之盛衰，不是重要问题，日本侨民之生命、财产既得权，不能不保护。 

郭军在冰天雪地中陷于苦战，而李景林的拒郭，使得郭军走上孤军无退路的境地，因此从12月下旬起，郭军的战意为之瓦解，士气极为低落。 

郭松龄感觉到将会面临失败的命运，他于12月22日在新民屯一个粮站召开军事会议，与会的高级将领都显露了疲困之色，郭向他们宣布，自己准备亲上前线督战，可是与会将领都低首不语，简直等于是拒绝郭的提议。郭见到这个情况，知道大势已去，长叹一声，宣布散会。这时已是午夜12时。 

郭在散会后即布置自己逃走，23日晨2时郭夫妇乘车离开新民，他的运气不佳，走到辽中县老大房村（距离新民40余里），遇到奉军王永清部的骑兵突袭，郭的卫队都是些小孩，经不起骑兵的冲锋，和郭同行的林长民被流弹打死，郭夫妇下车步行，奉军搜查，发现郭身上有他自己的名片，于是郭夫妇双双被俘。 

轰动一时的郭松龄倒戈事件遂告结束。 

郭松龄夫妇被俘后，军中即向沈阳张作霖处请示如何处置，沈阳方面获得这项消息后，张作霖说：“把他押来，我倒要问问他为什么要造反？”据说杨宇霆主张就地枪决，免生后患。杨和郭是死对头，杨怕郭见到了老将说出许多不中听的话，所以极力主张就地枪决。 

郭被俘后，还写了一封信给张学良，请张看顾他的老母。 

张学良在23日即渡辽河，进入新民屯，召见郭军的各高级将领，抚慰伤亡，由于郭军全是张的部下，张到了郭军中，就像回到自己家中一样，郭军见到少帅，亦欢声雷动，欣见故主。 

沈阳方面对于处置郭军，有人主张从严，为首的一律应予处决，张老将征求张作相的意见，张作相不以为然：他说：“郭鬼子闹出这么大的乱子，也是有原因的，我们不能不先自己反省一下，自己也有错处。现在郭鬼子已经处决了，其他的人就不必多所罗织，如果一开杀戒，都是东北子弟，我们要结多少冤家？善后工作交给小牛子，让他从宽办理吧！”张作霖对他的把兄弟意见全部接受，因此郭松龄倒戈事件，只死了他夫妇二人。 

张学良这年只25岁，就经历了这样一次天翻地覆的事件。他有他过人的长处，但这些长处后来被遮盖了。 

张学良知人善任，能放手交付给他所信赖的人，因此他能得军心，也受部下爱戴。据说他父亲在申斥部下时，他常躲在邻室偷听，然后亲切慰问那些被申斥的人。他延用的部下，对他们的生活都很照顾，给的生活费都很宽裕。他重用和信赖郭松龄，郭松龄可以用他的印章发号司令。郭常对部下苛责或不原谅，张对郭说：“我如此信赖你，为什么你不能像我信任你那样信任你的部下？” 

正因为他太信任郭，才让郭闹出了这个大乱子，可是也正因为他在军中有良好的声望，使他得以戡平郭乱——因为郭的部下一听少帅来讨伐，谁也不肯认真打仗了。 

可怜的饶汉祥，在郭松龄逃走后，即由齐世英派了一名勤务兵护送出逃，不料在路上被奉军捉到，查问饶是何人？他回答：“是写字的。”勤务代答说是师爷，由于饶骨瘦如柴，一身肮脏，毫无惊人之处，所以奉军也认为是一个普通师爷，就叫他俩随军做点抄写工作，这样过了半月，才逃回关内。 

郭松龄兵变的直接后果，是使奉军元气大伤，也使张作霖对奉军内部的改革停顿。奉军的没落，便敲响了北洋时代的丧钟。 

谢选骏指出：人说——孟子曰：“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孟子·离娄上》）孟子说：“人啊，一定是自辱德行，然后别人才去侮辱他；一个家院一定是自毁门墙，然后别人才去毁灭它；国一定自毁基业，然后别人才去讨伐它。”——我看孟子阉割“十伦”为“五伦”，虽然属于罪大恶极，但是他的上述言论落在奉军和张家的贼头上，还是合适的。

【二三一、徐树铮廊房遇害】

徐树铮（又铮）被杀是北洋军阀时期继郭松龄反奉事件之后的又一个轰动中外大事件。事情要从徐树铮被派出国考察说起。徐树铮是段祺瑞的灵魂，段对小徐信任之专（当时北洋习称徐世昌为大徐，徐树铮为小徐），以及小徐对段的忠实，可算是北洋佳话。 

第二次奉直大战后，段祺瑞再起，担任北京政府临时执政，许多人都奇怪为什么小徐没有到北京来参加段的密谋，其实段这次东山再起，已经没有当年气势，而段在冯玉祥卵翼之下，也感到小徐难于和冯相处，因此才有派小徐出国的安排。 

早在14年1月4日，段就发表徐树铮为“考察日本各国政治专使”。这时候小徐已在欧洲，寄居巴黎的凯旋门附近，当时他是全家放洋，准备在欧洲长期居留，段本来派徐为“考察欧洲各国实业专使”，小徐对实业没有兴趣，要求把实业改为政治，并且增加日本。 

3月中，小徐把他的家眷从巴黎送回上海，然后筹组他的考察团，团员有军事组：宋子扬、褚其祥、韩振先、刘卓彬、孙象震、李鼐、司可庄、褚哲文、韩辉荣。政治组：翁克鼓、林子峰、张文轩、董世五。秘书朱佛定、王治焘、薛学海、汪延熙、蔡增基。 

4日上旬考察法国，法政府派白里索中将负责招待。 

5月上旬考察英国。 

5月26日考察瑞士。 

6月3日考察意大利。意政府派巴白力区中将负责招待。曾与墨索里尼见面两次，第一次墨酋立于大客厅，右手插入胸前对襟中，如拿破仑状，与小徐握手，略事寒暄即结束。小徐大感不满，请巴白力区中将再约时间。第二天墨酋改在办公室接见，墨、徐相对坐谈，朱佛定任翻译，与巴中将对面立，无坐位，其谈国际问题，大为投机，竟倾谈两小时。 

6月21日至德国，当时德国战败，尚未恢复，美金一元值42000万马克，国社党已崛起。 

7月18日至俄国，曾访晤斯大林及托洛斯基。 

8月3日至比利时。 

8月9日至荷兰。 

10月中旬赴纽约，寓五月花饭店，并至华盛顿晋见柯立芝总统。 

11月下旬赴东京，寓帝国饭店，曾晋见日皇夫妇，及日本首相、外相等。 

11月中旬乘天津丸由日返国，在上海登陆，上海闻人黄金荣、杜月笙等均登天津丸迎迓。上岸后径返南洋路私邸。 

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自南京赴上海专诚欢迎。上海各团体在商会隆重欢迎徐及孙。徐、孙曾作密谈，并联袂赴南通访张謇。 

徐树铮从南通回上海，接到段祺瑞的来电，叫他暂时不要去北京。因为当时关外有张作霖和郭松龄的战争，天津有李景林和冯玉祥的战争，局面非常混沌。在北京是冯玉祥的势力范围，冯的嫡系鹿钟麟掌管了京畿军警宪的指挥权。段的策士曾毓隽也被鹿派兵抓了。段本人随时准备下野。在这种情形下，徐树铮如果入京，以徐平素为人之骄狂，又是段的最重要左右手，必定增加局势的严重性。 

小徐的毛病是胆大妄为，恃才傲物。他认为自己奉命考察，考察完毕理应回京复命。加以此次在欧美和日本普遍受各国领袖的重视，在北洋军人中，可算唯一有国际声望的人，谁敢对他如何？所以不顾大家的反对和段的电报，毅然决定入京。 

14年12月19日，徐树铮偕随员乘顺天轮由上海赴天津，23日抵津，宋子扬以轿车来迎，这辆轿车是借自英国领事馆的，徐登车后直驰北京，其余随员则乘火车赴北京。当天抵达北京，徐下榻无量大人胡同王宅，随员则分寓旅馆。 

小徐先单独晋竭段祺瑞，两人相对跪拜，抱头痛哭。这时是隆冬，天气严寒，段祺瑞病足，两腿要浸入冰桶中才能止痛。段、徐两人历经世变，重行聚首，相对不胜感慨。 

北京是小徐腾达之地，可是自直、皖一战，皖系溃败后，小徐就奔走四方，现在旧地重临，面目全非，段祺瑞虽然荣任执政，可是处处受制于人，有朝不保夕之势。小徐虽有勤王之心，也是无兵无勇。 

这时候北方局势渐见端倪，郭松龄出关兵败，夫妇双双陈尸白旗。天津苦战之后，李景林已逃之夭夭，冯玉祥的国民军奄有北京和天津，可是冯的地位并不很稳固，在这一期间南方吴佩孚困居武汉，孙传芳虎踞南京，奉张则元气大伤，在关外需要喘息。 

北京是个危城，尤其对徐树铮，因为大家都知道段祺瑞的临时执政是个光棍执政，可是如果小徐在段身边，就会兴风作浪，传说他和墨索里尼订有密约，接受意大利的军火援助。有此种种，小徐成为当时的一个目标，对段固然不利，对小徐尤为不利。 

所以在小徐到北京后一个星期，大家都劝他赶快出京南返，如果留京，可能有不利的事件发生。 

果然徐出京后，即在廊房遇害。噩耗传出，段为之痛哭，在北洋有大徐之称的徐世昌曾挽以联曰： 

道路传闻遭兵劫； 

每谓时艰惜将才！ 

此联大徐在小徐杀陆建章时亦以挽陆。 

南通状元张謇挽联云： 

语谶无端，听大江东去歌残，忽然感流不尽英雄血； 

边才正亟，叹蒲海西顾事大，从何处更得此龙虎人。 

有关徐树铮遇害经过，这里抄几段有关人士的记叙。 

第一段是抄录徐的哲嗣徐道邻所撰遇难经过如下： 

先生于十二月十九日离上海，二十三日到天津，当天到达北京。二十九日，忽然决定要出京南返。嘱咐路局准备专车。在当天的下午，段执政在他的书桌上，忽然发现一个字条，上有“又铮不可行，行必死”八个字。段很着急，赶快命人把字条给先生，但先生并不介意。晚上到车站时，褚哲文带了一连人来预备护送，先生坚决不要。 

专车九时开动，因一路兵车甚多，到夜半一时左右，才到廊房。车才停，即有一自称张之江的参谋长王某者（贵州人？），持张的名片请他下车。说话之间，即有兵士十余人，蜂拥而上，挟持先生下车，走到离站约一里许的地方枪杀，那时是三十日上午一点半钟。先生的随员（有褚其祥、薛学海、徐赞化、孙象震、韩宾礼、刘卓彬等），全体被拘于设在英美烟公司的司令部之马棚。 

黎明七时，先生的随员们被召集于会议厅。一会儿，破汽车四五辆，拖着一路灰尘，疾驰而至。那是陆承武奉冯玉祥之命，才从天津英租界赶来。他对他们演说，说先生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他今天要刮肉剜心来报父仇。他还不知道先生已于六小时前被害。 

随员们又被“军法官”等审问了八小时，于下午五时，张的副官长告诉他们“徐某系陆承武所杀，乃冤怨相报。君等获释，皆张督办（之江）力保之功”。并命令他们各具切结，打手印，宣誓不泄漏一字，否则各人全家性命难保。还全体照了一张相片，每人给了短程车票钱，才准他们只身空手离开廊房。 

第二天，报上登出来陆承武的通电，说他手刃徐某，为父报仇。又登出来冯玉祥打给段执政的电报，说徐上将有功国家，不幸在路面为匪人劫害，其死甚惨，请政府优予褒恤云云。可是政府并没有任何动作（我想，这是段执政的一种沉默的抗议）。但是在三十日那天，上海的《时报》就已经登出徐专使专车被炸的消息来。这是冯方预发的消息，而后来事情发展走了样，所以就格外露出马脚来。 

原来张之江接到冯玉祥的命令，是叫工兵队埋地雷炸专车。张却没有这样作（我想是因为来往的兵车原因。也有人说张是基督徒，心地善良，不愿伤害太多的人）。自先生被害之后，冯命令把随员们全部杀害，据说也是张一再苦求，才把他们释放了的。 

先生被害的第二天，张之江的卫生处长洪君——段宏纲说，他本来姓段，名字叫段大洪——自称是先生的学生，愿以一门老小作保，两次跪着哀求张之江，请求寻尸装殓（他只要求殓葬，不敢说要运走）。张教他负具切结，结上一定要有徐某被陆某复仇所杀的字样（他因此写过两次结帖），才勉强允其所请。洪君一整夜在雪地里苦寻了两遍，才找到先生的遗体。又好不容易买到了人家一口寿木，把他装殓起来。第三天，由先生的卫士张振声用骡车运到北京。洪君因此大受张之江抱怨，就脱离了他的部队，也就从此长斋念佛了（我到处访求洪君的下落，前后二十年，未获踪迹。等我告了冯玉祥，洪君忽然写信给我，并把他手里保存的当时所有书面材料相片等寄来一大包，并追述当时求情寻尸经过，五千多字，一字一泪。他说他等待这一天，也等了二十年了）。 

先生入殓和被害的原因，我的推测，主要的是和墨索里尼的军火借款协约有关。因为这是先生当时的一笔大本钱。据说先生当时把这项秘密只透露给三个人：一是段执政，二是冯玉祥，三是孙传芳（这是我闻之于曾毓隽先生的，而曾则是闻之于孙的参谋长刘宗纪）。先生在这半年中，一直是联络冯玉祥的，他派在冯那里的，有他以前的旅长宋子扬。他在国外时，冯常常有电报，称他“钧座”，自称“职”，口口声声要他回来“主持”“领导”等等。在七八月中，杨宇霆督苏的时候，先生曾经发表一通长电反对他——当时有人说，这一个电报等于三个师的兵力——打击奉天，就是帮助冯玉祥的。当十一月中，冯、张交恶已深，亲奉的曾毓隽、姚震先后被冯军拘捕，段执政左右，很多人逃避到东交民巷里。当时大家认为北京危险，劝先生不要去，就是这个原因。但是他们不知道先生和冯有这样的密契。先生敢于轻身入险的，就是这个原因。段执政大概也认为这个密契可能有作用，所以在先生出京时，虽然得到那八个字的严重警告，并没有尽全力加以拦阻。先生之忽然决定离京，是十二月二十九日，那是郭松龄失败后的第四五天。郭的失败，就是张作霖的胜利。他的忽然要离京，我想也许是他怕和段执政同时被困在张作霖的手中。他既然怕张作霖，当然就不会怀疑到冯玉祥。 

冯玉祥要害先生，我想有三个理由： 

一、先生和墨索里尼的协议，使先生如虎生翼。现在和冯合作固然是好，但如一旦翻脸，必然后患无穷。不如趁他蛟龙尚未得水之时，予以除掉，以消灭未来的隐患。 

二、先生当时反共的态度，是十分明显的……。 

三、冯玉祥不但是陆建章的亲外甥，而且是受过他的厚恩和接受过他的领导的。元年滦州独立，冯被押解回籍，是陆把他保出来的。而后来也是靠着陆的力量，冯才再度挂名军籍。浦口逗留（七年一月），武穴通电（七年二月），也全都有陆在旁为之策划。所以在冯、陆之间所存在的，并不只是泛泛的甥舅之谊而已。冯玉祥之要加害先生，不会没有一点为舅舅报仇的成分在内。 

十五年十一月里，旧历十月二十九日，先生安葬于萧县凤冢山之原，就是他少年游憩的地方。 

先生安葬的棺木，是合肥购赠的。但是“抚恤”、“惩凶”的一类官样文章，始终缺如。我过去为这一点，一直对合肥不满。但是后来看到他《正道居集》内的几篇文章，才了解他真的是相信“轮回”、“因果”之说。后来又看到曾宗鉴先生在一段笔记里说：十五年四月，合肥下野出京，“专车开出后一小时，合肥步入车厅，问车过廊房停留多久？又问‘又铮遇难是否即在车站’？及车过廊房，合肥开窗西望，历十分钟，口唇微动，喃喃若有语，老泪盈眶，掩面入卧”（天文合，四十四年七月十日）前几年又在台北看到合肥的孙子昌义，他说“爷爷嘱咐的，每年摆供，祖先牌位旁边，必须要摆徐爷爷的牌位，给徐爷爷磕头。”我于是格外明白老人家心里，自有他的分寸。 

第二段是冯部张之江的参谋长张钺所口述徐树铮惨死经过： 

张之江和鹿钟麟，都是冯玉祥的心腹干部，不过两人的性格大不相同，张是个忠实基督教徒，对事对人都极端诚恳。鹿则机警细密，处事谨慎，且善于体贴冯的心理，先意承旨，极为冯所信任。他此时正担任北京卫戍总司令职务，故冯玉祥特别指定他为杀徐第一号“刽子手”。……所以他受命之后，十分谨慎，不敢冒昧从事，怕万一杀徐之后，使冯落上“主谋杀人”的嫌疑，则不惟无功可言，甚至还要受到斥责。因此他曾在电话中与冯往返磋商，始终未获得个“不落痕迹”的绝妙办法。 

就在这段时间里，风声已经传到又铮耳内。初时，又铮犹以为风闻之言未予深信。及至二十九日，消息愈来愈恶，乃不得不作离京打算。当天下午，就命人通知津浦路局代备专车，准备晚间九时离京赴津。当时有人认为这样走法不甚妥当，不如借乘英国使馆汽车悄悄出京为佳。又铮笑道：“北京四周，到处都是仇家爪牙，随时随地都可致我死命。我之所以犹能安然无恙者，徒以鬼蜮伎俩，不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露其真面目耳。我若藏藏躲躲，岂非正中其计！”于是乃无异言。惟有宋子扬对于此行，仍觉不甚放心，乃背着又铮，私自向英国使馆，借来一班武装士兵，随车保护。他固知仅凭这十几名英兵，并不足却敌脱险，只为符合又铮的见解，故作炫耀，使又铮的行径，更为公开而已。晚间九时，又铮带着十余从人，登车东发，孰料“壮士一去不复还”矣。 

北京到天津，仅有二百四十华里，以普通快车的速度，三小时即可到达。又铮乘的是特备专车，依常理推算，应该两小时即可到达。不料沿路被冯军西行兵车所阻，每到一站都要停留数十分钟，将近子夜时分，犹未抵达杨村。又铮一行，皆以事前听到很多坏消息，故人人心内焦急，于是不断有人下车向车站催促，因为大家心情烦躁，言词之间，难免微有过激之处。而此时因为军运关系，各车站均由冯军的运输司令部派一些联络参谋，专司车辆调度事宜。这些参谋们听说是徐专使的专车，既怕耽误专车的行程受到处分，实际上又无法让开路线，放专车速行，在无可奈何的情形之下，只得在电话里向他们的司令请示如何应付？他们的运输司令许祥云，原是冯部下一个撤职师长，他对这位比冯玉祥还早七年的西北军总司令（又铮于民国八年以西北筹边使兼任西北军总司令）早就有所耳闻，故于接到部下电话时，也感到难于应付。情急之下，就想出个推卸责任的主意；急忙跑去见张之江，请求张给尚在途中的徐专使打一电话，说明沿路兵车拥挤的情形，请徐多加原谅。不料就由于这一报告，竟意外地毁了又铮一条性命。原来冯、鹿之间，因商量不出个杀人不着痕迹的妙法，乃有意暂从缓图。而张之江只知冯有杀徐之意，并已授意于鹿，在京图之。却不知道冯、鹿二人因种种顾虑而改变计划，于今突闻徐某出京的报告，当即一愣，接着对许说：“嗯，此事鹿总司令怎么未来电话通知我呢？待我问问看罢！”待他叫通电话，将又铮出京情形对鹿述说后，鹿钟麟并未感到惊奇，只徐徐的回道：“小徐出京，我已知道，只是还未向督办报告呢。请你先转饬各车站，尽量设法延迟小徐的专车，待我和督办通过电话，看他有什么指示，再向你转达。”张之江应了声“好吧！”就将电话挂断，吩咐许祥云照鹿的意思转令各站而去。 

此后又铮的专车，当然的更缓慢了。夜里十二点过后，张之江才接到鹿钟麟从北京转来冯玉祥的命令说：“督办要我转告你，如果小徐的专车到达廊房，要你即刻把他枪毙。并请你连夜派人去天津把陆承武接到你的司令部。天亮以后，督办将会派专人到廊房和你商办一切善后的！”张之江听了，双眉紧蹙，一直摇头，嘴对话筒，嗫嚅了半天才说：“这样处置法，似乎不妥当吧？小徐现在还是国家的特任官哪！”鹿答说：“这是督办的意思，又有什么办法呢？”张又道：“既是督办的意思，我们当然服从。不过，督办既要派人前来，最好请他下一道手令交来人带来，就叫来人主持办理，我当尽力协助于他。”鹿钟麟知道这位张善人不肯担当这个杀人凶手，也就不再多说，只简单答道：“你就先把他扣住好了，以后的事情，再另说吧。”张答了声：“好吧！”就这样几次往来电话，决定了又铮的命运。 

三十日凌晨一时左右，又铮的专车始蠕蠕开进廊房车站。斯时车站四周，早已布满岗哨，站外的路轨也被拆去数节。火车一停，即有张之江的参谋长张钺登上又铮的卧车，推开车门，向又铮恭恭敬敬行了个军礼，双手捧上张之江一张名片说：“我们都统现在很忙，未能来迎接专使，特命我来请专使下车，到司令部休息一下，待天亮再走。”又铮原是斜躺在卧铺之上，这时忙坐了起来，向张点头为礼，笑颜相答说：“天太晚了，我不下去打搅啦！请你替我谢谢你们都统吧！”张钺答了声是即鞠躬退出。张刚下车，跟着又上来一名少校军法官，推开车门毫无礼貌的向又铮说：“我们都统有事和你商谈，请你即刻随我下车，同到司令部走一趟！”又铮察言观色，料知事情有变，即傲然答道：“你先回去，告诉张都统，请他再仔细看一看冯先生的电报，是否尚有错误？”那军法官见事情真象，已被又铮说穿，乃不再分说回转身躯向车外招了招手，即时拥进十数名士兵，不由分说，将又铮拖下卧铺，架起就走。又铮要求加穿外衣，亦未被许可，身上只披一件睡衣，在雪地寒夜中，就被送上一辆卡车，疾驶而去。接着由另批士兵将又铮一班随员押上另一辆卡车驶离车站。车上的十七名英国士兵亦同被解除武装，暂时软禁于原车箱内，直到天亮，才挂在一列东行客车的尾端，带往天津。 

这时又铮被单独幽禁在张之江司令部（英美烟公司）旁边一所仓库里面，其随员则幽禁于附近一处马厩之内。上午八时左右，陆承武自天津乘着张之江派去迎接他的卡车匆匆而来，跳下汽车后，由那个去天津接他的副官引导着进了张之江的司令部，刚进到院内，就涨红一副大麻子脸叫嚣着问：“小徐押在什么地方？”连嚷了两三声没人接腔。张之江已经听到，即刻掀帘而出，将他拉进屋去，一面安抚他坐下，一面说：“你先不必着急，这回朗公（陆建章字朗斋故张以此称之）的仇，一定可以报的。小徐已经押在我的司令部内，反正跑不了他。”陆承武仍吵着说：“我现在就去宰了这小子，请你派人领我去！”张之江又拦住说：“冯先生已答应要派人来解决此事，大约快要到了。现在跟小徐同行的几个人，正在会议室内，请你先去向他们说几句话，少时冯先生派的人来到，再去办小徐的问题。”于是陆承武就被引进会议室，对褚其祥等一班徐的随员，发了一顿牢骚。直至下午四点钟，冯玉祥所派的一个徐军法官（此人名字已不记得，只记得他是民十前后，一个颇有名气的左倾文人徐谦的侄子）才乘火车从张家口来到，他见到张之江后，先把冯玉祥的手令交张看过，然后由张把陆承武叫来，三个密谈片刻，张即吩咐一名副官带着四名枪兵，陪同陆、徐二人，去到又铮被囚之处，结果了又铮的性命。陆承武当晚即返回天津。翌日天津各报就刊出“陆承武替父报仇杀死徐树铮”的巨幅新闻。这段公案直压了近二十年的漫长时间，至三十四年八月，我对日抗战胜利后，经又铮的哲嗣道邻提出控告，此事真象，才得大白于世。 

谢选骏指出：徐树铮周游列国，会见各色人等，搜集无数情报，埋下各种暗线……结果一顿乱枪击来，烟消云散了。可惜不可惜。

【二三二、冯玉祥通电下野】

吴佩孚虽然东山再起，可是他已没有当年洛阳虎视的局面，他的讨贼军的贼字，这时是指的奉军，他在查家墩司令部出兵讨奉是分两路，一路以靳云鹗为主将，由陇海路东进。一路以寇英杰为主将，由平汉路北进，先削除奉张的两翼，一翼是山东督办张宗昌，一翼是直隶督办李景林。这时，郭松龄尚未回师关外。 

吴的两路出兵，都要向河南假道，本来河南是吴的大本营，吴的旧部如陈久钊、王维蔚、王维城等，都还拥有兵权，吴派人去和河南督军岳维峻商量，要把吴的旧部扫数调拨出来，由陇海路人鲁，以靳云鹗为豫东讨贼军总司令，一面以寇英杰率部由平汉路过豫入直，希望豫岳能予谅解和同意。 

在岳维峻来说，吴的旧部分散在河南是岳的心腹之患，因此如能将其悉数调走，自然是求之不得，何况吴调军的目的是为了讨奉，此时国民军也是以奉军为假想敌，吴加入讨奉，岳怎会反对。可是吴要寇英杰穿过河南心脏北上，用意莫测。冯玉祥密电岳，要他武装保境，所以岳维峻遂以重兵防守鄂豫边境，不许吴军出武胜关一步，吴天天派员疏通豫岳，岳则日日支吾其辞；另一方面豫军协助靳云鹗军由归德入鲁，占领济宁、曹州等地。 

张宗昌在山东公然唱出拥吴论，李景林也亦步亦趋。张宗昌是山东人，与吴同乡，他虽然曾遭吴的冷落，可是他内心却佩服吴。二次直奉之役，他打着山东人不打山东人的口号，收编了大批吴军残部。当吴佩孚在汉口再起时，正是奉系和国民军系发生暗潮的时候。张宗昌认为吴对冯玉祥是恨之入骨，如果拉拢吴佩孚和奉系重归于好，在此时此刻是有可能的。因此他密派代表樊潜和、童好古到汉口去见吴的智囊张其锽，进行“吴奉合作计划”。吴不是个翻云覆雨的人物，他刚宣布讨奉，自然转不过脸来联奉。 

然而政治这玩意就是千变万化，吴在无意中获得国民军密约湘、黔两省夹击武汉的情报，这个情报不一定是真的，也许是奉方离间之计，可是吴大受刺激，忿然作色说：“冯焕章简直不是人，我还怎能和他们做朋友？”因此联奉讨冯的建议便被吴所考虑。 

就吴当时的处境，是在四面受敌的情势下，如果能增加友人，减少敌人，自然是最好的办法。张宗昌知道吴已动摇，就天天打电报给吴，尊呼“大帅”，并请前山东省长熊炳琦（直系）到汉口向吴表示：张宗昌是山东人，吴大帅也是山东人，山东人不打山东人，张宗昌愿服从吴大帅，欢迎吴大帅回山东。 

吴佩孚自二次奉直战争战败后，到处都遇到打死老虎的部下，现在张宗昌雄踞山东，却愿把山东奉献，部下虽亲不及敌人亲，吴佩孚大为感动不已。 

奉张在杨宇霆被孙传芳所逐前，就暗中进行联吴，曾派员到岳州向吴祝寿，曾向段祺瑞要求释放曹锟，迨吴在查家墩自封联帅后，奉张亦派苏锡麟到汉口表示愿和吴取得谅解，提出三点：（一）释曹，（二）奉军出关，（三）拥王士珍为总统。奉张不是对吴有何特别好感，不过面对吴、孙、冯等联合围攻奉军的形势，竭力想冲破这个难关。至于吴佩孚呢？他虽不喜欢奉张，可是更憎恨冯玉祥，和奉张是旧恨，和冯却是新仇，旧恨还可搁直，新仇则非算不可。 

吴本有一支奇兵，是派宋大明为吉林讨贼第一军总司令，刘希圣为副司令。他们在双城子设了司令部，双城子距绥芬河仅一小站，准备做为吴的内应。不料14年11月22日郭松龄倒戈，奉张情势危急，吴在查家墩司令部得到这个消息，为之震动，这和吴当年情况极为相近，吴情不自禁撚须微笑，信口成吟：“而今始知循环理，斜倚栏干乱点头。”他对张其锽说：“我不乘人之危。”于是吴下令把宋大明、刘希圣的内应撤消，又把进攻山东的靳云鹗兵团调回。 

吴佩孚即然表示联奉，而郭松龄又兵败被杀，奉张的困难局势转瞬间竟能化险为夷，这真是张作霖始料所不及的。在14年秋冬之际，奉张最为艰苦，他三番两次要下野，又要自杀，主要原因自然是郭松龄联合冯玉祥向他倒戈，而冯玉祥又和孙传芳以及吴佩孚组织了讨奉的联合阵线，如果这个联合阵线真的很坚强，则奉张就会和曹锟、吴佩孚去年的命运一样。可是讨奉的联合阵线并不坚强，只是因利害而暂时结合，加上郭松龄的回师关外未能把握时机以收迅雷不及掩耳之效，冯玉祥的国民军又和李景林苦战于天津，李景林联合张宗昌组织了直鲁联军，而张宗昌又搭上了吴佩孚的线，这一来反奉联合阵营就四分五裂了。郭松龄失败，奉张站稳了脚步，张宗昌、吴佩孚结合，联合讨奉变成了联合讨冯，冯玉祥忽然变得四面楚歌。 

当冯玉祥的国民军攻下天津时，北京和直隶完全落在冯系手中，段祺瑞的策士曾毓隽被扣，段的灵魂徐树铮被杀，一时冯系气焰煊天，可是没有几天，局势突然大变，吴佩孚于12月31日通电结束讨奉战争，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结成反冯的联合阵线，冯军在京畿及直豫两省的地盘受到奉军和直军的大包围，而孙传芳亦响应吴佩孚结束对奉战争，冯玉祥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只好通电下野。 

15年1月1日冯玉祥通电下野，电云： 

“（衔略）吾国苦于战祸，十四年于兹矣。杀人盈野，所杀者尽为同胞。争端百出，所争者莫非国土。老弱转于沟壑，少壮铤而走险。鞭弭周施，相习成风。金钱万能，群趋若鹜。礼让之大节尽失，国家之信念无存。军阀祸国，人民切齿，痛定思痛，于斯极矣。玉祥自去岁倡导和平以来，本期从此息止内争，专意建设。是以远投边塞，拓土移民，举凡开渠植树修路造林诸端，无不提倡。恤贫、养老、兵士屯垦诸策，无不推行。以过事实，谅所共见。不期跋扈者，不戢其心，攀附者，助长其势，屯军淮上，饮马江表，势欲席卷海内，雄霸中原，横暴既张，义忿斯动，以是群起对抗，云集景从。孙馨督首义于浙，长驱北指。萧珩督声援于鄂，志切澄清。皖赣邻封成破竹之势，徐淮袍泽挫强敌之锋，未至兼旬，溃退千里。人心向背，于斯可知。犹复野心未死，强逆趋势。驱师入关，转而图北。用兵弗戢，陷于自焚。郭军长（松龄）痛于东省人民水热之困，深怀故国荆棘之悲，爰整师旅，为民请命。返旆之初，芳岑（李景林）原约援助。迨至榆关战捷，孤军深入，乃芳岑二三其德，对茂辰（郭松龄）则顿违前约，对玉祥则通电诬蔑。玉祥为促进和平计，不得已而用兵。现在芳岑溃逃，京津肃清，直省负责有人，中原不日底定。不图郭军长将近沈阳，一朝颠覆。道路相传，闻已殉死乡国，未遂初衷，终成尸谏，果系事实，殊堪悼惜。雨亭（张作霖）经此痛创，渐有觉悔，善战者当服上刑。舟中人尽成敌国，古训昭垂，可资警惕！玉祥鉴于武人专断，每恃战胜余威，把持政权。追溯往事，辄为痛心。此次侥幸克捷，胜亦不武。又何敢贪天之功，自贻伊戚。值兹千钧一发之机，彻底澄清之会，仍宜本和平之初衷，谋国家之改造。但愿战事从此结束，人民得资休养，玉祥个人应即日下野，以卸仔肩。如是，则造疑惑众者，可以息止。而挑拨是非者，失所凭依。至于国家大计，执政硕德耆老，万流仰镜。子玉（吴佩孚）学深养粹，饱受挫折，当能不念前嫌，共谋国是，孙馨督（传芳）、萧珩督（耀南）、方耀督（本仁）、阎百督（锡山）、岳西督（维峻）、孙禹督（岳）共起义师，克奏奇勋，均为不世之功。从此延请国内贤豪，公开讨论。建设大法，纳诸轨道。凡关于国计民生，自宜各纾伟抱，共济艰危。玉祥既无学识，又乏经验。以之治国，无益苍生。以之治军，定累袍泽。与其遗误将来，见讥国人，莫若早日引退，庶免咎戾。除另呈辞职外，当即时解任，还我初服。所有国民军名义，早经通电取消。此后咸属国军，不再沿用国民军名义。自电达以后，凡以政事而见教之宾客，一律敬谢。凡因职位而惠赐之文电，恕不作答，以示决心。玉祥解职而后，拟即出游，潜心学问，苟有一得之愚，窃愿贡之国人。谨布腹心，敬祈鉴察。冯玉祥。东。印。” 

冯玉祥辞职下野后，以张之江代理国民军总司令。 

冯的辞职通电是希望和吴佩孚捐弃前嫌，因此对吴有学深养粹的评语，且希望吴在饱经世变后，能够不算旧帐。至于冯对奉张则一片声讨的口气，好像此仇不共戴天。这就是北洋时代的特征，今日为友，明日为敌，昨日之敌，今日之友。然而吴对冯是咬牙切齿，真正不共戴天，当吴再起时，不过想借讨奉为手段，其真正目的是讨冯，所以冯想和吴妥协，吴是不会接受的，何况吴、奉合作之局已成，吴势不能弃新欢而修旧“好”。 

吴佩孚在冯玉祥下野后，突然又成为各方生拉活扯的重要人物。据说段祺瑞欲任吴为“七省治军使”。直鲁联军通电称吴为“我帅”。吴仍主张恢复法统，孙传芳亦愿移樽候教。而张之江则有世电：“愿追随我帅之后，勉效驰骋。”豫岳（维峻）直孙（岳）也为之效应。 

这是吴佩孚失败后再起的黄金时代，可惜吴不能把握这个黄金时代，运用政治手腕，以恢复当年四照堂未竟的全功。他个性倔强，有所不为，不肯在奉张形势低潮的时候，乘人于危，所以他决定联奉后就以讨冯为目的，吴宣称对各方均愿化敌为友，只与冯一人为敌。 

这时广州革命势力正如日东升，广州国民政府为促使北洋军人一致觉悟，曾发表歌电，主张对内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解决国是，对外取消不平等条约。这些意见本来和吴佩孚的政见是相同的，平心而论，吴在北洋诸将中算得上是一个富于革命性的人物，他自衡阳撤军后，即以团结对外为鹄的，不过他的团结对外是以他自己为中心，因此广州国民政府的呼吁，他并不重视，他不能参加革命阵营，对他是一个损失，对当时局势也是一个损失。其实吴这时对护宪问题已不坚持，对曹锟复职，他亦不赞成，对南方无用兵之意，对北方腐败势力则久所痛心，所以他是北洋军人最有资格可以参加革命阵营的，可惜他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太重，同时又不愿投机，因此不仅他参加革命阵营成为泡影，同时却迫使冯玉祥和唐生智两人参加了革命阵营。 

吴这个人，不顾利害，不计成败，想到哪里就做到哪里，结果这一次的再起，又只是昙花一现。 

这是北洋混乱的时期，也可说是垂亡时期，有力量的如奉系正在自相残杀，使其元气大伤。在此以前北京政府的后台军阀就是大老板，如今则谁也不够资格做大老板了。 

首先是直系，曹锟和吴佩孚在直奉二次战争以前算是北京的大老板，曹锟贿选后，名誉扫地，直奉二次大战，直系一败涂地，吴佩孚穷无所归。于是奉张和国民军的冯玉祥成为北京政府的后台。奉张正在得意之时，杨宇霆、姜登选在长江被逐，郭松龄又联结冯玉祥倒戈，张作霖几乎变成丧家之犬，迨奉张转危为安，吴佩孚武汉再起，冯玉祥又变成四面楚歌。至于段祺瑞则无兵无权，空头执政而已。 

当吴佩孚在武汉重振声威之际，各方人士奔走华中，举国注意力亦集中于吴，可是吴的声势就在武汉也经不起考验。 

鄂督萧耀南死后，吴佩孚即派陈嘉谟继任，派曹瑛和熊炳琦等治丧。陈嘉谟于2月15日宣告就职。17日曹瑛又传死讯，吴的要角一一去世，湖北人士对吴委杜锡珪为省长大为不满，15日鄂省议会召开紧急会议，决议四点通电全国：（一）由省议会将萧病逝电告各方。（二）请第二军司令陈嘉谟以武汉警备总司令名义暂维治安。（三）省长须由省议会选举，杜省长在未当选前，由政务厅长代理。（四）2月15日以后，鄂省公文非用政务厅长代理省长之名义不生效力。 

这是湖北人藐视吴大帅的一项行动，尤使吴难堪的，是这种方式就是湖南省治的翻版，而吴是最反对省治的军人。 

不只是省议会，鄂省公团也纷纷开会反对吴的任命省长，将有联席会议进行的酝酿。 

北京在讨吴，湖北又以省治来排吴，可见吴东山再起后，一切并不顺利。然而北京也好，湖北也好，都只是空气而已，因为北京政府没有力量，讨不讨吴，丝毫不影响吴，北京所发表的鄂督卢金山和省长刘佐龙都是吴的部下，事实上卢和刘并不接受北京的新命。卢金山且于2月24日由宜昌乘轮到汉口，立即登岸拜访陈嘉谟，并至萧耀南墓吊唁，然后赴查家墩谒吴佩孚。26日卢致电北京，请辞鄂省军务督办职务，不啻变相打了北京政府一个嘴巴。湖北各法团酝酿的民选省长运动，亦只是昙花一现。 

另一面，岳维峻于22日电北京，请明令派方本仁协攻吴佩孚，孔庚亦电北京，请政府责成方本仁收拾鄂局，2月28日段乃下令派方本仁率军回鄂，会同军民两长查办吴佩孚。方本仁奉令后即任蒋绍宾为援鄂总司令，邓如琢为总指挥。 

段祺瑞的讨吴令是在冯系压迫下发出，当计吴电发出后，盛传冯玉祥将再度挂帅，担任讨吴军统帅。冯下野时本宣称要出国，可是他只是离开张家口，到平地泉去看风色，国民军将领亦不希望冯出国。 

讨吴令下达后，冯系大将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宋哲元、刘郁芬、刘骥等联名致电京内外名流，略谓： 

“上年津沽之役，冯将军功成不居，洁身高蹈。讵知人心丕变，时势日窳。国家徒去元良，大局仍难挽救。信阳被兵，津南告警，豫东有客军之侵入，复有邻省之声援。战衅一开，烽烟四起。冯将军怜此孑遗，潜焉出涕，即欲整装去国，俾免目击心伤，征车旦夕待发。窃之江等以今日邦家多难，元气凋残，此后戡乱定国，厥惟元戎是赖，比经联名电挽，责以大义，始允暂缓去国，仅以私人资格从旁襄助，无如劝驾之心徒切，而在山之志仍坚。陈说百端，均不为动。诸公望重斗山，誉隆中外，关怀大局，应具同情。尚希共念时艰，一致赞助。” 

冯系将领希望借这通电能博得海内外名流共同响应，使冯在大家殷切的敦促下出山，可是各方并没有热烈的反应。所以冯只好仍在平地泉，坐以待变。 

段祺瑞于3月4日下令任冯为直豫陕宣抚使，冯仍未作出山的打算，并且由平地泉经库伦出国，冯系的人希望因冯的出国而和缓了直吴、奉张双方的压力。冯出国后张之江宣布继冯统率国民一军，做为国民军名义上的领袖，不过只是名义领袖而已。张为人忠厚有余，魄力不足，且其资望和国民军其他将领如李鸣钟、宋哲元、刘郁芬、蒋鸿遇等都差不多，所以名义上虽然好像是张之江代理冯玉祥，实际上则是集体领导。同时张之江对鹿钟麟和李鸣钟并不能指挥。 

据说张之江是主张冯系军队撤出北京专力西北，以避免四面楚歌，腹背受敌。在当时冯系的形势，这是很合理的，因为冯的老巢是在西北，如果国民军全部主力撤到察哈尔和绥远去，而把北京交给段祺瑞，就躲开了众矢之的，让其他各路诸侯来抢北京，促成奉张、直吴等短兵相接，相互牵制，这样就减少了国民军所受的正面和侧面的压力，然而鹿钟麟在北京有权有势，当然不想离开北京，不离开北京，国民军就等于置身于鼎火沸汤之中，不仅是四面受敌，而且是兵力分散。 

谢选骏指出：冯玉祥谋杀徐树铮，然后通电下野……可惜不可惜。

【二三三、唐生智迫走赵恒惕】

当北中国风云变幻的时候，安定了三年的湖南也发生了政变。湖南在民国初年经历了汤芗铭和张敬尧两度暴虐的统治，直到民国12年赵恒惕主政后，才算是安定下来。此后两年，湖南倡行省宪，不介入南北之争，理首建设，蔚然可观。赵恒惕主湘期间，湘军编成了四个师，第一师师长贺耀祖，第二师师长刘铡，第三师师长叶开鑫，第四师师长唐生智。叶开鑫部驻沅陵，兼湘西善后督办，唐生智部驻衡阳，兼湘南善后督办。唐生智这时才28岁，留了两撇仁丹胡须，他的父亲唐承绪则任赵恒惕的实业司司长。 

湘省西南边区有一商埠，名叫洪江，是鸦片和油类木材出口的咽喉，设有大小关卡，税收为数甚巨，凡驻扎洪江的部队一向被人视为肥缺。赵恒惕派叶开鑫部驻防洪江，遂使唐生智心存不满，不过赵为了公平起见，令叶按月补助若干经费予唐，因此唐遂容忍未发。 

14年冬，唐生智想把湘南地方团队扩充成旅，乃请叶增加补助费额，被叶开鑫拒绝，于是唐恼羞成怒，向赵恒惕提出要求，要和叶换防洪江。赵对于叶、唐两人并无轩轾，初以为自己的德望可以服人，却不料唐为人年青气盛，桀骜不逊，根本不把赵省长放在眼中。赵渐感事态严重，但仍认为唐生智父亲唐承绪位居实业司长，尚在省城，唐投鼠忌器，似不至挟兵叛变。唐承绪亦感儿子蛮不讲理，乃向赵引咎请辞实业司长。赵一面慰留唐承绪，一面派唐生智的同学唐希汴旅长赴衡阳从事疏导，并敦促唐到长沙出席军事会议。 

当唐希汴尚未启程前，有一个郴州人首斌曾自告奋勇愿偕唐希汴同赴衡阳，首斌是唐生智在保定军官学校的老师，曾任湖南水上警察所长，在任两年，违法贫污，被控撤职，在长沙作寓公，娶了陈姓一对姊妹花为妾。此次想借唐生智事件从中取利，赵恒惕对首斌为人甚鄙弃，故拒绝其要求。 

唐希汴到衡阳后，对唐生智晓以利害，竟然说动了唐，答应赴长沙一行。唐希汴返长沙复命，大家咸庆幸化干戈为玉帛，可是首斌却暗派专人送给唐生智一封信，劝阻其勿晋省，且谓晋省必有性命之忧。唐接到首斌密函，乃中止赴省，长沙、衡阳之间，于是人心皇皇。 

赵曾有函给唐生智，劝其悬崖勒马，并云彼此多年袍泽，患难与共，且令尊尚在我处任职，于情于理，你不应叛我。怎知唐生智却翻了脸，他给赵复函说：“我父即为你父，如因我行动而杀我父，请分我一杯肉羹。”唐生智深知赵恒惕是一位长者，所以用此话来激赵，果然赵宅心忠厚，对唐父始终宽待。 

唐生智既然翻脸，集中军队迫向长沙，赵恒惕认为难以理喻，若举兵相抗，必致地方糜烂，使数年心血毁于一旦，乃决心退位远引。 

15年2月28日，赵恒惕在老督军署门首张贴布告，宣告辞职： 

一、实业司长唐承绪辞职照准。 

二、内务司长吴景鸿辞职照准。 

三、军务司长李右文辞职照准。 

四、调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唐生智为内务司长，兼军务司长。 

五、本省长近因健康欠佳，赴沪医治，依照省宪规定，所遗省长职务，着由内务司长唐生智代理。 

这项布告的形式，极像现代公文的体裁，可在当时尚为创格。 

湖南省宪改厅为司，内务司是省政府中的首席司，也就是今天的民政厅。由于让唐生智代理省长，他的父亲自然不能在儿子下面做实业司长，所以先准唐承绪辞职。 

赵恒惕的湖南省长是由湖南省议会票选的，依照省宪法，省长任期要到15年10月届满，倘省长任期未满而不能行使职权时，则由内务司长代理至省长改选之日。 

唐生智在衡阳获知赵恒惕让他代理省长，遂立即率领湘军第四师的主力部队，乘坐他自置的24条汽艇，浩浩荡荡开赴长沙履新。他就任代理湖南省长时才31岁，真可算少年得意了。 

唐就职后的第一张布告只有16个字—— 

“惕公倦勤，委政于智；攀留不及，推诿不能。” 

唐入长沙，赵已离去，所以有“攀留不及”之句。 

唐另有就职通电云： 

“赵省长倦勤，迭电攀留，难移高节，用忘谫陋，出任艰巨。环湘邻省，皆务亲善，保境安民，绝不穷兵，集中精力，专图内治。” 

吴佩孚在武汉得到湘变消息，跺着脚说：“这些都是省宪闹坏了的。”吴和赵是患难知交，湖南是吴发迹之地，但湖南省治的主张则是吴所反对的，所以吴有这句话。 

吴穷无所归时，赵迎他入湘，殷勤款待，现在赵也弃湘飘游，吴正是报恩之时，他派人守候江干，想邀赵登岸一商，他有足够的力量可以助赵回湘。 

然而赵恒惕却不是这么想，他为了避免同室操戈才飘然远去，如果再借北兵回湘，岂不是与初愿相违。同时吴赵虽是好友，但政治见解却不相同，吴反对省宪，吴赵私交自私交，政见不尽相同，自不能向吴乞援。因此，赵轻车简从，悄悄过汉，换乘江轮赴上海。 

吴佩孚最痛恨犯上作乱的人，尤其是冯玉祥倒戈，直系一败涂地以后（其实他衡阳撤兵也可以说是倒段祺瑞）。 

当时吴佩孚下面有两派：一派主张联唐，承认唐生智的既成事实；一派则主张报赵恒惕大德，助赵驱唐。联唐的，以吴的参谋长蒋方震和重要幕僚唐恩溥为首。蒋方震和唐生智有师生之谊，唐生智是保定军官学校第一期学生，蒋方震是校长，唐对蒋极为尊敬。驱唐的一派则以葛豪、符定一为主。 

唐恩溥事后回忆这一幕说： 

“子玉本无成见，从利害的观点，已接受百里（蒋方震）之建议。故特派百里与余同赴湘垣，与孟潇（唐生智）面洽。并由余携有拥吴通电稿回汉翌日待发。既有成议，而败于子玉左右之拥赵派，遽谓余同意请下动员令，以叶开鑫为讨逆联军总司令，吴部遥为声援，联合攻湘。至是而全局大变。” 

陈孝威之《若定卢随笔》亦记其事云： 

“湖南师长唐生智自逼走赵恒惕，即解除赵系师旅长兵柄，并派兵追击叶开鑫部。开鑫因遣湘人易敦白、符定一、葛豪等求救于吴佩孚。吴自往岁驻兵衡镇以来（自认湖南为第二故所），好问湘政。幕僚长蒋方震，为唐生智之恩师。机要处处长唐恩溥，素持大体，正视事实，力主以生智督湘，屏藩湖北，佩孚甚以为然。惟易敦白、符定一、葛豪等每日环伺佩孚，乘间进言曰：‘生智为恒惕所一手培植，今竟逼走恒惕，无异犯上作乱。大帅因而授之以湘政，是与鼓励犯上作乱何异！天下后世，将谓大帅何！且蒋百里（方震）唐天如（恩溥）非湖南人，安知湖南事，所言未必适时适切，不如援助叶开鑫回湘，较为两抑而两平。’佩孚为卫道者，甚为悦耳，但犹豫未决，嘱与恩溥详商，再行核办，然意已动矣。易敦白等复拟妥动员计划，托词为唐恩溥所手拟。吴以为已得恩溥同意，遂判行而下动员令。迨翌日恩溥至总部，始知有人假托，谬称为其所拟稿，但并无拟稿人签名盖章，而佩孚竟轻率判行，后果将难问，愤而辞职，东下赴沪，示决绝意。佩孚挽不获。一子之差，全局瓦解。知其事者，迄今无不惋惜。” 

15年3月25日，唐生智在长沙召集军事会议，叶开鑫称病不出席。第二师师长刘铡，旅长唐希汴，秘书长萧汝霖，第三师参谋长张雄舆，旅长刘重威等均被捕。 

叶开鑫这时驻军岳州，唐生智集结兵力向岳州前进，叶自感势难与抗，乃退入鄂境。吴佩孚以湘局发生变化，令卢金山、刘佐龙、宋大霈等严加防范，派江贞舰进泊岳州，唐派欧阳任赴汉口疏通，请以岳州为缓冲地带。 

吴接见欧阳任时，提笔写了一个“北”字，大声说：我原本向北进兵。接着又写了一个“南”字，并且画了箭头指向南，扬声说：“现在要移师南向了。你回去告诉孟潇，马上退出长沙，一切还好商量。”欧阳任唯唯而退，还报唐生智、唐初生之犊不畏虎，他宁愿以卵击石，对抗吴佩孚。他是个不知名的师长，和吴佩孚一战，他就名列群雄了。 

他对吴佩孚的代表说：“湖南不是作战的好战场，湖南伢子也不是好惹的。吴大帅是名震全国的人物，我只是一个区区微不足道的师长，吴军有十万八万，我只有步枪二万五千支，吴进兵分中路、左翼、右翼，我的兵力只够集中一路，吴有海军大炮，我什么也没有。吴军攻进长沙，我就从另外的路杀到武汉和他换防。吴佩孚打倒唐生智，胜之不足为大帅之荣，我如打倒了吴，就是我一举成名的好机会。吴大帅要给我造机会，我是求之不得的。”一边说一边掏出了手枪，兴奋地说：“我不住租界和吴大帅一样，倘不幸我失败了，就用这个解决自己。” 

湖南是南北必争之地，也是谁碰了谁就会吃亏的地方。袁世凯没有解决湖南，段祺瑞还栽在湖南问题上，吴二次出山只是一个纸老虎，对湖南的新生之虎竟吓不倒。 

吴以善战驰名，其实并不善战，尤其不懂政治战，因此顾前而不顾后，顾左而不顾右，二次直奉之战失败即在于此，现在他又旧病复发，他既要北上讨冯，又要南下驱唐，正犯了南北两面作战的大忌。 

吴的军师张其锽劝吴放弃过问湘事，湘事让湘人自了。唐生智的势力不可侮，纵然打下了长沙，打下了衡阳，湘省局部问题将演为南北问题。 

吴不听张的建议，他过去曾一而再得意于湖南，尤以湘鄂之役以最廉价而得最高收获，他忽略了自己这次东山再起，已无可战之将、可用之兵，同时他对唐生智的实力也估计错误，更对南北局势的预测，完全背道而驰。 

他对唐施压力，迫唐投向广州的革命阵营，广州的新生力量，吴竟浑然不知，这是他最大失败之处。 

谢选骏指出：唐生智迫走赵恒惕，投向广州的革命阵营，南京大屠杀时他阵前退缩，令大量留守人员因欠缺指挥而死亡，1949年这个唐畜生参加“湖南和平起义”，中囶成立后他在湖南军、政机构任职到湖南省副省长等。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受到冲击，据其子回忆，在文革中他因拒不参与揭发曾经的老部下贺龙而受到关押。1970年4月6日，在长沙因肠癌复发病逝，可惜不可惜。

【二三四、从许阁到贾阁】

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在成立时曾宣布是一个过渡性组织，只是为了召集善后会议和国民会议。因此临时政府在法律上既没有地位，在时间上也到了寿终正寝之日。所以不待奉张和冯系的均势破坏，临时政府的改组已有需要了。到了“奉变”发生，北京的政治发言权，由张、冯而转为冯玉祥一人，冯一方面表示拥护段，另一方面却逮捕了段的智囊曾毓隽和姚震。段祺瑞的临时执政政府，便愈有“不可终日”的样子。另一方面，由于现政府的非改组不可，对于后继政府的问题，各方也意见纷歧，争议难决。当时各派意见约为： 

一、黎元洪复职补足他未完的八十三天任期，在这八十三天内筹备后继政府的组织——这是旧国会护法派的主张。武汉方面似乎对此很有兴趣。郭松龄方面因饶汉祥的关系，也可能相对的赞成，但冯玉祥极反对，多数不能实现。 

二、改行委员制。是国民党及冯玉祥左右一部分人的主张，十一月底的国民革命示威运动，就倡设立国民政府委员会，后因冯使人征求外交团意见，他们表示如中国行委员制，他们即各下旗回国，所以作罢。 

三、恢复去年的摄政内阁。这一说与冯玉祥方面及武汉方面都有渊源，不过冯所主张的是完全恢复去年黄郛的摄政内阁，武汉方面却主张段下野后以颜惠庆组阁摄政。 

四、维持段祺瑞个人，在现在的临时执政政府下增设负责的内阁。因为冯玉祥不欲骤然去段以自当政治之冲，所以退一步仅去段氏左右接近奉系的安福派，而留住段氏，加设内阁，以便借段氏的发号施令，行使自己的发言权。许世英的组阁运动，就是显著的证明。 

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在风雨飘摇的时候，他加速修正临时政府制，增设国务院，恢复设置国务总理。段之所以出此，是为了给自己留退步，因为一旦他打算引退，必须有一个摄政的内阁作为过渡。 

14年12月26日，段下令修正临时执政府制，增设国务院，令云： 

“去年临时政府成立，本执政以不忍人之心，处不可为之势，勉徇众议，出任维持，冀本良心之主张，为彻底之改革，曾于马电陈述梗概，复经善后会议，询谋佥同。既与国人虑始于前，方期共同负责于后，乃一载以还，用人行政，未符本怀，和平统一，终难实现。中夜彷徨，惄焉如捣，惟有修正临时政府制，增设国务院，以专责成。嗣后凡百设施，以及改革建设诸大政，均由国务会议，审量全国之趋向，博稽人民之公意，迅速筹议，共策进行。但求救国有方，共和永固，本执政决不稍持成见也。 

第一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执政总揽政务，发布命令，统率陆海军。 

第二条临时执政对于外国为中华民国之代表。 

第三条临时政府由国务院赞襄临时执政，决定政府，处理国务。 

第四条左列各员均为国务员： 

一、国务总理。 

二、各部总长。 

第五条国务会议由国务员组织之，以国务总理为主席。 

第六条临时政府设国务院及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司法、教育、农商、交通各部。 

临时政府之命令及凡关系国务之文书，由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全体或分别副署。 

第七条本制自公布日施行，俟正式政府成立废止之。” 

同日，段祺瑞下令，以许世英为国务总理，王正廷为外交总长，于右任为内务总长，陈锦涛为财政总长，贾德耀为陆军总长，杜锡珪为海军总长，寇遐为农商总长，马君武为司法总长，易培基为教育总长，龚心湛为交通总长。 

段祺瑞发表许世英组阁，是为了留段自己下台的地步，可是许世英就任国务总理后，由于许多阁员不肯就职，所以政局仍呈扑朔迷离的局面。15年1月2日晚，许世英在其寓邸宴请各阁员，内务总长于右任坚决请辞，意外的是司法总长马君武则宣布就职。 

5日晚，许世英宴段良骏、张树元等商量段祺瑞的退职通电。6日晚段祺瑞在自己的官邸召集会议，商量下野事，许世英称外交总长王正廷、教育总长易培基表示非见到段祺瑞批签下野的电报后，不肯就职。段听了很气忿，就对许说：把下野电拿来我看。事实上他根本没有看，从许手中拿的底稿，在上面签一个“阅”字，表示已经批了。这通下野电云： 

“祺瑞勉执国政，荏苒一年，事愿俱违，心力交瘁。每念四野之疮痍，益增五中之悱恻。继之时变叵测，善后维艰，应即尊重迭次宣言，还我初服。政权交国务院负责执行，自十六日起即不视事。所愿各省长官，本悲悯之怀，懔佳兵之戒，多难所以兴邦，成功不必自我。” 

7日许阁除了外长王正廷、内长于右任外，均已就职。许阁乃召开第一次阁会，财长陈锦涛、陆长贾德耀、海长杜锡珪、司长马君武、农长寇遐、教长易培基、交长龚心湛均出席。 

当天晚上段祺瑞的亲信王揖唐、陈宦、汤漪、龚心湛等认为冯玉祥既已下野，张作霖亦传说有下野意，吴佩孚、孙传芳则通电主张结束军事，张之江等又通电拥段，局势又趋缓和，段自无下野的必要。所以由段批阅字的下野电本已交电务处待发，临时又追回。可是通电虽已追回，8日各报都将这通电报披露，段因此大为不快。 

许世英获知段祺瑞变了卦，乃赶赴执政府，劝段仍发下野电以免引起阁潮，汤漪指着许世英骂：“你为什么迫执政限期下野？”许无言以对。8日下午4时执政府召开特别会议，许乃声称辞职，拂袖而去，即晚移住德国医院。他到德国医院后，鹿钟麟派人到医院又把许接了回来，而段的左右则表示通电可发，但不提下野事，遂由汤漪把前电加以修改，从中段起改为： 

“际兹时变，善后维艰，前者修改临时政府制，增置中枢，谋庶政之公开，补阙失于既往，但期利国，宁有成心，所望各建谠言，迅定国是，即释重负，俾践前言。” 

段的左右要龚心湛去找许世英，劝他仍出席阁会。因此，9日的阁议许仍出席，提出段修改的通电，决议照修改电拍发。于是16省区代表由刘汝贤领衔发出通电，略谓：执政表示下野，奉谕原拟16日起不视事，嗣因各方责勉，国家重器付托之方，当听各方公决。若遽摆脱，引起事变，咎仍难逃，勉各省区军民长官速筹办法，俾卸仔肩等因，请诸师速筹大计以定国是云云。 

在段祺瑞酝酿下台时，谁为段继，是一个大问题，正在这个时候，吴佩孚通电主张收束军队，尊重法律。吴的这个通电好像是一个政治测量气球，意在易“讨贼”大旗为“尊重法统”的标帜，吴且表示不是拥曹，以免除各方认为直系要独占中央的疑虑。就吴本人来说，他一直不赞成曹锟轻率地登上总统位子，贿选一事使吴最为痛心，然而吴是个有旧道德的军人，他不能明白地反对。今天他东山再起，如果先拥曹，事实上一定得不到各方的支持，所以吴不谈曹锟复职而谈尊重法统。 

当时的混乱局势中，尊重法统是一个最高明的号召，所以吴的“世电”发表后，各方复电纷至沓来，吴的地位为之大增，至少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大为提高。 

于是恢复摄阁，承认曹锟辞职，恢复国会，修改宪法，组织合法政府之说，蜂起一时，暗与吴佩孚的主张相符。一时各方视线又集中于武汉，与留汉之国会议员。 

汉口之国会议员乘此时机发表宣言，对时局主张四项：（一）恢复13年摄政内阁。（二）恢复旧国会，改选大总统。（三）改选众议院。（四）修正宪法。 

各方对这个问题，都表示了意见，不过各有主张。张绍曾在天津有电尊重法统；唐绍仪在上海也通电主张恢复法统。萧耀南答复孙岳、孙传芳电谓军事略定，即需制宪，并有亟应制宪的八大理由，主张制宪刻不容缓。这个主张是制宪，与护宪大不相同。章炳麟则表示反对护宪而主张护法，由黎元洪复位，改选众议院。 

综合当时情势，恢复法统之说略占优势，但有两派： 

（一）护宪派：承认曹锟时代宪法，恢复旧国会，准许曹锟辞职，另选总统，恢复摄政内阁，由颜惠庆或黄郛担任。 

（二）护法派：恢复约法及旧国会，由黎元洪补满任期。 

在冯系的国民军中，对此意见也分歧： 

国民一军主张仍由段祺瑞、许世英暂维现状。 

国民二军主张段祺瑞下野，对时局的善后，主张根据孙中山宣言，召集国民会议，解决国是。 

上海方面则有各省代表集议，或主张拥护黎元洪，亦有主张拥护唐绍仪。 

武汉成为商讨国是的重心，张作霖派张景惠到汉与吴会商，吴又派参赞葛应龙到南京晤孙传芳，孙则派杨文恺到武汉。 

政治局势混沌而纷歧，财政方面更是糟得不得了。许世英摄阁未成，组府后为了财政焦头烂额。 

无论是护法或是护宪，尽管政客们吵得很凶，可是问题在于实力，没有力量什么都是高调，就是高坐北京执政府的段祺瑞，他的命运也决定于实力人物对他的支持。段的可悲之处，是他已成一个毫无力量的人，安福系臭名洋溢，众目所瞩，自然不能死灰复燃，徐树铮又被杀于廊房，段自己的力量现在是完全谈不上了。正因为群雄逐鹿，根本不把段放在眼睛中，所以才有法统和扩宪的呼声。 

这时，在天津的张绍曾是最积极的。天津张宅冠盖云集，孙洪伊、谷钟秀、王家襄等均主张恢复法统，由在津议员先签字，继而派人入京拉扰各派议员加入，推张绍曾访黎元洪，表达拥护之忱。张表示已获得各方实力派的同意。国民军告诉张说：如果黎元洪不入京掌握实权，即可相商。张绍曾对冯玉祥有过照顾之恩，所以张、冯之间有讲话的余地。而张又和吴佩孚是亲家，传说吴也有电请张出山，所以张组阁的声浪极高。 

黎元洪亦在天津私邸宴请议员，黎宅门前久已冷落，现在又趋热闹。 

黎、张会面，未得具体的决定，可是张绍曾则已采取行动，指定地点，招待到津议员，拟在天津开会后，发表通电促段下野，请黎复任，恢复张绍曾内阁。如黎不肯复位即由张摄政，国会移京，修改宪法，选举总统。由于直督孙岳有取缔津派议员开会说，故张的组阁亦不顺利。 

天津在密锣紧鼓，北京则欲罢不能。许世英本是过渡内阁，有人说他的内阁的过年（农历年）内阁，因其只是张罗年关如何度过。当时许世英所奔走的是发行库券，决先发600百万，过年后再发行200万。债券的折扣是八二，扣息两年，实收六六。事实上过年前财政库券仅销500万，票面实得330万，另300万以四折由中法储蓄会出面，押借得120万，两笔实共得450万，入不敷出。许世英于15年2月10日左右匿迹东交民巷，16日上辞呈，段祺瑞令给假六天，由贾德耀代理阁揆，严璩代理财长，可是严璩已秘密赴天津，财政部各司司长又纷纷辞职，财政困难，主管的人又都弃职出走，政府已呈真空状态。至2月16日贾德耀请辞本兼各职，许世英则于18日递第二次辞呈，国民系敦促贾德耀代理阁揆，贾遂于20日就代揆，就职后通过了讨吴（佩孚）恤萧（耀南病逝），查办鲁张，任命鄂督、鄂省长及鲁督、鲁省长等令。这些当然是国民军的主张。 

21日段祺瑞拒绝下达关于鲁督和省长易人之令，贾德耀受国民军方面诘问难以作答，遂于22日晚再辞代揆，段退还贾的辞呈，请贾再代十天，同时下令慰留许世英，但许于23日、28日连上两次辞呈。 

15年3月3日，许世英内阁提出总辞，段祺瑞在执政府召开国是会议，决定：（一）准许世英内阁总辞职，（二）特命贾德耀署理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 

贾德耀受命后即着手安排组阁事项，4日下午决定了全体阁员名单： 

国务总理贾德耀 

外务总长颜惠庆 

内务总长屈映光 

财政总长贺德霖 

陆军总长贾德耀（兼） 

海军总长杜锡珪 

农商总长杨文恺 

司法总长卢信 

教育总长马君武 

交通总长龚心湛 

国务院秘书长邓汉祥 

3月5日贾德耀在私邸邀集阁员聚餐，共商政见。6日财长、内长、交长均就职，外长颜惠庆不允就职，农商总长杨文恺是孙传芳的总参议，亦不愿就职，教育总长马君武则因教育经费无着，颇消极。司法总长卢信9日就职。 

颜惠庆于8日致书段祺瑞，谓战事相循，影响邦交，外交一职，无论何人，折冲无述，况关税会议正与各国商定税率及整理外债，争议多端不易就绪，幸身非外长，尚有回旋余地，如或兼充，恐多阻难，请准辞职云云。 

9日阁议准外长颜惠庆辞职，暂以次长曾宗鉴代部。农长暂不派员代部。 

谢选骏指出：人说“段祺瑞的临时执政府，在成立时曾宣布是一个过渡性组织，只是为了召集善后会议和国民会议。”——我看整个中华民国政府，就是一连串的临时政府（中囻）；正如后来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是一连串的临时政府（中囶）。

【二三五、奉军入关击冯】

15年元旦，张作霖宣布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兼军备总统官，吴俊升和张作相为副司令。吴俊升反对奉军入关，请辞副司令，经不起张的慰留而打消。 

奉系另一位重要人物奉天省长王永江也反对奉军入关，15年1月5日函张辞省长职，劝张老将休养生息，从事开发实业。语气极为坚决，张对王永江素极重视，可是张要入关的决心不可动摇，而王的去意也极坚定。于是张派人告诉王，不妨在原籍养病，接受其辞省长职，并电召刘尚清赴奉，打算以刘继王任省长。 

王永江是东北大连人，民国初年东北一位重要的人物。张作霖还没有得势时，赵尔巽就很赏识王，张作霖为此对赵表示不满。可是当张做了关外王以后，不仅重用王永江，且倚为左右手，其权势和杨宇霆不相上下。为了王永江，汤玉麟和张作霖反目了一段时期，张作霖和汤玉麟是患难弟兄，如果不是特别倚重王永江，就不会牺牲了汤玉麟。 

王永江在东北贡献很大，最显著的是： 

（一）在他手上培植了大批东北人才，他每一县选一名学生，公费送到国外研读农、理、工科。这些学生后来回国都在中央或地方担任重要的职务。 

（二）创办了东北大学，培育东北青年。 

（三）创办奉天纺织厂，每一县都是纺织厂的股东，成为东北的大企业，有纺织二十余万绽。 

（四）修建一条和南满铁路平行的沈阳至海青铁路，因为南满铁路是在日本人手中所控制，所以这条省建的平行铁路对东北人来说，就特别重要。 

王永江认为奉军数度入关，毫无所得，除了给关内人极大反感而外，只增加了奉系军人的野心。郭松龄事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能埋首在关外从事建设，以东三省的富厚资源，定可以为全国的翘楚。 

可是张作霖多次入关后，他已不以“关外王”为满足，他的野心已经引诱他对关内有更多的兴趣，所以现在劝阻他不要入关，他是听不进去的。 

当郭松龄未兵变前，奉张对冯玉祥就决心一战。他的部署是：李景林移防保大，拒国民军二三军北上；姜登选驻沧州，张学良驻天津，郭松龄驻滦州，防国民军由落岱趋天津，断津浦连络，陷山东于孤立之地；同时并命张作相进兵热河，援助阚朝玺以遏国民一军出承德，至于张宗昌在山东则以临城为第一防线，兖州为第二防线，济南为第三防线，专备国民军第二军之进攻，总兵力达10万以上。 

郭松龄兵变后，奉张即将军队尽可能调赴关外。在天津和沧州的战事则由直鲁联军负责，热河仍以阚朝玺守备。 

郭松龄失败时，郭部在关外的，悉数由张氏父子收编，张老将不咎既往，因此漫天烽火归于平息，郭部中只有魏益三部队宣称仍继续反奉。 

魏益三不是东北人，却是张学良的爱将，郭松龄倒戈时，命魏率先遣军突袭沈阳，就是利用他不是东北人，可以狠下心冲锋。不料魏部在山海关受阻，于是郭又派魏为殿后，以阻挡李景林的兵力。郭失败后，魏益三宣称他的部队改为国民军第四军，等于正式投入冯玉祥系。 

张学良组织讨郭军时，曾把魏益三的儿子放回关内，并带亲笔函给魏，希望魏在郭军之后放一把火，怎知魏益三根本不理，反而投向冯军。 

张学良击溃郭松龄叛军后，奉张即令张学良继续率军前进，魏益三本受张学良之赏识，魏随郭叛变后，竟投效冯军，张颇为痛心。张率军开抵山海关后，与魏部鏖战，魏部不支，张遂于15年元月19日夺回山海关，魏益三退昌黎。国民一军令唐之道、门致中援魏，以鹿钟麟为前敌总指挥，郑金声、佟麟阁亦开赴滦州。 

热河方面，热河都统阚朝玺在郭松龄起事时本有意投郭，提出三个条件：（一）张老将下野，（二）张作相仍主吉。（三）事成后阚主黑龙江。郭不答应阚主黑龙江，阚遂助奉反郭。14年11月末国民军乘郭松龄回师，以国民一军第十一师宋哲元攻承德，阚朝玺退回奉天，国民军于11月30日占热河，15年1月张学良率师反攻时，以于勋攻朝阳进窥承德，奉军汤玉麟部击败国民军，宋哲元走多伦。 

张作霖在15年3月22日曾有致国民军张之江一电，叙及热河、直隶问题，电云： 

“张家口张督办鉴：查执河、直隶皆系焕章以诈力侵袭所得，前因来电愿以热河无条件交还，以为我兄悔祸热忱，与焕章从前背信启衅之举动迥不相同，是以特命郭仙桥到张商洽。顷敝处复电，曾明白声明，决不作欺人之语，较之一面与人订约，一面使邓宝珊袭取保定之举动，邪正为何如。况直热皆我军辖境，我兄既欲重修旧好，自应以恢复旧有状况为前提，对于执事个人，素极尊重，谋和一出至诚，惟焕章一生做人，专喜走暧昧一路，以致全国鄙弃，深望我兄勿再效法。总之谋和宜恢复未战以前之感情，不宜据失和以后之权利。譬如我军今日如侵入张绥辖境，即弃好寻仇，如以恢复我军辖境即指为武力胁迫，未免不恕矣。和战两途皆惟我兄自决之。张作霖叩。” 

