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252卷 中国人的集团之形成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Groups

 中国人的集团之形成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Groups"

2023年10月第一版

October 2023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52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52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中国人的集团是围绕着家长形成的——古代的君主和族长，现代的党团和组长，都是“权大于法”的家长。在这种意义说，中国不是一个“阶级社会”，而是一个“集团社会”——家庭、家族、帮会、各级政府组织（封建时代的公侯伯子男、国王；帝国时代的各级官吏和皇帝）构成了各种依人治理的集团，但并非依法治理的阶级。

在封建时代（王国时代），连思想学派都是以家族集团的方式组建的；在帝制时代，中国人的集团都是围绕皇室建立起来的，

在大小家族和官僚机构之间，布满了各种各样的帮会与行会，甚至妓女和乞丐都有其组织——中国不是一个“阶级社会”，而是一个“集团社会”。

Executive summary

Chinese groups are formed around parents - ancient monarchs and patriarchs, modern party groups and group leaders, are all parents with "power greater than law". In this sense, China is not a "class society", but a "group society" - families, clans, gangs, government organizations at all levels (gonghoubozinan, kings in the feudal era; officials at all levels in the imperial era) and the emperor) constituted various groups governed by people, but not classes governed by law.

In the feudal era (kingdom era), even ideological schools were organized in the form of family groups; in the imperial era, Chinese groups were established around the royal family.

Between large and small families and bureaucracies, there are various gangs and guilds, and even prostitutes and beggars have their own organizations - China is not a "class society", but a "group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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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国皇室秘闻】

【第二部分】

【中国帮会大揭秘】

【第三部分】

【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

【第四部分】

【中国娼妓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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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家”不是学派、宗派，而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组织】

《常识积累：十二家学派代表人物及观点》（卓博教育V1 2020-12-21）报道：

一、儒家：

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

作品：《论语》、《孟子》、《荀子》

儒家是战国时期重要的学派之一，它以春秋时孔子为师，以六艺为法，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人的自身修养的一个学术派别。

儒家强调教育的功能，认为重教化、轻刑罚是国家安定、人民富裕幸福的必由之路。主张“有教无类”，对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该进行教育，使全国上下都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在政治上，还主张以礼治国，以德服人，呼吁恢复“周礼”，并认为“周礼”是实现理想政治的理想大道。至战国时，儒家分有八派，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

孟子的思想主要是“民贵君轻”，提倡统治者实行“仁政”，在对人性的论述上，他认为人性本善，提出“性善论 ”，与荀子的“性恶论”截然不同，荀子之所以提出人性本恶，也是战国时期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的表现。

二、道家：

代表人物：老子、庄子、列子。作品：《道德经》、《庄子》、《列子》

道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又称“道德家”。这一学派以春秋末年老子关于“道”的学说作为理论基础，以“道”说明宇宙万物的本质、本源、构成和变化。认为天道无为，万物自然化生，否认上帝鬼神主宰一切，主张道法自然，顺其自然，提倡清静无为，守雌守柔，以柔克刚。政治理想是“小国寡民”、“无为而治”。老子以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四大派：庄子学派、杨朱学派、宋尹学派和黄老学派。

三、墨家：

代表人物：墨子。作品：《墨子》

墨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创始人为墨翟。这一学派以“兼相爱，交相利”作为学说的基础：兼，视人如己；兼爱，即爱人如己。“天下兼相爱”，就可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政治上主张尚贤、尚同和非攻；经济上主张强本节用；思想上提出尊天事鬼。同时，又提出“非命”的主张，强调靠自身的强力从事。

墨家有严密的组织，成员多来自社会下层，相传皆能赴火蹈刀，以自苦励志。其徒属从事谈辩者，称“墨辩”；从事武侠者，称“墨侠”；领袖称“巨（钜）子”。其纪律严明，相传“墨者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吕氏春秋·去私》）。

墨翟死后，分裂为三派。至战国后期，汇合成二支：一支注重认识论、逻辑学、数学、光学、力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一支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

四、法家：

代表人物：韩非、李斯、商鞅。作品：《韩非子》

法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主张以法治国，“不别亲疏，不殊贵贱 韩非子，一断于法”，故称之为法家。春秋时期，管仲、子产即是法家的先驱。战国初期，李悝、商鞅、申不害、慎到等开创了法家学派。至战国末期，韩非综合商鞅的“法”、慎到的“势”和申不害的“术”，以及法家思想学说之大成。这一学派，经济上主张废井田，重农抑商、奖励耕战；政治上主张废分封，设郡县，君主专制，仗势用术，以严刑峻法进行统治；思想和教育方面，则主张禁断诸子百家学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其学说为君主专制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根据和行动方略。《汉书·艺文志》著录法家著作有二百十七篇，今存近半，其中最重要的是《商君书》和《韩非子》。

五、名家：

代表人物：邓析、惠施、公孙龙和桓团。

作品：《公孙龙子》

名家是战国时期的重要学派之一，因从事论辩名（名称、概念）实（事实、实在）为主要学术活动而被后人称为名家。当时人则称为“辩者”、“察士”或“刑（形）名家”。代表人物为惠施和公孙龙。

六、阴阳家：

代表人物：邹衍

阴阳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提倡阴阳五行学说，并用它解释社会人事而得名。这一学派，当源于上古执掌天文历数的统治阶层，代表人物为战国时齐人邹衍。阴阳学说认为阴阳是事物本身具有的正反两种对立和转化的力量，可用以说明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五行学说认为万物皆由木、火、土、金、水五种原素组成，其间有相生和相胜（葜）两大定律，可用以说明宇宙万物的起源和变化。邹衍综合二者，根据五行相生相胜说，把五行的属性释为“五德”，创“五德终始说”，并以之作为历代王朝兴废的规律，为新兴的大一统王朝的建立提供理论根据。

《汉书·艺文志》著录此派著作二十一种，已全部散佚。成于战国后期的《礼记·月令》，有人说是阴阳家的作品。《管子》中有些篇亦属阴阳家之作，《吕氏春秋·应同》、《淮南子·齐俗训》、《史记·秦始皇本纪》中保留一些阴阳家的材料。

七、纵横家：

代表人物：苏秦、张仪。创始人：鬼谷子。主要言论传于《战国策》

纵横家是中国战国时以纵横捭阖之策游说诸侯，从事政治、外交活动的谋士。列为诸子百家之一。主要代表人物是苏秦、张仪等。战国时南与北合为纵，西与东连为横，苏秦力主燕、赵、韩、魏、齐、楚合纵以拒秦，张仪则力破合纵，连横六国分别事秦，纵横家由此得名。他们的活动对于战国时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有重要的影响。《战国策》对其活动有大量记载。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纵横家曾有著作“十六家百七篇”。

八、杂家：

代表人物：吕不韦

杂家是战国末期的综合学派。因“兼儒墨、合名法”，“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汉书。艺文志》及颜师古注）而得名。秦相吕不韦聚集门客编著的《吕氏春秋》，是一部典型的杂家著作集。

九、农家：

农家是战国时期重要学派之一。因注重农业生产而得名。此派出自上古管理农业生产的官吏。他们认为农业是衣食之本，应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孟子。滕文公上》记有许行其人，“为神农之言”，提出贤者应“与民并耕而食，饔飨而治”，表现了农家的社会政治理想。此派对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也注意记录和总结。《吕氏春秋》中的〈上农〉、〈任地〉、〈辩土〉、〈审时〉等篇，被认为是研究先秦农家的重要资料。

十、小说家：

小说家，先秦九流十家之一，乃采集民间传说议论，借以考察民情风俗。《汉书·艺文志》云：“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

十一、兵家：

兵家重点在于指导战争，在不得不运用武力达到目的时，怎么样去使用武力。创始人是孙武，兵家又分为兵权谋家、兵形势家、兵阴阳家和兵技巧家四类。兵家主要代表人物，春秋末有孙武、司马穣苴；战国有孙膑、吴起、尉缭、魏无忌、白起等。今存兵家著作有《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等。各家学说虽有异同，然其中包含丰富的朴素唯物论与辩证法因素。兵家的实践活动与理论，影响当时及后世甚大，为古代军事思想遗产。西汉·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十二、医家：

代表人物：扁鹊

中国医学理论的形成，是在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到公元三世纪中叶，共经历了七百多年。公元前五世纪下半叶，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到封建制度确立，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大动荡的时期。社会制度的变革，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意识型态、科学文化领域出现了新的形势，其中包括医学的发展。医家泛指所有从医的人。

谢选骏指出：儒家、道家、墨家……诸子百家的“家”，不是西方意义的学派、宗派，而是中国特有的“家族”组织。类似的组织，在西方称为“School”，那就是学校、学派了——因为希腊以及罗马的思想家所开创的只是传统，是在学校里传授他们的知识的。而先秦华夏的思想家则是以家族连结的方式传授他们的知识，例如官方开办的稷下学宫，其实充塞着许多不同的“家”、学派与宗派。由此可见，家族政治在中国的统治力量，已经塑造了中国的知识系统。大家各引一端，从其所善，像家人一样抱团取暖、拉帮结派、护短斗殴……结果就是人身攻击多于学术争论的“非人攻击”。

《为什么不能随意自称“一家之言”？》（中土元迪创意坊）报道：

你有问我必答，包容学问百家。

有一些人在公开场合发言之后，会说上一句自己的发言是“一家之言”；也有的人发表文章或出版书籍，也会在序言或后记里说自己的作品是“一家之言”，殊不知这种“谦词”用法值得斟酌。

何为“家”？先让我们见识一下“家”的水准。史学家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要把《史记》写成“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一家之言”。

这“一家之言”的“家”，就是今天人们把某些有专长的人称之为“专家”、“艺术家”、“小说家”的起源，同时这“一家之言”也是“家”的标准。

这就是说，当“家”是有标准的，你要想被称之为“家”，就应该也必须有“一家之言”或相当于“一家之言”水平的成果，否则就难与“家”相称。

汉语的语词理据——当然，司马迁提出的“一家之言”指的就是（他自己编辑的）《史记》，这是一般人所很难达到的。然而，被称为“家”的人，在他被称为“家“的专业方面，至少应有他独特的风格与创造，不然，他与“一家之言”的“一”也不相称。

不过，一般情况下，作为谦词使用“一家之言”也无关宏旨，但要是作为书报刊编辑进行职务行为时，就应该慎用“一家之言”。

谢选骏指出：现代汉语滥用“一家之言”，是因为把“家”直接等于“家庭”、“家族”了。但是在我看来，这里的“家”，应该是指一种“中国特有的社会组织”——“家”是作为一种“中国人的集团”而存在并展开活动的。就像现代中国的“党”，已经不完全是“朋党”、“君子不党”、“狐群狗党”的“党”，而是一种社会组织、一种社会集团的称谓了。

《著名汉学家施舟人逝世，享年86岁》（张彦 2021年4月6日）报道：

中国苏州玄妙观中，荷兰学者施舟人的祭坛画像。他在从事宗教研究的过程中成为了一名道士。

上周四午后不久，在中国南方城市苏州，50多人聚集在一座道观中举行了一场10小时的道场，以追悼近代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学者之一。

但这并非为了纪念一位受聘于中国最好的大学的教授。它追悼的是荷兰汉学家施舟人(Kristofer Schipper)，他的工作促使人们对中国宗教和社会的看法产生根本的转变。

施舟人教授的朋友、曾经的学生高万桑(Vincent Goossaert)说，他在胃部出现血块后于2月18日在阿姆斯特丹逝世，享年86岁。

施舟人把道教研究当作他毕生的工作，在他的努力下，道教从被普遍忽视的信仰提升到了一种宗教传统，经常被纳入有关气候变化等时事的全球讨论中。

更重要的是，他的观点有助于人们理解中国社会在过去的历史中是如何组织的——常常由当地自发团体以宗教场所为中心来组织，而不是像传统上历史学家趋于描绘的那样，由皇帝和他标榜的官僚机构。

施舟人是一位受箓的道士。他将农村宗教生活的第一手资料和对古汉语的深入研究结合起来。

“他能够证明中国人有宗教，它与当地自发地组织、治理的形式有着密切的联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研究负责人丁荷生(Kenneth Dean)说。“人们对中国社会的描述方式发生了变化，而这是其中的一部分。”

施舟人以其著作《道体论》(The Taoist Body, 1994)而著称。这本为普通读者而写的书说明了中国文化中许多看似完全不同的元素——武术、艺术、烹饪、仪式、节日、医药和许多当地的宗教生活——都充满了道教观念。这帮助拓宽了道教的定义范围，从曾经仅限于少数哲学著作和当地宗教仪式，到现在被视为涵盖了中国文化和社会的大部分范畴。

在学者眼中，施舟人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是与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共同编辑的三卷巨著《道藏通考》(The Taoist Canon: A Historical Companion to the Daozang)。全书共1800页，首次系统地整理和描述了1500部道教核心经文。该项目历时近30年，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十名学者，许多人认为这是现代道教研究的开山之作。

施舟人全名克里斯托弗·马里努斯·席佩尔(Kristofer Marinus Schipper)，1934年10月23日出生于阿姆斯特丹以北的乡野小镇查尔丹。他的父亲克拉斯·埃博·席佩尔(Klaas Abe Schipper)是一名门诺派牧师，母亲乔安娜·席佩尔（Johanna Schipper，婚前姓柯伊伯[Kuiper]）则是该教的虔诚信徒。宗教信仰促使这对夫妇在二战德国占领荷兰期间帮助犹太人躲藏。

他父亲两次被拘留和审问，每次长达几个月。他的母亲带着年幼的他和几个犹太孩子逃到阿姆斯特丹的避难寓所中。

一家人在战争中幸存下来，但父亲的健康受到影响，于1949年去世，享年42岁。（由于他们为受迫害的犹太人所做的努力，这对夫妇后来被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Yad Vashem]宣布为“国际义人”。）

战时经历对施舟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深深地塑造了他的世界观，包括对民族主义的仇恨，以及一种深沉的人文主义倾向，偏好地方性的民主而非宏大的民族叙事，”在巴黎高等研究应用学院(é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教授宗教学的高万桑说。“这就是他对道教的理解。”

施舟人达到这一领悟的过程是漫长的。他移居巴黎，师从汉学家康德谟(Max Kaltenmark)，他是一系列重视道教研究的法国学者之一。但是，大多数学者侧重于较为传统的文献学，以求破译常常晦涩难懂的道家著作。

1962年，施舟人前往台湾的中央研究院学习。根据他常给学生讲的一段经历，在那里，他被告知道教不是一种宗教。

然而，在城镇和村庄中，他见到了道观，里面的道士在法事上使用道教典籍中的经文。他们没有受过多少正统教育，而是从他们的师父——通常是他们的父亲——那里学习的古文；他们属于道教中一支父系传承的派别。一些道士的族谱可以追溯到1000年前，这证明了古代宗教与现在的宗教的关联。

施舟人意识到，他必须亲身参与其中，于是开始在台湾南部城市台南市师从道家大师陈荣盛。他受箓成为了正一派的一名道士。

八年后，他带着他的老师给他的一系列法事手册回到巴黎。他热爱巴黎，获得了法国国籍，并在巴黎高等研究应用学院就职，在那里他开始系统地研究道教经典。

施舟人最大的影响力也许是通过他的学生。他大约有15名学生成为宗教研究教授，还有更多的人慕名前去巴黎。他将他们带入自己的世界，邀请他们居住在自己的家中，允许他们充分使用他的图书馆，其中一个学生第一次工作面试时，他还把自己的西装借给他，并在他们的孩子出生或在他们结婚时做道教法事。

通常，他会派他的追随者进行庞大项目的工作，例如列出并记录北京的所有的庙宇道观，这是一个长达十卷的项目，十年才完成一半。

他关于宗教在中国历史上的中心地位的观点，通过他的学生在学界得到传播。其中两人——高万桑和宗树人(David A. Palmer)——撰写了一部屡获殊荣的书，展示了传统的中国宗教如何成为中国社会组织方式的核心，而宗教场所则成了兼具教堂和市政厅功能的地方。

宗教在组织社会中发挥的关键作用，有助于解释为什么19世纪末以来的中国改革派要攻击传统的宗教习俗，并将其视为过时的制度的一部分，他们认为这阻碍了国家的发展。他们的运动引发了一波捣毁宗教场所的风潮，估计摧毁了中国90％的宗教基础设施。

“施舟人的巨大贡献是使我们意识到中国农村的宗教传统可以追溯到几百年或上千年前，”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Fairbank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负责人宋怡明(Michael Szonyi)表示。“这意味着道教不是‘封建迷信’，而是中国的原生宗教传统。”

施舟人的遗属有他的妻子袁冰凌和他们的女儿施心韵，以及上一段婚姻的两个女儿埃丝特(Esther)和乔安娜(Johanna)。

2003年退休后，他移居中国城市福州，在那里建立了一所图书馆。他的观点在中国传播，成为那里的一名极具影响力的人物。

“他说，中国社会是围绕很多很多小型宗教场所组织的，”视施舟人为恩师的北京师范大学人类学教授鞠熙说。“因此，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宗教场所是如何组织人们的；这样我们就可以了解中国社会。”

鞠熙说，几年前，施舟人告诉她他的最新计划时，她感到震惊：系统地列出中国关于所有108个道家仙境的文字材料，并对居住在其中的人们进行详尽的采访——这个项目如此巨大，以至于不可能在他有生之年完成。

“在他去世前四天，他给我打了一个多小时的电话，还在讲如何对这些仙境进行研究，”鞠熙说。“他还在想着中国。”

这种感觉是相互的。108个仙境之一的霍童山的一座道观，为他举行了迁神昇虚道场。苏州的一座道观也举行了一场。

建筑师、道教信徒陶金委托当地一位画家画下施舟人着道袍的肖像。这幅画被摆在祭坛上，道士在一个漫长的仪式中为施舟人的来世祈福。

“他了解中国宗教是一种生生不息的传统，”陶金说。“所以你要通过与活着的人来交谈来理解它。”

谢选骏指出：这位来自欧洲的中国道士，似乎证明“家”的真正含义——那就是“‘家’不是学派、宗派，而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组织”。

（另起一页）

【第一部分】

【中国皇室秘闻】

【目录】

01、消魂荡魄之处

02、皇帝选美大揭秘

03、中国古代的“淫神”

04、皇宫为何养宦官

05、古代帝王陵墓防盗绝招

06、伴君四年，仍是处女

07、古代“大款”斗富纪实

08、古代宫中的养鹰和训鹰术

09、皇宫中的猛兽、猛禽和珍奇宠物

10、千奇百怪两性人

11、“陵迟”：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

12、开烟馆赚皇家钱的太监

13、宫女们的性爱生活

14、古代的“野合之风”

15、中国古代的美男子长得什么样

16、两千年前的“太学生”下海经商

17、古代宫中的“媚术”

【01、消魂荡魄之处】

 

◎皇帝的消魂荡魄之处

神秘的后宫，既是皇帝的欢乐之乡，也是皇帝的烦恼所在。

后宫制度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

《周礼·昏仪》说：“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治。”因“六宫”有助于君主“听天下之治”，所以在《周礼》六宫的官制系统中，它隶属于天官冢宰。其内部的等级、贵贱的划分，也完全仿照外朝的官职上下尊卑的设置方式。皇后在后宫中等级最高，地位最尊，她下面设有不同品位的妃嫔。历代妃嫔的称号和各级妃嫔的人数有所不同。晋朝以贵人、夫人、贵嫔为三夫人，淑妃、淑媛、淑仪、修华、修客、修仪、婕妤、容华、充华为九嫔。而唐朝的妃嫔设有四妃（贵妃、淑妃、德妃、贤妃)，九嫔（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以及婕妤、美人、才人等等级别。虽然历代妃嫔的设置略有不同，但其上尊下卑的等级结构是一致的，皇后贵于妃嫔，妃嫔高于宫人，以上制下的尊卑序列与百官尊冢宰、冢宰尊皇帝的序列毫无二致。因此，自古以来就有皇帝治“阳道”，皇后治“阴道”的说法。

尽管如此，后妃毕竟是皇帝的附庸。她们内部固然有高低贵贱之分，但对皇帝而言，她们都是卑贱的。因为无论皇后还是宫嫔，部不过是供皇帝驱使的妻妾。妻从夫是专制统治中不可动摇的伦理规范，与臣从君、子从父共同构成君主专制社会的“三纲”。由于后妃是皇帝的妻妾，她们与皇帝共同组成了皇家，因而她们在幽居九重、侍奉皇帝的同时，也被列入“天官冢宰”的管理系统，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权力与宗法权力是不可分割的整体，附属于专制皇帝的后妃的群体，实际上也是封建政治和宗法权力的一个组成部分。

后宫是神秘的，所谓“六宫粉黛”，少则成百上千人，多则几万人，其具体人数属深宫隐秘，皇帝讳莫如深，明确规定“不得宣露”。所以，历代虽不乏秉笔直书的史官，却很少给后代透露后宫的具体人数。即使载有其数，也含糊其辞。《新唐书·宦者列传》上说：“开元、天宝中，宫嫔大率四万。”可是早在唐太宗贞观初，仅“大安宫及掖庭宫内，无用宫人，动有数万”，这还不包括主要皇宫太极宫及各地离宫别馆中的妃嫔宫女数。玄宗在铺张奢靡方面远甚于太宗，怎么可能只有宫嫔四万呢？

皇帝占有的宫女如此众多，偶尔也会发点慈悲，放出一部分宫人，任其嫁人。历代史官常把这当作盛朝美事，大加颂扬。其实，历史上曾放出宫人的皇帝屈指可数，每次也只放出几十、几百人，对庞大的后宫来说，犹如九牛拔一毛。帝王欲壑难填，恨不得占有天下所有美女。偶尔放出宫人，不过是他们美化自身的点缀，向人们显示一下皇恩浩荡。实际上，他们无时不在寻芳问柳，到处派人搜罗美女。东汉皇帝每年八月派中大夫、掖庭丞及相工到民间选阅良家十三岁到二十岁的少女，将“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择视可否，乃用登御。”晋武帝更是明确规定：“天下女子未经皇帝遴选不得出嫁，即使公卿以下大小官吏之女也不得隐匿，否则以不敬论处”。每当选美时，州郡骚动，“名家盛族子女，多败衣瘁貌以避之”。仅泰始十年，一次选进后宫的良家女及小将吏女就达五千人。一些地方官员为了向皇帝谄媚邀功，往往强取民女进奉皇上。隋炀帝南巡江都，郡丞王世充伺机献江淮美女，博得了炀帝的宠幸。明武宗南征宸濠，大驽未至扬州，太监便先行剔取民间的处女、寡妇，以迎奉皇帝。皇帝心满意足了，地方上却怨声载道，百姓无不为之义愤填膺。

后宫人数太多，皇帝在决定由谁侍寝时，往往无所适从，以致演出了一些荒唐把戏。普武帝时常乘羊车入后宫，羊在哪个宫人居处停下来，他便在该处就寝。由于许多宫人一生难见君主面，凄凉寂寞至极，又由于母以子贵，倘若能为皇帝生得“龙子”，其身价可能上升百位，所以，她们竞相在自己门前洒上盐水，插些翠竹叶，引诱拉车的羊上门，通过动物来择人“进御”反映了皇帝在后宫寻欢作乐的方式是无奇不有的。而且，不仅是普武帝如此，后代还颇有效仿者。南朝宋文帝便时常乘羊车入后宫，并无耻地对一个用盐水诱羊入室的妃子说：“羊乃为汝徘徊，况于人乎！”唐玄宗不乘羊车，却用蝴蝶当“向导”。“妃嫔辈争插艳花，帝亲捉粉蝶放之，随蝶所止幸之。”

众多的宫女被安置在皇宫及各地离宫别馆中。皇帝出行，有后妃随从，他所到之处，又有宫女迎奉。秦始皇在秦都咸阳附近三百里内建宫观复道，遍设钟楼帐幕，处处美人充斥，随时准备侍奉。对皇帝来说，他所到之处，总有宫嫔陪伴，舒畅无比。而对于宫人来说，处处行宫，犹如终身被囚禁，把青春消磨在寂寥之中。唐人元植的《行宫》诗，便反映了这种状况：“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说玄宗什么呢？无非是对玄宗的怨恨之言。

历代皇帝能超脱于声色淫乐之处的很少。“玉楼天半起笙歌，风送宫嫔笑语和”，听女伎抚琴，看宫娥舞袖，六音清妙，红霞万朵，加之饮酒赋诗，女嫔唱和，融融之乐，使许多皇帝书夜陶醉，不能自拔，有的皇帝还不满足于此，更有令人肉麻的淫乐。东汉灵帝刘宏即是这么一个无耻之徒。他在都城的西苑建了个“裸游馆”，顾名思义，那是与宫妃裸身嬉戏的地方。《拾遗记》记载，灵帝每年盛夏到此避暑，“长夜饮宴”，丝竹之声不断。又让“玉色轻体”的美女荡舟水面，看翻船时美人掉入水中的情景，以此为乐。还选十四到十八岁的宫女裸身与他共在一个浴池中嬉水。灵帝常叹息：“使万年如此，则为上仙矣。”对荒淫之迷恋溢于言表。

皇帝支配国家的一切，其视后宫更如家私，随时可以把宫中的任何一个美女作为自己淫乐的对象。然而，面对成千成万的后妃、宫人，皇帝区区一身毕责难以应付，虽然当他投入那众多的宫嫔的“温柔乡”中时，能极尽魂消神荡之乐，但乐中藏祸，精衰力竭往往随之而来。或因此气色疲惫，或由此一命呜呼。自古皇帝多短命，与其淫荡的生活不无关系。

历史上没有多少皇帝能抗拒后宫的诱惑。北周宣帝一头扎进后宫，往往一、二十天不出来，大臣不能朝见他，奏章只能通过宦官转达。唐玄宗自从迷上杨贵妃，便“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这些皇帝们沉溺在淫乐中所耗费的时间，往往比处理朝政的时间多得多。历史上王朝兴亡不断，皇帝怠于理政是其重要的原因。君主专制制度允许皇帝妻妾成千成万，保护他寻欢作乐的权力。皇帝因沉溺于酒色而给专制王朝带来的危害，也是专制制度本身的弊端所致。尽管专制制度本身也有自我调节机能，以礼乐节制帚王的欲望，但礼乐制度从根本上说，是维护君主的专制权力的，专制君主决心要做的事，任何力量都难以阻止他，当他把主要精力置于淫逸作乐，而不是处理朝政之上时，朝野之人也只能眼看着朝政日趋腐败而无可奈何。

◎后宫：美女们残酷的生存竞争地

与皇帝后宫深处寻欢畅相伴随，在那色彩斑斓的宫殿帷幕之后，皇后、妃嫔乃至普通宫女之间的无情搏杀也在一直激烈进行着。有人陪设圈套借皇帝之手剪除对手，也有人毫不掩饰，明目张胆地杀害对方。自从皇帝制度确立之后，后宫就从来未有过风平浪静的时候，每个人都在想方设法排斥他人，置他人于死地。这种悲剧的发生，我们不能全然归咎于后妃的本性惨忍，而更该谴责皇帝及保证皇帝恣意玩弄女性的后宫制度。

后妃间的角逐，基本上是为了维护或取得独受皇帝宠爱的地位而进行的。皇后是皇帝的正妻，她的长子是当然的皇太子。而历代偏有许多皇后无子，这无疑成为她最大的心病。因为一旦别的妃嫔为皇帝生了儿子，就有可能因“母以子贵”而取代皇后。对于一班无子的皇后来说，即使她努力抗争，也未必能摆脱被人取代的命运。有的皇后则不然，尽管无子，她们却能通过自己独特的魅力和手段控制皇帝，从而牢牢地巩固自己的地位。而这种巩固自己皇后地位的过程，便是使那些生了儿子的妃嫔血肉横飞的过程。以汉成帝为例。绝代佳人赵飞燕被汉成帝召入宫后，很快借皇帝之力搞垮了皇后许氏，自己取而代之。由于一直无子，她又把自己的妹妹赵合德推荐给皇帝，封之为昭仪。但昭仪同样未能生育，这对她们来说是个不祥之兆，她们不能通过自己的儿子来稳固自己的地位，因而嫉恨别的宫妃生子，以致造成了一些宫嫔的不幸，一位叫曹宫的宫女，“进御”之后生了一男孩，这本是年逾四十而无子的成帝的一大喜事，然而赵氏姐妹闻讯后，胁迫皇帝下令处死曹宫母子，制造了耸人听闻的惨案。一年以后，同样的悲剧又发生在生下皇子的许美人身上，又一个皇帝的亲生骨肉被害。史称：“掖廷中御幸生子者辄死，又饮药伤坠者无数。”古语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成帝由于倾心拜倒在赵氏姐妹的石榴裙下，也只好冒断绝皇嗣之大不韪了。所以在他暴死于赵合德枕边后，继皇位的就只能是他的侄儿刘欣了。

与此相似，东汉章帝的窦皇后、安帝的阎皇后、桓帝的梁皇后、晋惠帝的贾皇后、明宪宗的万贵妃等也部因为自己无子，谋害了许多“御幸有身”的妃嫔。

有些皇后即使生了儿子，为了保护自己儿子的皇太子地位，也往往禁止别的妃嫔生育。东汉灵帝的何皇后便是如此。受灵帝宠爱的王美人怀孕了，因慑于何皇后的淫威，暗自服用堕胎药，可胎儿安然不动，最后还是降生了。何皇后闻讯大怒，立即将王美人毒死，新生的婴儿因得到灵帝的保护才幸免于难。尽管灵帝为自己宠爱的王美人之死暴跳如雷，他终未敢深究何皇后之罪。

后妃之间为争宠夺爱而发生的拚斗，不仅表现在生育皇子方面，还表现在妃嫔的姿色上。没有几个皇帝不是喜新厌旧的好色之徒。他拥有美女如云的后宫，对任何一个人的专宠都是暂时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身边总有新的美女取代昔日宠极一时的佳人。一旦失宠，别说普通宫女，就是皇后也无可奈何，只能默默咀嚼“红颜未老恩先断”的苦果。所以，得宠的女人会使出浑身解数控制皇帝，并利用已获得的地位的权势剿灭那些可能对自己的位置构成威胁的宫嫔；而地位卑贱的宫女，只要能得到皇帝青睐，必然全力迎合皇帝，向原得宠者挑战。这样，由于皇帝不断寻求新欢，后妃宫人间的明争暗斗便一幕接一幕地爆发了。

汉武帝刘彻末即位时，曾迷恋于表妹陈阿娇，表示如果娶了她，当以金屋贮之。“金星藏娇”的典故即源于此。刘彻称帝后，陈阿娇被立为皇后，确实宠极一时。然而，皇帝决不会只钟情于一个女人的，在这方面，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不比那些荒淫无耻的昏庸之君强多少。一个出身卑贱的女婢卫子夫以其出众的姿色迷住了皇上，严重威胁到陈皇后的地位。陈阿娇向自己的母亲（武帝的姑妈)哭诉，请她出来干预，派人逮捕卫子夫之弟卫青，试图报复；又出高价请大文学家司马相如写《长门赋》，讽劝皇帝回心转意；还乞灵于巫蛊之术，诅咒卫于夫。如果陈皇后仍受皇帝眷恋，她是不难置卫氏于死地的。可她毕竟色衰宠疏，虽使出浑身解数，不仅不能把皇帝拉回自己身边，驱除自己的对手，反而使皇帝勃然大怒，加上卫子夫趁火打劫，屡向武帝进谗言，陈阿娇终于从皇后宝座上摔了下来，被打入冷宫，忧愤而死。李白在《妾薄命》诗中对此大为感叹：“昔日芙蓉花，今成断根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

人无十年好，花无百日红。卫于夫取代了陈阿娇，尊为皇后。但她也有色衰宠驰的时候。当汉武帝移情别恋于更年轻漂亮的王夫人、李夫人、尹婕妤及赵钓弋之后，卫皇后便受到冷落，最后在宫廷斗争中被武帝削去皇后之称，悬梁自尽了。

皇帝不断移情别恋，导致后妃之间的无情搏杀，在这种搏杀中死去的人，如果是皇帝所钟爱者，则不免使皇帝大动肝火。可是，皇帝也往往受到某些因素的制约，未必能对后妃获胜的一方进行惩处。隋文帝偶然发现仁寿宫的一宫女尉迟氏漂亮，对她很迷恋。皇后独孤氏闻讯大怒，很快派人杀死了尉迟氏，气得隋文帝骑马在京城外的山野中狂奔了大半天，直到天黑才沮丧地回宫。事实上，独孤皇后曾协助文帝夺取天下、文帝是不便处置她的。

心理学家认为，女人的残忍性一般不如男人那样突出，她们的防御性心理状态远比其攻击性心理状态强。然而，一旦她们有权力和机会处决她们长期仇视和忌恨的人，发泄其内心蓄积的怨恨时，她们的攻击性心态就表现得异常明显，其残忍性心理特质甚至比残暴的男人要高得多。这可以从后妃们用极为残忍的手段处死自己所忌恨的对手中得到证明。

汉高祖刘邦死后，皇后吕雉专权，对高祖的宠姬戚夫人大肆报复，砍掉她的手足，挖去她的眼睛，熏聋她的耳朵，还用药物把她变成哑吧，然后将她半死不活地抛入地窖，称为“人彘”。这种惨无人道的杀人手段，历史上还不止出现一次。唐朝的武则天、南宋光宗的李皇后等都曾这样杀过人。

死于武则天之手的王皇后和萧妃，原来曾是武则天争夺皇后之位的障碍。武则天得志后，她们被囚禁在一个只露一小孔的黑暗密室中，与外界隔绝。后来因唐高宗去看过她们一次，她俩随后即被武则天各打一百杖，砍去手足，投入了酒瓮之中，几天以后，这二人就悲惨地死去了。南宋光宗的李皇后也是这样心狠手辣。有一次，光宗洗手时，看到有个宫女的手特别白哲，流露出喜爱之意。没想到仅过几天，李皇后派人给光宗送去一个食品盒，里面盛的竟是那位宫人被砍下来的双手！皇帝一时的喜爱，却给宫人带来了如此灾祸。

后妃之间的明争暗斗，表面是争宠夺爱的角逐，实则为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谁也不愿在凄凉寂寞中人老珠黄，像囚犯一样幽闭深宫，只要得到皇帝的宠爱，她们就有可能青云直上，从普通宫人一跃成为美人、婕妤、贵妃乃至皇后，从而地位尊显，高居其他宫嫔之上。可是，皇帝的后宫是那样的庞大，任何人要获得并保持“三千宠爱在一身”的殊荣，就不能不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拚杀、排斥甚至置他人于死地。如果她对别的妃嫔心慈手软，别人就可能夺去她的尊宠位置。这场激烈的竞争实际上是以皇帝宠爱谁为焦点展开的，谁能左右皇帝，谁就把握了打败竞争对手的有力武器。但是，即使是竞争的胜利者，她的地位之尊宠只是暂时的。后妃毕竟是皇帝的附属物，当皇帝厌弃她时，或者当皇帝魂归天国时，她没有了靠山，失去了护身符，她的地位就可能一落千丈，历代曾有权势而能得到善终的后妃非常少见，其原因就在于此。 

谢选骏指出：后宫制度是君主专制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就是说，在先秦的君主礼制制度中，后宫制度并非一个组成部分。先秦礼制，后秦专制——秦始皇这个私生野种起了关键作用，就像入主英国的私生子威廉，其恶劣影响是无与伦比的。

【02、皇帝选美大揭秘】

 

◎皇帝选美大揭秘

历代皇帝都有自己的后妃来源，清代皇帝与历代不同，它创立了具有自己特点的“选秀女制度”。

如果按照爱新觉罗·溥杰的夫人嵯峨浩的《食在宫廷》中的说法，选秀女之事从顺治二年起“直到康熙帝之后，这种事一次也没有发生”。事实并非如此。

顺治皇帝六岁登基，十四岁举行大婚，二十三岁死去，在位十七年。前七年由多尔衰摄政，那时顺治才十来岁，自然不会有选秀女这事，多尔衰虽然专横，却从未选过秀女。顺治七年（公元一六五〇年），多尔衰病死。翌年顺治帝亲政，同年举行大婚礼，册立枚尔沁蒙古旧礼克图亲王吴克善之女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但顺治十年八月，即以皇后乃“睿王于朕幼冲时，因亲定婚未经选择”“与朕意志不协，宫阃参商”为由，下令将其降为静妃，改居侧宫。

顺治十年十月，他下令“选立皇后，作范中官，敬稽典礼。应于在内满州官民女子，在外蒙古贝勒以下，大臣以上女子中，敬慎选择”。这次选秀女，从上谕颁布后，直到第二年五月，才择定科尔沁蒙古镇公绰尔济之女，废后静妃的值女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并于同年六月举行了大婚礼。

尽管顺治在前述上谕中没有使用“选秀女”这一词，但为解决皇帝配偶，而在满蒙官民女子中大规模阅选的作法，与后来的所谓“选秀女”活动是完全一致的。实为清代皇帝第一次选秀女。

形成定制以后，即每三年在固定的八旗内部选一次秀女。其目的正像清人吴振或指出的“或备内廷主位，成为皇子皇孙栓婚，或为亲郡王及亲郡王之子指婚”。即是说，不仅皇帝的后妃要从旗籍女子中挑选，被选中的八旗秀女，有的可能要配给皇帝的近支宗亲。

选择作为后妃的秀女有严密的定制。秀女一般从满、蒙八旗中遴选。凡年龄在十三至十六岁，身体健康无残疾的旗籍女子，都必须参加阅选。嘉庆六年（公元一八〇一年）以前，甚至公主下嫁所生之女也不能例外。秀女年满十三岁称“及岁”，超过十六岁称“逾岁”。“逾岁”者一般不再参加挑选。如因故未能阅选者，则必须参加下届阅选，否则虽至二十余岁亦不能出嫁，违者将受惩处。凡应选的旗女，在未阅前私自与他人结婚者，也将由该旗都统参查治罪。即使的确残疾不堪备选者，亦须各旗层层具结，呈报本旗都统，然后由都统咨行户部上奏皇帝，才能免选。乾隆六年时，两广总督玛尔泰的女儿恒志，年已过十七岁，但从未入选秀女，玛尔泰为此曾专摺奏请为女完婚，结果遭到皇帝的斥责。

选中记名的秀女，在记名期内（一般为五年)不许私相聘嫁，违者上至都统、副都统、参领、佐领，下至旗长及本人父母，都要受到一定的处分。选中留牌子的秀女久不复选，而记名期已过，那么，这样的女子只得终身不嫁了。

选秀女由户部主办。届时，由户部行文八旗各都统衙门、直隶各省驻防八旗及外任旗员，将适龄备选女子呈报备案。每届入选日期，均由户部奏准，然后通知各旗，具备清册，准备入选。

引看之日，秀女们都在神武门下车，按顺序排列，由太监引入顺贞门，让帝后们选看。选看地点各朝不尽相同。同治年间慈安和慈福两位皇太后曾在“静恰轩”选看秀女。而光绪皇帝的后妃则是在西宫体元殿选看的。

《养吉齐丛录》曾记有嘉庆、道光年间选秀女的经过情况：挑选八旗秀女时，每日选两旗，以人数多寡匀配，不序旗分也。挑选之前一日，该旗参领、领催等先排车，如挑正黄、镶黄两旗，则正黄之满、蒙、汉分三处，每一处按年岁册分先后排定，然后车始行。首先是正黄之满州，继而蒙古、汉军。接着是镶黄之满、蒙、汉，贯鱼衔尾而进。车树双灯，各有标识。日夕发轫，夜分入后门至神武门外，候门启，依次下车而入。其车即由神武门夹道出东华门，由崇文门大街直至北街市，还绕入后门而至神武门，计时已在次日巳午之间。选毕者，复依次登车而出，各归其家。虽千百辆车，而井然有序，俗谓之排车……应选女子入神武门至顺贞门外恭候，有户部司官在彼管理。至时太监按班引入，每班五人，立而不跪，当意者留名牌，谓之留牌子，定期复看，复看而不留者，谓之格牌子。其牌子书某官某人之女，某旗满州人（蒙古、汉军，则书蒙古、汉军）。入选秀女，凡获得皇帝封号者，至死不得出宫另嫁。被选定为皇后的秀女，还必须通过大婚礼，则大清门、午门入宫，至坤宁宫完婚。

宫女，指在宫中供役使的女子。宫女的上层，为宫中女官。历代宫女也都要经过挑选才能入内廷服役，如汉朝的家人子、采女等，都是从民间采选而后入宫的。明代挑选宫女皆奉钦命而行，如洪武十四年（公元一三八一年）下令从苏、松、嘉、湖等地及浙江、江西二省选民间十三岁以上十九岁以下女子以备后宫，选三十岁以上四十岁以下无夫妇女以充女官。

清朝除秀女外，也选宫女，有的宫女入宫以后，还可晋封为内廷主位。

宫女是在内务府包衣、佐领下的女儿中，每年引选一次，由内务府会计司主办。她们在宫中的地位无法和秀女相比，主要是供内廷各宫主位役使。清代选宫女的具体做法与选秀女大体相同。

在民间广选美女，以充实后宫，对平民百姓而言，完全是一种虐政。十三岁以上的女子部被禁止结婚，居家待选。而有的女子甚至终生独守空房不能结婚。

诸多女子一旦被选中。这就意味着骨肉分离，一入深宫，不知几时才能与家人相见。难舍难离，抱头痛哭者不知有多少人家。皇帝一心要美人，哪管人间都是怨。

富豪之家则以金钱贿赂有司，以求放过爱女，或买下穷家姑娘顶替；怀恨之家，则相互告密，暗施手段，一心要把对方的女儿送入深宫。

地方官吏则借机敲诈，挟嫌报复，胡作非为，欺压良善。总之，选美女的恶果是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和混乱。

选入宫廷的美女也绝非升入天堂。极少数人固然可成为后妃，似乎一步登天，但“入宫见嫉，峨盾曾有人妒”，后妃之间争宠暗斗，心怀杀机，富丽的宫廷中，却处处是陷阱。今日受宠一时，明日则祸福难测。更多的人则被幽闭深宫，战战兢兢，为人仆役。

明朝嘉靖皇帝在位期间，屡选民女入宫，宫女本已积怨；他又以苦役对宫女百般折磨，动辄鞭打。宫女杨金英等人逐奋起斗争，用绳索把这位皇帝勒得眼突舌伸，连声怪叫，险些呜呼哀哉。

清朝咸丰九年（公元一八九五年）冬，亦有一应选女子当着主选官吏的面，责骂皇帝。《湘绮楼文集》载：此直辞女童为满人。“咸丰九年冬，选良家女入宫，引见内殿。上亲临视女童”。诸女于清晨入宫，“天寒，上久不出，诸女立阶下，冰冻缩蹙，莫能自主。女童家贫，衣薄不堪其寒，屡欲先出。主者大嗔怪，固留止之，稍相多论。女童大言日：‘吾闻朝廷立事各有其时，今四方兵寇，京饷不给，城中人衣食日困，恃粥而活。吾等家无见粮，父子不相保，未闻选用将相，召见贤士。今日选妃，明日挑女，吾闻古有无道昏君，今其是耶……’”在皇帝的家里，责骂皇帝，慷慨陈词，理直气壮，痛快淋漓，喊出了老百姓的心声。其胆量、见识，难能可贵。

◎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在民间传说中，谈到皇帝的家庭生活时，经常说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或者说三千粉黛。总之，皇帝是妻妾众多。这些说法自然有一定的道理。皇帝是封建社会中的最高统治者，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权威表现在各个方面，对异性随心所欲的大量占有，就是这种权威的一种表现。为了满足皇帝无止境的私欲，同时也为了子嗣众多，便于挑选皇位的继承者，于是，一套有利于封建统治的后妃制度就逐渐确立和健全起来。

据《礼记》记载，周朝的制度是，天子立一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这说明早在周朝时天子的妻妾就有夫人、嫔、世妇、御妻等名号，妻妾的数量相当惊人，为后代帝王开创了恶例。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相继称王，他们都以天子自居，在后妃制度上自然也要仿效天子。事实上，他们拥有异性的数量早已超过了周天子。孟子说，当时大人“侍妾数百”，管子说“齐襄公陈妾数千”。秦汉以后，除皇后仅一人外（某个朝代的并后现象除外），总的趋势是妃嫔的级别增多，宫女的数量增大。秦统一六国以后，改天子为皇帝，尽收六国宫女充实后宫，正妻称为皇后。除皇后以外，秦始皇把他的妃嫔分为七个级别，即：夫人、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此外还有上千的宫女。

汉初因刘邦起自民间，对于皇家的礼仪体制，并不十分重视，后宫也没有一定的制度。至武帝时，他好大喜功，追求声色之乐，除皇后一人外，妃嫔增至十四级。依次为：昭仪、婕妤、蛾子、容华、充衣、美人、良人、八子、七子、长使、少使、五官、顺常，第十四级名号较多，如舞渭、娱灵、保林等。另外还有所谓“家人子”、“待诏掖庭”之类的侍妾宫人，数量几千人。她们地位低下，要随时为皇帝淫乐纵欲，献出自己的身体。如生有子女，地位可以上升，如有幸而受到皇帝宠爱，还可以升为正式妃嫔。她们很有些像“红楼梦”中的平儿。说她是丫头吧，她又有妾的名分，说她是正式的妾吧，她又不同于赵姨娘之类的人。王莽改制，规定贵妾之类为一百二十人。其后历代即以此为妃嫔的常数。光武中兴，后宫称号只有皇后、贵人、美人三等。简化了前代后宫品级太多之弊。后汉的后妃比较知礼遵法，很少失德败行。

三国时魏国在皇后之下，分妃嫔为五级，到太和元年（公元二七七年一，增至十二级。晋武帝灭吴以后，把孙皓后宫数千人，掖庭数万人，全部纳为已有。

北魏道武帝开始设立中官，其余妃嫔称夫人，没有定数。孝文改革，恢复古代一百二十人编制。以后直至隋唐都无大变化。当然，无论北魏还是隋唐，这只是名义上的规定，其实际数字则远不止此。值得一提的是隋文帝。他统一全国以后，因为惧怕其妻独孤皇后，不敢招纳新欢，成为封建帝王中唯一保持一夫一妻而没有妃嫔的帝王。独孤皇后逝去以后，他才敢稍事增华，纳其所爱。其子炀帝则一反乃父之风，追求淫乐，扩充后宫，生活糜烂，其荒淫纵欲，绝不逊于普武帝。唐初两次遣散隋后宫美女六千人，即可想像炀帝荒淫到何等程度。

唐朝，皇后以下，以贵妃、淑妃、德妃、贤妃为夫人。以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为九嫔。下面还有婕妤、美人、才人、宝林、御女、采女等名号，共一百〇八人。总计一二一人。玄宗时宫女增至三千。白居易诗句“后宫佳丽三千人”并非虚夸。肃宗宝应元年（公元七六二年）放宫人三千，也足证确属事实。

宋与唐相仿，妃的称号，除贵、淑、德、贤外，又加一宸妃。辽代妃号更多，金代妃号达十二种。

到了明朝，朱元璋监于历代后宫宫女太多，秩序混乱，干预政事，后患无穷，曾进行过整饬。规定了六宫定制和出入制度。但这也无济于事，嘉靖皇帝，一次选入宫中的有名号的妃嫔就有九人，其他无名号的就更多了。明朝的妃号有贤、淑、敬、惠、顺、康、宁、昭等。诸妃中以皇贵妃位次最高，仅次于皇后，贵妃为第三。宫人名号有宫人、选侍、才人、淑女等。到了明朝末年，政治更加腐败，宫廷中的宫女竟多至九千。

清朝在康熙以后，才典制大备，后宫号位定制严明。皇帝的正妻称皇后，居中宫，主内治。以下为皇贵妃一人、贵妃二人、嫔六人，分居东西十二官，协助皇后主内治。嫔以下还有贵人、常在、答应三级，均无定额，随居东西各宫，勤修内职。不过，纵观清朝历史，除皇贵妃、贵妃之外，也还有其他妃号，如庄妃、瑾妃、珍妃等。制度规定尽管十分严格，但各皇帝妃嫔数目的多少出入较大。康熙、乾隆的妃嫔都大大超过规定，而同治、光绪等又远没有那么多的妃嫔。清朝宫女人数比明朝减少，按定制在三百人以下，实际上也不止此数。

纵观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封建帝王的这种多妻制是一种极端罪恶腐败的制度。首先，它是对妇女的摧残压迫。“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白居易对这些被压迫少女的命运表现了深切的同情。她们或始而得幸，旋即被弃；或终生望幸，却永宿空房，不得见皇帝一面；或小有不慎，触怒帝尊，则刀斧加身。高墙深宫，月圆月缺，不知有几多怨叹，几多血泪。黄宗义曾愤怒地斥责封建皇帝，“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造成民间多怨夫，宫中多怨女。其实这还只是后妃制度罪恶之一端。

其次，这种多妻制也腐蚀皇帝本身。他们有的春宵苦短，懒于国政，倾复邦国；有的因纵欲过度，而伤身害命。中国皇帝长寿者少，后妃如云，纵欲无度，淫乐自状实为原因之一。

第三，官闱内部，争宠嫉妒，倾轧残杀，以及种种秽闻丑行，更对整个官僚机器隐寓着潜在的危险。众所周知，如汉之吕后残杀戚夫人，何其残忍。三国魏文帝时，郭后谗死甄后，而下令装殓时，要以发复面，以糠塞其口，使她在地下不能辱骂泄愤。后甄后之子曹睿即魏明帝查知真相，为生母报仇，还以其人之道，逼死郭后，装殓时，同样以发复面，以糠塞口。这种嫉妒残害，仇杀报复的惨剧，在历代宫廷中屡见不鲜，其罪恶之源，即在皇帝的一夫多妻制。汉成帝时，赵飞燕姐妹切盼生子，以巩固其受宠的地位。但她两人又偏偏不孕，于是赵飞燕即专选一些多子的侍郎宫属和宫奴等与他们私通。其妹则在成帝面前为她巧加掩饰，即使如此，她仍不孕。对宫中其他美人，已怀孕者令其堕胎，已生子者加以杀害，赵氏姐妹绝不让其他宫人生子破坏她们的地位，因此死于她们手中的生命不知有多少。封建帝王都高唱伦理道德，似乎只有他们才是知礼守法的典范。殊不知宫闱以内，失德败行，秽乱官掖的丑闻屡见于史。臭名昭著者如贾南风即是伤风败俗的典型，她是晋惠帝皇后，她不只狠毒悍嫉，而且淫丑外张。她连生四女，偏不生男。她比赵飞燕姐妹更凶悍，竞用卫士所执的大戟，当胸将一怀孕官妾刺死。晋武帝自矜“朕本诸生家，传礼来久”，是最尊崇“礼法”的。贾南风的秽行丑闻，则无异于给了晋武帝一个响亮的耳光，打下了司马氏家族虚伪惑人的“礼法”面具，彻底暴露了辉煌宠丽的宫廷中的腐朽污秽。凡此种种，必将影响庞大约封建官僚机器的运转，削弱历代帝王的统治地位。 

谢选骏指出：皇帝就是恶霸，皇帝选美就是欺男霸女。清代皇帝更是衣冠禽兽，牠的“选秀女制度”就是“让母猪上树”。

【03、中国古代的“淫神”】

　

◎中国古代的“淫神”

原始人认为“万物有灵”（animism），一切人间事务均由神灵分工管理，各司其职，由“万物有灵论”而产生出古神话和原始宗教，犹如孪生姊妹。

进入文明社会后，由于人智开启，科学兴起，“万物有灵”思想的威势渐挫，但仍存在不可忽视的潜势力，特别在被文明遗忘的角落。那里，芸芸众生对膜拜神灵兴味盎然，甚连最下贱的“淫业”也不例外。

明代沈德符《万楞野获编·补遗》谓：“狭邪家多供关壮缪像……后乃知其不然。是名‘白眉神’，长髯伟貌，骑马持刀，与关像略肖，但眉白而眼赤……坊曲娼女初荐枕于人，必与其艾同拜此神，然后定情。南北两皆然也。”作为神界军事统帅（伏魔大帝）的关公是所谓“正神”，必耻于干预与管理娼妓的淫业。那么，这位“白眉神”的出处在哪里？对此，学人多弄不明白。例如宗力、刘群合编的《中国民间诸神》的“按语”即说：“此神不知是何起源，存以备考”。

淫神在上古应该是女性，即那位“旦为行云，暮为行雨”的瑶姬，亦称巫山神女。上古瑶与淫通，瑶姬亦即“淫姬”。瑶又讹成“害”（音同字假)，所以后代称娼妓作“窑姐”，妓院作“客子”。唐朝李商隐诗《无题》云：“神女生涯原是梦，小姑居处本无郎。”于是，“神女”便成为娼妓的雅称。

那么，为什么淫神又变易为男性了呢？

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公社（母权制）时代，绝大多数神只是女性。当时，妇女是巨人，支配一切、调动一切，男子只是卑微的合作者和打杂的小伙计。如前苏联学者柯斯文所言：“随着向父权制的过渡，妇女在宗教中的主导作用被男子排挤掉了，女性的精灵变为男性的精灵。”于是维纳斯也长出胡须，白眉神大摇大摆地粉墨登场，把古代的淫神瑶姬（巫山神女）排挤掉了。

白眉神当然不是家喻户晓的关公。他是上古声名赫赫的盗跖。明朝赵南星《笑赞·七十二》诜盗跖云：

“盗跖横行杀人……及笃死后，却受乐户的香火。乐户家女子初学弹唱，定要先参见他，乞讨聪明。有等妓女将他暗暗供养，不令人见。因他的眉毛尽白，叫做‘白眉神’。他就作花柳魔，勾引的浪荡子弟都来此家挥金如土。”

盗跖是古代著名的“大盗”，据说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他的英勇作战的传说记载在若干先秦典籍中，至于他有无淫行，则未见记载。鲁迅先生说：“譬如勇士，也战斗，也休息，也饮食，自然也性交。如果只取他末一点，画起像来，挂在妓院里，尊为性交大师，那当然也不能说是毫无根据的，然而，岂不冤枉！”盗跖就这样蒙受了不虞之“誉”，是旧时把男盗和女娼等量齐观使然。

作为英勇善战的勇士被捧为淫神，原因还由于“中国文献常常把性交说成是‘战斗’……后世的房中书和色情文学将性交过程讲得绘声绘色，如同战场上的军事行动一样”（“荷兰”高罗佩《中国古代房内考》一O七页)。既然把战场和床第画上等号，盗跖化作白眉神高居妓院的墙上，接受焚香叩拜，就不是不可理解了。但那毕竟是“冤枉”的！ 

◎皇家的特殊死刑——赐自尽

封建社会中由皇帝裁决的特殊死刑——“赐自尽”（赐死)，清代以前早已有过，但以乾隆时期较为突出。

还在入关前的清太宗时期，即发生过费杨果（太祖努尔哈赤的第十八个儿子）“坐罪赐死”的事。世祖顺治八年（公元一六五一年）十月，因接驾时仍带佩刀等罪行被幽禁的英亲王阿济洛，阴谋纵火焚烧囚所，赐死。但其具体做法，史籍中同样语焉不详。

世宗雍正三年（公元一七二五年）十二月，川陕总督年羹尧被执入京，以犯有九十二项罪行，皇帝念他有平定青海的大功，“谋逆虽实而事迹未着，不忍加极刑”，故特派内大臣和步军统领各一人，捧诏书前往宣读：“狱中令自裁。”

到清高宗乾隆时期，这一特殊死刑的施行，就更为常见。乾隆十三年（公元一七四八年），皇后死亡。湖广总督塞楞额，因违反“国恤后百日剃发”的旧制，被逮入京究办。刑部拟为处斩。但皇帝以塞氏“尚为旧臣”：“从宽赐自尽。”

乾隆十九年，已故军机大臣、保和殿大学士鄂尔泰的侄儿、甘肃巡抚鄂昌，因鄂尔泰门生胡中藻《坚磨生集》文字锋株边，在抄家的时候，查获他作的《塞上吟》：和大学士史贻直要他保荐儿子史奕昂任廿肃布政使的请托信。清高宗认为《塞上吟》发泄调任边省的不满情绪，于是亲加审问。

鄂昌不承认诗中埋怨皇帝，但对徇私举荐史奕昂一事，直供不讳。皇帝最后发下“是谕”，说他“负恩党逆，罪应处斩”，但“尚能知罪，又于贻直请托状直承无讳，使朕得以明正官常（史贻直被放回原籍）”，因而对鄂昌“从宽赐自尽”。

所谓从宽，实际上只是免去了绑赴刑场、有失体面地当众处死，如此而已。而从当时发生的一些实例上看，诸如前江南河道总督周学健“营私受赃”（公元一七四八年）；前任浙江巡抚鄂乐舜“婪索盐商”（公元一七五六年）；曾任江苏等省布政使、辞宫在家的彭家屏，书写皇帝名字不循例缺笔（公元一七五八年）；云贵总督杨应琚“欺罔，掩败为胜”（公元一七六七年）；前湖南巡抚李因培掩盖属员亏空（公元一七六七年）；四川总督阿尔泰“赃私”（公元一七七三年）；都受到赐自尽的处分。除了他们同属方面大员（布政使）和封缢大吏（督抚）这一共性外，“从宽”的条件漫无标准，完全出于皇帝一时的心意。

被赐自尽的大臣们，奉到上谕后，除被迫服毒、自编成自刎以结束自己的生命外，别无选择。但其中，也还有着个别并不廿愿自尽的人。

乾隆五十五年回任浙江巡抚的福崧，动于政务，精明能干。在贿赂公行的当时，还能做到“廉俸外不受岁时苞苴”。

大学士和坤深受皇帝宠信，权势炙人。外省的督抚大员，每年一无例外，都要向他馈送重礼。这类事情，福崧听得多了。可他不愿随波逐流，向贪得无厌的“和相”送礼行贿，结为内援。和坤怀恨在心，想施加报复，却又无隙可寻。

事出偶然，浙江盐道柴桢升任两淮盐运使，在任亏空甚多。离职前求得福崧通融，等履新后立即设法填补。他确也说到做列，至扬州后，很快挪借到二十二万两银子，寄浙补足了亏空。然而，此事被另一盐宫全德获悉，全德为和坤党羽，抓住这个机会，向朝廷提出纠劾。清高宗怀疑插手其间，或有贪赃行为。因此命福氏停职听候处理，并派兵部尚书庆桂入浙调查。

庆桂在盐道旧档中，查到“馈福公金一千两”的记录。那是柴桢送给户部尚书福长安的厚礼。庆桂与和坤沆溶一气，诬陷受贿的是福崧。而且说是福崧向柴桢索贿十一万两、“侵吞公使接六万有奇”，拟把他处斩。皇帝看到奏疏后，传旨把福氏槛送入京，要亲加审问。

福崧知道和坤一伙诬害自己，满腹冤曲，愤愤不平。在囚车中一路扬言，见到皇帝后，要把和坤在外省勒索敲诈的罪行，全部揭发出来。谁知进入山东境内，突然传来皇帝改变原意的上谕：“途中赐自尽！”

福崧在红花铺地方听到宣读上述旨意，“须髯奋张，大声疾呼，不肯就死”。巡抚吉庆无计可施，只得假意周旋，给他送来酒肴，酒中置毒，让他在冲动的情况下服毒身亡。

事过多日，有文人路过红花铺，曾留下“至今铺人言之，犹代为抱屈”记述。史书上则记载，和坤惧怕福崧进京“发其阴私，故以蜚语激上怒，迫之死亡”。

这是乾隆五十八年发生的事。可见，“赐自尽”的办法，也成为奸邪假传圣旨、排除异己的一种手段！

清仁宗继位后，踵而效之，也不时对大臣赐自尽。

嘉庆四年（公元一七九九年）正月，皇帝传旨逮治和坤，交由王、大臣会审。审出二十条大罪，拟照“大逆”处极刑。可是，仁宗“犹以和坤尝任首辅，不忍令肆世，赐自尽”！有意味的是，特命和氏党羽、前户部尚书福长安随同宣旨官前往，跪着看和坤自杀。

嘉庆五年九月出任贵州巡抚的伊桑阿，刚愎自用，贪赃枉法，在当时的官场中声名狼藉。次年初，云南巡抚初彭龄请准改调京职，伊桑阿改任滇抚。他由黔赴滇，一路上向所过府州大肆勒索，稍一不速，即用刑拷打地方官，弄得怨声载道。初氏在赴京途中遇到前来控告伊桑阿罪行的事件多起，因而写成奏疏，遣人飞送入京。皇帝马上传旨，着初氏勘查。经查实奏复，得旨，伊桑阿解职，解送京城依《律》严惩。

伊桑阿倚仗朝中有人，心想到京之后，设法托情打点，定能宽解。因此对逮京严办一事并不置意。谁知起解不久，皇帝把他“中道赐死”的上谕就由刑部尚书瑚图灵阿带来了。当他获知旨意后，吓得三魂出窍，一反往常骄横态度，跪倒在瑚图灵阿身前，哀恳宽限时日，以待“恩命”到来。

瑚图灵阿奉命监视赐死，不敢因循，催促伊桑阿遵旨行事。但他长跪叩头，不愿就死。瑚图灵阿无法，只得吩咐“以帛勒毙”。

综上所述，可见到了清代，还在清军入关前后，就有王子因罪赐死。从康熙开始，赐死对象下及总督，但不常有，至乾隆时期，才比较多见，且形成赐自尽的“不成文法”，但嘉庆以后，此类事件便逐渐减少，仅咸丰八年（公元一八五八年），以侍郎衔随同大学士桂良等前住天津和英法侵略军议约的前钦差大臣、两广总督耆英，因擅自离津，被赐自尽；咸丰十一年十月，御前大臣、协辨大学士肃顺一伙把持朝政，反对两宫垂帘听政，肃顺被斩首，其党恰亲王左垣、郑亲王端华，也被赐自尽；同治二年（公元一八六三年）的钦差大臣、督办陕西军务的胜保，因“骄纵贪淫，冒饷纳贿”，查实后“从宽赐自尽”。

清廷政治每况愈下，到光绪后期，朝廷赐自尽一事，也具有被迫出此的内涵。八国联军窃据北京，慈禧、光绪等逃亡陕西。在列强“索辨罪魁”声中，光绪二十七年（公元一九〇一年）正月，以“庇拳启衅”罪名，赐庄亲王载勋自尽。只过了三天，前军机大臣、总理各国通商事务大臣、刑部尚书赵舒翘和查营大臣、左部御史英年，同日受到了同样的处理。这是史籍中清廷对大臣赐自尽的最后记录。

载勋等三人的“自尽”过程，颇具有传奇意味，值得一提。

上年闰八月，载勋被削爵，九月交宗人府圈禁于山西蒲州御史行台。虽然名为“戴罪”，但仍作咸作福，有侍妾和儿子的陪伴，在住所的行动不受拘束。当奉认前来宣读赐自尽谕旨的兵部左侍即葛宝华到达时，门外放炮迎接。载勋听到炮声，责问“何故无端放炮？”随从告诉他，钦差来了。他马上警觉起来，追问是否为他的事前来蒲州？随从也不明白真相，只是说“钦差过境”。

葛宝华进门登堂，载勋向他询问慈禧在陕西的情况。葛氏唯唯诺诺，并不坐下，接着就出堂四处竣巡。

行台后面有座古庙，葛宝华选中一间空房，作为监督执行的地方。他命令左右在梁间悬帛，然后锁上房门。葛宝华返回大堂后，即传令蒲州府有关官员，派兵前来弹压，一面令载勋跪听宣读圣旨。载勋有所查觉，追问是否要杀头？葛氏没有理他。圣旨读完，载勋感情复杂地说：“自尽耳！我早知必死，恐怕老佛爷（指慈禧）亦不能久活。”接着要求和亲人话别。等侍妾和儿子被唤来后，他嘱咐儿子说：“你必为国尽力，不要将祖宗的江山送洋人！”说完，询问“死所何处？”葛宝华导引他到古庙那间空房内，他看到梁间已经悬帛，回顾葛氏说：“钦差办事真周到，真爽快！”言毕，主动上吊。据载：“不过一刻，即已气绝。

赵舒翘的自尽就很曲折了。上年年底，他和英年一道，夺职谕斩，发交陕西按察使署看管。由于慈禧态度媛昧，曾对军机大臣荣禄等表示过：赵某其实并未附和义和团，“但不应以拳民‘不要紧’三字复我”。此话外传后，赵氏自信太后一定会赦免他，因而一直在等候慈禧的恩典。按察使署官员也格外照顾，让他的夫人和儿子陪伴他，一起住在署中。

不料变生不测，除夕前，西安府城中突然传出赵舒翘日内就要处斩的不实消息。清廷一味对“洋人”迁就的行为，激起百姓义愤。城内绅民齐集了三百多人，到军机处陈情：“愿以全城之人保其免死！”但军机处不敢转奏。光绪二十七年正月初二日，城内聚众请愿的风声越来越紧。荣禄等上午艰见太后，商议对策，到十一点才出来，而如何处置赵舒翘，还没有最后决定。其时，府城鼓楼一带，人山人海。有的高呼“劫法场”，有的大声表示：“如杀大臣，我们即请太后回京城去！”人情汹汹，不可遏止。荣禄等人吓慌了，赶忙去见慈禧，建言赐赵氏自尽。同样心惊胆战的慈禧只得同意。

赐自尽的上谕由陕西巡抚岑春煊前往宣读。上午降旨，规定下午六点复命。赵舒翘跪着听完圣旨，问了一句“尚有后旨乎？”岑春暄摇头，而赵氏仍很自信地表示“必有后旨”。这时，在按察司侍候丈夫的赵夫人坚信不会有什么“后旨”了，因而提出“夫妇同死”，取下身边的小件金饰，交给丈夫。赵舒翘无奈，只得吞服下去。从下午一点到三点，毫无反应。赵本人“犹精神大足”，一会向家人交代后事，一会又说自己被人所害，一会又痛哭家有九十余岁的老母。他的僚友和亲戚们，不断拥来探望。岑春煊最初一律禁止，但不久就听之任之了。

岑春煊看到赵舒翘声音宏亮，不像将死的样子，只得让随从找来鸦牌烟，让他吞下。到下午五点，还没有死，再让他吃妣霜。不久，赵终于卧倒在床，不断捶胸，大呼难过，要家人替他推揉胸口。这时，已经午夜十一点多。

岑春煊见赵舒翘仍然没有死，着急起来了。复命的时间早已超过，人不死又不能去见太后，这时，他身边的随从献策，“用桑皮纸蘸烧酒扪其面及七窍，使他窒息。”

岑春煊情急无法，只好采纳。足足用了五张这样的纸，赵舒翘才没有声息，胸口也逐渐变冷：死了！赵夫人失声痛哭后，随之自尽身死。

英年的遭遇更为特别。他为人胆小，由陕西臬司看管时，默无一言，终夜哭泣。家人前往探视，他埋怨没有人替他在太后面前说情。光绪二十七年元旦那天，大家忙着过年，无暇去照管他。他一直啼哭到深夜。次日午间，家人前往看视，已经伏地气绝，满脸泥污。经仔细审视，“乃知其以污泥蔽塞满口而气绝”。这时，清廷还没有决定如何处理，衙署官员于是不敢声张。直到正式赐自尽的上谕宣布后，按察司才把英年已死的事实禀告岑春煊。岑氏复奏慈禧时，仍把他说成奉旨自尽。 

◎亡国的才子皇帝 

中国历史上有两位身分最为尊贵，经历也最为奇特的“文人”——南唐后主李煜和宋微宗赵佶。

传统上讲，皇帝是“授命于天”，“代天牧民”的骄子。但这不过是从权术中产生的神话，是用来蒙老百姓的，就像什么法定的接班人一样可笑。

皇帝的另一个代名词是“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这个“最高统治者”只是一个没有个性的职务，他拥有整个国家，治理整个国家，却不应该享用这个国家。这种说法听起来很奇怪，但却是实情。在中国，虽然有许许多多人梦想过当皇帝，但他们贪图的都是皇帝的权力，而不是皇帝刻板的生活。

一个好的皇帝的标准是：勤于政事，以治理国家为乐趣；节俭持家，后宫佳丽衣不曳绨；庄重威严，要使人人维持敬神的感觉，不能特别亲近某位大臣或后妃；不能有嗜好，以免上行下效。假如你稍有过犯，哪怕是官闱私事，也会有言官上书劝谏，以致痛哭流涕，撒泼打滚，以邀忠名直声。

试想，这样做人，除了权力绝大以外，还有什么乐趣？（顺便说一句，皇帝权力的大小，也要看他在与大臣、外戚的斗争中取得多大的胜利而定。）

所以，中国历史上符合标准的皇帝没有几位，大都是有“缺点”的“统治者”。

做皇帝的大忌不是好大喜功，征讨不止；也不是滥杀忠直，荒淫无道。有皇帝这个身分的人最不应该有的是丰富的感情与高雅的爱好。我们今天谈到的两位“文人”皇帝，就兼有此两种缺陷。

道君皇帝赵佶与锺隐后人李煜前后相隔不过百余年的时间，此间正是中国士人从魏晋狂放、疏简的哲学性人格与唐朝世界性开放帝国给文人带来的勃勃野心中摆脱出来的时候，人们发现自己的心灵深处竟然还有那么多美得令人心痛的微妙的情感，发现外在世界竟还有如此之多的美妙事物可以寄托此情感。于是思想开放的唐诗一变为织丽可人的宋词，有劝戒作用的道择人物书一变为寄寓性情的山水、花鸟画。我们要讲的两位聪明，有奇才的皇帝也就于此优哉游哉，以致亡家亡国了。

这两位天纵奇才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即对于书画的偏爱。这并非是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爱好，而是如天下任何一个具有丰富情感的文人一样，对于能够寄托其真性情的东西有着醉心的沉溺。因此，两位才子封建帝王在书画方面都曾有出人意表的创造。

“后主善书，作颤笔曲状，道劲如寒松霜竹，谓之金错刀。作大字不事笔，卷帛书之，皆能如意，世谓撮襟书”（见宋代陶谷《清异录》）。南唐李室秉五代热爱自然，敬畏神怪之余绪，于书法、绘画格外推崇，书院中人才济济，与当时另一位风流皇帝蜀主孟永旦的画院并称于世。而后主此时在群臣的轰然称颂之中，也充分发展了他心灵中非帝王的一面，情感中更多了一些普通文人的纤细、幽思，少了些帝王的矜持与骄横。

他的“金错刀”书法对后来的宋代以至元代的书画界影响甚为深远。有许多成名的画家学习他的笔法，并有人用这种笔法专门绘写树干，视觉效果甚为奇妙。

在读宋代的史料中，有宋一朝的皇帝们身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以及爱好、习性上继承性。当然，爱好书画这是他们的共同点。另外还有一点是其他朝代皇帝所没有的，就是这些皇帝竟然具有很强的幽默感，特别是在北宋。上起太祖，曾经一方面重用历任后晋、后汉、后周的降臣陶欲，一方面又称此人“一双鬼眼”，当翰林时草制是“所谓依样葫芦耳”。到了宋真宗时，宫中竟传出“天子请客”的趣闻和“金莲炬送归”的雅事。这说明宋代帝王文人化倾向非常严重，他们比以往任何朝代的皇帝都要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和生活的自适。这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宋徽宗。

赵佶比较单纯，也很放达。虽然他身上皇帝的味道要比李煜浓得多，但他骨子里仍是一个地道的向往自由、追求自适的文人，只是不幸投错了胎。因此，他中年便放弃了帝位（没有任何不可避免的内部政治缘由），去过他的神仙般的，举世无双的文人生活。他对此一定甚为欣慰，否则他不会说出下面这段幽默、放达的话：靖康逃难中入一老妇家求食，老妇问姓名，微宗日：“姓赵，居东京，已致仕，学长子自代。

此言一出，当真是出人意表，也应使所有贪权恋位者汗颜。赵佶的书法、绘画要比李煜名气大得多，在艺术史上的地位也重要得多。

他的书法“行草正书笔势劲逸，初学薛穆，变其法度，自号瘦金书”（见《书史会要》）。说他的书法“劲”恐怕有溢美之嫌，不过说他的字体骨肉匀停，唯美唯媚，有充分的个人风格绝不过分。

赵佶的绘画作品向来为人所称道，虽难称宗匠，但也俨然是一位大家。他“善墨花石，作墨竹紧细不分浓淡，一色焦墨，丛密处微露白道，自成一家”（见《书史会要》）。

美术史家们十分赞叹的是他的翎毛作品。他绘翎毛，“以生漆点晴，隐然豆许，高出纸素，几欲活动”（见邓棒《画继》）。这种独特的技法创造，虽只是小巧之处，但可见其灵性与情感于此是多么的专注。

这位道君皇帝恐怕绝对没有时间去处理政务，他的绝大多数时间都用在书画、园林和奇异动植物上了。举个简单的例子，“微宗御府所储书，其前必有御笔金书小楷标题”（见赵希鹄《洞天清录》）。徽宗御府所藏绘画全部收入了《宣和画谱》，共载二百三十一人，计六千三百九十六幅。这可是个庞大的数字，不知赵希鹄所言有多少可靠的成分。

此外，见着记载的赵佶皇帝的绘画作品不下数百件，例如题名为《筠庄纵鹤固》的二十幅仙万，以及最初为其自制的《宣和睿册览》竟然累至千册。这其中虽有众多代笔和假冒之作，但这说明他勤于绘事并不过分吧！

试想，一个如此勤奋、快乐的大画家哪里还会有时间和心思去接见朝臣，批阅奏章？何况他还有一个更要命的爱好！

读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花石纲”这件事。实际上这是蔡京为了揽权而投赵佶所好的一个花样。赵佶不过是一个有些呆气的文人，兼具皇族不识事物的呆傻与文人画家的偏执。况且，爱好美石、名花是画家们的特性，对于居处深宫，不识事物的皇帝来讲，这一点点要求他自然不会觉得过分，也不应当觉得过分。他怎会知道，为了修建“寿山艮岳”，百姓“斫山辇石，虽江湖不测之渊，力不能至者，百计以出之”，“二浙奇竹异花、登莱文石、湖汀文竹、四川佳果异木之属，皆越海渡江，凿城郭而至”。为此，天下民怨沸腾，反旗如林；金虏南下，国破家亡。而造成这一切的千载骂名，却要这位在金国受尽苦难，命丧他乡的书宋子皇帝来承担。岂不冤哉！

不过，他承担这骂名也不无道理，因为，他占有了他的性情不允许他占有的身分。他不该做皇帝，但这又不是他自己所能自主的。可怜的人！

南唐后主李煜，说起来比赵佶要更为文人化。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皇帝他是一些也不像的。如果说他有一点皇帝味，也是他被擒至北宋京城以后所作的词中，有那么一些家国之感。不过，正是这一点家国之感，给这位玩乐了大半辈子的“文人”引来了“牵机毒药”。可怜的花花公子，第一次正经些，便因此丧了命。

李煜除了“善书画，好著述”之外，他还是个享乐主义者和享乐生活的创造者。

南唐秉承唐代文化遗风与江南土族的雅好，宫廷生活奢华是必然的。后主与历朝帝王千篇一律的穷奢极欲的不同之处，在于他运用诗人的丰富想像与细腻的情感改造了宫廷的活动。

“临风谁更飘香悄，醉拍栏杆情未切。归时休放烛花红，待踏马蹄清夜月。”（李煜《玉楼春》节录）。

我国使用香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很早以前。但即使是在最奢侈、最风雅的宋代，香料对于环境的作用也只是焚烧为主。而在南唐后主的宫里，不但有焚香，还有刚刚提到的飘香，以及铺于地面，步步生尘的尘香，藏于身上或生活用具中的暗香等等无数奇妙方法。关于他奢侈的雅好，历史上还有这样一段十分有名的记载：“李后主宫中未尝点烛，每夜则悬大宝珠，光照一室。”以致他的宠妃们在国破之后，竟难耐民间灯烛的“烟火气”。

这首《玉楼春》只是描绘了他自己日常生活中一次普普通通的夜宴。他在看过了宫峨“晚妆初了明肌雪”，听过“凤箫声断水云闲”，以致兴奋得“醉拍栏杆”之后，要像任何一位洒脱的人，自由自在的文人一样，在月色中，伴着马蹄踏在青砖路上的得、得声，去品味自己心中涌动的愉悦、欢畅，去感受那没有等级、彼此、分别的自在优美。这是位了不起的富贵词人。

李煜是位宽厚、平易的人。他所努力追求的只是一个风雅文人的理想，而不是帝王霸业。

他在南唐时曾经常与宫女们在黄罗团扇上题诗。这完全是骚人墨客的行为，而不是人主应有的不庄重的举止。

再来看看他与两位皇后的恋爱故事，那又是多么动人。

李煜的大小周后都是南唐大司徒周宗的女儿。大周后“通书史，善音律，尤工瑟琶”（见《南唐书》），是位才女，与李煜情爱甚笃。后来李煜又爱上了来探望姐姐病体的妹妹——后业的小周后。不过有一点要说明的是，李煜对姐妹二人是一样的爱，都是发自内心，感诸五内的，并非世人所谓“喜新厌售”的俗情。这是中国多情种子的通病。

李煜对他与小周后的恋爱故事写过许多美妙的词章，其中有这样一阙最为脍炙人口：“……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书堂南畔见，一晌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姿意怜。”这哪里是帝王所为，简直就是民间士子钻隙、逾墙，与邻女厮会的香艳故事。

赵佶与李煜是两个幸福的人，他们有充分的外在条件使其施展他们的风流天性与绝顶才情。这也是两个不幸的人，错误地承担起他们所不热中的责任。

可怜的才子皇帝，一个民族的文化发达、情感丰富的最不恰当的代表，现在只能引人浩叹而已。 

谢选骏指出：中国古代的“淫神”为何也要编入“中国皇室秘闻”？因为只有皇帝才有淫荡的终极权利。

【04、皇宫为何养宦官】 

 

宦官，世人目之为宫闱政治的怪胎。翻开史册，可见许多王朝的治乱兴衰都与之有关，而宦人弄权，尤以东汉、唐、明三代为甚。因此，宦官历史的研究，可以作为解剖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个突破口，其间将透露出君主专制制度的某些端倪。

宦官，原是宫廷内苑为帝王及其家族生活服务的官员之总称。所谓“宦者四星，在皇位之侧”。此处宦者指的是帝王周围宠幸之人，其中一部分是经过阖割的男人。东汉“中兴之初，宦官悉用阉人，不复杂调他士”，此后宦官才专指被阉割丧失性机能的内臣。郑玄描绘其特征说：“奄（阉），精气闭塞者，今谓之宦人。”先秦时期谓宦者、宦者令，后世又有寺人、阉人、中官、宦官、内官、中涓、中当、内监等多种称呼，唐代始称太监。宦官从一产生，就是专制王权下，阶级压迫和奴役的产物，商代的宫刑奴隶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宦官。周初，“寺人掌女宫之戒”，《礼记·月令》记载其职责：“命奄尹，申宫令，审门阉，谨房室，必重闭，省妇事。”

在“家天下”的专制时代，君主们为了保证王族血统的纯洁，需要一批没有性功能的“刑馀之人”为自己服务。黄宗义一针见血地指出：宦官之出现，“则由于人主之多欲也。人主……视天下为娱乐之具。崇其宫室，不得不以女谒充之；盛其女谒，不得不以奄寺守之”。这是因为在帝王看来，其一，这些经过阉割手术的中性人，可以出外入内，传递信息，割断宫内女人与宫外男性的直接联系；他们既不会与宫女后妃发生通奸关系，又不会在传诏宣命等活动中与大臣发生性爱关系，这是“双保险”；其二，失去性机能的男人“体非全气，情志专良”，因而“易于后养”，且在气力上大于女人，可以承担宫中粗重活计；其三，在必要时，宦官还可以加入宫廷警卫；其四，宦官多出身寒门，地位低下，君主们视之为家奴，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没有根基与后嗣，不易与大臣及地方官结成私党，便于驾驭。可见，帝王本来是把宦官作为生活上的方便之具使用的，而不具有多少政治意义。宦官从操下贱之役的奴才，上升为政治上翻手为云、复手为雨的显赫集团，非一朝一夕之功。其对权力的掌握，有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历史过程。春秋战国以降，宦官的地位发生了很大变化，宦官相当广泛地参与了政治活动，权力渐渐膨胀起来，“其能者，则勃貂、管苏有功于楚、普，景监、缪贤着庸于奏、赵。及其敝也，则竖习乱齐，伊戾祸宋”，从而开了宦官干政的滥觞。秦削平六国，建立起中央集权的专制帝国，宦官制度也随之确立，“中常侍得入禁中”。汉承奏制，任阉人为中常侍，亦参用士流。武帝“数宴后庭，或者潜游离馆，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帝之世，则弘恭、石显已窃权干政，萧望之、周堪俱被其害，然势力犹未大肆汜滥。光武中兴，宦官悉用阉人，不再延聘士人。东汉中后期，曾有七代皇帝“践阼幼弱”，年轻的皇太后临朝听政，外戚揽权。和帝、安帝、顺帝、桓帝成年后，先后四次联合郑众、李闰、张逵、孙程、单超等宦官，诛减窦氏、邓氏、梁氏三个势力强大的外戚集团。然而经过这几次大规模的斗争，宦官势力变大，形成取代外戚的又一政治集团。“权倾海内，宠贵无极，子弟亲戚，并荷荣任”。东汉一部历史，是宦戚争权的历史、也是外戚失败于阉宦的历史。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专权，皇权削弱，阉官“以官掖驱驰，便蕃左右，渐因昵狎，以至大官”的毕竟不多，成不了气候。

唐初，宦官“但在阁门守御，黄衣廪食而已”，最高的官级不过三品。玄宗时鉴于宗室勾结大臣发动政变的教训，乃重用高力士等宦官，持节征讨，奉使宣传、殿头供奉，入审，教坊，皆委任之。中唐后，藩镇割据，天子自置兵于京师，曰禁军，交由宦官统辖。为牵制地方，又任宦官马监军、枢密使，自此，“威权日炽……万机之与夺任情，九重之废立由己”。鸩宪、敬，立穆、文、武、宣、懿、僖、昭，宦官权势在唐中叶后达于极盛。

有鉴于唐，宋代“太祖初定天下，掖庭给事不过五十人，宦寺中年方许养子为后”，臣僚民间不得阉蓄童孺。嗣后，太宗真宗“君臣相与防微杜渐之虑深矣”，“阉祸”微不足道。

元蒙入主中原，“自太祖选贵臣子弟给事内廷，凡饮食、冠服、书记，上所常御者，各以其职典之”，“故天子前后左右，皆世家大臣及其子孙之生而贵者”。政府机构如秘书监置太监，仅以少数“刑余之人”充任，多数仍为健儿。

明初，太祖于洪武十五年在宫中树立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牌，禁绝宦官干政。洪武初，内侍控制在百人之内，未年虽有增补，仍明确定制，宦人“不得兼外臣文武衔，不得御外臣冠服，官无过四品，月米一石，衣食于内庭”；“其在宫禁，止可使之供俪扫，给使令而已”，并禁内监读书，但执行起来并不严格。宦官之得势，始于永乐朝。“靖难之役”宦官助朱棣取得帝位有功，多所委任。“永乐元年，内官监李兴奉敕往劳暹罗国王。三年，遣太监郑和率舟师下西洋。八年，都督谭青营有内宫王安等。又命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趾。十八年置东厂，令刺事”，宦官于是渐握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剌臣民隐事诸大权。宣宗朝在宫中设内书堂，选小内侍令大学士陈山教习之。明与历代不同处在于，自永乐始，宦侍机关由宦官系统自己管理，且拥有考选、监督、黜除官吏之权，宦官人数最多时达十多万，势力涵盖全国。黄宗义评论道：“奄宦之祸，历汉、唐、宋相寻无已，然未若有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预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

清朝鉴于历代宦官的流弊，早在顺治年间，就对宫廷太监机构进行改革，“裁定员额止千余”成为定制。顺治十六年六月谕：“古用寺人，宫禁役使，势难革尽，朕酌量设置。”为防止宦官插手朝政，规定“寺人不过四品，凡内员非奉差遣不许擅出皇城，不许干涉外事，不许交结外官，不许假名置产。其在外官员亦不许与内官交给，如有觉察，纠参审实，一并正法”；又效法明太祖，于交泰殿铸铁牌，文日：“以后有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者，凌迟处死。”乾隆革除汉教习在万善殿教授小太监读书的规定，明令奏事太监一律改姓王，“以其姓多难办，宵小无由勾结也”，可谓煞费苦心。又不准太监领军，以防不测。尽管清朝对宦官立法既严且密，但总也不能根绝宦官擅权的现象，小德张、李莲英二人可为例证。

宦官既然是宫廷政治一日不可或缺的附属物，因之历代都设有管理宦官的机构，其制度也便逐步趋于完善。战国时有宦者令（赵缪贤之类），秦汉时由九卿之一的少府辖之。明设十二监、四司、八局，由宦官提领，称二十四衙门。清顺治十三年改设乾清官执事，有所谓十三衙门；康熙十四年，废十三衙门，以总管内务府领其事。直到一九二四年溥仪出宫，封建帝制绝灭，中国宦官制度的命脉才被真正切断。

考察宦官的来源，不外有四：

(一)政府法律机构对战俘、罪徒及其家属处以宫刑，入充宫廷奴役。如汉元帝时的弘恭、石显都是因犯法受腐刑而成为宦官的。明初的郑和，云南昆明人，回族，洪武十四年（公元一三八一年）太祖进兵云南，在战争中将其俘获，时年十岁，带回南京后受阉入宫，后被赐予燕王朱棣。

(二)穷人子弟为生活所迫，幼年施行阉割手术后，收进宫内当差。如清末大太监小德张，河北静海唐官屯人，他自幼丧父，与上了年岁的母亲和长兄过着贫寒的生活。十五岁时，外出拾粪，因偶遭赶车人诟骂，遂愤而净身入宫，任西大后的八宝太监。

(三)怀有个人目的，为出人头地，由他人或自己动手阉割，以牺牲正常人的性功能，换取来日梦想中的飞黄腾达。如明末的魏忠贤，河间肃宁人，不识书，性嗜赌，虽已娶妻生子，但恶习不改。赌输后，不堪赌徒的耻笑，就“恚而自宫”，抛妻别子，投到太监魏朝的门下。晚清的李莲英，河间府大城县人。其父李玉因继承遗产而与其继父的亲侄辈闹纠纷，远走北京。李玉希望孩子将来替自己出这口恶气，便让人给八岁的李莲英净身，“年九岁入内廷，充役使”。

(四)怀有其他特殊动机进官当宦官。如元朝的朴不花，其情人奇氏入宫作了皇后，他念念不忘旧情，自愿受阉趋前奉伺奇氏。

从总体情况看，宦官多出身贫民。《后汉书》说：“贫困之民，或有贡其首级以要酬赏，父兄相代残身，妻学相孥分裂。”《后汉书·殇帝纪》载：“自建武之初，以至于今，八十余年，官人岁增，房御弥广。又宗室坐事没入者，犹托名公族，甚可悯焉。今悉免遣，及掖庭官人皆骂庶民。”唐时中官多闽广人，原因是华南地区山多地少，人口稠密，民不聊生，所以不得不将孩童净身送入宫廷谋活路。福建号为“中官区薮”，有名的唐宦官杨复恭、吐突承璀皆闽人。清宫太监十之八九，都产于京南二三百里地的圈子里。大太监李莲英、安德海、崔王贵部是此地人。因河间府紧靠子牙河边上。是一个十年九涝的低洼地带，夏天雨水一多，庄稼就颗粒无收。一发水，老百姓只得四处逃荒，送孩子当太监竟也成了一条生路。

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受阉进宫，先要拜年长的太监为师，学会宫中的种种礼节、应酬。叩拜、称呼、请安、回话、端茶、摆膳、侍寝、传事……部有一套既定的规矩，不能乱来。拿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来说，届时要把头往地上撞，并要撞出声音来，称谓“磕响头”。主子问话时，跪在地上的太监几时抬头，眼睛瞅什么地方都有一定的章程。太监有事入宫，下头必须拉圆了，腰微微躬着，睑上透出和善的笑容，垂着手，不紧不慢地迈着步，鞋底擦在地上但不许出声。服侍主子的时候，眼要灵，手要巧，看上边的眼色行事，投其所好。

小太监训练合格了，由主子挑选，分在各宫监机构，操渍扫之役，驱使之职。太监在内廷中的职务非常广泛，承办的事务包括宴飨响、典礼、祭祀、库藏、财用、服御、赏资、造作、牧厩、供应等等，从清光绪年间二十四种官监机构及其职责可见其大概。

宦官既为“刀锯之余”，其地位之低下自不待言。《后汉书》称：“阉官之隶，刀踞之残，品卑人贱，谗谄媚主。”清乾隆谕云：“太监等乃乡野愚民，至微极贱……尔等当自量其分，敬谨小心，常怀畏惧，庶几永受皇恩，得免罪戾也。”民谚也说：“一岁主，百岁奴，上下之分秩然。”宦官生来就是奴隶，也只要安心做个奴隶就够了。戏剧《法门寺》中，有一（明代）太监贾桂自称久惯跪地，一朝坐着反倒手足无措。元代，武宗立，命宦官李邦宁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李坚辞说：“臣以阉腐余命，无望更生，先朝幸赦而用之，使得承乏中涓，高爵厚禄，荣宠过甚。陛下复欲置臣宰辅，臣何敢当。宰辅音，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奈何辱以寺人。陛下纵不臣惜，如天下后世何？诚不敢奉诏。”在家天下时代，宦官是皇帝的家奴，生杀赏罚，都决于皇帝一时的意念，宦官动辄得咎。康熙诏曰：“凡太监犯罪断不可宥，尤宜加等治罪。”道光四年（公元一入二四年)又特别规定：“凡太监等除出城置买杂物不禁外，不许在戏园酒肆听戏，如有犯者，立即查拿！”连正常的娱乐消遣都被剥夺了，哪里有做人的自由可言！清宫廷太监的处罚甚严，宫殿监的处分则例分二等十二条，各处所首领太监处分则例分三等十五条。大至徇情失职，小至口角斗殴，受罚银、杖责、斥革处分不等。光绪年间，慎刑司设有“气毙”之刑，用沾水的七层白绵纸，封住受刑太监的口鼻耳，然后施丈刑责打至死。珍妃宫中三十多名太监，即受“气毙”之刑而死。碰到主子脾性乖桀，太监挨打更是家常便饭。一般的太监劳作既重，待遇却低得很。清天官衔品极的太监，俸禄按三等发：一等月银三两，米三斗；二等月银二两五钱，米二斗五升；三等月银二两，米二斗，公费制钱各六百。除去必要的开销，太监们私蓄不多，一俟年老体衰，就被赶出皇宫，不少人转徙四方，甚至毙命街头。

宦官以至微极贱之人，每每登上政治舞台，操纵政柄，乃至于与君主共天下，不能不说是一件极奇特的事实。但如果深入中国专制政治制度的堂奥，又不难发现，这是势所必然。夏曾佑一语中的，“夫外戚宦官二害，实皆从政体而生”；宦官之弄权，“盖出于家天下之极端”。在“家天下”的政治体制下，“人君生长深宫之中，法家、拂士接耳目之时少，宦官、女子共启处之日多”。宦官在宫中以其特殊身分，“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之际，声音笑貌，日接乎耳目”。对人君的种种心态了如指掌。加之小心奉事，日久天长，渐获皇帝的欢心，倚为亲信，唐玄宗就对人说：“（高）力士当上，我寝乃安。”亲切呼之为“我家老”。“肃宗在东宫，兄事力士，它王、公主，呼为翁，戚里诸家尊曰爹，帝或不名而呼将军”。阉人往往是皇帝自幼以来的伴侣，皇帝在其成长中一直受到宦官的悉心照料，与之有相当的感情联系，这在人际关系冷漠的深宫对太子或少主殊为可贵。东汉灵帝常云：“张常侍（让）是我公，赵常侍（忠）是我母。”明朝一些皇帝则呼宦侍为“大伴”、“老伴”。因而少数宦官在皇帝亲政后被任为心腹，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清史专家赵翼说：“身在禁闱，社鼠城狐，本易窃弄威福，此即不典兵，不承旨，而燕间深密之地，单词片语，偶能移动主意，轩轾事端，天下已靡然趋之。”为改变自身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卑贱地位，宦官不惜对皇帝或最高当权者进行感情投资，绞尽脑汁满足人主的各种嗜欲喜好，以求一逞。明魏忠贤“日引帝为倡优声位，狗马射猎……”，渐获宠，兼掌东厂事。清李莲英素有“篦小李”之美警，以一手漂亮的梳头功夫得到那拉氏的赏识。他的值班房离西太后住所不远，有时太后到他屋里看一下，李便把慈禧坐过的八张椅子部包上黄布，西太后果然称许他忠诚细心，对他愈加信任。

宦官原是皇帝的家奴，得宠后，便进一步取得亲侍的地位。从历史上看，宦官大都是以近侍的身分参与机枢的。从宫奴到近侍，这是宦官走向政治权力中心的初步。在中国封建社会，皇帝为平衡权力，常以低职务的左右侍从组成私人秘书班子代行中央权力机关之职，并渐而转化为正式的行政机构。宦官获得近侍的身分后，仍然需要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才能正式进入权力核心层。首先，宦官势力的成长与君主专制制度发展具有同步性。就整个封建社会而言，宦官擅权往往发生于专制主义王权加强时期。宦官专政是君主专制的变型。历史上东汉、唐、明几个朝代，是皇权强化时期，恰恰出现宦官专权的三个高峰。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世族政治，皇权有所分散，宦官就退到政治舞台的幕后。所以，郑天挺把宦官专权称作是“皇权加强的副产品”，其权势随皇权的强弱而消失。其次，就某一朝代来说，宦官的权力往往在王朝的中后期达于鼎盛。这时，政治相对比较腐败，原有的官僚系统不足以保证皇帝的权力及其运转。总而言之，宦官之成为历史上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是出于皇权需要，是君主独裁专断的必然结果。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君主独断专行，不胜其劳，故分事权于宦官，起阉人干政之渐。这种情形往往发生于王朝前期，帝王夺得天下，为保有政权，费尽辛劳。明太祖曾自述说：“朕自即位以来，尝以勤励自勉，未旦即临朝，哺时而后还宫，夜卧不能安席，披衣而起，或仰观天象，见一星失次，即为俅惕；或量度民事，有当速行者，即次第笔记，待旦发遣。”为朱氏的一统江山长存，他不仅大权独揽，连小权也不放过。据《明太祖实录》记载，仅洪武十七年九月十四日至二十一日八天内，就有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件，计三千三百九十一事，平均每天他要看或听二百多件报告，要处理四百多件事。这在短时间内尚可坚持，积年累月，谁也受不了。对大臣，皇帝们不敢太放心，只得让亲信宦官代劳。当明太祖之世，即有让太监代理庶务的事迹，其他各朝也有类似情况。

其二，在皇权受到威胁时，君主对权臣深怀疑惧，就利用宦官以夺其权，制其威，达到上下相维的政治格局。东汉和帝登基幼弱，窦宪兄弟揽权，隔限内外，群臣无由得以接近，乃独与宦者郑众定谋收宪。顺帝崩，梁后与兄冀立冲帝、质帝，又援立桓帝。梁冀秉政凡二十余年，天子拱手，凡事不得有所亲与。梁大后崩，桓帝不平尤甚，一日如厕，独呼小黄门唐璜问：“左右与外舍（即外戚）不相得者皆谁乎？”对曰：“中常侍单超，小黄门史左棺，中常侍徐璜，黄门令具瑗，皆与梁氏有隙。”帝乃召五人共定其议，谋毕，帝出御前殿，召谋尚书入，发其事，使具瑗将左右厩驺虎贲羽林都候瑗戟士，合千余人，共围冀第，收冀大将军印绶，冀及妻孙寿皆自杀，悉收梁氏子孙中外宗亲送诏狱，无少长，皆弃市，桓帝夺回政权，唐璜五人因功封侯。

唐玄宗后，藩镇林立，“大约郡将自擅，常赋殆绝，藩侯废置不自朝廷，王业于是荡然”。唐中央为改变外重内轻，尾大不掉的政局，“艰难以来，始用宦者监军”。又委宦官统领神策军，用于平叛和抵御外藩。宦官还以枢密使、宣徽使等要职在维护中央政权的斗争上发挥重要作用。

最发人深省的是明崇祯帝，他初登帝位时，曾一举剪除魏忠贤及其阉党，但后来又回到依靠内侍的老路上来，让曹化淳掌管锦衣卫、东厂、西厂，唐文徵等宦官外出监军。对朝野的非议，他无可奈何地说：“朕御极之初，撤还内镇，举天下事悉以委之大小臣工，比者多营私，罔恤民艰，廉谨者又迂疏无通论……朕不得已，用成祖监理之例，分遣各镇监视。”崇祯把启用宦官看作是挽救大明政权的孤注一掷。

事实说明，宦官专权是维持皇权的需要造成的，其实质是君权的延伸和外化。在帝王看来，“中人无外当，精专可信任，速委任政”。

其三，皇帝疏于政事，或人主童昏，从而把大权交付给宦官。

唐僖宗“喜斗鹅走马……与内园小儿犹呢狎，倚宠暴构。始，帝为王时，与（田）令孜同卧起，至是以其知书能处事，又帝资狂昏，故政事一委之，呼为“父’”。田令孜知道僖宗不足怕，就放心大胆地贡官鬻爵，“除拜不待旨，假赐排紫不以闲”。明武宗十五岁即位，性喜游乐。内侍刘瑾、马永成、高风、罗祥等人，日进鹰大、歌舞、角抵于武宗前，武宗皇帝把朝政托付给刘瑾等宦官，日夜沉醉于声色犬马，落得个风流自在。刘瑾等遂垄断政柄，号称“八虎”。宦人还通过扶植自己的傀儡，达到获取权力的目的。唐代大宦官仇士良向门人传授经验说：“天子不可令闲暇，暇必观书，见儒臣，则又纳谏，智深虑远，减玩好，省游幸，吾属恩又簿而权轻矣。为诸君计，莫若殖财货，盛鹰马，日以球猎声色蛊其心，极侈靡，使悦不知息，则必斥经术，谙外事，万机在我，恩泽权力欲焉往哉？”一句话，要使皇帝无为于政，阉宦才能有为，才能得势。明太监如法炮制，熹宗“性机巧，好亲斧踞休漆之事，积岁不倦。每引绳削墨时，忠贤辈辄奏事。帝厌之，谬日：‘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忠贤以是姿威福惟己意”。看来，他们是很懂点心理学的。

谢选骏指出：皇宫是一个种猪场，宦官就是饲养员。

【05、古代帝王陵墓防盗绝招】

 

盗墓与防盗，犹如一对矛与盾。针对历史上狂飙迭起的盗掘古墓之风，历代统治阶级都曾经采取过各种措施严加防范。

其一，是颁布各种刑法条规，企图用严刑峻法来禁止盗墓风气的泛滥。例如，唐王朝规定，凡有大赦令，其中十恶忤逆和开发坟墓等均不得包括在赦内。《唐律疏议》中，对发冢之罪专门定有刑名条令，按照发掘破坏程度定罪刑之轻重，轻者处以徒刑，重者处以绞刑，甚至毁人碑碣及石兽者”，也要判处一年徒刑。明代对陵寝的保卫，采取了严密的制度和措施。《大明律》中规定，凡盗掘陵墓者，一律以谋反之罪论处，不论首犯从犯，统统处以“凌迟”的极刑；凡是盗窃陆墓的祭器帷帐、玉帛牲牢馔具者，一律斩首示众；如果胆敢盗伐陵区内的树木，不仅本人要被斩首，连家属也要发配边疆充军。为了加强对陵墓的守卫力量，明代还专门设有神宫监军，负责陵寝的保卫，下面分设各类专职警卫部队巡山军、巡逻军、御马监军、御女军、朝房看料军、金钱山军和悼陵军等，共有甲士六〇二四名。此外诸陵还各设有一卫，在陵寝附近负责警戒任务。在明嘉靖二十九年（公元一五五〇年），还另行设立了兵力四千人的“永安营”以及三千人的“巩华官”作为机动部队，无事在州教场操练演习，如有情况，则即刻分赴各个要道路口设卡堵截，警卫十分森严。

其二，是在墓葬结构上采取一些特殊的防盗措施，增加墓葬的抗盗能力。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在一些墓葬中就已经出现了在墓室内“积石积炭”的作法，积石以加固，积炭以防潮，兼起到防盗的作用。

用“积沙”的方法防盗，也是这个时期发明的一种防盗方法。如河南辉县发掘的魏王墓，在棺椁固定之后，便往墓坑内填沙，据考古工作者测定，沙的填入量下自墓底起，上至地面八米处止，共深达九?四米，体积达一千立方米。这种方法巧妙之处就在于“以柔克刚”，盗墓者如果采用掘盗洞的办法企图进入墓室，那么他刚挖出一个洞，流沙便马上会将这个洞重新填满。除非把整个墓室内的积沙都运走，不然就只好“望沙兴叹”了。这个方法到汉代还在继绩沿用。据《汉书·酷吏传》田延年条下记载，汉昭帝刘弗陵的平陵兴建之时，“大司农取民牛车三万辆为僦，载沙便桥下，送至方止，车值千钱”。看来是不惜花费重金从远处运沙回填到墓中。考古发掘中发现的不少汉代墓葬大量填沙，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汉文帝在历史上是一位号称“节俭”的皇帝，史书上记载他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依山凿穴”为玄官的帝王，对六朝和唐代帝陵影响很大。而这种“因山为藏”，采用不起坟丘的崖墓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防盗的动机。《史记·张释之传》记载，汉文帝一次巡视灞陵，高兴地环顾群臣感叹道：“你们看，如果把整座北山都开凿成一个大石椁，哪里还能够有人撼动它呢！”可见他主张依山为陵的目的，还是为了防止日后被盗掘。与汉文帝灞陵同属“依山为藏”的河北满城中山王墓，经过正式的考古发掘，除了整个墓穴都开凿在山崖中外，还在墓道和甬道中塞满了巨石块，以防止盗墓者从墓道进入墓室。

唐陵中的高宗与武则天的乾陵，沿袭了这种依山为陵之制，而得以免遭盗掘。从《唐会要》的记载来看，“乾陵之官，其门以石闭塞，其石缝铸铁，以固其中”，看来封闭得相当严密。五代时期人温韬在盗掘了唐诸陵以后，又想下手盗掘乾陵，但据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实际上很可能是由于乾陵采取了十分坚固的防盗结构而无从下手，因而乾陵可能是唯一幸免于盗掘之祸的汉唐帝陵。

宋、明以来，民间还新出现了一种以“三合士”整个浇筑墓穴的方法，使墓穴为一层又一层的石灰糯米浆、三合土等紧密包裹，增强了墓葬的密封和防盗性能，在普通官僚士大夫阶层尤其流行。最典型的例子是元末明初张士诚母亲的墓葬，从里到外层层用三合土、泥沙浆、碎石等浇筑了十多层，盗墓者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凿穿到第七层，再也无力坚持下去，只好悻悻而去。考古工作者对这座墓进行发掘时，普通的钢钎打秃了好多根，还是无法进入墓穴，最后是动用了钻井机械大卸八块，才发掘成功。

为了避免遭受盗掘，采用最为彻底的防盗手段的，莫过于元代的帝陵。根据各种正史、野史的记载，元代蒙古贵族又恢复了原始社会时期深葬而不坟的习俗。《草木子》这部书中记载，元代“国制不起坟陇，葬毕，以万马柔之使平，杀骆驼子其上，以千骑守之，来岁草既生，则移帐散去，弥望平衍，人莫知也。欲祭时，则以所杀骆驼之母为导，视其踯躅悲鸣之处，则知葬所矣”。《黑鞑事略》一书也记载：“其墓无冢，以马践柔，如平地。”说明元代帝王葬后不留下任何痕迹，盗墓者当然就很难得逞了。

坐落在今天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伊金霍洛旗的成吉思汗陵，实际上也并非成吉思汗的真身所在之处，迄今为止他的真正葬处也还没有确切的下落。茫茫草原、漠漠平沙，掩盖着这位“一代天骄”的身躯，蒙古族人民为了经常祭祀他，才在草原上兴建了这座蒙古包式的陵园。

其三，是采用“故布疑冢”的障眼法。四川成都武侯祠刘备寝殿上，有一副令人寻味的对联，联语为：

一杯土尚巍然，问他铜雀荒台，何处寻漳河疑冢？

三足鼎今安在，剩此石麟古道，令人想汉代官仪。

上联是说，刘备的坟墓，迄今还巍然存在，而在那漳河边上荒凉的铜雀台旁，哪里还能找到曹操的假坟呢？据一些野史裨官记载，曹操死后恐遭盗掘之祸，乃设七十二疑冢于漳河两岸，下葬时从宫中同时有七十二队嫔仪队伍出门各奔四方，使人们不能分解究竟哪一座冢墓葬其真身，哪些坟丘为曹操的“衣冠冢”，后来，这一传说经过《三国演义》的渲染，更是流传广远。对联的作者，正是根据这一传说表达了他褒刘贬曹的封建正统观念。

其实，据可靠的史实，曹操死后葬于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境内），并未设过所谓“疑冢”。但是，从汉末大规模的盗墓之风中，曹操的确悟出了一些道理，死前留下遗嘱，希望他的陵墓“因山为墓，不封不树”，使后世难以勘察其葬所。不过，通过这副对联，也可以看出关于这种防盗方式的传说影响之广。

其四，是采用“秘葬之法”，严密封锁有关下葬的所有消息，甚至不惜杀人灭口。

如秦二世在埋葬秦始皇时，为了守住有关陵墓的秘密，防止泄漏，将凡是参加修造墓室的工匠，不待他们出来，就强行封闭墓门，残忍地将其全部活埋在陵墓中，以免后世盗掘。

元朝皇帝死后，也是采取秘葬，所葬之处拱卫森严，人所莫知。公元一二五九年，元宪示死在合州（今四川合川县），诸王大臣用毛驴驮着他的尸体，运送到成吉思汗墓地旁边。为了防止泄密，途中护卫的士卒“见人辄杀”，据说沿途被杀者多达二万人，把扶送尸体变成一场血腥的大屠杀。

其五，是在墓葬中设置杀伤性的“暗器”，既起到射杀盗墓者的目的，又能杀一彻百，吓唬有盗墓企图的人。据《汉旧仪》记载，汉代的皇陆地宫中“四方外涉，东石外方立，先闭剑户，户设夜龙、莫邪剑，伏弩，设伏火”，这些，都是用来对付盗墓者的“机关”。

此外，还有不少关于古代帝王墓葬中设有暗弩张弓、翻板机关或者毒气的传说，部属于古代的防盗措施之列。

然而，尽管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机关用尽，采取了许多墓葬防盗的手段，却大都仍然难于避免死后掘墓抛尸之祸，对于他们在营建自己墓穴时的企望来说，恰好形成辛辣的讽刺。 

谢选骏指出：古代帝王给自己营造陵墓，因为他们相信死后在那里可以安居乐业。后来佛教无神论兴起了，人们改烧制作的明器聊表心意，帝王的陵墓实在是多此一举了。

【06、伴君四年，仍是处女】

　

汉朝孝惠皇后名叫张嫣，字孟瑛，小名淑君，是惠帝的姐姐鲁元公主的长女。

惠帝为太子时，曾取了一个功臣家的女子为妃。这妃子常常抱着小张嫣玩，惠帝继承皇位后，因为父王高祖刘邦去世三年之内不能婚娶，所以，没有来得及立后，这位妃子便短命地离开了人间。

惠帝的母亲吕太后在高祖去世后，把高祖的宠姬戚夫人残害成“人尸”。惠帝看了深受刺激，从此便韬光养晦，沉溺在酒色之中。在宫中他有众多的美女，又宠爱娈童宏孺，与他同起共卧。那时候汉宫里靠近皇帝的郎中、侍中等年轻侍从官员都浓施粉黛，戴着海贝镶嵌的带子和锦鸡毛装饰的帽子，学着宏孺的打扮。

这时候，惠帝打算立后，要在名门贵族里找一个品德端庄、容貌出众的女子。此先，吕太后常常怜悯鲁元公主的丈夫张敖被免王爵的遭遇，便打算结成两重亲戚，将张敖的女儿张嫣许配给惠帝。她对惠帝说：“张婿是你外甥女，血统高贵无人能与之相比，而旦容貌品德超绝古今，我这么多年选美女还没看到比她强的。”惠帝说：“这样是否违背伦理，况且她的年纪太小。”太后说：“年纪小不碍事，渐渐不就长大起来啦？而舅舅娶外甥女不在五伦之列，你没听说晋文公娶文赢的事情吗？”惠帝便依从了母亲，召集众臣商议纳后的礼仪。

孝惠三年春天，太后派长乐少府及宗正为皇帝纳后，带着锦帛、雁、玉璧和良马来到女家，八个傅姆搀扶着穿着盛装的张嫣出见。那年张嫣刚十岁，太后害怕人们议论她太小，便语她自称十二岁，“问名”、祭告祖庙诸礼都这样说。张嫣长得身材修长娇美，也像十二三岁的样子。见到她的人部凝神屏气，矫舌不下，以为是仙女下凡。

使臣回来奏道：“宣平侯的女儿有德知礼，美姿丽容，完全可以做皇后，以承奉汉家宗嗣。”丞相曹参、大尉周勃、御史大夫尧及太卜、太史等大臣用牛羊猪三牲祭祀祖庙。又以古人问得良辰吉日，而“问名”、“纳吉”、“纳徽”、“请期”等众多典礼的事宜交由大傅孙叔通来办理，聘仪用赛马十二匹、黄金两万斤，这是自古没有过的。从此汉朝皇后都按孝惠纳后这样办。

汉朝沿袭秦朝的许多制度。其中每纳后妃，必派擅长相面的女官看相。这一年秋天八月，皇上下诏让鸣鸠侯许负到宣平侯家。这个叫许负的，是一个河内的老妪，因为擅长相面被封为侯。

许负把张嫣领到一间密室里，为她沐浴并详细审视她。张嫣的脸盈长而略圆，洁白无瑕，两头丰腴，形如满月，蛾眉而凤眼，龙准蝉鬓：耳大垂肩而且如她的面容一样白嫩，她的前额宽圆而光亮，胸脯丰满，肩头圆正，脊背微厚，腰肢纤细柔软，肌理细腻，肥瘦合度，没有痔疮，没有溃疡，没有黑子创伤，口鼻腋足诸部位都没有毛病。许负一一记录在册，然后许负让张嫣拜谢皇恩，张嫣忸怩不应。许负又多次相劝，她才徐徐跪下说：“皇帝万岁。”这时许负借机检查张婿的生殖器官。许负把这些情形密告大后及孝惠皇帝。皇帝闻罢非常高兴，交付官史存放。

冬十月壬寅日，惠帝召丞相曹参、御史大夫尧到宣平侯家迎接皇后，张嫣穿着上衣红青色，下裳青白色的礼服，深领宽袖，革带霞帔，长长的衣裙拖在地上看不见她的脚，头裁龙凤珠冠，鬓插黄金步摇、簪洱步摇等饰物。向张家宗庙拜别。

群臣们部因为皇帝立皇后不娶功臣之女而娶自己的外甥女而有些忿忿不平。

皇后到了宫中，中宫布置得富丽堂皇，四壁涂以黄金，到处芳香扑鼻，挂着缀满明珠的帘子，青玉雕琢的小几，香檀木的床镶着珊瑚，红罗帐子饰着翡翠，被褥枕头部绣着金织的龙凤，其他地方陈设各种古玩，五光十色，不可名状。

皇帝与皇后行罢合吾礼，皇后在女官的指教下向皇帝敬酒说：“甥女阿嫣祝贺舅舅皇帝陛下万岁！”惠帝笑着说：“你还像以前那样称呼吗？”便也用金杯向皇后敬酒。皇后满险羞色，推辞说不会喝，后来勉强喝了一杯。

到了晚上，皇后端坐在床上。惠帝举着蜡烛仔细观看，见皇后两鬓低垂，清澈的眼睛焕发着光彩，不施脂粉而面容像朝霞映雪，又像梨花带着雨渴。身体的各个部位都极其美妙。皇后害羞地低着头，两颊微晕如指痕浪波……惠帝对皇后说：“我一向因为你是外甥女，一直避嫌，未曾在近处看过你。没想到你如此悦人心目，到了极点。”当时皇后才十岁，虽立为中宫皇后，而惠帝没有与她同宿，宫中的事却让后宫美人中年长者承担。后宫的一些人，见到这般情形，便生出些流言蜚语，私下议论说：“张淑君虽身居尊位，实际上只是个童女罢了。而且入宫时间在我们之后，我们有什么怕她的呢？”

皇后每五日朝拜一次吕太后。向太后行奉食礼，她鞠躬屏息，一副愉快而庄严的神色。惠帝因皇后夫长乐官朝拜太后，每次来往都要经过一些街道，多次戒严禁行烦扰百姓，就修筑一条复道，通往长乐官。皇后每次出行，侍女先把辇推到内室，皇后坐进去，辇车用幔帐遮盖，这才成行。就是宫中的宦官、宫女也难见皇后的面。

皇后每日清晨对着镜子理妆时，总有一只五彩缤纷的小鸟飞落在窗外鸣唱着，好像在说：“淑君幽室里去，淑君幽室里去……”这样一直持续了十余年，后来皇后搬到北宫，这鸟才不再来了。

孝惠四年二月，惠帝年二十，皇后年十一。惠帝举行冠礼，带领皇后到高祖的庙中祭拜，宫中的孔雀及仙鹤见到皇后走过就跳起舞来。鲁元公主进宫看望皇后，皇后送迎行家人礼，流露出恋恋不舍的恋母之意。鲁元公主指着皇后对惠帝说：“你对阿嫣满意吗？”惠帝说：“阿嫣不像姐姐而酷似宣平侯，使我后宫粉黛为之失色。她那端静贤慧的性格则与大姐相同。”当时皇后的弟弟张偃在一边，惠帝把他抱起来玩耍着说：“这孩子体格很像他的姐姐，如果是个女孩子也是个佳人啊！”皇帝每天早晨起来，一定要到椒房看皇后洗面梳妆。他曾对宫人们说：“皇后的肤色要与白玉盘一争高低啊！”又说：“皇后的神态，俨然像宣平侯，只是形体小一些罢了。”因而戏呼她为“张公子”。

宫女每见皇帝要来，必定先捧金唾盂盛着紫薇露给皇后嗽口。皇帝常抱着皇后放在膝上，数她洁白的牙齿，上下共四十枚。又研朱砂为皇后点唇，那颜色比红樱桃还红，反觉那朱砂颜色太淡。一天，惠帝到后宫，皇后刚刚脱掉衣服，两个宫人为她沈脚。惠帝坐下来看看说：“阿嫣年纪小而脚挺大，几乎与我的脚差不多大。”又对宫人说：“皇后的脚胫圆白而且娇润，你们谁能比得上她。”

孝惠五年夏六月，天气闷热，一天晚上，惠帝在宫中睡不着觉，夜半起来。惠帝想念那个最宠爱的住在东宫的美人，就召宫婢数人，给他们一件锦被一只红帕，让她们去东宫，并授以符验说：“如果美人睡了，就把她裹着抬来，夜深了，不要惊动他人。”东宫与皇后住的中宫很近，宫婢误入了中宫，她们敲开了宫门，传达了皇帝的旨命。侍女们打开数重门户进入宫内，宫婢小心翼翼地一声不出，径直来到皇后的床前，用锦被裹上皇后，并用红帕蒙住她的头。皇后惊醒后问怎么一回事，回答道：“这是皇帝的命令。”于是背着皇后紧跑起来，皇后说：“既然奉皇帝召见，应当容我稍微整理一下服饰，如今这样一番模样，怎么能去见皇帝呢？”宫婢说：“这是奉皇的帝之命，而且已经出了宫，愿皇后不要出声。”皇后无可奈何，也就不再作声。一会儿工夫到了皇帝的住所。皇帝揭开红帕一看，是皇后张嫣。皇帝笑了，抚摸着她说：“惊了你的好梦了吧？”皇后不答话，表现出生气的样子。皇帝让人把皇后放在他的床上，宫婢们就退下了。皇帝唤皇后的名字说：“淑君，生我的气吗？”皇后慢慢回答说：“臣妾现在是中宫皇后，陛下既要召见，应当先一天传宣，怎么如此轻薄，使妾为宫中妃嫔们窃笑。他日有什么脸面做天下之母呢？”惠帝说：“这是我的过错。我召你不为别的，只是为了一起消夏。”当时皇后年仅十二岁。惠帝与她聊天，直到黎明。清晨，侍女们都到了，皇后命她们取来衣裳，穿戴好了回宫。于是，那些美人当中爱嫉妒的人却说皇后在深夜自己奔到皇帝的住所。这些话传到宫外，那些反对吕太后的大臣们私下议论说：“张皇后实在是吕太后的外孙女，果然不是好根苗！现在年幼就如此，若到他日，一定会没有端庄的德行，怎么继承宗庙呢？”

孝惠六年秋天，皇后十三岁，已经开始来月经了，这时候，惠帝后宫美人已经生了四个男孩。吕太后本性中就不喜欢妾妃承宠这样的事，非常想让皇后生子，就遣人劝说惠帝在中宫夜宿，皇后因为惠帝多病，便劝惠帝静羞，异床而寝，而这一切全都瞒着吕太后。

皇后天性喜欢种花，而且有洁癖，还喜爱读书。惠帝到了后宫，听到皇后听书声清丽秀婉传到屋外，便笑着对皇后说：“你没听说过秦始皇焚书的事吗？干什么仿效迂腐儒生那一套呢？”皇后站起身说：“过去听我的父亲张敖说过，秦朝之所以那么快灭亡，一半原因就在于焚书坑儒。陛下圣明天纵，却还沿用已灭亡的秦朝的法律，我实在为陛下担忧。”惠帝被皇后的话所感动，传旨废除了“挟书律”。从那时起，古书就悄悄流行起来了。

皇后在宫中种了许多梅花、兰花、桂花、菊花、芍药和芙蓉之类的花木，她亲自为它们浇水，每到花开时节，就把它们摆放在左右，满室的清香。她的床榻及书桌陈设绝不许侍女靠近，嫌她们不干净。宫中有一种沉香木的溺器，皇后每要小解，讨厌它发出声响，便在里面垫上落花的花瓣，用罢便让侍女冲洗干净。

孝惠七年春正月，惠帝到上宛打猎。让皇后和诸美人都骑着马随从，装束都像男子。穿着的袍子或绛色或黄色或绿色，皇后穿着白狐裘外套，上身着深青色，下身着纯黄色，外披着红锦大袍，用红纱巾束在头上。策马疾驰，潇洒自如，花草为之生光，英姿翩翩像一个十六岁的美男子。看到她们的人不知她们是皇后和妃子们，而皇后尤为惊艳独绝。不一会儿，皇后御装去上厕所。一头野猪突然闯入厕所把她的裤子握破，皇后的臂部也受了小伤。惠帝在那里惊慌失措，皇后勇敢地抽出宝剑刺向野猪，把它杀死了。诸美人都来称贺。皇后的裤子破了，在仓卒间自己尚未知觉。惠帝指她笑箸说：“这是多么的肥白呀！”皇后这才警悟，羞涩而不知所措，急呼侍女拿来衣服，两颊通红，半天默然无语。

夏四月，皇后行“亲蚕”之礼，穿着华丽盛装出行。她乘着鸾车，由四匹毛色相同的马驾车，头上是青色羽毛的华盖，飘扬的龙旗饰有九条带子。太尉的妻子陪乘；太仆的妻子坐在前面；长安令引路。让拿着各种武器、仪仗乐器的仪仗队和“虎贲骑”、“羽林骑”在前面开道。皇后亲自在蚕宫采桑，把三盒桑叶送到两馆，亲蚕礼这才结束。那一天，长安城里观看皇后的人挤得像人墙一样。诸位功臣家的妇女都啧啧称赞说：“张敖的女儿，有这样大的福气！”只恨不能见到皇后的模样。

当初，辟阳侯审食其得幸于吕太后，惠帝听了非常恼怒，把审食其下了狱，准备杀掉，后来又把他释放了。吕太后由羞而怒，又因为皇后没有儿子而后宫美人多子，愈加不愉快，她打算斥退所有的美人，让皇后独自得宠。惠帝非常忧愁，又无以为计，就恳求皇后，打算让她劝说吕太后收回成命。皇后性格厚道不知妒忌，素常又得到太后的欢心，便去哭着对太后说：“诸位美人无罪，是我张嫣自己没有福分，不能生育。”吕太后这才罢手。

五月，太后又闻后宫中的美人有了身孕，发怒要杀掉这个美人。皇后竭力为她说情，太后忽生一计，让皇后假装自己怀孕数月，将来等美人生了男孩，就说是皇后所生，立为大子。皇后不得已而听从了，后来告诉她母亲鲁元公主说：“阿嫣对于狐媚、委琐之事一向觉得羞耻。阿嫣没有生子则太后始终不高兴，而诸皇子也有生命危险，皇帝也更加郁郁不乐，会生病的。所以腆着脸做这事，上可以让太后开心，下可以保护各个皇子，中间可以调和两宫，让皇帝身体安然无恙。

吕大后下诏说：“皇后已怀孕将近六个月，可免除每月初一、十五的朝见。”皇帝也数月不到皇后的宫中。皇后深居静养不出寝门一步。有狡黠的侍女偷偷地说：“皇后将生太子而肚子不大，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六月，美人生了个男孩，吕太后让人把他用襁褓包裹送到皇后的宫中藏起来，并杀死了他的母亲。那天，太后让宫娥教皇后假装肚痛，一会儿，呱呱落地的孩子已经抱到怀里了。于是，告祭了祖庙，立为太子。大臣们奉表庆贺。过了三天，皇后派人赐那美人药物、文绮和黄金百斤。有人说太后已经把美人杀了，皇后闻知后惊愕悲苦，痛哭流涕，红色的衣袖都湿透了。她偷偷地对惠帝说：“我所以隐忍着这样做，就是为了救这个人的性命。现在她仍是被杀掉了，不是命该如此吗？”

那时候惠帝后宫已有六个儿子，而这个说是皇后所生的皇子，是他们中最小的一个。皇后爱他们都向爱自己所生的，并又想办法照顾他们的母亲。

这一年，惠帝的弟弟淮南王来朝觐，淮南王的母亲，本是张敖家的美人，张敖把她献给了高祖刘邦而生下他。所以与张敖家最亲近。这时，淮南王向惠帝表示愿拜见皇后，惠帝说：“你嫂子年纪小，还未成年，拙口笨腮又不愿见人，像一个小孩呢！不见也罢。”淮南王坚持要见，惠帝就同意了。淮南王恭恭敬敬地跪拜皇后，皇后在帘内答拜，身上的玉环、玉佩叮咚作响，然后问了一声：“九叔无恙？”就端坐不再说一句话，也未曾向下张望。淮南王退下以后对别人说：“我嫂子是从古到今的第一美人、第一善人。

八月，惠帝身体不好，皇后去看望他，惠帝让皇后上床，抚摸着她的乳房叹息说：“阿嫣今天已长大了，今人爱不忍舍，然而你这凝脂般的身体以后恐怕要为我消瘦了，这样一个人而不会有一日夫妻之乐，也是命呀！”

戊寅日，惠帝崩于未央宫，年仅二十三岁，皇后年方十四岁。诸侯王和群臣站在殿下，皇后在殿上向东，太子向西部伏在地上痛哭。诸妃嫔、公主和同宗的妇女都跟随皇后伏地而哭。殿上殿下一百余人，鲁元公主也在里面。群臣在远处听到皇后的哭声，幽细而悲哀，从远处看见年纪最小而最漂亮的则是皇后。皇后两只眼睛已经红肿如桃。华丽的衣服已经脱掉，浑身穿着粗麻布缝的衣裳，越发显得美丽漂亮，光艳照人，殿上殿下为之耸动。

少帝即位时只有五岁。张皇后年方二十。少帝每次与皇后同床睡觉，见皇后的乳房还像处女一样感到很奇怪，问左右的人，才知道自己不是皇后生的。便放肆地说：“皇后怎能杀我的母亲而立我为帝。我大了一定报复。”太后听了这话后把他幽禁并杀掉了，又立惠帝的第三个儿子常山王刘宏为皇帝，这就是后来的少帝。

孝惠皇后死的时候，年四十一岁。侍女们当时听到空中有奏乐的声言，一种异常的香味数日不散。皇后既然没骨肉亲属在身旁，小敛时，侍女为她沐浴，验视皇后的下体，都说：“可怜啊，皇后真是个处女啊！”宫人都爱皇后身体的美艳，不肯很快将她装敛起来，而是看着她的裸体说：“这时不看就再也看不到了。”有的宫女测量皇后身体各部位的粗细长短而记下来。看到了那些隐微之处，无不赞叹，这样看了一天才成敛。

谢选骏指出：伴君四年，仍是处女——可以和柳下惠坐怀不乱，相提并论矣！

 

【07、古代“大款”斗富纪实】

　

东汉初年，统治者“务用安静”，一度造成了“勤约之风，行于上下”的良好风气，但至和帝永元年间，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史称：“时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此后奢侈之风愈演愈烈，直到东汉王朝灭亡。

嫁娶崇尚侈靡

嫁娶是人生的大事，上流社会互相攀比，使聘礼、嫁妆、婚宴三项开支极大。王符说：“富贵嫁娶，车并各十，骑驭侍僮，夹毂节引。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是以一飨之费，破终身之本业。”如汉未董卓以皇甫规遣孀“容色美”，“聘以并辎百乘，马二十匹，奴婢钱帛充路”。由于嫁女可得到不少钱财，有人竟“一女许数家”，待价而沽；而有“不仁世叔、无义兄弟”，强迫执意守节的寡妇再嫁，目的是“利其聘币”，甚至“疆中欺嫁，处迫遣送，人有自缢房中，饮药车上，绝命丧躯”。一些富贵人家的嫁妆也极其丰富，如马融嫁女给袁魄，“装遣甚盛”，使袁魄感到很没脸面。由于婚嫁被视为金钱交易，“富者竞欲相过，贫者耻不逮及”，以致贫困百姓根本不敢谈论嫁娶。

死以奢侈相高

东汉上流社会普遍相信鬼神，认为人死后有知，企图把人间的享乐也带到阴间，极力追求厚葬。当时“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丧，或刻金镂玉，儒梓梗补，良田造墓，黄壤致藏，多埋珍宝偶人车马，造起大冢，广种松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宠臣贵戚，州郡世家，每有丧葬，部官属县，各当遣使资奉，车马帷帐，贷假待客之具，竞为华观”。这概括地反映了当时制棺、陪葬、祭祠、葬礼等各方面的奢侈状况。人们不惜刻薄活人去赢得厚葬的美誉，说明这一风气已变态到了极点。由于整个社会普遍地追求厚葬，使得盗墓之风也随之盛行。即使是守备森严的皇家陵墓也无法幸免。

衣着锦绣，食必趋时

穿衣吃饭本是人们生活的基本需要，但东汉贵族官僚以此争奢比富，形成“奢衣服，侈饮食”之风。当时贵族的衣服多是质地考究、做工精细的丝织品，并又别出心裁，极力装饰点缀，“或裁好曾，作疏头，令工采画，雇人书祝，虚饰巧言，欲邀多福；可裂拆曾采，裁广数分，长各五寸，缝绘佩之，或纺采丝成糜，断截绕臂……或克削绮毂，窃八采，以成榆叶、无穷、水波之纹，碎刺缝秩作为笥囊、衣被，费曾百缣，用力十倍”。一些贵族为了显示豪富，对贴身奴仆也大加装饰，以致“婢妾皆裁真帝之饰，而被织文之衣”。

当时上流社会崇尚交际，形成了一股游宴之风，刺激起“侈饮食”的风气，一些贵族人物极力追求口腹之欲的满足，如桓帝“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与此相关的是酗酒成风，有无酒不成宴的说法。王公子弟莫不以豪饮为高。孔融有言：“坐上客恒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矣。”曹丕《典论·酒诲》上说：“孝灵之末，朝政堕废，群官百司，并湎于酒，贵戚尤甚。斗酒至千钱。”当时有不少著名的酒徒，如大宦官张让养子张奉，“为太医令，与人饮酒，辄牵引衣裳，发露形体，以为戏乐。将罢，又乱其衣履，使大小差骑，无不颠倒僵仆，委跌手足，因随而笑之”。王公子弟们宴饮，还有不少娱乐节目，其中主要是欣赏妓女表演舞蹈、音乐，故时将酒色游宴连称，如洛阳令郭珍“家有巨亿，每署召客，侍婢数十，盛服装，罗谷披之，袒裸其中，使进酒”。

生活器皿上讲求靡丽豪奢

东汉上流社会对日常生活用品和装饰品极力讲究糜丽、新奇，把实用性放在次要地位。饮食器皿，多以金银器或琉璃器为高。为显示富贵，贵族官僚大量蓄积“犀象珠玉，琥珀玳瑁”之类的珍奇异宝。朝廷中尚方、织室专门生产各种奢侈品，地方官吏也指使手工工匠生产各种“雕镂玩弄之物”。由于封建帝王和中央权臣都喜欢这些玩物，地方官争相进奉，如交趾“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玳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路，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故吏民怨叛”。在这方面，东汉上流社会争相模仿，如桓帝时“京师长者着木屐，妇女始嫁，至作漆画五彩为系”，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师贵戚皆竞为之”，灵帝好驭白驴，“公卿戚贵转相仿效，至乘辎并以为骑从，互为侵夺，贾与马齐”。

筑宫苑、务广第

东汉上流社会普遍讲求住宅的豪华壮丽，皇帝大兴土木，筑造宫室、宛囿，贵族官僚则尽力扩建宅第和私家园林。汉顺帝时因修建宫苑的开销太大，已经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支出，郎凯上书说：“寻宫殿官府，近始永平，岁时未积，便更修造；又西园之设，禽兽是处，离房别观，本不常居，而皆精土木，营建无已，消功单贿，巨亿为计。”桓帝时刘瑜又上书：“今第舍增多，穷极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时令。”灵帝更是兴造不断，甚至“税天下田，亩十钱”，以供修筑宫苑之用。他在西园所建万金堂、玉堂殿，铸铜人、黄钟、天禄、虾蟆等装饰物，极尽工巧。他已有西苑、显阳苑、平阳苑、上林苑、鸿德苑，又广开华圭灵琨苑，还在河间置地，起第宅。

当时贵族官僚、豪强富商也都广建宅第、园林，所谓“豪人之室，连栋数百”，极尽华侈。如马防“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又大起第观，连阁临道，弥亘街路，多聚声乐，曲度比诸郊庙”。当时得势的宦官也争相“造起馆舍，几有万数，楼阁相接，丹青素垩，雕刻之饰，不可单言”。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外戚梁冀，据《后汉书》本传记载，梁冀与其妻孙寿在街对面各造馆舍，“弹极土木，互相夸竞”，“堂奥有阴阳奥室，连房洞户，住壁雕镂，加以铜漆，窗牖皆有绮疏青琐，图以云龙仙灵。台周周通，更相临望，飞梁石蹬，陵跨水道。金玉珠矶，异方珍怪，充积藏室”。他又广拓私人园林，“采土筑山，十里九坡，以碌二崤，深林绝涧，有若自然，奇禽驯兽，飞走其间”。

广蓄妓妾，纵情声色

东汉上流社会竞相蓄养美女妓妾，既可显示富有，又可纵情声色。桓帝时有宫女五六千人，为她们服务的俾女“复兼倍于此”。贵族官僚也不甘示弱，“妖童美女，填乎绮室；倡调伎乐，列乎深堂”。连宦官也“亦广妻娶”，又有“嫱媛、侍儿、歌童、舞女之玩，充备绮室”。

当时上流社会性放荡成为风俗，一些贵族妇女也公然私通。如梁冀之妻孙寿，便公开与奴仆秦宫私通。特别是清河王之女阴城公主最为典型，她嫁给班起之孙班始，“贵骄淫乱，一嬖人居帷中，而召始入，使伏床下。始积怒；永建五年，遂拔刀杀主”。其性变态已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由于上流社会的性放荡，导致道教房中术的流行，汉末不少方士专门传授房中术，如甘始、东郭延年、封君达三人“率能行容成御妇人术”；汉末左慈传术，连阉官也去请教，“人之逐声，乃至于是”，可见房中术流行到何种程度。

谢选骏指出：大款斗富、御妇人术，社会瓦解之前兆也。

【08、古代宫中的养鹰和训鹰术】

 

我国古代宫廷以鹰为戏，早在春秋战国时代即有，而尤以明、清宫廷豢鹰及猛禽最为讲究。北京故官博物院珍藏着明·林豆绘《双鹰围》，气势磅礴，令人不禁想起晋人傅玄曾为之赞美雄鹰的佳句：“嘴利吴戟，目颖星明，雄姿邈世，逸气横生。”

据明·谢肇制《五杂俎》记载：明官“禁苑中，四方鸟兽毕备，其不可驯也，盛以樊笼。有鸷高六七尺，诸禽兽皆畏之，不知其何名也……”看来明帝是颇喜养猛禽的。

明宫中有一套训鹰的方法，《五杂俎》对此也有一段颇为精彩的描述：鹰，产于辽东一带。“教鹰者，先缝其两目，仍布囊头，闭空屋中，以草人臂之。初必怒跳颠扑不肯立，久而困惫，始集臂上。度其馁甚，以少肉啖之，初不令饱。又数十日，眼睁开，始联其翅而夫囊焉。囊去，怒扑如初。又惫而驯，乃以人臂之。如是者约四十九日乃开户，纵之高飞。半晌，群鸟皆伏，无所得食，方以竹作雉形，置肉其中，出没草间，鹰见即夺攫之，遂徐收其维焉。习之既久，然后出猎，擒纵无不如意矣。”清朝沿袭明制驯鹰方法，至清朝末叶，宫廷和社会“驯鹰”、“玩鹰”都达到最盛时期。

由于清代皇家对鹰的喜爱和重视，所以王公贵族、八旗子弟也都效仿，以鹰为戏。他们驯鹰除了采用明代驯鹰方法外，还采用一些其他方法。诸如不准鹰睡觉，即驯鹰中的绝招：“熬鹰。”行话叫“上宿”。因为，鹰白天从不睡，但到晚上才能安睡，所以晚上熬鹰也不会乱飞。当然人也不能睡，还要带鹰到人多的热闹地方去，使它连闭眼的时间部没有。因此，训一只鹰，最好有三个人，前夜、后夜、白班各负其责。在清宫廷里的驯鹰任务，自然是由清宫总管内务府养鹰鹞处来具体负责词养与训练了。

早在清顺治初年，即设立了鹰房、鸦鹰房；乾隆十一年改为养鹰处、养鸦鹘处，三十七年裁鸦鹘处。后总名为养鹰鹞处，其地点在紫禁城东华门北上驷院三座门路东房院内。养鹰鹞处设管理事务王大臣三人，协办事各兼鹰上统领二人，头领、副头领五人。

据史书记载，辽东皆产鹰，而宁古塔尤多。乾隆帝钦定的《满洲源流考》一书援引《大金国志》有关于鹰鹞的记述。在女真的土产中，鹰鹞是禽类贡宫廷的重要一项。如《清稗类钞》所列的吉林进贡方物中，便有“七月进窝雏鹰养九只……十一月海青芦花鹰、白色鹰但无额数”的记载。在贡纳宫廷的名鹰中，首推“海东青”，即“青雕出辽东，最俊者谓之海东青”。该鹰喜山巅云海，飞翔如旋风直冲云际，以小制大，善捕天鹅。金人越秉文曾作《海清赋》云：“俊气横鹜，英姿杰力。顶摩穹苍，资讯东极。铁勾利嘴，霜排劲翮。”明代僧梵琦也有赞誉海东青“玉爪金眸铁作翎……奔去突露入紫雷”之佳句。

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清代鹰户向朝廷交鹰，可将鹰折银，抵销正赋。为此规定极详。顺治十八年（公元一六六一年）议准，凡鹰户投充新丁，有交海东青者，每只可折银三十两，另赏银十两，毛青布二十匹；而交普通鹰者，一等鹰每架折银十五两，二等鹰十两，三等鹰五两，四等鹰和体长尺余、只捕小鸟的鹞子，折银仅一两。可见，“海东青”鹰为帝王视为最珍贵之猛禽。

据清宫内务府档案记载，乾、嘉年间，宫廷主管部门曾对雕笼大加修饰。这是因为进贡鹰鹞的急速增加，雕笼不足所致。嘉庆十八年（公元一八一三年）笼养鹰鹞雕等猛禽，占有正房和厢房达十四间之多。雕笼每座各面阔、进深一丈二尺，柱高一丈，五檩挑山。宠内放置直径三尺、高一尺的四十斤木盆一个，以投放饲料和清水供饮食之用。修造雕笼由清内务府营造司承担，制作材料上要求精致讲究。据档案载：嘉庆六年（公元一八〇一年）三月，有六只雕要入笼饲养，营造司除修理旧有的三座雕宠和三个杉木鹰盆外，还又添做三座雕笼，并造作了铁筋杉木鹰盆三个。与此同时，铺三座新雕笼的锡箔，达一四四两。

清宫饲养鹰鹞以肉食为主，以符合猛禽之天性。乾隆朝清档《养牲底簿》记载：雕鹰每只每日食用羊肠十两；而鹞子每只每日则食用六只麻雀……等。可见，清宫鹰鹞处几养猛禽食物之精、之奢侈了。

清宫廷养鹰鹞，主要是供奉皇帝围猎之用。清代皇帝历来十分重视射猎习武，特别是康、乾时代，这种“骑射习武”之风盛行不衰，“木兰秋弥”是为一例。

每年秋天，清帝要带领王公大臣、侍卫等随从的射猎队伍，浩浩荡荡地到南苑、西苑和北苑游幸和行围射猎。而这时清宫内务府所管辖的养鹰鹞处的统领、头领带着驯鹰能手，披弓驾鹰，牵狗相随，其壮势盛气凌人，好不威风。在热河“木兰秋弥”或上述行围射猎完毕后，皇帝要在避暑山庄万树园，举行收拢人心的怀柔庆功宴会。其间除歌功颁德、歌舞升平外，在宴会上还要常常演奏一曲《飞燕捉天鹅》，令参加宴会的满、汉、蒙等王公贵族们个个心情舒畅，更加增添了宴会的欢乐气氛。

鹰鹞能被清代帝王所喜爱、青睐，是因为它是捉捕射猎的天然助手；另外，用鹰鹞捉雉禽兔兽等，也可供皇帝祭祀或御膳之用。因此，当宫廷鹰鹊经过严格训练后，也就成了皇帝亲放鹰为戏游幸、射猎的一个主要玩乐项目了。

宫中蟋蟀大战

蟋蟀，亦称促织、趋织、蛩，善鸣好斗。两只蟋蟀捉对相斗是人们喜爱的一种娱乐活动。斗蟋蟀之风首先在宫廷中兴起，宋人顾文荐在《负暴杂录》中说：“斗蛩之戏，始于天宝间”。那时长安富豪竞相以重金购买好斗之蛩。

到了明朝，出了一个酷爱促织的宣宗皇帝。这位皇帝公然敕令苏州知府采办促织，他抱怨所进的促织不仅数量少，而反细小不堪，明言要一千个，按期进献，不得延误。一敕至府，于是官吏严刑催督，百姓疲于寻觅奔走，苦不堪言。明袁宏道在《畜促织》中描绘小百姓捉促织的狠狈相：健夫小儿，常“群聚草间，侧耳往来，面貌兀兀，若有所失”。到了厕所中，一闻蟋蟀声，则“蛹身疾趋如馋猫”。其间为进献促织家破人亡者大有人在。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写了一篇名为《促织》的小说，反映的是这种因皇帝爱好斗蟋蟀而造成的血泪斑斑的生活。大意是明宣德年间，穷困潦倒的书生成名一家为了向官府交蟋蟀，逼得走投无路。县令严限追比，十多天中，杖责至百，两股间脓血淋漓。好容易捉得一只，又被其子不慎扑毙。其子惧父怒，遂投井身亡，夫妻悲怆欲绝。不料儿子魂魄竟幻化为蟋蟀，且轻捷善斗，成名一家因此而富贵。小说于怪幻中，对封建社会的黑暗作了深刻的揭露。事虽怪异，却非凭空想像，而是作者对现实的艺术概括。据《明朝小史》记载：皇帝酷好促织，派人到江南采办。此时促织售价昂贵，一只竟至十数金。当时枫桥一粮长，因受郡府督遣，以他所乘的一匹骏马换了一只上好的促织。其妻以为以马换虫，虫必奇异，乃偷视之，竟一跃而出。妻惧而自缢，其夫归来，既伤其妻，又畏法刑，也自缢而死。明宣宗爱好斗蟋蟀，其意在于取乐，但他们的一时之乐，带来的却是残民乱政贻害国家的大悲剧。

谢选骏指出：满清鞑子养鹰训鹰，所以灭掉了玩弄蟋蟀的猪家明朝。所以我总说——不是满人战胜了汉人，而是十万旗人战胜了十万朱元璋崽——有人说猪院长留下的猪仔竟有百万之众，完全可以单独抵抗清军；其实这些人渣就像清末的八旗子弟，完全都是废垃了。

【09、皇宫中的猛兽、猛禽和珍奇宠物】

　

汉元帝大病初愈，逐渐恢复了健康，心情格外愉快。为了驱除卧病期间的无聊，他决定尽兴地玩乐。

这一天，他要到虎圈去看斗兽。于是在元帝的率领下，文武百官、后宫妃嫔浩浩荡荡地来到了虎圈。元帝入座之后，六宫粉黛也依次就座。

虎圈中的野兽，本来各自分离，由专人分别喂养，现在则驱令熊虎等野兽同处一地，于是令人惊心动魄的场景出现了。它们扑击、厮咬、翻滚、咆哮。生活在后宫的那些美女娇娃，哪里见过这等凶猛的搏斗，一个个目蹬口呆，既紧张又兴奋。

忽然一只大熊抛下猛虎，一跃而出虎圈，直奔元帝和妃嫔们观兽斗的大殿而来。它咆哮着，直立其身，伸出前爪，抓住栅栏，即将跳入殿内。情况突变，面对凶暴的大熊，众人始而吓呆，继而惊慌逃散，那些妃嫔、宫娥更是魂飞魄散，在尖叫声中，跌跌撞撞，髻松钗堕，一哄而散。汉元帝位居前排，大熊逞凶，他首当其冲。眼看大熊逼近，他两腿发抖，欲喊无声。在此危险时刻，冯婕妤这娇美的弱女子，奋不顾身地站在汉元帝前边，面对张牙舞爪的大熊，挺身翼蔽汉元帝。当此千钧一发之际，大熊稍一迟疑，几个武士赶到，击毙了大熊，汉元帝和冯婕妤才算死里逃生。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清歌曼舞、钟鼓丝竹、宫室园苑、后宫佳丽、服饰珍玩已不能使皇帝们满足玩兴，所以又别求刺激，畜养猛兽，在它们凶残的厮咬中寻欢求乐。

畜养猛兽非只汉朝，也不只元帝一人。明朝武宗皇帝除沉醉酒色之外，既欣玩猛兽，更喜“观虎搏”，并因“狎虎而伤”，以致一个月不能上朝听政。

皇帝们既养猛兽，也养猛禽。唐朝即设有五坊：鹘坊、雕坊、鹞坊、鹰坊、狗坊，以供狩猎之用。唐太宗本人即喜玩鹰鹞。《资治通鉴》有所记载：太宗“尝得佳鹞，自臂之”，望见魏徵到来，“匿怀中”，但魏徵奏事时间很长，结果这一佳鹞竟闷死在怀中。唐大宗对魏徵犯颜直谏有所顾忌，又爱鹞心切，一时情急慌乱，竟置爱物于死地了。

清朝，内务府设有“养鹰鹞处”，掌理饲养鹰犬，以供围猎之用。由王公、御前大臣、侍卫等官三人管理。

至于在宫廷中饲养供赏玩的一般禽鸟和猫狗，就更不足为奇了。唐朝诗人和凝《宫词》云：“兰殿青晴鹦鹉睡，结条钗扬落花风。”朱庆余的《宫词》更为佳作：

寂寂花时闭院门，美人相并立琼轩。

含情欲说宫中事，鹞鹉前头不敢言。

足见鹦鹉在宫廷中已司空见惯。《朝野合载》记述了武则天玩鹦鹅的一件趣事。武则天调驯猫儿与鹦鹉同器吃食，并命御史彭先觉监看，遍示百宫。传看未遍，猫儿饥甚，竟将鹦鹉咬死吃掉。本想炫示自己驯养有方，却落得如此结果，武则天甚为窘愧。《香港纪闻》元：“唐皇妃与太真妃得一白鹦鹉，聪慧可爱。太真妃每有燕游，必置之辇竿上，白鹦鹉即自行随伴。一日鹦鹉忽然低首愁惨，大异往常。太真呼而问之，得知鹦鹉夜梦甚凶，恐不免一死。而后，太真出至后苑，一鹰飞就辇顶，攫白鹦鹉而去。宫人伤之。多于金花纸上书写心经追鹰。白鹦鹉聪慧到能够预知吉凶，或许过于神异，但却可以看出帝王们对能言的鹦鹉是很喜爱的。

宫廷养鸟，自然绝非一两只，不仅数量众多，而且珍禽异鸟无奇不有。各地官员知道皇帝喜玩禽鸟，于是千方百计搜寻罗捕，纷纷进献朝廷，以博取皇帝的宠遇。

天下乌鸦一般黑，即使儿童也不无尽知。但康熙九年，当时的两江总督麻勒吉就在江苏六合县捕获了两只白色的乌鸦，进献朝廷。

秃尾巴鹌鹑，其形其态本无可喜人之处。但有一内务府总管大臣，在三年中就向乾隆皇帝先后进献了一只灰鹌鹑、一只花鹌鹑、一只白鹌鹑、一只草白鹌鹑，稀见品种齐集一处，非同寻常。

喜鹊通体大部分为黑色，鹞子的羽毛一般为灰褐色，但乾隆十一年、五十一年，地方官员却先后献给乾隆一只白色喜鹊、一只白色鹞子。

其他如鸣声动听、带点黑色斑纹的棕色画眉，叫声多变，长着白色斑点的茶色百灵和善仿人言、身披五色的鹦哥，线头赤嘴黄胸的相思鸟，羽毛绚丽的雉鸡、锦鸡，以及阿春鸟、太平鸟等等，或以羽衣似锦恰目，或以鸣声婉转悦耳，或以善学人语而娱情，各极其妙，都是世间罕见的珍异禽鸟。

这些禽鸟进献宫廷以后，先要奉上皇帝“御览”，然后送交养牲处精心饲养。与此同时，由太监总管递帖于敬事房，说明各种鸟所需的食物、食量和饲养中应注意的事项。敬事房再通知养牲处按帖上所言词养。

宫中所养的这些鸟的食物相当讲究，为一般民间饲养者不及。如白喜鹊每只每月需白江米一升，每只每日需猪里脊肉一条，鸡蛋一个。画眉每只每月需江米一升，每只每日需猪里脊肉一条。珍禽荟萃，肉、蛋、米的月需用量是相当可观的。

这些珍禽在宫中饲养一段时间以后，有的送往圆明园，有的赐与臣下。比起它们的山林故居来，一入皇宫御园，俨如徙居“高堂华屋”。

明代宫中有一所“猫儿房”，专门饲养宫中有名分的猫。这些猫各有封名，如牡者称“某小厮”，骗者称“某老爹”，牝者称“某丫头”。或称猫为“某管事”等。这些受皇帝宠爱的猫均派有专人照料，有的死后还被安葬立碑。

明代嘉靖皇帝爱过一只狮子猫。此猫通身微青，只有双眉像霜雪一样白，因而号称“霜眉”。它对自家天职——捕鼠早已荒疏，毫无兴趣，但却另有一绝，为他猫所难能，即善解人意。挥斥即去，呼名即来，且为舞蹈之状。它终日追随嘉靖皇帝，而绝不追随他人，俨然一亲信侍从太监。皇帝假寐，猫则相依而卧，不离须臾，即使饥渴或便溺也要等皇帝醒来才稍离片刻。所以深为嘉靖宠爱，特封之为“虬龙”。

一天，“扎龙”来到嘉靖皇帝跟前，显出疲倦哀泣之状。功夫不大，就悄悄离去，等发现它时，身形盘曲，已经死了。“扎龙”死后，嘉靖皇帝不胜叹惋，令人把它葬于景山北坡，并为之立碑，上题“虬龙墓”三字。

清代宫中饲养了许多皇家狩猎和赏玩的狗。内务府设有内外养狗处，仅正副头目就有十六人，可见专司养狗的人员相当多，狗的数量之多，也就不难想像了。雍正皇帝爱狗的闲情逸致很浓。因此各地所献的狗也多起来了。雍正曾多次谕令造办处精心制作狗窝、狗笼、狗衣等物。他还亲自规定狗窝、笼的尺寸，用料，狗衣、狗垫的样式、图案。狗窝是相当闷气的，里面铺有羊皮，狗笼四周留有气眼，配有西洋勾搭，狗衣为虎皮蓝纺丝黑虎套头，绉袖衫，白绫面，兰纺丝里。它们的“衣住”条件之好，的确显示出皇家走狗的标准。

末代皇帝溥仪退位之后，还在宫中养了大约一百多只狗，每天喂的都是猪肝、大米饭之类，由专人负责饲养。仅此一项，每天所费钱财就不可胜计。有两只警犬，他特别喜爱，一名佛格，一名台格。台格身强体大，额上有“王”字。佛格异常机敏，不论把东西埋于地下，或是藏在他人之手，它都能找出来。如有人从养心殿门口经过，瘁仪即一示意佛格率群犬扑上去，以两前腿搭于人肩，紧抓不放，直到把对方吓得魂飞魄散，博得溥仪博仪一笑为止。有时把人咬伤，溥仪也不在乎，反而很高兴，他有的是钱，在他看来，给钱即可了事。

谢选骏指出：猛兽、猛禽和珍奇宠物，都是儿童喜闻乐见的玩物；但是由于权力失去了约束，皇宫就变成了儿童乐园。甚至变成了动物乐园、动物农场。这就是盛极而衰的人性退化过程。

【10、千奇百怪两性人】

《搜神记》是我国东晋初年千宝撰写的，是魏普志怪小说的代表作。这部书以“游心寓目”自任，确实搜集了许多奇闻逸事，只供后人研究。这里仅以生育奇闻为题，作如下的介绍。

一、关于两性人。《搜神记》中共有六处记述了两性人的奇事。

“闽中有徐登者，女子化为丈夫，与东阳赵丙，并善方术”。这件事发生的时间距今最少有一千七八百年，说的是福建地方有一女子变为男子，有名有姓有地点，当是可信的。而后面所记的这两个两性人与赵丙比赛本领高强，如用方术禁止溪水流通，不准杨柳长新芽等，则是无稽之谈。

两性人虽然性别改变了，但亦和常人一样，能结婚生孩子，这应该是奇之又奇。战国时期魏襄王十三年，一个“女子化为丈夫，与妻生子”。公元前五年左右的西汉哀帝建平中，古豫章（今江西南昌地区）有“男子化为女子，嫁为人妇，生一子”。在古代，绝没有变性手术可做，因此这类有生育能力的两性人是“假两性人”，他或她原木就具有各自的性器官，但是心理上的性别角色错位或第二性徵发育迟缓而已。

由于胚胎的畸形发育而形成具有男性、女性两套生殖器官的先天性生理畸形的人，就成了今日所谓的“真两性人”或俗称的“阴阳人”。这类人如果染色体异常和生理发育不健全，则丧失生育能力。西晋惠元康中（公元二九五年左右），洛阳某人“一身而男女二体”，不但能与女性发生关系，而且能与男性成其好事。同是这个年代，安丰有个叫周世宁的女子，从八岁开始渐渐变为男性，到十七入岁发育成人时，还保持着女性的很多特点，但又不是真正的男子汉，虽然娶了妻子却不能生育。

古代人对性变现象的看法很不科学，认为是“妖孽”作怪，预兆天下不太平。汉献帝建安七年（公元二〇二年），越有俊男变为女子，一个叫周群的官员大惊失色地上书说：“哀帝的时候也有过这种灾变，一定会有改朝换代的事了！”该书也牵强附会地把汉献帝的灭亡归罪于这个“两性人”的出现。千宝还引用一本名为《易传》的书作证，这本书中说，女变男是阴盛，主妇人当政，男变女是阴胜阳，主改换朝代。

二、关于连体人。连体是人类生育中的异常，现在不时见诸报端，应该说是并不陌生的事了。《搜神记》书中有五处叙述了六个连体人的事实。

《搜神记》收集到的最早的一例连体人，是产生在颛顼时代。颛顼为古五帝之一，距今最少有四千多年的历史。其他的五个连体人分别是：一个生于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一年），是长安女子生的，为男性，两个头两个颈，脸面相向，四只管，共一个胸膛，屁股上还长有一只长约二寸的眼目；一个生于东汉灵帝光和二年（公元一七九年)，是洛阳上西门外女子生的，为男性，两个头，四只臂，共一个胸膛；一个生于东汉灵帝中平元年六月（公元一八四年），是洛阳上西门外刘仓的妻子生的，为男性，两个头共一个身躯；一个生于东汉献帝建安年中（约公元二〇〇年），为男性，也是两个头共一个身躯；还有一个生于西晋民帝建兴四年七月（公元三一六年），是新蔡县吏任乔的妻子胡氏生的，为女性，两个头，脸面相向，四只臂，共一个胸腹，脐以下又分为两体。

《搜神记》还忠实地记载了古代人对生育连体人问题的看法，既有趣味又有意义。有一种认识是，同时出生而后来结成夫妇的男女，死后投生就成为连体人。“昔高阳氏，有同产而结为夫妇，帝放之崆峒之野，相抱而死。神写以不死草复之，七年，男女同体而生，二头四手足，是为蒙双氏！”。这种认识肯定是不科学的。不要说人没有来生转世，即使有，也无法解释我们所学的几个连体人产生的事实，占绝大多数的同是男性或同是女性的连体人，怎么会是一男一女的夫妇投生的呢？

古代人对连体人的降生是很恐惧的，认为是不祥之兆。东汉灵帝光和二年出生的那个连体婴儿被“堕地弃之”，并且把董卓之乱也归于这个连体婴儿。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出生的那个连体人被认为是“妖”。当时的人还用京房《易传》里的论述来证明，只有妖怪才有两个头，眼目生在下面，预兆政权变更，出现两个颈，兆示百姓不听号令，等等，总之，是凶象百出。

但也有认为连体人的出现是祥瑞之兆的。西晋民帝建兴四年新蔡的那个连体女婴出生后，很多人认为是天下少有的妖孽，但内史吕会对皇上说：“按照《瑞应固》上说的，异根而同体，叫‘连理’：一株禾结多穗，叫‘嘉禾’。草木都可以是祥瑞之兆，人为什么反不如草木呢？现在她们二人同心而生，是上天赐给的灵异之象，正如《易》中的“二人同心，其利断金’，这双连体女婴的降生，乃是四海同心的吉祥之兆啊！”这种不以妖异的观点看待连体人现象，在当时是很进步的。当然，这种所谓的祥瑞之兆，也是无稽之谈，我们不应该相信。

谢选骏指出：古有千奇百怪的两性人，今有千奇百怪的变性人；两性人是自然的作品，变性人是人造的作品。

【11、“陵迟”：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

　

“陵迟”也作“凌迟”，俗称“剐”，即在行刑时零刀碎割，使犯人受尽痛苦而死。这种处刑方法虽然在辽代才列于正刑，但一般认为五代时它已作为特别刑罚在使用了。宋人陆游在奏状中说：“五季多故，以常法为不足，于是始于法外特置陵迟一条。”

陵迟之慑人残忍之处，就在于它以细碎割裂肢体的方式，大大加深和延长了受刑绝命的时间和痛苦。早在先秦和秦汉时代，就有车裂、磔、圜、支解之类的刑罚，或明载于律法，或实施于法外。这些刑罚的基本手段都是分裂、切碎犯人的身体，尽管有许多史料表明，它原是在犯人处死后实行的戮尸方法，却并不排除暴君酷吏后来以此法杀人。西汉吕后残害戚夫人，“断戚夫人手足，却眼，军耳，饮音药，使居厕中”，不正是支解的遗意吗？此后，这类施刑方法不断出现，东汉末年董卓“施帐幔饮设，诱降北地反者数百人，于坐中杀之。先断其舌，次斩手足，次凿其眼目，以镬煮之，未及得死，偃转杯案间。会者战栗，亡失匕箸，而卓饮食自若”。南北朝时的侯景“刑人或先斩手足，割舌劓鼻，经日方死”。

而到了唐代，便有了碎割皮肉的做法，据《旧唐书·宦官传》载，杨思勋“性刚决，所得俘囚，多行剥其面，或发际，掣去头皮，将士以下，望风慑惮，莫敢仰视，故所至立功。内给事牛仙童吏幽州，使张守桂厚赂，玄宗怒，命思勖杀之。思勖缚架之数日，乃采取其心，截去手足，割肉而啖之”。从这段资料来看，“割肉”似在死后，但《新唐书·宦官传》则称：“思勖缚于格，垂惨不可胜，乃探心，截手足，剔肉以食，肉尽乃得死”，可见当在生前。正在这种情况下，五代、宋时出现了“肌肉已尽而气息未绝，肝心联络而视听犹存”的“陆迟”特别刑罚。陵迟之名，原出《荀子·宥坐》，杨惊注云：“迟，漫也。陆迟，言丘陵之势渐慢也。”沈家本认为：“陵迟之义，本言山之由渐而高，杀人者欲其死之徐而不速也，故亦取渐次之义。”陵迟从辽代开始定为正式刑罚，一直沿袭到清末。光绪三十一年（公元一九〇五年），经沈家本奏请，才正式废除。

陵迟虽然明载于典刑，但法律上并不明确规定其施刑方法。清人王明德在《读律佩》中所谓的“陵迟者，其法乃寸而磔之，必至体无余脔，然后为之割其势，女则幽其闭，出其脏腑，以毕其命，支分节解，范其骨而后已”，也不过是就大体而言之。沈家本也不得其详，他认为这是因为陵迟的施刑方法皆系刽子手师徒口援，外人无法知其详。除此之外，陵迟施刑方法之不一，还由于皇帝常常干预这一“极刑”的施刑，如果是皇帝下令要让犯人“多受些罪”，剐割可能就酷烈得多。一般相传，古代的陵迟有八刀、二十四刀、三十六刀、七十二刀、一百二十刀的区别，据说崇祯年间处决郑曼时曾割了三千六百刀。以二十四刀为例，其则割次序是：第一、二刀切去双眉，第三、四刀切去双肩，第五、六刀切去两乳，第七、八刀切去两手和两肘之间的部分，第九、十刀切去两肘和两肩之间的部分，第十一、十二刀切去两腿的肉，第十三、十四刀切去腿肚，第十五刀刺心脏，第十六刀切脑袋，第十七、十八刀切两手，第十九、二十刀切两腕，第二十一、二十二刀切两足，第二十三、二十四刀切去两腿。如果要割成上百成千刀，每次只能割很小一块，人构“鱼鳞碎割”，并由此衍出陵迟时要用渔网勒紧在犯人身上，使其肉从网眼中鼓出，然后一一碎割的说法。由于陵迟施刑没有定法，行刑刽子手常常借机向犯人家属敲诈。方苞在狱中曾听说过这样的事：“凡死刑，狱上，行刑者先俟于门外，使其党入索财物，名曰‘斯罗’。富者就其戚属，贫则面语之。其极刑，曰：‘顺我，即先刺心；否则，四肢解尽，心犹不死。’”

现存资料中，有几份亲见陵迟场面者记下的观感，对于我们了解这一专制制度下极为惨酷的刑罚是很珍贵的史料。一例是明代亲自监督陵迟刘瑾的刑部主事张文鳞的记述：“其后，奉旨刘瑾陵迟三日，锉尸枭首……陵迟刀数例该三千三百五十七刀，每十刀一歇一吆喝。头一日例该先剐三百五十七刀，如大指甲片，在胸瞠左右起，初动刀则有血流寸许，再动刀则无血矣。人言犯人受惊，血流入小腹小腿肚，剐毕开膛，则血皆从此出。至晚押瑾顺天府宛平县寄监释缚数刻，瑾尚能食粥两碗。次日则押至东角头，先日瑾就刑，顿言内事，以麻核桃塞口，数十刀气绝，时方日升在彼。与同监斩御史其本奏，奉圣旨：‘刘瑾陵迟数足，坐尸免枭首。’坐尸当胸一大斧，胸去数丈。”与其时代相近的还有明代陵迟郑曼的目击记述：“黎明脔割之旨乃下。行刑之役俱提一小筐，筐内均藏铁勾利刃。时出刃与勾，颖以砂石磨利之。郑曼坐于南牌楼之下，科头趺足，对一童子嘱咐家事，絮絮不已。鼎沸之中忽闻宣读圣旨，应剐三千六百刀，刽子手百人群而和之，如雷震然，人皆股栗。炮声响后，人拥挤之极，原先所见，下刀之始，不知若何。但见有丫之木，指大绳勒其中，一人高踞其后，伸手垂下取肺肚两事，置之丫巅。忽又将绳引下，聚而割之者如胃。身臾小红旗向东驰报，风云电走，云以刀数报入大内。”一另一则具有代表性的资料是见载于一八六三年六月十三日《华北先驱报》上目睹清军陵迟太平军俘虏的信件：太仓被占领的次日，上午十一时光景，有七名俘虏被押送到卫康新附近清军营地。他们的衣服全被剥光，每个人都被绑在一根木桩上面，受到了最精细的残忍酷刑。他们身体的各部分全被刺入了箭镞，血流如注。这种酷刑还不能满足那些刑卒的魔鬼般的恶念，于是又换了别种办法。他们从这些俘虏身上割下了，或者不如说是砍下了一片片的肉，因为根据当时景象看来，他们所用的行刑工具太钝了。这些肉挂着一点点的薄皮，令人不忍卒睹……这些可怜的人们在数小时内都一直痛苦地扭动着。大约在日落时分，他们被一个兽性的刽子手押到刑场上，这家伙手里拿着刀，急欲把自己的双手染满鲜血，简直像个恶魔的化身。他抓住这些不幸的牺牲者，威风凛凛地把他们拖到前面，嘲笑他们，侮辱他们，然后把他们乱剁乱砍，用刀来回锯着，最后才把他们的头砍断一大部分，总算结束了他们的痛苦。

谢选骏指出：“陵迟”这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为何列入了“中国皇室秘闻”？因为，只有狗娘养的皇帝，才有终审极刑的最高权力。由此可见，有权凌迟别人的皇帝，不得不是一个人面兽心的东西。

【12、开烟馆赚皇家钱的太监】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宣统逊位，民国建立。按清室优待条件“大清皇帝辞位后，岁用四百万两”，逊帝溥仪“暂居宫禁”，“官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阉人亦称太监，管理机构叫敬事房。太监的最高官职为督领侍，各官殿设总管、回事、首领、带班和殿上太监。清初太监无品秩。康熙末年规定太监品秩最高为五品，最低者八品；乾隆七年（公元一七四二年）改为“不得超过四品，永为定例”。慈禧太后执政时，打破祖制，赏其亲信太监李莲英为二品顶载，溥仪效法慈禧，他的亲信太监张谦和也获此“殊荣”。

太监的月银最高额为银八两、米八斤、制钱一贯三百，最低者为银二两、制接六百。上层太监除月银外，还有帝后赏赐、营私纳贿等不少“外快”，阔不可言。隆裕太后的总管太监张云亭（绰号小德张）在天津建造了三幢豪华楼房，备私人汽车，娶了几房妻室，雇用奴仆、厨役和保镖，前呼后拥，可谓“贵敌王侯”。溥仪的二总管阮进寿，“每入冬季，一天换一件皮袍，没穿过同样的。某年新年那天他穿的一件反毛海龙皮褂，就足够一个京官吃上一辈子的。”（《我的前半生》）首领、带班等中层太监也有不少额外收入，他们购置房产，放高利贷、“还有外宅家眷，老妈、丫头俱全”。下房太监无权无势，故无贿可纳，也得不到“恩赏”，只靠月银苦熬。

清朝复亡后，溥仪仍以“帝王”自居，深居宫禁，以排场为荣，以奢侈为乐，“岁银四百万两”不够糜费，就偷着将宫中金银珠宝、古玩字画典当变卖，但也不能满足穷奢极欲的生活。为了节流，小朝廷降低宫中各类人员的月银和伙食标准。中上层太监各有自己的小厨房，又可食“帝”“王”、“妃嫔”们剩下的美味佳肴，故受影响不大。真正吃苦头的是大多数干苦活、累活的下层太监。内务府、敬事房的官员串通一气，克扣太监膳房的伙食，中饱分肥，膳房员为了捞点“油水”，则偷工减料，经层层“扒皮”，下层太监们吃得很糟，叫苦不迭。

因此，不堪其苦的太监纷纷想办法，赚钱心切的率先“下海”，买来鱼肉之类加工成酱肉、肘子、熏鱿、炸虾兜售。时隔不久，旋即冒出了销售糕点、乾鲜果品等“专业户”。宫禁是溥仪的暂时“地盘”，不能到处乱串叫卖或摆设摊点，而是拎着食盒到太监住处销售，只要手脚勤快，能说会道，赚点零用钱倒也不难。

然而，有经济头脑，想迅速致富的太监，不居于上述小打小闹。他们看中了经销鸦片这块“肥肉”，经过一番苦思，计上心来，几日之后，紫禁成周围就有四、五处烟馆开张营业，烟民你来我住，络绎不绝，经营者腰包日超膨胀。一个在遇喜处任事的齐姓太监，专司葬埋妃嫔分娩后的婴儿胎盘。同治、光绪、宣统三朝，整整半个世纪，无一妃嫔生育子女，齐太监无所事事，坐食月银，逍遥自在。他整年无事可干，先是倒点烟泡私下贩卖，赚点零花钱。烟馆开张后，他的买卖大不如昔，心中大动欲念，便决心急起直迫，后来居上。于是，他在宫禁的苍震门内开设了烟馆，馆址为两间，靠墙是一溜砖砌通炕，可同时容纳十几个烟民。烟馆占地利、“人和”双重优势，独家经营还可暂时赊欠，瘾君子趋之若惊。齐太监的生意兴隆，财源茂盛，好不惬意。他忙得不可开交，顾此失彼，实在难以应付，逐物色了一个能写会算的小太监，为其兜售、记帐、讨债，有人称赞说：“别看齐师父目不识丁，但脑瓜好使，会算计，生财有道。”

昔日被人看不上眼的齐太监，当上了掌柜，成了暴发户，从头到脚更换一新，容光焕发，鸟枪换炮，说话走路挺胸叠肚，一个穷人乍富的派头。而沉迷于吞云吐雾的烟民，个个囊空如洗，了倒落魄，脸皮上笼著一层鸦片中毒的那种青灰色。烟瘾上来，哈欠不断，眼泪鼻涕纵流，说话有气无力。俗话说：“针头的烟斗眼，吃得下水牛，吞得下大象。”吸食成癖的太监没有远虑，不知节俭，日复一日地进出烟馆，用光了月银和往日的积蓄，就东挪西借或偷偷摸摸，到老丧失了劳动能力，被推出紫禁城，因无依无靠，只好栖身寺庙或乞食度日，冻饿而死者大有人在。这就是绝大多数吸毒者的悲惨归宿，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清朝定鼎北京后，以明代太监干政祸国为鉴，对太监管束颇严。交泰殿内置铁碑，各宫殿要冲处设铁碑，“勒禁太监犯法、干政、窃权、纳贿、嘱托、越分、擅奏外事、上言官吏贤否之谕旨，违者格杀勿论”。《官中现行则例》又具体规定不许太监回家、赌博、骂人、行窃以及有关站立、走路等行为的规范，违者严惩不贷。那时的太监个个谨小慎微，一点不敢马虎。慈禧当政后，政治腐败，统驭开始松弛，到宣统时期遂名存实亡。民国以后，逊清小朝廷自身难保，不少年富力强的太监另谋生路，逃亡出宫，余者多为年老体弱。但“皇帝”及其“妃嫔”依然养尊处优，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离开了太监伺候就难以生活。而小朝廷经济拮踞，无力改善太监生活待遇，他们在工余捞点“外快”，似也在情理之中，何况“皇后”婉容也是宫中人人皆知的瘾君子。为稳定太监队伍，避免继续逃亡，所以对其赌博、经销食品、吸鸦片及致开设烟馆等前所未有的怪现象，逊清小朝廷只好睁只眼闭只眼，实际上默许了这些现象的存在。

谢选骏指出：开烟馆赚皇家钱的太监，已经算是危害较小的“政委”了。因为监军的权力很大，可以作恶多端。而宦官和政委，都是“监军”的干活——他们都是“上头”用来控制军队的特务，所以“下头”都没有了。

【13、宫女们的性爱生活】

　

宫女们被幽闭在皇宫内院，除了皇帝、太子和皇子外，很少和男性接触。虽然到了情窦初开的年华，也只有孤灯寂寞，寡乐少欢。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宫词》中说：

泪尽罗巾梦不成，

夜深前殿按歌声。

红颜未老思先断，

斜倚薰笼坐到明。

这首诗虽然描绘的是失宠妃嫔，但更多的宫女也无法得到性爱。只有个别人，能受到皇帝的宠幸而晋封为妃嫔，明宪宗的贵妃万氏，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

万氏是山东诸城县人，四岁时被选入宫，充当孙太后（英宗母，宪宗朱见深的祖母）的宫女。长大以后，侍奉当时还是太子的朱见深。天顺八年（公元一四六四年），英宗死，朱见深继位，是为宪宗，时年十八岁，万氏已经三十五岁。由于她长得丰满艳丽，为人机警，“每（皇）上出游，必戎服佩刀，侍立左右，（皇）上每顾之，辄为色飞”。颇受朱见深的宠爱。朱见深的皇后吴氏，曾抓住万氏与朱见深有越礼行为，打棍子处罚过她。万氏竟能在朱见深的面前撒娇，说吴氏的坏话，把吴氏废掉，另立王氏为后。成化二年（公元一四六六年)，万氏因生了儿子，被封为贵妃。她这孩子未活成，以后也没有再生。可是，她正当虎狼之年，欲火强烈，朱见深曾向内阁首辅万安求房中术和春药，以对付这个饥渴难耐的万贵妃，宠幸始终不衰。万安也因此得了一个“吊阁老”的雅名。万氏为了不失宠和不失掉当太后的机会，发现哪个妃嫔怀孕，就派人以治病为名，使其堕胎。“饮药伤堕者无数”。最后于成化二十三年（公元一四入七年），因“挞一官婢，怒极，气咽痰涌不复苏”，离开了人间，时年五十八岁。朱见深听说万氏已死，“不语久之，但长叹曰：‘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于是慢慢无聊。未几，他也随之死去。万氏由宫女爬上贵妃高位，享尽皇帝的性爱，专横后宫，已成了宫禁的封建统治者。这个例子，在明朝是绝无仅有的。

清朝也有宫女受宠得到内廷主位封号的。咸丰三年（公元一八五三年）曾有一名宫女被封为玫常在。咸丰八年（公元一八五八年)又由贵人晋封为攻嫔。不过，这种例子极为个别。绝大多数宫女，幽闭忧怨，性爱无从发泄。她们只好在太监身上打主意。偷偷地和上层太监勾搭。

由于朝夕相处，宫女们经常托内监代她们购买食盐蔬菜、针线布帛等物，寻机接近。久而久之，则对对成双的结为“配偶”。据说，也有“媒妁”牵线说合，先同床共枕，类似试婚，费用花不多少。太监无势（生殖器)，根本不能有性行为，可是“怨女旷夫”无聊，饥饿难忍，借以解馋止渴而已。宫中称这种性关系为“对食”。若太监长期没有“配偶”，宫人还要笑他们是“弃物”。有时因为两个太监同争一名宫女，争风吃醋的事也常有发生。如明万历年间，坤翼官郑贵妃的宫女吴赞女，先和内侍宋保交好，后来又和阉臣张进朝“对食”，宋保气愤不过，弃官而去，当了和尚。内监都称赞他是“高人”。再如：明烹宗的乳母客氏，是个已婚的淫荡尤物，进官后到处“觅食”。先和太监魏朝伙居“对食”，后来又与魏忠贤私好。二魏都是受宠太监，胆大包天，竟在内官火并，大打出手，惊动了皇帝，昏庸的熹宗出面为他们“断案”，问客氏愿和谁好？因魏忠贤阉割不净，尚有性冲动而勃起，客氏属意于他。皇帝成全了他们，把魏忠贤断给了客氏。

宫女称所配的太监为“菜户”，即使皇帝问起：“你的菜户是谁？”她们也据实以对。只是下层太监不敢称“菜户”，只说“某公是某老太兄弟”。老太是宫女的尊称，而兄弟则是翁妪的别名。宫人和太监“配偶”以后，如果一人先死，后死者也不愿再配，犹如人间所构的“义节”。听说在宫中的友辈还绝口称赞，颂扬这种行为。明人沈德符在他的《万历野获编·对食》中说：“我曾在北京城外的一座寺院中读书，和主持僧人混得很热。寺内有一间屋锁得很严，每逢打扫时，我随之入内，看到室内都是太监供奉的已故人的牌位，上面详细写着死者姓名。有一天，她们的“配偶”太监，因忌日来到庙中祭奠，顿足嚎啕痛哭，其真情超过世间的贤伉俪。因此，我问哭者：‘为何这样悲恸？’他回答得娓娓感动人，边哭边述他和宫人结好的前前后后，听来让人凄楚感动。但他屡次嘱咐我，不要到外边传扬这件事。

“欢喜佛”，是性交的佛像，性交姿式，以立姿为主。

兽喜佛出自梵语“欢喜天”，就是“难提计湿婆罗”，也叫“大圣欢喜天”、“大圣天”。欢喜佛是乱伦的佛，据“大圣欢喜供养法”，性交的当事人竟是“兄弟夫妇”！

大圣自在天，乌摩女为妇。所生有三千子：其左千五百，毗那夜迦王为第一，行诸恶事；右千五百，扇那夜迦持善天为第一，修一切善利。此扇那夜迦王，则观音之化身也。为调和彼毗那夜迦恶行，同生一类，成兄弟夫妇，示观相抱同体之形，其本因缘，具在《大明咒贼经》。

为了调和一千五百个做恶事的，才以一千五百个做善事的来配成“兄弟夫妇”，这一千五百个调和派，又是“观音之化身”，由观音出面，以性交的方法，来软化恶行。这种设计，真绝透了。

清朝北京的雍和官，本来是雍正没当皇帝以前的住所，当时他是雍亲王。他做皇帝后，把这地方赐给活佛章嘉呼土克图，作为西藏喇嘛的庙。欢喜佛像就这样有了租界地。在雍和官的温度孙殿的楼上，赫然在焉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欢喜佛。佛像铸得——照《故都文物略》说法——穷极丑怪”。《清稗类钞》宗教颓“欢喜佛”一条，明指欢喜佛的意义在鼓励生育：

欢喜佛，作人兽交媾状，种类甚多。有男与雌兽交者，有女与雄兽交者。相传出自蒙古。某喇麻因佛教盛行，人多持独身主义，而不欲结婚。于是人种日衰，一部落仅有数人，见而大悲，恐人类之灭绝也，遂幻其说，谓交媾本佛所有事，制为各种雌雄交媾状，名之日“欢喜佛”，独身之俗渐消。后盛行于满洲，而流弊所及，遂至淫风大甚，男女无别。大内交泰殿，即供奉欢喜佛之所也。

这是欢喜佛的第二个意义——鼓励生育。告诉人，独身是不对，“交媾本佛所有事”，连佛都性交，你人还清高什么？

《清槔类钞》说欢喜佛“相传出自蒙古”，是不清楚来龙去脉的话。欢喜佛实在是印度货，是印度传到西藏的佛像。她的动物模特儿是象、是牛，都是印度传统中有神性的动物。《西藏新志》载：

四月十五日，龙王塘大食，庙在水中，周匝水环，须以舟渡，而正殿旁特塑一大秘戏像，即俗所谓“欢喜佛”。喇嘛云：“是佛公佛母。”

印度思想中，动物在地位上并不低于人类，甚至有高的一面。这种观点，不但印度有，从埃及古人到加拿大色里利印地安人，很多地方都有。所以，一旦发生了“兽交”，并不认为是可耻或犯罪。（对“兽交”的严刑峻法，是中古以后的事）甚至印度还把它拟神化，这就是欢喜佛。据《大圣欢喜形像品仪轨》：

夫妇二天，令相抱立，二天俱象头人身，白肉身，着赤色裙，各以二手互抱腰正写出“观音之化身”是表现在“象头人身”的造形上。所谓“与一巨牛交”，所谓“数人伏于牛身”，所谓“多人与兽合”，所谓“作人兽交媾状”，所谓“有男与雌兽交者”，所谓“有女与雄兽交者”，都是对“兽交”的一种拟神化。

这是欢喜佛的第三层意义——对“兽交”的拟神化。

值得注意的是，神很多，为什么要选中观音菩萨来出场，化身成人兽共体甚至雌雄同体的怪相？观言该是女性或雌方。但观音的性别，一般稍通佛理的人，却和一般善男信女的看法不同。一般善男信女，都以为观音是女的，但一般稍通佛理的人，却说观音不是女的，只不过看起来像女人而已，观音实际“男人女身”，根本是男的。

这个观音是男是女的胡涂帐，所以发生，是由于一般人不看书的缘故。观音是男是女，早在《郎环记》里有了精巧的解释：

一人问元曰：“观音大士女子平？”答曰：“女子也。”又一人曰：“经一百观音菩萨，勇猛丈夫，何也？”答曰：“男子也。”又一人曰：“观音一人，而子一男之一女之者，非矛盾乎？”答曰：“非也。观世音无形，故普门品述现众身为人说法，即能现众身，则飞走之物以至蠛蠓酪鸡，皆可耳，岂直男女乎？”

由此可见，高明的解释是观音不男不女，亦男亦女，可男可女。不但可男可女，并且可以“现众身”，上自飞禽，下至走兽，无一不可。因为观世言本身是“无形”的，佛门弟子却枉费心机为观音造像、画像，当然是可笑的。

说不定发明欢喜佛的人，是一个佛法高深的顽童，他故意用恶形恶相的欢喜佛来移俗、来讽世。这个顽童也许不是别人，就是观音自己。这是欢喜佛的第四层意义。

十三、四世纪的时候，欢喜佛已经流传到中国的新庙里，虽然皇族对她还不习惯。到明朝，情形就不同了，明朝时候，欢喜佛已经直奔皇宫。世宗嘉靖十五年（公元一五三六年），有大臣要求除去皇宫中的欢喜佛，《通俗编》记录如下：

留青日札：禁中自来有佛堂室殿，嘉埃时议除去。大学士李时、礼部尚书夏言入看大喜殿”，内有金银铸男女淫亵状者，名日“欢喜佛”，传闻，欲以教太子，虑其长于深宫，不知人事也。十五年五月，夏言题请毁灭。

可见，欢喜佛的第五层意义，是教长在深宫的皇太子知道“人事”。到了清朝以后，照《清稗类钞》说法，已达到“淫风大甚”的效果。这么一来，欢喜佛的哲学意义、宗教意义、历史意义、民俗意义、讽世意义等等，都给“垂以绸幕”了——欢喜佛不欢喜了。

欢喜佛在造形上，虽是外国货，但在思路上，中外是心同此理的。一千八百年前，东汉桓帝时候的梁武祠石列（祠在山东嘉祥），列的就是伏羲女娲人首蛇身的交尾图像。这种图像表示了多种意义：血族相奸、人兽同体、天人交感、“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何尝不跟欢喜佛的意义相像？欢喜佛离开了印度，窝藏在中国，构成了文化交流中的一个怪例，使人好奇，使人责备，使人皆大欢喜。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有关宫女们的性爱生活，最极端的例子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因为那里面连阉割的男性（太监）都没有了——全部的工作都由宫女完成。

【14、古代的“野合之风”】

“野合”本义是指在野外（户外）发生性关系，应当是原始社会群婚制的遗风。可是，先秦时代的学者们即认为这是取天地之精华而育人，是极为正常的现象——即连孔子也是叔梁纥同颜氏女“野合”而生下呢！（见《史记·孔子世家》）。

在先秦时代，特别是周代，往往在山林、河边建有社坛庙宇，内供象征男根的高谋石。每年阳春三月，万物勃发之时，无论已婚、未婚男子都要齐聚高谋石下，举行隆重的生殖祭祀，然后各择隐蔽处如桑台（社坛附近的桑林)自由性交。四川成都附近出士的汉墓画像砖石上，有不少是表现男女野合的。从画面上看，当是春暖花开、采桑羞蚕时节、成双成对的青年男女携手步入郁郁葱葱的桑树丛中，将衣服尽除抛置竹篮内，然后纵情求欢。《周礼》记载说，仲春二月是男女相会，特别是未婚男女狂欢的节日。在这些日子里，要是有谁无缘无故地禁止别人的狂欢——野合，就会受到官方的处罚。直至理学兴起的宋代，有些地方民间还有野合之风。《太平寰宇记·南仪州》记载当时民俗说：“每月中旬，年少女儿吹笙，相召明月下，以相调弄号，日夜以为娱，二更后匹耦两雨相携，随处相合，至晓方散。”

在今江苏淮阳人祖庙（供女娲神）会上，有一种称为“担花篮”的舞蹈：跳舞进入高潮之际，舞者要背擦背，肩挨肩，使身后的黑纱飘带相互缠绕一起，如同汉画像砖上常见的伏义女娲合体交尾状。这其实是对远古野合的一种模仿与留恋。旧时淮阳人祖庙会上，有妇女前往祷求子嗣时，每每会遇上一见钟情的陌生男子向她求欢，她一般不能拒绝；于是在夜间择僻静处偶居，至天明才依依惜别，各走东西。据宋兆麟先生调查，进入七八十年代后，在陕西临潼骊山的农历三月三和六月十五的人祖庙会上，也还有不育妇女挟着床单，怀藏布娃娃，夜宿山林中。附近各村男子亦在晚饭后优闲上山，寻到合适的女子即可同眠共枕。次日清晨，这些妇女回去时，只能低头走路，不能回首顾盼，否则会“冲喜”。骊山庙会又称“单子会”，有不育的妇女又羞于赴会的，做婆婆的还会主动催促儿媳到外面去“风流”一天呢！

我国南方一些少数民族也有类似“野合”的风俗。贵州榕江丙汪苗族青年在三月三趁挖蕨菜之际，纷纷约会于附近的洞定山，一边挖蕨菜，一边对歌调情，寻找意中人；然后双眠于青底树丛中。有时一个人还可与几个异性交朋友。四川木里县俄亚村纳西族在农历十二月底到次年三月初间，有一妇女节，称“米华登格”，由已婚未育妇女主持。入夜，在村寨广场烧起篝火，男女们尽兴对歌、起舞、饮酒。午夜后，老人携带着小孩一个个知趣地溜走，青壮年男女们便开始谈情说爱。建立“安达”（可同居的男女朋友）关系；随后起身到野外的山洞、庄房、岩石下野合，次日天亮方才离去。广东连南瑶族从除夕到正月初三，为所谓的“放牛出拦”。其间成年男女无论婚否，均可自由性交。《八排风土记》卷三记瑶族旧时，“成婚不吉，野合，先配后祖”。近人张震道亦曾在《东方杂志》第三十一卷发表《广西瑶民的婚姻生活》一文，记他在公元一九三二年亲临瑶家山寨的采风见闻：

在瑶民社会里，整个领域都广泛地在一年里要举行两个歌期（旧历正月十五和八月十五）。在歌期里，每家每户的老老少少，都一个一个地离开他们那矮小的房屋，疯狂地携带着饼食之类，穿着簇新的衣服，跑到一个指定的广阔的斜坡，圈成一个鸡蛋形的人堆。在这里，没有什么封建的道德维系，也没有权威者来干涉，只有一对对的男女混杂着，非常畅快地毫无拘束地高歌着他们的情歌……在皓朗的月光扇照于大地的时候，歌声便渐渐地被夜魔所消灭了。每一个男子部配合着一个女子，静悄悄地分散于各个山头山脚和山腰。在野草丛中，在树林深处……

另据马之肃《中国的婚俗》记近代云南阿昌族青年的幽会：该族每年都有一个供男女青年狂欢的日子，多半是在山坡空地上举行。届时青年情侣双双对对，狂歌劲舞；到情不能自禁时，就去找一僻静处，随地媾合。《古今图书集成·云南总部·永宁府部》记普米族在清代还有“婚配野合”之风。宋兆麟先生在其《巫与民间信仰》一书里记录了他近几年对普米族的实地调查，说这里每年春天，男女青年们仍要自动结偶，携带行李、粮食，前往山林里去过一段野合生活。

谢选骏指出：人说“在节日里的几个部落聚在一起，进行不加区别的性交。显然，这是指一些民族，他们在这些节日里，对于从一个氏族的妇女以另一氏族的所有男子为他们的共同丈夫，而男子则以另一氏族的所有妇女为他的共同妻子的时代，还保留着一点朦胧的记忆。”节日中的野合，实际是与远古原始人类的群婚形态一脉相承的；至今在世界许多民族中，特别是部落民族中还得以大量保存。如美拉尼西亚所罗门群岛的土著人，那儿的年轻人就只能到森林里去发生性关系，决不能在村内过婚姻生活。在斐济群岛、新喀里多尼亚群岛、新几内亚的某些部落以及印度的冈德人和南美的乌伊托托人的部落，甚至禁忌夫妻在住宅内发生性关系，而要到森林去相会。这种野合婚以及我国某些民族中至今还有所闻的节日中的山林野合现象，应当被视作为远古婚姻文化在现代文明里的积淀，是今天的人类对过去那个蒙昧时代“保留着”的“一点朦胧的记忆”。

我看——上文胡说“先秦时代的学者们即认为这（野合）是取天地之精华而育人，是极为正常的现象。事实相反，野合指的就是不合礼法的男女苟合。正因为孔子遭遇了野合的厄运，他才极力热爱礼法——每个坏事，也是好事。

【15、中国古代的美男子长得什么样】

　

中国古代不乏美男子，在史籍中颇多记载。《汉书·张苍传》就说：张苍因为犯了罪，被剥光了衣服解去斩首，监斩官王陵见张苍全身肥白，长得很美，就到沛公刘邦那儿求情，能否饶张苍不死？刘邦还真被王陵说动了心，传令赦免了张苍。张苍因为生得漂亮，而能死里逃生，可算是够幸运了。

陈寿的《三国志》说到崔琰的漂亮是十二个字：“声姿高畅，眉目疏朗，须长四尺。”看得出，崔琰的漂亮是因为内含一种男人庄重的美，那四尺长的美髯须尤其令人羡慕。崔琰是三国有名的谋士，后为魏王曹操延揽。曹操这个人其实模样长得也不丑陋，尤其是轩昂的气度透出一股儿工者之气，只是这一点曹操一开始却没能意识到。有一回，匈奴派使者来，曹操怕自己的形象不足有震慑力量，便对崔琰说：“今日你又扮一回魏王去接见使者。”曹操自己则提刀立于崔琰身旁。接见完毕，曹操派人去问匈奴使者：“我们魏王仪态如何？”匈奴使者说：“魏王确实相貌堂堂，不过依我看，站在魏王身旁的那个捉刀者，才是天下真正的英雄！”

评价崔琰“相貌堂堂”是十分准确的，只是漂亮归漂亮，而要成为英雄，这崔琰和曹操一比就见出差距来了。也是，英雄好汉几百年才出那么一两位，哪儿听说靠脸蛋儿漂亮就能把个江山打出来的？

三国时，文学的清谈风气在士大夫中很是流行。士大夫们崇尚的一个人物是著名的文学家何晏”。何晏这人长得清清秀秀、白白净净，挺有意思，是个典型的“白面书生”。皮肤生得白浮点本来也没什么，偏偏让自己的亲戚魏明帝曹睿瞧见了。魏明帝总觉得哪块儿不对劲，心里便想，何晏这家伙平日里不定往脸上打了多少宫粉，不然怎么会脂粉气这么浓？心下这么想，便生出一个主意，要开何晏一个玩笑。当时正值夏日，魏明帝却让人把何晏找来吃热火锅。情调极是浪漫，可却挺难为了何晏，想想也是，大热天加上热火锅，这事摊在谁身上都没法轻松，可既然是皇上赐宴，何晏怎能推却，便老老实实入座下箸，不多会儿已是浑身上下大汗淋漓，禁不住把衣服撩起来抹脸面上的汗珠子，白净净的睑上立刻被抹出红一道、白一道的手指，像猫挠过一般。魏明帝在一旁瞧仔细了，却没能看到什么地方有宫粉被抹落下来，不免生出几分失望。这一餐火锅证实了一点：何晏白净的皮肤确实是天生的，而不是宫粉抹的。

我国晋朝出了两个家喻户晓的美男子，一个叫潘岳，一个叫卫介，两人有一段相似的经历，就是都曾乘车出游，因为模样儿长得太出众，车舆所到之处，“观者如堵”。《晋书·潘岳传》中说：潘岳车出洛阳道，被妇女们连手成圈围在中间，那些喜欢他的姑娘们争相把果子投到他车上，回家时竟是满载而归。和潘岳比起来，卫介却要不幸得多。卫介身体不是太好，人们听说他长相如何漂亮，每到一处都前来围观，拥挤和劳累使卫介病情加重，二十七岁便早早夭亡，史籍中说的看杀“卫介”指的就是这件事。

古代美男子喜留髯须，漂亮的长胡须飘飘拂拂的很是精神，让旁人看起来也是格外的舒服，所以崔琰留美髯须，曹操喜欢；关云长留美髯须，刘备喜欢。宋朝也有一个留美髯的叫蔡襄。喜欢蔡襄美髯须的是宋仁宗赵祯。有一回，宋仁宗和蔡襄聊家常说道：“卿的髯须实在是漂亮，只是不知道晚上睡觉时，这髯须是放在被子里呢，还是放在被子外？”这个问题蔡襄一时无言以对，便有些不安，晚上回到家躺在床上，想起宋仁宗的话，他把胡须放在被子里觉得别扭，放在被子外也觉得别扭，结果折腾了一个晚上没能睡着觉，连他自己也闹糊涂了，平日里睡觉这髯须究责是放在被里呢，还是放在被子外？

其实胡须搁哪都没太大的妨碍，只要睡得着觉，又何须管他是放里还是放外？看来人在有些事上不能太在意，宋仁宗不过是随便问了一句家常话，蔡襄却把这话太当一回事，睡不安稳，白白失眠一宿，想来实在太不划算。做人这样太累，不必。

谢选骏指出：“中国古代的美男子长得什么样”为何列入“中国皇室秘闻”？难道中国皇帝喜欢男女通吃？

【16、两千年前的“太学生”下海经商】

 

汉平帝元始四年，即公元四年，首都长安设立了两个集贸市场。这本非新鲜事。但据《太平御览》卷八二八记载：“长安城南北为会市，但列槐树数百行为队，无墙屋，诸生（指太学生）朔望（每月初一与十五日）会此市。各持其郡所出货物及经书、传记、笙馨，相与卖买，雍容揖让，或议论槐下。”从此段话中，可以看出这两个市场的特点：

第一，从来，京城的市场都是有围墙的。上午开市，傍晚关市，循规蹈矩。而这两个市场却“无墙屋”，设于大路两旁，依槐树而摆摊设点。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最早出现的“商业特区。

第二，更为稀奇的是，这两个市场是专为中央最高学府的太学生而设。这些读书人，不顾身分依期而集，将各地的土特产、图书、乐器，“相与卖买”。这一举措，对自战国以来植根于士大夫阶层中的轻商贱商观念，无疑是个冲击。

第三，在京师，集市一般为常集，但这两个集市却为定期集市，每月两次，即初一与十五。这是中国城市定期集市的最先发轫。为何只确定这两天？根据汉制，政府官员每五日一休，即“归家沐发”。它相当于现在的星期日。太学生是朝廷“高干”的后备力量，自然也不例外。因此，每月六个休息日中，他们可以用两个休息日做“生意”。另外，他们是学生，大部分时间必须读书，做卖买只是附带的。

第四，是真正的“自由市场”。一是免税，二是无市官管理。因经商做买卖的人都有特殊身分，又不是做大买卖，故政府不必管理。当然，由于太学生接触了实际，议论朝政，致令几年后便发生了太学生聚众请愿的政治事件，政府就开始干预了。

西汉太学生的来源，一是由太常每年选送十八岁以上，仪状端庄的正式生，二是从地方选送的特别生，实际都是官宦子弟，又不愁吃穿，部属公费读书。但政府为何要为他们专设市场？太学生为什么要做买卖？值得考究。不管怎么样，太学生利用休息日做点买卖，其意义不在于赚钱。首先，它对于太学生接触实际，提供了一个窗口。其次，也激发了太学生的商品意识。总之，太学生利用休息日做生意，在重农抑商的传统社会里，不能不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它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太学生经商的先例，值得褒赞和借鉴。

谢选骏指出：“两千年前的“太学生”下海经商”为何列入了“中国皇室秘闻”？难道是因为古代皇帝也搞过“改革开放”的骗局？

【17、古代宫中的“媚术”】

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能遇到一些谄媚的行为，无论他们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也无论是因为有利可图，还是出于天性，每每因为谄媚者的手法拙劣而替他们局促不安。

对于一个民族来讲，文化传统应该流传有序，虽然我们的文化曾经发生过巨大的断裂，忠孝仁义等观念传到我们手上时已残破不堪，但是，我们总不至于到了连讨好、拍马屁都做不好的地步吧？那真太丢祖宗的脸了！

我们祖先把这一门技巧称为“媚术”。虽然至今我们尚未发现古人在这一方面的专门著述，但散见于典籍、野史中的材料，也可以使我们略见一斑。

我们还是以性别区分，从两方面来谈的好。

在我们祖先的时代，女子媚人多是为了固宠，所图的不过是自己终身有靠，亲属得沾余润，所以，女子媚人的动机较单纯，举止亦可爱。

我们的祖先习惯于将那些使男人们心旌摇荡，难以自持的女子称为“尤物”？容貌之美自然是先决条件之一。然而，关于容貌美的标准各个时代均有所不同，倒是另外一个标准更为重要，就是“态”。

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女性鉴赏家李渔在他的《闲情偶记》中对女性美有着甚为详尽的论述，他说：“尤物为何？媚态是也，世人不知，以为美色，乌知颜色虽美，是一物也，乌足以移人？加之媚态，则物而尤矣。”

那么，什么是态呢？李渔举了一个小事例：“向在维杨代一贵人相妾，靓妆而至者不一其人，始皆俯首而立，即命之抬头，一人不作羞容而竟抬；一人娇羞腼腆，强之数四而后抬；一人初不及抬，及强而后可，先以眼光一量，似乎看人实非看人，瞬后复定而后拾，俟人看毕，复以眼光一瞬而后俯，此即态也！”

因为李渔在作此书时带有明显的炫耀和教导后进少年的味道，所以他谈得很驳杂，品味也不够高，他同所有的男人一样，是站在单一的男人立场上看待被当做玩偶的女性，才得出这样的看法。

对我们祖先时代的女性来讲，媚惑男人是她们求生和求发展的唯一手段，特别在双方地位悬殊很大的时候，更是如此，类似的事在皇宫中发生的最多，花样也翻新无穷。

遗憾的是，我们的祖先对个人房闱之中发生的事情讳莫如深，因此，这一方面的史料非常少，倒是关于当时最大的新闻人物和小道消息的主人公——皇帝，有那么一点可怜的材料，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据此揣测一番，以消饱食。

汉代刘歆的《西京杂记》中记载：“赵后体轻腰弱，善行步进退，女弟昭仪不能及也。但昭仪弱骨丰肌，尤工笑语，二人并色，为当时第一，皆擅宠后宫。”

赵飞燕是中国历史上大大有名的女人，关于她的美貌，种种野史、笔记中详细记载殊不可靠，倒是位在近臣的刘歆的这一段简约的记述有几分可信，我们从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些信息：赵飞燕是否真的如史所言达到体轻如燕、“作掌上舞”的地步，实难考证，但其身材小巧应该是可信的。这里讲的所谓“善行步进退”，应该指其端庄大方的一面，而绝不会是妖娆的小家气，因为，端庄大方才是持掌六宫的本钱。而她的妹妹赵昭仪是个丰腴、性感的女子，善于言笑，逗皇帝开心。姐妹互为弥补。互为援引，专擅后宫是理所当然的事。

然而，这些可爱的女子们在后宫之中为了引诱皇帝究竟使用了哪些手法。我们实在难以尽知。不过，我们有幸找到了一份比较特殊的资料——汉代郭宪的《别国洞冥记》，其中关于宫人丽娟的记载，另我们提供了许多可以举一反三的信息。

“帝所幸宫人名丽娟，年十四，玉肤柔软，吹气胜兰，不欲衣缨拂之，恐体痕也。”

我们说，人的口气似乎责难与兰花的幽香相比，然而，我国古代很早就有通过咀嚼炒过的豆蔻、砂仁来改善口气的方法，因此，“吹气胜兰”在我国古代作为一项最基本的美的标准存在，应该是可信的，也是最普通的。

首先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她那“不欲衣缨拂之”的恐惧，乍看起来毫无道理，但这正是媚术中最为高妙的技巧，试想，一个十四岁的小女孩责然能够使周围的人相信，她的皮肤之柔嫩，以至于连丝质的衣缨都可能将其碰伤。这种只有痴人说梦中才会出现的奇迹竟然发生了，不能不令人赞叹，这也使得后来这位小官人身上发出的一系列奇怪的现象显得真实可信了。

“置丽娟于明离之帐，恐尘垢污其体也，帝常以衣带缚丽娟之袂，闭于重幕之中，恐随风而去也。”

汉宫中宠姬之奢华，是常人所难以想像的，但以“明离之帐”（想必是某种丝质或类似于丝质的透明织物)蔽体，在汉及汉以前史书中恐怕仅此一例。而更为奇怪的是，她怎样才以能使来人相信她身体之轻盈，以致有可能被一阵风吹去？这样的秘诀已失传矣！

不过戏法人人会变，只是技巧高低不同。技术再奇妙的人也有失手的时候，这位惯于装神弄鬼的小美人终于露出了马脚：“丽娟以琥珀为佩，置衣裙里，不使人知，乃言骨节自鸣，相与以为神怪也。”

丽娟这一系列手段的成功，在于她十分恰当地掌握了汉代上层社会的心理状态。我们讲，汉代只怕是中国历史上最为迷信的一个朝代，巫蛊神怪之说甚盛，而如丽娟这样一位周身充满了奇迹的美人，怎不令人着迷呢。后代女子们所采用的方法虽不尽相同，但思路却是一致的，如欲在三千后宫中脱颖而出，必须要有出人意表的手段。甚至妄加揣测，认为中国的历代后宫之中，媚惑君王的手段很可曾发展成为某种师徒相授的理论系统，或者具有相当神秘色彩的宗教法门，因为专擅椒房的荣耀与外家应得的权势过于诱人，而中国后宫的历史又太长了，倘若当真有这种专门媚惑人的理论或宗教法门，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只是本人尚未发现可支持这种猜测的可靠历史资料。

对于男人来讲，类似的行为多称之为“谄”，谄媚连绵，指的是同一内容。但这并不是说男子便没有以“柔媚”之术进身的可能，我们仅举一例便可说明此事。

在我国古代人的性生活中，很早就有所谓“男风”之事，上下同好，不足为奇。对于帝王来讲，常被用来隐指上下的典故为“分桃断袖之好”，这在汉代的史书中记载过。

“汉兴，高祖时则有籍孺，孝惠有宏孺，此二人非有才能，但以婉媚贵幸，与上卧起，公卿皆因关说。故孝惠时，郎侍中皆冠鸟羽、贝带，傅脂粉，化宏、借之属也。”

这种爱好男风的时尚一直沿续到民国，时被称之为“风雅”，时被斥之为“荒悖”，借此以进，乃致把持公庭者，代不乏人，此宜归入女性行为之中。

说到男性的“谄”，那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从中国历史上看，在此处下功夫是升官发财，保位保命的必须路程，此术不精，难为官也。

所以，在中国的官僚文化中，为我们遗留下两大遗产，即阴谋诡计与吹牛拍马，后代学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东倭、西夷则更是难望其项背矣！

由于“谄”文化过于博大精深，我们这里只能从一两个方面略作阐述，其中窍要还须自己体会。

“嘉靖初，张聪当国，副总兵牛某上谒，自称走狗”（见《野获编》）。由于体制所关，这种自我污辱式的谄媚在当时应当是最最正常的事情，即使像著名边将戚继光，给当国者上书也常自称“门下小的戚继光万叩头跪禀”。

我们讲，谄绝不是一个笼统的概念，它是一种行为，一种经过深思熟虑的投资，是极其严肃的事情，不能忽视它对你一生穷通和人格完整的影响。

例如，宋代赵南仲路经露壁县时尝目瞩一巨石，爱之，后居家时偶然谈及此石，门下将赵邦永在座，顷刻唤数百兵运来一石，俨然当年所瞩目者。“南仲喜骇，扣问所从来，则云，昔年相公注目之示，意谓爱之，随命部下五百人辇归，而未敢以献。适闻誉及，始得供玩耳。”

此一行为的妙处在于一“忍”字。倘若赵邦永当年即献石，那只是常人手法。此处的关键在于受石者的“惊”，惊喜之余的感觉与接受常礼的感觉大大不同，部下的无限忠心与爱戴，全仗此一“惊”引发出来。

恰到好处的谄，当即便可收取意想不到的好结果，而这种恰到好处的机会却如人的命运一样，可遇而不可求，一但机会出现而未能把握住，无限好处自然便从你的指间流过。

南宋的程松寿便曾把握住这样一次好机会，南宋权相韩诧胄曾因小故将爱姬遣出，钱塘令程松寿立即将其买回，居之中堂，旦夕夫妻上食，后韩诧胄复招之，“知为松寿市，大怒，松寿闻之，亟上谒献之，曰：顷有郡守辞闭者，将挟市外郡，某为丞相留之。”程先生当即被提升为大理寺丞。

程松寿先生在这里走的是一招险棋，权相弃姬，天大的祸端，旁人避之唯恐不及，偏偏这位先生独具只眼，看中此处有无限天地，也唯其险，才显得珍贵，可嘉。古往今来，所有成功的“马屁”，往往离不开险、奇、绝、巧几字窍要，不如此，难以给当权者留下深刻印象。当然，前提是在先把廉耻二字放在一边。

真正高水平的“马屁”不但可以升官发财，甚至可以起死回生。

王莽当国时，宗室刘崇与相张绍反之，事败。张绍弟张练为刘崇的叔父刘嘉上书王莽，曰：“愿为宗室倡始，父子兄弟负笼荷插，驰之南阳。猪崇宫室，令如古制。及崇社宜如毫社，以赐诸侯，用永监戒。”于是，王莽大悦，封刘嘉为率礼侯，张竦为淑德侯。（见《资治通鉴》卷三十六）。

王莽这个人非常有特点，他以德起家，工于心计，最善于迎合当时民众特殊的道德心理。因此，他入主机枢，独操权柄的过程甚至颇有些戏剧性的民主意味——他是由于深受士人拥戴而得以掌握政权的。

王莽的思想中，最主要的一个内容便是崇尚古制。我们姑且不论他于此处到底有多少真心，但从史料中看，他对古代社会的一切都充满了热爱与推崇。因此，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更改官制、行政体制、典章、礼仪，一切全部要符合先贤的要求，也正因为如此，张栋先生才从中找到一条保身救命的捷径。

张竦上疏中的这一番话讲得非常考究，非大手笔有大才智者难以企及。

他不正面攻击刘氏政权，而是站在似乎是顺天应人的角度上谈这个问题，说自己（刘嘉）应该为刘氏宗亲做一个榜样，退归田园，让国于贤人。这正是王莽日夜企盼的事，汉刘践祚二百余年，根深柢固，现在由宗亲提出推位于贤，这便可借此变出无数的政治花样，不用血淋淋地杀君篡位，以损德者的形象。

接着，张竦为王莽献上两条计策：

一、古代叛逆之国，既伏其罪，则猪宫室以为污池，刘崇宜如之。

二、当年武王战胜殷纣，将其宗社四面造墙，“复上栈下，使不得通阴阳之气，所以为亡幽者戒”，刘崇亦宜如之。

令王莽心醉的并不是这两条计策的阴毒，而是这番话中流露出的弦外之言。在这里，张竦先生特意用王莽熟知的两个典故将“天下为有德者居之”的老调催眠一般地奏将出来，把一向以周公自命的王莽在世人面前推进了一步，将他比做“以德取天下”的周武王，若在寻常时恢，如此称颂权臣是大逆不道的罪过，而此时的王莽盼望的正是这样一句为世人点破迷津的妙语。

这个“马屁”算是拍到王莽的心坎里了。而这样的人如若不升官发财，当真天理难容。

谢选骏指出：俗话说，“千穿万穿，只有马屁不穿。”——这是因为，人类的原罪无所不在，没人可以幸免。

（另起一页）   

【第二部分】

【中国帮会大揭秘】

张子汉、周永亮

【目录】

第一章、洪门春秋

第二章、青帮奇闻

第三章、皇城理帮

第四章、沪上闻人

第五章、蜀中袍哥

第六章、东北绿林

第七章、西北帮情

第八章、台岛竹联

第九章、港澳黑幕

【第一章、洪门春秋】

——提到帮会组织，人们都会谈虎色变，认为帮会是一种无恶不作的黑组织，帮会成员也一定是一群吸人血、剐人肉、吮人骨髓的恶魔。的确，帮会之所以被称为“黑组织”、”黑社会”，说明帮会中不乏恃恶横行之徒，帮会里也不乏作恶多端、流氓逞凶的血腥故事，所以人们常说“江湖险恶”，“黑社会里黑吃黑”。不过，帮会组织像许多事物一样，也有它的两重性。其一，由于帮会是旧社会的产物，在统治阶级横行无忌、残害百姓的情况下，帮会中也的确出现过一些杀富济贫、除暴安民的江湖好汉。他们以恶制恶，反抗强征暴敛、草潜人命的官吏，对那些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奸臣起到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其二，中国历史上有些帮会往往产生于某种特定的历史背景，如内患外忧之时。这时，帮会大多具有为国捐躯、舍生取义的爱国宗旨。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帮会组织不仅谈不上“黑”，而且是十分进步的。我们下面所讲的洪门帮会，在它的初创阶段就是一个反清救国的群众组织。洪门已有300年的历史，它是中国近代帮会史上影响最大的一个帮会。青帮、理帮、蜀中袍哥等许多帮会都是从洪门“源头”上“流出”的。现在香港帮会中的资深帮主在谈及中国近代帮会时，都认为主要有“青”、“洪”、“理”三大帮系。其中洪门影响巨大，为众帮之源。现代帮会中常说的“红花”、“白藕”、“青荷叶”，指的就是“洪”、“青”、“理”三大帮系。这个比喻对讲清三大帮系之间的关系十分恰当。在这个比喻中，“洪门”是红花，处于中心位置，荷叶和白藕均是陪衬。

洪门在中国近代帮会史上影响巨大，还有一个原因是洪门中出了不少声名显赫的民族英雄。洪门的先祖郑成功、史可法都是正气凛然的民族英雄。蜚声中外的孙中山先生为了争取中国帮会支持他的反请事业，曾一度成为洪门的“龙头大哥”。此外，洪门中还有许多惊心动魄、神秘诱人的传奇故事，这些故事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使得洪门帮会更为人们所关注。

1。洪门的起源

有关洪门的起源，民间一直流传着几种不同的说法。这些说法虽有不同，但在人物、时间、事件的讲述上却大体一致。笔者认为，在洪门起源的各种传说之中，台湾的刘联坷先生的讲述较为权威。刘联坷先生为洪门人士。他后半生一直潜心于洪门历史的研究。他在40年代出版的《中国帮会三百年革命史》，对洪门历史作了系统和完整的记述，书中材料详实，称得上是中国帮会史中的权威巨著，因此，本章有关洪门源流的描述大体上引用了刘先生的说法。

洪门起源于明朝末年。当时，朝廷腐败，社会动乱，流寇横行，农民揭竿而起。其中陕北的李自成义军攻破了北京城，崇祯帝吓得缢死煤山。明朝官员见大势已去，纷纷向李自成投降。驻扎在山海关的明朝大将吴三桂本来打算向李自成投降，可他的爱妾陈圆圆被农民军掳走了，这使他勃然大怒。他一改初衷，决定借关外的清兵来讨伐农民军。

吴三桂冲天一怒为红颜，可他引狼入室使得清军乘机入关，无数无辜百姓遭受清军的屠杀和凌辱。清兵占领北方后，又挥师南下，所到之处，血流成河。清兵在扬州和嘉定大肆屠城，造成了劣迹昭彰的“扬州十日”和“嘉定屠城”。在这种情况下，众多仁人义士，包括江湖上的英雄纷纷起来反抗清廷。他们力图“反清复明”，拯救人民于水火之中。洪门帮会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创立的。洪门的先祖拱英、郑成功、史可法等人都是些精神不死的反清义士。

要想知道洪门的起源，首先要弄清“汉留”的起源。“汉留”这个组织，顾名思义，就是要反清兴汉，不让汉民族的江山亡于清军之手。自清兵入关，明朝的余将虽苦苦抵抗，但清兵兵强马壮，来势凶猛，抵抗都成不了气候。顺治二年（1645），清兵打进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顺治三年，又攻入福建。这时，镇守福建的正是明朝大将郑芝龙，也就是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年轻时是福建海上有名的海盗，人称“海上阎王”。不过郑芝龙还有些侠义，一般不劫百姓。后来他被明朝招安，明朝任命他为福建参将。郑芝龙虽然受朝廷官爵，但仍然暗自称王，雄踞海上，为一方势力。

清兵打进福建后，他和清兵通了气，按兵不动。郑成功对父亲十分气愤。一日傍晚，郑芝龙正在与部下饮酒作乐，郑成功忽然破门而入，怒气满面。郑成功冲着郑芝龙说：“父亲，你受了朝廷的爵禄，就要为国家出力，清兵已攻入福建，你为何按兵不动？”郑芝龙说：“混小子，你连‘识时务者为俊杰’这句古训都不懂，还配来劝老子？你不看，现在清兵一路南下，兵强马壮，如何抵挡？去，读你的书，练你的功吧！”郑成功听了不但不走，反而提高嗓门说：“父亲，你这话是什么道理？在国难当头之时你竟然按兵不动，你难道想向清人求取高官厚禄吗？”郑芝龙这一下发了怒，他站起来发狂似地说：“闭上你的狗嘴，你凭什么来管教老子？你这不孝的畜生，给老子滚！”郑成功一听也发了怒：“滚？滚就滚！我有什么权力来管教父亲？我就是有这个权力！你敢降清，我还要杀你哩！”郑芝龙一下子暴跳如雷，冲上去要打儿子，众将连忙拉住他，郑成功这才愤而离去。后来，郑成功听说父亲果然降清了，他气得血往上冒，晕了过去。醒来后他一路疾跑，来到孔庙大堂里，脱下一身儒服对孔子塑像说：“先师以孝教于万世，今国难当头，忠孝势难两全，我脱下儒服还给先师，从此我要督率将士，力图恢复我汉室江山。我不当孝子了！”说完他点起一把火当着孔子塑像烧掉了儒服。从此，郑成功率领父亲部下有血气的男儿与清军开始了斗争。他成了民族英雄和洪门的创始人。

明朝永历帝很佩服郑成功的忠义行为。这时，清世祖派出大军三路从汉中、四川等地进逼云南。永历帝大惊，他立刻封郑成功为招讨大将军进军长江流域，以绝南侵清兵的粮道。郑成功率领大军船进长江，取崇明、过江阴，战无不胜。清军当然打不过这支忠义之师。提督管效忠带了训练有素的四千精兵来敌郑成功的大军，结果被砍杀得只剩下140人。他狼狈地逃回南京，大声叹息：“我率清兵入关，大战十七次，还从来没有遇见郑成功这样勇敢的军队。”后来，明永历帝在广东站不住脚，不得不逃入缅甸，而郑成功也难以在大陆立脚，便回师台湾，赶走荷兰人，占领台湾以图反清复明。与此同时，缅甸人惧怕清军，把逃亡的永历帝和皇后、妃子等绑献给了吴三桂。吴三桂军中的将士见了永历帝，仍然以帝王的礼节对待他。一日，吴三桂来见永历帝，永历帝见他直立不跪，就问他姓名，吴三桂惭愧得很，不自觉地跪下了，一时连自己的姓名都说不出来。但是，吴三桂没过几日就把永历帝和太子抬到城外的一个荒坡上绞死了。这样，明朝就彻底灭亡了。

郑成功在台湾听到这个消息后悲愤交加，大病一场。病好后，日夜招兵买马，从事反清复明的活动，郑成功觉得必须创建一个强悍不屈的严密组织才能使兵将团结一心。于是，他开金台山创立“汉留”组织。和部下结成兄弟，饮血为誓，决心反清复明，恢复汉室江山。一些仁人义士纷纷投奔，金台山的势力渐渐大起来。不过，郑成功知道只在金台山活动是不行的，还要向大陆发展。于是他派了部将蔡德英、方大成、马超兴、李武开和胡德帝五人潜入内地开展反清复明的活动，后来这五人便成了洪门的前五祖。

洪门和“汉留”实际上是一回事。不过，知道洪门的人要比知道“汉留”的多。这是因为，洪门前五祖都是洪门始祖洪英先生的门生。他们在没有来台湾以前在洪英门下都是英雄好汉，被郑成功派往大陆后又做了许多惊天动地的大事。这样，他们便使洪门的名字响起来了。

洪门始祖洪英，是山西平阳府太平县人，也是明末崇祯时期的进士，一直在扬州史可法手下当幕僚。他忠义爱国、文武双全，与王船山、黄宗羲等人交往很深。一天，洪英与史可法二人一边饮酒，一边谈国家大事。史可法说：“清人残暴，我大明江山竟落到如此田地，可怜众多百姓，他们让清军害得太苦了！嘉定死了多少人呵！太惨了！唉！”洪英说：“能不能想一个救人民于水火之中的万全之策呢？”史可法长叹了一声说：“谈何容易啊！”洪英先生对史可法耳语道：“我听说吴三桂虽投降清军，但现在遭万人唾骂，他也有后悔之心。近来，据我手下人探知，多尔衮对吴三桂已有怀疑，把他软禁了，我们能不能乘这个机会去游说吴三桂，对他晓以民族大义，劝他乘机反清？”史可法一听，沉默了片刻说：“有可能吗？我看吴三桂这人本性难改，恐怕是说不动的。”洪英又说：“试一试嘛！”史可法看了洪英一眼，认真地说：“那么，这件事只有洪先生亲自去最好，别人我不放心。”洪英立刻站起来双手一拱说：“为了民族大义，吾洪某愿北上游说吴三桂，万死不辞。”说完后即刻告别，回去打点行装准备北上了。

洪英回到家中，立刻叫来蔡德英、马超兴等五门生。五门生执意要与他一同北上。洪英大发雷霆。他说：“人生在世，以国家为重。你们要与我一同北上是担心我个人的安危，这简直是弃公就私，儿女情长！史先生是忠义乏人，很讲五伦八德，我走后你们要在他手下尽心尽责，准备力量将来报仇！”这样，五门生只好留在史可法手下，洪英第二天便启程北上了。

洪英来到北京城，眼看着国破山河在，看着城里的居民都被清军强迫剃了半边头发，毫无尊严，任其凌辱，不禁流下了泪。他机智地混进城后，住在了一家小客栈里，洪英住了几日后，发现客栈的余老板身披重孝，整日愁容满面，丝毫无心提说房钱，觉得此事很奇怪。一日夜晚，洪英主动买来酒肉请余老板共饮，洪英问：“余老板有何心事？此时已夜深人静，但讲无妨。”余老板说：“我看你也不是清军的密探，老实对你说，现在国破人亡，我戴的是国孝。你看这北京城，自清兵入城之后，根本不拿我汉人当人，杀起我们的伺胞简直像杀狗一样。唉！这亡国的痛苦何日才能结束呵！”说完余老板老泪纵横，哭了起来。洪英听了后激愤地说：“清军厉害，可是你们难道就不敢反抗吗？”余老板呜咽着说，“清军兵强马壮，满手箭炮，老百姓赤手空拳的，如何去反抗呵！”说完，余老板猛喝了几口白酒，振了振精神，说：“大明不知何年何月才有复兴的一天，现在若有哪一位忠义之士敢于站出来带头反抗，就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余某也会跟他干的。”洪英听了这番话，心想：“若大家都像余老板这样，明朝就不会亡了！”他俩又默默地喝了一阵闷酒，洪英觉得酒气直冲脑门，站起来说：“余老板，已是千夜了，咱们各自安歇吧。”

洪英摇摇晃晃地回到客房里躺在炕上，忽然觉得疲倦万分，一下子就进入了梦乡。。。他觉得眼前金星闪烁，烟雾腾腾。只见一道红光划破夜空，窗外仙气飘飘。一位身着红色僧衣的仙家从夜空中降了下来。这位仙家好像是达摩神仙，神仙深夜降临必有要事。洪英连忙起床跪下，聆听指教。神仙对着洪英念念有词地说：“洪英洪英快努力，眼下时局救不及。人心死不尽，光复总有望。”洪英听后连忙请教救国之法。神仙微笑道：“大树风吹倒，何必内心焦。种下小树去，日久一样高。”说罢，神仙用手掌在洪英头上点了几下，忽然又升腾起来，飘飘而去。洪英还有许多事情要向神仙讨教，他见神仙要走，站起来追上去，脚下一滑摔了一跤，猛地醒来竟是南柯一梦。洪英从梦中醒来后，天色已经渐亮，他轻步走出门外，在晨曦中慢慢回想：“种下小树去，日久一样高。”这肯定是神仙托梦于我，让我召集一批有志之士光复中华。对！一定是这样。想到这里，他斗志更高了。这时，余老板也从睡房中走出，神秘地对洪英说：“昨夜酒后我回家入睡，不久便做奇梦一个，说你此次来京是想游说吴三桂，可有此事？对老哥从实讲来。”洪英一听惊喜参半，说：“正为此来！”余老板马上把洪英拉到屋里去，附在洪英的耳边说：“吴三桂很信看相点星之道，你若见他就装扮成算命先生，此计如何？”洪英听后欣喜万分，连忙称好。

不几日，京城多了个算命的道士。洪先生坐在店前的八仙桌边，后面的三尺白布上醒目地写着“麻衣神相”四个大字。由于洪英原本懂些占卜之道，加上会故作神秘，每算必准，他的名气一下子在京城响起来了。过了半月，吴三桂府中的丫环逛京城，碰巧让洪英看了相，而且很准，这些丫环为了得宠于吴三桂，在他面前提起此事。吴三桂十分相信算命，就让人把洪英请来了。

洪英来到吴府，一句话没说先哭了起来。吴三桂一看很扫兴地说：“这道人，我三桂又不吃你，哭为何理？”洪英连忙说：“我一见王爷便看出你是盖世之材，可惜明朝竟不重用，我为此伤心。”吴三桂一听大喜，他说：“道士讲得极是，明朝当权的都是些无用的东西，朝主昏庸，不重用三桂，难怪明朝有今日了！”这时，洪英大胆地说：“小道已看清了王爷的相，不过要王爷恕了小道的斗胆妄言之罪，才敢开口。”吴三桂听洪英这一说有点不耐烦了，把手一挥：“唉！你这道士，怎么像个女人，不必忸怩！快快讲来！我三桂一向快人快语。”洪英这才滔滔不绝他讲了起来。他说，吴三桂本来是上吉之命，大福大贵，无奈一时做错了事，将清人引进中原，而鞑子非我族类，两族必克，这样祸星必冲撞三桂等等。接着，他又讲了些爱国救民之道，希望三桂能于大错中猛醒，万不可得个骂名百世的下场。吴三桂听后先是一怔，反应不过来，当他弄清了洪英讲的大道理之后，勃然大怒地跳起来，像公牛一样地咆哮：“噢，原来你这个妖道是到我这来耍嘴皮子，游说我谋反？老子得个流芳百世还是遗臭万年与你有个屁事！”吴三桂被说着了疼处，咆哮完后一下子坐在椅子上竟说不出话来，面色钦青地瞪着洪英。洪英见状知道大事不好，呆下去说不定还要被杀掉，便乘吴三桂气得忘了如何处置他时溜了出来。也许是吴三桂气晕了，也许是吴三桂觉得对道人应放他一马，他见洪英溜走了，也没有下令追杀他。

洪英回到客栈，与余老板道了别。这样，他便直出京城，披星戴月地往南方赶路。等到了江南一看，这里完全被清兵控制了。他走进扬州城门，发现有清兵把守。他暗地里找了一位老乡一问，才知扬州城几日前刚被清人攻破。史可法曾率领军民奋勇保卫扬州，但寡不敌众，史可法最后想拔刀自刎，被清兵冲进城来用乱箭将他射死。听了老乡一述，洪英先生可真是悲愤交加。他立刻四处活动，召集了蔡德英等五门生和史可法的一些余部去与清军拼命。虽然洪英和五门生这一支人马十分英勇，杀死了成百的清兵，但清军兵多势大，在一次苦战中，洪英牺牲于安徽芜湖西南六十多里的三义河。临死时，他把蔡德英等人叫到身边说：“我死了算不了什么，但大仇未报，你们五人一定要反清到底！直到光复。你们五人势单力薄，我看你们去投郑成功吧！他乃一代忠义之人，去投他，我可放心了！”最后，洪英又用微弱的声音向他们讲述了自己在燕京做的奇梦。让他们把梦中神仙所托的抗清一事发扬光大。

洪英死后，五门生悲痛无比，他们在洪先生的遗体边发誓要发扬洪门精神，与清廷斗争到底。后来，五门生遵从洪英的遗训，乘船过海到台湾投了民族英雄郑成功，成了郑成功手下的得力将领，与郑成功一同创“汉留”组织，开金台山根据地，不断推进反清的革命活动。由于这段洪门历史，洪门中的人都把洪英先生看成是洪门始租。洪门的“洪”字就是从洪英的姓而来。向时，洪门中的人士还把郑成功尊为洪门武宗，把史可法尊为洪门文宗。

 

2。少林寺传奇

 

洪英的五门生继承了洪英的遗愿，投郑成胁反清复明，而且做出了一系列英雄业绩，把洪英的精神发扬光大了。所以，他们五人被洪门的后人尊为“前五祖”。

蔡德英等人投奔台湾郑成功后，由于他们忠义爱国和武功高强，被郑成功派回到福建、广东、江西和广西一带从事反清活动。一天，他们来到福建省莆田县九连山的少林寺。这里古刹钟声、绿瓦红墙、翠峰起伏、仙气十足。五人推开了少林寺的大门，寺中方丈迎上前来，他红光满面，精神抖擞，一双剑眉像白雪一样醒目。方丈见这五人气宇轩昂，就把他们迎进大堂。大家坐稳后互相通了姓名。原来这方丈法名智通，是明朝大臣，因者不愤朝廷腐败，才到少林寺出家当了和尚。智通方丈问：“五后生今来少林寺有何贵干？”蔡德英回答说：“我们都是史可法部下洪英先生的门生。后来我们投了郑成功大无帅，现在是奉郑大无帅之命来内地活动的。”智通方丈听后说道：“原来五位后生竟是洪英先生的门生，我在朝廷做事的时候还与先师有交情，不知洪先生近况如何？”五门生听后禁不住放声痛哭，把洪先生殉难的经过原原本本他讲给了智通和尚。智通听后十分难过，大家又相互劝慰了一番。晚上，智通方丈把五位门生叫到内屋里议事。智通方丈在烛光下肃然而坐，他带着爱护的语气说：“五位后生，你们侠肝义胆、勇于抗清精神可嘉，可眼下清人强盛，你们势单力薄地跑来跑去，恐怕难成大事呵！”五门生问：“以先生之觅我们就不抗清了？”方丈笑道：“不！五位误解了。凡事需要仔细地筹划和准备，我看你们虽然个个满腔热血，但刚才我观你们的步子，虽步伐有力，但还达不到脚下生风的程度，就你们五人的武功而言不见得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不如留下练习武艺，习得满身武功，等到时机成熟，你们可登高而招，举起义旗，必有万人响应，这样才能成就大事。这就叫：欲先救国而必先自强！”五门生听后觉得言之有理，答应下来，大家不觉谈了一夜。

旭日东升，染红了叠叠翠峰，只听山鸡啼叫，古刹钟响。智通方丈吹灭蜡烛，对大家说：“走，跟老夫到后院去看和尚习武。”

蔡德英等五人到后院一看，只见院子里128个生龙活虎的和尚，施刀的施刀，舞棍的舞棍，个个气度不凡，都是英雄豪杰，不由得热血奔腾。傍晚吃完饭后，智通又来找蔡德英等五门生。智通说：“诸位觉得如何？在此落发出家，卧薪尝胆，一心习武，将来才能办成大事。”五人听后当即要拜智通为师。借着烛光，智通为五人剃了发。五人又信步来到少林寺外的山峰上。此时，星月当空，山风刁习，蔡德英、马超兴、方大成、李式开和胡德帝这洪门前五祖郑重地跪在山巅之上，向着三义河的方向发誓道：“洪先师，请你放心，我们五人一定要把洪门精神发扬光大，一定要把反清复明的事业进行到底！”

一天清晨，蔡德英和方大成两人正在少林寺练武。一个自称姓郑的人忽然从山上下来要求拜访五门生。这人三十左右，气度不凡。交谈之后，才知道他是郑成功的侄儿，叫郑君达。他的祖父郑芝龙虽投降清廷，但由于郑成功雄踞金台山抗清，清军竟将郑芝龙问斩。加上郑君达的父亲郑书丹在广东经商已死，这郑君达便怀着深仇大恨来少林寺投奔蔡德英五人。他说，他的妻子郭秀英、妹妹郑玉兰和道德、道方两个儿子与他一同前来。蔡德英听罢十分高兴，连忙问道：“嫂嫂在那里呢？”方大成也说：“是呵！千里迢迢的多不容易，快将嫂嫂等人接进来。”郑君达说：“他们还在山下樱桃沟等我的消息呢。”蔡德英马上叫来了李式开和胡德帝等三位兄弟，随同郑君达一起跨上高头大马一溜风似地向山下奔去，来回两个时辰就将郭秀英等人接了上来。中午吃完饭后，郑君达问：“我们这么多人在什么地方安歇呢？”蔡德英答道：“让我们先去通报一下智通和尚再做商议吧。”随后便去向智通和尚通报。

智通方丈听了郑君达的来意后十分敬佩。立刻叫蔡德英把郑君达等家眷安排到少林寺后院的两间屋里住下。这房子坐南向北，十分宽敞，门前古松翠柏，还有一亩地的寺中菜园，空气清新，十分幽静。自从郑君达一家来到少林寺后，更给这里添了生机。郑君达眉清目秀，而郭秀英、郑玉兰生得天仙一般，明眸皓齿，美丽动人。他们每次在寺中走动都引得众僧人赞美不绝。可是，正是因为这两个美人引起了少林寺的一场悲剧。

话说少林寺有个叫马福仪的和尚，此人武功很好，在一百多个武僧里排行老七。此人武功虽好，但为人粗野，尤其是尘气未除、十分好色。有一次，山下两个村姑上山来烧香，下山时天色已晚。她俩走在山路上，恰巧遇见了上山的马福仪。这马福仪春心勃动，竟对两个村姑起了歹意。当他冲上去时，村姑急呼救命。这时，正好密林之中还有三四个武僧在夜色中练静功，他们听到叫声，立刻跑过来严厉地训斥马福仪，制止了他。当晚，几个武僧将马福仪的行为告诉了智通和尚，智通听后十分生气，准备将马福仪逐出少林寺，又念他武功超众，最后只是开导了一番，没有将他赶走。马福仪当时也表示愿意悔改，后来渐渐规矩起来。直到少林寺里忽然出现了两个他做梦也没见过的大美人，他再按捺不住欲火，决定把这两个美人弄到手。他多次跟踪她们，从大雄宝殿的门缝里窥视她们，寻找着机会。一天夜里，郑君达、蔡德英等人正在少林寺前院练功。郭秀英从后院来送茶水。等她经过大雄宝殿的时候，在里面等候已久的马福仪突然窜了出来，紧紫地抱住了郭秀英。郭秀英正要叫，马福仪一只大手捂住了她的嘴，淫笑着说：“好嫂子，别叫啊，跟我到大雄宝殿里去亲热一番，我求你了！”正在这时，马福仪听见前院有几个武僧说笑着走了过来，他只好一松手，一溜烟似地跑了。

第二天，马福仪又故伎重演，下午，郑玉兰看着天色还早，就抱着一大堆众僧的衣服走出少林寺，到寺外的一条小山泉边去洗衣服。马福仪悄悄地跟在后面。等玉兰远离寺院后，马福仪突然从后面一把搂住了她。这一次马福仪不仅没有占到便宜反而倒了大霉。原来智通方丈正与蔡德英几个心腹武僧在密林深处秘密商议反清大计。众人听到呼叫后立刻赶过来当场将马福仪拿获。

智通方丈见到这情景气得脸色发白，他举起拐杖当即打向马福仪。智通方丈边打边说：“你这畜生还劣迹不改，气煞我也！你既然尘气难脱、劣根未除，给我滚出少林守！”众人连忙拉住智通方丈。这时，郑玉兰委屈地哭了起来，众武僧愤怒地注视着马福仪。马福仪恼羞成怒地叫道：“老子就是劣根未除，怎么样？凭老子这一身武功到山下去投了清人，有的是美女和享不尽的荣华富贵。”智通方丈一听七窍冒火，一脚把马福仪踢出了三丈远。马福仪爬起来慌张地向山下逃去。这样，智通方丈把这位“老七”赶出了少林寺。

话说清初，西藏曾发生武装叛敌，康熙皇帝命令发兵西藏武力征服。由于清兵十分轻视藏兵，结果在西康一带，被藏兵打得落花流水。康熙帝又派郭廷辉大将军率十万精兵前去镇压，无奈这一次又在西康被强悍的藏兵打得大败而归。康熙大怒，又无计可施，遂下令：“无论三教九流、军民僧道等人，只要有人能平定西藏之乱者，赏千企。”半且后，这条皇榜也贴到了福建莆田县。智通方丈闻听后马上召集少林寺众武僧训话说：“诸位，现夜清廷有西藏之乱，我们不如揭了皇榜进京应征，乘机混进清廷，取得康熙的信任。待来日我们在清兵中掌了军权。那时再举义旗倒戈反清，必杀得清人措手不及，大家以为如何？”蔡德英、郑君达和众僧听后觉得这真是反清的一个妙计，都十分高兴。这样，众僧共推郑君达和蔡德英等揭了皇榜，率众人下山进京应征。

康熙皇帝闻讯大喜，在紫禁城里大宴众僧，向郑君达颁发了印信宝剑。

众僧谢过康熙，即日出征。大军经汉中、四川直扑西藏。1714年夏天，郑君达、洪门前五祖率领128名少林寺众僧在甘孜一带与藏兵5000人展开了激战。强悍的藏兵怪叫着扑上来，只见洪门前五祖、郑君达和众僧大显身手，以一敌百，将藏兵打得大败而逃。众僧又一路追杀；在清兵的配合下进军西藏，平定了西藏之乱。三个月后，即1714年秋天班师回朝。康熙十分高兴，要分封众僧以示奖赏，众僧不愿做官，仍回寺中修道。但郑君达接受分封。前往湖广走马上任。临行前他在京城与智通方丈密谋，逐步控制湖广清兵，等来年就倒戈反清，在鄂州一带举行起义。这样，洪门的反清大计眼看大有希望了。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再说马福仪下山投了清朝后，由于武功高强，被封为福建军校。马福仪除了教清兵练武外，整日沉溺于酒色之中。他听说郑君达、蔡德英等众僧居然大败藏兵，而且郑君达还接受分封，为清兵总领，处万人之上，他十分嫉妒，向朝中奸臣张连秋告密，说明了少林寺僧人反清的真相。张连秋立刻向康熙皇帝上奏：“藏兵兵强马壮，朝廷数十万军马，多员战将，劳师几年还常有败绩。今少林寺仅凭128人居然纵横西康、甘孜制服藏兵，可见其强悍异常。而且，据少林寺中老七和尚密报，这128人中领头的是郑成功从台湾派来谋反的叛匪，郑君达就是反清匪首郑成功的侄子。还有，蔡德英、方大成、李式开、胡德帝、马超兴这五人是扬州史可法部下洪英的五门生。他们一直在暗中密谋反清，企图推翻皇制，目前众贼居于高位，一旦有反，江山难保啊！”康熙帝听此密奏大吃一惊，马上问计于张连秋。张连秋立刻献计：“以臣之汁，请皇上赐宴，众僧必不疑，畅饮后毙之。我再让老七带路，率精兵放火焚烧少林寺，以绝后患。”

康熙准奏，一面派人到湖北用酒将郑君达灌醉，然后用白绳将他勒死。

一面派张连秋点5000名御林军，兵发福建莆田县九连山少林寺，由熟悉地形的马福仪带路。清军开进九连山后，悄悄地把少林寺包围起来，把预备好的干柴和稻草点燃。一时间少林寺火光冲天、烟雾浓浓，少林寺中的众僧因喝了前一天清兵快骑送来的毒酒都神志不清，加上对清军的行动毫无所知，因此，寺中的众僧大多于醉昏昏中葬身于火海，能逃出的只有蔡德英，马超兴、方大成，胡德帝，李式开等12人。其余的一百多位僧众都惨死在少林寺中，智通方丈也被烧死。

蔡德英等12人逃出少林寺后，来到一个小山坡上，目睹着山脚下的熊熊大火，怒从心起。恰在这时，蔡德英向前一看，发现马福仪在清兵中指手划脚地一边叫清兵浇油添柴，一边嘴里还骂着：“狗娘们，秃驴，你们把我赶出少林寺，老子也不是吃素的，今天我送你们上西天！”马福仪这番话被不远处山坡上的蔡德英等人听得清清楚楚。蔡德英心想：原来如此！他抽出箭，拉满弓，对着马福仪一箭射去，只听马福仪“啊”的一声倒地，此箭正射中他的前额，顿时他的头盖骨被从中间射开。周围清兵一看大惊失色。张连秋赶快命令清兵到四周查看，唯恐再飞来一支冷箭要了自己的命。他得知，蔡德英的功夫是百步穿杨、箭无虚发的。他大声喊：“箭从何来？快！快！给我仔细查看。”这时，一个兵指着山下的大道，张连秋一看，只见蔡德英等人正一路疾行向南逃去。张连秋给自己壮壮胆大喊：“兵勇们，今天一定要斩草除根，给我追！”但是，来时有马福仪壮胆，现在马福仪死了，清兵一下子士气不振，他们又知道“穷寇莫追”的道理，大家你推我，我推你，不敢去追。张连秋一看这种情形只好派了80名精锐的清兵前去追杀。谁知这一队前去追杀的清兵也滑头，他们一路上骂骂咧咧地说：“你怕死我们就不怕死？你他妈的去升官发财，我们又没有份。”他们说着竟停下来在山下的一片林中草坪上休息起来。过了好久，他们佯装找不到蔡德英等人，败兴而归。张连秋听清兵回报后，只好作罢。无奈忽见有十骑人马飞来，为首的是清兵提督陈文耀。此人习武于武当山，武艺超众，杀人不眨眼，人称“黑虎杀星”。陈文耀送来了康熙皇帝的一纸圣旨，要求务必把少林寺众僧一网打尽。

这样，“黑虎杀星”和张连秋等人又拼命去追杀。追杀到离九连山百里以外的山谷里时，又与蔡德英等人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拚杀。这“黑虎杀星”的武功居然在马福仪之上，拳脚如闪电，出手十分凶险。从少林寺中逃出的十二名英雄好汉被杀死了七人，仅剩下蔡德英、马超兴、方大成、胡德帝、李式开洪门前五祖。他们五人边杀边退，在山谷里绕来绕去好容易才甩掉了“黑虎杀星”等一队清兵，但他们自己也渐渐地迷了路。

后来，他们逃到一条大河边，前无去路，后有追兵，看来真是大难将临、九死一生了。洪门前五祖虽然武劝不凡，但水性却不好。此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大河中一下子涨了潮。他们回头一看，只见黑虎杀星正远远与一路清兵杀来，大约只有两三里路的距离了。方大成、胡德帝在与情兵的混战中又受了伤，血流不止。李式开和马超兴也累得精疲力竭。情况万分紧急。蔡德英仰天长叹一声，落下泪来。他大喊道：“洪先师，弟子无能，竟不能将你反清的遗愿发扬光大了！弟子无能啊！”正在这万分危难之时，雨雾里有一只小船漂来。蔡德英等五人马上求救。船老大把船摇了过来，蔡德英、李式开和马超兴赶快扶着方大成、胡德帝上了船。这时，“黑虎杀星”、张连秋和一队清兵还有百米远。只见船老大用竹竿向岸边一撑，船顺水势，一下子离河堤几丈远了。“黑虎杀星”破口大骂，又挥舞着剑威胁船老大把船划回去。船老大擦擦脸上的雨水笑着对蔡德英等人说：“众兄弟，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你们是死不了的。”说着船已到了河中心。“黑虎杀星”和张连秋气得暴跳如雷。

五人过了河，便叩谢这船老大的救命之恩，船老大请五人去家中一坐。

蔡德英忙说：“恩公，日后再会。我恐清兵还会追杀上来。”船老大听后笑着说：“众世兄，放心吧！这大河正在涨水，而且河上无桥，也极少有船，五位壮士放心到寒舍中休息一夜，明日再上路不迟。即使万一清兵追杀上来也无防，我这里还有五位弟子，他们个个英武有力，都是反清复明的义士，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况这两世弟已身受刀伤，要尽快治疗，还是休息一夜再走吧！”五人一听，感情难却，又听说这儿还有五位英雄，心中好奇，就从了船老大。

他们走了半里地光景，忽地看到杨柳深处小溪潺潺，几间茅房正掩在桃林间。蔡德英五人叫好不迭。来到茅舍里坐定后，船老大立刻拿出好酒，杀鸡剖鱼，宴请五人。大家互相通了姓名，才知道船老大原来是明室遗老之后，叫谢邦恒，曾为举人，明亡后隐居此地，逃避清廷迫害。大家聊了一会儿，鱼肉已备好。先生让书童去请后院的五位弟子，书童速去。

五位弟子听说先生宴客，都手持酒壶高兴地跑过来。他们一个个生得英武不凡，先生向蔡德英等五位客人一一介绍，五位分别叫吴士佑、方惠成、张敬之、林大江和杨杖佑。先生说他们都是明朝重臣之后，热血男儿，明亡后一直与谢先生隐居于此，读书习武以等来日反清。蔡德英五人听后十分欣喜。

谢先生举起酒杯说：“十位兄弟，来，让我们痛痛快快地喝一杯，这才是真男儿哩！”十人听后一齐举杯道：“来！干！”十位英雄一饮而尽。畅饮之间，众英雄用匕首划破手臂，歃血为盟，结为异姓兄弟。大家吃着喝着，蔡德英等人讲起了洪英先生在世的故事和郑成功在金合山抗清的业绩，吴士佑五人一听十分敬佩，都加入了洪门（这吴士佑、方惠成、张敬之、杨仗佑、林大江五位后来被洪门尊为“中五祖”）。

当夜，十位英雄和谢先生同睡在用稻草打的大地铺上，谈得十分投机。

夜里大家谈到了马福仪，个个痛骂。蔡德英说：“看今日歃血为盟之事非常好。这样才能防止马福仪之类的败类混入洪门，也好让后来参加洪门的兄弟口服心服。”说完蔡德英提议要把歃血为盟定为以后加入洪门的一个规矩，大家当即同意。话至三更，十人渐渐入睡。

次日，十位英雄上了路，向广东惠州方向而去。谢先生仍留在这里，在水路上招纳反清义士。

洪门十弟兄一路上披星戴月，于1715年的秋天来到广东19北部一带活动。一日，十兄弟来到韶关以北的山区。忽然看见山巅之上有一座宏伟的古庙。十兄弟走得十分疲乏，便上得山来，向寺中小僧讨些水喝。其间，十人听说寺庙之中有五位和尚，忠义爱国、武功高强，数月之前在佛山一带发动了小规模的反清暴动，杀死了不少清兵，现暂居于寺庙之中。十人一听很感兴趣，想结识一下，把他们招纳来壮大反清力量。十人推开寺后院大门，见寺中五位和尚正在习武弄拳，一个个生得龙虎一般。

五个和尚一见十位陌生人径直闯进，十分警惕。为首的一位迎上前来一拱拳说：“请问你们来此有何贵干？”蔡德英听说他们也是反清义士，就直言道：“我们是从福建少林寺而来，一为躲避清军追杀，二为来广东寻机发展反清事业。今天来到贵地闻听五位兄弟也在反清，故此，很愿与五位结交为友。”为首的和尚说：“既然列位是从少林寺而来，我就要请教各位的尊姓台甫。”蔡德英见对方渐渐和气起来，逐一把十人介绍给他们。为首的和尚马上上前向蔡德英等十人一躬到底说：“原来是十位英雄，蔡大哥等人我们早已听说了。得罪！得罪！”他一边说着，一边请十位英雄进堂屋休息。五人又一一自我介绍，才知道为首的叫吴天成，其他四位分别叫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和林永超。

对蔡德英等五位英雄的抗清壮举和少林寺出逃一事，他们都十分清楚，因为少林寺大火后清朝捕拿的文告早已发到各地。后来，他们仿效蔡德英等人杀进佛山县城，意欲反清，但敌人众多，他们在杀死了十几个清朝官员后，只得落荒而走，暂住在这寺庙里，想伺机投奔蔡德英等人。今天在广东地界巧遇，真乃天意！当夜，十五人一见如故，把酒论英雄，谈得十分投机。东方见晓的时刻，十五位又跪对洪英、郑成功和史可法三位列宗画像，刺血酒中，一饮而尽，结为兄弟。后来，吴天成、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和林水超这五位广东地界入洪门的英雄，被尊为洪门后五祖。

这一夜，吴天成向蔡德英等人介绍了广东的时局。大家一致认为：清朝十分重视广东，在这里活动恐怕难以成功，应先进湖北襄阳一带清军势力薄弱的地方活动。这时，蔡德英又说，当郑成功派蔡德英、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和方大成向广东、广西和福建一带活动的时候，还派了另一位智勇双全、博学多才的陈近南向云南、四川和贵州一带发展，以图反清大计。现在听说陈近南入川后反清活动开展得很好，势力较大，在雅安一带有了稳固的根据地。这样，到襄阳一带开展反清工作，必要时还可以与陈近南会师四川。大家听蔡德英一说更有了信心。于是，天亮后十五人便匆匆扬鞭启程，一路轻骑向湖北方向奔去。

十五人一路来到襄阳，只见襄阳地界山青水秀，景色甚好。蔡德英等人走着走着触景生情、大家都默不出声，原来他们想起了郑君达惨死在这里。于是，他们一同到了襄阳丁山去给郑君达扫墓。这已是1716年的早春时节，十五人在丁山乱坟里走着，只见坟头上已开满了黄色的迎春花。蔡德英等人在乱坟之中寻找着郑君达的墓碑，回想起在福建九连山少林寺相处的日日夜夜，不觉得泪如泉涌。找了一会，还是不见郑君达的墓地，大家便坐在山坡上吃起了干粮。蔡德英感慨地对大家说：“可惜这大好河山落在了清人手里！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光复！我们这十几位虽然个个武艺高强，但眼下清廷强盛，一时又难以斗过他们，何日才能实现列宗的遗愿啊！”大家听后一时间都默不作声。

正在这时，大家听到坟头那边有女人的哭声。蔡德英听得像是郭秀英和郑玉兰的声音，便急忙向前奔去，果然是她们俩在此哭泣。前五祖大叫一声“嫂嫂！”众人相见，热泪奔涌。这时，郑君达的儿子道德和道方也从藏身的荒草中奔出来，大声呼叫“干爹”，真是悲喜交集。大家一番言语之后，一起祭奠了郑君达。事毕，决定先去投奔襄阳附近的另一位洪门人士万云龙。下山时，忽然看见一队清兵骑着战马飞奔过来。细看是张近秋和“黑虎杀星”陈文耀又追杀过来。他们在江西被滚滚大河挡住后，便判断蔡德英等很可能会逃往湖北一带，于是，他们直接来到襄阳地界查寻。今晨他们得到密报，说有十几个可疑的人奔上襄阳丁山，他们知道郑君达就埋在这里，想必这十几个可疑之人是洪家兄弟来扫墓，便带领大队人马追杀而来。蔡德英看见大队清兵蜂拥上山，立刻让大家分三路人马突围出去。蔡德英、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方大成为一路护送道德、道方突围；吴士佑、方惠成、张敬之、杨仗佑、林大江护送郑玉兰和郭秀英突围；吴天成、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林永超一路在后面掩护。大家约定于汉江上游的白河地界相会。安排完毕，洪门五祖个个英勇无比，如猛虎下山，直扑清军。把清军兵勇杀得死伤无数。洪门三路英雄如洪水奔涌，势不可挡，冲撞敌阵。清兵见五位英雄武功高强，又都红了眼，不敢向前靠近。当他们看见有郭秀英和郑玉兰两个妇人时，拼命地把她们围住，山下的援军也不断潘上来。郭秀英、郑玉兰杀得精疲力尽，最后退到汉江边，吴士佑五人已多处受伤，想冲进来救她们。郭秀英、郑玉兰眼看后无退路，更不愿连累吴士佑五位兄弟，她俩对视了一下，冲上去杀了五六个清军兵勇，然后纵身一跃，跳进了大浪奔涌的汉江。。。吴士佑等五人痛不欲生，边杀着清军边退了回去。

“黑虎杀星”和张连秋要拿“匪首”，向蔡德英这一路人马冲杀过来。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蔡德英、方大成、胡德帝五人已把生死置之脑后，像五匹猛虎呐喊着冲了上来。“黑虎杀星”陈文耀不觉得心里一惊，蔡德英的剑已朝他头上砍杀过来，他用自己的剑去挡，霎时间火花四起震得他双手发麻。“黑虎杀星”飞起一脚向蔡德英踢去，蔡德英向旁一闪，陈文耀的铁脚便在空中划了一个弧圈。当他还没有收回脚时，方大成已杀到了面前，用剑向空中一划，陈文耀的一只脚就被砍向了空中，痛得嗷嗷直叫。胡德帝又赶上来，主砍在陈的脖子上，他的头顺着山势滚下去，落到了下面几丈远的一队清军脚下。清军吓得直往后退。张连秋一看这种情况，大声地对清兵喊：“上！上！”话音未落，李式开射来的一支箭正好射进了他的嘴巴，他应声倒地。众清兵顿时群龙无首，乱成一片，任凭山下的督战队如何挡杀，也阻挡不住他们的后退。

这一场恶战、洪门前、中、后五祖15人杀死了清兵440多人。洪门英雄除了郭秀英和郑玉兰投江自尽外，全部杀出重围。这件事一下子在襄阳和汉江一带传开，许多秘密反清的人士纷纷前来投奔。不到半年，洪门前、中、后五祖率领的反清义士已多达1000余人。

 

3。聚义红花亭

 

《雪山飞狐》一书中，有一路武艺高超的人马自称为“红花会”。这“红花会”的历史再往前追溯，就到了洪门的红花亭，所以那“红花会”实质上是洪门的一支，“聚义红花亭”是洪门历史上一段真实感人的故事。

当郑成功派蔡德英等洪门前五祖到福建、江西、广东一带从事反清活动时，也派了文武双全的陈近南潜入云南、贵州、四川一带开展抗清事业。陈近南潜入四川后，在四川雅安开精忠山，一些热血男儿纷纷从各地赶来参加。他们隐藏在雅安附近的山区里积极筹备，以等待时机发动反清起义。

陈近南除组织大家练武外，时常对四川的父专乡亲们发表演说，激励、号召大家起来反清复明。陈近南这一系列活动，引起了雅安知府的注意。他们派出探子混入精忠山。当陈近南准备举行反清起义时，雅安知府提前知道了消息，派大军包围精忠山进行围剿。雅安的洪门兄弟死伤无数，陈近南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洪门在四川的势力受到沉重打击。事变后，清政府又顺藤摸瓜，捕杀了不少洪门兄弟。

不过，陈近南在四川传播的反清复明思想已在人民中间扎下了根。后来四川的哥老会就是从陈近南精忠山的一支发展而来。到了近代，哥老会又进一步蜕变为一般的帮会组织——四川袍哥。但这时的袍哥组织已不像从前那般革命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为打家劫舍的黑帮成员。

却说陈近南逃出四川后，来到了湖北地界的白鹤洞出家修道，人称“白鹤道人”。他来到白鹤洞后，仍旧从事反清活动，把白鹤洞变成了一个反清义士聚集的场所。白鹤洞位于湖北神龙架，重山峻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这儿风光秀丽，白鹤翩翩，仙气很浓，故称“白鹤洞”。白鹤洞里面又有一洞，既深又宽，可容几百人。神奇的是洞里还有一个天然形成的亭子，里面有巨型红花开放，又称“红花亭”。陈近南经常组织各地的洪门义士在这里举行秘密会议，商讨反清大计。久而久之，陈近南便成了湖广一带的洪门主持人，这“红花亭”三字也成了洪门人士间“开会”两字的暗语。

蔡德英等洪门十五人在丁山汉江边杀出重围之后，一直向襄阳的西北方向奔去。目的是去万云山与洪门人士万云龙会合，然后再一同去找陈近南，以此来壮大洪门力量。这万云龙的俗名叫胡得起，浙江人氏。他从前是潞王手下的大将，武艺高强，有万夫莫敌之勇。清兵杀败潞王后，他孤立一人难成反清大业，便索性来湖北襄阳的万云寺出了家，在暗地里联络各方义士从事反清活动。万云龙到湖北后与白鹤洞中的陈近南关系甚好，依据洪门规矩喝了血酒，结为兄弟。因此万云龙便也成了湖北地界洪门的主持人之一。由于他武功盖世，又与白鹤道人云游于鄂西北的群山之间与清军周旋，所以万云龙的名气渐渐在洪门中大了起来。近日万云寺中的小和尚早已把下山探知的蔡德英等人在丁山血战清兵消息告诉了万云龙，他推算这十几位英雄一定要来万云寺的，便整日等候。

一日，云龙正在山上练习武功，忽见山下一路人马匆匆赶来。仔细一看正是蔡德英等洪门兄弟。万云龙万分欢喜，赶忙派小和尚去煮茶备饭，又派了四位洪门兄弟出去放哨，不一会儿，蔡德英一路人马来到，行过拜礼后，大家激动万分地簇拥当夜，万云寺里烛光高照，喜气洋洋。万云龙大摆宴席为上山的十五位洪门兄弟接风洗尘。宴席上大家一边吃着，一边谈洪门这些年来的奋斗史，万云龙站起来端着酒杯说：“诸位洪门兄弟，让我们与各位先烈同饮一杯酒！”众洪门兄弟一个个肃然而立，如棵棵青松，一同把栖举起喝了半杯，然后把剩下的半杯酒倒在各自的脚下，以祭奠洪门先烈。万云龙重重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声地说：“诸位兄弟，这深仇大恨如不报非为人也！”大家齐声怒吼：“深仇大恨如不报非为人也！”洪门兄弟气壮山河的怒吼从红光闪烁的大堂里传出，在深夜的山谷中回荡着，好不威风！这时，夜已很深了。万云龙、蔡德英等又在烛光下讨论着下一步的反清大计。大家一致认为，拉上万云寺会合的所有兄弟去白鹤洞与陈近南的洪门队伍会合，然后一同下山向清廷挑战。

第二天清晨，红日东升，万云寺前的山谷里白云飘飘，山鹰旋飞。蔡德英与万云龙的两路洪门兄弟一共200多人，带上竹筒装的泉水和干粮，拿着弓剑大刀向着神农架方向的白鹤洞进发。

大家边说边走，边走边笑，冷不防从路边的草丛里串出了一条一丈长的青色巨蛇挡在路上。这巨蛇扬起身子，喷出红舌，双眼冒火般地盯着大家。众人一看忙停了下来。万云龙推开大家说：“闪开！闪开！让我来收拾它！”蔡德英连忙拉住万云龙说：“万大哥，让我来好了！这不是蛇，一定是清妖变化成蛇精企图挡道。”大家听了都七嘴八舌地议论：“对了！一定是清妖挡道。”青蛇旋舞了几圈，“嗖”的一声向蔡德英扑来。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蔡德英把明晃晃的长剑在空中一划，一瞬间那一丈长的巨蛇便被砍成了两半，身子那一半掉进了小道边的万丈深渊，青蛇头那一半掉在了路上。众兄弟上前一看，青蛇还眨着一双眼，大家一阵乱剑将这半条青蛇砍成了无数节。边砍边骂：“砍死清妖！砍死清妖！”那样子像在砍杀清军兵勇。中午时辰，大家终于来到了山崖上的白鹤仙洞。远远望去，只见山崖边白鹤飞翔，烟云缭绕，青松古柏，阳光灿烂。真是名不虚传。这陈近南原来在台湾与蔡德英是很要好的朋友，相见之后欢慰的情形真是难以言表。陈近南见群英毕集，十分高兴。他把各路洪门兄弟请进洞里的红花亭，让大家分别坐下。陈近南坐在红花亭的正中央，手里举着个火把向大家介绍川鄂一带的抗清形势。蔡德英又向大家介绍了去西藏平乱、混入清廷和少林寺被焚的经过，大家更是把清廷恨得刻骨铭心。正在开会之时，忽然看见亭后的三合水中烟雾腾腾，喷喷直响。大家都好奇地围上来看。只见三合水中浮出一只白玉石香炉，万云龙和蔡德英急忙把它从水中拣起。见此香炉两耳三足，玉光闪闪，炉身上有“反清复明”四个大字。众人想这真是无意难违，都认为是神明显灵。陈近南走上前来说：“闪开！让我试试。”只见他用花碗掷于石上，连掷三次，其碗不破。大家都坚信这是天意了。于是众人一起将白玉香炉抬进红花亭中央，然后各路洪门兄弟在香沪面前以枯木为烛，各人拿出好酒，歃血证盟，一同结成异性兄弟。这就是洪门历史上有名的“红花亭大聚义”。时间是1734年7月25日凌晨。参加聚会的有，白鹤道人陈近南，万云寺主持人万云龙，蔡德英等洪门前中后五祖共15人，江西义士黄昌成、铃玉英夫妇，四川的吴迁贲、苏洪光等明朝遗臣，一共有2000多人。其中还有1734年夏初上山的13岁的英俊少年朱洪竹。他是西宫李贵妃之子。崇祯帝的孙子，众人拥他为正统盟主。推陈近南主香，先来者为拜兄，后到者为拜弟，以“洪”字为结盟之姓。以“三八二十一”作为同门接头暗号。这就是把“洪”字拆开，以“三”以“共”分为“八、二十一”，作为日后自家兄弟相识时的标记。同时，蔡德英还提议将这次大会叫“第一次洪门大会”。从此，“汉留”改名为“洪门”，对外称“天地会”。“天地会”的含义是：“指天为父，指地为母，撮土为香，歃血证盟，结拜兄弟，共同反清。”

会议结束后作出的决议有：公推白鹤道人陈近南主香即主持洪门，公推万云龙掌握兵权，为全军之统帅，公推蔡德英等前五祖为先锋，吴士佑等中五祖为左翼，吴天成等后五祖为右翼，准备下山进军武昌。同时招兵买马，扩充军力。

经过两个月的全面准备后，洪门大军开下山来士气极旺地向武昌进攻。

一路上战无不胜，连克大府小县十八座。清廷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眼看着洪门大军两万人逼近武昌。武昌若失，整个湖北就完了。这时，清廷忙派出一个五虎大将于成龙为武昌守将。战斗开始了，洪门英雄个个奋勇杀敌，起先洪门大军士气旺盛，军事上十分主动，但清朝不断从四川和湖广等地调集援军，守卫武昌的清兵猛增到20万人。于成龙又训练了三千精锐的清兵为敢死队在洪门大军攻城时从背后杀来。这样，洪门大军寡不敌众，终于溃败。万云龙、朱洪竹等人在攻城中不幸牺牲。

三个月后，洪门兄弟在陈近南、蔡德英领导下再次攻城，进逼武昌，但这时清军早有准备，加上清朝正在兴盛时期，进攻又告惨败。方大成、张敬之、胡德帝等战死。蔡德英和陈近南依旧逃到神农白鹤洞，悲痛交加，相继去世。其他的洪门兄弟逃往湖北各地，去向不明。只有吴天成、洪太岁、姚必达、李式地和林永超五人一起逃到鄂西北的汉江上游一带，活动了数年之后也相继去世。到这时，洪门的力量已大大下降。剩下的一些洪门兄弟逃避到鄂西北和川陕交界的山区隐藏起来，暂时无法活动。因为清朝在武昌之役后正在大肆捕杀和追查各地的洪门人士。

 

4。天佑洪血战白虎山

 

俗话说，长江后浪推前浪。武昌之役后，洪门的领袖们战死的战死，逃亡的逃亡，去世的去世，使洪门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可到了康熙五十二年，洪门中又出现了一位文武双全的杰出领袖，此人名叫苏洪光。

洪门兄弟在他的领导下逐渐强盛起来，声势浩大，威振七省，使得清廷闻风丧胆，由于苏洪光使衰落的洪门再振雄风，因此，他在洪门历史上被尊为洪门的“威宗”。

关于“威宗”苏洪光，在洪门人士中还有一段神奇的传说。这个传说是真是假我们暂时不如议论，不过这个传说在洪门历史上一直代代相传，影响很大，所以我们把它作为一种传说简要的介绍一下。

雍正元年，苏洪光在湖北与清军苦战七天七夜回到军中后突然大病去世了。消息传开，洪门兄弟像失去了主心骨，悲痛万分，伤心哭号。军中副将史可法的侄子史明下令将他的尸体抬到神农山寨洪门兄弟开会的“忠义堂”中央，准备设灵堂隆重祭奠他。夜晚，史明派了精明强干的十位洪门兄弟为苏洪光守灵。

这天夜里月色朦胧，秋风阵阵，落叶飞舞，凄惨万分。苏洪光的遗体就安放在灵堂中央，堂里烛光高照，遗体四周放满了洪门兄弟采来的山花。三更时分，十位洪门兄弟在痛哭后有点昏昏欲睡，忽然天色渐渐亮起来，诸位兄弟感到十分惊奇纷纷涌向山门前遥望天空，只见东方天上闪烁着一片红光，中间有一颗星星炽光闪闪，亮得出奇，众兄弟惊讶地望着天际，忽然那红光和星星又消失了。黑夜依然笼罩着山谷，山野里一片沉静。十位洪门兄弟从没见过这神奇的天象，便议论纷纷地回到大堂继续守灵。

大约在午夜3点3刻的时候，大家一日劳累十分疲倦，有几位已靠在大堂旁的稻草上开始打盹。其中有一位叫刘三的洪门兄弟对刚才的天象感到有些奇怪，不由地把眼光落在了苏洪光的尸体上。他发现这尸体在慢慢蠕动。他疑心自己花了眼，忙用手搓了搓惺松的双眼。一点没错，这尸体真的蠕动起来了。他吓得丧魂失魄，又不敢大叫，对旁边的兄弟说：“我上趟茅房。”说完他低着头溜了出去。刘三出“忠义堂”后立刻赶去向史萌报告，史明半信半疑地想回来看个究竟。

这时，大堂中央苏洪光的尸体蠕动愈来愈厉害，忽然他用手把自己脸上盖的白纸拉掉，大笑起来。这一笑将其他九位洪门兄弟惊醒了。众人一看吓得大叫，动也不敢动地颤缩在那里。只见苏洪光说：“我到底活了！我到底活了！”更令众人惊奇的是苏洪光讲的不再是川腔，而是一口标准的京城口音。史明赶到后，他胆子大，凑上前去问：“苏大哥！你怎啦？”只见这尸体坐起来说：“苏大哥？我不是苏大哥，我是明崇祯帝手下的王承恩。”“苏大哥，王承恩不是同崇祯帝一块吊死在煤山了吗？”“对了！我就是那个与先帝一块吊死的王承恩。我吊死已经多年了！”尸首操着京腔说。众兄弟和史明一听真不知再问什么好，也不知要说什么。这时尸体站了起来，大家一看都往后退。尸体见状说：“诸位洪门兄弟，请别惊恐。我死后去了丰都城，在城外阴魂不散，徘徊着不愿进去。后来；我遇见了达摩祖师。他看我精忠为国，忠魂难散，让我来苏大哥这儿借尸还阳，扶助洪门。”众人听后不再惊恐，上前紧紧地围住“苏大哥”问长问短。

从此，这复活的王承恩自愿领导洪门反清。他有苏洪光的外表和武功，又有比苏洪光更加精明的智谋，洪门兄弟个个对他十分敬佩，都服从他的领导和指挥。不过，这复活尸体既不叫苏洪光又不能叫王承恩。他自己改名为“天佑洪”，即上天要他扶助洪门的意思。自天佑洪主持洪门后，洪门势力大增。全国各地的三教九流纷纷前来投奔。天佑洪运筹帷幄，指挥有方，洪门兄弟多次在湖北大败清军。这在清朝看来真是洪水猛兽，朝廷增兵20万来湖北镇压，又贴出告示，凡与洪门有联系的人统统格杀勿论。洪门兄弟受到极大威胁。天佑洪把洪门改名为“三合会，又叫天地会”，取“天时，地利，人和”之意。同时，天佑洪派出一批能干的兄弟假意下山向清廷投释，而实际上是作为洪门的间谍打入清廷，这批被派下山的洪门优秀分子中著名的有三人：翁严、钱坚和潘清。他们下山后打入清廷，成立了一个表面上帮助清廷的“清门”或叫“清帮”的组织。所以大家一般都说“清洪帮”。有关清帮的历史和奇闻本书后面有专门论述，这里不再赘述。

天佑洪创立了三合会（天地会）后，又从湖北和川东招了一批义士组成三合军。三合军的反清宗旨深得人心，各地义士纷纷投奔。三合军逐渐发展到30万入，声势浩大，士气旺盛。而且在三合军中还有像关玉英这样的中帼女杰4000多人，一时间三合军让清军望风披靡。天佑洪看三合军日渐强大，命令三合军发兵蜀汉。三合军兵分三路，多次大败清军，很快就接近了四川边界。

这时的川督是王春美，他听说三合军大举犯川，立刻率领十万精兵迎战三合军，三合军勇不可挡，王春美的川军大败而归。王春美回到军中，恼羞成怒。这时，有人献计说，三合军初到四川，急于网罗本地人以便站住脚，何不派两个间谍混入三合军，里应外合对付他们。王春美一听大喜，立刻派了两位精明的部下前去诈降。

这两个人名叫田坚和符达，是王春美手下的得力干将，因王春美占据四川后一心想自立为王，训练了一些干将到各地，甚至混入清军中打探虚实。田坚和符达接到命令后立刻化装成农夫前来诈降。一日，三合军正进军到奉节地界，忽见两位农夫在河边痛哭，三合军的兄弟们好奇地上前询问。两位貌似朴实的农夫向三合军哭诉全家被清军所杀的经过，要求加入三合军。他们声称十分熟悉蜀道，愿亲自带路。三合军正需要熟悉四川情况的人来做向导。听他们一讲十分高兴，虽然对他们进行了一番盘问，但也没有发现什么破绽，就让他们参加了三合军。

田坚和符达加入三合军后，因为要取信于天佑洪，还真的让三合军在与川军的几次战斗中占了便宜，他们不断献计献策，三合军一路上进军更加顺利。天佑洪对他们二人深信不疑。于是天佑洪认为时机已到，命令大军进逼重庆，授命田坚、符达两人组成了一支五万人的先锋队伍提前启程。谁知这五万精兵在田坚、符达两人指挥下一直开进了没有退路的巴山老林中，转来转去，走不出来。正在人疲马困之际，埋伏在巴山中的川军兵勇从四面八方冲下来把三合军的先锋队全都缴了械。另一支五万人的清军从汉江上游入川，南下巴山，把三合军的先锋队全都屠杀掉了。一时间，巴山遍野的竹林都染成了罕见的红竹，血流成河！当夜，巴山下了暴雨，从山谷里流出来的河水都变成了红色。川北的老百姓见了，无不对凶恶的清军切齿痛恨。田符二人用从三合军身上脱下的军装让清兵穿上，这支清兵佯装三合军先锋从巴山开出来。田符二人把这支五万人的清军带到了三合军的后方，两军接触后，三合军还以为清军是自家兄弟，个个不疑。正在这时，五万清兵杀将过来，把三合军的后方部队打得落花流水，大败而逃。进军重庆的天佑洪得到这个消息后十分震惊，立刻下令十万三合军停止进军，退到附近的白虎山死守。天佑洪刚刚让十万大军在白虎山安营扎寨，田坚和符达二人便率领五万清兵和六万川军赶到，清兵和川军赶来后一方面做进攻三合军的准备，一方面派人回报清廷，要再派十五万援军一同围攻白虎山。王春美又从重庆赶来。白虎山的三合军有二十万之众，而山下围攻的清军和川军有十六万之众。三合军虽然在人数上占了上风，但劳师远征，孤立无援，而且，川陕和川鄂地界的大批清军正在往这里赶，情况十分危急。

第二天清晨，田符二人带领八百名精锐的清军兵勇来山下挑战。天佑洪在山上远远看见田、符二人在山下笑骂挑战，气得火冒三丈！“大帅，让我来收拾他们！”话音未落，只见关玉英单枪匹马，闪电般冲下山去，指名要和田坚、符达会阵。符达知道关玉英武功非凡，不敢上阵。田坚却是好色之徒，仗着一身武功挥马迎上阵想把关玉英活捉过来。八百清兵见只有关玉英单枪匹马地前来应战，十分轻视。他们知道田坚满身武功，为川东一霸，定能活捉关玉英。这样，八百名清兵便散开阵，坐在地上笑观。田坚见关玉英挥马扬鞭向他冲来，双腿在马肚上一夹，迎上前去。刹时刀光剑影，马啼阵阵，两人在马背上激战开来。关玉英飞马向前，向田坚闪电般连破三刀。田坚忙用双剑一舞，只见火花四冒，田坚的手臂被震得发麻。他心中一怔，知道轻视了对手。正在此时，关玉英用刀背轻击马背，冲下山坡，一瞬间又回过头来奔向田坚。田坚有点惊慌，只是被动招架，关玉英身子在马背上一闪，将田坚擒过来，飞马上山了。在地上围观的清兵还没有明白过来，关玉英就已生擒田坚飞马而归了。

清军失去田坚，再也没有来山前挑战，只是等援军赶来。当天夜里，在白虎山上的忠义堂里，田坚被推入大堂。大堂里火光闪闪，群情激愤。天佑洪一声令下，两位三合军兄弟手持尖刀走上来。田坚知道自己死期已到，壮着胆子喊：“三合叛匪，要杀就杀，老子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一位三合军兄弟手持火把要烧田坚的脸，田坚不敢再喊。天佑洪说：“兄弟们，动手吧！我们要用他的心肝来祭在巴山殉难的兄弟。”田坚一听要开膛破肚，不能一死了之，神经质地大叫起来。只见尖刀在他前胸上慢慢划开，几分钟后，他的心肝给三合军挖了出来。田坚瞪着眼，鼻孔里还出着最后一点气息。田坚虽死，符达还活着，这是三合军不能允许的。天佑洪一面下令20万大军准备突围，一面派关玉英率20名精干的洪门兄弟下山去杀符达。符达知道三合军要来报仇，向川督王春美辞职隐居在川北大竹县境内，改名换姓，叫作邱川荣。关玉英等20人下山后立即从生擒的清军首领那知道了这一情况。于是，关玉英一路人化装后前往大竹县，夜入县府生擒大竹县令，得知符达隐居在大竹县石河荡。21位洪门兄弟来到这山青水秀的石河荡一看，原来符达由于帮助川督王春美剿杀三合军有功，得了不少赏金，在这里已置了田产。他兴修宅院，妻妾成群，正隐居于此安享余年，好不风光。

第二天，关玉英化装成乞婆来到“邱川荣”的宅院前讨饭。符达的家人给了她一碗米饭吃，关玉英吃完后又要讨一斗米，家人不肯，吵起来。符达从书房中走出，听家人讲过争吵的原因后大骂：“大胆刁民，我已给你白米饭一碗，你还在这里肆意胡为，看老子来教训教训你。”说完他用手杖向关玉英打来，这只手却给关玉英握住了。关玉英一手拖住他，一手打了一个口哨，埋伏在宅院旁竹林间的三合军兄弟蜂拥而来，用洪门中惩罚内奸的一百零八刀将符达剁成了肉酱。

洪门经过田坚和符达之变后对吸收外人十分谨慎。为了防止歹人混入洪门破坏，天佑洪亲自制定了洪门会章。定下了三十六步半升官图，三十六誓，二十一则，七十二款，十条，十禁，十刑，虽然如此，天佑洪还是痛恨自己用错了人，给洪门反清事业带来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为此，天佑洪竟一病不起，病逝于四川白虎山。天佑洪死后，洪门大军由洪宇、林烈二人统领。经过半个月的休整，洪门大军在洪宇、林烈的率领下奋力突围。在恶战中，洪门兄弟死伤无数，关玉英也不幸阵亡。其他的兄弟四处逃散。因此，从雍正四年四川白虎山之役后，由天佑洪一度重振雄威的洪门组织进入了中落时期。不过，三合会虽然衰落了，但作为洪门支流的哥老会又在华中、华北和华南兴起。由庚子年间直到光绪末年，洪门在各地一直活动频繁，这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哥老会将洪门的精神发扬光大了。此外，洪门还与太平天国革命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虽不能把太平天国说成是洪门的一支，但洪秀全、冯云山原来都是天地会中的洪门分子。太平天国运动中的众多首领都是天地会和三合会的成员，洪秀全一直靠拜上帝教成员和洪门兄弟给他撑腰。洪秀全为了不使人们忘记天地会在太平天国运动中的重要作用，才定国名为“太平天国”。后来的义和团也是洪门的一支。它是由洪门后五祖之一洪太岁的后裔洪彪、洪虢等主持的。

 

5。海外洪门与司徒美堂

 

洪门与青帮的组织结构有所不同。洪门重视兄弟之谊，强调重义轻利，横向联系。即使洪门中某能人另立山头，仍同洪门保持联系。彼此之间不强调上下关系，大家平等往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青门则不同，他们强调纵向关系，君臣父子；48字辈等级分明，如有越“爬香头”之举要被处以酷刑。青帮的组织特点使它的势力盘踞在像上海这样的城市而不能广泛发展，而洪门的势力则十分广泛。洪门的活动不仅遍布国内，而且发展到海外。这里有一个因素，即华侨的作用。在中国近代，国弱民穷，许多破了产的手工业者、小市民以及走投无路的农民为了谋生，不得不逃命海外，成了“海外游子”。油于旧中国积弱已久，清政府在国际上毫无地位，海外华侨在移居国倍受洋人凌辱，又不能指望清政府在海外的外交机构来保护他们。在这种情况下，洪门“忠义救国，兄弟提携”的宗旨对他们有着很大的吸引力。华侨们为了生存自卫，纷纷参加了洪门属下的“堂口”，即“帮会组织”。这样，一下子使洪门的势力发展到海外，几乎成了一种全球性的帮会组织。据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记载，洪门在美国的“堂口”竟达几十家之多。光是洪门人士在美洲主持的大报就有20多家。如美国的《五洲公报》，加拿大的《大汉公报》。古巴的《开明公报》，秘鲁的《公言报》等。在世界各地的洪门组织中都涌现了一批“义侠心肠”的洪门头人。其中，美洲华侨中的司徒美堂就是这样一位洪门头人。透过他的一生，我们可以看到洪问在海外的影响和作用。

司徒美堂，洪门人士尊称他为“五叔”，他出生于广东省开平县一个贫寒的农民之家。由于早年丧父，常受人欺，他发愤练就了一身好武功。他14岁赴美国，17岁入洪门，由于他侠肝义胆，打抱不平，在每次堂斗中好狠斗勇、拳脚很快，成了华人堂口中的实力派。司徒美堂非常看不惯洋人欺辱华人。当时，辛亥革命前的海外华人因为留有长辫，白人常以此侮辱、取笑华人，称长辫为Pigtail（猪尾巴）。华侨身受其辱，只得忍气吞声，因此，大多数华人就将辫子剃短些、藏在帽子里，以免被洋人借故侮辱。

一次，几个人高马大的洋人得意洋洋地在唐人街横冲直撞。这时，他们看到有一梳辫的中国华侨，便上前取笑，将这位华侨的帽子抛向空中，用力紧抓住他的短辫拉来拉去，并大叫着：“pigtail！Pigtail！”还说：“AIlchinesearepigs！”（中国人都是猪猡！）这位华侨恐惹不起几个美国流氓，只得忍气陪笑，头皮出血也不敢吱声。司徒美堂这时在唐人街上的“会仙楼”

当厨子，当他从二楼看到此种情景时，勃然大怒，“唿”地一声从楼上径直跳下，飞起一脚将一个洋人踢翻在地。另几个洋人见此情景，忙摆出散打和拳击状，分两路扑向司徒美堂，只见司徙美堂腾空而起，双脚在空中一划同时踢在了两个洋人的脸上。顿时两个洋人脸上血流如注，滚倒在唐人街边。其他两个洋人惊得目瞪口呆，转身就逃。司徒美堂为中国人、为华侨出了气，华人个个喝彩，那位被辱华侨也上前来谢司徒美堂的搭救之恩。

司徒美堂这一出手惊动了唐人街附近一个美国黑社会社团。因为被打的洋人伤势不轻，他们属于这个黑社会组织的成员，回去后立刻将被中国人打的消息告诉给他们的组织。第二天一早，十几个美国流氓气势汹汹地来到“会仙楼”，他们先是叫了十几道上乘的中国菜，要了几瓶中国好酒大吃一顿，然后大打出手，打烂盘碗和柜台，还要动手打“会仙楼”的老板，这些华侨有点怕事，像惊恐的兔子一样缩在墙角。正在这些流氓发狂之际，司徒美堂出现在门外。他手持一刀一棍，左右开弓，使十几个洋人难以接近。在激烈格斗之中，可徒美堂扔掉刀棍，赤手空拳冲上前去，将为首的洋人当腰提起，抛向空中，只见这个洋人的身躯在空中划了一个弧线，重重地摔在地上，当即七窍流血重伤致死。后来，警察赶来将司徒提去坐牢，他被判绞刑，幸得华侨及洪门人士疏通警方，募款营救，使他10个月就恢复了自由。

司徒美堂其人其事，在华侨中传诵开来，从此声名大振，在洪门中地位直线上升。1894年冬，他感到洪门致公堂组织涣散，就在致公堂内另立“山头”，与阮本万等人一同集合堂内“少年气盛，敢作敢为，视死如归”之徒组成了安良堂。安良堂以“锄强扶弱，除暴安良”为口号，由小到大，渐渐团结了一帮好打抱不平，敢于亡命的洪门兄弟，这是司徒美堂重振美洲洪门的第一步。

在司徒美堂创建的洪门组织“安良堂”内，供奉春洪门“反清复朗”的“始祖”洪英，还供奉着洪门“武宗”郑成功、“文宗”史可法的神牌。香堂里日夜灯火不绝，美国华侨欲加入安良堂，必须亲手在正堂里斩鸡头，破手指歃血酒，长跪在洪门先烈神位之前，发誓不辱祖训，义气团结，义侠锄奸，爱我同胞。由于安良堂组织严密，成员血气方刚，勇于格斗，很快就成了洪门中的“龙子”，对洪门致公堂的一切事务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的势力很大，就连国民党对它也无可奈何。被国民政府迫害的蔡廷锴、杨虎城、冯玉祥到达美国后受到洪门人士和司徒美堂的庇护，国民政府明知此情也毫无办法。

由于洪门致公堂在司徒美堂的主持下敢作敢为，大胆保护在美华人利益，对美国地方当局也敢“不吃那一套”，洪门成了美国当局的“眼中钉”。为此，他们玩弄“以华制华”的伎俩，千方百计利用美国众多堂口之间的矛盾，挑动互相仇杀，以防止华人抱成一团，由于这些堂口具有一定封建性和”独占山头”的思想，使得他们在美国当局的挑动下相互猜疑，后来发展成大规模的堂斗和仇杀。宗派斗争渐渐代替了兄弟义气，堂与堂之间的恶斗不断闹出一桩桩血腥的命案来。

1913年间在美洲洪门中就发生了一场骇人听闻的“堂斗”。1913年，广东海军将领程壁光来美国访问，这件事在美国洪门中轰动一时。因为程璧光的外甥邓少云也是堂口的人，他是留美学生，有点武功，又有后台，因此在洪门中十分骄狂。他还讨了一位白肤、金发、碧眼的娇艳女人为太太，更是洋洋自得，不可一世。在程璧光访美期间邓少云狗仗人势，为非作歹、十分猖狂。洪门人士中有人对邓看不惯，认为他的所为有辱洪门。一天夜里，当邓少云这个恶少正挽着一个美国女人漫步唐人街之时，忽然有人从后面飞起一斧头，把邓劈成两半，头臂分开，暴尸于唐人街。邓少云属洪门中一堂口，这个堂口的头人虽然对邓的所为有看法，但认为本堂兄弟被杀有伤体面，于是向他们认为是肇事一方的堂口提出挑战，这个堂口也不示弱，双方都游说各堂，加紧布阵，洪门众多堂口都卷进去了，司徒美堂的堂口也不例外。这样，一场惨烈的唐人街堂斗开始了。堂斗之前，美国当局早已得知，但他们不动声色，坐山观虎斗，以实现他们“以华制华”的阴谋。他们还暗中唆使美国流氓来唐人街兜售手枪、左轮枪和手榴弹，以图加剧死亡人数。堂斗开始后，一堂口的人和另一堂口的人手持斧头冲向对方，拚命厮杀。一时间，唐人街喊声、刀斧声响成一片。许多胆小的唐人街店主关上商店的门窗。只听窗外枪声卜卜，斧声呼呼。受伤者四处逃亡，追杀者大声呐喊。一时间，唐人街血流成河，死伤者不计其数，其状惨烈目不忍睹。而美国的警探躲在高楼里目望远镜看着这场少有的恶斗，不断发出舒心的狞笑。回忆起这些往事，晚年的司徒美堂常叹息说：“唉！那时洪门各堂口的人士好像一对给美国佬玩弄的蟋蟀，只要美帝的小竹丝动一动，挑一挑，两只蟋蟀就打得你死我活，而美帝在一边狞笑，真是痛心呵！中国人何时能停止这种窝里斗？我们再不能上他人的当啊！”

辛亥革命期间，由于洪门参加了反清活动，堂斗渐渐少了。同期，旧金山洪门人士召开了“和平会”，各堂相见，开怀畅饮，大家抱头痛哭，言归于好。司徒美堂十分支持各堂的和解，为此，他奔走于各堂之间，消除误会，协调不和，用自己的威望为美洲洪门的团结一致尽了很大的力。

抗日战争爆发后，司徒美堂以洪门大哥的身份组织“华侨筹饷会”，号召大家团结一致，为国内的抗日运动积极募捐。1941年冬，司徒美堂从美国返回香港，这时的香港已陷于日本之手。日本特务头子矢崎企图胁迫司徒美堂组织香港帮会以巩固日军的统治。这时的司徒美堂已75岁。他拒绝了日本方面的要求，表现出了高度的民族气节。他在香港爱国洪门的帮助下安抵重庆。蒋介石又想利用司徒美堂来为自己服务，叫他加入国民党，以“国府委员”作诱饵，司徒坚决不干。他只答应为蒋在海外进行抗日宣传。直到1946年冬、国民党国民大会开幕前夕，蒋介石又叫杜月笙等人前往劝驾。杜月笙用英语威吓司徒先生说：“老蒋的脾气你还不知？他是翻脸不认人的，你老人家还是不要吃眼前亏。”司徒美堂听后勃然大怒，结果闹得不欢而散。司徒美堂不愿介入国民党的政治，他是一个有坚强个性“吃软不吃硬”的人，任何威逼反而会引起他的反感。

