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236卷—— 从中世纪到新中世纪主义

 从中世纪到新中世纪主义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New Medievalism

2023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3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36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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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我看来，尽管中世纪社会充满了动乱也就是“动态发展”，但还是比近代社会更加接近柏拉图的理想国家——难怪进入近代以后，思想界出现了一系列的“乌托邦”作品。中世纪类似于柏拉图的理想国，它是对于罗马帝国的清算。但是新中世纪主义却像新共产主义——从全球化过程的后退。例如，共产党只进不出——坚持拒绝“全球化自己”，却无孔不入地“全球化他人”。但是历史不能回头，只能向前……新中世纪主义的犬牙交错之后，小国时代的破碎世界终将过去，全球政府将要出现。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从我们开始了。

Content Summary

In my opinion, Although medieval society was full of turmoil, that is, "dynamic development", it was still closer to Plato's ideal state than modern society - it is no wonder that after entering the modern era, a series of "utopian" works appeared in the world of thought.the Middle Ages is similar to Plato's utopia, it is the liquidation of the Roman Empire. But neo-medievalism is like neo-communism - a retreat from the globalization process. For example, the Communist Party only goes in and out—it insists on rejecting "globalizing itself", but it pervasively "globalizes others." But history cannot turn back, it can only move forward... After the dog-tooth of neo-medievalism, the broken world of the era of small countries will eventually pass, and a global government will emerge. Tranquility of sovereign states, establishment of global government - we be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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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新中世纪主义导向全球政府】

（一）

佚名网文《新中世纪主义》报道：

各种各样的角色在欧洲中世纪的舞台上同时登台演出，这种秩序具有很强的后现代特性，一切都没有一个普遍统一的形式，但一切又都能有它合适的位置。因此，新中世纪主义指出，前现代的政治秩序的特点是统一与分裂并存，而后现代的国际秩序也呈现出了相同的特点，它以新的形式演绎着已经存在过的原则。当前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后现代倾向，实际上是向前现代的回归，国际关系面临着一个新的中世纪时代。

斯蒂芬·科布林（Stephen J. Kobrin）把国际政治的组织形式划分为前现代（pre-modern）、现代与后现代（postmodern）三个阶段。

在前现代的中世纪欧洲，政治形式有帝国、王国、城市国家、部族、其他大大小小的封建领地，还有各种各样的神权政治，皇帝、国王、公爵、骑士、教皇、主教、行会、城市等都可能在同一片领土上行使着重叠的权力。这些权力相互间有时会有冲突，但许多时候也能和平共存。人们当时没有现在的国家观念，他们只有哪个教会、哪个领主、哪个行会这样的观念，而这些身份归属和认同并不互相排斥，在你向某个领主宣誓效忠的同时，并不影响你向某个教会效忠；你也可以从这个主人那儿领受土地，向他效忠的同时，在其他领主那儿做同样的事。权力和权力间的冲突时会发生，但权力及其相互间的冲突都带有私人的性质，很多冲突都能通过中间调停来解决。

在全球化的国际关系中，跨国网络越来越多，决策层次变得交叉重叠，权威来源模糊化，主权的归属日益不确定，传统政治权威遭到削弱，公司、次国家和跨国家的区域性团体、私人和公共网络、国际组织等非传统权威的影响力在加强，民族国家在其中不再占据当然的支配地位，而只是多重权威体系中的一种。与此相对应，虽然民族国家仍是人们重要的效忠对象，但一个公民在爱他自己的国家同时，并不妨碍他向一个国外的宣称某种特定价值譬如环保这样的团体效忠。这种多元的效忠有时并不互相冲突，特别是在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原则方面。就像环境保护这样的价值，环境团体拥护，几乎所有国家也同样拥护。但有时就会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就会撤回对国家的效忠，发展成极端的无政府主义者、国家分离主义者和各种各样的反人类活动者。

当前国际关系的发展趋势和特征超越了国际关系的现代属性，具有后现代的特征；而其所表现出的种种后现代性，又和前现代性的种种特征有着重叠相似之处。当前国际关系发展中的后现代倾向，实际上是向前现代的回归，国际关系面临着一个新的中世纪时代。

谢选骏指出：我看如此这般的“新中世纪主义”，其实就是“新共产主义”，类似“封建法西斯主义”。

（二）美中堕入“新中世纪主义”竞争

《美中堕入“新中世纪主义”竞争？》（2023-06-10 林孟编译）报道：

美国《1945》（19ForyFive）网站发兰德公司高级国际防务研究员希思博士（Timothy R. Heath）的文章说，美利坚驻华大使伯恩斯（Nicholas Burns）最近在与中共国外交部长秦刚的会晤中，强调了稳定双边关系的重要性。在美中关系出现令人担忧的下滑之后，紧张局势的缓和确实可以为两个面临棘手国内问题的国家，提供可喜的喘息机会。

美中关系进入“新中世纪主义”时代？

随着国家能力削弱、与公众脱节、经济失衡，美国和中共国打破了大国之间其他对手的竞争模式。承认美中竞争与冷战时期截然不同，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鲜为人知的是，当前的竞争确实与过去两个世纪以来的所有大国竞争不同。冷战有其独特的动态，但与两次世界大战，甚至拿破仑时代的战争都有共同的重要特征。当然，技术状况差异很大，但社会、政治和经济特征却惊人地相似。这些史诗般的竞争都涉及中央集权的单一制国家，具有高度的内部凝聚力和强大的爱国民众支持。政府享有很强的合法性，工业时代的战争通常以大规模动员战略为中心，允许部署由配备标准化制服和装备的公民士兵组成的庞大军队。

要理解当前美中竞争与冷战及之前两百年敌对关系完全不同，必须认识世界从2000年左右，开始进入了一个我们称之为“新中世纪主义”的新时代。这个新时代的特征是国家衰弱，社会分裂，经济失衡，威胁普遍存在，战争非正式化。这种趋势源于最初创造工业时代的发达国家实力衰落。最终结果很可能是所有国家严重削弱，对美国的国家安全产生深远影响。

这种趋势还将至少在三个方面影响美国与中共国的竞争。首先，弱化的国家可能会成为当代竞争的核心特征。民族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和治理能力正在下降。这一弱点公开了脆弱性，为竞争带来了机会，也带来了国防规划者需要考虑的突发事件。

其次，应对国内和跨国威胁，可能与阻止常规军事攻击同样重要。对国家的主要威胁越来越多地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的诸如流行病、犯罪和政治暴力等来源。由于无法确保国内安全直接关联到国家的合法性，因此控制此类危险将成为当务之急，可能需要相应地分配资源。

第三，从工业时代向新中世纪的过渡，可能比中美之间潜在的权力转移带来更多的危险。它将带来危害扩散，造成长期软弱的国家，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资源稀缺。美中和平时期的竞争，似乎将在高度国际混乱的条件下展开；国家合法性和能力下降；国内面临普遍和严峻的挑战；以及经济和社会因素导致的严重限制。这些因素与19世纪、20世纪的工业民族国家所经历的截然不同。

这些趋势将降低大国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相互采用的许多战略的适用性。需要新的理论和想法，来应对最近大国竞争对手很大程度上不知道的问题。美国过去曾适应克服巨大的国际挑战，现在需要再次这样做，才能在新中世纪主义时代取得成功。

谢选骏指出：人说新中世纪主义是一种“后国际”体系——继全球化理论之后，德国学者乔格·弗里德里希通过对“中世纪主义”的类比和隐喻方法，极富想象力地创造了“新中世纪主义”这个概念，作为分析“后国际”体系的新范式。新中世纪主义被定义为“一个由民族国家体系和跨国市场经济的竞争性二元普世主义凝聚起来的权威重叠和多重忠诚的体系”。新中世纪主义对全球化理论的话语霸权构成了挑战，它认为全球化国际关系理论断定主权国家行将消亡的结论是十分偏执的，在后国际体系中，民族国家和跨国市场经济是两种长期并存、相互竞争的普世主义，它们与社会行为体一起构成并行不悖的三大行动领域。新中世纪主义认为，缺乏无可争议的至尊权威是后国际体系的基本特征。”

——我看“新中世纪主义”的出现，其实是为“中国文明整合全球”扫清了障碍。

（三）

《什么是「新中世纪主义」（New Medievalism）？》（国际政治）报道：

这是一个怎样的理论？国际政治学界又如何评价这理论？有没有相关的专著？能不能提供一些相关的例证？

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呈现多级权威主体，包括非主权的权力体系（欧洲王室贵族之间基于家族传承构成的复杂权力网），由于家族继承原有英国贵族可以去继承德意志地区的帝选侯，法国贵族可以去继承西班牙王位。非领土性的权力体系，这指代的是整个神圣罗马帝国-帝选侯-哈布斯堡家族及分支一整块体系，并且能够吸引领土性权力的效忠。领土权力，就是欧洲大陆封建末期的君-国一体的前现代国家。宗教权威，包括公教教廷的领导力，以及宗教改革造成的拉丁文-基督教体系权威的裂解——这也是三十年战争的源起。

如果我们往东罗马还未完蛋的时间线上推，整个中世纪欧洲的外交局势依然和三十年战争时期有一定相似之处，只不过更为离散，领土中世俗权力更加复杂和层级化，世俗权力和宗教权力的交割显得更为明显，这个时候国家的概念更为模糊甚至不如领主认同。

以上体系叫做中世纪主义，即多重权威叠加并交错在一块地缘之间，联系紧密的国际体系。

而新中世纪主义将国际关系分为前现代（pre-modern）、现代与后现代（postmodern），现代是一个领土权力和国家体系作为主要议价团体存在于国际秩序建构过程中的一个时代。但随着全球化浪潮，后现代的国际体系应该会承袭前现代实践欧洲大陆政治的状态。

但是呢，新中世纪主义对后冷战国际政治的诠释与全球化理论有所不同。后者认为跨国市场力量的发展、网络空间的出现、非国家行为体的影响日益彰显，以及超国家主义和次国家主义的约束，使得现代主权原则体系建立的后工业时代的民族国家为主的国际行为体，要开始随着高流通性和互通性发生模糊，甚至于消弭。

新中世纪主义没有到这么夸张的地步。秉承以下几条公设：

1，民族国家依然是主要议价团体。即跨国的市场经济的崛起并不必然导致作为国际政治构成基本单元的民族国家的消亡。但是呢，会出现两个原生动力，其一是政治普世主义，即国家间协作和国际组织权威以及世界主义认同的兴起使得主权国家的独立权威和共同体约束开始发生削弱，国民会以自己的幸福生活为主要导向去选择居住地而不是国族意识。这体现为非领土特性。其二是经济普世主义，跨国的资本团体与本地资本团体在日益扩大和繁荣的国际资本市场中发生着非常复杂的交错，共存。以上两条依然会和主权权威发生冲突，尤其是后发的工业国家会通过国家政权对于经济的把控力以及政府作为理性参与者的状况来调节市场秩序，以保证国家内公共领域不受外来资本的过度把持，也从国家现代化和国家调控的方式来进行经济战略的调整。这是第一条。

2，后冷战时代，社会领域日益分崩离析。跨国精英分子加剧了两极分化现象，社会领域趋于碎片化。全球化时代的精英分子是真正的“无国界生存者”，而他们的民族&国家归宿感是相对弱的，相反在世界公共话语体系的公共场域中，他们乐于通过实践话语的方式来进行个人的意向以及政治诉求，这种诉求往往是建立在批判原国家的立场上，而国家间的政治倾轧，公共政治的扩大和政治中立区域的发展（包括实际和虚拟空间），使得这些人的政治空间非常广泛。就如同中世纪的骑士们一样。

3，后国际体系中，存在着三个持续的彼此相 互作用的行动领域，即民族国家、跨国市场经济和社会，每个领域都代表着一种截然不同的合法性模式。并且产生冲突。

民族国家依存于主权至上和人民公意的合法性模式；

跨国市场经济依存于国际经济协议，合作组织，国际法规范，以及国际市场行为所导向的效率至上和政治冷感模式，依赖于市场逻辑；社会体系中，社会行为体由于话语本身产生的身份确定以及通过语言建构的文本判定，使得国家间虽然话语权不同，但是各国会在高生位国家的主导下形成一系列国际共识，包括人道主义，基本权假设等等，这些共识由于话语建构在言语中指导一系列社会运动的实践，以及妥协成话语秩序，并外化为一种权力关系。比如说，某些国际思潮和社会运动在全球往往由于信息传播的高效和低成本，以及全球局部话语的统一性，会产生联动，最经典的就是欧洲近来极右翼的上扬，就体现了这种联动性。