奉军入关内时发生了一段外交纠纷，是和中东铁路当局。由于中东铁路当局拒绝替奉军运兵，要奉方运费付现款，奉方则将中东铁路局俄籍局长伊诺万夫扣留。 

15年1月20日苏俄大使加拉罕为中东路事向张作霖提出抗议，1月23日，俄大使加拉罕再致张作霖电： 

“奉天张雨亭大帅钧鉴：本月二十日本大使致电阁下，内容述及关于中东路发生之严重情形，请设法制止张焕相与军事当局破坏中俄协定，并指明冲突之故实，因中国当局不愿注意既定条约。未悉阁下已根据本大使之电采取若何办法？但总交涉署长高清和业与总领事加拉柯维斯基进行交涉，并将解决办法大致议妥。总交涉署长已声明，若为条约所指定，中国方面承认运兵应纳运费，且准备按旧章应用特别运兵单。张焕相取消其所发命令，中止干预路务，中东路同时恢复交通。本大使于接到总领事此项关于交涉情形之报告后，即发电答复，内称可依所述原则，彼此商定。惟须附带一项，即敝方并不坚持在一定日期交纳运费。并已准备允许由依据将来条约所规定之中东路方面红利项下结算。以后总交涉署长与总领事交涉情形如何？本大使尚未得知。但中东路局长因张焕相下令拘捕而被逮，并有铁路职员数人被捕之事。张焕相复设法占据全路，且拟恢复奉俄协定成立后被驱逐白党之权限，本大使均已知之。关于中东路目前此种情形，本大使甚望阁下及时注意，以免失之过晚。故最后请阁下立刻实行下列各项：（一）释放局长伊万诺夫及铁路职员。（二）立刻制止军事当局干预铁路寻常交通状况。（三）规定运兵必须纳费，此项运费由将来中东路中国赢利项下核算。又本大使接到敝国外交委员长翟趣林致中国政府电一通，兹亦附上。本大使希望阁下考量所负重责，勿拒绝敝国和平了结之努力。且望阁下并不愿负此种以两国国民同一重大之责任。敝国政府嘱本大使转达于阁下，并候阁下答复，顺颂日祉。加拉罕。二十三日。” 

中东路事件，张作霖免了张焕相的职务，以丁超继任中东路护路司令。俄驻华大使加拉罕认为张作霖没有把张焕相的本兼各职免去，所以表示不满。 

奉军入关后，段祺瑞于15年1月21日电张作霖，电云： 

“东省军队复入榆关，哀我孑遗，曷胜心恻。夙共忧患，奚忍不言。上年苏皖之役，孙督办（指孙传芳）本以东北军出关为号召，乃杨、姜方领兵于前，张、李复合师于后，驯至变从中作，衅结近畿。彼时吾弟通电陈词，只求整理内部，故汉口（指吴佩孚）有结束军事之表示，张垣（指冯玉祥）有引避下野之恳求，即苏浙全军亦且到徐中止。方幸天心悔祸，浩劫可回。不图疆场之间，烽烟又动。须知加遗一矢，本无不解之仇；论定千秋，难免无名之议。况东三省地关重要，实系全球，设有动摇，牵及世界。吾弟多年绥辑，久费经营，丘墓保存，苗裔所托，岂忍甘心孤注，悉供内争，振臂屡呼，不虞外患。切望蠲除积忿，各释前嫌，宏阋墙御侮之模，懔佳兵不祥之戒。所有西上师旅，即日撤退出关，各不相侵，共谋康济。英雄作事，当光明磊落，不可徒争一旦，贻祸百年，能发能收，希速电复。段祺瑞。马。” 

奉军入关，海军也频频在大沽口外出现，于是国民军也在大沽口港外布炮备防。 

正当奉军大举入关之际，张作霖代表郭瀛洲、马炳南于元月6日抵京，国民军重要将领李鸣钟亲赴车站欢迎，第二天且设宴为郭、马洗尘，由国民军一、二、三军要人作陪，交换国奉两军协和意见。郭瀛洲于饭后用执政府密电码报告张作霖，请先停战，然后协商议和条件。当晚郭且赴张家口晤张之江，第三天返京，即偕国民军代表张树声出京，准备返奉天见张作霖。奉张答应暂缓进兵以待国民军的和谈代表，可是鹿钟麟自前线电李鸣钟，认为国奉二军和议，须奉方先退兵，且反对立即谈和。这一来，国民军和奉军和议即流产。 

奉军这次入关；专以国民军为敌，所以目标一面是滦州，一面是热河。关内奉军防线由秦皇岛至北戴河，由海阳至抚宁，由昌黎至安山，大本营设于锦州。 

2月2日张学良由榆关进抵秦皇岛视察，并分配作战任务。张学良任第一路，由昌黎攻滦州；韩麟春为第二路，由抚宁攻卢龙。此外万福麟一军进占冷口，进攻永平，汤玉麟部攻朝阳。原属奉军的魏益三部自从投靠冯玉祥被编为国民军第五军后，本来驻守滦州，因张学良入关，魏益三所部顿呈不稳，国民军乃将魏部调至保定。 

国民军防奉的部署，滦榆方面：一军韩复渠第一师，佟麟阁第十一师在古冶镇向滦州。郑金声第三师及刘汝明第十师抵榛子镇沙河驿，孙连仲骑兵第二师在卢龙。热河方面：张永荣师在锦州。刘山胜师出朝阳。宋哲元师出冰口喜峰口，牵制奉军后路。张之江并以郑金声为京奉防务总司令，唐之道为副。 

3月20日滦州失守，国民军南北两路均退。 

直鲁联军攻入天津后，李景林自己不好意思回任直鲁，乃以褚玉璞为军务督办，李爽垲为省长。 

国民军以韩复渠守廊房，石友三守高碑店，郑金声守顺义，以卫守京师，各路国民军均纷纷后撤。 

3月30日奉军和直鲁联军分三路攻京师，中路李景林攻通州，左路张宗昌攻黄村，右路张学良攻顺义。 

4月2日起，奉军出动飞机轰炸北京，当时的炸弹比起今日的，相差天壤，损害也极轻微，可是这已够吓破了北京城内人民的胆了，因此京城人心皇皇，有钱人纷纷走避。 

北京被炸后，在北京的北洋父老，由王士珍领衔，要求奉直诸将领停止轰炸。兹将往来各电抄后： 

王士珍等致天津调人电： 

“天津鲍廷九（贵卿）总长，并转卢嘉帅、田韫帅同鉴：连日飞机来京，抛掷炸弹多枚，毁屋伤人，商民惶骇奔避，莫知死所。迭电向军事当局呼吁，迄未制止，似此举动，于军事并无裨益，徒扰闾阎，尤失人心，且致人诘责。诸公仁慈为怀，务速赐转交，力予制止。京师百万生灵，延颈待命。至军事问题目前难解决，只可先其所急，以救无辜之商民。专电拜托，伫候惠复。王士珍、孟锡铨、恽宝惠。支。” 

王士珍等致奉直各方电： 

“奉天张雨帅，汉口吴玉帅，天津张效帅、李芳帅、张汉卿总司令钧鉴：和平之报书不至，飞机之炸弹频来。飨国乎？飨民乎？国非诸帅之国乎？民非诸帅之民乎？于敌方何损乎？吾辈老朽悯无辜之就死，惧牵动于外交，每机翔舞之时，辄鹄立庭阶，情甘以己身拜受群赐，冀以赎人民之冤命，以杜邻邦之衅端，以醒诸帅好生之心。昨午团城之落弹，距老朽会议之纯一斋不过咫尺之高，在飞机凭高视下，不过一分秒耳。古云兵交使在其间可也，如何而后可？如何而必不可？总应有一表示。如一味用武，仍非敌方所能了解也。今者阖城汹涌，而敌方视之漠然，徒苦无辜，果何意耶？夫京师首都有千百万之生灵，有数十国之梯航，有千余年之建筑，有数千年之古物，专事破坏，即令权握于诸帅之手，而经此涂炭，生民怀切肤之痛，邻邦来赔索之苛，城市呈破碎之象，将来收拾补缀，煞费周章，究于诸帅何益之有！现状病在沉闷，病在隔阂，疏之通之，划然可解。不必惊天动地，未始不可天靖地宁。诸帅不求其易而求其难，果何意耶？兹再披沥直陈，请暂停飞炸，明示大旨所在，俾得稍效奔走传达之役，以释众惑。否则缄口而退，诸老朽皆静待偕亡而已。王士珍等。支。” 

奉军将领复北京各团体电： 

“北京公益联合会三十七团体钧鉴，江电奉悉。本军飞机到津，已经多日，然为尊重人道起见，并未施行轰炸。乃日来敌人盘踞京师，筹饷筹械，糜乱大局，日甚一日。彼方既出以敌人行动，我自应以敌人对彼，公理昭然，各有攸归。掬诚电复，诸希公察。张宗昌、李景林、张学良、韩麟春、褚玉璞。支。叩。” 

谢选骏指出：奉军入关击冯，可谓狗咬狗——不敢驱逐俄国熊、日本虎，就敢窝里斗。

【二三六、国民军退守北京】

早在郭松龄兵变前，民国14年11月，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兼河南督办岳维峻，即曾派李纪才为总指挥，率田维勤、陈文钊、王为蔚三师入鲁，驱逐奉军张宗昌。双方部队曾在泰山以西的山麓展开激战，奉军张宗昌虽然是杂牌军，可是战斗力极强，又有东北兵工厂制造的迫击炮，因此岳军伤亡颇重。在作战过程中，李纪才曾秘密派遣轻装部队由泰山东麓小径抄袭济南，这是一支奇袭部队，掩入了距济南的八里洼。张宗昌仓促间回师不及，唱了一幕空城计，由警察卫队抵御。 

由于李纪才部队没有后援，所以功败垂成。 

这时正是国民军第三军孙岳所部全力进攻天津的时候，所以天津的李景林便和山东的张宗昌组成了直鲁联军。 

郭松龄出师关外战败的时候，李景林则在天津败给了国民军，14年12月24日国民军进入天津，李景林退入日租界，25日乘日轮赴青岛。 

国民军占领天津后，冯系高级将领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邓宝珊、唐之道均集聚天津。冯玉祥派孙岳为直隶督办军务，邓宝珊帮办军务。天津由国民二三两军接防，国民一军大部回防西北，张之江回张家口，所部移驻京津线，李鸣钟回绥远，唐之道部驻津榆线，宋哲元部一师两旅交孙连仲率领追击李景林军，助国民二三军攻鲁。 

14年12月28日李景林由青岛抵济南，张宗昌即召集会议，一方面令鲁军由直省退守德州，一方面组织直鲁前方总司令部，推李景林为总司令。15年1月4日李景林赴德州督师，李景林在直隶境内的军队亦陆续退入山东。山东南北两面同时备战。 

张宗昌本主张南守北攻，后因冯玉祥下野，乃变计为北守南攻，编直鲁联军为十路：李景林任第一路，李爽恺为第二路，马瑞云为第三路，张宪为第四路，都是李景林的部队。张宗昌为第五路，褚玉璞为第六路，毕庶澄为第七路，方振武为第八路，许琨为第九路，程国瑞为第十路。 

直隶方面国民军则分为三路，邓宝珊在北路，徐永昌在西路，田为勤、李纪才、王为蔚在南路，全部由邓宝珊为总司令。 

就在这个时候，张宗昌促成了奉、吴联合。奉、吴联合对于国民军是一个大大的威胁，也减轻了张宗昌在鲁北和鲁南受到的压力。 

当15年1月下旬，张宗昌逐走了国民二军李纪才部队时，吴佩孚即令寇英杰率军北上攻豫，且通电责冯：“巧于遁饰，更肆毒谋，伏处平地泉密筹饷械。” 

吴坐镇查家墩司令部时，手下有兵的大将是陈嘉谟、靳云鹗、寇英杰。吴以陈留守武汉，后来继萧耀南为鄂督，派靳云鹗率军出山东，派寇英杰率军攻河南。河南是吴的大本营，吴总想回到洛阳，恢复当年虎视洛阳的声势。 

吴对豫用兵宣称系救豫乱，出师十旅，先发队为贾方兴、贺国光、孙建业、宋大霈、余荫森、陈德麟六旅。寇英杰为总司令。 

可是寇英杰力量薄弱，他于15年1月26日奉令开拔北上，在信阳遇上了陕军第二师蒋世杰的部队。蒋世杰是国民二军中一个怪人物，他骨瘦如柴，讲话不多，酷嗜鸦片烟，他的部队也和他们的师长一样，都是双枪将，一手持步枪，一手不离烟枪，信阳城外有大炮声怒吼如雷，蒋世杰横陈在烟榻上，呼云吐雾，指挥军士死守信阳。有时蒋世杰到战壕中，就和士官在壕沟中吹上几口，然后扣动机枪；有时枪弹落在烟枪旁边，蒋世杰从容不迫地要士兵搬动一个位置，真有“烟卧沙场君莫笑，古来争战几人回”的气概。 

岳维峻最怕吴佩孚回师河南，他于1月18日赴郑州会商豫陕防务。吴的进军是由光州、武胜关、紫荆关三路窥豫。 

信阳在蒋世杰的坚守下，使吴师不能北上，吴师既然不能越武胜关，吴再起后的声威和前途都受到了极大的阻碍。所以信阳之战成为吴再起后的试金石，吴日日望捷报而捷报不至，在查家墩暴跳如雷，几次想“御”驾亲征，都被部下阻止，于是他严限寇军三日攻下信阳，三日之后再限五日，五日之后再限七日，虽寇军向蒋军猛攻，蒋军则吸烟放枪，坚守如常。 

2月10日忽然传来信阳攻克的消息，使吴精神为之一振，神色也为之一旺，他据此通电各方告捷。可是第二天忽然证明捷报是假的，只因为寇被吴所迫，不得已乃发假捷报，事实上不仅信阳没有攻下，且受到蒋军的反攻，颇有损失。一个小小的信阳都攻不下，吴昔日的威风安在？ 

于是吴咬了牙齿叫靳云鹗率军由山东回师河南，夹击岳家军（岳维峻）。靳回师后果然身手不凡，2月28日靳部高汝桐攻入开封，3月2日克郑州，5日下洛阳，一路势如破竹，吴的声誉赖以挽回。 

虽然靳军捷报频传，岳维峻且有战死的消息（后来证明不确），然而蒋军仍然在战壕中呼一口烟，放一颗弹，信阳仍在蒋军手中。 

靳云鹗于3月2日晚赴郑州，岳军大部退彰德、卫辉、顺德一带，小部退郑西、荥阳。靳军西路由王维城率领占领洛阳，岳率残部向陕州溃退。北路靳军由王为蔚统率，5日晚占新乡，6日过卫辉，7日晨占彰德，北向直隶进迫，准备和直鲁联军会师保大。豫南岳军自明港、驻马店两役战败后，精锐丧失，郾城、许昌均无大战即告溃败。岳维峻恐惧受包围，弃郑州向巩县、虎牢一带溃退，残部三万余欲打通洛阳大道回陕，故寇军北上并无阻力，3月1日占许昌，二日晚入新郑。 

4日寇英杰抵郑州与靳云鹗会晤，决分路追岳军。 

岳维峻弃豫后，进攻信阳的寇军把这些消息射入城内，劝蒋世杰投降，蒋世杰认为是谣言，不予理会。这时攻信阳的部队是第八师第十五旅旅长刘玉春，刘冒着矢石指挥冲锋，刚刚冲上去，又被守军击了回来，刘深知困兽犹斗的道理，乃取三面包团，留下一面让守城部队逃走，而守军死守如故。刘急了，最后从汉口运来大炮数尊，炮弹像雨点一般打到城内，城内则鸦雀无声，毫无动静。 

到了3月10日，蒋世杰确实知道岳维峻已逃走，河南已落入靳军手中，才请信阳城内的外国传教士为担保人，与攻城军签订停战条约，准备开城手续，后因缴械问题各不相让，几演成巷战，直至14日，城内粮尽烟绝，才接受了缴械条件。 

寇军进入了满目荒凉、惨不忍睹的信阳城，清算一下城内居民死伤了一万余，饿毙者无数，积尸累累。守军共9000余人，缴枪6000余支，另有烟枪无数。 

3月15日宋大霈把蒋世杰解到汉口，并把蒋的军队解散。蒋做了阶下囚，一脸烟容，瘦骨嶙峋，大家都认为吴佩孚把蒋恨之入骨，一定要挖蒋的心肝才出得了吴大帅之气，怎知吴见到蒋世杰却笑脸相迎，待以上宾之礼，即夕设宴为蒋压惊，还翘着大拇指对蒋说：“了不起，你能坚守四十日，真不含糊，我佩服你。” 

吴这人的可爱处即在于此，他敬重好男儿、大丈夫。信阳守军缴械后，河南乃重入吴的怀抱，吴对河南有高度好感，他曾想以洛阳为中心，树立吴佩孚的天下，现在他几经苦战，虽然吃到不少的苦头，河南总算拿到手上了，他在查家墩司令部也恢复了雍容雅度。 

河南是不是吴东山再起后的基地呢？不幸他在处理河南的军政人事上又错了一着。 

一个人气运过了，就会处处不如意，弄巧反拙。吴佩孚从衡阳撤兵开始，得心应手，呼风唤雨。自曹锟贿选后，即走下坡，尤其是二次直奉战后，更是做什么都错。打一个区区信阳城蒋世杰的一师人就打了40天，待河南全境都已落入吴手后，他在人事安排上又走错了一步，使得胜利之果不能保全，这不能说不是气数。 

前面已说过，吴在查家墩时代，可用之将有三位，就是陈嘉谟、靳云鹗、寇英杰。吴向他们表示陈、靳、寇是他的三支鼎足，迟早都有做督军的份。萧耀南因肺病去世，陈嘉谟首先坐上督军宝座。靳云鹗出征山东时，吴也许了他鲁督位子；寇英杰攻豫时，自然吴就答应给他豫督。 

山东由于张宗昌变成了吴的自家人，鲁督位子是不可能了，寇英杰打河南，在信阳受阻40天，河南的首功轻轻地让给靳云鹗，当靳云鹗知道山东督军已无望时，奉到了回师河南的紧急呼令，他便拼命打河南，果然靳军一路势同破竹，根据“先入关者王之”的老例，豫督一席自非靳云鹗莫属了。当靳进入开封时，开封各公团也公举靳为河南保安总司令。怎知吴佩孚不是这么想，吴认为他早已许了寇世杰，他不应该失信于寇，靳暂时没有督军的份，只要有江山，早迟没有关系。这是做领袖的人的想法，所谓“赵孟之所贵，赵孟能贱之。” 

所以他于2月14日发命令，以寇英杰督理河南军务，靳云鹗为河南省长，为了安慰靳，并派靳为讨贼联军副总司令。 

寇的委任状交寇军后方留守司令石龙州送开封。 

靳心里十二分不愉快，他在郑州和寇匆匆一面，寇去开封，靳则赴汉口谒吴请示今后方针，并谦辞省长新命。他说自己不懂政治，向吴请假，欲赴西湖一游。吴宴靳于西园，推崇他是当今第一功，并且授断以北伐总司令职，劝靳委曲先就省长。 

3月15日晚靳偕齐燮元赴豫，寇、靳均分别通电就任河南督军和河南省长。 

17日齐、寇、靳开军事会议，议决： 

（一）出兵攻保定。 

（二）派兵疏清巩洛。 

（三）豫省军政各事，完全遵吴意旨解决。 

（四）以三师十一旅北伐，合晋军（阎锡山部）五旅，约14万人向保定进攻。 

3月18日讨贼联军下动员令，分为三军，二军过石家庄，一军19日出动，三军续进，21日靳云鹗由郑州赴石家庄，田维勤、马吉第先笔。齐燮元21日回汉。 

当吴军攻信阳不下之时，国民军决定分三路对抗各路联军，计一军对奉，二军对吴、三军对鲁。以韩复榘守廊房，石友三守高碑店，郑金声守顺义以卫京师。 

张宗昌既然解除了南面的威胁，与吴军和好，又资助靳云鹗30万元军饷，促成靳军攻豫，他乃和李景林全力对付北面。 

15年2月初，直鲁联军由德州分两路北上，一由东昌趋大名，一由达镇攻泊头，迫沧州。20日下沧州，右翼过盐山、枣强、左翼抵阜城、交河。22日李景林移驻沧州，前锋由兴宁镇攻陷青县进困马厂。 

国民一军本已次第回西北，至是又增援津、保。韩复榘率一旅赴马厂督师。张之江、鹿钟麟编一军临时师团开赴杨柳青。另派六旅由杨柳青开赴前线。张之江命韩复榘为津浦防务总司令、魏益三为保定防务总司令。 

马厂的争夺非常激烈，两度互相易手。直鲁联军张宗昌任中路，李景林任东路，褚玉璞任西路。国民军方面，鹿钟麟于28日率冯玉祥的卫队冯治安旅出京，偕孙岳赴前线督战，在静海设总司令部。 

张宗昌有海军支援，青岛毕庶澄部三十二师和海军陆战队乘“海圻”、“海琛”、“华甲”三舰，“广利”、“成利”两轮分别赴秦皇岛和大沽登陆，夹攻天津。 

鹿钟麟准备全力反攻，分兵三路：（一）中路韩复榘、郑成思由唐官屯正面进攻。（二）左翼门致中、刘廷琛（国民一军）会同徐永昌（国民二军）由静海出四角口攻侧面。（三）右翼弓富魁、周士琦、高贵滋由虞县抄袭青县，断直鲁联军后路。 

国民军虽然全力反攻，可是形势比人强，事实上国民军四处遇敌，已成困兽。 

15年3月间，国民军苦战各线，津浦线于16日被直鲁联军攻下大名。京奉县国民军退出滦州，奉军在大沽口截获值250万元之军火。京汉线由于山西的阎锡山派商震出兵石家庄，将与直军会合进攻保定。 

3月22日李景林侄李书凤率200敢死队突入天津，与国民三军巷战，三军战败，李军占领督署。天津士绅华世奎等与李书凤商定天津善后办法：（一）李暂委项惠年代警察厅长维持秩序，（二）迎李景林入津。当天晚上，李爽垲率马队由小站进入天津，赴镇守使署布告安民。23日李景林先锋队荣臻一旅由杨柳青小站抵津，立即分守督署车站四郊。由于炮火破坏，杨柳青铁路须加修理，所以大队直鲁联军须待铁路修复始可开来。李景林本人拟会合张宗昌一同赴津。 

正当国民军节节败退，奉军、直军均向北京进迫之际，在北京的北洋名流乃发动和平运动。 

3月15日王士珍领衔通电提出和平办法六点： 

（一）国民军撤退返西北。（二）奉军退回关外。（三）直鲁军退回山东。（四）吴军不再前进。（五）鲁豫两省暂维现状。（六）中央政局再议善后。 

18日王士珍、赵尔巽、孙宝琦、汪大燮、胡维德、王芝祥、熊希龄等更通电各省呼吁和平。国民军乃由张之江、李鸣钟、马福祥、刘骥、宋哲元等于20日通电响应。 

同时前线之国民军将领亦由鹿钟麟领衔通电，略谓： 

“一月以来兵祸绵延，军民交困，内忧外患，枝节横生，瞻望前途，不寒而栗。但使各方开诚相见，不难立罢兵戎。聘老咸电，本公正之眼光，作和平之指导，开示各节，敢不赞同。即当遵电饬令前方，先行罢战，各退原防，静待后命，以表示敝军倾向和平之诚意。” 

此两电发出以后，前线国民军京奉、津浦、京汉三路，均即日撤兵。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马福祥等，又电王士珍等，谓尊重诸公意见，次第将各方队伍撤退，务求和平解决，惟各方是否一致，殊难揣测，请继续劝导，共释干戈云云。22日下午，王士珍等调人议决：（一）对张之江等通电，转电张作霖、吴佩孚等，请速撤回原防，务勿追击，静待和平解决：（二）京师治安，通知鹿钟麟、李鸣钟，请切实维持。 

北京父老致吴佩孚、张作霖等之电文，略谓： 

“国民一军撤回原防，开发西北，于十九日起实行撤退。和平前途已有端倪，望容纳前电，饬前敌各军停止前进，择定地点派遣代表，商榷善后事宜。静洗甲兵，重修礼让。” 

另电孙传芳、阎锡山，谓： 

“顷电吴张，停止军事，两公爱国，谅有同情，乞加劝告，促成和平会议，以安大局。” 

21日国民军下前线总退却令，集中天津总车站，乘火车退回北京。 

国民军守滦州的唐之道撤回通州，22日鹿钟麟、郑金声率总指挥部回北京，当晚孙岳亦率卫队回北京，韩复渠部退高碑店，郑金声部退密云、怀柔、顺义，李鸣钟驻旃檀寺，仍以北京警察总监名义维持地方秩序。京汉线方振武部退保定、魏益三部退易县。 

国民军以杨村、马厂为第一线，设收容队。廊房、香河为第二线，黄村设总兵站。门致中为京奉线掩护司令，韩复渠为津浦线掩护司令。热河宋哲元亦撤兵向凌源西退。 

孙岳宣布“自解直隶督军本兼各职”。理由是因八国通牒加辱，当局惨杀学生，所以解职以促当局的觉悟。其实只是因为天津已放弃，不能在北京遥领。 

国民军希望以停战和谈来争取时间，同时尽可能在兵略上不放弃北京，先在廊房、杨村附近作保卫北京的最后一战，如果挡不住，则全力据守南口以北。 

谢选骏指出：假基督的国民军，就是真魔鬼的刮民军——冯玉祥就是“疯愈降”。

【二三七、吴拒冯系投靠】

15年3月间冯玉祥离平地泉宣布出国赴俄，于23日抵达库伦。代冯出任国民军第一军司令的张之江却请辞西北边防督办和察哈尔都统，并保李鸣钟和鹿钟麟继任。北京阁议复电慰留。25日国民一军将领一致拥护张之江，张不得已勉强主持国民一军大计，所谓大计就是固守京畿，倘无和平办法及正式交代，决不放弃京畿。倘欲国民军让步，须通过和平途径，武力压服决不接受。这都是国民军中鹰派的主张。鹰派的代表人就是鹿钟麟，他认为国民军以前应付滦州、沧州、保定、朝阳、大同各战线都能支撑，现在缩短了战线，怎么不能守一个北京城。当时国民军的兵力共有步兵十一师，除甘、热、察、绥留四师外，在京畿附近的有步兵七师，骑兵两师。而国民二、三、四、五四军残部已完全撤至长辛店及北京西郊，实力仍完整，足可一战，所以应该凭借掌握北京作为谈和的条件。 

4月1日国民军将领在北京警卫部开紧急会议，一军鹿钟麟、韩复渠、郑金声、门致中、程奇圣。二军弓富魁，三军胡德甫，五军方振武均出席，一致决议听鹿钟麟指挥、备战、筹饷、谋和。一、二、三、五各军并组联合办公处。 

当时对北京具有威胁性的，是奉军和直鲁联军，这两支军队都是奉军系统，由于奉军对国民军有威胁性，同时由于有郭松龄联结国民军对奉张倒戈的一幕，所以奉张咬牙切齿派兵入关，当然要消灭国民军以报一箭之仇。在这个时候，国民军内部多以联吴拒奉为改善当前困境的一着棋。由于直系巨头曹锟在北京，也可以说在国民军手中，如果恢复曹锟的自由，就是疏通直系之路。 

和平运动本是由北京父老王士珍等组织调人团向各方疏通，奉张表示需国民军放弃直隶、热河、京畿三区为先决条件。这当然是国民军无法接受的，于是国民军乃派王乃模、何遂赴保定与吴军先头部队田维勤搭线，接触情况颇顺利，田并派耿乃熙入京，会见鹿钟麟，鹿且领衔国民军将领公宴耿，即席表示欢迎直军入京，驻防南苑，共同御奉。4月9日丁春喜电鹿钟麟，谓吴佩孚必先去段，恢复曹锟自由，才有谈和余地。耿乃熙亦以相同意见告鹿。吴的条件驱段释曹，比张作霖的退出北京和直隶，热河要好办得多，因此鹿钟麟遂决心发动政变。 

15年4月9日夜10时，北京警卫司令鹿钟麟先下手为强，派出大刀队监视电话局，断绝通话，另派大刀队、保安队5000余人分守九城和交通机关，由东单牌楼起断绝行人。以（一）金佛郎签约。（二）屠杀学生。（三）挑拨战争诸大罪包围执政府。宣布讨段迎吴。段率安福系诸要员在国民军进入执政府前逃入东交民巷。 

北京警卫司令部于4月10日发布布告云： 

“为布告事，照得段祺瑞自就任执政，祸国殃民，无所不至，其最巨者，如擅定金佛郎案，枪毙多数学生，尤为国人所痛恨。其左右亲信皆系安福余孽，逢奸长恶，违法营私，挑拨战事，涂炭生灵。……本军为国家计，为人民计，迫不得已……。并电请吴玉帅即日移师入都，主持一切。京师地方秩序，仍由军警负责维持，合亟布告商民一体周知，各安营业。倘有造谣生事，妨害治安之徒，一经捕获，即依法惩治，以警效尤……。中华民国十五年四月十日。总司令鹿钟麟。” 

北京政变后，段祺瑞及其亲信逃入东交民巷，即令国务院发布两则通电如下： 

“十万火急，各省区军民长官鉴，本月九日夜半，鹿钟麟率兵围困府院，截断交通，意图危害。不特一切政务无由执行，且致首都秩序不保，市民恐怖异常。在此扰乱期间，所有捏造事实，假借名义之文件，概属无效。各省区地方治安，均盼军民长官妥为维持。奉谕特达。国务院。蒸一。” 

“十万火急，各省区军民长官钧鉴，蒸一电计达，本院暂行停止办公，执政安全。国务院。蒸二。” 

北京国务总经理贾德耀于15年4月12日通告外国驻北京的公使团，告以政变经过，内云： 

“径启者，顷因京畿警卫总司令鹿钟麟，突于本月九日深夜之际率兵围困府院，意图危害，以致一切政务之执行，暂时陷于停顿之状态。本总理诚恐上述事变之真相及其结果，不无足以引起贵公使及各国公使深切之注意，是以不得不说明其要点如左： 

（一）现在段执政虽为在京一隅之暴力所障碍，暂时不能得使其职权，然未尝因此而为辞职之表示。且对于全国治安业经通电训令各省区军民长官，本其职守，妥为维持。并严重声明，在此纷扰期内，所有一切捏造事实及假借民意之电文，概属无效。 

（二）此次鹿钟麟之轨外行动，不能得任何方面之同情，其他深明大义之各军事当局，及训练有素之军队，且将自动激起而制止之。预计在最短期间必能排除目前一切之障碍，而恢复从前之政治原状。 

以上两点颇关重要，用特专函奉达贵公使，即希查照。中华民国国务总理贾德耀。” 

国民军逐段后即往迎曹锟，希望因此而得到吴佩孚的谅解，联吴以讨奉。其起事的通电中，对吴推崇备至，有云：“吴玉帅以命世之才，抱救国之志，数奇不偶，养晦黄州，志士仁人无不扼腕。彼乃密派兵舰前往加害……。几摧柱石，此又异邦人士全国妇孺同深愤慨者也！……用是萃集将领，共同讨论，佥以法统不复，无以树立国之基，障碍不除，无以开和平之路。……谨于四月九日保护总统，恢复自由。所有祸国分子分别监视，静待公决。……此后动定进止，惟吴玉帅马首是瞻……” 

4月11日国民军全体将领再致吴佩孚并孙传芳、阎锡山等电云： 

“蒸电计达，查此次促段下野，实因顺全国之舆情，平各方之公愤。原冀实行监视，听候解决。不意敝军改编卫队之消息传出，段已事前风闻避入使馆界内。现在京师治安，业由军警负责维持，秩序如常。至于建国大计，诸公素抱伟略，当能主持一切。敬祈随时见教，俾有遵循，无任感祷。鹿钟麟、何遂、方振武、郑金声、唐之道、韩复渠、徐永昌、石友三、佟麟阁、门致中、孙连仲、庞炳勋、顾占鳌同叩。真。” 

这时，北京新华门外又是一番新气象，昨天还是待罪的阶下囚曹锟，被人指责斥骂，忽然摇身一变而为人人拥戴的“总统”了，请安者不绝于途，馈遗者亦络绎于路。曹锟有蒸电给吴佩孚云： 

“子玉吾弟……鹿君识见过人，深明大义，愿隶麾下，以当前驱。已于本日不动声色，不鸣一枪，复我自由，拘彼元恶。即遣该军师长韩复渠赴汉报告。兄亦派刘中将文亮同往。乞予优待，以示奖借。时至今日，论公论私均无再战之理，鹿君如此倾向，尤应曲全，即电奉方停止军事。兄忧患余生，智尽能索，得脱危疑之境，端资号召之功，私衷庆幸，欲言不尽。” 

曹并且亲书“文武吉甫”四字赠吴，以酬庸吴救驾之功。并跋云： 

“孔子作春秋，拨乱世而致太平。拨乱以武，致治以文。文武之道，一张一驰，不刚不柔，布政优优，子玉仁弟兼之矣。锟志于军旅，疏于政治。思维吾人陈力之诫，恝然远行，未尽之责惟吾弟竟之。天下至大，责任至重，服天下者不惟其力而惟其心，治天下者不惟其名而惟其实。文王至圣，小心翼翼，桓公九合，失在一矜，吾弟勉乎哉！诗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敢以此言为吾弟颂。曹锟跋。” 

曹锟这篇跋，有推崇，也有勉励。所谓“恒公九合，失在一矜”，这个矜字就是曹所勉责于吴的。吴尝自况关羽，关羽也是失在一矜。 

曹锟受够了国民军的苛待，他的兄弟曹锐死于冯玉祥倒戈政变时的冯军司令部中，他的佞幸李彦青也为冯所杀，他不会对国民军有好感，可是他获释后，仍在国民军手中，他便不得不虚与委蛇。 

吴佩孚在查家墩收到曹锟蒸电，在电末批“假电”二字，虽不中亦不远。 

当北京的“投靠”电报到达查家墩吴佩孚总部时，这真是天降喜事，两年来随吴流离转徙，吃尽了苦头的直系，如今总算重见天日了。冯玉祥出国，冯的军队无条件地听吴的驱策，吴佩孚叱咤风云的黄金时代又重新出现了。大家都静听大帅的命令——如何接收国民军？如何胜利旋师北京？如何重组政府？ 

吴佩孚没有一点喜色，踞坐公案，拿起毛笔在北京来的鹿钟麟投靠电报上批了四个大字“全体缴械”。这一下可让吴的部下倒抽了一口冷气，大为失望，他们平素对吴的任何决定都无条件的信从，然而今天对吴的决定却大为不满。因为叫国民军全体自动缴械根本是不可能的，困兽犹斗，逼上梁山，这简直是和自己作对。 

吴不仅要国民军全体缴械，并且亲自草拟答复鹿钟麟等的电报，中有“恨不能食汝之肉，寝妆之皮”句。 

吴总部的低级幕僚面面相觑，不能说话，只有二三高级干部向吴要求，对于缴械问题予以考虑。吴岸然地说：“我用不着考虑了，他们可把枪械缴存在保定军库，我派齐抚万（燮元）前往点收就行。他们既然来电说绝对服从我，我叫他们缴械他们就得遵令以示诚意。” 

吴佩孚的不善运用权术，又一次得到了证明。他不乘奉张之危而逼垮奉张，现在也不愿拣便宜利用冯军。如果他收容了冯军，令他们去打奉军，自己隔山观虎斗，待他们两败俱伤，然后一举而消灭这两支军队，北洋天下岂不是吴佩孚的。他不愿这么做，宁愿逼冯军上梁山。 

本来吴的威严是不可侵犯的，其左右只可唯唯诺诺，然而对于纳降问题，兹事体大，祸福攸关，所以他的左右一再苦谏，几至声泪俱下，吴才稍稍改变，涂去“全体自动缴械”字样，改为“除酌留张之江一师听候改编外，其余一概缴械”。这一改等于不改，大家觉得这样办法还是逼冯军为敌。吴的倔强自矜，在人格上不肯欺世取巧，可是在政治上则太不能随机应变。 

吴认为：第一赤祸不可不防（由于冯赴苏俄更足证明冯投靠外国），政纲不可不振，这不是区区恩怨问题而是是非问题。第二已经和奉张联合讨冯，自不能今天联甲倒乙，明天联乙倒甲，这种翻复，姓吴的是决不干的。 

张之江有电来，派门致中为代表，愿竭诚拥护，听候改编调遣，吴命秘书电复： 

“除执事与瑞伯（鹿钟麟）下野交出部队外，别无善策。盖执事非如此不能表示反赤之决心，鄙人非如此不能取信于群帅。一俟群疑尽释，自当借重长才。” 

鹿种麟的孤注一掷完全没有成功，因为段逃入东交民巷，释曹后又未发生预期联吴的效果，其他国民军巨头张之江、李鸣钟、宋哲元等亦不赞成鹿的这着险棋。鹿曾派人赴天津请张绍曾入京，张虽热中政治，亦裹足不来。 

北京执政府要员大多数逃入东交民巷，但还有外交总长胡维德（原任颜惠庆于3月25日辞职）、财政总长贺德霖、司法总长卢信、教育总长胡仁源未入东交民巷，政变当晚四位阁员开会，推胡维德往谒王士珍，请暂任维持，王予拒绝。又推贺德霖往访座钟麟征求意见。11日又在胡维德寓开会，一派主张维持现状，一派主张辞职，可是现状既不存在，请辞的辞呈又无处投递，谈不出一个要领。12日下午再开会，内务、陆军、海军、交通、农商五部次长亦均列席，经议决正式政府未成立之前，暂维现状。 

段祺瑞在东交民巷亦部署一切，密令驻通州的国民军第九师唐之道放弃通州撤返北京。唐之道这一师原是段的内弟吴光新的部队，段早已和这支部队暗通声气。唐之道接受了段的命令，率军回师北京，对鹿钟麟来说，这是一个突变。 

让鹿钟麟决定退出北京的，还是吴佩孚的缴械复电，吴既然不接受国民军谋和的要求，留在北京等于是困兽在笼子中。 

天下事的微妙即在于此，鹿钟麟欲驱逐段祺瑞，想不到却被段的伏兵所驱逐。 

4月15日晚鹿钟麟率领国民军退出北京，撤退前要求退兵费200万元，北京银行公会勉强凑齐。 

唐之道军队奉段令入城，即驻守警卫总司令部，段祺瑞也于当天从东交民巷返吉兆胡同，并发表通电云： 

“民国成立十有五年，纷乱相仍，迄无宁日。本执政莅事以来，振导和平，不图德不足以感人，才未足以弭变。……本月九日之乱，关系国家纪纲，军人职责者至钜。曩临时政府开始，曾规定应办事项，此后是否按程继进，本执政听诸公论，当此乱极思治，不无贞下起元，共速拟妥善后，俾国政不致中断，佥谋朝同，初服夕具。本执政从容修省，得为海烟逸民，休养余年，所欣慕焉。” 

段的通电主旨，在表示虽复职而依然愿意下野。 

才恢复自由几天的曹锟，在15日傍晚即赴东交民巷格兰顿旅馆。 

贾德耀于同日通电，恢复办公。当天阁议决定齐燮元、张志潭、张英华、吴景濂，刘永谦等免予通缉。免除鹿钟麟本兼各职。免除司法总长卢信职，以王文豹次长代理部务。 

段这次复职，是打算联络奉张以抗吴，所以派遣亲信策士曾毓隽到天津，会同吴光新游说奉系诸巨头。可是奉方对曾毓隽和吴光新都很冷淡。 

国民军退出北京后，奉军、直鲁联军和吴军都向北京疾进，奉军进驻北京城东北郊，吴军进驻北京西南郊，直鲁联军进驻北京东南郊，奉系派参谋长李藻麟晋京，与吴军会商防区划分问题。 

4月16日北京城内组成了京师临时治安会，由王士珍、赵尔巽、熊希龄、颜惠庆、江瀚、孙宝琦、恽宝惠、王家襄、王宠惠、汪大燮、江朝宗、冯恕、周作民、张嘉祐、高金钊、师景云、吴炳湘领衔，于15日起在市公所办事，办事范围包括（一）和平之呼吁，（二）民食之维持，（三）闾阎之治安，（四）外侨之保护。 

17日国务总理贾德耀向段祺瑞投了辞呈，文云： 

“呈为弭变无方，引咎自劾，请予罢斥事。窃德耀猥以庸才，谬承知遇。投艰遗大，本属难胜。月余以来，备深兢惕。不图事变纷乘，赞襄无策，上惊钧驾，使中枢政务同时停顿。揆诸持危扶颠之义，既亏职责，弥疚神明。此时若再辱高位，不特难资表率，尤恐贻误国家。惟有具呈仰乞钧座俯予即日罢斥，另简贤能，以重枢寄。不胜悚惶待命之至。谨呈。” 

附呈段手折： 

“窃以四月九日变起非常，前警卫总司令鹿钟麟，称兵犯上，罪不容辞。现虽免其本兼各职，率师退去，纪纲具在，自应按法以绳。惟一年以来，京师治安，鹿钟麟始终维持，不无功劳足录。我执政豁达大度，靡所不容，拟恳宽其既往，免予深咎。是否有当？出自逾格鸿慈，无任惶恐待命之至。谨呈临时执政！” 

4月17日贾德耀致冯玉祥电云： 

“十万火急，库伦探投冯上将军焕章弟赐鉴：自审辁材，难胜钜任，受命危难，实秉尊旨。月余以来，险阻备尝，勉力支持，万不获已。所以然者，执政知遇之雅，吾弟督责之殷。苟利国家，宁惜顶踵。不意四月九日变起非常，事前既无所闻，临时又无法补救。虎兕出柙，龟玉毁椟，焉用彼相，良用咎心。我公平日主张，所以拥护执政者甚至。德耀之敢于任事，亦即在此。喋血都门，倒戈内向。此等举动，明知决非尊旨，是以不敢随声附和，更背初衷，此中委曲，当荷鉴谅。今西北各军全师以去，奉直军队亦未入京，以后政治应如何改善之处，自应听之全国贤豪。惟德耀个人经此变故，外惭清议，内疚神明，已呈恳执政准予辞职。特将经过情形奉达左右。贵军虽退南口，实力甚充，此次树敌太多，各方应战，以平日训练之精，故能支持如是之久，纪律功绩，有口皆誉。此后分驻西北，正可广辟利源，精炼劲旅，抚此大地，永备于城。一时政治之得失，本不足计较也。素承推置，敢布腹心，伫候明教，无任企祷。兄贾德耀叩。” 

段祺瑞复出后，能不能存在端在讨冯诸军对段的态度，因此，段于4月17日分电张作霖、吴佩孚、阎锡山、孙传芳等，电云： 

“祺瑞自前岁出膺艰钜，原冀内维国本，外应潮流。民国前途，期于巩固。乃一年以来，事与愿违，心力具瘁。能忍辱而不能负重，欲撒手而无以卸肩。进既招尤，退亦惧祸。回心九转，如坠深渊。自九日事变发生，纲纪凌夷，肝肠尤裂。德薄至此，更复何言。弟等均系患难至交，论公为国家干城，论私为祺瑞手足。纪纲应如何整饬？大局应如何奠定？公忠体国，不乏嘉猷。询谋佥同，必能善后。祺瑞以迟暮之年，既无希冀，复无成见，区区此心，谅获鉴察。祺瑞筱。” 

这通电报段希望能得各方复电，俾有商量余地，19日张作霖有复电云： 

“段芝老钧鉴：筱电敬悉。法律政治问题，自有海内名流公同讨论，霖本军人，早经宣言不问政局。敬复。” 

张作霖这通复电既不称执政，又顾左右而言它，对段是一个很重的打击，然而更重的则是吴佩孚方面。吴根本对段的筱电不作答复，但却有巧电给唐之道和他的所属的三个旅长，要拿办安福党人，监视段祺瑞，同时以王怀庆为京师警备总司令，吴电全文如下： 

“北京唐之道师长、王、李、武三旅长鉴：……顷据路透社电，段氏又因冯贼远去，恢复执政。又据探报，借尊衔通电拥段者，系曾毓隽所为各等语。该安福党祸国至此，尚敢横行都下，望从速将安福党人拘捕，并监视段氏，以便依法控其卖国诸罪。至于京师治安，已电王懋帅从速入京维持。所有保护京城军队，除调毅军张恺臣旅就近听调外，所有贵部统归懋帅指挥调遣。应即以王懋帅为京师警备总司令，请即速电迎懋帅入京为要。除电雨帅、懋帅、抚帅及张、李、靳、王、田各司令外，特达。吴佩孚。巧。” 

19日下午5时，段祺瑞在私邸召开会议，根据各方情况，已无法恋栈，遂决心下野。6时段携眷偕安福系要员赴东交民巷暂驻。曾毓隽、吴光新、梁鸿志于19晚自天津赴北京迎段，段乃于20日下午1时半偕眷及吴光新、姚震、姚国桢、曾毓隽、梁鸿志、龚心湛、许世英、段宏纲、张树元、章士钊、曲同丰等乘专车赴津，段在行前发布三道命令： 

（一）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贾德耀呈请辞职照准。 

（二）特任胡维德署国务总理。 

（三）本执政兹已决定引退，自即日起着由国务院摄行临时执政权，此令。 

同时发出下野通电云： 

“祺瑞忝居执政，一载有余，时局愈纷，心力交瘁。自经本月九日之变，内疚尤深。兹决定引退，已于本日下令将政权交付内阁暂维现状。谨布悃忱，诸维公鉴。” 

张作霖在国民军宣布投靠吴佩孚的时候，捏了一把汗，他自郭松龄之变后，元气已伤，担心吴佩孚真的和冯军联合讨奉。可是吴态度光明磊落，对冯军不假辞色，因此使奉张印象更深。他有急电给吴云：“鹿等施其挑拨伎俩，我辈一切举动无不光明磊落。” 

吴佩孚既然拒绝国民军投降，国民军唯有自谋出路了。当时的情况，北京是守不住的，只有撤出北京城，重新作一番部署，其部署是：张之江在张家口统筹全局，鹿钟麟在怀来指挥南口的保卫战，宋哲元、孙连仲在多伦以抵挡奉军吴俊升、汤玉麟的骑兵，徐永昌、韩复渠，石友三则在平地泉、丰镇一带防山西阎锡山袭扰国民军后路。国民军后方的安全地带是甘肃，由刘郁芬率孙良诚、张维金入甘。派李鸣钟和刘骥绕道赴广东连系国民党。 

南口是京北重镇，有居庸关和八达岭等天险，万里长城也经过这儿。早在15年3月间，国民军刘汝明的一师约15000多人就开到南口加强工事。守南口的决定，是刘汝明所部三十旅旅长王书箴建议。 

谢选骏指出：吴拒冯系“投靠”，就是拒绝“疯愈降”（冯玉祥）这个背叛成性的定时炸弹——冯玉祥就是“丑陋的现代吕布”。

【二三八、颜惠庆摄阁】

15年4月15日，国民军退出北京，当夜王士珍等与警察当局吴炳湘会议至深夜，决定三点：（一）派专使阻奉军和直鲁联军入城。（二）北京城内治安由警察维持。（三）城外治安由唐之道负责。可是16日国民军撤退完毕后，段祺瑞即密令唐之道军分两队入城，一队进驻鹿钟麟的警卫总司令部；一队进驻天坛。 

张作霖4月16日曾有十万火急电致张宗昌、李景林、张学良和褚玉璞，不许他们的军队进入北京城，电云： 

“天津张督办效坤、李督办芝辰、张军团长学良、褚总司令蕴山鉴：此次我军共申义讨，攻下北京，薄海人心，同声快慰。查京师首都，国本所系，使馆林立，中外具瞻，年来为赤贼蟠据，残民以逞，鹿贼弃军潜逃，秩序益为扰乱，地方苦痛不堪，我军师以义举，志在救民，业经迭电申明军纪，严加约束，弟等谅有同情。前已与吴玉帅电商，各方军队，均不入城，以免民心惶恐。对于古代建筑、清宫故址及历代重宝，均须妥为保护，用示优崇，务使市廛不惊，秋毫无犯，以维军纪而慰人心。易胜企盼！并将此电希严令前方各将一体凛遵。上将军。铣。” 

但是由于唐之道部队已入城，所以各方军马也开始入城。17日直鲁联军师长王翰鸣率骑兵二百，入京谒治安会，表示唐之道军既已入京，敝军亦当参预。接着徐源泉亦率八十骑由永定门入城，张贴布告，宣布联军驱逐“赤”军经过。褚玉璞亦于当天抵达永定门外。18日晨奉军由永定门入城，维持西城一带治安，唐之道军依然警备东城。 

奉方重要人物张学良、张宗昌、李景林、褚玉璞均于4月22日入京，当晚11时赴延庆楼谒曹锟，并把曹锟接到福禄居去住。曹锟表示最近以曹锟名义所发各电都是鹿钟麟所捏造，本人无意再掌政务，深愿直系和奉系能捐弃前嫌，开诚合作。 

23日王怀庆入京，24日齐燮元入京，这两位代表吴佩孚的高级人士也往谒曹，王怀庆是吴所委的北京卫戍总司令，他带了一份吴拟就请曹宣告总统下野的通电。吴并于23日王怀庆入京当天，发一电给曹锟，电云： 

“百万飞火急，北京曹大总统钧鉴：前两次奉到钧电，知为鹿氏所窃发，故不奉复。刘君春霖来，奉读手谕，敬审起居祥和，并闻睿虑周至，曷胜欣慰。懋帅王怀庆现已入都，佩孚托呈各节，计达钧听，请将宣言稿即日发布，安一时之人心，固百年之邦本，胥于是赖。恭候聪察。无任惶悚。吴佩孚叩。梗。” 

吴代曹拟的下野通电很简单，略谓因病倦政，着恢复13年10月内阁摄政云云。 

直系复活，重回北京，现在又变成奉、直两系短兵相接了。共同的敌人——国民军虽已退出北京，可是实力并未瓦解，尚且负隅南口。北京中枢所在，问题多得不得了，奉、直两系能否相安，大成问题。不过在这开始的时候，奉张对吴佩孚相当容忍和礼让。以当时力量而言，吴的力量是乌合之众，且在北方不多，奉军和直鲁联军实力都很强大，然张作霖在北京警卫问题上，就让吴一步，吴发表王怀庆为北京卫戍总司令，张不仅表示同意，而且还致电王怀庆云： 

“北京探送王上将军懋宣弟鉴：养电悉，京师根本重地，我弟出任维持，极所欣慰。惟现在进兵南口，余孽未清，尚在军事时代，芳辰（李景林）效坤（张宗昌）近在京畿，遇事请与商酌进行，以便接洽。张作霖。漾。” 

24日北京临时治安会发出两道通电： 

一电：“奉天张雨帅、汉口吴玉帅、太原阎百帅、南京孙馨帅钧鉴：漾电计达，现在效坤、芳辰、汉卿（张学良）三总司令并王懋宣帅均应本会之要求，先后莅京。效坤诸司令之任务，专在检阅近畿军队，视察军纪以及谋军用票之流通，定奉票之价格。预定二三日内诸端就绪，即各归原防。本会筹思再四，在中枢未定之时，京师地方关系重要，拟即请懋师担任维持，以定人心。至近日京郊大军云集，虽深知各军军纪均甚严明，仍恐纠查难周，或生意外。拟即挽芳辰总司令留京，受理总执法事务。一面更推为本治安会会员，以资遇事接洽。特电奉闻。临时治安会王士珍、赵尔巽等敬。” 

二电：“奉天张雨帅、汉口吴玉帅鉴：中央自经变故，政务久已停顿。及合肥下野，阁员星散，更属负责无人。中枢中断，实为历来所无。长此迁延，不惟庶政停滞，而外人见我久无政府，国际地位恐亦受其影响。前途茫昧，危险不可胜言。迭电吁请两公克日入都，仍乞从速命驾。倘一时实属暂难启程，务望会同指定资深望重之全权负责代表来京主持。或玉帅来电摄阁云云，亦望早日实现。否则国本动摇，老朽等殊难负此重咎也。临电迫切，伫盼惠音。王士珍、赵尔巽等同叩。敬。” 

25日晚齐燮元、王怀庆、张学良、张宗昌、李景林等会议，结果：（一）对护法或护宪，听吴主张。（二）对国会问题，拟一变通办法电奉请示。（三）对治安问题请王怀庆即就卫戍总司令职。（四）对于张之江、门致中向吴张输诚问题，须以张、门两人先将“赤党”驱逐为前提。 

张学良将这些决议案于26日携回奉天向张作霖请示。张宗昌亦于27日离京赴南苑检阅部队。 

北京的治安问题由王怀庆负责，军纪问题则由李景林负责，等于直、奉各出一人。 

段祺瑞下野后，虽然由胡维德以外交总长代理国务总理，摄行政务，可是这只是一个过渡，中枢组成的形式和人选都需要待新的后台大老板吴佩孚和张作霖决定，所以北京治安维持会一而再电促张、吴两氏入京，就是要等他们协商一个双方都同意的政府。 

然而急惊风遇到了慢郎中，北京方面是这么迫切地盼望，这两公却毫无来意。为什么他们迟迟其行呢？这中间自然是有原因的，在张作霖来说，他当然不同意吴佩孚的决定，可是他不好意思明显地反对，同时经验告诉他，北京的政权是个陷阱，万万不可轻易投身其中，所以他一再表示对于中枢政权没有意见，他的没有意见却保留有反对权，当他不同意吴佩孚的意见时，事实上吴的意见就行不通。至于吴佩孚呢？ 

他认为13年10月冯玉祥倒戈以后的北京政府都是不合法的，现在应该恢复冯倒戈以前的原状，不过他并不是主张曹锟继续做总统，所以曹复任总统，然后宣布下野，吴属意颜惠庆组阁并且摄政。张作霖不表示意见，可是暗中则主张另起炉灶。张既然对颜阁态度冷淡，颜惠庆对于组阁就不敢轻易尝试。 

曹锟的下野通电一改再改，一方面由于奉方不赞成护宪，曹发表下野通电就是护宪；另一方面曹二爷的左右也包围曹，劝他不要下野，这样拖了近十天。 

4月30日晚直系在延庆楼会议，认为等奉天同意，旷日持久，不若由曹锟先宣布下野，恢复颜惠庆内阁的行政权，然后再向奉方疏通。 

5月1日曹锟下野通电发表，内云： 

“北京十三年十月之国务院、参众两院；各省军民长官、各省省议会、各法团、各报馆转全国公民公鉴：锟忝膺重托，德薄能鲜，致令部曲扬贰，纪纲失坠。十三年十月廿三日，冯玉祥倒戈，锟受闭锢，自是法毁乱滋，国无元首，迄今一载有半，良用疚心。今联军讨贼，巨憝已除，大法可复，国务院自当复政，依法摄行大总统职务。锟自惭失驭，久已倦勤，非弃屣以鸣高，且闭门而思过。所冀各方袍泽励翊协和，共循法轨，锟优游林下，获睹承平，欣幸曷极。特电布达，愿共察之。” 

曹锟通电发出后，即于5月2日迁居唐在礼宅以示不复恋位。颜惠庆则于2日晚通电请辞组阁，电云： 

“各报馆钧鉴：前岁中枢谬领，陨越时虞，获卸仔肩，何胜欣幸。顷读曹总统东电，谦衷罪己，敝屣尊荣，并以时会推迁，重提往事，在此际维持暂局，具有深衷。惠庆感触时艰，殊难再出，兢兢之情，当蒙共谅。蓬芦息影，早已决于寸心。砥柱回澜，会有待夫来者。掬悃陈词，伏维亮察。颜惠庆。冬。” 

曹锟江电发出后，张作霖对于护宪有措词甚巧的来电表示态度，张电云： 

“各报馆钧鉴：此次讨赤之役用兵至十数万之多。鏖战至数月之久。人民横遭痛苦，国家重大牺牲。所以然者，固将为政局谋永久之安宁，非为个人谋一身之私利。是以作霖屡经通电，声明对于法律政治，概不过问，悉听海内贤豪，公同议决。考国内兵祸之厚，良由武人干政，为从前最大症结。专制独裁，亦即民主最大障碍。近因中央失驭，各方商榷政策，函电纷驰，有谓宜恢复约法黄陂复职者。有谓宜恢复宪法仲珊复位者。有谓革命事业合肥继续有效者。有谓仲珊退位，宜以黄郛摄政者，有谓宜以胡惟德、颜惠庆摄政者。就表面观之，言之似各方有理。考其内容，是否为无聊政客视为奇货可居，又将以傀儡武人助其政权复活。作霖于政治法律，素少研究，实未能测其究竟。惟国家大事，理应公开讨论，不宜专断独裁。区区此心，始终如一。实鉴于累岁战争，民生困苦，实不堪再事纷扰。作霖罹分崩离析之忧，懔军人干政之惧，识见所囿，实不敢轻作主张，妄参末议也。敬告国人，诸希鉴察！张作霖。东。印。” 

张作霖既然如此表示，颜惠庆就更不好意思上台了。可是吴佩孚则于5月3日复颜电，请即日复政，摄行总统职务，而苏、浙、闽、赣、皖五省军阀亦由孙传芳领衔，于3日通电赞成曹辞颜摄。孙传芳是张作霖、吴佩孚以外当时的第三号巨头，第四巨头是阎锡山，阎没有表示态度。现在颜摄阁已经得到吴、孙支持，就是渐入佳境了。 

吴佩孚认为曹锟与宪法是两回事，曹已下野，贿选问题就告结束，宪法是自天坛草案中，经十数年历史编就，虽有不良议员参加，尽可修改，所以吴坚持曹可下野，宪法则不可不护。 

在僵局声中，5月3日张学良由奉天返京，4日下午王士珍、赵尔巽等宴张宗昌、张学良、齐燮元交换政见，调停奉、直歧见，决定三项办法，由北京元老列名分电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征求同意。三项办法为：（一）中枢无主，百政停顿，双方应赞同颜惠庆组阁，但声明系依照大总统选举法第五条第三项复职。（二）颜复职后即召集阁议，通过新总理替颜摄政。（三）宪法国会，应俟军事结束后，公开讨论。 

5月6日张作霖有复吴佩孚一电，使僵局好像有点融化，电云： 

“骏人（颜惠庆）事，仰承垂询，至纫撝谦。惟弟近日屡有宣言，对于政治法律问题不便过问，一经表示意旨，即与屡次通电自相矛盾，转恐被人指摘，引起纠纷。此事悉请我兄，放手进行，但于国家民生有益，弟毫无成见。余事已托张锡九兄面陈，敬祈接洽为幸。弟张作霖。鱼。” 

吴佩孚对奉张既不明白反对颜阁，乃随手推舟，致张作霖电云： 

“鱼电敬悉，谦让盛意，感佩愈崇。现中枢久悬，浮言百出，危险殊深，既承嘱放手进行，即当勉副尊意，转达骏人，请其即日摄政，以期法轨恢复，国本克定。摄阁成立后，诸事仍当领教妥办也。特复。吴佩孚。阳。” 

5月8日吴电齐燮元请其立即促成，齐乃约颜惠庆、顾维钧、王怀庆、潘复等与张宗昌、张学良共商，决定推颜复职。颜惠庆则于9日晚通电张、吴、孙、阎，列举军事、财政、交通三事，略云： 

“迭奉尊电，佥以政纲中辍，主持无人，责以复政中枢，俾维国本。意恳词严，曷胜感悚。方今世局泯棼，人情机陧，推寻根本，法律固所必尊，审度经权，事实仍须先顾。今暂置法律而言事实，惠庆之愚，以为现今亟应注意者，约有数端：（一）军事结束，士旅如林，均须安插，或化为工，或归之农，非筹钜款，无法措置。自后各省区存留兵额，应公开会议，审量各该地方财力民情，以为决定。饷糈所出，中央固已无力担任，地方亦宁可竭泽而渔，应尽全力以谋地方实业经济之发展，国家乃有苏息之望。（二）中央财政枯竭，久濒绝境。不谅者犹有军费之需索，军火之追呼。负度支责任者，莫不视为畏途。夫中央为各省区之中央，既欲尸其名义，不能绝其生存。所望各省区军民当局，顾念正本，酌予岁供。第一要需，厥为盐税。万不宜再行截留，中央政府亦须缩小范围，厉行撙节。每月经费，限一至约之数，一切收支，完全公开。（三）因军输而妨客运，路政既隳，百业交受其敝。所望各军当局，垂念群情，共维国信。车辆放还，各站腾让，即有军事运送，应与路局协商。尤要者，各路用人行政，必须统一。局长一席，必须部派，方能指臂相通，呼应一气。此外政务万端，难毕一言。而三者实为最急要之事，必其维持有术，乃有治轨可循。惠庆性本颛愚，言多戆直，骨鲠在喉，不得不吐。绝非以张大之词，为邀誉之地。敬希各方负有最高责任者，察此微忱，共完大计。果使事有可为，则群贤固在，何须执一以求。若其时犹未可，即一己作牺，讵有丝毫之补。剀切陈词，尚冀曲谅。颜惠庆。佳。” 

5月9日晚颜惠庆决定其内阁名单为： 

外交总长施肇基，施未到职前由颜自兼 

内务总长郑谦 

财政总长顾维钧 

陆军总长张景惠 

农商总长杨文恺 

海军总长杜锡珪 

司法总长张国淦 

交通总长张志潭 

至于北京的四大收入机关，其分配是直系的张英华督办烟酒署，奉方的潘复督办税务署，盐务署及崇文门均请奉方派人。 

11日晚颜惠庆派秘书吴南如赴国务院，索取民国10年和13年两次内阁摄政命令，打算作为参考以为发令。同晚王怀庆又将保管的总统印玺五颗送交颜氏。 

颜惠庆兴冲冲地要上台，只有吴佩孚是出力支援，蛰居天津的张绍曾公开表示反对，张很锋利地问：“现在要恢复十三年十月政变前的情势，可是十三年十月的政变，与十二年六月的政变相同，十三年政变应该恢复，十二年政变应不应该恢复呢？其次内阁以政策为生命，十三年颜阁以讨奉为政策，现在恢复这个内阁还讨不讨奉呢？”原来12年6月的内阁就是张绍曾主持的，当时总统是黎元洪。 

凭心而论，护宪拥颜颇值得商榷。吴佩孚一意孤行，对于他“再来的黄金时代”实在是不利的。 

颜惠庆于5月13日下午3时在北京怀仁堂宣布复职，并依法摄政。可是旧任阁员既不到职，新任阁员也裹足不前，由于新内阁以吴佩孚、孙传芳和张作霖三派的人联合组成，奉方既然以冷淡态度对付政局，奉系的阁员当然也表示退让。张作霖对颜阁态度是暂采旁观，对政治、法律问题则主公开。 

颜惠庆以国务总理名义摄政行总统职务，事实上等于是一个光杆，他只接到吴佩孚、孙传芳于15日16日各来的贺电。吴表示为国家深庆得人，凡可翊赞，无不勉力。并云：“摄政内阁成立，宏济艰难，仰佩无已。当躬率将士，恪守成规，用弼盛治，以利邦家。”孙电云：“当外内交迫之会，正贤达肆应之时，凡事主持公道，公开作去，前途荆棘当可又安。” 

颜摄阁后，发出两种照会：（一）通告摄行政务，并宣布阁员名单。（二）通知颜本人兼任外长。同时通电驻外使节，转告所驻在国，要求取得国际承认地位。5月18日各国驻华使节在荷兰驻华公使馆开会，大家认为一年前曾经承认段临时执政，现又承认曹锟时代之摄政内阁，似乎有点矛盾。外国政府最关切者，则为段执政时代所有中外缔结的条约，现政府是否承认继续有效，颜摄阁尚未表示，因此主张暂时观望。 

颜惠庆以外交家摄阁，可是他面临内外不通的窘境。 

谢选骏指出：人说“颜惠庆（1877年4月2日—1950年5月24日），字骏人，男，江苏省上海县人，中华民国大陆时期政治家、外交家。”——我看颜惠庆“摄政内阁”，可谓“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二三九、吴、张两巨头北京会晤】

颜阁摄政徒具虚名，主因由于奉方不予支持，吴佩孚见奉方态度冷淡，乃于15年5月18日电张作霖，请促陆军总长张景惠、内务总长郑谦就职。张则有一坦白直爽之效电复吴，否认护法，有兄坚主护宪，弟自不反对，惟因有13年之事，关系人格，难以赞同。查13年黄郛摄阁弟所支持，此时颜又复职弟如何交代。电末并主张在军事未结束前，中央须以维持军事外交为重，最好大家能入京见面晤谈，并邀集袍泽名流，作一简单恳切之协商。又电云： 

“历次政变，均系政客从中播弄，傀儡武人。东电即系揭破鬼蜮伎俩，素仰质直，如湘事略定，即请北上，见面一谈，诸事无不可以解决也。” 

这两通电报，可算张作霖表露了最坦诚的态度。 

吴佩孚留在武汉，主要由于湖南问题，他想稳定了湖南再从容北上，可是天不从人意，湖南问题就是无法解决，他北上之期遂一延再延。现在中央政务已成僵局，似乎他不入京和张作霖面谈，就没有可以解决之道，他被迫只好作北上的安排，王怀庆在北京为吴准备行辕，吴来电要四照堂为行辕，第二次直奉战前，吴就是在四照堂点将，结果一败涂地，现在吴重返北京，和奉张同为战胜英雄，他选择四照堂是有深意的。 

张作霖的亲信王琦，奉命替张作霖准备行辕，奉张属意顺承王府，王琦负责修葺。 

由于吴、张均有赴京表示，时局重心便集中在这两大巨头何时入京？以及何时会面？ 

颜惠庆摄阁后，由于各部总长俱不就职，因此自觉无趣，亟须找台阶下。到18日以后，由于吴、张有入京解决时局的打算，颜乃不复言退，财长顾维钧、农长杨文恺、海长杜锡珪、交长张志潭均表示可以就职。吴的高级代表齐燮元由北京返汉口后，曾电北京，谓杜锡珪、杨文恺、张志潭将于22日赴京。张志潭亦电颜谓俟杜、杨两位到汉见吴佩孚后，即同车北上。 

5月26日吴佩孚派刘玉春率卫队旅扈从北上。以杜锡珪为留守司令。齐燮元、张其锽，杨云史随吴北上。 

27日晚吴一行抵郑州巡视，28日晨抵开封，即晚赴洛阳阅兵。30日回郑州，立即北上，与阎锡山在石家庄会晤。 

31日吴在石家庄开军事会议，阎锡山、田维勤、王为蔚、王维城均列席。吴以靳云鹗逗留保定，顿兵不进，虚魔饷糈，贻误戎机，决定免除靳云鹗的讨贼联军副司令、第一军总司令、河南省长和第十四师师长本兼各职。派靳为陕西督理。 

吴把他身边三大将之中最有战功的靳云鹗免职，各方闻讯大为震惊。 

5月31日晚，吴佩孚偕田维勤、米振标、王维城、王为蔚专车抵达保定，驻节光园。 

吴抵保定时，先一天被吴免职的靳云鹗在车站迎候。 

关于靳被免职，传说原因不一，在当时不仅震动各方，而且引起揣测，据说： 

一、靳云鹗主张联冯讨奉，他曾受命入鲁攻击张宗昌，交手后对奉军的战斗力估价甚低，可是后来吴决定联奉，使靳到手的山东地盘，因为吴的联奉计划而打消，使靳大为怨望。 

二、回师河南，河南可以说是靳打下来，可是吴不派他督豫，却派久战无功的寇英杰督豫，他只落得一个河南省长，所以靳怨上加怨。 

三、孙传芳对联奉亦不赞成，他因为有赶走杨宇霆、姜登选的一段旧事，吴联奉，孙不便反对，因此暗中与国民军尚保持联系。孙、靳结合再组“新直系”之谣一天紧似一天。吴初未介意。后来国民军猛攻大同，阎锡山迭电告急，吴电令靳率部兼程赴援，靳在保定竟按兵不动，奉方疑靳受吴主使有收编国民军之意，因此奉方亦按兵不动。所以吴如果不去靳，即不能取信于阎锡山，也无法和张作霖合作。 

四、传段其澍往来于保定、长辛店之间，与靳云鹗、田维勤及孙传芳代表晤谈。这就是“新直系”呼之欲出。 

吴借阅兵为名，在开封、洛阳、彰德布置军事，靳部王维城表示绝对服从吴的命令，所以吴遂下令免靳。 

吴、靳表面上不伤和气，吴抵保定的当晚，靳随吴至光园共餐。吴安慰靳说：“人各有志，不可相强，你不赞成联奉讨冯，你就站开，让别人来干好了。我不勉强你。” 

吴委齐燮元兼任第六军总司令，留守保定，接替靳的职务。 

奉张为了配合吴，也解决了吴所不喜欢的赵杰部队，以示投桃报李之意。张由奉天动程入京的行期也一改再改，他的卫队旅由张学成率领，于31日晨10时抵天津，分驻河北。 

由于吴、张会晤在即，国会议员们乃于5月28日在北京召开参众两院行政筹备委员会，议决五项：（一）各以私人分电同乡议员北上。（二）调查在京议员人数。（三）推代表向颜惠庆索经费。（四）清理文件。（五）审查宣言。29日继续开会。30日发表宣言，略谓13年11月段祺瑞窃据首都，毁法乱政，国会中断。现在暴力既除，国家不可一日无国会。兹决在京继续开会。31日又电汉口吴景濂、庐山张伯烈请克日北上主持。 

可是国会议员虽吵得很凶，但没有人作主，不要说经费无着，甚至连院址也收不回来。 

吴、张虽已分别前往北京，但是吴到了保定即裹足不前，张作霖则于6月5日姗姗迟来，也只驻节天津。张是5日晨4时启程入关，郑谦、杨毓珣和八大处随员同行。6日晨抵天津，张学良、褚玉璞、李景林5日晚均赴唐山恭迓。奉天军署由杨宇霆代拆代行。 

张作霖抵津后，直鲁联军将领当晚在行辕公宴老帅，并开秘密会议。 

这时吴、张均同意，双方各派代表在天津开吴、张预备会议。这是双方幕僚人员想出来的好办法，因为吴既固执又武断，张也不是柔顺之辈，两巨头见了面，万一一句话不投机，一定当场决裂，真的决裂了，就很难补救。 

6月7日上午天津召开吴、张巨头会议的预备会。奉张派郑谦、张景惠。直吴派张其锽、张志潭出席会议，这次会议预定三天，讨论内容分为军事、政治和法律三方面。第一二两天大家交换意见，对于军事方面很能协调，就是奉、直两方合作进攻西北国民军，奉军攻多伦，吴军攻南口，直鲁联军任后方，各军粮糈自筹，吴、张相约不与国民军单独媾和。至于政治方面，颜惠庆摄阁问题奉方本采杯葛，而法律方面国会问题更为张作霖所反对，这样一来，天津会议中三大问题只有三分之一可以解决，三分之二都无法达成协议。张作霖乃电召杨宇霆入关，杨于9日晚抵津，即晚偕郑谦、张景惠与张其锽、张志潭继续会议。杨发表反对护宪的三大理由：（一）奉天在段执政时代已自由任免官吏。吴现在也是自由任免疆吏，两人所行所为都与宪法精神不符，此时高喊护宪，至少吴、张两人所派的疆吏和官吏均不合法。（二）如果依从宪法，宪法规定军费的支出不能超过国家财政收入四分之一，可是现在的军队，事实上数额超过了宪法规定若干倍。（三）宪法中规定军队是义务征兵制，今天亦办不到。 

奉方提出的理由都好像很有道理，总之奉方就是不赞成护宪，因为宪法是曹锟所颁，而第二次奉直战争，奉方就是高举反对贿选的大旗对曹，今日若护宪，是自食其言。6月10日整天会议，初步获致的结果是：（一）不谈宪法，（二）军事合作，（三）颜阁过渡，自动辞职。11日开末次会议，当夜10时杨宇霆、郑谦假张志潭宅宴张其锦，张其锽，即于12日晨离津赴保定向吴佩孚报告天津预备会议经过及结果。张其锽离津后，杨宇霆也于当天折返奉天。 

张其锽抵保定后，即赴光园谒吴，就天津会议中奉方具体态度娓婉向吴分析，如果在维持颜阁一事上坚持，必与奉方决裂，颜惠庆的摄政内阁仅为直系保持颜面，只要面子过得去，即应找台陛下。吴佩孚对张其锽的报告很重视，遂不再坚持颜阁问题。 