司徒美堂对洪门的重振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曾多次推动洪门的改组和革新，力图使洪门一直保持它早期的革命传统，防止它蜕变为普通的帮会组织。为此，1946年7月，他曾在上海发起召开了著名的全球洪门恳亲大会。虽然这次大会收效甚微，但司徒美堂力图重振洪门的努力引人注目。当然，这次大会还有一定的封建色彩，如洪门恳亲大会的开幕式挂有“义气待兄弟，忠心报国家”的对联。场内正中高悬象征仁、义、礼、智、信的洪门旗帜。但这次会议仍不失为洪门历史上的一次表面振兴。因为恳亲大会代表的名单中，有美国的洪门头人吕超然，加拿大的志如，檀香山的张鹏一，澳大利亚的赵文藻，印度的周可劲，非洲的麦群玉以及国内各大区的代表，因此这次会议象征了中国洪门的广泛影响。洪门恳亲大会还成立了“中国洪门民治党”。会议大大影响了美洲的洪门组织，有的洪门侨报还发表社论以示庆贺。洪门不仅影响五洲，并且改组立党，这在中国帮会史上可以说是不多见的。后来，由于该党介入国民党的政治，司徒美堂声明脱离该党。

司徒美堂先生早年致力于支持辛亥革命，他一生为了洪门的团结而奔走，积极参加抗日活动。1947年后，他渐渐开始对国民党失望，以为中共是未来中国中兴的新生力量。1948年，中共中央号召召开新的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问题。同年8月12日，司徒美堂在香港用美洲洪门致公堂元老的身份公开发言。他说：“国内形势大变化，谁为爱国爱民，谁为祸国殃民，已经了然。中国为四亿五千万人之中国，非三五家族所私，必须给人民以自由。”此后，他准备返美参加美洲洪门恳亲大会。返美前夕，中共代表为他饯行。酒席上，司徒情绪很高，他即兴亲书“上毛主席致敬书”，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10月30日，他的声明在香港各报发表。他言：“司徒美堂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声明。美堂于1946年春自美返国，适逢当时之政治协商会议，为之大慰。只因蒋背信弃义，行独裁之政治，置民主于不顾，一手撕破政协决议，发动剿民内战，美堂乃愤而赴港，视蒋介石如仇寇。今中共提出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组织人民民主联合政府之主张，余认为乃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之方法，表示热烈拥护，并愿以八十有二之老年，为中国解放而努力。”“美堂以洪门老人地位呼吁洪门兄弟予以声援，将洪门忠义救国之精神发扬光大”。

司徒美堂回美后又声明；美洲洪门当务之急有三件事。第一，促进中国洪门之团结。第二，洪人必须全力支持解放战争，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势力。第三，支持祖国建设。洪人须以远大之眼光，准备贤能，挑选人才，领导我美洲洪人回国参加祖国之建设。司徒美堂这些声明和言论对于解放前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国民党在洪门中的活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人民政协开幕前夕，司徒美堂被选为美洲华侨代表，即将返回祖国。消息传来，国民党方面十分震惊。逃到美国的孔祥熙特意来劝司徒美堂先生，请他赴宴，席上劝他说：“老先生，千万不要受人利用，你年事已高，在美国享清福不好，何必要跑来跑去。”司徒严肃地对他讲：“我未受任何人利用，我回去是出于爱国之心！”他们的谈话不欢而散。事后，司徒老人恐夜长梦多，干8月9日乘飞机离开美国转道香港回到了北京。

从1949年9月到1955年5月，司徒美堂这位洪门老人一直生活在北京北池子筒子河边的一座幽静的四合院里。他虽然年事已高，却老当益壮，不仅参与人民政府的工作，而且怀着深深的爱国之情去游历祖国的名山大川。司徒美堂这个传奇人物一生的活动在洪门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6。洪门大观

1.洪门祖先：

始祖：洪英武宗：郑成功文宗：史可法洪门前五祖：蔡德英、方大成、马超兴、胡德帝、李式开。洪门中五祖：吴士佑、方惠成、张敬之、林大江、杨杖佑。洪门后五祖：吴天成、李式地、洪太岁、姚必达、林永超。洪门威宗：天佑洪

2.洪门的演变及支流：汉留、天地会、三合会、三点会、大刀会、小刀会、红花会、哥老会、义和团等。

3.洪门势力影响范围：

五湖：湖南洞庭湖，江西鄱阳湖，江苏太湖，浙江西湖，安徽巢湖。

四海：渤海、黄海、东海、南海。

九江：钱塘江、长江、楚江、湘江、荆江、汉江、珠江、吴江、松江。

八河：乌江河、大渡河、渭河、黄河、西港河、青溪河、武陵河、琉球河。

十八省：四川、云南、贵州、广东。。等。

4.洪门的义气：

洪帮最重义气，有事彼此帮助，十分讲究“哥们义气”。比如：一群洪帮的人去庙里看戏，其中一个洪门中人被人殴打，这个人只要举起手来做一个暗号，所有在场的洪帮成员都会一拥而上，大打出手，绝不让自家兄弟吃亏。这个暗号叫“三把半香”，洪门中恐怕无人不知。这个暗号是，将大指与食指靠拢，做成一个圈子，中指、无名指和小指三个指头伸直，在空中摇晃一下，帮会其他人一看就知道是自家兄弟，虽然不相识也一定会跑过来帮忙。这个手势的意义是：圈圈就是指是圈子里面的人，是自家兄弟。那三个伸直的指头是指“桃园三结义”，要像刘备、关羽、张飞那样讲义气。重义轻利，看轻钱财也是洪门帮会里的一种义气。谁有钱就拿出来用，兄弟共享。如一个帮会的成员到另一个地方去后，身上没有了钱，这时，他不必着急，因为：“四海之内有洪门。”他只要在街上走路时，将手做暗号，在头上、脸上抓两三下，洪帮中的成员只要一看见就会走过来“对实”，即查问明白，是否真无钱用了。并且由这个人引到当地的大哥那里去见面，一经证实确实无钱，不需半天，这个地方的其他洪帮成员都知道本地来了一个新的洪门兄弟，大家自然会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加以帮助，而且他的吃住还由当地洪门中的专人招待，走时还要送他以适当的路费。

5.洪门的礼节：

这要从“三请教”说起：两个不相识的洪门成员在见面后要证实是不是自家兄弟，第一个人先说一句“请教”，那人回答：“转请教”，又回一句“再请教”，这才回答各自姓名，开始深谈。这在洪门里叫做“三请教”。对大哥行礼时，左手做成暗号，右手做成拳头直伸向前。大哥的答礼，只用左手或右手做成暗号，放在胸左或胸右。

6.洪门的等级：

洪帮里的等级由本地的洪门主持人即大哥决定。凡是武功好，办事可靠，对待同帮兄弟义气热忱的，可按其成绩提升，而且等级要逐步上升，不能一步登天和越级提升。这是洪门威宗天佑洪制定的帮规。他在错用了田坚、符达之后强调新入洪门的任何人都要从老么做起，一步步提升。本地区帮里最高的一级叫龙头。升到了龙头就可以开山头、收徒弟了。一个人如果有能力可以同时开两个山头，开过两个山头的叫双龙头。凡是开过山头的，也可叫内八堂先生，普通在帮的都是外八堂哥弟。

7.帮会成员的来源：

参加洪帮的人各种行业的都有。各种商店和茶酒饭馆的老板、伙计，小学教员、农夫、屠夫、刻字的匠人、打铁的、做铜匠的、做漆匠的，水手、脚夫、船户，衙门里的三班六房，无业游民，出家和尚，道人等等。总之，洪帮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正所谓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地理四流推，五流丹青六流相，七僧八道九琴棋，各种人物都有。

8.洪门纪律：洪门纪律是十分严酷的。但后来各山堂的哥弟不管犯了什么规章制度，都没有开除的制度。因为洪门是一个秘密组织，龙头怕开除手下后会泄漏内部秘密。洪门对于违反纪律的哥弟处理的方式最常见的有两种。第一种是轻刑——“三刀六个眼，自己找点点”。第二种是死刑——“自绑自杀”。在帮的人如果犯了错误，由大哥按情节轻重分别处理。如果犯的错误较轻，仅仅是违犯了洪门纪律，就不必受死，但是要受三刀六眼之苦。那就是自己动手，用锋利的刀子在自己的大腿上戳三刀，再戳六个眼。这便是洪门中的“好汉犯法，自办自杀”。可在用刀子向自己的大腿上戳三刀六眼的时候，一是要当众戳，二是绝对不准叫出声和喊痛。如果在自戳时不作声的，旁边的洪门兄弟认为你是好汉，会同情你，替你在大哥那里说情。还会用准备好的刀伤药来替你包扎。如果在用刀戳自己腿时怕痛，甚至喊“哎哟”的，大家都不会同情你，更不认为你是好汉，没有人来替你包伤口。一个人在洪门是否被认为是好汉，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大家认为你是好汉，即使犯了错误，以后同样有提升的机会。如果你被认为不是好汉，问题就大了。比如说，一个人在用刀戳自己时，大喊“哎哟”，旁边的兄弟一下子会反感起来，认为他不是好汉，这样，大哥一声令下，几位兄弟就会过来把他弄到荒僻的地方，结果了他的性命，或用绳子勒死于荒野。

严重违犯帮规的要受死刑——“自绑自杀”。下面是引自《帮会奇观》一书中的例子。1904年，黄兴、彭希明、陈少芝、曹亚伯等为在长江准备起义，公推万武与刘道一这两位洪门大爷前往湘潭策动哥老会会首马富益共图大业。马富益有个叫马龙标的结义兄弟，少年英俊，精明能干。因为他生得十分英俊漂亮，在开会议事时与一个洪门兄弟的妻子勾搭上了。按照洪门纪律，对于穿红鞋即和会中弟兄妻子通奸是要诛杀的。事情败露后，马福益很生气，可还是忍痛割爱地把马龙标交给了刑堂提讯。审问明白后，判了死刑。到了执刑那一天，马龙标当面托马福益日后照顾他的母亲，然后慷慨自赴刑场。那天晚上，夜雨霏霏，洪门中送马龙标去刑场的有六七个兄弟。一路上，马福益依依不舍地对他说：“我的好兄弟，我们兄弟你恩我义有许多年了，可你不该生得太体面了，这送了你的性命呵！”马龙标说：“大哥，谢谢你这些年来对我的照顾，我死后老母亲就麻烦你多费心了。”这时天空中的雨一下子大起来，忽闻马龙标用极悲惨的声调叫了一声：“大哥，地下滑得很，前面又有一条小水沟，你留心一点啊！”大家听了都不觉泪下，尤其是马福益忍不住泪流满面，叫了一声：“兄弟，谢谢你，祝你十八年后再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好汉。”说话之间大家已经到了刑场，原来所谓刑场只是一片荒野，前无去路，只有一条浩浩荡荡的大江。这时只听马龙标高叫一声：“各位洪门兄弟们，一齐少陪！”说完只听得“呼”的一声，人已不见了，只见夜色中一江水波向东流去。这便是洪门历史上“自绑自杀”的一段真实纪录。除了上面这两种惩罚办法外，洪门还有严格的二十一则、十禁和十刑。

洪门的二十一则主要有：第一则，犯罪波及其他洪门成员者，捕之处以死刑，轻者割其双耳。第二则，奸淫兄弟妻室，或与兄弟子女私通者，处死刑，决不宽恕。第三则，诱拐兄弟至国外者，割其双耳。第四则，因图悬赏出卖兄弟者，处以死刑。第五则，称香主，纂取权力者，处以死刑。第六则，示外人以仪式书及会员证者，割其双耳，鞭打一百八十下。第七则，新会员有越轨行为者，割其一只。第八则，泄露洪门机密者，割其双耳。第九则，恶言攻击父母者，割其双耳。第十则，以强欺弱者割其双耳。第十一则，破坏香主之名者割其双耳。第十二则，在兄弟起义之时胆小不参加者割其双耳。。等等。洪门的十禁主要有：一禁，兄弟之妻室必须端正，兄弟本人不得好色。凡妻室不务正业者，割其双耳。兄弟贪色处以死刑。二禁，兄弟之父母死后，无力埋葬告于有钱的其他兄弟，无论何人不能拒绝，否则割其双耳。三禁，兄弟诉说穷于有钱者，不能拒绝。有侮辱者或拒绝者，割其双耳。四禁，兄弟至赌场，不可故意使他输财和设法骗取之，否则鞭打一百八十下。五禁，兄弟在自己这里寄存钱财后不可私用之，否则割其双耳。六禁，自入洪门后贫富不分，有恃强凌弱者割其双耳。。等等。洪门的十刑有：第一刑，凡不孝敬父母者，鞭打一百八十下。第二刑，泄露要紧事者鞭打一百八十下。第三刑，无事生非者鞭打一百八十下。第四刑，愚弄兄弟者鞭打一百八十下。第五刑，利用外人侮辱兄弟者，鞭打一百八十下。第六刑，经营兄弟钱财而私用者，鞭打一百八十下。第七刑，酒后闹事者鞭打七十二下。第八刑，隐藏兄弟寄托之钱财者鞭打二百下。第九刑，违反兄弟之情，与其争斗者鞭打七十二下。第十刑，为欺人而赌博者，鞭打七十二下。

9.洪门誓词：

自入洪门之后，兄弟之父母即是我父母。兄弟之姐妹乃是我姐妹。兄弟之妻乃是我嫂。兄弟之子侄乃是我子侄，如有不念此情者，五雷诛杀。若有兄弟父母百年归寿，无银埋葬通知于我，必要有钱出钱，无钱出力，否则五雷诛杀。若有外地兄弟上门，不论士农工商，江湖九流，必要留其一宿两餐。如有不念此情者，把兄弟当外人相看者，死在万刀之下。洪门之事，父不能传子，子不能传父，兄不得传弟，弟不得传兄，否则死在万刀之下。凡洪家兄弟，不得做线人出卖他人，若有旧恨，当众决断，不得永恨在心，否则五雷诛杀。兄弟患难之时必要相帮，若有不念此情者，死于万刀之下。谋害堂主，行刺兄弟者，死于万刀之下。奸淫兄弟妻女者，五雷诛杀。兄弟寄妻托子或有要事相托，做不到者，五雷诛杀。兄弟钱财物件，有借有还，不念情义者五雷诛杀。有抢兄弟财物者，火速送归，如有欺心不送者，死于万刀之下。若有乱供兄弟，不讲结义之情者，死于万刀之下。兄弟被官捉去或因事外出日久，不得回家，留下妻室儿女无人依靠，必要留心帮助，使之长大成人，若有不帮者，五雷诛杀。各省及外洋兄弟有官追杀，要及时通知他火速逃走，知情不报，怀有异心者，死于万刀之下。不得捏造是非，增言减话，离间兄弟，有犯者，死于万刀之下。有兄弟因事致富不得眼红，有妒嫉图谋分利者，五雷诛杀。若有恃众欺人者，天地难容，死于万刀之下。。。士农工商，各执一艺，自入洪门，必要以忠心义气为先，交结各省洪家兄弟，如同手足之情，不得妄分你我。遇有兄弟起义，务必支持军火粮草，同心协力，消灭满清恢复明室，以报五祖火烧之仇，以表结义兄弟之情，若有二心不尽力者死于万刀之下。

齐声念：立誓传来有奸忠，四海兄弟一般同。

忠心义气公侯位，奸臣反骨刀下终。

10.洪门对白例句：

初次结交：我兄弟来得鲁莽，望大哥抬一膀，我闻哥哥有仁有义，侠肝义胆交英雄，栽下桃李树，结下万年红。兄弟请安不到，拜会不周，还望大哥多包涵。

听者回：好说好说，不知你仁兄驾到，接驾来迟莫见怪，你兄弟交结胜过瓦岗寨，交结胜过及时雨。老贤才，满园花开迎哥来，早知你哥哥驾到，自当三十里铺毡，四十里结彩，五里排茶亭，十里摆香案，早早迎接哥哥才是安排。或说：好说好说，不知贤弟旱路边来，水路边来。听者可问：旱路多少湾，水路多少滩？来者回：雾气腾腾不见湾，大水茫茫不见滩。听者问：有何为证？回：大哥赐我一首诗，牢牢稳稳记心间。又问：何诗？回道：八月中秋桂花开，远路来会众英才，曾记兄弟三结义，桃花盛开恩义在。又问：得罪，得罪，三天不问名，四天不问姓，敢问兄弟高姓大名？回答姓名后又问：你哥哥金山银山哪座名山？金堂银堂哪座名堂？还望哥哥指教愚弟。回答。。又可说：久闻哥哥大名不见大贵人，今日一见果不凡，大哥远站峨眉山，望得见汉川，高山打鼓名声大，金盆栽花是名家。兄弟久居山野事不晓，五岳三山未走到，还望哥哥指教。回答：贤弟来临，万事好说，西风东风难比我贤弟的威风，砍柴遇到沉香木，挑水见到东海王。或说：哪里，哪里，你哥哥上走河南河北，下走广东广西，飘五湖，游四侮，过九江，走八河，兄弟走的路哪有你哥过的桥多，请讲请讲。

送钱时说：东方一朵祥云开，西边一朵紫云飘。祥云开，紫云飘，恩兄令我送宝来。桃园遇友共享用、金银满库用不了。用不了，吃不了，众家兄弟来花宝，义气胜过秦叔宝，关公夸咱义气高。

出山访友：日出东方万丈红，关公挥马下山东，五湖四海访仁兄，文王渭水访大公，张良背剑访英雄。刘备关张访卧龙，天下英雄访英雄。今日幸遇众仁兄，义兄之恩比天高。兄弟初来乍到，山门不清，海涵海涵。兄弟见面，你老哥不看芙蓉看牡丹，不看恩义看愚弟，不看僧面看佛面。

赠人哥：久闻大哥威震江湖，义气万干，今日得见，果然仁义双全。真是三山豪侠，四海能人。大哥久走江湖长在外，三教九流皆知晓，五阴六阳分得清，猛虎蚊龙初出洞，英雄义气胜桃园。你大哥有义有仁，我兄弟不知不识，交结不到，望大哥指点。

见山主：我兄弟久闻大名，如雷灌耳。你先生主持山寨，五岳皆知，开金山，立银堂，龙目观看天下事，义气光照四海人。三山五岳海内海外能人无不投奔堂前，闻经听法。烦望老先生开我茅塞，不弃菲才。

祭山旗：红旗高展进香堂，威风凛凛四海飘。众家兄弟到此来，今日龙山把会开。大哥命我把旗祭，红旗高照忠义堂。洪门五祖把名扬，九州英豪入香堂。跪在圣前烧好香，风卷红旗过大江。

赠二爷：久闻老二哥明月高照，义气万千，胜过当年关圣人。你哥哥五伦八德、三纲五常，有天才，有地才，是全才。你二哥桃园拜结刘张兄、威振中华染宝刀。收尽了海内英雄，众愚弟保二哥梁山一统。取义兵、斩清妖，千秋大功万古颂。今愚弟过门不清，交结不到，礼义不全，少读圣书，望哥哥海涵。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懂——提到帮会组织，人们都会谈虎色变，认为帮会是一种无恶不作的黑组织，帮会成员也一定是一群吸人血、剐人肉、吮人骨髓的恶魔。的确，帮会之所以被称为“黑组织”、“黑社会”，说明帮会中不乏恃恶横行之徒，帮会里也不乏作恶多端、流氓逞凶的血腥故事，所以人们常说“江湖险恶”，“黑社会里黑吃黑”。

上文不懂，黑社会之外还有一种“红社会”——更让人们谈虎色变，红色帮会更加无恶不作，帮会成员也是一群吸人血、剐人肉、吮人骨髓的恶魔。的确，这些党团之所以被称为“红色组织”、“新社会”，说明党团中不乏恃恶横行之徒，党团里也不乏作恶多端、流氓逞凶的血腥故事，所以人们常说“阶级斗争”，“造反有理”“阴谋诡计”、“打着红旗反红旗”。

【第二章、青帮奇闻】

 

1。罗祖师妙算兴青门

 

从某种意义上说，青帮是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最大的帮会组织。从清末开始，它几经变故，不断扩大自己的队伍，到本世纪20年代达到它的鼎盛时期。20年代，活跃在政治舞上的各党各派，以及发生在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些重大事件，都与青帮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说起青帮的起源，有多种传说，且其间往往相互矛盾，漏洞百出，皆因帮会成员口头相传，缺乏原始真实记录所致。因帮会长期以来一直处于隐秘之中，最多是半公开活动状态，外界很难知晓其内幕。帮中成员又普遍不擅文字，只有少数能写几笔的帮中成员根据从不同渠道得来的传说和记录，编了不少各有特色的“秘笈”。通过这类东西再加上清廷史录，我们可粗知青帮历史的大致起源。

青帮之产生晚于洪门和白莲教，因此关于青帮的历史传说经常与后两者搅在一起。中国历史上的帮会，甚至一些农民起义，都喜欢给自己找些古代圣人作始祖，祖师越多越出名越好，以证明自己是源出正路，而非左道旁门。青帮史集甚至把自己的渊源追到当年一苇渡江、嵩山面壁九年的僧人达摩那里。经过禅宗五祖神光、僧璨、道信、弘忍、慧能而到金碧峰，这才正式和青帮接上了头。

青帮有所谓的“前三祖”和“后三祖”之说。前三祖打头的就是金祖，即金碧峰（名幼孜），他祖居南京（那时叫应天府），系麒麟门外金家村人氏。生于元末，是明朝初年进士，明成祖永乐年间，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因见世之无道，官场险恶，辞官隐居栖霞山紫云洞，参悟佛法，深有所得，后又去五台山拜禅宗临济派三十六传鹅头禅师，取法号“清源”，最后死于五台山紫霞洞。

前三祖的第二位是罗清，号静清，甘肃兰州人。此人传人最多，也最有神秘色彩。他道法不凡，妙算玄机，是进士出身。嘉靖年间，把持朝政的是奸人严嵩，要想做官非有厚礼送他不可。一时朝纲败坏，有血气的正直之士不愿与之为伍，为避奸臣陷害纷纷自谋出路。这罗祖当年曾官至监察御史户部侍郎。因其不但读得书本，也能舞枪弄棒，曾以都督职务领兵征讨吐鲁番。一次曾陷于绝境，被番兵围困在两狼山下，粮尽三日。忽有一和尚来告，寺后石崖下有清源禅师在明成祖北征辽东时所储存的粮草，结果发现果如其言。全军饱餐后重振声威，大败番兵，番主臣服。罗清班师回朝途经五台山，访金碧峰之遗迹，承其衣钵。然后由恨修引到金祖舍利塔下跪拜，成为金碧峰徒弟。后来这种在师父死后拜师的做法被称为“灵前孝祖”，青帮徒辈多有仿效。灵前孝祖是有要求的，一是拜的师父要有名气，二是进行灵前孝祖的徒弟要有势力有名气，三是要经过青帮辈份较高的首领一致赞同。话说罗祖拜师后，仍去作官，为政清廉，谨慎小心，可后来仍未逃过严嵩父子之手，入狱十二年。只因万历年间边关吃紧，方才复出，并再立战功。但他已看破红尘，不愿受禄，径去栖霞山紫云洞他师父修炼过的地方隐修，了此残生。前三祖第三位是陆逵，号道元，江苏镇江丹徒人。精于武艺，曾出任江右总兵，明亡后隐居茅山。因慕罗祖师功德，并认准罗祖承接禅宗正传，故往五台山求道，拜罗祖为师，然后四海云游。他曾到新疆、甘肃回民地区，针对回汉宗教纠纷，屡起事端，即向朝廷提出感化之策，为康熙帝赞许，授以西北宣化法师名号。他赴任西北，订“回汉约法”，规定民族之间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康熙因其功绩，曾许之以官，他因不恋尘世，乞归佛门。后被封为“靖国尊人”，其师罗清被封为“一清佛祖”。晚年陆逵在杭州武林门外宝华山讲经说法，听者甚众。。青帮前三祖可说均为佛门中人，这使青帮后来有着浓厚的宗教色彩。

青帮后三祖的说法较复杂，但人物不外是翁岩、钱坚、潘清三位，说到三人事迹有些出入。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从张岳这个人开始。张岳是淮安人，生于清康熙年间。他自小臂力过人，武艺不凡，生得又有些气派，青年时颇有进取之志。雍正初年他随年羹尧大将军平定青海，因功升为千总，但终为一介武夫，官场混得不行，不得发达。解甲归田后，以教授拳棒为业，手下有徒弟五百多人，在当地很有势力，且人又豪爽义气，深得信任。乾隆十二年间，他的拜把兄弟林锦开设的盐局被一恶霸何义抢去。这何义也算得是当地一个蒋门神、郑屠户一类人物，决不是等闲之辈。林锦斗他不过，遂求张岳为他出气。张岳闻言大怒，心想：一个无赖抢地盘竟抢到我兄弟头上，我张岳还有何面目见父老乡亲。张岳虽武勇，毕竟官场混了多年，有些头脑。他先请林锦告知详情，知何义是本县捕快泥身金刚李得的结拜兄弟，而李得是新任孙知县的亲信，想此事私下和平了结最妥。遂一人会李得，请李劝何义还了盐局。李得说，他当初不知林锦与张将军的关系。只因何义初来此地，求他帮忙占据林锦的盐局，就答应了。现在已到县衙备案，许何义开业，主米煮成熟饭，要变过来实无办法。张岳起身道：“我们一起去劝他。”就约了李得一起来到盐局门口。见里面一帮人正在大呼小叫地喝酒，张岳与李得找到何义，由李得介绍了张岳。张岳见何义是个粗汉，不用拐弯抹角，马上开言道：“林锦是我兄弟，他的盐局现在你占了，他当然不情愿，但你已经占了，要你让出来也不好办。我出个主意，我和李得担保，帮你在镇上选个好位置再开一所，各自营业，互不相扰，不知尊意如何。”

何义不晓得张岳厉害，加之又喝了点酒，根本没把张岳这个老头放在眼里，二话没说，就要叫手下把张岳赶出盐局。张岳忍无可忍，只两拳便送何义上了西天。张岳原准备为双方说和，这回一时性起，打死了人，就准备好汉做事好汉当，去县里自首，可又被他的高徒翁岩当即劝住。翁岩说：“本县如此昏官，为了此事吃官司万不可行，不如找个地方避一下。”说话间官军已来到门外，别无出路，张岳带领林锦和翁岩，依仗一身武艺，趁夜杀出，逃到徐州绿林人物陈园那里。

陈园生得与宋江一般，黑矮肥胖，是个讲义气有胆识的黑道人物，平时聚众干些打家劫舍的勾当。现见来了诸位英雄，十分欢喜，马上请各位英雄作了头领。张岳本是个天地会头领，他的徒儿翁岩当然也是他的部下。来到陈园这里后，张很快又结纳了天地会的人物钱坚。几位头领商议要联合天地会，作番事业。一次翁岩与钱坚二人负命下山，在安徽安庆巧遇另一天地会道友潘清。三人一见，意气相投，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即结下金兰之契。有一天，三人正在闲谈，仆人跑进来急报：“有个和尚不待通报，直闯进来。？三人来到中堂，只见一僧相貌古怪，形态龙钟，一见三人，便双手合十为礼道：“恭喜三位，尔等大富大贵的机会到了。”三人莫名其妙，请和尚上坐，这才问来者何人。一听老和尚是大名远扬的罗清佛祖，便一起跪拜，请高僧指点迷津。祖师说：“当今皇上悬挂黄榜，征求天下奇才押运粮米。若能肃清运河匪患，保证粮船安全进京，便有重赏。你们与白水村陈园那里的好汉多有关系，若去揭了黄榜，招安了白水村大寨，其余小盗自然不在话下。”三人还未反应过来，罗祖又说：“你们所为之事，贫僧尽知。我知过去未来，依吾言去揭黄榜，定是富贵双全。否则死无葬身之地。”三人崇拜罗祖，不敢不信其言。遂拜罗祖为师，遵师命去揭黄榜。自此开始有了真正的青帮历史。

青帮后三祖如何揭黄榜，还有另一种说法。还是翁、钱、潘等三人。这翁岩字福亭，江苏常熟人。秀才出身，后弃文习武，在嵩山少林寺拜师学艺，为一豪侠之士。钱坚字福斋，江苏武进人，幼时从父经商，后改习拳术，为人精明，武艺高强。潘清字清字，号德林，浙江杭州人。承继父母遗产，颇有家资。幼年读书习武，吟诗作画，无有不能，是一个文武全才，且喜交天下好汉，地方上称为“小孟尝”。传说有一天，罗祖在打坐，忽然有异样感觉，掐指一算，断定浙江方向尚有一段未了佛缘。便与陆祖腾云驾雾到杭州良山门外一桥边落地，在那里住下，施展佛法为人治病，普渡众生。时翁岩与钱坚已是至交，形影不离。一日两人正游青龙山，忽见山下有一茅棚边人来人往，热闹非常。两人心下大异，入内一看。只见罗陆两位祖师仙风道骨，为人看病，手到病除。翁岩五体投地。罗祖知佛缘已到，召二人入内宣讲佛法。翁深为所感，跪求拜师出家。罗祖指陆祖收徒。钱坚开始不愿出家，后见到缘份如此，不能不遵天意，也拜师陆祖。四人一起又到嘉兴，收潘清为二徒弟。三人均不剃度，带发修行，随罗陆二祖去五台山参佛。一日，二祖召三人到洞中，说道：“你们还有一段尘缘未了。现朝廷正张榜招贤，护漕粮入京。你三兄弟可当此大任，从速下山揭榜。”言毕，一阵清风，二祖已无影无踪。三人只好遵师命下山揭榜。

漕运是封建时代的一种制度，即把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省的一部分田赋，经运河运到北京，供统治者和军队所需。青帮后三祖应招护粮后，沿运粮河道的大码头，建立起完整的组织。漕运之量巨大，清代每年所运之粮超过四百万石。从事这个行业的有几十万水手和上万艘粮船。朝廷为管理如此庞大的漕运，特设立一个“漕运总督”。他是一个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角色。带的兵叫“漕标”，也称“卫军”。然后卫下设所，所下有联，联下是帮。一般是卫帮合在一起叫，如“江安卫五十二帮”；或径称帮名，如“光武六帮”等等。但这一套统治组织欺下瞒上，压榨船民，使下层水手生活濒于绝境。因此，秘密结社，保证生存是当时最可行的选择。这种结社还是利用官方旧有的粮帮结构，故一切名称不变。其中势力大，且对青帮日后发展最有影响者是所谓“安庆帮”，青帮历史的早期传说多与此帮有关。这青帮后三祖揭榜护粮后，一时间匪盗不兴，风平浪静，直到乾隆年间，其所运漕粮，从未误过钦限。漕督奏明皇上，准其开帮收徒，直受漕督节制。翁、钱、潘三人首先联络旧有粮帮组织，组成一个“道友会”。供奉达摩为始祖，金幼孜为第一代祖师，罗清为第二代祖师，陆逵为第三代祖师。翁岩等三人又请教陆祖扩大帮众之事，陆祖以祖传二十四字的字派相授。此二十四字就是：“清静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兴礼，大通悟学。”这里面“清静道”三家已为清源、静清和道元三位祖师所用，正好三辈。真正的帮会用字是从“德”字开始。后来帮中人所称的小祖师王德降，怕徒众日多，二十四字不够用，又续订二十四字，即“万象皈依，戒律传宝，化度心回，临持广泰，普门开放，光明乾坤”。实际上，解放前的上海青帮，主要是“大通悟学”四辈，青帮依此形成严密的纵向承启关系。一切就绪，翁岩、钱坚和潘安三位决定正式立帮，定名为江淮四帮，奉罗清为祖师爷。翁、钱、潘各立一帮，将来看情况再立一帮。当下三人定了三堂、六部，并宣布了二十四字辈。钱坚对着众人把它们解释了一番：“什么叫作三堂？就是我与潘、翁三人每人兴立一堂。若拜潘清为师，就用潘清堂票布作为入帮之证；拜翁岩为师，就用翁岩堂票布；拜我为师，就用钱坚堂票布。那六部职司也有区别。引见部专司接待帮外之人；传道部是劝导人家入帮，掌布部专管票布；用印部专司打印；司礼部执掌一切入帮典礼：监察部查究同帮兄弟有无不法的事情。那二十四字辈就相当于家谱辈份，代代相承，不能乱了顺序。”钱坚说完，陈园便在大厅上点起两支大红蜡烛，中间放了三把交椅，请翁、钱、潘三人坐了，叩了三个头，陈园于是做了江淮四帮的开山徒弟，当下，三人又各自收了几名徒弟。张岳、林锦因为资格老，没有拜人为师，做了军师。不久，陈园禀明三位师傅，也开始收徒。以后帮会发展日见强大，潘就建议趁陈园收徒之时订立帮规，以便管理，众头领都表示赞成。

到了那一天，罗祖神像前点起抱头香五支。潘清吩咐林锦做引见师，引进五个小喽罗，先向罗祖像叩了三个头，又向三位大头领各叩三个头，然后向自己师傅陈园叩三个头。完了之后，引见师林锦指挥各徒弟，一律向里直立。要每人手执一支香。潘清又请张岳做司礼。张岳随即参赞，喝一声“跪”，那五个新徒弟急忙跪在庙檐下，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执着烟香，不敢稍有声息，一会儿，又有执事人手捧一盆清水出来，自左而右，叫各徒弟各呷了一口，一一漱口，这叫净口。净口完了之后，陈园忽地站了起来，对五个徒弟问道：“你们今天入帮，是有人教你们，还是有人逼你们，还是自己情愿？入帮并没有好处，不但要遵守十大帮规，还要严于律己，你们一定要知道，做到！”那五个徒弟齐声回答说：“我们入帮是出于自愿，甘受约束，誓守帮规，决不违背祖训。”话音刚落，张岳便高声读出了十条帮规：一下欺师灭祖，二不扰乱帮规，三不藐视前人，四不江湖乱道，五不扒灰放笼，六不引水带线，七不奸盗邪淫，八须有福同享，九须有难同当，十须仁义礼智信。张岳读完后，陈园又对徒弟们说：“入帮之后，若有违反帮规，定当家法处置，绝不饶恕。”五个徒弟又齐声答应：“徒弟牢记。”说罢，张岳将十大帮规和票布发给他们。

后来，江淮四帮又与活跃于皖东的一个道友会及活跃于浙北的嘉海卫帮合流，势力更大了，潘清提议将三帮结合起来，成立一总帮，定名为青帮（也叫清帮）。潘清很会笼络人，无论上中下三等，他都乐于结交。不出数年，他的徒弟便遍布长城以南各地。后来，翁岩、钱坚去青海、蒙古等地朝佛，去而不返，帮务实际上由潘清一人主持。因此，青帮的徒子徒孙大多持“潘清堂”票布。雍正十三年，潘清在一次事故中丧生，帮务由祖师王德降接管。又过了几十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青帮发生巨变。当起义发展到东南地区时，受战争影响，漕运停止。战后虽有短暂恢复，又因洋务运动兴起，运粮改走海道，漕运很快终结。青帮水手出身者居多，一下没了饭碗，纷纷另寻出路。苏北等地青帮，因靠近海盐产地，多以贩私盐为生，其头领成为盐枭。

青帮历史传说的另一种，涉及洪门，在此也简略一提。红（洪）帮据说历史更早于青帮，它以“反清扶汉”为其宗旨。而青帮护粮是在为清廷做事。两者应为敌人才合常理。早年洪门也确实仇视青帮，痛斥其为“投靠满清”。但青帮后期那些写历史的特别宣传青帮原为反清组织的“真相”，此说虽难有实据可考，但也不能说都是胡说八道。

青帮标榜它的反清宗旨，是以“内应”一说做文章。即将其“安清”口号和替清廷做事说成是“打入敌人内部”，以为将来举事做准备。此一说要追溯到天佑洪这个人。相传康熙五十二年，洪门后五祖相继去世。此时洪门领导人叫苏洪光，传说他曾死而复生，托名与崇祯皇帝一起吊死的王承恩，受神灵之佑，再生转世，名唤天佑洪。天佑洪领导洪门已成大势引起满朝震惊，故全力镇压，洪门活动开始困难，天佑洪想出两招要使洪门摆脱困境，一是给洪门改名为天地会、三合会等等，二是派一部分兄弟假装投靠清廷、作为内应，发展会众，这一部分负有特殊使命的洪门兄弟成了一个单独的组织——清门。

而青帮后三祖的三个人都是奉了天佑洪的密令，假意投靠清廷的。这就又接上了前面此三人揭黄榜那一茬。故帮会中人有“红花”（洪门）、“白藕”（理门）、“青荷叶”（青帮）之说，是谓三教源出一体。

2。盐枭巨头徐宝山

 

徐保山是清末民初两淮及长江流域著名的青帮首领和盐枭头目。上海青帮的兴起，同此人有着非同小可的关系。在民国初期，上海的青帮主要有两大系统：一个是李徵武领导的湖州帮，一个是徐保山为首的江北帮。从时间的先后看，最早进入上海经营地盘的是湖州帮，因清末漕运停止后，江北粮帮原在海盐产地，尚有盐业可作，江南粮帮无此便利只好进军当时正进入繁荣期的上海，以求生存。只是由于清末民初时运不佳，迭遭败绩，才被江北帮后来居上，不得不作了二流角色。实际上，上海青帮全盛时最有势力的队伍基本上都与江北徐宝山系统有渊源关系。徐宝山是丹徒南门人，生于1866年，其父是一个竹店的老板。徐宝山少年时曾在其父所开的竹店里做生意。15岁时父亲病逝，宝山与母亲及弟弟宝珍一起度日。徐宝山生性放荡，既不愿经商，更不思务农，无人管束后愈是无所顾忌，常游食四方，结交各路豪杰。他身材高大，臂力过人，精于剑木，更擅枪法，双手发枪，百发百中，能够在黑暗中击灭香火。因此，年纪轻轻已在镇江、扬州一带帮会、盐枭中以豪侠闻名，大家都知道他为了“朋友”，不怕得罪官府，不怕触犯法律。可以“两肋插刀”，绰号“徐老虎”。

徐宝山一出道”不久，偶遇京口（今镇江市）驻防旗兵拦路奸污妇女，徐路见不平，拔刀除害。1893年，徐宝山又同顾某等联手抢劫江都县东乡仙女庙。案发后，徐潜回镇江，躲到宝盖山下，被丹徒县主簿张焕文发现擒获。后被县衙惩办，发配甘肃充军。在押解途经山东时，徐宝山瞅准机会，趁夜盗得驿站中骏马逃脱。回来后，藏匿在私盐贩子陶龙雨家中。那时的徐宝山远不像后来那样神气，整日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吃住无着。有时实在无法就睡在土地庙、麦田或芦苇丛中，最艰难的时候，甚至躺在棺材里与死人作伴。为防止官府掌握他的行踪，他想出一个很实用的办法，就是在每次睡觉前，都点着一根香缚在手上，待其烧到手指，爬起来就走。如此折腾，总算没被抓住。熬了几年，最后投奔了盐枭头目孙七。

徐宝山自从投了孙七，慢慢恢复了元气。整日价又想着做点大事；至少也能为孙七的山头立个大功，一来是个进山之礼，二来也显示一下“徐老虎”的本领。当时与孙七为敌的还有另一伙枭匪，以柏某为首领，势力很大，孙七自觉不敌，常避让之。徐宝山觉得就从柏某这里下手最为合适。因此，早已在等待时机。恰巧，这一日，徐宝山在路上与柏某的两个儿子相遇，见这两个恶棍正在掳掠妇女，怒不可遏，上去教训柏某二子，打斗中，柏匪300余人闻讯赶来将徐宝山围住。正在危难之时，孙七率众赶到。已感不支准备败走的徐宝山，陡然胆力倍增、再抖精神返身杀入敌阵，力劈柏氏二子。经此一战，“徐老虎”重新又成为江湖中声名远播的人物。各地闻其声名者纷纷来投，徐宝山开始有了培植自己势力的资本。最后，他干脆脱离孙七，另树一帜，以武力抢了匪首朱福胜的地盘，占据十二圩和七濠口一带，初步有了自己的队伍和自己的势力范围，并由此起家。

徐在自己的队伍逐渐壮大后，并没有忘乎所以，心满意足。与普通小匪不同的是，徐宝山是一个深谋远虑、野心很大的人，用现在的话说，叫有战略眼光。使他始终忧心仲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周围的大小盐枭头目对这个暴发户颇为猜忌和敌视，大家都感到他的威胁，这种感觉的可怕之处在于四邻有可能联合起来对付他，叫他徐宝山对所有敌人同时开战，那真是吉凶难卜；二是徐宝山的势力已在当地首屈一指，所谓树大招风，官府一旦派兵来剿，胜负也难预料。徐宝山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看出要与官军和众匪抗衡并要得到不断发展，不能简单地招兵买马，兵要招好兵，马要找骏马。他深知自己部下全是一勇之夫，只见眼前小利，并无大志。且自己的手下，组织松散，更非大队官军敌手。他们农忙时回家种田，农闲时结伙贩盐。一旦官兵大队来袭，便四散回家，官兵去后，则又啸聚如故，对官府而言，此是匪患难除。但对徐宝山的“宏伟目标”来说，则实在是个不利因素。因此，他与谋土们反复商讨，权衡利弊，深觉只有联络当时势力强大的洪门，才能利用洪门组织搞起一支层次更高的武装。

徐宝山本来应算是正宗的青帮首领，属于比“大”字辈高一辈的“礼”

字辈。他听说泰州城内有个洪门首领任春山，便立即带领其心腹，秘密赶到泰州去同任结交，要与其合作，共图大业。时逢任春山正在泰州相机发展组织，以算命为公开职业，联络会众。两人一拍即合，结为异姓兄弟。结果是任春山介绍徐宝山加入洪门，徐宝山介绍任春山加入青帮。两人决定合开洪门山头，以两名字中各取一字作为山名曰之“春宝山”。两人为并列山主，徐的部下自然就成了洪门兄弟。

徐宝山此举可谓一箭三雕。首先，他实现了“整军经武”提高自己队伍素质的愿意。洪门纪律原来就较青帮严明，一经加入洪门，用洪门纪律约束队伍，便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这样整个队伍的组级性就得到了提高。另外，促成战斗力提高的一个关键因素是，当时清政府对帮会的镇压政策，凡加入帮会者，均一律处死。但由于青帮一直标榜“安清”，官府对青帮分子一般并不深究。而洪门一直以“反满”为旗帜，清政府对其成员是务必要从严惩处。故徐一进洪门，其手下便没了退路，只有听徐的指挥冲锋陷阵，否则被开革，便只剩下死路一条。

其次，任春山同徐宝山结拜，徐的跨帮地位，使青洪两帮兄弟都聚集门下。另外洪门大旗更招引四方豪杰，加之工于心计的徐宝山善于经营，很快形成以徐宝山为中心的核心集团。这就是徐后来发达的资本。

再次，青洪联合，减少了过去相互之间的相互仇杀，避免了两败俱伤，本身也为帮会中人所欢迎。这样的“善举”当然功劳也主要记在首倡联合的徐宝山头上。同时，徐宝山还不断制定一些深得人心的新举措，以博得好感。徐宝山的方法是恩威并施，既要有宋江式的义气，又要有“大义灭亲”的决断。平时他出手大方，不力小利而伤了兄弟之情。徒众有难，无论尊卑定然全力相救，使会众均感他义气深重，可为其效犬马之劳而不悔。另一方面，他利用洪门帮规严办对帮会不忠之人，以树立自己的威信。比如，一次任春山派帮中几个小头目去几个码头接运私盐。当各处盐船集中通过关卡时，因这几个人大意，未事先与官兵联络，买通关节，结果动了真刀真枪。往常贩盐，虽也有防卫准备，但并没想真的动手。这次玩真格的，这几位当然不是对手，逃了性命也都是老天保佑，哪里还顾得上盐船，他们知道失风逃走有犯帮规，如果回去，必然要被治罪。几个人当下一合计，决定干脆流落江湖，专在长江轮船上做些偷鸡摸狗的营生混日子。过了一段时间，山头上发现这几个人迟迟不归，也无一消息，忙派人下山打探，方知其详。宝山听得，怒不可遏，定要抓这几个违反帮规者回山严办。终于，有一天几个人正在长江轮上搞他们的“生意”，被下山巡风的同帮兄弟当场拿住，押解回山。

这一日，徐宝山脸色铁青，端坐堂前。他开口问道：“帮规的第三条，你们还记得吗？”几位知道今日不能善了，话已说不拢，但还答道：“第三条是临阵脱逃者斩。”徐冷笑一声道：“帮规第六条也没忘吧？”这帮规第六条是：吞没水头者斩。这几个哪还敢说。徐怒道：“既然你们知道帮规，办何临阵脱逃，又在长江轮私做差使，吞没水头，如今已被拿来，更有何说？”因其中一人是徐故交，徐怕众人出来求情，不待众人说话，徐宝山即叫手下人动手。次日，徐将此事通告全帮兄弟，并称今后一律以帮规为准，违者按律处罚。自此以后，徐的手下见他执法严厉，不论亲疏，知其是个说到做到的人，不敢轻易搞些小动作。因此徐在帮中地位直线上升，实际上已掌握了全权。

徐宝山扩大影响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利用帮会的经济实力，努力改变盐枭的匪盗形象，形成有利的影响和群众基础。当时，徐宝山提议，把所贩私盐每船抽两包或四包，储为赈济之资。然后，用这笔资金，冬天给穷人散发衣粥，大灾年景，救灾济民。这样一来，徐在当地及苏北一带颇著声名，造成一种救世济民而又有实力的一方之主的形象，吸引了一批很有才干的人来投奔他。

盐城当时有个武秀才，叫杨瑞文，是个人物。他既精武艺，也颇有儒雅之风，粗通文墨。后来有一次结伴进省赶考，按惯例可携带免税批盐作为旅资。后当三江营缉私官兵查问时，发现其所携超过规定限度。双方冲突，杨依仗习武出身，发起狠来，一怒打死两名官兵，闯下大祸，逼上梁山，投到徐宝山门下。那时，类似情况投来的还有后面要提到的张仁奎等人。这些人比起普通青帮徒众，确实高出一截。无论是知识水平、武功、军事素养还是看问题的眼光等都是徐的老班底所不能比的。这些人既能出谋划策，本身又是独当一面的干将，不少人后来成为上海青帮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徐宝山派系进入全盛时期，徒众达数万，并拥有一支包括700多艘走私船的船队。其活动范围从江阴往西到汉口、大通、芜湖乃至江西等地的长江两岸，三江口、西马大桥、七濠、十二圩等地的两淮线也是徐部的势力范围。这时的徐宝山已是这一广大地区帮会的总头目。徐宝山是一个相当精明的人，很有些政治头脑。他的眼光已超出苏北及长江中下游地区，对全国政局也有独到见解。比如，他在戊戌变法兴起时，曾说过“光绪皇帝太怕洋人，是个庸弱的人”这样的话。此话不能说没有一点道理。光绪二十六年正月间，有两个自称是康有为同党的人，到七濠口与徐密谈。声称听说徐宝山是个做大事业的英雄，所以前来相邀，如有此意，可即随他们去广东面见康有为，那边提供经费和军火。徐宝山当然不能随便行动，他不拒绝，也不急于采取实质性的行动，而是虚张声势。因此，他马上打发心腹干将郑大发随二人前去广东探听虚实。郑大发等人还在广东，徐宝山便又作出姿态。他给江苏巡抚鹿传霖寄去一封信和一纸告示。信中指责鹿坐视荣禄、西太后囚禁光绪帝，不知主忧臣辱之义。声称“仆具有天良，不忍坐视皇上罹戾太子之戚，已定于秋间整我六师，会师江椎，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果好宄。”那张告示写得更是气势汹汹，自称“两江两湖兵马大元帅徐”，“奉光绪皇帝密诏”，要号召两湖两江豪杰之士，遵旨行事。并告“约于本年秋间，听候本帅军令，即率本部人马会师江淮，取道北上，以清君侧而奠国基”。

明眼人一看，就能看出此处大有文章。第一点徐宝山现为洪门山主，不提“反清”口号，开口”囚我圣皇”，闭口“救我圣主”，并且全部行动是由光绪密诏而所为，俨然一副忠臣义士之形。第二点是更有深意的，徐声言的出兵日期在半年之后，这是演给朝廷看的，既是打招呼，又是要挟。

清朝的官员们有许多人已看出些苗头，当徐宝山表露“蠢蠢欲动之意”

后，镇江及苏北地区士绅、官僚纷纷上书两江总督刘坤一，力陈招抚徐宝山的必要性。光绪二十六年5月2日，张謇向刘坤一上“招抚徐老虎策”，并建议招安徐部后，专令其镇缉沿江诸匪。经刘坤一授意，当地一知名绅士陈重庆约徐的代表密谈，徐接受招安，并提出三个条件，一是赦罪，二是赏官，三是收编其部下。接着，刘坤一等人举行正式仪式，招抚徐宝山，并命令他将部众编为新胜缉私营，由徐亲任管带，驻守扬州。

清廷此举实际上帮了徐宝山大忙，因为清朝官吏们并不知帮会内情。因“春宝山”自创立起，一直打着洪门旗号，但实权握在徐宝山手上。洪门兄弟一直把“春宝山”认作洪门，按洪门规矩行事。由于历史上两派仇见甚深，时间一长，矛盾重又暴露出来。虽然洪门旧部仍尊任春山为首领，但头领中以蔡金标最有威望，在帮中是个说话算数的人。据说蔡与革命党有联系，思想倾向革命，有组织能力，也有一些见识。故他虽也尊徐宝山为大哥，实际上对徐内心不服，加上徐为私利、不择手段的小人作风，这样，“春宝山”已自分成两股势力：一是洪门旧人，自号“清水光棍”；另一股是徐的势力“浑水光棍”。徐宝山认为蔡是他独霸山头的主要威胁，早想除之。最后用刺杀手段杀蔡金标，接着又杀刺客以灭口，但这类事一般是包不住的，慢慢帮中人都知道了事情真相。蔡手下有一批心腹和忠于他的兄弟，当然不能放过徐宝山，要杀徐为蔡报仇。徐宝山虽已有些力量，但终日要防范势力广大的洪门徒众，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正在苦思之间，清廷的招安让他得到解脱，甚至还扩大了他的影响。

故此，徐宝山“归标”后，自然对清廷感恩戴德，甘效犬马之劳。当时任春山幸好事先得到徐降清的消息，悄然离去，躲过此难后不知所终。“春宝山”之外洪门各部因徐宝山降清，并风闻徐逼杀任春山及其他种种危及洪门兄弟的行径，便严令帮众不准与徐宝山及其手下来往，并宣布永远不许再提起“春宝山”这三个字，否则以背叛洪门论处。青洪两帮有了这段事由，一下子又回到敌对状态。徐宝山也一心投靠清廷，替清王朝出力，镇压异帮，与盐枭匪盗为敌。徐宝山自小在帮会和盐枭中活动，亲历其间，当然对江淮一带地理民情、帮会内幕、匪盗行踪等了如指掌，他本人手上又握有江淮地区最大的一支土匪武装，如今反戈一击，自然比官军追剿有效得多。几年之间，连破大案，连诛巨凶。他降清不久，立的第一件大功便是设计擒住了他的旧日相好、著名女匪白寡妇。接着，又进兵剿灭当年他落魄时曾救过他的陶龙雨的亲属陶龙翔匪部。到1910年他又消灭专劫官盐船的土匪王正国部和著名匪首王狮子匪部。几年下来，盐枭、土匪遍地的江淮一带被他整治得服服贴贴，民间士绅一片赞扬之声。官府因此提升徐宝山为帮统，并作了清军统领王有宏的副手。

这时候，清政府已摇摇欲坠，全国反清浪潮不断高涨。徐宝山又开始为将来筹划。善于投机的徐宝山首先同驻守镇江的新军管带林述庆（同盟会员）拉上关系，并与驻扎在清浦的江北督练蒋雁行打招呼。辛亥革命一爆发，1911年11月3日，徐找同盟会员林述庆和李竟成谈判，经过一番交涉，李竟成发现徐宝山是他的远房亲戚，就约徐起义，徐立即答应。但称等时局稍定，不愿为官，需稍沾利益。双方条件谈妥，徐即表示愿派兵保护起义领导机关。他还利用革命之机，扩编队伍，把自己手下的队伍从1000多人一下扩到20000多人。凭这些资本，徐军被南京政府编为扬州第二军，徐充任军长。他手下的帮会头领，成为其军中骨干。这样，徐的军队也就成为中国现代史上颇有特色的、以帮会联系为主体的军队。

投机革命成功，使徐宝山的政治势力、社会影响和军事实力迅速增强，其野心也随之膨胀，进而要过问全国政局。1912年3月，南北议和，本来极力主张建都南京的徐宝山，突然又改口为袁世凯帮腔，支持建都北京。为了靠拢袁世凯，他极力迎合袁的“统一治权”的主张。4月19日他致电袁世凯，称大局已定，全国统一，他徐宝山愿意率先取消扬州军政分府，以为统一倡。徐宝山的这个全国“首倡之举”，正是袁氏所求之不得的，袁自然对此深为赞许。1913年春，袁世凯同革命党人的矛盾日益激化，冲突己不可避免。扬州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发动讨袁，必先取扬州。得了扬州。便可北上进取徐州，若出师不利，尚有退守长江一路可走。故扬州不可失，失财败局立定。为此，宋教仁案发生以后，国民党人在最后关头仍极力争取徐宝山，使人劝徐皮袁，但徐自恃拥兵两万，雄踞江淮，不想办不保险的事，因此对来人不予理会，照旧按他的保袁方针行事。甚至接受袁的贿赂25万元。为使袁相信其诚意，徐将儿子送到北京作人质，并公开表示必要时武力保袁。如此，除掉徐宝山，是国民党人的唯一选择。

主持刺杀徐宝山的据说是陈其美。当时徐本人还蒙在鼓里。有人告诉消息时，他自信手下亲随众多，本人又武艺高强，故对此一笑置之，毫不在意。他垄断商淮盐场，又经多年为官搜刮，财大气粗，到处求购古玩。当时，他派两名古董商携5万元巨款去沪觅购名瓷“美人霁”古瓶，该古董商二人打听到某商保存此瓶，便写信给徐。不料此信为陈其美手下截得，当即将一枚炸弹装入一精美木盒内，派人将信及木盒送到扬州。1913年5月23日晚，东西送到，因徐睡下，便放在书桌上。次日晨，徐与其两手下同来欣赏他的“宝贝”。他的手下怕弄坏花瓶，不敢用力，徐恼了，推开他人，自己亲自下手，结果一声巨响，徐宝山双手折断，血肉模糊，待众人赶到时，徐命已归天。话说这徐宝山一死，群龙无首，军心动摇，众人推宝山之弟宝珍继任。但帮会组织是以首领个人威望和权势来维系的，压台人物一死，便没有了当年的战斗力。另外，袁世凯也不愿让地方土皇帝过分膨胀势力。徐宝山死后，袁世凯将其队伍一再缩编。徐部在“二次革命”中最后溃散，其手下精华人物转而去上海混世界，是为江北帮大规模进入上海的开始。

 

3。湖州帮刺杀宋教仁

 

宋教仁案是民国初期震惊中外的一桩大案，也是青帮参与的几桩最重大的政治性行动之一。刺杀宋教仁的主使者是袁世凯，而执行的杀手是上海的著名青帮分子应桂馨和其结拜兄弟武士英。

袁世凯窃夺辛亥革命成果后表现出的独裁野心，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觉得必须有所行动。宋教仁意欲建立“责任内阁”，以约束袁世凯。当时宋教仁对在中国实现民主政治很有信心，他首先把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任代理理事长，接着领导国民党争取国会的多数席位，由于同盟会在革命中表现的政治影响，结果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国民党大获全胜，得近半数票。宋教仁大有出马组阁，当国务总理的势头。袁世凯也知道，宋教仁是国民党核心人物，所以早已准备下手，欲除宋教仁。

宋教仁以理事长身份周游江中下游各省后，踌躇满志，决心登程北上一展鸿图。宋在杭州发表了竞选演说，到上海与诸位同仁协商后，就准备出发。当时有人头脑比较清醒，劝其要注意安全。宋当时心绪正佳，听不进去，哈哈一笑说道：“吾此行为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陈其美甚至已对他明言：“小心他们用暗杀手段来对付你。”宋的回答就更豪迈了：“只有我们革命党人会搞暗杀，哪里还怕他们来搞暗杀。”他不听于佑任劝告，不走海道，坚持乘火车北上。

1913年3月20日晚十点半左右，宋教仁在黄兴、陈其美、廖仲恺、于佑任、吴铁城等陪同下，来到上海沪宁车站检票口。突然，宋身后窜出一条汉子向其连发三枪，转眼间刺客即逃走。枪声响过，宋大叫“我中枪矣”，仆倒在前面的栏杆上。众人急上前送他去铁路医院急救。虽经多方抢救，终因伤势过重，于次日晨不幸身亡。陈其美抱尸恸哭，连呼：“此事真不甘心！”国民党人更是痛感“斯人如此死，吾党复何言”。孙中山的挽联是：“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陈其美之不甘心，是有实际行动的。他首先与黄兴一起致函公共租界总巡捕卜罗斯，请求他们破案，并宣布若彻清全案，则赏银一万元。陈分析此案必有政治背景，指使最可能是北京方面。他通过电报局局长吴佩璜（是陈派支做情报工作的），找出北京方面与上海可疑人物往来电报，有了初步线索。

实际上，在案发的次日上午，两个四川籍学生向国民党上海总部报告，他们所住的五马路宝善街鹿野旅馆一名叫武士英的客人行踪诡秘，十分可疑。特别是最近，这个自称是无业退伍军官的人，突然暴富，扬言事成后还有千元可得。20日晚此人未回旅馆，21日晨匆匆结帐离去。国民党即派人往查，结果一无所获。

直到23日下午，一自称为古董商的王阿法到工部局巡捕房报告：一星期前他售字画到小西门外应桂馨家，应出示照片说要干掉一人，说若能办到，酬洋1000元，他未答应。现在发现各报所登宋教仁照片正与应所持照片相同，故特来报告。开始租界方面以证据不足，不同意马上逮捕应桂馨。但国民党方面一再要求，加之此案已为社会各界所注意，出些差错，不好收拾，于是与国民党特派代表一起，将正在湖北路迎春坊三弄妓女李桂玉家中饮酒作乐的应桂馨抓获，关押在英租界捕房。

第二天，押解应桂馨去其家中搜查。经过一番努力，终于查出关键证据，当场搜出两箱文件和电报，证明应受袁世凯和赵秉钧指使，谋杀宋教仁。同时还找到一支白朗宁手枪，枪内剩下的两发子弹，验明与刺宋所用于弹属同一类型。当时在应家一下拘捕27人，其中一个黑矮的男人，神色不对，巡捕当即找人前来指认，正是刺杀宋的凶手武士英，武在证据面前完全崩溃，供认不讳，此案真相大白。这件总统杀议员的奇闻一下子轰动全国。

刺宋案是民国第一大案，此事之所以帮会卷入如此之深，与帮会的性质和帮会当时的现状有关。帮会原本是一种反社会的力量，一般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这一点早期洪门也许是个例外。因此，帮会根据其受到危害或保护的情势，决定其暂时倾向于哪一边，故极易成为受人利用的政治工具。青帮分子在刺宋案中，特别是在“四·一二”政变中的表现，就是明证。

在辛亥革命中，帮会起了不小的积极作用，曾帮助革命党进行一系列重要的军事、政治活动。但新政权建立后，在一个较稳定的时期，帮会的消极方面无法为革命党所接受，因此许多地方对帮会采取了镇压措施。这引起帮中人物的不满，认为简直是过河拆桥。这种情绪极易为袁世凯方面所利用。所以北京方面找帮会分子作杀手不是没有道理的。

刺杀宋教仁，青帮这头的联络人和主持者主要是应桂馨。他是浙江宁波人，事件发生那年他正好50岁。此人父亲是个商人，发迹以后，转而经营地产。后与洋人做生意，不久成为当地一个大富翁。应桂馨从小长在这样的人家，明白不少“作人的道理”，如巧取豪夺，勾结官府，狂嫖滥赌等等。他年龄不大，在当地已颇有名气。他父亲由于经常以不正当手段夺取别人土地，害怕别人找麻烦，因此出万元，让儿子认上海县道台作了干爹。从此应桂馨更是无恶不作。

清末上海帮会最出名的人物中，数得着范高头。此人原名赵阿室，原是个撑船的苦力。他自恃人高马大，最爱帮人打架。洋人的铁甲火轮当时很神气，在中国内河横冲直撞。有一回，一外轮在黄浦江中撞沉一艘满载驳船，外轮竟不当回事，开足马力就要走。当时许多中国小船靠上去，要找外轮算帐，但外轮是铁甲，马力又大，根本拦不住。正当外轮由于速度太快，就要撞上另一艘中国船时，赵大叫一声，举起碗口粗的竹篙，死命一撑，外轮船身一歪，中国船避过此难。这时外轮因为这突如其来的一撑而慌了手脚，连忙停了下来。中国船工趁机上船与洋人交涉，终于使洋人认输赔偿。此事传开后，“范高头”之名开始叫响，他的原名反而被人忘了。

范高头成名后，不再满足于靠撑船吃饭。当时沿江一带许多人都靠偷盗洋人船上的货物发财。范利用自己的名气把这些人组织起来，把小偷小摸变成整批整船的“大偷大摸”。他们的主要手段是将给外国货轮装货卸货的中国船故意弄沉，再利用黑夜把货物捞上来。然后拿出去倒卖。当然，那时赚钱的买卖是鸦片，故运鸦片的船是他们的主要目标，后来范的生意发展到从偷鸦片，到贩鸦片，再到开烟馆卖鸦片的一个大的集团。手下有数千人，成为威震上海滩的一霸。

应桂馨与帮会搭上关系，以认识范高头开始。当时有个祥园烟馆是范所开。应整天泡在那里，因此与范结识，很快就成了范高头最得力的助手，两人一起走私贩毒，大发横财。后来，应桂馨为扩大势力，出重金作了洪门的一个首领，又拜湖州帮李徵五为师，排“大”字辈。

时间不长，范高头在江苏海门与巡江缉私营开战，杀死丁勇被官府通缉。开始范依靠党羽掩护，躲过一段时间。后来官府用重金买通同党林得胜，设计将范拿获正法。范做下大案后，其党羽均为官府捉拿对象。应因为发了财，不愿出外流亡，花钱捐了一个候补知县，投到江苏督练公所总办袁树勋门下。应很会办事，又相貌堂堂，特别难得的是他还能说几句英语，很为袁赏识。不料，应不久就暴露出一个花花公子的本来面目，使袁极为失望。那时袁为帮助他，破格委任他为江苏官办印刷局坐办，并批给5000两官银作为开办费。谁知他等钱一到，立即花天酒地，整日不务正业，待银子花完，觉得无法交待，竟一走了之。

说到应桂馨后来如何参加了革命，还有一段趣事。应桂馨从袁树勋那里跑出来之后，先到河南，最后被迫逃到乡间暂避，其父怕他再到外面胡闹，给了他5万银元，叫他在宁波办个学堂。但应这种人实在也不是办教育的料，不久有3000族人告他强夺族祠公产。正闹得不可收拾时，该校教务主任因事来上海，碰到好友陈其美谈到此事。陈其美那时正在发展革命组织，对帮会人员极为注意。陈得知应在会党中有影响，便有意结识，遂出面为之调解。应由此十分感激，一时两人相交甚密。

应跟随陈其美投入革命后，非常卖力。他利用自己身在帮会，手里有些得力干将的优势，具体参与了一些重要活动，光复上海之战中，他亲自率敢死队，攻打制造局。因此，上海光复后，陈其美任沪军都督，特委应桂馨为谍报科长。后来孙中山来上海，应直接负责接待，由于应会办事，也很机灵，孙中山印象不错，任临时大总统时，特任命应为卫队司令，并令其组建卫队随同前往南京。

尽管应桂馨已混迹官场，但多年在黑社会中养成的流氓习气一时难改。

他经常为一些小事寻衅闹事，甚至动刀动枪，所以虽几次做官，但每次都官运不畅。这回又是如此，本来他已取得孙中山信任，前途有望，可时间一长，便忍不住把江湖上的那一套又拿了出来。开始，他对孙中山由广东来访的亲朋故友还较客气，后来人来得多了，他时常恶语相向。孙中山对此并未深究，又因其为陈其美介绍，也不便说就让他回家，仅将其改调下关兵站任职。谁料应桂馨竟不买账，无理取闹要将他从上海带来的卫士带走。卫士的直接上司（时应已改任政府庶务长）侍从队长郭汉章不愿回上海，应桂馨竟找了几个亲信，让他们杀害郭汉章。事情闹到这种地步，孙中山只好打发他回了上海。

应回到上海后竭力投机钻营，抓住新老政权交替时的机会建立起自己的组织，希望能成为与他党抗衡的政治势力。应自然要依靠帮会的力量，因为在这方面他最有根底。当时上海青帮、洪门和公口正酝酿联合建立一个政党，应积极促成，终于在1912年7月由三家联合组成了“中华民国共进会”。这是上海帮会的第一个联合政团，也是由帮会组织到公开性团体的开始。应桂馨因名声大，又号称在临时政府中任过要职，并为新团体出了一笔开办费，很自然地当上了会长。

应桂馨犒了共进会，并没有什么明确的政治目的，只是一种招兵买马的手段，他也并不是从事政治活动的料。他到处串连，扩大会众，主要兴趣就是搞暗杀。湖北张振武被黎元洪所害，张妻曾出价2万元，找杀手为夫报仇。应桂馨想干，还没得手，就被黎元洪得知，遂下令通缉。应慌忙逃回上海后，又组织了一个暗杀队。这个暗杀队被袁世凯听说了，袁打好主意，首先招呼各方，取消通缉令，然后由内阁总理赵秉钧派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出面，召应桂馨北上进京。对应桂馨的接待应该说规格很高，甚至大总统袁世凯和总理赵秉均都亲自召见了他。洪述祖是青帮“大”字辈，为人颇有心计，他说通了应桂馨后，立即与应共同南下。首先，让江苏都督程德全任命应桂馨为驻沪巡查长，给大洋5万元作经费，并答应每月再给3000元。最后谈判结果是：袁世凯、赵秉均允诺“毁宋酬勋位”，并答应以当时发行的公债350万元优惠价卖给应桂馨，使其可净得200万元。谈妥以后，应允诺尽快履行刺宋诺言。应桂馨马上物色武士英做杀手，策划杀宋，这就是刺宋案的背景。

只可惜宋教仁至死也没明白谁是杀他的凶手，仍对“大总统”抱有希望。他在医院抢救中还向黄兴口授一封给袁世凯的信，原文如下：“北京袁大总统鉴：仁午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启。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被奸人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致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力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而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竟力保障民权，使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宋教仁被刺案真相大白后，孙中山先生对当时中国形势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一次在陈其美家里，他说：“他（指宋教仁）实际死在袁世凯手中。今后的斗争，是官僚与民党的斗争。过去我看错了袁世凯，是我的过错。现在袁世凯想使专制死灰复燃，辜负国民付托，必须起兵反袁，将他除去。”关于刺宋内幕还有一种说法不能不在此一提。据说当年袁世凯派洪述祖来沪时，首先是找了上海青帮湖州帮的巨头李徽五。李当时的两个高徒，一个是应桂馨，一个是张宗昌。当下李就选择了他认为最合适的应桂馨，介绍给洪述祖。同时，因李徵五已得知宋教仁与陈其美因权利之争而茅盾激化，他想到还可用刺宋一事再作一笔交易，就又跑到除其美那里拍胸脯担保他将刺宋拥陈，代价是50万元和一支手枪。陈答应条件，很快将钱、枪送到。案发后，陈先布置手下设法取回枪支，然后将应桂馨捉拿归案。李徵五原想方一事情败露还可把陈其美推出，现在眼看就要弄到他的头上，赶紧将武士英杀了灭口。据史料载，武士英暴死狱中，死因是偶感风寒，殊为可疑。应桂馨越狱逃走，后为袁世凯雇人刺杀。从此，刺宋案证据确凿之真凶均已身亡，袁大总统又无法捉拿归案，只能了结此案。几年后，李徵五为报一箭之仇，派其另一高徒刺杀了陈其美，这位高徒正是后来的大军阀张宗昌。

这种传说并无很有说服力的理由，也没有真凭实据，完全根据一些表面现象和政坛传闻，又加上陈其美也是青帮李徵五系统中的人物，与李有深交，于是此事似乎颇为可信。人们一联想到陈其美曾使人刺杀光复会巨子陶成章，就觉得此一说法也有可能。但如果我们纵观陈其美的政治生涯和其革命活动，并考察当时国民党内矛盾的真实情况，就不能不对此说法提出疑问。

 

4。张仁奎了断风流案

 

20世纪20年代，上海滩出现了一个怪现象，就是在中国历史上破天荒地产生了一批被称为“大亨”的帮会分子。他们公开的身份是“党政要人”、“社会名流”，参与并控制社会政治生活，甚至利用帮会势力左右政局，制造经济风潮。当时无论文人政客还是工商巨子都不能不借助青帮的势力。旧上海青帮中最有影响的人物当然首推“三大亨”，即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可以说，从20年代开始，上海青帮的历史就是此三人的历史，因为几乎所有重大的事件都与他们有紧密的联系，或者说他们三人就是这些事件的总导演。故本书辟专章“沪上闻人”，此不赘述。

但这个时期确实是青帮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可说是“人才辈出”，成名人物还有不少，奇闻轶事无可计数。限于篇幅，本章仅择其一二而概述之。除“三大亨”之外，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要首推张仁奎。张的名气不在于做了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而是由他在帮中的辈份、他的历史以及他的那些“出色”的徒弟造成的。张仁奎是山东大汉，号锦湖，是上海青帮中少有的几个“大”字辈之一。来上海之前，他曾在徐宝山手下担任过扬州第二军步兵二十四旅旅长，后来还做了大官，任通海镇守使。1927年，他的部队被打垮，向北伐军投降，他本人丢了兵权，便逃到上海去做寓公。青帮的早期组织中，响马匪盗、毒贩盐枭之类人物占绝大多数，普通帮会成员多是下层贫民或农民、水手等，头领则多是所谓黑道出身。像张仁奎这样当过旅长，又曾镇守一境地方的“大人物”，在帮会中可说是凤毛麟角。所以帮会徒众心中对张仁奎的尊重远超过对“三大亨”的尊重。当各帮会头面人物之间、帮会与军人与政客集团之间发生矛盾时，几乎总是要找“张老太爷”（帮中人对他的称呼）出面调解。他的角色有点像大家族中的族长，凭德高望重解决家族内外的纠纷。张仁奎也不是完全凭老资格吃饭的，因为在青帮中，光靠资格是不行的。要想站住脚，还得有实力。张仁奎对实力有另一番独特的看法，就是重收徒的“质量”，可能这一点是从他过去的上司徐宝山那儿学来的。张有地位，决不屑于与社会上的“小混混”以及地痞流氓之类为伍。故虽然张收徒数量可观，据说有三万人之多，但其层次也颇高，这些徒子徒孙给他撑足了门面。下面我们列举张的几位“高徒”，就可看出张之收徒的规格是很“讲究的”，大军阀韩复柔，蒋鼎文，朱绍良；大资本家、上海银行公会会长陈光甫，交通银行总经理钱新之，中央造币厂厂长韦敬周；大买办中国旅行社总经理陈香涛；以及政客、文人、交通部次长韦以■，汪伪政权外交部长夏奇峰，宣传部长林柏生。军统分子淞沪警备区稽查处长陶一珊，《时事新报》总经理张竹平等等。甚至青帮大亨杜月笙也只能“屈尊”做了他的徒孙。杜月笙的师傅叫陈世昌，是青帮“通”字辈，他的老师也姓陈，为苏州大字辈陈彪。陈彪除辈份高外，一无所有，收的徒弟也都没什么大出息。早年陈世昌拜帅后，自己在上海闯江湖，以制作兜售鸦片烟杆子谋生。后来在街头玩点小本钱赌博的把戏，骗些小钱糊口。后生晚辈杜月笙等出名后，师傅也叫响了。陈世昌觉得陈彪与他现在的名头不配，又改拜张仁奎为师，这样杜月笙就成了张仁签的徒孙。

张仁奎收的徒弟看起来似乎比他更有名、更有势、更有钱，可这些人为什么会拜他作者头子呢？这里有多种原因，像军阀韩复榘这样的人，主要想利用帮会特有的内聚力控制部队，更重要的，士兵为龙头大哥打仗和为长官打仗其勇敢精神差别很大，所以军阀多喜与帮会结缘得到好处。当年韩复榘由葛光庭介绍准备拜张仁奎为师，有人问葛：“韩将军有权有势，为什么要拜现已无权无势的张仁奎为师？”葛的回答颇有深意，他说，加入帮会很要紧。当年大帅左宗棠出兵新疆，军至平凉，忽然三军勒马不前。左忙问何故，众军答曰要暂住一日迎接大龙头。左帅治军之严，威望之高是出了名的，官兵甘冒军法，要去迎接大龙头，可见大龙头之要紧。左帅从此深知利害，很快也拜了老头子，将士们与其关系则更进一层。韩是冯玉祥的部下，连冯玉祥也玩这一套，韩有何说，等一旦拜了张老太爷为师，韩就可以自开香堂，自立门户了。

拜张仁奎为师者有各色人等，目的也不一样，有钱的多是因怕人抢劫或敲竹杠，拜张作为保护神。还有一种人财大气粗，终日在风月场中鬼混，惹出风流韵事又怕流氓敲诈，就找张作为靠山。张仁奎在上海滩出面了结了几起这类事件，一下子更提高了他的名声，青帮内外部知道张老太爷确实极有能量，下面几件事是张仁奎扬名上海滩的几件“得意之作”。

当年上海银行金融业有个极著名的大亨叫朱成章，是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国货银行是上海数得着的大银行，而上海又是当时全国乃至亚洲的金融中心，这朱总经理腰里的硬通货当然少不了。人一有钱，就容易招来麻烦。朱成章虽是混世界的大人物，知道各方土地不可轻易得罪，但财大气粗，胆子也就大了。他自认有钱，关系多、名气大，谁也不敢随便找他的麻烦。对于帮会之类，他常对手下人说，你们不要听他们瞎传，没有那么厉害。真是像传说的那样有办法，为什么不也来当当总经理，靠几个小瘪三能成什么大气候。朱成章万万没有想到日后他的命会丧在这些“小瘪三”手下。

1929年，朱成章想建些房子出租，但找不到合适的地皮盖房。后来有人介绍他认识了静安寺主持，他就打上了庙产的主意。开始，朱成章怕不好说，找人代为传话给老和尚，希望他能让出这块宝地。谁知当家和尚竟一口应允，经过讨价还价，事情就敲定了。也是朱成章命该如此，正当他办好一切手续并向地政局登记时，半路杀出个张啸林，也看中了这块宝地。张是在别人家里的一次宴会上听说静安寺有地，位置不错，价钱也好。他马上派人去静安寺。不料当家和尚告诉来人地已卖出。张啸林觉得这块地特别理想，听说别人已买走，立即就想法子要把它弄回来。当时张啸林和黄金荣、杜月笙已结拜兄弟，在上海滩可说是路路通，没有办不到的事。他当即向寺里管事的表示，我多出点钱，只要你答应把地皮让给我，朱成章那边我去说。

出家人是有些规矩的，完全靠钱在这里不见得可行。老和尚看到张啸林很霸道，根本不想与他沾上边，就推辞说：“出家之人，办事要凭良心、信义。地皮已答应给朱成章，实在不能另许他人。阿弥陀佛，善哉善哉！”张啸林虽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君，但见老和尚如此说，也不好再坚持，叙谈一会，即告辞出来。现在剩下来的办法只有直接找朱成章，叫他出个价钱把地让出来。

第二天，张啸林亲自到朱成章家里拜访，很客气地对朱说他特别喜欢朱总经理已买下的这块地，反复说他愿意出个好价钱，决不让朱总经理白忙活一场。朱成章当时哪里想到帮会中人如何厉害，又见张啸林举止粗俗，全无“高等华人”气派，更加看他不起。但张啸林毕竟是在一个有头有脸的人物的家里，又确实想要这块地，忍住气没发作。朱成章心下也不想得罪黑道人物，只是以银行董事会已经商定，他个人无权私自更改为由，婉言拒绝了张的要求。张啸林虽是帮会头领，有无数不怕死的徒弟，但一直不想来硬的，因为总是公开买下来省事些，面子上也好看。没想到朱成章就是不让步。张啸林见软的不行，只好使出看家本领，桌子一拍道：“请依朱总经理去打听打听，我姓张的在上海滩谈生意，就是阎王爷也得让我三分，你今天不卖我这个面子，好！改日有你的好果子吃。”说罢拂袖而去。

朱成章想，看这小子能有什么大本事，只不过说几句大话出出气罢了，所以并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过了一个多月，朱成章已计划在静安寺破土动工，前面那些事也早已淡忘。由于工程刚开始，诸事繁多，朱成章身体有些顶不住。一天早晨起来，他略感身体不适。娇妻劝他卧床休息，同时派人去请洋医生。可朱总经理事先已安排了公事，要去银行与某大人物谈一笔生意，不去不行。夫妻俩商量一阵，决定让私人护士邓小姐陪同，先去医院检查一下，拿点好药，然后再去银行办事。有护士小姐陪同，凡事也有个照应。再说护士小姐也确实有些本事，虽然年龄跟朱大经理的女儿相似，但社交场上是个人物。青春少女，豆蔻年华，又会迷人，自是万种风情。虽然到朱家才几个月，但已成实际上的总经理秘书，整天与总经理形影不离，虽说还没有将朱妻取而代之，但朱家人上下很多事都要看她的眼色。这护士小姐每日给朱总经理推拿、按摩，推到什么程度，按出什么结果，连府下人心里都一清二楚。

话说朱成章的汽车从愚园路朱公馆开出后，朱大经理忽然声称他感到腹部胀痛，边捂肚子边把身子趁势靠在护士小姐身上，头也正好枕在这位小姐玉面与粉颈之间。护士小姐开始为朱成章治疗，无非是推拿按摩之类，当然效果非常之好，朱总经理已渐入梦境。

汽车里正在做着好梦，外面却有惊人的事件发生。汽车在飞速行驶间，突然路边审出两名大汉，拦住轿车的去路。司机一见拦车的手里拿着枪，就知来者不善，准备加大油门硬冲，把截车人吓退，使主人免遭绑架。绑匪知道有钱人的司机都是学过两下子的，不先治住，就无法对后面的朱成章下手。所以一见司机开车想逃，便连发数枪。不料因车速太高“歪打正着，子弹钻进了朱总经理的肚子，护士小姐一声尖叫顿时晕了过去。司机一慌，车速就慢下来了，两大汉手拉车门逼司机停下车，一边一个把浑身是血的朱成章架下车来，推推搡搡地把朱成章架到一辆事先准备好的轿车上，一溜烟儿没了踪影。

司机虽是有些武功，但还从来没见过这阵势。半晌才回过神来，连忙关了车门，调转车头，开往朱府报信。朱太太一听开始倒还能沉住气，当了这么多年总经理的夫人，总还有些见识。当下通知银行中朱的亲信来府商议对策，并叫下人将护士小姐送到医院，因护士小姐也不幸为经理大人挡了一颗子弹。朱夫人正想向警察局报案，突然客厅中电话铃声喇了。朱太太刚拿起电话，就听一人粗声命令：“叫朱太大听电话。”朱太太一听就明白这是绑票的来要价了，忙应道：“我是呀，你是哪一位？”

对方传过来的声音又急又狠：“朱太太，你想明白点，如果你不打算做寡妇的话，立即准备50万来赎你先生。交钱的时间地点我们到时通知国货银行。要是你拖延时间，不肯交钱，那你就等着收尸吧！”

朱太太一听这话，腿也软了，胸口直跳，一时没了主意，一帮家人也跟着大呼小叫，乱作一团。还是朱成章的几个心腹接到朱夫人的电话，及时赶到，急忙布置人去筹款，并派专人在银行守电话。一直到晚饭时间，银行守电话的才接到通知，叫携款前去赎人。朱家文即派车去了指定地点。到了一片荒郊野地，对方来人点验钱款后，准备上车，车已发动时，才扔下一张纸条，上写“由此向南50O米稻田中”。手下人抬着担架、医疗用品往南直奔过去，见总经理躺在地上，满身血污，早已不省人事。朱太太算松了一口气，朱太太虽说对破财也有点心痛，然而钱财身外之物总可以再赚回来，只要总经理有救，钱不在话下。但朱太太万万没想到，丈夫已经奄奄一息，真是连留遗言也没有能力了。她原来听司机说，总经理被架走尚能说话，伤并不太重，没想到人已经成了这样。大概是司机当时已吓呆了，看别人架着总经理，还以为总经理尚可以走路，故以为伤不重。实际上，事后经医院检查，朱成章虽腹部中弹，但伤不至死。只要及时抢救，原无大碍。只是张啸林手下一整天根本没有采取有效的救护措施，失血太多。以朱太太的想法，他丈夫本来伤不太重，匪徒只为要钱，肯定不愿意弄出人命，只要适当抢救，不至危及生命。谁想会是这种情形。朱成章被送往海格路红十字会医院抢救，上海医界外科专家数名亲往手术，但终因时间耽误过久，当晚便气绝身亡。

总经理一死，国货银行整个笼罩着一片不祥气氛。大小职员、经理们倒不是悲痛，而是害怕，真悲痛的也许只有朱成章的女儿和太太。手下人只是担心他们总经理手上的那张威胁的纸条，如果黑道人物真要把纸条上的话当真，他们就将小命难保。朱太太悲痛一阵之后，也开始着手接管银行业务，因人心惶惶，总经理又突然死去，银行业务已出现危机。朱太太原来并不知道张啸林与丈夫的那段过节，因为当时朱成章根本没把那当回事，所以也就没向夫人汇报。朱太太只是觉得这事可疑，不像是一般的敲诈钱财。她找了一个合适的时机，专门与朱成章的那些亲信谈及此事，想看看朱家到底跟谁结了仇。别人就谈起了一个多月前张啸林要买地这件事，朱太太一听就明白了，花钱雇人一打听，果然是张啸林手下干的。

朱太太一想，招惹了这个魔头，银行别想好好办下去了。如果他一会儿绑了这个，一会儿杀了那个，谁还敢在国货银行做事，银行有多少钱经得起这样的折腾，便决心找一个彻底的解决办法。她的心腹中有人熟悉黑道人物，就提议说，要想把国货银行办下去，就只能采取黑吃黑的对策，也拉拢上一个黑道人物做靠山，按时进贡，张啸林的手下就不敢随便来找麻烦了。

主意有了，下面就是找谁做靠山的问题，知情者就告诉说现在上海青帮中辈份最高、影响最大的就是张仁奎“张老太爷”。拜此人为师，即可为“通”字辈，辈份较高，且身份也不低，因张为官多年，从前是大人物，故拜他最为理想。因此，国货银行的高级职员纷纷托人去找张仁奎，拜张为徒。其他金融界的大亨，因有了朱成章的前车之鉴，也纷纷投到张仁奎门下，张仁奎有了越来越多的有名的徒弟，声望日高，在上海滩说话更加有份量。这样一来，又吸引了更多的人拜其为师。

1935年春天，张的徒众在新利查饭店聚餐，很多人提议组织上海“仁社俱乐部”，以谋团结互助，并使团体有正式的社会法人地位。“仁社”是取张仁奎的一个“仁”字，且这字本身意思不错，最后张仁奎表示同意。过了些日子，张的几位徒弟张罗，在福煦路383号买了一所房子。此房原是孙科一帮广东同乡的俱乐部，里边的家俱一应俱全，连房子一起一同被“仁社”出价买下，共花几十两黄金，都由几位有钱的徒弟支付了。这一点体现了青帮义气互助的传统精神。“仁社”在社会局备案，并很快得到市长吴铁城批准。吴也是张仁奎的门生。可见当时青帮在上海的势力之大。“仁社”成立后，发展迅速，与黄金荣的“荣社”，社月笙的“恒社”，鼎足而立，成为上海帮会中最有势力的三个团体之一。

张仁奎的总经理一级的徒弟还有很多，其加入青帮的过程也与朱成章的部属们类似，总是因为自己或与己有关的别人惹了事，找到张老太爷那里要求保护，然后投帖入帮。如上海银行业第一号大亨商业银行总经理兼上海银行业公会会长陈光甫也是惹了麻烦后，投到张仁奎门下的。不过他的麻烦是风流韵事，与朱成章买卖上的事有些不同。有钱的大银行家，终日鼓捣票子，绞尽脑汁，空闲下来就总想跑到花街柳巷去鬼混。他们虽然钱财万贯，可钱只能买些虚情假意，光去风月场中寻开心，也觉得太没意思。他们想换换层次，于是办公室里就出现了花枝招展的女秘书，家里就请艳丽风流的女护士。陈老板经过严格挑选，也聘用一名私人女护士，当然声称此为贵体健康之所需。陈总经理这位护士也姓陈。陈小姐之父为一小商，为人精明，很会筹算，其女自然也聪明过人，一般男人无论如何挣扎也难离其股掌之间。自从进入陈府以后，颇有大将风度，指挥若定。陈总经理很自然地上了轨道，接受她的科学护理。她一到陈府，便按照科学方法制定一张时间表，每天要对她的病人进行两次全面检查，一会儿吃药，一会儿量血压，出现在总经理办公室和卧室的频率决不少于每十分钟一次。每天早晨陈小姐要根据气温决定总经理今天的穿着，而且是必须执行。陈总经理稍有异议，她小嘴一噘便道：“将来看谁来管你！”俨然一位未来夫人的口气。陈总经理一听，哪里还能抗辩，只有言听计从。

时光如飞，转眼几个月过去了。那位整天在外打麻将、经常深夜不归的陈夫人还蒙在鼓里，这边她的地盘已被一位小姐占了。护士小姐晚上也不下班，变成全日制工作。现在轮到陈小姐“病”了，慢慢地病状在外部显露出来，陈先生可治不了这种“病”。然而不治又不行，陈大总经理整天愁眉不展，苦无良方。护士小姐到底更专业一点，为解燃眉之急，开出很有水平的两张“药方”：一是与陈总经理公开结婚，明媒正娶，并且陈必须与原妻离婚，二是传统方式——堕胎。陈总经理当然对后一药方完全赞成，而且陈小姐也答应可从此一刀两断。可是药价太高，要10万元，没这些钱此药决不可行。

陈总经理毕竟是个商人，凡事讲究经济效益。收入支出需得相抵才能保本。他略一盘算，深觉这桩生意亏本太大，有种在商业场上被人骗了的味道。他从前有过不下数十个这种女人，总共也没花到这价钱。这个小护士一张口就要10万，以为我陈某人没见过世面，竟班门弄斧来敲竹杠。他决定先给女护士一笔小钱，再到公司安排了闲职，一来可继续相好，二来也花费不高，经济上划算。他想一个小护士一定好哄，给点甜头，再许上几个愿，比如将来如何如何，此事即可了结。退一步想万一那小丫头不干，闹将起来，我陈光甫这等人物找个关系反告她个乱敲竹杠，花点钱，一混也能过关。

一日中午，陈总经理把护士小姐叫到楼上卧室。他原以为陈小姐会哭哭啼啼，然后他甜言蜜语一灌，便大功告成。哪知这位平时娇滴滴的小姐，不待他把话说完，就踢翻了椅子，指着陈光甫的鼻子说道：“陈大经理，侬张开眼珠子看看清楚，老娘是什么人。老实告诉侬，高鑫宝是我师父，今朝侬要是不痛快交出10万元赔偿费，看我老头子勿摆平侬才怪呢！”

陈总经理这一惊非同小可，他比朱成章要识相。虽不知这高鑫宝是何方人士，但起码知道招徒弟的人肯定不是善主，明白这回一关不是轻易过得了的。陈光甫一盘算，先探探虚实再说，不能贸然行事。女护士一走，他就派人去打听高鑫宝是个什么人物。还没等手下人回报，女护士的师傅就找上门来了。高没有亲自出马，派了个小头目来到陈府。进门大咧咧地往沙发上一坐发话道：“喂！陈老板，我师傅叫我传话给你，两条件你自己考虑，三天后若不满足我师姐条件，就给你点颜色看看！”颜色当然是红色，这意思是要放点血，这陈总经理钱是不少，血可并不比别人多，如何舍得随便让别人放。他终日坐卧不安，不想对策三天后可不得了。好在有朱成章走在前面，他也听说朱的高级职员现在都是张仁奎的徒弟，猛然想起这是一条路。于是找人引见，并备了厚礼，往见张老太爷。张仁奎听了陈光甫一番述说，朗声笑道：“小事一桩，你不必担心，我去跟高鑫宝打招呼，你现在入了帮，没人再敢来找你的麻烦。”

张仁奎是个有身份的人，他一般不用恐吓的办法对付小字辈，也不是动不动就要给谁三刀六洞。张知道高鑫宝是杜月笙的同乡，又是杜手下的得力干将，如果找到杜月笙说一下，高肯定也就不能说什么了。但张仁奎干事总是有板有眼，他不能光凭一面之词，就去压服另一方。如果他总是靠权威去压人，而不是合理地解决问题，那他在帮中的形象就不会那么好。再说张仁奎也还赏识高鑫宝。虽说高是个粗人，但天不怕地不怕，敢为自己的徒弟出头，是个很讲义气的人。所以张仁奎想此事最好能公平地解决，既使陈光甫过关，又使高鑫宝有面子，另外也能给陈小姐一点补偿。

张仁奎于是叫人喊高鑫宝来见他。高是通字辈，见了师叔把此事来龙去脉一讲，张就明白了事情原委。所以说服高不要再闹，他已知理在高的一方，此事由他作主解决。他叫陈亲送10000块钱到他家里，当面把钱转交陈小姐，并为双方说和，就这样顺利地了断了一桩风流案。

张仁奎办事公道，有风度、有气派。他从不随意向其门生要这要那，不像黄金荣他们那样以做寿为名向徒弟收札。门生孝敬他，以“自愿”为准，有钱的就多送些，没钱的就少送些，他从不计较。蒋介石对张仁奎也很尊重。1936年，在“八·一三”日军侵华前，蒋介石据军统密报，得悉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有反蒋企图，如反击，则将是一场内战。蒋虽早有打垮韩复榘的想法，但不愿武力解决，且当时蒋正与红军作战，又有日本人大举侵华的苗头，不想四面出击。蒋介石早年与青帮关系很深，因此知韩复榘和他手下的几位高级军官都是张仁奎的徒弟，遂托张的门生当时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和交通银行董事长、张的好友钱新之请张仁奎去南京见面，商讨如何解决山东问题。张仁奎先生觉得此事与己关系重大，而且对国家也是关系重大，便决定去南京见蒋。蒋得到消息，非常高兴，派专列去上海接张，并亲自在中山陵官邸门口迎接。蒋按照青帮规矩，称张仁奎“张老太爷”。蒋介石与张谈了近三个小时，谈当时中国形势，谈解决山东问题各种方法的利弊，最后亲请张仁奎去山东，说服韩复榘放弃反蒋意图，以免战祸，对国家和双方都有益。蒋还答应如果韩听从劝告，将为韩拨款以示诚意。张仁奎认为这样解决可行，答应去山东劝说韩复榘，蒋又派专车送张去山东。

山东将领多为张仁奎门徒，听说老太爷到来，齐集车站迎接张仁奎。韩复榘已知张的来意，但他自恃拥兵十万，又有整个山东作为依托，有力量与蒋对抗一阵。他想蒋之重兵仍在“剿共”前线，一时无力调兵山东，现在反蒋正是时机，所以在内心不赞成张仁奎的意见。然而，青帮讲究尊师重道，又不便直接反对，所以请了他手下的师长们相议此事。这些师长都是张的徒弟，对张很尊重。同时也觉得张仁奎分析得有道理，一起来劝韩谨慎从事。这时，张又找韩，以利害说之。让其明白以十万之师对百万之众，以一省之物力财力对全国之政权，则必败无疑。韩见还未动作，手下干将已无信心，此事难成。只好听从张仁奎的劝告。为张仁奎山东之行的功劳，蒋介石一直十分感激。抗战开始后，蒋劝张仁奎一同西迁，张因年老未去。在敌占区他拒绝敌伪劝诱，托病不出。抗战末期，他病死上海。蒋特以重庆政府名义下令表扬。

 

5。苏北大亨发家史

 

人有时候真想不到哪天能碰上好运，碰上一回，也许让你终生受用无穷。说起顾竹轩这人，当年只是个拉黄包车的，没啥大出息，除力气大点，别无所长，他鼻子稍大，人称“顾大鼻子”。顾竹轩自小没过什么好日子，小小年纪就到上海混饭吃。

有一年英租界巡捕房招考华人巡捕，要求只有一项，就是要块头大。顾竹轩正合适。没多久，顾竹轩因工作卖力，被提拔当了小头头。他最恨别人欺负苏北人，遇到苏北同乡有困难，他都要拼死相助。正是由于他总是护着同乡，一次正宗上海人与他的老乡械斗，他利用职权帮忙，被人告到他的上司那里，很快他就丢了饭碗。后经同乡介绍，拉起了黄包车，当时他未曾想到日后有一天能时来运转，成为上海滩威震四方的帮会巨头。

那一年夏天，天热得出奇。顾竹轩拉了一位客人去一家剧院，放下车，就在树荫下坐着打瞌睡，听到旁边乱哄哄一群人不知在干什么，揉揉眼睛一看，见路边人行道上躺着一个老头，老头脸色很不好，看来可能是天热走远路中暑了。老人在跟周围人述说着什么，表情很绝望。顾竹轩还要拉车挣钱，没有时间多管闲事。他正准备再去剧院，突然听到老人说的是苏北话，这一下顾竹轩来了情绪，放下车跑过去看个究竟。

他拍拍老人的肩膀说：“你遇到什么事，仔细说给我们听听，看我们大家能不能帮你。”老人一听顾竹轩也是苏北口音，一下子眼泪就淌了下来。他断断续续的说起他如何千辛万苦从苏北到上海，原来老家有人在上海，答应来接他去找他大儿子顾祝同。但不知带信的人出了什么差错，下船没碰到一个熟人。他又不知道地方，也不知儿子住在哪儿，瞎摸瞎撞，钱和儿子地址装在包里，包也给人偷了。从下船到现在快一天了，饭也没吃上，请大伙帮帮忙。说着又哭起来。

顾竹轩当然知道顾祝同是谁，但开始也没当真，因为眼前这老头无论如何也难跟顾祝同拉到一起，他想可能是同名同姓。顾竹轩有点侠义心肠，他答应帮忙就得有个结果，不能撇下老人就走。他对身边的几个年轻人说：“大伙帮忙把老爹爹扶到我的车上。”又转身对老人说：“老爹爹，别着急，我一定帮你找到儿子。你现在身体弱，先到我那里住下，我再帮你去打听。”顾竹轩把车子拉得飞快，回到家就搀老人进屋坐下。他光棍一个，家里只有一张破床，两把椅子。顾竹轩赶紧去隔壁邻居要了一碗开水让老人喝。看老人精神好点了，就扶老人躺下，然后跑到外面小饭馆买了一些吃的，让老人先吃着，他自己连忙去找他的那些小兄弟，让他们分头在苏北人居住区打听有没有叫顾祝同的。顾竹轩那时已加入了青帮，拜刘登阶为师。刘登阶牌子不响，却是一个“大”字辈人物，所以顾竹轩有一帮小兄弟。两天过去了，没打听到一点眉目。老人急，顾竹轩也急。他想，如果没有一点线索瞎找，好比大海捞针，终究不是个办法。这天下午，顾竹轩没出去拉车，在外面买了一瓶酒，又买了些熟食凉菜，摆在门外树荫下，与老人一块谈天拉家常。平时顾要挣钱，早出晚归，没有多少时间同老人聊天，这酒一喝，俩人话匣子都打开了。老人把自己的家世和儿子的情况都给顾竹轩说了，顾竹轩这才明白老人的儿子正是那个大人物顾祝同。一拍脑袋连说：“糊涂，湖涂。”其实老人平时也说了不少他儿子的事，只是顾竹轩没敢往高处想，因此这耳进那耳出。明白了老人是何许人，问题就简单了。顾竹轩马上就打听到顾祝同的住址，回来后他准备了一些菜，又请老人喝酒，说他的一朋友已打听到他儿子的住处，明天他先去看看，设法找人通报进去，再回来送他过去。老人一听很高兴，也觉得这个年轻人安排有道理，因为就这样直接去，看门的不知底细，不一定会让他们进去。

第二天，顾请了一个稍有点身份的朋友，也是帮会中兄弟，他自己扮作亲随，来到顾公馆。见到顾的副官，没说什么递上一封信，请他转交顾长官。信中只简单提到顾长官父亲已到上海，现暂住同乡家中，并写了详细地址。顾竹轩有个计较，他不愿日后那人觉得他想巴结高官，迫不急待。而且在江湖上，帮别人一点小忙，就想别人报答是很不义的行为。他与朋友去送完信，就自己拉车去干活了，此后几天都一直住在另一个朋友家。

顾祝同接到信，立即派人去接他老爹来府，不在话下。第二天，老人给儿子详细谈了此次来上海经过，当然顾竹轩的名字也输进了顾长官的脑袋。顾祝同觉得此人讲义气，颇有好感，有心帮助他，老人也一再要他派人去找顾竹轩一起来府一叙。可是派人去了几次均未找到，问邻居，都说好多天未见回来，这更增加了顾祝同对他的好感。顾祝同这样的人物，平时有多少人像苍蝇一样往上沾，而眼下这人不但不往上靠，反而躲，所以顾祝同更要找到顾竹轩。顾祝同派人打听，终于找到顾竹轩。由他爹带着侍卫副官亲自来请顾竹轩。顾竹轩那天坐在屋里眼皮直跳，正不知是福是祸，看见外面那么气派的一辆小汽车开到，心想大福大贵的日子要开始了。遂穿戴整齐，随车前往顾府。

到了顾家，顾竹轩于席间表现还算得体。他到上海时间不短了，已有些见识，谈吐很有分寸。顾祝同想帮他在军中谋个差事，可顾竹轩考虑自己混社会这么长时间了，受不了军中约束，想依靠顾长官支持搞点自己熟悉的行业，赚钱挣点资本，再干大事。所以当顾祝同的老爹问他将来打算时，他就说想开一个车行，做个小老板，出租黄包车。这当然是小意思，不久顾竹轩的车行就开业了，包车行也就成了日后顾竹轩干大事业的资本。现在他终于有了点身份，就逐步扩大自己的影响，拜了青帮另一支派的有名望的首领曹焕智为师，后开香堂，广收门徒，渐渐地成了上海青帮中仅次于三大亨的、能控制各种黑道买卖的大头目。抗战胜利后，“苏北大亨”顾竹轩在上海滩的地位更是直线上升，连黄金荣和杜月笙这些人也不敢随便碰他。

顾竹轩的车行因有人支持，发展很快。他觉得光做一种生意难成大事，就是上海的所有黄包车都归了他，也算不上真正的大亨。他一直打主意要开辟另一块天地。一天下午，他去利达饭店会客，与客人同在饭店餐厅吃饭。当顾出去接个电话回来，发现桌旁多了一个女人，约二十六七岁，年轻少妇颇有风度。客人介绍说这是他一个朋友的前妻，在此巧遇。顾竹轩虽认识不少女人，可这少妇的风度还是把他镇住了。倒是这位女士老练成熟，几句话把顾竹轩抬得轻飘飘，然后一声“拜拜”，少妇迈着颇艺术的步点，咯噔咯噔走了。顾竹轩待少妇一走，回过神来，忙问客人这少妇究是何人。客人当然要讨好顾老板，把此女身世描述一番。顾竹轩当晚便鼓足勇气找上门去，如此一来二去，两人成了相好。这是顾竹轩一生中第二次好运气。

这少妇是个有钱有貌有本事的人物。她对顾竹轩敢打敢冲的好汉风格很欣赏，自己又有经营产业的经验，很快使车行生意扩大到整个上海。她一直劝顾竹轩眼光放远些，要做大生意。顾也赞同，只是一时还无机会进入其他行业。

这一天，顾竹轩遇到一个朋友，此人是个巡警，专管南京路一带茶楼、戏院。两人多日未见，提议找个地方喝两杯。两人边饮边谈，顾谈了他有再干其他行业的意思，那巡警当时就说：“兄弟，你别急，我帮你想个好主意。你看黄金荣他们开戏馆很来钱，你为什么不能开一个。”顾竹轩听了当即摇头道：“你别说胡话了，南京路这一带是寸土万金，买地造房要好多万，我开个车行，到哪儿弄这么多钱。”他的朋友挡住他的话头，胸脯一拍说道：“对朋友我决不胡说，现在丹桂斜对面有块地，是公董局圈了的，现在他们想卖。我想办法保证几千块就能买下来，你放心。”

朋友看出他是因缺钱为难，所以犹犹豫豫，就干脆径直找到顾的相好，即那个少妇，那女人完全赞成，拿出积蓄，把地买下了。不久，一座很有气派的大剧院盖了起来，顾请人给剧院起了个名叫“天蟾舞台”。

戏院一开张，因为地段好，经营也不错，一下子发了财。正当顾竹轩财运亨通，准备要大干一场的时候，黄金荣派人请他去，开口就对他说：“你那个天蟾舞台恐怕保不住了。”开始顾还以为他在开玩笑，不料黄金荣接着说道：“你们剧院附近有个永安公司，对吧？他们想要你这块地方盖大楼。这公司在英国注册，公董局准备出价收回这块地皮。租界是洋人作主，我们也无力帮你。”

顾竹轩一听就凉了，心想好不容易有点大搞头了，又碰上这等倒霉事。

满面愁容来到他的相好那里，一迭声地说：“完了，完了。”谁知他的相好样子倒满开心。她在顾竹轩额戳了一指头开导他道：“你这人可真没见过世面，地是你的，别人要买就买？”顾很沮丧地说：“永安公司后台是英国总领事，我跟他们斗，还不是个输。”那位少妇很有主意，说道：“理在你这一边，大不了上法庭打官司。洋人的法庭是认理不认人，就是伦敦市长没理也不一定能打赢官司。”这一下顾竹轩来了勇气，当场表示要拼老本打赢这场官司，争这口气。决心已定，俩人商议去请上海滩与洋人最有关系、又最不怕洋人的虞洽卿老先生出面为他们请几位洋律师，准备就绪后，一状告到英国驻上海的总领事馆。

领事馆这批人原是永安公司后台，当然向着公董局。几天后批文下来，说什么该地原系公董局产业，现在应由双方协议备价赎回。顾请问他的洋律师穆安素，这是什么意思。洋律师告诉他，他如果愿意接受此项裁决，公董局将赔偿他的地皮价款，但不能包括地上建筑，上面建筑由顾先生自行处理。顾竹轩一听就火了：“不管地上建筑，难道我能把房子搬走？真是欺人太甚！”不过这一回倒逼得顾竹轩背水一战非得把官司打下去。穆安素是职业律师，他希望顾竹轩把官司打赢，一是可得一笔可观的酬金，再则也可提高自己的名望。因为中国人与洋人打官司，历来总是洋人胜诉，他若打赢这场官司，就开了一个先例。他告诉顾竹轩，总领事无权最终裁决，他的裁决要有大使或公使一级批示，才能生效。若公使裁决结果你仍不服，还可告到伦敦大法院，那里才是最终裁决的地方。不过他补充说：“如果官司打到伦敦，将只能用外币付费，花费很大。您若决心把官司打到底，我愿意为您效劳，请您考虑一下告诉我。”

顾竹轩能在上海滩立住脚根，靠的就是一种狠劲，他已经横了心，倾家荡产也要把官司打到底。从穆安素那里出来，他直奔阿德哥虞洽卿家里请教。虞洽卿鼓励他道：“竹轩，这官司到这份儿上，只能进不能退，一退连你的地皮钱也拿不着了。这次你敢把状告到北京，告到伦敦，已是租界中轰动的大事，涉及国际视听，英国人现在不能乱来。这件事我仔细想过，你合理合法。外国人司法不受行政指挥，我帮你造舆论，这官司很大可能会赢。”顾竹轩随即正式向北京英国公使上诉。公使早已听说了这桩案子。他觉得真要闹到伦敦去，舆论上对英国人太不利，不如派人私下调解为好，况且此事英国人不占理，闹得越大越没什么好处。他电告上海领事馆，要求他们派人与顾竹轩协商，争取劝顾谦让，给予一定的补偿。领事馆与公董局商议后，派了一个洋董事来找顾竹轩，还想强词夺理为公董局开脱。顾竹轩有了些与洋人打交道的经验，胆气越来越壮，他明确提出两种解决办法，一是不让，也不要任何赔偿；二是若一定要让，必须在市中心建一座三层楼的大戏院作为赔偿。此两条若不接受，就要把官司继续打下去。洋董事一看顾竹轩不好对付，就想吓唬他一下，“据我的经验，将来的裁决恐怕很难满足你的要求，我劝你还是三思而行！”顾竹轩吃软不吃硬，一听这话火就上来了，大声道：“我顾某不在乎倾家荡产，大不了再做个穷光蛋。这场官司我要打到底，决不退让！”

一下子状纸又飞到伦敦。这些天顾竹轩在心里七上八下，在等待命运的裁决，因为只要一败诉，顾就一无所有，多年的努力就要付诸东流，一连几个月过去，杳无音讯。这一天他已不抱任何希望，准备另找出路。请了帮他买地的那个巡警在家中吃饭，商议将来的去向。这时电话铃声响了，是他相好的声音：“竹轩，好消息，你快到我这来。”说完就把电话放了。顾竹轩摸不着头脑，驱车来到她家，进门见他的心上人眼里含着泪，手里拿着一张纸，吓了一跳，搞不清是福是祸。这当口儿，标准的仿宋体映入他的眼帘：“顾竹轩先生，您的上诉经本院终审裁定，公董局违约拆迁不合法，应赔偿损失费10万元，由您另择新址，重新修建天蟾舞台。”顾竹轩一下子把他的相好抱起来，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原来他的相好出身世家，上面有人，正式通知未到，已托人搞到了裁决书的中文副本。这场前所未有的洋官司终于打赢了，顾竹轩在上海一下子家喻户晓。

顾竹轩并不总是有好运气，他也有倒霉的时候。他一生中最不露脸的一次是栽在了黄金荣手里，蹲了半年大狱。

原来在上海滩演京剧的场所，就数黄金荣的共舞台和黄金大戏院有名，黄金荣在黄楚九死后还接管了“大世界”游艺场，成为上海娱乐行业的霸主。后来杀出个顾竹轩，搞了天蟾舞台等几处戏院，都很红火，且顾竹轩占码头根本也不看黄金荣脸色，黄早就想找机会收拾这个“苏北大亨’了。

顾竹轩早年创业时，有个好朋友苏北同乡唐嘉鹏，顾与唐还多少有点亲戚关系。他们都是青帮兄弟，顾竹轩开设天蟾舞台时，唐嘉鹏为他到处奔走，出力不少。戏院建成后，顾觉得唐虽能干，但搞戏院经营不适合，仅给唐当了个稽查，唐十分不满，一气之下，又投拜到黄金荣门下为徒。唐在黄金荣手下干得卖力，他为黄金荣办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绑架尹启忱的儿子。尹是苏北人，同顾竹轩家有姻亲关系，其时在上海做寓公。顾竹轩在此事发生后与唐嘉鹏矛盾更深。

唐嘉鹏因干了几件漂亮活，很得黄金荣器重，后来黄金荣委任他做了“大世界”游乐场的经理。唐当上经理后，不可一世，利益独吞，目中无人，引起了帮中其他人的嫉恨。当时黄金荣的徒弟分两帮，一帮以唐嘉鹏为首，另一帮以陈荣生为首。黄把大世界经理职位交给唐嘉鹏，陈很恼火，就跑到老板黄金荣那里打小报告，说唐嘉鹏对师傅的儿媳妇李志清有不良企图。不料此事被唐嘉鹏听说了，一怒之下，派人将陈荣生暗杀在天蟾舞台后门。陈荣生的师弟许福保为陈荣生报仇，也将唐嘉鹏暗杀，地点也是天蟾舞台，不过这次是前门。

事情发生后，黄金荣并不为唐之死惋惜，因唐当了经理后太得意，得罪人太多，又风闻与李志清有染，黄金荣早就想把他给撤了。黄金荣几位谋士出主意可用唐之死治一下顾竹轩，黄金荣觉得也是个机会，就通过租界巡捕房抓了顾竹轩拘留审查，理由有三点：一是唐嘉鹏死在顾竹轩的天蟾舞台门口，且两人过去矛盾很深；二是许福保杀唐前曾去找过顾竹轩；三是杀人凶手也是苏北人。开始，法院判顾竹轩入狱一年后，顾的家人和徒弟纷纷上诉，告初审判决证据不足，最后，国民党最高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确定无罪释放，所以顾竹轩只蹲了近半年班房，黄金荣在初审后这段时间，也觉得事情有点做得太过分，又收了顾竹轩徒弟的厚礼，在上边进行疏通，终审判决才免了顾竹轩半年牢狱之苦。

 

6。老太爷收徒开香堂

 

青帮的规矩不像洪门那样严格，对外也不像洪门那样防范森严。这是因为青帮早期就不是一种被严格查禁的政治组织，其帮会的基本宗旨没有很强的政治性。青帮的基本宗旨是：“义气团结，互帮互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青帮组织中有所谓“十大帮规”和“十戒条”之类，若人人真能遵守这些帮规，那真成为大善人了。实际上，青帮在早期阶段，对帮规还看得较重。后来，在上海青帮大发展时期，由于帮会成员的成分复杂，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严格执行帮规已经不可能了，大家也就看得淡了。比如黄金荣，连是否加入过青帮都没有搞清，就大收徒弟，真使人啼笑皆非。青帮历史上，有许多江湖黑话、暗语、“切口”，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也可以用帮中特有的语言相互问询，例如家中来了客人，只要来客把帽子朝上（代表船），用手绢（代表锚）往帽子上搭便知是否要求在此吃住。如果手绢全搭进帽内，这就告诉对方，不必准备吃住，坐一会就走；若将手绢一端搭在帽檐上，另一端搭在桌面上，表示“下锚”，即今天不走了。

青帮历史上一直延续下来的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收徒仪式，即所谓上“香堂”。投奔青帮。有两道手续。第一步是上小香堂，拜师父做门生，算是预备考察阶段，这一阶段大约三到五年。青帮后期对考核不太看重了，自然这个阶段就大大缩短，又有些高官或文化人加入青帮都各有目的，一直就只是门生，故更无所谓考察。要做门生较简单，若你要拜某人为师，只需找该师傅两位徒弟做介绍人，由他们向师父推荐，师父同意后，就择时机搞一个小小的仪式，这就是上小香堂。在上小香堂前，要先写一个拜门帖子，帖子格式固定。大致如下：门生×××，××岁，由××、××介绍，自愿拜在×××公麾下为徒，终身聆训，听候驱策。

帖子写好后，备上一份礼物，由介绍人领到师父家拜门。面见师父要一跪三叩首。然后入座由师父问几个问题，无非是家庭、个人背景之类。这时司仪在佛堂上燃烛焚香，拜师者要上佛堂向祖师爷行大礼，面向如来佛三跪九叩首。接着由司仪带领，向引见的师兄行大礼，仪式就算完成。最后，作为礼节，新入门的徒弟将由司仪领着去拜见师母，也是行一跪三叩的大礼。上过小香堂的人，才刚刚入门，叫作“一只脚门里，一只脚门外”。这时的师父还不传授帮规海底，初入门者对帮会内部还了解不深。但只要上过小香堂，就被帮中其他人认做自家人，帮中称“家里人”。同一个师父的徒弟之间称为“同参兄弟”，对帮外人则称之为“空子”。

一个门生，经过一段时间考察，师父认为门生可靠，考察合格，便准许门生上大香堂，正式履行收徒仪式，这时才算是真正的青帮弟子，可以称“徒弟”了。但开大香堂正式收徒，这入帮的第二步程序较复杂，花费也很高，不能经常举行，只是有了合适机会，并同时有一批门生正式入帮时才举行。开香堂不是公开庆典，不论在清代还是民国时期，一般都不公开举行，总是选择较僻静之处和夜深人静之时。

开香堂招收徒弟时，必须有三个师父，一是“本门师”，也就是徒弟要拜的老头子，另一个是“引进师”，即介绍人，还有一个叫“传教师”，负责主持整个仪式，并传授帮规。上香堂有一个规定，就是上述三个师父所谓“帮口”必须有所不同，换句话说，三个师父要属于不同的帮口。帮口的涵义是这样的：早期粮帮，按归口分为三十六帮半，每帮拥有自己的船队，象征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帮名再按“江淮”、“兴武”等各由一排到十二，形成所谓“江淮四”、“光武六”各帮口。在开香堂时，有一项仪式是三个师父分别交待自己的帮口和三代姓名籍贯，因三个师父不属同帮，故称“三帮九代”。这“三帮九代”加上“十大帮规”是徒弟们必须熟记在心的。

为了清楚说明上大香堂的过程，这里根据史料，大致描述1935年张仁奎办的一次大香堂。大约是1935年春天，张仁奎决定搞一次上大香堂的仪式。提前一个月，张的门徒已着手准备。开大香堂前十天左右，张老大爷在各省的徒弟和门生都陆续赶到上海来参加盛会。所有的门生和徒弟自然不能空着手，都备有贺礼，按通例一律送钱。按能力大小，多者千元，少的十元。这些礼物，都充做开大香堂的费用。

大香堂就在张府举行，来参加的有徒众数百人，像韩复榘、黄琪翔等外省大人物均委托同参兄弟代表送礼参加。上海青帮名人黄金荣、陈世昌、杨虎等于晚八时都来到范园张府。一般说，开香堂时，除了三位师父和投师的人外，其他人若参加，都称做“赶香堂”。来者多属于前往捧场道贺，即所谓“帮场架势”的，大多数是开香堂老头子的故交；或虽无交情，但因某种考虑特别邀请来的，也有不请自来想拉关系的。所以，上海青帮巨头开香堂往往各色人物云集。

香堂正中悬挂着罗祖画像，供桌上从左到右依次是钱祖、翁祖、潘祖之神位，神位前供干果四包，荤素菜八件。在门外设有“陈四小祖”神位，设香炉供四菜。这陈四就是本章开头说的陈园，可以说是青帮的第一个徒弟，后来因犯帮规被革出师门，但陈园于青帮有大功，且是整个青帮的开山弟子，所以给他供一份香火，以为纪念，但因已不算青帮中人故将神位放在门外。那次的大香堂本命师（本门师）是张仁奎，属兴武六帮；传道师樊锦臣，属嘉海卫帮；引见师高士奎，属江淮四帮。三位师父入堂之后，由二位先进山门的老资格徒弟担任香堂执行兼司仪。他们燃点五束用红纸条裹着的香烛插在桌下的香炉内，名唤五指抱头香，香的安排象征帮中兄弟抱头团结。然后司仪口称：“请本命师张师父孝祖。”张仁奎便在翁、钱、潘三祖师神位前三跪九叩首。依次樊、高二位师父依此办理。接着三位师父到门外陈四小祖神位前行一跪三叩首大礼。

三位师父回入香堂，在香案左边就座。司仪又宣布：“各兄弟孝祖。”

站在堂前的百十位徒弟一起跪下行大礼。对三位祖师大礼毕，全体原地面向门外小祖神位行大礼，然后，全体起身立于堂前。这时司仪请三位师父移坐在香案前正中位置，宣布：“各位先进老大参师，新进弟兄陪拜。”于是全体跪下，再行大礼。站起后，先进老大立于两旁，新上大香的立于正中。司仪又说：“各位新兄弟行拜师大礼。”诸新徒再行大礼。

礼毕，司仪宣布：“各位新兄弟跪下受训。”各位新兄弟又听命跪于堂前，由执事把桌下五指抱头香提起给每一位新上大香者各一支，用心执于面前受训示。三位师父每人讲几句，再由司仪每人发给一份油印的十大帮规和三帮九代的名单。张仁奎开言道：“这是我们门里绝密之宝；要妥为保存，不得对外泄露，上不可告诉父母，下不可告诉妻女。你们只要牢记三帮九代，腰中不带柴和米，走遍天下有饭吃，这就是你们的终身饭碗，切记切记。”仪式的最后一步是新兄弟向三位师父的谢恩，再来一次三跪九叩首，再向各位先进老大行见面礼，接着各位先进老大一同向三位师父道喜，这时司仪焚纸马宣布礼毕。大伙由司仪领着，新兄弟在前，老兄弟在后，去拜见师母，全部过程结束。接下来是非正式的活动，因为时间已是午夜，司仪对大家宣布，师母已备好元宵，请大家入席团圆。第二天上午大家一起又在范园吃团圆酒，新老兄弟坐在一起亲若家人，气氛很有喜庆的味道，席间还有许多名人出席前来捧场。最后与师父一起合影留念。在这之后，新徒弟集资设宴向各位师父谢恩，至此全部大香堂正式、非正式活动就圆满结束。

青帮开香堂的仪式是很能代表旧中国帮会特色，具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又集中显示了帮会与其他社会组织不同的特点。

谢选骏指出：人说——漕运是封建时代的一种制度，即把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等省的一部分田赋，经运河运到北京，供统治者和军队所需。青帮后三祖应招护粮后，沿运粮河道的大码头，建立起完整的组织。漕运之量巨大，清代每年所运之粮超过四百万石。从事这个行业的有几十万水手和上万艘粮船。朝廷为管理如此庞大的漕运，特设立一个“漕运总督”。他是一个上马管军，下马管民的角色。带的兵叫“漕标”，也称“卫军”。然后卫下设所，所下有联，联下是帮。一般是卫帮合在一起叫，如“江安卫五十二帮”；或径称帮名，如“光武六帮”等等。但这一套统治组织欺下瞒上，压榨船民，使下层水手生活濒于绝境。因此，秘密结社，保证生存是当时最可行的选择。这种结社还是利用官方旧有的粮帮结构，故一切名称不变。其中势力大，且对青帮日后发展最有影响者是所谓“安庆帮”，青帮历史的早期传说多与此帮有关。这青帮后三祖揭榜护粮后，一时间匪盗不兴，风平浪静，直到乾隆年间，其所运漕粮，从未误过钦限。漕督奏明皇上，准其开帮收徒，直受漕督节制。翁、钱、潘三人首先联络旧有粮帮组织，组成一个“道友会”。供奉达摩为始祖，金幼孜为第一代祖师，罗清为第二代祖师，陆逵为第三代祖师。翁岩等三人又请教陆祖扩大帮众之事，陆祖以祖传二十四字的字派相授。此二十四字就是：“清静道德，文成佛法，能仁智慧，本来自性，圆明兴礼，大通悟学。”这里面“清静道”三家已为清源、静清和道元三位祖师所用，正好三辈。真正的帮会用字是从“德”字开始。后来帮中人所称的小祖师王德降，怕徒众日多，二十四字不够用，又续订二十四字，即“万象皈依，戒律传宝，化度心回，临持广泰，普门开放，光明乾坤”。实际上，解放前的上海青帮，主要是“大通悟学”四辈，青帮依此形成严密的纵向承启关系。一切就绪，翁岩、钱坚和潘安三位决定正式立帮，定名为江淮四帮，奉罗清为祖师爷。翁、钱、潘各立一帮，将来看情况再立一帮。当下三人定了三堂、六部，并宣布了二十四字辈。……

我看——如此青帮，简直是满汉全席的走狗。

人说“国民党是青帮，共产党是红帮，青帮红帮难兄难弟”——我看这个比喻除了历史背景之外，主要都是孙文的“联俄容共”的卖国政策所促成。

【第三章、皇城理帮】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贪官污吏横行霸道，苛揖杂税多如牛毛，民不聊生，官逼民反。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其中李自成的农民军攻占了北京，推翻了明王朝，崇祯皇帝吊死于煤山。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引清兵入关，镇压农民起义军，清军乘机大举入关，占领了中原。入关的清军十分残暴，屠杀汉人如草芥，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多少人血流成河，身首异处。不甘心做亡国奴的爱国人士起而抗清，使各种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帮会组织纷纷创立，皇城理帮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创立的一个帮会组织。

1。理帮的诞生

下雪了，先是点点雪粒带来雪花，接着那一片片的雪花随风飘洒。刹那间，天空中便弥漫着银白的雪花。北方的雪下得猛也留得住，很快大地便披上了一层银装。地上的路越来越滑，天也很快地阴暗下来。“看来今天是赶不到北京城了！”走乡串户贩布头的刘四擦了擦脸上的雪，边走边想：“好在前边不远处就有一家客栈，先到那里住上一晚再说吧。”想到客栈里那温暖的火盆，老板娘那风情万种的秋波，以及那家客栈在京郊小有名气的白水煮羊头，刘四不由得加快了脚步。风急、雪猛、人更急，猛抬头，一盏风灯高挂，客栈到了。

这是一家不大的客栈，不但与京城里的燕云楼之类大店相差甚远，就连一般的小客店也比不上。平常客人并不多，客人大多是因怕到京城太晚进不了城而在此暂住一夜，也好次日赶早进城逛个早市。所以，店里也用不了帮工的小二，客栈夫妇二人独自经营，老板娘卖酒记帐，老板打杂下厨，倒也能勉强维持生计。今日老天作美，一场大雪为这不景气的小店留下了不少的客人，刘四的运气还好，住上了客栈最后一个铺位。

酒足饭饱，门外依然风急雪猛，冬天日短，长夜难熬。住店的客人大多是刘四这样的小贩，加上北京人爱侃，因此，不约而同，大家饭后都围坐在了火盆旁，天南海北地侃了起来，借此消磨时光，打发一天奔波的疲劳。从故乡风土到谋生之艰；从明朝显荣本城的豪门大户，到如今树倒猢狲散，以至许多权贵流落街头沦为乞丐的凄凉故事；从清兵如何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到今后要在异族统治下过低人一等的日子等等。谈着谈着，大家心里不免沉甸甸的，不时有人发出长吁短叹。有人说：“听说南方还有郑王爷奉大明正朝，率军队抗清，打了几个大胜仗，使清兵胆丧。咱们燕赵之地，自古为豪杰之乡，就没人敢对清兵的淫威挺身而出么？”

“老哥，你大概最近没在京城里呆过吧？咱北京城里可出了好几件奇事呢。几个恶贯满盈，残害百姓的鞑子官都被好汉给杀了，北京城可出了几个大英雄呢。”一位中年客人道。“他是谁呀？敢杀了那些狗鞑子？”大家七嘴八舌地问道。那客人在众人的追问下，一时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感。刘四见状，高声叫道：“众位老哥，大家静一静，不要着急，听这位老哥慢慢给我们说说。”见大家静了下来，那位中年客人清了清嗓了又说：“这位大英雄是谁？小弟也不太清楚，也没有和大英雄见面这个福份，所以他长什么样也就不知道了。只是听说他好像是位道长，这事我也没亲见过，多是口传，众位不可全信。满清鞑子有位兵部侍郎叫多哈，大家可能听说过此人。据说他还是满清鞑子皇子的亲信，此人不学无术，特别横暴，专门欺压百姓。诸位也许听说，有个鞑子将军带兵圈地，在晨利县把整个庄子的地都圈占了，说是要用来作牧场，把一庄的男人全杀了，妇女赏给部下取乐，然后回来向皇帝报功，说剿匪大胜，要求封赏。这人就是多哈。他在京城里也是作威作福，经常强抢财物。稍有姿色的民女，凡是被他看见就抢回府中作乐。连小弟这种小本生意他也不肯放过，要按月向他贡奉。提起此人，京人真是无不咬牙切齿。突然有一天，此人的首级被挂在万府前的旗杆上。清兵大肆搜捕，也未能抓到杀多哈的人。我的一个侄子为混口饭吃，在多哈府中做小厮，他和多哈五姨太的丫环红梅很熟，红梅对他说，多哈最宠五姨太，他是被杀死在五姨太房里的。那天晚上，多哈在五姨太房里饮酒取乐，红梅为他们暖酒回来，只见一条人影闪进了五姨太房里，红梅吓得不敢进去，只好趴在窗户上向里看。只见多哈喝问了一声：‘什么人？’拔剑就刺，来人将拂尘一挥，多哈就好像受了重伤，宝剑掉在地上，惊恐地退到墙角，五姨太也吓晕了过去。来人历数了多哈的劣迹，多哈跪求饶命，只见来人毫不理睬，拂尘再挥，多哈立刻惨死地上。来人用多哈的剑割掉他的首级，身影一闪，飘然而去。红梅看得清楚，来人仙风道骨，手挽拂尘，俨然是位道长。”客商说到这里，众人议论纷纷，说起户部主事阿刺的被杀，以及出外抢掠的清兵屡次被杀大约也与这位道长有关，不免嗟吁不已，心中实在神往，又自叹不能做英雄，拯民于危难之中，惩恶于满盈之际，只有靠叙说英雄故事来表达对这些侠义之士的敬慕。

想到自己回京城也就是回家看看，再办点货，用不着早进城，所以，刘四在天明时分又睡了回笼觉，直到午时晨光才往京城赶去。此时进城的客人已经走光了，雪地里就只有他一个人寂寞的脚步声。一边走他一边回味着晚夜“侃大山”的余味。这几年兵荒马乱，自己亲眼目睹了清兵许多暴行，也吃过许多清兵的苦头和欺凌。就在上月，他在黄村卖布头的时候，仅卖得的几个大钱和布头就被清兵一抢而光，但自己敢怒而不敢言。想着想着，突然间，前边传来一阵凄厉的喊声：“救命啊！”刘四被昨夜的英雄故事所激起的一腔正气勃然而出，飞快地循声跑去。原来是一伙清兵正在调戏一个女子，女子被压在雪地上，兵士野蛮地要解开姑娘的衣裤施轮奸。姑娘的苦苦哀求，只换来清兵的阵阵淫笑。见此情景，刘四怒不可遏，大喊一声：“朗朗乾坤，清天白日，怎容你等鞑子胡作非为？”猛扑上去，挥拳便打。怎奈刘四平时练拳不精，功夫太浅，那抵得过如狼似虎的清兵。清兵回过神来，几个人很快围住刘四，一阵狠揍，眼看刘四性命不保，口吐鲜血，倒在地上。

这时，刘四恍惚间只见一人飘然而到，拂尘连挥，清兵难以招架，非死即伤，其余的见状拔脚就逃。那人也不追赶，转身走向刘四，让他平稳地躺在地上，为他推拿治伤。刘四很快清醒了，只见此人原来是一位道长，刘四心中一动，想起晚夜客人所说的大英雄，莫非正是此人？他立即挣扎着起身便拜：“多谢师父救命之恩，请受弟子一拜！弟子尚有一件不情之请，求师父恩准。”道人微笑道：“施主不必拘礼，有什么要求贫道只要力所能及，绝不推辞。”刘四道：“弟子要拜您为师，学身功夫。”“干什么？你家里的人同意么？”刘四说：“弟子要学师父的功夫打鞑子，使百姓免遭鞑子欺负。弟子家里只有老母和弟弟，弟弟已成年，可以奉养母亲，所以弟子没什么牵挂，可以一心学艺。”道人微微颔首道：“贫道见你忠勇可嘉，不失豪侠本色，就收下你吧！为师姓杨，名来如，你先将那位女施主送回家，再到家去稍作安排后，就到剑县岐山揽水洞来找为师就是了。”

刘四后来知道，他猜的没错，恩师杨来如就是人们所说的大英雄。

杨来如出身贫苦，后到北京白云观学道，由于聪明用功，颇得师父亲传，一身功夫出神入化。白云观为邱处机全真教下一大道观，对徒弟门人的道德品质督促很严。在这种气氛中，养成了杨来如为人正直、与人为善、嫉恶如仇的品格和根深蒂固的忠君思想。清兵入关后，他始终奉明朝为正统一。他对清军的烧杀抢掠，残害百姓，侮辱妇女，无恶不作深恶痛绝。对于作恶多端的清朝官兵，他多次给予惩罚。他已成为京城人口传中的大英雄，拜师学艺的人越来越多。

一日，被派出打探消息的弟子回来说，南明桂王已被清兵追杀。郑王爷也被迫退回台湾，清兵正调集军队，对台湾进行封锁和包围。杨来如听后沉默不语，挥退弟子沉思起来，他想起：原指望郑王爷和桂王能够一鼓作气，打回北京，驱走鞑子，复我大明，看来一时难以实现。清军残暴，无恶不作，自己虽屡次出山，杀了一些作恶多端的鞑官鞑兵，使清兵稍有戒收，可是要复我大明，却非一人之力所能奏效，只有另谋他途。身边这些弟子，经过多方考察，俱为忠勇有义之士，何不就地取“才”将他们组织起来，扩展力量。为国报仇，反清复明呢？当然，要反清复明，仅靠弟子们也不行，还必须吸引更多的民众参加。另外，还要有一个公开的旗号，以免在力量不聚之前被清兵剿杀。用什么样的口号呢？中华自古为礼仪之帮，小民百姓多为读书人和方求之士，守信唐理。而清兵少教化，多凶暴，百姓痛恨，就干脆叫“理帮”吧。要驱逐鞑掳复我大明，非一朝一夕之事，这要求百姓有一强壮的体魄方能为国杀敌，而烟、酒最使人伤身失智，何不就以戒烟、戒酒为名，组织理帮呢？这样既可训练民众，为复兴大明积聚力量，又可掩清廷耳目，其可谓一举两得之计。

不久以后，杨来如就在洞内设香案，召集徒弟说道：“众位徒儿，自吴三桂引狼入室，我生灵涂炭，先皇蒙尘，大明江山沦于敌手，清兵如狼似虎，杀我百姓，无恶不作。寻常百姓，流离失所，难寻安生之地。我等热血男儿，居大明之都，食大明之粮，当思忠勇报国，反清复明，为国报仇。为师思之，复我大明，为今日之大计。这就需要组织帮会，以聚民众，待时机成熟，一鼓而起，赶走鞑子，复我大明江山。为了这个宗旨，为师把这个帮叫做‘理帮’。另外，为防清廷耳目，徒儿们可称理帮是为了戒烟、戒酒，但切不可忘兴复大明之事。从今之后，各位徒儿可四散传教，教人入帮，扩大力量。如是，则我复兴大明有望矣！你们意下如何？”众徒听完，无不热血沸腾，齐声答道：“愿遵师父号令，反清复明，为国报仇。”

理帮就从此诞生了，后来，正如洪帮被称作洪门一样，它也被称作“理门”。由于它创建于北京，又主要在北京活动，所以又称“皇城理帮”。上述理门小史是理帮领众的传说，当然不可全信，但杨来如确有其人，理帮也大致建于明末清初。关于理帮建后的传说很多，由于篇幅所限，理门的其他创建史，我们就不一一赘述了。另一种说法是，郑成功郑王爷在退守福建、台湾之后为兴复大明之计，创建了洪门、洪门弟兄为方便在城市里的活动，掩清廷的耳目，在各大城市设理门公馆，以联络弟兄，扩展势力，并以戒烟、戒酒相号召。后来，北京一带的理门公馆逐渐扩大，演化为理帮。此说的根据在于理帮和洪门的宗旨都一样，杨来如传授弟子的五字真言和洪门的口诀都是“反清复大明”。还有一种说法是，杨来如实际上是羊来如，他不是什么道士，也不是北京人。他是山东即墨人，在明朝中了进士。明以后，他就创立了理帮，以不吸烟不喝酒为号召，宗旨是“反清复明”，在江湖上被称作“白”派。据说羊来如曾在济南大名湖历下亭题诗说：“三尺青锋开壮图，岂能俯首事羌胡。他年若得凌云志，敢教血染大名湖。”

理帮的历史历来由领众口传，其中因年代久远，因此对于理帮的诞生出现了多种的说法。不过，基本上可以肯定的是理帮建立于明末清初，其创始人是杨来如（或羊来如）。

杨来如一生忙于理门事务，为理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理门的许多帮规和仪式都是由他制定的。杨来如在去世前，对其徒弟传理门的五字真言为“反清复大明”，并立下了不传父母妻子的戒条，如有泄露，将有杀身灭门之祸，杨来如后来被理门尊奉为杨祖。他死后，其徒弟天津人氏尹来风继承其志，使理门继续发扬光大。

2。发展与变异

天津城外有个小村庄，地方不大，也就方圆几十里大小。庄里都是一些穷苦的农人，因大多数人都姓尹，所以这庄也就被叫做尹家庄。庄里的地产属于明朝的一个大官，全庄的百姓都是他的佃户。据说这位官爷颇得明朝皇帝的宠信，赏给他的田庄有很多处，田地有好几百亩。既然有那么多的田庄，这位官爷当然是在京里享福了，高贵的脚步也懒得到这种地方停留，每年的租子都是由尹家庄的村长尹保禄给他代收好送去。由于有这种关系，这尹保禄也就发了点小财，成为尹家庄的唯一的富户。逢年过节也能到天津逛上一趟，听几出大戏，尹保禄也乐不可支。

尹保禄有个本家兄弟，叫尹保贵，此人年少时颇有些聪明天资。族人希望能由他来中兴门庭，因此由族中筹钱让他进了学堂，实指望他能从科场上博得一些功名，谋得一官半职，也好出人头地。这尹保贵确也有些不凡，十来岁进学堂，到了二十岁左右就中了秀才，眼看前程似锦，可一鸣惊人之后，就再无惊世之举，屡次不第，而且，还赔进不少盘缠与花销。族人渐渐有了烦言，尹保贵心下也是郁闷，终于一病不起，撒手离开人世，在阴世继续他的科场生涯去了。有道是“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屋漏偏逢连夜雨，行船骤遇顶头风”。这尹家嫂子见夫君绝尘而去，孩儿尚幼，且夫病时负下了一屁股的债，往后日子也难熬，便愁眉难解。她本来身体就弱，一口闷气老窝在心中无法发泄，没多久也随夫君去了，留下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独自品尝人世间的炎凉和辛酸。

这孩子父母在世时很疼爱他，久不得志的父亲对其期望尤高。因为降生的时候很巧，当他呱呱坠地之时，报子来报他父亲得中秀才，尹保贵很是高兴，即为之取名为“来风”。来风也挺招人喜欢，聪明伶俐，五六岁时，父亲教其识字，一个字教上两三遍也就记熟了。能读、能写。两三年功夫，多少也识了不少的字。可父亲大病在身，不能传授他更多的东西，也无钱让他进学堂深读。父母相继辞世，家中四壁皆空，连几间破房也早已典当他人，邻里和族人帮着他张罗办完了他母亲的丧事，他家已是分钱无剩，颗粮无存。这孩子以后的生计怎么办呢？

中国的农人是颇富同情心的，对这孤苦无依的孩子尽力给予着照顾与关怀。可是尹家庄一般的邻里乡亲们都很穷，无法长期供养他，当然也不忍心看着他饿死或者流落他乡。于是，尹氏族人们进行了商议，在一片爱莫能助的叹息之后，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尹保禄。

实际上，尹保禄对于这位本家侄子是很喜欢的，对于他的处境也很同情。他知道，全庄里也只有他才有能力给尹来风提供一条生路，他也希望这样做。但他的夫人王氏却很尖刻，哪容他家白添一张吃饭的嘴呢？尹来风到了他家就得去干活，否则的话，王氏就会吵翻天，唠叨不休。真要这么小的孩子去干活，他心里不忍，也怕族人议论。可他又惧怕母老虎般的王氏，这使他两头为难。

见大家都盯着他，他再也不能沉默了，只得对大家说道：“各位前辈、兄弟，我知道大家的意思，既然想不出其他办法，就让来风到我家吧，我一定将他供养大。不过，我也得把丑话说在前头，来风到我家之后，可也不能什么都不干，我也不会让他干太重的活计，伤了他的身子骨，如各位同意，今天就让来风上我家去，如果不行，只好请大家另外设法了。”大家都姓尹，又同住一个庄子，谁家的底细大家都清楚。因此，族人们都明白尹保禄说的是实话，大家又商议了一阵子。最后提出就让来风放几头牛，其他的族人有空时顺便帮帮他。活儿也不是太重，尹保禄回去对王氏也好交待，就这样，来风就成了伯父家的牛倌。

虽然过早地失去了童年的乐趣，承受着接连失去双亲的巨大悲痛，但是在族人和邻里的关怀下，来风很快就从悲伤中恢复过来。他知道伯父收留自己不太容易，因此牛倌的职责干得实在，把牛养得油光水滑，膘肥体壮。闲时也练练父亲教的字，日子过得倒也不是很糟。一日，来风吃过早饭，早早地赶着牛出了庄子，来到庄子外靠大路的一座小山上。由于离庄子较远，平常来放牛、割草的人不多，所以这里的草长得特别肥，牛儿们欢快地吃着草。牛铃叮叮，阳光轻柔，照得人暖烘烘，懒洋洋的。来风用树枝在地上划了一会儿字，由于头一天晚上睡得不太好，又正是贪睡的年纪，所以，很快便在草地上睡着了。温柔的阳光拂在身上，多像母亲慈爱的手在抚摸着这失去母爱的孩子。来风睡得很甜，很香，做着美丽的梦。在梦里他又见到了慈爱的双亲，父亲手把手地教他认字，母亲在一旁做着针线，对着父子俩温柔地笑着。多么温暖的家啊！

在来风沉浸在梦中的时候，牛儿们吃饱了，在草地上追逐，渐渐地来到了大路上。此时，正有一队清兵经过，一见这群肥壮的牛，就像上天赐给的厚礼，不由分说，赶着牛就走了。

在梦中，父亲在对来风进行考试，抽考他前几天学的字，突然，有一个字他怎么也想不起来了，父亲的脸色变得严肃了，母亲也没有了温柔的笑容，来风吃了一惊，一下子醒了过来，才明白那是在做梦。想起逝去的双亲，来风的心里变得沉甸甸的。这时，空气是那么的沉闷，没有一丝儿声音，迷迷糊糊的来风突然抬头回望，心下一沉，不好，牛都上哪儿去了？

来风慌了，在山上跑来跑去地寻找着牛的踪迹，他叫着一头头牛儿的名字。顺着牛践踏草地的痕迹，来风来到了大路上。大路上那纷乱的牛蹄印、马蹄迹及人的脚印，明白地告诉他发生了什么事。牛已被抢走了，来风一下子哭了起来。天地间一片凄凉，轻柔的风像这个世界发出的爱莫能助的叹息，把他的哭声传得很远、很远。哭声渐渐小了下去，来风在想今后怎么办。丢了牛，伯父家是回不去了，伯父在危难之际收留了自己，伯母虽有时表现得刻薄一些，但对自己也不算太坏。自己不但没能报答他们的恩情，反而把牛搞丢了，这牛可是他们的命根子啊！自己实在没脸去见他们了。那又到哪里去呢？望着脚下的路，来风想到父亲曾说过这路很长，很长，一直通向京城，京城里住着皇帝和许多王公大臣，这尹家庄的地主也住在京城里。京城是个很大的地方，也许会有很多求生的机会，眼下只有沿着这路到京城去，以后有了出息再回来报答伯父和乡亲们的大恩吧。想到这里，来风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对着庄子的方向磕了几个响头。说道：“伯父，侄儿对不起您，无颜再见您老人家。以后若有出息，侄儿一定会回来报答您老人家。”经过几十天的风餐露宿，沿路乞讨，来风终于来到了北京城。

此时的北京城，刚经过战火的洗礼，到处是残垣断壁，一派狼藉。街上随处可见被杀掉的人的尸体，老百姓不是被杀了，就是逃难走了。来风举目无亲，乞讨无门，拖着沉重的脚步希望能找到一点食物，他已有两三天没吃东西了。突然，他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摔倒在地上，虚弱的他一下子竟晕了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他醒了过来，见一位道长正微笑望着他。见他醒了，道长对他说：“孩子，你是饿坏了，怎么好几天没吃东西呀？你的父母在哪里？”听了道长的问话，来风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他抽泣着向道长诉说了他的身世。听完他的诉说，道长沉默了一会儿，对他说：“孩子，这兵荒马乱的年月，你真不该一个人出来瞎闯。不过要你再回到天津去也是不行的，在北京这样下去，又不是个办法。如果你不怕吃苦的话，就跟着我吧。我叫杨来如，是白云观的道人。”听了道长的话，来风喜出望外，马上对道长磕头，拜认了师父。

从此，尹来风成了杨来如的徒弟。由于他聪明伶俐，又很能吃苦，而且还识字甚多，因此，他的功夫长进得很快，颇得师父的赏识。他为人很谦和，和师兄弟们相处得很好，从不恃宠而骄，故也深得师兄弟们的器重。他办事很果断，而且颇合师父的心意，杨来如就越发地喜欢、器重他，很多事都放手让他去办，其他的弟子们对他也很敬服。因此，在杨来如去世以后，大家就推举他继续领导理门。

尹来风接掌理门的时候，清朝在北方的统治已逐渐稳固，农业生产有所恢复，社会秩序开始安定下来。清朝统治者也开始改变残暴政策，用多种手段来加强统治。这样，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理帮在北京的活动越来越困难，尹来风不得不想办法使理门的活动方式更适合当时的局势，使理门生存下来。

接掌理门的第二年，他回了趟天津，离别故乡20余年，他由一个十来岁的少年成为一位身怀绝技的中年人。由一个放牛娃，成长为一个胸怀大志的帮会领袖，但见到一路上故乡的土地，他还是忍不住内心的激动，直奔尹家庄而去。

二十余年沧海桑田，天灾人祸，尹家庄已物是人非。尹家庄的村民已大多不姓尹了。他离开尹家庄不久，清军来到了这里，大肆烧杀抢掠。他的伯父尹保禄及许多村民都死在清军的刀剑之下。这些是村民所能告诉他的一切。尹来风听后，热泪纵横，满腔悲愤，心中燃起复仇之火，更加坚定了他反清复明的决心。

这次天津之行，还使他发现，天津虽然离北京不远，但清王朝对天津的控制却比北京要松得多，这正是理门发展的大好之地。因此，他开始在天津建立组织。天津地处九河末梢，又是靠近北京的一大海港，航运繁忙。那时没有什么机械，货物的装卸全靠人力，在码头扛包成为天津人的一大谋生手段。这是一种强度很高的体力活，对体力程度要求极高。理门的戒烟、戒酒主张，颇合码头工人的心意，因此，尹来风在天津很快便建立了一两个理门公所，使理门在天津有了发展基地。清朝统治者对于反清组织的镇压是十分严酷的，侦缉遍地、特务横行。一旦有所发现，必大兴狱，大肆杀。在这种形势下，尹来风为避其锋芒，加上他和杨来如本是道土出身，就在理帮中掺杂了许多道教的色彩以掩清军耳目。对于理门的根本宗旨，对一般的理帮徒众也讳莫如深。同时，为了推动理门的迅速发展，尹来风对理帮收徒的条件和理门公所的建立也采取了相当宽松的政策。如某一理门资深道亲如能取得当地有力绅商的支持援助，便可设立会所成为领众，开始点理传道、戒烟、戒酒、某地绅商为了倡导戒除烟酒，也可从有理门组织的地方接触领众，前来设立公所，点理传道，劝戒烟酒。对于理帮徒众的选择也十分宽松，不论各色人等，三教九流只要愿戒烟酒，参与理帮的各种活动并缴纳各种费用，经一两名道亲介绍，即可成为理帮的道亲。这样理帮的发展速度就很快了，理门公所到处开花，参加理帮的人数日益增多，使理帮成为众多帮会中的一个大帮，几乎与青帮和红帮齐名。

理门的迅速发展，不免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冲击着理帮的原有信念，使理帮的性质迅速地发生着改变。在理的帮众来自不同的阶层，抱着复杂的动机和目的，理帮失去了初创时的纯洁性，它的根本宗旨“反清复明”更难于在帮众间传达和为帮众所接受。因此，理帮的反清色彩逐渐淡化，而作为遮掩耳目的口号“戒烟戒酒”取代了“反清复明”的棍本宗旨成为理帮的实际口号与主张。由于理帮内部的这种演进和变化以及客观外在环境的变化，理帮也逐渐向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道门方向发展。

清朝康熙、乾隆以后，清朝完成了国家的统一。台湾的郑经集团投降了清朝。在西北、西南边疆地区，清朝镇压了少数民族的分裂主义势力。在东北地区，康熙帝出兵雅克萨，打败了沙俄侵略军，签定了《中俄尼布楚条约》，保障了东北边疆。这样，清朝的统治在全国巩固下来，达到了强盛时期。国内各种反清组织的活动逐渐进入低潮，许多反清帮会组织被清廷侦破，首领被捕杀，活动几乎停止。与此同时，理帮越来越松散，理帮的实权控制在各理门公所的领众手中，而各地理门公所的领众多结交官府绅商，并以此为生，而且有相当一部分领众本身就是富商、地主，理帮反清复明的宗旨已成为他们的障碍和威胁。因此，他们就将“反清复大明”的五字真言改为宗教迷信性的“观世音菩萨”五字，还加上许多似通不通、非驴非马的佛教、道教内容，并巧立名目为“八方道”，把理帮变成一种道门的形式。如理门各领众都对道众宣传理门是“三清道”，“三宝法”。所谓“三清道”，就是说根源于道教，是从道教传说中的“老子一气化三清”而来的（这一传说在民间流传很广，许伸琳将其纳入了我国古代寄书之一的《封神演义》中）。而“三宝法”则属于佛教，所敬之神为佛教的观音菩萨，所传法语亦多为佛经法语，如“转世轮回”、“因果报应”之类。清朝道光以后，鸦片的大量输入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尤其是对中国人民体质的残害越来越严重，中国人民要求禁烟的呼声越来越高。道光帝也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去查禁鸦片，理帮的戒烟戒酒口号颇能吸引民众，又加上理门领众的各种迷信手段宣传，就吸引了大量的人加入理帮，使理帮的流传又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了。

佛教和道教在我国是两个独立的宗教，有不同的崇拜倡像、禁忌和仪式，而理帮却把它们混在一起，对道众胡说乱讲，施行欺骗。多少年来，竟能越传越广，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拥有众多的道众，是因为旧社会为各种封建迷信组织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条件。首先是人民所受教育甚少，民智未开，他们对佛教、道教的认识相当的肤浅，对领众的宣传无法进行判断，二是参加理门的道众大多数属于旧社会所谓“下九流”，受到封建统治者的严酷剥削和压迫及其长期欺骗宣传，其脑中本已有很浓厚的封建迷信，对理帮领众的宣传容易形成共鸣；三是劝戒烟酒在过去恶习多端的旧社会，确属一件客观需要的好事，对于广大人民有一定的吸引力。

3。打击与复兴

到了清朝晚期，理帮反清复明的宗旨已完全消失，它已完完全全蜕化为一个纯粹的封建迷信组织，成为各理帮公所聚敛钱财的一种工具。务地理帮公所的领众成为当地的闻人，与官府绅商有密切的往来，理帮的活动得到了官府的默许与支持，理帮约影响正稳步扩大。但是祸起萧墙，理帮在光绪年间遭到了一次沉重的打击，差点使理门灭迹。

清朝晚期，多种社会矛盾严重激化，西方殖民者的大举入侵，已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清朝统治者对殖民者卑躬屈膝、妥协投降，对中国人民却残酷压榨与剥削。统治阶级内部争权夺利、贪污贿赂成风，官场严重腐败。中国人民面对殖民者的疯狂侵略和清朝的反动统治，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斗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等都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概，对西方殖民者和反动的清王朝给予了沉重的打击。在人民革命运动的打击下，统治者草木皆兵，风声鹤唳，加紧了对人民的控制与镇压，理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遭到了厄运。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开始进行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为了加速清王朝的灭亡，赢得革命的胜利，孙中山先生决定利用团结各种反清组织，一举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因此，派了许多兴中会会员回国进行革命活动，联络各地会党，准备武装起义。当时有一个人叫钱树德，家居湖南湘乡县，家道还算小康，所以能送他读书。他对读书很有兴趣，人又很聪明，因此到了省城的岳麓书院就学。在省城长沙，他接触了一些新思想，考取了官费留学生。到了国外，他的视野更宽阔了，对于清王朝的腐朽以及西方殖民者对中国的侵略有了较深的认识，产生了反清的思想，并和留学生中的革命者有了接触。在他们的介绍下，加入了兴中会。由于留学期满，他不得不回国谋职。兴中会根据他的情况，交给他一项秘密任务：要他回国后，联络会党，建立组织，发展革命力量。回国后，他先呆了一段时间，和洪门有了一些接触。当地洪门的首领给他介绍了各地会党的一些传闻。他听说，在洪门创建之初就开始分化出礼门，原因是清廷对洪门的镇压。礼门也称理门（即理帮），礼门的形成就是因为清廷对洪门防范甚严，在城市里只好以借戒烟戒酒，戒嫖赌之名以图生存发展。礼门首领通常不告诉门徒真旨，到死前才把反清复明的宗旨告诉衣钵传人，所以清廷是允许礼门存在的。因此他决定把工作的重点放在联络理门之上，因为理门在北京的影响较大，人数较多，有一定势力。

进京以后，钱树德住在湖南会馆，并到吏部去报了到。按照清政府的规矩，吏部是分管全国官员的升降调配的，要想获得正式的任用，不花一大笔银子打通关节是不行的。钱树德刚从国外回来，对官场的情形不甚了解，吏部的任用命令久不下来，他虽觉奇怪，却也不知该如何活动，更何况，这种闲散的机会，正为他进行革命活动提供了充裕的时间，因此，他也就更懒得去问了。

利用这段空闲，钱德树每天早出晚归，加紧工作，希望能与理门的道众和一些理门公所的领众有所接触。他急于加深对理门的认识与了解，以便使理门融入反清革命的洪流。然而，对于一个人地两疏的外地人来说，要寻找一个秘密的帮会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更何况还要打入其内部，与其共谋大举呢。这种事可不是随便可说的，一不小心就会招来杀身之祸。

自己的生命固然在所不惜，但革命大业却不能有损。因此，他的活动又不得不十分小心，这就使工作的开展越发困难了。虽然他连日四处奔波，却连理门的一点线索也没能找到。尽管他奔走的兴致未减，心情却越来越沉重。茫茫人海，理帮何处寻觅？真是苍天不负有心人。一次偶然的机会，钱树德结识了理门公所的领众孙福，便向他提出了加入理帮的请求。孙福见他是个官人，有心巴结，当下答应，不久就要池带上五吊入帮钱，为他举行了入帮仪式。

加入了理帮之后，钱树德对理帮有了更多的认识与了解，可是了解得越多，他就越失望。他很快地发现，理帮已完全堕落为一个封建迷信组织。非但没有丝毫的反清色彩，反而竭力靠拢清政府。由于他的官人身份，领众孙福并不将池看成一般的道众，对他很是客气和拉拢。经过多次接触，他发现孙福是一个贪婪的家伙，把理帮完全当做他谋财的工具与手段，虽有时表现出对清廷的不满，只是因为清廷爪牙对他的索捐多了点，钱树德多次向他暗示，用洪门的暗号与他联络，都没见有什么积极的反映。点理以后，钱与其他理门公所的领众也有所接触，可并没什么收获。但他想，在清廷的心脏，自己还有一个清廷官员的身份，或许他们对自己不相信，当然无法谈机密大事。所以他依然抱有希望，努力地工作，却没想到一件意外的事却使他身陷监牢，给理帮带来一场飞来横祸。

一天，他正要离开会馆的时候，撞进了几个如狼似虎的捕头，将他带进了刑部衙门，并对他的住房进行了抄查。原来，兴中会派人来与钱树德联系，这位联络员在赴京途中被清廷抓获，在严刑拷打之下，他供出了赴京的原因及钱树德在北京的秘密使命。清廷大为恐慌，立即派出捕头把毫无准备的钱树德抓了起来。在搜查中，清廷的爪牙发现钱树德在京期间和理帮有很密切的联系，特别是搜出了钱的一本日记，上面记载了他与理帮联系的过程，以及理帮原为反清复明组织的传说。这使清政府大吃一惊，因为清政府也知道理帮在北京的影响很大，要是理帮在京城造反，可不是一件小事。风雨飘摇中的清政府对此可不愿小视。此时虽是光绪帝在位，实权却操纵在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手中，这个女人虽让人称她为老佛爷，可没有一点慈悲心肠，刑部的奏章上来后，她立即下令对理帮进行大搜捕。

如狼似虎的捕头、兵丁、差役在京城里对理帮道众进行大搜捕，一部分领众被抓进了监牢，另一些领众溜掉了。清廷对普通的道众也不敢放过。只要不嗜烟酒，即被认为是在理门徒，立即抓走。在理者为了性命安全，有的反了理，吸起烟、喝起酒来，不反理者，也都假装吸烟随手带着烟袋、烟荷包，荷包里装的却是茶叶。北京城里一片恐怖，被抓去的理帮道众有1000多人，后来，清政府在搜捕中并没有发现理帮有反清的直接证据，被捕的理帮道众和领众对于什么反清复明之类也的确一概不知。搞清了理帮仅是一个封建迷信组织，对清朝的统治不会有什么威肋。因此，对理帮的道众也就不再继续捕拿。对抓去的道众，在勒索了大笔钱财之后，陆续地放了出来。也有人受不了严刑拷打和牢内的恶劣条件而惨死的。钱树德被清廷杀害了。这次打击，使理帮元气大伤，很长时间都未能恢复过来，到了清朝被推翻之后，理帮才有所恢复，并有了新的发展。

4。总会里的争夺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反动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它并没有完成中国民主民族革命的任务，中国没有从此走向人们梦寐以求的繁荣富强与统一。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军阀之间混战不休。由于北洋军阀的默许和支持，各种帮会势力纷纷从秘密状态逐渐走向公开，成为反动军阀聚敛钱财、培植势力、镇压和控制中国人民的重要工具。皇城理帮也趁此机会，从光绪年间大打击的阴影中走出来，投靠北洋军阀，挂出了全国性机构的牌号。

在京城西部有个小村庄，叫桂甲屯，这个村子不大，住的都是清朝绿营兵丁的家属。村里有一户姓苑的人家，户主在绿营中挂着一个小官职，种着清政府发给的几亩薄地。这苑家的户主颇有些功夫，只是清军腐败，他又没钱去活动，所以一直得不到升迁。官场的黑暗与腐败，使他十分消沉，除了按时到营里去应酬点卯外，就呆在家里喝点闷酒，教儿子们练武艺。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比较忠厚老实，除了随父练武，也帮母亲耕种收获，为一家的生计而忙碌。小儿子文鉴却因父母宠爱而游手好闲，人也有几分聪明，惧着父亲的拳头与耳光在练武时还算认真，一旦父亲到营里去了，他就在外和一帮小痞子混，偷鸡摸狗，寻衅闹事，无所不为。他开始还有些害怕父亲的责打，年龄既长，连父亲也不放在眼里了。他父亲为人还算正直，对他多次规劝、责打，希望他能改邪归正。可慢慢地看出他已无可救药，伤心失望之余，正好有个京城大户人家要找护院的家丁，就把苑文鉴送了去。

这苑文鉴到了京城之后，痞性不改，结果吃了几次亏，他认识到自己势单力薄，难以在京城立足。因此设法混进了理帮。他为人颇有些聪明，又有功夫在身，因此在理帮中的地位逐渐上升。清政府对理帮的大搜埔，也把他吓得半死。溜回家躲了一阵，风头以后，他回京发现原来理门公所的领众已经溜得不知去向。他抓住这个机会，召集本所的道亲，恢复公所，他自己也成为公所的领众。苑文鉴当了领众之后，便利用各种手段拉拢、欺骗人入帮，使它的公所很快成为北京几大公所之一。苑文鉴势力的迅速扩展，还和他的谋士、安徽人李毓如分不开。

李毓如是安徽一个小地主家庭出身的读书人，为人机敏，读书也颇用功。可惜科场不太如意，未能获得什么功名，而家道却渐渐败落下去，只得来京。到京后，他结交了一批狐朋狗127友，并加入了理帮，成为苑文鉴的心腹谋士，二人一文一武，狼狈为奸，在理帮中的地位越来越高，野心越来越大。民国以后，李毓如敏感地觉出了时局变化所带来的机会，便和苑文鉴商量成立全国性的理帮组织，苑文鉴对此也早有打算，二人一拍即合，便由李毓如出面，召来北京各理帮公所的领众，在苑文鉴的家里聚会。会上二人一唱一和，软硬兼施，迫使各公所的领众同意了他们成立“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的计划。然后，李毓如又通过他的一个朋友通过袁世凯的红人送了一大笔贿赂，以求得到支持。袁世凯正在图谋复辟帝制，需要一批所谓“在会团体”来装点门面，玩所谓“劝进”的把戏、李毓如的请求简直是上门的礼物。因此，内务部很快便备了案。

民国二年（1913年）6月，“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正式成立。

李毓如、苑文鉴粉墨登场，拉来一帮所谓的“名流”来捧场，搞了一个颇有点声势的成会仪式，并请来一批草台子，唱了几天大戏，还办了一次大斋，挑选各公所的角色，由于各领众面和心不和，对成立总会一事并不大热心，因此暗嘱手下故意拆台，在演“叫山”时，寻衅闹事，结果大打出手，场面一片混乱，呼爹叫娘，使所谓的成立仪式以闹剧收场。不过，“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总算成立了。奔走有功的李毓如被推为总会会长，苑文鉴为理事，总会会址设于京西挂甲屯，苑文鉴家所在地。此时他苑家已不是往日的穷门小户了，几年的搜刮，苑文鉴也在此盖起了一座苑家大院。李毓如虽为会长，总会内部事务完全把持于苑文鉴之手，李只管对外应付场面。“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成立之后，苑文鉴即向全国各省市推广成立分支机构。在各省市分会成立过程中，分支机构的筹办人必须先到总会报请批准，在取得总会的委任状和领到法卷（即理帮历代宗派记载）、号牌以及理帮的宣传文件之后，才能成立。能否获得批准，主要看经手筹办人对总会报效的多少。钱花得多，很快就批准，否则就会以各种借口不批。那时成立一个公所至少得花150元。获得总会批准后，除发给上述各件外，还对各分会所在地行政机关发出“准予设立分会，请予协助”的公函。平时各公所办斋，也得向总会交钱。因此，“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实际上是一个对全国理帮分支机构控制和剥削的机关。总会的收支帐目，把持在苑家手中，总会也俨然与一些佛教会、同善社这类的封建迷信团体并列，积极参与一些所谓的“慈善救济”活动，各省市分支机构的主持者也如法炮制，企图挤到该地统治阶级之列。李毓如还办了一个名为《理铎》的刊物，其内容是宣传“行善”，吸烟、喝酒之害和戒除烟酒的道理及迷信传说，由全国各分支机构和理门道亲订阅，发行范围及于全国。总会还印行《理门所知》一书，发全国分支机构。上海、江苏、湖北、天津和东北各省的理帮分会规模较大，成为总会的主要财源。

1918年，李毓如离开北京，苑文鉴也已去世，总会事务把持在其子苑雨农手中，谢天民提任会长职务。谢天民不愿作苑家的傀儡，认为自己是会长，一切应听自己的支配；苑雨农认为总会是自己经手组成的，谢天民当个现成的会长已占了便宜，因而互不相让。1936年，苑雨农勾结国民党北京市党部，把总会的会长制改为委员制，并在国民党北京市党部举行改选，依仗国民党的支持，挤掉谢天民，另选与他有交情的陈永科为总会主席。委员会由11位执行委员，5位监察委员组成。总会尽管改为委员制，但很少开委员会，主席陈永利不常到会办事，因之实权依旧是操纵在苑雨农和他儿子苑少农手中。

谢天民被挤掉后，并不甘心下台，时时寻找机会，东山再起。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抽鸦片，虽极端秘密，但苑家父子都知之甚详。“七七事变”后，日本鬼子占领了北京，谢天民认为时机已到，就辗转钻营和日伪方面拉扯关系，计划把“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改组为“中国理教总会”，把全国理帮的分支机构置于“中国理教总会”之下。活动结果，得到伪兴亚院的支持，他放胆向北京各理帮公所领众和理帮知名人士大肆吹嘘和拉拢，说他在日伪方面颇有办法。他攻击苑家祖孙三代把持总会的行为，提出理门非彻底改组不可。苑家对此也有所准备，苑少农秘密地向日伪方面找寻后台老板，结果得到伪新民会对他的支持，并暗中做好了一切应变的准备。

1939年秋的一天，谢天民借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理帮大会。事前他在各报登载启事，宣布改组“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成立“中国理教总会”，希各公所领众以下道亲参加。苑少农领他预先联络好的理门道亲也前往参加。当谢天民表演之后，苑少农即登台说：“咱理帮的宗旨是劝戒烟酒”谢天民担任‘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会长’多年，竟一直偷吸鸦片，破坏道规。现在还要进一步破坏我们总会会务，另外组织什么理教总会，大家说一个大烟鬼子来领导我们劝戒烟酒的理帮行不行？这样我们上怎对得起杨祖，下怎对得起全国道亲？道规何在？会章何在？”苑少农话音刚落，会场各处就有事先布置好的人大喊：“不行！不行！”也有的喊：“打倒大烟鬼子谢天民。”这样一闹，会场秩序大乱。谢天民见事不妙即叫预备好的伪警察逮捕苑少龙。此时，就有几个特务跳上讲台，掏出“派司”对伪警说：“这是他们会里闹意见，你们不能偏向哪一边，更不应当抓人，让他们在理的人自己解决好了。”伪警一看惹不起，只好乖乖退去。与会者纷纷离开会场，气得谢天民一筹莫展。尽管成立大会被闹散了，但谢天民依仗伪兴亚院的支持，仍挂“中国理教总会”的牌子，自称会长，拉拢与他接近的理门公所作为它的下级机构。

1940年，“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的主席陈永利已死，苑少农怕总会没有形式上的合法领头人，自己年轻资浅，不敌谢天民的“中国理教总会”，便一面继续投靠伪新民会取得支持，一面又勾结他父亲苑雨农的把兄弟、在天桥卖虫子药发了财的坐地虎孙洪亮，改组总会，恢复会长制。1940年春，他们也借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理帮大会，改选孙洪亮为会长，重新整理各公所以与谢天民对抗。孙洪亮原在天桥下层社会中极有势力，当时天桥有四霸一虎，孙洪亮就是其中一虎。他是天桥的坐地虎，专以欺压、剥削天桥的生意人和艺人为生，在当了会长之后，就把总会由挂甲屯移到离天桥不远的城院庙街。以后各北京理帮会所的领众不敢得罪孙洪亮，又不敢得罪谢天民，只得两边都敷衍着。于是，各公所大门上都挂上“中华理善劝戒烟酒总会××公所”和“中国理教总会××公所两块牌子，谢、苑在总会的争权夺利至此也算平息了。

谢天民、苑少龙为争权夺利而追随日伪，廉鲜耻寡的丑行，把理帮推向了末路。

5。同是道亲动真刀

北京崇文门北桥洼清静山房公所，算是旧北京50个公所中较大的一个。

拥有道亲2008人，领众李元，年龄不足40岁，正是壮年成志之时。此人长得健壮，力气过人，但是胸无点墨，少年时在中学学堂里没有呆上几天。因为他在学堂里整日无理取闹，随意订同学，侮辱老师。学堂的老师知道李元的父亲是附近理门公所的领众，与官府多有来往，势力很大，因此不敢轻易管教李元，只好让同学躲着他。这样，见到李元，同学们都纷纷跑开，躲在远处。在教室里，李元一个人单独就坐，没有人敢和他说话，甚至连教书先生也尽量少与他接触，免得惹了麻烦，自己无法向领众交待。日子长了，李元在学堂里耐不住寂寞，就说什么也不再进学堂，整日在街头巷尾流浪，做一些游手好闲之事。李元的父亲见到这种状况，也无可奈何，只好把李元带在身边，准备把领众之职传给儿子。只可惜李元是个不学无术之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与他交朋友的人多半是当地的流氓地痞。李元接替父亲担任领众时，就把这帮人纠集到自己周围，作为他的支柱。在这些人中，有个叫王阿四的人，此人虽然读书不多，但口齿伶俐，头脑灵活，本其善于灵机应变，能在三分钟内编出辞赞，让人感到满肚子学问。就凭这个特长，他得到李元的器重，人人称之为“二领众”。别人有什么事要李元去做，总是先通过王阿四，否则什么也谈不成。就这样，李元和王阿四联合起来控制了崇文门的公所。

李元把持的北桥洼清静山房公所因拥有两千余位道亲，因此通过“办斋”收敛了很多钱财，势力很大，远近闻名。同时也遭到附近公所的嫉恨，人人都在寻找机会给李元拆台，砸的牌子，并怂恿道亲脱离李元的公所。因此李元与周围公所的领众关系都很僵，矛盾随时可能激化。

民国十五年秋天，李元和王阿四商量，趁秋收季节，加紧筹划，准备第三次“办斋”。这里的所谓办斋，就是公所领众定期召集本公所的道众在公所大吃一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会餐”。唯一的区别是，办斋还要举办其他一些活动，如设理坛，点收新理，并举办一些宣传理门的活动。前几天，李元亲自进城，向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申报办斋日期。由于李元这次所带钱财甚多，得到苑雨农老会长的热情接待，因此很快被批下来。他还一起带回几张书面公函，用于通知崇文门外警察分局，请求协助。虽是具有公函，但也得打点，这当然由王阿四来办。因为不仅需要送些钱财，重要的是用各种理由说服警察局，这样举办的活动才具有合法性，一旦发生意外，还可请警察出面维持秩序。从公所办斋的情况来看，每次都是由王阿四亲自去或挑选精明强干的人去。对于李元来说，事情办到这里尚未能称得上“准备就绪”。因为，每次办斋的主要目的是要收敛大量钱财，否则，公所的开支无法解决，下次办斋就会受限制。连续几次下去，办斋的规模会越来越小。对于一个道众来说，他花钱，送财物，目的是讲究所派，以抬高自己在周围居民和其他道亲中的地位。一般来说，规模越大，参加的道亲就越多。正是基于这个原因，当年李元的父亲，为了振兴北桥洼清静山房公所，变卖祖宗财产，大宴宾客，扩大了该所的影响。以后的几次办斋，邻近的几个公所的道亲不请自来者不少，许多人都把参加公所办斋作为荣耀，似乎各公所之间也存在档次之别，因此北桥洼清静山房在附近小有名气。这年秋天办斋，李元多次与王阿四商量，准备邀请附近各公所的道亲都来参加，好乘机发财。因此，在办斋只的前几天，王阿四组织一批公所中所谓的“秀才”，给各道亲大发帖子。

王阿四还专门献上一计，准备邀请西便门乐善同修公所的领众袁玉德参加。袁玉德所在公所离李元的公所比较近，因为李元的办斋活动，四周钱财被李元收敛，袁玉德眼睁睁地看到肥水外流，当然怀恨在心，一直在寻机会来整李元，拆他的台，但奈于无机可乘。他虽曾想联合附近的西便门另一公所——安抚乐善公所的领众张子荣和建国门内吕祖洞修玄别境公所领众苏俊等共同去找李元，以便勒索一些钱财，谓之“分斋”，似寻求支助为名，请李元捐赠。但由于苏俊是道人，胆小怕事，中途退却，半途而废。一计不成，袁玉德又生一计，亲自到北京规模最大的公所——永定门外二郎庙司真堂公所的领众于来润那里求援。他首先承禀李元是如何的不讲信用和贪财，最后又讲李元专横跋扈，不顾及周围公所的死活，影响理门各公所之间的关系。于来润与袁玉德过去多少有点来往，也曾得到袁玉德的捧场，因此，不好当面谢绝，只答应如果双方发生纠纷，于来润会在全国理善劝戒烟酒总会苑雨农会长面前替袁玉德说话。看来总算没有白跑一趟，出于无奈，袁玉德准备亲自出马，好好会会李元。恰巧，9月9日，哀接到王阿四派人送来的请柬，于是他感到机会从天而降，决心好好组织公所资深的道亲前去参加，以乘机挑衅。他心中高兴，脸上眉飞色舞，对来送信之人世以礼相待，并说道：“感谢贵公所盛情相邀，天下理门是一家，更何况我们两家又是近邻，早该找个合适的时机去贵公所专门拜访李领众，请兄弟代我向李领众表示谢意。办斋之日，我定和公所陈子荣道人一起去贺，到时，再略表我们的敬意。”

李元接到回音，很高兴。虽然他对袁玉德居心不良有所觉察，但自恃势力强大，且在本所办斋，想袁玉德也不敢乱来。况且袁玉德和宣传委员陈子荣道人亲自前来捧斋，可扩大宣传，远近道亲知晓此事，一定乐意前来，到时定会收敛更多钱财。于是，李元令王阿四赶快组织本所区代表张五塔，监察委员李玉成以及执行委员杜仙海、赵军荣等常设职员，分头派人到远公近邻下放通知贴子，只要是道亲，不论归属哪一公所，全部请来参加捧斋。因为按照规定，参加捧斋的道亲，都得适量办出斋份，少则几元，多则几十元不等，也可以几个道亲联合献出米面等物。尤其是遇到规模大和十分气派的办斋，各道亲首领是倾囊出斋，斋份多往往得到领众的热情接待，甚至有机会在吃斋席上列为专席人员。这就叫做“花钱买脸面”。在未成为领众之前，按照理门的道规，对那些热心于理门各项活动，有人缘的道亲，才能有资格继任公求公保进而继任领众之职。所谓公求公保，是理门推举领众的习惯手续。当公求公保的人，在道亲中最低需要有“帮众”或“八方催”的品级，称为公求师和公保师。应该说明，理门公所道亲除领众之外，也分等级。自下而上为：“小催众”、“陪座”、“八方催”、“挡众”和“帮众”。一个道亲如果平时热心公所的事务，在财力人力上对公所的贡献比较大，领众就可以提升他的品级。一般道亲也均以提到一个品级为殊荣。自然品级越高，在理门中面子就越大，因为在道亲中有品级的占少数。从“八方催”升到“挡众”就可以代领众点新理，升到了“帮众”就可以代理领众职务，平素在公所中说话也有力。这五等品级是挨级擢升，领众在授予道亲135品级对还教授某个等级的“法”，如小崔众的“法”是“阿弥陀罗尼经”六字。

取得公求师和公保师资格后，当现任领众圆寂之前（病危时），向领众申请公求公保，将来方能任领众。就拿北桥洼清静山房公所的领众李元来说，虽然人骂他是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但是，实际上他也必须通过公求公保手续继任领众，才算合法。在李元父亲死后，公所公布如下：“北桥洼清静山房公所前领众因病圆寂，现由本公所承为请出公求师、公保师在法师前公求公保，蒙恩放李元为北桥洼清静山房公所继任领众，特此公布。”当公求师公保师的人对新任领众可以在理坛上不下参（不行礼）”。在李元继任领众时，公求师公保师均由王阿四组织、现在王阿四得到重用，见李元自然也不必下参。

时间已到9月12日。这天，李元很早就起来，召集公所全体“公职人员”布置任务，李元和王阿四专门负责接待袁玉德等其他公所前来捧斋的头目，并主持领众坐坛活动。渐渐地，远亲近邻和本所所属道亲都先后到齐，他们三五结群，肩扛手提各种向办斋奉献的斋份，也有空手而来的，那大概是家中有钱之人，他们往往嫌自带东西太笨重，不太“雅观”，因此宁愿，带钱。这些人中，有些是熟人见面，话题更多，谈论的往往是各公所领众的情况等。有的人参加办斋的次数不少，因此，对每次捧斋的情况评头评足，他们还偶尔说几句辞赞，显得有点资历。大约10点左右，袁玉德和院子荣几个道亲，抬着一个箱子大摇大摆地进入公所，递上公所送的请柬后，守门的道亲知道来人就是袁玉德领众，便按李元事先的安排，热情招挠。还专门派了一个道亲上前为他们带路。人群中有人认识袁玉德领众，便向旁边的人指手画脚，自语几句。大家觉得，西便门乐善同修公所领众袁玉德和宣传委员陈子荣亲自来斋，还专门抬一箱子东西作为斋份，今天的办斋一定很气派。人群无意识地为袁玉德和陈子荣一行闪开一条道。看到这个情景，袁玉德心里虽感到不是滋味，总有败走之感。他心里暗暗下决心，这次一定利用李元领众坐坛之机，好好“会一会”李元，和他对上几句辞赞，非让他丢人现眼不可。大约11点左右，饭菜准备就绪，各餐桌摆好，正在此时，人声一片，人们不约而同地朝门口望去，只见一群人前呼后拥，中间一位膀大腰圆之人，十分显眼。此人身着一件宽大的褂子和灰布坎肩，嘴边留着浓黑的小胡子，衣扣上挂着一串紫黄色小葫芦。令人惊奇的是，这些小葫芦体形周正古奇，与手里拿着的一双铜环浑然一体。经验丰富的道亲一看此人，便知是个了不起的领众，在今天这种场合，他一定是北桥洼清静山房公所领众孪元了。等李元走到斋席中间，整个大厅里鸦雀无声，人人仰头相望，目不转眼地仰视着李元。李元看到时机已到，便小声咳一声，然后面对各位道亲说：“杨祖创理门，观世音菩萨，天下理门在一家。承蒙兄弟敬我祖，世音菩萨多造化，同心协力抢造化，抢造化！”话音刚落，众位道亲一齐站起，同声说道：“抢造化！”说完埋头大吃起来。这是理门吃斋时的习惯。道亲吃斋时，理门称之为“抢造化”而且北京各公所办斋，除了永定门外二郎庙一号公所是素席外，其他各公所差不多都是荤席，只是没有酒而已，曾经有个道亲作打油诗一首，描述理门吃斋的情况：“大肉大鱼偏说斋，无烟无酒亦开怀，争先恐后不须让，虎咽狼吞胃口开，遮盖巧言抢造化，人同此心何须猜，最是当家关心处，斋后能余多少财。”

按照通常的惯例，办斋三日除了大吃一顿之外，领众还摆设理坛点收新理和讲道，讲些理门须知或杨祖得道的传说，有时也讲些“观世音菩萨”五字真言“灵应”的故事。有些道亲为了表现他懂得理门的道理多，还到坛前给观世音菩萨像添香跪拜，当众念“辞赞”。这些活动在北桥洼清静山房公所一般都由王阿四出头露面。而今天，由于捧斋的人比较多，点收新理恐怕难以应付，因此，李元事前和王阿四商量好，决定改天专门点收新理，只是斋期领众坐坛的仪式必不可少。举行该项活动时，往往有别的公所前来捧斋的道亲在坛前念着向领众盘道式的辞赞，如领众当时答对不上来，是很难看的。因之在坛前，李元每次都请一个能说会道的道亲作为“挡众”来应付，除了几次规模较小的仪式外，这个角色毫无例外地都由王阿四来充当，这次更不例外。

下午1点左右，李元摆好了坐坛仪式，肚子吃得浑圆的各位道亲带着一股油腥味围在坛前，等着听辞赞，开开眼界。袁玉德和陈子荣抢完造化，也没有马上离去。他们一直等待时机。从这次办斋来看，李元尽量减少活动，可知他也十分胆怯，担心在众位高手面前丢脸，会从此砸了自己的牌子。这更加刺激了袁玉德，他决心抓住这个时机，出一口恶气。但袁玉德是一个富有心计之人，知道在这种场合，如果弄不好，也会使自己丢人。虽说自己对辞赞不是外行，但在这种场合，信口开河恐怕会露马脚。袁王德决定还是让陈子荣出面，自己作为后台，负责组织道亲，以应付不测。

袁玉德正在思忖主意之时，李元已在王阿四的陪同下来到坛前，取一束香在手，点着后放在香炉里，然后向观音菩萨拜了几拜，再转身面向各位道亲，正襟危坐在坛前。他轻轻咳几声后，说道：“天地上下，人间求造化。今月坐坛请杨祖，世音菩萨来搭救。诸位仁兄献敬意，我祖保佑多造化。此际身后有杨祖，不能躬身随价走，有来尽管请祖家，阿四兄弟代解答。”说到这里，用手一扬，王阿四应声来到坛前，坐在李元前面，直接面向道亲（因此习惯上把这种人称为“挡众”）。说也奇怪，王阿四在前一坐，居然没有捧斋之人前去向领众念盘道式的辞赞。这下，可把袁玉德急坏了，“难道其他道亲都非常害怕正阿四不成？不管怎样，我们也不能让他安宁度过，没有人上，我们自己来”。主意已定。袁玉德朝陈子点了点头，陈子荣会意，几步上前，很熟练地点了几根香后，轻声说道：“三清道，三宝法，杨祖诫告送各家。勿吸烟，勿吃酒，清静无为尚为佳，不知师门何造化？”王阿四和李元几乎尚时睁开眼睛，只见面前的这位道人造袍灰色，农领上挂着一串葫芦之类的东西，手捧念珠，气宇非凡。知道此人非同一般，今天果然有来盘道之人，于是王阿四沉着冷静，冲着这位道人躬了躬身，答道：“天下在理是一家，师弟你问的是哪一家？”陈子荣的确不是好惹的，反唇相讥：“修道必先修其身，各位兄弟遵相祖训。上上下下摆阔气，非清非净是可急。天下理门是一家，相亲相助勿有假，师门所做算为佳？”很显然，陈子荣是针对李元每次办斋四处收罗道亲，虽发财有道，但周围公所受害不轻，有的几乎难以维持。王阿四对此也心里有数，深知周围公所对他们怀恨在心。于是他恶狼狠地说：“玉虚洞内找韦陀，七世间易修成佛。四六八句成造化，胡说乱闹实难答。师弟，你下山求造化去吧。”这实质上是公然对陈子荣进行贬低和戏弄。陈子荣再也忍不住，又窜步上前，大声与王阿四争吵起来。袁玉德见机会已到，命令随从道亲乘机在人群中大喊大叫，顿时人群乱成一团，互相推搡，动手打起来，而且越闹越凶，连坐坛后面的观世音菩萨像也被从远处投来的石块打倒。正在这里，几个被李元事朱请来维持秩序的警察冲了进来，他们在里面吃得正酣，听见院内大乱，一头撞进，分不清好坏，也大打出手，整个院子乱成一团，重伤十几人，轻伤也有几十人。这件事在京城内外影响颇大，理门办斋活动几乎被当局取消，直到后来总会会长出面，花钱疏通，方才无事。

6。北京各理门公所概况

理门是流传于北京、天津两地的民间秘密组织，起初以“反清复明”来号召人们，后来随着清朝统治的巩固和为了避免清政府的追剿，改为大力提倡戒烟戒酒，这在民间是颇有吸引力的。尤其是到民国初年，北京理门的势力发展到最高峰。那时在北京城除原有公所之外，又陆续设立了18处，共有50个公所。还有不设领众的分所20处。在总会没有成立之前，北京的理门公所，原来相互之间无隶属关系。自总会成立之后，这些公所便都直属于总会。登记在册的公所，除了上面提到的永定门外二郎庙的司真堂公所，崇文门外北桥洼清静山房公所和西便门的乐善同修公所外，旧北京城内还有：万佛寺湾广善同修公所，领众王束有（道人）；南桥湾子巷四条志避堂公所，领众李文烦；沙土山志善广修公所，领众毕广义（道人）；城庙志善同修公所，领众连海；任儿路宝善堂公所，领众刘广顺；赵子胡同正善堂公所，领众刘子江；三庙街遇善堂公所，领众卢成瑞；广内大街洪洞馆福善同修公所，领众荣福；建国门内吕祖洞修玄别境公所；领众苏俊（道人）；西便门内安抚乐善公所，领众张子荣；石头胡同继善堂公所，领众思贾宇。

1928年国民党势力控制北京后，理门公所作为一个民众团体亦受国民党的影响，各公所除领众外又增设许多职员名目，计有执行委员2人，监察委员1人，区代表1人，宣传委员1人，文牍1人，还有其他几个职员，总共12人。这些职员，都是由领众从在理的道亲中选派的，其选派的原则是平时对公所最热心和在财力人力方面贡献最大的，领众派定他一个职务作为鼓励和加强关系。这些职员全是义务职，不但不拿工资，而且遇事自己还要比普通道亲多出钱出力。他们之所以尽这种义务，是因为在理的道亲绝大多数都是社会阶谓下九流的人物，在任何场合都被人看不起，都没有地位，他们情愿花钱买面子。他们当上理门公所的一个职员，就觉着在社会上有了地位，在群众中有了面子。公所领众都是些深通旧社会人情世故的人，为了满足一般道亲“花钱买脸”和争名誉地位的需要，还做了各种职员证章给他们戴，以争敢他们对公所在人力财力上的重大帮助。公所当家的对道亲的“修炼得道凡人成佛”等许多信迷信宣传，也是使道亲们对公所作财力人力贡献的重要手段。

7。演“叫山”，众道亲大打出手

“叫山”是理门道亲最喜欢看的一种戏。各理门公所为了敛钱，往往进行“办斋”。为了招揽更多的道亲来“捧斋”，公所往往在斋期前演“叫山”给道亲们看。“叫山”的布置很简单，具体布置如下：中间坐一个人，充当观音菩萨，观音左前方陪坐二人，一充五台山文殊菩萨，一充善陀山准提菩萨。两个陪坐之前站二人，站左者充韦陀，站右者充天王。韦陀、天王之前再设佛像，像前放下个檀香炉，炉前站一人为“挡众”。演“叫山”的人（即叫山）告到“挡众”跟前，高声念道：“山高路远水又深，知人知面不知心，不知里面是何人？”挡众回答道：“虽然不是亲兄弟，相逢俱是同道人。”“挡众”接着问道：“你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叫山回答说：“从来处来，上山朝佛。”于是“挡众”让开，叫山进门，在香炉里添一柱香然后对佛像参拜，再进至韦陀前。韦陀问：“你从何处来，到何处去，姓甚名谁，何处修炼，哪年得道？”叫山不答韦陀之间，反问韦陀：“你且休问我，我先问你，你在何处修炼，何年得道？”韦陀回答说：“玉虚洞内修其性，七世音男修成站佛。”叫山通过韦陀之后，再依次向各山叫问，与菩萨问答，其问答所用词句全是些从旧小说中学来的关于修仙得道荒唐无稽的话。在问答中有时可以插入自己的新添词句，使对方一时答不上来，以博得道亲们的喝采。演“叫山”一举实际上是一种娱乐方式。尽管其内容和形式都十分荒唐可笑，但其娱乐性是非常强的，因而当时理门的道亲们都喜欢看演“叫山”。当然，理门公所演“叫山”的目的在于敛钱，而“叫山”这种娱乐方式在公所的“办斋”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各公所往往不遗余力，尽可能扩大“叫山”的规模，以招来更多的道亲。除本公所的道亲外甚至还想方设法吸引附近公所的道亲来看，以敛聚到更多的钱。所以，要使“办斋”活动成功，就必须演好”叫山”，不演“叫山”或演得不成功，往往会使“捧斋”减少，甚至可能使整个“办斋”活动砸锅。从这一角度看，演“叫山”也可以说是理门公所的一种敛钱方法。

民国十五六年以后，北京的警察机关就不准公所办斋时演“叫山”了。

主要原因是在演的过程中，经常发生冲突打架现象，轻则流血，重则死人，严重地影响了北京的社会治安。流血冲突主要发生在公所之间和同一公所的道亲之间，有时也偶尔发生在道亲与非道亲之间。公所之间的冲突是由于邻近公所为吸引更多的道亲来“捧斋”而发生的。公所内部道亲之间的冲突则是在“叫山”过程中，由于发生口角而引起的。道亲与非道亲之间的冲突较少见。据统计，自民国成立至“叫山”被禁演的这十五六年间，共发生大小冲突事件500余次，死亡100余人，伤者不计其数。最大的而次流血冲突发生在民国十四年的春、夏两季“办斋”期间，其伤亡人数之多、影响之大，终于导致了“叫山”活动末日的到来。

民国十四年春天，农历二月十八日。这一天是个好日子。天空湛蓝，风和日丽。北风微微地吹着，这虽使人们意识到春天步履的蹒跚，但对于饱经风雪和沙尘袭拢的北京人来说，这样的天气已经是够中意的了。所以这一天北京城内城外的人们显得特别活跃，万佛寺湾广善同修公所特地选中了这个好日子来演“叫山”，预备第二天举办春斋。8点不到，公所前面的广场上已经人声鼎沸，黑压压的人群三五成堆，热烈地交谈着。由于天气好，这天来看“叫山”的人特别多。9时正，公所的大门开了，公所领众带着十多个人来到广场西边的高台上。两个道亲搬来一个较大的黑色的檀佛像，另两个道亲搬来了一个较大的黑色的檀香炉。忙乎了约20分钟，“叫山”的布置就完成了。一名道士打扮的道亲左手提着一面大铜锣，右手拿一把红绸裹头的槌子。领众向他打了个手势，道亲迅速举起铜锣，“咚咚咚”猛敲了十几下。台下道亲逐渐安静下来。领众跨步走到台子前沿儿，清了清嗓门，装神弄鬼地说了一大通荒唐的迷信话，然后宣布“叫山”开始。刚才安静的道亲们顿时活跃起来，踮起脚尖，伸长脖子，急切地等候着们“叫山”活动的开始。道亲们今天的兴致特别高，他们满以为今天时“叫山”节目会很精采，却没料到一场灾祸正在等待着他们。

铜锣连响九下后，“叫山”节目正式开始。今天充当“挡众”的是一个25岁左右的年轻人。他个头不高，清清瘦瘦的，面部较白，颇像一个书生，但实际上他是北京城里有名的混混儿。十多岁的时候跟公所一个武功很高的道亲学过几年，虽不能说深得其精髓，但这混混在拳脚上确实有几下，三五个粗汉未必是其对手。他的武功从不轻意示人，只有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才显露。由于没有几个可以称得上“对手”的，所以他的功夫到底有多高、多深，一直是个谜。他凭着自己的这身功夫网罗了一大帮游手好闲的人，经过几番闯荡，在整个京城里已颇有名气了。他的本名叫王有贵，由于他那副长相，大家给他取了个绰号，叫“白面书生”。在武侠小说里，“白面书生”往往是一些武功高而且怪异、心肠辣狠如毒蛇一样的江湖人。“白面书生”王有贵正是这样一种人。王有贵喜欢看“叫山”，但由他自己亲自来演“叫山”的次数并不多。如果哪一天他亲自来演，那就是告诉人们：他最近发了一笔横财。他确实发了一笔横财，而且是大大的一笔横财。至于财的来路，除了他本人及他的几个亲信以外，没有谁说得清。人逢喜事精神爽，王有贵一高兴就带着一大帮混混儿，一大早来到了公所广场。在混温们的怂恿下，王有贵决心在今天给大伙露几手。按理门公所规定，担任“挡众”的人是需要严格挑选的。但是“白面书生”这样的人容得你挑吗？所以王有贵手下的人一提出要求，公所领众就忙不迭地答应了，并且还说了一大通令人肉麻的奉承话。

“挡众”是“叫山”要过的第一关，地位相当重要，公所挑选来充当“挡众”的人，大都有几下。“白面书生”并非浪得虚名，武功自不用说，肚子里的墨水也不算少。他除精通“叫山”活动那一套陈词滥调外，往往在与“叫山”的对答中添枝加叶，不断翻弄着各种花样，把神佛成仙得道的事迹与市井混儿们偷鸡摸狗的勾当等相提并论，混杂在一起，使“叫山”无所适从，张口结合，答不上来。所以，遇到“白面书生”扮演“挡众”这一角色时，再老练的“叫山”也得小心谨慎，以免因对答不上而灰头土脸的被轰下台去。不知是今天上台来“叫山”的人水平特别高，还是“白面书生”今天的兴致特别好，最初上台来“叫山”的几个人都非常顺利地通过了“挡众”这一关。“白面书生”似乎没有一点要为难“叫山”的意思。但他手下的那些混混儿们却觉得不过瘾，不断地叫喊着“头儿，露几手”。第十个上来“叫山”的是一个粗黑大汉，足比“白面书生”高出整一头。大汉本来是不敢上台来“叫山”的，但看到前面几个叫山的都很顺利，胆气一壮，就跳上台来。“白面书生”在台下那帮混混“头儿，露几手”的催促下，决定就拿这个长得令他很不顺眼的大汉开开刀。大汉确实没喝过什么墨水，“白面书生”将那几句通用的签词稍加变化，大汉就满头出汗，脸涨得像猪肝，答不上来了。台下观众“哄”地方笑，有的高声叫喊：“蠢牛，下去，下去，蠢牛！”粗黑大汉容忍不了这种难堪的场面，因为他前两天才娶进门的媳妇和岳父岳母今天来了。他的父亲和三个弟弟五个妹妹来了，他这个家族（赵姓）的六百来口人绝大部分也都来了，都在台下看着他出丑。大汉受不了这种难堪，尤其受不了”白面书生”那半开着的眼睛里的那种冰冷刺骨的嘲笑。大汉的血腋沸腾了，抡起钵盂大的拳头，“呼”地向“白面书生”擂过去。“白面书生”轻移了一下脚步，避过了大汉的拳头。大汉的拳头再擂，“白面书生”又躲开了。大汉接着又连擂数拳，“白面书生”又躲又闪，一直没有还手。不仅不还手，脸上仍然挂着一丝毫不做作的微笑。出手连连落空的大汉恼怒得像一头发怒的狮子，他一把抓起佛像就朝“白面书生”砸过去，却又落空了。佛像断头少腿，碎成了七八块。大汉又双手端起檀香炉，猛地向“白面书生”扔过去。因为炉内有香火、香灰，“白面书生”躲闪时显得有些狼狈，粗黑大汉趁机猛扑过来，企图将“白面书生”撞下台去。“白面书生”灵活地移动了位置，并借机左脚突然一伸，右手顺势一推，将大汉掼下台去。由于大汉来势过猛，“白面书生”又巧手施力，大汉被掼下台的时候，头下脚上，脑袋正撞在台下一块横放的大青石上，顿时鲜血迸涌，脑浆四溅。由于巨大的惯性和重量，大汉的脖子也折断了。倒在地上的大汉虽然双手乱抓，双脚乱蹬，但显然是活不成了。

事起仓促，开始大家都没有反应过来。不知谁叫了几声“打死人啦”之后，大汉家族的一帮人拿起扁担、木棍，向“白面书生”围了过来。“白面书生”并不惊慌，用手一挥，他带来的那帮混混儿迅速掏出随身携带的匕首、刀子和锉子等凶器朝大汉家族的人迎过去。双方二话不说，就你一扁担我一刀，成双捉对地厮杀起来。整个广场顿时乱成一锅粥，喊声、杀声、哭啼声响成一片。派来维持秩序的警察由于人数太少，根本制止不了双方的打杀，被迫撤离现场向警察局求援。当大队警察赶来以后，双方仍然你死我活地杀着。警察鸣枪示警，双方才逐渐停止了厮杀。由于人数太多而且混乱，警察没有逮捕任何人，只将众道亲驱散了事。

事后警察清理现场，共计有25人死亡，重伤倒地不起者40人。至于轻伤挂彩的人则无法统计。本以为是一个欢乐祥和的好日子，却不料演出了一场空前的大惨案。然而这场惨案似乎并没有引起北京政界的多大关注，北京的各种报纸也只是简略地提到在北京西郊发生了一场打斗事件，并没有提到伤亡的人数。由于当时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刚刚在北京逝世，政界、报界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了这件事上，而北京的军阀政权又因害怕遭到全国的谴责，竭力隐瞒这场流血惨案的真相。所以后人大都不清楚这场理门道亲之间的冲突到底是怎么回事。

万佛寺湾广善同修公所经过这场浩劫后，已是元气大伤。这年的“办斋”活动自然告吹，以后虽然每年还进行一到两次“办斋”，但“叫山”是再也不演了。

在广善同修公所发生流血惨案之后的四个月，西便门附近的两个理门公所——西便门乐善同修公所和西便门内安抚乐善公所之间，发生了一场规模更大、影响更深的流血冲突。

冲突的原因是为了争取更多的道亲来“捧斋”，以敛聚更多的钱财。西便门乐善同修公所是一个大公所，共有道亲近3000人。西便门内安抚乐善公所是个小公所，只有道亲1200余人。然而，安抚乐善公所却拥有一批水平特高的“叫山”队伍，其精采无匹的“叫山”演技吸引着附近公所，特别是乐善同修公所的道亲来观看。大批外来道亲在观看“叫山”节目完毕后，就留下来参加该所的“办斋”活动。这样，安抚乐善公所道亲人数虽少于乐善同修公所，但每次“办斋”所敛到的钱财却多出乐善同修公所很多。乐善同修公听对此虽然恨得咬牙咬齿，却又无可奈何。技不如人倒还好说，关键是理门章程并没有规定道亲不能参加其他公所的“捧斋”活动。乐善同修公所曾几次派人和安抚乐善公所谈判，要求安抚乐善公所照顾乐善同修公所的利益。安抚乐善公所不但坚决拒绝乐善同修公所的要求，而且对其谈判代表加以百般嘲弄。乐善同修公断对此恼怒万分，公所领众发誓要进行报复。但由于安抚乐善公所与全北京规模最大的公所——永定门外二郎庙的司真堂公所有某种密切阶关系，所以就强忍着把这口怨气吞了下去。此后，乐善同修公所和安抚乐善公所的关系越闹越僵，双方已视对方为水火，都想方设法破坏对方和保护自己的各种活动，最终导致了一场空前绝后的大惨案。

惨案发生的时间是民国十四年阴历六月六日。当得知乐善同修公所是六月六日举办“叫山”活动时，安抚乐善公所决定也在同一天举办“叫山”。它知道凭自己精采的“叫山”节目，一定会使乐善同修公所的绝大部分道亲离开本所，前来观看。在“叫山”活动举办之前，安抚乐善公所就在乐善同修公所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攻势，说自己的“叫山”节目将会如何如何精采，热烈欢迎乐善同修公所的所有道亲前去观看。乐善同修公所的道亲时安抚乐善公所的“叫山”节目本来就推常地喜欢，而这一宣传使乐善同修公听的道亲们产生了一睹为快的渴望。所以，六月六日两个公所同时举办“叫山”活动的时候，就形成了一种极不寻常的局面，从而导致了一种极不寻常的结果。六月六日是个大热天，太阳还刚刚露出脸儿，道亲们就避开阳光，躲到树荫下去了。乐善同修公所和安抚乐善公所的“叫山”几乎是同时开演的，演出的地点相距并不远。铜锣响过之后，安抚乐善公所的领众就登台亮相了。他在照旧装神弄鬼地胡说八道一大通后，兴奋地向众道亲介绍了今天登台表演的几个著名“演员”，他保证今天的“叫山”节目一定“精采绝伦”。台下道亲欢声雷动，“叫山”活动就这样热热闹闹地开始了。安抚乐善公所只有道亲千余人，但今天来观看“叫山”的至少有3000人。那么这些“多出”的道亲是从哪里来的呢？

绝大部分是从乐善同修公所来的。乐善同修公所拥有道众三千之多，然而其中的2／3却去了安抚同修公所，另外还有一小部分人去了其他公所，结果只剩下不到1000人。“叫山”活动虽然已经开始，但场面冷冷清清。台上扮演神仙菩萨的人没精打采，上台“叫山”的人也稀稀落落，对答之间语词干瘪乏味，毫无新鲜之感。演着演着，不长时间，台上台下的人都已没了兴趣，“叫山”活动被迫宣布结束。

“叫山”活动如此草草地收场，势必会影响到第二天的“办斋”活动。

乐善同修公所的领众和几个品级较高的道亲商量着，大家一致认为造成今天如此难堪局面的原因在于安抚乐善公所的横行无礼。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就是直接与安抚乐善公所摊牌，讨回公道。向总会去告状或求情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所以他们商量的结果是去安抚乐善公所，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时间就在今天，马上出发。

当乐善同修公所的领众带着数百名道亲来到安抚乐善公所时，这里的“叫山”活动正高潮迭起，笑声、掌声、喝采声响成一片。台上“叫山”与神仙菩萨之间的对话机智灵巧，妙趣横生，台下道亲们看得如痴如醉，手舞足蹈。所有的人都陶醉在“叫山”带来的欢乐之中，谁也没有注意到乐善同修公所大批道亲的到来。他们大都手拿扁担、木棍和铁锹之类的东西，显然是来者不善。可惜安抚乐善公所的道亲没有看到这一点，维持秩序的警察虽然看到了突然到来的这一批人，却并没有想到这意味着什么。等到大家都明白过来的时候，台上的“叫山”和其他几个“演员”都已经倒在血泊里了。

安抚乐善公所领众本来对乐善同修公所的动向早有提防，对他们可能的报复都已作了充分的准备。只是今天来观看“叫山”的人实在太多、太杂，而今天的“叫山”又演得实在太精采、太令人着迷了。所以乐善同修公所的大队人马尽管是明目张胆的开过来，却仍然打了安抚乐善公所一个措手不及。

但安抚乐善公所毕竟有所准备。公所领众下达出击的命令后，护卫队员拿起各种武器，朝乐善同修公所的队伍猛扑过去。安抚乐善公所的护卫队员个个训练有素，他们敢打敢拚。武器装备又远比对方强，而乐善同修公所的道亲虽是报仇而来，却是乌合之众。所以双方一交手，乐善同修公所的道亲就被放倒了一大片，队伍也被冲得七零八乱。安抚乐善公所得势不饶人，不断追击着四散奔逃的乐善修公所的道亲，就像猎人追赶着受伤的兔子一样。诸位也许忍不住要问：早先来到现场的乐善同修公所的道亲哪去了？为什么不帮本所道亲的忙？维持秩序的警察哪去了？为什么不出来干涉？不错，乐善同修公所的道亲在人数上大大超过安抚乐善公所。但他们其中的绝大部分是来观看“叫山”的，他们没有携带武器，加上他们喜欢安抚乐善公所举办的“叫山”，而对本所上层品级的无能与其内部的勾心斗角早就不满。当安抚乐善公所的护卫队以破竹之势进行反击的时候，乐善同修公所的领众却在几个亲信的护卫下，在众目睽睽之中溜走了。试想这些旁观的道亲有谁还再有斗志？有谁还愿意为本公所的领众卖命？这些观看“叫山”的道亲中绝大部分人都作壁上观。至于警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穿过密密麻麻的人群，挤进拚杀的内圈时，战斗已基本结束了。安抚乐善公所的护卫队员正在“乘胜追击”。警察连去请求增援的机会都没有，他们只有驱散道亲，清理现场。现场清理结果死亡34人，重伤者100余人，轻伤的人无法统计。这次冲突伤亡的人数虽然比春天那次冲突伤亡的人数多不了很多。但其后果却比上一次要严重得多。因为，春天的冲突是发生在一个公所的内部，伤亡人数再多，却仍然是内部的问题。理门总会是懒得干预的，而北京的警察机关则更没有兴趣管这桩事，特别是由于孙中山先生的逝世使北京成为各界注目的中心，警察机关巴不得将此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极力隐瞒。而夏天的这场血案就不同了。它发生在两个理门公所之间。这次冲突规模之大，伤亡人数之多却是空前的。理门总会不能不管，警察机关此次也不能不干预。理门总会对下属公所的约束向来松弛，但如果听任公所之间的矛盾发展，势必会威胁到理门的生存，所以不能不管。北京警察机关向来与理门公所相安无事，可是春天的流血冲突给警察机关带来了麻烦、差点出了大乱子。夏天的流血冲突使警察不能再对理门公所听之任之，否则北京的社会治安就会很成问题。正值此时，北京的军阀政权与南方的国民政权的谈判已经破裂了，南方革命政权正积极准备北伐。所以，加强北京的社会治安，巩固军阀政权的根基是十分重要的。北京政府的警察机关决定杀鸡儆猴，整治整治西便门的这两个理门公所。理门总会已经撤掉了两个公所的领众，任命了两个新的领众；公所其他领头的人大都被更换了。警察机关又逮捕了西便门两个公所的领众以及其他领头闹事的人，然后经过审讯，在菜市口将他们统统枭首示众。尽管如此，北京军阀政权对警察机关的这些措施仍然不满。警察机关于是发出通告，宣布从民国十五年开始，禁止各公所“办斋”时演“叫山”，否则将严惩违反此令的公所领众，并取消其“办斋”活动。公所办斋的自的是为了敛钱，演“叫山”也是为了敛钱。禁止演“叫山”虽然会有损于财源，但总比禁止“办斋”的损失要少。因此各公所、特别是像西便门内安抚乐善这样的、靠演“叫山”大发横财的公所，虽然对警察机关的禁令颇有怨言，但“办斋”没有取消，财源仍在。所以民国十五年后，北京城内的各理门公所在“办斋”时都不再演出“叫山”了。然而北京城郊和较远一些地方的公所仍然偷偷演“叫山”，直到国民党势力控制北京后，“叫山”活动才完全停止。

8。玩葫芦丢性命

玩葫芦是在理道亲的一个习尚。公所的领众自不必说，普通道亲家的桌子上也摆着大大小小的葫芦。葫芦的多少是根据道亲的品级来决定的。公所领众的葫芦当然是最多的。领众之下依次是：“帮众”——“挡众”——“八方催”——“陪座”——“小催众”，他们拥有的葫芦数可多可少，但一般不应超过领众。传说有一个公所的领众拥有大小葫芦2850个，人称“葫芦王”。

大葫芦一般放在家里，小葫芦可随身携带，吊挂在腰带上，更小的葫芦可以别在衣襟上。葫芦不可随便乱丢，必须保持干净清洁，所以每天都要用布擦试。久而久之，葫芦就变成了自然的紫红颜色。这样颜色的葫芦才能带在身上。不但道亲个人离不开葫芦，理门公所的陈设中，葫芦也是必不可少的。因此，佩带和摆设葫芦就成了理门特定的标志。

葫芦玩得久了，也就形成了规格和价值。一般以体形周正、古奇、有本（即葫芦上带有原有的蒂把）者为上选。如果葫芦的蒂把上还长有别枝，而别枝上又结有小葫芦，那就更加稀罕了。五个葫芦为一堂，大的有二三尺高，小的仅寸许。在1921年以前，道亲中玩弄葫芦之风最为盛行，大家竟相购买一堂好葫芦摆在家中的佛桌上以为炫耀。当时一堂普通葫芦价值10元左右，一堂好的葫芦价值高达五六十元，最好的一堂葫芦曾卖到200元。因此，拥有一堂的好葫芦就成了道亲财富和地位的标志，成了道亲们竟相炫耀的资本。

理门这种玩葫芦的习尚形成的原因是什么，有什么意义？有一种传说认为：当年杨祖修炼成道，到处显示神迹之时，身边常带着一个葫芦。葫芦里装的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因为杨祖玩葫芦，所以理门组织扩大后，就习尚玩葫芦。理门还有葫芦赞，云：“葫芦乾坤，奥妙内藏，道通天地，理协阴阳。”这就是说，理门的葫芦决非普通的葫芦，葫芦内奥妙无穷，其作用大得可以通天，这当然是胡说八道。理门借助葫芦这玩艺，装神弄鬼地吹嘘一番，使之神秘化，为的是让道亲们感受到理门的玄妙。玩葫芦的意义和作用大体上应该是这样的。

民国八年八月，沙土山志善广修公所领众毕广义获得了一个极为罕见的名贵葫芦。葫芦的大小尺寸，高低方圆都无可挑剔，颜色完美。最重要的是，这个葫芦的“本”上长有一别枝，别枝上又给着一个小葫芦，而小葫芦的小“本”上居然又长出了一小别枝，小别枝上又结出了一更小的葫芦。长有一个小葫芦的已是极为罕见的了，而小葫芦之上再又长出一个更小的葫芦来，这恐怕是闻所未闻的奇迹。因此，毕广义所获得的这个葫芦至少价逾千金，名贵无比。毕广义因为拥有了这样一个葫芦，其身价地位顿时提高了不少。名贵的葫芦带给了毕广义意想不到的荣耀，同时也带给了他意料不到的灾难。

毕广义是个道人，又瘦又小；志善广修公所又是一个小公所，道众不到1200人。因此毕广义在北京理门的公所领众中，实在算不上是个人物，他自己从来也没有想到要出人头地。八月八日他出去游玩，不经意地发现本公所道亲李小牛家中有这个极为罕见的葫芦，毕广义大喜之下问李小牛肯不肯出让这个葫芦。李小牛经不起毕广义的死缠烂磨，以50元的价格卖给了毕广义。毕广义带着葫芦回到公所后，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立即佩带着此葫芦到处炫耀张扬。整个北京城为之轰动，每个道亲以一睹该葫芦为荣耀，每个公所都争相邀请毕广义去作客。一时间，毕广义成了北京城里的风云人物，毕广义自己也慢慢地变得瓢飘然，仿佛他就是京城里最富有、最高贵的人了。他得意忘形的时候，一场杀身之祸正在等待着他。想置毕广义于死地的人，是建国门内吕祖洞修玄别境公所领众苏俊。苏俊也是道人，30年前两人同师于峨嵋山仙鹤道人门下，因为一点小事闹翻了脸。几十年后，两人都成了理门公所的领众，虽都在北京，但从不来往。毕广义这次因为意外得到了一个稀世葫芦而大出风头，这对苏俊来说也并没有什么。可惜毕广义做了几件令苏俊咽不下饭的事情，其中包括拒绝让苏俊观赏那个葫芦，在理门总会说苏俊的丑话，揭苏俊当年在峨嵋山修道时的老底等等。苏俊大为愤慨，决心让毕广义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尝尝他的厉害。苏俊派了两个颇有功夫的道亲去，准备教训教训毕广义。

民国九年六月十七日夜，苏俊派出的两个道亲来到了毕广义住的公所前。他们翻过公所围墙，轻轻地撬开了毕广义的门栓，溜进了他的房内。正在做着美梦的毕广义连哼都没来得及哼一声，就被这两个道亲掐死了。两个道亲离开房间的时候，顺手把那个稀罕的葫芦也带走了。

第二天志善广修公所向警察机关报案。由于现场没有留下任何有力的线索，警察机关也无可奈何，追查了一二个月后，此案就不了了之。至于那个稀世无比的葫芦，以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不知苏俊把它弄到哪去了。

自从出了这桩谋杀案后，理门中玩葫芦的势情慢慢地下降。葫芦那东西慢慢地也就不值钱了。

9。害百姓自掘坟墓

理门本有八戒，由于自戒自犯，因此除了戒烟戒酒之外，理门其他戒条律令已荡然无存。到了民国以后，戒烟戒酒这个理门最主要的宗旨和戒律也遭到破坏，理门道亲也就再没有什么约束了。

民国以后，在理的道亲闻“闻烟”已不在禁止之列了。而且越是品级高的道亲，差不多越有闻“闻烟”的习惯。闻烟里也含有烟叶的成分，为什么不把它列在禁止之列呢？理门的公所领众分辩说，闻烟与鼻烟不同，是薄荷、荷叶等清凉性质的原料配制的，闻之可以清心明目。所以“闻烟”不是烟。因此，闻“闻烟”的习惯在理门中逐渐扩展开了。当时北京西四南大街万励麻店所卖的闻烟最为理门所采用。因为该店所卖的“闻烟”中含的烟叶成分最高，质量也最好。有意思的是，理门一度控告过万励麻店，说他们闻烟的配制有烟叶成分，是有意破坏理门道规。万励麻店申诉说，他店所卖的闻烟又名“明目散”，不是专对理门发卖。理门的人要买着闻，不是本店的责任。理门自毁戒律，却把责任归咎于别人，实在是蛮横无礼。结果麻店胜诉，仍旧卖他的闻烟，在理的道亲也仍照旧买着闻。后来有些道亲闻“闻烟”不过瘾了，干脆买鼻烟当“闻烟”闻。理门的闻人长春堂的经理张子余也制造了一种名叫“避瘟散”的“闻药”，原料也同万励麻店的差不多，行销全国，因而发了大财，据说他赚的银元多达300余万，成为北京数得着的大富翁。后来外国的纸烟传入中国，理门道亲也紧跟潮流吸起了卷烟。这样，理门戒烟的这条律令算是彻底被破坏了。

戒烟那条禁令被破坏的伺时，戒酒这一条也同遭厄运。民国以后，外国啤酒逐渐输入我国。在交际应酬场合，非理门的人往往以啤酒对理门道亲相劝，说啤酒不是酒。于是理门道亲也借此说啤酒不是酒，于是饮啤酒在理门便被默认为不算犯道规了。

闻烟不算烟，啤酒不算酒，理门道亲以各种堂皇而巧妙的方法和借口将理门戒律化解为无形。道规的败坏，必然导致组织的涣散。普通百姓对理门的兴趣也日渐削弱，许多道亲目睹理门的善善恶恶，也渐渐醒悟，最后毅然退出。因此，当作为清规戒律的烟酒已不在严禁之列时，以戒烟戒酒为宗旨的理门实际上也就名存实亡了。

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人侵占了北京。谢天民与苑少农为争夺理门大权，纷纷投降日伪，成为民族败类。谢天民辗转钻营，得到了伪兴亚院（日本内阁设立的专门负责处理侵华事宜的机构）的支持；苑少农则获得了伪新民会的支持。为了夺取理门的最高权力，击败对方，谢天民和苑少农顺从日伪主子的指令，干出了不少危害百姓的坏事。1940年春，在天桥卖虫子药发了财的坐地虎孙洪亮被选为“中华全国理善劝戒烟戒酒总会”会长。这个混混出身的孙洪亮在被选为总会会长之后，立即露出了其混混的本性和坐地虎的凶横，更使许多市民和小商人屈服于他的淫威之下，向他贡献钱财，乞求他的“保护”。在孙洪亮的“带头作用”影响下，各公所的领众也横行无忌，为非作歹。这样，理门组织完全腐败、堕落了。解放后，孙洪亮被人民政府镇压，理门组织也就销声匿迹了。

总之，理门创始于清初，是一个以“反清复明”为宗旨的民间秘密组织，因而不断遭到清政府的搜捕追杀。清道光以后，理门一改过去的反清性质，吸收道家思想和封建宗教迷信使其成了一个宣传封建迷信的道门组织。由于纪律松弛，理门不断蜕化堕落，从搜刮百姓钱财发展到投降日伪，危害百姓，成为民族败类。理门成了一个反动的帮会组织。解放后，这个反动组织就被人民政府取缔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说，“取缔”=“镇压”=“逮捕+监禁+屠杀”。这是因为，“人民政府”是一个红帮组织，它要垄断一切，绝对容忍不了任何同类项目的存在。更为重要的，皇城理帮是一个反清组织，而作为后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必欲灭之而后可以安心睡觉。

【第四章、沪上闻人】

20世纪20—30年代，上海滩的名流中出现了一种被称为“沪上闻人”

的大亨。他们出则前呼后拥，入则保镖成群，并常以“工商巨子”自居，实乃黑社会的首领，帮会中的超级流氓。他们的出现不仅说明上海帮会力量的增强，而且也使帮会活动由秘密转为公开，成为反动当局的重要构件。当年，能称得上“沪上闻人”的帮会大亨首推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这三位各具特色，自成势力，且互相勾结，明争暗斗，他们的浮沉直接反映了上海帮会势力的兴衰。

1。流氓大亨：黄金荣

“小和尚”发迹

黄金荣是上海滩资历最老的青帮“闻人”，生于1867年农历十一月初一，祖籍浙江余姚。其父黄炳泉曾在苏州衙门当过捕快，后举家迁往上海，黄炳泉仍操旧业。黄金荣爬出娘胎后不久便患了天花症，病愈后落下了一脸麻皮，故被称为“麻皮金荣”。他的父母被麻皮搞得心烦意乱，恐怕破了相的黄金荣会遇上个一灾半祸的，于是就带他到城隍庙旁的算命摊去看相。相面人对黄金荣的麻脸端详了一番后，摇头晃脑地说：“你这儿子天庭饱满，地角方圆，难得一脸福相，只是皮肉单薄，加上麻皮破相，难免要多灾多难；不过，如果养大成人，倒是能成大器。”黄母听了这些，且喜且忧，忧的是这个麻儿会遇灾夭折，喜的是麻儿可能大福大贵。后来，黄炳泉听说小儿出家可以免灾，便赶紧将儿子送到一个庙中，寄名给一个和尚，并让儿子在庙中住了很长一段时间。从此，黄家周围的人都称麻儿为“小和尚”。黄母为了让麻儿改变皮肉单薄的形象，便千方百计地给儿子滋补身体，顿顿鱼肉，连粥里也常加上一二匙猪油，把个“小和尚”吃得肥肥胖胖、又粗又壮，这个“小和尚”常常因吃得过多而肚子痛。为了让“小和尚”长大后能“黄金满堂、荣宗耀祖”，黄炳泉给“小和尚”取名“金荣”。

转眼间，黄金荣混到了17岁，因为吃得好，睡得着，长得结实矮胖。黄炳泉为了让儿子能有一技之长，将来能出人头地，便把黄金荣送到他姐夫的裱画店去当学徒。但是，这个被娇惯坏了的“小和尚”根本不想从事这种清苦的小生意，他要赚大钱，要出人头地，可一时又无法达到这一目的，只好常常寻衅打架以解内心的烦闷。

黄金荣最常去的地方是得意茶楼，在这里既可以听到无数的逸闻趣事，还可看到流氓相互厮杀的场面。每当他看到别人打得血肉横飞时就高兴得麻脸通红，好像自己就是那个胜利者似的。在这里，他还常看到别人大吃大喝、一掷千金，更使他幼小的心灵孕育着难以遏制的欲望。他发现，干捕快差役不错，油水很大，还可能有所升迁、受人奉承，比当个小小店员有出息多了。黄炳泉很赞成儿子的想法，把多年的积蓄拿出来为黄金荣打点门路。经过多方奔走和请客送礼，黄金荣终于在上海府衙谋到了一个差役之职，不久又当上了捕快。他原以为进了衙门就可以终日在外游荡，吆五喝六，捞到不少油水，没想到当上捕快要常年在外奔跑办案，常常风餐露宿，虽可仗势欺人、弄些外快，但过于辛苦，没几个月就干得泄了气。黄金荣深知，上海是个人吃人的地方，“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百姓怕官吏，官吏怕洋人”。1900年，法国为了扩充上海法租界，开始招收华人充当巡捕。黄金荣得到这一消息后，如获至宝，当即就去报名应考，结果没有考上。但黄金荣并不死心，到处托人送礼，后经向主管官员行贿，才被录取为一名三等华捕。当上了租界巡捕，黄金荣觉得自己也成了洋人，对当地居民总是横眉立目，对那些敢于抗争的中国人更是大打出手，深得洋人的欣赏，不久便领到了一张令所有巡捕羡慕的包探卡，每月凭卡可领得30多两银子。此刻的黄金荣踌躇满志，名利双收，权势炙手，决心在十里洋场一显身手。

黄炳泉一生虽只作过捕快头目，但深谙衙门真情。他告诫麻儿，要想闯出前程，除了要博取主子的欢心外，还要有自己的一帮势力，尤其是要和那些盗匪搞好关系。官与匪名为冤家，实是一家，官是匪的靠山，匪是官的升迁帮手。黄金荣平时很少肯听老父的陈词滥调，但却把这些话牢牢地记在心中，并付诸行动。

黄金荣早就听说洋泾浜郑家木桥有一群瘪三闹事生祸，搞得当地居民苦不堪言。他决定采取“黑吃黑”的手段制服这群流氓并为他所用。一日，他和外勤股打了招呼，提前埋伏在这群瘪三常常出没的地方，待他们正要动手抢劫时，外勤股的便衣突然出现，欲将这伙瘪三送到巡捕房。这时，黄金荣出面从中调解。瘪三头目知道对方乃外国捕房的便衣包探，不由得惊惧万分，连请黄氏高抬贵手。经过双方讨价还价，最后敲定：这群瘪三可以为非作歹，但必须听黄金荣的指派。自此之后，黄金荣便成了他们的新首领。这个黑团伙在黄金荣的指使下对当地商店、摊位、居民及富户大肆骚扰，收取所谓“保护费”，把租界搞得鸡犬不宁，而黄金荣自己则当好人，亲手消除这种纷乱现象。比如，黄金荣每次出巡，若碰到流氓滋事必严惩不怠，那帮受到惩戒的流氓对黄服服贴贴，使旁人看了觉得黄金荣确实是个人物。一次，有个大商场准备次日开张，挂在门口的那块金字招牌在夜里突然不见了。老板一时急得团团乱转，犹如热锅上的蚂蚁。这时，一个身着长衫的人过来对老板说：“这事只要托巡捕房黄老板出来一压，保证太平无事，原物奉还。”商场老板只好差人请黄金荣出场。结果，那些摘牌的瘪三敲锣打鼓，把招牌送了回来，并端端正正挂在商场门口。正是通过这种两面三刀的手法，黄金荣博得了附近居民的“好评”。“黄老板”俨然成了救世主。

黄金荣为了表现自己的侦缉才能高人一筹，换取法国主子的赏识，他还依靠其爪牙充当“眼线”、“耳目’帮助他破获治安案件，特别是那些社会影响较大而又直接侵犯法国人的案子。他或是利用一批惯偷惯盗去破获另一批盗贼犯下的案子；或是指使爪牙先在辖区内作案，然后由黄带人将其一网打尽；或是令其喽罗冒名自首，以欺骗舆论。

在黄金荣的办案生涯中，有两件案子对他的升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一是法国神甫失踪案；二是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书记遭劫案。

先说失踪案。法国天主教神甫自上海乘火车前往天津。不料，火车刚刚行至山东界内就被山东督军张宗昌所部截住，神甫被绑走关在一个秘密的地方。这一事件一时轰动国内外。法国领事馆连连下令，限期破案。黄金荣自告奋勇，亲率几名探员潜往山东，经过多方打探，得知神甫被关在一个深山的破庙中，于是找了两个老乡作向导，一行八人，分作前后两队，随身带武器干粮和抬人长棍，按标记潜到距古庙不远处的丛林中暗伏下来，夜至三更，黄金荣率队突然闯入古庙，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掉了看守的四名士兵，找到了神甫，并连夜将其护送回沪。法国领事馆十分高兴，当下便赏给黄氏万元，并提升他为督察长。

另外再说遭劫案。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书记范尔迪携其新婚夫人到太湖游览，被湖匪看中绑走并向法领事馆勒赎。法租界当局要求黄金荣全力营救。黄金荣接案后立即召集门徒商讨营救之计，门徒高鑫宝声称他与太湖帮的老大吴世魁颇有往来，可以前往一试。次日，高鑫宝便单枪匹马亲赴太湖烟波寨拜山。吴世魁见旧友来到，非常高兴，大摆酒筵，热烈欢迎，并把范尔迪夫妇从囚牢里请出来，奉为座上宾，最后列队送高鑫宝及范尔迪夫妇下山。范尔迪夫妇有惊无险，平安归来，令法国总领事馆深感意外，也更对黄金荣另眼相看。黄金荣因此获得了“破案如神”的夸赞，被聘为法租界公董局顾问，领少将衔。

终于成“大亨”

黄金荣在法捕房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在上海黑帮组织中也崭露头角，但这仍然无法满足他要成为上海滩“大亨”的欲望。他深知，要真正成为上海滩的霸主，目前这点人马和势力远远不够，必须进一步招兵买马。不过，要达到这一目的，他还有两个障碍：一是捕房里有人作梗；另外就是财力单薄。当时，捕房中最令他头痛的是徐阿东。此人心狠手辣，而且背后有帮会撑腰。不过，机会很快就来了。黄当上公董局顾问后，捕房中的所有华捕均须由黄提名升级；徐阿东本不买黄的帐，但此刻却在黄的控制之下，无奈只好请黄能高抬贵手。黄当即满口答应，并约其在聚宝茶楼与黄的门徒杜月笙等见面。他声称，提名一事由杜全权负责。待徐阿东按约来到聚宝茶楼后，杜月笙担保徐的升职，同时要求徐对“白相人”（帮会流氓）多加照顾。徐只好一口应允。从此，徐在捕房中再难以和黄金荣作对。

消除了捕房中的拦路石，黄金荣就开始肆无忌惮地聚敛财富、招兵买马了。当时，私贩鸦片最能赚钱，黄金荣自然不会忘掉这一财路。他一方面利用租界禁烟之机，一批又一批地没收烟土，转手倒卖；一方面采取“硬爬”的方法，以血淋淋的厮杀抢劫各地贩到上海的烟上。一次次明夺暗抢，一批批毒品赃货，使黄金荣的地下仓库堆满了金银财宝。有了财力就不乏人力，黄金荣很快便成为上海滩黑势力的巨头。由于贩烟利润奇高，帮会流氓为争夺地盘和烟源常常斗得不可开交，黄金荣虽然从中获取巨利，但毕竟仍是暗中行动，限制太多。于是，他就向法租界建议使贩烟公开化，法祖界既可以从“烟土税”中捞取厚利，还可杜绝那一起起惨烈的械斗。更主要的是，黄金荣打算利用职权赚取更多的利润。经过协商，法租界考虑到自身收入的增加，于1925年5月，同意黄金荣成立“三鑫公司”负责法租界的烟上公卖并预先付给法租界当局14万元。后来，法租界的“土捐”、“烟枪捐”统归该公司收取，法租界则坐享其成，每月向公司收取税款，一年可向公司收得1000万元以上。三鑫公司在外国主子的支持下，以各种流氓头目为骨干，拥有数百名职业打手，控制了上海数万家烟馆、赌场、妓院，势力伸展到全市的每一个角落，年利润高达5600万元。

腰缠万贯的黄金荣一方面广置产业，满足他的私欲，一方面广收门徒，扩展他的恶势力。虽然黄金荣是个从未拜过青帮师傅的“空子”，却要以青帮名义次徒，因其权倾上海滩，青帮之中也无人敢指出他的非份之举。而且，黄金荣收徒并不按青帮已有的排行，特意编造出一套“荣记”独有的24字排行来。这24字是：文行忠信，孝悌树人，礼人廉明，正心吉祥，松柏长青，永葆德成。黄氏门徒主要是些游手好闲的白相人、为非作歹的流氓和无恶不作的帮徒，也有大量的军、警、工商、艺人等各色人物。由于门生过多，黄自己都叫不出许多门生的名字。与黄联系最为密切的约有二三十人，其中有大世界经理唐嘉鹏、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英租界捕房督察长陆连奎、法捕房督察长金九龄、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卢英等，当然还有众所周知的杜月笙、张啸林。此外，不少正当人物为了在上海滩求生存、求发展也不得不附在黄的门下。当时，有位戏剧老生常春恒在顾竹轩天蟾舞台演出，因见卖座很盛，提出增加包银，顾不应允，常提出罢演，结果被顾的门徒活活打死。此后不久，顾又请名演员周信芳到天蟾演出，周深知顾氏手段毒辣，不敢硬性拒绝，可又不愿受顾氏苛扣，一年的演出合同期满后不肯续定，引起顾氏的不满，他声言要给周点颜色看看。周只好托人拜黄金荣为师，求其保护，顾竹轩忍气作罢。

黄金荣的声势越来越大，他的门徒也就越来越飞扬跋扈，霸人钱财。某日，黄金荣率领其徒子徒孙到聚室茶楼吃茶，见茶楼既有雅座，又有幽室，是享乐的宝地，不由得起了凯觎之心，想把它搞到手。几天过后，聚宝茶楼刚开门营业，突然间，一大批横眉立目的家伙闯了进来。这批流氓边往楼上走边互相对骂，还未等上到楼上便早已大打出手，一时桌飞凳舞，杯盘乱飞，随后斧头、片刀、匕首、铁棍都掏将出来，直杀得惨叫声声，鲜血横飞。待到厮杀声绝时，活着的疯氓早已逃之夭夭，剩下的只是六具血肉模糊的尸体和几个半死不活的断臂缺腿人。这种飞来横祸把个茶楼老板搞得魂飞天外，损失倒在其次，这六条人命叫这个小小的老板如何吃得消？如果再重演一次，他非得把命赔进去不可！他左思右想，觉得这个茶楼不能再经营下去了。就在这时，一个熟人建议他把茶楼卖给黄金荣，说：“你若不把茶楼奉送给麻皮金荣，他早晚会把你连肉带骨吞掉。”茶楼老板觉得此言有理，只好忍痛割舍，以低廉的价格把茶楼卖给了黄金荣。

黄金荣就靠这种流氓手段，由一个贩运烟土的黑帮头领变成许多家银行、公司、工厂、舞厅、旅馆、酒楼的老板，从而成为上海滩知名的“社会闻人”。

一个多面派

黄金荣深知，尽管自己已经有了一定的势力，但只有与政治巨头勾结、与政治党派联结，才能鸿运长久。他的信条是：尽量与任何强大的政治势力保持关系，见风使舵。他首先看中的是直接与自身势力发展有关系的浙江军阀。为此，他设法与当时任淞沪护军使的何丰林结为异姓兄弟，又与淞沪警察局长徐国梁打得火热，后又被浙江督军卢永祥聘为上校督察。浙江军阀失势后，黄又对实力日盛的奉系军阀大献殷勤。奉系头目张宗昌、毕庶澄到达上海时，黄金荣阿谀奉承，竭力讨其欢心。黄金荣在与各派政治势力交往中练就了一套随机应变的本领，对当权者曲意逢迎，对在野者也示以仁厚，以备日后之用或赢得好名声。

20年代初，孙中山先生为了使国民党人在上海便于活动，曾亲自到黄府拜访，要求黄对国民党要多加照顾，后又多次写信给黄金荣，要他联系志同道合之朋友并在人力、财力上予以帮助。黄金荣满口答应，但并不行动。不过，后来国民党人来沪活动，多少也得到黄金荣及其手下的照顾和资助。袁世凯当政时曾要求上海法捕房协助逮捕国民党分子汪精卫和陈公博。黄金荣在带领巡捕出发前早已派人去通风报信，使汪、陈二人逃脱险境。以致后来黄金荣到处吹嘘：“我一生之中最讲义气、重友情，连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我也曾出过一些力。”不过，他一生中最得意的还是和蒋介石的结交。蒋介石原属陈英士部下，陈死后，蒋在政治上失去靠山，混迹于上海滩，与陈果夫、戴季陶合伙做投机生意，不久因投机失败而狼狈不堪。蒋决定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先生，但债务缠身而又身无分文，最后在虞洽卿的引荐下去投靠黄金荣。自此之后，蒋的处境大为改观，在虞、黄等的资助下，重新干起炒卖股票的勾当，尽管亏蚀惨重，黄金荣却毫无怨言，不仅出面代他还清债务，还资助他大洋200元前往广州投奔孙中山。1926年，蒋当上了北伐军总司令，黄金荣感到异常荣耀。他为了保持蒋的面子，私下遣人将蒋投递于他的门生贴子送还，不再以“师父”自居，从而使蒋、黄长期保持着密切关系。黄金荣正是依靠自己编织的一张张保护网，才能在政治风云变幻中不仅未受时局变动的影响，反而一步步发展起来。

能够说明以黄金荣为首的青帮之真实面目的莫过于他们在“四·一二”

反革命政变中的表现了。当时，法租界为了阻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罢工运动，命令黄金荣组织纠察队，以备镇压。黄遂以法捕房督察长的名义成立了一支二三千人的流氓武装，随时准备对工人运动进行镇压。蒋介石来到上海后，不仅对黄金荣礼遇有加以表先前救困之恩，而且打算借助于黄氏集团打击上海的工人运动，并派杨虎、陈群前往黄府游说。起初，黄金荣还有点犹豫，因为当时工人运动势力强大，何况还有共产党人的支持和领导。杨虎意识到黄的心态，便火上加油道：“共产党口口声声要‘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军阀’，现在他们占了上海，和租界对抗，把军阀赶跑，说不定几天后，就会把那些与军阀、洋人有关系的统统杀掉，像黄先生这样的大亨更是难逃一死！那年共产党在上海开代表大会，你曾亲自带人去抓他们，他们会轻饶了你吗？”这几句话把黄金荣激得脸色铁青，麻皮泛红，当下便犹如王八吃了秤砣，誓与蒋介石共存亡。他大肆招兵买马，亲自出面组织了“中华共进会”，纠集地痞流氓，分发武器，充当蒋氏政权的反革命急先锋。“四·一二”政变期间，黄金荣亲自指挥数千名流氓到处袭击工人纠察队，屠杀工人群众。事件之后，黄金荣受到蒋介石的表彰，说明黄金荣已沦为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代理人。

跌霸与衰落20年代中后期是黄金荣黑道生涯下跌的一个转折点。尽管他的势力仍举足轻重，但已失去了上海帮会第一把交椅的位子。

黄金荣第一次跌霸是因同卢永祥之子卢小嘉争夺露兰春而发生的冲突。

露兰春是名坤角，姿色艳丽、技艺超群，早已被黄金荣霸占为妾。这天，共舞台来了位不速之客，身着白纺绸衫裤，后随两名仆从。台上，露兰春正演她的拿手戏《镇潭州》，不料一时疏忽，在唱“哭板”时竟走了调。场内观众大多没有听出，听出的也未苛求。而刚刚入场的那位不速之客却毫不客气地喝了一声倒彩，登时全场噪动。出尽风头的露兰春自登台以来哪受过如此侮辱，掩面下台，正在后台为露兰春“把场”的黄金荣见状大怒，喝令爪牙马上把那个该死的“捣蛋鬼”抓来。几个凶神恶煞的爪牙横冲直撞地闯到不速之客面前，点着鼻子问道：“是你喝倒彩？”哪知这位不速之客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手里的折扇一摆，转身便走。站在前面的一个爪牙拦住去路，上去就是两耳光，并把这位不速之客连推带搡地抓到后台。黄金荣正准备好好整治整治这位“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猛然发现此人原是认识的，顿时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你道这是何人？他是上海权势最大的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宠子卢小嘉。卢小嘉可不是一般人物，号称当年中华“四大公子”之一。四大公子都是豪门之后，第一位是袁世凯次子袁克文，第二位是奉系首脑张作霖的公子张学良，第三位是大实业家张骞的大公子张孝若，最小的一位就是卢小嘉。卢小嘉虽居“四大公子”的末位，但自以为风流倜傥，平时浪荡逍遥，依仗父亲权势，在上海滩横行无忌，从未吃过今日这样的亏。卢小嘉气得咬牙切齿，恨不得把眼前的黄金荣一口吞掉，但他知自己目前势孤力单，好汉不吃眼前亏，故未发作。黄金荣此时心中犹如倒了五味瓶，酸甜苦辣，难受至极。明知得罪不起卢永祥，又不愿在徒子徒孙前丢脸，过了好半天才冷冷吩咐：“让他走吧！”

卢小嘉回府后将此事哭诉于卢永祥。卢永祥闻言大怒，即命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将黄拘捕，并准备置黄于死地。黄知闯下大祸，命系于一旦，忙请地方豪绅出面说合。几经斡旋，卢永祥答应留下黄的性命，但提出两个条件：一是赔偿人体损伤费银元10万块，二是要黄亲自写下认罪书，否则，立杀无赦。

黄金荣自然保命要紧，忍痛答应下来。这一事件虽未使黄大亨丧命，但已丢尽了面子，大大的“塌台”。此后不久，黄与原配林桂生离婚，欲强娶露兰春为妻。露兰春婉言拒绝，并下嫁给唱老生的安舒元。黄金荣无可奈何。·黄的这一系列挫折被帮会分子视为奇耻大辱，一些帮会分子纷纷指责黄是个“空子”，这恰恰戳到了他的痛处。实际上，不少青帮分子早就对黄身为“空子”却自视大辈的行为颇有微词，但在黄权势显赫之时，谁也不敢指斥他的悖谬。此刻见黄金荣台面已塌，便大加起哄，要求黄澄清是非。黄自知心虚，忙请张仁奎出面调解，又四处散布流言，说他曾在镇江入过帮。他还准备通过拉拢袁克定，以2000两银子取得“大”字辈身份。哪知此事风声走漏，“通”字辈大哗，扬言要他请100桌客，否则将兴师问罪。黄金荣被搞得焦头烂额、黔驴技穷，又托人向张仁奎交付2万元大洋，请求张仁奎收他为徒，但张仁奎退还了贴子。结果，折腾了半天；黄金荣的帮会身份仍然悬而未清。后来，虽不了了之，但黄金荣的声望已远不如前，再不敢像以往那样在帮中横行了。

蒋介石的升迁如给黄金荣注射了兴奋剂，他力图依靠蒋的力量东山再起。“四·一二”事件以后，黄虽受蒋嘉奖，但只有杜月笙得到蒋的单独召见。黄金荣、张啸林自叹弗如。不觉心存嫉妒，与杜的矛盾日益加剧。后来，张啸林主持的“共进会”活动遭到法租界巡捕房禁止，因而归咎于黄并断绝了与黄的来往。黄金荣更觉大势已去，意气消沉，不久辞去法捕房督察长一职，回到漕河泾黄家花园，退休闲居。

此时的杜月笙已取代黄坐上了上海滩帮会势力的第一把交椅，但杜仍伺机削弱黄门势力，表面上却对黄金荣毕恭毕敬。“九·一八”前夕，杜的门生、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长陆京生秉承杜的旨意，决定煞煞黄门子弟、英美烟厂工会主席陈培德的威风，指责陈有共产党嫌疑，将其关押在牢。黄金荣只好亲自出马，直接向司令杨虎说情，陈才得以获释。陈出狱后直向黄哭诉陆的种种不是，并说陆在审讯他时一口一个“杜先生”，根本不知有“黄老太爷”。一席话把个黄金荣气得手足乱抖，当即给杜公馆打电话质问此事，杜却假装不知，连忙答应好好管教门下。为了专门对付气焰嚣张的杜党及其组织“恒社”，黄于1936年夏准许其门生秘密组织“忠信社”，由黄任会长，目的是采取各种手段搞垮杜氏“恒社”。该社起先在黄家花园聚会，每星期日以聚餐为名，密谋搞垮“恒社”之策。黄发现，杜党势力已远远超出自己的想象，依靠自身密谋难以达到目的，于是又与杨虎的“兴中社”结成同盟，并订下了初步策略：第一步，拉拢“恒社”骨干分子脱离杜党，制造杜同门师生矛盾；第二步，搜集杜月笙在政治上的劣迹，然后由黄密告蒋介石。结果，秘密会议举行了六七次，计划制订了一个又一个，仍无法搞垮“恒社”。不久，“八·一三”战事爆发，该组织便无形中解体了。

夹缝中的变色龙

“八·一三”战火燃起后，黄金荣表现得倒很慷慨，即令共舞台、黄金大戏院和大世界游乐场停止营业以收容难民，两天就收容了约6000多难民。黄又拨出1000万担大米供应难民。后上海守军撤退，上海遂成为孤岛，黄金荣不愿逃离，也不肯公开“下水”当汉奸，只与日伪保持密切关系，以求明哲保身。日本特务机关早已知道，黄金荣乃名贯全沪的闻人，门徒众多，让他出任市长是再合适不过了。1938年春的一天，日本特务佐藤来到黄府，邀请黄出面组织上海伪政府，黄以身染重疾推辞不见。佐藤并不罢休，再次拜访黄金荣，并身着戎装，随带众多宪兵，声称必见到黄金荣方可复命。黄金荣只好出门迎接，但他事先已伪装瘫痪，由家人扶他出来相见。佐藤先问了问黄的病情，然后问道：“你们中国人对日本皇军印象如何？”黄金荣故作有气无力地答道：“皇军初来中国，彼此了解不够，日子久了，自会消除敌意。”佐藤点头称是，接着说道：“本人来府造访，是请阁下助皇军一臂之力，出任上海大道市市长之职，不知意下如何？”黄金荣面露难色，道：“鄙人承蒙皇军关照，不胜荣幸，只是染病在身，力不从心，无法为皇军效力。”佐藤见黄身体僵硬，口中常有涎水流出而不自知，也只好作罢。不过，他要求黄金荣答应下列条件：一是黄必须全力支持伪政府并派弟子参加汉奸组织；二是黄必须负责为日军运销烟土充作军饷，黄金荣一一答应。佐藤辞行时，黄金荣拿出两件珍贵礼物相赠，一是碧绿翡翠雕成的观世音菩萨，一是纯白玉雕成的弥勒佛。

黄金荣坚辞伪市长的消息传出后，他的许多门徒感到疑惑不解，纷纷前来劝说他就任此职，以便能在他的庇佑下青云直上。黄金荣讲出了他的一番道理：在中国，作大奸大恶可享一世富贵，要做汉奸就要短命了，因为中国人最恨汉奸。为了避免担上汉奸的名份，黄还想方设法为国民党政府效力。1940年后，他多次派家人弟子同国民党方面联络，他的儿子黄源焘、门徒秦炎兴被国民党委任为特别行动队大队长、支队长之职，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地下工作者”。黄氏本人则以“年老体弱、大病缠身”为名，谢绝一切社会活动，每日下午到逍遥池浴室洗澡，有时也到其弟子组织的各种社团走走。与此同时，黄金荣又竭力与日伪方面和睦相处、曲意逢迎。他自己虽未就伪职，他的弟子则在他的授意或默许下纷纷出任伪职，他的得意门生郝鹏举当上了伪淮海省保安司令，过房儿子陶雪生出任伪淞沪铁路护路团司令，弟子李长江出任伪和平军集团军司令，而其中最为恶名昭著的要算他的得意门生卢英了。卢英在抗战前任上海市警察局侦缉队长，后出任伪上海市警察局长、军委会参军长，成为显耀的“新贵”。黄金荣不仅不对他加以劝止，反而十分宠待，并以此炫耀黄门威风。从黄的所作所为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活脱脱的中国式“变色龙”。

无可奈何花落去

1945年日寇投降，杜月笙以“抗战英雄”身份回到上海，恢复了“恒社”的活动。黄金荣这个苟生于沦陷区的大亨显得更加暗淡无光，但他不甘于落在杜氏之后，也决定恢复已停顿8年的“忠信社”，不久改名“荣社”，以与“恒社”相抗衡。1945年11月荣社成立时，社员2万多人，声势浩大，但因内部骨干分子各有山头、内讧不已，致使“荣社”远不如“恒社”活跃。尽管如此，黄金荣还想以“第一闻人”的身份横行沪上，可惜好多人已不买他的帐，连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也敢在“黄老虎”头上动土了。1946年秋，国际饭店为庆祝上海市长生日而大摆宴席，黄金荣自然是席上贵宾，周围的宾客对他极力奉迎，他狂妄地说：“黄某承各位抬举，才撑到这个市面，不敢夸口在上海滩没人敢和我作对，但若哪一个敢敲我一次‘竹杠’，我就真服了他。”众人连连称是。可是一位国民党元老对黄不大买帐，冷冷地说道：“你黄老板身带手枪，出入有保镖，当然没有人敢动你。”话中带刺，把黄金荣呛得直喘粗气，当下拔出手枪，离座出门，扔下满场保镖，独自乘车回府。当车开到霞飞路时，司机突然拔出手枪顶住黄的脑袋，要他把钻戒、手表摘下。这一下把黄金荣真搞懵了，他万万没想到他自己的司机会劫他。司机拿到钻戒、手表后并不离去，而是说：“这次不会要你命，今晚12点，必须把20年前勒索的那尊金佛放到愚园第十八根电杆下的垃圾箱内，否则后果自负。”说完跳车离去。黄金荣气得半天没转过向来，没想到大话还没吹完就有了报应。他回府后立即召集爪牙前往愚园，把金佛放在指定位置，然后埋伏好，只等取物者来后格杀勿论。直等到夜里3点钟、放金佛的垃圾箱里突然窜出一只狗来，嘴里叼着一个布包。众爪牙一顿乱枪，那只狗顿时一命呜呼。等一个爪牙打开布包一看，金佛早已换成了石头，石头下还压着张纸条，上写：“原物归主，前事两讫。”原来是黄当年的勒索对象的后代设计取回了金佛。爪牙们再去看那个垃圾箱，箱底有一深洞，狗就是从洞中窜出来的，取物人也是从洞中溜走的。黄金荣听到汇报后暴跳如雷，可又无奈何，吃了个哑巴亏。

1948年8月，蒋经国出任上海区经济督导，立志整顿上海经济秩序，声称要打几只大老虎。黄金荣的亲信黄振世被蒋太子聘为评价委员。黄金荣认为时机已到，决心要煞煞杜月笙的气势，长长自己的威风。他授意黄振世调查杜的各种投机活动。黄振世几经周折，打探到杜暗中策动抢购物资以排挤蒋经国，连忙报知黄金荣。黄金荣大喜过望，于是邀请蒋太子赴宴，准备在席间告诉他有关杜的事情。蒋太子答应得倒挺痛快，可酒宴那天，他仅派了两名属下赴宴，黄的倒杜计划成了泡影。此后不久，杜月笙次子杜维屏被蒋经国和押，终使黄稍稍出了一口气，当时杜已风闻黄曾宴请蒋太子，认为肯定是黄老头在背后捣鬼，更加忌恨于黄。

解放前夕的上海已是风雨飘摇、人心浮动。青帮大亨或出于自保，或出于投机，或出于自愿，纷纷与中共接触。黄金荣在这方面显得比较消极，直到1949年4月解放军攻克南京后才同中共人士建立联系。当时，在北平的章士钊托人给黄带来口信，称中共中央某首长已向章士钊表示，只要黄金荣拥护共产党，不再与人民为敌，一定既往不咎，希望他留在上海，不要轻举妄动。陈毅也让上海地下党转达希望黄金荣留下的意见。此时，杜月笙、金廷荪等超级大亨均已逃往香港并捎回话来，劝黄离沪赴港。黄沉思再三，还是没去香港。他说：“我已年过八十，死在香港倒不要紧，只怕在路上生了毛病，岂不要死在半途中。”故而坚持不动，并向解放军献上三件“礼物”：一是在国民党出逃前的大屠杀中，他掩护了一批中共党员；二是向地下党交出一份国民党财产表：三是交出400多名青帮头目名单。

上海解放后，黄金荣的寡媳李志清席卷黄家贵重财物逃往香港并多次电催黄赴港。黄还是未动，得到了人民政府的宽大处理。1951年5月21日，黄在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压力下，在《文汇报》上发表了《黄金荣自白书》。《自白书》说：“我今年已84岁，已经二十多年不问世事，但经过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看了伟大的人民力量，再检讨自己60年以前的一切行为，感到非常痛苦。一方面我对于人民政府对我的宽大表示深切的惭愧和感谢，一方面我愿向人民坦白悔过，恳切检讨我的历史错误，请求允许我立功赎罪。”然后，他又对上海帮会分子说：“凡是我所知道的门徒，或和我有关系的人，过去曾经参加反革命的活动或做过坏事的，都应当立即向政府自首坦白，痛切承认自己的错误，请求政府和人民饶恕；凡是我的门生或和我有关系的人，发现你们亲友中有反革命分子，要立即向政府检举，切勿隐瞒。从今以后，我们应当站在人民政府一边，也就是站在人民一边，洗清个人历史上的污点，重新做人，各务正业，从事生产，不要再过以前游手好闲，拉台子，吃讲茶乃致鱼肉人民的罪恶生活。这样，政府可能不咎既往，给我们以宽大，否则我们自绝于人民，与人民为敌，那将受到最严厉的惩罚。”他表示：“我坚决拥护人民政府和共产党，对于政府的一切政策法令，我一定切实遵行。我敢向上海市人民政府和上海人民立誓，。。我的懊悔、惭愧与感谢的心是真诚的，绝不是虚伪的。”自从发表《自白书》后，黄金荣闭门不出，常常独自一人沉思默想，于1953年发病身亡。

2。强盗书生：杜月笙

“沪上闻人”之中，杜月笙最富传奇色彩，被外国报刊誉为“最有趣的人物”。他虽出于黄金荣门下，但其势力和影响在旧社会的上海滩无疑已超过了“黄老太爷”。可以说，杜月笙的名字已成为上海帮会的同义词和上海黑社会势力的象征。

江湖野子闯天下

杜月笙，名镛，1888年阴历八月十五日生于上海浦东高桥镇。因他生于中秋节月圆上夜，故取名为“月笙”。杜月笙自幼父母双亡，随继母张氏生活，小月笙聪明、顽皮，不仅甚受继母疼爱还得私塾老师之宠。无奈家境过于贫寒，一个妇道人家实在无法供他读书，只好忍痛辍学。从此，小月笙便以乞讨方式瞻养继母。那知“屋漏偏逢连阴雨”，一日，小月笙自外乞讨归来后，只见房门大开，继母不知去了何处。事后得知，继母是被一帮贩卖人口的流氓拐骗走了。年仅8岁的杜月笙就这样永远地失去了亲人的抚爱，后虽为外婆收留，但外婆家也很穷，杜月笙就整天和一帮街头流浪儿混在一起。一混就是五年。这种坎坷的童年经历不仅使杜月笙尝尽了人间的苦难，而且练就了一副好勇斗狠、察言观色的性格，也激起了他向上爬的欲望。

杜月笙14岁那年，因偷他舅父的钱财而被痛打一顿，随后被送到上海十六铺水果店当学徒。舅舅是想一来让他学点手艺好谋生，二来借以约束性格，以免再堕落下去。哪知此时的杜月笙已变得放荡不羁、难以收敛了。杜根本无心于生意经，常常和街头上的小瘪三混在一起。遇到以强凌弱的，他就打抱不平，为此他常和别人打架。他被别人打伤，从不叫一声；他打伤了别人，受伤者就找水果店老板纠缠。老板一气之下，把他从店里赶了出去。

杜月笙虽在店里没学到什么生意经，但却学会了削果皮的独特本领。他可以在谈笑之间，用很短的时间削下一圈圈均匀不断的果皮，人称“水果月笙”。被老板炒了“鱿鱼”后，杜月笙一时生计无着落，但他又不愿整天靠扒窃过活，于是他摆了个水果摊，并代顾客削水果皮。因以贩卖莱阳梨出了名，他便得了个“莱阳梨”的绰号。当初，他非常喜欢这一诨号，以后他慢慢发达起来，再也没有人敢当面这样叫他。不过，当年曾和他在一起混过的一些小流氓在要钱不遂意时也当面叫他“莱阳梨”。碰到如此场合，他倒也不怒，吩咐手下加点钱了事。

杜月笙比较注重江湖义气，常把卖水果得来的钱分给与他共患难的小兄弟们，加上他在这帮小流氓中处事果断，敢于出头排难解纷，也因而深得这些人的爱戴，在当地竟有了一些小名气。一次，有位锡箔商人从杭州运来一批锡箔，要在十六铺码头卸货上岸。他打算找个流氓头儿保护货物，结果找到了杜月笙。杜见得钱不少，强过暗地扒窃，便答应了商人的要求。锡箔卸上码头那天，其他帮派的流氓蜂拥而至，动手抢劫，杜月笙懂得拿人钱就得为人卖命的道理，当即出手阻拦，双方立刻打起来。杜月笙这帮人不多，而且没见过大阵仗，不一会儿便被打得抱头鼠窜，最后只剩下杜月笙一人。他被打得鼻青脸肿，鲜血直冒，但仍在拼命厮杀，直被打得趴在地上，充法动弹，对方才扬长而去。多亏他的姑表弟万墨林来把他抬走，否则早已暴尸街头。万墨林为他请医、煮药，尽心服侍。杜月笙对他十分感谢，含泪说道：“有朝一日我交了好运，一定不会忘记你今天对我的好处。”这位小表弟说了几句安慰话，内心里却根本不相信杜月笙将来会有什么出息。

经过这一番打斗，杜月笙的“狠劲”出了名，成为流氓地界无人不晓的人物。杜月笙自己则在盘算着以后的出路。他深深感到若靠码头吃黑饭，非得找个有名望的靠山不可，否则再凶再狠也不会有立足之地。虽有找靠山的想法，可谁又接纳小小的流氓头儿呢？杜月笙感到十分绝望。他把心事告诉了帮内叔爷、老相识黄振忆。黄振忆是黄金荣的亲信，动了恻隐之心，见帮内小辈沦落到穷途末路的地步，答应帮他，荐他到黄金荣家当差。黄金荣见他生得个头不高、清癯瘦削，手无缚鸡之力，对他不甚满意，但因是黄振忆荐来的，只好暂留府中。杜不仅好勇斗狠，而且工于心计，在流氓中有“诸葛亮”之称，尤其擅长揣摩别人心思。他深知难以巴结上黄老板，故尽心尽力去讨好黄夫人。他整天站在老板娘林桂生的房门口，轻易不离开一步，也不敢踏进房门一步。每逢丫头给林桂生送茶送饭，他总是把亲手削好的水果托丫头送进去。奴仆的忠实和殷勤打动了人人畏惧的“白相人”桂生姐那骄横的心。她开始让他收盘子钱，他总是速去速归，如数交上；让他去收她用私房钱放债的利息，他更是不漏风声，按时完成。经过一次次考验，林桂生知道这个瘦小个子是个头脑灵活、忠心耿耿的帮手。不过，林桂生是个极挑剔的女人，她不仅要看杜的忠心，还要看他有没有胆量和本事，于是向黄金荣提议，让杜带人去抢新开河、陆家嘴两个新建码头，既可扩充地盘，也可借此掂出杜的斤两。霸占新开河、陆家嘴两码头的地头流氓，约有100多人，他们的头领是以凶狠著称的“独眼龙阿财”和“惠根和尚”。杜月笙起初还真有些胆怯，他早就听说过这两个人是远近闻名的地头蛇。不过，他转念一想，这是表现自己的好机会，刀山火海也得闯。第二天晚上，杜月笙带着一帮喽罗埋伏在新开河码头的暗处。等独眼龙和惠根和尚一伙人一到，杜月笙便一声吆喝，手持锋利的三角小斧，带头冲出去，惠根和尚闹不清发生了什么事就被杜月笙一斧劈中，顿时脑浆崩裂，倒地毙命。新开河流氓见首领被对方劈死、都手持利刃向杜袭来。杜月笙身陷重围，越斗越狠，接连又劈倒几个，自己身上也被砍了几刀，浑身血迹斑斑。双方有的被打落水中，有的被刀劈倒，但依然喊声冲天，搏斗不止。就在这时，十六铺巡捕房的巡捕赶到，与杜月笙一起殴打新开河流氓。这群流氓见状不妙，纷纷逃窜。

经过这场械斗，杜月笙赢得了黄公馆上下的称赞，渐渐成为黄府的红人。但他并不满足于一个小角色，一边作黄金荣的“军师”、“打手”，一边暗中蓄势，准备有一天“自立门户”。因此，他充分利用黄的地位多方交结、拉拢各种关系，培植私党。征得“黄老头子”同意，网罗了顾嘉棠、叶焯三、高鑫宝、芮庆荣、杨锦堂等人组成以自己为首的“小八股党”，名义上是为黄争夺烟土生意，实乃杜氏的私人爪牙。这批人全是心狠手辣、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而且对杜忠心耿耿。其中高鑫宝常常随身携带利斧，人称“斧头党”。有一次，高鑫宝要强行与某赌场老板分成，该老板拒不答应，高二话不说，拔出斧头，顺手将赌客砍翻，扬言要“摆平赌场”，老板只好屈服，杜正是利用这一批黑手恶棍，通过几次凶狠的拼杀，从沈杏山的“大八股党”手中夺得了鸦片贸易的保护权、批发转运权。这样，不仅财源滚滚，而且树起了“小八股党”的牌子，杜一下子名声鹊起，成为黑帮中的响当当人物。黄老板妒心遂起，杜也借机离开黄府，自立门户。

广为结交的“小孟尝”

杜离开黄府时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虽有了一定势力，但目前仍没有超过黄金荣。不过，他有决心夺得黄金荣的上海第一把交椅的宝座。他与黄金荣的明显不同在于，黄氏乃流氓闯荡江湖的气派，喜欢蛮干，一副强硬作风。杜月笙则善于智取，他的所作所为无不留下这种风格。

在与帮中元老、社会名流打交道时，杜月笙吸取了黄金荣跌倒后的教训，轻易不得罪人。别人有事找他帮忙，只要他认为以后能从这人身上找回本钱，总是痛快地答应下来，暂时吃些亏他也不在乎。他常说：“花一文钱能收到十文钱的效果，才是花钱能手。”他首先结交的是宋子文。宋曾在上海火车站遇刺，从此视上海为畏途。杜主动提出由他安排大批人马暗中保护。1933年，宋子文发行“航空奖券”，杜月笙指使金廷荪组织了大达公司，不仅为宋子文大赚金钱，自己也发了不少横财。

应当承认，杜月笙捧人的手法确实高明，他捧人捧得不露声色，使被捧之人十分高兴。有人替他总结经验，大致有“烧冷灶”、“趋势门”、“捧场面”、“行贿赂”、“讲义气”等诸般手法。他所捧过的人中最识其捧的莫过于孔祥熙了。杜深知孔是位难得的财神爷，他也了解到，孔祥熙是位爱出风头又不愿干事的主儿，必须投其所好。一次，四川发生水灾，四川省参议会议长向传义和何北衡抵沪募捐，先我市长吴国祯，吴对此毫无兴趣。向、何二人又找到杜，杜听了后满口答应帮忙，并在几天内把这件事办得有声有色。本来他完全可以把募得的钱直接交给向、何了事，但他欲借此机会捧孔祥熙。他找到孔，先向孔述说了吴市长不肯帮忙而由他代办的事，然后请孔出面，一切具体事情由杜来办。孔当然愿意插手这种只有名利而又不干实事的事情。结果，孔既大大出了风头，杜也因此得以与孔结交。

自此之后，两人关系十分亲密，凡是出风头的事杜都尽量让给孔，自己则退居幕后，并从中得到无数赚钱的机会。

他与戴笠的关系也非同一般。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时，戴笠在上海很是狼狈。杜慷慨解囊，先后借给他100银元，以致若干年后，戴笠仍不忘怀，二人结成异姓兄弟。人道戴笠残酷无情，六亲不认，但却最买杜的帐。杜氏在政界的交往并不仅限于几位国民党要人，无论南北军阀、官僚政客、外国名人，只要来到上海，他都要联络应酬一番。李顿调查团到沪后，杜就曾设盛宴款待。以至于在上海，杜成了“路路通”，所谓“杜先生一句话，人人都要买他的面子”。

除了结交权贵，他也注重收买人心。即使有时某一事情缺乏实用价值，只要有利于提高他的声望，他都肯干。

一次，几个法国士兵喝醉酒后在街上胡作非为，坐黄包车不给钱。车夫争辩了几句，竟被一法国士兵当场用刀刺死。车夫家中还有一妻三子，一时衣食无靠、状告无门。上海华人报纸纷纷谴责法国人的强盗行径，而法国领事馆对此则置若罔闻，杜月笙闻讯后，异常气愤，觉得法国人欺人太甚，决定管一管，于是率人前往拜见法国驻沪领事。你道这位法国领事是谁？原来是那位曾被太湖帮绑架过的范尔迪。范尔迪获释虽是由黄金荣直接出面的结果，但实际上却是杜为黄出的主意。事后，范尔迪知道真相后，对杜一直感激万分，两人交情甚笃。范尔迪见杜登门造访，自然是一番热情款待。社月笙讲了几句客气话后，单刀直入地说：“今天，杜某非为私事而是为贵国士兵杀人之事而来，还望领事先生能秉公办理，交出凶犯。”范尔迪低头沉思了半响，作为难状：“那位士兵已经回国，恐怕难以照办。我也无权把他召回。”杜月笙微微一笑：“我已得到确切情况，他就在领事馆中。”范尔迪知道杜机警过人，眼线很多，心知是个难斗的主儿，但又不甘心将凶手交出，便正色道：“不是我不给杜先生面子，按法律，我国士兵犯法，应有我国执法机关处理。我一定将该事件调查清楚，严惩凶手。”杜见范尔迪执意推脱，也毫不相让，软中带硬地说：“贵国士兵在我们中国杀人，应由我国政府处理。如果领事先生不交出凶犯，那以后恐怕我们之间很难相处了！”范尔迪深知杜在上海的势力，知道此人得罪不起，口气软了许多。两人谈判的结果，法方同意付给被害人家属4000元银洋作为抚恤金，并保证法国士兵不再滋事胡为。杜也未再坚持要法方交出凶犯。他想，人死不能复生，关键是要法方拿出钱来，保证不再生事；如果总要法方交人，恐怕也会大大地得罪洋人。杜月笙回府后，派人将4000元送给被害人家属，并又加上4000元自己的钱。杜一再嘱咐送钱人，不要讲是他向法国人要的钱。受害人一家正愁日后生计没有着落，这8000元犹如雪中送炭，可一时又不知恩人是谁。过了几日，受害人之妻几经周折，打听到恩人原来是杜月笙，忙带一家老小到杜府叩头谢恩。这件事一时被上海滩传为美谈，杜月笙的名声更响了。

除此之外，杜月笙还有许多“义举”。据说，在杜月笙极盛时，每天早晨都有不少人在杜公馆等杜起床。杜在床前放置一个装满钞票的箱子，他起床后第一件事就是向门口等候者散发钞票，直至箱内钞票发完为止。所以，上海滩的帮会分子都把杜月笙比作“及时雨宋江”或“当代春申君”、“小孟尝”等。

凶狠残毒的黑社会头领

杜月笙有其隐忍、宽容、慷慨的一面，也有凶残、狠毒的一面。这首先表现在他的铁心反共上。他自己常说，他一生事业奠基在反共之上。正是由于在“四·一二”政变中的突出表现，他才长期受到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政府的信任和支持。

1927年4月，蒋介石在上海密谋反共策略，并请杜帮忙。杜当即答应，他先去劝说张啸林，张同意后，杜又去说服黄金荣。之后，以杜、黄、张三大亨为首纠集了一批流氓恶棍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劳。当时，蒋密令杜必须首先将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谋害，以便使工人纠察队群龙元首。杜马上请来张啸林、顾嘉棠等密谋对策，最后决定由杜出面送给总工会一面“共同奋斗”的锦旗，顺便带一请帖，请汪寿华当晚到杜公馆来，称有要事相商。等汪寿华一到，顾嘉棠、叶焯山、芮庆荣立即从暗中扑出，用铁棍朝汪寿华头上猛击，汪寿华及随行人员人少势单，很快就被击昏倒地。这几个凶手七手八脚地将汪等人装进几只大麻袋，搬到大门外的车上，拉到西郊的黄地上活埋了。杜等杀害了汪寿华，就开始对工人纠察队进行血腥大屠杀。他在上海滩滥杀仍嫌不过瘾，4月下旬，杜又亲率200多名打手与杨虎、陈群一道前往宁波协助蒋鼎文清党，屠杀三天之久。回沪之后，他又命高鑫宝等杀往松江、青浦。经过此番“杰出”的反革命表演，杜博得蒋政府的青睐，乘机取代黄金荣，坐稳了上海帮会的第一把交椅。

在个人生活方面，他同样也心狠手毒。有一次，听说他的大老婆与他的堂侄杜小宝有暧昧关系，立即指使其爪牙把杜小宝抓来，亲手将杜小宝双脚砍去，后来才知完全是谗言，又把杜小宝接到家中同住。不久，杜小宝得病归天，杜月笙的大老婆也因不堪虐待而死。

1931年，一家小报登了知名作家宋某一篇评论著名影星胡蝶的小品文《杂谈》，文中略略涉及杜的私生活，杜马上将宋和报纸主编抓来痛打一顿，并打断了主编手臂以示惩戒。后虽经多方周旋，二人获释，但主编神经受到极大刺激，从此疯疯癫癫，宋某不久也忧愤而死，年仅30岁。

争霸工商界

杜月笙最初的主要财源是三鑫公司。杜曾担任公司的董事长，把握公司的实权。正是从三鑫公司的活动中，他深知毒品买卖和赌业的诱人厚利。从此，他总是千方百计地争夺毒品买卖和赌场。不过，他也明白，在这方面以及娱乐行业，他无法与黄金荣竞争，只有向工商业发展才能广开财路。因为黄固步自封，从来不肯投资工商界。1921年，杜月笙开办了中江银行。杜办银行只是入了“干股”，即白手起家，银行主要由大英银行买办徐懋棠和另一富豪投资。中江银行很快就成为一家资金雄厚、信誉良好、获利甚丰的著名银行了。杜因此在金融界站稳了脚跟，后被吸收为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董事，不久又当上了上海市银行公会理事和浦东、国信两家银行的董事长。

在金融界得手后的杜月笙又把手伸向实业界，扩大地盘。他采取的手段五花八门，充分暴露了他的流氓本性。他先以投机方式控制了面粉业，后又觊觎全国闻名的申新纱厂。一天傍晚，杜的几名爪牙驱车来到纱厂老板荣德生的住宅，守门人刚要问话，早已被车上跳下来的人击倒捆了起来。此时荣老板正在吃晚饭，发党外面有异，想从后门逃走。几名歹徒窜将进来，把他按倒，嘴里塞上棉布，装进麻袋，放进汽车疾驰而去。

杜月笙对这位“肉票”倒也优待，将其密藏，然后逼交赎银60万元，不得付价还价。荣家几次请警方破案都无下落，只好按对方要求卖掉工厂的动产以赎回老板。荣德生大半生经营的血汗钱被杜氏敲去，再也无心经营工厂，卖掉厂房设备回无锡老家去了。

杜以这种流氓手段霸占了申新纱厂，又开始打纱布交易所的主意。一次，纱布交易所理事操纵市场，促使行情不断看涨，杜月笙受到一些损失。他得知内情后，认为时机已到，便让经纪人顾永园率大批打手闯到交易所大吵大闹，要求调查此事，搞得交易所一片混乱。交易所只好求救于巡捕房，巡捕房早已得到杜氏的招呼，不予置理。交易所负责人袁履登、闻兰亭被迫登门拜访杜月笙，请他出面调解。杜大摆“闻人”架子，指责袁、闻无理取闹，要他们让行情下跌，一直跌到大家都不吃亏为止。袁、闻唯唯诺诺，最后只得请杜出任交易所理事长。航运业是个利润丰厚、影响广泛的行业，杜月笙自然馋涎欲滴。不过，航运业的骨干大达轮船公司历史悠久、实力庞大，是块硬骨头。杜耐心等待、寻求时机，采取了软硬兼施的战略。30年代初期，该公司因变故迭出而处于困境之中。杜趁机大量收买大达的股票，成为公司大股东，然后又指使公司董事会内外的同党到处造舆论，要杜出任董事长。这一提议遭到了大达一批旧人的强烈反对。杜又指使一批年轻股东向上海社会局呈交要求改选大达公司董事会的报告。早已得到杜的好处的社会局指令大达召开股东大会，改选董事会。同时，杜又派出大批打手涌入大达码头。双方发生激烈械斗，以致惊动上海警察局封锁交通，使大达公司轮船多日无法装卸开航。董事会的强硬派只得让步，亲自上门请杜月笙出任董事长，后杜又当上了上海轮船公会理事长和全国轮船公会理事长。

好一副大亨的“气派”

杜月笙在实业界的频频得手，标志着他已成为上海滩的头号“闻人”。

成名后的杜月笙与黄金荣不同，很是关心自己的形象。为了与各种所谓“上流人物”打交道，不得不放弃过去那种歪戴帽子、高卷袖口、拖着鞋子走路的姿态，竭力装出一副文质彬彬的模样，说话尽量文雅，举止力求稳重。对他的手下，杜也一改以往帮会流氓身穿密排扣黑色拷绸短衫裤、翘大拇指的习惯，要求他们在一切公共场合，甚至在家中重要场合，都要穿长衫马褂，他念的书不多，字也写得极差，于是他就天天练习写自己的名字以便签名，以致许多局外人看了他的签名，真以为他读过几年书似的。而且，杜不愿别人像对黄金荣一样称呼自己为“老板”、“老头子”，而喜欢别人称他为“先生”。杜的这些举止连他的手下也颇不以为然，戏称他是“冷气间里出来的”，外界称他为“强盗扮的书生”。

1927——1937年是杜月笙势力发展的极盛时期。杜身兼数职，除了上面提到的几种头衔外，他还是上海《申报》的董事长、《新闻报》的董事、《中央日报》的常务董事、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中国红十字会的副总会长、上海商会常务监事、证券交易所理事长、世界书局董事长等等。头衔多达100个，有时连他自己也记不清楚。

这一时期最能说明杜的势力和影响的是1931年6月他在浦东新建的杜氏家祠的落成典礼。这次活动自6月8日起历时3天，筹备工作主持者皆为“沪上闻人”。总务主任是虞洽卿和黄金荣，副总务主任是张啸林，卫生主任是王晓籁、庞京周，招待主任是袁履登等。第一天是将杜氏宗祠的总神主牌位从华格臬路（今宁海西路）的杜公馆送往新建的占地50亩的宗祠中，整个护送队伍达5000余人，由英国、印度巡捕组成的骑兵队开路。法国巡捕、安南巡捕组成的自行车队护卫两侧，殿后的是中国陆军第五师一个连的步兵。中间还有警察局的保安警察大队、陆海军军乐队、保卫团、童子军、缉私队、侦缉队、工会等组成的队伍，护卫着蒋介石手书“孝思不匮”的金匾及何应钦、熊式辉、吴佩孚、段祺瑞、孔样熙、刘峙等新旧军阀政客送来的无数匾亭。杜氏的祖宗牌位用特制的神轿抬着，前面用八面特大铜锣开道，几十个盛满鲜花的花篮和几十个烧着檀香的大香炉，由穿着彩衣的少女捧着随轿前行。他的儿子跟在轿后。一路鞭炮齐鸣。引得途中数万人围观，交通为之中断，不少人被挤落黄浦江中。

第二天是神主“奉安”典礼。由陆、海军及警察局西乐队等组成的联合乐队奏乐，要塞司令部在附近鸣礼炮21响。由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参军杨虎宣读国民政府贺电和蒋介石的祝词。法国、日本总领事及领事等到场致贺。

从10日到12日是三天连台好戏，梅兰芳、荀慧生、程砚秋、尚小云、马连良等几乎所有著名京剧演员全被请来。这几天中，贺客达8万人，每餐开饭2000桌，几乎整天都在开饭。明星电影公司全体出动，将如此盛况拍成记录电影。从各方送礼之多、堂会戏目之精采、排场之阔绰来看，在上海都是空前的。即使后来宋子文的老娘出殡，虽有蒋介石、孔祥熙去执佛，也没有杜家宗祠落成时的排场。被上海人称作洋财神的哈同死去时，他虽为沪上最有钱的大地主，也只能望杜之项背。杜每当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总是得意非常。

抗战时期的流亡生涯

“七·七”事变爆发后，杜月笙对抗日表现出一定的热情。他在上海大声疾呼，要那些还正在花天酒地的人不要再醉生梦死，并着手组织上海市救护委员会，捐献飞机“月文”、“月辉”号各一架。“八·一三”事件后，上海燃起战火，他根据戴笠的意图组织帮会抗日武装——上海别动队。同时组织抗战后援会，向工商界摊派和征募了巨额物资和资金，为数在4万元左右，全部由他支配。上海沦陷后，这笔钱大部分成了他自己的囊中物。

一日，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土肥原和关东军要员板西利八郎突然上门拜访牡月笙。板西笑咪咪地说道：“杜先生是上海滩数一数二的大人物。上海不能没有你。如果杜先生愿与皇军合作，一定会获得比以往更高的利益。”杜虽是一位八面玲珑的人物，但为日本人做事他是最讨厌的，又不愿公开得罪，只是笑着摇摇头。绰号为“亚洲的劳伦斯”的土肥原窥穿了杜的心思，把脸一虎，道：“我们大日本皇军是帮你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你们不应与皇军为敌。如果你对抗到底，将受到惩罚。而且，你也不会逃出皇军的手掌！”宾主不欢而散。本来杜不愿离开上海，还想利用租界作保护，但发现日本人如此咄咄逼人，留在上海只能成为日本人的鹰犬。同时，蒋介石也电催上海“闻人”离沪，戴笠则亲自来沪活动，于是，杜于1937年11月26日赴港。

杜月笙到达香港后，人生地不熟，觉得十分不自在。在这段时间里，他在与日伪勾勾搭搭的同时，又接受重庆国民党政府的指示，遥控上海徒众开展抗日工作。1938年1月，杜被蒋介石任命为“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委，分管第九救济区事务。杜在香港挂出“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及“中国红十字会总办事处”的牌子，帮助一些著名人士逃到香港。

当时，身为汪伪政府教育部长、外交部次长的原国民党政客高崇武、陶希圣对汪精卫所作所为不满，可一时又难以逃脱。杜得悉后，决定将二人救至香港，打击一下汪精卫的气焰，并要求手下务必获得那份日汪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密约。杜门弟子先是把高崇武趁夜偷运出上海港，又掩护陶希圣搭乘美国客轮逃走。高崇武亲手把密约副本交给杜月笙。次日，香港《大公报》就将《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全文刊载，举世为之震惊。这份密约，内容庞杂，核心是由日本完全控制中国的一切。密约的公布，使日本人和汪精卫狼狈不堪，完全剥下了汪精卫“和运使者”的画皮。杜月笙因此也成为全国闻名的大人物。

除此之外，杜还配合戴笠在上海进行除奸活动。臭名昭著的大汉奸傅筱庵就是杜直接收买傅的佣人杀死的，张啸林的死也与杜有密切的关系。这一系列的除奸活动引起了日伪“76号”特工总部的大肆报复，上海滩陷入腥风血雨的恐怖之中。杜月笙的亲信万墨林和黄国栋先后为“76号”捕去。杜闻讯，焦急万分。他深知，一旦万、黄泄露机密，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杜一面派人去疏通关系，营救万墨林等，一面邀“76号”头目吴世宝赴港面谈。吴世宝曾当过杜府司机，但连杜公馆的大门也不曾踏进去。他虽然凶神一般，对杜还是敬畏三分。此刻见杜亲自邀请，感到受宠若惊，一面叫人放掉万、黄，一面悄悄离沪抵港。杜月笙予以盛宴款待。席间，杜月笙对吴说，中国人不应该杀中国人，尤其是青帮兄弟更不应该互相仇杀。吴世宝一口答应。后来，双方果然不再大打出手，蒋汪的特工都暂停活动。上海的武装恶斗就这样被社月笙轻而易举的“摆平”了，杜由此再次显示了大亨的手腕和势力。尽管如此，杜始终觉得有寄人篱下之感。为此，他力图在大后方建立经济基地，扩充自己的经济势力。1938年，他到武汉找到孔祥熙，后又去昆明、重庆，准备重新做鸦片生意。几经奔波，他在戴笠的支持下，成立了港济公司，专门进行鸦片贸易，至于什么“赈济委员会常委”和赈济一事早已抛到了脑后。1959年，他接洽了3000多万元的定额，可拖了一年仍无法交货，心中十分焦急，忙前往重庆找戴笠，催促戴履行合同，否则他在香港再也呆不下去了，恰在此时，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于日寇之手，杜侥幸未成为俘虏。但他在重庆更感到处处掣时，昔日的许多狐朋狗友也不再趋奉于他，只有孔祥熙、戴笠等少数人和他处得还可以，最使他伤心的还是蒋介石对他的冷淡。一天，孔祥熙私下告诉杜，蒋介石认为四川帮会势力太大，准备杀一二个青洪帮头子压一压。孔说，他曾问蒋，别人拥护你，你为什么还要杀？蒋不置可否。杜吃惊不小，对蒋翻脸无情的作风大不以为然。后来，蒋果真借故杀了兵役署署长、四川袍哥大爷程泽润，引起几十万四川袍哥的愤恨，准备大闹一场。杜得知蒋准备大开杀戒的消息后，便出面劝阻袍哥的行动。他说，如果大家闹了起来，蒋会借口杀更多的人，因此不能莽撞。许多袍哥头子比较信任杜，也考虑到闹起来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只得罢休。从此，杜对蒋的看法有了明显改变。1941年，杜曾与杨虎、黄琪翔、章伯钧等密谋倒蒋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但杜在表面上仍对蒋十分忠心，为蒋干了不少事情，最主要的是他主持的上海统一委员会。这是蒋为保住上海这块阵地、加强和统一沦陷区工作而设立的。该委员会成立初得到的任务是稳住上海工商界、打击汪伪汉奸，但很快夭折。此外，杜还帮助蒋在上海沦陷区推销了几十万元的战时爱国公债。

政界争雄遇挫

抗战胜利后，杜以“抗战功臣”身份重返上海，一路浩浩荡荡，不减当年威风。不少人去车站迎接。此时的杜月笙大有上海帮会唯我独尊的气势。昔日三大亨中的老大黄金荣已年老体弱无力称雄，老二张啸林早已一命呜呼。作为老三的杜月笙自然有独霸天下之想。为了重振帮会，他竭力庇护一大批投靠日伪的汉奸帮会分子，为日后的东山再起蓄势。他经过多年的苦斗，得出结论，只有向政界发展才能使帮会有真正的靠山。因此，杜氏在抗战胜利后活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力图涉足政界。不过，蒋介石一直不愿公开重用他。而杜的野心又非常之大，一般的官职他还看不上。抗战即将胜利之际，社月笙看中了上海市长一职。他想老蒋会念他昔日反共和长期为蒋卖命的功劳，一定会把职务给他。尤其是宋子文、孔祥熙等政界巨头也支持他，他更觉得上海市长一职非他莫属。可是，最终蒋却任命钱大钧为上海市长，为此他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1946年底，上海市参议会成立，杜又觊觎参议长之职。cc系得知消息后，公开扬言，蒋已明确表示希望潘公展出任议长。杜哪肯服输，动员了自己所有的力量，打算使自己全票当选议长，然后“让贤”，这样既可保持老蒋的情面还可显示自己的实力。谁知投票结果公布后，选票中1／4是空白票，他虽获得多数，但距全票差得太远，最后职务还是给了潘公展，杜仅捞到个参议员。两次政界争雄遇挫给杜震动很大。他清楚老蒋并不想在政治上重用他。同时也表明，在政治斗争的舞台上，杜还不是CC系的对手。他只好自我解嘲道：“推进社会力量、扶持经济事业以辅佐政府，乃个人生平夙愿。”

不过，杜从内心深处仍不肯就此罢休。1947年，国民党选举行宪国民大会代表，杜决定再与CC进行较量。于是，他参加了上海市的“国大”竞选，以抢全市票数第一为目的。他一面要CC派分子吴开先领头提名，造成他靠拢CC的假象：一面则让恒社出面通知全体社员，让他们再转达所属组织及其有关人员都投他的票。但是，他的把戏早已给政坛老手CC系看穿，于是集中力量进行反击。结果，开票那天，市参议长潘公展得票最多，名列第一，在上海毫无基础的方治获得第二，他仅获得第三。这使满怀信心的杜大大地跌了价，他自己都不明白为什么会输得这样惨。

次年，行宪国大在南京开幕，一直未得到政治满足的杜又想进入主席团神气一番。他原以为南京方面的许多老朋友会支持他。他在选举主席团前两天摸了一下底，才发现可靠的选票少得可怜。他又气又急，气的是昔日老朋友大多已背他而去，急的是一旦进不了主席团，他感到丢脸。他连忙找到挚友、四川袍哥首领范绍增帮忙。范乃杜女儿的干父，两人私交甚密。范当即答应帮忙，杜才转忧为喜，告诉范他还差四票。范为了防备万一，给了杜六票。结果在开票时，范给的六票中只有四票投给杜，使杜刚刚够当选的票。事后杜出了一身的冷汗，对范感激万分。回到上海后，他把后来投他票的几个人好好招待了一番。

杜月笙在政治上的连连受挫既与帮会内讧日趋激烈有关，又与蒋介石及国民党高层人士对帮会的反感日渐强烈有关。但当时朝中有戴与杜勾结，杜在政界还算吃得开。1946年，戴的暴亡给杜以毁灭性打击。此后，国民党高层人士遂渐削弱帮会势力，而且戴死后的“军统”秉承蒋的旨意也开始疏远杜，杜因此明显地走下坡路。

凄凉的下场

或许是预感未日即将来临，或许是故意向外界显示威风，1947年8月27日，杜要在60岁生日之际大办庆典。他专门请狐朋狗友组成了所谓“祝寿委员会筹备处”，并利用一切关系进行宣传和联络。蒋为了表示祝贺，亲笔写下“嘉乐宜年”镜框匾额并派专机送来。此外，蒋专派吴鼎昌代表祝寿，蒋纬国夫妇出席了寿典。南京政府要员宋子文、王宠惠、吴铁诚等也专程从南京赴沪祝贺，各省也都派代表参加。祝寿当天，去杜府的汽车有1000多辆，宾客达8000人以上。中央电影制片厂把这一热闹场面摄成了新闻片，在上海等地放映。不过，杜既然以“书生”自居，也就随时忘不了充当善人。他60大寿之时正值南方水灾横行，他在穷奢极欲之余提出搞祝寿赈灾的京剧义演。10天义演共得20亿元，这些钱全部存入中江银行，名义上他一文不沾，可是等他把钱摆脱出时，米价已由30多万元一石涨至50多万元一石了。这种因钱币贬值所得的巨额利润自然全部装进了杜的腰包。他捞了个名利双收。

无论如何，他的好景已过。他的60大寿似乎是一个预兆。CC派分子为了把持上海的权力，时时不忘拿他开刀，不过，他万万没想到，上海滩首行向他发难的竟是他的得意门生、上海市副市长吴绍澍。吴曾是恒社社员，抗战胜利后出任上海市副市长。杜刚刚回到上海，他就派人到上海北站书写反杜标语，致使杜的专车临时改停西站，并在他主办的《诚报》上大肆披露杜的私事丑闻。杜又伤心又恼怒，这是30年来上海报纸第一次敢这样搞他，而且搞他的还是他的旧属。他决心报复，一面派人搜集吴的部下“劫收”的贪污劣迹，通过戴笠向南京方面告御状，一面指使手下在上海制造事端。吴遭到上下夹击，终以“办事不力”被撤职。杜仍不肯罢手，在利用报纸极尽咒骂、嘲讽吴之能事的同时，还派门徒暗杀吴，以斩尽杀绝而后快。毛人凤知悉后，赶紧派沈醉到上海制止此事，吴侥幸捡了一条性命。

这一事件过后，杜更引起了国民党一些高层人士的反感。尤其是当时身为上海经济督导员的太子蒋经国和上海警察局长兼淞沪警备司令宣铁吾更是不满。他们认定杜不是个甘心受国民党政权约束的角色，决心用铁腕遏制杜权势的膨胀。1947年7月，法币贬值，物资奇缺，米价飞涨。杜的亲信管家万墨林（时任上海米业同业公会理事长、上海农会理事长）囤积居奇，大发横财，引起上海人民公愤，人送绰号“米蛀虫”。宣铁吾见时机已到，决定杀鸡儆猴，下令逮捕万墨林，并向外界发表强硬谈话：“万墨林有恶势力为后台，囤积居奇，操纵米价，政府要以军法从严惩办。”矛头直指杜月笙。杜怎能意识不到这一点，知道硬敌不过，不敢公开出面袒护，但也极力招架，一方面大造舆论，称米价上涨是由共产党封锁造成的，与万无关；一方面亲自出马用巨款贿赂有关人员假造万的病危证明，把万保外就医，宣铁吾知道内情后，大骂杜氏“流氓”，但考虑上海帮会势力盘根错节，不可能彻底击溃，而逮捕万也只是敲山震虎，给杜一点颜色，因此并未深究。

经过这一番折腾，杜的勃勃雄心已减去大半，只要不让他过于难堪，他也不想惹是生非。但他的反对派却不肯放过他。1948年秋，他的三子杜维屏以“非法交易，投机倒把”的罪名被蒋经国关押，这真好似晴天霹雳，当时杜正大病缠身，一连好几天起不了床，可又不敢公开反抗，只好表示：“这孩子破坏了交易所的规章，应当查办，我决不保他。”背后却大骂蒋介石无情：“我捧老蒋捧了这么多年，捧到今天，竟然连我的儿子也抓了！”接着又哀叹：“现在租界没有了，该是他要我下台的时候了。”

客观地说，这一件事纯属杜氏倒霉，因为上海的股票投机是人人皆知。

蒋经国要到上海“打虎”，一时又找不到对象，恰好碰上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杜维屏（时任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经纪人），他自恃父亲的势力，非要去撞蒋太子的枪口，在交易所外抛售了永安纱厂股票2800股，在他看来，此乃小事一柱。没料到蒋太子偏要在这件“小事”上做大文章。不过，还算杜氏的运气不错，蒋太子碰上了硬钉子。同年9月，孔祥熙的大少爷孔令侃和二小姐孔令俊所办的扬子公司囤积案发，蒋太子要严办这只“大老虎”，可孔少爷直飞南京，向宋美龄哭诉，宋出面调解，无效后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闻讯大怒，指责蒋经国蛮干，致使蒋太子的“打虎”行动虎头蛇尾，自己也悄然离去。社维屏因此只判8个月徒刑，后被保释，但杜从此威风扫地。