故而在以上三个特性中，后现代的国际政治依然存在着没有至高权威，并且权威体系交错的权力范式。

这就是新中世纪主义。

当然，可以简单做些批评：

1，过分体现了秩序下中间权力的活性，这是从墨子到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都强调的多重权威交错以及中间权力的实质存在。在他的预设中，就是政治冷感的国际市场逻辑所建构的中间权力，他的非领土性在国际协作体系和国际组织存在下成为可能，但是它的主导力有多强，是待考的，比如很多政府间游说行为实质是民族国家的第三轨道外交，而并非中立的议价团体。而很多中立团体的国际协作很多时候并没有什么实质约束力。

2，忽视了国际社会体系中，普世共识这个概念被诉诸道德普遍主义之后，它是一个话语建构的结果，很难是完全中立性，而且道德普世主义和民族国家未必是完全对立的，而且对立的部分最后恐怕会趋于一种妥协而不是前者消弭后者。

3，目前而言，非国家性权力并不如中世纪时期的宗教权力一般不仅仅具有形而上的共识和神格权威，而且具备实质的权力体系。目前的非国家性权力来自于合作国家间或者超国家共同体间基于国家利益准则的让度，也就是说非国家性权力是国家性权力的衍生。新中世纪主义或许夸大了非国家性权力的主体性。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中世纪类似于柏拉图的理想国，它是对于罗马帝国的清算。但是新中世纪主义却像新共产主义——从全球化过程的后退。例如，共产党只进不出——坚持拒绝“全球化自己”，却无孔不入地“全球化他人”。但是历史不能回头，只能向前……新中世纪主义的犬牙交错之后，小国时代的破碎世界终将过去，全球政府将要出现。平定主权国家，建立全球政府——从我们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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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第二部分】

【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

【第三部分】

【世界军事史-中世纪】

【第四部分】

【奥斯曼土耳其军队1300-1683】

【第五部分】

【剑桥中世纪史摘录与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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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目录】

引言

第一章　12世纪：知识分子的诞生

第二章　13世纪：知识分子的成熟及其问题

第三章　从大学成员到人文主义者

新版后记

中世纪大事年表

[法]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内容简介】

“知识分子”是一个现代词，其内涵丰富而复杂。本书所说的“知识分子”，指的是中世纪随着城市的发展而出现的以思考和教授他们的思想为职业的人。该阶层出现于中世纪早期，在12世纪的城市学校中得到发展，从13世纪开始在大学中兴盛。勒高夫从社会、政治、宗教、经济和思想文化等方面考察了这些“贩卖词语的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本书建构了“一门中世纪知识分子的人类学”，一部“西方知识分子的历史社会学导论”。

【作者简介】

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24—2014），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年鉴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他长期供职于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先后出版了三十多本专著，被译成十余种文字。其中，《中世纪的知识分子》（1957年）、《炼狱的诞生》（1981年）、《圣路易》（1996年），均已成为中世纪史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也深刻影响了西方史学理论的发展。

【目录】

序言(1)

导论(1)

第一章12世纪：知识分子的诞生(6)

12世纪城市复兴与知识分子的诞生(6)

曾经存在一个加洛林文艺复兴吗？(9)

12世纪的现代性：古人与今人(14)

希腊阿拉伯文化的贡献(20)

翻译家(22)

巴黎：巴比伦还是耶路撒冷(32)

哥利亚德(37)

知识的漂泊(39)

道德沦丧(42)

对社会的批判(46)

阿贝拉尔(56)

爱洛依丝(60)

12世纪的女性与婚姻(64)

新的斗争(68)

圣贝尔纳与阿贝拉尔(71)

逻辑学家(74)

道德学家(74)

人文主义者(77)

沙特尔与沙特尔精神(79)

沙特尔的自然主义(84)

沙特尔的人文主义(87)

作为小宇宙的人(91)

工场与工匠(94)

形象(97)

影响(99)

脑力劳动者和城市工地(100)

研究与教学(103)

工具(104)

第二章13世纪：成熟期及其问题(106)

13世纪概况(106)

反对教会势力(108)

反对世俗势力(109)

罗马教廷的支持与操纵(112)

大学行会的内部冲突(115)

大学行会的构成(117)

学习的组织与安排(120)

大纲(122)

考试(123)

道德氛围与宗教氛围(126)

大学的虔信(128)

工具(131)

作为工具的书籍(132)

方法：经院哲学(136)

词汇(137)

辩证法(138)

权威(138)

理性：作为科学的神学(139)

练习：问询（Quaestio），辩论（Disputatio）,

自由辩论（Quodlibet）(141)

矛盾：如何生活？靠工资还是靠教士

俸禄？(147)

修道士与在俗教士之间的争论(153)

经院哲学的矛盾：模仿古人的危险(164)

自然主义的诱惑(166)

信仰与理性之间的艰难平衡：亚里士

多德主义和阿威罗伊主义(170)

理性与经验之间的关系(181)

理性与实践之间的关系(182)

第三章 从大学成员到人文主义者(187)

中世纪的衰落(187)

大学成员财产的变化(188)

通向世袭贵族之路(192)

学院和大学的贵族化(201)

经院哲学的演变(203)

理性与信仰的分离(204)

经验科学的局限(208)

反智主义(211)

大学的民族化：大学新的地理分布(217)

大学成员与政治(224)

所民族大学：布拉格大学(229)

巴黎：大学政治的伟大与弱点(231)

经院哲学的僵化(236)

大学成员接受人文主义的影响(240)

回归诗歌和神秘主义(247)

围绕亚里士多德：重返优美的语言(250)

贵族人文主义者(252)

回归乡村(257)

知识与教学之间的脱节(260)

参考文献(262)

索引(361)

大事年表(384)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目录和下面的文字不尽符合，因为出自不同的译本。但在互联网上搜集资料，无法求全责备，只能尽其所能了。）

【引言】

一场惊心动魄的轮舞，在中世纪末期把人世间的不同等级，也就是社会上的各阶层，拉入虚无境界，这是没落时期的感伤主义所赞赏的事，除了拉着国王、贵族、僧侣、市民和平民百姓之外，还使一些对事物的看法跟修士和神甫不尽一致的教士卷入。这些教士是西方中世纪国家一个独立世系的后裔，知识分子世系。

为什么本书使用这个名称作为标题（这同一个词“知识分子”）？这并不是任意选择的结果。

在学者、讲师、教士、思想家这些词汇中（思想领域的术语一向就是含混不清的），只有知识分子这个词确切表明一个轮廓清楚的群体：学校教师的群体。“知识分子”一词出现在中世纪盛期，在12世纪的城市学校里传开来，从13世纪起在大学中流行。

它指的是以思想和传授其思想为职业的人。把个人的思想天地同在教学中传播这种思想结合起来，这勾勒出了知识分子的特点。可以肯定地说，这一群体迄今为止从未像在中世纪那样得到明确限定，知识分子本人也从未像在中世纪那样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它努力为自己寻找到一个称呼，以代替“教士”这个有双重含义的概念，在这一点上，13世纪的西格尔·德·布拉邦是先驱，他提出了“哲人”（philosophus）这个名称；但我在这里不用这个词，因为哲学家对我们来说是另一种人。

这个词源出于古典时代。在圣托马斯·阿奎那和西格尔的时代，亚里士多德才是本来意义上的哲学家。不过在中世纪，哲学家是信基督教的，他表达的是12至15世纪学校的那种理想：基督教人文主义。但对我们来说，人文主义者是属于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的另一种学者类型，他们同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正好是相对立的。

所以，丰富的中世纪思想成果的著名代表人物，也不包括在这本概论中。倘若我对于这一高要求不心存疑惧，不怕误用那些今天被人糟蹋了的概念，我就会把这部概论加上一个《西方知识分子历史社会学导论》的副标题了。无论是幽居在修道院高墙内的神秘论者，还是远离学校天地出没在别的圈子里的诗人或历史学家，本书都不涉及，至多作为对比附带提到。甚至高踞于西方中世纪思想界的但丁，尽管他形象高大，也只是作为像中国的皮影戏里那样的人物出现。虽然他上过大学（当时他真的在巴黎的福亚累街待过吗？），虽然他的著作从14世纪末起就在意大利成为模范读本，虽然西格尔的形象以少有的感人诗句出现在他的《神曲·天堂篇》里，但他还是跟随维吉尔穿过幽暗的森林，走上另一条道路，这是与我们的知识分子踏上或选定的不同的路。其他如吕特勃夫，约翰·德·墨恩，乔望和维庸等人，他们或多或少在各自的岁月在学校中受到了时代的影响，但也只限于在这里才被提到。

因此，书中我只就中世纪思想的一个方面，也就是在诸多类型中的一种学者类型进行探讨。我不否认其他思想学派和其他精神巨匠的存在和意义。但这里要处理的学者类型，在我看来对西方思想史是如此值得注意，如此足以说明问题，在社会学上的意义也清楚明确，它的概况和历史引起了我的注意。此外，我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一名词时，极不恰当地用了它的单数形式。我希望本书下面的篇章将表明这个词的内涵原本是非常丰富多彩的。从阿贝拉尔到奥卡姆，从阿尔贝都·马格努斯到约翰·热尔森；从西格尔·德·布拉邦到贝萨利昂，他们各有着多么千差万别、完全不同的资质脾性、性格特点和兴趣爱好啊！

给作为学者和教授，作为职业思想家的知识分子下定义，还可以通过一定的心理特征，这些特征会僵化成精神的倒错；也可以通过一定的性格特点，这些性格特点会蜕变为怪癖和躁狂。知识分子作为一种性格执拗的人，冒有陷入冥思苦索的危险。作为科学工作者，等待着他的是辛劳憔悴。难道他没有作为批判家破坏原则，到处抹黑吗？当今世界里有足够多的诽谤者，他们把知识分子打成替罪羊。中世纪虽然曾嘲笑这些迂腐的学究，倒还没有这么不公平。耶路撒冷的陷落并不曾归咎于大学成员，亚述宫廷的灾难也没有怪罪巴黎大学的成员。在理性背后有对正义的激情，在科学背后有对真理的渴求，在批判背后有对更美好的事物的憧憬。但丁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答复了知识分子的敌人，他把13世纪最伟大的三位知识界人物置于天堂，并使他们在天堂和解。——他们就是圣托马斯，圣波纳梵杜拉，西格尔·德·布拉邦。

谢选骏指出：知识分子是一个社会的灵魂，从欧洲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可以透视整个欧洲中世纪的精神，可以研究整个欧洲中世纪社会的脉动。

【第一章　12世纪：知识分子的诞生】

12世纪城市的复兴和知识分子的诞生

开始时是城市。在西方国家，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随着城市而诞生。在城市同商业和工业（说得谦逊一点是手工业）共同走向繁荣的背景下，知识分子作为一种专业人员出现了，他在实现了劳动分工的城市里安家落户。

在这以前，由拉昂的阿达贝隆所区分的各社会阶层（祈祷的——教士；保卫的——贵族；劳动的——农奴），很难说有真正的人员专业化情况。农奴虽然耕种土地，但也是手工业者。贵族是士兵，同时又是地主、律师和商人。教士，尤其是修士，也常常同时身兼数职。神职工作只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但它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使他们的余生变得神圣，它通过修道院的规定求助上帝。在修士的一生中，他们的身份有可能是临时的教授、学者和作家。这是他们个性中易变和双重的一个方面。就是那些预示了在行将到来的世纪中出现在知识分子中的人，当时本身还不是知识分子。阿尔奎因首先是达官，他是查理大帝的文化大臣。费里埃的沃尔夫首先是修道院院长，他嗜好图书，喜欢在自己书信里摘引西塞罗的词句。

一个以写作或教学，更确切地说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简言之，知识分子这样的人，只能在城市里出现。

知识分子真正被理解只是在12世纪。可以肯定地说，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中世纪城市并不是像雨后春笋那样涌现的。按照有些历史学家的看法，甚至在10世纪和11世纪城市就已完全形成，而且有的专业杂志提到一个新的城市复兴——其时代追溯得更远。

毫无疑问，在西方国家一直是有城市存在的，但是在西罗马帝国城市“遗址”的围墙内只住有少数居民和一名军事、行政或宗教的首领。城市首先是主教驻在地，寥寥无几的世俗人聚居在相对来说多得多的教区周围；经济生活局限在一个小地方，也就是交换日常必需品的市场内。