现在时局重心问题转到颜内阁身上，变成颜惠庆下台可以促成吴、张两巨头会晤，而吴、张会晤对中央大局才能有所开展，因此协调的箭头转到颜惠庆用什么方式下台？既然要保持吴的面子，先要让颜的内阁开成一次内阁会议，在此以前，颜虽宣布复职，可是内阁各阁员一半以上都没有就职，在实质上还不是一个内阁，因此吴的亲信便亟亟奔走促成颜阁和阁员就职。张其锽代表吴于6月18日入京，邀请摄政总理颜惠庆、财长顾维钧、交长张志潭、法长张国淦晚餐，商量促成颜阁办法。由张其锽电邀逗留天津的内长郑谦，郑于19日晚来京，于是吴、张双方代表又在北京开第二次预备会议，这次会议的主题是研究颜阁下台的手续问题以及吴、张入京日期。最后双方更迈进了一大步，就是不再提护宪护法问题，以减少外界以讹传讹。当晚张其锽回保定，郑谦回天津，分别向吴、张报告北京预备会议详情。 

6月20日下午4时，颜惠庆摄政内阁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也是最后一次会议，内长郑谦、陆长张景惠、外长颜自兼、财长顾维钧、农长杨文琦、海长杜锡珪、法长张国淦、交长张志潭均出席，会议决定，推杜锡珪代理国务总理，顾维钧并辞外交总长。 

杜锡珪代理国务总理后，以田应璜为内务总长、任可澄为教育总长。并正式通告杜锡珪于6月23日就任代理阁揆。 

北京国务院并于23日通电全国，略谓： 

“政枢中断，内政外交动呈险象，京师根本重地，同人等经各方敦促，不得不勉为事实上之维持。越月以来，区区苦心，当能共谅。现军事正在积极进行，而关税会议继续谈判，自顾菲才，实难胜任。亟请另选贤俊，主持一切。庶目前外交军事可赖推行，将来完成法律问题亦可循序而达。” 

这一道通电，前半段是敷衍奉张，后半段为秉承吴孙，措词对双方均能兼顾。 

杜锡珪在吴佩孚一年半以前乘决川舰浮江两湖的时候，曾暗中救了吴，因当时段祺瑞密令海军夜袭吴的座舰，杜锡珪在千钧一发的当口通知吴及时逃脱，否则吴可能就死在长江江上了。有这一段患难交情，所以颜惠庆内阁辞职后，吴即请杜代理，以作为投桃报李。 

颜阁问题，吴、张各让了一步，既维持了吴的颜面，又尊重了张的意旨，这一来吴、张会面的障碍总算勉强撤除，剩下来的问题就比较可以协调了。 

北京国会议员希望在张作霖未入京以前做成事实，可是大老板还没有取得协调，无枪无勇的议员能有何作为呢？ 

杜锡珪的代阁勉强成立，这个代阁的目的，是促成吴、张的入京，并且表示吴、张的第一次和第二次预备会议，都已顺利完成了他们的工作。因此杜代阁后，即分别电迎吴、张入京。 

6月25日，张宗昌、张学良，由天津赴北京，为奉张布置。第二天张作霖入京，当晚5时抵京，下榻顺承王府，即接见奉系将领及杜阁阁员。并专访赵尔巽、王士珍等北洋元老。 

吴佩孚于27日离保定，即晚宿长辛店，28日晨始入京，下榻王怀庆寓。 

张作霖在吴抵王怀庆寓后，即驱车往访，吴在大门口欢迎，两人携手入花厅，打了一阵哈哈，张乃告辞。吴在张走后即出门拜客，先访赵尔巽和王士珍，然后赴顺承王府答拜张作霖，张亦降阶相迎。 

吴比张长两岁，奉张结交了这位新把兄，乐得无以复加，嚷着要照相以留纪念，吴、张并立前排中央，张宗昌个子最高，有鹤立鸡群之感，照相人对好了光不敢照相，吴有点不耐烦，呵欠连连，张正兴高采烈，以为相机出了毛病，那知是张学良用手做王八姿势，放在张宗昌头上，所以照相人不敢把这个怪样摄入镜头，等到老将回过头时，两个小张才吓得装起正经面孔，摄影才告完成。 

中午代理国务总理杜锡珪和顾维钧、张国淦、任可澄、杨文恺、张志潭等五阁员假怀仁堂盛宴款待双方，奉方为张作霖以下八人，直方为吴佩孚以下八人，并邀赵尔巽、王士珍、孙宝琦作陪。 

正式的两巨头会谈也是在怀仁堂举行，这个全国所瞩目的吴、张会议并无形式，亦无程序，仅在宴会前两人在怀仁堂的后客厅密谈了30分钟，就告结束，亦无公报发表，大家对他们的密谈也讳莫如深。其实所有问题都在预备会议中解决了。 

这个吴、张巨头会议，事前足足地筹备了一个多月。劝驾、促驾、协调、协商，极尽口舌之劳，奔走之苦，迄两巨头见面，不过30分钟的密谈而已。 

人世间的变幻真是白云苍狗，民国11年直皖战后，张作霖和曹锟在天津开巨头会议时，当时吴还是一个师长，张作霖已是大帅，颇有羞与吴共几而坐之势。后来吴在洛阳做起堂堂巡阅使被尊为大帅后，曹晋级为老帅，张气得也自封为老帅，他的儿子张学良被尊为少帅。如今时移势易，吴佩孚卷土重来，张却从三层楼自动跑下二层楼来与吴握手，且把正位让给了吴，“吴二哥”叫得亲热万分，比和曹锟的亲家还要亲密。 

张宗昌和新任直隶督办褚玉璞备了两份门生帖子送到吴的行辕，吴谦逊不遑，改送了两份兰谱以敷衍他们的面子。 

谢选骏指出：“吴张两巨头”，就是吴佩孚张作霖两个匪首贼头，他们的“北京会晤”，就是死不悔悟。过了没几年，他们就烟消云散了。

【二四〇、南口冯军苦战】

吴佩孚这次入京，架子端得很大，他并不在北京城过夜，怀仁堂宴会后当晚，即偕田维勤及全体随员出京回长辛店。张作霖偕奉方军要，以及北京政要名流均送至车站，吴是要指挥进攻南口的军事，张祝他马到成功，吴连连说：“仗老弟洪福。” 

张作霖于6月29日返天津，抵津后解决了李景林部，这是清算去年郭松龄倒戈的旧帐，由于张老帅出乎不意，使张宗昌为之肃然。 

吴、张离开北京后，全国的视线也离开了北京，留给北京的，是可怜而零落的内阁，穷得无隔日之粮的政府。 

7月6日杜代阁开第一次阁会，决议张国淦署内长、蔡廷干署法长。以金还为中国银行总裁、张嘉璈为副总裁。这一期间潘复是奉系的红人，他和张宗昌、张学良交情深厚，是二张身边不可少的人物，所以他当时炙手可热，一会儿传他要做财政总长，一会儿传他要组阁。二张在女人和麻将牌上是少不了他的。 

北洋时代的特色，除了那些颟顸、粗鲁、愚而自用的形形色色军阀而外，就是还产生一批那个时代的政客，这些政客不需要吟诗，而要会陪酒、陪赌和在女人方面有丰富的资料。 

吴、张会议中决定的，是用兵南口，由吴佩孚、张作霖、阎锡山联合发表宣言，合作讨冯，并下总攻击令。奉、直、晋联合讨冯后，主战场在南口，统帅则推吴佩孚担任，关内奉军和直鲁军悉听吴指挥。 

吴把攻南口的责任交给了田维勤，悄悄告诉田：如果攻下南口，即以察哈尔都统相酬。田维勤是靳云鹗的部下，他的军队并不能打仗，吴以田为主力，又是走错了一着。而吴把察哈尔都统随便许人，也犯了政治上的大忌，因为察哈尔和绥远在奉张看来是他的禁脔。正因为如此，所以奉张虽然表面支持，实际上内心则不谓然，所以奉军按兵不动，有黄鹤楼看翻船之态。 

不争气的是田维勤，今天哗变一团，明天哗变一旅，久攻无功，而守南口的国民军却越战越勇，吴大帅长胜将军的威风为之扫地以尽。 

田也学寇英杰打假捷电的方法，报捷电十分之九不确，吴气得暴跳如雷。然而不如意事接踵而至，吴攻南口不下，湖南方面则告急电一日数至。吴咬紧牙关宣称：南口一日不下，则本总司令一日不南返。 

曹锟命彭寿莘劝吴放弃南口军事，早日回武汉部署湘鄂防务，吴坚持不肯。 

吴佩孚为了便利和指挥进攻南口，乃在保定设立总指挥部，所有南口和大同两方面的军事，都归该部直接指挥，吴自任总指挥，以王为蔚担任中路，出涞源，田维勤任右翼攻怀来，魏益三任左翼攻蔚县。 

国民军求和不得，乃改编七军，推张之江任总司令，第一军鹿钟麟，第二军宋哲元，第三军李鸣钟，第四军郑金声，第五军门致中，第六军石友三，第七军刘郁芬。每军均辖两师，其战略为在南口及多伦诺尔主守，对大同主攻。鹿钟麟派飞机在大同散传单，限人民自即日出城，否则掷百磅炸弹。张之江则函阎，谓国民军为自存计不得不取大同，俟大局定后，当即奉还云。 

国民军既然对山西采攻势，阎锡山乃迭电催促奉军、直军火速进兵，且谓“养寇贻患，晋难安枕，与其日寻干戈于将来，不若锡山让位于此日”等语。晋军分三路，中路商震由得胜口攻丰镇，东路张培梅由天镇攻柴沟堡，西路孔繁蔚由右玉攻绥远。阎自任总司令。 

国民军集中全力压迫山西，15年6月27日攻占大同，晋军右翼商震部退怀仁，左翼孔繁蔚部退英家窑，鹿钟麟、李鸣钟，韩复渠由得胜、镇川、驻市三口，分三路进攻雁门关。 

7月3日吴佩孚在保定会议，分编四军，吴自任第一军总司令，直辖田维勤、王为蔚等部。第二军总司令彭寿莘。第三军总司令阎治堂，第四军总司令齐燮元，副司令魏益三。7月中旬王为蔚部抵蔚县与方振武部接触，进袭狼牙口，入雁门关，魏益三部抵广灵。 

奉军、直鲁联军、直军、晋军联合作战，大体共分五项：（一）各方共出兵40万主力，另组别动队策应。（二）直军出兵七师四旅，奉军出师五师八旅，统归吴佩孚指挥，分三路进攻西北。（三）南口军事以奉军为主力，直军为副。（四）晋北以晋军为主力，直军为副。（五）直、晋两省扫除国民军后，再议第二步。 

吴佩孚这次东山再起，每次用兵都不顺利，他原以为一鼓作气可以攻下南口，怎知国民军坚守南口，他的军队久战无功，田维勤的部队且一再谎报军情，夸大战果，贻笑中外。 

他在不得已情况下，把进攻南口的主力，让给奉军，对吴来说，实在很丢面子。奉军和直鲁联军担任战场主角后，张作霖重新编组其部队分为三路，第一路徐源泉，第二路荣臻，第三路韩麟春。总指挥褚玉璞，后方总司令张学良，前敌总司令张宗昌。 

关于国民军在南口的苦战以迄失守经过，特抄守南口的刘汝明所撰回忆录有关此一段经过于后： 

“六月二十二日，石筱山（敬亭）兄到南口来视察。他参观了阵地以后，筱山兄叫着我的号说：子亮，你要小心敌人抄你的后路，我看八达岭、居庸关这一带山高且险，你的兵力又薄弱，如果叫敌人迂回过来把山占据，火车及一切都要绝断了。我听了，看看附近的人很多，便说：沿铁路两侧，我都埋伏得有人，你没有看到。回到师部我和筱山说：你顾虑得是，敌人如果从南口正面或附近来攻，我这一个师足可应付，倘若敌人要从南口以东三十里，或南口以西三十里向康庄、怀来迂回，我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筱山回去大约向张、鹿诸公报告了，鹿的手枪旅季振同团，立刻就进驻居庸关。 

西北督办公署参谋长曹浩森也以电话通知我：佟麟阁的第十一师进驻康庄车站以东延庆县与得胜口一带，陈希圣的第三师开到康庄车站以西地区，防守居庸关右翼的长城各小口。这两部是来掩护我的左右侧背，叫我和他们切实连系。曹浩森是日本留学，由李烈钧介绍来的，熊哲民（斌）是陆军大学毕业的，在我们南苑练兵时期，由刘骥介绍来的。陈希圣兄是接郑金声新任第三师长，他是山东荷泽人，与我的私交也很好。我们这时的全部兵力，除了骑炮兵，一共有十二个师，第一师是徐永昌，第二师是孙良诚，第三师是陈希圣，四、八、九，我记不清是谁，第五师韩复榘，第六师是石友三，第七师是马鸿逵，第十师是我，十一师是佟麟阁，十二师先是蒋鸿遇以绥远都统兼，后来孙连仲调任，石敬亭是西北军援军后方总指挥。 

佟、陈两师刚上来，敌人又开始猛攻，这次是张宗昌进攻南口正面，张学良攻得胜口迂回我的左翼，吴佩孚亲督田维勤、潘鸿钧两部选的精兵，从我们右翼，直攻康庄。从七月上旬起，张宗昌连攻了南口三天，每次都是攻到外壕边便叫我们击退。吴佩孚进攻的部队也毫无进展，只有奉军有三百多人从南口、得胜之间的空隙，乘夜爬山绕到居庸关东七八里处，立刻就被季振同团包围歼灭。季团的副团长也阵亡，士兵伤亡了也很多。敌人这次总攻又失败了，不过我们也很危险，幸而有石筱山的建议，我的侧背有了掩护，不然真也不堪设想。 

七月十日鹿打电话给我，他说：他的意见放弃南口的阵地，退守居庸关、八达岭纵深配备。他又说：古时战争大多数是守居庸关，既可以节省兵力，敌人的重兵器也不容易活动。我在连次获胜之后，也许有点轻敌，我认为南口阵地的工事是金城汤池，左右侧背有佟、陈两师也是安如磐石，不过我还是向鹿说：让我和三个旅长商量商量，再把我们的意见报告。我集合三个旅长和主要的幕僚开会，把鹿的电话传达一遍，再问他们的意见。 

胡长海、张万庆两位旅长都没什么意见，王书箴旅长却激烈反对，他除了和我相同的意见之外，还说守南口可以予敌人以威胁，可以叫他们寝食不安，何况南口已坚守了三个月，敌人不停的进攻，也没有越过雷池一步，弃之也未免可惜。我便打电话向鹿先生报告，把我们的商量结果告诉他，他也没有坚持，他大约已经知道广东方面北阀大军快有行动了。 

七月下旬张之江督办传来冯从俄国的来电，说蒋中正率领北阀大军进攻两湖，要我们坚守南口以牵制吴佩孚。这时吴佩孚与张作霖，经过几次会商也达成了‘军事合作到底，政治以后再谈’的协议，继续进攻南口。吴佩孚恨冯入骨，必欲把我们解决而后已。北伐大军虽已行动，他仍然把他的主力部队置于北方，进攻南口，等到后来他回到南方时北阀大军已经打出湖南了。 

八月初，奉、直、鲁、晋各路敌军大举进攻，多伦、南口以及晋北方面同时激战，多伦首先失守。本来宋哲元是守多伦的，后来因为晋北紧张，宋奉命为攻晋总指挥，石敬亭为参谋长，多伦交给骑兵师席液池防守，奉军吴俊升、汤玉麟来攻，因为众寡不敌；加以席与旅长王镇淮意见不合，多伦就此失守。八月九日南口当面由奉、吴、张宗昌再举总攻，铁路以东奉、鲁军选了六个攻击点，每人攻击点都使用一个旅兵力，用宝塔式的攻击。铁路以西也有直吴军四五个旅攻击。攻击一开始先用排炮猛轰，再用坦克车及步兵排、连、营、团冲锋，我的三个旅同时告急，我的师属独立营，能作战的都开到前线去了，炮兵的驭手也被王书箴要了去，只剩下炮手放炮。以致到撤退时无人牵马拉炮，炮也丢了。到了十二日，敌人的坦克车九辆，将我们关公岭东沙河滩所筑的石墙冲倒，所有的副防御全毁，电网被破坏的也很多，电流也不通了。铁路机厂的发电人员，也潜逃无踪。战况如此惨烈，所幸将士都能用命，卒能将敌人一一击退。 

十五日早上九点钟左右的样子，鹿打电话给我说，多伦方面的吴俊升敌军，已威胁到张家口了。全军要向绥远、包头总退却。又说第十师苦战了四个月，敌人以数十万众倾巢来犯，中国战场上空前没见过的飞机、坦克车也来参战，而始终不能得逞，你们的英勇精神全军敬佩。现在因为多伦失守，不能不退，你要立刻经张家口、柴沟堡，向绥远、包头撤退。我说：现在已经九点多了，单是铁路两侧就有十几个旅攻击，战事正烈，白天无法撤，到天黑了再撤吧。鹿说：也好。他又说：指挥部即经张家口往绥远撤，你无论如何要在三天之内，通过张家口。第三师方面现在无战事，已经叫他们撤退了。十一师方面现在也正在打着，他们也是天黑了撤。鹿说完他的指挥部就撤了，当时如果我立即把鹿命令下达，重武器也许不会丢，部队损失也许不会那么多。可是我想，命令下早了，会使他们动摇，四个月都过去了，这半天就不能撑了么？那知到了下午三点，卅旅阵地就被敌突破，卅旅是在正面，廿八旅在关公岭方面，廿九旅在铁路以西。卅旅被突破，阵地便会被分为两半。我知道已不能再撑，便急以电话通知廿八、廿九两旅速向康庄撤退，如果南口不能通过，便翻山走到康庄车站集合。当时我手中还有半个机枪连，两挺重机枪，便叫连长胡光武带着占领南口的南面寨墙，掩护卅旅撤退。一直到六点多钟，卅旅的官兵也退回不少，但还不见王旅长。情势已不能再等，便带着一部分官兵，步行到居庸关，上了火车到康庄。到了康庄，令铁路方面准备火车，上满一列车便开一列车。这时候听说王书箴旅长被俘了。王旅长有胆有识，实在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他以后被张宗昌在北京杀害，每每想起他来，都为之惋惜不已。 

我乘第三列兵车在十六日下午到张家口，督办公署已撤走了，车站的人告诉我，柴沟堡这边六七里处有督办公署的一列车翻了，人可以到翻车处下车，骡马必需在有站台的车站先下车。这几天平绥铁路也是连出事故。卓资山机车相撞，下花园翻车，柴沟堡又翻车，都有不少的人伤亡，所给予士气军心影响极大，在大军转进的时候，更扩大了失败心理，各部队几乎都已不成为有组织的部队，我们这次是打败了，败的已近乎分崩离析。” 

刘汝明回忆南口之战，只述国民军方面，至于奉军、直军和直鲁联军方面情况，兹再抄当时《国闻周报》一部分于后： 

“吴负责进攻南口军事后，由于田维勤部久攻南口无功，而田部陈鼎甲旅叛变于前，吴世孑旅之贾马二团又变于后，硕果仅存的只有张万信及纪某两旅，亦受包围。田部于此战斗力遂告消失。至于魏益三部亦不可恃。张宗昌自前线巡视回京后，乃与张学良商量，如欲速下南口，非变更战略不可，两张遂将前线险状告之张其锽，经张赴长辛店向吴报告，吴对变更战略完全同意，以南口及怀来任务全交奉军及直鲁联军指挥。 

南口方面，张宗昌八月三日晚据报，直奉联军占南口第一险要之二道关，乘胜进攻，前锋至长城外延庆附近，进窥八达岭，攻居庸关北口。张学良语人，此次攻克龙虎台及南口防线两道，系利用大雨，以炮火胁迫敌军退出战壕。三日夜半，于珍占领长城外虎峪村，又由得胜口攻葵花峪。张学良、韩麟春六日通电，谓右翼通过二道关，中央由得胜北三里，深入敌阵，敌屡次反攻，均无效。即此可见奉军纵以重炮压迫，面西北军犹竭力反攻也。七日晨起，西北军各路反攻极烈，双方剧战。张学良是日晨赴昌平，下总攻令。重炮声竟日不绝。 

七日昌平全线猛烈攻击，左右翼达山根南口正面，距国民军仅有里许，尚未克复，右翼系奉军第四混成旅，迂回虎峪山村后方。左翼系联军第十一旅，已达山根，迁回绕攻南口之右侧。张学良八日夜返京，九日赴前线督战。张宗昌亦有拟率卫队赴昌平说。 

八月十四日下午二时南口镇被奉鲁联军攻下，此次西北军失陷南口原因有三：（一）西北军之守南口，原以十三陵白阳城等处为东西犄角，以前联军正面进攻，常受东西两路之夹击，陷于不利，自变更战略后，联军分三路进攻，左右两翼，先后将十三陵、白阳城等处西北军击退。中路占领龙虎台等要隘，右翼又抄出得胜口，进攻虎峪村，断南口后路。南口虽险，至此犄角尽失，三面受敌，不易防守。（二）联军进攻兵力在十万以上，守南口之西北军，仅郑金声、刘汝明等部三万余人，众寡不敌。（三）长城附近山洪暴发，军用桥梁多被冲毁，后方接济异常困难。有此三因，西北军不得不弃南口而退。当十一日联军严令猛攻时，西北军竭力抵抗，损失甚钜，延至十三日势不能支，遂一面在居庸关岔道等处布防，一面将南口守兵撤退，由刘汝明担任断后，十三日夜间与联军猛烈激战后，即陆续撤退。至十四日清晨，大队业经撤尽，仅留少数军队阻止追兵，并将重要工程加以破坏。闻自十一日起至南口攻下止，双方血战四昼夜，西北军死伤一万余人，联军方面死伤尤众，约在二万以上，此南口攻克之经过也。南口攻下之前数小时，虎峪村先为奉军占领，尤使西北军不得不向居庸、康庄、延庆而退。 

奉鲁军以生力军两旅担任追击，而首先入南口者，则为奉军于珍部赵鸣皋之第三十七旅。其所恃则全在邹作华之重炮队也。据连日联军公布，十五日克横岭城镇边城，正面奉军达青龙桥，十六日午占康庄，又续进占怀来。直军方面，担任西路之田维勤部，前此迟回不进，但十六日亦电告克怀来。又谓纪旅占土木堡站，田已进驻怀来，马吉第部十七日晚入涿鹿，向宣化追击。谭庆林部十五日下午占延庆，别队占龙沙关，十七日占宁远，距张家口六十二里，张学良、韩麟春十六日通电，报告所部向宣化追击经过，谓西北军已在张家口备车，日内开始撤退。第一步退丰镇，第二步退平地泉，第三步退绥远，第四步退包头，然后渡黄河，一部退甘肃，一部退库伦。大同西北军亦向西退却。阎锡山十五日电告，已令各军由浑源、偏关、天镇三路猛攻。冀断京绥路西北军归路。吴俊升则派穆春任中路，万福麟任东路，汲金纯任西路。进攻沽源，大概此路西北军亦必在撤退之中。闻吴佩孚十六日电平凉张兆钾，希会甘军，集中皋兰，逐西北军出境。另由马福祥电诸马，出兵宁夏，阻冯军西退。盖今日奉直联军固以会师张垣为目的，而又不愿西北军退守绥远甘肃也。 

十五年八月下旬国民军退守平地泉、包头。而宣化、张家口、大同、丰镇均在所谓讨赤联军之手。初，直军王为蔚部十八日占宣化，奉鲁联军亦继至。直军报告十九日下午入张口，奉军则谓二十晨进占张垣。实则西北军大队早于十六日由张口撤退，辎重无大损失。晋军十九日克大同车站及怀仁，进攻丰镇。奉军第九、第十两军亦沿铁路前进会师。阎锡山二十二日电告，傅师卢旅二十一日攻克丰镇，西北军既失丰镇，遂退平地泉。接平地泉在丰镇西北一百五十里，如联军再进攻，拟退卓资山扼守。又一说，则谓西北军以平地泉、包头、绥远为三道防线。讨赤军是否再行进攻，则不得而知矣。 

八月二十六日晋军攻克平地泉。阎锡山发电请奉鲁联军不必再进，西北军事晋军足以了之。又二十九日电告，晋军克平地泉后，追击队二十八日克卓资山，进逼绥远。但奉联军开干部会议，追击西北军，决以包头为止。包头以西，交阎锡山、刘镇华办理。双方所争，绥远地盘。盖奉方除汤玉麟任热河都统外，已任高维岳为察哈尔都统，三特区已占其二，岂容放弃绥远。而阎锡山本有任商震为绥远都统以固门户之意，所以电阻奉鲁军之西进。张学良、韩麟春三十一日晨偕高维岳赴张家口，将再赴大同丰镇，而察啥尔属之各官，奉直又均有委派，京兆尹李垣则又向齐燮元索还京西琢州、房山、良乡、固安四县收税各权，保大之军民政权亦有问题。 

国民军败退声中，冯玉祥十七日自莫斯科启程回国，廿九日已抵库伦、徐谦偕西北军代表李鸣钟、刘骥二十三日抵粤，徐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冯在莫斯科，由徐介绍加入国民党。刘骥、李鸣钟提合作办法十三条，请委冯玉祥西北军总制，暂以总制名义，统制西北军。国民党中央党部乃于廿七日欢迎国民军加入党籍。” 

谢选骏指出：“今天哗变一团，明天哗变一旅”——这是中华民国的中囻缩影，正如“今天斗争一批，明天镇压一批”——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囶缩影。

【二四一、军阀杀记者】

吴、张在北京会晤时，吴愿独力进攻南口，张作霖笑哈哈地对吴说：“敝部悉听二哥指挥，我的部队就是你的部队。”南口攻下时，吴以主帅资格论功行赏，保举作战有功人员，他觉得奉军将领出力最多，应该予以嘉奖。 

杜锡珪代阁根据吴的保举单发表一批叙勋命令，其中最重要的是授张宗昌为义威上将军，张学良加上将衔。怎知吴的好意却碰了一个钉子，张学良首先来电坚辞，张宗昌及其他奉军、直鲁联军将领亦表示不受吴的保荐，且云：“本军系奉上将军（指张作霖）命令，叙勋授爵应由上将军查明具报办理。” 

张作霖是上将军，张宗昌在奉军中处于养子地位，吴荐张为上将军，张拒绝，当然是做给奉张看的。 

张宗昌不只拒受上将军，且有函给吴佩孚，要求改组内阁，并支持孙宝琦继任国务总理，北洋军阀只要军力一大，就要对中央过问，张宗昌何能例外。张函如下： 

“前略，现在中央政府，业已成立。当此军务未了之际。应以讨赤为其责任。乃观政府近日举措，殊不尽然，用兵之道，饷项为先。自古至今，断无饥饿之兵，能当大敌。宗昌所部各军，今日所负军事责任，何等艰难重大。政府当局，应如何劳身焦思，以助其功。乃自内阁成立以来，一筹莫展，以我国财政情形而论，固属困难万端，然政府如能处理有方，热心负责，则勉筹一二千万，以应急需，亦非不可能之事。而政府中人，未闻有此。若非全无能力，即为不尽厥职，二者必居其一。且政府对于宗昌等军，形同无视，宗昌屡次派员催促，当面请托，一概置若罔闻，全以空言相向。宗昌欲筹少数犒军经费，携赴南口，迟之甚久，未能足数，无法以慰前敌官兵。诸公高座堂庙，欲以空言驱人效命，宗昌则以何术能使将士用命乎？且用人为国家大政，况当用兵之际，尤以赏功问罪，示天下以公平，方能鼓舞人心，树为标的。即我公驾驭英豪，意欲澄清天下，亦非此道莫由。乃政府近日用人，则异于是，贤才未及登用，功绩未及酬庸。而向与讨赤无关之人，阁内阁外反日日见诸任命。似此用人行政，颇似植党营私，全无功罪赏罚标准，又何以鼓舞将吏克敌立功。以上所云，皆为事实。故以责任政府之义绳之，今日政府，实应负贻误军事之责。除非改弦更张，另组新阁，势必政治未良，影响及于军事。讨赤之事，无法进行，不仅宗昌无以对我公，即我公亦无以慰天下。宗昌愚虑所及，以为今日心阁，兼行摄政，权贵俱重，迥异平时。非得老成硕望，不足以镇中枢。前次曾以管见上尘钧听，以为孙慕老资深望重，中外所知，内政外交，皆为老辈，能于此时请其组阁，当能从容坐镇，以收中外人心。财交等部，职权重要，亦当妙选长才，分担艰钜。设能如此布置，实于今日军事，所裨非小。讨赤一役，庶几能尽其功。否则政府酣嬉于内，军士怨愤于外，大局前途，未知所届。” 

杜锡珪代阁又摄政，本来就完全是吴佩孚一人的主张，南口攻下后，张宗昌发言权突然增加，他表示对杜阁强烈不满，然而，奉系方面认为独揽中央大权的机会尚未到临，所以并不积极倒阁。 

吴佩孚这时身在北方，心悬南方，因为湖南问题严重，唐生智投靠广东的革命阵营。为革命军打通了北伐的咽喉要道。本来广东方面的革命军，从孙中山在世时起，就致力于北伐军事，因为湖南的梗阻，北伐军不能顺利进入湖南，因此北上之路未通。唐生智驱走赵恒惕以后，由于吴坚决支持赵恒惕和叶开鑫，所以唐生智乃投靠北伐军。北伐军支持唐生智北进，遂使湖南局势日益紧张。湖北方面日日有告急电给吴，吴因为南口没有攻下，无法分身。南口攻下以后，他便亟亟安排返回武汉，指挥两湖战事。 

8月22日张作霖派郑谦入关与吴佩孚接洽内阁改组问题，郑即偕张其锽由北京赴保定，竭吴请示，并代表奉张送吴南行。 

杜锡珪身不由主，自张宗昌倒阁通电发表后，为之意兴阑珊。8月20日晚宴阁员密议总辞职，21日通电全国军民长官，略谓：“前以军事方殷，中枢乏主，曾表示于最短时期暂维现状，今幸军事结束，自当引退让贤”云云。杜电发出后仅吴佩孚和孙传芳复电慰留，其他各方毫无表示，更使杜感到泄气。22日郑谦和张其锽抵保定后，吴佩孚在光园开会，郑谦、于国珍代表奉方出席，吴表示对西北问题应予彻底解决。自己对西北地盘和内阁问题不愿多主张，拟请张作霖主持，不过希望在没有适当人选以前杜阁暂予维持。光园会议后，郑谦于23日回京，24日返奉向张报告吴的态度。张表示中枢仍听吴主持，如果内阁局部改组，要奉方派人参加，则除财、交两部外，其他均无意见。孙传芳亦表示不问中枢政事，代表孙入阁的农长杨文恺亦留南京未北返。 

据说北京政局的内幕是三张联合排斥杜锡珪，所谓的三张是张国淦、张志潭和张其锽。张国淦是北洋老人，张志潭一直是吴在北京的代表，张其锽则是现在吴的红人，三张都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北京政局的症结，总理人选除了大军阀的支持外，最重要的是财政问题，然而当时的财政，谁也不能点石成金，因此谁也没有办法，除了借外债而外，任何办法都行不通。 

张宗昌攻下南口要钱，肃清西北冯玉祥部队也要钱，吴佩孚援湘军事也要钱。杜锡珪既非巧妇，如何能为无米之炊，顾维钧以办外交能手而负责财政，其意不过是动洋人脑筋，也毫无作为。 

当奉军入北京后，讨赤的气氛非常强烈。邵飘萍在那个时候是个炙手可热的新闻记者。他在郭松龄倒戈时，帮郭骂张作霖，当奉军进占北京，邵飘萍自己也知道处境危险，所以及时避入东交民巷，住在六国饭店。奉军派出特务去疏通邵的好友张汉举等，告以奉方对邵已有谅解，不会采取任何激烈行动，尽可放心回家。怎知邵的寓所已早在奉方便衣特务监视中，邵一出东交民巷就被跟踪，邵返抵家尚未进门，就被门口的特务所逮捕，这是15年4月20日下午7时左右的事。 

25日邵的报界友好和新闻记者13人联袂往竭张学良为邵求情，张学良以手作砍头式回答，大家知道邵是凶多吉少了，26日上午5时左右即被绑赴天桥刑场枪毙。 

邵被杀后，北京空气极为紧张，很多报刊都纷纷自动停刊，以免遭殃。原来民国初年军阀时代，新闻却是相当有自由的，军阀们虽然蛮不讲理，可是对新闻批评大体还能容忍。直到奉军入京后，形势才为之一变，邵飘萍被枪毙后，人人为之自危。 

接着发生了《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被枪毙的案子。15年8月6日清晨，宪兵司令王琦派兵到林白水家中去抓林，一共开来了三辆军用卡军，好像抓江洋大盗，宪兵说请林先生到司令部去谈话，结果车子直驶天桥刑场，仅在前门外宪兵分队停了10分钟，是打电话向王琦请示，总计从被捕到行刑，前后不过3小时。行刑前行刑人员问林有没有遗言，林说：希望自己的儿孙永不要做新闻记者。 

林白水被枪毙以后，第二天《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社长成舍我也被捕，被捕的情形和先一天林白水被捕完全一样，由三辆军用卡军押送到宪兵司令部，关进一间小房，由荷枪实弹的奉军驻守，成舍我心想，此命休矣。他是一位正直的记者。他的报纸是靠销路维持，他的从业人员都是考试进入，第一批考入的三名编辑记者中，有一位是黄少谷。 

成舍我的被捕，是因为他的报纸敢说敢写，对于奉军毫不客气的批评，他从不接受任何金钱上的补贴。他的报纸是正统的舆论，讲是非，别善恶，正因此而触怒了奉方，认为他一定有背景。他被捕后幸得孙宝琦出面向张宗昌疏通，而张宗昌正推荐孙宝琦为国务总理，对孙颇为买帐，因此成舍我被捕四天后竟死里逃生，被释放出来。 

谢选骏指出：“军阀杀记者”是中华民国的中囻特点，“党棍杀记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中囶特点。

【二四二、誓师北伐】

当北洋军阀互相争伐不已之时，南方的革命势力有了极重要的变化。蒋中正在二次东征时即深深体会到没有强大的革命武力，是无法贯彻革命的抱负，因此主张：“要在一年之内统一两广，三年之内统一中国”。 

民国15年元月，蒋中正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提出军事报告： 

“现在的国民革命军完全在政府的管辖之下，一个命令出来，完全可以动员，人数有八万五千人。兵士的饷额有一定预算，兵士的生活，也较前改善。又有军校陆军学生六千余人，足抵一师之数。再用此精神积极整顿，本党力量就不难统一中国。” 

蒋中正又对黄埔军校学生说出北伐的心愿： 

“北伐未完成，为国父毕生的遗憾；且以此重托于中正者，故回省以来，竭力提倡。中正以为无论何事皆可捐弃成见，惟此北伐问题，非贯彻主张，则昔日同志之牺牲，皆为无意义的举动。” 

15年4月3日，蒋中正吁请国民政府早日决定北伐大计： 

“北方自国民军退出京、津以后，中国形势之变化，其迅速与重要，非昔日沉闷与轻易之状态可比，如奉军占领京、津，则日本在华之势力愈为稳固。吴佩孚在鄂、豫之势力，英必竭力助长之。孙传芳盘踞江、浙，英必逼孙与吴联，……法国恨苏俄在华之势力复张，故急使与英、日联合战线，在滇助唐（继尧），以牵制广东之北伐。总之，此后列强在华，对于北方国民军处置既毕之后，其必转移视线，注全力于两广根据地无疑，且其限期，不出于三月至半年之内也。” 

同月30日这一天，再亲自向中央执行委员会及监察委员会，提请研讨北伐计划。这中间主要的方针大略是： 

“中国势力均衡，现已有所改变，正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交战之冯玉祥国民军，已撤出北京，退守平绥路，预料日本将予张作霖以财政与军事援助，使其摧毁冯玉祥之国民军。同时，英、日两国均可能支援军阀吴佩孚，使其进攻广东之国民革命军，在云南之军阀唐继尧，亦将接受外援，出兵阻挠北伐。在此一情势之下，国民党之正当策略，为谋取冯玉祥之合作，劝其退至西北，联合山西阎锡山之晋军，以牵制奉系军阀张作霖之向南伸张。同时，争取贵州及四川之地方部队，用以防止唐继尧之阻挠北伐。并应积极争取湖南唐生智湘军与江西地方部队，使其参加国民革命军阵营。尤应设法中立盘据苏、浙、赣、皖、闽五省之军阀孙传芳。倘以上各工作皆已进行，则国民革命军准备，当于三个月内完成。深信北伐军必能迅速占领武汉，将国民革命第一层障碍之直系军阀吴佩孚势力，完全消除。” 

民国15年6月5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军事委员会主席，统帅陆海空三军。7月1日以军事委员会主席身份下达了北伐的动员令： 

“本军继承大元帅遗志，欲求贯彻革命主张，保障民众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肃清反动势力，方得实行三民主义，完成国民革命。爰集大军，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复兴民族。除第四、第七两军先行出发，协同第八军相机前进外，兹特将第一、第二、第三、第五、第六各军前进集中计划各项图表，随令颁发，仰即遵照。此令。” 

7月9日，蒋中正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就职典礼上，由国民政府委员会主席谭延闿授印，中央党部代表吴敬恒授旗，国府委员孙科奉孙中山遗像。 

北伐誓师词是一篇庄严而雄伟的史诗： 

“嗟我将士！尔肃尔听，国民痛苦，火热水深。土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日星。吊民阀罪，残厥凶酋，复我平等，还我自由。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实行主义，牺牲个人，丹心碧血，革命精神。嗟我将士，一德一心，毋忘耻辱，毋惮艰辛，毋惜尔死，毋偷尔生。壮烈之死，荣于偷生。嗟我将士！保此国家。嗟我将士！保此人民。遵守纪律，服从命令，惟纪与律，可以致胜。生命为私，纪律为公，生命为轻，命令为重，嗟我将士！团结彻终，相爱相亲。毋惧强敌，毋轻小丑，万众一心，风雨同舟。我不杀贼，贼岂肯休，势不两立，义无夷犹。我不牺牲，国将沉沦，我不流血，民无安宁，国既沉沦，家孰与存？民不安宁，我孰与生？嗟我将士！矢尔忠诚，三民主义，革命之魂。嗟我将士！偕作同仇，革命不成，将士之羞。嗟我将士！如兄如弟，生则俱生，死则俱死。存亡绝续，决于今兹，不率从者，军法无私。” 

从这一天起，“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的雄壮歌声，随着战斗的怒潮，响彻了全国各地。 

国民革命军统一军制，早在民国14年即成立第一军至第五军五个军，其后程潜所部改编为第六军，15年春两广统一后，广西部队编为第七军。5月唐生智投效，改其部为第八军。 

各军编制兵力和指挥官名单如下： 

第一军军长何应钦。 

第一师师长王柏龄，辖孙元良、倪弼、薛岳三个团。 

第二师师长刘峙，辖陈继承、蒋鼎文、惠东升三个团。 

第三师师长谭曙卿，辖涂思宗、徐庭瑶、卫立煌三个团。 

第十四师师长冯轶裴，辖郑振铨、蔡熙盛、周址三个团。 

第廿师师长钱大钧，辖王文翰、赵锦雯、李杲三个团及刘秉粹补充团。 

补充团长张贞。炮兵团长蔡忠笏。警卫团长朱毅之。 

第一军合共兵力步兵18个团，炮兵一个团。 

第二军军长谭延闿。 

第四师师长张辉瓒，辖谢毅伯、周卫黄、邓赫绩三个团。 

第五师师长谭道源，辖罗寿颐、彭璋、朱刚伟三个团。 

第六师师长戴岳，辖黄友鹄、廖新甲、刘风三个团。 

教导师师长陈嘉祐，辖余泽篯、李蕴珩两个团。 

炮兵团长谢慕韩。 

第二军合共兵力步兵11个团，炮兵一个团。 

第三军军长朱培德。 

第七师师长王均，辖曾万钟、万人敌、彭武扬三个团。 

第八师师长朱世贵，辖韦杵、祝膏如、李思愬三个团。 

第九师师长朱培德兼，辖顾德恒、李明扬两个团。 

宪兵营长武宣国。炮兵营长张言传。 

第三军合共兵力步兵八个团，炮兵、宪兵各一营。 

第四军军长李济琛。 

第十师师长陈铭枢，辖蔡廷楷、范汉杰、戴戟三个团。 

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辖香翰屏、余汉谋、黄震球三个团。 

第十二师师长张发奎，辖缪培南、黄琪翔、许志锐三个团。 

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辖云瀛桥、陆兰培、陈章甫三个团。 

独立团长叶挺。 

炮兵营长郭思演、薛仰忠。 

第四军合共兵力步兵13个团，炮兵两个营。 

第五军军长李福林。 

第十五师师长李群。 

第十六师师长陈炳章。 

独立第一团长梁林，第二团团长林驹。 

第五军合共兵力步兵八个团，炮兵一个营。 

第六军军长程潜。 

第十七师师长邓彦华。 

第十八师师长胡谦。 

第十九师师长杨源浚。 

炮兵营营长莫希德、罗心源。 

第六军合共兵力步兵九个团，炮兵两个营。 

第七军军长李宗仁。 

第一旅旅长夏威。 

第二旅旅长李明瑞。 

第三旅旅长伍廷扬。 

第四旅旅长黄旭初。 

第五旅旅长刘日福。 

第六旅旅长韦云淞。 

第七旅旅长胡宗铎。 

第八旅旅长钟祖培。 

第九旅旅长吕焕炎。 

第七军合共兵力步兵18个团，炮兵两个营。 

第八军军长唐生智。 

第二师师长何键。 

第三师师长李品仙。 

第四师师长刘兴。 

教导师师长周斓。 

第五师师长叶琪。 

鄂军第一师师长夏斗寅。 

教导团团长周荣充。 

炮兵团团长王锡焘。 

第八军合共兵力步兵22个团，炮兵一个团。 

北伐军出师时，后方之巩固布置分为七个警备区，直隶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其配置情形如下： 

潮梅警备司令由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兼，驻军汕头。 

广属警备司令由第廿师师长钱大钧兼，驻军广州。 

惠属警备司令由第十八师师长胡谦兼，驻军惠州。 

韶属警备司令由第二军教导师师长陈嘉祐兼，驻军韶关。 

肇属警备司令由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兼，驻军肇庆。 

钦廉警备司令由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兼，驻军北海。 

琼崖警备司令由第十一师第卅四团团长许志锐兼，驻军琼州海口。 

中国国民党为出师北伐宣言，全文如下： 

“中国人民之困苦，至今日而极矣！以言农人，则血汗所获，尽供兵匪之掠夺，预征特捐，有加无已，终年辛苦，不得一饱，鬻田卖牛，浸成失业，此犹侥幸者也。至如直、鲁、豫、京兆等省区之农人，则兵匪所过，村里为墟，老弱死于沟壑，壮者多被俘掳，男为牛马，女被奸淫，其或能逃出虎口，幸保余生，亦不过惶惶如丧家之狗，不操下贱之业，即作他乡之鬼而已。以言工人，则终日劳作，所获仅能苟延生命，既无余资，又鲜保障，平时日日有失工之虞，灾患一至，不免沦于流氓之列，此时欲商无资，欲耕无地，不降为苦力，以逐渐消耗其生命，则直成饿莩而已矣。以言商民，则外被洋商售卖洋货、贩运土货之压迫，内受大小军阀土匪苛捐重税及明抢暗索之剥削，鲜能获什一之利，而频蒙亏本之灾，驯至小资生意，不堪损失，倾家荡产，比比皆是。以言知识界，则教者恒以薪金久欠，徒忧哺啜而不能传其智能；学者每以匪患兵灾，断绝资斧，而无以进其学业，加以百业凋敝，虽属聪明才智之士，难免彷徨失业之忧；至于直、鲁、豫各省年年烽火，学校关闭，小学教员沦为苦力，青年学生，多成饿莩，更无论矣。其他如各省军阀部下之军人，则多数本系农人、工人为求生计而投军者，然而投军之后，不但生计仍无可托，且为野心军阀驱而置诸死地，大好热血，不用以靖国难，救人民，乃徒以受军阀豢养之故，反用以屠杀人民，为军阀争功名求富贵，世间惨事，敦有过于此耶！至于经营工业之企业家，在从前固为社会上之富裕者，然至今日，则销场不佳，利益全无，工厂停闭，成本呆滞，即或勉强开工营业，而困于苛税勒捐无法支持，则不投降于军阀，而乞灵于洋商，不但事业已非我有，资本且丧失大半矣！总而言之，居今日之中国，除少数军阀官僚买办财阀之外，全国人民，入则有老弱待哺之忧，出则无立业谋生之地，行则逢掳身丧命之变，居则罹举家冻馁之祸，灾害深于水火，困苦甚于倒悬，凡此皆帝国主义之侵略，及卖国军阀之窃权所致也。帝国主义在经济上之侵略，其剥削之巨，岁辄万万，数十年来，未尝或息也。迄今中国之人民膏血已尽，仅有皮骨，彼为债主，我为债户；彼不劳而坐获，我终日充牛马，彼为经济的主人，而操命令指挥之全权，我为经济之奴隶，而居被驱使之地位。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剥削中国之不足，更在政治上利用万恶之卖国军阀，造成笔难尽述之罪恶。帝国主义者，既使军阀窃取政权，又使军阀盗卖国家；既使军阀永演阅墙之争，令吾民受尽兵刀之苦，更嗾使军阀压迫革命运动，欲吾民永无自决之日；既使军阀式的政治发生土匪，更使土匪变成军阀；军阀生生不已，人民困苦无穷，以军阀为刀俎，以吾民为鱼肉，如此则无怪乎中国农民不能安于乡，工人不能安于市，商民不能安于行旅，知识界不能安于校舍，军阀下之军人，恒辗转惨死于连年之内战，甚至经营工业之企业家，亦惴惴一日不能安其生也。帝国主义侵略之程度日益加深，军阀之暴虐日益加甚，则中国全国人民之困苦，自然日益加重。近者北方军阀混战经年，北京政府已不存在，我中国中部及北部人民，不但无好政府，而且亦无恶政府；不但无从减少既有之痛苦，亦且无法减轻新痛苦增加之速度；继此以往，指顾之间，不难使数千里土地，变为荒墟，数万万人民，化为虫沙，岂但政治的及经济的奴隶而已。本党丁此时机，熟察前因后果，深知中国人民困苦之根本原因，在帝国主义及其工具卖国军阀，深知目前中国之唯一需要，在建设统一政府。统一政府成立，则外足以抵抗帝国主义之恫吓压迫，内足以绝军阀之祸国殃民；统一政府不成立，则外祸益烈，内乱益甚，中国人民之困苦，亦将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中国人民将无噍类矣。本党从来主张用和平方法，建设统一政府，盖一则中华民国之政府应由中华人民自起而建设，一则以凋敝之民生不堪再经内乱之祸，故总理北上之时，即谆谆以开国民会议解决时局号召全国。敦知段贼于国民会议，阳诺而阴拒；而帝国主义者，复煽动军阀益肆凶焰，迄于今日不特本党召集国民会议以谋和平统一之主张，未能实现，而且卖国军阀吴佩孚得英帝国主义之助，死灰复燃，竟欲效袁世凯之故智，大举外债，用以摧残国民独立自由之运动。帝国主义者复饵以关税增收之利益，与以金钱军械之接济，直接帮助吴贼压迫中国国民革命，间接即所以谋永久掌握中国关税之权，而使中国经济生命，陷于万劫不复之地。吴贼又见国民革命之势力日益扩张，卖国借款之狡计势难得逞，乃一面更倾其全力，攻击国民革命根据地，既勾结匪徒，扰乱广东，又纠集党羽，侵入湘省，本党至此，忍无可忍，乃不能不出于出师之一途矣。本党敢郑重向全国民众宣言曰：中国人民一切之困苦总原因，在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之暴虐，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在建设一人民的统一政府。而过去数年间之经验，已证明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实为和平统一之障碍，为革命势力之仇敌，故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之势力不被推翻，则不但统一政府之建设永无希望，而中华民国唯一希望所系之革命根据地，且有被帝国主义者及卖国军阀联合进攻之虞。本党为实现中国人民之唯一的需要，统一政府之建设，为巩固国民革命根据地，不能不出师以铲除卖国军阀之势力。本党为民请命，为国除奸，成败利钝，在所不顾，任何牺牲，在所不惜。本党惟知遵守总理所昭示之方略，尽本党应尽之大职，宗旨一定，死生以之。愿全国民众平日同情于本党之主义及政纲者，更移其平日同情之心，进而同情于本党之出师，赞助本党之出师，参加本党之作战，则军阀势力之推倒，将愈加迅速，统一政府之建设，将愈有保障，而国民革命之成功，亦愈将不远矣。” 

谢选骏指出：“誓师北伐”，就是由新军阀代替老军阀——新军阀就是“党团特工控制的军阀”。

【二四三、唐生智加入国民革命军】

吴佩孚久攻南口不下，最后靠了奉军和直鲁联军的大力相助，才算解决了这个僵局。他在北方既不得意，在南方也走错了路，因为他既不和广东的革命势力合流，又逼迫唐生智投靠革命阵营。 

湖南问题是当时南北之间的一个烫手的洋山芋，袁世凯和段祺瑞时代都在湖南问题上栽了跟斗，袁、段不能解决的问题，吴佩孚如今二次出山，本来就是强弩之末，当然更解决不了湖南问题。吴的谋士张其锽屡次劝吴说：“唐生智虽然不足惧，可是他如果投靠了广东，其力量就不可侮，因此纵然打下了长沙，打到了衡阳，可是湘省的局部问题将演为南北问题，这是不可不重视的。”吴则小视了湖南，他过去以衡阳撤兵而崛起，每次处理湖南问题都得心应手，这次再起也是起于湖南，他认为别人对付湖南有麻烦，可是他却迎刃而解，所以他对湘事自行其是。 

15年4月25日他派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湖南总司令，贺耀祖为湖南省长。 

5月2日叶开鑫军进攻长沙，唐军措手不及，由长沙退衡州，叶部分六路追击唐军。 

叶开鑫、贺耀祖等都热切希望赵恒惕能遄程返湘，主持全省大政，因此在长沙攻下后，叶即电湘省耆绅转达吴佩孚，请勿下叶督湘、贺长湘的命令，同时通电迎赵讨唐。 

5月8日叶开鑫入长沙，委王隆中为湘南招抚使，俾收编唐生智的军队。 

湘军一、二、三师组成护湘军，推赵恒惕为总司令，贺耀祖为总指挥，赵未回湘前由叶开鑫代理总司令，贺耀祖亦以护湘军名义拥赵讨唐，其致赵电略谓战事扩大，非得钓座速归主持，不足以靖湘乱。 

赵恒惕自赴上海后，湘省和各方均敦促赵出山，他坚决表示不愿回湘，孙传芳在南京曾热烈相邀，赵遂赴宁小住，孙也促赵回湘主持一切，且电吴说：恢复赵的湘督，于联省、联军、联防俱有禅益，乞一致敦促。 

赵恒惕曾有电到广州给国民政府，主张所有客军都退出湘境。因为自唐生智退守衡州后，广东方面即决定出兵援唐，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派戴岳、张赞化、李明扬各军兼程援湘，并令白崇禧、夏威率桂军入湘。 

15年6月2日唐生智在衡州取消代理湖南省长的名义，正式加入了国民革命军，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兼中路前敌总指挥。 

湖南省局部之争促成了提早国民革命军北伐。 

唐生智获得革命军助阵后声势为之大振，15年6月中旬反攻屡为得手。叶军反胜为败，退据湘乡、湘潭。叶开鑫拟赴前线督师，吴佩孚电派末大霈、王都庆、唐福山为援湘军三路总司令，彭汉章为湘黔边防督办，令彭助叶攻唐。怎知这时彭已向国民政府输诚，通电谓已率全体部属移驻黔东，请政府予以正式名义改编，听候调遣。 

这时候吴尚在长辛店，不肯回师南向，他狃于过去湘鄂之役的胜利，低估了革命军力量，只为贵州有袁祖铭，江西有邓如琢，一旦革命军入湘，恰恰陷于左右两翼的包围中，同时也没有海军为江面上的掩护，使长沙和岳州都无法攻也无法守。所以他仍在做“四次征湘”的迷梦。吴佩孚对现状缺乏认识，过去湘军援鄂之役，对吴军没有作战的决心，又因和谈错过了一鼓直下武汉的机会，遂使吴军一举而败湘军。如今唐生智的湘军虽然有限，可是唐军之后尚有养精蓄锐的革命军。这支生力军是初生之犊，都抱有气吞斗牛，灭此朝食的勇气。过去吴的部队是基本部队，同时，北方完全是直系的天下，后路源源接应，而这次吴手下只是些杂牌军队，既不能打，又不愿打，今昔异势，吴竟茫然不自知。 

长沙再陷于唐生智军攻击中，赵恒惕在各方敦促下，于6月20日偕陈强、梅馨等抵汉口，叶开鑫闻赵抵汉，即驰电欢迎赵即日返湘主持一切。贺耀祖亦派代表到汉口迎赵。赵则分电叶、唐等，劝息兵停战，以免地方糜烂。 

吴佩孚获知赵恒惕已抵汉口，即电赵请其尽速解决湘局，以便攻粤，对唐剿抚悉听主持。 

6月27日援湘军将领林虎等30余人公宴赵恒惕，席间亦一致敦促赵出山领导湘事，赵则表示湘人苦战，必须各方罢兵言和，始愿出山。 

孙传芳有个、寝两电致广州的国民革命军，一则曰：湘人治湘历有年所，炎午返湘，必能息事宁人，南师北旅均宜互相约束，对于湘战严守中立，免致引起纠纷。一则曰：炎午回湘，当能调解一切，如双方减除误会，将湘事一任湘人自为，则前途皆相安于无事。至赣邓（琢如）调军窥粤之说，必系传闻之误，吾兄若将赣边粤军撤回和璞，必能阖境自安云云。 

7月1日赵恒惕答宴湘鄂军政界，于是外间盛传鄂、赣、川、黔、粤，桂各军共推赵为总司令。孙传芳亦派代表抵汉谒赵，吴佩孚亦派符定一回汉与赵商湘事，吴并电鄂督陈嘉谟，令陈转达援湘各司令，一切听赵之命令。 

国民革命军亦积极增援唐生智。 

赵恒惕于7月初由汉口赴长沙。国民革命军于7月5日 

电赵，劝赵改图讨吴，电云： 

“长沙赵炎午先生鉴：日前接诵快电，兹闻已抵长沙，深为感慰，三湘为革命策源地，自湘与粤不同调，西南之团结破裂，北洋军阀愈无忌惮，比年以来，无岁不战，西南各省受其构煽，迄无宁日。联省自治之说只可涂饰一时之耳目，然而国家则将深受其祸矣。此次湘省战祸全为竞秋（叶开鑫号）受吴氏之伪命所构成。吴氏抱武力统一之迷梦，不惜倒行逆施以遂其大欲。其对于西南将士，几如帝国主义之对于殖民地之酋长，使其自相残杀为唯一妙计。竞秋之于梦潇（唐生智号），即认为兄弟阋墙之争，亦何至遽背全省人民之公意，悍然引吴军入室乎！先总理曾誓师北伐以讨曹吴，今吴氏复起，中正必继先总理遗志以讨之。公本革命党人，从前历史必不肯轻弃，宜以国家与民族之自由独立为重，吴氏之个人感情为轻，幡然改图，共讨国贼。竞秋处曾致忠告，倘得鼎言促其觉悟，为讨吴先驱，共雪嘉鱼之耻，则湘省之战立止，国民革命亦得以完成，全国人民实利赖之。蒋中正。” 

北阀的兵力很单薄，革命军不过10万人，包括海军舰队一队，空军飞机一队。这样的兵力和任何一个北洋军阀相比较，都是比不上的。所以在作战的方针上，北伐军对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三大军阀采取各个击破。在军事目标上选定了吴佩孚为第一目标，孙传芳为第二目标，张作霖为第三目标。同时在首期作战时特别提出打倒吴佩孚，联络孙传芳，不理张作霖的口号，从事政治作战。 

吴佩孚既然轻视革命力量，加上他本身又是拼凑成军，在南方的兵力亦不雄厚，计有湘鄂边防督办李济臣所属驻守汩罗江北岸平江、通城、岳阳、澧县及鄂西之部可供调遣者约3万余人。陈嘉谟所部鄂军随时可供策应者亦约3万余人，湘军叶开鑫所指挥者亦约2万余人。至谢文炳、唐福山、马济、沈鸿英等部虽约有10万之众，不过谢、沈已溃不成军，唐福山军战斗力亦极薄弱。所以国民革命军和北洋军比较，虽然众寡悬殊，不过革命军是以一当十当百，而北洋军则是强弩之末，不堪一击，虽人多势众，却无作战力量。 

谢选骏指出：唐生智是个惯于叛变的逃兵大王，后来蒋介石瞎了狗眼，竟然让他去守南京，结果唐狗不战而逃，连举旗投降都不会，可谓是“南京大屠杀的内因”。

【二四四、吴佩孚痛失湘鄂】

湖南战局是革命军北伐的首次出师，15年5、6月间，第七军钟祖培旅及第四军叶挺之独立团进抵衡阳、安仁地区，遂使唐生智部在衡山、金兰寺及绿田、龙家湾等处之危急情势消失。6月上旬湘军在上述地区战斗不利，退守涟水及综水北岸。6月下旬革命军第四军之第十、第十二两师集中安仁，第七军之第二、第七，第八等三旅亦已到达永丰附近。 

吴佩孚这时还在南口，深知湘局严重，遂令原来计划分四路兵力援湘的宋大霈、王都庆、唐福山，董政国等部增援，并令航空队率飞机两架及兵舰十余艘入湘备战。吴因自己一时不能南下，所以责成叶开鑫部能保有醴陵、湘潭、湘乡之线以待北军来援。不料革命军势如破竹，以雷霆万钧之力迅速集中进迫。湘军处境恶劣，直系在南方的乃急电吴南下，吴因南口战事不能分身，乃电鄂督陈嘉谟：“北方战事吃紧，自身万难南下督战，务请与李倬章、董政国、宋大霈等和衷共济，协助御敌，勿令敌军侵入鄂境。” 

吴本希望征服全湘以进军西南，其后形势日非，则希望保持原来阵线以图进展，现在则希望在湖南作战，不使革命军进入湖北。 

北伐军决定在湖南提早发动攻击，期一举规复长沙，打通北伐之路，任命唐生智为北伐前敌总指挥，令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主力分攻醴陵、株州。第八军李品仙师及周斓教导师与鄂军夏斗寅师担任涟水正面佯攻，以牵制敌方兵力。以第八军之何键师及刘兴师与第七军之钟祖培旅为主攻部队，攻击潭市及娄底，进而压迫敌人于湘潭湘乡及宁乡，最后会攻长沙。预定7月5日开始攻击。 

7月11日革命军李品仙师攻占长沙。 

8月12日，蒋中正移驻长沙，主持进攻武汉的部署。决定分三路进军湖北： 

中央军以武汉——武胜关为作战目标； 

右翼军以南昌——九江为作战目标； 

左翼军以荆、沙——襄阳为作战目标。 

8月16日，蒋中正在长沙发表讨吴宣言。 

8月15日起援湘军在汩罗河与吴军大战，援湘军突破汩罗江防线，相继攻占通城、岳州，五里牌、羊楼司等重要地点，吴军溃不成军，纷纷退入鄂省，向羊楼洞、赵李桥集中。鄂督陈嘉谟亲率第十三混成旅及廿五师改编之一团，开赴汀泗桥增援。 

15年8月21日吴佩孚在保定接李倬章等急电乞速南下，而北方战局已告一段落，乃命齐燮元代总司令留长辛店处理一切，吴亲率陈德麟、刘玉春所部南下。23日由保定乘火车南返，24日抵郑州，途过郾城，先召开防务会议，25日抵汉口大智门车站，才下车即获悉一片败讯，前方藩篱尽撤，大为震怒。立即在督署召开军事会议，这时汉口空气非常紧张，租界堆布了沙包，房租一天天飞涨，汽车、马车、洋车满戴箱箧像潮水般流入租界，尤其是有财有地位的人跑得最快。吴在军事会议上痛斥各路将领，并宣布以刘玉春为联军第八军总司令，并严令李倬章等收集岳州、平江、商域败退各军坚守汀泗桥要隘。 

8月20日吴亲率刘玉春和陈嘉谟抵咸宁。这时蒋中正亦统率革命军抵达岳州，吴军和革命军在汀泗桥大战，吴佩孚亲临前线，令营务执法总司令赵荣华组织大刀队分八路把守各要口，监视各军，遇有退缩官兵即一刀一个，人头滚滚，一日之间杀了退却的团营长九人，逃兵正法者不计其数，对于没有战意的北洋军，稍挽颓势。 

吴佩孚自己立于猛烈的炮火中，刘玉春紧紧地追随他。除了大刀督战队而外，又有机枪督战队。这场大战真是杀得昏天暗地，日月无光，这是北伐军讨吴战役中最激烈的一场战役，如果不是革命军英勇奋战，前仆后继，则吴的这一套战术会守得住的。无如吴佩孚的运气太坏，他遇上的是勇武无敌的革命军，战局稍稍稳定，吴率军回鲇鱼套，飞调海军集中待命，并催援军火速开到武昌来。吴仍在火车中设置他的总部。 

有人向吴密告，说汉阳不稳，刘佐龙勾通革命军，吴不相信。前线又传败讯，援军迟迟不来，海军又不及调度。刘玉春从前方败了下来，直挺挺地跪在地下，满脸淌着热泪说：“我对不起大帅，我的人死了一半，请大帅把我正法吧！”吴正据案草拟反攻命令，获知前线败讯，乃停笔叹了一口气说：“好，你起来吧，你是尽了最大的力量。现在你仍回前方照料，我决定死在武昌了。”他最后一句话声音沙哑，神情惨淡。 

吴佩孚撕了反攻计划，决定死守武汉三镇。他下了三道命令： 

（一）任命高汝桐为汉阳防守司令； 

（二）任命刘玉春为武昌城防司令； 

（三）任命靳云鄂为武、阳、夏警备总司令。 

吴佩孚虽然用大刀督战队和机关枪督战队，可是兵败如山倒，溃兵退却像打冲锋一样。贺胜桥不守，前线距离吴的司令部越来越近，溃退的北兵竟向吴的火车开枪，打死了一名副官和两名卫队。 

吴忍痛接受了失败的命运，不再阻挡退兵，下令设立水陆溃兵收容所，并在蛇山和龟山架设大炮以资防守。吴身边除了刘玉春是一员战将而外，四顾已无可用之将，吴本已不用靳云鹗，可是靳到底还是一员战将，所以临危又起用了他。 

在战火告一段落时，刘玉春满头大汗地跑到吴的火车司令部来，仍然直挺挺地跪下，流着眼泪说：“大帅，一切都不成了，这些败兵已经丧魂落魄，靠他们守最后一道防线是不济事的。”吴岸然说：“我绝不放弃武昌，我吴子玉宁肯死在战场上也比死在床上好。”刘慨然站起来挺胸大声说：“大帅不能死，刘玉春愿代大帅守武昌，刘玉春为大帅战死，死也瞑目。”吴猛然双泪夺眶而出，他提拔过不知多少封疆大吏，可是事到危急，竟无一人敢挺身任事，面前这名爱将本是一个无名之辈，却忠义薄天，他慨然说：“事情都坏在岘亭（陈嘉谟）手里，我不许他走开，要他同负城防责任。” 

刘玉春当年48岁，是河北省玉田县人，一副北方人高大魁梧模样，头发带着灰白色，他原是第八师第十五旅旅长，第八师本驻守宜昌，并非吴佩孚的基本队伍。吴命寇英杰攻河南时，调第八师为正面进攻部队，刘玉春率三团人参加。前面曾叙述过蒋世杰坚守信阳，而进攻部队就是刘玉春，两人可算棋逢敌手，将遇良材，信阳攻下后，寇英杰委刘为信阳警备司令。 

蒋世杰死守信阳，使刘玉春印象深刻，这也给他死守武昌增加了信心。吴再起后，左右都是不堪一战的衰兵懦将，刘不失为燕赵慷慨之士，因此吴提升刘为第八师师长，继而又升他为第八军军长，吴北上时就把刘的三团编为卫队旅，用为亲兵。吴南下时又调这三团驰赴前线汀泗桥，所以当时人称刘玉春是吴身边的赵子龙，其实吴、刘的关系就只是这么短。 

汀泗桥之战，刘玉春的三个团长都战死，卅39个连长只剩五个，士兵死伤过半。 

刘玉春对吴有知遇之感，慷慨独任死守武昌之责。 

武汉是中国的心脏，长江和汉水的交叉点，京汉和粤汉铁路的衔接处，华中水陆交通的要冲，东连吴越，西通巴蜀，南接岭表，北带中原，自古即为政略战略必争之地，左有鄱阳湖和洞庭湖，右有汉水和襄河，是长江中游的一个盆地，适合守势的持久战。 

吴佩孚决定死守武汉，而革命军追击吴军时被水淹阻滞，遂使吴军能从容渡江北逃，一部分退入武昌城内。 

15年8月底，革命军沿铁路正面近迫武昌城郊，并向汉阳挺进。 

武昌城内的吴军有刘玉春的第八师，吴俊卿的第三师和鄂军第二师的一个营，第廿五师的一个团，第一旅的一部分；守备汉阳、汉口的是高汝桐的第十四师，在武汉上游屯口和金口一带则有叶开鑫的湘军残部及娄云鹤旅的一部，又在武汉下游阳逻，黄州一带则为马济的武卫军及任应歧的豫军第十师。襄河方面自蔡甸至沙洋一带有刘佐龙的鄂军第二师和阎日仁的豫军第二师。此外尚有王献臣的河南游击队，张占鳌的十三混成旅均集结于汉口附近，自北方调来的毅军约四个旅，集中于广水、花园一带积极备战。 

9月2日吴佩孚渡江回到查家墩司令部，靳云鹗已应召由鸡公山抵汉，毅然以坚守武汉三镇为己任。这时武昌城上用望远镜可以看到革命军在龟山的大炮。龟山在汉阳，其大炮向武昌郊外轰击。 

吴恃长江为天堑，所以对大局尚不绝望，他在炮声隆隆中，一会儿渡江到武昌，一会儿回到汉口，夜不交睫，席不暇暖，这是他一生中最辛苦的时代，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一战。他当时的兵力如下： 

总司令吴佩孚驻汉口查家墩。 

武、阳、夏警备总司令靳云鹗驻汉口。 

湖北督理兼陆军第廿五师师长陈嘉谟，驻汉口、武昌。 

湖北暂编第一师长宋大霈由湘境退鄂。 

湖北暂编第二师长刘佐龙驻汉阳、蔡甸。 

湖北暂编第四师长陈德麟驻武汉。 

陆军第七师长王都庆由湘境退鄂。 

陆军第八师长刘玉春由信阳调来。 

陆军第十四师长高汝桐驻汉阳、汉口。 

河南第二师长阎日仁驻襄河方面。 

河南第三师长吴俊卿由河南巩县调来。 

河南第十师长任应歧驻阳逻、黄冈方面。 

第十三混成旅长张占鳌驻武汉。 

武卫军马济驻阳逻、黄冈方面。 

汉黄镇守使兼水上游击司令杜锡珪驻汉口。 

浚滑游击司令王献臣驻武汉。 

湘鄂边防军司令兼援湘总司令李倬章驻湘鄂边境。 

援湘副司令董政国驻湘鄂边境。 

湘军总司令叶开鑫驻武汉、上游。 

海军江防舰队驻汉口，江防舰队有军舰十余艘。 

毅军约四个旅驻花园、广水。 

9月6日清晨，吴佩孚同幕僚在汉口查家墩总部树林中，席地而坐，正谈论前方战况时，忽有炮弹数枚，自龟山方面飞来，落于院内荷花池里，大家极为惊讶。初时据报，说是自己的炮，调错了方向；继则说是刘佐龙师叛变。吴遂率总部各处官佐及卫队一团，登车北上。 

吴自汉口仓皇败退，武昌的守城重任便落到刘玉春的身上。武昌守将刘玉春毫无问题是北洋时代一个特殊的军人，他既能打仗又忠于长官，他对吴佩孚有知遇之感，所以死守武昌。 

15年10月间，吴佩孚已退出武胜关外，江西南昌已发生争夺战，外面形势日非。而武昌城内尽是败兵之将，在刘玉春所指挥的守城部队万余人中，他直属的第八师只有2000人，别人天天要降，刘则坚持要与城共存亡。他认为吴大帅如此赏识他，他无以为报，奉命守武昌，不能让武昌城断送在他手上。因此，当城外炮火震天，军心离散之际，他一方面要布置死守，一方面还要分出兵力来监视城内杂牌军的行动。 

革命军没有用重炮攻城是为了城内居民的生命财产着想，所以经由商会和英领事居中调停。刘玉春为了缓和革命军的进攻，所以虚与委蛇，暗中却天天和吴佩孚、孙传芳通消息，企望他们能来援救，待援不到，就打算一死。 

当时武昌城内尚有居民十万，革命军与城内杂牌军互通声气，馈以香烟和大米饭，城内粮尽援断，见到这些恩物，如获至宝，于是战意更见消沉。刘玉春伤脑筋的，是杂牌军军纪太坏，诛不胜诛。 

10月10日武昌城攻破时，刘登蛇山指挥守军死战，战至全城守兵尽降时才被身边的于旅长把他生拉活扯地拉到文华书院，卒被革命军擒获，解往第四军司令部。 

蒋中正以刘不失为忠勇军人，下令优待。刘的囚室中有茶、有烟、有卧具，刘的手足也没有上刑具。 

革命军攻下武昌后，新闻记者前往采访新闻，顺道访问战俘，其时陈嘉谟亦被俘，与刘囚禁一处。记者们见到这两大战俘时，陈嘉谟垂首不语，刘则慨然而语：“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自问对得住吴大帅，只是觉得太对不住老百姓了。我陆续打开汉阳门放他们出城，由于难民太多，每天只能放出2000人左右，且争挤淹死的很多，我听了很是伤心。”记者问他是不是反对革命，他说：“今天我已战败，还谈得上反对不反对，我只是凭良心说话。吴大帅主张也许不对，但人格很高，对我更有知遇之恩，我所以明知不能守而要苦战，就是报答吴大帅。我自知殃民危害地方，一死不足以谢罪，今既被俘，把我的肉一片一片割下来赎罪吧！” 

刘一边说一边做割肉的手式，新闻记者听了他的话，几忘其为反革命之战俘，却佩服其忠义之气概和视死如归的人格。 

北伐军以宽大为怀，陈嘉谟和刘玉春都获释。刘回天津贫困无以为生，落拓而死。 

吴佩孚在武汉苦战，望孙传芳之援如大旱之望云霓，然而孙传芳则按兵不动，坐观成败。 

孙传芳是王占元的部将，他在王占元下面并不得意，他的崭露头角完全是吴佩孚所提拔，这是民国10年湘军援鄂之役，当时孙是败军之将，却为吴所看重。 

当民国九、十年间，王占元在北洋军人中和吴佩孚不相上下，仅次于曹锟、张作霖两巨头。湘军攻鄂时，王在湖北不堪一击，乞援于吴，吴虽派萧耀南来援，却袖手旁观，坐待王占元的垮台，乘机攫取了湖北。此后吴虽重用孙，孙则认为江山是自己打的，对吴仅有互相利用的关系，无所谓知遇之感。所以当吴独力抵挡革命军的攻感时，孙暗自欢喜报了当年萧耀南按兵不动，坐视王占元失败之仇。孙还有一个妄想，在直系中，曹锟倒了，现在吴佩孚又一蹶不振，此后直系便唯“孙”独尊了。孙传芳希望吴佩孚和革命军两败俱伤，他便可以渔翁得利，独霸中原。 