此刻的上海已有山雨欲来之势。而对未日的来临，身为“沪上闻人”的青帮大亨纷纷寻求出路，其中不少人与中共加强了联系。狐狸般精明的杜月笙自然不会放弃这条途经。早在抗战初期，他了解到八路军缺乏防毒面具，马上调拨上海抗战后援会募捐款1.6万元购买从荷兰进口的新式防毒面具赠给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他在避居香港后也表示要约束他的属下不防碍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活动。回到上海后，杜又与蒋介石勾结，从事反共勾当，但杜维屏被抓一事对他打击很大。此后，他虽曾参与由蒋炮制的上海“国际化”阴谋，但已丧失了早年的反革命热情，对于是否离开上海显得犹豫不决。然而，一件小小的插曲终于使他决心离沪抵港。

一天，杜府来了位不速之客，送来礼盒。杜打开一看，里面一封信赫然写着：“老杜，兄弟如今手头紧，特向你借5万元美金，明天来取。”杜未看完贴子就已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出天，当下就把贴子撕得粉碎。他一面与警察局联系，一面布置人马，准备抓住敲诈者后狠狠整一整，让他尝尝杜某人的滋味。尽管布下天罗地网，次日还是有五个人硬是来到杜公馆，他们每人身上缠满手榴弹。杜氏一看，一旦打起来，将会同归于尽，只得忍气吞声把钱拿出来。这伙人见钞票到手，道：“多谢老杜慷慨，兄弟们还得麻烦杜兄送我们一程。”到了这个份上，杜氏早已无大亨的威风，只好硬着头皮上了车。车开了很远后，他们才把杜扔下，扬长而去。

杜又惊又怒，惊的是以后难免有第二次，怒的是成名以来第一次在阴沟中翻船。他越想越后怕，觉得上海确是是非之地，还是走为上策。所以，杜于1949年1月以45万美金的低价把他杜美路70号的房子卖给美国领事馆，下定了逃亡的决心。4月，蒋介石在上海会见杜月笙，威胁他说：“‘四·一二’清党，你在上海是出了大力的，还亲自派人处决了汪寿华，所以你不能留！”接着，他为蒋经国扣押杜维屏一事向杜道了歉。社心中对留下更怀恐惧之感，于4月底便举家迁往香港。

上海解放后，章士钊亲赴香港，劝杜回沪，杜子维翰、老友杨虎也写信要他返回，他都婉言拒绝，但表示：他在香港决不从事反共活动，也决不去台湾，并要求他在上海的门徒服从人民政府的法令。1951年8月16日，杜月笙病逝，潘汉年代表政府同意其家属在上海《新闻日报》上刊登讣告。而他本人的遗体被他的老婆和旧友顾嘉棠运往台湾，停在寄枢所内。显赫一时的杜月笙落得个凄凉下场。

中国帮会大揭秘　3　作者：张子汉、周永亮 

作者:一步两搭桥 发表时间: 2006/01/20 18:21 点击:29次 修改  精华  删除  置顶  来源   转移  

中国帮会大揭秘　3　作者：张子汉、周永亮

3。“闻人”汉奸：张啸林

20世纪20年代后期，张啸林与黄金荣、杜月笙结为八拜之交，并称上海滩“三大闻人”。实际上，他的实力和声势远不能与黄、杜相比，而且他还是一个短命闻人。

阿虎

张啸林，1877年生于浙江慈溪，原名小林。因他从小顽皮，不受约束，又长得虎头虎脑，取乳名阿虎，到上海后改为现名，取“猛虎啸于林”之意。张本生于穷人家，父亲不幸早亡，他就整日在外游荡、寻衅打架。后因实在难以在乡里混下去，全家迁往杭州府拱宸桥。拱宸桥一带是流氓地痞出没之地，张啸林如鱼得水，很快就和当地流氓混成一团，专似打架行凶、豪赌敲诈为生。转眼间几年过去了，张觉得这样混终不是出路，他认为自己是个干大事业的，于是就硬着头皮报考了浙江武备学堂并被录取。这家学堂专门训练武官，半天练武、半天习文，还可自由自在地练枪打拳，张虽无心读书，但却写得一手好字，所以这种学堂正合张的心意，将来还可以有朝一日登台拜将。不过，他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武备学堂被撤销，他不得不重新回到杭州街头。

张啸林在流浪期间，结识了一个唱滩簧的陈效岐。此人专演浪荡货角色，人称“马浪荡”。两人臭味相投，一见如故，很快就结拜为异姓兄弟。他俩常常走在花轿前，或者是跟在送殡的行列后面，吹吹打打，混口饭吃。一次，张啸林正跟着一支送殡队伍前行，不小心撞到了一个日本妇人身上。日本人以为中国人故意挑衅，三四个人抓住张啸林便打，张啸林刚要还手，被马浪荡拉住，又作揖又赔礼地才算了事。张啸林哪吃过这样的亏，等棺材到了坟地后扔下乐器，掉头就走。他一路走，一路纠集浪迹街头的流氓乞丐，还拉拢了不少平时受日本人气的工人、平民，一路浩浩荡荡，冲向日本人经商的聚集地，不分是非好坏，把几家日本商店砸了个稀巴烂，然后扬长而去。日本人怎肯罢休，告到县衙门，要求缉拿带头闹事的凶犯。张只好逃到老家慈溪躲了起来。

虽说是避祸，但张实在耐不住寂寞，整日喝得醉醺醺的，寻衅滋事。后在老家实在呆不下去了，才逃往上海闯天下。

“张大帅”

到了上海滩，张啸林首先投拜青帮元老曹幼珊，后经曹引荐，他又拜樊瑾成为师，成为青帮兴武六帮的“通字辈”。张啸林胆大果断，凶顽异常，讲究江湖义气，敢为朋友两肋插刀，对孤身女子不欺侮，他认为“好男不和女斗，从弱女子身上敲竹杠没有本事”。他专拣硬的碰，械斗起来，手持铁棍，上下飞舞，大有李逵入阵之势，人送外号“张大帅”——因为他常自比为奉系军阀张作霖。

当新开河码头建成后，外省船商因不堪上海稽征吏的勒索，纷纷求张啸林等青帮流氓帮忙。张手拍胸膛，满口答应，让船商到别处卸货，并说：“出了事，我顶着。“稽征吏得知张啸林暗中捣鬼，不由怒火胸中烧，决定结果他的性命。一日傍晚，张啸林正在南码头联系事务，十余个稽征巡警涌上前来，不问情由，劈头盖脑一顿臭打，张拼命抵抗才得以逃脱，但已被打得皮开肉绽，休养了数日才得以康复。他咽不下这口气，派人打听这件事起因，当他得知率众打他的是巡警头目“金狮狗”时，发誓要报仇雪恨。可他又听说金狮狗是一个手段非常残忍的家伙，而且有官府后台。于是他就请三十六股帮流氓头子“吊眼阿定”助他一臂之力。吊眼阿定也曾吃过金狮狗的亏，当即答应帮忙。一天上午，金狮狗正独身一人巡查商船时，张啸林、吊眼阿定等十余人突然窜出来，铁棍刀棒一起上，把个金狮狗打得鬼哭狼嚎，然后这些人又把他拖到江边，抛到停泊在江边的大粪船中。金狮狗虽保住了性命，但它饱尝了大粪滋味儿，再也不敢在码头露面了。正是靠这种凶顽，张啸林的名气越来越大，他也就趁势在沪、杭一带厂招门徒，发展自己的势力。不过，张啸林和官府搭上关系却颇富戏剧性。一天，他开的旅店里来了位客人，穿着讲究，举止大方，手拿公文包，俨然官府中人。奇怪的是，这客人一住就是20多天，房钱却一文也不交。张啸林火气上升，准备给这位客人点颜色看看，便闯进客房，粗声粗气地说道：“朋友，白吃白住总不是个办法吧！我这里可不是救济院。”哪知这位客人并不惊慌，问道：“张老板，你难道怕我赖帐吗？”张被问得有些尴尬，觉得此人有来头，便道：“先生，您错了，我只是看看先生出了什么事，我是个粗人，讲话没有分寸，还请包涵。不过，我这人喜欢交朋友，您有什么难事，但说无妨。”这位客人见张如是说，倒也不客气，说：“张老板，既然如此，我也就直言相告。我的一位朋友在北京段祺瑞手下做事，我想托他谋个差事，现已有了回音，我想在上海买些礼品，可我又没那么多钱。我写信向家中要钱，至今无回信。钱一汇到，贵店的费用一文不会短少。”张啸林觉得此人进京谋官，日后必会大有前途，应该交这个朋友，于是就显出一副豪侠心肠：“先生，你需要钱，尽管开口，只要我拿得出，我必给你凑齐，以免耽搁先生的前程。”这位客人好像也并不难为情，说只有200元就够了。张啸林真不含糊，当即拿出二百大洋相送。

时间过了两个多月，走了的客人一点消息也没有，张啸林不免有点受骗的感觉，眼看二百大洋“放了白鸽”。过了许多天，店里来了两个身穿警服的人要面见张啸林，其中一位双手递上一份公文，说：“我们是淞沪护军使衙门的副官，奉命给你送这件公文，上司一定要我等面交张老板。”张啸林犹在云里雾里，不知何时与政界有了瓜葛，心中真有些忐忑不安。他打开信封一看，原来是张“淞沪水上缉私总队长”的委任状。他一打听才知那位曾受恩惠的客人现已成为淞沪护军使的总文案，为了报恩，他送给了张这个肥缺。

大亨

张啸林意外收获，穿上了缉私队的警服，变得更加颐指气使、横行无忌，财源也滚滚而来。因为缉私队名为水上缉私，实乃上海衙门对水上船只敲竹杠的机关，尤其是对那些本小利大的鸦片贩运之船，他更是雁过拔毛，为此不惜大杀大砍，搞得许多鸦片贩子纷纷求保于张。有一次，张截住一艘鸦片船，与前来抢土的杜月笙大打出手。不打不相识。杜月笙听说这只老虎原来也是青帮兄弟，比自己大一辈，和自己一样“亨”，开始注意与之结交。双方臭味相投，很快就达成合伙走私鸦片的协议。时隔不久，黄金荣因卢小嘉之事与卢永祥发生冲突，而张啸林曾与卢永祥在浙江武备学堂是同学，关系较深，因此张亲自出面调解，卢黄之争才得以平息，黄对张也愈加信任。随后，黄、杜、张结成八拜之交，三人中以黄为长、张次之、杜居三。黄金荣把法租界华格臬路两亩地基赠与张、杜。从此，三人互相勾结，横行上海滩，成为沪上三大“闻人”。他们上可影响当局的决策，下可决定普通百姓的生死，气焰十分嚣张。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张伙同黄、杜充当反革命打手，并亲自出马鼓气，亲率帮会流氓进行疯狂的大屠杀。但事后只有杜月笙获得蒋的召见，张妒火上升，对杜心生不满。不久，以张为首的“中华共进会”遭到法租界禁止，他又对黄大表不满，两人一度避免见面。三大亨的间隙由此出现。不过，由于“四·一二”中的反共表演，张仍然成为国民党的大红人，声势更壮、威风更大。他托黄金荣从蒋介石那里给自己的长子张贵显买到了一个国民党内政部次长的官职。他做上海闻人，儿子在南京为官，张家俨然成了上海的显贵门第。张依靠自己的权、财、势在上海滩逞尽威风。

1929年，上海静安寺路变得日趋繁荣起来，张看中静安寺旁一片空地，想用其为公司之基，可是已被上海国货银行总经理朱成章租去，于是就派爪牙俞叶封去见静安寺方丈，要求买下这块地皮，方丈拒绝，俞又提出租用，方丈说已租予朱总经理，让他去找朱谈。张于是亲自出马来到朱的寓所，说他愿以高价从朱手中转租那块地皮。朱深知张的心毒手狠，心中不快却未直接拒绝，提出将吴文义路（今北京西路）的一块地皮租给张作为交换。张则非要静安寺那块地皮不可，朱也上了火，执意不肯，两人争执不下，张愤然离去，走时甩下一句话：“那就走着瞧吧！”

几天后，朱携护士乘车出外，刚刚出了弄堂口，一伙蒙面大汉突然冲出，向汽车连连开枪，令车停下。等车停下后，朱已中弹昏死过去，护士小姐手上也中了一弹，吓得昏了过去。两个蒙面人过来打开车门把朱拖上自己的汽车扬长而去。朱家立即报了案。案子出在英租界，英捕房根据调查怀疑是张啸林所为，可无人证物证，而张又是上海滩的显赫人物，一时也不敢轻举妄动。

朱家见公办无效，只好托人面见黄、杜，黄、杜两人早知是张所为，只好敷衍了朱家一番。朱家无奈，直接求情于张啸林，而张则闭门不见。朱家转而又请青帮元老张仁奎出面。张仁奎早年曾与朱有一段交情，便一口答应下来。张啸林在张仁奎的压力下，同意放人，但要求大笔赎金。朱家只好破财免灾。结果，人是放回来了，可是朱因伤势过重，很快死去。由此可见张啸林的凶残之一斑。

30年代以后，杜月笙在上海滩的势力已远远超过了黄、张。张啸林更觉得难以忍受。1935年，蒋实行“法币”政策，杜事前闻讯后大捞一把，却没有告诉张，气得张大骂杜氏全无交情。张的门徒见杜的力量日盛而张脾气暴躁，便纷纷改投杜门，张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这时，张的次子张清尧从法国留学归来，张很想让老蒋栽培他一下，于是尽弃前嫌，托杜向蒋疏通。蒋在接见张公子时听说他在法国读书一年要花十几万元，心想这肯定是个花花公子，便不肯重用。张大骂蒋氏无情，又抱怨杜不尽心帮忙，社听了很不高兴。张、杜之间的裂痕进一步加深，张对国民党的态度也大大改变。

汉奸

“八·一三”后，上海沦陷，张躲到莫干山张公馆中避难。蒋劝他离沪赴港，他充耳不闻，一是不愿再与蒋合作下去；二是认为这是他独霸上海的大好时机。恰在此时，占领上海的日本人要扶植汉奸政府。他们首先收买的汉奸是傅筱庵。傅正准备成立伪“大道市政府”时被人刺杀了。日本人又急匆匆地再次物色对象。这次他们选中了张啸林，因为他是上海的“闻人”大亨，在上海势力雄厚，可以一呼百应。于是，日本人就派人到莫干山与张密谈。张看到以往三分天下的局面现已只有他自己在独撑市面，不由得野心勃起，欲将原三人势力统一起来，由他独霸上海，因而一口答应帮助日本人治理上海，张得意扬扬地回到上海，大有上海滩唯我独尊的架势，随即他组成了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专门办日本侵略者采购急需的物资，而他自己则大发国难之财，把个汉奸嘴脸表演得淋漓尽至。远在香港的杜月笙觉得张己走得太远，念其旧交，来信劝张谨慎从事，不要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张对此嗤之以鼻，仍我行我素。1939年冬，张在日本特务机关的支持下，准备成立浙江省伪政府，自任省长。国民党军统得到这一消息后，决定除去张啸林。为此，戴笠通知杜月笙，要杜“大义灭亲”，帮助行动。杜则以有手足之情为由，不忍下手。不过，杜的许多门下早已加入军统机关，大搞“铁血除奸”的恐怖活动。军统决定瞒着杜下手。杜的门生、军统特务于松乔奉命刺杀张啸林。等张的汽车开近时，于显得有些手忙脚乱，胡乱放了几枪就赶紧溜走了。张不仅皮毛无损，而且还认出了杀手是于松乔，当下张口大骂杜的黑心无情。

这次刺杀并未给张造成多大的精神压力，张反而变本加厉地与日本特务勾结。军统吸取第一次失利的教训，决定先从张的爪牙下手，第一个目标就是张的儿女亲家俞叶封。俞是张的左膀右臂，杀掉他就等于杀去了张的一半性命。一天晚上，俞叶封像往常一样来到更新舞台为一女伶捧场，俞正得意忘形地击手拍掌、大声喝彩时，突然枪声大作，俞本能地趴在地上。枪声过后，俞睁眼一看，自己倒无任何伤害，而他身旁的老友吴某却满身枪眼，当了替死鬼。对俞的遇刺未遂引起了张的警戒，他开始想到有一天会遭到暗杀。为了保护自己、也为了扩充势力为自己壮胆，张开始大肆招兵买马。也就在此时，他招到一个得意的保镖——林怀部。张与林怀部的父亲曾有私交，林枪法奇准、臂力过人，毛遂自荐替张当保镖，张自然大为高兴，哪知这却是他的索魂人。

不久，俞叶封被刺身死，张大有兔死狐悲之痛，预感到未日将至，从此足不出户，戒备重重。时间久了，这种囚犯式的生活他怎能熬得住！张终于胆子又大起来，每天晚上带着保镖外出，10名保镖分乘三部汽车为他保驾。一天晚上，当张的车队开到善钏路（今常熟路）与霞飞路（今淮海中路）的交叉处，突然前面亮起红灯，张的车队只好停下。就在此时，周围一片机关枪声。张的司机王文亮见状，本能地一踩油门，汽车猛地窜了出去，张才侥幸免于死在乱弹之下。

从此之后，张犹如惊弓之鸟，几乎每晚都恶梦缠绕，常常睁着眼睛到天亮。晚上睡不着，只好白天补，所以张的午睡时间特别长。1940年8月14日中午，张吃过午饭刚刚睡下，忽然外面传来阵阵吵闹声，而且声音越来越大。他侧耳细听，原来是保镖林怀部同司机王文亮在吵架，而且就在自己的卧室窗口下面。张大怒，穿上拖鞋，奔上阳台，连连大声呵斥，骂他们不知好歹。林怀部从腰间掏出手枪，骂道：“老子受了委屈，还用你这个老汉奸来教训，送你上西天算了！”边说边向张连发数枪，几乎每颗子弹都命中要害，一颗子弹从喉部穿入自眼部而出。。正好在此作客的杭州锡箔局局长吴静观出门想看个究竟，也被林怀部当场击毙。

张被杀后，林怀部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尽管杜月笙、军统都纷纷否认与己有关，但林怀部曾是杜的亲信万墨林的密友这一线索就很值得注意。后来，万也私下承认，他与此事有关，只是杜不愿担当谋杀同门兄弟的罪名而不公开承认而已。

谢选骏指出：沪上闻人与皇城理帮，一南一北，一个上海的海派，一个北京的京派——都在不断收紧发条进行全面专政的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一一瓦解消灭了！因为这些帮会都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残渣余孽”，共产党却是“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烽火燎原”——烧毁了整个旧世界，却未能烧出个新世界……结果把中国大陆变成了一个洪荒时代，充满了劫后余烬的草木灰。

【第五章、蜀中袍哥】

1。源流、袍规、历史

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在大陆上的抗清斗争失败，退守台湾，招兵买马，试图反攻。清朝睿亲王多尔衮反间破坏，散布“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的舆论。郑成功帐下文士集议，创设“汉留”，开山立堂，定名“金台山”、“明伦堂”。军营之中，一律兄弟称呼，共同以“反清复明”为宗旨。

为了联络志士，建立反清力量，郑成功派大将陈近南赴珠江流域，万云龙往黄河流域，蔡德英等五人到长江流域，从事地下工作。其中陈近南因语言不通，地方不熟，将珠江流域的工作交付蔡德英等五人，自己远走四川，在雅安开精忠山，召集志士，共筹大举。据说这就是四川袍哥的开始。因此，可以将袍哥看成是洪门的一支。不过由于地域以及长期分散活动的原因，袍哥的组织形式和规章制度与川外的洪门又不完全相同。

袍哥组织以堂为单位。各堂的尊卑以仁、义、礼、智、信、威、德、福、志、宣等十个旗号相区别，“仁”字旗最尊贵，“义”字旗就要差一些，以下类推。不过常见的堂口只有仁、义、礼三堂。参加“仁”字旗袍哥的以士绅为主要成分，参加“义”、“礼”两旗的以商贾挑夫及其他没有正当职业的人为主要成分。当时人们有个说法：“‘仁’字旗上谷子多，‘义’字旗上银子多，‘礼’字旗上定子（即拳头）多。”形象他说明了这一情况。一般说来，各堂口是互不统属的，但也有例外。像民国初年在荥经、雅安、天全一带横行的“荣宾合”就是一支袍哥组织的托拉斯。

每一堂口的兄弟伙分为十排。一排为大哥，一般称为大爷，或称为舵把子。大爷当中又分当家的主事大爷和不管事的闲大爷。

二排又称为圣贤二爷，一般堂口这个位置都空着、没有人愿意嗨这一排。听说嗨了二爷要倒霉的，因为关云长是老二，神威太大。

三排为当家三爷，每一堂口有很多三爷，但只有一个执法的。一切内外事务，包括人事、经济、组织发展，三爷都要过问，是袍哥的第二把交椅。四排、七排没有人嗨。相传郑成功曾将他组织明伦堂时的法令规章写下来封在铁匣子里，其孙郑克爽抗清失败，在投降清朝以前将铁匣子沉入海底。后来“海底”被发现时才知道当时的钱四、胡七曾经出卖过洪门的秘密，是叛徒。所以就没有再设四排、七排。

五排是管事，嗨的人多。但只有正的管事，称为“红旗大管事”，简称“正五”，其他称为“闲五”。

六、八、九、十排称为小老幺，但也有区别。初“进步”的袍哥一开始都只能当十排，过了一定时间，出了一定的力，与拜兄跑得有路的，就得到提升，由九向八、六排升级，一般六排可以提升闲五，至于正五，那要舵把子信得过的人才行。

参加袍哥要由老袍哥介绍，并经红旗管事征得主事大爷同意。一般要有恩、保、引三个拜兄：恩兄一定要是当家大爷，保举、引进一般闲大爷都可以。由于袍哥表面上是兄弟相称，故父子不能同堂。如父子同进一个堂口，则儿子只能嗨小幺，父死后才能得到提升，所谓提升，名义上讲要看这人有没有德行，但是要想提升大爷，就得有一定的身份和地位。在年龄上要岁数比较大的，起码是中年人；在政治上起码在一个场镇有号召力，说话有人相信；在经济上要大方，不能吝啬，对过往袍哥要应酬接待。

袍哥组织一开始是很严密的。加入袍哥时讲究“身家清，己事明”。所谓身家清，是要三代人无丑事，男的不偷不抢，女的不娼不淫。所谓己事明，除了不偷不抢，还不能干当时认为下贱的职业；有些地方很严格，三代祖宗干过下贱职业的都不能当袍哥。所谓下贱职业，包括推车、抬轿、当吹鼓手、剃头匠、擦背、修脚、衙门差人、娼、优、戏、卒等等。

一旦加入袍哥，就要严格遵守很多戒条。这些戒条除了像什么义效桃园、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劫富济贫等很抽象的条目外，主要是下面的四不准：一不准穿人卖人（装桶子出卖袍哥）；二不准卡拿灭股（分钱财不公平）；三不准进门参灶（看内财，与袍哥的妻女搞关系）；四不准红面肆凶（吃了酒发疯，乱出言语，不认黄）。

袍哥对违反袍规的兄弟伙也自有一套惩罚办法。袍哥犯了错，起码的处分是“矮起说”。所谓“矮起”，就是跪着。由管事点名后叫“各找地位”，犯者立即跪下认罪。其犯罪情节由管事“报盘”后请示拜兄处分。如犯事情节较轻，由犯事者当众认过赔礼，即可了事；重一点的就要吃“红棍”，即用一根染红的棍子打屁股；“矮起说”中最重的一档是吃“黑棍”，用一条染黑的棍子打屁股，挨了黑棍的都要挂黑牌开除。经过桂黑牌的袍哥是一辈子不能再嗨袍哥的；既不能在本堂口开复，其他堂口也不会再收他。“矮起说”算是轻罚，最重的处分是“要脚给脚，要手给手”或者“三刀六个眼”。所谓三刀六个眼，就是把三把尖刀埋在地里，刀尖向上，犯了戒条的人，自己赤身扑上去，在身上进出戳穿六个眼。不用说，这种处分是非常残忍和野蛮的。

拜兄决定的事，兄弟伙是不能有异议的。袍哥不能说拜兄的坏话，否则称为“出言语”、“不认黄”。拜兄对于出了他的言语不认黄的袍哥，可以随便叫个兄弟伙去把他“做了（杀了）”。

外人有冲撞、侵犯袍哥的行为，也要受到惩罚，如发现外人奸淫袍哥兄弟伙的妻子，则由大爷指派袍哥兄弟将奸夫淫妇一齐杀掉。杀人者事后有两个办法可以选择：一是提着两个人头亲自投官自首，一是逃向外地。大爷对投官自首者将运用袍哥组织力量向官府斡旋，减轻其判罪，保全其性命。如杀人者不愿投官自首，大爷即介绍他到外地，外地的大爷和袍哥兄弟伙都看得起他，并在生活上给予他妥善的照顾。

袍哥人家是“义效桃园”的，因此他们在阴历五月十三日，即关羽生日那天，都宴照例举行一年一度的盛会，称为“单刀会”，又称“武堂子”或“踩堂子”，会上要接纳新入堂口的兄弟，处分不守袍规的兄弟，但主要目的却是袍哥力量的大检阅。

开会那天，会场四周安起警戒，各地袍哥陆续到达，都是带了全部“棍子——兄弟伙”来的。来人一律进入警戒，因为有些敌对的堂口听到某些袍哥要踩堂子就常常会到时来破坏，称为“爆堂子”，为了防止爆堂子，所以警戒是非常认真的。

外码头的客拜兄一到，就派出管事拿了堂口片子，亲候各堂口的大爷，这些大爷有些还只是慕名来会过面的。中午时分各地客人就差不多到齐，但由于很多人是吸鸦片烟的瘾哥，要摆出大烟盘子过瘾，所以要到下午2时左右才开始坐席，席是九盘九碗，也有酒可喝。饭后是一阵休息，有瘾的人继续过瘾。又过一阵，只听有人在喊“进山了”。于是几百人鸦雀无声地进入会场。会场当中是用黄纸写的“汉寿亭侯关羽”的牌位，点燃香烛，公举一位拜兄坐堂，其余拜兄分坐两旁，照例是五排以上才有座位，以下依次站立，人人严阵以待，如临大敌。这时，只见一个管事出来跪在坐堂拜兄前请令。坐堂拜兄说声会出原堂。管事折转身来面向大家大叫一声：“盛会开始！”接着就是所谓“一百零八堂法式”。但其实并役有一百零八堂法式，只有四五堂。

第一堂为“访山”。由一个大管事出来用编成“四言八语”的话讲一番历代讲义气的“英雄”故事。

第二堂为“团江”。由一个对各方面都熟识的人出来用袍哥的一套术语介绍五排以上的袍哥彼此认识，称为”对识”。这一堂的场面完全与川剧《巴九寨》的情形一样。由于要介绍的人很多，比起唱戏更为热闹。

第三堂为“过江”。事前已把所有参加的几百人的姓名写在纸上，摆在会场当中，每个名字上压一个小钱。又端出一大盆酒摆在牌位前，然后管事拿一支“长冠（雄鸡）”在牌位前宰了，把鸡血滴一些在酒内搅匀，然后又把还在滴血的鸡在名单上绕三圈，看血滴在哪些人的名字上，据说从这些滴血可以预卜吉凶祸福。滴完后就由一位有经验的大爷，根据滴上血的名字一一吩咐，叫他们注意应当如何避凶就吉。

第四堂为“吃咒”。先由坐堂拜兄端了一杯酒跪在牌位前赌咒说：“上坐关圣贤，下跪弟子×××在面前，今后如敢上不认兄、下不认弟，死于非命，乱枪打死。”咒后将酒一饮而尽。然后其他参加的人依次上前发誓，有说乱刀砍死的，有说乱枪打死的，有说死无葬身的，有说不得好死的，五花八门，不一而足，所有的人经过“吃咒”，喝过这杯血酒，发过誓，以后就同生死，共患难。张三有事带个信与李四，李四不能不来，李四有事，带个信与张三，张三不得不到。

吃咒完后就是“出山——散会”。“出山”时每个由会场出来的人都要放几响炮仗，称为打威武炮。响声乒乒乓乓，山鸣谷应。闹了一个通夜，出山时已经是天光大亮了，会后，当地主人设宴办酒，招待远方来客。

除了在单刀会上，不同堂口的兄弟可以互相认识外，就是在平时袍哥与袍哥“会首”或“对识”也有一套暗语。外地袍哥首先到茶馆，茶馆里经常有袍哥兄弟接待客人。在接触时彼此双手捧着茶碗，由招待者先问客人贵姓，客人即答说，我姓××。再问“有站无站？”或“在不在园？”客人即答说“有站”或“在园。”再问：“你在哪牌？”客人即答说：“我在某字号上。”经过初步的对话，招待者即去请大爷出来见面。当大爷来到时，招待者即向客人说：“某大哥来了。”回头又向大爷说：“大哥，有客人来了。”大爷即说：“打个请字。”客人接着说：“请大哥首座。”大哥就很客气地拉着客人一起坐下。招待者向客人介绍，大哥姓什么，本地码头，嗨大爷等等。客人即向大爷说：“大哥名扬四海，兄弟少来拜望，今天特来拜候请安。”至此，双方就算认识了。

从以上介绍中可以看出，袍哥的组织系统及规章制度是很严密的，至少在初期是这样，这一点与整个洪门组织的宗旨有关系。有清一代，洪门一直标榜“反清复明”，被清朝官方视为非法组织，一直处于半公开活动状态，这使洪门不得不注意它组织形式上的严密性和活动方式上的隐秘性。事实上，四川袍哥在清朝统治期间一直坚持反清斗争，在洋教由沿海深入内地及四川时进行过有效的抵制，打出过“反清灭洋”的旗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袍哥在辛亥革命中的表现。

1905年，清政府宣布铁路国有化政策，随即又转卖给洋人，引起国人共愤，遂成为保路运动的导火线，各地纷纷成立了保路同志会。四川的保路同志会的首脑就是袍哥，其骨干力量也多是袍哥徒众。一开始保路运动还只是和平抗议，但后来清政府竟实行镇压，于是转为武装斗争。在这期间，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十分注意发挥各地会党的革命作用，许多同盟会员为了便于开展工作还加入了袍哥组织。1911年10月武昌首义后，四川的同盟会组织也闻风而动，其基本群众仍是袍哥。应该说，袍哥的兄弟伙中穷苦大众占多数，他们受清政府的剥削和压迫，苦大仇深，即使大爷中也有不少开明的人，加之同盟会人的策动，有的个人参加了同盟会，有的集体行动和同盟会共同组织了同盟军。同时袍哥组织遍及城乡各个角落，到处打击清军。特别是袍哥兄弟中的农民，平时都散在田间，从事耕作，一遇清军，即出其不意地突然袭击，满山遍野地同清军战斗，声势极为浩大。从四川革命史看，袍哥在各次起义中，对打击清军以至驱逐四川总督赵尔丰都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的缺点是缺乏严格的军事训练，又缺乏联合军事行动，往往仅凭一己之勇，各自为战，因之在战斗中伤亡很大。还有一些地方豪绅出身的大爷，玩弄两面派的手法，脚踏两只船，甚至出卖袍哥组织，依附清朝，同清军勾结，阻挠和破坏革命运动，接受清军贿赂，掩护清军败退，使革命受到损失。总之，袍哥在历次起义中的作用是复杂的，不能一概而论。

2。雅安县长喋血记

辛亥革命赶跑了皇帝，是巨大的历史功绩。但是，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两面性和软弱性，并没有能够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在中华民国的招牌下，各地军阀势力异军突起，唐王朝中后期出现的藩镇割据局面不期又以一种改换了的形式重新出现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华大地上。这种各自为政、地方不靖的局面，实在是帮会势力滋生、发展和蔓延的绝好温床。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曾经作为帮会组织精神支柱的封建纲常和伦理道德逐渐失去其地位。拿袍哥来说，所谓“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以及各种清规戒律早已被它的徒子徒孙们忘得一干二净，从而其固有的投机性和流氓性更加肆无忌惮地暴露出来。有些野心勃勃的袍哥大爷，开始利用袍哥势力，网罗当地流氓地痞无赖，拼凑自己的武装力量，占据要津，打家劫舍，征收贷税，贩运烟土，甚至扩张地盘，占据一县数县，称王称霸，公开与地方官府分庭抗礼。1921年，原为刘湘部下的杨森在四川各路军阀的混战中崭露头角。杨森这个人野心很大，一心想统一四川。他拚命招降纳叛，网罗党羽，也很注意发挥笔杆子的作用，借以在他的军事占领区内建立政权，扩大影响。就在这一年，他派部下金良佐带一个步兵团开到雅安，同时还加委了一个名叫谢克熙的年轻人为雅安县县长。

这位谢克熙说来也是一个人物。他出生于江西赣州一个地方乡绅家庭，家道殷实。191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当时北大的校长是蔡元培先生，他积极推行“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各种新思想、新思潮一时纷至沓来，其中影响较大的当首推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的新文化运动。谢克熙原来接受的是正统的封建教育，但是处在这样的环境中，由于得风气之先，耳濡目染，久而久之也俨然以新人自居，言必称“德先生”、“赛先生”。1919年，爆发了以北大为中心的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可以看成是新文化运动的一次实际运作。谢克熙和其他热血青年一样积极参加了这次运动，在游行、集会、演讲队伍中常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但是，他的名利思想很严重。他曾想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上捞上一官半职，但没有如愿，甚至就连参加大会的资格也没有获得，这使他感到很失望。加之不久蔡元培先生被迫离校出走，反动政府加紧对北大的控制、迫害和摧残，气氛一时显得很压抑，沉闷。谢克熙原本是个投机分子，革命思想的功底并不深厚，因此面对日非所是的形势，他渐渐地动摇和变节了。这时他开口闭口不再是“德先生”、“赛先生”了，而是什么“学业至上”、“莫论国事”这样的陈词滥调。他看到同学傅斯年、罗家伦等一个个漂洋过海，到国外追求锦绣前程，很是艳羡。一度他也曾想走某位名教授的路子，希望能得到他的揭携。但无奈他不是块搞文学的料子，没有人赏识他做的歪诗陋文。洋道不成走官道，一时间他的社交活动多了起来。不久，他利用和杨森在北京的心腹潭文灵的同乡关系，应杨森的邀请翩然入川。杨森看他一表人才，口若悬河，当时就很欣赏，有心栽培这个后生伢子。但是他根底太浅了，立即予以重用可能会引起旧人的疑虑，于是他决定先让他到雅安去干一阵子，一则看看他的实际能力，二则也好日后顺理成章地提拔他。

谢克熙对杨森的这个安排非常满意，选择了一个天朗气清的日子，带着一行随从兴致冲冲地踏上了通往雅安的道路。他出生在江西，后来又在北京念了几年书，原可说是见过世面的，但他还是不禁为巴蜀境内那秀丽险峻错落有致的山川景色深深地吸引住了。第三天，不知不觉已到了雅安地界。这时迎面过来一支送亲队伍，吹吹打打，从前几个五大三粗的汉子鸣锣开道，场面显得既热闹又气派。激克熙见有人示意他们让道，根本就不理会。旁边几个随员劝他新来乍到，不妨忍着点。谢克熙听了不由得火气直冒，板着脸孔说：“四川穷山恶水，民风一向凶顽，兄弟在北大时就有所闻。现在杨总司会委任我做县长，第一件大事就是要整肃纲纪，绝不允许刁民肆意胡为。”他将手一挥，示意随员径直通行。那几个汉子这时才看清迎面走在中间的是一位洋里洋气的青年，又有一帮人手跟着，断定他就是不久前已传开的本县新任县长，想着本由得有几分惧怕，忙上前主动招呼：“长官，这儿路窄，请高抬贵手让我们过去吧！”谢克熙见自己的气势征服了他们，不由得有几分得意，便和颜悦色地问：“你们是那个乡的？给谁办喜事呢？本官也好贺喜。”其中一个满脸堆笑，连称不敢。转眼间，花轿到了跟前，谢克熙皱一皱眉，轻蔑地说：“兄弟在北大的时候，都讲破除旧道德。如今什么时代了？做新娘还要羞羞答答，用轿子抬着，红布裹着。来来来，本官今天给你们开开风气。”说着就掀开了轿帘。轿子内的新娘听到外面一直乱哄哄的，本来就有几分害怕，这时再也不能自己，惊叫一声，掀开了脸上罩着的红布巾，眼神正好与谢克熙碰个正着。这一对视不要紧，把两人都弄怔住了。那谢克熙原来是个书生，过去脑子里想的一直是革命、文学、做官这些玩艺，心思从没放在女人身上，眼前这个倾国倾城的绝色女子，不由得唤醒了在他心里沉睡了多年的青春意识，他简直有点不能自己了。再说那女子，自小长得如花似玉，人称一枝梅，但哪里见过谢克熙这样洋气海派、风流倜傥的摩登青年，因此见了他怎能不春情荡漾，血如潮涌？不由得给了他一个秋波。谢克熙恨不得一把将她抱将过来，但是大庭广众之下，他不敢再行造次，就冲着新娘含情脉脉地笑了笑，放下轿帘，与那几个汉子搭讪了几句继续赶路了。谢克熙到了县署后，倒也尽心尽职，一有空就微服私访，体察民情。有一天他又独自一人出访到本县观化镇。观化是个小镇，却是雅安的西南门户，从此可以南下岷江，西往大渡217河，商贾、挑夫、妓女、走卒、盗匪经常出没于此，可算得上是川西的繁华之地、富贵之乡。谢克熙挑了一个座落在闹市区的茶馆坐着正歇息呢，老板娘捧上茶来，说声：“客官，有请！”还是谢克熙眼快，一下认出了她就是那天在路上遇到的新娘，真是大喜过望，便情不自禁地要用手扯她的衣襟。老板娘招呼间也认出了对方，不禁心摇神荡，但表面上却不动声色，嗔了他一眼，就去招呼别的顾客了。到了晚上，谢克熙就在这茶馆内设的旅店里住下了。不一刻功夫，老板娘浓妆艳服，走了进来。这一对男女原是男有情，女有爱的，现在独处一块，多日的情思再也按捺不住了，也用不着什么寒暄，便紧紧地搂抱在一起。正搂抱间，突然传来一枝梅的呜咽声，谢克熙忙惊问其故。原来一枝梅也是个苦命的女子，虽说长得姿色出众，但这并没有给她带来什么幸福。川西一带抢亲习俗盛行。观化镇有个叫刘观云的大地主，一日在县城闲逛中看中了她。他把心思告诉了他姑父、雅安县仁字旗堂口主事大爷杨敏山，杨敏山一口答应帮忙。次日就派了几个打手把她先抢到杨府，过了几天又送到刘家。新婚之夜一枝梅发现她“丈夫”不会干那事，气得当即昏厥过去。后来又好几次要寻死觅活，但无奈人斗不过命，只好自叹红颜薄命，对刘观云的折磨忍气吞声。谢克熙听了一枝梅的哭诉，不禁义愤填膺，把她搂得更紧了：“兄弟在北大的时候，对摧残女性的包办婚姻、抢亲等陈规陋习最是痛恨。今天我一定要把你救出火坑！”两人计议了一番，当晚谢克熙就带着一枝梅，星夜赶回县城。

再说刘观云见一枝梅招呼旅客迟迟还不回房，急忙和一个管事查找，发现今晚刚住下的那位旅客不见了，就判断出一枝梅准是和他逃走了。他向管事问明那位旅客的模样，心中想起一个月前杨府送亲的人说起过路上新娘曾被新县长调戏，立即明白了八九分。第二天他急速赶往县城，把这事告诉了杨敏山。杨敏山原来就对这位谢县长不满；上任以来一次也没有拜访过，简直是目中无人。他立即派人到县公署查明事实，想证据一经落实就立即教训谢克熙。

谢克熙把一枝梅弄到县城后，自以为理直气壮，又兼自己是县长，哪个敢放个屁？因此他并不避嫌疑，只管带着一枝梅出入于稠人广众之中。因此杨敏山的调查完全是多此一举。

杨敏山得到汇报后，当时就要带领他手下的一班袍哥兄弟闯到县署，把谢克熙和一技梅给杀了，但被旁边一个人止住了，示意杨敏山让其他人退出去。此人名叫葛灵，人称智多星，杨敏山的军师。葛灵对杨敏山说：“大爷，我看这事不宜太着急。一则我们有好多弟兄还在乡下，手边的这些人不一定能敌得过守护县城的金良佐的一个团的兵力。二则姓谢的念过洋学堂，据说很有来头，杨总司令还想在日后委以重用，恐怕我们不好轻易得罪他。依小的看，我们不妨先礼后兵。如果他听了我们的规劝，我们就既有了面子，他也会从此尊重我们。如果他要胡来，那时乡下的弟兄也到了，再打也不迟。”杨敏山见他说得有理，夸奖了他几句，就准备过几天到公署拜访谢克熙，同时暗中作动武的准备。

谢克熙在干些什么呢？他正因杨敏川参与抢夺一枝梅的事，痛恨着杨敏山呢。他想教训一下杨敏山，也好借此打击一下其他袍哥大爷的威风。有了！金良佐这家伙不是三番五次在我跟前诉说军饷不足吗，何不向这些袍哥们要？

第二天，他一反常态，在公署内大摆酒席，请地方上的士绅吃饭。这些士绅大多是袍哥的舵把子，杨敏山自然也在邀请之列。酒过三巡之后，谢克熙先讲了一些大道理后就直截了当地要求他们出款筹饷，酒席上一时沉默了下来，谁也不开口说话。谢克熙一见他们都不愿意出，就叫杨敏山先表态。杨敏山还是一言不发，谢克熙话中带怒地说：“你是地方首户，你都不带头出，谁还愿意出？”这活可把杨敏山惹火了：你谢克熙是个什么东西？到任后既不孝敬大爷，还把大爷的表侄媳妇抢走了，这些大爷还没有和你算帐呢，如今你一步一步地上来了，竟敢跟老子要钱！“哼！”杨敏山把桌子一拍说：“老子就不出，看你能把老子怎样？”说完随即忿然离席而去，一时宴席上秩序大乱，不欢而散。

杨敏山出得城来，即率领早已组织起来的袍哥兄弟把县城团团围住。谢克熙闻讯后即命令金良佐带领全团人马严阵以待。双方激战了几天几夜，互有伤亡，不分高低。这时葛灵又献计了。“现在他们困在城里，总有弹尽粮竭的时候。我们人员粮草都不必发愁，只消和他们相持下去。同时，我听说姓谢的一向狂妄自大，看不起姓金的，我们不妨派人游说姓金的，进一步离间他们的关系，这样敌人就不攻自破了。”杨敏山连称高见，就派葛灵进城去和金良佐接洽。金良佐看到袍哥势众，正担心长久下去会力不能支，葛灵的到来使他很高兴。他原来对谢克熙就有怨恨：这家伙开口闭口“兄弟在北大的时候”，动不动就嘲笑、挖苦我是个土包子。他心里也早想不替他卖命了，但一则照顾杨总司令的面子，二则这次事件又是由于筹备军饷引起的，因此只好忍耐些，极力支撑着。现在经葛灵的一番游说，还真给说活了心，再说葛灵代表杨敏山答应赠送他一笔银钱，并可以把他的军队护送到邻近的天全县，就不再犹豫，立即把军队撤到了城外。

金良佐撤兵后，杨敏山率领众袍哥轻而易举地打进城内。谢克熙这时还蒙在鼓里呢，根本不知道金戾佐叛变的事。杨敏山带着一班打手进入县署后院时，他正和一枝梅男欢女爱呢。杨敏山喝令手下人将谢克熙绑上，对他说：“你不是跟我要钱吗？大爷今天可要你的命！”谢克熙直到此时才如梦初醒，自己是一介书生，不懂政治手腕，根本就不是地方恶势力的对手。他“扑”的一声跪在地上向杨敏山求饶：“杨大爷，兄弟我才二十几岁，年轻不懂事，得罪了您老人家，求您饶了我这一次吧！”杨敏山戏弄地问：“大爷饶你不难，可你拿什么报答我呢？”谢克熙见有生还的希望，急忙讨好地说：“不瞒大爷说，兄弟在北大的时候，就小有名气，后来又蒙杨总司令器重。如果大爷能放我一马，等兄弟大富大贵时，一定重重地报答您。”杨敏山一听哈哈大笑：“真是个书呆子，死到临头还臭美呢，大爷我是个粗人，不懂得什么北大南大，我只知道你目无大爷，霸占我侄媳，还跟我要钱，就是该死，来人，把他拖下去做了。”堂堂县长就这样惨死在袍哥手下。那一枝梅早已吓得魂不附体，一块儿也给杀了。

后来，金良佐向杨森报告这件事时，闭口不谈他与袍哥的勾结，只是说，谢克熙年少轻狂，目无地方贤俊，强抢民女，结怨甚多，终于被人暗算。杨森得到汇报，大骂谢克熙该死。从此，他渐渐看不起读书人，从而他的所谓文治武功就只剩下武功这一项了。

3。蒋介石怒杀袍大爷

像袍哥这样的江湖团体，在一定时期可以在地方上横行，就连地方官员也对它有几分惧怕。但是如果帮会势力过分强大，就会使军政领袖产生疑忌，甚至会采取措施加以制约和打击。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反动政策，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进攻面前，丧师失地，节节败逃。1938年，国民党政府移都重庆，蒋介石到四川后发现袍哥势力太大，而且其他各地帮会组织纷纷内迁，恐日后难以驾驭和操纵，就一心想对它们加以扼制。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给了蒋介石一个借口，使蒋终于如愿以偿。1939年初春的一个晚上，重庆嘉陵江大酒店旅馆部二楼一间房门被打开了。酒店经理张万财叫醒旅客，很客气地对他说：“实在抱歉，有位党国要人今晚要用这间房，您能不能委屈一下搬到别的地方去住？真是对不起，请您多多包涵。”旅客一听说是党国要人要来，就赶紧说：“要得，要得。”说着就将自己的行李物品收拾好走了。

这位旅客何许人也？此人名叫刘七，是一位袍哥兄弟。刘七在袍哥中虽还只是个幺大，地位并不怎么高，但由于他武艺高强，智勇双全，很受某位袍大爷的赏识和器重，视为得力助手。刘七跟着这位袍大爷见的世面并不算少，特别是这一两年来党国要人也没少见。这时他下得楼来，在路上琢磨着，这位党国要人是谁呢？莫非我见过？这么晚了，他来做什么呢？我倒要仔细地瞧一下。他在外面磨蹭了一段时间，到了午夜，又溜回旅店，蹑手蹑脚地摸到二楼他住过的那间房，侧耳倾听，只听得里面传来一男一女的声音。“嗯，你还没有答应我的要求呢！你说，你到底愿意不愿意收我做九姨太，带我到上海风光风光？”

“我的宝贝，你什么要求我都能满足，只是现在上海在日本人的手里，我不带你到上海是为你的安全考虑。急什么，先在陪都住上几年，等日本人一走，一切都好说。”

“嗯，在这里也不安全嘛，那个嗨袍鬼总来纠缠，怪扫兴的。”

“有我护着你，你怕什么？那位袍大爷能把你怎么样？放心，一切都包在我身上，我的小乖乖！”

“这还差不多。嗯，轻点！”

“哈哈。。”

紧接着传来一阵肉麻的浪笑。。刘七在外面听得一清二楚，不由得肺都气炸了。他听出来，那个女人名叫彩云，是个唱川剧的演员。两年前，袍大爷闲得无聊出去兜风看戏，被她的美貌和演技所吸引，就执意把她收为外室。谁知这女人心比天高，一心想往上爬。重庆改做陪都后，日渐繁荣起来，她也就更加一心一意地想跳槽，明里暗里借故与党国要人眉来眼去，频送秋波。再说那位男人是谁？刘七听声音，觉得像是戴笠，可他又不敢断定。于是他又折回街上，想等到天明他们出来时着个究竟。等他看到了，果真是戴笠，哼！这个老色鬼，竟玩到咱袍大爷头上来了！原来，戴笠在去年陪都川剧界抗日募捐演出时与彩云有过一面之交。那女人知道戴笠戴老板的身份，因此在他面前更是故弄风骚，曲意逢迎，戴笠是个情场老手，怎么不知个中奥秘？于是三下五除二，当时就和彩云眉来眼去勾搭上了。戴笠虽然妻妾成群，姘头就更不计其数，但眼前的这个川妹子于妩媚中露出来的那股胆大辣味儿，对他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很快两人就如胶似漆了。当他得知彩云是某袍大爷的相好时，曾经有过顾虑，但是欲火难抑，他与这女人的关系越发不可收拾了。

小袍哥看得真切，文即飞奔回去向袍大爷报告。袍大爷气得吹胡子瞪眼睛，大骂戴笠无耻，不够哥们。他咬牙切齿地说：“好啊，既然你戴某人能干出这样的好事来，可就不能怪我袍大爷绝情了。我要让你在袍规面前伏法！”原来袍哥中的规矩是禁止外人奸淫袍哥兄弟伙的妻子，一经发现，则由堂口的主事大爷指派袍哥兄弟将奸夫淫妇一齐杀掉，本来，彩云并不是这位袍大爷的妻子，只是他的一个姘头，但他在盛怒之下也顾不上了，而且他贪恋彩云的姿色，不想杀死她，只是把一腔怒火向戴笠泼去。

刘七一听到他大爷要派人杀死戴笠，连忙止住他说：“大爷，这事可要慎重。那戴笠是党国要人，在重庆耳目甚多，可不是个等闲之辈啊！处治他弄得不好会赔了夫人又折兵，这事还要从长计议。我看不如给他一个威胁，不伤他的性命，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今后不敢轻举妄动。这样做，双方的面子都有了，不知大爷以为如何。”袍大爷沉思了片刻说：“你说得有理，就照你所说的办。”当下两人密商行事机官，自以为很得计。4月1日上午，戴笠陪蒋介石出席军统的“四一”大会。戴笠管理军统很有办法，为了让他的部下忠于职守，每逢4月1日他都要主持召开一次纪念会，说是纪念死去的战友们。其实这些死去的人中也有不少是因为不听戴笠的话或者背叛戴笠而被处死的，他给这些人一个美名，叫做“殉法”。因此这样的纪念会既有激励作用，也有惩戒作用。特务们在他的威胁利诱下更不敢不死心地为他卖命了。今天他特地请来了蒋介石，心中好不得意。

10点钟光景，车队来到重庆郊外军统办公所在地。蒋介石第一个下车，向迎候在两边的人群招手致意，想到抗战以来他的威望越来越高，胸中不禁掠过一丝快意。。这时，冷不防背后传来几声响，子弹从蒋的头顶上飞过。一时人群一片混乱，特务们急忙上来维持秩序，驱散人群，戴笠赶紫下车扶着老蒋走入密室。蒋介石怒容满面，拍着桌子吼道：“娘希匹，共产党不是在延安吗？怎么跑到重庆来了？我没有死在日本人飞机的轰炸下，难道死在共产党手中不成？”戴笠慌忙请罪：“是学生防范不严，以致几乎出了大事，还望恕罪。”蒋介石突然变得很平静，声调也和缓了下来：“这件事不小了，你要立即调查，务必迅速将调查结果直接告诉我。我本人受点惊吓倒不要紧，可事关陪都治安、党国大计，切不可大意。”戴笠连忙唯唯称是。

戴笠很快就查清了这一突发事件的前因后果。原来那位与戴笠争夺女人的不是别人，而是另一袍哥头子、现任兵役署署长程泽润的哥哥程泽滋。程泽滋受了委屈之后向他弟弟谈起这件事，希望他能帮忙出出这口恶气。一开始程泽润还很犹豫，不敢应承下来，但经不住他哥哥以兄弟之情和江湖侠义打动他，他终于答应尽力帮忙。二程原只是想教训一下戴笠，没想到那天蒋介石会和戴笠在一起，二程派去的人把老头子当成戴老板，这下可惹下大祸了。

戴笠得到情报后，立即向蒋介石作了汇报。他在汇报中只字不提与程泽滋争夺女人的事，只是说程泽润对委座心怀怨恨，于是和他哥哥合谋企图杀害委座。蒋介石听了汇报后大惊失色，万分震怒：“现在日寇犯难，共党方面也不断制造摩擦，这些都够心烦的了。袍哥土匪竟敢在后方也跟着凑热闹。这样下去，党国不是很危险了吗？你去布置一下，立即将二程解决掉。”对“解决”二字，戴笠当然是心领神会的。

实际上，蒋介石诛杀二程，是有更深刻的背景的，蒋害怕四川袍哥势力太大，而且抗战期间内迁的帮会组织，如青帮、洪门的力量也有膨胀的势头。他早就想借机杀掉一两个帮会头目，以做效尤。也合当程泽润该死，前不久，蒋介石得到报告说兵役署的一名新兵突然神秘地死去了，便疑心与兵役署署长程泽润有关系，因为蒋介石对帮会人物从来是用而不信的，认为这些人不可靠。但是经过调查，那时兵役署已把兵权交给了交通部的运输大队，责任不在程而在俞飞鹏，但俞是蒋介石的亲信，他不便深究，但这件事却加深了他对程泽润的疑忌。现在出了这件事，蒋介石终于抓住口实，名正言顺、毫不费力地将程泽润、程泽滋诛杀了。那个倒霉的帮手刘七，当然也一块儿被干掉了。

二程之死，曾在四川袍哥中引起强烈的反响。二程的祖上据说是袍哥始祖陈近南的把兄弟，程氏在袍哥中威望极高。他们被杀的消息传来，各地徒众群情激愤，纷纷举行誓师大会，扬言要攻入重庆找蒋介石和戴笠索命，戴笠一方面怂恿蒋介石进一步剪除袍哥势力，一面调集大批特务应付可能出现的事变。一场大的流血案一触即发。

当时青帮大亨杜月笙也在重庆。他和袍哥头头们一向很有交情，而且面对蒋介石对帮会组织的先是利用而后又猜忌、诛杀的做法，感到忧心忡忡，担心二程的命运有一天会落到自己的头上。他曾对杨虎和另一袍哥头子范绍增等人说：“我们一向拥护他，今天成功了就要杀我们，以后大家都得小心一些。”惊惧之情溢于言表。这会儿他利用和戴笠的关系，了解到有关特务和军队的部署，急忙找到几位袍哥大爷向他们通风报信，劝他们主动息事宁人。他对他们说，大家如果闹了起来，蒋介石更会借口多杀人，枪杆子在他手里，何必吃这眼前亏。这些袍哥头子一向对他言听计从，这件事就这样慢慢平息下来。

戴笠在这件事中获利甚丰。四川袍哥从此确实有所收敛，因此戴笠手下的军统特务势力得以在重庆和四川有了进一步的扩张。

有人说，袍哥当时虽慑于蒋政权的高压，没敢胡来，但在暗地里却一直盯着戴笠。据说戴笠后来在1946年坐飞机在南京附近失事遇难，就是袍哥们干的。至于这种传说到底有多大的真实性，就很难说了。

4。袍灾一瞥

辛亥革命后，袍哥势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据说到抗日战争前夕，四川青壮年男性中有90％以上的人加入了袍哥。袍哥不但与各军政集团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是在袍哥内部，虽然也时有一些联手的行动，但由于各堂口互不统属，各自行事，因此常不免旋分旋合。有时袍哥组织之间为了争码头或者一些小事也大打出手。应该说，袍哥之间的内讧是在辛亥革命以后才多了起来的，因为这时他们以往“反清复明”的宗旨已经过时，根本就不能维系人心了。过去袍哥还有什么“清水袍哥”和“浑水袍哥”之分，清水袍哥是比较周正的，讲究“身家清，己事明”；现在却是清、浑一锅煮，其举止行为简直与一般盗匪无异：袍即是匪，匪即是袍。这种土匪之间的恶斗固然是袍哥这样的封建帮会组织不成气候的表现，但却同时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袍哥之间的内争往往殃及池鱼，使生灵涂炭。广大四川人民对此深恶痛绝，称之为“袍灾”。

1929年，天全县的袍哥大爷曹茂松的兄弟伙与另一袍哥大爷杨绍兴的兄弟伙打架，曹家就同杨家打起明仗来。这一仗前后打了15年。杨绍兴先被曹家打死，后来杨家又把曹茂松打死，前一辈死了，后一辈又继续打下去。杨绍兴的儿子杨明光与曹茂松的侄子曹独手又打了几年。双方前后死伤几百人，烧毁的四合头大瓦房就有很多间。直到1944年刘文辉任命陈耀伦为雅属剿匪司令采取硬性调停手段，双方才算作罢。到争斗结束时，附近百家人都搬走，只剩下几户孤寡，田地也无人栽种，成了一片荒野。

同样是在天全，袍哥李银原来是陈步胜的兄弟伙。后来嗨了大爷就不买陈步胜的帐。陈步胜要喊人打死他，李银跑到他的连襟陈思亮处避祸，于是陈步胜就同陈思亮打了起来。陈思亮去搬邻近的袍哥头头侯明信、董之昭、康万寿来帮忙，陈步胜去搬李元亨、李幻文甚至还远到荣经搬来朱世正、熊大武等来助阵。战事从1941年开始，打到1946年才田陈耀伦调解和好。6年间，双方死伤几百人，烧毁房子几十间，他们所在的新街场子几年之间无人赶集。

应当说，“袍灾”不只限于天全，几乎是哪里有袍哥，哪里就有灾难。

1923年，双流柑子树场镇的李安邦，与刘家壕的黄瞎子的火并事件，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土匪战争。

事件的起因是黄瞎子的兄弟伙吴歪嘴带领土匪在李安邦“防地”抢劫军阀刘成部队一个团的枪支，弄得柑子树全场大乱，商店关门，引起了李安邦的不满。接着，黄瞎子又提出要在柑子树场镇成立码头，李安邦知道黄瞎子是要抢夺他的“防地”，便加以拒绝，黄瞎子气急败坏，串联了12个袍哥舵把子，纠集了200O多人枪，准备袭击柑子树场。李安邦事前得知消息，也约集骆孟阳（温江团练局长）等共约四五千人枪，准备黄瞎子来攻击柑子树场时，直捣黄瞎子的老巢刘家壕。

起初，黄瞎子见势抵不过李安邦，便派人出面交涉议和，李安邦同意罢兵。哪知道黄瞎子议和是假，缓兵是真，待李安邦的人马撤退时立即卷土重来。一时李安邦大败，黄瞎子追了十余里，遇上李安邦的后援，一交手，黄瞎子就败下阵来。结果，黄瞎子、吴歪嘴不知下落，其余11个舵把子，经骆孟阳用招安骗局，在酒席间当场被击毙。

1929年金堂匪霸赖金迁与另一巨匪罗春山火并的战争，也是有名的土匪战争。

赖金迁是金堂有名的匪霸，驻防金堂的旅长杨秀春和县长许达权也怕他三分，不得不对他笼络。罗春山是另一匪首。开始时两人关系很好，曾拜过亲家，后赖金迁与罗春山争一支新式手枪，赖未夺到手，因而对罗颇有怨气。1927年，赖金迁的二水舵把子何锡珍的兄弟伙罗老九，在罗春山管辖区内抢劫时被杀，何由此怀恨在心，经常在赖金迁面前说罗春山的坏话。1928年，罗春山的亲信严茂生率匪徒冒充军队去成都郊外抢劫时，慌乱中遗失物证，经查明是赖金迁手下的东西，成都有关方面怀疑此次抢劫系赖匪所为，乃将物证交驻军旅长杨秀春查处。杨旅长叫县长许达权委婉劝告赖金迁。赖金迁当即怒不可遏，认为是罗春山有意陷害他，加之过去就有一些积怨，便决计除掉罗春山。

1929年3月，赖金迁掌握罗春山信佛的特点，设计在康家渡做佛事，请罗春山申文上表，表示对他的尊敬。罗春山很高兴，便带了20多人欣然前往。到达康家渡后，赖金迁假意盛情招待，赖的二水舵把子何锡珍与罗春山向来很熟，就在一旁陪罗春山烧鸦片烟，罗所带来的20多人也各有赖的兄弟伙陪伴，实则监视。当晚二更后，何锡珍与罗春山开玩笑，乘其不备，连发三枪，未击中要害，又拖至天井里，把余下的七发子弹全部倾泻在罗身上，结果了他的住命。后又把罗的尸体从后门拖出放在市场坡。这时，赖金迁走来，潸然泪下，亲手给罗烧了一堆纸钱，并吩咐兄弟伙用被子裹尸，派人看守。第二天他又派赖合山、赖昆山等十余人，随带台盒二个，装满金银斗壳、香蜡纸钱、猪头三牲等祭品，护送罗春山的尸体回到罗家。赖金迁狡诈多端，这种假意标榜袍哥义气的作法，果然收到一时的效果。罗春山老婆非但没有计较，而且以礼相待。

罗春山死后，手下庄子才、严茂生马上扶植罗的幼弟罗绍光继续掌舵，他二人掌握实权，发誓要替罗春山报仇。赖金迁决定一不做，二不休，要以武力吃掉庄、严实力。这年4月下旬，赖集中全部力量，分兵九路去攻打庄、严二匪部。这天，正是安葬罗春山的日期，庄的兄弟伙刚把棺材抬出大门，闻匪徒报警，庄子才立即集合兄弟伙走了。赖金迁手下管事刘华春带领一部分人赶到罗家门口，对着罗春山的棺材打了三枪。这事传到庄、严二匪的兄弟伙耳里，更激起了满腔仇恨。庄子才背着罗春山的灵牌，头上顶着纸钱，其余的人也脱光上身，一心要与赖金迁决一死战。于是兵分两路，向赖部拼命进攻。哀兵必胜，庄、严二部以一当十，锐不可当，一鼓作气把赖打败。赖金迁稳不住阵脚，节节败退，顷刻间全线崩溃。庄、严二匪虽然取得胜利，但自量实力不如赖金迁，庄子才避往新繁，严茂生逃走大邑，这场两大土匪势力的火并，才告停息。

那么当时四川各路军阀对袍灾和土匪战争是个什么态度呢？就拿雅安的情况来说吧。雅安在三四十年代已经是一个堂口林立的袍哥世界。各个袍哥组织之间的明争暗斗是很厉害的，有一阵子，各小堂口为了打破陈耀伦的垄断，曾彼此联合行动，在雅安城区张贴标语，要“打倒陈耀伦，解散荥宾合”。在荥经事变时，刘元琮把被群众击毙的官兵尸首抬到陈耀伦家，随后又借事把荥宾合副总社长杨国治扣押在荥经，关押半年多，陈耀伦、刘元琮、杨国治都是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手下的袍哥师长；这些混乱情况，本来应当是很伤脑筋的；但是刘文辉对于这种情况一点也不感到头痛，反而秀欣赏；他只是不时把一些舵把子如陈耀伦、刘元琮等叫去训训话，说袍哥的活动只能以二十四军的团体利益为重，不准分裂，不准乱整。他所说的团体利益，就是以他本人为中心的利益，这就是他一定要组织袍哥的目的。当时不少军阀标榜以匪治匪，结果是使兵匪混一，广大四川人民所受的灾难更加深重了。

5。鲜为人知的洋袍哥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逐渐深入内地。1890年，清政府允许英国在重庆设领事，随后，列强中的日、美、法、德也取得了在重庆设领事的权利。一时间，许多洋行纷纷在四川成立分公司，列强各国都垂涎四川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实行经济侵略，与此同时，它们还加紧进行文化渗透，于各处设立布道教堂。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四川人民的反抗。辛亥革命前，袍哥憎恨洋教，参加反洋教斗争。如1900年重庆袍哥大爷康廉江率领袍哥兄弟打了洋主教，闹成教案，被巴县衙门通缉，迫使他跑滩避居日本。应该说，袍哥组织在这一段时间里还是很富有反帝性的，尽管在方式上有时显得落后，有盲目排外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

袍哥与帝国主义势力的勾结，是在辛亥革命以后。那时袍哥组织大发展，引起了帝国主义分子的重视。有一位自号“浪迹天涯客”的西人，曾在民国初年在四川参加袍哥组织，并逐步升为大爷。他对袍哥的入会仪式、袍规和执行纪律等情况了解甚详，并撰文向海外介绍。文中认为袍哥宗旨在于互相扶持，分仁义礼智信五门，与欧美工人团体相似。“会众入会有的是求兹以免扰攘者，有的为假势焰以报睚眦，有的为应援以雪覆盆者。而盗贼攘劫之行，大抵末流为害，本非袍哥所赞同。其对于辛亥革命、倒袁运动等均有大功”。以上评论大多数是符合事实的，这反映了袍哥已逐渐与洋人搭上关系了。军阀混战时期，重庆袍哥与帝国主义洋行的勾结愈加广泛。帝国主义洋行经常运来各种武器弹药在上海秘密销售，甚至将手枪和子弹运到汉口、宜昌出售。重庆袍哥中贩运烟土吗啡，买进枪枝弹药的人遂渐增加。袍哥与洋行、兵匪勾结，最初多靠洋袍哥牵线头。其中巴巴达在这方面的活动，时间最长。

巴巴达是希腊游民，少年时游荡海外。中法战争使法帝国主义得以入侵云南，他就在滇越铁路活动走私，深入内地州县，在走私活动中，他得知四川袍哥势力很大，在夔府经湘军将领鲍超的孙子鲍革的引见，参加了仁字旗“进同社”三排。回重庆后，他又经重庆仁字旗大爷邱绍芝的提拔出山当大爷。巴巴达最初是推销洋货，主要有钟表、日用百货、装饰品等，聘请袍哥弟兄李炳南为其助手。后来发展到牵线接头买军火，销售鸦片、吗啡。由于有袍哥势力协助，这位洋袍哥的生意做得很红火，销售货物极为迅速，获利极丰。他每至一处均出示公片拜码头，送礼应酬，因此上沿东大路直到成都，下沿长江直到夔府、宜昌等沿途各镇，都有他的踪迹，有一次，巴巴达在内江做生意途中与人打麻将被人做了手脚，一夜之间就输掉银元1000多块，第二天早晨抬了几箱时钟去偿还赌债。他的助手李炳南认为这次生意必然亏本，但回到重庆一结算仍有盈余，可见其利润之大。

1909年，巴巴达在重庆开始以小型电影机流动放映电影，招徕顾客，推销洋货，此为四川电影的起始。以后他又在重庆设电影院，任李炳南为经理，放映外国电影。刘湘驻军重庆时，巴巴达又与袍哥师长范绍增、陈兰亭等结识，过往甚密，在他们的支持下于重庆千厮门城墙边开设华洋旅馆、西餐厅。以后又在南岸龙门浩开设华洋旅馆、酒巴餐厅，招待外国兵舰上的船员、水手，并为他们接洽走私买卖，介绍妓女玩乐。当时华洋旅馆成为军阀、买办、袍哥与帝国主义洋人水兵勾结的场所，许多罪恶交易都是在其中进行的。巴巴达性喜活动，中国话讲得极好，又很熟悉中国主活方式，赌博是他的一大嗜好，尤其爱打麻将。他平时与袍哥、商人等接洽时，不但出手大方，而且与他们调笑戏谑，毫无拘束。他还娶了一个中国老婆，是李炳南的姨妹，生有二子五女。重庆解放后，巴巴达见大势已去，再呆下去也不会有什么好结果，只得于1951年5月，携带妻子儿女仓皇逃回希腊。前后总计，巴巴达这个希腊无赖在四川招摇竟达40余年。

6。袍哥的绝迹

四川一些大的袍哥组织和舵把子，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大多有过与蒋介石和军阀勾结，镇压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的历史。如1933年冬，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进驻四川通江、南江、巴州地区并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时，袍哥曾参与刘湘组织的对红军和苏区的六路围攻；1935年春，红军放弃通南巴地区北上时，他们也和军阀一起对红军围追堵截。但是在红军长征胜利后，中共面对国内严峻的抗日救亡形势，以民族大义为重，不计前嫌，毅然向他们伸出了统战之手。1936年7月1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中央委员会发表对哥老会宣言，肯定了哥老会在辛亥反满的革命运动中的积极作用，表达了中共愿与他们“结成亲密的兄弟的团结，共抱义气，共赴国难”的真诚愿望，并表示“允许哥老会在苏区内公开存在，起用一切被压迫的江湖好汉、英雄豪杰之士”。对袍哥的统战工作，主要是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下进行的，使得一部分袍哥投入了抗日的洪流，并促使他们在解放战争期间弃暗投明，获得新生。范绍增的转变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范绍增13岁时就加入了袍哥组织，后羽翼日丰，与四川各路军阀时而相互勾结，时而发生摩擦，也参加过追剿红军的反动军事活动。抗战开始的时候，他投靠蒋介石。1937年11月，刘湘率部出川抗战，卧病汉口，范绍增在汉口侦得刘湘反蒋情报，连夜向孔祥熙、蒋介石报告，从此与蒋政权关系密切。随着国民政府内迁重庆，范绍增将自己的别墅“范庄”让出。请蒋介石、孔祥熙、何应钦等人居住。在孔祥熙、何应钦的帮助下，1938年春，范绍增被委为第八十八军军长，率部出川，转战于江浙一带。1942年，他被调任第十集团军副总司令，何绍周任八十八军军长。他见部队被蒋介石吃掉，一气之下返回重庆从事袍哥活动。抗战胜利后，范绍增又到上海，混迹于十里洋场，与杜月笙等人打得火热。1947年4月，他在上海成立“益社”，被选为理事长。在上海期间，中共地下党组织和民革对他做了争取工作。他以益社为地盘，掩护和招待过张澜、郭沫若等进步人士。他借国民党政界的势力，运出解放区的棉花，再换成西药、纸张运往华北解放区，打破了国民党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1949年初，眼见国民党崩溃在即的范绍增，萌动了重拉队伍反蒋的念头，得到了民革和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支持。他返川后，从当年5月起，就四处约集旧部军言和地方势力，筹商组建军队。8月，蒋介石由广州飞抵重庆部署西南反共军事，四处招兵买马，封官授命。范绍增通过与当时任国民党参谋总长顾祝同的旧关系，提出组织川东挺进军的方案，得到蒋介石的批准。范绍增在大竹、渠县招揽旧部和袍哥，很快成立起八个纵队，11月中旬，国民党当局正式任命范绍增为国防部直属川东挺进军总司令。11月24日，解放军二野政治部派人给范送去密信，欢迎他伺机起义。12月1日，范绍增在渠县三汇镇召开总司令部、各纵队将领紧急会议，宣读了起义电文：“刘伯承、邓小平将军：我率领陆部起义，愿为人民效力，正集结川东待命，请指示。”12日，他收到了刘伯承的回电，13月正式宣布起义。范率部起义，为和平解放川东地区立下了功劳。解放后他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后调任河南省体育委员会副主任，1977年3月5日病逝。

应该看到，袍哥组织本质上是一个流氓无产者的组织，就整体而言，是绝不会真正转变到人民的立场上来的。它虽然曾经依违于国共两党之间，但这只是它求得生存和发展的权宜之计。它清楚地知道，在共产党将要建立的人民政权之下，决不会允许它像以前一样横行乡里、无法无天、因此当人民解放战争迫近胜利的时候，除个别分子外，大多数都走上了与国民党反动政权相勾结，对抗中共及其军事力量的反动道路。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及其特务机关愈来愈重视袍哥组织，利用它搞了许多反革命活动。国民党操纵的正诚社、融志社等袍哥组织，曾参与封闭《新华日报》馆，接收八路军办事处，破坏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组织反苏反共大游行等活动。袍哥分子往往还冒充民众，制造反革命事件。重庆“沧白堂事件”、“校场口事件”等都是国民党操纵袍哥组织冒充群众制造出来的。以校场口事件为例，1946年2月10日，在校场口举行“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事前陈立夫指派中统特务刘野樵等分头负责。刘野樵以“群义社”社长名义，约同“众合社”舵把子贺洪兴、“全义社”舵把子王银山、“永德社”舵把子谭普连等，共纠集特务、袍哥、打手、流氓地痞约800人。准备捣乱会场。先是刘野樵霸占扩音器，自称大会主席；随后贺洪兴、王银山、谭普连等吆喝打手多人围攻殴打李公朴、郭沫若等人，李公朴、施复亮受重伤，郭沫若、马寅初也被打伤，台上台下共打伤60余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校场口血案”。

1950年4月四川解放后，正当人民欢庆新生的人民政权时，不少袍哥竟投入到国民党军统特务开办的“游击干部训练班”，躲在阴暗的角落里策划组织反革命武装暴乱。先是在成都龙潭寺、石板滩制造事端，后来则发动土匪游击战争，面对袍匪的嚣张气焰，人民政府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清匪反霸运动，镇压了一批袍哥大首领、匪首、恶霸、特务。1951年2月，在镇压反革命的运动中，又处决了一批首恶分子。同时，党和政府又本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精神，对大批胁从者重在说服教育。在正气的威慑和感化下，许多袍哥认清了袍哥组织的封建性和反动性，纷纷向军管会和公安局登记，其组织也随之解散。

四川自古以来由于地势险恶，地方统治势力薄弱，因此常常是土匪横行，民不聊生。“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唐代诗人李白有感于此，也不禁发出了“锦城虽云乐，不如早还家”的慨叹，新中国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成功地解决土匪问题，根治袍灾，使蜀中人民过上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实在是了不起的功绩。

谢选骏指出：四川袍哥被人看成是洪门的一支，都是反清复明的地下组织——可以说，都是抵抗蛮族入侵、保护民族生存的产物。这些帮会都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遗物，在元朝和清朝的野蛮压迫下，得到了特别的发展。不幸的是，这对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形成，却造成了致命的“秘密影响”——太平天国、国民党、共产党，都是帮会组织哺育长大的——他们喝下了过多的黑暗毒奶，妨害了自己的健康成长。

【第六章、东北绿林】

1。东北绿林源与流

清朝末年，朝廷腐败，对内残酷剥削，对外屈膝投降，丧权辱国。东北地区本是清王朝龙兴之地，但由于地处边陲，朝廷失治，当地的官僚横征暴敛，敲骨吸髓，再加上后来沙俄、日本侵略者对这一地区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一般老百姓中不堪忍受者，杀官造反，亡命之徒则铤而走险，使得这一地区变成了胡匪、盗贼啸聚之所，“绿林豪杰”汇集之地。

“绿林”的别名有“胡匪”、“马贼”、“红胡子”、“马达子”、“混混”等等。“东北绿林”作为帮会组织，在清末民初时期是非常有名的。但与当时其他帮会组织，如青帮，竹联帮，袍哥，洪门等比较起来，它的组织比较松散，其成员精于骑射。集体抢劫或格斗是“东北绿林”的一个显著特点。

关于“东北绿林”的起源，一般有以下几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认为，在远古尧舜时代，维持治安限于以首都为中心的一定地域，其域外地区被称为夷狄之地。罪犯或犯了严重错误的人往往被流放或被迁到这些地方，久而久之，他们结成党徒或群伙，四处抢劫，骚扰百姓，成为早期的匪患。东北就属于这种匪祸泛滥之地。

第二种说法认为，春秋战国及秦朝时期，少数民族北狄不断地在边境地区进行袭扰。为防止他们的侵袭，各国的国君都在边境地区建筑长城，用以加强边防。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更是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筑起了一座雄伟的万里长城，对外族的入侵起一种阻挡或震慑作用。那些北狄的骑马人或组织在一些史书中被称为“马贼”，这是“绿林”的早期形式。第三种说法认为：东汉末期，朝廷腐败，统治者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掠夺，人民怨声载道，不堪忍受压迫。巨鹿县人张角创立“太平道”，提出了反映人民心声的口号。一时间，方圆几百里地方的贫苦大众都纷纷加入“太平道”，声势颇大。紧接着，张角联络各地首领和会员，以黄巾为标志举行起义，沉重地打击了统治阶级，但终因朝廷大兵镇压，加上义军内部出现分裂，黄巾军被官兵击溃。义军残部退居深山老林。他们经常袭击远近富豪，有时也抢掠百姓的财物，逐渐演化成“绿林”。

第四种说法认为，绿林原为东北的一座山名，汉末以来，凡亡命之徒多隐居于此。这些人一部分能为贫苦百姓伸张正义，劫富济贫，成为草莽英雄，为人民所称道：但也有一部分本是强盗出身，迫于官家追捕，乃逃匿山林，聚众为王，独霸一方，时常干些侵害百姓的勾当。这后一部分人属于绿林中的败类，为百姓所痛恨。

第五种说法认为，唐朝僖宗年间，黄巢率众起义，遭镇压后，余众以公主岭为根据地反抗统治者。一些史书便把这些人称之为“马贼”或“绿林”。第六种说法认为，“东北绿林”始于明末清初，是由明将毛文龙引起的。毛文龙曾任明朝总兵，镇守皮岛（又名东江镇，位于铁山、渲川之间）。毛文龙好大喜功，以权谋私，欺压百姓，为朝中正直大臣所痛恨。兵部尚书袁崇焕以阅兵为名，到皮岛将毛文龙诱而诛之。但毛文龙手下数万将校兵卒，在兵荒马乱的明朝末年，群龙元首，变成了散兵游勇，流窜各地，成为“东北绿林”的一大来源。

第七种说法认为，“东北绿林”起源于清代。东北地区，土地肥沃，物产富饶：莽莽林海，遮天蔽日，一望无际；高山峻岭，横亘千里，蔚为壮观。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一些无业游民，漏网罪犯，剪径强盗，提供了一个好去所。他们纠集党徒，啸聚山林，组织武装，袭击村镇，抢掠百姓财物，成为“绿林”。

1644年，清朝实行保甲法，凡有匪情即上报地方官兵，加以镇抚，以后清朝又实行坚壁清野政策，设立农民自卫组织——团练。在紧急情况下，团练配合官兵，进行剿匪。团练指挥往往借战功而跋扈，拥兵自立，成为一方霸主，干些伤天害理的勾当，被百姓称之为“马达子”，也就是绿林。

鸦片战争结束后，许多地方农民纷纷成立自卫组织——“保卫团”，并进而联合成为“连庄会”，划分各自的管辖区域，其最高指挥连庄会长称为“总揽把”。许多连庄会为扩大自己的地盘，经常和其他地方势力发生武斗、火并。但他们倒也很讲义气，凡势力范围之内以及对比较友好的兄弟地区严禁任何违约或暴力行为。这些组织或集团内部，一般都有比较严格的戒规，违犯者要受到很重的处罚。此类“保卫团”、“连庄会”等组织，较之一般的“绿林”组织，情况要好得多。通常情况下，他们不会公开抢劫，而往往以保护百姓免遭他乡匪团侵害为借口，收一定的饷银。“保卫团”、“连庄会”等属于自发的组织。未经当地政府批准。加上他们有反对官僚、土豪、军阀的盘剥，反映群众疾苦的一面。所以在官员的眼中，他们和“绿林”、“帮会”没有什么两样。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清政府损兵折将，为小日本所败。像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特别是叶志超、聂士成等的部队被日军打败后，一部分为清军将领收留，余者流窜各地，其中不少人乘机聚众成盗，占山为王，成为绿林。像著名的绿林帮会头子张作霖，就是出身于宋庆的溃军。

1900年，北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他们杀洋人，除贪官，最后被八国联军和清朝政府联合绞杀。在东北各地，特别是盛京地区，有数以万计的义和团弟兄惨遭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毒杀。幸存者或为饥寒所迫，或为逃避官兵的追捕，或为保存实力，走向绿林生涯。

1905年，日、俄侵略者由于争夺在中国的利益发生冲突而爆发了战争。

由于腐败的清政府的所谓“中立”，这场在东北地区进行的战争，给东北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帝国主义还采用“以华制华”的手段，纷纷派遣特务，拉拢马匪，维持地方治安或直接利用马匪袭击对方。日本帝国主义派遣花田仲之助少佐（别号花大人）、桥口勇马少佐等间谍、特务，来收买各地亡匪、帮会，建立“满洲义勇军”和“东亚义勇军”，为其侵略战争服务。俄国组织“花膀子队”为其卖命。帝国主义的纵容，清政府的无能，造成整个东北地区帮会林立，绿林丛生。加入帮会、绿林成了一种求生之路、致富升官之道，致使许多良民百姓也经受不住诱惑，乐此不疲。

此外，清政府坚持狭隘的民族主义政策，也使许多流放东北的所谓“流入”及大批“移民”，困于生计，被迫走向绿林。

东北绿林尽管是一种半成熟的帮会类型，但它仍然有一套自己的组织规则，当然也不乏组织严密的绿林存在。

在绿林组织中，各级指挥人员分为头目、小头目或副头目、崩头或头前人等。小股武装一般由头目直接指挥；大股武装则通常划分成若干小队分别由小头目或副头目指挥。在小头目之下，又分若干个班，其人数10—15名不等，班长称为“崩头”或“头前人”。由于“东北绿林”是各个帮会组织的总称，各个帮会组织之间彼此没有从属关系，都是独立的，每个帮会自成一体，又有自己的一套组织规则，所以说，不能给“东北绿林”一个统一的组织规则。

绿林组织内部各个分队之间，彼此联络十分密切，信息十分灵通，同伙之间几乎不会发生因误会而自相交战的情况。为防止奸细打入内部，他们制订了暗语或黑话。这些暗语或黑话由头目随时发出，几乎每日有变。

时间长了，某些暗语或黑话渐渐地固定下来，为一般黑道朋友所通用，而不再为某个绿林帮会组织所专用。

下面是通常采用的一些暗语或黑话，括号内是大众语言中相当的词或话。

暗语如：富（贵），和（平），仁（义），福（顺），平（安），寿（禄）等等。

惯常用的黑话有：当家（头目），二当家（副头目），滑（走），押城（袭击），耍城（攻城），押杀（杀掠），采耍（集体决斗），采命（单骑决斗），红烧（焚烧），采花（诱拐妇女），灰扭子（陆军），水（官军），地苟子（警察），大妞（姑娘），内头财神爷或洋票（人质），枪子（步枪），柴火（子弹），啃富（吃饭），海（水），宝盖子（马鞍），吃海（饮水），啃饭张子（吃饼），来水（官军来了），睡丁（死亡），押烈子（强奸），堂桥（睡眠）。

东北地区，绿林丛生，帮派林立，但真正有实力的并不多。东北绿林中比较著名的有以下几个帮派：

一、冯麟阁帮

冯麟阁，又名冯德麟，海城县人，衙役出身，为人贪残狠毒，利欲熏心，善于趁火打劫，混水摸鱼。他乘社会动荡不安之机，纠合地方上的流氓无赖，地痞恶棍、散兵游勇等，盘踞在盘山县的田庄台、辽中、台安、锦州、彰武一带，独霸一方。他打着杀富济贫的幌子，对外声称要仿效义士赵志刚，用以欺骗群众；实则是横行霸道，抢劫淫掠，无恶不作。赵志刚乃铁匠出身，为人有胆识，好打抱不平，深得群众拥护，被称为“赵义士”，当地范姓恶霸地主逼迫佃农白老头将其女儿菊花抵债当侍女，引起群众公愤。赵志刚闻讯后，当晚趁人不注意，越墙翻入范姓地主院内，想探听究竟，恰巧遇见菊花正遭受毒打。赵志刚义愤填膺，大喝一声，冲过去揪住恶霸，一顿拳脚，把这个作威作福的恶霸活活打死，救出了菊花。随后组织穷人队，杀官济贫，为贫苦百姓伸张正义。后经老革命家宁武先生介绍，赵志刚加入了同盟会，表现非常积极、勇敢。辛亥革命时，他被部下出卖而牺牲。冯麟阁居然打赵志刚的旗号，纯粹是挂羊头，卖狗肉，招摇撞骗，寡廉鲜耻。冯麟阁一生好事没做，坏事做绝，后为政府所改编，居然还当了个东北军二十八师师长。

二、金万福帮

金万福，又名金寿山，海城县人，兵痞出身。早年在天津小站北洋新军中当一个小头目，因过不惯纪律较严的军旅生活，便开小差跑回家乡。他耳闻目睹东北地区土匪、恶霸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的情形，便产生将来在这一带独霸一方的想法。他纠集一群流氓、恶棍、赌徒成立了匪帮，自任总首领。但因力单势薄，不得不暂且投靠在冯麟阁门下。日俄战争前夕，金万福感到出人头地的机会到了，就离开冯麟阁，接受俄军上尉克留金的招募，参加了“花膀子队”（配袖标的俄国别动队）。借助俄军之威，他使用威逼利诱等手段，吞并小股散匪，壮大自己的势力，成为北镇一带的巨匪。

三、田义本帮

田义本以黑山胡匪闻名，却出身于贵族之家。据说清朝始祖爱新觉罗在长白山麓崛起时，田的先祖即属于爱新觉罗麾下建有奇功的满洲旗人贵族。当东北土匪猖獗之时，他因门第的关系被推举为自卫团的首领，成为对强大的私人武装集团拥有指挥权的实力人物。日俄战争期间，先是效忠于俄军，当看到日本处于上风时，又调转枪口，替日本人卖命。后因与日本人派来的指挥监督官道见勇彦不和，不辞而别，不知所终。

四、韩登举帮

韩登举可谓是东北绿林中较早的而且最有实力的帮会人物，盆踞在夹皮沟一带，称雄一时；并号称间岛、吉林两地绿林的总首领，其实力以此可窥见一斑。东北地区较有名的帮会头子如刘单子、徐福升、阿翰臣、唐殿荣、冯麟阁、刘同恩等都曾是韩登举的属下，但可惜韩登举好运不长。1900年，沙陇派武装开进吉林府。逮捕了俨然“东满”王国土皇帝的韩登举之侄，以控制韩家势力。对此，韩登举大为恼火，亲率精兵出击，在马烟大岭一半击溃俄军。俄军一面退守吉林府，一面集结兵力组织反攻。在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俄军面前，以英勇果敢著称的韩家武装也招架不住，节节败退。俄兵乘胜追击，直捣韩登举老巢，大败韩登举。韩家武装兵败如山倒，四散逃亡，化整为零，以小股马匪出没于各地。韩登举从此一蹶不振。

五、杜立三帮

杜乃辽中县人氏，家境贫寒，为人豪爽，是当时绿林首领中较年轻的一个。在日俄战争中，他专门袭击俄军，也不买日本人的帐，人称“紫面判官”、“包打洋人”。据说他有8个老婆，和他一样能骑善射，非常剽悍。社立三在帮会中以强悍闻名，在绿林中颇有威信。清政府几次派兵围剿，都毫无结果。直到张作霖投降后，假张之手，才消灭了杜立三。

六、张作霖帮

张作霖，字雨亭，海城县人。其曾祖父原是直隶省河间府贫民、于道光年间带领全家逃往东北谋生。到其祖父张发这一代，张家已是殷实之户了。唯有张作霖的父亲张有财，爱耍好赌，不务正业，最后连命也搭了进去。为维持生计，其母改嫁给同村兽医为妻。张作霖受其父影响，从小就不务正业，混迹于赌场，结交了不少黑道上的人物，张作霖工于心计，善于应酬，八面玲戏。靠着这一套本领，不少绿林人物愿为他效劳。张作霖后来居上，势力愈来愈大，成为绿林中引人侧目的人物，但他并不甘心混迹于绿林，千方百计巴结官府，获得了清政府的赏识，成为清朝官吏。靠着剿匪、镇压革命党有功，他逐步上升。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张作霖异军突起，以奉系军阀闻名于世。但因其不情愿跟着日本人的指挥棒转，于1928年6月在沈阳郊外的皇姑屯被日军埋置的炸药炸死。

七、日本的“王子辫子”帮

此人姓名不详，乃是甲午战争后潜伏下来的一个特务机关长，有一个助手名叫津久居。他们纠合一些歹徒、赌棍和流氓，成为一支专门从事间谍活动的别动队，为日本侵略中国效劳。他们的活动与其他各帮派不同，行动诡密，很少打家劫舍，其目的是拉拢各帮匪首，为日本侵略者的利益服务。

帝国主义的侵略，武装强人的跋扈，马贼的劫掠，使东北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2。豪杰未必真丈夫

距辽中县青麻坎西南约十华里，有个三不管地带（因处于辽阳、新民、海城的分界地段）叫三界沟。三界沟堤道骈联，河渠纵横，暗堡林立，重门深巷，易守难攻。这里就是清末民初威震辽西的绿林豪杰杜立三的老巢。杜立三，原名杜国义，字阁卿，乳名立子，排行第三，辽中青麻坎人。

杜立三出身于绿林世家，其父杜宝增、叔父杜宝兴、杜宝善和杜宝旺都是著名的马胡子或坐地分红的寨主。

杜立三机警狡猾，善于应变。他第一次抢劫时，不慎露了马脚，被官兵追赶。他凭着熟悉的地形，东突西奔，企图把官兵甩掉。可官兵见他人单势薄，穷追不舍，一心想抓个活口，回去请赏。杜立三见甩不掉官兵，正在着急，忽见前面有一村庄，便灵机一动，迅速窜入村内。官兵赶到村外的三岔路口，正不知该向哪个方向追，忽见一身着白褂、蓝裤的商人担着两筐黄鱼向他们缓步走来。几个当兵的立刻大声问道：“喂，卖鱼的！看见一个年轻的跑过去没有？”商人不急不忙，用手一指，“有个带枪的人，沿那条路跑了。”当兵的生怕上当，一拉枪栓，对着商人厉声喝道：“卖鱼的，你要撒谎，就让你吃枪子！”商人显得有些害怕，满脸堆笑，一副诚实的样子，说：“不敢，小的不敢。如有半点差锗，你们拿小的是问。”当兵的看不出破绽，又见周围无他人可问，料定商人说的都是实话，便沿商人指的那条路追了下去。商人见官兵走远了，立即扔下鱼筐，朝相反方向跑去。原来商人就是杜立三，他在危险之时，急中生智，花几块银元买通一个商人，打扮成卖鱼人的模样，骗过了官兵。杜立三把这次得救看成是“天意”。从此，他对外常常报号“杜天意”。

杜立三不仅机灵狡黠，而且胆量过人。据说他17岁时曾单枪匹马在辽河岸抢劫。当时的辽河两岸，经常有土匪出没，对过往旅客或船只进行敲诈勒索，因而人们都提心吊胆，格外小心，生怕遇到土匪。狡猾的杜立三估摸透了人们的这种心理。有一次，他斗胆把饭勺子用红布包好，假装土枪，威胁辽河过往船只。一天下来，劫了许多金银，竟无人过问。杜立三尝到了甜头，胆子越来越大，竟然以此为业，在沿岸搭起席棚。设立“卡哨”，公开进行勒索。下航船每只2元，上航船每只5元，当地政府却拿他没办法。由此可见当时的政治是多么腐败！杜立三飞扬跋扈，以“保护”农民免遭匪祸为由，强占民田800余亩，强迫农民为其耕种。他还在西岗子设立“天意大寨”，以大寨主的身份隆重接待前来拜访的各地帮会头目。杜立三酷爱良马，有些土匪头目知道杜立三的这一癖好，便从各地弄来好枪良马供他享用。杜立三每次出行，都要300匹宝马良驹相随。马分青、黄、红、白四队，马尾和马鬃系上五色绸带，远远望去，好似哪位将军出征，好不威风。杜立三则骑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腰扎大带，斜插两柄手枪，还有一支毛瑟枪悬挂鞍桥，更是威风凛凛。手下人与他打扮没有什么两样，个个头扎红巾，脑垂飘带，上穿紫红绸衣，下着蓝色缎裤，脚登白色线袜，外罩青色缎靴，目露凶光，脸布杀气，让人不寒而■。

杜立三有一匹快马叫“青燕子”，穿林越沟，纵横驰骋，任凭调遣，杜立三爱如至宝。有一次，杜立三骑着“青燕子”外出，回来后，它不吃不喝，耷拉着耳朵，萎靡不振。手下人都知道杜立三的火爆脾气，如果当面去讲，说不定他一怒之下，拔枪把你给崩了。大家只好想些土办法，采些山草野药来治疗。由于药不对症，眼看着“青燕子”不但不见好，反而一天天消瘦了下去。最后，大家无计可施，不得不告诉杜立三。杜立三听喽罗一说，霍地从安乐椅上跳起来，大声骂道：“混小子！王八蛋！怎么搞的？快去找医生，回来咱们再算帐。快！治不好马，我把你们统统枪毙！”其实手下人早就去找过兽医了，只因人家早就听说过杜立三的大名，知道杜立三的性格，谁个敢来？既然社立三已经发了话，手下人哪个敢违抗，只好分头再去寻找兽医。最后总算连蒙带骗请来了一位。这兽医早年曾在营口的兵营中作过事，人称“兽医王”。

“兽医王”被介绍给杜立三时，吓出了一身冷汗，手里提的药箱差点掉在地上。杜立三拍了拍兽医的肩膀，说：“噢——，你就是‘兽医王’吗？听说过，你医道高明，有药到病除、起死回生的本领。只要你治好我的马，杜某人是不会亏待你的。怎么样？有把握吧？”那位兽医王一听最后一句话，心里想，槽了，杜立三是不是在怀疑我呢？但转念又一想，就凭我的本事，虽不敢说能起死回生，但还不至于治不好。行医十几年，从未失过手，难道这次就会栽筋斗吗？兽医心里这么想，嘴里也就不自觉地说道：“杜大人，我能治好。”“兽医王”给黑道人物治马，尤其是给像杜立三这样的人医马，尚属首次。兽医把“青燕子”仔细检查了一遍，知道这马病得厉害，能否治好，还在两可之间，后悔刚才在杜立三面前下了保证。杜立三和众头目站在周围，个个凶神恶煞般模样，又把兽医的信心给吓掉了三分。那兽医手在发抖，腿在打颤，精神有些恍惚，匆匆忙忙把药配好，灌入了“青燕子”口中。灌完药，“兽医王”总算舒了口气，心里在想：老天爷保佑，千万别出差错。

杜立三走到“青燕子”跟前，疼爱地在马鬃上摸了几下，转身对兽医道：“没问题吧？”“没问题，过一会就会好的。”兽医强打精神说道。接着杜立三吩咐手下人把兽医领下去，好吃好喝好招待。

由于药剂用量过大，不到一个时辰，“青燕子”就呜呼哀哉了。这下可把杜立三气坏了，他大声骂道：“妈拉个巴子，我把那家伙毙了不可！”他命令左右把那兽医叫来，一把揪住兽医的前襟，恶狠狠地说道：“小子，你怎么搞的？你把马弄死了，我要让你偿命！”说完，用力往外一推，兽医被重重地摔倒在地。紧接着，杜立三抽出手枪就要射击。在这一瞬间，杜立三被站在旁边的姑母攥住手腕。趁着这空档，“兽医王”拔腿就跑。杜立三向一个头目一递眼色，那头目心领神会，举起枪来，朝兽医的后心就是一梭子。可怜“兽医王”，跑出去还没几米远，便一头栽到在地，命归黄泉。这正是：匪首性残忍，人命如儿戏。

杜立三生性狠毒，嗜杀成性是出了名的，杀兽医替马偿命不过是小事一桩，其他帮会头子也照样能干得出来。真正能反映杜立三这一性格特点的还有另外一件事。

话说1901年11月16日这一天，三界沟杜家大院张灯结彩，鞭炮齐鸣，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当地的财主、绅士、官吏、外地的秀才、举人、绿林旨领、帮会头目，都纷纷前来助兴。整个村府，车喧马啸，人声沸腾，好不热闹。

原来杜立三的大老婆刚去世不久，他便迫不及待地又娶了一个二老婆。

说起这第二夫人，还有一段姻缘故事。

这一年的8月18日，辽中县高坎镇的庙会上，做买卖的，挑挑的，担担的，炸油条的，卖大碗儿面的，打把式卖艺的，走江湖的，锣鼓喧天，吆喝声不断，别提多热闹了。

在高坎镇东头的一块空地上，有一场马戏煞是好看。只见一齿白唇红、面庞白皙的红装少女正在飞奔的马上做着各种惊险动作，鹞子翻身，蜻蜓点水，倒挂鞍桥。。做得纹丝不乱、恰到好处，不时引起围观群众的喝彩声。正当此时，庙会一阵大乱，人们争相高喊：“大鼻子来了！大鼻子来了！”只见六七个俄国兵骑着高头大马，闯进场子，直奔那红装少女而来。眼看着少女就要吃亏，就在这关键时刻，一大汉快速赶来——马快枪准，枪响处，马上俄兵纷纷落下。剩下一个挂彩的，怪叫着朝附近俄军驻地而去。

那大汉正是杜立三，他在此已经观看多时了。他不仅为姑娘的美貌所打动，更惊叹少女的上乘表演。杜立三这时见俄兵被打退，急忙对姑娘和马戏班的小伙子们说：“快！跟我来！先避避风头。”说完，带领大家一块朝三界沟奔去。

那姑娘名叫郑梅红，河北沧州人氏。她武功超群，不甘忍受洋人及其走狗的欺压，就和本家的一些人拉起了马戏班子，一路卖艺，来到东北辽中地带，巧遇杜立三。

郑梅红被安置在赵寡妇家中。从赵寡妇的口中，郑梅红了解了杜立三的身世和为人。杜立三嫉恶如仇，对赃官恶棍、为富不仁的地主豪绅，绝不留情。杜立三豪爽仗义，对落难的江湖、绿林人物总是伸出热情的手。对愿意投奔三界沟入伙的，他一律慨然收容，日后谁想另立山头，也决不为难。杜立三很有志气，宁愿老死绿林，也不愿受官家招安。盛京将军曾派新民知府携带厚礼到三界沟去劝降，杜立三却冷笑道：“干我们，这行买卖，连脑袋都不稀罕了，还稀罕什么官！杜某硬是不服天朝管，你们撒网不行，想让我吞钩更是做梦！”

郑梅红本也是豪侠女子，为人仗义执言。正是巾帼爱豪杰，肝胆结同心，郑梅红不禁暗暗地喜欢上了杜立三。赵寡妇猜到了姑娘的心事，趁机撮合，成就了一对乱世鸳鸯。

却说杜立三里外应酬，招待宾客，整整忙了三天。待客人走后，杜立三来到母亲房间，正待问安，却见母亲表情严肃，若有所思。杜立三见状，忙同道：“不知母亲为何不乐？”见儿子发问，母亲“唉”一声说：“要是你爹活着看到今日光景，该多高兴啊！你爹的死，就在你二叔一句话。”原来，杜立三的父亲杜宝增共弟兄四人，二弟宝善、三弟宝兴、四弟宝旺。三弟和四弟早被官府捕捉杀头。杜宝增和杜宝善也因屡次作案而被官府追捕。两人在一位农民家中隐匿了几天。等风声一过，又去抢劫，被官兵包围，杜宝善被捉，社宝增侥幸逃脱，但最后杜宝增被捉去杀了头，杜宝善则被释放。为此事，杜立三的母亲一直记恨在心。却一直没把这事告诉儿子，生怕儿子一怒之下去和杜宝善拼命。。听了母亲的叙说，杜立三须眉倒立，咬牙切齿。若不是母亲劝说，他立刻就要去和叔父算帐；两天后的一个傍晚，杜立三瞒着母亲，悄悄带着打手萧汉、王福兴等十几人，骑上快马直奔王家窝棚杜宝善家。杜宝善也觉得对不住大哥，很是内疚，他也一直在警惕杜立三找他麻烦。但很长时间过去了，大家相安无事，杜宝善以为此事就算了结了。平时杜宝善也常去大哥家，探望嫂子和侄子，大家彼此也不再提那让人痛苦的事情。这次杜立三前来，杜宝善还以为是侄子办完喜事后来拜望他的，因此一点戒备也没有。他高兴地对侄子说：“立三，没吃饭在这吃吧！”谁知杜立三“嗖”地掏出手枪喝道：“你要吃饭就到阴间去吃吧！”杜宝善刚明白是怎么回事，就被一拥而上的四五个打手捆绑起来。杜宝善的儿子正在旁边，杜立三二话没说，对手下人一挥手：“一块带走！”杜立三把杜宝善父子二人带到村外的堤坝上，令萧汉枪毙了杜宝善。杜宝善的儿子吓得跪在地上苦苦哀求：“三哥，饶我一命吧！我才19岁，留下我吧，情愿终身侍奉您一家老小。”杜立三不为所动，命王福兴一枪把他也打死了。

从此，杜立三的残忍在绿林中出了名。

3。大年夜火并栾家庄

光绪二十九年（1903），大年年关，处处洋溢着喜庆之气。街镇上自是红红绿绿，老庄户人家再穷也割舍出一点钱为儿女置办新衣裳，买好香、挂好炮，只等夜幕来临，合家欢欢喜喜过个团圆年。然而，在众多热热闹闹、欢欢喜喜的庄子中，有一个庄子却例外。这庄子里，狗不吠，鸡不跳，人不闹，静悄悄没啥动静，死寂里透出一股阴杀之气。庄民们都缩在家里，孩子娃儿给看得紧紧的，谁也不许外出，做爹的一脸懊丧气，做娘的也无半点喜色。这庄子就是辽河边的高力房子村。这庄子怎么会这样呢？原来，这村有个豪绅地主叫栾佐廷，人称栾七爷，也是一个道上的人物。他家有几十亩良田，是一方豪富。他拥庄自立，与帮会头子冯麟阁、绿林好汉张作霖等都有交往，做了“连庄会”的大揽把，一心想扩张自己的势力。但杜立三的活动对他威胁很大，因此杜栾两家势不两立。栾佐廷把杜立三视作眼中钉、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这年春天，栾七爷通过道上的几个朋友，穿针引线，勾搭上了俄国佬。他与俄军的一个小头目串通好，把二十多名俄国兵从大石桥引来驻防荒地一带。他自己则做暗探，随时向俄兵报告杜立三的行踪，准备时机把杜立三干掉。

四月里的一天，杜立三在三界沟老巢大摆宴筵，为他的弟兄们庆功。大小喽罗、你来我往吆三喝四，推杯换盏，好不热闹。杜立三这天格外高兴，喝酒也放开了量。只见他，端起酒来，一气灌下十多碗，依旧是面不改色。两旁的弟兄轰然叫好，“大哥，好海量！”“当家的，赛三江啦！”。。大家直喝得日落西山，才意犹未尽地散了。杜立三这时已有七分醉意，他拉着二当家的萧汉一块进了屋，倒头便睡，连值班当哨的也忘了给布置。栾佐廷的密探把上面一幕探了个一清二楚，急忙回去向七爷报告。栾佐廷一听大喜，心想，“天助我也”，火速派人告诉了俄国佬。老毛子一行二十多人，荷枪实弹，悄悄向三界沟进发。俄兵也知道社立三的厉害，行动十分诡秘，不敢麻痹大意。待接近三界沟时，却见在悠悠的灯光下，值班的哨兵一个个东倒西歪，烂醉如泥。见此情景，俄兵胆子壮了起来，但多亏栾七爷的指点，俄兵没有放枪，而是留下一半人在外面放风，其余在栾佐廷的那个密探的指引下，七弯八拐地来到杜立三睡的房间。只见一样装束的两条大汉正没人样地躺在炕上酣睡。杜立三十分狡猾，他平时总是让几个最亲密的弟兄打扮成和自己一样的装束，以备在危急时刻以假乱真，乘机逃脱。这一招果然奏效，别说俄国兵，就连栾七爷也一时没分辨出哪个是杜立三、正迟疑间，一个俄兵早已按捺不住，跨步向前，举起刺刀就朝睡在外侧的大汉的心窝直捅下去，只听“扑”的一声，鲜血迸溅，可怜萧汉，在梦中就去见了阎王。杜立三真不愧绿林中的佼佼者，多年出生入死的江湖生涯，使他变得格外机敏，哪怕有一点异常的声音，即使是睡在梦中，他也会立刻惊醒，这也正是他多次逃过死亡威胁的原因所在。刚才俄兵进屋时脚步的杂踏声虽然很小，但也没逃过杜立三的耳朵。杜立三刚想侧身细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却见几个人高马大的身影已来到了床前。他心里刚想大事不妙，正准备推醒萧汉，没料到一俄兵的刺刀已捅进了萧汉的心窝。萧汉是他的至交，已跟随他多年，哪曾想顷刻之间便命丧黄泉。杜立三尽管万分悲痛，但此时已顾不得许多，先保住自己性命再说。好个杜立三，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猛然操起炕上的大被朝俄兵罩了过去，同时，双腿一分，一个燕子抄水从炕上跃起，飞起一脚把蒙住头的俄兵踹倒。刚才的一连串动作可说是眨眼功夫完成的。后面的俄兵一见惊呆了，正在他们稍一愣神的时候，杜立三早已抄枪在手，左右开弓，撂倒几个俄兵，并乘乱奔了出去。枪声把喽罗们从醉意中惊醒，他们提着枪，呼拉一声也赶来接应，双方混战在一块。杜立三毕竟人多势众，老毛子一看不好，就边打边退逃出了三界沟。这次交战，俄兵死伤过半，杜立三手下弟兄也损失不少。

杜立三一个人坐在虎皮椅里，想着心事。真是怪事：俄国鬼子可从没这样干过，最多碰上也是大白天真刀真枪对着干，这里面肯定有鬼！是不是哪个狗娘养的把老毛子勾来和我作对？真是这样，那又是谁呢？仔细核对，平素与自己结下怨的仇家里，风闻只有栾七爷与俄国鬼子有勾搭。如此一合计，杜立三马上把栾佐廷给盯上了，心想要是你这个王八羔子干的，我一定得把你端平了，好为我的弟兄们出这口气。杜立三发下大愿，我非报此仇不可。他用了几个月的功夫，明察暗访，最后证明栾七爷与此事脱不了干系。

杜立三咬牙切齿，心想，好你个栾佐廷，竟到太岁爷头上动土来了，真是不知好歹，我不杀你，誓不为人。他开始制订消灭栾佐廷的详细计划。再说栾佐廷，自从上次偷袭失败以来，一直是小心翼翼，行动谨慎，防范严密。大半年过去了，杜立三也没找上门来报仇，栾心里也就放松了许多，还以为杜立三不知道那次偷袭的主谋是谁呢。他正暗自庆幸，却不料年二十七日收到杜立三送来的一封信，信中说，我杜天意要在年三十来给您栾七爷拜年。栾佐廷激灵灵打了个哆嗦，谁料他个杜立三这么会找晦气，早不报，晚不报，偏偏挑了个大年三十来报仇，而且还那么狂，竟然当面下贴子立生死。栾佐廷当时就在送信的面前吃不消了，黄豆儿大的汗珠滚了下来。栾佐廷发了半天怔，才想起召集心腹商议，大家也毫无办法，权且好生防备这一夜再说，因为贴子说的是“拜年”，拜不成也就多半不会再挑衅了，再不成就会找冯德麟大爷商量。栾佐廷告知全村，谁也不许外出，不许过年，不许燃炮，本宅护院的都得披挂齐整，各处巡视，火炮手也不得松懈，一天到晚都是守住楼，于是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怪异一幕。

夜幕来临时，星星点点的灯火把这寂静的村庄点缀得愈发诡气，平空添了许多鬼眼似的。时间一分一分地流过去，偶而一声沉闷的狗吠也让栾宅内的人心跳加速，仿佛杜立三真来了，忙不迭地端枪吆喝，“注意啦！注意啦！”庄子里的人们纷纷动将起来，一阵搜索，又慢慢地沉寂下去，恢复到黑夜里，只是死寂一般的黑暗，压在每个人心头，如此两次三番，折腾得人们极度紧张。打更的敲过了一声、两声、三声、四声，空旷的声音在整个黑暗里回荡，像鬼魂不散似的绕在每一处宅内。终于，梆子不紧不慢地敲了五下，五更到来了，黑夜也正在退去，整个栾府中的人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今天平安过去了，菩萨保佑。府内的女眷就合计着明天该怎样补庆一下，孩子们该如何玩耍了。紧张了一夜的栾七爷眼皮立刻耷拉了下来，他打着哈欠对亲信说：“啊啊，你守着，我睡去了，要小心点。”他钻入被窝就入了梦乡，鼾声震天响。。家丁护院也都暗自松了一口气，有的人都快迷糊过去了。难道杜立三不来了吗？

不，他早到了。不过既没有骑马，也没有带很多弟兄，只有刘海青等十二个过得硬的伙计随着，悄没声地早在上半夜就来了。但他没动手，他早料到栾佐廷会防范得很周密，他也了解一般人的弱点，紧张过后便会懈怠，所以他不声不响地埋伏着。五更过去了，社立三朝左右弟兄们一使眼色，一行十三人把枪别在腰间，赶到四门紧闭的栾家大院前，一扣铜门环，大声叫道：“给七爷拜年来了。”栾佐廷的大兄栾大爷迷糊间听到有人高声叫门，不疑有他，以为是其他码头上的人给栾七爷拜早年来了，所以蒙头蒙脸地把门打开了一条缝。杜立三哪容他哆嗦，快手给他一梭子，可怜栾大爷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进了鬼门关。然后，十三人一拥而入，众枪齐发，栾家护院的别看平时耀武扬威的，可一碰上凶悍的杜立三一伙，就成了泥捏的了，加上折腾了一夜，睡眠不足，精神振作不起来。因此，双方一交手，栾家护院的就慌成了一团，放了几枪，稀稀拉拉地抵抗了一阵，就且退且走，各人顾各人生死去了。杜立三长驱直入，径奔栾佐廷卧室。栾佐廷刚沉入梦乡，乍然听到杂乱的声音，正迷糊着，杜立三已经带人冲了进来。杜立三一见栾佐廷死睡在炕上，一把把他前胸揪住，“老狗，起来看看我是谁？”栾佐廷此时早已吓得魂飞天外，瞪着两个死鱼眼珠子不知所措，连饶命都不会喊了。杜立三“啪！啪！”两个耳刮子把他煽倒，“今日就叫你还了我兄弟的帐吧！叫你勾结老毛子，死有余辜！”栾佐廷知道自己已是死路一条，因此一声也不吭。杜立三一摆手，只见后面十二把枪举起来了，十二颗子弹只把栾七爷打得遍身开花。

杜立三血洗栾家庄传开后，不少绿林人物引为奇谈，对其表示敬服，杜立三杜天意的名声也就更响了。

4。包打洋人美名传

杜立三无法无天，谁也不放在眼里，若是天王老子惹了他，他照样抡起家伙跟天老爷过下去。但他也有一桩好处，让人们至今还记着，那就是“包打洋人”，曾在辽河岸边打得俄国鬼子鬼哭狼嚎。

杜立三是怎么赢得这样一个名声的呢？

其实，从东北绿林的源流也可以看出，东北民风强悍是真，但真要是做匪，大部分是官逼的、外国侵略者给激的。杜立三出身绿林世家，他的父亲和三个叔叔都是胡子出身，尤其他父亲杜宝增，在清末是专劫“皇纲”的绿林好汉，很讲义气。杜宝增玩世不恭，杀官济贫，仇恨洋人，见了俄国鬼子就生气，冷不丁就要杀一两个，宝增的老婆也鼓励丈夫这么干。杜立三是个孝子，很听母亲的话，认为不能违背父亲的愿望去和俄国鬼子勾搭。当有的帮会头子投靠俄军充当走狗并派人来拉拢他的时候，他不管来人提出怎样优厚的条件，一点也不为所动，冷冰冰地说：“杜某是顶天立地的硬骨头汉子，不能干那些没廉耻的营生！”这样一来就激怒了俄国佬。当栾佐廷勾结俄兵袭击来遂以后，杜立三越发地与俄国佬作对了。杜立三组织了一队精干人马，准备与俄军大干一场。一次，他带领这帮人马，偷偷地埋伏在俄军驻地。天一黑，俄国鬼子闭营灭了灯火，开始休息。杜立三一挨他们鼾声大起，派人摸到草料房和马房，放了一把火，同时指挥人马，急速偷袭，俄国鬼子糊里糊涂被杀了十几个。俄兵一看外边通红火亮，不知有多少人在围攻他们，也慌了手脚，大冷天的，穿衣戴帽也不利索了，在黑暗中磕磕碰碰挤作一团，叽哩咕噜地互相埋怨。这么一下子，杜立三又得手好几个，然后唿哨一声，全帮人马不慌不忙往后撤。。。

清晨，俄国鬼子一点数，死了二十多，伤的也不少。俄国兵还从来没遭到这样大的损失，不敢再驻下去了，赶紧跟上边打报告，坚决要求退回大连。当地老百姓那个高兴啊，欢天喜地地制了个大红匾来谢杜立三，并送他一个绝美的称号：“包打洋人杜立三。”杜立三也感到从来没有这么美气过，做胡子当马贼，固然也有手下兄弟的奉承拍马。也有敬佩和赞扬，但是受到一般老百姓如此衷心的感谢；还是头一回。过去百姓提到他的名字只有摇头和诅咒，今儿却抬着大红厦来赞他。杜立三当着众百姓的面就说开了：“我杜天意好歹是地方上一人物，俄国鬼子横行乡里，跟大家过不去，我杜立三要跟他们讨个公道！”

从此后，他的名声越来越大，不少人慕名来投靠他，为的是和他一起杀洋人。最多的时候，他的队伍有过上千人。

时隔不久，俄国鬼子得知那夜偷袭是杜立三所干，气得咬牙切齿，发狠非报此仇不可。

杜立三早有所闻，他不动声色，暗中又组织了一次战斗，那一天，杜立三从各队精心挑选了七八十名精干骑射的弟兄，骑着快马，携着短枪，埋伏在辽河岸班的堤坝后，只等像上次那样趁黑夜无光，杀他老毛子一个措手不及。但是，俄国鬼子加强了戒备。杜文三等七八十人潜伏在堤坝后，虽说都有经验，但毕竟人多马杂，一不小心咣当弄出一声响，被俄军巡逻队发觉，“哒、哒、哒。。”鸣枪射击，并发出叫喊和警报声。杜立三一看事情紧急，下令让大家准备应战。俄军从营中搬来大炮，向堤坝射击，一时火光冲天，硝烟弥漫，杜立三根本没办法反击。他一看精形不好，急今后撤，却不料又遇上了俄军马队。原来，俄国鬼子也学得精乖了，在发射炮火的同时，派了一部分骑兵偷偷绕到杜立三的左侧。这一下杜立三可吃了大亏。大凡胡子作战，宜胜不宜败，败了就全无斗志，一窝蜂地只管逃命。杜立三部下虽然强悍，但此次却慌了手脚，拼杀一阵也就退了。这一战，杜立三部下死伤三四十名。杜立三率残兵败将逃回，俄兵也不敢深追，怕杜立三半途杀回马枪。杜立三回去一想：这样干不行，我的部下虽然作战勇敢，但毕竟抵不过俄国蛮子的精良武器，不能跟他们硬拼硬斗，只能巧取。

后来在与俄军的冲突中，杜立三改变了打法。他把队伍分成小队，各队由一首领统率，这样行动起来，就机动灵活多了。杜立三每次出去带上几队人马，突然地出现在敌军防备薄弱的地方，冷不丁地偷袭一下，打了就跑。就这样忽隐忽现，出没无常令俄军无法发挥自身的优势，对他毫无办法，任由他来来去去。俄军深感杜立三的厉害，对他百般警惕，每到一处，遇到中国老百姓便问：“杜立三有没有？”老百姓也借着“杜立三”的名字来吓唬鬼子，会说一点俄国话的就讲“也西（俄语“有”的意思）！”不会说的就作手势。俄国佬一见，马上离开此地。因着这个缘故，不少村镇得以保全，当地百姓都对杜立三佩服得不得了，把他当作大英雄来敬。

这样相互斗了一两年，俄国鬼子死了不少，杜立三也时有伤亡。这时候，日俄战争爆发了，俄军在旅顺吃了败仗，龟缩在城内，死守待援，沙皇政府接到求援密报，派了一队强悍的哥萨克骑兵南下救援。这一队哥萨克骑兵，对日军危胁很大。日本鬼子竟想出一个法子，叫中国人组成什么“东亚义勇军”，专收编那些胡匪、马贼，来对抗俄国人。当时“东亚义勇军”的头目是冯麟阁，他是辽西一带绿林元老级人物，为了讨好日本人，他四处招兵买马。

冯麟阁瞅准了杜立三，他看到杜立三对俄国人的威慑力，心想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力量，于是找上门去。杜立三本不想见他，对他所提的也没有兴趣，但冯麟阁是以前辈的身份来见的，依着绿林的规矩，杜立三不能拒绝。冯麟阁并不直接提出条件，而是说：“天意，我知道你不想和日本人有牵连，但是呢，你现在总不能两面都开火。你一个人对两家，危险太大。俗话说，事情总得有个先来后到，你先借着日本人的力量，打击俄国鬼子，至于以后的事，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杜立三拎起手中的枪看了看，当即说道；“好！只要依我两条：第一，我不受谁的管辖，日本人也甭想；第二，必须保证枪支弹药的供应。答应了，我准保把俄国人赶出东北地面。”冯麟阁喜道：“就依你。”

杜立三得到援助后，立即带领手下马队北上，到了洮南府，和哥萨克兵正好遇上。杜立三见他们以新式枪炮装备，又非常勇悍，当即决定不打计划好的阵地对垒战，而采取以前的灵活战术。他命令全体人员编成几队；每从三十几人，成纵列，快速直冲过去。俄国人乍遇这么一队人马，还以为是日本人，便急忙摆开阵势，架起大炮。杜立三带着马队冲到阵前快到射程内时，突然勒马急转，走偏锋，冲向两翼，疾驰而过，俄军被这一招弄得昏头昏脑，还以为这队日本人怕了他们，于是收起大炮继续前进。杜立三在这一漂亮的穿插战术之后立刻集结队伍，悄悄地在哥萨克骑兵后面跟住，等到距离很近时，忽然快速突进，接近敌人，抽出大刀，展开肉搏。沙俄骑兵猝不及防，来不及调转马头。纷纷在背后中刀。杜立三一俟得手，并不恋战，抽身便走，俄兵追之不及，只好自认晦气。但杜立三并不罢手，重新聚合了队伍，又如法炮制。。如此几次三番，哥萨克骑兵防不胜防，疲于奔命。一点斗志也没有，只要远远一见杜立三来了，马上绕道避开而行。就这样，哥萨克骑兵没有按时到达。缩在旅顺的俄军海陆部队经不起日本人的围困，全军溃败。杜立三经此一战，名扬东北地区，人人都知道有个“包打洋人”的杜立三，许多轶闻旧事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神，直把杜立三吹嘘得神猛无双。多年以后，杜立三的传奇故事被艺人改编加工，从辽河两岸到小兴安岭，在民间流传甚广。

5。年少无赖是宵小

张作霖祖先是河北河间人，本也不姓张，姓李，因为过继给张家而改的姓。道光年间，他的曾祖张永贵被迫出关谋生，定居于辽宁海城城西小洼村。他祖父时已比较富裕，所生四人都没病没灾的长大成人。张作霖父亲张有财是第三子，他先娶妻邵氏，生有一子一女，后被他气死；继娶王氏，生二子，大的是张作孚，小的就是张作霖，小名是“张老疙瘩”。1875年他出生后不久，张有财搬到海城驾掌寺开了个小杂货铺。

张有财生性不成器，好赌如命，天天在外边鬼混，放赌抽红；赢了就大吃大喝，输了就卖东西，对家里的死活根本不放在心上。张作霖14岁那一年，张有财在栾家堡与人赌钱，对方有一个姓王的输了，张有财要人家拿老婆抵债，双方发生口角。那姓王的也不是软的，他怀恨在心，偷偷跟着张有财，半路上乘他不备，一脚狠命踹死了张有财，把其尸体拉到一个荒废的池塘边。王氏见张有财好几月没回，慌了神，到处找，据说最后还是他家老黄狗发现了他的尸体。这时，他家里穷得连口棺材都买不起，只得草草掩埋在乱坟堆里了事：孤儿寡母上告无据，事情就不了了之。后来王氏又因生活所迫，不得已而改嫁了一个兽医。

张作霖从小就是其母亲的宝贝疙瘩，一直被偏爱，小时候在邻里伙伴孩子中称王称霸，发号施令，动不动就拳脚相加，邻家孩子都怕他，谁都不敢惹。到了该上学的年纪，父亲张有财赌博负债累累，无力供他上学，母亲让他放猪以补贴家用。张作霖看见昔日的伙伴一个个比自己有“出息”，有学上，心里十分嫉恨，常常在道口拦截他们，辱骂威胁他们，有时还闯进私塾，是个谁见了都头疼的“捣乱分子”。但他比较机灵，那私塾先生看他闹也不是办法，就采取“文治”，让张作霖来免费上学，因此他好好歹歹有点文化，识得几个字。

张作霖聪明狡黠可以通过一件小事看出来。父亲死后，他随母迁居黑山县依靠外祖父过活，日子过得很艰辛，欠了邻居不少债务。王氏很是发愁，常常唉声叹气。他看在眼里也不言语。有一天，他乘邻居不注意，偷偷溜进人家猪圈，把其最肥的一头带崽母猪赶入水塘。然后大叫“猪落水了，猪落水了。。”等到那家人都奔出来看时，他早一个猛子扎进塘池里，将那淹得半死不活的母猪托上来。那家人见他如此卖力，心下好生感激，就将他家的债给免了作为谢礼。

后来他母亲改嫁给兽医后，他跟随继父学了点粗浅的兽医知识。

张作霖16岁那年跟随一个商人到了高坎镇，在那里开始了他人生的转折。在高坎镇，他没有固定的职业，跑跑腿，打打杂，谁家有活就让他去帮忙，因此常常是三餐不继，当地有个富户孙寡妇，有三十多长工，专门开了一间饭厅供长工用，张作霖时常混进去白吃，开始长工们都向着他为他遮掩，后来便讨厌他了。但孙家寡妇是念佛的，心软，不计较反而特让他白吃。

后来他又到另外一个姓樊的财主家打长工放猪，因丢了一头，樊大户把他打得半死不活，又不让死在他家里头以免霉运，把他扔到野外，被一个拾粪老头救起。

他在家就染上其父赌博恶习，在高坎镇变得更加厉害，一天不赌博就没法过，他在赌场结识了一个富户叫于六。于六觉着他人机灵，又有点医马本事，于是跟他开了一家医马小铺子，倒也赚了不少小钱。但他暗地里和于六老婆有来往，有一天，这女人收拾了细软叫张作霖一起逃跑，张作霖跟她说：“嫂子，张某不负朋友义气，于大爷对我好，我不能坑他。”女人怀恨在心，在于六耳边吹风，于六最后也把他赶走了。

后来他又在一家车马店里干活，他腿快人机灵，嘴又甜，认了主人常老三做父。在店里他端茶送水，细心观察，接触了各式各样的人物，知道了不少社会上的事，对黑道人物也颇为熟悉，为他以后进入绿林奠定了底子，但他恶习不改，依然出入赌场，而且调戏当地一恶霸的相好，惹来一场大祸。那恶霸追到赌场，拿刀就朝他砍，张作霖乘众人拦阻的当儿跳窗逃跑，那恶霸追到卒马店里逼常老三交出人来，常老三把他给藏在一堆行李货架里。后来张作霖又到外面去躲了几天风头，常老三请一些吃得开的人物劝架，好不容易把这笔帐结了。

张作霖输钱就借，再不就赖，当地一些赌棍很不满，有一天故意串通起来坑他，叫他输得一干二净，而且欠了一屁股还不完的帐，借这个缘故把他赶出了高坎镇。张作霖回到常老三的小店子里，说明了窘况，常老三见义子实在无路可走，就把自家的一头小毛驴给他，叫他出外讨生活，那伙赌棍、无赖和地痞流氓听说张作霖是骑驴走的，就赶到常家小店大吵大闹，让常老三把驴子收回来，把衣服给扒了。常老三被那伙人闹得没法，就骑马去赶张作霖。张作霖见干爹骑马过来，心想不会是好事，于是就先发制人说道：“干爹，这么大雪天，您老人家可别冻着，干儿以后报答您的大恩。”常老三一听这话，心也软了，原话也不好说出口了，于是转口说道；“干爹看你衣服单薄。想送你我身上穿的老羊皮袄，别冻伤了。”张作霖赶紧接过，少不了又对常老三说了一通感谢的话。据说后来张作霖发家，曾送常老三两张狐狸皮和两匹高头大马，还曾把他接进大帅府，把他当上宾。

张作霖离开高坎镇后，游荡了一个时期，后来经人介绍，投到毅军宋庆手下当兵。给一个叫赵德胜的营管带当勤务兵，后来升任哨长。在这里他学到一手好枪法。“精干骑射，善于迎合”是时人对他的评语。这期间他二哥张作孚犯事被押在省城，张作霖前去营救。他听说当时的盛家将军依克唐阿的爱马病了，计上心来，他不直接去找官面上的人物搭救，而是进了将军府，替依克唐阿的马治病。马病好后，主人赠钱物他不要，只求将其兄放了。正当他混得得意、上下皆欢的时候，这支清军要移防关内，张作霖不愿离开，而且也不愿受纪律管束，于是私自逃回黑山。

回家后，他身价顿时高了起来，他自吹自擂，招摇过市，十分得意。赵家庙的一个地主赵占元见他有几分才干，便把次女嫁给了他。其实呢，张作霖早年当小货郎走村串巷时就和这个赵氏女见过面。年轻的张作霖是颇为英俊的一个人物，薄唇细目，挺拔鼻梁，在女人面前很讨喜欢，赵氏女一见钟情，很有好感。张作霖与她很快结婚，婚后住在岳父家里，但他不甘寂寞，仍旧出去耍钱，岳父赞助他干兽医，他干了一阵嫌钱少，干脆靠赌为生。后来有人告发他二哥张作孚和他通匪，让官府把他们给抓起来。原来，他二哥张作孚也是流氓胚子，外号叫“揭宝的”（在赌局里为“宝局”揭宝）。因为有一次与人吵架，吵得很凶，这人就把他俩告了。官府也知张作霖与匪帮交往很密。于是以”通匪为匪”的罪名把他给抓起来了。赵氏女在家软磨硬泡她家老爷子，哭哭闹闹让赵占元花钱打点救出张作霖，赵占元没法，只有忍痛出钱了事，把张作霖训了一顿。

但他出狱后，仍是不务正业，赌得更狂，地方上的无赖地痞和草莽英雄，都喜欢和他交朋友。有一次他又赌输了，无钱还债，他就想办法去偷人家的猪，结果给逮住，受了一顿辱骂，他感到很没脸面，无地自容，抬不起头来，于是下决心去当土匪。

最先他找到在高坎镇车马店认识的冯麟阁，想投靠他，但冯麟阁不愿收留他，只叫他去另外一小匪帮董大虎处入伙。他作“胡子”主要充当“兰把子”，负责“看票”，他感到没意思，久居人下不是滋味，后来便脱离了这帮，自己独干。

6。草莽之中斗龙蛇

1900年，中国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义和团运动。正当中华儿女奋勇反抗帝国主义侵略者之时，沙俄借机派出大量兵马疯狂侵略我东北，日本鬼子也前来骚扰，一时之间，东北战乱频频，民不聊生，胡匪马贼更是横行无忌。辽河沿岸地主绅商，为保卫自己的家财，纷纷建起了“保险队”之类的地主武装。实际上，这种“保险队”往往与土匪勾结在一起，名为“保境安民”，实则是以打劫为生，只不过兔子不吃窝边草，不危害本区居民，但却索要高额的“保险护费”。当时著名的匪首冯麟阁就与黑山县齐家堡劣绅串通成立“保险队”，附近小匪帮纷纷加入。

张作霖见“保险队”生意兴隆，心里也萌发了这个念头。他叫岳父赵占元帮忙联络附近有钱富户，由他们出钱帮他成立“保险队”。赵占元觉得这样很好。于是，在赵占元帮助下，张作霖招兵买马干了起来，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张作霖颇懂心机，平时不乱抢乱夺，有别的胡匪马贼来搅水，他凭过去的联系和用灵活的手腕都给妥善地解决了。因此他的势力范围扩展很快，最后把营盘扎在了安堡镇。

这时，为争夺地盘他和另外一匪帮的头目金寿山发生了冲突。

金寿山有一百多人，兵强马壮，势力比张作霖强大，而且还暗地里投靠了俄国人，后台硬，据说当时沙俄侵略者要他“招安”张作霖。张作霖这时还有点良心，不愿为虎作伥，更不愿受沙俄牵制，因此回话金寿山说：“我家的事你管不着。”金寿山受了难堪，心有不甘。

金寿山帮甚至在他保险区内都勒索强抢，比一般匪贼都厉害。当地老百姓对他是恨之入骨，暗地里相邀张作霖打他。一天，当地人趁金寿山防备疏松时，派了一人到安堡镇通风报信，张作霖闻听大喜，马上命令手下整装出发，一行人马火速开拔，急袭中安堡。金寿山投防备，冷不丁地被张作霖打了个措手不及，人马死的死，伤的伤，剩下不到半数随他逃出中安堡。

金寿山火冒三丈。他把张作霖视作不共戴天之敌，恨不得剥了张作霖的皮。他整日里绞尽脑汁，计划着如何消灭张作霖。他手下的一个喽罗记在心里，有一天到金寿山的跟前，献了一计。金寿山收这人为干儿子，不久派他去“投靠”张作霖。

张作霖高兴地接待了这人。因为土匪被仇家打散后，散匪往往投靠另外的一伙，也有加入仇帮的，因此张作霖一点也没有疑心有诈。金寿山的干儿子就这样在张作霖手下干起来了，样样挺出色，很受张作霖的赏识。转眼到了来年春节（1901年2月），张作霖欢天喜地准备过年。张作霖笑容满面，觉得自己诸事顺遂，打跑了金寿山，平定了中安堡，老婆又为他生了一女，而且，弟兄们一个个身手不凡，能骑善射，自己是稳坐了这一方的太岁爷。张作霖高兴，也就放心让部下去闹。金寿山的干儿子瞅准了这一好时机，心想张作霖平时防备比兔子还机警，今儿却这般麻痹大意，此时不干更待何时，于是借机溜出安堡镇，赶到金寿山处。金寿山一听大喜，连叫“好功劳，好功劳”，赏了这干儿子大宗钱财，然后马上集结匪军，并且派人通知沙俄侵略军，要他们和他一道血洗张作霖的二柳子。夜半时候，安堡镇枪声四起，张作霖从好梦中惊醒，也辨不清东南西北，急急慌慌也不知是哪路人马来犯，还是三十六计走为上，拔起盒子枪仓惶突围，危急之中，只有汤宝麟、孙大虎两个亲信在他身边。他的妻子赵氏由汤宝麟背着。女儿由孙大虎抱着，一行五人边走边打，好不容易在天大亮的时候跑到了台安北面的姜家屯。张作霖看了后面已没有枪声，追兵也不见踪影，决定进村再作打算。这村子很小，人们见这五个人这副狼狈落魄的样子，心知是匪，但是想到狗急了也跳墙，况且是被打败的土匪，什么事干不出来。村里人怕张作霖发狠干出伤天害理的事，商议来商议去决定还是客客气气招待这伙人，大家派一个读书人名叫赵贡九的出面去安抚他。

不久，失散的人马陆续汇集了，但枪马都给金寿山夺了，元气很难恢复。张作霖想到过去在台面上结交的另外一帮人马洪辅臣部和陈印堂部，便去求援。洪辅臣、陈印堂与金寿山也有嫌隙，因此慨然相助这位小兄弟，给马给枪以外还赠送了一大批钱财、物资。张作霖对此感恩不尽。

张作霖感到姜家屯不是久居之地，便想去投靠冯麟阁，他把赵氏母女送到他岳父的堂侄孙家，赵氏在此生了后来赫赫大名的张学良，张作霖很疼这长子，常称他为小六子。从姜家屯到冯麟阁处要经过一个大集镇八角台。当时八角台也有团练。张作霖估计硬闯不得，通过和赵贡九交谈，知道他和八角台的头面人物张紫云有交往，于是央他告诉张紫云准备“借道”。张紫云是八角台商会会长，是镇上烧锅的财东（当时烧锅很有财势），读过书，在地方上很有名望。大事小事都由他点头，他手下的保险队有炮手30多人，后来成了著名的大汉奸的张景惠就是炮手头目。此外还有洋炮、快枪等。当时张紫云问送信人：“张作霖有几人？”那人受过张作霖的嘱咐，按预先教好的往多里说，就回答有四五十人。又问：“背什么枪。”那人答道是快枪。张紫云一听对方有四五十人，而且人人都有快枪，心里没底，于是招张景惠来商量。张景惠也以为人单力薄于不过张作霖，又听说张作霖在安堡镇时纪律很好。大家伙都不主张打，最后不但让借道，而且准备了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张作霖本来是落难的老虎变为犬，但是时来运转，因祸得福，反而捞得更大好处。

张作霖的人马平安进了八角台。张作霖也是竭力周旋，方方面面、上上下下都打点得很好，人称“万人喜”，可见他如何受欢迎。张作霖能说会道，聪明机警颇得张紫云好评，并引为知交，竭力留他，叫他休息几天，并把他的人马安排在自己的家里和铺子里。过了两天和张景惠商量后，又请张作霖留下来保卫地面。张作霖初时以为“鸠占鹊巢”，名声不好，推辞了一阵，后张紫云说：“你的能耐胜俺十倍，第一把交椅非你坐不可。”张作霖这才接受。两人还结成了生死之交，一直相依为命。这次收编为大团，张作霖手下有70多人，商会出钱养活他们。

张作霖在八角台安营扎寨后，对于当地百姓不怎么危害，但是经常外出劫掠。在这过程中，他也逐步收编了一些小股匪贼，也有一些人主动来投奔。当时台安一带有一帮回民土匪，头子叫项招子，有200人马。他把八角台视为自己嘴边肥肉，怎容张作霖称王称霸，隔三差五就与张作霖干上一仗。张作霖力量没有他大，屡战屡败，最后不得不撤到镇安县，求助另外一个土匪头子汤玉麟。

汤玉麟也是赌棍出身，而且是个赌命的家伙。据说有一次他在赌场赌输了无钱还帐，几个地痞轰他，他一言不发，转身到铁匠铺子取来一根烧红的铁通条，撕啦一声裂开衣服，拿起它就往身上烫，一面烫，一面笑骂到：“谁要爷的钱？谁过来把爷的熟皮肉拿去？”周围的人吓得直打寒颤，见他如此赌狠，都知他是亡命之徒，谁也不敢要他的钱，反而献钱去孝敬。汤玉麟有狠赖的一面，也有讲义气的一面，听张作霖一说，马上答应借兵相助。

汤拨出四五十人跟着张作霖进攻项招子，一场恶战，双方杀得天昏地暗，眼珠子都红了，终究还是张作霖杀了项招子，转危为安，此后，张作霖在这一带就没有什么强的对手。这时候锦州泥水匠出身的张作相带来一帮人马前来投靠，不久汤玉麟帮因为和别的匪帮火并失利，也率部前来投靠。一时间，八角台的“保险队”声威远播，名声大振。张作霖为了面子上好看，决定把他的匪帮按军事编制行事，出入之时，队前都列有洋鼓洋号的乐队，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再打上一竿“保境安民”之旗，煞有其事似的，威风得很。附近各部小匪都不敢招惹他，但有一个偏偏不服气的，人称海沙子，他故意在八角台一带出没活动。开始张作霖还忍着，海沙子以为他怯了，胆子也就越发大了，有一回竟公然率100多人到半拉山门抢了一家士绅，把那家的老太太绑了“肉票”。张作霖闻讯，拍桌子大怒道：“也欺人太甚了。”于是派张景惠率一部分弟兄在半道上堵住了海沙子，经过一场血战，当场击毙了海沙子，那老太太也被送回来了。

至此后、张作霖帮更是声名远括。就连情政府的官兵，一提起张作霖部，也畏惧三分。

7。通天有术投大清

从现存的一些资料和照片看，张作霖并不像我们一般想像中的土匪或军阀模样肥头大耳、满脸横肉、一身杀气，不学无术、言语鄙陋，一味蛮横。张作霖年轻时长得颇为清秀，很像一个文弱书生。他的早年经历和在当“保险队”头领过程中，渐感到如果要发展自己的努力，单靠抢边和抽税捐、勒索当地百姓不行，迟早会被人家吃掉，还必须取悦于当地豪绅，以便得到他们的支持。他通过张紫云和一些名士来往密切，如海城“孝廉”出身的刘春良（此人一贯为非作歹，和许多土匪头目都有来往），台安“孝廉”出身的李雨农（又名李龙石），秀才杜泮林（又名杜恩波），还有附生陶允恭，方克猷等。这些所谓“文士”是东北特殊人物，既学孔孟之道，懂“礼”守“道”，又和江湖之士互通声气；他们诡计多端，能说会道，历史知识丰富，有些人往往成为匪帮之间的中间人，常常一句话就可以消弥战祸；有时发生了冲突，也是由他们出面安排，做说客或调停人。这些人头脑活络，结识人物很多，在本乡本镇也是有点势力的，有的甚至是一方首脑，一般小匪都不敢轻易伤害他们。张作霖对他们很尊敬，年轻的称兄道弟，年长的不是拜作“干爹”，就称“义叔”，叫得十分甜，来往很热络；这些人也投桃报李，经常为张出谋划策，成为张的“智囊”。除此之外，张作霖还广泛结交豪富，如新民烧锅彭学根、八角台富商戴春荣、新民厅的红人赵经丞。由于他“护卫”有方，商会每月支给他白银三千两充饷。

正在这时候，义和团运动失败了，清政府得以腾出手来，镇压各地的反抗，辽西土匪很多，颇使清廷头疼。新民府的一个官儿廖彭就向盛京将军增祺建议：化私团为公团，收编保险队，补充官军之不足，以加强地方统治。增祺采纳了这项建议，指示各府各县着手收编。

张作霖身边的商绅文人得知这个消息，就劝他说：绑架抢劫是末道，现在十室九空，差不多快给抢空了，商人旅客都不来了，将来抢无可抢，不如趁早改换门庭、得到清廷厚遇，将来之事或有大希望。张作霖也是深有机谋之人，认为“言之有理”。他对他的亲信说道：“清廷和洋人订了约，俄国佬滚回去了，清廷很快就会来收拾咱们了，我们吃绿林饭是不会长久了，咱们不如借机捞个官当当，也好有个前途。”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等也有同感，于是急问怎么办？张作霖却笑着说：“各位有没有听说盛京将军增祺的夫人将要经过咱们地面？”几个人大惑不解，有人就说了：“大哥，咱既是要投了，难道还劫她不成。”张作霖又笑了：“别傻笨了，增祺这鬼头在庚子事变拖家带眷的躲到锦州、义州一带。后来他自己先回去了，却把他老婆给留下了。这些日子想起来了，已派人去接，不日正会从此经过，众位兄弟听我吩咐，咱把人财物都给劫了，但是不要动他们一根汗毛，听清楚了，不许乱动。剩下的好戏就让我来演吧！”如此这般一说，众人大笑，纷纷翘起大拇指赞道：“大哥，好计”、“当家的，可真有你的”、“咱兄弟有你不用愁啦。。”张作霖也随众人放声大笑。

张作霖这帮人候了两天，周密地布置好怎样下手，上上下下都是一团热闹劲儿。第三天“放远线儿”的探马飞马来报：“增太太已到新卫屯前一站了。”张作霖一听，拍掌大笑到：“天助我也。时候到了，弟兄们备马去吧。”他带着一帮得力干将就出发了。原来新卫屯一带草深林密，又靠近荒山老林，中间有一条通道是过往行人必经之地，以往太平年间，来来往往商人结队成行；灾乱时候土匪横行，见一个抢一个，见一队抢一队，闹得大家伙儿谁都不敢走卞，因此道儿也就荒了。如今增夫人选走了这条道走，不正是撞上来吗？张作霖令众弟兄蹲伏在草丛里，只听他令下就冲出去。

增祺夫人带着七八个丫环婆子并小厮儿，坐着一辆大车，前面有增祺派来的护卫，后面也跟着几个亲随，还有马弁押着的几十箱子衣物、财宝。这些人也没有想到会遇动，哪个敢在盛京将军面前虎口拔牙，除非不要命了。况且还有这么四五十个带枪的护卫。这一队就这么顺溜着过来了。张作霖一看时机已到，叫一声：“上！”增祺夫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周围突然“哗啦啦”钻出来一群骑着马、挎着枪、横披衣衫的徒众，丫环婆子早已吓作一堆，糠筛般缩成一团，有几个胆小的吓得放声大哭，缩着脑袋往人堆里钻，还有的大叫：“爷，饶命吧！”也有的大叫“救命啊”。一时间乱成一团，其实，卫队头头和几个机警的待卫已经拔枪在手，但是张作霖早有准备，呼啦啦一帮人早把他们围在中间，四五支枪指着一个，那卫队头头一看：没戏唱了，打吧，注定要吃亏，而且投鼠忌器，后面还有增夫人哪，有个闪失咱担当不起；不打吧，也太窝囊了，不放一枪就给人家连窝端了去。这么一迟疑间，早被张作霖部下给下了枪。其他人一看：还干啥子呢？张作霖一见大局已定，结果很好，他暗地里吩咐心腹，要他们小心侍候，不要弄僵了，好歹都要把他们哄住。他自己带着几个随从，先行骑着快马回到街子上，先去换了一身衫，还修整了一下容貌，然后坐在中堂之上，他那副样子，使周围的马弁都很吃凉：想不到我们当家背后还有另外一副面孔。张作霖吩咐手下把以前劫来的最好的鸦片烟拿来，装在上等烟枪里。

不多会儿，就听见门外车马喧闹。张作霖心知手下已把增夫人押到了，于是迎了出去。增夫人和几个随从都有点莫名其妙，闹不清这到底是些什么人。要说是劫道的土匪吧，可一路上也没有打骂，也没有抢她东西，而且和她搭过话的人都言语和善，丝毫也看不出为匪为盗的蛮横。增祺夫人心里正猜想着呢，却迎来几个年轻妇女，穿着很随俗，把她们给迎入一间房舍里去了。这几个女人看样子很安分，也颇懂得些礼节，很恭敬地招待她们，为她们打扫，弄吃的和安顿东西，一点也没有什么捏扭不安的样子，倒像是自己家里的使唤仆人。增祺夫人心里疑团更大了，随从也是惊疑参半，有的疑疑惑惑的还在担心，有的却满不在乎，抱着生死随命的态度。增祺夫人也是大家闺秀出身，丈夫是盛京将军，场面自也经历了不少，心里略一定，把那几个帮忙的妇人叫来问道：“辛苦诸位大姐了，可否告诉我们贵主人尊姓大名，好让我亲谢一番。”妇人中有一嘴快的，马上说道：“夫人，您甭急，我们主人不会为难您，您只管安心好了。”另几个妇人也帮腔答道：“是呀，我们家主人很知礼的，夫人您就好好歇息吧。”增祺夫人心知问不出什么所以然来，也就作罢。

前厅里，张作霖把增祺卫队带进早已准备好的一间大屋里。那些人进屋一看，大炕上一横排的都是鸦片烟枪，识货的还看出是上好的货色，原来清军里几乎人人都是烟鬼，增祺卫队也不例外。这些人莫名其妙，只听张作霖说道：“诸位，请。”自己就首先上了炕，他带头作了样子，大家也只好上了。一时间，整个房间里喷云吐雾的，一片乌烟瘴气。卫队的人一直紧张的神经松弛下来了，气氛不知不觉变得很轻松，大家都开始搭话了。张作霖不失时机鼓动嘴皮，说了不少笑话，众人觉得很有趣，竟然都笑了，根本忘了身处何地，也都跟着讲了一些。过了一会儿，话题渐渐扯到时局上头，张作霖首先重重叹息了一声，好似满腹愁闷的样子，很痛惜的说道：“咳，现在国家衰败了，我做百姓的也有些责任呐，受尽了洋毛子的欺侮，民众又软弱，国家也没有办法，我们被逼不过，才走上这条路，可是心里也是有愧，觉得没有颜面去见祖宗，愧对大清天子啊。”这番话一说出来，增祺夫人的卫队诸人听了，觉着其中大有文章，一个小头目就问道：“打扰贵府多时了，只是还不知道您贵姓；我们很是明白您的处境，待我们回去之后，我们家老爷也许会替您想个法子，您终将有出头之日。”老张听了这番说，心想：有门子，但表面依然很平静地说道：“不敢当‘贵’字，殿名就是张作霖。”这话一说出来，几个人都倒抽了一口冷气，原来增祺手下都知道辽西有一巨匪叫张作霖。据传长得身魁膀大，力壮如牛，满面疤痕，十分凶狠，谁也不敢惹，增祺都显得头疼。可跟前这白面细眼，说话文质彬彬，温和有礼的人说他是张作霖。一时之间，满室沉寂。还是那个头目，率先转过弯来，说道：“久闻您的大名，想不到今天竟是一见如故了，和传说中的竟是大不一样。我看您更像读书人呐。”张作霖于是很坦率地说出了自己的身世和为什么会走上绿林，其中他自然略去自己的劣迹，把话说得冠冕堂皇，最后说道：“我虽然落到了这一步，但并不是像别人一样，聚啸凶徒，强霸一方，正如您老看到的，我还是很向善的，保护这一方百姓，为过往商旅提供方便。只是最近听说盛京将军增祺到任不久，听信恨我的人的谗言，就要拿我们严惩法办，将军大人高台在上，我们山泽草民背上这罪名有口难辩。不过我们既是干这种事的，也就豁出去了。”头目略一思索说道；“常言说得好，鸡蛋碰不过石头，自古邪不压正，我看同官家作对，十有九个没有好下场，不如走正道。依我的眼力，看得出您是个人才，何愁以后役个好前途，说不定封妻荫子，做到侯爵呢。”张作霖假意默然半晌，也说道：“我们兄弟都想过这么干，弃暗投明，报效国家，但是苦于没有门路，现在增将军这么做，我们更是无法表白自己的心意。”这头目就答道：“您有这份心就好了，我们或许可替你引见。”张作霖故作惊讶，忙问：“大哥，此话怎讲，难道大哥您有法子不成？”这人说：“我得回禀太太一声。”于是这人立刻到后房见到增太太，把前因后果叙说一遍，并称赞张是个人才，增祺太太正愁不知如何脱身，听到这消息，心里盘算：现在我们在人家手里随人家怎么捏，而且听丈夫说过这人是土匪霸王。他若真有这等心思，我替他讲几句好话，收降了也未必不可，况且听得说这张作霖和传闻中竟然毫不相像，却是一名二十六七的温良青年。增祺夫人略略和随从商量了几句，那几个婆子丫环也怀着好奇心，都主张一见，事情就定了。那头目就去回话了。

张作霖一入室，先行了个大礼参拜，并低首说道：“张作霖冒犯夫人，愿听吩咐。”增祺夫人细一打量，看他果然不同想像中模样，而是恭谦有礼，心里便有了数，于是开口说道：“我也不用瞒你，我就是盛京将军增祺的夫人。我原在将军身边，听说过你的名声，现在巧遇相逢，多蒙照顾，我们很是感谢，而且，也见你和别的匪贼不一样。听说，你有心改邪归正却无人引见，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向增大人进言的。我看你年纪还很轻，是个人才，将来前途不可限量，就不要在这小小山沟里混事了。”张作霖立即答道：“如是这样，我们兄弟就有希望了，我替我们大家伙儿谢谢您啦，以后驱遣，当效犬马之劳，报答夫人您的大恩，以前若有所冒犯的话还请夫人宽大方怀，不要计较。”增夫人说道：“不必谢了，只要你对朝廷忠心，对将军忠心，为国报效，我也就不没此功了。您的随从很好，我得赏她们五锭纹银吧。”张作霖忙道：“那个自然，银子就不必赏了吧，我们没有获罪就已经是很大的荣幸啦。”张作霖随即告退出去并命令手下把所有的东西连同枪械一并交还，让他们一一点清。第二天还派了大队人马护送增夫人一行。

增祺在奉天听说夫人被劫，又不知是谁干的，正在发急，忽听得夫人已平安抵达，赶忙出去迎接。安顿之后问起缘由，增祺夫人就把一切原原本本告诉了增祺，告知了自己的许诺。增祺老奸巨滑，一眼识破其中把戏，倒是心里对张作霖有了底，于是命新民府知府增韫经办此事。

增韫手下红人赵经丞和张作霖早已勾勾搭搭，由他穿针引线，并由张紫云等人作保，将张作霖一帮正式收编，张作霖作了营长，手下大大小小的头目亲信也是各有封赏，这正应了“不做胡子不当官，不下窑子不当太太”的老话了。

8。早有毒饵投前头

日俄战争爆发前一段时间、日本沙俄为了争夺霸权，在东北地区发生冲突，一个是到口肥肉岂可放，一个是红眼豺狗紧相逼，双方在东三省驻扎了大量兵力，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然而，对于这种明目张胆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清政府却是不闻不问，厚颜无耻地宣布中立，任由这两条豺狼拿东北做练兵场，残杀人民。

日俄双方互相竟逐，各自拉拢一批没有骨气的中国人做“先锋”，土匪、马贼、强盗是重点拉拢对象，这叫“以华制华”。日本帝国主义派遣花田仲之助少佐、桥口勇马少佐等间谍特务，来东北各地收买土匪，建立所谓“满洲义勇军”和“东亚义勇军”。沙俄岂甘示弱。也拉起“花膀子队”（臂上缚有袖标），一些土匪被收买，为其利用。

张作霖早在未投靠清廷以前，就与旧本人勾结上了。

那是在1901年春天。

张作霖已在八角台落脚，有一天，辽阳东山的一个老土匪头子“徐大帅”，特意派人来下了个贴子，说是有“花大人”前来拜访，望兄弟好生招待云云，张作霖有点莫名其妙，因为从来没有听说过“花大人”是何方神仙，竟连一徐大帅”都如此恭敬。张作霖心存疑惑，却也不敢怠慢，忙准备了接待仪式。第二天，值哨的就来报告说“花大人”已递上贴子，要求访见，张作霖带着几个兄弟迎出去，一抱拳说道：“贵客，有失远迎了。”对方也还了礼。张作霖见这个“花大人”矮胖身材，肥大脑袋，后面挂一根稀疏小辫，还带了两个随从，拎着些山东土产，看样子不见得是很出色的人物，又听得“花大人”说话里带着山东味儿，心里更有点瞧不起了。

宾主双方至大堂后，行了正式参拜的礼节，张作霖摆上一桌精致的酒宴，请来众家兄弟作陪。汤玉麟、张作相、张景惠都是胡子一个，也不讲客气，吆三喝五的就大吃大喝起来，那“花大人”却是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两个随从也是很有风度，客客气气的。酒过三巡，大家就闲聊起来，张作霖发现，“花大人”确实不简单，对于胡子的规矩知道得一清二楚，而且对于各帮了如指掌，各帮头目的来历，发家史都是明了得很，各帮各派的人马、实力也分析得条条是道。张作霖暗道：怪不得徐老帅如此看重此人，恐怕他对我张作霖也是一清二楚吧。然而我对此人都是一无所知，这是很不利的，于是改变了先前的态度。张作霖这人心里想什么表面上却什么也不露出来，就像他刚才看不起“花大人”却仍然客客气气。张作霖听“花大人”越谈越深，而且说的都是以前闻而未闻的道理，心里越发想了解一下这个人。他几个把兄弟虽然也是听得有滋有味，但是只不过觉得这个“花大人”如此而已。涨作霖和“花大人”越谈越投机，酒宴撤下去后，已是晚上五六点钟，“花大人”对张作霖说：“我想借贵府暂歇一下，望君许可。”张作霖正求之不得，答道：“一家人不说两家话，您老是徐大帅请来的贵客，我怎能怠慢，今夜你我二人可同睡一榻，好好聊聊。”

当下，两人共抵一榻。张作霖千方百计地想从“花大人”嘴里套出点什么来，但是这个“花大人”却大谈国家大事，说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本是友邦，而今沙俄佬强加一脚，离间中日兄弟般的情谊，造成两国不睦，沙俄却从中得利，占据了东三省，给百姓造成很大危害，张作霖暗忖这人气概不凡，的确高出他人一筹，心里非常佩服。于是张作霖也随声附和，大骂沙俄鬼子，并谈了自己的壮志：屈居在这小小一隅，干这些不光彩的勾当，也不是个办法，希望有一天能堂堂正正做个英雄。两人越谈越觉得相见恨晚，真巴不得长久在一块儿，最后，“花大人”提出来了：“你我既如此有缘，何不结为‘金兰’，也不枉相交这一场。”张作霖一听欣然同意还说：“求之不得。”第二天一早，依照规矩、双方得正式换贴，焚香给拜，张作霖叫精通笔墨的一个部下写好了贴子，送到花大人那边；即刻花大人也派随从送来回贴，张作霖一看，贴子上印着四个大字“花田××”，老张心想：我的妈妈，这不是日本小鬼子的名字吗？难道这花大人。。，张作霖拿着贴子就进去问花大人了：“大哥，我跟你是诚心相交，小弟不敢辜负大哥，可大哥您太不够朋友，怎么跟我瞒了这一件大事？”花大人却笑道：“兄弟多虑了，我昨儿如此，实在是替你着想，若我昨儿一来就说我是日本人，兄弟会答应么？恐怕早把我赶了吧。”张作霖也不答话，花田又笑道：“我本皇军少佐，奉大日本帝国陆军省委任，来招募‘东亚义勇军’的。俄国人是外种，我们中日两国亲善，理应共同驱逐俄国佬，邀请诸位加入‘义勇军’，确是一片诚心，将来立下大功，咱们是大大有奖。做兄的不瞒你说，只要你入了，银钱、枪械我们皇军要多少给多少；怎么样？”

张作霖此时脑中飞快地转了十七八个念头，但想一想对方所提条件那么优厚，而且如果别的帮加入，而自己不入，这样一来，他们肯定会超过自己的力量，说不定以后就轮到别人来逼自己了。唉，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先答应再说吧。张作霖把这一番心思告诉了张作相、汤玉麟、张景惠几个心腹，几个人也一致议定“先答应再说”。于是张作霖和花田拍板，加入了“东亚义勇军”，订立盟约，共推花田为盟主，共同驱俄。花田随即叫随众从礼品匣子里取出大洋数千赏给众家兄弟，并委任张作霖为招募官。3个月后，军饷和枪械都运到了张作霖手中，从此之后，张作霖就和日本人勾结上了，时不时的从日本人那里领取资助。

张作霖投靠清朝以后，当上营长，便十分卖力效劳清政府，清政府提出中立后。他表示忠诚遵守“中立”政策，张作霖“确实”做到了这一条。他是如何做到的呢？他表示对日俄不偏不倚，却暗地里收到日本或俄国的金钱或是枪支贿赂，有时站在日本人一边为日本人收集情报，提供粮草；有时又偷偷为俄军干活。他是稳坐中间，以“渔翁取利”的态度从日俄战争中闷声不响地扩大自己的势力，或者说以“有奶便是娘”的态度对待日俄战争。他这一手急剧地扩充了势力。

但日本人也不是好糊弄的，日本的特务间谍机关很快从蛛丝马迹中发现张作霖在耍俩面勾当，根据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的《对华回忆录》中记载，1904年12月，日本陆军满洲司令部翻译黑泽兼次郎在新民府一带活动，曾住在张作霖家里，黑泽对张的看法是：张作霖只不过是为利所驱而干的。张认为日本虽然暂时胜科，但最终胜利还是属于俄国。张作霖当时是否有如此想法，已不得而知，但他可能对黑泽等从来不抱好感是真。黑泽回去后对“特别任务班”（间谍组织）讲了此事后，这些人杀气腾腾想干掉张作霖，不料此事被总司令部的参谋福岛安正听到，立刻加以制止说：“张作霖现在正是大有用处之时，得一人便添一分力，切不可因为小事而失大利。”原来福岛安正曾从花田那儿听到过张作霖的名声，福岛派黑泽送了张作霖银币1000元，说是专门酬劳，黑泽就留在张作霖身边了，张作霖明白这是敲山震虎，明摆的警告，于是对于俄军方面就松驰了不少，暗暗加紧为亲日的马贼匪帮开“绿灯”，给予各种接济，这一方面，是借着日本人银钱为自己铺后路，接交生死兄弟，买个人情；另一方面，又应了日本的差，可谓左右逢源，狡猾至极。

《对华回忆录》中还记载了日本特别任务班的间谍土井市之进少佐一段日记，其中大意是：1905年2月，当他潜入锦州一带活动，准备在新民府设置情报收集站，为即将发生的日俄之战提供情报时，曾派翻译中町香桔物色可靠人物，中町观察三四天后，带回来一个身材矮小，其貌不扬的中国人，据报告，这位中国人是驻在新民府的营官，名叫张作霖，他对日本军队抱有好感，愿为日本效力，他又允诺将中町隐藏在他家里，他家除妻女外，只有一个两岁的幼儿，张作霖表示要直接在少佐面前“立誓振助日本军”，所以中町带他面见土井少佐，土井给予了很优厚的接待。这件事发生在黑泽派在张作霖身边不久，也许张作霖是在他的暗示之下如此行事的。但无论如何，表明了张作霖老早就与日本人勾结在一块了。

张作霖这种两面派行径在日本侵略者内部引起了分歧，另外一部分人主张“杀鸡给猴看”，要把张作霖杀了以做仿效者，一些与侵华浪人的秘密社团“黑龙会”联系密切的人就主张这样干，据“黑龙会”出版的所谓《东亚先觉志士记传》记载：日本于日俄奉天战役后，当地日本宪兵认为张作霖有充当俄军间谍的嫌疑，把他给抓住了，呈请当时日军驻新民屯军政署长井户川判处死刑，但井户川认为张作霖部颇多精锐，可供利用。倘偌冒然处死，张部起来反叛，不大容易对付。他不顾其中某些人阻挡，一再向上请示，并亲到参谋长眼前请示，而且搬动福岛安正和田中义一为张作霖说项，经过如此斡旋，张作霖小命终于被救，对井户川是言听计从。当井户川命令他在“愿为日本军效命”的誓约上签字时，他乖乖地按了手印。日本人1906年在沈阳创办的《盛京时报》刊登的《张作霖传》也记载了这一事件。

张作霖在日俄战争中的所作所为，充分表明他心目中根本无国家利益，毫无廉耻之心，谁得势就靠谁。他在日俄夹击境况之下，竟然可以应付周到，也说明他有过人之处。也许正是这种状况使他更加受到“锻炼”，出落得比以前更狡猾。如果说他以前的狡猾只不过是黑道小人物式的勾心斗角、见不得大台面的末技，而今这种本事却是懂得韬略、有谋有略的狡猾，正好比“出身寒门的粗陋女子突然跃上高校变为华装富贵的大小姐一样”，张作霖从小小的山沟，从红胡子生涯卷入清末民初一场大的时代洪流中去了。

9。卖友求荣加朱绂

在日俄战争中的几年间，张作霖大大地发了起来，武器精良，人强马壮，张作霖的胆子和野心也越来越大了。为了能够进一步高攀，他不惜撕破朋友脸面，将以前高唱的“侠义肝胆”的“哥们义气”高调抛之九霄云外，谁挡了他的道，他必要斩而后快。

当时辽西锦西一带有一股大匪，由苑四、苑五兄弟掌舵，拥有四五百人，很是猖狂，出没无常，呼啸而来，呼啸而去，当地愚笨如牛的官府根本拿他们没办法，县太爷走马灯似的换，只好请新民府派张作霖来清剿。张作霖焉能放过这个扩展地盘又升官发财的好机会。他气势汹汹地将队伍开了过去，苑四、苑五岂甘示弱，也摆开阵势，双方战将起来，真是杀得天昏地暗，可终究是张作霖武器装备好，将苑四、苑五击溃，另外一些小匪如金凌宝部、大海河子股、小海河子股、高升、金生牙签、脑袋瓜子等等，听说张作霖率部来剿，不战自溃，张作霖乘机收编不少。

张作霖如此卖命传到增祺耳朵里，增祺心想：这小子果真还有点能耐，我得重重赏他。于是下今让张作霖到省城晋见。张作霖接到命令，并不急巴巴地想邀功请赏，去见这位老大人。他想到自己这几年来发家很快，是不是有哪个家伙进了谗言，让增祺把我诓骗去杀了头呢？张作霖以己腹度他人之想，决定叫二当家的张景惠冒名顶替前去晋见，张景惠倒也没二话，一杆子就带着几个兄弟去了，增祺出来一看，觉得不是味儿，横竖看都不像是夫人描述的温儒人物，而是满脸疙瘩的大汉。增祺也是大奸若愚的，肚里暗暗想好了对策。过了一会儿，他对“张作霖”说：“上次承你保驾我太太有功，太太很想再见见你，叙叙旧，尊意如何？”土头土脑的张景惠一听，心想：我的妈妈哎，感情要砸锅了，这位老夫人肯定会认出我不是我大哥。”这张景惠一急，说话也结巴了：“将。。将军大人，末将。。将。。”增祺微微一笑，“走吧，难道我会吃了你不成。。”。张景惠愈发怕急了，越急越口讷，最后他干脆心一横，大声说道：“实话告诉你吧，我大哥不在，我是他把弟张景惠，你想怎么整治我看着办好了。”增祺却大声笑道：“我早已知道你不是张作霖了，但你能够说实话，很好，很好！我要嘉奖你。回去告诉张作霖，就说我增大人不计较你们，只要你们带罪立功，洗尽前嫌，我仍旧是要为你们加官进爵的。”张景惠诚惶诚恐地告辞了将军府，一刻也不敢多留，飞马回去告诉张作霖始末，张作霖想不到盛京将军原来是很看重信任自己，不免心生感激，决心为清廷效尽全力。果然，不久张作霖就被任为五营统带。1907年，东三省改制，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代替盛京将军增祺职务，徐世昌一来就想搞个下马威，想把以前几任都没敢撼动一根汗毛的杜立三部给剿杀了，然后杀一儆百，把这胡匪遍地、红胡子横行的东三省好好整治整治，他想到了张作霖，知道他是前任跟前的红人，于是命他解决。

张作霖接到这道命令，头疼了好几天，想起一段往事，以前张作霖还没受降前在八角台混混的时候，曾经和杜立三大战过一场。那时候张作霖已是兵强马壮，志满意得之时，想趁着自己人多势众，彻彻底底在那一带坐稳台子，称霸一方。他看到杜立三是自己一大威胁，于是处心积虑要除掉杜立三，机会终于给他等到了。有一夭，杜立三的大股人马出去劫一个镇子，只留下杜立三和他的几个随从守在老巢，张作霖点起得力干将，将他的百十来号人马全拉出去了。他本以为轻易地就可将杜家老窝一脚踹平了，哪晓得全然不是这回事。杜立三虽然只有十几个人，却是凶猛强横、一点也不示弱，再加上杜家堡子经过多年修茸，沟渠纵横，堤道骈联，暗堡林立，重门深巷，易守难攻，张作霖手下冲上去，暗堡里冷不丁几颗子弹送将过来，那些人连“哼”一声都来不及小命就丢了。胡子向来是打胜不打败，一旦溃败比什么都逃得快，几番强攻不下，张作霖的部下就开始军心动摇，压不住阵脚了。张作霖气得亲自催马上阵，猛呼：“弟兄们给我好好干，后边的是孬种。”但是，谁也木听他的。张作霖见状，也只有认栽了，带着几个把兄弟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落荒而逃。杜立三一看，岂能放过这老兔崽子，他倒提双枪，暴眸环眼，跃上他的快马，如飞一般追去，手下见状也纷纷跃马随后。张作霖回头远远望见杜立三凶神般追来，只道这条小命完了，猛踢马刺，狠甩马鞭，又命几个小喽罗留下阻击。杜立三毫不客气，见一个打一个，这样一直从辽阳追到镇安县，张作霖慌不择路，竟然往街镇上窜去。几个人正舍命穷逃，汤玉麟忽然大叫：“有救了。”张作霖两眼一黑，差点喜晕过去，略略喘了口气，忙不迭的讨问：“怎个说法？谁能救我？”汤玉麟勒马定身说：“汤二爷，我的本家！”几个字一出，张作霖顿时明白，叫道：“老天救我。”于是一帮人马开进镇上那座高宅大院里去了。原来汤玉麟的本家汤二爷，是镇安县的首富，也是地方上的一霸，有权有势，黑白两道都有来往，明里跟官府热络，暗地里勾结绿林，是个转得开的角色。汤玉麟原先就得到这位二爷的不少庇护，今儿又遇上“救命星”了。汤玉麟带着张作霖跌跌撞撞、急冲冲地进了汤府，汤二爷早听得仆妇来报，忙迎出府来接应，张作霖一见，急忙打躬，口里不住的称：“多有打扰，您就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了。”汤二爷听完事情本末后，略一沉吟，说道：“我曾卖过杜立三面子，就看杜立三怎么了结，现在请宽心吧。”张作霖一听：“您老恩德，我们做小辈的无以为报，您要是不嫌弃的话，我们甘愿拜你为义父。”说完跪倒在地就给汤二爷磕了三个头，还口称“小子不孝，没有给干爹带上孝敬的东西。”汤二爷见如此，忙称“怎敢当，怎敢当，老朽理应尽力，罢了，罢了”。张作霖这一手，闹得汤老爷子非得为他解围不可了，这正是张作霖高妙之处。杜立三追到镇子上，不见张作霖影踪，火爆性起，劈胸抓住一个行人就喝问。那行人见他如此凶煞，早吓得说不出话来，只是用手指着汤家大院。杜立三一把把那人揉倒在地，快马来到汤府，正要叫骂山门却见汤二爷笑咪咪地早立在府门前，冲他打揖，杜立三只好下马，还了一个大礼，汤二爷先发制人，招呼一声小厮把杜立三的马牵进去，又拉起杜立三的手说：“我该为兄弟接风洗尘了。”社立三是个吃软不吃硬的人物，再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多少还得卖点交情，因此，也不答活，随他就往里走，刚进厅堂大门，却见张作霖五六个跪倒在地，每个人头上还点着一枝香。按照绿林里的老规则，这是表示谢罪了，任是帮子里犯天大的错，再也不能惩罚了。原来这是汤二爷早就交待好了的；汤二爷又在一边笑咪咪撸着胡须说，“杜兄弟啊，俗话说得好，得理也得让人三分，况且张兄弟已经发下这等大誓向你认错了，冲我的老脸皮，您就点个头让他们起来吧。”张作霖跪在地上又说：“杜大哥，我们这次受人挑拨，冒然攻打大哥，确实是犯了大错，请大哥看在我们无知的份上，原谅我们一次。”杜立三见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他又向来是很遵从绿林规矩的，于是点了点头。汤二爷笑道：“这就对了哇，从此后呐，亲亲热热是一家人了。”张作霖看得明白，原来事情这样容易解决了，他心里狂喜，心腔子都蹦得受不住了，却依旧是很恭谨地站了起来，道了一声谢，几个弟兄也照办了。那边厢，几桌酒宴已是热气腾腾，等着主客入席了。酒席桌上，汤二爷拼命做“甘国老”，竭力调和；张作霖调动全副脑筋，鼓动如簧巧舌，得体地恭维杜立三，说什么杜立三是绿林千百年来最有义气的一位，杜立三被捧得飘飘然，张作霖乘机提出要结成拜把子兄弟，汤二爷又从中撮合，这段缘就如此结下了。张作霖从此再也不敢招惹杜立三，反而恭恭敬敬，客客气气地叫他为杜大哥，逢年过节常常送礼。杜立三倒也不再为难他，两人也相安无事。但到了张作霖投靠清廷，翻过脸来屠杀旧日里一起闯天下的绿林兄弟时，杜立三就开始对张作霖冷淡了，常对人说：“小张子心地险恶、毒辣，竟然这样没义气。”张作霖听后，也闷闷不乐了几天，又曾派人几次去解释，杜立三闭门不见，两家就很少来往而今徐世昌一道命令下来，张作霖好生为难，一想前几年那一幕，犹自心寒肝颤，可他也明白这个徐世昌是拿自己开刀，无论去掉他们中哪一个，他都会拍手称快，这场拼斗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张作霖咬牙暗道：“杜大哥，别怪我无情无义，无毒不丈夫，我只有对不起你啦。”张作霖决定为了自己头上的翎子，狠心拿杜立三作垫脚石，爬上更高的地方。他想到杜家堡子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之地，杜立三手下个个精兵强将，骠壮凶悍，硬拼肯定不行，说不定还得再栽一次，看来，只有用软计智取了。他急忙赶到新民府新任知府沈金錾那里，密谋定下一个恶毒计策，准备下杀手。

过了几天，一切准备停当后，张作霖派了一员得力手下，带着丰厚的礼物，赶到杜家堡子下海叶（信），派去的人很恭敬地给杜立三行了大礼，双手捧上贴子，杜立三接过扫了两眼，对来人说：“告诉你们当家的，他当官，我为匪，已是两条道上的人；他走他的阳关大道，升官发财去吧，我仍旧做我的绿林好汉，拿脑袋吃饭而已，不稀罕这鸟东西。”张作霖碰了个老大没趣，心里恨得不行，又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团团转，一连几天在营帐里发脾气，差些把一个马弁给毙了。

正在一愁莫展之时，忽有人报“黑山杜老爹驾到”，张作霖两眼一亮，精神一振，大声吩咐好生接待“杜老爹”，自己忙换衣帽，整装迎接。你道张作霖为何这般看重这位“杜老爹”，原来杜老爹杜恩波（杜泮林）是杜立三的远房叔父，是个秀才，也是个红黑人物，当年张作霖也称他为“义父”，靠他和张紫云的担保，新民府才接收了张作霖。社立三天不怕，地不怕，却唯独敬他这个老叔几分，杜老爹对杜立三也是很爱护，常常对他说些圣人之道，先贤之义，劝他放弃亡命生涯。

张作霖义父长义父短地把杜老爹迎进府厅，亲亲热热地叙旧，一个劲儿地感谢老爹。杜泮林只当是义子孝顺，张作霖没忘恩义，也就乐哈哈地和张作霖聊天，张作霖说：“干爹呐，当年要不是您老力劝，我小张可能还在八角台混地面，说不定谁黑吃黑，早就把我给吃了。您老大义，使我小张能有今天。”杜泮林接嘴说道：“呐，小张，这是你的造化，也是天意使然，水符众英雄也是归于圣朝，这都是托庇天子的福气和圣人的教诲，我有何德何能呢？”张作霖接茬又道：“可现在就有人不归正道，反骂我是没骨头的。”杜老爹忙问：“是谁呐？”张作霖很气愤地说：“就是我的大哥，您的侄儿杜天意呀。”社老爹“哦”了一声，又叹道：“我也劝过我侄儿好几次，无奈他久在绿林，脱身不易，况且听说现在总督徐大人对他很是不满，那就没有办法啦！”张作霖见杜泮林上钩，心中暗喜，忙道：“干爹，您老不知道，徐总督其实很看重天意大哥，特派委员殷鸿寿殷兄来见我，希望见见杜大哥，有心安抚。可前天我派了兄弟到杜大哥处，把这番心意转告了，没料到大哥竟疑心起我了，骂我为软骨头、走狗，这叫作霖很伤心。若是杜大哥一定不答应的话，殷委员回去，徐总督少不得要发怒，派下兵来，事情就不好办了，说不定还要弄得兄弟干戈相见，您老肯定不喜；其实呢，依杜大哥的高才和力量，远远胜过作霖，何愁不青云直上呢？干爹还是劝劝杜大哥为是，免得他再生误会，使我兄弟不睦了。干爹，您看怎样呢？”杜泮林呷了一口茶说：“作霖，此话有理，拿纸笔来，待我给天意侄儿写封信劝劝。”于是杜泮林杜老爹展开一张上等白纸，挽起袖子，挥毫落墨叙述省里招安来人属实，希望不要再疑虑，要信得过老叔的保证。并在信中写道：“游侠非终身之事，梁山岂久居之区，一经招安，不仅出人头地，亦且荣耀祖宗”，希望他速来新民府义弟张作霖处，和作霖一起晋见殷委员并随之进省。

杜立三接到杜泮林的信后，感到老叔心意至诚，况且，多年绿林生涯也有些倦意，不想再和官府恶斗不休，便想看看再说。杜立三的老母竭力反对：“立三呐，你可别忘了杀父之仇。官府恶毒啊，咱做胡匪的万万要防着，而且小张子你也知道，诡计多端。”杜立三的夫人郑氏也说：“娘的话很有道理，咱多年与官府打交道，谁知他们又弄什么花招，还是不去为好。”杜立三说：“娘，您老人家放心，夫人，你也不必过虑，杜天意连天都不怕，难道还怕这几个小崽子？我晓得，我会安排好一切的。我先去探探风声，如下去的话，叔叔面子不好交待。”杜立三于是要送信人回话说杜某一定来。接着，杜立三做了周密安排，首先派了得力干将安排好堡子里的防务，并派精干人马从杜家堡到新民府一路夹道设防，并吩咐老母和夫人说，要是过时没有回来，就先请到外地避避。随后带了卫队长于藏山和几名护卫和帮带宋庆濂，一起奔赴新民府。

1907年4月26日，天刚拂晓，杜立三便带了13名侍卫和宋庆濂骑马到了张作霖处。张作霖闻报，脸也未洗，只简装带着几个人出门迎接，一见面就大哥长大哥短的，处处现出亲热样子，并拉着杜立三，一同吃了一顿午餐。杜立三心中警惕，很少下箸，张作霖也不介意，也不劝，只是自管放开了吃，却也不冷落他，一面跟他搭话。午饭过后，张作霖说：“为免大哥心急，我还是早点带您到殷委员处。”

一行十几人又来到招待处，由张作霖引见，杜立三拜见殷鸿寿和沈金錾。行了见面礼后，双方就坐下来商谈。殷鸿寿对杜立三说：“听说您阁下有个美名叫‘包打洋人杜天意’，是不是啊？”杜立三答了个是。殷鸿寿又说：“你和俄国佬开仗，把他们赶跑了，给国家争了光，徐大人很赏识你，认为你是了不起的俊才，特命兄弟我来见见你，只要你肯效力，朝廷爱惜人才，一定会赦您过去所犯之罪，而且会提升你为官。”杜立三说：“如此便好。”他选择座位很“刁”，一直靠着墙，不肯把背心给任何人，而且紧靠殷鸿寿，以便随时可抓他为人质。张作霖见杜立三如此警觉，心内暗骂：真是精如鬼，叫老子不好下手。但他不动声色，相信自己还有机会，脸上依旧是笑咪咪地替双方圆场。沈金錾也在旁边帮腔。杜立三听得殷鸿寿谈了半天，并无实质性东西，心里便不乐了，略略应酬了几句，准备告辞。殷鸿寿一看，便高声叫道：“送客。”暗示伏在屋后的武士动手。杜立三很懂江湖礼数，向来有个习惯，便是出门前要返过来几步抱拳行礼后再告辞，这是张作霖经过多次观察得出来的结论，便瞅准了这是对杜夭意下手的最好时机。就在杜立三走近门边，返身抱拳说道：“殷委员，沈大人，张兄。。”话还未完，只见门后几个如狼似虎的带甲卫士从背后扑上前来，七手八脚把杜立三放倒在地，杜立三措手不及，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些人竟然会来这一手，待醒过味来正要反抗，已是五花大绑得像粽了。他刚骂出一声“好你个张作霖”，嘴便被一团油腻腻的破布给塞住了，他两个卫士也早被张作霖布置的武士给捆起来，殷鸿寿拍着张作霖的肩膀说：“张营官，还是你有智有谋，这份功劳兄弟我一定给你上报。”沈知府也凑趣说：“张营官这下帽子又得垫高了。”张作霖忙温谦地说；“鄙职其实无能，还不是托两位老大人的福，凑巧碰上这份功劳罢了。”这一番话杜立三听在耳里，心里却是刀扎般难受，悔不该不听母妻之劝，心想：我杜天意一生行事光明磊落，到头来却落到张作霖这等龟鳖手里，栽得太不值了。但愿老母妻儿都平安，东山再起为我杀这狗贼。不由自主地从那圆环眼中滴下两滴英雄泪。

张作霖当晚就将杜立三和他的侍卫孙殿卿、杜振东三人枪毙在西郊荒地滩上。临死之前杜立三仰天长叹：“老天爷，你不长眼，几时也叫张作霖尝尝这滋味。”

杜老爹杜泮林正等这几人回来报喜，心想自己又做了一件好事。忽听得消息传来，惊恼得几乎昏了过去，大骂张作霖不是人，毫无江湖道义，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张作霖垂手拱立说：“干爹，事已至此，悔也无用。我难道还能叫大哥复生么？如今您老要出气，尽管打骂我好了。杜大哥横行乡里，为害一方，我奉总督之命保护百姓，正是大仁大义，您老人家曾教导我过的，作霖不敢忘圣贤的教训，况且您老人家是亲自写过信的，之所以事先不告诉您老，只怕事不机密，你我反而受害。一旦发生争端，必定要伤害乡里百姓，如此行径虽然不符作霖个性，但这样一来所全者大，所杀者小。我也知道杜大哥是您的侄儿，但也是我的兄弟，按您先前教过我的大义灭亲的道理，我们便不可惭愧了。这次不动干戈，兵不血刃，全靠您老人家的力量，非作霖之功也，我得把功劳呈请总督给予表彰。”杜泮林听了这话，驳也不是，不驳也不是，平日能说会道的嘴巴哑了两哑，最后说：“我没料到你会骗我，多年以来我何尝负你，我已老了，苟全性命于这乱世，也不求闻达于诸侯；我骗了我的侄儿，已是万死莫赎，还谈功劳，功从何来？劳从何来？全是我侄儿的血啊。。。”张作霖见状又甜言蜜语地安慰了几句。杜泮林原也见惯江湖风波的，知道有人为官为财什么事都可以干得出来，只不过没料到自己掉进这样的陷阱里。他见事已至此，多说也无益，无可奈何之中只得沉声说：“作霖，死者不可复生，我也没有什么话来责备你，只是杜立三的身后事和他家的老母妻儿，你不可太黑，也要顾着以前的情义，悉心照看一番。我老了，经不起折腾了，你的前途远大，好自为之吧！”张作霖只得应道：“干爹说得极是，作霖一定照办。”事后，张作霖倒也风风光光地为杜立三送了葬。杜泮林亲自为杜立三写了一篇沉痛祭文。文中有两句：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

但是张作霖对于另一项诺言却没有实现。捕杀杜立三的同时，他已派人告诉埋伏在杜家周围的张景惠，要不惜一切代价端平杜家老窝。张景惠不敢怠慢，马上令喽罗开火。杜家堡虽然经过杜立三多年苦心经营，可谓铜墙铁壁，但无亲张作霖和他交往多年底细也知道些，而且张作霖已决定下手，准备得更是周详，一时之间，杜家堡子周围枪声大作，浓烟四起。杜立三手下虽然勇猛强悍，然而群龙无首，又听说杜立三已死，张作霖大军压境，已无心恋战了，杜立三夫人也压阵脚不住，想起杜立三临走前的吩咐，只有忍痛突围。在几个忠心效命的兄弟的保护下，杜家老小总算杀出重围，逃得一条生路。杜夫人清点人马，发现只有十多个兄弟随她出来了，想到杜立三一生豪横，却不料落到如此下场，不禁心里滴血：誓杀张作霖。

杜家堡被攻破之后，张作霖把杜家多年所得的金银财宝洗劫一空，除了拿出一部分奖赏部下，一部分贿赂上司外，其余全归已囊。杜老爹听说后，捶胸顿足，痛不欲生，但也拿张作霖没办法，只有任其所为。不久，连气带病，就一命呜乎了。

徐世昌听说张作霖如此轻而易举地就消灭了辽西多年以来最大的匪患，于是上奏朝廷，说：“今兵不血刃，巨魁授首，不但辽西安抚，连他处匪徒，亦闻而知惧。该统领等赴机迅速，实属异常，出力奋勇可嘉，应唯其择优褒奖，以昭激励。”不久，清廷就授张作霖为蓝翎都司，以游击补用，升为奉天巡防前路统领，手下一个个从此也升官进爵。张作霖用把兄弟的血染红了翎子，官运亨通了。但是张作霖从来不准别人提起这桩事，暗地里也加强了防备。

10。大漠烟飞马蹄疾

洮南一带本属蒙古，蒙古人世代在此居住，过着“逐水草，牧牛羊”的生活。清朝前期的几个皇帝对蒙古采取笼络政策，和蒙族贵胃联姻，因此清初好几个皇后都是蒙古姨娘，蒙古族也归顺大清。但到了清末，乱世衰相，祸弊流传，清政府硬要在洮南一带设置县府移民垦种，激起了蒙古王公的不满，他们便组织武装，对抗清廷。后来人马散失，逐渐演变为匪类，当时最著名的两支，一支叫陶克陶胡帮，另一支叫白音大责和六十三牙于帮，一时之间，洮南一带匪患猖獗，有甚于当年辽西。这些匪帮有的暗中得到蒙古王公的接济，有的与沙俄勾结起来，进行叛国活动。他们纵横蒙古草原，在黄沙白草之间呼啸往来，骁勇强悍，祸国殃民，无恶不作。清廷最初派去围剿的兵力都不能抵挡，有时一仗下来就溃不成军，清政府为此很恼火。

恰在这时，原新民知府增韫调任浙江巡抚，他向西太后力保张作霖是个将才，多谋善断干练机智，一定能剿灭蒙匪，西太后经他一提，想起前番也是这个张作霖杀了辽西巨匪杜立三，徐世昌上报要求表彰来着。于是一道懿旨，升张作霖为统领，命他移驻辽源（后改为洮南），清剿匪患。

张作霖不敢违命，只得硬着头皮上，他对手下说：“兄弟们跟我多年，受累不少，作霖也不是毫无恩义之人，此番前去，恐怕不利，如果各位中有谁不愿去的话可以告诉我一声，作霖决不为难，并送上安家费用，算是答谢；如果众位兄弟不嫌弃的话，愿随作霖走，那就得听我号令，不能到了那地方再反悔，否则，不要逼得我不讲义气。”这番言语一出，汤玉麟、张作相、张景惠几人就大声应道：“大哥，难道我们是那等贪生怕死的小辈么？阎王殿都闯过了，还怕蒙古鞑子么？去就去，还鸟甚？”手下兵士听了，即使有想走的，也就住了念头，不敢哼一声了，张作霖又下令把他自己的家财拿出来，分给士兵，让他们拿回去养家；又放假三天，随他们出去玩儿。这样一套收买人心的法子还是真奏效，上上下下都对张作霖有好感。

原来张作霖深知桃南一带环境险恶。那里是干燥的草原，黄沙侵蚀，刮起风来，天啸地转，满川碎石随风走，铺天盖地而来；草高二尺，一望无边，而且人烟稀少，往往几日不见一个人影；草原蚊虫成群，大的有如蜜蜂，逢上了就寸步难行。前几任官军受不了这样的苦楚，多半是开小差走了，故此张作霖先有一番说在前头的话压住众人，让众人死心塌地的跟他走。

张作霖到了洮南，所预料的果然不错，而且比他预想的还要困难。

草原宽广无边，蒙古人又是游牧民族，马上征战向无敌手，当年成吉思汗就是凭借胯下战马横扫亚欧大陆，未逢敌手；他的子孙当然也是能骑善射。蒙古军队都是一人骑两匹马，轮流使唤，脚程快。张作霖及其部下出身马贼，当然不会是不骑马的，但是他们的马匹素质不如蒙古种的马，而且也没有那么多备用的马，这使得张作霖很苦恼，后来在地方上征调了一些，才勉强解决了这个问题。

双方遭遇后，开了几战，张作霖又发现自己这一边虽然有新式枪炮，但毫无优势可言。原来蒙兵不擅于集团作战，而是几个为一队，碰上便跃马而前，挥刀就砍，全是凭个人的勇悍拼斗，而且打了就跑，呼啸一声便无影无踪，张作霖部下一开始乍然遇上他们，还想摆开阵式，正规地和他们作战，结果损失很大。有时候，双方也是大队人马接触拼杀一阵，蒙军抵挡不住，回马便逃，张作霖便下令追击，哪知这些蒙匪散得很开，几十里路后，就是单线个人奔逃，绕几个圈子再回老巢，张作霖部下一看，也不知追哪个好，也就东一股西一股的散乱了，往往脱离大队人马，孤军深入草原荒漠，几天不能回来；草原上狼群又多，晚上更是狼声凄厉，白天也有，碰上就闷不响的把人给吃剩下一把骨头。张作霖手下的跑拨子（通信官）就被吃掉了好几个，一时谈狼色变，这些人吃饭也不敢单独出去。那些脱队掉队的兵士一旦发现自己的处境，便心寒胆颤。几次之后，大家谁都不敢追远了，张作霖也不敢强求，见好就收。士兵们几经折腾，都有点灰心丧气了。张作霖心想得打一漂亮仗，让大家都振作起来。

不久，一股蒙匪又来进犯，他们采取的是近身搏击，用蒙古砍刀冲杀，张作霖不敢正面硬拼，令全军后退和蒙匪拉开一段距离，再发射排枪，一排子过去，蒙匪人翻马仰，砍刀随之抛落，一下子倒了好几个。蒙匪首领一看大势不妙，打一声唿哨，急今后撤，几百匹骏马卷起冲天烟尘，滚滚而去，张作霖一见，马上急令全军人马开拨，紧跟在后，又传令不能擅自追击，须得与各队人马一起走。蒙匪也真了得，张作霖整整追击了一天，到底也没赶上。有时他们故意三五成群地停在前面山岗子上，很悠闲地随便晃荡，待得张作霖发现，拍马上前，他们又如惊鸟一般，催马急驰而去。第一天，张作霖还能基本上保持出发前的阵势；第二天就有不少兵士因马匹倒毙而掉队，或是追击时走了岔路；第三天，掉队的越来越多。他手下的得力大将像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都率各自的一哨人马追击去了，与张作霖失去了联系，张作霖身边只剩一个陶励卿，带着21个士兵在后面寻找。张作霖眼望那莽莽黄沙，连天哀草，暗暗叫苦，但又不能明说，还得给士兵们加油打气。他不敢叫人放枪联系因为怕蒙匪会循枪声而来，反把他们给全部活捉去。由于仓促之间下令追击，张作霖百忙一失忘记了叫士兵带足干粮（他也没想到会追这么久）。士兵们都饥肠辘辘，马困人乏。陶励卿是统领的总理（即后来的参谋长一类人物），是个读过几年书的文人，也饿得不行，两眼发花，骑在马上东倒西歪。张作霖见后，东摸西找，总算在褡裢里找到一个肉饼子，他轻拍坐骑走近陶身边，悄悄对地说：“喏，你吃了这个吧。”陶励卿睁眼一看，精神猛长。人也清醒了好多，他伸出手去就要抓住那个肉饼，突然想到张作霖也是一天多水米没粘牙，便缩手说：“统领还是你吃吧。”张作霖说：“我粗人不比你，抗得住的。”陶励卿这才没话，他吃了几口还是想让张作霖也尝尝。张作霖仍是示意他一个人吃。就这么着，这二十来人紧挪慢移地找了一天，到第二天中午，他们才发现前面坡子上，影影绰绰散着好些人马。张作霖打起精神细细一瞧，原来就是失散的各部人马，喜得他马上呼起众人，告诉这一好消息。这些人原是蔫头蔫脑地随马走，此时一听，顿时困意全消，推动坐骑跟着张作霖急急赶去汇合，各兵士看见，都去报告了各自的哨官，几个把兄弟急忙出来迎接，拿出食物，让他们好好吃了一顿。一连走了三四天，大家都疲劳得不得了，打死也不愿再走了，大家看这岗子前侧有一个小盆地，四面高中间低，敌人望不到，于是请求张作霖允许在此宿营，休息一两天再走，张作霖答应了。他想也该让大家歇息，恢复元气。大家于是高兴得忘了疲劳，打桩的打桩，牵帐的牵帐，喂马的喂马。张作霖叫了几个亲信，说出去溜溜，几个就信马走上山岗，闲逛着去了。张作霖说了几个笑话，聊以解闷，众人听得有趣，笑个不住，都奉承他，张作霖也自觉得意，正要拍马回去，就在回转的一瞬间，忽然他看见前面似乎有一骑的淡淡虚影一晃而过。张作霖马上严肃起来，急忙赶回，下令把搭好的帐蓬桩子都给拔了，继续往前走，士兵们满心不愿意，张作霖说：“不要命的就给我住下。”大家一听他发火了，都不敢顶撞。

到了天明，走了大约一百多里，看前面是既有蒙古包，也有土房子，知道是到汉蒙杂居的边界地区，张作霖这才发令住下，这时，后面的哨探来报，昨夜果有大股蒙匪来偷袭，万幸发现得早，大家听后，都很佩服张作霖。张作霖和陶励卿找了一座小土房住下了。白天睡了一觉，晚上，张作霖把陶励卿唤醒，说是要写几封书信，叫他代写。陶励卿就拿出笔墨，张作霖说一句他便写一句，一封又一封，没完没了，一直到半夜，还没完，这时站在身边侍候的勤务兵都累得站着打瞌睡，陶励卿也快支持不住，张作霖见此情景，就命令搁下。他进里屋拿来了大烟盘子，招呼他吸几口，陶说“不会”，张作霖非叫他吸不可，又亲自为他卷了烟泡。陶吸了两口，还是觉得很迷糊，于是向张作霖告退，倒在床上，随便抓起枕头往脑袋上一放，便呼呼地大睡了。也不知过了几时，他迷迷糊糊的听到“噗哧噗哧”的声音，惊然而醒便看见炕前寒光闪动，有一高大人影正挥刀剁来；他急忙伸手摸枪便打，子弹却偏了，陶励卿心慌手软，身子也动弹不得，头脑里晓得此命休矣，恍然之间，却见里屋出来一人，一把把陶拽下炕来，把他给压倒在身下，并且端枪就扣了三响，陶励卿凭感觉知道是张作霖，但吓得不敢动弹。这时，外面也枪声大作，人马闹成一团，人喊马嘶的，一会儿又静了下来。张作霖急忙升帐议事，各哨营官当差都来报到。原来蒙匪昨夜不曾得手，但还是循迹悄悄跟来，一挨半夜便发动偷袭，他们向来用惯蒙古刀，因此只用刀砍。陶励卿是巧中碰巧把个脑袋给缩在枕头下边，否则，焉能有小命在；倒是张作霖比兔子还精，一夜不睡，随时准备应付意外事件，怪不得“命大”。

这场遭遇战后几个月，张作霖部毫无进展。一年过去了，非但没有剿灭土匪，他们自己反而匪性大发，对于沿途百姓，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当地蒙汉百姓真是苦不堪言，所到之处，蒙民“含泪诉苦者，门盈如市”。人们编了一支歌谣说：“白了头发掉了牙，没有见过红胡子来驻扎。”连洮南府知府也不得不上参了一本，指责他们。清政府见张作霖师久无功又搔扰地方，很是震怒，下令夺张作霖的顶翎，叫他带罪立功，以观后效。张作霖最初接此命令，大怒，心想：“老子为你们卖命，你们却如此待我，真是走瞎了眼，反不如还做我的老本行，重新做土匪；又一想，还不能这么意气行事，当初既反了，如今再复过去，江湖上的好汉定要瞧不起，手下兄弟也不会干；在辽西又结下众多仇家，尤其是杜立三一家还没死绝，将来也很难立足；要干还是干到底吧。”于是召集人马说道：“大家总得好生想一个法子，如果不把这些蒙匪消灭，作霖我是没脸见大家了。”顿了一顿，又说：“我们在这里人地生疏，当地人都不愿替我们作向导，道路不熟，散在这茫茫的大草原上，只能吃亏。我想过了。不能像以前那样碰上就打，打了就追，最后又散的老打法，得找出他们的老巢，一家伙给踏平了才好。这样的话，就必须有人去卧底，把情况搞清楚。”张景惠就说：“在座的兄弟们是没这个本事，须得另外找人，都给我仔细挖挖，究竟有谁的伙计过硬，能担当起这活计。”大家都闷着头，忽然汤玉麟就跳起来说：“安遇吾大当家的！”此话一出，众人顿时释颜，气氛轻松好多。大家七嘴八舌地便说起来了。原来安遇吾这个人在辽西一带也和杜立三一样，是鼎鼎有名的。他不是当把子的，但比土匪更厉害。土匪都推崇他，只要他一句活，赴汤蹈火也愿干，威风得了不得，台安一带，唯他独尊。这个人个子很高，块头很大，日常打扮是蓝色缎袍，散开胸膛，腰系着宽大的红布带子，喜欢骑快马打快枪，万无一失，也不拿马鞭子，只拿蝇拂，颇有戏曲里黄三大的派头；他家很有钱，平时不来什么客，也是三桌五桌的招待各方朋友，朋友有急，舍得挥金如土，颇像孟尝君；朋友有难，也能舍命相交，又像古代豪侠之士，因此颇受黑白两道尊敬，张作霖和他有过一段交往，算信得过的朋友之一。张作霖听了大家一席话后，也感到只有他才能解此危难，因此派了心腹送去一信，约安遇吾到通辽来聚聚。

安遇吾看信后，便对来人说：“你先去，我随后就来。”随即，他就在家中杀猪宰羊，把过去有过交情的朋友，亲戚和邻里都找来，聚坐一堂，大宴美酒佳肴。酒席终时，他站起来大声说道：“安某有一事相托众位，请在我去后，善待我家，不知能否？”众人大愕，不知他言从何出。安就把事情约略一说，他想张作霖一定是遇上非常大的困难，才出面请他；正因为如此，便是凶险异常，能不能回转便是大疑问了，于是趁还在时拟托众人。众人感他平时好处，又敬其为人，那有不应的。

安遇吾快马赶到通辽，与张作霖见面，张作霖设盛宴款待他，叫众家兄弟相陪。直吃到尽欢才散，却不提有什么难处。第二天，以观览为名，亲自陪遇吾游玩，说说笑笑，尽是插科打诨的趣事，再不就是当年一同在绿林的那些掌故。这样，你请我请，过了一个月，张作霖也没有提到底是什么事相求，安遇吾忍不住了，就找到张作霖：“兄弟，你要是有难处尽管直说，安某容不得弯弯曲曲肠子，够朋友的不会这样，你便有天大难事，我也替你担起来！”张作霖见时机成熟，已经逼得安遇吾自己来请令，于是把前因后果都说出来了，并说道：“此事实在是除了大哥您没有别人再能帮我了，因为有个鲍老疙瘩，过去是您家仆人，现在在牙千驱那儿办事，混得很好，如能找到他帮忙，我们就有救了。”安遇吾说：“好，雨亭，明天我就去。”第二天两人一前一后出了营门，安遇吾回身一抱拳，也不打话，勒马如飞而去，张作霖立在门前，看着他在沙漠里卷起一烟风尘，直至背影完全消失。

鲍老疙瘩一见安遇吾，又惊又喜，安遇吾就说：“最近冯德麟也投了清鞑子，他想立功，就派人挑了我的盘，我在家乡没法立足，已把妻儿老小转移到别地去了，一个人出来重新闯荡，不期到了这里，听说你混得不错，就想见见你。”鲍老疙瘩半信半疑，但还是领他去见了牙千驱等人。牙千驱平常也曾听人说起过安遇吾的大名，知道他马上功夫和射击本领都过人，有心留他下来，安遇吾假意推辞了几回，最后像是迫不得已的才留下来了。

安遇吾这人天性聪明，他虽然并不懂蒙语，混了几个月后，竟然能用不很标准的蒙语和那些蒙匪交谈，他记性又好，过目的人都忘不了，一见面就和那些人打招呼，和这些蒙匪谈得来，逐渐地他们也不把安遇吾当外人看待，有什么话也愿和他聊聊，安遇吾从中套出不少情报。

安遇吾其实早在张作霖招待他的一个月里头，就已经在暗中做好准备。

因他到的第二天就知晓是怎么回事，那一个月两人都心照不宣。在那时，他计划好了，要为张作霖干好这件事只有两策，一策是刺死蒙匪头子，使蒙匪失去中坚；二是把牙千驱的老巢及周围通道都画好，然后潜回去交给张作霖，让他带兵进剿。

经过几个月的艰苦活动，安遇吾已经把图画好了，鲍老疙瘩和他住在一块儿，心知是怎么回事，但顾他以前关照的情分，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不管。画好图后，安遇吾便想走，转念又一想：我这么一逃回去，失踪了，蒙匪肯定会警觉，说不定会搬家的，这样一来，我的努力便白费，而且张作霖也更难找到他们的踪迹了，他想来又想去，实在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可以两全的。有一天，他到牙千驱那儿的时候，故意显得很暴躁，和他手下的某一小头目争吵起来，他抄起蒙古刀就朝那人刺去，那人闪避不及，一下子被刺死了。安遇吾又转过身来，砍倒几名蒙兵，牙千驱暴跳起来，喝令众侍卫上前，安遇吾不能抵挡，负伤后被擒，牙干驱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安遇吾便要鲍老疙瘩转告说：“我甘愿受死，但希望尸骨能回那边。”暗中又吩咐鲍老疙瘩说：“只求你一件事，就是这件事一定要办到，把我的尸体一定要送过去。”鲍老疙瘩只有含泪点头，极力在牙千驱面前求情，牙千驱就把安遇吾处死，卸成几大块。

张作霖在通辽一连几月得不到安遇吾的消息，心里也有隐约的不安。一天，他率着众人出外散心，突然见一队蒙古骑兵疾驰而来，张作霖正要下令追击，却见那些人根本不走上前来，而是把一包袱东西往一棵枯树上一挂转身就走了。张作霖手下上前取下一看，原来是一堆跺成几块的尸体，里面掉出一个头，还是栩栩如生的样子，部下认出是安遇吾。看他脸上的表情，竟然没有一点痛苦，反而有一种很神秘的笑容，真是非常奇怪，张作霖听见喧嚷声，赶上前来一看，不禁放声大哭：“安兄啊安兄，是我害了你啦。。。”众人急忙劝住，说是料理后事要紧。

回营后，张作霖把安遇吾遇害的消息告诉众人，众人想起从前他的诸般好处，心里也是悲痛难言，硬汉子也滴下几滴苦泪，连一般的兵士听了都义愤填胸，全营上下哭成一片，哀悼安遇吾。张作霖红着眼睛对手下说：“你们要好好的把安大哥的尸体给洗涮干净，再把它用金线缝上。”众人小心应了，便忙碌起来，正洗的时候，突然一个人叫了起来：“快看，这是什么？”原来在安遇吾的大腿上，有一处口子很大的刀伤，已经红肿溃疡了，那人洗涮时隐约见里面露出来白色一团东西，扯出来一看，原来是一个非常小的油纸包，里面有一张折叠得很齐整的小纸片，呈送上去给张作霖看，张作霖打开油包，见里面原来是一张画好的各种符号的地图，标志很清楚。张作霖这才明白，原来竟是安遇吾用了生命的代价，不惜故意叫敌方杀自己，才弄到这幅图，心里也对安遇吾敬佩得不行。

张作霖把安遇吾的灵堂设在大堂上，隆重祭奠了三天后，下令按图进军牙千驱的老巢，牙千驱根本想不到死了的安遇吾竟然还能传递密信，他一心以为自己的巢穴是狐狸也找不到的隐密地方，张作霖大军忽然前来袭击，吓得他要死，急急忙忙唤起手下士兵，仓促应战，由于毫无防备，根本没有斗志。张作霖部又是带着满腔怒气前来，士气激昂，牙千驱根本不能抵挡，只好带了几个心腹突出重围落荒而走，他的部下大部分被张作霖歼灭，两个儿子也被逮住。张作霖以此为要挟，迫牙千驱投降。牙千驱没法，只好降了，张作霖就把他给杀了，以他的人头来祭安遇吾。牙千驱被灭，其他蒙匪也胆战心惊，斗志大大削弱。张作霖乘着这高昂士气，又请求黑龙江省的官兵协助，最终把其他两股匪兵也消灭，最远的追到800里外兴安岭的索伦山。到第二年春，悍匪白音大责被毙，陶克陶胡帮逃出内蒙，迁往俄境，求俄国主子庇护去了。

蒙匪剿平了，张作霖受到清廷嘉奖，原来骚扰地方的罪名一笔勾销，红花翎子又戴上了，由六营统领升到九营，队伍有三四千人。张作霖于是派人把安遇吾的灵枢送回台安县又举行隆重的丧礼，乡里听到他的传说，都暗暗表示敬佩，很是引以为骄傲。安遇吾的两个儿子安庆吾、安庆余这时才十几岁，张作霖把他们收养在身边，带到洮南，让两人都补上哨官，以报安遇吾毁身救他之恩。安遇吾这两个儿子也深得安遇吾秉性，很不习惯这样做，他们几次故意犯法，希望张作霖开除他们，张作霖总是一味庇护，谁告状也不理，从不加追究。兄弟两人看这办法行不通，于是留了一条子，开小差出走了，至于去了哪儿，谁也不知道。

据说“九·一八”事变后，有一股土匪打进台安县里，勒索百姓，台安县人敢怒不敢言，勉勉强强凑齐了他们所要的20万，正要交去，忽然又来了股人马，把前面的给赶跑了，人们就想把这笔钱交给这股人马以求个平安。谁知这位当家的大笑道：“拿不起这个钱，我是回来保护家乡的！”第二天就走了，有人说虽然打扮有些变了，但和年轻时的安遇吾没什么两样，很可能就是安遇吾的儿子。

11。乱世功名血手成

张作霖剿灭蒙匪以后，势力得到很大扩张，几年之中，他不断地与日本人勾结，用劫掠来的财物换取日本商人的精良武器。但他不愿长期呆在这荒凉的辽北，因为此地再已没有多少油水可捞。1911年5月，清朝第二次派赵尔巽出任东三省总督，张作霖见老上司回来，心思大动，令幕僚拟好文章。打电报给赵尔巽，借口辽南土匪正在滋生，请回辽南剿匪云云。赵尔巽识破他是想到富裕的辽南发展，因此婉言拒绝了。张作霖碰了个软钉子，但心里并不甘，他知道现在是乱世，只要把握住机会，就会脱颖而出，于风雷之际直上青云，他蛰伏在小小的辽北，耳朵里却不忘捕捉四面八方对他有利的情报，眼里时刻警惕着。

机会不久就来了。

这时正是1911年。这一年，历史发生了惊人的转折；这一年，东北的局势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东北地区历经了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炮火几度洗劫，百姓流离失所，困苦不堪，沙俄和日本侵略者一前一后在这片大好河山上烧杀抢掠、鲸吞财富，强占土地。东北人民不甘为亡国奴，渐渐在觉醒、在抗争，出现了规模较小的罢工和罢市斗争，民众运动为东北革命党人领导起义、推翻清朝祖居龙廷宝地提供了客观条件。

其实早在1905年8月同盟会成立的同时，孙中山先生就曾派人到东北进行秘密的革命活动，1907年宋教仁先生又亲自到大连着手成立辽东支部，准备二袭辽东，“逼榆关，窥燕京”。同盟会的声势越来越壮大，连不少马贼、胡子、土匪都加入到此洪流中去了。奉天新军中吴禄祯、蓝天蔚和张绍增所率的三部，约有3万多人，革命党人暗中加紧活动，时刻准备起事。1911年10月10日这个伟人的日子，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不久控制武汉三镇。消息传来，在东北的革命党人奔走相告，欣喜若狂。

东三省总督赵尔巽是个死硬的保皇派，乍闻起义，吓得腿肚子哆嗦，立即从视察地赶回奉天，召集群僚商讨对策，可笑这些大小官员平时只知搜刮民膏，此际却哑口无言，也都是惶惶然的。

正在这时，蓝天蔚的一个部下又来告密，把革命党人的密谋全部泄露出去了。原来蓝天蔚等人在他的寓所召开了秘密会议，决定以不流血之方式，使东北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并迫使赵尔巽出走。

赵尔巽听到这个消息，已是魂不附体，颤微微在堂上踱来踱去，找来袁金铠商议，述说目前困境和迫不得已将入关的情况。袁金铠是一只巨奸的老狐狸，他一听，马上说：“大帅，此事万万行不得，革命党人气焰虽盛，但终是花花架子，他们的部下都来告密，可见是事不机密，人心还是向着大帅的。”顿了一顿，又说：“袁某有上、中、下三策，不知大帅愿听不愿听。”赵尔巽说，“道来！”袁金铠的三策如下：上策是整军保境，镇慑革命：中策是暂作中文，静观事变：下策是响应民军，甘居叛逆。”赵尔巽沉思良久，黯然叹道：“我不能负圣朝！”可笑这老头子，顽固得要命，袁金铠早料他会如此反映，于是又说道：“现今只有调防兵力以抗革命党人，我看张作霖此人可用。”

赵尔巽当即密调张作霖进奉天，但他深知张作霖的为人，不敢赖以重任，又另外秘密调驻通辽的吴俊升部开往奉天，以防万一。哪知他密令刚下的第二天，张作霖就在袁金铠的引荐下，前来拜见。赵尔巽很是吃惊，张作霖便花言巧语的说道：“未将见时局紧迫，唯恐总督身边危险，所以日夜兼程，先行率兵保驾，如果总督认为雨亭擅自行动，甘愿受罚。”赵尔巽此时已是无话可说，只有默认。待到吴俊升接到调令，张作霖的军队早已占满奉天城。他再赶去，已是毫无立足之地，只能屈居在张作霖之下。这正是张作霖的得意之作。原来在奉天讲武堂学习的张景惠等人早已把消息传给了张作霖，张作霖已看准这是绝好机会，关键所在。于是秘密星夜兼程率部向省城移动，到得城外，他先去密见了袁金铠，和他拉好关系结好网，故此袁有此力保。张作霖晋见赵尔巽，指天立誓要为他效劳，赵尔巽见他有此心意，成了自己手中唯一能与新军抗衡的力量，当即任命他为“剿匪总司令，兼奉天城防司令，提升为前路和中路巡防统领，统率马兵步兵共14营。张作霖此次投机，可谓及时。此时革命党人仍然被蒙在鼓里，仍然希望和平夺权。

袁金铠这只老狐狸，见一切准备就绪，就建议赵尔巽根据目前形势，不可立即镇压，须得采取缓进之策，与立宪派合作，以缓和革命党人的激进情绪，赵尔巽、袁金铠和张作霖密谋成立了“奉天国民保安会”（简称“保安会”），拟定了赵尔巽任会长，立宪派吴景濂为副会长，张作霖任军事部长，革命党人张榕也取得了参谋副部长的虚衔。

11月12日下午，在咨议局召开了各界各团体代表大会，准备正式成立。大会开始后，咨议局议长吴景濂请赵尔巽讲话，赵尔巽站起身来，睥睨着会场说：“某两次到任东北，自问无愧，当此际关内风云多变，情形不定，我们东三省处于日俄两强之间，不可异动，否则前途不堪设想，我想诸位大可不必性急，还是静观时局演变为好。”说毕缓缓坐下，又横扫了会场一眼，革命党人赵忠鹄立即站起来大声说道：“清廷腐败，陷国家于危险之中，我们东三省人民应起而反之，以拯国家，以应民众，怎可坐等？鄂省近有武昌之义旗，其他各省也纷纷响应，风雷之势遍布全国，我们东三省也应顺应潮流，宣布独立。”他的话义正词严，令赵尔巽没法回答，因为他不敢说出他仍是效命于清朝，深知众怒难犯，可不驳倒赵忠鹄，自己的全部努力也就白费力气了。他坐在台上，脸上布满黄豆大的汗珠，张口欲言而无辞，惶惶然四顾。张作霖一看，心想他是在找我呐，此时不干，何时才干？他在一片沉默紧张的气氛中蹬蹬蹬就走上讲台，把手枪往桌上一拍，环顾全场，厉声说道：“我张某身为军人，只知效命天职，保护赵大帅，倘有事发，我张某虽爱交朋友，但我这支手枪，它是不交朋友的！”暗藏在会场中的汤玉麟等带着大兵，见张作霖在台上发威，也哗啦啦掏出手枪，怒目而视。下面开会的人士见这等土匪流氓的无赖行径，面对着黑洞洞的枪口，谁敢仗义执言？谁敢将自己的小命往上碰？革命党人和倾向革命的代表见大势不妙，自己又手无寸铁，毫无抵抗能力，纷纷外逃作鸟兽散。赵尔巽在张作霖武力支持下，大获全胜，保安会成为反动势力的堡垒，全班人马几乎都是原来旧官僚，只不过换了一副牌而已，只有一个和袁金铠关系较密切的，幻想和平交权的张榕在里面挂了个参谋副职。这场活剧就这样收场了。

保安会成立后，张作霖的部队几千人，陆续开进省城，大街小巷布满了张作霖荷枪实弹的部下，名为“保安”，实为镇压革命。

可怜革命党人毫无斗争经验，张绍增被流放，吴禄祯被暗杀，蓝天蔚被免职，吴景濂被迫出走，革命形势越来越不利了。

革命党人待到这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受骗上当了。于是成立了“联合急进会”来与“保安会”抗衡，准备派大部分革命党人，分赴各地，联络力量发动起义。另留张榕等人在奉天坐镇中枢，策动新军或张作霖部下起义。11月20日起，各地革命党人纷纷起义，大有星星之火，将要燎原之势，革命群众纷纷要求“保安会”脱离清政府，响应武昌起义。

赵尔巽闻听此情形，又吓得全身乱颤，急忙找张作霖、袁金铠商议。不久就到了1912年的元旦，这时孙中山先生在南京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可卖国贼袁世凯密令北洋军阀通电反对，又给张作霖、聂汝清发电，鼓动张作霖坚决与革命作对，并送来军需财物，这样，张作霖开始干预全国政事，并得到袁世凯的赏识。他的胆子更大了，原先心里稍存的观望心理一下消散，决定大子一场，准备对张榕暗下毒手。

张榕出身于富家子弟，到日本留过学，年轻而富幻想，他与袁金铠交往很久。但袁金铠老奸巨滑，把张榕一直蒙在鼓里，张榕还以为他是同情革命的，对他很是信任的。1912年10月23日，袁金铠到容光胡同拜访张榕，寒暄一阵，袁金铠就对张榕说：“张作霖虽出身不好听，但据老朽冷眼观察，他还是不同于其他人的，你应该请他来聚谈聚谈，看看他怎样想法。”张榕心想也是，该摸摸底。这个时候他仍然执迷不悟，对张作霖抱有幻想，于是三人就在一间高雅的酒楼摆了一桌，席间三人谈笑颇欢，张作霖准备了一肚子的花言巧语哄得张榕昏昏然，再加上袁金铠在一边帮腔，酒席宴后，张榕就把张作霖作者朋友对待，一点防备心思也没有，将走时候，袁金销就对张榕、张作霖说：“蜚红馆新来一个小桃，听说很美艳，两位该去看看。”张榕认为这是进一步拉拢张作霖的好法子，于是一道去了，两人来到蜚红馆内，走进准备好的房间里，那个小桃就端上来两盘上好云烟，又轻掩房间，袅袅娜娜地出去了，张作霖招呼张榕一起来玩烟，两人并肩躺在床上，一面谈话，一面卷烟土，张作霖故意说了很多很钦佩的话，说过去自己出身草莽，也不知世上原有这等大义，如今托老兄之福得以知晓，真是万幸。张榕也把他过去的一些事告诉张作霖，并讲了同盟会和革命的道理。他感到张作霖确实是可用之人，并不是原先想象中的那样，谈了大约半个时辰，张作霖托辞先出去一趟，张榕也没在意，仍旧躺在床上玩烟土，等着张作霖回来，忽然间就从外面闪入两个人来，举枪就向张榕射击，张榕根本来不及摸枪反击，便被打死了，身上好几个窟窿，血流了满床。这两人是张作霖的手下，一个叫高金山，一个叫于文甲。张榕一死，张作霖马上派人去抄他的家，同天被杀和抄家的有“联合急进会”秘书、机关报《国民报》的编辑田亚宾和张榕好友宝昆。此后数日，张作霖大施恐怖手段，见到剪去发辫或行迹可疑的人，就杀头或关监牢，还称“杀秃子”。一时之间奉天城内，街巷冷清杀气弥漫，谁也不敢出来。

赵尔巽当即为张作霖请功道：“该统领不动声色，即连毙三凶，实足以快人心。”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清政府，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如获至宝，马上赏其顶戴花翎，封其为“关外练兵大臣”，将其部改为二十四镇（师）。张作霖受宠若惊，为报皇恩浩荡，他甚至准备“武装勤王”。

张作霖的所作所为，激起革命党人极大愤怒。连张作霖部下部分兵士，都转向革命一边。有一天，各路巡防统领在张家公馆打牌，几个人围坐一圈，正打得兴高采烈之时，张作霖多年的马弁梁二虎受革命党人委托，正想下手击毙这群东西，正抬手之间，不意金寿山（原与张作霖是对头，后被收编）于漫不经心之际从穿衣镜中窥见，多年土匪生涯练出来的警惕性使他大喊：“有刺客！”桌上众人反应也不慢，张作霖一抬手掀翻桌子，所有人和物乱成一团，其他几个拔枪便射，可怜梁二虎当即身亡，张作霖从此更加强了戒心，平时不管走哪儿，身边都有大队警卫人员跟着。

据说张作霖部下一个营长刘景双经革命党的介绍与杜立三夫人郑梅红结婚，他们俩率骑兵200多人，也时刻想下手，但最后终于没成功，两人不知所终。

第二混成协的新军在1922年6年19日晚，在革命党人孙祥夫带领下，发动兵变，其他各标兵丁也随之哗变，终因仓促而败。张作霖事后斩杀变兵200多人，遣散余者。一时间血腥味闻于街巷。

东三省革命的大好势头就这样被张作霖破坏了，其间固然也有革命党人的软弱和缺乏经验等原因，但张作霖扮的不光彩的历史角色阻碍了历史的进程。然而，张作霖本人却从中捞到极大好处。他从一个不起眼的绿林胡子到投降清廷的一介武官再到左右奉天局势的军队实权人物，从荒村到小镇再进入风云多变的省城，崛起在其间，以致于后来有人称之为“一代枭雄”。张作霖斩杀革命党人之干净利索，受到袁世凯的青睐。张作霖也很知趣，转弯使舵甚是麻利，抛开老皇历，扔了大清朝，紧跟袁世凯。袁世凯将张部改编为第二十七师，任他为中将师长。由师长而督军，由督军而东北王，继而挑起直奉战争，再而坐镇北京，张作霖一步步的在权力阶梯上大踏步前进。其间，又有多少悲欢故事，又有多少沉沉浮浮，正是“江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然而，滚滚霸业，轰然一声黯黯地收场于皇姑屯，连他自己最初在赌场里混混、在绿林中打滚也未必想到身后几许“功名”，几许骂名。

谢选骏指出：中国的东北地区被满清鬼子屏蔽了两百年，不准汉人进入开发，清末的时候因此被沙俄割去了一半，剩下的一半还招引日俄两寇前来争战。在这种背景之下，从地下钻出来的东北绿林，结果出了败家子张学良，出让东北给了日本，是个吴三桂式的人物。由此可见东北绿林的不成气候。

 【第七章、西北帮情】

茫茫大西北，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坡。一片古老而又神奇的土地。千百年来，生息在这个广大区域的人们形成了许多不同的部落群体与民族集团，互相之间既交流、接近、融汇与聚合，又对峙、磨擦、隔阂乃至于兵戎相见，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场景呈现在这个大舞台上。在这些为人瞩目的舞台的背后，还有秘密社会组织活动于其间，这就是西北帮会。

西北帮会概况西北地区的帮会按其势力大小可分为三种，一是哥老会，二是青洪帮在西北地区的分支，三是地方性帮会组织——刀客。他们构成了西北地区帮会的主旋律。

哥老会是西北地区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帮会势力。太平天国失败后，白莲教遭到清廷镇压，其残部从长江流域分成两路，大部分进入四川，其余的活动在陕甘一带，先后改名为红三点会、三合会、哥老会等。从此，西北地区开始有了哥老会组织。

清同治年间，西北地区回汉大仇杀，左宗棠率兵平定后，被裁减的部分湘军自谋出路，纷纷加入了哥老会，由此奠定了西北地区哥老会发展的基础。一些老湘军纷纷组建“码头”成了哥老会头目，哥老会在西北地区的影响逐渐扩大。左宗棠率军入甘后，甘肃处于战乱之中，人民生活无保障，争入帮会者甚多，人们以参加帮会后与老爷们称兄道弟、平起平坐为光荣。据估计，除军队帮会外，地方老百姓参加帮会的有百万之众。

左宗棠回朝后，清朝派兵对哥老会进行了镇压，哥老会活动一度受挫。

到清末民初，由于社会动荡，哥老会又活跃起来，这时哥老会在陕西的组织主要有：太白山，山主李汉章；秦风山，山主马秉乾；定军山，山主马文伯；贺兰山，山主高志清；通统山，山主张云山。在甘肃的有：五龙山，山主吴慕堂；洪均山，山主王沐震；龙兴山，山主张世雄；万佛山，山主洪子普；奉天山，山主魏光信。在宁夏的哥老会首领有刘华堂、黄连升、高士秀、马跃川等。在新疆一带有乌鲁木齐的迪龙山堂、伊犁的新民山堂等。在青海有牛华山，山主是闵铸久。

青红（洪）帮在西北地区也是一支重要的帮会势力。洪帮是由哥老会演变而来，时间不确定。就西北地区而言，据传1934年，某军司王英由北套来到武威县，他与马步青的军官李华亭建立重新山。他倡议说，哥老会很难听，会被人误解为阁老的公子参加的会，不如改为洪帮。他们在西街赵家大门摆设香堂，宣布不再称哥老会，而称洪帮。因此，西北地区的洪帮势力，可视为哥老会势力的延续。青帮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开始来西北活动的，“七·七”事变后青帮分子大量涌入西北。当时在西北地区主要的青帮头目有：西安的刘海亭、叶鑫甫、王大同，兰州的杨尊、蔡青山、张友贤等。关中刀客是陕西关中地区的一种地方性帮会组织。这些人携带一种“关山刀子”结成帮会组织，多做些行侠仗义之事。

西北地区的哥老会与辛亥革命20世纪初，辛亥革命的烈火燃遍中华大地。西北地区也有同盟会的活动。当时同盟会在陕西的主要领导人有井勿幕、钱鼎、张钫等：在伊犁一带有冯特民、冯大树、李辅黄、郝可权等。他们一方面发动广大群众，另一方面积极联系哥老会一起参加反清斗争。同盟会的纲领“驱逐鞑掳，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同哥老会的“反清复明”宗旨有一定联系，二者在反清问题上有共同的基础。1910年，同盟会领导人与哥老会头目敌血订盟，标志着双方关系的建立，辛亥革命在陕西、甘肃、宁夏、伊犁进行的过程中，当地的哥老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都参与了，特别是前期，哥老会利用自己原有的力量在斗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光复西安的过程中，如没有哥老会的参加，要迅速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但在后期，哥老会暴露了自己的散漫性和破坏性。当时哥老会的一些重要活动，反映了这方面的历史状况。

1。大雁塔下歃血订盟

张云山是陕西新军第一师师长，同时也是新军中哥老会头目。在当时新军中，他的哥弟较多，形成一股强大的哥老会势力。在革命之初，他自称为“兵马大元帅”。每当外出时，有“铡刀队”跟随左右，前呼后拥，非常威风。人们望见后都敬而远之，以防不测。

关于张云山的铡刀队，有这样一个传说。张云山本是新军中的司号官，他看到新军中许多士兵都加入了哥老会，于是他怀着政治野心也入了会。入会仪式是在深夜进行的。会场中间摆有香案，正中供有各种神位，走进会场后，主持人手捧一只雄鸡步至案前，边舞边念：“此鸡不是凡鸡，头高尾低，飞到香堂里，仁义大哥见了笑嘻嘻。仁义大哥撒把米，这叫结仁、结义患难鸡。”念毕将鸡头猛地扭下，鲜红的鸡血流入酒碗里。然后，宣读誓词并将血酒一饮而尽。事后，张云山虽然对入会时的誓词忘得一干二净，但鲜红的血酒却刻骨铭心，使他以后对红色一直特别感兴趣，他吹的军号上挂着红绸子，使用的大刀也常用红绸子包着。张云山成为新军哥老会的头目后，常常模仿包公，装出一副执法如山的样子，以在军中树立威信。他手下有个教官李起林，对士兵非常残忍，在操演时随意对士兵进行打骂，如士兵不服便关在笼子里站立三四天，有的士兵因一点小事就站立而死。当时在军中流传这样一首歌：“穷人要找事，真比登天难，送子学吹号，经常泪不干。”此外，李起林还经常扣军饷，因此，士兵们对李起林恨之入骨，酝酿发起兵变，杀掉李起林。张云山闻之坐卧不安，心如火燎，决定除掉李起林，以稳军心，把李起林抓起来之后，张云山便询问士兵，“各位哥弟，你们说怎样处置李起林？”士兵们同声道：“让李起林站立而死！”张答道：”这样不妥，李教官虽得罪了诸位，但他也是我们哥老会的哥弟，应让他痛痛快快的死，我要在众位面前用铡刀将他一刀铡断！”众人听后个个目瞪口呆。第二天，张云山集合士兵站在院子四周，吩咐手下将铡刀抬上来。

铡刀约有五尺来长，由四名身高马大的士兵抬着，“将李起林押上！”

一声令下，只见李起林用布蒙着头，五花大绑被两名士兵推到铡刀旁边。张云山看了看李起林，然后面对士兵说道：“众位哥弟，李起林罪恶深重，恕我管教不严，引起公怒，现在为大家出这口气。”说罢便喊道：“开铡！”只见四名士兵分别按住李的头和脚，另外两人握住铡刀把，猛的往下一按，“噗”的一声将李起林拦腰斩断。鲜血喷撒满地，有些胆小的士兵吓得闭上眼睛或背过脸去，当他们再看时，只见血淋淋的尸体分放在铡刀两旁。

腰斩李起林后，其他教官对士兵的态度大为改观，军中哗变的行动也就悄悄息鼓了。自此，张云山哥老会的势力成为新军中最大的哥老会势力。张云山对他的铡刀也就更感兴趣了。后来，他又派人造了十几把铡刀，在军队中专门挑选粗壮高大的士兵组成了铡刀队。所有的铡刀都用红绸子包起来，见到红绸子就使人联想到鲜红的血染满铡刀，难怪人们对他的铡刀队望而生畏了。每当他外出巡视总有铡刀队跟随，以显示其威风。当他演讲时，先搭一个台子，人还未出场就先把红绸子包好的铡刀抬到台子两旁，一阵喊叫声之后，再将最大的铡刀放在台子中央。一切摆设好后，张云山再出场站在中间的大铡刀上演讲。演讲时，会场气氛极为紧张，人人都心惊肉跳。不过，他的铡刀队对当地为非作歹的恶人也起了一定的震慑作用。在新军中，加入他领导的哥老会的人也就越来越多了。宣统元年（1909），孙中山先生的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开始传入军队。在初级军官中有同盟会会员四人，他们是张作栋、彭世安、张光奎、朱叙五。宣统二年春，张益谦、张风由日本士官学校毕业回省，也进入了新军。后来钱鼎、曹位康、党伴昭、张钫、张仲仁也来到了新军，这样军队中的同盟会会员增多了，对推动革命也就更加有力。同盟会决定联合军队中的哥老会共同革命，由于钱鼎和张仲仁是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同盟会会员又是哥老会哥弟，通过他们在双方之间进行联系是很便利的。

宣统二年4月，钱鼎开始与张云山进行联系，两人之间建立了良好的个人关系。钱鼎是个热心人，乐意在同盟会与哥老会之间奔走。经过他的一系列活动，张云山同意接受孙中山的革命思想，愿意与同盟会联合，但在实际行动上，还没有具体明确作为双方共同遵守的“约言”。

哥老会的许多活动带有封建迷信色彩，比如无论是入会，还是决定一些重大事情，都要把鸡血滴在酒里喝血酒、举行神前宣誓。这样才能对哥老会哥弟在精神上和行动上产生巨大的约束力。钱鼎身为哥老会哥弟，对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张云山虽然在口头上答应参加革命，但若同盟会与哥老会之间不举行仪式，进行“歃血订盟”，在实际行动上难于使双方达到真正的联合。为此，钱鼎找到了张云山，与他商议道：“大哥，既然你已答应与同盟会共同起事，为何不与他们订立盟约？”张便问道：“怎订立盟约？”“就按我们哥老会的规定歃血订盟。”钱乘机答道。张云山一听到要喝血酒，立刻就兴奋了起来，赶忙问道：“在何时何地举行？”“我们在农历六月初六（1910年）举行，以图吉利，张大哥意下如何？”钱鼎回答说，“地点就是西安城南大雁塔。”张云山听罢表示同意。

六月初六，张云山及其他新军中的哥老会头目刘世杰、万炳南、陈殿等人兴冲冲地赶到大雁塔。同盟会的钱鼎等人也随即赶到。双方见到后互相问候，然后走进了大慈恩寺。大庙佛像前面供着关圣帝君的神位，供桌上陈列着香表蜡烛，大厅内香烟缭绕，庄重肃穆，同盟会与哥老会的人分两旁坐下，然后由哥老会中资格较老的朱福胜带领所有人员行叩拜礼，把一只大公鸡当场宰掉，鸡血滴在酒里，张云山将一大碗血酒一饮而尽，其他的人也都各喝一点。喝完酒后，众人在神前宣誓：“经这次歃血订盟后，彼此都应同心同德，谁也不能三心二意，如有违背，神灵鉴察。”这样就算正式结盟了。此后，把这次参与结盟的人称作三十六弟兄，实际上参与的人数不只36人，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哥老会习惯认为“36”是一个吉祥的数字。大雁塔歃血订盟，进一步巩固了同盟会与哥老会的团结，为后来的九月初一的起义打下了基础。

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西安，当时给正在准备起义的同盟会以很大鼓舞和推动。钱鼎等同盟会会员认为应该抓住这个时机，积极作好起义的准备。但考虑到还没有与新军的哥老会就起义的具体事项联系好，而单靠同盟会的力量还不能发动起义，所以尚未行动。当时，同盟会在新军中只靠八九个成员活动，在士兵中也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组织；而哥老会恰恰相反，他们很早就在新军士兵中建有与军队编制相适应的自己的组织系统，有“标舵”、“营舵”、“队舵”。这些“舵把子”（哥老会在新军中的各级领导人）都能很好地掌握自己的一帮哥弟。张云山正是通过“舵把子”掌握了更多的哥老会哥弟。这些“舵把子。虽在军事上没有指挥的权力，但在自己组织内部领导力量却很强。可见，在当时陕西的新军中有双层编制：一是军队的编制，分为标、营、队三级；二是哥老会的编制，分为“标舵”、“营舵”、“队舵”。当军队编制被打乱的时候，军事实力和军事指挥权自然而然地就落到了哥老会手中。因此，同盟会发动新军起义实际上也就是发动哥老会起义，利用新军的力量就是利用哥老会的力量。

为了有充分的时间做好哥老会的工作，同盟会决定在九月初八举事。起义正在加紧准备时，钱鼎闻驻在西安的新军要调到宝鸡、凤翔和岐山，从九月初三起，每天调走一个营。面对紫急变化的情况，钱鼎在同盟会内部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决定起义提前到九月初一举行。会议一致推举钱鼎为起义的总领导人。

钱鼎以革命利益为重，对大家说：“我虽身兼两重身份，能够联系哥老会一道举事，但要担当起义的总领导人，自己军事指挥经验不足，恐难以负此重任。”众人便问：“谁能负此重任？”钱答道：“依我之见，张风任此职最为适宜。因为张是司令部参军官，地位较起义者诸位都高，他在操场上经常与官兵接触，一般人对他有好感。更重要的是，他若能出面起事，张云山等人的哥老会，就会与我们更好地合作，这样起义必成。”大家认为言之有理。但有人问道：“事到临头，仓促让他上马，他是否肯干？万一不允而失密，岂不坏了大事？”钱鼎便回答：“张风近来处境不佳，新军调离省城后他很可能要被撤职。诸位放心，我去同张进行联系。”有人又问：“哥老会方面怎样联系？”最后大家商议决定，张风同意起事后，再与张云山联系，九月初一上午在林家坟召开会议，对起义之事最后决定。

八月三十日晚，钱鼎赶到张风的营地，张从临潼演习归来，正在床上休息，钱鼎遂告以军中的革命活动和当前革命形势，同时讲述了大家一致推崇拥戴他为首领的意见。张风猛地站起，钱鼎见状大吃一惊，以为要坏事。过了一会儿，只见张在屋中踱来踱去，问道：“准备何时举事？”钱鼎告以决定明日，张说：“好罢，既承你们大家厚爱，我也不便推却，现在已不是说客气话的时候了，大家叫我干，我就担当起来干罢！”九月初一上午，张风、钱鼎、张云山等30多人在林家坟召开会议。最后，确定在午饭后举行起义。张风宣布：“现在同盟会哥老会都是一家人，干的是一事，要同心协力，不分彼此，今天听到午炮就行动起来，第一步先占领军装局。大家回去快作准备，此地不宜久留，我们就解散吧。”不过半个小时，会议就结束了。

正午12时，“轰”的一声炮响震动了西安大地。城外的新军及哥老会哥弟在一片冲杀声中，冲向军装局。当时住在局里的巡防队星期天大多数出去游逛了，剩下的士兵不敢抵抗，纷纷从后门溜走。有很大部分的哥老会哥弟是三五成群地分散进城的，他们也集结在军装局周围，听到冲杀声后，便蜂拥而入，争先恐后地爬上楼梯，用石块砸碎库门上的铁锁，七手八脚地把成捆成箱的枪械子弹从楼上往院子里乱扔，没上楼去的人就争着捡枪挑子弹。这些枪械和子弹，口径大小不一，配不合膛的拆不出去，合膛的又平射试放，竟有打伤自己人的，闹得人声鼎沸，混乱不堪。幸好敌人没有乘乱来攻，否则必遭惨败。占领军装局后，旗人将军文瑞逃回满城，在省城的清政府官吏，都逃跑或隐藏在商民家里。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便顺利占领了除满城外的西安。一阵大乱之后，新军原有的军事编制已被完全打乱，军事指挥权落到了哥老会各级“舵把子”手中，哥老会的首领从前几乎都掌握着一定数目的军事队伍。

占领军装局后，便开始攻打满城，满城是西安城内的一个城，里面驻扎着旗兵和旗人家属，不许汉人居住。

初二黎明，开始进攻满城。攻满城的主力是哥老会，当时，张云山带领众哥弟从西面进攻，守城的旗兵认为抵抗是死不抵抗也是死，故都死命相拼。经过激战，终于把新西门攻下，并向旗兵火药库的守兵集中火力射击，引起火药库轰然爆炸，城上和附近据守的旗兵伤亡极大，顿时混乱起来，张云山乘机命令他的铡刀队，在敌人群中横冲直撞，敌军见状吓得魂飞胆破，敌营大乱，失去了有组织的抵抗。满城终于被攻陷。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军政府，张风任大统领，钱鼎是副大统领，张云山当上了调遣兵马都督。其他哥老会头目也在军政府中担任了重要职务。

西安光复后，清政府大为震惊，立即组织力量进行反扑。当时驻兰州的陕甘总督长庚电奏清廷，保荐什允担任陕西巡抚，督办陕西军务，并积极进行车事部署，准备犯陕。对于甘军犯陕，军政府已经料到。十月初八，张云山率大军由省城到乾州。乾州是甘肃清军进攻西安的必经之地，保住了乾州也就保障了西安的安全。因此，保卫乾州的战役至关重要。乾州城高池深，进可以攻，退可守，张云山到乾州后，积极修域凿壕，又让哥老会中的“舵把子”扩充哥弟成员，吸收当地人加入，以增加兵员。当时甘肃的哥老会头目彭四海在甘肃起义失败后，投靠张云山，大大增强了张的势力。又将城防按营分段，严令戒备。对于城内居民，也进行了组织训练，协助军队守城。张云山治军注重纪律，常对兵讲要爱护百姓。他还亲自上街巡视，铡刀队跟随其后，发现不法之徒，就即刻处罚，在乾州城做到了兵不扰民，这对于守卫乾州起了很大作用。乾州居民中有许多人，加入了哥老会。

十一月初。什允率清军二十营，占据了乾陵北十八里铺、铁佛寺等地，威胁乾州。什允的队伍均系西北边防多年训练的精兵，枪炮齐全，作战经验丰富。张云山的军队除新军的哥弟外，有许多是临时招募的，使用的武器多数为刀、矛、梭镖和铡刀，夹杂着少数的大枪和快枪。与清军比虽装备悬殊，但斗志旺盛，当什允的军队到乾州城下后，张云山决定主动出击。十一月十一日拂晓、张云山分兵三路突然从城中扑出，向清军猛烈攻击。每前进一程，城上的乓民敲鼓放炮、呼喊助威，声势雄壮。清军乱成一团，四处逃命。正乘胜追击，清军忽用大炮轰击，骑兵侧击，张云山的军队只得退回城中。十六日又继续攻击，当部队前进时忽中清军埋伏，导致失利，此后张云山凭城固守未再出战。十二月十九日，西安军政府派炸弹队队长薛西林率队送来炸弹十余车，大大加强了守城兵力。从此远则炮击，近用弹炸。城高池深，什允屯兵坚城之下，颇为窘急。十二月二十一日，什允又责成马安良制造云梯攻具，选拔精锐兵士，在北城门下竖梯靠城，蚁附猛上，城上士兵用炸弹抛炸，清军败下。第二天，清军用大炮数尊，瞄准北城门城楼，轮番轰射，整日不停，将一段城墙炸坏。张云山坐镇城上，督促民兵民夫连夜用石条土袋堆砌如故。最后，张云山命城上大炮还击，摧毁了清军炮兵阵地，其中有一炮弹射入清军大炮口内，清兵停攻退却。

张云山坐镇乾州城，坚守到底，阻挡甘军，保障了西安的安全，取得了最后胜利。战事平息后，乾州人特在高等小学堂内建立张风岗公生祠一所，以作纪念。

在清军攻击乾州失利后，张云山正好收到南北议和停她的电文。张云山派雷恒炎去和什允议和，在十八里铺被什允杀掉。正月底，什允被调回甘肃，张云山与马安良在陵坡会面。双方互送牛羊，分别撤军，战事遂平。

西安光复应该说是同盟会与哥老会联合行动的结果。同盟会起了发动者、组织者的作用，哥老会起了主力军的作用。但在哥者会中，只有少数识大体、顾大局的人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多数人都以为全系哥老会的功劳，于是错误地认为哥老会出头的日子到了。西安光复后，哥老会积极扩充势力，在省城和各县遍设“码头”。码头是哥老会的基层秘密组织，这时设立的码头，都公开地插上三角形小红旗一面，上写某山某码头，中间写上该码头负责人的姓名，表示自己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兵马都督张云山对于扩充哥老会、增设码头特别热心。他在这个时候，大量印发“布票”（会员证），吸收会员。又令各县的哥弟们广设码头于交通大道或有驻军的州县。码头兼办粮台、派款项，有的还办理讼事、设私刑，其权居然在县官之上。码头与码头之间，为了争权夺利，大欺小、强凌弱的琢象常常发生。哥老会在西安街巷中增设的码头，除办理他们的会务以外，也管理地方上的治安，在晚间传令居民各家出人组成民团队，在街口守夜。为了便于检查，命令各家门口点一盏油灯，各码头办公费也是按户摊派。由于西安是省会所在地，因此，他们不敢过于胡作非为。至于在西安城外各县设置的码头，常常是拦路抢劫、抄家破寨、强奸民女，其行为与土匪无异。石泉县码头负责人张应龙，假借张云山的名义、独霸一方，随意向村民摊派粮款，甚至将周围村庄中的年轻妇女抢入自己住宅，供他玩乐。他常常对村民宜称：“我大哥在省城当大官，谁不听我的话，送到省城处死。”村民们不知内情，对他又怕又恨。

哥老会在州县的滋扰，使地方的治安和财政都受到严重影响，对当时的军事、政治都不利。各码头的非法行为，引起老百姓极大不满，他们屡次劝告张云山加以制裁，张云山也感到，这种情况对他的声誉影响甚大。他接受了大家的建议，召集各码头的头目在衙署内开会，在南院搭起台子，铡刀队分列两旁，把铡刀放在台子上。他模仿铁面无私的包公，以示他是一个威风凛凛的清官。会后他订立了一个创设码头的章程：

一、大县码头，以150名为额；小县码头，以100名为额。

二、口食暂由巡警旧费拨支，不得妄动地丁、钱粮及一切公款。

三、驻扎地方，即借城内庙宇公地。

四、不准吸食洋烟、不准抗官扰民。

五、不得勒捐民间财物。

六、不得干预公事。

七、有调遣即速派，不得违抗迟延。

八、须防彻地方，驱逐土匪，保卫商民治安。

九、学堂、教堂、电杆、电局，须一律保护。

十、回汉一体不得歧视。

以上各条，有不遵守者，军法从事。

这个章程发往各州县，并宣布凡码头负责人有违法行为，照律治罪，决不庇护。又以兵马都督的名义给各州县官加上兼营务处的头衔、以便用军法惩办土匪和不法军人。以后，又把各县码头中罪恶严重的杀了几个，如三原码头陈坤山、韦曲码头乔世荣、石泉码头张应龙等。从此码头的气焰为之大减。后来各地码头也就结束了。这样张云山既想当“名将”又想当“清官”的愿望，总算是实现了。

2。高庆云起事斩殿魁

陕西省安康县是兴安府的首县，驻有兴安镇总兵傅殿魁、知县林杨光等。这些封建酷吏，残暴成性，对老百姓竭尽压迫、剥削之能事，对士兵也经常克扣饷银，以致士兵生活窘迫，满腹怨气。在辛亥革命前，知府有感于革命有一触即发之势，为缓解士兵的激愤，特拨款白银一百两，让傅殿魁分发给士兵。而傅却贪财如命，竟把这笔款全部鲸吞。这位总兵为了维护清朝的统治和自己的地位，对土豪劣绅迎合、关照，言听计从。傅殿魁看到安康木材便宜，就计上心来，雇佣不少工人制成大批棺木，用船运到湖北家乡出卖，大发“死人财”，就连人粪也制成饼肥，运到外面销售。傅还有一个哑吧孙子，20多岁，人虽哑，心眼却坏得很。和他祖父一脉相承，凭借傅的权势在地方上奸淫邪盗，无恶不作。他每到一村，便指手划脚要肉要酒要钱，要吸鸦片，奸淫妇女，人们一见到他就远远躲开。

知县林杨光，贪婪残忍不亚于傅殿魁，群众把他叫做“糊涂浆子”、“林痞迷”。说他“糊涂”其实是财迷心窍。他每次上街巡视，一到店铺就派人伸手要钱，若不给马上派人砸烂店铺。常常因为小事，他就随意施用酷刑拷打平民。有位过路的商人，因不懂这里的“规矩”，当林的爪牙随意向他要钱时，这个商人没有给，林杨光立刻派人将这个商人的货物全部烧掉，并将这个人抓入县衙门，用火刑将这个商人慢慢地烫死。

当地的群众对这两个酷吏恨之入骨，盼望着早日将他们杀掉。当时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谣：“傅殿魁、林杨光，安康两只狼。伤人害命黑心肠，打狼英雄早日到，斩尽恶狼保安康。”

当时，在安康一带有位哥老会头目叫梁悦兴，他原籍湖北，在汉口曾组织附近的哥老会哥弟，密谋反清，但未及起事就被地方政府察觉，他便逃到了河南，后又跑到西安。到西安后住在城隍庙李老道处。李是西安的哥老会头目之一，是悦兴收的哥弟，而现在却有很大势力了。悦兴在庙内往了三四个月，一面和李老道鼓动清军中的哥老会官兵起义，一面派人前往安康，召集安康的哥老会哥弟来西安，共图大举。悦兴在西安日久，来往的人逐渐增多，引起西安官府的注意，就和李老道商议移居到南郊大雁塔附近一个哥老会哥弟家里，仍然感到不太隐蔽，于是落发为僧，以避耳目。从此，梁悦兴被称为梁和尚了。

光绪三十年五六月间，梁和尚约集一大批哥弟来到西安，李老道负责生活供应，密谋在西安起义。经过两个月光景，鉴于起义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梁和尚带着一帮安康及外地的哥老会哥弟来到了安康。

梁和尚到安康后，和当地的哥老会头目高庆云取得了联系，暗中策动当地巡防队中的哥老会哥弟共同举事，还和县知事王世瑛暗通声气，经过一年多的准备活动，梁和尚在当地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加入哥老会的人逐渐增多。光绪三十一年初，梁和尚探听到傅殿魁要到安康城外的文昌宫祭祀，认为这是举事捕杀傅殿魁的好机会。他召集了当地的铁匠，在陈家沟生起炉火，赶制武器，当地的村民听说要制造兵器杀傅殿魁，都热情地将自己家中的废铁、旧农具送到陈家沟。铁匠们更是卖力，抡锤锻打，日夜不停。哥老会的哥弟们除了帮忙外，还四处巡视以防暗探。除了准备武器外，还备了两大柜铜钱、二十多桶洋油，准备火烧文昌宫。起义前夕，梁和尚又把妇女们集合起来，做了大量的蒸馍，作为干粮。二月初二，是傅殿魁到文昌宫祭祀，以求神灵为他消灾除难的日子。二月初一，梁和尚就秘密通知他事先联络好的安康一带的哥老会和一批志愿参加的农民，于当晚集合在文昌宫附近陈家沟、小沙沟的村里，每人发给白布条，挂在胸前。这时高庆云对梁和尚说：“起义时每人发一个白布条，多不吉利，我看还是发给红布条吧？我们要火烧文昌宫，这样岂不更吉利？”梁和尚一听，言之有理，便答道：“好！按称说的去做，发红布条，我们来个万条火龙烧傅殿魁！”因为时间太急，当时村中又没有那么多红布，因此，只好发给一部分人红布条，这样有的人胸前挂红布条，有的挂白布条，大小也不一样，好不热闹。后来又发给每人铜饯一枚，带在身上，作为暗号。

当时，参与起事的人热情都很高，争先恐后地把储藏已久的武器、物资都搬运出来。梁和尚负责分发武器、高庆云负责分发草鞋、食物。又派人将二十多桶洋油运到文昌宫，把庙里的门窗都浇上洋油。哥老会的哥弟装扮成和尚等候在庙内，命四喜子、李元谋二人等到傅来烧香时，乘机纵火。约定见到文昌宫起火，大家一齐向文昌宫冲杀。

入夜，人们忙了一天，有的睡觉了，有的在炉边烤火。梁和尚一直没睡，他披着羊皮袄和几个哥老会哥弟先在村子里巡视了一趟，告诉大家好好休息，准备明天大干一场。回来后，又坐在屋子里盘算起明天的行动，仔细考虑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

初二早晨，傅殿魁带领着他的亲兵，耀武扬威地来到文昌宫。当他走进文昌宫时，闻到一股扑鼻的洋油味，立刻问道：“为何庙内有这等气味？”装作和尚的四喜子赶紧回答：“大人，由于庙内的一位小和尚今早不小心，将一油灯打翻了。”傅听后不再多问了，便去烧香。

这时，四喜子忙偷着退到窗户旁，乘傅磕头时暗暗地在窗上点火，可是怎么也点不着。原来买的油被商人掺了水！急得四喜子手足无措，恰好李元谋来到庙中，李赶忙到院中抱来一捆干草。此时，傅殿魁已祭祀完毕，正准备起身离去，四喜子急忙上前搭话，以拖住傅在庙内：“总兵大人，下次何时来祭祀？如能得知，贫僧早做些准备。”傅见到四喜子脸色有异，正欲答话，忽见神像后面有人正在点火。吓得他大喊一声：“来人！有人放火！”门外的亲兵一拥而入，将四喜子、李元谋抓获。绑后用烧纸堵上嘴，让人看管起来。命令亲兵赶紧把好庙门，又派人化装后偷偷地从小道回城，去调集队伍。

在庙外潜伏的梁和尚一直在等着文昌宫起火。他见傅进庙后己有一段时间，却不见动静。他开始以为傅可能还没有进行祭祀。可是过了一会儿后，仍不见起火，心中非常着急，可是又没有见到傅离开庙。

正在纳闷时，忽见庙的后门处有一和尚跑出，后面有士兵追赶。那人高喊道：“梁大哥赶紧攻打文昌宫！”顷刻间，这个和尚被后面的士兵击毙。梁和尚一听，知道事情有变，立刻命令周围的人冲向文昌宫。潜伏在其他地方的人群，因没有见到庙内起火，也没有进攻，只听到庙周围大乱，不知怎么回事。梁和尚带着一群队伍很快冲到庙前。不料，敌人早有准备，冲了几次没有冲进去。双方在庙前正打得血肉横飞，傅从城内调集的部队赶到。当时，哥老会哥弟及参加起义的群众，有的仍潜伏在周围，等待着庙内起火，有的在攻打庙门，忽见后面有官府的队伍冲上来，顿时阵营大乱。集结的起义队伍很快就被冲散。在庙周围与官府军拼杀的起义群众，死伤的也很多。梁和尚策划已久的起义就这样失败了。

傅殿魁把四喜子、李元谋带回安康后，想从他俩的口中问出更多的人来。傅殿魁和县知事王世瑛共同审讯，严刑拷问。王世瑛怕事态扩大，于己不利，乃拍案问道：“你们为什么偷人家的牛？”两人答道：“我并没有偷过人家的耕牛。我们为的是杀掉傅殿魁才起事的，并无其他情节。”坐在一旁的傅闻听此言，顿时气得火冒三丈，把他们二人定为叛逆罪，处以极刑。

后来，傅殿魁知道了事情是梁和尚带头干的，便下令逮捕他。高云庆得知消息后，劝梁到外地躲避一段时间。但梁和尚觉得事情是自己带头干的，如今失败，把祸留给别人，有失江湖义气，坚持不走。高庆云无奈，只得自己逃到了西安幸免于难。后来由于王世瑛的极力劝说，梁和尚才去汉江北岸金中山暂避。后由于会内的叛徒夏充、王臣二人的告密，终被傅殿魁抓获，押解至白河县被杀。白河县哥老会为他立了碑，以表纪念，至今在白河县有梁和尚的纪念碑。

星转斗移，时间到了宣统三年，西安九月初一反正的消息传到了安康，当地的哥老会又开始活动起来。

此时，高庆云已成为安康一带哥老会的一个大头目。他把以前梁和尚手下的哥老会哥弟又召集了起来，大家立誓要为死去的梁和尚、四喜子、李元谋及众多的哥老会哥弟报仇，杀掉傅殿魁。为了吸取梁和尚起义失败的教训，在准备起义的工作中，特别重视联络部分官兵参加起义，他认真分析了巡防队的情况。当时的巡防队官兵对傅克扣军饷、拖延发饷非常不满。另外，在巡防队中已有不少哥老会哥弟，其中，在第二和第三哨中哥老会哥弟人数较多。如果从哥老会内部把他们联系好，到时候起来响应起义是有可能的。高庆云经常派人到巡防队中，暗中做鼓动工作，基本把二、三哨的官兵都争取过来了。有了这些士兵参加，高庆云心中就有底了。

除了做好士兵的工作外，高庆云还积极联络各地的哥老会头目。刘家寨有位哥老会头目叫刘明山，此人从小习武，练就了一身好武功，特别是腿上的功夫。平时走路极快，与人打斗时，动作更快使人防不胜防。当他看到野兔子时，也能跑上去将它捉住，人送外号“刘快腿”。由于刘快腿为人正直又会武功，很快就成了当地哥老会的头目，手下有不少哥老会哥弟。若把他争取过来参加起义，力量就会大大加强。高庆云开始派人与他联系时，刘快腿托辞自己是村民出身，不懂得作战，不愿参加起义。高庆云只好亲自去找他。当时高庆云在安康一带的哥老会中，已经很有名望了。刘快腿见到高亲自来拜访，也就诚心答应带领自己的哥弟参加起义。

九月初七，高庆云召集哥老会头目到他家中开会，决定举事的日期。高庆云对大家说：“现在各地都在举事反清，形势极为有利，哥老会出头的日子到了，我们不能错过这样的好时机。”说话问众头目群情激奋，有人问道：“高大哥！我们何时举事？”高庆云见到大家劲头很足，便笑着说：“今天请各位来，正是商议此事，订下日期后，大家再分头准备。”刘快腿站起来说：“有五天准备时间就够了。”高庆云又说：“五天之内还不能起事，因为九月十三是新军中的标统王玉发的生日，我已答应去为他祝寿，我想利用这个机会争取他参加起义，如果成功的话，我们的举事就万无一失了。”巡防队中哥老会头目马治林接着说：“如果他不答应，我们就乘机将他杀掉。”听罢众头目议论纷纷。有的认为如果杀掉了王玉发，必然引起傅殿魁的警觉，举事就困难了。最后，高庆云对大家说：“我们起义的时间就定在九月十四吧！十三日晚我和马治林、刘快腿一起到王玉发家去。如真的将他杀了，必然引起军中大乱，我们就乘机在九月十四日举事。”大家一听都一致赞同。九月十三日晚，高庆云、马治林、刘快腿三人来到王玉发家。王家灯火通明，宾客如流。高开门见山向玉说明来意，动员王一道起事，果遭王拒绝。随行的马治林、刘快腿遂将玉杀死，三人迅速离去。

九月十四日，高庆云向哥老会哥弟们和巡防队部分官兵发出起义的号令，向安康城进攻。参加起义的人胸前交叉着十字布条，作为记号，行动口令是“天保得胜”。他们分途会合后，向安康城发起了猛攻。

连日来，傅殿魁一伙也觉察出蛛丝马迹。各地反正的消息越来越紧，更使傅心中惶惶不安。傅担心发生兵变，所以给士兵只发枪不配子弹，有的士兵赤手空拳，连枪也不发给。

傅殿魁听到攻城消息后，一下子着了慌。连忙派人去联络新军。新军得知王玉发被杀，接着又听到安康起义的消息，军中大乱，士兵们也集合不起来了。傅又忙着派人给士兵们发子弹，但军装库已被城内巡防队的哥老会哥弟控制。这样，起义的群众很快就攻进了安康城，直冲衙门府。知县林杨光企图翻墙逃跑。不料从墙上掉在街后的一个院子里，当即被群众抓获。傅殿魁也在一个商人家中被抓获。群众积愤难遏，一致高喊“杀死傅殿魁！”第二天，高庆云右集了全城群众大会，将傅殿魁和他的哑吧孙子枭首示众。这正是：高庆云率哥老会为民除害，群众拍手齐称快。

3。黑英雄聚众打盐局

事情发生在辛亥革命初期、陕西省凤翔府一带。

凤翔府的贪官污吏，勾结土豪劣绅，假借各种名义，巧取豪夺。这些官吏控制着盐的卖卖，在凤翔府内设有分局。当时的盐局总局长是刘绍涵，他原是清朝的一个统领，因与凤翔府的知府有密切关系，便当上了总局长。他雇用的税收人员多数是粗识文字而又利欲熏心者。这帮人依仗刘绍涵的势力，招摇撞骗、敲诈勒索。当地的农民对盐局非常痛恨，经常发生因盐价闹风潮的事情。当地的哥老会头目晁黑狗、王摇摇、李猪娃三人，领导哥老会哥弟在农民申开展鼓动工作，同盐局进行斗争。

晁黑狗是凤翔县的一个哥老会头目，出身于农民家庭，秉性刚直，好打抱不平。有一次，一位老人到盐局买盐，当盐局的人用碗倒盐时，不小心将碗碰在柜台上，把碗弄碎了，盐撒了一地。盐局的人硬说是老人将碗碰掉的，不仅不给这位老人盐，而且还让老人赔偿损失，老人苦苦央求，盐局的人还是不肯放过，恰好晁黑狗路过盐局，听到吵闹声后便走了进去，问清了事由，顿时火冒三丈，一把揪住盐局的人，大声对他说：“你先把盐给这位老人，有什么事对我讲！”盐局的人一见是哥老会头目晁黑狗，知道此人不好惹，也不敢多作声了，只好用另一个碗给这位老人量了盐。由于晁黑狗经常替当地村民打抱不平，人们称他“黑英雄”。他使用的武器是长柄斧头。

王摇摇也系农民出身，岐山县人，身材高大，目光炯炯，甚有胆略，不畏强暴，远近知其性格的人，皆愿与他结交朋友，他好使用大刀。

李猪娃也是岐山县人，家无恒产，衣食经常不济，他是王摇摇的好朋友。此人较有谋略，平时爱听三国、水浒故事。他手中常拿着红缨长杆矛枪。当黑英雄在凤翔县带领哥老会的哥弟进行反对提高盐价的斗争时，王摇摇和李猪娃也带领歧山县的一些哥老会哥弟积极响应。为了共同的斗争，他们很快联合起来，在凤翔府周围形成了一支力量较大的反盐局势力。当他们看到全省各地的哥老会都在起事时，于是也决定率领农民起义，攻打凤翔府盐局。

起义前，三人在眉县齐家寨召开了会议。黑英雄说：“东方已有事故（指抉风一带张化龙起事），我们吃不上平价盐，有冤无处伸。时下霜降已过，冬麦种妥，值此农闲时机，民众容易集会，以凤翔、岐山、宝鸡三县民众推翻各地盐务机关，我看是十分容易的事情。”王摇摇说：“明天我们传出鸡毛信帖，捣毁西铺各处盐务衙门。”李猪娃说：“对！就这么办，今晚我们分别密传邻近的哥老会哥弟，让他们宣传集合当地民众，才能壮大声威、达到目的。”

计划定好以后，三人分头行动。第二天晚上，他们分别带着各自召集的哥弟又到原地集合，共有三四百人。第三天黎明，他们首先捣毁了眉县齐家寨盐局，把盐全部分给了村民。齐家寨的农民纷纷加入了他们的队伍。此后，又捣毁了岐山高店镇盐局。他们的行动风声远播、人心称快，一路上加入的人越来越多。黑英雄对大家喊道：“我们不仅要捣毁这些小盐局，还要砸烂凤翔府的盐局！大家愿意不愿意？”这时众人热情已非常高，听说要打凤翔盐局。都高呼道：“砸烂凤翔府盐局！”随后，大队人马便浩浩荡荡直奔凤翔府，人数越来越多，在通往凤翔府的大小路上，只见人头攒动，到凤翔附近已有三千多人。

凤翔城内和往常一样平静，居民们忽见这么多的农民涌进城来，有的拿着农具、有的拿着布袋，不知是怎么回事。城上的士兵也觉得奇怪，个个发愣，因没有接到命令，士兵们也没有阻拦这些农民。因此，黑英雄带着他的打盐局队伍顺顺当当的涌进城内。

进城后，他们直奔盐局总局，这时刘绍涵适赴西安未在总局。盐局的伙计们见到这么多人，知道事情不妙，便遁逃一空。但盐局的大门却被锁上了。这时，黑英雄跳到门前，举起明晃晃的长把大斧头，三两下就把局门劈开了。民众蜂拥而入，把盐袋、盐包、盐囤顷刻之间搜抢得一干二净。他们背的背、抬的抬，也有的将盐转移到别处藏起来。官府还不知是怎么回事，黑英雄带着他的打盐局队伍已回到了村子里。

事后，官府逮捕了晁黑狗、李猪娃、王摇摇，并将三人定为死罪。哥老会的哥弟们听说官府要枪杀三位英雄，便准备劫刑场，但是却走漏了风声。官府为防引起众怒，遂命刽子手将三人暗中杀害。三人为民众谋福利，英雄事迹感人至深。他们虽死于非命，而精神却长留于人间，至今仍为当地人民所乐道。

4。哥老会起义宁夏城

西安光复后，前陕甘总督什允逃到兰州。他利用回汉隔阂，大量征调回民军，以甘肃提督马安良为统帅向西安反扑。同时，为防止甘肃革命的发生，对甘肃的哥老会势力大加镇压，四处搜捕哥老会首领。官府派兵日夜巡逻，发现哥老会稍有活动，便立即逮捕。宣统三年9月19日，宁夏知县陈元骧发现了帮会的活动后，即将哥老会哥弟李麻花、吴说书、罗大辫子、贼狮子等十余人逮捕下狱。尽管官府严加防范，给哥老会的行动造成很多困难，但并没有能阻止住宁夏的哥老会响应革命。他们在暗中积极活动，准备起义，表面平静的宁夏城（现银川市）犹如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

宁夏哥老会首领刘华堂，秘密组织宁夏的哥老会进行活动，并经常与西安革命首领张风取得联系，将西安的革命情况传播给宁夏民众，激发人民的革命热情。他还常常派人在夜间张贴标语、散发传单。西安光复的消息传到宁夏城后，全城谣言四起。市民纷纷迁到乡间避难，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气氛极为紧张。由于官府防备甚严，刘华堂以聚众赌钱为掩护，在赌场上将众头目联系起来。当时官府对赌场不大注意，只注重市面的巡逻、盘查，故他们的行动一直没有被官方察觉。他还用鸡毛传帖联系各地的哥老会哥弟，鼓动他们参加起事。为进一步扩大宁夏哥老会的势力，刘华堂与当地的各个山主订立盟约，各山主拥立刘为大哥，同意率自己的帮会成员参加起义。刘华堂在联系帮会势力的同时，还在士兵中开展工作。他秘密联络宁夏镇标营军官刘复太、袁宗刚和左旗号官黄连升。约定当刘华堂在宁夏城起义时，率部分士兵响应。

正当刘华堂在寻找适当的时机准备起事时，灵武县哥老会首领高士秀、高登云因行动不慎，被官府察觉。他们迫不及待地在9月27日晚率领哥老会及群众千余人，攻占了灵武县守备衙门继而又围攻州署。知州余重基和守备潘大海均逃匿民间。

9月27日灵武光复的消息传到宁夏府城。当时宁夏镇总兵张绍先到兰州述职未归，其职务由中营游击贺明堂代理，文武官员惊惶失措、六神无主。城内虽有各营旗约千余人驻防，但当局怀疑与哥老会有勾结、也不敢调用。因此当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让满营副都统常连甲带旗兵两千多人，全副武装，于28日开到府城。

刘华堂看到形势严峻，已没有时间与各帮会头目取得联系，决定立即起义。29月晚，他带领一批哥老会哥弟，突然点放纸炮，又沿街呐喊，街上顿时大乱。这时，刘复太乘机率卫兵100多人向空中放枪响应。各哥老会头目闻听枪声，知道发生事变，纷纷率众哥弟也从四处喊杀到街上，城内贫民也随之而起。顷刻之间宁夏城内人声鼎沸，人民多年的积怨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

刘华堂率部分起义民众首先围攻中营游击衙门，要求代理总兵贺明堂反正，协助军民起义，贺拒不答应，当即被起义者枪杀，后刘华堂又率众围攻驻防城内的续备左旗部队。该旗营牟宪章见民军气势正旺，即派人与刘谈判，不阻挠民军活动，愿以帮会义气在事成后参加革命，双方协商互不侵犯。此后，起义群众又围攻县衙门，打开监狱，将已被捕的哥弟李麻花、沈疯子、罗大辫子及狱中所有犯人一齐放出，并放火焚烧了县衙门。府内文武官吏见大势已去，纷纷向刘华堂投降。宁夏城得以光复。

宁夏府城光复后，刘华堂在全城最高处竖立大白旗一面，上书“支持革命大元帅”，以表示拥护孙中山的领导。10月1日，成立宁夏军政府。因哥老会无主政经验，便让原宁夏道台为政府都督，刘华堂为总指挥，主掌宁夏府一切军政事务，刘复太为宁夏镇台，黄连升、牟宪章为标统。同时还任命了其他哥老会头目。

军政府成立后，制定了一系列措施。如宣布哥老会起义是响应孙中山革命，推翻清室，起义队伍不得抢劫讹诈，骚扰百姓。大小商店公平买卖，照常营业，任何人不得无故扰乱秩序，违者军法从事。

宁夏府城虽为民军占领，但离府城十里路的满营，尚驻有旗兵2000余人，他们武装齐备，实力雄厚，对军政府是很大的威胁。于是军政府便积极准备攻打满营，号召各哥老会头目，凡是自行召集群众参加民军者，100人以上者为连长，200人至300人者为营长。召集的民军统由牟宪章、黄连升二人编制训练，官兵均用白布包头，以作标记，武器方面除旧式枪支和土抬枪外，其他全部刀矛令铁匠连夜赶制。同时，对满营先礼后兵，派胡宝森到满营劝说官兵缴械投降，当时满营都统常连甲以“双方各守城池，互不侵犯”托辞推却。军政府见满营拒绝投降，决定采取军事行动，攻打满营。

满营火急派人向甘肃省求援。陕甘总督长庚即派马麒等率部分攻打西安的军队驰赴宁夏。军政府得此消息，召开紧急会议。刘华堂和其他首领们发生意见分歧，同时感到民军均系临时召集，无法应战，只得将围攻满营的民军撤退，保卫城府，民军士兵听说官军大兵压境，军心涣散，自行瓦解。刘华堂等首领也出城逃走，后遭杀害，宁夏哥老会及民众响应辛亥革命的壮举，终归失败。

5。李旺起义丹噶尔城

西宁在清朝时是甘肃省所属的一个府。丹噶尔城（今泊源）距西宁以西90里，属西宁府管辖。清朝指定该城为青海蒙藏族与内地汉、回、土、撒拉各族贸易的主要市场，同时又把它作为“青藏咽喉”的军事据点，在此驻兵设防。

孪旺是丹噶尔城后北小庄人，与哥老会的哥弟来往甚密。李旺不识字，但人颇精干，当过兵，善技击。有一年，他为做生意，行经羊肠子沟，遇土匪行劫，他舞动流星（武器名），土匪多人不敢近身。宣统二年，有位叫裴道人的雇他运牲口来西宁。裴道人是义和团组织中的重要分子，失败后脱逃西来。李旺与裴道人接触后，了解了义和团运动的种种内幕，他就把裴道人认作师父，把他接到丹噶尔。当时西宁有位董蜡匠是李旺的好友，董蜡匠经李旺介绍认识了裴道人后，也决定参加反清起义。宣统三年初，李旺与他们一起组织了“黄龙大道会”。黄龙大道会也叫章龙会、黄表会、黄标会，简称“黄会”。加入的人都要以黄色的饰物作标志。李旺为了联络人们入会，常常采取迷信的方式，他装成一个“摔罗儿”、“拦切刀”的巫师给群众看病，并诳言自己会“过阴”，和宋朝的包公一样，也可升天见玉帝。他称自己是“天狗星”。他在自己家中立起了十几丈高的幡竿，上粘有北斗七星的纸旗和五色旗，幡竿顶端挂一面大黄旗。他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吸引民众入会。当时有两首歌谣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黄龙大会立竿子，里头收的是人尖子，有钱的主儿你别喊，穷人们行善你少管。”

“穷人翻身要行善，跟上有钱汉子你莫转，早上香，晚点灯，李旺的话儿你要听。”

他们还写了许多传单，传单上的大标题是“扫清灭洋”。传单的内容有两种，一种属于迷信的，宣扬天运气数，神兵鬼将，消灾免罪等。另一种是鼓舞群众起来反抗压迫的。这样的传单从丹噶尔、西宁贴到西安、汉中、潼关各地，从东到西组织成一条严密的通讯网，有事则一传十、十传百互通信息。李旺还专门挑选了一些跑得快的人做“开路将军”，负责通讯联络工作。凡入会者，都捐献粮食和衣物，甚至有许多人将全部家财一并捐出。黄龙会常常把集聚的财物粮食分发给贫苦的农民，贫苦之人为了衣食有给。纷纷入会。李旺对大家说；“加入黄会的是一家人，不分你我。等时机一到，先取丹噶尔，城内有大仓和义仓，夺取粮仓分粮食给大家。”他又说：“我们这些穷人造反都是被有钱有势之人逼出来的，只要万众一心，立定百折不回的志气，没有不成功的。”在加入黄会的人中，也有不少哥老会的哥弟，如王呼郎、唐古尔殿等人，他们经常在丹噶尔城乡做联络工作。他们利用6月6日老爷山朝山会的机会，进行广泛联络，当时流传这样一首民谣：“哥老大会和黄会，不分你我不分谁，团结起来闹暴动，共杀官府和洋贼。”

李旺规定，凡是入会的都必须在神像前喝血酒、对天发誓和挂黄号。号衣的中间缝着“虎吃羊”三个黑色大字，虎指汉人，羊指清朝和洋人。意思是：我们穷人联合起来，像饿虎下山一样，吃掉清官和洋人。

经过一系列的组织准备以后，李旺和裴道人制定了起义的计划，准备攻占丹噶尔，夺取粮仓，作为东进的根据地；抢占临城牧场，用牧场的马匹组建骑兵。起义的日期定在7月15日。

可是在起义前，情况发生了变化。李旺后期的活动地点在北小庄，该庄有二三十户人家，大半是皮匠、挂面匠、小商贩和农民，也有两户地主。这个村距丹噶尔城很近。有一天，李旺等人在北小庄聚会时，村中的地主赵来寿向官府告密，官府即派人前来捉拿。李旺仓促掩埋了衣服和旗帜，携带兵册，越墙而逃。裴道人由于年龄较大，行动不便，没有逃走。但裴道人有装神弄鬼的本领。官府兵来到村庄后，他大摇大摆地街上行走，口中还振振有词道：“西北起手坤地乱，前清江山一旦完，世事大乱，世事大乱。”说话间，官府军走到面前，裴道人指着其中的头目说：“你是命大的人，长相与佛爷差不多。你是活佛转生的，我要你到寺里当佛爷，你跟我走吧！”那位头目一见是个疯子，理也没理，就带着人向前走去。裴道人也安全地离开了村庄。

官府这次没抓到李旺，便下令各处缉拿。李旺决定提前起义。6月初，当李旺带一批人在西川搅隆庄一带行进时，忽遭官兵追击。6月2日黎明，李旺、裴道人等率众300多人挺进丹噶尔城，同时传集会众，搜集武器，准备进攻东城门。

李旺所以率这么少的人攻城，因为他估计城内的营兵都是烟鬼，没有作战能力，城防空虚。他也常常听人们说，营兵们隔月轮流当差，平时躺在家里吸食鸦片，个个面黄饥瘦全无人气。操演时拿鸟枪瞄准，打哼声替代射击，拿黑漆的长竿当长矛，有的兵弱不禁风，一摆竿即倒在地上，常使观众哄然发笑。因此，李旺认为，这些营兵不堪一击，攻城易如反掌。一部分营兵确实是这种情况，但是有一部分营兵还是有战斗力的，并且营兵的武器也较好，更重要的是官府早就有所准备，料定黄龙会迟早要攻城。他们故意让这些吸食鸦片的营兵，平日在街上巡视，操练时让人参观，并且将身强力壮时营兵组织起来，配上好的武器，在营盘内部操练。同时，他们还召集城内外的歇家洋行和城市富商大贾，让他们出钱组成民团武装。这些地方武装有快枪、骏马、壮丁，战斗力较强，成为维护地方治安的主力。

当李旺率几百人到离城一箭之地时，歇家李耀廷率地主武装即用快枪射击，打死不少会众，李旺见势不妙，便率人过河，试图与南西东三面涌来的群众会合，但这些群众已被地主武装分股阻击，集合不起来。会众们用的武器多是刀矛棍棒，也没有统一的指挥，只是四姓乱冲，一遇到敌人的快枪，顿时大乱，纷纷逃去。李旺见无法控制，也率一部分人向城西逃去。官府的地主武装不让李旺有喘息的机会，紧紧追赶。李旺一面抵抗，一面西退，当逃到离城西二十里之远的纳隆庄时，被该庄地主李通事所率的团勇包围。李旺苦战两天一夜，因力竭被抓。这样，攻打丹噶尔城的斗争就失败了。

起义失败后，许多黄会群众被地主武装杀死，或者被逼上荒山困死。有人劝裴道人逃走，他却对人说：“这是我再一次的失败，我本来是一个要‘过铁’（杀头）人，今天已无路可走，正是‘了劫’的大好时候。”他不但不逃走，而且还让官役把自己缉拿起来送进监狱。多次的毒打、审讯，但他没有丝毫畏惧，而常常是谈笑自若。他对这些酷吏们说：“我已算好，不出一两个月，清室即亡。我不过是早死几天，到阴间等候你们的游魂。”他因刑伤溃烂，死在丹噶尔的监狱里，直到临死，对黄会内幕也不吐一辞。

关中刀客

刀客，是关中渭河两岸地区携带一种所谓“关山刀子”的人的总称。这种关山刀于是临潼县属的关山镇制造的，长约3尺，宽不足2寸，形状特别，极为锋利。关中刀客的成员主要是破产失业的农民和城市小手工业者。他们各自形成一个个大小不同的集团，成为一种帮会组织。这些刀客帮会组织在受到官府势力迫害时互相支持；而有时也因一些意气之争互相残杀，即所谓‘打对头’或‘捡对头’。

1。严孝全力斩四麻子，杀官府血祭独刀子

严孝全，名飞龙，字子青，陕西朝邑县北寺子村人。家境贫穷，父早亡，由寡母抚育。11岁财就给窑前村温家做工，常被主人欺凌虐待。有一年冬天，大雪封山，温全寿逼他上山砍柴，因山路难走，又有积雪，严孝全不小心从山坡上滚落下来，腿被山石划破受伤，强忍剧痛回到温家。温见严未砍到柴，而且把柴刀也丢了，不由分说，将严孝全痛打了一顿，还扣了5天的工钱。因此，在严孝全幼小的心灵中早就埋藏下了反抗的种子。

严孝全18岁那年，有一天，忽听街上一阵锣声，村民们都去观看，严孝全也来到了街上，只见一位耍武艺的人，手中拿着一把三尺来长的刀站在街上，他身边有一位十来岁的小孩在打锣。锣声停后，那位卖艺的人将刀挎在腰中，抱拳对观看的人们喊道：“各位乡亲，在下张刀子借贵村宝地，献丑卖艺练几下‘五环刀法’给众人看，以求生计。”说罢，只见他脱去上衣，穿着一件布背心，双手拿刀在胸前竖起，然后猛地向上跃起，突向右刺，落地后又向左刺，接着就地旋转，指前刺后，闪转腾挪，轻盈便捷。村民们都拍手叫好。练完后，张刀子对大家说：“‘五环刀法’既能护身，又能攻击，若有愿学者，我可教给技法，只求给些剩饭、杂粮。”当时，官府腐败、社会混乱，村民们常遭到土匪抢劫。今天见到张刀子要教给大家刀法，并且要求不高，因此，村中青少年参加者众多。

严孝全对这件事特别热心，他一下子从家中背来了大半口袋粮食。张刀子执意不收，严孝全对他说：“我们家人口少，我又身强力壮，能种地，收成尚可，今天略表心意。”张刀子推辞不过，只好收下。当时，村子东头有一片打谷场，场旁边有两小间土屋，秋收过后，打谷场和土屋都闭置起来，张刀子就暂住在里面。每天吃过晚饭，严孝全主动积极召集村中学艺的青年到打谷场上学艺。严孝全常对学艺的青年们讲：“我们要好好地跟张刀子学。学成后，我们每人也做一把刀，保卫村庄，土匪们就再也不敢来犯了。”青年们听他这么一鼓动，学起来都很卖力。

张刀子原名张万虎，蒲城县兴市镇人，出身贫寒，对官府的横征暴敛尤为痛恨，是当地的一个刀客头目。每逢政府差役到兴市镇勒索，他便率刀客将官府的差人打跑。由于他刀法好，差人们也都惧怕他；当地人称他“张刀子”。

后来，张刀子到北寺子村卖艺。青年们跟他学艺很认真，特别是严孝全，学起来格外卖力。张刀子也就将自己的“五环刀法”教给了严孝全等人。当时，土匪抢村劫寨之事，经常发生。有一天，严孝全对青年们讲“为防止土匪骚扰我村，我们组成一个刀客队，我们今后不仅要练刀技，而且还要杀土匪，保村卫民。”大家一听都积极响应。于是，他仍请来铁匠为他们打制新刀，很快组成了小寺子村刃客队。由于他们练的是“五环刀法”，人们都称他们为“五环刀客队”。在刀客队内，严孝全是头目，被尊称为大哥，其他人互称兄弟。

朝邑县一带有个土匪头子马兰田，家有弟兄五人，他排行第四，又长了满脸麻子，人称麻子老四。他性情残暴，是村中一霸。有一天，他的一个哥哥和村民王三路发生口角，麻子老四不由分说抡起大镐向王三路砸去，幸好王三路躲闪得快，没砸中头部，只是将手臂打伤。村中管事的从中调解，麻子老四又把这个人家中的柴禾暗中点燃，险些把房子烧掉。麻子老四四处勾结邻村的地痞、流氓，组成了一个“马家帮”，在周围各村干起了打劫行凶的勾当。麻子老四带着他的马家帮，常常在夜间行动，白天睡觉，当地人都把这帮匪人称为“夜猫子帮”。当地人流传这样几句话：“夜猫子一叫，灾害来到，麻子老四，来做恶事。”每当夜深人静时，麻子老四带着夜猫子帮，忽地把一家围住，猛地砸门而入，进屋后先把主人打昏或打死，见到年轻的妇女。也乘机奸污，然后将屋中的粮食、财物洗劫一空。那一带被他们折腾得人心惶惶、鸡犬不宁。

麻子老四还有一套勾结官府的本领。当时朝邑县知事吴福田是一个贪财如命的家伙，麻子老四便派人将他们抢劫的珍贵财物送给吴福田；此外，麻子老四还专门物色了两名有姿色的民女，抢来后送给吴福田做小老婆。尽管村民们多次向衙门报告麻子老四的作恶行为，但吴福田总是说：“县衙门内的大事还管不过来，小偷小摸的事让各个村去管吧。”官府对麻子老四总是置若罔闻，使得夜猫子帮胆子越来越大，不仅暗偷，而且明抢。

朝邑县高庙，每年有庙会。每逢大会期间，商贾云集，演戏聚赌，热闹非凡。麻子老四认为这是发财的好机会，他便带着他的“夜猫子帮”来到庙会。当地的一些小商贩一看到他们都赶忙上前送钱送礼以免被抢。麻子老四带着他的人在庙会上逛来逛去，见好的就吃，见到商贩就要钱。当他们正要准备到赌场去时，忽听前面锣鼓喧天，人们纷纷围观，麻子老四也带人去看，原来是一个马戏班子，正要演马戏。麻子老四对他的人说：“我们到赌场去钱还不多，向这个马戏班子再借点！”马戏班子正要表演，麻子老四带着十几个人，忽然冲到前面。“先交200块大洋再演！”麻子老四凶狠地对马戏团的人喊，马戏团的头目赶紧上前答道：“这位大哥请见谅，我们刚到此地，还没演出，实在拿不出这么多的钱。”麻子老四把眼一瞪：“你想不给钱？”随后对他手下的人一挥：“抢！”众徒一拥而上，棍棒齐下，把马戏团的人打伤，把所带器具全部砸烂，仅有的一点财物也被拾走。他们还把马戏团所带的猴子、老虎放跑，围观的人一看老虎跑了出来，顷刻之间大乱，纷纷向四处逃散，小商贩的东西也被踩烂。人们一听说庙会上跑了一只老虎，不知是怎么回事，顿时整个庙会乱作一团，有的往东逃，有的向西跑，叫声连天。这天严孝全也和几个刀客一起来逛庙会，刚到庙会不久，忽见前方大乱，听人喊道：“老虎来了！快跑！”严孝全问道：“哪来的老虎？”众人帮说不知道。严孝全对他手下的几位刀客兄弟说：“如果老虎跑到了庙会，必定会伤很多人，我们几个都带着刀，何不去把老虎捉住，以保护众人的性命？”他们赶紧向前挤去。

挤到庙会中心，他们才知道是马戏团的老虎跑了出来，又赶紧找到马戏团，这时才知道马戏团的老虎是被一帮土匪放出的，因老虎在马戏团从小受驯，放出来后没有伤人，马戏团的人不顾一切地将老虎捉了回去。马戏团的人告诉他，是一位长麻子的土匪带人砸了马戏团，放出了老虎。

“我们这次非狠狠的教训麻子老四一顿不可！”严孝全说着带着众刀客向前走去。当他们走到一个牛肉店旁边时，忽听屋内有叫喊声，向里一看，正是麻子老四带着几个土匪在这里吃喝。遂命几个刀客在门口把守，严孝全带几个人走进了屋子。严孝全上前对麻子老四说：“四兄！借我20O块大洋，给马戏团买道具。”麻子者四一听火冒三丈：“你敢管老子的事？”“我今天就是要管！”严孝全说罢，举刀刺向麻子老四，麻子老四一闪，刀刺在肩上，众匪乘严孝全抽刀之际，蜂拥而上，严孝全和几个刀客赶忙退到院中。土匪们仗着人多势众，将严孝全等几个刀客围住，麻子老四乘机在几个土匪的护送下逃走。

这次虽没有杀死麻子老四，但土匪的气焰大为收敛，在白天也不敢任意抢劫了。

严孝全回到北寺子庄后，对五环刀客队的人说，这次我们教训了麻子老四，要防止他报复，每晚我们都要在村口轮流巡视。

大约过了三四个月，一天夜晚，张二栓正在村口巡视，忽听远处有走路的声音，好像有很多人，他便故意向前方掷去一块石头，就听得一片叫骂声。张二栓马上敲起了铜锣。

严孝全听到锣声，立刻将村中的刀客队集合起来，暗暗地向土匪后面包抄过去。村中的其他青壮年也都拿起农具、木棒集合了起来。

麻子老四的“夜猫子帮”听到锣声，疯狂地向村中扑去，正往前冲，发现前面有一群人，麻子老四以为是刀客队，即刻停止了前进，准备迎战。不料前方却毫无动静，相持了一会儿，忽见周围火光四起，杀声震天，麻子老四一看都是拿着农具的农民，没有见刀客队伍，也就壮了胆子，对众匪喊：“刀客队不在，往前打！”村民们和众匪混战在一起，麻子老四忽见身后，又燃起一片火光，严孝全带着刀客队冲了上来，“夜猫子帮”一下了乱了阵脚，四处乱打，有的自己人对打起来。这次麻子老四纠集了100人左右，企图偷袭刀客队，现在死伤了四五十人。麻子老四见大势已去，就想逃走。这时天色渐亮，刀客队和村民们已将“夜猫子帮”团团围住，众匪纷纷投降。严孝全将麻子老四从众匪中揪了出来，当众斩首。

严孝全杀死了麻子老四，为民除了吝，朝邑县众乡亲拍手称快；严孝全的威名也就远近皆知了。外地的刀客有许多也投奔到他这里，势力逐渐壮大。有一天从澄城县来了一位刀客，见到严孝全后，告诉了他澄城县知事刘金财杀死了一个卖艺的刀客张刀子。严孝全一听，立即召集“五环刀客队”的弟兄们，要为张刀子报仇，杀掉狗官刘金财。

严孝全和关中著名的刀客严锡龙、王飞虎等人来到澄城县城。

到县城后，严孝全得知刘金财既贪钱又爱赌博，严孝全等刀客便在澄城县开了一个赌场。为了吸引官府的人来赌，严孝全在赌场的大门上贴出公告，凡是官府的人来赌，可以到赌场白喝酒。严孝全把经营赌场所赚的钱，都买了酒，钱不够时，就往酒里倒水，保让官府的人喝够。这样，严孝全的赌场在澄城县的名气渐大，特别是官府的人，大多来这里赌钱。

知县刘金财也渐渐地来这里赌钱，每当他来赌钱时，酒肉都给他准备好，赌完后就喝酒，这样一来刘金财也成了这里的常客。严孝全见时机成熟，便假装成自己过生日请刘金财来赌场。“生日”那天，刘金财和几个官吏喝得大醉，严孝辇命人关上赌场的大门，趁夜晚，严孝全将刘金财等几个官吏的头割下，又找来一大块白布用血写上“血祭张刀子”，然后，把尸体抬到院子里，把布挂在院子中间，清晨，城门一开，他们便离去了。

第二天，赌场的大门迟迟不开，官府中也找不到刘金财，差役们来到赌场，只见大门紧闭，差役们也不敢砸门，只好等候。到了午后，仍听不到动静，他们便爬到墙上去看。一个差役刚爬上墙头，就吓得“啊”的一声，绰了下来，赶紧跑回官府通报。官吏们来到赌场一看，个个目瞪口呆，有五个血淋淋的人头滚在地上，五具尸体横七竖八地放在院中。有块大白布上写着“血祭张刀子”，他们一看便知道了是怎么回事。马上下令捕杀严孝全。严孝全逃到了甘肃，在西安光复前，正是官府捕杀他最吃紧的时候。1911年，严孝全与革命党人取得了联系。西安光复后，严孝全从甘肃回到陕西。10月下旬，陕西革命领导人井勿幕、陈树藩找到严孝全，成立了革命军，陈树藩为总指挥，严孝全为第十标标统，在蒲州把守黄河，巩固后方交通。民国元年正月间，陕西西路故事紧急，严孝全率部进攻礼泉城。在攻城时，因重伤而卒。