很可能由于伊斯兰世界的召唤，在那里的大马士革、佛斯塔德、突尼斯、巴格达、科尔多瓦，有大量的城市主顾，希望得到野蛮的西方国家的原材料——木材，刀剑，毛皮以及奴隶；无疑从10世纪起，也许从9世纪开始，孕育中的城市，即“口市”（portus），就得到了发展，它们是独立的单位，或者是依附主教府或军事“地方长官”的驻在地的城郊。但这一现象在12世纪才第一次产生足够的影响，在这个时候，西方国家的经济与社会结构发生了很深刻的变化，政治结构也因教区运动而逐渐动摇。

一个进一步的、文化上的变革随着上述这些变化而来，一个进一步的思想上的繁荣或复兴（新生）时期同上述变化汇流在一起。本书将简要地勾勒一部关于这个思想运动的先驱者的历史；从他们追随者的冒险的变革，到所谓的中世纪的终结，直至另一个复兴——文艺复兴。

尽管人们在12世纪前很难以一个有足够影响力的真正城市复兴作为出发点，然而在文明领域里，就能因此略过8世纪末和9世纪上半叶习惯上称为“加洛林王朝的复兴”的时期吗？

我们不想像有些历史学家那样否认它，不准备谈什么“所谓的复兴”，只是想在这里比较确切地规定它的界限。

这个时期并不具有任何数量上的特性，足以构成我们所认为的“复兴”的概念的前提。虽然这一时期提高了在宫廷学校接受教育的贵族子弟和在一些大修道院或主教中心区接受培养的未来教士的文化水平，但它几乎完全消除了下层修道院为周围地区孩子们开设的残存的初级课程。公元817年，安尼安涅的圣本尼狄克促使法兰克皇帝“虔信者”路易一世实行本尼狄克教派大改革，把恢复本尼狄克教派原先的修道院制度用书面形式规定下来，结果修道院的“外部”学校关闭了。这是一次为一些与世隔绝的、为数不多的精英分子服务的复兴，它的任务是替奉行教权的加洛林王朝建立一个培养管理人员和政治家的小规模的教育场所。

除了替王朝与教会招募领导人员外，加洛林时代的知识化运动，在手工工具和精神风貌上，都没有表现出任何其他天使般的或无私奉献的作为。

这一时期的精美手抄本是奢侈品。人们以工整的字体进行书写，来消磨时日。——这样的书法艺术比起杂乱无章的抄写，更是一种文化失落时期的标志，这个时期对书籍的需求微不足道，内容几乎不管不问；人们为宫廷或某些世俗的或宗教界的大人物把书籍装饰得富丽堂皇。这些都表明，书籍的流传非常缓慢。

不仅如此，这些书籍根本不是为了供人阅读。它们只是有助于教堂财库的丰富，和个别富人收益的增加。它们与其说是思想上的宝物，不如说是经济上的财富。有些作者抄录古人或教父的名言，以此夸耀他们自己的文字具有较高的思想内容，而人们竟然相信他们的每句话。这一切只是提高物质上的价值。查理大帝为了布施，卖掉自己一部分漂亮的手抄本。书籍受到同昂贵的瓷器完全一样的对待。

在修道院里辛辛苦苦抄录“手写文书”（scriptoria）的修士们，对内容方面兴趣不大——对他们来说重要的是在抄写中激发出的热诚、打发的光阴和消耗的精力。这一切都是赎罪，他们以此为天国效劳。除此之外，由于中世纪盛期教会借用野蛮人的法律，采取劳役与惩罚都可以折算成税款的做法，他们还根据页数、行数、字数算计着能够赎买到的在涤罪所的年份；或者他们为自己的疏忽痛苦得辗转不安，因这疏忽地们遗漏了一个字母，从而延长了他们在涤罪所的居留期。他们把同他们捣乱的小鬼的名字传告后人，这个小鬼专门愚弄他们，它叫“梯梯费留斯”（Titivillus）。这是同作家做对的魔鬼，后来阿纳托尔·法朗士还会再次发现它。

对那些尚未脱尽野蛮人习性的基督徒来说，科学是个宝藏。这个宝藏必须小心翼翼加以保护。与封闭的经济为伴的是封闭的文化。“加洛林王朝的复兴”只管猎取，不顾播种。这会有个微不足道的复兴吗？

要是勉强宽容一点，加洛林时代尽管有这一切，仍然可以指望取得“复兴”这个称号。加洛林时代最有主见和最有影响的思想家肯定是约翰·司各特·埃里金纳，他在那个时代还没有读者与听众，到12世纪才开始为人所知，为人理解和为人引用。但在加洛林时代“手写文书”里抄录的手稿，阿尔奎因从5世纪的修辞学家马帖努斯·卡佩拉那里摘录来的七种人文学科的观点，以及由他提出的“翻译研究”（translatiostudii）的思想——文明的策源地雅典与罗马就这样经由西方国家，更确切些说，通过高卢而传承下来——所有这些积累起来的财富，后来都重新得到了流传，它们被倾注在城市学校的大熔炉里，被12世纪的复兴作为古典文化的最后遗产所吸收。

谢选骏指出：我认为“12世纪的复兴”乃是十字军运动的产物。人说“十字军东征（拉丁文：Cruciata，1096年－1291年）是一系列在教宗的准许下进行的有名的宗教性军事行动，由西欧的封建领主和骑士对地中海东岸的国家发动的战争。当时原属于罗马天主教圣地的耶路撒冷落入伊斯兰教手中，罗马天主教为了收复失地，便进行多次东征行动。”——我看这是“主的召唤”、“圣灵的感动”、“上帝的旨意”。

12世纪的新时代精神：古代人和新时代人

12世纪的知识分子强烈地感觉到，要创造新事物，要成为新人。没有这种获得新生的情感难道会有复兴吗？我们只要想想16世纪那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的人，想想拉伯雷就可以明白了。

就这样，这一时代作家的口中和笔下，总是出现这一个词：“现代”，他们用它来表明自身。“新时代人”，这是指他们，他们懂得做这样的人。但新时代人绝不是同古代人对立的；相反，他们仿效古代人，从古代人那里吸取营养，把自己置于古代人的肩膀之上。布卢瓦的彼得宣称：“只有在怀着越来越强烈的爱慕，一遍又一遍地读古代人著作的时候，人们才能摆脱愚昧无知，走向科学的光明。让狗去狂吠，猪去咕咕吧！我依旧是古代人的盟友。我要把自己全部的认真劲儿都倾注在他们身上，并且每天都在研读他们的著作中迎接朝霞。”

下面介绍基本的学科，按照传统说法是一位著名学者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记录，从中可以见到12世纪最有声望的学府之一沙特尔修道院的伯纳德长老是怎样传授那些基础学科的：“对各门学科理解得越完善，受到的影响越深刻，对古代作者们的正确思想也就把握得越全面，也就能更加透彻地继续传播这种思想。古人——感谢那些狄亚克里人（Diacrisis），我们能够借助于图画或色彩展示他们，——古代人在一段历史、一个母题和一篇寓言的原材料基础上，依靠所有这些学科以及综合与增加趣味的高明手段，在完成的作品中，创造出一种囊括全部艺术的画像类型。语法和诗歌互相交融，密不可分，并揭示出整个主题。在这方面，逻辑学增添了论证的色彩，编织进它理性论断的金色标记；修辞学则通过动人的说服力与闪烁出智慧之光的雄辩再现了白银的清辉。数学乘坐着四驾马车，超过了其他学科的步履，并留下了它那丰富名样的色彩与魅力。在数学揭开自然的奥秘以后，物理学又为这丰富多样的魅力添上它那微妙的色调。最后，哲学，所有分支中最高贵的伦理学，以其影响作品的威严凌驾于一切其他学科之上。没有伦理学，哲学就不再名副其实，所有其他学科都是通过这一重要学科而创造成功的。仔细研究维吉尔或琉善吧（他们的哲学你也是一直在称赞的），你会发现一些合适的东西。其中有——这要看师长的才智高下和弟子的机敏与勤勉程度。——从古典作家以前的著作里所能获得的好处。这是沙特尔的伯纳德的方法，沙特尔是近代高卢美文学最最丰富的源泉……”

可是这样的仿效难道不是仰人鼻息吗？以后我们还会看到西方文化由于接受难以消化和不合适的古代成份，给自己戴上了镣铐。但在12世纪所有这些还是多么新鲜啊！

这些大师是教士和善良的基督徒，作为教科书他们更偏爱维吉尔的著作而不是《传道书》，更喜爱柏拉图的著作而不是圣奥古斯丁，这不仅因为他们相信维吉尔和柏拉图的著作富于道德训诫，以及在语言的外表后藏有微言大义（这种情况在圣经里和教父们的著作中就不存在吗？），而主要是因为对他们而言《埃涅亚斯》或《蒂迈欧篇》首先是学术著作。它们由学者撰写，适合于专门的技能性课程；而圣经和教父们的著作，虽然在科学材料方面可能同样丰富（举例来说，圣经的《创世记》难道不是某种自然科学和宇宙学的著作吗？），然而这些是次要的。其次才是学术著作。古人是专门家，他们更宜于从事专门化的教学活动，如讲授人文学科与学校课程，就像神甫或圣职作家应该继续传授神学一佯。12世纪的知识分子是一种专门家，他是专业工作者，他具有自己的材料、古人的著作以及自己的一套技艺，其中最重要的技艺就是仿效古人。

然而，这些古人只是被用来作进一步的探究，就像意大利的船队利用海洋去寻求东方的宝藏一样。

这就是沙特尔的伯纳德的那段有名的话的要义，这句名言在中世纪引起了巨大的回响：“我们是站在巨人们肩膀上的侏儒。我们的视野比他们更宽广和更远大，并非因为我们目光更尖锐和身材更高大，而是因为他们把我们举了起来，并抬到同他们一样的巨大高度……”

这幅有名的图象，表现的正是文化进步的要义；简而言之，也就是历史进步的要义。中世纪盛期的历史是停滞的，在西方各国取得胜利的教会造成了这种局面。弗赖辛的奥托接过圣奥古斯丁的两种国家的论点并解释说：“由于不仅全体民众，而且帝王们，除个别例外，也都是天主教徒，所以在我看来，我写的不是两个国家的历史，而应该说是一个唯一国家的历史，我称这个国家为教会。”

这里说的是封建主的意愿，以及组成封建社会结构的修士们的意愿——置时代于不顾。后来当基佐赢得资产阶级的政治胜利之后，他也认为到达了历史的终结点。12世纪的知识分子就在这个发展中的城市环境里（其中万物都在循环并在自行变化），安置推动历史前进的马达，并规定他们在这个时代里的使命：“追求真理，做时代的儿女（Veritas，filiatemporis）。”沙特尔的伯纳德也正是这样说的。

谢选骏指出：“我们是站在巨人们肩膀上的侏儒。我们的视野比他们更宽广和更远大，并非因为我们目光更尖锐和身材更高大，而是因为他们把我们举了起来，并抬到同他们一样的巨大高度……”——说这话的人肯定不懂“语言同构”，也就是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复杂的语言和思想。而巨人们的所思所想，其实和我们一样——他们不过是早记录早注册了一点罢了。我们是把他们的思想，重新发展了一遍！

希腊－阿拉伯文化的贡献

真理不仅是时代的儿女，而且是地理空间的产物。城市是把思想如同货物一样运载的人员周转的转车台，是精神贸易的市场与通衢。在12世纪，当西方国家几乎还没有原材料可出口时（不过纺织品生产已日趋繁荣），从东方，从拜占廷、大马士革、巴格达和科尔多瓦运来了珍奇的产品和昂贵的物品。除了调味品与丝绸外，中世纪的手抄本把希腊－阿拉伯文化带进基督教的西方。

阿拉伯人在这方面主要是中介者。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托勒密、希波克拉底、盖伦的著作随着异端的基督徒——基督一性论派与聂斯脱利派以及受拜占廷迫害的犹太人而流传到东方，并由他们捐赠给伊斯兰国家的图书馆，这些书由图书馆大量接收下来。现在这些著作又踏上归程，登上西方基督教国土的海岸。就这方来说，东方拉丁国家信奉基督教的边缘地区所起的作用是极为次要的。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接壤的前线主要是军事性质的，是军事冲突和十字军东征的前线。这里交换的是拳打脚踢，而不是思想和图书。只是在极其偶然的情况下才会有一本著作溜过这条战线。接收来自东方的手抄本的主要是两个联络点：意大利，更多地是西班牙。这里无论是穆斯林对西西里和卡拉勃里的暂时占有，还是基督徒的复地运动（Reconquista）都不曾妨碍和平的交易。