吴佩孚做梦也想不到孙传芳有这种心理，他以为孙是他提携的，同属于直系，又同是山东同乡，不只是这些，退一步来说孙传芳即使只认是友军，过去吴也有恩于孙。过去孙由湖北假道江西打到福建，再由福建打到浙江，再由浙江打到南京，造成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地位，吴认为多少得到吴的支持；当孙传芳进军浙江时，夏超和周凤歧作了内应，这两人和吴暗中早有联络，因吴的关系才推到孙身上；当孙部与奉军杨宇霆、姜登选作战时，苏皖将领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等也和吴早有联络，如果不是他们包抄奉军后路，孙的一点点兵力怎能打奉军这样顺手。所以在吴认为对孙有恩，孙不致于坐视不救。可是在孙来说却不是这么想。 

吴自称讨贼联军总司令时，孙亦自封五省联帅，以示和吴鼎足而立。 

当孙击走奉军，收兵回南京时，竟唱起了“联省自治”的旧调，这个调子是吴最不喜欢的。从前湖南人唱省宪时，赵恒惕是吴的好友，吴尚耿耿于心；如今吴的同乡也唱起了，吴悻悻地说：“这简直是南腔北调。”吴曾派蒋方震到南京，代达吴的意愿，吴表示自己主张武力统一，但反对穷兵黩武，不过为了统一不能不使用武力，这所谓的武力是促成统一的工具而不是制造战争的工具。他不赞成打广东，只一人（指冯玉祥）在所必打，同时他反对借外债打中国人。蒋方震到南京把吴的话告诉了孙，孙的答复不着边际。 

蒋方震是中国军事学权威，他敬慕吴的风骨，吴尊敬他的学问，两人惺惺相惜。 

吴佩孚和孙传芳之间的恩怨，各有各的算法，由于记帐项目不同，因此貌合神离。吴认为尽管孙有孙的打算，自家人终是自家人，断无相争相斗之理，何况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孙总不至于会挖他的墙脚。 

可是，孙传芳则认为吴已日落西山，早晚必倒，假手于革命军比自己动手省力。孙之不敢公然叛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孙的部下主张拥吴，如福建督理周荫人，江西总司令邓如琢以及夏超、周凤歧、白宝山、马玉仁等都是吴的信徒，孙虽高踞五省联帅宝座，可是如果公然反吴，这些吴的信徒捣乱有余，所以孙在事实上尽管不受吴的调度，可是表面上仍很恭顺，在电报上还是写：“玉帅钧鉴”。 

浙江内部不是很稳定的，因为夏超和周凤歧都各有私心。夏超是民国初年浙江一霸，任谁在浙江督军任内都不能不迁就他。夏曾屡打密电给吴，诉说孙刻薄寡恩，言外颇有只要吴有令，他就可以自任去孙之责，吴则一再复电告诫夏勿妄动。孙和夏既然不和，孙亦有去夏之意，吴亦电孙劝他不要自相残杀，并保证夏不会反孙。吴的本意出于至诚，怎知却招惹了孙的反感，加强了孙去夏的决心，这都是吴不懂权诈的缘故。 

齐燮元做了吴的讨贼联军副总司令，也招来孙的疑忌，因为齐燮元是老江苏督军，当然不会忘记六朝金粉之地，其实吴根本没有意思要齐回南京，只是孙有这种担心而已。孙还有一心病，就是吴和奉张的联合，孙以击走奉军而登上五省联帅位子，现在吴、张联合了，孙岂不日趋孤立！ 

吴、孙之间的旧帐越算越糊涂，因此有靳云鹗要和孙传芳合组“新直系”的传说。当吴军攻南口不下时，孙每天有电报报告湘中战况，大有自告奋勇之意。南口攻下后，吴把西北善后交给阎锡山和张宗昌，同时派专人密告孙说：“我由南口调五师南下，湖北除陈嘉谟一师留守后方外，尚有第六师可调。我一路沿湘鄂路应战，一路派海军由洞庭湖入岳州。请你出兵由铜鼓、修水直趋浏阳、平江以收夹击之效。我订某日南下，我抵之日最好兄亦到九江。”孙立刻回电说：“谨如尊命办理。” 

吴信以为真，怎知吴的专车过信阳时，叶开鑫告急电如雪片飞来，而孙军却渺无音讯。吴到了汉口，孙还端坐石头城与江南名流为文酒之会。吴去电质问，孙以所部配备未就绪作答。苏浙人士纷纷告孙说：“联帅好整以暇，其如玉帅之朝不保夕何？”孙微笑而答曰：“玉帅最好的一条路是下野，让出一条路引诱南军冲杀过来。我有一个比喻，绳子卷做一团，刀砍不断，拉长了一剪便断，这是消灭南军的一个妙计。” 

孙传芳便在南京做着这样的美梦！ 

谢选骏指出：吴佩孚之所以痛失湘鄂，是因为缺乏“主义的支撑”，老军阀的士兵因此缺乏必要的洗脑教育和亡命训练。

【二四五、北伐军底定江西福建】

北伐军攻占长沙，奋战武汉，吴佩孚苦撑待援，孙传芳却按兵不动，坐观成败。他以五省联军总司令的身份，指挥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五省，他的锦囊妙计是等待革命军和吴佩孚军两败俱伤，他则以逸待劳，以静制动。 

国民革命军北伐本是两路进军，一路出湖南入湖北；一路经江西入江苏和浙江。当革命军扬威两湖时，孙传芳乃以大军增援江西，企图分路向湘、鄂边境进侵，并将江西总司令邓如琢所部分为六路：第一路唐福山、张凤歧两部集中萍乡、宜春进犯株州、醴陵；第二路蒋镇臣部集中永新、莲花进犯荣陵、攸县；第三路谢文炳、陈修爵两路，谢部集中万载，陈部集中宁冈；第四路刘宝题集中宜春、抚州一带为总预备队；第五路杨如轩、杨池生部集中新城、大廋，进犯南雄；第六路赖世璜部偕同闽军进犯东江。 

15年8月孙传芳颁发援赣计划，以皖军第三混成旅王普部为第一军，以苏军郑俊彦部为第二军，谢鸿勋部为第三军，浙军周凤歧部为第四军，皖军刘凤图部为第五军，并以浙江总司令卢香亭为援赣军总司令。9月1日孙联帅抵赣亲自指挥军事。 

江西的赖世璜部在孙中山第一次北伐时，曾随同由粤入赣，本为革命部队。国民政府这次出师北伐时，乃派熊式辉赴江西策反赖世璜，宣达三民主义。熊式辉是江西安义人，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曾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是一位谋略家，他衔命赴赣，只身前往，15年7月底行抵筠门岭，备受欢迎，他以扼要、简明和有力的辞句说服当地驻军参加革命，为三民主义而奋斗。8月初熊续往瑞金会晤赖世璜，赖在熊的剀切说服后，欣然愿意投效革命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第一师，仍由赖为师长，熊式辉为师部党代表。赖投效革命，接受国民革命军番号没有公开，因为这时候孙传芳已命令福建督理周荫人以重兵集结汀州、龙岩、上杭、永定、和平等地，赖氏如有异动，将腹背受敌，同时由于赖在表面上仍接受孙传芳和江西督理邓如琢的指挥，因此孙方的作战计划大体可以获知，赖以此转报驻军汕头的何应钦。 

当北伐军向湘、鄂进攻时，为了保障其右侧背的安全，以及为了将来的进展容易，所以令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兼右翼指挥，迨赖世璜正式宣布起义后，即被委为第十四军军长，熊式辉亦升任军部的党代表。 

8月22日孙传芳的援军先头部队已在九江登陆，向赣西推进，所以革命军为了制敌机先，决定乘孙传芳的援军未集中完毕前，主动地采取攻势。 

9月3日革命军在李济琛指挥下进攻赣州，由于赖世璜起义，近水楼台，遂于9月6日占领赣州，杨如轩、杨池生两部狼狈逃窜。右翼军在朱培德指挥下亦于6日占领萍乡，10日占领宜春城，18日攻克高安。 

革命军第六军程潜部于9月10日攻克高安，即向南昌前进，19日午后程潜亲率十九师袭占南昌，由于轻敌冒险，其他各军事前未有协同，孤军深入，孙传芳军自南浔路及樟树两方面积极增援反攻，程潜军力单薄，众寡悬殊，被迫退出南昌。 

北伐军认为江西南昌的会战关系北伐全局，所以蒋中正由湘、鄂前线折回长沙，转道入赣，亲自督师。15年9月19日，他进抵萍乡，26日进驻新喻。由于孙传芳的援赣大军云集九江，似有西出鄂境扰袭革命军侧背的企图，北伐军乃抽调第七军李宗仁部集中大冶、阳新准备进攻九红。 

孙传芳已由苏、浙、皖三省大集援军，编成五个方面军和一个总预备队。 

以邓如琢部编成第一方面军，下辖唐福山、张凤歧、蒋镇臣、谢文炳、杨如轩、杨池生、陈修爵、刘宝题等部，担任樟树以南至吉安地区之作战。 

以郑俊彦为基干，编成第二方面军，下辖李彦清、彭德铨、李良臣、杨赓和、梁鸿恩等部担任南浔路南段乐化、南昌地区之作战。 

以卢香亭所部为基干编成第三方面军，下辖谢鸿勋、杨震东、刘士林、崔锦溎、李俊义等部，担任南浔中段德安、涂家埠、武宁地区之作战。 

以周荫人所部编成第四方面军，在闽粤边境及赣南方面与北伐军对峙。 

以陈调元所部编成第五方面军，下辖王普、刘凤图、毕化东等部，在赣北瑞昌及鄂东武穴、富池口、石炭窑一带活动。 

以周凤歧部为总预备队下辖斯烈、陈光组两旅，驻守九江、湖口地区策应。 

孙传芳自己则在九江口外的江新轮上坐镇指挥。 

9月24日由熊式辉所率领的十四军两个团先克泰和，再克吉安，27日攻占吉水，其他各军协同前进，29日鲁涤平部进驻峡江。 

9月26日李宗仁率夏威、胡宗铎两路军向瑞昌推进，29日向德安进攻，截断南浔路，30日攻克箬溪。 

9月30日蒋中正进驻清江，10月2日攻占新淦城。同时在南昌方面万寿宫地区激战激烈。蒋中正再移驻高安，对南昌方面亲临前线督战，10月3日攻克德安，并对南昌形成包围。 

孙传芳下令缩短防线，退守南昌，以重兵扼守牛行车站，构筑强固的工事，10月6日起至10日，南昌攻防战进行惨烈，而德安城和永修城也在孙军反攻后失陷。 

孙传芳一直驻在九江招商码头江新轮上，他本定10月1日返回南京，因为江西战况紧张，孙的部下均要求孙暂缓启程，孙本人颇为犹豫，但下令集中兵力死守南昌。 

坚守南昌的孙军是邓如琢的部下张凤歧、岳思寅、唐福山等部队6000人。而谢文炳、陈修爵两部则在东乡、广信；蒋镇臣、杨如轩、杨池生等部则在进贤，以与南昌守军互相呼应。由于孙军主力在南浔路，而革命军在南昌的围城战未能奏功，各军事先未能密切协商，只是单独作战，因此一直不能歼灭孙军主力，10月16日晨北伐军在鲁涤平指挥下乃从南昌撤围。 

江西督理邓如琢所部在赣州、樟树一带遭击溃，邓本人则于樟树弃守时通电下野，其残部由蒋镇臣以前敌总指挥名义收容作战，但士气低落，战斗力远非昔比。 

革命军自南昌撤围后，集中兵力准备先歼灭南浔路的孙军主力。孙部援赣部队3．5万人全部集中南浔路，自牛行至乐化为孙部第二方面军主力，涂家埠至永修、德安一带则为孙部第三方面军主力及第六方面军一部，马回岭至九江一带则为孙部的总预备队。孙部第五方面军则在瑞昌、阳新、武穴、田家镇方面策应南浔路方面之作战。在抚州、进贤、东乡方面的孙军蒋镇臣、杨池生、杨如轩、谢文炳、陈修爵等部虽经战败，仍保有1．3万余人。 

孙传芳现在也开始了恶运，江西的战况不利，他欲行不能，革命军在武汉方面已攻占了武昌城，北伐左翼军已进逼沙市，福建的周荫人部则被北伐东路军阻于永定、松口；江苏的白宝山和浙江的夏超宣布了独立，不受孙传芳节制，现在孙传芳的处境比吴佩孚也好不到哪里了。 

北伐军鉴于江西战局关系北伐前途，而肃清江西的孙军则在于对南浔路总攻击，以期一举击溃孙军的主力。10月28日蒋中正在高安行营亲自下达总攻击令，并颁布作战命令云： 

“我军自出师以来，与贼鏖战于湘、鄂、赣之间者，三月于兹，吴佩孚军阀所部已被我歼灭，孙传芳军阀之主力亦已被我击溃，革命力量日益扩大，民众痛苦逐渐减除，因为先总理呵护之灵，实亦我将士奋斗之绩。风声所播，庆慰同殷。且我前敌官兵，辗转应战，艰苦备尝，甚至衣被不完，饘粥不继，乃能深明大义，益励坚贞，奋勇图功，杀敌致果，此本总司令尤深嘉念者也。迩来国内军阀冀图苟延残喘，遂合力以谋我，复勾结帝国主义者阴相援助，狡焉思逞，日甚一日。孙传芳尤为军阀现时重心，党国前途之障碍。故我军此次总攻击，务将孙贼势力迅速扑灭，使军阀余孽不至蔓延，即帝国主义者亦必震慑而不敢发，则时局方可成功。凡我革命军人，须知我不杀贼，贼必杀我，宁为玉碎，毋为瓦全，能抱最后之牺牲，方能博得最后之胜利，若纵寇长乱，功败垂成，不独贻羞天下，死且无葬身之地矣。懔之！勉之！此令。” 

10月28日革命军在江西总攻击，迄11月6日，在南浔路的孙军主力全被击溃。 

孙传芳于11月2日乘舰离九江返吴淞。其部队已溃不成军，仅有残留在南昌牛行车站及瀛上一带的郑俊彦部凭工事负隅顽抗，还有蒋镇臣、唐福山、张凤歧、岳思寅等残部固守南昌城和郊区。 

11月3日南昌攻城开始，革命军士气如虹，前仆后继，白崇禧率军将苏军及唐福山两残部在滁槎附近完全缴械，又在马口圩附近俘虏李彦清、王良田以下官兵1．5万余名及械弹无数。革命军右纵队则将南昌城外蒋镇臣部6000余人缴械，南昌城内守军唐福山、张凤歧、岳思寅部及苏军共3000人竖白旗投降。革命军遂于11月7日占领南昌城，9日蒋中正进驻南昌，分兵规复瑞昌、九江、湖口、武穴。 

革命军在进攻南昌时是采取孤立包围，断绝其外援，同时以主力击溃南浔路孙军的主力，最后迫南昌城内守军投降，比起对武昌战役的攻坚，损失少而战果大。 

革命军在江西的空前胜利，对于孙传芳而言，打击非常惨重。 

福建方面对革命军一直是很大的威胁，因为由福建进军粤东，从前陈炯明就是取这一条路，而福建是孙传芳的势力，当革命军在江西和孙传芳军大战时，福建的周荫人集中主力据守闽粤边境，对北伐军构成了很大的威胁。 

周荫人的力量说小不小，也有六七万人，周以十二师师长兼福建督理。当孙传芳在江西作战不利时，即一再责令周荫人迅速率师进袭粤东，以牵制革命军。15年9月下旬周部张毅、刘俊、李宝珩、孙云峰、李凤翔分向饶平、大埔、峰市、蕉岭前进，周本人亦由龙岩进驻永定督师。 

陈炯明在广东东江一带还有余党，无日不思再起，周荫人开始进迫粤东时，亦暗中接济陈部械弹，令其扰乱革命军后方。 

蒋中正在北伐之初，即决定派第一军军长何应钦率三师戍守潮、梅，以防守福建的北军，并秘密派员入闽连络周荫人的部下，同时搜集情报，所以对于福建情况了若指掌。 

周部向粤东移后，蒋中正认为粤东兵力周众何寡，实力悬殊，因此迭电何应钦，责令其采取守势。何应钦认为辖区地广兵单，若处处设防，势将处处薄弱，且对周荫人部队的弱点非常了解，周部多数是北方人，不善于行山路，多以草鞋套布鞋，行动困难，每天行20余公里，即感疲劳，而闽、粤边区地形复杂，山地太多，对周部士兵极为不便。周荫人在福建竭力搜刮，福建人恨之入骨，各部队之间同床异梦，互不相助，而福建民军蜂起，可以牵制周的后方，所以何应钦认为革命军如能集中兵力击破周荫人的主力第三军，福建不难平定。 

蒋中正接到何应钦条陈，立即接受何的建议，令何率师入闽，击破周军，平定福建。何受令后以大敌当前，而潮、惠一带又有陈炯明的残余，乃以中央军校潮州分校教育长王绳祖为潮州卫戍司令，并令率全校学生400余人协同代理潮、梅警备司令何辑五担任潮汕后防。闽省国民党人更组织闽省参谋团，推宋渊源为临时主任，领导各路民军及联络海军在闽响应。何应钦则由汕头赴高坡指挥一切，9月30日到三河坝，10月9日到左弼，以第三师奇袭永定，10日下午攻入永定城，俘虏城内周军和周荫人司令部人员，周本人率卫队十余人在当日下午4时仓皇越城逃逸。同日第十四师肃清芦坝的周军。于是何应钦乃率部经峰市迂回松口，11日占领峰市，12日渡河进攻松口，分三面围攻松口，当晚何应饮进驻松口圩，这场战斗俘获周部支队长李宝珩及团、营、连长以下官佐50余名、士兵4000余人，缴获步枪4000余支，炮十余门。 

周部第二军李凤翔部曹万顺、杜起云两旅于10月8日在蕉岭起义，投效革命军，受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由曹万顺为军长兼第一师师长，杜起云为第二师师长。何应钦并命该军以一部留驻岩前，主力进驻中都，另一部挺进上杭。 

当何军克复松口时，正是革命军在江西大捷，蒋中正已进驻南昌，自大江南北进军东南，乃派何应钦为国民革命军东路总指挥。上杭收复后何军即向汀洲进击，10月29日完全占领汀洲，缴获步枪500余枝，机枪三挺，炮五门。10月24日进占漳州，11月7日进占南靖，11月20日到达同安，12月7日攻克福州，俘虏万余人。周荫人在闽残部由其旅长李生春收容，投效革命军，何应钦令其归入第十七军。 

周荫人残部向浙江温、台逃窜，企图与孙传芳在浙各部联合，这时浙江的陈仪已通电响应革命军，但该军远在绍兴、甬江一带，兵力分散，前后受敌，乃放弃绍、甬分两路南下，迎击周荫人窜浙之部队。 

16年1月上旬陈仪部与周军接触，即跟踪迫进临海，何应钦乃派十七军由闽入浙协同夹击周军。 

李生春虽在福州投效革命军，可是自周部窜入浙境，李生春即不听指挥，何应钦派其入浙作战，他由福州出发，经古田至建瓯，抗命不行，要求补发周荫人时代的欠饷。3月2日何应钦至延平，即命第二路指挥官冯轶裴率部将李生春缴械，而福建全省遂入革命军掌握中了。 

福建的平定，何应钦的战略战术都运用得非常灵活，且对于敌情，了解透彻，所以能转守为攻，先发制人，以弱胜强，大获全胜。

谢选骏指出：北伐军的主力来源于学生军，结合了学生运动的文化和军阀部队的暴力，构成了新军阀的基础。

【二四六、奉张就任安国军总司令】

北方局势混乱，北洋军阀各自为政，而国民革命军北伐又在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各省势若破竹，北京政局风雨飘摇，兼代内阁总理杜锡珪积极求去，15年10月5日财政总长顾维钧兼代阁揆，他本是外交能手，可是当时政局动荡，外交棘手，因此他代揆一月余，竟无建树。遂于11月9日分电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阎锡山、张宗昌各巨头，请各方共发宏谟，早定国是，自己愿意及早引退，顾电云： 

“盛京张雨帅、郑州吴玉帅、南京孙馨帅、太原阎百帅、济南张效帅勋鉴：维钧枢务兼权，忽已逾月，虽冰渊之自矢，愧建树之毫无。回念视事之初，内则中枢局面，断续堪虞；外则交涉问题，联翩俱至。苟不预谋因应，力固本根，则友邦观察或致转移，波折一生，挽回匪易。当兹稍纵即逝之机，遂忘举重不胜之戒。大任相属，欲避无从，典职以来，适值中法、中日、中比商约，各届改订之期，全国官民痛心从前不平等之束缚，疾首攘臂，一致高呼，自应外察世界之潮流，内顾国权之剥丧，艰难不避，黾勉相从，迭经分别提案，鉴定步骤，依次施行。总期于邦交不起无益之纠纷，于主权不受丝毫之侵蚀，区区此志，可誓长河。今者除中法、中日满期各约，业经发送文书交换意见，前提已有端倪外，中比旧约，业于本月六日，正式声明我国态度，静候友邦贤达之反省。维钧空拳徒张，告兹段落。深维心力疲惫，窃愿早获退休，再事因循，实难支柱。此须求谅于邦人君子者也。抑尤有不能已于言者，对外交涉，固恃有激昂之民气为后援，尤赖有健全之政府为主宰。今日中央政局瑟缩飘摇，不言可喻。在我纵欲粉饰高墉，而在人早已洞穿后壁。一遇交涉发生，每致恃为口实。例如关税会议，各方久愿观成，迄今尚难就绪。推厥原因，无非借口于政局无常，号令之不一，维钧口虽博辩，心实怀疑。又如首都政费，不名一钱，官吏饥寒，师儒穷困，万民愁叹，百业萧条。顾以书迂数辈，夹持其间，纵摩顶捐踵，于国事初无裨补。诸帅望重斗山，手操筦钥。虽或以羽书旁午，或以谦退为怀，对于中央政局，有爱莫能助之苦衷。而中央因此，乃有坠不及渊之窘状。维钧以身许国，何敢告劳。惟似此情形，在个人之负疚犹小，而国家之陷溺弥深。所冀诸公共发宏谟，早戡国是。维钧立可进而让贤，退而补拙。匪曰表暴，纯出悃忱，惟希荩察，实深大愿。临电无任惶恐待命之至，顾维钧。佳。印。” 

这时候，革命军先后底定湖北、江西、福建，四川的杨森亦受命为国民革命军的第廿军军长，长江半壁已经是革命军的天下，冯玉祥、张之江也在西北响应。冯玉祥在北伐军进攻湖北时由俄返国，就任北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同时冯军进占了潼关。 

对于北洋军阀，这真是生死存亡关头，15年11月10日张作霖由奉入关，抵达天津。事实上，长江以北最完整的北洋力量就是奉系，它兵多、械精、饷足，只有奉张堪与革命军一战。因此当张作霖抵津后，顿成各方瞩目的大新闻。对张作霖来说，他所面临的是千头万绪，如： 

第一、北京政权问题，在此以前北京政权是吴佩孚所拥立，现在吴佩孚已成强弩之末，自顾尚来不及，当然无余力照顾北京，因此北京的政权究竟抬段祺瑞？抬王士珍？抑或张作霖自取？ 

第二、过去抵挡北伐的革命军是吴佩孚首当其冲，吴败后由孙传芳独挡一面，现在孙军五省地盘已失其二，革命军再前进就到了北方，为了保全北方，援助吴、孙已刻不容缓，可是援吴、援孙已高唱了好几个月，俱是纸上谈兵。现在再没有行动，就会火烧眉睫了。 

第三、防范西北军（冯玉祥系）再起，这是心腹之患，冯玉祥曾一度到了包头，正在陕甘一带活动，西北军的活动对北方大局有关键性的影响，也必需妥为部署。 

奉张抵津的第三天，11月13日下午6时张宗昌由济南 

来津。14日下午2时张作霖召集奉直鲁各军的中上级军官在蔡家花园开军事会议，决定按照一个月以前的预定计划，由津浦、京奉两大干线南下，直鲁联军归张宗昌、褚玉璞指挥，奉军由韩麟春指挥。不过鲁军是否直下浦口？抑由徐州转陇海路入豫？尚在未定之天。而吴、孙对于奉鲁赴援持何种态度，亦是奉、鲁出兵的先决问题。张作霖本意是坐以待吴、孙求援，而吴佩孚虽困处河南，就是不肯开口乞援；孙传芳在江西、福建未失陷前也不曾求助，现在情势变了，孙传芳的代表杨文恺在天津向张作霖表示孙的态度是一切悉听奉张主持，但是吴佩孚却仍咬紧牙关，打落牙齿和血吞，不愿求援。 

至于对付冯玉祥，张作霖最为关心，拟令高维岳和汤玉麟率军会同商震及阎锡山制止冯玉祥、张之江在陕甘的活动。 

11月19日，从江西战败回来的孙传芳秘密从南京乘专车北上。可是直到他抵达天津，都很保密。因为铁路局只知道这节专车是孙的参谋长刘宗纪北上迎接老母。因孙传芳在极端秘密的情况下，只带了两名幕僚和两名副官上车，车抵天津后，孙即驱车访吴光新和张宗昌，由吴、张二人陪同往谒张作霖。 

孙传芳北上当然是求援于奉系，在时机上虽然已经迟了，可是总比全垮为佳。这次天津会议的结果决定了以下各点：（一）拟公推张作霖为联军总司令，吴佩孚、孙传芳为副。 

（二）张宗昌、张学良、韩麟春、褚玉璞率兵南下，不过不必一齐出发，先由张宗昌、褚玉璞督师。 

（三）张宗昌返鲁，鲁军先动，车辆集中韩庄。 

（四）派察哈尔部队向绥远包头进击冯玉祥，声明俟消灭冯玉祥后，奉军即撤回，不留驻绥远，另由山西阎军负责协助刘镇华抵抗冯军。 

（五）渤海舰队、东北舰队当同时出动，将来须封锁海口，断绝革命军的外援。 

（六）京汉路方面请吴佩孚明白表示，如吴确有力量，则请积极进攻，否则奉军愿代劳。 

孙传芳这次在天津，完全是低声下气，再三再四表示东南大局静听奉张主持。同时孙并且表示自己误国误民，引咎殊深，现江苏方面交给卢香亭，浙江交给陈仪，安徽交给陈调元。自己愿率所部听候“雨帅”差遣，虽只剩一兵一卒亦不愿屈服于国民党。 

奉方对孙的态度颇感满意，有人称赞孙是个厉害角色，他以驱逐杨宇霆、姜登选而得到江苏、安徽，同时坐上了五省联帅的宝座，如今时移势易，北上求援于奉系，自然非矮半个头不可。在这一点上，吴佩孚就不如孙，吴是个死也不肯低头的硬汉，要他像孙这样去天津，他是决不干的。 

张作霖、张宗昌、孙传芳会议后，奉张又电召杨宇霆入关，杨于11月22日抵津，共商对南策略，决定对革命军采防御的攻势，不亟亟于长江，以巩固长江以北为主。 

奉系认为京汉路问题最严重，传说靳云鹗和田维勤已经和革命军搭上了线，吴佩孚仍固执不愿奉直军驰援，因此天津会议中很多人主张采取强硬办法对付吴，不顾吴的反对径自派兵入豫，并决定以张学良和韩麟春任之。 

坚守长江以北，奉、直、鲁、孙联军认为应该以天津、徐州、郑州划成三角形，巩固这个铁三角，各驻重兵，互相策应是主要战略。 

天津会议后，张宗昌于11月22日返济南召集军事会议讨论出兵办法，23日下令动员。关于鲁军南下，孙军让防问题，孙传芳令杨文恺于21日先返南京，传达命令，让出镇江以西，退驻常州、苏州、上海一带，陈仪之浙军亦于23日扫数由徐州开回浙省，鲁军总数约6万人，先头部队于26日到达浦口，下午并有两团人渡江。总司令部将设于浦口，津浦铁路局长奉命组织总运输部。 

鲁军入苏，浙军回浙，东南局势剑拔弩张。 

张宗昌本拟率入籍俄军赴浦口督师，启程前突奉张作霖电召，遂于29日晨北返，当日下午抵津，即赴蔡家花园谒张老帅。由于杨宇霆抵津后，连日会议结果，决定对南军事布置采取稳进政策，先展开各种军队，占得巩固地步，然后相机进取，注重陇海路的东西干线郑州和徐州之间，由于鲁军既已集中徐州，陇海与津浦两路之联络业已巩固，次一步加强京汉线，在京汉线未部署妥当前，鲁军暂不渡江。张宗昌得悉奉张的新命令，即电令各军暂在津浦路南段驻扎，以浦口为终点，勿越过长江。 

吴佩孚依然故我，不肯答应奉军假道。吴的部下寇英杰对奉张颇联络，特派使者赴津，靳云鹗则没有表示，吴佩孚虽有代表熊炳琦在天津，可是并未奉到吴的明白指示，奉张为了统一军权问题乃决定派遣张景惠、田中玉、鲍贵卿、许兰洲四人于11月29日下午专车由津浦转陇海路赴郑州，与吴作切实的接洽。同时奉系要员认为吴的交涉难办，所以拟向曹锟下手，所以张景惠等奉命迎曹锟来天津。 

奉系对山西方面因为要对付冯玉祥，所以联络得很密切，这方面是京绥路，奉方对这地区比之对南用兵还要认真，阎锡山应承派兵援陕阻冯，并愿拥护张作霖入主中央。 

在天津会议期间，内阁是否更易也是引人注目的问题。11月20日顾维钧内阁在阁议席上提出总辞职，当晚即由杜锡珪代表内阁赴天津向张、孙表示，孙传芳这时一切唯张作霖马首是瞻，而奉张则表示没有改组内阁的打算，愿对现内阁加以支持，杜把这个意见传达给顾维钧，顾遂于20日晚亲赴天津就商一切，23日晚偕杜锡珪、潘复、夏仁虎一同返京。潘复遂于25日就任财政总长。潘复是张学良和张宗昌两人的赌友，在北洋时代是一个长袖善舞的政客。 

北京财政从无办法，潘复又有什么神通，他于第一次阁议时提出借款及核准发行山东军用票1000万元两计划，杜锡珪大为反对，于是这一次的阁议闹得不欢而散。 

顾维钧本已打消辞意，由天津返北京后，且于25日召开了阁议，怎知这次阁议又不欢而散，加以天津方面又传出张作霖自己暂不登台，拟请赵尔巽或郑谦或靳云鹏过渡，因此顾维钧遂于11月28日通电辞职，电云： 

“维钧地佳日通电乞退，沥陈艰阻，尽出至诚。所以迟徊不欲遽去者，以当时比约虽告失效，而善后办法，尚少端倪。且日本之复牒未来，西班牙之约期又满，此皆国家安危所系，非苟忍须臾，无以对我全国父老，以故慰勉同僚，暂支危局。棼丝既理，接淅可行。盟誓不渝，肺肝相照。今幸荦荦大端，粗云就绪。维钧等虽曰待罪，差可息肩。旬日以来，纵叠荷诸公以大义相规，毅力为助，而此后折冲樽俎，非有健全政府，窃恐险象骤生。至于中央财政，濒于绝灭。若再无根本之图，尤足贻误国事。维钓等一再讨论，意见相同。深望诸公顾念中枢，毋忘告朔。早定方策，力振艰危。不胜大幸拜嘉之至。顾维钧、汤尔和、潘复、蒋雁行、杜锡珪、罗文干、任可澄、杨文恺、张志潭。勘。印。” 

通电发出后，顾维钧即不到院办公，阁议亦停，29日张作霖复电慰留，电云： 

“勘电敬悉，国事阽危，支撑不易，负重致远，端赖荩筹。值此险象环生，所望艰难共济，尚请同支危局，勉维其难。不特中外观瞻，抑亦国人所仰望也。特此奉复。张作霖。艳。印。” 

吴佩孚也于同日复电慰留，电云： 

“勘电奉悉，……军情紧急。人心在群疑震撼之际，国事在瞬息万变之余，中枢为国命所依，政府乃观瞻所系，苟可须臾坚忍，尚希坚忍撑持。即论个人，既大难之当前，复高蹈之何益？故鄙意贵院在军事期间，以勉强维持现状为最妥。延法统于一线，息浮议于一时。正尊电所谓顾念中枢，无忘告朔者也。谨布区区，尚祈垂察，至幸至幸！吴佩孚。艳。印。” 

张、吴两巨头虽然婉留顾阁，却又拿不出具体办法。因此国务院会议停开，中央政事完全停顿，形成无政府状态。顾维钧进退维谷，并非偶然。在这期间卖力的是潘复，他逐日到部办公，其他阁员任可澄虽在京已坚决表示不干，杜锡珪则已离京，和顾维钧接近的罗文干和汤尔和也主张不再复职。 

北京等于陷于无政府状态。 

在天津会议中，最重要的问题是共推一个最高统帅问题，这所谓的最高统帅当然就是指的张作霖。会议结果原则上希望征求吴佩孚和阎锡山同意后再发表通电。吴佩孚对于天津会议表示沉默，对于拥张问题亦不表示意见。11月30日由孙传芳领衔，阎锡山、商震、寇英杰、刘镇华及奉系高级将领共16人联名发出推戴张作霖的通电，云云： 

“天津张雨帅鉴：（上略）传芳等仗义讨贼，义不容辞，然成城有志，束箭弭坚，自非有统一指挥之谋，难收提纲挚领之效。伏审我公公忠体国，视民如伤。四海威加，万流敬仰。当经集议研讨，询谋佥同。谨愿推戴我公为安国军总司令，统驭群师，同申天讨。挽颓波于既倒，媲时雨之来苏。以冀扫荡逆氛，扶持国本。传芳等当躬率所部，待命前驱。皦日照临，丹心不泯，即请俯顺众意，勉仰谦光。克日就职出师，以解人民倒悬之厄。国家幸甚，谨电。伏乞鉴察！孙传芳、吴俊升、张宗昌、阎锡山、商震、寇英杰、陈调元、张作相、卢香亭、韩麟春、高维岳、周荫人、陈仪、褚玉璞、汤玉麟、刘镇华同叩。三十。印。” 

张作霖于12月1日下午3时半在天津蔡家花园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在津将领均往踵贺，张发表演说，望大家同心协力共谋国是。并令孙传芳、张宗昌为安国军副总司令，杨宇霆为参谋长。同时拍发就职通电，电云： 

“各报馆钧鉴：比以国政不纲，暴民乱纪，……。年余以来，夺地争城，残民以逞，长此以往，国将不国。顷据孙馨帅诸君，以时局艰危，暴楚肆虐，联名电请以安国军总司令名义，统率同志，保安国家。作霖自分驽骀，岂堪膺兹重任。屡经电辞，未承谅许。当兹危急存亡之秋，敢昧匹夫有责之义。爰于十二月一日，在津就安国军总司令之职。所冀袍泽同仇，共纾国难。凡有敢于危害我国家安宁者，愿与同人共逐之。以全我安国军保安国家之素志。近年暴徒骚扰，全国苦兵，凡安国军师行所至，军纪风纪，整齐严肃。但知救国，决不扰民。作霖戎马半生，饱经忧患。只期国家谋永久之安，决于个人无权利之见。事平之日，仍当与海内外名流，共商国是。总期造成真正法治之共和国家，不致使神明华胄，陷于洪水猛兽。免为世界人类所不齿，则幸甚矣。特布区区，敬希谅察！张作霖。东。印。” 

张作霖本想请吴佩孚亦屈居副总帅，曾以统一指挥为理由请吴取消“讨贼”名号，言外之意，过去奉军曾以南口统帅权交吴，今天吴为何不能退而为副？ 

吴佩孚岸然不答。张作霖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后曾给吴一电，内云：“北方陷于无政府状态，军事上不足以资号召，请将尊见示知。”吴仍闭口不答，不理不睬。 

张作霖在天津就任安国军总司令后，北京方面盼望他早日晋京。北京在名义上虽有一个顾维钧内阁，可是谁也不把顾内阁视为一个政府。而当时热中于国务总理的，则是已经做过三任总理的斜眼将军靳云鹏；还有传说是梁士诒，梁和奉系接近，曾被张作霖捧上总理位子；也有人说莫德惠，莫则纯粹是奉系。 

奉张于15年12月27日由天津专车入京，安国军总部高级人员全体随往，经过半个月的磋商，奉张且派张景惠由京赴奉迎杨宇霆入京共商政府问题，至16年1月12日顾维钧新内阁才正式组成。 

靳云鹏组阁落空是因为奉系顾虑靳与吴佩孚的关系不佳，刚好在奉张由津入京的前一天，吴下令免靳云鹗（靳云鹏之弟）的职务，27日已将靳军一部缴械，靳兄弟和吴佩孚之间关系既如此恶化，如奉张公然用靳，即表示和吴破裂。有人对奉张说靳云鹏也不是好驾御的，以段祺瑞待靳之厚，靳尚且反噬，张、靳交谊无足道矣。梁士诒曾被吴佩孚轰下了台，梁再出而组阁，对吴也很难堪。至于莫德惠组阁之说在京津只传了一天，杨宇霆等和各方接头后，请示奉张仍以留顾组阁为过渡，因顾是吴佩孚所拥立，留顾继续，对吴的面子顾到，而当前又无适当人选，一举数得。 

1月12日北京政府公布新阁名单： 

国务总理顾维钧 

外交总长顾维钧（兼） 

内务总长胡惟德 

财政总长汤尔和 

陆军总长张景惠 

海军总长杜锡珪 

司法总长罗文干 

教育总长任可澄 

农商总长杨文恺 

交通总长潘复 

从这张新阁名单中，所谓的新人是胡惟德和张景惠，不过这两人并没有什么重要性，张景惠是因为奉系而出山，新阁比较引人注目的，是原任内务总长汤尔和改调财政总长，汤是“五四”学潮的领袖人物，素为顾维钧所倚重，以富于机智著名。汤调财长后，顾本拟以内长予田应璜，田是阎锡山的代表，又深得奉方信任，所以顾很想拉田，以示新阁为北方军阀合作的结晶，田应璜以年老坚辞，实则认为今后时局变化无常，而阎锡山的态度也未定，不欲卷入漩涡。田不入阁，顾乃拉外交前辈而宦兴甚浓的胡惟德出任内长。 

张作霖在北京顺承王府俨然以北方第一人自居，由于内阁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领导机构，他仍在安国军总司令部内设立政治、外交、财政三个讨论会，政治讨论会聘梁士诒为会长，曾毓隽为副会长；外交讨论会聘孙宝琦为会长，陆宗舆为副会长；财政讨论会聘曹汝霖为会长，叶恭绰为副会长。 

并将简明条文及会员名单分函各院部查照。 

2月7日三讨论会开幕，张作霖亲自赴会致祝辞。张是先到政治讨论会，次外交，次财政。然后大家一齐到居仁堂茶会，张又发表演说，请大家共抒伟略。 

这是北洋军阀的回光返照时期，有一段有趣的插曲，是关于杨度的。这位袁世凯时代的头号红人，被袁誉为旷代逸才的洪宪祸首，自袁去世后就四处流浪。过去孙中山拉他加入国民党，他毫不考虑，可是在陈炯明叛变后，他到上海晋谒孙中山，痛陈往日错误。13年曹、吴当政时期，杨的好友夏午诒在保定为上宾，杨以之为媒介北上说曹、吴参加革命，不得要领；冯玉祥倒戈后，杨以参赞名义居姜登选的皖督幕中，郭松龄杀姜登选，杨返天津，此后就被张宗昌聘为总参议。当时国民党要人李石曾等鉴于北方教育横受军阀摧残，劝杨活动教育总长，杨颇意动。一天某君由津浦路北上，过济南时碰见杨的好友王绍先上车，于是两人同坐，不免谈东说西，王提到杨进行教长事，某君笑着说：“晳子前此薄此席而不为，今则求之而不得，真是彼一时此一时了。”接着某君又说：“晳子应该请长腿将军（指张宗昌）帮帮忙呀！”王绍先说：“那怎么行，张效帅听了学堂就头痛，提到教育就掩耳！”某君胸有成竹地说：“不然，如果晳子真心想做教育总长，找张效帅是唯一的办法。”王说：“只要教长能到手，找谁都可以。”于是某君乃说：“只要他听话，我可以打包票。” 

两人说说笑笑到了北京，下榻于太平洋饭店，王绍先就催某君赶快进行，某君神秘地说：“先要活动费。”王说：“晳子穷得要死，我的光景也不好，哪儿去找活动费？”某君说：“没有钱怎么行？”王只好苦笑，某君淡然不经意地说：“只要一块钱。”王吃了一惊说：“一块钱做什么呢？”某君说你听我的吧，他叫人拿一块钱到刻字店，刻了两个图章，一个是“北京教育促进会”，一个是“北方教育问题研究会”，还买了几张邮票，然后用这两个团体拟就四通代电，两电致张宗昌，请保杨为教育总长，两电致杨，请以教育为重，出肩艰钜。同时要王写一快函给杨度，告诉他北京有两个教育团体敦请他出任教长，如果张效帅请他商谈这事，杨要表示愿就，且自拟保荐电，电发后即日来京，不可迟延。 

过了几天杨果然兴冲冲地到北京，见到王和某君，叙及自己和张宗昌都接到了代电，张宗昌喜孜孜地对杨说：“晳子，北京教育界居然找起我这个绿林大学出身的人说话了，我保你，你最恰当，你自己拟电报，不要辜负了他们的盛意。”杨就这样来了北京。于是某君告杨说：“这第一关已打通了，张效坤知道教育界最瞧不起他，如今居然求他荐人，他当然会热心，这是心理战；现在第二关尤不可疏忽，张雨帅容易讲话，可是他身边有一位贵本家杨宇霆，你要对他低声下气。” 

过了几天，果然张作霖约晤杨度，说了许多借重帮忙的话，杨辞出后顺道访杨宇霆，随便敷衍了一下，回到旅馆，把经过告诉某君，某君听后跳了起来说：“怎么只随便敷衍杨宇霆？”杨度说：“他的老帅已答应我，我何必和这个后生小子多谈。”某君一迭声说：“糟了，你的总长做不成，我的巧计也成了画饼。”杨不相信，一等等了十多天渺无动静，乃向奉方另一人处打听，才知内幕，原来当张作霖提出杨度做教育总长时，杨宇霆淡淡地说：“晳子是洪宪祸首，政治色彩太浓，现在出来会增加麻烦。”一句话就把杨度已到手的总长告吹了。 

奉军入豫时，北京政府益显黯淡。顾维钧摇摇欲倒，16年3月8日财长汤尔和海长杜锡珪向顾维钧提出第二次辞职，9日教长任可澄亦请辞职。顾阁本身原建筑于张作霖和吴佩孚的联合关系上，当时因奉张表示对内阁无意见，所以顾阁的阁员以吴佩孚和孙传芳关系为多，顾本人与奉方没有太深的渊源，当孙传芳京沪战败，而奉军则入豫逐吴后，顾维钧自然风雨飘摇，不过由于奉张对中央政权问题还没有具体决定，所以仍然维持顾阁过渡。 

杨宇霆常往来京奉间，中央问题奉张颇听杨宇霆的意见，由于吴佩孚已经一蹶不振，因此梁士诒组阁的传说就非常之盛，而杨宇霆亦有呼之欲出，跃跃欲试的风闻。 

到了3月下旬，顾阁益显凋零，除了财长汤尔和、海长杜锡珪、教长任可澄外，司法罗文干、农商杨文恺、内务胡惟德亦请辞，这一来顾阁只剩下陆长张景惠、交长潘复二人，潘复因和张宗昌关系密切，常往来北京、山东之间，不在首都，即使在京亦不大出席阁会，因此所谓的顾阁，只有一位兼外交总长的顾维钧和陆军总长张景惠，实际则是一位总理和一位总长。 

3月28日下午顾赴顺承王府谒张作霖，表示不能维持的苦衷，请张速觅替人，张没有作切实的答复，只表示当前军事正亟，无暇顾及政治，亦无适当人选，请顾仍勉为其难，继续留任。顾又强调当前财政的困难，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张听了颇不以为然，冷笑说：“中央财政的困难不自今天始，十多年来一直是财政问题，少川先生组阁以前就已存在，当时既可以出山，今天又何为而求去呢？” 

4月5日内阁会议，汤尔和、罗文干等破例出席，内阁精神为之一振，可是阁议无事可讨论，而汤、罗出席仍表示要辞职，所以在内阁会议后，还是一片消极气氛，而外间盛传国务院将停开伙食准备结束。4月7日顾维钧再向奉张请辞。 

张作霖这时候很犹豫，一方面他仍想维持吴佩孚的感情，一方面则是中央政权的形式。奉系的人多主张张作霖自为元首，可是当前军事时期，奉张欲独揽大权，名至实归，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方式，始终作不出一个决定来，在没有决定以前，只有拖之一法，顾维钧就变成这个拖局中的过渡总理，欲退不能。 

谢选骏指出：张作霖的安国军是旧军阀的最后狗头，后来随着张作霖的炸死、张学良的溃逃，而烟消云散了。

【二四七、北伐军攻占江浙】

浙江本是孙传芳的老根据地，自孙逐走杨宇霆后，即进驻南京，以南京为五省联帅的驻节地。 

浙江人对孙传芳并没有好感，自国民革命军北伐，频传捷报，浙江人大为兴奋，因为北伐军的总司令是浙江奉化人，从乡土感情上说，浙江人都乐于见到北伐军早日进驻浙江。浙省为外军盘踞日久，浙人不堪其扰，所以有了这位老乡总司令，大家都希望早日见到他。 

15年10月15日，浙省士绅褚辅成等致电孙传芳，请孙命令驻守江西的浙军开回浙江。这时孙军在江西和福建都正在和北伐军苦战，孙军势难兼顾后方，对浙江人来说是一个机会。 

浙省内部实力派人物之一夏超暗中通款革命军，10月16日革命军委派夏超为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令其所部保安团共八个营，集中嘉兴，向松江进袭上海，以断孙军归路。夏超虽有实力，可是在浙江内部树敌亦多，夏本人亦非真心诚意归顺革命。 

浙军第三师长周凤歧本与孙不协，向无战意，褚辅成等因缘利用，命周部留南京军队于10月14日夜突然擅自开离南京，驻常州的周部也开拔回浙，孙传芳在上海只有嫡系部队三团，因此沪杭之间情势突紧。不过夏超和周凤歧并不答作，而孙部驻守徐州的浙军陈仪亦不附合，陈仪公开宣称所部驻徐，为江苏保门户，也就是为浙江保门户，决不移动。 

夏超虽然是孙传芳委派的浙江省长，可是孙对夏素不放心，故曾下令浙省各征收机关将款项全部解存上海银行中听候军用，而所有浙省军队亦均调出以防为夏煽动，浙变之后，夏超首先下令征收机关非有本人命令不准提款，同时以保安队出防沪杭路，可是陈仪既不肯附合，周凤歧也不与夏合作，孙军又调动迅速，孙部宋梅村旅21日开到嘉兴，节节前进，夏超一看大势已去，遂于10月22日晨将省长印信交省议会保管，即日离开杭州。 

孙传芳恨夏极深，在夏未走前，孙曾表示纵使战事失败，他宁弃江苏也不愿放弃浙江。 

夏超出走后，孙传芳悬赏10万元通缉夏超。宋梅村的十三团于23日开入杭州接收省署，并把浙江保安队缴械。同时孙发布命令以陈仪为浙江省长，宋梅村为抗州警备司令，夏超及许宝驹等家产悉被查抄。其处理浙变的通电云： 

“据宋（梅村）旅长报告：本日午后三时余，我军运至嘉兴，被胁夏军稍事抵抗即行退却。我军仍本除恶安民之意，继续前进等语。查夏部不为夏用，足征此次为恶，只夏一人。除复令该旅长等只诛首恶，不得涉及胁从，勿使地方惊惶外，特闻。孙传芳。养。印。” 

其后宋梅村部捕获了夏超，秘密处死。 

这时，东南和平运动也积极活动，早在齐卢之战时，东南就有和平运动的组织，以后每遇兵争，江浙两省士绅都出面奔走和平，江苏是张一麐，浙江是褚辅成。当北代军尚在围攻武昌时，东南和平运动会派出张一麐和孙传芳的总代表蒋方震到汉口谋和，迄未成功。 

10月13日孙传芳电复东南和平运动联合会文电，内云： 

“我五省人民和平代表张仲老等，及芳军事全权代表蒋百里先生赴汉议和，业经匝月，其始则备受凌侮，几至无谈判之余地。继因南昌彼军溃败，始以大冶撤兵为言。十月一日，由蒋百里先生函电，拟请孙传芳在长江两岸先行停战，蒋介石所部，由彼方自行交涉，盖介石远在新喻，函电难通，且其志在得赣，和平之议，殊难赞同也。如果赞成，彼时我撤大冶、阳新，则彼军不过蕲水、巴河，迭有函电可资考证。传芳以尊重人民代表之意，当即复电赞同，诚以民困久矣，如惧其失信而先与之一决，使无辜之民，重罹锋镝，何若先退而为民请命，使战区之民，稍纾喘息。待人以诚，人或以诚待我。乃力排众议，于十月一日、二日晨，陆续电令撤退大冶、蕲水、阳新、龙港之兵。孰意我军后退尚未就道，而彼军蹂躏我蕲春矣。今且续续东援，窥及武穴，跟踪东下，至一至再。诸君试为芳思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欤？至革命军，则另有计谋，主力攻我南昌，而以李宗仁所部二千人袭我德安。幸赖将士用命，使彼片甲不还，此天道也，岂传芳意料所及者乎。诸君代表人民呼号和平，芳所心许，岂一朝夕。然和战之柄，操之彼军，解铃系铃，请诸君问之介石可也。且排难解纷，所以彰公道明是非也，诸君皆积学之士，披览舆图，当谅芳言之不谬。愿诸君为申其委曲于天下也。” 

10月17日蒋方震赴南昌，因北伐军蒋中正正驻节南昌西南三百里的新喻。 

这一期间孙传芳很矛盾，一忽儿主和，一忽儿又反对和，大抵军事形势转为有利时即主战，军事不利时即主和。10月下旬孙军方面盛传蒋中正在前线督战时受伤，其后更传伤势甚重，于是孙部的政务处曾有否认主和的通电，略云： 

“既已战矣，和复何为？且未和于未战之先，未和于相持之时而和于敌军溃败之后，自计亦过甚矣。” 

孙传芳天津之行虽然是卖身投靠奉系，然而他在兵败势急时，能有此收获，自己颇感满意。12月初他由天津返南京，即召集所部将领会议，在这次军事会议中，一致主张和革命军大战一场，以决胜负。一面严守浙边，防阻革命军由江西进入浙江。 

浙江人士呼吁双方勿在浙省用兵，划浙江为缓冲区，并主张浙省防务归陈仪、周凤歧担任，民政则宣布自治，一面吁请革命军勿开入浙江，一面请驻在浙省的孙军完全退出以免战端。 

浙江省长陈仪赞成浙省不设防，据说陈仪曾向孙传芳交涉，得孙同意于12月12日撤兵出境，并取销卢香亭在杭州的司令部，其后孙临时变卦，不允退兵，只允把民政还诸浙人，军事关系国防，人民不应干涉，如革命军入侵浙省，誓以兵戎相见。因此浙江想脱出战争范围的酝酿遂告失败。 

12月14日革命军李宗仁部由玉山入浙，进至衢州，驻守浙西的周凤歧军既不抵抗，也无敌意行为。陈仪因孙传芳不允其请，乃将自己的军队由杭州移驻宁波和温州。周凤歧早与革命军有默契，他的防区在浙西，正好成为革命军的先导，所以李宗仁部由衢州入龙游抵兰溪，先头的便衣队即由周军照料进富阳。革命军总部扬言三个星期内可以攻克杭州。因此江苏也宣布戒严，孙传芳飞调白宝山、冯绍闵等师往长兴、宜兴一带，孟昭月驻松江以备万一。孟昭月于12月14日抵上海，15日赴松江，所部在枫泾、嘉善挖壕。卢香亭原拟在龙华设司令部，嗣以所部改归孙传芳直接指挥，司令部遂又迁南京。 

沪杭道上人心惶惶。人民迁徙到上海租界者，拥挤不堪。 

海军方面杨树庄下令各舰在上海集中，孙传芳回南京后，杨并未与孙晤面，海军态度已有变化。 

鲁军接收徐州至浦口的防务，徐源泉和孙殿英亲自到徐州，但鲁军主力毕庶澄部南下尚无确期。 

12月19日陈仪接到周凤歧电，知道革命军不急于入杭，属陈维持省城治安，陈乃召集浙省士绅选出省府委员蒋尊茛、张载扬、陈仪、蔡元培、褚辅成、黄郛等九人。并以蒋尊簋为军政长，陈仪为民政长，以第一第三两师改为省防军，宣布浙省自治，宣言内容（一）浙人治浙，组设人民政府，（二）反对任何军人假自治名义割据，（三）政治公开，（四）现有军队服从省政府，（五）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六）废除苛捐杂税。这个自治政府没有实力，有人说这是孙传芳授意故为缓和，所以蔡元培、黄郛等在上海置之不理。 

革命军对北方局势了若指掌，这可以从蒋中正亲笔给何应钦的一封密电、分析北方情况中看出，兹抄录全函如下： 

“何总指挥勋鉴：密，大局情况如下，一、奉张就安国军事，全系宁孙赴津促成，欲思引奉为后援以保其地位，而奉亦欲假统一北方名义以为总统过渡之张本。二、西北军（注：指冯玉祥）迫近潼关，奉张吃紧，定比对南军事更急，故奉军必先防制西北军之入豫，而始能对南。惟闻西北军无即入豫取攻势之可能。三、在鄂军队现已从事肃清鄂西一方，俟西北军收拾陕南以图两军在鄂北联络后再定入豫之期。四、东南方面先定闽浙，闽平后应即以全力入浙，一俟浙局统一，再图苏皖，暂以划江而守，以待时局之变迁。总之，上海不得，则长江闭塞，而海内外交通亦难自如，故南京与皖南亦应急谋收复。河南不得，则中原难定。西北军不能与我联络，阎锡山亦不能表示态度，阎已派代表正式声明，一俟我军入豫或至津浦路，彼必响应也。中意如北占河南，南得南京，晋必响应，则奉军虽不出关而不可得。否则攻守亦可自如，北伐乃可告一段落，非如今日之跼蹐也。海军须注重，以长江无海军则军事甚难进展也。中正。” 

另有密电给何应钦、白崇禧，电云： 

“何白总指挥勋鉴：刻接沪电，敌方计划孙军守松沪，直鲁守南京，由宜兴取攻势。卢香亭、周荫人在松江，张宗昌将到宁，孙来沪，毕庶澄到沪，昨晚海军一部向兵工厂开炮无结果。中正。”这封亲笔电报旁还加批：“不得片刻停留，限即到。” 

另有密电给何应钦，电云： 

“何总指挥勋鉴：密，江酉电悉，海军态度不明，误事必多，不如决由陆程入浙，时机急迫，望速前进，（下略）中正。” 

16年1月国民革命军决定肃清长江下游的作战方略，以先攻略杭州、上海，击破孙传芳的主力，会师南京为目的。以主力由赣东、闽北入浙，进攻杭沪，并各以一部分由长江南北进取皖南和皖西。对京汉线方面，另以一部由鄂东进入豫南，以牵制河南及皖北方面，策进长江下游主力的作战，并电西北军由陇海路出洛阳、郑州，与豫南的革命军相呼应，相机击破吴佩孚的主力。这个作战方略是南昌会议中决定的。当时北洋方面尤其是孙传芳方面盛传，蒋中正在南昌会战时督战受伤，却不料他正埋首整理全盘作战的方策，以全力略取沪、杭。 

革命军既决定在16年初先攻略上海和杭州，蒋中正即下令革命军分由赣东闽北入浙，会攻杭州，当时除在闽之东路军何应钦总指挥外，并以白崇禧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统率由赣入浙各部，先向浙西推进。1月上旬，白崇禧率领第一军的第一、二、廿一、廿二各师及先遣队李明扬部先后抵达龙游、衢州。 

浙军周凤歧向革命军输诚，在富阳接受改编，北伐军任命周为国民革命军第廿六军军长，陈仪亦投效，在绍兴接受改编为第十九军军长。周凤歧投效后因受杭州方面的压迫，逐次向桐卢、严州、建德一带后撤。 

何应钦指挥的革命军东路军自肃清福建周荫人残部后，十四师一部即向浙南方面前进，十四军抵达建阳、建瓯，十七军则向温州前进与陈仪所部夹击周荫人。 

革命军第十九军南下至台州附近，其他在赣各部则以第三军驻守南昌及南浔路一带，而以第二军推进于玉山、德兴，独立第二师推进于乐平、景德镇，第六军推进于湖口、彭泽，第七军则移防于湖北的黄梅和广济、蕲春一带，第四军移驻武汉，第十军向鄂东罗田、溪水方面推进，积极完成向长江下游进攻的计划。 

孙传芳将其所部编为五个方面军，为了保持江浙地盘，首先集中主力于沪杭线，企图把已经遗弃了他的浙江重新收归己有。以第一方面军对富春方面，第二方面军对于潜、昌化方面，第三方面军对临浦、诸暨方面，第四方面军对宁国、池州（贵池）方面，第五方面军一路由处州（丽水）出严州（建德）袭击革命军侧背，另一路由天台、宁海至绍兴、与第三方面军连络，企图在钱塘江下游两岸地区与革命军决战。 

15年12月下旬，孙军孟昭月、王森、李俊义等部占领杭州后，浙江省长陈仪被扣，其在杭州城内之部队悉被缴械。孙军由孟昭月率领，继续向富阳前进。这时受国民革命军改编的浙军周凤歧（国民革命军第廿六军）正负责掩护革命军东路军前敌各纵队集中衢州，已由衢州向桐庐、富阳推进，与陈仪（国民革命军第十九军）部在萧山的西兴镇和闻家堰取得联系。 

16年1月3日孙军向富阳进攻，激战甚烈，周凤歧部虽艰苦作战，但因孙军实力强大，不得已于1月9日退衢州集结。周凤歧另一批部队奉命由金华、处州前进，1月2日到达永康，第二天在缙云与孙军激战，双方伤亡均重，而周部兵力薄弱，于9日退永康，10日退金华，12日抵龙游与主力会合。 

16年1月10日陈部（即十九军）主力到达奉化，先头部队进抵孔溪坑，11日在横头市与周荫人部接触，双方死伤均重，13日陈军主力猛攻，余宪文师长亲赴前线督战，中午占领宁海城，其后因弹药告罄，且疲劳过甚全线撤退。留守百官镇的陈军亦因与孙部段承泽旅激战失利，14日宁波失守，陷于三面被围、一面临海的恶劣环境，不得已分向新昌、台州两方面突围，各自绕道温州集结；另一部及野炮部队由宁波乘船向温州转进，与由闽入浙的第十七军会合。 

周凤歧和陈仪都是浙军，在浙江响应革命，接受国民革命军的整编，他们在浙境的作战，只是接应革命军入浙，不是主力战。 

16年1月19日，白崇禧到达常山，蒋中正有巧电给白说：“衢州战略要地，攻守可自决，中不遥制。”白于是断然决定采取攻势，命令前方部队集结于衢州附近，伺敌深入而击破之，并令常山县长征集大小木船数百艘，扬言运输后方大军以张声势，同时电请江右军以一部在其左翼方面牵制皖南之敌；以主力在其右翼由祁门、德兴、开化进入皖南，先将屯溪、徽州之孙军迅速歼灭，然后以一部向芜湖警戒；以主力由徽州方面直入严州，截断孙军退入杭州的后路。 

1月20日白崇禧到达衢州，召集前线将领会议，决定采取攻势，以歼灭金华、兰溪的孙军，这时候陈调元和王普已正式向北伐军输诚，投效革命军，所以革命军的侧面已经没有威胁了。 

事实上，这时候的孙军孟昭月部约万余人均已到达兰溪，分向诸暨、永昌、洋埠、罗埠、游埠方面前进。周荫人的残部一师人也到了金华，向汤溪前进。皖南刘宝题部向祁门移动，李德明部趋严州、淳安间。原在杭州的白宝山、冯绍闵两师则向钱塘上游推进。这些迹象显示孙军欲乘革命军还没有集中完毕时，以主力沿衢江北岸，一部沿衢江南岸，会犯龙游和衢州，以一举击破革命军的前敌之师。 

针对孙军的企图，革命军乃以一部沿衢江南岸，主力沿衢江北岸攻击金华、兰溪。1月27日开始行动，中央军第二师进占龙游，孙军退守汤溪、洋埠、游埠。而皖南的刘宝题亦宣布起义，参加革命。29日晨革命军分三路进攻，右翼廿六军向汤溪攻击；中央军第一师向洋埠，第二师向游埠攻击；左翼军第四、第六两师向永昌、诸暨、寿昌攻击，经过激烈的战斗，全线挺进，占领洋埠、游埠及汤溪。孟昭月由兰溪仓皇逃走，全线向严州、桐庐、浦江和诸暨溃退。2月1日革命军中央军进占兰溪；2日右翼军进占金华。革命军乃乘胜分途进击，2月3日中央军先遣部队进占建德，右翼军进占浦江，左翼军一部进占淳安。白崇禧即令右翼军续向诸暨推进，中央军先遣队则向桐庐进击，左翼军以一部守备遂安、淳安，其余主力向分水推进，桐庐经过了一场小战斗遂被革命军占领。 

孟昭月逃返杭州，以其第十三团团长郝云亭为杭州戒严司令，以第二师第三旅段承泽部转调富阳，孟昭月且亲赴富阳督战，分两路反攻，血战四日，革命军士气如虹，终于摧毁了孟昭月的最后攻势。 

革命军在浙东赢得辉煌的胜利后，孟昭月逃回杭州，在杭勒索军费300余万元，然后率部转进松江，段承泽退武康，李俊义经德兴移吴兴，周荫人至嘉兴。 

16年2月18日革命军中央军即进占杭州；右翼军占萧山；左翼军主力进占临安、余杭。19日白崇禧入杭州。 

何应钦所直接指挥的东路军第四、五、六等三个纵队在16年1月下旬由闽北出发，第四纵队向江山，第五纵队向处州，第六纵队向温州分途兼程前进。何应钦将福建省政交方声涛以代理主席身份处理，福建治安则令谭曙卿负责维持。 

1月28日何应钦由福州经延平、建瓯、浦城越仙霞岭入浙，2月17日至衢州，23日抵杭州。 

2月上旬孙军蒋起凤和段承泽等部尚盘据宁海、绍兴，周荫人的司令部还在台州，另一部在临海、黄岩一带，革命军遂全面出击，从事肃清浙东的军事行动。 

浙东的战斗反复而曲折，可是由于革命军士气如虹，因此终告肃清浙东，收到辉煌的战果。 

孙传芳自2月中旬由杭败退后，其残部集中松江、上海一带。其时直、鲁军褚玉璞、张宗昌等部，纷纷南下，至3月初旬，鲁军毕庶澄部，已进抵苏、沪一带，一面积极部署，一面与革命军互通款曲，将鲁军作战计划密交与革命军，并声言愿与革命军合作，但以革命军不攻苏、沪，毕即率部由江阴北渡为条件，革命军不信毕有诚意。 

这个时候孙传芳内部已告分裂，其驻沪第九师师长李宝章部，已派员至杭州向革命军输诚，愿将上海及沪、杭线交出，率部向南京、浦口迎拒鲁军，当经革命军委为第十八军军长。此时上海工人正作大规模之罢工，要求孙传芳撤退，在沪海军已改树革命军旗帜，其陆战队已在沪登陆，又因皖南孙传芳部第六师陈调元部、第三混成旅王普部加入革命，皖南地区亦已为革命军江右军领有。不过孙传芳自战败后，野心未死，仍欲保有苏境，以图反攻，曾求救于鲁军，鲁军亦将南下参战，革命军如果不及早消灭孙军残部，则鲁军到达后必将先期发动。何应钦、白崇禧即在杭州召开军事会议，策定进军方略。 

一、以前敌总指挥所部之第一、第二、第三各纵队，沿沪、杭路前进，攻略上海。 

二、以东路军直属之第四、第五、第六各纵队及第二军经宜兴、溧阳，向常州、丹阳前进，进占该两地后，以一部右旋回向无锡、苏州，协同前敌部队围歼淞沪地区之敌，以主力左旋回向南京前进，与江右军协同攻略南京。 

何应钦和白崇禧在杭州商定进攻计划后，即分途率军前进，白率第一、第二、第三各纵队及李明扬先遣队，集中平湖、嘉兴附近，暂取攻势防御，俟何率领之各纵队占领宜兴、溧阳后，乃向淞、沪进攻。16年3月15日，革命军正围攻溧阳，白崇禧乃提前令各纵队于3月16日向淞、沪之敌开始进攻。 

3月16日，革命军开始攻击前进，孙军以松江为上海西南屏障，竭力抵抗，并以铁甲车及其所有炮火集中革命军铁路正面猛力轰击，革命军正面顿受损伤，无法进展。白崇禧为压制及摧毁正面孙军之火力，乃以铁路货车厢急造炮垒列车中山号增援攻击，并以第二十六军自右翼，总预备队自左翼，三面包围攻击。数次奋勇冲锋，孙军不支，纷纷向上海溃退，革命军遂于21日晨占领松江城。同日第二十一师自吴江前进，于当午占领苏州；遂分途乘胜追击，进迫沪郊。这时外国军队在租界内鸣枪示威，并越界构筑工事，借故抗拒与迟滞革命军之前进。经革命军强硬抗议后，外军始退入其租界内，革命军即续行进击，卒将直、鲁军第八军毕庶澄部，在闸北地区悉数包围缴械，淞、沪地区遂于21日全部平定。 

毕庶澄逃回山东。 

当革命军进攻淞、沪时，因得海军之协助，迫毕庶澄部撤退甚速。北洋海军总司令杨树庄，于革命军未入浙之前，即与革命军密取连络，当革命军东路军平定浙江，进攻淞、沪时，杨树庄即率海军向孙军及鲁军进攻，并袭击沪敌退却之长江后路，收效颇大。迨革命军攻克上海后，杨树庄就任国民革命军海军总司令职，将所有海军舰艇，编为四个舰队，以陈季良为第一舰队司令，陈绍宽为第二舰队司令，陈训咏为练习舰队司令，曾以鼎为鱼雷游击舰队司令，革命军有海军之加入，实力大增。 

淞沪之战告一段落，革命军即分由浙西和长江两岸向下游推进，打算把孙传芳的残部连同来援的直、鲁军一并围歼于沪宁之间。 

革命军以江右、江左两路军分向祁山、至德、潜山、霍山之线前进，16年2月20日孙部十五师师长刘宝题投效革命军，就任新编第三军军长兼江右军第四纵队指挥官；3月4日第六师师长陈调元亦投效革命军就任北路军总指挥兼第卅七军军长，叶开鑫投诚就任新编第五军军长，王普投诚就任新编第廿七军军长，安庆和皖南地区遂兵不血刃而全部底定。 

2月27日程潜率江右军主力向芜湖和宜城前进，3月6日占领芜湖，17日占领当涂。 

安庆、芜湖攻下后，革命军即可会攻南京，事实上革命军除了在当涂打了一仗外，余均势如破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在长江下游是进展神速的，而孙传芳虽然得到直鲁军的增援，可是对他的苟延残喘毫无帮助。 

孙传芳的主力和直鲁军毕庶澄、常之英两部，于16年3月中旬被革命军东路军在沪宁线及松沪地区击破后，即纷纷渡长江北退，国民革命军遂占领上海、苏州、常州、丹阳一带。革命军江右军同时占领当涂，进迫南京。江左军则向皖中挺进，与陈调元部协同压迫津浦南段及淮北地区。南京附近仅有直鲁军一部分，其余北洋军主力均已退集江北。 

南京方面褚玉璞部主力守备下关，一部在汤水、龙潭。粤军谢文炳、陈修爵等部，主力在江宁县，一部在淳化镇、龙都镇、秣陵关。鲁军第六军徐源泉部及白俄兵主力在陶吴镇，一部在江宁县，均积极加强工事，企图固守，待援反攻。江北方面：孙传芳所部，企图自运河两侧，张宗昌主力则企图自津、浦正面积极增援，期待革命军一旦渡江攻击时，乘机反扑。孙传芳及张宗昌则分驻于清江浦及蚌埠指挥。 

革命军以全力会攻南京。这时革命军的态势是白崇禧所率领的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已进占上海、苏州。何应钦所率领的第四、第五、第六纵队亦已占领横林、常州、丹阳；四方八面向南京合围。同时为了巩固淞沪防务，乃设立淞沪卫戍总司令部，以白崇禧任卫戍总司令，并抽调白军一部，增加南京方面之作战。16年3月22日，何应钦到达镇江，这时北洋军有死守南京打算，于是急电白崇禧，迅速肃清淞、沪残敌后，立即抽调一部与第五纵队乘车向南京增援。是日第四、第六纵队之先头，进至栖霞街、东流镇、汤水镇附近之线。 

16年3月17日革命军江右军占领当涂后，先头部队续进至采石矶、马家村之线，与东路军协定，会攻南京；原来拨归东路军指挥之第二纵队，亦于3月19日，到达溧水，归还江右军序列。这时第四师在柘塘镇，第五师在曹村镇，第六师在洪蓝埤各附近集结。程潜原定于3月21日，开始向秼陵关、江宁镇之线攻击前进。 

革命军既然已对南京合围，南京方面想作困兽斗的作为就有限了。 

民国16年3月23日革命军江右军第二纵队鲁涤平部占领江宁县后，进迫中山门、光华门；第三纵队贺耀祖部占领将军山、牛首山、幕府山，向通济门、武定门进击；第一纵队程潜部击破大小山、马石山、西善桥一带北洋军，向雨花台猛追。北洋军狼狈向城内回窜，革命军衔尾跟踪，自中华门冲入南京城。其余各纵队于是日晚亦分别进入城内，北洋军未再抵抗，纷纷逃散，一部由下关抢渡，窜回浦口，革命军遂完全占领南京城。何应钦于同日到达上塘镇后，其先头部队，亦已抵栖霞街、东流镇之线，得悉南京已被攻下，即令第六纵队，在汤水镇附近待命。第五纵队在无锡、江阴待命；自率第四纵队，于3月25日进驻南京。 

孙传芳曾夸口说革命军越过湖北和江西，战线拉长后兵力分散，他以逸待劳，可以予革命军迎头痛击，想不到一败于江西，再败于福建，三败于浙江，四败于安徽，五败于江苏，他的五省联军完全不是革命军的敌手，比起吴佩孚来更是不堪一击。吴佩孚的部队在武昌还打了一场硬战，孙传芳的军队则一败再败。 

南京后来成为国民政府的首都。事实上南京是历史上的一个古城，三国时吴国建都于此，以后东晋和南朝的宋齐梁陈都建都于此，前后共六个朝代，五代时的南唐和明代太祖一朝也建都于此。民国元年曾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后来因为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不愿离开他的北洋势力所在地，因此才勉强改北京为首都。国民革命军北伐克复南京后，即遵从孙中山遗志，定南京为中华民国首都。 

16年4月18日国民政府为奠都南京告全体将士书： 

“国民政府此次接受中央政治会议决议，定都南京，目的在恢复党权政权，于三民主义之下，自由施行职权，以实现总理之遗训。总理在世之日，所焦心苦虑者，为如何而可建设自由独立之中华民国，更进而实现世界各民族之平等自由，国内各阶级之平等自由。因军阀专恣于内，帝国主义凌逼于外，甚且勾结一气，以摧遏三民主义之进行，乃不得不先定扫除一切建设障碍之大计，毅然以出师北伐为建国之先着。不幸出师未捷，赉志以终，遗训昭昭，以此重大责任，付诸手造之中国国民党，付诸平生所依重之蒋中正同志。总理既逝，本党秉承遗志，出师北伐，……转战七省，遂定江汉，四十年来，本党军事成绩之伟大，盖无过于今日者。虽然，苟无认识主义，效命党国之全体将士，则蒋同志亦一手一足之力耳，深切言之，此种伟大之成绩，实由于全体武装同志之一心一德，更深切言之，实为主义的成功，军纪的成功。武昌之役，南昌之役，以及肃清东南诸役，吾武装同志之为党国牺牲者，不知凡几，天上英魂，地下碧血，所望为生者之奋斗，最后之成功，故吾侪未死之余生，实负党国之重托，昔程婴生而公孙杵臼死，死者为其易，而生者为其难，国民革命之孤儿，今实保抱于武装生存之同志，故吾人对于武装之同志，既备具尊敬，而又切勉于将来也。” 