2。刀客护商人过险道，王狮子被害瘟神庙

王狮子，名振乾，朝邑县寨子村人，其父王祥，为朝邑云班头。王狮子受父亲影响，从小练武，练就了一身好武功。他为人豁达，喜结豪侠，周围几个县的刀客行侠者，每遇杀人犯案或为仇家相逼者，有很多都投奔王狮子，而他无论认识或不认识，皆予收留，事过以后从不要报酬。

清宣统年间，山西的盐运往西北各地，大多要途经关中各县。蒙古、西藏人喝的砖茶从湖南运到陕西泾阳，分别销往各地。做这两项生意虽然很赚钱，但也有两大难处：一是要受沿途官府额外勒索，二是担心土匪的抢劫。因此，商人们都乐意雇一些保镖，刀客们有很多充当了商人的保镖或保运人。随着运输量的扩大，作为保运人的刀客也逐渐多了起来。

王狮子也做了商人王金宝的保镖，他同其他刀容结成大帮，遇着税卡人员拦阻盘查，便威胁着强行通过。

有一年王金宝在山西弄到了一批盐，想运到陕西关中一带，由于运量较大，要交很多的税，王金宝找王狮子商议道：“我们把钱交给官府，还不如我们之间将税款平分，如能通过税局检查，我们即可得到这笔钱。”王狮子答道：“我再叫上几个刀客兄弟，一定能通过税局的检查。你在山西买了盐以后，先走一步，到朝邑县城等我，我一定将盐运到。”王金宝知道王狮子是义气之人，不会坑害他，也就先到了朝邑县城。随后，王狮子又找了几位刀客朋友，赶着马车将盐运往关中。路上果然遭到了盐局的盘查，“车上装的什么货？”王狮子答道：“下面的货是人骨头，上面的几包是人皮。”说罢用手指着局丁对另外几名刀客说：“来！把他这张人皮也捎上！”局丁听罢，吓得面如土色，赶紧退到一边再也不敢问了。王狮子顺利地把盐运到了朝邑。

王狮子在当保运人的过程中，除了与官府打交道外，也常常与土匪拼杀。在运货路上土匪常常出没，当时大的土匪帮有“地帮”和“山帮”。地帮土匪主要是在路上挖陷坑，当商人的车队掉入陷坑后，他们便乘机打劫，他们挖的陷坑有一丈多深，宽度由道路的状况而定，用细树枝架好，蒙上破布，上面再撒些细土，然后用木棒压平。如不仔细看很难辨出，特别是马车，更容易陷下去，常常是人仰马翻。山帮土匪多出没在山路险要之处，如在山口或是峡谷地带，这类土匪更是厉害，他们在山上见到商人车队时，猛地从山上滚下大山石，将车队砸烂或是挡住道路。如遇上这种土匪，商人们十有八九难以逃脱。因此，商人们每当经过这种路段时，在货物上都插上小黄旗，以表示自愿交出“买路钱”，这样商人们虽然损失很多财物，但可保命和货物，然后在出卖时加价补偿。

有一次，王狮子给一位茶叶商当保运人，这位茶叶商从湖南运一批茶叶到陕西。王狮子对这个商人说：“如遇到山匪，你一切听我的就是了。”途经山西、陕西交界处，有一片山地，是土匪出没之地，走到了山口，王狮子让商人在货物上插上小黄旗。果然来了一帮山匪，其中的一个头目喊道：“将买路钱送上来！”王狮子拿了一袋钱后，对商人说：“你稍候，我去收拾他们！”说罢转身上山，他见到土匪头目后说道：“各位好汉，我也是绿林中人，现以保运为生，实为艰难，有一事能否商议？”土匪头目向道：“你有何事与我们商议？”“在我身后有一大队商人同行，保运人有十几人，在这十几个人中有我的几个朋友，我们能否联合起来将这队商人吃掉？”众匪听说能发大财，都满口答应。王狮子对他们说：“要联合行动，我需要与你们头目制定一个计划。”土匪头目说：“你有何妙计？”“让众位兄弟在山口监视，请你随我到这边来。”王狮子说着将那位头目带到一个巨石后面。王狮子对他说：“我有一样东西让你看一下。”说话间，王狮子将钱袋放在一块石头上：“你自己看看这是什么？”那个头目急忙蹲下去，正要打开布袋，王狮子手疾眼快，刀起头落，将这头目杀死。随后，王狮子又跑回来对另外几个土匪喊道：“把这些钱先给你们，然后布置行动。”王狮子故意将这些钱撒落在地上，土匪们一见钱，都急忙去拣，王狮子乘机冲上前又杀死两名土匪，另外三个土匪吓得连滚带爬拼命往山下逃去。王狮子也没有追赶，赶忙下山了。

那位商人一直在山下等着，听到山上也没有什么劝静，正在犯疑，忽见王狮子下来，急忙问道：“情况如何？”“我们放心地通过这个山口吧！”这样王狮子就护卫着这个商人，终于到了陕西。

王狮子做了几年保镖后，赚了些银钱，在朝邑县城开设了一个赌场。那时的刀客除了做保运人外，另一桩经常干的事情就是赌博。王狮子和几个刀客一起，无论是在平日，还是集市庙会，总是摆着赌博摊子，刀客们自己赌也让别人赌，很讲信用，输多少给多少，并没蛮不讲理。王狮子开设这个赌博摊子一来是为了生计，二来是为了结识一些刀客豪侠。由于王狮子为人仗义，他的刀客朋友遍布各县，尤以陕西东部的各县为多，成为一带的刀客领袖。各县的刀客如遇到什么灾祸，都求助于王狮子。

蒲城县李满盈是当地的一名刀客。县里有位大商人赵一林，勾结官府囤积居奇。宣统元年，蒲城一带发生旱灾，饥民遍地。而赵一林却乘机在粮食中掺上沙土出卖，当地人对他恨之入骨，宁可去要饭也不去买他的粮。赵一林勾结官府派兵在各路口把守，不许饥民外逃。李满盈与当地的几名刀客联合一部分饥民，杀掉了赵一林，并把粮仓的粮食分给饥民。官府派衙门的差役四处捉拿李满盈。他便逃到朝邑县投奔了王狮子。王狮子让他装扮成赌客，在他的赌博摊子上帮忙。以逃避官府的追捕。

蒲城县衙门得知李投奔了王狮子，便勾结朝邑县官府共同抓捕。

这一天，王狮子和几个刀客正在赌博，忽听官府来抓人，他赶紧让李满盈藏了起来，自己去见差役，其中的头目对王狮子说：“快把李满盈交出来！”“我从不知李满盈是何人，你们一定是找错了地方。”王狮子冷静地答道。那位头目对众差役大喝一声：“搜！”王狮子见事不好，连忙拿起刀拦住。众差役一拥而上，双方打斗在一起，屋中的众刀客也乘机杀出。差役们哪是他们的对手？一会儿，七八个差役被杀，剩下的几个吓得跑回了衙门。

刀客们知道闯下了大祸，都劝王狮子一道离去，王狮子说：“我们要分散开逃去，你们往北走，我往东走，官府不会全部抓住我们。”情况紧急，几个刀客向北走后，王狮子却一直没走。终于被知事王焕墀抓入班房，将王狮子定为“巨奸”，命差人在夜晚杀害王狮子于城内瘟神庙前。时宣统二年9月26日。

青帮内讧闹西安

陕西原无青帮组织，杨虎城将军率十七路军返陕后，青帮便在这一地区开始活动起来。

先是西安警察总局侦缉队队长刘海亭摆设香堂收门徒，接着，警察总局科长叶鑫甫和省政府秘书康叔平也先后摆堂纳徒。这三人都是青帮通字班。张学良率东北军入陕后，由沈阳来的青帮大字班王大同也到了西安。他在西安招收的门徒都成为通字班。这引起了当地青帮头目刘海亭、叶鑫甫的不满。而王大同认为，他本人是大字班的，招收的门徒理应就是通字班的，与刘、叶无关。由于刘、叶是本地人，又是当局的官员，因此，加入他们青帮组织的人很多。而王大同辈数大，加入的青帮分子辈数也大，有不少人加入了王大同的青帮组织。在抗日战争前夕，西安城就形成了两股青帮势力，二者之间的积怨也日深。

刘海亭为了排挤王大同，扩充自己的青帮势力，在政府官员和平民百姓中积极发展青帮分子。当时的政府官员中、有不少是刘海亭的好友，认识他的人也很多，加之刘海亭乐于助人，因此，政府官员中许多人加入了他的青帮组织。而平民百姓觉得刘海亭是个官吏，入了他的青帮，也算是有了靠山。西安郊区的一位农民王占青在灾荒之年向本村财主王兰福借了钱，由于利滚利，王占青在三年后仍未还清，王兰福硬要让王占青用自己的一亩好地抵押，王占青不同意，二人便打官司。王占青听说刘海亭招收青帮分子，加入后容易办事，便也加入了进来。王占青在打官司时，托人托到了刘海亭，在刘的帮助下，王占青终于保住了自己的地。这件事传开后，西安城内外的平民百姓，有许多人都加入了刘海亭的青帮。

刘海亭因与王大同有矛盾，一直想找王大同的把柄，但苦于无法下手，最后，决定行刺王大同。

刘海亭选中了一个叫赵龙山的人去当刺客。赵龙山本是无业游民，也会些武功。常常打劫商人，在当地是一霸。加入青帮后，给刘海亭惹了不少麻烦，刘一直想抓他入狱，考虑到他是自己的青帮分子，故迟迟没有动手。用赵杀王大同可谓是一箭双雕。

刘海亭将赵龙山找来，向他吩咐了此事，并答应事成后，让他在侦缉队当一名小队长。赵龙山考虑能得到刘海亭的重用，也乐于卖命。

一天晚上，赵龙山假装给王大同送礼，来到了王的住宅。王大同刚盘算完一批货，正在休息，听得有人求见，赶忙迎出去一看。原来是刘海亭手下的一个青帮小头目。赵龙山见到王大同后说道：“王大人在上，晚辈打扰了。”“大英雄光临寒舍，有何贵干？”王大同答道。“晚辈近来生活无着落，想在长辈的商店找点事干，不知长辈能否答应？”赵龙山问道。王大同一听，心中一惊，因为他知道赵龙山在西安南郊一带为非作歹，抢劫了商贩不少财物，岂有生活艰难之理？但在表面上却说：“你我都是青帮一家，何必客气？”王大同答应了下来。又闲谈了一会儿后，赵龙山便说：“多谢长辈关照，晚辈告辞了。”当王大同送至门口时，赵龙山猛地回头，抽刀刺向王大同，王大同是青帮老手，早有戒心，急忙闪开。随声喊道？“来人！”即刻，他手下的几个青帮分子，棍棒齐下，将赵龙山打死。

事后，刘海亭反咬一口，说王大同让手下的青帮分子，打死了前来谈生意的赵龙山，王大同也有口难辩，非常被动。随后，刘海亭又派自己青帮中的地痞、流氓，成群结队地到王的商店前骚扰。顾客们都不敢来买东西。有一天，王大同手下的店员，见到刘海亭帮的人拦一些顾客，气愤不过，上前制止。刘海亭的青帮分子上来围住这个店员就打。其他店员都是王大同手下的青帮分子，一起涌出，两股青帮分子混战在一起，秩序大乱。双方直打得力竭气衰，方才罢休。后来，经张学良出面，才算将此事平息。王大同深感在西安难以立足，便悄然回到了东北。西安解放后刘海亭逃亡上海，不久被捕病死于劳教所。

洪帮发财武威县

1913年，从兰州来的洪帮分子郝汉礼、秦大爷来到甘肃武威县，自称是同统山副山主，以卖茶水为名，发展帮会成员。他们为求得官府的支持，大力吸收衙门人入会，在武威县衙问内形成了一股洪帮势力。郝、秦二人死后（1928年前后），武威人伊万年、杨卫成了当地的洪帮头目，他们的人都是武威县衙门的补班头（捕捉盗贼的人）；手下有12个将爷，都是洪帮骨干，伊万年、杨卫凭借衙门的势力，欺压平民、无恶不作，人称“阴阳二太岁”。阴阳二太岁为了扩充洪帮在武威一带的势力，成立了“双龙山”，把帮会的组织进一步完善化。双龙山的纲领是：“重新设计引群仙，降世星辰烈满天，福寿宫里常摆筵，文兴武庆太平年。”口号是：“双龙山、忠义堂、长江山，福寿香。”

阴阳二太岁既是洪帮头目又是衙门的班头，他们最拿手的好戏就是“抓贼”，表面上是为民除害，实际上是借贼之手坑害平民。

他们抓来贼之后，令贼栽赃，诬谄好人，借此敲诈勒索。对于二太岁来说，抓贼如抓宝，每抓一个贼，他们就发一笔财，在他们的家中堆满了各种财宝，二人靠这个发了大财。当地人都说他们发了“贼财”。陈家沟有一村民陈大栓，因经常到外地做买卖，赚了些钱，不料家中被盗。这时全村的人都害怕起来，纷纷把自家的财物藏起来，以防贼被捉住后，将赃栽到自己头上。陈大柱见到村民都很紧张，心想即使报了官，自己的财物也不能追回，并有可能连累乡亲们。因此他就没有去报告官府。阴阳二太岁知道了这件事，大为恼火，派差役将陈大栓抓了起来，以护盗为由，将他痛打一顿，还坐了10天班房。

为了防止人们有贼不报，断了他们的财路，阴阳二太岁还想出了另一个“高招”。他们命令各村的村长，定期报本村盗贼的情况，不报者受惩罚。各村的村长为讨好他们，将各种小偷小摸之事都报给他们。这样一来，反倒做贼的人少了起来。后来阴阳二太岁不再抓贼了，又干起了“养贼”的勾当。他们在洪帮分子内部专门挑一批贼头贼脑的人，怂恿他们去做贼。每当盗窃财物后，做贼的就赶紧找抓贼的，抓贼的等着做贼的，每次出动他们都事先约定好时间、地点，允许这些“贼人”带着赃物跑回衙门，如此干起了明偷暗抢的勾当。多行不义必自毙，阴阳二太岁作恶多端，为人民所痛恨。后来，杨卫被人杀掉，伊万年在1940年，脖颈生了对口疮，疼痛不止，大叫身亡。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大西北，从商周秦汉以来就是蛮族入侵中国的桥头堡，而元明清以来又是穆斯林回教渗透中国的黑管道……它已经深深地“非中国化”。这种“地方特色”对于帮会的存在，也不得不打上了深深的烙印。

【第八章、台岛竹联】

1。天下第一帮

1949年，即民国三十八年，几百万人随着国民党政府一涌而入台湾，使整个社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陷于混乱状态。这些来自大陆各地、操着不同方言、有着不同生活习惯的外省籍人与本地居民挤在这块弹丸之地，所受的生存压力简直难以想象。大批青少年由于失业、失学或家长的疏失而流落街头，聚众斗殴。尤其是那些刚踏入人生大门的外省籍孩子，饱尝颠沛流离之苦后，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父母因苦于生计而疏于照顾，因此常受到本地弟子及社会渣滓的殴打侮辱，受的罪也就更难想象。渐渐地，他们开始抱团成伙，依不同的居住区、出气和就读的学校而形成不同的派别，以寻衅滋事、打架斗殴来渲泄心头的失落感和苦闷之情，用拳头和刀棒来维护各自人格的尊严，回敬仇敌的凌辱。

因“江南命案”而“闻达于诸侯”、“享誉”于海外的竹联帮，便是这些少年帮会中的声名最著者。

竹联帮是竹林联盟的简称，因其组建地而得名；正式立帮的时间是1953年，当时叫中和帮，由一个叫孙德培的中学生率领，其成员也大都是台北市永和镇的中学生。刚开山时，也只是十几个人的一支小太保队伍。

孙德培个子矮小，难免会常常受到那些人高马大的同学欺侮。他的父亲就请了龙虎武师教他武术，使其练就了一身娴熟的功夫。拳头硬了的孙德培在混战中崛起，由孩子王而为一帮之主，可以说是顺理成章。他率领手下的“五虎将”，与其他少年帮派争夺地盘，向摊贩收取“保护费”，很快就成了从萤桥到秀朗与永和交界的一条长街上的霸主。刺杀江南的现场主持人陈启礼，就是这个时期拜入中和帮，开始他的黑道生涯的。

一年之后，孙德培在一场帮派火并中打死了一个叫周天送的少年，锒铛入狱。失去头领的中和帮因“五虎将”的互不买帐而成分崩离析状，甚至有人投入了敌对的四海帮和万国帮。五虎将之一的潘世明于1955年率先组成万字帮，在水源地一带打天下；另一位虎将湛洲吾于1956年2月也拉出一个山头，组成三环帮，在台大、师大、泰顺街一带混世界。剩下来的帮众虽仍然奉中和帮为正宗，但常常内讧，属于强恕中学的学生与属于励行中学的帮众经常打得鼻青脸肿。结果，这竟然成了中和帮兴旺发达的契机。

1956年，以赵宁为首的几位“有识之士”，痛感于中和帮的中落，倡议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以克服分裂、重振声威。这一倡议得到不少好事之徒的响应，他们于6月的一天纷纷赶到永和镇竹林路尽头的一片竹林里，结成了所谓“竹林联盟”，即竹联帮。这时候你如果恰巧路过，走进这片茂密的竹林，便会幸运地看到这一番只能在章回小说中看到的情景：两百左右的中学生混混儿围着一罐酒席地而坐，都是一副郑重其事的模样。从中走出儿个头领模样的人来到酒坛子前，把三柄匕首一一插在地上，口中念念有词：“第一刀，插中央，叛帮出卖弟兄的，千刀万剐无人葬！”

“第二刀、第三刀，刀口刀刃向外方，齐心协力对外帮！”

三刀插毕，众人依次沥血入酒。几个帮众排开一圈大海碗，斟上血酒。

先是几个帮中头领，即后来的各堂堂主捧起海碗，口诵帮词：“竹叶飘飘片片生，竹棍光光根连根；狂沙万里皆竹联，做笑江湖唯竹尊。”诵毕，仰头将血酒一口饮下。其余帮徒，效仿首领们，一一来过。

成立之初的竹联帮，约两百来人，大都是安置国民党军人及家属的“军眷区”内的中学生。为表示对身在狱中的孙德培的尊敬，规定不设立帮主。帮中设堂，各堂有“掌法”一人，主管堂中事务。帮中大事则由各堂掌法会商处决。当时设了狮、虎、豹、凤、鸭五个堂口。其中鸭堂的掌法是周格，绰号“旱鸭子”的陈启礼便是他手下的一个小混混。这一时期，竹联帮主要在冰果店一带活动，以打群架、向摊贩和三轮车夫收保护费为主要活动内容。武斗时多以钢丝鞭、飞轮等“冷兵器”为武器，偶尔出现一、两把武士刀就称得上“现代化”的东西了。

进入60年代，竹联帮的势力开媳强盛起来，“旱鸭子”陈启礼脱颖而出，坐上竹联帮的前排交椅。旱鸭子的飞升和竹联帮与四海帮的“世仇”有关。四海帮的骨干分子是台湾大学的学生。1955年5月，一名冯姓和一名王姓的大学生，在台湾大学校园内召集了44名一二年级学生，以四海篮球队的“四海”为名，组成四海帮，成为台湾第一个最具组织规模的青少年帮派组织。四海帮的成员多为富家子弟，有些还是国民党高官之后，因而帮会的财政基础好，帮众的文化素质也高。他们以“有难同当，有福共享，打平台北”为口号，以“一条心，二不白（不白吃、不白嫖），三结义，四海为家”为帮诀，以某些帮众家的公馆为据点，活动于西门町、台湾大学、北商一带，专门找“凯子”打架斗殴。凯子就是他们看中的有钱好欺侮的富家子弟。竹联帮的陈启礼、董桂森这两个“江南命案”的首犯，在读中学时就当过他们的凯子。可以说，竹联帮帮众与四海帮的仇恨始于他们成为帮众之前。1957年9月，竹联邦初定“帮规”时，第一条就是“专门对付四海”。可见，打击四海帮乃竹联帮的第一使命。

竹联与四海的打斗几乎从未止息，双方的恩怨也就越结越深，1959年，四海联合文山、三环等几个小帮派，大举围剿竹联，迫使竹联退避三舍，含韬养晦。如果说黑道活动就是地下活动的话，这时的竹联就是处于地下的地下了。1960年，经过一年涵养的竹联恢复活力，并在春节之夜绑架了四海一个绰号叫加贝的头目，带到中和郊野施以酷刑，剃了他全身毛发。嗣后，竹联乘胜追击，收复失去的地盘，一时间名声大噪，不可一世。1962年3月6日，四海帮因犯案而宣布“解散”，帮中干将纷纷金盘洗手；竹联帮乘虚而入，宜捣四海帮老巢。使其一蹶不振，沉寂多年。此役的头号功臣，便是陈启礼这只与四海仇恨似海、在战斗中茁壮成长、在竹联帮内羽翼渐丰的旱鸭子。60年代前期，竹联帮在人才方面亦有充实，一批后来成为其灵魂人物的新鲜血液加盟竹联。1964年，在南海路帮担任“护法”之职的张安乐投身竹联，成为竹林中的一只“白狼”。此人旋即成为什联的狗头军师，在“江南命案”查审期间曾公开在大众传媒露面，名噪于海内外华人社会；向江南射出致命一弹的“鬼见愁”吴敦，也是在1965年与白狼前后拜入竹联。

这一时期，对竹联邦势力膨胀贡献最大的当数另一位新进人物绰号“杨站长”的杨剑平。他率领凶狠的“竹联远征军”四面出击，横扫台北市各地大小帮派，尤其是打下了西门町这块原瞩四海帮的“黄金宝地”，从经济上保障了竹联势力的进一步扩张。至1966年，竹联帮已有帚徒上千人。在接掌了台北市帮派的龙头地位之后，其远征军更南下台中、桃园、嘉义、台南、嵩雄、彰化；打拉结合、恩威并施，铁蹄所封，各帮派望风披靡，大有一统江湖之势，被当时的黑道许为“天下第一帮”。

2。黑道“现代化”

60年代后期，台湾经济起飞，现代化浪潮之中黑道角头帮会在组织结构、武器装备、观念意识等诸方面开始了“现代化进程”。

最早具有现代社会组织特色的是竹联帮的世仇四海帮。前面说过，四海帮的骨干是一批大学生，成员文化素质较高。建帮伊始，他们就效法其父辈治党治军的方式治帮。帮中元者十分重视人才的吸收和训练、订有考核制度。考核分初审、复审、决审；考核的项目包括体力、智能、反应、口才、仪表等。帮众有职业化分工，分属于战斗组、社交组、经济组、内务组等。四海帮也是最早走向企业化道路的黑帮之一。他们仿效美国的黑手党，以发展企业作为帮派生存的基础。除开设赌场、舞厅等特种营业之外，还在台北复兴北路开了个期货公司，大搞买空卖空，在买进卖出的差额上做手脚。参与期货买卖的商人如发觉受骗上当要报案，他们就亮出凶器，露出黑道的本来面目。有了本钱的黑帮进一步公开化，纷纷组建营造厂、建筑公司、煤气公司等合法企业，甚至开始插手演艺界，组成影业公司和大众传播公司，以暴力为后盾，包档包秀，从歌星影星身上大赚香艳之钱，又得皮色之便，可谓双倍的实惠受用。就在竹联帮拳打全岛之际，它也开始向它的世仇四海帮看齐，注重人才培养、组织管理与企业经营。其中发挥过关键作用的有灰鸭柳茂川、白狼张安乐、元老周榕，当然也离不了陈启礼这位竹联帮的“教父”。

1967年，柳茂川服役退伍后，靠着家中的万贯家私，从永和镇选了几十名竹联帮众，在新生北路“中兴妇孺教养院”中集训，成了竹联帮训练亲手的高等学府。这批未来的杀手每日里跑步、打球、练剑道，灌输帮派思想，传授黑道活动经验，交流临场打斗体会。柳茂川组织的这个“战斗堂”，实际上已具有一定的职业武装性质，后来竹联帮的突击队即是在此基础上组建而成。

大约在1967年底，陈启礼在赌场中结识“赌博郎中”陈仁。旱鸭子慧眼识英才，将其网罗入帮，从此两人通力合作，一个诱“凯子”入局，另一个则凭高超的作弊手段榨财，自然是财源滚滚、财星高照。早期竹联帮众靠家里零用钱接济度日的时代一去不再。

1968年，竹联帮杀手型巨头之一，绰号“杨站长”的杨剑平因打斗犯案，与几名竹联头目相继入狱；1970年7月，“赌博郎中”陈仁私吞帮中60多万元台币的基金后想抽身脱帮，并向警方请求保护。陈仁的叛帮行为迫使新近成为帮中实际上第一号人物的陈启礼不得不动用帮规，清理门户。否则既不能服众，也不足树威。旱鸭子派出张如虹等三人，在西门町闹市区找到陈仁，将其连砍三刀。竹联帮于光天化日之下在街头人群中行凶杀人，震动了整个台北，成了当日各大小报的头条新闻，警方因之大力搜捕陈启礼等人。7天后，陈启礼在台南市的藏身之所被逮捕，送绿岛管制6年，作了当代最著名的知识分子李敖的“同窗”。

竹联帮巨头纷纷落入法网，一时间元气大伤，进入不景气阶段。这时“白狼”张安乐在几位帮中头领的敦促下粉墨登场，重组竹联。张安乐是淡江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凭着学得的一些历史知识，模仿满清八旗旧制，组成了“新竹联”。新竹联制定红、白、黄、蓝、黑、灰各色旗帜、用虎、豹、龙、狮、熊、凤、狼、鸟为名立堂，确立堂口制度。每堂有堂主、护法、副堂主等人，张安乐自任总掌法，遥尊陈启礼为总堂主大哥。新竹联在其成立大会上确立了遍设赌场广开财路、吸收新人扩大基层组织两项方针大计。

张安乐意识到在工商社会之中，发展组织最有效的途径也是最根本的前提条件是能搞到钱，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组织才能生存壮大。暴力只是手段，暴利才是目的。因此，他在广辟财路的同时，完善了帮内财务管理体制，建立了所谓“母金提留与流动资金的分层管理制度”。其要点是，基层组织开赌场及收取的“保护费”、“抽头”，分层上缴留成，缴入总堂的称为母金，平时不得动用，专为受警方通缉的在逃帮众和抚恤入狱帮众及在打斗中死伤帮众的家属而备，也可以视财政状况的好坏而作为开设新企业的本金。竹联帮的基本成员都是些在校或中途退学的中学生，打架虽然狠凶，常常令四海帮的大学生帮众望风而逃，其仪表风度却没法儿跟人家比。张安乐出掌新竹联后，一方面向他们灌输“国家民族”观念，进行“思想政治工作”，另一方面教他们待人接物的礼数，把他们手上的破表换成金表、布鞋换成皮鞋，让他们脱下牛仔裤、T恤衫，换上了西装领带、名牌衬衫。在张安乐的着意整顿下，这批新竹联小兄弟的帮派意识已初步成熟，其手下“鸟”、“狮”、“豹”辈的弟兄一个个沐猴而冠，为人练达起来，亦能担当独挡一面的重任了。

白狼张安乐虽然宏才大略，但资历不深，难令以周榕为首的老竹联帮众眼气。这期间的竹联实际上分成了新旧两派，双方各行其是，互不买帐，后来在柳茂川等人的协调下，才勉强组成松散联合。这期间发生了新竹联分子在台北街杀人为警方通缉的事件，新竹联在警方压力下被迫解散。同时，张安乐也因帮内分子的明争暗斗而心灰意懒，于1975年去美国留学深造。

在陈启礼被管训之后，竹联元老周榕成了名誉老大。周榕早在中和帮成立之初就是“五虎将”之一，排名“老幺”，竹林结盟之后，仍然位居“老幺”，是陈启礼的顶头上司。他可以说是竹联中自始至终仅存的资深头目，即使作了竹联帮教父的陈启礼，对他的所作所为也不大管束，留几分香火之情。周榕曾在国民党军队干过几年，混到少尉军衔后退役。退伍后的周榕立即与往日的竹联兄弟沆瀣一气，开赌场、办公司、插手演艺界，是竹联邦走向企业化道路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周在作期货生意时结识了日本最大的黑社会组织“山口组”的重要成员永野一郎、未户千秋等人，于是走向黑道国际大联合的道路，双方在台北敦化北路国泰金融中心买下两层楼面，办起了“香港恒升国际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

这期间，竹联帮在武器装备上也逐步实现了现代化，进入“热兵器”时代。他们用已掌握的现代化武器，与“世仇”四海帮狠狠地干过几仗。先是与竹联帮交往密切的港台武打阴星王羽等一干竹联兄弟，在台北民生西路杏花阁酒家，为争夺一个绰号叫“贵妃”的粉头而与四海帮人马大打出手，开枪见血，酿成所谓“杏花阁大血案”。其后，已入竹联帮的王羽在台北南京西路天厨餐厅吃饭时为四海帮头目刘伟民所派的枪手暗算，受重伤后幸免一死。不久之后，台北法庭开庭审理“天厨餐厅血案”，王羽手下竟在法庭走廊上当众砍了四海帮头目刘台生一刀，造成轰动港台各界的“法庭大血案”。“三血案”之后，竹联帮为警方所忌讳，气焰稍有所抑。

1976年，旱鸭子刑满获释，飞回台北。他先是有过脱离黑道，过普通人生活的念头，多次拒绝与往日弟兄来往。但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方面是往日弟兄的拉，另一方面是警方与社会大众的推。于是，在白道上谋生有成的陈启礼再度下海，重整竹联帮。

在监狱这所大学校磨练成熟的陈启礼如今已是今非昔比，更上层楼。竹联帮在他出任总堂主后，势力急速扩充。到80年代初，已有“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天、地、至、尊、万、古、长、青、东、西、南、北”等28个堂口，每堂二三百人不等，最多者800多人，总计约有三四万人之众。其基本帮众仍是失学、逃学的中学生，称为“竹叶青”。一时间，“竹叶青”满街走，竹联帮处处有。竹联各堂口之间基本上独立活动，只维系一个联盟的形式。但陈启礼由各堂口中挑选出了一批强悍的帮众，组成所谓“竹联帮突击队”，由总堂直接指挥，专门用于需要显示武力的场合。因为组织过于庞大，各堂口之间有时也会发生争夺地盘之类的打斗事件，连陈启礼这样智勇双全、德才兼备的人有时也觉鞭长莫及，难以控制。

竹联帮各堂口以收保护费、开赌场、搞色情特种营业为重要经济来源。除控制电影院、戏院、夜总会及其他娱乐场所外，还拥有各种合法商店、公司，从事建筑、水电、桥梁、公路、铁路等工程的承包施工，并开设银行，投资金融事业，代办运输，插手营运业等等。陈启礼为扩大社会影响，还极力打入文伦圈，出版报刊杂志、直至侧身于社会名流。据好吹牛的“黄鸟”陈志一透露，竹联帮实际上控制了台北市50％以上各类型生意。财大气粗后的竹联帮鸟枪换炮，除各堂口配备有先进的枪支弹药外，还有武装组织“突击队”和训练专职打手、杀手的训练营。从1982年起，在石碇山区、鹭鹚溪畔的训练基地，每三个月就有一批职业凶手学成毕业。竹联帮还拥有自己的律师，“拿法律玩玩”还不算什么，甚至插手地方选举、操纵地方政治运作。处于鼎盛期的竹联帮，更把其势力延伸到港澳和海外华人社会。这期间，赴美留学、经商的竹联骨干分子“青蛇”邓国沣”“黄鸟”陈志一、“白狼”张安乐等人在美国打下了基础，其成员遍布纽约、洛杉矶、旧金山、休士敦、费城等大城市，号称1万多人。在香港，竹联帮设了分堂——侨堂，帮众约150多人，大都栖身于娱乐圈或体育界。另外，日本、新加坡、泰国、菲律宾、南非等地也存竹联帮的势力。上述国家和地区与竹联帮挂钩的黑社会组织计有：日本的山口组、赤旗军；美国的华青帮；菲律宾的虎克党，香港的十四K等。

据台湾特务机构透露，1985年前后，竹联帮主要堂口及头目如下：

总堂主：旱鸭子陈启礼

总护法：鬼见愁吴敦

执法：陈功

总巡查：幺幺黄少岑

巡查：汪沛雷、船长林庆增、小蔷薇张启民

忠堂：堂主董桂森

孝堂：堂主花枝花继忠

仁堂：堂主项美华、副堂主冯在政

爱堂：堂主刘振南、副堂主张恕隆、汪裕弘

信堂：堂主蕃薯邱文钦

义堂：堂主大锤杨榕顺

和堂：堂主周士弘

平堂：堂主小鬼黄云龙

天堂：堂主狗仔王国庆

地堂：堂主李宗奎、副堂主张北华

至堂：堂主小佛张伟华

尊堂：堂主彭荣沪

万堂：堂主阿斌

古堂：堂主阿南陈水南、副堂主郑文斌

长堂：堂主郅长老

青堂：堂主老鼠何根成一帆风顺的陈启礼这时已是得意忘形，不思进退之度，竟想效法青帮大亨，作杜月笙第二。1984年8月，陈启礼从国民党情报局局长汪希苓处接受刺杀美籍华人作家刘宜良（笔名江南）的密任；同年10月15日，江南命案发生；同年11月13日，台湾当局为了控制局势，掩盖江南命案真象而实施所谓“一清专案”，陈启礼第一个被捕，此后，竹帮重要成员数百人相继落网。

1985年1月，潜至日本的竹联帮“冷面杀手”刘焕荣被日本警方逮捕，随之移交台湾当局。

同年9月16日，竹联帮在美国各大城市的分支机构被美国联邦警察局破获，首要分子无一漏网。

同年9月20日，杀害江南的凶手之一董桂森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被捕归案，引渡美国。

至此，横行江湖三十年的竹联帮元气大伤，一蹶不振。但有道是，百足之虫，虽死尤僵，谁也吃不准这个黑道大帮会有没有重振雄风之日，东山再起之时。

杜月笙第二

前面说过，旱鸭子陈启礼于1962年率领一帮弟兄端了四海帮的老巢。竹联帮由此兴旺发达，成为“天下第一帮”，陈启礼也因此脱颖而出，进而成为该帮的龙头老大；1984年，陈启礼受国民党利用，制造了震惊海内外的“江南命案”，导致竹联帮土崩瓦解、一蹶不振。因此，可以说竹联帮的兴衰与旱鸭子有着密切的关朕。而旱鸭子从一个受人欺诈的中学生成长为名噪海内外的黑道一霸，在台湾新一代黑道帮派人物中，也可说最为典型。

陈启礼祖籍江苏太仓，本人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1949年，7岁的陈启礼随着父母一道去了台湾。

陈启礼的父亲现在是台湾一家大报《联合报》报社的人事室主任，名叫陈钟曾。在大陆时曾任职于四川省政府，到台湾后，长期任法院推事。陈的母亲也在同一家法院的财务法庭担任书记官。有一句老话，所谓“严义慈母”，用在陈启礼头上可以说再恰当不过。母不仅慈，而且在其丈夫前还显得懦，这样一来，在一般中国家庭常见的那种“父亲手挥鞭，母亲身相护；父训于前，母哄于后”的场景，在陈家本见不到。虽然有“棒头出孝子”之说，但出个把反叛之徒也不足为奇。

陈父可谓典型的中国旧式文人，谨守书诗传家的传统，从小就对陈启礼抱有非常高的期望，用一整套严格的礼教规范来要求他、训练他。他本人熟读典籍、书画亦佳，颇有几分才气，对于将来要担当“光宗耀祖”重任的儿子，书画琴棋，无所不教。更有甚者，陈启礼刚刚10岁的时候，就得每天清晨4点钟起床，用手推石磨为全家人磨早餐吃的豆浆，因为按陈父的逻辑，也是孔圣人的逻辑，欲成非常之志，先受非常之苦，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怀才不遇的父母期望在儿女身上看到自己未曾取得的成功，原是一般人都能理解的人之常情，但陈父望子成龙之心太切，其训练陈启礼的方法，似乎着着在考验儿童潜力的极限，其结果如何也就不难揣测。刚刚10岁的陈启礼，当然不能理解老父的良苦用心，小小年纪便视上学为解脱，视回家为畏途。在解脱的天地里自由地释放家庭中压抑的能量，也就成了他维持身心平衡之道。因此，他个儿虽然不大，在学校却以好勇斗狠出名，常常与同学们打得头破血流。特别是在大陆籍孩子与台湾本地孩子发生争斗时，陈启礼总是冲锋在前，每仗必打，很快就成了他那一茬大陆籍子弟中的“孩子王”。而每打一仗，必有人上家来哭诉，因为同学们吃准了法官先生家教之严，每告一状自有上顿重重的板子等着陈启礼，每挨一顿板子，陈启礼幼小的心灵就会与这个家庭，社会拉出一段距离，他开始寻求一条自我解脱的道路。14岁的陈启礼在强恕中学时，遇到了一件改变他整个人生态度的事。有一天，他的手表和钢笔在回家的路上让一个大他几岁的少年抢了，他先是找了父亲，又找到老师和校长，学校和家庭在解决这件事时却显得无能为力，近在身边的强徒不仅未受丝毫惩罚，被抢之物竟然也索之不得。从此之后，陈启礼对家长与社会抱有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终于破灭，得出了第一条不是来自家长和老师的人生哲理：家庭和学校并不能真正替他解决什么问题，朋友和拳头才能在困难面前显出力量。陈启礼之父后来忆及此事，曾感慨良深地说道：“当时，我看到他那满是失望的眼光就明白了，这孩子以后在外面不管遇到什么事，都不会再来告诉我了。”

其实，早在1952年，12岁的陈启礼就加入了中和帮，在“中和五虎将”之一的周德新、“老幺”周榕的带领下开始混江湖。为了逃避家长的监督，他每天骑车到学校，把车放到学校附近之后再到竹林中向周榕等大哥报到，然后或盟兄盟弟们比划拳脚，或与仇人对头动拳动脚。下午放学的时候，他便回学校附近取了车骑回家，俨然学后归来。久而久之，陈父当然不会被蒙在鼓里，眼见儿子越来越野，便与学校商量好，要儿子每天带一本联络薄，由上课教师签上上下课时间后带回家，缺一节课便是一顿板子。这样一来，陈启礼干脆连家也不回，由逃学而至逃家了。

陈启礼第一次离家出走是在他14岁的时候，也就是他对家庭与学校彻底失望之后。他后来曾向朋友描述过当时的感受：当他从睡梦中惊醒，发现自己不是睡在家中的床上，而是躺在一栋破房的干草堆里时，心中有种难道其妙的轻松感。他感到了完完全全的解脱，完完全全的自由自在。从此之后，他便决心自己管自己的事，自己拿自己的主意。因此，陈启礼常向朋友们表示，他最恨人家说他是因为家教不严而走入歧途。不，他是因为老子管教太严了，要求太高了，这才走上了反叛之路，开始他的黑道生涯的。

1956年，永和镇竹林大结盟之后，陈启礼与他的中和兄弟们自然转入竹联，成为鸭堂中的一员悍将。因他打起架来不要命，只知进不知退，“赢”得了“悍鸭子”的称号。又因他不会游泳，每次弟兄下河戏水他总抱膝而观，悍鸭子便成了旱鸭子关于其绰号的来历还有一说，亦与其作战勇猛有关。陈启礼加盟竹联不久，陈父将其转入南强中学，企图把他与那帮不良少年隔离开来。但此时采取任何措施都已嫌晚，陈启礼反其道而行之、与“青蛇”邓国洋等人组织了“南强联盟”，成为竹联帮势力扩充时期的一个重要分支组织。从此，陈启礼由一个普通的帮派小喽罗成了颇有点权势的黑道小头目。

陈父的“意志训练”未在“光宗耀祖”时建功，先在帮派火并中立威。

有一次，从中和帮分裂中出的三环帮一个老大因小事与陈启礼起了争执，将陈的左臂砍伤了，陈父见他整天吊着绷带养伤，一心想着伺机报仇，这时已不敢教训他了，只是担心儿子有仇必报不服输的性格，会闹出人命大事，便拉扯上陈的母亲四处跟踪陈的踪迹，想诉诸母子之情来消弥一场大祸。但任凭父母喊哑了噪子，陈启礼吊着发炎红肿的膀子躲在酷热的竹林之中就是不出来。陈父知道儿子强烈的复仇欲和自尊心只能用软的办法，便老着脸皮找到那个三环帮老大的父母，说服他们带着儿子向陈启礼当面陪话示小，这才化解了一场怨祸。

1959年，陈父在无可奈何之中竟出新招，把儿子亲手送到了台北市警察局的“特别保护室”，试图做最后的挽救工作。在陈启礼铁窗独处的日子里，陈父每天下班之后便来陪他，教他念《古文观止》，诵“四书五经”。然而，已开始自己写自己的人生哲学的陈启礼，当然不会把这些腐懦之论放在心上，他要在自己的人生哲学指导下走他自己的人生之路。

1960年，陈启礼考入当时的淡江文理学院五年制专科学校，即现在的淡江大学，学的是测量专科。在积极投入黑道活动的同时，居然能通过各种各样的考试，而且成绩优良，倒也能说明他天赋不低。陈父每每见高分成绩单，于忐忑之中颇觉欣慰，以为浪子回头有望，然而，1962年发生的事使他对这个聪明的儿子又一次失望了，彻底失望了。

1962年，陈启礼率领一帮弟兄端了四海帮的老巢，由此一飞冲天，成了竹联帮最具实力的老大之一。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彻底地与学校割断了联系，成了一名名符其实的职业黑道头目。

1967年，有勇有谋、智勇兼备的陈启礼成了竹联帮的头号老大，开始掌管一帮大事。这时候，他结识了一位重要人物，台北市理发公合会长、红楼剧场经理陈惠文。陈惠文早年混迹于大上海的十里洋场，当过青帮的小头目，是杜月笙的再传弟子，到台湾后，陈惠文先在台北西门町落脚，广结社会下层的三教九流，一度拥有三百多名弟子，并想侍机恢复青帮组织。陈启礼与他相见恨晚，从他那里听到了不少杜月笙的黑道轶事，也学到了不少的黑道经验，尤其是用暴力控制娱乐场所的“知识”，陈启礼现炒现卖，竟是大获成功。他把自己的手下干将派到舞厅、夜总会等娱乐场所充任“业务经理”、“场务经理”，真是外行领导内行，铜钿滚滚入帮。可惜好景不长，良师益友陈惠文的所作所为早为警方所忌视，在陈启礼与他相识数月之后被警方抓到一点由头，被判管训三年。

这时候，陈启礼的个人生活中出现了绯色，一个艺名“曼娜”的舞女成了他的相好，曼娜的真名已不可考。与陈启礼一样，她也是读过两年大学后中途退学的，只是陈启礼是因为要干黑道而主动弃学，她则是因为父亲盛年早逝，家中唯一能挣钱的顶梁柱垮了。她之为舞女，原也只利用业余时间挣几个钱，一来帮妈妈养活弟弟妹妹，二来为自己弄几个学费，然而，377这种场合里混久了难免染上恶习，又无陈启礼边干黑这边拿高分的才能，退学就舞也可谓是迫不得已。

如今的陈启礼已开始走向成熟，在黑道生涯中打滚，陈启礼逐渐悟出了一点道理：要想在危机四伏的黑社会站稳脚跟，除了心狠手辣之外，更需要的是运筹帷幄、以智降力。尤其在现代社会中，动辄拳们相向、凶相华露，最多只能成为一个逞凶于一时的流氓打手，决当不上杜月笙那样的流氓大亨。为竹联帮发展，他可谓殚精竭虑、费尽心机，常常彻夜不眠。在社交场合、他每每显得谦谦有礼，陈父早年对他进行的“礼仪训练”又开奇葩。加之他人长得清秀，赚了大钱之后衣着入时，作了帮头之后气度不凡，的确是一般倩女梦中王子。曼娜与他一筹而情动，她作了他怀中的人儿。他作了她心中的人儿。这在丈夫夜夜换、新娘时时有的风月场中，可谓是一件颇为罕见的事儿。

自与陈启礼相识，曼娜即抽身舞场，不再接待外客，虽知陈不会认真对待，也要勉力为其尽一时之欢。一年之后，陈启礼正式娶妻生子，曼娜即杳如黄鹤，从陈启礼的生活中彻底地消失了。如果不发生意外，她如今当还在台湾某地，或为良家妇、或为寮中娼。但不管为良为娼，对于铁帷重重之中的陈启礼，也只有遥寄相思，暗忆往昔了。

1968年，复活了的四海帮联合三环、文山等几个小帮派起而反抗，企图改变竹联帮独霸江湖的局面。竹联帮虽然捷报频传，但“杀人一千，自伤八百”，自身也陷入穷途末路。为摆脱这种不景气的状况，陈启礼广辟财路，进而谋求武器装备的现代化。他先和警界一名姓何的退休警察搭上了线，通过他认识了在中山区开餐馆的陆某。陆某受够了牛埔帮的压榨，便投入竹联帮，出资为竹联帮购买枪支弹药，帮助陈启礼迈出了武器现代化的第一步。一块肥肉溜入竹联帮之口，牛埔帮当然感到不满，即使为着本帮在黑道中的声誉，也必须起而反击。1970年，一场久经酝酿的帮派大火并终于在七七餐厅爆发。在这场战斗中，竹联帮亮出了四支手枪和一支卡宾枪，牛埔帮则动用土炸弹还击，成为黑社会帮派进入热兵器交战时代的标志。

通过这一场大交兵，陈启礼更深刻地认识到，在已成为现代工商社会的台湾要发展黑社会帮派势力，必须走全面现代化的路子，仅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是不够的，还要有现代化的组织分工方式、现代化的管理体制。于是，把竹联帮逐步改造成类似美国黑手党式的帮派的目标在他心目中确立了。陈启礼认为最重要的是首先使竹联帮“按理性的原则行事”，消除原始黑帮间义气用事、无利可图的争斗，即使有了仇隙，也要通过“讲道理”的方式解决，不要凭藉武力逞一时之快。为此，他一方面改革帮务，一方面向往日的冤家伸出和解之手，准备和组建四海、文山、三环、牛埔五大帮派的兄弟联盟，以达共同谋利、五马分肥、共存共荣之目的。一时之间，陈启礼因讲义气、讲道理、热衷于主持公道而在台北黑社会名声鹊起、地位日重，成了黑道上名副其实的第一人。

1970年7月14日，就在陈启礼踌躇满志、宏图大展之际，发生了“赌博郎中”陈仁卷款叛帮，陈启礼为正帮规而指使子下将其重伤的事件。旱鸭子因此事一跤跌入谷底，竹联帮也因此一度中落。

原来，陈仁之叛帮固然因为见钱眼开，也不是没有金盆洗手、为老婆孩子谋一份安稳日子过的想法，主要是受了一名索379贿未成而与陈启礼翻脸相向的刑警组长的唆使。这名刑警组长曾出面为一个木材商摆平赌债，想借职业的力量压制陈启礼。陈启礼于谈判的餐桌上当场翻脸，根本不吃他那一套。说来也是陈年轻气盛，尚未完全成熟。他一脚踢翻酒席，点住木材商的鼻子威胁道：“到期还钱，一毛不能少，否财要你的好看！”又转头对那位警官大人道：“你干你的警察，我干我的流氓，咱们井水不犯河水，没什么可谈的了！”

殊不知，井水固然不犯河水，河水泛滥起来则有可能淹没井水，而流氓与警察的关系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兵戎相见，绝不可能出现井水不犯河水的情形。于是，刑警组长与陈仁演出了一场双簧。陈启礼在顺境中过了一段顺风满帆的日子后不愿退让，亲自携带利斧化装成油漆工，先后多次前往汉中街华美整形医院找“赌博郎中”算帐，直至怂恿张如虹等三名帮众将其杀伤。陈仁重伤后奄奄一息，却奇迹般活了过来，于是将竹联帮核心人物及砍伤他的前后经过和盘托出，警方将以陈启礼为首的竹联骨干及酒店合股人陆、何两位老板一举成擒。

1970年10月，陈启礼被提起公诉，判刑三年。也算是祸不单行，在他服刑完毕时，恰逢台湾国民党当局制订“防治青少年参加不良组织方案”，在1977年第一次办理“不良帮会自动解散登记”，陈启礼因之“青春二度”，被送往专门关管训政治死囚和甲级流氓的绿岛（即火烧岛）服刑，成了李敖的学年弟。李敖是当代中国最著名的一位知识分子，不仅挥笔痛骂国民党及其“大有为政府”，对那些一面向国民党当局献媚、一面又向台湾大众邀宠的党外文化人等也是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因此为国民党所不容而于1972年以煽动叛乱罪被送入绿岛，又为高级小市民型的台湾知识分子所忌恨而冠之以“文化太保”。从此后，一文一武、一假一真两个太保在风光旖旎的绿岛之上比邻而囚、同监受训，直至1976年，国民党政府因蒋介石逝世而大赦，一龙一蛇重入江湖。

绿岛风光美丽，祖居于此的亚美族人的古朴风俗亦令人陶醉，其为台湾之圣赫勒拿。国民党当局看中了这里四面环海，交通不便，若置犯人于此，即使逃出监狱也难逃岛外。有关绿岛监狱内的种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酷刑传闻，早在台湾大众之间广为流传，即使是黑道之中杀人不眨眼的硬角色也闻之色变，视为人间地狱。若一个黑道角头敢以“进绿岛”来起誓时，对其给予信任绝不会有错。

陈启礼被囚于此，受尽了人间折磨。数年之后，每当他酒醉谈起这一段往事，仍是唏嘘不已，泪洒衣襟。除了最残酷的各式刑罚，他还被逼吞吃自己的大便，甚至惨遭剥皮之苦。台湾狱政的黑暗更加扭曲了陈启礼本来变形的灵魂，更加坚定了他彻底反社会的决心，可谓是继陈父早年所谓“意志训练”之后的又一次“意志训练”。陈启礼没有被压倒，他在一次次非人的折磨中变得更成熟、更坚强了。

五年的苦囚生活，也使陈启礼有了一个相对平静的环境。他开始苦读父亲寄来的古文史书，咀嚼自己的人生经验，反思黑道生涯的点点滴滴，并与历史人物的成败得失印证检讨，终于写完了他那黑道哲学的最后一章。以后的事，就是如何适时运用了。

尚在狱中，陈启礼就迫不及待地要检验其哲学的“真理性”了。有一次，他为了试验“众口铄金”的效果，利用出庭时同乘一辆囚车的机会，把一个流氓头子的嘴堵住，狠狠地揍了他一顿。回到狱中之后，他又让人大肆造谣，说那家伙如何如何“草鸡”，如何如何下跪求饶，架子倒尽，丑态百出。有人不相信那个平时骄横霸道死硬到底的家伙会如此丢人下作，乖乖就范，陈启礼又心生一计。当晚，他和几个同伙夹在那家伙两边睡下，乘夜深人静，故作抽泣之声，再以耳语向挤得密不透风的囚犯们低语：听，那小子做梦都在撒猫尿求饶呢！果不其然，此事第二天就在狱中轰传开了。一个黑道上响当当硬梆梆的人物的名声就此毁了。

另外，监狱中的劳改生活也成了他试验管理方法、锻炼领导能力的场所。他运用黑道经验与科学管理相结合的方法，把同车间劳动的犯人按各人的体能和工作经验分成不同的几个小组，采取分工协作，按特长承包工作的流水线作业方式把整体生产联系起来，成效很是突出。几乎每次评比，陈启礼带领的职训班所做的外销纸花都超额完成任务，名列前茅。

五年的牢狱生活，虽然改变了他那锋芒毕露的外观，却没有磨去他桀傲不驯的棱角。他将锋芒深深地敛起，用仇恨的毒液磨得更加锋科。他变得老谋深算了，即使受到故意刁难，他已不再暴跳如雷。就是跳，他也是事先想好了跳的后果，觉得跳一下后果更佳才跳。

监狱真可谓是一座大学校，它代替淡江大学成了陈启礼高分毕业的唯一一所大学。在这里，栋启礼真正获得了作杜月笙第二的资格。

4。驰骋黑白道

1976年，“先总统蒋公”的故世为陈启礼签发了“绿岛大学”毕业证。

但此后的一大段时间里，其所作所为说起来却颇令家人高兴，他似乎一夜之间改过从善，成了孩子的好父亲、妻子的好丈夫、父母的好孩子。他的名字被列入《工商企业名人录》，并获得过英国伦敦公布的“世界对社会公益事业卓有贡献者”称号。我们虽然知道他再入黑道的原因，却实在不明白他忽然改恶从善的根由，因此，叙述这一段历史时，我们只讲行为，不谈动机。1976年的某二天，在台北市辛亥路四段的一栋小搂前，出现了一个脸色苍白、头顶早谢的三十出头的男子，浑身上下只有一双眼睛能表明他不是一个穷途末路之人。然而，面对白发苍然的双亲、木然呆视的孩子，他的眼神也很快变得黯然。

两个女儿望着这和陌生的穷汉不知所措，当她们的母亲哭着扑了上去后，方知面前的就是铁窗相隔六年之久的父亲陈启礼。

我们吃不准是否就在他拥着痛哭的妻子、望着衰老的双亲、听着女儿呼叫“爸爸”的陌生声音之时，已然决心退出江湖，脱离那种终日寻仇斗勇、眦仇必报的险恶生涯。反正自他出狱之始，似乎便踏上了一条靠劳动吃饭、凭双手发家的生活之路。昔日的竹林兄弟送来几百万开办赌场的本金时，他断然拒绝，宁愿去建筑工地做监工，甚而作沿街榄活的油漆工、四处求人的小广告代理商人。

在他做临时工的这段日子里，他们家的生活水准大概属于全台北市最低的档次了。由于收入少且不稳定，吃饭的人口多，陈启礼常常不得不靠打野狗，或偷偷到寺庙的放生池钓乌龟甲鱼，为菜色满面的妻女找一点营养品。而以他这样自尊心极强的人，在干这种事时常常受到奚落甚至痛斥后，居然能忍气吞声，低眉顺眼而退，似乎确曾表明这时候的他已成为一个我们司空见惯的中国式社会顺民。

手头积攒了几个钱后，陈启礼开始小心翼翼地经起商来，他先后经营过电子工厂、不锈钢管业、重机械进出口贸易等买卖，似乎都不太成功，家庭经济状况虽有所好转，但未有太大的起色。直到他接手一家正在亏损的消防公司，经营消防及水电设备后，才开始从根本上改变经济状况。

即便当临时工卖苦力，生活又困难，陈启礼仍坚持抽空学习各种现代科学知识，短短的三年时间，他自修完了他早年半途而废的学业，并获取东吴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大学学历。进入商界之后，他又开始自修现代工商管理及财政金融等科目，并努力使其所学运用于经营实践之中，不仅靠资本赚钱，亦靠知识赚钱。到1984年，陈启礼靠着系统的知识、黑杜会的关系、不服输的个性和善于迎合新潮流的灵活头脑，已成为承安水电工程公司常务董事，台北市消防公会常务董事，几乎控制了台北市所有的水电消防工程项目。经商时期的陈启礼能伸也能屈，即使别人欠公司几百万元帐也不去追讨。逢年过节，他还给一些政府官僚上供，给警察老爷送礼。曾听一位茶店老板说过，陈启礼每次为送礼到茶行买茶叶时，总是笑嘻嘻地对伙计们说：“我要给那帮贪官污吏送礼，你们拿些次茶给我，只要用上好的包装盒就行。那些酒囊饭袋懂得什么，别让他们糟蹋了好茶！”

陈启礼真正切身感到白道权势之重要是在197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陈认识了一个姓杨的人。杨某告诉他，如果他肯拿出300万元新台市行贿送礼，就可以承包到国营或公营事业的工程项目，这些项目的承包权几乎为国民党权贵子弟及亲信们全部垄断了。当时他的经济底子还很薄弱，但经过反复思量后，陈启礼决定孤注一掷，取出所有存款，加上东挪西借，凑足了300万。果然他就此一举成功，发了起来。

腰缠万贯的陈启礼并不以作一个安乐富翁为满足，又开始以“名”和“权”为目标，为其日后身败名裂，再沦绿岛埋下了伏笔。

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知名度，陈启礼确定的第一个步骤是办报纸。他先是接过了日渐亏损的《华美日报》，由于看不到什么起色，又与余祥生另辟疆域，创办了图文并茂的杂志《华美报道》。余祥生即原《华美日报》的独家股东兼社长，就在他这家报纸迹近倒闭之时，陈启礼向他伸出救援之手，从此，余祥生便在报业同仁中获得了“黑道新闻局长”的头衔。名声故然重要，但应使自己不受金钱方面的损失为前提，老是赔钱办报的傻事陈启礼是不干的。他办《华美报道》，第一宗旨乃是杂志的销路，销路好才能赚，杂志才叫得响，他这个昔日的黑帮分子才能藉著名杂志的发行人身份一跃而为文化名人、社会贤达。为此，陈启礼向来编们宣称：“没有耸人听闻、轰动社会的内容绝对不允许出刊。”在陈启礼一手策划下，《美华报道》创刊号果然“出手不凡”。歌星上官明莉的全裸照片赫然出现在封面，里面的内容也是香艳刺激，有色有血。诸如“亚洲羚羊”纪政的婚姻内幕、“青蛙王子”高凌风被枪击始末，还有竹联帮的老大之一、曾与陈启礼联组“南强联盟”的青蛇邓国沣如何涉及杏花阁争夺酒女“贵妃”的血案，潜逃海外后摇身一变而为华侨领袖人物的传闻，均是绘声绘色、添油加醋地编成故事和盘托出。而国民党党外“党员”许信良在美国自杀的内幕，则完全出于陈启礼的杜撰。

经过精心谋划，陈启礼邀请了一大批新闻记者，在发布《华美报道》创刊号正式面世的消息时，同时亮出了上官明莉的裸体原版照片，企图一鸣惊人。然而，在报刊同业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官办的时报系统因其《时报杂志》的销路受到影响而对《华美报道》大加挞伐。最后，《华美报道》被指控为与原发行旨趣，即以报道工商财经问题的旨趣不符而遭到查禁，受到停刊半年的处分。

陈启礼遇挫不馁，高招叠出。他以退为进，不仅挽回败局，并藉此一举成各。一方面，他将杂志改换一下名称《美华报道》重新登记出刊，另一方面又以杂志社董事长的身份公开亮相，接受同业杂志的“访问”，向全社会吹嘘创刊动机和刊登上官明莉全裸照片的始末。这样一来，原来影响不太大的杂志反而身价倍增，销路更畅。他自己也因此与权倾一时的国民党将军王升同时成了一家很有影响的刊物《在野者论坛》的封面人物。

陈启礼业已证明，在黑道中积累的经验用于白道上的企业经营可以大赚其钱，将黑道的手法稍作修订，用于办报出刊也能大获成功。《美华报道》第一期就以报复《中国时报》老板、国民党中常委委员余纪忠为目标，集中报道了余纪忠的爱将王笃学兄弟的风流帐，极尽嘻笑怒骂之能事。陈启礼使用的手法高明之极，不留丝毫予人可乘的痕迹，余纪忠只好服输，央人出面请陈启礼酒肉一顿和解了事。

陈启礼一着得手，又花样翻新，在《美华报道》上办了个“大亨摘星点将录”专栏，专事向财界大亨、娱乐界明星敲榨勒索，若有不肯就范者，使在“点将录”上见高低，将其发家史、床第秘闻大曝其光。这一招既来钱又能招徕读者，乃是典型的黑道手笔。

敛财成名之后，陈启礼文向“权势”方面进行试探，利用手中杂志与国民党当局作开了交易。他偶尔也捧捧国民党方面不喜欢的人，像党外人士江鹏坚、雷渝齐等他都曾作为社会名流而大吹大捧，搞得“中央文工会”和市党部颇为紧张，常常得与他私下沟通一番，不敢轻视于他。有时候，他又在一些江湖秘闻中间插入几篇“忠党爱国”之类的文章，捧一捧国民党，讨好“中央文工会”。可以说，陈启礼办杂志成了他一生中的转折点。他因此获财获名，从一个黑道角头、奸诈商人一跃而为“文化名人”、“社会贤达”，并进一步结识权贵，与国民党上层也拉上了关系。

为了成为“文化人”，陈启礼早在办杂志之始就有心全面涉入文化界，尤其是演艺圈子。他早就看准了是个既来钱又捞名的场所，更是欲得之而心甘。《美华报道》上办起“点将录”后，机会终于来了，著名“爱国导演”对家昌有所求而来，成了他的座上客，两人又合伙开办了一家欧帝威唱片公司。

其实，陈启礼的竹联同志早已有人捷足先登，在演艺界混得颇为不错。

竹联帮第一代元老，陈启礼昔日的大哥周榕曾组织一家飞龙影业公司；竹联“大护法”吴敦一直是刘家昌的导演助手，在刘家昌的昌江影业公可任制片主任之职，制作过《圣战千秋》之类捧国民党的影片。实际上，竹联帮介入电影387·387·圈，大都是他居间策划。不过，导致陈启礼进入演艺界的关键人物，还是前面提过“三大血案”中的主要人物，港台武打电影明星王羽。王羽可谓影视圈中天生的“江湖艺人”。在香港邵氏公司时，曾献百万元港市的晋见礼而拜入“十四K”。到美国拍片时，又以30万港市的“资助费”拜人“华青帮”。1970年到台湾后，很快就与竹联帮的几名重要分子打成一片，“杏花阁血案”一役，王羽初显其空手道三段的真功夫，自此正式拜入竹联。“三大血案”之后，王羽更干出了一件大事，惊动了竹联帮帮主陈启札。

1982年11月，“亚太影展”在台北市东来大饭店举行，其主题礼仪曲“亚太颂”的作者刘家昌于某日应邀前来参加彩排，中途休息时，王羽忽然率领一帮竹联弟兄闯了进来，指责刘家昌派人砸了他的汽车。刘家昌不仅是港台影视圈中名人，与国民党上层权贵亦有着不寻常的关系，在电影界向来是自高自大惯了的，见王羽点着鼻子叫阵，张口就甩出一句口头禅：“你他妈的。。。”还没骂完，空手道三段王羽叭叭两响，当众甩了他两个耳光。素有“赵城之虎”之称的刘家昌不肯吃瘪，跳起来就要与三段拼命。当时在场的吴敦见对方人多，好歹把双方劝住了。事后，王羽请动竹联帮元老作陪，在天吉楼餐厅摆宴向刘家昌道歉，仍未平息刘家昌的怒气。于是，导致了刘家昌请陈启礼，陈启礼又通过刘家昌结识国民党权贵，黑白两道巨寇联手谋杀一名出走异乡的艺人的丑剧。

为了替刘家昌出气，陈启礼一面令人在《美华报道》上抖搂王羽的劣迹，一面下令总护法吴敦遣派杀手追杀王羽。王羽在竹联帮内朋友的警告下，东躲西藏，惶惶不可终日。陈启礼得知帮内有人通风报信，便将一向维护王羽的帮众叫来，要他们发誓不再报信，否则格杀勿论。帮内弟兄知道，“老鸭”要杀的人谁也救不了，于是纷纷表态不再帮忙。一向气盛的王羽这时也只好托人求饶，答应交付1700万元“罚金”和他拍制的所有电影版权为交换条件，求旱鸭子放他一马。

陈启礼东山复出，以“总堂主”的身份重操竹联帮大权，是在1980年。

与帮中弟兄重新交往，则可追溯到他经商有成之初。

从组织形态上看，如果说四海帮采取的是青帮那种拜师收徒，上下根传的发展模式，竹联帮则是仿效洪门的横向裂殖方式，各堂口互不统属，当初竹林结盟之时，为表示对身在狱中的孙德培的尊敬而未设帮主，帮中大事往往由几个有位份的老大会商处理。但如果谁有足够的名望与实力，未尝不可行帮主之实权，陈启礼就曾于6O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这段时间里凭实力接掌帮中龙头位份。陈启礼入狱之后，竹联元老周榕、陈大伟等人都先后充任帮中名誉上的龙头大哥，但其名望与能力都不足以服众而相继退位。陈启礼经商后，曾一起混过的老兄弟常常找他叙旧，遇到问题也愿意来听听他的意见。帮内发生冲突，陈启礼以资深大哥的身份出面摆平。弟兄手头紧时，陈也往往出资周济。由于他处事公正，出手大方，深谋远虑，颇得帮中大哥们的尊重。但很长一段时间内，陈虽然未脱离黑社会的圈子，却小心翼翼地避免让外界认为他又重新入主竹联。

陈启礼二度出山，还有一半原因与国民党当局有关。陈启礼曾为一位国民党权贵的儿子摆平过债务纠纷，这个贵胄之后希望陈启礼能把帮派组织统一起来，为其所用。当时，陈启389＠389＠礼以不愿再混迹于江湖为借口加以推托。结果出现了一连串怪事，一些与陈启礼关系根深的竹联帮成员在未犯案的情况下纷纷被拘捕。过去，陈启礼出面保人，警方一般不会为难，可现在他越保警方越抓。接着另一权贵弟子通过一名叫林嘉麒的人出面，希望陈启礼利用帮派力量在菲律宾搞一组织，保护他家的产业，陈启礼还是推托了。其后，国民党中央党部和情报部门的要员纷纷出动，或直言无忌，或曲言相邀，其目的无非是要他重主竹联。

政府支持所辖范围的黑社会发展势力，可谓罕见罕闻，听起来令人不可思议。我们听了陈启礼于江南命案发生后留下的一盘磁带，也许疑虑顿释。陈启礼在录音中说：“。。在四年以前，政府方面希望我能够出来，重新组织竹联帮，把它发展到全省各乡镇地方去。这样一来，第一是可以控制台湾的黑社会，第二，如果有党外人士或者是台独分子要暴动，地方上的流氓去聚集的时候，我都可以知道，然后政府可以采取措施。。”虽是陈启礼的一面之词，多少也有可信之处。陈启礼正式出任总堂主的仪式，于1980年的一个夜晚在“自由之家”举行。仪式之后，陈启礼当即宣布三条措施：（1）整顿纪律重订帮规；（2）成立“竹联突击队”；（3）重组堂口，大力吸收社会下层不良少年。而没有宣布的一条措施也许更为重要，即逐步使竹联帮的活动“公开化”，用合法的外衣掩护非法活动。在他看来，白道与黑道的唯一区别就是前者披了一件合法的外衣，竹联帮也能做到这点，而且会做得更好。为此，他把台湾许多退役军人、情报人员聘请安插到竹联帮控制的企事业机构中，与官方及大企业财团建立起共存共荣、相互利用的关系。1983年，《华美报道》杂志开业时，当时的警备总部副司令刘戈仓，台北市警察局长颜世锡等前往祝贺，与陈启礼交杯换盏。陈启礼曾十分狂妄地宣称：“竹联帮旗下的‘名商俱乐部’（竹联帮总堂）是警总的大本营！”这个俱乐部就是陈启礼与原在香港从事情报工作，后从台湾警总保安处上校组长一职退休的朱国良共同经营的。他手下第一堂“忠堂”堂主就是退役的国民党员，堂中弟兄十来人是退伍军人。栋本人还是国民党“花瓶”青年党的少壮派主席，陈对此颇为得意，将委任状高高挂在办公室墙上，并通令竹联帮兄弟，凡是尚未加入任何党籍者，一律加入青年党。

陈启礼重建竹联的消息在黑道传开，不少黑道人物纷纷投效门下，如三重天台帮、三部西门堂帮，以及中场、新竹一带小帮派都先后归入竹联旗下。竹联帮原是外省籍人的帮会，现在却扩展到全省各乡镇，连许多不会说国语的本地角头，也摇身一变成了竹联分子。入帮的不良青少年更是猛增，在台北市上招摇过市的“青竹叶”，一时间如过江之鲫。

对其他帮派，陈启礼实现了入狱前未来得及实施的政策，即有仇释仇、有怨释怨，尽可能化干戈为玉帛，甚至对仇深似海的四海帮，也以共存共荣为第一要务。黑道上的朋友们对陈启礼的深不可测的城府与善于应变的手腕无不又敬又畏，遇有大的纠纷，都渐渐愿请“老鸭”出面摆平、主持公道。经过陈启礼的刻意整顿，四分五裂的竹联帮迅速强大起来，帮众从400多人膨胀至上万人，势力扩展到台湾全岛，并越洋过海至东南亚、沙特阿拉伯、日本、美国和香港。竹联堂口至1984年已扩充至20多个，台北市的地下酒家、陪酒女郎几乎全为各堂口控制。竹联帮总堂办的几家期货公司更是生意兴隆、财源滚滚，为竹联帮组织提供了雄厚的资金，为其企业化、公开化、合法化创造了必要的社会经济条件。陈启礼高居“名商俱乐部”内豪华办公室里，一手处理帮内大事，一手摆平帮间纠纷，确乎抓住了台湾黑社会的牛耳朵。陈启礼的老婆陈怡帆曾得意地告诉朋友：“没有结婚的时候，有一个算命先生坚持说我将来会嫁给一个王。当时我想，都什么年代了，哪有什么王呀？婚后有时想想，那个算命先生的话也算灵验，在台湾黑社会中，陈启礼哪一点不像一个王？”

陈启礼用黑道的经验在白道上奋斗，又用白道上的要求来修饰黑道，从1976年出狱到1984年入狱，八年之间成绩斐然，令人可望而不可及。他曾说过：“作不成人上人，也要当兽中王。”而他既作成了人上人，也当上了兽中王。

5。越洋杀人案

以“江南命案”而见之于报端、渲之于人口的事件，是竹联帮、尤其是陈启礼一生中干出的最为“轰轰烈烈”的大事。它震惊了整个华人社会。正直的人们，尤其正直的知识界人士，既震怒于黑白两道竟然联手谋害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文人，又惊惜于一个正直善良的英才的被毁。

被害人江南，本名刘宜良，江南是其笔名。他1932年生于江苏省靖江县，是个富家子弟。1941年，其父为新四军所杀，因此，按国民党的说法，他与共产党“有杀父之仇”。江南从9岁起由有过功名的祖父抚养，直至1949年与国民党政府一起到台湾。

大概沾了“出身好”的光，江南于1950年进了“国防部”的政治干部训练班，两年之后又被送进干校受训。如果照此混下去，不辜负党国的栽培，前程似锦刍可保证。然而，他却于1954年脱离了国民党军方的栽培，跑到台北市师范大学念英语去了。毕业后在《台湾日报》任过记者，去过香港、菲律宾等地采访，还写下了《香港纪行》、《动乱的东南亚》两本书。1967年，江南被报社派到了美国，实现了他生活于自由世界的梦想。据李敖说，“江南搭机离开台湾时就下定决心不再回台湾”。如今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客座教授的陈鼓应曾宣称，江南是他所遇到的朋友中，对国民党了解得最为透彻的人。

到美国后，江南利用业余时间，在美利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72年，江南修完博士课程，准备以蒋经国生平及其政治理想为主题，撰写博士论文，但因申请不到奖学金，经济来源没有着落，论文也就搁浅了。为了生计，江南改文从商，在华盛顿市区“郎芳购物中心”开设礼品店，1978年，江南迁至旧金山市，在渔人码头开了个瓷像店。

从商后，江南仍在继续写作，于1973年完成《蒋经国传》前四章，交由香港《南北报》月刊连载，前后刊了两年。连载完后，《南北报》月刊社在未经作者同意的情况下，于1975年擅自结集出版，遭到江南去信抗议。1983年初，江南写完了《蒋经国传》后几章，并改写了前面四章，遂与洛杉矶华文报《论坛报》签定合约，将《蒋经国传》改写稿交成该报连载并出版单行本，这便是造成轰动的《蒋经国传》一书的由来。

除《蒋经国传》之外，江南还写了《龙云传》的上卷，接着便写下卷。

同时，他还答应把英文版的《吴国祯传》译成华文。

江南于1956年与刘冠伦在台湾结婚，生有一儿子，1959年，两人因意见不合而离异。第二任妻子叫崔蓉芝，两人于1967年结婚，也有一个儿子，叫家禾。据说崔蓉芝很是温顺体贴，因此夫妻二人感情甚笃，家庭生活其乐融融。

1984年10月15日清晨，崔蓉芝像往常一样，开车送完孩子上学后把车子开进了自家楼下的车库。车库的门没有锁，因为她上楼稍作整理后，便要与江南一起开车去渔人码头自己的瓷像店开门营业。

9点20分，江南先下楼进入车房。随后就是三声枪响，崔蓉芝以为是江南不小心碰翻了什么重物。待到她下来察看，江南已倒在血泊之中，人事不省。这时候，行凶的歹徒已逃得不见踪影。半小时后来了警车和救护车，但江南的生命已无可挽救了。

据崔蓉芝回忆，那天清早她和江南都曾注意到门前有两名骑自行车的人留连忘返，但没有当回事。按当时美国警方的估计，这两个骑单车的便是凶手。因江南家在德科市一条死胡同的顶头，汽车进入易引人注意，凶手可能是乘车至巷口附近，换骑单车进来作案，再乘车逃走的。果然，警方在附近大路上找到了两辆被抛弃的自行车。

由于江南的名字在华人社会广为人知，江南之死当天就成了美国各大报的头条新闻。紧接着，包括大陆在内的整个华人社会为之震动，有关江南命案的新闻、社论连篇累牍，对其死因更是议论纷纷。其实不难猜测，一个手无四两力的穷文人怎么会成为被谋杀的对象呢？当然是笔下惹祸了，而他写的东西能惹上谁，看看内容也就一清二楚。当然是国民党，是蒋氏家族了。然而，开枪的却是竹联帮总护法吴敦、竹联帮忠堂堂主董桂森，现场策划人是竹联帮总堂主陈启礼。就是说，堂堂国民党政府与其辖下一个黑社会帮派组织勾结在一起，合黑白两道之力杀了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穷书生。按事后逐渐显露的情节，国民党与竹联帮的联系虽早，但真正计划合伙作成江南命案，则始于1984年5月的一顿家宴。中国人的买卖，从政治军事到婚姻家庭，似乎都与请吃饭有关。而这一顿饭，请者与被请者固然很重要，单是那个联系请与被请双方的引线人，就不是个马虎脚色。

引线人叫帅岳峰，出身于国民党将校之家，海军士官学校毕业。帅于1972年7月退伍后混迹于电影圈，因制作获台湾电影界最高奖——金马奖的影片《金大班的最后一夜》而爆得大名。1984年5月，台湾电影圈里发生了一起暴力事件：帅岳峰所在的锦华影业公司被竹联帮所控制的昌江影业公司派人砸了。帅是制片人，理应对此事负起处理的责任。于是，他通过熟人找到陈启礼，请他出面摆平。这本来是一件小事，但帅岳峰却因此结识陈启礼，随之便加盟竹联。因他神通广大，能弄到连警察也配备不上的新式武器装备，虽然入帮很晚，在竹联帮中的职位却是不低，掌管着部分堂口的军火供应。在“江南命案”里，帅岳峰是个关键性人物，但他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至今仍然是一个谜。值得一提的是，他年轻的时候加入过青帮，是杜月笙正宗的第三代弟子。而杜月笙的第一代弟子，如今大都是党国要人，他们在台北设有“恒社”，并有定期聚会。同时，帅岳峰与白道也有密切关系，通过拍电影认识了不少国民党军政界要人。

1984年7月，在帅岳峰的牵引下，陈启礼往贺电影《金大班的最后一夜》的导演白景瑞的乔迁之喜。白是国民党情报局局长汪希苓的密友，邀请汪氏夫妇与宴自不待言。然而，席间赫然在座的还有“蒋总统”的二公子蒋纬国将军，可见白氏身手之不凡。帅岳峰与汪希苓挂上钩，白便是引路人。帅岳峰为什么千方百计为汪希苓与陈启礼引线搭桥，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帅本来就是汪手下的谍报员，作引线人是出于汪的授意；第二种，陈自己想与国民党上层密切关系而利用手下人。现在一般人都倾向于前一种看法。1984年5月间，陈启礼以“观光”名义赴海外视察、组建竹联帮分支机构回来，曾在香根餐厅宴请帮中的头面人物。饭后，帅岳峰向陈启礼报告：“有一条线路已经和情报局长接上了，他希望我们为国家做些事。汪局长想和你面谈，你意见如何？”

自和国民党上层结文以来，陈启礼已饱尝了甜头，如今情报局局长找上门来，岂能轻易错过？当时听了，不由两眼放光。于是，汪与陈便有了前面所提的宴上交杯、宴下换言。国民党情治系统想利用竹联帮干些他们自己不便出面干的事情，而竹联帮财企图通过与情报局的交往提高自己的地位，使帮派活动合法化。二者各有所图，自然一拍即合。经过一段时间的往来试探，双方均感满意，于是合伙投注，大赌一场。白景瑞乔迁之喜的饭局，算是一个小小的序幕。

数日之后，陈启礼与帅岳峰正式应召前往中央情报局所在永康街招待所。副局长胡仪敏开门见山，向他们布置了竹联帮“海外工作”的大政方针：“汪局长安排你们从事敌后工作，这是很好的构想。此事以前没有做过，汪局长这次也是大胆一试。希望你们本着忠党爱国的精神，好好为国家做事，发展敌后布建情事。希望竹联帮到海外发展，挑选好忠心干部，不必急在一时。慢慢做去，一二年内建立即可。”

胡副局长“宣导”完毕，接着是陈启礼汇报竹联帮在海外发展的情况。

真正的召见目的，是其后的酒席之间，由局长汪希苓之口吐出：“在美国有个刘宜良，你知道吧？此人当年在蒋总统经国先生开办的政工干校学习，跑到美国之后却写了本《蒋经国传》，对领袖诬蔑丑化。他与共匪有杀父之仇，居然还秘密跑到大陆去与共匪勾结。这个叛徒。。”

陈启礼当即大怒道：“这样的党国叛徒，为何不严厉制裁？”

“是呀，应该教训教训他。不然的话，这些吃党国奶水长大的人都会投向共匪了。可是，这家伙如今在美国，入了美国籍，我们出面恐怕有损党国的形象。。”

陈启礼马上心领神会。汪希苓既要杀一儆百，又不愿弄脏自己的双手。

经过反复思量，陈启礼决心“慷慨请战”，通过这件事使竹联帮与情报局成为一条线上拴着的两只蚂蚱，建立起祸福与共的关系。于是，陈启礼提出了接受情报局正式培训的要求。

8月14日，陈启礼依约与帅岳峰一起到阳明山“松竹山庄”情报局训练中心基地，接受培训。在这里，他正式成了国防部情报局谍报员，化名为“郑泰成”，秘密代号是730063，直属局长汪希苓指挥。帅岳峰的化名是“谢振业”。当天，二人参加只有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主管东南亚方面事务的第二处副处长陈虎门上校加上他们二人参加的特别会议。会上，陈启礼正式接受了谋杀江南的任务。为避免嫌疑，决定由陈虎门担任陈、汪之间的联络官，即汪希等通过陈虎门向陈启礼发命令，陈启礼亦通过陈虎门向“上面”汇报工作。

陈启礼在“松竹山庄”受训了5天，训练课程有密码、照相、密显、射击等科目。陈虎门一直陪同受训，并负责照料陈启礼的生活起居。其中局长曾两次前来“慰问”。

9月14日，陈启礼一切准备就绪，携同太太陈怡帆、助手帅岳峰与侨居美国的竹联帮头目黄鸟陈志一搭机赴美。到洛杉矶略事休息，便与帅岳峰及竹联帮另一名在美居住的头目灰鸭柳茂川一起到了旧金山。他们到江南开设的瓷像店探查虚实的时候，江南正好不在店中。在旧金山呆了三天后，他们返回洛杉矶。这时，帅岳峰借口自己17岁的女儿离家出走，先回了台湾。这些天里，陈启礼发现，在美国华侨界，江南是个很有点名声的人，一般人都与他熟识，为避免走露风声或事后暴露身份，陈启礼决定不用在美的竹联帮分子，于是电召在台的竹联帮总护法鬼见愁吴敦、忠堂堂主董桂森以及他自己的贴身卫士、竹联帮王牌杀手——“冷面杀手”刘焕荣。吴与董随之奉召而至，冷面杀手因从前杀人太多，名声在外，不能露面公开办理出关手续而未成行。

10月10日，陈启礼选中了“双十国庆”这个黄道吉日，带着吴敦、董桂森又到了旧金山，住在一个姓宋的朋友家里，开始侦查江南的行动规律及附近的地形。他们发现渔人码头正举行罢工，警察很多，不易下手，便决定把作案现场选在江南的家里。随之，制定了伪装晨练而潜入江南住宅行刺，得手后骑单车脱离现场，再乘小车远遁的作案计划。

10月15日上午7时，吴敦、董桂森各带一支左轮手枪，骑单车到江南住宅外，尔后潜入未关门的车库埋伏起来；陈启礼坐镇一辆小车中等候消息；另一辆工具车由俞大钧驾驶，停在江南住宅所在的巷口附近，等候吴、董二人作案归来一起逃匿。9时20分，江南下楼进了车库，他发现车库中有人时，只是平静地看了他们一眼，便转过头去。吴敦当即从楼梯后热水器旁一跃而出，对着江南的头部，迎面一枪命中江南眉心，随即窜出了车库。董桂森见吴敦抢了头功，忙朝着江南脸部补了两枪，然后窜回街上，骑自行车至等候的接应车处，与吴敦一起弃了单车，乘俞大钧的车飞速往汇陈启礼，再分头处理作案的手枪、化妆用具等物，各自前往洛杉矶相会。

两天之后，即10月17日，陈启礼在洛杉矶打电话向负责联络的陈虎门副处长报告：“生意已成交，准备返台。”这时，“江南命案”已成全美各大报及华埠各报的重大新闻。面对舆论界如此强烈的反应，情报局颇为慌乱，因此陈虎门叫他们暂缓几天返台，但随后不久，陈虎门又急促陈启礼返台，并一再申言三人同返。陈启礼以黑道上翻滚多年的经验，察觉事情有异，吴敦与董桂森也担心回台湾后有被灭口的可能，甚为踌躇。为防万一，陈启礼便将整个案件经过口述录音，并复制了几盘录音带，分别存放在美国竹联帮弟兄的手里，以备后患。

10月20日，陈启礼偕吴敦、董桂森三人乘机抵达日本东京，然后换乘国泰航班，于21日下午9时许返回台北桃园国际机场。一场越洋谋杀案降下帷幕。

6。江湖风波恶

杜月笙曾说：帮会好比夜壶，尿急时赶快拿来救急，尿意一去，便只能藏身最黑暗的角落。以杜月笙第二自居的陈启礼不会不知这一段名言，因此，为防止事发后国民党洗脱与竹联帮的干系，推出竹联帮当替罪羊，他留了几盘磁带后才返回台湾。他以为这样一来就使国民党失去了杀人灭口依据，或许私下还打算今后作为与国民党讨价还价的筹码也未可知。

回台湾后，陈虎门上校与帅岳峰等竹联头目及陈启礼的妻子陈怡帆亲至机场迎接。在“大大”公司黄卓汉的办公室里，稍事休息的陈启礼向陈上校详细地汇报了赴美执行任务的经过。陈上校当即表示：“你们为党国立了一件大功，过两天老板会当面听取你的汇报，并给予嘉奖。”至此，不知是“荣归故里”还是“自投罗网”的三名杀人犯，总算松了一口气。

10月23日，陈后礼、帅岳峰被陈虎门接到情报局招待所。局长汪希苓、副局长胡仪敏设宴为其接风。席间，陈启礼汇报了赴美经过后，汪希苓示意胡仪敏，胡取出一个纸包道：“这两万元给你，你们辛苦了。”

陈启礼忙摇手推却：“钱我不能收，我本人是情报局的成员，杀敌报国乃是本人职责。”

“那给吴敦、小董两人好了。”

“他们也不会收。依我之见，局里最好派员安抚他们；他们有案在身，如能吸收进情报局，他们会为党国拼死效忠的。”

“这事由陈虎门办。”汪希苓点点头，“你把这次行动详情尽快整理出来，我好向大老板汇报。”

然而，陈启礼再度会见汪局长，却是数月之后公堂之上。

江南命案轰动全美，不少报刊文章当即指出必与台湾官方有所牵连。美国联邦调查局出动反间谍干员200多人全力侦破，数天之内便有突破。陈启礼在旧金山给陈虎门打的越洋电话，曾被美国电话公司录音，旋为联邦调查局所获；陈启礼等人在察看江南住宅时，曾被一名华裔女大学生看见，此人成了重要人证。江南命案指日可破，台湾情报局在美派有大量特工人员，对此岂有不知之理？

11月12日下午6时，陈启礼在台北市辛亥路家中被捕。当晚11点，内政部长吴伯雄在警政署召开记者会，宣布全面扫黑行动开始。这就是后来舆论所称的“一清专案”。

很明显，一清专案是专为陈启礼等人所发动的，其他黑帮分子不过是其陪衬。因此，第一波行动就是抓陈启礼。几天之内，竹联帮上至护法、堂主，下至各级头目，大都一网成擒。在台中避风的吴敦亦被诱至台北，作了笼中之鸟。董桂森见势头不对，匆忙逃之海外。

一清专案使竹联帮慌了手脚，也引起他们极度的不满，认为“狡兔死、走狗烹”、陈启礼在被捕时曾质问：“我为你们做事，你们为什么要抓我？”《雷声》周刊发行人雷渝齐收到一个神秘电话后，江南命案与一清专案的关系开始曝光。11月24日，《雷声》刊出独家新闻：“江南是竹联帮所杀。”于是，台港各报竟相发表分析性文章，回答了陈启礼提出的问题。

一般认为，国民党派遣竹联帮分子刺杀江南，乃是一石二鸟之计。试想，以国民党之能耐，暗杀一个毫无自卫能力的文人并非难事，何以处心积虑地收买一个黑道头目，亲自越洋作案？按情报局的算盘，暗杀江南后，若该案不破、万事大吉；一旦东窗事发，则推出陈店礼顶罪，并乘机接收竹联帮。因此，从江南遇刺到老鸭入笼，乃是杀人灭口至抓人禁口的逻辑发展，而专抓陈启礼与竹联帮首要，太过显得此地无银三百两，因此便有所谓一清专案的出台。

国民党在一清专案的掩护下抓了陈启礼及其他重要证人，果然掌握了局势发展的主动权。当美方11月29日宣布江南命案凶手并要求引渡时，台湾当局以双方没有引渡条约为理由予以拒绝。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实了舆论界的分析有理。

情报局的算盘固然精妙，久历江湖的老鸭也非容易对付，他毕竟留下了磁带；而天下第一帮虽然首脑尽失，却也能量惊人，还逃出了江南命案重要证人董桂森。这样，一石二鸟变成一石三鸟，第三只鸟便是国民党自己。竹联帮与国民党就推脱罪责、援救老鸭之间展开了激烈争斗。先是董桂森、吴敦打电话给陈虎门以公布江南命案相胁，要当局放人，而《雷声》登出们那篇文章，则是国民党先发制人的谋略，随后又诱捕了吴敦。1985年1月8日的香港《文汇报》首次暴露了陈启礼录有磁带的消息后，在美国的白狼张安乐第二天便在《中报》上予以证实，有关江南命案的一卷录音带，“目前正在有关人士手中”，问是否将交给美国警方，回答“那是肯定的”。“同日，美国德利市警方也表示，他早在一个月前就听说有陈启礼录音带之事，目前正在追查之中。

1985年1月15日，合众国际社自台北发出消息，国民党情报局代理处长陈虎门上校已经被捕，局长汪希苓中将“因故停职”，其职务暂由安全局长汪敬煦兼任。1月17日，美联社自台北报道：“情报局局长汪希苓已被军方收押待审”。同日上市的美国《国际日报》引述“台北消息人士”的说法：“汪希苓和副局长胡仪敏少将目前被软禁于情报局招待所内，不准会客。”至此可以断定，国民党已被迫将汪希苓、胡仪敏、陈虎门收押，从“丢卒保车”到“弃车保帅”了。

1月31日，台湾的《中国时报》公布了陈启礼录音带的主要内容。据称，陈启礼的自述包括五个部分：一、自我简介；二、刺杀江南的原因及与情报局官员的关系；三、作案的计划和准备；四、行动过程和参与者；五、制作录音带的目的。其中大部分情况已为人所知或推知，只是不及其详而已。小小一名刘宜良，区区一个竹联帮，竟然在台岛内外造成如此之大的冲击，实为国民党始料不及。2月2日出版的《雷声》周刊报道：“突然爆发的情报局高级官员涉及江南命案的不寻常事件，为经国先生知悉后，连续数夜，即使勉强入眠，也经常惊醒，一夜之间，数度如此。”另据一位台北高官透露：“大老板（蒋经国）生气概了，在国民党中常委会议上大发雷霆。党政首长一个个俯首危坐，噤若寒蝉，脸色发青。”台湾《前进广场》报也透露，台湾几十名“中央研究院”院士联名通电蒋经国，要求他严惩真凶。正式审判陈启礼本人是1985年3月20日，在台北地方法院刑事庭进行。这次审讯是再三拒绝美方引渡要求后进行的，而海内外舆论早就对江南命案有了定论，之所以有大量岛内外记者前往听审，乃是对国民党将如何掩饰自己涉案及对陈启礼的处置结果感到好奇。另外，当然也希望陈启礼会突然抖出一些出人意料的黑内幕来。

陈启礼和吴敦在法庭上只是反复强调汪希苓指派他们行刺的事实。陈说，汪希苓要他去杀江南，而他只叫吴敦、董桂森去教训江南。吴敦也说，陈启礼只要他们教训江南，而开枪是出于意外，因为江南曾与他纠缠。

4月10日，台北地方法院宣判陈启礼、吴敦两人无期徒刑，罪名是共同杀人。判决书拒绝了陈启礼供词中杀江南为情报局汪苓警所命令的说法，而说陈启礼是想邀功于汪希苓而主动请战。对于陈自供”只想让江南躺一个星期”的供词，亦裁定不能成立。根据台湾法律，无期徒刑在执行十年后，若犯人表现良好可假释出狱。就是说，陈、吴二人十年后便可复出江湖。

与此同时，台湾国防部军事法庭亦开庭审理汪希苓、胡仪敏、陈虎门涉嫌江南命案。汪等三个均否认汪曾指示陈刺杀江南，只说是教训江南，而且说只是“以后有机会教训”。对三人的判决在4月19日。汪等三人分别以共同杀人和帮助杀人被判有罪。汪判无期；胡与陈被判二年半管训。判决书认为，汪是出于私怨而利用职务之便指使他人行凶的，从而刷洗了国民党手上的斑斑血迹。

陈启礼从被捕之日起就已预感不妙，也曾勉力挣扎，以图打乱当局的玩弄法律的步骤。首先，他在首次审讯前二天出版的第44期《美华报道》上发表了两份书面自白，一份自白称自己杀江南是“制裁叛逆，杀敌报国”，所以无罪；另一份自白则把自己打扮成早已脱离竹联帮的“自新”分子，甚至还为社会“消弭了不少铤而定险的事，造成了许多人自新的机会”，因此有功。在法庭对质时，面对汪希苓的矢口否认，陈怒目圆睁：“白景瑞当时亲口说，如果运用竹联在美的兄弟教训一个人，简直是小事一桩。现在却一口否认，实在令人费解。”又叫道：“我去白景瑞家吃那顿饭，就是他们设计安排的！”

另一次发怒是在4月2日的庭审辩论时，面对帅岳峰否认他知情江南命案，陈声色俱厉地问：“你四十多岁才进竹联帮，很不寻常！四十岁进竹联，没几个月就去自首，你笔录上说，你四月去自首，而警方要求自首是七、八、九月才开始的。你自首不去向治安单位自首，却去向主管大陆工作情报局自首求助，我怀疑你是不是也是双重间谍！”帅直被问得汗流浃背，张口结舌。最后是审判长出面制止陈的追问，救了帅一把。

404在法庭的最后辩白中，陈启礼大概已经完全感到绝望，谈起自己当年被囚绿岛，整日里凭窗呆看海水，不由悲从中来，洒下几滴“英雄”泪，想当杜月笙第二却被国民党玩弄于股掌之中，不仅自己受罪，亦给杜月笙丢脸。

9月12日清晨，陈启礼被一辆警车悄悄从台北看守所送往龟山监狱，关入叫“和一舍”的牢房区。同被关在这里的还有吴敦及著名党外反对派人士林正杰、施性忠等人。为了防止被谋杀，陈启礼专门养了一盆花，每天吃饭对要将一些饭菜汤洒在花上，看是否有毒。他后来还托人带进一双银筷子，用它检验饭菜是否有毒。平时放风时，他与吴敦打打羽毛球，共同活动一下。每周他可以对外通信一封，收受亲友寄来的物品。定期会见亲友，即使皇父母、妻子、儿女，探视也要经过荧先屏或玻璃屏风进行，而且有人在旁监听录音。很显然，陈对当局来说，虽在囚笼之中，仍是危险人物。

陈启礼有着良好的家世，本人天赋甚高，性格沉稳，从不在朋友、妻女前粗语相向。他对自己的孩子很有耐心，还在办公室放了一个糖盒，让偶尔来玩的儿子有糖可吃。他的第一个妻子齐淮莉曾参加了菲律宾选美大赛，是个名噪一时的女人，因受不了陈专心帮务而离异，带着两个女儿定居美国。与第二任妻子陈怡帆相恋时，每天上班前都要到她家中为其烧牛奶；下班后，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到她的住处检查门窗，以确保她的安全。陈怡帆的父母常常夸他是个“有责任心的人”。

如今，刘宜良墓木高拱，其死因仍是疑雾重重。台湾当局经历了一阵慌乱后，已在时间老人的帮助下脱出身来。我们不禁要问，陈启礼是否还在坚持他的“杀敌报国”之说？吴敦和董桂森早已对江南之死感到仟悔，董看到报载“江南的母亲是饿死的，所以他最大的愿望是希望中国尽快富强”之时，曾热泪滚滚道：“谁不希望中国富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却杀死了一个希望中国尽快富强起来的同胞！”据说陈启礼在狱中习画自娱，国画造诣已颇具功底，其父甚至为他在台北市举办过个人画展，陈似乎真成了一名“文化人”了。以一个“文化人”的良心，是应该为廓清江南命案疑雾尽力的，也理该为江南之死深深仟悔的！另一方面，台湾最后一位政治强人蒋经国已于1988年1月去世，强人政治时代已一去不再，台湾当局是否应该理性从事，主动出面澄清江南迷雾，以谢国人？

7。竹联点将台

忠堂堂主董桂森，国民党军人之后。其父一生为党国尽忠，死后其灵位得供台北“忠烈祠”之中。董的大哥和妹夫都是国民党军官学校毕业生，是现役军人。

董桂森祖籍四川，有着一副四川人的短小身材。他从小生长于军眷村，初中毕业后，继承父业进了士官学校。士校毕业后在金门等地服役近十年，并加入了国民党。但军队似不能用其所长，干了十年只混上个上士士官长，于是退役不干，在社会上另谋发展。

董桂森从2万多元台币的退伍金中抽出1万元送给寡母，用剩下的钱买了一辆货车，开始干送货员、外务员的工作。好不容易积下一些钱，便和几个朋友跑到台北市合伙开了一家印刷厂。小本经营，自然需要倍加努力，方能在资金雄厚的同业们的竞争中生存下来。生意开始好转后，董桂森还是毫不松懈，仍然吃大苦流大汗，一心想的是先苦后甜，有朝一日拥有自己的公司，当个公司老板，虽不能光宗耀祖，也对得父母的养育之恩了。他是个孝顺的儿子，深知父亲早丧，寡母养育兄妹三个着实吃尽了苦头。如今大哥与妹夫都是军官，只有他在军中混不出名堂，因此希望在社会上作为一番。然而社会上着实太复杂了，同业竞争也不讲究什么商业规范。董桂森一着不慎，工厂被骗破产了。在其事业有成之际突遭如此重击，董桂森只觉前途一片黯淡，深深感到商场如战场，而且不如战场来得公正。社会上的司法制度一如军队，对没有势力的人毫无保障作用。他平时不仅要给警察老爷们送红包以免除骚扰，一旦出了事，钱被骗找到司法机关求个公道，也同样需要钱来开路，否则“有理无钱莫进来”。黑暗的社会在董桂森心中投下的黑暗阴影，再也无从抹去了。

1978年，董桂森穷困潦倒之时，通过从前军中的一位老长官结识了竹联帮执法陈功，并在陈功开办的兰沁咖啡店当小弟。1980年，陈功转到新生东路开了一家银禧餐厅，董桂森也跟着转了过去。恰在此时，陈启礼准备二度出山，正在网罗人才，在与陈功的几次接触过程中，发现了董桂森。

董桂森个子虽不大，但十年军旅生涯却使他变得异常强健。他肤色棕红，胸肌结实，头发浓黑，声音宏亮，一身刺青。一支半自动步枪在他手里可以变成全自动枪使。由于他具备训练有素的军人气质和一定的组织能力，很快为陈启礼所器重，收为心腹，并一手栽培他当了竹联帮最大堂口忠堂的堂主。自此之后，董桂森戾气大增、除陈启礼和白狼张安乐之外，连竹联元老也不放在眼里。

有一次，忠堂几个小弟在外饮酒，碰到几个竹林元老喝醉了耍威风，要他们当众下跪掌嘴，受辱的弟兄报告了董桂森。董火冒三丈：“他娘的，打狗还得看主人，这口气非出不可！”面打电话要总堂执法陈功开堂执法，一面磨拳擦掌，准备开战。

惹事的大哥绰号猴子，请了人解释、却又不肯认错。董更是恼怒，联络了天堂、和堂的弟兄，将猴子等人开在中山北路的几家餐厅砸了个稀烂，并“俘虏”了店中的“新军”。

这一仗打出了威风，也为老鸭陈启礼挣了面子，董桂森从此名声大震，忠堂在董桂森的领导下愈见兴旺。可好景不长，竹联帮的兴盛引起了警方的注意，他们开始三天两头地来找麻烦。一帮流氓小混混也常打着忠堂的旗号到饭店、餐厅收保护费，弄得管区警察动不动就找他去问话。1981年3月，警方从他家里查到一件他朋友的防弹衣，以“共同犯公共危险罪”判了他8个月管训。出牢不久，恰逢台湾警方开始第三次“不良帮派自首登记”，董桂森几次想去自首，但考虑到大哥和妹夫是现役军官，不能有一个流氓小弟或大哥，结果选择了出走美国的道路。在美国，董桂森整天住在白狼大哥家里，直到陈启礼召唤，才犯下刺杀江南之罪。

陈启礼被捕之后，董桂森在一位黑道上称为卓大姐的女人的帮助下逃出台湾，亡命菲律宾。其间，台湾当局曾唆使一名叫刘伟民的黑道头目去菲律宾追杀他，结果为冷面杀手刘焕荣所救。其后，董桂森与刘焕荣、齐瑞生一道去了泰国，准备赴美汇合白狼张安乐和黄鸟陈志一，为营救老鸭出力，因为他现在是唯一还能自由说话的江南命案当事人了。不曾想白狼送给他的路费让一个泰国朋友在赛马场输掉了，只好再回菲律宾。

几经周折，董桂森辗转到了巴西。这一段时间的逃亡生活，大概是他一生最为艰难的。在巴西的时候，他有一段日子是靠捉鸽子活过来的。就在他准备经巴拉圭前往美国汇合黄鸟时，在里约热内卢的旅馆失手被擒。在巴西监狱中，董桂森吃尽苦头，越狱不成曾想过自杀，据说是靠了“营救老鸭”的念头支撑，这才忍辱活了下来。

1986年4月16日，巴西法庭作出判决，将董桂森引渡赴美。对他的判决是1988年作出的。美国以一级谋杀罪判处董桂森有期徒刑27年。

白狼张安乐，1949年出身于书香门第，父母均是大学教师；自幼聪明过人，进中学后，开始加入不良少年的帮派活动。他那时年纪虽然不大，却是泡妞、打架，无所不为，成为学校里一名著名的太保，并一度成为南海路帮的护法。

16岁那年，张安乐在台北永和镇杀伤了一名便衣宪警，被捕入狱一年，成了“有前科的人”，如此注定了他一生的命运。本来，一个人在其成年之初那段心理不稳定的时期，干出些荒唐事也不为怪，随着各方面的成熟，也会走上正常人的道路。比如第一个上太空的中国人王赣俊也曾于60年代初干过竹联帮，后来去了美国，终于学有所成，成为受人尊敬的科学家。张安乐出狱后，成日踯躅于台北街头，看到往日的朋友抓的抓，关的关，不由万分感叹。他原本是个刚愎自用而又多愁善感之人，如今有了前科，遭人白眼，心中的滋味，外人也难体会。为此，他动拳头的时候就更多了，父亲先后把儿子转到建国中学夜间部、基隆一中和台北师大附中就读，但这个性格刚硬的儿子总是不能成为训导员眼中的好学生，张安乐于入狱前已从南海路帮过底到竹联帮，出狱后基本上与竹联帮失去了联系。大概他此时在家长劝说下熄灭了帮派念头，可他不肯让人的个性、好讲道理的脾气不改，又怎么能让“大人们”满意，从而取得进入正常社会的入场券呢？

1967年，张安乐考上淡江文理学院历史系，成了一名大学生。台湾的大学，汇集着各种思想，也组合着各种小团体。各大学生团体因政治取向和志趣而辩论，因辩论而动拳头的事时有发生，成为一时的时尚。以张安乐之巧舌如簧、铁拳如锤，他在淡大的名气很快就大了起来，甚至有人给他起了个“地下训导长”的雅号。

正是张安乐的硬汉派作风，再一次把他引进了竹联帮，成了陈启礼的莫逆之交。

张安乐的名字响起来之后，有个叫斧头的流氓很不服气，便纠集了一帮弟兄前来寻衅。当时张安乐正在屋中读书，见对方人多，便不予理睬。后来外面的叫骂更凶了，还砸进来一块大石头，人单势孤的张安乐已再无选择余地，当即一手持土枪，一手持扁钻冲了出去。趁着对方不及反应，他举手向着人群上方轰了一枪，然后一扁钻刺伤了斧头。众流氓被白狼的气势彻底压倒，竟然没有反击。

陈启礼知斧头心有不甘，欲聚众报复后，领了一帮竹联弟兄找到斧头的上司烧饼，双方达成了协议后，陈把白狼带回了台北。在淡江大学的张安乐同伙不明真相，又与斧头的弟兄们干上了。事情越发不可收拾，最后还是靠陈启礼出面摆平。经此一事，张安乐深为陈启礼的义气所折服，加上两人有着共同的出身经历、相似的智力水平，一致的人生志趣，很快便结为莫逆。1968年4月，张安乐二度加盟竹联帮。

当时竹联帮因杀手型头目杨剑平等人被捕而陷于不景气阶段，张安乐便以淡大63名太保和太妹为骨干，成立了新竹联，又称为淡竹。这个组织存在不过一年，因一名帮众在臣龙街杀伤人命而被警方强行解散。存在时间虽不长，但张安乐组织帮派的方法，管理帮会的措施却成了竹联帮的宝贵经验。日后陈启礼二度出掌竹联，许多革新帮务的措施皆源出于此。淡竹解散后，张安乐又开始专志于学，并很快沉入爱河。恋爱虽无结果，大学却顺顺当当毕业了，随后又考上了研究生。这期间，他所至爱的老父过世，算是少了一道与黑道交往的感情障碍，但他似乎已彻底脱离了竹联帮，又安安稳稳地读完了研究生，取得历史学硕士学位。

张安乐再返竹联是在1972年。陈启礼于1970年入狱后，陈大伟、周榕等人都曾以元老身份出掌竹联，但他们心胸不广、领导无方，把竹联帮搞得四分五裂。当时，帮中新一代有识之士力主请张安乐出山，重振江湖第一大帮的威风。张安乐经不起老友们一再恳请，也是感于陈启礼的义气，觉得陈入狱后不能眼看着陈的基业毁于一旦，于是决定出山。

这时的张安乐已有一整套关于现代社会与现代帮派的成熟看法，出山之后踌躇满志，准备大革大改，使竹联帮彻底成为一个类似黑手党的组织，即以企业为基地、以盈利为目的、以暴力为手段的现代化黑社会组织。他的努力成效显然，但也引发了帮中老一辈的忌恨。经过多次帮内的明争暗斗，张安乐又多愁善感起来，遂生退避江湖之念。

1974年6月的一晚，竹联弟兄在长桥餐厅聚会。酒过三巡，两位帮众起了争执。当一个拔出扁钻向对方刺出时，白狼及时出手，抓住了扁钻。鲜红的血液从指缝间淌了出来，席间一时间沉默了。张安乐看了看众位弟兄，长叹一声，扬长而去。

随后，张安乐不愿再与竹联弟兄往来，整日里在家读书课子。但他的妻子李青是个颇具“大姐头”风范的女子，对道上的弟兄极为照顾。她不但为弟兄们洗衣烧饭，还掏腰包给零花钱。因此，张虽有心摆脱帮务，帮务却不肯摆脱张安乐。

1975年，张安乐通过托福考试，把手下的势力交给康宁后，赴美求学去了。

两年后回台省亲，因其妻李青窝藏一名警方追捕的三光帮分子而受牵连，被判了6个月刑。亏他的同学寄来了他在美国的优异成绩单，加上留学生的招牌，很快被保释出来了。但这样一来，也就又与保释他的昔日弟兄们拉上了关系。据说，张安乐就是在这个时候萌发在美国组建竹联帮分堂的念头的。

1979年，张安乐去美国继续读书；1981年返台与李青离婚；1983年与珍妮斯·杰克逊结婚，获得了永久居留权。

张安乐在美期间勤奋好学，若有王赣俊的生活条件，可能也会学业有成，无奈生活迫人，只得弃学从业，到处找零活干。一次，向过去的朋友柳茂川告贷遭拒绝，二人便有了隔阂。1982年回台湾时，陈启礼已东山复出，陈对白狼道：“你有抱负有什么用？有理想没有经济后盾，你凭什么实现理想？”柳与陈是竹联帮中让他佩服的人，如今一个遇难不助，一个劝他经济自救，顿觉自己拼命苦读太不现实。

弃学后，张安乐在洛杉矶遇到了黄鸟陈志一，二人合伙开餐馆，果然生意兴隆。二人又都有在美国组建竹联的理想，因此合作愉快。

江南命案后，张安乐多次在电视、记者会等公开场合露面，成了援救陈启礼最热心的竹联分子。而他的所作所为令美国警方不快，结果以餐厅有死老鼠为由，吊销了他的执照。他虽然多次受到警方和台方的骚扰，仍决心全力搭救陈启礼，还为此写了遗书。然而，凭一腔义气是斗不过两个政府的。1985年5月，张安乐因涉嫌绑架而被捕。

张安乐智力超群，正义感很强。只是在白道上求不到正义，这才求诸黑道；感受到黑道上的凉薄之后，又想返身白道。因此，他一直徘徊于黑白道之间，只是感于义气，才成了狱中之囚。当一切趋于平静之后，张在狱中又作何感想呢？

冷面杀手刘焕荣，又号神经刘，1957年出生于台中市北屯区陆光八村的一个军眷区里，是家中的老。像陈启礼等人一样，刘也由一个受人欺侮的外省籍子弟逐渐成了不仅少年。上台中商工职校后，他加入了小梅花帮。1974年，刘与小兄弟们在收保护费时为警察所困。突围中，刘伤了一个警察的脚部，当晚被抓进警局吊打一顿，然后被判刑4个月。

刘焕荣出狱后一心想改过从善，但令人惊心的是，社会的确没有给他丝毫机会，不仅到处遭白眼，而且警方还时时威吓他，似乎不进黑道就不放过他。于是，刘只有走黑道一途。

1979年，刘焕荣因赌债纠纷杀了第一个人，从此开弓没有回头箭，从被动干黑道变成主动闯江湖的硬手，很快获得了“神经刘”的绰号。竹联帮忠堂堂主董桂森慧眼识英才，千方百计将他罗织进堂，封为执事。

刘焕荣进入竹联后，并未获得他万分仰慕的陈启礼的信任，刘急于表现，遂起“要出头，杀老大”之心。再说，他不愿默默无闻地在黑道混，于是决心走职业杀手之路。

刘焕荣杀的第一个老大是台湾黑道很有名气的大树林帮帮主杨伯峰，获酬金40万元。因为此事，刘焕荣一夜成名，且开了为求成名而杀老大的新风尚，竹联帮总堂主陈启礼也不再有疑，将其收为贴身侍卫。

杀杨伯峰3个月之后，即1983年9月，刘焕荣再爆冷门，于光天化日之下当街枪杀了有“九命怪猫”之称的大湖帮帮主廖龙辉。从此，刘焕荣成了黑道上闻名丧胆的人物，竹联帮也因拥有这样一名王牌杀手而名声更彰。每每遇到难题，陈启礼只要动用刘焕荣，莫不迎刃而解。同时，刘也成了黑白两道追杀、寻捕的目标，开始过起难见阳光的逃亡生活来。

1984年春节时期，台湾黑道发生了一起诈赌大案。受诈者肖家训不甘心两亿元台币有去无回，便通过一位警官请陈启礼出面摆平。陈因一时没有找到诈赌的黑道分子而无所作为，肖某病急乱投医，又找了松联帮老大吴仕杰、四海帮老大杨南光等人调停，答应事成之后，各以500万元相酬。此时，其他帮派也知道了这一肥票，人人都欲分一杯羹。经过一番交易，终于达成协议：以2300万元一次偿还，在纪德旺师律事务所交割。到了交割时间，纪德旺事务所人头晃动。角头云集。当肖某的代表入场时，众角头暗叫不妙，陪同他的竟是冷面杀手刘焕荣！原来陈启礼觉得这件事没能由自己解决有失面子，这才在关键时刻拿出了“秘密武器人”。

看着刘焕荣俨然以保护人的面目出扬，与会群魔知道碰上了难缠的鬼了。一位角头和众人交换了一下眼色，缓缓说：“阿荣仔，这件事你最好不要插手。”他心想在座诸位都是有头脸的人物，刘焕荣这个后起之秀还能不给面子？谁知刘焕荣道：“凭什么”？这事我管定了！这是我竹联帮面子的问题，我非得给陈大哥挣回这个面子不可！”

律师见证，交割已毕。众人待富商的代表走后，盯住被刘焕荣坐在屁股下的800万现款和桌面上1500万的支票，问：“怎么分？”

“这样分！”刘焕荣一脚踢翻座椅，左手握着一颗手榴弹，右手拔枪、大喝一声。

一时间，众人全楞了。俗话说，胆小的怕胆大的，胆大的怕不要命的。

刘焕荣不辱使命，凭一支枪、一颗手榴弹镇住黑道群雄，不仅为竹联帮挣够了面子，也使自己的名声更响了。而他干职业杀手的价码也随着名望看涨，一个月后杀一山帮老大张德忆，他得了80万元酬劳。

当初杀杨伯峰，刘受台南另一个黑道老大游国麟所雇，如今刘的枪口在无人所雇的情况下指向了游国麟。刘与游本是哥们儿，但游颇不识时务。自刘名声鹊起之后，连董桂森这个昔日栽培过他的人也有意躲着他，以免一个不小心开罪了这个因遭追杀而变得疑神疑鬼的职业杀手。游国麟倒好，仍以刘的朋友自居，可谓自辟死路。1984年6月21日晚，游从刘之邀到了台北大安区一家宾馆。刘显得格外热情：“今日我们只叙友情，不谈其他。兄弟我做东叫你逍遥一夜，以尽地主之谊。”酒足饭饱之后，刘又换了个地方，为游叫了三个陪酒女郎。游摸摸这个的乳房又捏捏那个的大腿，还说不满意。刘按住性子唤来鸨儿，厉声道：“你再给我们搞这些肥膘瘦骨的，老子砸了你的台子！”鸨儿战战兢兢的去了，果然领来四个上等货，令游国麟胃口大开。

在游辟屋做乐时，同来的竹联帮天堂堂主王国庆不耐烦了：“不是讲好杀掉他吗？怎么对他那么好，连叫四个小姐？”刘语出如冰：“让他死个痛快，也算我刘焕荣对得起朋友了！”

游国麟逍遥一夜后，被刘焕荣带到忠堂开设的荔坊餐厅。任他百般哀求，刘还是砍了他四肢，然后用布袋装了，开车拉到一处山崖，对其脑袋开了一枪。半年后，登山者在坪林山区发现一具白骨，又怎知原是一个横行台南的黑道大亨级人物？

江南命案后，竹联帮头目几乎一网成擒。刘是台湾警方近年来每年公布一次的十大枪击要犯榜上的状元公，一直在逃之中，这一次也未能让警方如愿。但岛内是无论如何呆不下去了，刘于是亡命菲律宾、泰国，最后到了日本。在菲律宾曾协助齐瑞生杀陈正昌、陈南光兄弟两家九口人。到日本后，他展示了人性的另一面，一个被迫走上职业杀手之路的人对人世湿情的深沉感。那是在东京新宿的一个酒吧里，刘焕荣豪饮之时被旁桌一个女孩子的哭声打动。“喂，台湾人吗？”刘端着酒杯走过去。这女子是台湾来的“淘金者”，如今为黑道挟持卖春挣钱，金是淘了，却落不到自己手里。刘焕荣向来不近女色，的确是出于同情，这才过去搭话。攀谈起来才知，其老公大大有名，乃是台湾十大枪击要犯排行榜上的探花，绰号珍珠呆的梁国恺。梁在与警方激战一夜后弹尽自杀，其情人竟然落到如此地步，刘不由有物伤其类之感。他从口袋里掏出所有的钱放到这个叫小支的女子前，醉晃晃地离开了酒店。

第二天去那家酒店时，小支的姐姐大支已等在那里。刘应邀去了她们姐妹的住处，三人交杯换盏间，谈的都是童年趣事。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很快便相知。刘焕荣于流亡之中平生第一次为了一个女人而陶醉了。1986年1月26日，刘与大支于温柔之乡中被急促的打门声惊醒。刘焕荣轻轻推开紧拥着他的大支：“该来的总是跑不掉的。”这样，刘焕荣因黑道“朋友”的出卖而落入日本警方之手，一个月后被引渡至台湾。

刘的回台是江南命案后的最大新闻。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刘说：“我不希望我家人以后来看我出庭，他们增加我心里的负担。”“我恨自己，我恨社会！”“不错，我是黑的，不能见光，更极少出现公共场所。但我没有神经病！”

1986年5月，刘焕荣被判处极刑。在走向死刑台时，刘回首自己的职业杀手生涯，不无忏悔地说：“我杀的人都是该杀的黑道老大，只是除了陈正昌、陈南光兄弟，我感到很难过。”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台岛”并非台岛，而是“中华民国在台湾”，竹联帮则是1949年逃离大陆的难民所组成的流亡团体——这种处境决定了他们的种种特点。他们既忠于国民政府，又违法乱纪——常常是黑白两道通吃的。

【第九章、港澳黑幕】

1。香港黑社会香港黑社会人物常以“洪门人马”自居，其实不然。中国大陆解放前的洪门组织，确实已有近三百年的历史，香港自开埠以来，大陆洪门组织的头脑也由内地辗转抵港，进行活动。然而，由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变迁，大陆洪门组织已经由“反清复明”的政治组织蜕变为走私贩毒、作奸犯科、欺凌弱小的猖恶势力。而香港更是落入英国殖民者的股掌之中，再加之社会环境、风气习俗的潜移，所以，尽管香港黑社会组织有些表面上因袭“洪门”之名，但是其早已丧失原来洪门组织初期的革命性质，从一开始就定型为香港的黑社会组织。

香港黑社会组织演变

香港黑社会组织演变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1）战前阶段（1842—1941）

香港今日英国殖民地的版图格局，是经由中英1842年《南京条约》割让港岛、1860年《北京条约》强租九龙、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借新界三个历史文件而最终形成的。香港开埠以来，其重要国际地位当数贸易、交通方面了。在本世纪初，香港的出卖劳力者，多数以搬运货物为业，另外还有一些小商小贩等等，几乎都栖居、活动于上环三角码头及湾仔两地。然而，你来我往，长期相处，摩擦与纠纷时有发生，当时的香港政府又管理不善，除非爆出命案，否则一概不问不理，因此，一度情势十分混乱。

当时，一东莞籍小贩由广州至港谋生。以前曾加入广州的黑社会组织“洪胜会”。现在，耳闻目睹此地劳力者聚众斗殴、互相残害，于是发起组织“洪胜会”，以欲解释纠葛。接着，其他行业也纷纷以行业或地区为限，一时间建立起了十多个堂口。不料，这样反而使原来属于个人之间、少数人之间的纠纷酿成堂口之间的争执，发生近十次大械斗，问题日趋严重。香港政府命令警察部门密切监视各堂口活动，并责成其缉凶归案。于是，这些组织便转为秘密活动。直至宣统元年（1909），在十多个堂口中的“勇义堂”内，有一名绰号为“黑骨仁”的头目发起联合所有堂口和平相处的协议，万一出现纠纷摩擦，则用“讲数”方式解决。如若非打不可，也需指定时间地点，决一雌雄，但却不可泄密给官府。这些协议得到各堂口赞同。于是，在同年端午节，召开了香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洪门大会”。大会发起人黑骨仁，原为大陆洪门组织的一支“天宝山”、“碧血堂”中职位不低的“红旗五哥”，所以便把这个堂口联合组织冠之以“洪门”二字，而黑骨仁则被列为香港洪门的“开山祖师”。并且，根据黑骨仁的提议，各堂口名称之前，一律加上“和”字，是取“和为贵”之意，此乃当时所谓的“和”字头黑社会。

在香港，还有一个比“和”字头更早的秘密组织“福与兴”，又名“义兴公司”。但是，由于它的活动范围仅限于替当时中国大陆某一个洪门山头筹措经费，因此，只能说它是中国大陆某一洪门山头的海外筹款部门。香港“义兴公司”向侨胞募捐经费，分为两种：一种是对该公司成员的固定募捐；另一种是向社会各界的临时募捐。估计“义兴公司”的筹款活动在“和”字头组织诞生之时已经停止。否则，就难以解释宣统元年成立“洪门大会”并无“义兴公司”参与之事。至于后来“福与兴”变成潮帮三大黑社会组织中最有势力的一派，则又另当别论。

自民国初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香港黑社会组织人数最多、经费最足、规模最大的，当推“和安乐”。“和安乐’、在未加上“和”字头之前，称为“安乐堂”，初期成员大多数为茶楼酒馆、街边熟食摊点从业人员。初期的第一辈“开山祖师”缺乏才略，其会员未见多大进展。民国十年（1921）左右，出现了一名“组织天才”，几年内，会员由300多人发展至3000多人，扩大地盘，调整组织，一切会务有声有色，令其他黑社会组织瞠目结舌。此“天才”名叫温贵，习文练武不成，却有指挥、组织之策。在“和安乐”与“和胜堂”冲突之中，他设计瓦解敌方，一举击溃对方主力，使整个油麻地区（当时九龙最繁盛地区）完全处于“和安乐”控制之下。于是，他自己也一举成名，由一个普通会员跃升要职——“白纸扇”。继之，温贵更加施展“抱负”，其一，是划分“和安乐”为十条线，线之下又分为若干堆，堆之下又有若干小头目联络普通会员、遍布九龙、香港、新界，从而形成由上至下的组织系统；其二，不论会员在业或者失业，一律交纳会费六毫，以此积聚钱财发放高利贷，一时间声势大振，别的堂口的会员纷纷“过底”。在香港历史中出现过两次与黑社会有关的大灾害，一次是日军入侵九龙时，“胜利友”大施烧杀抢掠，另一次是1956年的黑社会大暴动，“和安乐”均在其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只是最近十多年来，才渐渐被“十四K”压了下去。

1925年的省港大罢工，是一次轰动中外的群众运动，是中国工人阶级力量和中华民族气概的充分展现。然而，香港的黑社会却在这次运动之中混水摸鱼，窃取不少利益，组织也随之壮大。当时，香港的黑社会组织大致有：“和”字头的“和安乐”、“和胜和”、“和利和”、“和洪胜”、“和群英”、“和合图”、“和勇义”、“和联胜”、“和合群”、“和合义”。。等等；非“和”字头的“福与兴”、“同新和”、“同新义”、“单义”、“联义社”、“联英社”、“新同乐”。。等等；还有外来组织统称“粤东”，来自澳门的统称“马交仔”；另外，还有以社会团体之名、为非作歹之实的组织，如“青年社”，“三圣体育会”、”西河体育会”等等。各个组织的人数少则数十人、数百人，多则数千人。几乎都是各据一方，欺凌弱小。而堂门与堂口之间，自然也为了争权夺利不时互相火并。那么，香港黑社会人物究竟是如何发“罢工财”的呢？当时，五卅惨案殃及大陆各地，而港督史塔斯密而不宣，但香港各界同胞早已通过其他渠道得知此讯，无不热血沸腾，纷纷声援大陆民众，反击香港政府。首先罢工的是香港海员工会，继而，包括电车公司员工在内的各行各业工人、店员，甚至政府雇员、外商雇员、皇仁书院学生、各界商人也纷纷响应，罢工、罢课、罢市使整个香港陷于瘫痪，一部分老弱妇孺纷纷离港。香港政府见状，便调动英军，荷枪实弹，整日巡逻。致使一般市民不敢外出，甚至取水、购物也不能。这时，黑社会人物便蠢蠢而动。湾仔区“单义”人马首先出动，代为挑水，代价每担一元（当时一元钱几乎可购上白米50斤，相当于现在的70—8O元），而后其他各区的黑社会人物纷起效尤。以至强行勒索，入室盗窃，更有甚者，不管你是否需要，自动送上门，水到收银，否则就叫人皮开肉绽。所谓代客购物，更含诡计，歹徒们趁军警忙于镇压罢工、疏于治安之机，闯入店主回乡而仅有几人看守的店铺强取豪夺，呼啸而来，满载而去。然后，将抢来之物送至购物者家庭，收取货款，还要加一笔服务费。当时工人失业现象极为普遍，黑社会敞开大门，招兵买马，历时一年多的罢工行动，每个黑社会组织较之以前“大大壮大”！

30年代初到1941年底香港沦入日军铁蹄之下止，这一时期是香港黑社会的黄金岁月，其主要原因为：黑社会人物和警方已经开始挂钩，使黑社会组织得以逐渐半公开化；警方侦缉手段落后，每遇大案，都要借重黑社会人物作线人，方能破案。这样，黑社会人物的地位大增；当时的市民较之今日比较保守，因而使黑社会人物的活动几乎未受什么阻碍；香港政府未有反黑的机构，法律上也未有惩罚的条款，因而黑社会活动没有什么顾忌；当时的黑社会帮规比较严格，也更讲究义气，组织内外如遇纠纷，尚能通过“讲数”求得解决，因而局面大致还较为“稳定”。基于上述原因，黑社会组织在十年之内得到了“空前发展”，犯罪活动非常活跃，非常普遍，只是方式、方法以及技巧上仍较为陈旧，尚不能引起大的轰动而已。主要罪行除了包庇黄、赌、毒及老千行以外，还有扒、窃、撬、诱、拐、卦、劫等等，有些人居然能选其中一业而终一生，可见，它的收入程度如何了。

（2）战时阶段（1941—1945）

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圣诞前夕，整个香港落于日军铁蹄之下。此后的三年零八个月，日本占领军对香港实行军事管制，香港居民苦不堪言。但是，香港的黑社会组织却为虎作怅，充当走狗。若观下列种种恶行，便可一目了然。其一，在九龙陷落之前，以及香港被围之际，港、九两地均曾受到黑社会人物的打、抢、烧、杀，而沦陷之后，又替日军残害我无辜同胞；其二，香港沦陷后，黑社会组织“福与兴”的一名红棍林满勾结日军宪兵部的中尉军官久宫传一郎（中国名：李志廷），在上环街市附近开设近十家赌场，庄家财源滚滚，其他黑人物也纷纷挂钩牵线，在西环、湾仔、九龙的油麻地、官涌地区，开设赌档；其三，沦陷期间为日军效力最大的黑社会组织，诸如“和安乐”、“和洪胜”、“和利和”、“同新和”以及“福义兴”等等，竟然为了50元军票奖金，出卖潜伏的抗日分子，为了一两烟土，用三个同胞的生命去换取；其四，更有甚者，黑社会人物居然协助日军在湾仔及油麻两地，建立慰安所，任由强盗蹂躏我姐妹同胞，其卑鄙行径，令人发指。

（3）战后阶段（1945—？）

战后，香港又回复了英国殖民地的地位。遵照国际法庭指示，处理了诸如林满之类的汉奸罪犯之首领，其余黑社会人物则躲过风头，相安无事；不久，便蠢蠢欲动，重新活跃起来。最先恢复活动的黑社会组织，首推“和安乐”，其次是“福与兴”。一年之内所恢复或新兴的拥有会员500名以上的黑社会组织，大致有“和安乐”、“和胜和”、“和利和”、“和洪胜”、“和义堂”、“和胜堂”、“和勇义”、“和合图”、“和义和”等和字头的；另外还有非和字头的，如“同新和”、“联英社”、“单义”、“粤东”等等；属于潮州帮的则有“福与兴”、“新义安”等等；战前有一些组织，或被吞并，或渐消失，成为了历史陈迹，至于“十四K”、“敬义”、“马交仔”及青帮等组织，五年后陆续崛起。

此时黑社会组织的活动，除了一些例行罪恶，如盗窃、抢劫、街头骗局及街头赌摊之外，最普遍的莫如收规及包庇娼妓了。所谓收规，即是黑社会人物向市场、街头摊贩索纳“保护费”，否则，就藉端闹事，毁坏货物与生财工具，纵火焚烧摊点设施等等。此乃一条生财之路，于是战后黑社会组织厮杀争夺，无不为此。经过一番拼杀，强者生存，划分了各堂口控制地区。九龙方面：“和安乐”控制旺角地区；“和胜和”控制深水北河街以北地区；“和胜义”控制佐敦道以北油麻地地区：“联英社”控制官涌以至尖沙阻地区；“福与兴”控制土瓜湾以迄九龙城地区。香港方面：“单义”控制湾仔地区；“和合图”控制中环地区；“和胜堂”控制西营盘以迄薄扶林地区；“新义安”控制铜锣湾以迄筲箕湾地区；“同新和”控制湾仔部分及西环部分地区。当然，这种控制是随着力量升降而变化的。

尽管战后黑社会组织在短期内重新设坛立舵，但其阵势远非战前。会员人数虽有所增加，但组织指挥未见得得心应手，以致除了“和乐安”、“福与兴”等较为健全的单位，仍然留有“海底”（亦名会员花名册）之外，其他连会员人数都不甚了了。至于会员的忠诚程度则更难以与战前相提并论了。战前的黑社会人物，绝大多数都能做到“打死不报官，刑死不招供；公司有令谕，誓死要服从”的诫条，但战后黑社会人物一旦被警方逮捕，或招供同党，或作线人，堂口首脑也很少有呼云唤雨的无比驱策力了。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战后黑社会组织——“十四K”在香港的崛起。

1949年春，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攻势已备，南京上海回归人民之日在望，而华南两广地区蒋部惶惶不可终日。在军统头子毛人凤密令下，其部下加紧联络两广各地洪门组织，以日后加以利用，图卷土重来。于是，由葛绍煌在广州再设“洪发山”，重建“内入堂”，时间为1949年4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地点乃广州市西关宝华路十四号。今天的“十四K”组织，则是由“洪发山”蜕变而来的。广州解放前夕，葛携各堂“香主”等至港，后又转留台湾。但其手下之众在港组成“十四K”，并自恃为“洪门”源宗，以国民党为靠山，与原来的香港黑社会各组织判若仇敌，时发火并。到了60年代初期，手下已达8万名（包425括未经正式手续者）左右。到了70年代初期，其组织竟然拓展至欧美、东南亚各国和日本。至于台湾、澳门或由“十四K”操纵黑社会的组织，势大压人。鉴于其崛起的特殊背景，“十四K”与台湾特务机构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连香港政府也在1956年黑社会大暴动之后作如是说。

60年代初期，又有两个组织在港成立。它们是粤帮的“同乐”和潮帮的“义群”。“同乐”是由离开东南亚国家侨居地而获留港的部分华侨青年组成，后来成分也愈来愈复杂，有刑满释放者，有街头摊贩等等，但人数不多，难以与其他组织对抗。另一黑社会组织“义群”，原来是由一群小巴司机为了应付衙门的苛捐杂税而组成，初属“福义兴”、“新义安”人马。他们组成“义群”之后，又推出收租佬直接与衙门贪污分子联系，以免受多重剥削。此乃明智之举，别开生面。衙门方面只要金钱到手，对这个组织的存在也就戳许了。其后，它也就堂而皇之地生存、发展起来了。

香港黑社会组织结构（1）组织人数据统计，直至1978年，在香港仍然有组织、有活动的黑社会组织及其人数，大致如下：“十四K”：香主为陈仲英、欧标（继任），二路元帅为陈×华，人数约5万人（澳门除外）。“和记”：香主为黄老润，二路主帅为黑鬼棠（绰号）。下属有13个和字头组织：

“和安乐”：3万人。

“和胜和”：1.7万人。

“和胜堂”：5500人。

“和义堂”：5000人。

“和勇义”：1500人。

“和合图”：8000人。

“和利和”：4000人。

“和胜义”：4000人。

“和洪胜”：1000人。

“和群乐”：500人。

“和群英”：500人。

“和一平”：700人。

“和二平”：400人。

“四大”：香主为沙皮×（绰号），二路元帅为靓坤（绰号）。下属有：

“单义”：1万人。

“同新和”：5000人。

“同乐”：700人。

“同义”：500人。

“联英社”：7000人。

“联群社”：1000人“联义社”：500人。

“联群英”：1000人。

“马交仔”：1000人。

427“潮帮”：香主为能十，二路元帅为老虎仔（绰号）。下属有：“福

义兴”2万人。

“新义安”：1.5万人。

“敬义”：3000人。

“义群”：1000人。

总之，上述这些有组织系统的黑社会人数共约19万人。而且，组织不定形的松散人数不计在此内。

香港黑社会组织人数似乎众多，但绝非想象的那样指挥得力、整肃有致，当然，也并不是处于瘫痪状态。基本状况是：第一，具有约束、指挥力量，但较之以前大为逊色了。比如，在战前，如不服从大阿哥命令者，会遭家法处置。而今日，除利益冲突之外，即使大阿哥陷入重围，也无手下拼命相救。第二，早已丧失了“打死不报警、刑死不招供”的严明堂规。在战前，黑社会组织之间发生械斗时有伤死，损失惨重。但是也有宁肯寻机报仇，而不报警执法的。而今日，一旦被捕，原来威风凛凛的黑道人物，也无不叩首求饶。（2）组织等级现在的香港黑社会组织与旧时的中国帮会性质已经迥然有别，但是其组织形式仍然前后因袭，未曾改变。

香港黑社会组织中，职司等级分明。这点与大陆以前的洪门帮规大同小异。主要职司等级如下：

香主：又名四八九。

二路元帅：又名四三八。

红棍：又名四二六或十二底。

白纸扇：又名四一五或十底。

草鞋：又名四三二或九底。

四九：即最底层的普通会员。

在这些职司等级中，香主职位为每个字头的最高掌权人，也称大陆元帅。如“十四K”、“和记”、“四大”、“潮帮”，其下属有众多堂口。但这四个黑社会组织中，每个只能选一名香主，以统辖下属各堂口组织。可见，香主的地位和权力是不可小视的。二路元帅则与之不同，每个堂口均有一名或多名二路元帅。平时如非坐馆，则有职无权，也有多人爱戴的退任坐馆，后被推举为二路元帅的。红棍则为黑社会堂口的打手领班，被推为坐馆者，必具红棍资格。白纸扇乃各堂的军师，每一堂口的内部事务一般由坐馆和揸数处量，而揸数一职非白纸扇不可。一旦遇有对外事务时，白纸扇则“运筹帷幄”，为决一雌雄出谋划策。草鞋乃黑社会组织中的最低职位，主要任务就是负责各方联络。剩下的就是四九，也就是黑社会组织的基本群众。但或有十年以上会龄、如蒙坐馆、揸数提报，也可参加会务谋划或招收门生。香港黑社会组织等级的升迁制度也是确定的。其一，四九可以升职为草鞋、白纸扇或红棍，但仅能升一项职位，并非按级递升。而且升职之后，几乎是终身任职，曾经坐馆或揸数才可以升任二路元帅或香主。其二，如果某一正式入会的新会员，对堂口有特殊功绩，可以在坐馆保荐之下，不经四九阶段，直接升为鞋、扇、棍，因此被称之为“平地一声雷”。其三，接收临时会员。按照黑社会传统规矩，入会时须经一系列手续、仪式。如：大开香堂时千斤重誓、拜过五祖、初习诗词暗语、列名海底等等，这样，才是正式会员；如只是由某一职员收为门生，口头传授初级诗词暗语便成为会员的，只能称作临时会员，便可称之为挂蓝灯龙。其四，不管是否正式会员，入会者必须向自己的大哥献毛诗（利是红包）一封，其数目须带六字。大哥则须将半数归公，作为堂口经费。但今日，由于堂口办事处不固定，办事员也难见其人，大哥便乐得坐享其“钱”了。而且，入会的规矩是“无事三十六，有事三百六”，即有意加入某一堂口以求避灾躲难的，还得加倍交纳。其五，黑社会会员也有“过底”之允。即由黑组织甲转到黑组织乙，在新旧双方的拜兄同意之下，便进行“过底”仪式。从此，与原堂口脱离一切干系。如遇纠葛，则必须为新堂口效力，不得陈仓暗渡。

（3）组织暗语

从前的洪门组织，与现在香港的黑社会组织的组织目的完全不同了，前者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后者则完全蜕变为为非作歹、抢劫民众的恶猖了。然而，由于两者于当朝当政所不屑，贬为非法，因而，在谁敌谁友难以识别之时，便均采用暗语联络，进行活动。香港黑社会组织的暗语基本上因袭了原洪门组织，但由于粤语音韵与普通话有些区别，又加上使用暗语者的即兴创作，所以，现有暗语也就五花八门，说怪不怪了。

香港黑社会人物惯用的暗语（又称背语），据有关人士记载，大致有如下几类：日用品类：披（衫）、横角（裤）、踩街（鞋）、底横（内裤）、线超（眼镜）、金枝（火柴）、雀（香烟）、盔（帽）、孔明（灯）、飘（船）、莲花（碗）、千张（纸）、毛诗（利是）、锚花（匙羹）、耍花（筷子）、大瓦（被）、轮（电话）、蛋（手表）、黄指（戒指）、青（刀）等等。食品类：毛瓜（猪）、大菜（牛）、摆尾（鱼）、砂（米）、耕砂（食饭）、班莲（饮茶）、青莲（茶叶）、摆横（吸鸦片）、啤灰（吸白粉）、减灰（戒白粉）、玩波仔（吸红丸）、耕罕（吃药）等等。

人称类：老亲或羊牯（非黑社会人物）、花腰（警察）、本（探员）、天牌（父亲）、地牌（母亲）、倏女（女朋友）、倏仔（男朋友）、吉佬（女人）、柳记（狱警）、老表（同门手足）、灰斗（外国人）、金手指（警方线人）、老道（吸毒者）、孽口仔（戏子）、老记（记者）、老状（律师）、大爷（即老千们专用，所指被骗对象）等等。其他还有：爆江（流血）、受把（坐牢）、一碌（一年）、抹（判案）、过江（渡海）、挂枝（香港）、马交（澳门）、大圈（广州）、开片（打架）、超（看）、爆冷格（入无人之屋行窃）、爆热格（入有人之屋行窃）、墨漆（衣盗）文雀（扒手）、高买（窃取店铺货物）、跳流罕（卖假药）、咬老软（靠女人吃饭）、熬老亲（暂有正当职业）、陀地（本地）、一斤（一百元）、一栋（一千元）、一简（犯案一次）、狗咬（枪伤）、入册（入狱）、出册（出狱）等等。

另外，香港黑社会组织，还有彼此之间问答的诗词（民称黑话），以揣心迹。比如：经大哥正式收进会门的，必会传授一些普通问答的诗词加手势，此乃“过野”，否则，若遇上内部人物问及时，答非所云，便要换拳头了。因此，要熟诸此道。当遇到别的黑人物盘问时，若问：你是贵公司（或格什）的？就答：我是老歪（因发“和”字的音时口略微歪斜）的。又问：谁是你的大佬（收己为门生的大哥），谁是你的顶爷（开香堂时的坛主）？答：×××是我的大佬，×××是我的顶爷。然后，问者要求答者交出宝、印。宝乃以左手握拳单独竖起中指；印乃以右手的拇指、食指及无名指并在一起。一般是先宝后印。如果答者不服，便可正容回驳：你何德何能，要我交宝交印？若见问者方面人多势众，便只有唯命是从了。至此，如若双方愿意和解，便无事了。若有心挑衅，便会继续盘问风、流、宝、印四首诗词了。

风诗云：

说我是风不是风，五色彩旗在斗中。

左边龙虎龟蛇会，右边彪寿合和同。

流诗云：

说我是流不是流，三河合水万年流。

五湖会合三河水，铁锁沉蚊会出头。

宝诗云：

一湾过了又一湾，我家原住五指山。

一心找寻姑嫂庙，左右排来第三间。

印诗云：

若向印头头二四，排成三角订佳期。

结义金兰为表记，同心合力主登基。

到此或止，或继续盘问过五关。所谓“过五关”，乃是右手从肩到掌的五个部分的名称，即：高溪庙、龙岗、长沙湾、二极桥、姑嫂坟。如当被问及时，答者便需以左手姆指和食指作圈状，其余三指伸指，然后将左手搭右手由肩至掌于五个部分。并念出名称。“过五关”中的每关，都有诗一首，但一般盘问多数不需再提诗句，在此也不过详赘述。

总之，要想成为正统的黑社会人物，不仅要熟暗语，精诗词，而且要会手势以及“过五关”。

（4）组织系统与选举

香港黑社会的组织系统，可谓简而全。每一大组织，如上面提到的“十四K”、“和记”、“四大”和“潮帮”等等，均设有香主一名。下属各堂口均设有坐馆一名，揸数一名，另外还有具叔父资格的执事者若干名。这些人等的职责仍是代表本堂与外界交涉，管理内部属员晋职或解释纠葛。坐馆必须具有红棍资格，揸数多数由白纸扇任职，尊称先生。

黑社会组织上述头目的产生方式，美曰“选举”，任期一般为三年。但是，至于如何选举，则令人啼笑皆非。选香主时，下属各堂口的坐馆和原任香主共聚共饮，酒足饭饱之际，某人提议本届香主名单，若无人反对，便大功告成，当选者如不在场，由卸任香主告知；如有异议，再提再议，直至通过为止。有时由卸任香主介绍推荐下任，事后口头通知于下属会员。坐馆与揸数的产生亦与之相似。坐馆召集堂口中名人，介绍下届坐馆、揸数情况，由到会者通过；如果大家认为原任德高望重，也可连任这两个职务。1956年10月前，香港黑社会组织新旧两任交替，还举行隆重仪式庆贺一番，后因禁止非法组织集会，使无此举了，时有一两次仪式也难以引起什么轰动了。香港黑社会组织中的香主与坐馆等头面人物，其地位还是令普通会员仰目相看的。但是，时至今日，被称之为”新血”者的，绝大多数是目无规矩的青少年，什么帮习道义，与他何干？所以，头面人物也奈何不得，只好顺其自然，从而内部指挥效能日趋削弱。

香港黑社会组织的骇人罪行

（1）日军侵港前夕的大焚掠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此后，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在大举侵占了中国大陆的同时，于1941年12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东南亚一带也成为日军攻击的目标，香港岛未能幸兔。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本军队空炸启德机场、金钟兵房以及太古船坞，步兵在炮火掩护下由深圳向新界挺进，海军也协同作战。到了9日午时，已近九龙市区，港岛危在旦夕。可是，恰在家园倾覆之前，香港黑社会组织头目及其门徒，却密谋蠢动发财，极尽烧杀劫惊之罪恶。

9日下午，大约有660名左右粗壮大汉，在钦州街的一幢楼房天台上聚会，一名削瘦烟容的中年登高疾呼：“各位手足，我们发财的日子终于来临了。所有花腰都跑到对江去对付架仔了。我们要把握机会，及时出动。各堂口要齐心合力，互相支持，提防羊牯们的反抗。至于我们内部划分地盘，待稍后各堂口再行商议。各位现在如有什么意见赶快提出来，以免延误发财的时间，。。。”此乃何许人也？他是“和安乐”的白纸扇梁棠，虽有鸦片烟瘾，但却粗通笔墨，诡计多端。集会者中，有“和安乐”、也有“和洪圣”、“和群英”、“和利和”，还有“和勇义”的人。另外，广州陷落后来港的粤东帮也有两人参加。这些人七嘴八舌，各显高见，或提议抢银行，或提议掠民宅，或提议劫金铺、公司，。。。结果，无一人能说服众人，吵成一团。最后还是粤东帮两人之一，绰号四眼球的，讲出了一番颇能服人的道理。所云如下：“虽兵荒马乱，羊牯对于财物还是非常重视的。如果轻敌，或者力量分散，遭遇反抗必伤无疑。”随之，还亮出左臂一处伤痕以示佐记。原来这是当年在广州西关一家世宅抢劫时落下的“光荣”伤疤。众人听罢，纷纷讨教锦囊妙计。于是四眼球得意地说出计策。他以为，一是要集中力量，至少100人为一股；二是要有足够的武器：三是未行之前，必须先划分地盘，免得自相残杀。众人表示赞同，先把地盘划分出来。各堂口推选一人，以抽签方式获得所分地盘。结果，“和安乐”得旺角区，“和洪圣”与“和群英”得深水涉区，“和利和”与“和勇义”得油麻地区，“粤东”帮由于人手少来参加抽签，地盘划分停当，又规定白布缠绕左臂作为识别标志，胜利二字作为口号，故这伙人等后来被称之为“胜利友”。事毕，已是黄昏时分，各路人马便四头奔走联络，集合本堂口帮兄，准备大发国难财了。

历数黑帮罪恶，说来令人发指。首先，“和利和”、“和勇义”两个堂口，共约出动250人，在上海街找到两家刀剪店，破门而入，各自找寻适用的架撑——武器，如西瓜刀、牛肉刀和大菜刀。然后，分成五组，进行活动。言明：单独发现财物，归个人所有，集体发现的则见者都有份。而且还商定：不伤人、不劫色。但在抢劫时，就顾不得许多了。如在上海街附近榕树头的某号4楼，三名匪徒轮奸一名年仅13岁的少女，致使其跳楼自尽。

9日、10日，各区警署人员不知何故，无人出勤巡逻，当然若干警员被调往前线协助英军行动为明人所见之外。这样，“胜利友”得以横行肆虐。9日整晚，黑帮奸、杀、烧、掠，无恶不作，深水涉、旺角、油麻地三个地区，早已混乱至极，惨不忍睹。上海街的金铺集中地，则为重点抢掠目标。其中有一金铺未能疏散，铺主拒绝交出金柜钥匙，被抢劫者乱刀砍死。5位店员因不知店主钥匙所藏，也被逐一砍死。最后的死者乃是一名18岁少年，苦苦求饶，言父母双亡，还有一祖母靠他侍奉，也未能幸免。至于其他的银铺商户及一般居民，其财产损失，或被杀被烧的，简直不计其数。

10日早晨，黑社会人物已将上述地区洗劫一空，便向南继续发展。起初因南面多数为外籍居民栖息地，因不知底细，不敢贸然动手。可现在，各区已被洗劫殆尽，九龙城区也早被潮帮的福义兴反复洗劫，何况日军已进入九龙市区，再不动手就坐失良机了。于是孤注一掷，向尖沙咀拓展新地盘。这时，许多黑社会以外的地痞无赖或胆大之徒，也纷纷趁火加入打劫行列，和安乐主力率先捣毁九龙粮仓大门，人群蜂拥而入，掠劫大米、砂糖、棉纱、布匹、罐头和洋酒等等。留守员工或伤或死，多达十人。随后，黑社会人物袭击黄埔船坞，原以为会有所得，不料全是机械或钢铁材料，恼羞成怒，一把火烧毁了整座船坞。

接着，匪徒们又向红勘三约的居民点进发。战前的红勘、土瓜湾一带，家道足者甚少。尽管如此，匪徒们仍想水中捞油。他们先把各户人家赶到街中排列成行，点燃一堆易燃物品，然后逼迫居民交出财物。如若不从，就把居民推入火堆活活烧死。据一位目击者张老太太回忆，她自己的一位同胞兄长，就是这样惨死的。还有一位老妇人，为抢回匪徒抛进火中的一领棉絮，扑上前去，歹徒却一把将她推进火堆，可怜老人就这样活活烧死了。

下午，匪徒们烧杀抢掠，前进到九龙城道北帝街附近时，与正在该区烧杀的潮帮人物遭遇，狼虎相斗，大打出手，一场恶战下来，死伤不计其数。晚上，匪徒又回军尖沙咀，这个时候，抢劫的已不仅是所有的黑社会人物了，还有不少地痞无赖。甚至他们的家属，也肩挑手提，大包小裹，趁乱发财。他们都用白布缠左臂，手持锐器，破门而入，喝令屋主蹲下，拳打脚踢。然后胡乱翻腾，寻找值钱的物什。金钱自然不肯放过，甚至连眼镜、发饰等物也要抢去。临走时，乒乒乓乓乱砸一通，扬长而去。洗劫尖沙咀之后，部分匪徒又回军旺角地区，以为还有“漏网之鱼”，再度扫荡。

港岛警察与九龙警察比较起来，尚能就地维持秩序，故而还未促成大乱之势。但是，九龙方面抢劫消息传来，港岛方面的黑社会组织——“和合图”、“单义”两股堂口，也按捺不住，聚众过江。“单义”的一名红棍想出妙计，英军由九龙撤至港岛的铜锣湾及北角，并在此集结以对付日军。而上环以至西环部署甚少，因而有些往来于港、九两地之间的居民。暗想：何不渡海到九龙去发财？于是，11日上午，他率领两帮人等约60余名，胁迫8只小船艇，由上环码头渡海到九龙山东街码头登陆，先到钦州街跟“水房”的梁棠联系，梁棠以为这个顺水人情还是做得的，既然自己已经捷足先登，就让他们再搜刮一次吧，且派出手下协助。于是，再度洗劫又开始了。由于商店堂铺早已被抢劫，这回的目标主要是住户。但是这些住户都是小户人家，平时仅可温饱，省吃俭用也许有几个钱，这时也已补贴家用，哪还有什么节余呢？因而，这帮人物所到之处，抢到的也只是新旧衣服、米油盐茶，甚至日用品也照拿不误。结果，使一些人家衣食无着。这是匪徒在九龙的最后一次搜刮。因为日军在12日黄昏已经攻下市区了。

也就是在这最后一次搜刮中，出乎意料地遭到了一次抵抗。事情原委是这样的：在今日的大角咀一带，原来是修船工人居住的棚屋集中地，因为破破烂烂，初时的洗劫者不屑一顾。但是工人们仍然提高曾惕，由青壮男子组成自卫队保护妇孺，准备一旦万一发事也好反击。恰巧，最后一拨匪徒路经此地，一念之差，总觉得还有些油水可捞，于是呼啸而上。不料，木屋顿开，一下子冲出数十名手执铁具的大汉，挡住来路，恶战一场。这帮乌合之众哪是工人们的对手，一下子倒下了十多个。12月12日，日军侵占九龙，九龙居民进入更黑暗更悲惨的时代。

（2）1956年黑社会双十暴动

1956年在香港发生的黑社会组织双十大暴动，是由台湾特务一手策划的。自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每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纪念日（国民党政府是把它作为中华民国国庆日看待的），都以机票、食宿引诱海外同胞赴台观光，港澳地区也对亲蒋社团补助聚餐费、花牌费，并印制大量的青天白日旗，令这些社团四处张贴，以壮门面。继之，亲蒋报纸刊物、大加渲染，讨好蒋家政府。当时香港的涉置区，包括黄大仙、石峡屋和李郑屋村三处，每年10月10日，都是亲蒋人马活动的重点区，张贴标语、挂旗等。1956年10月10日也不例外。早在8日，李郑屋村涉置区的一个居民组织（属亲蒋派人士吴某把持）领回不少青天白日旗及若干庆祝补助费，吩咐各位成员加紧布置。当晚每户十面旗，贴到或挂到门外显眼地方。结果，上述三个涉置区未到双十那天，已经是旗山旗海了。9日午间，又再次在临街楼群墙壁上贴满纸旗、标语、纸串等等，甚至连浴室、公共厕所也照贴不误。

可是，李郑屋村却因挂旗问题，出现了纠葛。10日上午，涉置区一姓李的职员，看到公共墙壁上张贴着花花绿绿的纸物；认为这与管理条例有悖。于是，通知居民自动拆去，但谁敢应声呢。该职员只好自己动手拆了，然后回到办事处办公去了。可是，当那个居民组织知道此事之后，一个绰号为猪肠粉（“十四K”分子）的男子，集合三四十人包围了办事处，质询此事，职员解释一番，但未能被接受，人群云集，后来竟达600多人。办事处职员见势不妙，忙通电深水涉警署，请求派警维持秩序。20名警员随后赶到，但发觉实在是警力有限，只能是采取保守态度。滋事分子见状，胆子也大了，由猪肠粉提出条件，限涉置区在15分钟内答复，否则采取行动。条件是：重新张贴上纸旗，并加上蒋介石像；燃放价值五百元的爆竹作为认错；李姓职员向蒋介石像三鞠躬道歉；在全港大小报章刊登由滋事分子拟定的道歉启事，不得更改；以纪律处分于撕旗职员。条件苛刻之甚，办事处难以答复。猪肠粉原来只是一个摆摊卖猪肠粉的，哪有这等精明？细想原委，是那个居民组织的吴某幕后操纵。吴某原来是台湾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六组（专门负责海外工作的）的外围人物。在教唆猪肠粉提出条件之后，立即派人打电话向在××戏院开坐的梁××报告。梁××是六组驻港特务头目，公开身份是出版社副总编辑。梁××获悉情况，立即奔赴现场，与吴某商议计策。岂料事态发生变化。原来涉置区办事处主任，为了息事宁人，竟然答应滋事分子的部分要求。但滋事分子拒不让步。深水涉警署援兵赶到，为首的是位副警司。另外，九龙警察总部也取消各级警务人员休假，待命行事。

梁××与吴某，也设立临时指挥部，当梁××获悉官方让步之意后，急令滋事分子要为“国家”争口气，条件不得变更，如有拖延，立即以暴力相对。接着，暴徒们蜂涌而入办事处，冲开警察拦护，见人便打。那位副警司，文即吩咐部属，全力保护20多名办事处职员离开。但暴徒们一面纵火焚烧办事处，一面追打警察和职员，直至在永隆街口展开混战，致使警察职员多人受伤，暴徒最后被警方发射的催泪弹驱散。

事已至此，本应告结。但是，梁××却想乘机掀起大浪。还有比梁××更有地位者，乃是军统（六组属于中统系统）派遣在港的头目毕××（少将）。于是，梁××便把事件始未报道上级和毕××。毕××指示，此后此事由军统处理。以后，事态发展进入了另一个阶段：直接与台北方面联系，获得指令。同时，香港警察总部的政治部主任英籍人哥×，也召集几名部属研究此事，得知台北驻港特务机构有可能从中策划，为避免事态扩大，便采取种种措施，抽调各区警署人员一部分到九龙总部，并令丸龙总部尽量多派警员守护现场，防止暴徒再次集结。

岂料，台北方面已直接派遣特务前来指挥，利用这个偶发事件做起文章来了。10日当天傍晚，在九龙长沙湾道××号2楼屋内，潜伏在港的军统特务陈×阶，作为毕××的心腹助手，又与“十四K”人马密谈，面授机宜。指出，此事是可忍孰不可忍，为了“国家”的体面，为了香港方面不敢轻视“右派”力量，台湾方面准备轰轰烈烈地大干一场了，希望“十四K”和香港洪门兄弟报效“国家”，把左派打得落花流水，出出这几年的怨气。5名“十四K”头目听得眉飞色舞。陈×阶继续指示：由十四K联络全港洪门，编成5个大队，人数、武器、联络事宜，10日晚10时之前完成；由台湾方面派人指挥，5个大队以孙逸仙先生为编号，台北来人分别以孙君、逸君、仙君、先君、生君作为代号；大队召集人仍以“十四K”人物为主，其他若忠贞可靠亦可，人选得立即通知指定联络人×先生，必要时召集学生参与宣传工作；香港总督葛量洪在度假，署理港督戴维德才智不足，尽可放手大胆干，攻击对象主要是左派报馆、商店、学校、社团、工会。。等等，力求一举摧毁左派在港实力；斗争区域主要是九龙与新界，香港方面视情况发展而定，尽量不要分散精力；各大队于明日（11日）午间领取连夜赶印的“国旗”，战斗指挥部暂定为长沙湾球场，。。如此如此，陈×阶唾沫飞溅，布置停当。就在10日晚9点30分，一场大规模的洗劫发生了。一辆消防车被推倒，若干警察及消防员被玻璃瓶、砖头打伤；嘉顿公司十多辆货车被烧毁；新中国货公司、荣华茶楼、大丰国货公司。。被砸开门窗，抢劫一空，大发土产公司、学生书店、元×参茸行、益丰食品公司均遭洗劫；周生生金铺被毁坏，担保险库坚不可摧；暴徒围攻九龙警察总部、旺角警署和九龙交通部，警察关上大门，采取保守态势。

11日凌晨，受害地区逐渐扩展至旺角、长沙湾以及整个深水涉区。11日早晨8点，暴徒们分别集合，多者二千，少则三百，长沙湾球场，更是人头攒动。球场内外还有约二百左右的骨干分子臂缠白布到处巡逻。一面青天白日巨旗不知何时树在球场中央。可能整个九龙地区的黑社会组织都已接到通知，编成若干大队。军统特务陈×阶，也到处驱车指挥。上午，暴徒们首先攻占了中建国货公司、龙门冰室、雪山冰室、×祥匹布店，益群食品公司。。等，掠烧一空。警察却不敢单独行动，只能百人方队在远处向暴徒施放催泪弹。

同时，台湾方面又派出7名特务来港，致使暴乱形势更加恶化。一是凡进入北九龙地区的车辆，都要用10元或10元以上代价购得一面纸旗，贴在车头之上，方可能行。一位佩戴名贵金表的车主竟被诈取1000元。有些车辆一路驶过，竟然被勒索十一次之多。二是发放特别通行证给他们的同路人以及有特殊身份的人。三是整个北九龙地区的商户被暴徒强行勒索，言之支持反击香港左派的斗争，如若不“捐助”，抄家灭族则有之。少则100元，多则竟达5000元。如长沙湾道一个五金店，因挂一幅毛泽东像，被勒索5000元，还强迫店主在门口跪罚半小时。“捐助”之后，发给暗码纸旗贴在显眼处，据说便无人敢来骚扰了！四是围攻香岛中学、嘉顿公司和宝×纱厂、南×纱厂、东×酱油厂，揪打左派职工，勒索巨款。至于葵湾闹市所有商户均遭劫掠，极少幸免。五是酝酿成了轰动中外的惨剧，即焚烧瑞士共和国驻港领事馆副领事兼参赞及其夫人同坐的汽车，司机当场死亡，参赞夫妇均负重伤入医院抢救，但参赞夫人终因医治无效，在第三天死亡。

10月11日由早到晚，九龙半岛被烧杀抢掠，已无半寸净土。据统计，被洗劫焚烧的工厂、学校、工会、商店不下300家，死伤人数到11日下午5点，已过300人。至于参加这次暴乱的人数，除了乘机混水摸鱼的居民之外，各堂口黑社会人物竟达3万人之多。台北方面，则大加赞赏，鼓励暴徒为“护旗”战斗到底。但却回避这场事变与台湾的联系。

下午3时，港府召开高级紧急会议。署理港督戴维德决定颁布戒严令，并调英军进入市区，维持秩序。戒严令明言：由11日晚上7时30分起至12日午10时止，整个九龙半岛将实施宵禁。参与者将指挥部由长沙湾球场移至下葵涌的一处民宅，筹划下步密谋。主要事件有：一是洗劫三×布厂、联×兴漂染厂以及一家工会宿舍，二是血洗荃湾，杀死居民50多人，被强暴的妇女有60来名，伤者不计其数，至于财产损失，则难以估量；三是攻占港九工联荃湾医疗所，人员伤死数名。但是，香港政府逐渐控制了局面。

10月13日，周恩来总理约见英国驻北京代办欧念儒，严正指出，在九龙的中国居民，其生命财产在国民党特务的残杀劫掠下遭受重大伤亡损失，特表示极大的愤慨和关注。对于香港英国当局未能采取有效措施，制止国民党特务分子策划的暴乱，以保障中国居民的生命财产，提出严重抗议。强烈要求香港英国当局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厉制裁国民党特务分子，切实保护在港九的中国居民和中国政府附属机构和企业。同时，英国政府应对上述问题予以答复。中国政府保留在以后提出要求的权利，周总理这番活，指明了这次暴动的性质，斥责了台湾国民党特务的丑恶行径和香港英国当局的软弱立场，果断地表示了中国政府的态度。

在中国政府压力之下，港府加快步骤进行大搜捕，自13日晚至16日解除戒严令，共拘捕人数达5300余人。当然，真正的黑社会人物确实不少，但也不敢肯定没有无辜市民受牵连。但港督葛量洪否认国民党策划、指挥暴动，而且竟然指责周总理对港府的措施不当的批评为“干预内政”，把这场暴乱说成是香港“难民”对“左派”的报复。由此，港府还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反抗议”。香港英国当局之所以持这种立场，应该联系1956年的国际局势加以解析。当时英国与美国是国际政治关系中的伙伴，而英国视美国为西方世界的盟主。美国当然庇护台湾当局，仇视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因而，香港英国政府怎敢指逆盟主之意，抨击台湾呢？徐此之外，港英当局也有从港岛的安全、稳定考虑的因素、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只是港岛居民何以能接受？

2。澳门黑社会

位于珠江口西侧的澳门，原属我国广东省香山县，明朝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殖民者借口要曝晒水渍货物，强行上岸。鸦片战争后；便不断扩大范围，终在光绪十三年（1887）进行强占。历史为证，虽然她比香港更早地落入殖民者的股掌，但是，血浓于水，澳门也是中国的一部分，各种社会的、文化的联系是无法斩断的。

澳门的黑社会组织，较之香港，也同样有着悠长的历史。在清朝康熙年间，隐迹于澳门普济禅院的大汕和尚，以居住地为联络点，奔走省、澳，进行反清密谋活动。然而壮志未酬却被捕、放逐，手下也就四散了。但是，凭心而论，它只能算作秘密组织，而不是澳门黑社会组织之源。澳门真正的黑社会组织，应该从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在澳门设置时算起。

中英鸦片战争，归根结底是因英国殖民者将鸦片贩入我国，牟取暴利，荼毒我国民而引起。当时，由于香港并未开埠，英殖民者的东印度公司便以澳门为转运站，与大陆进行鸦片贸易。日常的转运工作，如上货、卸货、包装、存仓、转手。。等等，均雇用华人，大约有600人之多。靠这个工作谋生的人，时为争夺权益和地盘发生纠纷。一华籍管工林阿发（中山人）便组织一个名为“友联”的团体，其目的是为公司效力、控制和盘剥工人。有此为证：凡加入“友联馆”者，须交纳相当于工资收入1／10的会费，以求保障。这对于劳力者，无疑数额巨大，难以支付。但是林阿发有洋人撑腰，一般工人奈何不得，只得忍痛割舍这辛苦血汗钱。又一中山翠微人，名为陈光，见利眼红，随起效仿，组织了“友乐馆”，其目的与“友联馆”毫无二致，但手段却高它一筹，只是谁愿助谁助地征集会费。但是却在堂口内开设赌点，从中抽头取利。结果，劳力者的血汗钱，每月一发薪，在瞬间输个精光，然后又向堂口借支下月工钱，外加15％的利率，利高创常理之最了。工人常年累月，负债重重，为求生计只得加入抢劫盗窃之列了。两个堂口一旦形成，便互不相让，招兵买马，常有因摩擦而生的流血械斗，澳门黑社会组织就这样产生了。

另外，当时产生的另一堂口——“利庐”，也是一个黑社会组织。鸦片战争之后，卖猪仔成为澳门的新兴职业。言之卖猪仔实则是将一批批的华工劳工卖到外埠之意。所谓外埠，大抵是南洋、秘鲁、巴西、古巴，后来甚至卖到英、美等国。猪仔分为自愿和被骗两种。所谓卖，即签订定期劳工契约。19世纪40年代，澳门的卖猪仔业兴兴旺旺。于是，当时的一位卖猪仔头目李七斤，凭借势力，在红窗门街设立据点，挂了块“利庐”的招牌，统辖其分布在澳门各个角落的马仔近百人，指挥他们物色猪仔、方法是：在街头巷尾的赌场借钱给赌者，只要年轻力壮，就可以来借。赢了，加五还借；输了，只好去当猪仔。为了看管这些猪仔，“利庐”便招揽一班流氓无赖充当打手。除了在赌场物色对象之外，他们还对初来澳门的陌生者，威逼利诱，强行押解下船，把他卖掉。

上述三个黑社会组织“友联”、“友乐”和“利庐”，实乃澳门黑帮的开山之祖。直至今日，当地的黑社会组织，仍沿用“友联”和“利庐”的堂口名称，足见其深远影响。至于是否有因袭传脉，则无法有明确证据。

辛亥革命后的20多年间，澳门的黑社会组织势力逐渐壮大。一方面，懊门的嫖赌“事业”发展，财源滚滚；可是另一方面却贫穷复加，腐败枯朽。葡国当局只知横征暴敛，对民计民生毫不关心，使澳门成为一个纯消费城市，一个完全的殖民地。

这些，无疑为黑社会组织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20年代初，这个人口只有18.4万人的港市已有黑社会堂四十多个了。它们是：“友联”、“友乐”、“同义”、“家义”、“联英社”、“友和”、“利庐”、“尚义堂”、“群英”、“合义”、“黄馆”等等。此时澳门黑社会人物谋生之道主要有：受雇于赌场作护场；或者在烟格、娼寮等地方作跑腿；或者行骗、夜盗、扒手、拐带小童、偷晒晾衣物；或者在船上街头贩卖假药；诸如此类，不一一列举。黑社会人物在澳门还有一大特殊作角需要提及，这就是，他们有时竟会以街坊地保的身份，替人排解纠纷。此乃何因？在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事在当时却确曾出现。这是因为，当时的澳门政府，除了钱之外，对其他诸事全无兴趣；警察乃葡人或印巴人，对华人习俗、解事方式难以理解；澳门民风也一贯较为保守，遇到邻里纠纷很少投诉，往往两方或多方各不相让。这时，人们认为黑社会人物起码是跑过江湖的，见多识广，便请他们出来评理论据。结果还真能使当事人口服心悦，于是，给予利是一封算作酬谢。当时各个黑社会堂口的人数，多少不等，最多的“友联”达近千人，最少的“家乐”仅百余人。除1929年“利庐”与“友联”固争夺港澳客轮“泉州号”的码头地盘而厮杀之外，尚能和平共处。1941年香港沦陷，澳门无事，因而人口骤然增加，香港广州的黑社会人物至澳停留，原来宁静的日子不见了，偷、抢、打、杀司空见惯，再加上各国的间谍活动、冒险人物的走私偷税、交战方面买卖物资军火，情况复杂起来了。

自1956年香港黑社会大暴动之后，香港黑社会人物被押解出境，大批头目选择了澳门为押解地，从而在澳门黑社会中产生了喧宾夺主的效果。原来的澳门黑社会组织，其名称、性质、活动范围数十年来没有多大变化。另有一些以体育团体为名的黑社会组织，表面公开，内里却奉行黑社会组织那一套（如暗语及诗词手势等等），还是能约束下面弟子，不无事生非，除非别人上门撒野，那决不手软。此外，还有一些类似黑社会组织，但却没有黑社会活动的人氏，如八区仔之类。八区仔乃指中山县第八区的同乡而言。侨居澳门的中山县籍人士最多，其中又以八区为首，这些人排外、团结，形成一股势力，但一般有家有业，甚至财资丰厚。他们不欺凌弱小，但若与外来势力发生纠纷，又敢于起来反抗。八区仔轰动之事乃是扑杀“十四K”双花红棍余洪的壮举。1956年香港双十大暴动失败，随着香港黑社会组织头目来澳门居住，原来在香港风靡一时的“十四K”、“和安乐”、“和胜义”三个堂口一年之后相继成立。之所以这三个堂口能在澳门成立，主要是因为从香港押解来澳的绝大多数属于这三个单位，而且头脑人物居多；别的单位来澳人贝甚少，也是无名之辈，难成气候。刚开始，人地两生，要生存发展并非易事，并且是被香港政府终身押解出境447的。但后来，他们都拿到了澳门身份证，可以旅游身份去香港，也无心再返港居住。因此，在澳门成立了堂口。澳门黑社会组织既保守又薄弱，见状只好屈从，使”过江龙”迅速在澳门崛起。这个结果也是在双方对峙、教量过后才形成的。当时，在三大外来势力设坛立舵之初，也发生过不少冲突，诸如1958年白眼塘的“水房”与“利庐”之战，1961年司打口的“同义”与“胜义”之战，都是本地黑人物抵制外来势力的恶战。“过江龙”无路可走，背水一战，把本地各堂口杀得丢盔卸甲、落荒而逃。此后，三大外来黑组织便取而代之了。

“十四K”、“水房”、“胜义”在澳门扎根之后，便开始扩展力量。

恰值1960年代中期，青少年反叛心理强烈，趋向新潮，甚至连生活单一的水上居民，也恋上这种势头，以自己为黑道人物为荣。因而，这三个堂口，吸收了不少新血。”与此同时，若干较小规模的新组织也纷纷出现。如“三巴堂”、“新义”等等，虽然组织弱小，也无严格帮规，但能量颇大，能把澳门搅得天翻地覆。澳门的法律又从属葡国，凡17岁以下少年，除非犯有恶罪，一般的法庭不能拒绝保释；拘留不能超过若干小时；勒索、抢劫款项不超过30元者，不能以刑事案起诉。这就为那些年少的黑道人物提供了作乱的机会。澳门黑社会组织的数目为20多个，人数至少有1.4万人。“十四K”居首位，4000人；“和安乐”3006人；“和胜义”2000人；新产生的组织1000人；原有的本地各堂口共约4000人左右。这些黑道人物究竟如何谋生呢？大致分三类：一类为本澳门的黑人物，多数有家有业；二类由青少年组成的“三巴堂”、“新义”等堂口人物，或学生、或渔家子弟、或阔少依仗家庭吃喝玩乐；真正以黑社会身份谋生的，也就是外来势力“十四K”、“和安乐”、“和胜义”等第三类人。第三类人的谋生，不外乎偷、抢、窃、劫、骗，还有赌、黄、毒三样。前面已对香港黑社会人物的谋生作过介绍，而澳门黑社会中的外来势力主要来自香港，所以在此也不再多费笔墨了。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港澳黑幕”就像“台岛竹联”一样，放在“中国帮会大揭秘”里面，必须要有所说明——“港澳”和“台湾”加在一起，和海外华人社会构成了一个“自由中国”——类似于古代的南朝中国。那是一个没有遭到共产主义革命颠覆占领、“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毛泽东语录）的正常社会。也因如此，随着共产党1970年代开始的“改革开放”，“港澳黑幕”也渗入了中国大陆——使其上演了“中国版本的红与黑”。

（另起一页）　

【第三部分】

【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

人说——“《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系李约瑟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书中着重探讨了中国古代以孔丘、孟轲为代表之儒家、以老聃、庄子为代表之道家、以墨翟、公孙龙为代表之墨家与名家、以韩非子为代表之法家等诸多学派的哲学思想、社会政治思想及对科学之一般态度，论述了其对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发展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深入考察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基本观念及其与古代欧洲科学思想的差异。”

我看——“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指“中国古代的西方思想”。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不是在“描述中国古代科学思想”，而是在“呈现西方思想如何理解中国古代”。

【目录】

第一章导言

第二章 儒家与儒学

第三章 道家与道教 

第四章 墨家与名家

第五章 法家

第六章 中国科学之基本观念 

作者小引 

 

第一章　导言

第二章　儒家与儒学

1　绪论

2　儒家学派的一般特色

3　对于科学态度之矛盾

4　关于人性的几种学说

5　“灵魂阶梯”的理论

6　荀卿的人文主义

7　儒家学说成为仕宦者之正统思想

8　儒家学派被视为一种“宗教”

第三章　道家与道教

1　绪论 

2　道家之道

3　自然的统一性和自发性

4　道家对自然之态度；及其科学观察之心理

5　变化与对待

6　道家对知识与社会的态度

7　道家对封建制度的攻击　

8　羡门，巫与方士

9　道家个人修持的目标；成仙的理想

10　道教

11　结论　

第四章　墨家与名家

1　墨翟的宗教的经验主义

2　墨经中的科学思想

释例

3　公孙龙之哲学

4　惠施之辩辞

5　形式逻辑或辩证逻辑

第五章　法家

第六章　中国科学之基本观念

1　绪论

2　重要科学性文字的语源 

3　阴阳家(自然主义派)、邹衍、及五行说的起源与发展

4　五行之排列次序与其符号性之关连

5　阴阳学说

6　关联式的思考及其意义；董仲舒

7　易经的体系

图表　

表一　灵魂阶梯的学说

表二　与科学思想有重要关系的象意字之宇源

表三　五行之符号关连

表四　易经中卦的意义

表五　易经重卦的意义　

表六　按类分封

表七　易经所提到的发明物

表八　参同契中，卦与月球循环和昼夜循环的关系

表九　易卦和周礼官制的关系

【作者小引】

吾人甚知本卷所涉领域的范围广大，但因中国文化史与欧洲文化史同其繁复，若予缩减则将感不足。读者的兴趣如果在旧世界两端思想对比的一般发展上，便觉此交响曲无一单独音符是多余的。然而吾人不得不念及：读者或因其本身实验的忙繁任务，期于极少的时间，得知古代与中世的中国科学思想较之古代希腊与中世欧洲的科学思想究有若何差异。就此等研究者来说，首须了解中国自然主义中极端有机的与非机械的性质。此类思想最初发现于公元前四世纪时的道家(3章3节)，墨家(4章)以及阴阳学派的自然哲学家(6章3节)。后来完成中国中世纪的世界观的体系与定式(6章6节)。原有论题的清新则由佛学的效用而增进并因十二世纪的新儒学而获致确定性的综合。此外与自然科学家特有关系的尚有两点：一为怀疑论的有力传统；一为中国人对于自然律的法学类比(juristic an－alogy)的态度。就研治哲学的读者来说，此一最后论点与有机的自然主义的传统亦同属重要。盖彼实足构成此传统的特殊的一面，因其启示中国人的秩序的概念(C－oncept of order)之如何可能与实在(如葛兰言G－ranet的适当说法)积极地排除了法的概念(Concept ofLaw)，至于中国思想力量影响于莱布尼茨以及欧洲有机的自然主义的发展究至若何程度，亦为此处提论的问题(6章6节1段)。最后，几乎一切中国自然哲学所具最要的特点之一便是得免陷于欧洲有神论的与机械唯物论的世界观的持续辞论——是即西方迄未全然解决的对立论题。

【第一章 导言】

一切必须的引言既已具备，吾人现在可以考量中国哲学对于科学思想发展的关系。如我们通知的，在中国，哲学一词的涵义亦与欧洲不尽同，因其着重于伦理的与社会的较之形而上的为远多。虽然，道家与墨家则已完成一种甚为重要的自然主义世界观，而名家从事于逻辑的研究，惜乎未有开展。吾人将先检论古典时期(公元前第三及第四世纪)亦即战国时期各家各派的思想［①］ 。

吾人首从儒家［①］说起，因其制驭后来中国一切思想，特表示其尊荣地位，虽其于科学的贡献不见显著。由儒家，甚易转谈其劲敌之道家。道家对于大自然的玄思洞识，全与亚里士多德以前的希腊思想匹敌，而为一切中国科学的根基。兹务需着重儒道对峙的，是一通常被忽略的方面，即政治方面是也。儒家接受封建社会而道家则强烈的反对之。第三部分为法家，致力于法律的厘订，以废侯置守的国家代替封建体制，亦多赖法家。而其倡行几似法西斯之权力论者，当秦朝措施过度而为汉朝所取代，随即陷于悲境，最后的官僚的意理与社会的结构，乃法家与儒家学理的综合［②］ 。再进而有墨家，是为任侠的尚武的和平主义者，乃系悉心于科学方法，甚于由作战技术而生的实验；其次为名家，常被比诸希腊的诡辩家，而以辩辞与界说为号召。此外更有若干较小学派。最后而非不重要的，乃自然主义者(阴阳家)学派，发展为有机的自然主义哲学，对于中国的原始科学思想(proto－scientific　thinking)，给予具有特征的基本理论。

其后数章讨论怀疑派理性主义的传统，其最大的代表为汉代王充；以及佛教哲学以其因果关系的信仰而便利科学，又以其虚幻的教义而敌视科学；乃至宋代新儒学。此即促使中国的永恒哲学(philosophia　perenn－is)获致最高表现之一学派，而在许多方面却为吾人今日有机自然主义(organic　naturalism)做着先导。本卷此项讨论，殿以王阳明反科学的唯心论，十七世纪王船山的历史唯物论，以及新的或实验的哲学之创建，乃至欧洲与中国自然规律概念发展的一般测量［①］ 。

注释：

第 1 页［①］关于诸子之若干当时及近于当时的记载，其已传世者都甚有阅读价值。其最早者为(一)荀子非十二子篇，约为公元前250年时作品，译文有德效骞(HH.Dubs(8)p.77)；(二)似不会晚许多的伪作庄子第三十三篇(天下篇)，理雅各(LLegge(5)vol.2，p，14)及Chhen Taio，(1)。其最佳者(三)为司马迁之父司马谈卒(于公元前110 年)之论文，载于司马迁公元前90年时所成的《史记》，卷一三〇，第三页下，沙畹(E.Chavannes(1)vol.1.pp.jvff，)译司马迁史记，博晨光(L.C.Porter(1)p.51)的《中国哲学研究指引》。(四)，尚有刘歆于公元前6年所成图书分类目录中有关诸子记载；其节要见公元100年时前汉书中图书汇志之一章(即艺文志，译文见Porter(1)p.57)。

第 2 页［①］Confucians或Confucianism乃西方习用之术语，儒字即学者之意。孔子之门人，为卓越的学人(the　scholars　par　excellence)。

第 2 页［②］详本书第二章“儒家与儒学”6节末段，第五章最后数段及德效骞Dubs，(10)“汉高祖对儒家学派的态度”。

第 3 页［①］中国哲学史之最详明而易得之英文书为冯××(1)，但为简略之检阅计，当推胡适《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哲学》。纲目及文献则见Porter (1)及陈荣捷《中国哲学纲要与书目》。

谢选骏指出： 儒家与儒学、道家与道教、墨家与名家以及法家，与中国科学的关系，似乎不如阴阳五行家以及医家、农家来得那么密切相关。 

【第二章 儒家与儒学】

1、绪论

前面已经说过，中国铁器时代的早期(公元前六世纪)，正是青铜器时代的原始封建制度Proto－feudalism起始衰落的时候。战国诸雄竞用武力或外交策略来兼并某他国家，最后是秦国成功。诸侯宫庭的破灭与重整，使得那些为数不多的中层社会，以往世世代代在国都的社会里有相当地位的专业人士［①］ 。如记室、礼官、乐师、以及金工、木工等感受到时变，其中有若干可能是商代旧族的后裔，因朝代更易，未能在周代跻于卿族之列。到公元前三世纪的时候，这些人概被称为“儒者”，此名称大概有“弱者”的涵义，可是到此时便为一般人所乐于接受。因为在此时代的变迁中，这些游行四方的人物，凭他们的才智技能在社会里取得显要的地位，先秦诸子名传后世的就是他们。前期的道家遁迹于山林是例外，其余的人士都想能得诸侯的重用。在这些人当中，或有在孔子之前即具有思想与主张与孔子相近似，但没有任何人能像孔子那样，由于他的品格与思想，遗留给后代永恒的规范。

关于孔子一生的传说，留传给我们的不少，但辨别孰可信孰不可信，却非容易。可是有若干事实是无庸怀疑的。他姓孔名丘字仲尼，但后人一直尊称他为“孔夫子”。西人将这称呼改为拉丁文即成为Confucius。其于公元前552年(或于次年)生于现称山东的鲁国，是宋国的后裔。他终身致力于发展及传播一种公正及和谐的处世哲学。他不断的寻求机会俾能在位以施展他的理想，可是没有成功［①］ 。大概从公元前495年起，他曾被迫离开鲁国，率其弟子周游列国若干年，希望能得一机会施展他的才能。最后三年回到鲁国从事编纂典籍与教诲弟子，于公元前479年逝世。虽然他的一生似乎未有若何大成就，但是，他遗留给后代的影响如此深远，不愧后人称他为“素王”［②］ 。

关于孔子曾否从政，说者意见殊不一致，有的相信传统的说法，说他曾任小吏经管仓库与公地。后来到齐国去了些时候，又回到鲁国，约在公元前501年，短期中任司寇与司空［③］ 。有的否认这个说法，认为他只可能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初年，担任了一个名义上的咨议［④］ 。倘我们相信某些传说，在孔子的政治生活中有两桩要事可述：(一)鲁君与齐侯会晤，齐侯谋使舞踊的莱人(Pyrrhicdancers)劫鲁君，孔子善用外交技巧，使鲁公免于危难［①］，(二)孔子谋堕三都，来削灭在鲁国揽权的三桓，以恢复鲁君的主权［②］ 。从此他遭受这三家的敌视，终迫使他离开鲁国。另外可注意的是，有两次封建的家臣帅军背叛他们的宗主，曾愿授权于孔子，孔子虽未接受，但有惜不能受之意［③］ 。那两人显然亦是为恢复君主政权反对封建势力。

现代考证不复一定说孔子编定诗经［④］及书经。他也没有著述易经［⑤］、礼记、春秋［⑥］，更没有人说他曾写已经佚失的乐经。固然，无疑的他曾从这些典籍里，成当时尚有的类似古书里，取材作教诲之资料［⑦］ 。论语则可确定的说是在他逝世后不久所写成的，保持了关于他最可信的资料，所以本书将多引用［①］ 。太史公父子的《史记》里篇幅颇长的《孔子世家》则不可信，因有人认为其中有若干部分意在讥讽。太史公父子服膺道家之言，他们不得不于《史记》里有一篇孔子的传记，他们便用轻微的称道，实深寓谴责，来批评当代儒家的虚伪［②］ 。王肃于公元三世纪初所编成之“孔子家语”则更不可信，其中多参有道家言，因汉代的儒学已与五行家之学说混合。

我们既认清楚，那些是可信的资料，可用以说明什么是孔子本人及他门徒的儒学。

2、儒家学派的一般特色

它是一种重视今生及关心社会的学说。孔子致力于在封建的体制内，或封建与公卿大夫制的体制内，追求社会的公正平允，他大概不以为当代的弊病可于封建制度之外谋纠正［①］ 。毋宁可说他主张回到最纯粹的古圣先王之道［②］ 。在他那时代很自然的将理想的历史来支持伦理的观念，孔子尝自说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③］ 。

要了解孔子，必先明了他的时代［④］ 。孔子对于治理庶事的兴趣，似乎枯燥平庸。但我们要了解他是生活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国与国之间时起干戈，小者弱者成为大国的战场，法律与秩序只凭个人的武力与诡谋来维系。贵族的狩猎，战争，与骄奢的生活，使得平民困苦，生命犹如草芥，对于这样的一个时代，孔子的思想有其革命性的，虽然论语里有许多对于君主及公卿的话，在今日读起来，似乎是“迂腐的训词”。只要我们了解这时代背景，便可了解这些是对于当时的弱点及罪恶所作的剀切谴责之词，并且所谴责的人物都有权有势，能够轻易的将他杀害［①］ 。

孔子无疑的是个最伟大的教育家。在他之前我们只知道有教射的学校。他是第一个人明白的说“有教无类”［②］ 。受教于他，准备从政及从事外交的人，都可不必顾虑到家世出身。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日后仕宦制度的起源，有志于学的人便可不必问身世，以学者或官吏的身分，为君主服务。孔子常言从政的荣誉。至于孔子如何教诲他的弟子，可从他的弟子曾参所说的知其梗概。曾子曰：

“君子［③］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④］在另一处［⑤］，孔子答问“仁”曰：

“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⑥］ 。”

孔门弟子前期者多任列国之公卿，后期者多从事教育及社会哲学。姓名事业可考者颇不乏人［⑦］ 。

使教育不受阶级特权的限制，没有问题，是个具有革命性的主张。固然这个主张导致学优而仕的官僚政治，(如前面所说)但也含有近代民主主义之要素。关于孔子究竟具有若何程度的真正民主思想，论者的意见甚不一致，但这个问题却是我们当明了的，因为民主思想与自然科学，从社会学观点着眼，有重要的关系［①］ 。顾颉刚(7)认为孔子根本是支持封建社会的；梅思平(1)认为他是大反革命者。在中国这个问题自然与当前的政治问题及守旧人士的尊孔极有关系。但有其他学者，如郭××则着重孔子生活与学说中的革命思想，并以孔子的同情于鲁国三桓的叛臣为例。

孔氏门徒且有被指为鼓动叛乱者(见墨子与庄子)，墨氏与庄氏门徒是深知叛乱起于民不聊生的。第一个揭竿而起叛秦的陈胜，自称“张楚王”［②］，他就是以孔子的八世孙孔鲋为其谋士，(此学人于公元前208年陈胜败亡时死之)，孔氏与墨氏门徒曾有多人趋附于他的旗帜下［③］ 。

孔子似乎是主张治理国家应以全民的福利与快乐为依归。达到此目的之方法，不是严格执行人为的法令，而是要善于运用视同天道(天然法令)的良好风俗习惯［④］，能运用得宜的人需具有真正的智慧，学识与同情。这样的人才必广事寻求。治世才子，不需要门第地位与财富，他只需要适当的品格与学识，这是良好教育所能培养的，所以教育应当普及［①］ 。

由以上所说，可得一个对于科学有重要意义的结论。倘使人人可受教育，则每个人都能认识真理，只需要教育，经验与才能，增加他的辨识能力，他便可成为“观察的集团”communityofobservere之一员。儒家学者了解这个智识的民主主义(inte1lectua1democray)而且孔子常训告他的弟子“多闻阙疑”［②］，并称许“史之阙文”宁留空白，不勉强写入疑似之辞［③］ 。且曾说；

“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④］

对于现代从事科学的学者，这是一句很好的训词。但早期的儒家对于自然科学的兴趣，比起对人事的兴趣少得多。孔子曾勉励其弟子学诗，举列其他理由之外，说可“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⑤］ 。他也曾说同意南方人的谚语“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⑥］ 。有迹象［⑦］显示孔子大弟子之一曾参，对于科学有兴趣，可与后来的自然学派(阴阳家)比拟。但亦只有如此。

儒家认为宇宙(天)、［⑧］以道德为经纬。他们所谓“道”，主要的意思是指人世社会里理想的境界。这个意思在他们对于精神世界及对于知识的态度昭示明显。他们固然没有将个人与社会的人分开，也未曾将社会的人从整个的自然界分开，可是他们素来的主张是研究人类的唯一正当对象是人的本身。

所以在整个中国历史里，儒家对于那些以科学来了解自然，及寻求工艺的科学根据及发扬工艺的技术都持反对的立场。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①］这还可认为是对于传统的技术人的谦词，但不幸的是下面几句：

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若上好礼，好义，好信……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可是两千年的历史显示礼、义、信、三者不足以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虽然如此，孔子的主张有其伟大之点。兹再征引几句，以示孔子的关心社会。

·叶公［②］问政、子曰：“近者悦，远者来［③］ 。”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

“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

“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④］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⑤］

在早期儒家学说中，道德与政治视为合一不分，主政者视同家长，君正则民无不正。至于何者是德性，和平公正，意至明确绝无模棱。依据论语某章［①］较后之儒(但犹在汉代之前)发挥“正名”学说［②］ 。此学说在纪元前三世纪之荀子(荀卿)［③］学派最著称［④］ 。名词使用之慎重，含义之深刻，可于古史春秋所载三十六个君主被杀之纪载见之。或曰“被弑”(含有杀者有罪之义)，或曰“被杀”(含有杀者合法之义)［⑤］ 。杀者所以被认为合法，因为被杀者失其为君之道。孔子的学识具有民主思想，认为一国之君，名为受命于天，实为得之于人民，有天命自我民命之意。此学说在孔子之后的一百年，孔学传人孟子，特加发挥［⑥］ 。在十六十七世纪欧洲宗教学家所争辩的人民是否有权利对于不遵守教义的君主反叛问题，在两千年前儒家早有定论。儒家对此问题之革命倾向，同时又主张保持正统(后来之儒家多作如此主张)大概是因素之一，使后世之士大夫可以不为朝代更易所困扰。

下列几段言论可印证以上所说：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①］季康子患盗，问于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②］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日：“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③］ 。

子游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④］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⑤］

至于孔子如何训练他的门徒以仕宦之道，可于下列两段见之：

子路问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⑥］

子曰：“志士仁人［⑦］，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

仁。”［①］

孔子所言的“道”是社会中人与人正当相处之道，是以：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日“唯。”子

出，门人问曰“何谓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②］

这就是一个合作社会的道理，在如此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是相辅相成而没有冲突。但这被认为是包含在整个自然的道理中，所以人的善良与利群，是与宇宙间最高的权威相配合，这个最高的权威已不是远古所想像的人与物，而是个抽象得令人敬畏的“天”。孔子自己认为天“知道”并且“赞许”他的事业。在中庸［③］那书里，宇宙的一贯道理说得明白：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系焉，万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兴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鼋鼍蚊龙鱼鳖生焉，货财殖焉。［④］

心目中有了这个大自然的图案，我们当继续看孔子所说：“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⑤］这是人之性善或性恶大辩论的起点。中国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曾费了不少心思，我们将不久回到这个问题，因为他与科学思想很有关系。

3、对于科学态度之矛盾

现在可看到儒家的两个根本矛盾的倾向，一方面有助于科学之发展，另一方面又成为科学发展的阻力。在发展方面说，儒家根本重理性，反对一切的迷信，甚至反对宗教中的超自然部分，本书后面将举几个不同时代的例来说明这个倾向，但在另一方面，儒家的集中注意于人与社会，而忽略其他方面，使得他们只对“事”的研究而放弃一切对“物”的研究。因此不只在中国，也不只是历史上唯一的例，理智主义对于科学的进展，反不如神秘主义。在以后我们将有许多处证明此点，此处只需略举两个例，以证明前面所说的重理性反迷信。

樊迟问知，子曰：“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①］ 。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②］ 。我们再举两段说“礼”的话，昭示儒家的重理性反迷信。第一段显示孔子没有礼神得福的世俗之见。他这派学者一直重视对于参加尽礼者所产生之影响，而不重视对于敬祖先或地方神祇所生若何神奇效果［③］”。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①］？第二段虽然颇长，值得整个转录，因为他很好的表示孔子与他门徒的关系、及他对于传统礼仪美好价值的深刻的认识［②］ 。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③］

这一段使我们领略儒学家如何代表中国文化之特色，浪漫情绪与理智兼而有之。他们甚重视传统的礼仪，却坚决的反对任何不合自然的迷信，这就是前面所说的因素有利于科学世界观的进展，但是这个倾向被另一个倾向抵消了，那就是儒家坚定的态度，认为只有人与人的社会才值得研究。可看下面几段：

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①］ 。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②］ 。

子不语，怪、力、乱、神［③］ 。前面第三段“子不语怪力乱神”更为重要，对于自然界之注意，始于不正常的现象如彗星、地震、怪胎、非常生态的分布，夏日飞雪，枭鸟昼鸣、晴空雷鸣等等的反常。此类现象的观察，此书在后将说及，并且在古代文化都有类似的观察。至于“怪”、“乱”与“神”三字易于了解，因用神灵来解释自然界的畸形是不足为异的，只有“力”字，若作寻常力量解，则列在此四字中，似乎费解，因为与儒家的其他立场似无关系。因此作者确认为所说的是自然界里异常力量的表现，如地震、海啸、雪崩、喷泉等等。孔子对此类现象未尝语及，因为他与人的社会无关。因而两千年来，儒家学派采取与他相同的态度，不注意自然界现象，与道家及技术学家迥异其趣。

《论语》之微子篇，许多人认为是后代道家学派窜入的传说。可是其中有两个故事，可以简化我们由儒家转到道家的讨论。第一个是楚狂人。

楚狂接舆与歌而过孔子曰：

“凤兮凤兮，

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谏，

来者犹可追。

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①］ 。次为那不负世务责任的隐者：

长沮、桀溺耦［②］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

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只肯说)：“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土哉？”

耰而不辍。

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③］”。

吾人不能不同情于孔子在此所表示社会改革者之心情。但是这两个隐者，我们可认为是道家或先期的道家人物，虽已避免对社会负责，尚未显出道家的真貌。道家出世的一个原因，是去研究自然，领会自然。

说到此，我们本当即叙说道家。但在此之前，我们应当将儒家学派的后来发展简单的述其概略。后来的发展，与科学没有什么大关系。但儒家思想有一部分关于人性的讨论，值得说明，这个讨论有两个方面：(一)人性本善或本恶的问题，(二)人性与动物性关系的思想进展。

4、关于人性的几种学说

孟轲(公元前374一289年)是孔子最伟大的门徒，虽然他的诞生时候已在孔子逝世后约百年。他生于邹，是鲁国南边一个小邦。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梁国与齐国，教授门徒及供君主咨询。在我们所特别注意的一方面儒家与科学，他没有什么新的学说［①］ 。他发挥民主思想，认为为政必需得民，他重申《尚书》［②］的名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③］人民的舆论较其他的言语为重要［④］ 。他且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⑤］礼本为人而作，不可拘于礼而悖情［⑥］ 。尤不可在乡原之手变为虚伪［⑦］ 。人民对于暴君有叛离之杈，剀切言之［⑧］ 。

但是就科学思想史说，孟子最值得注意的是他那个“人之性善”学说。

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之掌上。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是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①］孟子主张人有向善之天性。但这个主张引起与当代人的辩难，从下面一章我们知道：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乎？如将戕贼杞柳为以为桮，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今天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

孟子续言：“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曰：“然则大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告子曰：“食色性也。”［①］不同的意见，会有如此的综合叙说：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②］于是孟子又申论其性善主张，若人行不义，不能归过于其天赋之性。

综观以上所述，孔子只简略的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③］告子主张人可善可恶，欲其从善，需要教育薰陶及社会予以楷模。孟子则断然主张人性有善良的天然趋向，不但使其易于受教趋善，而且使人类社会有整个趋向善良的展望，此外若干思想家，此处未举其名，则指出人的察赋各异，有的向善，有的趋恶。

在这主张纷歧中，可见到在历史上(在欧洲及中国的历史里都有)许多重大辩论的因素。在西洋史上不同的宗教意见，如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与派来基Pe1agius对于人生而有原罪Origial sin之主张与反对，十八世纪之乐观反对宗教哲学之悲观，不同的科学意见，如新拉马克主义Neo一Lamarckianism与孟得耳的遗传学说(Mendelian genetics)之歧见，在人类生物学上先天的禀赋Nature与教养Nurture之孰为重要问题，这些到今日尚未能解决的重大问题，至少有一个因素久已在古中国讨论。我们需要记得这些争论，在现代之前都对于进化学说没有明确的了解。根据生物进化的理论，与现代的心理学的说法，我们可假定的说，反社会(恶)的动机与行动是兽性的遗留［①］ 。有益于社会的(好的)动力，是人性中倾向合群的特质。告子对于两者都未曾认识，所以不说先天的善恶性，将一切归之于后天的教养；孟子只看到后者，故主张性善。至于看到人性本恶，因而与欧洲宗教思想家所发挥的人之堕落与原始罪孽之说立场有些相似的，则是荀卿的贡献。在说荀卿之前，我还拟指出那第四派的周代哲学家(告子、孟子。荀子三派之外)所主张的，每个人的禀赋不同，善恶成分各异之说。在中古欧洲也有类似的意见，如圣希而德嘉St.Hildegardof Bingen(1098——1180)幻觉中看到，恶鬼与天使分别在装配将出生的人们每个人的性格，有的使他强，有的使他弱，有的给他勇于从善的成分，有的给他趋向邪僻的成分［②］ 。

我并将指出中国的思想家在历史的进展中，虽然没有进化论的帮助，逐渐认识了心理中人兽的成分，使得周代哲学家不同的意见得以融合，只少了时的因素。我们先说荀子。

荀卿(纪元前约298——238)是赵(现代山西)人，如同其他的周代哲人一样曾游列国。他曾仕楚为兰陵令，以著书及教诲门徒著称［③］ 。他的哲学里有一个关键的名词，那就是“教养”(Nurture)［①］因为他相信人性本质是倾向为恶，只有教育——广义的教育——始能改为良善。他的学说却又与克耳文主义Calvinism不同，因为他又相信所有人类都有无穷的能力向善良发展。荀子第二十三篇标题是“性恶”，这篇开章明义便说：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文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荀子之后，在汉代这几个大问题，继续为人讨论。如怀疑派的学者王充(公元27——97)［②］，他的意见是：人性不全是善(如孟子所言)，也不全是恶(如荀子所言)，但也不是不善不恶(如告子所言)，或全个人类不是全善便是全恶(未名的学派)，而是人的生来便赋有混合的善恶倾向。有这样说法，可见科学的讨论在进展中。这个新意见王充说是周代哲学家世硕的贡献。关于世硕这人我们几乎毫无所知，虽有传记他也是孔子弟子之一。

世硕主张人性是善恶相参。培养善的则善者增，

培养恶的则恶者增［①］ 。

这个说法可回朔到王充的前一代，扬雄(公元前53 年至公元18年)曾在他的法盲里讨论这问题，他说：

“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马也与”［②］ 。再一世纪前，董仲舒曾说［③］每人有善质，但无教养则“虽有善质而未能善”。

儒家曾不断的努力深入研究此问题。我们只需说及唐代的名儒韩愈(762——824)。他的原性篇理雅各Legge曾译为英文［④］，他以为人的性可分为三品，上焉者，在任何情况下总是为善；中者可善可恶，视教养与环境；下焉者则为恶不可挽回［⑤］ 。他认为孟子所说的是上品人，荀子所说的是“恶焉而已矣”的人(这实在是错解了荀子)，而扬雄所说的是中品。韩氏的说法不能认为是研究有进步的结论，早就有人作类似的分法，如荀悦的申鉴［⑥］ 。作于公元190年［⑦］ 。

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实：在西方，认为人生便有原始罪孽的奥古斯丁学说Augustinism成为正统派，而反对此说的派来基学说Pelagianism被视为异端。在中国，正相反，孟子成为儒家的正统派，而荀卿被视为异端人物。荀卿之被宋儒贬斥，颇可能是因为如德效赛Dubs所说：“性字在宋时具有世界性的意义(Cosmo－logicalsignificance)而“伪”字不只是荀子所说的人为，教养，而具有欺骗，乖张，诳言等意义［①］ 。这个中西的不同，对于中国整个文化具有基本的意义，我们将再说到这点(第49)［②］ 。

5、“灵魂阶梯”的理论

我们需要回到荀子的时代，以从事另一线的思想研究。这思想到宋代末期(公元十三世纪)，与人性问题汇合——就是所谓“灵魂之梯”问题。

曾经常解释过［③］亚里士多德采用(希腊字，作心灵Psyche解)作标准来分别有生命与无生命的物品，但后来他不得不作论断说，心灵Psyche或性灵soul是有等差的。依照从他的著作所产生的学说，而且支配著整个后代的生物学，是这样说：植物p1ants只具有植物性或生魂vegetativeOrnutritivesoul；动物animals则于此外增赋有动物性或觉魂animalorsensitivesoul；人类则更赋有灵魂rational.sou1这几个名词，已不为现代科学所用，是因为试验的进步及所用名词的愈求准确，不需要这样较含糊的名词，而不是因为他们所表示的意义与各种生物的特质不符。

著者认为以往尚无人指出［①］，中国也曾经有一个异常相类的说法，若于第一表中将亚里士多德的说法与中国的说法比较：(见下页第一表)。荀子书中有一段可供比较(已列入表中)

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生而无义。

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

力不若牛，走不如马，而牛马为用，何也？

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分何以能行？

曰以义。故义以分则和，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②］ 。

第一表“灵魂阶梯”的学说亚里士多德与中国学者说法之比较亚里士多德(公元前四世纪)

植　物(原书的希腊字)

　植物生魂

动 物　植物生魂　 ＋动物觉魂

人 植物生魂　 ＋动物觉魂　＋灵魂

荀　卿(公元前三世纪)

水 火气　 (荀子原文)

植 物　气＋生草木

动 物　气＋生＋知禽兽

人 气＋生＋知＋义

刘　书(公元六世纪)

植 物　生

动 物　主＋该

王　逵(公元十四世纪)

天雨露霜雪气

地 土石　 气＋形

植 物 气＋形＋性

动 物 气＋形＋性＋情

人气＋形＋性＋情(＋义)

中西学说如此相类似，又引起前已言及的时代先后有无相互影响的问题。亚里士多德的生卒年是公元前384——322，荀子的生卒年是公元前305——325，相差不过数十年，而中西交通之“丝路”Silk Road开关尚在一个半世纪以后，著者认为很难信后者之说是得之于前者，不如，信他是自己的心得；根据相类似的现象，得到，相类似的论断。而且后者之说显露中国思想之特色，认为人之异于一般动植物，乃是“义”，有道德涵意的“义”，而不是西方所标榜的“理智”。

后来中国方面有许多类似的说法［①］，但我们认为明朝的生物学家王逵是说得最好的其中之一，他的《蠡海集》大概是公元十四世纪后期的作品，他说：

天赋气，气之质无性情，雨、露、霜、雪、无性情者也。地赋形，形之质有性而无情，草、木、土、石、无情者也。天地交，则气形具，气形具，则性情备焉。鸟兽虫鱼，性情备者也。鸟兽虫鱼之涎、涕、汗、泪，得天之气，鸟、兽、虫、鱼、之、羽、毛、鳞、甲，得地之形，岂非其气形具而备性情乎［①］？

这似乎是于申论荀子的意思之外，增加了相当多的意见。

可注意在第一表中，我们曾于荀子与王逵之间加入刘书(公元519一570)的说法。他的书“刘子”收入道藏(N01018)。他用“识”字，显露他受了佛教的影响，因为“识”是十二因缘(nidanas)之一。自刘书(公元六世纪)至王逵(十四世纪)约八百年间，就儒学派(普通称“宋儒”)对此问题很费了许多心思，程颐采用荀卿与刘书之说，而于人兽之“知”加上“良能”，朱熹有较为复杂的意见［②］，于构成万物之“气”及“现”之外，无生命之物只有“形质臭味”，植物于此外增有“生气”，人与动兽物更增有“血气”及“血气知觉”。

在王逵(公元十四世纪)之后，儒家继续讨论此问题，如薛(公元1393——1464)疑植物的生命力即是“主宰心”［③］ 。顾宪成(公元1550——1612)亦与佛教徒辩论诸如此类的问题［④］ 。

我们现在可以审察公元十三世纪后半戴值所主张之综合说法(synthesis)，人性的构成，显然比正统哲学所想像的复杂的多。戴埴在他那本著作《鼠璞》［①］(大概是成书于公元1235年)，他认为高尚的，有益于社会的倾向，是人所独具的，而反社会的倾向则是人兽同具的性格部分，他说：

“世之论性者二，善恶而已。人往往取孟而避荀。余合二书观之，孟子自天性见，所谓善必指其正大者，欲加持养之功，大学诚其意之谓也。荀卿自气性见，所谓恶必指其缪庚者。欲加修治之功，中庸强哉矫之谓也……!

然则孟子之学，澄其清而滓自去；荀子之学，去其滓而水自清，有补于后觉则一”［②］ 。

儒家对于“灵魂阶梯”的讨论，似乎各点都已说到，只尚缺时的因素，那需要生物演化的知识来供给［③］ 。中国儒者虽尚有其他新意见，可是中国文化迄未能自己发展到人与禽兽演化的知识。至于人性与物性的辨别，戴埴不是唯一的宋儒着重此项分别。黄晞(约卒公元1060)在他那本《聱隅子歔欷琐微论》里，曾将孟子的性善与草木的顺乎自然不为人害比拟。他说荀子只看到人性的一方面，那是狠如虎狼的一部分，扬雄主张鼓励善的倾向，压制恶的倾向，他认为干涉太多。黄晞似乎采取了老庄的立场，认为任其自然则一切将趋于良善。

极早的儒家似乎早已感觉到，应有类似的说法。冯友兰［①］曾提示孟子书中不甚为人注意的两段话［②］，他分别人之大体与小体，大体纯粹是人，小体则有禽兽之成分。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作于公元前135年)曾如此说：

今世闇于性言之者不同，胡不试反性之名。………自然之资谓之性，性者质也。诘性之质于善之名，能中之与既不能中矣，而尚谓之质善何哉？

质于禽兽之性，则万民之性善矣；质于人道之善，则民性弗及也。……吾质之命性者，异孟子。孟子下质于禽兽之所为，故曰性善……。吾上质于圣人之所善，故谓性未善。名性不以上，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思如兰如卵，卵待复而为雏，趼待缲而为丝，思待教而为善。此之谓真天［③］ 。

这段文字，语意相对而非绝对，是董仲舒的特色，因他是深受道家影响之儒者。他的主张，似乎与关于人性及“灵魂阶梯”之思想主流不尽吻合。

前面的讨论使我们逐渐离开儒学的主要思潮，我们仍当略说荀子的贡献。

6、荀卿的人文主义

对于以前我们所说的儒家学者对于科学的矛盾关系，荀子是个极好的例。在一方面他发挥不轻置信的理智主义，甚至不承认灵魂之存在［④］；在另一方面他又强有力的反对名家与墨家的致力于寻求科学的逻辑，并主张只注重技术的实际应用，而不承认探讨基本学理的重要，如此他对于科学的发展给了一个打击，因为他注意科学的社会实际应用太多而又太早。

他的存疑态度，可于下列的一段看到：

“冥冥而行者，见寝石以为伏虎也，见植木以为立人也，冥冥蔽其明也。醉者越百步之沟，以为步之浍也，俯而出城门以为小之闺也，酒乱其神也。厌目而视者视一以为两，掩耳而听者听漠漠而以为汹汹，执乱其官也。故从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牵也，远蔽其大也。从山下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著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长也［①］ 。水而景摇，人不以定美恶，水执玄也。

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其为人也，愚而善畏，明月而宵行，俯见其影，以为伏鬼也，仰视其发，以为立魅也，背而走，比至其家，失气而死，岂不哀哉？

凡人之有鬼也，必以其感忽之间，疑玄之时定之。此人之所以无有而有无之时也，而已以定事。

故伤于湿而痹，痹而击鼓烹豚(祭神以求愈疾)则必有敝鼓丧豚之费矣，而未有俞疾之福也。

故虽不在夏首之南，则无以异矣。”［②］这是儒家存疑的理智主义，应当有与早期科学之精神符合。并且荀子书里有整个的一章［③］，批斥当时的一种迷信以貌相定一生之休咎。

但是荀子的人文主义太偏重于人文，他相当的受了道家的影响，有时用“道”字去说自然与人类社会应遵循之道［①］，但他特别推崇“礼”，将这个为仪节，风俗，习惯的精粹，视同宇宙的大道理，似乎人在社会只是在他们的阶层仿照星辰季节的神明舞蹈。

(礼)天地以合，日月以明，四时以序，星辰以行，江河以流，万物以昌，好恶以节，喜怒以当，以为下则顺，以为上则明。万物变而不乱，贰之则丧也。礼岂不至矣哉。［②］这个pan－theistic“宇宙即神”的说法，令人想起西方古代神秘诗歌说爱是宇宙的动力，这说法起于苏格拉底之前的哲学家如恩皮多克里士EmpedocleS［③］，又重现于大希腊化的DaphnisandChloe［④］中的Orphic Hymn。这是早期思想家对于宇宙间吸引力与拒绝力最深刻的看法。将世界看为是机体的，如后来在中国所发展，及我们今日也如此想，则荀子将人类社会看作宇宙法则之一部分的观念［⑤］，是很可接受的，而且不是没有崇高的气概［⑥］ 。

但是这观念对于他当时科学的任何价值，被他的另一观念所抹煞，他只称赞技艺对于社会的价值，而绝不认为精微而却平凡的科学的逻辑与研究是需要的。他有一段韵语式的对道家的诤言：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

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

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

因物而多之；孰与骋能而化之？

思物而物之；孰与理物而勿失之也？

愿于物之所以生；孰与有物之所以成？

故错人而思天，则失万物之情”［①］ 。

关键在最后一句，荀子曾说过“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②］

荀子认为名学家与道家之言充满谬误，他说：

“凡邪说辟言之离正道而擅作者，无不类于三惑者矣(“三惑”此句上文已言之)故明君知其分而不与辨也。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与共故，故明君临之以执，道之以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论，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执(案据卢文弨之说，“执”当改为“说”，句义乃通)：恶用矣哉［③］!”

因此需要权威来定名，他又说：

“凡事行有益于理者立之，无益于理者废之，夫是之谓中事，凡知说有益于理者为之，无益于理者舍之，夫是之谓中说，事行失中，谓之奸事；知

说失中，谓之奸道。奸事奸道治世之所弃，而乱世之所从服也。

若夫充虚之相施易也，坚白同异之分隔也，是聪耳之所不能听也，明目之所不能见也，辩士之所不能言也。虽有圣人之知，未能偻指也。不知无害为君子，知之无损为小人、工匠不知，无害为巧，君子不知，无害为治。”［①］

在荀子意中，只需传统的技术无需科学之探讨。荀子的说法固定了后代儒家的立场，虽然他还有倾向法家之处。后代儒家的错误不在他们相信国家组织应遵从自然之道，而在他们自信只需研究人的传统与历史，便是透彻的明了自然之道。我们将看荀子所主张的技艺的社会意义，道家作如何看法。

胡适说的不错，儒家学派经荀子固定了立场，是中国思想最光荣时代的衰落。而且荀子主张需要权威来定名(儒家所重视的正名)，其主张非常接近法家，因此他的大弟子李斯成为专制君主之魁首秦始皇的权相，不足为奇了。

7、儒家学说成为仕宦者之正统思想

在汉代，儒学成为仕宦者(或译“官僚”)社会的正统学说［②］ 。对于汉代及其后数百年的儒家思想，研究者不多，但是可看到，这时候的儒者对于孔子的思想及孔子对于科学思想的态度，似乎没有若何改变。他们的趋向是致力于调和前时矛盾的思想，并接受道家与佛学的新影响。我们可说这时的学者如马融(a.d.79－266)郑玄(a.d.127－200)贾逵(a.d.30－101)是折衷派的解经者，而不是独创新见的哲学家［①］ 。一般儒者既有仕途可循，常趋于浮华不实的形式主义，集中思想于官僚政治的技巧，而忘却孔子的教育与平等的原则。逐渐的歧分于怀疑的理智主义(最重要的代表是第一世纪的王充，我们将另以一章讨论他)，或者受道家及阴阳家影响，产生近于迷信的五行相生相胜之说，与易经象数之学。

至于真的科学，中世纪早期的儒家可学的是什么？数学至某种程度，是用于治水所必需的，但有此学问的人，很可能只屈居下位，有天文知识的人，官阶可较高、医学与农学受相当重视，点金术炼丹术则受鄙视，至于手艺匠人，作坊工作者，则认为不合儒者身分。

石刻经文始于公元171年汉灵帝所命，被毁后魏代重刻于公元245年［②］，第三次刻石在唐代公元837年，在唐宋之间始用木刻之前不久。唐代的儒学趋向复古，但侧重道德甚于哲理［③］，我们将在怀疑的传统一章里，说及他的最重要的代表韩愈。至宋代，儒学第二次大放光明，可称为“新儒学”、这需要另以一章叙述，因为宋儒对于科学及宇宙观均值得吾人注意。

8、儒家学派被视为一种“宗教”

儒家学派如何成为一种“宗教”，只能简说，以免超出此书范围。政府将孔子视同神，只其起原与进展，中国学者如顾颉刚(3)，外国学者如舒夹岳克Shryock，均曾详作研究，他们的著作，可向读者推荐。讲孔教在清代西文书中最好的是理雅各Legge(6)的著作，在更近代是庄思敦Johnston(1)的书。有人根据《史记》的《孔子世家》［①］，信鲁国有祀孔之举(但《史记》作于孔子逝世后四世纪余。)汉高祖末年(公元前195年)曾至孔氏家庙设祭则似可确信。司马迁曾“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②］，至二百余年后，公元37年，孔子后裔始受封爵。公元59年，汉明帝诏令全国学校祭祀孔子。舒来岳克Shryork说：“这个诏令将孔子的崇礼与祭祀，移出孔氏家庭，将孔子由学者的模范，变为他们的守护神(Patronsaint)。”对于孔子的敬礼，由古迄今，如同一种英雄的崇拜，全国奉祀，尤其在山东故乡的坟墓上与祠堂中加倍隆重。尊孔成为社会上学者文人集团的威望象征。孔子的奉祀，可与膜拜自然神祇比观，亦可与尊礼祖先比观［③］ 。

千余年来，几乎每个城市都有孔子庙(亦称文庙)。儒家根本没有专业教士的想法，因此庙中执事与司礼者，便是地方的官吏与学人。［①］孔庙的性质介乎供奉神祇的庙宇与敬奉祖先的祠宇之间。由公元八世纪唐代至十六世纪明代孔子及其七十二弟子以塑像代表，此后则以刻木装金的神主牌位代替。对于如此的尊祀孔子是否当称为“教”，需看“教”之定义为何，若以神圣的诚敬(奥托Rudolfo Otto所说的numinous)为标准，则孔庙是世界上最肃穆美丽的地方(虽然近时有些地方荒废了)。孔庙常有几进的庭院，院旁中国式的廊庑有前代的碑铭或客室。庭院每一进高一层，在最高的院落里由宽整的石阶升平台以达大殿大成宝殿，殿内祀奉着孔子及其弟子的神主［②］，园庭中有小桥跨半圆的池［③］ 。并有多株古树。昔时孔庙常有藏经室，本地的学者可在此集会，或设塾授徒。直至现时，［④］每年一次在孔子的诞辰，本地的官员与学人在破晓的时候集合于孔庙，以太牢(一牛、一羊、一豕)祭祀这位先圣，并诵读祭文，佐以古乐与严肃的佾舞。

舒来岳克Shry 0ck(他的书前已道及)曾有机会，与(G.E.Moule(2)相似)数次在祭孔盛典中观礼，而且有一次作了参加祭祀者的助手，他曾有一段值得记忆的印象记，如本书作者［⑤］，曾在许多美丽的孔庙里留连多时。看他这段文章特感兴趣，他所描述应是尊孔盛时的景象，他说：

“十四世纪(明代)的把孔仪看来不使人感兴趣，但实际他是感人至深一个典礼的安排。破晓之前的沉静，殿宇的壮丽，檐角伸向天星，庭前古树阴森，钟声音调深沉，合构成令人难忘的印象，虽在这祭典趋于衰弱的时候，若在他的盛时，如忽必烈君临中国时，这个伟大庄严的祭典需要如考勒瑞治Co1eridge的文笔始能作适当的描写。祭典进行中，鼓声震动，将阑之夜，火炬照耀于窗壁之间，主祭者丝绣的礼服在暗中闪光。在大殿内，太牢安置在神位之前，烛火盛炽于祭台上，反射在巨大的饰金的华盖上，倍增壮丽。祭者徐步升堂，在庄严的乐声中奉献酒礼，致敬礼于“万世之师”。在庭院中，童子若干人手执羽箭，遵照乐声起落，作八佾之舞，较此更庄严更美丽的礼仪，殆难想像。”

可是舒来岳克Shry 0ck又说：若孔子看到这样的对他致敬，奉若神明，他不但将大感惊异，且将震骇。

但这与科学的历史没有关系。儒“教”没有规定的教义，来拒绝科学侵入他的神圣范围。他们只不过遵依孔子及古代儒家的意旨，忽略自然的观察，不从事于自然的研究，集中心力去研究人的社会，不分心于其他。

注释：

第 4 页［①］《论语·微子》第十八、第九章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等，反映此点，经冯××(3)指出。

第 5 页［①］关于他的一生的叙述可看卫礼贤R.Withelm(5)近来始有人对此有不同意见。

第 5 页［②］董仲舒有孔子受命于天之说，见冯××(1)Vo1.2pp.65，71，129。

第 5 页［③］参看德效骞Dubs(9)对此有较详的解说。

第 5 页［④］可看顾立雅Creel(4)对此有较详的解说。

第 6 页［①］《左传》定公十年(Couvreur(1)vo1.3p.558)可参看葛兰言Cranet(1)pp.171ff.葛兰言首先提示古代这些舞蹈者怪异的宗教仪式背景，与他们所参预的祭祀。

第 6 页［②］《左传》定公八年至十二年Dubs(9)有描写。

第 6 页［③］第一个叛臣是公山弗扰，他以一邑叛季孙氏，约在公西元前五百年，(见《论语·阳货》第十七、第五章)第二人是佛肸，(见《论语·阳货》第十七第七章)参看顾立雅Creel(1)pp.41－56。

第 6 页［④］他可能改换各章次序，见《论语子罕》第九第十四章子曰“吾自衡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第 6 页［⑤］《论语·述而》第七、第十六章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能是后人加入(见Dubs17)无论如何字句尚待考定。

第 6 页［⑥］孟子：滕文公章句下第九章“世衰道微孔子惧作春秋”又第十一节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但在论语时无人知有此，孔子与春秋之关系，仍是在考辩中。

第 6 页［⑦］儒家学派后来经常的以道德比喻说诗经颇似基督教的神学者，也用此方法解释旧约中之雅歌SongofSongs(见顾颉刚(4)胡适(2))孔子开始此作风(《论语·学而》第一第十五章，八佾第三、第八章)。

第 7 页［①］学者多认为第十六〔季氏〕十七〔阳货〕十八〔微子〕二十〔尧曰〕诸篇，成于此书其他部分之后，含有道家言，本书许多关于中西学者讨论资料的可信程度，可参看Creel(4)。

第 7 页［②］顾立雅Creel(4)pp.9.266ff.〔译者按：这三行的惊人之论论史记的孔子世家，是根据美国Crcel教授之说，照附注查得其书名为Conucius The Manandthe Myth(N.Y.1949)，其论史记部分不在pp.266ff而是pp.244－248。可能作者用的是英国版。顾立雅Creel引用崔述的洙泗考信录中若干辨正及存疑之点，便径然判断说这篇传记是“草率不可信之作”。āslipshodperf 0rmance’。且进一步推论说太史公是存心识贬“it was put together in a manner that was in tended subthly and a1most impereepti bhy to underrmine the character of Confucius as an admirable person.”(pp.245－6)他的理由是根据太史公自序说父亲司马谈是道家，对于儒家有严厉的批评，其子至少也有道家的倾向(pp.246－7)，故对儒家多贬词，且愤当时儒生如公孙弘之欺世盗誉，而又不能直斥，(太史公已因直言被刑)乃藉讥贬孔子以斥此辈(p.247)此说甚为牵强，而且说太史公父子将孔子刻画成为伪善者“The depiced him，in fact，as a mealy moutihed，hypocritical，Coufucian’of the sort that thronged wu’s(汉武帝的)Court.”(p.247)。则简直是偏见失言，本书作者竟以此人之书为根据，似当认为遗憾。〕

第 8 页［①］我们当承认这句话所根据的资料(如论语、季氏、第十六、第二章)有些对其真实性是当存疑的(参看顾立雅Creel(4)pp159，239)，如这一章载在论语的话，似乎是法家之言(参看下面第十二篇)。

第 8 页［②］这有尊王的含义，依照周代的宗法，长子继承大统余子分封，所以，诸侯是周天子的亲属附庸。

第 8 页［③］《论语·述而》第七、第一章。

第 8 页［④］欧洲学者常感觉摸不清楚儒家的要义，因为他们从经书的旧译本着手。现在有较好的参考书，如冯××(1)书内有关诸章及休士Hughes 所编的(1)选录与解释。我当承认我很得力于下列诸书的帮助，如梁启超(1)许仕廉(1)虽后者有许多错误之点，(吴泽霖)的几篇论文(1)值得参看，近日顾立雅Creel(4)有一篇详尽的研究文，但那只证明一个特别问题)。

第 9 页［①］这一段的内容及有些字句，是得之于顾立雅Creel.(4)PP.3，14，17ff。

第 9 页［②］见冯××(1)p.49.《论语·卫灵公》第十五、卅八章。

第 9 页［③］著者解释因何他宁将“君子”这个名词译音而不用理雅各Lcgge所译的thCsuperiorman及威利Waley所译的thegnetleman。

第 9 页［④］《论语·泰伯》第八、第四章。此下尚有两句：“笾豆之事，则有司存”。儒家不重视技能，首于此见。

第 9 页［⑤］《论语·颜渊》第十二、第二章。

第 9 页［⑥］用理雅各Legge之译文。

第 9 页［⑦］前者可以冉求为例，仕鲁居高位。后者如有若，他可能继孔子为该学派之领袖，再传于孟子(孟轲、见下面4)。

第 10 页［①］这个将于下面说到道家时更作较详讨论。

第 10 页［②］意为恢复与扩张楚国，亦称陈王。参看第一卷6。a。

第 10 页［③］关于陈胜，这位在汉以前起事失败者，全部事实载在《史记》第四十八章Haeniseh，(1)译文，孔鲋见第四十七章30页aChavannes(1)vol.5，p.432。

第 10 页［④］关于这点看下面第十八段。

第 11 页［①］此节的部分资料得之于顾立雅Creel(4).p.177ff，并可参看Creel(6)。

第 11 页［②］《论语·为政》第二、第十八章、可再参看孟子的名言(第七尽心章句下、第三章)“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第 11 页［③］《论语·卫灵公》十五，第二十五章。

第 11 页［④］《论语·为政》第二、第十七章。

第 11 页［⑤］《论语·阳货》第十七、第九章。

第 11 页［⑥］论语·子路》第十三、第廿二章。

第 11 页［⑦］注见本章(4)(4)。

第 11 页［⑧］孔子对于“天”的观念，是一种道德的力量，是一种人类道德心的宇宙化，并且是宇宙的性质与人类的正义吻合的保障。

第 12 页［①］《论语·子路》第十三、第四章。

第 12 页［②］叶公，楚之大夫、孔子可能遇之于蔡。

第 12 页［③］《论语·子路》第十三、第十六章。

第 12 页［④］《论语·子路》第十三、第九章。

第 12 页［⑤］《论语·颜渊》第十二章。

第 13 页［①］《论语·颜渊》第十二、第十一章君君臣臣及父父子子，第十七章政者正也、至于子路第十三、第三章必也正名乎？久被人疑为人窜入。

第 13 页［②］此具有名物富事，决求真实，不畏强御之意。此在中国尤为重要，因社交礼节及颜面顾虑，早使委婉之词成为一种艺术。在古代希腊之诡辩家有类似之处，尤其是前五世纪的Prodicus of Ceos见傅瑞曼Freeman (1)p.372Jeremy Bentham’sTheory of Fiction也与此相差不远。

第 13 页［③］注看下文9.d及f并参考Boodderg(3)，

第 13 页［④］荀子之第二十二篇即以“正名”为篇名参看戴文达Duyvendak (4)。此学说亦为法学家所采用(见下文12，章末)，可于商君书第二十六章及韩非子第二章见之)。

第 13 页［⑤］解释春秋之系统化，主与是董仲舒之作(见冯××(1)vol2 p.71)公羊传与谷梁传此类解释极显著。

第 13 页［⑥］说孟子具民主思想，主要根据是《孟子I(2)vill梁惠王章句下》第八章齐宣王问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并可参看IV(1)ii，4离娄下第二章第四节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看下文9.4。

第 14 页［①］《论语·颜渊》第十二第十七章。

第 14 页［②］《论语·颜渊》第十二第十八章。

第 14 页［③］《论语·颜渊》第十二、第十九章。

第 14 页［④］《论语·阳货》第十七、第四章。

第 14 页［⑤］《论语·子路》第十三第十五章。

第 14 页［⑥］《论语·宪问》第十四第二十三章。

第 14 页［⑦］这个“仁”字几乎不可能译得确当，理雅各Legge选用‘benevolnce 成virtue’但均嫌笼统。威利Waley用‘goodness’，但这个字不能表达原文的Warmth of Conception。

第 15 页［①］《论语·卫灵公》篇第八章。

第 15 页［②］《论语·里仁》篇第十五章。

第 15 页［③］《中庸》这书有若干部分仍被认为是孔子之孙子思之作，但此处所引一段大概是秦代(公元前三世纪)的一个不知名的儒生所作。其中含有不少法家资料，所以可推定是那时候的作品.

第 15 页［④］《中庸》第二十六第七章。

第 15 页［⑤］《论语·雍也》第六第十七章。

第 16 页［①］《论语·雍也》第六第二十章。

第 16 页［②］《论语·先进》第十一第十一章。

第 16 页［③］可或看荀子，德效骞DubS(7)pp.144，152。

第 17 页［①］《论语·八佾》第三第三章。

第 17 页［②］这是说当传统的礼仪符合他高等人道道德的标准。在《论语·八佾》第三第二十一章，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答曰：“夏后氏以柮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可能说及早期宗教的杀人以祭，非孔子所愿讨论。

第 17 页［③］《论语·先进》第十一、第二十五章。

第 18 页［①］《论语·述而》第七、第十七章。

第 18 页［②］《论语·述而》第七、第二十四章。

第 18 页［③］《论语·述而》第七、第二十章。译者注：李约瑟译“乱”字为disorders lin Nature意为自然界之不正常、并注明此处作者的英译与寻常的解释此字不同。

第 19 页［①］《论语·微子》第十八、第五章。

第 19 页［②］凭这两个可笑的人名，可认为这是道家之作。他们喜用这类不伦不类的名字。

第 19 页［③］《论语·微子》第十八、第六章。

第 20 页［①］见袁卓英(1)。

第 20 页［②］《尚书·泰誓》。

第 20 页［③］《孟子万章章句上》第五章第八节。

第 20 页［④］《梁惠王章句下》第七章第四五节：“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

第 20 页［⑤］《孟子尽心章句下》第十四章第一节。

第 20 页［⑥］《孟子离娄章句上》第十七章：“男女授受不亲：嫂溺不援是豺狼也。”

第 20 页［⑦］《孟子尽心章句下》三十七章第八节以下。

第 20 页［⑧］《孟子万章章句下》第九章：“(对齐宣王)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第 21 页［①］《孟子公孙丑章句上》第六章。

第 22 页［①］《孟子·告子章句上》第一二三章。

第 22 页［②］《孟子·告子章句上》第六章。

第 22 页［③］《论语·阳货》第十七第二章。

第 23 页［①］可看英国诗人丁尼生Tennys0n之“Lettheapeandtigerdie”诗句。

第 23 页［②］见St.Hildegard圣希而得嘉之LiberScivia并可参看Singer (3.4.)及一〇六图，李约瑟Needham(2)pp.66图7。这是孟得耳遗传学说的思想先驱者)。

第 23 页［③］冯××(1)pp.279ff；Duds(？)。

第 24 页［①］德效骞Dubs(7)p.xiii。·著者所据译文为hisgoodnessis0nlyacquireddytraining。

第 24 页［②］《论衡本性篇》：“人性有善有恶，犹人才之有高有下也……余固以孟轲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孙卿言人性恶者中人以下者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若反经合道则可以为教尽性之理则未也。”

第 25 页［①］冯××的哲学史译文布得Bodde(1)vo1.1p.147；Forke(4)vol.p.384与世硕并提的哲人有宓子贱，漆雕开，公孙尼子，可参看郭××(1)页127。

第 25 页［②］扬子《法言·修身》卷第三。

第 25 页［③］《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第三十五末，可参看傅尔克Forke (12)p.59。

第 25 页［④］此篇在韩昌黎先生全集第十一章页7，a韩愈的学说被称为“性三品说”。

第 25 页［⑤］韩文原文为：“性之品有上中下三，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恶焉而已矣。”

第 25 页［⑥］该书第五章(参看傅尔克Forke(12)p.133)。

第 25 页［⑦］其实这只是从汉代著作里的思想演化而来，如《淮南子》第十九章，《春秋繁露》第三十六章，《论衡》第十三章。值得注意的是多数认为中品人数远较上下品者为多，这岂不是与高士分布曲线(Gaussindis－tributioncurve不谋而合吗)。

第 26 页［①］参看冯××(1)在包得Bodde(3)p.32及以下pp.109393 450。

第 26 页［②］孟子的性善说，在学生用书中已成为天经地义，如以前学童普遍诵读的《三字经》〔据说是宋代王应麟(1223——1269)所撰(贾理斯GilesG.2253)〕开卷便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后代的学者如明代的邹守益，他认为恶是一种病态，譬如说走错路趋向邪僻，足如同有眼疾致视线不正常(参看福克Forke(9)p.407)，这是很近代的一个看法，欧洲文化至现时方达到类此的思想。当利玛窦于十七世纪初来华与中国学者讲谈时他发觉将原罪的信条说得道理明白，有不小的困难。(金尼阁Trigault(1)tr.Gallagher.p.341)

第 26 页［③］D.R0ss(1)，Singer(1)pp.37ff。

第 27 页［①］除了LuandNeedham(1)(参看Sart0n(1)vol.3p.90 5)。

第 27 页［②］《荀子王制》篇。

第 28 页［①］在欧洲也有相似的情形，如BartolomaeusAnglicus(fl，1230)沙顿Sart0n(1)vol，2，p.586。

第 29 页［①］《蠡海集》p.50b。

第 29 页［②］《朱子全书》，第四十二章34页，英译本，Bruce(1)p.69

第 29 页［③］参看福克F0rke(9)P.327。

第 29 页［④］福克F0rke(9)p.427。

第 30 页［①］这个奇怪的书名，是因为有一个古代的故事，说两个地方方言不同的人，将“鼠”与“玉”两个名词辨别不清，因此需要正名。

第 30 页［②］鼠璞44页a。

第 30 页［③］参看S.F.Mason(1)。

第 31 页［①］(I)vo1.1p.122。

第 31 页［②］《孟子·告子章句上》第十四章第二节(体有贵贱有小大，无以小害大，无以贱害贵养，其小者为小人，养其大者为大人。)第十五章(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参看离娄章句下第十九章(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

第 31 页［③］《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第三十五p.14a参看包得Badde在冯××(1)vol.2p.36。

第 31 页［④］参看德效骞Dubs(7)pp.65ff。

第 32 页［①］比较参阅路癸夏Lucretius－DeRerumNaturaⅡ317－22。

第 32 页［②］《荀子·解蔽篇》。

第 32 页［③］《荀子·非相篇》。

第 33 页［①］例如《天论篇》。

第 33 页［②］《荀子·礼论篇》第十九p.76tr.德效骞Dubs(8)p.223。

第 33 页［③］BogM，p.135；Diels－Freeman(1)pp.51ff。

第 33 页［④］参看李约瑟Needham(3)p.39。

第 33 页［⑤］荀卿选用“礼”字来表示他的宇宙原则，初看似乎令人不解。但当我们记得刘熙的释名(约公元100年汉代的作品)研究语原，谓〔礼〕与“体”字相关，意谓人类社会之体应如何处理。这思想似乎说社会是个超人类的机体。我们现在知道这两字的关系是因为他们的右边字根相同，那“丰”是古代象形字根指俎豆中之祭品(p.230)但这不影响荀卿与刘熙的有机观念。

第 33 页［⑥］有人怀疑这些说“礼”是宇宙原则的话是荀卿的，因为这样的话几乎一字没有改的见于《礼记》与《大戴礼记》，因此有人采用杨筠如的意见，倾向于认为(如包得B0dde(14)p.78)这是汉代仪礼学家的话，后来并入荀子。但为方便，我们仍认为是荀子的话。

第 34 页［①］《荀子·天论篇》。

第 34 页［②］《荀子·解蔽篇》。

第 34 页［③］《荀子·正名篇》第二十二。

第 35 页［①］《荀子·儒效篇》第八。

第 35 页［②］卷一pp.103ff.可参看长泽规矩也Nagaswa(1)pp.109ff，195ff。

第 36 页［①］参看长泽规矩也Nagaswa(1)pp.131ff.135ff.马氏是位名师，郑氏是位知名的解经家，贾氏又是位天文学家。

第 36 页［②］参看长泽规矩也Nagasawa(1).p.136。

第 36 页［③］参看长泽规矩也Nagasawa(1).p.175。

第 37 页［①］《史记》第四十七。沙畹Chavannes(1)vol.四.428。

第 37 页［②］《史记》第四十七孔子世家赞，沙畹Chavannes(1)vol.5p。435。

第 37 页［③］一般民众对于儒教的信仰可参看都耳Dore(1)pt.Ⅲ，vols13 and14；马伯乐Máspero(II)andWatters(2)。

第 38 页［①］见Biallas(1)。

第 38 页［②］在李约瑟Needham(4)pp.6，17，82一85有几张照片，Het (1)幸能摄得韩国祭孔的相片。该国直至近时，保持祭祀之庄重仪节。

第 38 页［③］仿古时的泮宫，为封建时代贵族子弟之学校，故池名泮池。

第 38 页［④］所谓“现时”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第 38 页［⑤］我深悔未克接受邀请去贵州湄潭的孔庙参加祭典。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西学说如此相类似，又引起前已言及的时代先后有无相互影响的问题。亚里士多德的生卒年是公元前384——322，荀子的生卒年是公元前305——325，相差不过数十年，而中西交通之“丝路”Silk Road开关尚在一个半世纪以后，著者认为很难信后者之说是得之于前者，不如，信他是自己的心得；根据相类似的现象，得到，相类似的论断。而且后者之说显露中国思想之特色，认为人之异于一般动植物，乃是“义”，有道德涵意的“义”，而不是西方所标榜的“理智”。

我看——不同民族的语言之间，许多指代“看不见的事物”的抽象概念，是无法比较的。就是在同一种民族语言之内，不同的人在使用同一个概念的时候，也赋予了并不相同的内涵。

人说“中西学说如此相类似”，我看其实似是而非。

【第三章 道家与道教】

1、绪论

现在让我们由孔子反对者的眼光中去看世界，就是前面已经说的“楚狂人”以及“不负责任的隐士”。今日道家思想在中国人的思想中所占的地位，至少和儒家同样的重要，道家极端独特又有趣的揉合了哲学与宗教，以及原始的科学与魔术。要了解中国的科学与技术，这是极为重要的。道教曾被称誉为(笔者记得冯××博士在成都亲口说的)“世界上唯一不强烈反对科学的神秘主义。”

道教的来源有二。其一是战国时代的哲学家。他们舍人道而从天道［①］，因此弃官避世退居山林和野外，以参天地之法则，以观造化之无穷。前面提到的两位隐士，即是道家的代表人物。从儒家的观点看来，他们未免不负责任，但提倡天道自然［①］的哲学家，可以说衷心地感到(虽在冥冥中觉得很对，但绝不能用语言完全表达出来。)要入世必先出世，欲治理人类社会，必先超越人类社会，而对自然宇宙有一高深的认识和了解，否则即使有儒家救世的热诚，也是枉然。道家攻击“知识”，但他们所反对的乃是儒家所追求的封建社会阶级与礼法的学术性的知识，并非参天地化育的真知识，儒家的知识是阳性的有为的；道家摒击这种知识，他们主张以阴柔含容的，被动退让的态度去追求自然之道。儒道二家对知识态度的差异，容后再详加分析。

道教的另一起源，是上古的Shamans(在中国，或可译为“羡门”)和术士，他们很早就各由北方和南方的发源地进入了中国，以后集中在东北海岸，以燕齐二国为最盛。这就是古代的巫和方士，他们在中国古代人民的生活中占了很重要的地位。巫和方士是鬼神的信仰和巫师Shaman方术的产物，他们深入广大的民众［②］，而与儒家的宗庙社稷的信仰相反对。

道家的哲学思想与巫师Shaman的方术何以能够完全揉合形成了后代的道教呢？乍看起来似乎令人不解。实则原因很简单。早期的科学和魔术是不分家的。因道家哲学强调自然，自然就渐渐从纯观察的研究转变实验的态度。以后讲到道家的修炼服食(此为纯道家的原始科学)一文时，我们会了解这种转变的由来，也可以看出药物学和医学，皆滥觞于道教。不过一旦静态的观察变成了动态的实验(其实也不过就是将情况改变之后再加以观察)，就需要动手操作，于是道家的修炼服食，就超出了封建贵族哲学与后日官僚政治的文化圈子之外了。于是人民就无由区别奉老庄，炼仙丹，参阴阳五行以修身养性的道家哲学家与符祝祷以召神弄鬼的道家术士了。魔术家与早期的科学家都坚信藉手工的操作可以主宰自然。于是世界就分成了两大派：持这种观点的神秘修炼家与不相信这种看法的理性主义者。自古以来，科学与魔术始终混淆不清，二者到很晚才分家。为什么呢？因为科学与魔术的分辨有赖实验的环境，怀疑的精神，以及正视实验结果的勇气。所以甚至早期的皇家学会，也几将今日视之为魔术者，与科学混为一谈。公元后十六世纪时，一般人称科学为“自然的魔术”。克卜勒Kebler以星象家的身份，活跃于一时，甚至牛顿也曾经名符其实的被称为“最后的魔术家”［①］ 。在十七世纪初期，现代科学与技术(事实上若非外力的催生，中国文明不会产生现代之科学与技术)诞生以前，科学与魔术实在未曾分过家。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才能明白道家哲学何以与巫术结合形成了道教。

我们在这里要特别说明的，是道家思想曾经在种种原因下，被大多数西方的译者和著者完全误解了。他们不但忽略了道教的重要，甚至以道家方术为迷信，以道家哲学为纯粹的宗教文学和神秘主义，他们十分忽视了道家思想中科学的(或原始科学的)成份，更未曾了解道家在政治上地位的重要［②］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古代的道家思想有强烈的宗教兼神秘主义的成份［③］，并且道家传统中重要的思想家都是历史上最有才华的文人和诗人，但是当儒家以人道伦理在朝庭上与维护专制的法家相抗衡之际，道家并未自封建的舞台退出；相反的，他们非常尖刻而猛烈地摒击整个封建制度，他们所摒击的到底是什么？且待以后说明。道家这种非常独特的反封建的思想，一向被西方及很多中国的学者忽略了。道家反封建的思想，也正是促成道家的哲学与巫术相结合的原因，因为前面已经说过，巫术与上古民间的风俗有着密切的关联，同时与重理性的祀天和上帝的崇拜相左。道家是宗教的，文学的，不错；但道家他同样是魔术的，科学的，民主的，并且在政治上是具有革命性的。

下面笔者将列举道家哲学的重要典籍，并略述其年代。《道德经》可能是中国文字中空前绝后最深奥最优美的作品。［①］作者是老子，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捉摸不定的人物。关于老子的年代众说纷纭［②］ 。据权威人士(冯××(1))的看法是古人的说法不可靠，(如《史记》六十三)即老子并非公元前六世纪与孔子同时的人物，道德经乃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决不可能晚于战国时期。因为此书受到韩非子(卒于公元前233年)的批评，荀子(公元前298——238年)的责难，又与庄子相提并论(公元前369一286年)。冯友兰(1)认为这是司马迁把历史上的人物李耳和一传奇人物老聃混为一谈的结果。据最近德效骞Dubs(11)的研究，认为老子的儿子可能是一名叫段干宗的将军，段氏的年代是公元前273年。如此一来，老子便是一位放弃了世袭地位的河南贵族［①］ 。一般认为老子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人物；《道德经》可能距公元前三百年不远，也就大约是亚里士多德已年老而伊璧鸠鲁Epicurus和芝诺Zen0正年轻的时候。

其次最大的道家经典就是庄周著的《庄子》［②］ 。前面已经提到庄子的年代，可知此书与道德经同时或稍后。此外有两本重要的书，较难决定其年代。一为《列子》［③］，以一位半传奇性的作者列御寇而得名。此书当然是后期的，部分是东汉的作品，但一般认为其中有很多战国时期(公元前五至三世纪)的资料［④］ 。最零碎的资料是《管子》，因历史上在孔子以前的一位政治家管仲而得名(卒于公元前645年)，但实际上大约是于公元三百年由齐国稷下学者编纂而成。后来又经过东汉的窜改［⑤］ 。当某一家的学说有近似道家之思想，可以引用管子以为旁证。《吕氏春秋》和《淮南子》又比较能确定年代，且二者在道家的科学思想上非常重要。二者都是道家的科学家，在权威人士资助之下，合力编纂而成。《吕氏春秋》的后台是秦始皇手下的吕不韦(卒于公元前235年)；《淮南子》一书的发起人是西汉淮南王刘安。(卒于公元前122年)［①］ 。

2、道家之道

我们前面已经说得很清楚，道家所说的道，不是人类社会所依循的人道，乃是宇宙运行的天道；换言之，即自然的法则［②］ 。这是老子说的什么是生物和道：

“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元德。”［③］

这一节充分流露了道家一贯的风味，这种风味有其独特的旋律，我们以后会经常听到。道是自然的法则，其所以生长万物，主宰万物一切的活动，并不是靠力量而是靠时间与空间的一种自然曲率naturalcurvature，所以道很像以弗所的希拉克里特HeracleitusofEphesus的主宰(10g0s)(宇宙构成之基本原理)，主宰万物有条不紊的变化［①］ 。希拉克里特Heracleitus和孔子同时，但是我们知道老子的时代较晚，想必原始的道家思想在公元前五世纪之初或甚至更早就已经有了［②］ 。圣人应效法；冥冥中生育万物“而不为主”的道。圣人若虚己以待，顺应自然，就能观察了解进而主宰控制宇宙之万有。

老子又说：

“汜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而生而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於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②］ 。

又可以借用庄子的话：

“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在六极之下而不为深，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老。”［④］

这无疑是自然主义的泛神论，强调造化的功能是一体同根的，自然而然的。道家的典籍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疑问，所以庄子说：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彷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①］有一篇著名的文章假托老子与孔子晤谈：

孔子问于老聃曰：“今日晏闲，敢问至道。”老聃曰：“汝齐戒疏淪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知。夫道窅然难言哉，将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于冥冥，有伦生于无形，精神生于道［②］ 。形本生于精，而万物以形相生［③］ 。故九窍者胎生，八窍者卵生。其来无迹，其往无崖，无门无房，四达之皇皇也。邀于此者四枝疆，思虑恂达，耳目聪明，其用心不劳，其应物无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广，日月不得不行、万物不得不昌，此其道与。且夫博之不必知，辩之不必慧，圣人以断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损之而不加损者圣人之所保也。渊渊乎其若海，巍巍乎其终则复始也。运量万物而不匮，则君子之道彼其外与？万物皆往资焉而不匮，此其道与［④］ 。

依此而论，生物和无生物都是由道的作用而来。在这一段文字中，我们发现一个新的思想(下文将作进一步之研讨)，即真知与封建社会肤浅的、书本的、俗世的学问，成为对比。天地万物一切都是不得不然，这种必然律近似安诺芝曼德Anaximander［①］(公元前六世纪中叶)，巴曼尼狄思，Parmenides［②］，以及恩皮多克里士Emped0c1es［③］(公元前五世纪中叶)诸人所说的anangke(avaykn)。庄子又有一个思想是以后会常常遇到的，即邀于道者在肉体以及精神上会得到种种好处。后来这种思想成为道家很重要的一环，形成道家追求长生不老的思想背景。为了追求形而下的不朽，道家将肉体予以特殊的保养和修炼，以便置身于神仙之列(仙字可以说是Genii，但该字实不可译，见141页)，也就是为了这个目的，道家才乞灵于炼丹、炼气、采补，以及导引之术。

下面一段庄子的文章，令人想起恩皮多克里士Em－pedoclesofAkragas［④］ 。恩氏远在元前五世纪就先知先觉地指出了自然的运行中最重要的力量是“爱与恨”，也就是相吸与相斥。

少知［⑤］曰：“四方之内六合之里，万物之所生恶起？”大公调曰：“阴阳相照相盖相治，四时相代相生相杀［⑥］ 。欲恶去就于是桥起，雌雄片合，于是庸有，安危相易，祸福相生，缓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实之可纪精之可志也。随序之相理，桥运之相使，穷则反，终则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尽，知之所至，极物而已。睹道之人不随其所废，不原其所起，此义之所止。”［①］在这里我们发现了欲、恶、聚、散四个原则，欲近似恩皮多克里士的philia()，恶近似他的neikoS(υεικο)；聚是浓缩pyknosis(π′υκυ－)，散是稀释，这浓缩与稀释的观念在苏格拉底以前以亚诺芝门Ana－ximenes［②］(生卒不详，约公元前546年)为首的学者间是很普遍的。所以浓度差异这最古老最重要的物理发现，似乎在古中国与古希腊的思想中都很普遍，不过这只是不约而同的巧合。因为我们很难相信在元前一世纪之前会有这种思想的交流。这个观念以后从希腊一脉相传进入欧洲思想，在中国也是同样流传到后世(如公元四世纪时张湛的《列子》注中就有这种思想)［③］ 。到了十一世纪更被理学家应用到宇宙论的研究上［④］ 。

同时在上面庄子的一段话中，我们又可以发现中国人特别对形而上抽象的思辨不感兴趣；万物之由来终始是难测难识的道的秘密，人何足以知之？人类能够做到的，只不过研究描述其现象而已，这段话不啻表明了皈依自然科学者的心声。

我们且引用《列子》中杞人忧天的故事来作注解：

杞国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所寄，废寝食者，又有忧彼之所忧者，因往晓之曰：“天积气耳，亡处亡气，若屈伸呼吸，终日在天中行止，奈何忧崩坠乎？”其人曰：“天果积气，日月星宿不当坠邪？”晓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积气中之有光耀者，只使坠亦不能有所中伤。”其人曰：“奈地坏何？”晓者曰：“地积块耳，充塞四虚，亡处亡块，若躇步蹈，终日在地上行，奈何忧其坏？”其人舍然大喜，晓之者亦舍然大喜。

长庐子闻而笑之，曰：“虹蜺也，云雾也，风雨也，四时也，此积气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火木也，此积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积气也，知积块也，奚谓不坏？夫天地空中之一细物，有中之最巨者，难终难穷，此固然矣，难测难识，此固然矣。优其坏者，诚为大远，言其不坏者，亦为未是。天地不得不坏，则会归于坏，遇其坏时；奚为不忧哉？”

子列子闻而笑曰：“言天地坏者亦谬，言天地不坏者亦谬，坏与不坏，吾所不能知也。虽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来不知去，去不知来。坏与不坏，吾何容心哉”［①］？

这里我们又再度看到聚与散的观念，列子是个标准的道家，他避免谈创世论与末世论，不谈“开天辟地”，也不论“世界末日”，他强调的是现在目前道的作用。长庐子代表冷静推理的科学心灵，他了解世界既由物质合成，自然就有分解的一天。而最有趣的还是杞人和安慰他的那些朋友，因为他们代表了人类藉建立自然的学说和理论便能够得心里的平安。对于这点我们不久还要再回来讨论。

道家诸子并非尽如庄子的超逸和才华，也不尽如列子之引人入胜。为了解道家诸子当时的思想形态起见，请看《管子·水地》第三十九［①］ 。这一章说水是万物之起源变化的根据，我们又发现这个理论近似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即与苏格拉底之前第一个自然哲学家退利斯Thal－esofMiletus(生卒不详，约公元前585年)的理论相近［②］ 。虽然我们知道《管子》一书直至汉代才定型，且下文不可能早于公元前五世纪，不过笔者还是不相信(基于9.g东西思想交流一文的理由)《管子》一书会受到希腊思想的影响。我们认为相似的心灵思考相似的问题，自然会产生相似的结果。

(1)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③］ 。故曰水具材也。

何以知其然也？

曰：夫水淖弱以清，而好洒人之恶，仁也；视之黑而白，精也；量之不可使概，至满而止；正也，唯无不流，至平而止，义也［④］ 。

人皆赴高，己独赴下，卑也。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⑤］ 。

准也者，五量之宗也，素也者，五色之质也，淡也者，五味之中也，是以水者万物之准也，诸生之淡也、违非得失之质也［①］，是以无不满无不居也，集于天地，而藏于万物，产于金石［②］，集于诸生，故曰水神。集于草木，根得其度，华得其数，实得其量。鸟兽得之，形体肥大，羽毛丰茂，文理明著［③］ 。万物莫不尽其几［④］ 。

(2)夫玉之所贵者，九德出焉，夫玉温润以泽，仁也［⑤］ 。邻以理者，知也。坚而不蹙，义也，廉而不刿，行也。鲜而不垢，洁也。折而不挠，勇也。瑕适皆见，精也(不欲掩其过也)。茂华光泽并通而不相陵，容也。叩之，其音清搏彻远，纯而不杀，辞也。是以人主贵之，藏以为宝，剖以为符瑞。

(3)人，水也。男女精气合，而水流形［⑥］ 。

三月如咀［⑦］，咀者何，曰五味，五味者何，曰五藏。酸主脾、碱主肺、辛主肾、苦主肝、甘主心。五藏已具，而后生肉、脾生隔、肺生骨、肾生脑、肝生革、心生肉［①］ 。五肉已具，而后发为九窍、脾发为鼻、肝发为目、肾发为耳、肺发为窍。五月而成、十月而生、生面目视耳听心虑。目之所以视，非特山陵之见也，察于荒忽；耳之所听，非特雷鼓之闻也，察于淑湫；心之所虑，非特知于粗粗也，察于微眇，故修要之精。

(4)是以水集於玉，而九德出焉，凝蹇而为人，而九窍五虑出焉。此乃其精也，精粗浊蹇，能存而不能亡者也［②］ 。

下面离题而讲到神话的动物，虽然事实上不一定真有其事，但逻辑上言之成理。

(5)伏闇能存而能亡者，蓍龟与龙是也。龟生于水，发之于火，于是为万物先，为祸福正。龙生于水，被五色而游，故神，欲小则化如蚕蠋，欲大则藏于天下，欲尚则凌于云气，欲下则入于深泉，变化无日，上下无时。……

进而以山海经之方式，引出民间神圣的传说，以明水之功用。

(6)或世见，或世不见者，生虳与庆忌。故涸泽数百岁，谷之不徒，水之不绝者生庆忌。庆忌者、其状若人、其长四寸、衣黄衣、冠黄冠、戴黄盖、乘小马、好疾驰、以其名呼之，可使千里外一日反报，此涸泽之精也。

涸川之精者，生于［③］，者一头而两身，其形若虵，其长八尺，以其名呼之，可以取鱼鳖［④］，

此涸川水之精也。

作者意谓虽终生不见水，以其为水之精，仍具有神通。

(7)是以水之精粗浊蹇［①］，能存而不能亡者，生人与玉……蓍龟与龙……与庆忌。故人皆服之，而管子则之，人则有之，而管子以之。是故具者何也，水是也，万物莫不以生，唯知其托者，能为之正具者，水是也。故曰“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产也。”

下面作者阐明民性与居留地之间有相互的关系［②］ 。

(8)何以知其然也：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楚之水淖弱而清，故其民轻果而贼；越之水浊重而洎，故其民愚疾而垢；秦之水泔最而稽，淤滞而杂，故其民贪庚，罔而好事；齐晋之水枯旱而运，淤滞而杂，故其民谄谀德诈，巧佞而好利；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宋之水轻劲而清，故其民间易而好正［③］ 。

(9)是以圣人之化世也，其解在水［④］ 。故水一则人心正，水清则民心易，一则欲不污。民心易则行无邪。是以圣人之治于世也，不人告也，不户说也，其模在水(《管子水地》第三十九)。

从这一章，我们得以透视道家的精华及其背景［①］ 。

如果什么人还有点怀疑道家之道是否即自然之法则，笔者建议他看《淮南子》第一章如天马行空的奇文，可惜这段文章太长，无法在此引用［②］ 。笔者愿引用另一段文字，以表明道不仅是万物生命之所由来，而且道就在芸芸众生千差万别的结构与作用中。这一段是著名的梁惠王屠夫的故事：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然响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

文惠君曰：“譆，善哉，技盖至此乎!”