访寻希腊和阿拉伯手抄本的基督徒们一直深入到巴勒莫，在这里西西里的诺曼底人国王们以及后来的腓特烈二世，凭着他们使用希腊语、拉丁语与阿拉伯语这三种语言的办公机构，出资兴建意大利最早的一个复兴运动宫廷。基督徒们也来到被异教徒于1087年重新占领的托莱多，在那里，从1125年至1151年，基督教的翻译家在大主教莱蒙德的保护下工作。

谢选骏指出：“访寻希腊和阿拉伯手抄本的基督徒们”所搜寻的，已经是一个“地中海文明”的联合记录了。这个文明是两河-埃及、米诺斯-赫梯、迦太基-希腊、以色列-罗马、波斯-阿拉伯等等的复合体。

翻译家

翻译家们是这个复兴运动的先驱。西方国家的人不再懂希腊文了——阿贝拉尔对此表示遗憾，他敦促侍奉圣灵的修女们弥补这一缺陷，这样可以在文化修养上胜过男人们。科学的语言是拉丁语。阿拉伯文的原文，用阿拉伯文改写的希腊文本以及希腊文的原文，或由个人，但大多由工作小组进行翻译。西方的基督徒寻求西班牙基督徒和曾生活在伊斯兰统治下的莫扎拉布人的帮助，也接受犹太人甚至穆斯林的帮助。就这样所有的语言能力被聚到一起。有一个翻译小组非常有名，它是由著名的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彼埃尔·维尼拉比利为翻译古兰经而组织起来的。在一次巡视西班牙的克吕厄维新教团修道院的过程中（这些修道院是在基督教复地运动期间逐渐建立起来的），彼埃尔·维尼拉比利第一个想到，不是在军事领域，而是要在思想领域制服穆斯林。为了批驳穆斯林的教义，人们必须了解它们——这个对我们来说是简单明了的想法，在十字军东征时代当是一个大胆的设想。

“尽管人们把邪教的亵渎称号或异教的恶名加到穆罕默德的异端邪说上，人们必须采取行动来反对它，那就是用写作。但由于古代文化的衰亡——正像犹太人记载的，他们当时曾非常钦佩耶稣使徒们掌握熟练的语言——拉丁人，首先是新时代人，除了自己故土的语言外，不再懂得其他任何一门语言。因此他们既无法看出这一异端邪说的荒诞不经，也不能堵死它的通路。为此我心急如焚，焦虑之火使我憔悴。因为没有人挺身出来对付这种局面，没有人意识到这种状况，我感到愤慨；拉丁人看不到这种腐败的原因，他们的无知使他们无力抵抗。所以我寻访了阿拉伯语专家。这种致命的毒药通过这种语言污染了地球一半以上的地方。我通过恳求和使用金钱说服了他们，把这些不幸者的历史与学说，甚至也把他们叫作《古兰经》的法典，从阿拉伯文译成拉丁文。为使译文准确可信，保证我们的充分了解不致有错，我已让一名萨拉逊人帮助各位参与翻译的基督徒。基督徒的名字是：克特的罗伯特，达尔马提亚人赫尔曼，托莱多的彼得；萨拉逊人叫穆罕默德。在完成对这个野蛮民族图书情况的彻底研究之后，这个翻译小组合作撰写了一部内容丰富的书，并为拉丁语读者出版了它。这一工作完成于公元1142年，即我赴西班牙并会见百战百胜的西班牙国王阿尔封索陛下的同一年。”

我们作为例证提到的彼埃尔·维尼拉比利的这个打算，很接近我们所关注的翻译活动。基督徒的翻译家们在西班牙专心致志研究的对象不是伊斯兰教，而是希腊和阿拉伯的科学文献。这位克吕尼修道院的院长强调，他只能借助于一笔慷慨的补偿费保证给专家们提供一点帮助。他们短时间脱离他们的本职工作，理应有更多的报酬。

这些12世纪的翻译家们，最早类型的研究者和专业化的知识分子，像威尼斯的雅各布，比萨的布昆狄奥，贝加莫的摩西，在拜占廷和北意大利工作过的列昂·图斯库，在西西里岛巴勒莫的阿里斯蒂波，巴斯的阿德拉尔，蒂沃利的普拉东，达尔马提亚人赫尔曼，克特的罗伯特，桑塔拉的雨果，冈第萨尔维，在西班牙的克雷莫纳的格哈德，他们给西方国家带来的是什么呢？

他们填补了空白，这是拉丁遗产在西方文化中造成的空白，这指的是哲学，首先是科学。欧几里得的数学，托勒密的天文学，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医学，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逻辑学和伦理学，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些翻译工作者的巨大贡献。此外，比这些材料也许更为重要的，还有方法。求新探索的好奇心、推断力，以及冲击“旧逻辑”（LogicaVetus）的亚里士多德的整个《新逻辑》（Logica Nova）。它包括两个“分析”：《前分析篇》与《后分析篇》，《正位篇》，《批判篇）：“对智者的批判”（Sophistici Elenchi），并借助于重新获得很高评价的鲍依修斯而广为人知。这是一次震动，是一剂兴奋剂，这是一种学说，它是古希腊文化在历经东方与非洲的长途旅程后，又传送给西方国家的。

我们还要再补充一些阿拉伯人所做的特殊贡献：阿尔－卡里兹米的包括代数在内的算术，这在13世纪初比萨的列奥纳特引进所谓的阿拉伯数字之前，实际上是印度数字，是从印度经过阿拉伯人传过来的；拉吉（基督教徒称之为拉泽斯）的医学，而主要是伊本·西纳（或阿维森纳的医学，他的医学百科全书《医典》（Canon）可能是西方国家医师们最重要的参考书；天文学家，植物学家，农学家，还有使拉丁人狂热追求长生不老药的炼金术士；最后是哲学，它源自亚里士多德和阿尔·法拉比与阿维森纳，并对他们的著作作了有力的综合。通过许多著作，阿拉伯人还给基督徒带来了表示数码、零、代数的词语，同时还有商业词汇，如“集市”（Basar），“支票”（Scheck），“海关”（douane），“市场”（fondouk或fondacco）及“税”（gabelle），等等。

赴意大利或主要去西班牙的求学者大量增多，也说明了这种情况。让我们以英国人莫雷的丹尼尔为例，他对挪威大主教叙述他求知的历程：

“对学习的热切渴望把我从英格兰赶出来了。我在巴黎逗留了一段时间，在那里见到的只是些趾高气扬、正襟危坐在学校讲席上的野蛮人，他们面前搁着两三个小板凳，上面摆着大部头的书，书中是用描金文字誊抄的厄尔丕诺斯的训条；他们手持鹅毛笔，煞有介事地在他们的书上打着星号或×号。他们的无知使得他们呆若泥塑木雕，但他们假装出噤口不言正好表现出他们的智慧。只要他们一开口，我耳边所闻只有黄口小儿的结结巴巴。一旦意识到这种情况，我就一边盘算如何逃脱困境和怎样才能学到掌握作品的其他‘艺术’，一边同他们顺便打招呼或抄近路避开他们。由于目前阿拉伯人的学说，它们差不多只由四大学科组成，在托莱多很盛行，我赶紧设法去那里，让自己有机会接受世界上最睿智的哲学家的教诲。因为朋友们叫我回去，请求我离开西班牙启程回家，我带了一批珍贵的图书回到英格兰。人们告诉我，在这里人文学科不为人知，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完全遭遗忘，这只对提多和塞优斯有好处。我深感痛苦，为了不让有一个希腊人屈居在罗马人之下，我努力寻找一个可以学习的地方，以便让人文学科的研究走向繁荣兴盛……当涉及创世时我引用的是异教哲学家而不是教父们的论证，对此不应当有人感到恼火，因为虽然前者不属于基督教的信徒，但他们有些格言，只要是充满信仰的，就应当引入到我们的教学中来。上帝也晓示过我们，摆脱了埃及人的魔法以后，要掠夺埃及人的财富，好让希伯来人从此富足起来。让我们同样遵照上帝的训示，并在他佑助之下，掠夺异教徒哲学家的智慧与辩术，洗劫这些无信仰的人，甚至夺走利用他们的外壳，在信仰上来充实我们自己吧。”

莫雷的丹尼尔只看到巴黎因循、腐朽、陈旧的一面。12世纪的巴黎还有另一些东西。

西班牙人和意大利人只懂得对希腊和阿拉伯的材料进行初步加工，即做翻译的工作，这使西方知识分子有可能吸收这些材料。

基督教文化接受东方的贡献的中心，是在别的地方。最为重要的中心沙特尔和巴黎，及传统的中心拉昂、兰斯和奥尔良，都位于那些商业交易与产品加工地区——这是制成品的交易与加工——位于南方与北方的交界处。就像阿尔奎围预言过的，以及特鲁瓦的克雷蒂安咏唱过的那样，在卢瓦尔河与莱茵河之间，在批发商行和银行随着香槟酒交易会纷纷开张的同一地区，出现了一种文化，它将使法国成为希腊和罗马文化的第一个继承者。

谢选骏指出：十二世纪的西部欧洲，和七百年后正好相反——英国人最野蛮，其次是法国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最文明，但都比不上阿拉伯人。这也是历史的力学。早出生早成就，就容易早衰早死了。

巴黎：巴比伦还是耶路撒冷？

由于卡佩王朝不断增长的声誉，巴黎是这些中心中最辉煌的一个。教师们和学生们或者在巴黎城区及它的大教堂附设的学校中，或者越来越多地在他们享有更大独立性的塞纳河左岸摩肩接踵。他们漫步在圣于连·勒保弗雷教堂周围，穿行于博歇里大街和加尔兰特大街之间，往东进而到圣维克多神父会学校，往南则登上山坡，山顶上是圣日诺凡瓦修道院和它所属的那所大学校。除了圣母院、维克多神父会和日诺凡瓦神父会的专职教授外，较为独立的教师，那些“获准”的教授——他们得到了学校以大主教的名义发给的授课准许证（Licentiadocendi）——在他们私人住处或者在他们能够进入的圣维克多修道院或圣日诺凡瓦修道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学生。巴黎的声望起初要归功于出色的神学课，它们构成学校课程的尖端，但很快就更多地得益于辩证法课程。这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充分利用亚里士多德学说并依靠推理，以促使思想的理性进程胜利实现。这样，巴黎在实际上和象征意义上成了一部分人的指路明灯，一切精神享受的源泉；对另一部分人则是魔鬼的罪恶渊薮，在那里受哲学败坏所侵袭的精神反常，同沉溺在玩乐、酗酒和妇人之中的无耻行径混杂在一起。这个大都市是个腐败的场所。巴黎是现代的巴比伦。圣伯纳德号召巴黎的教师和学生们：“逃出巴比伦的围墙，逃吧，拯救你们的灵魂。大家赶快一道去‘避难之城’（指修道院），在那里能够忏悔你们的过去，并生活在仁慈的怀抱中，能够深信不疑地期待未来。你将在森林中找到比在书本中远来得多的东西。树丛和石块都会比任何一位教师教给你更多的知识。”

另一位西受教团的僧侣策勒的彼得说；“啊，巴黎！你是怎样学会迷醉与颠倒人的灵魂的？在你的城墙内，色情的网罗，邪恶的陷阱，地狱的箭矢，使纯洁无瑕的心灵堕落……然而与此相反，学校是多么幸运！在那里基督把智慧的语言传授给我们的心灵，在那里我们无须工作或听课就学到永生的方法！那里人们不买一本书，不需给任何一名语言教授以报酬，那里绝无一点争论的喧嚣，绝无一点诡辩的纷坛，所有问题的解决在那里都非常简单，人们在那里学习一切事物的起因。”

纯洁的圣徒派就这样用寂寞的学校反对喧闹的学校，用修道院的学校反对城市的学校，用耶稣基督的学校反对亚里士多德和希波克拉底的学校。

城市中新的教士们同修士界的根本对立（后者在12世纪的改革中越出了西方本尼狄克派运动，倒退到拘守原有教规的极端倾向），在下引西妥教团的修士、圣伯纳德的密友之一、圣梯累的威廉的惊呼中明显表现出来：“圣山的兄弟们！他们把东方的光明引入西方的黑暗；他们把古代埃及人的宗教热情带到了冰冷的高卢国土，带入这寂寞的生活，这天国生活的再现。”

于是，由于西方国家中心地区这种引人注目的反常现象，修士的唯灵论要求退回到东方神秘论中去，而恰在这个时候，沐浴在希腊和阿拉伯文化中的城市知识分子，正获取着精神的和思想方法的酵素，这些思想方法将标明西方国家的特征，并构成它的知识的力量——推理的清晰，对科学精确性的关注，互相支持的信念与洞察力。这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城市知识分子使得西方国家摆脱了另一个亚洲和另一个非洲的虚幻形象；摆脱了神秘的森林与荒漠的虚幻形象。