谢选骏指出：北伐军攻占江浙，等于把蒋介石“纵虎归山”，让他得以建立“南京政府”。后来日寇攻陷了江浙、与叛徒唐生智合作了“南京大屠杀”……南京政府的权力基础也就瓦解了，即使抗战胜利回到老巢，也无法挽回败局了。

【二四八、吴佩孚挥泪离郑州】

吴佩孚自从15年9月6日失汉阳，先退孝感，再退广水，三退信阳，吴本意拟自信阳调援反攻，无奈军心涣散，已无可靠之部属。身边战将只有田维勤担任信阳州以南的防务，至于靳云鹗则自汉口返豫，即入鸡公山，其不满意吴，已达极点。吴在北方虽然尚有可调之兵，可是没有车辆调配，只好徒步南下，因此自郑州以南迄信阳武胜关，各站都有驻兵，派别复杂，不一定完全听吴的指挥。这时河南全境有枪的兵不下三四十万，名义上归吴指挥的，超过10余万，兵心厌战，而军粮饷秣亦艰困万分。 

靳云鹗驻军鸡公山，俨然以河南最高军事首长自居，他曾下令，凡通过他的防区的杂牌军队，一律予以缴械，他的亲信黄殿臣奉命执行。9月16日黄部遇上吴佩孚的卫队经过，也不分清红皂白予以缴械，吴佩孚闻讯大怒，勒令捕黄枪决。当晚信阳附近发生兵变，吴仓皇自信阳搭乘三等火车奔郑州。 

9月27日息隐保定的曹锟，乘专车赴郑州，曹锟自冯玉祥倒戈遭受幽禁后，直至奉直联合赶走西北国民军始恢复自由，虽然他的把兄弟吴佩孚已东山再起，他则表示不愿过问政治，径返保定闲居。曹为人宽厚，甚得人缘，不似吴佩孚之强项，容易树敌，因此在吴走投无路之际，直系要员纷纷敦请曹锟出马团结直系。 

由于孙传芳在吴军危急时不肯赴援，因此使人想到一段往事，认为孙传芳在报旧仇，那是湘军援鄂之役，鄂督王占元求救于吴，吴派萧耀南率先头部队驰援，萧军进驻武汉并不开赴前线，坐待王占元的失败，乘机把湖北纳入吴的范围，直系认为吴这一手吃了自己人，太不够意思。孙传芳当时是王占元的部下，亲眼看到这一幕，他虽然因为这一次战役而受知于吴佩孚，但王占元失败的一幕却深印心中。现在他坐视吴苦战而不救援，有人说是历史的重演。因为有这些原因，直系的旧人就想抬曹锟出来团结直系。 

曹锟是和夏寿田、张廷锷来郑州的，下榻郑州中州饭店，抵郑当天就染上感冒。而吴佩孚仆仆军事，也抽不出时间来看曹。过了两天，吴才抽出空由张廷锷陪同赴中州饭店谒曹，曹正和夏寿田谈得很高兴，吴入室鞠躬为礼，并请问：“总统感冒好了没有？”曹不理亦不答。房中空气为之寂静，吴再问，曹徐徐而言：“外面风好大哟！”吴说：“今天天气好，外面没有风。”曹说：“外面没有风怎么把吴大帅吹来了。”吴一听知道是曹多心，乃低下头聆训，曹说：“你是大帅，我也做过大帅，我做大帅时有功都是你们的，如果不把功劳分给你们，你怎么会做到大帅，可是你今天有功都是自己的，不能容物，不能开诚对下，自大狂妄，造成今天上下离心离德。”曹越说越气，声色俱厉，吴低头不敢作答。夏寿田和张廷锷用其他话盖过，才把空气缓和，吴遂告辞。曹虽斥吴，可是仍努力团结直系，把靳云鹗找来，靳对曹表示不满吴，曹好言安慰，劝靳顾全大局。 

孙传芳在南京坐待吴佩孚战败，他自以为得计，其实却让革命军逐一击败。当革命军出湖南直指武汉之际，倘孙军剑到履及，不东推西拖，与吴军合作，则对革命军来说，是增加了很大的麻烦。孙军按兵不动，直接搞垮了吴佩孚，间接也搞垮了自己，使北伐军坐收各个击破的战果。 

孙军初与革命军接触时，略有进展，那时吴在郑州接获孙的战报，自夸对战局有把握，言外之意似在讥诮吴的不中用，今后的重头戏只轮到他一人独唱了。怎知时间一久，北伐军在江西捷报频传，孙自夸革命军的前进像绳子一样寸寸剪断，结果是自己做了绳子，让革命军寸寸剪断了。 

吴佩孚由汉口退到郑州后，其辖区是：北自保定，南至武胜关，靳云鹗在郾城设立司令部，日日言反攻而日日按兵不动。按兵不动是靳的一贯作风，吴佩孚这时的处境实在很恶劣，一面是明敌，一面是暗敌，用两面作战来形容吴的处境还不够，简直是背腹受敌。 

张作霖天天打电报问吴，今后的动向？张意思是如果吴对付不了革命军，不如让出一条路给奉军，并且愿意把奉军交给吴指挥。然而吴对奉军已有不敢领教之苦，南口作战的记忆犹新，所以他一再答复张说自己的力量足以挡住革命军，现在还不需要奉军加入。 

吴退郑州时，以“南”为敌，以“北”为友。事实上国民革命军是把吴佩孚当作头号敌人的，而奉张则满口吴二哥，叫得非常热络。可是形势比人还强，如今的吴二哥是个斗败的公鸡，奉军把他看做挡路的瘟神，叫他让路他不让，对于他阻挡北伐军的能力也失去了信心。 

吴只提防革命军出武胜关继续北伐，却做梦也想不到奉军将渡河而南，告急文书不自南来，而自北飞到，保定方面奉军逼迫吴军让防，齐燮元一再急电请示迎拒奉军的办法。奉军表示孙传芳乞援于奉，所以奉军要肩起收复武汉的责任。 

吴的地盘已变成张的障碍物了，大难临头各自奔，张、吴之间现在是各怀鬼胎。 

当武昌城破之日，即奉军接防保定、大名之时，吴腹背受敌，内心之苦莫可言宣。 

更令吴难堪的，是奉系和孙传芳密使往来不绝于途，盛传奉张和苏孙加强合作，奔走其间的，就是王占元，而靳云鹏希望调和张、孙，出山组阁，所以也热衷奔走。 

奉直鲁军援吴问题使吴佩孚颇感困扰。吴知道得很清楚，他与张作霖之间的帐很难算，张作霖对他不会真心帮忙。张宗昌和他还有很好的关系，张宗昌的帮忙比张作霖要有真意。然而张宗昌军和他之间也存在一个症结，就是保、大问题。保、大是吴的后方，也是唯一的吴军饷来源地，可是保、大又是直督褚玉璞的辖区，褚玉璞天天嚷着要接收保、大，害得负责保、大的齐燮元寝寐难安。 

奉、直、鲁认为控制北京，统一直隶，出兵援吴是奉、直、鲁的既定计划。当吴佩孚退至河南境内时，吴的秘书长张其锽迭电张宗昌请援，不过吴本人不赞成奉、直、鲁出兵援救，只希望接济饷弹。张作霖本无积极助吴之意，张宗昌倒是希望拯吴于危，可是直鲁军方下动员令，而吴佩孚挡驾特使已驰至。15年9月30日吴派符定一到济南转达吴意，拟请直鲁联军暂时不必开入河南等待后命。吴又恐怕符定一对于军事情况未能详述，所以又加派参谋长张国溶与刘绍曾及鲁方前派来郑州的代表童好古、常之英一同前赴济南谒见张宗昌，代表吴佩孚一方面向张表示谢意，一方面请张缓期出兵。张国溶携有吴佩孚的亲笔函，内述已经开往保大的援军，请勿前进，未开拔的一律停止出动。张宗昌对吴的各代表表示，鲁直联军南下应援义不容辞，既然吴玉帅认为目前还不需要，自当停止前进，直军既已开拔，骤然请其停止，恐褚督于内情尚不尽悉。于是鲁张乃电邀褚玉璞来济，褚接电立即动身，午夜抵济，即赴督府会议，第二天清早原车返天津。 

吴佩孚满以为褚军接收保、大事已趋缓和，怎知10月2日褚玉璞又由天津专车赴丰台转京汉线赴保定，一方面准备援鄂军事，一方面办理和平接收保、大事宜。直隶保定副司令徐源泉亦由济南赶回助褚。褚表示对吴部一切补给援助均属可能，但保、大既属直省范围，事权必须统一，何况由直隶出军援吴，保、大是必经之地，怎可不先行接收。接济吴方饷械与接收保、大并不冲突。 

吴佩孚的副帅齐燮元10月2日尚通电保、大两道道尹知事和各局所长，饬将应征之款督征催解，并饬勿离职守，可是褚玉璞抵保后，褚部谢玉田师也开入保定，事实上褚军已正式接防了。 

北京城内也有变化。北京政府本为吴佩孚所拥立，代理内阁总理杜锡珪既无权又无力，吴在鄂战败，奉张声势增强，而奉张宁要北京卫戍总司令，不要内阁，所以靳云鹏虽奔走于奉张和苏孙之间，奉方意态非常冷淡。10月1日杜代阁辞职专任海长，财政总长顾维钧调外交总长代理阁揆，潘复任财政总长，汤尔和任内务总长，其实这时候的北京政府已更不被各方重视了。同日奉军第十军军长于珍就任北京卫戍总司令。 

奉张入京后，奉系所注意者为河南。吴佩孚在河南不进、不退、不战、不和，其部下靳云鹗反吴于前，而田维勤、寇英杰又不合作，魏益三又与田部同驻，寇乃感势益孤单，河南纠纷迭起，奉军入豫更形迫不容缓。 

16年1月15日张作霖令张学良、张宗昌以实力援吴，先以兵力肃清黄河北岸，然后渡河至郑州。正当奉军要开入豫境，京津各报盛传魏益三附靳反吴，田维勤则匆匆避往汝南寇英杰处。 

1月初，奉军入豫，进驻彰德，2月8日奉张发出两电，宣告奉军入豫意旨，原电如下： 

“（一）南京孙副司令、太原阎副司令、济南张副司令、褚司令、吉林张督办、卜奎吴督办、绥远商都统、承德汤都统、张家口高都统鉴：年余以来，赖诸君戮力同心，直鲁晋绥，幸告肃清，而武汉不守，祸延长江。迭据湘鄂各省士绅奔走呼号，请兵援救。只以豫中系吴玉帅驻节，再三商询，自认反攻，我军虽切缨冠之谊，并无飞渡之能。兵至直南，及河而止。今时阅半年，未闻豫军进展一步。反攻之望，完全断绝。而敌焰日张，窜扰闽浙，长江上下，将无完土。本军负专征之责，国事兴亡，义难坐视。迁延不进，祸将噬脐。兹已分饬直鲁联军及三四方面军分途前进，誓收武汉，进取湘粤。其豫中将士，但系宗旨相同，概无歧视。以符始终合作贯彻宗旨之意。师发在途，恐淆观听。特电奉闻，张作霖。庚。（二）开封寇总司令、米帮办、信阳田总司令、靳总司令、彰德齐副司令、陕州刘总司令、并转豫中各将领钧鉴：自武汉不守，赣闽继陷，赤祸蔓延，几将流毒全国。敝军前徇馨帅之请，进兵京汉，以取犄角之势。因玉帅来电自任反攻，是以敝军未越黄河一步。乃时阅半年，毫无进展，反攻希望，完全断绝。作霖承各帅公推，自任专征重责，迭据各省绅民呼号求救，文电交驰，设再迁延坐视，国将不保，何以对民？而北方大局之同归糜烂，亦在意中。诸君同属军人，谊共急难。当兹危局，奚可苟安？兹已令饬三四方面军克日取道京汉路攻取武汉。所有豫中将士，但属宗旨相同者，一视同仁，毫无歧异。从前地位军号，一仍其旧。并望协同动作，共纾国难。诸君为国宣劳，志同道合，尚望申明此意，分告所部，俾免误会。除径电玉帅外，特电奉闻。敬希示复，张作霖叩。庚。” 

张作霖为了奉军入豫，并有一电直接给吴佩孚，电云： 

“郑州吴玉帅勋鉴，效密。自武汉不守，赣闽继陷。馨帅力竭请援，约定敝军，进兵京汉，以取犄角之势。弟曾再三奉商，均承复电，定期进取。弟以尊重我兄意旨，希望贵部整旅反攻，是以兵至直南，划河为守。乃时阅半年，未进一步。反攻希望，完全断绝。长此迁延，敌方坐大。北方大局，何堪设想。而陷敌各省人民之沦于水深火热，呻吟痛苦，宛转呼号者，不知凡几？叠据湘鄂皖豫士绅文电吁恳早发大兵，其情殷切，声泪俱下。弟既承公推之雅，负专征之责，坐视不救，何以对民？会师爽期，何以对友？大乱不平，何以对国？再不自决，行将噬脐。是以简饬师徒，渡河南进，取道京汉，攻取武汉。贵部将士，但与我辈宗旨相同者，一切地位名义悉仍其旧，并望互相援助，切勿误会。尚希分别饬知。至地盘问题，敝军援绥援苏，事成拱手相让，此物此志，当可大白。明达如兄，当能亮察，学良等到豫后，如得清暇，尚望到京一行，共商策划。至盼！张作霖。庚。” 

吴佩孚曾有一蒸电复张，请奉军缓进，原电云： 

“张雨帅勋鉴：密。庚佳两电敬悉，贵军此次渡河南进，事前并承赐电通知，共商办法。敝部虽谨戒避让，冀免误会，仍不免惶惑惊疑，愚兄虽能谅弟苦心，而实难于应付。数月以来，贵军当持经豫入鄂之议，而敝部屯驻京汉线者十余万，道路之腾挪甚难，战线之分配不易，故尊意虽坚决，此间竟无术赞同。内部因而自行整顿部众，费时数月，糜饷不赀，想亦吾弟所深知也。盖此间各军，分子复杂，非简单命令所能处理。一切命令，不与事实相调剂，则不易施行。若可简单行之，则本军早到武汉矣。今贵军南来，愚兄无法可以简单命令，使敝部趋于一致，实感困难。地盘虽不足论，而各军实为生命所依，纵令吾弟兄能开诚相许，而无时间以资调处，自不能相安无事。若只以威力行之，恐贵军救鄂未及，糜豫先成。讨赤未遑，绝友先见，造成鹬蚌，以待渔人，大局更不堪设想，吾弟兄同心讨赤，一载有半，岂可一着不慎，隳败前功。此愚兄所不能不恳切相商者也。现仍盼吾弟速令贵军停止前进，以便从长计定作战办法。毕黻廷兄想已到京，尊所有计划，无妨详细妥商也。特布腹心，启乞鉴察，吴佩孚。 

蒸戍。印。” 

张作霖接吴佩孚电同时接到靳云鹗电，当于16年2月18日复吴一电，劝吴不要袒靳。电云： 

“郑州吴玉帅勋鉴，效密。筱电敬悉。我辈宗旨相符，一年以来，无一事不尊重我兄意见，本合作之精神，期始终之贯彻。自阳夏失守。贵军节节北退，变化之速，全国骇愕。我兄既却敝军之援，又无切实反攻之力。弟为顾全合作及信义起见，迭陈意见，以冀我兄有所觉悟，予以容纳。不图信使往还，函电纷达，时逾半载，迄无解决之方。浙已不守，沪埠吃紧，馨远迭电催进，人民责言备至，若再因循坐误，势非个个击破，全国沦胥不止。熟筹审察，非进兵不能讨赤，非入豫不能进兵。默察趋势，实属忍无可忍，缓无可缓。此次毅然进驻豫省，不得不抱最后之决心，师已出发，万无中途停进之理。敝军之一举一动，悉秉弟之命令而行，断无部下自由行动之事。靳云鹗从前二三其德，早在洞鉴之中。阳夏之役，忍令我兄失败坐视不救，且有危害之举动。今则公然抗拒义师，旗帜显然，以前之种种行为，今已证实。我兄又何必庇此不忠不义之部属乎？似我兄所处环境，及委曲苦心，亦所深知。如有通力合作分路担任之计策，弟亦极愿受教且拟随时援助。此心此志，可质天日。幸兄鉴察之！张作霖。巧。印。” 

由于奉军大举入豫，曹锟在郑州打算重树直系声威的计划遂告落空，因此于16年2月11日由郑返津。 

奉军出动入豫后，即由京汉、陇海两路向郑州进发，全部军务共5万人，前锋由荣臻率领，入豫奉军悉归于珍指挥。 

奉军集中黄河北岸，张学良和于珍于13日由济南遄返北京，在顺承王府由奉张召集军事会议，结果一致主张不理吴佩孚态度，于2月15日前锋实行渡河。 

吴佩孚坐困郑州，南北两面受敌，他的部队不和他同心同德是他的致命伤，豫中将领对奉军入豫态度亦不一致，豫东镇守使郭振才通电欢迎愿听指挥，奉方并委宋振檀为安国军毅军总司令。寇英杰对奉鲁早有拉拢；豫南的田维勤和魏益三则表示拥吴，魏益三原是奉军，因随郭松龄倒戈，所以无面目再投效奉军。因此奉军入豫将以全力对付豫南。 

靳云鹗在鸡公山，因与吴唱反调而遭吴免职，且一部分靳军被吴缴械。他是反奉的，因为反奉的主张而与吴分道，现在奉军正式对吴下手了，在利害上，靳可以和吴恢复旧情，因此他由鸡公山跑到郑州来见吴，对吴说：“大帅，我愿遵令交代，但部下已忍无可忍了！我只能打一面，如果向武汉打去，可是我们背后却受到自称朋友的敌人攻击，我们怎样打法？我保证南军不出武胜关一步，我们应权衡轻重，打退了胡匪再说。” 

吴的感想是“主意虽不是主意，话却说得痛快”。不过吴生平最恨朝秦暮楚，覆雨翻云。当陈炯明炮击广州总统府时，吴大不以为然，他说：“竞存（陈炯明）太无人格了，别人可打中山，竞存怎可以打中山？”吴与张作霖虽是利害结合，可是两人已经拜了把兄弟，因此他抱着宁人负我，毋我负人的态度，认为奉张不够朋友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我吴子玉要够朋友。别人可以打奉，今天我姓吴的不能打奉。他言外之意是如是靳云鹗你要打自己去打，可别肩着我的招牌！靳也了解吴的个性，他用坚定的口气对吴说：“打奉我是打定了，大帅不叫我打，我自动去打，不用大帅名义，用保豫军名义。” 

吴苦着脸说：“局势糟到这个地步，你自己去干吧！”靳得了这个口风就告辞了吴，回到郾城组织“河南保卫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他对吴是“背”而不“叛”！魏益三既然畏惧奉军的，所以热烈拥靳，领衔发表通电。 

16年2月17日张学良有致靳云鹗一电，电云： 

“信阳州探投靳荐青姻长赐鉴，奉诵马电，迪承训诲，无任感惭。良虽不敏，向持四义。事上官以忠，事亲以孝，为国除贼，为社会求安。此心此志，如是而已。长者倘不鉴谅，必欲周旋于郑卫之野，谨当退避三舍，整旅以待。特此布复，伏维垂察。张学良叩。” 

奉张既然撕破了脸要进兵河南，并且由于靳云鹗组织保豫军而专攻奉。吴佩孚不好意思抗奉，也闭了眼睛让靳云鹗抗奉。这一来，河南方面便爆发了北方军阀自己的内战了。 

16年3月5日晚，张学良奉命由京南下，赴卫辉帮同韩麟春指挥前进。小张7日抵卫辉，下总动员令，并召集于珍、荣臻、赵恩臻等重要将领会议，决定照预定计划分三路渡河，于珍指挥中路、赵恩臻指挥西路、荣臻指挥东路，限各军一星期内渡黄河，逼郑州。 

3月8日张作霖授意张景惠、吴俊升、张作相电请吴佩孚来北京。奉方认为吴在郑早已大权旁落，靳云鹗已实操用人行政及军事调度的大权，不啻为豫军盟主，吴氏卫队已有断炊之虞。靳表面上仍以拥吴为名以资号召，靳本人仍驻郾城，因恐奉军由朱仙镇袭许昌和郾城间的京汉路线，所以对该处防务甚为注意，不敢亲离。奉军认为只要吴佩孚离开河南，即可对靳大力用兵。可是吴佩孚复张景惠等来电，仍表示不肯离郑。 

奉军三路出动后，中西两路因缺乏民船，且黄河铁桥又断，南岸布防严密，过河百感不易，遂改变方略，先以主力由东路绕道攻中平。 

3月11日北京顺承王府会议决定，河南前线由张学良、韩麟春负责指挥急进，并调吉、黑奉军入关担任后防。当天于珍率军渡过黄河，绕赴朱仙镇，自中平侧攻，下总攻击令，12日占领中平车站，13日占领中平县城，豫军退守白沙，奉军直进至距郑州15里之古城。北岸奉军因接东路捷报，亦乘胜渡河，邹作华部炮兵在河岸掩护，荣臻亲自指挥，丁喜春、陈在新两旅遂于14日冲锋至南岸占领芒山，15日抵荣泽县城。西路赵恩臻部亦于15日由温县渡黄河抵汜水，与中路策应。三路奉军同时进发，郑州遂陷于包围之中。 

奉军一向用兵多不注意民间疾苦，因此每当奉军进驻一新的地区，当地人民即视虎狼载途。北方人对奉军的印象有这样两句话：“妈那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形容奉军坐车看戏不买票还要骂妈那巴子。而东北人后脑勺与一般人不同，所以可当护照，来去通行无阻也。过去杨宇霆督苏，姜登选督皖时，孙传芳一声号令驱逐奉军，奉军即无法立足，多由于此种印象深入民心。所以这次奉军入豫大改前态，当奉军抵黄河北岸时，因缺乏船只，渡河极感困难，必须雇用民船人夫，奉军雇用时特别优给费用，沿途并严禁需索及占住民房。这一来河南人民均乐意为奉军服务，使老百姓观感一新。这主要由于北伐的革命军所表现的一切，是秋毫无犯，为民服务，奉军既然想与革命军一较短长，就不得不顺从民意。 

16年3月13日，奉张给吴一封类似绝交的电报，语气极不客气，前半段呼吴为“执事”，末段虽尚有“我兄”之称，可是全文读来，兄弟之情已告决绝。张致吴电云： 

“郑州吴玉帅勋鉴：蒸电敬悉。前因靳部倒戈，郑州危急，叠电敦迓，纯出至诚。来电不蒙鉴谅，乃以顿兵不进，诿过保大京汉两事。且责鄙人未以械弹相助，未免言之过当。夫保大者，中华民国之领土，直隶省之辖境，并非执事所得而据，更非执事所得而攘。至于订立条件，鄙人并未与闻。其京汉之在直境者，直隶有之。如责直隶以据直隶之京汉，不责执事以据河南之京汉耶？责己则暗，无乃不恕。至于渡河进兵问题，弟曾于上月庚电奉达，谓无一言见告，何其健忘。且闻敌军已向信阳进兵矣，兄之部下，且引虎自卫。兄如不知，何以处二心之叛将？兄如知之，何以副讨敌之初衷？进退失据，无过于兹。敌来犯境，则退让未遑。友来假道，则屏绝不许。真不知宗旨安在矣？至于助械助饷，本为一致讨敌。今顿兵半年，反引敌北犯，而犹责敝军以协助。虽三尺童子亦知其不可，岂鄙人所能任其咎耶！近闻靳部包围左右，我兄已失自由，来电恐非出自本意敝处亦所深谅。惟恐外间不察，易淆听闻，特布区区，敬希亮察。张作霖元。” 

郑州既已三面受围，奉军以飞机和重炮掩护，向郑州进攻。这时吴佩孚真是进退维谷，如果不离开郑州，只有做奉军的俘掳。山西阎锡山给吴电报，迎吴入晋，并请吴在可用之兵中抽调5万人到山西整理一下，再出娘子关共同讨奉，吴不肯接受，并向幕僚们说：“我要打奉军在河南打不是很好，何必跑到山西去打？” 

吴佩孚把自己部队清算一下，吴新田一军在陕西，于学忠一军在南阳，陈文钊一军驻邓县，张联升一军布防襄樊，王维蔚、王维城等部已投入“保豫军”，寇英杰仍在开封，算来算去，东边不是路，还是往西边走的好。 

3月15日吴佩孚挥泪离开郑州，临行时他下令自兼豫西防守总司令，下分三路：第一路马吉第守牧马集一带，第二路刘希坚守中平至黑石关一段，第三路张席珍守黑石关至洛阳之段。他认为奉军要我让出京汉路，现在已经让出了，我现在退到豫西，奉军再没有理由逼我了吧。 

靳云鹗的保豫军和张学良、韩麟春的奉军打了一场恶战，靳手下第一勇将高汝桐乘坐铁甲车去抢奉军的铁甲，两车相撞，高汝桐的身体变成了一堆肉酱。 

原来吴佩孚自受奉军进攻，从郑州移驻巩县后，自以为跳出了战争漩涡，不料战神却偏偏追寻着他，不让他有苟延残喘的机会。冯玉祥部由陕西出动，镇嵩军刘镇华在洛阳响应，潼关张治公部又投降了奉军，奉冯双方有一触即发之势，因此奉军又向吴提出让防的要求，请吴不要挡路给冯玉祥乘机取洛阳。张学良请吴移居郑州，当以老伯之礼相持，吴佩孚当然不肯去自投罗网做“阶下囚的老伯”，所以继续不理不睬，不战不走。 

年轻的奉军将领可没有张老帅的涵养工夫，一次不理，二次不理，三次便拿出硬功夫来，不再请吴让防而向吴夺防了。吴的屡败之兵，怎敌得“老侄”们一股锐气。当汜县部队被缴械的消息传到巩县时，吴遂于16年5月16日匆忙地离开了巩县，遁走南阳。 

这是落荒而逃，由巩县经嵩山、方城到南阳，一路受尽了千辛万苦。那时革命军唐生智部由京汉线北进，冯玉祥由陇海线东进，靳云鹗取消了“保豫军”名义，通电就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职务。南阳是于学忠的防区，吴于会合后，吴的情势并没有好转，因为于学忠的第八军，有冯的旧部，也有靳的旧部，于的指挥并不彻底，叫这些军队去打冯，冯的旧部靠不住，叫这些军队去打靳，又怕靳的旧部会倒戈，如果光是以保护“吴大帅”为唯一职责，又怕吴的目标太大，这些离心的平队如果把吴擒了去献功岂不更糟，所以于学忠想来想去，只有请吴离开南阳。

谢选骏指出：人说“吴佩孚自从15年9月6日失汉阳，先退孝感，再退广水，三退信阳，吴本意拟自信阳调援反攻，无奈军心涣散，已无可靠之部属。”——我看这种“兵败如山倒”是属于“政治失败”，非战之罪也。

【二四九、吴佩孚凄凉蜀道】

吴佩孚在南阳越住越不是味道，南阳部队不稳，驻扎老河口的张联升也不可靠，赫赫一世的吴玉帅顿然有茫茫大地，走投无路之苦，想来想去还有一个人可找，就是在四川的杨森。杨森也是一个血性男儿，一向对吴非常敬佩，在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时候，如果不是一个血性男儿，对吴去投奔是会闭门不纳的，吴把这个主意和于学忠商量，于颇不同意，因为（一）去川路途遥远，经过老河口时，张联升不会放行，（二）四川虽是天府之土，但非北人立足之地。吴认为于所讲的也有道理，因此改了主意，打算由驻马店跨过京汉线直趋安徽，可是最后仍决定入川。 

16年6月19日，吴离南阳到邓县，会合于学忠，决定进川之行期及路线，乃发觉于已投奉，改称安国军第廿军军长，吴初闻不以为真有其事，到出发日期，于避而不见，吴始信之。唯于所部师长，受于欺骗，颇有怨言。吴出邓县30里，据报前方有军队阻截，遂在一小村庄地名田营暂停，派探查明，系马廷福、杨织云两师在前方筑战沟，未久，杨、马两师长皆来谒见，报告奉军长令挖战沟，谓大帅已过去，后来任何军队，都不准通过，适才得悉大帅尚未出发，恐有误会，特来报告。这显然是于学忠不愿吴赴四川的诡谋，以掩饰无背主作窃之丑行。他效法靳云鹗在汉口之故事，逼吴下野。于学忠与吴同里，追随吴十余年，由营长提升到军长，吴素依为心腹，临事却不如路人。 

吴见形势有变，乃告于部暂驻原防待命，不必跟进，是日在田营宿营，襄阳镇守使张联升（系吴旧部）派人来联络，并商讨渡襄河问题，决定在老河口与樊城之间太平店渡河，船只及掩护部队，由来负责部署。原来由田营去太平店有两条路线，如果经太山庙是大路，远五里；经沟陵关，近五里。乃决定走大路，卫队旅第一团先出发，第二团随本队行动，后因各路皆平静，本队遂改走沟陵关。出发时秘书长张其锽所乘之马，忽狂跳不肯向前。张怒，连鞭之乃就道，正午到沟陵关午餐后，地方耆老持纸求书，吴不忍拒，遂一一为之书写，时在午后2点，南冈忽传来断续枪声，时张其锽不耐久等，同秘书处人员先行出发。吴恐有差失，急催部队前进，约行三里地名灰店铺，果然发现惊人惨剧，张已遇难身死。部队散开，遍地搜索，不见敌人踪迹，后经地方人士报告始知系樊钟秀匪部，误以为商旅，欲行打劫财物，未及搜检，大队已到，乃呼啸而去。吴见老友惨遭横祸，抚尸大恸，命地方士绅代购棺木成殓，浮厝关帝庙内，是日乃在附近村庄宿营。 

张其锽字子武，广西桂林人，进士出身。清末任零陵、芷江县长，统领南路巡防队，辛亥革命后担任湖南军事厅长，和谭延闿意气相投。民国8年段祺瑞对湖南用兵，吴佩孚率第三师进驻衡阳，与张所率湘军对峙，张和吴订交就自此始，谭、吴休战协定就是张其锽从中牵线，吴佩孚的衡阳撤军通电据说乃是张的手笔。从此吴、张成为莫逆之交，而张也投入吴幕。 

吴对部下向来不假辞色，虽手握重兵大将如冯玉祥、王承斌之流见到吴亦只能笔挺地站着，虽做过吴的老师如蒋雁行、李成霖之辈见到吴亦只能唯唯听命，而吴对朋友则以老大哥自命，呼齐燮元为抚万老弟，孙传芳为馨远老弟，赵恒惕为炎午老弟，杨森为子惠老弟，独对于比吴小好几岁的张不称子武老弟而呼省长，吴对部下如果说：“去请省长来”，就是指的张。11年6月18日黎元洪再度做总统时任张为广西省长。他是一个传奇人物，中年自号无竟居士，堂名独志堂，熟读《墨子》和《庄子》，著有《墨子通解》，又精研奇门遁甲、六壬。吴佩孚投军前曾在北京崇文门外做过卖卦先生，因此对于张的博学多才，精通术数更为敬重。 

张在吴幕是客串，由客串正式加入班底，不在吴虎视洛阳，如日中天之时，而是在冯玉祥倒戈，吴由天津出海泛舟之时。 

据说：张曾算出他自己在16年有一大劫，那年初，吴在郑州曾派易克皋赴郾城与靳云鹗接洽时，恰值有奉军将渡河袭郑的谣言，易向张告辞时，凄然说：“此别不知后会何时？”张亦凄然说：“也许没有后会之期了，我自己流年不利，玉帅亦在坎坷中，我自己最安全的办法是回上海闭门著书十年，逃过劫数再说，但我又不能弃玉帅于危难！”当吴由郑州到巩县，再由巩县南行到南阳与于学忠会合时，张欣然向人说：“好了，我大约逃过劫数了。”怎知张虽然算出了大劫，却又算错了，以为自己已经过了劫数，实则是在劫难逃。 

张本人个子很高，雪白脸孔，五柳长须，夏天穿一件阔大的夏布长袍，摇一把精致的鹅毛扇，使人想到《三国演义》上羽扇纶巾的诸葛孔明。他常常不在床上而喜欢在藤椅上睡觉。民国时代以奇门遁甲著名于时的，当推张其锽了。他确可算近代一奇人。 

张其锽和谭延闿在清末即已订交，两人亦是把兄弟，气味相投，惺惺相惜。张随吴佩孚落荒而逃时，谭延闿是国民党的重要领袖，正在汉口。由于国民党宁汉分裂，因此谭仆仆于南京、徐州、郑州、汉口之间。张的噩耗传至谭的耳里，已是6月下旬，他立即托方振武前往照料，并料理他身后事。 

张的灵柩于9月1日抵上海，11月28日葬于苏州的南乡。谭的哭张子武诗，真情流露，至为感人，挽诗如下： 

一别真投笔，三年负枕戈，有书常不达，无命欲如何？生死交情见，孤寒涕泪多，裹尸余马革，凄绝向江沱。 

辛苦依人计，艰危壮士风，前知伤郭璞，从事异臧洪。未必谋身拙，仍怜殉友忠，纵横湖海气，今日竟途穷。 

少年曾并辔，中道各扬镳，鹰隼飞常厉，骅骝意苦骄。多才成负负，同好已寥寥，头白谁相慰，羁魂不可招。 

夙昔谁知己，平生误感情，家惟瓶粟在，箧有谤书存。志事兼儒墨，思心托梦魂，冤亲同一尽，恸哭更何言。 

吴佩孚失去了老友张其锽已够痛心，可是更凄凉的，还在后面，原来襄阳镇守使张联升不迟不早就在吴佩孚假道前已奉到冯玉祥的委任状，6月21日冯委张为第卅八路总司令，他的就职通电有“待罪之身，……受宠若惊”之语。 

吴要假道入川，张暗暗欣喜，想活捉吴立一大功。他假惺惺地对吴的代表说：“冯总司令要捉吴玉帅，我不能不服从；玉帅是我的老长官，我又不能下手。想假打一仗，做个样子，请复告玉帅放心好了。” 

吴率败兵于6月24日中午到达太平店，第一团已先到，正调集船只，午后第一团先渡过襄河，在对面掩护，第二团及本队刚上船，四面枪声大起，乃冯玉祥部葛金城旅，奉冯玉祥令截击，即张联升口中所谓掩护部队。当时河中船只，骤然慌乱，第一团已登陆，向东岸还击，致使自己部队亦无法站脚，敌人隐避在树林中或高粱田里，更无法对抗。约一小时之纷扰，吴与夫人及随从人员，均已上岸，计有三只船沉没，死于水者百余人，伤者十余人，副秘书长张佐廷腿部被伤，不能行动，着地方人畀送樊城就医。吴渡河后，徒步行十余里即宿营，截击部队亦未尾追。 

张联升于7月3日以江电向冯玉祥报告“围剿吴逆经过”。 

吴佩孚决心从鄂北的小路入川，当时杨森部已由宜昌退巴东，吴乃选择取道保康、秭归、兴山入川，这是一条荒僻山路，除了土匪，普通人迹罕到，有时无路可走，须从这座山头翻到那座山头，仰攀俯爬，艰难有如三国时邓艾偷渡阴平，有时以草根树皮果腹。响导人是土匪眼线，每过匪寨，吴命响导人持一张大红名片，上书“吴佩孚”三字，高举手中，公然竟能通过。蜀道难于上青天，吴佩孚这时可说是已经亲身经历了。 

有一天，走到一处地方，叫黄柏坪，地面稍为宽敞，有几户人家，一个老道观有点面粉和绿豆，主人就全拿出来供客。白面饼，绿豆汤，自然是几天以来最丰富的一次午餐，饭还没有吃完，追兵又跟上来，手榴弹响了，接着就是一排轻机枪声，可是没有伤着人，山上下来一匹马，举着一面白旗，吴端着一碗绿豆汤，手里拿着一张饼，由庙里走出来，嘴里的饼还在嚼着，问来人是干什么的，来人便举过一封信来，大意是“请大帅不要走了，四面都已包围，即刻交出队伍，如不听劝告，后果无人负责。”这封信看完了，参谋长蒋雁行流着泪说，咱们总算对得起国家，就是到南京去，也不会有什么危险，如果这样向外冲，必有大祸。吴听完，当时大怒，两只黄眼睛，像冒出火来一般，用手将蒋雁行推开说，跟我走，我不知道什么是大祸。说罢即首先向山路前进，队伍留一小部分在后面掩护。送信人如木鸡一般闪在一边，吴全部走后，他才回去报告。一小时之后在半山腰稍停，等后面部队完全到达又沿着山路攀缘而上，是夜宿于山上。追兵没有袭击。 

吴佩孚历经万难由黄柏坪到歇马河，到马良坪，到巫山界岭，7月13日越秭归抵巴东。这一带都是杨森的防区，杨部旅长贺国权迎吴于歇马河，并电告杨森云：“吴公偕其少数侍从人员及卫队约五千人已安抵马良坪，权闻讯曾驰赴歇马河面谒，渠欲来川一游，可否接待？请示办法！” 

杨森这时已受任国民革命军第廿军军长，不过吴还不知道杨森易帜，但杨公谊私交分得很清楚，他并没有落井下石，俘吴为自己立功打算。所以他复电贺国权命他妥为接待。一方面电呈南京蒋中正，谓吴狼狈退川，志在江湖，准吴入川纯出私谊，保证吴息影林泉，不问政治，如有轨外行动，愿负全责。另方面并向四川地方将领疏通。同时派第一师师长白驹及前任四川省财政厅长熊煜星夜乘轮赴兴山界岭迎迓，并请吴暂以奉节县白帝城永安宫作为吴的行馆，由贺旅护卫。吴的旧部这时纷纷间道来归，连文武官佐兵士眷属，为数逾五千人之谱。 

7月15日杨森谐妻子暨高级将领数十人，由防次万县乘兵舰直驶巫山迎吴夫妇，同乘舰溯江而上，入瞿唐峡，泊白帝城，至永安宫。杨对吴说： 

“国民革命军北伐必然成功，玉帅高风劲节，自放江湖，既不愿屈居租界寄外人篱下，又不屑气国际势力，滋长内乱，不如通电各方及州中将领，表示光明磊落的态度，宣布入川纯系游历性质，决不作政治活动，如此可释川人的疑惧，又示天下以坦诚。” 

吴佩孚对杨森这第二位患难知己（第一位患难知己是赵恒惕），有一种特别感情，加上他今天自身的潦倒，他欣然接受杨的建议。 

吴佩孚接受杨森的劝告，乃发表号电，这是吴失败后一封著名的不闻理乱，表明心迹的电报，电云： 

“万县杨惠弟鉴：举世滔滔，乱靡有届，欲资游憩，名胜为宜。因念蜀中山水，半属旧游，而蜀中将士又皆旧雨，业于号日间道抵夔，暂憩此间，专事徜徉，不闻理乱。甫澄、积之、晋康、自干、德祥、颂尧诸兄处及各师旅长等，乞弟为之道意。一俟秋凉，溯江而上，再续旧欢。特电奉达，即希注察。小兄吴佩孚。号。印”。 

杨森即根据吴的号电，分电四川中各将领： 

“特急。重庆刘总指挥甫公，赖军长德祥兄，绥定刘督办积公，成都刘军长自干兄，邓军长晋康弟，三台田军长颂尧弟，暨各军师旅团长诸兄钧鉴：顷接吴玉老号日由夔来电云云。窃玉老自解除兵柄后，久已厌弃时事。此次挈眷到川，纯系游历山水，并无政治作用。森拟俟其暂驻夔门稍事憩息后，或当送往西行。诸公均属袍泽旧谊，当不让弟独为东道主也。杨森。养。印。” 

尽管吴表示不闻理乱，可是那有携带五千随从和兵马游山玩水的道理，所以吴的号电发出，杨森虽然为之呼应，但各方反应却并不佳。中央对吴虽予以宽大待遇，不过责成杨森要把吴的武装部队解散，而川人则认为供应吴和他的家属及少数随从不成问题，却不容以四川资财供养客军。杨并不想缴吴的械，但事实上又非缴不可，想来想去只好以紧缩为由劝吴裁兵，一次不听，再劝三劝，吴都不点头，且忿然说：“当年拥兵数十万，如今世衰事易，只留下五千老弱跟我东奔西走，我何忍解散他们！” 

当吴在最潦倒落魄的时候，日本第一遣外舰队总司令荒城二郎少将，海军驻沪特务机关长佐藤秀大佐率将佐十五六人由宜昌乘小型舰到白帝城，专诚拜访落魄的吴大帅，表示（一）愿供给私人借款100万，（二）愿赠步枪10万支，小炮500门，机关枪2000挺连同弹药，由小型舰艇运来白帝城。这对于有意东山再起的人自然是一个大诱惑。可是对吴佩孚这位硬汉，则毫不发生作用。 

吴义正词严地对日本人说：“过去我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尚且一败涂地，可见成败是不在于枪炮和金钱，我如果愿意借外债，引外援，何必待到今日。中国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贵国贵官的盛意我是不会承受的”。 

吴佩孚这次入川，艰苦万分，真是九死一生，对于一位百战老将，还没有什么，可是他的夫人张氏，却印象恐怖；尤其是张其锽之死，以及偷渡襄河的枪战，当时张氏即有投襄河自尽之意，经吴佩孚百般劝阻，好说歹说，其意始解。此后跋涉穷乡僻壤，吴虽泰然，但有内顾之忧，张氏夫人曾一再向吴表示，受不了这种担惊骇怕的日子，纵不求死，但愿削发为尼。且劝吴从此下野，不问世事，入名山为僧以保余年，泪随声下，吴亦为之动容。吴的感慨可从他两句诗中道出：“生死两难悲末路，夫妻垂老泣牛衣。”这两残句，未见全诗，大约因为词句太过悲惨，故意不留。另有入蜀诗一首，亦道出英雄末路之哀，诗曰： 

曾统貔貅百万兵，时衰蜀道苦长征，疏狂竟误英雄业，患难偏增伉俪情；楚帐悲歌骓不逝，巫云凄咽雁孤鸣，匈奴未灭家何在！望断秋风白帝城。 

还有《白帝城怀古》一首： 

落日荒城剩野蒿，参天古木树旗旄。君臣遇合欢鱼水，禅术分明非俊豪。祚运只教归在汉，河山那肯署为曹。江声不尽英雄恨，流到瞿塘浪涌高。 

吴自觉在白帝城易惹各方注目，为了解除东道主的困难，甚盼移居万县，可是杨森不以为然，因杨自己驻节万县，吴来了，自己很难处。 

17年初，杨同意吴移居大竹，吴遂西行经万县，受到杨森的盛大欢迎。 

谢选骏指出：吴佩孚的人品不错，远远高于袁世凯、蒋介石、毛泽东，但也正是因为人品还好，结果不得不陷入政治失败的窘境。因为政治是魔鬼的事业，属于人神共愤的行当。

【二五〇、张作霖自封大元帅】

16年5月下旬，革命军的势力已奄有黄河以南，奉军决定放弃陇海，退守河北。 

5月28日起至31日止，豫南奉军全部撤退，津浦线之直鲁军亦同时放弃徐州，守临城、韩庄，北洋军先是弃江移淮，现在则是弃淮保河。 

奉军缩短战线是为了巩固西北，求先站稳脚根。原来山西的阎锡山有不稳消息，自直鲁军据守徐州，孙传芳退清江浦后，皖北全为革命军所有，豫苏之间仅剩陇海一线可通，而许郾战紧，巩洛濒危，郑州处此形势下已不啻三面受敌，所恃者唯有京汉路尚可无虑，就在这个时候阎锡山忽然称病，拒绝见客，虽然表面上对南对北无分轩轾，实际已和南方有了具体接触。奉军既已深入豫南，倘一旦陇海与京汉两线同时有变化，岂不陷于欲进不能、欲退不得之情况，所以退兵的拟议早有安排，5月中旬先下令反攻，进攻正烈之时突然撤退，使革命军措手不及。 

5月28日起，张学良自郑州率预备队及军团部首先撤退驻河北卫辉，留韩麟春在郑州调度，各军分由兰封、东明、黄河桥及汜水四路撤退，至31日晚全军均安全退出。 

安国军总部在豫省撤兵同时，亦电令张宗昌弃苏保鲁，当奉军退抵河北，直鲁军亦即撤还山东。 

奉军既然因为顾虑西北防务而撤兵，所以京汉、京绥两线即成为北方的重心，张作霖委张作相为第五方面军团长，率吉、黑两师专驻保定。委吴俊升任京榆后防总指挥，奉军源源不绝由关外开入。 

6月1日阎锡山驻北京代表曾赴顺承王府谒张作霖，据说系代表阎劝张老将与革命军合作，实行三民主义，共同反共，以抵制冯玉祥、唐生智等左派北进。 

奉军退回河北后，北方局势酝酿大变，这种大变是北洋军阀的最后挣扎。 

自吴佩孚一蹶不振后，北洋军阀中张作霖已成第一人，半年来北京的中央政府一拖再拖，顾维钧一辞再辞，而唯一可以处理政府改组的后台大老板张作霖因为举棋不定，所以始终不能尘埃落定，水落石出。 

奉军在河南驱逐吴佩孚虽然顺利，可是河南地方帮会红枪会却给奉军极大的困扰，山西阎锡山又暗中易帜参加革命，冯玉祥的西北军也到中原会师，在军事上奉方已处劣势。而奉方用兵一再标榜讨赤，事实上以蒋中正为首的国民革命军已经宣布反共，因此奉方年轻一辈主张改旗易帜，称国民革命军。可是老一辈的则不赞成。6月9日北京顺承王府召开重要会议，张学良、韩麟春都强调应该顺应潮流，而张作相、吴俊升等代表老一代的奉军将领也能谅解，奉方大致决定： 

（一）奉方于赞成三民主义之外，并拟加以相当补充，加入民德主义，以示尊崇旧道德，改称四民主义。 

（二）和山西阎锡山及革命军合作，先宣布停战。 

（三）如对冯玉祥、唐生智有作战必要，当再具体会商，共同分担任务。 

（四）对于全国政治法律问题，以国民会议解决，反对一党包办；在国民会议未开前，由南北两京政府各办权力范围内政务，惟外交则联合处理，一致对外。 

（五）经过停战和合作后，即进行南北政府之合并。 

（六）中央政府如国民政府之委员制可以商量。 

（七）北京政府应从速改组。 

奉方制定这些策略后，中间又发生变化，主要是奉晋间有了误会，而与国民革命军合作的问题，据说革命军方面要求把孙传芳的残余力量予以解决。6月11日张宗昌和孙传芳联袂到北京，孙传芳是不愿参加革命，张宗昌则认为奉方如参加了革命，对鲁军和他自己的力量一定不利，所以这两人的入京，是代表反对奉方和革命军合流，当然也反对和谈，同时极力主张改组北京政府，推荐潘复组阁。可是改组内阁由谁来发号司令，因为北京政府已经没有元首了，张宗昌和孙传芳都全力主张请老帅张作霖就任陆海军大元帅，然后由大元帅以命令派潘复组阁，这样可以避免由顾维钧内阁任命，而涉嫌承认曹锟宪法。 

由于张宗昌和孙传芳的入京，老一辈的奉方人物都赞成破釜沉舟大干一下，因此北京的政治情势为之突变。 

16年6月16日下午3时，北京顺承王府中就北京最高问题作一决定，当时有三种办法：（一）张作霖出任大元帅，（二）派人组阁，自己站在后台，（三）出关不问关内事，恢复“关外王”的独立局面。 

在会议中，张宗昌曾慷慨激昂地说：今后的敌人不是北洋系了，非战不可，不战必亡，与其入棺待死，不如痛快大干。升格之后即或情势不佳退出关外，有了大元帅的称号犹可仿照孙中山在广东局面，易于号召也。他这番话很率直，张作霖听了大为感动，因此几天不能决定的重要问题，乃在这次会议中完全定议。同时即在会议后由张作霖发一锐电，电文如下： 

“北京各部院、南阳吴玉帅、太原阎副司令、新安镇孙副司令、济南张副司令、新乡张、韩军团长，并转各将领、各省军民长官、各法团、各报馆钧鉴：自辛亥革命告成，国体改建，主权在民，除暴君专制之旧，五族平等，无种类阶级之分，凡以除人类之蟊贼，增民生之幸福者，皆我革命先烈艰难缔造有以致此。是以凡有危害邦本，戕贼民生，勾结外援，动摇国体者，是为全国之公敌，人人得而诛之。比者共产分子归降苏联，宣传亦化，甘心卖国，贻祸寰区，作霖不武，痛神明华胄等于鹿豕，大好神州沦于夷狄，为驱除洪水猛兽，不能不战。为世界人类生存，不能不战。用是联合诸帅，共起义师。年余以来，虽外摧狂寇，内靖神奸，始清京畿，继规绥北、朔方诸省，汔可小康，乃北赤甫平，南赤崛起，延陵再蹶，江左被侵。作霖凛兴亡有责之义，尽急难与共之诚，攘臂下车，缨冠救难，聊尽天职，不敢告劳。虽陈兵皖豫，未奏戡定之功，而扫荡逆氛，已寒赤虏之胆。惟是共产标题，志在世界革命，则讨除共产，实为世界公共之事业，亦为人类共同之事业，则非作霖一手一足之烈所能告成。凡我全国同胞，既负保国卫民之责，皆有同仇敌忾之忱，自必通力合作，不必功自我成。此后海内外各将帅不论何党何系，但以讨赤为标题，即属救亡之同志。不特从前之敌此时已成为友。即现在之敌，将来亦可为友。惟独对于赤逆则始终一致对敌，决不相容。一息尚存，此志不改。果有健者将赤逆屏诸四夷，作霖愿退避三舍。至于此外，一切主义，但于国利民福不相冲突，尽可共策进行。大权操之全民，政治自循常轨，仍当以海内贤豪讨论公决。作霖未娴政事，除完成讨赤事业外，固元丝毫成见，为此鹬蚌之争也。敬布腹心，诸希鉴察。张作霖。铣（十六日）”。 

6月16日深夜由孙传芳、张宗昌领衔的拥护张作霖就任海陆军大元帅的通电发出，电云： 

“万急，北京张大帅钧鉴：各省军民长官、各法团、各报馆均鉴：天祸民国，政纲解纽。国无政府，民无元首，纷纭扰攘，累载于兹。现在赤氛弥漫，天日为昏，毒害全国，无所不至。国民之期望，友邦之责备，皆以讨赤为惟一安国之大计。然非统一军权，整肃政纲，实无以慰群伦，而靖祸患。伏维我总司令自去岁就职以后，志在靖乱。昕夕焦劳，北方赤祸，虽就廓清。南方赤党，益为猖獗。全国皇皇，罔知所届。际此存亡绝续之交，正我辈奋身报国之日。传芳等再三筹议，佥谓讨赤救国，必须厚集实力，固结内部，方能大张挞伐，戡定凶残。拯神州陆沉之危，救元元涂炭之厄。我总司令大公之量，天地为昭。同志之孚，友仇若一。惟有吁恳总司令以国家为前提，拯生灵之浩劫，勉就海陆军大元帅。用以振奋军志，激励士心，坚中央出令之权，一全国同仇之忾。庶可迅扫赤氛。澄清华夏。传芳等当身先将士，尽力疆场，以副拯民水火之忱，而尽殄除暴乱之责。切请勿拘小节，而失人心。勿慕谦先，而酿巨变。总之全国之人将死，惟我总司令生之。全国之士将亡，惟我总司令存之。事机所迫，间不容发，干冒尊严，不胜惶悚屏营之至。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褚玉璞、张学良、韩麟春、汤玉麟。铣（十六日）。印。” 

当张作霖决定就任陆海军大元帅后，曾邀请政治顾问梁士诒、叶恭绰、曹汝霖、曾毓隽、梁鸿志等五人至顺承王府，征求意见，梁等当然没有异议。 

至于苟延残喘的内阁总理顾维钧，早就希望脱离尸位素餐的总理职位，原意想保留外交总长，然而局势的发展已使他觉得外长都不必继续了，因为王宠惠已南下，汤尔和、罗文干已决定不干，汤走时留下一封辞职书不告而去，至于顺承王府的会议中，不管张作霖就不就大元帅，都已决定由潘复组阁，因此在6月16日这一天顾乃亲笔致诸阁员一封信，函云： 

“馨吾（胡惟德）叙五（张景惠）钧任（罗文干）志清（任可澄）普航（潘复）仁兄总长公鉴：敬启者，维钧猥以菲材，为国服役，上年枢府空虚，政权无属，复值国际条约，正届修改之期，国本濒危，将有中断之虞，幸从诸公之后，共负维持之责。初意数月之内，大局自有解决之方，故尔勉任外交，兼权揆席。一身两役，本已兼顾不遑，加以体气素弱，不胜繁剧，遂致胃痛复作。屡经乞退，未能如愿。因循迁延，以至今日。乃内忧外患接踵而起。维钧既无虑患之谋，复乏解纷之术，神明内疚，忧积衅深。近日以来，旧疾因而加剧，中西医家，皆谓病根甚深，非谢绝百务，静地养息，药饵不易奏功。值国家多难之时，论匹夫有责之义，维钧亦何敢惜其顶踵，避难苟安。无如弱病之躯，不能治事。素餐尸位，更将贻误国家。兹已具呈恳请开去本兼各职，冀得稍事休养，免成痼废、现当摄政时期，一切政令，本皆取决于国家会议，不以维钧一人之进退为重。除汤杜杨三总长不在京外，遇有重要事件，于后继内阁未成立以前，仍可由馨吾总长，暂以首席资格，召集在京阁员，议决施行。中枢政务，免于停辍。至于对外关系，此际尤为重要，已有院令派外交王次长荫泰，暂行代理部务，俾得照常进行。一面仍望诸公迅与雨帅赓续协商，速定改组内阁方法。维钧亦已函陈雨帅，请其主持。总期人心有所系属，而国本不致动摇。同舟半载，诸赖匡襄。咎积灾生，不克相与终始。临颖惶悚，诸乞鉴察不宣。顾维钧启。（六月十六日）。” 

事实上，政局正酝酿重大之发展，谁也没有把顾维钧这个看守内阁放在眼里。民国以来，内阁最惨的莫过于这一届了。 

张作霖终于登上北京政府的元首地位，于民国16年6月18日在怀仁堂就任海陆军大元帅。 

先一天北京警察挨家挨户通知商家悬旗，并令中文报纸一律大字套红，各报借口买不到红油墨，所以仅出一日红字。 

18日黎明，北京长安街自东徂西以迄顺承王府，三步一岗，戒备森严。下午2时起除悬有安国军的黄牌汽车外，一概禁通行，电车亦暂停，小胡同车马阻塞拥挤不堪。 

张作霖着陆军上将制服，安国军高级将领张作相、吴俊升、杨宇霆、张学良、韩麟春等，皆着军礼服，孙传芳则衣黑纱马褂，淡蓝纱袍，在行礼前后谈话最多。就职典礼在怀仁堂举行，最后到者为张学良、韩麟春。张老帅坚持要等这二人到后才就职。 

18日下午2时由总统府侍从武官长荫昌及大礼官黄开 

文乘礼车赴顺承王府迎接，2时50分抵怀仁堂，三时半行礼，黄开文赞礼，张作霖南向立，奏乐毕，张作霖朗读宣言云：“作霖忝膺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之职，誓当巩固共和，发挥民治、刷新内政、辑睦邦交，谨此宣言。”宣言后受贺。3时50分回顺承王府，当天发表两项命令如下： 

（一）兹制定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公布之，此令。 

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 

第一条陆海军大元帅统率中华民国陆海军。 

第二条大元帅于军政时期，代表中华民国行使统治权，保障全国人民法律上应享有之权利。 

第三条军政府置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执行政务。 

第四条国务员之员数如左，国务总理、外交总长、军事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实业总长、农工总长、交通总长。 

第五条大元帅之命令，国务总理须副署之，其关于各主管部分者，各部总长须连带副署。惟任免国务员不在此例。 

第六条国务院及各部之官制另定之。 

第七条中华民国十六年六月十八日以前之法律命令，于本令不相抵触者，得适用之。 

（二）特任潘复为国务总理，此令。 

除此之外，张又发表就职宣言与通电如下： 

“比年以来，四方多难，国是蜩螗。中央无负责之人，邪说乃乘虚而入。作霖睹兹赤氛日炽，不忍使五千年神明衣冠之胄，论为异类。三万里城社农商之盛，夷为荒墟，勉徇群情，于本月十八日就陆海军大元帅之职。自顾疏庸，深虞陨越。只以时机所迫，不得不暂膺艰巨。缅维民国建立，主权在民，当本共和之精神，求五族之福利，凡所谓笃厚民生诸端，及尊重民德者，皆宜锐意厉行，以谋康乐于大同，维礼教于不坠。整理内治，敦睦外交，尤为当务之急。为此敬告父老兄弟，凡我同人，一切设施，必以民意为依归，共救人心之陷溺。用期力挽颓波，迅除巨患。总之，赤逆一日不清，即作霖与在事诸公之责一日未尽。如其时局敉平，自当敬贤让能，遂我初服。政治改革，听诸国人，此则昕夕盼祷者也。愿共勉之！” 

自16年6月16日顾维钧把内阁总理职务交由胡维德代理后，内阁更是有名无实了，好在这时张作霖正积极筹备担任陆海军大元帅，所以谁也不会注意到内阁问题，而内阁也一点事都没有了。 

6月18日，张作霖以大元帅名义任命潘复组阁，这是北京政府第32任内阁，也是最后一任内阁，潘阁名单如下： 

国务总理潘复 

内务总长沈瑞霖 

财政总长阎泽溥 

外交总长王荫泰 

军事总长何丰林 

司法总长姚震 

教育总长刘哲 

实业总长张景惠 

农工总长刘尚清 

交通总长潘复（兼） 

这是一张清一色的奉系内阁，张作霖把陆、海两部合并，改称军事部，设一军事总长。新增一个实业部，并以农商部改为农工部。交通总长虽由潘复兼，可是实际大权操在次长常荫槐的手中，常是杨宇霆的红人，以交通部次长兼京奉路局长，权倾一切。 

潘复，是山东省济宁人，清末举人，曾以捐纳府衔，分发江苏候补，后随陆钟琦至山西。辛亥年山西民军起义，陆钟琦全家殉难，潘复受此巨变即回原籍和靳云鹏合资创办鲁丰面粉公司。民国初年参加进步党，曾在北京财政部任司员，后赴关外依张作霖。8年11月靳云鹏组阁，以李思浩为财政总长，潘复因与靳的关系，遂得为次长。9年直皖战争，皖系战败，安福系失势，靳再度组阁，以周自齐继任财长，潘复以次长兼任盐务署署长，迨靳云鹏第三度组阁，财长李士伟未就职，潘乃以次长暂行代理部务，直至高凌霨出任财长后才中止。 

靳阁垮台后，潘去职寓天津，长袖善舞，终日以声色犬马，联络各派政客，与张宗昌交谊颇深，张宗昌以直鲁联军总司令进驻北京后，潘复被任命为河道督办，北京《社会日报》社长林白水曾因未获补助指名痛骂潘，潘以此诉之于张宗昌，林白水被捕，当天绑赴天桥处决。16年1月潘出任交通总长，迨张作霖组军政府乃出任国务总理。 

谢选骏指出：张作霖自封大元帅，为自己的“炸飞升天”埋下了伏笔。

【二五一、冯玉祥会师中原】

当吴佩孚和张作霖联合起来对付冯玉祥的国民军时，冯玉祥宣布下野，并且自我放逐，前往苏俄考察。他于民国15年5月赴莫斯科，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前后耽搁了三个月。在这三个月中，国内局势大变，他的嫡系部队苦战南口，另一部分往包头撤退，在南口的军队虽然打得很激烈，可是损失也很惨重，南口失陷后就溃不成军，在包头的石友三、韩占元、韩德元等部，则投靠阎锡山。此外则是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好消息。 

15年8月17日冯玉祥由莫斯科启程回国，经西伯利亚铁路到达上乌金斯克，然后换乘汽车赴库伦。他这次回国是要参加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在库伦开始学习国民党的开会仪式，同时准备汽车粮秣。9月10日由库伦动身，前往包头，在路上碰到溃退的国民军将领，又遇见了于右任，于当时也打算取道库伦往海参崴，再绕海道去广东，于、冯晤面后大家很高兴，就集合在一块去包头。从库伦到包头要经过内蒙的边界和绥远，平沙漠漠，一望无际，偶不小心就会走错了路。在途中冯获知他的旧部佟麟阁、孙连仲、刘汝明等都率部开往甘肃，已过五原，张之江和鹿钟麟则在五原扎营，于是冯等一行决定先赴五原。经过阴山山脉和戈壁沙漠，遇上了宋哲元，9月15日鹿钟麟赶来相迎，当天下午到达五原，西北的败军大批集合在此，除了国民一军外，还有三军的孙岳，五军的方振武和六军的弓富魁。 

五原是一个空落落的土园子，人烟稀疏，荒凉冷落得赶不上内地一个较大的乡镇。大家劫后重逢，恍若再世，当时一致推举冯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 

15年9月17日冯玉祥就职誓师，于右任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资格为授旗的党代表，他在就职宣言中说： 

“……现在我所努力的，是遵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进行国民革命，实行三民主义。所有国民党一、二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议决案全部接受，并促其实现。……至于政治主张，我既是一个国民党党员，是国民政府委员之一，一切由国民党决定，国民政府主持，我唯有与诸同志集合全体的力量履行就是了。” 

这天于右任头发蓬乱，胡须黑多白少，长及腹部，戴着一顶半旧的黑色学生帽，上穿夹袄，下穿棉裤，外罩一件黑色皮大衣，脚上玄色鱼头布鞋，白布袜子已成灰色。与会官兵服装都是五颜六色，破鞋破帽，领章肩章全没有，有的戴奉军皮帽，有的戴直军布帽，七零八落，非常褴褛。 

冯玉祥在五原组军，以鹿钟麟为参谋长，何其巩为秘书长，李兴中为参谋处长，陈连富为副官处长，徐庭瑶为军务处长，宋式颜为军械处长，过之翰为军需处长，张吉墉为军法处长，张允荣为内防处长，薛笃弼为财政委员会委员长，石敬亭为政治部长，乌斯马诺夫（苏俄人，随冯自俄来华）为顾问。 

国民军旧部自冯在五原就任总司令后，即纷纷来归，张之江由宁夏来五原，石友三亦由包头赶来，当时包头是阎锡山的势力范围，可是部队全是国民军，所以冯即偕石友三去包头。 

于右任已完成了把冯玉祥的国民军纳入革命军系统内，就由五原前往陕西。孙岳在五原病重，因为过去几个月作战辛苦，更加重了他的病势。他的部队改归徐永昌指挥，后来徐永昌率旧国民三军由陕北入山西，驻峪道河。国民二军自在天津战败后，大部退洛阳，岳维峻被俘至山西太原，其残部由李虎臣率领进兵西安，和国民三军的杨虎成等部会合。这时陕西境内有各派系的军队，刘镇华奉吴佩孚命进潼关夹攻西安，井岳秀驻榆林坐观成败，吴新田亦奉吴佩孚命以汉口为根据地。李虎臣、杨虎臣在西安城内被刘镇华所部4万人围困达七八个月，冯玉祥组军后即决定取道甘肃分十路援陕，以解西安之围。 

甘肃驻军也非常庞杂，有的受张作霖命令，有的由吴佩孚委任。吴佩孚委张兆甲为甘肃督军，张兆甲据陇东，又委孔繁锦为甘肃省长，孔据陇南，两股力量联合，一自陇东，一自陇南向兰州挺进。兰州在刘郁芬手中，刘郁芬是国民军的师长，由冯委为甘肃督军，下辖两旅，一个旅长是孙良诚，一个旅长是张维玺。兰州附近防御阵地相当坚固，孙良诚又骁勇善战，因此不仅击溃了来攻的部队，并且乘胜进兵陕西，解了西安之围，从兰州到西安是一场艰苦的长距离行军，孙良诚苦战数月，居功最伟。 

西安解围后，15年12月上旬冯军攻破潼关，刘镇华率部东退，刘部镇嵩军且有一部为冯军内应，刘乃退陕州。 

潼关之战的变化是由于华阴庙一战（华阴庙在潼关西40里），是役刘军损失极重。旧属刘镇华的陕军麻振武部亦自渭北渡河，加入攻刘。刘军大半缴械，纷纷东奔。 

16年1月上旬冯军进驻西安，以石敬亭为陕西省主席。石字筱山，山东利津人，出身第一混成协学兵，满清时曾考秀才，写作俱佳。冯玉祥对石极为赞许，称石为人肝胆义气，勤勉惕励，对主官真心真意，处同僚上下和睦，言动有则，事事都有计划。 

16年5月1日，国民政府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即在西安宣誓就职，誓词云： 

“谨奉国民政府命令，于十六年五月一日劳动节，在西安率全体革命将士，以为大多数被迫民众谋最大幸福之决心，联合革命民众，将全力献给于党，拥护党之主义及政策，与国际帝国主义者及国内一切反革命势力作最后之决斗，完成国民革命，悬此目的，生死赴之，谨宣誓于青天白日旗帜之下。” 

5月6日冯玉祥移驻潼关，率领第二集团军准备会师潼关收复洛阳，其战斗编制为：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 

中央军总司令冯玉祥（兼） 

右路军总司令孙连仲 

左路军总司令徐永昌 

南路军总司令岳维峻 

北路军总司令宋哲元 

5月26日攻下洛阳，奉军军长万福麟乘火车头东逃。冯玉祥令孙良诚率军沿陇海线向郑州东进。以第五路军由洛阳经孟津、偃师向郑州进攻，27日攻占孟津，28日越过偃师，30日克复孝义。骑兵集团则出巩县向汜水、郑州方面追击。第一路军亦由登封小道抄袭密县。郑州处于腹背受敌之势，因此北洋军分东北两路溃退，30日晚占领郑州，6月1日占领开封。 

6月4日京汉路革命军抵郑州。谭延闿、汪兆铭、徐谦、孙科、顾孟余、唐生智均连袂抵郑，即派代表至潼关迎接冯玉祥，冯于6日抵郑州，12日开党政军联席会议，决议划定新战区，陇海路以北，平汉路以东归冯玉祥负责，唐生智所部则撤回武汉整补。冯部各路军均改编为军，军之上为方面军，编制如下： 

西北军总司令冯玉祥 

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孙良诚 

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靳云鹗 

第三方面军总指挥方振武 

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宋哲元 

第五方面军总指挥岳维峻 

第六方面军总指挥石敬亭 

第七方面军总指挥刘郁芬 

第八方面军总指挥刘镇华 

靳云鹗本是吴佩孚的嫡系，因为反对吴联奉而被吴免职，后来又因奉军对靳攻击而穷无所归，冯玉祥军出潼关后，靳乃投奔冯。 

这时革命军已次第克复蚌埠、徐州。蒋中正于6月中移节徐州，特召集李宗仁、白崇禧、王天培诸将领开军事会议，电邀冯玉祥参加。19日冯应召抵徐，蒋中正率李宗仁、白崇禧等重要将领，亲迎冯于九里山西麓车站。20日中央委员胡汉民、吴敬恒、李煜瀛、李烈钧、张人杰等亦自南京来徐州，晚间即在徐州花园饭店宴冯。蒋中正即席发言说：“此次南北军事领袖把臂言欢，商洽党国大计，意义极为重大，真是革命史上最重要的一页”。冯说：“军阀对我辈称为南赤、北赤，今天两赤见面，就是为了救中国”。吴敬恒说：“我们的赤，是赤裸裸的三民主义，纯洁无瑕，不含渣滓，以总理的三民主义救中国。”席散后，由李烈钧居间沟通蒋、冯的意见，李烈钧与冯有旧，所以奔走其间。此时正值宁汉分裂时期，蒋希望冯玉祥出兵沿京汉路直下武汉，渡江北伐的革命军则返归南京，溯江西上。冯玉祥认为革命军当面的奉军、直鲁联军是真正敌人，宜先以全力将之扑灭。武汉方面是自家人，小有意见，何必认真，更不必以兵戎相见，徒给敌人造机会。他反对对武汉用兵。 

李烈钧、李煜瀛和吴敬恒等中委从中反复奔走，舌蔽唇焦，磋商两日，毫无结果。冯以阅兵为词，不辞而别，径返开封。徐州会议无疾而终。 

蒋中正面对这个形势，只好先以一部分兵力防守长江上游，利用冯玉祥对奉军和直鲁联军的同仇敌忾，决定先用兵鲁南，予北洋军阀重创后，再回师西征。故以第一路军的一部，第二路军的全部及第三路军的主力分别扫荡鲁南的日照、临沂、台儿庄、临城。 

张宗昌因为山东是他的根据地，所以拼死抵抗，又因知道革命军内部有困难，遂守临沂以牵制革命军，革命军围城将近30日，最后在无结果情况下被迫后撤。 

河南方面靳云鹗投靠冯玉祥后，16年9月初冯、靳反目，冯乃免靳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职，冯玉祥的鱼电如下： 

“靳总指挥荐青同志鉴：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靳云鹗违抗命令，贻误戎机，蓄谋反动，逆迹昭彰，若再曲予包容，必将贻祸党国。靳云鹗着免去本兼各职。其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一职，着由军长马吉第升充，并令秦军长德纯为副总指挥。该员自此免职以后应闭门思过，力改前非，仍当念其前劳，随时录用，幸勿怙过不悛，终身莫补，致负本总司令曲予衿全之意，是所厚望焉！此令。” 

马吉第和秦德纯都是靳云鹗所属军长，冯免了靳职，用他下面的人递补，很是辣手。靳于9月7日发表阳电云： 

“各报馆钧鉴：顷奉冯总司令鱼电，等因，并据马军长吉第阳电称，冯军兵力约有步兵两师，骑兵两旅，炮兵两团，于今早在长葛和尚桥两处与职军所部开火，现正在激战中。李军长镇亚歌电称，冯军韩复渠率三师兵力约两万人，突至登封临汝附近，我军众寡不敌，退入城内，现该城已四面被围，音信不通。并探得有向禹州进攻之势，各等情，云鹗当复冯总司令一虞电，其文曰：郑州冯总司令勋鉴，鱼电祗悉，查此次驻军京汉，不即东进，系遵国民政府迭次秘令，防止我公异图，巩固党国根本，中经我公数番督令，均皆电呈政府，请赐明示。嗣奉明令改令云鹗为中央直辖第八方面军总指挥，云鹗因与公同隶革命旗帜之下，且又患难与共，迟不就职，无非为保固革命战线，仍惟我公马首是瞻。此心此志，天日共鉴，委曲求全，已无遗憾。不图诚信未孚，深文周内，置辩无从，友爱难期。我公颠沛流离，造成今日之地位，果具大勇最后之觉悟，云鹗仍本初衷，不为已甚。惟希慎处，并盼教益，毋任翘祷等语。谨电奉闻，伫候明教。靳云鹗叩。阳申。（九月七日电由汉口发）” 

唐生智则为靳云鹗发出声援电报云： 

“生智于元日自皖回鄂，江汉安堵。方幸汉宁同志合作，拥护中央迁宁，党内一切纠纷，悉由第四次全体会议解决，凡我同袍，必能及时整军，一致北伐。不图东南之扰攘方息，而河洛之风云复起。迭据各方报告，第二集团军与中央直辖第八方面军，偶因误会，遽起冲突，同室操戈，良深悲悯。焕章同志年来为党奋斗，孤军万里，今年会师汴郑，收复河北，险阻艰难，备尝之矣。荐青同志去岁反吴，今年讨奉，坚苦卓绝。再接再厉，不为威屈，不为利诱，此皆忠实同志，党国干城。奉张未灭，吾侪武装党员，允宜捐除成见，意气纵未易平，患难耍当与共。忍因小嫌而乱大谋，敢垂涕以相劝谏。并请各方同志共任排解，振导祥和，团结本党武力，完成国民革命，打倒帝国主义工具之张作霖政府，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中国，掬诚奉达，敬乞垂察。唐生智叩。删。” 