庖丁释刀对曰：“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③］，批大却，导大窾。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而况大乎。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彼节者有闲，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闲，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虽然，每至于族，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力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

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①］

如此大如星球的运行，小至一午的结构，以及庖了解牛的技术都是依循自然的法则。所以万事万物一体而同根，都是道的一部分。

3、自然的统一性和自发性

道家最强调的思想，就是其大无外，其小无内，一统万物的自然，和永恒常在，自本自根的道。《道德经》二十二章说：

“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②］

这个观念在道家的典籍中处处可见。例如《管子·内业》第四十九说：

“一物能化谓之神，一事能变谓之智……惟执一之君子［③］，能为此乎。执一不失，能君万物，君子使物，不为物使，得一之理。”［④］此外还有很多类似的例子。

这些文字往往被认为是宗教的神秘主义的说辞，相当于回教与基督教神秘家肤浅的理论。不过请注意在这哲学思想发展的初期，宗教与科学还没有分家，固然上古的中国典籍带有神秘的色彩，实则根据我们对道家的了解，我们认为这些玄之又玄的话，毋宁是名状那希夷恍惚的一，而这执一的态度，也正是自然科学最基本的出发点。同时，我们也不可忽略了道家典籍中还有一种因素，即政治的思想。后文曾说明道家主张原始的未经分化的社会形态，反对分化的封建形态。笔者在此先提一下，为的是给读者一个心理准备，以便以后进一步分析时更容易了解。

夫道无所不在，通贯于万事万物之中，庄子说：

老子曰：“夫道于大不经，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乎其无不容也!渊乎其不可测也!”［①］

下面一段话更洋溢着丰富的想像力：

东郭子问于庄子曰：“所谓道恶乎在？”庄子曰：“无所不在。”东郭子曰：“期而后可。”庄子曰：“在蝼蚁。”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下邪？”曰：“在瓦。”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东郭子不应［②］ 。

这一节又透露了一个科学家所特有的看法，即无论是多么肮脏，多么可厌，甚至微不足道的东西都在科学探讨的领域之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因为道家思想既是现代科学的先驱，他们势必对各色各样的事物感到兴趣，即使儒家不屑一顾的东西——如看起来毫无价值的矿物，野生的植物，动物，人体各部和人类的产品等——也在道家研究的范围之内。

还有一句话是道家典籍中常看到的，也代表同样的思想，即圣人“无私”［①］，例如《庄子·秋水》第十七：

严乎若国之有君，其无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无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无穷，其无所畛域［②］ 。兼怀万物，具孰承翼，是谓无方；万物一齐；孰短孰长。”

有时道家舍“无私”而用一“虚”字，如“虚以待物”［③］，很接近荀子的虚心，即在思辨之前。要除去内心偏见之私［④］ 。不过最常见的还是前面说的“私”字，意即与公共利益相对的私利，以及个人的偏见或先入为主的观念。以别于洞察天地含容万象的玄览。《管子》三七章(心术下)说：“圣人若天然，无私覆也；若地然，无私载也”［⑤］ 。此外还可以举出很多其他的例子。

从前面的科学宇宙观出发，再进一步发展，就很快演变成对伦理道德的排斥，这毋宁是对儒家和诸子百家的一记当头棒喝，这种思想就是道家的齐物论，我们以后还会谈到。道家的典籍总是不厌其烦的指出人类(和个人)的原则不是唯一的标准。《道德经》毫不犹豫的说：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⑥］，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当狗。”

“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①］

“天地不仁，圣人不仁”的确很难令人了解。我们必须首先有一个体认：自然科学之排斥伦理判断，是科学发展必经的过程［②］ 。对真理的追求固然本身即具有道德价值，但我们却无法将自然分为有益教化，可以传诸经传，以及无益教化必须三缄其口的；道德的标准在人类社会的圈子以外就不适用了。科学是无所谓道德与不道德的。道家来自一个道德色彩很浓的文化背景，却能够具有超越道德的眼光，是很难得的。现代医药与传染病学，就是在追求大仁的动机下做种种的实验，以求人类知识和力量的增加［③］，因此我们又不由得想起了老子第五章的第二句话：为达成最高的“仁”，可能暂时必需出之以不仁。

在研究自然界可怕或恶心的现象时，如除去人类的私心和弱点；在接近大自然时，如能摆脱道德的标准和成见，我们就会发现人类的种种标准，在人的世界之外，是毫无意义的。庄子有很多寓言说明这个道理。例如，庄子《齐物论》第二就谈到好与坏的标准。

“民湿寝，则腰疾偏死，鳅然乎哉？木处则惴栗恂惧，猿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色豢，麋鹿食荐，螂且甘带，鸱鸦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猿猵狙以为雌，麋与鹿交，鳅与鱼游。毛嫱丽姬，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乱，吾恶能知其辩？”［①］在庄子别处［②］，和其他书籍中也有类似的文字。所以儒家把人作为万事万物的准则，道家并不以为然。

上面所讨论的是道通为一与齐物的道理。同时，天地又是圆满自足的，自本自根的。我们称之为自然，因为宇宙万物是自发，自动，自然而然的，老子有一段常被引用的话：

“有物混［③］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

独立不改，

周行而不殆。

可以为天下母，

吾不知其名，

字之曰道，

强为之名曰大。

大曰逝［④］，

逝曰远，

远曰反……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①］ 。

这种说法就根本肯定了科学的自然主义。记得路癸夏Lucretius［②］说过：

Quae bene cognita si teneas，natura videtur libera coutinuo dominiS privata superbis ipsa sua per s8 sponte omnia dis agere exp－ers。［③］

自然

摆脱一切权威，

因而独立自在；

从来不侵他力，

却能作成万物。

自然超越诸神，

实为万物之主……［④］

风是古人最感兴趣的现象，他们认为这是山林水泉之间精灵怪魅的活动，下面是庄子对于风声的写实：

子綦曰：“夫大块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明者，者，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冷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

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

子綦日：“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已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①］？

以后“自然”一辞，就被普遍的用来形容天地万象，在《淮南子》中，我们可以看到：

修道理之数，因天地之自然，则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决渎也，因水以为师，神农之播谷也，因苗以为教。夫萍树根于水，木树根于土，鸟排虚而飞，兽蹠实而走，蚊龙水居，虎豺山处，天地之性也。两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员者常转，窾者主浮，自然之势也……万物固以自然［②］ 。

道家显然有相因对待的观念，但他们从未像亚里士多德一派的哲学家那样说出一套因果律来。庄子的文章就是最好的说明，如《庄子·齐物论》第二：

罔两问景曰：一子行，今子止，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

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蚹蜩翼邪？恶识所以然，恶识所以不然”？

庄子在这里大致勾画出了一个无心的因果律。我们在下一段文字中可以看出道家把天地宇宙当作一个有机的整体。庄子说人体和动物体内的作用既然不受意识作用的控制，天地宇宙也是这样，道常无心而万物自然。

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可行已信，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①］，百骸九窍六藏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汝皆说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为臣妄乎？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②］？

今天我们知道内分泌的腺体间，有互相影响的作用，又知道生物的有机组织中器官的刺激与反映有着复杂的相互作用。这些现象皆能一一证之于庄子，不禁令人骇然［③］ 。

庄子的理论在别处也屡见不鲜，例如《管子·九守》第五十五：“心(意识)不为九窍，九窍治”。所以道家认为小至于个人，大至于宇宙，都无需依赖一个有心有意的主宰。道家思想把天地宇宙当作一有机的整体，成为中国普遍流行的思想潮流，以后我们还会再谈到。希望以后有人能作深入的研究，比较中国生机蓬勃，自发自动，无心无为的道与希腊Physis()的观念。希腊哲学家噶仑Galen认为自然Physis是生物体中一种内在的力量，能驱策，推动，给予和接受，但完全是不思而行，不教而知的(adidaktos，)。不过这种希腊思想往往接近造物主10gos的观念。而造物主的观念却为道家的天人宇宙互为一体的思想所不容，否则只要掺杂一点造物主的观念，整个道家的思想体系就破坏了。

(1)庄子无主独化的哲学

由有情无形的说法，我们又可以了解很多道家自动机器的寓言。有一个故事说有巧师制作一人形之自动机器，剖之，则发现内中除机械作用外无他。这不是暗示庄子的冲漠无朕，物各自物的哲学吗？这一类的故事最突出者，见载于《列子》，值得转录：

周穆王西巡狩。……反还，未及中国，道有献工人名偃师，穆王荐之，问曰：“若有何能”？偃师曰：“臣唯命所试，然臣已有所造，愿王先观之”。穆王曰：“日以俱来，吾与若俱观之”。翌日，偃师谒见王，王荐之曰：“若与偕来者何人邪？”对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惊视之，趋步俯仰，信人也。巧夫，颔其颐，则歌合律，捧其手，则舞应节，千变万化，惟意所适。王以为实人也，与盛姬内御并观之。技将终，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妄，王大怒，立欲诛偃师，偃师大慑，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会革木胶漆白黑丹青之所为。王谛料之，内则肝胆心肺脾肾肠胃，外则筋骨支节皮毛齿发，皆假物也，而无不毕具者。合会复如初见。王试废其心，则口不能言，废其肝，则目不能视，废其肾，则足不能步。穆王始悦而叹曰：“人之巧乃可与造物者同功乎？”诏贰车载之，以归。夫班轮之云梯，墨翟之飞鸢，自谓能之极也，…闻偃师之巧……二子终身不敢语艺，而时执规矩甘蝇。”［①］

这一段文字，即使不是从自然主义的观点解释生命现象，也极近似之。可能这是公元前三世纪的作品，难怪文中生命机能与机械作用混为一谈。因为那时还没有发展无生物的科学，也就无由研究生物与无生物之间的关系。这个故事，主要是说明万事万物的作用，并非依赖一有意识有计度的主宰。小至一牛之支节，大至天体之运行，都是道的作用，而道却是无思无虑无为而物成，的。

这个思想又非常突出的表现在关尹子(约公元八世纪)中：

“枯龟无我，能见大知；磁石无我，能见大力，钟鼓无我，能见大音，舟车无我，能见远行，故我一身虽有智有力有行有音，未尝有我。”［②］

此外在《列子》中［③］又有一则很奇怪的故事，说中国传说中半神话性的人物扁鹊能换心。他将两人的心互换，而他们的外貌和意志并无改变。这也一定属于古老的物各自物互不相与的传统［④］ 。

上述列子一文中说到墨翟(墨子)之木鸢，是很有趣味的。因为ArchytasofTarentum也说过一模一样的故事［①］，二者的年代又很接近；Archytas的全盛时期，大约是墨翟去世之时(公元前380)，《墨子》一书［②］以为飞行器械可在空中停留三天者，为公输般所发明，后又由他将飞行以及战斗器械传授给墨翟。韩非子又有一说［③］谓木鸢为墨翟所制作。这些故事受到洛阜Lufer(4)的注意，Laufer氏在一篇研究飞行史前时期的报告中，讨论到这些故事，不过他似乎过分信以为真了。可见在古代有科学观念的思想家，如希腊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以及中国的道家诸人，都会有这样的构想［④］ 。

(2)道家与因果律及目的论

“察其所以”因此变成了道家的座右铭。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时，当官僚政治取代了封建制度，引起了种种政治的不安，道家更努力追求这个目的。《吕氏春秋》最饶趣味，因为我们由此可以看出强有力的，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文化如何强迫道家的自然主义与之混合，或完全进入地下的活动。《吕氏春秋》中(前部完成于公元前239年)，虽有很多科学的论辩，结尾总是落实于人类社会。例如：

“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虽当与不知同，其卒必困。先王名士达师之所以过俗者，以其知也。水出于山而走于海，水非恶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于野而藏于仓，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国之存也，国之亡也，身之贤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圣人不察存亡贤不肖，而察其所以也。”［①］

上文以物非有欲而否定目的论的说法，与《列子》中一个生动的故事有雷同之处［②］，那个故事大意说，某次在一宴会上，一位长者正发表一篇得意洋洋的谈话时，一个12岁的童子突然打断他，并且挺身而出，畅言人非万物之灵，乃是万有之一种，鱼兽并非为人而生，正如人并非为蚊虫与虎狼而生一样。这种反对以人为中心的宇宙观，正是道家对儒家的“迎头痛击”Coup depatte(借用戴遂良Wieger的话)：

齐田氏祖于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献鱼雁者，田氏视之，乃叹曰：“天之于民厚矣、殖五谷、生鱼鸟，以为之用”。众客和之如响。鲍氏之子年十二，预于次，进曰：“不如君言，天地万物与我竝生，类也，类无贵贱，徒以大小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岂天本为人生之？且蚊蚋肤；虎狼食肉，非天本为蚊蚋生人，虎狠生肉者哉？”下文可进一步从《吕氏春秋》中看出科学精神的脉胳：

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

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龟之藏也；当一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①］ 。

由此我们更容易了解道家与众不同的种种探讨自然的理论。

4、道家对自然之态度；及其科学观察之心理

马伯乐Maspero(11)谓历代道教的寺院叫做观，而不叫做寺或庙，这是很有意义的，“观”字［②］的原意是“看”，写法是“见”与“雚”合成的，见表示“看见”，“雚”原来是一只鸟的象形，可能是苍鹭，因此“观”就是观察鸟的飞形，以测吉凶的意思。在《左传》中观字已有了望塔之意，又作占卜中观察自然现象的代称。后人有种种的解释，以为“观”是指隐士潜心内观之意，此说漫无依据，故不足采信［③］ 。因此今日道教的观就含有古代观察自然的意义。又因为当初法术，占卜和科学未曾分家，所以我们要探讨中国科学思想的渊源，就必须向道家思想中去追寻［①］ 。古代道家所希冀于自然之观察者，远比帝王诸侯对将来的野心还要大，观察自然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很快就会知道了。

(1)水与阴性的象征

观察自然与治理社会不同，前者是含容的被动的，后者是有为的主动的；前者要摒除一切先入为主的知见，后者要执着一套社会的观念。从这个观点出发(当然也可以从其他的角度去了解)，我们才能正确的了解“水”与阴性的象征。早期的道家提到江海与玄牡，都熟悉这些象征是何所指，而后代从事评注的学者却深感困惑，可能这正是因为中国的实验科学不发达，所以后人无法了解这些文字；又因为中国学人的失败，使得西方从事道家的研究者，相率误入了歧途，几乎无一能幸免者。《道德经》说：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水性柔弱，随器皿而成形，自不可见的缝隙渗透浸渍，无所不至，水面如镜，物无不现［②］ 。四十三章又说：

“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无有人无闲，吾是以知无为之有益。不言之教，无为之益，天下希及之。”［③］

水又流向山谷，容纳各种污积，但洁净如初，永不受污染［①］ 。

水与阴性的象征，不但有哲学的意义，而且具有很，大的社会价值。儒家与法家的领导观念，是从上治下的，现在道家提出了由里而外的领导观念。例如：

“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②］

在进一步讨论这个思想之前，我们必须看看“阴性”的象征，《老子》第六章是我们最熟悉的：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牡之门是谓天地根。緜緜若存，用之不勤。”［③］

二十八章又说：

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谿［④］，为天下谿，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

朴散则为器，圣人用之则为官长，故大制不割。

除此之外，别处也屡见阴性的象征［⑤］ 。

古往今来，很少有人了解这个阴性的象征代表什么样的心理状态。固然我们知道，道家所赖以表达思想的是极度高深的文学诗歌，一如歌德G0ethe的eWigiweib－liche。同时他们的思想又可能是以古代中国“Urmu－tter”女神创造天地的神话为基础［①］；但这些都不是问题的症结之所在。我们要知道，道家的心理状态在根本上就是科学的，民主的；儒家与法家是社会的，伦理的，儒家的思想形态是阳生的，有为的，僵硬的，控制的，侵略的，理性的，给予的。——道家激烈而彻底的反对这种思想，他们强调阴柔的，宽恕的，忍让的，曲成的，退守的，神秘的，接受的态度［②］ 。道家推崇“谷神”正是对儒家的打击，《论语》上不是说过吗，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③］ 。道家在观察自然时所表现的阴柔含容的态度，与其柔弱退让的处世哲学、有着不可划分的关系，因此他们也就势必要反对封建社会。因为道家的容让，与封建社会是格格不入的。

道家所适合的是合作集产的社会。道家的经典也正是歌咏这个社会的诗歌。这个社会曾一度存在于铜器时代，当封建社会形成之初，在王侯教士和武士阶级尚未完全划分以前，那些原始集产的村落就是这种理想的实现。实则这种社会型态就在道家思想兴起之前的几世纪中，可能还存在于中国文化的外缘［①］；道家所梦寐以求的，就是能够再度实现这种社会的理想(他们却不知道人类重新实现这个理想是几千年以后的事了)。欲了解道家思想的伟大，要看美国昆虫学家WiliamM0rtonWheel －er和ErnstBergmann的文章［②］，他们极力呼吁唯有消除阳性的侵略性的态度，才能实现合作的集产社会的理想，而这个理想是人类必然的命运，因为当人类高度发展的社会组织在范围上扩张，在潜力上增强时，人类势必要走上合作集产之途。我们无法在此作进一步的发挥，只有靠他们的话［③］，来印证上述老子《道德经》中所涵蕴的人类社会的真理。我们必须在此打住，以便及时回头来讨论道家的政治地位，因为在中国科学思想史上，道家的政治地位实在是非常重要的关键。道家既已领导社会主义的运动，与儒家相持不下，达两千年之久，又被斥为异端邪说，而永无翻身之日，则道家本身虽然没有产生科学，实际上必定丰丰富富地含蕴了科学。

《管子》一书中有几句话正足以阐明圣人在天地间如何自处。《心术下》第三十七：

“凡物载名而来，圣人因而财之，(知其名实则能控之以心术)而天下治，实不伤，不乱于天下，而天下治。”

《九守》第五十五：

“圣人因之故能掌之”［①］ 。

《心术》下第三十七：

“慕选者，所以等事也。极变者，所以应物也”。又：

“圣人裁物，不为物使”。(四十九章也说到这个思想。)

《内业》第四十九：

“神明之极。照知万物”［②］ 。

读到“圣人因之，故能掌之”的时候，我们想起了培根(FrancisBac0n)的话“欲主宰自然，只有顺应自然，舍此之外，别无他法”［③］ 。我们又想起了一位现代哲学家的话，他说：人类如由需要的世界进入自由的天地，只有靠研究人类的需要(即自然的法则)［④］ 。谈到道家的思想，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赫胥黎HenryHuxl－ey的话：

“窃以为科学给予吾人的启示，正是最高的真理，也就是基督教所说的完全顺服上帝的意志。研究科学者在事实面前必须如稚童一般，随时放下一切成见，虚心跟随自然的启示，亦步亦趋地走向任何无底的深渊，否则必将一无所获。”

这段文字很像古代道家的口吻，却不是儒家所能了解的［①］ 。

(2)让的哲学

如果勉强将阴和阳分开的话(当然从中国人的观点看来，阴阳是不可分的)，我们可以说：道家是阴性的思想体系，而儒家是阳性的思想体系。不过阴阳实为一体而不可分，这个观念处处表现在中国文化中。譬如诸子百家皆提倡一个让字，让即是以阴柔的顺从，配合阳刚的主宰。在字义上，让即是让步，放弃，退居其次，使招致之。虽然高本汉Karlgren(1)对让的研究没有考之于甲骨文，但是葛兰言Granet(1)从神话和民间传说中，对让字作彻底的研究，他认为p0tlatch 的风俗，在上古的中国社会中，一定是很重要的一环。这个风俗现在还存在于某些部落中。即每逢有定期性的祝宴时，部落的领袖人物须将食物或财物分予大众，他拿出来越多，他的威望就越大。在中国的社会里，一个人的美德，社会的威望和最大的面子，都是由退让中来，让的风俗已经变成了中国文化重要的一环。凡是在中国住过一段时期，亲身体验过出入门庭之时，与众人揖让进退举步维艰者，或是在宴会上看到学者先生们争先恐后的抢末座的情形，都会了解面子和德望，在中国文化中实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世界其他的国家由于缺乏类似的传统，相形之下似乎要显得卑陋得多，即使让的传统原来渊源于p0tlatch的风俗，道家典籍却是这个传统的最高表现，不过这并不是道家所独有的［①］ 。

让的观念在老子的《道德经》中得到最高的发挥：

……是以圣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无私邪，故能成其私［②］？

《老子》六十八章又说：“善胜敌者不与，善用人者为之下。”这个道理又一再重复地用各种方式表现出来［③］，如“曲则全，枉则直”，退让的思想又扩张到邦国之间的关系；大国要降服小国强行吞并或控制［④］ 。

由于让的观念，在这种欲取先予，曲成以保全，不有不侍亦复不宰的思想形态下，道家的学者都拒绝做官，即使天子宠召也隐逸不出。“天子不能臣，诸侯不能友”，变成了千古以来道家的口号。在庄子中已经有著名的拒绝做官的故事［①］，公元第四世纪的列仙传，更有很多道家的神仙弃官不做的例子。

有一两位学者略能了解道家代表封建制度以前的社会典型，但是他们说得还不够中肯。德效骞Dubs看出老子的态度是回顾过去的，但是他认为这是回顾一个传说的太平盛世，犹如希腊神话中的黄金时代一样。卫礼贤(R.Wilhelm)更为具体的指出道家代表处于周代诸侯与农民之间的小型中产阶级，这些人都是被征服的商朝的贵族。商字的确是有商人的意思。卫礼贤R.Wi1helm 谓这一批学者自然就发展成为各种的专家，哲学家，技术人员，以及术士和巫祝，他们的人生观也就自然重视谦让的美德。卫礼贤R.Wilhelm又指出他们回顾的社会，实在就是商朝，并谓他们迷信将来商代的英主，会卷土重来，拯救他们。这一点卫礼贤R.Wilhe1m的说法较难令人苛同。道家岂止是回顾过去而已!道家思想滥觞于商代社会之说法，固然可以说得过去，但是他们连头带尾彻底攻击封建社会的态度，则远超过了商代的渊源。

(3)静心

试问道家观察自然的动机何在？无疑是要求得内心的平静。内心的平静怎么可以由观察自然得到呢？原来他们认为人类生存于天地之间，受到火山地震风暴洪水以及种种疾病的侵袭(这个理论只适用于当时而不适用于后代)，在惊惧恐怖之余，自然要追求内心的平静。在此科学发展的初期，他们觉得只要能将种种威胁人类的自然现象，予以区别分类，为之命名，并研究其起源性质和将来的动态，以建立一套自然论时，则人类的能力和信心必然加强，这种得力于原始科学的内心的平静，中国人称之为静心。希腊伊璧鸠鲁派和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原子论一派的人物称之为Tapasia［①］，我们已经看过(本章(6))列子中杞人忧天的故事，很多人以为这个寓言不过是个笑话，实则大有深意存焉。凡是不满意儒家过份专注于人事的态度，而有心观照自然的人，难免有天地崩坠的恐惧，因此他们也就极须人定胜天的信心。于是道家和伊璧鸠鲁派路癸夏便挺身而出，决心超越“步步火寨的红尘”［②］，去追寻人类的信心。

《道德经》中有一节很重要的话，是说到静心的：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

归根曰静、是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庄子说：

“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生而无以知为也，谓之以知养活。”

又如《庄子。天道》第十三和大宗师第六谈到“古之真人”，其觉无忧，不知恶死，“其出不诉、其入不距”，至乐第十八说到庄子妻死不哀的故事以及两个假想的人物支离叔要滑介叔坦然无忧的故事，在道家的著作中描写静心的文字真是不胜枚举。最好的例子，是在庄子中托言老子死秦失吊之一节［①］，“老聃死，秦失吊之、三号而出”，弟子异之，秦失说：

“(过份的悲哀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安时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

这个论调，的确很接近伊壁鸠鲁和路癸夏的说法。De Rrum Natura一书谓人类抗拒无数恐惧的唯一方法是科学：

nobis est ratio，solis lunaeque meatu qua fiant ratione，et qua vi quaeque gevantur

in terris，tum cum primis ratione sagac1unde anima atque animi constet natura videndum，

et quae ves nobis vigilantibus obvia mentes

terrificot morbo adfectis somnoque sepu－ltis，

cernere uti videamqur eos audirequo co－ram，

morte obita quorum tellus amplectiturossa。［①］

路癸夏Lucretius在他的长诗中一再重复的(至少有三次)吟着下述的诗句，这数行诗句，无异是早期科学的战斗歌曲。

hunc′igitur terrorem animi tenebrasque necessest

non radii solis neque lucida tela dieli discutiant，sed naturae species ratioque。［②］

庄子每逢谈到“乘天地之正”和“游于无穷”时，总是发挥了最高的哲理［①］，他的观点也可以参考其他道家著作［②］ 。所谓“游于无穷”就是超越人类社会的是非之上，与天地合一而得到绝对自由的境界。这个天人合一的思想之中有很强烈的宗教成分，因为，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宗教的经验在那时还没有自天地一指的科学信念中化分出来；同时其中又不乏魔术的成份。

所谓魔术的成份即是一种存而不论的态度，相信至人果真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也是一种弄假成真的心理。掺杂着与培根相同的信念，认为人类只要探讨自然，将来就能驾驭自然。这个魔术的成分当然与巫师方士的思想不谋而合，以后巫师方士遂与道家合流，继道家思想家之后成为地位重要的道家“方技”［③］ 。庄子这一节文字是以“乘”字为中心，不过也连带牵涉到“游”字。

游的意思是这样的：

“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小大有宜，犹有所遁，若夫藏天下于天下，而不得所遁，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犹喜之，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其为乐可胜计邪!故圣人将游于物之所不得遁而皆存。”

庄子是说蔽于天地之全，而执著一事一物者，不智之极。唯有静观自然，人才能免于恐惧和失望，凡投身自然者必不嫌卑微，不辞痛苦，不避丑恶，不惧恐怖，必将勇往直前，而物莫之伤，故能“乘云气之上”。是放：

列子御风而行，冷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①］？

如果有人认为我们的说法过份牵强，并非上古道家的原意，且让我们来看一段《淮南子》的文章，写得很朴直，不若庄子之花拳绣腿：

“明于性者，天地不能胁也，审于符者，怪物不能惑也，故圣人者，由近知远而万殊为一。”

尽管后来道家思想渐渐与法术和迷信相混淆，这个中心思想却始终没有消失。所以公元三世纪的思想家如何晏，钟会诸人认为圣人无情，后来的关尹子(可能是一位公元第八世纪的道家所著)也说：

“心蔽吉凶者，灵鬼摄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摄之，心蔽幽忧者，沉鬼摄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摄之，心蔽盟诅者，奇鬼摄之，心蔽药饵者，物鬼摄之。如是之鬼，或以阴为身，或以幽为身，或以风为身，或以气为身，或以土偶为身，或以彩画为身，或以老畜为身，或以败器为身。……为鬼所摄者，或解奇事，或解异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于躬，惟曰道于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绳，或死井。惟圣人能神神，而不神于神，役万物而执其机，可以会之，可以散之，可以御之，日应万物，其心寂然。”

儒家近似斯多噶学派，道家类似伊璧鸠鲁学派的说法，由来已久。比较此东西思想的异同时，必须把伊壁鸠鲁Epicureanism的两种派别，予以严格的区分，一派是路癸夏Lucretius严谨的属于原子理论的思想；一派是世俗追求快乐躲避痛苦的唯乐主义。伊壁鸠鲁享乐主义的一派似乎在古中国有例可援，例如孟子所力斥的杨朱和阳生。传统的杨朱思想的解释见于《列子》第七章，理雅各Legge(3)译了一部分，福克F0rke译了全部(2)。不过冯××认为，这是公元第三世纪末期的人伪托的文字。冯氏根据其他书籍中有关杨朱思想的零零碎碎的资料，［①］认为扬朱是最早的道家之一。杨朱认为保持心里的平静和身体的健康，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他的避世隐居，是完全为了自私的目的。这种思想就叫做全生。全生不是苦行主义。因为全生要求所有机能器官的和谐，故避免纵欲也避免禁欲。他们认为最卑陋最愚昧的行为，莫过于为了个人统治和权力欲的满足，而干预别人的行为。因为杨朱之说对自然不若道家之感趣，我们的主题既然是讨论道家的自然观，杨朱一节就不多说了。杨朱之说与科学发展唯一的关连，是它可能刺激了医药和卫生的发展，不过这一点我们并没有确实的证据。

(4)为与无为

我们上面讨论的都是道家的思想，至于道家的行为是怎样的呢？在前面几页我们看到庄子说：“以恬养知者，生而无以知(为)也”。为字是用括弧括起来的，因为此字在理雅各Legge所译“生而无以知为也”的译文中没有此字，我们现在要讨论的正是“为”字的翻译。所有的翻译家和评注家都把“为”字原原本本的译成“行动”acti0n，于是道家最大的口号“无为”就变成了“没有行动”，我相信大部分的汉学家在这一点上都错了［①］ 。无为在最初原始科学的道家思想中，是指“避免反自然的行为”，即避免拂逆事物之天性，凡不合适的事不强而行之，势必失败的事不勉强去做，而应委婉以导之或因势而成之。为了印证这个说法，我们要引用一段《淮南子》的话：

或曰：无为者，寂然无声，漠然不动，引之不来，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吾以为不然，尝试问之矣。……故自天子以下至于庶人，四肢不动，思虑不用，事治求赡者，未之闻也。

夫地势水东流，人必事焉，然后水潦得谷行。

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谷得遂长，听其自流，待其自生，则鲧禹之功不立［②］，而后稷之智不用［③］，若吾所谓无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④］而举事，因资而立权，自然之势……。

若天以火熯开，以淮灌山，此用己而背自然，故谓之有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鸠，泥之用輴，山之用蔂，夏渎而冬陂，因高为田，因下为池，此非吾所谓为之。圣人之从事也，殊体而合于理。

如果我们用这个观点，重新去看道家典籍中所有“无为”的文字，我们会发现无为的精神正与道家原始科学的特性相吻合。所以《道德经》又用那一贯文字简洁而字字珠玑的风格说：“无为则无不治”，庄子［①］以无为为名尸，为谋府，为事任，为知主。庄子又说：“无为也则用天下而有余，有为也则为天下用而不足。”［②］

管子说：“其功顺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违之。”［③］我们不由得想起了一位基督教的先哲Hippo －lytus对魔鬼二字所下的定义，他说“抗拒宇宙万物法则者”即魔鬼。大约在公元300年时郭象注《庄子》说：“无为者，非拱默之谓也，直各任其自为，则性命安矣。”［④］淮南子也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个人是具体面微的宇宙，宇宙是扩而充之的个人，所以说：“举事而不顺天者，逆其生者也。”［⑤］郭象任其自然的思想，在《晋书幸灵(公元第四世纪之方士)传》中有着略为夸张的表现。幸灵为孩童之时，父令其守牛以防牛群侵犯稻禾，他在疏于防范之余，待稻禾受损之后，又将其重植。父责之，幸灵说牛的天性是吃稻，而稻的天性是生长，所以他只好听其自然，事后尽力弥补而已。

逆物之性，徒然使人精疲力竭，劳而无功，所以圣人顺物之情，顺物之情就是模仿天道，因为天地成全万物而未尝有所为。

所以庄子说：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①］，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②］笔者将于后文中说明无为的思想有一个最深远的根源，可能是原始农业社会流行的无政府的意识，因为植物在无人干扰时生长得最好；人民也在没有政府干扰的情形下生活得最好。

诸子百家也借用了道家的名词，但各赋以不同的含意。例如法家解释无为是统治者不必有所为，只要授权臣下，或制立法令规章，各种纷争自然解决。汉儒强调无为中不劳而有功的特质。后来无为的观念变俗了，又受到佛家打坐的影响，无为确已变成了避免一切行动的意思，而有名的政治家如公元前193年府中无事的曹参，或公元前134年的汲黯，都以无为而留名青史。固然在很多情形下“听其自然”的方法，比诉诸行动的政策更为成功，但是“无为”二字的误解，终于铸成了人们对“无为”的滥用，更使道家蒙上了千古莫名的耻辱。不过，公元三世纪向秀和郭象的《庄子注》，仍然保存了无为二字的正确解释，所以无为即是万物循其自然的趋势发展，譬如艺术家的“无为”即是追求他的艺术。

(5)道家的经验主义

“为”是为了私人的利益拂逆事物之理强而行之，所以是有所待的，有求于人的；“无为”是听任事物顺应其自然之理而成就之。要做到“无为”就必须取法乎自然，取法自然就要作科学的观察。由是我们在无形之中便接触到了经验主义的线索，这经验主义正是中国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上最重要的因素。下面有两篇文章虽然很长，却是不容忽略的。第一篇是《淮南子》，一上来就攻击法家，如参看下文法家一章，更容易了解。

今若夫申韩商鞅之为治也，挬拔其根，芜叶其本，而不穷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凿五刑，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斩梓百姓，殚尽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是犹抱薪而救火，凿窦而出水。夫井植生［①］ 。而不容瓮，沟植生条而不容舟，不过三月必死。所以然者何也？皆狂生而无其本者也。河九折注于海，而流不绝者，昆仑之输也；潦水不泄，养极望，旬月不雨，则涸而枯，泽受瀷而无源者。譬若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②］，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何则，不知不死之药所由生也。是故乞火不若取燧，寄汲不若凿井。［③］

换句话说，严刑峻法的法家既背逆人类行为之本，所以必败。凡不重视万事万物之所由生及其自然之天性者，就是缘木求鱼，劳而无功。后羿不反求诸己，却跋涉长途去追求长生不老，实则不老之药就在门前。他应就近审察，不应求之于西王母［④］，故后羿有为而其妻无为；故求万物之所本者，不必求诸人，故引己之火，掘己之井，才是当前之务。

第二篇文章，摘录自《吕氏春秋》，是经验主义之最佳写照，也是推崇道家方技对抗当时政治家和诡辩家的最佳说明。

知不知，上矣；过者之患，不知而自以为知。

物多类然而不然，故亡国僇民无已。

夫草有莘［①］有藟［②］，独食之则杀人，合而食之则益寿。万堇［③］不杀。漆淖水淖，合两淖则为蹇，湿之则益为干。金柔锡柔，合两柔则为刚，燔之则为淖。或湿干，或燔而淖，类固不必可推知也。

小方、大方之类也，小马、大马之类也，小智非大智之类也。鲁人有公孙绰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问其故，对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为偏枯之药，则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为小，不可以为大，可以为半，不可以为全者也。

相剑者曰：“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韧也，白黄杂，则坚且韧，良剑也。”难者曰：“白所以为不韧也，黄所以为不坚也，黄白杂，则不坚且不韧也。又柔则锩，坚则折，剑折且锩，焉得为利剑？”剑之情未革，而或以为良，或以为恶，说使之也。故有以聪明诉说，则妄说者止，无以聪明听说，则尧桀［④］无别矣。此忠臣之所患也，贤者之所以废也。

高阳应将为室，家匠对日：“未可也，木尚生，加涂其上，必将挠。以生为室，今虽善，后将必败。”高阳应曰：“缘子之言，则室不败也，木益枯则劲，涂益干则轻，以益劲任益轻，则不败。”匠人无辞而对，受令而为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后果败。高阳应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①］ 。

骥骜绿耳(两种快马)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则日在其前矣，目固有不见也。智固有不知也，数固有不及也。不知其说所以然而然，圣人因而兴制，不事心焉［②］ 。

以后我们谈到中国冶金术和土木工程时，一定会想起文中以事实胜过巧辩的剑师和工匠，无论逻辑唯理主义的快马如何奔驰，智有不知数有不及的自然，总是跑在它前面。令小察小智者惶惑不知所措，而使道家的经验主义得以申张。

对经验的重视，千古以来成为中国思想的传统。《慎子》一书据说是战国时庄子以前一个不甚有名的哲学家，慎到所著，其实大部分可能是后人伪托(可能是汉唐之际的作品)［③］ 。

慎子曰：

“治水者，茨防决塞，九州四海，相似如一，学之于水，不学之于禹也。”

又唐代道家的关尹子(可能公元八世纪)说：

“善弓者，师弓不师羿，善舟者，师舟不师奡，

善心者，师心不师圣。”［①］

又在唐代有一个著名的故事，说当代最擅长画马的韩干，在年轻时被召至宫中，皇帝给他学费令向最著名的画师学画，谁知他弃画师不顾，而仅要求常至宫中之马厩看马［②］ 。以后我们谈到道家典籍中屡见不鲜的“技”时，(本章(7)(5)再讨论这个思想。中国文化强调实际的技巧而不空谈，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也可以说这是十三世纪初期中国文化对西方的贡献之一。

5变化与对待

由于道家洁心研究自然，所以他们经常被变化的问题所困扰，阴阳家和名家也都在思考这个问题，后说明［③］ 。变、化、反、还、这些字眼不大容易区别，且待以需要在此特别说明［④］ 。反与还都有“反作用”或“回来”的意思，即某一种行动引起了一种反对的变化，或某种现象回复到当初开始时的状态。变与化之间的区别更是不易确守，按照现代的中文，变意谓逐渐的变化，变形或化生，而化是骤然的，以及内在的改变或变质。(如在迅速的化学反应中然)——但是这些字之间，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变可以指天气的变化，昆虫的化生［⑤］ 。或人的个性渐渐的变化；化可以指溶化，熔化或融化等，也指内在的腐化，变多指形之改变，化多指质之变化。譬如当雪人融化时雪“化”为水，形就“变”了。宋代程颐谓变专指内在变化，而外形或全部或部分保持原状；化则是根本上改变，连外形也随之改变［①］ 。问题是公元前四世纪的道家，在使用这些字眼的时候，是否有这种种区别？又各字之间的区别是否严格呢？就不得而知了。变化的不同，似乎与戴密微Demieville(3C)所说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两大趋势有关，他称为急进派，和渐进派，前者是社会革命，后者是缓慢的改革；前者是(佛家和道家)刹那之间超脱生死的转变，后者是儒家沉着审慎的，落实于现世的态度［②］ 。

管子说(内业第四十九)。“圣人变而不化”。我们应该说：“圣人内心改变而外表不变”吗？还是“圣人是和缓的，从容不迫的，不骤下结论的”？管子接着又说，“从物而不移。”所以这句话可能是说圣人从经验中学习慢慢的去适应自然，而自己的人生观并不改变。话又说回来了，道家所注意的主要是自然的变化，远甚于注意圣人的变化。道家尤其对循环的现象感到兴趣，如四季的往复和生死的交替，以及宇宙和生物现象中一切周而复始的变化。这就是侯外庐所谓的循环异变论。

在这一点上，老子与路癸夏Lucretius之间有相同之处。《道德经》说：

“故物或行或随；或歔或吹，或强或赢，或挫或隳，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③］

De Rerum Natura写道：

omnia migrant，

omnia commutat natura et vertere cogit。

namque aliut puctrescit eta ev0 debile lang－uet，

porro aliut clarescit et ec0ntemptibus exit.［①］

这就是自然循环的现象，老的腐朽了，新的又产生，如此周而复始，永无已时。康复德C0rnf0rd曾引用希腊作家的话举出很多明显的例子。

《道德经》形容循环的变化也绝不含糊，例如五十八章说：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②］

四十章又说：“反者道之动。”

庄子又强调这一点：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是其所美者为神奇，其所恶者为臭腐，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故曰通

天下一气耳，圣人故贵一。”［⑦］

由此我们可看出道家认为静心之道在于了解自然，了解自然，就要了解变化，并且顺应变化［②］ 。道与万事万物俱往而不还，物或隳或成，而道依然不变；这就是在纷纷扰扰现象世界背后永恒不变的平静［③］ 。道有盈虚，但本身既不盈，也不虚；道有衰杀，但本身既不衰也不杀；道有本末，但本身既非本也非末；道有积散；但本身既不积也不散［④］ 。我们还可以找到无数类似的文字，如《列子》［⑤］谓某一事物之终，即是另一事物之始；其他还有《管子》［⑥］，《淮南子》［⑦］等。

研究变化最大的困难，是很难知道变化交替之间，何时由一种变化进入另一种变化。这种不知不觉的变迁转移，一直是形式逻辑最棘手的地方。试比较维多利亚时代削足适履的科学，与今日貌似矛盾，但力量强大，并且可以用数学方式表达的科学观念。或者更追溯远古，试比较十七世纪富有弹性的科学与中世纪刻板的亚理士多德的形式主义(即十七世纪的科学所要极力摆脱者。参，Needham3)，就可以了解形式逻辑之不足以处理变化莫测的自然了。将各种冲突与矛盾予以综合及协调，这是科学上常见的现象，在道家的文字上这种趋势表现得尤其清楚。《庄子齐物论》(第二)说得很好［①］，是非纷纭，漫无标准，“是以圣人不由而照之于天”［②］，自以为是的人不了解一切事理，都是纯驳参半的；所以是非真伪不辨，只有靠一切自然运行的中心“道枢”来衡量［③］ 。因此是与不是，然与不然，必须“和之以天倪，而寓诸无竟。”［④］表现这个主题最著名的故事是猴子的比喻：

劳神明为一面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日：狙公赋芧，曰“朝三而莫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莫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⑤］ 。

唐君毅(1)曾作一篇研究，将庄子和一般道家文字中辩证的特色与黑格尔作详细之比较。黑格尔和庄子都相信变化是永恒的，现实只是过程。二者都排斥古往今来，或以变化为不实，或以变化为永恒不变的哲学，以后我们在墨家的逻辑中，也会发现类似的辩证法。中国哲学中这种辩证的趋势，是很重要的，了解这个趋势，才能了解本书最后的结论。例如在结尾时，我们要讨论中国语言的结构，是否促使墨子庄子等人的思想接近黑格尔或者怀德海Whitehead的逻辑思想，甚而，他们的思想形态更接近今日正在研究中的统一逻辑。

一般说来，道家不作宇宙开创论的发挥，因为他们很聪明，深知道天地创成的作用是永远无法洞悉的。不过《道德经》有一段文字说明宇宙开创的神话(四十二章)：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①］，冲气以为和……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②］

这一节文字，除了后段讲宇宙的生长消息循环变化之外(我们又想起了亚里士多德的话“πδpiφθopas”)，前面“冲气以为和”以前的文字意义不甚明白。Erkes(3)特别注意这一节，认为这是指C0smic Egg(宇宙如蛋说)，这个思想不但古代西欧有之，上古中国也有［③］ 。《淮南子》二章开头还有一篇文字较长而思想不甚清晰的宇宙开创论。这方面的古代思想，尚有待将来作更详细的比较和阐明。

至今还有一个家喻户晓的故事，说一个和尚快饿死了，人家只给他一个蛋，他拒绝了很久，但最后还是吃了，并写了一首诗在墙上：

浑沌乾坤放口中，

无皮无肉又无毛；

老僧带你西天去，

免汝人间受一刀［④］ 。

道家所津津乐道者似乎接近后代的演化论，他们坚决的否定生物种类的固定性。试看庄子《至乐》第十八(此文一直是翻译家最感棘手的，幸好我们找到了胡适的译文)：

种有几［①］，得水则为幽［②］，得水土之际则为鼋之衣(今日所谓苔类或藻类)，生于陵屯则为陵舄［③］ 。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④］，乌足之根为蛴螬［⑤］，其叶为胡蝶［⑥］，胡蝶胥也［⑦］，化而为虫，生于灶下，其状若脱，其名为鸲缀，鸲掇千日为鸟，其名为乾余骨，乾余骨之沫为斯弥，斯弥为食醯，颐辂生乎食醯、黄軦，生乎九猷，瞀(蚊虫)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久竹［⑧］生青宁［⑨］，青宁生程［⑩］，程为马，马生人。人又反入于机［11］，万物皆出于机，皆入于机［12］ 。

道家一定对昆虫变态(insectmetam0rph0sis)的现象非常熟悉，他们也像早期西欧人士一样，因见腐烂的尸体和蔬菜中产生昆虫的现象(自然发生)，而推得种种不正确的结论［①］ 。又因见自然界有种种令人惊异的变化现象，进而想当然地推想出种种子虚乌有的故事［②］ 。

既然程生马，马生人，这种不着边际的变化论都能够成立。那么道家自然不难相信动植物互相化生的演化论，我们在上面引用的文字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道家甚至相信(如《淮南子》卷四中所表现者)［③］泥土中矿物和金属缓慢的变化，生长和生殖，都是演化的作用。无机物的演化论固然在西欧思想中有之，但在中国出现得很早，实则庄子的变化论即是通过了无机演化的思想桥梁，才变成积极以人为方法加速变化的丹道思想［④］ 。上面庄子的文字还有一点很重要，即是“几”的观念，“几”是指生物最小的分子，最早出现在《易经》中，意指万物最小最初的开端，是一切善恶的起点［⑤］ 。几字原来即是两个胚胎的象形合成，因为中国没有原子的观念，所以庄子用“几”字是很有意义的。中国人是否有原子的观念，以后还会谈到。

《庄子》一书中生物变化的意义尚不尽于此［⑥］，庄子又有几篇文章说明不同的环境，造成不同的僻性，如《秋水》第十七［①］，以及《齐物论》第二［②］，此外庄子还有物竞天择的思想，如庄子说无用之用［③］，谓无用之树才能不夭斤斧，安享天年；上古之时凡牛豚和人有缺陷者，不可用以祭河，因而不祥者反得以全生；神龟虽愿安享天年，但以其龟甲可作卜卦之用，故死而留骨，以藏之庙堂之上；猪宁愿粗食以享天年，也不愿待养肥之后充任祭祀之主要角色。虽然这些文字无疑的是说明道家退隐的哲学，我们还是可以看出道家对“适者生存”的道理相当了解。［④］

不知上述道家的思想，是否被研究演化理论史的学者注意到［⑤］ 。

道家对生命世界最感兴趣者是芸芸万物体用各殊的现象，对甲有益的，对乙可能有害(参、生态学的一段文字，前面已引用过了，说明用人类的观点，加之于非人类的世界，则荒谬可笑)，故万物芸芸，各有自己的天地和长短寿夭的标准。这个否定世界以人类为中心的理论，在《庄子》开宗明义第一篇就强烈的表示出来了(《逍遥游》第一)：

北冥有鱼，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是鸟也，海运则将徒于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齐谐者，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徒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搏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尘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苍苍其正色邪，其远面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天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蜩与学鸠笑之曰：“我决起而飞枪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之二虫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①］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②］者，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③］者，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④］乃今以文特闻——众人匹之，不亦悲乎［⑤］？

列子中还有一段类似的文字［⑥］全文较长，并且没有如此有趣，又可参看别处的文字［①］ 。有一点要特别注意的，这个《齐物论》的思想，背后可能有政治以及科学的意义。——物各有其性，苟足于其性，则无小无大。

因此大小之辩，主要是由于各人立场不同的缘故［②］ 。《吕氏春秋》用几句话就说明白了：

“夫登山而视牛若羊，视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视之势过也。”［③］

所以道家知道光幻视(0pticalillusi0ns)是很危险的。这个思想又被王充采用发挥在他的《论衡》中(约公元80年)［④］，《论衡》有些地方很接近早期西方测量地球与天体星球距离的天文学。更有趣的，是路癸夏在其美丽的诗句中也说明了视觉之不可靠：

nam　saepe　in　colli　t0n　clentes　pabula　laeta lanigerae　riptant　pecudes　qu0　quamque　voca－

rtes

imvitant　herbae　gemmantes　rore　recenti，et　satiati　agni　ludunt　blandeque　coruscant；

omnia　quae　n0bis　l0nge　confusa　videntur

et　velut　in　viridi　candor　c0nsistere　c01li……

还有一点也值得注意，道家相信变化，“演化”，也可能相信社会进化的思想与儒家和法家永不变的观念相冲突，不少评论道家的人都指出了这一点［②］ 。所以荀子说万事万物只是看起来在变动，实则不曾改变，名词虽有今昔之不同，而所指则一；时间尽管迁流不息，人性永远不会改变，所以古今实在没有多大区别。同样的道家否定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正是反对全神贯注人事的态度，以及以人为万事万物的准则的思想［①］ 。

(1)道家与法术

至此我们更能了解道家与法术间密切的关系，前面已经提到丹术的滥觞，且待以后讲到丹道时再详细说明。由于本章不谈修炼服食，我们只能在此简略的说明丹道发展之初，法术与科学无法分家，因为当时还没有复杂的管制统计和分析的方法，所以无法区别不同的手工操作之间效率的差异。

在此我们只要注意一点，即战国时期自然变化的哲学已经与自然变化的实验科学发生了关联。有史学家司马迁的文章为证［②］，且留待以后谈到邹衍和与道家有关的阴阳家时再摘录。炼丹术即是从这两家发展而来的。由于他们相信东海有仙岛，上有服食不死之药的神仙，故往而求仙求药。到了公元前219年秦始皇遣方士入海求不死之药，可谓此风到达了最高潮。Yetts(4)曾将中国人入海求仙的传说与迦太基人求“幸福岛”的事迹作一比较，二者都是有事实根据的。(迦太基人到了马得拉群岛)Madeira和加那利群岛Canaries；中国到达了日本。)不过言归正传，我们要讨论的是早期道家与实际的法术和技巧的关系。《西京杂记》虽然可能(据我们现在所知)是公元第六世纪的作品，却对后汉的史实记载甚详，书上说：

“淮南王好方士，方士皆以术见，遂有画地成

江河，撮土为山岩，嘘吸为寒暑，喷嗽为雨雾，王亦卒与诸方士俱去。”

陈梦家认为这些早期的法术而兼科学的传统渊源于东海岸的燕齐两国，这是很可能的。邹衍之流的阴阳家，就由此处发源，而在汉武帝左右的方技之士，也大都来自东方海滨。海对秦始皇有着无可抗拒的魔力，他听信方士之言，以为黄河口有海妖作祟，使不得至海上仙山，便亲自去逐海妖，终于公元前210年身死沙丘。陈梦家说，沿海的人由于长年看到千变万化的海洋，自然就重视天地间一切变化的现象。而岛上的居民由于日与惊涛骇浪相对，而处之泰然，他们的思想，自然就趋向于不移不易的人生观，于是博学长生的岛民那种坚定不移的态度，与沿岸人民不稳定多幻想的态度，恰成强烈的对比。于是我们不由得想起了海洋对希腊和全欧洲的影响，在历史上，变化多端的海洋，对住在海边和航行海上的人确有很大的影响，并曾引起了他们认识和研究变化的冲动。

不过道家对自然从未发展一套像亚里士多德那样有系统，有理论的说明。阴阳五行，以及各色各样的气，都不足以解释自然。然则对自然的思想理论尽管不足，道家的实用技术却有很大的发展。不过他们的技术之中一直夹杂着法术。我们知道，缺乏科学观念的技术人员，往往会基于谬误的理由，却做出正确的事情，这种情形在中国更是屡见不鲜。

下面一段庄子的话，就可以看出道家不欲对自然作理论的解释，而宁愿从事物之用中去发现事物之理，以求进一步之用：

其分(separati0n)也成也，其成(c0mpletion)也毁(diss01uti0n)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use)而寓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①］ 。

所以道家的哲学思想中，似乎就含蕴着只要技术不求理论科学的精神。试看下面《庄子·天运》第十四一段有趣的插曲：

孔子……见老聃，老聃曰：“子来乎，吾闻子北方之贤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恶乎求之哉？”曰，“吾求之于度数，五年而未得也。”老子曰：“子又恶乎求之哉？”日：“吾求之于阴阳，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献，则人莫不献之于其君，使道而可进，则人莫不进之于其亲，使道而可以告人，则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与人，则人莫不与其子孙。然而不可者，无它也，……由中出者不受于外……”［②］

一般人认为这一章是后人伪托，作者一定受到佛家打坐和道家神秘主义反对向外驰求态度的影响，即使此说成立，这一段文字还是说明了道家思想何以未能促成伟大的科学运动的原因。

且让我们看看这些思想到了后代的发展情形。下面一段文字虽然是宋代的，却与原始道家研究自然变化的科学态度，遥相呼应。我们可以看出庄子高超远大的思想，到了后代已流于身体的运动和晴雨寒温的气象预测了。虽然如此，我们可以看出旧有的传统还是没有丧失殆尽。叶梦得在公元1156年《避暑录话》中说：

天下真理日见于前，未尝不昭然与人相接，但人役于外，与之俱驰，自不见耳，惟静者乃能得之。余少常与方士论养生，因及子午气升降，累数百言，犹有秘而不肯与众共者。有道人守荣在旁笑曰：“此何难，吾常坐禅至静定之极，每子午，觉气之升降往来腹中，如饥饱有常节，吾岂知许事乎？惟心内外无一物耳，非止气也。凡寒暑燥湿有犯于外而欲为疾者。亦未尝悠然不逆知其萌。”余长而验之，知其不诬也。在山居久，见老农候雨晹，十中七八。问之，无他，曰“所更多耳。”问市人，则不知也。余无事常早起，每旦必步户门，往往僭仆皆未兴，其中既洞然无事，仰观云物景象与山川草木之秀，而志其一日为阴、为晴、为风、为霜、为寒、为温、亦未尝不中七八。……乃知惟一静，大可以察天地，近可以候一身，而况理之至者乎。

6道家对知识与社会的态度

现在我们要谈一谈道家在政治上的地位。道家的政治地位与上文说明的原始科学的趋势，实在不可分开。前面已经说过，西方研究道家的学者，都忽略了其原始科学的趋势，而道家在政治上的意义，更是没有人了解。

道家是“出世”的，是“游于外”的。《庄子》上伪托孔子的话比较儒道两家［①］说：“丘游于内者也，外内不相及”，彼“游乎尘垢之外”［①］，道家之所以避世高蹈，其原因不仅是因为他们想要摆脱社会生活的琐碎和累赘，以便投身于自然的观察。同时也是因为他们彻底反对封建社会的组织，他们的退隐就是无形的抗议。

我们且先从介乎科学与政治之间的问题着手。牵涉科学与政治的问题，最主要的是道家对“知识”的态度。凡是研读道家典籍的人，莫不困惑于道家强烈的诽谤“知识”的态度。于是一般人往往遽下断语，谓道家对知识的非难，不过是拥护宗教的神秘主义，抨击理性思想和经验的“知识”。《道德经》至少有七章表示道家弃绝知识的态度。例如第三章(笔者在“知识”二字上加以括弧，理由将在后面说明)：

“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

又，十九章：

绝“圣”(wisd0m)弃“智”(Kn0Wledge)，民利百倍。绝“仁”(Benev0lence)弃“义”(mo－rality)，民复孝慈。绝“巧”(Skill)，弃“利”(p－r0fit)，盗贼无有［②］ 。绝“学”(1earning)无忧。

又，六十五章：

“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

绝圣弃智的说法显然与前面道家追求自然知识的态度大相径庭，不过只要我们翻到庄子《齐物论》就明白了，庄子将虚假的社会“知识”和洞察天地的真知识作了一个强烈的对照。

庄子说：

“众人役役，圣人愚屯……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①］

庄子以鄙夷的口吻称儒家经院学派世俗之学为“君乎牧乎”的小知，这就叫做“知”。以别于道家所追求的了解道与自然的真知识。我们一旦有了这一个线索，很多令人困惑的文字就迎刃而解了。我们又自信这个线索大致错不了。因为就在庄子反对封建最有力的文章中(胠箧第十)又出现了同样的绝圣弃智的说法。该文说如果(儒家和法家的)“圣”和“智”都一概摒弃，则大盗自止。《庄子》甚而引用了《道德经》阐明他对知识的看法，他以儒家之学为“先王之陈迹”，为“俗学”与“俗思”，他又藉书中一个角色的口吻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因此道家对“智识”的摒弃，不是反理性的神秘主义思想而是原始科学的反经院学派的思想。西方唯一了解这一点的作者当推Wulff(1)，他说封建哲学是“虚假的谬误的”，并认为道家绝圣弃智的文字是“对儒家及其伦理的攻击”，很多高明之士都不曾了解这一点［②］ 。

我们并不是说道家没有异常神秘的成分，只是说他们认为道虽可求可致，却非儒家和法家的章句训诂世俗之学所能为力的。《淮南子》说：“曲士不可与语至道，拘于俗，束于教也。”又说，“循天者，与道游者也，随人者，与俗交者也”；又见卷二第四页正面，拘于俗，与俗交者即是“世俗之学”，《淮南子》更直指儒家为学态度的缺失。庄子说：道之一事“博之不必知，辩之不必慧”。［①］

《道德经》三章说：“虚其心，实其腹。”我们在前面已经引用过了，一般的解释认为这是赞美绝学无知的，我们则认为这是说要训练人民放弃先入为主的私见和偏见，以求增进对自然的了解，对自然有了深刻的认识之后，真知灼见势必增加，面食物的数量也势必激增。赞者不一定赞成这个说法，即使不从俗解的人士，也可能认为我们过份望文生义了。不过宋末一位学者林景熙在《霁山集》中就持这样的看法：

闻之先儒曰，心兮本虚，应物无迹，惟虚心故能应物，虽无物不应而若未尝应，不留物也，应物而物不免留，留则有迹，岂所谓虚，如雁过渊，渊无留雁之情，而雁无不见之影。岂惟渊哉，众物妍丑毕陈于镜，镜未尝拒，亦未尝留，倏然而空，镜体故在，心犹是也。……老氏尝有虚心实腹之论、既欲其虚，又欲其实、何也，曰，虚心似无物，实腹似万物皆备，言虚致实，其言最近理而少密，故差虚亦在。

所以“虚其心”并不是要弃绝庄子所谓与封建社会的假知识相对的了解自然的真知识，虚其心乃是要摒弃个人的偏见，主见，和歪曲事实的记忆，心虚之后，真实不虚的知识才得以充沛。有了真知灼见之后，万物皆备于我，一切也就随之充沛了［①］ 。中国上古的伟大发明，例如，水力之应用，就是这个思想的发挥。

(1)神秘主义与经验主义的特征

要彻底了解道家对知识的态度，就必须比较西欧文艺复兴时代类似的例子，现代科学中理性与经验主义，显然携手并进，但在以前二者之关系并非如此。W.Pagel在著名的“十七世纪医药生物学中的宗教动机”一文中发现十六、十七世纪时神秘主义与实验科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联，并指出现代科学在发展的初期，如何与经验学派的理性主义相抗衡。在那时，理性的推理与经验的观察还没有正式联姻。一般人认为(借用波以耳讽刺的口吻)“探讨先天性的哲学(Friore)要比后天的哲学(Postiore)高尚得多，深刻得多［②］ 。”Pagel 在他的专论中，说明现代科学渊源于十六、十七世纪中两大趋势，四个因素之间的冲突。第一是神学思想与亚里士多德的理性主义联合起来，(此乃依循正统经院哲学的综合方法所必然发生的结果。)对抗蹒跚学步的现代科学。第二是注重实验的经验主义反对这种仗恃知识的态度，使与宗教的神秘主义联合起来。我们一旦了解这两种趋势，现代科学的早期历史上很多不可解的事情，都洞然明白了。当时基督教的神学，普遍地主宰了人心。所以在这场斗争中，自然与两边都脱离不了关系，于是理性主义与神秘主义就把神学化分为二，理性的神学是反科学的，而神秘的神学却是赞成科学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矛盾的现象呢？因为理性的神学是反魔术的，而神秘的神学则是赞成魔术的。造成理性与经验主义分裂的原因，不在于前者主张应用理性，而后者认为理性不足，主要是由于经验主义主张运用双手，而理性主义不肯劳动双手。那些拒绝使用加力略的望远镜的神学家自然都是经院学派的。他们认为自己对形而下的世界已经有了充分的知识［①］ 。如果加力略的发现与亚里士多德和圣多马St.Thomas的理论不约而同呢，则用不着看望远镜，如果不同呢，则加力略的见解一定错了。可是又有些神学家(虽然今天看来他们所相信的似乎全是最荒谬最黑暗的巫术和感应术等等)很愿意使用望远镜，并就观察所得以判断事情的真相。这就是为什么J.B.daporta著《自然的魔术》NaturalM0gic 一书述及了很多科学的事实；也是为什么早期皇家学会，对今日视之不过纯系魔术的东西，会发生了兴趣；这更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忠实的拥护者如布朗尼Sir Th0masBr0wne和格兰维JosephGlemville对巫术会有独特的见地；也是为什么十七世纪的生物学家会对卡巴拉Kabbalah一书如此之沉醉，且认为这种上古的神秘典籍中，一定蕴藏着无比宝贵的思想。［②］

这个时期最典型的人物是法兰德斯(Flemish)的化学家范赫蒙JohnBaptistvanHelm0nt(公元1577——1644年)，Pagel对他曾有深刻的研究。范氏是生物化学诸鼻祖之一，也是在定量实验中第一个使用天平的人。他又发明了温度计，说明了胃之酸以及十二指肠之碱。并且由于引入发酵的实验和气体的观念，而开创应用极广的气体化学(pneumatic　chemistry)。然而范氏是一个极端反理性的人物。他代表Pagel所谓的“宗教的经验主义”。他的作品有两章［①］，(J.Chandle(于公元1662年译成英文)是攻击烦琐的形式逻辑的。他觉得形式逻辑不务实际，不能直趋真理，不能获致任何新的知识。所以他是极端的反经院学派的“逻辑无益于科学之发明”(Logica　est　inutilis　ad　in—ventionem　scientiarum)［②］，他又反对将传统思想予以理论化和公式化，他反对亚里士多德四因素，也同样反对三个炼金术的原理(所以他实为波以耳Boyle学说的先声)。他不喜欢伽林的体液或体质说，也不喜欢原子理论，他抨击疾病是体内缺少Kra3is之说，他认为疾病是外物的侵入，此乃一种异物酵母，又叫做C0ntag－ium　vivum。在积极方面，他强调有生命的机体的特性，(实为现代免疫学和蛋白质化学之先声)，而认为此特性就附在各种气体上(他是第一个将气体与普通空气分开的人，他把气体看作异于空气的东西)［③］，由于特性附在气体上，物质便自其粗重的形体中升华而得以应接气体状的酵母。范赫蒙又相信此附有特性之气体，具有“具体的胚种”，这个观念实渊源于斯多噶学派的“种子”说，并且以后通过范赫蒙之子F.M.VanHe－lm0nt就变成了莱布尼茨所谓的单细胞生物［①］ 。总之范赫蒙是一个杰出的道家人物，他唯一与道家不同的地方(范氏以及他所代表的十七世纪的科学家与道家不同之处)是他非常相信一个拟人化的神抵［②］ 。所以我们可以说在欧洲现代科学发展之初，神秘主义的研究方式往往比理性主义的方式更好。在中国诸子百家争鸣之时，我们也看到同样的现象［②］，这个现象的关键显然不是纯粹的知识上的问题，乃是重视手工操作的，价值观念的问题。西欧不乏肯动手实验的人物，如范赫蒙氏就不但是思想家和作家，也是很活跃的实验工作者。今天在佛罗伦斯我们还可以看到加力略和托里切利Torricelli用过的仪器。儒家以人类社会为重点的经院学派，就像约两千年后的理性主义者亚里士多德和圣多马派St.Tho－mas一样，他们对手工的操作既无同情也不感兴趣。因此科学遂与魔术相提并论，皆一概被斥为神秘的异端了。

为了举证西方类似道家的例子，我们必须知道十六世纪时西方崇尚神秘的自然主义的人物中，有不少人(至少其主要人物)在政治上有革命的趋势。我们无法在这里详细研讨实验的科学(也就是新科学)与宗教改革中新旧教互争的复杂关系。不过有很多事实证明北欧大多数的科学家是新教的清教徒，而且赞成新教积极的政治改革的思想。最近Goldammer收集注释并出版了巴拉塞耳士ParacelsuS的社会伦理和政治的文章，所以我们正可以研究这位神秘兼自然主义大家，以便了解这一班人对社会的态度。

巴拉塞耳士提倡将炼金术应用到医学上，他不顾伽林一派的反对介绍了以矿物作药，他也是第一个认识矿工的职业病的人。同时他又是一个平等主义者，也可以说是一个再洗礼派的教徒。实际上他更是一个基督教的社会学家，他当然不懂以经济理论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但是他相信如果在基督教平等友爱的精神下实行集产制度，则能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所以他反对当时既有的制度。他是一个强烈的个人主义者，他认为社会要得救，只有走集产主义的路线，作彻底的改革，他说：“人人皆是兄弟手足，贵族平民之辨，并非上帝之意旨。”(殊不知正与庄子的论调遥相呼应。)他像十六十七世纪大多数的左翼民主领袖一样，既反对封建诸侯，也反对新兴的商业阶级。因此他赞成怀疑财富的价值和以高利贷为罪恶等的中古思想。(当然反对财富和高利贷也是新教的运动之一。)虽然巴氏不怕诛戮暴君，也不惜发动正义之师讨伐无道的诸侯和帝王，他却赞成尽可能以和平方法解决纷争，我们又知道他是最早反对死刑的人之一。有时他为了要求君王作根本的土地改革，甚而把皇上写得圣王一般，但是无论如何他是决不相信君权神授的。在十六世纪的三十年代之中，巴氏在萨尔堡Salzburg是一个很活跃的政治领袖。后来他侥幸地逃走了，但不知他逃走以后与再受洗派，哈特兄弟会Hutterian　Brethern以及农民战争中其他组织，有否任何密切的关系。总而言之，巴氏显然与修炼金石的道家，有很多相同之处。

一般人不知道反对理性拥护神秘主义的趋势，可以为现代科学的功臣，培根FrancisBac0n的思想中找到非常分明的脉络。我们经常用那自带着十八世纪古风的老话赞美他，说他是“召唤机智的钟声”，因此就往往忽略了他的思想中有着深刻的宗教成分。幸好法令敦Farrington(6)在最近出了一本书中，阐明培根的宗教思想，法氏说明除了德谟克利特Democritas和几个苏格拉底以前的大哲学家以外，培根反对所有的希腊人，尤其仇视亚里士多德［①］，法令敦氏写道：

虽然我们都知道他所攻击的不是他们在知识上(即哲学上)的谬误，乃是不满他们在道德上的立场。但是一般人皆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一篇奇怪的文章名叫“时间的雄性生殖”中［②］——我们必须承认这本书言论过于激烈而狂妄——他说希腊哲学是一种污染。他是什么意思？他说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罪孽深重，虽被万代唾弃办不足抵过。(po　ipsorum　sontissimo reatu)［③］，这又是什么意思？答案很简单。他相信亚氏和柏氏所代表的哲学是违背天道，阻碍人类革新的罪魁祸首。因为人类的革新原是天意所应许的，也是培根所梦寐以求的，却因为亚里士多德诸人的哲学思想而停滞不前了。我们且听培根的祈祷(录自他的文稿)：

“为父，为道，为灵的上帝啊!清听我们卑微的祈祷，热诚的倾诉，求您关切人类的苦难，关切我们生命的旅程，因为我们在邪恶的日子中消磨了一生，求您再度开启恩典的源泉以解救我们无边的苦难。”

培根认为人类要接受上帝的恩典，就必须摒弃希腊人的假哲学。

培根既以亚里士多德之辈为有罪(当然是宁枉勿纵)，他在《哲学的辩驳》中，(Refutati0n　of　ph－il0s0phies)以及De　Augmentis中，甚至将亚里士多德喻为反基督。亚氏的思想罪孽深重，所以其哲学劳而无功。这也是应得的报应。培根有好几段文字说明甚么是罪。在De　Augmentis中他引用所罗门王S0l0m0n和圣保罗St.Paul的话，说明凡是没有爱的知识都是腐败的。哲学中没有爱就是为了心智的满足而追求知识。哲学中有爱心就是为了产生事功而努力。

培根在Sacred　Meditati0ns第二部中表明了同样的主题。他说尽管耶稣的教义是令灵魂得益，他的神迹则全部是对人的肉体有好处。

“他令跋子能行，瞎子看见，哑巴说话，病人康复，麻疯得洁净，鬼附的人心理回复健康，逝去的人死而复生，他的神迹不是出于赏善罚恶的审判，乃是出于大慈大悲的恩典，并且全部施诸于人的肉体上。”［①］那么到底为什么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希腊哲学永远徒劳而无功呢？他们犯了什么罪要受这样的果报？他们的罪就是心志的骄傲，他们仗恃心智的神通去制造知识，而不肯潜心在自然的书本中去寻求万物的道理。培根在最后出版的作品中“风的历史”序言(公元1623年)有明白的说明。

“无疑的，我们是为了人类始祖的罪，以及我们模仿他们的罪而受到果报。人类的始祖妄想做上帝。后代的我们更想做上帝。我们制造形形色色的世界，我们强行为自然制定种种法则，以主宰控制自然。我们强使一切事物适合我们愚顽的心意，而不顾及神圣明智的天意，和天生自然的物理，我们不勤于万事万物中寻找上帝的印记，却妄自把自我的形象加盖在上帝的作品上。因此我们罪有应得的失去了驾驭造化之大能；虽然人在堕落之后还有一点驯服自然的能力——至少能以实际的技巧将自然中有害的力量降服控制。但是这方面的能力又因我们的骄傲而丧失殆尽了，因为我们想要做上帝，我们总是依从自己的理念而行事”［①］ 。

培根说得非常的清楚，虚假的哲学是由于人类心智上的骄傲，这骄傲来自人类的始祖，其果报就是人类丧失主宰自然的能力，培根的话，多么强烈地呼应了庄子对儒家的抨击。事实上儒家比亚里士多德之辈还要糟，因儒家的理性主义仅限于人类社会，他们甚至不承认自然世界值得著书立说的大事研究。接着培根又口若悬河地讲了起来：

“因此，但凡人对造物主有一分谦卑之心，对他的作品有一分敬重和赞美，对人类有一分慈悲和怜悯，对同胞的需要和苦难有一分人溺己溺的热诚，对真理有一分热爱，对黑暗有一分憎恶，对污染的知解有一分欲求洁净的心，则人类势必扬弃这种轻假设而重论题，使经验成为俘虏，并且以人胜天，反覆无常，荒谬不经的哲学。人类势必虚心地，虔敬地，趋近大块的文章；既已接近自然之后，又要不与物迁，审乎无假，如此齐心之后，人类将绝四句离百非，全德贞静，与天为徒。这就是那无远弗届，有耳皆闻，虽人言各殊，而通行无碍的语言［①］ 。这个语言人类不但要学习，而且要返老还童，变成稚子，低声下气地从字母学起。”［②］所以培根这一段文字，看似对基督教作神秘的解释，实则是提倡科学的改革。他对中古基督教经院学派理性主义的反感，表现在一段著名的文字中：

“这种堕落的学问。的确笼罩了那些教书先生；他们有敏锐的心智，充分的闲暇，狭窄的涉猎(他们的心智被亚里士多德等少数几个作者拘禁了，而他们的人又囚禁在寺院和学院的小天地里)，既不知历史，又不懂自然或时势，由于缺乏内容，又有跃跃欲试的心智，所以便孳孳的织出了知识的网。于是他们的著作中便充满了河汉无极的知识，为什么呢？因为人类的心智如果努力格物致知，静观上帝之造化，则心有所本便不致往而不返；相反的，心智如果闭门造车，则如蜘蛛之织网，能抽出绵绵不断的知识，有着精美无比的织工，和美仑美奂的细丝，但是既缺乏实质，也没有用处［③］ 。”

所以远在现代(文艺复兴之后)科学思想兴起之初，自然的神秘主义，就已经与科学发生了不可划分的关系了。

如果我们自西欧历史中追溯这个思想的起源；则一定要扯到普罗提诺斯Pl0tinus和帝奥尼细阿斯Di0nys－iustheAre0pagite，那样就离题太远了。我们只要着眼于培根以前的时代，就发现有不少科学先进反对理性求知主义的正统思想——例如尼古拉斯Nich01as　of Cusa(公元1401——1464)著De　Dota　lgnorantia主张矛盾并存“Coincidence　of　contraries”；尤以白鲁诺Gi0rdanoBruno最为突出。(公元1548——1600)，(最近D.W.Singer研究他的书非常出色)，白氏的文字中，充满了与道家不谋而合之处［①］ 。

我们也许要问：除了中国和欧洲以外，别的地方的文明中有没有类似的情形？当然有。在伊斯兰的文化中，神秘的神学理论与早期的科学发生了密切的关系。约在公元950年时，在现代伊拉克的巴士拉Basrer地方兴起了一种运动，不久之后就变成了一种组织，叫做thelkhWanal－safa诚恳兄弟会。这个半秘密的社会，就象道家一样，既有神秘的因素，又有科学的成分，更有政治的作用。诚恳兄弟会的人认为天地间有一种神秘的超越的理性；并相信人的双手的操作能奏奇功。当此科学尚带有神秘色彩的阶段，所有的科学家都相信特殊的操作可以产生特殊的功效，(至于种种功夫和技术的原因和方式，我们不得而知)，于是科学家便努力搜集种种技术的知识，相反的，理性主义者，无论是基督教，回教，还是儒家，都认为宇宙的探讨只有靠推理的方式，他们相信，天地之道，已齐备于圣人之言，并且认为手工的操作是学者先生不屑一为的。早期的科学家是很为难的，他们只有两条路可走。—为依循显然不足的理论，去独创一已的理性主义，不然，就要依赖一个简单的信念，自谓“贺瑞修Horatio呵，天地间有很多不是你的哲学梦到过的”，要脱离这个进退两难的局面，只有靠长期的实验和不断的假设。也许用这个观点我们才能了解几页以前摘录的孔子与老聃的谈话。

诚恳兄弟会的思想和实验的结果，都保存在使徒间彼此的书信中，叫做Rasa，illkhwan al－safa’。这些书信至今还流传于世，当时对回教的思想有很大的影响。其中除了讨论伦理和形而上学以外，又涉及所有的科学，诸如数学，音乐，占星术的星象学，几何学与矿物学(这方面他们大大地走在时代的前面)、物理学和化学。他们的哲学通称为精粹的诺斯替教Gnosticism，无疑地他们有着极广泛的渊源，与希腊，希伯来，叙利亚，伊朗和印度的文化都不无关系，诚恳兄弟会显然有强烈的政治性。他们盛行的时期，虽然教主还是阿拔斯Abbassid，但BuWayhid总督正当势；他们可能是极端的Shiite派和Ismailite派，也当然是同情Qarmatian派的Qarmatianism是一种极端的社会主义运动，始于公元890年，在十世纪中一直与回教教主斗争，甚至在十一世纪初期被歼灭之后。还将其平等的教条传给了埃及的法提玛教派，黎巴嫩的DruseS派和新Ismailites派。Qarmatian派强调宽容和博爱，将工人和技师组织成同业公会，他们自己也采取公会的组织。诚恳兄弟会的文字是现存最古的回教同业公会(基尔特)的文字记载。为什么神秘主义的科学家，和有组织的工人之间，竟然会发生这样的联系呢？一点也不奇怪，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了，现在不妨再说一遍，唯有在愿意劳动和不屑动手的两派之间，才有无法跨越的鸿沟，至于在技术和法术之间是没有多大隔阂的，我们不久就会看到道家与民众之间的关系，是多么的密切。

诚恳兄弟会与回教一神秘的运动名叫“遍在神秘主义”sufism的，有着很密切的关系，这个运动很早就发源于巴士拉，在公元728年，由al－Hasan和al－Basri发起，不过在公元864年以后，其运动的中心，就转移到巴格达了。诚恳兄弟会的使徒书信Khwānal－safa，在巴格达和巴士拉，都很流行，遍的神秘派的运动(tasa Wwuf)在十一、十二世纪还在流行，可是此时，这个运动已经与科学脱离关系了。不过神秘主义的运动与科学，永远没有正式分裂。Sayyad Nurul Hasan的文章中把印度的神秘家和遍在神秘派，称之为科学的宣传家，例如公元十二世纪晚期，在Muhammad Ibn Tughlaq统治之下，就有一位德里Dalhi的神秘主义的学者，叫Haz －rat Nizām ud－Din Aulia，他对运动的解释，与牛顿的说法，不谋而合。

1948年秋天，笔者在黎巴嫩一个国际会议上，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与一位印度朋友拉曼Abdul Rahman 讨论科学与神秘主义之间的关系。是夜，我们与当时印度驻开罗的外交官Syed， Hossain氏吃饭，他自动告诉我们，在回教文化中，“hakim”的意义(回教国的医生)，他说：“一个真正的hakim是医生，不错，但是他也是哲学家，是大自然的学生，是遍在神秘派的教徒，是神秘主义者……”拉曼Abdul Rahman与笔者相视而笑，齐声喝采，这位大使先生的话，简直替是日下午的讨论作了最好的结论。

当然，我们这一节讲的神秘的自然主义，又不同于其他纯宗教的以一神或诸神为焦点的神秘主义，前者特别强调的，是天地之间，有很多东西是超越地球上人类理性的。因为它舍推理而取经验，故认为如果人类能虚心地探讨万物彼此间之关系和一事一物奇妙的性质，则不可思议的大自然也就容易了解了。而宗教的神秘主义(照一般的讲法)则大不相同；它抱残守缺，武断而固执，并否认甚至低贬研究自然现象的价值［①］ 。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②］ 。各在什么社会情况下，成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因素？我们通常认为理性主义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因素，以其与迷信和非理性主义相抗衡，并打倒维护无理特权的非理性主义，这大概就是西欧在法国大革命以前的情形。最有意义的是，就在这个时候，儒家影响了编纂百科全书的学者，因而促使派来基Pelagian(否认原罪，主张人有自由意志)一派的乐观主义，又死灰复燃。并且建立了不带神奇色彩的道德观念。可是在某些情形之下，神秘主义［③］正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力量，当理性思想执着一种僵硬过时的社会制度时，并且为虎作伥，挟此过时的制度以拑制人心时，神秘主义可能就要起来革命了。法律可以说就是理性主义与阻碍社会进步的反动势力联合一致的例子；因为法律往往是神秘的服从权威的，可望不可即的，其作用通常能使不可避免的变故，悬崖勒马［④］ 。神秘主义与革命的社会运动之间的联系，常常在欧洲历史上看到，例如早期基督教历史上相信天启的(启示的)，奉千福年之说(基督于世界末日为王统治世界一千年之说)的教派，D0natist派以及其他宗派，波西米亚的胡斯派(H－ssites)和Tab0rites派，德国农民战争时的再洗礼派，英国十七世纪的平等主义者和Diggers派等等，在回教史上，这一类的教派也很多，其中尤以Qarmatians是最好的例子。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在世界历史上助长实验科学发展的往往是否定权威的神秘主义而不是理性主义。

当革命的高潮过去之后，推动社会前进的浪潮，终于被强大的势力遏止，(成功的势力当然也未免多少受到其所抑止的反叛力量的影响)，神秘主义就渐渐变成了纯粹宗教和出世的思想了。如此英国革命时(内战和克伦威尔共和，1649至1660)平等主义者的社会理论和教友派以平等为宗旨，以宗教中心的神秘主义之间就没有多大的分别了。例如我们知道JohnLilburne是最伟大的平等主义的领袖，后来却变成了教友派的鼻祖之一。

当革命的社会活动转变成为宗教的神秘主义时，虽然还没有放弃它对世界和社会的理想，但已经放弃了及身实现此理想的希望，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道家的情形。道家主要是一种反封建的力量。后来眼看无法回到自己的理想，而封建的官僚制度又势必笼罩中国的社会。于是道家便在无形中渐渐变成了异端邪说的宗教神秘主义了。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便一点也不奇怪，道家何以在一千多年来，一直与推翻既有秩序的各种反叛运动，发生密切的关系。

在本文中，笔者所要说明的，是在科学发展之初，科学与神秘的信仰之间，可能有密切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道家严格的分别两种不同形态的知识，一种是儒家和法家的社会的“知识”，这种知识是理性的，但是虚妄而不实；一种是自然的知识，这就是道家所追求的对自然的了解，这种知识是经验的，也许甚至超越人类的逻辑，但是它没有一己的私见，是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并且是真实不虚的。

(2)科学与社会福利

科学与社会福利的关系，在庄子中可以找到线索。有时庄子的文章读起来甚至很像一篇现代的讨论科学与社会福利的文章。书中藉寓言和假托的对话来说明利用科学去谋求人类的福利是很幼稚的想法。且认为儒家如果想要应用人类的知识去改善人类的生活，就必须变成道家，将自己献身于自然的观察。否则不了解自然而想帮助人类是永远不可能的。所以在宥第十一说：

黄帝［①］立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闻广成子［②］在于空同之上，故往见之曰：“我闻吾子达于至道，敢问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养民人，吾又欲官阴阳，以遂群生，为之奈何？”

广成子曰：“而所欲问者，物之质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残也。自而治天下，云气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黄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语至道。”［③］

广成子责备黄帝之肤浅，说他急功近利，欲取物之质，以官物之残。广成子认为福利民生唯一的办法，只有退而潜心自然之道。庄子将黄帝形容成居心贪婪，强夺天工的人，他不容云气和五谷自然成熟，他没有耐心去探讨自然，也不知应用自然的基本原则。今天我们知道土壤保持，自然保护，纯粹科学和实用科学间要相互为用，有了现代科学的知识和经验，再看看庄子这一段话，真是语重心长而且颇富预言性。在同一章的后面，又有一个类似的故事，说云将问道于鸿蒙，也是碰了一个钉子。又在《外物篇》(第二十六)中，庄子更与惠子大谈“无用之用”［①］ 。

(3)合作朴实的社会理想

那末，道家对社会的态度是什么呢？他们有没有不同于儒家的改进社会的思想呢？有的，并且乍看起来他们的理想还显得有点古怪。《道德经》五十章是千古著名的：

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徒，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人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

这一段文字，使我们不由得不想起了十世纪英国一位平等主义的思想家，(其实毋宁说是Digger派的信徒)温斯坦勒Gerrard Winstanley的话，“全世界的罪恶，都是买卖的伎俩带来的。”的确，在上古道家流行的时代，邻国之间若非为了交易买卖，或是由于诸侯之间互相攻伐，平日是彼此不相往来的。从这一段文字的线索，我们可以了解道家所赞成的，是原始的土地集产主义。他们所反对的是封建贵族和商人。尤有意义者，司马迁在《史记》卷一百二十九章写秦汉之际的工业家和商人时，开门见山就引用老子这段话。

7道家对封建制度的攻击

道家不但反对儒家，也同样反对封建制度。这一点还没有得到一般人普遍的了解。道家攻击封建制度的时候，态度是如此极端，言论是如此激烈，与一般人眼中的道家，那种懦弱无能的表现“东方智慧”的神秘的造型，二者相形之下显得十分不调和。

《道德经》至少有十五章表现明显的政治意识［①］，第一章开宗明义的话，就是可道之道非不变之常道，说明了法家欲维持一成不变的法，是不可能的。(见本书三三九页)［②］第九章警告封建诸侯：

“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

五十三章又说，财货有余就是盗：

“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兮非道也哉。”

五十八章说：“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七十九章说：“和大怨必有余怨，安可以为善？(即封建制度下凡事皆错，安可以为善，)是以圣人执左契，(居其下守其辱也。)(即和人民站在一边)［③］ 。

而不责于人。有德司契，无德司彻。天道无亲，常与善人。”

道家的态度在《庄子》一书中，直截了当的说得很明白。《盗跖》第二十九整章都是以假想的手法，描写孔子与盗跖的会谈。盗跖从卒九千人，横行天下，侵暴诸侯，穴室枢户，驱人牛马，取人妇女。孔子欲往言之，于是孔子首先以讽刺的口吻，说明了南面称孤乃勇悍果敢，聚众率兵下德之人。接着孔子说：

将军有意听臣，臣请南使吴越，北使齐鲁，东使宋卫，西使晋楚，使为将军造大城数百里，立数十万户之邑，尊将军为诸侯，与天下更始，罢兵。休卒，收养昆弟，共祭先祖，此圣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愿也。

谁知盗跖根本不吃这一套。他长篇大论的说了一段颇有道家意味的话，把孔夫子教训了一顿。令其色若死灰，趋走出门。道家藉这段话寓言，以讽刻儒家趋附强梁，为虎作伥。在同一章后文中，满苟得曰［①］：“无耻者富，多信者显，……小盗者拘，大盗者为诸侯，诸侯之门，义士存焉。”［②］这很像十八世纪一首英国的诗：

从平民手中偷走鹅的

匹夫匹妇，

受到法律的制裁；

然而法律却不制裁大盗，

任他将平民自鹅身边偷走!

固然《盗跖》第二十九，一般认为是后人伪托［①］ 。但是理雅各Legge指出这一章尤其被司马迁引用过，所以即使不是庄子的手笔，也是前人的作品。同时《胠箧篇》也表现了同样的思想，而这一章没有人怀疑是伪作的。第十篇的题目是“胠箧”，庄子在这里一针见血地说：

“世俗之所谓至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至聚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②］？将……彼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则是非窃仁义圣知邪？故逐于大盗，揭诸侯，窃仁义，并斗斛，权衡符玺之利者［③］……故绝圣弃知，大盗乃止。”这一段话说得如此明白，用不着我们再加以阐明了。

庄子也摘取《道德经》七十九章圣人善与民同的思想；“托生与民并行”。圣人，“自理于民”［④］，“贱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是以持于民而不轻”。“不为轩冕肆志”。下面一段文字概括了我们这一节所说的各种线索。一个线索是科学与原始的民主联合起来，共同排斥经院学派和封建制度的伦理道德，还有一个思想的线索，是相对论的宇宙观。

河伯曰：“若物之外，若物之内，恶至而倪贵贱，恶至而倪大小？”北海若曰：“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以差观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不小，知天地之为焍米也，知豪末之为丘山也，则差数睹矣；以功观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则万物莫不有，因其所无而无之，则万物莫不无，知东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无，则功分定矣……［①］ 。”

道家所攻击的，令我们想起了当欧洲封建主义正盛之时，AlbertusMagnus所主张的生物学的理论，他说雄鸡是从最圆的蛋中孵出来的。因为球形是立体几何中“最尊贵”的形状。道家反对自然有贵贱，也反对人类有卑尊，所以他们既提倡科学，复主张民主。自然既无大小，人类也同样没有高下，所以万物无分大小贵贱，必须相互为用。

(1)道家对阶级观念的谴责

那么道家提出什么制度来取代封建社会呢？他们所提出的并不是什么新鲜的玩意儿。严格的说，他们不是创新的，因为他们不向前看，却向后看，他们希望有一天，人类能回复到实行集产主义的原始部落的社会形态。他们的理想是铜器时代之初那种混同自然的生活形态。那时私有财产尚未兴起，原始的封建制度尚未形成，社会上还没有划分为诸侯王公，祭师，工匠，和巫祝等不同的阶级和行业。我们也许不信远在阶级分化以前［②］，那种混同纯朴的社会理想，竟然能够历久而不衰，令道家在多少年代之后，还醉心不已。但是我们要知道，即使到了封建时代，在中国的边疆地区，还有些民族是过着这种生活的。［①］无疑的，封建诸侯经常征讨的夷狄之人，就过着这种生活。

道家的理想社会是合作的，而不是自私自利的。上古之时，人民不受封建诸侯的使唤，也不服强迫劳役，人民本着地方自治的精神，依循风俗习惯而从事种种的活动［②］ 。在那时各种行业还没有化分，所以造房等工作还是靠当地人民集体的合作。葛兰言Granet(2)仔细研究上古中国民间传说的结果，发现上古人民聚会之时，通常是在一年一度择偶的节日，而不是被封建贵族定期征召去参加宗庙社稷的祭祀。在上古的社会里。劳工不需要分化。我们可以说，冶铜技术的传入是劳工分化的起点。因为在冶铜时要制上等的武器，就需要很复杂的技术，所以必需分工。上古的人民不用武器，因为那时没有组织的战争；他们不用舟车之类的运输工具，因为那时没有贸易，也不需旅行。封建诸侯的统治，是从上治下。而上古的领袖治于内如不得已，在种种场合中又像Pollatch土人那样争先恐后地将农猎的产品分与人民；那时没有权威的指挥，而是自动的合作——这岂不是为与无为［③］间最古老的分水岭吗？况且，上古社会很可能是母权社会——这岂不是道家玄牡之说(我们前面已说过)最古老的渊源吗？

要了解这个原始社会，我们必须一读研究人类学的著作，例如Forde著了一本书，描写各种搜食，打猎，农耕，畜牧的原始社会，我们由此可以看出财产公有，地方自治的社会怎样渐渐转变成封建的财产私有的制度。如何进而形成了租贷土地的制度，造成拥有土地的诸侯和无地的农奴，道家理想中的社会，也许可以媲美新几内亚(New Guinea)Arapesh人社会，据Mead的描述Arapesh人推崇一种极端的不侵略的态度。我们不用再重拾莫根L.H.Morgan与恩格斯F.Engels之间研讨“原始共产主义”的争论［①］，我们只要知道在石器时代初期，封建制度和私有财产制度兴起以前，有一个早期的社会形态，这个早期的社会理想，就是道家灵感的来源。同时，汤木生George Th0mson(1)的巨著中，说明希腊的情形，和道家有点相近。希腊的民主政治，即是平民再度得到他们过去丧失的部落社会的平等，而希腊的悲剧，真正了解的人就知道，正处处表现了对往日的描述和回忆。下面我们将引用道家的话，来印证我们的说法。

最早的资料如《诗经》、(大多是公元前600年的诗歌。)就已经有埋怨封建诸侯的线索，例如下面两首“瞻印”诗中几句：

(1)人有土田，女反有之，

人有民人，女覆夺之，

此宜无罪，女反收之，

彼宜有罪，女覆说之［②］ 。

(2)坎坎伐檀兮，宣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

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厘兮。

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

彼君子兮，不素餐兮［①］ 。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

三岁贯女，莫我肯德。

逝将去女，适彼乐国，

乐国乐国，爱得我直［②］ 。

这里所表现的，就是千古以来反对封建的传统。而道家所保存的传统，又要更胜一筹，他们保存了原始的集产主义的理想。且看庄子的描写：

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一而不党命曰天放……，夫至德之世，同与禽兽居，族与万物并——恶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无知，其德不离，是谓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蹩躄为仁，踶跂为义，而天下始疑矣，澶漫为乐，摘僻为礼，而天下始分矣。故纯朴不残孰为牺樽。白玉不毁，孰为珪璋。道德不废，安取仁义。性情不离，安用礼乐。五色不乱，孰为文采。五声不乱，孰应六律。夫残朴以为器，工匠之罪也。毁道德以为仁义，圣人之过也［③］ 。

(2)纯朴与浑沌(同德之世)

从上面一段庄子的文章，我们大致了解原始的集产主义是什么情形，以及这原始社会瓦解破坏的始末，也许社会不可避免的变化，是由于生产关系的改变和各种发明的进步所造成。我们原不该全部归罪于圣人。不过道家摒击儒家所沾沾自喜的世俗之知，却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请读者特别注意上文中的“朴”字。这是道家政治思想中最重要的一个名词，我们不久就会再碰到它，“分”字相当希腊的Moira，指每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指派的角色，又指分给每一个人的货物。不过在此(以及其他周代的典籍中，如邓析子和公元前四世纪断简残篇的尸子)“分”字指统治者指派各人以相当的职责。“分”字最初的意义是“分开”。［①］下文摘录自《淮南子》，与《庄子》几乎如出一辙：

“是故圣人呼吸阳阴阳之气，而群生莫不颙颙然仰其德以和顺。当此之时，莫之领理决离，隐密而自成。浑浑苍苍，纯朴未散，薄为一，而万物大优。是故虽有羿之知而无所用之。及世之衰也……则朴散。”

这里我们又碰到了“浑”字。“浑”字更常与“沌”字用在一起(有很多种写法：混敦、混沌、浑敦、浑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名词。

庄子在篇中又再度发挥原始社会遭受破坏的主题，这一次他不仅谈到儒家所标榜的鞠躬尽瘁以利天下的圣王，也提到神怪故事中半人半兽的怪物，也即是圣王所征伐诛戮的叛徒。我们在这里仅提一下他们，以后再详讨论。

“昔者黄帝始以仁义撄人之心，尧舜于是乎股无肱，胫无毛，以养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为仁义，矜其血气以规法度，然犹不胜也。尧于是放讙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峗，流共工于幽都，此不胜天下也……大德不同，而性命烂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于是乎釿锯制焉，绳墨杀焉，椎凿决焉。天下脊脊大乱，罪在撄人心。故贤者伏处大山嵁岩之下，而万乘之君忧栗乎庙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离跂攘臂乎桎梏之间，意甚矣哉，其无愧而不知耻也甚矣!［①］”

《盗跖》篇有一节相近的文字，描写远在衣服发明以前的原始生活，人民和平相处，无有相害之心，彼此互相合作，“民知其母不知其父”(注意这是庄周描写母权社会的话，殊不知此语出自庄子，我们真要以为这是现代考古学家的话［②］ 。)

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黄帝不能致德，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尧舜作立群臣……自是之后，以强凌弱……汤武以来，皆乱人之徒也……。

《淮南子》有一段文字太长，不便引用，不过必须提一下［①］ 。这一章首先尽情地描写原始的集产生活，然后列举后世生活趋于复杂的一切罪恶，如冶金术，以及种种对自然的开发，并指出虽然如此，人民还觉得工具不够用，所谓“人械不足，蓄藏有余”。富人只想致富(积为利)，统治者永远不能满足(未能澹人主之欲也)。“及至分山川谿谷，使有壤界，计人多少众寡，使有分数，筑城掘池，设机械险阻以为备。饰职事，制服等，异贵贱，差贤不肖，经诽誉，行赏罚，则兵革兴而分争生。民之灭抑天隐，虐杀不辜，而刑诛无罪，于是生矣……”

我们用不着再发挥这个主题，也用不着再举例说明，这些道理都可以归结到老子中(《道德经》十八章)［②］ 。

“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③］

《道德经》还有其他章节与这一段可以互相发明的，笔者忍不住要摘录几章，因为我们可以由此看出，同一段文字，因译者观点不同，可以造成极大的差异［④］ 。例如威利Waley(4)对十七章的翻译是很著名的：

太上之人，百姓仅知之而已，

其次亲而誉之，

其次避之，畏之，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圣人贵言，功成事遂，

百姓皆谓，“此事自然而成也”。

休士Hughes，楚达高ChhuTa－Ka0等人的译文也是大同小异。但现代的中国学者侯外庐独具社会的眼光，将他的看法发挥在下面的译文中。

上古之时，百姓不知［①］有产。其后亲而誉之；其次畏之，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圣人不同焉(悠兮)，圣人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此事本自然。”［②］

不论他的名词用得是否恰当，在这段文字中还是能自圆其说的，“太上”可以作“太上之人”解，也可以作上古之人解［③］，“有”可以作“存在”解，也可以作“有产”解。还有一个例子，威利Waley对十一章的翻译是采取一般的神秘的说法：

“三十辐共一毂；毂之用也，因空间之无也。

埏埴以为器；器之用也，因空间之无也。

镰户牕以为室；室之为用，固空间之无也。

故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

侯外庐的说法又大不相同：

“三十辐共一毂，当无有私产时，有车之用；

埏埴以为器；当无有私产时，有器之用。

凿户牖以为室，当无有私产时，有屋之用。

故有私产则(诸侯)以为利，

无之则百姓以为用［①］ 。”

这一段译文，虽然有点奇怪，但是作者无形中表现了利与用之间显明的对照，这是传统的说法所忽略的。他又一反传统的“不在”和“存在”的说法，把“无”和“有”解释作“没有”和“有”(私产)，固然传统的说法，是中国历代学者所依循的，但是侯外庐的说法，比较能解释古代道家的政治地位［②］ 。

在我们正式研究“朴素”和“浑沌”之前，先让我们来看一看《列子》，《列子》的说法也大致相同，而文字与老庄并没有太多重复之处。《列子·黄帝》第一与《汤问》第五都是描写道家理想中的乐土，那儿没有阶级的划分，也没有统治者。人民徜祥于神水之畔，永远长生不老；《列子》的《天瑞篇》论到财产，认为连人的身体都不属于自己，他所有之物更不属于他，换句话说一切都是老天的。这里有一段故事，在科学与政治上，都有很大的意义，值得摘录下来。这个故事的题目可以称之为“盗天不盗”：

齐之国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贫，自宋之齐请其术。国氏告之曰：“吾善为盗。始吾为盗也，一年而给，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及州闾。”向氏大喜，喻其为盗之言，而不喻其为盗之道，遂踰垣銮凿，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时，以赃获罪，没其先居之财。向氏以国氏之谬己也，往而怨之。国氏曰：“若为盗若何？”向氏言其状。国氏曰：“嘻，若失为盗之道至此乎!今将告若矣。吾闻天有时，地有利，吾盗天地之时利，云雨之滂润，山泽之产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筑吾垣，建吾舍，陆盗禽兽，水盛盗鳖，亡非盗也。夫禾稼土木，禽兽鱼鳖，皆天之所生，岂吾之所有，然吾盗天而亡殃。夫金玉珍宝，谷帛财货，人之所聚，岂天之所与，若盗之而获罪，孰怨哉？”

向氏大惑，以为国氏之重罔己也。过东郭先生问焉。东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盗乎？盗阴阳之和，以成若生，载若形，况外物而非盗哉？诚然，天地万物不相离也，认而有之，皆惑也。国氏之盗，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盗，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盗也。亡公私者，亦盗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为盗邪？孰为不盗邪？”

这一节的主题，是说人可以为了公利，取用大自然的宝藏，但为了私利，积聚财富，则是封建诸侯危害社会的行为，其结果必然诱使盗贼纷起，与之争利，甚至取而代之。在现代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把这一节与庄子讨论“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一文一起看，二者都指出两千年以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促进生产以为利，和开发自然以为用的争论。

是以道家摒斥阶级的区分。他们说得很对，阶级的区分是生活渐趋复杂，人伪智巧日渐增加的结果，所以他们呼吁人类归真反朴。且看《庄子·应帝主》第七结尾那个有名的寓言，传统的解释说得玄之又玄，我们认为不过是归真返朴，反对封建阶级和私有财产的意思：

南海之帝为倏，北海之帝为忽，中央之帝为浑沌；倏与忽时相遇于浑沌之地，浑沌待之甚善，倏与忽谋报浑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日凿一窍，七日而浑沌死［①］ 。

凿七窍表示阶级的区分，私有财产以及封建制度的形成。有了这样的了解，我们才能解释《道德经》五十六章：

塞其兑，闭其门；(即倏与忽在浑沌之上开凿的门)

挫其锐，解其分；(分解封建阶级的区分)

和其光(社会上有才具之士)

同其尘；(社会的阶级)

是谓元同。

故(在此社会中)不可得而亲，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无私利无得失)不可得而贵，不可得而贱。(无贵无贱)

故为天下贵［②］ 。

我们再看看传统的译文(即威利Waley(4)的翻译)就了解这一类的文字，也可以解释神秘的打坐的工夫，打坐之说固然太狭隘了，不过这一章的原意既已不可考，后人难免就会有种种附会。

这些都说明了道家相信可以及身实现他们的理想，在当时就回复到纯朴未散的时代。他们也像其他各家一样，到处寻求能够实行他们理想的圣王——不用说他们当然大大的失败了，但是道家还是相信他们的办法是行得通的。《道德经》十四章指出“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今日私有财产之世)”，在五七章又有一个全盘的计划：

以正治国，以奇用兵，以无事取天下，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

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

民多利器，(取利之器)国家滋昏；

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法令滋彰，盗贱多有。

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

我好静而民自正。

我无事而民自富。

我无欲而民自朴［①］ 。

对道家的理想有了一点概念之后，我们现在可以来研究几个道家的名词了，这是大多数中国人以及所有西欧研究道家的学者所不了解的，《庄子·天地》第十二中将“纯朴”和“浑沌”相提并论［②］ 。孔子的弟子子贡南游，遇一文人，方将为圃(此人在本段不久以后，另一个场合中还会提到他，见本节(5)后段)：

反于鲁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浑沌氏之术者也，识其一不知其二。(只知原始集产社会，不知有封建社会)。治其内(混同万物之内心)，而不治其外。(即政府组织)夫明白入素，无为复朴，体性抱神以游世俗之间者，汝将固惊邪。且浑沌氏之术，予与汝何足以识之哉？”

这一段话当然是庄子，或者伪托庄子的作者，假托孔子之口道出对儒家的讽刺。现在我们应该一目了然的看出浑沌氏是一种政治体系。他们在当时可能必须借用一些道家的术语以为掩饰，以免引起封建诸侯的敌意。诚然，孔子是封建诸侯的辅佐，彼何足以识之哉？“朴”字在字典上的解释是“朴质，简单，原料，未经琢磨之物”。在《道德经》中至少出现了五六次。威利Wa1ey(4，6)的英译将“朴”译成“未雕之木”(theuncarvedbl0ck)带着很玄的味道，赢得不少人的赞许。笔者认为“朴”字并没有这么玄。虽然以后这个字是有这个意思，其原意却有很强的政治意味。“朴”字原来是指原始集产主义的浑同，朴质和单纯的特征。这个意思就可以在十五章看到。

“古之善为士者”……〔敦兮其若朴〕，(诚恳一如上古纯朴之世)［①］ 。“旷兮其若谷”(参·谷神不死)，“混兮其若浊”(兼容并纳一如混水)［②］ 。

十九章要人抱朴；二十八章要圣人复归于朴，三十二章说：

道常无名(封建的虚荣)，

朴(平民的福利)虽小，

天下莫能臣也，侯王若能守之，

万物将自宾。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民莫之令而自均……［③］ 。

这“朴”字用在别处，也有着大同小异的含意，如两次出现在《吕氏春秋》中，九次出现在《淮南子》中，意思都是一样的。

“朴”字常常与浑沌相提并论［①］，浑沌通常译为(Chaos)“浑沌一片”，但是也有“混浊，混淆，混乱”等意义。这个字和朴字一样，都是上古道家的政治术语。笔者相信它意味着“未经化分，混同一致。因此是指封建社会以前的原始集产社会。浑与沌，有时单独出现，有时用在一起，《道德经》中屡见不鲜。又至少有五次用在《淮南子》中，意义都是一样。葛兰言Granet找出很多事实，证明沌沌又指最早的冶金用的袋子或风箱(如下文就要讲到的驩兜)［②］ 。

(3)神话中的叛徒

又有一组神话人物的名字，出现在道家典籍中，我们在前面已经看到了。这些人是先王征诛的叛徒。葛兰言Granet(1，2，4)高本汉Karlgren(2)和马伯乐Maspero(8)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虽然这些人物的来源，他们在神话中的地位，以及与他们有关的风俗，都还没有定论。我们却能肯定的说，他们在上古中国的宗教思想和仪式上，占很重要的地位。且让我们逐一讨论他们：

(1)蚩尤［③］(前面已经提过)为黄帝之臣，后来起而与黄帝对抗，被黄帝所诛。是一个牛头的怪物；也可能是海龙，传说他发明冶金术和金属的武器，与九黎三苗(见下文)有关。葛兰言Granet(1)，351页等；高本汉Karlgren(2)283页；马伯乐H。MaSp－er0(8)，55，79页。(2)驩兜(已经提过)即浑沌，被黄帝所逐的怪物。(葛兰言Granet(1)，240，248，258，267页等，高本汉Karlgren(2)，249，254页。)(3)鲧，治水成功大禹的父亲，也曾治水，但没有成功。(以后讲到水利工程时，还会再谈到鲧，原为黄帝之臣，其后反叛始而被逐，卒被诛，斩成数段，变成各种动物(熊、黄龙)。又被各种动物所食(枭，乌龟。)传说他发明墙壁和堤坊(葛兰言Granet(1)，240——73页等；高本汉Karlgren(2)，249，251 页。)

(4)，祷杌，被黄帝所逐的怪物，有时与鲧是同一人(葛兰言Granet(1)，240以下；高本汉Karlgren (2)，248页)。

(5)，共工(已经提过)，工匠之共主，被舜或禹所逐，后被诛。(葛兰言Granet(1)，240，318，368，523等页；高本汉Karlgren(2)，218，309，349页；马伯乐H.Masper0(8)，54，75页。)

(6)，饕餐，为黄帝所逐，后被杀，与三苗有关，也与冶铜术有关，代表饕餐的动物是牛或枭(葛兰言Gr－anet(1)，240，244，248，258，491等页；高本汉Karlgren(2)248页。)

(7)，九黎这些民族都与蚩有关连，以其骚乱时间和历数，被黄帝征服(葛兰言Granet(1)，242，350 等页)。

(8)，三苗(已经提过)，被神话中历代帝王所征讨，以其扰乱时间和历数，这些部落民族与蚩尤和饕餐有关联，又与冶金术有关，象征三苗的动物是三身的枭。(葛兰言Granet(1)，239——69，494，515页等；高本汉Karlgren(2)，249，25页；马伯乐H。Masper0(8)，97页以下)。

这些名字与上文道家常用的名词非常相近。驩兜即是“安静的兜”，是指一个空的袋子，内中有混同的空气；所以驩兜是人也好，是袋子也好，与混沌是一回事。祷杌是指未经整饰的木头、柱、梁、或木桩。其他的名字很明显的与劳工有关。“共工”即共同的劳工，而饕餮是“狼吞虎咽”的意思，这可能是封建诸侯对民众的代称，以其消耗太多粮食之故，到了后代饕餮变成了一种铜器玉器或带钩上面的装饰(Fergus0n(2)，9页；Bushell(2)；L0maitre(1))今天在西藏的宗教艺术品中还可以看到。(Cammann)。Hensze (3)指出饕餐一定是把熊的头和毛皮，经过剥皮之后使下颚分裂为二，并向后收缩；饕餮是Shaman教士在做法事时所穿戴的，于是又与原始的道家发生了关联(金璋H0pkins三三)。

因此我们将来大可以从此入手，作深入的研究，希望能透过神话象征的背后，了解封建以前集产社会的领袖，曾如何抗拒封建社会的趋势，如何抵制封建之初开始有阶级区分的潮流。三苗和九黎代表冶金的团体。最奇怪的是，无论那一种传说，都说叛逆的民族是冶金的工匠。尤令人惊异者，橐占很突出的地位，很多上古的民间传说都离不了这个原始的装置，传说的怪物又多与夜枭有关，夜枭似乎是上古中国冶金匠所忌讳的动物。所以封建前期集产主义的领袖可能曾经抗拒早期封建的诸侯，并阻止他们得到冶金之术，唯恐其藉此以增加力量。鲧之所以失败，禹之所以成功，证明集产部落的社会没有严密的组织，所以不足以胜任蓄水防洪的工作。必须要强迫劳役才能达成治水的任务。在汉代和汉以前的典籍中，有很多民间传说，要深入了解这一节的各重点，就必须从民间传说中去探讨下列的题目，譬如中国原始封建社会中市镇的起源，巫祝的舞蹈和图腾制度，青铜时代先民的秘密社会，以人祭祀或其他形式的牺牲，鼓的起源，以馈赠斗富之俗，通过酷刑考验以判罪之法，呼风唤雨的魔术等。葛兰言Granet认为中国原始封建制度的兴起，与青铜的制作有关，但他没有注意到神话中的叛徒，与他们以后在道家典籍中屡次出现的关联。高本汉Karlgren虽未建立一套自己的理论，却很猛烈地摒击葛兰言Granet，以其未能将汉代与汉以前的神话予以区分。不过也许将中国上古的民间传说看作一个整体来研究，也未尝不是一个办法，最近的中国学者徐炳超(1)对这个问题，并没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但侯外庐(1)和郭××(3)的书中，可找到我们现在这种说法。我知道这两位中国学人以及其他的学者，都赞成我们对道家的政治地位的看法。最近YangChin－shun 的书也支持我们的说法。

神话中的叛逆之徒，到了汉代前后，渐渐变成受人膜拜祭祀的神怪。在公元四世纪以前，混敦和祷杌就已经成为神异经中神怪的动物了。公元四世纪的大道家葛洪以“抱朴”为名(抱朴子)，不过“朴”字原来的政治意义，到那时可能已丧失殆尽了［①］ 。浑沌在公元九世纪的本起经中是指鸿蒙未开的状态；到了公元十三世纪时，浑沌变成了道家方士炼精化气，炼气化神，以养圣胎(叔苴子)的东西［①］ 。

(4)“Diggers”，许行与陈相

道家既有上述的政治思想，则道家与劳工阶级必定有密切的关系。我们可以从历史资料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从《孟子》中两个哲学家许行和陈相的事迹(年代一定在公元前三百年以前)，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合作的农业集团的一斑，由此我们便了解许行陈相者流，类似十七世纪英国革命时的Digger的运动。《汉书》以许行和陈相自成一家，名之曰农家，可是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实在与道家非常接近：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

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膝，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

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日，“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

孟子在劳力分工的讨论中提出了陈相，并认为人不工兼顾，所以有劳心者，有劳力者，二者都有谋生的权利。他巧言掩饰报酬的不均，并毫不犹豫的骂许行为南蛮舌之人。陈相反驳说如果许行的学说大行于天下，则价钱一致，买卖无欺。孟子最后下结论说物有贵贱天生不齐。汉书谓农家之徒“无意圣人，愿王者与百姓相并而耕，不分高下”，并举出农家有九书，九书早已全部遗失，其中有些典籍一定是技术性的书。

总之，千古以来手工的操作与物质的生产，一直是道家者流的特色［①］ 。

(5)工艺技术与技近于道的故事

道家与手工和技术的关系，又表现在一些故事之中。这些故事经常出现，说来说去都离不了一个主题，即是绝技不可学，也不可传。唯有用志不分，凝神专注万事万物中的道，才能体会。我们已经在《庄子》中看到一段典型的技近于道的故事，即梁惠王的《庖丁解牛》(参本章2)。这一类的故事很多，如乐师［②］，痀偻丈人之承蜩［③］，津人之操舟若神［④］，善游者［⑤］，大马之捶钩者［⑥］，梓庆削木为锯［⑦］，善射者［⑧］，轮人［⑨］，《列子》中也有很多这一类的故事，如役人梁鸯能养野禽兽［⑩］，操舟者［11］，善游者［①］，承蜩者［②］，善数者［③］ 。《淮南子》又加上一个大司马捶钩者的故事［④］ 。我们乍看之下，不知道这个一再出现的主题用意何在，但是我们一定会注意到这个主题与前面说过的经验主义有关，即使到了唐代，例如在关尹子中还有这样的线索。道家可能在这些巧人身上看出一种与自然极端接近的，忘我的境界，也许这是他们与希腊的分析综合推理态度不同的地方，这种忘我的态度，对早期中国工艺技术的发展有很大的贡献。甚而，道家觉得这些得心应手的工人，是社会的统治者应当效法的。

齐桓公与轮扁的故事，值得我们摘录下来。因为它既有政治的意义，复旦科学技术的价值。《庄子》［⑤］和《淮南子》［⑥］，都有记载，我们用《庄子》：

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研轮于堂下。释椎凿而上，问桓公曰：“敢问公之所读为何言邪？”公曰：“圣人之言也。”曰：“圣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

“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桓公曰：“寡人读书，轮人安得议乎？有说则可，无说则死。”轮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观之。研轮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则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有数存焉。于其间，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斫轮，古之人要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我们看这个故事中，一个区区的工匠反而向封建诸侯说了一篇大道理。凡事到了神乎其技的境界，是无法用言语解释的，必须顺应万事万物之道，才能心领神会，故已死的圣人之书，读之无益，为政之道在乎顺应百姓之道，以得民心；务求视听与民同；人民有自然之需求绝不阻扰；勿居高以临之，宜和光同尘以平淡为尚。凡是做过主管的人都会了解轮扁这一席话的真谛［①］ 。

我们对这些故事的了解，得力于Huard(2)的阐明。他指出现代的机械技术中，由于对生产的过程已经有深刻的科学的了解，所以不大会离谱，也不会无法产生先预期的效果，且阻扰生产的神秘的因素已经大为减低［②］ 。今日技术的传习是客观的，不参与个人的因素。但在原始工艺技术的时代，也就是道家思想发生的时代，却不是这样；今天从无人看管的机器中自动倾出的产品，在那时就需要个人高度的技巧和天才才能做到。由于从事手工艺的道家，对生产程序未加以科学的分析，所以就执着那无法以言语表达，无法由师徒相传的经验和手艺；他们又要借重于神话和传说，加上齐心和观想，以养成高度的情感和坚强的意志，才能有最高的造诣。在工作之前，先要有宗教仪式，像近代日本的剑师，在铸剑之前，还有相当的仪式。很多原始民族的冶金技术，也是同样的情形。在庄周的时代，中国的工匠，自然在工作之前，也必先洁净和苦行一番。因此，在师徒授受之际，习艺的人就要接受身心兼顾的全面教育。我们可以看出这种态度和想法，与道家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关联。

同时，道家和精于手艺的人想法相同，他们都一致相信，道就在自然万物之中，而不是在现实世界以外还有一个道的存在。邓牧的《洞霄图志》保存了十三世纪时杭州洞霄观中的各种题词，在洞霄观的一个大殿中，有公元1289年道士沈多福所题的一段文字(此人生平事迹不详)。辞曰：

“穷岁月之力，以役于物，为役于物，非道也。

不役乎物，亦岂所以为道乎？百姓不知曰日用，儒者不离于须臾。”

道家的文字中，对技术与发明，表示强烈的不满。为什么道家既强调手工的技艺，却歧视技术与发明呢？乍看起来的确非常奇怪，道家对技术与发明的抨击，正如他们对“知识的态度一样。曾使好多人发生误解。最令人不解的，是道家既有自然主义的思想，他们与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又是如此的密切，为什么还会反对技术与发明呢？我们已经在好几节摘录的文字中，看到一些反对技术与发明的蛛丝马迹；诸如“巧伪则邪事起”。这一类的话。在《淮南子》，以及其他典籍中有很多例子，不过最常被人引用的例子，是在《庄子·天地》第十二；《马蹄》第九；《胠箧》第十中槔的故事(英文叫Swape)，不过多称之以阿拉伯的名字叫shadūf。

子贡南游于楚，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①］

事实上这种反技术与发明的态度，并不难发现其原因，我们既已知道封建制度的势力，实依赖如制铜和灌溉工程等特殊的技术；我们又知道，道家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变成了对一切“巧伪”的敌视。况且阶级的区分，又与技术的发明并驾而齐驱——则道家抨击的对象，难道不应该包括技术与发明吗？

机械的发明到底有什么害处？我们最宝贵的线索已经在前面(本章7)提过了，如诸侯“斗斜权衡符玺之利”，以及“釿锯制焉，绳墨杀焉，椎凿决焉……”［②］ 。事实上机械的发明永远是有着双面的利刃，其功过要看人们用它来作什么而定。Espinas和Ehuhl(1)指出一篇研究关节的医学博士论文说，使脱臼复位的仪器非常有力，如果有人要以此作恶的话，可以变成无坚不摧的利器，事实上这种器械就是拷问台的滥觞。难怪道家要疑心了，他们之所以不信任机械，是因为他们觉得(当然也有他们的理由)所有的机械都是作恶的。即使原意不恶，将来也很有作恶的可能。从中国文字的构造上，我们就可以了解这个道理。清代学者张金吾在广释名中指出：机字指器具，加上别的字又指“机械”，“器械”，可是械字的原意是桎桔或手铐足镣。械字是由戒(增订汉文典，990)字而来，戒即警戒，由(商代)两手和斧匕合成，加上木字旁就是指形而下的警告的东西。换成言字旁警告的意思就加强了(诫)，加上马字旁，駴就是惊吓或慑服的意思。这个例子，正说明了各种机械之间的联想以及对社会大众的利害关系。虽然我们看不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联想，我们可以推测大约与造锁的技术有关，因为最早的机械装置是拘禁抗命农民的锁。

道家反技术的心理，确代表一般的心理，即无论什么机器或发明，都只是对封建诸侯有利；例如度量衡是欺骗人民的，使农民得不到他应得的一份，再不然就发明酷刑的器械以惩治反暴政的人民［①］，虽然在中国原始技术的时代，不可能有技术失业的问题，但是在西方十九世纪早期，就因为机器的发达，造成了失业，又因失业引起暴动［②］ 。除了西方以外，别的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形。尽管道家反对技术和机械，后代从事手工艺的人，还是崇拜与工艺有关的各种神仙。而各种手工的操作，无论是法术也好，是手术也好，都能够互相影响，互相发明，如炼丹术和其他原始科学之相互为用，就是一个证明。

后来人类神经质的精神状态升华而成为佛教的地狱之说，我们在其中就发现很多技术的成分。于是我们更相信抽象的构想和实际的技术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了。在五十多年前，缪勒F.W.K.Mul1时(2)已经指出地狱中炮烙的酷刑，就是直接从亚洲的木匠和细木工的墨线，线匣和线轴演变而来的。近年戴文达Du－yvendak(20)的研究发现好几本中国的典籍，与但丁神曲之类神游地狱的西方文学有极相似处。我们又可以在处理罪人的过程中发现很多人类的技术，如抓紧、压缩、切、刺、敲击，以及很多旋转运动。这些都不止是中国人的特色，很多其他的文化中(伊朗、印度、回教、欧洲)也有这样的例子，我们甚至可以追溯至埃及和米索不达米亚的渊源。但是我们要知道魔鬼在地下的作为，只不过是地上强权暴政种种倒行逆施的缩影。强权专制的社会既可能利用种种技术以逞其私欲。难怪道家要代表纯朴的社会，反对机巧和技术了。他们可以看出人类总有一天会将控制无生世界的工具，转而应用到自己同胞的血肉之躯上。他们的远见，说明了有史以来人类与机器的关系。有时机器是有益健康的，有时是迫害人类的，有时甚至是杀害人类的；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学的题目，至今还没有得到公平的论断［①］ 。

老子也并不想责难技术家。七十四章的话是多么强有力，是多么有远见：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

而为奇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常有司杀者杀，夫代司杀者杀，是谓代大匠斫，夫代大匠斫者，希有不伤其手者矣。”［①］

由此我们可以了解，道家何以是非常强烈的和平主义者，《道德经》关于这方面的各章，是众所周知的，用不着引录在这里。我们可以参考Tomkinson的《上古中国和平主义》的论文。我们可以从公元前135年淮南王刘安致文帝书中了解汉代和平主义者活动情形之一斑，和平主义不仅是儒道思想重要的一环，对后世学者的思想也有很大的影响。

(6)欧洲的“黄金时代”是道家理想的旁证

我们在前面曾用欧洲做例子，以科学在发展的初期，如何得力于神秘主义，如何受阻于经院学派的理性主义，从而了解道家对知识的态度。现在综观道家对原始集产主义的留恋，对当时封建制度的憎恶，这种种的态度又与欧洲种种思想不谋而合。欧洲思想史上所谓的原始主义primitivism有三种意义：(a)犬儒学派和斯多噶学派之弃绝文明生活。(b)基督教的人类堕落之说。(c)十八世纪所推崇的“尊贵的自然人”。卢卫励Lovejoyk and Boas(1)曾广集群书，以说明原始主义的潮流。从欧洲上古的名著中，我们可以发现类似道家所倾心的原始集产社会，欧洲人称之为“黄金时代”，又叫农神Saturn或克洛斯Croouos(宙斯Zeus之父)时代，虽然卢卫励Lovejoy和Boas认为这些思想不可能有什么实在的根据，但是我们可以想知“黄金时代”的理想，有一部分是来自对原始集产社会的回忆(参汤木生G.Thomson)。这种回忆流传到今天，还表现在希腊和罗马的某些节庆上，例如祭克洛斯和农神的节日［①］，在这一天，社会上暂时得到人人平等，即使奴隶也平等了。并且这一天一概不得算帐。古典文学上说上古之时土地公有［②］，既没有藩篱疆界［③］，也没有人去测量土地［④］ 。并且做到夜不闭户［⑤］，(参、下文摘录之墨家一文，11，a)。以后社会逐渐堕落才有开矿，筑墙，建设堡垒和边防工事的兴起［⑥］ 。古代有些作家也像道家一样，期待着原始集产主义时代再回来；最著名的例子是维吉尔的Fourth Ec1ogue。虽然Fourth Ec－1ogue的确实意义及其来源，都不得而知，(Mayor)，我们还有类似的典籍可供参考［⑦］ 。原始主义的伦理道德，不但被犬儒学派切实奉行［⑧］，更被伊璧鸠鲁派予以有组织的付诸实现［①］ 。加之后来斯多噶学派融合了苏格拉底自给自足的理想与顺其自然的学说，更使原始主义的价值，永垂不朽了［②］ 。

以后文明愈发达，我们愈能发现人类对失去的合作集产社会的怀念。Albright(1)指出在Engidu苏末人Sumerian的故事中以及公元前三世纪黄金时代末期的Uttu的诗中，都表现了对原始时代的怀念。这些文学中所描述的是一个没有沟渠运河，没有骄慢的监督，没有骗子，没有衰老疾病的时代。对合作集产社会的怀念，一方面传入印度，如Dumont指出在人类社会每况愈下的恶世(Yuga)和哥利世(Kaliyuga)中就有这个情形。另一方面影响了以色列的思想，形成了人类堕落的观念(Begrich，1)，以及诸先知如阿摩司Amis (Rall，1)诸人思想的主题。以后基督教又继承了这个传统，并将之与希腊罗马的原始主义相融合，Boas(1)列举很多书籍以讨论这个思想在中世纪的发展。当时犬儒派的哲学家可以轻而易举变成基督教的僧侣，在思想上和外观上都无须什么大变动。由此看来，早期教会的集产主义，或Lactantis和安布路斯Ambrose 的集产主义，都是要挽回人类的堕落，与道家改良社会的心愿是一样的。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道家可能见过当时在中国边境或内部比较原始的，类似今天苗人，等野蛮民族的社会组织。欧洲也有类似的情形，即上文说过的原始主义三种形态中的最后一种，对“尊贵的自然人”的倾慕。这种思想并不如一般人所谓始于十八世纪，其实在上古的名著中就已经有了。在荷马Homer品得Pindar，贺拉西Horace，普林尼P1iny，琉善Lu Cian以及公元前六世纪以来的作品中，都提到“幸福岛”或“福人之岛”，以为原始集产主义的生活型态还存在于某一个遥远的地方。更有无数的作者对希腊传说中极北净土之人Hyperboreans，大月氏人(Scythians)，和亚加底亚人(ArCadians)都极为推崇。中世纪时对世外桃源的向往还是方兴未艾，且把人间净土认为在东方某处。例如伪托凯利斯尼兹Callisthenes著的Gesta Alexandri(年代不明)，也就是日后的亚历山大传奇Alexander Romomce故事中的第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就把公元第四世纪以来印度的婆罗门喻为希腊世外桃源的大月氏人。后代又有Brendan的天堂之说(公元六至十世纪)，Tnugdal的天堂的构想(公元后十二世纪)，以及Prester John普勒斯特约翰国的传奇故事(首次出现在公元1145年)。

十八世纪的原始主义就是对“尊贵的自然人”的崇拜，这是反古典传统的浪漫主义运动中很重要的一环，我们对此都很熟悉，也已经有很多历史思想家(Whitney(1)；Gonnard(1)，卢卫励Lovejoy(1)等)讨论过了［①］ 。对“尊贵的自然人”的崇拜最早表现在烈维Levy(公元1556至1558)的“巴西之行”中Voyance au Bresil；这个思想的高潮，则表现在Deuis Diderot(公元1772年)所著的美丽而隽永的“波根维尔Bougainville之行补遗”(Stewart &Eemp译，1)，直到十九世纪初叶，在de Chate－aubriand对那折兹Natchez印第安人的研究中，还流露着很强烈的对自然人的崇拜。

因此我们这一节所讨论的道家，对社会与政治的态度，也可以说就是研究原始主义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不过，道家有些特征，在西欧的历史上是找不出第二个的。道家思想的体系，比犬儒学派和斯多噶学派都要严密。他们在政治上反封建的态度与原始科学运动的结合，也不是西方所能比拟的。我们知道希腊罗马的原始主义者流，是生活在城邦文明的背景中，这是与中国不同的。城邦文明在根本上是赞成科学发展的。希腊罗马的原始主义既反对城邦文明，也就反对科学的研究。所以希腊罗马人的反知主义与道家不同。因为道家攻击“知识”，只是摒击世俗的因袭的知识，而让自然现象的研究有充分发展的余地。但犬儒学派和斯多噶学派只承认伦理的个人的哲学。后来犬儒学派的反知主义变成了中古基督教的“艺术科学皆虚妄”之说Cultusignor－antiae(也许只是一个趋势而已，并非正统学说，因为此说从未变成正统)，这个思想可以远溯自Tertullian，到Bernard of Clairvaux是其巅峰，则道家与此绝无相同之处。

(7)科学与民主

这么冗长的一节，现在可以收尾了。道家思想是中国科学与技术的根本，一般人往往不能了解这一点，因为道家对“知识”的态度是好恶自相矛盾的，于是给人一种神秘不可捉摸的印象，到了最后遂成为玄秘之学了。我们为了了解他们赞成何种知识，必先了解他们反对那种知识，要了解他们反对那种知识，就必先说明他们的政治立场。

道家反封建的态度，又牵涉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即科学与民主的关系(无论是上古时部落集产的民主还是现代的，抑或社会主义的民主)。我们已经说过，在希腊民主政治中，有原始部落集产主义的成份。有些学者指出在苏格拉底以前的时代爱奥尼亚1onian和美里司安Milesian二地的科学是与希腊城邦的民主政体(甚至商业的特性)同时兴起的。例如Crowther说归纳的思想，也许是由于在平等的社会里需要说服别人才应运而生的。在原始封建制度或封建的环境之下，人民可以接受权威的指使，但是在合作无间上下一体的社会中，无论是希腊经商的市民也好，还是中国耕地的百姓也好，都是不吃这一套的。

科学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一定有很多人思想研究过，也有很多人写过这个题目了。笔者于二次大战时在云南中缅边界上被迫停在Wa－Yao时(手边什么书也没有)，对这个题目曾作了一番独力的思考。

现代的科学与民主显然是同时发生的。例如欧洲文艺复兴，宗教革命，以及资本主义的兴起，都是这个运动的一部分。我们早已知道希腊民主与科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考诸中国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的情形。最有趣的我们发现科学与民主在理论上甚至心理上有着密切的关联。笔者试举两个例子，第一、自然之前没有尊卑贵贱之分。研究自然的人只要有能力，至于他的年龄、性别、肤色，种族，信仰都无关紧要。中国人自古就有这样的了解。徒有权威，即使贵如一国之尊也没有用。仗恃武力并不能达到目的，即使君王和圣人都不能违抗也不能改变自然之道。《吕氏春秋》说：

“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以貍致鼠，以冰致蝇，虽工不能，以茹鱼去蝇，蝇愈至，……桀纣以去之道致之也。罚虽重，刑虽严，何益。

大寒既至，民煗是利，大热在上，民清是走。……

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①］

这一段文字中一连串的不可不可，如暮鼓如晨钟，充分传达了道家独特的思想，他们认为即使最卑贱的人民也可像最尊贵的君王一样观察自然，反之，如果不顺其自然，即使贵如天子之尊，也必失败(如果反“无为”之道而有所“为”的话)。我们可以说道家所力图防止的，正是中国人敬老的传统下容易发生的社会流弊。他们指出无论一个人如何的年高望重都不能逃脱“为者败”，“无为者成”的因果，《吕氏春秋》又说：

“故君虽尊，以白为黑，臣不能听，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

所以年龄与圣德既不能改变自然的事实，更不能决定天地的常法。《淮南子》说得好(卷九主术训，5页正面)：

“今天权衡规矩，一定而不易，不为秦楚变节，不为胡越改容，常一而不邪，方行而不流，一日刑之，万世传之，而以无为为之。”

第二，科学的诞生，有赖于学者与技工彼此的沟通。我们以后会谈到这一点，不过在此必须先提一下。儒家完全是站在士大夫这一边，对从事技艺和手工的人是毫不同情的［①］ 。而道家却与技术工人有着密切的接触(这又与苏格拉底以前希腊的自然哲学家很相近)。自古以来，在中国历史上道家一向保持这种态度。譬如葛洪干禄于安南，得一卑职，为的是求炼丹实验所需之硃砂。又如陶弘景收集鉴别草药以开学者弃官不做，卖药为生的先例。我们不用从其他方面加以引申，单就这一节的介绍已经足以说明上古道家与中国最早的科学、技术，以及封建以前阶级平等的社会理想之间所发生的种种关联绝不是偶然的。

8、羡门(Shamans)，巫与方士

我们现在转向一个迥然不同但同样重要的问题，就是亚洲北部民族原始巫术与道家间的关系。从白令海峡到斯堪的那维亚边界的乌拉尔阿尔泰民族Ural－Altaic(包括拉布兰人Lapps与爱司基摩人)的宗教信仰，一般人称之为Shamanism。美国红人的药师往往也被人类学家称为shamans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二者的作法很相近。他们的仪式在今天很多部落中还可以看到，是多神的或多鬼的自然崇拜，其崇拜的对象间或有一个最高的神祗，但多半没有。Shaman“教士”主要的法器是鼓，矛，和箭［①］，他们主要的职责是以法术治病(驱邪)和占卜(仍然使用龟策)。Shaman是人鬼间的中人，他们藉着一种不正常的精神状态(也就是癫痫状态)就能够自我催眠，以至于灵魂出窍。于是能够见神见鬼，然后再回人间宣布他与神鬼谈话的结果。Sh－aman的仪式中最重要的是舞蹈。此外有腹语，幻术和自缚束中解脱的法术［②］ 。

关于Shaman一字的起源及其中文的音译说法不一，无疑的，沙门是梵文Svamana的音译，在佛教兴起以前，指一般修行的人，以后专指佛教的和尚［③］ 。Mi－onav & Shirogorokov(1)认为这个字很早就由印度进入塔里木河流域，以后普遍流行于亚洲北部的部落，成为当地药师的名称。不过笔者并不太相信这种说法，我们采取洛阜Laufen(5)的看法，认为Shaman是很古老的通古斯Tungusic字，到了十八世纪才误与沙门混作一谈。我们敢说中国人从来没有二者混为一谈的［④］，也没有人用沙门(又称释门，从释迦牟尼sakyamuni的中文音译演变而来)来表示道家的术士，法师，或驱邪的巫师。自古以来泛指各宗各派的道家的通称自然是道士。洛阜Laufer相信通古斯的Shaman一字传到波斯以后成为Saman(即在Firdausi)，Nemeth查出在土耳其语和回纥语中的Kam也是这一个字。

如果洛阜Laufer的看法正确，则我们当可在中文发现早期Shaman的音译。虽然迄今没有人提出这方面的发现，我们也许可以从秦汉之际，见载于重要典籍的“羡门”一字中，看出一点苗头［①］ 。《史记》，和《汉书》都提到法术兼科学的阴阳家邹衍的从者中，有一个人叫做羡门高的。他来自远北的燕国，在《史记》中称之为羡门子高。也许他姓羡名子高，也许他是羡门大师名高。他的时代是公元前四世纪后半期。到了后来，“羡门”由专有名词，演变成一普通的称谓，也许“羡门”原来就是方士的通称，也未可知。《史记》卷二十八中司马迁说“秦始皇游于东海之滨，祭名山大河八仙，以求仙及羡门等。”［②］于是羡门与仙子(高本汉“增订汉文典”第一九三)［③］相提并论，羡门遂属于神仙者流，仙即是具有神通的方士，不久就会谈到。又，公元前215年秦始皇遣方士庐生入深山求羡门子高(据说当时还在人世)，庐生达成任务，且带回来一封信，信上有着亡秦的预言［①］ 。到汉武帝时，这个名词可能变成了一个头衔，因为栾大说他在公元前113年遇到安期生与羡门［②］ 。

即使羡门确有Shaman的意义，这个名词，也似乎已经被人遗忘了。伯希和Pelliot(1)指出在公元1139 年国人音译支秦人民对WanyenHsi－Yin的称谓时，就用了珊蛮一辞。到了清代，满洲皇室的Shamans称为司祝。

不过中国人对Shamans有个特别的称呼，叫做巫。巫，舞，这些字的背后都有一个舞蹈的意念，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金璋Hopkins(2)指出巫(见高本汉“增订汉文典”一〇五)与舞，(跳舞或作种种的姿势)在甲骨文上是一样的都是表现一个男的或女的Shaman手持羽毛，或其他法器在起舞作法［③］，有时在驱邪时还要戴上熊皮面具。金璋(Hopkins三十三)［④］ 。“僊”(仙字另一写法)字也有同样的意义，“僊”即四处跳跃(见高本汉“增订汉文典”二〇六)因为此处迁是指升到高空，我们不由得想起了英国乡野传说谓跳毛礼斯舞(一种化装舞蹈)的人跳得愈高，收成就会愈好。巫有两种，巫的本字是女的，男巫叫觋。鉴于(1)道家的理想社会过去母权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2)道家推崇阴柔和玄牡的思想。(3)道家对性的技巧的强调等等，巫字所表现的女性地位的突出是不容忽视的。说文谓巫或觋都与祝相似，祝即以召鬼或诅咒为生的人［①］ 。现在还剩下一个重要的名词是方士，有人解释方士作“具有法术之方之士”——我们认为方士就是道地的法师。我们必须在这里提一下，Shaman 的驱邪术，和早期医药之间的关系密切，所以最早的医字写作毉，下面是巫字而不是酉字，以后巫字加上言字旁就变成了欺骗的诬。

de Groot的著作中已经收集了很多翻译的文章，说明巫的性质与活动，所以我们只要大致列出这些文章的主要参考资料就好了。马伯乐H.Maspero的书是一个很好的摘要，还有贾理斯L.Giles(7)诸人的文章也不错。我们刚提到甲骨文中有巫，巫字又在书经中至少出现两次可见这个字有最古老的渊源。

我们从《书经》的记载以及后代的周礼上得到证实，自古有专官负责天地社稷的祭祀，这就是巫的职责之一。古书上又记载有一种巫是专门看顾和治疗马的，由此可见北方大平原是中国文化重要的一环［②］ 。孔子在《论语》中曾引用南方的成语，谓无恒心者，既不能为良巫，也不能做良医。

巫当然与求雨的法术有关(甲骨文谓之赤)，《左传》记载公元前638年，倡公欲曝巫，甚至焚巫以止旱，后因被谏乃止。《礼记》中也有类似的记载，Schafer(1)最近对这个法术作了一番彻底详尽的说明，求雨之前先要赤身裸体(这个社会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流传了很久，一直到唐代)［①］，然后在烈日下舞于火圈之内，这是一种天人交感之法术，以为当巫挥汗如雨时，老天便会感动得降下雨来。这个仪式是将裸巫予以暴露或曝，还要用一种巫(替王代罪的羔羊)以谢天地［②］ 。到了后来，这个传统非常盛行，甚至在需要的时候，儒家的士大夫都行这种仪式。

《山海经》中记载的巫尤其有趣。巫在《山海经》中，与长生不老的仙丹和草药发生关联。例如，我们看到在开明之东有六巫——“携窫窳之尸”［③］，“皆操不死之药以拒之”。又据载有十巫住某山上，彼处“百草”滋生。《山海经》又提到北方菜国有很多巫，故名曰“巫咸”，与书经上一个官衔同名。可见修炼服食与医药之间有密切的关系。一般人往往认为巫会下毒，更可见修炼与草药二者的关联。古代中国人似乎特别怕一种烈性的毒物叫做蛊的。远在公元前540年，在一个诸侯与医生间的谈话中就已经提到蛊了［④］ 。《易经》的第十八卦就是蛊。公元前91年，汉武帝宫中发生了可怕的巫蛊之乱，很多有制蛊嫌疑的人都处死了。根据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蛊的制法是将很多毒蛊放在紧闭的器皿中，等最毒的一个将其余的都吞食了，然后用此最毒的蛊去提炼毒药(现代也用这个方法隔离土微菌以克服肺结核杆菌，非常成功(德效骞Dub S& Avery的grammeidin)。公元725年，陈藏器著“本草释义”也这样说，又说蛊可用于治疗或预防疾病，由此可见中国人已经在无意间发现了免疫的方法［①］ 。不过有关蛊的知识主要是道家之间私相授受的。流行道家圈子以外的资料，则久已遗失了。我们只知道蛊一直是一种很怕人的东西，例如公元598年有圣渝禁蛊。总之，我们不可忽略了蛊与道家的炼丹和服饵都有很密切的关系。

《史记》和《汉书》中有很多巫和方士的资料，有些我们已经引用过了，还有更多的资料是我们以后要介绍的，例如炼丹的起源，以及公元前二世纪时环绕汉武帝左右的方士，如何具有磁学知识的详情等等。不过也并非所有的皇帝都相信巫与方士的理想及技巧。自从汉代独尊儒家以来，朝庭上下一致以儒家思想为准则，于是对从事巫术和实验的道家就愈为不利。德古禄De  Groot。一再指出，巫与权威阶级之间，并非一直处得很融洽，所以道家不但在政治思想方面，即使在法术方面，也与政府处于对立。不过有时候我们又不由得同情儒家的理性主义者，如公元前415年魏国西门豹禁止河伯娶妇的风俗，就是一个例子，儒家一定常有机会像这样表现他们的人道主义。

从王符的《潜夫论》我们知道在公元二世纪时女性的巫还很多，王符痛责当时大量的女性从事这种职业。《晋书》上记载不少公元四世纪时巫的故事，似乎巫在当时普遍的参与家庭的祭祖，很像在丧葬和其他家庭仪式中请道士来作法一样(至少在近年以前还很流行)。自晋代以来，巫的记载愈来愈神奇了，尤其掺杂了不少神仙的故事。约在公元460年，刘宋有一个皇帝请巫召其亡纪之魂，这无疑是仿效邵翁在公元前二世纪为汉武帝效劳的前例，邵翁的故事我们以后会谈到。巫是否与道家的体系完全打成一片，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他们在唐代还称为巫的［①］ 。唐代有明白的记载，说公元825年一个女巫善作腹语。但在公元472年时，巫已不参与天地社稷的祭祀，虽然举朝上下，自天子到儒家出身的百官，对巫的关系断绝得很慢，在唐末差不多完全断绝了。到了宋代，巫更受到政府和地方官员的迫害，清末时刑典上，还有惩处巫师与驱鬼捉妖者流的条例。

于是道家的邀神弄鬼的巫，渐渐被赶向地下活动。就形成了一种民间的秘密社会。到了后代，这些民间的秘密组织在中国成为很重要的势力。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已经有一种崇拜西王母的仪式，盛行了一段很短的时期。这是一种狂欢纵饮的崇拜仪式［②］，德效骞Dubs对此颇有研究(13)［③］，后代每逢改朝换代之际，道家总是与从事颠覆的秘密社会发生关系［④］ 。《后汉书》四十一有“赤眉”的记载。赤眉在王莽篡位之后，首先起义恢复汉室，以后又继续从事反叛活动。公元前184年复有“黄巾”之乱，使后汉的国势大为衰微，到了后来，有些秘密社会似乎以宗教的形式掩护政治的活动，而其宗教形式不一定是道教，也有摩尼教和佛教(即前者是“白云”教，后者是“白莲”教)。这些秘密组织在民族运动中也很重要，如元末发难的“红巾”，以及十九世纪的太平天国，都是很好的例子。公元十二世纪有很多道家的组织从事反金的地下活动。现代“哥老会”非常活跃，尤其在四川，凡是革命前在中国住过一段时间的人士都会随时碰到青帮和红帮的人。

如果我们下功夫研究一下这些秘密社会，一定能够了解他们上古道家的渊源。可惜这个题目太难了，到现在还没有人作彻底的研究［①］ 。我们不要忘了，中国的巫术Shamanism曾不断受到外来的影响，如北方契丹的原始宗教(参看Wittf0ge1，冯家升诸人)，以及附近黄教传统甚为浓厚的邻国如西藏(李安宅，1)等的影响。

后代巫的法术，显然于无形中与各种准科学(卜占、星象、算命、风水、详梦等)混成一体，这些科学容以后再分别研讨。其法术的内容大部分是制作符录(参陈荣捷的研究，1)，见Dore编纂的一大卷资料。研究现代中国残余的巫的资料(目前的研究尚不够，还需多多努力)，必须参考下列诸人的著作：Dore(1)。V.D.Goltz(1)Hodous(1)Dennys(1)等。E.D.H－arvey居住中国多年，是一个训练有素的社会学家，他的研究报告尤其有趣。后代自中世纪到现代以来，一般人对Shaman的活动一概称之为妖道，法术，邪术或邪法(请参看Chatley，5，6)这些名称正反映了儒家的正统和理性主义对Shaman的看法。

9、道家个人修持的目标；成仙的理想

道家对形而下不朽之说的迷醉，世界上还找不到第二个例子［①］ 。这个思想对科学有极大的意义。我们在后文可以看到，“长生久视”的理想，刺激了炼金技术的发展，使得中国的炼金术发展得比任何地方都要早。但是我们又不由得要诧异，这一节要讲的道家对个人修持的注重［②］，与我们前面说的道家对社会集产主义的追求，这两个重点之间，似乎有点矛盾。不过古往今来，在道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好象还没有人察觉到这个矛盾。我们可以断定，道家在个人修持与社会理想之间的矛盾，是由于道家的起源有两个主流，其一是神秘的追求自然的隐士哲学家；其一是部落社会的召神弄鬼的方士。隐士和方士都一致反对当时的封建诸侯与后代的官僚制度，因为诸侯百官的上流社会既没有道家诸子所向往的原始集产主义的余地，方士之术复见弃于以儒立国的正统。道家解放中国社会的理想愈是无法实现，修道的人就愈多，追求个人解放的技巧也就愈为成功。

道家醉心于肌肉强韧，皮肤细腻的青春，他们相信人类可以利用人为的方法遏止老年的来临，或回复年轻的生理状态。《道德经》五十五章就是探讨人类官能在发展之初的情形：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

蜂虿虺蛇不螫，

猛兽不据，

攫鸟不搏［①］，

骨弱筋柔而握固，

未知牡牡之合而全作，

精之至也；

终日号而不嗄，

和之至也；

知和曰常，

知常曰明。

益生曰祥，

心使气曰强。

物壮则老，

谓之不道，

不道早已。

后来在中古的道藏中，人把衰老的原因想像成为三虫，又叫三尸，道家所有修炼的技术都是为了要把体内的三尸虫赶出去［①］ 。成仙或真人的境界，就是生活在人间天堂中，长生久视，永远青春。汉代艺术中常常可以看到长着羽毛的仙人。又有所谓的“尸解”或“炼魂”之说，即是以竹或剑施以法术之后，代替尸体葬在棺中，“尸解”类似昆虫的蝉化。所以由公元1000年张君房汇集又经过十七世纪张萱编辑而成的《云笈七签》道藏一〇二〇)说：“世人用宝剑以尸解者，蝉化之上品。”［②］

蝉化除了临去时施一些法术之外，还需要平时的修养，也就是需要终身修炼以养圣胎。道家的修炼方法，有些可能与印度和欧洲的苦行主义不谋而合，有些则否；大致说来，举凡祭祀时表现的虐待狂(如美洲红人阿兹特克族及其他土著)，或降神的法术(如印度的rishis)，或禁欲以取悦最高的神祗(如犹太或基督教的禁食)，这种种情形在道家都是没有的。道家成仙的理想，只是要求得“死后”能够得到神仙的逍遥。神仙的生活也是形而下的。但比现世更微妙更纯净。神仙的境界不但圣洁，美好，而且成仙仍能享有此生一切享乐的经验，只是没有疾病老死而已。神仙也能够随意再访人世。只是神仙世界比红尘更为令人留恋而已。蝉化的方法将待以后讨论。我们现在必须摘录道家对天堂的描写，以说明成仙的境界。《列子》中［③］有两篇形容天堂的文字，第一篇的神仙境界是清心寡欲，比较近于苦修的。第二篇则更富有诗意［①］：

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途，谬之一国，滨北海之北［②］，不知距齐州几千万里，其国名曰终北。不知际畔之所齐限，无风雨霜露，不生鸟兽虫鱼草木之类，四方悉平，周以乔陟。当国之中有山，山名壶领，状若甔甀，顶有口，状若员环，名曰滋穴。有水涌出，名曰神瀵，臭过兰椒，味过醪醴。一源分为四埒，注于山下，经营一国，亡不悉遍。土气和，亡札厉，人性婉而从，物不竞不争，柔心而弱骨，不骄不忌。长幼齐居，不君不臣，男女杂游，不媒不聘，缘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气温适，不织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亡数，有喜乐，亡衰老哀苦。其俗好声，相携而迭谣，终日不辍音。饥倦则饮神瀵，力志和平，过则醉，经旬乃醒。沐浴神瀵，肤色脂泽，香气经旬乃歇。

周穆王北游，过其国，三年亡归，既反周室，慕其国，敞然自失，不进酒肉，不召嫔御者，数月乃复。

难怪成仙须要经过一番特别的修炼。

修炼的内容可以分为好几种：

(1)炼气

(2)日曝法

(3)导引

(4)房中术

(5)炼丹术及药物技术

(6)饮食调养

最后两项留待以后炼丹术和营养科学一节再研究。其余各项将在此作简短的讨论。在这方面的研究，功劳最大的首推马伯乐H.Masper0(7)，他写了很多的研究报告，将道藏中［①］浩若烟海，晦涩艰深的资料予以整理和阐明。在这些“养性”或“养气”的工夫中［②］，有不少是源远流长的。考之于庄子就有一段文字明显的反对炼气的工夫，《淮南子》也表示反对。而《道德经》则似乎表示赞成(十章)。

(1)炼气

炼气的工夫在中国一定有极古老的渊源。卫德明H.Wilhelm(6)曾看到十二块玉牌上刻有炼气的文字，可能原是一根柱杖上的柄，年代一定是周朝的，约当公元前六世纪中叶，原文如下。

养铭：

屏息以敛，息敛则充，充则降，降则平。平则盈，盈则复，复则长，长则还，还则升，而达皇庭。上逼皇庭，下逼会阴。顺之者生，逆之者亡。

我们可以看出这种连锁推理，非常近似本书13(5)刻在剑上的文字(此乃最早刻于金石的五行之说)，也是说顺者昌，逆者亡。

炼气最大的目的，是要回复到胎息的状态。这可能只是道家的构想而已。其实他们并不知道母体与胎儿间气体循环的情形。这一呼一吸之间，要求呼吸的平静，尤其要能闭气，时间愈长愈好。他们所经验者主要是主观的想像，他们自以为最有效者，实则是一种缺氧症，因为他们有耳鸣，头晕，出汗等窒息的症候。《道藏》中有很多书讨论炼气的工夫；《胎息经》(年代不明)尤其重要，公元四世纪葛洪的《抱朴子》，也是重要的资料［①］，到了唐代，炼气的思想，又有了相当的改变。详情参考马伯乐Masper0的著作。以前认为吸入的气，不仅有呼吸的作用，而且能滋养身体。后来的理论，又有内气之说。内气必须藉观想才能循环与变化［②］ 。同时，炼气在时间和地点上，又有种种规定和限制［①］ 。

(2)日曝之法

道家似乎发现了日光疗法的好处，这是欧洲医药在近代以前所没有体认的。“服日芒之法”就是将身体曝于日光中，手执一日字，(日字写在一圆圈中)以红笔写在绿纸上。同时男女有别，女人宜将身体曝于月光中，手执一月字(月字写在一圆圈中)，黄纸黑字——可惜如此一来，女人的维他命D不能增加。《道藏》中日曝之法的资料，见于《上清握中诀》［②］，据说是后汉范幼冲著；又见于五世纪后期陶弘景的《登真隐诀》。我们上面讲过(本章(h))Shaman祈雨作法时，赤身裸体，可见日曝之法是古代法术演变而来，直到现代还有此风［①］ 。

(3)导引

导引(即身体的伸缩)就是各种比较温和的体操，也许这是由巫师祈雨时各种的舞蹈演变而来的。以后又叫功夫，或内功。导引背后的思想可能是上古中医(希腊也有)的观念，谓身体毛孔容易阻塞，毛孔阻塞则引起血液壅滞和疾病。导引之外，又有按摩的功夫。关于导引的书很多，最主要的是《太清导引养生经》，年代不明，以及《遵生八牋》，高濂著于公元1591。Dudgeon(1)对《遵生八牋》作了长篇大论的分析，并论及其他较不重要的书籍［②］ 。中国的拳搏规则与西方的拳击完全不同，拳搏有很多舞蹈的成份在内(参。贾理斯H.A.Giles)，可能也是一种道家的运动。

导引之术将来在医药一节还会再谈到。我们要知道中国以体操治病的知识，于十八世纪传入欧洲之后，曾促进现代卫生和治疗方法的发展［③］ 。导引之传入西方，主要是因耶稣会教士J.J.M.Ami0t于1779年发表一篇文章［④］，因此激起了瑞士医药体操的先进P.H.Ling的兴趣，又接着发表不少作品。导引的书上有些姿态，很像现代医药中广泛采用的姿势，我们又不由得要怀疑，道家的日光疗法，透过耶稣会教士的文章和书籍进入西方之后，是否促进现代生理治疗的发展。

(4)性的技巧

由于儒家和佛家的反对，性的技巧始终最为隐密，但是在生理学上却是颇有意义的［①］ 。由于阴阳之说的盛行，中国人认为阴阳二性在人即为男女。在宇宙就是天地。故男女的性关系，与整个宇宙的构造，有密切的关联［②］ 。道家认为性不但不是成仙的障碍，反而是重要的帮助。男女私下练习性行为的工夫，叫“阴阳养生之道”，其目的是藉还精以保全精与神。同时两性要彼此采补滋养。如玄女经所说的“一阴一阳相须”［③］ 。

这方面的书，远在明代，可能还要早，就无法在《道藏》中找到了，只有断简残篇，保存在公元后十世纪以来日本的医书中。其中最重要的是丹波康赖的《医心方》。成书于公元982年，但直到公元1854年才出版。中国现存最重要的资料是《双梅景闇丛书》，是1903年叶德辉收集的一些书籍和片断的文章。有一章(也许就是因为只有一章的缘故，全书则不见得会保存下来)存于现代的《道藏》中；即“养生延命录”第六章［①］ 。据说是公元第五世纪陶弘景和七世纪孙思邈所著。时德辉所收集的片断资料，有《素女经》，《玄女经》，《玉房秘诀》，《洞玄子》，以及《天地阴阳大乐赋》。其他古代的片断资料，主要存于日本的《玉房指要》中［②］ 。

道家的专门技巧，和一般的房中术之间，很难划分绝对的界线。万古力克Van Gulik(3)说得很对，道家这方面的书在病理上看来都是很合理的，没有什么离谱的地方。例如性虐待狂，和受虐待狂等，都是没有的。只有在后代的书中才有比较特殊的，亢进性欲的技巧，也并没有反常，早期道家的典籍中，常提到神话上或历史上的帝王，可见有些工夫是因为古代帝王显然在嫔妃环绕的风俗下，有实际上需要的缘故。大而言之，双修之术也是自古以来就非常流行的，因为在多妻制的家庭中，健康的性生活是最重要不过的了。有些资料是上古的书，《汉书》举出八本，现在都遗失了，其中有两本叫《阴道》，著者只知是容成、务成，其余不得而知。其余六本是以上古的帝王为名，精于此术的人至今还名留后世，如冷寿光，与公元三世纪的名医华陀同一时代，也是他的朋友，又有甘始也是大约同时的人物［③］ 。这些性命双修的大师，都以长生之术闻名于世，这一点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可能最典型的房中采战的资料是《素女经》，其风根颇似汉代的医药名著《黄帝内经》。虽然在汉代书目中找不到《素女经》，此书一定在公元后一世纪就已经有了，因为王充［①］和张衡都提到过这本书［②］ 。到了葛洪时(公元第四世纪早期)又提到三位女性［③］，采女居其一［④］ 。由此可见采女之流，可能原来都是一种女巫。

隋代官方的书目(公元后七世纪)列出七本书，其中的《玉房秘诀》，今天还流传于世。不过洞玄子要到唐代的目录才出现，其内容很古老，说明很详尽，同时和所有的房中宝典一样，在医学和生理学的理论上，都是健全的。最好的资料是天地阴阳大乐赋，白行简(即白居易之弟)所撰(卒于公元826年)，该赋只有手抄本存于敦煌石室，到近代才被发现。

《云笈七签》很像亚里士多德的论调。说精藏于下丹田的精室中，精室则男人以藏精，女子以月水。道家就是要尽量藉性的刺激，以增加补身体的精，同时也要尽量避免泄精。甚而，男人如常采阴以补阳，不但能健康长寿，而且以其阳性甚强，可以生男。道家认为禁欲不仅不可能，而且对身体有害，以其违反大自然一阴一阳的韵律。独身生活(如后代佛家外道所倡)不但没有好处，而且会产生神经系机能病。因此采战之术，首要交而不泄(Coitus resewatus)［①］，即数数易女而莫数泻精［②］ 。女性性交的高潮快可以加强男性的生命力，因此男性的性行为要尽量延长，以达采阴补阳的目的［③］ 。何以交而不泄(C0itus resewatus)有益精神健康呢？现代医学既已普遍认为性交中断(C0itu3interruptus)的避孕方法是不好的，我们就愈发不解了。殊不知交而不泄与避孕的心理是大不相同的。道家的目的不是要避孕而是借以作为两性的滋补，尤其是要滋补阳性［④］，道家强调性交要数易配偶，又有很多选择配偶的方法(往往各种说法互相冲突)，但由于季节，月令，气候，天象等有种种的禁忌，所以行房的吉日不可能很多，居家的人不以求仙为主要目的者，就没有如此多的时间季节的限制。

“还精”之法在很多其他的民族中是用来避孕的［⑤］，并且至今还散见于欧洲，所谓还精，即在射精之时，压迫阴囊与肛门之间的尿道，使精液进入了尿道，以后与尿一同排出体外，不过道家并不知情，他们以为精子上行，故能滋补身体之上部——此之谓还精补脑［⑥］ 。我们应该注意还精与闭气之间有极相似之处。道家又称还精为“黄河逆流”，因为道家的生理观以为脊髓像河水之下注，流贯滋养于全身。这个名词在后代的著述中可以看到［①］ 。还精之术在《太上皇庭外景玉经》中［②］，有着或明或暗的描写，既然《列仙传》和《抱朴子》中都提到这本书，《太上皇庭外景》玉经一定不会晚于公元二或三世纪。不过还精补脑最早的资料可能是《后汉书》，书中说冷寿光行容成之术以致长生。注中又引《列仙传》说“御妇人之术谓，握固不泄，还精补脑。”

道家哲学而宗教的行为最令人惊异者(大多数现代中国人也感惊奇不已)，是将一般的婚姻生活与个人私下修仙的工夫，予以公开化，而成为一种仪式。这些仪式，叫做“中气真术”，又叫男女“合气”(一作“混气”或“和气”)。该术始于公元二世纪的“三张”，到公元400年之际，在孙思邈的领导之下，已经很普遍了。我们今天对男女合气的了解，主要得力于数学家甄鸾的描写，(生卒不详，年代约当公元566年)，他曾由道教皈依佛教，著有《笑道论》。合气之术的目的是要“释罪”，行于禁食之后，当新月和满月之夜，首先有一种舞蹈，所谓“龙缠虎弄”［③］，继而或是公开作宗教性的结合，或是会众在庙中的厢房内作连续之性交［④］ 。此时男女行房的技巧，前面已经提过了。其宗教仪式之内容见载于《黄书》，《黄书》传至今天只剩下一些片断的诗句［①］ 。道家既有这种种的行为，难怪苦行的佛家和道貌岸然的儒家要为之瞠目了。在公元415年之际就已经有了反对运动。到公元后六世纪中叶时此风的原气已大伤，可能在公元七世纪以后祭祀后稷的风俗就绝迹了［②］ 。虽然公开的仪式没有了，还是有很多人私下行容成素女之术，且历久而不衰，庙里的道士要到宋代才不行此术，一般民众要到十九世纪才不复热衷。而很多医生甚至到十九世纪之后，犹乞灵于此术，以治疗疾病的［③］ 。

道家认识了女性的重要，承认男女地位的平等，相信健康长寿，需性生活的辅助［④］，推崇女性柔弱含容的特质，在聚众净化的宗教仪式中加入了肉体的性的表现，既没有禁欲苦行，也没有阶级观念，这些都是道家与儒家以及通俗的佛教不同的地方。道家性的思想必定与原始部落集产之世的母权社会有关(从上古道家尚阴的思想可以看出)，道家之所以成为上古的社会团结，统一，以及反分化思想的最高代表，也绝不是偶然的。实则道家的思想和行为可以放诸四海而皆准，例如爱奥尼亚Ionian和Orphic的神秘主义，都与道家思想非常接近。希腊人相信爱是宇宙间吸引和团结的力量，能驾驭万物，星宿和鬼神。(这是希腊的老生常谈，见于Lon gus著的DaphnisandChlos)［①］ 。这就是为什么路癸夏Lucretius将他伟大的诗篇献给爱神维纳斯Venus［②］，因为只有分子与分子结合，人与人相结合，宇宙万物的生命机能才能构成，才能维持。道家的生理哲学可能过于原始，也难免荒诞无稽，但是他们无论对男性对女性以及对宇宙的看法，较之父子君臣以上制下的禁欲苦行的儒家，及其阶级封建，财用私有的思想［③］；较之冷漠出世的佛家及其以性为拂逆，为丑恶，为邪魔的态度，则道家的思想就要健全得多了。

中古时还有很多著名的女道士和道姑，唐代著名的儒家韩愈曾为一个女道士写过一首诗。至今还可以从中国很多地方的遗风旧俗中看出上古对女性的重视。如山西太原盛行洪水的传说，至今一年一度的游行中还以女子为降伏洪水之神，在这个风俗中，就可以看出道家尚阴与尚水两种思想。总之，道家有很多地方是值得我们潜心学习的，虽然今天有组织的道教，已日趋衰落，甚至已经死亡，但也许将来还是道家思想的天下。

(5)神仙的传奇

中国历代有很多书，专门记载著名神仙的生平成就和神迹，流传后世最早的书，是应助著于公元175年左右的《风俗通义》。又有《列仙传》，世谓刘向(约公元前50年)所著，但实际是公元第二到四世纪初时的一位道家所撰。大约同时的作品有葛洪的《神仙传》以及干宝的《搜神记》。后来陶潜又著《搜神后记》。到了唐代沈汾将葛洪的书加以发挥成为《续神仙传》。宋代有李昉于公元后981年著的《太平广记》。由于一般人对神迹和法术的兴趣非常浓厚，所以到了明清之际，神仙的记载还是层出不穷。公元1640年有薛大训著的《神仙通鉴》(这个书名颇有自比《资治通鉴》的味道)，1700年有张继宗的《历代神仙通鉴》。今天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神仙的记载和其他传奇故事的摘译［①］ 。

(6)成仙的思想背景——精神肉体不可分离的有机哲学。

神仙的传奇诚然浩若烟海，我们暂且撇下不谈。让我们来看一看道家追求形而下的不朽，在哲学上有什么意义。中国人追求形而下的不朽，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灵魂”或缺乏形而上的“精神”的观念；其实中国人种种灵魂精神之说比欧洲要多，可是中国人不相信人的精神能够脱离肉体而存在。换句话说，他们认为生命是精神与肉体合一的有机体，既不是形而上的，也不是形而下的。以后在谈到中国科学的基本观念，理学的发展，和自然的法则各节等时，我们将会看到中国人把自然现象的一切都看作一体同根，都是天地宇宙大生命的一环。我们要知道，道家形而下的不朽之说，并不是凭空的幻想，乃是有着源远流长的思想背景。

马伯乐Maspér0写道：“道家长生不老理想之所以舍形而上的精神不朽，而求形而下的肉体不朽，并不是他们偏好形而下的不朽，乃是因为舍此之外，他们的思想理论，就无法自圆其说了。希腊罗马人很早就习惯于将精神与物质对立，故其宗教观认为形而下的肉体之外，别有一形而上的灵魂附于其上。但中国人从未将精神与肉体分开，他们认为世界是一个生生不已循环变化的整体。轻者上升为虚空，粗重者凝聚为物质。因此“灵魂”与物质的关系，从未处于相反的地位。同时，一个身体中就有好几个灵魂，所以灵魂不是肉体的旗鼓相当的对手。灵魂分为两类，上有三魂，下有七魄，虽然人们对于三魂七魄在阴间的情形有种种说法，莫衷一是。但是一般都相信三魂七魄，死而分散。三魂七魄在阳世、在阴间，既然都捉摸不定，一旦人死后，当魂飞魄散之余，怎能再聚合而为一呢？相反的，肉体则是一个整体，是三魂七魄以及其他精与神的家，因此只有肉体长存，人才能够长生。”

这一段文字，正说明了中国人一向以天地万物为一有生命的机体。道家形而下不朽的理想，不过是这个思想的一部分。由于这个思想，中国才没有受到欧洲那种神志失整症的痛苦(相信这句话以后会有人借用的)——一方面不能脱离机械文明的唯物主义，一方面又追求神学思想的唯灵主义。

10、道教

笔者于1943年某日，与数位杰出的中国科学家从云南省会昆明出发至西山，访三座寺院，顺便凭览昆明湖之胜景。头两个是佛教的庙，第三个是一座道观。我们最感兴趣的就是这座道观。因为我们的目的正是探寻上古道家思想与科学的关系。这座道观叫三清阁，峙立在绝壁的半山上。似乎削岩而立，精妙无比，当笔者问及三清究竟何所指时，大家却都不知道［①］ 。

这个现象，说明了一般人对道教缺乏研究，甚至在比较宗教的研究上，也往往将道家忽略了［②］ 。道家先哲的哲学思想是如此的高深，如此的玄妙，(既富有科学的内容，复带神秘的色彩)(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又曾与巫和方士务求实用的法术发生奇妙的结合，谁知到了后来怎么竟然变成了一种拜神信鬼，充满神异，迷信，甚而故弄玄虚的宗教呢［③］？严格地说，这个问题当然不是科学史的范围，但以其对中国文明发展史有重大的意义，加之很少有人去研究阐明，所以我们在此不能完全置而不论。同时，我们也要检讨何以上古和早期中古的道家思想中，如此突出的科学思想会渐渐消失了？

马伯乐Maspero说得好，道教是上古封建社会之中人民反对祭祀山川社稷等集体宗教的结果。诸侯之国愈大，人民愈无法全体参加祭祀，于是个人在社稷崇拜之外，需要自求解脱，于是道教便在中国应运而生了。

道教中的人物正式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是在汉初之际，且与其他各家的思想有着直接的渊源。道家与法家在某些思想上有共同之点，然而道家是憎恶法家的，法家可以说比儒家还要封建，他们拥护封建制度，而不美言仁义道德。他们想在严刑峻法的绝对服从，和恐怖政策之上，建立统治者的权威，虽然法家的作为最后终于使他们超越了封建制度，而向封建官僚制度迈进了第一步，他们一定是以原始集产社会为蓝本，以民主政治为理想的道家所咒诅的对象。难怪当秦代一统天下的法家政治动摇之时，自然有很多道家的人物起来辅助汉高祖打天下了。张良就是一个例子，他既是政治家，也是神仙中人［①］ 。据说张良得道于一位半神话的人物黄石公［②］ 。世谓黄石公著《素书》［③］ 。张良卒于公元前187年。

张良与公元第一世纪建立道教有功的张天师一系，到底有什么关系，则不得而知。不过传统的说法，谓张天师是张良之后，道家兼炼丹师的张陵(后称张道陵)(生卒不详)，约当公元156年，曾聚众于川陕边界，据险要之地建立一半独立的国家。其地方政权一直维持到公元215年。这个以秦岭之南的汉中为据点、落后扩张至一省的地方势力，在葛洪的神仙传中有详细的描写。张道陵的政权以妖术惑民，儒家称之为“五斗米道”，以其要求入教者每缴纳五斗米之故。于是五斗米之名流传下去了［①］ 。张道陵死后，道教的声威蒸蒸日上，终于在公元165年皇室第一次祭祀老子［②］，张道陵死后，道教的领导权传到其子张衡手中［③］，张衡死后，又传其孙张鲁。据说张道陵一支很可能与公元184年领导黄巾之乱的张角，有密切的关联。不过黄巾之乱，是群众的活动，决非一两个炼丹师造成的［④］ 。

近代有人说张道陵的兴起，是受到来自波斯的拜火教的影响，这说法目前不足以采信，有待将来进一步的考证。艾伯哈Eberhard(7)，(8)对这个说法，曾略加批评，认为印度伊朗的影响，岂止活跃于张道陵之时，实则远在以邹衍为主的阴阳家的时代就很活跃了，而阴阳家者流是以东海岸为中心，并非在四川。艾伯哈Eberhard和很多学者都认为邹衍的地理思想，是从上古印度九洲(dvipa)的观念演变而来的。不过我们认为这个说法还是值得怀疑，于是我们遂发现在占纬之书(陈槃认为起源于阴阳家)和《淮南子》及《论衡》中都提到星象的九宫——艾伯哈Eberhard认为九宫是伊朗人的一周七星加上印度人假想的两个行星Rahu和Ketu。说来说去，这个题目还是非常模糊，有待将来更进一步的研究。我们只要记住一点就够了——张道陵的活动和理论可能受到外来的影响。

从公元二世纪起，道家就有一个颇具规模的“教会”了。马伯乐Masper0对此有详细的说明。至今还有很多掌教的道士和画符念咒的法师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们的斋忏醮仪等仪式也流传于后世。其“教区”的组织见载于玄都律文［①］，种种“弥撤”的仪式见载于《道藏》的群书［②］ 。《道藏》中至少有两本书是公元第二世纪的［③］，其中备载神鬼怪魅之名。道教的规模制度固然部分以佛教为张本，但艾克斯Erkes(14)指出还有一部分可以追溯到战国和汉初的隐士的传统。

自汉以降，道家思想的代表是公元262年的“竹林七贤”。如嵇康、向秀、王戎等。就中最具政治意义的人物是嵇康(公元后223至262)；向秀则与修炼服食有关。我们在后一节会谈到。我们以后又会谈到王戎，因为他是早期水车技术专家的重要赞助人。这是在三国之际北方魏国的情形。在南方的吴国，道教的传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葛玄是丹道大师葛洪(抱朴子)的叔父，也是当时国君的朋友，生平事迹不详。据传统的说法［①］，葛玄曾学于汉代的左慈(公元155至220)。左慈在前面已经谈过，记得一位出使印度的和尚曾誉之为中国最伟大的方士。在公元238至250年之间，太上(又名天真王)(此时天帝的观念已明显的人格化了)先后遣四位天人［②］，送给葛玄三十多卷天书，“灵宝经”［③］就是其中之一。世谓葛玄即是“清静经”等道家宝典的作者。灵宝清净等经的思想，经过郑思远诸人的媒介传到了葛洪的手中。葛洪虽然没有在《抱朴子》中提到灵宝君。却大谈天上的司令(主宰人的命运，奖惩人的善恶)，因此在自然而然不亲不仁的道教逐渐人格化的过程中，葛洪之功实不可没。因为他已替玉帝的观念铺了路［④］ 。

神人天书的传统到公元四世纪正是方兴未艾。公元326到342年之间，晋朝女道士魏华存从一神秘人物王褒处，得知天地组织的最高秘密，约在同时，许映以及很多伪托他的人也发表了类似的文献，五世纪时，约在公元489年左右，这些资料到了梁代名医兼道家的陶弘景的手中。他将大部分的资料发表在他的著作“真诰”中。其中最早的资料可以追溯到公元365年。“真诰”备载凡人与天人神仙的谈话，易葛玄的天真王为元始天尊(第一因)，又制定斋忏祈祷的仪式，更大谈太玄三一，圣父，人神之主宰［①］以及造化之枢机［②］ 。戴遂良Wieger(4)起初以为此三位一体的思想是受基督教的影响，以后他发现七域和八素的说法，乃谓诺斯替教Gnostir如Basilides一派的教义已传入中国，道教的三位一体可能即受其影响，不过到底真情如何，至今尚无定论。我们觉得流行于公元三到五世纪之间的三位一体之说，也可能是从《道德经》的宇宙论(四二章)演变而来的［③］ 。世谓陶弘景的弟子王远智，首传胜诀和符录，其实画符念咒早就有了，葛洪的著作中就已经讲到符录了［④］ 。

道家在北方的北魏也有相当的发展。公元423年道士寇谦之自命为天师［⑤］ 。自此正式建立道教的组织，相当于西方的“教皇制度”，其道教的王国世代相传，直到本世纪才中断。公元101年，其中心位置转移到江西，自此不再变动［⑥］ 。直到1930年，中共红军经过时，将所有掌教执事遣散，并打破了所有道士装风的罐子。关于道教初期发展的情形，公元554年的《魏书》(一一四卷和656年的素书)有明白的说明，自从Ware(1)研究并翻译这两篇文字以后，我们对道教初建的情形，便一目了然，其以后的发展也有脉络可寻了。

道教自从有了具体的组织之后，到了唐代便盛极一时。由于皇室与老子同姓的缘故(即姓李)，道教一上来就得到唐代帝王的推崇［①］，西安附近周几境内的Lok－uantai(译音)道观，就是那时建立的［②］ 。道藏的基础是在公元745年奠定的。有很多道家的典籍也成书于唐代。如李签著的《阴符经》等。很多著名的人物如李白也入了道教。由于必须与佛儒二家一争短长，道家也开始大谈传统的道德了［③］ 。因此十一世纪早期的“太上感应篇”和“功过格”都托言著名的炼丹师兼神仙的吕洞宾所著。此时正值“化胡经”的争论最为激烈的时候。道家的“化胡经”谓老子乘骑西去，故老子实为佛教的鼻祖。后来佛教终于(公元1258年)禁止了“化胡经”的出版，故现今流传的《道藏》中就没有这本书［④］ 。这里无暇细谈佛道二家长期的斗争，总之最后是两败俱伤，使得理学反而后来居上，在社会的声望和组织上都占了优势。

宋初之际，道教的势力还是很强。又因宋真宗迷信道教而演出一出千古有名的闹剧，此即人为安排的一场“天示吉祥”的喜剧，先是见天书于“承天门”，继而天下争奏符瑞，争献灵芝于朝，皇帝又册封天入神仙等等［⑤］ 。这一连串的事件发生在公元1008至1022年之间，但是到了金人据有北方之后，道家从事的工作就比以前严肃了。道教开始形成数种流派，又组织秘密社会，以从事抗金的活动［①］ 。道藏于宋金之际公元1190年首次出版。

道家三位一体的理论——即本节一开头讲的三清——便于此时成立了。玉皇也许是三清的最高统帅［②］ 。三清是：

(1)天宝君，即元始天尊，主宰过去，有人喻之为圣父。

(2)灵宝君，即太上玉皇天尊，主宰现在，有人喻之为圣子。

(3)神宝君，是金关玉晨天尊，主宰将来，有人喻之为圣灵。

三清的观念可能是受到景教的影响，因为唐时道家在京城里与景教徒有密切的接触［③］ 。但是在八世纪唐代以前，这个思想又是那儿来的呢？［④］

宋以后道教一度衰落。蒙古与满州的政权，对道教抱着怀疑的态度［⑤］，因为道家在历史上屡有颠覆政治的趋势，他们的煽动很容易演变成为反异族的运动。同时当政者也害怕道教，因为道士的谶纬之术，往往预言朝代的兴亡和更替，虽然元代对道教有轻微的迫害［①］，道教的文字于公元1346年左右勒辞碑铭，到了明代，《道藏》全集又再度出版。道家的典籍不断的编撰，直至公元十三世纪还有《玉枢经》出现。又有《传道集》，也是后期的著作，见藏于“道言内外秘设全书”。对道教和道家的思想，有一概略的说明。(该书有费梅亚Pfizmaler的译本81)［②］ 。

综观道教发展的始末，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道教完全是中国固有的思想体系，为了对抗佛教的势力而形成的一种宗教。先是道家的政治思想被打入了地下活动，继而独尊儒家的封建官僚制度，又不容道家和方士发泄其科学的潜能的巫和方士的哲学思想既受到抑制，其实验技术又遭到歧视，所以自公元第一世纪以来，他们的饭碗就被印度传来以解脱为号召的宗教夺去了。Ganchet(4)说这个“解说”的思想，很快就被道家吸收，融入了重要的道家的典籍中。如公元后四世纪早期的《度人经》，就是一个例子。个人解脱的思想当然也不是完全抄袭印度的。马伯乐Maspero(12)指出，汉代已有属于个人的宗教信仰以对抗在民间和政府的宗教仪式中所表现的集体崇拜的活动。自从道家在半自觉的状态抄袭了佛教的神学理论经典和戒律之后，多少世纪以来，他们始终能够独立门户，俨然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宗教，即使不能胜过佛教，也至少能满足一般农民和少数弃儒从道者的需要。我们以后会看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形态，实在促成了道教天上人间组织庞大的官僚制度，也正反映了现世社会的政府组织。我们可以仿英国的设想，基督教首次传布于英国之际，塞尔特Celtic和萨克森的异教徒，便起而建立一个完全类似基督教的传统，只是中心人物是Arthur－Merlin诸人罢了。较之西方的例子，道家的内容当然更为充实，其根基也要深厚得多，道家的特色处处表现在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上，已成为根深蒂固的传统。至于道教由原始的社会革命运动出发，最后终于成为一种有组织的宗教，则简直可以媲美基督教了。

11、结论

道家的思想虽然有政治的集产主义，宗教的神秘主义，以及个人追求形而下不朽的功夫，却涵蕴着丰富的科学思想，因此道家在中国科学史上非常重要。此外，道家又能将他们的理论付诸实行，所以东亚的化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药物学，都渊源于道家。他们与希腊苏格拉底以前和伊璧鸠鲁派的科学哲学家有不少相近之处。可惜道家对实验的方法，既未加以明确的说明，对自然的观察，也未建立一套严密的系统。由于道家感于自然变化之不可捉摸，便处处依赖经验主义，加上缺乏像亚里士多德对事物加以严格分类的勇气，所以当同时代的墨家和名家皆争相建立一套科学逻辑之时，道家却不朝这方面努力。他们并未认识有建立一套技术名辞的必要。道家在科学上最独具慧眼者，是他们深深地体会到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历史证明连道家自己也不能免于变化。我们也许会惊异于孔子由人而神的变化，其实这还不算奇怪，最奇怪的变化，莫过于道家，由不可知论的自然主义，一变而为神秘的宗教信仰，进而成为三位一体的有神论。其准科学的实验主义，一变而为占卜算命和流行乡间的法术。其原始的地方自治的理想，变成了个人解脱的法门。其反对封建的思想变成了以平等主义为理想，以排外或推翻政府为号召的秘密社会。这个结果，正说明了Ant0inedeRivarol的话［①］：“历史告诉我们，每逢宗教与野蛮混淆之时，总是宗教占优势；而每逢野蛮与哲学思想混淆之际，总是野蛮占上风。”

我们在后面一节会说明道家这种不寻常的变化，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与其说这是以社会为中心，以因袭为理想，以俗学为智慧的儒家的责任，毋宁说这是封建官僚时代的社会经济制度造成的结果。由于官僚制度扼杀了自然科学的幼苗，道家的科学潜能无由生长，其经验主义的成份便相反的加强了。经验的偏重自然促进了公元前二至十三世纪之间，中国社会上技术文明的成就。道家的哲学思想既受到拑制，就被巫和方士吸收过去，不久以后佛教兴起，道家为了与佛教抗争，其生存发展就不得不朝着我们前面说的途径上走了。

何以西欧思想史上没有类似道家的情形呢？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笔者常常觉得如果我们能找到这个问题的全部答案，则欧亚文明的奥秘，都会泄露无余了。欧洲历史上近似道家者也大有人在。例如毕达哥拉斯派Pythag0reans，和诺斯替派Gnostis，以及罗哲培根RogerBacon，尼古拉斯Nicho1asofCusa，和布鲁诺Giordlan0Bruno。十七世纪中叶在Ragey地方以昆威夫人LadyConway为中心的集团(诸如Francis Meruvius与Helmont和Dr.HenryMoreofChrist’sCollege是其中荦荦大者)，在很多地方都有道家的特色。在后代的思想家中，布雷克Blake的宗教自然主义有强烈的道家色彩，我们每读道家的文字，总是不由得想起布氏的诗句。所以我们不由得怀疑布雷克是否接触过道家的思想——但似乎可能性极少。儒家的经典及理学家对孔孟之学的评注，通过了殷铎泽Intorcetta和柏应理Couplet诸人的名著“中国的哲学家，孔子”Confu－ciusSinarumPhiloSophes(公元1687)的介绍，对十八世纪的欧洲，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如果道家的经典在当时也有译本，影响将是如何不同啊!

我们已经说过重理性的逻辑与重实验的经验主义之间，有着极大的分歧，这种分歧在中国远比在西方长久而深入。重理性的儒家和名家对自然不感兴趣，而道家对自然深感兴趣，却不信赖理性和逻辑。正如元后80年左右王充在《论衡》中说：

“道家论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验其言行，故自然之说未见信也。”

这种现象，在希腊文化中是没有的。我们在希腊文化中发现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不断地通过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而成为亚历山大时代的思想体系。文艺复兴的局面，颇有道家绝智之风，但为时甚短。

我们也许可以从盛行于欧洲的希伯来一神主义去了解道家，如果我们深信天地是一个人格化的主宰所创造(一神论正如一位神父所说：“将此心从千万个暴君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则人性和自然，在在皆表现上帝的理性［①］ 。布朗尼SirThomasBr0nne说他的神学是剽窃两本书而来的，其一是《经文》，其二是《公开展现于众人眼前的大书》。欧洲没有儒家拒绝研究自然的现象，因此也就没有道家不信赖理性和逻辑的倾向。儒家可能类似希伯来“教士”的传统，以其拥护宗庙社稷的祭祀并为制定典章制度，又类似希伯来“先知”的传统，以其欲借神道以教化封建制度于前，又企图改善封建官僚政治于后。至于渊源于上古埃及和巴比伦“智慧文学”的传统，其中充满了自然的哲学，对宇宙现象的观察和探讨，以及对人生的疑问(如约伯之诘问上带)。这一切，又颇有道家的风味，而类似道家的“智慧文学”的传统，经过阿拉伯人的媒介，传到早期人文主义者的手中，在欧洲始终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不过这些比喻都不能令人满意，只能作为将来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总而言之，儒家和道家仍然是笼罩中国人思想的两大主流。相信将来还有很长的一段时期会是如此。德效骞Dubs(19)说得好：“儒家是成功者或希望成功者的哲学。道家是失败者或尝过成功苦头者的哲学。”道家的思想和行为，不外对传统的反抗，对社会的逃避，对自然的热爱与研究，对做官的弃绝与厌倦，以及《道德经》所标榜的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的似乎矛盾的行为。(Production without possession，acti0n without self－asSerti0n deve1opment with0utdomination)［①］ 。中国人的特性中，很多最吸引人的地方，都来自道家的传统［②］ 。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

道家在中国文化中，至今还是生气蓬勃的。笔者愿提供个人与道家接触的经验。道家的学者至今还能依循古老的传统，说出一些前后矛盾的话。如Lokuantai (译音)那位可敬可爱的老道士曾对我说：“世界以为他们在朝前进，我们道家在朝后退，其实恰恰相反；我们在前进，他们在后退。”至今道教与准科学的自然主义之间，还保持着自古以来密切的联系。西北沿旧日丝路的南山油田上，在油渗出地面的地方有一座老子庙，地上出油是大自然的奇迹，故人民立庙以祀老子。为什么要特别拜老子呢？因为老子是世界上最懂自然的人。这座庙年代相当久远，在二次世界大战时，又由甘肃石油管理中心予以修复。又，昆明附近黑龙潭有一道观，此处是北京大学战时的实验室所在地，内中花木扶疏，优美异常，又有重重神殿，妙像庄严，当游客拾级而上，最后来到一座大殿，内中空无所有，不见神像，只有一幅横匾，上书“万物之母”——自然，万物的母亲。

注释：

第 40 页［①］笔者完全同意福克F0rke(13)，271页，以及很多人的看法，谓此道字不可译，古文象形道字是首宇加上行，故原意指“道路”，但很早以前就变成了哲学与宗教的术语。

第 41 页［①］自然一字有诸种含意，适用于道家思想者也不止一端，请参阅论卫励L0vejoy(2)，与Lovejoy&B0as(1)，447页之概论。

第 41 页［②］道家中的成份远在70多年前就被Fite!发现了(3)。

第 42 页［①］见keyne(1)。

第 42 页［②］所有的汉学家中唯一体认道家在政治上的地位的是白乐日Balazs (1)。

第 42 页［③］参K.J.Spalding(1)提供的例子。

第 43 页［①］该书往往隐晦不明，自来所有中国，上古典籍皆有讹误，《道德经》当然也不例外。最新的老子导读的书是高亨著的(1)非常有用。《道德经》几乎译成了世界各国通用的语言，故友J.VanManen在Calcutta的图书馆就有三十种以上的老子。请记住戴文达Duyvendak(5)的话，“有很多爱好老子而无甚研究的人，往往藉老子之酒杯浇自己的块垒”。我们对老子的解释是否也是这种情形，有待读者进一步之研究，笔者觉得可以采用之译本如下：通常用威利Waley的译本，但Erkes(6)对威利Waley之批评也值得参考。很遗憾未能看到吴经熊的翻译，“德”宇的意义参考Boodberg(3)。

第 43 页［②］胡适、梁启超等著名中国学人对此问题之讨论见《古史辨》四卷303页以下。

第 44 页［①］德效骞Dubs到包得B0dde(2)氏的讨论值得一读。

第 44 页［②］自公元后742年以后，称为南华真经；最新出版的《庄子集注》是刘文典的(1)。庄子各章的真伪曾激起很多争辩。一般认为内篇是庄子原著，而外篇有些是后人所伪托。不过伪托之作者也不会晚于西汉。参，傅斯年(1)，罗根泽(2)，胡芝薪(1)。

第 44 页［③］公元742以后称为冲虚真经。

第 44 页［④］参福克F0rke(13)，287页。

第 44 页［⑤］参，一卷，95页，福克F0rke(13)，74页，对各章之内容作一评价且考证其年代。Grube(4)研究其体裁。又谭伯甫诸人有不完全的翻译。

第 45 页［①］最新版本有刘文典(2)之《淮南鸿烈集解》。

第 45 页［②］T.Watters几乎是西方唯一了解这一点的作者，他于1870年写的文章(3)在今天还是值得一读。早期俄国汉学家N.Y.Bichwrin可能与他的意见相同，但在这一节完成后很久，我们又发现葛拉夫Craf(2)也有相同的解释；YangChin一Shun(1)最近又强调这种说法。黄方刚(1)的著作从更为形而上的观点分析道，也是最好的剖析之一。他将道喻为巴曼尼狄思Parmenides(傅瑞曼Freemen(1)，140页)的“一”，，即是赫拉克里特HeracIeitus所谓“迁流不息的万物”背后的一。冯友兰的解释也总是这一类的论调。米思齐Misch(1)更近一步形容道是形而上的绝对；甚至是PureAc纯粹的原则，相当于西欧哲学的神，(180，209页)，我们的看法适得其反；我们相信中国人的心灵自古以来就不感觉有研究形而上抽象哲学的需要：他们觉得只要了解形而下的自然(就形而下的自然穷究其最高境界)就够了。中国人根本懒得将一与多数，“精神”与“物质”分开。以天地万物为有生命的机体就是他们千古以来的哲学思想。因此用不着马伯乐MaSper0(13)，213页的说明，我们也知道，虽然道家之道有道路的意思，此道路决不同于基督教和回教神秘主义中的“道路”。

第 45 页［③］《道德经》五十一章，译者威利Waley(4)，戴文达Duyvendak (18)，楚达高(3)修正。

第 46 页［①］Diels傅瑞曼Freeman(1)24页以下；傅瑞曼Freeman(1)，115及116页，参Remusat(8)；Amiot(3)208页以下。又见下文16，(3)。也可参阅怀德海Whitehead(2)192页论柏拉图之“容器”一文。

第 46 页［②］参，例如：冯××(1)，一卷135页。

第 46 页［②］《道德经》三十四章，译本，休士Hughes(1)楚达高(2)，威利Waley(4)戴文达Duyvendak(15)略有修改。

第 46 页［④］《大宗师》第六，冯××(5)117页。

第 47 页［①］《天运》第十四，理雅各Legge(5)译，一卷，345页，林语堂(1)，146页。

第 47 页［②］我们很可以写一篇有价值的专论就中国的昭昭，冥冥，有伦，无形，精神与斯多葛派的生殖的，精液的logos相比较。

第 47 页［③］在这几句话里，庄子透露了一个认识，即动植物的生命过程中可能有好几个阶段卵、蛹、种子、球茎等，幼小的个体在外形上与成长的个体有天壤之别，几乎无法辨认是同一种生物。

第 47 页［④］庄子知北游第二十二，译本理雅各Legge(5)，二卷63，64页；林语堂(1)，修改，65页。

第 48 页［①］狄尔士傅瑞曼Diels－Freeman(1)，19页，傅瑞曼Freeman(1)，63页。

第 48 页［②］狄尔士Diels傅瑞曼Freeman(1)，44页；傅瑞曼Freeman(1)152页。

第 48 页［③］傅瑞曼Freeman(1)187页。

第 48 页［④］狄尔士Diels傅瑞曼Freeman(1)，51页，傅瑞曼Freeman(1)182页以下。

第 48 页［⑤］参，NicholasofCusa中的对话人物Idieta。

第 48 页［⑥］比较柏拉图的思想先于行动说。

第 49 页［①］《则阳》第二十五，理雅各Legge译(5)，2卷，128页，略有修正。

第 49 页［②］狄尔士Diels傅瑞曼Freeman(1)19页；傅瑞曼Freeman(1)65 页以下。

第 49 页［③］见《天瑞》第一，9页反面。

第 49 页［④］不仅如此，这种思想在当今中国哲学家中还流行着，见陈荣捷Ch－henJung－Chieh(4)，37，2.248，258页。

第 50 页［①］《列子·天瑞》第一，16页正面。

第 51 页［①］因余故友G.Galoun教授之介绍，始得悉其意义。

第 51 页［②］狄尔士DieIs傅瑞曼Freeman(1)18页，傅傅曼Freeman(1)49页。

第 51 页［③］如果这不是后人擅自添加的文字，则当为最早的堪舆理论。

第 51 页［④］富有道德的含义，水大公无私，无所不至，而又适可而止。

第 51 页［⑤］参，道家的科学观察以水为阴柔含容的象征，其政治理论以水为平等的象征。(见本章(5)).

第 52 页［①］参，打破的蛋，失水而干，成熟的梅子得水而胀。

第 52 页［②］山泉。

第 52 页［③］生物主要由水构成的观念如此之正确，令人惊异不已。参，Sir ArthurShipley的隽语：“贵若主教之尊，也不过是百分之八十的水构成”。

第 52 页［④］这个字在庄子著名的“演化”一文中还会再看到。

第 52 页［⑤］从下列之九德，可以看出古代道家在科学命名上有困难。那时他们除了藉用人类社会已经熟悉的道德名词之外，别无他法。我们又连带发现一个事实，即有生与无生物之间严格的区分，不仅在人类智力的发展史上是较晚的事，而且每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也较晚才有这种能力。有生与无生物的混淆，并不是设想万物有人的特性，而是根本就把万物都当做人类。参，Frankf0rt(1)Gard0nChilde(14)。

第 52 页［⑥］这一节有关胚胎发展的文字，将于胚胎学一章中再提出讨论。

第 52 页［⑦］咀字可能已有咀嚼与吸吮的作用，作者一定隐约有脐带的观念，因九窍之生成较其后甚晚。

第 53 页［①］即是现代所谓胚胎发展中的感应现象。中国古时已有此观念甚为奇特。

第 53 页［②］芸芸万物的背后都有一共同的媒介物，万物种种特色的表现，即仰赖此一媒介物之作用。

第 53 页［③］参，葛兰言Granet(1)317页。

第 53 页［④］这一类的乡间取鱼鳖是很方便的。

第 54 页［①］作者所指的即我们今日所说的原生质的浓度。

第 54 页［②］参，希波克利特Hippocrates的水，空气与地方(Airs，Waters&Places)(F.Adams译(1)参，54页，《淮南子》有类似的文字，卷四坠形训，7页反面(Erkes译(1)64页，《古微书》卷三十二)参，公元前160年晁错致景帝书(《汉书》卷四十九列传第十九昆错传。)

第 54 页［③］我们是否可以由此推测作者不是燕人就是宋人？

第 54 页［④］是否指水利保养与水利工程？

第 55 页［①］中国历史上水的主题屡见不爽，可能是因为道家以水作为象征的缘故，例如苏东坡(公元1036一1101)，傅尔克F0rke(9)，142页，叶子奇之草木子(时当公元1378年)，福克Forke(9)331页。

第 55 页［②］莫根E.Morgan(1)译，2页以下；deHarlez(3)，174页以下。

第 55 页［③］自然之结构。

第 56 页［①］《庄子·养生主》第三，理雅各Legge(5)译一卷198页；冯××(5)，67页，林语堂(1)216页，威利Waley(6)，73，修正本。庖丁之“无厚”是墨家的几何观念。养生之谈见3章(8)(1)。

第 56 页［②］英译为testing－instrument测验器，因后面我们会看到式字自远古以来，可能用作卜筮之用，又可能是磁力指南针之滥觞。戴文达Duyvendak(18)也有这样的了解。威利Wale7(4)英译修正。

第 56 页［③］由君子一辞，可见此文为早期的作品。

第 56 页［④］侯龙Hal0un译(2)。

第 57 页［①］《天道》第十三，理雅各Legge译(5)，一卷，342页。

第 57 页［②］《知北游》第二十二。理雅各LeggC译(5)，二卷66页。

第 58 页［①］当然儒家也说过这种话，不过带着比较倾向于人道主义的意味。

第 58 页［②］可能这又影射到政治。

第 58 页［③］《庄子·人间世》第四，冯××(5)，80页。

第 58 页［④］德效骞Dubs(7)，92页。

第 58 页［⑤］见侯龙Haloun译(2)。

第 58 页［⑥］刍狗是一种古代祭祀的用品，可能是用以作为活祭动物的代替品。祭祀时极其铺张，事后就弃如蔽屣。

第 59 页［①］《道德经》五章，威利Waley译(4)；Carus(1)，99页；Stra－uss(1)28页；休士Hugnes(1)；戴文达Duyveudak(18)。

第 59 页［②］笔者在别处也作过同样的说明(李约瑟Needham(5)140，170页)。德效骞Duds(19)引用史宾诺沙Spin0za的伦理学一文正是最恰当不过。“万物自其本身之天性和能力观之，皆圆满无缺，并不因其对人有益而圆满，有害而缺陷”。I部，附录。老子一定意识到在浩瀚无涯的宇宙中，人的世界是多么渺小。

第 59 页［③］刘易士SinclairLewis著过一本小说叫MartinArrowsmith，描写科学家为试验一种新的疫苗，在一次传染病中作实地的实验，将得病者分为两半，仅让一半的得病者接种比疫苗，因为科学家要证明某一实验之确切效果，(参Beveridge(1)18页，以及kruif著名的文章。)必须对种种情形作精确的管制。

第 60 页［①］冯××(5)，59页；林语堂(1)，259页。

第 60 页［②］至乐篇。

第 60 页［③］此字具有政治上之意义，不可等闲视之，后面将加以阐明。

第 60 页［④］此处谐音。

第 61 页［①］《道德经》二十五章，译本威利Waley(4)，休士Hguhes(1)，林语堂(1)145页。

第 61 页［②］公元前99至50年，故与司马迁同时.

第 61 页［③］De，Rer，Nat.2，1092——2。

第 61 页［④］据Le0nard英译。

第 62 页［①］《齐物论》第二，理雅各Legge(5)译，一卷177页，林语堂(1)141页。

第 62 页［②］《逍遥游》第一，5页反面。莫根M0rgan(1)译，9页，修正。

第 63 页［①］注意，从“气形性情”论(见2章(5))的观点看，这句话有点矛盾。

第 63 页［②］《庄子·齐物沦》，译本：冯××(5)，46页；理雅各Legge (5)，一卷，179页；戴遂良Wieger(7)，217页。参，休士Hughes (7)，225页，他的解释没有在此采用。我们不妨看看这段文字的上下文。本章一开始就形容林中之风，前面已引录(3章(5))。子游从天籁间到人籁，又谈到人的倏忽变化的感情，情绪，思想和意念。子綦说明这些作用是相互为用，互为一体的，“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然后他说出了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的道理，认为天地间没有一个拟人化的造物主，他说明了道通为一的道理，谓百骸九窍六藏皆在冥冥之中相与为用，而并无一主宰作有意识的筹划。其后的文字就是反复论辩彼出于是，是亦因彼，这种相对的道理。

第 63 页［③］这个理论在《庄子·庚桑楚》第二十三“灵台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一文中，得到详尽的发挥。荀卿在主张心为形体之绝对主宰一文中，攻击此说。(《荀子·天论》第十七，解蔽第二十一；德效骞Dubs(8)，175，269页。)

第 65 页［①］《德充符》第五，20页正面以下，以下贾理斯L，Giles译(4)，60 页。这个故事以后屡见不鲜，如公元六世纪之金楼子，五章，14页反面。

第 65 页［②］67，19页反面，笔者参考戴遂良Wieger(2)，342页自译，这个思想与现代生理学中LzechGeoreePr0chaska(1749至1820)所创的反射说(reflexological)不谋而合。

第 65 页［③］《汤问》第五，16页反面以下戴遂良Wieger译(7)141页。

第 65 页［④］非但如此，这个思想一直传流下去，参。戴遂良Wieger(3)64 则，人体器官互换的故事。

第 66 页［①］傅瑞曼Freeman(1)234页沙顿Sarton(1)卷Ⅰ116页，FCldh－aus(1)46行，主要的参考书是AulusGellius的NoctesAtticae，卷十，12页ix以下。

第 66 页［②］《鲁问》第四十九；梅贻宝译(1)256页。

第 66 页［③］《孤愤》第十一。

第 66 页［④］此外在印度(Levi(3)；TawneyandPenzer(1)卷三，56 页以下；281页)；西藏(Schiefner(1)，甚至T0charian(Sieg，－)也有类似的传说，但本书无意从世界各地的民间传说中去搜罗这些故事。不过这个题目很值得特别写一篇研究报告，同时请参阅后面第27机械玩具一文。

第 67 页［①］《季秋纪审已》，卫礼贤R.Wilhelm译(3)2111，笔者英译。

第 67 页［②］《说符》第八，20页正面以下，卫礼贤R.Wilbelm译(4)，108 页；贾理斯L.Giles(4)修正本，119页。

第 68 页［①］《慎大览察今》，卫礼贤RWilhelm译(3)，231页，笔者英译，请注意，《吕氏春秋》虽然是道家思想，却属于一个很特殊的环境，这是秦汉之际，都市和工业正兴起之初，商业集团的产品。经营盐铁之利而致富的人，与道家的技术思想，有很密切的关系。历史上有一个矛盾的现象，即公元前二三世纪时所谓的资本家，较为接近集产主义的道家，资本家与封建官僚的关系，比起道家来反要疏远得多。《吕氏春秋》即是商业背景下的产品，故不若其他道家典籍中有较强的农家味道。

第 68 页［②］高本汉《增订汉文典》第158i。

第 68 页［③］《末代事物记原》(卷八，33页反面)的作者看法与本书不谋而合。

第 69 页［①］我们无暇在此讨论道家的自然观察对中国艺术的影响如何之大，不过读者可以参考Petrucci(2)对此题目的专论。

第 69 页［②］参。《庄子·应帝王》第七(理雅各Legge(5)，一卷266页)以及前面引用的《管子》。

第 69 页［③］威利Waley译(4)修正本。七十八章又重复这个道理。

第 70 页［①］比较古代各种宗教中水的象征，见Eliade(2)，168页以下。

第 70 页［②］《道德经》六十六章威利Waley译(4)；楚达高ChhuTa－Kao (2)；戴文达Duyvendak(13)。

第 70 页［③］威利Waley(4)译，修正本，谷神的观念曾引起历代的中国注译家(见Neef编纂了集注。)以及西方汉学家作无止无休的讨论，却乏真知灼见之人。Erkes(7)曾注意到元后八世纪吕岩的诗，看出在那时谷神一辞，已经有修炼的含义。

第 70 页［④］《庄子》中也有这个思想，见《天下》第三十三。谿字有性的意义，阳凸而阴凹，值得注意。

第 70 页［⑤］如《庄子·天下》第三十三，理雅各，Legge(5)二卷226页。

第 71 页［①］创造天地论见《道德经》四十二章。康拉弟C0nrady(3)；福克Forke(13)265页。

第 71 页［②］比较霍金W.E.H0cking的名言(1)，H0cking氏在研究公元后十二世纪(见下文16，(d)(2))理学家的经验理性哲学时说；“十六世纪以来之现代科学，可谓受到道德思想的启示。经验主义本身就是由道德的动机出发，去否定自我，俾使万物之真理自然显明，经验主义认为如果我们虚己以待物，则万事万物之理自明，也就是道在目前的意思。而实用主义则不然。

第 71 页［③］《论语·子强，尧曰》。理雅各Legge(2)译.

第 72 页［①］参看MargaretMeed的名作，该书比较数种迥然不同的原始民族的生活型态。我们不妨略有保留的说，道家的思想颇近似Arapesh的社会，可能道家的确看过这种性质的原始社会；Arapesh的特征是合作，不侵略，富有感情。)

第 72 页［②］笔者记得美国生物学家LawrenceJ.Hendes0n氏曾谓Wheeler氏是唯一够得上与亚里士多德谈话的人。

第 72 页［③］参照本世纪最伟大的心灵之一的美国生物学家G.EvelynHutchi non(1)：“……我们的文化中那种过份阳性的，虐待狂的，操纵欲的态度，是非常危险的，除非有一天我们接受类似Arapesh土人的思想，而有所改变，否则我们大多数的发明，都会变成毁灭自己的工具。这并不是因为发明家存心不良，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发明自来就是摧毁性的，而是因为现代人类的思想不健全，所以看见刀子就想用来杀人。”

第 73 页［①］与法家鬼谷子和邓析子的话几乎一无二致。后来侯龙Hal0un(5)改作“圣人因之，故能当之”，掌改作“当”，但笔者愿保留此“掌”字。

第 73 页［②］侯龙Ha10un(2)译。

第 73 页［③］H0minisautemimperiumnres，ins0lisartibusetscien卜iisponitur；Naturaenimnonimperatur，nisiparendo”(新世界NovumOrganum，隽语精华一二九。)

第 73 页［④］FriedrichEngells。他的话是：“人类超越需要的王国，进入自由的王国”，Plekhan0v又加以解释说：“人类若(在粮食生产方面)能不费力，就满足自己的需要，将会更为自由。当人类强迫自然供他利用时，也必顺应自然。而顺从正是获得自由的条件。由于顺应自然，人类驾驭自然的力量就加强了，他的自由也就因此而扩大了。”(1)87页。这个说法是否有道家的意味？纯科学的种种实验，难道不是从顺应自然中获得技术上的神通吗？参看Marx(1)，三卷，二部，355页。

第 74 页［①］唯一了解道家顺应自然的态度的汉学家是陈荣捷(1)，255页

第 75 页［①］例如这个思想也表现在《孟子》Ⅱ(1)，vi，4；《荀子·性》第二十三。

第 75 页［②］《道德经》七章，威利Waley(4)译(我们不由得想起了基督教的诗句“其贫一无所有，而坐拥天下万有”。又想起了圣法兰西斯St.Francis的话：

既已予人己愈有；C′estendounautqu′onorec′oit；

既已忘身而有身；C′estens′0ubliantqu′ontr0uve；

既已恕人而得赦；C′estenpardounantqu′0nestpard0nn′e；

不入死地焉得永生!C′estenm0urantqu′0nressusciteāle卜ernllevie!

第 75 页［③］《道德经》，I236等各章，真正的道家即是叶慈Yeats诗中的Cr－azyJane，见叶慈诗集394页。

第 75 页［④］《道德经》六一、六九、七三各章。

第 76 页［①］《秋水》第十七(理雅各Legge(5)一卷390页)以及让王第二十八全文.

第 77 页［①］傅瑞曼Freeman(1)，293，316页，325页以下，330页以下，336，351页；Needham(3)9页；(5)33页。在西方研究道家的学者中，唯一了解道家静心有其科学意义的人，是CZechEmanuel.Rādl。我们不可忽视了人类有一种非常古老的思想，即是相信只要知道某事某物的“真名”，就有莫大的法力以驾驭之。(参。Edgcrt0n(1)对优波尼沙陀UpanishadS的研究)这种驾驭万物的信心，就能使内心得到平静。

第 77 页［②］路癸夏Lucretius在DeRerumNature中论伊璧鸠鲁的话，1，

第 78 页［①］《庄子·养生主》第三.

第 79 页［①］1，28页以下。

且让我们以坚定的信心去探索天空的意义，去追寻那隐藏在日月漫步的轨道后面的定律；

且让我们俯览下界催命的阴司，

更要睁开洞测幽冥的眼睛，

看一看，心和灵是什么造的？

还有那不可名状的恐怖是什么？

当我们在噩梦中醒来，

在病榻上瞠目，

忽而看到，甚至听到，

黄土下长埋的枯骨

在耳边呓语。

(Leonard译)

第 79 页［②］1，146；3，91；4，39。

这无边的恐怖，这心里的黑暗。

决非旭日的光芒。

亦非黎明的金箭所能驱散，

唯有自然的自性，和她的定律。

(Leonard译)

第 80 页［①］即《逍遥游》第一，《齐物论》第二。

第 80 页［②］《淮南子》，一章3页正面。

第 80 页［③］的确，道家“游于无穷”的思想与巫师传统几乎如出一辙。Eliade (3)在巫师研究中指出，云游飞升，腾云驾雾，等等皆是亚洲巫师思想和信仰的特色。

第 81 页［①］《庄子·逍遥游》第一。

第 82 页［①］《孟子·告子篇》；《吕氏春秋·审分览不二》，《韩非子·显学篇》；《淮南子·汜论训》。

第 83 页［①］不过福克Forke(12)，39页可以说是同意我的解释，戴文达Duy－－vendak(7)也多少是站在我这一边的。

第 83 页［②］此处鲧与禹并称为有功之士，颇有意思，见117页及二八章。

第 83 页［③］掌黍稷，上古民间传说中有功于农业之英雄。

第 83 页［④］理字之意义以后有详尽之说明，此处姑从莫根译文作理智之理，实则译为“天理”更为恰当。

第 84 页［①］《应帝王》第七；Legge(5)，一卷266页。

第 84 页［②］《天道》第十三；理雅各Legge(5)，一卷333页。

第 84 页［③］《形势》第三，1页反面，笔者自译。

第 84 页［④］《宥第》十一德效骞Dubs译(19).又见一三章(补正五章，5页反面)，不过德效赛Dubs认为这是后人的解释，想必并非道家之初衷。

第 84 页［⑤］卷三《天文训》，16页反面，Chatley译(1)。

第 85 页［①］根据理雅各Legge之译文，这句话看似平常，实则大有发挥之余地。

第 85 页［②］《知北游》第二十二，理雅各Legge译(5)二卷，60页；林语堂译(1)，68页，修正。

第 86 页［①］Catalpaspp；B2，508；3，319，其根或枝叶蔓生则碍井。

第 86 页［②］传说西方的女神。

第 86 页［③］卷六《览冥训》。

第 86 页［④］若干世纪以后的布郎尼sirTh0masBr0wne说：“我们怀藏着无价之宝，却向外驰求，实则全非洲的珍奇瑰宝都在我们里面”。

第 87 页［①］Rubusspp.，B二，131。

第 87 页［②］Asarnmspp.，B三，40。

第 87 页［③］Ac0nitumspp.，B二，134。

第 87 页［④］尧代表良君，桀代表暴君。

第 88 页［①］该家匠一定了解维特鲁维阿Vitruvius七i，二中所讨论的观点。

第 88 页［②］一五〇章二卷(按为卷二十五似顺论别类)158页，卫礼贤R.Wilhem(3)译，434页。

第 88 页［③］冯××(1)，一卷，155页。

第 89 页［①］五鉴。

第 89 页［②］这个故事是老友冀朝鼎博士说的。韩千的书见Siren(6)，一卷图60，61，62。

第 89 页［③］本书第4章与第6章5。

第 89 页［④］这一节字义的澄清，要感谢E.Galazs与鲁桂珍两位博士，还有一个“改”宇留待以后再讨论。

第 89 页［⑤］而古代也用化字指一切产物的化生。参看《抱朴子内篇·论仙》卷二，《对俗》卷三，《太平御览》第887，888页.

第 90 页［①］福克F0rke(9)，93页。

第 90 页［②］参冯××(1)，二卷283，387页。

第 90 页［③］二九章，威利Waley译(4)。

第 91 页［①］(V.830页以下。参。Needham(3)191页)

事事物物皆飞逝，

因自然

今此物与彼物相代换，

将一切的一切改变。

瞧，这椿已老迈疲惫

终于在腐朽中倒下，

那椿又欣欣向荣地，

自卑微中升起。(Leonard译)

第 91 页［②］从侯外庐的解释。戴文达Duyvendak(18)之译文亦相近。

［①］《知北游》第二十二，理雅各Legge译(5)。二卷，59页。

第 92 页［②］更明白的说明，见《庄子大宗师》第六(理雅各Legge(5)，一卷，249页)以及《庄子寓言》第二十七(理雅各Legge(5)，二卷一四)。庄子文中的“禅”字意指连琐变化。

第 92 页［③］《庄子·大宗师》第六，理雅各Legge(5)一卷246页。

第 92 页［④］《庄子·知北游》，理雅各Legge(5)，二卷，67页。

第 92 页［⑤］《汤问》第五，贾理斯L.Gi1es(4)，82页。

第 92 页［⑥］内业第四十九。

第 92 页［⑦］尤其是第一章.

第 93 页［①］参。威利Waley(6)，26页。

第 93 页［②］理雅各Legge(5)，一卷，183页。

第 93 页［③］理雅各Legge(5)，一卷184页。

第 93 页［④］理雅各Legge(5)，一卷。195，196页。

第 93 页［⑤］《齐物论》第二，理雅各Legge译(5)一卷185页；冯××(5)，52页林语堂(1)，244页修改本。

第 94 页［①］威利Wale7(4)，认为老子年代太早，不可能受到阴阳之说的影响，故将阴阳译为“阴面”与“阳面”。王逵也有同样的看法。

第 94 页［②］笔者自译，从侯外庐之解释，参戴文达Duyvendak(18)和威利Waley(4)。

第 94 页［③］中国方面见A.Kuhn(1)，29页，和艾伯哈W.Eberhard(6)CosmicEgg显然与浑沌的观念相近，见下文本章(7)(3)西方神秘的宇宙如蛋说参看Needham(2)，九，10页，参考资料见A.B.Co0k(1)；傅瑞曼Freeman(1)以及狄尔士Diels傅瑞曼Freeman(1)。

第 94 页［④］这是笔者的祖父说的，见下文11章(g)(3)。

第 95 页［①］当然这几字不可看成现代的细菌等意思。

第 95 页［②］一种微小的有机物，没有进一步说明，其大如丝之横截面。

第 95 页［③］可能以前是一种植物，现在无法找到。

第 95 页［④］字义上是“乌鸦之足”，但现在无法找到此种植物。

第 95 页［⑤］这个复合的名词。现在指天牛属躜木虫之幼虫，但没有说明在庄子时代是什么。

第 95 页［⑥］现指一切蝶形的蝴蝶，庄子可能注意(并误解)到某种鳞翅类的昆虫模拟叶子的情形。

第 95 页［⑦］现指用盐腌蟹；可能这里指作腌蟹用的螃蟹。

第 95 页［⑧］竹子之寄生虫？

第 95 页［⑨］如加上虫字旁蜻指蜻蜓，指蝉。庄子到底指那一种昆虫无法确定。

第 95 页［⑩］后人谓程即豹，参看高本汉“增订汉文典”第352。

第 95 页［11］机读几。

第 95 页［12］胡适译(2)135页；参。理雅各Legge(5)，二卷，9页，在《淮南子》中有很相近的文字，卷四坠形训11页反面ErkeS译(1)，77 页，但动植物名字不一样。又见《列子·天瑞》第一(经戴遂良Wjeger译出(7)，73页，但卫礼贤R·Wjlhelm(4)，4页省略未译，其中名词相同，但内容扩充了。

第 96 页［①］相信这个道理者如朱熹，见16，现代人的看法见Pirie(1)。

第 96 页［②］见《太平御览》887，888卷。

第 96 页［③］Erkes译(1)，79页。

第 96 页［④］又如大炼师葛洪为支持他的长生久视之说，曾极力反驳物种固定说，并谓传说中种种动物神乎其神的变化，确有其事。见《抱朴子》内篇卷二，Fiefel(1)译，142页以下。

第 96 页［⑤］大索引，二部，五节(卫礼贤Wilhelm译(2)，二卷，261页)；见胡适(2)，34页。

第 96 页［⑥］从Stadelman(1)的短文的题目上看来，作者似乎了解道家对生物有极大的兴趣，可惜该文内容多属虚构，不甚有帮助。

第 97 页［①］马、野猫、夜枭(理雅各Legge(5)，一卷381页。)

第 97 页［②］就与猿孰知正处，这些我们都己引用过了，本章(5)。

第 97 页［③］《庄子·逍遥游》第一(理雅各Legge(5)，一卷174页；《人间世》第四(理雅各Legge(5)一卷。127、370页)；《秋水》第十七页(理雅各Legge(5)，一卷，390页)《达生》第十九(Legge(5)，二卷，18 页)；《山木》第二十Legge(5)，二卷，27页)外物第二十六(理雅各Leg－e(5)，二卷，137页)。墨子中相近的文字，亲士第一(梅贻宝Mejyipa go(1)，3页)。

第 97 页［④］参看《列子》卷八，论衡说(福克Forke(4)，第一卷，92、105 页，第二卷，367页)爪子尖，跳得快的就能生存，显然对生存竞争的道理非常了解，后代西藏民谣也有类似的话，见Cunningham(1)，53页。梁元帝(公元后550)对此思想之发挥见《金楼子》卷419页正面。

第 97 页［⑤］即Osborn(1)，不过倒是被中国哲学家如胡适(3)，地质学家如章鸿剑(2)在他的论达尔文与庄子的文章中注意到了。

第 98 页［①］自十六世纪以来，螅蛄即是蝼蛄，庄子是否指蝼蛄则不得而知。

第 98 页［②］树名，不知何树。

第 98 页［③］树名，不知何树。

第 98 页［④］中国的Methuselah。

第 98 页［⑤］冯××译(5)，27页以下，修正。

第 98 页［⑥］五鉴，卫礼贤R.Wi1helm(4)，49页。

第 99 页［①］在公元第六世纪的《金楼子》中有一段才华横溢的文字，四章，19 页正面。

第 99 页［②］中国人早就了解这个思想的原始科学的意义，以及早期道家的各种思想，例如林语堂“京华烟云”中一位小说人物说的一段话，714页。

第 99 页［③］卷第二十三贵直(二卷11页)卫礼贤R.Wilhelm译(3)413页。

第 99 页［④］《说日》第三十二，福克F0rke译(4)，262，274页。

［①］(De Rerum Natura二，317)

往往当那

山边的羊群，

采美食于原野，复徜样于四方，

当芳草摇曳着新露的珠饰，向他们发出呼唤，

于是饱食的绵羊乃欢腾雀跃，挽角嬉戏，

而遥远的我们只见一片模糊，

以为青山上憩息着一片白光；

当雄赳赳的队伍前进，

四面八方汹涌着人潮，

俨然是决生死的战场，刀光剑影，

直上云霄，锣鼓的喧哗，

响彻四方，地上传来

健儿的步履声，空中弥漫着，

他们的呐喊，

山岗震而欲裂，星月惊而失色。

加之骑兵四窜，

冲锋陷阵，

以雷霆万钧之势，

令大地为之震撼——然而

从高高的山上，俯视他们，

多么安静，仿佛一片朦胧的影子憩息在平原上。

(Leonard译)

第 100 页［②］胡适(2)，153页；德效骞Dubs(7)，75页，ChengChih－l(1)

第 101 页［①］尤其反对以贵族为人事社会的准则，道家否定以人类为中心的思想与其社会态度有关。

第 101 页［②］《史记》卷二，10页反面以下.

第 103 页［①］《齐物论》第二，理雅各Legge译(5)，一卷，184页，分，成，毁，和用的英文名词是笔者译的。

第 103 页［②］参考理雅各Legge(5)一卷，355页；林语堂(1)，316页。

第 104 页［①］《大宗师》第六，冯××(5)，124页，参。一三章(理雅各Legge (5).一卷，340页)。

第 105 页［①］《齐物论》第二，(林语堂(1))，154页，

第 105 页［②］威利Waley译(4)，上文及本文中有引号之字，是笔者用的，不是威利Waley用的.

第 106 页［①］冯××译(5)，62页。

第 106 页［②］如戴文达Duyvendak(7)；顾立雅Creel(4)；马伯乐H。Maspero(2)493页。Masper0又在(26)的73页说，道家所严词谴责的“知识”，是易经和阴阳家诸人所鼓吹的“预卜先知”。殊不知这些人对社会人事的预卜测，固然是道家所不感兴趣的，他们研究《易经》以探讨宇宙物理的一派，则很合道家的口味，以后道家果然吸收了这一派的思想。

第 107 页［①］类似的文字在《道德经》八一章，以及《吕氏春秋》中卷十七审分览。

第 108 页［①］当然在这一节中，林景熙所说的心不留物有点过份，要剖析自然就必须保留有用的正确的记忆。不过他似乎颇能了解发明家和自然主义者须有“应物无迹，洞察幽微”的慧眼。

第 108 页［②］ScepticalChymist(1661)，20页。吾友N·W，Pirie氏非常欣赏这句话，凡是曾与他在实验室共同工作的人，都不会忘记这句一针见血颇有道家意味的隽语。

第 109 页［①］实则这是Crem0nius的故事，他是Averr0ist一派的人，且早已怀疑亚里士多德，所以他拒绝看望远镜，因为害怕发现亚氏果然错了。这是w.pagel博士提供的资料。不过一般正统神学家的态度，则如本文所述。

第 109 页［②］傅禄德R0bertFludd，阿葛利巴AgrippaofNetteshian和Quercetanus诸人都是很好的例子，请参，Pagel(1)之说明。

第 110 页［①］第一、二章。

第 110 页［②］这是培根FrancisBac0n的话，不过范氏曾用前四个字作为一篇文章的题目。

第 110 页［③］气体负载特性之说令人想起中国的“理”和“气”，通常理气是凝聚成物的，但也能够变成很稀薄的气体状态；我们在讲到宋代受道家影响的理学家时，会详细讨论。

第 111 页［①］我们又不由得想起了道家的“精”的观念。

第 111 页［②］我们在细读天道以及自然的法则一节之后(18)当能更为了解。

第 111 页［②］唯一对此有一点模糊的认识的汉学家是卫礼贤R.Wilhellm (1)，48页。

第 113 页［①］培根在此处与史宾诺莎很接近；见史氏致HugoB0xel(公元后1670年)书，在VanVlotenandLand编辑之史氏书信中，信札第六〇号。

第 113 页［②］参。Farrington的专题研究(7)。

第 113 页［③］显然是法律上的拉丁文术语。

第 114 页［①］参看道家坚信形而下的肉体不朽之说。

第 115 页［①］即不虚心观察自然而妄自推理。参见法令敦Farringt0n(14)。

第 116 页［①］这个说法正预言了今日世界各国科学家之间互相的了解。

第 116 页［②］参见本章第二节(2)引用的T.H.Huxley赫胥黎的话。

第 116 页［③］“知识之促进”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05)。

第 117 页［①］即“与生俱来，必然而然”的天命，矛盾的连续，万物之变动，以及他对“愚鲁之赞美”(以朴实谦卑的心去接近大自然)D.Singer(1)，84，123页。［②］AlJalil(1)180页；Hitti(1)，372页；沙顿Sarson(1)，一卷，660页。

第 120 页［①］也许读者已经看出nge和James研究宗教的神秘主义的名著，用不着我们特别提出来了。

第 120 页［②］友人S.Adler先生建议改用“形式主义”一字。理性主义的思想体系，有时还有容纳武断的不可理喻的现象余地。(宇宙不合逻辑的核心)，所以二者真正的对比，是形式化的正统主义和开明虚心，没有偏见的态度。

第 120 页［③］非反知主义的神秘主义。

第 120 页［④］这是EggIeston(1)的话，当然，法律也可能成为促成变化的力量。

第 122 页［①］神话中的帝王。

第 122 页［②］虚构的隐士。

第 122 页［③］理雅各Legge译(5)，一卷，297页，修正。一般人都忽略了这段话的真意；所以林语堂(1)将这一段话与谈生死，谈黄帝得到的飞升的文字放在一起。

第 123 页［①］理雅各Legge(5)，二卷137页。“不知无用之用无以知有用之用。”(注林语堂(1)88页)这个思想，似乎上文80页“物竞天择”的主题有关联，参，冯××(5)，93页。

第 124 页［①］参看威利Waley译文。

第 124 页［②］至少这是一个被人广泛接受的说法，戴文达Duyvendak(18)又有一说，虽然很吸引人，但是不足采信。

第 124 页［③］参见葛兰言Granet(5)364页(6)，261页以下讨论中国古代左右的问题，友人O.V.D.Sprenkel博士指出：《前汉书》中的资料证明先秦时代穷人居村之左也就是我们所谓的“铁道的不对的一边”，)Wrong Side of the railroad tracks)叫做闾左，见《史记》四八章。一页正页，及德效骞Dubs(2)，一卷123页。

第 125 页［①］理雅各Legge(5)，二卷，177页，满苟得又举出很多实例。理雅各Legge谓满苟得是假托之名，意谓“满是苟得之利”。

第 125 页［②］林语堂(1)，80页，比较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在DeCiv.Dei，IV，4中的话“马其顿王亚力山大据海盗，责其大胆妄为骚扰海上之平静，海盗之言诚美矣，善矣，彼率然对曰，“陛下何其大胆骚扰天下焉？吾扰之以小船则为盗贼；汝扰之以强大之海军则为帝王!”

第 126 页［①］参阅福克Forke(13)，312页。

第 126 页［②］这个主题在这一章中一再的出现。

第 126 页［③］注意这句话，以便了解下文。

第 126 页［④］这也是欧洲宗教实用主义者如巴拉塞耳士Paracelens等人的思想。

第 127 页［①］《秋水》第十七，理雅各Legge译(5)，一卷，379页；林语堂(1)，50页；戴遂良Wieger(7)，341页，修正。

第 127 页［②］艾伯哈Eberhard(9)谓根据现存的遗迹判断，龙山文化是最早有阶级分化的时代。

第 128 页［①］马伯乐Maspero(12)，156页，描写中南半岛泰国人民庆祝择偶节的风俗，据说中国在周朝也有极近似的风俗。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往往能够礼失而求诸野，在邻近民族的风俗中，又找到了自己古老的文化。公元1212 年，道士丘处机穿越中亚往谒成吉思汗时，他看到蒙古人民的部落生活，便说“他们的确保存了原始时代的朴质之风”。见“长春真人西域记”，威利Waley(10)，68页。

第 128 页［②］欲从社会人类学的观点分析上古中国社会，请看Quistorp(1)。

第 128 页［③］参看《道德经》二十九章：“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

第 129 页［①］近来有人再度研究这个题目，见Stern(1)。

第 129 页［②］《大雅·瞻印》。理雅各Legge(8)译，修正，梅贻宝(2)；参·高本汉Karlgren(14)，236页。

第 130 页［①］《魏风·伐檀》。

第 130 页［②］《魏风·硕鼠》。

第 130 页［③］《马蹄》第九，理雅各Legge译(5)，277页以下；Vacca(10)；白乐日Balazs与笔者修正。

第 131 页［①］Moira在希腊思想中是指命运，且被视为在诸神之上，C0rnford (1)说在自然的世界中，Moira(指命运)凌驾人神之上。因为M0ira原来在人类社会中是指公有配给的习俗，具有极崇高之地位，而人类社会与天地日月并寿，故Moira在自然界中也就高于一切了。所以刘安说：“日为阳分，夜为阴分。”不过“分”在中国并没有这样辉煌的地位，并且始终没有凌驾道或命之上，也未曾与二者并驾齐驱。［②］卷二俶真训9页反面，参考之译本，莫根M0rgan(1)，46，47页。注意在前面万物所由生的理论中，聚散之散也是此散字。

第 132 页［①］读者可以参考之译本：理雅答Legge(5)，一卷，295页；林语堂(1)，126页；威利Waley(6)，104页。

第 132 页［②］公孙鞅在社会演化的简介中，(从法家的观点看社会演化)也持同样的论调，(见《商君书·开塞》第七起首，参·Duyvendak(2)225页，很可能上古中国社会是母权制度。参·艾克斯Erkes(15)及R0asselle (3)。

第 133 页［①］卷八本经训开头(M0rgan(1)，81页)参·卷二俶真训类似的文字(Morgan(1)，35页)以及卷卜三《汜论训》M0rgan(1)，144页。

第 133 页［②］与文子等文章相呼应(参·F0rke(13)，347页。)

第 133 页［③］笔者自译，参考威利Waley(4)；戴文达Duyvendak(18)。

第 133 页［④］下面侯外庐的译文，可能看起来太牵强，显然有以今释古之嫌，但笔者愿冒夸张之罪名，以弥补现代过份依赖传统解释的流弊。

第 134 页［①］以“太上下知有之”的“下”字应改为“不”字，楚达高ChhuTa －Kao(2)与戴文达Duyvendak(18)也如法泡制。

第 134 页［②］笔者按照侯外庐的意思英译(1)，164页。

第 134 页［③］侯外庐的说法，以后被戴文达Duyvendak所采用.

第 135 页［①］采侯外庐之说法(私人谈话透露，1946年3月)。

第 135 页［②］Wulff(1)也反对一般的说法，认为“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应译作“在三十辐共一毂的交通工具尚未发明以前，人民用轻便之车辆，他认为这一节是攻击复杂奢侈的意思，——还是有政治的含意。Wulff赞成侯外庐的看法，强调“利”与“用”之间的对照。

第 137 页［①］冯××译(5)141页。威利Waley(6)，97页，将南海北海之帝译为“纷”与“扰”。

第 137 页［②］从侯外庐的说法。

第 138 页［①］采侯外庐的说法，后来戴文达Duyvendak(18)的译文大致相同。

第 138 页［②］我们已经在本章7节(2)中摘录的《淮南子》第二章中看到同样的纯朴与浑沌相提并论的情形。

第 139 页［①］威利Waley(4)译为“朴素一如未雕之木”(Blankasapieceof uncarvedwood)注意敦字乃是浑沌之敦。

第 139 页［②］威利Waley(4)译为“色黑一如混水”注意此混即混沌之混。

第 139 页［③］参照威利Waley(4)，我们的译文都在不知不觉中用了Williem Langland的韵，不过想必Langland氏也不会否认他与老氏有着相同的情怀。

第 140 页［①］这个字的写法有很多，如我们在上文看到的混敦，混沌，浑敦，浑沌。

第 140 页［②］又名囊，后代道藏中又有很多书以浑沌为名。也许其中颇有深意存焉。

第 140 页［③］蚩尤死而为神，成为汉代军中香火很盛的神。(刘铭恕)

第 143 页［①］他可能是剽窃秦始皇时大法师安期的浑名。

第 144 页［①］浑沌留下的最古老的遗迹，就是今天中国人普遍食用的馄饨，馄饨即馄饨二字换上食字旁(No.184)。这是一道汤菜，用很薄的面皮包肉做成。戴埴在《鼠璞》中(8页反面)，(约公元1260年)论及馄饨的起源，在唐代以前，找不到线索，不过从那时开始就很流行了。他提到一本医药的书(没有特别说明)上面说如果馄饨用艾来炸(Artemisia VvlgarisBⅢ七二)，以艾能驱邪气，则效果更佳。他说由此可见馄饨一定与上古的浑沌有关。换句话说，一定与上古的祭祀和驱邪的风俗有关。今天爱吃馄饨的人，鲜有知道其上古渊源的!

第 145 页［①］参见陈荣捷ChhenJung－Chieh(4)，148，150页，作者清楚地记得二次大战时数次游访陕西庙台子，见其地有很大的翻砂厂。

第 145 页［②］《齐物论》第二理雅各(Legge(5)，一卷，186页)这一节又抨击名家，以其不通于技，徒以逻辑分析之。

第 145 页［③］《达生》第十八。

第 145 页［④］《达生》第十九。

第 145 页［⑤］《达生》第十九。

第 145 页［⑥］《知北游》第二十二。

第 145 页［⑦］《达生》第十九。

第 145 页［⑧］《达生》第十九。

第 145 页［⑨］《天道》第十三。

第 145 页［⑩］《黄帝》第二。

第 145 页［11］《黄帝》第二。

第 146 页［①］《黄帝》第二。

第 146 页［②］《黄帝》第二。

第 146 页［③］《说节》第八.

第 146 页［④］卷十二道应训。

第 146 页［⑤］《天道》第十三。

第 146 页［⑥］道应训。

第 147 页［①］参看《则阳》第二十五似乎再继续发挥这个思想又在别处以“先王”为刍狗，(参看48页)，在祭祀完了之后就应弃置不顾。

第 147 页［②］单就这个题目我们就可以写出一部科学技术史。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流行的跟飞行员捣乱的小精怪，就是这种不可思议，未加分析的“岔子”，也是千古以来破坏生产的神秘因素。自从发酵工业兴起之后，很多藉经验而来的，不可思议的操作方式，都得到了答案。到了皇家学会和狄德罗Diderot的百科全书出现之后，自然科学既已自生产技术中兴起，从此以后便永远驾凌技术之上了。神乎其技的传说，魔术、宗教仪式和种种技艺，都是自然科学的起源。

第 149 页［①］汉代刘向《说苑》第二十章中有几乎一模一样的故事，以邓析子为主角。

第 149 页［②］参看路癸夏Lucretius的“verlera carnifies robur pix lammina taedae”，见DeRerNat.三，1017，这一长串的名词着实吓人，但其批评社会的意义是一样的。

第 150 页［①］我们的解释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明，试看《庄子》中论到纯朴与浑沌的文字，是以子贡遇丈人谈捧之利弊做引于的。那个反对机械的丈人，据说是假修浑沌氏之术者。以后的中国学者对这个故事的了解，并不比现代欧洲人高明；所以公元十二世纪《蒙齐笔谈》的作者就很认真地责备为圃的丈人，认为槔等省力的器械不可能有害。

第 150 页［②］近人H0bsbawm认为这些运动决不如一般人想像对劳工阶级有百害而无一利。

第 151 页［①］只有StuartChase有过一篇很好的介绍。

第 152 页［①］威利Waley译(4)，戴文达Duyvendak(18)对这一章讲得很好。

第 153 页［①］卢卫励Lovei0y&Boas(1)中有详细的描述和参考资料，66，67页。

第 153 页［②］维吉尔Virgil的乔吉克斯Georgics1，125－55；塞尼加Seneca的Epist.MorⅥ34。

第 153 页［③］Tibullus的Elegies，ⅡⅢ35－46。

第 153 页［④］初民之世，只有太阳和星光，原野茫茫，无人界限和测量。Communemque Prius，ceu lumina so1is et auras，Cautus humum longo signavitl imite mensor 奥维德Ovi1的Metamorphoses，1，76——125，特别是135，136 行。

第 153 页［⑤］Tibullus的Elegies，1，3，43，44。

第 153 页［⑥］Seneca的Octavia，388488；Maximus的TyriusDiss.，XXX－VI。

第 153 页［⑦］Oracula Sibyllina三，743——59，787——95；大约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叶。

第 153 页［⑧］卢卫励Lovejoy&B0as(1)，117，145页。

第 154 页［①］De Rerum Natura卷五的后半部先描述上古的部落生活vitaprior (925——1104行)；然后描述阶级社会的形成(1105——1457行)。Farringt0n(9－13)曾写过这方面的研究。路癸夏Lucretius并不曾以为原始时代至善至美，可是他似乎认为原始时代之后的社会，更是每况愈下，人类有组织战争就是一个例子。999——1001的一的诗句是笔者多少年来紫绕于怀的：

但在太古之时

长日寂寥，不曾有噩运的收场，

千军万马何尝奔腾于

战斗的旗帜下，更没有

横行海上的强权，忍将商旅

连船带人掷向礁岩。

(Leonard译)

伊璧鸠鲁派和道家的想法相同，认为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协合，已被人为的秩序所取代，即justitia取代comordia，所以人类社会势必每况愈下。

第 154 页［②］卢卫励Lovejoy & Boas(1)260页以下。我们无法在这里检讨后日的欧洲文学中黄金时代的主题，但是可以说《道德经》八〇章和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二幕——景很相似。

第 156 页［①］以其与道家思想相近，这是为什么现在日本学者对卢梭Rousseau 感到兴趣的原因之一(即研究桑原武夫T.KuwabaraI，所编纂之卢梭文集)。

第 158 页［①］仲春纪功名十章，卫礼贤R.Wilhelm(3)译，25页。

第 159 页［①］据说吾友李方训教授指出国画中儒家的圣贤学者一向是将手藏在长袖中，而道家的圣贤学者则常手舞宝剑，手煽丹炉，或动手操作。这个传统不是没有根据的。马伯乐Maspero(13)，64页，谓公元第三世纪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就曾锻铁于庭，使得去探访他的儒家大为骇异。

第 160 页［①］生物学家都会记得力泥阿斯Linnaeus一张有名的照片，力氏身着巫师法衣，手执访拉布兰Lapland所得之法器。

第 160 页［②］最短的Shaman简介是McCullogh(1)的书，但有很多有趣的资料收集在下列诸人的报告和著作中Shir0k0g0r0v(1)，Mikhail0vsky (1)，Ni0radze(1)，Ruben(1)，Ohlmarks(1)，以及kon－ig，Gusinde，Schebesta&DietSchy。也许最简易的介绍是Eliade(3)的近著。

第 160 页［③］克理门Clement of Alexandria笔下的Samanaei一定是佛教徒。

第 160 页［④］见Schott的研究(1)。

第 161 页［①］吾友李安宅博士曾在谈话中表示同意这一点。以后Balazs博士向笔者指出TerriendeLacouperie(1)很早就认为“羡门”是Shaman－字的音译，因此受到沙畹Chavannes(1)的批评，二卷165页。请注意当初梵文音译时，曾用“桑门”一字，(后汉书，七二章，6页正面，参，下文398页)这个字一直用到公元六世纪卫而(Ware(4)，114页)。

第 161 页［②］《史记·封禅书》。

第 161 页［③］长生不老之法师或术士。

第 162 页［①］戴遂良WiegerL.Testes Historicques，124页，《史记》卷六，20页反面，21页反面；沙畹Chavannes(1)，二卷164，167页。

第 162 页［②］《汉书》，二五章，23页。安期生是传说住在东海岛上的一个方士。

第 162 页［③］无字也是从这里变来的，但不清楚是借巫字的音，还是因为Sham－an做了法事之后就没有邪魔了。

第 162 页［④］汉代巫的头饰等已发现于韩国古墓中。Umehera(1)；Hentze (2)。

第 163 页［①］这个题目的详细说明见Schindler的专论(1)。

第 163 页［②］“巫马”成为一姓。孔子的一个弟子就姓巫马。巫当然也是姓，传说医药的鼻祖，尧的御医叫巫彭，而公元前四世纪的三大星象家之一名叫巫咸，与传说中远古的宰相同名。

第 164 页［①］Schafer指出西方和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情形。

第 164 页［②］参看《博物志》五卷，2页反面。

第 164 页［③］吃人之龙，参。葛兰言Cranet(1)，378页，等。

第 164 页［④］昭公元年《左传》，顾赛芬Convreur，(1)三卷，39页。

第 165 页［①］蛊可能是蝎毒或蜈蚣毒等毒素。陈藏器谓解毒时就用相克的动物制成的蛊。最早说明制蛊的医书，似乎是《诸病源候论》(约公元607年)卷二十五。

第 166 页［①］《新唐书》卷二百十。

第 166 页［②］西王母也许是上古母神，也是中国神话中重要的人物，参。贾理斯H.A.Giles(5)，一卷，298页。

第 166 页［③］见《汉书》卷十一、卷二十七。

第 166 页［④］这一点是傅斯年教授1943年在李庄对笔者的谈话中特别强调的。后代道家的这种政治趋势，在公元十二世纪理学家的文章中有所体认，如朱熹同意张横渠(摘录自《图书集成经籍典》卷四三三)的说法，谓道家使人走上叛逆和机诈之途。

第 167 页［①］我们无法深入讨论，只有举出Favre(1)，Staton(1)，Ward& Stir ling(1)，Glick & HungShe时一Hua(1)de Kone (1)诸人的专论以及Bruce(1)的研究报告，以供参考。

第 168 页［①］当然我们马上会想起基督教和回教继承Tanaitic犹太教的传统有肉身复活之说。虽然有些天堂之说，例如回教的天堂，有种种物质上的设备，但是这个天堂的生活要在灵魂完全脱离肉体一段时期之后才能得到。同时这世界上的形形色色也不会是天堂的景象，由于相信灵魂与肉体终将结合，拉丁教会反对火葬。正统的犹太教反对解剖。同时欧洲过去也有人对长生不老感到兴趣，培根Roger Bacon和阿纳德Arnold of Vil1 anova都写过这方面的专论(forster)，但西方所研究的长寿与中国的长生不是一回事。有些古代的名著认为sereo(中国人)活得特别长，这可能是道家思想的影响(StraboXV，i，34，37；Lucian，Makrobior (5)Ceedes(1)，XⅡ，XXVL，7，75页。

第 168 页［②］这一节是讲修炼身体的技巧，但从我们前面的研究，显然修心，静心无为等的修持也很重要。

第 169 页［①］这是一个古老的思想，认为成仙之后人兽皆不能伤。见《道德经》(参看五〇章)，又屡见于《庄子》，《淮南子》以及类似的书籍中，道家并未说明人与大自然作神秘的结合时的心理状态，这种思想遂成为一种迷信，流传了很久，后来又在秘密社会组织中再度出现(即“义和拳”等)。

第 170 页［①］马伯乐Maspero(13)，20，98页。他指出道家的吃素与佛家大相异趣。道家不是为了不杀生而吃素，乃是因为他们相信血肉之气对体内的精神不利，会助长人的衰老。参看Kubo(1)。

第 170 页［②］蝉化之蝉字即是昆虫的蝉，费梅亚Ptijmaier(88)自《太平御览》译了四章关于蝉化的文章。

第 170 页［③］《黄帝》第二，2页正面，《汤问》第五，12页正面。

第 171 页［①］道家的构想可以在欧洲发现一个类似的例子，即Hieronymus Bosch于公元1490年画的一张三叠的图画，叫做“人间乐园”。Fringer (1)最近分析其象征之意义，认为这幅画是为了Homines Intelligent－iae而画的(又名自由兄弟姊妹会)，这是中世纪后期的一种教派，认为要归真反朴以及通过半升华状态的男女杂交才能得救，如果我们对这些运动作彻底的研究，我们会发现其中有密宗和道家的因素。

第 171 页［②］即位于邹衍所谓远离中国的某一个大陆上，大多数道家“世外桃源”的假想，都说不知距齐几千里，而齐国是邹衍的故乡，也是道家与阴阳家方士辐辏之地，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第 172 页［①］戴遂良Wieger的目录非常重要，我们引用《道藏》中的书籍他都是按照编的号码即《道藏》二三三的索引。翁独健编的《道藏子目引得》(引得第二五种内)也很重要。现在的《道藏》成书于宋代，但经过宋代的修改，首先出版于宋金之际，约于公元1190年。以后又出版于元明之际，约于公元1445年。最近出版分析《道藏》的西文书是Gauchet(2)，(3)，马伯乐Maspero(13)。道家典籍有一个古老得多的目录见载于《抱朴子》中(内篇)，卷十九。

第 172 页［②］费梅亚phizmaier(89)自《太平御览》中摘译了四章有关的文字。

第 173 页［①］《道藏》1171——1173。内篇，八章2页；外篇，二章7页。

第 173 页［②］清代的太一金华宗旨(显然是一七世纪的作品)由卫礼贤RWilbelm翻译，经杰出的心理学家容氏C.G.Jung氏评注，现在有英文本。此书显然与道家的秘密社会金丹教有关。

第 174 页［①］要研讨炼气等道家工夫与印度瑜伽术的关系，是非常困难的，马伯乐Maspero(13)，194页已指出佛家讲究呼吸宜有规律而缓慢；不象道家故意使气停留在肺中越久越好。印度瑜伽的资料很难得到，因为这些工夫都是师徒之间私相授受的，所以外人看来是一派神秘，无法捉摸。近代瑜伽的摘要有Abegg，Jenny&Bing(1)(附有书目)，下列的书籍可供参考，卡耳波Garbe(1)Woodroffe(1)，(2)Behanan(1)，Rele(1)伍德J.H.Woods(1)，以近代生理学解释瑜伽的工夫和技巧者有很多著作；值得一提的有LaubryBrosse(1)的报告。瑜伽的观想和神出神冥想的工夫似乎需要修炼催眠术，自我催眠，以及用意识控制自律神经系统的工夫。瑜伽术大致已经过确实的鉴定(即停顿呼吸和心跳等)，其内容到底与道家的工夫有多少相似之处尚无定论。其实瑜伽的工夫只不过是一种出神状态，在很多痴呆症的例子中都可以看到。唯一可观的，是训练有素的正常人，也能够随意进入出神状态。马伯乐Maspe－ro的看法很透彻，(4)，46页，他认为道家的工夫是自上古以来中国固有的呼吸生理学(PneamaticPhysiology)，而不是由于与印度瑜伽术发生接触之后才产生的。

第 174 页［②］《道藏》一三七。

第 175 页［①］据甘肃山丹之西祁连山上中山观里老道士说的(R.Alley告诉笔者)。

第 175 页［②］例如公元1506年胡文焕著的《保生心鉴》，以及十九世纪晚期王祖源的《小品》，笔者于1952年在北平购得此二书。

第 175 页［③］Dudgeon(1)，McGowan(2)，Peill凹(1)，尤其是639 页。

第 175 页［④］“道士之功夫”Notice du Cong－Fon des Bonjes Ta－Sse，见“中国科学史”Memoires Conl－ceraant1，Histoire，bsSciencesdeSChinois第四卷.

第 176 页［①］这一节远在万古力克VanGulik(3)研究中国性生理与行为的思想之前已经定稿了。万古力克VanGulik氏于偶然的机会发现了一组公元1560——1640年之间的明代彩色色情书画的字模，因而引起他研究这个题目的兴趣。他发现的那组字模就是公元1610年的“花营锦阵”，他已将此书出版且翻译。我们对万古力克VanGulik氏的大作唯一不同意者，是他太低估道家的理论和技巧。此外没有什么太离谱的地方。

第 176 页［②］参看《庄子》阐明老子的构想，田子方第二十一，威利Waley译(6)，34页，我们记得在前面九章“气形性情说”时王逵认为天地相合才能产生高级的生命。

第 176 页［③］我们大可以比较中国性的思想与印度，日本的理论。研究中国性的思想的有R.Schmidt((1)，(2)，(8))；以及Basu(1)，Tatojaya，(1)Ray(1)等人的翻译。研究印度和日本的有Krauss 与Satol Ihm的著作，后面讲到密宗时将要讨论一些印度的理论。

第 177 页［①］《道藏》八三一。

第 177 页［②］这一类的书，有些通俗的版本，到今天(也许到近年才绝迹)还流通于中国出租的书摊处。又有些书还在私人之间流传着。笔者难忘在成都某次问一位学道有年之士，请教行容成素女之术者有多少人，他说可能四川有一半以上的男女皆行此术。

第 177 页［③］《后汉书》一一二章18页正面。又如后汉和三国之时的东郭延年。封君达，王真以及著名的左慈大师。

第 178 页［①］《论衡》六一章对《素女经》颇有微辞，“素女对黄帝陈玉女之法，非徒伤父母之身，乃又贼男女之性”。王充没有说明他的意思。

第 178 页［②］在公元100年前文辞优美的“同声歌”中，说明汉代新娘出嫁之时要给她一卷说明性交姿势的文图。有一种姿态在《道德经》六一章有所指。

第 178 页［③］《抱朴子·内篇》六一章。

第 178 页［④］采女也是黄帝嫔妃中最低的一级。

第 179 页［①］借用万古力克VanGulik的名词，原文误写作Coitus interruptus。

第 179 页［②］《素女经》1页反面；《玉房指要》一页反面。

第 179 页［③］《素女经》2、4页。无论中国古老的说法是科学还是迷信，其所描述的行为，从生理学的观点看来是很健全的。

第 179 页［④］修仙的女性也要采用同样的方法，德古禄deGroot(2)，六卷，1235页，发现在《旧唐书》卷一百三十中描写有一巫“盛年而美”，承领圣旨，行于天下，祈祭名山大川，以“恶少年”数十自随。

第 179 页［⑤］尤其是土耳其人，亚美尼亚人和马贵斯群岛Marquesan之岛民(G－eue Weltfish博士私下谈话中透露)。十七世纪的医生诸如Sanctorius，也建议病人在性交时要握固不泄。

第 179 页［⑥］《素女经》2页，《玉房指要》1页，《抱朴子(内篇)》六章，57页从胚胎发展的观点看来，还精能够补脑，又是一个很有趣的思想。生物学家最古老的一种臆测，就是“父种白，母种红”，即身体中白色的部分如脑和神经，得自父精，红色部分则得自母亲的经血。

第 180 页［①］例如，“素女妙论”，约在公元1500年；参看万古力克VanGulik (2)，109页。

第 180 页［②］《道藏》三二九。

第 180 页［③］我们应注意丹道中常以龙虎象征男女。

第 180 页［④］马伯乐Maspero(13)，167页，推测这与原始部落择日交配的风俗有关，(见葛兰言Granet(2)的描述)但很难提出证明。我们不难看出在这些为性穿上玄秘宗教外衣的庆典中，有着强烈的道家的纯朴混同的色彩。记得一位反对此风的佛教徒说，这些庆典仪式中“男女的结合殊属不当”，因为会众不分贵贱“打成一片”(马伯乐Maspero(7)，406页)，可见道家多么重视人文主义而轻视阶级。

第 181 页［①］马伯乐Maspero(7)，408页，在祭后稷的仪式中到底拜些什么神，很难断言。但似乎有星宿，五行之神以及居住体中控制人体各部的诸神。

第 181 页［②］虽绝迹于中国道家之内，但这种披上玄秘外衣的性行为，在密宗和喇嘛教中还流传了很久。以后我们会讲到很多密宗的思想和工夫都是渊源于道家的。到1950年当一个秘密社会在中国解散时，还发现有托言追求健康长寿实行集体性交的行为，足见思想既有之后，要归于乌有，是很难的。

第 181 页［③］参看Dudgeon(1)，有很明显的线索。大医师孙思邈(卒于公元六八二年)所著之《千金方》，为研究医药必读，后代的参考资料很多，例如苏东坡一派的张耒著的《明道杂记》。

第 181 页［④］也许这种思想表现在中国(和大月氏Scythian)的铜匣子上，见Salmony(2)的描述。匣子上下盖上有两个裸像，一男一女，相对跪着。

第 182 页［①］笔者于另一本书上((3)39页)研究一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师Henry Drummond的思想时，发现这些思想到今天还是很有道理。他认为分子与分子间的结合需要一种力量，社会上人与人的结合也需要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就是爱。考诸化学发展史，人类最初对化学反应的了解也是由两性性关系的－*推理而来。

第 182 页［②］Friedlander指出罗马人考证Venus之语源，谓此字代表结合水火，男女的力量，“horum vinctionis vis Venus”(Varro，DeLingua Latina，V，61)。

第 182 页［③］当然，传统的儒家思想并非禁欲的。当齐宣王自谓寡人好色时，孟子说好色非过，只要百姓也能各得其所好就好了。后代利玛窦，发现中国人择妾以美色为唯一标准时，大为吃惊(Trigault，Gallagher译，75页)。

第 183 页［①］即L.Giles(6)，deHarlez(4)，Pfizmaier(87)自《太平御览》摘译的四章神仙传奇。

第 185 页［①］后来笔者对道教的了解大大得力于吾友成都的郭本道博士和嘉定的故友黄方刚博士。记得西山之行朋友中有物理学家李书华博士，他对笔者初到中国时帮助很多，甚为感激。

第 185 页［②］不幸研究道教史最好的作品有些是日文的，即，妻木直良Tsum8ki (1)，常盘大定Tokiwa(1)，(2)等(见Aurousseau)。不过马伯乐Maspero(13)(法文本)写得极好，不可不读。

第 185 页［③］道家诸神的研究，参看D0re，和其他人的说明；此外还有Hayes (1)简短的概略的研究报告，可以作为介绍导论看。Edkins(16)和Mueller(1)的研究报告，虽然年代很老，还是很有趣。道家一向供奉死而为神的英雄和土地神；见Ayscough(1)；Volpert(1)；费梅亚Pfizmaier(82)。

第 186 页［①］Giles《中国人名辞典》88。

第 186 页［②］Giles《中国人名辞典》886。

第 186 页［③］一般认为是宋人伪托；但最近顾颉刚指出它的确是公元前二世纪的作品。该书从道家的角度分析政治和军事。笔者曾在陕西庙台子黄石公的庙中住过些时候。

第 187 页［①］戴遂良WiegerL.TextesHistoriques784页，参·戴文达Duyv－endak对Masper0(13)的批评。

第 187 页［②］戴遂良TextsHistoriques，754页。

第 187 页［③］与他同时的又有一个张衡是数学家兼天文学家，不要弄错。

第 187 页［④］马伯乐Maspero(13)，156页，谓这个群众活动的原因，颇令人费解。笔者认为马伯乐Maspero之所以困惑不解，是因为他虽然了解道家在宗教上的意义，却不懂道家在政治上的作用。笔者认为黄巾之类的叛乱，与欧洲的Donatists派和再洗礼派的叛乱差不多——都是以宗教为藉口的社会主义的革命，Needham(6)，14页Balazs(1)和H.Franke (3)都强调道教之中有很多平等教派的特色。

第 188 页［①］《道藏》一八五。

第 188 页［②］《道藏》四七九——五〇二。

第 188 页［③］《道藏》三二七及七。

［④］费梅亚Pfizmier(99，102)自《太平御览》中摘译数章叙述鬼怪的文字。

［⑤］戴遂良TextsHistoriques，857页。

第 189 页［①］我们对葛玄所有的资料，都是从《云笈七签》来的，此乃早期道教史的撮要，我们在前面曾引用过，见本章(9)。

第 189 页［②］戴遂良Wieger(4)，511，发现此四天人的名字中有部分是受到外国的影响，但此说不十分可信。其中三个名字似乎联在一起，可能是历史上首次出现道家的“三位一体”，见下面的说明。

第 189 页［③］可能是道藏的原本。

第 189 页［④］戴遂良Wieger(4)的第五二章全部是分析葛洪《抱朴子》中的神学理论和法术，值得一读，不过亦不可尽信。

第 190 页［①］注意此宰字即庄子所谓宇宙无真宰一文中之宰字。

第 190 页［②］只有这一点还保存上古道家的风味。

第 190 页［③］笔者这一节写完之后，马伯乐Masper0(13)的遗作才出版，我们发现他也是这个看法(一三八页)。汉武帝在公元前130年已祭祠“三一”。

第 190 页［④］《抱朴子(内篇)》登涉卷十七，参，都耳Dore(1)，一部，五卷，德古禄deGroot(2)，六卷1024，以下。

第 190 页［⑤］戴遂良Wieger Textes Historiques、1073，1113页。

第 190 页［⑥］戴遂良Wieger Textes Historiques、1582页。

第 191 页［①］戴遂良WiegerTextesHistoriques、1301页。

第 191 页［②］笔者于1945年访Lokuantai；此行极愉快且获益良多。

第 191 页［③］最有趣的是“灶君”的传说，自古到今都非常普通。据说灶君每年要上天一次，向天上的长官报告这一家的善行或恶行。笔者完全同意Dore 的看法。((1)，二部二卷，901页以下描写得很详尽)，谓此神即是汉武帝从方士李少君之言所祭的“灶神”演变而来的。因此灶君原来是主中馈与化学之神，在科学史上，烹饪与化学相提并论，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联想。又因为厨房，是女性从事手工操作的地方，我们又由此可以看出道家尚阴的一面。又见Nagel(1)。

第 191 页［④］戴遂良WicgerTextesHistoriques，1420页；伯希和Felliot (12)；马伯乐Maspero(12)，75页。

第 191 页［⑤］戴遂良Wieger译自“通鉴纲目”的故事非常有趣。

第 192 页［①］详细情形及有关之参考资料见陈荣捷ChhenJung－Chieh(4)，148页以下。

第 192 页［②］及冯汉骥与Shryock(1)指出玉皇的渊源不甚清楚，约始于唐代(公元八世纪)；又见冯汉骥(1)。

第 192 页［③］一般认为成都的“青羊”官就代表了逾越节的羔羊(代表耶稣基督的故事。)

第 192 页［④］马伯乐Maspero(13)140页，谓公元四世纪时就有道家试以佛家的因明去阐明道教的三清，恰与Athanasias的作风不约而同。

第 192 页［⑤］其实也有他们的理由。白莲教自1133年成立以后，对于驱逐蒙古的活动(1351年)向来不遗余力。虽然元代佛教渐占优势，成吉思汗还是请一位道家做他的顾问，此人丘长春(处机)，他曾长途跋涉于北京和撒玛尔罕Samarkand之南的成吉思汗行宫之间，一时传为美谈，时当公元1219 －1224年(见威利)Waley－〇)。

第 193 页［①］参·戴遂良Wieger，TextesHistoriques1703页，公元1281年，政府下令尽焚道家典籍，仅留《道德经》，但可能没有实行，Rin8keren Broeck&yuTung(1)译了一篇一四世纪早期的道家的碑铭。

第 193 页［②］现代符箓派道教的余风，在败退绝望之余，尚作最后的努力，以抗拒现代的医药和卫生。从HsuLang－Kuang(1)的社会学研究，我们得知1942年霍乱流行时，云南一小镇(汐州)上人民应付霍乱的各种态度，由于符箓派念的咒语和符箓元完全以驱邪治病为主，在诗歌文学和象征的意义上无甚价值，加上又奥秘难懂，故渐渐被西药的皮下注射所取代。

第 195 页［①］见Sainte－Beuve，Causeries du Lundi，五卷82页。

第 197 页［①］笔者写完这段以后，发现怀德海A.N.Whitehead(1)，18页也作如是观。

第 198 页［①］这几句话是罗素Bertrand Russel引用的(1)，194页，但出处不明。

第 198 页［②］在分析中国人的心理时，说明这一点的，是林语堂早期的著作(3)，(4)和Lin Tung－Chi(1)的研究报告，他把道家分为四种类型：叛徒，隐士，浪迹江湖，归真反朴。

谢选骏指出：林语堂为了满足西方读者的胃口，把道家分为四种类型：叛徒，隐士，浪迹江湖，归真反朴。林语堂这样媚俗，就像一个中国的厨子，到了西方以后为了满足食客的胃口，就不惜篡改祖宗的食谱，把中餐做成了西餐，还胡说“中西餐点本就相类”、中餐和西餐相互影响古已有之。假如这些西化的厨子回到了中国，肯定也会失业了；正宗的中餐师傅到了西方就会被人教训——“你怎么不会做饭？！”

  

【第四章 墨家与名家】

人们研究古代中国哲学，对于墨名两家，通常分别讨论。但是吾人认为大有可以并论之理，因此两家均极关心科学逻辑的建设而获致成效。墨家热心政治，备具规模，便于变革，名家参与其事，略逊一筹。

墨家学说与儒家及道家不同，发展至战国末期，便全为社会变乱所颠覆，即司马迁亦不知墨家创始者墨翟生卒之年代。然现已确定的，总不出乎公元前479至381 年之间。故在孟子出生*不久以前，即已逝世，而孟子犹可及时声言排斥之。因此，墨子亦与德谟克利特、Hippocrate与Herodotus为同时人。

墨子出生鲁国，有信其曾一度为宋大夫者，且与孔子相似，亦曾授徒讲学，以造就有志从政的人才。其重要主张，使其成为中国历史人物中最高贵者之一者，厥惟“兼爱”与“非攻”。我们即就此予以约略的检讨。

说来矛盾，墨家主义虽然后来全告消失，然自始似即较儒家或道家，组织得更为良好。据冯××论儒墨渊源一书所言，墨家所代表者，几可谓为中国封建制度中之任侠分子。彼等宣扬非攻主张，只达到某一适当阶段，即从事军事艺术之自卫锻炼，俾便奔营救护弱国之被攻。实在说来，墨家筑城防御技术之实施，或者即是引使他们注意科学基本方法，以及吾人所有中国科学最早记载中之力学与光学之研究的由来。若谓道家之兴趣是趋重于生物学上的变化，则墨家之兴趣即是趋重于物理学与力学之发展。至公元前第四世纪之后期墨家学派，似分裂为许多不同派别(别墨)，然皆奉钜子为领袖。［①］

今本《墨子》，无疑地是在不同的时期编成。有些学者认为［②］墨翟或者未尝躬自写作。然第八至三十九章、(学说之有系统的说明)与四十六至五十章(谈话或语录)，必为公元前400年以后不久之作。反之，经上、经下、经说上、经说下以及大取、小取等篇(四十至四十五章)之成书，不能甚早于公元前300年。关于备城门防御工程技术诸要章(五十二至七十一章)系于何时写成，已不可考［③］ 。但很可以从公元前300至250年之间起算。盖古典的汉学研究展望甚窄，关于伦理的篇章几成唯一的重心。如梅贻宝的译本只包括这些伦理的章［④］ 。而墨家之科学的著作，如偶有提及，则算幸运了［①］ 。即专力研治经与经说如冯××与Maspero［②］，皆从逻辑观念着力，对于科学的命题，皆略而不论［③］ 。所以历来对墨家思想，汉窥其一面是不足惊异的。

因此吾人可以大概地说，早期的墨家着意于伦理、社会生活与宗教；而后期的墨家则颇注重于科学的逻辑与科学及军事技术。但此种着重的变迁乃是逐渐进展的，其进展的步骤可隐约寻求。科学史家之兴趣乃其后期的发展。但在讨论此时期前，吾人务需略述其早期的学说。

1、墨翟的宗教的经验主义

现就学人对于封建社会的态度予以检讨。从前节已见，道家以为社会演变，已走上歧路；其所倡导者是应返回至封建阶级建立以前之原始集体主义的社会。关于此点，墨家的态度则不甚明晰。在某些场所，对于原始社会曾加以责难，谓为各自为政的社会斗争(例如尚同第十一)：

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朽*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夫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①］ 。

在他方面，墨家则采取与道家相似之社会态度。说明此态度最著之一段，可见于《墨子》书中而载于《札记》［②］，然其视为墨家学说的理由则甚有力，因具有相同字句之段章见于《墨子》［③］，其如何得以编入《礼记》，无人知之。自Legge氏以至长泽规矩也诸人，则视其为道家而非墨家，然无论如何，实不属于儒家［④］［*］ 。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是谓小康［①］ 。”

儒家经典载有此项高度改革性的文字，必经甚为特殊的历史之事变而来。大同一词，自从现代中国大学者之一康有为(1858－1927)用为所论社会主义(大同书)名著之标题［②］，遂被中国共产党采为口号。

在它处，墨家倡论圣王之领导出于内心，响应老子而谓圣王之作物，系为实用而非炫耀。但大体言之，虽有前述壮丽之文句，人们仍可谓墨家对于封建以前的社会理想与设施，略表赞同，但不及道家之着重［③］ 。而认为此种形势，是可以兼爱的主张挽救的。故对封建主义，并不因为封建主义而根本反对。反之，彼等旨在促其有如尚贤尚同主张之所期冀。再就前述任侠方面而言，墨家几可使人忆及后来西方封建背境下之基督教军事教派。因此我们很自然的看到道家对于窃钩者与窃国者所遭到不同命运之辩论，墨家无用之，但只是转变为非攻，而非抨击整个封建制度。同理，虽梅贻宝所言许行之君臣并耕之实际的共产主义，应与墨学同感，但《墨子》(四十九章)鲁问篇所载子墨子与吴虑之谈话中，吴虑显为此等主张之代表，而墨子所论分工等事，则正与孟子相同。

由此可知，在许多方面，墨家与儒家更相似。但墨家之异于儒家者，乃在对一切人民之利益具有更大之热忱［①］ 。因此，墨家而有节用、节葬、非乐等之较小主张。复次，宗教的要素在墨学中，较在古代中国任何其他思想体系为强烈。《墨子天志》中第二十七章曰：“天之志不欲大国之攻小国也，大家之乱小家也，强之暴寡，诈之谋愚，贵之傲贱”。又曰：“顺天之意者，义之法也”。

和它的主义一致的，是墨家强调鬼神之存在，为生人道德生活之监视人。《墨子》一书专论此题，计有三篇(明鬼)。最有趣的是，这明鬼立场，乃由于其坚信一种经验主义，我们下文将见若干明显的科学实例。因此明鬼下第三十一谓：

“子墨子曰：天下之所以察知有与无之道者，必以众之耳目之实知有与亡为仪者也。请惑［※］闻之见之则必以为有。莫闻莫见则必以为无。若是，何不尝入一乡一里而问之。自古以及今，生民以来者亦有当见鬼神之物，闻鬼神之声，则鬼神何谓无乎？若莫闻莫见，则鬼神可谓有乎”？

人们于此会忆起十七世纪时欧洲之繁复情境。当时Joseph　Glanvile氏与SirThomas　Browne皆信女巫；Harvey对之怀疑；Johanes　Weyer则否；而多数理性主义的学者，对于巫术以及新自然哲学或实验哲学均表怀疑［①］ 。

墨翟此种态度，虽会导致不正确的结论［②］但并无非不合科学。陈诉于观察者大众，固乃自然科学结构的一部分。但他低估了有鉴别力的智慧的作用。对于墨家的这种讨论，迨五百年后，才被王充指出彼谓［③］：

“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非为是”［④］ 。

是故是非者不(只)徒耳目，必开心意。墨议不以心为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失实之议难以教。虽得愚民之欲，不合知者之心。丧物(之理)索用，无益于世。此盖墨术所以不传也。”［⑤］

这些是文艺复兴以来，在科学哲学之前锋许多问题的胚形：如感觉印象(Senseimpressions)对综合它们的“心”，居于若何地位？理智以其自身先验的模式所加诸大自然的，将达到若何程度？于大自然之探考时，理智应无先入之假设，至若何程度？此等问题之可能性，王充曾想及之，其于科学之贡献诚有足多者!

墨家学说之最后重要一点，乃其谴斥命运的信仰(非命)。墨家认其足以导致不负责任，且有害于勤勉与节约。此种主张与此学派所呈现因果关系之信仰，略有未合(与公元第一世纪时王充之相反意见对照之)。然其有关各章，除由实用观点，指出命运论对人类行为在社会的恶影响一点外，未作其它争论。

2、墨经中的科学思想

墨子早于公元前第四世纪，即宣扬兼爱学说，人们对之皆愿致其崇高敬意。但在科学史上则无以为其有何值得特别兴奋的。只在吾人研究墨经与经说时，始知后期墨家奋力于实验科学所可依据之思想体系之建立。吾人只能假定此种体系，乃由筑城御战的技术之兴趣所致。然此项技术之增长，必由原有之伦理与社会方面的下降，或已成为此派共认之教义。但无疑的亦与其想以它们的根据逻辑而推订的社会主张，与他派信徒从事争辩，有些关系。

经与经说构成《墨子》第四十至四十三章，接着其他二章(大取、小取)内容系逻辑性的。除晋代(公元第三及第四世纪时)鲁胜所作注释久已亡佚，及唐代韩愈少数参证外，直至公元1783年毕沅刊行最早的现代式版本［①］，此一重要资料，始被世人注意。然此书本文因有许多意义不定之古字，且为传抄者所窜改，致其错误，在中国文学中，或较其他任何书籍为多，所需修订之处亦更甚。孙治让于公元1朗4年刊行《墨子闲访》。福克A.Forke(3)P.677(于1922)所作墨子全部译本，大部份系据此书。其后，于1937年，冯××刊印一部命题之摘要(《中国哲学史》卷上；Bodde译本)对于原文修订及解释，常与福克译本颇有出入。(欲参考其他较前之著述，见福著(13)古代中国哲学史409页)然而此等学人均未受过自然科学之训练或辅导，故谭戒甫1935年之作、谭(1)《墨经易解》)，乃极重要。彼依据其科学知识，将书中命题标明号数，复加校订，推陈出新，并提出不少启发式的解释。后于1940年物理学家钱临照继承其事，，关于光学及力学的命题特予论证。吾人将于物理学一章加以检讨，在此只能叙述与一般科学的理论有关的部分。较早的版本，有一奇特编列，将科学的命题与逻辑的及社会学的命题，彼此间交错相次，谭氏予以整理，而使各相联系。原来混合的编排，众皆以为系起于古代或中代时，传抄者将每页文词，分排上下两截，上截供人先读，下截后读。后世誉录者不知其故，乃将两截合并径直连写［※］ 。

兹请例举墨经要旨，以为墨家自我之说明。

释例

经与经说各有二部。本篇采用谭氏之编号，计经上命题或论题九十六则，经下八十二则。经说所记与经中每一论题皆相符合。经说虽为说明性的注释，然有时尚较命题本身为晦涩。关于墨家各派阐释墨经，有各种理论，可于福克译文(3)窥知梗概。经下中每一命题，结以“说在某”之语法，一似指及界说之语汇以为参证。然此类说明，久已扶失，虽所须考证之词义，亦常见于相当的经说之中［※］ 。

为证明各命题之周一；兹以下列方式行之。

经上842507276意谓此命题即谭著(见前)所列经上第八十四条，冯著《中国哲学史》英译本第250页，与Forke(3)，《墨翟的社会伦理学及其哲学学派》所载经上第七十二条，与经说上第七十六条。下仿此。

经下22一4231意即谭著经下第二十二条，冯著(同上)并未指证，故从略，Forke(3)其条数如题文所示。

福克两种条数所以必须提论者，因其遵守中古混合方式(因中古传抄者误将经文上下两截合并旁行为直行，经说原非两截旁行，故无此误)，故经说所列事项概与经所列事项，在条数上不相一致。

作者等作有若干注释，只作插注之用，但于各个命题之上增订标题以资醒目。至于其他事项，则力求文意通达，使人可以从容阅览。

本章下列各款，有由作者径据其他译者编订，有由作者及其合作者参照其他译者编订或据以修订。为表明其出处起见，经将原始译(著)者姓氏(及其著作)之缩写，附列各款之下，并附列姓氏解答，以供本章及第13章d节，第19章h节，第26章c以及g节所载数学物理及其他之用［※］ 。

语言经上322576531

·经云：言出举也。

经说云：故言也者，诸口能之出名(原文作民依孙校改)

者也。名(原亦作民)若画虎(原作俿依毕校改)也。言也谓言，犹名(原作石依孙校改)致也。

语言为称谓之表出或举出，即是说，语言是以口之功能表出所欲举之名称。名词像画的虎(即是不易使其像着真实的虎)。当人说一物“可谓如何”，则此名称，应能及(其物)(亦即适合其物)［①］※。

属性经下712一

·经云：偏去莫加少，说在故。

经说云：偏，俱一无变。

属性(原文谓偏，就字面言，意即一旁或半边)是可以加于事物或从事物取去，而不涉及其增或减，说是由于原(或原因)故。取与舍二者是同一之物，并无变化存在。

此可证诸主观之判断，如云一朵“美丽”的花，不论称其美丽与否，花则依然同一之花。

坚与白经上662653459 经云：坚白，不相外也。

*经说云：于石无所往而不得二，坚白。异处不相盈，相非，是相外也。

坚与白是不相排除的。在一石之内坚与白(之性质)，遍布于其物质之中，因此吾人可谓此石具有此二性。但此二性若在不同之地，则不相渗透，因不渗透，乃相排除。

坚白之辩，其背景在后述名家学派辩论时，将更觉重要。

感觉经下472701339

*经云：火(原作必，依孙治让校改)，热，说在顿。(或作睹)

经说云：火，谓火热也。非以火之热我(与俄通)有，若视日。

火是热的，推论其因乃由于同化(视)。火：人谓火热不是由于火之热力，而是(由于)我对光(之视觉)(与热之触觉)所为之同化(或关联)作用［①］ 。

比较以后经下第四十六命题，可知人类意志对于感觉与知觉之分类与整理的任务，墨家讨论颇多。知觉(知)是以五路感觉器官所认识的感觉世界(材)做对象，所得资料受制于内反省(虑)，经此作用，而概念的或解释的知识()于焉达成。其有趣的乃此最后之一字，显为墨家创作之专业术语，在字书中久已消失。欧人“动力的理智”(intelloctusagens)与“我们的想像”(nouSpoeitikos)，差堪与之相比耳［②］※。

大自然之轨范或方法经上7026042 63

※经云：法，所若而然也。

经说云：法，意、规、员，三也俱可以为法。

法(轨范或方法)者，即按之，物则如此(或即得其特质或其所有“如此性质”)。(圆之)观念，或圆规，或(真实的)圆圈，皆可用为(制作圆形之)法。

胡适(2)《中国历史上的宗教与哲学》，95页，提示墨家所谓法(即高本汉增订汉文典六四二号)之意义，几与亚里士多德物体(matter)对峙之“法式”(f0rm)或法象相同，而如是译之。彼指出法之最早意义之一为模型(mould)。如后述墨子四十五篇所言“效也者为之法也”。但关于效之真实意义如何，乃引起其他问题；胡适以效为演绎，他人则不如是肯定。

作者对于墨家之法，应否与亚里士多德之法式相比，甚感怀疑。认为后者具有十分精密与甚为重要之生物学上的涵义(详W.D.Ross之论著(1))。著者宁愿以为上述“法”之三式与亚里士多德四因Causes 之三因相当。此处所谓圆之概念，似与最后之因，密切相似。圆规相当于有效之因，真实之圆相当于形式之因。因所选之例证为几何学上之例证，故物质之因之缺乏是不足惊异的。著者怀疑墨家曾否觉有明白陈述之必要。

此段语法，全是亚里士多德之风味。墨亚两家分流并峙，亦一特出的类例，盖师承墨家的名家们方以博辩驰骋中土，正是亚氏逝世之时(公元前322)。

大自然之轨范或方法经下65　260　49　58

※经云：一法者之相与也尽类，若方之相合也，说在方。

经说云：一方尽类，俱有法而异，或木或石，不害其方之相合也。尽规犹方也。物俱然。

属于同一法之事物之彼此相同，扩及该类之一切事物。因此方形彼此皆同。推论其因乃由于方，一切方形之物皆有相同之法。其本身虽有不同，有为木质，有为石质，并不害于诸方之相合，其所以皆相类者由于一切皆方。凡物皆是如此。

大自然之轨范与方法经上94一97 83

※经云：法同则观其同；巧转则求其故。

经说云：法，法取同；观巧传。

(既然不同之)法有其同点，吾人即应观其所同。如果予以巧转审查，即能求出(基本)原因。法之同者应予选择，观察，审查与比较。

作者相信此一法式甚为接近归纳的原理，确然描出类别(classificati0n)之一面。

大自然之轨范与方法经上95一99 83

※经云：法异则观其宜止，因以别道。

经说云：法，取此择彼，问故观宜。以人之有黑者，有不黑者也。止黑人；与以有爱于人，有不爱于人，止爱于人：是孰宜止。

(既然相同之)法有其异点，吾人应观其互相排除之点(宜止)，而从分歧处所决定取舍(别道)。择此或择彼，探求原因观察宜止。例如欲知某些人较某些人为黑，必得有排除之一点(即由浅色至深色)。再欲知有爱于人，有不爱于人亦必有所起所止之排除之一点。

骤视之，此法似在企图直陈亚里士多德三段论式中排中律之原则。但若视为分类之普通过程中之一个运用则更适宜。

关于“方法”或法之命题之讨论，已如上述。现就分类与因果关系分论如次：

分类经下2－3

※经云：推类之难，说在(名)之大小。

经说云：四足兽与牛马；与物，尽与大小也。

施行分类之原则(推类)是困难的。其原因以(名)［①］之“广狭”(大小)说之，例如“四足兽”形成之组大于“牛马”之组。而“物”之组别则更大。万物又可分为更广或更狭之组。

分类经下12－2212 ※经云：欧物一体也。说在俱一，惟是。

经说云：俱一，若牛马四足，惟是，当牛马。数牛、数马，则牛马二；数牛马，则牛马一。若数指：指、五；

而五、一。

事物可区(欧、区古通用)分为不同之区物(组别)。论究其因以“唯是”(各别反应respondingr－espectively)说之。不同的事物可合成一体(一组)。以“俱一”(共同点Comm0n　P0int)说之。共点之例，如牛马皆有四足。各别反应之例，如牛应呼为牛，马应呼为马。若以牛与马，分别言之，牛马乃系二物，若以牛——马一并论之，则为一物。如数手指然，手各有五指，但人可以一手为一物。

(狂举)(泛称)(Loose　appellations)经上152692915 ※经云：佴，自作也。

经说云：佴与人遇；入二众。［※一］

狂举狂举是谓个人对于事情之擅自选举与使用(不计他人之评论)。人能同意于同僚(与之讨论)，而不同意于普通大众(因其成员各有不谨严的意见)。

狂，意谓粗野，狂妄，私有，不谨严。

狂举经下662695159

［※二］经云：狂举不可以知异，说在有不可。

经说云：狂、牛与马惟异，以牛有齿，马有尾，说牛之非马也不可。是俱有，不偏有偏无有。曰牛与马不类。因牛有角马无角；是类不同也。若举牛有角，马无角，以是为类之不同也，是狂举也，犹牛有齿，马有尾。

狂举(妄说或不实之推论)是不可以为知识之区别。说明其因乃由于“不实”(不可，马与牛不同。但若有谓马非牛，因牛有齿马有尾，那是不可的。实在地说，两者都有(齿与尾)，因其所有(属性)并非属于此而不属于彼，人必须谓马与牛不同者，因牛有角而马无角，则是两者之类别，并不相同。倘以“牛非马因牛有角马无角”之一推论为狂举，似犹谓“(牛非马因)牛有齿马有尾”，则所得结果，如“它是一非牛”与“它不是一非牛”等命题，是同时正确的；“它是一非牛”与“它是一牛”等命题，亦是同时正确的［※一］ 。

全称与特称(UniversalandParticular)经下672685260

*经云：牛马之非牛，与“可”之同，说在兼。

经说云：故曰“牛马，非牛也”，未可。“牛马，牛也”，未可。则或可或不可。而曰“牛马牛也未可”亦不可。且牛不二，马不二，而牛马二。则牛不“非牛”，马不“非马”，而牛马“非牛非马”无难。

(假定)牛马非牛［※二］，姑认而为牛，则两者皆同。说明其因乃由于全称‘Thegeneral’(兼)。我们不能说牛马非牛，也不能说牛马是牛。然或可或不可。且牛不是二，马不是二，而牛马则二。则牛只是牛，马只是马，而牛马非牛亦非马，便无困难矣。

冯著中国哲学史指出此处注重个体(特称)与名家学派(见后公孙龙部分)言论着重共相(全称)者相反。

名之类型经上782545969

*经云：名：达、类、私。

经说云：名、物，达也。有实必待之名也命之。马、类也。若实也者，必以是名也命之。臧，私也。是名也止于是实也。

名有普通的(达)，分类的(类)及私有的(私)三种，名：“物”为达名，凡是实质者(实)，须有此称。“马”为类名，凡有如彼类之实质者须具彼名。“臧”(人之名)为私名，此名限于此实质。

指称(Designition)经上79255 6170

*经云：谓，移、举、加。

经说云：谓，命狗、犬，移也。狗犬，举也。叱狗；加也。

指称或称谓过程有移转(移)，通称(举)与，径称(加)之三种。在人们称谓(即以名谓实之谓，译者按)中，谓狗为犬谓之移转［※］ 。狗－与－犬为通称。呼狗为径称。

品类之比较经下6264106

*经云：异类不吡(比之繁文)，说在量。

经说云：异、木与夜孰长？智与栗孰多？爵、亲、行、价、四者孰贵？

不同类之物不能相比，说明其因乃由于量。辩别：如经说所列各论题。

比较亚里士多德逻辑之范畴(Ross(1)21页)［※一］

名词之误用　经下8－14

*经云：假必誖，说在不然。

经说云：假必非也而后假。狗假霍也。犹氏霍也。

假借必起于淆乱(誖)。说明其因乃由于不然。假借必含有消极意义。(被人察觉其非)，而后谓之假。(因此)而有狗之假名为鹤。又如人之(假)谓犹(驯猴之一种)为鹤。

因果关系经上12581

*经云：故，所得而后成也。

经说云：小故有之不必然，无之必不然。体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然，(无之必不然)。若见之成见也。

墨家谓原因为故，正如上引经上所云［※二］ 。原因分小故与大故均如经说云云。以例言之，前者若线之一点，后者若见［※三］之行动成为见之事物或现象。

由此以观。吾人似已置身于科学思维的机器室(ma－chineoroom)。可以说，此处所谓小故，与其谓为一般原因，毋宁谓为必要条件。观于此种区别又不禁使人忆起，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现代生物学所作的区别，如一面系能力或反应性对刺激，男一面系能力与刺激间之联合［①］ 。再试一比较本书上文第3章3节二段《吕氏春秋》所论共知之因(Cognoscerecause)之文词。公元第一世纪王充常隐示的区分必要与充足原因［②］ 。

全分关系经上2－3

*经云：体、分于兼也。

经说云：体若二之一；尺之端也。

部分(体)是从总体(兼)分出。部分若物之二分之一，又似从线(切开)之点。

求同经上892637678

*经云：同；重、体、合、类。

经说云：同、二名一实，重同也。不外于兼，体同也。

俱处于室，合同也。有以同类同也。

同之中有与本身一致(重)之同，部分与总体关系(体)之同，共存(合)之同，类属关系(类)之同。当有二名俱指一实，即是重同。分体统含于兼体之内，即是体同。两者俱处于同一区域(本作室)，即是合同。同类者有相同之点，即是类同。

求异经上872637879

*经云：异，二、不体、不合：不类。

经说云：异，二必异，二也。不连属，不体也。不同所，不合也。不有同，不类也。

异之中有二重(二)之异，无体兼关系(不体)之异，有分离(不合)之异，有类属的差异(不类)之异。

二(物分离)必有若干之相异，即是二重。事物不联合而不连属，即是不体。事物不在同一区域，即是不合。事物无类似之点，即是不类。

同异交得经上892638080

*经云：同异交得，放有无。

经说云：同异交得：于福家良，知有无也。比度，多少也。免细还园，去就也……。处室子母，长少也。两绝胜，白黑也。中央，旁也。论、行、学、实，是非也。……

同异，既已并举，则有无即可呈现。例如富家互通有无之习制，不仅以珍物之有无为范围，并以多少为度量，如以若干之蛎换取若干之蚕。成就未婚女子与婴孩之母之年龄之大小，或就中央与四旁，白与黑，长与短，轻与重等之差异为衡量。

知识包括何物经上802536371

*经云：知，闻、说、亲；名、实、合、为。

经说云：知，传受之，闻也。方不瘴，说也。身观焉，亲也。所以谓，名也。所谓，实也。名实耦，合也。志行，为也。

知识(知)包括我人对于事物之听闻(闻)，对之推论或为之说明(说)，对之亲身体验(亲)并使名实相合，及动作(为)。接受传递之事物是由传受而得之知。(分类而)(因有关事物或间隔甚远)不为空间地位所障碍的知识是推论或说明。由自己亲身体察的是亲验之知。名所以谓实，即谓名之知识(名)，实为名之所谓，即谓实之知识(实)。当名实结合即为吾人(所需的)契合(合)。意志(志)亦然，与动作(行)配合，乃成行为(为)。

注意墨家对于“为”之偏见，不如道家对于无为之独特。关于中国之一般知识论可参考张岱年［①］，吴康［②］［※］

听闻经上81一6673

*经云：闻，传、亲。

经说云：闻，或告之，传也。身观焉，亲也。

听闻之事物有两种不同意义：一为“闻自他人者”，一“由你自身听得者”。有人说意系“闻自他人者”。

“我亲眼所见的”意，系由你亲自观察体验的。

见经上82一6874

*经云：见，体、尽。

经说云：见，特者，体也二者，尽也。

见有两种意义，即部分之见与全部之见。看见一边意谓部分之见，看见两边(各边)，竟谓全部之见。

行动(大自然的与人的)经上85256 7477

*经云：为，存、亡、易、荡、治、化。

经说云：为，亭、台(孙治让云台谓城台)。存也。

病、亡也。买、、易也。霄、尽、荡也。顺、长、治也。鼉、黾、化也。

行为包括保存(存)、毁灭(亡)、交换(易)、减少或衰落(荡)、增长或成长(治)、嬗变(化)。建造城台为保存，疾病为毁灭，买卖为交易之例。熔化矿石为减少，(身体)生长为增长之例。蛙鼠之蜕变为变化之例。

注意此处提及如道家所论生物学上之变化(见上文第10章，5及下文第39章)。

推论经下702535863

*经云：闻所不知若所知，则两知之。说在告。

经说云：闻在外者所知也。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是所不知若所知也。犹白若黑也，谁胜。若是其色也，若白者，必白。今也知其色之若白也，故知其白也。夫名。以所明正所不知，不以所不知疑所明：若以尺度所不知长。外，亲知也；室中，说知也。”

经之要义即在“闻所不知若所知则两知之”。说之要义在于凡在外者知之，“或曰在室者之色，若是其色(在外)。是所不知若所知。……名以所明，正所不知。不以所不知疑所明。若以尺度所不知长”［※］

关于时间之知识经下4625211 38

*经云：知而不以五路。说在久。

经说云：知以目见，而目以火见，而火不见，惟以五路知。久、不当以目见，若以火见。

世有不经五路(五路觉感)而得来之知识。说明其因乃由于时间(久)。吾人以目视(物)，其视觉由火(光)而引起，但火除经五路感觉不可得见。然在“久”之知识中无以目视察或有火出现之必要。

如Hughes(1)指出，墨者作家对于时间距(Kn－owledgeofdurati0n)“之”知识，与时间距“中”(induration)，记忆之活动，，未作明晰之区别，试比本书第26章c节物理所论时间与时间距之其他节段。

知与行经下58一3550

*经云：意未可知。说在可“用”；“过”仵。

经说云：段、椎、锥、俱事于履(屦)：可用也。成绘屦过椎，与成(或)椎过绘屦，同“过”仵也。

若人只有一个大意而不知(若何处理之)。只因以“用”与“过”(占先)说之。宣碫石、锤子、钻子都是用以制鞋者。饰物可于锤鞋以前或以后装置。制作过程则自进行，而进行之确实次第，可以际遇(其“占先”可能相同)定之。

只有凭着实际经验(实验？)才能使过程中之要素与非要素区分开来。

知其所不知经下482561540

*经云：知其所［①］不知。说在以名取。

经说云：知，杂所知与所不知而问之，则必曰是所知也，是所不知也，取去俱能之，是两知之也。

人(似)可知其所不知，其因在以名选取说出之。知是融合人之所知与所不知。执彼而问之，则必谓“是乃吾所知者”“是乃吾所不知者”。若能予以取舍，则于两者彼皆知之。

试比较前文(第二章2节)，所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之语。

考查经下9274169

*经云：物之所以然；与所以知之；与所以使人知之；不必同。说在病。

经说云：物或伤之，然也；见之，智也；告之，使智也。

物之为何成为如此；如何察知是如此；如何使他人知道是如此；都不必相同，其原因以病［※］说出之。物有所损伤，是物之为何如此。看见其(损伤)，即是察知其如此，言及之即是使他人知之。

信仰与非伦理的证验经上14－27 14

*经云：信，言合于意(意之省文，料度也)也。

经说云：不以其言之当也。使人视城，得金。

信仰起于言语与似乎真实的臆测(意)相合，言语与所谓之德行是否相合无甚关系。举例言之，若有人言，彼以某城(有金，唯一寻求之路即是)派人前往视察。(倘使)金果得之(不论所可涉及之德行问题为何，则此传言必证明其真实)。

福克(F0rke)(3)“墨翟之社会伦理学及哲学学派”，以为这是指公元前350年时，法家卫鞅募民有能徒置木材，由都城此门而至彼门者，给以重酬，如约予之。使人民习于政府言行一致之观念。著者以为此段宜作更普遍的意义。

疑经下10－1810

［※］经云：疑，说在逢、循、遇、过。

*经说云：疑，逢为务则士；为牛庐者夏寒，逢也。举之则轻，废之则重，若石羽，非有力也；沛(柿)从削，非巧也：循也。斗者之敝也，以饮酒；若以日中，是不可智也：遇也。智与？已为然也与？过也。

疑之所由说出(或表明)之原因为：事件之突然转变。(逢)，传闻之依循(循)，意外事实之突然相遇(遇)以及过去之经验(过)。倘使吾人见有忙于某些事者，自然的疑其为掌事者。见夏日建席蓬如牛庐者，疑所以取夏凉。凡此均可为事件之突然转变，但无理由怀疑其结论。然有时人能举一(以为重的)物宛若羽毛之易；又有时人须置一(以为是轻的)物宛如重石。此差异非来自一己之力，(盖其轻重之传闻，有置疑之余地)。为斫削竹简(读Hsia)(即高本汉“增订汉文典”一一四九c号，现读Hsiao)。兹书为削，则误矣，盖非出于斫削之智巧，乃由于传闻之习俗。或者偶遇人们争斗，疑其酒醉或疑其口角于市，不知其真原故也。此乃一种意外之遭遇，而有置疑之余地者。至于吾人目前所知，非多由过去经验而来耶？诚然也。

注意以后，于王充对于因果关系之见解中，吾人将见有与此处所谓遇之一字甚为相似之字。

辩论经上7225746－7325748－742575065

*经云：说，所以明也。……彼不可。不两可也。……辩，争彼也。辩胜，当也。

经说云：彼，凡牛枢非牛，两也，无以非也。辩，或谓之牛，或谓之非牛，是争彼也。是不俱胜，不俱胜，必或不当。

陈述(说)所以表明事理［※一］设有一人认为不可，则不能两造皆可。辩论(辩)是对彼事物而争执。在(辩证的)辩论中，胜者当也。就“彼事物”言，倘二人皆否认牛树(树名)［※二］为牛，则辩论无从成立。但一人以牛树为牛，另一人以为非牛，即有对彼之争辩。两人不能俱当，则一人必不当矣。

辩论经下712776064

*经云：以言为尽誖，誖。说在其言。

经说云：(以)誖，不可也。之人之言可，是不誖；

则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当，必不审。

主张一切言论皆是背谬者，亦为背谬。其因，由言论说之。主张一切言论皆是背谬是不许可的。倘(力主此说之)人之言论是许可的，则其言论是不背谬的。但若彼之言论是许可的，则不必是正确的［①］ 。

此种主张自然是对道家不信任理解的辩论之直接的攻击。而上述命题则启示墨家之坚信，有价值的结果可从对大自然的论理(reasoningaboutNature)而获致也。

变迁经上44－9042

*经云：化，征易也。

经说云：化，若龟为鹑。

(化)是表示变(易)(之原理)之可以证明而不可解释者也。例如龟［①］化为鹑［②］ 。

甚有兴趣的是墨家作者以一种完全想像的生物学上之变状为其自然变迁之基本通例。此种特殊嬗变信其发生甚为广远。《列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礼记》、《论衡》中，均有相同之章句，详见上文第10章，5及以下第39章。

行动与反动经上51－448

*经云：必，不已也。

经说云：必，一然者，一不然者；必，不必也。是、非，必也.

凡“必然”者是无所止的(已)。每一问题之正面附有问题之反面。每一自然现象接着与之相反行动的另一现象。凡有必然，亦有必不然。凡有一“是”，亦有一“非”。这就是所谓“必然”。

此与黑格尔(Hegel)辩证逻辑之原理密切近似。谭戒甫不犹豫的作此阐释。墨家自然不能假定世间万事万物，皆由均等与相反力量而平衡，因为那样，将使变迁与自发之行动(Change and spontaneity)凝固。但彼等似已了解此一过程对于彼一过程之胜利，只能使胜利者对于新的敌手在较高的地位面面相觑。此处所缺乏的乃一句说明，谓此胜利是综合的［※］ 。

抗辩经上96一一一

抗辩经下1－1

*经上云：，无非。经下云：止类以行人。说在同。

经说云：止，彼以此其然也，说是其然也；我以此其不然也，疑是其然也。此是必然、则俱。

一定的类(止类)含有变动的个体(行人)。其因，由“同”而说之。但是最后之真理()则不(再)有矛盾(无非)。有人主张某事是如此，盖谓是即如此。我可以认为此非如此。因此，此事乃有可疑。当“可能然”成为“必然”，即(可知此二命题)联(俱)而为一，(即是二者皆为部分错误部分正确)。或有人肯定某事是如此，并确信其所肯定者为正确。又或有人否定之，而对之提出疑问。但是(最后之真理)有若正人［※］；不容有一切否定，而不(再)有“矛盾”(有非而不非)。

此等不平凡的言辞，证实前述命题所引起之猜疑，即墨家甚近于辩证逻辑是也。不幸的是我们对此难以肯定。盖经文错简脱误甚多，而于经上之末及经下之首特甚。然亦不得不为强烈之猜疑，尤其因为墨家如同道家，是显然熟识自然变迁之运动，而不受亚里士多德形式逻辑之覊绊的。现杂拟命题数则以为结论［※一］ 。

过去事物之不灭性经下612714153

*经云：可无也，有之而不可去。说在尝然。

经说云：可无也，已给，则当给不可无也［※二］ 。

凡有者可无，但昔曾有之则不可去。欲明其因从“凡曾发生者”说出之。凡有者可无，但凡已然者，即曾发生者(即给字)，故不能为非存在(不可无)。

福克(Forke)(3)“墨翟之社会伦理学及哲学学派”认为此乃物质不灭法则之先河。但如果仅仅视为严格的(虽不必为cutenarian的)因果关系的确定，则那必更为适当了。

无经下492761741

*经云：无，不必待有。说在有无［①］ 。

经说云：无，若无马［②］，则有之而后无。无天陷，则无之而无。

无不必视有而定。其因乃从“有无”说出之无：假定无马。有之而后(始可谓无)。但天之陷落，(实)为无有。无有可谓之无。

在此命题中有反道家之暗调。《道德经》(二章)谓“有无相生”，但如冯所言墨家未尝以为有无是互相倚藉的。故彼等将事物之可有与已有，和不可有与未将有二者间，予以区分。天陷之例，与前引列子长段逸事［※］所述相同(第三章2节)。

此段可作下文心地平静命题之指引。

说地平静经上25－4924

*经云：平，知无欲恶也。

经说云：平惔然。

心地之平静(平)，即是知识(之获得)，而无偏好或吸引(欲)，亦无歧视或排拒(恶)。心地之平静，即是以平惔安谧之心情，(承受)事物之如斯境界(thusness)

其有趣者，即为对宇宙的科学见解，以墨家及道家来说，是意指从恐怖中获得解放。

当我人试以上述墨家著作整体而论，并以下文第廿六章物理学与第卅九章生物学命题一同考量，我人似觉置身另一世界，全与道家不同。此间既无道家之诗歌与幻象，亦少如彼讽咏人生现象之兴趣。但墨家绝不猜疑人类理性，并且明白订定很可成为亚洲的自然科学之主要基本概念。我人固然是从舛误之板本及巧妙之修订来读此书：但重要的不是其细节，而系其大体的描述，可看为科学方法之全部理论。彼等论述感觉与知觉，因果与分类，类同与别异，部分与总体之关系。彼等选定名词与术语时认识社会的成分，并区分第一手的与第二手的证据，知道其与流行的伦理之信念无关。彼等论及变迁并且论及怀疑，其所未及之一事，即是墨家对于邹衍之五行之说，虽曾以数量的论据予以批评，然未提出自然现象之若何理论，俾可替代或优越五行之说。吾人觉得墨家科学的逻辑，甚需有些相当于亨乐派(Epicur－ean)原子论的理论，吾人感到中国科学史上最大之悲剧，或者即是道家自然主义之卓见未能与墨家逻辑之相融合耶。

至此，自然发生的问题是，墨家陈述演绎与归纳原则，究是如何明晰。关于此则见解分歧。然就上述经说摘要而言，读者可自作评判，墨家于演绎及归纳究若何接近。但上述各点外，尚有重要的一段，宜注意之。

此段载于第四十五篇，即紧接于经及说之后之小取篇中，此篇所载计有论式七种。

(1)凡为有限(域)者，即非全称(不尽)［※］ 。

(2)凡为假设者，事实上不是如此［①］ 。

推理释义举例：

(3)仿(效)在于取(法)。

凡为所仿效者，即是取以为法者也。

故若适于仿效，则(所推之理)为正确。

若不适于仿效，则(所推之理)不正确，是乃仿效［②］ 。

四种推理举例：

(4)比较(辟)［③］是举彼物以说明此物［④］ 。

(5)齐等(侔)是比较彼此两辞或命题，而求其完全一致［⑤］ 。

(6)结论“或推论”(援)意谓：“援也者曰子然，我奚独不可以然也”［⑥］ 。

(7)推广或推论(推)意谓：“推也者以其所不取之同于其所取者，予之也”［⑦］ 。

可知墨家于此勉力订定科学推理之种种法式是十分显明的，然不幸的，是彼等在摸索中，而我人则永受困于书中之不正确点。马伯乐(Maspe凹)相信墨家大抵重视公众辩论(为道家所憎恶)，而不求建立一切智力运用之通则。但此一见解与墨家科学命题之存在不甚相合，如所论光学与力学可为证明，而巧的是，马氏未尝试图移译此部分。依据胡适之见解，“效”之一词确谓演绎，但彼未曾说服马氏；其解释“推”之意义确为归纳，马氏对之又未同意。故此一问题依然未决。

“效”字确具形式，模范与仿效等义，现与深奥难解之“法”字联用，则予人以译述上之困难，有如前论经上七〇及以下诸命题者然。假使胡适所提效法之意义，与亚里士多德所论“形式”所以为形式者相类无误，则墨家似不会说一对圆规可为圆周之“法”之一。如果解释法为大自然之“法式”，庶可包括亚里士多德所有的原因，或者较为可取。本节第三段乃可谓大自然之方法(Nature’smeth0d)，应以思想而仿效之，倘使此种仿效行之得当(中效)，人们对于原因之推论则必正确。部分的论辩集中于第三行之“故”字。胡适以哲学意义谓为“原因”，而马氏则认为不比仅仅“所以”(there fore)为更有力。但吾相信，姑认马氏此言为正确，就主要论点言，本节所论仍可证明胡适之无误，而原建议：

(3)“轨范思维”所仿效者皆是法式，凡为“轨范思维”所仿效者皆是法式，故若此法式实为“轨范思维”所仿效(质言之，即在中辞上击中，即中效)，则所推论必是正确；

但若此法式实未为“轨范思维”所仿效，则所推论必不正确。此即是“轨范思维”。

所以，既经承认的原因在数量上比较繁多的现象为远少，则此轨范思维在事实上即是演绎。

有一不能逃脱读者耳目的，是墨家关于“轨范思维”的论辩，可与当代科学的模型(models)的逻辑讨论正在进展的见解，具有强烈的类似，而在较欠准确的科学中特别如此(虽非独有)。这可回溯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早期科学家对具体模型在物理思维上的地位的思索，和专用数学符号主义(Hert and Clerk－Max－well，Ruthenf0rd，Eddington)的比对。从这观点，墨子或其徒众的七项界说，是颇有一种奇特的现代气味的。有人确或争辩谓中国思想家对于概念的模型拟订(Conceptual Model－making)的一般态度，是由其语文结构所导致。此或即是使其达到能区分智力之可以用模型和不可以用模型运作者的精练程度。这确已由现代科学的哲学家(例如Wittgenstein；Schrodinger；Braithwaite)为之重新发现与发展了。

至马氏对胡适之释“推”为归纳之异议，吾则不大赞同。但觉上段末句，下式似乎较为畅达。

(4)推也者以其所未取(即一个新现象)之同(从分类的观点)于其已取者，予之也。

此乃显然依据诸多事例而成之一新的概推之明白的陈述，是即归纳法，如胡适以长篇文字所指称，是值得阅读的。上节第四、五、六三段，代表类比推理各种方式，已为一般人所赞同，或者毋劳墨家区辩之必要矣。

3公孙龙之哲学

吾人现须陈述另一学派。此派与道家、墨家向无明晰之区分。但司马谈与班固，列为名家(名学派成名学家)［①］，足以自成一派。其最大名家有二；一为惠施，生当公元前第四世纪，一为公孙龙，其生平盛时大多在公元前第三世纪之前半叶，均与庄周为同时。庄周伤惠施之死，曾以生动辞语而谓“无可纵谈之人”。施龙二人生平详情，知之不多，只知其有如战国时学人之风格，备应诸多封建君主之咨询，且无疑的想促使学生们注意名学之运用，未见大效。所有著述，除部分保存之公孙龙子一书［②］与载于《庄子天下篇》(第卅三篇)及他处之辩者学说外，余均散佚［※］ 。

《公孙龙子》一书，世人多谓已臻古代中国哲学著述之极致，其问答文体类似柏拉图体裁，不仅是一个文学的格式方法而已，因问辩者的论据都是严重的。自汉以来，此书较大部分之消失，应视为古代中国典籍传播上最严重的损失之一，对于古代中国思想成就作任何评估时，应永考虑及此。在现存的部分中，其所给吾人之基本观念，乃在其认识西方哲学所谓“要素”或“共相”(universals)(例如白、马、坚、等)之别于具体的事物(或个体)。公孙龙所谓“指”者乃是别于特称事物的“物”。指［①］谓手指，或即指定，因此，此处而有“指定的”一般的(全称的)共同因素［②］ 。

此项一般概念或共相(指)之论说载于公孙龙子者，为第三篇(指物论)。兹择要例举如次：

(天下之)物莫非指，而指非指(即指不可再为分析或分裂为他指)。

(倘使)天下无指，物无可以谓物(因其无可以表明属性)。

倘使非指者，天下无物，可谓指乎？指也者天下之所无也；物也者天下之所有也，以天下之所有，为(即系或相当于)天下之所无，未可。天下(在物质上)无指，而物不可谓指也。不可谓指者(其本身)非指也。

非(物质上存在的)指(如前所述)者，物莫非指也。天下无指(物质上存在的)，而物不可谓指者非有非指也，非有非指者物莫非指也。……

天下(在时空上)无指者，生于物之各有名，不为指也(因其各个名称，而非一般要素)……。

且指天下之所兼［①］(因在有关门类一切分子中表现之)。

天下(在时空上)无指者，物不可谓无指也。

(因每行个别事物表现种种一般特质之类别)。

此项试图之应用在于推求各别现象与普遍性质之关系，见于第二篇(白马论)及第五篇(坚白论)。此等论题将说明诸多有关坚、白与马之性质。其白马论经删节后，所云如下［②］：

白马非马……。“马”者所以命形也；“白”

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如已assuch)……求马(如已)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马黑马不可致……。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如已；或马之性质)审矣……。

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已耳，安取白马。故有者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不仅)“马”也。故曰白马非马(如已)也。

“白”者不定(specify)所白……“白马”者言白定所白也。

无疑地公孙龙陈述一种显明的荒谬之辞(所谓白马非马)的目的，是在引起有思想家之注意，我人将见名家学派对于此等论辩所具之特别兴趣。

在此坚白之知识论中，我人可以看到公孙龙乃欲证明此是二种宜分别理解的共相。

问：坚、白、石、三，可乎？

答：不可。

问：二可乎？

答：可。

问：何哉？

答：无坚得白，其举也二；无白得坚，其举也二。……视不得其所坚，而得其所白者，无坚也；拊不得其所白，而得其所坚者，无白也。……见与不见，离。一一不相盈，故离，离也者，藏也。

藏之一词，是公孙龙用以表示共相潜存，得因物质的个体之存在而显现。

坚未与石为坚，而物兼。未与为坚，而坚必坚(就其本身言)。其不坚(因)石而坚(如已)。

天下(关于时空的)未有若坚而坚(正)藏。坚以手，而手以捶，是捶与手知，而不知；而神与不知。神乎？是之谓“离”焉。“离”也者，天下故独而正。［※］

此处令人兴感之点，不在于欧洲思想史上此种思想与其类似者之多，而在其成就于古代中国之早［①］ 。公孙龙所从事之问题，当然与十七世纪欧洲思想家分辨原始与后起性质之问题相似。

从自然科学观点所感最大兴趣之文篇或为第四篇通变论。公孙龙致力于自然探究之中心问题，这是最有意义的。彼之目的显然是在表明共相不变，个体常变。

问：二有一乎？

答：二无一。

问：二有右乎？

答：二无右。

问：二有左乎？

答：二无左。

问：右可谓二乎？

答：不可。

问：左可谓二乎？

答：不可。

问：左与右可谓二乎？

答：可。

二之共相，只是二之本身，并无他物，但左右相加其数为二，故可谓之二。

问：谓变而不变，可乎？

答：可。

问：变奚？

答：右。

意即右旋性之共相，在两重情事表现，而后消逝。

问：右苟变，安可谓右？苟不变，安可谓变？

答：二苟无左又无右；二者左与右奈何？羊合牛非马，牛合羊非鸡。

现所论者接近生物学分类之问题——类之共相。问：何哉？答：羊与牛唯异，羊有(上前部)齿，牛无齿；而牛之非羊也，羊之非牛也，未可。是不俱有，而或(类)焉。羊有角，牛有角；牛之而羊也，羊之而牛也，未可。是俱有，而类之不同也。羊牛有角，马无角；马有(长)尾，羊牛无尾。故曰羊合牛非马也。非马者，(就本文而论)无马也。无马者：羊不二，牛不二，而羊牛二。

换言之，类虽不同，二个个体可合而表明共相之“二”性质(twoness)。

牛羊有毛，鸡有羽。谓鸡足，数足二；二而一，(即鸡足之共相)故三(即个体之二足加共相之一观念)。谓牛羊足一，数四足；四而一(即牛足与羊足之共相)故五(即个体之四足加共相观念)。故曰牛合羊非鸡，非有以非鸡也。与马以鸡，宁马(因亦有四足)。材，不材；其无以类审矣。举是乱名，是谓狂抚。

问：他辩？

4惠施之辩辞

名家著述蕴义深远，常存排拒中层社会(‘epater le bourgeois’)之意趣，(详见后论辩辞)如所作四足之兽各具五足之辞，是无疑地在使人注意“四足兽足之本身”不变的通性(共相)之存在。此点与道家相类，但道家未措意于名学的抽象事理。上述通变篇其余部分不甚明晰，然大旨上是说所有的变迁属于各事物，而一般概念(共相)依然不变。值得注意的是五行与五色皆经论及，对其相互克制亦有陈述。此将名家与邹衍学派(及其所论一切可见的变迁的不变介体及基本要素之体系，有如希腊思想中原子之运行者然)牵连起来。

关于惠施，有些事证(就其与庄子之友谊言)，指出其与道家较为相近［①］ 。据云惠施尝主张废除尊荣地位［②］ 。并与公孙龙及墨家相似，倡行非攻的政策，很显明的，他对科学有兴趣，一如名学，试读下文可知。

“南方有奇人焉，曰黄缭，问天地所以不坠不陷，风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辞而应，不虑而对，遍为万物说。说而不休，多而不已，犹为寡益之以怪”［③］ 。

由此可见彼非仅一诡辩家，不幸彼之丰富著作，无一得以流传。现在可归于惠施者，则为《庄子·天下篇》中所载“历物之意”十事。此等辩辞极富兴味，除此十事外，同篇尚列《辩辞》二十一事，是为辩者所提惊人事类之例证。又《列子》一书保存六事(其中三事与辩者所列三事相同)。荀子存有五事(其中一事出于惠施，另一事出于辩者)。人们一经读及，即会感到中国名学家辩辞与希腊历史所涉季诺(Zen。ofElea)著名辩辞之相合。季诺在世时期为公元前450年，我人所论中国辩辞，约当公元前320年，我个人觉得在此时间而有任何传播或影响，甚难令人置信。若谓此种辩辞方式，是在那特殊的思想阶段自然发生的，亦非不合理。但在一时期上的巧合，仍是可注意的。现将庄子及辩者，列子、荀子、孔丛子等所论分列如次。《庄子·天下篇》

惠施一　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

惠施二　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

惠施三　天与地卑；山与泽平。

惠施四　日方中方晚；物方生方死。

惠施五　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惠施六　南方有穷而无穷。

惠施七　今日适越而昔来。

惠施八　连环可解也。

惠施九　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

惠施十　汜爱万物，天地一体也。

辩者十一　卵有毛。

辩者十二　鸡三足。

辩者十三　郢(楚之首都)有天下。

辩者十四　犬可以为羊。

辩者十五　马有卵。

辩者十六　丁子有尾。

辩者十七　火不热。

辩者十八　山出口。

辩者十九　轮不辗地。

辩者二〇　目不见。

辩者二一　指不至，至不绝。

辩者二二　龟长于蛇。

辩者二三　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

辩者二四　凿不围枘。

辩者二五　飞鸟之景不动也。

辩者二六　镞矢之疾而若不行不止之时。

辩者二七　狗非犬。

辩者二八　黄马、骊牛、三。

辩者二九　白狗黑。

辩者三〇　孤驹未尝有母。

辩者三一　一 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　 《列子》　第四章

列子一　意不心。

列子二　等于辩者二一(语法略异)。

列子三　等于辩者二五(语法略异)。

列子四　发引千钧。

列子五　白马非马(等于公孙龙子第二章所述)。

列子六　等于辩者三〇(只有一字不同)。

《荀子》　第三章

荀子一　等于惠施三(二句次第倒置，语法略异)。

荀子二　齐秦袭。

荀子三　入乎耳，出乎口。

旬四　妪有须［①］ 。

荀子五　等于辩者十一。

《孔丛子》［②］

孔丛一　臧三耳(等于辩者一二)。

当然此类陈述必须有所说明。兹分组表述如次：

(1)相对性与变迁的普及此为我人所可从事之第一分类。如前所述相对的观念［①］，从空——时的不同座标、观点，观察宇宙方面的差异观念，显一为道家所认识，兹在墨家与名家中亦得之。空间的相对，从天与地，山与泽(惠施三，荀子一)之辩辞中看到，因在天与地相接之际必有一境界，从宇宙的观点看，地面的不规则情境是极微少的［②］ 。南方有穷与无穷之辩辞(惠施六)解释歧异；胡适以为此可认为是漏出墨名两派思想家对于地圆的信念(惟其形圆，其他地面得以立见)，但黄方刚与冯认为此仅暗示当代地理知识境界以外，尚有广大区域。无论如何，此属空间相对之类别。关于天下之中央在燕之北(国家最北所在)与越之南(国家最南所在)之辩辞，按胡适，是指地圆之意［③］ 。冯则引司马彪(三世纪以后人)对于庄子所作评注：“天下无方，故所在(从另一观点说任何地方)为中；循环无端，故所在(在任何时间内)为始也。”

除对空间相对性的认识外，尚有对时间相对性的。惠施第四辩辞，既应用于天文，并应用于生物。日中正午短暂的瞬息似空幻的，如从充分广阔的时限观察，则太阳常在倾斜中，因于不同地面正午的时间亦不同也。就生物学上的类比言，如可从现代生物学家对于衰老问题的讨论来判断，惠子或者较多梦想更能得着实在，因衰老之进行，机体愈幼小，速度愈大也。“今日适越而昔来”(惠施七)之一辞句，说来有似出于现代教科书中之物理相对论；承认不同地区有不同“时间尺度”的存在。连系的环节通常承认属此类范畴(惠施八)之辩辞可能无“拓朴学”上的意义，或意谓任何物体不论如何构成，终将及时凋谢，连环亦将分解。但此亦可谓每一连环(如几何学家)对于完全圆周的近似程度可分别考量，并可因此确定在思想上现象的可分解性。然胡适疑以为这是文字上玩分样，因连环可径分解也［①］ 。

此等相对性的解释，与章炳麟之于惠子著名诠释中所言全不相同。章氏以为辩辞旨在证实一切定量性度量与一切空间的区别，皆非真的或虚幻的，而时间亦不是真实的［②］ 。胡适的意见则较易接近，彼以为此种辩辞是在证明“宇宙一元之理论”，并指出至少有些辩辞的意旨与芝诺(Zeno)的相同。墨家(详下文论物理章)将一般时间(久)区别于特殊时间(时)，一般空间(宇)别于特殊地位(所)；在经上三九与经上四〇分别提论［※］ 。时常由此一刹那度彼一刹那，显见于常识，但墨家亦主张空间之特殊地位常在变迁。胡适于此推进其观点，而谓墨家已认地为球形而有某种运动。经下十三与经下三十三两节，确甚有其它的依据来说明它，爱将胡适之引证列举如次：

空间与时间经下13一2413

*经云：宇或(即域字)徒。说在长。

经说云：宇，南北在旦，有(同又)在莫，宇徙久。

空间与时间经下33一6324

※经云：或，过名也。说在实。

经说云：或，知是之非此也，有(同又)知是之不在此也，然而谓此南北：过而以已为然。始也谓此南方；

故今也谓此南方。

由此可知以此类辩辞之基础假定，即是在一般的全称的空——时连续之内，有无限众多的特殊地位与特殊时间常在相互变更其位置。从一个观察者观察其中任何之一项，宇宙所呈现的状态，大异于其他观察者之所见。所有迄已论及的辩辞，皆不难纳入此观点。其显著之现代性(与已于墨经中见及的辩证论相比美)，使人想到，如得有环境上的支助，则不经亚里士多德逻辑的薰陶的中国科学，其发展之限量为如何也。

(2)无限与有关原子论问题以上所论全称的空——时连续，必无疑的相当于惠施第一辩证的“大一”，而特称的时间与地位则可以相当于此的“小一”［①］，古代中国思想家常踌躇原子论之门面未入者，此是一所。而此小一，因其小至无内［②］，足可视为原子。并且，因有辩者三十一所论，捶之分半而本质不竭，虽以反原子的方式陈述，而与不可分割的观念相距不远。如下文将论及，墨经中在作几何学点的定义时，至少有两个命题，论及几何学的“原子”(经上六一与经下六〇)。它们的解释均甚难，胡适在所著古代中国逻辑方法之发展中谓系反原子的。吾则依循冯与其他之意见，认为此等命题实欲界定几何学之点，是线之不能再切为半者也。就此点，惠施与墨家之间必有不同之意见。然当时若干生动的讨论密切接近干原子论，至少是确实无疑的［①］ 。

倘使辩者三十一是反点或粒之存在，则我人对三个其他辩辞，可获解释，如辩者十九之论辗轮［②］，辩者二十五(或列子三)之论鸟影，与辩者二十六论镞矢之疾。此等辩辞皆与运动有关，而最后一辞，正与芝诺相似［③］ 。芝诺的四个辩辞：

(1)你不能得到赛跑的终点。你不能在有限时间走过无限地点。……

(2)阿奇里斯［※］从未追及大龟。他须先到大龟启程之所，而其时大龟却已有所进展。……阿奇里斯愈走愈近，却永未跟得上他。

(3)飞行之箭是静止的。因为倘使每一事物当其占据相当于其自身之空间时系静止的，飞动时又常占据相当于其自身之空间，则它必不能行动。

(4)一半时间可以等于加倍时间(此属成排的动体问题)。

Brunet.&Mieli(1)书在检讨艾拉特(Eleatic)的辩辞在科学史中的地位时，表示它们事实上是反原子的，或可说是反毕达哥拉斯(anti－Pythagorean)的行动(demarehe)的，毕达哥拉斯的空间的分点与时间的刹那，或者更进一步的Leucippian－Democrit－ean的原子，皆为多元的不连续体，为芝诺(zen0)辩辞攻击的目标。芝诺希冀支持一种一元连续的宇宙。彼谓如果在有限的时间须要经过无限的点，那是永不能达到的。他的错误，与原子论者的反驳命题，与此处无关，我人所甚关切者，乃是芝诺之后约一个世纪，墨名两家讨论经过甚为相似之途径［①］ 。

兹只有另一点宜提者，即为鸟影辩证(辩者二十五)可能有一附带意义。《墨经》(经下一六)亦载有影(之本身)永不移动之说，下文引论光学命题时亦可见及；著作以为这应解释为如果光源与物体不移动其地位，影亦必永不移动。人们亦应忆及前引《庄子》所述影与半阴影［※］之谈论，按之，影的显似依附性，系解释为一个独立的有机体的运行，它或是具有自然的周复性，或是对一个共同的主宰(原因)的呼应。该观念在此可受攻击。

(3)共相(Universals)与分类

墨名两家之分类理论，见于辩辞的，有数则较小的陈述，二则较大的陈述。辩者十二(孔丛子一)所论“鸡三足”，是公孙龙书中一段之重述，亦即是于某一动物实有之足，加上全称的(一般未知类型)之足(Xtype of legs in general)的观念。辩者二十八“黄马骊牛三”意义亦似此。辩者十四或许意谓犬与羊皆为四足兽。列子五简直复述公孙龙之论白马。辩者二十一(列子二)，似未有能解者，至冯始知“指”可能是“共相”，于是便很易认识该条文乃共相并不触及知觉，只有物质始能及之之意，且彼等为数无限。若谓丁字尺不是方形，两脚规不能作圆圈(辩者二十三)，必确实意谓彼等不能制作与共相同样完善的图形(参前述墨经经上七十)。辩者二十四或系同此意，意谓“凿”之不能围枘也。

较大的陈述为惠施五与惠施十。关于“小”与“大”，同与异之辩证，意见颇为歧异。冯认为此项陈述，与常人及哲学家所感觉之差异有关，即是前者观察事物，只就所见彼此之同异为同异，是为小同异；后者观察事物，就此而言一切皆同，就彼而言一切皆异，是为大同异。胡适谓此陈述包括一种观念，是一切外表的不同和变易皆有一基本的重要的一致性。章炳麟(见《国故论衡》)谓其暴露了一切可能的分类的虚幻。黄方刚(在其庄子篇中惠施十事解)谓其为含有亚里士多德科学分类分成较大较小类别的观念。在这些说法中，可以肯定的只是其与分类有关［①］，“同异合一”的学说，似为惠施所特有，正如“坚白相离”为公孙龙所特有一样。

“汜爱万物，天地一体”(惠施十)，自然已被认为墨家兼爱学说之形而上学的一面，但无疑的，是不止于此［①］ 。此一观念，将墨家与道家密切地联系着。人们记得前述道家主张以圣人兼怀万物，无所偏向，道于大自然，周行大小精粗乃至是非贵贱。宇宙中实无真正的巨细可分，人类社会中亦然。黄方刚对此复加上牛顿的万有吸引力(见前论引力与拒力)。

(4)心之任务；认识论

有数则辩证似在指示心藉“虑”的关联，以达到“”。火不“热”(辩者一七)，因“热”是由于“心”的活动加于永在一起的许多感觉(见前经下四七)。目不“见”(辩者二)，因“见”之全部过程，包括了“心”的活动，把经验关连起来。另一方面，意不心(列子一)，系指道家认识无意识的心的活动，或指道家信于行为的自律性质。心的作用亦可假定如“荀子三”之所云。

(5)可能与实在

此为很明显的一组，包括毛(可能地)在卵内(辩者十一，荀子五)，尾之(往昔)附着于各个之蛙(辩者十六)，以及狗之成长为犬(辩者二七)。若就进化意义言［②］，将“辩者一四”并于此，或者不致过于失当；又荀子二，因介于两国间之国的灭亡，便将使西方之秦与东方之齐毗连；及荀子四，必系指当时对人类及动物的两性移易的知识。

(8)类似非而是之自然奇迹

吾以马之有卵(辩者一五)属于此组。凡(上天)吝于睿智的亚里士多德［①］者，亦必不偏爱于惠施与驺衍。即使是认为这是对哺乳类卵细胞之发现作依稀的预示，我人亦不能接受之。然而包里于胎膜之哺乳类早期胎儿，实与卵略似；我人可以承认此一辩证只在提醒我们，一切高等动物的生殖过程大致相似，自然，这或亦可作为进化的解释如辩者十四。其他三种生物学上的自然奇迹，以在弄玩文字。若我人谈的是寿命，龟可较蛇为长(辩者二二)；倘使谈的是狗之眼而非其毛，可谓白狗黑(辩者二九)；无母之驹既已获得孤之称谓，当然未尝有母(辩者三〇，列子六)［※一］，这些皆系警示，凡欲谈说者，必要正确而详明也。

至于辩者一八，著者提议用火山以代回声之通常解释。山陵实在可从地中罅隙发出。古代中国人居于环绕太平洋地震火山地带边缘；活火山彼等可能知之。

在列子第四事中，我人得一机械的奇迹。在墨经(经下二四，经下五二)中，亦有密切相似之事迹，讨论绳索与滑车重量平衡之性质。

最后，是几何学上二维的平面(two－dimensional plane)，因其无厚，故不能堆叠，然能展开千里(惠施二)。这平面可以假定是作为一数学上的奇观，几乎相同的界说，是可于墨经(经上一九)［※一］中得之。

(7)一个未分类的辩证

似无十分确定意义的唯一辩证是辩者十三，谓楚国首都之足以包涵天下，其意义为何，迄未见有任何可信之解释。德效骞(Dubs)(《荀子》)解为，与不可限的空间相比，郢与全中国皆系同等的微小，或是对的。

5形式逻辑或辩证逻辑

名家类型的辩证，有时见诸类似道家的著述。《列子》书中，有一动人谈话，载一哲人名夏革者，不论是否实有其人，观其对答商汤所提问话，不禁令人兴起康德二律相悖之感。

殷汤问于夏革日：“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初无物，今恶得物？后之人将谓今之无物可乎？”殷汤曰：“然则物无先后乎？”夏革曰：“物之终始，初无极已。始或为终，终或为始，恶，知其纪？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

殷汤曰：“然则上下八方，有极尽乎？”革日：“不知也。”汤固问，革曰：“无则无极，有则有尽。联何以知之？然无极之外，复无无极。无尽之中，复无无尽［①］ 。(因此)无极复无无极，无尽复无无尽。联以是知其无极无尽也，而不知其有极有尽也。”

汤又问曰：“四海之外奚有？”革曰：“犹齐州也。”汤曰：“汝奚以实之？”革曰：“朕东行至营，人民犹是也，问营之东，复犹营也。西行至豳，人民犹是也，问豳之西，复犹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极之不异是也。故大小相含，无穷极也。含万物者亦如含天地，含万物也故不穷。含天地也故无极。联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①］ 。然则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②］

卫礼贤(R.Wilhelm)指出第一第二两问题与康德之第一矛盾律相当，其第三问题与康德之第三律相当。其对无限论之着重，显然属于道家，但其处理的作风，则与名家学派的方法相接近。

从前述墨家(其后期的)与名家论著，可知其对中国科学思想发展的研究具有甚大之重要性。这些思想家企图为自然科学的世界，奠定些基础。最有意义的事，是他们显明的趋向于辩证逻辑，而非亚里士多德逻辑，虽知其所引起的矛盾与动的(Kinetic)现实，辩辞怪说表达之，于此点，伊等增强道家学说所具特殊趋势［※一］，正如后来若干佛家哲学学派，亦增强一切固有的逻辑的趋势一样［※二］ 。

在稍后的阶段，我人将研求中国与印欧语言在语言结构上之差异，对于中国与西方逻辑表述之差异，具有若何影响。一般人以为［①］具有主语与谓语的命题，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同异逻辑，在中国语言中，不甚易于表达。表示“存在”(being)或本体(substanceassuch)，与其所属的性质之间的区别，亦以为较不明晰，如“是”与“有”两字，表达“存在”之概念，亦不及“为”与“成”字表示“将然”的清晰。在一切中国思想中，关系(连)之概念或较“实质”为基本。张东荪引用《道德经》中名句以说明之。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可谓为辩证逻辑中国趋势之表率［②］，或如张氏甚有意义地称为“相关”(correatire)的逻辑［①］ 。彼谓，“一个辞之意义，只有由其相对方面而完成”。无论如何，中国思想是永着重于关系；宁愿避免实质的问题与假问题，而不断地逃避一切形而上学。当西人的思想欲问“这主要的是什么？”，中国人的思想，则问“此事的起头，作用，落尾和其他一切事物是‘怎样’关连的，我们对它应‘怎样’应付它？”［※一］在同处，我人亦将问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是否因对三段论式逻辑未有明白表述，而受到不利的影响。三段论式的推理在古代中国的典籍中，当然不是不常隐含着的，例如在《公孙龙子》书中，其方式即甚完备。反之，欧洲之亚里士多德学派对于思想的过程，或者限制过严。罗马与拜占庭文化或者因专注于法律与神学，致使过分注重推论与结构而忽略了前提。然在自然科学上，前提永是最重要之部分。无论如何，现代人对于亚里士多德逻辑所下的判断是苛刻的。

十七世纪时所有新的或实验的哲学之拥护者，皆攻击中古的(scholastic)逻辑，如rancisBacon、Jose－phGlanvill［①］、JohmAm00 K0mensky［②］、RobertB oyle［③］、ThomasSprat［④］及其他多人，在其著作中，皆有此种言论。WilliamRawley在其所著Bacon传记中写着：

“当他在大学为通学生时，年约十岁，他阁下欣然告作者，开始不满亚里士多德哲学——不是由于作家的卑微，因他对他向极推崇，而是由于方法的无结果——因其是一种哲学(如他阁下惯常云)强于辩论与争论，而未能产生著述，有益于人类的生活。他终世持此看法”。以后，培根不断地陈言亚里士多德逻辑之阻碍多而协助少。在其“大复兴”(TheGreatInstauration)书之序言中，他写着：

“特别专崇逻辑的人，以为对科学的最为确实的助力是可由此获得；他们确已最真实地最卓越地了解，如任人类理智由其一己进展，是不妥的。但这对此症结的补救，则为力过微了，且其本身亦非无弊的。因逻辑虽予以辩论及意见为依据的民事与论辩之艺术甚为适用，然于大自然之论究则不够于精密。在本身不胜任的事，而欲有所贡献，则甚产生及延续错误，实远多于引导至真理之途也。”

Thomas　Sprat更详细说明：

“即此辩论方法本身，仅由一事而推及其他，是不适于智识之传播的。在某些艺术上，其命题间之连系是属必需的，如在数学上一连串的表证，真可从开始的基本定理导来，确是极有用的。但在或然的事物中，总是经过一些进展后，主题已无存了，或是辩论者陷于无关原题旨的枝节了。因为倘使整个锁键中有一个关键松弛，则他们将飘泊远引，不再回到其原题了。简言之，辩论是淬励人智的甚好工具，使人善于应变，警醒辩护者已知的原则；但于科学本身的坚实本质，永不能多所增加……”

在我人此一时代，怀德海(Whitehead)［①］曾为慎重之批判，彼以为亚里士多德逻辑之普及，乃物理学所须抗衡之最大阻力。彼谓“此种逻辑，除其为数学保护者外，系错误滋长之渊薮：其研论命题之方式，只可适于表述高度抽象事物，即不理预先假设的背境的日常谈话中那类的抽象事物。”又“它是较繁琐学者(schol 1a－stics)所想像的工具，更为肤浅。它是将思想上若干较为基本的论题，如数量的关系等等，自然而然的置诸背后……。”

换一种说法，此种逻辑予自然科学以不适宜的工具，去处理自然界最大事实，即道家所认识之“变迁”也。所谓同一、矛盾、排中诸律，按之X必为A或非A，必为B或非B，恒受打击，如正在观察时，A已显然的转变为非A，或又可视为A与非A间之无限等级中之一，或者从某一点观察为A，而从另其它点观察则为非A。故自然科学永有说“是”与“不是”的必要。因此及时而有黑格尔以后之辩证逻辑与多值逻辑(many－valued logic)。因此而有对古代中国思想家于辩证逻辑或机动的逻辑(dynamic 1ogic)辙述之异常兴趣，(包括业在研论中之墨家著述)［①］ 。有人当然可以说亚里士多德逻辑是往昔欧洲科学所须经过的必要阶段。对此实无可以置答。盖假若中国环境情状有利于自然科学之发展，墨家或某些其他学派是否亦发展了三段式的静的逻辑(syllogi sticstatic logic)，或现代科学是否在亚洲可从较多辩证根基而兴起，或由其他系统兴起，均在不可知之数也。

当此帝国首次统一政治变革时际，此二学派遂见衰落与消逝，其原因何在，迄无适当之阐释。可能的，乃是中国社会生活，有使思想出极化而入于儒道两型之作用所致。一方面，文人之明确的社会的目的，是在阻止人们对于逻辑问题之密切注意。荀子既已说明坚白，同异，厚薄，我们没有理由不去考察者，但是君子不辩论他们，而止于有利的讨论之限度［②］ 。复次，墨家之兼爱理想，于汉时及其后已弥漫于儒学，改变了孟子差等之爱之原则［③］ 。另一方面墨家，及墨翟本人，无疑地因其关心于战事技术科学方法论，渐与道家传统相结合。例如方士文学中即有关于墨子之传说，《墨子》一书已编入《道藏》(一一六三)。《三国志》书目列有墨子丹法(墨子炼金方术)，随书列有五行变化墨子与墨子枕内五行纪要。然而我人相信此等魏晋时期之“膺物”，现已无一存在。

有谓中古时人对于逻辑家观念全不了然，似是言过其实，从我人所知的关于晋代名理学派的些少，晋代对于逻辑研论仍未绝。我人闻及名家谢玄，又曾闻及乐广与其友人所为“生灭”之抽象的讨论。王弼一派如王导，欧阳建等人均主(与早期道家相反)“语言可以完全表达思想”之理论，彼等均为殷融所反对。凡此一切均是第三世纪与第四世纪之事。后来颜真卿(公元709 －785年)在其道家友人张志和(死时约为公元780年，［①］纪念碑文中，彼谓曾著一书名《冲虚白马非马证》(论坚、白、马之寓意的论文)一“虽无人得知其详”。此外公孙龙子之现存序文与注释，则为宋代谢希琛所作。

倘使我人将早期道家与苏格拉底前哲人之相似，以及墨名两家与Eleatics及逍遥学派之相似，齐集并观，并考虑到古代中国典籍中所现之巨大空隙［②］，其所给予人们之印象是，从科学思想之基础言，古代欧洲与古代中国哲学之间，无甚不同之处，甚或在某些方面，中国人实占优胜。然此基地良田之任由莠草滋蔓，从未建立金相玉质砥柱岑楼之责任，或应由环绕中国的知识风气之因素负之。然此非其时，尚不足以语此。

庄子曾谓：

“惠施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放于万物而不厌，卒以善辩为名。惜乎惠施之才骀荡而不得，逐万物而不反，是穷响以声形与影兢走也，悲夫！”

注释：

·译者按公元前372——289。见元·程复心《孟子年谱》。

第 200 页［①］据梅贻宝，后期墨家之研治传至今世的名学与科学命题者，其仅有之姓名为：相里勤，相夫，邓陵，已齿，苦获，见梅著《墨子乃孔子所忽略之劲敌》，Meiyi－Pao(2)，pp.166ff。

第 200 页［②］冯著《中国哲学史》，卷一页76以下；Forke(3)，墨翟的社会伦理学及其哲学学派(A.F0rke，MoTidesSozialethikersandseinerSc－hulerphilosophischeWerke，Berlin；梅著同上；胡适(4)《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第 200 页［③］各篇均与禽滑厘之名联系。

第 200 页［④］墨子之伦理的与政治的著作。

第 201 页［①］例如Dubs，荀子占代儒教之模造者H.H.Dubs(7)Hsun Tzu，The Moulder 0f Ancoent Confucianism，Pr0bsthain，p.216；Rowley(1)中国哲学家墨翟(H.HRowley，The Chinese Phi1oso－pher Mo Ti)。

第 201 页［②］墨子逻辑及其学派注释(H.Maspero(9)，Notes Sur La Logique deMo－Tseu et de Son Ec01e，T，oung pa0，(1928)，25，1)。

第 201 页［③］Forke(见前)，就其墨子全部译文言，为对此之唯一例外。当然现代中国若干学者对于墨家之科学意义甚为重视。

第 202 页［*］译者按：孙詒让谓说文云朽腐也。

第 202 页［①］此处原文未说明此贤可者由何人选出。梅贻宝谓“由天”选，因不赞同梁启超之“子墨子学说”谓由民选。解释墨子思想，为近于现代民主社会主义，自然是视类此观点而定，但古代原文并未示以线索，梅著同上，111页。译者按：《书经泰誓》中：“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阜陶谟：“天明自我民明威”是天选实即民选，因天不能发言投票故。

第 202 页［②］《礼运》第九篇。

第 202 页［③］梅贻宝《墨子之伦理的与政治的著作》MeiYi－Pao(1)55、82等页。

第 202 页［④］如许仕廉萧金芳等作家则有如是之主张。*译者按：《礼运篇》自郑玄注以大同小康为五帝三王之治，并直以小康之言礼为大同忠信之簿，(《礼记注疏》卷二十一)后世儒者分为二说。如张载以下多以大同小康为孔子仁礼一贯之道；(张子西铭曾被疑为近于墨氏杨龟与程子书)吕祖谦以下多以大同说出于老氏或墨氏。此后各家论究大同小康之归属，则分别视其是有尊重先王与崇礼以为断；亦有以其有无必要与足够论据为衡量者。近人论著，如康有为本于春秋三世之义所著大同书，吴虞之儒家大同之义本于老子说，方授楚之礼运大同之义源于墨家说等，殆能依此而表达其所见者。

第 203 页［①］Legge(7)，vol，lpp.364ff.许仕廉儒家政治哲学Hsu Shih－Lien(1)pp.235ff。

第 203 页［②］康有为曾误解此段名言。系指未来而非过去。此点通然皆未充分说明，如陈荣捷所作新儒主义一文ChenJung－Chieh(1)。但从康氏以为公羊传中，所作类似之词及评论皆指未来的，则殊正确，所论三世，即是衰乱世(应作乱世。译者按)及其依次继起的升平世与太平世。此种社会演化之观念，实未脱离古代中国人之思想。详冯著《中国哲学史》，卷二，83，680页，吴康《春秋政治哲学》何休解诂，WuKhang(1)94页以下，162页以下。

第 203 页［③］说来甚有意义，稗史上之叛徒为伯鲧(参前述第10章(7)节三段)等，由墨家视之，并非英杰、(第九章尚贤；梅著(1)45页)。

第 204 页［①］墨家所具之象征意义，是表示儒家之所宗仰，不够悠远；墨子乃声言遵行夏政而非周政(四十八篇，梅著(1)，233页)。

第 204 页［※］译者按：请读为诚，惑与或通。

第 205 页［①］参看Wlthingt0n(1)。

第 205 页［②］墨子弟子，特别是隋巢子，连同唯理主义者对手之争论，皆保存于意林第一卷，是唐代哲学门类的百科全书。

第 205 页［③］《论衡》之第六七篇(薄葬)(公元83年).