但修士们的倒退运动本身也为新型学校的出现铺平了道路。1131年兰斯宗教会议禁止修士们在教会机构外从事医学研究：希波克拉底是畅通无阻了。

巴黎的教士并不同意圣伯纳德的看法。1164年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写信给托马斯·贝克特：“我绕道去了趟巴黎。在那里目睹生活用品富足，人们情绪轻松，教士受到尊敬，整个教会享受着尊严和光荣，哲学家从事各种活动，这时我惊喜地相信，自己看到了雅各的梯子，它的顶端触到了天堂，天使就在梯子上面上上下下。为这次幸运的朝圣旅行所感动，我得承认：上帝就在这里，而我却没有意识到这点。我的心头涌出下列诗句：‘最幸福的终身流放，就是居住在这地方。’”哈温特的修道院院长菲利普，认识到城市教育活动带来的利益，给一个年轻的弟子写信说：“你为对科学的爱所驱使，现在到了巴黎，并找到了这个为如此众多的人所向往的耶路撒冷。这是大卫居住的国度，是智慧的所罗门居住的国度。那里竞争激烈，教士项背相望，他们的人数将逐渐超过众多世俗民众。这幸运的城市啊，圣经在那里被人加倍勤勉地阅读着，其中错综的奥秘因圣灵的恩赐而豁然开朗，在那里还有如此之多的著名教授和如此发展的神学，人们应该称它为纯美艺术作品的所在地！”

谢选骏指出：哪里有圣灵，那里就是耶路撒冷。

“哥利亚德”

在所有这些赞颂巴黎的协奏曲中，响起了一个具有特殊力量的声音，一个少有的知识分子团体的声音：“哥利亚德”。对他们来说，巴黎是“人间的天堂，世界的玫瑰，宇宙的慰藉。”

“人间的天堂，世界的玫瑰，宇宙的慰藉”。这些“哥利亚德”是些什么人呢？他们中大多数人都隐姓埋名，他们有意传播的关于自己的传奇，他们的敌人出自恶意中伤和诽谤所传播的谣言，包括那些被似是而非的假象引入歧途，被偏见蒙蔽的新时代的史家与学者描述的奇谈，这一切都交织在一起，使我们无法认识他们的真实面目。有些人根据主教大会和宗教会议的裁决，以及12与13世纪教会作家的记载，确定他们的身份。这些哥利亚德或游方教士被人骂为“流浪汉”、“浪子”、“花花公子”、“小丑”。人们把他们当作饭桶、冒牌大学生，时而带着激动的眼光——年轻人恣情成性——时而惊恐万分地、轻蔑地看着他们：这些破坏和平和不守秩序的家伙难道还不是危险分子？相反，其他一些人则把他们看成城市知识分子的一种类型，一个赞成反对封建主义的一切形式的革命的开放阶层。究竟哪种说法是真实的呢？

我们不清楚“哥利亚德”这个称呼的来源。不过如果我们一开始就排除不切实际的词源学探讨，词源学认为这个词源于巨人族“哥利亚”，他是魔鬼的化身、上帝的死敌，或者认为它来自“哥拉”（Gula）即“兽嘴”，用以表明这个帮团的成员是些贪吃鬼或牛皮大王；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肯定，把历史上的哥利亚定为“哥利亚德教团”的创始人是不可能的，我们还是可以从图书目录方面找到一些有关某些哥利亚德的细节材料，那是些以“哥利亚德”为名的个人或集体所作的诗歌集（carminaburana）和同时代人对他们严词批判或痛加斥责的文章。

谢选骏指出：衣食太足就反而不知廉耻了——从游方道士到游吟诗人，从托钵僧到音乐家，从神圣到世俗，越来越堕落了。

求知的浪游

在哥利亚德的圈子里，无疑有一种对社会批评的爱好。无论他们来自哪里，来自城市、农村或者甚至出身贵族，他们首先是背井离乡的人，时代的典型代表。在这个时代里，人口的增长、商业的发展和城市的出现瓦解了封建社会的结构，并把破落户、冒险家和倒霉蛋扔上街头，使他们集中在城市这个他们的会聚点。哥利亚德是这个标志着12世纪特征的社会变动的产儿。这些脱离固定社会结构的人，在所有维护传统思想的人看来乃是奇耻大辱。中世纪的盛期曾致力于规定每个人的地位、使命、级别和等级。哥利亚德则是从中挣脱出来的野马。作为贫困的离经叛道者，他们构成城市学校里的“穷学生帮”。他们勉强能糊口度日，靠为富裕的同学当仆人，甚或乞讨为生，因为正如德意志人艾伯哈特所指出的：“巴黎对富人可能是个天堂，对穷人则是匪窟似的泥潭。”接着他替饥饿的巴黎人（Parisianafames）即贫穷的巴黎大学生中的挨饿者难过。

有的时候他们充当杂耍艺人或小丑维持生计，经常安在他们身上的那侮辱性的称呼肯定就是由此来的。我们只要想一想，当时的人也把“小丑”、“杂耍艺人”等称呼安到这种他们感到危险、准备把其逐出社会的人的头上。一个“小丑”就等于是一个“赤党”，一个叛匪……

于是这些穷苦人，既不受固定住处的限制，又不为一定的教会薪俸或领地收入束缚的大学生，踏上了求知的冒险历程。他们追随着自己爱戴的老师，在遭到流言蜚语伤害时互相支持，从一个城市走到另一个城市，把不同的学说融合在一起。他们构成作为12世纪又一个标志的求学浪游的核心。另一方面，他们还使这个流浪带上了冒险猎奇、朴质自然和大胆莽撞的特色。然而他们尚未形成一定的社会等级。他们有着各种不同的出身和志向。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们更喜欢学习，而不是战争。但他们的弟兄们仍成群结队加入军队，十字军的部队，在欧洲和亚洲各地沿路抢劫，出发洗劫君士坦丁堡。尽管他们都批评社会，但有些人，很可能是许多人，在梦想着取他们所批评的对象的位置而代之。奥尔良的雨果，他成功地在巴黎和奥尔良教书，享有古板怪人的名声，被人称作“大主教”，还是《十日谈》里的大主教的原型。

他表面始终过着俭朴的生活和表现出一种坚定不渝的精神，但另一方面，这位科隆的桂冠诗人又接受红胡子腓特烈一世的大首相、德意志高级教士达塞尔的雷吉纳尔德的资助，他以最高的嗓门为之歌功颂德。维尔顿的舍尔隆参加了英格兰女王马蒂尔德一党，皈依宗教后进了西妥修道院。里尔的阿兰生活在英国国王、普兰塔哲尼特王朝的亨利二世的宫廷里，以后在兰斯一位大主教的宫廷中以修道院院长的身份去世。他们梦想着慷慨大方的保护人，丰厚的教会薪俸，和阔绰的幸福生活。他们对改变社会秩序兴趣不大，似乎更愿意成为社会秩序新的获益者。

谢选骏指出：哥利亚德们不是教会的产物，而是无家可归的产物。我估计他们都是长子继承制的牺牲品。而中国呢？自从汉朝的推恩法破坏了长子继承制，整个社会也就从此失去了扩张的动力。大家都守在家里等待遗产。

道德沦丧

虽说如此，哥利亚德的诗歌主题包含着对社会的激烈抨击，人们很难否定他们的许多作品有着清楚的革命特点。玩乐、酒、爱情，是他们讴歌的三驾马车，这使同时代虔诚的人满腔怒火，而新时代的史学家则对它们采取宽容的态度。

我是个轻浮的东西，

像片叶子，听凭狂风玩弄。

…………

像没有桨手的小舟，

像顶风乱飞的小鸟，

锚和绳索都拴不住我。

…………

少女的美貌打动了我的心，

要是我无法触动她，就把她装在心里。

…………

其次，人们指责我玩乐，但一旦

这玩乐让我赤身露体浑身发冷，

我的灵魂就里外冒热气。

恰好此时我的缪斯把最美的歌儿唱。

再次，我们谈谈酒馆的歌舞表演。

…………

我情愿死在小酒馆里，

那里美酒就在垂死者的嘴边，

然后天使歌队从天而降并且放歌：

“上帝赐福给这个善良的酒鬼！”

这首诗看上去空洞无物，只是显示了一种——让人惦念天才的——有关维庸的

那种最初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此诗具有一种透彻的先见：

像追求永生之福那样，

更贪婪地去追求肉欲之乐吧，

要是我的灵魂已死，

使我操心的只有肉体。

…………

抑制自己的天性，实在太难了！

还有目睹美人儿却要保持纯洁灵魂。

年轻人无法遵守这样严厉的定规，

去无视他们肉体的憧憬。

在这种挑衅性的道德沦丧和对色欲的赞颂里，——这在哥利亚德那里经常达到猥亵的程度——看到一种自然道德的草图，对教会戒律及传统道德的否定，这难道太大胆？难道哥利亚德在某种程度上不正是追求思想自由的大家族中的一名成员，他们的目的不正是要把习俗和语言的解放延伸到精神自由上吗？

在浪游诗歌里常常反复出现的命运之轮的情景，不再仅仅是诗歌的主题；它所表现的东西，无疑要比同时代那些虽然尚未摆脱大教堂中的隐秘信念，但并无恶意的人所能见到的多。然而这一自我旋转的和掌管着永恒轮回的命运之轮，以及这个盲目地拨动轮叶的偶然，就其本质而言，并不就是革命的主题：它们否定进步，否认历史的任何意义。它们可能会引起社会变革，但仅在对更远大的未来无动于衷的情况下。正是从这里产生了哥利亚德对那些虽不属于革命但却是叛逆性的主题的偏爱，他们在自己的诗篇中咏唱它们，在自己的小幅装饰画里描绘它们。

谢选骏指出：道德沦丧是科学和艺术发展的结果——卢梭为了获奖论文，抛弃了五个私生子，就像他自己的父母对他一样冷酷无情。

社会批判

这一点很突出，哥利亚德的诗歌——在市民文学中流传开来以前很久——反对中世纪盛期的社会秩序的所有代表，反对僧侣，反对贵族，甚至反对农民。在教会内部，哥利亚德喜欢攻击那些在社会地位、政治态度、意识形态方面同封建社会结构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的那些人，即教皇、大主教和修士。哥利亚德反对教皇和罗马教廷的激情，同其他两种思潮交相呼应，但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本色：一是基卜林派思潮，他们集中批评教皇对世俗权力的要求，支持帝王制度反对僧侣阶层。二是道德化思潮，这一思潮抨击大祭司和罗马教廷对时代风气的容忍，抨击他们的奢靡和贪图金钱。肯定的，在皇帝党中有哥利亚德——例如那位科隆的桂冠诗人奥尔良的雨果，哥利亚德诗歌也经常是针对教皇的讽刺作品的样板，但它们时常满足于咀嚼一些人们已习以为常和失却锋芒的题材。不过在风格和精神上哥利亚德十分明显地不同于基卜林派。他们抨击罗马大祭司和他周围的人物，目的是攻击社会秩序、政治秩序和意识形态秩序，更准确地说是每种僧侣等级制社会制度的头面人物与维护者，因为哥利亚德与其说是革命者，不如说是无政府主义者。教皇制度经过格雷高里改革试图取消封建性质的结构，现在不仅依靠老式的领地政权，而且也依靠时下的新式金钱政权，这时哥利亚德转而反对这一新的政策，并继续攻击老的传统。

格雷高里七世声称：“上帝没有说过：我的名字是道德风范。”哥利亚德谴责他的继任者，这些继任的教皇们把“我的名字是金钱”这句话说成是上帝的金口玉言：

神圣的福音在银钱交易后开始

当时教皇告诉罗马人说：“当人子将来到我们的陛下的宝座前面时，一开头就要问他：‘朋友！你来干什么？’如果他继续走上来，而不给您什么东西的话，那就把他推回到漆黑的夜里。”正好这时有一个穷教士来到教皇宫廷，他恳求道：“请发发慈悲吧，教皇大门的守护人，只因为贫穷落到了我头上。我是穷人，需要救济。因此我请求你们，把我从贫困中拯救出来！”他们注意听他说完，却怒气冲冲地说道：“朋友！但愿你的贫困会跟着你直到你倒毙！真见鬼，你不知道金钱的威力，阿门，阿门！我告诉你：不把你最后一块钱掏出来，你不会分享到上帝的欢乐。”于是穷人离开那里，卖掉了身上的大褂、上衣和穿戴的一切，然后把换得的钱给了枢机主教、门卫和侍从。但他们说：“怎么？那么多人就给这么一点钱？”就叫他在大门口坐等。这个遭驱逐的人痛苦地大哭起来，得不到一丝一毫的安慰。