冯玉祥决心整肃靳云鹗，9月5日集结所部兵力暗中部署，7日命孙良诚由北南攻，11日占偃城克漯河，靳云鹗出奔上蔡、项城。孙连仲部担任由南北攻，两面夹击，靳虽奋战，但力不能支，带领少数卫士逃赴皖北，然后跑到上海。 

民国16年秋冬之际是革命军北伐的中挫。当张宗昌攻下临城、徐州后，革命军向南转进，冯玉祥的西北军亦退守归德。陇海路东段革命军之联络遂被截断。孙传芳率军渡江南侵时，直鲁联军亦向河南冯玉祥部、山西阎锡山部进攻。 

陇海铁路横贯中国大陆，沿黄河南岸蜿蜒而东，连贯津浦、京汉两条铁路，横穿西北高原和淮海平原，尤以洛阳至徐州一段横断中原战场，为兵家所必争。 

16年10月上旬，褚玉璞指挥第四军方永昌部，第五军王栋部，第六军徐源泉部及袁家骥军兵力共约10万余人，10月10日越过杨集进攻冯玉祥军。 

同一时期，冯玉祥则将其所部分为三路部署： 

第一路由鹿钟麟指挥庞炳勋的第廿军，杨虎臣的第十军，吕秀文的第廿一军，及王鸿恩师、萧之楚师、王钰棻师、常好仁师，兵力共5万人，由马牧集经砀山向徐州进攻。 

第二路由刘镇华指挥所部第八方面军全部兵力约8万余人由考城向济宁进攻。 

第三路由孙连仲指挥所部第十四军及梁寿恺、秦德纯、韩德元等部第廿三军，兵力共4万余人，由大名向德州进攻。 

总预备队是第六军韩复渠部，第三军孙良诚部，第五军石友三部，第四军马鸿逵部，及郑大章的骑兵军，共约9万人，集结开封、郑州附近。 

10月9日冯玉祥军各路部队集中完毕，开始前进。冯部虽有三路大军，但第二路军刘镇华部因分子复杂，多所牵制，未能如期进展；第三路军孙连仲部亦因受到牵制，行动不便，不能孤军远出。10月10日鹿钟麟在马牧集以东沿陇海路两侧与褚玉璞军开战。褚军10万人，第一线兵力即达5万，众寡悬殊，鹿军败北，褚军乘胜追击，来势甚猛。冯玉祥综合各方情况，认为褚军主力使用于黄河以南，在黄河以北仅为助攻，乃决定以最小限度兵力拒止黄河北岸褚军，而集中主力于黄河南岸。以一部主力在兰封附近迎击褚军，而控置强大预备队于开封附近。10月19日褚军铁甲车已抵内黄，冯玉祥乃于当晚放弃兰封，诱敌深入，选定杜良集至杞县构筑阵地。10月26日起自黄河南岸至杞县间战况极为剧烈，30日冯军改守为攻，一举击溃进攻之褚军，11月1日克复兰封。2日占领柳河、李坝集、内黄。3日收复考城，6日越马牧集以东，郑大章军则到达砀山以西。冯玉祥考虑各种情况，认为不宜孤军深入，乃决定放弃所得各地，撤回兰封附近以待敌军深入而聚歼之。 

冯军撤回兰封附近，以第三、四两军集结兰封以东，左翼依托黄河；以第五军集结于杞县东北的柿园集附近；以鹿钟麟军一小部分留守归德，余向太康、杞县集结；以第六军控制郑州，其中一师开赴黄河北岸；以刘镇华集结考城附近；以郑大章骑兵军在太康附近掩护右翼侧背之安全；令第二军迅速由陕西、大荔东开至开封集结。 

褚玉璞的败兵退至夏邑、单县、城武一带甫告立足，正拟据守整顿，同时从济南各处调集援军十八辆列车，忽见冯军于大胜之余突然撤退，极为惊讶，揣测必是冯军后方发生了问题，因此调集新锐部队十二三万人分三路进犯。由褚玉璞自为前敌总司令，指挥各军分三路进攻河南，以第六军徐源泉、第七军许琨、第五军王栋、第四军方永昌等部兵力为中路，由徐源泉为指挥官，沿陇海路线西进；以第十三军刘志陆，第八军柴云升等部兵力为右路，由刘志陆为指挥官，自城武、单县进窥考城，以扑开封；以第二军张敬尧、第卅军毛思议等部兵力为左路，由张敬尧为司令官，自夏邑经商邱、宁陵、睢县向杞县、太康前进。 

褚军展开攻势后，11月16日攻陷考城。这时津浦路方面何应钦已攻克蚌埠、固镇。因此津浦、陇海两路军事行动已逐渐可以呼应，冯玉祥乃转守为攻，以鹿钟麟迎击睢县褚军为右路；以韩复榘进驻兰封附近，迎击陇海路正面为中路；以孙良诚与刘镇华部协同攻击考城为左路，以郑大章的骑军自右翼迂回攻击褚军侧背。 

左路孙良诚于11月24日出动猛攻，大获全胜，三天内歼灭褚军2万余人，斃军长潘鸿钧，俘获旅长以上四人，虏枪械1万多枝，乘胜进攻单县、菏泽，至17年1月29日克曹县，俘官兵3000人，击弊军长姜明玉。 

中路韩复榘亦于11月24日行动，在柳河、李坝集、柳河集与褚军大战，韩复榘率卫队2000余名亲自督战，战况激烈异常，大破褚军，12月1日抵达砀山附近。 

右路军鹿钟麟所部正面的敌人为张敬尧、袁家骥等部，曾经一败再败，士气不振，11月23日鹿钟麟部自杞县前进，即攻入蓼堤岭、马头集，24日攻入榆厢铺，26日占领睢县，乘胜长驱，27日占领归德，12月1日占领虞城。 

豫北方面10月中旬直鲁军孙殿英、袁振青等部3万人犯彰德攻陷汤阴、临彰，冯部孙连仲急调军增援，10月20日击败孙殿英军，解彰德之围。因兰封方面战事告急，韩德元、冯治安两师南调，孙殿英由内黄、长垣进犯，11月4日占领卫辉，7日彰德、淇县、汤阴再度陷落、冯玉祥乃决定在豫北取守势。 

当冯玉祥的西北军于兰封附近两次会战，击溃褚军时，也正是津浦路的革命军在蚌埠附近击破孙传芳，攻克蚌埠和固镇，正向北面推进之时。于是冯玉祥决心继续东进，会攻徐州，俾津浦、陇海两面战线得以连成一气。 

韩复榘部12月1日占领砀山，2日进占黄口，直鲁联军的溃兵正在徐州九里山一带整顿，郑大章的骑兵军突自右翼绕出，进占徐州城西卧牛山，直鲁联军四散溃走，韩复榘部第六军即于12月3日向徐州挺进，占领陇海路徐州车站，并截断津浦路，围攻徐州城垣。 

北洋军的巨头张宗昌、孙传芳、褚玉璞及其他多数高级将领均在徐州围城内，忽见冯军突然而至，乃一面负隅死守，一面飞调徐州以南及以东军队与在济南的后方部队星夜赴援。而冯军久战俱疲，未能发挥最大一击，迨北洋军大量增援后，徐州附近的据点均告放弃，冯玉祥亦下令所部后撤，扼守李庄、黄口以待津浦路革命军进展，会攻徐州。 

冯军后撤时，褚玉璞即指挥徐源泉等部3万余人跟踪追击。12月9日津浦路何应钦部已进至曹村，何即电约冯军于14日合攻徐州，冯玉祥因当面敌军主力集结铁道以北，为了便于前进包围徐州，乃调整攻击部署。先将正面的褚玉璞3万余人击破，随即以主力东进。何应钦方面原定14日发动总攻，不料北洋军先于13日反攻，幸被何应钦发觉，提前出击，大破北洋军，15日进占徐州附近各山地，冯军复自其侧背加以威胁，北洋军势遂不支，向鲁境溃退，12月16日革命军再度克复徐州。 

在这场战役中，冯玉祥军的谋略颇为成功，当冯军在兰封第一次会战胜利后长驱东进，本可一鼓进出徐州附近，但因为左侧暴露，又和津浦线的革命军未及取得连络，且当时北洋军力量尚强，冯乃断然西撤，再把敌方主力吸引到徐州以西，在陇海线上施行第二度的后退歼灭战，同时让津浦路北伐大军进展容易，褚玉璞是个老粗，见到冯军后撤，立即追赶，结果在兰封遭受到第二次的覆败。 

可是冯军也有弱点，当兰封第二次会战胜利后，应该乘胜追击，一击进迫徐州，这时张宗昌、孙传芳、褚玉璞均在徐州，如果对徐州坚阵封锁，围而不击，待何应钦大军到达后再统一部署，协力进攻，则不仅徐州旦夕可下，张宗昌、孙传芳、褚玉璞等都可能一网打尽。可惜冯军久战，疲愈不堪，攻抵徐州时，既无攻击计划，又缺乏充分兵力，因此对方南北两面大军增援后，即告不支而退，迨何应钦大军驰援，徐州虽克，可是张宗昌等均已先逃，未能一网打尽。 

北洋军阀的失败因素很多，其中之一是互相通报多不真实，互相欺蒙，所有真实情况亦不相告，以致联络等于虚设。 

谢选骏指出：和吴佩孚“拒绝接受日本的主动援助来继续打内战”相比，冯玉祥“勾结苏联以便发动内战”显示其人品是低劣不堪的，所以他能和孙中山臭味相投、一拍即合。

【二五二、阎锡山加入国民革命军】

北方群雄中，阎锡山处境较为自由，他虽然局面小，却可以闭关自守，待时而动，事实上他这时期成为各方所争取和拉拢的对象。奉张拉他，南方的革命军也暗中和他连络，尤其是西北方面的冯玉祥也和他敷衍。阎锡山从辛亥革命后就稳坐太原，只求保住山西。他不是没有野心，不过很能含蓄，守份待时。奉军入豫逐吴时，他邀请吴佩孚率领精兵到山西避难，吴佩孚不是寄人篱下的人，他曾经寄食自己部下，结果都不可靠，今天反而去投奔晋阎，以吴佩孚的倔强个性，当然不予考虑。 

阎锡山和冯玉祥之间本有恶感，因冯得意期间，曾进攻山西，可是冯已参加了革命，阎如果要和革命潮流结合，就不能不敷衍冯。16年3月24日，阎、冯、靳云鹗设联合办公处于赵村镇，不过这只是阎的一种手段，因阎暗中和奉张仍时相往还。 

阎锡山是一个微妙的人物，在革命党中他是参加开国的人物之一，民国元年就坐上山西都督的宝座，他和这把宝座好像如胶似漆，坐了上去就分不开。北方在民国初年是北洋军阀的天下，他亦附和北洋军阀，亦步亦趋。不管是革命党人，或是北洋军阀，阎老西坚守一个原则，他就是山西，他和山西是不可分的。在北方，皖系也好，直系也好，奉系也好，他表面上都和他们虚与委蛇，可是都不卖身投靠，因此北方派系此起彼落，对他都毫不发生影响。 

国民革命军北伐后，阎锡山成为仅次于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之下的第四把交椅，可是他并不跟北方军阀走，16年初他便和南方革命军暗通声气。 

早在16年6月3日，山西即改悬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阎锡山同时把所属12万晋军改编为北方国民革命军，由大同、娘子关两路移动，不过阎对张作霖仍维持良好的关系，他有代表常驻北京，张作霖也有代表驻太原。5日阎锡山电张作霖声明，晋军出动系因奉军北退，担心临时不易布防。仅驻东天门，现已停驻井陉，不再前进。当天太原开国民大会，拥阎担任国民革命军北方总司令。第二天阎就任总司令职，通电服从三民主义。6月28日张作霖派邢士廉赴太原与阎商议解决时局的办法，奉军在京绥路增加兵力两旅，防阻商震。邢士廉劝阎和奉张合作的任务未完成，阎驻北京之代表李庆芳则向张提取消大元帅府的主张，张、阎之间藕断而丝未连。 

7月17日晋军占领石家庄，奉军退走正定，晋军向南推展至顺德。19日晋军徐永昌部进驻石家庄，奉军在正定、定州、保定布置三道防线。22日张作霖向山西代表提出晋军撤出石家庄的强硬要求，在保定、德州之奉军准备进攻河南冯玉祥军队。25日张作霖和张宗昌分别派遣代表赴太原向阎锡山提议，请撤走石家庄驻军以便奉鲁军南下进攻冯玉祥军，阎置之不理。 

张作霖始终不愿对阎采取强硬态度，也不打算把阎逼上梁山，直到9月初才决定对晋用兵。 

奉、晋战争的爆发，是由奉军检阅使于珍被晋军商震部队扣留而引起的，这是16年9月27日的事。这天由张家口开往包头的第一次客车过永嘉堡车站，铁轨忽被晋军拆毁，在这列客车中，挂有奉方大员于珍和赵倜等专车，他们是前往绥远检阅军队的，在阳高车站被晋车截留，解送大同。 

张家口是奉军防区，当第一次客车失去消息后，张家口车站即不断向大同车站查询第一次客车到达何处，及由包头开往张家口的第四次客车何时到达？大同车站均无答复。奉军第九军司令部闻讯亦向阳高车站电询一切，亦无音信。奉军于是感觉到出了麻烦，当天下午晋军发动攻奉的消息遂传遍张家口。 

奉军第九军长高维岳获知晋军对奉军攻击，以事出仓卒，乃急调军队开往前方阻御，而晋军已将柴沟堡实行占领。 

阎锡山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誓师讨奉。同时把晋军编为三个军团，共辖12个军，17个师，12个骑兵师，7个独立旅，共拥众20余万人。其编制如下： 

北方革命军总司令阎锡山 

第一军团总指挥商震 

第二军团总指挥徐永昌 

第三军团总指挥杨爱源 

第一军军长商震（兼） 

第二军军长杨爱源（兼） 

第三军军长杨效欧（代） 

第四军军长傅存怀（后升编为第四军团总指挥） 

第五军军长李生达（代） 

第六军军长丰玉玺 

第七军军长张荫梧 

第八军军长谭庆林（即骑兵军） 

第九军亦为骑兵军在编制中 

第十军军长李维新 

第十一军军长王懋公 

第十二军军长徐永昌（兼） 

直辖炮兵集团长周岱 

直辖骑兵集团在编制中 

直辖第四师师长傅作义 

晋北镇守使赵戴文 

晋南镇守使张培梅 

晋军的编制微近奉军，其军队组织和调动都非常秘密，阎锡山的统御术自有一套，保密防谍工作都做得很好，所以他能保持山西一省的完整。 

晋军攻占柴沟堡时，张学良、张作相正在京汉线检阅军队，接到报告即于9月29日先后返北京。张作霖亦立即电召杨宇霆、韩麟春、张宗昌等入京会商。奉方在9月中旬本拟派与阎较接近之葛光庭赴晋接洽，晋军发动后，葛不果行，遂在京与尹扶一等联名电阎，促请避免奉、晋战争，阎复艳电，尚存模糊之语气云： 

“尹仲雅（即扶一）兄鉴：接俭电后，即复艳一电：计已达到，关于误阻奉方官兵前进一事，已严责大同驻军切查。顷据复称，此次误会非出我方之自动，除另令阻止外，特闻。山。艳二。” 

尹等接电后随即拟复电云： 

“艳一电未收到，艳二电敬悉一是。顷谒张雨帅乔梓，亦称奉晋历共患难，万不能因一时之误会致生破绽。爱国爱民之忱，溢于言表，殊为可感。于司令此次检阅军队，实系预定计划，并有册籍可查。北方大局安危，系于奉晋两方，无端破坏，我帅谅不忍为。尚望转令前方，慎重动作，静候调处，并希速复。尹扶一、葛光庭叩陷。” 

此电未能发出，因京晋间电讯已告中断。晋绥驻北京代表南桂馨、薄永济、李庆芳、潘莲如、张汉章等皆于27、28两日秘密出京。 

自国民革命军北伐迭传胜利后，北方问题奉晋能否合作关键极为重要，奉晋之间虽有信使长川往来，但阎锡山对奉终存畏惧，奉张对晋阎亦有怀疑。当晋方获悉奉军大员张作相、张学良、于珍、赵倜等分路检阅军队，即认为有图晋之意，加上晋方所买军用品在天津被扣，京绥路款停止发付，奉方且亟亟索还石家庄，这些是晋方发动军事行动的近因。至于远因则当7月中旬，国民政府曾下令命冯玉祥攻山东，阎锡山攻河北，阎、冯奉命并没有行动，因为他们各有不能作战之原因。如冯玉祥对靳云鹗不能控制，又还未予以解决，倘冯有所动作，靳在其后发动，冯岂不是进退失据，而冯和唐生智关系也不好，冯既然自身立足未稳，焉有余力向外。而阎、冯之间隔阂颇深，阎对冯完全没有信心，既怕他，又厌他，认为冯在河南不肯出击山东是有意取巧。而冯玉祥也认为阎锡山取巧，向来坐收渔人之利，并且对奉军没有作战的决心，当奉军由河南退河北时，正是晋军截击奉军的大好时机，在那个时候阎都不肯干，则是证明阎完全没有对奉作战的决心。双方相互狐疑。迨至7月末，奉、晋妥协的传说颇盛，时冯的代表亦长驻太原，某日冯的代表到了大同商震防区，适逢商震在检阅军队，冯的代表亦获机参加，商震阅军时曾问士兵：“你们服从何人？”答：“商总指挥。”商再问：“除了我还服从谁？”答：“阎总司令。”商再问：“你们是什么军队？”答：“国民政府之军队。”商又问：“你们的敌人为谁？”答：“张作霖。”冯的代表亲眼见，亲耳听，大为满意，以此报告冯，冯对阎的疑虑于是大为减少，阎、冯之间隔阂为之消除不少。双方陆续互派要员说明各自困难，因此增加不少谅解，冯支持阎攻奉，而阎亦因有冯助才敢攻奉。 

阎锡山参加国民革命，誓师讨奉的电文，是由山西驻南京代表刘朴诚于16年9月30日出席南京特委会报告山西情况时宣布，所以南京、上海的报纸均于10月1日披露，电云： 

“革命本不得已之举，是以本总司令，虽师发在途，犹不惜委曲婉转，与张作霖周旋。原冀其有所悟悔，以期和平解决。乃半载以来，屡与开诚相商，终见固拒。近更庞然自大，盘踞北京，不谋与民合作，只求一己尊荣。且日肆以武力压迫国人。既无悔祸之心，何有改善之望。我师旅久滞于途而士怨，车辆常留军中而田荒，既忍无可忍，又望无可望，兹不得已，随诸同志之后，誓师北伐，以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以达救国救民之目的。今与诸将士约：行军所至，必须不扰民。与敌相遇，必须不怕死。怕死者杀不赦，扰民者杀不赦。更与将官约：痛除地盘思想，省政由省人解决，国事由国人解决，以奠国基。尤愿国人以公平内政，图全民之协进。以改善外交，谋国际之平等。国事甚大，治理甚难，勿轻易，勿愤激，当忧深思远，慎重将事。敬为此誓！阎锡山。艳。” 

阎锡山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人，如果没有周全的部署，他是不会轻于孤注一掷的。他在7月间即暗中策划，并且和奉方虚与委蛇。他的重心是从整顿军队入手，而整军工作以健全下级军官最为重要。因此曾在南方秘密网罗黄埔军校的学生到山西服务，从7月到9月，黄埔同学陆续至山西的，传闻已达两三千人，晋军中的排、连、营长多数都是黄埔学生。 

奉方确知晋阎正式参加革命军讨奉行动后，最为痛心，据吴俊升对人发牢骚说：“奉方对于他人容有对不住之处，但对阎锡山总算仁至义尽。去年冯玉祥进攻山西，奉方不分昼夜，拚命赴援。事定之后，绥远地盘给予山西，铁路收入双方分取。追击冯玉祥败军时，晋方要求奉方勿过绥远，奉军亦即照办。要求奉军勿置重兵，至今平地泉仅有奉军两营。于珍经晋军防地而至平地泉检阅部队，随身所带不过参谋副官，足以证明奉方对晋毫无作战部署与准备。奉晋双方重要人员随时均有见面，奉方整理内部，点验军队，决无对晋作战之意，晋方代表在北京岂有不知，即有怀疑，亦不妨明白质询。今竟事先毫不表示即将于珍等人全部扣留，实在太不够朋友。” 

吴俊升这种想法也可以说是奉方大多数人的想法，同时他们认为阎锡山自以为弃暗投明，可是在时间上的选择则非常错误，因为革命军阵营中正闹宁汉分裂，所以南方革命军势力不能给阎以强有力的支持，至于冯玉祥虽已消灭了靳云鹗，但阎、冯之间并不能水乳相融。所以这个时候奉方可以全力对付山西，如果解决了阎锡山，北方腹心肘腋之患就可以消灭，河南、陕西问题均可迎刃而解，北方统一可以告成，这是奉方的如意算盘。 

16年10月2日张作霖发表讨阎通电，电云： 

“（前略）阎锡山长晋有年，从前一切政变，向不参预。上年为冯逆所迫，围攻大同，蹂躏雁、代，晋北不保，太原垂亡。阎锡山信使往还，叠电告急，摇尾乞怜之态，如在目前。本大元帅以晋省系完善之区，晋民多纯朴之众。倘被赤徒恶化，地方不堪设想，用是激励诸军，力攻南口，接济械弹，救其灭亡。南口既下，大同解围。我军直趋绥北，转战数千里，兵无宿粮，马无积秣，甫克扫除绥境。功成之后，举土地、俘虏、械弹、战利品一无所取，拱手让晋，口不言功。此上年已往之事实，对于晋省人民，对于阎锡山个人，可谓仁至义尽，足以大白于天下者也。不意阎锡山狼子野心，认贼作父。年余以来，倒行逆施，反颜事仇，与冯逆相勾结。今年春间，竟于我军攻豫之际，出兵石家庄，意在断我归路，截我辎重。幸我军见机尚早，全师而归。当此之时，我军若问罪兴师，理无不可。本大元帅意存宽大，曲予优容，仍不忍以救晋者祸晋，非真于阎锡山之多行不义，毫无闻知也。自袭取石家庄，对于直境附近各县搜括骚扰，无恶不作，叠经派人疏通劝告，迄无悛改。其祸晋祸国之心，路人皆见。上月二十九日，突在大同附近，截劫火车，扣留我军官佐，并敢进兵察境，公然敌对。本大元帅维持大局，维持晋省之苦心，至此乃忍无可忍。兹已分饬诸军，实行讨伐。惟是上年驱除冯逆之后，北方大局，汔可少安。今阎锡山被人利诱，甘为戎首，是破坏北方大局者，阎锡山一人当负其责。本大元帅护国救民，始终如一。晋省军民，皆我一体。但期阡厥渠魁，决不穷兵黩武。倘阎锡山能悔过息兵，或其部下能自拔来归，仍当一体优容，不追既往。从前牺牲多数，尚能以绥、晋地归诸晋军，今虽不得已而对晋用兵，仍必顾全晋省真正民意也。特布区区，敬告有众。大元帅。冬。印。” 

张电发后，复于4日另下讨伐明令，原文云： 

“迭据直隶督办褚玉璞、察哈尔都统高维岳，先后电陈，山西督办兼省长阎锡山，擅调军队，盘踞直境井陉、获鹿、灵寿、顺德等十余县，并在石家庄遮断京汉路交通……。本大元帅以该督办素以保境安民为自全之策，此次种种妄举，或系受人煽惑，并非出自本意，故迭饬各地驻军，节节退让。所以曲予优容者，一则保全地方，不忍使三晋人民惨遭涂炭。一则阎锡山苟有丝毫爱国之心，冀其最后省悟，仍循正轨。讵该督办近复收编匪队，纵容滋扰深泽、藁城、晋县、无极等四县、荼毒生灵。突于九月二十九日，在察境京绥线永嘉堡、西湾堡破坏铁路，扣留客车，及中央检阅军队人员。同时并在石家庄一带，进兵侵犯各该地驻军，施行攻击，似此弄兵思逞，蹂躏地方，破坏和平，甘为戎首。既属人民之公敌，亦为国法所不容，应即听候严行查办。如系被人利诱，悔过息兵，仍当宽其既往，俾图晚盖。倘有抗拒情事，着由各路驻军一体痛剿，以维大局，而靖地方。其有被迫军官，准其自首，一经查实，免予追究，仍量加任用。倘始终不悟，甘心附逆，一律重惩，决不宽贷。此令。” 

10月5日，张学良、韩麟春亦有微电至阎，电云： 

“百帅勋鉴，顷得南京确报，知公与焕章定约，协以谋我，将信将疑，而贵军扣车拆路之耗又至，沉机一发，夫复何言。所不能已者，我两方数年合作之精神，千里驱冯之成绩，一旦毁弃无余，令人耿耿耳！民国以来，公既昌言保境，我方亦志在安民，玉帛往还，信使不绝。前岁焕章甘冒不韪，阴行诡道，煽惑友军，公与家君同申大义于天下，是以有张绥之役。道则相同，功则相让，奏凯雁门，酬庸绥远，未为过也。曾几何时，一变至此，良心迫我，如鲠在喉，故复略而言之。尝闻大人不顾小信，霸者不恤人言。不图今日亲承高义，我公高掌远距，非可以常格相绳。然不顾感情，当计利害，不泥小节，必为远图。今北方未残之局，公悍然冒为戎首而破坏之。黎元难欺，青史尚在！天下后世视公为何如人？此学良、麟春所未解者也。三晋河山，艰难缔造，十有六年。公苦心硕画，世所倾慕。今忽徇局外之诱，兴无名之师，徼非常之获，不至糜烂其民不已，表里山河，必无恙乎？此又学良、麟春所未解者也。夫荣辱在其所取，成败视其所与。论者谓公交邻之道善矣，今忽尽所为，为问北地胭脂之乱，所乱者何地？命乱者何人？公闻之否耶？大同怀左奸淫焚掠之惨，灭伦绝理，士民至今切齿，公知之否耶？公如云保守，不必视友为仇。公即有企图，何为认贼作父。人心固不可测，天性必无改移，证诸往事，为友为敌，固可了然。何去何从？岂容自误！公今所争，究为何事？所战究为何人？就令我军全数出关，北方大局，能统一乎？焕章交情能永久乎？苟一思之，不寒而栗。学良、麟春追随戎马之日久矣，天日不愧，何惧于公？而独为我公惧也。昨询仲雅，亦复无词。顾特表公诚恳，然则言与行背，得毋事与心违，往复百思，不得其解。彼方李二公，自为其友造机会耳……。今昔相衡，吾友安在？往事已矣，公既有必战之心，学良、麟春无退缩之理，鞭弭周旋，事非获已，临书待命，不敢告劳，即承动定不宣。张学良、韩麟春叩。微（五日）。” 

奉张自获悉晋阎参加革命军讨奉后，就积极布置一切，并召京外各将领入京，张宗昌2日晚由济到京，韩麟春、杨宇霆3日晨先后由奉赶到，连开两次通宵会议，对军事方针大体决定：（一）津浦线由第一方面军扼要防守，暂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宗旨。（二）阎锡山此次反奉，系以冯玉祥为后援，此路最为重要，二七两方面军，应依照原定步骤，努力向汴郑发展，以断冯、阎之联络。此路副总指挥，仍以张宗昌、褚玉璞分别担任。（三）阎锡山因奉主力军在京汉线，故对京绥路猛攻，意在分散兵力。其实阎之目的，仍重在京汉线，此线由张学良、韩麟春担任指挥，先取守势。（四）京绥路方面决定由张作相、汤玉麟分担正副指挥，一切照原定计划进行，亦应先取守势。10月4日晨张作相赴京绥，张宗昌返济南，张学良、韩麟春率八大处人员往保定，又令吴俊升为东三省边防总司令暂驻奉天，仍兼黑省督办原职，事实上代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职权，奉军全部入关，由吴直辖部队任奉天守备，以固省防。奉方认为晋省实力不多，接济困难，利在速战，故主张退至险要地点，严阵固守，以待晋军之疲。同时张家口非可守之地，决计放弃，集中实力于康庄、怀来、居庸、南口。京汉则分定州、高碑店两路固守，待时而击。 

晋军讨奉的战略，则已一变北方向来正面激战之老法，而多采旁击截攻之方，其最得意之便衣队，在京绥，京汉沿线时有出没。晋军进兵共分五路，第一路即系向张家口，而在柴沟堡激战。第二路由天镇向东南趋宣化。第三路由蔚县袭南口之后，意在附南口之背，俾京绥正面之晋军，可少牺牲。但奉军当局，亦已侦知，对此路甚为留意。第四路为石家庄，即在正定与奉军十五军激战。第五路在石家庄以南，沿京汉线，预备牵制大名之直鲁军。 

晋奉两军在京绥、京汉两路实力，至少均在10万以上。 

开战前奉、晋防军之分配情形大致如下： 

（一）京绥线奉军以高维岳之第九军为主力，辖三师一骑兵旅。第十六师郭希鹏驻丰镇，第十九师孙德荃驻张家口，第二十二师窦联芳驻张家口，察区骑兵旅董怀清驻集宁县。此外驻宣化怀来一带者，为汤玉麟之十二军，热河后防，则为热军一部及于花山第八师等。晋军以商震为晋绥军左路总指挥，所有驻大同之第十四师李服膺，第十师李生达，驻包头第九师吴汉华，第五师王靖国，驻绥远之第一师李培基，驻归化之第三师杨士元，及谭庆林之骑兵等皆归统率。奉军以原防军兵力较单，业调涿州涞水昌县等处之吉军约2万人，赴宣化怀来增防。北京之孙旭昌师及邹作华炮兵一部，亦奉令开往西北增援。 

（二）京汉线奉军大部皆属于三、四方面军团，辖军六，每军人数或三旅或三师不等。十五军汲金纯驻最前线正定，共有杨德生、白文林、鲍毓麟三旅。十六七联合军军长胡毓坤、荣臻驻定州，十四师秦永义、十九师李树林、二十师丁喜春、二十七师应振复、二十八师孙兆印、分驻定州、新乐一带。第八师万福麟，辖李振唐、赵有两师，及马占山之骑兵师驻保定。第十军王树常、十师刘辅庭、二十四师韩光第、二十六师杨正治，皆驻保定。二十九军戢翼翘，师长富占奎、黄师岳、何桂国，驻高陈、河间、任邱。此外十一军刘伟部，辖苏炳文、李万斛、安锡嘏三师，原驻津浦北段，近亦奉调一部开京汉助防。保定以北之吉黑军，共约2万余人，驻守高碑店。除一部赴京绥外，余仍留原防。晋军在石家庄者，以徐永昌部为主力，孙楚部担任前锋。 

当奉、晋两军开火后，张作霖、阎锡山还有最后的往来电，阎电云： 

“北京张雨帅鉴：奉晋夙敦和好，不幸以兵戎相见，实违初心。在我公固不免有所误会。在锡山实出于情不得已。鞭弭周旋，三舍莫避。膏血原野，言之疚心。方今革故鼎新，全国一致，民意所趋，顺应为宜，苟有解决途径，仍当开诚相与。锡山本无穷兵之心，我公夙有择善之意，特布巽忱，伫候明教。阎锡山叩。歌申。印。” 

张作霖亦有复阎锡山电： 

“太原阎百帅鉴，歌申电悉，五原克敌，我让绥区。石庄阻兵，我退正定。为顾全和好计，为北方大局计，退避威棱，岂止三舍。柴沟之役，衅自谁启？我军稍事抵御，即退张垣，其为对晋并未设防，亦可概见。此已往之事实，难掩中外人耳目者，自问坦白公诚，无不可告人之事，是非具在，误会何来。今既相见以兵，成败利钝，惟力是视。惟最后一言必须为公尽忠告者，认敌作友，与虎谋皮，败固无幸，胜岂相容？至功首罪魁自有定论。我辈作事，宜光明磊落，争千古不争一时，争曲直不争意气。解决之途，听公自择！不违之复，惟公察焉。特布区区。即候明教。张作霖。阳。” 

自9月28日奉晋两军在柴沟堡冲突后，奉军高维岳军以事前未有准备，仓猝应战，似颇不利。奉军为战略上关系，放弃张家口，高维岳率部退宣化、怀来一线，与汤玉麟会合，张作相亦率援兵赶到，专守宣化以下的要塞，下花园为第一道防线，怀来为第二道防线，居庸、南口为第三道防线。10月3日晋军第九、第十五两军即已逼至张家口附近，但3日上午奉军已全部撤退，故晋军进入张家口后，立即出示安民。 

从9月27日起到10月8日，这十天是奉军的布置期间，10月8日奉军已在京绥和京汉两线布署齐全，遂下令总攻击，原令略云： 

“兹查敌军情状，纯为前进阵容，我军为巩固共和计，自应施行攻击。（一）本令到时，张学良、韩麟春应率领三四方面所辖各军队，由保定经过所设阵地，向石家庄进发。（二）本令到时，张作相、汤玉麟，应率领第五方面所辖各军队，由下花园经过宣化张家口，向大同进发。其万福麟部，仍照原定战线进攻。（三）本令到时，张宗昌、褚玉璞，应率领二、七方面各军队，由济南、徐州，经过东明、曹州、夏邑各地，向开封、郑州、运城进发，大军所到之地，务以安辑黎庶为主。” 

奉张对晋阎下总攻击令后，奉军即在京汉线发动攻势，10月8日以前是晋军攻势猛烈，保定附近均有战争，奉方预定以戢翼翘、王树常两军分任左右两翼，中路故意引晋军深入以成包抄之势。10日戢翼翘率左翼军到定州，晋军归路果然被截断，全局动摇，石家庄亦同时被直鲁军孙殿英部及奉军骑兵集团张树森部所占领，因此在京汉路上，晋军大势遂去。 

11日涿州虽曾一度被晋军所占领，但当晚即被击退。 

张学良、韩麟春于10月11日由保定发出告捷电： 

“此次阎锡山毁信灭义，擅启戎端，乘我不备，潜师进袭。在我本无一战之心，宁辞三舍之避。乃阎氏一再进兵，忍无可忍，为正当防卫计，不得不起与周旋。而军队散居各地，集中需时。昼夜兼程，师行二百余里。因彼进攻，诱其深入，我军士气风发，需知与我对垒者为晋军第二军杨爱源，第三军徐永昌，第四军傅存怀，第六军丰玉玺。第十军李维新各全部，当经我军迎头进击，复派二十九军戢翼翘，骑兵集团张树森部，衔枚急进，业先后占领定县、石家庄、包围侧翼，断其归路。敌军前线溃退，不复成军。是役毙敌确数计旅长二员，团长六员，营长以下七十余员，士兵约近万人，生俘官兵约数千人，步枪数千支，大炮数十尊，机关枪数十架，其他辎重无数。军资遍野，骸骨积山。晋民何辜，肝脑涂地。是阎氏一手之误，因利投机，阴行诡道，天夺其魄，自取败亡。足使背弃信义反复之徒，垂为炯戒。我大元帅诚心公道，天日为昭。威德广被，故能将士用命，迅奏肤功。学良、麟春何德何能，适逢运会，根求源本，士气激昂，一鼓歼敌者功什之一，天心佑顺，百验不爽者，功什之九也。现在分饬诸军，乘胜进击，分别缴械中。详情续达，先露布以闻。张学良、韩麟春。真未。” 

当时在北方的军事观察家认为晋军战略上欠斟酌，分析当时形势甚有见地，特抄如下： 

“一般人观察，晋当京汉主守，而京绥主攻，如占南口京师震动。奉军即在京汉获胜，亦当回顾后方根本。乃晋军不知如此，两路均采主攻，该军平日训练，又系守重于攻，今突取攻势，已嫌教育不够，而配置不合，亦为失着。盖京汉路晋军有六万，京绥路则只出有三支队。奉军退出张家口后两日，晋军方进，似终无急进模样。此路奉军原本最少，晋不以主力进取，诚奉方之幸事也。复次晋军有一大病，即兵力太分。奉军专守，力易团结，晋方两路同攻，此处置一旅，彼处进一团，奉军则预置防军，来则击之，凡此皆晋军战略错误，致不能收速战之利。晋更有一失算之事，即认为奉军三四方面之军，已不堪一战，故以重兵压迫京汉路，又希冀冯军可以加入。不知迂回计划成功仍出于三四方面之部队，而冯军来援者，又复不能踊跃，终致失败，可见用兵料敌之不易矣。不过奉军虽胜，但据干部人云，此次战争，奉系被动，晋主力既已损失不小，自难再战，奉方则始终认冯为敌，愿与阎友。阎此刻即罢战言和，奉不愿穷兵攻晋，诚以阎在山西，究有治绩，奉实无利其土地之意。且易一人去，亦未必便比阎好。不过阎受包围，恐已欲罢不能，奉亦只有相与周旋耳。” 

自奉军在京汉路正面告捷后，奉军就控制了保定以南，可是当张学良报捷电发出后，京汉后路突起变化，距北京城百余里的涿州，于10月11日下午发现晋军三团将城占领，京保交通遂告中断，奉军卅军军长于芷山赶往指挥，12日将晋军击退，可是奉军甫撤，晋军又来，涿州二次陷落。15日张学良亲率劲旅会同于芷山等包围涿城，邹作华亦派炮兵轰击，结果又将涿州车站夺回，晋军仍据城坚守。26日张学良到松林店视察防务，随即下令于27日早发动第三次攻击，战况虽然剧烈，但奉军毫无所获，30日奉军第四次攻击，以张学良合卫队旅为中坚，万福麟亲自到前线督战，双方激烈战斗一日夜，涿州城虽然两度轰开，但卒未攻克。 

晋军守涿州的是傅作义，这一战使傅作义大露头角。而涿州的攻防战也取代了京汉、京绥两线的重要性而成为奉、晋两军的主战场。观察家认为涿州若果为孤城，则守者无益，攻者亦可不必亟亟，于军事上自无重要意义，但两旬以来奉军总攻达四次之多，城失而复，高潮迭起。奉军除利用重炮作掩护而外，并预备泥沙五万袋，木杆数千条作步兵爬城之用。但涿城守军在城脚挖掘深穴，同时准备大量满盛沙土的麻袋，城垣遇炮轰开缺口时，沙袋立即堵塞，当奉军逼近城墙，守军机关枪及手榴弹同时齐发，因此进攻的奉军所受损失比起守城的晋军为大。 

11月17日奉军第五次猛攻涿州，仍未得手，传说在这次攻击中奉军曾使用毒气，阎锡山为此致电张作霖质问，电云： 

“张雨帅勋鉴，迭接涿县敝军傅师长电称，自铣日起至效日止，贵军用毒瓦斯弹，攻击涿城，人民因不明防护方法，受毒气而死者甚众等语。毒瓦斯国际间尚且禁用，况对国人乎？弟亦深知毒瓦斯之能杀人，所以不敢用者，亦以子孙须长久作中国人民，因一时之胜负，而为子孙得罪中国人民，想亦我公之不许也。阎锡山。印。” 

张复电云：“阎百帅鉴，电悉，涿洲之役，傅作义受执事乱命孤军深入，以致粮尽援绝，坐待灭亡。越境而侵入，不能援城亡亦亡之义，负嵎而祸众，更难以效死弗去为宜。晋军何辜？而使效困兽之斗。涿民何辜？而使受鱼池之殃。凡此种种罪恶，皆由执事之认贼作父，一念之差，有以致之。毒瓦斯之用，外国人借以制生番，击野兽，涿州之寇也，穷寇也，笼鸟釜鱼，早晚间事，何须乎毒瓦斯。涿之民，良民也，虎狼入室，救之不暇，何忍出毒瓦斯。爱我涿州之民，欲除涿州之寇，一切精兵利器，屏置不用，仅用燃烧弹烟幕弹，以待逆敌之自决而已。若不顾人道，不爱吾民，则以我军数百万健儿，取此弹丸之地，不犹易如反掌，何致经旬不下耶？南北两路，逐数十万晋军如摧枯拉朽此执事所亲历者，何待于涿州之敌，而用此毒瓦斯也。今晋北绥远，已全归中央，平型、龙泉各关，已均收复，执事祸晋祸国，……已将终了，如能翻然悔悟，本大元帅不为己甚，何所不容，尚当量予保全。倘怙恶不悛，则将来攻取太原时，我之坚甲利兵，或当一试，以为背信灭义祸国殃民者戒。祸福之几，惟希自择。大元帅。 

漾。” 

奉军久攻涿州不下，使得在京绥、京汉两线的频传捷报为之黯然无光，尽管奉军以绝对的优势向晋军攻击，可是区区一个涿州城在傅作义坚守下，屹立无恙，奉军纵使作任何解释也无法令人满意。 

自奉军开始总攻击后，10月14日在京绥路克宣化，15日入张家口，17日占领石家庄。10月18日张作霖下令颇有对阎适可而止，不愿过事逼迫，以拆散阎、冯之合作，令云： 

“迭据张学良、韩麟春电呈，收复定县，正定、石家庄等处。张作相、汤玉麟、高维岳电呈，收复宣化、张家口等处。其涿州、门头沟一带之逆军，亦据报分别击散情形。查阎锡山附乱称兵，甘为戎首，本大元帅迫不得已，令饬各路将领，分途进讨。所幸旬日间，均告克捷，固由各将领督率有方，各军士夺勇用命，实乃天心仁爱，眷佑国家。……故在我虽仓卒应战，得以迅速奏功，在彼则师出无名，不得逞其凶志。惟此次战事，甚为剧烈，伤亡众多，作战区域，摧毁残破，同是国家土地，同属国家人民，何罪何辜，罹兹惨劫。言念及此，良用痛心。阎锡山首难殃民，罪有攸关，倘有悔祸之诚，本大元帅亦不愿过为已甚。若仍恃其顽强，罔知悛改，为国家大局计，惟有遣军进剿，以救晋民于水火涂炭之中。各该将领务当整厉精神，力加戒惕，毋得乘胜而骄，毋以多杀为贵。军入晋境，尤当严饬所部，毋得扰及闾阎。即逆军之将校军士，但非顽强抗拒，亦不得肆行诛戮。其有输诚来归，均准一体容纳。所有经过战事地方，被灾人民，着饬知各该地方官妥为抚辑，毋任失所。此次出力将领，业已明令分别奖励，其余出力官佐及阵亡将士，一并查明呈候从优奖恤，此令！” 

此后京绥路一线进展极为神速，10月30日起迭克柴沟堡、怀安、天镇、阳沟等地。11月3日奉军占领大同，并由大同南攻，续进至山阴县。右翼抵朔州，正面迫攻广武、雁门。张作相率主力移驻浑源，在平型关之奉军于芷山军及龙泉关之王树常军则越过沙河镇及天营镇，攻繁峙县及五台。晋军商震驻代州指挥雁门及繁峙两路。阎锡山坐镇太原调度五台及娘子关军事。 

11月9日汤玉麟报告郭希鹏师占领绥远省城，奉军进至包头。14日奉军占领平型关，山西险要渐失。但阎锡山缩短战线后，兵力已可集中使用，奉军进入山西，山西交通不便，运输困难，易守难攻。12月2日奉军于芷山曾有报告军一电云： 

“第五方面军团司令部，因沙河镇、大营镇先后攻下，特令本军担任进攻繁峙之线，其北部之战线，系命高都统率师由茹越口下广武会合，决对雁门三路并攻，以便早日克复。惟敌军对繁峙、五台两线，联络最紧，攻繁而不防五，敌方必能自为策应，恐有牵掣之虞。现军长已命第二十九师孙师长（旭昌）率领各团，星夜南进，现得报告，距五台仅三十五里，沿途虽有冲突，多系谭庆林溃军，不堪一战，因敌之主力，确在五台也。至于繁峙正面，由军长亲率第八师分途进攻，敌方士兵因天气奇寒，皮衣缺乏，多无斗志，故势如破竹。惟闻敌在繁峙防御之工程，极为坚固，现我军前线距繁甚近，日内定有剧烈战事发生，又军部已于东（一日）日进驻蔡家峪。 

附闻。” 

12月7日正午奉军派出正式代表偕同北京的慈善团体代表及山西旅京同乡会代表持白旗进入涿州城，向傅作义接洽和平让出涿州城，傅作义态度颇为倔强，代表们不得要领，因傅作义提出的条件是全师退往山西，做为和平让出涿州的条件，奉方认为这个无可协商，于是和谈代表在涿州住了两天，9日晚出城，毫无结果，10日返北京。 

奉方代表在涿州前后三天两夜，对傅作义的倔强态度印象颇深，并探悉城内晋军原有五团，计三团步兵，一团炮兵，一营工兵，一营机关枪。傅入城后即实行粮食管理，计养军民不下8万之众，被困虽已两月，士气民心都未动摇。 

阎锡山由太原到五台，因繁峙情况较紧，即到代州指挥。晋军长于取守，奉方亦承认已到大牺牲时期，但谓实逼处此，和平无从说起，只好打向前去。奉方军队在晋东晋北两面为张作相部吉军、汤高之热察军、第三、四方面之第八、九、十、及于芷山之卅军，人数不下7万。晋军实力亦相差不远，惟晋境多山，军事进行不易。奉军又时懔孤军深入之虑，所以虽具猛攻决心，但发展似甚艰难。 

自晋方缩短防线，晋军即完全采取依险防守计划。其主旨乃在乘间整顿内部，增加实力，静待宁豫各军发展，然后再会师反攻。而奉军方面，亦以激战之余，需补充休养，且天寒道远，地势生涩，不愿孤军深入。故月来各路战事，均成对峙之局，无任何新发展。龙泉关间，虽有一度激战，然亦只能认为游击性质，并非正式动员。此时晋军战线，纯取包围固守形式，非至迫不得已，绝不轻易攻击。故目前只在防卫方面，多方努力。其目的欲利用天然之险隘，诱敌深入，乘机以图有功。北路方面两军现亦仍在对峙，毫无任何动作。平型关间形势，目前虽亦经一度紧张，但因奉方窥破晋军系诱敌之计，故亦急急后退，局势又归沉寂。该处正降大雪数寸，气候异常寒冷，山岭崎岖，道路泥滑，行军守尚较易为力，攻则极感困难，此亦奉军未急进的一个大原因。京汉南端之正太线，奉军仍驻守石家庄，晋军前线在获鹿井陉间，前锋虽时或有小冲突，但非主力战，无关得失。12月10日张学良、韩麟春自保定归京，韩于13日复由京赴奉，可见京汉军事，已不甚紧张。汲金纯亦曾一度入京，旋又赴石。张、韩等入京任务，是商讨应付战局办法，与涿州问题等。 

傅作义坚守涿州城，五次击退奉军的总攻，受到中外的重视。 

傅作义是阎锡山所部第四师师长，于16年10月14日进入涿州城，以旅长白某为卫戍司令，团长彭庆曾为城防司令，傅的守城战术很巧妙，不只是以少击众，而且设法使被截留于城外的挺进部队偷夺奉军械弹粮秣由地道运入城中，且在城内设有陷阱，奉军突入即落陷阱中，因此奉军虽先后五次总攻，但终能坚守孤城，击退奉军5万以上兵力。 

奉军攻城统帅张学良鉴于傅作义守城顽抗，乃采取长期围困方法，傅作义针对奉方新策略，一方面积极从事于工事补修，一面掘取暗壕以防奉军的坑道攻击，一面于涿城西南角后方百公尺处添筑第二线防御阵地，构成极强固之散兵壕及炮兵掩体，并附以外壕，壕前利用半截树根构成铁丝网，通路上设置拒马，更于城西南角之两侧城墙上构筑极坚固之机关枪掩体，俾以火力封闭缺口。更在城内筑成第二线城墙，以期固守。 

10月27日至30日之间，奉军曾以坑道进迫，经守兵察觉，以火药爆炸。奉军乃改以城外构筑工事，掘外壕设地雷铁丝网等，以围困守军。这时隆冬酷寒，守城官兵于冰天雪地中，忍冻守城，困苦特甚。而城内食粮仅能支持三日，军心不无恐慌，傅作义特电阎锡山报告，并与所部团旅长等联名签署，电文如下： 

电一：“（衔略）连日敌猛攻甚烈，城墙被炮轰平者数处。室无完璧，弹粮将尽。敌虽伤亡甚夥，我亦损失三分之二，退则无路，势必星散。刻拟设法保全实力，待机谋敌。否则唯有成仁，以报知遇。” 

电二：“（衔略）敌以五万之众，及炮工兵全部，未下涿城，已伤亡大半。抑使抽调南下，其气已馁。近则京、汉列车，多载重武器北上，已有退意。我军当此千载一时良机，若能火速反攻，则职等为牵制计，于旬日内当日食一餐，以竟全功。不继则以草根树皮济之，舍此则报国虽切，无能为也。彼时痛惜，曷其有极。” 

12月8日，涿州守城部队，奉到阎锡山两电，其文如下： 

电一：“（衔略）该师固守涿城，力撑大局，忠勇奋发，喜慰良深。所有全师官佐，着一律进一级待遇，头目则以排长记名，士兵赏洋十万元。其尤特别出力之官佐士兵，着该师长择保，阵亡官兵均着进一级给恤，其死伤最烈者，并着查报，从优恤赏。”电二：“（衔略）顷奉国民政府鱼电开：‘阎总司令转汲州傅师长鉴：涿州屏藩三晋，锁九门，形势之雄，兵家所重，傅师长力撑大局，固守斯城，轶淮阴背水之奇，耻南人乞援之举，得道多助，无惭仁义之师。众志成城，何虑金汤不守。敌不得逞，民有所归，弥著功勋，实深喜慰。现西北军克复徐州，此时北伐各军亦大举进击，将见义师云集，与三晋袍泽会定幽、燕也’等语。除代复外，望仍努力固守，以永嘉誉，是所至盼。” 

涿州究竟是一个孤城，虽然奉军屡攻不下，可是孤城奋斗终归要弹尽粮绝，开始时城内尚有米面，不久即以杂粮果腹，半月后改以高粱充饥，士兵们做成黑窝头，吃了苦不堪言，12月初城内连黑窝头也没有吃的了。傅作义乃与当地维持会研究以酒糟代替，更是难以下咽。12月14日涿城妇孺数百人拥集傅军司令部外，环跪泣诉，她们多已三日没有吃东西，希望结束战争以救残生。 

至12月25日阎锡山电告：“我革命军克复徐州，由津浦路大举北上，山东震动，冯玉祥大部由京汉路会合我军三路进攻，即当直趋京津”等语。傅作义接电后即召集各级干部商量突围，可是守城士兵苦战二月余，食糟一月，头脚已肿，伤病累累，而奉军围城数重，突围根本不可能。在这种情形下继续撑持了一个月，至17年1月底派员向围城的奉军接洽和平条件，2月4日商妥订立条约： 

（一）涿州战事自即日起一律停战。 

（二）涿州人民自战事发生之日起，所有一切负担及损失完全由奉方清偿。 

（三）涿州守城军自本日起改称国防军，永不参加任何内战，其枪械服装及饷项由奉方补充发放。 

（四）国防军之驻地为军粮城，由涿州开往，日期另定。 

（五）国防军离涿州以前，由奉方交付现洋20万元为开拔费。 

这五项条款签订后，17年2月7日傅军乃如约开城。自16年10月11日傅作义的第四师进占涿州后，至17年2月7日，先后坚守达100余日，孤军奋战，中外震惊。 

清末民初的名士樊增祥曾有诗称许傅作义守涿州，诗曰： 

“新收涿鹿七千人，百日燕南集大勋，十六年来千百战，英雄我爱傅将军。” 

谢选骏指出：阎锡山和冯玉祥都是满狗出身的军阀土匪，区别在于，冯玉祥是四处流窜的流寇，阎锡山是占山为王的坐寇——他其实就是盘踞山西的座山雕。

【二五三、龙潭大捷】

南北军事自上海、南京被北伐军攻占后，稍见缓和。孙传芳失势后，北洋军阀抗南的军事重担落在张宗昌身上，16年4月间张宗昌仆仆徐州、蚌埠，巩固此一战线防务。鲁军中重要将领第八军军长毕庶澄自退出上海后，由于毕曾和北伐军通款曲，因此有人向张宗昌告密。毕军一部分尚在青岛，张宗昌很担心毕在鲁境起义，引革命军入境，加以江南之战，孙传芳所辖浙军、皖军、苏军将领阵前起义者层出不穷，也可以说孙军不战而降居多，所以张宗昌对此一情势颇有戒心，乃令褚玉璞由徐州赶回济南，处置毕庶澄。4月4日褚和毕都分别被张电令召返济南，毕下车即被军署扣押，第二天在济被枪决，褚玉璞则转赴青岛收编毕的第八军，鲁张并以褚玉璞专任后防，另以许琨为前敌总指挥。曲同丰、朱泮藻、王翰鸣等均卸除军长职，旧五师予以解散。这是张宗昌整肃自己部队以避免作孙传芳第二的一个严厉行动。 

至于孙传芳的军队，自和北伐军接战以来，屡战屡败，退守江北后，长淮亦不能固守，其亲信杨文恺、卢香亭因见大势已去，均背弃孙回到天津。 

孙传芳北面既然尊奉张作霖，南方亦想输诚于北伐军，举棋不定，战意全无。传说蒋中正对于孙的投降条件，是要孙率所部攻鲁，以立功自效。孙既无战意，对攻鲁攻奉自感为难，孙的如意算盘是想保全实力，退出战场，坐山劝虎斗，养精蓄锐，以待两败俱伤。所以既不愿在徐海和鲁军作战，也不愿冲过镇江和北伐军争雄。 

16年7月下旬，孙传芳与张宗昌联合南下，于25日进迫徐州，这时北伐军已抽调军队南返，预定留在前线作主力军的只有王天培部第十军，蒋中正乃回南京与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三总指挥协商抵御孙传芳、张宗昌两军办法，7月23日徐州遂被北军攻陷。北伐军内部由于宁汉分裂问题，因此对于军事未能全力应付。 

孙传芳既占领徐州，即分两路南下，一由津浦路攻蚌埠，一由宿迁侵淮阴。孙认为这是他东山再起的天大良机，所以不顾张作霖的电阻，亦不计及张宗昌在济宁及徐州东面为冯玉祥所牵制，分身乏术，难以南下应援的态势，一意行险侥幸，急急南下，于是爆发了龙潭之役。 

龙潭之役在北伐史上，和汀泗桥、武昌、南昌等役同垂不朽。8月中旬北伐军前方各军陆续撤回长江南岸，蒋中正已下野，沿长江一带防御未臻稳固，但亦唯有利用长江天堑扼险防守，休息整补充实战力，待机转移攻势。 

龙潭镇北临大江，是南京的唯一屏障，东南西面有宝华、汤山和栖霞山，控制京沪交通，亦足以威胁南京对外交通。孙传芳选择龙潭为渡河上陆地点，上可以迫近首都，下可以略取苏州和常熟，孙军渡河企图及各种准备事前异常秘密，且处心积虑，编成作战要诀十条如下： 

一、南人多食米，北人多食面，北人随时随地可带面食，于作战时间上，并不受吃饭影响，南人则每日三餐，其所耗时间自必较多。现拟利用此点，延长作战时间，使之无吃饭余暇，或乘吃饭之时，加以猛烈攻击。 

二、因鉴于赣省作战，用全力于第一线，为革命军纵长配备所击破，故亦宜改用纵长配备，以资对抗。是后之作战，应多置预备队，并以前仆后继，重叠兵力，为接续不断之攻击。 

三、屡次战役，均因受便衣队之扰乱，每将大兵力妄置于无用之地，现应于主力未为我发现之前，不行正式作战，亦以少数相当兵力应付，俟认定主力所在时，则分途进攻。 

四、因鉴于便衣队之效用甚大，亦应编制便衣队，协同作战。 

五、联军官兵屡次作战，有不知利用地形者，有不肯利用地物耻胆小之名者，现鉴于伤亡之多，为爱惜兵力计，务严令所部，须切实利用地形地物，以减少损害。 

六、在胜负未解决之前，纵获小胜，于稍加追击后，仍应退守原阵地，利用已成战壕及熟悉之地形，以便应战，至胜负已定之后，若获大胜，应加穷追。 

七、在战斗开始之时，应注意侧面地形，于两翼酌派掩护队，以免受大包围。因近来作战，每因受侧面威胁及包围而失败。 

八、南方官兵多躯干弱小，应利用冲锋与之实行白刃战。 

九、联军之行军速度不若革命军之速，应多练习强行军。 

十、令精于射击者，专射击革命军之军官及持党旗者。 

孙传芳使用的兵力约5万人，其番号和指挥系统是： 

安国军第一方面军团长孙传芳辖十一个师，四个混成旅，二个补充旅。 

第二师师长李宝章 

第四师师长上官云相 

第七师师长粱鸿恩 

第八师师长崔锦桂 

第九师师长段承泽 

第十师师长郑俊彦 

第十一师师长马宝珩 

第十二师师长苏埏 

第十三师师长陆殿臣 

第十四师师长刘士林 

第十五师师长宋礼田 

第十三混成旅旅长王乐善 

第十五混成旅旅长王雅之 

第廿九混成旅旅长梁春圃 

第卅混成旅旅长徐松恩 

第一补充旅旅长邵泽瀛 

第二补充旅旅长高守和 

北伐军分为四个指挥系统： 

第一路军总指挥何应钦辖七个军： 

第一军军长何应钦兼 

第十军军长王元培 

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 

第十七军军长曹万顺 

第十八军军长杨杰 

第卅一军军长（不详） 

第廿六军军长周凤歧 

第二路军总指挥白崇禧辖五个军二个独立师： 

第廿七军军长王普 

第卅三军军长柏文蔚 

第卅七军军长陈调元 

新编第十军军长夏斗寅 

新编第十一军军长马祥斌 

独立师师长王金韬 

独立师师长颜德基 

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宗仁辖四个军： 

第七军军长夏威 

第十九军（原十五军）军长刘佐龙 

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组 

第四十四军军长叶开鑫 

海军总司令杨树庄 

第一舰队司令陈季良 

第二舰队司令陈绍宽 

第三舰队司令陈训咏 

16年8月中旬，北伐军在长江南岸分区布防，孙传芳军则乘革命军南撤，跟踪进据江北各城镇，并大量搜集船只准备渡江。8月20日孙军主力进抵全椒、含山、浦镇、通江集等处，同时扬州、六合、泰兴均有孙军出现，且自浦口车站向狮子山炮台发炮，并以步枪向下关射击。24日拂晓，孙军约一团以大小火轮拖曳民船于大胜关上游兔耳矶偷渡，天暗风急，行至中流被革命军守兵发现，即开炮射击，适值李宗仁乘决川舰下驶，陈调元乘舰上行道经该处，即命舰上卫兵分别发炮，孙军骤遭三面夹击，遂仓皇转舵回航。上湖乌江镇孙军亦乘民船数十艘自驻马河入江向南岸疾驶，亦被革命军击退。 

8月25日夜至26日拂晓前，孙军于南京至镇江之间向笆斗山、乌龙山、栖霞山、龙潭及镇江五处实施渡河，其中笆斗山、镇江两处为佯渡，乌龙山为渡河掩护部队，栖霞山为助渡，主渡地点为龙潭。 

26日凌晨3时孙军乘船十余艘由望江亭利用浓雾向乌龙山偷渡登岸，4时孙军三团乘舰百余艘抢攻，乌龙山炮台守军不多，附近高地曾被孙军占领，幸北伐军第七军及时增援，遂将乌龙山孙军击溃。 

同一时间孙军由划子口抢渡，进攻栖霞山，革命军防守部队俱为久战疲兵，受优势之孙军压迫，不得已退据栖霞山高地，孙军跟踪追击，一举进占栖霞山及栖霞车站，截断宁沪铁路及电线交通。 

同一时间孙军利用北风浓雾自大河口大举渡江，抢攻龙潭，龙潭守军仅革命军廿二师之六十四团，猝受强袭，势难抵御，26日天亮前龙潭车站遂告陷落。 

至于由十二圩向高资、镇江方面偷渡的孙军及在八卦洲、笆斗山渡江之孙军均被守军迎头痛击，或歼灭于江边，或击沉于江上。 

何应钦、李宗仁在南京接获孙军自乌龙山、栖霞山登岸消息，立即抽调第七军赴乌龙山增援，至正午12时获悉不但乌龙山渡江的孙军极为顽强，而栖霞山方面孙军亦如潮涌，宁沪之间交通业已阻断，遂以第一军廿一师驰援栖霞山，并调第一军第二师及独立第五十八团自下游夹击。 

龙潭失守时，白崇禧适因公至无锡，据报后即一面令驻镇江第十四师师长卫立煌就近增援，一面电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副师长徐庭瑶速向镇江集中。 

北伐军各路奉命驰援龙潭，卫立煌的第十四师因受镇江附近防区内孙军渡江部队的牵制，未敢移动，迨将该处孙军解决后，即率四十一团赶赴龙潭，抵达时天已入暮，遂乘夜向龙潭车站的孙军袭击，而龙潭车站西南一带高地尚在北伐军第廿二师第六十四团手中，正与孙军相持，卫师突自敌后出现，孙军猝不及防，一时惊溃，龙潭遂告收复。北伐军第一军第二师副师长徐庭瑶于常州车站接到白崇禧电令，即向镇江前进。27日傍晚抵达龙潭车站，正遇到孙军向龙潭激烈反攻，乃立即参加战斗，孙军攻势猛烈，前仆后继，北伐军虽拚力防守，但不能压制孙军的攻击，双方伤亡均极惨重，当天下午白崇禧至镇江督师，并大举向龙潭增援，但孙军亦增强兵力，至28日晚，在南京的军事委员会忽接白崇禧自镇江经由上海无线电台转来的俭电云：“敌向龙潭反攻甚急，请以第七军速向龙潭方面之敌跟踪追击，俾与东面之第一军部队夹击”，始悉龙潭方面孙军仍在反攻。 

8月28日午夜龙潭再次被孙传芳军所攻陷，自龙潭退出的北伐军卫立煌师和徐庭瑶率领的第二师均向南京城集中。南京军事委员会常委何应钦、李宗仁两总指挥，认定孙军主力在攻占龙潭，乃飞调第一、第七两军主力由东西两面会攻龙潭，并急电在芜湖的陈调元军，在采石矶的贺耀祖军，在慈湖镇的叶开鑫军，在青阳的王普军，在大通的夏斗寅军分别担任长江上游的防御部署。并令海军司令陈绍宽派舰游弋于八卦洲、划子口、大河口、乌江镇等处以截阻偷渡的孙军。 

白崇禧在镇江坐镇，28日下午第二师师长刘峙由上海赶回镇江，白即命刘乘原火车向龙潭增援，所有前线部队概归刘峙统一指挥，刘于当晚8时到达下蜀与龙潭之间的山口村东端，其所乘火车与由龙潭车站撤出之火车相撞，同时出轨，刘峙撞伤头部，官兵死伤200余人。刘峙带伤以电话询问在龙潭坚守的卫立煌，则电话已告不通，询诸相撞火车上之官兵，始悉龙潭已被孙军攻占，大部分守军向龙潭西南方沿南京大道撤退，刘峙一方面向白崇禧报告，同时即在山口村附近布防。 

孙传芳军自8月26日起渡江南侵，昼夜偷渡，迄29日夜，孙军渡江部队均聚集龙潭，有第二、第四、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第十三、第十四等十个师及第十五、第廿七、第廿九、补充第一各混成旅约达5万余人，据守龙潭以西之黄龙山，及南面之青龙山、虎头山，东面之大石山、雷鼓山各险要。孙传芳本人亦亲自坐镇龙潭水泥公司督战，拟以一部分向东南两面发展，以主力进迫南京。 

8月29日夜，白崇禧以电话告诉刘峙，谓已电请南京方面的第一军部队和第七军部队于8月30日拂晓反攻龙潭。刘峙奉命后立即部署。而南京方面第七军副军长夏威率领第七军和第十九军自栖霞山展开攻击。何应钦则在东流镇准备反攻，以卫立煌为前敌总指挥，右纵队由徐庭瑶指挥，左纵队由陈诚指挥，预备队由楼景城负责。 

8月30日凌晨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部队正拟转移攻势，孙传芳军突然发动全线总攻，来势甚猛，刘峙亲赴前线指挥。正危急间，适值独立第五十八团由团长桂永清率领赶来支援，稳住阵脚。南京方面的北伐军于30日午前7时发动攻势，孙军虽在各面反攻甚烈，但革命军之全线部队已能互相联系，渐成自东、南、西三方面包围。不过孙军据黄龙山、青龙山、虎头山、七星观一带山险，深得瞰制之利，坡急势峻，革命军仰攻甚难。孙军寸土必争，孙传芳及其所部高级将领均在龙潭督战，北伐军浴血奋进，逐一攻克青龙山、虎头山、七星观。一部分革命军突入龙潭镇街市，孙军乃仓皇向江岸溃退，当日午后5时完全克复龙潭。 

31日午前5时，革命军正部署追击，孙军忽发动猛烈反攻，尤以对水泥公司及龙潭车站攻击最烈。这时何应钦及白崇禧已会合于龙潭，身临敌前，督率指挥，以第一军急行迎击，以第七军的一部自龙潭沿铁道向侵入水泥公司的孙军侧面压迫，至上午8时前，孙军遂向方家坝、袁家巷、花家荡、常天寺、小洲田、西老圩、舟子桥一带溃退，革命军分左右两翼追击，并以第三师师长顾祝同为总预备队。 

31日午后2时，渡江之孙军除一部分逃回北岸外全部就歼。 

这就是辉煌的龙潭之役。孙传芳军渡江进攻的不下六七万人，被俘孙军官兵3万余人，师旅长以上高级军官数十员，枪支4万余，伤亡无数。北伐军伤亡亦达8000余人。革命军押运俘虏者每千名俘虏仅配枪兵数名，既无火车运送，又无给养，因此孙军俘虏乘机逃逸者极多。 

在龙潭会战时，北伐军即拟渡过江北，袭击孙军，并截击其退路，但江岸孙军广布，渡河材料亦形缺乏。龙潭大捷后孙军狼狈逃窜，国民革命军军事委员会遂于9月2日电令第一、第三两路军之一部渡江作战略上的追击。孙传芳军自龙潭败阵后仓皇北退，除一部分向津浦路乌衣、滁州溃退外，其主力均由六合，天长一带经扬州沿运河退却。孙传芳本人则化装为士兵，乘小轮到扬州，一面令其十四师师长刘士林在沿江收容溃军，一面以第四师、第七师、第八师及第十五师混成旅等部驻守扬州、高邮一带，然后即匆匆率第十师师长郑俊彦等共约五六千人，经淮阴、泗阳、宿迁，向徐州退却。兵败如山倒，孙传芳军亦不例外，北伐军渡江追击时，浦口孙军已闻风而遁。 

9月上旬北伐军追奔逐北，追击部队区分为三部分，右翼军以第十八军军长杨杰为指挥官，中央军以第四十军军长贺耀祖为指挥官，左翼军以第卅三军军长柏文蔚为指挥官。 

右翼军在杨杰指挥下，以第卅一军九十二师为右纵队，以第十四军为中央纵队，以第十八军为左纵队，自镇江附近渡江，向运河沿岸追击前进；自江阴附近渡江，分向泰兴、兴化、涟水及东台、盐阜一带追击。因各军曾奉杨杰通知，均须携带20日之给养，购军需时，渡江材料又不充分，延至9月6日以后始得渡江前进。其左纵队之第十八军进展最速，自渡江后，9月7日首将占据泰州、扬州、仙女庙一带之孙军击破而占领之，继即乘胜长驱，连克高邮、宝应各城，并于9月11、12两日，紧蹑孙军梁鸿恩、陆殿臣两部之后，先后大破之于淮安、淮阴一带，俘获3000余人，克复淮阴。右、中两纵队，亦进展至阜宁、涟水等处，即于阜宁、涟水、众兴、泗阳之线停止。 

中央军之新编第十军，先于9月6日拂晓，由采石附近渡江，北岸孙军竭力顽抗，该军奋勇强渡，抢登彼岸，乘势向和州进攻，即占领之，同时第四十军之先头部队，亦渡至浦口，即以新编第十军向全椒进展，于10日攻克之，遂与第四十军协同进占滁州，嗣因左翼军进展迟缓，即于张八岭附近与明光之敌对峙。 

左翼军各部队自合肥剧战后，前有孙军之顽抗，后有武汉上游之压迫，且其中之第十军、第十一军，均新易统帅，给养尤感困难，行动不免迟滞，致未能如期进展，故此次之追击，实际作战者仅中央军及右翼军而已。 

谢选骏指出：人说“孙传芳（1885年4月17日—1935年11月13日），字馨远，山东省泰安县范镇人，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军上将。孙传芳出身直系，也曾与皖系配合，后期投靠奉系。1935年遇刺身亡。1935年11月13日，孙传芳被张宗昌部下施从滨之女施剑翘刺杀身亡。施剑翘之父施从滨在直奉战争固镇战斗中战败被孙传芳俘虏，后遭处决并曝尸三日三夜。施剑翘为报仇雪恨，埋伏在天津佛教居士林，趁其诵经之时，从其背后枪击。孙传芳当场身亡，年51岁。葬于北京西山卧佛寺东南，即孙传芳墓，现位于北京植物园内。”——我看北洋军败于缺乏政纲、内部分裂。为了抗衡当时广州国民政府宣扬的三民主义，吴佩孚提出“爱国家、爱人民、爱敌人”的“三爱主义”及“不擒二毛”（不捉捕年长的人，典出宋襄公）——这又类似建文帝不杀朱棣的命令，过于消极、自招败局了。

【二五四、蒋中正的下野与复职】

16年6月下旬，北伐军扫荡鲁南。张宗昌、孙传芳重新整顿，于济南会议决定乘革命军兵力不能兼顾之际，反攻徐州。张宗昌之白俄军乘铁甲车猛攻，北伐军虽英勇抗御，终难扭转形势，7月24日退出徐州。 

蒋中正为了实践徐州会议时的诺言，遂于民国16年8月12日宣布下野。 

随同蒋中正离开南京的，有胡汉民、吴敬恒、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蒋中正离京后先至上海，再转返原籍奉化。 

蒋中正于9月28日自上海动身赴日本，曾在东京发表告日本军民书： 

“不佞来游，虽为日尚浅，而观于贵国国民对中华民族之观念，无彼我之别，充满平等之精神，已得极亲爱之印象。贵我两国之关系，孙先总理常以兄弟之国相许，相信贵国国民希望中华民族之自由与独立，必较他国为更切也。然则贵国朝野如彻底谅解我国民革命运动，对之与以道德上精神上之援助，不利用举国民所痛愤之军阀，以阻挠国民革命之进行，斯即对我国民革命运动为莫大之助，同时且为两国根本亲善之要谛也。如是国民革命之完成，得使两国益加睦辑，俾贵国在东亚之地位益形安泰。同时或得以贡献于世界之和平乎！三民主义之国民革命，于民族历史上革命精神上抑于世界思想趋势上，必可完成。无论如何之强权，必不得永久抑压阻挠之也。” 

1月10日下午1时3刻蒋中正由日本返抵上海，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乃齐集上海，于12月10日召开第四次全会预备会议，通过复任蒋中正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阎锡山、冯玉祥等亦推代表至上海促驾，国民党更吁请汪兆铭发表宣言出国考察，并解散特别委员会。 

元月4日，蒋中正由上海返南京，5日宣告复职，重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于南京三元巷。通电昭告全国，继续行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除政治、党务追随中央诸委员共同负责外，同时秉承中央指导，专司军令，俟北伐完成，即当向中央正式解职以谢去年弃职引退之罪。 

元月8日国民政府特任蒋中正为北伐全军总司令，以国民革命军之作战军、国民军联军之作战军、北方革命军之作战军、航空军之全部组织北伐军，由总司令统辖指挥之。 

北伐军总司令蒋中正 

参谋总长何应钦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中正（兼），总参谋长杨杰 

（辖第一军团刘峙，第二军团陈调元，第三军团贺耀祖，第四军团方振武，总预备队朱培德，炮兵集团陈诚，后方警备部队钱大钧，航空队张静愚，铁甲车队屠金声。）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总参谋长刘骥 