第 205 页［④］译文所作虚实之对比与原文相反，此项讨论系属证实鬼神之言论，语法之措置，或者本来即是如此。译者按薄葬篇原文为以实事为非，译文原为This　result　sin　fictions　passing　for　actual　things。

第 205 页［⑤］此二段系由作者及其合作者移译，并经参照冯著(1)《中国哲学史》。(Bodde译本)，卷二，160页。译者按，除上段有所校释本段复增插词二则外，文意悉如原文。

第 207 页［①］A.W.Hummel，x(2)清代中国名人EminentChineseofthe ChingPeri0d，LibraryofCongress，622页。

第 207 页［※］译者按：墨子竹简古本所载经与经说原为合写。经每句一行，说逐句接写，另行旁记之。汉代采用绢帛后，经说改为分写。说则牒经一二字为标题以资识别。后用纸册，说如前分写。经分上下两截，旁行读之。今本易以直写，因其两重改为一截文多间杂，并因传写错乱(有使说误为经，有使经文误并)条次参差，号数互异。如自梁启超以两截分编，高亨以两截合编，作者各自编列，仍有至少三五号之出入。

第 208 页［※］译者按：“说”之一词，是墨辩之一基本论式，为推论彼事物与此事物之类似而说明其原因或理由者。此类论式自墨家倡行，殆成后来说理叙事之一文体，如(韩非之说林，内外储说，淮南之说山说林，刘向之说苑，抱朴子之广譬，文选之聊珠等，尤其大取之“其类在……”，内外储说之“其说在……”吕览之“解在……”，皆其实例)。今以现代的用语，说明辞物之所由然，译以Therezsonisgivenunder推论其因乃由于或理由……推知之等词似足以表明墨辩所具(如小取所示以说出故，大取所示辞以故出，以理长以类行)之旨，不仅在于论究事理之原因，抑且在于推求其理由，甚至两者相关之作用。

第 209 页［※］译者按：以上各家译注或校释，似是各有所重，实则求取信达则一。但为备参考起见，爱于各个标题之下增列原文。论题之间，以及其他辞句，有需参证之处，附加插注，略述原委备查。

第 210 页［①］冯，修。※译者按：墨经学者治理此类论题，有重校勘，有重铨释，似已随墨辩的发覆，从人文的形上的境界，进于实证的趋势。如本题“民”校为“名”之说(见墨子闲诂)的大被采用，不在于依经起义，约定俗成的当然价值，乃在于人类口的官能与对境的呼应参照上文(举实)义例(出故)的涵义，而表示名实相符因果相关的实然或必然作用。至于校释的补充。如闲诂笺改“民”，为“氏”续闲话扩充“民”的意义并拟周礼注“画虎”为尚勇守士象征之类，多别其义蕴，虽复呈形上的状态，而旁罗博引，未始非实证精神的表现欤。

第 211 页［①］参张东苏(1)或(4)思想言语与文化。

第 211 页［②］※译者按：此论题涵义实较一般所论知觉历程为深远。就知之内涵言，经说所谓“貌”物与“论”物所得之知，似由感觉进于表象，经过决择，再进于思维，论次绪理，以构成概念。就知之外延言，始由亲身的五官的感觉由闻说再而得的心知的辨察进致理性的认识得有发展的可能，而基本的感性的认识亦得有保障。虽然感觉更远，然对事物的真相，则更接近，因此乃有之实践的可能，乃有推知与知觉(穆勒谓之推知与之知见严复译名学引论第四节)相关的表现如此，庶可调整一般思想蔽于经验或理性的偏枯而适应民族间文物的交流欤。

第 214 页［①］译者按：孙诒让谓脱“名”字。

第 215 页［※一］译者按：经上七八、谓物为达名，以“物”为物之全；二、谓体分于兼，以体为物之分。故“区物”“一体”，即谓区分物之全而统一物之分，而一体由于俱一，区物由于唯是之意亦明。换言之，区物即分析，意谓取繁复之现象及其变化，剖判为单一之素质。一体即综合，意谓援单一之素质而贯通之以明繁复现象及其变化之所由成。而此二者实为研究一切科学哲学之始基，为便于实施计，通常先从事于分而后为合。分之道有三：(一)所欲分之大类，如分兽类为四足兽；(二)所既分之各节，如牛马；(三)所拟分之本位，如牛有角马无角，所谓当牛马。

第 215 页［※二］经说作“人”字据曹耀湘改译者。说文无宇以形求义似与遁通。

第 216 页［※一］译者按：近代学者对此论题之解释，除疑者阙之外，可分直证(如“佴”据毕，俞(樾)，孙诸家作次比“”据王树枬、刘昶等作循)与反证(如，据谭、高等作遁)二说。作者等似遵义例之异喻，采用后说(详谭著)，从“佴”“狂”象形“”“遁”字音，据毕以证同；并参照下文“一”之义蕴，而以“狂者进取”及其“与古为徒”“不愿时俗”之诗(鄘风)疏，与本条经说原句对比，足以说明人类思维固蔽之所趋而有待于諟正者，殆即公孙龙倡论正举，荀卿矫正散之名所自；因明破邪，异喻止滥；培根排斥部落，洞穴市场，剧院等偶像，洛克破除自私，偏狭与依傍门户等说之所由起耶。

第 216 页［※二］译者按：牛马为兼名，牛为体名。

第 217 页［※］译者按：依据尔雅犬未成豪曰狗，今移犬之名以谓狗故云移转。

第 218 页［※一］译者按：木与夜智与栗等均为异类，虽亦可以同一名谓之，如对前二者以长短论之，后二者以多寡论之，然木以数言，夜以量言，智以量言，栗以数言，各不相涉。若强认为同类而相校比，“则必困矣”。

第 218 页［※二］译者按：此所谓“故”，意指物之所以然。欲明其所以然，即须说出成事之因，亦即立论所据之原因。有其原因，乃有其结果。

第 218 页［※三］译者按：能见。

第 219 页［①］Chrysippus(公元前280——208)及其他斯多噶学派(Stoics)学者区分主因与辅因与此略同(白拉纳与密理Brunet&Meili之古代科学史，571页。)

第 219 页［②］例如第十五篇(傅尔克译论衡，卷一，页322)论圣人(原文为奇怪篇，译者按)；二十八篇(傅译同上，页405)论凤鸟与河图(原文为问孔篇)。雷礼都乃特君(Mr.Donald)对于此等事例甚为注意。

第 221 页［①］《中国知论大要》Changtai－Nien(1)。

第 221 页［②］注《春秋政治哲学》WuKhang(1)。

第 221 页［※］译者按：中国古代哲学之论知识，自儒道两家倡论正名。无名、异同、相对之理，乃至耳目心知之论，大率重于德性之知甚于闻见之知，而以知识之来源及其规范并论者，诚无过于墨家之详备，盖墨家于闻知之外，复分亲知、说知、分从“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进而推论，在中土汉存故籍中，固无能及，即以因明中“现量”“比量”。(参：窥基因明入正理论疏，陈大齐因明大疏蠡测)，逻辑中元知推知之比重相较，亦无多让，且有过之。而分辨所谓(实)所以谓(名)，在使名实相符，元推一致，不啻现代逻辑研究上知识相关详那土洛科学方法中知识相关论，杜威实验逻辑随笔之权舆。至意志，据现代动机论之说是心理上一种活动。个人而知所决择与努力，未有不可发为行动，见于作为者。话吴伟士心理学、桑士敦智力之性质。依墨子“天下之君子不知仁也，非以其名，亦以其取也”之言(贵义篇)，益见墨经所示知行并进志行同道之迹，而明“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之效矣。

第 223 页［※］译者按：作者译述此项推论似全系依原文表达，故译文与原本在文义上多相一致。至亲知说知二事，前述经上第八十条似重在分别说明其意义，本条似重在并论其功效，藉以表明演绎与归纳相互为用之关联。

第 224 页［①］原文下有“以”字据章梁钜删。

第 224 页［※］译者按：孙治让云：病与伤义同公孟篇曰人之所得于病者多方，有得之寒暑；有得之劳苦。其致病致伤之果或同，其因则不必同.

第 225 页［※］译者按：详《史记·商君列传》。

第 226 页［※一］译者按：即所以说出一事之原因亦即说明否人所持一辞之理由。

第 226 页［※二］译者按：原文作牛枢。

第 227 页［①］可供食用的蛙(瑞德Read《本草纲目》所订第八〇号。)

第 227 页［②］即鹌鹑(瑞德同上二七八号)。

第 228 页［※］译者按：黑格尔辩证逻辑，循知识论进展至逻辑过程(即人类观念发展过程)，原富具“动”“变”与发展作用，但以注重思维之综合甚于事实之分析，致使事物之特性与通性相混，当然与实然相合，陷于“图式”的一面。赖胜黑格尔，历史哲学(G.Lasson，Hegel als Geschichtsphilo soph)，未能分究于事理而推及知识上的相关以及人类观念上的会通，殆即墨辩慎于综合说明之要因欤!谭戒甫论证，径从一正一反间，遽作“诚”“明”互易之总结(A11 that is real is reasonab1e；all that isreaso－nable is real.)衡以墨氏“以名举实”之义，不能免于轻率推概循环转注之嫌。冯编《中国哲学史》，自承其观点，乃黑氏之“合”，又谓史中之“是”与“应该”多相契合，揆诸墨氏“殊类异故”之义，其“流而离本”之情似益显然。

第 229 页［※］译者按：上述经云正无非下，原有说云：“正若正(旧作圣从孙校改)人有非而非”等文。

第 229 页［※一］译者按：墨氏自创行兼爱之教，“兼以易别”之方，似一以研求事物真理，实践检证为依归，影响所及，虽以庄氏之剽剥，犹从而发为两行(物我各得其所)之论，以公孙龙之背僪，亦从而表明其物指(个别与一般)之说，今论名而以辩证相比，自以苏格拉底所谓应用于科学的“逻辑分析”为相近。盖墨家依其亲知说知以实证“久宇”“长域”“合”“一”复否等理，较之牛顿洛克参照苏氏之旨所订感觉的与数理的空——时等说，殊无多让。墨辩倡行类推譬喻诸理，(即力辟杨墨之孟氏，亦应用之，如“充类至尽”，“同类相似”，“人皆有不忍之心”“侧隐之心仁也”等)。除将辟。邰伲莅、援、推等法分别实施外，并注重异喻反证，甚于同喻直证(可谓墨辩异于因明之一特征)，如负而不挠说在胜，均之绝否说在所均等题之由喻而求得，或据异以证同而矫正其不正，如破火不热，影不徙、目不见、意不心等题之立为火热、影徒、目见、意心等题，均较一般归纳之区分同异为富有动变，亦较一般形式逻辑在本质上之运用为圆融，盖逻辑规例所涵存对立联系等性之富，并不亚于辩证法所涵存逻辑规例之多。则是兼以易别之旨，不仅足以表现亲知说知实证之知识的相关，亦足以备应人类观念之会通，而获得可能的真善之和谐。

第 229 页［※二］译者按：依孙诒让二“给”字皆当作“然”，草书形似而误，“当”宜作“尝”。

第 230 页［①］或作“所谓”。

第 230 页［②］原作焉。

第 230 页［※］译者按：杞人忧天地崩坠事，见《列子》卷一。

第 232 页［※］译者按：域与成通，或字为古城字，即域于一方，故为不尽，疑而不决只作或然判断。故小取篇云“或也者不尽也”。

第 232 页［①］意谓目前无此事实，假设一条件，以为辩论，故云“假也者今不然也”。

第 232 页［②］此即依照“效”之方式表出，先提一事物为“法”(大前提)，次提正确之原因“故”(小前提)，然后推求结论“效”。结论之是与非，全视“故”之正确与否。故小取篇云：“效也者为之法也。所效者所以为之法也。故中效则是也，不中效则非也，此效也。”

第 232 页［③］此处用作譬。

第 232 页［④］是即类比法(Analogy)即如原文云：“辟也者，举他物而以明之也。”

第 232 页［⑤］亦即如原文云：“侔也者，比辞而俱行也。”

第 232 页［⑥］是即由此(事例)推彼，或引彼以例此，冀得众所共许。

第 232 页［⑦］是即由许多已知事例或原则其所取者推论到一个未知的(同类)事实一其所不取者；只须确为同类即可断定，凡相类者皆是如此。

第 235 页［①］或称形名家即形名学派见《战国策》(赵策第二篇)十九篇。

第 235 页［②］公孙龙为有力之非攻论者，促使赵国消除军备(《吕氏春秋》一〇一及一〇七篇；二卷60，73页)。其赞助人为平原君，其著名之同僚及弟子为纂母子，桓团，毛公，因巴并与中山王魏牟相善，乐正子舆则为其敌手。公元前298年时曾与孔子之裔孔穿辩论于平原君之庭。［③］迄至近年仅有之全部译文，即为Forke(5)之译文。但冯著《中国哲学史》解释明晰较为可取，我人现有之完全译本为顾保鹄KuPao－Ku(1)“中国二辩学家鹄”，梅贻宝MeiiYi－Pa0(3)公孙龙子及(不大圆满的)Perleberg(1)公孙龙之著述。Hughes(1)《古典时代中国哲学》则为其选辑。

第 235 页［※］译者按：史序汉志皆以名家包括形名家，晋书鲁胜墨辩注叙始将墨、名、形名诸家分别叙述。然别录及孔丛子仅分述邓析，公孙龙为好形名，天下篇谓惠施以麻物之事晓示辩人，自与龙异趣，至墨家后学，其于墨学取舍不同自谓真墨者，据韩非子显学篇所言乃相里氏、相夫氏、邓陵氏；其驳斥公孙龙或引龙说而驳之者，亦此三氏。其对所诵墨经倍谲不同者，如天下篇所示；乃指五侯之徒，苦获、已齿、邓陵之家，其相谓之别墨，犹言非其正宗，初无学派任何意味，与自公孙龙无涉。至胡适所谓墨辩或为施龙所作，别墨犹言新墨等语，似系附会其说耳。

第 236 页［①］此字可否写作意谓观念或概念之“旨”字则不可定。

第 236 页［②］我人所应注意者此一解释并未被普遍接受。张东荪Chang Tung－Sun(2)之公孙龙的辩学，继之以Ku Pao Ku(1)，PP37ff，115，相信此项论说关系指称designating过程，即是分辩一物或使其别于他物或类，而以特殊名称标明之行为。因此而有(1)表明姿态之标记(指)及(2)物(3)物与指之关系，可知公孙龙所具科学兴趣之思想甚大，因其依此见解以建立一切分类之基础。梅贻宝(3)采用“属性”以释指，彼以公孙所论之一种区别，类似西方哲学所谓之要素与性质。

第 237 页［①］此字与墨家用以表达兼爱之术语意义相同。

第 237 页［②］原文为对话，兹简缩如下式。

第 238 页［※］译者按：战国时论及辩者之学，总指其学为“坚白同异之辩”。实分为“合同异”与“离坚白”二派。前者以惠施为代表，其观点注重于个体，故曰“万物毕同毕异”，而归结于“汜爱万物天地一体”。后者以公孙龙为代表，其观点注重于共相，故曰“离坚白”，而归结于“天下皆独而正”。

第 238 页［①］公孙龙似非辩论坚白之第一人。韩非子载有名家倪说，至稷下谈论此类问题。其时约当元前315年。郭著《十批判》书谓倪说即为辩者貌辩，载于《战国策》(齐策一篇)八篇。貌辩来自齐国则颇有意义。

第 241 页［①］郭著《青铜时代》，52页以下。其看法与此相同。

第 241 页［②］《吕氏春秋》一二九章《慎行论》

第 241 页［③］庄子三三篇，Bodde译冯著(1)中国哲学史，一卷196页。此可使人忆及前述列子所言杞人。

第 243 页［①］妪原文作钩依，俞樾校订为姰而成今式。

第 243 页［②］此书属于后汉甚至更后时期之著作。

第 244 页［①］此处所用“相对”之词，并无严格的科学意思。

第 244 页［②］参《庄子》十七篇北海若对河伯之言“知天地之为米也，知豪末之为丘山也(李著见本书第一卷)。

第 244 页［③］然黄方刚指出天下之“下”宇，或为后来所加者，即谓天体之顶点直临我人所在的地面之处。

第 245 页［①］参希腊传奇中之难结(Gordizn　Kn0t)；《战国策中类似之故事》。译者按战国策所载为秦王请齐后为解玉环：后以铁锤碎环而谓已分解。又淮南说山篇吕氏春秋君守篇，分载倪说，倪之弟子为宋王解闭结之言论。

第 245 页［②］或为佛家哲学所影响。

第 245 页［※］译者按：久弥异时也，宇弥异所也。

第 246 页［①］注《庄子》十七篇，河伯对北海若曰：“世之议者‘皆曰至精无形，至大不可围’；是信情乎。”李著。

第 246 页［②］此乃今日原子概念如何惊人的先驱？原子中实空无所有也。

第 247 页［①］参看Forke(13)《古代中国哲学史》，429页，然又觉得(320页)《庄子书中》亦有原子学说，作者视之则不大深信。

第 247 页［②］如钱宝琮(1)所言其触地只在一点；因点无体(Size)，实不可谓全然触地。

第 247 页［③］因辩者二二论及长龟，胡适提论可为Eleatic类型辩辞之变体。

第 247 页［※］译者按：Archilles，荷马诗中之希腊英雄。

第 248 页［①］连续与不连续之两端论式，当为历代自然科学基本问题之一，现代物理学之“波点”(wavicles)可否解决之吾不敢知。但于以后希能表明不连续的原子在欧人思想中占着重要地位。连续的波(waves)在中国人思想中占着重要地位。至二世纪时印度那伽阏刺树那(龙树)(Nagariu－a)提论如芝诺为辩辞，惠施意图证明运动之难能，亦是值得注意之事。

第 248 页［※］译者按：即景与罔两见《齐物论》：“罔两问景”。郭象注：“罔两，景外之微阴也。”今光学谓景为本影(umbra)罔两为半影(penumb－ra)。

第 249 页［①］近来Demierv山e检阅顾著以后对此艰深之文已在寻求更明晰之解释。

第 250 页［①］郭著十批判书，134页意见与此相同。我人应注意者，惠施用着略异之词，非墨翟之兼爱，而是泛爱，或者意谓一切自然物，不仅是一切其他人类。历史上大艺术家以及大自然学家无不以此为依归。

第 250 页［②］如庄子物种之嬗变(物化)，语意见上文118页第10章(5)即至乐篇末段。

第 251 页［①］亚里士多德及所有其他的人，截至VonBar时DonaldLeslie先生给予此书参考，特此致谢。译者按：VonBaer－1876，为Estonian胚胎学家，主张有机体系由通性而至特性发展的各类胎儿初期原甚近似，后渐分歧。

第 251 页［※一］译者按：李颐云驹生有母言孤则无母。孤称立则母名去也。

第 252 页［※一］译者按：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

第 252 页［①］RichardWilhelm，(4)采用一种不同的解释，谓夏革乃论及无限地微小(原子)，词颇动人，但似未尽与原文相适应。

第 253 页［①］后文第20章论天文，我们可以看到此等观念，因宣夜学说(译者按：古算术叙论天体，与周、浑天并称之一派)的流传，如何影响一切后来中国科学思想，并防止其流于亚里士多德——托勒密之硬化。

第 253 页［②］此文经作者与其合作者移译，参考Wieger(7)P.131；Fork(6)P.46，中国之世界观念R.Wilhelm(4)，P.48；GiIes(4)，P.82，列子之道家教学。为说上述之“不足”，原文乃作神话的传说。Wilhem氏谓此乃表明道家态度严肃之不足，但原文由两不同来源衔接而成，则似甚显明。

第 254 页［※一］见上文第10章，2节84页(1)水与元牡之象征与善下段；116页，5节变化与相对性，狙公智笼众狙与和之以是非段；及158页7节，论封建制度，引北海若与河伯对话。从封建伦理说及科学。与民主之须相互为助段。

第 254 页［※二］译者按：从此项科学基础而表明辩证趋势，似以名家之作法为较接近。前述名形两家辩辞皆从理性出发，于对立中求取同一。但以形名家立论重离，(主张离坚白)性属否定而多静止，展转推求，俨如佛典中之百喻；而名家立论重合(主张合同异)。性属肯定而多变动，乃至泯减差别而与道家天人同一之说并趋。然论昔多以其较形名家“更能阐明辩证之要点”而获得此中三昧(详李石岑《中国古代思想讲稿》，张铁君理则学)。(但亦有以其未能分辨辩证与诡法辩逻辑界限者。)总之，名形两家，各有所侧重，而乏主观与客观照应的底蕴，而距由觉性(亲知)与证悟(说知)而来之知识的相关则甚远也。

第 254 页［①］详张东荪各文“中国哲学家的知识理论”，“从言语构造上看中西哲学的差异”，“思想言论与文化”。

第 254 页［②］比较王夫之《潜夫论》(公元第二世纪时的著作)所言：贪生于富，弱出于强，治生乱，安生危(见Balaz0(1)译：汉末社会危机与政治哲学)。此处吾人开始觉得暗中含有一种社会变迁的辩证记载。

第 255 页［①］使我人有理由相信中国语文构造，在本质上是适宜于现代的组合逻辑(Combinatorylogic)中探索某些思想类型的。

第 255 页［※一］译者按：逻辑学原具有语文结构中之基本的共同的要素，而墨经所具名辞说辩(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等要素，尤能尽其功效。如名实与合之成辞；直证取同，反证取异之运用；石之本体坚白属性之区分；是(从日从正)字、也(象蛇或女阴)字、分处辞中(为名实“并立”之合。或辞末(反中)地位，而为存在之确定，均能分辨明晰。其在墨子全书之论证，殆无不出此类方式。即孟子、萄子、韩子、吕览、淮南乃至文选等，亦未尝不袭用之。至一般思想中关系之概念，因墨家本于亲知说知之认识，以摹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寻求客观事物之真相，以实践为认识之检证，并分辨事理之实然必然与当然，而为取实予名之知识上的关联，较之专凭经验或直觉，理性或假设之相当推论尤为基本而周至，其有助于人类思想之进展为何如。国际有识之士，如柏克莱主教BishopBerkley，那士洛教授Prof，Narthrop等，鉴于当前文化之落后观念论点之纷扰，尝寄望于我国之文艺科哲，尤其诗同绘画及山水画法，因其所具知识上之相互关系亦富。刘勰论文当谓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最力而追新，宣和论：画谓沈潜于轨范之中，而又超轶于迹象外，其足以当其微意与。

第 256 页［①］在所著Scepsis Scientifica，or the Vanity of Dogmatisingandconfident Opinion“科学上的怀疑”；或“专断的及确信的意见之虚幻”(又661版)。

第 256 页［②］“A Reformation of Sohools”公元1634版，西译SamuelHartlb，1642。

第 256 页［③］“怀疑的化学家”或“化学——物理学上的怀疑与辩证”，涉及通常所谓实在的原理如常为多数炼丹家所辩护的(1661)。

第 256 页［④］《伦敦皇家学会历史以促进自然智识之进步》(1667).

第 257 页［①］Whitehead(1)《科学与现代世界》，43，66页。

第 258 页［①］参看Forke(13)，《古代中国哲学史》，407页。

第 258 页［②］Dubs(8)荀子著述49页，按荀子二篇原文为“君子不辩止之也”。

第 258 页［③］Dubs(14)(儒家爱他主义之发展)曾追溯其步调。

第 259 页［①］彼以所著《元真子》著称，其论名学之著作列入《新唐书》目录，卷五九，第3页下。

第 259 页［②］以实例言之、法言(二章6页上，约公元5年)谓公孙龙子论辩广及数万言。至今只有二千零五十字。

谢选骏指出：人说“人们研究古代中国哲学，对于墨名两家，通常分别讨论。但是吾人认为大有可以并论之理，因此两家均极关心科学逻辑的建设而获致成效。墨家热心政治，备具规模，便于变革，名家参与其事，略逊一筹。墨家学说与儒家及道家不同，发展至战国末期，便全为社会变乱所颠覆，即司马迁亦不知墨家创始者墨翟生卒之年代。然现已确定的，总不出乎公元前479至381 年之间。故在孟子出生不久以前，即已逝世，而孟子犹可及时声言排斥之。因此，墨子亦与德谟克利特、Hippocrate与Herodotus为同时人。”——我看李约瑟为了自己的题目叙述起来方便，竟把显学墨家简化成了一个科学逻辑的建设工地！由此可见世态炎凉，即使思想史家也不能免俗矣。

【第五章 法家】

研究中国思想史者，往往不耐儒家之微言大义，如然，则请先阅法家书籍，再复研讨儒学，则必能热诚欢迎，并体认其依于人道而严拒暴政之深义，而此即文庙祭文之所本也。如将中国古代诸子学说，以政治立场为基点加以排列，则应特法家置于儒家之前，盖法家代表当时政治趋势中之极右派，而道家则为极左之代表。因之法家自然与儒家同，仅乐于研讨人类社会中的治道，而对天道之过程无兴趣。骤见之，法家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尚不及儒家重要，但事实上则两者的关系更为密切，因由法家之所信，而引起一项严重的问题，即人为法与自然法(就自然科学所用此一名词之意义言)之关系问题。所以我们到相当阶段时，必需审察这两种观念与西方文明发展出来的观念，关系如何，并以之与中国事实上所遵行那种平行的但甚不相同的途径加以比较。

谈到中国法律之异彩，大都认为系由于一项事实，即在其全部历史中(指法家式微以后而言)，中国法律皆与习惯相连而不可分，而所谓习惯，又系基于据称为极易证明之伦理原则，因之“成文法”之制定与编纂，减至最低限度。但是这种对成文法及其编纂之厌恶，亦即人世的统治者按照己意立法，可能是许多因素之一，使中国知识界的气氛不适于发展系统的科学思想。何以致此之情形，正为吾人即将揭橥者。

中国最初的刑典之制定，虽说早在公元前六世纪(译者按：其所指盖《尚书》中之《吕刑篇》)，但法家欲在公元前四世纪始行兴起。法家初盛于东北之齐国，及继起之韩魏赵三国，(在公元前403年后将以前之晋国分割而成。)但其真实秉政，则在公元前三世纪之秦国［※］ 。他们在秦国所采的政策，甚有助于秦国强盛，而使秦国最后一位国王成为统一中国的第一位皇帝。以前曾述及秦国及享祚极短的秦朝，那种严苛的专权，如何引起情感上的突变，因而导致汉朝四百余年比较温和的统治。

法家的基本观念，认为“礼”不足以为强制的与专权的政治。礼为风俗、习惯、礼仪与互让之复合品，根据儒家之理想，而以父权的方式施行者。因之法家之口号为“法”，即“成文法”，尤指“先定法”而言。自国君以至庶民皆必遵行，如有违犯，必予以最严厉与最残酷之制裁。立法之君必须保持威与势。特别强调此点者，为与庄周同时而年较长的慎到(其在世时期大约在公元前309年)，国君需兼备驭人及治事之术，此则为申不害所主张，申为韩相时，在公元前351年，卒于337 年。申慎二家之书，今仅存残篇断简。惟法或成文法之中心观念，则始由公孙鞅予以明白阐释，其书名《商君书》，传之至今。公孙鞅是卫国诸公子，于公元前350年为秦相，于公元前338年处死。百余年后，有韩非(卒于公元前233年)，为最富学者风格与哲学思想之法家，所著《韩非子》一书，迄今尚存。其在《史记》中之传记，言其当与李斯俱师事荀卿，及李斯相秦始皇帝时，韩非自韩使秦，为斯所忌构陷下狱，饮药而死，时秦方征服诸侯，统一中国。

法家中尚有若干次要人物，其姓名及详情见戴文达(Duyvrendak)及梁启超两人著述中。除上述诸书外，尚有《管子》一书，中有甚多章节，纯为法家思想，且时以韵文出之。尚有其他性质庞杂之著作，纵非全系战国时代，仍多含有出于其时之长篇大论。其中亦有包含由道家、名家演变而至法家之资料，与《管子》一书正同。如《鬼谷子》一书，大概多系截自公元前四世纪起，所言即连接道家与法家，而运用半天然性之观念，例如：“捭阖”，“反覆”等说多为别处所罕见者。惟其第十二篇符言(相当于《管子》之第五十五章)，则确属法家之说［①］ 。

尚有《尹文子》一编，虽非出于公元前四世纪初时所谓“扬墨合流”的思想家之手，如吾人今日所见者，似亦含有战国时代之资料。盖杂糅道、儒、名、法各家思想而了无新义者。又《邓析子》一书，似亦非如吾人今日所知，为邓析本人所作。邓析是郑国人，生于公元前六世纪末叶，与公孙侨(子产)同时，相传第一部刑法即子产［②］所订，而铸之于鼎镬者，而邓析则将其重书之于竹简。邓卒于公元前501年，吾人讨论道法两家之关系时，将再论之。

君主所立之法(或称成文法)，不顾公认之道德，或民心之向背，其中心概念于《商君书》及《韩非子》中，随处可见。且赏罚科条明确规定，并遍揭境内，使民皆得知其所当为与不当为。所谓“法即立，将自行”，不须人君之经常注意。商鞅云：“法令者，民之命也；所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韩非子有度》第六亦云：“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罚罪之最高义应为竭力防止犯罪。其书［①］中言：“公孙鞅之法重轻罪”，又云：“小过不生，大罪不至，是人无罪而乱不生也。”此种观念亦见于《管子》(第三章)，凡法家著述中皆有之［②］ 。此乃法家的说法，盖衍绎书经“辟以止辟”一名句而成，其缺乏理由，恐与吾人现代所谓“以战止战”一语，正复相同。

法家所主“刑罚尚严”之原则，论者甚多。人民沦入其本国警察之手，更恶于与敌国相见于疆场(《商君书》第五章)。其怯懦者且将死于其所最恶之重惩，刑罚从严，无有例外。并实施有类后世之保甲制；军中以五人为一队，一人死，则其余四人皆以不能救而斩首［③］ 。官阶之高低，以杀敌多寡为衡；且告发与控诉之制度，甚为周密，隐匿罪人不予举发者，处其人以腰斩之刑，此外尚有其他种种酷刑［④］ 。此类事实为法家所公认者，于韩非子所引韩昭侯之故事可以见之，其二柄第七云：“昔韩昭侯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悦。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非不恶寒也，以为侵官之害甚于寒。”

法家咸知此种理论上建构之成文法，悖乎伦常，失之平允，甚至可谓昧于人心之常识。故韩非云：

“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

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

戴文达认为商鞅完全有意超于道德之外。彼深惧人民习于固有道德，而废弃法定准则，别树行为准则。所谓品德，并非“良好”或“仁慈”，而系遵守国家所规定之法律，君上认为应行者皆属之。因之法家遂有六虱官之说“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①］［※一］ 。凡此皆认为足以腐蚀此种专权之国，更推而广之，尚有：研习诗书，讲求礼乐，孝悌，修身，诚信，贞廉，仁义，议兵，非战等项，恐除最后两项外，皆系针对儒家道德礼系所作之正面攻击。此在韩非子亦有相当之论说，谓有五蠹之民足以乱国：(一)孔子之徒言必称先王，说仁义；(二)善辩之士引证故实，曲其说以自利［①］；(三)行险侥幸者集其徒属，拥兵以自重；(四)商工之民蓄积财富；(五)宦御者仅顾其个人利盗［※一］ 。

法家之法律与儒家之道德公开牴忤，由“子为父隐”之辩而得具体之例证，即人子应否隐匿其父之罪，抑应举发并作证。此辩早自公元前六世纪即已提出，因孔子当肯定以亲谊应先于国法［※二］ 。但韩非则坚持与孔子相反之意见，此在法家立场自不得不然。法家彻底消灭以后，儒家正统观念遂藉《孝经》而传于后代。

法家之打破传统的伦理观念，又于商鞍之积极主张选吏宜取严酷一点见之。“王用善，则民亲其亲；王用奸，则民亲其制，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商君书》说民第五)。

法家诸书皆首重战，次重农，与法家之总原则相合，对学者，商人或负贩，均认为无用。《商君书》第三章且径名为“农战”，此外无他业能享受任何报酬(惟除法家之行政官员，自不待言)。“战争为民之所恶；如能使民乐战，则必能霸天下。”贸迁当重其关津之征以遏之，商人当用禁止奢侈之法以限之；又宜重税酒肉，禁止谷米之买卖。

重法主义有一特色，为研究科学史者所特感兴趣者，即其讲求数量之趋向是。习见于法家典籍之“数”字，不但指数目之多寡，且指数量之高低，甚至统计方法。戴文达谓《商君书》之最前部分，凡论事物，均喜表以“数”字，点、单位，刑罚之等级，仓廪之多寡，可用的粮秣之数量等等。同书其后并云：

“人主之所以禁使者，赏罚也。赏随功，罚随罪，故论功察罪，不可不审也。其赏高罚下，而上无必知之道也，与无道同也。凡知道者，势数也。故先王不恃其疆，而恃其势，不恃其信，而恃其数。今夫飞蓬遇飘风而行千里，秉风之势也，探渊者知千仞之深，悬绳之数也。故托其势者，虽远必至，守其数者，虽深必得。”［①］

又同书修权第十四，对所谓“任私议”颇有微词，并谓“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为愚不可及［②］ 。其他学派如墨家，曾对“模型”与“度量”作文字上之玩弄者甚多，但我以为法家此类“量”的因素，与其所发现之一事有关，即成文法如不顾道德，使法家，及法家所事之君主，可藉严格之度量衡制而提高其效率。胡适即曾指出，“标准”一词，即为“法”之最初意义，在《管子·七法》篇中，法之定义即含有长短，轻重之制度，固体液体之容积，以及制图用之“形矩”，两脚规等等［※一］ 。因此常经人仿制之半浮雕，其意义可能在此。盖其中即有神话式的统治者伏羲与其后或女，女娲氏手执形矩［※二］及两脚规［※三］自然法(就法学上之意义言)或任何他种法律之根据伦理者，自不能对无关伦理之事，有所规定；此种法律可认弑父之事为“违反自然”，以其为任何人所知晓的社会中习俗上之所无也。但如强行武断规定，所有车辆均应采用四呎八时半之轨制，或某字必须写作某种形状，或(就西方历史言)谓十六世纪之英国不应输出羊毛，则不能以伦理说明其理由。因之，秦始皇赖法家之助，于公元前221年即位之初，曾作一有名之事，颇有深义。盖据《史记》所载：“始皇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字”［①］ 。戴文达列举理由，认为此种物理的与数理的想法之应用，当溯自李悝。李悝为一部极关重要而久经失传之刑法著作人，当在本书下文18，5之中当再提及，于公元前424至387年间为魏相。吾人从《语林》一书得知封建时代已有类似划一度量衡制之举，并谓系于春分之日行之(见礼记月令)［※四］ 。

吾人自数学，几何学，度量衡学观之，始察知法家思想在基本哲理上之缺点。彼等因力图统一制度，并将人类个人间之复杂关系化为几何式之简单公式，遂使彼等自身成为机械的唯物主义之代表，而招致一致命伤，即未能计及宇宙间组织之层次是也。尹文子云：

“以万事皆归于一；百度皆准于法。归一者，简之至；准法者，易之极。”《商君书》更进而言之曰：

“先王县权衡，立尺寸，而至今法之，其分明也。夫释权衡而断轻重，废尺寸而意长短；虽察，商贾不用，为其不必也。夫倍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类者也。不以法论智能贤不肖者，唯尧；而世不尽为尧。是故先王知自议誉私之不可任也，故立法名分。中程者，赏之；毁公者，诛之。”

此等理论虽数见不鲜，自由于比拟不伦而成，盖以为人类之行为与情感，亦可如盐一篓，布一匹之以量计算耳。梁启超讨论法家时，于此早有灼见。良以低层次之现象，其确定性与可预测性，不能于高层次之“自由意志”的领域中觅得。因之梁氏乃将法家列为机械主义，而儒家则对人类与社会之真正生机体性质，直觉上亦计算在内［①］ 。

法家与其他学派之联系，前已述及，值得注意者厥为彼辈有一特殊习惯，即为其自身之目的，而对道家思想予以曲解。惟关于社会之历史，彼辈则摒弃道家之推崇封建以前之初民集体主义，因之自然而然与墨家之初民社会观念相结合，而认系人与人争之乱世［②］ 。但在《韩非子》一书中，吾人发现道家自给自足的村落之理想，竟一变而为法家式农业社会之模型，诚属奇特。类此尚有道家术语曰“朴”，本书会于10，7(2)谓为系指封建以前部落集体主义之团结一致，法家则取以指一种有如斯巴达之民族，简单愚昧，仅知农战而不知其他。又“无为”一词，由法家观之，并非不作反乎自然之任何举措，而系指君主既已制定足够之成文法，统治工作可以“自动”进行，不须作任何统治行动，即令继承人能力薄弱，亦可继续进行。再者，道家所谓“天地不仁”一语，亦便于法家与以另一意义，如邓析子首章所称者是［※］ 。因之法家之道，惟与儒家同属人类社会之道，所不同者，乃法家之道非一普通伦理原则，而系人类社会中一个侵略的专制单位之动力，以宰制天下为目的。孔子之人治主义，则系反对此种严峻的法治主义。

此种思想，因秦国之成功，而得以大规模施行，其对中国文明之结构自不能免予留下永久的痕迹。但其影响之深刻，恐法家亦未必能预料。盖中国社会之再度凝固，由业已消失的封建制度成为半安定之新国，亦即封建的官僚主义，实由法治主义为之阶也。

自法家之立场观之，此种转变之方式，乃系对享有特权的与强大无比的封建领主及其家族，施以正面之攻击，而使社会趋于平等。法律对于全体平等施行，爵禄之施必基于农战之功绩。因加于继承权之严格限制，使所有中小封建领主完全消灭，仅余诸侯(其后则为皇帝)凭藉大批官僚从事统治。此种事实，吾人已于本书中已言及之，且将于本书下文48中再行详论。中国封建制度既衰，“用人唯材”之制乃兴。明白说明此点者，有如下列：

《商君书·赏罚》第十七云：

“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枉国禁，乱上者，罪死不赦。”

《韩非子》于《有度》第六亦申论及之：

“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不能辩，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官僚主义之基本原则，经商鞅予以说明，并予以明确定义：

“无贵贱尸袭其官长之官爵，田禄。”

终则由封建制度转而为官僚制度之策略，亦经同一作者暗示及之［①］ 。

“以强(指人民)去强者，弱；以弱(指人民)去强者，强。”

换言之，增强民力以推翻强力之封建领主，为道家之方法，因而导致古代集体主义之复活，而使统治者趋于衰弱；如推翻封建领主，而仍使人民处于衰弱，则可强化统治者。周之封建制度所以变为秦以后各朝之“寡人”与其庞大官吏团体，此即其途径之简要说明。吾人将于下文第28与第48两篇中讨论一种说法，即生产范围内之具体事实，实为引起此种变革之原因，盖水利工程之建设日形重要，灌溉、水利、防洪及田赋与谷物之均输，均有打破各个封建领地疆界之趋势。但此种基本因素，此地仅能约略及之。至法家之土地改革，如井田制之废除而改成阡陌，人民遂有买卖土地之自由，以后亦将再行论及。此种变革对于研究科学史者有何重要，我们今当与以讨论。

此种事实，对于制定法与自然法(自然科学所指)两种观念逐渐区分之历史，以及中国此种发展与欧洲相反之比较史，两者均有深刻之影响(惟暴视恐未必明显耳)。法家之影响当然不因汉朝秉政，而立即消灭，但儒家理想取代法家，历时二百余年，其进程盖有增而无减［①］ 。于是法治主义乃缓慢而确定地为中国人民所摒弃。汉得天下成统一之局以还，政权渐趋稳固，战国时代之紧张感消失无遗，加以封建贵族之逐渐消灭，遂使法家护持的主要障碍之一，得以排除。但最大因素厥为由法转而为礼，亦即明白根据伦理之一切仪节，风俗与习惯。由于成文法地位之缩减有其限度，于是法律与伦理间之鸿沟，依照中国古代之趋势，赖限制制成之法律止于刑法，使两者得以衔接。据戴文达之意见，法律再度与伦理紧密接合，因之历代帝王，直至今日，均引用自然法(就法学意义言)为其敕令之根据，即以其敕令合于天下所公认为伦理的行为模式——事实上即礼——为理由，而不以成文法为理由。法家欲制定一种法律，不顾人民之是非观念，使其法之推行一如自动机械；此种办法，在中国文化环境中必然失败。再者，儒家能深刻看出法家成文法之缺点，如荀卿曾言：“文法而不议，则法所不至者必废”。［②］故在中古时代之中国，虽保留若干成文法，仅为习惯的自然法之反映，本身并无内在的力量可言。君主虽可立法，但“正”之之道，单靠其意志尚嫌不足。一般情形既系如此，附带一事，因亦随以俱来，此即计量之标准，如度量衡，如轨制，路制，均恢复相当之紊乱，至近代始已。

吾人今日虽推崇法学上之自然法在中国文明中所占地位之崇高，但有一问题发生，即其对于自然科学之思想发展方面，可能有何影响？在欧洲，法学上之自然法与自然科学上之自然规律显系出于同一根源。因希腊后期之哲学与希伯来之一神教均一致认为：理智的造物神，不论宙斯(Zeus)或耶和华(Jah0veh)，皆已定有天国之法典，为所有被造者必须遵守，其方式与地上立法者之君主完全相同。因之尘世各国之成文法(不论如何强调)均不得有悖于范畴较广之自然法(就法学上之意义言)，盖自然法为全人类率性而为时，均自然而然遵守者；而此自然法仅为宇宙法则，即控制动植物之行为与星辰之运行的宇宙法则之一部分。自然法既在中国居于主宰地位，而成文法则减至最低限度，两者相距悬殊若此，则其对于发展自然界规律之系统的说明，可能有重大之影响，尘世间的统治者为人类而立法之力愈弱，则神灵的统治者为自然而立法之想像愈难。无立法者即无法。反之，(法学的)自然法之地位愈强，则愈易想像自然法为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之礼，即非人类之世界亦以为然者［①］ 。故虽无创法之人，亦有天然之序。此一问题将于本册之结论(18)中及之。

法家自知所欲为者乃新事物，此意之表示，于各家书中盖数见不鲜，仅就公孙鞅与秦孝公讨论时之说详言，即可见之。惟作者以为，法家之社会新理论，如无某种技术基础，则难以相信彼等居然得如许之成功。数百年来，文学性的史学者论及秦之勃兴，辄视为“奇迹”，但余深信，吾人应一视秦之军库，寻出其具体的技术的发明，方能了解如此残暴与专制之政体，何以能达成其目的至如此辉煌之地步。以后论及军事技术时，或可举证，说明此种发明，可能为何。

法家之现象乃中国社会脱离其古典时代之大革命的一部分。浪潮既退，中间之封建领主已不复存，但与伦理无关的强制成文法，亦归于消灭［①］ 。所余者仅由儒家充任而植根于风俗与妥协之官僚制度，在基于农业与水利之社会中，始终为统治之永久结构而已［②］ 。

注释：

第 262 页［※］译者按：系指韩非子为韩之诸公子奉使入秦，时李斯早已由魏入秦，遂为秦相。

第 263 页［①］原注谓：鬼谷子对政治有兴趣，由一可靠传说可以见之，即纵横家苏秦张仪二人均为其弟子：而此两人则为主张各国间同盟制度：即所谓合纵连横。并谓苏秦事迹见《史记》第六十九卷《苏秦列传》，由费梅亚(Phizma－ier)译为西文，其他有关苏秦之篇叶则为马古里叶(Margeulier所译)。

第 263 页［②］公孙侨字。

第 264 页［①］内储说上七术。

第 264 页［②］原注引《商君书·说民》第五及《靳令》第十三为例。

第 264 页［③］《商君书》竟内第十九。原注并谓韩非亦提及此点，意指军民皆然。

第 264 页［④］见戴文达所著第三编第60页，并谓：吾信此种刑罚实系认真执行。其后儒家主政，多种刑罚均为“纸面文章”，其施行者亦无前此之峻刻。但法家所处之时代，较为原始与野蛮，且残酷为法家制度之一部分。

第 265 页［①］见《商君书》去疆第四及戴文达著述第三编第197页。

第 265 页［※一］译者按：六虱官之义详见《商君书》去疆第四，岁指老弱之坐食；食指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美指耻于恶衣恶食；好指声色货利；志指高官厚禄；行指故有道德。

第 266 页［①］殆系攻击名家。

第 266 页［※一］译者按：原著盖撷取大意，不无出入；兹将《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申论之文附录于此，俾窥其全：“是故乱国之俗。(一)学者(案：指孔子之徒，儒家者流。)则称先王之道，以籍仁义，盛容服，饰辨说，以疑当世之法，而贰人主之心。(二)其言谈者为设诈称，借外力以成其私，而遗社稷之利。(指列国卿相)(三)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声名，而犯五官之禁。(四)其宦御者(指当权之人)积于私门尽货赂，而用重人之谒，退汗马之劳。(五)其商工之民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财。蓄积待时，而牟农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人，不养耿介之士，则海内虽有破亡之国，削灭之朝，亦勿怪乎!”

第 266 页［※二］译者按：此指《论语·子路》第十三；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躬异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第 267 页［①］《4商君书·禁使》第二十四。

第 267 页［②］见戴文达书第三编第262页，并参《韩非子》有度篇及奸劫弑臣篇。

第 268 页［※一］译者注：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

第 268 页［※二］译者按：乃我国木匠所用之曲尺，形似西方之丁形矩。

第 268 页［※三］译者按：乃结绳之像，其下委垂之二绳头形似西方之两脚规，故有此误。像旁题词为：“伏羲仓精初造王业画卦结绳以理海内。”

第 268 页［①］最后一项，当然指李斯之统一文字工作。

第 268 页［※四］译者按：指仲春三月春分时，“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角，正权概。”又见于《吕氏春秋》卷第六季夏纪，即第一册之第十二页。又秦当于商鞅执政时行之，至迟在公元前347年后，见《史记》第六十八卷。参杜著第三编第19页。但自另一方面言，自Erkes(9)以来，一般均认中庸第二十八章，提及车同轨一语，可证该书此篇不可能作于秦以前。

第 269 页［①］此点颇有兴趣。本书以后将认中国哲学基本上始终为一有机哲学，但现代中国哲学家未必人人皆完全明白此一事实耳。

第 269 页［②］见戴文达书第三编第102页称引商君书开塞第七，君臣第二十三；又管子君臣下第三十一，以及韩非子五蠢第四十九等篇。

第 270 页［※］译者按：邓析子首章无厚篇云：“天之于人无厚也；君之于民无厚也；父之于子无厚也。何以言之？天不能屏勃厉之气，全天折之人，使为善之民必寿，此(天)于人无厚也。凡民有穿逾为盗者，有诈伪相迷者，此皆生于不足，起于贫穷，而君必执法诛之。此(君)于民无厚也。尧舜位为天子，而丹朱商均为布衣。此(父)于子无厚也。周公诛管蔡。此(兄)于弟无厚也。推此言之，何厚之有？”

第 271 页［①］见《商君书·去强》第四。

第 272 页［①］见德效骞第三编第341页起，及戴文达第三编第126页起。

第 272 页［②］见《荀子·王制》第九，戴文达译本在其第三编第129页。

第 273 页［①］见前所引荀卿之言。译者按：“礼”之古训与“理”通，则礼乃循乎天“理”之自然而形成者，故虽“非人类”界亦不能越乎礼外。

第 274 页［①］此非谓成文法典不再生效，但已减至最低限度，且其制定与解释皆严格根据习惯的道德，即“礼”同时亦有甚多之行政的法律，规则与规程，主要系施于官僚团体，而集于其后各朝之“会要”与“会典”，推此亦隶属于礼之基本原则之下。

第 274 页［②］萧景芳Hsiao Ching－Fang(译音)言：“法家欲使法律之力量高于一切，但其唯一结果乃为使皇帝之力量高于一切”(页67)，即是此意。又葛兰言以法家之君主与希腊之暴君相较，可发人深思。

谢选骏指出：人说“研究中国思想史者，往往不耐儒家之微言大义，如然，则请先阅法家书籍，再复研讨儒学，则必能热诚欢迎，并体认其依于人道而严拒暴政之深义，而此即文庙祭文之所本也。”

——我看李约瑟此说，与毛泽东的“批儒评法”，简直沆瀣一气了。且有受其污染之嫌。

人说“如将中国古代诸子学说，以政治立场为基点加以排列，则应持法家置于儒家之前，盖法家代表当时政治趋势中之极右派，而道家则为极左之代表。因之法家自然与儒家同，仅乐于研讨人类社会中的治道，而对天道之过程无兴趣。”

——我看这完全是“古为今用”、“中为洋用”，是毛泽东思想的回声。

人说“法家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尚不及儒家重要，但事实上则两者的关系更为密切，因由法家之所信，而引起一项严重的问题，即人为法与自然法(就自然科学所用此一名词之意义言)之关系问题。所以我们到相当阶段时，必需审察这两种观念与西方文明发展出来的观念，关系如何，并以之与中国事实上所遵行那种平行的但甚不相同的途径加以比较。”

——我看如此这般的“中西文化比较”，很可能受到了梁漱溟的影响。

【第六章 中国科学之基本观念】

1、绪论

本章我们将论及中国科学思想史上的中心问题。这就是早期中国本国自然主义者所拟成的基本观念或理论。在这一方面，需要提出讨论的主要课题共有三项：其一，是“五行”的理论；其二，是宇宙间的阴阳理论；其三，是古人竭尽心力而完成的“易经”符号结构的科学(甚或是原始科学的)用途。我们不但要讨论它们的性质与后来的影响，而且还要追究它们的历史渊源。我们在此地所提出的意见，与以往中国传统上一般所接受的及早期西方汉学家们所未多加批评而承用的必然有所区别。所有这些我们觉得不合理的意见，都采取了近人研究的结论以代之。再者在中国的文字中，有些象意字(ideographiC script)对于研究科学思想的起源，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觉得，要讨论以上所提出的那些课题，合适的着手之处，应该是先对这些字的本身作简要的叙述说明。

在这一章里，我们也要约略地谈论到古代中国人的整个宇宙观。而在西方汉学界里，已经有三部重要的著作对这个问题作过了详审的研讨，因此我们在此地也不能不把它们提出来说说。这三部著作的书名及著者是：福克(A.Forke)的《中国人之宇宙观》(World Conception of the Chinese)，顾立雅(H.G.Creel 的《中国论》(Sinicism)以及葛兰言(Marcel Granet)的《中国人之思想》(La Pensèe Chinoise)。福氏的书，是一部较为翔实而信达的著作。他所引述的大部分都取自中国古籍之中的有关材料。但是这本书因为成书的时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或当时，那个时期的学术界，对于中国古籍的真伪年代问题的认识，比之今天远为逊色，所以书中所阐述的周、汉思想与宋、元思想，在分野上都不免有相当混淆的地方。其实，福克氏本人对于中国与其他文化之间在思想异同的研究方面，的确下过一番工夫。不过我们在研读他这本书的时候，常会觉得福氏对中国思想的价值所给予的估计，在观点上，缺乏自然科学的训练；当然，在他那个时期也根本没有任何人能有这样的造诣。同样的缺点也见于顾立雅氏的著作之中(顾氏的书较福氏晚出十余年)，但是以为汉代学术界所谈论的宇宙进化问题与唯象论(Phenomenalism)来源甚早，这便大错了。顾氏现在也承认了阴阳家这一派学者的重要地位，他们所倡导的学说之中，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人之宇宙观”的主要成分。

葛兰言氏的著作较之前两者深奥多了，——就其本身看，实是天才之作［①］。葛氏基本是一位用社会学的方法去分析神话者。他为读者描绘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周代初期(青铜器时期中的初期封建时代)的小农社会的图画，此时也正是一般所称的诗经时代(Granet(1)，(2)西书)。葛氏从那个时期中的神话与民俗观点，去研究淮南子或王充的思想。他为我们展示了一幅视野广阔的中国思想的全景：从现实的社会生活到时间与空间的观念，从占卜与幻方块到自然现象的理论，从大宇宙到小宇宙，又从小宇宙回到大宇宙。葛氏深刻的洞察力，使得他的著作能够获致斐然的成绩，而他对于中国古代思想特质所给予的许多基本的评价，我以为都是很正确的。致完成这一章，我们对葛氏的某些看法几不得不加援引。不过，他的叙述因为太过清楚而肯定，说得活龙活现，使人有如观看变戏法表演的不安之感，终至不敢相信古代中国的自然主义者其思路会像葛氏所说的这样明晰。所以他的武断臆测我们实在无法接受。

或许葛兰言氏亦会承认在他的著作中，有某种尺度上的主观存在着。他自己说：“中国，对于具有活泼的想象与批判精神的研究者来说，无论他的研究如何深入，总免不了得透过文献材料才能看出她的面貌来。”［①］本书作者便没有这样的感觉了。如果我们从目前仍然在使用的那些古代技术来着手，那么对于中国技术的研究便会易有成。考古学已经促成了许多辉煌的发现，如殷墟甲骨便是其一［②］，而且在中国，目前已可进行广大规模的发掘，这种条件自然会使我们想望着美好的成果［①］ 。一定要等汉学家们，研读中国的古籍才能得中国古代的科学的真象，过去的汉学家们能以受过自科训练的眼光去阅读的，甚为罕见。这本书或许可以证明，即使我们与古代中国的科学家们，在时间上相隔着许多世纪，在文字上又有象意与拼音如此的差别，然而只要心志吻合，理出一辙，他们的思想仍然还是可以传达给我们的。

2、重要科学性文字的语源

在作较进一步的研究之前，我们应该对中国文字的造字过程作一番探讨，因为没有这些文字，科学观点自无法传达交换。如此，我们对于中国的这种“象意字”(ideography)不妨作简短的插话。由于河南省安阳县内殷墟甲骨卜辞的发现，使我们对于已知时代最早的中国文字形式(约公元前第二个千年代)有了广泛的知识。这些甲骨文以及商周青铜器铭文构成了丰富的图形式字汇。这些文字中，只有一部分被学者们应用现行文字的书写形制，厘定辨认出来。大部分厘定出来的字，已经得到一般地接受。因此，我们可以从这些文字中，选出一些，作为我们了解中国科学术语的来源之用［①］ 。

这种工作似乎是很值得做的，但我们应该知道这些古代的语源学，对于秦、汉时代原始科学的代表人物，或宋代的科学研究者们的思想，可能少有影响；像汉代栾大那样的方士或宋代唐慎微那样有理性的药物植物学家，亦无影响。在中国整个的信史过程中，有许多这种字的起源，一直都不为人所知。就以许慎(公元二世纪时人)来说，他是中国辞典编纂的始祖，他的《说文解字》是许多字典与百科全书的先导者，然而他对那些问题也是一样茫然。据我们所知，许慎从来未曾见过任何商代的甲骨文。许慎的《说文解字》只就小篆的构造加以解说。学者们如果想要辨认金文或甲骨文，则必得倚重许氏的书，以小篆和金文或甲骨文比较之。许慎解说错误的字不在少数，但是讲对了的字则更多。有些许氏的说法，以往被人认为荒诞，但是因为甲骨文的研究，反倒稳住了他的立论。

我们研究这些文字的目的，在观念上，并不是因为它们的起源，在把这些宇使用于表达科学思想的过程中，会给予思想的本身有多大的影响。要紧的是因为这种特殊由“象意字”所表现出来的科学字汇，它们的起源对于中国的原始科学史的某一方面，一般地具有相当的意义。现代的学者们在了解商代文字的形制与意义方面，较之去古未远的汉代时人，实在超过了很多。这种结果，自然就是考古学进步的成绩了。

就时代最早的通行印度雅里安语(Indo－AryanLanguage)的语根原始意义来说，在欧洲许多语言群(language－groups)还没有从梵语中分化出来以前——这种语根就是后来发展成为亚里士多德(Aristot1e)或牛顿(Newton)这一辈人所使用的语言的主体——我们如果想对这些语根作探讨追究的工作，那么在需要用猜测的方法这一层上看，恐怕比之研究中国字本形时更甚。因为研究印欧语，从字的本身看，不过是应用数目有限的字母，以排列组合的方式构成字形，来代表古代当时的语音。但是研究中国字的情形便不是这样了。中国字的字音，虽然也只有用猜测的办法得之，然而因为字的形制是以图画象形为主，所以我们还可以从联想上寻绎它们的意义与相互的关系。

如果在中国文字的用法上，没有“假借”字的问题，那么上面所述说的也就没有什么枝节或牵涉可言了。我们以前也曾提过，中国从很早开始，在文字的应用上有一种倾向，就是用某字表示某义的时候，这个字的作用其实只是表示那个意义的声音，而不是构成那个意义的本形本字。本字或许另有它的写法(本形)，也或许还没有及时诞生。所以，要决定某些字是否真有语意上的意义，有时是很困难的。这种纯粹的同音假借字，总而言之，对于三千年以后的现代文字学者来说，如果态度不慎，就会受到它们的捉弄，而误入歧途。

为了便于比较中国文字的造字过程［①］，我列出几个印欧语系(Indo－European)文字的语源。在p0k0rny (1)的字典里，他把印欧语在分为梵语系与拉丁日耳曼语系之前的语根，揣测出来。我在研读之后发现，这些字的古义与从它们衍生出来的现行义，似乎没有太大的差异，虽则对未入门的人，这是不显然的。例如，英语作above，拉丁语作super，源于uper，三者意义相同；英语作wind，拉丁语作ventus，源于ue，意思就是“吹”；再如，英语作winter，拉丁语则作hiems，源于ghei，意思就是“冬”或“多雪”。还有些例子，虽然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仍然饶有趣味。如，“法律”一词，英语作law，拉丁语作1ex，来自一个古代的语根leg，意思是“收集”或“捆在一起”。拉丁语的lumen 与1una两字同是源于leug，意思是“光亮”或“使之光亮”。由这些看，所以我们未有大改进。有时有些有趣的情形：如拉丁语称“女人”为femina，起源于dhei，意思是“吸吮”或“被吸吮之物”，这与甲骨文用象意(或象形)方式表示出来的意味，可以说是相仿的。因为甲骨文的“女”字，从字形上看，仿佛也是用强调乳房(或胸部)部位的方法，来别于男性的。但是从整体上来看，印欧语群中藉以形成基本字词的那种思想过程，是难藉任何拼音字语根的研究来获得的。那些字决不会一概都以拟声的方法造成。我们或者可以敢说，象意字却保存了一些这类的造字思想过程，以便于我们察阅。

在表2里所列出来的字的选择，因为是它们系基本的科学术语。这个表的第一项是各字的编号，其后依次为字义，字音，今字。第五项则为古字，或为甲骨文，或为金文，编为小篆［①］ 。第六项为高本汉“增订汉文典”的登录号，其后为该字古义的解释。最后一项为学者姓名。这些学者，都是我们所采用各字解说的创立者［①］ 。有时为了比较起见，西方学者的解说也是需要借重的［②］ 。

当我们把表2所列出的字加以研究之后，就会发觉那些在科学肇始阶段所需用的基本字词的构造，按象意字的造字原则，是一如我们所料的。在所有列出的字里(每一字如有两种可能的解说，则并举之，不另编号。同音假借，亦列举两字)，只有两个很简单的字(见表十一中之第二十及二十一——“上”、“下”两字)，可以视之为几何图形。有二十六个字是用图形来表示非人性的自然界物体，这其中有十一个是与生物学有关的，有十五个是关于无生物与宇宙方面的。有关人体及各部器官的，共有二十二个字(这些字的形制对于任何初民都是很自然的)，其中有七个字是与性及生殖有关的。人体的动作时常从字形上表示出来。有五个字是根据动作的方式与动向而造成的。另有二十三个字是关于工具与技艺方面的。工具方面，包括耕耘、编织、纺织、洗刷、讯号与计算等；技艺方面，连同典礼的应用活动，如祭祀的举行与舞蹈等，共有五个字。总计关于技术方面的专用字词，包括交通事类，占有二十八个字之多。还有六个字是表示社会生活的环境的。至少有八个字是同音假借，另有三、四个字是用来表示抽象观念的(如：非2b、真19、少49、数78。只有一个字，至今还不能用考古学的分析方法去解释)。当然，如果我们用数目更多的文字来作为分析研究的素材，那么各种字词在整体里所呈现的比例，必定有所不同［①］，不过我们现在为欲表示所有象意字在初民日常生活中如何发展而最后达到抽象的意义，所以表2的字数可以说足够应用了。以上这一章算是把关于原始科学期与后来科学的思想想与实验方面的术语名词，作了一次引介的工作。

(附表2)

3、阴阳家(自然主义派)、邹衍、及五行说的起源与发展

我们在这一节里将要说明的是：阴阳基本理论的起源与意义，以及“五行”。严格地说，我们应该先讨论“阴阳”的问题，因为在理论上，“阴阳”在自然界中，当是呈现在一种较基层的，而且它们也是古代中国人所能想到的“至理”。但是我们对于“五行”学说的历史渊源所具有的知识，较之“阴阳”，实在超过很多，所以为了方便起见，就先来讨论“五行”［②］，我们在此得先行追溯一位名叫邹衍的思想家。虽然他可算得是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真正创始者，但我们在前文还未及多述。邹衍的生卒年代，我们已经无法确知。不过根据估计，他在世的时间，约当公元前350年至270年。如果他不是“五行”学说的唯一创始者，至少也是他把

这类有关的思想加以系统化与确立起来的。这类思想原先特别流行在东方滨海的燕、齐两地，时代最多不会早过邹衍一个世纪。以上所述说的年代问题，当然与传统的看法不符。传统上，都奉《尚书洪范》为圭臬，以为“五行”学说肇始于斯，时间则在周初。不过由现代的研究显示，还是以我们所拟定的时代较为正确。

邹衍是科学史家所尊敬的，所以我们应贯注于邹衍一生每一步有关的现存资料。我在此就把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引用出来。司马迁虽然把这个列传题为孟子荀卿，但是大部分是述说邹衍的事迹。《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云：

齐有三邹子。其前邹忌，以皷琴干威王［①］，因及国政，封为成候，受相印。先孟子［②］ 。

其次邹衍，后孟子。邹衍睹有国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于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始终大圣之篇，十万余言。其语宏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③］，至于无垠。先序今，以上至黄帝，学者所共术。大并世盛衰，因载其机祥度制，推而远之，至天地未生，窈莫不可考原也。

先列中国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

称引分天地以来［④］，五德转移，治各有宜，而符应若兹。

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①］ 。

其术皆此类也。然要其归，必止乎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始也滥耳［②］ 。

王、侯、大人，初见其术，惧然顾化，其后不能行之。是以邹子重于齐。适梁，惠王［③］郊迎，执宾主之礼。适赵，平原君侧行席。如燕，昭王拥彗先驱，请列弟子之座而受业。

筑碣石宫［④］，身亲往师之，作主运［⑤］ 。其游诸候见尊礼如此。

岂与仲尼菜色陈、蔡，孟轲困于齐，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王，伯夷饿不食周粟。卫灵公问陈，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谋欲攻赵，孟辑称大王去邠。此岂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内圆凿，其能入手。或曰伊尹负鼎，而勉汤以王，百里奚饭牛车下，而缪公用霸。作先合，然后引之大道，邹衍其言虽不轨，傥亦有牛鼎之意乎。自邹衍与齐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环渊、接子、田骄，邹爽之徒，各著书，言治乱之攻，以干世主，岂可胜道哉。

(以下有两段专记淳于凳与慎到等人事迹，从略)

邹奭者，齐诸邹子。亦颇采邹衍之术以纪文。于是齐王嘉之，自如淳于凳以下，皆命曰列大夫。为开第康庄之衢，高门大屋，尊宠之。览天下诸侯宾客，言齐能致天下贤士也。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邹衍之术，迂大而宏辩。爽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①］：“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凳。”※

以上所引的这段《史记》，具有极大的启发性。我们从《史记》文中可以看出，阳阴家——邹衍的徒众后来被人这样称呼——虽然最近乎道家［②］，但是具有一种特性，与上文已经研讨过的任何学派迥然有别。与道家不同的是；阴阳家——自然主义者［③］，并不规避宫廷与国君的生活方式，相反地，他们似乎很自信地觉得自己掌握了有关宇宙的某些事实，国君们如有忽略这些事实之处，便会遭逢大咎。即使邹衍当时知道了原子弹的制法，他也不会以更坚定的眼光来注视那些诸侯国君们。所以有一段短暂的时期，这种原始科学的知识，在当时所能获有的重要地位跟声望，与现今科学家们的情形，似乎相去并不太远。因为自然主义者(阴阳家)们的“术”，大概决不是徒托空言的，如下文即将提供证据出来。

邹衍在各诸侯宫廷中作客的情形，当是史实。《史记》所说，他在各国备受推崇，必是当时的实情。至于那个座落在齐国都城城门以外的“稷下”学院(参阅《史记·田敬仲完世家》)，邹衍似乎是那里资格最老的成员，或许因他是齐国人，劝齐宣王建立的。而在差不多与此同时的古代希腊的那些有名的学院，与齐国的稷下相仿地在历史上有同样的旨趣，这一点我们在本书已有叙述。除了前段提过的诡辩家淳于凳和另一些人(大多是道家)以外，当时的学者还有墨家如宋鉼者，和有一个时期那位伟大的儒家亚圣——孟子，也都是稷下的名流。庄周可能也在此列之中。“稷下先生”们，从称谓上可以看出，这些学士们的职责纯粹是顾问性的。他们戴着一种方形的“华山之冠”，并且可能也穿着与这种帽子相称的袍子。他们的论述，真不啻字字珠玑。学派既多，又复共处一堂，互相之间，必定会发生学术专用术语的借用情形；在《史记》叙述邹衍学术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出他用了墨家的术语“推”字来表示“归纳”的方法。

司马迁对于邹衍的看法，多少有些苛刻；不过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司马迁是站在儒家的立场，打算恢复邹衍的地位。所以《史记》才表示，不论邹衍对于自然界的学术理论是如何的怪诞，毕竟还是“要其归，必止乎仁、义……。”等等。而在稍后的一段话里，他说邹衍的自然科学理论，不过只是标新立异的说法，用以引起诸候国君的兴趣，获取他们对他的信心而已，邹衍的最终目的，仍然是想把那些国君们纳入儒家的善行正道。这种看法，暗示了在司马迁的当代，阳阴家(自然主义)这一派，已经失去了他们本来的独立性。所有这一派实质上的学术，都转移给了道家，而他们的五行理论也成为各个学派所共有之物，儒家也是其中之一。由《史记》的叙述上看，好象阳阴家对于自然界所具有的兴趣，司马迁并不了解，所以他那些辩解之辞，实则是毫无需要的。当然，司马迁也不得不说邹衍在处世的技巧上，远较孔子为成功。总之，他是要表示出邹衍的学说，在某些方面，实际上是属于儒家的。

那么，阴阳家认为自己所发现的那种重要得使他们能够藉以说服诸侯国君的“政治劫运”究竟是什么呢？我想最好还是看看邹衍自己的说解。清人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里，辑有邹衍(或是他的门人)著作的佚文(见《玉函山房辑佚书》卷七十七)，而且这些著作也都是汉代的书目编者所知道的，如“邹子”以及“邹子终始”等是。到现在这些记载还没有出现在西方文字中，所以我们就把这些材料全部引在下面，并加评注。

(1)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传说中的帝王及治乎洪水的水利工程师，参看本书第10章)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①］ 。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赢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②］ 。

案：以上所引出那种“世界观”，(在公元前第四世纪时确是很大胆的)有些人以为是受了外来思想的直接影响所致，特别是印度的。但是，邹衍的理论也可能只是一种根据吾人所不曾知道的文化接触，所作的判断，以为中国并不是世界的中心，而中国以外，另有其他的文化存在着。所谓“九州”之说，在后来的文献中经常出现，如《淮南子》(见该书卷三)。

(2)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枣杏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③］ 。

案：以上的这些训诫之词，可能意思着重各种树木的性质，以及它们的吸湿性等等。

(3)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当时则用，过则舍之。有易，则易也。故守一不变者，未睹治之至也［①］ 。

案：我们在此地可以清楚地看出道家的善于适应与对于长期社会变迁的理解，与他们相反的是儒家，儒家拒绝改变传统，而且以一种强烈的保守态度，固执于古代的礼俗。

(4)齐使邹衍过赵平原君，见公孙龙及其徒綦母子之属，论白马非马之辩以问邹子。邹子不可(曰)：彼天下之辩，有五胜［②］，三至［③］［※］ 。而辞正为下。辩者，别殊类使不相害，序异端使不相乱，抒意通指［④］，明其所谓，使人与知。辞以相悖，巧譬以相移，引人声使不得及其意，如此害大道。夫缴纷争言而竞复息，不能无害君子［⑤］ 。

案：以上这一段引文，如果属实，则对我们是颇有价值的。因为它可以证实对于自然界有研究兴趣的各学派，并没有意愿去跟墨、名者流来合作，为科学建立一种逻辑。邹衍看不出究竟逻辑对道家与阴阳家(自然主义)的学者们有多大的益处。

(5)余登缗城，以望宋都［①］ 。

案：这句话的意义不很明显；也许与战略有些关系？

(6)四限不静［②］ 。

案：这句话似乎是指政治危机而言，但是，也同样地可能是有关地球运行的说法，与所谓的“四游”之论不无关系。

(7)五行相次，转用事［③］，随方面为服［④］［⑤］ 。

(8)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⑥］ 。

(9)凡帝王之将兴也，天必先见详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⑦］，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于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鸟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徒于土。”［①］

以上最后这三段引文，就是阴阳家(自然主义者)们半科学、半政治论调的本质，他们藉此就恐吓住了那些诸侯国君们。“五行”观念，就其本身看，是自然家性的与科学性的，我们即将以这种观点对“五行”作进一步的观察，以探讨它确切的涵义，但是邹衍显然是把这种理论推展到朝代的兴替上面去了。他认为每一位国君或是他的宗室只以“五行”中之一德，依其次序统有其国。事实上，这是一种宗室统治权兴衰的理论，把人事与历史和非人类性的大自然现象，并列于同样的“法则”之下［②］ 。人事与大自然两者都是遵守不变的法则的，这就是所谓“相胜”，木胜土，金胜木，火胜金，水胜火，土胜水；自此以下周而复始。如此，一切人类历史上的变更，都被认作是这种“相胜”变更的表征。这些变更可由较为基层的无机物质上观察得之，其实五行的观念也无非导源于对这些无机物质的观察。我们或可推测得知，诸侯国君们之所以发觉邹衍的学说难以付诸实行的原因，就是诸侯们虽则对于邹衍及其学派以那种坚决的信心所讲的理论，可能确信，然而他们对于那藉以统治国家的五行之德，仍然很难知其究竟，足使他们作必要谨慎的防范措施。而且，自然的轮回转化，自有其本身的方式；如是则不管诸侯们怎样去从事避免那难逃的劫数，也于事无补，决没有那一皇室能有希望来永保他们的国君地位。我们可以看出，邹衍的“发现”，虽只是原始科学，而其广泛深刻地为人所相信，却显出了它的社会学意义。从阴阳家(自然主义者)理论的奏功与后来承用阴阳家理论的汉代儒家的学术的成立，这些事实，再令我们想到现代自然科学界在政治上所成就的重要力量，与之颇有同工之处。无论以为苏格拉底以前及亚里士多德学派、亚历山大学派学者们的成就，对现代科学基础如何重要，如想在古代的希腊找任何与中国这些自然主义者相当的人物，实在是件不易的事。

大约在公元前第三世纪末，邹衍的理论已经具体化，见诸《五帝德》(这是一段简短的论著)。这篇文章，司马迁也曾引用过［①］ 。不过他所用的与后来《大戴礼记》与《孔子家语》［②］所收的《五帝德》篇，可能不是同一材料，虽然它也蕴含了同类的观念［③］ 。我们还知道有位大臣叫做张苍(张死在公元前142年)；在汉初的几位皇帝在位时期，阴阳家的理论得以传衍，张苍是其主要人物［④］ 。

虽然，多半由于我们的猜想，很可能邹衍以及他的学派藉以影响后世的，尚不止以上所说的，而我们有相当的理由怀疑他们的“术”，也包括了天文与历算的学问。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六历书云：

“其后战国并争，在于疆国禽敌，救急解纷而已，岂遑念斯［⑤］哉？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消息之分，以显诸侯。”

此外，还有许多证据显示，阴阳家与炼金术的起源也颇有关系。我们已经说过，邹衍曾经列举自然产物，其中可能包括了矿物，化学物质与植物等。关于阴阳家在炼金术方面，《史记》载有两段重要的文字(见《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自齐威、宣之时。邹子之徒，论著终始五德之运，及秦帝，而齐人奏之。故始皇采用之。而宋毋忌，正伯侨、充尚、羡门高［①］，最后皆燕人。为方仙道，形解销化［②］">［②］，依于鬼神之事。邹衍以阴阳主运显于诸侯，而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不能通。然则怪迂埃邰冢菽苟合之徒。自此兴，不可胜数也［③］ 。

自(齐)威、宣，之昭，使人入海求蓬莱、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传在勃海中。去人不远，患且至，则船风引而去。盖尝有至者。诸仙人及不死之药皆在焉。其物禽兽尽白，而黄金银为宫阅。未至，望之如云。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去，世主莫不甘心焉”［④］ 。

我们从《史记》的这一段真实而又引人入胜的文字上，似乎可以断言，邹衍这派自然主义者，不但是汉代谈论五行的“半儒家”一派的开导者，而且，与那些滨海国家中的方士们，也有很密切的关系(如果阳阴家非即是方士的话)。这些方士们后来成为汉武帝朝廷里一股重大的势力。我们以后在论及许多学术史方面问题时(如化学及磁力等)，将会多次谈到。

另一段文字，于邹衍在给予后世学派的启迪作用，极为重要的，见于《前汉书》(卷三十六)，其中述说的是一些时代较晚的事情。我将在讨论化学史的篇幅中，多加引述。因为那段话是关于汉儒刘向在年少时(公元前60年)试图用人工方法造金的事。不过，从《汉书》的那段记载中，也颇显露出，阴阳家的奥秘书笈(或者即是所谓的“口碑”)已传达到了淮南王刘安(淮南子)的那个圈子里去了。《汉书》卷三十六刘向传云：

“(刘向)上复兴神仙方术之事。而淮南有枕中鸿宝苑秘书》。书言神仙使鬼物为金之术，及邹衍重道延命方。世人莫见。而更生父——德——武帝时，治淮南狱，得其书……”［①］

按照历代炼金术者的一般公认［②］，当然可以说在公元前第二世纪的炼金术著作，都导源于邹衍。但是这一说，也并不就是定案。中国的炼金术(我们可以说，它的发生，比世界上任何地区的此道都要早)，极可能是公元前第四世纪的阳阴家(自然主义)们所倡导而来［③］ 。

五行理论之说，起源于公元前第四世纪，正与一块镌刻的铭文符合。这块镌刻就是“玉刀珌铭”，陈梦家以为这块“玉刀珌铭”当是齐国之物，其时代则在公元前第四世纪稍后。铭文是用警句的形式写成的，与古代希腊汇编(The　Greek　Anthol0gy)颇为相仿。其文曰：

“行(气)，则(畜)，则神，神则下，下则定，定则固，固则明，明则(长)，则(退)，则天。天兀(其)(舂)在上，坠(地)兀(其)(舂)在下。巡则生，逆则死”。

这一段精采的警句，使我们揣想到齐燕(以及后来那大一统的帝国)战士们的心理状态。他们必然确信，如果顺从自然主义者(阴阳家)的教训，便会处在天神一边，或者如我们说的，“处在历史的力量”一边。一种对科学宇宙观的尝试，会强化某种特殊社会背景里战士们的意志与勇气，这不会是历史上的最后一次。

另外一篇述说五行理论的古典名著就是《尚书·洪范》。《尚书》的著成，传统上都以为是在公元前第一千年代中初期的那几百年里。但是，现在学术界都公认《尚书》是经过漫长时期而完成的一部集体著作(许多别的古籍也都是这样完成的)。《洪范篇》中述说五行问题的，必然是秦人所窜入的材料(公元前第三世纪)或者至少也不会比驺衍的时代早。洪范一开始就说，“五行”是所谓的“九畴”之一。“九畴”则是天下给鲧而交给禹的。“九畴”之中，除了“协用五纪”很明显的是天文方面的事情以外，所有其他八个部分，所说的都关乎人与社会的性质及关系。洪范就把这些“畴”，称之为“彝伦”。“彝”字从洪范的这种用法上看，它的早期意义颇足以表示一种自然律观念(指其科学的意义)的涵义。不过以此义来用，却并不常见。“彝”字，虽然在此地可以当作自然法则、规律或规则来讲，但是从甲骨文的这个字看，它的形状像一个礼器之中盛着猪肉与米，器物的本身圈饰以丝，其下则有双手捧承着。所以，“彝”字可能与某些礼拜中的规程或仪式的起源有些关系。

《洪范篇》中对五行的叙述，使我们在了解阴阳家(自然主义者)缔造五行的方式上，有了一些头绪。《洪范》云：

“一、五行：一曰水，二日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爱稼穑。

润下作碱，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以上所言，我们可以看出，五行的观念，并不是五种基本物质(质点不在考虑之内)，而是五种基本的程序。中国思想特别着重在关系，而不在物质本身。今案《洪范》所述，列一表式于后：

水　湿润、滴落、下降　液体流质溶液　咸味、(溶解？)

火　炎热、焚如、上升　热力、燃烧苦味

本　以切割与镌刻的工　得以加工之酸味具，可使成所欲之固体形。

金　在其呈液态之时，　可以凝固(铸辣味以铸造之法而使其造)，融而重成形。又可以重融　凝之固体［①］、重铸之方法而再变更其形。

土　出产可食的植物土。营养　甜味

以上所示，表中第二栏为阴阳家想像结构中自然物质的性质或处理方法，次为现代的近似称谓，再次为阴阳家们以为各产物的味道。当然，在这样的一种表式里，常会使人把古代的某些观念，讲说得比它的实际情形更为繁富，但这种表式，按《洪范》，似是如此。

由这个观点上看，把自然界重要物质的基本属性作一假定性的分类，而这种工作的成果，也就是五行的理论。此地所谓“属性”者，就是只有在他们受到变更时才会表露出来的那种性质。所以，用“要素”或“元素”这种名称来解说“行”字，我们总会觉得它于义不足。“行”字的来源，据本书图表2第十四号所载(见上文)，其字形上最初所表示的，就有“运动”的涵义［②］ 。如陈梦家所说，五“行”是五种强大力量的不停循环的运动，而不是五种消极无动性的基本(主要的)物质。但在(英)文献里“e1ement”一字用于“五行”已久，现不甚可能改换它。《尚书·洪范》的那段话，其最有趣的一点，是把五行跟五味配合起来［①］ 。虽然一般都认为，五行论主张宇宙间任何可以分为五的东西，都和五行有关，故五味之配五行，亦只是这个大体系中的一例而已，但是，“五行”之与“五味”的互相关系，颇不能如此等闲视之。因为“五味”的提出，很强烈地显示了阴阳家(自然主义者)们在化学方面的兴趣。咸与水相配(当然对于沿海人民是很自然的)，表示对于液体与结晶体的初步实验与观察。苦与火相配(这两者的关连，大概是五者之中最不显明的一例)，可能是指用火来煎煮草药，这是苦味最甚的东西。在调味方面还有“苦”与“热”(指辛辣的感觉)相配合的。酸与木的相配，就比较容易解释。因为木是植物，又与一切植物性的物质有关，而这类东西在其腐朽分解的状态下，就会有酸味。植物灰中的碱质也是带有酸味的。辣味与金属相配，当然是指镕解金属而说的。有许多金属，在镕解的过程中会放出大量的辛辣气味，如：二氧化硫即是。最后，甜味与土相配，则是由于在土中的蜂巢里发现了蜂蜜的关系；再者，地里出产的谷类，一般也都有甜味。

(1)“五行”与其他民族“行”理论之比较

在我们研究“五行”论的过程里，自不免要把中国的这种理论与古希腊有关“行”(e1ement)的说法，加以比较参照。

希腊人对于“行”理论的谈论，似乎是在苏格拉底学派兴起以前的时代里，其首要人物当推安诺芝曼德(Anaximander当公元前560年顷)。他的说法以“土”、“火”、“气”、“水”为四个单位；在这四者以外，另有一个单位名之为Non－Limited ——非限物质(希腊文作apeiron)，是一种上述四者的基层。古希腊奥腓克派的说法(Orphic)只有三“行”，这种说法被有些思想家延续之，如Chi0s之lon 即是。按Syros之Pherecydes之理论，“行”与“行”之间有尅伐的作用(这与相胜的理论显然是一样的)。他与Empedocles(当公元前450年顷)，都把每一“行”与一位特别神祇相配合。这种情形也见于中国的思想中，例如，《计倪子》一书就列有一些神话人物，每一位都与一种“行”相配。Empedocles氏把这些“行”称之为“根”。首先以我们熟知的stoicheia一字来称谓“行”的，则是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8年至348年)。与一般所知相反的是，这个字——Stoicheia——似乎与“运动”这个意义并没有什么关系，它的最原始的意义却是一支固定的直定小椿柱，事实上就是日晷。如此，这个宇便有“单纯成分”的意思了。不过，比邹衍略早一位的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 年至322年)接承了那四种“初始物类”(Prota so－mata，的说法，)由于把四者认作是“性质”，就使这个说法加进了一种显然“动”的观念。亚里士多德的“行”论(也就是他的stoiheia)，也就不再是“土”、“火”、“气”、“水”了，而成为：“燥”、“热”、“冷”、“润”。在亚里士多德学派堪称学术界主流的时代中，这种性质熟见于欧洲的科学及医药。无活性的基本物质(hule)，配有了那些“性质”，便有了它自己的形式(eid0s，)。这些“行”，能，且不断的，互相转化另成一“行”［①］ 。在一种特有的现象中，一种性质可被它的相反(alloiosis)性质所取代。亚里士多德把许多不同的组合，都分辨出来；他的“合成法”(Sy－nthcis，)，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物理性混合物”，而他所谓的“混成”(mixis)，广义地说，更为近似我们现代的“化合物”的意义。又他所用的“混拌”(Krasis，)——这个字在古希腊医药之父Hippoc－rates的医学论集中，有极重要的地位——是指液体或溶液的平均混拌而言。

对于希腊人的第五“行”的讨论，自然是颇具兴味的。但著者不知它是否与中国的五行有任何的类似处。Tarentum之Phi1olaos(当公元前430年顷)［②］感得有第五“行”之需要，是因为他认为在各“行”与那五种熟知的立体几何图形之间，应该有些关联。Phi1olaos称这种关联为holkas，(如船之外壳，船身)，或即“传达工具”之谓，而且可能在某一方面，略似安诺芝曼德所谓的“非限物质”(aperi0n)。柏拉图就承用了此说，而以这第五“行”为aether，意即“一种微妙之气”。亚里士多德则又转而谓此说乃指天体物质而言，如此便把这个第五“行”从地面的范围里剔了出去［③］ 。

大体上，我们可以说，希腊与中国在“行”的理论固有相似之处，但它们的分歧处，则是更很显明的，所以我们无需作任何东西传播的假定。

我们在此地必须提出来研讨的是，沙畹Chavannes (7)氏曾经竭力证明中国的五行论，连同十二生肖之使用，是导源自中国的邻邦突厥或匈奴，其时当在公元前第一千年代的中叶。他特别着重下一事实，在公元前205年汉高祖平定秦的时候，发现当时的祭祀，照例只提供给四位“帝”(天神；即白、青、黄、赤)，因此便诏令增加一项祭祀，乃立黑帝之祠［①］ 。就中国文化史上看，活动于西北方面的，无疑是突厥等游牧民族，而沙畹的结论就是：原来(四)行的说法，当是由这些民族传入中国。秦国是不很开化的，这是众所周知的事。Chavannes的这种看法，引起了de Saussure及Forke 二氏的激烈抨击。两氏的论说，就它们本身来看，可能还站得住；但是因为他们对于所使用材料，如《易经》、《周礼》之类的成书年代不加详考，他们所采定的年代，比我们今天所承认的，早了许多。这就使得他们所提出的理由，有许多一定是错误的。《史记·封禅书》在记载汉高祖对四帝之疑，以及诏令立黑帝之祠的那段话里，不曾提及有关“行”的问题。要对这种情形加以解释，一样的可以作以下的假设：五行的一般体系，在汉兴以前的几个世纪里已经形成，其地则滨海之燕与齐，其人则邹衍的先导者与其后继者，渐渐的，不完整的传至落后的好武的西部秦国。如果“行”的学说果真是西方突厥民族的产物而传至中土的话，那么《史记》应该会说到“气”或“风”之类的“行”，但是事实上我们毫无所闻［①］ 。此外，将天分为五个神宫的说法，确可追溯至邹衍前的几个世纪(虽然不会如deSaussure及F0rke所主张的在公元前第二千年代)。

(2)汉代阴阳家与儒家的拼入

要谈这个问题，我们得把邹衍与他的学派搁置下来。阴阳家的理论如何的传给了汉代的人，这是一个主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关键人物，就是伏胜(约生活于公元前250年至公元前175年间)。他是一位来自齐国(今山东省)的学者。伏胜的生年，必然在邹衍逝后不久，而在他的有生的年岁中，度过了整个的秦朝。伏胜是一位专修书经的学者。根据一项周知的故事，在秦始皇焚书以后，他曾经靠着记忆。把《尚书》的大部分背诵了出来。但是关于他口传书经的事迹，尚在可疑之数。所以这项传统说法只意味着伏胜与其周围的学者，对于书经曾经彻底地作过一番重新编订或重建的工作。在当时，五行的学说必然已经羼入了《尚书》之中。伏胜的《尚书注解》——《尚书大传》——，其零星遗说至今犹存，一部可能留存于《汉书·五行志》中。五行的学说，从伏胜以后，其意义渐形偏重在政治方面而不在科学方面。伏胜以下，五行学说的传授师承［②］为：欧阳生、欧阳高、夏侯始昌、夏侯胜。以传《易经》有名的京房(看下文)，也可能与五行论的传授有些关系。当时成立的不同学派很多。在公元前第一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里，刘向、刘歆父子便从事于此学说，著成《洪范五行论》一书［①］ 。在公元第一世纪之初，班固所援用以为《前汉书·五行志》的重要材料已经都齐备。这一点，Eberhard(6)氏的分析很详尽。班固写作汉书，其时则在公元第一世纪中叶以后的二十五年当中。在那个时候，五行论的说法，开始受到所有当时机兆灾异之说的严重包围。这种误论机兆灾异的“汗纬说”(phenomenalism或作唯象说)，便在此时蔚成风气；按照“谶纬”的理论，政治上与社会上的变乱，会造成地上五行现象的失序，与天上反常事故的发生。如此，谶纬派便由此产生，且见诸历代史书之“五行篇”中。阴阳家的“原始科学”，渐变成为谶纬家的“伪科学”(pseudoscience)了［②］ 。

我们如想把这种转变在中国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作一正确的考虑，那么就必得知道，所有的原始科学与伪科学的思想家们，都属于当时的今文家。与这一派相对立的，是古文家［③］ 。今、古文学派的对立，起源于公元前第二世纪。当时有几种古书的古本被人发现(《尚书》、《礼记》、《论语》等)。这些古本是用西周时代的古文所写的，而且字句与当时的今文学派所传的，也不一样。古本经典发现的经过是这样的：公元前92年顷，鲁恭王因为要扩建自用的宫室，因而把一处可能是孔子的家宅拆除，后世的许多学者们对于这一则发屋见书的故事，考辨甚多，他们的结论认为此是传奇故事，所谓古文经可能就是伪的［①］ 。今、古文学派的对立情形由此看来，是有些混淆的。今文学派在经文本身的立场上较为稳固，然而却接受了谶纬论与其他伪科学［②］的迷信妖妄之说；古文学说虽则置信于伪经伪书，然而他们却又甚具理性。一般地说，今文学派的势力在于西汉，古文学派则成为东汉学术的主流。上述的学者，如刘向，是今文派，但他的儿子刘歆却是领导反对者。在汉代宗室之中，支持今文学派的是东平王刘苍，其有名的大家则推董仲舒。然而以科学思想来说，则两派皆有之。古文学派的大师除孔安国、毛亨、毛苌与王璜以外，还有天文历算学者如贾逵，以及像扬雄那样的生物突变演化论学者。这些背景，都为那伟大的怀疑主义者王充开出了道路。

从汉兴以前与汉代传流下来有关五行理论的文献非常之多(并且这些文献也很繁冗，怪诞而又重复)。但是，为了要明瞭那些学者们的思想与论说的方式，我们在此摘录两段材料。一段引自《管子》［③］，另一段则引自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管子》［④］在述说五行轮番主掌一年时令的理论时说：

“睹甲子，木行御。天子不赋不赐赏，而大斩伐伤，君危。不杀，太子危，家人、夫人死，不然，则长子死(因为春天是生长的季节，不是杀伐之时)，七十二日而毕。

睹丙子，火行御。天子敬行急政，旱札苗死，民厉。七十二日而毕。

睹戊子，土行御。天子修宫室，筑台榭，君危。外筑城廓，臣死［①］ 。七十二日而毕。

睹庚子，金行御。天子攻山击石，有兵作战而败，士死丧执政。七十二日而毕。

睹壬子，水行御。天子决塞动大水，王后、夫人薨。不然，则羽卵者段，毛胎者，妇销弃，草木根本不美。七十二日而毕。”

由以上这段话中可见，五行与占测预言之关系已很显然。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之义”篇所说亦同。“五行之义”篇之著成，必当在公元前135年左右。其文云：

“天有五行。一曰木，二曰火，三曰土，四曰金，五日水。木，五行之始也；水，五行之终也。土、五行之中也。此其天次之序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②］，水生木。此其父子也。木居左、金居右、火居前、水居后、土居中央。此其父子之序，相受而布。是故，木受水，而火受木，土受火，金受土，水受金也。诸授之者，皆其父也；受之者，皆其子也。常因其父以使其子。天之道也。

是故，木已生而火养之，金已死而木藏之，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天，竭其忠。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①］ 。五行之为言也，犹五行欤？

是故以得辞也，圣人知之，故多其爱而少严，厚养生而谨送终，就天之制也。以子而迎成。养，如火之乐木也；丧父，如水之克金也；事君，若土之敬天也。可谓有行人矣。五行之随，各如其序；五行之官，各致其能。

是故木居东方而主春气。火居南方而主夏气，金居西方而主秋气。水居北方而主冬气。是故木主生，而金主杀，火主暑，而水主寒。使人必以其序；官人必以其能。天之数也。

土居中央，为之天润。土者，天之股肱也。其德茂美，不可名以一时之事。故五行而四时者，土兼之也。金、木、水、火，虽各职，不因土方不立。若酸、碱、辛、苦之不因甘肥不能成味也。甘者，五味之本也。土者、五行之主也。五行之主土气也，犹五味之有甘肥也，不得不成，是故盛人之行，莫贵于忠，土德之谓也……”

五行的循环，按照一年中五行相生的次序，这种方式，到了后来蔚成风气［②］ 。在一年中的五个季节里(六月，单独成为一个季，介于夏与秋之间)，五行之中的每一行都有它的所在阶段，这五阶段就是：相(帮助)、旺(兴旺)、休(引退)、囚(受到监禁)、死(死亡)。后来又有十二种，以与一年的十二个月份相配。五行之中的每一行则以轮次而主之。这十二者就是：一、受气(接受呼吸)；二胎(在胚胎之中)；三、养；四、生；五、沐浴；六、冠带(戴着冠与带)；七、临官(作官)：八、旺；九、衰；十、病；十一、死；十二、葬。以上的这一套说法，在命相方面应用的很多。

但是，即使五行的理论就此并入了汉代的政治思想，汉代的一般的与正统的儒家对于邹衍与他的著作，则大加驳斥。这可以从桓宽的《盐铁论·论邹篇》(第五十三)里看出来。盐铁论大约写成在公元前80年，是其前一年政府官员与儒家学者举行的一次会议(认为完整)的记录。它是一份极饶趣味的文件，我们在本书最后的几节里，还要论及该书。我们此处引述的《论邹篇》，其所以与我们讨论的问题有关，是因为文中记载，官员方面认为邹衍的学说博大精深，应该加以重视；而儒家的学者们却对邹衍大肆贬抑，坦率陈词，以为这种卑俗的儒家，在科学方面根本无价值可言。从这个论点看，《盐铁论·论邹篇》倒是堪称为中国科学史上的一项首要文献。论邹篇云：

“大夫曰：邹子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以喻王公列士。中国名山通谷以至海外……［①］

《禹贡》亦著山川高下原隰，而不知大道之径。故秦欲达九州而方瀛海，牧胡而朝万国。诸生守畦亩之虑，闾巷之固，未知天下之义也。

文学曰：尧使禹为司空，平水土。随山刊木，定高下，而序九州。邹衍非圣人；作怪误惑六国之君以纳其说。此春秋所谓匹夫荧惑诸侯者也。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近者不达，焉能知瀛海。故无补于用者，君子不为。无益于治者，君子不由。三王信经道而德光于四海。战国信嘉言，破亡而泥山。昔秦始皇已吞天下，欲并万国，亡其三十六郡。欲达瀛海而失其州县。知大义如斯，不如守小计也。”

我们在此，对于《盐铁论》在社会与经济方面的重要性不必多加议论。这里需要说的，是《论驺篇》所显示的儒家保守主义与新官僚组织之间的对比情形。这一篇最具兴味的所在，就是我们可以看出秦朝王室所受到的阴阳家学说的影响，以及汉代儒家在无法抵抗五行论对政治方面的影响的情况下，如何去拒绝驺衍学说中其它的科学成分。同时，其炼金术与药学方面的成分，这时已被道家所吸收，成为儒家心目中的异端。

《前汉书·艺文志》所录的阴阳家书籍，不下二十一种之多，但是都已亡佚。其中有上文曾经提到过的邹衍的那两部书，又有邹奭及张苍所著各一部。此外有两位姓公孙氏的作者，如果不名列在著录之中，恐怕亦将失传。另一部，题目有“黄帝”字样，这暗示了道家的影响已渗入了阴阳家学派之中。《汉书·艺文志》(卷三十)评论阴阳家学派时说：

“阴阳家者流、盖出于羲、和之官［①］ 。敬顺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

到了后来，五行的学说渐渐与命相这种伪科学结了不解之缘。萧梁时代的陶弘景所写的书就属于这一类。此外这个时代还留有一些残断的篇章，都收在清人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里。中世纪有关五行学说最重要的著作，当推萧吉的《五行大义》。这本书曾在公元594 年献给隋文帝御览。《五行大义》较它以后的著作，多论科学事物而少论命相，唐代的此类作者有吕才，李虚中以及其他学者，其中有一些，我们将在下文讨论。到了这个时候，五行学说已遍行于中国思想了。

4、五行之排列次序与其符号性之关连

讨论在汉代建立及传经历代之五行学说时，有两个方面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其一为五行名称上的次序，其二则五行与其他各种条件之符号性关连。现在分别列述于后。

(1)五行的次序与其组合

此处所谓次序，是指五行在古代与中世纪的各种不同次序之意。这些次序就为人赋予了专名。它们经常各有先后的方式，迥然有异。以下，我们且举出四种最重要的次序为例：

(i)生序(太初创始之序)水、火、木、金、土

(ii)相生序…………………木、火、土、金、水

(iii)相胜序…………………木、金、火、水、土

(iv)“近世”序……………金、木、水、火、土

这些次序与它们的意义，Eberhard氏已经作过了透彻的分析，他把东汉末年以前的许多文献材料，大大地加以利用一番［①］ 。在分别讨论这些不同的次序之前，我们应先注意Eberhard氏根据所有理论上可能拟定的五行的排列与组合，得序列三十六种，伊将此三十六种分为两组，每组十八种。分组的基准是，看它们是以顺时针方向进行，还是以反时针方向进行。他分别地用太阳与月球的运行来解释这两组现象。为了解这一点，我们先得知道，五行(或更精确地说，其中的四行)在早期颇与罗盘上的方位有关系(这可以参看上文所引董仲舒的那一段话)。现在且看，太阳在东方升起，中午时刻，位在南方，日落则在西方，夜间当在北方；那么这个太阳运行的循环，以方位论，就是：东、南、西、北(或者以五行来说，就是：木、火、金、水)。我们可以看出，这个次序与“相生序”是相类的。但是，另一种则是以29.5306天为一循环的月球运行；新月之出现是在西方，望月则自南方升起，残月是在东方，北方则见不着月球。所以，这个次序就是：西、南、东、北(或者以五行言之，就是：金、火、木、水)。这种情形，与上面列出的四种次序，概不类似，但是见于文献之中的例子却不算少。以上所说的月球运行的方位序，如以太阳每年(而不是每日)运行的方位视之，则容或有两相符合之处。因为日出，日落的方位是：东、北、西、南。太阳在春分时节日出的方位在正东，到了夏季，升起的方位则偏北；在秋分的时节，日落的方位在正西，直到冬至，才又偏南。这种运行(如以五行名称言之，则是：木、水、金、火)因而成为月球运行方位序列的一种特例。

艾(Eberhard)氏的统计数字显示，在十八种可能的“太阳”运行序列中，至少有十一种，是见于文献可征的，但是另一方面，在十八种可能的“月球”运行序列中，只有五种出现过。艾氏单为了这个研究目的所用的书籍，约有三十种。上述的“偏爱”于“太阳”序列，是值得注意的。艾氏对于那两种不同的次序所给予的天文学上的解释，并没有任何中国人的权威著作可以支持它。对于那些偶见的序列，我们实在难以承认它们有多少意义，而且其中有的可能仅只是随意排列的。然有一事则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我们即将在下文讨论的那四种五行的主要次序，则是有意制定的。

(i)生序：水、火、木、金、土(即艾氏的B4序列)

对于这个次序，我们没有太多可说的。这个次序，应该就是五行产生的一种演进顺序，在《汉书·五行志》(卷二十七上)论到《左传》(昭公九年《左传》)的一段有关五行的话里，就提到过“生序”，《左传》中的这段关于五行的话，事实上是大约公元前第三世纪时所另加进去的。说到“生序”的文献，其实只有三处。其一是那篇我们在上文已经引过的《尚书·洪范》；其二为《汲冢周书》(或称《逸周书》)，这本书的真伪尚在可疑之数；其三则是关尹子。

我们在此必须加以注意的是，“生序”以“水”为首所代表的意义。所以可能曾有过一位佚名的中国思想家(他的学说与希腊的哲人Tha1es的相似)会启发《管子》一书中的论“水”之作［①］ 。在中国思想史里，屡屡的出现着强调“水”是主要物质的观念，我们对此事的述叙，已在本书第10章论及管子时说到。提到以“水”为主的问题，自当说及唐代王士元(约公元745年)所倡导的那种怪异想法。他在“亢仓子”一书里曾述及一种称之为“蜕”(意即脱落或蜕皮)的理论。他以为“土”蜕则“水”现；而“水”蜕，就只留有“气”，气本气揭露的即是“虚”，最后的蜕所现出的便是“道”［①］ 。我们在本书第16章研讨十二世纪的理学时候，也会发觉理学家们也特别把“水”与“火”放在首要的地位(似是苏格拉底以前学派的精神)，而以其他三者(金、木、土)为次要的［②］ 。

(ii)相生序：木、火、土、金、水(即艾氏的A1序列)

相生序是五行相互产生作用的次序。我们在上文所引的董仲舒《春秋繁露》(成书在公元前第二世纪)里，已经见过了这个次序。木(因作为一种燃料)生火，火(因能造成灰烬)生土［③］，土(因矿石之中蕴有金属)生金，金［④］生水，水(因为进入植物的组织之内)生木。以上是整个的一次相生循环。在所研究过的材料中，这种次序出现了十三次之多；较其他序列出现的次数要多两倍以上。这些材料之中，有些该在此地提出来，它们是：《管子》、《淮南子》、《论衡》。

由“相生序”与其次的“相胜序”，可以获致两项有趣的次要原则，我们将在稍后论及它们。

我们应该注意到，“相生序”所显示的次序，是五行的出现与一年的四季次序相应。序中以“木”为首，则表示是起自春季(“土”因居中，所以不在此列之中)。在上文我们所引的《管子》与《春秋繁露》中，很清楚地说到了这个理论。

(iii)相胜序：木、金、火、水、土(即艾氏的A4次序)

“相胜序”中，各“行”对其前一“行”有克服作用。在我们所举出的这四种次序之中，“相胜序”是其中最可使人尊重的一种，因为它是与邹衍的学说有关的。上文第392页中曾经引到“邹子”一书的末三段快文已见到“相胜序”了。从这个次序的最后一节起：木胜土(因为，比方说把“木”制成铲，则“木”即可掘翻“土”使“土”成各种形)，金胜木(因为金属可以割切或雕刻木料)，火胜金(因为火可以融化金属，甚至于挥发金属)，水胜火(因为“水”可以熄灭“火”)，土胜水［①］，“相胜序”至此而为一循环。

在艾氏所采用的材料里，以“相胜序”言五行者，共出现过六次，其中有两次见于极重要的著作之中：《淮南子》与《论衡》。从政治的观点上看，这显然是很要紧的，因为“相胜序”被提出来作为解释历史的凭藉。而“相胜论”也蕴含了它可以叙述五行的长时期性变易的意义，进而为预言之用。

在我们于类比中国的五行论与希腊诸有关“行”理论的上文里，我曾引述了塞洛斯(Syros)的腓瑞西底斯(Pherecydes。公元前第六世纪时人)对于诸“行”以为它们互相处于克伐的状态，但是较腓氏的例子更为近似中国五行论的，则见于Heracleitus of Ephesus (约公元前500年)的佚文之中。其说谓：一物之生当于另一物之“死”；如“火”之生当于“气”之死，“气”之生当于“火”之死等等［①］ 。依我看来，那持续进行的“相胜”亦即大自然永恒轮回中物物相继的现象，这种概念是很显然的，因此我们便没有必要在那样早期的时代里去寻求彼此传布或影响的证据。

(iv)“近世”序：金、木、水、火、土(即艾氏的D4序列)

四种次序之中，以这个为最难理解。因为，从次序的本身看，毫无意义可言，但是它却一直传留到现代中国人的口语之中，我们随处都能听到“金木水火土”这个说法，甚至有的儿歌里，也会有这一套。Wieger与Forke都把这个次序讲成“相胜序”，这是不对的。Eberhard氏以为“金木水火土”的次序是出自古代为了便于记忆而排成的一种韵语。他说的虽然巧妙，但却未予以大期望。在古代的文献里，这次序出现的次数不少，在艾氏所采用的材料里，共出现了六次，材料中重要的有：《国语》、《白虎通德论》以及《淮南子》。这些书中对这次序并未加以解说，而且它与下文即将讨论的两项次要原则(“相制”、“相化”)也不相干。

(V)变化准则：相制与相化之原则。

为了便于了解起见，我们且把上述的四种次序用图解方式表示出来：

(i)生序(B4)

水→火→木→金→土

(ii)相生序(A1)

(iii)相胜序(A4)

(iv)“近世”序(D4)

金—木—水—火—土从第二与第三图里，可以进一步地归纳出两项原则，我们可以称之为：

(a)相制原则

(b)相化原则

“相制”的原则是从“相胜序”演化出来的。在“相制”的系统里，任一破毁过程，其破毁者之破毁者，谓为抑制该破毁过程。例如：

“木”毁(胜)“土”，但是“金”抑制(制)此过程。

“金”毁(胜)“木”，但是“火”抑制(制)此过程。

“火”毁(胜)“金”，但是“水”抑制(制)此过程。

“水”毁(胜)“火”，但是“土”抑制(制)此过程。

“土”毁(胜)“火”，但是“木”抑制(制)此过程。

正如赵维邦所说，这种观念实际上已被命相之学所应用，至少是如它在解释自然现象方面。然我们必得指出，即中国人在获得这些结论的当时，他们已然完全遵循了逻辑的思想途径。这种思想方式，我们现在看来仍然适用于经验科学中的许多领域。例如：酵素机能动力学，或动物种类在生态学上的平衡。如此，酵素对蛋白质的分解作用与另一方面在催化反应中所发生的一贯抑制作用，就是六世纪的萧吉这类人所主张的“相制”论的一个很好的例子［①］ 。再者，自然界生态社区中的“食物连锁”，显然也是由于生物的体形与习性的不同，互相之间构成适当取舍与适应的局面。一项使某种鸟类数目增加的因素，会间接地有利于蚜虫的繁殖。这是因为瓢虫减少的关系。原来瓢虫以蚜虫为食物，但是瓢虫却又为鸟类所食。在现代的经济昆虫学中，这种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②］ 。中国的“相制”原则，当然可以其因涵有一种“无限的退步”来批评它。因为“相胜序”是循环的，严格地说没有任何过程可能发生。不过这种批评，也只是形式上的，因为所有的“行”，实际上并不是同时在任何地方都同样有效的出现的。

“相制”原则既与“相生”、“相胜”的次序有关系，所以结果必然是：有抑制作用的“行”，总是受毁“行”的所生“行”。如此，“木”胜“土”，而“金”则抑制该过程，但是“土”生“金”。这种道理，据那些过分主张人道精神的儒家中人的解释(如我们在上文所说的董仲舒之流)，可以用来证明儿子有权向他父亲的仇人报复。然而此却有一个辩证思考上的胚芽。某物对另一物发生破坏作用，但某物自身所受的影响，就为它本身导致后来的变化或毁灭。这个观念，我们是颇熟知的。现代的科学发觉，并不是所有的“作用者”都可以“无顾忌的”进行的。举例言之。收缩性的酵素［①］似乎同时也是与那些含磷化合物的分解有关系的重要酵素之一，(含磷化合物是把能量传给肌肉组织的。)这个收缩性的酵素观念表示酵素蛋白在活的细胞中进行催化作用时，它们本身在形状上遭到生物学上严重的改变。另一例是，就较简单的情形言之，无数的化学反应作用之所以趋于停顿，就是因为反应产物的累积所致，这便是“质量作用定律”(MassAction Law)也。

第二种原则，我们称之为“相化”原则［②］ 。这项原则完全是根据“相胜”与“相生”的次序而来。这项原则的意义是，一种变化过程，由于某些其他过程产生过多(受酵素作用的)物质，或由于某些其他过程产生比原来过程破坏得更快的物质，因而隐蔽了这个过程。兹表列于后：

“木”毁(胜)“土”，但是“火”隐蔽(化)此过程。

“火”毁(胜)“金”，但是“土”隐蔽(化)此过程。

“土”毁(胜)“水”，但是“金”隐蔽(化)此过程。

“金”毁(胜)“木”，但是“水”隐蔽(化)此过程。

“水”毁(胜)“火”，但是“木”隐蔽(化)此过程。

看了以上的这个表，使我们想到了许多酵素动力学与生态学分析方面的例子。挪威出产的一种旅鼠，本为较大的食肉动物所摄取的食料。食肉动物可以继续以最大极限速度去吞食旅鼠，但是另外却有奇秘的因素促使旅鼠大量增加，结果是旅鼠的数目只见增加，不见减少。从“相生”与“相胜”两重循环所得的简单而完全合理的推论，在现代科学每部门中，都可以觅到竞争过程的例子［①］ 。

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的那两项原则里，潜蕴着一“量性”的因素。各种过程的结果要看“量”，“速度”与“率”而定。现在且举两个例子，我们把这种理论的抽象性质也算在内。(这种性质自然是不容易诉诸视觉来表示的。)首先以“相制”中的一个过程为例：“金”胜“木”(因为：“金”可以把“木”斫伐成碎块)，但是“火”却“抑制”这个过程(因“火”镕化“金”的作用，比“金”伐“木”要快)。再举“相化”中的一个过程为例：“金”胜“木”，但是“水”隐蔽这个过程(因为“水”生“木”的作用，此“金”伐“木”的作用要快)。以上两原则中所列出的那些“相制”或“相化”的次序，它们本身显有可批评之处。本书作者疑心这些周详的解释，可能是针对这些批评而作的。如果以为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满意于这些过程的程式，那就大错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很幸运地还可以在《墨经》里找到后来墨家学者给予阴阳家们的批评。以下所引的这段话，其著成时期，约在邹衍的卒年(公元前270年)。

经下43275435

经云：“五行毋常胜。说于宜。”［①］

经说云：“五：金、水、土、木、火［②］ 。离然火铄金，火多也。金靡炭，金多也。金之府水(但不生水)。火离木(但非生自木)。若识麋与鱼之薮，惟所利。”

对于墨、名学派理论的讨究，邹衍所持的态度是高傲的。此处《墨经》对他的五行相胜学说的攻击，似是对他的态度的反击。这处明示出墨家学者的科学思想中的“量”的因素，这是极重要的一点(量的因素，在墨家是自然重要的，由他们在物理学上的成就可见)。这“量”的观念在中国长久的思想史上，引起许许多多的回响。我们即将在下文见到其他一些对五行学说的另外方面所作的抨击。在此，我只引用《文子》的一段话以见其梗概［①］ 。其文曰：

“金之势胜木，一刃不能残一林。土之势胜水，一掬不能塞江河。水之势胜火，一酌不能救一车之薪”［②］ 。

与文于此说意义相仿的话，并见于《抱朴子》(外篇，卷一，此书的成书年代当在公元四世纪)及《金缕子》(卷四，成书年代当在公元550年)。公孙龙子书中在他对于颜色所作的一种类似“量”方面的论证时，也有些话说及五行的理论。

以刘安为中心的一些阴阳学者们所用的专门性术语，在《淮南子》的一段话里还可以瞥见其一二［③］ 。他们把发生或产生作用的称为“母”(产生者)，其产物则称为“子”(产生之结果)。“子”生“母”的过程，叫做“义”。例如：虽然“水”得经过“火”、“土”、“金”三行从“木”而来，但是“水”亦生“木”。在“母”生“子”时，如相生序一切的步骤所显示，这个过程便称为“保”(养育)。在“子”与“母”“相得”的时候，(例如：“火”、“土”都是从“木”而来的，前者是由直接关系而来，后者则是间接的)这个过程便称为“专”(特有之力)。当“母”胜“子”的时候，这个过程便称为“制”(抑制)；例如：虽然“金”经“水”而生“木”，但是“金”又胜“木”。“子”胜“母”的过程称为“困”(围困)；例如：虽然“木”经“火”、“土”而生“金”，但是“金”胜“木”。

在以上的引述里，又有一点可注意的，就是这些学者们未能创造新的术语。母、子、义、保、困，显然是从人类关系借用而来的［①］ 。以科学的观点看，在这些有关五行的推论中，有一个事实是很值得我们关注的，那就是：“某一行”总是来自“另一行”，而不是来自两个以上的“行”，可见他们的思想里，还没有化学的概念。真正能够(并且实在已经)把化学反应的概念导入中国科学史里的，应该是“阴阳”正负极性的观念。

(2)五行符号性关联(Symbolic Correlation)与演成此种理论之学派

我们现在来讨论五行的符号性关联。如上文所暗示，五行渐渐的和宇宙间每一种可能想到的，可能分为五的事物联系起来。以下我们将用表3来说明这个情形。

这种的关联，在秦以后，渐成为思想的常事，且或多或少的可见于多数的古籍中。

这些配合中的某一些，即为其基本假设自身的结果，既自然又完整。五行与四季的联系是显然的。各种序列的建立，乃是在五行和(罗盘)方位之联系上的。试想“火”与“夏”，“南”相配，岂不顺理成章？其实这种关系的起源必定是很早的，因为“秋”字就从火。而且“南”字的古文可能也从火。如我们在上文所说的，五行与味觉的配合(可能也是嗅觉，虽然它们的关系不那么明显)、强烈地显示初期化学的知识。五行配五色则需要许多臆测了。因为中国文化的发祥地，是在黄河上游的黄土盆地区域(就是现在的山西、陕西一带地方)，所以用“黄”色来配“中”，看来不无道理的。以“白”色配“西”，当是由于看见西藏高原地区终年皑皑的白雪而来的。东方有肥沃的平原或是因为无际的大海处于东方，就用“青”(或“蓝”)来配“东”。［①］以“赤”配“南”方，大概导源于四川的红土。而四川又位于山西与陕西的南部。此外，云南也有广大的红土区域，申延向中南半岛［②］ 。当然配合的事务越驳杂，那么牵强与武断的成分也就随之越多了。

我们必须要知道，在表3里所列举的配合项目，其实只是许多项目中的几个而已。Eberhard(6)，列举与五行相配的项目，有一百多种，并有参考文献。在这些材料中，充满了矛盾，且同书中可有不同的叙述法。在一项有价值的讨论中，艾氏把参与构成整个思想体系的学者们，分成几个学术性类别。第一个是天文类。这类的学者，跟阴阳家们一样，与齐国有很深的渊源，有一些史实指出其可能追溯到《诗经》时代［①］ 。但是在公元前第四世纪的时候，出了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天文学家之一——甘德，而在公元前第一世纪时，出了与甘德同宗的一位重要的占星家——甘忠可。五行与干支、星宿、星体以及与诸侯国的配合(五行配诸侯国是基于占星方面的理由，)无疑地是由于这些天文学者们而来的。

其次，有三个类别，似乎是直接从驺衍传下来的，所以可称之为自然主义者(阴阳家)类。艾氏把这一类的人物又析为三类。第一是国君权系类，第二是阴阳类，第三是洪范类。

国君权系类的学者，很显然地与邹衍有关系。因为他以五行推论(传说的)历朝代的兴替，从而在政治上赢得了最高的重要性。这一派理论到了后来，发展得极复杂，研究这个问题用力最勤的，当推顾颉刚(6)与Haloun(3)，和Eberhard(6)。有一事颇耐人寻味，即汉朝自己并不清楚究竟应该属五德(行)中的那一德(行)，因而才得到了政治权力的。在公元前第二世纪初时，张苍的说法流行，以为秦人的统治时间太短，未尽其德，所以汉代当仍然属水德。但是贾谊力主“土”德之说。在公元前165年，汉人乃从贾谊说，改汉为“土”德，一直到汉朝终了。

阴阳类是非常暗晦的。这一派的学者，与其他的自然主义者几不可分。我们已见，邹衍是谈论阴阳的。在汉及汉以前的文献中，说到五行与阴阳相配的，只有两部书。其一是《管子》，另一部则是班固的《白虎通德论》(卷二号篇)。但是如下文将见，这一派对于后来的生物学的思想，是有影响的［①］ 。

第三类可称之为“洪范类”。这一派的自然主义学者们，研究(甚或发明)《尚书》中有关五行的章段。他们的兴趣偏向于人文，社会及政治方面。他们以五行配合人的精神身体作用(这是《汉书·五行志》里很显著的一种看法)，以五行配合不同的政治作风，政府的各部，道德的形式等等。属于这一派的学者，首推伏胜，其后继者和董仲舒。

以上所论，结束了与“自然主义者”有很紧密的关系的趋向的叙述。

最后我们再说说另外两个富于科学兴味的派别。一类是“月令类”，这一类人谈论的主题是原始农学，另一类是“素问类”，这一类人谈论的主题，则是原始医学。案：“月令”本是礼记里的一个长篇的篇名，它代替了《大戴礼记》中的较短的夏小正篇。《吕氏春秋》里录有“月令”的全文，而古书中，如《淮南子》等，也录有“月令篇”的大部分。五行与四季(无论有无“土”行之配合)的配合，必然是这些农学家们的杰作。此外五行与颜色的配合，可能也是他们的成果。五行与兽的分类、家畜、谷物、气候等项的配合，一定成于这些人之手。以五行配祭把以及受祭的那些次要性的神抵，也可能是这一类人物的创建。虽然“素问类”(即谈论医学的学者们)的学者们把“米”也配合了五行来讲，但是“米”却不见于“月令类”学者们所列出的谷物之中，这是很可使人注意的。也许“月令类”的学派发源于中国的北方，或者他们的起源也比较地早一些。我们并不知道有些什么人属于这一派。

“素问类”(或称为医学类)的名称，起源于现存而且时代最早的医学书籍一《黄帝素问经》。五行与生理方面事物的配合，自然是他们所肇造的。《黄帝素问经》的著成时代，是不能确定的，但是它的大多数篇章，至少也是在汉初写成的，还有一些，则可能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他们用以配合五行的项目有：内脏、肢体、感觉器官，以及心理反应的状态等。这个类(派)别的学者的姓名也没有流传下来。

以上就是影响深远的五行符号性关连系统的情形［①］ 。

(3)同时代的批评与后世的接受

如果有人以为过去五行论的道理，并没有受到苛刻的抨击，那就错了。我们在上文里已经见过晚期的墨家学者，在公元前第三世纪时对五行相胜说所作的攻击。以下且看王充讨论五行与诸事物配合说所引致的荒诞结果。王充的话，见《论衡》(此书著成在公元一世纪后期)物势篇。其文曰：

“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气，故一人之行有五常之操。五常，五常之道也。五脏(脏)在内，五行气俱。如论者之言［②］，含血之虫怀五行之气辄相贼害；一人之身，胸怀五藏，自相贼也；一人之操行义之心，自相害也。且五行之气相贼害，含血之虫相胜服，其验何在？

曰：寅，木也，其禽虎也［①］ 。戌，土也，其禽犬也，丑，未亦土也。丑禽牛，未禽羊也。木胜土，故犬与牛、羊为虎所服也。亥，水也，其禽泵也。巳，火也。其禽蛇也。子亦水也，其禽鼠也。午亦火也，其禽马也。水胜火，故豕食蛇。火为水所害，故马食鼠屎而腹胀。

曰：审如论者之言，含血之虫亦有不相胜之效。午(案：属火)马也；子(案：属水)鼠也；酉(案：属金)鸡也；卯(案：属木)兔也。水胜火，鼠何不逐马？金胜木，鸡何不啄兔？亥，豕(亦水)也；未，羊(亦土)也；丑，牛(也属水)也。土胜水，牛羊何不杀豕？巳蛇(亦火)也；申，猴(亦金)也。火胜金，蛇何不食猴(案：各本“猴”上皆有“猕”字，此据《太平御览》九一一引而改)？猴者，畏鼠也；啮猴者，犬也。鼠水，猴金也。水不胜金，猴何故畏鼠也？戌，土也；申，猴也。土不胜金，猴何故畏犬？”

中国的怀疑传统是很重要的。故对五行的理论，王充也决不是唯一批评的人。以我所能了解的看来，在开始时，五行论对于中国的科学思想，是益多于害，最少不差于控制中古时代思想的亚里士多德派的“行”(elements)论。当然，五行的符号性关连越精密幻构，则它整个的系统距离对自然的科学观察也就越远了。到了宋代(公元十一世纪)，五行学说对那个时代所发展的伟大科学运动，显然给予了一种不良的影响。

为了说明这种影响，我在此处将引用沈括(公元1086年)《梦溪笔谈》中的一条。这个例子是极重要的，因为(读者在读完本书时将会同意的)，沈括是中国历史上科学兴趣最广博的学者之一。下面是他述说物质转变化合的一段话。其文云(见卷二十五，第六条)：

“信州铅山县有苦泉，流以为涧。挹其水熬之，则成胆矾［①］ 。烹胆矾则成钢。熬胆矾铁釜，久之，亦化为铜。水能为铜。物之变化，固不可测。

按黄帝素问，有天五行，地五行。土之气在天为湿。土能生金、石，湿亦能生金、石。此其验也。

又石穴中，水滴皆为钟乳［②］殷孳。春秋分时，汲井泉则结石花［③］ 。大卤之下则生阴精石［④］，皆湿之所化也。如木之气在天为风。木能生火，风亦能生火，盖五行之性也。”

这段话似清楚地指出，沈括对于五行学说毫无批评的接受，妨碍了他对溶液与化合物性质的正确了解。然而我们如果对于欧洲类似此种思想的发展不加以寻绎，实在无法予这样一个十一世纪的思想家以正确的评价。上节录首段，其实就是在硫酸铜溶液中加铁而使铜成为粉末状或块状之沉淀的一项化学反应过程(溶液中同时也产生了硫酸铁)。这是一个极卓越的观察，而且可能是世界上最早的文献［⑤］ 。T。T。Read(4)，(8)氏曾说，在美国蒙他拿州Butte地方近时用铁屑置入含矿的水，使其发生沉淀而得铜的方法，不知这种方法在摩尔人统有西班牙时已知之，且在中国，至少自第十三世纪已知之。Basil Valentine氏在他的书(Currus Triumphalis Antimonii)中说到用铁粉加在产于匈牙利之一种味道辛辣的泥土中，就会有铜沉淀出来［①］ 。这种化学反应过程，被十六世纪时的Paracelsus认作是金属变质(transmutation of metals)的一种验证实例。迟至公元1690年Stisser亦有同样的看法。Van Helmont推测这种以沉淀获铜的方法，一定是“铜”已先存于溶液之中。这一说在公元1675年Robert Boy－le所著的《论化学沉淀之机械原理》(Treatise on th8 Mechanica1 Causes of Chemical Preclpitation)证实之。一个在沈括死后的六个世纪里，还没有人获得正确解释的问题，如果以之去责难沈括，就未免有些不公平了。事实上，像五行论这种以一概全型的理论，由于长时期被人毫无批评地接受，结果使这些化学现象，迟迟不能获得正确的解释，这种情形究竟到了怎样的一个程度，那才是我们所要追究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就难为那些理论洗脱了。

(4)‘Pythagorean’式之数目学(Numeralogy)；曾参

在我们对这种思想的整个体系作任何估评以前，最好是先看看古代中国自然主义思想的两个实例。这两个实例俱载于《大戴礼记》之中。按传统的说法，《大戴礼记》是汉人戴德从旧传的材料辑出了这本书，时间大概在公元前73年到49年之间。在大约同时，戴德的从子戴圣，也从事同样的编著工作。戴圣，也就是人称的“小戴”，他的书就是《小戴礼记》。后来的书成为儒家的经典，通以《礼记》名之。但是根据近人［①］的研究，戴德的《礼记》，成书年代不当在公元前第一世纪而应该在公元80年到105年之间，而且可能是曹褒领导下的一些人所辑成的。此处所引的这两段，可以代表两个“礼学”派别的看法。我们首先看《大戴礼记·天圆篇》(第五十八篇)，此篇的著成，大约与《淮南子》同时，当在公元前第二世纪。［②］《天圆篇》云：

“单居离问于曾子［③］曰：“天圆而地方者，诚有之乎？”曾子曰：“离，而闻之云乎？”单居离曰：“弟子不察此，以敢问也。”

曾子曰：“天之所生上首，地之所生下首。上首之谓圆，下首之谓方。如诚天圆而地方，则是四角之不掩也。且来，吾语汝。参尝闻之夫子曰：天道曰圆，地道曰方。方曰幽，而圆曰明。明者吐气者也，是故外景。幽者，含气者也是，是故内景。故火、日外景，而金、水内景。吐气者施，而含气者化。是以阳施而阴化也。

阳之精气曰神。阴之精气曰灵。神者，品物之本也，而礼乐，仁义之祖也，而善否，治乱所兴作也。

阴阳之气各静其所，则静矣。偏，则风；俱，则雷；交，则电；乱，则雾；和，则雨。阳气胜，则散为雨露［①］；阴气胜，则凝为霜雪。阳之专气为雹，阴之专气为霰。霰、雹者，二气之化也。

毛虫，毛而后生；羽虫，羽而后生。毛、羽之虫，阳气之所生也。介虫，介而后生；鳞虫，鳞而后生。介、鳞之虫，阴气之所生也。唯人为倮匈而后生也；阴阳之精也。

毛虫之精者曰麟，羽虫之精者曰凤；介虫之精者曰龟，鳞虫之精者曰龙。倮虫之精者曰圣人。

龙非风不举；龟非火不兆，此皆阴阳之际也。

兹四者，所以役圣人之也。是故圣人为天地主，为山川主，为鬼神主，为宗庙主。圣人慎守日、月之数，以察星辰之行，以序四时之顺逆，谓之历。

截十二管，以宗八音之上下、清浊，谓之律也。

律居阴而治阳。历居阳而治阴。律、历迭相治也，其间不容发［②］ 。

圣人立五礼，以为民望。制五衰，以别亲疏。合五声之乐，以导民气。合五味之调，以察民情。正五色之位，成五谷之名，序五牲之先后贵贱…’此之谓品物之本，礼乐之祖，善否，治乱之所由兴作也。”

以上的这段话，很能表现出一种Pythag0rean学派的意味［①］，也可作下文将要引用的《易本命》的引言，《天圆篇》在篇首便说明几何学的方式，之后便有一节，明显地说到“阳”发出放射能，而为“阴”所接收［②］，这是很可注意的一节。继之，作者又很详尽地引用了气象学的知识来发挥本篇的题旨，其后又举生物学的现象为例，把动物分为“阴”“阳”两类，下文最使人觉得突出的，是作者所说的：“倮虫之精者，曰圣人。”这是整段话的关键所在。葛兰言(Granet)氏说中国的思想不肯把人与大自然分开，或是把“个人”与“社会人”分开，这真是一针见血之论。这一点我们在《天圆篇》的各处已经看出，(一)如文中说：“天之所生上首，…上首之谓圆…。”就是说：人头亦圆(如天)，而且是朝上长着。(二)随后篇中又肯定的说(这些话连现代最深信进化论者也都不能说得更好)，驽制最低等动物［③］中的基本力(阴、阳)，和在较高阶层发挥人类社会伦理生活最高的表现的力，是同一的力。(三)再后一段则是圣人的出现，以大自然界为背景，由于他与大自然深切的连结，因此可以掌握自然，甚至于役使神灵(所谓神灵只是自然界的力量，而不是超人类的神人)；(四)最后则述说人类的社会组织，以之为大自然的最高产物。

我们所要引用的第二篇文章，是《大戴礼记》的《易本命》(第八十一)篇［①］ 。此文所述虽然主要是生物学方面的课题，但是Pythag0rean的意味更较显明。我们将在本篇见“数目学”(Numeralogy)的发展。所谓数目学实际上只是一种以为数目与事物配合成相当关系的把戏。我们现在已经知道这根本是无稽之谈。《易本命》云：

子曰：夫易之生人、禽、兽、万物、昆虫，各有以生。或寄，或偶，或飞，或行，而莫知其情。惟达道德者，能原本之矣。

天一、地二、人三。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数十。故人十月而生。

八九七十二。偶以承奇。奇主辰。辰主月。月主马。故马十二月而生。

七九六十三。三主升［②］ 。升主狗，狗三月而生。

六九五十四。四主时［③］ 。时主豕。故豕四月而生。

五九四十五。五主音［④］ 。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

四九三十六。六主律［⑤］ 。律主禽鹿。故禽鹿六月而生也。

三九二十七。七主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

二九十八。八主风。风主虫。故虫八月化也。其余各以其类也。

鸟、鱼，皆生于阴而属阳。故鸟、鱼皆卵。鱼游于水，鸟飞于云。故冬，燕、雀于海，化而为蚧。万物之性各异类。故蚕食而不饮，蝉饮而不食。蜉蝣不饮不食。介鳞，夏食冬蛰。龁蚕者，八窍而卵生。咀嚾者，九窍而胎生。四足者，无羽翼。戴角者，无上齿(指豕)。无角者膏而无前齿(指羊)。无羽者脂而无后齿。昼生者类父，夜生者类母。(至阴生牝，至阳生牡)［①］ 。

凡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山为积德［②］，水为积利［③］ 。高者为生，下者为死。丘陵为牡。溪谷为牝［④］ 。

蚌蛤、龟珠，与月盛虚［⑤］ 。

是故坚土之人肥，虚土之人大，沙土之人细。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丑。

是故食水者善游、能寒，食土者无心而不息，食木者多力而拂(意思是凶猛，如熊之属)；食草者善走而愚(如：鹿之属)；食桑者有丝而蛾；食肉者勇敢而扦(如：虎之属)；食谷者智惠而巧(这是指“人”说的)；食气者神明而寿［⑥］；不食者不死而神。

故曰：有羽之虫三百六十［⑦］，而凤凰为之长；有毛之虫三百六十，而麒麟为之长；有甲之虫三百六十，而神龟为之长；有麟之虫三百六十，而蛟龙为之长；倮之虫三百六十，而圣人为之长。此乾坤之美类，禽兽万物之数也［①］ 。

故帝王好坏巢破卵，则凤凰不翔焉。好竭水捕鱼，则蛟龙不出焉。好刳胎杀夭，则麒麟不来焉。好填溪塞谷，则神龟不出焉［②］ 。

故王者动必以道，静必以理。动不以道，静不以理，则自天而不寿，妖孽数起，神灵不见，风雨不时，暴风水旱并兴，人民夭死，五谷不滋，六畜不善息。

所以我们可见自然主义者(或这些文章的作者)，对于观察有生命的有机体，有热烈的兴趣，作了许多有价值的观测。不过从上面引文的首段看，这兴趣是局限于一种玄秘的数字架构之中。在上文符号性关联表里(表3)，已可见蛛丝马迹了。

在评估上述的思想体系前，应该先指出：虽然这些数目学，在公元前第三世纪或稍早就已开始，而且汉代的学者对之亦极感兴趣，但其对许多人的吸引力，直至宋代仍未衰。这种现象的意义，即将由下文更易了解。如朱熹的及门弟子蔡沈(公元1167至1230年)，也勤力于数目学方面的臆测。《宋元学案》在论及蔡氏对数字所发挥的理论时说：

顺数则知物之所始，逆数则知物之所终。数与物非二体也，始与终非二致也……。知数即知物也；知始即知终也，数与物无穷，其谁始而谁终？

这种数字的象征，都是祖法《大戴礼记》而来的，与真正的数学毫不相干，所以我们也不必再援引例子了。但是，有趣的是，十二世纪的理学家们，仍然受那种数字把戏的影响。

5、阴阳学说

到这里为止，我们对于五行及其符号间之关系，讲得比阴阳详细，这是因为我们对五行之历史渊源知道得比较多的缘故。如上所述，虽然邹衍学派被称为阴阳家，而且《史记》及其他的文献在讲到阴阳时，都将这两个观念归源于邹衍，但在现存的邹衍的断简残篇里，阴阳未出现过。不过，我们似乎可以确定：阴阳之用为哲学的语汇，大约始自公元前四世纪初；至于较早典籍中提及阴阳学说的，则是后来加入的。

从文字学的观点看来，“阴阳”二字定然各自与黑暗和光明有关。“阴”这个字可图解为山(之影)和云；而“阳”，如果它不是象征着一个人手中端着中央有孔的玉盘——此种玉盘乃是天的象征，众光之源，而且很可能原是最古老的天文仪器——那么，它就是表示斜斜的日光线，或在日光下飞扬之旗帜。这种用法，与见于搜集古代诗歌民谣而成的《诗经》里的用字方法相当。按Gra－net(5)说，“阴”令人联想起寒、云、雨、女性、以及里面和黑暗(譬如贮冰以渡暑之冰室)。“阳”令人联想起日光、炽热、春夏两季、男性，也许还会联想起祭典上踊舞者之雄姿。一般同意：“阴”意为山或谷有阴影的一面(山之北，谷之南)，即hubac的一面；“阳”意为有日光的一面(山之南，谷之北)，即adret 的一面［①］ 。

研究“阴阳”初次使用为哲学术语的学者，在《易经·系辞传》上篇第五章中找出一句经常被人引用的句子，即“一阴一阳谓之道”［②］ 。这句话的意思似乎是说，宇宙内只有两种原动力或作用，有时此占优势，有时彼占优势，成波浪式地交替。《易系辞》当著成于战国时代的末期，约当公元前三世纪初年［③］ 。其他提到阴阳的古籍，还有《墨子》、《庄子》和《道德经》。在《墨子》一书里，将“阴阳”当做术语者有两处：“凡回于天地之间，包于四海之内，天壤之情，阴阳之和，莫不有也。”(辞过篇)；“(圣王)节四时调阴阳而露也。”(天志中)。在《庄子》里，“阴阳”二字用得相当普遍，我们至少可以发现有二十处将它们当做术语用。在《道德经》里它们也出现过一次：“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由于老子卒年的问题，译注家对于该处之“阴”与“阳”，是否具有完全的术语意义，感到犹豫不决，但我们相信它们是有的。

另外的书籍，如《尚书》和《左传》，也提到了阴阳。但一般认为，它们都是经过后人窜改的［④］ 。不过，像《荀子》、《礼记》、《大戴礼记》和《淮南子》等，这些公元前三世纪至公元一世纪间的古籍，我们没有理由怀疑其内容有任何窜改。有一篇可能相当古老的文献名曰计然，它显似一本现已失传了(作为公元前第五世纪时)的书中的一章，书是系一个算是历史人物计倪子的话［①］ 。该书记载计倪子与越王勾践的对话，由内容看来，似乎代表南方沿海区域的自然主义传统，且很可能与邹衍同时。当时越王勾践意图侵略邻近的吴国，因而咨询于谋者。但是计倪子根本不谈军事，只劝勾践观察自然现象，以增进农业生产，使人民生活富裕：

计倪对曰：“必察天地之气，原于阴阳，明于孤虚［②］，审于存亡，乃可量敌……。”

越王曰：“善哉，子之道也!”乃仰观天文，集察纬宿，历象四时…(于是)越国炽富。勾践叹曰：“吾之霸矣，善计倪之谋也。”［③］

欲知汉儒对于阴阳之看法，我们可以参阅董仲舒《春秋繁露》(约公元前135年)五十七卷同类相动篇［④］ 。他说：

“天将阴雨，人之病；故为之先动。是阴相应而起也。天将欲阴雨，又使人欲睡卧者，阴气也。有忧亦使人卧者，是阴相求也；有喜者使人不欲卧者，是阳相索也。水得夜益长数分，东风而洒湛溢。病者至夜而疾益甚，鸡至几明皆鸣而相薄，其气益精。故阳益阳，而阴益阴，阳阴之气固可以类相益损也。

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之阴气亦宜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明于此者，欲致雨则动阴以起阴，欲止雨则动阳以起阳，故致而非神也。而疑于神者，其理微妙也。”

对董仲舒来说，阴阳仅是宇宙内所有对立或“相关”的最高典型，在《基义篇》里他以“合”这个术语来称呼此种成对的关系。

虽然将卦象的问题，放在以后讨论《易经》时来探讨比较合适，但在此处先略为叙说一些也是必要的。所谓卦象，是由六条或全或断的横线，排列而成的符号；它的全或断，对应于阳或阴。因此，每一卦象主要的是阳或是阴。用适应的排列，可以得出六十四卦，且阴阳互相间隔，我从胡渭的《易图明辨》(公元1706年)翻印出一个图表。在该图里，原始的阳分裂为二，一为阳，一为阴；然后每一阳或阴又各自分裂为二，一为阳，一为阴。这程序一直继续下去，直到产出六十四卦；当然，它还可以继续分裂下去，以至于无穷。虽然阴与阳不会完全地分离，但在其演变的每一个阶段里，则仅有其中之一显现出来。这样的理论，不能不使具有科学素养的人感到兴趣，因为这些研治《易经》的学者所使用的思维方法，正是我们熟习的现代科学的思维方法之一，曰“析离原理”(Principle of Segregati0n)。同时，它也类似于我们现今在遗传学里，所知道的隐性因子与显性因子；只不过显性因子具有“表型”的特征，可以看得出来。更广泛地说，阴阳的演变程序，也会令人联想起许多动物(如棘皮动物、鱼类，两栖类)在形态发展时的现象。为探讨此种现象，乃有形态发生学观念的发展。由此看来，阴阳学说跟我们在上一节讨论的五行交互关系一样，它也能引导人类的思想，到了今日，达到了可以说是对大自然的有效的应用。因此，这个学说不但类似于遗传学与胚胎学，而且还可能类似于化学，因为不断地实施净化作用，便会逐渐地把物质析离。再者，《易经》的学者们直觉地感到，物质的净化作用无论进行到怎么样的程度，那些经过析离的物质，虽然在表面上呈现阳占优势或阴占优势，但总还是由阴与阳共同组成的；这种看法，非常接近现代科学的见解。因为他们这种思维的方法，正是所谓“场”的思维方法，虽则甚少人能够有意识地指出一条磁铁无论被分割成几小段，每小段的磁铁仍旧具有南北两极。总之，我的意思是：现代科学所探讨出的世界结构的某些成分，已见诸阴阳学家的思考中。固然这些思考不是研究大自然的完整科学方法(诸如实验或数学公式化的假说)，但它们绝不是不合理的。

当我们研究卦象的时候，还会引起一种想法，即如果阴与阳也各自隐含着恶与善，那么它与摩尼教的理论便非常相似了。摩尼(Mani)在波斯的后继者相信：做人的责任，就是要在这一个善恶混淆的世界里去恶求善；不过，这恐怕是一件永远无法完成的任务。前面我们提到过一种主张，认为中国的阴阳学说曾受到波斯人的二元宗教论影响。这种主张要令人相信的最大困难是，中国的阴阳学说事实上并没有善恶的观念。反之，他们认为唯有阴阳调和保持真的平衡时，才能达到幸福、健康及良好的秩序。虽然如此，现仍有人继续地想从波斯人的二元论(如袄教)导出中国的阴阳学说。除非我们对于伊朗和印度之二元论的神话和宇宙论，及其与米索不达米亚的来源之可能的关系知道得更多，要评估这观点是几不可能的。但如我们就同意Rey氏的结论，说中国的宇宙观在中国之外未有何影响，则似乎仍嫌太早。目前反而有一种倾向，认中国的阴阳学说可能引致伊朗的二元论。这种倾向，大部分是由de Saussure (18)，(19)的努力引起的，戴氏的工作在其他方面很有价值，但在此处，他将中国的古籍的古老性，估得过高［①］ 。无论如何，如B0dde所说的，阴阳学说在中国的极大成就，显示出中国人是要在宇宙万物之中，寻出基本的一统与和谐，而非混乱与斗争。

对于那些简单的，可由各文明自身发展出来的观念，我们似亦宜加以讨论。Granet(1，2)以为阴阳学说与两性差异在中国初民社会里的表现有关，此说颇有见地。当时每逢季节性的仪礼，年轻人便在那里挑选自己的配偶并跳舞，以象征大自然永恒而奥妙的二元性。另外，还有不常被人提起的，就是在欧洲思想史中，随处也可以找出类此的二元观念，虽然它与中国的比较起来，是较粗简的形式。Freeman将毕打哥拉士学派的二元宇宙论(公元前第五世纪)，表现在一张十对相反性的表格。(参看Aristotle，Metaphys.I；5)在该表里，一边是有限、奇数、一、右、雄性、好、动、光明、正方形及直线；另一边是无限、偶数、多、左、雌性、歹、静、黑暗、长方形及曲线［②］ 。这很容易令人联想起中国的阴阳学说，但是除非我们设想两极说的某些基本理论是导源于巴比仑，然后由巴比仑传到中国及欧洲，否则它们之间的来源并无任何关系［①］ 。

欧洲思想史上另有一些受到传统犹太教神秘哲学影响的十七世纪思想家，如Robert Fludd，(1574－16 37)。他的思想曾被Pagel(1)仔细地分析过。F1udd氏的Medicina Catholica把上帝(God)描写成一个化学家，而不是数学家，世界是他的“实验室”。他认为在这世界里，有一系列的极端对立存在着——一方面是热、动、光明、扩散、稀薄；另一方面是冷、静、黑暗、收缩、浓厚。另外，太阳、父亲、心脏、右眼和血液，也与月亮、母亲、子宫、左眼和粘液对应着。特别饶有趣味的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他主张有收缩和扩散这一种古老的对立，虽则此一对立来自苏格拉底之前的时代，比较来自中国为可能。然而，我们必须承认，Fludd对于炼金术的兴趣并非出于偶然的，因为在当时两极对立(通常是金和水银)的理论，已经弥漫了整个中世纪末期与十七世纪的炼金界。我们在本书第33章中将会论及炼金术，此处不拟预先讨论；但如果中国的炼金术确实曾经由回教徒传到欧洲(所有的证据都支持这种看法)，那么阴阳学说也会一同传过去的。这样说来，Fludd便不可避免地曾受到邹衍与老子的影响，虽然他永不会知道这件事实。再者，也许这些古代的两极说，已深埋于化学科学的基础里面；因为对炼金家来说，物质之化学反应性须依凭于它们对两极性的位置，而今天我们已经知道，所谓化学反应者，仅不过是组成物质宇宙之正负电荷的排列的外表而已。

6、关联式的思考(corre1ative thinking)及其意义；董仲舒

让我们再简要地重述一遍。中国人的科学或原始科学思想，认为：宇宙内有两种基本原理或“力”，即阴与阳，此一阴阳的观念，乃是得自于人类本身性交经验上的正负投影；另外，还有构成一切实体及其演变程序的五种元素，即所谓“五行”。由这五种元素之符号间的关联，宇宙万物之可纳入于一个五元的系统者，皆与五行配合之。当然，除了这五元的系统之外，宇宙万物仍有只能纳入于别种数目的系统的(如四元、九元、二十八元)［①］ 。使这些分类连合起来，已有不少的智巧杰作。因此，在中国的神秘数目论者或命理学家，他们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寻出各种数目的范畴间之关系。但这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大部分的欧洲学者认为这只纯粹出于迷信而已，它阻碍了真正的科学思想在中国兴起。即使是中国人本身，也有不少人(特别是那些现代的自然科学家)持同样的见解，但是这些人的处境稍有不同，因为他们必须面对成千的中国传统学者，这些传统的学者，未受世界现代科学观念的训练，还相信中国古代的思想系统，仍然是个可供取用之活泉。即将死灭的原始科学理论，紧紧地缠住不灭的伦理哲学。本文并不关心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问题，因为这个社会是很能现代化它自己的。我们所须加以探讨的是：事实上中国古代和传统的思想系统，是否仅系迷信或仅系一种“原始思想”，或者它是否有些内容，是中国文明的独特产物，且对其他的文明贡献了启发作用。

研究五元系统之符号间的关系，第一个途径是从社会学的观点Durkheim与Mauss(1)［①］谓从前人以为五行系统所采的数目的类别，是根据原始社会里行异族通婚的种族或氏族而来的；Durkheim与Mauss则以为是应该倒过来的。他们两人毫无困难地提出：有几个文化，如美国土著的朱尼斯人(Amerindian zunis)，他们的数目的类别与其行异族通婚的氏族数之间，有一显明的对应关系，朱尼斯人计算事物是以七为进位，他们正有七个氏族［②］ 。然而，用这种方法来解释中国数目类别之起源就相当困难，因为中国文明发源得太早了。退一步说，即使能够用这种方法来解释，也不会影响我们对其相当完整了的宇宙观的智力价值的评估。

以分析魔术的方法来研究五元系统，这一个途径也许较为有趣。Frazer在他的名著里，曾提出了魔术的两项“定律”和一项一般原理。依照“相似律”(1aw of similarity)，古代的魔术家(和现代的原始人)认为相似可产出相似。依照“接触或蔓延律”(1awof contiguity or contagion)，曾经接触过的事物，隔离之后仍能相互影响。由此我们可以立刻看出，中国的五元符号关联是如何的可以建立，且可以想见引致它们的建立的动机。其它学者，同意且接受Frazer氏的交感魔术的理论，和他的一般原理，即“宗教慰藉人，魔术压抑人”。另一些人，如Hubert & Mauss(4)，(2)，则加以进一步的界说。他们指出，魔术牵涉的主要是那些隔离的、孤独的操作者，而不是宗教的集体性。但大家都同意的是“魔术孕育了科学，且最早的科学家都是魔术家……它是由神秘的生命的种种的裂缝产生出来的，由生命中获取了力量，以与常人生活混杂，为其服务，魔术倾向于具体，宗教则倾向于抽象。它与技术、工业、医药和化学等等，具有同样的功效。因此，魔术在本质上是‘做’事的技艺。”(Hubert & Mauss(1))此点在本书论道家那一节里已经强调过，在此不需详论了。符号式的关联系统，正是魔术家为实践他们的操作所需要的。因为在古时候，他们怎么知道什么会利于一项技术的成功，什么不会呢？当然，他们必定有某种方法，以选择实验的情况；如果一个人想要做出与水有关的东西，他自然就不会穿红色的衣服，因为红是火的颜色。不错，此种关联仅是直觉上，而非出自严格的理性的。但除了如此之外，他们还能怎么办呢？有不少的现代学者，如H.Wilhelm Fberhard(6)，Jablonski (1)，尤其是Granet(5)，他们把我们在此处说的思想方法，称为“关联式的思考”(coordinative think－ing)或“联想式的思考”(associative thinking)。这一种直觉的联想系统，有它自己的因果关系以及自己的逻辑。关联式的思考方法绝不是迷信或原始迷信，而是其自己独特的思想方式。H.Wilhelm将它与欧洲科学特有的思想方式“从属式的思考”(subordinativeth－inking)互相对比，此种思想方式偏重于事物外在的因果关系。在“关联式的思考”，概念与概念之间并不互相隶属或包涵，它们只在一个“图样”(pattern)中平等并置；至于事物之相互影响，亦非由于机械的因之作用，而是由于一种“感应”(induction)。在本书论及道家那一节，我曾经说道家想要了解大自然中的各种的“因”；但我们不能适合古希腊自然主义者的思想的意义去解释它。在中国思想里的关键字是“秩序”和(尤其是)“图样”［①］ 。符号间之关联或对应，都是一个大“图样”中的一部分。万物之活动皆以一特殊的方式进行，它们不必是因为前此的行为如何，或由于他物之影响；而是由于其在循环不已之宇宙中的地位，被赋与某种内在的性质，使它们的行为，身不由己。［②］如果它们不按这些特殊的方式进行，便会失去其在整体中之相关地位(此种地位乃是使它们所以成为它们的要素)，而变成另外一种东西。所以万物之存在，皆须依赖于整个“宇宙有机体”而为其构成之一部分［③］ 。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并非由于机械性的刺激或机械的因，而是出于一种神秘的共鸣［①］ 。

把中国在这方面的观念解说得最好的，莫过于公元前第二世纪的董仲舒。他在《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篇》中说：

“今平地注水，去燥就湿。均薪施火，去湿就燥。百物去其所与异，而从其所与同［②］ 。故气同则会［③］；声比则应。其验皦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而他商应之。五音比而自鸣，非有神，其数然也。

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

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故以龙致雨，以扇逐暑，军之所处以棘楚(引喻《道德经》三十章)。美恶皆有从来；以为命，莫知其处所……［④］

非独阴阳之气，可以类进退也(又一波动的暗示)。虽不祥，祸福所从生，亦由是也。无非己先起之，而物以类应之，而动者也……。

故琴瑟弹其宫，他宫自鸣而应之，此物之以类动者也。其动之声而无形，人不见其动之形，则谓之自鸣也。又相动无形，则谓之自然。其实，非自然也。有使人之然者矣。物固有实使之，其使之无形……。”

董仲舒提出的可分类性，就是说宇宙万物皆可归于五元或其他数目的类别。他利用声的共振现象来说明他的实验，这是非常有趣的［①］ 。此种说明，可以令那些不懂得声波的人也能心悦诚服，同时又证明了他的主张，谓宇宙内属于同类的事物(如东方、木材、绿色、风、小麦)皆可互相感应。这种看法已不是浑沌未开的思想，以为任何事物皆可相互影响；而是主张万物皆密切地结合在一起而各成为宇宙的一部分，但只有同类的事物才能影响同类的事物。对这观念，王充在第一世纪时也说了许多类似的话，认为此种感应乃是发于自然，而不是出于什么目的或企图［②］ 。因此，事物间之因果关系，便具有一种奇特的性质，因为它是层次的结构，而非随便偶发的。也因此故，我们可以将感应或共振当做事物变化的“提醒语”，以知某一衰败之后，必另有一兴盛跟随而来。万物皆有其因，但此因并非机械之因。“提醒者的书”中的有机系统，就这样统摄了整个宇宙。在这戏剧性之连续不断的循环中，宇宙万物之存在(如前所述)皆依赖于全部系统之整体性，如漏接了这“提醒语”，则便归于乌有。但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件事物会漏接的。

希腊哲学家Heracleitus讲了一句名言：“太阳不会逾越他一定的规矩，否则复仇女神Erinyes与正义女神Dike的人员会去找他。”它的意思是，大自然的某一现象能够做出反叛的行为，但宇宙的执法者会强迫他驯服。Misch(1)以极锐敏的眼光在《易经》和它的注释里，找到了类似的意思。对于乾卦上九之“亢龙有悔”(经上乾传第一)，文言注曰：

“知进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圣人乎。”

但圣人仅是在觉得所有宇宙万物(天上的及地上的)(自然的)知道什么和作的什么。MiSch氏正确地指出，中国的思想家，在内心里都认为万物的演变，不是受法则(Iaw)控制，它们只在共同的生活中相互适应。和谐乃是“自然而有机”的世界之基本原理。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能够由一个新的角度来了解荀子那种诗似的哲学，而知道为什么他要把“礼”(被一般人承认的道德所认可的善良习俗和传统仪式)提升为宇宙的原理。不仅在人文社会，而且在整个自然界也都有如下的特征：施与受、以礼相待而不在死板的力及其程序中斗争、以妥协解决问题、接受天生必然的命运，以及回避机械性的力［①］

如果上面谈的中国之宇宙图象(五行(元)关联乃其抽象的图)都(一如我所相信的)全是确实的，那么显然地，汉朝及其以后的学者并未陷于“原始思想”的泥沼。我们非常感谢Lèvy－Bruhl对原始思想做了极为有趣的分析，其中有许多观点我们很可以接受，然而他说中国人和印度人的宇宙图象，正是典型的原始思想，这一点却大欠公平。我之对Levy－Bruhl的理论发生兴趣，乃是由于读到了这样一句醒目的话：“就原始的心智而言，每一件事皆是奇迹，或者应该说：没有一件是奇迹。因此，每一件事皆可相信，没有一件是荒谬或不可能。”无意中读到它的时候，我正在注意到(不无苑尔的，从道家的意义说)某些基督教的学者，被中国人(其实是道家)对于奇迹所持的特有态度给激怒了，因为他们发觉，中国人竟然轻易地就将奇迹也当做一般的事实，却又看不见它们的意义，除了以为魔术家必有特殊有效的技术。Levy－Bruhl说，没有逻辑素养的人，原就体会不出逻辑上和物理上的荒谬性。他们会认为每一件事物皆可做为其他任何事物的“因”。如果在非洲的小镇里，突然驶进了一艘比常到的船多了一根烟囱的汽船，随着又发生了瘟疫，那么这一艘汽船亦如其它任何事物的，便会被当做该瘟疫的原因。这种从浑沌的现象中随便选出一个“因”的思想方式，他称之为“参与律”(law of participati0n)，也就是说，仅具原始心智的人，根本不理会矛盾律或两者之间是否真的有因果关系，凡是周围经验过的一切，都可以拿来解释事件的发生［①］ 。

我们应该与Levy－Bruhl的分析分手的地方，在于他把关联式的思考或联想式的思考也视为一种原始思想。如果此处之“原始”是就年代来讲的，则关联式的思考可能可以算是原始的；但要说它乃“参与”式的思想之一部分，则绝对不行。因为一旦像五元系统的类别方式被建立起来，事物就不能随便做为其他事物的原因了。或许我这样说会比较地正确：从原始的参与式思想发展出来的(至少)有两条路，一条(希腊人走的)是将因果概念加以精炼，这种态度引出如德漠克利特(Democritus)那种对自然现象的解说［①］；另外一条路，是将宇宙万物万事都有系统地纳入于一个结构形式，这个结构决定各部分间的相互影响。如果有一个质点占据了时空中的某一点，依前者的看法，这是因为另外有一个质点把它推到那里；而依后者的看法，则是因为他与别的一些质点构成一个“力场”，由于相互影响的结果，才把它送到那一点。如此，因果关系已不是“质点的”，而是“围绕的”。细查人类思想史，我们也许可以看出牛顿的宇宙是前一条路的终点，而Whitehead的宇宙则是后一条路的终点。然而就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而论，无疑地前者乃是后者之不可或缺的历史先驱。

关于同类的事物能相互感应或作用，虽然这是中国思想的特征，但希腊也有与之并立的。Cornford(2)曾从他所谓“流行的信念的格言”里看出这一点；此种信念乃是哲学家按“常识”而不经细察所接受者。以亚里士多德的三种变化为例，亚里士多德将空间里的“运动”解释为相似者吸引相似者；“成长”为相似者滋养相似者；“质的变化”为相似者影响相似者。“德谟克利特主张动作者与感受者必须相同或相似，因为如果不同的事物互起作用，也仅是由于它们偶然的有某些相同性。”但是也有一些相反的格言，认为相似者排斥相似者。“每一事物皆欲求与其相反者，不欲求与其相似者。”所有这些都与苏格拉底之前时代对自然现象里之“爱”与“恨”的观念，有一明显的关系；而且也很易从社会习惯、异族或同族婚姻、及交感的魔术等，看出它的根源。这里我要强调的是：当希腊思想从这种古老的观念，移向于机械的因果概念(预示出文艺复兴时的完全破裂)时，中国人是在发展他们的有机思想方面，而将宇宙当做一个充满着和谐意志的有局部的有整体的结构。

Levy－Bruhl谓这原始的宇宙图象，由于事物的定义和区分的进展而渐被代替。但如在某一中间时期，这原始的宇宙图象，被建立起来，则该民族的文明便必须为它付出极高的代价，因为人们会把它认为可以符合于“实在”(reality)，而事实上却不能也。Lev卜Bruhl 接着又说：

“这种系统将自以为是自足的系统，此后应用于这些概念的心力，无论其继续如何之久，也与“实在”无接触。中国的科学知识正是此一停顿发展的好例子。它曾经产生了许多大典籍，如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病理学、治疗学等等，但是这些学问，就我们看来都一文不值。为什么历经如此长久的年代，又花费了如此多的努力和技巧，而其成就却完全等于零呢？当然它有很多原因，但最重要的是：中国人所谓的科学，乃立基于冻结的概念；此种概念从来就不曾真的受过经验的考验，它们所包含的，只有不清楚，不能证实的观念和神秘的预定的关联。这些观念罩上一抽象的一般形式，容许一个分析与综合的程序——显似的很合乎逻辑而永远无益的程序，自满自喜的进行个不休。中国人这样脱离不了自己的桎桔，老是沿着自己的轴心旋转，使那些最了解中国人心智的人——如de　Groot－几乎要感到绝望。他们的思想习惯已经太过僵硬，由其产生出来的窘困也已太过严重。要中国放弃她的中医、学究和风水师就像要欧洲不要因为她拥有博学之士而傲慢一样的困难。”

然后，Levy－Brnhl又对印度的科学思想，加了一些类似的抨击。

我们很难再找出比他这段话更为错人迷途的言论。我实在不明白，这位对他所非难的书籍连一个字也不识的著名学者，究竟因何理由把使他本身也受益不少的文明中之科学与技术成就统统摒弃掉［①］ 。显然地，从历史看来，中国在技术上的许多发现，并未受到发现者们的宇宙观的质的影响。而且不能因为著书者的宇宙观未曾发展出加力略与牛顿那样的科学，便使那些他卑视的中国古籍里的经验知识的价值，减低丝毫。反之，我以为适当的结论应该是：中国人之关联式思考或联想式思考的概念结构，与欧洲因果式或法则式的思想方式，在本质上根本就不同。它没有产生出十七世纪那种理论科学，并不构成说它是“原始的”的理由。现在我们再来看，关联式的思考，是否与现代科学所不能不采用的有机哲学(philosophy of organism)无关呢？如果有关的话，我们就要问：那么，此种有机哲学的起源究竟为何呢？

我急欲将这种差异彻底澄清一番。中国人关联式的思考绝不是原始的思想方式。也就是说，它绝非处于逻辑的浑沌，以为任一事物皆可做为其他事物的原因，而让魔术师纯粹的幻想来指导人的观念。它的宇宙，是一个极其严整有序的宇宙，在那里，万物“间不容发”地应合着。但这种有机宇宙的存在，并不是由于至高无上的造物者之谕令(万物皆臣服于其随伴天使的约束)；也不是由于无数球体的撞击(一物之动为他物之动的原因)。它的存在无需依赖于“立法者”，而只由于意志之和谐；这情形就好像参加乡村的舞会，他们的舞姿是如此的自然和有规律，舞蹈者的动作并非由于有什么法则规定，也不是由于后面有人推动，而是由于意志的和谐［①］ 。以后我们会读到这么一句话：“不见天之使时，而四时不忒。”中国的皇帝每年必有祭天之举，否则恶鬼必定跟随而至；不管这种信仰是多么的荒谬，但它正可显示出中国人是相信宇宙一体的。祭天之际，皇帝位于“明堂”［②］，身穿合于节令颜色的礼服，面向某一固定的方向，然后在配合于当时之音乐声中举行仪式，这些仪式无不象征着天地一体的观念。再举一个科学上的例子，中国人认为：如果月亮于某时某刻走到某一星座的位置，这不是由于谁曾命令它非如此不可，也不是由于某种特殊的原故，它服从了某一可用数学公式表达的规矩，而是由于它乃是宇宙有机体的一部分，其他别无原因。

从数目字的使用方式，很可以看出中国的与现代科学的宇宙观的歧见。当然，欧洲也有毕达哥拉士学派［①］，而在中国也有很多令人赞赏的数学成就。但是中国人的关联式思考却极自然地运用一种数目的神秘性(numer－o1ogy数目论)，为现代科学思想所不取的(亦如对金字塔作数目的想像的不科学然)。作者以为虽则关联式的思考对中国科学的阻碍，没有所有其它因素的阻碍大，但它对中国科学是无丝毫贡献的。关于此点，Berg－aigne说得很好：“数目不由于实际经验到事物的多元性(plurality)而定；反之，乃是由于人早先即有一种神秘的数目(好似预先准备好了的一个架构)，再来定事物具有多元性。”真正对中国思想感到兴趣的学者，不应不读Granet论数目之象征一章。他说：“量的概念，在(古代)中国人的哲学性思考里，实际上不占任何地位。但中国(古代)的哲人，对于数目本身有极大的兴趣。但是不管土地测量师、木匠、建筑师、马车制造者以及音乐家们有多广的算术或几何知识，哲人们对之总是无兴趣的，除非其有利于他们的‘数字游戏’。数字只被他们当做符号来使用……”。又说：“数字没有代表事物大小的功用，它们只被拿来将实质之大小配合于宇宙的大小。”无疑地，无论我们怎样苛责中国古代及中古的神秘数论(数目论)，也不嫌过份。可是我要提出一点：就如同欧洲有些基本思想，在中古时代曾引致有过度情形，如使用法律程序来审判动物等，中国的神秘数论及五行间的象征性关联也有过度的伸展，然其基本思想，是本身稳妥且对将来的人类思想亦有价值的。

古代的中国人将时间分成四个具体的季节，然后又将这些季节分成许多小部分；对他们来说，时间不是抽象的参数(一连串的相似的瞬刻)。至于空间，它是分成南北东西中的五个区域，而不是向各方抽象的平匀扩展的伸延。这些被分成的部分，在相应表格里相互关联起来，例如“东”永与“春”和“木”关联，“南”永与“夏”和“火”关联。Jablonski(1)在解释他的老师Granet之观点时说：“相互关联的观念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它取代了因果的观念，因为万物不是有因果关系，而是相互关联。”当我读到了这一句话，我立刻就想起了庄子。庄子将宇宙比喻为动物的身体而说：“百骸九窍六脏蹈而存焉。吾谁与为亲？汝皆说之乎有其私焉？如是皆有为臣妄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①］？”当然，对于这一连串有韵味的问句，庄子的本意都是否定的。两个世纪以后，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天道无二篇)重复了这种思想，他说：“天之常道，相反之物也不得两起……(阻与阳)并行而不同路，交会而各代理，此其文。”这种思想背后隐含的意思是：宇宙自身乃一庞大的有机体，在其内中的分子有时此占优势，有时彼占优势(何者占优势皆出于自然)，各分子都以完全自由的服务精神互相合作，至于谁担任较重的工作，谁担任较轻的工作，则视其本身之资材而定，谁也不比谁的价值高，也不比谁的价值低［②］？

在这系统内，因果关系是呈有层次的变动性(hiera rchically fluctuating)的，而不是“质点式”和单向的。我的意思是中国人对于大自然所持之因果概念，有点像比较生理学家在研究腔肠动物之神经网，或研究哺乳动物之内分泌系统(音乐队)时，所必形成的概念。因为在这些现象中，我们很难看出在某一时刻那一个份子是领导者。将哺乳动物的内分泌作用比喻为乐队的演奏，就使我们想起它将有一位乐队指挥，然而即使是较高级的脊椎动物，对于其体内之内分泌腺的作用，我们也不知道它们的“指挥”到底是谁？再者，按现在的发展，似可能是哺乳动物和人类的较高之神经中枢是构成一个“神经网”，比电话线式的传统观念更为适于应变［①］ 。有时此线或此神经中枢占据因果关系的最高位，有时彼线或彼神经中枢占据最高位，所以是呈变动式的［②］ 。这一切都异常不同于“质点式的”或“撞球式的”因果观——认为某物撞击某物，乃是此物的运动之唯一因［③］ 。“宇宙及其组成分子皆有循环交替的性质，此种信念紧紧地统摄着中国的思想，以致于他们总是将承上启下的观念，附属于相互依赖的观念。如此，回溯的解释法便不难理解了。例如某位君主生前无法取得霸权，因为他死后有人为他牺牲生命。［①］”简单地说来，这两事实皆系同一个无时间性的结构的一部。［②］

Granet没有使用“Pattern”(图样)这个字，这是因为此字在法文里意义不大相同的缘故，但以它来表示他思想的结论最为恰切。他整部书(5)都强调“秩序”的观念是中国宇宙观的基础，我相信这种见解是正确的［②］ 。社会及宇宙的秩序并非基于权威的理想，而是基于交互的责任心。“道”即为此种秩序之总名，一个有效力的总和，一个有反应性的神经媒介；“道”不是一个创造者，因为万物皆非被创造的，宇宙本身亦不是被创造的。智慧之全部，就是在各关联中增加直觉似的相应(correspondence)的数目。中国人的理想里，没有上帝和律法。宇宙内的每一分子，都由其本性的内在趋向，于全体的循环中欣然贡献自己的功能，这个非由创造而来的有机体，反映于人类社会上的，是一个普遍的理想，即人与人间的善意谅解，以及相互依持和团结的柔和体制，此种体制永不立基于绝对的法令或法律［④］ 。汉朝的纬书《礼纬稽命微》里，有一段异常精辟的话：

札之动摇也，与天地同气。四时合信，阴阳为符，日月为时，上下和洽，则物兽如其性命。(《古微书》卷十八、页1之上)。

由此，举凡机械性的、量的、强逼的以及外在逼迫的，一概无之［①］ 。“秩序”的概念排拒了“律则”的概念。

当1943年，我在兰州初次读到Granet论中国思想的书时，我注意到这一句话：“(古代的)中国人不观察现象的继承性，他们只记下事态的交替情形。如果两件事态使他们看起来有所关联，那么这种关联不是由于因果关系，而是由于成对的关系；此一成对的关系，就好象事物的正面与反面，或者我们用《易经》里的隐喻，它就好象回声与声音，或黑暗与光亮。［②］”我在书旁上写道：“这是形态学的宇宙观”。惟当时我还不知其正确如是也。

(1)有机体的哲学的根源

Granet的目的，并不在于探讨中国有机宇宙观的思想，曾否影响了欧洲思想。他以古代形式将中国的宇宙观，重新综合起来，便算工作完了。但是我们的好奇心要求更多的满足。在本书下文，我将指出中国最伟大的思想家朱嘉(十二世纪)，曾建立起一个比欧洲任何思想都较接近于有机哲学的哲学体系。在他之前，他有中国相关思考的全部背景；在他之后，则有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这里我仅能简要地指出，我们这时代正在进行的一个大运动，意图用对自然的组织之较深理解，来修改牛顿的机械宇宙观。从哲学的观点看来，代表此一趋向的典型人物，无疑的是Whitehead。但这趋向以不同方式及不同的程度，浸透了所有自然科学之方法论及宇宙观的现代研究，如：场物理学之许多重要的发展、Kohler 的完形心理学，以及生物学的理论(它避免了较早的Ganzheit派的隐蔽说，它也终结了机械论与生机论间之无谓论争)。其次，在哲学方面有LloydMovgan和S。Alexander的突现进化论(emergent evo1utionism)，Smuts的神圣主义，以及SeilarS的实在论。最后而非最不重要的(在组织方面)Engels、马克思及其后继者之唯物辩证论。如果沿着这个运动的路线往回看，则依次有Hegel、Lotze、Schelling和Herder而到Leibniz(如Whitehead经常所认的)，再往古溯似乎就没有了。但这是不是一部分系因为Leibniz曾经透过耶稣会士的翻译，而研究过理学家朱嘉的哲学呢？再者，会不会值得去探讨那使他能有崭新的贡献于欧洲思想界的创作力，是否有受到中国的影响呢？如说首次出现在西方思想的有机论是Leibniz的单子论(Monads)，是不会错的。Whitehead指出，Lucretius和牛顿能够解释原子世界对一个有才智的人是何模样，但只有Leibniz要试着解释作一个原子必是像什么。他的“预先建立的”和谐说(虽然是用有神论者的词汇写的，但这是当时欧洲环境所必需的)，在那些熟谙中国宇宙观的人，便觉得不陌生。万物之间，皆不相互施行作用，它们只在一个和谐的意志下共同活动；此种思想对中国人已不是什么新观念，而是关联式的思考的基础。［①］

如果我们可以举出一个假说以供进一步的探讨，即有机哲学深受Leibniz的影响，而Leibniz的思想又曾被那些译自中国理学家的关联论之书籍所影响，那么，不少有趣的论题便会跟随而来了。Whitehead(5)(6)曾将代数说为“图样”(pa讨ern)的数学研究。因此，几何学是希腊数学的特征，而代数为中国数学的特征，这是否仅是一件巧合呢？［②］

自汉代以后，中国数学家的全部努力，可以用一句话来叙述，即他们是要将一个特殊的问题纳入于某一类或型式的问题，从而解决它。宋代于理学之外，有一个代数的大学派保持它们在世界上领导地位达两世纪之久。但还有一更为有趣的揣测问题。欧洲第十七世纪Gilbert以后，由于对磁学的研究，使场物理学产生了出来。但磁方向性之发现，不是在欧洲而是在中国。由本书论物理学的第26章节里所提出的证据看，现在我们已能说：到第一世纪时，中国人已经知道，将具有指南性质的磁铁制成短匙，可绕着匙底的轴心旋转。我们可以任意地猜想，在万物依著确定的关联律而互相关联着的观念下，那些实验家兼魔术家会想到磁铁雕成北斗星的形状，便会分有宇宙的指向性，是不是仅为一种巧合呢？从一个角度看来，“道”的全部观念都是力场的观念。万物都自己适应这个力场，面无需受他物的指导，亦无需运用机械力的强逼。由此，我们将立刻看出，我们会联想起易经的卦符，阳与阴、乾与坤，有如宇宙力场的正负两极。因此，人们无意的发现他们自己星球的力场，是在中国发生，是真的这样使人惊奇吗？

(2)中国与欧洲的元素理论和实验科学

最后，我们必须从比较实际的观点，来研讨一下五行的理论对于自然科学的进展是有助益，抑或有障碍。具有现代科学素养的人，如果不曾回顾欧洲科学的发展史迹，便可能会对此种理论怀有奇异之感。不错，从专家的眼光看来，五行说是有其荒谬之处；然而其荒谬性，并不甚于欧洲中古高谈元素、星辰和体液等理论。综观上述，我们可见阴阳五行的系统，并非全部不科学。那些想要嘲笑五行说的人，最好不要忘记皇家学会的创建者，曾花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和精力，以与亚里士多德的四元(行)说及其他逍遥学派(Peripatetick)的幻想之顽强的拥护者相格斗。

例如，每一位化学家都读过(或应该读)Robert Boyle著的《怀疑的化学家》(Sceptical Chymist，1661年初版)。这是一本以对话体裁写成的书，他热心地向我们推荐“微粒子的机械说”(或以现代的话讲“基本物体的原子说”)。他一方面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四元说，另方面反对炼金者的三元说(“哲学家的”盐、硫磺和水银)。在该书第五编末端，波以耳(Boy－le)把一位逍遥学派的学者所使用的四元说来解释绿青木棍的燃烧，攻击得体无完肤。他说：“这位学者将他所谓木棍的汗说是水，烟说是气，灼红的物质说是火，灰说是地；然而隔了几行之后，他又会写道，每一项(不是的，我刚看见了，是灰的一清楚的部分)都各自有水、气、火、地四元素。这样一来……前面的分析便不能证明出元素的数目到底有多少了……。”同一前线的另一处，Joseph Glanvill也攻击亚里士多德派的Hen－ryStubbe。Marchamont Needham在他著的《医药治疗》更大声疾呼地说道：“Ga1en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取来，做为万物原理的那些呆板的四元观念，全部扫开吧!”我无需再引述十七世纪那些著名的论战。中国五行说的唯一毛病是它传得太久了。在第一世纪，它是相当进步的思想，在第十一世纪人们还可以勉强忍受，但到了第十八世纪，才变成荒诞。问题仍然是由于下面的事实：欧洲有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伴随而起的经济变动，而中国则无。

耶稣会的传教士，因为将自认无误的四元说介绍进中国而感到骄傲，然而还不到半世纪，此种学说即被欧洲永远的抛弃；这是具有讽刺意味的历史之一。

(3)大宇宙与小宇宙(Macrocos m and Microc osm)

我们提过，欧洲有机自然主义之具有现代形式，是始自Leibniz，但我们不要忘记，前此已有一些著名的大宇宙与小宇宙的学说，多多少少为其“科学前”的先驱［①］ 。以宇宙的样态或有机体言，如欧洲思想有与中国古代和中古时代的思想任何相似者，那么便是这种有关大宇宙与小宇宙的学说，虽然它不曾支配西方的观念到同样的程度［②］ 。相似处有二：一为设想人体与宇宙整体之间有一一对应的关系；其它之一，是以为人体与国家社会之间亦有一一的对应。我们必须看一下这个学说，并以之与中国的看法相比较，看看此两文明对其着重点是否有所不同［③］ 。我们把前者涉及宇宙整体的类比，称为“宇宙类比”；把后者涉及国家社会的，称为“国家类比”［④］ 。

在“前苏格拉底时代”所流传下来的断简中，我们找不到很肯定的思想，一直到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时代(公元前第四世纪)才出现了一些［①］ 。我们也许可以说，柏拉图对于两者都讨论过［②］，但不曾使用“小宇宙”一词；亚里士多德至少使用过此词一次，然如Con－ge，说，他的生物学方面太经验化，而其宇宙论方面又太抽象了，因此对这个观念不大留意。“小宇宙”一词的首次正式出现，是在他的Physics，VIII，3，252b 中，当他论到“运动”时，说：“既然它能在生物身上发生，为甚么不能也在宇宙(All)上发生？如在小宇宙发生，也会在大宇宙发生。”以后斯多噶学派(The Stoics)继承柏拉图所肇始的学说，他们大都认为宇宙是活的，有理性的。由此，宇宙和人的一一对应观念，便很引人了。等到Seneca于其“大自然之问题”(Quaestiones Natura1es，约公元64年出版)就毫不犹豫地提出来。他相信，大自然是依人体而构成的，水道对应于静脉，气流的通道对应于动脉，地质的物质对应于各种肌肉，地震对应于痉挛。

这种看法弥漫了整个欧洲的上古时代末期及中古时代。其流行之广，已达处处可见的程度。和Seneca同时代的PhiloJudaeus就把人称为“小宇宙”、(参阅Guis Rer.Div.Haer.XXIXXXXI，146－56)。Maniljus这位精通天文学的诗人，把黄道带的区域按人体的各部位排列［③］ 。第二世纪的Galen，虽然未强调这学说，却暗中有赞成之意。PlotinnS［①］在第三世纪主张极端的有机观，虽其观念满充了超自然思想，致对科学上的思维，影响很少；Enneads一书中，宇宙是一层次一层次的“全”(hierarchy of wholes)构成［②］，构成一层次的“全”，为次一个层次的“全”的一部分。Macrobius(约公元四百年)曾说：某些哲学家将宇宙称为巨人，而把人称为小(短命)宇宙。亚历山大利亚的Clemen接受“宇宙类比”的思想。其它许多早期的基督教神父则对它怀有敌意，但此种敌意仅是暂时的，隔了不久，这类比在神父文学里便盛行了起来。有趣地可注意到，首次以“小宇宙”为书名的两本著作皆在十二世纪出版，其间相隔没有几年，一本是犹太人写的，一本是基督教徒写的。前者称为Sefer Olam Qatan(小宇宙之书)，作者为Cordova的JosephbenZaddiq氏，194年出版(Jellinek编辑)；后者称为DeMundiUn－iversitateLibriDuo，SiveMegacosmus et Microc－osmus(论宇宙的两部书，即大宇宙与小宇宙)，作者为Tours的Brendrd氏，约1150年出版。如果该二著者，都受到同样的传统影响，那么影响他们的很可能是第十世纪在Basra城“真诚的弟兄”(Brethren of Sincer－ity)的百科全书。这部Rasā′ilIkhwānoal－Safā对于“宇宙类比”所作之应对，其详尽程度可谓已达空前绝后的高峰，远远地超过塞尼加或其他希腊的学者［③］ 。

“宇宙类比”的思想到十六世纪依然非常盛行［①］ 。拥护这思想，没有人比Parace1sus更彻底，这种思想遍见于他所有的炼金术与医学的思想［②］，他学派的人，如RobertFludd于1629年出版的天主之救药［③］，更沿这些思想而阐发之。这些十六世纪及十七世纪早期的自然哲学家，使人惊奇的，是他们的观念有些与中国的非常接近。Fludd在论及两极说的时候，他构作了下列的

对立：

热－运动－光明－扩张－稀薄

冷－惰性－黑暗－收缩－浓厚

还有：

日－父亲－心脏－右眼－血液月－母亲－子宫－左眼－黏液

他的说法，就像中国人在解释阴阳学说一样。Giordano Bruno认为宇宙是由众多的有机体所构成的有机体，万物皆由日与地之性交而产生，他的这种想法，就是中国人经常使用的隐喻［④］ 。然而，他们这种观念，源自毕打达哥拉士学派和新柏拉图学派的，比较直接来自东方为可能，因为在当时不可能有中国的影响也。

除了阴阳两极说外，在欧洲思想中仍可以找到类似中国之处。甚至符号的关联，亦有踪迹可寻。Nettesh－eim的Agrippa(公元1486年至1535年)在他的“论哲学之奥秘”(DeOcculta philosophia)里编了一个关联表，这张表跟古老的中国人所构作的形式非常相似。他把七大行星配上了上帝名字的七个字母、七位天使、七种鸟、七种鱼、七种动物、七种金属、七种石头、身体的七个部分、脸上的七窍等等，还没有忘记受判罪者的七个牢。Forke(4)，App。1，6，在讨论中国人的关联式思考时，特别强调这点，他很对的作了一个结论：“在自然科学方面，十六世纪的欧洲一点也不比十二世纪中国宋朝的哲学家进步。”这个传统以后继续传留下去，其间历经Bruno(1548年至1600年)，他在De Imaginum Signoram et Idsarum Compositi－one(1593年出版)也列出了关联的表式；Franciscus PatritiuS的泛哲学新论(Nora De Universalis Philo－sophia，1593年出版)，此两书的出版日期非常接近［①］ 。

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关联表是从何而来呢？无疑的，它们很多是来自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在Agrippa 十五个世纪之前的Philo Judaeus已经将事物以七数分类。许多随后的著作，特别是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如RasāilIklwānal－Safā都有“中国思想的”关联一诸如身体各部分，星球、神、七弦琴之弦，黄道带的星座、季节、元素、体液，字母等，以四及七数的组，“作复杂芭蕾舞”。虽则中国以“五”数为单位的分类，在西方却很少被发现，我们不能不揣想公元前第三世纪的中国自然主义(阴阳学派)的启发，曾经印度的接触，或经丝路，传到拜占庭(Byzantium)，叙利亚和其他近东的地区。

在此处，Kabbalah－犹太教的神秘文集，占了一个很重要的地位。它的来源至今仍极不清；它似乎与Gnosticism教义，波斯的遍在神秘主义(Sufism)和测想的更东方来的影响有关。此一思想系统的成分，可以追溯到公元前二世纪，但最早的一书Sefer Yesirah 却在第六世纪之后，而第一位确实与Kabbalah有关的历史人物AaronbenSamuel则在第九世纪末叶去世。最主要的一书Zohar是第十世纪的。这个系统包含了许多神秘数目论和字与数的神秘奇幻排列，也有许多关于造物主及天使的理论，其所列事物的配“对”(ziWWu－gh，syzygies)跟中国的思想异常相似，简直就像是用阴阳分类［①］ 。有些关于轮回说的思想，显示出它曾受佛教徒或至少印度人的影响，然其他的根源则确实皆由希腊而来，因为Pto1emy和Proclus两人都曾把身体的各部分，感觉及心理状态与各个星球关联。Kabba1ah里自然有大宇宙与小宇宙的理论。无疑的，卡巴拉的思想后来影响了这位卓越的RaymondLull(1232至1316年)。在他的著作里便有中国式的关联表列［②］ 。他是Netteshe－ism的Agrippa的前驱。

我们卒会发现第十六世纪和十七世纪初期之“关联式的思考”，对现代科学真正启蒙时的科学思想的影响，比通常所认可的为大。此一看法，正是Pagel论有些科学发现者如Van Helmont等的“黑暗一面”的精辟文章里之主题。Bruno摒弃了地球中心说之后，并没有放弃“宇宙类比”的思想；他说大宇宙中的太阳可对应于人体中的心脏。Temkin(1)，Pagel(4)(5)(6)及Curtis(1)都曾经指出：Wi1liam Harvey的血液循环现象之发现，无论如何，一部分是感发于太阳与气象学上水气的循环现象间已知道的关系的。［①］我们也可以问是否Leibniz也受到了同样的影响，所以才发展出欧洲哲学中的第一个有机自然主义［②］ 。据L.Stein(1)指出，Bruno氏曾主张有三种“最低限者”或不可缩小者，即(一)上帝或(Monas monadum)，按此，最大与最小是二而一的；(二)灵魂，乃一个组织中心(有意义的思想)，肉体形成于其外；(三)原子，是一切物质的组成分子。但是，Monad(单子)一词的来源，可能是Frarciscus Mercurius VanHelm0nt，因为Leibniz曾提到过他的一本著作：VanHelmont对大宇宙与小宇宙及其联合的奇论［③］ 。无论如何，J.B.vanHe1m0nt的儿子也是依循着同样的传统的。因此，如果我们说欧洲古代曾经接受亚洲“关联式的思考”影响是正确的话，我们便可以得一个结论，即达到Leibniz 的，可能有两途径，一为中国理学家的思想，由耶酥的传教士的翻译传入欧洲；一为甚古的思想，比前者早一千多年，经过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调和，传入欧洲的思想的。

当然，一般而言，“关联式的思考”及“宇宙类比”思想，在“新哲学”或“实验哲学”上的胜利下，不复能存在。实验、归纳法与自然科学的数学化，将一切的原始形式一扫而空，以迎接现代的世界。在本章下文讨论数学一章之末，我们将会看到，所有空间上区别开的宇宙的古老观念，如何地被欧几里几何的均匀空间推广至整个宇宙所驱走。十七世纪中叶以后，科学书籍上所提到的“宇宙类比”思想，皆可视为只是文辞上的苟延而已。

但是，我们必须再回述一下“国家类比”的观念。它早在柏拉图时就有了。以后在John of Salisbur7 (St.Thomas of Cantorbury之秘书)写的P0－1icraticus(1159年出版)中，又复兴起。据Gierke(2)说它是企图精密的写出人体各部分与国家各组织间之对应情形的第一本书。君王是头，元老院是心；眼、耳及舌是边境守卫，军队和法院是手和臂，工役是脚。像这样方便于统治阶级的理论，是不会受人弃置的；奇怪的是它却发展得很慢［①］ 。莎士比亚在Coriolanus序幕中有名的一节中也提过这种观念，后又在Hobbes的Leviathan(1651年出版)出现过，他又加上：财务系统似动脉，钱似血，顾问似记忆。等到十九世纪的思想家，如HerbertSpencer和WalterBagehot 在使用它时，就颇小心谨慎了，然而把这种“国家类比”观念拿来滥用，即使到了今天仍然还有。

在探究中国对这种观念所持的态度之前，我想一提这两个“类似”在炼金术发展中所扮的角色。大体上它是有益的：TabulaSmaragdina［①］上的格言说：“在底下的像在上的。”是正确的科学［②］ 。在以后的炼金术里，(“哲学家的”)硫磺被认为是基本物质，从它可以导出其他一切的物质，所以硫磺就是当做真正的小宇宙(参阅Hitchcock(1))。我们已注意到诸如Para－celsus和F1udd等的系统内，“宇宙类比”所占的重要地位。然而“小宇宙的盐(HNaNH4PO4)一词会延长到现代化学里，想起时颇感到奇怪。它的名称，是因为十七世纪初，它首次由人的尿液中提炼出来。

现在应该检讨中国这方面了。如果说早期的有关“宇宙类比”的词句不常见，这是因为此种观念早已隐含于他们的宇宙观罢了［③］ 。》淮南子》(约在公元前120年，天文训，以及精神训)和《春秋繁露》(特别是人副天数篇)对于它都有极为详尽的叙述。约于公元前50年成书之《礼记》亦说过：“故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端也。”《易经》将天与头、地与腹联在一起说(即“乾为首，坤为腹”)这种现象主义(Phenomenalism)(下文将与论王充的怀疑态度时述之)，其整个学说都奠立于相信大地上人类的伦理行为与天体的活动有一一对应的关系。所以它主要地以人类为中心的。此种学说的起源，Granet在论小宇宙与大宇宙的两章里曾详述过，在该二章中，他阐说这个学说与古代天文学的关系［①］ 。整个中国思想史中，“宇宙类比”的观念继续不断。［②］“宇宙类比”的观念，不但见于董仲舒的著作，且也见于邵雍(1011年至1077年)的著作，邵雍将生理学与地质学关联在一起，这一点很类似在他前一世纪的Basra Brethren。大约于1390年，王达说：

“人之身法乎天地最为清切。且如天地以巳午申酉居前在上，故人之心肺处于前上。亥子寅卯居后在下，故人之肾肝处于后下也。其他四肢百骸莫不法乎天地。是以为万(物之)灵［③］ 。”

无疑的，“宇宙类比”观念在中国思想上是显著的。然而它的哲学内容是否与欧洲的相同呢？

回答此一问题之前，我们必须先来说说中国的“国家类比”观念。虽然大家都知道中国人有“宇宙类比”的观念，但是却似乎还没有人指出过中国人在更早也有“国家类比”的观念。第四世纪初年，葛洪在《抱朴子》说：

“故一人之身，一国之家也。胸腹之位，犹官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也［①］ 。骨节之分，犹百官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也。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养其气所以全其身。民散则国亡，气竭即身死”。

葛洪生在柏拉图与Salisbury的John氏之间。他的话并未被后人忘记。我们可以在后期的书籍里找到此类话的引文，例如在“黄帝九鼎神丹经诀”上就有了［②］ 。

那么，我们就可以这么说：在中国如在欧洲一样，都可以找得到“宇宙类比”及“国家类比”的成熟形式。因此，为它们在这两支文明里寻出一个共同的来源，并不是无谓的企图。虽然如前所述，巴比仑的楔形文字，对于这两种类比谈论得很少，可是Berthelot提出了一项有趣的主张，他说一切小宇宙与大宇宙的观念，可能是由上古时代的占卜中导发出来；这种占卜，乃是观察整只或部分的牺牲以预言未来。巴比仑人的占卜确实如此，他们使用肝脏以洞窥未来的事件［③］，我们可以说中国商朝人用甲的裂纹，是另一种占卜的方式。关于Etruscans人的占卜，Cecero，Seneca和P1iny等拉丁作家，供给了我们许多详细的资料，以后罗马人将此种占卜大部继承了去。依照“空间划分说”(The theoryoftemplum)［①］，他们把整个的天空或人体或牺牲的器官划分成几区，然后从“记号”出现在那几区而得出预言。如此，动物或它的肝脏或肠，便可充当为“小宇宙”。与此类似的是“时间划分说”(the theory of Saeclum)，这是直接由天体的旋转周期的“任意”共振周期而来。这样，空间和时间都被划分成各个部分，这是后来一切时空的科学区分的前驱；再者，在空间之内的大区与小区，以为是互相反映的。

从哲学的观点看来，中国“宇宙类比”的形式是否与欧洲的相似呢？我相信它们是不相似的。欧洲诚然有大宇宙与小宇宙的理论，且在那范围，有组织的自然主义的初浅形式，和它的小对角“国家类比”，然而它们却都为一种欧洲独特之“分裂人格”(sp1it－perso－nality)所支配。欧洲人仅能以德谟克里特之机械唯物论或柏拉图之神学唯心论来作思考。一个机器，必须为它觅一个神。生命、实体、灵魂、基本原理(archaei)等成群地出现于整部欧洲思想史。人，兽或其本身之生物有机体，被投射于此宇宙中时，欧洲人(被一个或多个神的观念所支配)主要的忧虑便是去找出“领导的原理”。我们可以一遍又一遍见之，于Timaeus中的“世界灵魂”赋予世界身体以生命；于Stoics学派所寻求的领导原理“Hegemonikon”［②］；于Seneca之总述“上帝之于宇宙就如同灵魂之于人”，Phi1o和Plotinus重复地讲述之；第八世纪的犹太教师PirkèRabbiEliezer 回响之。

但这种路线正是中国的哲学所未采行的。公元前第四世纪，庄周关于有机体观念的古典陈述，已给后来的人铺好坦途，即明确的避免任何“精神的监护者”(spiritus　rector)观念。在它们有机的关系中，不论是生物的或宇宙的，其各部分可藉相互和谐的意志，充分解释所观察的现象［①］ 。

第三世纪向秀与郭象注释的《庄子》里，经常把这种观念说得很清楚。例如在《庄子·大宗师》篇，有人问曰：“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向秀与郭象注曰：

手足异任，五藏殊管。未尝相与而百节同和。

斯相与于无相与也。未尝相为而表里俱济。斯相为于无相为也。……天下为一体［②］ 。因此，有机体内之组成分子，其相互间之合作，乃是出于自发(甚或不由自主的)，而非由于强迫的。在另一段，这两位注释家认为：即使有不愿意合作者，甚至做出反社会的行动时，此一宇宙有机体由于其强而有力的自我规律，使得万物永继续合作下去［③］ 。《庄子·秋水》篇论及相对关系时，有一段话：“以功观之，因其……”向秀与郭象的注释为：

“天下莫不相与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为，斯东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与为唇齿，唇齿者未尝相为而唇亡则齿寒。故彼之自为，济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无者也。”［①］

如冯××说；这最后的结论令人不胜惊讶地想起了黑格尔的辩证程序。

此种思潮随着Leibniz进入了欧洲的思想，并且帮助有机自然主义在当代的广泛采用。一直延到1930年的生物学之生命论与机械论的争端，正是直接承受欧洲“人格分裂”的结果——是机器加上无形的机械师或信号手呢？还是只有机器呢？到近来才一般的理会此种争论是徒劳无功的，大家都了解有机体根本就不是机器，它既无需受指挥，亦不能全然地回复到较低的阶层。

唐君毅在他那本有趣的《论中西哲学中本体观念之一般变迁》另有别样的说法，他说欧洲人倾向于追寻外在或超越现实的实在，而中国人则于现象之内寻找实在。因此，欧洲哲学始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二元论，只以后产生诸如Spinoza、Leibniz和Hegel诸人的系统；而中国则不同，中国哲学始自道家对于变易中之永恒的体认，中间经过理学家的有机自然主义，而使明朝的理想家兴起，但这仅是过渡的而非严格的继承传统。

中世纪欧洲的“宇宙类比”观念，因此可说是在机械唯物论与神学精灵魂论两者间经年累月的争论间所取之立场而销毁了。

一直到十七世纪中叶，中国和欧洲的科学理论大致说来还不分上下；只自此以后，欧洲的思想，才开始突飞猛进。可是，虽然它是在Descartes和牛顿之机械论的旗帜下行进，此种观点并不能永久满足科学的需要一时期到了，务须把物理学当做小有机体的研究，把生物学当做大的有机体的研究。当此时刻来临时，欧洲(或更确实地说，届时全世界)便能取材于一极古老而又极明智但全然非欧洲性格的思想模式。

7、《易经》的体系

前文已述了许多中国对于距间作用(Actionof adistance)的世界观的重要。所谓距间作用，就是在宇宙之中，彼此不同的事物，会互相发生共振的现象。公元五世纪的《世说新语》一书中有下段：

殷荆州曾问远公曰：“易以何为体？”答曰：“易以感为体。”殷曰：“铜山西崩，灵钟东应，便是易耶？”远公笑而不答［①］ 。

截至此止，我们对阴阳和五行的理论的讨论，指示它们对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是有助益而非阻碍的。一直到十七世纪，欧洲放弃了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后，阴阳和五行学说，才使中国思想显出比西洋的落伍些。但是，如果以中国的科学哲学的第三个伟大成分——易经——言，则不易作如是良好的评值。

《易经》最初可能是由许多农民的预兆组合而成，它搜集许多占卜用的材料，其结果乃是一个极精密的符号系统。它们的剖析说明(不无一些内在的一致性及美观的力)与任何其他文化中的经典，截然不同。这些符号是认为反映大自然的一切过程的，每一现象以为是属于某一符号。中古的中国科学家们，永在冀图藉现象所属的符号，来对自然现象作些假解释。

《易经》的每一符号，经过世纪又世纪，就具有抽象的意义，颇能引人，且使人们无需思索。这种情形，到有些类似中世纪的欧洲对于占星学上所作的种种虚假的说明。但是，符号的抽象化，却给予以一骗惑人的深奥性。

我们现在很快就可看出，在六十四个符号的系统中，它提供了一组抽象的概念，可以统括自然世界现象之任何观察所必遇的许多事项和过程。

现在我们所见到的《易经》，是一部内容复杂的书籍。我们首先必须把《易经》内容略作叙述。《易经》的符号是由许多的直线(爻)所组合而成的，有的直线是不断的，如一，称为阳，有的直线中断的，如一，称为阴。这些可能是各按长短的和占卜程序的长短棒有关［①］ 。由八个卦的组合和排列，可形成六十四个重卦。卦的排列有一定的秩序，每一个的后面都附有一段的解释，这称为彖［②］，依照传统的说法，是西周初期(公元前1150年)［③］文王所作。彖后有注释，通常是六句，这称为“系辞”或“爻辞”，传说是周公所作的，他是周代初年著名人物(公元前1100年)，以上所述的卦、彖、系辞、爻辞被称为经文或本经。

此外，尚有其他更复杂的注释和附录如十翼。十翼的前二部分系彖传，相传是孔子所作，所以有二部，则是因为“经”已被分成两半，前一半讲的是三十卦，后一半则是三十四卦［①］，第三和第四部分是象传，相传也是孔子所作的，这两部分亦是因经已分成两半而分的［②］ 。第五、第六部分是“系辞传”，也同样分成二部分(但不像以前的附录的按经的分而分的)。这个注释自西汉起即称为大传［③］ 。它是论述基本的“卦”及由之而演成的“重卦”。重卦中的某些被用来作为说明社会进化的理论。第七部分是文言，专门讨论“乾”、“坤”二卦［④］ 。第八部分是说卦，分成十一短章［⑤］ 。说卦是形成《易经》述说符号间的互相关系之主要来源。第九部分是序卦［⑥］ 。第十部分也是最后的部分，称为杂卦［⑦］ 。在许多的版本中，彖传、象传和文言被分开分别放在经文所对应的卦中，只有“大传”却永远被放在经文的后面，十翼之最后两部分(序卦和杂卦)亦复如此。

很自然的，第一件事就是要问《易经》到底成书于何时。但是不幸得很，这个问题正是汉学中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学者们各执一说。实际上，我们现在对于《易经》出现的年代问题，较之Legge氏在1854年第一次翻译时所［①］知道的还要少。理氏完全根据中国传统的看法，可是现在却没有人以为文王或周公曾著作这本书的。但现代有评判力的学者，仍信《易经》是很古的，如顾颉刚、胡适，他们推断彖传、象传的注释是在公元前第六世纪时(因此是孔子时代)流传下来的。如此，则经文可能要追溯到公元前第八世纪［②］ 。其他的学者如雷海宗，以为彖传和象传本身可能在公元前第八世纪的。另外郭沫若有一种极端相反的看法，他认为不只是注释，就连经文的出现，都是在战国时代(也就是在公元前第三、四世纪时写成的)，而在汉代时又加上了一些材料［③］ 。到目前为止，我们认为最好采纳妥协折中的立场，例如李镜池((1)、(2))，以为经文是从预兆搜集开始的，可能是在公元前第七、第八世纪时出现［④］，但是到周朝末年以前，还尚未达到现在的这种形式。彖传和象传的注释可能是秦汉时代的儒家学者所写的(他们深受自然学派的影响，很可能来自齐、鲁的学者)，系辞传和文言可能在汉初(即公元前第一世纪的中叶前)，这当然包括一些早期的材料，而最后的三个附录，可能都是公元第一世纪时的。

对于传统学者，这样一个看法的难题之一，即是在《论语》中有一段引文，记述孔子说(述而篇)他希望多活几年，以便致力于《易经》的研究云云。这一段话我们有理由怀疑它是不可靠的，必是后来加上去的。事实上，在公元前第三世纪以前的材料中(例如，《中庸》、《孟子》、《荀子》这些可靠的书籍)，都未曾提到过《易经》。与这点比较，则提出研究占卜之事，不合孔子的性格一点，似属次要了。在另一方面，战国时代的各国君主，以及后来统一各国的秦帝国，他们对于各种的占卜或魔术都感到莫大的兴趣，因此，公元前第三世纪，应是占卜书籍得势的时代。而事实上，在这个时候，《易经》已于各经中取代了已失掉的乐经(如荀子提及《乐经》)。

再者，如果我们依据《周礼》是汉代所编纂的，则变成《易经》之书，并非此类的书之唯一的一本。我们对于所谓《大卜掌三易》［①］的说法，知道的很少。因为现在硕果仅存的只有《周易》一书而已［②］，假如上述关于《周易》的年代的意见可被接受的话，则《左传》［③］中所载有关问卦的，必定是后来添加进去的［④］ 。

关于易经的西文著作，作者以为写得最好的要算H.Wilhelm的《易经小引》，然而翻译得最好的恐怕要算他的父亲R.Wilhelm［①］ 。当然，有些地方Legge (9)的译本比较更有用些［②］ 。

Waley(《易经》英译本)，李镜池(《周易筮辞续考》)以及其他的学者都极力主张《易经》是一种预兆或农民经验混合而成的经文［③］，在这经文之中，含有不少牵强附会的特征。这些预兆吸引了古代的中国农民，因为他们具有相同的文化背景，即是：(I)主观的，说不出来的感觉和不知不觉的动作；(Ⅱ)观察植物和动物所得的异常现象；和(Ⅲ)不寻常之星座的或气象的现象。

Waley融合这两种原始的资料加以证明，并选择以下的一些我们所熟悉的例子以说明：

兆文：早晨红色的天空……

卜文：不吉，见长官不宜。

兆文：晚上红色的天空……

卜文：吉兆，适宜战事。等等。为了揭示隐藏在Legge夸张译文背后的古代预兆，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看：

第三十一卦，咸

Legge 彖：咸(表示；隐含的条件完成时，

(将有)自由的行动与成功。利

(必须有赖于)坚定和正确，如

娶一少女时，将有好运。

Waley

爻辞注译：

(Ⅰ)第一条线，分开，

(表示)移动他的脚趾。

在脚趾有感(注：实际上，在卦中之彖传第一句就说：“咸”在此处的用法，具有感的意思，其意是互相影响)。

或是移动一腓

(Ⅱ)第二条线，分开，(表示)人移动腿的两腓，有不利，但是如果他保持不动(在原地静止不动)则将是好运。

(Ⅲ)第三条线，不分开，(表示)移动他的两股，并且接近他所跟随的人。如果再继续向前走，会发生后悔。或是移动一股……

(Ⅳ)第四条线，不分开，(表示)坚持着中正，将导致成功，并且会防止发生任何憾事。假如在行动时，他还没有拿定主意，(只有)他的朋友仍然会顺随着他的目标。

假如你正在烦燥且不能保持镇定时，这就表示有一个朋友正在随着你的思想。

第三十九卦，蹇

Legge

Waley

彖：蹇，利(将发现)在西南时，

但相反的，发现在东北。与伟大人物相遇是吉利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必须坚定、中正。(将有)好运。

爻辞注释：

(Ⅰ)第一条线之分开，我们得前进会导致(更大的)困难，但当他停止，将会获致赞赏。

(v)第五条线，不分开，他和最大的困难奋斗，朋友正来助他。

他走路绊倒将受到赞赏；一次的大绊倒，朋友将要来。

当然，这种分析并不能解决像《易经》这样复杂经文的所有问题，但对粗俗之谚语的起源和后来加上的占卜规则，则阐明不少。《易经》至少有四种不同的形式的占卜：(Ⅰ)农民预兆解释；(Ⅱ)以抽签拈得植物的长短茎，而表达连或断的线条；(Ⅲ)根据火灼龟甲及兽之肩胛骨所得之裂纹，以占卜休咎，我们从契刻的卜辞中，得知附加的辞句的许多字汇［①］；(Ⅳ)用各种简板或其他骰子、骨牌的形式作占卜，因为卦字原来指的就是简版。

假如《易经》仍然停留在预兆的阶段，那么它将变成其他许多占卜书中的一种，关于这点等稍后再说。但是由于附录的增加［②］，便给予它一个较高的宇宙的和伦理学上的地位，每一个卦都附有抽象的意义。例如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两卦，即第三十一卦“咸”，与第三十九卦“蹇”。“咸”被解释为“互相影响”，因为“咸”是重卦，其符号是隐含性交的意义(下层代表男性，上层代表女性)，因之咸的意思是“感应”。同样的，“蹇”被解释为“跛脚”，其符号是，既然是“跛脚”，所以动作或进行，就会停滞下来。因之，蹇就象征着迟缓或停止。如此，解释愈抽象，这系统便逾有“观念的贮库”的性质，大自然的具体现象，便都可由这个系统去说明。所有宇宙的自然现象，如果不能用这六十四个符号加以伪拟附会的说明，那才是奇怪呢。

在更进一步之前，我们将以表的形式，来看易经的系统。表4是《易经》八卦的系统，表5则是《易经》六十四重卦的系统。在这一系列当中，最后的卦，并非就是最圆满、最完善的秩序，而却是漫无秩序的，不过却有潜在的能力达到完满秩序的。在此，我们或要如Tho－mas Brown爵士的疾呼：“万物一开始，秩序井然，故其终结亦是井然有序。如此，周而复始，亦复如此。无他，此乃依据有秩序之上帝与天府的神秘数学。”但在中国人，这神秘的秩序，并没有上帝。

当我们看到这一系列的表时，就会发现其中有几点值得注意：成双的八卦在表5中的排列，并非对称的分布；开头排的两个卦(第一乾、第二坤)，中间也排二个卦(第二十九坎、第三十离)，而接近末端却排有四个卦(第五十一震、第五十二艮；和五十七巽、五十八兑)。除了四对的卦(第一乾、二坤；二十七颐，二十八大过；二十九坎，三十离；六十一节，六十二小过)外，其余的皆以类似镜像的对称(轴心在两卦之间)排列。有五对的卦(第五需，第六讼；第七师，第八比；第十一泰，第十二否；十三同人，十四大有；三十五晋，三十六明夷)，是一个简单的倒置［①］，但是有大多数的对的卦，是镜像的反映，而非两个卦的倒置。

次则将六十四卦分为八“家”，每家八个卦。其细节详情可以在R.wilhelm书中见之［②］，这个观念的意义(就是所有的卦都是从原始的八卦得来的)，可能和阴阳符号系统有关。再看表4，充实的“乾”卦(第一卦)是相反于空虚的“坤”卦(第二卦)，那么我们就不难了解“乾”用矛，和“坤”用盘的意义［③］ 。同样的，其他还有三个卦是“阴性”，即“巽”、“离”和“兑”(第六，第七，第八)三卦。“艮”(第五卦)，被认为是覆碗或山，它代表稳定性；“震”卦当作碗或山谷仰卧面朝天空中的雷，一般会期待它应该是“阴性”，但是为着要求对称的缘故，却把它当作“阳性。”

(1)从预兆的谚语到抽象的概念

由表5的资料和附加的注解之比较，我们对于这个系统的形成，就有一个比较清楚的观念。首先，它是古代谚语预兆所集合而成的［④］ 。这些谚语预兆，毫无疑问的在公元前第六世纪孔子还在世时，就已有之。这些的搜集，和一些职业性的占卜者之书，又汇合起来。这些占卜书保存了传统的用甲骨，蓍草或其他的方法。这过程在公元前第四世纪末邹衍时代时已发展到相当的程度。邹衍在这一方面的技巧，无疑的很有研究。所以自然主义学派的学者和后来秦汉时代的儒家学者(从他们那里得到很多的观念)，再重新整理原始经文并附加精细的注释。《易经》符号的抽象概念化，是随着早期魔术发展到早期科学而成长，是不是惊奇之事。对汉代的儒家，很想以自然主义的态度用于如磁学或潮汐等现象者，这是很显然的事。然而，他们如果聪明一点的话，就应把一颗磨石绑在《易经》身上，然后把它一起丢到海里。

想在概念化的过程中追寻其正确的步骤，并非易事，但这是汉学研究值得加以注意的。其中主要关键之一，似乎是王弼的《周易略例》［①］ 。王氏谈到基本原理时说，假定第一卦“乾”卦，其意为坚定，就不必用马的象征来说明；或如第二卦“坤”，卦，其意是顺从，就不必用牛的象徵来说明。《易经》对于这位在公元第三世纪时光芒烁烂的人物有何意义，可由其书的首段见之：

《周易略例明》彖：

夫彖者何也［②］？统论一卦之体，明其所由之主者也。

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

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

故众之所以得咸存者，主必致一也。动之所以得咸运者，原必无二也。

物无妄然，必由其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故繁而不乱，众而不惑。

乍看之下，令人觉得惊奇的就是，亚里士多德“不动的动者”之概念，会在王弼的辞汇中出现，假如这确实是他根本的思想，我们便会认为他曾意会到“由一个超越的立法者所制定的大自然法则”。

然而，我们确信，在他的心灵中的“一”，却是一个宇宙遍存在的“道”。他想要描述的“道”就是一个连续不断之“力场”(我们可以如此称呼它们)，相等但附属于“道”的主要力场。每一个“场”在时空不同的方位出现。他认为每一个场与《易经》之每一个重卦相对应，它的特性之充分描写，乃见之于《易经》中之彖(即“说明”)。

如是，吾人乃可认识宇宙万事万物的支配因素或根本原因，且可肯定的深信不移宇宙之间，虽是错综复杂，但并非紊乱混淆［①］ 。

表4《易经》中卦的意义第一行：形成卦之爻的集合。

第二行：卦的罗马字音。

第三行：卦名。

第四行(a)：卦的“性”别。

第四行(b)：卦与家庭中相关的地位(见附录八第十章)。

第五行：相关的动物(大部分取自附录八第八章，但另外再添加一些)。

第六行：相关的自然事物或象征(取自附录八第十一章)，这一表非常重要，因为在表5的重卦，都是用这些称谓描写的，例如第三十九卦“蹇”是包括第四卦“坎”和第五卦“艮”(坎在上面，艮在下面)；就是：

淡水(湖)

山

这些将在表5出现，为使用方便起见，把字体加以缩写：H＝heaven(天)；E＝earth(地)；T＝thunder(雷)；Fw＝fresh.water(淡水)(lake湖)；M＝mountain (山)；ww＝wind(风)；L＝Lightning(电)；Sw＝Sea－water(海水)(sea海)

第七行：相关的五行(五行在此处必须配合八卦)，这个表显示出大部分是自然主义学派之学者的附录，取自附录八第十一章。

第八行：罗盘方位，根据更古的“先天”或“伏羲”系统(参看本书第26章(i)节)。

第九行：罗盘方位，根据“后天”或“文王”系统，在附录八第五章(参看第26章(i)节)、

第十行：相关的季节。

第十一行：相关的昼夜时间。

第十二行：相关的人阶级类型(见附录第八第十一章)、

第十三行：相关的颜色(见附录八第十一章)。

第十四行：相关的人体部分(取自附录八第九章)。

第十五行：卦的主要概念或“德性”(大部分取自附录八第七章)。

第十六行：卦的次要的抽象概念。

第一栏：形成卦之爻的集合。

第二栏：卦的罗马字音。

第三栏：卦的中国字；通常都认为，所有的名称大部分取自时常在卦的朕兆中发生的字。

第四栏：卦的特殊性质，即是根据他们所联想的自然事物成象征而组成的两个卦名。例如：第七卦，E/EW，土在上而水在下；或者，第二十一噬嗑，L/T，闪电在上而雷在下。

第五栏：构成卦的名称的字的一个或两个以上之普通意义。

第六栏：卦的社会意义或确定意义，这些意义大部分是取自经文和豕传注释。

第七栏：卦的抽象意义，这是汉代以来，卦所代表的意义，亦指示历代迄今科学者们用它们的观念意义。

第八栏：表示Legge(9)《易经》译本的页数。

第九栏：表示参考H.Wilhelm(4)《易经小引》的页数。

第十栏：表示参考R.Wilhelm(2)《易经》译本第一册(德文版)的页数。

关于卦的意义见表8后所列各条：

(a)在经文中之此一卦，包含着关于新娘去夫家所乘之马的颜色之古老民间的预兆。婚礼是开始就很麻烦的事情之一。

(b)所有后来的解释，已和这一个卦的原来意义相歧异。相当于“金树”之意。“蒙”在古时的另一名称是“菟丝子”(旋花科)菟丝子种见Brelschnider之Botanieon Sinic－urn第二册，第131，181，450，45)等页；第三册163页)，这种寄生植物类似“檞寄生”。它的更普通的名称是“女罗”或“菟丝子”。这种没有根的菟丝子，对于早期的中国之自然主义学者来说，他们会感到具有莫大的兴趣，与以后我们将要看到的感性(和磁学)相关联。更古时候，它毫无疑问的被认为是不可思议的事物。一般而言，寄生植物都被认为是神圣的(符瑞日Frazer，(一)Go1den Bough)Waley《易经》译本引示经文中之一段：“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乃表示想避免干涉“神物”以免遭致恶果。“年青的无经验”的观念，乃是根据古代风俗，把这植物当作小孩观念而来，当然，最后的抽象意义，便更远离原意了。

(c)静观等待之策，这个意义完全是一种误解，我们以后看到例子就会知道，这乃是由于古代史书的谬误，在语音上

少加了部首。这一个卦应该是“蠕”而不是“需”，意思就是会蠕动的昆虫(见本书第39章)。关于蠕，文中有五个预兆。

(d)斗争被认为是关于已经获得的战利品的分配，因为在经文中有一朕兆是关于囚犯的欢笑。

(e)经文中有一鸟的朕兆，表示军事谈判，已获成功。

(f)在此处的意义是奠基在蛊毒上，都是多少误引人的；经文是关于观察祭祀祖先的胙肉中的蛆虫情形，而取得预兆。

(g)经文提示观察祭祀用的牲畜的进退状态，并观察童子接受成年冠礼时所表现的感情(参看《论衡》。Forke(4)，vol.1，pp.232，237，246；vo1，2，pp.2，3，126，162)。Waley(8)《易经》译本，甚至以为“童”的意义是“在礼式中之受殴打者”，他是从字的古老形式作论的。当利玛窦在1600年记述中国风俗时，预言性的童谣，仍在流行，见Trigault；Gallagher译本第84页。

(h)此处经文是说当吃东西时，发现东西而认作预兆，所有其他都是由此引发出来的。

(i)这完全是一种误解，“无妄”是一个字，可能意味着一只公牛的图样，它是从乡村中被赶出来，这是Waley最美巧的考订之一。

(j)经文中有柳树的预兆。

(k)“坑”是对的，所有其他的意思，都是以后的学者之奇异的想法。所指的古代礼仪，是在一个“坑”中祭祀“月亮”。(参看《礼记》卷卅四)。

(1)在上面我们已经看过，“咸”已失掉其心部首，应该是作“感”。预兆的本义是“四肢的刺痛”。

(m)在此地之“永恒不变”的观念Wale7(8)称它为古代魔术师之“稳定的过程”。当人们已经获得一个“吉兆”时，就必须表演一种仪式来巩固它(例如：埋藏或锁住东西)。因为“恒”在古代的形式包含在二个爻之间的“月亮”，所以解释是在新月出时必须表演一种仪式，使在整个“太阴月”之中能事事“吉利”。这些爻在朕兆中代表着不可思议的意义，例如对于新的问题查询着解决之道；这个观点使《论语·子路》篇，第二十章得有新曙光。孔子有一著名的句：“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其终结是“恒”的一种完全抽象观念。

(n)此处之“遯”是错字，应该作“豚”才是，因为跟“隐藏”丝毫不发生关系。它是指从小猪的活动情形的预兆。

(o)这是从预兆中之公羊被丛林妨碍绊住而引起的。

(p)如以对“插入”而言，“晋”应该是“搢”才对。原文因此可能与奇幻的家畜的日益增加有关，“插入”指雌雄两性之交合。

(q)这又是一个完全的误解，李镜池指出“明夷”乃是一种鸟之古代的名称，在预兆中会提到它。在“表”上的说明，都是从来的想像。

(r)如上面我们所看到的，这乃是从预兆中关于“绊倒”而引起的。当然，对后来具有科学思想家们，“迟滞”的观念，是非常有用的。

(s)这完全是一种误解。“艮”应该是“龈”，因为预兆中提到老鼠咬坏祭祀用的牺牲。

(t)虽然如前文所见，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对于溶液中缓慢的化学活动，有很深刻的印象，卦辞之最早形式，也许跟这个概念丝毫无关。卦的字也有“掠过”的意思，李镜池以为此乃指“野鹅”掠过自然物体诸如“岩礁”和“树木”而得的预兆。

(u)“婚礼预兆”是其主因。

(v)尽管最后这一卦有很高明和哲学性的说明，但依据经文的分析，表示它与动物渡过小河所表之预兆有关。Waley 说：假如一只小狐狸，当它快越过小河时，尾巴却沾湿了，你的事业将完全失败。

(2)涵蕴万有的概念之库

现在我要解释；藉着附于六十四卦的抽象意义，中世纪的中国科学家有一座概念之库，差不多任何自然现象都可以指归它。如果我们取二座标(或参数)，一代表时间，另一代表空间，我们可以沿着这些轴插入各种不同的卦。自原点向外，时间单位的数量则增加，向后折回，则减少。自原点向外，空间方位亦扩展，向后折回，则缩减。某些概念似乎需要在连结二座标的一条线上的位置，我们可以认为它大致代表运动。

除了十九个卦外，六十四卦其余的卦均可以安置在这概念图上。十九个卦之中，十三个可以说是代表自然的而非时空的观念。兹列举如下：

第十五卦：谦

第十六卦：豫

第三十卦：离(隐指“附着力”，故亦插在图中。)

第三一卦：咸

第四四卦：姤

第五四卦：归妹

第三四卦：大壮

第三六卦：明夷

第四三卦：央

第廿一卦：噬

第五七卦：巽(如空气和风)，“渐”或亦指水的渗透，两者之意义可能类似。

第五八卦：兑(隐指宁静的海)

第廿二卦：贲(可适用于动植物)

此外，还有二卦列于高度的抽象类，亦即真理和秩序。这些是：

第六一卦：中孚

第六三卦：既济

第六四封：未济

在另一极端，还有三卦似乎极为具体且合于人性的。即：

第甘卦：观

第廿七卦：颐

第甘五卦：无妄

六十四卦的涵义，原来都有属人性的意义的；上面所列的，可表示汉代以后的中国思想家脱离卦象本义的程度。

我们可以将六十四卦，于表6中分类。表中的卦数超过六十四，但这是因为有些卦为了配合时间的流动和空间的增减，以两次出之较为恰当。

西方的《易经》学者有时想对该书赞扬。我不是指Leibniz在《易经》所发现的离奇故事，而是说较后研究汉学的西方哲学家，他们未有现代学者研究该书的真义和来源的结果，故只有接受该时关于《易经》的知识。［①］

六十多年前：艾迪(Eitel)如此写道：

“这些图表说明了一种对真理的认识：事物乃系一组一组的关系(这是一针见血之论)。以我所见，这些图表本身显系理想的结构，表达真的事实，且是从实际经验建立的，虽则不完美且带幻想。这些图表仅是抽象的类型［②］而已，用一种理想的过程来代替在大自然界中的实际观察。它们是去万殊，存和谐的公式。因果关系在此被解说为急变(imminent)［③］，为大自然的两极力的经常相互作用，运行不息，平衡或自由，本质为一个能量的两个对立而互相支持的力，其活动中，永有‘分散和方向’(divergence and directi0n)的。”

我们只能说，很不幸的是：用“理想的过程”来代替在大自然实际观察结果，仅是空洞的象征，而不是一联串的数学假设。三十多年前，Masson－Oursel在述及《易经》的时候，说：“该书用一套图象把所有的自然现象转变成为数学语言，这种图象就是Leibniz所说的‘普遍性’的胚芽［④］；它似是一部字典，让人观察大自然如看书一样，不管是以求知或实用为目的”。——他枉用了数学之名，讲及大自然时，且用一个如Pasteur，一个Bohr，或一个Hopkins都不敢采用的术语。(H.Wilhe1m(4)，P.757，把《易经》与化学原素周期表两者相较；这也是很不幸的。后者几乎全属经验所得，而前者则几乎全属武断的想像的产物)。因为我们又回到那个虚幻的命理学(数目学)的范畴；在这个范畴里，数目不是自然现象的经验的与量的侍女，而是这种现象所必须符合的绝对的“纽伦堡的少女”(damsel of Nuremberg)。

我们不妨说，我们的判断不同于此，但必须留待一些论证的步骤齐全才能下定论。其中最重要的是下面这两个问题：(甲)根据《易经》的《系辞传上》和《系辞传下》，自然主义学派和汉代学者以为《易经》是说些什么？(乙)后代的科学作家们，到底如何利用卦的意义呢？

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似为：《易经》是观念的宝库，这一点早从公元前第三世纪以来便有的了。在《系辞》传下第二章中，这样的一段话：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之，仰则观［①］象于天，俯则观法［②］于地，观鸟兽之文［③］，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经文接着列举古代圣人发明的各种器物(诸如网罟、车、舟等)。传说是他们由思考卦象而获这些思想的。因此，本章叙述古代自然主义的思想和技术的肇端的颇有趣的关连。当然，这并非因圣人确实与此有关，而是有人觉得有为各发明从“概念的宝库”援例证明的必要。发明家的传统已在他处提及以及齐思和的报告(ChhiSsu－Ho(1)黄帝之制器故事)。下表所列系取自《系辞传下》第二章：［①］

上表的解释是颇为臆测而任意的，说这些器物的发明源于《易经》，用意或许仅是为了增高《易经》的威望而已。

我们再回述《易经》的大意。《系辞传上》所载的颇值得注意：

“易经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生死之说。精气为物，游魂为变，是故知鬼神之情状。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之命，故不忧［②］，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范围［①］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故神无方而易无体……”(第四章)

“生生之谓易……”(第五章)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颐。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言天下之至颐而不可恶也。言天下之至动而不可乱也。”(第八章)

这几章和其他类似的章节所表示的，是自然主义学派和汉儒设法用长短杆组成图象以创立一套包罗万象的象征系统，来涵蕴所有自然现象的基本原则。他们跟道家同样想藉分类来寻求心灵的安宁。上文提过，早期中国科学的起源和魔术相同。因为，阴阳家们的法术的确包括各种的预言和魔术，故这种发展也就颇自然了。我将在下文指出何以他们从事得如此的热心不辍［②］ 。但我们必须先看看后代想以科学眼光观察大自然的学者们，到底如何运用它。

(3)后世中国科学思想中八封与六十四卦的意义

我们当然只能在此从浩瀚的文献中选出几个例子。卦的系统最初似乎是在汉初才开始推广的，当时是将卦和星体运动作成为有系统的结合，故乃亦与时间的过迁结合起来［①］ 。我们知道在这方面有特殊表现的人，如孟喜和京房。由此，卦和炼丹术发生了密切的关系。方士们认为化学过程的效力，端赖炼丹的时刻而定。但某些卦也被用以(下文将指出)象征化学仪器。后来，八卦更被用于声学和生物的现象，生物学、生理学和医药的揣测。下文将详加说明。读所引述各节时所应特别牢记者，是卦所认为担任的角色；它们不仅是所有自然现象的抽象叙述，且也是不可见的控制者和因果的因素。

汉末《易经》专家最重要者之一，当推虞翻(公元164 ——233年)。他的《易经注译》［②］中给八卦和日月的运行，各月的日和天干间的相联关系，以一个完整的系统。这点无需在此赘言。这个系统称为“纳甲”。

较虞翻稍早的炼丹术士魏伯阳，系最早的丹书作者。他在《周易参同契》(公元142年)广泛的使用“卦”，我们将引若干段，与新儒学家朱熹对该书的评注若干段并列如下。朱熹开宗明义便指出［③］魏伯阳本来并不是要解释《易经》，而是想利用“纳甲”的方法，来指引自己在不同的适当时候，加上药物和取出成丹。他又说：“乾卦”和“坤卦”系指化学仪器；而“坎卦”和“离卦”则代表化学物质，其余的六十卦都涉及火候，即决定施行化学作用的正确时刻(或许亦指使用的火力)。

魏伯阳：乾卦者，易之门户，象卦之父母。(卷一)

朱注：阴阳变化……在人则所谓金丹大药者也。然则乾卦其炉鼎欤——。(第2页下)

魏伯阳：坎离匡郭，运载正轴。(卷一)

朱注：其象和垣郭之形；其升降，则如车辆之贯毂以运轮，一下而一上也。［①］">［①］(第3页上)

魏伯阳：牝牡四卦，以为橐籥。(卷一)

朱注：牝牡谓配合之四卦：震、兑。邰伲葶、艮是也。橐、鞲、囊、籥其管也……［②］ 。如鼓、鞲之有缓急也。(第三页上)

魏伯阳：覆冒阴阳之道，犹工御者，准绳墨，执御辔，正规矩，随轨辙处中以制外，数在律历纪。(卷二)

朱注：绳墨谓火候……数即下文六十四卦之火候也。(第3页下)

魏伯阳：朔旦屯值事，至暮蒙当受。昼夜各一卦，用之依次序。(卷三)

魏伯阳：既未至晦爽，终则复更始，日月为期度，动静有早晚。(卷三)

朱注：既未，谓晦日之卦。朝，既济；莫，未济也。(第4页上)

从这段经文看来，在炼丹的传统上，乾坤两卦(八卦和重卦的首两卦)大概和使用的仪器有关，另有两卦和化学物质有关，四卦和加热的过程有关，而其余诸卦则与时刻有关［①］ 。卦的具体化，在魏伯阳的《参同契》第三章中已说得很明白：某些卦在某些时辰有“支配力”。除了前四章已描述过之外，《参同契》中另有三处是专论卦的。冯××(1)在《中国哲学史》中曾讨论第五和第十两章；后由Bodde移译，两章述说九种重卦和卦和月球盈亏的关连；在第四十一章中，此循环以另它式述说之。第四十二章则述每日间的循环。

这些都列于表十七。

由第四十二图及其附表，求得这些循环，是颇值一试的，因此有助于对其创作者的心智的隙解也。表十七中，凡非时空性的观念都纳入括弧内。

《易经》所含的关联思考的辩证性质，其阐明无于此。无永恒之事，灭亡的必再起，昌盛之力必自有致毁灭之因。所谓：月盈则亏，日中则昃，物灭复生盛极必衰，否极泰来是也。

在上述的资料中，未有“内丹”［②］，但从下面陈微(公元1254年)在“关君子”［③］釜篇注里，我们不断定他不是指心灵或心理的经验。他也许是同时讨论种神秘的丹术和实际的艺技。无论如何，卦是很显著的。

《文始真经卷》下，《七釜篇》，陈显微注云：

“……今圣人于七釜一篇，备言变化之道。盖釜者，资水火以变物之器也。后世学者，观之不惊其言者鲜矣。或者指为异端伪书，宜哉。子有言曰庄：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

……可以入金石。即兑为金，艮为石。山泽通气，然后而变化成万物之谓也［①］……。

学者能知乾、坤一阖一辟谓之变，则知坎离交遇，水火相射，山泽通气，雷风相搏之机［②］，然后知我之震兑，即他人之肺肝。能入震兑之神，则可以窥他人之肺肝矣［③］ 。

我之魂魄，即龙虎之精英。能凝魂魄之气，则可以化腹中之龙虎矣［④］ 。

坎之中有婴儿，离之中有嫁女［⑤］、能取坎中之实，以点离中之虚［⑥］ 。则女婴相见，各现其形，是道也。

因运神火，照入坎中，驱逐阴中之阳。飞腾而上至神火本位，遇阳中之阴，擒制交结［⑦］ 。如金鸟搦兔，磁石吸针、二(气)纽结而生变化［⑧］或现女婴之象，或呈龙虎之形，变化万端，飞走不定，往来腾跃，不出鼎炉。当是时，则当鼓动巽风，助吾离火，猛烹极锻，炼成真丹，凝成至宝，是道也。

其中有观心、吸神二用；皆助火候之力者。释氏观法、观心，似是而非。方士之服气咽津，弃本逐末……。”

从这些引文看来，卦的系统在宋代和宋以前就已被炼金术士完全利用了。我们应该注意的是：公元第三世纪的魏伯阳和第十三世纪的陈显微，两人都认为“坎卦”和“离卦”都代表化学物质的反应［①］ 。“巽”卦显然与炉火的通风装置有关，而“巽”(及“震”和“兑”)和人类的呼吸作用有关——这是完全正确的对比。但是，绝大部分的卦，代表特殊的时刻。

此处留待附加的仅系生物方面的例子。王逵在《蠡海集》［②］中关于血的曾有：

“人与畜，凡动物血皆赤者［③］，血为阴，属水，坎为水［④］，中含阳。血色赤，所含者阳也。离中之交生，气之动也。去体久，即黑；熟之，亦黑，返本之义也”。

这正是王逵，他看到别人未看到的与生物化学有关的新奇现象。但这段文字也表示卦的谬妄性。“血红色”在早期先被任意地认为与“坎”有关，后来说坎卦控制它而成为血有红色的完满解释。与“坎”同组的“离”也同样地解释何以有些动物有体外骨髂。我们在文献中一再的见到这些。如曾于公元1185年著有关于甲彀动物一本很好的专书《蟹略》的高似孙，该书的引文中称：“易说卦曰：离为蟹。孔颖达曰［⑤］：‘取其刚在外’”［⑥］ 。此处系将“离”作象形文字之解说，就像第七卦(师)(见表4)，因为“离”的上下各有一阳，中间有一阴。据此，“坎”应代表鱼，爬虫动物和哺乳动物，但我还没见到用这么多字眼来说明的；然而，属(坎)的动物是豕，其外表颇为柔软。此后诸家皆采此对体外骨骼的解释，即十六世纪末的李时珍亦然［①］ 。

最后，《蠡海集》中亦有生理和医学上的例子：

“人之目，上睫动，下睫静，为观卦之象，有观见之义。巽风动于上，坤地静于下。人之口，下颏动，上额静，为颐卦之象，有颐养之义。震雷动于下，艮山止于上。目居上，上者动，天气运于上也。口居下，下者动，地气运于下也。”［②］

节足动物和脊椎动物的对应又在《蠡海集》记述中医学的一段话被提及：

“河之北，坎位也；故其人多内实。江以南，离位也；故其人多内虚。内实者阳在内，宜寒泻；内虚者，阴在内，宜温补。”

如果这种论证使人感到失望的话，我们则必须知道：我们欧洲的祖先所有的神学象征和终极原因，在第十四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也不见得更为高明(这时正是剑桥大学创立的时候)。但是，当我们再谈下去时，我们发觉《易经》的破坏力越来越明显。

这些文字的有趣一点是一个隐藏于《易经》许多思想的一个观念，亦即：天地是一大的力场，乾坤为其两极。当然，王逵并不曾说得如此明白，但他似乎认为高等动物前脊的构造应表向天，而尾鳍的动物应向地。同样的观念似乎亦隐含于上文所述及的魏伯阳的“火候”卦的循环。

(4)易经作为自然现象的“行政性探讨”；其与官制和有机哲学的关系

时至今日，《易经》所载的制度依旧影响中国人的心智颇巨。凡是在中国住过的人都晓得老的学者对易经仍甚依恋。Legge(9)在下面写出的这段话，必定是他经验所得：

“凡是接触过“西方”［①］科学的中国文人学者都喜欢说：“欧洲的”电、光、热和其他物理学部门的原理都涵于八卦之中。当被质其国人何不知这些原理时，他们说：他们要先从西方书籍学习之，然后一索易经，便见孔子在二千多年前已经知道了。这种浮夸假设，虽然稚气十足。除非中国人将对于《易经》已包含一切的幻觉除去，否则《易经》会成为中国人踏上真正科学之途的绊脚石。”

这些话是在将近百年前写的，但是时过境迁，钟摆已到了另一极端了。极少的中国科学家有时间去检视他们自己中古时代的愚昧思想，使亚洲的科学史大大的受到损失。我们现在要对《易经》在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上的影响，作一个评议。

我恐怕我们只好说：五行和两仪的学说对中国科学思想的发展虽然有益而无害，但《易经》那种繁细的符号系统，却几乎从开头便成为一种有害的障碍。它使那些对大自然发生兴趣的人，采用根本不是解释的解释［①］ 。《易经》是一个“束诸高阁的珍闻异事”而不再加探求的系统。它的一般的符号系统，构成一种惊人的“存案系统”。它导致一种概念的因袭，几乎类似某些时代因袭艺术形式，因而终始画家不再观察大自然的情形一样［②］ 。我们当然准备承认说，一个自然界珍闻的“存案系统”，确能应上文所提到的需要(这是刺激早期科学发展的最大原动力之一)即系把现象分类，按其相互关系而排置，使早期人们可以克服那种一再出现的恐惧［③］ 。任何的假定，总比没有好些，尤其祛除某些疾病和灾难的恐惧的假定，其必辟万难以求之。乍看之下，那些想像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人，似不过是在那些认为能够藉六十四卦攫取宇宙孕育力的全部精华者，在选择上来得幸运些而已。但是，事情并不如此简单。

这里有个问题仍待解决，即《易经》的象征系统(欧洲并无类似的符号系统)何以会成长？且何以能够如此历久不衰？是否可能答案已在我们对《易经》所作的“存案系统”的描述中呢？《易经》在中国文明中的推动力，是否由于它的世界观，基本上就和封建社会的秩序一致呢？我们能否把《易经》形容为自然现象的“行政探讨”呢？当中国的科学家们说某某卦“支配”某某时刻或某某现象；当某个自然物体或事件，被认为系在某某卦的保护之下，我们不由己便会想起那些在政府机构服务的人所用的术语——“贵部之事”，“转交贵部适时实施”等等。《易经》几乎可说是构成“经由此正确途径，把消息转给适妥的部门”的组织。当然，此处不能描述中国的官制，这还得留到本书的末节才行。读者这里只好将中国的社会，视为一种人事行政制度(burea－ucratism)，(或封建的制度)，为欧洲所从未有的一种社会类型。此处要指出的是：易经的系统，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人事行政制度应用到“天”的副本，把人类文明所产生的特殊社会秩序反映到大自然的世界。

再者，如果我们稍加注意的话，我们会发觉这种关连，在中国人的思想中，决非毫不自觉的。汉儒的精密的周礼，是一个理想化的官制。每个官名都与季节和卦有关(表9)。《周礼》中所记述的官制，诚是代表一未曾有过的理想官制。但这些观念中有许多传到后世(见DesRotours(2)详论唐朝的官制史近著)。

基于上述，我们可将本节告一段落。这种关联组织思想的整个体系，或许在某种意义上是中国社会行政制度的映像。不仅是《易经》中那种惊人的“存案系统”，而且连分层的世界结构的象征关联也是如此。人类的社会和大自然界的景象，都有座标的系统，表状的结构架，各物皆有其定位的分层的结构，以“适当的途径”，和其他一切事物相联系。就一方面来说，官制中有各部(形成空间的一维)和九品(形成另一维)。与这些相对的，有五行、或八卦，或六十四卦(形成空间的一维)而万物则分属之(形成另一维)。我们当然要避免比较得过于离谱，因为中国的有机体的哲学中，最显著的例子可取自庄子的学说，按庄子至少生于官治制度盛行前两个世纪，然而，我们可以说：这种制度的情形条件，永存于中国的社会。在庄子的时代，每一国已设有各级专官，水官(官治权力的基石)已开始占很重要的地位。在比较道家有机主义的系统和德谟克里特和Epicur－ean(享乐主义)的原子学说时，我们可否将它视为仅系一种巧合——前者发生于官治制度盛行，社会组织井然有序之中，后者发生于城邦政治和个人的商业投机。我相信我们不能作如此的看法。享乐主义和中国社会两者的极大比对，将留在本书后部讨论之。

在此亦不妨先指出，中国的官治制度根本系基于田地的分配，及灌溉、治洪等农事；与欧洲城邦政治注重海事相反，Granet(5)在强调中国世界观的田地和农村的成分时，却又发觉中国社会的另一面：

“人们喜欢谈论中国人群居的本性，并以为他们有“无政府”的气质。事实上，他们那种群聚性和个人主义的精神，皆属农村和农民的特性。他们对于秩序的观念，乃是来自对“敦邻睦族”的健全的乡村企望，这可由法家的失败和儒家道家的成功证明。过度的行政的干预，平等主义的束缚，或抽象的法规干预，可使这种企望受创伤。这种企望，永是基于［①］一种对自治的热爱，和朋侣友谊的需要。与秩序相比，则国家、教条、法律都显得极不重要了。次序被认为是一种和平；这种和平不是抽象形式的服从所能建立的，也不是抽象的推理所能强迫来的。为使这个和平统治一切，则必需有协调的喜好，包括敏锐的妥协感，自然的一致和自由的阶层制度。中国的逻辑观念并不是绝对从属的逻辑观念，而是一种柔顺的阶层逻辑观念。其对次序的观念，从未失去产生它的情感和思想的具体内容。不管你称之为“道”，并从之看出一切自治和和谐的原理，或者你用“理”来象征，并从之看出一切阶层和公正的区分的原理，次序的观念仍然保留一意义［②］，即了解和诱使了解，便是要在本身及其周遭创造和平。中国人的智慧全由此发生。其细微的等差，也许多少有点神秘或经验性，多少有点自然主义或人道主义的色彩，但这并没有什么关系，我们在诸家的学说发觉一种观念［③］，就是，普遍的了解原则和普遍的可理解性原则，两者之间并没有差别。“理”和“道”是知识和力量的本源。所有的贤君必为圣人。一切权力都基于理智。”

更广泛的影响随此而来。希腊的原子论和数学无疑地被视为欧洲十七世纪笛卡儿——牛顿(Cartesian－Newtonian)的科学理论基础。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胎里，它们产生我们近代祖先道尔顿(Dalton)，赫胥黎(Huxley)和机械唯物论者等的“现代”科学。但从他们的时代起，科学一直被迫愈来愈“现代”，去消化“场”的物理学，斟酌宇宙的部分，极大和极小，远超越牛顿的世界观所构成的大小范围［①］ 。生物现象的继续更深入的知识，需求科学观念的重新建立。在此，有机哲学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但有机哲学并非欧洲思想的产品；我们猜想Leibniz或受其系统化的理想(新儒学)的形式的影响。所以一个意料不到的景象，便呈现在我们眼前：源自欧洲城邦的商业社会的原子论哲学，对于十九世纪的现代科学的建立，诚是不可缺的，而对于目前及将来形式的现代科学不可或缺的有机哲学，却是源自古代及中古中国的官治社会。目前科学所采取的新形式，当然并非取代了“古典”的牛顿自然科学。它们成为必需者，仅是由于今日的科学，必须处理的宇宙领域，是牛顿系统所未能想象到的。我们所需要的结论是：源自该系统的中国官治制度和由其产生的有机论，会成为建立自然科学的完竣的世界观的必需的因素，亦和希腊的重商主义和由其产生的原子论，同为必需然。

当然，如果这些见解有了充分的证据，那么，运用基本观念(如人与大自然)时，有反复的情形，这也不是唯一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想到进化论中的自然淘汰的例子。我们皆知达尔文(Darwin)是从马尔萨斯(Malthus)获得灵感，然后适当地应用到大自然界；初马氏不甚合理的将其理论用于人类的。其后，达尔文的学说，又不合理的用于人类社会。因此，在目前的情况中，Leibniz和Whitehead两人应用于自然界的一种理论有机论，或许是对亚洲官制社会对大自然的反映而起的。但我们必须明白的是，这些思索，无论如何都无法支持《易经》的地位，或减轻《易经》对中国科学思想的不良影响的责任。中国文明虽然不能自然而然地产生“现代的”自然科学，但自然科学若无中国文明特有的哲学也无法臻至善境；这仍是个历史上极大的似非而是的情形。

(5)附论《易经》和Leibniz的二元算术

提到Leibniz，就不觉使我们想起科学史上一个奇特的问题。在他对中国的研究和发现之中，他曾用数学方法解说《易经》的卦，不过它的意义仍在论争中。这个离奇的故事，可于H.Wilhelm(5)和Bernard－Maitre (6)两人颇不易得的报告中得之。

我们的算术，通常都以十为基数，面在整数末位加上的零，便使数目增加十倍。但这用法纯属任意的。算数是可以用十二，而不用十作为基数的，在这种情况之下，三分之一和四分之一就不会有分数了。有些数目的特性，对任何系统来说，都是基本的，而其他的特性则视任意选择的基数而定。例如，奇数相加则不管以那一种基数是什么，都会成为一连串的平方。但九的倍数所得的数字相加时，结果为九［①］，则并非基本特性，而仅是因九是基数中倒数第二个数而已。于是Leibniz觉得以二为基数的算术不无可能，并且也许会更有用，在他的二元算术中，零加上任何数目，都只能是二的倍数，正如一般算术中用10来乘一样。数字使用下列的方式代表：

1＝1 6＝110　11＝1011　16＝10000

2＝107＝111　12＝1100　 等等

3＝118＝1000 13＝1101

4＝1009＝100114＝1110

5＝101　 10：101015＝1111

Leibniz在1679年发表的《论二元级数》中［①］，首先提到这种说法。整套系统到1703年才在“皇家学术协会研究报告”中发表，标题为《二元法算术之解说》。其中，二元系统的加减乘除都举例说明。但是，小标题则继续说：“他只用零与一，并论其用途，及伏羲氏所使用的数字的意义。”

当时，Leibniz适与一名在华的耶稣会传教士白晋Fr.Joachim Bouvet接触(自1697至1702年)［②］，而白晋对《易经》尤感兴趣(关于白晋，见Dehergne(1)；Pfister(1)，pp.433ff.)。根据二元系统，《易经》中的六十四卦若以阳爻代表一，以阴爻代表零的话，可解释为数字的另一种写法。这似乎是白晋，而不是Leibniz 首先发现的。按白晋于1698年才引起莱氏对《易经》的注意。但是，等到1701年4月间莱氏把他的二元数字表寄给白晋时，它们和重卦之间的相同，才被发现［③］ 。同年11月间，白晋寄给莱氏两个完整的图表。其中有一个是“隔离表”(见本章(5)节图四一)，另一个则是配成方形和圆形的图表(见Legge(9)中的摺起图)。这些图表都没有按照大部分版本所遵循的文王八卦次序图。白晋按照伏羲先天八卦次序图，并不以“乾”，而是以“坤”在首，其次序为二、廿三、八、廿、十六、卅五、四五、十二等等。这样，图中毗邻两卦便没有反映像或倒置，而整个表便有一种次序井然的级数和渐增的阳爻数，正和莱氏所需要的符号一样。于是，“坤”和〇〇〇〇〇〇相应，“剥”和〇〇〇〇〇一相应；“比”和〇〇〇〇一〇相应，“观”和〇〇〇〇一一，“豫”和〇〇〇一〇〇相应，其他诸卦按此类推。事实上，伏羲先天八卦图的年代根本不古，并且只能追溯到宋代理学家邵雍及其《皇极经世书》(约于1060年)。H.Wilhe1m说，白晋只知道这个图，因为他和清朝王宫生活的关系极为密切；当时，新儒学(理学)仍属正统，而顾炎武、胡渭、张尔岐和王船山之辈对《易经》的新评释，尚不为世所知。就某一观点言，这是很幸运的。

莱氏发现他用二元符号所写的由63到0之数目于《易经》六十四卦，自然大感讶异，因为当时的人都相信《易经》至少是公元前二千年的书。此后他的一生都继续介绍他和白晋的共同发现，如，他于1716年写的那封长信结尾曾论及中国的哲学；其中第四节的标题是：“创造中国帝国的伏羲氏在其推演的八卦中曾用二元算术”。他的发现在十八世纪中一直都能引起学者的注意，可于Haupt(1)于1753年所发表的文章见之。

然而，科学史所真正关怀的是伴随这个故事而来的意义。H.Wilhelm这么写道：“两个纯属推理的心智，时隔六个半世纪，远在世界的两端，而起点又完全相异，竟然会获得同样的次序图式，这个现象确使人讶异。我们不得不以为得这种巧合实非偶然，而两个系统或系出于同样的自然基础。”Wa1ey(9)在当时(1921年)认为六爻是极古的产物，认为莱氏的发现隐含中国人早在公元前一千年就已对零和位值有所了解。对此虽有Pe1liot(15)的批评，但(仍相信不可能的传说年代的)O1svanger在他那显系独立重新发现六十四卦中的二元算术中，仍然认为它们隐示一种对位值和零的了解［①］ 。

这种说法当然应予弃置。发明六十四卦的人仅关怀于阴阳两个基本要素的所有排列和组合而已。阴阳既已形成，则数个同样合于逻辑的排列就可能了。而事实上，其中两个排列式终获显著的地位，虽然其他诸式也可毫无困难地设计出来，假设重卦(或六十四卦)是具有数学意义的说法，其主要缺陷，诚如Granet所指出的，乃古代《易经》的学者的思想，绝无数量的计算。就卜卦者用断线代替连线或反之，来处理六十四卦的“变化”而言，他们或可以说是在作二元算术的运算，但他们确是不知觉的。任何的发明，不管是数理的，或机械的，我们必须要求发明者自觉地且为利用而发明。如果《易经》的卜者不知觉二元算术，且未曾加以利用的，则莱氏和白晋的发现，仅说明邵雍的描象次序系统，和二元算术的，刚巧相同而已。莱氏和白晋认为：上帝鼓舞伏羲作卦的这种说法，并不能使我们信服。

最近，Barde(1)曾提出似乎更可信的建议。他认卦的阴阳爻，与占卜时所用的长短蓍草杆无关而与古代中国人所用的算筹有关。如是，则各符号系出于以五为基数的算学过程。按此，阴爻是具有值一之杆，阳爻乃具有值五之杆［②］ 。以五为基数的算术，在初民时期早已存在，这是人类学上众所周知的事实［①］ 。中国的数字开头五个像棒字，这或许有也或许无意义；而在罗马数字中，以五为基数的算术的确有过，因为六是五一，而七是五二等等。古时的乘法在以十为基数的乘法表作成前，应该需要某些数字的强记——甘五［②］；一四四［③］，和二一六［④］ 。这些正是《易经系辞传》中出现的数字［⑤］ 。如果这种推测正确的话；占卜的符号该是一个很古算术的退化。如此推论，六十四卦该是基本的，而八卦倒是后来经过分析思想的结果，Barde氏搜集汉学上的论据来证明事实确是如此。

此处要附带说明的是：Olsvanger氏和Barde氏利用二元系统或他法，把文王八卦的次序改成一般的数字，并且发现许多幻术的平方。虽则这种平方在中国的发现，比在任何处为早，但从《易经》所得的平方相当复杂，因此先圣推演六十四卦时是否曾作如是之思考，实难令人置信。

若在十多年前，我们或许讨论到此为止。但最近的发展，显示Leibniz氏的二元算术，绝非仅是历史上的好奇而已。诚如Wiener在他的模控学Cybernetics(研究动物和机械的自动调节系统)中所发现的，二元算术最适用于今日的计算机［⑥］ 。以二元为基数，仅用“开”和“关”，不论是用电路开关，或用热游子管，所得的阿拉伯数字都是B001ean的分类代数，只能选择“是”或“否”(在分类之内或之外)；用这种方法来造计算机最方便了。因此Leibniz氏除了发展二元算术外，也是现代数学逻辑的创立者和制造计算机的先驱，这绝非巧合。下文还要提到，他受中国的影响颇大，至少他的代数或数学语言的概念，正如《易经》的次序预示二元算术一样。1642年间，BlaisePascal制成了第一部(加法)计算机，但Leibniz氏在1671年间构想出第一部应该能够做乘法的计算机，虽然这还得等到1820年由Thomas在法国实际制造出来。第一部通用的计算机是Babbage首先于1832年在英国构想出来。但首次的实现，还得等一个世纪后，由Aiken在美国制造成功。无怪Wiener说：促使数学逻辑发展所需的智慧的冲动，同时也使思想的过程用理想的或实际的机械方法得实现，因为两者都是想除去人性的偏见和弱点，以达成最完美的精确性。

再说，我们还有一个远景在望。今日的计算机，以其连续的开关设计，以及为自动维持运算的预定计划而设计的反馈系统，被认为是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的几乎系理想模型。显然，其输入和输出并不需要用数字或图表的形式，但一方面可以像人工的感官，如感光细胞，PH仪，显微音器和触觉开关等，另一方面也类似各种辅助器械，像螺线管(so1enoid)等。这点被忽视了好久，因为生理学家和生物化学家全视之为能量的来源和用途，而不视为讯号［①］ 。未来的社会利用庞大的机械控制，能使整个复杂的工厂作业自动化；这是可以预见的。这种影响不只是在工业界而已，因为有人指出：高等生物的中枢神经系统之内，神经细胞本身似乎也就是根据二元算术的原理活动；换句话说就像生理学家所熟知的特性：“全有或全无的反应”。它们若不是静止不动，就是运动不息。当他们“发动时”，它们的动作几乎和刺激物的本质和强度无关。当然，这并不是说：有等级别的反应并不常在神经生理的现象中发现，而只是说：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就是每个遵照“全有或全无法则”的神经细胞数的总效果。那么，邵雍对《易经》六十四卦排列的偶然发现，和Leibniz氏悉心研求的二元算术，从某种真正的意义上来看，已建立在哺乳动物的神经系统之内，远在发现其有用于现代人类伟大计算机之前也。

注释：

第 276 页［①］这是终于被汉学家们所体认出来了，参阅H.Frank(5)，P，69。

第 277 页［①］见Granet(5)《中国人之思想》第585页。

第 277 页［②］关于此事，我们将在下文讲述磁针的发现时，再举切实的例子来说明.

第 278 页［①］比方说，近年在成都附近所发掘的古代帝王陵寝，就能证明此言之无讹，发掘详情，请看冯汉骥的报告第二章。作者在居留中国的时候，曾经注意过那些预定的考古工作处所。顺着西安到宝鸡这一带的渭河河谷过去，在右方的河岸梯层的边缘上，巨大的古墓连绵不替。这些都是汉、隋两朝帝王的葬身之处。因为它们太大了，所以未被古代的盗墓者光顾过。现在1953年中央科学院的考古队经常还有许多重要的发现，例如，汉代舟船的模形，此点我们将在第二十九章里讨论。

第 279 页［①］本节所述，应当感谢吴世昌博士的廉慨赐正。吴氏曾任教于国立中央大学，现在英国牛津大学任教。吴氏对于中国古文字学，有精深的造诣。著者谨在此处致谢。

第 280 页［①］在这一段里所讨论的问题，应该感谢N.Jopson教授所给予的协助。

第 281 页［①］表中的古文字，尽可能地以甲骨文为主，如该字不见于甲骨文，则以次为金文，而不取小篆。

第 282 页［①］这个问题的本身，即是一门专科知识，非本书的主旨所在，所以各家解说见载的书名便略去不录了。

第 282 页［②］如Chalfant(1)及戴遂良Wieger(1)。金璋L.C.Hopkins 则毕生从事甲骨文与金文之研究，但是他的文字学理论，不免有些乖谬。关于他对中国字的研究情形，可以看Hopkins(3，5－8，10－15，19，22，26)项。

第 283 页［①］如果把所有的文法字词与一般常用的基本字词集中起来，作一个类似表2的一张表，一定是很有价值的。

第 283 页［②］关于这两种学说的历史，有一广泛的讨论，见《古史辨》第五卷，许多学者，包括梁启超与顾颉刚，对此问题都有精辟的论说。

第 313 页［①］即齐威王，在位时为公元前377年至331年。

第 313 页［②］如此邹忌的生年必定在公元前400年左右，或稍前。

第 313 页［③］“推”字，应特别注意，墨家把这个字用为一个术语，有“引伸”的意思，或许也就是“归纳”之义，亦未可知。

第 313 页［④］这无疑的是离心宇宙肇始论了，列子书中也有此说，请参看本第74章。

第 314 页［①］这是邹衍所命名的。自此以下的一段，是邹衍自己的话语，我们将保留到下文里再行讨论。

第 314 页［②］这当然是司马迁的护教之论。他对于邹衍的儒家正统派资格，不得不用一种藉口来说解一番，至少他觉得应该加以申辩才是。

第 314 页［③］即魏惠王，后又称梁惠王，在位公元前370至319年。

第 314 页［④］碣石，当在河北省大沽与山海关之间的沿海某处。

第 314 页［⑤］主运，为邹衍所作，现已佚失。

第 315 页［①］谓邹衍与邹奭。※译者案；此当是据《史记》裴骃《集解》所引刘向别录。

第 315 页［②］阴阳家与道家确切的关系，谢夫雅氏曾有专题研究论文一篇，可以参考，见HsiehFu－Ya(1)。

第 315 页［③］用这名称来称呼此学派，作者认为比较合适，以下均“以自然主义者”名之。

第 317 页［①］就是广义的“州”字。

第 317 页［②］天涯与海际的会合是值得注意的，这也是“盖天”之说的特性。

第 317 页［③］以上佚文见《周礼郑玄注》所引。Biot(1)，Vol.2.P.195。

第 318 页［①］以上佚文取自《汉书·严安传》，见前汉书卷六十四下，第1页上。

第 318 页［②］这必定是指五行说的。

第 318 页［③］三至之名，意义不明。我以为就是阴与阳所处的三种位置状况：

(一)、阴在完全为主的位；(二八阳在其完全为主的位；(三)、阴阳处于完全平衡的状态。

第 318 页［※］译者附注：(一)五胜，《汉书·律志》：秦推五胜，以为水德。注：五胜金木水火土，五德迭相胜。(二)三至，荀子云：“天下者至重也，至大也，至众也；此三至者非圣人莫之能尽。”

第 318 页［④］“指”字是名家的一个很重要的术语。请参看本书第11章，(3)。

第 318 页［⑤］以上佚文取自《史记》卷七十六，第5页下，《平原君列传》，《裴骃集解》引刘向别录。

第 319 页［①］取自《水经注》卷八第20页上。

第 319 页［②］此句取自萧统编《文选》卷六，左思《魏都赋注》(约公元530年，卷六、第3页下。)

第 319 页［③］著者释：帝王选色。

第 319 页［④］著者释：其色与五行相和。

第 319 页［⑤］取自《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集解引如淳曰。

第 319 页［⑥］秦始皇帝统一天下之后，以秦为水德，色尚黑，其原因即在此，请参阅下文所引。此句取自文选卷五十九沈约齐故安陆昭王碑文、李善注所引。

第 319 页［⑦］“青”字，本义当是蓝色，但是古代的中国对于颜色的涵义上颇有变动，西方语言中，类此的情形也有，如荷马史诗。如“青”字用为述说五行中“木”德之术语，则应以之为“绿”色。

第 320 页［①］按五行的转次，土德当即是汉朝。此段取自《吕氏春秋》第六十三篇，有始觉、名类。此文之下，有一颇为晦涩之预言。从略。

第 320 页［②］虽然据我们所知，此字从未作此用过。

第 321 页［①］《史记》，卷一，第13页上；Chavannes(1)，Vol.1，P.cxliii。

第 321 页［②］《大戴礼记》见原书卷六十二，R，Wilhelm(b)，P.281。一般以为其成书在公元前第一世纪，其实应当在公元第一世纪。

第 321 页［③］《孔子家语》，见原书卷二十三，成书在公元第三世纪，不过材料的来源，却都是早期的。

第 321 页［④］见《史记》卷九十六。张苍是一位数学家，我们在本书第19章里还要再说到他。

第 321 页［⑤］指历书。

第 322 页［①］这四个人，都是汉人笔下的神仙，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颇成问题。不过我们也未尝不可把他们当作邹衍同时或较早的燕国方士。“羡门”的意思，可能是“巫医”、“法师”－Shaman－“羡门”。

第 322 页［②］">第 322 页第 322 页［②］请注意这个说法与本书第10章，(8)节所举出的那些名目的关系。

第 322 页［③］此段当是暗指炼金术而言。

第 322 页［④］《史记》卷廿八，第10页下至11页下，译文Dubs(5)，关于访求东方神山的事，还有些其他记载，也颇有史实的根据，我们将于本书第22章，讨论地理制图方面问题时，会意外地发觉所谓神山亦并非子虚之类。《史记》此段，亦见于《前汉书》卷二十五上。

第 323 页［①］译文Dubs(5)。治淮南狱的人，大概是刘向的祖父——刘辟疆。辟疆的生卒，当在公元前164年至公元前85年。刘德的生年决不会早过公元前126年，而淮南王之败亡是在公元前123年。《汉书》说到刘德曾治淮南王狱，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第 323 页［②］关于此事，我们在研究后期墨家文献时，已经举过一例，见本书第11章，最后两段。

第 323 页［③］德效骞Dubs(5)氏以为这种炼金术与邹衍把中国置于世界的东南部的地理观念有关，因而推论到中国炼金术的发生曾受外地的影响，这一点我颇不以为然。这个问题与求取长生不死药的观念来源有关，我们将在本书第33章讨论炼金术及化学问题时，再行说明。

第 325 页［①］铸造性的类别是中国人特别注意的事。他们是古代最精细青铜器的制造者，所以这是无怪的。又他们制生铁，时代较欧洲人之制铁旱十三个世纪。有人以为“法”字最初的意思当即是“铸造”，后来才有法律、法则之义。因“法”字从水、从去。其意义则是表示某物可以变为如水一般的液体、而后液体之性质又再失去而为固体。此即表示“铸”的意思，葛兰言氏(5)经常强调“法”字的来源对于法律概念的影响。因为中国人从来对于“法”都保存着对一种“范型”的模仿或效法意义，而永无立法者所加的桎梏之意义。)

第 326 页［②］此说承TsangChi－mou博士特别指点，谨在此处致谢。

第 327 页［①］关于“洪范”述说五行的一段，Granet氏的讨论，(5)，PP，168，308，颇值得我们参考，此外，Myers(1)氏的论文中也谈到初民所用的味觉方面的字汇。

第 329 页［①］以上请参阅W.D.Ross(1)；B&M。pp.238ff.物物的交互转化说，斯多噶学派Stoics亦有此说，见Arnold(1)书第180页。

第 329 页［②］见Freeman(1)，P222，231；B&M，P，197。

第 329 页［③］但是摩尼教徒却又恢复了这种用法，他们在他们的宗教哲学中，稳固地建立起了“五行”的理论——参看Cumont(3)书，第16页：B0u－sset(1)书，第231页——以第五“行”为其中之一。他们与中国人与希腊人相同地都有“水”与“火”，另外则有“光”与“风”，可能他们的第五“行”，与他们跟波斯及中央亚细亚的接触有关系，摩尼教徒也有“五稼”、“五畜”等等说法。

第 330 页［①］见《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

第 331 页［①］伊朗的五行说以及五行与印度思想的关系，也有些类似之处可耐寻味，不过这些问题，仍然待考，详见sheftelowitz书(1)书。

第 331 页［②］这一辈的学者，其传记见《汉书》卷七十五。

第 332 页［①］这部书现在已佚。或曰此书亦称为《五行传说》；这部书的名未能确定，但是内容上，则是讨论《尚书·洪范》篇内所述的五行理论。

第 332 页［②］当然，这也并不是说，后世的五行论著述中，没有关于科学方面的记载，特别是太阳黑于、极光、流星雨、日月蚀等，这一点我们将在以后的几章里再讨论。所有那些记载，虽则他们的观察与记录的动机，和现代科学的不同，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可言的。

第 332 页［③］参看冯××(1)书第二卷第7页，及133页；吴康(1)书第186 页。吴世昌WuShih－Chhang(1)。

第 333 页［①］虽说是伪，但是却与后来的“伪古文尚书”的性质不同。古文尚书是伪经，是古代的断简残篇汇集而成的。成书的年代约在公元320年。

第 333 页［②］当然，还包括了有组织性哲学的真理核心。

第 333 页［③］《管子》一书，在公元前第二、三世纪时，必然被人窜改过。

第 333 页［④］见《管子》卷四十一，五行篇。在此篇的前一篇四时篇里，也有相关的材料。译文Hughes(1)，P.215；Than　Po　Fu，etal，P.88。《淮南子·天文训》对《管子》此文，亦有转述。

第 334 页［①］因为此时若以民从事宫室之役，则失其收获之事。

第 334 页［②］这可能指金属熔化而呈液态，或是更可能是以金属之镜夜间接露水。

第 335 页［①］可见儒家已完全取用了自然派的理论。

第 335 页［②］《淮南子·天文训》亦有文述此，当是最早的文献之一。

第 336 页［①］此句以下，原文只是逐字引用了当时书成不久的《史记》卷七十四《孟子荀卿列传》里所载的邹衍的地理学说，以中国非世界之中心，与其大九州之说。已见本章第3节所引。

第 337 页［①］羲和见于《尚书·尧典》。他们是传说中掌管天象的官员。班固在编订《艺文志》时，有一种理论以为每一个哲学派别，都出自政府的职掌之一，不过，这当然是无意义的，参看胡适(6)书，及冯友兰(4)书。

第 339 页［①］中世纪——自晋到元——有关这个专题的研讨，尚未分析；我们只能指示少数的几种可用的材料。其中之一是西元1225年著成的《展齐示儿编》。见该书第一卷第6页及其下文。

第 340 页［①］《管子》论水的话，已见本书第3章，讨论道家文内。

第 341 页［①］请参看Forke(12)，P.318.我们不能不猜想，王士元是否对现代“有组织的”科学(organismicscience)有直觉性的欣赏。当然，他不可能的会知道对于后来在显微镜下所现出的东西，不过他显然已经懂得在有生命的实体中包含了某些分立的器官，而这些实体本身则又被包含在有组织的群体之中。见《亢仓子》卷一。

第 341 页［②］这种说法，起自唐代的一位佚名道家学者所著的《关尹子》，见该书第一卷9页上，12页上下。

第 341 页［③］或者也可以用Granet(6)，第308页的巧妙的说法，谓燃烧树木杂草，可使土地继续耕作使用。参考墨西哥马雅人Mayas所用的milpa法，及本书第41章，该章主题为农业。

第 341 页［④］于晚间把镜置于外，引成分泌甘露，或者也可解释为金属的本身有溶化成为液体的性质。参看Pliny，Hist.Nat.XXXIV，146，(Bailey (1)，Vol.2，PP.59.188)。

第 342 页［①］因为“土”可以壅塞或抑制“水”。这种比喻，对于依靠水利工程与灌溉为生的中国人说，是很自然的。

第 343 页［①］参看Freeman(1)书，第124页；Diels & Freeman书(1)，第30页。此说影响亦见于古代希伯来人的民间传说，见Ginzberg(1)书，第93页。

第 345 页［①］我们也可以用现代生物化学研究的另一个例子来说明“相制”的理论。有一种名为磷酸化酶Phosphorylase的酵素，可以把肝糖分解成C6H12O6分子，在同一过程中，又以磷酸盐使分子受到酯化。但是另有一种酵素把Phosphorylase分解成两部分，这样一来便抑止了它的活动，使其不可能有发酵作用。参看Keller与Cori合著书。

第 345 页［②］在这个问题上，有一点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即世界上使用昆虫学方法控制瘟疫的，当推中国为最早，时间上可以推溯到公元第三世纪，虽则说这项发明与上面所叙述的那种理论有什么关系，或许有些离谱，不过也很难肯定没有那种可能。请参阅本书第42章。

第 346 页［①］由于对肌肉体素的主要收缩性蛋白质的实验结果，现在已被采用。

第 346 页［②］“化”字一般都作“变化”解，但是在此地英译为“隐蔽”解，较为清楚。

第 347 页［①］读者若想在这一方面深入探讨，可以参看时下的标准科学著作。关于有机物与无机物变化的循环，可看Lotka氏的名书。在动物与植物生态学方面的名著很多，值得在此一提的是Shelford与Elton两氏的书。关于生命的一般化学原理，以及活的组织中反应的速度，可以看下列四位作者的书：Baldwin(1)Tracey(1)与Frut0n & simmonds两氏合著。对于酵素及其作用之引论，可以看培根Bacon(1)书，及Tracey(2)书。

第 348 页［①］此处的“宜”，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量”。

第 348 页［②］此处所列的五行次序。与上文举出的四种主要次序都不同。艾氏把这个次序定为他的D1序。与此类似的一个次序，艾氏定为A2，他把这个次序归之墨子。这一点看来颇为怪异，不过因为经说的本文，在校勘上还有问题，所以不能根据这个残缺的材料来作定论。

第 349 页［①］《文子》一扎其作者与时代均不可考，可能是东汉时人所著。

第 349 页［②］见《文子》卷上，上德第十六。Forke(13)，P.341。

第 349 页［③］《淮南子》卷三，第15页下。其书之成，约在公元前130年。

第 350 页［①］这是中国古代科学的弱点，说见本书第三章2节。

第 352 页［①］作者这些说法，均得之于翁××博士的一次谈话之中。那时翁氏正任经济部部长及资源委员会委员长之职。及顾颉刚kuchieh－kang(1)。

第 352 页［②］不管有什么特别的原因使中国人对于颜色与方位有这种配合的方式，但是我们确知在其他距离中国遥远的文化区域中，色与方位的配合曾被人使用过，这一点在Soustelle氏书(1)里说得很清楚，书中说到墨西哥土著Aztec族印地安人以“黑”色配“北”方，“红”色配“东方，“蓝”色配“南”方，“白”色配“西”方。spinden氏书(1)里，也说到这个配合系统——，deSahagun(1)所著的历史，也提到同样的问题。中美洲的马雅人Mayas，也有同样的作法，见deLanda所著的历史书中。参考：Moreley(1)Recinos及Goctz&Morley诸家。

第 353 页［①］大约从公元前第九世纪起。

第 354 页［①］第7节。

第 355 页［①］五行与数字及音符的配合，仍未清晰。在欧洲的历史中，也有相仿的情形见本章第5节。

第 355 页［②］谓以五行配不同的动物。

第 356 页［①］从这一段话看，王充当时必然对于一种特别的系统有所了解，这种系统在王充的时代是很新的。时人靠着这个系统把十二地支与十二种动物配合起来。又以同样的方式把五行来配时、日、年以及方位。

第 357 页［①］就是一种味苦的矾，可能是非纯性的硫酸铜(RP87)。

第 357 页［②］因为滴下来的石灰质水，其色如乳，而其凝固体的样子又略像铸钟用的模型，故名(RP63)。

第 357 页［③］此物究竟属于何种晶体物质，我们现在无法得知。(RP656)

第 357 页［④］此物大概是氯化氮、硫酸钙、硫酸钠与氯化钠的混合物，当然是一种具有吸湿性的东西。历代中国的市面上已有此物。(RP120，126)

第 357 页［⑤］Pliny，Hist.Nat.XXXIV149，暗晦且不肯定(Bailey (1)，v01.2，pp61，188)。

第 358 页［①］Basil Valetine书的时代问题，当然疑窦甚多。该书题为公元第十五世纪写成，但是很可能是十七世纪初期的作品。不过，材料的来源无疑是早期的。参阅T.Read(1)第136页及Lippmann(1)第640页。

第 359 页［①］津田左右吉《儒教之礼乐说》，洪业《礼记引得序》。

第 359 页［②］Forke(13)，第147页——以为《大戴礼记》的材料是孔子以后的第一个世代时的作品。这意见现已不为学者所接受。

第 359 页［③］曾子是孔子最出名的门徒之一。在此他可能只是一位被天圆作者依托来发言的人。虽然如此，我们仍然有理由相信他和他的弟子们是孔门里对自然现象与科学最具兴趣者。孟子书中——见《离娄下》——有这样的一则故事：“曾子居武城，有城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于我室，毁伤其薪木。’”这是曾子当时对看守房舍的人所吩咐的事。该处下文说的是作为一位客居异地的教师，曾子在有难时的去留问题。不过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暗示了曾子的园，可能是一种植物园。这至少也可以看出曾子在博物史方面的兴趣。此外，我们还记得传统上都以为曾于是《礼记·大学篇》的作者，《大学篇》有一句话说：“致知在格物”这是有名的格言。虽然现在都认为《大学》的作者是战国时人乐正克(约当公元前260年)的，但是书中某些小部分，可能还是直接传自曾子的。

第 360 页［①］一作“云雨”。可注意的是，在中国旧文学作品，常用这两个字来比拟性交。

第 360 页［②］这一说，至少可追溯到刘歆的时代(刘的生卒，当公元前50年至公元22年)而且可能还要早到历法家邓平的时代——邓氏(盛于公元前104年)。

第 361 页［①］关于两者类似情形的详细分析，请参看冯友兰(1)，卷二，第93页及其下文。

第 361 页［②］所谓：“明者，吐气者也……。幽者，含气者也。”

第 361 页［③］注意文中述说动物所用的“虫”字，从三虫。

第 362 页［①］《孔子家语》卷中甘五本命解有同段文字，其首段数目字杰作亦见诸《淮南子》，卷四，坠形训，第6页下，7页上。译文有Erkes(1)，P.61。

第 362 页［②］即大熊星，北斗也。

第 362 页［③］时指四季而言。

第 362 页［④］音乐音符。

第 362 页［⑤］律指音律管。

第 363 页［①］括弧里的话是《淮南子》所述与此相仿之一段中较《大戴礼记》多出的八个字。

第 363 页［②］这可能是指矿物的成长而言。《淮南子·坠形训》并有此语。

第 363 页［③］这大概是指水灌溉而言。

第 363 页［④］这是风水论的一项基本文献。

第 363 页［⑤］本书第一卷第7章，(a)节。这与文化接触有关系。

第 363 页［⑥］这是指道家的神仙而说的。

第 363 页［⑦］这当然是与一年中日数的约数有关。

第 364 页［①］R.Wilhelm(6)与Granet(5)，PP.138，326均主张“万”宇当是一万一千五百二十之数。因为那是六十四卦全部的爻数——参阅下文——，不过著者本人却以为这也不一定就是原句所指称的意思，我想最好还是把它广义地讲成“成千成万”。

第 364 页［②］这类记载，许多人看作早期自然保持的冀图，这并非没有道理的。

第 366 页［①］Granet(2)、页245说，hubac与adret二字是由“阿尔卑斯山术语”借用而来的，它们来自拉丁文的adopacum与adredctum。

第 366 页［②］这简单的一句的解释，学者意见甚为分歧。Legge(9)，P.355之解释，我们现似不能接受。Granet(5)，P.119，对此有长论。

第 366 页［③］关于《易经》的年代，学者们的意见甚为纷纭，我们会在下一节里讨论这个问题。

第 366 页［④］从前许多人相信的，如福克Forke(6)在170页，认为“阴阳”之用为哲学的术语可追溯到公元前第二千年代，此种主张现在已难成立。

第 367 页［①］这一篇有趣的资料，我们以后还会从各方面来谈论它。

第 367 页［②］此罕见之词，系天堂及地的门之意，后占卜时作幸与不幸解，必与天干地支有关。

第 367 页［③］《吴越春秋》卷九。《玉涵山房乐遗书》，卷六十九，第27页下。

第 367 页［④］此类的资料还能够在本书第14章论王充和怀疑的传统里找到。下段英译文是作者与D.Leslie参考Hughes(1)，P.306。

第 370 页［①］他经常对于公元前三千年代的事，轻率地下结论。

第 370 页［②］据Cornford(1)页219，约公元前475年的Parmenldes也有这种两极的主张，他认为光明、温暖、轻(或稀薄)、火、雄性，这些都认为存在的；而黑暗、寒冷、重(或稠密)、雌性，都认为不存在的(或认为先由于缺乏前者的性质)。参看F0rke(6)，页221。

第 371 页［①］Loewenstein(1)说，它这个用以代表阳阴的著名符号［⑤］，类似于雕刻在中国新石器时代的陶器和周朝的铜器上之号。据他的著作指出，关于的来源，学者们的意见异常纷纭；不过我们可以确定它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了，而且很可能是一个表示二元生殖的符号，所以它应该与阳阴有关。另外，它可能也与普遍刻在仰韶文化的陶器上之螺形纹有关。

第 372 页［①］Mayers(1)从宫梦仁的《读书记数略》(公元1707年出版)，列出了三百十七个这样的类别。《图书集成》这一部百科全书，在《算学类》里竟以十一卷之多来讨论这个问题，实在不能不令我们对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得到可惊骇的启示。(卷一二九——一四〇历法典)，《汉书》卷二十里有一张奇特的表格，它把将近两千位历史上和半传奇性的人物，按其品性分成了九个等级；Bodde(5)曾对此张表格仔细地加以分析，以探讨中国人“类别式的思考方式”。

第 373 页［①］他们对中国方面所持的证据，大都取自deGroot(2)。

第 373 页［②］Forke(4)，App.I；(6)，在叙述中国的宇宙观时，大大引用此项比较。参见Haloun(3)；TsěngChu－Sěn(1)，p.76；FeiHsiao－Thung(1)。又Soustelle(1)，p.75，有一Aztec的罗盘方位、颜色、风、天体、鸟、上帝、年等的对应表。但其与氏族之关系则不显明。

第 375 页［①］如果我可以破题私语地说，“有机体”(organism)。

第 375 页［②］如此，公元前20年扬雄说的话就非常自然了；“万物权舆于内，徂落于外。”

第 375 页［③］张东荪这位现仍健在的哲学家曾说：万物为一体的观念，从始至今一直是中国人思想的倾向。参看ChangTung－Sun(3)《知识与文化》，页117。生于十一世纪的程颢也说：“万物归于一理也。”见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四、页一之一；卷十五、页十一之一。

第 376 页［①］Zimmer(1)在他深研印度思想时，也遇到了类似的思想方式。我发现他把“有机宇宙”Organism of the universe一词使用了好几次，见该书页14及56。中国人认为万物皆为整体中的一部分，这种观念也许相似于印度的Sva－dharma或内在之dikaiosune。请比较本章(7)节。

第 376 页［②］此句话是五元系统中关联式的思考基础。万物之去从皆有一定之法则。

第 376 页［③］此为现代胶体化学与实验形态学之先河。

第 376 页［④］正如Hughes所说，这是有关因果关系的重要句子。以下一段已在前面论阴阳学说时引出了。

第 377 页［①］在这一点上，董仲舒用了《吕氏春秋》士节篇里的一句话，两者之用字几乎相同；请比较R.Wilhelm(2)《易经》课本第二册11页。

第 377 页［②］“物类相致非有为也”，见《论衡》第十九，感虚篇，Forke(4译本第二册，页187，也请特别参阅第四十七乱龙篇。

第 378 页［①］William Blake反对培根、洛克和牛顿，曾面临“工业革命”，说些和这甚似的话。例如在Jerusalem里，他这样写着：

……残酷的工厂，

我看到许多铁轮，轮已非轮，在齿轮的暴虐下，

互相压迫而动，不像在伊甸园的，

轮与轮，和谐而安祥地自由周旋。

第 379 页［①］我再来说出Levy－Bruhl所画的图画中之几个特征。对原始心智来说，疾病永不是纯粹身体的，死亡永不是自然的。每一个异于常态的现象都是记号。预言乃是一种附加的知觉，用以在人与大自然中从一切的参与物内寻出神秘的关系。魔术利用的就是它们。

第 380 页［①］亚里士多德的说明比较类似于中国人的观念，但它太生物化了，要使现科学诞生出来必须将它扬弃。

第 382 页［①］他之依赖于de Groot(2)这位专门研究厦门风俗及民间神观的专家，就好像一个人要描述英国知识份子的宇宙观，却只依赖于如Cecil Sharp或Maud Gomme这一类英国民俗学家的著作一样。

第 383 页［①］用跳舞来比喻中国的有宇宙观是非常恰切的，然而舞会却从晚近的中国社会消失不见，这就太令人感到奇怪了。但至少到中古时代的末期，它还保存着相当大的活力。汉朝的大科学家张衡就曾对它作过极为美丽的诗篇。现在中国又恢复了舞蹈。

第 383 页［②］兼为太庙及天子的住所；请参阅Granet(5)，P.180，与Soothill (6)。

第 384 页［①］此一学派影响文艺复兴的科学思想甚巨。

第 385 页［①］《庄子·齐物论》，本书第三章，3节77页曾引过。

第 385 页［②］我何不从我们自己的文明里，取出几个实例来做为补充说明？欧洲思想史上也有一些主张类似于中国这种思想。例如Alcmaeon of Croto－na曾以他的ibowvuia(Isonomia，体质之均衡原理)来对立于Hoυ－apxia)Monarchia，帝王专制)；Hippocrates与亚里士多德有κpabls (适当的混合)之观念；整个基督教的思想内都含有民主精神等等。凡是在中国住过的人，都能体会出中国社会处处洋溢着普遍平等的真民主；也许“关联式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中国社会之所以会如此的缘故.