接着一个胖胖的家伙、吃得肥头大耳的教士，来到教皇宫廷，他曾在一次动乱中杀死过一个人。他先把钱给门卫，接着给侍从，最后给枢机主教。于是他们彼此商量作出决定，各自从中应得的好处。

当教皇这时得知，枢机主教和教廷的官吏们都得到了这个教士的大笔捐赠时，顿时就重重地病倒了。但这个富人也送给他一个用金银制成的灵药，结果教皇的病很快就好了。然后他把手下的部属们召集到一起，对他们说：“兄弟们，注意不要让任何人用空话糊弄你们。你们要向我学习，我怎样对付他们，你们也照这样办。”

天主教教士先是同贵族交往，现在又同商人交往。以前同封建主一起嚎叫的教会，现在又同商人们一起嚎叫。哥利亚德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喉舌，想要在城市范围内促进一种世俗文化，他们严厉谴责这种发展趋势：

天主教教士的制度，

遭到了世俗的鄙视；

修女沦落作婊子，

贵妇人变成卖淫妇。

（Sponsa Christifitmercalis，generosageneralis）

在中世纪盛期，金钱的微小作用把圣职买卖控制在一定限度内。可现在它的重要性日益增长，使得它到处都起作用。

哥利亚德的讽刺作品《斗兽士》（Betiarius），在浪漫主义的怪诞精神中，展示出一种装饰纹样，带有变形为动物的神职人员的图案。于是在商会三角门楣上，出现了一个由教士构成的滴水嘴的世界。教皇是狮子吞吃着一切；主教是蠢牛，像贪得无厌的放牧者，当着自己羊群的面啃光了草地；他的副主教是搜捕猎物的山猫；他的大长老是条猎狗，在主教的猎手即众官吏的协助下，设置陷阱，追捕猎物。按照哥利亚德文学来说，这就是“游戏规则”。

哥利亚德一方面把普通神甫看作教会等级制度的牺牲品和身处穷困与受剥削的兄弟，一般不责备他们，而对修士则严加谴责。这种攻击的内容不止是有关修士们的坏习气的普通笑话，比如贪吃、游手好闲和放荡。与世俗观点关系密切的现世精神，在谴责修士的同时也在谴责自己的竞争对手，说他们夺走了穷苦神父的薪俸，肆意役使忏悔老和信徒。在接下来的下一个世纪里，这样的争执在大学里以更尖锐的形式再次出现。并且还要更进一步，那是对基督教信仰的一个整个方面的否定，也就是基督教信仰中背离时代精神，逃避现实，献身于孤寂、苦修、贫穷、禁欲，甚至作为放弃精神财富的愚昧无知的那一方面。这涉及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涉及到积极生活与冥想生活，一边是人间乐园，另一边是苦苦地在人世以外寻求二者之间的尖锐对立。修士与哥利亚德的对立，就在这点上，这在后者中造就了一位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的先驱，即写作《天父－佑护者》（DeusPater，adiuva）的诗人，他带着一个年轻的教士脱离修道院生活，使他事先领略瓦拉对“带黑兜帽的修士者流”（genscucul－lata）的抨击。

作为城市人，哥利亚德同样睥睨农村世界里的人，对体现这个世界的粗野的农民只感到厌恶。在那首著名的《乡巴佬变格表》里，哥利亚德丑化农民说：

这个卑鄙的家伙

这个笨蛋

这个魔鬼

这个小偷

噢，这些强盗胚！

因这劫道的

这该杀的

这倒霉蛋

这说谎的

这大废物

噢，可恨的！

因这些不信教的。

最后，贵族是哥利亚德第三个攻击目标。哥利亚德谴责他们与生俱来的特权：

贵族是美德使他高贵的人，

卑贱者是不带一点美德的人。

针对旧规章，哥利亚德提出了一个建立在实际功绩之上的新规章：

人的高贵在于精神和反映神的旨意，

人的高贵在于具备高尚的美德，

人的高贵在于自我克制，

人的高贵在于帮助普通人，

人的高贵在于由自然赋予了公正，

人的高贵在于知耻。

在憎恨贵族的同时，哥利亚德也憎恨官吏与士兵。对城市知识分子来说，就荣誉而言，智力的争强斗胜、论辩的高下较量取代了用武器的争斗和战争的伟绩。科隆的桂冠诗人、奥尔良的雨果表达了自己对兵役的憎恶，他说：“我讨厌行伍服役。”（meterruitlabormilitaris）哥利亚德最杰出的诗人之一阿贝拉尔，出于同样原因，在今天可惜已失传的作品里也是这样写的，当时人们在圣热内维耶伏山上朗诵并歌唱了他的作品，就像人们今天哼流行歌曲一样。

贵族及士兵同新型知识分子的冲突，也许最明白地表现在一个社会学特别感兴趣的方面：即两性关系上。教士们和骑士们声名狼藉的争斗（由此产生了许多诗歌）的根源，是这两个社会阶层里的人对女人的争夺。对哥利亚德来说，强调他们占了这些封建阶级大人们上风的最好办法，是吹嘘他们在女人身上取得的成功。她们更喜欢我们，教土是比骑士更美好的情人。社会学家应该从这句话中看到关于两个社会阶层牛争的有倾向性的表达。在《菲丽与芙洛拉之歌》里，两个女主人公中，一个爱上教士，另一个爱上骑士（miles），她们在一段滑稽地模仿宫廷爱情课程的诗句里，总结了自己的经验：

既符合科学，

也同传统看法一致，

教士证明自己在作爱上

比骑士更为擅长。

虽然哥利亚德有他们的重要性，但他们却仍然被向后推到知识分子运动的边缘上。他们无疑曾提出一些未来的课题，尽管这些课题在其长期发展过程里褪了色。他们生动地描写了渴慕解放的氛围，他们为接下来的下一世纪提出了许多见解，如自然道德、伦理或思想的自由解放以及对宗教社会的批判。我们以后在大学教职员那里，在吕特勃夫的诗歌中，在约翰·德·墨恩的《玫瑰传奇》里，尤其是1277年在巴黎被判决为异端的学说原理中，重新发现这一切。但在13世纪，他们却是无影无踪地消失了。他们遇到了迫害与宗教裁判，而他们进行毁灭性批评的倾向，使他们在大学建设中得不到自己的地位。他们有时还对知识分子生活不感兴趣，而去寻求比较懒散的逍遥，或热衷于浪游，这样，知识分子运动只限于在几个有组织的中心大学里展开，终于导致这一背井离乡的族群的灭绝。

谢选骏指出：没有教会的根基庇护，就没有文明的茁壮成长。

阿贝拉尔

巴黎人的骄傲彼埃尔·阿贝拉尔，虽然也是哥利亚德的一员，可他的意义与贡献远比他的战友大得多。就12世纪的新时代范围来说，他是第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第一个教授。

阿贝拉尔的成长道路很奇特，这对他的个性很合适。他1079年生于南特附近的帕累，是布列塔尼人，出身下等贵族，家庭生活条件由于货币经济的引入变得困难。他高兴地让兄弟们去军队服役，自己则读书深造。

阿贝拉尔放弃士兵的武器，而进行另一种斗争。他时刻准备参加每一场战斗，并且按照保罗·韦伊诺的说法，成了“辩证法的斗士”。他永远不知道安静，总是出现在发生矛盾纠葛的地方。他始终在促进新观念的产生，哪里有他的身影哪里就有激烈的争议。

阿贝拉尔在知识上的“十字军征战”，势必驱使他去巴黎。在巴黎地进一步展露出自己的性格特点：怀有摧毁偶像的强烈欲望。他公开承认的自信心——他喜欢说自我意识（demePresumens），这不是指过份优先考虑自我，而是意味着对自我价值的意识——促使他同巴黎最有名望的教师尚波的威廉发生了激烈冲突。威廉向他挑衅，把他逼入困境，争取公众站到自己一边。威廉逼他离开巴黎。但这个年轻的天才不让自已被人扼杀。阿贝拉尔成了一位教师。他的学生们先跟随他去默伦，然后又去科贝尔，他在那里讲课。他的身体因他只注重智力的生活方式突然出了毛病，他病倒了，不得不回布列塔尼待了几年。

健康恢复后，他回到巴黎，找他的死对头尚波的威廉。结果发生了新的论争。威廉的信念动摇了，考虑了他的年轻对手的批评意见，修正自己的学说。但这位远没有满意并且说话语气更为激烈，结果事情落到阿贝拉尔不得不重回默伦的地步。不过威廉的这次胜利事实上等于是失败，因为他的学生全都离开他了。这位老教师受到打击，放弃了授课。阿贝拉尔凯旋，并且正好是在他的老对手退隐的地方圣热内维耶伏山开业授徒。此事已成定局。巴黎文化的中心从此永远不再是在城区的小岛上，而是在圣热内维耶伏山，在塞纳河的左岸：一个人就这样决定了一个市区的命运。

阿贝拉尔没有势均力敌的对手，因而感到遗憾。作为逻辑学家，他同样不满意把神学家抬高到超出其他所有人之上的做法。他发誓也要成为神学家。他重新开始学习，很快就去拉昂，听当时最著名的神学家安瑟尔姆讲课。安瑟尔姆的声望只不过暂时使这位最激烈的反传统者收敛了蔑弃偶像的狂热。阿贝拉尔这样写道：

我接触了这位老人，他的声誉与其说靠他的才华或休养，还不如说靠他的这把年纪。所有向他求教的人，本来对事情的答案没有把握，离开时却更觉得茫然。如果人们满足于道听途说，他看上去还是可敬可佩的，但只要一开口向他请教，他马上就暴露出自己是草包。说起空话来他倒是说得头头是道，他有的是可鄙的才智和空洞贫乏的理解力。他的才华的火焰不是令四壁生辉，而是让屋子薰黑。那是棵枝叶茂密的大树，从远处看招人注意，走到跟前站住仔细一打量，枝头却没有结一个果实。当我为了有所收获而接近他时，我看到，他就像被上帝遗弃的那棵无花果树，或者像琉善·庞贝攸斯打过比方的那棵老橡树：

他站在巨大声望的阴影里

像田野中间一棵华丽的橡树。

我领教过以后，就不再在他的学校里浪费时间了。

现在阿贝拉尔受到了挑战，要他建立自己的学校。他接受了挑战。人们向他指出，虽然他彻底掌握了哲学，但他对神学一窍不通。他反驳说，同样的方法对两门学问都适用。别人指责他缺少经验。“我对此的回答是：在教学中我从来习惯于依靠我的思想力量，而不是依靠传统。”

阿贝拉尔通过在课堂上即席对以西结的预言发表评论，这使他的听众感到振奋。

听课笔记受到热烈的欢迎，并出现不计其数的传抄本。越来越多的听众要他把对圣经的评论继续进行下去。为此他回到巴黎。

谢选骏指出：作者回避讨论“阿贝拉尔遭到阉割”事件对其学说的影响，使得本书的可信性显得可疑。

爱洛依丝

1118年，阿贝拉尔处于巅峰的崇高声誉突然因为同爱洛依丝的关系而遭中断。通过他的杰出的自传《哀伤史）（HistoriaCalamitatum）——这是《忏悔录》的前身——我们了解到有关的细节。

事情的开始一如所有的风流逸事。阿贝拉尔根本不是放荡人。他只是从奥维德的作品和在他自己的诗歌里才知道有爱情，这些诗歌仅仅出自哥利亚德的精神，并无实际的经验作基础，但情魔征服了这位39岁的知识分子。阿贝拉尔置身在荣耀与自负的顶峰。他承认：“我想，从今以后我就是世界上唯一的哲学家……”爱洛依丝只是又一个被征服者，用来增添他精神上的荣耀与自负。整个事情发生的经过完全不可思议。阿贝拉尔听说，自己的同事、大教堂主事弗尔贝有个侄女。她年方17，容貌美丽，受过良好教育，学识之渊博已闻名全法国。对他来说这是位合适的女人，他似乎已经忍耐不住了，她讨人欢喜的容貌令他满心欢喜。这是一个关系到趣味和声誉的问题。他冷静地设想一个计划，结果计划的成功大大超出他的期望。教堂主事把年轻的侄女当作学生托付给他，并洋洋自得，能替爱洛依丝找到这样一个出众的好老师。阿贝拉尔还不费力气从节俭的弗尔贝那里弄到桌子和床，作为以实物支付的讲课报酬。但魔鬼在窥伺着。在老师和女学生之间燃起了爱情之火，知识的交流不久就发展到肉体的交流。阿贝拉尔仿佛中了邪，放弃授课与工作。关系在继续着，并在不断加深。爱情一萌发便没有尽头，爱情将经受一些麻烦，以后还得经历一场悲剧。