（辖第一方面军孙良诚，第二方面军孙连仲，第八方面军刘镇华，第九方面军鹿钟麟，骑兵第一军郑大章，铁甲车集团刘自珍。）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总参谋长朱绶光 

（辖右路军徐永昌，左路军商震，中路军商震，预备队丰玉玺，炮兵集团周玳。） 

海军总司令杨树庄，参谋长李景 

（辖第一舰队陈季良，第二舰队陈绍宽，练习舰队陈训咏，鱼雷游击队曾以鼎。） 

同时军委会另颁密令三则，分电蒋中正、冯玉祥、阎锡山、杨树庄等遵照，其文如次： 

“某总司令勋鉴：甚密，兹颁发密令如下：（一）北伐全军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中正统辖之。（二）北伐军之兵力，以国民革命军之作战军，国民联军之作战军，北方革命军之作战军，海军之作战舰队，及航空军之全部任之。（三）各作战军之经理卫生及野战器具材料之补充，除照原有顺序办理外，由军事委员会统筹补助之。” 

蒋中正复职后，一面征调第四军缪培南部由粤入赣，方振武部自信阳开归德，方鼎英部自粤经赣、浙转苏，钱大钧部自粤经闽、浙入沪；一面令散住皖、赣、苏、浙军队，准备出发。随复于2月9日亲赴徐州，召集各军官长训话，改编徐、海各军为三个军团，调何参谋总长应钦，留守南京。复指示第一二两集团军在曹、丰间确取连络，实行战略展开。2月16日转抵开封，召集冯玉祥及第二集团军总参谋长刘骥、山西阎锡山代表邵某，第一集团军总参议何成浚，总司令部参谋处长葛敬恩等，商讨北伐大计。与会人士均主早日大举，尤以第三集团军方面主张尤为激切。当晚，蒋、冯两总司令，复密商大举北伐日期，及军队调动，战线调整，军费筹措，军实给养诸大端，决定总攻步骤。 

北京方面张作霖在17年2月初旬召开干部会议，图谋反攻，作全面之进犯，到了2月中旬，第二次召集干部会议，决议对京汉及山西方面取攻势，对津浦路方面取守势。最后则改为对京汉及津浦路均取守势，惟对山西则取急剧之攻势。以张学良的三、四方面军主力及张作相军攻晋，以三、四方面军的一部配置于京、汉路对豫北取守势，其他褚玉璞、孙传芳、张宗昌三部，则配置于大名、济宁、临沂一带，对南取攻势防御。打算先下山西，然后向南进展。 

民国17年4月1日，蒋中正在徐州行辕除通令第二、第三集团军期以4月7日开始总攻击外，并于4月3日召集所属参谋长至徐面授作战命令。蒋中正并于4月7日誓师。 

蒋所亲自指挥之第一集团军战略目标，集中优势兵力，以两翼包围击破鲁南及济宁地区北洋军进占济南为主，全军在徐海、砀山、陇海路以北地区集中，其所属各军团按以下位置部署： 

第一军团在徐州东方八义集、大许家、贾旺、利国驿及徐州附近集中。 

第二军团在海州、新安镇、运河北站附近集中。 

第三军团在丰县、沛县各附近集中。 

第四军团在单县、城武各附近集中。 

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孙良诚部）在曹县、菏泽各附近。 

4月10日张静愚的航空队侦察发现北洋军之铁甲车扼守韩庄、运河铁桥北端，韩庄东运河北岸工事坚固。革命军乃展开攻击，经激战后，攻克禹王山、胜阳山、王母山、车辐山，当晚攻克台儿庄，北洋军向峄县退却。革命军第一军之第一师进占红庙、阎庄等处，第三师占领单庄、沟上之线；第二师进至利国驿，第十军进占庄家场、吴闸子、三叉河。11日占领王庄及郯城。13日占领韩庄、沙沟。 

4月14日北洋军作殊死斗，孙传芳在苏、鲁边界丰沛一带反攻，为张宗昌声援。而张宗昌亦亲临前线督部猛攻，革命军奋不顾身，反复冲杀，击溃敌军攻势，占领临城。18日攻入滕县。19日占领邹县及曲阜。20日攻入兖州，围歼北洋军于峄县。 

张宗昌所部军队，在安国军七个方面军团中为数最多，但流品复杂，漫无系统，其番号连张的幕僚亦欠明了。迄大战前始将军队裁并改编，除人枪较多者仍保留师番号外，其余编为中将、少将、上校三种支队，名目番号始稍整齐，但实际各军改编者仍不过四分之一，裁撤者仅张敬尧之第二军，余无变动。而各军之编制亦终未划一，每军人数众寡不等，有二三师者，有一师者，甚至所部上兵手无寸铁，亦号称军长者。至各军军长兼任师长，几成惯例。其下属编制亦极紊乱，每连或七八十名，或一二十名，因之战斗力亦殊脆弱。至于孙传芳所部，则仍按北洋军制（按即前陆军部颁订之军制）的成规编配，官兵亦较有历史，较有训练，战斗力颇强；惟自南浔路战败后，士气不振，军实复缺，已成强弩之末。 

孙传芳和张宗昌的部队自被革命军于兖州、济宁击溃后，即退集泰安、肥城、济南，而济南的争夺更是中外所最关心的一幕。 

孙传芳、张宗昌两部，自惨败退至高吴桥、马坡、泗河、官庄、大厂各附近，又退向博山、泰安，张宗昌打算以泰安天险为恃，企图死守，孙传芳则以五师之众退据肥城，以三个师配备于城外刀山谷、凤凰庄一带，构筑坚固工事和张宗昌军联系，其余两师则归马宝珩指挥，置主力于万德、界首。 

蒋中正于民国17年4月23日，在兖州行营综合各方状况，判知张作霖拟借直、鲁联军之掩护，企图向东三省总退却，乃决心使第一集团军乘胜猛追，攻占济南，并期在黄河以南将其歼灭。 

4月23日革命军各部队开始行动。25日贺耀祖指挥之第三军团于大舍、大石桥线向店台、长城、大万德、小万德等地攻击前进。方振武指挥之第四军团则向肥城猛攻。其他各军亦向北洋军进击。 

5月1日张宗昌、孙传芳以济南陷于孤立，势难久守，乃向德州撤退，革命军遂攻占济南，刘峙进驻山东旧督署。 

蒋中正于5月2日下午4时由泰安抵济南巡视，并召集军长以上军官会议，指示地方治安事宜，并令各军驻扎原地待命。同时下达一道重要命令—— 

“凡张宗昌在山东所设之苛捐杂税，一律蠲除，着各县及各机关不得收纳，此令。” 

 二五五、日本出兵山东和济南惨案

国民革命军北伐后，国际间的阻挠，其影响不下于在战场上的北洋军。当时万县、汉口、广州、上海、南京都发生了极大的麻烦，而最严重的莫过于日本出兵山东了。 

日本出兵山东是田中内阁所经手，这是个极具侵华特性的内阁。 

日本田中内阁成立时，正是张作霖在北方准备登上第一把交椅的时候，由于张作霖左右有与田中关系密切的，所以奉张对田中组阁颇为寄望，可是田中上台后，所有表现都显示是一个具有强烈侵华意图的内阁。 

16年5月27日，日本田中内阁阁议通过，出兵进驻中国山东，保护日本侨民。 

27日9时半，田中入宫觐见日皇奏报： 

“以步兵第十联队及六十三队约二千人，与无线电信队五百卅名，自大连乘香港丸出发。部队长是步兵第卅三旅团长乡田兼安少将。前往中国山东省济南市保护日本侨民。” 

31日日军抵青岛，6月1日全部登陆，继即前往济南。 

5月28日日本政府发表出兵声明，全文如下： 

“兹征于中国最近之动乱，尤其征于南京汉口其他地方之实绩，当兵乱之际，因中国官宪不得充分保护，致侨居之帝国臣民之生命财产，蒙重大之危害，甚至见毁损帝国名誉之暴举。因而现下华北动乱迫切之际，难保无再发生此种事件之虞。今也前述动乱行将波及济南地方，就侨居该地帝国臣民生命财产之安全，危惧之念，有不能不措置者。帝国臣民居住该地者，达二千名之多，而该地为去海岸甚远之腹地，到底不能依在长江沿岸各地之海军力量以保护之。因此，在帝国政府为预防不祥事件再发起见，不得不以陆军保护侨民邦人之生命财产。然为前述保护派兵之布置，须要相当之时日，而顾战局正在刻刻变化，故应急措置，决即时自驻满洲部队派遣约二千之兵于青岛。前述依陆军力之保护，固不外为期侨居邦人之安全，自卫上不得已之紧急措置，不惟对于中国及其人民，无何等非友交的意图，而对于南北军任何方之军队，亦非干涉其作战，妨害其军事行动者。帝国政府因自卫上不得已之措置而派兵，但自始无长久驻屯之意图，至对于该地方之邦人无受战乱之忧之虞，当即将派遣军全部撤退。” 

日本出兵山东后，中国朝野为之大哗。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伍朝枢向日本驻沪总领事严重抗议。北京政府亦表示反对。 

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对日本出兵山东的抗议电文如下： 

“贵国此次出兵山东，声明理由为保护该地之日本侨民生命财产。查山东日侨生命财产有无危险，何属悬揣。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以来，迭次宣言，对于外人生命财产，按照国际公法竭力保护。乃本政府北伐军队将到山东境内之时，贵国政府突有派兵山东之举，于公法上既无根据，于本国领土主权复有妨害；本政府不得不提出严重抗议。并声明：如因此发生意外事故，贵国政府应负完全责任。年来中日两国国民感情日臻融洽，倘由此次举动顿起种种疑感，足为好感之障碍，殊属可惜。应请贵国政府将已派出之军队即日撤退，是所切盼。” 

北京方面，5月30日下午4时，张作霖亲往日本驻华使馆拜访日使芳泽，询以出兵事件，芳泽即口头通知出兵原因。张云：“此事殊不好办，目下北方情形外侨并不危险，且汉口、南京方面发生大麻烦，日本都未派兵，却在本人势力下的北方派兵，极易引起误会。并足以使外间怀疑日本出兵系奉方所运动，故本人郑重请日本政府考虑。” 

当天下午5时，芳泽赴北京外交部正式通知“出兵事件”。略谓：中国时局不定，徐州以北已有随时发生变化之可能。前在宁汉事变，侨民受损实多。今兹情势亦有发生可能。查日本侨民在青岛者达两万，沿胶济路者约八百，在济南者约两千，在目前局势紧张之下，日本侨民殊有不能不从事防卫，且有采取有效之手段，因此日政府于满洲抽兵赴鲁，出兵目的纯系自卫，与南北军事无涉。如将来时局安定，日兵自必立即撤退，希望中国谅解。顾维钧当即表示：日本此次出兵有违常轨，易引起误会，且日侨现状平安，殊无增兵必要。芳泽告辞后，顾即命人预备抗议照会，6月1日北京政府向日使馆提出抗议照会，全文云： 

“为照会事迭据驻日张代办报告，日本政府决定出兵中国北方，数约二千名，并准山东张总司令电称……等情。查山东内部极称安静。关于保护各国侨商，迭饬妥为办理，近数年来，青济侨商，实无因我国军事影响，而稍有妨害其生命财产之事，况济南青岛，与上海汉口等处有租界者，截然不同。乃日本政府突然派兵来华，不惟侵犯中国主权，且易引起人民误会，除派员就地交涉外，请向日使提出严重抗议，务使完全取消各等语。正核办间，续准贵公使来部面称本国政府为保护侨民起见，特派军队赴青岛，如有必要，并拟进驻济南，事平立即撤退等因。当以此种逾越寻常之行动实无理由。中国政府实难缄默等语，奉告贵公使在案。查青岛地方，自照华府会议协定交还以来，系属完全中国领土，义当切实尊重。且自贵国军队撤退以后，地方官维持治安，不遗余力。外侨生命财产，无不备受保护。近年虽各省时有军事，而在鲁外侨，从未受丝毫影响，殊无派兵保护之必要。此次贵国政府，不先征求中国政府同意，突然派兵来青，且欲相机赴济南，不能不认为违背条约，侵犯主权之行动，至深遗憾。现在山东地方民情已甚愤激。倘因此引起全国人民之误会，中国政府不能负此责任也。为此提出正式抗议，照会贵公使查照。请即迅予转达贵国政府中止派兵赴青，其已开到埠者应令勿遽登岸，从速折回，俾免引起纠纷，而影响于两国现有亲睦之邦交。切盼见复为荷，须至照会者。” 

这次日本出兵山东，停留时间并不久，16年8月中旬起即陆续集中青岛，准备撤退。8月21日先有日军300名搭台中丸回国，根据9月3日张宗昌的山东督办公署给外交部的咨文，叙述日军撤退经过文如下： 

山东督办、省长公署咨行事，据胶澳商埠局总办赵琪呈称，窃据警察厅长王庆堂呈称：本年九月七日奉钧局第一零四零号训令内开，顷奉保安总司令张、代理省长林微电内开，东电悉，日军撤退，此间亦据日本方面通告，当即转电国务院外交部查照在案。嗣后青岛各国侨商，应即饬属随时加意保护，所有日军撤退情形，仰仍具报察核，特复等因。奉此，合亟令仰该厅转饬所属，嗣后青岛各侨商，务须随时加意保护。并将日军撤退情形详细具报，以凭核转，切切此令等因，奉此，遵查胶济路沿线所驻日军，于八月中旬，即节节移动，集中青岛，以备撤退，均经随时报告在案。 

八月二十一日，先有日军第十师团及第十四师团三十三旅团各部兵士三百余名，搭台中丸回国。 

八月二十七日，又有三十三旅团第十联队兵士七十三名搭台中丸回国。九月六日，第十师团兵士五百余名全副武装，携大炮八尊，子弹二千箱，大米二百包，马一百四十余匹，马车一百四十件，搭龙凤丸回国。 

九月七日，又有日军第十师团司令部长谷川中将，带随员八十七名，第八旅团司令部中岛少将，带随员十名，率领步兵全部计一千零九名，马五十一匹，由二号码头登台中丸。 

又有日本输送指挥官天野大佐，带第十联队全部官兵计一千零八十七员名，随带机关枪五架，高射炮一架，无线电机车三辆，马三十二匹，亦由二号码头登春华丸。所有给养物品，均系于本月六日经该军运输部用载重汽车由大港路山东仓库起运，分装该台中、春华二轮，计子弹各军用品、大米、马草等物约三千余件，于六日先期登轮。 

九月八日，又有日军三十三旅团六十三联队乡田少将，带随员步兵及铁道队、电信队、兵士共计一千五百一十名，马三十八匹，给养马草、子弹共约一千余件，由二号码头登原田丸回国。 

同日，又有三十三旅团六十九联队指挥官伊木少佐，带步兵八百七十五名、马三十一匹、并给养马草、大米、子弹共约一千余件，由二号码头搭神瑞丸回国。当各军登轮时，本埠军政各机关及日本商学各界约一千五百余人在码头欢送，并经厅长带同长警多名，在码头照料，均属表示亲善。现已撤退完竣，除通令各署对于各国侨商，随时认真保护，免贻外人口实外，所有日本陆军撤退情形，理合具文呈报。仰祈鉴核转报，实为公便等情，并据港政局报同前情，除分呈外，理合备文呈报，仰祈鉴核等情，到署。据此，除指令并饬特派交涉员查照外，相应咨请贵部查照为荷。 

督办山东军务善后事宜张宗昌 

代理山东省长林宪祖 

日本政府的撤兵声明如下： 

“帝国政府鉴于山东地方不靖之情形，为保护本国侨民起见，先行暂派军队，前往青岛。果然该地方将为南北交战之区，胶济铁路沿线地方扰乱之危险，日见切迫，故不得不令派遣军移驻济南。惟虽有此扰乱，所幸迄今能保护日侨，而不致于发生何项不祥之事案，是则为本国出兵之效果，山东地方之事态，略为安定，暂时无若日侨受战祸之处。为此帝国政府，应照当初声明，兹定即行撤兵回国，将来在中国各地方，不但山东地方，而日侨众多之处，若有治安不靖，战祸再波及日侨之虞时，帝国政府又不得不讲机宜自卫之措置，特此慎重声明。” 

北京政府外交部山东特派员陈家麟呈外交部文如下： 

“为呈报事，窃查前因鲁省时局不靖，日本政府竟借口保护侨民，特遣派日军分驻青岛、济南以及沿路各县，迭经交涉禁阻，迄未中止进行，一切详细情形，前已备文呈报在案。兹因日前虽有战事，但经我方当局竭力保护，所有日侨均获安全，并未受有若何之损失。刻下鲁省时局已日趋缓和，实更无驻兵保护之必要，经即迭向日领提出抗议，敦促退兵。九月一日始准该领正式函复，已允即日撤退。计自本月三日起至六日止，所有前派驻扎济南各日军，均已陆续退出。嗣复经详确调查，日前分驻青岛以及沿路各县各日军，亦均一律撤尽，除已分别呈报外，理合备文呈报钧座俯赐鉴察。实为公便。再前因分途调查，致稽时日，是以呈报稍退，合并陈明。谨呈外交部长王。 

特派山东交涉员陈家麟” 

当孙传芳率兵南攻时，日本以为革命军势不能再北攻，所以宣布撤兵，不料孙传芳惨败，蒋中正复职北伐，前后不过一年，革命军再度逼近济南。日本乃又借口护侨，先以驻华北的三个中队，占领胶济路，然后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派遣第六师团进兵山东。第六师团长福田，是个骄横的军人，他率领5000名士兵乘船由青岛登陆，于5月1日开进山东，山东重要城市青岛、济南、龙口、烟台均为日兵进驻。 

日军开入济南是5月2日，而革命军攻克济南却是先一天，于是迫使日军和革命军正面冲突，发生了最丑恶的“五三事件”，显露出日本军阀无耻万恶的罪行。 

五三惨案中，以日军残杀中国驻济南外交特派员蔡公时最为可恨，蔡公时殉难经过，有他的勤务兵张汉儒从受害的行列中逃出后，所叙情形如： 

“五月三日晨，日兵在领事馆一带布置防线，交通即为断绝，九时许，有国军一队，进驻交涉署对面之基督医院内，为日军瞥见，即开枪射击，毙我兵士、伙夫各一名，该队为避开凶焰，乃停止搬运，纷纷藏匿医院之楼上。此时适有一日兵于涉署门首，向医院上射击，同时又四面发现枪声，而该日兵忽为流弹击毙，旋另一日兵赶来，意在救护该已死之日兵，亦被击毙，而各处枪声复大作，弹下如雨，全署员役均慑伏楼上不动，延至下午三、四时顷，枪声稍止。街衢发现类似各领馆之汽车，车前皆竖旗帜，驰驱往来，形似劝止日军停战，时枪声亦告沉寂，但见日兵满布街头，交涉署门前亦有日兵往来梭巡，我外交特派员蔡公时，因事出意外，命人出外探听，竟为日军所阻，当派员与之交涉，迄无效果，乃蛰居楼上，静候时机。延至天晚，日兵仍防止交署如故，全署人员，纷纷计议，始终不得要领。时届夜分，正各自就寝，忽捣门之声大作，势极凶猛，传令奔告日兵撞门，请示办法。蔡主任谕令开门延入，讵日兵不俟开门，已破门而进，计约二十余人，内有一佩指挥刀、一擎盒子炮之两军官，更有一着西服者，进门后，即指挥剪电灯、电话，全署顿成黑暗，而彼则携有手电筒探照，此时着西服者操中国语，大意谓予等为搜查械弹而来，实因日间被枪毙死两日兵，必系尔署内所为，故来与尔主管官理论。 

蔡主任闻言，即出为解释，大意为日间所毙日兵，确系为流弹误伤，我等外交人员，从不携带枪弹来办外交，贵部队似可不必搜查，免滋纷扰，讵彼一味蛮横不可理喻，坚持非检查不可，此时蔡主任既穷于抗辩，姑允所请。奈彼寻衅心切，又作进一步之强迫，谓必须将全署员役捆缚搜检。蔡主任以国体攸关，不予承允，乃彼竟恃强横，谓若不承允，将行强迫捆搜。蔡主任见其无理可喻，勉为应允，旋即郑重声明，谓如搜查后不获证物，仍应速请解缚，恢复自由，彼伪为许可。由是除蔡主任外，全署员役，均被捆缚，旋复翻箱倒笼，到处搜寻，但迄未获一枪弹，乃攫取署中公牍五大包，势将携出。蔡主任乃请彼如约释放所缚员役，讵彼反大肆咆哮，谓我等奉命而来，非奉命不能释放，言毕相率携公文而出，但不半时许，彼复来署，仍执前说，谓日兵确系署中枪杀，非交出枪弹不能了结。 

蔡主任对之复解释如前，且云署中已经搜查，绝无凶器可以证实，我国决无枪杀贵国士兵之嫌疑，贵部队应考查其真象。言毕仍请如前约释放员役，以敦睦谊。讵彼全不理会，并令将蔡主任一并捆缚。 

至此蔡主任忍无可忍，乃操日语谓：‘汝等不明外交手续，一味蛮横，此次贵国出兵济南，原系保护侨民，何得借隙寻衅，肆行狂妄，作种种无理之举动，实非文明国所宜出此。至如已死之日兵若果系敝署所为，亦应由贵国领事提出质问，则敝国自有相当之答复，何用汝等哓哓不休耶？若汝等果系奉贵国领事之命令而来，则本人即至领事馆交涉，亦无不可。’语毕，日兵即大哗，旋复将捆缚之员役，排列为一半圆形，而惨无人道之日军官，即今日兵以刺刀对所缚诸人之头部肆行砍剥，须臾，诸人断鼻缺耳，血肉模糊，其状惨不忍言。蔡主任目击之下，大声呼号：‘日人枪杀我们了，此种国耻何时可雪？’言罢泪涔涔下，同人闻言，均放声大哭，群相痛骂，日兵益怒，更刀枪拳足，交相并下，尽力侮辱后，复将诸人分三四组拽出屋外，执行枪决。” 

以上是张汉儒所目见，当时蔡公时与张麟书及周某、姚某等为第一组，首先殉难，而缚于第二组的勤务兵张汉儒，在忙乱中由案上跌地，拾得剪刀，乘黑暗剪断束缚，乘机逸出，奋勇登高，连越四墙，才落在一个空地上，该地有一空水桶，张于惊惧之下，即伏桶内，不久天明，张正无计逃出防线，遥闻小车声远远而至，伸领探视，系一推水之苦力，乃待其近前，张即对之略述昨夜之经过，求为援救，苦力亦泪滢滢允为设法，张探手衣袋内，尚有五角，以授苦力，易其短衫一件，更换血衣，始出桶外，冒充推水的人与苦力拉车，绕道混出防线，即奔往各官署，报告蔡公时被难情形。总司令部闻讯后，即为张摄制受伤照片，以作日后交涉的证据。 

日军惨杀中国外交特派员及其随员后，又转向中国外交部办公处行凶，勒令中国军队缴械。当时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黄郛亦在济南，蒋中正即嘱黄就近交涉，毫无结果，黄郛随从护兵所携带的步枪26支亦被缴去。黄郛乃急电日本外务大臣田中，请立即制止日军暴行，并撤退驻兵。5月4日上午英、美驻济南领事出面调停，形势略转缓和，可是到了晚上，日军复行射击，福田师团并由青岛增防济南，更不断以飞机大炮轰击济南驻军和无辜人民，革命军驻扎五大马路纬一路广东会馆之第四十军第三师之第七团，及驻小纬路四路之第卅七军第一团，与纬一路北首王店，津浦路第一区警察全被日军缴械，被俘徒手官兵1000余，拘禁正金银行，断绝饮食，不准坐卧。至5月7日，福田更向革命军提出如下之条件： 

一、国民革命军须离开济南及胶、济路沿线两侧20华里以外。 

二、中国军队治下，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及其他之排日运动。 

三、与骚扰及其暴虐行为有关之高级军官，加以严重处罚。 

四、在日本军前面与日本军抗争之军队，解除其武装。 

五、为监视实行上列各条件起见，将辛庄、张庄两兵营开放。 

上述条件，日方限当晚12时前答复，否则即行攻城。蒋中正以条件太苛，遂于5月8日晨，交由战地委员会主席蒋作宾派员向其交涉，申明所提离开铁路沿线一条，影响北伐军之行动，难以接受外，余可考虑协商。交涉卒无效果，复于当日上午派熊式辉、罗家伦遄往日军司令部谈判，亦无结果。福田旋即开始攻方医院与其他各处疗养之伤病官兵，抢劫公司商店，破坏黄河铁桥及新城兵工厂，并向革命军泰安总司令部轰炸。5月9日蒋再派何成浚全权代表赴济谈判，几经波折，始抵达济南，福田仍坚持前提五条，且扩大对中国军民之屠杀与轰击。因此留济南警备的革命军，乃于5月10日夜11时半，在被迫状况下，暂时退出济南。在这次惨案中中国伤亡军民约110062名，新城兵工厂之损失，在600万元以上，其他更无法统计。（此案一直延至民国18年元月23日，日使芳泽来华，经过五次之谈判，始正式签订协定撤退日兵。） 

谢选骏指出：对于蒋介石清党、宁汉分裂等事，为何不置一词？仅仅因为这都与“北洋军阀”并无直接关联？还是多有难言之隐？太可笑了吧。

【二五六、光复北京】

当国民革命军攻占济南后，张宗昌在山东的根据地遂告丧失，张作霖乃下令北洋军全线退却，从新调整防线，以德州、顺德为第一道防线，以沧州、石家庄为第二道防线，以马厂、保定为第三道防线。至于在直隶省境津浦线的正面则以孙传芳军位置于大城及其以西地区，张宗昌军及王琦部据守沧州附近。 

济南惨案发生后，国民革命军为了避免和日军冲突，乃于17年5月4日将革命军主力撤至莱芜、中宫、齐河。5月6日革命军第九十五师渡河进占晏城镇，9日占禹城，11日占恩县，13日占德州。 

德州被革命军占领后，北洋军分三路向沧州溃退，革命军全线追击。张宗昌的骑兵和白俄兵千余名以及钢甲车五列在沧州集结，企图死守沧州、保定一线，孙传芳军一部守庆云、盐山，褚玉璞部守沧州西区，于学忠、袁振青、窦联芳各部守杜生镇和沙河桥，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守高阳、保定，张作相在天津、马厂间，汲金纯在高碑店附近。 

5月31日北洋军沿津浦铁路分三路反攻，左翼由褚玉璞指挥徐源泉及张骏部，中央由张敬尧指挥陆殿臣及毛思义部，右翼寇英杰部分别反攻。 

北伐军力却强敌，转守为攻，6月1日革命军第四军团方振武部攻击前进，占领张庄、李福台等地。第二军团陈调元部占领南皮、燕台、大安庄等地。6月2日晨北洋军分向望海寺、雷庄、马厂附近溃窜。革命军遂攻克沧州。 

平汉线方面张作霖集中戢翼翘、高双英、万福麟、窦联芳等部于磁州一带，准备反攻彰德，并在保定、石家庄一带配置重兵。早在17年3月7日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由兰封移驻新乡就近指挥彰德军事，令鹿钟麟兼任北路军总司令，孙连仲率第十四军、廿三军、骑兵第一军增防彰德。4月5日彰德之战开始，反复鏖战，战况惨烈，相持20余日，4月29日革命军开始反攻，全线出击，北洋军张学良亲率其卫队前来督战，这时济南已被革命军占领，北洋军乃破坏漳河铁桥及铁道电线向顺德溃退。5月8日韩复榘军占领顺德，5月11日进抵石家庄。 

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亦于苦战雁门、五台、繁峙、井陉后由平山出击，发动全线猛追，直出石家庄、方顺桥、保定，震撼了北京城。5月15日阎军抵方顺桥，方顺桥在保定西南，望都东北，为京师门户，阎军在方顺桥集中待命。 

17年5月15日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阎锡山部先后抵达方顺桥附近，分为左右两路部署：以商震为前敌总指挥兼左路军总指挥，辖第一路丰玉玺，第二路张荫梧，共八个师；以徐永昌为右路军总指挥，杨爱源为副总指挥辖十四个师。 

5月25日右翼方面受到北洋军由高阳、河间调集大军向定州、清风店一带猛攻，使杨爱源之第二军遭受极大伤亡，不得已退据东亭和安国，27日北洋军向永丰镇及王家庄猛攻，前线陷于危险境地，阎锡山一面令前线部队坚守待援，一面飞调定县、石家庄之预备部队绕出敌后，28日遂解永丰镇及王家庄之围，并向阳城、天台寺、郑家庄、张登镇追击，31日北洋军全线总退却。 

左翼方面5月17日冯玉祥所部的郑大章骑兵军突然全部撤退，阎锡山即电询冯玉祥，冯复电云：“据京津特别侦探报告，京汉线上敌力尚厚，我军此时似宜合京汉、津浦、京绥三路统筹进兵计划，各路同时并进，以策万全。现因津浦各路军渡河以后遇日人扰乱，后方连络尚未能确实；且各军部署须加整理，其津浦、京汉间残敌极多，京汉方面前进不无顾虑。”等语。由于冯军忽然撤退，北洋军乃利用此良机移动其中路兵力向阎军左右两翼包围，在满城、一亩泉、康关苦战，屡进屡退，至31日左翼方面亦传捷报。 

方顺桥会战的重要性因为这等于是北京、天津的大门前一战，而奉军兵力达30万之众，以第三四方面军团为主体，其指挥系统为： 

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总参议杨宇霆，军事部长何丰林，第三方面军团长张学良，辖第八军万福麟，第十军王树常，第十五军汲金纯。第四方面军团长杨宇霆，辖第十六、十七联合军胡毓坤、荣臻，第廿九军戢翼翘，第卅军于芷山，卫队旅旅长张学成。 

张作霖在济南易手时，本拟倡息争和议，愿将所有军队开出关外，不问关内政治，这是奉张一贯手段，他不能忘情于关内，可是形势不利时即率军出关，等待机会，这也是奉系得天独厚的地方，不像皖系直系一旦战败即穷无所归。可是奉张退出关外的拟议忽然变卦，因为有人向奉张建议，革命军战线拉长了，除了冯、阎两军尚习惯于北方气候外，余均不服水土，而冯玉祥善变，和阎锡山之间尚有矛盾，不如坚守京津，以待变局。因此奉张遂欲行又止。 

5月19日蒋中正由徐州赴郑州与冯玉祥、白崇禧会商一切，28日复转赴道口及柳卫晤冯玉祥，30日赴石家庄与阎锡山会商。 

国民革命军早在17年4月下旬进军鲁南时，即决定会师平津计划，后因济南五三惨案，使第一集团军的进展稍为延迟，而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又不肯孤军深入，停留于石家庄——武强——阜城一带，致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在定县、望都、方顺桥、完县之线独当强敌，死伤万余，阎当时屡电蒋中正和冯玉祥乞援，蒋深知会师之举不容稍缓，乃将南京方面党务料理就绪，即赶赴前方视察，委朱培德为第一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又电冯玉祥令第一二集团军各军团，于5月25日以前，集结于庆云——南皮——交河——武强——晋县——正定之线为进攻之准备。 

张作霖的奉军据守北京、天津及方顺桥附近一带，与津浦路的直、鲁军及孙传芳军连成一气，兵力约40万，其部署情形为： 

津浦路方面：褚玉璞部分驻于津浦路之捷地——张高屯一带；其第一线在砖河镇至东西泊头一带，由褚部第六军军长徐源泉指挥，并筑有坚固工事。孙传芳之李宝章、郑俊彦两部驻守庆云——盐山——马厂。 

河间方面：袁振青、窦联芳、孙殿英等部在杜生镇——交河；于学忠及孙传芳的主力部队在任邱——河间一带。 

高阳方面：奉军第三四方面军、戢翼翘主力及骑兵第二军之大部，在高阳之南滹沱河北岸一带，筑有坚固之防御阵地，其第一线在蠡县、博野附近。 

平汉路方面：汲金纯军防守高碑店至易州一带。 

平绥路方面：奉军高维岳之第九军，汤玉麟之第十二军，郑泽生之第卅一军于5月11日以后由朔县、马邑开始撤退至柴沟堡、大同，继向东北方退却。 

5月19日，蒋中正抵郑州，与冯玉祥会商。 

北伐军沿平、汉，津、浦两路进展之部队，虽已逼近沧州、保定，而两路中间隔离约200余公里；北洋军在高阳、河间，均配置重兵，饶阳、武强之北洋军亦尚未肃清，平、汉路以东，饶阳以西地区，革命军尚无部队驻守，如北洋军乘隙进袭，深为可虑；蒋中正遂决定俟第四集团军先遣军到达石家庄、定县之线时，即将鹿钟麟之北路军全部（韩复榘部在内）移至平、汉线以东地区，与刘镇华所部衔接，然后全线同时进攻。 

国民革命军自5月28日开始总攻，至6月2日，先后占领保定——高阳——肃宁——河间——沧州之线；北洋军退据琉璃河、固安、永清、胜芳、马厂一带，革命军乃分路追击，第一集团军由津、浦路两旁地区前进；第二集团军由任邱、文安、雄县、灞县前进；第三集团军由平、汉路前进。当5月29日，蒋中正到柳卫（在道清路）时，为军事进展及避免外交上纠纷起见，曾与冯玉祥会商妥善办法，至是，遂令前方各军于破敌之后，即进至静海——胜芳——永清——固安——长辛店之线，停止待命。 

5月30日，蒋中正到石家庄，与阎锡山会商京、津善后，并视察战况，停留石家庄，31日午后10时左右，颁发各军追击令。 

17年6月6日张宗昌、孙传芳所部纷向天津东北退却，张作霖已于6月3日离开北京，北京城治安由北洋元老王士珍等维持，革命军第四军团第四十一军九十一师进驻大邵庄及张庄；第九十二师驻二蔡庄、盖宿铺一带；军部进驻大邵庄；第三十四军第八十八师驻大小流标、小庄；九十五师驻西空城一带；九十师及胡正卫团进驻马厂；第三军团第二十七军驻惠丰村、五面城子、赵济庄等处；第四十军到达清水泊、萧吉沽、东槐庄一带；第三独立师在大李庄、李官庄、十槐村等处；总指挥进驻李云龙屯，第一方面军第三军第十九师吉鸿昌部，于是日早到达静海；第五十六旅进至良王庄；五十五旅进至静海北十里堡待命；第二师于夜12时出发，进驻王口镇、陈土桥、中滩里、前万头一带地区，集结待命，并派一小部到黄岔、台头，对天津方面警戒。 

6月7日革命军第四军团方振武进抵独流，其第三十四军军部进抵马厂，该军奉令开驻良玉庄、独流镇、杨柳青、胡村一带整顿待命；总指挥部进驻沧州县城。孙良诚接到消息革命军韩复榘已进占南苑，张宗昌、褚玉璞部之徐源泉、孙殿英等所率残军约3万人，麇集天津老站，并各有一旅，被法、日各国使馆驻军监视，不令下车进街，天津市区内甚为安静。张宗昌、褚玉璞已逃向秦皇岛；郑大章骑兵军已占领武靖、三河；刘镇华部已到达通州。 

6月12日，孙良诚命骑兵在胜芳附近对天津警戒；第二十一军主力驻灞县，一部驻新镇县；第十九师移驻文安；第二师进驻任邱；第四军仍驻大城；第十八师移驻河间待命。 

当北伐军第一集团军第二、第三、第四各军团占领沧州后，逐日向北追击前进，迄6月3日，第二军团第二十六军，由沧州、张官屯沿铁路前进；第三十七军沿铁路以东地区前进；第三军团（欠第四十军）在第二军团右翼之地区前进；第四军团在第二军团之左翼，沿运河以西地区前进，这时北洋军右翼占据大流标、王镇店，依托子牙河正面，左翼占据西魏村——马厂至铁路之线。朱培德探悉敌情后，遂令各军团追击前进。 

各军团奉令后，随即开始运动，6月5日到达前线，占领指定阵地，正拟攻击，北洋军忽自动撤退；这是因为北洋军后方被席液池骑兵军威胁，恐后路被截，即纷向天津一带退却。革命军沿津、浦两旁地区跟踪追击，至静海以南地区停止待命。 

6月5日晨，北伐军骑兵第二军到达静海南面的孙家庄东南柳木杓附近集结，第二十一军的张兴科师，亦由后跟到，即协同攻击占据孙家庄东南柳木杓一带之北洋军。骑兵第二军，除派一团进占独流镇外，余部均渡过运河，向静海车站攻击。当时马厂的北洋军自动退却，官兵均无斗志，革命军遂将防守车站的北洋军钢甲车击退，于正午占领静海，北洋军向王庆陀，杨柳青、北仓等处溃退，一部分打算通过天津租界。 

6月6日晨，骑兵第二军仍向小站追击前进；第二十一军由台头、胜芳向信安镇、狸狼城方面前进；第四军在黄口镇； 

第十九师在静海停止待命。 

北伐军第二集团军自相继占领河间、肃宁、高阳后，北洋军于学忠、孙传芳、窦联芳、戢翼翘、万福麟等军，均纷向灞县、宝坻、固安、永清、胜芳一带退却；北路军跟踪追击。6月6日午奉军马占山部千余名被歼，韩复榘于占领固安后，即向廊房前进，以截断京津路交通，并向北京前进，下午4时前锋李汉章旅到达南苑，北京民众均到南苑欢迎。 

北伐军第三集团军自占领保定后，总指挥商震即决定沿京汉线追击前进。奉军自保定、沧州等地败退后，主力集结于琉璃河——固安——唐官屯之线；孙传芳、于学忠之强大部队控置于灞县；张宗昌、褚玉璞之直、鲁军，据守大流标——马厂——惠丰桥之线，仍图保全北京、天津地盘，作最后的挣扎。灞县孙传芳忽然撤退，张作霖见势孤力蹙，无可挽救，故不得不实行全线总退却。 

民国17年6月2日，张作霖下令总退却后，即偕同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及参谋杨毓珠等，携带重要文件，乘专车回奉。6月4日晨，火车到达沈阳城外日本租界地之沟帮子铁桥时，为日人阴谋所埋置之地雷突然爆炸，张作霖受重伤，吴俊升炸死，重要文件亦被毁灭，张作霖因受伤过重，延至6月4日上午10时亦告毙命。 

张学良在北京闻乃父噩耗，即急电回奉各将领，约束士兵，维持治安，并饬顾全外交，勿令外人借口干涉；一面促使北京各界出面，接洽和平让渡北京办法，磋商结果，留鲍毓麟旅在京维持，待革命军进城交代，然后退出。 

天津方面的直、鲁军，闻张作霖炸死，甚为恐慌；张宗昌、褚玉璞急电阎锡山乞降，阎主张容褚拒张。当时败退天津附近之北洋军为数甚众，计于学忠部在杨村，孙奎元部在韩家墅，袁振青部在北仓，徐源泉部在芦兴河，王炼部在杨柳青，许琨部在军粮城，孙传芳的残部数万，亦退集天津附近。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在天津召集会议，和战主张未能一致，潘鸿钧最激烈，仍主相博，欲造成第二次济南惨案之重演，在天津、河北一带，挖壕筑垒，配置队伍，借此向商家勒索饷糈；张宗昌亦致函各国领事，谓大军绝食，要求设法，一时形势极为紧张，人心皇皇，各国侨民更无安全保障。 

6月4日，奉军既陆续退出北京，国民政府即行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并促早日莅任，维持治安，北京治安维持会及中外人民，均盼阎锡山即日赴京，信使不绝于途。 

6月6日上午9时，鲍毓麟旅退出，革命军孙楚部于10时许在民众欢呼声中入城，商震率部随后继至，阎锡山亦于6月8日在保定就职后，于6月11日偕同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进入北京，主持善后事宜，军阀盘据之北京，这时才完全入于革命军之手。北京之旧称，亦遵政府明令正名北平，直隶省改称河北省。 

北平方面虽幸告息兵，天津则尚多顾虑；阎锡山乃呈请政府任命张荫梧为北平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接洽收编徐源泉、郑俊彦、李宝章等部。天津于北京和平收复时，尚在张宗昌手中，张部与孙传芳、褚玉璞各军，由于沧州以北各地为革命军第一、第二集团军压迫，节节后退，集中天津及津东各地，兵力颇众，张欲以此作最后之挣扎，但已是强弩之末，无能为力了；而齐燮元及安福系吴光新等，又欲乘机以款收买这些残军，别图活动。所以天津形势，颇为纷乱，幸军阀败军中有觉悟者如徐源泉等均弃暗投明，张宗昌闻各部队投诚革命军，极形愤怒，欲有所对付，当时革命军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与南桂馨出面活动，迫张宗昌、孙传芳、褚玉璞等离开天津，实行收编各部为暂编军，孙传芳乃只身逃奔关外，张宗昌、褚玉璞则率领一部分残军退守津东。 

蒋中正对北方大局的收拾，重要的有两点：一是北平、天津交阎锡山负责，二是听任奉军和平出关。冯玉祥对这两点不赞同，曾向蒋中正提出相反的意见。冯部韩复榘军则不受约束，于6月6日擅自开入南苑，并将维持北平治安最后退出之奉军鲍毓麟旅强迫缴械，因此引起外交团多数人士的不满。 

蒋中正宣布实践其1月间复职时的宣言，北伐完成即引退，于6月11日向国民党中央提出辞呈，准备告退。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高级将领均纷电促请以大局为重，继续领导全国，并恳从速北上。 

17年6月1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推蒋中正赴北平祭告孙中山，并视察一切，借便恭移孙中山遗榇来南京安葬。蒋中正以北方问题甚多不便坚拒，遂打消辞意。国民党中央又推阎锡山、李宗仁，参与祭告典礼。蒋中正遂于6月26日偕吴敬恒等由南京绕道河口邀李宗仁同车北上，过郑州时冯玉祥由新乡来迎，车抵长辛店，阎锡山已先在，乃于7月3日偕阎锡山赴北平。 

17年7月6日上午8时，蒋中正在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北伐完成之祭告典礼，冯玉祥亦赶到参加，阎锡山、李宗仁、蒋作宾、何成浚、朱培德、白崇禧、陈调元、方鼎英、方振武、魏益三均参与典礼。北伐是孙中山最后的愿望，可是北伐完成了，孙中山却不能亲见。 

蒋中正祭告孙中山文如下： 

“维中华民国十七年七月六日，国民革命军既奠北平，弟子蒋中正谨诣西山碧云寺，致祭于我总理孙先生之灵曰：溯自我总理溘逝，于今已三年余矣。中正昔侍总理亲承提命之殷，寄以非常之任，教诲拳拳，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乃荏苒岁时，迄于今日，始得克复旧都，谒展遗体，俯首灵堂不自知百感之纷集也，方总理哀耗抵粤之时，正中正铲除陈逆驻军兴宁之日，追忆总理‘政纲精神不在领袖’之遗言，不啻对我同志永诀之暗示。中正服务在军，病不能亲药饵，殁不及亲殡殓。惟我父师，不可得复，戒衣雪涕，疚憾何尽？自兹以还，唯以继志述事，痛自策勉，恪遵全部之遗教，益为革命而戮力，三年之间，本党基础濒于危亡者，先后五次，革命势力几于覆败者，凡十五次，而军事危机尚不与焉。每当艰危困厄之来，中正唯一秉遗教、追随先进，勉图靖献，盘根错节，更历已多，洎乎本年中央第四次全会，方克安渡艰难，重现团结。回忆曩时同志在纷歧离析之中，与主义之遭晦冥否塞之会，若非总理有灼然昭垂之遗教，将不知何术以复归于共同？至若横逆之纷然而来，毁谤之无端而集，若非总理有存败不计，与各用所长之宝训，亦几不能力排艰难，奋斗以迄于今日。兹当肃祭灵前，怀过去则抚创而思痛，念未来则临冰而知危。所欲复告于总理者，万绪千端，更仆难尽，已往不追，固不欲琐琐陈述以渎灵听，而来日大难，辄敢以微愿所寄，奉祈昭鉴，谨籀其概，为我总理陈之。（中略） 

中正海隅下士，未尝学问，得闻大义，追随革命，胥出我总理教诲裁成之所赐。窃见总理遗教，崇高博大，论其精义，实古昔圣贤所未发，中外宏哲所未窥，语其平易，实天理人心所结晶，野老村妇所共解，奚止兴顽振懦之功，实亦为生命建树之本，今当建国伊始，而总理已长辞人世，不复躬亲指导，千钧之责，寄于后死之同志，唯有戮力同心，勉为祖继，以总理之精神，团结本党之精神，以总理之思想，统一全国之思想，国民之基本既立，人民之解放可期，中正自许身党国，久已矢之死靡他之决心，初不意百战余生，尚能留此微躯，诣总理之灵堂，而致其瞻礼。今后有生之日，即为奋斗之年，竭其全力，济以忠贞，成败利钝，未遑计也。灵爽匪遥，唯昭鉴愚诚而默相之。” 

蒋中正祭告孙中山后，即留北平处理要公，于7月11日邀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及白崇禧、鹿钟麟、商震、吴敬恒、陈绍宽、朱培德、张群等会于汤山，讨论整理军事方案及军事意见书，以为各集团军一致遵行的准绳。 

事实上，北伐虽已完成，可是残局尚待整理，东北问题张学良虽有心易帜，但日本军阀正极力破坏；平津虽告收复，而张宗昌、褚玉璞等残部退扼滦河，负隅顽抗；革命军内部人事亦纠纷迭起。因此各方所最盼祷的是完成国民革命大业，达成统一中国的愿望。 

当奉军总退却后，在北平以东地区分布三道防线，以滦河为第一防线，奉军第十军王树常、第十五军汲金纯、第廿九军戢翼翘及于学忠之一部分担任防守；以昌黎、抚宁为第二道防线，由奉军胡毓坤、高双英两军担任防守；以北戴河、榆关为第三道防线，由邹作华的炮兵及于学忠的廿军担任防守。奉军主力在榆关附近，与热河方面的第九、第十二、第卅一各军形成犄角之势。 

奉军在张学良领导下决心投效中央，服从国民政府后，虽因日方压力，未能正式易帜，但已决心不与政府军作战，陆续出关。只有孙传芳仍盘据迁安，张宗昌部在滦河沿岸占领阵地，右翼在丰润北方之狼山、菠罗山、庙山、牙窟山一带，企图利用山地负隅顽抗，另于丰润之西卢各庄、安乐庄、王各庄及丰润以南之马各庄、老庄子、韩庄子一带利用村堡，编成据点式阵地，左翼在唐山之西南方，由韩城镇至胥各庄、河头以迄铁路以南地区，构筑坚固之防御阵地，其第一线在丰台、芦台一带。 

蒋中正于17年7月15日下令讨伐滦河方面之直鲁军残部，任命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兼右路军总指挥，下辖徐永昌、范绩熙、李品仙等部队，任命方振武为左路军总指挥，辖徐源泉等军，任命陈调元为总预备队指挥，辖刘镇华、丰玉玺等军。 

7月29日白崇禧因天津附近积潦，有碍行军，致各军未能依限集中，乃召集会议，决议将集中完毕之日期，展至8月5日，接着奉蒋中正命令：饬左右两路在集中地停止待命，以俟张学良派员与张宗昌、褚玉璞接洽改编，直、鲁军因为有日本暗助，日且派林权助以参与张作霖葬仪之名赴奉天，向张学良提出二次警告，尽极威胁利诱之能事，故直鲁军毫无悔过自新诚意，并向宁河、丰台、芦台增兵，有袭取天津模样，奉军不得已，乃暂取中立态度，为易帜之准备。 

蒋为彻底肃清直鲁残军，决俟各部到达集中地后，即令沿平、榆大道两侧，向滦河扫荡前进，至8月18日，总预备队第三十七军及独立第三师，开赴宁河、丰台镇集中，归右路军总指挥白崇禧指挥，刘镇华之一部，亦已开赴宝坻地填防；第二集团军骑兵第一军郑大章部，改向宁河东北之王大庄前进，与鸦鸿桥集中之第三集团军孙长胜骑兵师连络。 

直鲁残军第七军军长许琨，在宁河、丰台、芦台一带指挥拒阻政府军前进，8月25日，政府军右翼军徐永昌部，占领北塘至河北之线，一部在淮满淘一带与中央军范绩熙部联系，同时占领马庄——黄庄镇——北强庄——葫芦沽——东园之线，与直鲁军对峙；总预备队第二集团军刘镇华之一部，进至宝坻，主力在杨村，第三集团军谢濂所部在顺义、西苑一带待命，9月4日丰台、宁河、芦台之直鲁军已有退却模样，9月6日直鲁军忽撤退至老庄子、韩城镇、胥各庄一带之预备阵地；丰润北方之山岭，直鲁军陆续增加，似有于该处决战企图，9月7日，中央军主力进至宁河、丰台，一部进占塔慈庄、崔成庄——大韩庄——西棘坨之线，右翼军进占芦台、杨家泊一带，准备于9月8日拂晓沿平、奉路攻击前进，与左翼军联系，白崇禧因左翼军与中央军之间，兵力甚形薄弱，即令总预备队第十二军、第三十六军，迅速开赴前线，归左翼军李品仙指挥，担任进攻韩城镇、老庄子之敌，与左翼军及孙长胜骑兵师联络，向唐山、开平迅速推进，以截断胥各庄、河头之直鲁残军，使中央军右翼军进展容易。 

9月8日，政府军第十二军到达韩城镇附近，第三十六军到达老庄子镇附近村落，占领攻击准备位置；9日，中央军占领曹庄子——李堡寨——保全庄之线，右翼军进占于家泊——铁匠庄之线，第十二军于拂晓击溃韩镇之敌，正午追至马驹桥——曹家之线，同时，第三十六军击溃老庄子镇之敌，正午追至小马各庄——桃李营——陈庄子——韩庄子之线，直鲁军向龙王庙、开平方向逃窜；其左翼部队在河头、胥各庄一带，本筑有坚固工事，因政府军左翼军已克丰润，沿平榆大道前进扫荡，先头部队已在牛郎山与直鲁军接触，直鲁军侧背感受威胁，故河头、胥各庄等处亦受牵动，纷向乐亭撤退；唐山方面亦因无险可守，乃纷向开平、古冶一带撤退，十二军于午后4时进占唐山；第三十六军向开平攻击前进；白崇禧进抵芦台。 

至于政府军左翼军第三十军军长魏益三，自7月15日奉命参加平东战役，即率所部集中平安城镇，先解决盘据遵化之直鲁军，并以约一师兵力，逐渐向前推进；9月上旬，先后奉到白崇禧、李品仙命令，即以所部第一师为右翼队，袭取丰润迤北牙窟山、庙山之敌，以第二三教导师及骑兵团为左翼队，袭取丰润东北方狼山、白蛇岭、菠罗山之敌；魏益三亲率暂编第四师为总预备队，位于大王庄，策应各方。9月8日午前3时，全线向直鲁军猛烈总攻，因其地山岭高耸入云，绵延不绝，形似长蛇，坚如铁壁，直鲁残军复筑有坚固工事，仰攻不易，魏益三以非克复丰润，各友军难以进展，乃督饬各师奋勇进攻，激战数小时，直鲁残军不支，纷纷溃退，遂将各该山岭次第占领；右翼队占领牙窟山、庙山后，俯视丰润城内，了如指掌，即以火力重施压力，左翼队占领狼山、白蛇岭、菠罗山后，并以强大兵力向东南扫荡前进，以收包围之效。 

同时，独立第八师刘春荣所部，向高各庄、小王各庄、安乐庄、西魏庄、芦各庄、高力铺、七里屯等村落攻击，直鲁残军利用坚固阵地，节节顽抗，刘春荣督众奋勇猛扑，直鲁残军不支，相率退据丰润城内，闭门死守，刘师即分路进攻西南两城门；第三十军各翼队，亦由庙山等处抄攻东北两门，将丰润城包围，直鲁残军负隅顽抗，经刘春荣挑选壮卒，冒死爬城，直鲁残军旅长于铭钟见大势已去，率队由东门冲出，向榛子镇方向逃窜，政府军遂完全占领丰润城。 

政府军第五十军魏益三部及独立第八师自9月8日正午占领丰润后，即分路由平、榆大道，向榛子镇进发。9月9日，第三十军各师，到达牛郎山、板桥、国特营一带，遭遇褚玉璞残部占领牛郎山、椅子山等险要阵地，与政府军相持；政府军刘春荣师在该军右翼扫荡前进。骑兵第一军郑大章所部，在该军左翼前进。政府军第十二军自占领唐山后，即由平绥铁道两旁，追击前进，与第三十六军衔接，向开平前进；9月10日拂晓，第三十军各师在牛郎山与敌激战极烈，亘一昼夜，第三十六军进攻开平，激战数小时，直鲁残军向滦河方面溃退，政府军遂占领开平。第三十军闻第一师进占板桥、国特营，第三师进占牛郎山，向榛子镇追击，新收编之敌军骑兵团，已到黑山沟之线。魏益三以直鲁残军业已溃退，即令第一师向椅子山一带之敌攻击，奏功后，径向沙河驿方向追击；魏并亲率第二、第四各教导师续进。是日拂晓，政府军独立第八师由原地向双桥、栗园、后屯之直鲁残军攻击。郑大章率所部原拟向左翼迂回，绕攻榛子镇直鲁残军之后，李品仙以牛郎山既下，直鲁残军主力集中椅子山一带，即急令郑军由庠子地区向南转至平、榆大道，迅速进至野鸡岗附近，协同第三十军攻击，郑军随移转方向，追击至妙灵山——洼里山之线，协同第三十军攻击椅子山及榛子镇之敌；9月12日下午2时，第十二军会同中央军占领洼里山——吕家坨——周家桥之线，直鲁残军向古冶退却，椅子山、榛子镇、双桥一带直鲁残军亦纷向滦河溃退，政府军左右翼预备队及中央各军，全线追击前进。刘镇华部之预备队一部推进至宁河待命，9月13日，政府军全线向滦河追击前进，右翼军之骑兵，于午刻占领滦县，第十二军亦随即到达，中央军占领张家庄——陈家庄——邵家庄之线并派一部向滦县推进，下午5时左右，到达河西岸史家坎——夏庄子——王家马堡之线，直鲁残军于9月13日完全渡过滦河东岸，占据武山、石门镇一带。9月14日，政府军全线到达滦河西岸待命，准备渡河进攻。 

直鲁残军既不服奉方之劝告归降政府，张学良乃电请政府军暂勿渡滦河，以免误会，并允负责解除直鲁残军之武装。 

白崇禧乃暂驻滦河西岸静候奉方之解决。 

9月21日，奉军下令总攻，直鲁残军力不能支，向奉军请求停战，解除武装，褚玉璞并允赴奉，此时张宗昌虽仍不肯屈服，然所部溃散殆尽，不得已乃化装由朱各庄向滦河东岸下游逃窜，被奉军俘获。9月23日午刻，滦县之直鲁残军遂告完全肃清。 

谢选骏指出：为何叫做“光复北京”？国民党、北伐军，什么时候占领过北京？

【二五七、日本军阀炸死张作霖】

17年5月下旬，北洋军节节后退，各国驻华使节已预感北京政府会垮台，而这一次的垮台不像过去17年军阀混战那样，所以纷纷请示本国政府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在列强中，日本从“田中奏折”起就决心立即开始侵略中国，因此山东两次出兵，以及济南惨案相继发生，北洋军从山东退至河北后，日方行动亦趋积极，其狠毒面目，日益显露。 

17年5月12日满铁日方代表江藤三等向奉张逼签五路协定，交通部长常荫槐无法应付避往天津，交通部路政司长刘景山临时辞职，表示无言的反对。日方既找不到主管的交通部，乃径向大元帅府“逼宫”，扬言如果不给日本完成吉会路诸权利，则张作霖将来出关时即不准经过南满路。张作霖迫于形势，乃任命交通部航政司长赵镇兼次长再兼代部务，令赵与日方交涉。5月13日赵镇偕同满铁代表深夜到部，将敦图、长大两路包办合同盖用部印。可是赵镇兼代部务是从5月15日生效，而合同盖印是13日，又逢星期天，日方认为无效，迫令将合同日期改为15日。这个合同内容双方均守秘密，其后张作霖出关遇炸，全部文件均在专车中同归于尽，据日方宣称所签的合同包括敦图、长大、延海、洮索四路，只余“吉五”一路留待张作霖返奉后再议。 

日方不仅逼签路约，同时还计划收缴关内奉军枪械，逼令奉军回奉。5月18日日本政府发出“通告中国南北政府及欧美列强觉书”一件，略谓如果动乱波及满蒙，日本即将在该地采取维持治安的有效措施。 

5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下令秘密动员，命令内容为： 

（一）驻屯满州各部队，主力向奉天移动。（二）由济南撤至大连的外山旅团改赴奉天。（三）驻满洲日军主力集中奉天。（四）派出劲旅向锦州、义州、山海关、朝阳镇担任奉军警戒。（五）维持新民屯之治安。 

日本驻东北的关东军认为这是占领东北的开始，极为兴奋，可是这个命令到了5月23日又发生变化，由于美国国务院表示“东三省行政主权属于中国”的严正立场，遂使日本政府为之犹豫，并派田代皖一郎由东京遄赴东北，口头传达日本政府命令，仍保留张作霖地位和力量，相机待变。这一来让关东军激进分子大为失望，也因此断送了张作霖的生命。 

日本“觉书”发出后，美国表示反对，中国作战双方的立场也是一致。 

5月25日张作霖答复日本觉书，谓断难承认日本觉书所称“适当有效措置”。声明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并负保护外侨责任。盼日本鉴于济南惨案，勿再有不合国际惯例措置。同时发表宣言，指日本此举违背华盛顿会议的立场。 

5月29日国民政府答复日本觉书，由上海外交交涉员面交日本驻上海总领事，表示对于东三省的治安问题，以及中外人士的安全问题，均为国民政府自有的责任，对于日方所称“采取适当而有效之措置”，声明万难承认。 

同日，日本驻华海军宣布禁止中国南、北海军在青岛、烟台、龙口、大沽、秦皇岛领海各20浬内交战。列国海军武官对于日本海军片面的宣布，且未在“列国海军武官会议”上通过，表示反对。 

5月30日晨1时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离保定北上，7时抵北京，孙军放弃保定退往琉璃河，张作霖在大元帅府召集军事会议后即下令前线总退却。 

5月31日张作霖准备退出北京，与北洋元老王士珍商量临时维持北京的治安办法。北京政权每次有改变时，这位北洋三杰的“龙”王士珍总是被推选出面维持。北京各国公使团会议应变，日使主张由外兵接管北京城门，美使反对，会议无结果而散。 

晋军商震把以前扣留的奉军要员于珍释放，派他赴北京谒张作霖商量和平移交北京的办法。 

6月1日张作霖以茶会招待外交团话别。据说日本公使芳泽曾秘访张作霖，劝他接受日本的条件，否则对他不利，如能接受则日方保护张氏经大连返沈阳。这次会议时间很长，站在客厅外面的侍从人员曾听到张氏大声说：“我姓张的不会卖国，也不怕死。” 

6月2日张作霖以安国军大元帅名义发出通电，声明退出北京后，政务交国务院，军事归军团长负责。此后国事听国民公决。王士珍等组成北京治安维持会，使馆区晚间宣布特别戒严。 

6月3日晨1时，张作霖离北京顺承王府私邸，1时10分抵前门车站，1时15分专车启行，同行有潘复、莫德惠、刘哲、于国翰等外，尚有日籍顾问町野武马与嵯峨诚也。专车过天津，潘复、町野下车，常荫槐加入，专车共18辆，张作霖座车本在第三辆，车过山海关时加入吴俊升专车，因此张的座车排在第四辆。 

在这北方局势天翻地覆，张作霖出关的这一天，卸任总统黎元洪在天津病逝。他的去世不为人所注意，因为北方大局正在大变。 

17年6月4日晨5时30分张作霖专车进入沈阳皇姑屯，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路桥下，轰然一声巨响，吊桥桥板塌下，刚好压在第三、四、五辆车厢上。吊桥桥板分为三节，支以石柱，柱外包以钢骨水泥厚六尺，所以如果不是特殊的爆炸物，不可能发挥如此巨大的破坏力，同时火车通过桥下，若非用电流计算时间，亦不可能如此准确。 

火车被炸后，现场尸骸枕藉，惨不忍睹，吴俊升登时殒命，张作霖重伤，日籍嵯峨顾问则仅足踝微伤。其他车厢均系随行人员，见张老帅出事，乃迅速抢救，将交道口出事地点警戒，不准人接触现场。并用汽车送张作霖返沈阳。张因重伤，于上午10时去世，享年55岁。但这个消息被封锁，外界完全不知。 

根据日本投降后所泄露的各种资料，关于张作霖被暗杀经过，确实为日本关东军所策划及组织。 

当时关东军的司令官是村冈长太郎中将，关东军的重要将领认为张作霖是日本控制东北的最大障碍，如果不除掉张作霖，则日本在东北的阻力非常之大，所以村冈乃亲自主持暗杀张作霖。最初村冈曾秘密派遣日本驻哈尔滨武官竹下义晴到北京去执行，但被河本大作参谋窥破，认为北京耳目众多，暗杀工作不易掩匿，所以乃改在张作霖回返东北时发动，即由河本担任行动总指挥，阴谋决定日期是在5月31日后，暗杀地点本拟在京奉路巨流河的路桥，后因这一地区中国军警监视甚严，没有从容布置的机会，因此河本才选定皇姑屯南满路的吊桥为下手场所。由神田、富田两大尉负责勘定地点，由工兵队长管野负责装置电流炸弹，由独立守备队长东宫负责发放电流；由荒木五郎率领行动员准备在爆炸后张作霖不死而临时砍杀。此外日本驻北平武官建川美次和田中隆吉负责调查火车组织与张作霖启行时间，同时派出大批暗探在山海关、锦州、新民屯等地布防。 

关于事件发生后的掩饰责任，亦有安排。先由浪人安达隆盛觅得中国失业军人刘戴明，再找到售卖吗啡的中国乞丐三名伪冒凶手，于6月3日深夜带往南满路附属地一风吕浴室洗澡换衣，由日兵押到皇姑屯吊桥下用刺刀杀死。三人中有一王姓在洗澡时乘机逃脱，张作霖被炸后，该王姓乞丐即向奉军报告，说出日方所指两具凶手死尸即两华丐尸体，一风吕浴室主人曾往看尸体，亦向沈阳日本宪兵队证实是曾在其浴室洗澡之华丐。 

刘戴明原系孟恩远旧部，民八张作霖逐去孟，刘戴明表示此次系为故主复仇，可是实际则为贪得2万日元的酬劳费。事前河本曾付刘定金1000日元，事后则不认帐。安达陆盛把这件失信事件告诉了他在东京的亲戚工藤铁三郎，工藤把这件事告诉当时的铁相小川平吉，小川报告了首相田中和元老西园寺。西园寺深恐刘戴明被张学良逮捕，泄露了这幕丑事，所以亟命小川偿付酬金，并将刘戴明送至大连，助其开设烟馆。 

祸首河本自述当时关东军对于解决张作霖后的继任人选有张学良和杨宇霆两派主张。炸车之日河本曾准备了一队士兵集中南满附属地，因事先没有和关东军参谋长斋藤少将联系，所以被斋藤所解散。事变时关东军竟日以电话询问日本驻沈领事馆，希望准其出兵维持铁路附属地以外的秩序，但被森岛领事所拒绝。当天沈阳日人住宅区曾有浪人投弹一连四次，均因中国方面官吏冷静应付而未发生不幸事件。 

沈阳军署于4日午起即和在北京的少帅张学良联络，请其火速返沈，而张学良亦已获悉皇姑屯事变，他当时不过28岁，要应付这样一个非常艰难而又复杂的情事，也真是不容易。当时因为不知道事变的真实原因，虽然怀疑是日本人在幕后制造，却还不知下一步行动。日人既然胆敢谋害张作霖，则也不会放过张学良，所以张学良决心遄程返回沈阳，就不得不采取极其秘密的部署。他化装成一个伙夫，搭乘火车由北京赴沈阳，经过南满路检查站时，步行绕过，再换乘汽车直驶沈阳，径入帅府。在他尚未返抵沈阳时，奉方要人对张作霖之死秘不宣布，只发表公报宣布张大元帅重伤，不公布死讯。把张的头部以绷带包扎起来，仅露眼、鼻、口，躺在床上，照样摆了鸦片炉具和水果。日人来访者请其在卧室外遥望，使日人信以为真。 

张作霖的遗嘱，仿刘备死后的遗诏，签名则由张学良代签，因少帅能摹仿老帅签名，可以乱真。张作霖的遗嘱云： 

“余不幸归途遇险，今病势已笃，殆朝暮间人矣。余自京发从军，早自誓以身报国，今年五十有六，死已非夭，惟是报国之志未遂，不免耿耿尔。今以奉天重任付之学良，望汝善为料理，延聘贤良，修明内政，以慰父老悬悬之望，更望我袍泽同仁，事事以国家人民为重，戮力同心，精诚团结，余身虽死，亦瞑目矣。” 

张学良根据这道自己“伪造文书”的命令，就任奉军代理统帅，然后急调嫡系部队星夜返沈。 

张学良同时邀请老一辈奉系大将来帅府共商善后。张作相见到他以后又是难过又是高兴，他说：“小六子（张学良的小名）你放心干好了，我们都会支持你。在公的方面如果我们不服从你的命令，你只管拿军法来办我们。可是私底下你还是我的侄儿，如果知道你不好好的干，我会在没有人的时候打你的耳光。”张作相在老一辈奉系中是最有份量的，他这一番话等于决定了张学良的继承权。 

6月19日奉天公布张作霖逝世，由张学良继任奉天督办，宣告停止军事，休养生息，万福麟被派为黑龙江督办。 

6月24日东三省联合会通电推举张作相为东三省保安司令兼吉林司令，张学良为奉天司令，万福麟为黑龙江司令。 

张作相坚不就东三省保安司令，7月4日东三省联合会乃改举张学良，张即日宣布就职。张作霖虽出身绿林，没有读过书，可是深知国家民族大义，他不肯作日本傀儡是他致死的最大原因，因张未能执行所谓“廿一条中有关南满、东蒙古农工业的中日新约”部分。日人虽在北京向袁世凯敲诈成功，但在东北现场，对于张作霖曾经过多年交涉，终未达成所愿。吉敦路虽然修成，而东北本身，亦自修沈海路、四洮路、打虎山路，打通平沈路线（当时叫京奉路），以对付之。至于商租杂居，始终成为悬案。当民国十五六年时期，日本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是著名的日本外交家，某次为中日交涉，曾向张盛气凌人地说道：“你要真不接受的话，日方当另有办法。”张乃反唇相讥地答道：“怎么说！你们有什么好办法，尽管拿出来，难道又要出兵吗？我姓张的等着你的好了！”说完话，就起身送客，吉田弄得很难堪，于是辞职离开沈阳，日方另派林久治郎继任，同时派政友会干事长和鸠山一郎齐名的森恪前往大连，转赴北平，召集会议，面授机宜，由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出面，向张交涉，因为此时张已就“安国军大元帅”之职了。 

到了战事不利准备退出关外，张作霖仍不肯屈服于日本军阀的威胁利诱，最后关东军只好途穷匕首见了。 

关东军谋杀张作霖后，当时的日本首相田中最为失望。田中所进行的外交压迫已经收效，他压迫张作霖签署了铁路协定，而奉军回师关外亦受到日方劝告。田中认为他的分离满蒙策略假以时日必能实现，却不料霹雳一声，张作霖被炸死，这一来田中的整个安排都受到影响，关东军既然杀死了张作霖，等于逼迫整个奉系反日，因此除了强占东北外，已无他路可走。所以田中深感痛心，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曾告宇垣一成和冈田启介，欲将关东军首要分子及暗杀的策划人交付军法惩办。日本元老政治家西园寺也预感军人野心分子胡作非为，横行霸道，军纪为之废弛，若不整顿，前途不堪设想，因此也极为赞成。可是参谋本部和陆军部的中级军官则极为反对，他们认为关东军如此做法是为了日本，其本意实可嘉许，何况迫于客观情势，他们的功劳不能明令旌赏，亦当原谅其用心，不予惩罚，坚持勿扬国耻，最多只给以行政处分了事。执政的政友会也怕事情闹大了予反对党以可乘之机，所以亦劝田中首相含糊结案。 

这件公案在日本政府中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前后拖了一年多，田中有心振作，却屈于少壮军人的恐吓，最后以“张案经过周密的调查，发现关东军并未牵涉在内”的含糊语句结案，并且呈报昭和天皇。昭和对于田中在张案发生时所报告的和一年后的报告完全相反，前者肯定认为关东军主谋，应该把肇事首犯交付军法审判，后者却说关东军没有牵连在内，前后矛盾万分。因此在览读奏章时大为震怒，且竟佛袖离座，予首相极大的难堪，甚至在退席后余怒未息，悻悻然告诉侍从长说此后不愿再见田中，田中受到天皇这样大的斥责，大为羞愤，乃呈请辞职，几个月后竟因此抑郁而死。 

关东军暗杀张作霖的举动虽然没有动摇日本分离满蒙的日本国策，可是田中分离满蒙所选定的对象则因为皇姑屯一炸而需要重新安排。当时曾任张作霖顾问的日本陆军少将松井七夫主张扶植杨宇霆，而日本驻奉天特务机关长则主张拥立张学良，而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看上张作相，刺张的主谋凶手河本大作则拟定张景惠。东京方面对张作霖的继任人选没有积极的主张，不过东京方面有一个原则，就是任何人都可以，只要能阻挡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权力伸入东北，使东北成为一个特区，为日本势力范围。事实上这一点非常困难，因为在张作霖被关东军谋杀后，东北军民对日本军阀的憎恨更为增加，他们不一定喜欢张作霖，可是却对于日本军阀用此卑劣手段对付张作霖，为之寒心。 

17年6月15日至7月16日这一段期间，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日本驻北京武官建川美次均分别向日本陆军省报告，认为东北脱离中国本部的时机已经成熟。而日本外务省亚细亚局局长有田亦正草拟“对支方策”，方策分为两部分：一为一般方针，强调以和列强协调为手段，以承认国府为归宿；一为防止满洲赤化为理由，以东三省脱离中国本部为目的。日本外务省有此“方策”，显示外务省态度已在转变，原来日本政府对东三省的措置分为两派，军人主张用武力控制，造成既成事实，促成东三省脱离中国；外交人士则主张采取条约一步一步地控制东三省，最后目的亦是使东三省脱离中国本部，殊途同归，不过一是积极路线，一是消极路线。如今外务省新的“对支方针”也采取条约以外的方法，显见在张作霖被炸后，日本政府的和缓派已有改变。 

事实上，无论外交官和军人，均以各种手段向张学良施压力，压力集中在两点上：一为阻止张学良易帜，不许张学良投向南京的国民政府，以破坏中国的统一。二为满蒙铁路权益的伸张。日本田中首相于6月26日两次密电驻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饬其警告张学良勿与南方妥协，又于7月18日重申前饬。林久治郎于6月29日、7月18日两次谒见张学良，7月19日更把田中的意旨面送给张，内容为： 

（一）南京国民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其地位尚未稳定，东北目前犯不着与南京方面发生连系。 

（二）如果国民政府以武力进攻东北，日本愿出兵相助。 

（三）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正金银行愿予充分接济。 

张学良看了田中的三点建议，很冷静地问林久治郎，他说：“我是不是可以把日本不愿中国统一的意见，或东北不能易帜是由于日本的干涉这项事实报告国民政府？”林久治郎见少帅如此质问，为之哑然，避不作答。因为从纯外交上而言，这就是干涉中国内政。张学良第二天拜访关东军的村冈司令官，再把他对林久治郎的话对村冈复述一遍，村冈亦未作答。 