第 386 页［①］参阅Danielli & Brown；这问题跟目前生理学家和电信工程师等正在研究要如何才能于一个关闭的系统内，利用相互间的递次依赖或反馈作用，来保持稳定状态的问题有关；参阅Tustin(4)。而且它也与指南车一第一架由人操作的机器——有关。

第 386 页［②］Baltimore城Dr.R.H.Shryock曾告我说，或可加上另一例子，即从社会学观点的历史发展的因果。这对中国说来可能是适宜的，因为中国人比别的古代文明拥有较强的历史意识。

第 386 页［③］关于因果关系的高度抽象，见Hanson(1)参看Graham(1)，P.104。

第 387 页［①］Granet(5)P.330。司马迁说这一位君主就是秦穆公，参阅Chavannes(1)vo1.2，P.45。

第 387 页［②］我们似应指出，这种回溯的因果观念，有些似亚里士多德的最后因(final cause)。但我们必须再加上一句，文艺复兴的科学家如培根，他们最大的努力之一就是摆脱最后因。最后因可以看为欧洲思想中的一个来自亚里士多德个人的天才的异常的思想。

第 387 页［②］参阅该书24页。最近曾珠森也给它做了一个恰当的提要－Tseng chu－sen(1)，PP.71－82，并且毫不犹豫地以“holistic”一词来形容它－页98、137、165。Eitel(3)于七十多年前亦说，中国思想永是把大自然当做一个有机的整体的宇宙观。

第 387 页［④］当然如果将这一句话倒过来说，即中国的宇宙观反映出他们社会的特征，这样也可以成为一句真的述辞。我同意此。但在研究它的意义前，最好等本书的结论数节，见本章下文7节之4。

第 388 页［①］中国的音乐自然也分享了中国的有机思想。他们的口号是“秩序的而非机械的对称”(Dr.Laurence Picken在1954年6月的一篇演讲。)

第 388 页［②］参阅Legge(9)，页369及葛兰言(Granet)(5)，页329。这些例子不能真正地说出葛氏的本意，因为声音在回声之前，而阻碍物亦在黑暗之前。他的本意是事物同时出现在一个庞大的力“场”，至于其动力构造究竟为何，我们现今尚不了解。C.G.Jung曾经体会到中国人的宇宙观含有一种独特的因果原理，它与加力略、牛顿的科学完全不同。Jung 称之为“同时式的”；参阅Wilhelm&Jungp.142。

第 390 页［①］例如王充在《论衡》初禀篇说：“大人与天地合其德……安得先天而后天乎？”在偶会篇，他把命运归之于个人先天即预定好的内在发展，而非如一般认为它是由于他人相互感动而来。譬如丈夫有短寿之相，娶妻必得早寡之妻——参阅Leslie(1)的翻译及其注释。以后我们会看到王充将这种雏型的和谐说应用于解释日月蚀的现象。距他一个世纪之后，佛学家把佛学的理论，加入于中国思想的大流。这些哲学家所用的某些语词，如果王充还在的话，一定会很感兴趣。

第 390 页［②］初看起来，几何学似乎是一门最适宜研究“图样”的学问。其实不然，代数对于“图样”的研究，比几何学更具抽象的性格，它不受限于空间的度(或维)，也不受限于数值。Cornford(4)曾在一次著名的演讲中，力称希腊人未使用伽利略牛顿的语词思考，(不比中国人使用的多)；他说：“古代人不是在婴孩或青少年时期的现代人。”它们两者之间的差异甚大。古代的人很喜欢为事物的实体下定义，一如图形可在演绎几何里下定义。他们在自然界事物的分类中寻找“永恒”的真理，而避免使用因果相继的词句。这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观念与物质的与形式的因在找不到现代相当语的缘故。Cornford为了说明自己的论点，举出了亚里士多德对于月蚀的处理办法，亚里士多德把月蚀当做月球的“属性”或“情感”，这种性质之为月球的特性，就好象某些性质是为三角形多边形的特性一样。如果我们将他的处理办法跟王充的相比较——王充把月蚀当做天体的内在韵律所产生的结果，我们就会发现这两种古代的宇宙观之不同所在，而且也会知道它们都与现代科学的宇宙观相异。对希腊人而言，重要的是，当一切粗糙的实在都已解消之后，留有一保持静态的理想世界。对中国人而言，实际的世界是活动的，而且也是终极的，它是无数的机体所构成的有机体，是调和无数较小韵律的韵律。

第 393 页［①］我很感谢我的朋友Dr.OW5ei Temkin，由于和他谈话，使我理会到本小节之必要。

第 393 页［②］此处也许值得一提，亚洲东部人民所喜爱的一种非常奇特之“小宇宙”——在中国，小型花园的艺术，达到高度的完美境界。关于这方面的历史，现有R.A.Stein(2)的一本详尽的专论。

第 393 页［③］论及欧洲大宇宙与小宇宙之学说史者有两本杰出的专著，即A.Meyer(3)及Corger(1)。

第 393 页［④］关于类比在科学上的地位，参阅Temkin(1)及Arber(1)的有趣讨论。

第 394 页［①］一般的习惯是认为它们的源流来自巴比仑——参阅Bouche－Lecl－ereq(1)页77，Von Lippmann(1)页196及666，M.Berthelot(1)页51，但从未有典籍上的充分证据。在印度古代的经典里，“宇宙类比”非常显著，参阅RgVeda，X，90。

第 394 页［②］“国家类比”在Republic，434，441，462，580及Laws，628，636，735，829，906，945，964，“宇宙类比”当然在Timaeus，特别是35、36。

第 394 页［③］参阅Bouche－Leclereq(1)p.319.此种观念流行了几世纪。

第 395 页［①］如众所知，Plotinus非常爱慕他所知道的波斯哲学与印度哲学，并且很想去这些国家实地研究。

第 395 页［②］说到“绝后”，也许必须除去十九世纪Fechner的“汛心论”Pan－psychism，关于此点，Conger(1)页88曾经论及。

第 396 页［①］“小宇宙”一词首次出现于英文里，大约是在1200年，Ormin写的Ormulum说：所谓mycrocossmos即英文之“小宇宙”也。

第 396 页［②］为它写了一篇异常卓越的摘要，参阅Conger(1)页56以后。

第 396 页［③］‘MedicinaCatholica’。Pagel(1)对此书有甚好之分析，请参阅本书上文5节末页。

第 396 页［④］Delmmenso(jnOpera Latine，ed.Tocco & Vitelli)，vi，i，p，179，参阅Forke，(6)书页68，有关《易经》、《列子》、《礼记》等部分.

第 397 页［①］此后下一个世纪后，中国的思想系统传入西方，周旋于“古代的”与“现代的”两派争辩之间。1690年William Temple力陈前者的优越性，赞扬中国的文官制度。1696年，持反对意见的William Wotton信赖中国发明或曾经参与发明的印刷术、矿物治疗法、磁极、月亮影响潮汐说、山巅上的化石等，但攻击他认为中国宇宙观，尤其是讥笑他们的符号关联说。

第 398 页［①］Franck(1)一书虽已逾一个世纪之久，但仍被认为是叙述Kabb－1ah最佳的一本书。Scholem(1，2)的研究也很不错。从Knorr v0n Rosenroth和FranciscusvanHelmont于1677年所编辑，并加有趣的图表的拉丁文著作，可以清楚地看出此种思想系统与关联式的思考间之关系。我非常感谢我的朋友Dr.WalterPagel为我指出关于Kabbalah的某些方面。

第 398 页［②］以后Leibniz在他的DeArte Combinatoria提到Lull，对于数理逻辑的意图。

第 399 页［①］参阅1628年出版之Exercitatio Anatomica Le Metu Cordiset Sanguinis in Animalibus。

第 399 页［②］在英文里，首次使用具有现代意义的“有机体”(organism)一词者，乃是与Leibniz同时代且稍早的英国人JohnEve1yr，他在1664年出版的Sylua一书中说：“有机体是花卉树木的部分和功能。”

第 399 页［③］The Paradoxal Discourses of F.M.van Helmont concerni－ng the Macrocosm and Microcosm，or the Greater and LesserWor－ld，and their Union，1685年出版。

第 400 页［①］Cokar(1)写过它的发展史，而我在别的地方也讨论过它的社会功能，见Needham(15)。

第 401 页［①］参阅Stecle & Singer(1)，此一炼金术的古老文件的来源甚不明，它可能来自第三世纪的基督教的埃及。

第 401 页［②］此存留于整个正统的炼金术，且在某种意义下，与道家的肯定大自然一统相当；即对Paracelsus最离谱的夸大，也给予了一种意义。例如巴氏说：“知道雷、风及暴雨之来源，就知道疝痛及扭痛的来源……知道星球上的绣、火、盐及水银是什么，就知道溃疮、疥癣及麻风如何成长及其由何而来。”他的话可以被当作现代物理学与化学合一的先驱，而这样的合一，才能真正解释人体的现象有如上天的现象然。上面的引文取自Temkin(1)。

第 401 页［③］它在印度思想中也都很古老，例如RgVeda，X，90，其年代比前苏格拉底时代还要早得多，波斯的亦然，参阅Filliozat(5)。

第 402 页［①］参阅Granet(5)，pp.342，361，就在这两章里，他讨论了(象征意义)“符号的关联”。

第 402 页［②］《淮南子》后，此观念于唐宋文献中，进入高潮。(参阅Maspeor (13)，pp.19，34，35，36，108，118)人的头圆如天，脚方如地，五脏对于五行，24根脊椎骨对于一年二十四气，365根骨头对于一年365日，12块气管的软骨对应于12个月，血管对于河川等等，另外在上清洞真九宫紫房图，有星对应于身体的各部分；此书可能出版于十二世纪宋朝的时候。(TT153)

第 402 页［③］《蠡海集》人身类，页20。

第 403 页［①］这必是指中国城之结构，其四门通至中心之鼓楼。

第 403 页［②］该书是唐宋时代炼金术的概述。

第 403 页［③］参阅Lenormant(1，2)，piganiol提出了许多证据，说Etruscan 人原是小亚细亚的民族，后来带了Babylonian－Chaldean文化而移民到意大利。

第 404 页［①］从根tem，分开之意，如temenos。

第 404 页［②］Hegemonikon，到底这是什么？他们自己互相间的意见很不一致，参阅Conger(1)页13。

第 405 页［①］有一次我跟一位著名的欧洲学者谈话，他说：“那么，中国人不分析他们的有机体吗？”要点是，肉体与灵魂对立这种分析是错的。不过，他的反应可说是典型西方的。

第 405 页［②］见《庄子·大宗师注》，英译见冯××(Bodde)(1)，Vol，2，P.211。

第 405 页［③］这项主张引出了两种思想，一为早期的资本主义，他们相信个人的利益就是公众的利益——虽然也许在当时并不大错；另一为现代的马克思主义，他们相信唯有透过理论上和政治上矛盾对立的斗争，方能达到进步。

第 406 页［①］补正版卷六十，第7页下。冯××(1)，第二册，211页。

第 407 页［①］感应是中国自然主义的根本观念。参看《二程全书》及《易传》第三章第4页，参看Graham(1)所译的《易传》第124页。

第 408 页［①］另一种看法认为一，一是由古代计算棒得来的。

第 408 页［②］这个字在象形文字的意思是“奔跑的猪”，但现在不明它为什么或如何演变成现在的意义，参看Legge(9)，P.213。

第 408 页［③］Wilbelm(2)，称为“判断”。

第 409 页［①］在Legge(9)之附录一，但在Wilhelm(2)则分于不同的卦而见于第二册中之“决定的注译”。

第 409 页［②］这些在Legge(9)之附录二，但在Wilhelm(2)则分在各不同的封下分见于二册。这些“翼”被分成“大象”和“小象”，前者在说明“重卦”由二个卦所组成的意义，后者则是把经文中之“爻辞”部分分别加以注解，卫氏译本只于第二册中把后者印在每卦下成Lines(b)。

第 409 页［③］Legge(9)附录第三，和Wilhelm(2)，但在卫氏书英文版第一册第301页中把它各别印出来，称之为“大论”成“大注”。

第 409 页［④］见Legge(9)附录四，但是在卫氏(2)，则分印在所属的两卦下。

第 409 页［⑤］Legge(9)附录五，卫氏(2)也把它从经文中分出来，印在英文版第一第281页“卦的讨论”。

第 409 页［⑥］Legge(9)附录六，但Wilhelm(2)第二册，则把它在不同卦中加以分配，称它为“卦的秩序”。

第 409 页［⑦］参看Legge(9)附录七，但在卫氏译本中，却把它分配在不同的卦中，称之为“各式各样的注释”，所有这些不同的注释所产生的极端的困扰，起因在于《易经》的中国版本。不同的中国思想学派对于版本有不同的处理之缘故。在欧洲的汉学家们多多少少也是如此。

第 410 页［①］他在1882年刊出最后的一次翻译，并作了一篇长的介绍。

第 410 页［②］关于《易经》出现的年代问题，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当代著名的学者包括顾颉刚、马衡、胡适、钱穆、李镜池等，都参加了论战。参看《古史辨》第三册，第一至308页。亦可参阅ChinaInst.Bulletin(N.T)，1938，vol.3，pp.67ff。

第 410 页［③］最近，郭沫若偏向于相信(参看KuoMo－Jo(4)《青铜时代》第81 页以下)，大部分的《易经》是臂写成的，《史记》卷六十七指到臂是公元前第五世纪时的人物。《史记》有一表，列举自称由孔子接受《易经》的人。表中第二人为臂，臂生年早于邹衍二代。

第 410 页［④］吴世昌WuShih－Chhang(1)指出在爻辞中的历史的叙述，系关于商的统治者与商周之关系，文句很像甲骨文辞，这些记载可能是《易经》内容的最早成分。

第 411 页［①］一曰连山(或即群山间歇性的爆发之义，正如《广释名》所言，但这可能是后来推测)、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第 411 页［②］另两种的简残篇见《玉函山房辑佚书》卷一中。

第 411 页［③］Barde(2)《周易》占筮之表式。

第 411 页［④］郭××一直坚持这种见解，见(4)《青铜时代》第79页。

第 412 页［①］R.Wilhelm的《易经》德文译本，特别是Baynes的英文译本，(本身不错)，不幸得很，混乱极甚，其排列得不需要的复杂。如有较清楚之解释及较好的中国字体，当可改善之。而美国的出版商对于易经译本的文字排列上，根本没有区分原始资料之相对的重要标题和次要标题，虽然如此，Wilhe1m似乎是唯一对于《易经》从头到尾了解得很透彻的人。即是如此，他所标出来的注释，似乎是漫无组织，没有标明不同的作者，也没有注明日期。更为遗憾的是这书的唯一性，应值得基金会的支持，给予该书英文译本以美观的字体。

第 412 页［②］Har1ez(1)的法文本译得不甚可靠，需要查看经文以及Legge和Wilhelm的翻译。

第 412 页［③］与伯希和Pelliot所收集的那些敦煌抄中本，(第2661和3105号)某些发现的相似。

第 414 页［①］见李镜池LiChiag－Chhih(1)《周易卦名考释》。

第 414 页［②］我们已经看到，大概是秦汉时代或稍早一点的自然学者以及占卜者写作的。

第 416 页［①］例如，HE与EH的关系，参看表4的说明。

第 416 页［②］参看R.Wilhelm(2)《易经》译本第二册第263页，Baynes译本第二册第373页。

第 416 页［③］如此的解释，完全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类型，在表5，有几个卦是线的组合，被认为是象形的字体，在《易大象》中，对于这些卦有详细的说明，它是社会进化的一种描述。参看H.Wilhelm(4)《易经小引》，第105页，飞11页。

第 416 页［④］例如有关于鸟类、昆虫、气候、主观的感觉和类似的等等。

第 417 页［①］公元226年到249年。参照冯友兰FengYu－Lan(1)，vol.2.pp.184ff；187。

第 417 页［②］象征的“解”或“意义”，参阅上文第7节第三、四段。

第 418 页［①］史丹福大学Dr.A.F.Wright指示著者这一节的重要性。

第 437 页［①］事实上，R.Wilhelm相信《易经》系占卜的方法，鼓励他人同此看法。

参阅Wilhelm & Jung合著《金花的秘密》，第144页。我们引用他的译文时，记忆犹新。参阅Graf(2)，Vol.1.P(8)。

第 437 页［②］就神学上的意义而言。

第 437 页［③］Eitel会是相写immanent(内在的)吗？

第 437 页［④］他本该加上John Wi1kins，参阅J.Cohen(1)。

第 438 页［①］注意此字用以表示对征兆的观察。

第 438 页［②］此字似乎有点奇特，或系借诸墨家，意指“原因”。

第 438 页［③］“文”字的最古形是指一个纹身的人。见上文第2表第61字。

第 439 页［①］见第三章(3)节。此种古老的记事方法，现在仍见于琉球群岛，见Simon(1)。

第 439 页［②］此处明言追求安宁，诚不可忽略。参看上文第三章2节《列子》段。

第 440 页［①］此地的暗喻为中国人所特有——即金属的铸造。卦与大自然界某些肉眼不能见之物相应，正如同一套模型，可灌入各事物之原始物质一样。

第 440 页［②］此处应提扬雄的《太玄经》(约公元10年)。这是八十一个“四线图”，每图象有四线。自上至下，称为“方”，“州”，“部”，“家”。有三段，也有两段的断线。这些图称为“首”(不是卦)，每个相当于一年的四日半。首的名，没有和卦的相同的。这系统似从未流行。这种四线图曾见于周代铜器。Schindler(3)，H.Wilbelm(4)，P129，以为扬雄的系统，系根据于和易经同样古的图，但是属于另一传统的，如上文提及的(7)节，大卜，三易等)。W.Eberhard氏(私人通信中)以为《易经》的六线图象和秦代前的日历制有关，而扬雄的四线图象则和和刘歆刘向的新日历制有关。关于扬雄的系统，见冯著(1)第二册，139 页及其下文。

第 441 页［①］尤其见于可疑书籍如《易纬稽览图》。见冯××(1)《中国哲学史》第二册。

第 441 页［②］此书不复存，片断见于李鼎祚编之《周易集解》。李氏盛于公元742至906年时期之间。

第 441 页［③］见参《同契考异》(公元1197年)，第1页下，2页上，3页下。

第 442 页［①］">第 442 页第 442 页［①］无疑的指硫化汞的交替氧化及还原作用。

第 442 页［②］含神秘之意。隐指《道德经》五章，以橐比喻宇宙，取其有空虚之义。

第 443 页［①］以星体时间来调配化学操作，当然的在欧洲后来的炼金术中，亦常见之。如Robert Norton在其Ordinald of Alchimy(1477年)云4

‘the fifth Concord is knomne well of c1erts，

Betweene the sphere of Heaven and our sutlill works又如Elias Ashmole(Theatrum Chemicum Britannicum，1652年)谓“我们的作者系指引星相学的规则，来选定时刻，开始炼金的工作……”。

第 443 页［②］“外丹”之对。

第 443 页［③］参阅《文史真经》卷三第1页下。作者是唐代一位佚名的道家学者

第 445 页［①］陈显微说的可能是地下水流及风化作用。

第 445 页［②］“机”当是“几”义，陈氏说的是物种原始。如《庄子》，第三章5节第118页。如是，则他是以卦象表示物种原始。

第 445 页［③］这是说，如能了解象征形式，则可以了解生理(？)

第 445 页［④］这与呼吸器官的运动有些关系。

第 445 页［⑤］当然是指“汞”而言。

第 445 页［⑥］以汞制的汞化金，这是很坦率的“性象征”。

第 445 页［⑦］这一过程所述，仿佛是逆旋冷凝系统上部的蒸气凝固反应，这与希腊早期练金术的Kerotakis相似。

第 445 页［⑧］这是化合物的一样比喻。

第 446 页［①］参看沈括《梦溪笔谈》(约公元1086年)补编卷三，第三段。

第 446 页［②］大约作于明初，即第十四世纪的末叶。

第 446 页［③］王逵未注意见到有彀动物的血是蓝色的。

第 446 页［④］见表4，血红是坎的颜色。

第 446 页［⑤］《易经》之评释者。隋代人(公元574至648年)。

第 446 页［⑥］《说浮》卷卅六，第17页下。

第 447 页［①］《本草纲目》卷四十五，第22页上，蟹。(参看Read(5)，no。214，P.33)，卷四十六，第28页上，螺。(参看Read(5)，P.75)。

第 447 页［②］《蠡海集》第17页上。

第 448 页［①］此处“西方”之括弧系作者加的。科学现在是，且永是，国际性的，第十七世纪现代科学在欧洲兴起传向东方，不过历史上偶然情形耳。一千年前，其传流方向正为相反的。

第 449 页［①］H.H.Dubs教授告著者谓中国宋代科学昌盛，原因之一，或是新儒家(理学派)由周敦颐始，去易经中迷信之大部分，恢复卦之符号意义。惟著者恐以卦为自然现象之隐藏因素之观念，于新儒家之后，仍继续不已耳。

第 449 页［②］此点由与M.sullivan先生谈论而引起。

第 449 页［③］H ilhelm(4)，P.24，亦提出，易经亦包涵一乐观的从事心理，因其对宇宙之万物，皆认为用卦来了解也。

第 452 页［①］当然算到各个人的差异点。

第 452 页［②］当然是在高度精炼化的形式，但绝不远离其农村的本源。

第 452 页［③］用具体的象征表达，但仍极为有效的。

第 453 页［①］参阅牛顿三百年诞辰纪念会中Niels Bohr的演讲

第 454 页［①］或比原来九的倍数，小了九的一个倍数。例：9×11＝99，9＋9＝18乃以9的7倍，小于99。

第 455 页［①］Leibniz(4)Mamoires de l′Acadamie Royale des scrences(1703)，‘Explic aiton de I′Arithematique Binaire。全文见Benard Maltre(6)。首次见于‘DeProgressioneDyadica’(1679)。

第 455 页［②］此项通讯，现藏于Hanover图书馆。日本学者Gorai Kinzo抄译成日文，由刘百闵译为中文，刊于李澄刚之《易学讨论集》Li Chang－Kang (1)。

第 455 页［③］Leibniz对二元算术，附有宗教及神秘意义，伊以为“一切结合皆由‘一’及‘无’，意是上帝从无产生一切，故只有两个基本原则，即上帝与‘无有’是也。”Leibniz是希望以这样假数学说法，引使中国人接受基督教。

第 457 页［①］Leibnlz和Bouunet自然的以为古代中国人已知二元算术，而久被忘掉了。

第 457 页［②］另一可能，是断线代表奇数，不断线代表偶数。中国的算盘(很可能追溯到公元初数个世纪)有代表一和五的两种珠子，中隔一栅，是甚值得注意.

第 458 页［①］以五为基数，由于用一只手而不用两手，是很自然的。

第 458 页［②］前五个奇数的总和。

第 458 页［③］前六个奇数各以四乘的和。

第 458 页［④］前六个奇数以五乘的和。

第 458 页［⑤］译文Legge(9)，P.365；R.Wlilhelm(2)，Vol.2，P236；英文Baynes(1)，Vol.I，P.333.中国文献中有许多幻想之解释。参看《寓简》，第一卷，第3页上，

第 458 页［⑥］Wiener(1)，PP，10，139。有些工程师，如Pollard(1)，承认中国的“祖先性”。首次应用于高速电子计算电路者为Wynn－WiIIiams(1932年)。

第 459 页［①］即：作能率工程师而不是通讯工程师的想法.

谢选骏指出：人说——我们也要约略地谈论到古代中国人的整个宇宙观。而在西方汉学界里，已经有三部重要的著作对这个问题作过了详审的研讨，因此我们在此地也不能不把它们提出来说说。这三部著作的书名及著者是：福克(A.Forke)的《中国人之宇宙观》(World Conception of the Chinese)，顾立雅(H.G.Creel 的《中国论》(Sinicism)以及葛兰言(Marcel Granet)的《中国人之思想》(La Pensèe Chinoise)。福氏的书，是一部较为翔实而信达的著作。他所引述的大部分都取自中国古籍之中的有关材料。但是这本书因为成书的时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或当时，那个时期的学术界，对于中国古籍的真伪年代问题的认识，比之今天远为逊色，所以书中所阐述的周、汉思想与宋、元思想，在分野上都不免有相当混淆的地方。其实，福克氏本人对于中国与其他文化之间在思想异同的研究方面，的确下过一番工夫。不过我们在研读他这本书的时候，常会觉得福氏对中国思想的价值所给予的估计，在观点上，缺乏自然科学的训练；当然，在他那个时期也根本没有任何人能有这样的造诣。同样的缺点也见于顾立雅氏的著作之中(顾氏的书较福氏晚出十余年)，但是以为汉代学术界所谈论的宇宙进化问题与唯象论(Phenomenalism)来源甚早，这便大错了。顾氏现在也承认了阴阳家这一派学者的重要地位，他们所倡导的学说之中，有许多后来成为“中国人之宇宙观”的主要成分。

——我看，李约瑟的上述言论似乎表明他还缺乏直接阅读中国古籍的能力，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史》可能基于二手研究。这多少可以证明我的看法——李约瑟的“中国古代科学思想”的意思，实际上指的就是“在中国古代发现了西方思想”。

【后记、中国古代科技史来源于一个女人】

《他爱上妻子的中国女学生，因出轨而成为了中国科技史的权威》（2017-09-02 SME情报员）报道：

十多年前，步入晚年的钱学森感慨道：“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

继而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问题直指中国的教育，十分尖锐，被人称作“钱学森之问”。

类似的，在上个世纪，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提出了一个更为棘手的问题。

“十六世纪前的中国在科学和技术方面远超同期的欧洲，为什么近代科学却没有在中国诞生？”

问题简短却直击亿万华人的心头，我们何尝不想知道祖国受尽屈辱的真正原因。

而这个大繁至简的问题则被称作“李约瑟难题”。

图：在李约瑟前，西方人大多只了解中国封建王朝的愚昧与落后

然而提出经典问题的科学技术史专家李约瑟并非科班出身，他早年研究的领域是生物化学。

他在而立之年凭专著《化学胚胎学》坐上生物化学领域权威，人称“化学胚胎学之父”。

此后，他与同为生物化学家的妻子多萝西双双被选为英国皇家学院的院士，传为佳话。

图：在实验室的李约瑟

然而，在人生迈入巅峰之时，他却事业感情双出轨！

他爱上了妻子的中国留学生，同时也迷上了中国这个神秘的国度，开始研究中国的科技史。

他半辈子的科技史研究颠覆了学术界对中国的固有印象，也因此名贯中西。

在英国拥有英国荣誉勋位、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皇家学会会员等头衔。

而在中国，他获得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还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图：李约瑟令人称奇的三角恋

在他逝世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专门为他出版传记。

然而这些耀眼的成就中，多半都源自于那一次出轨。

李约瑟，本名约瑟夫·尼达姆，字丹耀，号十宿道人、胜冗子。

从他这一串极富中国风味的名号就可以看出他对中国的情感之深。

其实说来也并非奇事，李约瑟无非是摒弃了西方人固有的偏见，将中国的方方面面当作最有趣的知识去了解。

图：浑仪，中国古代的一种天文观测仪器

作为二十世纪的00后，李约瑟和同龄人并不是垮掉的一代。

他们赶上了由工业革命带来的科学技术大爆炸，从小就浸淫在知识的海洋里。

虽然小时候的李约瑟有些腼腆内向，但面对新的知识他却总是来者不拒。

父亲很早就开始教他写字、做手工活，也爱带他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他的父亲是位医生，一直以来都向他灌输当时西方的器物思想，对李约瑟影响颇深。

李约瑟在父亲的带领下一步一步了解了世界的纷繁，偶尔的旅行也成为他最期待的一件事。

在去过的地方当中，李约瑟尤其喜爱法国，还曾前往法国游学了一段时间。

这段经历让李约瑟学会了一门外语，也接触到了当地受压迫的工人阶级，为他后来的信仰奠定了基础。

李约瑟高中毕业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有结束，耳濡目染之下，还是走上了父亲的老路。

当时由于军队急需医疗人才，李约瑟被招募为皇家海军志愿预备役。

不过还没等开学，战争就结束了，李约瑟因此幸运地进入了剑桥大学。

图：在剑桥大学时的李约瑟

新的环境也带来了全新的想法，几乎在一瞬间，李约瑟突然改变了他想成为外科医生的想法。

外科医生的工作枯燥乏味，更像是一门手艺，不符合李约瑟所信奉的“Think Big”精神。

于是，在他导师的建议下，李约瑟选择了化学这门潜力巨大的学科。

“20世纪是化学的世纪！”

随后他跟随著名生物化学家霍普金斯参与研究工作，短短几年就因成绩突出晋升为高级讲师。

霍普金斯是生物化学的开山鼻祖式人物，发现了色氨酸、维生素等，1914年创立的剑桥大学生物化学系，1929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图：霍普金斯爵士

研究生物化学的时光对李约瑟来说是非常美妙的。

虽说他的父亲在这段日子里去世了，但也不妨碍李约瑟收获事业、爱情，还有父亲留下的遗产。

在霍普金斯的实验室里，除了李约瑟这样风度翩翩睿智非凡的男青年，还有许多聪明的姑娘。

李约瑟博学多闻，会说7种语言，和实验室里各国的姑娘们交流起来自然毫无障碍。

1923年，李约瑟开始与比他年长5岁的同时多萝西交往，很快便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第二年，他们两人喜结连理，随后李约瑟博士毕业，获得学院的“院士”荣誉，还分到了一间专属的寝室。

年仅24岁，李约瑟已然成为了众人心中的人生赢家。

他与妻子都在生物化学领域小有成就，结合两人的年龄差，颇有“神雕侠侣”的风范。

中国有古训，先成家后立业，李约瑟成婚后迎来了自己事业的巅峰。

历时多年，专著《化学胚胎学》在英出版，作为作者的李约瑟成为了这门学科的祖师爷。

他的妻子多萝西也在肌肉生物化学作用的研究中有所突破。

不久后，两人先后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成为了学界的美谈。

此前皇家学会中的夫妻档也只有维多利亚女王和他的丈夫而已。

如果此时的李约瑟一直沿着这条康庄大道走下去，或许能成为一名像他导师霍普金斯那样显耀的人物。

1937年，鬼子还没有进入中原。

一位怀揣着求知欲的女学生踌躇满志地登上了邮轮，和两位同学一道前往英国留学。

这名女子名叫鲁桂珍，中药富商家庭出身，聪明伶俐且胸怀知识报国之志。

到达英国后，她进入剑桥大学攻读生物化学博士，师从多萝西，李约瑟之妻。

图：鲁桂珍

鲁桂珍聪颖过人，一直以来都深得多萝西的喜爱，因此她也与李约瑟有不少的接触。

一来二去，两人之间就产生了一种难以形容的情感。

李约瑟沉迷鲁桂珍身上的东方闺秀气质，而鲁桂珍也被李约瑟的儒雅博学所吸引。

她恋爱了，他出轨了。

也许正是因为李约瑟爱上了一个中国姑娘，他对其他的中国学生也颇为关注。

渐渐地他发现了一个令他费解的疑问，中国人的智力并不比欧洲人差，可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呢？

当时的中国在西方人眼中充满愚昧、封建，社会制度落后也更没有科学技术可言。

于是李约瑟借机向鲁桂珍抛出了自己的疑问：“你们中国的科学技术为什么一直这样落后？”

常言道：先问是不是，再问为什么。

鲁桂珍出身医药世家，对祖国的科学技术有不少的了解，听到这话她当然不会沉默。

她将古籍中记载的一些科学成就细细地讲给李约瑟听。

李约瑟越听越是震惊，也越听越是疑惑，他迫不及待地想去求证鲁桂珍口中的那些惊人的成就。

早几年，李约瑟也曾出版过一本科学史类的专著《胚胎学史》，他清楚如何去调查。

但面对中国的历史，李约瑟无法接触到史料，也不懂得中文。

在中国的科学面前，李约瑟当然得向中国人低头。

他请鲁桂珍教他学汉字，用自己的方式抄了两遍英汉字典。

又让鲁桂珍从家里寄来书籍资料供他研读。

两年后，李约瑟和鲁桂珍联名写了一篇论文《中国人对食物疗法的历史贡献》。

没错，他又出轨了。

这次他爱上了中国的科学技术史，并决定将自己的下半辈子奉献于此。

李约瑟这个大名的姓氏也是他从最崇拜的老子（李耳）那偷来的。

说来也奇怪，出轨之于常人必会招来一通批判，但在李约瑟这里情况却变得很暧昧。

妻子并没有对李约瑟情感上的出轨做出一个女性应有的反应，似乎持一种默许的态度。

至于丈夫学术上的出轨，她也相当支持，还接受了丈夫的建议，起了一个中国名字——李大斐。

三人在一种难以想象的氛围中一起生活工作，却意外的和谐。

图：鲁桂珍、李约瑟、多萝西三人

1943年，李约瑟作为英国皇家协会中为数不多懂中文的代表访问战时的中国科研机构。

在英国驻华使馆的协助下，李约瑟建立起了中英科学和做官，向中国提供了大量的仪器设备和书籍。

在华期间，李约瑟游访了13个省份，结识了社会各界人士，从他们的口中收集到了非常宝贵的资料。

图：来访中国期间，李约瑟与鲁桂珍之父鲁仕国合照

李约瑟发现，当时的中国条件艰苦，战事不断，但科学家们却丝毫没有停下自己的研究。

“在被日军侵占的可怕境况下，为了继续科研工作，中国的专家们躲藏在各种难以想象的地方：一群生物化学家藏在云南很深的地窖里、物理学家躲在古塔里、统计学家把孔庙当作他们的秘密办公室……”

图：抗战时期，涌现出一批以科学技术救国的爱国学者

一种责任落在了李约瑟的肩头，作为同样奋斗在科学领域的一员，他有责任将中国的来之不易的成果输送到国际。

中英科学合作馆成立后，李约瑟访华的3年里，送出了138篇中国学者的论文。

其中有85%被西方各国发表，论文的高质量令各界都感到钦佩。

此后，李约瑟一口气出版了大量关于中国科学技术的书籍。

包括《中国科学》、《古代中国的科学与社会》、《中国人对科学技术的贡献》等等。

他甚至还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整理成文，发表在《自然》上，并向BBC寄去了广播稿，让西方了解中国。

对中国的实地考察更加坚定了李约瑟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决心。

旷世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被提上了日程。

在李约瑟对中国历史的挖掘下，许多科技瑰宝逐渐浮出水面。

高次方程的解法被认为是法国数学家霍纳最早于1819年建立的，但宋代数学家秦九韶早在1247年就提出了同样的方法，要早出半个世纪。

又例如擒纵装置，其被认为是近代科学革命的关键之一，是机械钟表的核心。

西方认为是十四世纪欧洲人发明的，但中国在723年就已经制造出这种装置，1090便出现了机械钟。

这些颠覆西方人认知的事实实在太多了，又如中国人的铸铁技术，领先欧洲千年之久。

再如防治天花的种痘法，经由中东西传至欧洲，拯救了无数人。

在李约瑟学习的化学领域，中国人早在1044年的《武经总要》中就指定了硝石为军用火药的配方成分，作为对比，西方人在十三世纪才知道硝石的作用。

就连我们耳熟能详的“四大发明”概念也是李约瑟最早提出的。

越是了解中国的科学史，李约瑟就越是困惑，他不断地发问：

为什么具有系统实验和自然知识假说数学化特征的近代自然科学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首先在西方兴起？

为什么在公元后一千五百年间中国发展科学比西方更为有效与领先？

为什么中国传统科学基本上处于经验阶段或达芬奇式的水平，而未能自发地出现近代科学或伽利略式的突破及随之而来的工业革命？

这就是“李约瑟难题”的完整描述。

为了找寻这个答案，李约瑟在之后的半个世纪联合富帅鲁桂珍及多名学者不断撰写《中国科学技术史》这部上千万字的巨著。

李约瑟的执着也得到了妻子李大斐在精神以及资金上的支持。

晚年，李大斐身体状况不佳，李约瑟也在研究之余尽力照顾她。

然而最终李大斐还是先走一步，李约瑟悲痛万分，随后娶了鲁桂珍做了两年名正言顺的夫妻，便又一次送走自己的爱人。

1996年，这位德高望重的大学者也到达了人生的最后站点。

虽然走过了96个年头，但李约瑟依旧没能打完中国科学技术史这场持久战。

今天，人们对李约瑟的评价多是中国科技史专家，似乎已经遗忘了他早年在生物化学中的贡献。

甚至有他的反对者称，李约瑟没有在自己博士研究的领域做出什么贡献。

也还有不少认为李约瑟过度拔高中国文明的声音。

但我们要知道，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仅仅是他在人生路上发展出的“业余”爱好。

拔高中国文明也好，贬低西方文明也罢，就促进东西方文化相互了解与交流这一点，李约瑟值得名垂千古。

当今时代，大家知道明星出轨能爆出新闻，却不知道在上个世纪科学家的出轨曾改变了世界。

谢选骏指出：人说弗洛伊德信口雌黄，我看至少在李约瑟的身上，可以验证这个犹太精神病医似乎有点所言非虚。

《李约瑟》报道：

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年12月9日—1995年3月25日），出生于英国伦敦，生物化学和科学史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景星学社社员，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首任所长。

李约瑟于1920年从英国剑桥大学毕业；1924年获得剑桥大学学士哲学博士学位；1942年至1946年在中国历任英国驻华大使馆科学参赞、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1946年至1948年在法国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主任；1966年至1977年任英国剑桥大学冈维尔—基兹学院院长；1978年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1983年担任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首任所长 ；1990年担任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 ；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95年3月24日逝世 。

李约瑟主要从事生物化学和科学史的研究 。

人物生平

1900年12月9日，李约瑟出生于英国伦敦  。

1917年10月，进入剑桥大学，在校期间参加学校的各种社团活动，还负责邀请学者前来给医学生做人文科学讲座。入学后放弃了成为外科医生的想法，改学化学。

1920年，从剑桥大学毕业，获得学士学位。之后到生物化学家弗里德里希·戈兰德·霍普金斯（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的实验室工作。

1924年10月，在剑桥大学完成博士论文答辩，被选为学院研究员，留校任教，并奖励K-1房间，享受诸多学校特权 。

1941年夏天，英国文化委员会任命李约瑟为设立在中国重庆的英-中科学合作馆馆长，并有参赞的头衔。

1943年2月24日，在经过10个星期的航程后，李约瑟搭乘美国军用飞机从印度加尔各答起飞，于下午抵达云南首府昆明。

1943年，英国伦敦皇家学会会员李约瑟士来自流井考察，并拍摄了当地盐业实况的图片。

1943年—1946年，李约瑟出行十一次，行程3万英里，他以外交官的身份几无禁区。他在戈壁沙漠的敦煌盘桓，在洞窟速写、拍照，积累了足够写一本书的资料。在中国期间找到了后来《中国的科学与文明》这一事业的重要助手王铃 。

1944年12月，在伦敦作了《战时中国的科学与生活》的广播演讲，为中国呼吁国际援助，促使英国文化委员会给予中国大批物资援助。

1946年3月，李约瑟收到了他剑桥的左翼朋友、生物学家朱列安·赫里胥（Julian Huxley）的电报，邀请他回英国担任新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处处长。在伦敦和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了两年。因为美国认为李约瑟亲共，并为他的工作制造障碍，不允许将联合国的经费发放到任何美国认为是左翼的科学组织。于是，李约瑟辞职返回剑桥，回到他的K-1，并马上着手他的计划。

1946年—1948年，在法国巴黎担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部主任。

1948年5月15日，李约瑟正式向剑桥大学出版社递交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写作、出版计划。1948年，李约瑟邀请王铃来到剑桥，担任《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的助理编辑，在剑桥大学出版社正式雇用王铃之前李约瑟将自己工资的一半分给他。

1954年7月下旬，李约瑟和妻子前往巴黎与仍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的鲁桂珍会面，开香槟庆祝著作即将出版。8月14日，主编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1卷出版。

1959年，被所在的冈维勒与凯斯学院的院士们选为主席。

1964年，李约瑟夫妇访华，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接见。 

1966年—1977年，担任英国剑桥大学冈维尔—基兹学院院长。

1971年，当选为英国人文科学院院士。

1983年，担任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首任所长。

1990年，担任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名誉所长。

1994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

1995年3月24日20时55分，逝世。

2009年，与白求恩、斯诺等人一起被评为“中国缘·十大国际友人”之一 。

主要成就

科研成就

科研综述

李约瑟关于中国科技停滞的思考，即“李约瑟难题”，引发了世界各界关注和讨论 。李约瑟所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即《中国科学技术史》）对现代中西文化交流影响深远 。

李约瑟认为丝绸之路上传播的不只是丝绸、陶瓷、茶叶等物品，还有科学技术。李约瑟列举了除了众所周知的火药、指南针、造纸与印刷术四大发明，还包括被中国人所忽略的水车、石碾、水力冶金鼓风机、活塞风箱、缫丝机、独轮车。而同一时期由西向东传播的重要技术，李约瑟只提到了四项：螺丝钉、液体压力唧筒、曲轴、发条装置。

学术论著

根据2022年3月中国科学院网站显示，李约瑟发表科学论文300多篇（生物化学和科学史约各占一半）、学术著作约50种，其重要的代表作有两种：一是1931年发表的《化学胚胎学》三大卷，创立了这门分支学科。另一是作为总设计师、组织者和主要撰稿人于1948年开始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拟出7卷34册，已出19册。

个人生活

家世背景

李约瑟出生于一个基督教知识分子家庭，是家中的独子。小时候他父亲就教他写字，还教他做木工活、观察鸟类和欧洲地理、植物分类等知识。在家庭朋友、医生约翰·布兰德-萨顿（Sir John Bland-Sutton）的影响下，李约瑟对科学产生了兴趣。通过观摩手术和为父亲的外科手术当助手。他在认识到自己在科学方面的才能和兴趣后，申请学习医学，想成为一名医生。

人物姓名

李约瑟，字丹耀，号十宿道人、胜冗子，原名约瑟夫·尼达姆。

情感婚姻

1923年春天，李约瑟开始与同事多萝茜·迈瑞·莫伊勒（Dorothy Mary Moyle）（中文名李大斐）约会。多萝茜年长李约瑟5岁，是一位研究肌肉的生物化学家。1924年9月13日，俩人结为夫妻。

1970年代中期，70多岁的李约瑟又迷上一位加拿大的华人女子时学颜（H.Y.Shih），并有过短暂却炽热的交往，他甚至想停妻再娶。但是，李大斐与鲁桂珍两人以“妻妾同盟”（concert of the concubinage），击退了时学颜，保住了他们的三角关系。

李约瑟基本上遵守了西方一夫一妻制，与妻子李大斐相敬如宾60余年，在她生病时不离不弃。但同时，他又与他的中国学生兼助手鲁桂珍相爱50余年，直到妻子去世后，89岁的李约瑟和84岁的鲁桂珍结为夫妻。后来三人分别葬于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的同一棵菩提树下。

1991年，鲁桂珍去世后，李约瑟又写信给时学颜和其他两位女士求婚，但都遭到拒绝。

谢选骏指出：多萝茜年长李约瑟5岁——因此多萝茜可以容忍李约瑟的三角恋情长达五十年之久。人说“虽然她习惯性地保持在李约瑟的聚光灯之外，她对李约瑟博士超过半个世纪之汉学研究的支持是不可或缺的。就像何丙郁指出的：‘假如没有鲁桂珍，就不会有李约瑟，只会在生物化学领域有一个约瑟夫尼达姆(Joseph Needham)’”。这样看来，李约瑟的头脑确实是服务于他的下半身的。如果时学颜和其他两位女士接受了李约瑟的求婚，他或许可以多活几年，并且开展又一个“中国XXX研究”的基金项目。

《李约瑟难题》报道：

李约瑟生于伦敦一个有教养的中产阶级苏格兰家庭，为独子。父亲是军医，母亲Alicia Adélaide Needham是音乐教师和作曲家。早年在剑桥大学受教育（学士1921年、硕士1925年1月、博士1925年10月），然后从1924年聘为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的教授（fellow），在弗雷德里克·霍普金斯实验室工作，研究胚胎学和形态发生。

1924年李约瑟与大学同学德萝西·莫耳（中文名李大斐）结为伉俪，两人齐头并进，都成为享誉世界的胚胎生化学家，并双双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31岁时出版了《化学胚胎学》，又发表《生物化学形态学》和《胚胎学史》，被科学界誉为“化学胚胎学之父”。德萝西·莫耳比他年长4岁。夫妻恩爱，志同道合。人到中年的尼达姆夫妇正处于婚姻美满、事业有成的巅峰状态。

1937年，三个中国人来到剑桥大学攻读学位（鲁桂珍、王应睐、沈诗章）。其中，鲁桂珍，一个南京药剂师的女儿，金陵女子大学毕业生，和李约瑟发生了婚外恋。（奇怪的是，李约瑟夫人李大斐接受他们两人的恋情，三人在同一屋檐下融洽共处长达50年，直到1987年李大斐病逝，李约瑟才于两年后迎娶默默陪在身旁的鲁桂珍。）鲁桂珍向李约瑟介绍中国悠久的“科学发明”和医药学，给身处“西方中心论”环境中的李约瑟带来很大的心灵震动，使他形成了“一个宝贵的信念，中国文明在科学技术史中曾起过从来没被认识到的巨大作用”。从此之后，李约瑟对中国科学发生极大兴趣，在鲁桂珍协助下开始学习汉语、文言文，立志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

1941年，李约瑟获选为英国皇家学会院士。受英国皇家学会之命，李约瑟从1942年到1946年在中国重庆任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他为战时中国优秀科学家在西方科学杂志发表研究成果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并结识了竺可桢、傅斯年等中国科学家和学者，收集了大量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文献。此外他又游历了还没有为日本占领的地方，包括敦煌和云南，又参观考察了中国各学术机构从而收集了大量文献和资料。这对他后来写《中国科学技术史》有极大帮助。

之后，他赴巴黎当上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的第一位部长，而且得到中国学者王铃的帮助而开始写《中国的科学与文明》。1948年，李约瑟回冈维尔与凯斯学院。尽管在1952年他因到中国查核细菌战的证据而受到排挤和批评，但并没有影响到他的写作计划。李约瑟从1967年至1976年担任冈维尔与凯斯学院院长。退休后，以他个人藏书为基础建立了东亚科学史图书馆。1987年，该馆发展为李约瑟研究所。1994年李约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1987年，李大斐病逝。1989年，李约瑟迎娶默默陪在身旁数十年的鲁桂珍为妻。1982年，他得了帕金森氏症，1995年在剑桥寓所辞世，享年94岁。骨灰安葬在研究所门前的菩提树树下。

贡献

李氏改变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只会农业和艺术的观感。他以受非正式汉学教育的外国学者的身份，突出中华传统科技文化的丰富内涵并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另外他对中国科技史的见解很独到。他的工作亦打开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科技史的研究和重视，使其成为重要的国际的学术，同时令中国学者对自己的科技史做更加深入广泛的研究。但是由于其自身并未接受过正规的科学史教育，研究中国科学史乃兴趣所致（这一点可以从他夫人的话中得证：“鲁桂珍曾坦言：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他的研究成果和结论后人必须以科学的态度正确对待。

同时亦因为李约瑟本是一位科学家，观点亦是以科学的眼光来看中国的停滞不前。他的李约瑟难题正好证明了这点。一些学者以历代的汉化和中央集权，来阐明“中国”文化思想上的高度一统性，欠缺多元化和竞争，从而使科技停滞。应注意是这些学者笔下的“中国”是指“汉族”生活区，而不包括自清朝前后的所包括的蒙、满、回、藏、苗等少数民族的居住区。

中国科学技术史

1948年，李约瑟向剑桥大学出版社提出了一个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的计划。在提议被接受的几周内，该项目已经发展到七卷，并且从那时起，内容一直在扩展。他最初的合作者是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任职的历史学家王铃，两人曾于李庄相识。最初的几年李和王致力于编制一份清单，列出每一项在中国创造的机械发明和和构思的抽象理念。其中包括铸铁、犁头、马镫、火药、印刷术、指南针和发条装置，其中大部分在当时被错认是西方的发明。书的第一卷最终于1954年出版。

该丛书获得了广泛的赞誉。李自己撰写了十五卷，但自1995年他去世后，更多卷陆续出版。后来，书的第三卷被拆分，因此现已出版了27卷。每一卷在完成时即出版，这意味着出版顺序和项目最初设想的顺序不一致。

今天，该项目仍在李约瑟研究所出版委员会的指导下进行，由梅建军(Mei Jianjun) 教授指导。

李约瑟难题（Needham's Grand Question）无疑是李氏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中心论题。他提出了：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

他个人见解是：中国长久没有发展了，如腓尼基人和希腊人早期的城邦和现代城市，要为生存而互相竞争的环境。中国实现首次统一后（可能指的是秦的统一），他所谓的“封建官僚制度”的政府实行中央指导性政策。所谓“封建”是指分封诸侯，所谓“官僚”是指皇帝直接管理官员，地方行政只对朝廷负责。官僚思想深刻地渗透到整个中国人的复杂思想中。甚至在民间传说中，也充满了这种思想。科举制度也鼓吹这种“封建官僚制度”

这种制度产生了两种效应。正面效应加上科举制度的选拔，可以使中国非常有效地集中了大批聪明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他们的管理使得中国井然有序，并使中国发展了以整体理论，实用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比如中国古代天文学取得了很大成就，其数据至今仍有借鉴价值，再比如大运河的修建等。

但这种“封建官僚制度”的负面效应是，使得新观念很难被社会接受，新技术开发领域几乎没有竞争。在中国，商业阶级从未获得欧洲商人所获得的那种权利。中国有许多短语，如“重农轻商”等，和中国历代的“重农抑商”政策表明了在那些年代的官僚政府的指导性政策。比如明朝末期的宋应星在参加科举失败后撰写《天工开物》，但他认为不会有官员读这本书。

在西方，发展了以还原论，公式化研究方法的科技。此种科技的兴起与商业阶级的兴起相联系，鼓励较强的技术开发竞争。在中国，反对此种科技的发展的阻力太大。西方式的科技发展却能冲破这些阻力，取得现在的成就。比如欧洲国家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在中国火药的基础上发明并改良火药武器。在这方面，自秦朝以后的中国不但比不上相同时期的欧洲，甚至比不上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

另外他补充到：中国所处的地理环境也互相影响了政府的态度。中国独有的水利问题（尤其是黄河）令中国人从很早的时候起就得去修建水利网，而且必须从整体集中资源治理，才能有希望解决水患问题。水利网超出了任何一个封建领主的领地，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封建主义让位给中国官僚式的文明。

最后他做出结论：“如果中国人有欧美的具体环境，而不是处于一个广大的、西面被沙漠切断，北面是寒冷的雪山，南面是丛林，东面是宽广的海洋的这样一个地区，那情况将会完全不同。那将是中国人，而不是欧洲人发明科学技术和资本主义。历史上伟大人物的名字将是中国人的名字，而不是伽利略、牛顿和哈维等人的名字。”李约瑟甚至说，如果那样，将是欧洲人学习中国的象形文字，以便学习科学技术，而不是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按字母顺序排列的语言。

另外现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转述了李约瑟临终前的观点：“李约瑟先生透过他多年来对中国以及中国人的了解，他确信中国能够再度崛起，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文化的国家，一个拥有如此伟大的人民的国家，必将对世界文明再次做出伟大贡献。”

评价

李约瑟难题引发了关于中国为何被西方社会的科学和技术超越的争论。但是，该难题本身的前提就有疑问，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并未高于西方，特别是科学，中国没有产生逻辑化的、系统的科学体系，只有零散的科学知识，偏重技术，缺乏理论研究。爱因斯坦就明确表示，由于中国既没有产生形式逻辑也没有产生实验方法，中国是不可能产生科学的。一些中国学者也指出，李约瑟对中国的科学技术过度高估。但如果对比墨子的故、理、类的中国己知的第一种逻辑体系，则以上两种观点很难成立。

他的主要研究集中于衡量儒家和道家在中国科技发现中的影响，并通过描述中国科技的传播者（diffusionist）过程，以强调中国科技发展为何与西方的可感知性独立性创造思维渐行渐远。

李约瑟的研究遭到一些学者的批评，包括对他就中国科技成就的强烈倾向，和强调中国对于世界创造的重要贡献。李约瑟的合作者之一，南森·席文（Nathan Sivin）在赞赏李约瑟的不朽贡献的同时，也主张李约瑟难题是一个反事实假设——它不可能有合适答案：“这个问题很纠结——为什么中国在工业革命时期不能击败欧洲列强？这个问题类似于去问：为何你的名字不能出现在今天报纸的第三页？”然而，席文的批判也可被历史研究方法论所否定，因为他的争论会排除了所有历史原因性讨论。席文的逻辑是一旦历史事件的原因没有发生，那么这个原因就是反事实的，因此就判定其不是有效答案。物理学家吴大猷说：“我国有些人士以为科学‘我国自古有之’，看了英人李约瑟大著《中国之科学与文明》而大喜，盖其列举许多技术发明，有早于西欧数世纪的，足证超于西欧也。然细读该书，则甚易见我国的发明，多系技术性、观察性、纪录性、个别性，而……弱于抽象的、逻辑的、分析的、演绎的科学系统。……一般言之，我们民族的传统，是偏重实用的。我们有发明、有技术，而没有科学。”

李约瑟对于儒家和道家的谴责，被许多学者争议为是早期中国共产主义者对其他竞争思想体系的简单反映。一个关于李约瑟难题的普遍但存在争议的解释是中国没有类似字母表的普及事物，其导致诸多结果：活字印刷术无法获得应有的推广；没有字母表的中国普遍存在较低的文化普及率及阅读书写能力，印刷品的成本高昂。比如，1725年，清朝政府整理25万活动字体才制作出64典的《古今图书集成》。但是这个解释很快遭到质疑：为什么西方国家仍然战胜了一些拥有字母表（比如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字母）的国家。

李约瑟的政治主张被许多学者视为异端，他在科技等方面的研究则基于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理想形式。1952年，李约瑟作为一个观察员参加了朝鲜战争，在他的报告中，他支持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美军在朝鲜战场中使用细菌战的指控。李约瑟的传记作者西蒙·温彻斯特评价道：“李约瑟理智地爱着共产主义，然而共产党的间谍人员却无情地欺骗了他。”温彻斯特也指出，因为李约瑟的政治谴责，他直到1970年代才从美国政府的黑名单中移出。

谢选骏指出：面对李约瑟之问，可以反问之曰——“欧洲人为何没有发明文字？”因为希腊字母的源头是腓尼基，那是亚洲的闪族人。由此可见，李约瑟之问的无厘头。

（另起一页）

【第四部分】

【中国娼妓史】

作者王书奴，年少浪荡。十年旧梦，依约扬州。对风月场之墨幕，十得八九。乃于1932年，作前无古人之举，推考娼妓之源，著中国第一部娼妓史，究根寻底，系统叙述，勒为专史，以志鸿爪，供社会、史学界研究。娼妓者何？"因要得到他人相当报酬，乃实行性的乱交，以满足对方性欲的，是为娼妓。"中国娼妓史者何？"记述吾国历代娼妓赓续活动之体相，为有组织有统系之研究，以阐明其承变演化之迹，及互相因果之关系，叫做《中国娼妓史》"。作者"少年时代曾经一度浪漫生活。十年旧梦，依约扬州。此中黑幕，十得八九"。

谢选骏指出：据说此书是不断革命的毛泽东之案头珍品——因为此书结合了“嫖娼的实践与嫖娼的理论”，可谓“毛泽东思想”的先师。

【目录】

第一章 引论

第一节 名称及定义

第二节 时代之区分

第二章 巫娼时代

第一节 中国娼妓史从何时说起

第二节 殷代之巫娼

第三章 奴隶娼妓及官娼发生时代

第一节 西周之奴隶娼妓

第二节 吾国正式官妓之成立

第三节 春秋以后女乐之发达

第四节 战国时代娼妓发达及原因

第五节 汉代之营妓

第六节 汉代官奴婢与娼妓

第七节 古代之男色

第四章 家妓及奴隶娼妓骈进时代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代奴隶与娼妓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代之家妓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代之男色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声妓特别发达原因

第五章 官妓鼎盛时代

第一节 唐代娼妓之概况

第二节 唐代进士与娼妓

第三节 唐代官史之冶游

第四节 唐代娼妓与诗

第五节 五代之娼妓

第六节 南北宋娼妓之概况

第七节 宋代官吏之冶游

第八节 宋代娼妓与词

第九节 宋代太学生与娼妓

第十节 宋代娼妓与官卖酒制度

第十一节 唐宋时代之家妓

第十二节 唐宋时代之女尼女冠

第十三节 唐宋时代南妓之勃兴

第十四节 辽金元之娼妓

第十五节 元代娼妓与曲

第十六节 明代初年之娼妓

第十七节 明代中叶以后之娼妓

第十八节 明代之男色

第十九节 明代娼妓与诗

第二十节 唐以后娼妓妆饰之变迁

第二十一节 花柳病起源之时与地

第六章 私人经营娼妓时代

第一节 清代中叶以前之娼妓

第二节 清代末叶之娼妓(咸丰以后)

第三节 清代之男色

第四节 民国以后之娼妓

第五节 废娼问题

【第一章：引论】

第一节 名称及定义

《说文》有"倡"字而没有"娼"字，梁顾野王《玉篇》上始有"娼"字，并说："娼也"字作何解？《说文》说："放也，一曰淫戏。"宋丁度《集韵》说："倡，乐也，或从女。"明人《正字通》说："倡，倡优女乐，别作娼。"根据以上所引，得有数种意义。

第一：知道古代娼女起源于音乐。所以后世娼女虽以卖淫为生，而音乐歌舞，仍为她的主要技术。

第二：知道古代"优""倡"不分。《说文》："倡，乐也。"又说："优，饶也。一曰倡也。"又说："俳，戏也。"清朝段玉裁《说文解字注》说："以其戏言之谓之俳，以其音乐言之谓之优。亦谓之倡，实一物也。"这几句话是对的，《三国志·蜀志·许慈传》说："慈与胡潜忿争，矜己妒彼。先主使群僚大会，使娼家假为二子之容，仿其讼阋之状，酒酣乐作，以为嬉戏。初以辞义相难，终以刀杖相屈，用感切之。"据是，则三国时代尚保存古初倡优不分的风气。

第三：知道古代娼为男女不分。《史记·赵世家》说："赵王迁，其母倡也。"《汉书·外戚传》："李夫人本以倡进。"又《李延年传》说："中山人，身及父母兄弟皆故倡也。"足见古代男女均可称倡，无画然之界限。所以自汉以后，文人著书皆写作"倡"，没有写作"娼"者。到了唐朝著述上始见"娼"字，如范据《云溪友议》说："崔涯每题诗于'娼'肆，无不诵之于衢路。"《因话录》说："陈娇如，京师名娼。"足见近代式的娼妓实始于唐。而且自唐以后娼妓俱以女性为大宗了。《说文解字》说："妓，妇人小物也。"与妓女义意毫不相干。后代用为女妓之称，实始魏晋六朝，为后起之义。《华严经·音义》上引《埤苍》说："妓，美女也。"又引《切韵》说："妓，女乐也。"(《切韵》隋陆法言著，《埤苍》魏张揖著)所以六朝人著书均以妓为美女专称。如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引干宝《晋纪》："石崇有妓人绿珠"梁沈约《宋书·杜骥传》："家累千金，女妓数十人。"于知道《说文》"妇人小物"之义，至六朝已晦，"家妓"制度，六朝时最为风行。至"娼""妓"名称，汉以来曰"倡"，曰"伎"，曰"女倡"，"女妓"，"御妓"，寥寥数名。

《东京梦华录》《老学庵笔记》婊子《名义考》风声贱人《金华子杂编》不过用大名范小名方法，以"娼妓"二字可包括无遗了。又吾国文字上惯例，往往以几个单字合成一个名词。在文字学上似乎不能算一个字，但在文法上讲起来，实在是等于一个字的作用。此等字既经一度结合后，往往凝固而不可复解。《旧唐书·天竺国传》说："百姓殷乐，家有奇乐娼妓。"以"娼妓"二字并合为一，尤其在言语中效力最大。要图说话时意义明白，界限清楚。用一个字不如用两个字吧。此即区区以娼妓名书的意义了。

至娼妓定义，言人人殊。择要写在下面：

《社会问题辞典》引路易定义说："以淫行为目的的妇人，获得代价，将自己身体提供于男子意思。"韦白斯特《大学字典》说："卖淫是妇女公然淫荡。尤其公然出卖的。"伊凡布罗和博士说："娼妓是一个男的或女的，把他或她自己卖给许多人，以满足他们的性欲，并且不加选择。"日本性学专家青柳有美氏说："卖淫妇者，因为性的乱交，而得到自己或他人生活费之全部或一部分之女子。"Bebel氏在其所著《妇人与社会主义》中说："婚姻是市民世界性生活的一面，其他一面就是卖淫。婚姻是质的表面。……卖淫是质的里面。……卖淫是市民社会的一种必要的社会制度，和警察，常备军，教会，雇佣，制度同样。"

愚乃综括诸家立论，假设一全书定义曰："因要得到他人相当报酬，乃实行性的乱交，以满足对方性欲的，是为娼妓。"男子卖淫，事同一例。记述吾国历代娼妓赓续活动之体相，为有组织有统系之研究，以阐明其承变演化之迹，及互相因果之关系，叫做《中国娼妓史》。

谢选骏指出：人说“婚姻是市民世界性生活的一面，其他一面就是卖淫。婚姻是质的表面。……卖淫是质的里面。……卖淫是市民社会的一种必要的社会制度，和警察，常备军，教会，雇佣，制度同样。”——我看这是典型的唯物辩证法。不过说到优伶与娼妓的共同起源，却也涉及到了“艺术与道德的冲突”，以及“现代的演员等于古代的娼妓”——以女性为主，以男性为辅。

第二节 时代之区分

史事变迁，具有因果，前后一贯，有如长河之回环曲折，首尾衔接；又如四时运行，渐而无迹。夫人类生活习惯，无骤变之迹，亦无骤变之理，此殆历史家主要之原理。故以连续史实，勉强画而为几个时代。其无当于理也似甚明。梁任公有言："孟子尝标举知人论世之议，论世者何？以今语释之，观察时代之背景是也。人类于横的方面为社会生活，于纵的方面为时代生活。苟离却社会与时代，而凭空以观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之思想动作，则必多有不可解者。未了解而轻下批评，未有不错误也。"依任公的话，人类与历史固有关系，人类与时代社会关系则尤为密切。盖历史本以纪录人类继续活动之体相，人类活动往往能转移时代，而历史发生变化了。社会变迁，生活改观，亦能影响于人类之活动，而历史又发生变化了。吾国娼妓团体，在历史上变迁当然受环境上文化政治经济种族诸种改革之影响，换句话说，就是不能不受"时代生活""社会生活"之支配。兹综合其最重要趋势，区分为五个时期，并非有天然之鸿沟，亦无碍于历史继续之性质。为便于编者及阅者研究顺利而已。

第一期由殷代成汤至纣亡国(公元前1783年-公元前1123年)凡644年，为巫娼时代(一称为宗教卖淫时代)。欧洲古代巴比仑埃及诸国，及东方日本印度，社会蒙昧时期，俱经过巫娼一阶级。现在拿吾国古初纪载考据起来，殷代巫风最盛，确有"宗教卖淫"事实，及"巫娼"遗迹。故以这个时期为吾国娼妓史的开头。

第二期由西周起至东汉灭亡止(公元前1122-公元219年)凡1330年，为奴隶娼妓及官娼发生时代。公元前四世纪雅典城户口统计，自由平民有二万一千人，外国侨民有一万人，奴隶有40万人。罗马全盛时征服各地，俘虏敌方十数万人以归，悉卖为奴隶。罗马法且认奴隶为合法。而希腊罗马娼妓，都是奴隶组成的。我们现在研究甲骨文及周金文，知道吾国奴隶制萌芽于殷而大盛于西周，故奴隶娼妓，以西周为鼻祖。其后管子"女闾"，汉武"营妓"，所有娼妓，仍然是奴隶，就是照西周法子扩而大之。唐宋以后的"官妓"、 "营妓"，也都是照样办理，如法泡制。不过变本加厉罢了。

第三期由三国起历南北朝至隋亡止(公元220-617年止)凡435年，为"家妓"及"奴隶娼妓"骈进时代。娼妓本是奴隶出身，看了吾国过去历史官奴隶极盛，变为官妓、私奴隶极盛，变为家妓或私娼已成不可磨灭的定例。秦汉之间"私奴隶"逐渐发达，魏晋南北朝时"家妓"乃臻空前盛况。一方面汉代"营妓"制度，南北朝时仍然沿袭未改。做营妓的人，当然都是奴隶。尤奇怪的是"男娼"在这个时代的盛况，亦与"家妓"并驾齐驱。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四期唐宋元明四朝(公元618-1643年止)为官妓鼎盛时代，凡1028年。这个时期唐宋有"官妓"、"营妓"，明代有"教坊乐户，"仍然是"奴隶娼妓"变相。历千余年不衰。清朝龚自珍论其事曰："……凡帝王所居曰京师，以其人民众多，非一类一族也。是故募召女子千余户人，'乐籍'。'乐籍'既棋布于京师。其中必有资质端丽桀黠辨慧者出焉。目挑心招，捭阖以为术焉。则可以箝塞天下之游士。乌在其可以箝塞也？曰：使之耗其资财，则谋一身且不暇，无谋人国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则无暇日以谈二帝三王之书，又不读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缠绵歌泣于床笫之间，耗其壮年之雄材伟略，则思乱之志息，而议论图度，上指天下画地之态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为体词赋游戏不急之言，以耗其才华。则论议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如此则民听壹，国事便，而士类之保全者亦众。"(《京师·乐籍》说)照龚氏的话看来，唐宋以后"官妓"制度是专制帝王所以使一般英雄豪杰沉迷于妇人醇酒中，乃无暇做革命事业，而帝王万世之业遂可坐享。换言之，就是专制帝王一种"愚民政策"，龚氏的话，真耐人玩味！第五期自清开国以后(1644年以后)为私人经营娼妓时代，凡288年。顺治十六年，京师教坊司女乐改用太监，康熙十二年，礼部奏各省春仪禁用伶人娼妇。雍正元年以后迭次诏谕，解放各省教坊乐籍等贱民阶级。历唐宋元明四朝"官妓"至是乃革除，此后娼妓完全为私人经营，相沿数千年奴"隶娼妓"遂成历史上名词。但自清末京师及各省先后抽收"妓捐"，以纳资于官厅者为"官妓"，否则为"私妓"。而变相"官妓"复活历民国后不衰。

谢选骏指出："官妓"——"私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都是“政府”说了算。

【第二章 巫娼时代】

第一节 中国娼妓史从何时说起

阳居子说："太古之事，孰志之哉？"屈原曰："遂古之初，谁传述之。"吾国汉以后儒生之研究历史者，专喜欢高谈所谓"太古"之事，所谓"遂古"之初。如《尚书》托始于唐虞，《史记·五帝本纪》亦仅以黄帝为开幕。到了谯周皇甫谧乃推至于伏羲。徐整以后则又上溯于三皇五帝盘古开辟。但这些说法，都包括了"史前时代"(Prehistoric Age)。若绳以近代欧西学者治古史方法，凡是研究"史前史"的，不能仅凭相传之纸本书，必以地下发掘之"古器""古物"为标准。吾国"古器""古物"流传到现在的很少，现存纸本书能考据虞夏商周文化的，亦仅有汉儒传下来的《尚书》28篇，及晋人发现《竹书纪年》数篇而已。但据清人魏源所考订，则《尚书》虽始于尧舜，大抵为周代史官所录。(《书古微》)古本《竹书纪年》虽始于夏禹，然晋儒杜预以为为魏史官所缀辑。(《左传集解后序》)所以这两部书内容，是否为古代信史，吾人尚不能保证。谈到以实物证明古代史实，非但尧舜茫难知，即夏禹亦恐荒唐无考。近代新史学家动谓尧舜禹皆无其人，一般人都说他们疑古过甚，爱出风头。但没有地下"古物古器"为反驳工具，终无以关其口而夺其气。我们研究古史稍有一线曙光，就赖清末发现甲骨文一事。这一桩事在吾国文化史上应当大书特书的。其发现时候为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其发现地方为今河南安阳县西五里之小屯，确为殷代盘庚以后都城。其内容所记帝王之名，则自帝乙以前为止。所记大半为当时卜筮之事，字句至为简略。近人考据其字之单字约在两千上下，其字之可识者有789个。殷甲骨文经罗振玉、王国维诸人精密考究，其地域时代及文字内容俱灿然大明。殷代历史既有实物(甲骨文)为之佐证。则与尧舜夏禹等茫昧无稽者，大异其趣了。所以"甲骨文"在学术之价值，实远过汉儒所传《商书》数篇，及晋人《竹书纪年》百倍以上。自"甲骨文"发现，经多数学者之考释，其影响于文字学史学为最钜。姑择要言之：甲、影响于文字学者：

1、可与金文相佐证相发明。

2、为能纠正许慎《说文》等之错误，而许氏身价为之一减。

乙、影响于史学者

1、使历古相沿史学上"传说""神话"诸谬说，根本动摇。

2、可以证明古代社会文化(尤其是殷代)状况，吾国史学上开一新纪元。

我的朋友胡小石说："若要确定中国信史时代，应以有可靠文字成立为准则。……从文字学上去断定史事，此路是可通行的：……中国文字可得而征信的，大要从殷代讲起。"又说："吾国文字，由图画蜕变可无疑义。故六书应以象形为第一。但文字与图画区别，究在何处？前者是用一种形体以代表所欲表明之动作。……随后图书形体，一变而为文字中名词，但名词又不能表示动作，乃另造动字以应用。故动字正式成立之日，即文字对图画宣告独立之时。"胡氏又从殷文中看出殷代社会状况。他说："看看这些图形(甲骨文)有什么意义？1、图腾之遗制，2、宗教之礼仪，3、武功之炫耀，4、田猎之娱乐。"

此种文字已完全脱离图画范围，大概为殷末武乙以后遗物。比铜器图形，稍为晚出。(详胡适著《中国文学史》)依胡氏说，文学成立，始自殷朝，则历史当以殷为鼻祖，无可疑义。

近人郭沫若说得好。1、中国古物只出到商代，是石器骨器铜器青铜器，在商代末年还是金石并用时期。2、商代已有文字，但那文字80%以上是极端象形图画，而且写法不定，文的构成上亦或横行或直行，横行亦或左读或右读，简直是五花八门，可以知道那时文字产生还不甚久，文字还在形成途中。3、商代末年，还是以牧畜为主要生产。卜辞用牲之数，每每多达三四百以上，即其证据。农业虽发明，但所有耕器还显然是蜃器或石器。所以农业在当时是很幼稚的。我们根据三个结论，可以断言的是商代才是中国历史开头。 "在商代都还是金石并用时代，那么在商代以前的社会，只是石器时代的原始未开的野蛮社会。那是可以断言的。在商代都还在文字构造的途中，那么唐虞时绝对做不出什么《帝典》、《禹贡》、《皋陶谟》，在黄帝时代更绝对做不出什么《内经·素问》，及已经消灭的一切道书。还有在商代都还是牧畜盛行时代，那么商代的社会必然还是一个原始共产制氏族社会。"(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以实物的"甲骨文"做根据，来探讨古代历史。数年来，经多数学者之精密研究。我国历史，当自殷朝开幕，已成定谳。并且历史学家、文字学家、社会学家意见均趋于一致。所以我们现在要做信而有征的娼妓史，当托始于殷朝，是无可疑义了。

谢选骏指出：郭沫若的考古知识只到商代，所以才说“商代的社会必然还是一个原始共产制氏族社会”。

第二节 殷代之巫娼

依前节所说，商代是由牧畜初入耕稼时代，是由原始社会入氏族共产社会时代。至当时男女关系，虽距"野合杂交"之期已远，但强半犹徘徊"母系社会"中，最多亦刚巧入于"父系中心"时代。婚姻制度确定，性的关系渐受限制，女子变为男子一种奴隶，一种财产。社会中渐有产生娼妓可能性。然近代"职业娼妓"，当然不能发现。则殷代果无娼妓踪迹吗？是又不然。世界各国未诞生"职业娼妓"时候，都是先有"巫娼"。社会学家所说的"宗教卖淫"，就是指的这个。

罗素说："古代娼妓制度绝不如今日之为人鄙视。其原始固极高贵。最初娼妓乃一男神或女神之'女巫'，承迎过客为拜神之表示。其时人御之，亦必事之，然基督教父诟詈诉毁，连篇累牍，目为异端陋俗，及撒但遗孽。兹后娼妓遂由庙宇驱入市场，沦为商业。……印度一隅娼妓制度，由宗教性质蜕变为商业之程序，尚未完成。"

Katherine May 女士于所著 Mother India 一书中，引称宗教娼妓制度之遗存，为印度之诟病。(据黄席群译罗素《婚姻道德》第九章)《社会问题辞典》说："卖淫起源有接待卖淫，祭礼卖淫，宗教卖淫三种。前二者没有金钱受授的关系。宗教卖淫，初行于古代巴比仑。以后传到希腊，闻说孟买今仍流行。这种卖淫在寺院底殿堂里。'巫女'或'舞女'应参诣者希望，提供肉体，获得一种报酬香钱，这个香钱，变为祝仪，归寺院收纳。……"

沙尔·费勒克著《家庭进化论》上说："所以遗存到后来女子公有之习惯。……大多数是取一个神怪淫乱形式。女子为获得身体自由，当然也就不能不淫乱一次，或是数次。时代进步了，此种牺牲也就渐渐消灭。……在巴比仑女子一生之中，总有一次是不得不到 Venus 圣堂去淫行的。希罗多特(Herodote)在纪元前440年已讲到这一件事。他说："在某地方一切女子，在她有生之中总有一次是不得不到 Venus 圣堂里去，给外来人淫乱的。……等到她到了圣堂的时候，除去某某外来人丢钱到她膝前，到圣地以外同她性交，她是不能回去的。……钱的数目，不论多少，都不许拒绝不接收，法律是禁止拒不接收的。因为这个丢到膝前的钱，是要成为神圣的，她是要跟那一位首先丢钱的，无论丢钱的人是多少，都不许拒绝的。"又说："在古代埃及的推背士(Thebes)把贵族阶级最美丽的女子，奉给亚孟神(Amon)，就是当时的习俗。女子在神庙内淫乱之后，经过一个时期，并且得到金钱与名誉之后，要找一个富的结婚，也是很容易的。"

日本利彦《妇女问题本质》上说："从前巴比仑女子，每年一次在米苏达神殿，为一般男子自由性交物。……"又说："前面所叙的女子在神殿内一时的公开，也可以说明卖淫的起源。在那个时候，欲行自由性交的男子，须献贡品于神。到后来变为出香火钱，与神殿"巫女"自由性交，以后再变为卖淫，成为娼妓了。看了上面所引，欧西各国娼妓均起源于"宗教"，古代的"女巫"或"处女"，古代的"神殿"，就是妓女及妓院的滥觞。我国是怎样呢？研究过去记载，与欧西一样。殷代或殷代以前，确经过"巫娼"一阶级。试说明于下：

在原人生活中，差不多事事都含着一种宗教的臭味，他们部族的酋长，就是他们宗教上领袖。所以在他们部族中，能行"巫术"的，即能受众人信仰和推戴。他立刻可以升为酋长。换言之，"巫术"乃在暗地能役使鬼神来福人或祸人，这些巫术家若其能力足以役使鬼神，呼风唤雨，马上就可被众人拥戴为酋长，尊若帝王了。古代欧洲、埃及、希伯来、巴比仑祭司都是如此。我国古书传说，黄帝能召百神，又会万灵于明堂。且死时能变形而升天。(《史记·封禅书》)汤代桀以后，大旱七年，汤以身为牺牲，翦爪断发，着布衣，婴白茅，祷于桑林，天乃大雨。(《墨子·兼爱》，《荀子·大略》)黄帝商汤以此巫术愚民，乃受海内拥戴而登高位。

殷代尤徘徊于"母系社会"中，距离原始共产时期不远。故巫风特别发达。举几个例证如下：

(一)殷代一切政教几全掌于巫觋之手

1、有祭祀之巫

《白虎通论》说："殷教以敬，故先祭器。"又说："敬形于祭，故失也鬼。"《礼记·表记》说："殷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说文》说：祭主赞词者，叫做祝，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叫做巫。龟甲文"巫"作(《殷虚书契》后编4页)(《铁云藏龟》43页)商承祚说："此从象巫在神幄中，两手捧玉以事神。"则"巫"在各项祭祀中，当然为主要之人物。又甲骨文中又有象形字，如两手持鸟于神前的，两手持禾于神前的，两手持贝于神前的，两手持牲头于神前的。其字虽不可识，然必为助祭执事诸人，罗辑卜辞共1169条，分为祭祀、卜告、卜享、出入、渔猎、征伐、卜年、风雨、杂卜九项。而祭礼一项，有538条，居最多数。则殷代巫鬼风气之盛可知，巫地位之重要又可知。此其一。

2、有测天之巫

《礼·月令·正义》说："……三曰宣夜。旧说云：殷代之制。其形体事义无所出以言之。"准此则宣夜天文学出于殷世。《史记·天官书》说："昔之传天数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义和，夏有昆吾，殷商巫咸。"是殷巫兼明天文学实证。

3、有主卜筮之巫

《周礼》卜人祭祀先卜。郑玄说："先卜谓始用卜筮者。言祭言祀尊焉。……"《世本·作篇》："巫咸作卜筮，未闻其人也。"据此则卜人尊巫咸为先卜，卜筮必先祭之。此非巫者兼主卜筮的明证吗？

4、有明医药之巫

古者巫医并称。孔子说："人而无恒，不可以做巫医。"《说文解字》说："医治疾工也。古者巫彭初作医。"王充《论衡》说："巫咸能以祝延人之疾。"《淮南子·说山训》高诱注："医师在女曰巫，在男曰觋，针石糈藉，皆所以疗病求福祚。故曰'救钧'。"《周书·大武解》："武王既胜殷，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周虽以兵力服殷，而尤仍其故俗。殷巫兼通医术，昭然若揭了。

(二)巫者居高位

汉王逸《楚辞·离骚》注："巫咸，古神巫也。当殷中宗之世。"《说文解字》："巫，祝也。古者巫咸初作巫。"《尚书》序："伊陟赞于巫咸"。《读子卮言》说："溯厥古初，官制粗立。吾想其时设官不过一二人，而发明之学术，亦不过一二端而已。古代之官，唯巫与史。……记人事曰史，(原注《说文》、《史记》事者也)事鬼神曰巫。(原注见《尚书·伊训传》)古人主祭祀，教鬼神，故'史''巫'二职并重于时。迄于后世，智识日增，知鬼神之事渺托无凭，不如人事之为重。于是史盛而巫衰，一切官职均以史为之，浸假以史而夺巫之席，而巫则或以妇女充之。是仅以巫为治病求福之用，不足与史相颉颃。洎于周末，巫之道亦几乎息矣。然在后世虽史盛而巫衰，而在古代则并无所轩轾。……"

江氏说巫史盛衰，系泛论古代，并未指明何朝。而殷代正巫者居高位时期，所谓"史巫二职，并重于世"，不啻为殷代说法了。至于殷代女巫，凡近代娼妓所谓"才""情""色""艺"，几无一不完具。谁说她没有做"巫娼"可能性呢？今述其特质如下：

1、工于言语

楚观射父论巫觋曰："其智能上下鬼神。"清黄以周引伸其义曰："谓巫祝善词令，能比上下以荐信于鬼神也。"再看《易序·卦传》说"兑为口舌，复为巫，为少女"。大概以为巫者能以口舌擅长，而为巫的又多少女。故并取象于兑。这不是"女巫"会说话的证据吗？

2、工于媚男子秘术现在姑且以后代事实作例证，《旧唐书·棣王琰传》："琰妃韦氏有过，……置于别室。宠二孺人又不相协。……孺人乃密求巫者书符置琰履中，以求媚。"《金史·元妃李氏传》："先皇(指金章宗)平昔或有正御，李氏嫉妒，令女巫李定奴作纸木人鸳鸯符以事魇魅。"这两件均是殷以后事情。愚意必定是古代相传法术，绝不是唐金二朝女巫创造的。殷代"巫风"鼎盛，以后证前，这种作符媚男子秘术，殷朝"女巫"必然是会做的。3、妆饰美丽歌舞动人老友胡小石说："河东(指殷言)文化，虽被河西(指周言)文化征服。然而并没有灭绝。楚人就是此项文化一部分保存与继续者。"胡氏这几句话，是很对的。(胡举例证甚多，参看他著的《中国文学史》。)古所谓巫，楚人亦谓之灵。(汉王逸《楚辞》注：)历代描写"女巫"最好的要数屈原的《九歌》，现在写几节在下面：疏缓节兮安歌，陈竽瑟兮皓倡。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东皇太一》)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云中君》)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少司命》后代所谓"香箧""无题"等香艳诗词，连篇累牍，那里有屈大夫写得这样风情绝世，缠绵悱恻呢？近人王国维亦说到楚国女巫，曰："至于浴兰沐芳，华衣若英，衣服之丽也。缓节安歌，竽瑟皓倡，歌舞之盛也。乘风载云之词，生别新知之语，荒淫之意也。是则灵之为职，或偃蹇以象神，或婆娑以乐神，盖后世戏剧之萌芽，已有存焉者矣。"(王著《宋元戏曲史》)你看上面所引，近代"才""情""色""艺"俱备的娼妓，拟之楚国"女巫"，不过如小巫见大巫吧。楚为直接继承殷代文化者，则殷楚两民族必有同样之风俗习惯。故殷重巫鬼，楚亦信巫鬼，重淫祀。楚既有如此妙丽"女巫"，以彼例此，可以想像殷代"女巫"之艳绝人寰。所以殷代之有"巫娼"，已成不可磨灭的事实。我们拿《尚书·伊训》看："汤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于色货，恒于游畋，时谓淫风。……唯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可以知当时"巫娼"事业非常发达，业已成为风气，故曰"巫风"。士大夫沉迷其中，盖不知凡几。故汤制"官刑"以警告百僚，所谓"酣歌恒舞"，所谓"殉于色货"，不是明明指百僚狎昵"巫娼"吗？

有人说：《伊训》这一篇系伪古文《尚书》，靠不住。这话也对的。我们再拿《墨子·非乐》篇引古真本《尚书》来看：先王之书，汤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宫，是谓"巫风"，其刑君子出丝二卫。小人否，似二帛黄径。……

近人陈柱释其义曰："似二伯黄径"句，疑本为"以二帛黄经"。"以""似"音近而讹。"帛""伯"古通作"白"。故误为"伯"。"径""经"亦形音俱近而讹。……"二卫"与"二帛"相类，"丝"与"经"亦相类也。(见陈柱著《墨学十讲》。)陈氏这几句话是很正确的。看了上面所引，知道伪《尚书·伊训》所说，是依照《墨子·非乐》篇铺张修饰而成，也绝非无影造《西厢》的。大约商汤时候，人们狎昵"巫娼"已成为风气，故制为官刑以惩戒他们。即以振饬纪纲，所谓"出丝二卫，二帛黄经。"非惩罚条文吗？"君子小人"大概指贵族平民而言。惩罚条文，小人似重于君子。则阶级制度，殷代业已萌芽了。

又大凡社会蒙昧时代，巫觋最盛。每逢令节良辰，必定将一团体民众男女，开一个无遮大会。这一天谑浪笑傲，恒舞酣歌，结美满之姻缘，为人生之至乐。结果陌上桑间，实行自由解决性欲。尤为习见习闻的事情。西方埃及罗马，及吾国苗族，均有不谋而合的事实发现。

我们知道希罗多德虽觉得两性的关系是不洁净的，但在希腊地方，还是有许多圣妓的团体。相传罗马春花女神傅罗拉(Flora)就是一个妓女。她每年的节期称为傅罗拉节，是在4月底至5月初一星期中庆祝的，并且是一个皆大欢喜，放纵情欲时期。有人告诉我们说，在这个节期中，罗马娼妓常在众目昭彰的地方，脱去衣服跳种种裸体淫荡的舞。(Leo Mankun 著《欧美淫业史》)

古代埃及人的血很热，女子十岁就达婚期，少女们在太阳神化笃阿的境内。营所谓神圣卖淫，是一种神圣职务。他们的宗教，有所谓埃各司和乌斯里司的男女性神。当举行祭礼的时候，男女都在尼罗河边，跳淫猥不堪的舞。(瑟卢《娼妓制度考》)花苗每岁孟春合男女于野，谓之"跳月"。预择平壤为月场，及期，男女皆更服饰妆，男编竹为芦笙，吹之而前。女振铃继其后以为节，并肩舞跳，回翔婉转，终日不倦。暮则挟所私归，谑浪笑歌，比晓乃散。(田雯《苗俗记》)溪峒男女相歌于正月朔，三月三，八月十五，而三月谓之"浪花歌"，尤无禁忌。(《峒溪纤志》)吾国春秋后社会已进化到开明之域，犹残留着同样的习惯。

郑国风俗，三月上已，于溱洧雨水上举行禊礼。即有男女相谑，采兰赠芍的事情。(《韩诗外传》及《诗经·郑风·溱洧》)齐国州闾之会，亦有男女杂坐，履舄交错留髡送客的事情。

《史记·滑稽列传》述："齐国州闾之会，男女杂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壶，相引为曹，握手无罚，目眙不禁；前有堕珥，后有遗簪，日暮酒阑，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错，杯盘狼籍。堂上烛灭，罗襦襟解，微闻芗泽。"你看郑国溱洧之会，至于男女采兰赠芍，戏谑无禁，男女交际是何等自由？解决性欲，又何等自由？齐国州闾之会，则公然"男女同席，履舄交错"，甚乃"罗襦襟解，微闻芗泽"。又殷民族与苗民族同为"巫觋"极盛时代，以后证前，虽书缺有间，当然有同样习惯。至春秋战国时，郑齐风俗其狂易浪漫程度，与古代罗马、埃及及近世苗族大致相似。恐怕也是殷代"巫风"所留遗罢？又春秋庄二十三年公如齐观社，《左传》说："观社，非礼也。"在表面看，观社有什么不在礼吗？但是《墨子·明鬼》篇说："燕将驰祖，燕之有祖，当齐之有社稷。宋之有桑林，楚之有云梦也：此男女所以属而观也。"因有男女"属而观"的关系。所以《谷梁》说："以是为尸女也。"《公羊》说： "公——指鲁公——陈佗也。"(谓越境淫于民间)清人俞理初说："鲁庄到齐观社，实为观女人。"(俞著《燕祖齐社义》)我以为就是吊膀子，轧姘头，乘男女"相属而观"的皆大欢喜会场上，随时随地，解决性交。这样的情形，无疑的是蒙昧时代"群婚"制的残迹。恐怕也是"巫风"所留遗吧？

谢选骏指出：这是马克思最为向往、恩格斯最为怀念的“原始共产主义”——附带共妻作为调剂。

英国哲学家罗素说——"古代娼妓制度绝不如今日之为人鄙视。其原始固极高贵。最初娼妓乃一男神或女神之'女巫'，承迎过客为拜神之表示。其时人御之，亦必事之，然基督教父诟詈诉毁，连篇累牍，目为异端陋俗，及撒但遗孽。兹后娼妓遂由庙宇驱入市场，沦为商业。……印度一隅娼妓制度，由宗教性质蜕变为商业之程序，尚未完成。"

我看罗素这位大英嫖客，故意歪曲历史事实，隐瞒嫖妓传染性病。

【第三章 奴隶娼妓及官娼发生时代】

第一节 西周之奴隶娼妓

《易经》有童仆臣妾等字，玩文当为奴隶。殷周之间为由母系中心移为父系中心时代，又为牧畜时代移转为农业时代，故"奴隶"渐渐发达。考甲骨文有"奴"字、"奚"字、"婀"字、"嬖"字、"丐"字、"俘"字，(罗振玉《殷虚书契》)《说文》以奴为古罪人。郑玄《周礼注》"奚犹今(指汉)官婢。"汉赵岐《孟子注》谓："婀为侍嬖，为爱幸小人。"《说文》又谓"亡人为丐，军所获为俘"。可见殷朝已有阶级存在，而奴隶制已萌芽。到了周朝，则奴隶非常发展，百姓与民对举，大夫士与庶人对举，"君子"与"小人"对举，见于经传中，更仆难数。小人又叫做"庶民"，"黎民"，"群黎"，"君子"即"百姓"。便是当时贵族，其他则为"奴隶"。在春秋以前两种阶级，实有划然界限。我们先拿周金来证明。周金文中关于锡臣仆事甚多，民人亦得以锡予。盂鼎 "锡汝邦 三伯人，鬲囗驭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周金文存》)齐侯"余锡汝厘都囗囗，其县三百。余命汝嗣(其)厘邑，造国徒四千为汝敌寮。……余锡汝车马戎兵，厘仆三百又五十家。汝以戒戎作。"(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不敦 "伯氏曰不，汝小子肇敏于戎工，锡汝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周金文存》)克尊，"太师锡白克仆卅夫。"(《周金文存》)以上所引庶人、臣、仆臣，俱奴隶之变名。奴隶锡予，以家数计，变为世袭家生，如元代"驱口"一样。所以《左传》上说："斐豹隶也，著在丹书。"斐豹谓宣子曰："苟焚丹书，我杀督戎。"(《襄公二十三年传》)"丹书"就是"奴隶籍贯"。如后代"卖身契"一样。如焚丹书(奴籍)则成为平民。这不是周代奴隶有"奴籍"证据吗？再看《周礼》："司厉掌盗贼，其奴男子入于罪隶，女子入于舂槁。"郑司农注："谓坐为盗贼而为奴者，输于罪隶，舂人槁人之官也。……由是观之，今之奴婢，古之罪人。……"由郑氏话推之，《左传》上所谓士、皂、舆、隶、僚、仆、台、递相臣役。(《左传·昭公七年》)与斐豹隶(《襄公二十三年》)是一样性质。又《冠子·世兵篇》："百里奚官奴。"《吕览·开舂论》："晋叔向为之奴而。"就是与《周礼》司隶下罪隶百二十人，也是一样性质。这就是周氏的"官奴"。又《周礼·地官·舂人》下："女舂二人奚五人。"《槁人》下："女槁每奄二人，奚五人。""女八人，奚四十人。"

《天官·酒人》下："女酒三十人，奚三百人。"《浆人》下："女浆十五人，奚百有五人。"《笾人》下："女笾二十人，奚四十人。"《盐人》下："女盐二十人，奚四十人。"《醢人》下："女醢二十人，奚四十人。"《幂人》下："女幂十人，奚二十人。"《继人》下："女继三十人，奚三十人。"《春官·守祧》下："女祧每庙二人，奚四人。"《天官·世妇》下："女府二人，女史二人，奚十有六人。"又"祝四人，奚八人。""女史八人，奚十六人。"

汉郑康成《周礼·酒人》注："古者从坐男女没入县官为奴，其少才知者为奚。"齐女三嫁入于舂谷。(《管子·小匡篇》)楚钟子期父杀人，其母即为公家酒。(《吕氏春秋·精通篇》)这就是《周礼》上的女舂穴及女酒。齐楚大约都是沿周朝法制吧。这就是周代的"官婢"。

以上所述，西周奴隶，其来源大概出于"罪隶"，如前举周金中都有很详明的表示。《周礼》亦有蛮隶、闽隶、夷隶、貉隶等名，都是以敌国俘虏充奴隶的证据。《左传》上说："周分鲁公以殷民六族。与康叔以殷民七族。(《定公四年》)我们看了《诗》《书》二经，看见周初使用多量奴隶，来大兴土木，开拓疆土，供给淫役征战。再证以周金中所表示，知道西周初年奴隶数目极多。与古代希腊罗马是一样情形，可叫他为"奴隶社会"。《周礼》上所举女酒，女春，奚以下千人而弱。大约都选的貌美才长的奴隶中翘楚，供给皇帝使用笑乐的吧。这种人即后代所谓"御妓"、"宫妓"，亦即所谓"宫人"。试想周天子已有了妃百二十人，后人、夫人三人，嫔九人，世妇二十七人，女御八十一人之多妻，又加女酒以下大批少艾。天子荒淫，少女怨旷，可想而知。后汉郎觊上书安帝说："礼，天子一娶九女，嫡媵毕具。今宫中侍御，动以千计。或生而出隔，人道不通。郁积之气，上感皇天。"又陈蕃上疏说： "比年收敛，十伤五六，万人饥寒，不聊生活。而宫女数千，食肉衣绮，脂油粉黛不可赀计。……岂不贫国乎？且聚而不御，必生悲忧之感。"

郎陈二人所说，深中历代宫廷病态。以天子一人精神，任意发泄兽欲，安能使千余女子满意，所以宫廷内弄出种种笑话，添出许多黑幕。从前希腊罗马妓女阶级，是由奴隶组织而成，其中大半是外国人。罗马高等娼妓与她们的女儿，大半都是被释的奴隶。

西周为奴隶极盛的社会，与希腊罗马相同，如女酒以下千人，非变相奴隶娼妓吗？不过改承众人色笑以事一人罢了。故谈奴隶娼妓，当自西周始。

西周怎样有如此现象呢？西周当然是父系中心时代。依人类进化史看来，婚姻制度是随财产制度而变更的。古初女系时代，男子本为女子附属品，其后因种种关系，男子取女权而代之，男子在社会、在家庭成为治者，成为权力者，凭着经济势力以压迫女子，虐待女子。女子乃入于奴隶之班。她们为了生活的压迫，势力的劫制，只得卖力而为奴隶，或者卖性而为娼妓，而为变相的娼妓。西周就是一个显著的实例。

谢选骏指出：如果说西周是个“奴隶社会”，那么显然，满清也是一个奴隶社会——所以能够予取予夺任何人的社会，都是奴隶社会，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可以任意搜刮任何东西，包括性命与人格。

第二节 吾国正式官妓之成立

西周为奴隶鼎盛时代，"官奴隶"极盛，一变而为"官妓"，乃必然之结果。故春秋初叶，齐管仲乃设"女闾。"《东周策》述其始末说："齐桓公宫中女市七，女闾七百。"(据宋鲍彪元吴师道校注本)。闾，里中门也。为门为市于宫中，使女子居之。这就是我国国家经营娼妓的开头。欧洲有组织的卖淫制，始于雅典大法律家梭伦。他是一个大政治改革家。他创设国家妓院，目的是为减少淫乱，并非增加淫乱。考管仲相齐在周庄王十九年，即公元前685年。而管子死于周襄王七年，即公元前645年。而雅典梭伦定律法为公元前594年。其创设国家妓院大约亦在594年。是后于管子且五十年。则管子"女闾"制，且为全世界官娼鼻祖。大政治家计划，固有非寻常人所能逆料者。至管子所以创设"女闾"原因，以意测之，大概有数种：

一、国家收租税。《太平广记》引《十三州志》说："葱岭以东，人好淫僻，故龟兹于阗置女市以收钱。"《魏书·龟兹传》："俗性多淫，置女市收男子钱入官。"管子既设"女市""女阁"，然亦不能例外。所以清朝褚学稼说："管子治齐，置女闾七百，征其夜合之资，以充国用，此即花粉钱之始也。"(《坚瓠集续集》)这几句话是很确却的。

二、容纳奴隶。《管子·权修篇》说："凡牧民者，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士无邪行，教也；女无淫事，训也。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女闾"是叫女子做娼妓的。方且教民训民使无"邪行""淫事"，岂有反令平民做娼妓的道理？又《韩非子·外储》说："桓公见民行年七十而无妻，以告管仲。对曰：'臣闻上有积财，则民必匮乏，宫中有怨艾，则民有老而无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宫中女子未尝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方且以宫女出嫁于民，夺民妻女来"女闾"做娼妓，当更没有这个道理。齐承西周奴隶最盛之后，管子盖用废物利用手段，使一般奴隶到女闾来当娼妓，是一举两得之法。《管子·小匡篇》说："女子三嫁，入于舂谷。"……即《周礼·地官》女舂，即一种罪犯，一种罪犯女奴隶。当桓公称伯时，南征北讨，俘虏异国女子，必然很多。愚意"女闾"中娼妓，大约此两种奴隶充当分数较多。故明朝徐树丕说："女闾七百，齐桓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需，皆寡妇也。"这话是对的。

三、优待游士。管子时候，正世卿制鼎盛时期，他已见到世卿人材不十分靠得住，亟想引用游谈之士。管子相齐，已开布衣卿相之局。其后汲引宁戚，亦非国高巨族。似管子用人，久已倾向游士，此为例证。但是这一班游士，都是权奇倜荡不拘绳墨的朋友，非妇人醇酒不足以羁縻他们。从先燕太子丹养勇士，不爱后宫美女，民化以为俗，宾客相过，有妇侍宿。(见《汉书·地理志》)管子之设"女闾"，盖与燕太子丹同一鼓舞英雄手段。

四、供齐桓娱乐。齐桓公本是一个色中饿鬼。《史记》说：他"好内多内宠，如夫人者六人。"管子设"女闾"，真是齐桓公搜求伉俪发泄性欲之极大渊海真觉美不胜收。《韩非子·外储·右上》说："昔桓公之伯也，内事属鲍督，外事属管仲，被发而御妇人，日游于市。"《韩非子》所说的"市"，一定就是宫中女市女。闾这不是齐桓好冶游的铁证吗？

最后我对于"女闾"有一点感想。《论语》管氏有三归。《集解》："三归，三姓女。"《东周策》亦说："桓公宫中有女市女闾七百，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清朝俞理初再加以说明曰："管子则三夫人者皆为妻。"《列女传》说："卫君孔弟立谓夫人曰：'卫，小国也，不容二庖。'今管子则有三庖，古者大夫家余子受田悬殊，立一妻则多一室家礼节之费。……以卿大夫一妻二妾之制推之，管子家有三宫之费。故《论语》上说焉得俭，言其费用三倍于人。虽欲俭而不可得也。"齐之创为"女闾"，为功为罪，别一问题。然齐国君臣，能与百姓同乐，故桓公令民男子二十而室，女子十五而嫁。《管子·小匡篇》说"好色非恶之极"。管仲君臣性欲是完全解决了，但恐小百姓仍有穷得讨不起老婆的，性欲终难以解决，是极痛苦的事情，故创为"女闾"，较之后代所谓新式官僚，满口高谈禁娼废娼，自己左拥右抱，而小百姓饥寒欲死，要抱一个黄脸婆儿亦不能如愿，彼伧则毫不关心者，是犹庸庸佼佼呢？

谢选骏指出：统治者喜欢嫖妓，证明自己也是沐猴而冠的两脚畜生。

第三节 春秋以后女乐之发达

"女乐"这种人物，一方面牺牲色相，他方面也可谓出卖肉体，实为"巫娼"演进之产物。古书上传说："夏桀有女乐三万人，终以女乐亡其国。"(《管子·轻重甲》)但信而有征，则在春秋时代，俨然为当时娼妓中心。一时君主，且利用她以制服强国，亡其宗社，力量比十万雄兵尤大。现在举齐秦事情来证明。秦缪公问内史王缪曰："邻国有圣人，敌国之忧也。由余，圣人也，将奈何？"王缪曰："夫戎王僻陋之地，未尝见中国声色也，君其送之女乐，以淫其志，乱其政，其臣下必疏之。"秦王乃送戎女乐二列，戎王于是张酒听乐，日夜不休，终岁淫纵，卒马多死。由余数谏不听，去之秦。秦命公子迎之，拜为上卿，遂并国十二，辟地千里。(《韩诗外传》)齐人曰："孔子为政，鲁必伯，我地近鲁，必为先并。"犁且请沮之，于是还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唐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可周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桓子卒受齐乐，三日不听政。孔子遂行。(《史记·孔子世家》)试看秦齐事情，一则使戎王"终岁淫乐，卒马多死"，一则使鲁君臣"终日游观，怠于政事"。结果孔子退政而鲁弱，由余奔秦而秦伯西戎。其他如晋献公赠虢女乐以荧其心，乱其政。(《韩非子·外储说上》)郑赂晋侯以女乐，晋侯以乐之半赐魏绛，郑遂得以保全。(《左传·襄公十一年》)列国赠送女乐之事，更仆难书。"女乐"魔力何以如此伟大呢？其原因约有二：

其一：音乐声律之动人听闻。以宫、商、角、徵、羽及黄钟、大吕等名目为声音清浊之符号者，为古雅乐，以西周为最盛。春秋后所谓"新声"，"俗乐"，"新乐"大兴，极受一般社会欢迎。雅乐几不能存在。愚意当时新乐家必变更雅乐之符号音节，故一般听的人趋之若骛。晋平公悦新声，(《国语·晋语》)魏文侯老实不客气说："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乐则不知倦。"齐宣王更爽快对孟子说："寡人非好先王之乐也，在好世俗之乐耳！"这都是当时在上位的"崇拜""新乐"的例证。究竟他们如何变更雅乐音节符号呢？《楚辞·大招》云："四上竟气。极声变只。"自来唐顺之、毛奇龄解释"指四上二字，即今日工尺之四上"，则工尺二字随之发生，亦未可知。儒家排斥俗乐，自无将其符号见诸记载之理。因此仅有《楚辞》一语，略存孤证。盖楚俗尚巫，看《楚辞》中《天问》、《九歌》诸篇，可见当时巫乐之盛。

"巫乐"亦"俗乐"之一。所以吕不韦说："宋之衰也，作为千钟；齐之衰也，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吕览·侈乐篇》)照此看来，恐怕改变雅乐音节符号，尚不止楚一国呢。(以上参用近人许之衡说)

其二：装饰容貌之动人。春秋时"女乐"最盛的要数齐郑，战国则要数齐楚。现在我们举楚事为代表吧。楚宋玉《招魂》首云："牵于俗而芜秽"，下乃盛陈楚俗云：高堂邃宇，槛层轩些。层台累榭，临高山些。纲户朱缀，刻方连些。冬有突厦，夏室寒些。川谷径复，流潺潺些。光风转蕙，汜崇兰些。经堂入奥，朱尘筵些。砥石翠翘，桂曲琼些。翡翠珠被，烂齐光些。阿拂壁，罗帱张些。篡组绮缟，结绮璜些。兰膏明烛，华容备些。二八侍宿，射遽代些。容修态，洞房些。蛾眉曼绿，目腾光些。靡颜腻理，遗视些。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粱麦，拿黄梁些。大苦咸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腱，若芳些。和酸若苦，陈吴羹些。腼氅炮羔，有柘浆些。……实羽觞些。挫糟冻饮，酎清凉些。有羞未通，女乐罗些。陈钟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发扬荷些。美人既醉，朱颜酡些。光眇视，目曾波些。长发曼，艳陆离些。二八齐容，起郑舞些。衽若交竿，抚案下些。竽瑟狂会，鸣鼓些。宫廷震惊，发激楚些。吴蔡讴，奏大吕些。士女杂坐，乱而不分些。放陈组缨，班其相纷些。郑卫妖玩，来杂陈些。蔽象棋，有六些。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晋制犀比，费白日些。铿钟摇梓瑟些。娱酒不废，沉日夜些。酎饮尽欢，乐故先些。……"

我们看上面一段，瞑目想想当时盛况，与我们在上海滩上美丽的跳舞厅上拥抱着一个摩登女郎且歌且舞，为交颈鸳鸯，有什么分别呢？又如在最宏大伟丽的俱乐部里，叫了许多堂差，一时粉白黛绿，燕语莺声，争先恐后，目不暇给，时而左抱右拥，浅酌低斟，时而呼卢喝雉，水陆杂陈。又有什么分别呢？总之，女乐动人的地方，在声容并茂，所以她的魔力这样伟大。

谢选骏指出：古代女乐，就像现代电影一样“魔力巨大”、扰乱社会细雨润无声。

第四节 战国时代娼妓之发展及原因春秋后至秦统一，这个时候，是我国社会上一切变动最甚时代，而娼妓事业亦特别发展。试列举之：有属于"官妓"性质的：《吴越春秋》说："越王勾践输有过寡妇于山上，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越绝书》更引伸其意云："独妇山者，勾践将伐吴徙寡妇置山上，以为死士，未得专一也。后之说者，盖勾践所以游军士也。"依二书所说"游军士""使士之忧思者游之，以娱其意。"这就是管子"女闾"的变相，汉代"营妓"的先声。又《商君书·垦令篇》说："令军市无有女子，……轻惰之民，不游军市，……则农民不淫。……"由此便知道"军市"本有女子，为行军时臣妾，役罢则别设市区，仍以军名，农民亦可往游，简直与汉代"军市""营妓"相同。有属于君主略取异国女子，或由他国贡献过来，仍属于"官妓"性质的。楚樊姬遣人之梁郑之间，求美人进之于王。越攻吴，诸侯畏其威，鲁往进女监门之女婴，其姊与焉。兄往视之，道畏而死。(《韩诗外传》)像这类事在当时是很多很多。有属于"私娼"性质的：《汉书·地理志》说："赵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乱余民。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作奸巧，多弄物为倡优。女子则弹弦，游媚富贵，遍诸侯之后宫。"《史记·货殖列传》说："越女郑姬，设形容，鸣琴，揄长袂，蹑利屐，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你看所谓"弹弦""游媚富贵"所谓"目挑心招，不择老少奔富厚也"的行为，与近代式职业"游娼"有什么分别么？这时候公私娼妓，皆发展到取高阶段，则社会变动，当然有绝大影响。试约举之：

一、媵制之废除一个女子出嫁，有几个女子相随而嫁的，叫做"媵"，起源甚古，春秋时尚盛行。唐贾公彦说："媵有二种，若诸侯有二媵，外别有侄娣，……诸侯夫人，自有侄娣，并二媵各有侄娣。是媵与侄娣别也。若大夫士无二媵，即以侄娣为媵也。"依贾氏说，则古代诸侯一娶九女，依此例推之，天子娶后，三国来敌，皆有侄娣。凡十二女，卿大夫一妻二妾，二妾即为侄娣，士一妻一妾，不备侄娣。就是《列女传》所说的"大夫三，士二"吧。但在战国时"媵"制似已消灭，秦汉更未闻。多妻(媵)制既废，人们不得不另觅纵欲途径。这就是娼妓兴盛的最大原因。

二、私奴隶之发达《史记·货殖列传》说："凡编户之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白圭周人也。与用事僮仆共苦乐。赵卓氏之先，赵人也。卓氏迁临邛，家有僮千人，齐俗贱奴虏。而刁间独爱贵之。愈益任桀黠奴，起富数千万。"这个时代，"私奴隶"何以忽然继"官奴隶"而发生呢？大约古代机械未兴，凡农田业、畜牧业以及盐矿诸业，均须人工努力，方能得最大的效果，所以战国后私人蓄奴风气大盛。凡大地主及大资本家均以蓄奴多少为他富力的等级，及其事业运命之要素。"私奴隶"也算得是时代之骄子了。又南伯子綦子捆遇盗刖而鬻之于齐。(《庄子·徐无鬼》)栾布为人略卖，为奴于燕。(《史记·本传》)是近代贩卖人口事情，战国时代已有了。自"私奴隶"发生，而"私娼""家妓"由此渐盛。这是关系社会变迁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三、商业繁盛及都会之勃兴《诗经》："抱布贸丝""如买三倍"。皆为春秋前商业渐发展之证。春秋后郑商人弦高出其货以纾国难。(《左传·僖公三十三年》)郑子产又说："郑先君与商人世有盟誓。"(《左传·昭公十六年》)则商人智识地位，似异于寻常。《史记》又说："子贡废著粥财于曹鲁之间。范蠡治产积居，与时逐，三致千金。"(《货殖列传》)是春秋时候商业已与农业骈进。于是大都会发生。如秦咸阳，齐临淄，赵邯郸，魏大梁，皆肩磨毂击，气象伟丽，为前此所无。人民竟聚于都市，农村经济破产，妇女流落为娼妓日益多。

四、井田制之破坏西周时代，确曾一度实行过所谓土地国有的井田制。(井田有无，近代颇成问题。愚意西周初年，周公秉政以后，曾于最短期内，沿袭前代旧制，于王畿一度实行，西周末逐渐废绝。(详拙著《井田制度研究》)当阡陌未开，各国仍遵《周礼》。大司徒遂人田莱更耕爰处之法，如晋爰田。(《左传·僖公十五年》)楚书士田，井沃衍。(《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商鞅最初亦制辕田。上田不易，中田一易，下田再易，(《汉书·地理志》孟康注)都是东周后井田残留的遗迹。战国渐渐废弛。秦商鞅变法，以为非破坏不能建设，乃废井田，开阡陌，下垦令。(《史记·本传》及《商君书·垦令篇》)魏李悝乃以沟洫为墟，自谓过于周公。(见明董说《七国考》引《水利拾遗》)于是成周守望相助，出入相友，疾病相扶持，八家同井遗规，扫地无余，而遗秉滞穗，寡妇孤儿，利益亦亡。(详《诗·大雅·大田篇》)妇女为生计所迫，乃流为娼妓。

五、货币制度随资本主义而发展后世谈圜法的，都说太公管子。(《汉书·食货志》、《管子·轻重篇》)但九府圜法是否起于太公，颇费详参。这个时候，果用黄金及金属货币与否，亦无从征实。惟古人以布帛为币，则见于《左传》、《三礼》诸书，为春秋时代所通行。如《说文》训"币"为"帛"，当初本是礼物，后遂用以当钱，凡交易则以币代之。《诗·卫风》："氓之蚩蚩，抱布贸丝。"此即以币交易之确证。(《诗·毛传》："布，币也。"《郑笺》："币者，所以贸物也。"二说皆"币"字正诂。)故《盐铁论·错币》篇云："古者市朝而无刀币。各以所有易所无，抱布贸丝而已。后世即有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吾侪读《孟子》、《战国策》诸书。时时见"黄金若干镒"，及"若干金"等文，知道社会通用金属货币，大概在战国时代。自金属货币通行，而嫖娼格外简易化了。

谢选骏指出：“有钱能使鬼推磨”，男女交相竞技淫。倡导“无产阶级革命”的马克思也有一媵，私生儿子，犹如暗娼，可见共产主义极其伪善。

第五节 汉代之营妓

营妓始于汉，历六朝唐宋不衰。《万物原始说》："一曰，古未有妓，至汉武始置营妓，以待军士之无妻室者，见《汉武外史》。"(明人《正字通引》)表面上看"营妓"是创始于汉武，实际仍旧袭用勾践"游军士"、管子"女闾"之遗意而已。惟"营妓"制度如何，书缺有间，余以意推测之如下：

一、汉代军营有新声，女乐在军营，而太常里面是没有女乐的。当时军营中用的乐为"鼓吹曲"，及"横吹曲"，皆异国之乐。"鼓吹曲"是从北狄输入的，"横吹曲"里的《摩轲兜勒曲》是张骞从西域传至西京的。李延年《新声二十八》解是由"胡曲"模仿出来的。有箫笳的叫做"鼓吹"，有鼓角的叫做"横吹"，用于朝会道路的叫做"鼓吹"，用于军中的叫"横吹"。这两种乐曲里所用的乐器，如笳、角、筚篥、箕逻、回大小横吹等十之七八是羌胡音乐，而声调音节，非常悲壮。《乐记》云："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听鼓鼙之声则思将帅之臣。"凡强烈的音乐，能引起宏壮的感情，这恐怕就是汉武激励军心的微意吧。(以上本《晋书·乐志》及《乐府诗集》)

二、军营里面有军市。古代军皆有市，《尚书·费誓》说："臣妾逋逃无越逐。"又说："寇攘垣墙诱臣妾。"因为军中有妾，所以要别置垣墙，在周初鲁伯禽时已然。汉丙吉为平骑将军军市令，(《前汉书·丙吉传》)后汉蔡遵为光武军军市令。(《后汉书·本传》)这就是一军有一市的证据。又《汉书·冯唐传》说："赵将李牧为边将，居边军市之租，皆自用飨士，赏赐决于外，汉魏尚为云中守，军市租尽以给士卒。出私养钱，五日一杀牛，以飨宾客军吏舍人。"又《汉书·胡建传》说：(亦见《说苑·指武》)"胡建监军，御史穿北军垒垣以为买区，建为军正丞斩御史。"

看了上面所引的话，知道汉代屯卫军队的市垣性质与《费誓》上所说的"垣墙"相同。改为买区，则借以谋利，所以胡建有斩御史的事情。又汉代军市有租税，又每市有军令，其组织大约似齐宫中的"女市女闾"。汉武何以忽创设营妓呢？大约汉朝未有营妓之先，只有妇女"抑配"军营的制度。《汉书·李陵传》说："陵始军出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是后魏"强盗妻子配为乐户"的制度，汉朝业已作俑。本系抑配，陵把她剑斩了，其行为与土匪流贼何异？但此种抑配法，汉史上甚为少见。汉武或因抑配法容易扰乱军中秩序，故设为"营妓"的折衷的制度，叫一般军士性欲得以平均发泄吗？

至于汉代营妓系何等人做呢？"汉制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魏志》注引汉律)"妇女坐其父兄，没入为奴。"(《吕览·开春》注引汉律)"汉代官奴婢，多至十余万人。"(见《汉书·贡禹本传》)宫廷中用了剩余的，一定不少。我恐怕充当"营妓"的人，除"群盗妻子，随军为卒妻"者外，这种"官奴婢"总不能免吧。

汉代女乐颇盛，但享受的仅限于特殊阶级。"汉成帝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汉书·礼乐志》)"田前堂罗钲鼓，直由旃，后房妇女以百数。"(《汉书·本传》)"张禹奢淫，身居大第，后堂理丝竹管弦，其弟子戴崇尝入后堂，饮食妇女相对，管弦铿锵，昏夜乃吧。"(《汉书·本传》)"马融居宇器饰多存侈饰，尝坐高堂，施绛帐，前接生徒，后列女乐。"(《汉书·本传》)"窦武多取掖庭宫人作乐饮宴，旬月之间，赀财亿计"(《后汉书·陈蕃传》)总之，当时享受"女乐"幸福的，除君主贵族外，只有军营而已。

谢选骏指出：今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古人“刀把子里面出妓院”——都是为了坑害他人、自己纵欲。

第六节 汉代官奴婢与娼妓

汉代奴婢制度显然有官私的分别，终两汉不衰。但按之实际，官奴婢乃变相的娼妓。

官奴婢的来源是怎样呢？盖大半属于罪犯。汉律："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奴婢祖先有罪，虽过百代，仍然黥面供官。"(《三国志·毛传》注)然宋马贵与说："汉代因府库空虚，令人民输奴隶于公家以取官爵。又私人所畜奴婢，如逾法定额数。国家往往以其溢额为官奴婢。(见《文献通考·户口考》)照马氏说，是官奴婢来源不尽由于罪犯，但是罪犯妻子没为公家做奴婢的都是官奴婢罢了。没入公家的官奴婢职务又是怎样呢？《汉旧仪》说："省中侍史令者皆官婢，择年八岁以上衣绿衣者曰宦人，(孙星衍说：'宦人当做官人。')不得出省门。置都监老者四婢，婢教宦人，给使尚书侍中皆使官婢，不得使宦人。"又说："尚书郎宿留台中，官给青缣白绫被或锦被。帷帐褥，通中枕。太官供食。汤官供饼饵果实，下天子一等。给尚书郎伯二人，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者从直，伯送至车门还，女侍史执香烛薰从入台护衣。"(以上据孙星衍平津馆业书《汉旧仪》辑本)清人俞理初说汉代官奴婢生活云："事同妓妾而无常夫。"(《癸已类稿·除乐户考》)俞氏的话是很确当的。

汉代尚书郎主作文书起举，夜更直五日于建礼门内。奏事明光殿口含鸡舌香，黄门侍郎对揖跪受。(以上据清黄《逸书考》辑应劭《汉官仪》)尚书郎在汉代地位之清贵则如此，直宿时优待则如彼。官奴婢至于执香炉相从入台护衣，其亲切程度，虽妓妾不过尔尔。郎才女貌，男女相悦，发生恋爱，当然在人意中。所以古书中有不少的艳史流传。

"五官郎中田仪与官婢陈征、骆驿等私通，盗刷越巾，即其夕竟归府诏问。"(见刘歆《与杨雄书》及雄《覆刘歆书》均见《方言》及《古文苑》)杨雄说："田仪淫迹暴于官朝"，就是指这桩事。以后东汉"王君公以明易为郎，数言事不用，乃自污与官婢通，免归"。(《后汉书·逢萌传》注)"张安世为光禄勋郎淫官婢，婢兄告之。安世曰：'奴用恚怒诬衣冠。'告署适奴"。(注："适"读曰"谪。")安世这样举措，完全是官官相护习惯。汉代国家已经叫官奴婢作娼妓行为，而又禁其恋爱官吏。至于"诏问罢免"。这种法令，真叫人莫名其妙呢。

且汉代使用官奴婢地方甚多，《汉旧仪》说："丞相府官奴婢传漏以起居，宫中乳母取官婢。宫殿中宦者署郎署皆官奴婢传言。太官汤官奴婢各三千人。"此属于宫廷及京内衙署的。又说："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分养马三十万头。"此属于外方的。(孙氏平津馆《汉旧仪》辑本。)从国家方面看，则耗费太大。贡禹在宣帝时上书说："……又诸官奴婢十万余人，游戏无事，税良民以给之，岁费五六巨万。"再从"官奴婢"方面看，"汉制奴婢欲自赎者，出钱千万，免为庶人。"(《汉旧仪》辑本)努力是无力量赎身的，终其身就为奴为隶。且游戏无事，逸居则淫。汉陈蕃云："聚而不御，必致忧悲之感。"郎觊亦云："今宫中侍御，动以千计，或生而幽隔，人道不通。郁积之气，上感皇天。"官奴婢境况，何以异此？聚千百青春女子，使终身为奴婢而度其非人生活。简直是驱迫她做"奴隶卖淫"。汉代蔑视女子人格，可谓达于极点了。有的人说："官奴婢制度至汉文帝除肉刑相坐法，已相随而废。但是考后汉安帝永初四年诏书说："建初以来，诸妖言过坐徙边者，各归本郡，其没为奴婢者，免为庶人。"(《后汉书·安帝本纪》)是这种制度，至安帝时犹风行，或者但除"黥面"制，而没为奴婢制，终两汉时代固未尝废除吧。

谢选骏指出：“没为奴婢”的做法实在有利可图，断不能除——到了二十一世纪依然顽固存在，只是改称“劳改劳教”、“监督劳动”。

第七节 古代之男色

男色嗜好，是人类天生的。希腊苏格拉底以为"同性爱"是没有害处的。柏拉图以后，"同性爱"淫业已变成普遍了。这种男妓，大多与女妓一样，是奴隶出身。(见 Markun 《欧美淫业史》)足见男子干卖淫勾当，中西在最古时代，已不约而同的发现了。我国男色事情，信而有征的，是从春秋战国开始。弥子瑕有宠于卫灵公，尝因母疾，窃驾君车以出。灵公闻而贤之。异曰，与灵公游于果园，食桃而甘。以其余献灵公，灵公曰："爱我忘其口啖寡人。(《说苑》)宋公子朝有美色，宠于灵公，遂蒸灵公嫡母宣姜。已又蒸公之夫人南子，后作乱，逐灵公如死鸟。(《国语》、《左传》)魏王与龙阳君共船而钓。龙阳君语魏王曰："今以臣之凶恶，得为王拂枕席。"(《战国策》)江乙说安陵君主曰："君无咫尺之功，骨肉之亲，处尊位，受厚禄，一国之众，见君莫不敛衽而拜，何以也？曰：'遇主以色，不然，无以至此。'"(《战国策》)你看君臣至于"分桃"而食，其平日亲爱可知。子朝与灵公母、妻同时发生恋爱。其平日出入闺阃，狎昵程度又可想而知。明明说"遇主以色"，"为王拂枕席"，其平日猥亵依偎状况，又可想而知。孔子说："不有祝佗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以免于今之世！"(《论语》)墨子亦说："王公大人，未知以尚贤使能为政，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夫无故富贵，面目佼好则使之，岂必智且慧哉？王公有所爱其色，故不能治百人者，使处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使处乎万人之官。"(《墨子·尚贤中》)看了孔墨二大儒愤激之谈，则春秋战国时"男色"风气披猖，可想而知。降及汉代，此风不改。《汉书·佞幸传叙》说："高祖时则有籍儒，孝惠时则有闳儒，此二人非有才能，但以婉贵幸，与王同卧起"，是汉代宠爱娈童，自高惠时已然。又说："公卿皆有关说。"则当时贿赂奔竟之事，一定很多，又说："惠帝时，郎侍中，皆贝带，敷脂粉，皆若辈有以效之。"则当时社会好尚装饰，都受"男色"影响了。

其后武帝宠李延年，史称："延年与上卧起，其爱幸埒韩嫣。"(《汉书·李延年传》)又宠韩嫣。史称"其赏赐拟邓通，常与上共卧起。"(《汉书·韩嫣传》)成帝宠张放。史称其"与上卧起，宠爱殊绝。"(《汉书·张放传》)是人君爱男色事，终汉代不衰。但综合汉代男色看来，就对于政治社会发生最大影响的，当推邓通、董贤。

《汉书》说："文帝宠幸邓通，赐以蜀严道山铜，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邓通传》)货币流通额多寡，及价值轻重，与一国人口多寡，生产消费分量，均有关系。稍一不慎，国民经济，即发生影响，故近代国家铸造货币的权柄，都操于国家，而不假私人之手。邓通以一娈童，乃开铜山，铸钱千万，富埒王侯。自是以后，四十余年间，吴邓钱遍天下。(俱见《汉书·邓通传》。)先是吴王濞亦铸钱，民间盗铸者亦多。(亦见《汉书》)依货币原理，钱价愈轻，购买力愈下落，而物价愈昂贵。文帝号汉代贤君，这个罪恶，实在不小呢！

哀帝宠幸董贤，其现象尤骇人听闻。《汉书》说："出则参乘，入御左右，贵震朝廷。与上卧起。"此其一。又说："尝画寝偏籍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其恩爱至此。"此其二。又说："选物上第。尽在董氏，而乘舆服物，乃其次也。"此其三又说："贤年二十二，虽为三公，尝给事中，领尚书，百官因贤奏事。……由是权与人主侔矣。"此其四。"贤败后，县官斥卖董氏财产四十三万万。"此其五。贤贵显骄恣，真是创汉以前"娈童"未有的局面，还能说他于政治社会方面没有影响吗？又"龙阳""分桃""断袖"，我国文人著述，每以是等为沉溺男色妆饰名词，都产生于这个时代。能不算吾国男妓史最重要之一页吗？

谢选骏指出：人说——男色嗜好，是人类天生的。希腊苏格拉底以为"同性爱"是没有害处的。柏拉图以后，"同性爱"淫业已变成普遍了。我看——同性恋与西方哲学的起源关系如此密切，至今还被掩盖，遑论加以研究？

【第四章 家妓及奴隶娼妓骈进时代】

第一节 魏晋南北朝时代奴隶与娼妓

这个时代奴隶主要渊源，大要仍不外罪犯及俘虏二种。五胡十六国扰攘黄河流域，为吾国历史上种族大转移时代，割据战争。迄无宁日，所以俘虏尤为供给奴隶主要渊源。第一：奴隶属于俘虏的。

晋樵纵叛，自称梁益二州刺史。……益州营户李腾开城纳纵。(《晋书·樵纵传》)后魏文帝时沃野统万二镇敕勒叛，灭之，徙，其遗逆于冀定相三州为"营户"。(《魏书·高祖文帝纪》)魏天兴中(公元398年至403年)，诏采诸漏户，于是杂营户户帅遍于天下，不隶守宰，至始光三年(公元426年)用仇洛齐言诏一切罢之。以属郡县。(《后魏书·食货志》及《仇洛齐传》)则由晋及魏，"杂户""营户"之多可知。其后高帝时慕容白曜平东阳蒋少游见俘，入于平城，充"平齐户"。(《魏书·蒋少游传》)这不是郡县杂户吗，周初齐亡后，相州衣冠士人多迁关内，惟技巧商贩及乐户内家移实州郭。(《隋书·梁彦光传》)这恐怕就是魏时所移敕勒营户，换了朝代，到北周仍然做奴隶。你看苦不苦！北齐后主武平七年三月(公元563年)括杂户女年二十以下十四以上未嫁者，悉集省。隐匿者家长处死刑。(《北齐书·后主本纪》)因"杂户"是奴隶，君主要怎样便怎样，蹂躏女性，至此而极。又宋沈庆之讨郡蛮前后所获蛋，并移都下以为"营户"。(《南史·沈庆之传》)则是南朝亦有"俘虏奴隶"了。

第二：就是奴隶属于罪犯的。

我们举北魏南梁事实为证。《魏书·刑法志》说："孝昌以前，(公元525以前)天下淆乱，法令不恒，或宽或猛。及尔朱擅权，轻重肆意，在官者多以深酷为能。至迁邺，京畿群盗频起，有司奏立严刑：凡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及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小盗贼十匹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驿，从者流。……"此实"乐户"籍没见于史书的第一次。

《魏书》所谓"乐户"，即"女乐"的化名。而且北魏律：缘坐配没工乐杂户都用赤纸为籍，其卷以铅为轴。(《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正义引魏律)是强盗妻子，因连带关系，终其身沈沦于 "女乐""娼妓"一途。你看冤枉不冤枉！这就是奴籍(所谓赤纸为籍，就是古代的奴籍)不除，终身为奴隶的事实。

《隋书·刑法志》说："梁制：大逆者，母妻姊妹及从坐者，妻子妾女，同补奚官为奴婢。其劫盗者，妻子补兵。"又说："魏晋相承，死罪重者妻子皆以补兵。"再拿晋宋两朝史实来看晋范坚女乞恩辞求，自没为奚官奴，以赎父命。(《晋书·范坚传》)宋女巫严天为劫坐没入奚官。(《南史·元凶劭传》)是这种制度，亦不始于梁朝。"补兵"或得配军士，或入军市。"奚官""奴婢"。就是"做娼"。所以这个时代娼妓与奴隶制度有密切关系。汉武帝"营妓"制度，这个时候仍沿袭用之。看司马宣王在长安立军市，军中吏士，多侵侮县民。(《三国志·仓慈传》注引魏略)宋后废帝每出入去来，尝自称刘统，或自称李将军，与右卫翼辇营女子私通，每从之游，持数千钱供酒肉之费。(《宋书·后废帝本纪》)齐废帝尝与左右无赖群小二十余人共衣食，同卧起。帝独住西州，每夜辄开后堂，与诸不逞小人，至营署中淫宴。(《南史·齐废帝郁林王本纪》)这就是沿袭汉代"营妓制度"无疑。其"营妓"来源，即为"罪犯奴隶"的女子又无疑。

这个时期娼妓极盛，魏曹洪使女娼着罗之衣。(《三国志·杨阜传》)邯郸淳《笑林》上又载曹魏一段故事："某甲为公府佐，尚不解音乐。妓女奏曲赞己，己亦不知。后作主人宴客，召妓具曲，误以药方为曲牌。……"看了某甲行为。俨然有近代召妓侑酒，浅斟低唱的模样。但是以上所举，仍然是没有名姓的英雄。这个时候长江流域的南宋南齐，产生了两位名妓，是什么人呢？就是姚玉京、苏小小。梅禹金《青泥莲花记》说："姚玉京娼家女也，嫁襄州小吏卫敬瑜，溺水而死，玉京守志养舅姑。常有双燕巢梁间，一日为鸷鸟所获，其一孤飞悲鸣，徘徊至秋，翔集玉京之臂，如告别然。玉京以红缕击足。曰：'新春复来，为吾侣也。'明年果至，因赠诗曰：'昔时无偶去，今年还独归。故人恩义重，不忍更双飞。'自尔秋归春来，凡六七年。其年玉京病卒。

明年燕来，周章哀鸣。家人语曰：'玉京死矣，坟在南郭。'燕遂至坟所，亦死。每风清月明，襄人见玉京与燕同游汉水之滨。至唐李公佐撰《燕女坟记》。"(玉京事亦见《南史·孝义传》。略有异同。)《乐府诗集·广题》云："苏小小钱塘名娼，南齐时人。有《西陵歌》。"宋何蘧《春渚记闻》说："司马才仲在洛下梦一美姝，搴帷而歌。……且曰：'后相见于钱塘。'后才仲为钱塘幕官，廨舍后堂苏小墓在焉。……不逾年而才仲得疾，所乘画水舆舣泊河塘，舵工见才仲携美人登舟……而火起舟尾，仓皇走报。而其家已痛哭矣。"

我想她的尸骨久已化为灰尘，后世文人，对于她的"墓地"所在，尤纷如聚讼。自唐徐凝作《寒食诗》云："嘉兴郭里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扫归。只有县前苏小墓，无人送与纸灰钱。"《陆广微》吴地志遂有墓在嘉兴县侧之说。《咸淳临安志》、《武林旧事》都说墓在湖上。看了上面所引，这两个妓女才情，一则能与异代文人为感情上之交通，一则能感动燕子。虽不免后人傅会，兼含有神话意味，然于此足见两人魔力之大了。且苏小小之名，尤哙灸人口，千年如一日。

《白石樵唱》说："林景熙有咏苏小小诗题注：'小小钱塘名娼，有墓在嘉兴西南六十步。'"清朱竹《诗》云："歌扇风流忆旧家，一邱落月几啼鸦。芳痕不肯为黄土，犹幻胭脂半树花。"竹力辨小小之墓在秀州(即嘉兴)。大家都想以绝代佳人为湖山妆点。美人已成黄土，千余年后，文人仍纷纷拜倒石榴裙下，小小诚足以自豪。我看了玉京《赠燕诗》，及小小《西陵歌》，不但色美，而且才高，恐怕也是衣冠士族，没入"奚官"而沦落为娼妓的吧。

谢选骏指出：家妓及奴隶娼妓得以齐头并进，可能是受到了“性开放”的胡人风俗的影响。

第二节 魏晋南北朝时代之家妓

什么叫"家妓"呢？就是畜养在家庭中妓女，而不是在坊曲的。如晋谢安在东山畜妓。(《世说新语》)每出游，必以女妓从。(《晋书·本传》)这种妓女，都是"家妓"，与"妾"稍有不同。家妓大半是能歌舞乐曲的，故殷仲文劝宋武畜妓，宋武曰："我不解声。"(《世说新语》)与"妾"专备侍寝。专门为发展性欲者不同，又其地位似较"妾"为低。后魏高聪有妓十余人，有子无子，皆注籍为妾，以悦其情。(《魏书·高聪传》)照这样看，"家妓"生了儿子，方能升为"妾"。则"妾"似较"家妓"贵重一些。现在高聪将他的"家妓"概升为"妾"，以悦其情，乃笼络人心手段吧。所以"家妓"地位，似介于"婢""妾"之间。蓄养"家妓"风气始于汉代，而极盛于南北朝，今以本时代"家妓"情形分析列举于下。

一、因妓妾乃贪贿用以维持声色，甚乃遭杀身之祸的。《魏书·咸阳王禧传》："性骄奢，贪淫财色，姬妾数十，意尚不已。衣被锦绮，车乘鲜丽，犹远有简娉，以恣其情。由是时求货贿，奴婢千数。田业盐铁，偏于远近。臣史僮隶，相继经营。"后谋反败被擒，(世宗时)赐死。及与姊妹公主等诀言及一二爱妾。公主哭且骂之云，坐多取此婢辈，贪逐财物，畏罪作反，致今日之事。……"《梁书·鱼弘传》："尝语入曰：'我为郡——历南谯盱眙竟陵太守——所谓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于是恣意酣赏，侍妾百余人，不胜金翠。服玩车马，皆穷一时之绝。'"《宋书·沈演之传》："太宗泰始中时，欲北讨，使勃还乡里募人，多受货贿。上忽下诏曰：'沈勃轻躁耽酒，幼多罪愆，比奢淫过度，妓女数十，声色放纵，无复剂限。'"《宋书·杜骥传》："幼文所莅贪横，家累千金，女妓数十人，丝竹画夜不绝。帝微行夜出，辄在幼文门墙之间，听其管弦。"

二、有因只顾本身，穷妓妾之乐，而家族穷困不堪的。《宋书·范晔传》："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亦盛饰，母止住单巷。唯有一厨，盛樵采，子弟冬无被，叔父单布衣。"

三、因畜妓妾而饮食起居，服饰园林，皆极端装饰奢侈的。《南史·徐君倩传》："为湘东王镇西谘议参军，颇好声色，侍妾数十，皆佩金翠，曳罗绮，服玩悉以金银。……有时载妓肆志游行，荆楚山川，靡不毕践。"《南史·孙传》："性通泰，有财散之亲友。居家颇失于侈，家庭建筑，极林泉之致，歌钟舞女，当世罕俦；宾客填门，轩盖不绝。"《北史·夏侯道迁传》："好筵宴，京师珍羞，罔不毕有。……大起园囿，殖列蔬果，延致秀彦，时往游过。妓妾十余，常自娱乐国。"《宋书·恩传》："佃夫——阮——权亚于人主，宅舍园地，诸王邸第莫及。'妓女'数十，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及也。每制一衣，造一物，京邑莫不法效。焉于宅内开渎东出十许里，塘岸整洁，泛轻舟，奏女乐。"《宋书·徐湛之传》："贵戚豪家，产业甚厚，室宇园池，贵游莫及。妓乐之妙，冠绝一时。……时安成公何，无忌之子也。临汝公孟灵，休昶之子也。竟各奢豪，与湛之共以肴膳器服车马相尚。京邑为之语曰："安成食，临汝饰，湛之二事之美兼何孟。"

四、有贪声妓快乐，非朝贺不出门的。《宋书·沈庆之传》："妓妾数十人，竞美容工艺，庆之优游无事，尽日欢愉，非朝贺不出门。……"

五、有年已衰老而乐此不疲的。《南史·张壤传》："建武未累启求还吴，见许。居室豪富，妓妾盈房。或有讥其衰暮蓄妓，壤曰：'我少好音律。老时方解，平生嗜欲无复存，唯未能遣此耳。'"

六、有兼以求多子为幸福的。《周书·李迁哲传》："性华侈，厚自奉养，妾媵至有百数，男女六十九人。缘汉千余里间，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处其中，各有僮仆侍婢奄阍守之。迁哲每鸣笳导从，往来其间，纵酒饮宴，尽平生之乐。子孙参见，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审之。"

七、有对于家妓有子无子，皆为妾位，以固结感情的。《北史·高聪传》："唯以声色自娱，有妓十余人，有子无子，皆注籍为妾以悦其情。及病，欲不适他人，并令烧指吞炭，出家为尼。"

八、有因家妓美丽，他人夺取，因以罢官杀身的。干宝《晋纪》："石崇有妓绿珠，美而工舞，孙秀使人求焉。使者以告崇，崇出妓妾数十人曰：'任所择。'使者曰：'受旨索绿珠。'祟曰：'绿珠吾所爱重，不可得也。'使者还告秀，秀劝赵王伦杀之。"《南史·何恢传》："恢为广州刺史，有妓曰张耀华，美而有宠。将之任，耍权贵阮佃夫饮。佃夫见耀华悦之，频求于恢。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怒，遂讽有司以公事弹恢坐免。"

九、有位高禄重，而多营妓妾以图快乐的。《晋书·陶侃传》："媵妾数十，家僮千余，奇巧宝货，富于天府。"《魏书·高阳王雍传》："又与元义同决庶政，岁禄万余，粟至四万。妓侍盈房，诸子端冕，荣贵之盛，昆弟莫及。……后多幸妓，侍近百许人。"魏咸阳王禧赐死时，与诸妹公主等诀，言及一二爱妾。公主哭且骂云："坐多取此辈婢贪逐财物，畏罪作反。致今日之事。"又如"石崇尝刺荆州，劫夺远使，沉杀诸商，以致巨富"。(《乐史·绿珠传》)崇有妓妾美人千余，绿珠为之魁终因孙秀之索，以致绿珠堕楼，而崇弃东市。弄到淌来的黄金，就要多讨美人，要穷奢极侈，以博美人的欢心，仍要继续多弄黄金，这就是咸阳王"贪逐财物造反"，石崇所以弃"东市"的缘故。"黄金""美人"关系，真密切得很。杜骥、鱼弘、沈勃，都是一丘之貉吧。

（谢选骏指出：以下似乎漏掉“一、”节）

二、南朝专重清议的法令恐为具文。南朝法律，率重"清议"。梁制有禁锢之科，"其犯清议，则终身不齿。陈亦重禁锢科，若缙绅巨族，犯亏名教不孝者，……诏发弃之，终身不齿。"(《隋书·刑法志》)宋武帝篡位，"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与之更始"。(见《日知录》)是宋齐以来，虽未明著律条，而犯"清议"者，非有赦书，皆终身"禁锢"。久已著成为成例。但如范晔家乐器服玩，并皆珍丽。妓妾盛饰，母止住单巷，唯有一厨盛樵采，这样行检，总算有点荒唐了，而"清议"并不及之。终身禁锢，更谈不到。则法令非具文而何？

三、法律实行与永守。宋阮佃夫妓女数十，金玉锦绣之饰，宫掖不逮。梁夏侯夔后房妓妾，曳罗绮。饰金翠者亦有百数。梁徐君倩侍妾数十，皆佩金翠，曳罗绮。沈攸之后房服珠玉者数百人。(以上俱见前引)魏高阳王雍第宅匹于帝宫，后仆六千，妓女五百。隋珠照日，罗衣从风。自汉晋以来，诸王豪侈末之有。(《洛阳伽蓝记》)以上诸人，妓妾服饰。总算豪侈极了。而晋制女奴不得服金钗。(《御览》718引晋令)魏制王公以下贱妾，悉不得用织成锦绣珠玑，违者以逆旨论。(《魏书·高阳王雍传》)不是成了废话吗？国家法令则如此，臣下姬妾豪侈则如彼，总数极矛盾一件事情吧。盖吾国历代法令甚多，然不必为当时实行之法，法令之修，非必即为实行者所遵循。一法之兴，亦不必即为后世所永守。不独魏晋如此，历代都是这样的。

谢选骏指出： 魏晋南北朝是世家大族进行家族统治的“部落时代”，类似第一期中国文明的商朝，“家妓”不是小家庭的陈设，而是大家族的职能部门。

第三节 魏晋南北朝时代之男色

这时代男色猖獗情形，与前时期大不同了。试将他要点特征，分别写在下方：

一、公然狎昵，不以为讳。《北史·魏彭城王韶传》说："勰孙韶至北齐袭封，后降为县公，文宣帝——高洋——尝剃韶鬓须加以粉黛，衣妇人服以自随。曰：以彭城为嫔御"，《史》说，"讥元氏微弱，比之妇女"。这种公开现象，是前此所未有的。

二、因偶然失恋，乃侮辱娈童，或动杀机。"王韶昔为幼童，庾信嬖之，有断袖之欢，衣食、所资，皆信所给。遇客，韶亦为信侍酒。后韶为郢州刺史，信过之，韶接待甚薄。信不能堪，因酒酣，乃径上韶床，又践踏肴馔，直视韶面曰：'官今日形容大异畴昔'，宾客满座，韶甚惭耻。"(《南史·长沙宣武王传》) "王僧达族子确，少美姿容，僧达与之私款甚昵。确叔父永嘉太守休属确之郡，僧达欲逼留之，确避不往。僧达潜于所往后作大坑，欲诱确来别埋杀之。从第僧虔知其谋，禁诃乃止。"(《南史·本传》)你看庾信对王韶说："官今日情形大异畴昔"这两句话，含有多少意味。又"径登韶床，践踏肴馔"。此等重大侮辱，发现于宾客满座时候，王韶怎样受得了？王僧达因留不住王确，乃作大坑欲埋杀他，真可谓色胆大如天了。

三、因恋娈童与妻断绝，或累杀妻。《魏书·汝南王悦传》："悦妃阎氏生一子，不见礼答。有崔延夏者以左道与悦游，令服仙药松术之属。又好男色，绝房中，轻忿妃妾，至加挞楚。"《晋书·石季龙载》记："聘将军郭荣妹为妻，季庞宠优童郑樱桃而杀郭氏。及娶清河崔氏女，樱桃又谮而杀之。"宠妾灭妻，是吾国社会上历代相沿的习惯。宠男色以灭妻，不算一件骇人听闻举动吗？但在晋代，这种风气，已普遍、民众化了。《宋书·五行志》上记一段故事："自咸宁太康以后，男宠大兴，甚于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天下咸相仿效，或有至夫妇离绝，怨旷妒忌者。"妒为人类通性；争妍斗媚，亦人类通性，无男女的分别。这个时候，恋男色的人，又握生杀予夺之权，杀两个妻子，司法律的亦不敢加以制裁，而男色猖狂愈甚。石季龙就可做当时代表。像汝南王仅仅"绝房中，轻忿妃妾。至加挞楚"，真司空见惯，算不了一回事。

四、夫妇同爱娈童。《晋书·海西公纪》："帝在藩，夙有痿疾。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参侍内寝。而二美田氏孟氏生三男，长欲封树，时人惑之。"《晋书·五行志》："海西公不男，使右有相龙与内侍接，生子以为己子。"海西公因痿疾，自降为娈童。嬖人等又参侍内寝，一箭双雕，可谓便宜之至。但海西公因痿疾不男，而二美田氏王氏，竟生三男，海西公以为己子，未尝不自以为讨便宜吧。

五、因爱娈童，而功名沉滞。《南史·谢惠连传》："先爱幸会稽郡吏杜德灵，及居父，夏赠以五言诗十余首，《乘流遵归路》诸篇是也。坐废，不豫荣位。官尚书仆射，年三十七卒。既早亡，轻薄多尤累。故官不显。……"后代儒家尝说：居丧正哀痛的时候，不能作韵语。这种论调，是不对的。父母之丧，当然哀伤，但哀来即哭，哀去即止。所谓"苫块余生"，"水浆不入口"等等套语，皆系汉以后"儒家"矫糅造作出来的。诗言性情，居丧时性情即灭绝么？何况惠连是反对传统礼教的人，居丧赠爱人诗，看得寻常得很，不幸因此遂"坐废"了。《南史》又说："惠连既早卒，轻薄多尤累，故官不显。"这又是惠连所视为无足重轻的事情。

六、狎昵娈童，见于言论著述。刘遵《繁华应令》："可怜周小童，微笑摘兰丛。鲜肤胜粉白，腭脸若桃红。……腕动飘香拂，衣轻任好风。……剪袖恩虽重，残桃看未终。……"梁简文帝《娈童诗》："……妙年周小史，姝貌比朝霞。揽轻红出，回头双鬓斜。……"其他若晋张翰《周小史诗》，梁刘永咏《繁华》，刘孝绰咏《小儿采菱》《无名氏少年》，昭明《伍嵩》(以上俱见《玉台新咏》)，对于男色声揣色，极力摹写，酣鬯淋漓。又沈约《忏悔文》说："汉水上宫，诚云无几，分桃断袖，亦足称多。"又《北史·北齐·废帝殷本纪》说："天保九年，太子监国，集诸儒讲《孝经》，令杨传旨，谓国子助教许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资？'对曰：'散愁自少以来，不登娈童之床，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简册，不知老之将至。"于是可见"男色"为当时普通嗜好，形诸歌咏，视为固然。"不登娈童之床"的许散愁，遂独自标异，如鸡群之鹤了。其他这个时候好男色的，尚有魏始兴王的杨承先，魏齐王芳的郭坏、袁信，秦符坚的慕容冲，石宣的甲扁，陈宣帝的陈子高，隋炀帝的王蒙，尤更仆难数。

总之，这时代狎昵"娈童"，由南朝以至北朝，成为社会民众一般的嗜好，已成为一种风气，与前期仅为君主贵族特殊阶级玩好品者不同，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第四节 魏晋南北朝时代声妓特别发达原因

这个时代，声妓燕乐，空前发展，是什么原故呢？试举之如下：

一、学说之影响。《列子》这部书，本是东晋张湛辈假托的，但适合当时士大夫口胃，故南北朝时社会习俗，颇受深切之影响。《伪列子》第七篇题曰杨朱，述朱说颇详。杨朱说："百年寿之大齐，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提以逮昏老，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尽觉之所遗，又几居其半矣；痛疾、哀苦、忧惧，又几居其半矣。量十数年之中，迥然而自得，亡介焉之虑者，亦亡一时之中尔！则人人生也奚为哉？奚乐哉？为美厚尔，为声色尔而美厚复不可常厌足，声色不可常玩闻，乃复为刑赏之所禁劝，名法之所进退。遑遑尔竟一时虚誉，规死后之余荣；尔慎耳目之观听，惜身意之是非，徒失当年之至乐，不能自肆于一时；重囚累梏，何以异哉？太古之人，知生之暂来，知死之暂往，故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当身之娱非所去也。故不为名所劝；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死后之名，非所取也。故不为刑所及；名誉先后，年命多少，非所量也。又说："万物所异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则贤愚贵贱，是所异也。死则臭腐消灭，是所同也。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也，熟知其异？且趣当生，奚皇死后？"你看杨朱所主张的这种"眼前利己快乐主义"，纯是厌世的悲观，也都是时势的反动。东晋后中原板荡，人民苦于干戈水火，生命财产朝不保暮，乃产生杨朱一派学说了。一般民众，濡染其说，大家都存"我躬不阅，遑恤我后"的心理，于是"放浪""颓废""豪侈"诸种习性，相因而生。尚能说《伪列子》学说于东晋后社会没有绝大的影响吗？

二、国家之风尚及法令。这个时代南北朝风尚不同：北朝将相多无妾媵。南朝则官职大者可以畜多妻，无形中已成了法令。元孝友《传疏言》："将相多尚公主，王侯率娶后族，故无妾媵，习以为常。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父母嫁女，必教之以妒；姑姊逢迎，必相劝以忌，以劫制为妇德，能妒为女工。"(见《魏书》)《南史·王宴传》："宴从弟诩位少府卿，敕未登黄门郎，不得畜女妓。诩与讨声校尉阴玄智皆以畜妓免官，禁锢十年。"看了上面，北朝"举朝略是无妾，天下殆皆一妻"。故北齐时代"家妓"见于记载者甚少，南齐则"未登黄门郎不得蓄妓"。此等"只许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的政策，无异助长家妓的发展。所以这个时候，声妓之盛，终要推到南朝了。

三、朝野崇尚风貌，而社会竞尚放浪修饰。如晋代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梁朝贵游子弟，亦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皆显然之证据。《晋书·五行志》："惠帝元康中，贵游子弟，相与为散发裸身之饮，对弄婢妾。逆之者伤好，非之者无讥。希世之士，耻不与焉。"《颜氏家训·勉学篇》："梁朝全盛时，贵游子弟，多无学术，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

唐朱揆《钗小志》："梁陈士人，春游，画衣粉面，弦歌相逐。"又南北朝取人，不专在"才识""局量"，而专重"风貌"。宋孝武选侍中四人，并以风貌。(《南史·王传》)袁粲见王景文叹曰："不但风貌可悦，及哺啜亦复可观。"(《南史·王景文传》)何炯白皙，美容貌，从兄点尝曰："叔宝神清。"(《南史·何炯传》)孟昶、孟觊并美风姿，时人谓之双珠。(《南史·孟昶传》)此南朝重风貌的证据，北朝亦然。崔浩纤妍白皙，如美妇人。(《北史·崔浩传》)李神俊风韵秀举，博学多闻。梁武帝雅重其名，曰："彼若遣李神俊来，我当令刘孝绰往。"(《李神俊传》)荀士逊为中书舍人，状貌甚丑，以文辞见重，尝有事须奏，适武成帝在后庭，因左右传达，传达者不得士逊姓名，乃云丑舍人。帝曰："必士逊也。"看封题果然。内人无不大笑。（《北史·荀士逊传》)是时南北朝野，均以风貌取人，社会上靡然从风，乃一变为晋之散发裸身。(《晋书·五行志》云云。)再变为梁陈之敷粉施朱，画衣粉面。(《颜氏家训》、《钗小志》云云。)举国若狂，荒淫无度。前人所谓"乡觅温柔，不问是男是女"的话，正是魏晋六朝时候的写照。

谢选骏指出：魏晋六朝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末日，可谓文明的荒漠，但是新的甘泉也在酝酿，人性反而因为文明的毁灭而解放了。

【第五章 官妓鼎盛时代】

第一节 唐代娼妓之概况

唐代娼妓，名目很多：曰"营妓"(《北梦琐言》)，曰"官使妇人"(《旧唐书·宇文融传》)，曰"风声妇人"(《唐语林》)，曰"宫妓"(《乐府解题》)，曰"官妓"(《唐书·张延赏传》)。但综合起来，不外"宫妓""官妓"二种。"宫妓"是天子独自享受的。

《开元遗事》说："明皇与贵妃，每至酒酣，使妃子统'宫妓'百余人，帝统小中贵百余人，排两阵于掖庭中，名为风流阵，互相攻门，以为笑乐。"又说："'宫妓'"永新，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旧唐书·顺宗本纪》说："出掖庭教坊女乐六百人"，恐怕也是此种"宫妓"吧。此都是唐代有"宫妓"例证。此种"宫妓"是怎样来源呢？大约第一由于奴婢，就是罪人的家属没入后宫便为宫妓。如上官仪及子庭芝被诛，庭芝妻郑氏及女婉儿配入掖庭(《唐书·上官仪传》)。吴元济妻沈氏、李师道妻魏氏败诛后，皆没入。(《唐书·元济师道本传》)又阿布思妻隶掖庭，帝宴使绿衣为倡。主谏曰："布思诚逆人，妻不容近至尊，无罪，不可与群倡伍。"(《唐书·和政公主传》)看了和政公主的话，阿布思妻作为"群倡"之一，当时没入掖庭为倡的，定不乏其人。其次就是掠夺。如许永新本吉州永新乐籍，以善歌，开元末选入宫。(《开元遗事》)琼琼本狭斜，以善筝入供奉。(《青楼小名录》)又大历中红红本将军韦青姬，以精于曲乐寻达上听，召入宜春院，宫中号记曲娘子，后赠昭仪。(《乐府杂录》)"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女子更是王的臣妾。虽老百姓平民家姬侍，天子爱据为己有，本系一件很平凡的事。至《教坊录》说："妓女入宜春院，谓之'内人。'亦曰'前头人。'"又说："宜春院人少，即以云韶添之。云韶谓宫人，盖贱隶也。"又说："平人女以容色选入内者，教习琵琶三弦箜等等。谓之弹家。"这"内人""宫人""弹家"的来源，恐怕也逃不了奴隶掠夺吧。"官妓"是一般臣庶所享受的，其来源又何如？约言之有三种：

一、买卖《唐律》：奴婢贱人律比畜产。(《唐律疏议》卷六名例六)奴婢既同赀财，即合由主处分。(《唐律疏议》卷十四户昏下)因知在唐代奴婢是和资财一样看待，所以奴婢和资财同样可以买卖。《唐律疏议》卷二十六杂律上："买奴婢牛马……等依令，并立市券，而和市卖。"又《唐六典》卷二十："凡买卖奴婢牛马，用本司本部公验之券。"古代娼妓，在社会地位止得与奴婢同等，奴婢既可买卖，娼妓当然不能例外。《北里志》说："凡娼妓之母，多假母也；"一假母往往有养女三四人，非出于买卖而何？又如妓女福娘愿嫁孙，对孙说："某幸未列教坊籍，君子倘有意，一二百之费尔。"因她们到曲中来，系由鬻卖，所以一旦愿意从良，必定由游客们代为赎身。

二、误堕风尘《北里志》说："诸女……亦有良家子，为其家聘之，以转求厚赂，误陷其中，则无以自脱。"又说："宜之对孙说：总角后为人所聘。一客云入京赴调选，及挈至京，置之于是，客绐而去。初是家以亲情，优待甚厚。累月后乃逼令学歌，渐遣见宾客，……"此都是误堕风尘的事实。

三、罪人家小籍没《辍耕录》说："今以妓为官奴，即古官婢。"《唐书·林蕴传》说： "出为邵州刺史，尝杖杀客陶元之，投其尸江中，籍其妻为娼。"则与宫妓以罪人妻没入宫廷为倡的情形相似。唐代妓乐籍贯，先隶太常，后属教坊。①①《唐书·百官志》："武德中置内教坊于禁中，武后如意元年，改为云韶府，以中官为使。

开元元年，又置内教坊于蓬莱宫侧。自是不隶太常，以中官为教坊使。而管辖则为"乐营"。唐自元宗安史乱后，河北三镇，久为化外，其他节度使亦拥有土地甲兵赋税三大权。武人跋扈，终唐世不衰，而对于妓女尤具特殊势力。各镇妓衣粮仍由官给，同于京师的官奴婢。(官奴婢给衣粮事，见《唐六典》都官条。)

唐范据《云溪友议》说：池州杜少府，亳州韦中丞任符，二公皆长年务求释道，"乐营"子女，厚给衣粮，任其外住。若有饮宴方一召来，柳际花间，任其娱乐。谯中举子张鲁封为诗谑其宾佐，兼寄大梁李少白。诗云："杜叟学仙轻蕙质，韦公事佛畏青蛾。乐营都是闲人地，两地风情日渐多。"照这一段话看来，知道唐代其他统兵符的，营妓必不使之"外住"，俨然为节度使姬妾。韦杜二人"厚给衣粮，任其外住，""柳际花间，任其娱乐，"便算武人中的例外了。"韦保衡初登第，独孤云除四川，辟在幕中，乐籍间有佐酒者，副使李甲属意，以他适，私期回将纳焉。保衡既至，不知所之，诉于独孤，且将解其籍。李至，意殊不平。……保衡不能容，即携其妓以去。李益怒，累言于云，云不得已，命飞牒追之而回。"(《玉泉子》)观此可知为妓脱籍，必得镇帅许可，否则"飞牒可以追回"到手明珠失却。你看武人是何等威风！"韩晋公镇浙西，戎昱为部内刺史，有酒妓，善歌，色亦烂妙。昱情属甚厚。浙西乐将闻其能，白晋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饯于湖上，为歌词以赠之。"(《本事诗》)节度使可以任意将部内乐妓召置籍中，以博娱乐，你看武人是何等威风！又，"大历末吐蕃寇剑南，李晟领神策军戍之。及旋师，以成都官妓高氏归。延赏闻而大怒，即使将吏令退焉。晟衔之，形于辞色。"(《旧唐书·张延赏传》)官妓可以武力篡取，遇到武力还强的，又可以使之"退还"。你看武人是何等威风！"裴度狎游，为两军力士十许辈凌轹，势甚危窘，求救于同年胡尚书证。"(《唐摭言》)"牛僧儒镇淮南，尝谓杜牧曰：'风声贱人，可取置之所居。不可夜中独游，或昏夜不虞奈何！'"(《唐语林》)牛的意思，就是恐怕杜牧受人侮辱劫掠，如裴度受两军力士凌轹一样，则官亦不能庇护。杜牧因居淮南幕府，有军人保卫，所以牧"所至成欢，无不会意。"(见于邺《扬州梦记》)你看武人是何等威风！代北里风气好尚，与后代不同者，又有数端：

一、召妓侑酒必得官厅许可。《北里志》说："京中饮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置于他处。"像后代任何人任何处可以随便召集妓女，是办不到的。

二、游客多狎年长的妓女《北里志》说："诸妓皆冒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为之行第，率不在二旬之内。如刘覃登第，年十六七，绛真之齿，甚长于覃。但闻众言之，亦不知其妍媸。莱儿貌不甚扬，齿不卑矣。……进士赵光远年甚当，与莱儿殊相悬，一见溺之，终不舍。"与后代竞尚雏妓"娇小玲珑"为上品者不同。

三、妓女以色为副品今以唐代妓女特性罗列于下：绛真善谈谑，能歌令，其姿亦常常，但蕴藉不恶，时贤大雅尚之。杨妙儿长妓曰莱儿，貌不甚扬。……但利口巧言，诙谐臻妙。郑举举充博非貌者，但负流品，巧诙谐，亦为诸朝士所眷。王圉儿次妓福娘，谈论风雅，且有体裁。小福虽乏风姿，亦甚慧黠。王苏苏居室宽博，卮馔有序。女昆仲数人，亦颇谐谑。张住住少而敏慧，能解音律。(以上俱见《北里志》)看了以上所引，唐时嫖客最注重的为"诙谐言谈，"其次为"音律，"其次为曲中"居住及饮食。"而妓女色相反觉无足重轻。此都是与后代大不相同的。

四、妓女以能做席纠者为上品觞政："凡饮以一人为录事，以纠坐人，又谓之觥录事。饮犯令者觥录事绳之。投旗于前，曰某犯觥令。"(《胜饮篇》)"觥录事"就是"席纠"，又名"酒纠"，一名"觥使"。这几种名目都盛行于唐代。觞政就是酒令，酒纠就是监令。《烟花录》说："妓绛真与郑举举互为席纠，宽猛得所。"《北里志》说："俞洛真亦尝为席纠，颇善章程。"做席纠的妓女，须有敏捷的口才，丰富的文学，明解的判断力，是很不容易的。唐代赌博类如捕，(《国史补山堂考索》)双陆，(《朝野佥载国史补》)叶子戏(《唐书·同昌公主传》)等等名目，久已风行社会，独北里中毫无遗迹。现在像上海长三堂子里面，妓女索嫖客的代价，最通行者为"和""酒，"唐代是只有"吃酒"而没有"碰和"的。

五、娼妓中都知权力最大《北里志》说："曲内妓之头角者曰'都知'，分管诸妓，俾追逐与齐。举举、绛真，皆都知也。"像近代北京八大胡同花榜状元花元春等，上海长三堂子四大金刚林黛玉等，红尽可红透了天，那"分管诸妓，追逐匀齐"的权柄，是没有的。这又是唐代官妓制的特别情形。

还有一件可笑的事情。《北里志》说："妓女张住住与庞佛奴有私，乃雄鸡冠取丹物托邻媪以应陈小凤聘。"如现在上海堂子里妓女，有大先生、小先生、尖先生的分别。已梳栊的叫大先生，否则叫小先生，未正式梳栊已失身的叫尖先生。一般老鸨为贪图重利起见，往往一而再、再而三的，以尖先生充小先生，骗取游客的重金。看了张住住事，乃知妓女"初夜权"宝贵，在唐代已经是如此了。

谢选骏指出："初夜权"宝贵，不全是心理优势在作怪，更有生理的卫生需要——防止性病传播。唐代已是如此，可能受到了印度西域的影响。

第二节 唐代进士与娼妓

唐代人才进身，尽由科举，尤重进士。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出身，终不以为美，所以薛元超说："吾不才，高贵过人，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取五姓女，不得修国史。"(见《摭言》、《唐语林》)当时轻薄者语曰："及第进士，俯视中黄郎；落第进士，平揖蒲华长。"(封演《闻见录》)唐代一般之重视"进士"，可以想像。但进士最出风头，尤在初及第的时候。现在引两段故事在下面：《唐摭言》说："曲江会先牒歌坊请奏，曰上御紫云楼观，时或作乐，则为之移日。故曹松之诗云：'造游若遇三清乐，行从应妨一日春，'旨下后，人置被袋，例以围障酒器钱帛实其中，逢花则饮，故张藉诗云：'无人不借花间宿，到处常携酒器行。'其被袋状元录事同检点，缺一则罚令。曲江之宴行市罗列，长安住室半空，公卿率以其月选东床，车马骖阗,莫可殚述。"李肇《国史补》说："进士既捷，列名于慈恩寺塔，谓之'题名'，大宴于曲江亭子，谓之 '曲江会'"。所以曲江宴会为初举进士最得意的事情。"旨下后，人置被袋，……逢花则饮，……其被袋状元录事同检点，缺一则罚令。"状元就是进士第一人，录事就是妓女。这时候进士挟妓宴游，恍如奉旨一样。曹松诗："造游若遇三清乐，行从应妨一日春，"就是曲江宴会这一天，其他民众，倘有同样娱乐，看见进士这一班俱乐队，即须回避停止的。你看新进士是何等风头！"长安住室半空，公卿率以其月选东床，"又是什么缘故呢？门阀制六朝时盛行，男女结婚时，往往比量祖父。故庶族以娶高门女为荣。即贵家坐罪没官之妇女，寒人得之，亦觉荣幸无比。(详《北史·魏收传》，《北齐书·陈元康传》)唐朝仍沿这种习惯，故薛元超以不娶 "五姓"女为终身恨事。但得了进士，如登龙门，一介寒儒，就可聘得到所谓"五姓"世家巨族豪门的千金做老婆。不管你是乌龟王八，既挂"进士"头衔，俨然的一位绅先生。照这么看，进士就是唐代变相的新门阀制度了。

挟妓游宴，既恍同奉皇上诏旨一样，进士公得意忘形，乃有郑宪、刘参等颠饮的事情《开元遗事》说："长安进士郑宪、刘参、郭保卫、王冲、张道隐等十数辈，不拘礼节，旁若无人，每春时选妖姬三五人，乖小犊车揭名园曲沼，藉草裸形，去其帽，叫笑喧呼，自谓颠饮。"又有平康为风流薮泽的事情。

《开元遗事》说："长安右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京都侠少萃集于此。兼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北里志·序》上说："京中诸妓籍属教坊，凡朝士宴聚，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于他处。惟新进士设宴顾吏故便，可行牒追。其所赠资则倍于常数。"进士游娼，既占如许便宜。妓女爱的是钱，有被进士召的，钱多面子又足，是谁也愿意干的。因此进士任意遨游北里，一般妓女又逢迎唯恐或后，引类呼朋，人人有"一日看遍长安花"模样。平康里当然变为"风流薮泽"了。试以《北里志》所记者，写在下方面：刘覃登第年十六七，自广陵入举；辎重数十车。时同年郑宾先辈扇之，极嗜欲于长安中。颇喜绛真。孙龙光为状元，见郑举，颇惑之。莱儿，进士赵光远一见即溺之，终不能舍。莱儿亦以光远聪悟俊少，尤谄附之。小润、小夭、崔垂休(及第时年二十)溺惑之，所费甚广。颜令宾见举人尽礼祗奉，多乞歌诗以为留赠，五彩笺常满箱箧。……因教小童曰："为我持此，"(令宾自题诗。)出宣阳亲仁以来，逢见新第郎君及举人，即呈之。云："曲中颜家娘子将来扶病奉候郎君。"(以上节录《北里志》原文)长安名妓刘国容有姿容，能吟诗，与进士郭昭述相爱，他人莫能窥也。后昭述释褐，授天长簿，遂与国容相别。诘旦赴任，行至咸阳，国容使一女仆驰矮驹赉短书曰："欢寝方浓,恨鸡声之断爱：恩怜未洽，叹马足以无情！使我劳心，因君成疾，再期后会，以冀齐眉。"长安弟子多讽诵焉。(《开元遗事》)你看颜令宾，《北里志》称她"举止风流，好尚甚雅，事笔砚；有词句，亦颇为时贤所厚"，固曲中妓女之佼佼者，乃使小童持诗迎及第进士，卑词说："颜娘子将扶疾奉候郎君"。刘国容乃才貌兼优的名妓，待进士郭昭述是何等恩情。"鸡声断爱"，佳话流传，千百年后尤令人艳羡！你看进士是何等风头！因此不得第进士，亦为妓女所嘲笑。何光远《诫鉴录》说："罗隐初赴举子日，于钟陵筵上遇娼妓云英同席。一纪后，下第，又过钟陵，复与云英相见。云英抚掌曰：'罗秀才犹未脱白'。隐虽内愧，亦嘲之以诗。"落第进士，须受妓女奚落，真令人气死呢！但是亦有进士被妓女侮辱的。《北里志》说："夏侯表中及第中甲科，宴集尤盛。表中性疏狂，……或因醉戏，……为牙娘披颊，伤其面。翌日集于师门。……表中因高声曰：'昨日子女牙娘，抓破泽颜。'……裴公——名赞，本年主司首而哂，不能举者久之。"又说："王苏苏，有进士李标与王致君弟侄同诣焉。饮次标题窗云：'洞中仙子多情态，留住刘郎不放归。'苏苏先未识，不甘其题，因谓之曰：'阿谁留郎君？莫乱道。'标性褊，头面通赤，命驾先归。"

这两位一因游戏被妓女披颊伤面，致被主司嘲笑，一因梦想留，反因唐突而受辱，总算是进士中的"寿头马子"吧。唐代进士科最贵，取去都以诗赋，而乏实学。开元中赵匡《选举议》说："进士者，时共贵之。主司褒贬，实在诗赋，务求巧丽，以此为贤。……士林鲜佐国之论，当代寡人师之学。浸以成俗，亏损国风。"这几句话是确定。又因社会重视进士，士人莫不愿得之以为荣，致或以关节取状头。(见《摭言》、《容斋随笔》)或驰驱府寺，请谒权贵，陈诗奏记，希唾吐之泽，摩顶至足，冀提携之思。故俗号举人谓之觅举(《旧唐书·薛登传》)朝廷则一方释褐，多拜清紧，不十年间拟迹庙堂，鼓之以实利。一方雁塔题名，曲江大会，奖之以虚荣，故一般士人趋之若骛，其推重谓之'白衣卿相'，又曰'一品白衫'。其不利者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有老于文场者，亦无恨焉。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终长策，赚尽英雄尽白头。"(以上见《摭言》)总之，唐代进士，人格文章两俱堕落。黄梨洲《行朝录自叙》说："唐末黄巢兵逼潼关，士子应试者，方流连曲中以待试。其为诗云：'与君同访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户前。领取嫦娥攀桂子，任从陵谷一时迁。'"这样举止，真是叔宝全无心肝。唐代衰亡，进士科总算原因之一吧。(附注)《新唐书·李冲传》："今流俗以崔卢李郭为'四姓'，加太原王氏为'五姓'"。

谢选骏指出：人说“挟妓游宴，既恍同奉皇上诏旨一样，进士公得意忘形”，我看这就是典型的“中国式的社会自由”了。

第三节 唐代官吏之冶游

唐代官吏狎娼，上自宰相节度使，下至庶僚牧守，几无人不从事于此。并且任意而行，奇怪现象百出。兹罗列在下面：

唐代官吏，有自由移转乐籍女子，以博个人快乐的。

杜牧《张好好》诗序说："牧太和三年佐故吏部沈公江西幕，好好年十三，始以善歌来乐籍中。后一岁公移镇宣城，复置于宣城乐籍。……"唐代大都会均有乐营，大僚喜欢哪个妓女可以由甲乐籍移到乙乐籍，真是太写意了。又有以自己所眷妓女移交属托于后任的。《南部新书》："媚川，歙州酒录事，尚书李曜守歙颇留意，而已纳营妓韶光。罢州日，与吴国交代托令存恤。临发共饮，不胜离情。而已有诗曰："经年理郡少欢娱，为习干戈问酒徒。今日临行尽交割，分明收取媚川珠。'吴答曰：'曳屐优容日日欢，须言达德倍仇澜。韶光今已输先手，领得珠掌内看。'"……守土大吏，听说过刑名钱谷等一定是"交割"的。关于风土人情，是应当旧令尹告新令尹的。以所眷妓女"交割一下任，令其"存恤，"而又"不胜离情，"前后任乃以诗互相酬答，真闻所未。唐代官吏，真是太写意了唐代出使官吏，公然狎娼。甚有因恋妓以至于死的。

张君房《丽情集》"崔徽，河中府倡也。裴敬中以兴元幕使蒲州与崔相从累月。敬中使还，徽不能从。情怀抑郁，后东川幕府白知退将自河中归，徽乃托人写真，谓知退曰：'为妾敬中，一旦不及卷中人，且为郎死矣'，发狂疾卒。"张君房《丽情集》："灼灼，锦城官妓，善舞《柘技》，能歌《水调》，御史裴质与之善。裴召还，灼灼以软绡聚红泪为寄。""薛宜僚，会昌中为左庶子，充新罗册赠使，从青州泛海。船频遭恶风雨，泊邮传一年。节使乌汉真尤加待遇。乐藉有段东美者，薛颇属情，连帅置于驿中。是春，薛发日祖筵，呜咽流涕，东美亦然。薛至外国，未行册礼，旋染疾，语判官苗甲曰：'东美何故频见梦中乎？'数日而卒。……薛榇回青州。东美至驿，素服哀号抚棺一恸而卒。"(《诗话总龟》引《唐贤抒情集》)"一日不及画中人，且为郎死"。"以软绡聚红泪为寄。"妓女钟情甚，或因相思而至玉碎香消，在浪漫的文人，良足以自豪，官吏干这样事，似乎有点不妥吧。东美"抚棺一恸而卒"，互相恋爱，同赴泉台，本属情场一件痛快的事，但薛宜僚身为新罗册封使，因恋一妓女，未行册礼，物化异邦，总觉得有点荒唐吧。又有以亲民官吏，外贮营妓以生子的。《南部新书》说："张褐尚牧晋州，外贮营妓，生子曰仁龟，乃与张处士为假子，居江淮间，后褐尚死，仁龟方还长安，曰江淮郎君。……是唐代亲民官吏，如州牧可外贮营妓，居然生子，而不干吏议，真前代得未曾有的事情。又有因修禊而狎妓乐的。

《容斋随笔》："唐开成二年三月三日，阿南尹李待诏将禊于洛滨，前一日启留守裴令公。明日有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宾客萧藉、李仍叔、刘禹锡、中书舍人郭居中等十五人，会宴于舟。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禊为古礼，本以祓除不祥，自春秋郑于三月行于溱洧水上，士女云集，采兰赠芍，汉晋以后，并以是日为臣庶大俱乐之一天，李待诏为地方守土大吏，乃公然呼集宾朋，"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观者如堵，"安得不"望之若仙！"唐代官吏，真写意极了！又唐代官吏狎妓，又有以豪侈胜人的。《因话录》说："睦州刺史柳齐物少而俊迈，家富于财，因调集至京师，有名娼陈娇如者，姿艺俱美，柳诣悦焉。陈云：'第下锦帐二十里，即奉事终身。'本易其言戏之耳。翌日遂如数载锦帐以行。陈大惊，且赏共奇特，竟纳入柳氏家执媵仆之礼。"唐代官吏冶游最出风头的，武臣当数韦皋、路岩，文臣当数白居易、元稹。

妇人薛涛，成都娼妇也，(《宣和书谱》)容色才调尤佳。言谑之间，亦有酬对。大凡营妓无校书之称。韦皋镇成都日，欲奏之而罢，至今呼之。故进士胡曾有赠涛诗："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涛每承连帅宠爱，或相唱和，出入车舆，诗达四方。唐衔命使臣每至蜀求见涛者甚众。而涛性亦狂逸，遗金帛往往上纳。韦公既知且怒，于是不许从官。涛乃呈十离诗，情致动人，遂复宠召。(以上何光远《鉴诫录》)唐路侍中岩，风貌之美，为世所闻。镇成都日，委政于孔目吏边咸，日以妓乐自随。宴于江楼，都人士女，怀掷果之羡，虽卫、潘岳不为之比。……以官妓行云等十人侍宴，移镇渚宫曰，合江旁离筵赠行，等成《恩多词》，有"离魂何处断，烟雨江南岸。"至今播于倡楼也。(孙光宪《北梦琐言》)唐代营妓，简直是节度使姬妾，有"先占""独占"之权。你看薛涛当时多少人爱慕他，求见涛者甚众"，因此赠以"金帛，"于是韦皋吃醋了，"不许从官"命令下了。这样今古无双才貌兼优的薛涛，为这些武人霸占了许多年。"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是何等艳福？俗语说："姐儿爱俏，鸨儿爱钞，"路岩既有镇使地位，又具有绝美风貌，具有"双料小白脸"资格，安得不受妓女欢迎？"离魂何处断，烟雨江南岸。至今播于倡楼。"(至今指五代时)佳话流传千百年后，尤令人艳羡。至白居易、元稹更浪漫极了元稹以监察使蜀，知有薛涛，难得见。岩司空潜知其意，每遣薛往，洎稹登翰林，涛归浣花造小幅松花笺百余幅题诗献稹，稹寄离体与涛云："长教碧玉藏深处，总向红笺写自随"。 (《牧竖闲谈》)刘探春，周季南妻，歌声澈云，篇咏虽不及薛涛，而华容莫之比也。稹廉问浙东，……适探春自淮甸来，赠以诗曰："新妆巧样画双蛾，慢裹恒州透额罗。正面偷输光滑笏，漫行踏破皱纹靴。言辞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徊秀媚多。又有恼人肠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元稹在浙七年，因醉题东武亭诗，末曰："因循归未得，不是恋鲈鱼。"卢侍郎戏曰："丞相虽不恋鲈鱼，乃恋镜湖春色耳。"

涛本官妓，才色俱备，貌既艳而才亦高。文人慕诗妓，乃人情之常。惟刘探春为有夫之妇，元稹乃以其"华容"，竟狎昵七年，而不能舍，似乎有点不对吧。玲珑，余杭歌者。乐天作郡日，赋诗与之。时元稹在越州，闻之，重金邀去，月余始还，赠之诗，兼寄乐天云："休遣玲珑唱我词，我词都是寄君诗。明朝又向江头别，月落潮生是甚时。"(《尧山堂外纪》)白乐天任杭州刺史，携妓还洛，后又遣回钱塘。故刘禹锡有诗。……答曰："其那钱塘苏小小，忆君泪染石榴裙。"(《南部新书》)歌者玲珑，元、白互相狎昵，颇有"共妻"风味。他人仅知道乐天侍儿惟小蛮、樊素二人，但集中《小庭亦有月篇》："菱角执笙簧，谷儿抹琵琶，红绡紫绡随意歌。"(自注：菱谷紫红，皆小臧获名。)然则乐天婢妾，人数甚多，携妓还洛，又复遣回，呼来唤去，本不算事。元微之《与晦侄等书》："吾生长京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不曾于喧哗处纵观。"《旧唐书》说："稹移任越州刺史浙东观察使。会稽山水奇秀……

而镜湖秦望之游，月三四焉。而讽咏诗什，动盈卷帙。……"又说："稹既放志娱游，稍不修边幅，以渎货闻于时。"(俱见《元稹本传》)稹少年时行检何其清洁，何以一改外职，乃忽变故态？俗语说："饱暖思淫欲。"惜乎元稹"不修边幅以渎货闻于时，"竟至晚节不终哩！白乐天自中书舍人出守杭州，徙苏州，首尾五年，自云："两地江山游得遍，五年风月咏将残。"可谓极宦游之乐。尝夜泛太湖，有"十只画船何处宿，洞庭山脚古湖心"句。泛舟连五日夜，寄元微之诗云："报君一事君应羡，五宿澄波皓月中。"宋龚明之《吴中纪闻》说："乐天为郡时，尝携容满、张态等十妓，夜游西湖武丘寺，尝赋纪游诗。为见当时郡政多暇，而吏议甚宽。使在今日，(指宋代言)必以罪闻矣。"你看元白二人，做外吏时候，不是游山水赋诗，即是饮酒狎妓，有时四件事一齐做，泛舟太湖至于"五日夜，"流连忘返，唐代官吏冶游，元白可算浪漫到极处了。清赵瓯北《题白香山集后》诗云："风流太守爱魂消，到处春翘有旧游。想见当时疏禁纲，尚无官吏宿倡条。"唐代没有宿娼的禁令，也许是官吏好冶游原因之一吧。

谢选骏指出：人说“唐代没有宿娼的禁令”，我看这就是统治者的“与民同乐”，难怪唐代的思想自由、艺术最盛。

第四节 唐代娼妓与诗

到了唐朝可数是"黄金时代。"谈到诗的体裁，汉魏六朝古体诗，在唐还是流行。七言古诗更非常发展，且生面别开。其他如律诗，全是唐人独创的。排律又叫做长律，是律诗引申的一种体裁。五言排律，是唐科场用以取士的。绝句也是按着律诗法则的。五七言短诗，也是唐朝新体。谈到人数篇章，宋朝计有功《唐诗记事》选录的诗人，就有1250家。

清康熙朝《全唐诗》选录的凡2500余家，得诗48900余首。这唐朝三百年陈迹，比较由三百篇至隋朝千余年间，增加几倍。唐朝除读书士子当然能诗外，上自皇帝将相，在朝在外庶僚，下至贩夫走卒，旁及闺秀侍姬，方外僧尼女冠，以及坊曲妓女，几无一人不能诗。最低限度无一人不能"诵诗，"不"解诗。"官妓制度，至唐完备，声妓冶游之风，当数唐代。娼妓能诗的，亦以唐代为最多。兹据《全唐诗》所载者列举如下：

一、薛涛，字洪度，本长安良家女。随父宦游，流落蜀中，遂入乐籍，辩慧工诗，有林下风致。韦皋镇蜀，召令侍酒赋诗，称为女校书，入幕府。历十一镇，皆以诗受知，暮年退居浣花溪，着女冠服，制纸为笺，时号薛涛笺。今存《洪度集》一卷。录诗一首：谒巫山庙乱猿啼处访高唐，路入烟霞草木香。小色末能忘宋玉，水声犹似哭襄王。朝朝夜夜阳台下，为雨为云楚国亡。惆怅庙前多少柳，春来空自斗眉长。

二、关盼盼，徐州妓。张建封纳之。张死，独居彭城燕子楼十余年。白居易赠诗讽其死。盼兮得诗语白曰："妾非不能死，恐我死，有从死，死妾玷清范耳！"乃和白诗，旬日不食而卒。燕子楼三首，录一楼上残灯伴晓霜，独眠人起合欢床。相思一夜情多少，地角天涯又是长。

三、刘采春，越州妓也，诗六首，今录二：曲六首，录二不喜秦淮水，生憎江上船。载儿夫婿去，经岁又经年。昨日胜今日，今年老去年。黄河清有日，白发黑无缘。

四、太原妓欧阳詹游太原，悦一妓，约至都相迎。别后，妓思之疾甚，乃刃髻作诗寄詹，绝笔而逝：自从别后减容光，半是思郎半恨郎。欲识旧来云髻样，为奴开取缕金箱。

五、武昌妓续韦蟾句。韦廉问鄂州，及罢，宾僚祖饯。韦以笺书《文选》句授坐客继续。有妓起口占二句，无不嘉赏。蟾赠数十千纳之。悲莫悲兮生别离，登山临水送将归。武昌无限新栽柳，不见杨花扑面飞。

六、舞《柘妓》女韦应物爱姬所生也。流落潭州，委身乐部。李翔见而怜之，于宾僚中选士嫁焉。诗一首：献李观察湘江舞罢忽成悲，便脱蛮靴出绛帷。谁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怀旧嫁文姬。

七、常浩，妓也。诗二首，录一：赠庐夫人佳人惜颜色，恐逐芳菲歇。日暮出画堂，下阶拜新月。

八、襄阳妓贾中郎与武补阙登岘山遇饮，自称襄阳人。诗一首：送武补弄珠滩口欲消魂，独把离情寄酒樽。无限烟花不留意，忍教芳草悲王孙。

九、王福娘，字宜之，解梁人，北里前曲妓也。诗三首，录一：题孙诗后苦把文章邀劝人，巧看好个语言新。虽然不及相如赋，也直黄金一二斤。

十、杨莱儿，字蓬仙，利口敏妙。进士赵光远一见溺之，后为豪家所得。诗二首，录一答小子弟诗黄口小儿口莫凭，逡巡看取第三名。孝廉持水添瓶子，莫向街头乱鸣。

十一、楚儿，字润娘，诗一首：赠郑昌图应是前生有宿冤，不期今古恶因缘，蛾眉欲碎巨灵掌，鸡肋难胜子路拳。只拟吓人传铁券，未应教我踏青莲。曲江作日君相遇，当下遭他数十鞭。

十二、王苏苏，南曲中妓，诗一首：和李标怪得犬惊鸡乱飞，羸童瘦马老麻衣。阿谁乱引闲人到，留住青蚨热赶归。

十三、颜令宾，南曲妓也。诗一首：临终召客(一作病中见落花)气余三五喘，花剩两三枝。话别一樽酒，相邀无复期。

十四、平康妓裴思谦及第后，作红笺，名纸十数幅，诣平康里宿焉。诘旦，一妓赋赠诗一首。赠裴思谦：银红斜背解明，小语低声唤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桂枝香。

十五、史凤，宣城妓也。诗七首录一：迷香洞洞口飞琼佩羽霓，香风飘拂使人迷。自从邂逅芙蓉帐，不教桃花流水溪。

十六、盛小，越妓。李讷为浙东廉使，夜登城楼，闻歌声激切，召至也。时崔侍御元范至府幕赴阙，李饯之，命小歌饯，在座各赋诗赠之。有诗一首：突厥三台雁门山上雁初飞，马邑阑中马正肥。白肝山西逢驿使，殷勤南北送征衣。

十七、赵鸾鸾，平康名妓也。诗五首，录一：纤指纤纤软玉削春葱，长在香罗翠袖中。惜日琵琶弦索上，分明满甲染腥红。

十八、莲花妓，豫章人也。陈陶隐南昌西山，镇帅严宇尝遣之侍陶，陶不愿。因求去，赋诗一首：

莲花为面玉为腮，珍重尚书遣妾来。处士不生巫峡梦，空劳神女下阳台。十九、徐月英，江淮间妓。有集行世，今存诗二首，录一：送人：惆怅人间前事违，两人同去一人归。生憎平望台前水，忍照鸳鸯相背飞。二十、韩襄，客汉南妓。有诗一首：断句连理枝前同设誓，丁香树下共论心。上录诸人诗，以薛涛而且美。才情丰富，艳荡而工，七绝尤长。然大抵言情之作，岂止冠冕有唐一代哩！诸妓既多工诗，故对当时诗人特别敬礼。白居易《与元稹书》说："……及再来长安，又闻右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门有题仆诗者，'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见《白氏长庆集》及《旧唐书·本传》)乐天所作诗，异常浅近谐俗，真所谓老妪都解，(见《墨客挥尘》)深投合于妓女阶级的口味。为这班妓女所能传诵，所能口诵而心知其意，所能欣赏而深知其好处，所能受感动而悲喜无端。所以当时妓女统同闻他的大名，见其人即知其诗，而他的诗流行亦愈广。真所谓"长安女子，亦识韩康。"乐天风头，真健得来！当时诗人，倘若做一首诗对于哪个妓女有的"褒贬"或"嘲谑，"则该妓女名誉及营业，立生绝大影响。现在把范据《云溪友议》上几段故事写出来：陆严梦桂州筵上赠胡子女一诗，至今欢狎之所，辞吹之篇，无不低颜变色也。诗曰："自己风流不可攀，那堪蹙额更颓颜？眼睛深却湘江水，鼻孔高如华岳山。舞罢固难居掌上，歌声应不落梁间，孟阳死后九千载，独有佳人觅往还。"滥州宴席酒纠崔云娘者，形貌瘦瘠，而戏调罚于众宾。兼恃歌声，自以为郢人之妙也。李生宣古，乃当筵一咏，遂至钳口。诗云："何事最堪悲，云娘色色奇。瘦拳抛令急，长嘴出言迟。只怕肩侵鬓，惟愁首透皮。不须当户立，头上有钟馗。"

崔涯者，吴楚之狂生也。与张祜齐名，每题一诗于娼肆，无不诵之于衢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措。嘲李端端诗曰："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铃。独把象牙梳插鬓，昆仑山上月初生。"端端得此诗忧心如病，遂往谒崔张再拜曰："端端只候三郎大郎，伏望哀之。"乃又赠一绝句粉饰之。

诗云："觉得骅骝被绣鞍，善和坊里取端端。扬州近日浑成错，一朵能行白牡丹。"于是大贾居豪，竞臻其户。……娼乐无不畏其嘲谑。

文人用诗来"嘲谑"或"褒嘉"妓女，一般社会竟能了解，而娼妓乃忽而门庭若市，忽而独守空床。唐代诗之普及民众为何如？"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措。"唐代诗人之价值为何如？真令"欢狎之所，辞吹之篇，无不低颜变色。"诗人之价值又何如？唐代妓女固是可见。唐代诗人，不算天之骄子么？唐代娼妓，因其能"做诗"能"诵诗"能"解诗"的缘故，中唐以后新文体词的产生，妓女有绝大功劳，胡适说："我疑心依曲拍作长短句的歌调，这个风气，是起于民间，起于乐工歌妓。"(详胡适《词的起源》)胡氏这几句话是很对的，现在把胡氏话补充说明如下：词之发生，盖有几个枢纽。

第一，为乐曲之变迁：《旧唐书·音乐志》说："隋平陈因置清商署，总谓之清乐。遭梁陈亡乱，所存盖寡。隋来，日益偏缺。……今其辞存者，(指五代时)惟……四十四曲焉。自都长安以后，朝廷不重古曲，工技轶缺，能合于管弦者唯八曲。"王灼《碧鸡漫志》说："清乐余波，至李唐始绝。唐中叶虽有古乐府，而播在声律则少矣。""能合于管弦者唯八曲"与"虽有古乐府，播在声律则甚少"的话，若合符契。六朝乐府，在唐朝残缺状况，可想而知了。

第二：泛声和声之使用。怎样叫做"和声""泛声"呢？宋《朱子语类·论诗篇》说："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怕失了"泛声，"逐一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全唐诗·附录》说："唐人乐府，原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其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据上所引，《全唐诗·附录》的话，比较《朱子语类》说得明白。"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拍"两句话，是很合于事实的。因无论词或曲，以词句入乐谱，总仍是有"和声"或"泛声"的。但在唐朝初年，古乐府沦亡，歌词多用五七言诗时代，歌诗的娼妓，应用了"泛声"或"和声，"无形中诗已变成长短句。渐渐的，五七言诗遂被驱入文学范围，新文体的词，遂代之而兴。

第三：妓女歌诗。原来盛唐中唐时代，乐府原用五七言诗，娼妓们在歌筵所唱的词，即文人所著的诗。王灼《碧鸡漫志》上说得很详细："唐人古意，亦未全消。《竹枝》，《浪淘沙》，《抛球乐》，《杨柳枝》，乃诗中绝句，而定为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调》词三章，皆绝句。元白诸诗，亦知音协律作歌。白乐天守杭，元微之赠诗云：'休遣玲珑唱我词，我词都是寄君诗。'白乐天亦戏诸妓云：'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下诗。'旧说：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涣之诣旗亭饮酒，梨园伶官亦招妓聚宴。三人私约曰：'我辈擅诗名，未定甲乙，试观诸伶讴诗分优劣。'一伶唱昌龄二绝句：'寒雨连江夜入吴，……'一伶唱适绝句云：'开箧泪沾臆……'一妓唱涣之诗：'黄河远上白云间……'以是知李唐伶妓，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尝俗也。"

看完了这一段，知道唐代妓女以文人诗谱入乐曲，确是一种事实。但是拿格律整齐、字数一定的律绝句作为歌词，而用变化错综乐调来配合它，自然极感到难以妥协。而当时古乐府已亡了个干净，外国乐如潮涌的输进来，如《唐书》所载燕乐十部，除"清商部"外，余均系外国乐。《唐书·音乐志》说："自周隋以来，管弦杂曲，将数百曲，多用西凉乐，鼓舞曲多用龟兹乐，其曲度皆时俗所知也。"又说："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愚意当妓女唱诗的时候，他们必定是要好唱好听，已经应用了"胡夷里巷"之曲，作为歌谱，或在字的中间加"和声"，或在句子里面插"泛声"。

她们大半是能"诵诗，"或者且能"做诗，"甚或将"泛声""和声"填以实字，无形中诗已变成长短句了。方成培《香研居词尘》说："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绝句，必杂以'散声'，然后被之管弦。如《阳关》必至三叠而后成音，此自然之理也。后来遂谱其'散声'，以字句实之，而长短句兴焉。"也就是这个道理。到了中唐以后，一般冶游的诗人，时时与妓女接近，看见她们词调太俚俗，而不典雅，乃按已成乐谱代她们做乐词，而长短句词乃崛兴。如刘禹锡嫌民间《竹枝》"伧"，乃另改作新词，就是例证。自白居易作《忆江南》，开始依乐谱作新词。后来刘禹锡和他的《春词》题下自注：说"和乐天春词，依《忆江南》曲拍为句。"

这是 "按谱填词"的确实证明了。到了晚唐，词已到大成时期，当时中心人物如温庭筠，《旧唐书》说他"能逐弦歌之音，为侧艳之词。"就是说他能依弦歌曲折填侧艳之词。这个证据，不更显明吗？总之，"教坊作谱，""诗人填词，"是中唐以后的事。几位做按谱填词的诗人，都是与妓女接近的人物。妓女唱词，固然要好唱好听，现在既得好谱，又得了好词，则游客一定乐意，可以多赠缠头。温庭筠诸人，乃迎合妓女心理，拍她们的马屁，乃努力做按谱填词的工作，词之流行更广。到了晚唐，词已入于成熟时期，但无形中妓女促成之功，实不可没。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唐孙说："尝闻蜀妓薛涛之才辩，必谓人过言，及睹北里二三子之徒，则薛涛有惭德矣。"(《北里志》序文)则唐代诗妓之多，可想而知。清章实斋说："前朝虐政，凡缙绅藉没，波及妻孥，以致诗礼大家，多沦北里。其有妙兼色艺，慧传声诗，都人士从而酬唱。大抵情绵春草，恩远秋枫，投赠类于交游，殷勤通于燕婉，诗情阔达，不复嫌疑；闺阁之篇，鼓钟闻外。其道固当然耳？"又说："彼(指妓女)赠李移张，所处应尔。良家闺阁，内言且不可闻；门外唱酬，此言何闻为而至耶？"又说："乃至谊绝丝萝，礼殊授受，辄以缘情绮靡之作，托于斯文气类之通。因而听甲乙于胪传，求品题于月旦，此则钗楼句曲，前代往往有之。

静女闺姝，自有天地以来，未闻有是礼也。"(章实斋《妇学》)章氏这一段议论，未免传统礼教思想。但就他的话看，打破我国历代"内言不出于阃，""男女授受不亲"的顽固社会，以诗篇与男子酬酢往还者，实自唐始，实自唐之妓女始。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谢选骏指出：人说——打破我国历代"内言不出于阃，""男女授受不亲"的顽固社会，以诗篇与男子酬酢往还者，实自唐始，实自唐之妓女始。——我看，这可能出于鲜卑胡人的风俗，例如武媚娘也可以狐骚称帝。

第五节 五代之娼妓

五代是吾国历史上一大混乱时代。自唐朝末叶，藩镇跋扈。以后遂成五代割据局面。五十余年之间，中原鹿骇龙斗，未尝有一日安逸。国祚最短的如刘汉，则前后二主，仅有四年。国祚最长的如梁，如后唐，皆不过十余年命运。君位变迁，有如弈棋。《五代史记·一行传》叙说："五代之乱极矣，传所谓天地闭，贤人隐之时欤？……虽曰干戈兴，学校废，而礼义衰，风俗堕坏，至于如此。"这个时候，只有扰攘的战争，谈不到什么文化政治，但"娼妓"事业，并不衰颓。试博稽史传，列举如下：《旧五代史·王峻传》："父丰本郡乐营使。峻幼慧黠，善歌。梁张筠镇相州，……畜之。"《洞微志》说："宋景德峙，冯敢唱《喝子》。十四姨言此曲单州营妓教头葛大姊所撰。梁祖付后骑唱之，名葛大姊后讹为《喝子》。"是梁朝乐营配兵，是有"使"有"教头"的。《玉堂闲话》说："晋乙未岁(时唐清泰二年晋祖屯沂州，)郑州民及军营妇女填咽道路。"《宋史·王景传》说："景对晋高祖曰：'臣昔为卒，尝负胡床从队长出入，屡过官妓侯小师家，意甚慕之。"是晋朝有"乐营妇女"与"官妓"的。《十国春秋》说："广运六年，北汉奉表请降，献官妓百余人于宋，以赐将校。"是北汉也有"官妓"的。 "赵王命马使于燕，刘守光命韩定辞馆之。时燕之酒妓转转为一代名姝，韩之所眷也。每当酒席，马频目之。韩曰：'愿垂一咏，俾得奉之。'即命笔援毫，作《转转》之赋，载转转以归。"(《补侍儿小名录》)是燕也是有娼妓的。《五代史·董璋传》："同光三年，以璋为剑南东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天成四年，明宗遣客省使李仁矩赉论两川，璋于衙署设宴以召仁矩。日既中而不至。璋使人侦之，仁矩方拥'倡妇'与宾客酣酒于驿亭。璋大怒，领数人入驿，引出璋，因命肘腋执拽仁矩。仁矩涕流告拜，仅而获免。璋乃驰骑入衙，竟撤馔而不召。"是西川也是有娼妓的。当时中原以外所谓"十国"，如南唐、西蜀、荆南、楚、闽等，比较太平安乐，娼妓风气，似乎更觉得猖狂。《清异录》说："李煜在国，微行娼家。遇一僧张席，煜遂为不速之客，垂醉大书右壁。僧妓不知其为谁也。"《蜀杌》说："上元节，蜀主昶观灯露台，命舞倡李艳娘入宫，赐其家钱十万。"后蜀、南唐二后主，本号风流，召妓入宫，微行娼家，本不算一回事。《十国春秋·荆南·侍中保世家》说："召倡妓集府署，择其士卒壮者，令恣调谑，乃与姬垂帘共观，以为娱乐。"

《清异录》说："南汉刘选恶少配以雏宫人，使褫衣露偶，与媚猪(波斯女名)延行览视，号'大体双。'"看起来两个人举动差不多，不过一使娼妓，一使宫人的不同。真是无独有偶的荒唐了。其他如晋学士王仁裕使荆南，高从诲出女妓数十并善弹胡琴。(《尧山堂外记》)小东长沙之妓人，以能诗得幸于马希范。(《补侍儿小名录》)类如此者，更仆难数。是五代十国都是有娼妓的。

五代时娼妓制度，大约仍沿唐代旧规。陶谷《清异录》记一段故事：广顺(周太祖年号)三年，以柴守礼子荣为皇太子，拜守礼为太子少保，致仕。皇太子即位，是为世宗。守礼居西洛，与王溥王彦超韩令坤之父诸友嬉游，裘马衣冠，僭窃逾制。当时人为一日具设乐设妓，轮环无已，谓之"鼎社。"洛下多妙妓，守礼日点十名，以片纸书姓字大如掌，使人持呼之。被遣者诣府尹出纸呈示，尹从旁签字。妓见纸书时争到买，唤子号曰鼎社。柴守礼以皇父尊贵，召妓侑酒，亦须府尹签字。这就是唐朝"凡朝士宴集，须假诸曹署行牒，然后能致妓于他处"(见《北里志》)的遗规，犹存于五代时的确证至这个时代贵人家"家妓"，亦风流浪漫。

《江南余载》：陈致尧雍……与韩熙载最善，家无儋石之储，然"家妓"数百，颇以帷薄取讥于时。《湘山野录》：南唐韩熙载纵"家妓"与宾客生旦杂处。《南唐近事》：熙载不妨闲婢妾，…侍儿往往私客。客赋诗云："最是五更留不得，向人枕畔着衣裳。"……《尧山堂外纪》：陶谷奉使江南，韩熙载遣"家妓"侍之。及旦，以书谢云："巫山之丽质初临，霞侵鸟道；洛浦之妖姿自至，月满鸿沟。"举朝不能会其辞。熙载召"家妓"讯之。云：是夕忽当沅濯。曰："侍儿往往私客。"曰："纵家妓与宾客生旦杂处，"虽有月经时，亦叫她陪客侍寝。聚家妓至数百，安得不以"帷薄取讥于时？"所以"家妓"的笑话，以五代为最多了。又五代时，史弘肇妻阎氏曾为酒家倡。(《旧五代史·弘肇传》)成都米市桥伪蜀时有柳条家酒肆，有女奴名柳条。盖当时酒肆，都以当垆者为名。(《成都古今记》)像现在上海四马路菜馆里抱住琵琶时常到客座上兜揽顾曲的雏娼，以及各游戏场及咖啡馆里的女招待，女茶房，在五代时似已盛行一时了。

谢选骏指出：“各游戏场及咖啡馆里的女招待，女茶房，在五代时似已盛行一时了。”——我看这个“五代十国”是唐朝贵族社会转向宋朝平民社会的过渡时期。

第六节 南北宋娼妓之概况

宋代娼妓制度，因于有唐而略有变迁。北宋有"官妓，""营妓，"南宋杭州有"瓦舍"甚多。邓之诚《骨董琐记》："宋太宗灭北汉，夺其妇女随营。是为'营妓'之始。后复设'官妓，'以给事州郡官幕不携眷者。'官妓'有身价五千，五年期满，妇原寮，本官携去者，再给二千，盖亦取之勾栏也。'营妓'以勾栏妓轮值一月，许以资替，遂及罪人之孥，及良家系狱候理者。甚或掠夺，诬为盗属以充之。南宋建国，始革其制。"吴自牧《梦梁录》："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出时瓦解之义，不知始于何时。顷者，京师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场。绍兴间杨沂中因驻军多西北人，是以于城内外创立瓦舍，招集妓乐以为军卒暇日娱戏之地。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荡游破坏，尤甚于汴都。杭之瓦舍，城内外不下十七处。"至管理娼妓官吏，北宋为"教坊。"《宋史·乐志》："教坊本隶宣徽院，有使、副使官、色长、高班、大小都知。"南宋则教坊业已废除。吴自牧《梦梁录》："旧教坊有筚篥部，……色有歌板色，……但色有色长，部有部头，有教坊使，副辖都管，掌仪，掌范，皆是杂流命官。……更有小儿队，女童采莲队，其外别有钧容班。……绍兴年间废教坊职名，如遇大朝会圣节，御前排当及驾前导引奏曲。并拨临安衙门乐人，修内司教乐所集定姓名，以奉御前供应。

所以南宋杭州勾栏城内隶修内司城外隶殿前司，与北宋微异其制了。(详周密《武林旧事》)总之，自北宋以来，京师及各地娼妓，有隶属"军营"的，也有隶属"州郡"的。《宋史·礼志》说："太宗雍熙元年，举行御丹凤楼，召侍臣赐宴，自楼前至朱雀门张乐，任从车旱船往来御道。又集开封府诸县，及诸军乐人，列于御街。音乐杂发，纵士庶游观。"朱《萍州可谈》说："娼妇诸郡隶狱官，以伴女囚，近世以迎使客侍宴。"这皆是倡妓分属"军营""州郡"的确证。宋太祖开国革五代积弊，召诸镇会于京师，赐第以留之。分命朝臣出守别郡，号权知军州事。及其后乃参用文武官为知州，不似唐末以来专用武人局面了。又定从前观察使、节度使事务悉归各州知州通判兼理之。(《文献通考》)是唐代节度使统土地赋税兵马三大权制度，至宋完全革除。唐代娼妓除属教坊外，其余尽属乐营。故武人在娼妓方面占特别权利。宋代则分隶"州郡""军营，"故文臣武臣处分娼妓，亦居平等地位。就拿"娼妓落籍"的事来说，宋代文武官吏都是有权柄来处置的。《东坡志林》："东坡摄署钱塘，有妓号九尾狐者，一日上状解藉，东坡判云：'五日京，判断自由；九尾野狐，从良任便。'又一名妓亦据例求落藉，东坡判云：'敦《召南》之化，此意可嘉；空冀北之群，所请不允。'闻者大笑。"

《东坡逸事》："东坡自钱塘被召过京口，林子中作守，郡宴会，坐中有营妓出牒：郑容求落籍，高荣求从良。子中命呈东坡。东坡索笔为《减字木兰花词》判其牍尾。"周密《癸辛杂识》："先君子于绍定四年出宰富春，其时李文清方闲居邑中。……有官妓曰蔡润者，为文清所取，每欲为之脱籍而未能。一日酒边曰：'此妓某未尘参时，已见其在籍中矣。'意欲言其系籍已久也。先君顾润曰：'汝入籍几何时？今几岁矣？'润不悟，直述所以。考之李登科之岁，此妓方生十年耳。不觉面发赤。以为有意相窘，于是衔之。及入台，首章见劾焉。"《清波杂志》："方务德侍郎帅绍兴，赴召士人姚某上书投诚，为娼馆马慧请脱籍从良。"《玉壶清话》："韩魏公为陕西安抚，李师中过之。李有诗名，韩设宴，使官妓贾爱卿侍酒。师中赠爱卿诗云：'愿得貔貅十万兵，犬巢穴一时平。归来不受封侯印，只向君王乞爱卿。'韩即以爱卿赠李。"《齐东野语》："天台营妓严蕊系狱，岳商卿为宪，怜其无罪，令其自陈。蕊略不构思，口占《卜算子》，即日判令从良。"《花草粹编》："成都尹温仪，本良家女，失身妓籍。蔡相帅成都，尹告蔡，请除乐籍。蔡曰：若能于樽前成小阕，便可除免。"《武林旧事》："钱塘妓苏小娟，以于潜官绢诬扳系狱。赵院判言于府，免其偿绢；脱籍归院判偕老。"看了以上所引的史实，不是关于娼妓从良落籍，文武官吏都有权处置证据吗？

宋代娼妓来源是怎样呢？《宋刑统一书》，完全保存唐律许多部曲奴婢官户等等字样。可知宋代对于阶级制度，仍无甚改革。《宋史·仁宗本纪》："天圣元年，诏营妇配南北作坊者释之。听自便。"《宋史·刑法志》三："妇人应配，则以妻务或车营致远务卒之无家者，著为法。"又《张邦昌传》："初邦昌居内廷，华国靖恭夫人李氏拥邦昌。后高宗下李氏狱，辞服，赐邦昌死。李氏杖脊，配车营务。"是为营妇配作坊，宋代是有这种制度的，且到南宋尚且实行的。至于罪人家属为娼妓的唐制，宋代当然保存。不过大宗娼妓，仍由于卖买。《武林旧事》说："沈遘，以礼尚知杭州，令行禁止。人有贫无以葬、孤不能嫁者，悉用公府钱为嫁葬者数百人。良家女卖入娼优者，悉以钱赎归其父母。"《尊德性斋集》说："滕洙为人恭俭好义。尝有一二族女，年甫龆龀，家贫母疾，父为牙侩所欺，鬻之娼家。闻者不平，而莫敢谁何。君独愤然一呼。娼侩许偿直远女，阳诺而谋挟之遁。君廉知之，亟诉诸官，未决。娼与侩谋伪契，增其直，累数倍。"看上面所引，杭州在北宋时代买良家女为娼，业已盛行。至南宋则有专经营卖买娼妓的"娼侩"，是前此所未有的。更有"诉官未决""伪契增直"的事，是买良为娼，俨然用法律解决，成为官厅默许了。宋代买良为娼风气之盛可知。

至于两宋娼妓盛况，则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记北宋特详：崇观以来，京瓦妓艺，有张廷叟孟子书主张，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嘌唱弟子张七七王京奴左小四安娘毛团等。教坊减罢，并温习张翠盖张成弟子薛子大……周寿奴林心等……其余不可胜数。不以风雨寒暑间，诸排观看人，日日如是。教坊钧容直每遇旬休按乐，亦许人观看。每遇内宴，前一月教坊内勾集弟子小儿习队舞作乐。杂剧节次。酒楼凡京师酒店门首，皆缚采楼欢门，唯任店入其门一直主廊约百余步。南北天井两廓皆小阁子。向晚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浓装妓女数百，聚于主廊面上，以待酒客呼唤，望之宛若神仙。北楼后改为丰乐楼，宣和间更修三层五层相尚。各有飞栏槛，明暗相通，殊帘绣额，灯烛晃耀。元夜则每一瓦陇中，皆置莲灯一盏，内西楼后来禁人登眺，以第一层下视禁中，大抵诸酒肆瓦市，不以风雨寒暑，白昼通夜骈阗。在京正店七十二户，此外不能遍数。其余皆谓之"脚店。"卖贵细下酒，迎接中贵。…

饮食果子：凡店内卖下酒厨子，谓之"茶饭量"。酒博士至店中，小儿通称之曰大伯子。有街坊妇人，腰系青花布手，巾绾危髻，为酒客投汤斟酒。"更有百姓入酒肆，见子弟少年辈饮酒，近前小心供使，令买物命妓取送钱物之类，谓之"闲汉"。又有下等妓女，不呼自来，筵前歌唱，临时以些小钱物赠之而去，谓之"客"，亦谓之"打酒座"。又有卖药及是实萝卜之类，不问酒客买与不买，散与坐客，然后得钱，谓之"撒暂"。如此处处有之。……其余小酒店亦卖下酒，如煎鱼鸭子炒鸡之类。每份不过十五钱。诸酒店必有厅院廓庑，掩映排列。小阁子吊花竹各垂帘。命妓歌笑，各得稳便。周密《武林旧事》记南宋特详：

丰楼以上并官库，属户部点检。每库设"官妓"数十人，各有金银酒器千两，以供饮客之用。每库有只直者数人，名曰"下番"。饮客登楼，则以名牌点唤侑樽，谓之"送花牌"。元夕诸妓皆更番互移他库夜卖，各戴杏花冠儿，危坐花架。然名娼皆深藏高阁，未易招呼。凡肴核杯盘，皆各随意携至库中。初无庖人，官中趋课，初不藉此，聊以粉饰太平耳。往往皆学舍士人所据，外人未易登也。熙春楼三元五间楼录马拍唐沈店翁厨任厨赏心楼严厨花月楼陈厨周厨巧日新楼沈厨郑厨吃眼只卖好酒张花以上皆市楼之表表者。每楼各分小阁十余，酒器悉用银，以竞华侈。每处各有官私名妓数十辈，皆时装炫服，巧笑争妍。夏月茉莉盈头，香满绮陌，凭栏招邀，谓之"卖客"。

又有小鬟，不呼自至，歌吟以求支分，谓之"擦坐"。又有吹箫弹阮，息气锣板，歌唱，散唱，散耍等，人谓之"赶趁"。又有老妪以小炉炷香为供者，谓之"香婆"。有以法制杏仁、半夏、豆蔻、砌香、橄榄、薄荷，至酒肉分得钱"。又有卖玉面、鹿肉、糟蟹、糟羊、踹酒、蛤蜊、柔葱、虾茸者，谓之"蒙风"。又有卖酒浸、章举、蛎肉、龟脚、锁管、密丁、脆螺……等，谓之"下酒口味"。凡下酒羹汤，任意索唤。虽十客各欲一味，亦自不妨。任意奉承，或少忤客意，及食次稍迟，则主人随逐去之。歌管欢笑之声，每至达旦。往往与朝天车马相接，虽风雨暑雪不少减色。歌馆平康诸坊，如上下抱剑营、漆器墙、子皮坊、清河坊、融和坊、新街、太平坊、中子巷、狮子巷、后市街，皆群花所聚之地。此外诸和茶肆，清乐茶坊、八仙茶坊、珠子茶坊、潘家茶坊、连三茶坊，连二茶坊，及金波桥两河以至瓦市，各有等差。莫不靓妆迎门，争妍卖笑。朝歌暮弦，摇荡心目。凡初登门则有提瓶献茗者，每杯茶亦犒数千。谓之"点花茶"。登楼甫饮一杯，则先与数贯，谓之"支酒"。然后呼唤他妓，随意置宴，赶趁只应扑卖者，亦皆纷至。浮费颇多，或支额招呼他妓，虽对街亦乘轿而至，谓之"过街轿"。前辈如观音，孟家蝉，吴怜儿等甚多，皆以色艺冠一时，家甚豪。……下此者，虽力不逮者亦竟鲜华。盖有酒器首饰衣服之属，各有赁者，故佳客一至，则供具为之一新，非习于游者不察也。"《都城纪胜》对于南宋亦有详实之纪载：(灌园耐得翁著)叙酒肆除官库子库脚店之外，其余皆谓之拍户。……有"茶饭店"，"包子酒店"，"散酒店"，"酒店"。谓有娼妓在内，可以就欢，而于酒阁内暗藏卧床也。门首红桅子灯上，不以晴雨，必用碧盖之，以为记认。其他大酒店只伴坐而已。要买欢则多往其居。大抵店肆饮酒，在人出着如何。查如食次之"下涝水"，其钱少，止百钱五千者，谓之"小分下酒"。若令妓，则此辈多是虚驾骄贵，索唤高价细食。全要出着经惯，不被所侮也。叙茶坊大茶坊…人情茶坊，本非以茶汤为主。但将此为由，多下茶钱也。又有一等专是娼妓兄弟打聚处。……水茶坊，及娼家聊设桌凳，以茶为由，后生辈甘于费钱，谓之"干茶钱。""

看了以上三种书所记，其特征：一、官妓之外有私妓。二、官酒库设妓数十人，可以应游客侑樽。三、酒楼上妓女除所谓"卖客"妓女外，又有所谓"擦坐""打酒座"的各式妓女，花样繁多。四、酒店所谓"酒店"者，可以实行性交。五、酒楼规模宏大，待遇周密。六、妓女除瓦子勾栏外，又有路歧不入勾栏所谓"打野呵"者，颇似现在上海马路上之下等野鸡。七、茶坊里也可与妓戏耍，与今日上海四马路上青莲阁四海升平楼一样。这个七条，皆是宋代娼妓事业进展之事实吧宋代妓女豪侈，嫖客挥霍，有足令人惊异者。《武林旧事》说："前辈如赛观音、孟家蝉、吴怜儿等甚多，皆以色艺冠一时。家甚华侈，近世目击者，惟唐安之最号富盛。凡酒器沙锣水盆，如厢妆之类，悉以金银为之。帐幔茵褥，多锦绣。"《癸辛杂识》说："吴妓徐兰擅名一时。吴兴乌墩镇有沈承务者，家巨富，慕其名，遂驾大舟往游焉。徐知其富，初则馆之别室，开宴命乐，极其精腆。至此日，复以精缣制新衣一袭奉之。至于舆台，各有厚犒。如此兼旬日。未尝略有需索。沈不能自已，以白金五百星兼缣采百匹馈之。凡留连半年，靡金钱数百万。于是徐兰之声播于浙右。……其家虽不甚大，然堂馆曲折华丽，亭榭台池，无不具。至以锦缬为地衣，乾江四紧钞为单食，销金帐幔。侍执音乐者十余辈。金银宝玉玩，名人书画，饮食受用之类，莫不精妙，为三吴之冠。"这是属于妓女方面的。 "蔡奴北宋汴妓，即郜六也。吴兴沈偕家富于财，少游京师入上庠，好狎游，时蔡奴声价甲于都下。沈欲访之，乃呼一卖珠人于其门首茶肆中，议价再三。不售，撒其珠于屋上。卖珠者窘甚。沈笑曰：'第随我来，依汝所值还钱。'蔡与帘中窥见，令取视之，珠也。亦惊，唯恐其不来。后数日偕至其家，喜相报曰，'前日撒珠郎至矣。'接之甚至。一日携上樊楼，楼乃京师酒肆之甲，饮徒常余人。沈遍语在座曰：'极量尽观。'至夜，尽为还所值而去。于是豪侈之声振三辅。"《齐东野语》) "晁冲之举进士，与陵阳喻汝砺为同门生。少年豪华自放，挟轻肥游帝京，挟官妓李师师掷缠头以千万。酒船歌板，实从杂还，声艳一时。"(《宋诗钞》) "宋徽宗般乐艮狱中，久而厌之。更微行为狭斜游，累至汴京镇安坊京妓李师师家，计前后赐金银钱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万。"(宋人无名氏《李师师外传》。)

这是属于游客方面的。你看帝王，进士，太学生，民众，以及娼妓，皆奢侈荒唐至此，南北宋如出一辙，安得不破国亡家？《墨庄漫录》说："政和间，汴都平康之盛，而李师师崔念月二妓，名盖一时。罗冲之叔用每宴饮多招侑酒。

其后十许年再来京师，二人尚在，声名溢于国内。李生者门第尤。叔用追感往昔，成一诗以示江子之。……靖康中，李生与同辈赵元奴及筑球吹笛袁陶武震辈例籍其家。李生流落来浙中，士大夫犹邀之以听其歌，然憔悴无复向来之态矣。"

你看名妓下场，这样沦落，宁不可叹！而宋代妓女负气多情的亦甚多。爱爱，姓杨氏，本钱塘娼家女。年十五，善歌舞，为金陵少年张逞所诱，相携潜遁京师。后逞为其父捕去，不及与爱爱别。一日人传逞死，爱爱自此素服蔬膳，不近乐器。好事有力百计调之，终不可及。后三年念逞之勤，感疾而死。(苏子美《爱爱集》)淳熙初，行都角妓。陶师儿与荡子王生狎，甚相眷恋。为恶姥所间，不尽绸缪。一日王生拉师儿游西湖，夜深相抱投水中死。都人为作《长桥月短桥月》以歌之。(《名姬传》)郝节娥，嘉州倡家女，生五岁，母娼苦贫，卖于洪雅良家为养女。始笄，母夺而归，欲令世其娼。娥不乐娼，日逼之。母益怒，且打且骂。娥度他日必不可脱，自投于江以死，乡人谓之节娥云。(《宋史·列女传》)毛惜惜，高邮妓女也。端平二年，别将荣全率众降城以叛。制置使招之，全伪降，欲杀使者，方与同党王安等宴饮，惜惜耻于供给，安斥责之。惜惜曰："妾虽贱，不能事叛臣。"全怒遂杀之。(《宋史·列女传》)看以上四个人，或恋情人而死，或偕情人而死，或保全清洁之身而死，或不愿事叛臣而死，死的情节不同，其视死如归则一。在这个时代，关于女子一般贞操问题，正由宋代理学诸儒极力提倡，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程颐语)等等话头，已成为天经地义。这班娼妓亦濡染于无形，所以有这样情状呢。总之，宋代娼妓制，大半因于唐代而更有进展。宋程大昌《演繁露》：说"开元二，年元宋以太常礼乐之司不应管优娼杂乐，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命左右骁卫将军范及为之使。又选乐工数百人自教法曲于梨园，谓之皇帝梨园弟子，至今谓优女为弟子，命伶魁为乐营将者，此其始也。"此因于唐代者一。朱《萍州可谈》说："娼妇州郡隶狱官，以伴女囚。近世择姿容习歌舞，邀送使客侍酒，谓之弟子。其魁谓之行首。"朱子按《唐仲友弟三状》说：'都行首严蕊，''唐代曲内妓之头角者，为都知分管诸妓，俾召匀齐，举举绛真皆都知。'"(《北里志》)与宋相似。此因于唐代者二。洪迈《夷坚志》说："江浙路岐伶女有慧黠知文墨者，能于席上按物题咏，应命辄成，谓之 '合生。'其滑稽含玩讽者，谓之'乔合生。'盖京都遗风也。"依洪氏说，宋代娼妓以按物咏题为最上乘，与唐代重觞政，酒令，酒纠，监令者相似。以滑稽玩调为次等，又与唐代重诙谐谐谑者相似。此因于唐代者三。

唯唐朝宫妓制度，宋代似没有。但宋徽宗累至李师师家冶游，(《李师师外传》、《宣和遗事》)宋礼宗癸丑元夕呼妓入禁中。有唐安安者，歌色绝伦，帝爱幸之。(《东城杂记》)《梦梁录》说："朝廷御宴，是教坊歌板色承应。"《武林旧事》说："丁未年拨入勾阑弟子，嘌唱赚色施二娘、时春春、时住住、徐胜胜、朱安安、陈伴伴等十四人。"《太平清话》说："钱塘为宋行都，男女尚妩媚，号笼袖骄民。当时思陵上太皇号。孝宗奉太皇寿，一时御前应制多女流。棋为沈姑姑，'演史'为宋氏强氏，'说经'为陆妙静，陆妙慧，'小说'为史亚美，'队戏'为李端娘，'影戏'为王润卿，皆宫中一时慧黠之选。"试问以上所述情形，与唐代所谓"内人"、"官妓"、"前头人"有什么分别吗？总之，宋代娼妓制度，大半因袭于唐，因时代关系，更外踵事增华，是毫无疑义的。当我元朝时候，有一个意大利人马哥波罗(Marcopolo)到中国来，这时为元世祖元年，公元1260年。马哥时仅二十岁左右，颇为元世祖所爱，先后奉使到云南缅甸、占城印度，又曾做过枢密副使，淮东道宣慰使。马哥在中国计历一十六年，到一二七六年，是为元世祖至元十三年。马哥忽动乡思，正值科克清伯岳吾公主下嫁波斯，世祖因命他顺便扈从公主到波斯，再行回国。马哥回国后，一二九八年威尼斯与热内亚开战，马哥身与其役，兵败被擒，狱中述其经历，由罗斯梯谢罗(Rusticiano)为之笔记。这就是现在所传最著名的《马哥波罗游记》。在他《游记》中，往往赞美宋杭州的富丽，娼妓的繁多。京师(指杭州)城广一百迈当，有石桥万二千座，有浴室三千所，皆温泉。妇人多娇丽，望之若仙。国君侍从的男女数以千计，皆盛妆艳服，穷极奢侈。城中有湖，(即西湖，)周围皆崇台别馆，贵族所居。临岸多佛寺，湖心有二小渚，崇殿巍然，临水望之如帝居，为士大夫饮宴之所。杯盘几筵，极奢丽。有时客集多至百余辈。青楼盛多，皆靓妆艳饰，兰麝熏人，贮以华屋，侍女如云，尤善诸艺，娴习应对，见者倾倒，甚至醉生梦死，沈溺其中。故凡游京师者，谓之登天堂，归后尤梦京师。……看了这一段《游记》，当时南宋小朝廷朝野上下酣嬉淋漓，纸醉金迷情形，活跃纸上，如在目前。昔人有两句诗："暖风熏得游人醉，这把杭州作汴州。"则南宋杭州娼妓事业的繁盛，比较北宋汴京。直有过之无不及了。

唐代对于官吏，无冶游禁令，故官吏益为放浪。宋代同禁令甚严，但官吏冶游风气，视唐更甚。形形式式，试详列于下：

一、有官僚偕幕僚挟妓游湖，或偕客登娼楼的。晏丞相殊知南京，王琪张元为幕客。泛舟湖中，以诸妓随。晏公把舵，王张执篙。琪是南人，知行舟次第，至桥下故使船触柱而横，厉声曰，"晏梢使舵不正也。"(孔平《仲说苑》)刘过，字改之，辛稼轩客之。稼轩帅淮时，改之以母疾辞归。是夕，改之与稼轩微服登娼楼。适一都吏令乐饮酒，不知为稼轩也，令左右逐之，二公大笑而归，即以为有机密文书，唤　某都吏，其夜不至。稼轩欲籍其产而流之，言者数十，皆不能解。遂以五千缗为改之母寿，请言于稼轩，稼轩令倍之。稼轩为改之买舟于岸，举万缗于舟中。(《江湖纪闻》)

二、有以厨传歌妓迎幕僚的。"钱文僖惟演守西都，谢绛欧阳修俱在幕下。一日游嵩山，自颖阳归。将暮，抵龙门香山，雪作，登石楼望都城。忽于烟霭中有车马渡伊水来者，则文僖遣厨传歌妓至。吏传语曰'山行有劳，少留龙门赏雪，府事简，无急归也。'"(《东山说苑》)

三、有为妓作词而解围的。"欧阳永叔任河南推官，亲一妓。时钱文僖公为西京留守，梅圣俞尹师鲁同在幕下。一日宴于后园，客集，而欧与妓俱不至。移时方来，钱责曰：'末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失金钗，犹未见。'钱曰：'若得欧阳推官一词当为偿汝。'欧即席赋就，众皆击节。妓满斟送欧。钱令偿以公库钱。"(《词苑丛谈》)"子瞻杭日，府僚高会湖中，群妓毕集。有秀兰者后至，府僚怒其来迟，云必有私事。秀兰含泪力辩，子瞻亦为之解，终不释然。适榴花盛开，秀兰以一枝籍手献座中。府僚愈怒。秀兰进退无据，子瞻乃作一曲，名《贺新凉令》。秀兰歌以侑觞，声容并妙，府僚大悦，剧饮而罢。"(《东坡逸事》)

四、有以妓女诱惑朝使，藉以解免罪过的。"文潞公帅成都，有飞语至，朝廷遣御史何郯俾伺察之。潞公亦为之动。遍询幕客孰与御史密者。得张俞字少愚者，使迎于汉州，且携营妓名王宫花者往，伪作家姬，舞以佐酒。御史醉中取其领巾题诗云：'按撤梁州更六么，西台御史惜妖娆，从今改作王宫柳，舞尽春风万万条。'至成都，此妓出迎，遂不复措手而归。"(《清波杂志》)

五、有作诗词恋妓的"黄山谷寓荆州，除吏部郎中，再辞，守当涂，方到官七日而罢，又数日乃去。有诗云："欧借腰枝柳一涡，大梅酌酒小梅歌。舞余细点梨花雨，奈此当涂风月何！'盖欧梅当涂，营妓也。" "欧阳修闲居汝阴时，二妓甚颖，而文公歌词尽记之。筵上戏约他年当来作守。后数年公自维扬果移汝阴，其人已不复见。视事之明日，饮同官湖上，有诗留撷芳亭云：'柳絮已将春色去，海棠应恨我来迟。'" "张文潜初官颖许，喜营妓刘淑，为作诗，有'如是相逢意便深'句。" "范文正公守鄱阳郡，创庆朔堂，妓籍中有小鬟者，尚幼，公颇属意。既去职，以诗寄魏介云："庆朔堂前花日栽，便辞官去未曾开。年年长有别离恨，已托东风干当来。'介因鬻以赠公。"(以上见《宋裨类钞》) "秦少游在蔡州，与营妓娄婉字连玉者甚密，赠之词云：'楼连苑横空'。又云'玉佩丁别后'者是也。又赠云：'天外一钩横月，带三星'，谓心字也。"(《高斋诗话》)

六、有因冶游而官吏受惩戒的。宋代对于官吏冶游，是有限制的，张舜民《画墁录》说："提刑点狱不得赴妓乐。熙宁以后监司率禁，至属官亦同。惟圣节一日许赴州郡大排宴，于便寝别设留娼，徒用以乐号呼达旦。"因有这样限制，所以官吏与娼妓接近，动辄得答。略举一二如下： "刘涣官并州，与营妓游，黜通判磁州。"(《宋史·本传》) "束元邵官大理评事，买娼家女为妾，左迁将作盗"(《宋史·本传》) "蒋堂知益州，以私官妓，徙河中府。"(《宋史·本传》 "王洙权同判太堂寺，坐赴赛神与女妓杂坐，黜知濠州。"(《宋史·本传》)

七、有受窘辱的。 "石曼卿为集贤校理，微行娼馆，为不逞者所窘。曼卿与之校，为街司所录，曼卿诡怪不羁，乞科决，街司杖遣之。"(《能改斋漫录》) "朱晦庵以使节行部至台，坐台州守唐与正与官妓严蕊滥，系狱月余。虽被楚，而语不及唐。然犹不免受杖。移籍绍兴，且复就越，置狱鞫之。狱吏因以好言诱之。蕊答云：'身为贱妓，纵是与太守滥，料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伪，岂可妄言以汗士大夫？虽死不可诬也。'三两月之间，一再受杖。委顿几死。"(《齐东野语》) "岳阳教授陈诜，与妓柳江狎。岳守孟之经闻之，一日公宴，柳江不侍，呼杖之，又文其眉间以陈诜二字。押隶辰州。"(《山房随笔》)

八、有挟妓以谒高僧的。"大通禅师操行高洁，人非斋沐不敢登堂。东坡一日挟妙妓谒之。大通愠见于色。公乃作南柯子令妙妓歌，大通亦为解颐。公曰：'今日参破老僧禅矣。'"(《调谑篇》)

九、有以书翰赠妓的。"东坡在黄州日，每有燕集，醉墨淋漓，不惜与人。至于营妓供侍，扇书带画，亦时有之。有李琪者，小慧而能书札，坡亦愿之喜，终未尝得赐。至公移汝郡，将祖行，酒酣奉觞再拜。取领巾乞书。公顾视之久，令琪磨砚，墨浓取笔大书云：'东坡七岁黄州住，何事无言及李琪。'即掷笔袖手，与客谈笑。坐客相谓，语似凡易又，不终篇何也？至将彻具，琪复拜请，坡大笑曰：'几忘出场。'继书曰：'恰似西川杜工部，海棠虽好不留诗。'一座击节，尽醉而散。"(《春渚记闻》)

十、有因狎妓得病的。"刘原父累迁知制诰，出知永兴，惑官妓得惊眩疾，力求解部。仁宗尝谓执政曰：'如敞者岂易得耶？'赐以新橙五十。"(《郡斋读书志》)而最浪漫的要算欧阳修、苏东坡。《避暑录话》说："欧阳文忠知扬州，建平山堂，壮丽为淮南第一。每暑时，辄携客往游，遣人至邵伯取荷花千余朵，以画盆分插百许盆，与客相间。遇酒行即遣妓取一花传客，以次摘其叶尽处，则饮酒，往往侵夜，载月而归。"

《挥尘录》说："姚舜明庭辉知杭州，有老姥自言故娼也，及事东坡先生，云：公春时每遇休暇，必约客湖上，早食于山水佳处。饭毕，每客一舟，令队长一人，各领数妓任其所适。晡后鸣锣以集。复会圣湖楼，或竹阁之类，极欢而吧。至一二鼓夜市犹未散，列烛以归。城中士女云集，夹道以观千骑骑过，实一时盛事也。"东坡不独在杭如是，其在扬黄惠儋时，所至日事游宴，纵情湖山花卉之间。《青楼小名录》说；"熙宁中，祖无择知杭州，坐与官妓薛希涛通，为王安石所执，令涛榜笞，至死不肯承伏。"《东轩笔录》说："熙宁新法行，督责监司尤切。两浙路张靓王庭志潘良器等，因阅兵赴妓乐筵席。侵夜皆黜责。"考东坡守杭，即以阻挠新法而被黜，当督责严切之时，坡公仍恣意冶游，卒未闻干吏议，岂因东坡等为名士，故意优容，或王安石等以东坡因政见不同，故尔典郡，卒不愿以行检不修，而故事吹求，以表示大政治家态度吗？均不可知了。宋代狎妓最奇怪现象，尤莫如权臣，王黻秦贾似道。《老学庵笔记》说："王黻作相，清朝假归咸平焚黄，画舫数千，沿途作乐，固已遭物论。绍兴中秦亦归金陵焚黄，临安及转运司舟舫，尽选以行。择取浙西一路凡数百艘，皆穷极丹之饰。郡县监司迎饯数百里不绝。平江当运河结采楼数丈，大合乐，官妓舞于其上，缥缈若在云间。处之自若。

《宋史记事本末》说："贾似道少落魄，为游博，不事操行。会其妹入宫，有宠于理宗为贵妃，召赴廷报，擢太常丞军器监。益恃宠不检，日游诸娼家，至夜即宴游湖上。"又说："似道既相，进娼优奉帝为游宴，台谏有议者，宣论使裁去，谓之'节帖'"。秦贾诸人，行为可谓放僻邪侈之至。尤奇的是王黻，"于后园聚花石为山，中列四巷，俱与民间娼家相似，与李邦彦辈游宴其中，朋邪狎昵。"(《靖康遗录》)住室皆仿"娼家，"其迷恋程度可想。"贾似道南窜，犹携所谓沈生王生者自随，二生天下之绝色。"(《桐江集·木棉怨序》)真所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了。尤奇怪的，莫如"君臣同嫖"。《贵耳集》说："道君幸李师师家，偶遇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括成《少年游》词。李师因歌此词，道君问谁作，云：'周邦彦词。'道君大怒。时邦彦嵝开封府监税，命蔡京以周职事废弛，押出国门。隔一二日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师师。问之，知送周监税，至更初始归。道君怒云：'汝从何往？'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道君问有词否，云有《兰陵令》词，唱一遍看，曲终，道君大喜，复召邦彦为大晟正。"道君、邦彦同狎师师，颇类现代三角恋爱。道君魔力似敌不过邦彦，又叫邦彦为大晟正以敷衍她，兼免得罪师师，真可谓荒唐极了。看宋代权臣、昏君，荒淫若此，国家焉得不亡？

谢选骏指出：人说“宋代权臣、昏君，荒淫若此，国家焉得不亡？”我看“商品经济”敌不过“蛮族武力”。经济基础决定不了上层建筑。

（第七节 宋代官吏之冶游，缺失了）

谢选骏指出：《中国娼妓史》一书，是我二十年前（2003年）在互联网上下载的。那时候的网页都很原始，需要一张一张地阅读，而且每页都有回车，我看完就保留下来，所以才有现在的一本一本的点评可以出版。但在排版时还需消除每行的回车，工作量巨大。但我乐此不疲，虽然赔钱出版，但可以助我回忆往昔的点滴。由于一张一张的粘贴下载，难免有所遗漏，现在我想在网上寻觅补救，却再不可得。我的许多网文书籍的摘录都是如此，如果不是我的搜集，许多文字就会永久消失了。由此可见，二十多年来的中文互联网，遭受了多大的浩劫。

第八节 宋代娼妓与词

词之发展，到宋朝可算达于极点了。《宋六十一名家词·序》说："夫词至宋人而词始霸；蔓延繁昌。至宋而词之各体始大备。其人韶令秀世，其辞鲜艳人。有新脱而无因陈，有圆倩而无沾滞，有纤丽而无冗长，有峭拔而无钩棘。一时以之赓和我家，而鼓吹中原，肩摩于世。"王静安《宋元戏曲史·序》说："凡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朝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所以词之为物，由唐末直到现在，有千余年历史。但在这个时代当中，不全是有可称道的价值。有全部称道价值的，只有宋代。前乎宋的词，是宋的先驱；后乎宋的词，是宋的尾声。故宋可称为词的时代，可称为词的黄金时代。所以有宋一代除文人墨客当然能词外，上至帝王将相公卿臣僚，下至贩夫走卒，以及小家碧玉，坊曲妓女，名门闺秀，女尼女冠，几无一不能作词，最低限度几无一不能唱词。宋代民间词要算妓女词为最盛。因当时妓女时常与一班词人厮混，故能词者十人而七八。载于《词苑丛谈》诸书的，更仆难数。兹大略举几个，分为"作词""唱词"列于下面：一、作词的：蜀娼类能文，盖薛涛之遗风也。陆放翁客自蜀挟一妓归，蓄之别室，率数日一往。偶以病稍疏，妓颇疑之，客作词自解，妓即韵答之云：说盟说誓，说情说意，动便春情满纸。多应念得脱空经，是那个先生教底。不茶不饭，不言不语，一味供他憔悴。相思已是不曾闲，又那得工夫咒你。"(《齐东野语》) "营妓马琼之归朱端朝。朱官南昌尉，琼之以雪梅扇面，写减字《木兰花词》寄之，词云：雪梅妒色，雪作梅花相抑勒。梅性温柔，雪厌梅花怎起头。芳心欲诉，全杖东君来作主。传语东君，早与梅花作主人。"(《寄梅记》) "名妓聂胜琼资性慧黠，李之问诣京师，见而悦之，遂与结好。及将行，胜琼饯别于莲花楼。别旬日，复作《鹧鸪天》词寄之：'玉惨花愁出凤城，莲花楼下柳青青。青樽一曲阳关调，别调人人第五程。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帘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李藏箧间，抵家为其妻所得，问之，具以实告，妻爱其语句清俊，遂出妆奁资夫娶归。"(《青楼记》) 

"广汉营妓，小名僧儿，秀外慧中，善填词。有姓戴者，两作汉守，宠之。既而得请玉局之祠以归。僧儿作《满庭芳见》意云：'园菊苞金，丛兰减翠，画成秋暮风烟。使君归去，千里信潜然。雁水全，胜得陶侃当年。如何见一时盛事，都在送行篇。愁烦梳洗懒，寻思陪宴，把月湖边。有多少风流往事萦牵。闻到霓旌羽驾，看看是玉局神仙。应相许冲烟破雾，一到洞中天。'"(《苕溪渔隐丛话》) "杭妓乐宛与施酒监善，施尝贻以《卜算子》词，乐宛答之云：'相思似海深，旧事如天远，泪滴千千万行，使我愁肠断。要见无由见了，终难制。若是前生未有缘，重结来生愿。'"(《词苑丛谈》) "成都官妓赵才卿性慧黠，能词，值帅府作会，送都铃帅命才卿作词，才卿应命立赋《燕归梁》云：'细柳营中有亚夫，华宴簇名姝。雅歌长许值投壶，无一日不欢娱。汉王拓境思名将，捧飞诏，欲登途。从前密约尽成尘，只胜红泪如珠。'帅大赏，尽以饮哭遗之。"(《词苑丛谈》)"杭西湖有一闲唱少游《满庭芳》，偶然误举一韵，'画角声断斜阳。'妓琴操在侧曰：'画角声断樵门，非斜阳也。'因戏之曰：'尔可改韵否？'琴操即改作'阳'字韵云：'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斜阳。暂停征辔，聊共饮离觞。多少蓬莱旧侣，频回首，烟雾茫茫。孤村里寒鸦万点，流水绕红墙。魂伤当此际，轻分罗带，暗解香囊。漫赢得，秦楼薄名狂。此去何时见也，襟袖上，空有余香。伤心处，长城望断，灯火已昏黄。'东坡闻而善之。" (《能改斋漫录》)

"黄山谷过泸州，有官妓盼盼，帅尝宠之。山谷戏以《浣溪纱》赠之云：……盼盼即筵前唱《忆春蛾》词侑酒。词云：'年少看花双鬓绿；走马章台弦管逐。而今老友惜花深，终日看花花不足。书中美女颜如玉，为我同歌金缕曲。'"(《词苑丛谈》)刘水村《水云村吟稿·谒金门》词注："临汝有歌者，甚慧，咸淳中，尝与吟朋夜醉其楼，对余唱《贺新郎》词至'刘郎正事当年少，天教赋与许多才调。'欧闲笠谓余曰：'古曲儿，今日恰好使得。'余因以此意作小调题壁。"(《词综补遗》)西秦张焱叔《玉田词》云："沈海娇，杭妓也，忽在京都见之，把酒相劳苦，犹能歌周清真《意难忘》《台城路》二曲。因属余记其事，词成以《素罗慢》书之。"(《词苑丛谈》) "苏子瞻守杭州时，毛泽民为法曹，公以常人遇之。而泽民与妓琼芳者善。及秩满辞云，作《惜分飞》词以赠妓。子瞻一日宴客，闻妓歌此词，问谁作，妓以泽民对，子瞻欢曰：'郡有词人而不知，某之罪也。'翌日折简邀回，欢洽数月。"(《西湖游览志》) "柳三变与孙相何为布衣交，孙知杭，门禁甚严，三变欲见之不得，作《望海潮》词往诣名妓楚楚曰：'欲见孙恨无门路，若因府会，愿朱唇歌之。若问谁为此词，但说柳七。'值中秋夜会，楚楚宛转歌之。孙即席约耆卿预坐。"(《词苑丛谈》) "陈东靖康间尝饮于京师酒楼，有'娼打座'而歌者，东不愿，乃去倚栏独立。妓歌《望江南》词，音调清越，东不觉倾听。视其衣服皆故敝者，时以手揭衣爬搔，肌肤绰约如雪，乃复呼使前，再歌之。其词曰：……东问何人所制，曰：'此上清真人词也。'歌罢，得钱楼，再遣仆追之，已失矣。"(《夷坚志》)宋代妓女"唱词""作词，"已如上述。"作词"的能对客挥毫，倚马可待，固然有文学相当的修养。即"唱词"的能即景生情，对于词的意义及曲拍，亦必十分了解，方能琅琅上口，悱恻动人。究怎样有如此成绩呢？就是这些娼妓们，时常与一班大词人接近的缘故。北宋大词人柳永——字三变——有一首《鹤冲天》词说： "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明代暂遗贤，如何向。未遂风云便，争不恣狂荡。何须论得丧，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烟花巷陌，依旧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依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饷，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鹤冲天》)这首词就是柳永一生生活的表现。柳永因为事业功名都已绝望，从此便流落不偶，尽量用他的天才发挥在词上，以博坊曲娼妓的青眼。他的词完全是给妇女作的，完全是为妇女作的。

他的词调几乎千篇一律，是"羁旅悲怨之辞，闺帷淫之语，"他的词大半是在"浅斟低唱"中度成的。他的情感大半是发于"依红偎翠"时候的。他的材料多半是'烟花巷陌'的。叶梦得《避暑录话》说："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斜，善为歌词，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后山诗话》说："柳三变游京都南北两巷，作新声乐府，从俗，天下咏之。"宋翔凤《乐府余论》说："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以便妓人传习，一时动听散播四方。……"看上面所引，第一：知道柳永不但会做词，并且深通音律，这就是"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的缘故。女词人李清照对于北宋大词家均有严刻批评，亦称柳永为"协音律"，就是的确的证据。第二：柳永能以俚俗语言编入词中，"从俗"，所以"天下咏之"。换句话，就是柳词完全以白话描写，所以受一班人欢迎最大的原因。所以"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了。"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拍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几于盈天下了。再说到周邦彦，徽宗朝曾提举大晟，精于乐律，每制一词，四方赓和。他亦喜欢流连坊曲，有恋爱李师师一段故事。师师恋着他，一日徽宗幸李师师家，邦彦匿于床下，遂制《少年游》以记其事。徽宗知而免他的监税官。出国门时，师师饯送他。邦彦复作《兰陵王》词，师师于徽宗前歌之。徽宗又召他回来，赐给他做大晟乐正。(详《贵耳集》)以专制帝王尊贵，与邦彦争风，竟敌不过他，你看他魔力大不大？陈郁藏《一话腴说》："周邦彦二百年来以乐府独步，贵人学士，市侩妓女，皆知其词为可爱。"照这么说，邦彦词亦为一班妓女所欣赏了。

再说到南宋大词人姜白石。姜精音律和乐理，太能自度新腔。南宋词推他独步。姜诗云："自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小红是范石湖送他的妾。白石每制新词，即自吹箫，小红辄歌而和之。所以两宋大词家的几无不与歌姬发生关系。近人郑振铎说："词在这个时——北宋——已达黄金时代了。作家一做好了词，他便可以授之歌妓，当筵歌唱，十七八女郎执红牙拍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这个情景，岂不是每个文人学士所最羡喜的？凡能做词的无论文士武夫，小官大臣，便无不喜做词。像秦七，像柳三变，像周清真诸人，且以词为专习。柳三变更沈醉于妓寮歌院之中，以作词给她们唱为喜乐。所以我们可以说一句，在词的黄金时代中，词乃是文人学士的最喜用之文体，词乃是与文人学士相依傍的歌妓舞女的最爱唱的歌曲。"(郑著《中国文学史》)郑氏这几句话是很对的。我犹以为促成有宋词的黄金时代， "词人""妓女"均有莫大的勋劳。虽有"功狗""功人"的分别，但皆是开国元勋，应当分茅裂土，用享蒸尝的。

谢选骏指出："词人""妓女"沆瀣一气，是市民社会的典型现象——这是比“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还要看重金钱的“东方孔方主义社会”，最为看重原始的人肉资本。

第九节 宋代太学生与娼妓

宋自神宗立大学三舍法，其后郑肃即以太学生上十诗论花石纲扰民。(王明清《挥尘录》陈东又以太学生上书论大臣误国，请斩蔡京。(《宋史·陈东传》)是为宋代学生干政之第一次。

此风既开，于是有宣和请诛蔡京之役，靖康请留李纲之役，靖康请诛黄潜善等之役，绍兴中请咏汤思退之役，庆元请留赵汝愚之役，绍熙请过重华宫之役，淳熙请斥史嵩嵩之役，请逐丁大全之役，其行为激烈，士气激昂，方法完备，旗帜鲜明，较吾国近代学潮所谓"五四运动""三一八运动"，殆尤过之。(详近人吴其昌《宋代学生干政运动考》)实为宋代学生光荣历史。即吾国学生过去光荣历史。然一方面前仆后继，义正词严，相率为爱国运动，为历史上空前创举，一方面太学生流连坊曲，招妓侑觞，风气颇盛，视唐代进士游宴，似更为猖狂。周密《癸辛杂识》说："学舍宴集必点一妓，乃是各斋集正自出帖子，用斋印明书仰北子某人到何处，祗直本斋宴集。"又说："专有一等野猫儿等十余人，专充告报，欺骗钱物，以为卖弄生事之地。凡外欲命妓者，但与斋生一人相稔便可出招呼之。此事不知起于何时。极于无义。乃所起多事之端也。"

看了以上所引，第一：太学各斋集正用斋印明书招妓侑酒，太学尊严，学生清洁，似都有污点了。第二：又有一等人专充报告，欺骗钱物，颇近于招摇撞骗。第三：外方欲命妓与斋生一人相熟，便可借名招妓。古人说："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招妓已经不对，再借名打她们抽风，是更不对了。宋代太举中竟有这样条规习惯。周密说："此事不知起于何时"，想绝非一朝一夕之故，直污辱我神圣庄严的太学了。《癸辛杂识》说："林乔，泉州人，颇有记问。初游京师，宗学时芹斋与太学程身斋争妓魏华。乔挟府学诸仆为助，遂成大哄。押往信州听读，与时贵游从赓唱，放浪押邪，题诗茶肆云：'斗州无顿闲身处，时向梅花走一遭。'……"两学为妓女魏华争风而打降，林乔为帮凶，简直是上海滩流氓吃讲茶柝梢行为，竟出于宗学太学诸生，这尚说有书生本色吗？《深雪偶谈》说："许左之寓妓坊，欲狎之。妓密有欢所在矣。许赋词云：'谁知花有主，误入花深处。放直下，酒杯干。便归去。'盖绍兴间籍太学休浣曰，漫饮酒边作也。"照这样看，宋代太学生冶游宿娼，是极平常的一件事。"妓密有所欢"，不过作一词以寓意。假使换别一个人，恐怕又有争风殴打的事发生。许左之总算是个安分守己的学生吧。宋代太学生也有与妓女互相恋爱，固结不解，甚乃终成配偶的。"朱端朝肄业上庠，与妓马琼琼者往来，久之情爱稠密，马累以终身之托为言，端朝文华富赡，琼琼知其非久于白屋者，倾心事之。凡百资用，皆为办给。时秋试获捷，春闱省试复中优等，注南昌尉，朱为琼琼脱籍，挈之归家。"(《寄梅记》)"元符中，饶州举子张张游太学，与东曲妓杨六者情好甚密。会张南宫不利，归，妓欲与之俱。张不可，约半岁必再至，若渝盟一日，则任其从人。偶以亲命，后约几月始至京师。至旧所其僦舍者，迎谓曰：'君非饶州张君乎？六娘每怪君失约，托我访来期于学舍。其母痛折之，而念君益切。前三日母以归洛阳富人张氏偕去矣。临发犹多与我金钱，令候君来，引观故居毕，乃僦他人。'生入观，则小楼奥室，欢馆宛然，几榻犹设不动，知所云初去，如所言也。生大感怆，不能自持，迹其所自去，计不能知矣。乃作《雨中花》词，盛传都下，或云：张即知常之子功寿也。"(《玉照新志》)亦有豪迈不羁、挥金如土的。如前节所述，吴兴沈偕家富于财，少游京师，入上庠狎游蔡奴事，即其例证。(《齐东野语》)甚或有冶游时以经典为戏的。川月河莫氏称望族，尝言某祖在大观间在上庠，以春秋驰声，尝至一酒楼饮壁间有题字云："春王三月，王与夫人会于此楼。"盖轻薄子携娼妓馆于此所题耳。莫即援笔题其下云："夏大旱，秋饥，冬雨，雪公薨。君子曰：'不度德，不量力，其死于饥寒也宜哉！'"见者无不大笑。(《行都纪事》宋代太学诸生，何以如此猖狂浪漫呢？原因盖有二：一、国家法令准许诸生狎娼。吴自牧《梦梁录》说："官府公筵，及三学斋会，缙绅同年会，乡会，皆官差诸库角妓只直。"

国家既对学生有公然狎娼规定，诸生年少气盛，十百为群，当然得寸进尺，为所欲为。所以《武林记事·叙官库》妓女说："名娼皆深藏高阁，未易招呼。……往往皆学舍中人所据。他人未易登也。"是当时太学生对官库妓女有"独占"之权，如卖油郎独占花魁一样。风头之健，可想而知。二、权臣之威协利诱手段最高的要算贾似道。《癸辛杂识》说："似道误国之罪。上通于天。然其制外戚，抑北司，戢学校等事，亦有不可及者。……学舍在当时最为横议。而啖其厚饵，方且颂盛德赞元功之不暇，前庑得一罪，则黜决不少货。而莫敢非之。"又说： "三学之横，盛于景定之际，凡其所欲出者，虽宰相台谏亦直攻之，使必去。权力与人生抗衡，一时权相如史嵩之丁大全不惜行之，亦未如之何也。贾似道作相，度其不可以力胜，遂以术笼络，每重其恩数。丰其馈给。增拨学用，种种加厚。于是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目击似道之罪，而噤不敢发一语。及贾恶君去国，则上书称美极意挽留。今日曰师相，明日曰元老。无一人少指其非。"《齐东野语》说： "贾似道欲借学校以要誉，乃以校尉告身钱帛等，俾京庠拟试。时黄文昌方自江阃入为京尹，益增赏格。虽未缀文，尤得数百千。于是群四方之士，纷然就试。时襄郢已失，江淮日以警告，有无名子作诗揭之试所云：'鼙鼓惊天动地来，九州赤子哭哀哀。庙堂不问平戎策，多把金钱媚秀才。'"你看贾似道对诸生威胁诱惑手段，何等高明！成效是何等伟大！但用各种方法，收买学生，在北宋已然。王安石、蔡京最为杰出。《东轩笔录》："王安石在中书，作《经义》以授学者，故太学诸生几及三千人。又令判监直讲程第诸生之业，处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间传以为试中上舍者。朝廷将以不次擢升，于是轻薄书生，矫饰言行，坐作虚誉，奔走公卿之门者若市。"《困学纪闻》："崇宁以来，蔡京又群天下学者纳之黉舍，校其文艺，等为三品，饮食之给，因而有差，旌别人才，止于鱼肉铢两间。学者不以为羞，且逐逐然贪之。"照这么看起来，贾似道不过承袭王安石、蔡京遗法，而手段较为灵妙。故其效力比王蔡为大。唉！太学诸生经权奸之笼络，昔之攻击者，变而为谄媚，终至行检不修，人格堕落，虽有"干政"光荣历史，究竟瑜不掩瑕，怎不令人叹士气之衰，而国家兴学育才之不易呢！

谢选骏指出：学生运动的兴起与堕落，其抛物线古已有之，并非二十世纪的特有现象。

第十节 宋代娼妓与官卖酒制度

自汉以后国家对于酒税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官卖"(《汉书·食货志》)："桑完羊建造酒之令，应劭注：县官自卖也，")，一种是"民买"而官收其税。(《汉书·昭帝本纪》："始元三年罢榷酤酒，全民以律占租。刘曰：'令民卖酒以所利占而输其租。'邱曰：'虽罢榷酤。犹听民自酿而官收其税也。'")汉以后，列朝皆采汉法，一种或二种并用。北宋承五代历朝重税之后，太祖建隆二年，班造酒曲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初榷酒酤，则系采用汉代"官卖"法了。法令虽累有变更，原则终宋世不改。但国家"官卖酒"法与"娼妓"发生关系，则始自神宗时之王安石。宋汪拯《燕翼谋贻录》中曾说到这一椿事： "新法既行，悉归于公，上散青苗钱于民，设一厅而置酒肆于谯门。民持钱而出者，诱之使饮，十费其二三矣。又恐其不愿，则命娼女坐肆作乐，以蛊惑之。小民无知，竞争斗殴，官不能禁，则又差兵官列架杖以弹压之。名曰'设法卖酒。'今(指南宋时)官卖酒用妓作乐，无复弹压之制，而'设法'之名不改。州县不一厘正之者何耶？"综合南北宋官卖酒制度看来，北宋只叫"娼妓坐肆作乐"。方法设备，都很简单。南宋则有妓女乘马迎酒样事情；有游客到官库点花牌招妓买笑事情，花样翻新，铺张扬厉，无非使用妓女益滥，而国家身份更外堕落而已。

耐得翁《都城纪胜》说："天府诸酒库，遇寒食前后开酤煮酒，中秋前后开酤新酒，各用妓女乘骑作三等装束：一等特髻大衣者，二等冠子裙背者，三等冠子衫子裆者；前有小女童等及诸社会动大乐迎酒样，赴府治呈，作乐，呈技艺杂剧。诸妓退出于大街诸处，迎引归库。"又说："官库则东酒库、南酒库、北酒库、上酒库、西子库、中酒库、外库、东外库、每库皆有酒楼。若欲美妓往官库中点花牌，其酒家人亦多隐庇推托。须是认识其妓，及以利委之可也。"《乾岁时记》说："户部检点十三酒库，例于四月初开者，一九月开清。先是提领所呈样留尝，然后迎引至所隶官府而散。每库各用疋布书库名，高节以长竿悬之，谓之布牌。以木床铁檠为神仙鬼佛之数，谓之台阁。杂剧百戏诸艺，各库争设新好。库妓之铮铮者，皆珠翠盛绣，绣金红背，乘绣鞲，鞯宝勒骏马，少年狎客，往往拥簇持杯，争劝马首。所经之地，高楼邃阁，绣阁如云。累足骈肩，盖真所谓万人海也。"

《梦梁录》说："南库元名升阳，官煮界库，在社坛南。新界库在清和坊南。酒楼和乐诸库，皆有官名角妓，设法卖酒。此郡风流才子，欲买一笑，则径往库内点花牌，唯意所择。"

又说："自景定以来，诸酒库设法卖酒，官妓及私名妓女数内拣择上中甲者，委有娉婷秀媚，桃脸樱唇，玉指纤纤，秋波滴溜，歌喉宛转，道得字真韵正，令人侧耳听之不厌。'官妓'如金赛兰、范都宜、唐安安、倪都惜、潘称心、梅丑儿、钱保奴、吕作娘、康三娘、桃师姑、沈三如等：'私名妓'如苏州钱三姐七姐、文字季惜惜、鼓板朱一姐、媳妇朱三姐、吕双双、十般大丽怜怜、婺州张七姐、蛮王二姐、搭罗邱三姐、一丈白杨三妈、旧司马二娘、婊背陈三妈、屐片张三娘、半把伞朱七姐、轿香王四姐、大唇胡三妈、浴堂徐六妈、沈盼盼、普安安、彭新等。后辈虽有歌唱者，比之前辈，终不如也。"以上都是就南宋官库用妓情形说的。我们须知北宋置酒肆谯门，令妓女坐肆作乐。因为酒肆是公家经营，藉此多多招徕顾客，以期营业发达。不过如上海滩上各大店面用留声机摆在柜台上，引动顾客们是一样情形。南宋则官库内有酒楼，客人要买笑的，可任意选择，名"点花牌"。又有使"妓女华妆乘马游街迎酒"等等把戏，仿佛国家做了妓院老板。这个是南北宋大不相同的地方，我们应当注意的。

王安石在神宗时大倡变法，其最要目的，在社会经济生产消费方面之调剂，在"抑制豪强兼并"而使国家小民蒙其利，其道为何，在举财政悉集于国家，然后由国家酌盈剂虚，以分配于国民，而各使其生活愉快。这就是近代所谓"国家专卖制度"。安石曾作诗发挥共主义曰："三代子百姓，公私无异财。人主操权柄，如天持斗魁。赋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诛，势亦无自来。"其均输、市易、青苗、诸法，皆本此意作的。这个意思，极与近代社会主义家论调相合。实行起来，就是尽笼天下之货物，而由官司其买卖。就是以国家为大资本家、大企业家，而人民不得有私财。诚如安石所说"赋予皆自我，并乃奸回"现象。安石是极端主张"专卖制"之一人。市易、均输、青苗，是安石创行的"官酤"在北宋初实行，安石当然沿用其制度了。但专卖制行之而善，诚大同时代之复现。但实行时非常危险，如管理者之经营能力，官吏清廉之美德，皆成重要问题。稍一不慎，则殃民愈甚，而民众无告诉之门。如现代苏俄大革命后，厉行工商国营政策，然行之数年，工商衰败，民不聊生，苏俄当局，急急变计，于1921年采用"新经济政策，"恢复财产私有国家之资本主义，而牺牲原来共产主张，即为明白之先例。以欧美诸邦，今日行之而尚觉困难者，安石乃欲厉行之于八百多年前，其不能尽满人意，当在意中。如酒官酤，熙宁二年始令官务增收添酒钱。又税承坊场钱，社会进步，政费日繁，国家收入，当然应时势而增加。安石素持"不加赋而国用足"之说，乃厉行官卖制之酒酤法。今酒价既高，买者当然希少，政府收入，定受影响。乃令"妓女坐肆作乐"，其措置虽不免蔑视女子人格，但其目的仅在引起人民买酒兴味而已。南宋变本加厉，而用"妓乐"，是出安石意料之外的。

安石又恐怕官吏遇事生风，借此打妓女抽风的日多，所以督责官吏甚切。"两浙路监司张靓王庭志等因阅兵赴妓乐筵席，侵夜，皆黠卖。"(《东轩笔录》)较其他时代官吏可以公然冶游，民众狎妓则犯法，实行"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政策者为何如？而且安石本身行检，亦非常整洁，己必正然后正人。《侯鲭录》说："王介甫外除，自金陵过苏州。刘原甫作守，以州郡礼邀，遂留万营妓列庭下。介甫作色，不肯就坐。原甫辩论久之，去营妓，顾介甫曰：'烧却车船'，延之上坐"。你看宋代所谓名臣如欧、苏、韩、范诸人，几无一不随意狎娼，安石独摈之唯恐或后，似不失为大政治家的态度吧！

谢选骏指出：王安石虽然也搞社会主义国有化，但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更为体面——拒绝嫖妓！

第十一节 唐宋时代之家妓

有唐士大夫蓄家妓之风，不减前朝，其豪侈放浪，亦觉骇人。许敬宗营第舍华僭，至造连楼，使妓走马其上，纵酒奏乐自娱。(《唐书·许敬宗传》周光禄诸妓，掠鬓用郁金油，敷面用龙消粉，染衣以沉香水，每月人赏金凤凰一只。(《云仙杂记》)郑注赴河中，姬妾百余，尽熏麝，香气数里外逆于人鼻。是岁自京兆至河中，所过瓜一蒂不获。(《钗小志》)唐申王每冬月苦寒，令宫女密围而坐，谓之妓围。(《钗小志》)歧王少惑女色，每至冬寒，手不近火，惟纳于妓怀中，揣其肌肤，谓之暖手。(《开元天宝遗事》南唐孙晟官至司空，每食必设几案，使众妓各执一器，环立而侍，号肉台盘。(《钗小志》)你看所谓"妓围"，"暖手"，"肉台盘"等等把戏，固然不合人道，完全畸形生活。一个人简直变成行尸走肉，真是荒唐之至。"自京兆至河中，所过瓜一蒂不获。"就因郑注姬妾麝香所致，小民何辜而遭此厄！真所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了。唐代家妓有可以随便赠送的：兵部侍郎李尚乐妓崔紫云词华清峭，眉目端正。李在洛为她宴客。杜牧轻骑而来，连饮三觥，谓主人曰："尝闻有能篇咏紫云者，今日方知名，倘垂一意，无以加焉。"诸妓回头掩笑，杜口占诗罢，上马而去。李寻以紫云送赠之。(《侍儿小名录》)韩翊少负才名，天宝未进士，孤贞静默，所与游皆当时名士。邻有李将军——失其名——妓柳氏，李每至必邀韩同饮。韩以李豁达大丈夫，故不避柳，既久愈狎。后李以柳赠，俄就柳居，来岁成名。(《本事诗》)刘禹锡罢和州，为主客郎中，李绅罢镇在京，慕刘名，常邀至幕中厚设饮馔。酒酣，令妓歌以送之。刘于座上赋诗有云："司空见惯浑闲事，恼杀苏州刺史肠。"李因以妓赠之。(《本事诗》)郭暧宴客，有婢镜儿，善弹筝，姿色绝代。李端在座，时窃寓目，属志甚深。暧觉之，曰： "李生能以弹筝为题，赋诗娱客，吾当不惜此女。"李即席口号，暧大称善，撤席上金玉酒器，并以镜儿赠李。(《钗小志》)你看刘禹锡杜牧李端等四个人，以徒手得到人家赠送美妓，差不多都系以诗为媒介物。诗在唐代社会上的价值可知。郭暧对李端说："李生能以弹筝为题，赋诗娱客，吾当不惜此女。"则诗当然为群众所能欣赏。唐代诗知识之普及社会又可知。但唐代权臣武夫，又可以随便劫夺他人家妓的：赵嘏家于浙西，有美姬，惑之。洎计偕，欲偕行，母命不许。会中元为鹤林游，浙帅窥姬色，遂夺而据之。(《全唐诗话》)

李逢吉闻刘禹锡有美姬，请携来一见，不敢辞，盛妆而往。李见之，命与众姬向面。李姬四十余人，皆处其下。既入不复出。顷之李以疾辞。遂罢坐信宿，绝不复知。刘怨叹不已，为诗投献，李但含笑曰："大好诗！唐右司郎中冯翊乔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为之不婚。武承嗣借以教诸姬，遂留不还。知之作《绿珠怨》诗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诗于裙带，大怒，讽酷吏罗告，族诛之。(《资治通鉴》)以上三个人，刘姬一去不回，赵嘏因逾年及第，浙帅遣介以妓归还于嘏，但终以姬见嘏，抱嘏痛哭而死。但两人尚无后灾，总算不幸中之大幸。知之因妾美而为人所夺，后因情不能忘作《绿珠怨》而致于族诛。古人说"象齿焚身"，这句话是真不错的。

唐代武人又可以随意自杀其家妓的：临淮武公业，咸通中任河南府功曹参军，爱妾曰非烟，姓步氏，容止纤丽，若不胜绮罗，善秦声，好文墨，尤工击瓯，其韵与丝竹合。公业甚嬖之。后与比邻赵象者私，女奴乘间告公业，公业缚非烟大柱上：鞭楚流血死。(节录皇甫权《非烟传》)蜀女伶孟思贤，甚巧黠，尝为君侯王制宠贮焉。思贤有外遇，私奔后，失所，复投制。制命以短兵关思贤二胫，踣极捶之，再宿而死。(《续补侍儿小名录》)杜大中自行伍为相，与物无情，西人呼为杜大虫，虽妻有过，亦杖之。有爱妾才色俱美，大中牒表，皆其所为。一日大中方寝，妾见几间纸笔颇佳，因书《临江仙》一阕，有"彩凤随鸦"之语。大中觉而见之增3："鸦且打凤。"于是掌其面，至项折而死。(《今是堂手录》)爱之则升九天，恶之则坠九渊，鸦且打凤，视人命殆飞禽走兽之不如。吾于杜大中诸人见之。又有因"家妓"而受累的：韩熙载相江南，主即位，颇疑北人，有鸩死者。熙载惧祸，因肆情坦率，不遵礼法，破其家财，售妓数百人，荒淫为乐，无所不至。所受月俸，至不能给，遂敝衣破履，作瞽者持弦琴，俾门生舒雅执板随之，随房乞丐，以足日膳。后人因昼夜宴图以讥之，然其情亦可哀矣。 (《癸辛杂识》)近代军阀张宗昌者，蓄妾五六十人，资用颇足，亦已丑声四播。熙载蓄妓数百人，月俸不能给，乃作乞丐以足日膳生涯，所以侍儿往往私客，赋诗有"最是五更留不住，向人枕畔著衣裳"的笑话。唉，只是何苦来！

宋士大夫们大半是有家妓的。王安国海外归，出歌姬侍东坡酒，东坡作《定风波》词。(《东皋杂录》)陆敦礼藻有侍儿名美奴，善缀词，出侑樽，每乞韵于坐客，即刻成章。(《苕溪渔隐丛话》)太守阎印公显致仕，居姑苏，坡公饮其家，出后房佐酒。有懿卿者，善吹笛。公赋《水龙吟》赠之。(《词苑丛谈》)东坡有歌舞妓数人，每留宾客饮酒，必云有数个擦粉虞候，欲来只直。(《轩渠录》)周平园堂出使过池阳，太守赵富文彦博招饮，酒酣，出家姬小琼舞以侑酒。公为又赋一阕。……石湖云：朝士中姝丽有三杰。谓韩元咎晁伯谷家姬及赵彦博家妓小琼也。禁中亦闻之，异是宋代蓄家妓的风气，成为公开的秘密，虽皇帝亦晓得，如同家常便饭一样，但士大夫之豪侠好义的，又往往以家妓赠送他人。故宋驸马都尉杨震有十姬，皆绝色，名粉儿者尤胜。一日招詹天游饮宴，出诸姬佐觞。天游寓意粉儿，口占《浣溪沙》一词，有"不曾真个也消魂"之句。杨遂以粉儿赠之。曰："请天游真个消魂"(《乐府记闻》)小红，范石湖青衣，有色艺。范告老，姜尧章诣之。一日投简征新声，尧章制《暗香》《疏影》二曲，范使二妓肄习之，音节清婉。范寻以小红赠之，……尧章每喜自度曲，吹洞箫，小红歌而和之。故姜有"小红低唱我吹箫"句(《研北杂志》)辛稼轩在上饶，属其室病，呼医对脉，吹笛婢整整者侍侧，乃指以谓医曰："老妻病安，以此人为赠。"不数日果勿药，乃践前约。整整去，因口占《好事近》词云。(《清波别志》)

写到这个地方，对于"家妓"有感不绝于余心的两件事：第一，蓄妓主人势败，或死亡，家妓出走或流落。王将明蔡元房后房之出走，颇类现在的卷逃：王将明后房田令人者，颜貌殊伦，真国色也。靖康改元，正月将明死。田自都携一婢窜至亳州，居逆旅中，郡知之，为拘管数月，其家遣人迎归。蔡元长后房曰武恭人，亦妙丽不凡。元长谪岭表，为一使臣孙姓者所蓄，乃携孙窜至南京，亦为郡所拘七月。开封差人擒之，送入京师。时余适在二郡，皆见之。(《墨庄漫录》)韩胄败后，家姬的流离琐尾情形，真令人哭笑不得：韩胄所幸妾最居首者为三夫人，号"满头花。"新进者曰四夫人，至通宫籍。慈明尝召赐坐，以示优宠。四夫人者，即与慈明偶。……慈明心衔之。迨韩为郑发所制，诸妾皆遣还其父母。慈明特旨令京尹杖四夫人遣之。又于群婢放逐时，至有三数辈皆称为某妾某人父母者。宫中遂命私认者听。除首饰衣服之外，不许以奁载。出金钗至满头，衣服至着数袭。市人利其物，因可以转贸其身，故相竞愿为之父母。至有引群妾之裾，必欲其同归者，亦可笑也。(《朝野闻见录》)徽宗宣和殿里小宫姬，乃沦落到人家充当"家妓"，执樽侑酒：先公在燕，山在北人张侍御家宴集，出侍儿佐觞，中有一人意状摧抑可怜，叩之，乃宣和殿小宫姬也。坐客翰林直学士吴激赋长短句记之，闻者挥涕。(洪迈《容斋随笔》)你看王将明死后家妓现象则如此，韩胄蔡元长失败后,家妓现象又如彼。贵为帝王的小宫姬，已沦落为人家侍儿了。贾似道败后，有人题《葛岭》诗云："楼台突兀妓成围，正是襄樊失援时。王气已随檀板尽，江声流入玉箫悲。姓名不在功臣传，家庙徒存御赐碑。误国误民还自误，渚庭秋草露垂垂。"(《山房随笔》)看了这首诗，再看韩胄诸人事情，真令我们生无限感慨。

第二：遣妓或妓辞去。昔人苏东坡辛稼轩，对于遣去家妓，或家妓辞去，均不免形之歌咏。东坡赠朝云诗并引云："世谓白乐天有《鬻骆马放杨枝》词，嘉其至老病不忍去也。然梦得有诗云：'春尽絮飞留不得，随风好去落谁家。'又云：'病与乐天相伴住，春随樊子一时归。'则是樊素竟去也，余家有数妾，四五年相继辞去。独朝云者随余南迁。因读《乐天集》戏作此诗。"

辛稼轩有姬曰钱二，年老遣去，为赋《临江仙》赠之。(《后斋漫录》)

秦少游遣妾时，至于去而复返，作诗赠别，依依不舍。

《墨庄漫录》："秦少游侍儿朝华，姓边氏，京师人也。癸酉岁纳之。时朝华年十九。后三年少游欲修真，断世缘，乃遣朝华归父母家。朝华临别泣不已，少游作诗……朝华既去，二十余日，不愿嫁，却乞归，少游怜而许之。明年，少游出钱塘，谓朝华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真矣。'呼其父来遣朝华随去。复作诗云：'玉人前去却重来，此度分携更不回。肠断龟山离别处，夕阳孤塔自崔嵬。'时绍圣元年五月十一日，少游手书记此事。未几，遂窜南荒去。"白香山诗云："骆马杨枝都去也。"东坡赠朝云诗："不学杨枝别乐天，恰如通德伴伶元。"旷达如乐天东坡，床头爱人，一旦离别，中心总不免耿耿，唐司空曙病中遣妓诗"万事伤心在目前，一生憔悴对花眠。黄金用尽教歌舞，留与他人乐少年。"看完了这首诗，你看被家妓辞去的或遣妓人心里，怎样难受！宋代蓄"家妓"风气之盛，不亚于唐。但夺掠他人妓妾，或将自己家妓杀去，在唐代是寻常事，宋代殆将绝迹。这就是有宋士大夫人格高于唐朝的地方。就蓄家妓一椿事，就可观察社会士风之优劣了。

谢选骏指出：这是因为唐代属于贵族社会，宋代属于平民社会；贵族社会武力强悍，平民社会武力积弱。

第十二节 女尼女冠

"女尼""女冠"何以列在娼妓之班呢？因为唐宋时候的"女尼""女冠"名为遁入空门，潜修净业，实际行为，简直与娼妓一样。现在先考她的源流，再详记她的事实，读者便可明白。我国女子做"女尼""女冠"始于何时呢？《晋书·佛图澄传》："石虎时著作郎王度奏曰：'汉听西域人立寺都邑，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后，亦循前轨。'"《唐书·傅弈传》："汉立胡祠，止西域桑门，自传其教。西晋以上不许中国发事胡。至石符乱华，乃弛其禁。"晋桓元《难王谧书》："曩者晋人略无奉佛，沙门徒众，皆事诸胡。"根据以上三说：是晋惠以前(公历纪元后三一三年以前)本国人没有舍身为"女尼""女冠"的，已确实无疑。梁僧定唱《比丘尼传》："洛阳竹林寺民净检，晋建兴(愍帝年号)中出家洛城东尼寺。尼道馨，宋泰始(明帝年号)中出家。比丘尼诵经，馨其始也。"琼《僧行篇》载梁沈约《净秀状》云："本于青园寺出家，宋大明(孝武年号)七年思别住处，初置精舍。泰始二年明帝赐号禅林。制龛造像，写经集众，招纳同住十有余人。"据上引两说，是中国有出家女尼始于净检，出家诵经，始于道馨，女尼出家，别立尼寺，始于净秀。所以我国女尼出家事业，由萌芽至完备，大约由晋愍帝建兴至宋明帝泰始一百二十五年中间。(公元315-465。)道教大兴于北魏，"女冠"兴起当然后于"女尼"。

考之《隋书》：炀帝出巡，尝以僧尼女冠道士自随，谓之四道场。(《炀帝本纪》)裴矩召江都境内寡妇及未嫁女，皆集宫监，又召将帅兵卒等，恣其所取，因听自首。先有奸通妇女及"女尼""女冠"等并即配之。(《裴矩传》)是此种制度，隋代业已盛行。大约"女尼""女冠"由北魏至唐初，已普及于全国了。但至南北朝时代，"女尼"荒淫事迹，业已大著《洛阳伽蓝记》说："瑶光寺，世宗宣武皇帝所立。工作之妙，埒美永宁。讲堂民房，五百余间。绮疏连亘，户牖相通；珍木香草，不可胜言。牛筋狗骨鸡头鸭脚之草，亦悉备焉。椒房嫔御，学道之所，掖庭美人，并在其中。亦有名族处女，性爱道场落发辞亲，来依此寺。屏玲丽之饰，服修道衣。……永安(魏孝庄年号)中尔朱龙入洛阳，纵兵大掠。时有秀容胡骑数十人入寺淫秽，此后颇获讥讪。京师语云：'洛阳女儿急作髻，瑶光寺里夺女婿。"女尼寺院宏大，度舍女尼之多。均推北魏。'(详《洛阳伽蓝记》)但淫秽行为，已骇人听闻，然犹可说尔朱氏作乱，乃非常变故，故演成此种惨剧。

再拿《南北史》来看：魏王文同巡察河北诸郡，见沙门斋戒菜食者，以为妖妄，皆收系之。裸僧尼验有淫状，非童男女者数千人，将杀之，诸郡惊骇，各奏其事。(《北史·酷吏传》)梁郭祖深上封事："都下佛寺五百余所，僧尼十余万，道人又有白徒，尼则皆蓄养女。僧尼多非法，养女服罗纨。请加检括。"(《南史·循吏传》) "僧尼验有淫状，非童男女者数千人。"是何等现象？"尼则多蓄养女，僧尼多非法，养女服罗纨，"是又何等现象？乃知当时女尼淫秽之事，南北朝如出一辙，已昭然若揭了。到了唐代，"女尼""女冠"放荡佻达尤甚。女冠常与士大夫往来酬搭，放浪不堪。其异于娼妓行为者，不能以寸。鱼玄机、李秀兰二人，就可做当时的代表。《三水小牍》："唐西京咸宜观女道士鱼玄机，长安里家女也。色既倾国，思乃入神。喜读书属文，尤致意于一吟一咏。破瓜之岁，志慕清虚。咸通(懿宗年号)初遂从冠帔于咸宜，而风月赏玩之佳句，往往播于士林。然蕙兰弱质，不能自持，复为豪侠所调，乃从游处焉。于是风流之士，争修饰以求狎，或载酒诣之者，必鸣琴赋诗，间以谑浪。女童曰缘翘，明慧有色。一日机为邻院所邀，为女伴所留，适有客来。客乃机素相者，意翘与之私，笞女童数百而死。……为卫卒告发，为京兆温璋所戮。"《玉堂闲话》： '李秀兰以女子有才名。初五六岁时，其父抱于庭，令《咏蔷薇》云：'经时未架却，心绪乱纵横。'父恚曰：'此子将来富有文章，然必为失行妇人。'竟如其言。后为女冠，刘长卿诸人皆与往还。高仲开评其诗自鲍照以下，罕有其伦。然素行放浪，不能自持。"鱼李二人，俱是唐朝著名"女冠"兼著名计人，行为已如此，其他更可类推了。唐宋两朝贵族豪门的女子，往往出为"女尼""女冠"，其末流乃至放荡不堪。

《柳亭诗话》："李义山诗《碧城》三首，盖咏公主入道事也。唐之公主，多请出家，义山同时，如文安浔阳平梁邵阳永嘉永安义昌安康先后乞为女道士，筑观于外，颇失防闲。其以 '碧城'为题者。用《集仙录》王母所居玉楼十二事也。附鹤楼鸾，当窗隔座，皆来去无定之词。故云：'若使晓珠明又定，一生长对水晶盘。'明以卖珠儿会葬灞陵之事以之。……次章云：'不逢萧史休回首，莫见洪崖又拍肩。'如金仙玉真师，是道士史崇玄，皆不逢萧史而拍洪崖者也。鄂君绣被，则暗用'心悦君兮君不知'语以证之。末章云：'武皇内传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如刘中山题《九仙公主旧院诗》，武皇驻跸，亲问主人翁也。"《湘山野录》："申国长公主为尼，掖庭随出者二十余人。诏两禁送至寺，赐傅斋传。旨令各赋诗，唯文后蜀净德院尼八十余人，皆宫人入道者。(见《十国春秋》)是贵族女子出家为"女尼""女冠"。五代割据时候仍沿袭此风。但以《柳亭诗语》所说推之，一般"女尼""女冠"荡闲，恐终不能免吧。

唐宋时代"女尼""女冠"又可以随时召入宫禁。

唐女冠李秀兰亦曾召入宫禁。《全唐诗》载她于《恩命召入留别广陵故人诗》云："无才多病分龙钟，不料虚名达九重。仰悦弹冠上华发，多惭拂镜理衰容。驰心北阙随芳草，极目南山望旧峰。桂树不能留野客，沙鸥出浦漫相逢。"这不是例证吗？宋代此风更盛。《朝野遗记》："婕妤曹氏姊妹通籍禁中，皆为'女冠'，赐号自然先生者，左右街都录者，皆厚于韩胄，或谓亦与之。"《齐东野语》："女冠吴知古用事，内宴演参军，教坊请签文书，参军怒曰：'我方听栗！'请至再三，胥前击其首，曰：'甚事不被栗坏了。'盖俗呼黄冠曰栗。"你看南宋女冠出入宫廷，已干预政治，故教坊演剧时用栗做讥讽。甚至君臣同恋女冠，如宋宁宗韩胄对曹氏姊妹事情，真不成话说了。又五代时楚文昭王奢靡喜淫，先王媵竟多加无礼，又令尼僧潜搜士庶家女有容色者，强委禽焉。前后数百人犹有不足之色。(见《十国春秋》)看了南宋五代"女尼""女冠"的行为，与娼妓有什么两样吗？

因为"女尼""女冠"行动浪漫，故唐宋时代诗人，常常做诗调笑挑动他们。唐白乐天《咏玉真观女冠》诗云："绰约小天仙，生来十六年，玉山半峰雪，瑶水一枝莲。晚院花留主，春窗月伴眠。回眸虽欲语，阿母在旁边。"宋代有女冠畅道姑，姿色妍丽，秦少游挑之不从，作诗曰："瞳人剪水腰如束，一幅乌纱裹寒玉。超然自有姑射姿，回首粉黛皆成俗。雾阁云间人莫窥，门前车马任东西。礼罢瑶台春日静，落花满地晚鸦啼。"(见《桐江诗话》)宋女贞观陈妙常尼年二十余，姿色出群，诗文俊雅，工音律。张于湖授《临江令》，宿女贞观，见妙常，以诗调之，妙常亦以词拒绝。复与于湖故人潘德成私通，潘密告于湖，以计断为夫妇。即俗传《玉簪记》是。(《古今女史》)假使"女尼""女冠"在当时果清真自守，这班诗人，谁敢做诗挑弄她们，大家争想尝方外风味呢？唐宋以来，亦尝严法禁止僧尼往来，结果而僧尼狎昵愈甚。《五代会要》："唐天成二年六月，敕官中告授斋会外，不计斋前斋后，僧尼不得辄相过。如敢故违，准奸匪例处断，僧不得于尼寺内开讲。如敢故违，僧徒三年，尼逐出城。或僧尼不辨宣传法，曾重杖处死。"《燕翼贻谋录》："宋开宝五年，十二月丁丑，诏尼合度者只许是尼寺独立及与僧人断绝交游，久著法令。但日久禁纲废弛。如南宋临平明因寺本一尼刹之大者，往来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偕寝，寺中颇觉不便，于是专作一寮，贮尼之尝有违滥者以备不时之需，名曰"尼站。"(见《癸辛杂识》)僧尼专作一寮公然性交，与妓院娼寮有什么分别吗？自唐以后，女尼女冠，大半喜通宾客，又喜艳妆。《唐语林》说："宣宗微行至德观，有女道士盛服浓妆者，大怒。回宫立召宋叔康令逐去，别选男子主持其观。"《清异录》说："范阳凤阳院尼廉子年未二十，浓艳明俊，颇通宾游。创作新眉，不类时俗。人以其为佛弟子。谓之'浅文殊眉'"。你看"颇通宾游，""盛服浓妆，"恐怕都是晦淫工具吧。

谢选骏指出：人说——唐宋时候的"女尼""女冠"名为遁入空门，潜修净业，实际行为，简直与娼妓一样。我看——看来武则天的出家做尼姑，等于是进了妓院，怪不得她后来心狠手辣杀孩子——因为她和皇家生的孩子，等于是和嫖客生的孩子。