首先一个麻烦是：他们的关系被人识破了。阿贝拉尔不得不离开受骗的主人的家。他们改在别的地方相会。他们很快由幽会又发展成私奔。他们无视别人嚷嚷，互相尊敬。

第二个麻烦是爱洛依丝怀孕了。有一次正巧弗尔贝不在，阿贝拉尔便把自己的情人打扮成修女送到布列塔尼自己的姐妹那里。爱洛依丝在那里生下一个儿子，取名亚斯特洛拉布。作为一对知识分子的孩子，当时的情况可并不轻松……第三个麻烦是结婚问题。阿贝拉尔怀着沉重的心情拜访弗尔贝，主动提出，为恢复爱洛依丝的名声．要同她结婚。艾金纳·吉尔森在他关于这对著名情人的出色研究中指出，阿贝拉尔的为难并不在于他的教士身份。根据教会法规，作为一个普通的下层教士，他是可以娶妻的。但阿贝拉尔害怕，结婚对于他的讲师职位有妨碍，并且可能会使他成为教育界的笑柄。

谢选骏指出：这个私通的故事只讲了一半，作者半遮半掩的隐瞒实在可恶。

让我们参考一下其他说法——

佚名网文《皮埃尔·阿伯拉尔（Pierre Abélard）》报道：

皮埃尔·亚伯拉尔（法语：Pierre Abélard，1079年—1142年4月21日），又以彼得·亚伯拉德（英语：Peter Abelard；拉丁语：Petrus Abaelardus/Abailardus）之名闻名，是法国著名神学家、经院哲学家、逻辑学家、神学家、诗人、作曲家和音乐家。一般认为他开创概念论之先河。阿伯拉生于法国布列塔尼半岛南特以东约10公里的勒帕莱出生，卒于法国索恩河畔沙隆附近的圣马塞尔修道院（法语：Abbaye Saint-Marcel-lès-Chalon）。

在哲学方面，他以通过唯名论和概念论对普遍问题的逻辑解决方案以及他在伦理学上开创性的意图而闻名。他通常被称为“十二世纪的笛卡尔”，深刻影响了卢梭、康德和斯宾诺莎。他有时被认为是现代经验主义的主要先驱。

在历史和流行文化中，他最出名的是与他才华横溢的学生和后来的妻子埃洛伊丝·德·阿让特伊（又译为哀绿绮思，Hélo?se d'Argenteuil）之间充满激情和苦难的爱情以及激烈的哲学交流。他是中世纪妇女及其受教育权利的捍卫者。 在将 哀绿绮思 送到布列塔尼的一个修道院以保护她，免受这种禁忌爱情以及来自叔叔的虐待后，他被她的叔叔派来的男人袭击并且强行阉割。即使在这件事之后两人都引退到修道院后，哀绿绮思 仍然认为自己是他的妻子，当亚伯拉尔的教义被教皇英诺森二世否定，且他本人被视为异教徒时，哀绿绮思 公开为他辩护。亚伯拉尔同时宣称哀绿绮思 是无辜的，她出于爱而犯罪。

在天主教神学中，他最著名的是他对灵薄狱概念的发展，以及他对赎罪的道德影响理论的介绍。亚伯拉尔与奥古斯丁一起，被认为是现代自我反思自传作家最重要的先驱。 他以出版的以书信为表现形式的《劫馀录》（拉丁语：Historia Calamitatum）和公开信件为后来的书信体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法律学中，阿伯拉尔强调，由于主观意图决定了人的行为的道德价值，因此行为的法律后果与行为人有关，而不仅仅是行为本身。 凭借这一学说，阿伯拉尔在中世纪创立了现代法律核心的个人主体观念。这最终使巴黎圣母院（后来的巴黎大学）因其在法律领域的专业知识而给予阿伯拉尔认可，并促成了巴黎法学院的成立。

12世纪的妇女和婚姻

12世纪出现了一个反对婚姻的强大潮流。恰好在这个时代，妇女解放了自己，不再被看成男人的财产和生育机器，男人也不再询问女人到底有没有灵魂——这也是西方国家恢复圣母崇拜的世纪，这时候婚姻被看得一钱不值，尤其贵族阶层中间，肉体上的或精神上的和高雅的恋爱只存在于婚外，这种爱情通过特里斯坦和伊瑟，朗瑟罗和吉妮芙拉而获得具体表现。同样在教育界，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自然恋爱论”，我们在下一世纪，又在约翰·德·墨恩的《玫瑰传奇》里重又看到这样的理论。

妇女就这样参加了进来。当爱洛依丝在阿贝拉尔身边出现时，这一方面影响了一个得到哥利亚德支持的，为教士以及牧师要求感官享受的运动，另一方面同时也显示出12世纪新型知识分子的显著特点。他们的人本主义促使他们做一个完整的人。他们拒绝一切在他们看来有可能否定自我的东西。为了实现自我，他们需要自己的身边有一个女人。哥利亚德引用旧约和新约，以自由的表达方式进行解释，强调男人和女人是由肉体构成的，他们无须禁忌使用他们的肉体。为了更好地领会下面这个悲剧的程度，更好地理解阿贝拉尔的感情，让我们忘却那一大堆粗鄙下流的笑话，来思考一下那种气氛和那种情感状态。

爱洛依丝首先表白了自己的感情。在一封令人惊异的信件里，她敦促阿贝拉尔放弃结婚的想法。她描绘了一幅他们必然会生活在其中的穷苦知识分子家庭的画面：“你不可能同样细心地关心你的妻子和你的哲学。讲课和女仆，典籍和摇篮，书本和捻线杆，羽毛笔和纺锤，你如何能使这一切协调一致？一个需要在神学或哲学的默想中沉思的人，怎么能忍受婴儿的啼哭、摇篮曲和男女仆役嘈杂喧闹的干扰呢？他怎么可能受得了因幼儿造成的经常不断的肮脏？富人可以做到，他们在豪华的宫殿里，不必为开支费用操心，不必天天因物质上的忧虑愁眉不展，但知识分子（哲学家）没有这样的生活条件。必须为金钱和物质费心操劳的人，无法专心致志于自己的神学或哲学著作。”

此外，一些权威人士也支持这样的态度，并责备智者的结婚设想。爱洛依丝引证狄奥弗拉斯特的话，或者说是引证圣哲洛姆的论点，他在12世纪受到普遍喜爱的《反乔维尼安纳论》（AdversusJovinianum）中采用了狄奥弗拉斯特的观点。她还把古人推荐给神学家；西塞罗在撵走特伦霞以后，又拒绝了同他的朋友希尔丢斯的妹妹的婚姻。

但阿贝拉尔没有接受爱洛伊丝作出的牺牲。婚姻缔结了，不过是秘密举行的。

为了平息弗尔贝的怒气，他们向他透露了秘密，而且他还出席他们在教堂举行的婚礼。

但这两位当事人的打算没有能够实现。阿贝拉尔想安心地重新开始工作，而爱洛依丝要过隐居的生活。弗尔贝却要公开这件婚事，并把向他赔罪的事公之于众，而这肯定会败坏阿贝拉尔的名誉，因为他并没有宽恕阿贝拉尔。阿贝拉尔想出一个办法来对付这件麻烦事。爱洛依丝将回到阿冈待伊修道院去，乔妆成一名见习修女。这样做会消除流言蜚语。爱洛依丝凡事只听从阿贝拉尔的旨意，她将在这样的乔装中等到流言蜚语平息下来。但这个打算是在弗尔贝不知情的情况下作出的，他觉得自己受骗了，以为阿贝拉尔想把爱洛依丝推到修女那里去，婚姻也就了结了。于是就在阿贝拉尔的屋子里发生了一次夜间惩罚行动，阿贝拉尔被阉割了，次日清晨人群聚集在他家门口，丑闻传开了。

阿贝拉尔躲在圣狄尼修道院里遮盖他的羞辱。上述事件发生后，他绝望之深是可以想见的。一个阉人还能算男人吗？

我们在这里跟爱洛依丝分手，她不再属于我们所讨论的题目。我们知道，这两位相爱的情人从一个修道院转到另一个修道院，至死不渝地保持着令人钦佩的精神友谊。

谢选骏指出：“不是男人”是成为哲学家的障碍吗？我看恰恰相反。

新的斗争

求知的激情使阿贝拉尔恢复元气。他的伤势愈合后，重新找回了以前斗争的兴趣。愚昧和粗鄙的修道士使他感到烦躁。他的高傲同样也使这些修道士烦恼。此外，他的清静孤寂遭到许许多多学生的打扰。他们来找他们的老师，恳求他重新授课。阿贝拉尔为他们写出第一本神学小册子。他的成功招来了妒忌。1121年在苏瓦松举行了一次被夸耀为主教会议的宗教会议，对他进行裁判。情况很紧张，他的敌人们为了对会议施加压力，煽动群众要对他施行私刑。尽管沙特尔大主教竭力斡旋，要求进行一次补充调查，那本小册子仍被烧毁了，阿贝拉尔终身将被幽禁在修道院的院墙内。

阿贝拉尔回到圣狄尼修道院，同修士们无休无止的争论继续活跃地进行着。当他指明伊尔汀关于修道院创办人的著名文章只不过是空洞的废话，第一任巴黎大主教与圣保罗使之皈依的艾罗帕齐特毫无关系时，他不就是在挑起某种争端吗？第二年他逃离了修道院，终于在特鲁瓦大主教那里找到庇护，并从他那里得到一份塞纳河畔诺让的领地。他在那里遁世隐居，并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建立一个小祈祷堂。他什么都牢记在心——他那本被烧掉的书就是题献给三位一体的。

他的学生们很快发现他避难的地点，蜂拥来到他的隐居地。出现一个由帐篷和茅屋组成的学院村。小教堂扩大了，用石头重新修建起来，献给圣灵。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新变化。对这些临时的乡居者来说，光是阿贝拉尔的讲课，就能代替城市的乐趣。他们怀着深深的渴慕回想起，“城市里的学生们享有一切必要的舒适”。

但阿贝拉尔无法长期享受这平静的生活。两个新使徒——他就这样称呼——策划一个阴谋来反对他。这是指普莱蒙斯特莱教团的创始人圣诺尔贝和西妥的改革者圣伯纳德。迫害的规模之大，使他不得不考虑逃往东方。“上帝知道，我在深深的绝望中曾考虑过多少次，想离开基督教的王国投奔异教徒（后来约翰·德·墨恩的译本解释说，指投奔萨拉逊人），在那里，作为在基督的敌人中间的基督徒，不是作为祭坛上的牺牲品，安宁地生活。我想象，一旦异教徒们因我遭受到的指责，无法再把我看作真正的基督徒，他们一定会由衷地欢迎我。”

这种走极端的解决办法，是对自己所属的世界绝望的西方知识分子的最初尝试，阿贝拉尔没有这样做。

阿贝拉尔被任命为布列塔尼一所修道院的院长。这引起了新的矛盾，因为他就像生活在野蛮人中间。人们只说下布列塔尼的方言土语。修士们是难以想象的粗鄙。他训导他们走上正轨。他们却企图毒死他。1132年他逃离了修道院。

1136年，阿贝拉尔再度来到圣热内维耶伏山。他重新开课，听课的人比以前更多。城市骚乱的罪魁祸首，被逐出意大利的布雷西亚的阿诺德，也避难到了巴黎。

阿诺德同他建立了友谊，并把自己穷苦的、靠行乞为生的学生介绍给他。自从自己的著作在斯瓦松被禁以后，阿贝拉尔一直不停地在继续写作。但在1140年，他的敌人们再次对他的著作发动攻击。他同那个被唾弃的罗马人的友谊，一定使他们的仇恨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不难理解，城市的辩证法和教区民主运动的联盟，对它的敌人来说，似乎是很有特点的。