当张学良出掌东北军政大权后，阎锡山、李烈钧等均以父执身份用函电或派专人劝告张学良以政治方法达成中国统一。张学良一方面受到日本的压力，又以父仇不共戴天，其内心是亟望投向中央，不过迫于形势，不敢轻举妄动。 

民国17年六七月间，中国全国均心向统一，除了山东济南和即墨两县因受日军干涉，不准易帜，东北情况特殊，尚未正式表示外，均是一片青天白日旗飘扬，即远在国外之各使领馆以及僻在西陲的新疆均无例外。 

张作霖死讯正式公布后，日本政府特派驻法大使林权助为特使，赴沈阳吊丧，并且向张学良游说。林权助和张作霖是好朋友，因此就私人的关系来说，他是以父执的身份来探望张学良的。日本政府曾给林权助一个秘密训令，内容为： 

“自日本观点言，在目下情形中，东三省与南方讲求妥协实甚不利。幸张学良已自动不与南方续洽，则东三省当成为中国最进步之省份。此不特中国一省或日本一己之利益，中国全部人民之利益亦即在此。深信张大元帅如尚在世，必愿见此成就。张学良循此路线，亦足以完成其先人之遗志。 

万一南军侵入东三省，则日本决尽其牺牲以执行其现时之政策，维持东三省之和平与秩序。” 

林权助于8月3日抵沈阳，4日起至12日连续与张学良 

密谈四次，其中最露骨之一次是8月9日，在坐除张、林两人外，还有张学良的助手王家祯，林权助的助手佐藤少将。双方谈话颇尖锐。 

林说：“国民政府内部有纠纷，共产党在幕后操纵，假如东三省与国民政府妥协，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将受到极大损害。因此，日本政府希望东三省的军政当局采取观望态度，不要和国民政府携手。如果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而率行易帜，则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这一点日本政府是有决心的，希望贵总司令能够了解，同时能下决心镇压不良分子，如有需日本之处，日本政府愿全力相助。” 

张答：“我是一个中国人，当然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我不愿意看到中国分裂，而愿中国走向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之政治。贵国之劝告，我当然予以考虑，不过必需以东三省人民的利益和志愿为依归。如果东三省人民公意要求统一，我唯有依照人民公意。贵使提到日本要采取自由行动，我相信基于国际公法上，日本当不至甘冒干涉中国内政的大不韪。我今天深感遗憾的，是日本方面一再以强硬态度对我威胁。” 

林说：“事实上日本政府已有决心，在东三省采取自由行动，即使冒干涉中国内政之嫌亦所不避，希望贵总司令速作决定。” 

张答：“我的决定不会受日本的压力，而是以东三省民意为定，在任何情况下，我不能违反东三省的民意。” 

至是佐藤插嘴说：“现在不是讲是非的时候，田中首相的决定就是是非之抉择。贵总司令如拒绝田中首相的抉择，东三省将生重大事体。” 

林说：“我和令尊是好朋友，敝国政府派遣我来吊丧，就是因为我和贵总司令有这种渊源。在私谊上说，我把贵总司令当作自己子侄，有危险我不能不奉告。” 

张学良听到林权助倚老卖老的无理言辞，立刻还以颜色，他岸然告诉林说：“我和贵国天皇同岁，阁下知道不知道，对于阁下刚才的话，我所能奉答的就是这些。” 

于是张学良乃端茶送客，双方不欢而散。 

谢选骏指出：日本军阀炸死张作霖，是炸死了中国军阀，这大大加速了中国统一。

【二五八、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

18年1月10日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于奉天旧帅府。 

在当时，这是震惊中外的一件政治事件。 

少帅张学良，在中国现代史中，其重要性不小于乃父张作霖。他一生多采多姿，少年得志，名满天下，权倾东北。他出生于民国前十一年（1900年），19岁毕业于东三省陆军讲武堂，20岁任奉军第三混成旅旅长、任镇威军东路第二梯队司令（第一次直奉战争），24岁任镇威军第二军军长（第二次直奉战争），战后任奉军第廿七师师长，东三省航空处长。25岁任第三方面军军团长。27岁任奉军南路总指挥与阎锡山的晋军作战。28岁指挥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张作霖炸死后，出关统领奉军。 

在张学良的自述中，他承认幼少庭训，又乏良师益友，11岁丧母，父亲忙于军政，又宠爱有加，自己则未及弱冠出掌军旅，未足而立之年，即负方面大任。因此处事待物但凭一己之小聪敏和良心直觉，虽然热情豪放，浪漫狂爽，可是忿事急躁，有勇无谋。他这番检讨，是在他经历了天翻地覆的世变，和多年来与世隔绝的淡泊生涯中所体会和反省。其实他聪明、侠义，待人宽厚，有很多过人的长处，因此才能在皇姑屯事变后稳住了奉军的军心。 

张学良和杨宇霆之间的恩怨说来话长，在郭松龄兵谏时到了顶点，事实上张学良是张作霖的继承人，而杨宇霆受张作霖特别的倚重，两人之间利害冲突日积月累，杨宇霆既不能善处，张学良也不能容忍这样一位尾大不掉的父执。 

张作霖遇害时，杨宇霆在滦州视察部队，6月6日张学良微服到了滦州，两人曾作一次密谈，据张学良事后告诉人说，他们两人密谈时，张曾表示愿意把奉天交给杨宇霆，可是杨却傲慢地说：我可以跟你的父亲，但不能跟你作事，我们之间看法做法都不一致。 

17年6月下旬，沈阳酝酿推选东北军政领袖时，杨宇霆曾有通电表示个人立场，内有云： 

“今后更当秉其（指张作霖）遗志，以东三省大局为重，宇霆忠不出位，只知奉公守法。汉帅（张学良字汉卿）为大帅之令嗣，继承父志，名正言顺，吾从汉帅，如骖之随靳也。 

愿我袍泽勿再齿及宇霆，则幸甚。” 

杨这道通电显示杨没有反张的野心，事实上当时奉系主张推杨宇霆继张作霖的只是少数，还没有主张拥张作相的多，而张作相则坚决推让给张学良。 

张学良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后，杨宇霆没有新职务，但杨在张作霖时代有两个职务是长时期的。一个是总参议，一个是奉天兵工厂督办。无论杨发表任何新职，总参议和督办两职仍旧担任，所以东北军政人士都称杨宇霆为杨督办。东北兵工厂一直是杨宇霆掌握，他可以任意花钱，任意要钱，杨督办要钱在张老帅时代是优先的，到了张少帅时代，杨仍故态不改。当时奉天财政厅长是张振鹫，时常因杨宇霆要钱付不出而受杨的责骂。张宗昌在滦州被国民革命军击溃后，即率残军要退去关外，奉方一致反对，因为东北情势需要休生养息，而且正酝酿易帜，加上张宗昌平素作为，奉方多不满意，因此决定拒绝张宗昌入关。张学良乃派杨宇霆率兵去迎击张宗昌。杨出兵前曾问张说：“如果捉住了张宗昌怎么办？”杨的意思如果捉了张押回来，你张学良把他放了做人情，岂不陷我于不义之地，因此要先问个明白。张学良和张宗昌曾磕过头、拜过把，杨这一问，张很难作答。当时袁金铠在旁，极力主张“杀”。杨乃问张是不是照袁金铠的意思，张点头答应。杨宇霆出兵后果然活捉了张宗昌。因张没有想到奉方会真的打他。杨对张说：“汉卿叫我杀你，你赶快跑吧，关外不是你的庇护所了。”张宗昌听了大为恚愤，逃至大连写了一封长信痛骂张学良，张学良接到张宗昌的信才发现杨宇霆有意挑拨的阴谋。 

张学良酝酿易帜时，关内各方均派代表前往沈阳争取奉系，唐生智派刘兴、白崇禧派叶琪先后到了沈阳，他们都先去见杨宇霆，杨也公然向他们表示，关外的事我杨宇霆可以作主，汉卿是个小孩子，不必理他。刘兴和叶琪都信以为真，也就没有忙着去见少帅。后来在一个公开集会上，张学良见到了刘兴，大为惊讶，因刘兴说他是唐生智派他来的，张学良便问刘兴“为何不来见我？”刘说：“已见到杨督办，面陈一切。”张学良听了自然颇不高兴，第二天在某项会议席上便问杨宇霆是否已和刘兴、叶琪见面。杨岸然答道：“是的，我们可以分开来做，你走中央路线，我和地方派系联络。”张学良说：“如果中央失败怎么办？”杨无以为答。有人告诉张说，杨宇霆这些做法都是常荫槐的策划。 

常荫槐当时被目为杨宇霆的亲信，因为他担任东北交通委员会委员长，中东铁路督办和黑龙江省长，这些职务都是杨宇霆所保的。常荫槐在黑龙江省长任内和黑龙江军务督办万福麟积不相容，万曾报告张学良说常荫槐故意积压黑龙江的军费。而省政府又扩充山林队，有替杨宇霆培养势力的企图。山林队本是前清时朱庆澜任黑龙江将军，因辖境大青山匪患猖獗，乃创办山林队。又追查前任吴俊升兼省长时的枪支，并且向奉天兵工厂洽领枪械，又有向捷克斯克达厂购买军火的传闻，但据说向捷克订货确有其事，却不是军火，而是火车头33辆和轮船16艘，拖船若干艘。 

杨宇霆字邻葛，辽宁法库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科第八期，受张作霖特识，因此权倾一切。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杨为奉军参谋长，战后出任江苏军务督办，被浙江军务督办孙传芳所逐，仓促退出苏皖，其后郭松龄兵谏倒戈，以清君侧为号召，即是针对杨宇霆，而杨受张作霖的宠爱始终不衰。 

常荫槐字翰勷，奉天梨树县人，奉天法政专门学校法律系毕业，一直在黑龙江省任事，后为许兰洲之参谋长。第一次奉直之战，奉军败退山海关，常代表许兰洲向总部办理事务，为杨宇霆所赏识。民国14年任京奉路局长，16年潘复组阁时代理交通部长并兼京奉路局长，日本迫张作霖签五路条约时，扬言此约不签张作霖及奉军不能出关，甚至不能过天津，常不主签订，避往天津。张作霖遇害时，常荫槐亦乘一辆专车随行，遇炸时常本在张车厢中，至皇姑屯乃离车后行，闻炸声车停，常恰在两车厢接头处，致跌倒受轻伤。 

杨宇霆虽然算是个聪明人，可是皇姑屯事变后，他在东北扮演着一个危险的角色。他既然不满意张学良，又轻视张学良，可是却又在张学良下边任事。杨最不该的是常在人前人后呼张学良为阿斗。对张学良来说，他掌握东北军政大权，内有杨宇霆以悍将长辈自居，外又要应付日本军阀的各种压迫，所谓“主少国疑”，他如果不“立威”，是无法站得起来的。所以在当时情势下，杨宇霆有取死之道，张学良也有必杀之心。 

据说张学良在杀杨宇霆前数日，某日本人曾以《日本外史》一册寄赠张学良，并用红笔把丰巨秀吉与德川家康一段史事勾出来，暗示杨宇霆是德川家康，而以张学良影射丰臣秀吉。德川是丰臣的家将，又是权臣。日本人不是对张学良有所爱护而是故意制造离间，希望张、杨互相争权，互相火拼，替日本人造机会。事实上杨宇霆也好，张学良也好，他们都是反日的，都不会和日本勾结。 

张学良既有杀杨宇霆的动机，可是促成这个最后决定并不很容易，传说张每次受杨的气之后，就增加了杀杨的决心，可是仍然不敢下手，最后掷一块大洋作决定，张学良默祷说，如果三次都是“龙面”，就要杀杨，结果三掷都是“龙面”，这样才决定了杨宇霆的命运。可是1968年据张学良告诉亲近的朋友说那不是真的，他并没有掷过洋钱，不过有块银元藏在他办公室保险箱中则是事实。 

是什么原故促成他一定要杀杨宇霆，据说是这样的。18年元旦的后两天，杨宇霆母亲作寿，张学良和他元配夫人于凤至都亲往道贺。杨督办的公馆群集东北显要，张少帅进入杨公馆时，杨宇霆不在家，可是客厅已挤满了人，大家对少帅的驾临并不以为意，打牌的打牌，聊天的聊天，张学良于是也参加了牌局，隔了一会外边喊督办到，于是整个客厅都静了下来，杨宇霆昂然进了客厅，大家全都起立，和对待张学良的随便完全两样，张学良心里当然有点不痛快，而最不痛快的是于凤至。这天晚上回到帅府，于凤至便对张学良说，你哪里像东北的主人？杨宇霆才是东北的真正主人，看看他那副德性，他眼睛里面还有你吗？杨宇霆之死，远因当然很多，近因却是杨母作寿这一天种下的。 

18年1月10日午后杨宇霆和常荫槐联袂来见少帅，杨、常两人见张是要挟设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由常任督办。并且写好人事命令请张签字。张稍作敷衍，推说晚饭后再决定。杨、常遂告辞回家。张于杨、常去后，即部署一切，晚饭后杨、常再来，张接见后，命副官取哈密瓜，副官去而复返，称瓜在冰箱，因夫人正在洗澡，不便上楼。张乃云：“待我去取！”遂出老虎厅，约一分钟，卫队六人，由万纪毅率领持枪步入，大声说：“奉长官命：杨宇霆、常荫槐阻挠国家统一，立予处死，即刻执行。”于是枪声大作，杨、常未及反抗即被击毙。随后以地毡包裹两人尸体。张随即命外交处长赴日本驻奉天总领事馆，告知已处决杨、常两人。此事不影响对日外交。并向南京报告，杨、常两人妨碍统一，阻挠新政，已予正法。 

张学良于杀杨、常之次日并亲笔函杨宇霆夫人云： 

“杨大嫂鉴：弟与邻葛相交之厚，如同手足，但为国家计，弟受人民之嘱托，国家之寄任，不能顾及私情。……弟受任半载以来，费尽苦心，百方劝导，请人转述，欲其稍加收敛，勿过跋扈，公事或私人营业，不必一人包揽垄断，不期骄乱成性，日甚一日，毫无悔过之心……弟昨今两日食未入口，寝未安寐，中心痛耳。关于家中后事请大嫂安心，弟必尽私情，父母子弟皆如弟有，弟必尽力抚养教育，望大嫂安心治理家务，成其后事为盼。……已令潘桂庭、蒋建之办理后事，一切请同该二人相商可也。 

弟良手启。” 

张学良此一亲笔函，对杨家遽遭横逆，稍有抚慰作用。当杨、常死讯传出时，震骇万分，杨家不知尚会有何严重事件发生，一门莫知所措，迨张学良亲笔函致杨宇霆夫人，才让杨、常两家稍感缓和。

张学良挽杨宇霆联云：

讵同西蜀偏安，总为幼常挥涕泪； 

凄绝东山零雨，终怜管叔误流言！ 

又有挽常荫槐联云： 

天地鉴余心，同为流言悲蔡叔； 

江山还汉室，敢国家事罪淮阴！ 

上二联均系杨云史代拟，名家手笔自是不凡。 

挽联中，有袁金铠一联最为传神，袁是张作霖的秘书长，张称之为二哥而不名，在奉系中地位崇高。袁联云： 

顿使精神增剧痛； 

欲伸哀挽措辞难。 

此联写出东北当局领导人群的震撼，以及不知如何哀挽的情景，传神之至！ 

在这场震惊全国的政治血案中，曾任五省联帅的孙传芳突然成为各方注目人物。这位五省联帅兵败丧地后即北上依附奉系，奉军撤至关外，孙亦随同到了奉天。张学良对孙颇为礼遇，特别在帅府内设有“孙联帅办公室”，位列上宾，随时与少帅会谈。既似贵宾，又似高等顾问。而这位联帅白天在帅府办公，晚间则在杨宇霆家中打牌。杨、常伏诛后，孙被邀至帅府，甫与张见面，张即说：“馨远，我又放了一炮。”孙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乃问“是什么事？”张说：“我把邻葛和翰香都处决了。”孙即时把大拇指一伸说：“英雄，英雄！要想做大事，不杀几个人行么？杀得好，杀得好！”他虽然这样说，内心则极为震动，自己置身于险境，这位年不到卅的少帅竟然不动声色就处决了东北两个重要人物，手段之狠，较乃父犹有过之。所以他虚以委蛇，随着帅府人员忙碌了一整天，满肚子盘算自己的处境，卅六计走为上计，因此孙于1月11日不告而别，乘早车赴大连，到了大连才写信给张学良称家中有事不及走辞。张学良闻孙传芳不告而别，笑对部下说：“馨远为什么这样胆小？” 

杨宇霆、常荫槐被杀后，对少帅来说，“立威”是做到了，因为整个东北的军政人员对于少帅不再有“阿斗”的看法。不过对于他杀杨宇霆的对不对则各有各的看法。 

谢选骏指出：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一朝掌柜的一朝跑腿的——张学良这个兔崽子，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虎头蛇尾、不得善终。

【二五九、东北易帜全国统一】

东北易帜酝酿了很久，事实上自张作霖被炸死，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后，东北内向和易帜的时机就已经逐渐成熟了。 

日本军阀最大的错误是他们想阻止东北内向，破坏中国统一，可是使用的方法却迫使东北内向，促成中国统一。尤其是皇姑屯炸死张作霖，对整个奉系来说，是一项极大的刺激。奉系统治东北十六七年，根深蒂固，现在日本军阀炸死了他们的最高领袖，因此联日就是奉系之敌，对奉系来说，日本军阀是他们不共戴天之仇，所以私仇公义，奉系都只有一条路走，就是归顺国民政府。 

17年7月1日，张学良就以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的身份致电北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表示其希望和平与不妨碍统一的诚意，同时派遣专使邢士廉由海道专程赶至北平面见蒋中正，陈述愿意输款归降，请商统一办法。蒋因此指派方本仁偕邢士廉赴奉天作具体的协商。方、邢等抵沈阳曾秘密和张学良交换意见，当时由于日本关东军的监视，所以几经洽谈，议定于17年7月22日东三省及热河一致易帜，易帜的条件是确保张学良在东北的统治权力。任命张学良为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热河划归东北范围。不料7月18、19两日，奉天日本总领事林久治郎全力出而阻止，张学良迫于客观形势，只好暂时中止。 

此后8月9月间日本不断增加压力，威胁利诱，张学良虽然年轻毫无经验，但却不为所动。 

10月初，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张学良为国府委员，蒋并有密电给张，电云：“奉天张总司令汉卿兄勋鉴：密，昨电谅达，委员既经发表，应乘此时机同时更换旗帜，宣言就职，以十七年双十节为兄完成统一之纪念日也，盼复。弟中正。佳。”可是当时日本压力尚未减轻，而东北内部亦不稳定，张学良易帜有心而无力。 

直到17年12月29日，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正式实行易帜，通电服从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亦明令发表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东北边防副司令官，成立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省政府。翟文选主奉，张作相主吉，常荫槐主黑，汤玉麟主热。17年1月7日东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张学良为主席，张作相、万福麟、汤玉麟为副。沈鸿烈领导的东北舰队随后亦纳入中华民国海军建制。 

国民革命北伐统一大功告成。 

国民革命军占领北京后，17年6月20日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将直隶省改为河北省，旧京兆区各县即并入该省，将北京改名为北平，北平和天津订为特别市。7月11日国民政府下令通缉王揖唐、吴光新、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汤漪、汤芗铭、姚震、章士钊、曾毓隽等，罪状为劣迹昭著。9月10日下令通缉张宗昌。 

17年10月国民政府五院组织法由蒋中正、孙科、胡汉民、戴传贤、李煜瀛、张静江、蔡元培、王宠惠、吴敬恒、谭延闿为起草委员，10月8日国民党中委会决议，任蒋中正、谭延闿、胡汉民、蔡元培、戴传贤、王宠惠、冯玉祥、孙科、陈果夫、何应钦、李宗仁、杨树庄、阎锡山、李济琛、林森、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任蒋中正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为行政院长，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王宠惠为司法院院长，戴传贤为考试院院长，蔡元培为监察院院长。10月10日蒋中正在中国国民党中央党部宣誓就任国民政府主席，南京举行国庆阅兵典礼。10月18日国民党中常会议决，任张继为国民政府委员，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林森为立法院副院长，张继为司法院副院长，孙科为考试院副院长，陈果夫为监察院副院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会会长，李济琛为参谋部部长，何应钦为训练总监部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部长，王正廷为外交部部长，冯玉祥为军政部部长，宋子文为财政部部长，王伯群为交通部部长，孙科为铁道部部长，孔祥熙为工商部部长，易培基为农矿部部长，蒋孟麟为教育部部长，薛笃弼为卫生部部长，魏道明为司法行政部部长，林翔为最高法院院长，古应芬为文官长，刘纪文为南京特别市长，何其巩为北平特别市市长，南桂馨为天津特别市市长（其后2月以崔廷献继任），商震为河北省政府主席，赵戴文为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其后由杨爱源继任），徐永昌为绥远省政府主席，门致中为宁夏省政府主席，改组湖南省政府，原任主席程潜撤职查办，令鲁涤平继任，纽永建为江苏省政府主席，金树仁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刘文辉为四川省政府主席，陈铭枢为广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为河南省政府主席。 

民国成立17个年头，军阀割据，无日无战争，直到17年底，全国统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寿终正寝，全国终于呈现了一片新气象。

谢选骏指出：“东北易帜全国统一”似乎得来全不费工夫，但却埋下了九一八事变和辽沈战役失败的隐患——为日本和苏联的侵占东北预留了空间。这个“全国统一”貌似团圆，却是更大灾难的隐患——因为共和制就是豪强制、军阀制、党棍制。

【二六〇、北洋二十四上将之最终结局】

引子

民元三年，削藩议起，撤各省都督，于京建将军府，并设诸将名号，或就所驻省份开府建牙，俾出则膺阃寄，入则总师屯，内外相重，呼吸一气，永废割裂之端。惜袁公早殇，名器遂滥。

01、建威上将军 

段祺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祖父佩公少年时曾与刘铭传贩私盐、因之结识，官至淮军统领。爱其孙，随营伴读。稍长，迭遭变故，祖，父，母皆丧，生计窘迫，绝意科举，投武幕，入北洋武备学堂炮兵科，以最优毕业，保送德国习军事，返，任威海随营教官，历日清甲午之役。小站练兵，得荫昌保荐，出要职，军中誉为“北洋之虎”。辛亥，率师南讨，暗有反正意，曾馈南帅黎氏以密函，中有：“杯酒话前尘，万马涛声天际涌。登临怀故国，八公山色望中收”之句。不数日，果有逼宫之齐电出，共和遂成。民元后，历陆军部长多要职。袁公去，摄大政，出国务总理。及至丁巳复辟，讨平之。谓之再造共和。此后谋南北统一，文倚安福国会，武编参边二军，声势日隆。不意，曹，吴反，以清君侧，诛小徐为号，发兵来攻，一战而败。隐。其后虽曾东山再起，出执政一职，又为马二，俄狄所煽之暴民，匪党所诬，迫去职，明心迹。抗战中，全大节，为国府迎于沪上，上亲执以弟子礼。以病薨，年七十有一。宿敌吴氏挽之曰：“天下无公，正未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奠国著奇功，大好河山归再造。时局至此，皆在今日不和，明日不战，忧时成痼疾，中流砥柱失元勋”！

02、镇安上将军

张锡銮，字金波，浙江钱塘人。父为四川驻防军官。幼即在军中，习兵事，通战阵。稍长，又取监生。军中皆称其智谋胆略，学识兼备。绰号“快马张”，任通化知县、锦州凤凰厅候补道。曾历日清甲午之役，后以东督锡銮以事去职。复任东边道。兼安东开埠局总办。任满，升署度支司。辛亥，授命西征，定三晋。民元后，因惧东督赵氏仍恋故朝，兼之张，冯二将与张有早年招抚之谊，故调赵入京出清史馆馆闲职，而授张以镇安上将军，节制东三省军务。徐放湖北将军。洪宪改元，封一等伯，列名将军府，兼参政院参政。越年，主崩臣退，赋闲津门。筑网师园，以风月自娱。民十年，病卒。

03、定武上将军

张勋，字少轩，江西奉新人。少孤贫。投效广西军，累保至参将。日韩衅启，随毅军防守奉天。袁公练兵小站，充管带。庚子，防剿拳乱，叙功擢副将，赏壮勇巴图鲁。两宫回銮，随扈至京，谕留宿卫，日俄战后，调奉天，节制三省防军，赏黄马褂。旋命总统江防各军，驻浦口，调江南提督。武昌变起，与总督张人骏、将军铁良等筹战守，江浙军合攻江宁，粮援胥绝，乃退屯徐州。人骏、铁良走上海。命勋为摄两江总督，赏轻车都尉。逊位诏下，并请优待皇室，保卫宫廷。民元后，倡丁巳复辟，事败，避入荷兰使馆。旋赴津居，卒，年七十，谥忠武。老友绍英挽曰：“宿望重兼圻，峻节不随风会转；孤忠依故国，大星竟陨海天寒！”

04、宣武上将军

冯国璋，字华甫。直隶河间人。武备学堂毕业，留堂任教习，后投淮军聂士成幕 府。曾历甲午之役。小站练兵，因此为人好滔滔不绝，群僚笑其为北洋之狗。辛亥，率师南犯，挥北军猛攻武汉，火烧汉口，既下汉阳，封男爵。欲攻武昌，因袁欲反正，于三小时内连发七通电报召回。改任清廷禁卫军统领，察哈尔都统，反对南北议和。时宗社党拟遣其回前敌，接段军，提控湖广。事不济。民元后，出掌两江，失忠义，暗阻洪宪事。段势起，明授总统职，暗施调虎离山计，失兵柄，徐去职，卒于北平，年六十。其人言大号空，子孙亦有染，孙巩，出入于倡优之间，俨然伶人矣。

05、彰武，镇武上将军

段芝贵，字香岩，安徽合肥人，北洋武备学堂出身，后留学日本。返，任北洋新建陆军讲武堂教官。善逢迎，由道员累迁至黑龙江署理巡抚。后以袁故去职。辛亥，随袁复起，民元后，出武卫军总司令，第一军军长，授彰武上将军，署理湖北军务。继与张锡銮对调。授镇武上将军，节制奉天、吉林、黑龙江军务，兼奉天巡按使，上表劝进，洪宪成，封一等公。其后与族弟结皖系，任段政府京畿警备总司令、陆军总长，皖人呼之小段。直皖战起，临阵失机，大败。去公职，隐。年五十六，卒。

06、振武，隆武上将军

龙济光，云南蒙自人，滇南世袭土司，与陆荣廷有姻亲之谊。投广西藩司张鸣岐麾下，张升两广总督，时广东水师提督李淮跋扈，不受张命，因之，龙得援引，官至广东提督，提三千济军入粤，以监水师。辛亥，粤变，李降，张走，时局混沌，龙按兵百粤，初则静观其变，继则遥受北命，期年间，竟出广东巡按使，凛然封疆。然党人多不忿，欲屠龙，奋战经年，龙终去职，年五十八，卒。

07、昭武上将军

姜桂题，字翰卿，安徽毫州人。少投行伍，僧格林沁卫队官出身。后随左宗棠剿回民，以功加提督衔，隶毅军，授云南临元镇总兵。甲午役，溃走金州，革职留营，观后效。后应袁招入新建陆军，统左翼。历屯泰安，青州、潍县。以功加太子少保衔，赏穿黄马褂，加尚书衔，调直隶提督兼统武卫左军。辛亥，奉袁命，以毅军换防京师，热河，山海关等各处旗兵，助袁登位。民元后，授热河都统，陆军上将、昭武上将军。其后久掌毅军，洪宪，丁巳皆参与其事，调和于各派之间，然事皆不顺。暮年，出陆军检阅使闲职，年七十九，卒于京。为人极护桑梓，凡亳州商贾无论良莠，即运烟土，但经热河亦庇护之。

08、德威上将军

王士珍，字聘卿，直隶正定人。毕业于北洋武备学堂，随袁创北洋军，任新军督操营务处帮办兼讲武堂总教习、工兵营统带。与冯，段并称三杰。其人不好张扬，人谓之神龙见首不见尾，故称之“北洋之龙”。历任练兵处军学司止使，又兼第六镇统制、署理陆军部侍郎。辛亥，袁氏起，充陆军大臣。民元后，隐居，受袁邀复出，获陆军上将衔 ，任陆军总长。袁崩，出段内阁参谋总长，代理国务总理，兼任陆军总长。其后以北洋元老的身分，多次居间调停直、皖、奉各系间的矛盾。年六十九，卒。一说其为暴卒，乃其女孙为张宗昌辱所致。

09、耀威上将军

陆荣廷，原名陆阿宋，广西武鸣人。家境赤贫，两2岁丧父，五岁丧母，流落街头，以割马草为生。后入三点会，纵横清越边界，专与法人为敌。受招安，以功进广西边防督办，保送日本士官学校深造。赐号“提勇巴图鲁”。亡父母亦皆封为“建威将军”，“一品夫人”，然不思报效，却与革党相通，辛亥，反于西南。继沈秉坤为广西都督，民元后，依违与孙袁之间，坐大于边陲，及至国民政府削藩，方失势，隐居沪上，年七十而卒。

10、熙威上将军

刘冠雄，字子英，又字资颖，福州人，父为箍桶匠，家贫如洗，投马尾船政学堂，习水师。绩优，官送英国留学，习炮术。返，供职海军，历甲午之役，战后任“海天”舰管带。 平步青云之际，却因舰只触礁获罪，幸袁援手，方得免，遂入袁幕。民元后，出海军总长。洪宪时，封二等公。其后历多届内阁，曾为福建镇抚使，闽粤海疆防御使。晚来隐居津门，年六十七，病卒。

11、虎威上将军

曹锟，字仲珊，河北天津人。早年以贩布为生，后入天津武备学堂。随军入朝鲜，历甲午役，战后投袁世凯，升嫡系第三镇统制。辛亥，军移驻京郊南苑，为袁禁卫。民元后，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上书请求改变国体，授虎威上将军，洪宪初，再封一等伯。护国讨袁军兴，率军入川弹压，与护国军战于叙泸间，屡有斩获。及上崩，始退，调直隶督军。丁巳复辟，任西路讨逆军总司令，破之。段继位，互不容，时方南下汉口，率部入岳州、占长沙、取衡阳。遂与南军通，主七省同盟，讨段，讨奉，皆胜，控北京政府。以贿选手段为总统。二次直奉战起，马二倒戈，被软禁。后获释，于洛阳与吴会，相顾涕泠。晚年寓居天津，日军入，许伪职，不受。年七十六，卒。国府追赠为陆军一级上将。

12、英威上将军

李纯，字秀山。直隶天津人。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历任北洋军政司，督练公所教练处提调，陆军第一镇骑兵营管带、标统，第六镇第十一协统领等职。辛亥，所部改编为混成协，随冯国璋南下同革命军作战，旋任第六镇统制。民元后，随冯南下，任江西都督。及冯为段所挟，邀往京师，特调其为江苏督军，驻节金陵。时与湖北督军王占元、江西督军陈光远并称为直系之“长江三督"。任上治工商主实业，恤民生。然突以四十六岁壮年，暴卒而亡。官档谓其：因忧国忧民而自戕。巷议其妾与马弁私通，被李发现后，马弁将李纯击毙，莫衷一是。

13、孚威上将军

吴佩孚，字子玉，山东蓬莱人。传其母有娠时，其父梦前明戚继光，故以佩玉名之。六岁丧父，失教诲，少无赖，染烟瘾，兼以揽讼词，O卦词为生。后因事亡走他乡。投武卫军，为戈什哈。庚子军溃，，复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习测绘科。业成，入北洋第三镇。辛亥，擢炮兵管带，移驻长辛店。翌年，袁以汤乡铭督湘，命曹部驻岳州互为犄角。汤慕其才，延揽之，为曹所觉，与人云：“与若为他人用，不若吾自用之”。遂连拔数级，出第六旅旅长。至是，赞襄军务，无役不予，战必胜，攻必克。及至，连败皖，奉二师，天下震怖。时方寿于洛阳，有联谓之：“ 牧野鹰扬，百岁勋业才半纪；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眼见江山唾手，不意冯二阵前倒戈，功亏一篑。其后游历川，辽以诗酒自娱。晚来，居北平，东师入，拟请出山，辞不受。旋暴卒。事闻，上亲临致祭，联曰：“三呼渡河，宗泽壮心原未已。一歌见志，文山正气自常存”。

14、壮威，襄武上将军

王占元字子春，山东馆陶人。初读私塾，稍长投身卒伍，选送北洋武备学堂第一期毕业。历任淮军哨官，新建陆军工程营队官，第七营管带，累升至新军第三协协统。辛亥，任北洋第二镇统制。民元后，继任第二师长。率部调湖北，晋壮威上将军，授襄武上将军，督理湖北军务。袁崩，任湖北督军，兼省长，两湖巡阅使。因湖北境内多兵变，加之湘鄂战起，鄂军败北，为吴子玉联合湘军驱逐。匿居天津。办实业，置房产，兴教育。年六十九，病卒，归葬馆陶。

15、益威上将军

田中玉，字蕴山，直隶抚宁人。北洋武备学堂出身。曾任北洋第一镇炮队第一标统带、兖州镇总兵等职。光绪三十四年，出东三省督练分所总参议。民元后，历任代理山东民政长、曹州镇总兵、兖州镇守使、陆军第五师师长多职。调京任陆军部次长，转年任察哈尔都统。袁崩，归鲁，任山东督军，兼省省长。后去职，于天津寓居。置房产，办恒源祥纱厂。年七十三，卒。

16、靖武上将军

王怀庆，字懋宣，河北宁晋县人，幼即失怙，家道中落，年十八即投军。庚子，王为直隶提督聂士成部下中军，兼带马步卫队。聂士成战死八里台。王于枪林弹雨中，负聂尸回营棺殓，并亲送灵柩至聂原籍安徽合肥安葬。由是聂家感激，而当道者嘉许之，誉之为忠义。其后，聂母专函介绍王投袁麾下，充任陆军第二镇马二标标统。，历多职。辛亥，于直隶省通永镇总兵任上为部下所挟，拟从革命。伪应之，与诸将试马于校场，乘不备，驰去。复引兵还，平之。党人因之衔之，屡谋刺，皆不成。民元后，调为多伦镇守使，屡征蒙古，多有胜绩。返，为北京步军统领兼热河都统，热、察、绥巡阅使。掌控京畿防务几十数年。晚隐于天津，寻卒。兹奇人必有奇病，因其肠病累年，因之军中号其“马桶将军”。

17、匡武上将军

王承斌，字孝伯，奉天兴城人。少家贫，投行伍。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业成，隶北洋新军。民元后，供职于直隶陆军第一混成旅，后所部改为陆军第二十三师，属曹吴麾下。首次直奉之役，直胜，本拟长驱出关，王以己亦奉省人故，力主和议。和议遂成。因职权事，与吴渐不睦，二次直奉大战，变反于内。直遂败。功成本拟受封，不意张来，旋解职。隐。寻卒。子家禧，善丹青，以作插画显。

18、宁武上将军

齐燮元，字抚万，直隶宁河人。秀才出身，后考入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业成，隶北洋新军。民元后，率部历多战，少有胜绩，然却旅长累迁至陆军第六师师长，江苏督军。北伐后，失权柄。转投东朝，抗战中，出华北绥靖军总司令。及日降，被捕，戮于金陵雨花台。 

19、炳武上将军

萧耀南，名衍珊，字衡山，湖北黄冈人。相传为南朝萧帝后，祖籍浙江兰陵，故又号萧兰陵。少家贫，中秀才，教馆为生。徐考入湖北将弁学堂，入北京陆军预备大学，业成，调清府中央练兵处任职。供职北洋，与曹，吴相识并结为知交。民元后，长佐军幕，以功进第三师混成旅旅长，随军南下，纵横湖湘，多有功。晋湖北督军。任上内举贤才，外按境边，一时间楚地蔚然成冠盖云集之地。及至吴败，往投之，念故主，遂以权柄付之。越两月，突病卒，世皆疑之，一说其妾唤赵英者，湖北人，美艳无双，人称“湘楚一绝”，实为赤党谍报人员。暗图之。未为可知。

20、恪威上将军

孙传芳，字馨远。山东历城人。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其间入同盟会。返。长期驻防湖北。民元后，率部入闽，任福建军务督理。江浙战争爆发，奉曹锟之命出兵援助齐燮元，夹击皖系卢永祥，占据浙江，任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并乘机扩军。起兵驱逐苏皖等地奉系势力，于南京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自任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聘日本军官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开办联军军官学校，自兼校长，及至北伐军入江西，亲赴九江督战，阻挡北伐军东进，主力被歼后，潜赴天津向张作霖求救，被任为安国军副司令，兼五省联军总司令。继续组织兵力阻止北伐，率残部渡江反扑，与蒋、桂军在南京龙潭一带激战五天后失败。北返，出鲁西前线总指挥，与蒋、冯部作战，败回济南。张作霖被炸，率残部退至冀东滦州一带，由晋军收编。此后，赴沈阳，寄食张学良门下，后在天津为报父仇之施剑翘刺死。

21、义威上将军

张宗昌，字效坤，山东掖县人。幼母祝氏闯关东，广结豪侠。辛亥初，返乡，投民军都督胡瑛麾下，随军至沪上。任光复军团长。后刺陈其美，以作觐见之礼，投袁。数年间依附于各系之间，久不得志。因缘际会，终得鲁督一职。南军北伐，张率直鲁联军南下，战不利，率残部退济南。 及张死，南军日进，恐，欲退关外，小张不允，势迫，弃军走，东渡扶桑。返，于济南火车站为报父仇之郑继成刺死。

22、曜威上将军

李鼎新，字承梅，福建侯官人，考入福州船政学堂，习驾驶。官送出洋。留英，先入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旋返格林威治海军学院进修炮术。返，调北洋舰队，授以五品军功补用千总。升署右翼中营游击，“定远”舰副管驾。历甲午役，以功补参将。战后，遭奏劾，革职。经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袁奏保，开复原官。辛亥初，署理新设海军部军法司司长。民元后为海军部参事，曾脱离北京政府，入护国军，后继萨镇冰任直系海军总长。直系败，随之去职。年六十九，卒于沪上。

23、同武上将军

阎锡山，字百川，号龙池，山西五台人。幼入私塾，寡言，尚游侠。年十五，入票号，交游渐广，有大志，摘录古圣贤修己治人之名言要语,名“补心录。”庚子,考入武备学堂，留东，入振武学校。结党人，入同盟会军部分支“铁血丈夫团”，续入日本弘前步兵第三十一联队实习，绩优，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与李烈钧，唐继尧等为同窗。归国，升标统。辛亥，武昌变，亦率部反正，以太极八卦旗为军帜，克复太原，破满城。当选山西都督。继与北洋军会战数月，期间转战归绥。南北和议成，乃归。其后主政山西数十年，编练晋军，羽翼渐成，中原战事起，诸藩皆削，唯其独存。抗战中，亦有功。及至己丑，随国府南狩，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薨于台，年七十有七。其善将将，御下以宽，及其离太原，勉诸将以忠义，麾下皆誓死报，群曰：“城存与存，城亡与亡。野战不成守城，守城不成巷战，巷战不成短接，短接不成殉国”。及城破，军民千万，浴血街头；同仁五百，成仁火中。方是时，敌焰方炙，各疆吏降者不可数，唯太原，城陷时，无一降者，烈矣。

24、扬武上将军

冯玉祥，原名基善,字焕章。安徽巢巢湖人。幼家贫，投淮军，于军中读埠外报籍，渐有革命之志，组武学研究会，潜谋反清。辛亥，闻南方变，欲应之，与滦州兵事，任民军参谋，事败，递解回籍，赖其妻刘氏为北洋协统陆建章侄女故，得免。然同志皆死于难，深憾之。遂有日后驱废帝出宫之举，以完诸友遗愿。民元后，自领西军，纵横豫陕，依违于各系之间，叛复无常，人称“倒戈将军”。戊辰，上任之为行政副院长，以羁縻之。稍后，削藩议起，麾下诸将皆归正，势去，历闲职，悠游岁月，及至党国南狩，身在域外，不思共赴国难，反欲归受伪职，然逢海难，卒于域外，岂非天哉？年六十六。其人一生虽称信耶教，自号“基督将军”，然观其行事，俨然犹大云，诚为天下笑。  

谢选骏指出：冯玉祥俨然是一个叛徒犹大，究其原因，是因为他接受了犹太人马克思的鬼主意，加入了四分之一犹太人列宁创建的第三国际，成为奴化中国的马前卒、中国内战的搅屎棍。

【后语之一、“废除不平等条约”方便制造独裁政权】

《回顾 | 中国近代史签订的20个不平等条约》（2019-09-28）报道：

从《南京条约》开始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让近代的中国满身伤痕，让我们一起回顾有哪些不平等条约。

0 1《南京条约》时间：1842年

国家：中国与英国

主要内容：割香港岛给英国；赔款2100万银元；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英商进出口货物缴纳的关税税率，中国须同英国商定。

意义：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国开始步入半殖民的社会。

0 2《五口通商章程》《虎门条约》时间：1843年

国家：中国与英国

意义：中国的主权进一步的沦陷；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

0 3《望厦条约》时间：1844年

国家：中国与美国

主要内容：美国享有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取得的除割地、赔款外的一切特权，美国兵船可任意到中国各通商港口“巡查贸易”，美国人有权在通商口岸开设医院、建立教堂。

意义：中国主权和经济更一步沦陷；成为中法《黄埔条约》及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的范本。

0 4《黄埔条约》时间：1844年

国家：中国与法国

主要内容：法国享有中美《望厦条约》中取得的一切特权，允许法国天主教在通商口岸自由传教、修建坟地，清朝地方政府负责保护教堂和坟地。

意义：破坏了中国的司法、关税、领海的自主权

05《 上海海关征税规则》时间：1854年

国家：中国与英国、法国、美国

主要内容：中国上海道和英、法、美三国各派一名代表组成“税务管理委员会”

意义：上海海关成为中国第一个半殖民地性质的海关。

0 6《天津条约》时间：1858年

国家：中国与俄国、美国、英国、法国

主要内容：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增开牛庄、淡水、汉口、南京等10处为通商口岸；外国军舰和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自由航行；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游历、经商、传教；赔偿英法两国军费各200万两白银，赔偿英商损失200万两白银。

意义：英国的势力扩展到了华南、长江流域和东北，更加靠近出口货物的产地和进口货物的行销地，从而更加有利于其向中国倾销商品和掠夺中国的原料，对中国的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07《天津条约》附件

主要内容：规定值百抽五原则，即列强进出中国海关的货物，按其价值，中国最多只能征收5%的关税。

意义：大大有利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

08《北京条约》时间：1860年

国家：中国与英国、法国

主要内容：清政府承认《天津条约》有效，增开天津为商埠，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准许华工出国，对英法两国赔款各增至800万两白银。

意义：使外国侵略势力伸向中国内地，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0 9《瑷珲条约》时间：1858年

国家：中国与俄国

主要内容：中国割让东北外兴安岭以南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

意义：俄国侵吞中国领土。

10《北京条约》时间：1860年

国家：中国与俄国

主要内容：中国割让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约40万平方公里领土。

意义：俄国侵吞中国领土。

11《勘分西北界约记》时间：1864年

国家：中国与俄国

主要内容：中国割让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4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意义：俄国侵吞中国领土。

12《伊犁条约》时间：1881年

国家：中国与俄国

主要内容：中国收回伊犁，中国割让西北7万多平方公里领土。

意义：俄国侵吞中国领土。

13《中法新约》时间：1885年

国家：中国与法国

主要内容：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在中越边界开辟商埠；中国日后在广西、云南修筑铁路应与法国商办；法国从基隆和澎湖撤军。

意义：法国最先取得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侵略势力从此伸入中国云南、广西。

14《马关条约》时间：1895年

国家：中国与日本

主要内容：割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轮船可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允许日本在中国的通商口岸开设工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意义：继《南京条约》以来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从此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长达50年之久，帝国主义由此掀起了瓜分中国狂潮，反映了帝国主义资本输出、分割世界的侵略要求，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

15《中德胶澳租界条约》时间：1898年

国家：中国与德国

主要内容：德国强租胶州湾。

意义：山东成为德国势力范围。

16《中俄旅大租地条约》时间：1898年

国家：中国与俄国

主要内容：俄国强租旅顺和大连地区。

意义：长城以北和新疆成为俄国势力范围

17《中法广州湾租界条约》时间：1898年

国家：中国与法国

主要内容：法国强租广州湾。

意义：广东、广西和云南成为法国势力范围。

18《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和《订租威海卫专条》时间：1898年

国家：中国与英国

主要内容：英国强租新界、威海卫。

意义：长江流域、云南、广东成为英国势力范围。

19《辛丑条约》时间：1901年

国家：中国与英国、俄国、德国、法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匈、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11国

主要内容：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划定北京东交民巷为“使馆界”，界内不许中国人居住，由各国派兵保护；拆除北京至大沽炮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要地；惩办义和团运动中参加反帝斗争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反帝性质的组织，对反帝运动镇压不力的官吏，“即行革职，永不叙用”；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上；修订商约。

意义：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统治秩序完全确立，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20《民四条约》又称21条 时间：1915年

国家：中国与日本

主要内容：中国承认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所享有的一切权利，并加以扩大；中国延长日本租借旅顺、大连及南满铁路、安奉铁路的期限为99年，并承认日本在东三省南部及内蒙古东部有特殊权利；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他国；中国政府须聘用日本人为政治、军事、财政等顾问；中国警政及军械厂由中日合办。

意义：日本企图把中国变为日本独霸的殖民地。

谢选骏指出：历史是吊诡的，也是残酷的，因为我发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直接结果就是，方便制造出本土独裁政权——在大陆形成了毛泽东独裁，在台湾形成了蒋介石独裁。至于中国人民，未蒙其利，先受其害。至于为何“废除不平等条约”方便制造本土独裁政权，那就是一个需要具体研究的课题了。但是“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后，没有能在中国形成现代国家，反而造成了进一步独裁，则是一目了然的了。“废除不平等条约”方便制造独裁政权——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所以在民族解放运动胜利之后，后殖民主义国家纷纷建立了独裁政权。

【后语之二、统一比分裂更危险】

《为什么美国应该更担忧中国而不是中东的战争》（ROSS DOUTHAT 2023年10月23日）报道：

周四，拜登发表演讲，将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冲突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联系起来，并将美国的参与定性为遏制敌人和对手的大战略的一部分。“当恐怖分子不为恐怖行为付出代价时，当独裁者不为侵略行为付出代价时，”他宣称，“他们就会继续下去。美国和世界付出的代价和面对的威胁不断增加。”

总的来说，拜登是对的；防止敌对势力重新绘制地图或破坏美国的民主盟友极为符合美国的利益。但是，总统的战略分析与我最近试图提供的分析之间存在两个区别：拜登的话总体上没有承认任何艰难的权衡，也没有具体提到，中国是比俄罗斯或伊朗更严重的潜在威胁。

这些缺失并不特别令人惊讶。美国总统常常会说些“没有任何东西，任何，超出我们的能力范围”之类振振有词的话，而不是谈论我们的力量可能受到的限制。既然我们实际上不想与中国开战，那么避免将北京与莫斯科和德黑兰混为一谈也是有一定道理的。

但总统的言论和政策不可避免地联系在一起，拜登的演讲中没有提到的中国威胁在他的资金申请中也几乎不存在：政府要求国会为乌克兰拨款600多亿美元，为以色列拨款140亿美元，为印度太平洋地区拨款20亿美元。同样，总统的言论缺漏也会影响政治优先事项，至少在他自己的联盟内部是这样。如果在谈论俄罗斯或伊朗的侵略的同时，你不说说我们为什么需要担心中国的力量，听你说话的人可能会认为没什么可担心的。

因此，让我解释一下为什么我对中国感到担忧，以及为什么我一直坚持认为，在太平洋地区实施遏制战略应该是当务之急，即使其他威胁看起来更为紧迫。

先从地缘政治背景说起。把中国、伊朗和俄罗斯说成是一个试图削弱美国实力的松散联盟是有道理的，但三方的实力存在差异。只有中国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只有中国的技术和工业实力有望与我们匹敌，只有中国有能力在全球和地区范围内投射力量。

此外，中国提供了某种连贯的意识形态方案，可以取代自由民主秩序。普京政权是对西方民主的拙劣模仿，而伊朗的神权政治与伪民主的混合没有什么广泛的吸引力。但中国的一党精英领导制度却可以宣传自己是民主资本主义的继承者，是发展中世界的另一种模式——自习近平巩固权力以来，这种宣传也许不那么有效，但仍有一定的可信度。

这些总体战略现实显然没有实际侵略那么具有威胁性。但与俄罗斯对乌克兰或哈马斯对以色列构成的威胁相比，中国对台湾构成的威胁对美国实力的影响是不同的。无论乌克兰冲突发生什么，美国从未正式承诺为乌克兰提供防务，俄罗斯也不可能在现实中击败北约。无论伊朗及其代理人会给中东带来怎样的苦难，他们都不会征服以色列，也不会把美国势力赶出黎凡特。

但美国对保卫台湾的承诺更加坚定（无论在公开场合如何含糊其辞），而这一期望一直是我们在东亚的更大联盟体系的背景。虽然六位专家可能会有六种不同的观点，但有充分的理由认为，中国对于在不久的将来入侵台湾持开放态度，而美国可能会加入这样的战争，并且彻底失败。

中国问题上的鹰派倾向于认为，在台湾问题上输掉一场战争将比我们在9·11后的惨败糟糕得多，比让普京永久控制顿巴斯和克里米亚还要糟糕。你无法确切证明这一点，但我认为他们是对的：中国在东亚建立军事优势将是一个独特的地缘政治冲击，对美国联盟体系的可行性、对地区战争和军备竞赛的可能性，以及对我们维持支撑国内繁荣的全球贸易体系的能力，都会产生可怕的影响。

而在国内，我最担心的是这种失败的影响。美国经历过帝国战争的失败——例如，在越南和阿富汗，我们在没有投入全部力量的情况下进行扩张。但是我们没有经历过在直接战斗而不是游击战当中，被一个强大的对手和意识形态上的竞争者打败。

无论你对我们目前的政治分歧有什么样的焦虑，无论你是担心左翼令美国幻灭，还是担心右翼令民主幻灭，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这样的失败似乎更有可能加速我们走向真正的内部危机。正因如此，即使在其他外国危机如火如荼的情况下，在东亚的崩溃仍然是美国应该竭尽全力避免的情况。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美国应该更担忧中国而不是中东的战争？因为“中国”是相对统一的，“中东”是相对分裂的，对于美国和任何一个霸权来说，一个相对统一的对手或敌人，可能要比一个相对分裂的对手或敌人，更加危险。

【后语之三、现在（2023年）还不是正式撰写《中华民国史》和《北洋军阀史》的时候】

《北洋军阀史文献述略》（2016-04-05 来新夏）报道：

北洋军阀史的文献，由于研究工作开展较缓，资料储存比较分散，致使搜求与使用有一定困难，给教学与研究工作带来了许多不便。我在研究北洋军阀史的过程中曾接触了一部分文献资料，大体可分历史档案、传记、专集、地方志、笔记杂著、中外论著、资料汇编和报刊等八个方面。现述其大略，或可备参考。

一、历史档案

档案是历史的记录，它形成于机关、部队、学校、工厂、企业和某些个人的活动记录中。历史档案属于档案的重要部分。它具有涉及面比较广泛，内容比较罕见、新颖，而在一定程度上又比较可信。

北洋军阀史的国内档案主要集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它所藏档案数量浩繁，号称十万余件，包括有北洋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群众运动、重要历史事件与人物等各个方面。早在1957年，该馆就编印了内部油印发行的《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为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工作打开了方便之门。其后一度停顿，直至七十年代后期又重新开始。现正整理编辑并陆续出版与北洋军阀史有关的档案资料有两套：

一套题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共分五辑，自1979年起分辑出版，第一辑为《辛亥革命》（1911年）、第二辑为《南京临时政府》（1912年）、第四辑为《从广州军政府至武汉国民政府》（1917 —1927），第三辑、第五辑分别按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两个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教、群众运动等大类分为若干册。另一套题为《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丛刊》，按重要历史事件、历史问题、历史人物和企事业机构等分专题编辑出版。现已出版的有《白朗起义》、《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直皖战争》、《善后会议》、《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等等。

散藏在各地档案馆、博物馆的北洋军阀史资料也为数不少，如天津档案馆所藏商会档案从清末到解放保存得完整无缺，其中有与北洋军阀有关的资料，现已整理分册出版。天津历史博物馆藏有相当数量的北洋档案，如经过整理发表的《吴景濂函电存稿》〔1〕，是关于南北议和的南方文件，共367件，从中可看到南北双方对议和的基本态度、南北各派军阀、政客的内部斗争、滇桂军阀与北方军阀的勾结等等内容，尤以所附《人名录》、《字号索引》将函电和文件中的人名、字号都作了索引，对研究者使用所辑资料提供了方便。还有《秘笈录存》〔2〕一书是该馆所藏徐世昌时的译电稿，为五四运动、华盛顿会议的有关资料。近年来更选编了《北洋军阀天津档案史料选编》，正式出版。其他如黎元洪等人尚有若干待整理的资料。

国外也有不少有关北洋军阀的档案，如日本外务省专设的外交史料馆所保存的档案资料是研究北洋军阀史的重要宝藏，他如美国外交文书以及英、俄等国的档案已为不少学者所利用。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口述资料中有一些与北洋军阀史有关人物的口述档案，虽需经甄考后才能确定其真正的史料价值；但是，它无疑为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开辟了重要史源。

二、传记

与北洋军阀集团有关的人物传记既是北洋军阀史的重点研究内容，也为全史的研究和撰写提供较多而集中的文献资料。过去有陶菊隐的《六君子传》、《吴佩孚将军传》、《蒋百里传》和坊间流行的《袁世凯》、《张作霖全传》等等。它们或失之粗略，或偏重于逸闻，而且现在也较难搜求。解放后，撰写传记工作有所进展，李宗一的《袁世凯传》、常城的《张作霖》、蒋自强的《吴佩孚》等等，都提供了一些资料，但尚缺一些与某些人物行事相称的大传；台湾学者虽然撰写了徐世昌、吴佩孚、段祺瑞等人物篇幅较大的传记，可惜对所引用的史料缺乏详细的注记，以致降低了应有的征信程度。海外学者的传记著述，如已出版的陈志让所著《袁世凯传》、加文•麦科马克所著《张作霖在东北》、薛礼敦所著《中国军阀——冯玉祥的一生》等都可备参考。中外学者的传记著作虽已有一定的成绩，但从北洋军阀史的研究领域看，还很不够，有不少应有传记而无传记的人物犹待填补，或者已有传记而欠充实准确的则尚需增订提高。

当事人回忆录是当事人对自己亲身经历见闻的回忆，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这方面比较重要的有溥仪撰的《我的前半生》、冯玉祥撰的《我的生活》、顾维钧撰的《顾维钧回忆录》、曹汝霖撰的《梦的七十年》、芮恩施撰的《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等等。他如《近代史资料》和各地的《文史资料选辑》也收录了不少有关人物的回忆录、均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作为传记另一种形式的年谱，过去数量比专传多，而且有些颇有文献价值，如由袁世凯幕客沈祖宪、吴闿生所编的《容庵弟子记》〔3〕是为袁世凯所编的年谱，记袁世凯练军经过甚详，可供研究北洋军阀集团起源、形成等问题之参考。北京图书馆所藏，由贺培新所编的《水竹村人年谱稿》〔4〕钞本二卷，系为徐世昌所编，其下卷记有民初政局、洪宪帝制、对德宣战、军阀混战及阁潮等事。另有一种由李文汉编的《蔡邵阳年谱》是为蔡锷编的，其中记云南反袁战争的决策经过为它书所不及。它明确记载对云南起义最后决策起主导作用的是中下级军官，这些人曾多次研究对待唐继尧的态度，后来唐继尧赞成起义方被拥戴为护国军总司令，而蔡锷是后来赶到的。其他如吴廷燮为段祺瑞撰的《合肥执政年谱初稿》、李根源自撰的《雪生年录》及叶恭绰门生故吏所编的《叶遐庵先生年谱》都颇有参考价值，特别是凤岗及门弟子所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更为研究北洋军阀史所必需。梁士诒是与北洋军阀集团相终始而参与机密的重要内幕人物，各种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均在谱内有所记及，而记事之下，胪列资料甚丰，更便翻检使用。有些虽非重要人物或与北洋军阀集团无何关联的人物年谱中，也因生活于此时而记及北洋史事的。如天津图书馆所藏何葆麟所撰《悔庵自订年谱》稿本中即记有赣宁之役冯国璋军进入南京后的劫掠行为。

近年以来，年谱一体颇称兴盛，如《梁启超年谱长编》、《孙中山年谱长编》、《章太炎先生年谱长编》、《黄兴年谱》、《黄膺白先生年谱长编》等均有涉及北洋军阀史事者。

三、专集

著名人物的重要论著与撰述多汇集于专集中，成为研究工作中所当采择的重要文献之一。袁世凯的《养寿园奏议》清钞本原藏天津图书馆，是袁世凯编练新军的文件汇编，是研究北洋军阀集团兴起、发展与形成的重要文献资料，现已经人整理，题名《袁世凯奏议》，由天津古籍出版社正式出版，为研究北洋军阀史第一阶段提供了方便。这一奏稿早年曾刊行过一部《养寿园奏议辑要》，虽不如《奏议》完整，但因当时承担编辑者颇有才识，所以均能辑得其要，仍不失为一部有用的参考资料。名记者黄远庸的《远生遗著》有记民初政局及抨击袁世凯帝制自为的专论多篇；学者梁启超的《盾鼻集》内容与护国战争多有关，而所收《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尤为脍炙人口的名篇，对反袁运动起过一定的作用。黄梁二人为民初颇负文名者，所撰各文均条鬯可读，论述详晰，均为重要参考文献。袁世凯幕友张一麐久居袁幕，参与机密，并与各派军阀有所交往，所著《心太平室集》有《故代理大总统冯公事状》及记述直皖战争之作，足资参证。其他散见一般专集中的史料尚所在多有，可惜目前对民初专集底数尚未能全部了然。

近年以来，在北洋政府曾任要职或在当时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之专集正陆续整理出版，如《孙中山全集》、《宋教仁集》、《黄兴集》、《章太炎集》、《蔡松坡集》、《张謇存稿》、《邵飘萍选集》、《熊希龄集》、《伍廷芳集》等均有与北洋军阀集团史事有关之内容。前者，河南有人整理编次《袁世凯全集》，后因故中辍搁置。台湾对专集工作也有所启动，如赵恒惕主持编辑的《吴佩孚先生集》。

四、地方志

地方志为一方之史，记事记人，详具始末，因复盖面广，数量大而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据初步统计，河南从民初至1949年前共续修方志78部，山西在民国年间先后编修了43种，山东在1929年至1937年间共修志84种。在这些民国志中往往记录了其它文献中所未涉及或语焉不详的史料。如河南、陕西等地的民国志，对民初白朗起义的资料多有记载，为这次史料较少的起义活动提供了若干情况。袁世凯实行帝制时，各地成立经界局，丈量土地以勒征捐税，河北省曾掀起过反经界斗争，易县山北村为反对袁世凯丈量土地、勒征捐税而发起组织了一个“山北社”，领导反抗斗争，得到冀中十几个县的响应。其具体行动经过即载于民国25年重修的《涿县志》第一编第二卷《正纪》中。又如河南《确山县志》记1927年4月马尚德（杨靖宇）领导当地农民武装起义，消灭驻军，活捉县长，解放县城，建立政权的史事。这次起义是当时一件有纲领、有领导、有群众基础的反军阀斗争的典型事例。地方志是颇有开发价值而有待大力开发的文献领域。

五、笔记杂著

笔记杂著所记人与事，颇有可资参证者，有些经过鉴别印证，还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有的记载还较为详细具体。陈夔龙是清末与袁世凯关系密切的大官僚，曾任直隶总督，对袁世凯创建新建陆军知之较多，所著《梦蕉亭杂记》中对袁世凯编练新军的记载是论述北洋军阀由来的资料，其余所写朝野故事也可作背景资料参考。刘成禺参加过辛亥革命活动，对清末民初政情知之较多，特别是辛亥革命后至北伐前，因旧识多为政要，闻见颇广，所著《世载堂杂记》即记其亲历见闻之作，颇有参考价值。他如徐一士的《一士谈荟》与《一士类稿》、柴萼的《梵天庐杂录》以及近年出版的申君所撰《清末民初云烟录》等虽都是以零篇短什记述旧闻杂谈，但对北洋军阀这样一个错综复杂，朝变暮幻，五光十色的历史现象，确有助于思考，不得以笔记杂著为小道摒而不采。

六、中外论著

关于北洋军阀通史的论著，迄今未见。解放前，在若干种中华民国史中都有所记述，如《中华民国史》、《民国史》、《民国政治史》、《民国十周年纪事本末》等等；但都叙述比较粗略，史料也欠准确而难以利用。其唯一可用的是李剑农所著《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5〕。这是一部首尾完整，资料丰富，条理清楚的重要论著。它对民初的政党分合，军阀混战等头绪纷繁的问题都叙述得比较明晰，足资参考。他如丁文江的《民国军事近纪》、文公直的《最近三十年中国军事史》，对军阀混战的历史现象和民国以来的兵力状况都采录了较丰富的资料，进行了系统的叙述。吴虬的《北洋派的起源及其崩溃》，简括地叙述了北洋军阀集团的兴亡。谢彬的《民国政党史》，综括了民初政党分合变幻，五光十色的特殊历史现象。张一麐的《直皖秘史》记述了北洋军阀的由来、发展以及分裂成直皖两派的情况。贾保彦的《善后会议史》是把由段祺瑞导演，用来欺骗民众的“善后会议”从开始筹备到最后闭幕的原始文献汇编成书的资料性论述。白蕉的《袁世凯与中华民国》则是汇集当时报纸资料来叙述袁世凯的政治生涯。这些论著都是较有价值的参考用书。另外，还有一些当时坊间流行的，既类似宣传品，又具有揭露性质的专题论述，如《洪宪惨史》、《袁氏盗国记》、《段氏卖国记》、《六月十三》、《贿选记》、《甲子内乱始末记实》、《复辟详志》、《癸亥政变记略》等等。数量较多，内中也还有些材料；但有不少是用来作派系斗争工具的，而且编次凌乱，印刷粗陋，质量不一，鱼龙混杂，使用时必须精心选择，旁征校验。这类书已有一些经过整理校注，收入《稗海》，则可用作参考。

近四十年来，通史性的北洋军阀史著作有三部：一是陶菊隐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二是来新夏的《北洋军阀史略》；三是台湾学者丁中江的《北洋军阀史话》。陶、丁之作属于史话性质；来作则是一部史书，该书于六十年代后期已由日本学者岩崎富久男教授译为日文，于1969年由桃源社正式出版，1989年由光风社再版。1983年，《北洋军阀史略》又重写为《北洋军阀史稿》。另外在一些中国近现代史著作和通俗小丛书中也对北洋军阀史有所涉及。至于专题性著作，为数也不算太多。现已出版的如《直系军阀始末》、《北洋军阀军事经济史》等等。

西方学者偏重于撰写专题性论著，其对中国影响较大的是陈志让的《军绅政权》。他分析了1912—1928年间“军绅政权”的性质以及这一政权对中国政治、军事、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这是有关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的一本论纲性的著作。他如派伊（Lucian wilmont pey）的《军阀政治：民国时期军阀的纵横捭阖》，分析了各军阀派系间的关系和军阀派系之争对整个社会的影响。齐锡生的《1916—1918年中国的军阀政治》讨论了北洋军阀的实质，南北对峙局面的出现，各派军阀的作风和影响等问题。

日本学者对北洋军阀史的研究论著较多。他们很重视对袁世凯的研究，如渡边惇所撰《袁世凯政权的经济基础》、《袁世凯的新政》；贵志俊彦的《袁世凯政权对内蒙地区支配体制之形成》等论文。其次，他们也很重视与中国东北有关的问题，专著有西村存雄的《中国近代东北地域研究》、水野明的《东北军阀政权史的研究》。最有影响的一部专著是波多野善大的《中国近代军阀研究》，其内容虽超出“北洋”系统，但其侧重点仍在北洋军阀集团，论述其产生背景，形成过程，没落和演变，而人物则涉及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和张作霖等众多军阀首脑。

这些中外论述只是作为举例，其研究成果应被广泛地加以吸取。

七、资料汇编

较早的是1914年初出版的《民国经世文编》，它汇集了民初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社会各方面的论述文章，为研究民初政局提供了若干有用的文献。孙曜的《中华民国史料》虽分量不大，但颇便利用。

近四十年，资料汇编工作是有成绩的，主要有四个方面：

一是1959年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会议上号召把近代亲身经历，所见所闻，丰富多彩的历史资料实事求是地记下来以后，于是从全国到各省、市、区政协都设文史资料研究会，分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方面，广泛地征集史料，并从中选辑出版文史资料刊物，提供了大量口述性的文献资料，如全国政协的文史资料选辑中有《北洋军阀的建立》、《西原借款内幕》、《直皖战后直系势力的扩充》、《曹锟贿选总统始末》等等；天津的《文史资料选辑》中有《张作霖处理郭松龄反奉事件的经过》、《官僚军阀祸国殃民见闻杂录》等等。其他各省、市、区也编印了类似的出版物，收录了许多内容丰富的篇什。这些大都属于回忆性的资料，在使用时应与文字记录资料相互参证考辨。

二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为编纂《中华民国史》而编辑的《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它包括大事记、人物志、专题资料三种，现已以不同形式出版数十种，有撰稿、有译稿。每种资料都比较完整可用，如专题资料中的译稿《1895—1912年中国军事力量的兴起》和撰稿《清末新军编练沿革》等二种，对于了解北洋军阀从兴起到形成的历史，颇有裨益。

三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从其极为丰富的馆藏中精选有史料价值的档案，编纂民国时期的各种档案汇编，其中如在本文论档案部分提到的1980年问世的《直皖战争》一书分四个方面即：战前的直皖倾轧关系、战争爆发和皖军失败、战争区域的兵灾和战后政局等，共选入263 个专题，371件档案，对研究直皖战争及其背景、 后果都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他如《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兵变》也是一种足资参考的文献汇编。

四是个人编纂北洋军阀史的资料汇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从鸦片战争起到辛亥革命止，已陆续出版了11套，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惟其殿后的一套《北洋军阀》历时三十余年，几经周折而犹有所待，直至1987年，始由上海人民出版社邀约来新夏承担编纂之任，现已完成，分五册出版，近四百万字。该书前四册依北洋军阀的兴亡历程分为四段，博采档案、传记、专集、杂著及报刊等资料；第五册为军阀人物传志、大事记、书目提要、论文摘要和附表等。这不仅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补成全豹，更为北洋军阀史的教学与研究提供了系统资料。章伯锋等也编辑出版了《北洋军阀》六册〔6〕，以事为类，可备翻检。另外，张侠等编：《北洋陆军史料》〔7〕以及杜春和等从一些回忆录中甄选编辑的《北洋军阀史料选辑》二册〔8〕，也都便于参考。其个人译述的资料汇编有澳大利亚籍华人历史学家骆惠敏整理、翻译、出版的《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两巨册〔9〕。这是当年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英国《泰晤士报》驻北京记者乔•厄•莫里循的书信集。全书达百余万字，是涉及1895—1920年间北洋军阀集团活动的珍贵资料。

这些资料合起来数量相当可观，可以称得是研究北洋军阀史不可忽视的文献库藏。

八、报刊

近代以来中国报刊事业逐渐发展，清末至民国，尤见兴盛，其中颇多与北洋军阀史事有关者，如官办报刊就有《政治官报》、《君宪纪实》、《内阁官报》和《临时政府公报》、《政府公报》等，刊印法令规章、函电文告、军政动态和人事任免等。民办报刊如刊物有《东方杂志》、《人文月刊》、《新青年》、《独立评论》和《响导》等；报纸有《申报》、《时报》、《晨报》、《民国日报》和《大公报》等。它们所登载的论述和报导都反映了当时的若干历史现象。这些报纸有一些近年来已影印发行，给北洋军阀史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资料来源。

近四十年来，历史方面的专业性刊物如《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近代史资料》等多发表与北洋军阀史有关的论文与资料。其中《近代史资料》刊出的有关赣宁之役、南北议和、张勋复辟、军阀与帝国主义关系、北洋军阀的私产状况等资料都甚有参考价值，如《一九一九年南北议和资料》、《徐树铮电稿》、《夏寿康往来电稿》、《冯国璋往来函电》、《张勋藏札》、《沈曾植电稿》、《吴景濂函电存稿》等函电稿以及《郑孝胥丙丁日记》、《退庐笺牍》、《憩园存稿》等私人笔记杂著。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自1981年创刊的《历史档案》和后来出版的《民国档案》乃是专门公布第一、二历史档案馆藏档的专业性刊物，如《一九一二年袁世凯被炸案》、《“二十一条”签订经过的史料一组》、《张敬尧在吴佩孚撤防北归期间致北洋政府的电报》、《杨宇霆破坏曹锟贿选与各方来往信函》等等都为北洋军阀史的研究增添了丰富的史料。

报刊资料比较分散，需要时可通过《中国近现代史论著目录》去检用。

九、工具书

这是一个常被忽视却很重要的问题。工具书目前数量尚少，但已开始引起学者们的重视。早期的如刘寿林编的《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10〕便是一部检索北洋时期官制的好工具书，久为研究者案头所必备。八十年代钱实甫所编《北洋政府时期的政治制度》〔11〕一书的问世为这一领域提供了一部重要的工具书。这部书实际上也是一部研究北洋时期统治机构的著作。它记述了北洋军阀集团控制北京政府时的中央和地方行政、军政、司法等机关的机构和制度，并附录了有关资料目录、名词索引和简注等。这是一部资料完备，检索方便的佳作。

年表和大事记是查阅重大事件和年次的工具书。二、三十年代时出版的《中山出世后中国六十年大事记》，虽比较简略，但内容可靠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所编《中华民国史丛刊》中的多册大事记，北洋时期已编印完成，分册出版，内容比较详细，是极便研究者使用的工具书。台湾传记家刘绍唐所编《民国史事日志》二册内容较丰富，可备参考。一些有关北洋军阀史的著作和资料汇编中也多附有大事记或年表。

人物方面的检索工具不多，来新夏编著的《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卷六记卒于民国之人物，颇多与北洋军阀有关的人物，对谱主事略、史料价值均有简要题录，便于使用。另有徐景星等曾编《北洋军阀人物索引》，由内部印行流传，收录1927年前曾任混成旅长及镇守以上职务者四百余人，著录姓名、职务、所属派系和简历等，后经改订增补，收入《北洋军阀史稿》附录二，基本上解决了北洋人物的检索问题。

上述九个方面是极为简略的概述，仅仅只是向研究者提供一些线索，而远远不是对有关北洋军阀史的文献所作的较全面的介绍。

注释：

〔1〕《近代史资料》1980年第二期

〔2〕中华书局出版　1984年8月

〔3〕容庵是袁世凯的书斋名。沈、吴自承是袁世凯的门下， 所以将他们记录袁世凯言行的书题作《容庵弟子记》

〔4〕水竹村人是徐世昌的别署。此书为钞本，北京图书馆藏

〔5〕此书于解放后经原作者修改，易名为《戊戌变法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由中华书局出版　1965年7月

〔6〕武汉出版社出版　1990年6月

〔7〕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7年10月

〔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81年6月

〔9〕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1986年11月

〔10〕中华书局出版　1966年3月， 后经修订补充成为《民国职官年表上编》仍由中华书局出版。

〔11〕中华书局出版　1984年5月

谢选骏指出：“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中国历史都是“后一个朝代撰写前一个朝代”。中华民国虽然已经断裂了几次，但毕竟还没有灭亡；所以现在（2023年）还不是正式撰写《中华民国史》和《北洋军阀史》的时候。

（另起一页）

书名

共和制就是豪强制（下）

A Republic is an Oligarchy (Part II)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

2023年10月第一版

October 2023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5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