第十三节 唐宋时代南妓之勃兴

《通典》叙扬州有几句话："永嘉之后，帝室东迁，衣冠避难，多所萃止。艺文儒术，斯之为盛。"我国文化由北移南，从这几句话已经看出来了。自东晋后五胡乱华，中原涂炭，为我国历史上种族大转移时代，这个时候文化政治经济中心，均由黄河流域移转于长江流域。即前朝诗人所歌咏的"北方有佳人，""燕赵多佳人"的话，已成过去陈迹。南国佳人，突然露其头角。今就唐以后几个重要都会，叙其声妓之美，宴游之盛，以明变迁之迹吧。

第一成都：成都游宴风气，至宋鼎盛。宋费著《成都宴游记》："成都宴游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俗好娱乐，凡太守岁时宴集，骑从杂沓，车服奢华，倡优鼓吹，出入拥道。四方奇技，幻怪百变，序进于前，以从民乐。岁率有期，谓之故事。及期，则士女栉比，轻裘服，扶老携幼，列道嬉游，或以坐具列于广庭，以待观者，谓之遨床，而谓太守为遨头。……清献公(赵)为记，乃曰：'曩时宴会，皆牙校掌之。盖榷酤之利有余，人乐于为役。公帑岁入，无虑千万贯有奇。自新法既行，酒坊为这所鬻，牙校虽得募钱，不足自赡。乃提议设成都市务，方游观时，人情瞿然减常岁之半。及院花开罢，朋聚游江，今公使岁仅三万贯，常虑不足，全盘殆比旧从省，乐游之费，亦复过杀。设遂废之，则非天子所以付畀一州，嘉惠远人，而小民之鬻果者，但营慕供给以为养，此游宴之不可废也。'"又云："正月二日出东郊，早宴移忠寺，晚宴大慈寺，清献公记云：'宴罢妓以新词送茶，自宋公祁(宋曾为蜀帅)始。盖临周之纯善为歌词，尝作词授妓首度之，以奉公。后遂因之。'"不是成都地大物繁，俗尚娱乐，那得有如此盛况呢？游宴既盛，娼妓随之以兴。自唐代薛涛以容色才调驰名西川，于是有"蜀出才妇"之称。(见《鉴戒录》)宋人也说："蜀娼能文，有薛涛遗风。"(见周密《齐东野语》)蜀娼风头十足，一般士大夫恋爱她、罗致她的，不一而足。张渊绍兴(南宋高宗年号)中为江东副总管，居建康，每以高价往成都买美妾，列屋二十人，而御之甚严。(《夷坚志》)陆放翁在蜀日有所盼，尝赋诗云："碧玉当年未破瓜，学成歌舞入侯家。如今憔悴蓬窗底,飞上青天妒落花。"出蜀后每忆旧游，多见赋咏。有云："金鞭朱弹忆春游，万里桥东罨画楼。梦倩晓风吹不断，书凭春雁寄无由。镜中额鬓今如此，席上宾朋好在否。箧有吴笺三百个，拟将细字写春愁。"(《齐东野语》)你看张渊以高价由建康至成都买妾，犹如现在一般阔官僚大资本家，要讨小老婆，往往以重金到苏州买小家碧玉来充下陈的，是一样情形。又惹得我们大诗人陆放翁眷念流连若此。西川美人，你看她魔力是何等伟大！

第二杭州：杭州自唐代白乐天元微之先后宦游于浙，政事余暇，颇事声妓。而杭妓声光，渐著于世。商玲珑，余杭歌者，白乐天治郡日，赋醉歌示之。好好杭州官妓，巧于应对，善歌舞。白乐天代好好答崔员外诗。陈宠、沈平皆杭妓。乐天《霓裳羽衣歌》云："移镇钱塘第二年，始有心情问丝竹。玲珑箜篌谢好筝，陈宠栗沈平笙。"(俱见《白香山全集》)这都是白乐天等流连声妓情形。到了宋朝，游览尤甚。《萍州可谈》说： "杭州繁华部使者多在州置司，各有公帑。州久者厅公事分委诸曹，号无事。日陪使府外台宾饮。东坡杭，不胜杯酌。诸公钦其才望。朝夕聚首，疲于应接，乃号杭州为'酒食地狱'。"所以东坡在杭，倚翠偎红，艳史尤多，几与乐天相埒。东坡诗："休惊岁岁年年邈，且对朝朝暮暮人。"其风流可想了。又《坚瓠集》说： "西湖之盛，起于唐，至南宋建都，游人仕女，画舫笙歌，日费万金，目为销金锅。元上元熊进德作《竹枝词》云：'销金锅边玛瑙坡。争似侬家春最多。蝴蝶满园飞不去，好花红到翦春萝。'"杭州繁华，由此可以想像了。

第三苏州：苏州自唐及宋数百年未遭兵燹，加以土地肥美，风景秀丽，故自古产生佳人，到唐时渐著。《吴郡图经续记》："自本朝承平，民颇饶泽，垂髫之儿，皆知翰墨，戴白之老，不识戈矛。原野腴沃，常获丰穰。泽地沮洳，寝以耕稼。境无剧盗，里无奸人。所谓天下之乐土也。"《吴中纪闻》："吴中自唐历五代，数百年不见兵革。"唐朝最著名的美人，就是真娘。《青楼小名录》说： "真娘，吴国之佳人也，时人比于钱塘苏小小。死葬吴宫之侧，墓多花草。风雨之夕，时闻弦歌之音。行客慕其华丽，题诗墓树。举子谭铢书绝句于其处曰：'虎邱山下冢，松柏萧萧尽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真娘墓上独题诗？'"(真娘事亦见《吴地记》、《云溪友议》)唐代诗翁白居易、李绅、张祜、李商隐都有诗赞美她。是真娘在唐朝，已倾动一时了。又唐代白居易官苏州刺史，眷恋苏州娼妓形诸歌咏者最多。心奴，苏州妓，乐天诗云："真娘墓前春草碧，心奴头上秋霜白。就中唯有杨琼在，堪上东山伴谢公。"又诗云："心奴已死胡容老，后辈风流是阿谁。"李娟、张态，苏州妓。乐天《忆旧游》诗："江南旧游凡几处，就中最忆吴江隈。李娟张态一场梦，周五殷三归夜台。"又云："李娟张态君莫嫌，亦拟随宜且教取。"因乐天之恋爱吴姬，吴姬美丽之名，乃大著于世，至今不衰，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了宋朝踵事增华，吴门画舫制度，似已完备。苏学士九月五日夜出盘门，泊于湖间，促成密会，坐上书呈黄尉七古云： "纱油见黄金钩，贝玑观落不流流。澄澄媚影动波上，的的远上横沙头。前山渐昏弹唱息，唯有疏苇迎穷秋。余方弭楫对此景，时欲乘兴长城游。青蛾落叶忽远至，虽有雅约犹含羞。绿舟鲜明四窗辟，兰酹辛浸嘉宾留。歌余清冽贯众耳，笑动姿采生香。玉盘脍鲈光一色，钉簇核随所搜。酒杯参倒气逾洽，我起饮子子必酬。共知此会不易得，邂逅得此难再求。区区方知自劳役，扑扑尘俗多悲忧。已醉更歌又起舞，明日分散空离愁。"诗中所云乘船，疑即后代灯船"青娥荡桨"二句，恐怕就说的船娘。"歌余清冽"二句，就说的船妓。"玉盘脍鲈"二句，就指的船菜吧。清代最著名的苏州山塘画舫，所谓梢婆船妓船菜，在苏学士诗中，件件都描写出来。苏州在宋代声妓游宴盛况，可以想见了。

扬州在唐朝，最为繁盛。宋洪迈《容斋随笔》："唐代盐铁转运使在扬州，尽干利权，判官多至数十人，商贾如织。故俗谚称为'扬一益二'。谓天下之盛，扬为一而蜀次之也。"唐于邺《扬州梦记》说："扬州胜地也。每至城问夕娼楼上常有纱灯无数，辉耀罗列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唐代诗人歌咏扬州亦甚多。张祜诗云："十里长街市井迷，月明桥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王建诗云："夜市千灯照碧云，高楼红袖客纷纷。为今不是承平日，犹自笙歌彻晓闻。"徐凝诗云："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扬州声妓繁华，既如此之盛，故一般诗人冶游于此者，艳史尤多。牛僧儒镇淮南，辟杜牧为书记。牧宴游无虚夕，每出游后有卒三十人，易服随后潜护，僧儒之密教也。牧所至成欢，无不会意，如是者数年。(于邺《扬州梦记》)温庭筠在扬州冶游，乞食扬子院，犯夜，为虞候所击，败面折齿。(《旧唐书·本传》)因为一般诗人在扬州冶游，形诸歌咏者日多。扬州乃成为历史上烟花粉黛之地了。宋代扬州，似已由极盛而渐衰。王象之《舆地纪胜》说："自淮南大江之西，南至五岭，蜀汉十一路百州迁徙贸易之人，往还皆出扬州之下。舟车日夜灌输京师者居天下十之七。"洪迈《容斋随笔》又说："扬州自毕师铎孙儒之乱，荡为邱墟，扬行密复葺之，犹成壮藩。又毁于显德。(周世宗年号)本朝承平，百七十年，尚不能及唐十之一。今日真可酸鼻也。"依洪氏说，则扬州至宋时已衰败。《舆地纪胜》所述盛况，大约是唐以来情状。唐代扬州，不仅为政治中心(淮南节度使驻扬州)，且为中外商业的中心。唐代扬州，常有波斯贾胡店。(见谢肇浙《五杂俎》)田神功兵至扬州，大掠居人。……大食、波斯贾胡死者数千人。(《旧唐书·田神功传》)当时外商群聚，扬州既多狭斜曲巷，贾胡流连亦不少。唐崔涯嘲妓诗曰："虽得苏方木，犹贪玳瑁皮。怀胎十个月，生下昆仑儿。"近人陈裕菁说："涯久游维扬，每题诗娼肆，立时传诵。此诗盖嘲扬妓之款接蕃客者。当时扬州为蕃客群聚之所，娼女贪其豪富，因而纳款者，势必有之。苏方玳瑁，均番货。昆仑儿言所生胡种也。今妓女多接西人为讳，当时妓女，计亦有此心理，故涯以此嘲之。"陈氏这几句话，说得很对的。

谢选骏指出：唐宋时代，中国文明的中心南移，与此同步，南妓勃兴——这似乎暗示了，文明伴随着娼妓，就像富裕伴随着肥胖一样。

第十四节 辽金元之娼妓

辽代内族外戚世官，犯罪者家属没入瓦里，即前朝官奴婢官妓之变相。《辽史·百官志》说："某瓦里抹鹘，"《国语解》说："抹鹘瓦里为官十二。"《官职名》云："某瓦里内族外戚世官犯没入瓦里。"《营卫志》说："藉没着帐户给官皆充之。"《兵志》说："官卫有瓦里七十四。"《刑法志》说："首恶之属，没入瓦里。"此后宋代娼寮，时有"瓦子"之名，见于记载，(如《武林旧事》、《梦梁录》、《都城纪胜》诸书)就是沿用辽的名称。而燕山娼妓，都以子为名，冬夏系着棉裙，此风历元明不衰。庄绰《鸡肋篇》："燕山娼妓，皆以子为名，若香子、花子之类。无论寒暑，必系棉裙。"是辽也是有娼妓的。金代有"监户""官户，"而各地娼妓亦多。《金史·食货志》说："凡没入官良人隶宫籍监为监户。没入官奴婢隶太府监为官户。"又说："本户、汉户、契丹户，余谓之杂户，"无乐户之目。而《百官志》说："宫监掌内外'监户'地土钱帛大小差。总其教坊提点自隶宣徽院。金章宗皇后即监户李湘之女。(《金史·后妃传》)金代所谓"监户""官户"，犹如唐代罪人家属没入掖庭的一样，亦即唐代之宫妓。《青楼小名录》说："青梅儿，通州妓，大定(金主亮年号)甲辰王寂驰驿过通守开东阁，出乐人宴席。梅儿明眸皓齿，非妖歌舞者可比。怪其服色与噌等伍，或谓其占籍未久，不得极上游，寂因感其事，拟其姓名作长短句记之。"照这样看，金代官吏狎妓饮酒，也是一件很平凡的事了。金刘祁《归潜志》说："御史大夫合住因事过宿州，牙虎忽带镇宿泗，饭之酒肉，使妓歌于前。及夜又使其妓侍寝。迟明合住将发，使妓征钱，合住愕然。牙虎忽带强发其箧，取缯帛悉以付妓。曰：'岂有官使人而不与钱者乎？'合住无以对而去。故司农御史，皆不入其境避之。"又说："宿州有营妓数人，皆牙虎忽带所善者，时使一妓佩银符屡往州郡贿赂。州将夫人皆远避，号'省差出行'，省厚赠之。" "官使人不与钱"，大约在金朝狎妓官吏是常事。所以牙虎忽带使妓征钱。合住愕然，"强发六箧取缯帛悉以付妓"，免得下次再有同样向妓女打抽风的事发生。这倒是一件很痛快的事。牙虎忽带总算是一个忠实护花铃了！"使妓女佩银符往州郡取贿赂"，这倒也是一件空前的举动。金人娼妓，总算很出风头。但当时政治混浊，可想而知。是金朝京内外都是有娼妓的。元代亦有官妓，盖土娼流娼因籍之。(用清人俞理初说。)京师娼妓仍沿前代制度，隶属教坊，《泺京杂咏》注："仪凤司天下乐工隶焉。每宴教坊。美女必花冠锦绣，以备供奉。"不是明白证据吗？《青楼集》说："王金带，邓州王司知娶之，生子矣，有赞之于伯颜太师者，欲取入教坊承应。王因一尼为介，近问太师夫人乃免。"是元代可以随意取良家女子入教坊承应的。《谷笔谈》说："玉堂设宴，歌妓罗列。有名贤后,卖入娼家。姚文公遣使诣丞相三宝奴请为落籍，承相素重公，意欲以侍巾栉，即令教坊检籍除之。"是元代妓女从良，必定经过"教坊"落籍手续的。

元代妓女为尼入道者亦甚多。活佛奴，歌儿也，姿色秀丽，嘉兴富户濮乐闲以中统一千锭，娶为妾。一日，濮语佛奴曰： "吾老矣，非久于人世者。汝宜善事后人。"佛奴亦泣下，誓无二志。既而濮死，佛奴独居尼寺，操行洁白，以终其身。(《辍耕录》)汪怜怜，湖州名妓也，涅古伯经历尝属意焉，……乃遣媒妁备财礼娶之。经三载死。汪发尼寺，时公卿士大夫有往访之者，汪故毁其身形以绝狂念。卒老于尼。(《辍耕录》)李真童，张奔儿女也，十余嵊即名动江浙，色艺无比。达天山检校浙省，一见遂属意焉。周旋三载，达秩满赴都，且约明年相会。李遂为女道士，杜门谢客，日以梵诵为事，达备礼娶之。后达没，复为道士，节行愈厉。(《青楼集》)李当当，元教坊名妓，姿艺超入流辈。忽翻然有悟，遂着道士服。段赠以诗曰："歌舞而今第一流，洗妆拭面别青楼。便随南岳夫人去，不为苏州刺史留。谲馆月明箫凤下，吟窗云散镜鸾收。却嫌痴绝浔阳妇，嫁得商人已白头。"(《坚瓠集》)连枝秀，京师名妓也。逸人风高老点化之，遂为女道士。(《青楼集》)李翠娥，淮扬名妓也。长道诗书，自以身隶乐籍，怨恨殊不聊生。束发簪冠，披道士服，持疏谒扬州总管陆安之，恳赐一言为援军。陆作檄文一道授之。李遂终其身于洞岳观。(《觅灯因话》)元妓亦有富于才情的：梁园秀，歌儿也，才艺精妙，喜文墨，能作乐府词，吟小诗亦佳，字书楷正。(厉鹗《玉台书史》)罗爱卿，嘉兴名妓。郡中名士尝以季夏望日会于鸳湖清虚阁避暑，玩月赋诗。爱卿先成四首，座间皆搁笔。(《剪灯新话》)至元二年，云间陆安之为扬州总管，一日召名娼李翠娥至，命之歌，对曰："幼时未习。"陆愕然，"然则所习何事？"曰："学读史汉等书。"陆曰："汝能识字，必能赋诗。"指庭前梅为题。翠娥只占曰："粲粲梅花树，盈盈似玉人。甘心对冰雪，不管艳阳春。"陆奇之，乃赐之坐。后为女道士。(《觅灯因话》)玉莲文雅彬彬，南北今词，即席成赋。审知音律，时无比焉。(《青楼集》)元代所谓才妓，仅此寥寥数人，拟之唐宋，真如小巫见大巫呢。元代官吏，亦有因狎妓免职的。金莺儿，山东名妓。贾伯坚任山东佥宪，一见属意。后除西台御史不能忘情，作《醉高歌》、《红绣鞋》曲以寄之。由是台端知之，被劾而去。至今山东以为美谈。(《青楼集》)而元代官吏奉迎娼妓之豪侈，亦颇骇人听闻，顺时秀，平生与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马扳肠。王即杀所骑骏马以之。(《青楼集》)其尤令人失笑者，莫如倪瓒宿妓及杨廉夫妓鞋行酒。

明顾元庆《云林遗事》说： "云林(倪瓒字)尝眷赵买儿，留宿别业。疑其不洁，俾之浴，且扪且嗅。复俾浴不已。竟夕不交而吧。赵谈于人，每为绝倒。" "杨廉夫耽好声色。一日与倪瓒会饮友人家。廉夫脱妓鞋置酒杯其中，使座客传饮，名曰鞋杯。倪素有洁癖。见之大怒，翻案而起，连呼龌龊而去。"倪瓒之"阿木林"行为，杨廉夫之"恶作剧"，晋侪生数百年后，尤为绝倒，何况当时呢？元代又有不同于唐宋的，就是游客狎妓，纯以歌舞为中心。试以《青楼集》所载妓女事实列举如下：曹娥秀赋性聪慧，色艺俱绝。刘燕歌善歌舞。喜春景色不逾中人，而艺绝一时。聂檀香姿色妩媚，歌韵清圆。周人爱色姿艺并佳。王玉带，冯六六，玉榭燕，王庭燕，周兽头皆色艺双绝。王金带色艺无双。王莲儿端巧慧丽，歌舞谈谐，悉达其妙。国玉第尤善谈谑，长于绿林杂剧。赛帘秀中年双目皆无所睹，声遏行云，乃古今绝唱。王巧儿歌舞颜色，称于京师。樊秀歌妙歌舞，善谈谑。杨买奴美姿容，善讴唱。张奔儿姿容丰格，妙于一时。李娇儿姿容姝丽，意度闲雅。赛天香善歌舞，美风度。赵梅歌美姿色，善歌舞。张继娶，和当当貌虽不扬，而艺甚绝。陈婆惜善弹唱，声遏行云。然貌微陋，而谈笑风生，应对如流。米里哈回回旦色，妙入神品，貌虽不拘，而专工花旦杂剧。顾山山资性明慧，技艺绝伦。李真童十余岁即名动江浙，色艺无比。一分儿京师名妓也，歌舞绝伦。刘婆惜颇通文墨，滑稽善舞，迥出其流。事事宜姿色歌舞悉妙。般般丑善词翰，达音律。

从上面看来，满纸都是"妙歌舞"，"善歌舞"、"歌舞绝伦"、"歌舞悉妙"等等字样。又如杨买奴则姿容讴唱并举，赵梅哥则姿色歌舞并列。又如完全以姿容称的，李娇儿张奔儿皆善"花旦杂剧"，一名"温柔旦"，一名"风流旦"。又如和当当则称她为"貌虽不扬，而艺甚绝。"赛帘秀则称她双目皆无所睹，而"声遏行云，古今绝唱"。陈婆惜则称她"貌微陋，而善弹唱，声遏行云"。米里哈则称她"貌虽不拘，回回旦色，妙入神品。"足见元人游娼，纯粹侧重"弹唱歌舞。"色艺无双是再好没有的。倘有艺无色，仍然可出出风头。仅仅有姿色，在元朝是不配当娼妓的。又看这个表。"尤善谈谑""谈笑风生""应对如流"时时见于字里行间，足见"谈笑诙谐"亦为元代所重的，我们可以断定元代士大夫狎妓目的，以妓能弹唱歌舞为最上，善"谈谑"者次之，仅有"姿容"者又次之。又考辽金两朝娼妓事迹甚少。元代娼妓似较辽金为盛。拟唐宋则又不及。且"营妓""官妓"名称，见于记载的甚少。初尝不解其故，现在我以为与"奴隶制度"有绝大关系的。奴隶来源，大约不外"卖买"，"罪犯"，"俘虏"三种。我国"俘虏奴隶"最盛，大约在异族入主中原时代。辽金元不是异族吗？《中州集》说："辽人掳中原人及奚渤海诸国人口，皆分赐亲近，或有功者。大至二州，少亦数百，皆为奴婢，输租为官，且纳课给其主，谓之二税户。"《续文献通考》说："金制女真为本户，汉人及契丹为杂户。明安穆昆奴婢免为良者止隶本部为正户。没入官良人籍隶宫监者如监户。没入官奴婢隶大府监者为官户。凡汉人渤海人不得充明安穆昆户。"是辽金二朝俘虏汉人为奴隶者当然很多。至元代奄有中国全部，其俘虏华人为奴隶，尤骇人听闻。《元史·张雄飞传》说："阿尔哈雅行省荆湖以降民三千八百户没入为家奴，自置吏治之，岁收其租赋，有司莫敢问。雄飞为宣抚使奏之，乃诏还籍为民。"《元史·世祖本纪》说："至元十七年，诏檄阿尔哈雅等所俘三万二千余人，并赦为民。元初诸将莫不多掠人民为私户，以阿尔哈雅为最甚。"(参看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三十)《辍耕录》说："今蒙古色目人之臧获，男曰奴，女曰婢，总曰驱口。盖国初平定诸国，日以俘到男女匹配为夫妇，而所生子孙永为奴婢。又有曰红契买到者，则其原主转卖于人，立券投税者是也。奴或致富，主利其财，则俟稍有过犯，杖而锢之，席卷其财而去：名曰抄估。亦有自愿纳其财，以求脱免奴籍，则主署执凭付之，名曰放良。私宰牛马杖一百，殴死驱口比常人减死一等，杖一百七。所以视奴婢与牛马无异。……"你看蒙古色目人待遇驱口何如？驱口在社会上地位又何如？我华族当时受异族压迫，其痛苦可想而知。我国娼妓来源，本有一部分是奴隶罪犯。到了辽金时代，奴隶盈千累万，主人对奴隶有如牛马，要怎样便怎样，盈天都是娼妓，妓已失地位。辽金时娼妓甚少，恐怕就是这个原因吧。但辽金仅占据黄河流域，强域与宋朝犬牙相错的地方，如泗、宿州等地，犹有营妓。(见刘祁《归潜志》已见前引)元人统一中原，兵力国力，视辽金为强盛，驱口遍于中国本部。当时达鲁花赤遍于路府州县，蒙古色目人分布中原。徐大焯《烬余录》说："方元之定鼎也，编二十家为甲，以壮人为甲主。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自尽者不知凡几。"又《元典章》说："蒙古打汉人不得还。"娼妓原有一部分是奴隶转成的，本在社会上为最贱阶级。今全国民在异族暴力之下，完全成为奴隶。当时全中国女子几都变为娼妓，或且不如娼妓了。我的意思，当元代初入中国，奴隶最盛时期，所有唐宋"官妓""营妓"制度必已破坏无余。当时我国民生息于铁骑纵横之下，中原几化为游牧部落，憔悴忧伤。《烬余录》所说"自尽者不知凡几"，当系事实。娼妓受异族蹂躏，更不待言。故元代娼妓为"女尼""女冠"的很多。大家皆想遁入空门，避此惨劫。江浙号烟花繁盛之邦，元中叶以前，士大夫狎妓，亦为罕闻之事。到了后来顾仲瑛筑玉山草堂，杨廉夫、倪元镇、柯九思、张伯雨、于彦成尝寓其家，流连觞咏，挟妓遨游。这时候已当元末。顺帝荒淫无度，法纲渐弛，一般蒙古色目人居住中原者已为我所同化。娼妓事业，亦渐渐恢复到唐宋时代状况了。

谢选骏指出：虽说文明伴随着娼妓，但是野蛮的辽金元也不遑多让。

第十五节 元代娼妓与曲

元朝可算是曲的时代。自元以前若宋之"杂剧"词，"鼓子词"，金之"诸宫调"，"弹词"，"连厢词"，花样日新，均不过为元曲之前驱。自元而后，最著名与元曲相抗衡者，有明代传奇，表面上看来也曾轰动一时，与元曲分庭抗礼，实际亦仅为元曲之尾声而已。明李开先张小山《乐府序》说："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千七百本赐之。"姚士亦说："汤海若藏有元院本千种。"是元代曲本流行于世的原来很多，以后逐渐散佚。现在元人北曲"杂剧"存者共一百十七种。(《元曲选》百种，近影印元剧三十种，中有十七本为臧选所无，故云一百十七种。)北曲院本存者一种，即《西厢记》。南曲院本不少，然有多数不知作者姓名。其有姓名者，亦多无事迹可考。一班文人，落拓无聊，则寄兴于"曲"，以发牢骚不平之气。一时风尚所趋，作者踵起。其流传者不过十之二三，湮没的殆十之八九呢。总之元朝一代曲家最盛，上自宰相名儒，下至倡夫走卒，无不能曲的。《太和正音谱》引吴兴赵子昂说："良家子弟所扮杂剧，谓之行家生活，娼优所扮谓之戾家把戏。盖以杂剧出于鸿儒硕士骚人墨客所作，皆良家也。彼娼优岂有辨此？故关汉卿以子弟所扮，是我一家风月，虽复戏言，甚合于理。"照这一段看来，当元时骚人墨客，良家子弟，都是自己撰曲，自己扮演的。但因为杂剧流行于娼优方面，日渐日多，娼妓一方面自行扮演，但耳濡目染，元妓能作"散曲"的很多。擅 "杂剧"者亦有其人。如珠帘秀、顺时秀、解语花等皆是表表者。促成元曲成为黄金时代， "戾家把戏""行家生活"两俱有功。这两句话不能说没有理由吧。现在略举几个善撰曲或歌曲的娼妓如下：

(一)作曲的一分儿姓王氏，京师名妓。一日丁指挥会才人刘士昌等于江乡园小饮，王氏佐樽。时有小歌菊花会南吕曲……丁曰："此《沈醉东风》首句也。王氏可足成之。"王应声曰："红叶落如龙退甲，青松枯怪蟒张牙。可咏题，堪描画。喜觥筹席上交杂答刺。苏频斟入礼厮麻。不醉呵，休扶上马。"一座叹赏。由是声价愈重焉。刘婆惜，乐人李四妻也，避夫偕客宵遁，事觉决杖。刘负愧将之广海居焉。道经赣州，谒郡监全子仁时，宾朋满座。全帽上簪青梅一枝行酒。全口占《清江引》云，"青青子儿枝上结，"令宾朋续之。众未有对者。刘歙衽进前曰："能容妾一辞乎？"全曰："可。"刘应声曰："青青子儿枝上结，引惹人攀折，其中全子仁，就里滋味别，只为你酸留意儿难弃舍。"全大称赏。由是顾宠无间，纳为侧室。(以上《青楼集》)珠帘秀，行第四，杂剧为当今独步。卢学士疏斋送别时曾作《双调·落梅风》一阕……珠帘秀答之曰："山无数，烟万缕，憔悴杀玉堂人物。倚蓬窗，一身儿活受苦，恨不随大江东去。"(《青楼集》、《顾曲尘谈》)。(二)歌曲的虞伯生集在翰苑时，宴散散学士家。有歌儿顺时秀者唱《折桂令》云："博山铜，细袅香风，两道纱笼，烛影摇红。翠袖殷勤，来捧玉钟。半露春葱，唱好是会受用。文章钜公，绮罗丛，醉眼朦胧。漏转铜龙，夜宴将终，十六帘栊，月上梧桐。"一句两韵，名曰短柱，极不易作。(《顾曲尘谈》)姚牧庵燧在翰林承旨日，玉堂设宴，歌妓罗列。中有一人秀丽闲雅，牧庵命歌，遂引吭歌曰："奴本是明珠擎掌，怎生的流落平康。对人前乔做作娇模样，背地里泪千行。三春南国怜飘荡，一事东风没主张。添悲怆，那里有珍珠十斛，来赎云娘。"盖解《三醒曲》也。牧庵感其词之悲，益使之近前。问其履历，泣而言曰："妾乃建宁人，真西山之后人，父官朔方，侵贷公款，无所偿，遂卖入娼家，流落至此。"乃遣使白丞相三宝奴请为落籍，语一小史黄棣曰："我以此女为汝妻，女即以我为父也。"小史忻然从命。后史亦至显官，夫妇偕老。(《顾曲尘谈》)解语花，姓刘氏，廉野云招卢疏斋、赵松雪饮于京城外万柳堂。刘左手持荷花，右手举杯，歌《骤雨打新荷》曲："绿叶荫浓，偏池亭水阁，偏趁凉多。海榴初绽，朵朵蹙红罗。乳燕莺弄语，对高柳鸣蝉相和。骤雨过似琼珠乱撒，打遍新荷。"此曲为元遗山所作，当时名妓多歌之。(《顾曲尘谈》)元代冶游客人，完全注重是坊曲中娼妓"歌舞弹唱"。今试节录《青楼集》所载者如下：赵真真，杨玉娥善唱诸宫调。顺时秀杂剧为闺怨最高，驾头诸旦本亦得体。南春宴长于驾头杂剧，姿容伟丽。秦玉莲，秦小莲善唱诸宫调，艺绝一时，后无继之者。司燕奴精杂剧。天然秀闺怨杂剧，为当时第一手。花旦驾头，亦臻其妙。国玉第长于绿林杂剧。天锡秀善绿林杂剧。王奔儿长于杂剧，然身背微偻。平阳奴精于绿林杂剧。赵偏惜旦未双全。韩兽关亦善杂剧。王玉梅，杂剧精致。李芝秀，记杂剧三百余段。朱锦绣，杂剧旦末双全，而歌声坠梁尘。小玉梅女匾匾资性聪明，能杂剧。赵真真，善杂剧。李娇儿，花旦杂剧特妙。张奔儿，善花旦杂剧。(时人目奔儿为"温柔旦，"李娇儿为"风流旦。")芙蓉秀，能杂剧。翠荷秀，杂剧为当时所推。汪怜怜，善杂剧。米里哈，貌虽不扬，而专工花旦杂剧。顾山山，花旦杂剧犹少年时体态，后辈且蒙其指教。李芝仪，女童童善杂剧。张七乐，善杂剧。前秀，杂剧甚妙。燕山秀，旦末双全，杂剧无比。荆坚坚，工于花旦杂剧。李定奴，歌喉宛转，善杂剧。——以上杂剧解语花尤长于慢词。小娥秀能慢词。王玉梅善唱慢词。李芝仪尤善慢词。孔千金善拨阮，能慢词。——以上慢词真凤歌，山东名妓也，善小唱。李芝仪，淮扬名妓也，工小唱。李心心、杨奔儿、袁当儿、于盼盼、于心心、吴女、燕雪梅，皆国初京师之小唱也。小娥秀善小唱。——以上小唱于四姐合唱为一时之冠。金莺儿，山东名奴也，争合唱，鲜有其比。以上合唱龙楼景、丹墀秀，专工南戏。

以上南戏看完，便发生两种感想：第一，元代戏曲包罗万有，集唐宋以后之大成。《乐府余论》说："慢词盖起宋仁宗朝，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睹新声。…其后东坡少游山谷辈，相继有作。慢词遂盛。"则慢词是宋代产物了。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说："其所以名诸宫调者，则由宋人所用大曲转踏，不过一曲，其在同一宫调中甚明。唯此编(批董解元《西厢》)诸宫调中多或十余，曲少或一二曲，即其他宫调，合若干宫调以咏一事，故谓之诸宫调。"又说："董解元《西厢》，胡元瑞施《研北笔记》中均有考订，讫不知为何体。沈德符《野获编》且妄以为金人院本模范。以余考之，确为诸宫调无疑。"依王说，则"诸宫调"确为金代产物。明祝允明《猥谈》说："南戏出于宣和之后，南渡之际，谓之温州杂剧。"刘一清《钱塘遗事》说："贾似道少时佻挞尤甚，自入相后犹微服闲行，或饮于妓家，至戊辰己巳间，王焕戏文甚行于都下，始自太学有黄可道者为之。"叶子奇《草木子》说："俳优戏文，始于王魁，永嘉人作之。"王国维以为"宋官本杂剧中有王魁三乡题，其翻为戏文，不知始于何时。要在宋亡百数十年前。至以戏文为永嘉人作，亦非无据。"又说："以余所考，则南戏出于南宋之戏文，与南宋杂剧无涉。唯春与温州有关系，则不可诬也。"(《宋元戏曲史》)是"南戏"又源于南宋。观"南戏""诸宫调""慢词"元代娼妓犹能诵习，与"杂剧"并行于世，则元代戏曲界之兼容并包可知，其为戏曲灿烂之社会又可知。第二，元代戏曲以"杂剧"为中心。王国维说："杂剧之为物，合动作、言语、歌唱，三者而成。"又说："元代杂剧，视前代戏曲进步有二：(1)每剧折数有定，每剧皆用四折，每折易一宫调，每调中之曲，必在十曲以上。比大曲宋大曲为自由，而较诸宫调为雄肆，金诸宫调。且于正宫《端正好》共十四曲，皆字句不拘，可以增减，此乐曲之进步。(2)由叙事体变为代言体。宋人大曲，就现存者观之，皆为叙事体，金诸宫调虽有代言之处，而大体只可谓之叙事，而曲文全为代言。虽宋金时，或当已有代言体之戏曲，就现存者言之，则断自元代始。

不可谓非戏曲之进步也。此二者进步，一属形式，一属材质。二者兼备，而后我国之真正戏曲出焉。"看了上面的表，"善杂剧"，"精杂剧"，"长于杂剧"，"杂剧特妙"，"杂剧为当时所推""杂剧无比""闺怨杂剧为当时第一"等等话头，时时刺于吾人眼帘，则知当时娼妓几无一人不通"杂剧"，又知元集宋金之大成，号称戏曲黄金时代，实为"杂剧"。一般娼妓诵习传播之功，绝不可没。"戾家把戏"与"行家生活"，实有异曲同工之妙。当时娼妓能"度曲""歌曲"日多，"娼夫"亦染其流风，通词藻的亦不少。如张国宾为教坊管勾，有《汗衫记》，《衣锦还乡》，《罗李郎》、《薛仁贵》诸剧。红字李二为教坊刘耍和之婿，有《武松打虎》，《病杨雄》，《黑旋风》诸剧。花李郎亦刘耍和之婿，(或云即李二，未知是否，)有《相府院》，《钉一钉》，《勘吉平》诸剧。我看古今最不守旧，随时代风气为转移者，莫如娼妓。时代尚诗，则能诵诗、作诗；时代尚词，则能歌词作词；时代尚曲，则能歌曲作曲。我看了唐宋元诗妓，词妓、曲妓，多如过江之鲫，乃知娼妓，不但为当时文人墨客之腻友，且为赞助时代文化学术之功臣。我们还忍心以贱隶婢子待遇她们吗？

谢选骏指出：都说道德与艺术相互冲突甚至互不相容，如今果然。

第十六节 明代初年之娼妓

明太祖设富乐院于乾道桥，以大火复移武定桥。

又以各处将官妓饮生事，尽起妓女赴京入院。(见刘辰《国初事迹》)是为明代有官妓之始。其来源是怎样呢？祝允明《猥谈》说："奉化有所谓丐户，俗谓之大贫，聚处城外，自为匹偶，良人不与接，皆官给衣粮。共妇女稍妆泽，业枕席，其始皆宦家，以罪杀其人而籍其牝。官谷之而征其淫贿，以迄今也。金陵教坊称十八家者亦然。"王渔洋《池北偶谈》说："金陵旧院有顿脱诸姓，皆元人后，没入教坊者。顺治初余在江宁，闻脱十娘者，年八十余尚在，万历中北里之尤也。"《三风十愆记·记色荒》说："明灭元，凡蒙古部落子孙流窜中国者，令所在编入户籍。其在京省谓之乐户，在州邑谓之丐户。"看了以上所引，知明代"官妓"来源，为"罪犯""俘虏"二种女子无疑。我们再拿明初臣工奏章来看：洪武初以旱求言，刘基奏言："吴士卒物故者，其妻悉属别营，凡数万人，阴气郁结。吴将士降者皆编军户，足干和气。"(《明史·刘基传》)洪武二十一年解缙上封事万言："……太常非俗乐之所肄，官妓非人道之所为。禁绝娼优，易置寺阉。……妇女非帷薄不修，毋令逮系。今之为善者，妻子未必蒙荣，有过者里胥必陷其罪。况律以人伦为重，而有给配妇女之条。取之于不义，则又何取夫节义哉。……"(《明史·解缙传》)是明初洪武时以"旧乐籍人"及"担获降附人"为"乐人"，已很明白。至明成祖尽发建文诸忠，妻女亲戚入教坊，茶毒衣冠，最为野蛮残酷。《教坊录》说："永乐十一年本司邓诚奏：有奸恶铁铉家小妮子，奉旨依都由他。"又《国朝典故》云："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劳大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旋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著狗吃了，钦此。"又《南京司法记》云："永乐二年十二月教坊司题：卓敬女杨奴牛景刘氏合无照，依谢升妻韩氏例，送洪国公转营奸宿。又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妇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作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又奏：黄子澄妻生一小厮，如今十岁，也奉钦依都由他。"又《玉光剑气集》云："方正学冢在雨花台下，以双梅树为记。其女流发教坊，遂隶籍焉。年年登台望酎，迨地入梅都尉是酎绝。李道父为郎中落其籍，嫁商人汤若士，后访其慕，购田祀之。"又《露书》云："猪市伶人徐云望善别古器，其祖牛某不从靖难之师，子孙发教坊。甲辰有诏(永乐二十二年仁宗即位时)许自陈，公望因得除籍，仍祖姓，"又《亘史》云："林云仪其先林某殉节建文之难，籍其入教坊司。今苗裔寝衰，沦于执巾司箧之流。"清章学诚说："前朝虐政，凡缙绅籍没波及妻，以致诗礼之家，多沦北里。"(《妇学》)即是指的明朝这种事情。《州史料》所说："仁宗即位御札，建文中奸臣家属初发教坊、锦衣卫、浣衣局、习匠、功臣家奴，今有存在，并宥为民，给还田土。"然死者不可复生，堕落者难以挽回，事过情迁，恐亦无多补救吧。

明洪武时又有酒楼制度，类似宋代东南佳丽楼，而范围又扩大。明姜明叔《蓉城诗话》说："国初于金陵聚宝门外建轻烟、淡粉、梅妍、柳翠等十四楼，以聚四方宾客。观揭孟同诗可知国初缙绅宴集，皆用官妓，与唐宋不异。后始有禁耳。永乐中晏铎《金陵元夕》诗：'花月春风十四楼。'今诸楼皆废。南市楼尚存。"清甘熙《白下琐言》说："南市楼为前明十四楼之一，以处官妓，在斗门桥东北，今通太仓巷，尚呼其名，当街小楼一所，为守夜者所居，徒识旧迹已耳。"《金陵闻见录》："长沙陈太守鹏年拆毁南市楼，改讲堂，命父老于朔望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今斗门桥东名讲堂大街。"《二林居集》载："康熙乙酉六月公(陈鹏年)以南河牍事被议落职，总督阿山必欲杀公，既捃摭无所得，则以公尝逐群娼，建亭其上，月朔宣读圣谕，为大不敬，狱成论死。圣祖一日问大学士李光地曰：阿山在官何若？对曰：廉干果于任事。失民心，独劾陈鹏年一事耳。圣祖颔之，遂从宽免死。"盖即拆楼改堂之事也。我们看了上面所引，第一：知道明代确有"十四酒楼"以处官妓的制度。第二：知道南市楼至明末尚存。第三：知道南市楼规模，至清朝康熙年间，尚宛然存在。至"陈鹏年逐群娼，建亭其上，月朔宣讲圣谕"，始完全废止。所以到了道光末年，甘熙有"徒识旧迹"之说。但是我们对于姜明叔的话，仍然不免有多少怀疑的地方：第一：姜氏说明初缙绅宴集用官妓事，颇有疑窦。谈明初娼妓事，最详实的，要算刘辰著的《国初事迹》。他说："太祖立富乐院，令礼房王迪管领，此人熟知音律，又能作乐府。禁文武官吏及舍人，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是明初对于官吏"出入妓院"，已明定限制了。又说："太祖以按察佥事喜山言浙江及直隶府设官店，除官收课，可继军用，纠察奸细。后处州任满拘分官马合谋诣富乐院宿娼，有禁败露。太祖曰："钱谷官必侵盗课税，所以有钱，查有一百余名。"太祖曰："发一半滁州守门，一半辰州参军处随军。"是官吏"宿娼"，明初又有极严厉禁令了。姜氏的话，究怎样解？或者官吏只能宴集时 "召妓侑觞"，而不能"入院宿娼"。则不得而知了。第二：姜氏说酒楼地址及数目，亦不十分正确。十四楼地址，姜氏以为皆在聚宝门外，但其中既有以清江石城为名的，必定不是全在聚宝门。明周吉甫《金陵琐事》说得好："有十六楼，在城内者曰南市北市，在聚宝门外之西者，曰来宾，门外东者曰主译，在瓦屑者曰集贤曰乐民，在西门中街北者曰鸣鹤，在西街中街南者曰醉仙，在西关南街者曰轻烟曰淡粉，在西北北街者曰柳翠曰梅妍，在石城门外者曰石城曰雅歌，在清凉门外者曰清江曰鼓腹。"照周氏的话看起来：第一，明初酒楼散布，金陵城之内外，绝非衡宇相望，聚于聚宝门一处的。第二，酒楼数目，实有十六而非十四。则姜氏的话，不攻自破。其他与姜氏同调的杨用修《艺林伐山》遗南市北市，陈鲁南《金陵世纪》遗清江石城，都是曲就"十四楼"数目，因以致误的。

谢选骏指出：明太祖猪猿獐胯下，连妓女也要收归国有。但这还是比毛泽东饿死几千万人民较为“正常”。

第十七节 明代中叶以后之娼妓

明代中叶以后，全国娼妓颇盛。谢肇浙《五杂俎》说："今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百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终日倚门卖笑，卖淫为活；生计至此，亦可怜矣！而京师教坊官收其税钱，谓之脂粉钱。隶郡县者，则为乐户，听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妓佐酒，国初犹然。至宣德初始有禁，而缙绅家居者，不论也。故虽绝迹公庭，而常充里。又有不隶于官，家居而卖奸者，俗谓之'私窠子'。盖不胜数矣。"谢氏说明中叶娼妓很详细。依他的话，可以证实明代：第一，官妓以外有私娼；第二，国家收娼妓税号"脂粉钱"，有如后世之"花捐"；第三，京师有"教坊"，郡县有"乐户"，无形中似已恢复唐宋营妓官妓制度；第四，官吏狎娼有禁，而缙绅家居为例外。

按之实际，明代娼妓最盛的南北两京，总在嘉靖、万历以后。清严思慎："明万历之末，上倦于勤，不坐朝，不阅章奏。辇下诸公亦泄泄沓沓。然间有陶情花柳者，一时教坊妇女，竞尚容色，投时好以博赀财。"潘之恒《画史》说："万历丁酉(二十五年，)冰笔梅史以燕都妓曲中四十人配叶以代觥筹。东院十九人，西院四人，前门十三人。梅史者，浙水部某所托名也。"又新都梅史为之叙曰："燕赵佳人，类美如玉，盖自古艳之。矧帝朝建县，于今为盛，而南人风致，又复袭染熏陶。其艳惊天下无宜。万历丁酉(二十五)到庚子(二十八)年间，其妖冶已极。余自辛卯 (万历十九年)出都，未及寓目。后得梅史叶子，犹可想见其一二人。此帙比金陵莲台仙会而谑浪过之。此品题固不须庄语耳！万历二十八年花朝日叙。"《画史》又说："京师妓女王雪箫号文状元，崔子玉号武状元。而薛素素才技兼一时，名动公卿。都人士或避席自觉气夺。"

《甲乙剩言》说："京师东院本司诸妓，无复佳者，惟史令吾宅后有薛五素素姿态艳雅，言动可爱，能书作黄庭小楷，尤工兰竹。下笔迅扫，各具意态。又善驰马挟弹，能以两弹丸先后发，使后弹击前弹，碎于空中。又置弹于地，以左手持弓向地，以右手从背上反引其身以击地下之弹，百不失一。绝技翩翩，亦青楼中少双者。"李曰华题薛素素《花里九香》说："薛素能挟弹弹词筝，又善理眉掠鬓。人间可喜可乐以娱男子事，种种皆出其手。"(见《珊瑚网》》当时北京妓曲中有素素其人，才情色艺，岂亚于南中名妓马湘兰、赵丽华、马文玉诸人吗？《梅圃余谈》说："近世风俗淫靡。男女无耻，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杂还，外城小民度日难者，往往勾引丐女数人，私设娼窝谓之窑子。室中天窗洞开，择向路边屋壁作小洞二三。丐女修容貌，裸体居其中，口吟小词，并作种种淫秽之态。屋外浮梁子弟，过其处，就小洞窥，情不自禁，则叩门入，丐女队裸而前，择其可者投钱七文，便携手床。历一时而出。"今人称妓寮叫"窑子"，匆促行淫叫"打钉"，是明代已有这种风气了。

《辛斋诗话》说："万历间，都中西仙戒坛游女颇盛，钿车不绝，茶棚酒肆，相挽于路，并有挟妓入寺者。有无名子嘲以诗云：高下山头起佛庵，往来米汁杂鱼篮。不同说法坚持戒，那得观音处处参。"则万历中北都(今北平)狎猖风气之盛可知。大约明代中叶以后，娼妓事业，以南都(今南京)为中心。

钱牧斋《金陵社夕诗序》曰："海宇承平，陪京佳丽，仕宦者为仙都，游谈者据为乐土。弘正之间，顾堇玉王钦佩以文章并，陈大声徐子仁以词曲擅长。方俊歙集，风流孔长。嘉靖中年，朱子价何元朗为寓公，金在衡盛仲交为地主，皇甫子循黄淳史之流为旅人。相与折简分题，征歌选胜。秦淮一曲，烟水竞其风华，桃叶诸姬，梅花漾其妍翠。此金陵之始盛也。万历初年，陈宁乡芹解组石城，卜屋笛步，置驿邀宾，复修青溪之社，于是在衡仲交以旧老而莅盟，幼于陌谷以胜流而至止。轩车纷还，唱和频繁。此金陵之再盛也。其后二十余年，闽人曹学能始回翔棘寺。游宴冶城，宾朋过从，名胜延眺。缙绅则臧晋叔陈德远为眉目，布衣则吴非缜吴允兆柳深父盛太古为领袖。台城怀古，为文凭之篇，新亭送客，亦有离之作。笔墨横飞，篇帙胜涌。此金陵之极盛也。余录《元夕诗》，为之引其端，以志盛衰之感。明曹大章《秦淮士女表》："国初女妓，尚列乐官；缙绅大夫，不废歌宴。革除以后，屏禁最严。当时胭脂粉黛，翡翠鸳鸯，二十四楼，列秦淮之市，无有记其胜者。其后遂毁，所存六院而已所艳称者，旧院而已。……"余怀《板桥杂记》："洪武初年，建十六楼以处官妓，淡烟，轻粉，重译，来宾，称一时之盛事。自时厥后，或废或存。迨至百年之久，而古迹寝湮，存者惟南市、珠市，及旧院，而已。南市者卑屑所居；珠市者，间有殊色。若旧院则上厅行首在焉。……"钱氏所说，是万历前后数十年间事。余曹二人则叙熹宗天启至崇祯十七年间南都坊曲之概况。举世艳称名妓所谓朱无瑕郑无美马相兰赵令燕以及顾媚董白柳如是李香诸人，皆这个时候白门翘楚。《板桥杂记》说："金陵都会之地，南曲靡丽之乡。纨茵浪子，萧洒词人，往来游戏，马如游龙，车相投也。其间风月楼台，尊丝管，以及栾童狎客，杂妓名优，献媚争妍，络绎奔赴。垂杨影外，片玉壶中；秋笛频吹，春莺乍啭。虽宋广平铁石为肠，不能不为梅花作赋也。"明季南都烟花盛况，可以想像了。

明代除南北两都外，各地莺花亦颇繁盛。如大同"婆娘"、扬州"瘦马"，均为举世所艳称。《野获编》口外四绝："一曰大同婆娘，大同代简王所封，乐户较他藩多数倍。今在花籍者尚二千人。京师城内外，不隶三院者，大抵皆大同籍。中溢出流寓，古所谓'路歧散乐'者是也。"《五杂俎》说："九边如大同，其繁华富庶，不下江南。而妇女之美丽，什物之雅好，皆边寨之所无者。市款既久，未经兵火故也。谚称'蓟镇城墙'，'宣府教场'，'大同婆娘'为三绝云。"

《五杂俎》："维扬居王下之中，川泽秀媚，故女子多美丽，而性情温柔，举止婉慧。固因水泽气多，亦其秀淑之气所钟，诸方不能敌也。然扬人习以为奇货。市贩各处童女，加意装束，教以书算琴棋之属，以邀厚值，谓之瘦马。"《思陵典礼记》："皇贵妃为田宏遇女，生而聪慧。宏遇为扬州把总，觅善书画者教之，欲为士绅侧室，以为奇货耳。充待选入，宠冠后宫。"又云："宏遇之妻，乃娼也。"

《陶庵梦忆》："广陵二十四桥风月，邗沟尚存其意。渡钞关横亘半里许，为巷者九条。巷故九，凡周旋折旋于巷之左右前后者，什百之。巷口狭而肠曲，寸寸节节，有精房密户，名妓歪妓杂处之。名妓匿不见人，非向导莫得入。歪妓多可五六百人。每傍晚膏沐薰烧，出巷口倚徙盘礴于茶馆酒肆之前，谓之站关。茶馆酒肆岸上纱灯百盏，诸妓掩映闪灭于其间。疱者帘，雄趾者阈。灯前月下，人无正色，所谓一白能遮百丑，粉之力也。游子过客，往来如梭，摩睛相觑，有当意逼前牵之去。而是妓忽出身分，肃客先行，自缓步尾之，至巷上有侦伺者，向巷门呼曰："某姐有客了。"内应声如雷，火燎即出，一俱去，剩者不过二三十人。沈沈二漏，灯烛将尽，茶馆黑魁无人声。茶博士不好请出，唯作呵欠。而诸妓醵钱向茶博士，买烛寸许，以待迟客。或发娇声，唱《劈破玉》等小词。或自相谑浪嘻笑，故作热闹以乱时候。然言笑哑哑，声中渐带凄楚。夜分不得不去，见老鸨受饿受笞。……"这就是明代中叶后大同扬州各地娼妓的情形。扬州多好女子。崇祯田皇后亦"瘦马"出身。扬州"瘦马"之众，可想而知。《陶庵梦忆》所说钞关妓寮情形，似较诸现在上海四马路青莲阁四海升平楼现象，尤为野蛮黑暗。则明代各州县"乐户"之繁盛又可知。

明代娼妓事业，仍属教坊。《板桥杂记》："乐户统于教坊司，司有一官以主之。有衙署，有公座，有人役刑杖签牌之类。有冠有带，但见客则不敢拱揖耳。"又说："从良落籍，则属于祠部。"《野获编》："礼部到任升转，公费出教坊司。南礼堂司俱轮教坊直茶。无论私寓游宴，日日皆然。"是"妓女从良落籍"，"官衙承直只应"，俱归教坊司，终明不改，已恢唐宋旧规了。

又明代官吏狎妓有禁，颇袭宋制，而不若唐之放任。《菽园杂记》："前代文武官，皆得用官妓，今狎妓宿娼有禁，至罢职不叙。"《野获编》："宣德三年八月巡按湖广御史赵伦与乐妇奸，命戍辽东。"《列朝诗集》："常伦尝为大理评事时，过倡家宿，至日舂徐起赴朝参，长吏诃之。曰，故后时从燕姬饮，不欲居簿耳。遂中考功法，罢去，益纵自恣。"亦有守土吏狎妓而漏法网者沈德符《敝帚斋余谈》："今上辛巳壬午间(明神宗万历九年十年)聊城傅金沙光宅以文采风流，为政守洁廉，与吴士王百厚善，时过其斋中小饮。王因匿名娼于曲室，酒酣出以荐枕。遂以为恒。王因是居间请托，橐为充。癸未甲申间(明万历十一年十二年)临邑邢子愿侗似御史按江南。苏州有富民潘璧之狱，所娶金陵名妓刘八者，亦在议中。刘素有艳称，对簿日呼之上，谛视之，果光丽照人，因屏左右密与订，待报满离任，与晤于某所。遂轻其罪，发回教坊。未几邢去，令人从南中潜窜入舟至家，许久方别。二公俱东省人才，名噪海内。居官俱有惠爱，而不矜曲谨如此，"又说："是时江陵甫没，当事者一切以宽大为政，故吏议不见及云。"又有以宰相之尊而挟妓侑酒者。

《尧山堂外纪》："三杨(杨荣杨士奇杨溥)当国时有一妓名齐雅秀，性极巧慧。一日令侑酒，众谓曰：'汝能使三阁老笑乎？对曰：'我一入便令笑也。'及进见，问来何迟。对曰：'看书。'问何书，曰：'列女传。'三阁老大笑。曰：'母狗无礼。'即答曰：'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一时京中大传其妙。"你看明代宰相可以联袂狎妓，守土官吏也可以随便宿娼，也不干吏议。宿娼而罢职遣戍也时时有的。这就叫做有幸有不幸，法律恐怕是一种具文吧。明代妓曲中负侠义娼妓甚多。

马姬字守真，小字元儿，以善画，故湘兰之名独著。所居在秦淮胜处，喜轻侠，时时挥金以赠少年，步摇条脱，每在子钱家勿顾也。王伯谷叙其诗云："轻钱刀若土壤，翠袖朱家。重然诺如丘山，红妆季布。"(《列朝诗集》)戴纶客京师，从娼邵金宝游。后为京营参将坐仇鸾事下狱。念家数千里外，独身下狱，无可寄委，使人持橐中金三千委邵而嘱之曰："余生死不可知。顾狱中无以为衣食，惟子之所费。吾死其赢者尽子金也。"邵策纶日费，以其余结交权门贵公子，益市少妓得钱，展转布置，贵公子得纶金赀，竟出纶系狱十余年。后官建昌游系而邵提金还纶更四千有奇。纶益德邵，与俱之官。纶妻来自家中，对邵委身下拜，语纶曰："夫子陷于难，妾不能出力，为夫子出力。出力乃在游娼。妾不能为夫子妻，妾归矣。……"垂涕而别。(《名山藏列女记》)嘉靖间娄江有孙太学者，与妓某善，誓相嫁娶，为之倾赀。无何孙丧妇，家益贫落。亲友因唆使讼妓，妓闻之以计致孙饮食之，与申前约，以身委焉。孙故不善治产，妓所携簪珥，不久复费尽。妓日夜勤辟以奉之，粥而已。如此十余年，孙益老成悔过。选期已及，自伤无赀，中夜泣。妓审其诚，于日坐群绩处，使孙穴地得千金，皆妓所阴埋也。孙以此得县尉迁按察司经历。官橐稍润，妓遂劝孙乞休归。享小康终其身。(《情史·类略》)苏妓某，当乙酉国变，语所善客以死事，俱狎笑之。中秋买棹召客泛太湖，皎月空明，触首甚适。忽顾影感叹，置觞投深流处，不及救。(谭迁《枣林杂俎》)你看邵金宝对待戴纶，娄江妓对待孙太学，这种毅力热心，来之名门闺秀中恐亦不求之士大夫行中亦不易遇。戴纶妻子说："出力乃在游娼。"古人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乃知"坊曲"中亦大有人在。有人说："妓女无情，婊子无义，"这话是不十分的确的。而文人豪客之放浪奢侈，亦骇人听闻。

康德涵(康海字)落职家居，以声妓自娱。间作乐府，使青衣被之管弦。尝邀名妓百人为会。酒阑各书小令一阕曰："此差胜锦缠头也。"杨用修谪滇南，纵酒自放，尝敷粉作双鬟插花，诸妓拥之游行市中。夷酋以精白绞作械，遗诸妓服之。酒间乞书，醉墨淋漓。诸酋购归，装潢成卷。(以上徐纨《本事诗》)王幼于张孝资为俦侣，或歌或饮，或破衣狎妓。孝资生日自为尸，幼于率子弟缌麻环哭，上食设奠。孝资坐而享之。翼日行卒哭礼，设妓乐，哭罢痛饮，谓之"收泪"。又有刘会卿典衣买歌者，俄而疾卒。幼于持絮酒就其丧所哭之以诗，会卿所狎吴姬为尸，仍设双俑夹侍。使伶人奏琵琶，再作长歌酹焉。其放浪如此。(《静志居诗话》)瓜州萧伯梁豪华任侠，倾财结客，好游狭斜，久住曲中，投辖轰饮，俾书作夜。多拥名姬，簪花系鼓为乐。

嘉兴姚壮茗用十二楼船于秦淮，招集四方应试知名之士，百有余人。每船邀名妓四人，侑酒，梨园一部，灯火笙歌，为一时之盛事。先是吴兴沈雨茗费千金定花，江南艳称之。中山公子徐青君，魏国公介弟也。家赀钜万，性豪侈，自奉甚丰，广蓄姬妾，造园大功坊侧，树石亭台，拟于平泉金谷。每当夏月，置宴河房，选名妓四五人，邀宾侑酒。木瓜佛手，堆积如山，茉莉芝兰，芳香似雪。夜以继日，把酒酣歌。纶巾鹤氅，真神仙中人也。无锡邹公履游平康，头戴红纱巾，身着纸衣，齿高跟屐，佯狂沉湎，挥斥千黄金不顾。初场毕，击大司马门鼓，送试卷大合乐于妓家，高声自诵其文，妓皆称快。或时阑入梨园氍毹，上为"参军鹘"也。(以上《板桥杂志》)祝允明为人好酒色六博，不修行检。常敷粉黛，从优伶酒间度新声。是时海内渐熟允明名，索其文及书者接踵。或辇金币至门，允明辄以疾辞不见。然允明多醉妓馆中，掩之，虽累纸可得。(《花常阁丛谈》)大概娼妓负盛名的，固恃她自身才情色艺，而王孙公子之翩翩裘马，一掷千金，文人学士的诗文酬答，标榜揄扬，亦大有影响。所谓美人名士，相得益彰。秦淮风月盛况，实此两种人有以促成之，《板桥杂记》说："纨绔少年，绣肠才子。无不魂迷色阵，气尽雄风。"你看当时娼妓是何等魔力。这个时代产生了一个关系国家兴衰、政治消长的绝代佳人——李自成吴三桂这班人都纷粉拜倒石榴裙下的陈圆圆。是最值得我们大书而特书的。

陆次云《陈圆圆传》："圆圆、陈姓玉峰歌妓也，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崇祯癸未岁，总兵吴三桂慕其名，齐千金往聘之。已先为田畹所得，时圆圆以不得事吴，怏怏也。田畹者，怀宗妃之父也。甲申春流氛大炽。妃谋所以解帝忧者于父。畹进圆圆。圆扫眉而入，冀邀一顾，帝穆然也。旋命之归畹第。时闯师将迫畿辅，帝急召三桂令守山海关……。……田畹迓吴观家乐，强而后至，则戎服临筵。畹累易席，至邃室。出群姬调丝竹，皆殊秀。一淡妆者统诸美而先众音。三桂顾谓畹曰：'此非所谓圆圆耶？诚足倾人城矣。'畹前席曰：'设寇至将奈何？'三桂曰：能以圆圆见赠，吾当报公家先于报国也。"畹勉许之。吴即命圆圆拜辞畹，择细马驮之去。畹爽然无如何也。帝促三桂出关，三桂父督理御营名骧者，恐帝闻其子载圆圆事，留府第，不令往。三桂去而闯贼旋拔城矣。怀宗死社稷，李自成据宫掖。……是时骧降闯，闯即向骧索圆，且籍其家。而命其作书以招其子也。骧俱从命，进圆圆自成甚嬖之。……三桂得父书，欣然受命矣，而一侦者至，询曰：'吾家无恙耶？'曰：'为闯籍矣。'曰：'吾至当自还也。'又一侦者至，曰：'吾父无恙耶？'曰：'闯拘絷矣。'曰：'吾至当即释也。'又一侦至，曰：'陈夫人无恙耶？'曰：'为闯得之矣。'三桂拔剑斫案曰：'果有是，吾从若耶！'因作书答父曰：'父既不能为忠臣，儿安能为孝子乎？儿与父诀。不早图贼，虽置父鼎俎旁以诱，三桂不顾也。'随效奏庭之哭，乞王师(指清军)以剿巨冠。先败之于一片石。自成怒，杀吴骧并其家三十余口。……于是弃圆圆，载辎重，狼狈西行。是时也，闯贼胆落，一鼓可灭。三桂复京师，急觅圆圆。既得，相与抱持，喜泣交集。不待圆圆为闯致说，自以为法戒追穷，听其纵逸，而不复问矣。旋受王封，建苏台营坞于滇南。圆圆专房之宠，数十年如一日。其蓄异志，作谦恭，阴结天下士，相传多出于同梦之谋。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学申胥以复若父之仇，忠孝人也。曷知其乞师之故，盖在此不在彼哉？"

你看陈圆圆的妙舞清歌，纤柔婉转，竟能使如许英雄颠倒。假使自成仅籍三桂家，系三桂父，而不取圆圆。则三桂必无"拔剑斫案曰：吾从若耶？"的现象。三桂得吴骧书，必与闯合，必无乞师清庭举动。清师亦不能长驱入关。中原鹿骇龙战，尚未知鹿死谁手。东湖入主中夏，或许是不能成功的。吴梅村《圆圆曲》云："痛哭三军皆绮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这两句诗，摹写三桂乞师举动，是的确的。后来三桂于康熙朝又反抗清庭，陆次云所谓"蓄异志，作谦恭，阴结天下士。相传多出于同梦之谋。"则圆圆思想之高，谋书之周，魔力之大，吾侪生于三百年后，犹不觉大呼曰，"娟娟此豸！"方明朝末年，姻花繁盛，自数江南。除陈圆圆外，才情色艺，超出流辈的，不乏其人。而亮节高风，柔情侠骨，其可泣可歌举动，真非晚近士大夫所能做得到的。现在举董小宛几个人做代表吧。

小宛是怎样一个人呢？余怀《板桥杂记》曾记了一段："董白字小宛，一字青莲，天资巧慧，容貌娟妍。七八岁时，阿母教以书翰辄了了。少长，顾影自怜，针神曲圣，食谱茶经，莫不精晓。性爱闲静，遇幽林远润，片石孤云，则恋恋不忍舍去。至男女杂坐，歌吹喧阗，心厌色沮，意弗善也。慕吴门山水，徙居半塘，小筑河滨，竹篱茅舍，经其户者，则时闻咏诗声或鼓琴声，皆曰，此中有人。已而扁舟游西子湖，登黄山，礼白岳，仍归吴门。丧母抱病，赁屋以栖。随如皋冒僻疆过惠山，历澄江，荆溪，抵京口，陟金山绝顶，观大江竞渡以归。后卒为辟疆侧室。事辟疆九年，年二十七，以劳瘁死。(依孟心史《董小宛考》死年实二十八。)辟疆作《影梅庵忆语》二千四百言，哭之。同人哀辞甚多。"这一段对于小宛才情色艺，已描写得十分七八。而于小宛为人，犹未能尽量传出哩。我们再拿冒辟疆的《忆语》来证明她。《忆语》说："姬在别室四月，荆人携之归。入门，吾母太恭人与荆人见而爱异之，加以殊眷。幼姑长姊，尤珍重相亲，谓其德性举止，均异常人。而姬之侍左右。服劳承旨，较婢仆有加无已。烹茗剥果，必手进。开眉解意，爬背喻痒。当大寒暑，必拱立坐隅。强之坐饮食，旋坐旋饮食旋起，执役拱立如初。越九年，与荆人无一言枘鉴。……"这是董宛侍奉辟疆家属的事实。又说："余每课两儿文，不称意，加夏楚，姬必督改之。改削成章，庄书以进，至夜不懈。至于视众御下，慈让不遑，感感其惠。……"这是董宛俯蓄子弟及仆婢的事实。又说："秦溪蒙难之后，仅以俯仰八口免。维时仆婢杀掠者几二十口。生平所蓄玩物及衣具，靡孑遗矣。……且乱阻吴门，傅闻家难剧起。自重九后溃乱沉迷，迄冬至前僵死一夜后，始得间关破舟从骨林肉莽中冒险渡江，犹不克竟归家园。暂栖海陵，阅冬春百五十日病方稍痊。此百五十日，姬仅卷一破席，横陈榻旁，寒则拥抱，热则披拂，痛则抚摩，或枕其身，或卫其足，或欠伸起伏，为之左右翼。……鹿鹿永夜，无形无声，皆存视听，汤药手口交进，下至粪秽，皆接以目鼻，细察色味，以为忧喜。日食粗粝一餐，吁天稽首外，唯跪立我前，温慰曲说，以求我之破颜，余病失常性，时发暴怒，诟谇之至，色不稍忤，越五月如一日。每见姬星靥如蜡，弱骨如柴，吾母太恭人及荆妻怜之感之，愿代假一息。姬曰：'竭我心力以殉夫子，夫子生而余死犹生也。'"(此当是宏光乙酉清顺治二年的事。)

又说："丁亥(按为顺治四年)谗口铄金，……长夏郁蟠，……血下数斗。……或数昼夜不知醒。医者妄投以补，病益笃，水不入口者二十余日。此番莫不谓其必死，余心则炯炯然，盖余病不从境入也。姬当大火铄金时，不挥汗，不驱蚊，昼夜坐药炉旁，密伺余于枕边足畔六十昼夜。凡我意之所及与意之所未及咸先后之。"又说："己丑(按为顺治六年)秋，疽发于背，复如是百日。余五年危疾者三，而所逢者皆死疾，惟余以不死待之。微姬力，恐未必能坚以不死也。今姬先我死，而永诀时惟虑以伊死增余病，又虑余病限伊以相侍也。姬之生死为余缠绵如此，痛哉！痛哉！"这是小宛思爱夫妻的事实。又说："姬之衣饰，尽失于患难，归来澹足，不置一物。"又说："余出入应酬之费，与荆人日用金错帛布，皆出姬手。姬不私铢两，不爱积蓄，不制一宝粟钗钿。死能弭留，………一身之外，金珠红紫，尽却之不以殉，洵称异人。"这是小宛贱视财宝衣饰的事实。就拿所举几条看起来，小宛之情意何等缠绵，小宛之志趣又何等纯洁！吾国相传"贤妻良母"的言行，小宛以一身兼之。青楼中人而具此种美德，谓非尤物而何？

清世祖有董鄂贵妃，后人因'董''鄂'译音，乃影射小宛，有入清宫之事。近人孟心史著《董小宛考》，力辟其误。孟氏说颇翔实，累数千言，兹录其大要于左：1陈其年《冒巢民五十寿》序记巢民夫人视姬董同于娣姒，姬没而哭之恸，令两儿白衣冠治丧。而《影梅庵忆语》记小宛死为元旦二日，并记其殉物及弥留之状。则小宛为夭死于家毫无疑义。2世又传小宛为清豫王多铎兵间携之入宫。多铎下江南为顺治二年乙酉，五月破南都，六月入浙，十月班师回京。小宛事巢民事迹，则多在乙酉年以后。是二年入清宫说为无稽。3顺冶八年正月二日小宛死，年二十八岁。清世祖则犹十四岁之童子。小宛之年长以倍，绝无入宫邀宠之理。当是时江南军事久平，亦无由再有乱离掠夺之事。可见八年入清宫说，亦不能成立。4小宛死葬影梅庵，坟墓俱在，见于陈其年诗注。小宛死后数年，其年曾偕巢民往，并有诗存集中。且小宛死后，见而挽之者为吴次圆，闻而唁之者为龚芝麓，都是小宛夭死如皋之确证。

照这么看，小宛入清宫故后承恩之误，亦不过小说家如《红楼梦索隐》作者一流凭空结撰，海市蜃楼，自成一家言而已。其次为柳如是。柳的事实，《绛云楼俊遇》上说得很详。说她"本吴江盛泽镇名妓徐佛养女，原名杨爱，色美于徐，而绮淡雅净亦复过之。……窃自负，誓择博学好古，为旷代逸才者之。闻虞山钱学士谦益者为当今李杜，乃驾扁舟来虞，为士人妆，坐肩舆，造钱投谒。易 '杨'以'柳'，易'爱'以'是'。刺入，钱辞以他往。柳于诗内微露色相，牧翁得其诗大惊。访柳于舟中，则嫣然一美姝也。因出七言近体就正，钱心赏焉。视其书法，得虞褚两家遗意，又心赏焉。相与絮语终日，临别钱语柳曰："此后即'柳'姓'是'名相往复，吾且字子以'加'篇今日证盟，柳诺，"此钱柳合作之始也。又说："时牧翁丧偶，庚辰冬月柳归于钱。牧翁筑一室居之，颜曰'我闻'。辛巳初夏，牧翁以柳才色无双，小星不足以相辱，乃行结缡礼于芙蓉舫中。称之曰'河东君'，家人称之曰'柳夫人'。"又说："当丁丑之狱，牧翁杰失志。既得柳，有终老温柔乡之愿。于虞山北麓构楼五楹，匾曰绛云。牙签万轴，与柳日夕晤对。钱集中所云：'争光石鼎联名句，薄暮银灯算劫梅'盖纪实也。牧翁披吟之好，晚而益笃。国史校雠，惟河东君是职。临文或有待探讨，柳辄上楼翻阅某书某卷，随手抽拈，百不失一。或用事微有舛讹，旋为辩正。牧翁悦其慧解，益加怜重。庚寅，绛云灾，后移居于红豆山庄。"又说："牧翁晚年放情于声色。柳姬如是，故娼也，性慧善诗，晨夕酬唱，倚以娱老。看了以上所引：柳如是才情色艺，直欲驾秦淮诸姬董白颜媚诸人而上。但柳之令人倾倒者，尚不在此。柳事迹最使人拍案惊奇者，则为明亡时劝牧翁全节，及牧翁死后之誓以身殉。《绛云楼俊遇》说："乙酉五月之变，柳夫人劝牧翁曰：'是宜取义，全大节，以副盛名。'牧翁有难色。柳夺身欲沈池中，持之不得入。其时长洲沈明伦馆于牧翁家，其亲见归说如此。后牧翁偕柳游拂水山庄，见石涧流泉清洁可爱，欲濯足其中而不胜前却。柳笑而戏语曰：'此沟渠水，岂秦淮河耶？'牧翁有赧容。"又说："牧翁座柳留城居丧。初，牧翁与其族素不睦，乃托言牧翁旧有所负，聚百人交讼于堂。柳泣而言曰：'家有长嫡，义不受凌。未亡人奁有薄资，留固无用。'立出千金授之。群凶喧集如故。曰：'昨所颁者，夫人之物耳！未足以赡族。长君华馆连云，腴田错绣，独不可分其半以给贫族耶？'斯时孙爱(牧翁长子)闻而惧甚，匿不敢出。柳乃密召牧翁懿亲及门人之素厚者，复纠家仆数辈，部署已定，立与誓曰：'苟念旧德，无逾此言。'咸应曰诺。柳乃出语族人曰：'妾资已尽，不足为赠。府君之业故在，期以明日，杯酒合欢，所须惟命。'众始解散。申旦而群宗毕至。柳与列坐丧次，潜令仆镐前扉，乃入室登荣木楼，久之不出。家人心讶，入视则已投缳矣。大书于壁曰：'并力缚贼党，然后报之官。'孙爱哭之恸，家人尽出急缚族人。门闭，无一脱者。……柳女鸣之官，邑令某穷治得实，系群凶于狱，以其事上闻，悉置于法。牧翁不致身死而家毁者，柳之力也。于是邑中能诗者作殉节诗以挽之。"你看柳如是之通权达变，大义凛然，苟利家国，生死以之的精神，至今犹照人耳目。就这两椿事，柳如是尚不能名垂千古吗？后人徐奎伯咏《河东君诗》云："一死何关青史事，九原羞杀老尚书。"牧翁有知，难乎其为夫婿了！其次为李香君。《板桥杂记》说："李香身躯短小，肤理玉色，慧俊婉转，"李丽贞者，李香之假母，有豪侠气。尝一夜博，输千金立尽，与阳羡陈定生善。香年十三，亦侠而慧，从吴人周如松受歌，《玉茗堂四梦》皆能妙其音节。尤工琵琶，与雪苑侯朝宗善。阉儿阮大钺欲纳交于朝宗，香力谏止。朝宗去后，有故开府田仰，以重金邀致香，香辞曰："妾不敢负侯公子也。"座不往。盖前此大钺恨朝宗罗织欲杀之。朝宗逃而免。并欲杀定生也。"清代云亭山人撰《桃花扇传奇》四十句，离合悲欢，英雄儿女，全书实以李香为眉目。当有明北都沦亡，宏光践祚，宵小弄权，朝野宴安，扼腕时艰，徒属之一般白面书生。南朝兴废，遂系之于桃花扇底，然李香一雏妓，竟演出"却奁""拒媒"等等趣剧，哀感顽艳，曲尽缠绵。吾侪生于数百年后，犹不觉大呼曰："何物老妪，生此宁馨儿！"其次为顾媚顾之才情色艺，似尤在董白李香之上。《板桥杂记》说："顾媚宇眉生，又名眉，庄妍靓雅，风度超群，鬓发如云，桃花满面，弓弯纤小，腰支轻亚。通文史，善画兰，追步马守真而姿容胜之。时人推为南曲第一。家有眉楼，余尝戏之曰：'此非眉楼，乃迷楼也。'人遂以迷楼称之。当是时，江南侈靡，文酒之宴，红妆与乌巾紫裘相间。座无眉娘不乐。而尤羡顾家厨食品，差拟公李太尉。以故设宴眉楼者无虚日。"顾媚隶籍秦淮时，声华已如此。又说："未几归合肥龚尚书芝麓。尚书雄豪盖代，视金玉如泥沙粪土，得媚娘佐之，益轻财好怜才下士，名誉盛于往时。客有求尚书诗文及乞画兰者，缣笺动盈箧笥，画款所书横波夫人者也。岁丁酉，尚书挈夫人重游金陵。嗣后还京师以病死，死者车数百乘，备极哀荣。"其相佐夫君时之名誉成绩又如此。但眉娘为人，尚有其远且大者。《菽园赘谈》说："顾横波词史，自接黄石斋先生后，有感于中，志决从良。后为明故兵科给事中龚芝麓所得。甲申流寇李自成陷燕京，事急，顾谓龚若能死，已请就缢，龚不能用，有愧此女矣。……"即此一事，眉娘已足传了。吾国数千年来，忠君爱国之教条，名教纲常之原理，深入人心，即坊曲中妓女，亦受其董陶，服膺弗失，即知即行。吾于明季名妓董白顾媚诸人见之。至明代坊曲风气，颇有推翻胡元而恢复唐朝北里现象。试举其特征如下：1崇尚文学艺术寇白门能度曲，善画兰，粗知拈韵，能吟诗。顾媚通文史，善画兰，追马守真，而姿容过之。李十娘性嗜洁，能鼓琴清歌，略涉文墨，爱文人才士。卞赛知书，工小楷，画兰鼓琴，喜作风袅娜。一落笔画十余纸。范珏性喜尽画山水，摹仿大痴顾宝憧，槎老树，远山绝涧，笔墨间有天然气韵，妇人中范华原也。顿文略识字义，唐诗皆能上口，救鼓琴，雅歌三叠，清冷之神兴之浃，故又字曰琴心云。沙才善奕棋，吹箫度曲。王小大涉猎文艺，粉掏墨痕，纵横缥帙，是李易安之流也。(以上俱见《板桥杂记》)看了上面所引，"略涉文墨"，"涉猎文艺"，"知书工小楷"，"通文史"，"能吟诗"等字句，又如"善画兰"，"能鼓琴"等字样，皆累见。明代坊曲所以迎合游客及士大夫冶游之所注重的物事厘然昭著。与元代娼妓专以"戏曲歌舞"为中心者，迥然不同"2房屋清洁幽雅顾媚家有眉楼，绮窗绣帘，牙签玉轴，堆列几案，瑶琴锦瑟，陈设左右，香烟缭绕，檐马丁当。董白慕吴门山水，徙居半塘，小筑河滨，竹篱茅舍。经其处者，时闻咏诗声。卞赛年十八，游吴门居虎邱，湘帘几，地无纤尘。李十娘所居曲房密室，帷帐尊彝，楚楚有致，中构长轩，轩左种老梅一树。花时香雪霏拂几榻。轩右梧桐二株，巨竹十余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尘境。(以上《板桥杂记》马湘兰所居在秦淮胜处，池馆清疏，花石幽洁，曲廊便房，迷不可出。(见《列朝诗集》)看了上面所引，简直是高人逸士，伏处山林，优游泉石者所托身之地。做倚门卖笑，朝秦暮楚的娼妓，有这样居处，真是前代罕闻的。《板桥杂记》又说："旧院人称曲中，前门对武定桥，后门在钞库街。妓家鳞次，此屋而居，屋宇清洁，花木萧疏，迥非尘境。"唐孙《北里志》也说："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宽静，各有三数厅事，前后植花卉看了上面所引，知道明代对于娼妓"色"是很重的。其侧重之点有二：1要天然美。如"双腕如藕"，"肤体玉色"，"白女玉脂"，"肌肤玉雪"，"瞳人点漆"，皆是注重本色美的例证。2要娇小玲珑如"纤妍俏洁"，如"腰支轻亚"，如"娉婷娟好"，如"容貌娟妍"等式样的美人，皆为当时走马王孙所赏识，亦即著盛名于北里。大约自唐宋后，南国佳人的美已露头角(见前节)，到了明朝"江浙式"美人，风靡一世，北地胭脂，瞠乎其后了。其他"花榜"之事，似始于明。嘉靖隆庆(世宗穆宗年号)间金坛曹大章创莲台仙会，集吴伯高梁伯龙诸名流，品藻诸姬，一时称盛，是为"花榜"萌芽。嗣后万历中冰笔梅史以燕都妓女四十人配叶以代觥筹，曹大章复作《秦准士女表》，判别诸妓才情色艺，分列品目，有女状元、榜眼、探花、解元及女学士、太史之称，至晚明而其风愈炽。喜兴沈雨花费千金，定花案，江南艳称之。珠市名妓王月，字微波，桐城孙武公昵之，于牛女渡河之明夕，大集诸姬于方密之侨居水阁。四方贤豪，车骑盈闾巷。梨园子弟三班骈演，水阁外环列舟航，如堵墙。品藻花案，设立层台以坐状元。二十余人中考，微波第一，登台奏乐，进金屈，南曲诸姬，皆色惭沮逸去。天明始罢酒。次日各赋诗记其事。(俱见《板桥杂记》)这是崇祯年间事。未几明社已屋，秦淮一片欢场，亦鞠为茂草了。坊曲中崇拜白眉神亦始于明。《枣林杂俎》引《花镇志》云："教场白眉神，朔望用手帕针线刺神面，祷之甚谨。谓之撒帕。看人面则惑溺不复他去，白眉神即古洪崖先生也，一呼祆神。"《野获编》云："坊曲白眉神长髯伟貌，骑马持刀，与关像略同。但眉白眼赤，京师人相骂人曰白眉赤眼儿，即相恨成仇，妓女初荐枕，必同拜此神，乃定情。南北两京皆然。"后代游客宿娼，没有偕妓同拜白眉神的事。坊曲中崇拜神明，名老郎神，或者就是白眉神的变相吧。至明代两京娼妓，都很隆盛。但是出风头的半为南都妓女。北方佳人，反寂然无闻，其间亦有原因。第一：姿色妆束，逊于南都。《析津日记》说："古诗'燕赵多佳人，美者颜如玉，被服罗衣裳，当户理清曲。'然燕中妇女，虽曰穷丽，大约调朱敷粉，涂饰为多。十三辄嫁，至三十而憔悴矣。此如华易落，何如玉之有？至于青楼之妓，多著穷，其被服罗裳者亦鲜也。"看《析津日记》所说，燕赵佳人的姿色妆束，拟之江浙等地，是真望尘莫及了。

第二：崇祯时北京乐户，几于废除。严思庵说："明万历之末，一时教坊妇女竞尚容色，投时好以博赀财。复且联布羽党，设局诓骗，妙选姿色出众者一人为，名曰"打乖儿"。其共事者男曰"帮闹"，女曰"连手"。必择见影生情撮空立办者，与之共事。事成计力分财，而为者独得其半。于是构成机巧，变幻百出。有徐司空者死，其少子及妾家都中。司空家富，有沈妪者乃用诈术往来徐家云：为其子与皇亲郑贵妃兄国泰女赛姑结婚，骗得徐家金银古玩彩巾若干。复假托徐子名义往徐兄(时在原籍扬州)处，骗得玉狮一双，银五百两。事败后，诸乐户有泄其事者。知此役也，主谋者乐户妇骆四娘，其假赛姑则京师名妓罗小凤，假郑夫人则小凤嫂罗二娘。沈姬沈瑞，及苍头婢妇等等，则所谓'帮连'人'连手'人也。至崇祯中，御史风闻其状，奏请裁汰住京乐户。于是散入各省，而流寓扬州者很多。"看了这一段，知道明崇祯朝，确有裁汰燕都乐户的事情。

第三：明律禁止官吏狎娼。

有明一代，南北京均有教坊乐户，规制大同，而秦淮风月，称为欲界之仙都，升平之乐国，号称"上厅""行首"者，群萃是邦。燕都坊曲，则声光寂然，烟花史中几无位置。就是几个缘故吧。

谢选骏指出：气温越高的地区，人的肉欲越是强烈，越是不拘礼法。

第十八节 明代之男色

男色由五代至宋，忽然兴盛。陶谷《清异录》说："四方指南海为烟月作坊，以言风俗尚淫。今京所鬻色户将及万计，至于男子举体自货，进退怡然，遂成蜂窠又不只风月作坊也。"宋《萍州可谈》说："至今京师与郡邑间，无赖男子，用以图衣食，旧未尝正名禁止。致和(徽宗年号)间始立法告捕，男为娼，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周密《癸辛杂识》说："……吴俗此风(指男娼)尤甚。新门外乃其巢穴，皆敷脂粉，盛装饰，善针指，呼谓亦如妇人，比比求合。其为首者号'师巫''行头'，凡官家有不男之讼，呼使验之，败坏风俗，莫此为甚。然未见有举旧条以禁止之者。"如上所引。则北宋南宋京师及郡邑，男色号称鼎盛。元代此风似稍衰，至明复盛，上自天子下至庶民，几无一不狎男娼。今分举如下：《暖姝由笔》说："明正德初，内臣最宠狎者，入'老儿当'，犹等辈也。皆选年少俊秀小内臣为之。"是"天子"好男色例证。《渔矶漫钞》说："海盐有优童金凤，少以色幸于分宣严东楼，昼非金不食，夜非金不寝。金既色衰，食贫里居。比东楼败，王凤洲《鸣凤记》行。金复涂粉墨，身扮东楼。以其熟习，举动酷肖，复名噪一时。向日恩情，置勿问也。"《耳谈》说："南京有王祭酒，尝私一监生，其人梦出胯下以语人，人为谑语曰：'某人一梦最跷蹊，钻臀事可疑，想是监中王学士，夜来探访贵相知。'"《耳谈》又说："陕西车御史梁按部某州，见拽轿小童爱之，至州令易门子。吏目无以应，车曰：'途中拽轿小童亦可。'吏曰：'小童乃递运所夫。'驿丞喻其意，进言曰：'小童曾供役上官。'竟以易之。强景明戏作《拽轿行》云：'拽轿拽轿，彼狡童兮大人要。'末云：'可惜吏目却不晓，好个驿丞到知道。'"

是明代"官吏"好男色的例证。《敝帚斋余谈》说："周用斋汝砺，吴之山人，文名藉甚，举南畿元，久未第，馆于湖州南浔董宗伯家，赋性朴茂，幼无二色。在塾稍久，辄告归。主人知其不堪寂寞，又不敢强留。微及龙阳子都之说，即恚怒变色，谓此禽兽盗丐所为，益生平未解男色也。主人素稔其憨，乃令童子善淫者乘醉纳其茎，梦中不觉欢洽惊醒。其童愈嬲之不休，益畅适称快。密问童子，知出主人意，为大呼曰：'龙山真圣人！'数十声不绝。明日，事传布，远近怪笑。龙山为主人别号。自是遂溺于男宠。不问妍媸老少，必求通体。其后举丁丑进士，竟以暮年好外，赢惫而死。"是儒生好男色的例证。

《柳南随笔》说："李二哇，献贼嬖童也。美而勇，战必突阵先出，锋锐不可当。后为黄得功生擒，爱其美，欲与昵，不从而死。清初常熟陈祺芳诗云：'花底秦宫马上飞，每番先阵入重围。可怜拚得刀头血，不向勤王队里归。'"是流寇好男色的例证。

《耳谈》又说："一市儿色慕兵子而无地与狎。兵子夜司直通州仓。凡司直出入门者，必籍记之甚严。市儿因代未到者名，入与狎。其夜月明，复有一美者玩月。市儿语兵子曰：'吾姑往调之。'兵子曰'可'往而美者大怒，盖百夫长之子也。语斗不已。市儿遂殴美者死，弃尸井中。兵子曰：'君为我至，义不可忘。我当代坐。'死囚二年，食皆自市儿所馈，后忽不继，为私期招之，又不至，恚恨久之，诉于司刑者。司刑出兵子入市儿。逾年行刑。兵子复曰：'渠虽负义，非我初心，我终不令渠独死。'亦触木死尸旁。"是市儿好男色的例证。至明代男色繁荣状况，以沈谢两人说得最详。

沈德符《敝帚斋余谈》说："闽人酷重男色，无论贵贱妍媸，各以其类相结。长者为'契兄'，少者为'契弟'。其兄入弟家，弟之父母爱之如婿。弟后日生计及娶妻诸费，俱取办于契兄。其相爱者年过而立，尚寝处如伉俪。至有他淫而告者。字不见韵书，盖闽人所自撰。其昵厚不得遂意者，或至相抱溺波中，亦时时有之。此不过年貌相若者耳。近有称儿者，则壮夫好淫，辄以多赀聚丰姿韵秀者，与讲衾衾之好。以父自居，列诸少年于子舍，最为逆乱之尤，闻其事肇于海寇云。大海禁妇人在师中，有之辄遭覆溺，故以男宠代，而酋豪则遂称契父。"又说："宇内男色，有出于不得已者数家。按院之身辞闺阁，黎之律禁奸通；塾师之客羁馆舍；皆系托物比兴，见景生情，理势所不免。又如罪囚久系狴犴，稍给朝夕者，必求一人作偶，亦有同类为之讲好，送入监房，与偕卧起。其有他淫者必相殴讦，告提牢官亦为分剖 曲直。尝见西署郎吏，谈之甚详，但不知外方狱中亦有此风否。至西北戌座，贫无夜合之资，每于队伍中，自相配合。其老而无匹者，往簇以两足凹代之，贫苦无聊，计遂出此，虽可笑亦可悯矣。至于习尚成俗，如京师'小唱'，闽中'契弟'之外，则得志士人，致娈童为厮役；钟情年少，狎丽竖若友昆。盛于江南，而渐染于中原。乃若金陵坊曲，有时名者，竞以此道博游客爱宠。女伴中相夸相谑，以为佳事。独北妓尚有不深嗜者。"谢肇浙《五杂俎》说："今天下言男色者动以闽广为口实，然从吴越至燕云，未有不知此好者也。今京师有'小唱'专供缙绅酒席，盖官妓既禁，不得不用之耳。

其初皆浙之宁波人，近日则半属临清矣。故有南北小唱之分，然随群逐队，鲜有佳者。间有之则风流缙绅，莫不尽力邀致，举国若狂。此亦大笑事也。外之仕者，设有门子以待左右，亦所以代便辟也。而官多惑之，往往形诸白简至于媚丽巧，则南北非东南敌矣。"看完沈谢二人所说的话，得到几个要点。

1男色以闽中"契兄弟""契父"为最甚。2囚徒戌卒，俱不能免，知明代男娼嗜好，已普及于民众。3 此风盛于江南，而渐染于中原。4  明代娼妓亦以鸡奸行为，献媚游客。5明代燕都男娼叫"小唱"，因宁波临清籍贯不同，遂有南北小唱之分。6男娼媚丽、巧西北逊于东南。至明代男娼何以如此发达呢？《五杂俎》说得好： "衣冠格于文纲，龙阳之禁宽于狎邪。士庶困于阿堵，断袖之费杀于缠头。河东之吼，每未减于敝轩；桑中之约，遂难偕于倚玉。此男宠之所以日盛也。"看了谢肇浙氏这番话，于明代男娼发达原因，已思过半了。

谢选骏指出：男娼不必是同性恋，而可由多种社会因素促成。但此风一旦进入官场，肯定造成腐败之风；一旦进入部队，肯定削弱战斗力——难怪明代社会日益懈怠，明军对阵清军，日渐不利。

第十九节 明代娼妓与诗

明自嘉隆而后，南都坊曲中娼妓，能诗者接踵。所谓"十二金钗"，所谓"秦淮四美"，大都皆能吟风弄月，对客挥毫。亦有名不在"十二钗""四美"之列，而文采斐然的，亦正不少。今据《列朝诗集》等书，略举其历史诗篇如下：

1赵燕如，名丽华，父锐，善音律，武皇征入供奉。燕如年十三，录籍教坊，容色殊丽，应对便捷，能缀小词，即被入弦索中。性豪宕任侠，数致千金，数散之。与名士未射陂陈治梅王仲房金白屿沈句章游。年既长，尽除粉黛杜门谢客。而诸君与之游，爱好若兄妹。句章为作傅，曰："不但平康美人，便使其具须眉，当不在剧孟朱家下也。"录诗一首：金白屿王仲房沈嘉则九日醵金会饮，赋诗见赠，即席和答。少小秦楼学燕飞，楚云浙水见应稀。忻逢此日重阳酒，还整当年旧舞衣。结束自怜非赵侠。歌妆无复梦南威。劝君未醉休称醉，但插黄花送客归。

2  景翩翩，字三味，建昌青楼女也。与梅王子以风流志气相许，有婚姻之约，而不果。久之，穷困以死。诗名《散花吟》。王伯谷有诗云："闺中有女最能诗，寄我一部《散花词》，虽然未见其女面，快语堪当食荔枝。"本家江，时时出游建安。故有传以为闽中女子者。录诗一首：《晏起晨起茶香解宿醺，干花气早氤氲。侍儿指点湘帘外，若个春山多白云。

3马湘兰，马姓名守真，字玄儿，又字月娇，以善画兰，故湘兰之名独著。姿首如常人，而神情开条，如春初早莺，吐词流盼，巧伺人意，见之者无不人人自失也。所居在秦淮胜处，池馆清流，花石幽洁，曲廊便房迷不可出。教诸小鬟学梨园子弟，日供张燕客。羯鼓琵琶，声与金缕红牙声相间。性喜任侠，时时挥金以赠少年，步摇条脱，每在子钱家弗顾也。常为墨池郎所窘，王伯谷脱其，欲委身事王，王不可。万历甲辰秋，伯谷年七十初度，湘兰自金陵往，买酒为寿，燕饮累月，歌舞达旦，为金阊数十年盛事。归未几而病，然灯礼佛，沐浴更衣，端坐而逝。年五十七矣。有诗二卷，王伯谷为之序。病骨淹长画，王生曾见怜。时时对箫竹，夜夜集诗篇。寒雨三江信，秋风一夜眠。深闺无个事，终日望归船。

4赵彩姬，字令燕，南曲中与马湘兰齐名。张幼于中秋赋诗"试从天上看河汉，今夜应无织女星"之句。诗句留传，脍炙人口。令燕亦用是名冠北里。冒伯麟云："余从十二名姬中见令燕诗，故游秦淮知其尚在。屏居谢客，与吴伯熊访之。容与温文，清言娓娓，枇杷门下闭门居风流可想。故为刻其诗附于湘兰之后。"录诗一首：《送王仲房归长安》暮雪江南路，孤城尊酒期。殷劝折杨柳，还向去年枝。

5朱无瑕，字泰玉，栎叶渡边女子。幼学歌舞，举止谈笑，风流蕴藉。长而淹通文史，工诗善书。万历己酉秦淮有游会，集天下名士。泰玉诗出，人皆自废。有《绣佛斋集》，时人以方马湘兰：今录诗一首：《春闺怨》学语新莺惊梦起，红妆满树依桃李。年华不管是风情，十二阑干长独倚。

6郑如英，字无美，妥小名，十二行也。金陵旧院妓，首推郑氏。妥晚出，韶丽惊人，亲铅椠之业，与期莲生者目成。寄《长相思》用十二字为目，酬和成帙。冒伯麟集妥与马湘兰赵令燕朱泰玉之作为《秦淮四美人选稿》。称妥手不去书，朝夕焚香持课，居然有出世之想。伯麟有《述怀诗》云："浪说掌书仙，尘心谪九天。皈依元夙愿，陌上亦前缘。"良可念也。今录诗一首：《雨中送期莲生》执手难分处，前车问板桥。愁从风雨长，魂向列离销。客路云兼树，妆楼暮与朝。心旌谁复定，幽梦任摇摇。马文玉善讴，善琴，善画，庚戌春季游西湖作《忆旧诗》四章，武林词客，属和盈帙，皆莫及也。录诗一首：《春日泛湖忆旧》四首录一自昔湖山罗绮春，客中君喜百花辰。开樽向午催开舫，问水临沙解向人。踏遍沙痕还碧嫩，眼余柳色转清新，独怜车马多非故，歌舞依然十里尘。

8马如玉，本张姓，家金陵南市，往居旧院，从假母之姓为马。修洁萧疏，无女儿态。凡行乐伎俩，无不精工。熟精《文选》、《唐音》。善小楷八分书及绘事，倾动一时士大夫。而闺秀女瑛与之婉乐至有截发烧臂，抵死不相舍者。曲中诸媪，咸以为异。受戒栖霞苍霞法师，易名妙慧，专功学佛，偏游太和九华天竺诸山。思结茅莫愁湖上，焚修度世，未果而卒。年三十余，亘史曰："北里名妓，多倩笔于人，唯如玉不肯，即倩人，亦无能及玉也。"诗六首录一：《茅山道中送邢使君之西湖》郎趁仙槎趁晚风，妾乘油壁入云中。寻常一样天边月，临水登山便不同。

9崔嫣然，字重文，小字媚儿，同母姊累文，字倩，曲中称曰二文。嫣然少机警，知文史，所居有景阁，返照入窗，则庭柳扶疏，玉禽花鸟，影现壁间。房帏清朗，书帙横陈。好与名人词客游。程孟阳亟称之，以为北里之女学士也。诗四首录一：《别黄立龙》绝句九月江南似小春，园中疏柳一时黄。晓灯欲暗将离室，不道离人畏曙光。

10郝文珠，字昭文，貌不拘而多才艺。谈论风生，有侠士风。李宁远大奴至白下，挟之而北。宁远镇辽东，闻其名召掌书记，凡奏牍悉以属焉。冯祭酒开之，有酬郝姬《文珠诗》云："虚作秣陵游，无因近莫愁。"其为名流契慕如此。诗四首录一：《送张隆文还闽》一曲春风酒一，渡头杨柳不开眉。从今海路三千里，有梦为云到迟。

11沙宛在字嫩儿，自称桃叶女郎，有《蝶香集·闺情绝句》一百首。录一首：白燕双双入幕频梨花香遍雪为茵。夜来纵有游仙梦，不作乌衣巷里人。

12杨玉香金陵娼家女，年十五，色艺绝群，与闽人杨景清题诗唱和，遂许嫁景清，诀别六年。景清后南游，舟泊白沙，日夜见玉香于舟中，欢好如平生。天将曙，不复见，景清至金陵访，云已死矣！录诗一首：《答林景阳》锦画龙香独掩门，琵琶声下月黄昏。愁心正恐花相笑，不敢花前拭泪痕。

13薛素素，吴人，能画兰竹，作小诗，善弹走马，以女侠自命。置弹于小婢额上，弹去而婢不知。少游燕中，与五陵年少挟弹出郊，连骑游观，观者如堵。为李征蛮所嬖，其画像传入蛮峒。彭宣府深慕好之。吴人冯生自谓能致素素，费金钱无算。久之，语不雠，宣尉怒羁留十余年乃遣。北里名姬，至于倾动蛮夷，世所希有也。中年长斋礼佛，数嫁皆不终。晚归吴下富家翁，为房老以死。诗二首录一：《怀人诗》良夜思君归不归，孤灯照客影微微。携来独枕谁相问，明月空庭泪湿衣。

14周文，字绮生，嘉兴人，体貌闲雅，不事铅粉。举止言论，俨如士人。李缙绅通文墨者，每召绮生即席分韵，以为风流胜事。绮生微辞，多所讥评。有押池韵用习家池者。绮生笑曰："无乃太远乎？"诸公皆拂衣而起。绮生尝有诗曰："扫眉才子多相忌，未敢人前说校书。"盖自伤也。新安王太古词场老宿，见绮生诗击节曰："薛洪度刘采春今再见矣。"李本宁流寓广陵，与陆无从、顾所连结淮南社。太古携绮生诗诧诸公曰："吾能致绮生淮南，以张吾军。"诸公大喜，相与买舟具装。各赋四绝句以祖其行。太古比及吴门，松陵一元氏者已负之而趋。绮生既属身养卒，敝衣毁容，重自摧残。晨夕炷香于佛前祈死，不复为诗。作小词寓意。一元以五七言回环读之，迄不能句。绮生开颜一笑也。无何郁郁而死。尝有句云："侍儿不解春愁，报到杏花零落。"知者咸伤之。诗十九首，录一首：(以上据《列朝诗集》)《中夜鸳湖泣别》泣别鸳鸯湖，湖流泪不竭。去住无雨心，水天有双月。

15柳如是，本吴江盛泽镇名妓徐佛养女，曰杨爱。色美于徐，而绮淡雅净，亦复过之。崇祯丙子，娄东张庶常溥访佛于盛泽之归家院，值佛他出，爱出迎，溥一见倾意，携至垂虹亭缱绻而别。爱窃自负矣。闻虞山有钱学士廉益者为当今李杜，欲一见其丰裁，乃来虞造钱投谒。易杨以柳，易爱以是。刺入，钱辞以他往。柳于诗内微露色相，牧翁得其诗大惊，急登舆访柳于舟中，则嫣然一美姝也。因出其七言近体就正，钱心赏焉，视其书法，得虞褚两家遗意，又心赏焉。相与絮语终日。钱谓柳曰："此后即柳姓是名相往复。吾字子以如，为今日证盟。"辛己初夏(崇祯十四年)乃与柳氏行结缡礼于芙蓉舫中。家人称之曰柳夫人。柳著诗甚多，附见牧翁《有单集》。今录一首：(以上据《绛云楼俊遇》)《和牧翁秋日携内出游》秋水春山淡暮愁，船窗笑语近红楼。多情落日依兰棹，无藉浮云榜彩舟。月幌歌兰寻尘尾，风床书听觅搔头。五湖烟水常如此，愿逐鸱夷泛急流。

明妓又有作诗以谢旧知的。成化间妓林奴儿风流姿色，冠于一时。落籍后有旧知欲求见，因画柳枝于扇，诗以谢之曰： "昔日章台舞细腰，任君攀折嫩枝条。从今写入丹青里，不许东风再动摇。"(《无声诗史》)又有因定情不果寄诗与狎客的。呼文如江夏营妓，能诗善琴，与邱谦之定情，谦之父不许。文如寄诗曰："长门当日叹浮沈，一赋翻令帝宠深。岂是黄金能买客，相如曾见白头吟。"又有即席赋诗的。沉纯父林居，端午召客呼妓周绮生侑酒，不至。次日始来。问其故，曰："偶赋诗未成耳。"纯父曰："尔能诗，试即景以五月六日为题。"绮生朗吟曰："酒剩薄觞冷，门悬艾虎新。"坐客咸击节。(以上《青楼小名录》)又能驱客赠诗的苏州妓黄秀云性慧，喜诗。陈体方以诗名吴中。秀云谬谓曰："吾必嫁君。然君家家贫，乞诗百篇为聘。"体方信之，苦吟至六十余章，神竭而没，人多笑之。而体方欣然每夸于人，以为奇遇。(《花当阁丛谈》)明代娼妓能诗的人，怎这样多呢？其原因大约有二：其一明代文坛上复古之影响。元代以蒙古族入主中夏，本不知文化为何物。他分全国人为十等阶级，即一官，二吏，三僧，四道，五医，六工，七猎，八民，九儒，十丐。(《郑所南集》)《辍耕录》亦说："国朝儒者自戊戍选试后(元太宗十年)以论赋取士。(元好问《杨文宪奂墓碑》)所在不务存恤，往往混为编氓。"则其时轻视读书人可想。所以元代散文诗因陋就简，无什么重要价值。

明太祖以汉族驱逐胡元于塞外，一切政事文章，皆推翻一切，极力恢复元以前状态。自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倡导于前，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风气一变。后七子李攀龙王元美出，继续前修，其势益张。元曲为特殊文学，其价值颇可称述。然元人所撰，大都北曲，且喜杂用方言，或参用胡语。明代崇尚南曲，以传奇为盛，其结构词采与元曲大异。李调元《雨村曲话》说： "自梁伯龙出，始为工丽滥觞，盖其生嘉隆间，正七子雄长之会，词尚华靡。州于此道不深，徒以维桑之谊，盛为吹嘘，不知非当行也。故吴音一派，竟为剿袭靡词，如绣阁罗帏，铜壶银箭，紫燕黄莺，浪蝶狂蜂之类，启口即是，千篇一律，甚至使僻事绘隐语，不惟曲家本色语全无，即人间一种真情话，亦不可得。……"

看了上面一段，知明中叶后南曲完全变为古典派，与元代北曲大异其趣了。一般文人学士既鄙视胡元文学，而大倡复古运动。坊曲娼妇本是极不保守的人物，极能迎合潮流的人物，耳濡目染，为献媚游客计，自高声价计，不知不觉，遂群趋于吟诗或作诗之一途。而坊曲女诗人，乃多于过江之鲫了。其二：士大夫因犯罪关系，其家属没入教坊者颇多，素有文学遗传或修养。章学诚《妇学》说："又前朝虐政，凡缙绅籍没，波及妻孥，以致诗礼大家，多沦北里。其有妙兼色艺，慧传声诗，都人士从而酬唱，大抵情绵春草，思远秋枫，投赠类于交游，殷勤于燕婉，诗情阔达，不复嫌疑，闺阁之篇，鼓钟闻外，其道固当然耳。"就拿章氏这几句话，做我这段结论吧。

谢选骏指出：古代的娼妓不同于现代的妓女，而接近现代的交际花，当然，可能要比交际花甚至女演员更有教养与才艺。

第二十节 唐以后娼妓妆饰之变迁

声妓繁盛，娼妓化妆技术，均推唐代。自唐以后，不过踵事增华而已。大概唐代女子妆饰，都创于"宫掖"，而民间效之，北里群花又效之。《西神脞说》说："妇人匀面，古惟施朱敷粉，至六朝乃兼尚黄。"唐代女子及娼妓妆饰，大要亦不外乎此。但娼女对于唇眉及发的化妆术，比较更为革新。此种时代奢侈之反映，很值得我们注意的，兹分述如下：

1发古代女子发的美恶，与貌的姣好很有关系。前人赞美女子的话，所谓"秀如春云"，"光可鉴人"，"长委于地"，都是指发而言。汉代即有假(《后汉书·东平王宪传》)，高髻(《后汉书·马廖传》)，堕马髻(《后汉书·五行志》)等等名目。女子对于发的修饰，自古已然。唐代娼妓是怎样呢？该拿唐人诗来证明她："花映垂鬟转。"——储光羲《夜观妓诗》。"风流夸堕髻。"——白居易《代书诗百韵寄微之》。"倭堕低鬟髻。"——温庭筠《南歌子》。"高髻云鬟宫样妆。"——刘禹锡《赠李司空妓诗》。"髻鬟峨峨高一尺。"——元稹《李娃诗》。看了以上所引，唐代娼妓头上的髻，形式是两种：一种是向下垂样子，二十年前我国大都会最时髦女郎，多半是这样；一种是高如牌楼似的，前清北京八旗女子的头，就是这种遗制。娼妓要装成花样翻新的髻，天天必定要梳头，则梳子一定是要考究的。唐末洛阳少年崔瑜，多赀，喜冶游，尝为娼家玉润子造"红牙五色梳"，费钱二十万。(陶谷《清异录》)当时嫖客对于娼妓发的注意，可想而知。

2眉眉与女子面部的美，也是很有关系的。汉代张敞曾为他的夫人画眉，(《汉书·张敞传》)。汉代亦尚细长而曲折的眉，号曰"啼眉"(《后汉书·五行志》)。唐代娼妓对于眉的修饰，亦非常注意，再引唐人诗来证明："青黛点眉眉细长。"——白居易《上阳白发人》。"连娟细扫眉。"——温庭筠《南歌子》。"巧匀轻淡约残妆。"——施肩吾《妓人残妆诗》。"轻鬓丛梳阔扫眉。"——张籍《娼女词》。"指黛随时广。"沈佺期《李员外秦援宅观妓》。"城中画广黛。"——法宣和赵王《观妓诗》。照以上所引，唐代娼妓眉的化妆亦是两种：一种是细而长的，如现在大都会摩登女郎画的眉毛一样；一种是宽而广的，现在平津各舞台上花旦眉样，就是这个形式。到了唐末，娼妓眉的妆饰，更外革新。陶谷《清异录》载一段故事： "莹姐平唐妓也，玉净花明，尤善梳掠。画眉目作一样，唐斯立戏之曰：'西蜀有十眉图，汝眉若是，可作百眉图。一夕假以岁年。当率同志为修眉史矣。'有细宅眷而不喜莹姐，目为'胶煤变相'，自昭哀以来，不用青黛扫眉，皆以善墨火煨染指，号'薰墨变相'。"后来一般文人们称呼妓女叫做"眉史"，就是从这个故事起的。

3唇古代女子用胭脂做妆饰品，本来只施于两颊，唐则并涂于唇。唇的化妆，至唐代又开一新纪录了。唐有"乌膏注唇"的风尚。《唐书·五行志》："元和之末，奇异化妆流行，不施朱粉，唯以乌膏注唇，似悲啼状。"白乐天《时事妆》："乌膏注唇唇似泥。"唐末娼家争妍斗媚，"点唇"技术，日益工巧。

《清异录》说："僖昭时唐代都中娼家，竞尚妆唇，妇女以此分妍否。其点注之工，名字差繁，其略有胭脂晕品，石榴娇、大红春、小红春、嫩吴香、半边娇、万全红、圣檀心、露珠儿、内家圆、天工巧、洛儿殷、淡工心、朱龙格、双唐媚、花奴样子。"则唐末倡家唇的化妆，可谓尽态极妍了。宋张子野词："垂螺近额，走上红初趁相。"又晏几道《小山词》："双螺未学同心绾，已占歌名，月白风清，长倚昭华笛裹声。"又云："红窗碧玉新名旧，犹绾双螺。一寸秋波，千斛明珠觉未多。"按"垂螺""双螺"，宋时角妓未破瓜时发总之名。(《词苑丛谈》)又宋代诗人以妓无颜色者叫做"鼓子花"，即"米囊花"。王元之谪齐安郡，时民物荒凉，营妓有不佳者，乃作诗曰："忆昔西都看牡丹，稍无颜色便心阑。而今寂寞山城里，鼓子花开亦喜欢。"张子野老于杭，多为官妓作词，而不及龙靓《献诗》云："天与群材十样葩，独分颜色不堪夸。牡丹芍药人题遍，自分身如鼓子花。"子野乃作词赠之。(《山樵野语》)米囊花即罂粟花，浓艳异常，宋代娼妓姿容不佳者曰鼓子花(即米囊花)，则又似当时妆饰崇淡雅一派之证。兹再就唐以后娼妓妆饰特点分别言之：第一：一般妇女及娼妓都以宫掖妆饰为标准。唐白乐天《时世妆》乐府云："时世妆，时世妆，出自城中传四方。时世流行无远近，腮不施朱面无粉。乌膏注唇唇似泥，双眉磕作八字伍。妍媸黑白失本态，妆成尽是成悲啼。圆鬟无鬓堆髻样，斜红不晕赭面状。昔闻被发伊川中，辛有见之知有戎。元和妆梳若记取，髻堆面赭非华风。"白氏所谓"城中"，即指京师宫掖，特委婉言之。《东南记闻》说： "宣和(宋徽宗年号)之季京师士庶，竞以鹅黄为腰腹围，谓之腰上黄。妇女便服不施衿纽，束身短制，谓之'不制衿'，始自宫掖，而通国皆服之。"这就是女子妆饰发动宫掖之证。又《宋史·舆服志》说： "权发遣提举淮南东路提学事，丁言：衣服之禁尤不可缓。今闾阎之卑，娼优之贱，男子服带犀玉，妇人涂饰金珠，尚多潜侈，未合古制。……伏愿明诏有司，严立法度，酌古便今，令以义起礼，俾闾阎之卑，不得与尊者同荣，娼优之贱，不得与贵者并丽。"(此北宋政和年间事)可知宋代娼优慕宫掖中贵人妆饰，丁氏所以建议改革的原因。

《钗小志》说："唐崔枢夫人治家整肃，容仪端丽，不许群妾作时世妆。"《新唐书·舆服志》说："中宗后宫人胡帽，海内效之，衣丈夫衣而靴。"《大唐新语》说："天宝中士流之妻，或衣丈夫服靴衫鞭帽，内外一贯。元稹《赠刘采春》诗云：'妆巧样画双眉，慢裹恒州透额罗。正面偷输光滑笏，缓行轻踏皱纹靴。言辞雅措风流足，举止低徊秀媚多。更有恼人肠断处，选词能唱望夫歌。'"照以上所引话看起来，当时保持礼教旧家，是反对"时世妆"的。娼妓对于宫掖妆饰，是极端慕效的。元稹诗所谓"巧样新妆"，所谓"缓行轻踏皱纹靴"，与《大唐新语》说"士流妻，或衣丈夫靴"，《唐书》说"宫人衣丈夫衣而靴"的话，若合符契，不是显然证据吗？又司空图诗云："处处亭台止坏墙，军营人学内人妆。"军营人即营妓，"内人"即宫中妃嫔。这又不是显然证据吗？娼妓慕效宫中装饰，风气至明代中叶犹然。《湖海楼集·广陵杂感》云："潇洒风流汉武皇，銮舆三月下雷塘。锦裘夜猎张公子，宝瑟晨弹古氏倡。已为微行营万乘，还闻端拱赖三杨。隔江十四楼中女，多少珠帘学内妆。"此是武宗正德年间的事情，"内妆"即是皇帝宫内妃嫔们妆饰。"十四楼"即南都(今南京)官妓居留的地方。此后良家妇女，渐渐有仿效娼妓妆饰的习惯。谭迁《枣林杂俎》引安阳《张氏风范》说："弘治正德初，良家妆饰，耻类娼妓。自刘长史更仰心髻效之，渐渐因袭，士大夫不能止，近时冶容犹胜于妓，不能辨焉。风俗之衰也。"这种风气变更，很值得注意的。第二：娼妓乐人服色之特别规定。此种制度，元明两朝最盛。【】《元典章》说："至元五年中书省，娼妓穿皂衫，戴角巾儿，娼妓家长并亲属男子，裹青头巾。"《新元史·舆服志》说："仁宗定服色等第诏：娼家出入，只服皂子，不得乘坐车马。"

《太和正音谱》说："赵子昂曰娼夫所作词，曰绿巾词。"这是元朝的事情。《明史·舆服志》说："教坊司冠服，洪武三年定。教坊司乐艺青字顶巾，系红线褡，乐妓明角冠皂子，不许与民妻同。……教坊司伶人常服绿色巾，以别士庶之服。"刘辰《国初事迹》说："太祖(明太祖)立富家乐院于乾道桥，男子令戴绿巾，腰系红褡，足穿带毛猪皮靴，不许于道中走，只于道边左右行。或令作匠穿甲，妓妇戴皂冠，身穿皂子，出入不许穿华丽衣服。"这是明朝事情。又《辍耕录》载入《人诮废家子孙诗》云："宅眷尽为瞠目兔，舍人总作缩头龟。"后代人以龟头为绿色，遂目着绿头巾的为龟头。乐户妻女大半为妓，故又叫开设妓院以妻女卖淫的人为龟，或叫当龟。又以官妓皆籍隶教坊，后人又呼妻女卖淫的人为戴绿头巾，或叫戴绿帽子。实则碧绿青等色，自古为贱人之服。唐封演《闻见录》说："李封为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仗罚，但令裹碧头巾以辱之。随所犯轻重以日数为等，日满乃释。吴人著此服出入州乡以为大耻。"宋沈括《梦溪笔谈》说："苏州有不逞子弟，纱帽下著青巾。孙伯纯知州判云：'巾帽用青，屠沽何异？'"皆为实例，不过至元明时专用为"乐人""娼妓"  。第三：娼妓裹足之风，宋元以后为盛。古代女子施朱敷粉外，又涂额以黄，画眉以黛。大抵注重唇妆、眉妆、额妆、面装及鬟髻妆。以"缠足"为一般妇女妆饰品的，则自宋以后，确有可征。《侯鲭录》说："京师妇女妆饰与脚皆天下所不及。"《墨庄漫录》说："妇女缠足，起于近世。"《辍耕录》说："元丰(宋神宗年号)以前犹少裹足，宋末遂以大足为耻。"娼妓裹足，大约亦始宋代。作俑良家，而娼妓仿效。《艺林伐山》说："谚言杭州脚者，行都妓女，皆穿窄弓鞋如良人。"这就是明白的证据。吴自牧《梦梁录》说："小脚船专载贾客小妓女，荒鼓板，烧香婆嫂，"是南宋时几以为妇人通称。

元伊世珍《琅环记》说："吾闻圣人立女而使之不轻举也，是以裹其足。故所居不过闺阁之内，欲出则有帏车之载，是以无事于足也。"看了这一段话，知道元代已视妇女裹足为圣经贤传不可移易之信条了。元白湛《渊静语》说："伊川六代孙淮咸淳间为安庆，明道年五十四座，二子相继早世，无后。淮之族尚蕃衍，居池阳。妇人不缠足，不贯耳，至今守之。"因当时缠足已成了天经地义，伊川族中女子不肯随俗，白氏所以特别记录这一桩事。元代妇女裹足既已盛行，所以到了元朝末年就有"鞋杯"事发生。《辍耕录》说："杨铁崖耽好声色，每于筵间见歌儿舞女有缠足纤小者，则脱其鞋，盏以行酒，谓之金莲杯。余颇厌之。"阅《墨庄漫录》："王深辅道《双凫诗》云：'时时行地罗裙掩，双手更擎春潋艳，众人都道不须辞，尽做十分能几点，春柔浅醮蒲萄暖，和笑教人劝引满。洛尘忽挹不胜娇，踏金莲行款款。'观此诗则老子疏狂，有自来矣。"照这么说起来，"鞋杯"宋朝已有人行过了。杨铁崖不过奉行故事，并非自我作古。宋元时代，裹足风行一时，可想而知，明沈德符《野获编》说："明时浙东丐户，男不许读书，女不许裹足。"是裹足变成贵族妇人专有妆饰品贱民阶级女子，则政府以法令禁止其实行。明代裹足风气之盛，可想而知。到了明朝末年，就发生了一件极悲惨事情。

彭遵泗《蜀碧》说："张献忠据蜀时，偶染疟疾，对天曰：'疾愈当贡朝天蜡烛二盘。'众不解也。比疾起，令斫妇女小足堆积两峰，将焚之，必要以最窄者置于上，遍斩无当意者。忽见己之妾足最窄者，遂斫之，其臭达平政门为乐。……"则明末妇女裹足盛行，及受残杀痛苦，可想而知。至明代坊曲中妓女，无不以小足为献媚男子之具，试以明代娼妓足的妆饰列举如下：顾媚弓弯纤小，腰支轻亚。张元清在少年场中，纤腰龋步，亦自楚楚，人称为张小脚。顾喜，趺不纤妍，人称为顾大脚。(以上《板桥杂记》)相传马湘兰足稍长，江都陆无从戏以诗曰："吉花屋角响春鸠，沉水香残懒下楼，翦得石榴新样子，不教人似玉双钩。"(周栎园《书影》)你看了上面，便知当时娼妓欲博得嫖客欢心，或怜惜心，故以小足为惟一的妆饰品。马湘兰足稍长，则陆无从讥之以诗。顾喜趺不纤妍，人称为"顾大脚"。则小脚在娼门中贵重可知。又"鞋杯"恶作剧事情，在明代仍然风行。徐纨《本事诗》说："何孔目元朗至阊门携夜集，元朗袖中带南院妓王赛玉鞋一只，醉中出以行酒。盖王足甚小，礼部诸公亦尝以金莲为戏。王凤洲乐甚。次日即以扇书长歌云：'手持此物行客酒，欲客齿颊生莲花。'元朗击节叹赏，一时传为佳话。"又林若抚《鞋杯行自序》说："余薄游秦淮，偶与一二胜友过朱校书樱宁，饭酒间出锦鞋贮杯以进。曰此所谓'鞋杯'也。自杨铁崖而后，再见于何孔目元朗，才情正堪鼎足两公。余闻之喜甚。不意风尘中人，博综雅谑，有如此者。遂以笔蘸酒为赋《鞋杯行》云。"又明人徐渭《美人纤趾调·菩萨蛮》云："千娇更是罗鞋浅，有时立在千秋板，板已窄，犹余三四分。红绒止半索，绣满帮儿雀。莫去踏香堤，游人量印泥。"你看明代女子的脚，小得可怜不可怜！又唐子畏《咏纤足排歌》云："第一娇娃，金莲最佳，看凤头一对堪夸。新荷脱瓣，月生芽。尖瘦帮柔绣满花。从别后，不见他。双凫何日再交加，腰边搂，肩上架，背儿擎住手儿拿。"照此看来，小足对于性交时尚有特别快乐用途。无怪乎一般坊曲妓女，大家都裹三寸金莲，以献媚游客。

谢选骏指出：作者人云亦云，不知缠足战略，只用娼妓标准，去衡量妇女大众——太脱离历史的实际了！

第二十一节 花柳病起源之时与地

花柳病以杨梅疮为最重，亦最晚出。盖发生于明代中叶以后。但其原理，则我国古代医书中已说过了。隋巢元方《病源候论·二十四花瘘候》说："风湿容于皮肤，与血气相搏，其肉突出，如花开状。"又《二十五反花疮候》说："风热挟湿毒之气浸淫。"《疮候》说："风热发于肌肤。"《无名疮候》说："如恶疮，或瘥或剧，风热搏于血气所生"，唐王寿《外台秘要》引《素女经》说："七伤之情，不可不思。第六之忌，新息沐浴，头身发湿，举重作事，流汗如雨。以合阴阳，风冷必伤。其胜利急痛腰脊疼强。四肢酸疼，五脏防响。上项头面，或生漏沥，云出《古今录验》二十五卷中。"唐孙思邈《千金要方》说："交合事，蒸热得气，以菖蒲末白梁粉敷合，燥则湿痛不生。"又说："治阴恶疮，以蜜煎甘草末涂之。"宋窦汉卿《疮疡经验全书》说："霉疮由于与生疳之妇人交合，薰其毒气而生。"

看了上面所引诸书，所云"四肢酸痛，上攻头面"，其发生时现象，颇似杨梅疮。所云"恶疮久不瘥"，恐怕就是杨梅疮萌芽吧，是明代中叶以后之杨梅疮，古代似已有之。但古代医学，未受科学洗礼，对于疾病名目，亦未能分析清楚，所谓恶疮者往往与风疠相混，试以事实证明之。崔言得疾，眉发自落，鼻梁崩倒，肌肤得疮如疥，皆目为恶疾，不可救。有异人教以皂荚刺烧灰，大黄九蒸九晒为末，以大黄汤调服之。(《神仙感遇传》)北齐李庶无须，博陵崔谌调之曰："何不以锥刺颐下作数十孔，拔左右好须者载之。"庶曰："持此还施贵族。艺眉有益，然后艺须。"崔家时有恶疾，故庶以此调之。(《酉阳杂俎》)齐武平(北齐后主年号)时，梁州薛河寺僧远为，性疏诞，不修细行，好逐流荡，欢宴为任。眼边有乌点，洗拭之，眉毛一时随手落尽。(《唐高僧传》)消渴连年，累有相如之患。迄于大渐，遂如范增之疾。桐君对药，分阙神明。李柱倚医，更无方技。

铭云："梧桐茂苑，杨柳娼家。千金回电，百日流霞。凋零倏忽，凄怆荣华。河阳古树，金谷残花。"(周庾信《郑伟墓志》)看以上所引，所谓"恶疾"，所谓"流荡"，所谓"相如之患"，"范增之疾"，大约都是指花柳病而言。但实际是花柳病或为风疠却不敢断定了。又《苕溪渔隐丛话》说："刘贡父晚年得恶疾，须眉堕落，鼻梁断坏，怆感惭愧，转加困剧而毙。"《东坡志林》说："元丰六年十月十二夜，有得风疾者，口不能言，死生之争，有甚于刀锯木索者。知其不可救，默为祈死而已。"东坡所说，必是刘贡父的事情。贡父兄敞知永兴军，亦惑官妓茶娇得惊眩疾。(《宋裨类钞》)又《蜀杌》云："潘炕嬖美妾解愁，遂风恙成疾。"这皆是古代花柳风病混合不清的证据。但杨梅疮发生，吾国至明中叶以后，则确有可证。俞辨《续医说》(嘉靖二十三年1545年出版)萆土茯苓条： "弘治末年(明孝宗年号)民间患恶疮，自广东人始。吴人不识，呼为广疮，又以其形似，谓之杨梅疮。若病人血虚者，服轻粉重剂，致生结毒，鼻烂足穿，遂成痼疾，终身不俞云。"李时珍《本草纲目》(万历十八年，1588年出版)卷十八《土茯苓条下集解》说： "土茯苓，楚蜀山菁中甚多蔓生，昔人不知用此，近世弘治正德(正德明武宗年号)间因杨梅疮盛行，率用轻粉叶取效。毒瘤筋骨，溃烂终身。至人用此，遂为要药。"又说："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及四方。盖岭表风土卑炎，岚瘴薰蒸，饮啖辛热，男女淫猥，湿热之邪，积蓄既深，发为毒疮，遂致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遂及海宇云。"吾国医书，最初载杨梅疮名目，及治法，当以此二书为权舆。而杨梅疮始于宠治，至正德而盛，吾人亦于二书证明，实吾国花柳史上最重要之纪录了。再检弘治正德前后医书，有无杨梅疮之纪载？《玉机征义》，刘宋厚著。(洪武二十九年，1396出版，正德元年1506再印。)卷十五疮疡门有治下疳疮及治便毒方。《山居医方便宜》，态宗立著。(正统六年1441出版。)卷七有诸淋，精下疳疮，阴头疮。《医林集览》，王尔著。(成化十八年，1482出版。)卷十五有淋遗泄疳疮，精疮便毒。以上诸书，均无杨梅疮之名。

《丹溪心法附录》，方广著。(嘉靖十五年1536著。)卷十六，有杨梅疮。

《外科心法良方》，薛立斋著。(嘉靖三十五年1556著。)有杨梅疮名。《古今医统》，徐春甫著。(嘉靖三十六年1557出版。)有杨梅疮。《医学纲目》，楼英著。(嘉靖四十四年1565出版。)十九卷有杨梅疮。《窦氏图经疮疡经验全书》，窦梦麟著。(隆庆三年1569著。)卷五杨梅疮，一名广东疮，一名霉疮。并附有详图。《医学入门》，李挺著。(万历四年(1576)丙子出版。)卷七有杨梅疮。《万病回春》，龚廷贤著。(万历十五年(1587)出版。)卷八有杨梅疮。《疡科语治准绳》，王肯堂著，(万历三十六年(1608)著。)卷五有杨梅疮症状治方。《景岳全书》，张介宾著，清康熙庚寅(康熙四十九年)新刻本。本书为明张介宾辑，《序文》说："庚辰岁外孙林日蔚始付剞劂。"无年号，书中引用薛立斋朱丹溪李东垣诸家之说。(按庚辰为万历八年及崇祯十三年。)六十二卷有杨梅疮状。《外科正宗》，陈实功著，(万历四十五年(1617)著。)四十一卷有杨梅疮。《霉疮秘录》，陈司成九韶著，(明崇祯五年壬申(1632)出版。)明代医书，谈杨梅疮者以是书为最后出。但对于杨梅疮状历史治法，亦以是书为最精 "往余弱冠，与友人某某者同试虎林。彼狎邪青楼，而余畏不敢从，彼以为迂也。北归未几，友卧病，心知有所中也，不敢彰其言，私倩余商榷。余发先王父遗书，及检各家秘授合治之，乃瘥。居无何，余食贫，而家且圮，遂弃去经生，业长桑君之术。于是考素难究针炙老人带下婴儿三科。既而浪游三吴间，参仿遇有剩病则搜奇别怪以瘳之，今二十年矣。无药不愈，更见公子王孙，一犯其毒，终为废疾嗟嗟，方书不言，言亦不悉，余甚愍之。因察天时、气运、病原、传染、嗜好，或问，爰及治验方法，类成一帙，名曰《霉疮秘录》。非敢以立言自任，聊补后人所未发耳。(崇祯五年叙)"又《总说》上说："余家世业医，自高祖用和公至不已八世，方脉颇有秘授。独见'霉疮'一症，往往处治无法，遂令膏梁子弟，形损骨枯，口鼻俱废，甚则传染妻子，丧义绝育，深可怜惜。于是遍访专门，亦无灼见。细考经书，古未言及。究其根源，始于竿会之末，起于岭南之地。至使蔓延通国，流祸甚广。"又说："或问霉毒为患自何时乎？曰岭南之地，卑湿而暖，霜雪不加。蛇虫不蛰，凡污秽蓄积于地，一阳来复，湿毒与瘴气相蒸，物感之则霉烂易毁，人感之则疮疡易侵。更逢客火支煎，重虚之人，即得此病。故谓之杨梅疮。"又说："此症有谓杨梅疮，有谓棉花疮，有谓砂仁疮，名状不一者何也？曰：毒之相感者一气也，脏之见证者各异也。如霉疮有赤游柴，如疯，如疹，如砂仁，如棉花，如鼓钉，如烂柿，如杨梅，或结毒破烂孔窍，名状不一。大约似杨梅者多半，故曰杨梅疮。皆以形名，所以不一也。"

据上所述，吾国研究杨梅疮，有系统叙述，盖始自陈氏，无可疑问。

综合以上各家学说，杨梅疮于十五世纪始，发现于吾国医书中。其流行盖始自弘治末年(1488-1505)至正德年间(1506-1511)而始盛。且起源广东，诸家学说一致。考欧洲人最先来华通商的为葡萄牙人。明正德六(1511)年，葡人亚宽伯基占岭南洋麻六甲后设总督以掌贸易，拓殖事务。逾五年有伯斯特罗者，乃以航船来广东，此为第一次之试航。翌年(正德十二年)葡人孚那安德来德复率葡船四艘，马来船四艘，泊于澳门西南之上川岛，要求通商。明政府许以率船二艘，航行广东。是为现代欧洲国家与中国直接通商之始。(据武干《中国国际贸易史》引摩西《中国国际关系论》)再考欧洲古代在哥仑布发现美洲以前，欧陆似乎还没有梅毒流行。这种花柳病，确是那时从海地传到西班牙去的。(用《欧美淫业史》说。)我国"杨梅疮"至明孝宗宏治时候发生，至武宗正德而鼎盛。或恐怕与葡人东来，不无有多少关系吧。又吾国相传最古花柳病，所谓"消渴"者，汉司马相如有消渴疾。(《汉书·司马相如传》)魏卞兰得消渴病。时明帝信咒水，使人持水赐兰。兰曰："治疾当有方药，何信于此，"(《三国志》注引《魏略》)按"消渴"似即近世"糖尿病"。《医胜》引王志懋《二酉委谭》说："闽参政王懋德自延平归，忽瘦甚，须发皆枯。云乃消渴症。百药罔效，先是延平一乡官，潜谓人曰：'王公病曾有尝其溺否？有此症者，其溺甚甜。此不治验也。'王后闻之，初试微甜已而渐浓。愈益甜。王亦自知不起。乃曰：'消渴病闻之，溺甜则未之闻也'"是可为消渴病即糖尿病之确证了。

谢选骏指出：杨梅疮也就是梅毒，其流行中国是地理大发现、中西大交流的产物。

【第六章 私人经营娼妓时代】

第一节 清代中叶以前之娼妓

清初用明朝制度，顺治元年设教坊司以掌宫悬大乐(《钦定八旗通志》)顺治八年，奉旨停止教坊女乐，用太监四十八名替代它。(《康熙会典》)但据《皇朝通考·乐考》上说："顺治十二年仍设女乐。十六年后改用太监，遂为定制。"经过这二次革除，以后清代的北京官妓，似已消灭了。所以《雍正会典》有："顺治十六年裁革女乐后，京师教坊司并无女子"的话。至各省官妓，康熙后始次第废除。《雍正会典》说："礼部进春仪，康熙十二年复准直省府州县拜迎芒神土牛，勒令提取伶人娼妇者，严行禁止。"又说："雍正三年律例馆奏准：令各省俱无在官乐工，"都是显然的证据。清初王士桢做扬州推官时，曾有关于官妓的一段掌故。他说："扬州旧例，府僚迎春琼花观，以妓骑导，太守节推各四人，同知以下二人，归而宴以侑酒。府吏因缘为奸利。余语太守罢之。"(见王著《香祖笔记》)但考王做扬州推官为顺治十六年，康熙五年行取北归，所说官妓，大约是康熙十二年以前各省还未奉令禁止现象吧。又陈尚古《簪云楼杂记》说："顺治壬辰(顺治九年)禁良为娼。以丧乱后良家子女被掠，展转流落乐籍。世祖特有是命，其误落于娼家者，许平价赎归，都下甚快。……史可法檄云：齐姜宋子，相率而入平康。乃军市设教坊之流祸，致李闯施之明臣。"(《明朝小史》)是当日明代良家及贵族妇女堕落而为娼妓，盖不可胜计。虽有顺治禁良为娼之令，其不能归还者，盖又不可胜计。壬辰之令，亦仅亡羊补牢而已。

如上所述，清顺治八年十六年，两次裁革京而教坊"女乐"。康熙十二年，复重申禁令。盖最迟至康熙十二年以后，京师及各省由唐历宋明的官妓制度似宜扫地无余了。清初娼妓群居地方，大约外城内之东西，及外城外之南，都为香巢。《析津志》说："京师皇华坊有东院，有本司。本司者，教坊司也。又有勾栏、演乐、相近后有马姑娘、宋姑娘、粉子、迷楼曲巷，盖直至总铺。出城则有南院，皆旧日之北里也。"燕都妓女自辽以来，多以子为名，粉子亦妓女名字。民国后勾栏改内务部街，粉子胡同为农商部衙署所在地。一般士大夫不知昔日曾为纸醉金迷之地了。清代由顺治历康熙，虽用国家命令法律，消灭了历代相传的官妓制度。雍乾以后，娼妓然存在。我们拿日本人著《唐土名胜图》看：是书标题，故兼葭堂本世肃先生遗意编述。法桥冈田、玉山尚友、冈熊岳、文晖大原、东野民声同画。前有皆川原心、横塘有则、奥田元继三序。序署享和文化年号，则当吾嘉庆九年十年间(公元1804-1805年)。其卷帙次第，首大内，次皇城，次内城，次外城，次园囿郊，而终之以直隶各府。其编制先之以总图，而后及于典章文物，风景名胜，系之以说明，而参引名人之题句。……至于各衙署，寺院，坛囿，苑筑，或其名存，或其地已泯，览其图绘，皆宛然如见。数百年来，经营缔构之功。犹得长存于吾人之想像。斯诚图籍之环宝也。……古今风土变迁，最可玩味者，莫如"戏楼"与"妓馆"。其所载《西青楼之图》，是在今灯市口之东一带。妓皆长袍盛妆，弹筝侑酒，绣帘红烛，迥非今世所见。……(以上用瞿宣颖《北京建置谈荟说》。)《唐土名胜图》为吾嘉庆初年所著，叙述当然为乾隆时代疚况。《东西青楼图》地望，与《析津志》所说相同。则清代雍乾时燕京娼妓，仍然作卖笑生涯，昭加星日。但清代中叶前，北方娼妓虽多，很少艳史流传，赫然露其头角者。拟之南方南京杨州等处，反有逊色，是什么缘故呢？"其原因盖有二：

其一：禁止官吏士人狎娼。清沿明制，律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八十。(挟妓饮酒，亦在此例。)媒合人减一等。监生生员……狎妓赌博……者，问发为民。褫革治以应得之罪。其二：燕京妇女容色装束习惯，都不如南人。陈大声《嘲北地娼妓曲》上说："门前一阵骡车过，灰扬。那里有踏花归去马蹄香？棉裤棉裙子，膀胀。那里有春风初试薄罗？裳生葱生蒜生韭菜，腌脏。那里有夜深私语口脂香？开口便唱冤家的，不正腔。那里有春风一曲杜韦娘？举杯定吃烧刀子，难当。那里有兰陵美酒郁金香？头上松髻高尺二，蛮娘。那里有高髻云鬓宫样妆？行云行雨在何方，土坑。那里有鸳鸯夜宿销金帐？五钱一两等头昂，便忘。那里有嫁得刘郎胜阮郎？"(见《长安客话》)陈虽为明人，但清初娼寮情形，与明不异，陈氏话并未失时代性，你看陈氏所做曲子，写得何等切，何等顽艳。北地胭脂，当然不如南朝金粉了。当时如广州、南京、苏州、杭州、宁波、潮嘉等地，裙屐声歌，都非常繁盛，试略述之：岭南烟花，非常繁盛。娼妓区域有南濠、大小扬帮、沙面、谷埠，而以谷埠规模为最大。明末清初，广州青楼，设在南濠。相传南园五子雅集，多在于此。(老城南濠街，即其故址。)当时城内娼寮，除南濠外为小东营(在小东门)。清初有诗妓名红豆的居此。乾嘉时为缪莲仙赏识的名妓沈秀英，亦在小东别墅。今其地已湮，不过留一点流风余韵罢了。清初妓馆，设于沙面，即今之鬼基。其地积沙而成，妓女以板筑屋，与茅寮等，故名曰寮。蛋户在水边筑板屋的叫蛋家寮，即本此意。沙面有帆影阁，为当时诸妓宴客地方，颇为繁盛。咸丰六年火灾，南海令华樵云廷杰不准恢复。乃由陆而水，变为现在的鬼棚尾了。(现在约数十艘，分两行排列，与大沙头东西排列，在城外水面。)大小扬帮乃流娼，与沙面土妓不同。妓从扬州来，故叫扬州帮。"大扬帮"故址在河南福里河旁。其后来者日多，由陆居而变为水居，号"小扬帮"。好南词者多趋之。太平军一役，英兵入省城，大小扬帮俱星散，以后乃改为南词。

珠江花舫。乾隆以后业已繁盛。自大小扬帮消灭，冶游者咸萃于海珠。最盛为道光中末叶时代，是时珠江花舫环海珠而自成一家者，分为数处：1谷埠。2迎珠街花舫旧泊于迎球街凡十余只，有头厅而无尾厅，局面小于谷埠。冶游客人多商人。3合昌原水寮名。花舫亦有二十余只，合掌平排。游客登舟选艳，有当意者，即夕可成好事。妓女身份，逊于谷埠、迎珠。4水鬼即萃贵潭，以字音相同，俗人讹传，乃叫水鬼水鬼。妓女多蛋户，以"住家艇"为藏眷所。妓女身份，与合昌等就中以谷埠为上乘。谷埠花舫，以艇肚住妓女。各有房舱，名叫白鸽笼。艇面有厅，前有前厅，尾有尾厅。舵尾有房，名叫柜底房。头尾厅为宴客之所，陈设华丽，一入其中，几不知为浮家泛宅了。花舫一字排连，两行排列。中离三丈许，可容"沙艇"往来。花舫外泊"紫洞艇"数十只，大的紫洞艇有内外厅，隔以锦帐，分别男女内外，陈设与花舫等，艇头置睡椅一，圆桌一，以备游客纳凉或赏月之用。紫洞艇头泊沙艇无数，以渡客来往。谷埠艇大小不下三百余艘，有上中下三档之分。下档最佳，上档次之，中档为"姻缘艇"。妓女留的即以此艇为阳台，所以叫姻缘艇。在广州冶游，到了谷埠已经叹观止了。(据《珠江花史》)但当时一般文人。对于粤妓均有菲薄之辞。袁枚《随园诗话》说："久闻广东珠娘之丽。余至广州，诸戚友招饮花船，所见绝无佳者。故有'青唇吹火拖鞋出，难近都如鬼手馨'之句。相传潮州绿蓬船人物殊胜。犹未信也。……赵翼《檐曝杂记》也说："广州珠蛋户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计。……蛋女率老妓买为己女，年十三四即令侍客，实罕有佳者。晨起面多黄色。敷粉后，饮卯酒，作微红。七八个船，每日皆有客。……蛋户例不陆处。脂粉为生者，亦以船为家。

而粤妓声光，亦仅为岭南一隅所限，这是什么缘故呢？1因主观力量太强。审美本是主观的。袁赵均江浙人，看惯了娇小玲珑式江浙美人，一日骤易以习惯言语性质妆饰绝异的珠娘，虽如花玉貌，亦视若无盐。2因对于广东，一切事物无深切感情。任何人久住在一个地方，无论殊方绝域，久之不免同化，自表同情。前人所以有"却忆并洲是故乡"之感。赵俊氏在广东做官，袁为游历性质，均暂时侨人，对广东乏深切印象。故东粤美人，被二公一笔抹煞。3因当时广州游客，除一部分官僚幕客外，半为市侩及纨儿。此等人都胸无点墨，没有宋词章，为美人鼓吹，所以当时粤妓名闻海内的寥若晨星。吴树珠《擘红余话》说："珠江襟带羊城。……中央海珠石，随波上下，势欲浮去。……其间帆樯如林，青雀黄龙之舫，集于州渚。别有花艇藏娇，靓妆炫服，照临波镜，乃水上平康里也。每当夜静月明，皓腕当窗，绛树之清歌竞奏，丝珠之玉笛横飞。虽竹西歌吹，何以加兹？然绮罗弦管，大抵长须奴大腹贾，征逐其中。若杜樊川书记风流，百无一焉。此则烟花减色，而亦珠江之辱矣。"这几句话是很对的。其实各地方美人，都因风土气候不同，而各有其特征。如吾国燕赵佳人，以壮迈胜，吴姬越女，以婀娜胜，粤东珠娘，以刚健胜。十步之内，岂无芳草？历史上艳称坠楼的绿珠，即为粤产。其声价亦不在真娘苏小以下。且审美观亦因时代而变更。袁枚固以粤妓丑聘，形诸吟咏。他的孙子袁翔甫《北竹枝词咏粤妓》云：轻绡帕首玉生香，共识侬家是五羊。联袂拖鞋何处去，肤圆两足白于霜。你看他这首竹枝词，颇足为粤妓生色，与袁枚极力诋毁者不同。因翔甫生于清末(同治光绪)，间又流寓在五州异国杂处的上海，审美观因时代而变更，因此就与他的乃祖大异其趣了。

南京为明代陪者，烟花极盛，清代申丙之交，(顺治元年二年)一片欢场，化为瓦砾。至乾隆末年复兴，当时本帮-即南京帮，——扬帮，苏帮妓女，都聚于此。士大夫燕集，皆在秦淮画舫中。真所谓户户皆花，家家是玉，几于恢复明代末年的盛况了。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乾隆四十九年出版)说："闻之金陵父老云：秦淮河房，向为妓者所居，屈指不过几家。开宴延宾，亦不恒有。自十余年来，户户皆花，家家是玉，冶游遂无虚日。丙申丁酉(乾隆四十一二年间)夏间尤甚。由南门桥迄东水关，灯火游船，衔尾蟠旋，不睹寸澜。河享上下，照耀如画。诸名姬家，广筵长席，日午至酉夜，座客常满，樽酒不空。大约一日之间，千金靡费。真风流之薮泽，烟月之作坊也。"又说："前明河房文人燕游之所，妓家则鳞次。旧院在钞库街与贡院隔河遥对。今自利涉桥至武定桥两岸河房，丽姝栉比。俗称本地者曰本帮，来自姑苏者曰苏帮，来自维扬者曰扬帮。"又说："自利涉桥以东为钓鱼巷，迤逦至水关临河带，亦丽者所居。地稍静僻，每有名妓，心厌城市，择此居之。然自春初水长以迄秋中，游艇往来，亦复络绎不绝。由文德桥而西为武定桥，迤西至新桥，亦有河楼。地处西偏游踪暂至，故卜居者少。至白培巷王府塘诸处，室宇湫溢，类皆卑屑所居，不敢与水榭颉颃。闻亦间有丽人，余用未之见也。"又说："秦淮河凿自祖龙，水由方山来，西流沿石城达于江。常春夏之交，潮汐盛至，十里盈盈，足恣游赏。迨秋季水落，舟楫不通，故泛舟者始于初夏，讫于中秋，当夫序届天中，日逢竹醉，游船数百，震荡波心。清词南曲，十番锣鼓，腾腾如佛，各奏尔能。薄暮须臾，烛龙炫耀。帘幕毕钩，清妆倚栏。声光历乱，虽无昔日灯船之盛，而良辰美景，乐事赏心，洵升平气象也。

捧花生《花舫余谈》(嘉庆十三年出版)说："凡有特客，或他省之来吾郡者，必招游画舫以示敬。先数日即擘小红笺贮以小红封套，牌上书某日买舟候教，某人拜订，命仆送至客所，客如不到，随即以小红笺上书辞谢，下书某人拜手字样，仍贮送去之封套内，并原请之笺还之，是曰不扰。否则主人预计客之多寡，或藤棚，或走舱，赁泊水次，临时速客共登。大半午后方集，早则彼美朝酣，梳掠未抗，无可省览。另以小舟载仆辈于后，以备装烟问话。盘餐或从家庖治成，用朱红油盒子担至马头，伺船过送上。或择名馆如便宜、新顺之类代办，以取其便。又或佣外间庖人载以七板儿两只，谓之火食船。一切盘盂刀砧醋酱乌银琼屑，以及僵禽毙兽，果瓜椒豉忽薤之属，堆满两腊，烧割烹调，唯命是听。献酬既毕，人倦酒阑。回顾灯笼，早经陈列岸上，主客欢揖而散，亦已斗转参横矣。"你看乾嘉年间，秦淮游宴之乐，其繁盛状况，视前明末叶更觉变本加厉。承平日久，风月撩人，不得不如此吗？扬州娼妓事业，自唐以来即号称繁盛。清初即有"私窠子""半开门""苏浜""扬浜"诸种名目。吴兰茨《扬州鼓吹词》序："郡中城内里城妓馆每夕燃灯数万，粉黛绮罗甲天下。吾乡佳，在唐为然。国初官妓，谓之乐户。土风立春前一日，太守迎春于城东蕃厘观。令官妓扮火春梦婆一，春姐二，春吏一，皂隶二，春官一，次日打春官给身钱二十七文，另赏春官通书十本，是役观前里正司之。至康熙间裁乐户，遂无官妓，以灯节花鼓中色目替之。扬州花鼓扮昭君渔婆之类，皆男子为之。故俗语有'好女不看春，好男不看灯'之训。官妓既革，土娼潜出'如'私窠子''半开门'之属，有司禁之。泰州涓渔网船，如广东高桅艇之例。郡城呼之为'网船浜'，遂相沿呼苏妓为'苏浜'，土娼为'扬浜'。一逢禁令，辙生死逃亡，不知所之。今所记载，如苏高三珍珠娘之类，尚昔年佚事云。"据吴氏所说，扬州自官妓革除，苏浜扬洪娼妓，并不十分兴盛。但此为清初顺康年间事。一则丧乱初平，疮痍未复。一则官司禁令森严，娼妓难以托足。至乾隆末年，海内升平，扬州烟花复盛。小秦淮瘦西湖繁华，直驾金陵而上。

李斗《扬州画舫录》(乾隆五十八年出版)说："自龙头至天宁门水关，夹河两岸，除有可纪载者，则详其本末，若歌喉清丽，技艺可传者，则不胜枚举。……如赵大官赵九官……诸人，皆色技俱佳，每舟游湖上，遇者皆疑为仙。至面店王三官者，则又开扬州苏浜之鼻祖者矣。其妾五官娟好，然冶游者询其年齿姓字，则面红潜遁，此又苏浜中奇人焉。若高小女子本系扬人，丰姿绝世，而才艺一时无两。许九官与齐名，其实则逊之甚远也。"又说："小秦淮妓馆尝买棹湖上，妆掠与'堂客船'异，大抵梳头多'双飞燕''到枕松'之类。衣服不着长衫，夏多子儿纱，春秋多短衣，如翡翠织绒之属。冬多貉覆额苏州勒子之属。船首无侍者，船尾仅一二仆娣。游人见之，或隔船作吴语，或就船拂松握手。倚栏索酒，倾无遗滴。甚至湖上市会日，妓舟齐出，罗帷翠幕，稠叠围绕。韦友山诗： '佳话湖山要美人'，谓此。"又袁牧《扬州画舫录序》(乾隆五十八年作)说："记四十年前，余游平山，从天宁门外按舟而行。长河如绳，阔不过二丈许。旁少亭台不过潴细流，草树叶歙。而自辛夫岁(乾隆十六年)天子南巡，官吏因商民子来之意，赋工属役，增荣饰观。……其壮观异采，顾陆所不能书，班扬所不能赋也。"阮元亦说："扬州全盛，在乾隆四五十年间。"(《扬州画舫录跋》)看了广州扬州南京娼妓状祝，则清朝乾隆时南部烟花，直有令荡子魂消，羁人心醉的。其他苏州杭州潮嘉诸地称是。兹再以当时冶游风尚及特质。分别言之：

1坊曲中妆束摹仿吴门，及其变迁之迅速。娼门中时世妆变换得最快。这个时代，大约以吴门为典型。《续板桥杂记》："院中衣裳妆束，以苏州式，而彩裾广袖，兼效维扬。"《画舫余谈》： "姚家巷利涉桥桃叶渡头多苏州人开列星货铺。所鬻手绢风兜、雨伞、棠木屐、重台履、香里肚、洋印花袖、顾绣、花巾袖、妆花边、绣花边、金彩鬼子栏杆、貉勒、缎勒、义髻闹妆、步摇、流苏、袅朵之类，炫心夺目，闺中之物，十居其九。故诸姬妆饰，悉资于此。固由花样不同，亦特视为奇货矣。"《吴门画舫续录》："时世妆大约十年一变。余弱冠时(《吴门画舫续录》作于嘉庆十八年)见船娘新兴缓鬓高髻，鬓如张雨翼，髻则叠发高冠，翘前后股，簪插中间，俗呼元宝头，意仿古之芙蓉髻。后改为平二股，直叠三股，盘于髻心之上，簪压下股，上关金银针，意仿古之四起髻。今又改为平三套，平盘三股于髻心之外，意仿古之灵蛇髻也。鬓则素尚松缓，若轻云笼月然。……"妇女妆饰，竞尚吴门，实始自明季。《烬宫遗录》说："周后籍苏州，田贵妃籍扬州。(周田俱崇祯帝后妃。)皆习江南服饰，谓之苏样。"余怀《板桥杂记》说："南曲衣裳妆束，四方取以为式，大约以淡雅朴素为主。"则娼妓妆束。取法吴中，已非一朝一夕之故了。娼妓是最不守旧的人物，是最讲时髦的人物。她的妆束时时刻刻变迁，就是这个道理。

2坊曲中赌博渐盛行。这个时代，赌博已流行娼门中，游客以此为唯一消遣品。娼妓借此为博取缠头之资，几成为副业。《画舫余谈》(嘉庆二十三年戊寅捧花生著)说："曲中习尚叶子戏，曰成坎玉，曰碰十壶。姊妹往来，每多为此。后又为投琼、有赶洋、跳猴、掷八叉、夺状元诸名色。行之既久，又生厌，乃兴压宝。压宝者，豫以青蚨一枚，藏小方盒中，平放案上，前后左右，任人射之，但得宝字方者胜。其局则曰宝局。盒则曰宝盒。别将作过之宝字方向录于片纸，以为此对，则曰宝篇，穷日继夜，其风甚行。近又有所谓摇摆。法用玲珑骰子四颗，覆于器而摇之，计其点数，定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门。一日之间，输赢无算。盖因有如清游，假此为买笑地者。呜呼，家无儋石储，而一掷百万，世岂鲜牧猪奴哉！花骨头之为祸，烈于水火，顾安得铁蒺藜碎之！"《扬洲画舫录》："画船多牙牌叶格诸戏，以为酒食东道。……"赌博流行民间，实盛自明季。《日知录》说："万历之末(明神宗年号)，士大夫有相从赌博者。至天启中(明熹宗年号)，始行"马"之戏。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东，几于无人不为。"但坊曲为此游戏，尚未见诸记载。乾嘉承平日久，六博风气，渐传播于歌楼画舫间，很值得我们注意的。

3鸦片烟渐流行于曲中。到了乾隆时候，沿江沿海坊曲中，已渐渐拿鸦片烟来供给嫖客。《画舫余谈》(嘉庆二十三年著说)："今所行鸦片烟，……，不知何时流入中国。价值昂贵，嗜之者谓可助精神，利百疾，吞吸无厌。历三二年后，耸肩伸劲，面若死灰。……屡奉严禁，买卖均有科条，其实私相受授者，殆终不免。少年子弟，流恋平康，珍如慎。诸姬亦间以娱客，罔知利害。……"俞嘉《潮嘉风月》说："鸦片烟出外洋诸国，色黑而润。凡游粤者无不领其旨趣。……友人姚春圃尝为余道鸦片之美。……余曰：'其然，岂其然乎？'然近日四民中，唯农夫不知其味，即仕途中亦多有耽此者。至于娼家，无不设此媚客。然嗜好过分，受害亦甚酷。……"愚意鸦片烟输入中国，当始自有明。俞理初《癸巳类稿》说："明四译馆同文堂《外国来文》八册，有译出暹罗国文云：那侃进皇帝鸦片二百斤，进皇后鸦片一百斤，此不知何年。"又徐伯龄《谈精》说："成化癸卯(明宪宗十九年)，令中贵人收买鸦片，价与黄金等，其国自名合浦融。是成化年间市上已有鬻卖雅片的。成化后约百年之万历时代(明神宗年号)，李时珍著《本草纲目》记阿芙蓉事甚详。但内云："阿芙蓉前代罕闻，近方有用者。"则当时服用鸦片尚未普及可知。沿及清代，鸦片流毒已遍全国，其患则甚大。余文仪《台湾府志》说："咬巴本轻捷善斗，红毛制鸦片诱健食之，遂痞嬴受制。其国竟为所据，而禁红毛自食。有私食者，集众红毛环视，悬其人竿上，以炮打之入海。黄叔琳《台湾使搓录》说："鸦片烟用麻葛同鸦片土切丝于铜铛内，煮成拌烟，用竹筒实以棕丝贮之。吸此则腹气直注丹田，竟夜不眠。土人吸为导淫具，肢体萎缩，脏腑溃出。鸦片烟出咬巴。"此皆鸦片烟遗害之确证。《画舫余谈》说："不知何时流入中国。"是真不学之过呢。又考清至康熙时已知其弊害，雍正时已发禁令，乾隆时累下严令而不行。乾隆中叶以前，由鸦片重要产地输入吾国者为葡萄牙人，年约二百箱，最多时候没有超过千箱的。到了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75年)，英破印度联军，占加尔各答。英在印度势力大张。同三十八年(公元1775年)鸦片输入中国利权，乃为英人所独。嘉庆五年以后(公元1800年)，平均每年输入四千箱。供给愈多，则消耗者亦愈众。所以乾隆时代近海潮嘉，长江内地的金陵，坊曲中嫖客妓女，都以阿芙蓉为惟一消魂荡魄之具了。

4坊曲中歌舞戏乐以昆曲为正宗。昆曲在明代已盛行于坊曲中，到了清朝昆腔势力仍大。娼妓以用昆腔娱客为上品，其他各地方小调次之。故当时称昆腔为"雅部"。《吴门画舫续录》说："未开宴时，先唱昆曲一二句，合以丝竹鼓板，五音和协。豪迈者令人吐气扬眉，凄婉者亦足消魂荡魄。其始也好整以暇，其继也中曲徘徊，其终也江上峰青，江心月白，固尽其技矣。……客有善歌者或亦善继其声，不失其为雅会。今则略唱昆曲，随续以马头调倒板浆诸小曲，且以此为格外殷勤，醉客断不可少。听者亦每乐而忘返，虽繁弦急管，靡靡动人，而风斯下矣。"《续板桥杂记》说："河亭设宴，向只小童歌唱，佐以弦索笙箫。年来教习，凡十岁以上，十五岁以下，声容至美者，派以生旦。各擅所长，妆束登场，神移四座。缠头之费，十倍梨园。至名妓仙娃，亦各娴法曲。非知音密席，不得轻啭歌喉。若《寄生草》、《剪靛花》淫靡之音，乃倚门卖笑者歌之，名姬不屑也。"二石生《十洲春语》(道光二十一年辛丑出版)说："院中竞尚小曲"。又说："数年以来，如双珠之昆腔，润宝之弦索，并有盛名。今已成《广陵散》矣。惟许福之妹双桂字月能抚弦歌鸾凤箫，每一发声，令人低回欲绝。"李斗《扬州画舫录》说："两淮盐务，例蓄雅花商部，以备祝厘大戏。'雅部'即'昆山腔'，'花部'为京腔、秦腔、弋阳腔、梆子腔、罗罗腔、二簧腔，统谓乱弹。"清康熙乾隆两帝累次南巡，两淮盐商迎銮演剧，争妍斗媚。现在知道的如康熙时京师内聚班之演《长生殿》，乾隆时淮商夏某家之演《桃花扇》，与明朝末年南都演《燕子笺》盛况，可相颉颃。淮商供养名流，专门制曲，如蒋心余辈均尝涉足其间。故乾隆时尚为"昆腔"鼎盛时代，坊曲中从风而靡，安得不奉为唯一的消遣品呢？

5小脚之风，仍然盛行。明代民间坊曲中，均尚小足。清代入关下令，顺治二年以后所生女子不准裹足。康熙六年又弛其禁。故一时坊曲中仍以小脚为争妍斗媚之具。试略举例如下：王小荇莲瓣纤纤，花鬟袅袅。杨多子六寸圆肤，春光致致。曹凤品新声则朝朝琼树，衡逸态乃步步金莲。王岫云纤腰微步，罗袜生尘。蒋玉珍全身之胜，尤在裙下双钩。 (以上《秦淮画舫录》)徐二雪肤花貌，丰若有余，而裙底弓弯，却又瘦不盈握。郭心儿颀而婉、丰而逸，素肌纤趾，温乎如莹。施四唇一点小于桃英，趾双翅瘦于莲瓣。马四明眸善睐，肤如凝脂。惟双趺不甚纤妍，常小方鞋(俗名拖鞋)作忙促装，其微疵。金二明眉慧眼，纤趺柔腰，几欲倾其流辈。 (以上《续板桥杂记》)小兴化姓李，色中上，丰肌弱骨，雾鬓烟鬟，足下不及三寸，望望亭亭，疑在云中。 (以上《扬州画舫录》)你看以上所述，"马四双趺不甚纤妍"，便说她"常拖鞋作忙促装，其微疵。"则乾嘉时游客及妓女心理，皆以"金莲纤小"为唯一的美品。"双趺不甚纤妍"，则为女性的绝大憾事。其他部分虽美，总觉白璧有瑕。盖自清初以来，一般"变态性欲"的拜小脚狂文人，都极力提倡"小足"。李笠翁说："选足一事，如俱求窄小，则可一目了然。倘有粗以及精，尽美而思善。使脚小而不受脚小之累，兼收脚小之用。……其用维何瘦欲无形，越看越生怜惜，此用之在日者也。柔若无骨，愈亲愈耐抚摩，此用之在夜者也。"(《笠翁偶集》)笠翁说小足效用"花日间怜惜，夜闲抚摩"。已经思想入微，钝根人所万不及的。而研究小足体大思精的仍要算方绚。方氏在他《香莲品藻》上说："香莲有三贵：肥软秀。香莲有三上、三中、三下：掌上、肩上、秋千板上、被中、镫中、雪中、帘下、屏下、篱下。香莲有二幸：丑妇幸小足，邀旁人誉；猥妓幸小足，得众人怜。香莲有四忌：行忌翘指，立忌企踵，坐忌落裙，卧忌颤足。香莲有六不幸：不幸嫁村郎，终身延俗手把握；不幸坠落风尘，终夜受醉汉肩架；不幸俗尚高底，终朝踹跷；不幸生长北地，终岁褰裳；不幸身为侍婢，终日奔驰；不幸贫为丐妇，终年踵决。"你看研究"小足"到了方氏，真可谓前无古人，神妙欲到秋毫颠了。妓女本是人们玩好品，完全迎合人们嗜好。文人学士，文章诗歌，在那个时候，代妓女宣传力量很大。一般坊曲中娼妓，安得不大家争先恐后，毁伤肢体，献媚这一班"假斯文"的朋友呢？

6贱民阶级仍营娼妓事业。清以东胡入主中原，雍正帝本系奸雄，毅然下令免除前明遗流下来"惰民"、"蛋户"、"九姓渔户"等世为娼妓的贱民阶级，复为良民。表面上看似一种深仁厚泽，实际亦仅玩弄汉族，笼络人心一政策罢了。《皇朝通志·食货略》说："雍正元年时，山西省有曰乐籍，浙江绍兴府有曰惰民，江南徽州府有曰伴当，宁国府有曰世仆，苏州府常熟昭文二县有曰丐户，广东省有曰蛋户。该地方视为卑贱之流，不得与齐民同列甲户。上甚悯之。俱令削除其籍，与编氓同列。而江西浙江福建又有所谓棚民，广东又有所谓寮民，亦照保甲之法，按户编查。"《皇朝文献通考·王礼考泰陵圣德神功碑》上(泰陵雍正帝)说："自明初绍兴有惰良，靖难后诸臣有抗命者，子女多发山西为乐户。数百年相沿未革，一旦去籍分良。令下之日，人皆流涕。"

《癸已类稿》引《京报》："乾隆三十六年夏六月庚辰，礼部议覆陕西学政刘山陕之乐户浙江之丐户，虽编藉由来，无可确据，而其相承旧业，实属卑污，应请以报告改业之人为始，下及四世，清白自守，方许报捐应试。其广东之蛋户浙江之惰民，九姓渔户，及各省凡有似此者，均照此办理。"我们看了上面的话，知道自明洪武后一为胡元种族，一为靖难忠臣家属后裔，都被政府贬为乐户、惰民、蛋民、九姓渔户等等名目，大半操娼妓事业。其野蛮政策，真前代所未有。但看上面所引各书，似由雍正至乾隆，表面上已革除净尽，按之实际，则不然。道咸后，江山船眷属，仍然荐寝侑觞，名满天下。《两浙宦游纪略》(同治五年出版)说："严郡建德之渔课，始自明洪武年间。九姓则陈、钱、林、李、袁、孙、叶、许、何，相传为陈友谅抗明师后的后裔及臣属子孙，被贬入舟居，使身为贱役，无异教坊。其家属随船者，皆习丝弦大小曲，以侑觞荐寝。名为眷属，实则官妓。日久年深，九姓之名，已难遍考。至今船只名为江山。由钱江而上至衢州为八省通衢，富商大贾，非此船不坐，豪宦亦然。沈游倾覆，迷而不悟，耗费资财，诚不可以数计。道光咸丰间，尚存船一千数百只。船以奉官为名，官吏既征课银，即有不能禁止之势。……渔课一项，征银九十四两五钱五分八厘，皆属可裁之款。九姓之课可裁，九姓之人可以改业。"

嘉道后广州蛋户皆以脂粉为生计。潮嘉曲部中，半皆蛋户女郎。赵翼《檐曝杂记》说："广州珠蛋船不下七八千。皆以脂粉为生计，猝难禁也。其人例不陆居，脂赵粉为生者，亦以船为家。故冒其名，非真蛋户也。……余守广州时，制府常命禁之。余谓此风由来已久，每船恃以衣食。一旦绝其生计，令其七八万人，何以得食。且缠头皆出富人，亦衰多益寡之意。事遂已。"《潮嘉风月记》："潮嘉曲部中半皆蛋户女郎。而蛋户惟麦、濮、苏、吴、何、顾、曹、七姓，以舟为家，互相配偶，人皆贱之。……生女则视其姿容之妍媸，哉留养抚，或卖邻舟，反稍长勾眉敷粉，管调丝，相沿之习，有不能不为娼者。……广东蛋户，与浙江惰民，承蒙谕旨，准其为良，……此真胞与为怀，……无如结照此看来，雍正乾隆间所谓解放贱民阶级，不过是一种具文罢了。

谢选骏指出：满清废除官妓制度，但是保留私娼习俗；中共禁止私娼习俗，但是恢复官妓制度——那就是各级文工团、歌舞团。

第二节 清代末叶之娼妓(咸丰以后) 

清代北京为政治中心，衣冠文物，咸萃于斯。广州在唐宋已与波斯贾胡通商。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广州都首先开港，商务冠全国。吾国地形，黄河长江粤江，横贯全部。三地又居江海要冲，故考究清中叶后娼妓，以北京代表黄河流域，上海代表长江流域，广州代表粤江流域。而研究其变迁，反觉能得到纲领呢。乾嘉时，京师东西青楼，似在今东城灯市口一带。(见日本人著《唐土名胜图》。)咸同间京师三曲，多在城外。(见王韬《燕京评春录》上。)光绪初又移于西城内砖塔胡同。(俗呼口袋底。)《骨董琐记》引《塔西随记》云："曲中里巷，在西大市街。西自丁字街迤西砖塔胡同，砖塔胡同南曰口袋底，曰城隍庵，曰钱串胡同，钱串胡同南曰大院胡同，大院胡同西曰三道栅栏，其南曰小院胡同，三道之南，曰玉带胡同，曲家鳞比，约二十户。初时共三五家，多京畿人。今则半津门人矣。初有而今仍有者，天喜三喜。初有而今无者，天顺三宝。初有而今易名者，双盛之旧为聚凤，万升之旧为西连升也。"又云："双顺天喜天顺所居，为其世产。余皆赁之德小峰明芝轩车四，租资特昂。余所说甚详。大约始于光绪初叶，一时宗戚朝士，趋之若惊。后为御史指参，乃尽数驱逐出城。及今三十余年，已尽改民居。话章台故事者，金粉模糊，尚一一能指点其处。"(按《塔西随记》萍迹子作，卷末有光绪庚子自跋。)据《塔西随记》所说，京师平康，光绪中叶已被逐居于城外。从此莺莺芜芜乃迁地为良。直至清亡是未尝变更的。

至北京娼寮状况，是怎样呢？《清稗类钞》说："道光以前，京师最重像姑，绝少妓寮。金鱼池等处，舆隶群集之地耳。咸丰时妓风大炽，胭脂石头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驿，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为怪。身败名裂，且有因此褫官者。"是京师娼妓，至咸丰时一大解放。其原因有二：1帝王沉迷女色，无暇管理臣工。清文宗末年，忧心焦虑，伤于祸乱，然后稍自抑解，寄于文酒。以宫中行止有节，尤善园居。科至入宫，正月方出。园中有汉人女子"四春"，最得宠爱，就是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四位。(见钵提《记圆明园》。)帝王唯知妇人醇酒，日肆沉酣，终至酿成英联军火烧圆明园北走热河的惨剧。2承平日久，法令渐弛。《燕台评春录》说："嘉道中六街禁令严，歌郎比户，而平康录事，不敢侨居，士大夫亦恐罹不测少昵妓者。至咸丰初年，有兰仙竹仙蕙仙，一时名噪都下。朝绅争联以诣之，金吾令亦少弛矣。"这几句话说得很对的。

至咸同时京师娼妓状况，可约举之：1京师娼妓多北地佳人。《燕台评春录》说："都中妓金皖齐燕代产。莲泾竹西，绝无仅有。至珠江春色，亦于此一见云。"这就是说当时曲中娼妓，苏州扬州广东人，都是很少的。2当时娼妓擅长歌曲的甚少。《燕台评春录》说："雅仙能唱南曲，弹琵琶，此他处所弗能及也。盖南中妓悉能刻官引征，竹肉相宣，令人听之忘倦。都下多不知歌管，余(九洞天樵自称)初至时，酒尚有肴馔，使出局承应，尚系裙侍饮，尚行令拇战。近概蠲免。余戏曰：'实事求是，悃幅无华。……'然多见士大夫，举止大方，是其所长。"又云："都中妓近日解音律，独丁月乡以箫称，李竹仙以，高三以阮咸，莲仙以琴，蓉乡雅仙俱以琵琶得名。盖所谓庸中佼佼者，余多肉屏风矣。"盖北妓专承侍寝，注重"实事求是"的工夫，咸同时候久已如此了。

清光绪朝京师妓女仍甚恶劣。徐珂《清裨类钞》说："丁酉、戊戍间(光绪二十三年)，南城妓馆颇卑劣，视韩潭伶馆，弗如远甚。其规则大抵一果席二金，又当十钱四缗。其次则不设宴，不歌曲，尽可留宿，费当十钱二十缗。花费既少，妓之程度亦甚卑下。仆御走卒，得一金即可强邀一宿。辟妓亦愿就之。萧龙友所谓黔卒里胥，窟穴其中。"看了徐氏的话，则故都光绪年间妓女之卑劣，可想而知了。至光绪庚子，拳匪变乱，京师化为丘墟。光绪壬寅(光绪二十八年)，清帝自西安回京，百务竞尚改革，而妓寮风气亦一变。先是，光绪丁酉戊戍间(光绪二十二三年)，合南北帮计之，仅三十七家。每家不过十人，少仅三五人。生客以挑席为相见礼，一次给现金。此后则皆记之于簿，以故逃债者甚多。掌班者亏累不支，侧闲相属。庚子变乱，改弦更张。此辈乃藉以自存。而娼寮章程亦略有变更。(以上略本《清裨类钞》)清末及民国后，半沿其制。其最大变迁有二：

1法律之变迁清康熙十九年律：伙众开窑诱取妇人子女，为首照光棍例斩决，为从发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嘉庆十六年修订《大清律》："京城内外获窝娼至开设软棚，日月经久之犯，除本犯照例治罪外，其租给房屋房主，初犯杖八十，徒一月。……知情容留者，……邻保杖八十，房屋入官。"再查清光绪三十四年宪政编查馆《考核违警律摺》第三十一条："凡犯左列各项者，处十五日以下十日以上之拘留，或十五元以下十元以上之罚金。"第五项："昵娼买奸或代媒合及容留止者。"自清光绪三十一年设巡警部后，复设内外域巡警厅，抽收妓捐，月缴妓捐者为官妓，反是者为私妓。京师官妓，已为法律所默许。康熙嘉庆间处置开设娼寮，及冶游娼寮重典，已不适用了。

2南妓之勃兴从前北京所谓妓馆，所谓女相公者，皆庸脂俗粉，不足当走马王孙之一顾。三四十年前，貂裘夜走者，都不悄问津。自光绪庚子后而风气一变。苏台莺燕，联袂偕来，以北地胭脂，杂厕于南都粉黛中，骤觉相形见绌。于是所谓"南班子"之门，辇下贵人，趋之若鹜。著名南妓，首先北来者，为赛金花。

樊樊山《彩云曲序》说："赛金花原名曹梦兰，又名傅彩云，本苏州名妓，年十三依姊居江。洪学士钧衔恤归，一见悦之，以重金置为室。携至都下，宠以专房会学士。持节使英，万里鲸天，鸳鸯并载。既至英，六珈象服，俨然敌侍。英故女王年垂八十，彩云出入椒风，独与抗礼。尝与英皇并坐照像，时论奇之。学士代归，从居京师。与小奴阿福奸，生一子。学士逐福留彩云，寝与疏隔。俄而文园消渴，竟夭天年。彩云故与他仆私，至是遂为夫妇。居无何，私蓄略尽，所欢亦殂。返沪为卖笑生涯，改名曰赛金花。"《赛金花传》："……寻附轮至天津，再入平康，此光绪戊戍年事也。迨庚子七月，西兵由天津陷京师，北地香巢，都付一炬。亦莫知傅之所在。相传当联军入都时，傅以能操德语，故有为西兵所侮，而欲于瓦德西帅者，辄浼傅为介。傅甚工词辩，所言瓦帅无弗应，由是所保全甚多。及和议成，瓦师尚迟迟。李文忠与诸大臣惶迫无所为计。有谓傅能办此者，乃召至许以厚酬，被以华服，遣之。傅入宫面瓦帅请并辔北游，瓦帅欣然曰诺。傅后佯讶曰：'君所部尚淹留于此耶？盍携以俱出。'瓦帅复欣然诺。即日宫禁肃清。无何，清帝还京。诸公使夫人入觐，或以傅充舌人。由是傅出入禁围，声势颇张。迨甲辰夏(光绪三十年)，以虐毙假女事，对簿南衙。大银台某公本洪钧懿亲，尝讽傅南归，傅弗听。至是欲按律论抵，京朝官为傅缓颊者积函盈箧，乃减死递原籍。傅既返沪，重张旗鼓，令其假女小金花等应客。不一年又以他事为人奸控归吴门。余于乙已年元夕后曾一面之，(光绪三十一年。)见其容色丽，不异少年时。不知从何处得驻颜术也。"

平等阁主人咏《赛金花诗》云："任意输情本惯家，联欢毕竟赖如花。银骢拥出宜鸾殿，争认娉婷赛二爷。"赛于庚子辛丑时，尝作男子装，骑怒马出入各处。此诗纯为纪实。又闻老北京者谈：庚子乱后，北京南城外胡同窑主重新开张，清吟小班各种章程条规，都是赛金花手创。到了民国后，大家都遵守着。照此看来，赛金花不独为北里之尤物，又为北京娼界之元勋，而且为外交坛坫上名流，真娼妓中之出群人物呢。清季南妓北来的，除赛金花外，最著盛名的要算谢珊珊及苏宝宝。"珊珊善歌，与振贝子昵。一日，招至东城余园侑酒，备极亵。御史张元奇专摺参之，谓其为珊珊敷粉调脂，失大臣体。摺上，庆王奕为掩饰耳目计，下令尽封闭南城妓馆，逐珊珊南旋。一时莺莺燕燕，纷纷逃匿，亦小劫也。"(《清代声色志》)苏宝宝者，浦东人。幼时恣睢放荡，倜傥不羁。及长，与无赖少年伍。凡达官巨商，纵挥巨金不与交一语。尝告姊妹行，谓顷来狎客，亦大不自量，不自省，面目何状，即欲向美人作种种丑态，诚天下之恨事。客微闻之，均自惭形秽而去。未几生涯日趋冷淡，而宝宝落落如故。会海上老妓梁溪李寓归自都门，素契宝宝，谓是儿终必贵显，惜非其地。商诸宝宝及其母，携之北上。会有浙人黄三者，充役于某洋行，能结交权贵，奔走邸府，遂以宝宝介于庆二爷。并语宝宝曰："此贵人，汝能笼络之，富贵且立致。"宝宝欣然曰："今而后遂吾初志矣。"遂曲致其流目倩笑之技。二爷大喜，及夕定情。翌日即令黄于原价一千二百金外，另加千金，由梁溪携之登车，载往苏州胡同黄三宅内暂住。事为《燕报》揭载，哄动一时。二爷惧商诸黄三及宝宝，为暂避耳目计，移寓天津，寓中和旅馆，丑声载道。老庆严责数次，不准入邸。竭力辨保外间谣传，左右亦为之掩饰。庆曰："此刻我不，倘有什么参案发现，我再与你计较。大惧，初匿妓于西河沿客栈。后匿于城北某宅，均为各报登载。恐蹈乃兄振大爷覆辙，连累乃父，商之刘十，代为划策。刘为乐亭巨富，与为嫖友，因允将苏妓暂寄刘宅。苏妓乘京奉车，赴乐亭，送之登车，苏妓盈盈合泪，亦泣下沾襟。(以上据《清代声色志》、《都门识小录》)其他南妓北来者甚多。其实当时命驾北来的莺燕，非半老徐娘，即上海野鸡淌白之流。

蒋芷侪《都门识小录》说："都门花事(指北京)匪特北班不堪属目，即南班亦无美材。而王公贵游，日夕结驷连骑于其间。羌转丸，可厌亦复可笑矣"这几句话，倒能描写清季北京妓寮实况呢。

3清朝亲贵官僚狎女娼风气特盛帝城春色，遍嗜余桃，但至晚清，则风气忽变。先是，清同治帝好冶游，与贝勒载征尤善。二人皆好着黑衣，娼寮酒馆，及摊市之有女子者，遍游之。其后得病死，实染毒疮，头发尽脱落。(见王无生《述庵秘录》)这就是北京由狎昵男色转到女娼的先机。延及清末，贵胄大僚，举狎女娼。最著的如载振之昵谢珊珊，二爷之恋苏宝宝。这个时候，北地胭脂如三凤万人迷等，其色艺倾动京师。一般王公大人，豪商巨贾，拜倒旗袍下的争先恐后，也算是北妓中很出风头的。京妓三凤本官家女，父故家中落，遂展转为妓。烟行媚视，绰约可人，又工于谈吐言论。一时京师狎客，靡不为之倾倒。以是芳名大噪，顾性极风骚，于客无所抉择。京师坊间旧例，凡遇令节，必张盛宴。编飨与有密切关系之客，名曰"会靴子"。某节凤循例举行，面首至者五十余人，其淫滥可想。有司警务之某邸，尤与凤狎，爱之甚切。因虑招物议，不便时临凤所，乃以侑酒为名，尝呼之万义饭庄藉图幽会。万义设于东华门外二条胡同，为某国买办李姓所开。本备有特别室，专为男女待合之所。后某邸欲纳为外室，不果。终归于满员某。脱籍之费，计七万金云。又有所谓万人迷者，京谚有曰："六部三司官，大荣小那端老四；九城五名妓，双凤二姐万人迷。"荣，谓荣铨，那，那桐，端，端方。双凤，大金凤小金凤。二姐未详。万人迷本名不知云何。初为某副都统婢，与仆私通，事觉，都统并逐之。万闻南城勾栏有百顺班者，其掌班甚良善，乃驱车自投，鬻身于百顺，得价四百金，以百金与仆曰以此为绝，以三百金饰妆容，购衾枕，陈设华丽。数日，万人迷名大噪。海某内务府郎中以昵万人迷倾其家。其压力可想。又有某公爵狎双喜班姜宝玉的事情。双喜班妓姜宝玉，有"白面张飞"之称，最为某公爵所赏识，三月念八日，召饮于煤市街酒楼密室，秘谈三小时，即跟局之大丫，亦屏去不使与闻。楼上有饮者闻得其事，编举以告人。而谥某公爵为"单料阳虎"。盖谓其仅盗宝玉也。以野蛮之张飞，遇奸诈之阳虎，当为新今古奇观中添一段材料。(以上见《都门识小录》，《清代声色志》)看了上面所引，便知道晚清一般亲贵官僚，狎昵女娼，相习成风。

从前士大夫"挂像姑""逛下处"习惯，忽然一变。从前以狎女娼为伧夫俗子行为的观念，又忽焉一变。这时候北京男堂子仍然存在，但因女娼声势猖獗，一般嫖客，厌故喜新，男娼已渐趋于衰微状态。这种社会好尚变迁，很值得我们注意的。至北京娼寮、区域、等第是怎 "京师教坊约分四等，上者为小班，次为茶室，再次为下处，最下者为老妈堂。考小班名始于清光绪中叶，斯时歌郎像姑之风甚炽，朝士大夫均以狎妓为耻。而内城口袋底塔胡同等处，均有蓄歌妓者，名曰小班。以与外城歌郎剧园某班略示区别。……至于今日则小班之上冠以'清吟'二字，揆其意若以地位声价，高于侪辈。清吟鬻艺，非专作夜度娘博缠头歌资者。核其实，则各艳姝手不能弹，口不能唱，舍皮肉生涯外，无一技足显者，比比而然。以名清吟，得母弗伦。然天下事往往名不副实，我于此辈又何责焉？若茶室以次，则自刽以下，高人君子所不屑道。但此中亦大有人在，非尽嫫母无盐者流。间亦绰约娟好，不减上林群花，第横陈无检，惯以色相示人。取资既廉，流品至杂，方寸之区，遂有不堪设想者。下处老妈堂品更卑下，游者多与隶走卒。罗刹丛视作群玉山，未尝非苦力之消魂窟。若论个中人物妍媸，则老妈两字，顾名思义，可以得之。"

按自茶室以次娼妓，注重实行，专备人们宣泄兽欲之地，而北方一般游客，尽讲汉儒实事求是之学。此等地方，所费无多，咄嗟间便可消魂真个。故茶室等处，至万家灯火时，生涯鼎盛，呼茶唤客之声，不绝于耳，就是这个道理。又清代末年，有自署南腔北调人，戏作《北京清吟小班竹枝词》二十首，诗云："长林富贵松瀛墅(皆班名)，为访名花镇日过。个个大人充都(去声)少，韩家潭畔马车多。辰光蛮好是新年，恩客来哉开酒盘。喜听阿姨解颐语，果然蜜蜜又甜甜。擅香瓜子碟装来，敬客香烟三炮台。自拨琵琶自家唱，一声声是呀都歪。茶围日日携朋友，去去来来总一淘。临出门时呼走好，丁宁相会是明朝。春宵一刻原无价，破费千金也便宜。只要消魂果真个，洋钱念块舍稀奇。怪煞霄来发异香，梦中惊醒好鸳鸯。罗襦襟解闻芗泽，头上芳邻马子房。迎宾门面对金台，更有中西旅馆开。喊得东洋车一部，阿侬要好自家来。几花家具皆洋式，该搭房间色色新。弗许碰和许吃酒，摆来牌饭更开心。短衣窄袖时髦样，天足蹁跹踏软尘。出局今朝舍场合，上林春及胜琼林。清倌阿是普通名，真个消魂岂未曾？勿要常心防鼠疫，大人原本是瘟生。"(以上《南班》)。"佳人燕赵古来多，余韵流风今若何。八大胡同闲走遍，几回慷慨发悲歌。坎肩马褂套长袍，三尺横拖白札腰。小小坤鞋尖又瘦，行来一步一魂消。乾妈大丫又跟妈，枯瘦痴肥黑且麻。堪叹扶持无绿叶，枝枝辜负牡丹花。跑厅喊道几爷来，款步相迎笑靥开。打骂真成见面礼，暗中上劲要人猜。住局八元盘子一，北洋不及站人优。若干牌子亲查过，算到明天是账头。纵非小白也多情，缺德何妨竟碰钉。外脸子恁那礼罢，娇喉啭上林莺。姑娘要菜客心欢，纸片飞来叫过班。唱罢二簧还打鼓，老师多赚两元钱。几帮茶客纷纷去，一点钟敲半夜过。换上座灯落保险，圆成好事要张罗。开销处处要洋钱，端午中秋又过年。生客偏多熟客少，下车容易上车难。南朝金粉野鸡窝，北地胭脂唤奈何。雾里看花云里说，贾家妹妹胜哥哥。"(以上《北班》)。(均据《都门识小录》)看了这两首诗，清代光上海青楼之盛，甲于天下。十里洋场，钗光鬓影，几如过江之鲫。每逢国家有变故，而海上北里繁盛，益倍于从前。贵游豪客之征逐于烟花场中者，肩摩毂击。一岁所费金钱，殆难数计。自道光二十二年末与外人通商之先，上海仅海滨弹九小邑。1824年后，其娼妓事业与工商业有骈进之势。兹综其开港前后变迁述之：道咸之交，妓寮皆在城中。虹桥左侧，鳞次以居。其中粉黛杂陈，妍媸毕具。无不各分门户，以苏常为最佳，土著次之，维扬江北又次之。唐家有二为唐瑜之故宅，在鱼行桥南为东，在水桥西为西悉丽人所居。每至更阑人静，琴韵箫声，犹彻墙外。闽粤大腹贾，拥厚资者，遨游其间，意有所属，辄张夜宴，斗酒藏钧，乐无逾此。

梅家以梅宣使得名，地颇幽僻。每有丽姝避喧就寂，僦居其中，靓妆雅服，位置既高，羞与坊曲中伍。惜以时有锄兰恶客，摧折百端，致一月数迁，不遑安处。鸳鸯厅侧，地亦幽深。十余家相连属，每有豪家，一月出数十金以供美人挥霍，自此置闭闺房，他客不得见矣。然间多黠婢，俟其他出。则窃召所欢，以重金，甘为野鹜，耻作家鸡，烟花本质，往往然矣。咸丰癸丑(咸丰三年)以后，妓院渐移城外，环马场既建，日盛，层楼复阁，金碧巍峨，又得名花以点缀其间，于是趋之者若鹜。庚辛(咸丰十年十一年)之交，江浙沦陷，士女自四方至者云臻雾沛，遂为北里钜观。

同光间沪城之妓，皆在老北门一带，沉香阁东，最著为朱家庄。过小石桥为季家，书锦坊，西为薛。深街曲巷，别有洞天。循径而行，菜畦数弓，柴扉双板，自觉幽致冷然。每至薄暮，红裙绿袖，历乱帘前，令人目不暇给。是时公共租界大马路亦为治叶娼僚之所。然大半鸠盘茶，无足当雅人一盼。光绪初，租界工商日益发展，繁华景象，日盛一日。各种娼妓，遂群居于租界了。同治初元，东南兵乱，僦居者众，贸易繁盛，利市三倍，以故赀郎游冶，动掷千金。丙丁以后，(同治五六年)，乱既底定，富商鼠户，各回乡里而遂为减色。掷缠头有吝色，而青楼营业为之小挫。上海娼妓差等，辄曰书寓，长三，么二。但在同治初，书寓自书寓，长三自长三。书寓先生身分在长三之上。其后二者混而为一，长三都称书寓，长三已变成普通娼妓。长三为最上等之妓，以待召侑酒例则取银币三元，故名，通称曰先生。

客人对于长三，非由书场点曲想识，亦必有人为之介绍。往其家作茶会，曰"打茶围"。不须给钱，有水果瓜子鸦片等相饷。新年第一次(元宵前第一次)往妓家，妓出果盘相饷，曰"开果盘"。客出二十元或十六元，最少亦须十元。置酒于妓家，每席银币十元，下脚五元。新岁元宵以前，及冬至夜酒，下脚双倍。酒局钱随后计数，下脚饮毕即付。在打唱日(如佳节，及寿日等，妓家俱有打唱)，每席点曲三句，另赏二元。如遇清明、立夏、端午、七夕、重九、均有烧路头(即接财神)，宣卷，(延道士诵经)等。及生日，客例以和酒为报，每酒一席，谓之一抬，两席曰双抬，四席曰双双抬，如招友于妓家叉麻雀，曰"碰和"。碰和日，妓家例有四盘四碗之和菜饷客，由客点菜亦可。长三无夜合之资，有客留宿，不书于簿。光绪初年，青楼咸聚于公共租界，如兆贵、兆华、东西画锦里，教坊咸萃于此。此外如日新、久安、同庆、尚仁、百花、桂馨各里，亦悉上等勾栏所居。俗称"板三局"，未几而废。同光间，廿四间楼亦皆妓馆，开设最早，旋居次等勾栏俗称"二三局"，就是以"么二"排场而收"长三"身价者。光绪中已没有了。

次等娼妓曰"么二"，或称曰"堂名"，亦叫"堂子"。同光间城中不满十家。以出局必银币二元，故名，从未贬价。不似"长三"出局已由三元减至一元。无人介绍，亦可往打茶围。光宣间，"么二"生涯锐减，以出局资昂于"长三"，且朔望必装干湿，故望望然去之。有"六跌倒"之说，谓整付银币六元，即可留宿，不使之立而使之倒了。同光间有曰"草台"者，房栊深邃，被服丽都，客至则调片芥供瓜果。茗杯甫进，而粉黛陈于前。客意有属，即可定情。其夜合之资及他事，率递减于"堂名"一等。冶游而惜费者，往往舍彼就此。 "私局"亦同光间所有，虽不能与"堂名""草台"比肩，然闲静则过之。不能家有厨娘，每逢燕宴，辄取诸外肆。帷帐衾，必务精洁。最盛时城中多至三百余家。

同光间各烟馆以售鸦片烟为名，用女子调食。至光绪中叶则唯南市沿黄浦江之鸿升码头一带有之。福州路北海路宁波路亦不少，俗称"过夜烟间"。开一灯银币三角，钱二十文。无家流氓，辄开灯以待天明。女子不为客调烟，辄周旋其间。亦有留客者，自清末明令禁烟，大半歇业。 "花烟间"以荡沟桥为最多。同光时已甚多，至光宣间则公共租界法租界无不有之。而山东路城河浜十六浦尤为群居之地，日暮辄闻唤客之声。开灯吸烟一次，佐以茗及瓜子一小碟，银币一角钱六十文。禁烟后，仅有茗及瓜子而已，夜度资一元三角。沪之妓女最下等者，为"钉棚"。出银币三角于光天化日下，即可求欢，俗曰"打钉"。生涯之盛者，日可十余次。广州妓女之于上海者，在光绪中叶，南京路五昌里有三四家。皆曰某楼，楼各十余人。应酬华人的曰"老举"至其家茶话，曰"打水围"，即"打茶围"，不给钱。唯生客不能往，必先招之侑酒，始能相识。如可入门，设宴于其家，曰"开厅"，夜中小曰"消夜"。

同光以来，洋泾桥北多粤东女子，招待洋人水兵者，曰"咸水妹"。光宣间皆聚于司考子路有恒路。列屋而居，门皆树棚，且有穴门为牖者。(以上据《清裨类钞》，《海陬冶游录》)看了上面所引的话，我们第一知道上海娼妓区域，由虹桥、鱼行桥、南唐家弄、梅家弄、沉香阁，而至四马路、东四荟芳里、萃秀里、三四五马路、跑马厅，质言之，就是由城内渐移至法界及公共租界。现在时髦倌人，都住在小花园、民和里、新会乐、三元坊、群玉坊一带。城内虹桥已为提菜负薪者征逐之地，真令人不胜沧桑之感了。第二，知道清末上海娼妓等第，有书寓、长三、么二、二三、堂名、草台、私局、野鸡、花烟间、钉棚、粤妓、咸水妹等等名目。草台，私局，颇似现在韩庄及淌白中之碰和台。书寓身分，从前比长三高贵，现在二名混而为一，长三都称书寓。真正书寓先生，现已消灭。从前以么二排场收长三身价的二三，现在不谙花丛掌故者，多半不知这种名目，已成历史上名词。花烟间亦成过去，仅法界小东门及褚家桥，尚有存者，已为强弩之末。这都是上海花界最显明的变迁。

广州自清咸同以后，直至光绪中叶，谷埠花事繁盛如故。至光绪甲辰(三十一年)粤督兴筑长堤，下令所有谷埠，迎珠、合昌、水鬼，一切大小花舫，悉移归于海珠下游，贴近大沙头，乃有"大沙头"之名出，现即谷埠之化身。甲乙丙丁戊五年中，繁华不异往日。丁未冬(光绪三十三年)，《天趣报》开花榜，醵金为会。以积分考，分色艺两榜，珠江有"花榜"自此始。戊申七月(光绪三十四年)飓风成灾，白浪滔天，大沙头当其冲，花舫被毁坏者已大半。自风定后，各妓尽寄藉于陈塘。及花舫恢复，返大沙头的仅十之六七。宣统己酉(元年)正月，财记艇大火，瞬息蔓延邻舟，大小艇数百一炬成灰，能幸免者十不二三。谷埠艇此后乃成为历史上名词。代谷埠而兴起的为陈塘东堤。陈塘兴盛于清光绪年间，初分数处：1大巷口，2新填地，3陈塘南，4隆吉里。新填地，大巷口，仅得半数。陈塘南，相隔一涌，妓女往来，以小舟渡之。内中大寨仅五七间，大局一两，酒局五钱，以视谷埠迎珠，仅得半数。陈塘冶客，大都商界中人。自光绪甲辰(三十一年)后，岭南第一楼等伟大酒楼崛起各妓酒局加份一元，与谷埠等。

戊申风灾起，大沙头诸妓悉徙陈塘，人满为忧，陈塘龟公添筑大寨。是时陈塘有大寨三十五，大小娼凡二千余人。是为陈塘全盛时代。虽有宣统庚戍之大火，而不减其盛况。辛亥革命，东堤驻民军，陈塘烟花如故。未几，陈炯明下令禁娼，陈塘荒废者二年。龙济光入粤，娼妓复来，繁华景象，已不如昔。东堤创始于清宣统庚戍(二年)。广州长堤筑成，李世桂乃与资本家及龟公等，于东濠桥外建洋楼两座，高四层，平排十六间，又于桥脚建戏台，叫广舞台。台后余地辟马路，设商铺，又建园叫东园。于是设移娼之策，悉将城内妓院如金花巷、清源里等处各寨，徙于东堤后面沙地。水上大沙头妓艇，亦勒令陆居。以新建洋楼作勾栏酒肆。其时东堤妓院有十二所。连南词天香绮翠两院，共十四院，妓女千余。庚辛二载最盛，与陈塘东西成对抗之局。辛亥革命，民军入城，东堤各香巢，尽为武装同志占据，群雌乱飞。继以陈氏禁娼，东堤自此不振。今则各寨花枝飘零殆尽，陆地反不如水上繁华。诸妓又由陆地而复返于艇居了此外尚有流娼二种：

1南词班即"大小扬帮"的支流派别。此种盛于清光绪中年，以来自江西福建为多，借度曲为生，名曰卖歌不卖身，实则予以多金，移之别馆，则无不如意。南词妓侍酒，每局五金，茶会局例给一金，多居大巷口。现在已分隶各大寨，与土娼混而为一。

2档子班即今之外江女伶。其不入班的或三人两人，夜则挟乌师登酒楼，卖歌为活，例一金三曲。有叫她的，乃出摺扇请点曲。长堤各酒家，多有此种歌女在此讨生活的。至于广州冶例，有可以述其大概的：粤妓所居，陆地曰寨，曰寮，水上曰艇。寨有大小，头等妓曰大寨，中等妓曰细寨，亦名二四寨，下等曰炮寮。大寨妓女分三种：'鸡仔，即正经琵琶仔。2半掩门，即尖先生，不大不小，亦大亦小的。3大老举(举妓一声之转)，谚称她为牛白腩。鸡仔长成，觅客为之开苞，叫"摆房"，代价多以四五百金，少谱一二百金。二四寨亦有摆房，代价不过二三十金。摆房后充半掩门。……接客须另给花头，名叫"白水"，多则百十，少亦三五十。从前谷埠例，白水数目有"十两头一匹绸"之说，亦有未留而先给 "白水"的。凡呼妓侑酒，既给"白水"，则为恩客。……所享权利，则妓女令佣妇出毛巾给客使用，叫毛巾客。未给白水，虽极熟客，入席时妓女必向东主问坐何处。已给白水则不问，以示区别。凡与"琵琶仔"商量度夜者，名叫"借房"。故有借房不借人，名曰"借干铺"。于是借房一事，颇成问题。如客人非妓女所愿，为鸨母所迫，往往同床各梦。夜间频闻"米米"之声。"米"为"勿"字转音，叫客人勿动手动脚之意。如是的叫"打泻米"，又叫"托米"。客人不悦，致生吵闹，叫"炒米仔茶"。若借房而不借人，叫"干煎石板"。唯半掩门"琵琶仔"有之。大老举则以住宿为条件，名为牛白腩。就是说她目的在于煲。间有"托米"，不过略施手段，为开刀(索白水之意)地步而已。

二四寨因银两而得名。前清用银两时，妓女日夜接客，夜则四钱，日则二钱。所以叫二四寨。呼妓住夜，叫"点牌"。客人点牌时，"事头婆"(即女寨主，男寨主曰事头)手持大厘戥权银轻重。既收银，则于粉牌某妓名下，用墨笔点点，名叫点牌。点牌后，客即出资，预备宵夜，名叫"买菜"，否则叫干尸收殓。二四寨守卫最严，有守更，有看鸡佬，(即男佣看守妓女者。)妓女入寨后，不准出街。街头街尾，设木闸企栋，仅容一人出入，与山寨等。故妓馆叫做寨，其有不禀命于事头婆，独自一人行出闸外有罚。(现在二四寨，寨例稍宽，街闸已拆，然门笼常锁。妓女仍不能自由出入。)妓女由二四寨再降则至炮寨，再老则备于肓妹家。夜持白铁手铃，背琵琶扶师娘出街。妓女末路如此。

游客在舫中饮宴名曰"艇局"。艇上厅事，例招妓二十人侍酒，谓之"厅趸"。各大寨至今仍沿袭之。饮宴时客齐开晚膳，夜宴分先后两筵，曰头尾度。精馔俱在头度，尾度则不堪下箸。筵分两度，歌者亦分两度奏曲。曲罢饮酒，酒罢听歌，循环再四，不知东方之已白。妓女应客招侑酒，名曰"出饮"。东道主人的妓女侍立行觞，实簋鱼翅，用箸劝客，名曰"挟翅"。酒楼紫洞妓得白水则饬佣嫂(即女仆，亦曰寮口)出新毛巾供客，名曰"出毛巾"。客至妓寨游戏，名曰"打水围"。接连往数家，曰"通天水围"。客人与妓女在房中私语喁喁，名曰"屈房"。妓女嫁人名曰"脱壳"，又曰"上街"，因妓女舟居，故谓之"河下"，脱籍曰"上街"，又叫"吃井水"。嫁人复出的名曰"番阉"。妓女姘看鸡佬的(即妓院中夫役名)曰"开豆粉水"。(据《珠江花史》)看了上面所说，第一，知道广州妓女居地，有水陆之殊，陆上曰寨，曰寮，水上曰艇。第二，知道广州上等妓院游客豪迈异常，挥金如土，如大寨上厅之饮宴，艇局的飞觞，歌舞终宵，水陆并进，以及白水豪侈，摆房之阔绰，各省冶游家都望尘莫及。第三，知道艇为舟的通名，分析之则有住家艇、姻缘艇、紫洞艇、饮艇、沙艇，兰挠画揖，绮丽丹青，其盛况较之秦淮吴门画舫，有过之无不及。第四，知道二四寨防卫妓女私逃，街头尾设木闸企栋，妓女不得私行出外(详情见前文)，亦各省妓院所无。此等监狱式的娼寮，真令人触目伤怀，废娼之心益坚。

今再以上海为中心，而以沿江沿海各地为附庸，考查咸同后变迁状况如左方：1鸦片烟之盛行这个时候，江海内地，娼寮中都以鸦片为嫖客唯一应酬品。周生《扬州梦》(同治年间著)说："至游狭斜，以此(指鸦片)为富贵本色。诸姬敬客，廉言不能诚实者遭美人坚请，情似难却。初亦留神，或隔日不食，谓可无事，不知已上瘾矣。"《兰芷零香录》(同治末年作)说："初入桃源，茶罢即请作烟云戏。彼美横陈，轻舒皓腕，阿芙蓉化为绕指柔，嘘气成云，四照花正不厌雾中看耳。吸烟之枪华则悲翠玳瑁，素则方竹湘斑。"是扬州及长沙，同治中坊曲里游客，吸食鸦片，久已司空见惯了。大概自十九世纪后，英国在华贸易，以贩鸦片为最。以1827-1828年为例，(道光七八年间)英输入广东货物总数二千万元，而鸦片价值千一百万元。至1835年后，(道光十五年)为数尤钜，达三万余箱，终至酿成"鸦片烟战争"。中国战败，为城下之盟，订立所谓"南京条约"。(二十二年)是役，本为鸦片交涉而起，但条约中，关于鸦片一字不提。此后鸦片输入，如江河之决。自咸丰八年清政府一方与外人协定洋药(鸦片变名)税则，一方定官员，兵丁太监，吸食治罪，民人概许买用之例。此后禁纲全弛，烟馆与茶肆等，遍于天下。全国青楼中游客妓女，吸食者更仆难数，又何足怪呢。2赌风之日炽清自同光以来，一因北里姊妹互以赌博为消遣，一因游客以赌博抽头，为报效娼妓之资，故娼寮中赌博风气，非常发达。《兰芷零香录》说："辛未灯节(同治十年)，某公招集名花，半作蒲戏。布席凡四，某立高，机摇玲珑花骨头，忽自结其长须，作小辩斜插鲜花。又取某姬绣花丰臂着之。"周生《扬州梦》说："同游聚会多喜斗叶，余不解此，唯端然静坐而已。"《秦淮感旧集》说： (清宣统间)"年来叶子戏之风盛行，都人士泛舟秦淮，每藉此为消遣物。曲中妓女，尤为擅长。陆琴仙陆蘅芳皆酷好之。每赌诸姬围坐蒲，娇声杂递香泽微闻，玉腕轻，秋波斜睐，较诸浅斟低唱，另有一种风情。这都是沿江各埠坊曲中风行赌博的例证。你看《感旧集》上所说狎妓赌博时乐趣，所谓"娇声杂递，香泽微闻"，所谓"玉腕轻，秋波斜睐"，怎怪一班嫖客抽头捧觞，趋之若鹜，一掷千金，至死不悟呢？

3妆饰之变迁前期尤为吴式。《海陬冶游录》说："以青楼之趋向为雅俗。沪城之妓，皆从吴门来，故大半取吴为式。其时下妓多呼缝人，授以新样，备诸组织，穷极巧靡。若其淡装素抹，神韵独绝者，当别具只眼物色之。……"芬利它行者《竹西花事小录》(同治七年戊辰著)说："曲中装束，尽效苏台。金泥裙带，翠袖，芙蓉，摹仿未必全工。而规模亦已粗具。……"此皆前半期娼妓装束效法苏州的证据。至清末则大有变更。新装女学生装时时见于北里中。《秦淮感旧集》说："三五年来，……每见秦淮名妓，最著者不施脂粉，淡扫蛾眉，或效女学生装束，居然大家。是以湖海宾朋，乌衣子弟，靡不目眩神迷，逢迎恐后，情长气短，沉溺日深"。这几句话是很对的。至上海娼妓衣服之别裁，尤骇人耳目。清季每逢秋赛，游客如云，争相夸美，皆鲜衣盛服，斗艳于十里洋场中。而林黛玉尤能别出心裁(林黛玉、陆兰芬、张书玉、金小宝，清光绪末海上四大金刚)首先开了风气。某年秋赛，黛玉身着大红缎织金衣一件，镶以珠边，光彩四射，于是各妓争相仿效，竞尚浓艳。(详《老上海三十年闻见录》)足见装饰对于妓女美观，很在关系，而清季坊曲中妆束，亦日新月异了。

4大吏之狎娼道咸以来，清代官吏，狎妓遨游，成为风气。封疆方面大僚，有暮夜作曲中游的。《兰芷零香录》说："桂龄戊申己酉(道光二十八九年)时魁楚，也阳羡方伯开藩楚南，时海内平安，每于暮梆乡乘便与山长某公作曲中游，与姬尤昵。"也有以妓馆为谈风月会衣冠之所的。《白门衰柳记》说："陆二秦淮名，妓豪华奢，靡倾动一。时江宁某方伯常过其家，谈风月于此，会衣冠于此。"甚至有特造浅水小轮船，携妓优游秦淮河的。《秦淮感旧集》说："金陵克复后，曾太傅尤以规复秦淮为急务。近年某尚书(指端方)固私淑曾太傅者，公余之暇，偶与诸名流泛舟秦淮，不过偶效樊川，略同白傅。某侍御竟谓某尚书性好冶游，造浅水小轮，每携妓游秦淮河，相聚为乐，列款严参。……某尚书因遭谴责抑秦淮之小劫也。"至上海租界，有半殖民地性质，号称世外桃源。达官贵人，腰缠累累，来此作寓公的，冠盖往来，络驿不绝，尤为销金之窟，迷香之洞，更觉书不胜书。《履园丛话》说："唐宋时俱有官妓，近时无官妓，而竟有太守监司俱宿娼者。"则清代官吏冶游法令，了吗？5海上书寓长三之分合前时书寓身价自高出长三上，长三妓叫校书，此则叫词史，通叫做先生，以酒座有校书，则先生离座。上海书寓，创自朱素兰，以后为周端仙严丽贞。前时以常熟为最，其音凄宛，令人神移魄动。曲中百计摹仿，绝不能肖。书寓最初但能侑酒主觞政，从不肯示以色身。近日曲中书寓，规模酬应一律，毫无区别。大约光绪初年，弹词说书，都成《广陵散》，一般妓女各挟琵琶登场竞唱皮黄梆子腔，每人一二句绝无所谓书词，乃亦直呼为女先生，且称其住处为书寓，就是现在所谓"书寓长三"。 "书寓长三"两个名词，混而为一个名词，真所谓名不副实了。

6花榜之迭兴顺治两申(十三年)秋，云间沈休文纵狭邪之游，薄松郡无名姝，游于苏来往平康无虚日，品其色技作花案，选虎丘梅花楼为花场，品定高下，以朱云为状元，钱瑞为榜眼，余华为探花，某某等二十八宿，择日迎状元，一郡如狂。直指李森先廉得之，乃毙休文杖下。(以上据《说梦》及《坚弧集》)是为清代"花榜"之始。主持花榜的竟毙之杖下。李森先总算杀风景了。延及同光间，斯风益甚。前兔痴道人摘红雪词题《二十四女花品图》于海上，名花品评殆遍。画眉楼主复偕同人为《续花品》以李佩兰为群芳之冠。《续花品》之后，复有公子放所定丁丑(光绪三年)，《上海书仙花榜》，凡列名姝二十有八人，而以一花比一姝，如丽品，王逸卿芍药，独擅风华，自成馨逸。……各区品目，并列评词。公子放书《仙花榜》后，则有《沪北词史金钗册》，乃曼陀罗馆词客所定的。仿《红楼梦"正册、副册、又副册之例，凡取三十有六人。此外复有吴兴级秋居士，用《红楼梦》人名，以比近日名姝，各系前人诗句，如李佩兰为黛玉。自是君身有仙骨。……借美品花，逢场作戏，亦盛传于勾栏中。光绪丁酉己亥间(二十三-二十五年)，上海《游戏报》主笔李伯元复有艳榜三科之选定。一为花榜，一甲张四宝，金小宝，祝如椿三人，二甲蔡新宝等三十人，余悉为三甲。二为武榜，一甲王秀兰，金小卿，小如意，二甲王秀林等十八人，三甲王蔼卿等十八人，俱以能歌著名的。己亥年复开叶榜，一甲阿三妹妹阿毛三人，二甲薛宝钗等三十六人，余悉置三甲。皆海上长三书寓中做侍儿的，是为艳榜三科。究其实亦不过好事文人，卖弄风情，博美人一笑而已。

7娼寮中小足好尚之变迁这时代前期，仍尚小足。试以《花国剧谈》等书所记者如下：福喜，双翘纤削，锐如结锥。翠翠足下双翘，仅三寸许，凌波微步，婀娜动人。紫蓉双翘瘦不盈指，凌波欲渡。莲真双翘纤，瘦不盈一握。金凤柳黛描螺，莲钩蹴凤。(以上《花国剧谈》)兰笙跗纤妍，腰支轻亚。巧福风致婀娜，双翘如细。(以上《海陬冶游录》)这就是前期尚小足的证据。一般文人亦崇拜小足。《竹西花事小录》说："步步生莲，美人所必不可少者，石榴裙底罗袜一钩，最足令人魂消。乃遍览群姝，虽非白足摩登，大都有湘兰之疾。高家喜凤极为纤妍，双趺贴地，正如出水红菱，婀娜可爱，余者间有可取，而仿佛偏难。衣香鬓影，色色撩人，毕竟葑菲莫采，可称憾事。"周生《扬州梦》亦说："笠翁随园皆力诋裹足之弊。余然其说，而不能脱谷双翘也。芋儿母弓稍大，便触目不文。步月珊珊，凌风袅袅，原不系此。而娘亦复袅袅婷婷。人不可以一体概全体。而柳眉杏月，花颜雪肉，加以纤纤菱足。不愈美乎？瑶阶白露，幽径苍苔。应几生修到？何况生人。"这种拜小脚狂思想言论，真令人失笑。自光绪戊戍左右，一般志士集合不缠足会，提倡放足。而坊曲中亦闻风兴起。《秦淮感旧集》说："自欧风东渐，秦淮名妓，得风气之先。以不缠足为时髦，狎客评花，亦皆主纤腰，不主纤足。不可谓非审美思想之进步也。余作《秦淮杂诗》云：'曲中各妓最时髦，不重莲翘重柳腰。昨日纶音禁缠足，还应旌奖到香巢。'"是历代裹足之风，到清末已一变了。外此又有"娼妓别派。"如——苏州之"船娘"《吴门画舫续录》："从前船娘缠头有余时；即构楼台于近水处，几案整洁，笔墨精良。春秋佳日，妆罢登舟，薄暮维船，登楼重宴，添酒回灯，宛如闺阁，遇风雨不出门，至严冬酷暑，虽千呼不出，今不能矣。花柳逢场，亦转眼有盛衰之感。"扬州之"黄鱼"《竹西花事小录》："此间有名黄鱼者，半为村墅女郎，饰貌修容，侨居城市，毛帘竹舍，作夜度娘，亦间有姝丽。可悦时目。惟莲船盈尺，湘裙徐启，满床蹒跚，不免令人索然乏味。闻此种率工房中纵送术。"

扬州瘦西湖"船娘"《梵天庐丛录》："扬州小金山一带，清流猗碧，花木扶流，所谓瘦西湖者也。近来盛行瓜皮艇，游人爱其轻适，每当夕阳西下，一苇杭之，信为可乐。惟操舟者东施队里，掠鬓丫头。而一般逐臭之夫，谑浪风生，渐多丑行。或于小金山草堂壁间题一诗，所以形容者甚至，中有句云：'三更偶抱黄泥脚，一枕同眠黑头。'取材扬谚，属对工切，惜忘记全首矣。"江浙间之"女尼"尼僧广接宾朋，行同娼妓，唐宋已然，清代此风未衰。周生《扬州梦》说："京江初无妓，尼半为妓。喜子初居京江时，不知七戒为何物。日中犹僧服，暮即脱黄布鞋，褪罗袜，饰三雨绣履，头上装假髻，罩网巾，有痕迹处，加花额勒，后遂逃扬州，蓄发为妓。"《梵门绮语录》(无名氏。清宣统年间作)叙述清季女尼事尤详细。其叙洞庭山湘公庵阿巧云："是处尼庵规则，与他处绝不同。他处为尼，或为乡里雏莺，因贫而赖以育养，或为人家别鹄，因寡而藉以清修，或为贞洁不字之闺娃，或为伉俪不睦之怨耦，以故不守清规，虽容或有，究未有公然卖笑，如洞庭东山之尼。既曰尼矣，何尝祝发。雾鬓云鬟如故也。何尝弛足，莲钩罗袜，如故也。浓抹淡妆，各擅胜场，征歌而侑酒也，缠头掷到，珊珊其来，亦听客之所为耳。比之平康里，殆有过无不及也。"其叙无锡真如庵理贞云："南吴会，北昆陵，介居其间者，为无锡。惠泉山色驰誉东南，每岁苏常间往来不计次。……无锡灯舫，尤为著名。而弦管喧呶，多尘俗气。……昔闻无锡多尼庵，庵舍精雅，类依山麓而居，足为名山点缀。庵中多艳尼，讲究装饰，蛾眉蝉鬓，一似俗家装束。清歌侑酒，送客留，勾栏不啻焉。"又叙无锡净缘山庄胜荷曰："无锡山明水秀，惠泉山风景绝佳。山麓多尼庵。门墙光泽，垩粉髹漆，焕然常新。或有门榜，或无门榜，或门榜之上以山庄名。游人涉足其间者，疑为名流别墅，故虽惠山尼僧艳名传遐尔，无人先容，鲜得其门而入。然若得其门而入，则无所谓佛门之规训，裨参欢喜，一似青楼耳。"看了上面，晓得清代江浙间女尼，就是娼妓。《扬州梦》说："京江(今镇江)初无妓，尼半为妓。"其实三四十年前江浙内地都是这样，不独京江为然。《梵门绮语录》全书叙女尼四五十人事迹。其浪漫行为迹同娼妓的十八九女。尼风流事业，不但与清室相终始其，酣嬉淫秽事情，至今犹蔓延江浙内地呢。

又有外国卖淫妇。《海陬冶游录》说："其近虹口处，有西洋妓艘，岁一二至。华人之能效夷言者，可异妆而往。缠头费亦不过二十余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当不惜金钱以领略此奇芬耳。"是上海在道咸间已有了外国妓女，而北平则清末始有之。《都门识小录》说："东西娼女，杂居内城，自壬寅癸卯间(光绪二十八九年)。东单牌楼二条胡同第一楼者，初系日本娼寮，今为西娼所居，楼名亦不存矣。日娼新巢，都人所最称道者为长春亭。银瓶卖酒，当炉之妇，皆娼也。"《燕京杂咏》云："金粉飘零燕子泥，画梁泥落旧乌衣。如何海外鹣鹣鸟，还傍华林云树飞。"即记此事。到了光宣间，凡著名大商埠，东西洋娼妓，靡不连袂而至，供给彼邦侨民发泄兽欲之用，更难仆数。以上所述，大概是冶游之外篇，风雅之变境哩。总之，自清季"鸦片烟战争"后，我国因各国条约之要求，先后开商埠七十有六，自开者(直至宣统三年止)十五，共计九十有一。沿江海及内地工商业日益发达，而娼妓事业与之骈进。又自清季京师内外城警厅成立，娼寓征于禁之说抽收妓捐，各省相率仿效，官厅有保护娼寮之责。唐宋变相官妓制度复活。一般小家碧玉，咸愿牺牲色相，以博缠头。这些大概是清朝末年娼妓特别发达之故吧。

谢选骏指出：有钱能使鬼推磨，法律面前卖淫平等。

第三节 清代之男色

清承明代男色极盛之后，顺治时即已猖狂。陈其年龚芝麓辈，都有所狎昵，题咏赠答之诗，次第不绝。徐纨《本事诗》："徐郎名紫云，广陵人，冒巢民家青童，侬巧善歌，与陈其年狎。其年尝画《云郎小像》，遍索题句。王西樵司勋曰：'梦残酒醒苦相思，只问丹青想见之。后日当筵难一索，访君狂减杜分司，'又龚芝麓亦尝赠张郎诏九绝句诗云：'青霜天气月明时，重见春风柳一枝。为报芙蕖妆镜畔，画图人是远山眉。豪竹哀丝夜未央，锦灯围处晚花香。楚宫云气今谁试，罗袖空余泪两行。'张，云间人，为宋辕文所昵。宋没后，龚尝于摩轲庵香树下，为张郎作《感旧词》。朱彝尊亦有赠若耶小史诗，为叶星期作。《朱诗序》曰：'星期越游爱伶人某郎幼美，其友致之。是夕已装将还矣，执手不忍别，赋绝句赠之。……'"而林铁崖及某监察狎娈童趣事，尤令人失笑。《渔矶漫钞》："林铁崖口吃，有小史名絮铁，尝共患难，绝怜爱之，不使轻见一人。一日宋观察在坐(即宋荦)，呼之不至。观察戏为《西江月词》云：'阅尽古今侠女，肝肠谁得他郎家郎罢太心多，金屋何须重锁？羞说余桃往事，怜卿勇过庞娥。千呼万唤出来么，君曰期期不可。'"——《履园丛话》："清初某监察恋一优，接枕者五六夕，赏以五金。其人不悦，闻者曰：'此王右丞诗已说其难。'问何诗曰：'恶说南风五两轻。'"清初最昭著在人耳目者，莫如伶人王紫稼。尤侗《艮斋杂说》："余幼所见王紫稼妖艳绝世，举国若狂。年已三十，游于长安，诸贵人犹惑之。吴梅村作《王郎曲》；而龚芝麓复题赠云云，其倾靡可知矣。后李琳桂御史按吴，录其罪，立枷死。识者快之。然当时尚有惜其杀风景者。"吴梅村《王郎曲后自跋》：王郎名稼，字紫稼，于勿斋徐先生：株园中见之。髫而皙，明慧善歌，今秋遇于京师(今秋指顺治十一年甲午)，相去已十六七载，风流儇巧，犹承平时故习。酒酣一出其技，坐上为之倾靡。余此曲成，合肥龚公芝麓口占赠之曰：'蓟苑霜高舞柘枝，当年杨柳尚如丝。酒阑却唱梅村曲，肠断王郎十五时。'"(王郎十五时，当在崇祯十、十一年，丁丑戊寅之间。)据上二则，知道他生长于吴，为吴中士大夫所狎，三十而北游(当在清顺治八年辛卯)。复以冶习倾动京师，其风头之健可想。钱牧斋《有学集》："辛卯春尽(顺治八年)，歌者王郎告别，戏题十四绝句，以当折柳。"牧斋既以诗送王郎，龚芝麓即有和韵之作。《定山堂集》："赠歌者王郎南归，和牧斋宗伯韵。"(当在顺治十一年甲竿。)

顺治十一年，李森先杖死紫稼，芝麓又有挽歌。清初诗文之盛，以江左三大家为眉目。三大家为钱牧斋，龚芝麓，吴梅村。王郎之名，适盛传于三家笔墨中。盖当时自命风雅者，往往借沧桑之盛，黍麦之悲，为之点染其间，以自文其荡靡之习。数人倡之，同时几遍和之。狎优风气，乃成为习惯了。延及康雍，慕好男色，仍而未辍，至乾隆朝而极盛。迄于光绪末叶，男色风靡一世，殆与清室兴亡相终始。今以清代男娼盛况，异于前代之特点，列举于下：

(一)士大夫所狎男色，半为优伶。1有身为最高官吏而狎男娼的魏长生于和坤有断袖之宠，《燕兰小谱》所咏"阿翁瞥见皆消魂"是也。长生全堂人，其徒陈银官成都人，故当时蜀伶而外，秦楚滇黔晋粤燕赵之色，萃于京师，化二人也。"(《金台残泪记》)白文敏公菊溪总制两江时，西江中丞胡果泉设筵宴之，召伶人演剧。有荷官者，旧为京师菊都之冠，文敏昵焉。是日适登场，文敏见之色动，顾问："此荷官，曷至是？龄亦长矣，无怪老夫之鬓已皤也。"荷官跪进至膝，捋其须曰："太师不老"。盖用院本貂蝉口白。文敏大喜，为之满钦三爵。曰："亦可谓'荷老尚余擎雨盖'，老夫可谓'菊残犹有傲霜枝'矣。"(《清代声色志》)2有优伶称为状元夫人的京师梨园中有色艺者，士大夫往往与相狎。乾嘉时庆成班有方俊官者，颇韵靓，为庄本淳舍人所昵。本淳旋得大魁，宝珍班有李桂官者，亦波峭可喜，毕秋帆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状元夫人"之目。本淳没后，方为服期年丧；而秋帆未第时，李时周其乏。以是二人有声缙绅间，非徒以色艺称也。(《清代声色志》)3有狎优而至于死的沈芷秋，苏州人，朱韵秋弟子，所居曰丽华堂，举止洒落，矫矫不群。工昆曲，每一转喉，座客无复喧呶者。余见芷秋年已二十余矣。其在春华堂稚齿时，有吴舍人悦之，欲购为侍儿，力不能致，竟吞生鸦片烟以死，亦可谓情痴矣。(萝摩庵《老人怀芳记》光绪二年两子作)咸丰已未(九年)，长沙某庶常父逝，祖存，家无次丁，弱冠登第，喜渔色，宿娼狎优，榜发不百日而亡。死时，血淋漓，脱阳于骡车中。怀中犹抱一优，优即攫其珊瑚朝珠而去。(《清裨类钞》)4有幕僚狎男娼，而大吏置若罔闻的毕秋帆为陕西巡抚，幕中宾客，大半有断袖之癖。入其室者，美丽盈前，笙歌既叶，欢情亦畅。一日先生忽语云："快传中军参将，要乌枪兵弓箭手各五百名进署伺候。"或问何为。曰将署中所有兔子，尽打出去。满座有笑者，有不敢笑者。后先生移镇河南，幕客之好如故。先生又作此语。余适在座中，正色谓先生曰："不可打也。"问何故，曰："此处本是梁孝王兔园。"先生复大笑。(《履园丛话》)

5有侍奉娈童汤药，及其死而哀毁如父母的一士夫位已显贵矣，不近女色，专幸狡童。有最宠者疾，亲侍汤药，衣不解带。及僮疾不起，誓不再近男女。僮犹未之信，解所佩刀割其势，为家人所持，不果。又一士大夫，有宠僮死，殡殓之厚，过于子弟，七七大作佛事，以资冥福。为文祭奠，哀毁过情。(清徐岳《见闻录》)当道咸年间，北京男娼极盛之时，即太平军割据金陵之日。太平政府，亦受清室之薰陶，广蓄男妾。《金壶墨》说："贼掳幼童年十二三以上者，六千余人，尽行割阉，而误去外肾死者十六七。秀清选其姿色秀丽者，敷粉裹足，着绣花衣，号为男妾。如侯裕宽、李寿春、钟启芳、王俊良等，皆极妍美，有巧思，能以侧媚得诸逆欢。久而出入帘幕，渐与伪妃媛通，狎亵几不堪言。诸逆纵之以为乐。"则当时清代男色风流余韵，几遍于全国了。(二)北京男娼下处，设备完密，与女闾一样。《言鲭》(清康熙朝吕种玉著，有石门吴震方题署，康熙壬辰。)说："……东都盛时，少年赖此以图衣食。政和中始立禁行捕告法，犯者杖一百，告者赏钱五十贯。明代律有'鸡奸'之条，然而有'莲子'之承应，今此风愈炽，至有'开铺'者。京师谓之'小唱'，即'小娼'也，吴下谓之'小手'。遍天下皆然，非法之所能禁矣。"依吕氏说，男子设立娼寮(小唱)在康熙时业已风行，至乾隆后规制更外完备。杨掌生《梦华琐簿》(道光二十三年壬寅作。)说"乐部各有总，寓俗称'大下处'。春台寓百顺胡同，三庆寓韩家潭，四喜寓陕西巷，和春寓李铁拐斜街，嵩祝寓石头胡同，诸伶聚处其中，曰'公中人'。生旦别立'下处'，自称曰'堂名中人'。间有裹头居大下处者(俗呼旦曰"包头"，)大抵老夫耄矣。"

《金台残泪记》(署名华胥大夫，道光八年戊子作)说："王桂官居粉坊街，又居果子巷。陈银官尝居东草厂，魏婉卿尝居西珠市。今则尽在樱桃斜街，胭脂胡同、玉皇庙、韩家潭、石头胡同、猪毛胡同、李铁拐斜街、李纱帽胡同、陕西巷、北顺胡同、王广福斜街。每当华月照天，银筝拥夜，家有愁春，巷无闲火，门外青骢呜咽，正城头画角将阑矣。尝有倦客侵晨经过此地，但闻莺千燕万，学语东风不觉泪随清歌并落。嗟乎！是亦销魂之桥，迷香之洞耶？"照此看来，清朝末年，"相公堂子"通同聚集在韩家潭一带(即今八大胡同，)嘉道以来，久已如此了。清代男娼下处中嫖规等等，也可以说个大概的。入妓馆闲游，曰"打茶围"。赴诸伶家闲话，亦曰"打茶围"(《梦华琐簿》)。客饮于旗亭，召伶侑酒曰"叫条子"，伶之应召曰"赶条子"。光绪中叶例赏为京钱十千。就其中先付二千四百文，曰车资，八千则后付。伶至，向客点头，就案，取酒壶遍向座客斟酒。斟毕，乃依"老斗"坐，(彼中互称其狎客曰"老斗")，唱一曲以侑酒。亦有不唱者，猜拳饮酒，亦为"老斗"代之。

"老斗"饮于下处，曰"喝酒"。酒可恣饮，无熟肴，陈于案者皆碟，所盛为水果干果妆食冷荤之类。饮毕，啜双弓米以充饥。光绪中叶，酒资当十钱四十缗，赏资十八缗。其后银价低，易以银五两。银币盛行，又易五金为七元，或八元。数已倍增，然犹有请益者。"老斗"饭于"下处"，曰"摆饭"，则肆筵设席，珍错杂陈。贤主嘉宾，既醉且饱，一席之费，辄数十金。更加庖人仆从犒赏，殊属不赀。非富有者，或累为伶所嬲不一应也。(以上据《清裨类钞》)是男娼下处所谓"摆饭"，"吃酒"，"叫条子"，与女闾中"吃酒"，"叫局"，有什么异点吗？《清裨类钞》又说："同光间，京师曲部每蓄幼童十余人，人习曲二三折，务求其精。其眉目美、皮色洁白，则别有术焉。盖幼童皆买自他方，而苏杭皖鄂为最。择五官端正，令其学语，学步，学视。晨兴以淡肉汁盥面，饮以蛋清，汤肴馔，亦极粹。夜则敷药遍体，唯留手足不涂，云泄火毒。三四月后，婉好如处女。回眸一顾，百媚横生，惟貌之妍媸，声之清浊，秉赋不同，各就其相近者习之。"此与女闾中老鸨对雏妓教以歌曲妆余，应酬侑酒行令，甚乃教以伴宿，又有什么异点吗？殆恐有过之无不及吧。《燕台花事录》"(蜀西樵也光绪二年丙子作)说："京师旧传五言律诗云：'万古寒渗气，都归黑相公。打围宵寂寂，(即打茶围)下馆(戏馆也)画匆匆。飞眼无专斗，翻身即软篷。(京谚剃头蓬子是。)陡然条子至，开发不成空。'"《金台残泪记》说："京师梨园旦色曰相公。群趋其艳者，曰红相公，反是者曰黑相公。"坊曲中娼妓有红牌黑牌分别，不料私坊中亦有同样苦海呢。又引《都门杂记》有云："'捐班新到快嬉游，戏旦连宵闹不休。博得黄金买歌舞，终归潜夜渡芦沟。'语虽粗率，而余目系此等事，殆非一次。"不是私坊中游客，与女闾中一样也有做漂帐行为而逃之夭夭的吧。

(三)北京为男娼中心，这是什么缘故呢？约之盖有二因：1从前北京女娼太陋劣《燕台花事录·自序》说："人间真色，要不当于巾帼中求之。否历遍青楼，亦是赝物耳。京师女闾视临淄，奚翘十倍，瞢腾过眼，尤觉无花。而选笑征歌，必推菊部。其间不无粉饰，亦判妍媸，所谓天然美好者，岁要得一二人焉。岂西山多白樱桃，秀气所钟，故生尤物耶？良由人间真色，因在此不在彼也。"盖嘉道时，京师金鱼池等地女娼冶客，皆贩夫走卒，士大夫无涉足者。《梦华琐簿》说："金鱼池在昔盛时，几如唐代杳园曲江池。今则已无酒肆，但有淫舍，人皆掩而过之。"则当时女娼顽劣可知。

2清律禁官吏狎女娼《金台残泪记》说："道光三年御史奏永禁京师乐部。余窃谓教坊乐舞，唐代已详，院本流传，元人最著。然宋有营妓，明有乐户，故前朝达官侑酒，狎客看花。对泣青衫，总怜红粉，于优伶助谐谑而已。本朝修明礼义，杜绝苟且。狭妓宿娼，皆垂例禁。然京师仕商所集，贵贱不齐，豪奢相尚。赵李狭斜，既恐逮狱，田何子弟，乃共嬉春。盖大欲难防，流风易扇，制之于此，则趋之于彼。……今欲毁竹焚弦，凭权藉力，未常不行。然以数十里之区，聚数百万之众，游闲无所事，耳目无所放，终日饱食，诲盗图奸。或又甚焉。"《燕台评春录》亦说："嘉道中，六街禁令严，歌郎比户，而平康录事不敢侨居，士大夫亦恐罹不测，少昵妓者。"京师为辇毂地方，耳目众多，国律既禁嫖娼，官吏当然不敢犯令，以误前程。选声征声，不得不出于"私坊子"一途。"大欲难防，流风易扇，制之于此，则趋之于彼。"这几句话是很对的。

兹再以道咸后男娼变迁事项，写在下面：

1优伶注重髫龄《金台残泪记》说："《燕兰小谱》所记诸伶，太半西北。有齿垂十，推为名色曲，饰以艳服，奔尘侑酒，为营示利焉。此后弱冠，无过问者。又诗云：'瓜时觉减娇憨，都是盈盈十四三。开到桃花春已尽，东风二月断江南。'自注云：'今自南方来者，年十三四而已。然成童后，非殊色，门前车马稀矣。'"《燕台花事录》品花类记伶人二十三人：二十岁的二人，十九岁的一人，十八的二人。其余皆十七以至十三岁。人皆慕少艾，足见游客审美观念的进步。

2后起优伶大半北籍《梨园佳话》说："道光季年洪杨事起，苏昆沦陷。苏人至京者日少。京师向重苏班，技师名伶，南人尤占多数。自南北隔绝，旧者老死，后至无人。北人度曲，究难合拍，昆曲式微，咸同时徽调代兴。"《怀芳记》说："自江南用兵，苏扬稚幼，不复贩鬻都中，故菊部率以北人为徒。虽亦有聪俊狡狯可喜者，而体态较南人终逊。唯李艳侬亭亭玉立，如王谢家儿。即追求于昔年南部诸郎，尚不易观，不意得之于北产。"又云： "离乱二十年，都中南产几尽。惟时琴香郑素香为吴人，张芷芳为皖人，尚应客。年皆近三十矣。"江南离乱，昆曲式微，都是北京伶人南籍日少的重要原因。

3伶人之狎女娼"像姑"鼎盛时代，伶终不敢谒妓，猝然相遇，必请安，称姑姑。清末伶渐纵恣，与妓会晤请安称谓之例，已不可见，甚者乃事冶游。如姚××，××兄弟于泉相班喜凤松凤班双喜日夕狎丑声四播，而南妓花翠玉非吴某不欢。这不是优娼界变迁重要掌故吗？清代北京相公，由乾隆至光绪朝为极盛。当时士大夫群以狎女娼为耻。酒筵无歌郎即不欢。《清裨类钞》说："光绪中叶，士大夫好此尤甚。韩潭月上，比户清歌。诚足点缀升平。"是光绪中年相公生涯，仍然不弱。迨庚子拳乱后，南妓群集都门，八大胡同地域几全为女娼占有，相公相形见绌，几于一败涂地。鼎革后官厅革除此制，像姑寿终正寝，成为历史上名词了。

谢选骏指出：在历史研究中，词汇的演化造成了许多困扰，值得注意。这绝非可用“概念史研究”予以追踪的。

《“相公”的历史》（山本英史编《传统中国的地域像》2017-05-31）报道：

在现代人的印象中，“相公”一词是戏曲中的丈夫，是旧小说里的男妓、帮闲，甚至是打麻将时不能胡牌的戏称。然而，在晚明至清初，“相公”一词却多用来指称有教养又不乏气节的读书人。本文作者通过对“老爷”“相公”等称呼内涵变化的追索，尝试勾勒出普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以“称呼”区分社会阶层，进而定义自身社会角色的。

“相公”的称呼对象

“相公” 一词在当时的地方社会中如同“老爷”一样被广泛地使用。自晚明至清代，“相公”主要是普通民众对生员阶层尚未担任官职的士人的尊称。比如在《清忠谱》中，当身为一介平民的颜佩韦等人听到正义派乡绅周顺昌被捕的消息后急忙赶去，路遇生员王节，于是出现以下情景：

颜：“元来是王、刘二位相公!”

王等：“元来是颜、杨二兄!”

颜：“二位相公，来得极好。 周爷被逮，我们众百姓，都抱不平，要去救他。只是我们都是粗鲁之人，草草莽莽，干不得正经。 相公们定与周爷是好友，大家划个计策才妙。”

王等：“我们亦为此事而来，若得众位相帮，妙极的了。”(第９３页)

颜佩韦等在将周顺昌称作“老爷”的同时，将生员王节称作“相公”，称呼使用上的区别显然可见。

严嵩、张居正都曾被称为“相公”

“相公”原本是宰相的意思，在16世纪，内阁大学士就被称作“相公”。严嵩在台上是被称为“相公”，张居正晚年时也被叫作“老相公”，在这些例子中，即使不加姓氏，大家也都知道确指何人(王世贞《觚不觚录》)。但晚明以降，这一用语所表示的身价急剧降低，转而用于指称生员、胥吏、书役乃至戏子。明末任福建寿宁县知县的江南文人冯梦龙在《寿宁待志》上卷《风俗》中记载道：

吏与生员，人俱呼为相公，书手称先生。 衙门以吏为尊，私或带晋巾(在明代士人中相当流行)与儒生齿。用扇亦有分别。诗画扇、薰金扇惟生童与吏书得用。

在明清交替时期的江南，胥吏被称为“相公”的例子则可以举出《历年记》的作者上海人姚廷遴。 姚廷遴虽出身官宦门第——其叔祖曾为显宦，受过正规的科举教育，却终未能获取任何功名，而只是靠做胥吏或塾师为生。 在做胥吏之前，他家仆人均以“官人”相称，而一旦厕身县衙的胥吏后，家仆就改称“相公”了。

另据曾羽王的记载(《乙酉笔记》)，不仅如此，或许跟明清交替时期的混乱这一特殊情况有关，在清军占领后的上海县青村的守备衙门中，甚至当书役的人都被叫作“相公”。

时李环为鼎革后第一新官，声势赫奕，比于风宪。……守备衙门，改称游府。……游府书役……向称先生者，改称相公。于是青村之无识者，恨生子不为书役，而视青衿为朽物矣。

这说明，作为一种称谓，“相公”一词要比“先生”更显尊贵。“先生”除被用于称呼书手或类似于“说书先生”“风水先生”等在市井从事服务性行业的知识人阶层外，还在那些相互之间关系不甚亲密的生员之间广泛使用(如关系亲密，则会以“某某兄”相称)，也用于称呼后辈书生。“先生”不同于“老先生”，它所体现的尊敬感较为淡薄，相互间关系也较为疏远。比如，在《桃花扇》中，当生员侯方域前往四镇之一高杰的阵营，劝说高杰避免内部的争斗时，有这样的对话：

高：“先生入帐，有何见教？

(高杰不听侯方域之劝谏)

侯：“是，是，是！ 元帅既有高见，小生何用多言。”(第１７３页)

另，《清忠谱》中，在建魏忠贤祠堂之际，风水师赵小峰被传至堂长监生陆万龄的跟前，对话说：

赵：“陆相公，陆相公!”

陆：“那个叫我？ 元来是赵先生！ 你好没正经，怎么此时才来?” (第４０页)

可见，与“先生”相比，“相公”一词体现的对士人的尊敬感更为强烈。

从晚明到清代，对于“相公”的贬值，清中叶的王应奎有以下的感慨：

吾乡(常熟)之俗，五十年前，就有称秀才为“官人”者。《日知录》谓“官人者，南人所以称士”。 想前代相沿如此，其名犹为近古。 今则一青其衿，便称“相公”，方以为固然矣。 至于吏胥之称相公也，不知起于何时。……要之惟名与器古人不以假人，况“相公” 为燮理阴阳(宰相治理国家之意) 者之尊称，岂可加之胥吏？ (《柳南随笔》卷 ２)

同样在清中期，昆山人龚炜亦指出：“近来郡(苏州城)中至以相公称优人。”但是实际上，称戏子为“相公”的情况，作为个别现象也曾出现在明末清初。 在《桃花扇》中，名角丁继之就被妓院老鸨李贞丽叫作“相公”：

李贞丽：“丁相公来了。”

李香君：“原来是卞姨娘同丁大爷光降，请上楼来。”

这里，李香君之所以称丁继之为“大爷”，大概是为了与“姨娘”的称呼相对应，并体现她与众多名角之间关系亲密。另外《桃花扇》中还有说书人柳敬亭被唤作“相公”的有趣例子。 当然，这些应是为了表现《桃花扇》的主题而出现的特殊事例，并不说明明末清初的戏子已普遍被称为“相公”。这一点，我们将在下节再作论述。

“相公”的条件

如上所述，“相公”所指对象，随着时代的推移，其阶层也逐渐由宰相不断下降至一般官员，又从生员下降至胥吏、戏子。 然而，也绝不是说，“相公”一词可以没有根据地随意使用，要被称作“相公”，也需具备一定的资质条件。那么，是怎样的资质条件呢? 下面我们将通过若干具体的例子进行论述。

被认为是清初小说集的《二刻醒世恒言》第二回《高宗朝大选群英》中有这样一则故事。 故事中所说的时间虽为宋代，但从“相公”一词的用法来说，实际上反映的却是明末清初时的情况：

[北直隶的富豪公子王丑儿，吃不了的是米谷，用不尽的是金银，穿不完的是衣服，单单只不晓得读书。]偶然一日，同着几个帮闲的到妓家去嫖。 一进那妓家堂中坐了，两个妓女出来，开口叫声：“相公。”一个帮闲的倒也曾读过些书的，失口笑了一笑。 这王丑儿勃然大怒，道：“你这一笑，分明却是笑我了? 可恶，可恶!”两个妓女上前劝道：“这倒是我二人得罪了!”王丑儿道：“怎么是你们得罪，难道这‘相公’二字，我就当不起么?”又是一个帮闲的道：“罢了，罢了! 相公请息怒，里边吃酒去罢。”王丑儿听得他故意的叫“相公请息怒”，越发气得了不得，因此怒吽吽大嚷的把脚乱跌道：“你们都一伙来取笑我么?”

最终，王丑儿为摆脱因“相公”称呼而产生的自卑感而一心想通过贿赂来谋取一个举人功名，但结果却是人财两空。 就此不难看出，当时人们对“相公”的称呼是非常关注的。 不难想见，在那些为了取悦客人以怂恿他们挥霍钱财的妓院等场所，“相公”一词曾会被广泛使用。 不过，一旦这种尊称被乱用，其效果也就可能适得其反，被认为是挖苦人了。

吉尾宽利用《流贼张献忠陷庐州纪》这一资料，对农民起义据内部的称呼问题做了深刻的研究。这里就看看有关“相公”称呼部分的论述。崇祯十五年(1642)，张献忠集团攻陷了南直隶的庐州府后，前来投降的生员余瑞紫与叛乱军大头目王高炤进行了以下这番对话：

[王高炤云]我且问你：“你是个官儿?”予曰：“不是。”其人曰：“我在此望见你在那边体格不凡，故著人请你来叙叙。”予曰：“读书是实。”其人曰：“是一位相公。”予答曰：“不敢。”其人因言及天下大乱，我老爷应运而兴，相公可同我等共成大事。

之后，余欲将王高炤称为“王爷”，但王高炤却说：“你莫叫我爷，我辈响马营生，都是弟兄相称。”结果余只好改口称“王哥”。虽然起义军头目王高炤同前往投靠的生员余瑞紫之间的权力等差是鲜明的，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余被视作为“读书人”，故被称作“相公”。 这也暗示了，就像朱元璋与李善长或浙东儒者之间的关系一样，起义军首领与士人之间存在合作关系。

《桃花扇》中，生员陈贞慧等人结伴前去柳敬亭家听说书的这幕戏，提供了明末清初又一个相当有趣的“相公”用法：

陈的仆人：“柳麻子(柳的外号)在家么？”

陈：“唗！ 他是江湖名士，称他柳相公才是。”

仆人：“柳相公开门。”

柳：“原来是陈、吴二位相公，老汉失迎了。”

在别的场景，主人公即生员侯方域曾表示“俺看敬亭人品高绝，胸襟洒脱，是我辈中人，说书乃其余技耳”。实际上，柳敬亭虽是个卖艺的，但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他是个有气节的义士。 之所以让下人称柳为“相公”，也正是因为生员们有将柳视作“我辈中人”这一认识基础。 具有崇高气节的艺人与正义派生员之间的意气相投，与关于阴险卑劣的阮大铖、马士英等进士出身官僚们的性格描写，形成鲜明的对照，给这一戏曲增添了特别的韵味。 在这一意义上来看，《桃花扇》中把戏子、说书艺人之流叫作“ 相公”，与其说表明了当时的戏子或艺人都普遍被称作“相公”，还不如说它是明末清初文化的背景下出现的“宣扬义民” 的一个例证。 无论是《桃花扇》还是《清忠谱》，这都是共有的主题。但不容忽视的是，不按照形式上的科举功名，而根据实际的人品来选择称呼的潮流，也从一个侧面导致了“相公”的贬值。

综上所述，明末清初的“相公”的称呼指的是介于“老爷”和“老百姓”之间的士人阶层；他们不同于“老爷”，不具有要求他人服从自己的权威，但被认为是有教养又不乏气节的读书人。“相公”这一称呼意味着被称呼方不同于一般民众，有着坚毅不屈的气节，他们即使面对官绅也不会卑躬屈膝地唤“老爷”，或自贬为“小的”，而是会以“老先生”或“老大人”来称呼对方，以“晚生”“小生” “学生”或“治生”自称。 在《桃花扇》中，柳敬亭在将侯方域的手书送至左良玉时，就自称为“晚生”，而未用“小的”：

柳：“元帅在上，晚生拜揖了。”

左：“唗！ 你是何等样人，敢到此处放肆。”

柳：“晚生一介平民，怎敢放肆。”

柳敬亭虽然自谦着说自己是“一介平民”，但是在左良玉将军的训斥下却也毫不胆怯，而坦然以对。 而这正投射出柳敬亭这一在《桃花扇》中被称作“相公”的人物的高尚气节。

此后又经清代，不仅仅“相公”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而且“相公”自身的含义也发生了质变，出现了更普遍地使用于艺人，甚至在清末到民国时还用来指男妓、帮闲之流这样相当有趣的演变。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相公”一词的解释多将男妓、帮闲同宰相、士人排列在一起。那么，“相公”这一原本用来表现士人气节的称呼上为何会出现如此截然不同的用法呢? 这或许应该与从晚明到清代，士人的风气和形象上的变化密切相关。 在士风上，与清中期相比，晚明那些虽有时武断乡曲但惯于直言不讳、坚毅地伸张正义的士大夫，到了清代就变成了行事拘谨、具有教养的文人雅士。 这在黄卬的《锡金识小录》卷1中有具体的描述。或许，伴随着书生气的义士到面目清秀而柔弱的寄生型良家子弟的转变，“相公”形象的内涵重心也发生了转移。而男娼、帮闲这样的含义是不是正是这一变化的产物呢？

谢选骏指出：从晚明到清代，“相公”的贬值体现了满洲蛮族入侵盘踞改造中国之后，所带来的反文化的野蛮主义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这很像共产党奴役中国大陆之后，所有的词汇都获得了新的野蛮化的含义。这是研究历史的人们不得不知但却往往不知的。

第四节 民国以后之娼妓

民国后，北京仍为政治中心(民十六年为止)，上海广州仍为工商业中心。所以我们研究娼妓事业，仍以北平广州上海为全国代表。民国后娼妓比前清反为发达而普遍。看了北平上海广州情形，其他各大都会可以类推了。《京华春梦录》上说："帝城春色，偏嗜余桃，胜朝末叶，风靡寰宇。今之寒葭潭陕西巷等处，皆昔之私坊艳窟。鼎革后，云散风流都成往迹，于是娼家代兴。香巢栉比，南国佳人，慕首都风华，翩然莅止。越姬吴娃，长安道上，艳帜遍张矣。更考其由，则始于二十年前之赛金花。……斯时南妓根蒂未固，僻处李铁拐斜街，胭脂胡同等处，曲径小巷，地势鲜宜。寒葭潭百顺胡同以东，似均北妓根据之地。鸿沟俨然凛不可犯。然潜势既伏，来者益众。……南之寓公，千里逢故趋者麇集。而北人亦喜其苗条旖旎，与土妓之质朴，趣旨迥殊。……其后南势东侵，北势渐绌。递嬗至今，则寒葭潭且无北妓立足之地，百顺胡同陕西巷亦南占优势。仅王广福斜街短巷数扉，犹树北帜。若石头胡同本北妓渊薮，比亦卧榻之旁，容人酣睡，喧宾夺主，亦可异已。"

看了上面所引，北京在清朝男娼鼎盛其后男娼衰微，而女妓代兴。南妓北来，而北妓又绌的情势，昭然若揭了。

北京娼妓状况是怎样呢？据民国十八年(1929年)调查：头等妓院(即清吟小班)45家，最多的为韩家潭，其次是百顺胡同。二等妓院(即茶室)共60家，最多的为石头胡同，其次是朱茅胡同。三等妓院(即下处)190家，最多的为河里，其次为四圣庙。四等妓院(即小下处)共34家，最多的为乐培元，其次为黄河沿。(共计332家)头等妓女328人。二等妓女528人。三等妓女1895人。四等妓女301人。(共计3752人)至于私娼居住的地方，最显明的是东城船板胡同，镇江胡同，苏州胡同，羊肉胡同，八宝胡同。因为这种私设妓馆，多是为外国兵而设。因外人势力，警察亦不能干涉。人数家数，均无从考究。还有齐化门外和三元庵一带土娼，到底有多少家，亦无从稽考。

但北平最盛时代为民国六七年(1917-1918年)间。民国七年(1918年)，妓院有406家，妓女有3880人。民国以来妓女以本年为最多。民国六年(1917年)，北京妓院有391家，妓女有3500人。又据西人甘都《北京社会调查》估计，在民国六年北平私娼不下7000人。照这样看来，民国六七年间北平公私娼，当在万人以上。因为那个时候，北京为政治中心，政客云集，所以脂粉生涯这样发达。到了十六年后首都南迁，北平百业凋零，娼妓事业，亦一落千丈。所以北平娼妓盛衰，与政治趋势有绝大关系的。(以上据《北平娼妓调查》)上海娼妓是怎样呢？据工部局1920年调查，总数为60141人。(华界及虹口广东娼除外。)共分四个阶级。甲、长三1200人；乙、么二490人；丙、野鸡。A、公共租界24850人；B、出入英法租界12311人；丁、花烟间钉棚英法界21315人。此为十余年前数目。现在上海娼妓，仍未有确实统计。我以为比十余年前必大有增加。其理由盖有四：

1自民十七年(1928年)以后，南京实行废娼，安徽江苏浙江三省各大都会，均先后步其后尘。这班失业的妓女，除远走北方天津，营口，青岛，沈阳诸地外，大概以上海为逋逃薮。看上海马路上野鸡，比前两年更多，这就是硬凭实据。

2自1927年首都南迁，上海物质方面供给，比南京完备。一般党国要人，此间都有别墅。又因地势居江海要冲，为全国经济枢纽。一般伟人政客，协商大政，调剂金融，都到上海来接洽，冠盖往来频繁。上海到现在不但为工商业中心，俨然又是政治中心了。征歌选色的朋友，当然比从前还要多。看到年来上海人口增添，(最近统计中外人口3717423人。)房租地价，腾踊无已。这不是日趋繁盛的证据吗？

3据欧洲统计家谈：人口百万以上都市，每百万中有三千公娼，然私娼数目甚或十倍，或十倍于公娼。以此比例推测，上海的娼妓，十年前已有惊人之数目，现在更不必说了。

4上海变相娼妓太多。如咖啡馆女茶房、游戏场女招待、按摩院女侍者、都以卖淫为副业。其他若女戏子、女唱书、女相士、电影明星、舞场舞女，只须金钱手段，到了程度，未尝不可消魂怎个。有老上海说：上海公娼以及私娼变相娼，共计有十二万人。这个统计，虽不中亦不远了。

广州娼妓区域，民国以后仅存陈塘东堤两处，东西并峙。据《大晚报记者调查报告》上说： "广州陈塘，犹香港之石塘，高等妓女，荟萃于此，俗呼之为大寨。此间酒楼连云，火炕林立。计酒楼有六，曰群乐，曰燕春，曰京华，曰永春，曰流触，曰淫天。火炕有十九，曰天德，曰欢得，曰万和，曰得心，曰奇花，曰万花，曰凤花，曰载花，曰天花，曰天然，曰玩花，曰天一，曰逍遥，曰翠花，曰长乐，曰奇香，曰宜春，曰万鸿，曰凌花。合计十九个大火炕中，内囚以哭为笑的人类，凡三百十六名。"又说："大寨科中亦分两目，曰，琵琶仔，曰，老举。琵琶仔只是一曲清歌，奉触上寿。老举则两情欢洽，可以留。故大寨之营业，亦分两种。曰酒局，只陪酒的。曰大局，便是荐枕的了。……计酒局一台，花捐元四，附加公路教育工艺等费共八角，军费六角半，诸君勿笑他们妓女皮肉生涯，要知道交通，实业，教育，她们皮肉，也有微劳，……且说数项统计，连寨租一元，妓女一元，合共四元八角。半买笑者何吝区区，大都每局给以五元，于是一番卖笑。妓女所得仅一元一角半，为谁辛苦为惟忙，人与蜜蜂等耳。若夫人大局，则照数加倍。(下略)

民国十五年(1926年)广州市社会局的调查，妓寨共有131间，内有妓艇69只合妓女1362名。计：上乘寨70间妓女761名中乘寨42间妓女486名。下乘寨16间妓女115名。以上是登记过的，此外尚有未登记的私娼，约2600名。妓女卖淫价格，因寨的等级而不同。

1大寨，有大小局分别，大局即留，小局即侑酒，小局每台二元九毛，大局倍之。

2二四寨，有日夜局，夜局夜度资三元五毛，日局每台一元六毛。

3炮寨，度日收六毛或八毛，夜间十一点钟后为夜局，收夜度资二元二毛。妓女收入以大部分供纳捐，——即花捐市政费、教育费、工艺费等，——而余则与寨主平分，故所得实数甚微。

北平上海广州如此，全国可想而知。民国后娼妓事业，何以臻这样盛况呢？亦有数因：

1革命伟人之放浪

法人蒲罗儿曾说过："凡一个国家，当国势颠危，民众起来革命时候，社会上骄奢淫佚，比平时来得更外厉害。法国大革命恐怖时期，巴黎歌舞管弦之盛，更增于往日"云云。观于我国民国初元的现象，蒲罗儿氏之说，真千真万确呢。原来无论何国，经一度革命，社会上阶级位置，必为之一变。从前贵族高官，降为皂隶。现在握政权的，都是首先发难的革命伟人。这班人大半起于氓庶，来自田间。锦衣玉食，娇妻美妾风味，从来未尝染指。一旦得到高官厚禄，本可衣锦还乡。回想从前做革命时候，吃了许多辛苦，受了多少恐怖，家里只一个黄脸婆儿，不足以安慰精神，及辛苦革命代价，最简便的莫如嫖娼了。一般革命伟人，从前骂旧的贵族高官穷奢极侈，富贵时，也几几乎和他们一样。俗说："穿衣吃饭，当须三世仕宦。"这般革命伟人，革命是拿手戏。嫖娼恐怕还是门外汉呢？当其高视阔步，挥霍豪侈，即所谓坠鞭公子，走马王孙，亦觉望尘莫及。但这种现象，仅民元二年间，少数伟人如此。民三以后，此种风气，亦已衰熄了。

2军阀之贪财好色

清朝光绪乙未(二十一年)李文田侍郎奏疏上说："吾国有千万之富者，殆无一人，有之则李鸿章而已。百万者每省当有三数人，数十万者数十人，此就沿江沿海省分言之。若潮汐不及之地。上户不过十万，中富一二万，号巨富矣。"清朝末年富力如上所述。但到了民国。富如李鸿章者指不胜屈了。自民二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气吞江南，凡江海要区，都驻以北洋军队，如清代"驻防"一样。做督军的都是小站练兵时候的将士。师旅长以下更不必问了。其后各省督军，拥有土地用兵赋税大权。各省虽有省长，名为军民分治，实则仅为督军属吏，结果酿成军阀割据局面。加以连年内战不息，小民困于征诛，武人大饱私囊。民国以来北洋派武人做过督军的，家资以千万为单位，二三千万三五千万的更不一而足。这班人本是不学无术之徒，甚或有目不识丁的，一朝得意，唯以发展兽欲为无上快乐，每一督军起码有姬妾十人以上。有所谓长腿将军者，姬妾共有三十余人。但是数量是这样多，脚色仍然时时更换。此外私娼、女优、打鼓的、良家女子，几无一不嫖，真可谓荒唐绝伦。长腿将军北京住宅在西城石老娘胡同。将军每次到北京时候，八大胡同妓女稍有姿色的，或曾经赏鉴的，听说将军节钺已到北京，不等相呼，皆亲自到张公馆来移尊就教。将军这时候如诗坛点将一般，一时莺莺燕燕，往来不绝。石老娘胡同变成小娘胡同了。你看他荒唐不荒唐？北洋派督军师旅长而下，大半如此。现在举一个长腿将军做代表罢了。

3代议士之浪游

数千年帝制旧邦，经辛亥武汉起义，一跃而为民国了。民国二年(1912年)参众两院成立，开会于北京。民选代议士，此为破天荒的事。国家一切内政外交，须经国会议员议决。特任官之任免，须经国会之同意。其职权之大，地位之高，盖可想见。这班议员先生们，有官僚，有学者，有学究，有革命伟人，有曾经尘海的，也有来自田间的。形形色色，济济一堂。一旦身入都门，声价十倍。加以政团林立，大小政客之依草附木者如麻。当时如关于国务员之同意事件，预算案之通过事件，政团间之相互事件，几无不以八大胡同为接洽交之地。北京冶例，茶围费每次一元名曰"开盘子"。

有的议员每日须到他的情人班子里数次，每次一元，太不经济，有每月给三十元，名曰"包盘子"的，也有每一盘子给十元五元的。北京冶例，在妓家吃酒，上席须花费银二十五两。当时议员们因事情太忙，逢到代妓捧场时，往往托朋友代表宴客，或照例算一台酒，而本人朋友均未到位，名曰"挂席"。打牌则六桌八桌为寻常事。扑克则用抽头之法。一掷千金，了不为奇。当时八百罗汉几大半沉迷在酒绿灯红燕语莺声的温柔乡，为他们适性怡情讨论政事之安乐窝，所以民国二年间八大胡同车水龙马，络驿不绝。为北京有"女娼"以来未有之盛况，至民七以后则营业一落千丈。都因政潮起伏，议员先生们南北奔驰，席不暇暖的缘故，至于民国七年(1918年)新国会议员，民国十二年(1923年)贿选议员，都是相习成风，一丘之貉，吏不必说了，下至省议员。县议员以及市乡自治员，选举时之托人投票，选举后之运动接洽，亦几无不以酒食征逐狎妓遨游为应酬无上良品，所以民国后娼妓之盛，与议员先生们确有关系的。

4官吏之冶游

从前清朝官吏，是最重资格的。登庸人才，以翰林出身的为最贵。但是翰林除大考翰詹特别提升外，非二十年不得开坊。由进士出身以主事分部曹的，非二十余年不能补缺，所以通常有"主白头"的话。清朝由翰林出身要做到侍郎尚事再升到大学士或军机大臣，非得须发苍苍，龙钟衰老，不能如愿。黑头宰相，是很少很少的。这是官吏升迁之困难。又清朝官吏，俸禄甚薄，京文官一品每年俸银180两，俸米180斛。清初银价每两仅换制钱700至900文。咸丰以后，每两不过值制钱两千文以外。所以做京官的，唯盼外省官吏送他的"冰敬""炭敬"以维持生计。清末捐例大开，京官又恃"印结费"为大宗收入。部曹连薪俸合计，每年可得四五百金，再不够则借"京债"。你想他们生活苦不苦。这是官吏俸禄的微薄。民国后则与从前大不相同了。民元后南北议和，政府北迁。革命伟人手造民国。功劳卓著的，一跃而为总次长。即攀龙附凤之小伟人，亦得为佥事主事，弹冠相庆。这一辈人无论其在前清时有没有资格。然穷年累月，始得补缺的苦况，总未尝受过吧。至于他们的俸禄，则比从前官吏高上十倍也不止。譬如荐任官各部院佥事月俸200元，兼科长的250至300元。委任的主事最高级的亦有180元。加以清朝官吏，狎娼法律也取消了，一点限制也没有了。语云："饱暖思淫欲"，他们不从事征歌选色，又做什么事情呢。

5天灾人祸督促妇女们堕落

民国20年来，战争边年不息。尤其是"内战"，大家非常起劲，有价值的如民国二年(1912)二次革命战争，民国四年(1915年)护国战争，民国六年(1917年)定国战争，民国六年(1917年)以后护法战争。其余互争权夺利，毫无意识的，如直奉之战，直皖之战，江浙齐户之战。四川一省，武人做成割据形势。民国以来战争，盖未尝一日休息。每一战争起，只老百姓的生命财产，无辜遭损失者已不可胜数。损失是损失了。老百姓总是在告诉无门，吞声饮泣状态中。你看凄惨不凄惨。加以水旱饥馑，天灾流行，如前年陕甘旱荒，去年江北各县的水灾。小民流离失所，家败人亡，典妻鬻女，展转堕落平康中者，难以悉数。女子本来只有两条生路。第一"卖劳动"，第二为"卖性"。卖劳动已绝望。那么只得走入"卖性"的一途了。你看凄惨不凄惨。

总之，娼妓产生的根本，是经济的原因。此外人口繁多，都市中性的不平衡，男子贫困不能及时结婚，女子未受教育无生活知识技能，乡间女子羡都市繁华，因奢侈放佚而堕落，都是制造娼妓的原素，所以社会经济制度，一日不改，而言废娼禁娼，是缘木求鱼而已。

谢选骏指出：人说“民国之后，娼妓比前清反为发达而普遍”，我看这是共和主义的平权所致；正如民国逃亡台湾之后，大陆的娼妓行业立即收回共产党所有了。

第五节 废娼问题

十年以来，废娼呼声，甚嚣尘上，到了现在，三尺之童，莫不异口同声曰"废娼废娼"。废娼已成为天经地义了。但是在现在情势之下，仍有主张"保留娼妓"的。综其论调，约分二派：

1甲派

这派是吾国几千年来传统思想及言论，并不是现在人创造的。钱泳《履园丛话》说："雍正间李敏达公卫莅杭，不禁妓女，不拎，不废茶坊酒肆。曰，此盗线也。绝之则盗难踪迹矣。"又说："治国之道，第一安顿穷人。昔陈文恭宏谋抚吴，禁妇女入寺院烧香。三春游客寥寥，与夫舟子肩挑之辈。无以谋生。物议哗然，由是弛禁。胡文伯为苏藩，禁开戏馆，怨声载道。金阊(苏州)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酒饭，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此原非犯法事。昔苏东坡治杭以工代赈，今则以风俗所甚便，而阻之不得行，其害有不可胜言者。由是推之苏郡五方杂处，如戏馆、游船、青楼、蟋蟀、鹌鹑等局，皆穷人之大养济院。一理令改其业。则必至流为游棍，为乞丐，为盗贼，害无底止，不如听之。……"这一段话，是可以代表甲派的。钱氏的话，是在清朝嘉道年间说的。现在还有一大部分人，以为娼妓不能骤废，骤废则社会上立刻发生恐慌现象，都是以钱氏话为口头禅的，并且奉钱氏的话为金科玉律，以为确有至理的。但是我的意思，现在社会上一般人之堕落原因甚多，大半由于"狎娼"，娼妓实造成社会罪恶之因。我们的见解，与钱氏适得其反。

赵林少《废娼与灵肉》上说："一辈有希望的青年，因为遍地都是卖淫窟缘故，所以常常很容易去做堕落买淫的事件。为了买淫的男子常常发现倾家荡产的罪恶。有时为了经济恐慌起见，就铤而走险做出许多不名誉的事情来。像英国伦敦，法国巴黎所捉到的许多强盗，在法庭上裁判时候。有一部分常常供出因为过度买淫，而使经济缺乏的缘故，乃铤而走险。这样看起来，娼妓的存在，足够使社会不宁。同时又因为娼妓制度存在，足够可使不良的烟赌滋长而滋生。"赵氏这几句话，是很对的。就拿上海说，历来被租界巡捕房捉住的绑匪劫盗等，大都是一班无业流氓，绑到巨富，得到赎款。或劫到大商号，得到了大宗赃物。大家朋分后，便狂嫖浪赌，甚或诱奸良民，结识姘头。一旦床头金尽，就仍然作他的旧生涯了。当他得意时候，任意发展性欲，力量不支，就吸食鸦片。或经济窘迫时，即往各赌场，或往花会听筒，想侥幸得一笔金钱，再来供他的挥霍。所以烟赌与嫖，是有连带关系的。万一他的局运不佳。事机泄露，被捕房捉去了法庭判罪，不久便身首异处，家败人亡。你看是何等惨痛的事情。这不是娼妓的罪恶吗？钱氏说："绝娼则盗线绝，盗难踪迹。"我恐怕娼妓多则盗线愈复杂，盗之踪迹愈离奇，而捉盗的更外困难，社会上受盗害贼的，将永无消灭之时了。钱氏又谓："废娼则小民失业"，我恐怕娼妓愈多，则小民因此而失业的愈多，且社会酿成惨痛事情且层见叠出了。至于因娼妓事业发达，工商方面因此获利的，一般游民，赖以养活的，也确是事实。但这种现象，比方吃了壮阳药品与女子交媾。春兴正浓时，觉得非常痛快，但不多时而身体委靡，再不多时而戕钉性命了，我们应当领导老百姓以正当技能知识来解决生活。要是拿娼妓来维持大众生活，完全是自杀，是万万靠不住的。所以甲派主张娼妓不能废止，是完全不成理由的。

2乙派

这派又是一般保障娼妓者误解西儒学说而发生的，英人罗素在他著的《婚姻与道德》上说："吾侪尝闻罗吉(Looky)氏名言，谓娼妓乃家庭圣洁及妻女贞洁之保障。……夫娼妓需要，实因不能成家男子，或去家远游，偶厌独居者，又逼处风俗淳厚之社会，品格高尚之妇人，弗得亲近。如是社会，乃鸠集若干女子辟为乐籍，以餍彼等男子。……且娼妓利益，甚为显著。临时结合，无须媒介，一也。因有娼妓便利，可使社会减少强迫引诱他人之妻女成奸之举，使良家妇女得保其尊严，二也。彼穷苦女郎，虽效力人群，委其身体以保若妻妻若女之贞操。而世人不察，反鄙夷之，摈斥之，视彼辈为异类。……"一般主张保留娼妓的，大家都以罗素氏学说为护身符，以为社会现象，懒惰阶级，官能快乐的要求的极端发达。倘一旦废娼，社会上性欲的恶风潮，恐怕要波及无辜良家妇女，必定要与娼妓同流合污，结果弄得良莠不分。倒不如留住娼妓，以为消息尾闾之地，保全社会上大部分女子之贞操。这都是误解罗素学说，才有这一派论调发生。殊不知罗素议论，乃为世界一般不以平等眼光对待娼妓而发。对于过去历史上娼妓所以能长在存久理由而发，并未说到娼妓绝对不可以废止呢。再看日本某氏著《妇女之过去与将来》上说："女子商业化最露骨的，就是卖淫制度。卖淫制度是与对于女子贞操强迫要求同起源同盛衰的，都是男子支配的必然结果。女子失了自己支配，自己心身——即经济独立时，叫她只有两条路可走，就是卖性，或是卖劳动的问题。然而在女子劳力还没有现在这样的重大的意义，没有现在这样多的需要的时代。多数女子只取了卖性的方法，也是无可如何的。结果所以多数女子或是永久的，或是一时的不问那一种，都是只以卖性才保全了生活安全。又说："对于女子强迫要求贞操的结果，就使男女间自由交际以及自由恋爱不能求之于良家妇女。因之为满足男子想在妻子或肉亲妇女以外，与异性的交接的要求必要上，也非促起卖淫制度隆盛不可。……"

某氏的话，亦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但仍是说的由母统时代变为父统时代后现象，在这个长期父统时代娼妓所以发生及隆盛的理由。但是自《人权宣言》发表后，而女界情势一变。产业革命后，而女界情势又一变。从前女子屈伏家庭中专以理家政为职务，现在，则离开家庭到工场劳动，社会服务了。从前妇女系保守三从四德，非父母之命，媒灼之言，不能成婚，否则目为下贱，视为私淫。现在则完全自由恋爱，基于爱情性质学术身分而结合。父母仅处于客观地位了。罗素在他的《婚姻与道德》上说："据余观察，妇女之见解感情，能逃旧禁者，其婚姻完满程度，实超过维多利亚时代。是以旧道德破坏之区，娼妓制度，随之式微。昔日狎妓，今日则寻求同调女郎，自由往还，生理心理，皆能兼顾。双方蓬蓬，爱情勃勃。揆之道德真谛，谁谓非一大进步。道德家颇讳言之，吾侪殊不讳言于道德家之前也。"照这么看起来，专门职业卖淫妇，已无存在今日之可能了。再进一步言之。我们承认娼妓确有维护社会上大部分良民妇女贞操之功能，更应当废止。何则，基于人类"自由平等"的原则。何以常常叫一部分无辜女子毁灭身体，堕落人格，去保全其他妇女的贞操。有的人说：娼妓为一夫一妻祭坛上所供的人类牺牲。我们常叫一部分女青年做我们牺牲品，在良心上有点说不过去吧。所以我们应当急起直追，早日废止，俾这班长久在地狱中过生活的女同胞，同登寿域，才是道理。所以"乙派"主张娼妓不能废止理由。也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还有一种人，以为非"改造现在社会"，娼妓是绝对不能废止的。李三无《废娼运动管见》说："……换句话说，就是娼妓乃现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所造成。那么要想铲除娼妓的阶级，非从现在土地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着后实行改造不可。"又说："世界文明，并不足为娼妓发生原因，乃是和世界文明一道儿来的经济组织，从中作祟，为娼妓发生的主要原因。所以在共产组织的民族社会，或血族团体的里面，绝对没有可恶嫌卖淫营业发生的余地。惟独经济社会的条件，像那土地私有，资本的跋扈等等，才能够教卖淫的营业逐渐发生，所以非从这根本改造不可。……"最可与李三无这说相印证的，就是西人斯科纳吉《苏俄卖淫问题》上说："……实际在联邦成立的初年，即当军事时代，卖淫范围是大为缩小，甚至还可认为完全消灭。刚在十月以后，数年间全国受着战争和劳动紧张的影响，居然把直到1917年10月还存在的卖淫制度一扫而空。妇女的解放，共同的劳动的义务，失业的消灭，遂使卖淫妇混杂在一般住民之中。妓院、咖啡馆、饭馆及酒店等等，完全绝迹。为要卖淫或者卖女的肉体，而在街头徘徊的事情，甚至成为不可能。……然而新经济政策，使得卖淫问题复成深急问题。小资产阶级与资本主义之复活，与卖淫者以重来条件，在这些要求女人肉体的人中间，最先有到都会来的富农，新式苏维埃官吏，技术的专门家，然后有都市的无产阶级者和学生等。……于是有新卖淫妇出现，和旧的娼妓合成一气，以干这个勾当。1922年时候，在列宁格勒有32000卖淫妇。经济根据，以及社会的要因，(酒馆，酒排间等出现。)都是助长卖淫的发展。"(据李谊译文。照这样看来，土地私有和资本主义发生，与娼妓发展是有多少连带关系的。我们再来谈谈土地资本问题。土地国有，为农民最怀疑之一大问题。俄国初革命时，决欲实行。后以事实上行不通。让步为长期租种。农民方面，始终未能满意。中山先生《平均地权办法》，就是照 "地价收税"，和照"地价收买"。照地价收税，是明明的不废除"土地私有制度"。照价收买，也不是"完全收归国有"，乃预防地主避税以多报少之一种办法。是从《国民党政纲》中看来，丝毫不含有"土地国有"的意义的。至苏俄1922年行新经济政策，而情势又一变。怎样叫新经济政策呢？其大要如下：

1废除历来国家独占谷物制度。

2农民除纳税外，其剩余物品，可以自由在市场买卖。

3资本家可与国家合办企业。

4藉外资开发天然利源。

5设国家银行。

6其他。

像这样新经济政策简直是恢复革命前资本主义了。照此看来，苏俄对于土地公有及资本主义，亦未能长度解决。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倘要等到打倒资本主义及土地公有。是要等到海枯石烂，不是娼妓永久没有废止时候了吗？再看《苏俄卖淫问题》上说："苏俄现在方为根本扑灭卖淫计划。组织如以下制度。……据斯洛调查，因卖淫妇而开始性的学生，最初占55.6%，至1914年莫斯科调查，为42%。1922年调查，为28.4%。1927年调查，为13.8%。"由卖淫所传播性病之减少，(在革命期中，由12.7%，减到1.5%。)与旅馆特别室传染性之减少，都是显著的事实。

以上这些事实，表示在苏俄卖淫制度，正在次第趋于绝灭。经济状态改良，便足使卖淫制度根本消灭。

看了以上所引，可知娼妓已由苏俄用种种根本扫除方法，已逐渐减少，绝非没有废止可能性的。是李三无话固然不对。即哈期尔博士(Dr. F. S.Hugel)所说：娼妓制度，要世界末日才能同地球同时消灭的话，亦岂能成立吗？

盖娼妓在今，从社会方面看，从娼妓本身方面看，都无存在之理由。其影响最大的有二端：

1危险及于社会之健康。最叫人惊心动魄的就是花柳病，1927年巴黎警厅卫生检验局主任医生斐沙尔(Dr. Leon Bizard)向法国道德政治科学研究院《报告书》上说："全巴黎向警厅领牌营业的妓女总计约五千人。二十年来这个总数没有多大的变更。她们生活自然是万分悲惨，她们是恶劣社会牺牲者，在操业五年之后，她们75%(即3/4)染上了杨梅病毒，1/4染上了白浊淋症，5%染上了肺痨，60%染上了酒精积毒，或中了吗啡或古卡因等麻醉剂，有40%，在40岁以前，便短命死了。"现代娼妓制度，对现社会之造孽，只要具体从花柳病传播方面寻觅证据，已经叫人不寒而栗了，他处发现的惨状，恐怕比巴黎还要厉害吧。再看麦倩曾《北平娼妓调查》上说：(民国十九年，即1930年发表)"就注册2725名妓女中，竟有20%是患病的，特别是花柳病，梅毒由6月至11月半年中(指民国十八年即1929年)共有922家，而受检查有病的妓女12495名，故占各种疾病全数7.2%，下疳六个月内共294家，在此六个月内各种患病妓女共12495名，故妓女患下疳的占全体疾病妓女人数2.3%，淋病是妓女最普遍的，在全体妓女六个月中患病的共12495人，但患淋病的竟有9855人，占全体患病妓女人数82.8%，六个月内受检验妓女共20950名，而有淋病的共有9855名，竟占全妓女人数百分之33.9%。"看了以上所引，吾国北平旧都娼妓花柳病现象，真堪与巴黎在伯仲之间呢。吾国各大都会可免除，但从实际上考察，检验果十分有把握吗？

医学专家俞凤宾《五十年中国之卫生》上说："……至按期检验，表面上似较不检验为妥，而实际反可增加传染之机会。何以言之，查验花柳病，非短期之视察，即可判定，盖血清反应之试验，非数小时不能竟，用显微镜试验，查得病菌或螺旋虫，固可断定其有病，若未得之，尚难确定其有无，况检验员之肯用上列二法者，吾人未之闻焉，仅用外表检察法，仅可欺骗童稚及愚鲁者，何足以弭害，……检查员非上等有道德之医士所愿任，盖于最短期内判某妓月花柳病，无论其学识如何丰富，必不能骤下断语，假使某妓在检查员眼光中认为无病，而许其卖淫，苟该妓领执照后于五日内可染毒病，则后之冶游者，往往因有执照之可恃，而大受其毒害。……"

看了以上所引，检查医生检查娼妓疾病，不一定是绝对靠得住，即使国家有这种检验制度，亦不过官样文章，虚有其表，则花柳病蔓延猖狂，更当一日千里，结果不过叫社会上人类骤添许多瘫痪盲瞽痴狂残废死亡数量而已。

《五十年中国之卫生》上又说："世界上扰乱治安，及社会中犯法作恶者，大半皆低能之人，而此低能之人，往往由花柳病之家产出，故花柳病之害群，不仅生理与病理上之恶果而已，其关系于国家社会也颇钜，况吾人平日任事，所感痛苦，类皆低能分子不能自治者所酿成，倘将低能者之家世，一一审查，我知其家乘中患花柳病之经过。……"

照这么看起来，毁灭人类之肢体，扰乱社会之治安，危害国家，灭绝种族，都是花柳病的贡献，把它比为洪水猛兽，实不为过吧。

2妓女生活黑暗人格堕落

从前我国妇女，本来就是寄生虫，本来在社会上就没有地位，妇女中做娼妓的，那更不必说，欢喜妓女的拿她当玩物，厌恶妓女的目她为贱人，直无人格之可言。自清朝初年废除教坊妓女制，变成私人经营娼妓时代，娼寮里面妓女，大概分为两种：甲种是自由身体，与寮主特约做生意的，收入是按比例与寮主均分的，乙种是以身体卖入娼寮，或典押在娼寮中的，身体完全听鸨母支配，淫业收入，尽为鸨母所有，甲种妓女是很少数，一般的妓女，都是乙种的，属于乙处的这一种妓女，到了娼寮后，变成偶人一般，悉听鸨母指挥。俗说："鸨母爱钞，姐儿爱俏"，这两句话仅能适用于甲种的妓女，乙种妓女则精神意志，完全丧失，虽欲爱俏而不能，只有随着鸨母的意思，同做爱钞的勾当而已，一方面为游客泄欲机，一方面为鸨母摇钱树，日度她的非人生活，其凄惨黑暗，有非笔墨所能宣者。

《北平娼妓调查》说："若是妓女是班主或领家买来的人，则以肉体由人蹂躏所换来的钱，文也不能到自己享用，按妓院的常例，妓女营业所得，是班主与妓女平分。但有领家或班主的，则每五日算帐时，所有入息多少，妓女所应得之分，都由领家或班主直接拿走，曾有一妓女为妓十年，绝不知道自己每月所入多少，可想见她们剥削妓女的利害，这种妓女，极不自由，到什么地方都有她们亲信人或领家自己跟着，晚上有客留宿的时候，也有人在暗中监督。"又说："妓女之操此卖笑生涯，并不是尽人都是自愿的，其中因被压迫而做妓女的，所受的刑罚，非常人所能想到，在妓院妓女受班主和领家不堪入耳的咒骂，因为还不至到肉体受痛苦，司空见惯，已不算一会事了。打则更是花样不同，在平日当晚客人走后，妓女如有招待客人不周到的地方，或待客人太好，或那天卖买不好，就难免小受责打，打时用棍用铁条都不定，最残忍的如用火烧红的通条来打，用猫放在妓女裤当中，然后打，可说是惨无人道。其余如不许吃饭，罚跪，关在黑房，捆起手脚来审问等，都是她们常受的刑罚。"又说："妓女身体受人蹂躏，更是可怜，但其中有残酷的地方，真非人所能想到。许多妓女特别是三四等的，每天留一个客住宿，是必定的，其余在白天来三四个客，以同样的目的来躏她们，在三四等是极平常的事，在身体健康的妓女，也许可以暂时保持性命，但有的妓女在经期中也要留客，弄到得血崩的病，有时怀孕了五六个月，还要她留客，结果孩子流产了，而为母的病得不能起床。还有生了孩子不满三十天，又强她留客。又有年不满十三岁的小女子，也迫令她留客，诸如此类的残酷行为，是什么的现象。"

看了以上所引，真令吾人神经兴奋，目欲裂，这种非人道的黑暗生活，我国大都会如广州汉口上海等地，娼妓界的苦况，比了北平恐怕有过之无不及罢，光天化日之下，竟有这样凄凉惨酷野蛮黑暗的社会，真是女界之羞，人类之耻，我们还不起来，与这妖魔的"娼妓制度"宣战吗？

至于破坏家庭之组织，低劣社会之道德等等，皆受此"娼妓制度"之影响，也举不胜举，累牍难书了，现在我们除极力提倡废娼。实无第二法门了。

据日内瓦国际联盟妇孺青年保障参议会调查各国娼妓制度的报告(1929年2月发表)——内有48个国家，分为两种办法：

1完全以法律"废止"的有德国、波里维亚、古巴、美国、芬兰、英国、挪威、荷兰、波兰、多明尼加共和国、瑞士、捷克等……28个国家。

2以法律取缔，用"节制娼妓制度"的有法兰西、意大利、比利时、奥大利、西班牙、希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日本、巴拿马、沙尔维多及南美诸国。……共19国家。以上所引，世界各国娼妓制度，显然分为两派。我国解决娼妓问题，究当如何实行"废止"，抑取"节制"主义呢？以各国各都会娼妓现象看起来。妇女堕落苦海者，巧历难数。青年花柳病的，踵趾相接。国家抽收花捐特许卖淫，人口互为卖买典押，视是常事。于人道主义，固属不合；于民治潮流，尤为背驰。现在急起废止已成年后，倘再蹉跎迟疑，则沧海横流，遗害更大。世界先进各国，"废止"娼妓的已成多数。何渠不若汉，深盼朝野上下努力向废止一方面做去，是毫无疑义的。但是民国十七年(1928年)以后江苏浙江安徽等地的娼寮，已次第废除。尤其是南京十七年何民魂做南京市长时，即决议用缴械办法，立即驱逐南京城内三千余妓女。未即实行，去职。

刘纪文继任南京市长，十七年九月决定办法，1停止收花捐。2各妓女从速自行改业。3驱逐出境。4善后为扩大救济院及平民工厂。毅然实行，从此秦淮风月，板桥烟雨，成为历史上名词，为后代文人凭讴吟诗料。而南京娼妓，似已寿终正寝了。但实际成绩究竟怎样呢？南京现为首都，冠盖络驿。"禁娼"后现象，是众目昭彰，大家都知道的。有老南京的朋友对我说：南京自禁娼后，二年以来，私娼非常活跃。旅馆里面依然可叫茶房招来伴宿。大的菜馆里，仍然可叫来侑酒。但为遮掩耳目计，是不能歌唱的。旅馆里叫女子来伴宿，茶房是要大大抽回扣。叫来女子大概每夜总须十六元至二十元。若凭她的颜色，与上海马路的货色差不多。要是在上海这种脚色夜度资，三元至五元足够了。还有最高级旅馆，更奇怪了。什么东北方面高级官吏，什么某某军长全权代表，到南京来接洽某项要件，或办理什么公事，住在某某最高等旅馆，尽管叫局打牌，吃酒吃鸦片烟，喝雉呼卢，左拥右抱。房间里游客女子，无论日间夜里跑得不断，依然与未禁娼时一样。最奇怪的公安局警察来查旅馆的，仿佛早已受了高级官命令或暗示。只敢沿门经过，不敢声张。恐怕得罪她，抑怕惊破好梦，不得而知了。最苦的是一班无势力的商民，偶然为解决性欲，与一个女子幽会一下。命薄的当灾。不幸被警察老爷捉住了，花钱还不算，还要请他尝铁窗风味呢。

所以南京禁娼，结果就是叫嫖客增加负担，开公安局警察等敲竹杠之门而已。我听了朋友这番话，才知道南京所谓废娼就是这么一回事。哈哈！须知"废娼"不是一件容易事。事先须研究娼妓来源。以及废娼后娼妓的出路。预备十分周密，当然可以夙奏肤功，欲速则不远。刘幻文这样废娼，当然有这样成绩。所以这种"缴械式的废娼"，"草菅人命式"的废娼，我们是根本不敢赞同的。近代娼妓的发达，实由经济制度不良。做娼妓的除一二淫娃外，十有八九是被"经济压迫"成功的。娼妓也是人类，特因环境不良而堕落。我们应看她当鳏寡孤独一流，不应当强盗绑匪一样看待，草禽就算了事。清朝潘溶皋《游虎丘冶芳浜》诗云："人言荡子销金窟，我道贫民觅食乡。"这真是仁者之言。清袁枚诗云："若使桑麻真蔽野，肯行多露夜深来。"这两句诗，真能说出娼妓堕落的根源。中山先生有两句话：我们是爱人而革命，并非恨人而革命。现在把中山先生的话换一个形式。我们非恨娼而废娼，乃因救娼而废娼。救娼废娼的政策是怎样呢？现在分为"治标""治本"的办法如下：

1政府定某时期，以废娼命令公布全国。自首都及各大都会，均分三期或四期，用抽签法逐渐废止。涣大号，期在必行。不要再卤莽灭裂，蹈南京市政府废娼的覆辙。

2政府尤须注意帝国主义下的租界，并要求租界当局协助。上海道德促进会提议废娼案。依当时议案。决定每年抽签一次，至一九二四年止，即可完全消灭。但是以后不但不能废止，而且逐渐增加，加之公共租界抽签废娼，法租界则任意吸收开放，这就是前车之鉴。所以政府事前必定与租界主管者交涉，一致进行，否则为渊驱鱼，中国禁娼，妓女定纷纷往租界卖淫了。

3废止妓女违法约据。如从前以妓女为卖买典押品的契据都是。自废娼公布之日起。凡娼寮中妓女被卖者听其自由回家。从良者鸨母不得干涉。听说最近广州市社会局已实行此项政策。

4多设妇女职业传习所及简易工艺传习所，教她们生活上智识技能，指导她们谋生路径。

5在抽签期内，尚有一部分妓女仍然营业，须实行检验，免致贻害狎客。

6再有以人口为买卖或典押品的，处以死刑，娼妓或变相娼妓，庶不致死灰复燃。

以上都是简单的"治标"方略，至于彻底解决，现代社会经济组织，须根本变更，必定全国人人消费，人人操作，人有受教育的机会，及娱乐的场所，当时男女都劳动而有饭吃，性生活极其自由，真所谓"家给人足，此户可封。"真所谓"内无怨女，外无旷夫，"这个时候要一个妓女看看，恐怕也没有了。

最后我还要讲几句话，听说南京市政府又要解禁娼妓了。自母系父系变更，及私有财产制发展，而娼妓一度繁荣。自工商发达，资本主义抬头，而娼妓又一度繁荣，以女子做牺牲品的人肉市场，已遍于全国的都会。其非人生活悲惨，真非笔墨所能形容。所以国内一般做马尔塞斯运动——即妇女运动——的，对于娼妓都赞成废绝，而一般资本家则以她为必需玩好品，又主张保存以为可做繁荣都市媒介物。(听说这次南京市政府解禁禁娼，就是采用南京市工商团体建议。)这种矛盾社会制度中资本家与无产阶级的角斗悲剧，真令吾人不寒而栗。这就是社会趋于衰弱崩溃的危机。娼妓是社会经济组织不良的产物，吾国现在社会经济制度已到溃烂腐败时期，而娼妓繁荣，就是社会的反映，倘当局再从事开放，则如上火加油，社会及妇女地位，均陷于万劫不复的境界。所以南京市政府解禁娼妓举动，是吾人所极端反对的。

谢选骏指出：英国哲学家罗素，“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成为妓女界的保护伞。

人说娼妓制度——“1、完全以法律"废止"的有德国、波里维亚、古巴、美国、芬兰、英国、挪威、荷兰、波兰、多明尼加共和国、瑞士、捷克等……28个国家。2、以法律取缔，用"节制娼妓制度"的有法兰西、意大利、比利时、奥大利、西班牙、希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日本、巴拿马、沙尔维多及南美诸国。……共19国家。”

我看上述两派，大抵与气候相关，北方的寒带的，大多主张禁止卖淫（波里维亚、古巴、多明尼加共和国受美国影响），南方的热带的大多主张限制卖淫。至于苏联，则是把卖淫业限制在共产党内，专供特权集团先锋队自己享用。至于百姓，敢于胡思乱想者，斩立决！

（另起一页）

书名

中国人的集团之形成

The Formation of Chinese Groups"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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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统一书号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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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第一版

October 2023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52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