谢选骏指出：这个哲学家为了保住肉体，准备再次出卖灵魂。

圣伯纳德和阿贝拉尔

阿贝拉尔的敌人中，首要的是圣伯纳德。正如谢纽修士正确指出的：“西妥修道院院长站在基督教两边的另一边。”圣伯纳德始终是个乡巴佬、封建主，而且主要一直是个大兵，他对城市知识分子（Intelligenzia）毫不理解。对待异端分子或异教徒，他只知道一个办法：武力。他是武装十字军远征的先驱，但他不相信用知识进行的十字军。当彼埃尔·维尼拉比利要求他读一读古兰经的译本，以便用笔头对穆罕默德进行讨伐时，他却不答应。在修道院的孤寂生活中，他通过神秘玄想（他把这种神秘玄想发展到了极端）获得了力量，作为复仇者回到尘世。这个离群索居的信徒，始终坚持反对他认为是危险的新事物。他在晚年实际上已控制了基督教，给教皇下达指令，为建立军事制度而大肆鼓动，梦想在西方国家建立骑士制度和基督教民兵组织。他是早产的宗教裁判所大审判官。

圣伯纳德必然要同阿贝拉尔发生冲突。圣伯纳德的得力帮手、圣梯累的威廉挑起了争端，后者在致圣伯纳德的一封信里表示反对“新神学”，鼓动他的赫赫有名的朋友来迫害阿贝拉尔。圣伯纳德前往巴黎，企图把学生争取过来，结果显然是成效甚微，圣伯纳德确信阿贝拉尔散播的谬论危害严重。这两个人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在桑斯举行的一次神学家与主教的会议上，阿贝拉尔的一个学生发表了一篇论战性讲话。这位老师自告奋勇，挺身而出，再一次把会上听众吸引过来。但圣伯纳德私下把会议的性质完全改变。他在讨论开始前一天晚间，把主教们召集到一起，并将一份把阿贝拉尔说成是危险的异端分子的整套卷宗给大家传阅。在第二天，阿贝拉尔所能做的只是否定会议的这种职权，并向教皇上诉。主教们给罗马教廷送去一份很温和的谴责。但得知这一信息的圣伯纳德，行动比其他所有的人来得快。他的秘书替他向完全忠诚于他的枢机主教们递交信件，这些枢机主教迫使教皇改变对阿贝拉尔的谴责；他所写的书在彼得大教堂被焚毁。阿贝拉尔在途中得到这个消息，就去克吕厄修道院寻求避难。这次阿贝拉尔是被打败了。彼埃尔·维尼拉比利以无比宽宏的慈悲心肠收容了他，使他与圣伯纳德和解，设法让罗马教廷撤消把他革出教门的惩罚，然后把他送往莎恩河畔夏龙的圣马塞尔修道院。1142年4月21日，阿贝拉尔在那里去世。伟大的克吕尼修道院院长给他送去一分书面赦罪令，并作为一种特别美妙的情感的最后表示，让人转交给圣灵女修道院院长爱洛依丝。这是一份典型的履历，同时也是异乎寻常的命运。在这里，我们只能举出阿贝拉尔博大精深的著作中几个突出的特点。

逻辑学家

阿贝拉尔主要是个逻辑学家，他像所有的伟大哲学家一样，首先研究出一种方法。他是辩证法的伟大的先驱者。除了《逻辑学初阶》（LogicaIngredientibus），尤其是1122年发表的《是与否）（SicetNon）这两部著作外，他还把他的第一部《方法论》（DiscoursdelaMethode）献给西方思想界。他在这本书里以极为简明扼要的方式证明进行论证的必要性。神父们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意见不一致；一个人说“白”时，另一个人则说“黑”。这就是“是与否”。

因此就出现语言科学的必要性。唯名论产生了，这种理论认为，词语的存在是为了表明意义，但词语以真实作为基础。它们要跟它们意指的事实相符。逻辑必须竭尽全力，确保语言同它指称的真实之间的指义的一致性能够成立。对阿贝拉尔要求完美的思想而言，语言不是现实的面纱，而是现实的表达。阿贝拉尔教授相信他的工具，即词语的本体价值。

道德学家

逻辑学家阿贝拉尔也是道德学家。在《伦理学，或自我认识》（EthicaseuScitoteipsum）中，他借助古典哲学，对于在内省中成长起来的基督徒以及修士的神秘主义者，比如圣伯纳德或圣梯累的威廉，都作了高度评价。但二者仍有不同，正如冈底亚克说的：“对西妥教团的修士而言，‘基督教苏格拉底主义’首先意味着认识到有罪的人类无能为力；而《伦理学》中的自我认识，表现为对自由表示赞同的分析，通过它我们可以承认或否定对上帝的不敬，即罪孽。”

圣伯纳德声称：“我们降生于罪孽之中，是罪人，并生育罪人；我们是作为负债者出生的，并生育负债者；我们是作为道德败坏者出生的，并生育道德败坏者；我们是作为奴隶出生的，并生育奴隶。我们满身伤残来到这个世界度过一生，并照原来模样离开这个世界，从头到脚无一处完好。”阿贝拉尔反驳道，罪孽仅仅是个过错：“犯罪就是不敬重我们的造物主，那就是说，为了他不做那些事，亦即我们必须相信为了他而要放弃的那些事。如果我们完全消极地把罪孽确定为不放弃该受谴责的事，或者相反地，取消值得称赞的事，那么很显然，罪孽并不是什么实体，与其说它存在，还不如说它根本不存在，这正像黑暗一样，人们可以把它确定为该有光亮的地方不存在光亮。”阿贝拉尔还要求同意给人以赞成或放弃构成道德生活中心的正派观念的可能。

这样，阿贝拉尔就为推倒基督教重要圣事之——赎罪的先决条件，做出了有力的贡献。由于人们罪孽深重，教会在野蛮时代，根据野蛮的法律，列出了罪孽的清单和惩罚的等级。这个“赎罪登记表”证明了，对中世纪盛期的人们来说，赎罪最根本的是罪孽，由此产生了惩罚。阿贝拉尔表明了改变这种做法的趋势，并加强了这一趋势。从此以后，罪人是指他的含义，或者说，是指他的意图，因而忏悔变成了赎罪的主要组成部分。阿贝拉尔写道：“心灵的忏悔于是就消除罪孽，即对上帝不敬，或对魔鬼的默许。因为上帝的仁爱，这慈悲的泉源，是同罪孽不相容的。”在这个世纪末出现的忏悔神父们，全都把这一逆转变化引入了赎罪心理学（如果不说“赎罪神学”）。城市和学校中的心理分析就这样进一步深入，教会的圣事也真正“人性”化了。这对西方的思想是多么重要的财富！

人文主义者

我们只强调神学家阿贝拉尔的一个特点。没有人像阿贝拉尔那样致力于把理性和信仰结合起来。在这个领域，他作为新神学的重要创始人圣托马斯的先驱，超过了圣安瑟尔姆，后者在上一世纪曾传播了一句有益的格言：“信仰寻求理智力”（fidesquaerensin－tellectum）。

阿贝拉尔因而顺应了学校人士的愿望，他们在神学的范围内“要求说明人类和哲学的论据，希望更多地理解而不是简单宣布福音。他们曾这样说；无法理解的言辞有什么用处？人们不可能信仰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对别人讲授无论讲的人自己还是听众都理解不了的东西，那是很可笑的。”

在克吕尼最后几个月中，作为人文主义者的阿贝拉尔，头脑非常清晰，忙于写作《一个哲学家（异教的）、一个犹太教徒和一个基督教徒的对话》。他想以此证明，无论原罪，还是人的产生，都不是人类历史上绝对重大的事件。他试图举出以上三种宗教的所有共同点，对他来说，这三个宗教概括了人类的思想。他有意重新发现自然法则，它们能超越宗教，使每个人在自己身上找到上帝之子。他的人文主义通向宽容；同谴责别人的同时代人相反，他在寻求人们之间的联系，并且意识到，“天父家中有许多屋子”。阿贝拉尔是巴黎知识界的典型代表；而在沙特尔修道院，又表现出新兴知识分子的另一些特点。

谢选骏指出：我似乎更喜欢圣伯纳德一点，所以专门去看了他的专记——

佚名网文《圣·伯纳德》报道：

圣·伯纳德，法国教士、罗马教皇顾问。罗马天主教为收复圣地耶路撒冷，十字军曾进行九次东征。在第二次十字军出征前，圣伯纳德向军队布道，它是实际意义上的战前动员令。

布道内容

你们必然认识到我们生活在一个灾难深重、面临毁灭的时代。人类之敌使得世界所有地区散发着腐朽的气息。我们面前，满目都是未受惩戒的邪恶行为。人类的法律和宗教的规条已无力阻止道德沦落、邪恶得逞。异教的魔鬼占据了真理的宝座，上帝已将咒诅降到他的圣殿。听我布道的人们啊，你们快快使上天息怒吧，但不要只靠几句空洞的苦诉来求得他的慈悲。披上丧服于事无补，穿上你们那刺不透的盔甲吧。白刃相交、行军劳顿、危难困苦就是上帝要求你们的赎罪的苦行。快快战胜异教徒，以洗清你们的罪孽。夺回圣地将是对你们忏悔的奖赏。如果有人向你们宣告敌人已经侵占了你们的城池与堡垒，凌辱了你们的妻女，亵渎了你们的神庙，有谁会不飞奔前去拿起武器？现在，所有这些灾难，甚至更大的灾难已经降临你们兄弟身上，降临到耶稣基督的家庭--也就是你们自己的家庭。你们为什么还在犹豫，不去消除罪恶，惩处暴行呢？难道你们能容许异教徒蹂躏了基督子民后依旧心安理得、逍遥法外吗？请记住，他们的得胜将使我们的子孙长恨无穷。我们这一代若容许他们得胜，便将成为千古罪人，是的，耶稣基督命我向你们宣布，他要惩罚那些不保护他免受敌人之害的人。

快快拿起武器吧。愿神圣的怒火使你们在战斗中勇武有力。愿基督徒的世界回响起先知的预言：“刀剑不染血的人要受诅咒。”我主召唤你们起来保卫他的遗产，切勿以为他已失去手中力量。他岂不能派遗无数天使或声令下就使敌人顷刻之间化为齑粉？但是上帝顾惜他的子民，给他们以出路。使他们能得到他的怜悯。他慈悲为怀，召唤你们为恢复他的荣耀和圣名而战，使你们有一天得到平安。

基督的勇士们，为你们献出生命的基督今天要求你们以生命回报。你们值得进行这场战斗，因为战胜则无比光荣，死亦受福无穷。显赫的骑士，十字架的英勇捍卫者啊，紧记你们先辈征服耶路撒冷的榜样，他们的名字已经铭刻在天堂。抛弃尘世终将消灭的一切吧，你们该夺取的是常青之树，要征服的是永恒的王国。

建立熙笃会

建立

一位21岁，名叫伯纳德的俊美骑士，带了30个人要求加入圣罗伯特在熙笃地方所创立的修会。圣罗伯特离开克吕尼修会，另外创立熙笃会的原因，是看到克吕尼修会的财产日增月累之下，越趋于富有，修士的生活虽然并没有很快的衰退，但是也逐渐陷于松弛，修会的精神蒙受了重大的损失。圣罗伯特的理想，是要恢复更贫穷、更严厉、更接近圣本笃会的原始生活。但是，这种严厉的生活吸引不了成群的人来入会。眼看修士只死而没有增添的情况下，圣罗伯特未免有些苦恼而气馁之时。伯纳德带着他的兄弟、亲戚朋友30位前来敲熙笃会的隐修院的大门，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伯纳德选择了熙笃会呢？”他的理由，正是因为熙笃会注意贫穷、严格地、忠心地遵守圣本笃的会规，他对于修会的生活非常的热烈而认真吗？1115年，长上们毫不迟疑地委派这位进会才三年的伯纳德，率领12位会士到有“明谷”之称的克利福地方去建立一座新的会院。他虽然年纪只有25岁，身体也虚弱多病，他在会规所定的刻苦严斋之外，又自动的加工刻苦，致使他的刻苦宣告破产，几乎到了任何食物都难以下咽的地步，一生与病魔搏斗，然而在他那虚弱的躯壳内，却蕴藏着一颗炽爱天主的心灵，一直至死，坚强的保持着他那股控制一切困乏的毅力，并且，展现了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活力。圣伯纳德的新会院，热心的名声很快的传开，吸引了许多的新会士，发展得非常快。在伯纳德去逝的那年，也就是公元1153年，就已经有会士七百人，新建了68座修院。熙笃会更愿意把修院建筑在浇漓不毛的地区，经过熙笃会会士一个世纪的开垦灌溉，欧洲中部和东部的许多沼泽荒凉的地区，已经变成了肥沃的良田，修士们也成了中古时期的农业专家。

制定规则

熙笃会的特征是，生活严肃，着重个人神贫，教堂的设置也很简单。早在1119年，修会召开会议时，伯纳德和斯德望哈定制定了修会的会规，称之为《爱的法律》。他兴创了一种新的管理制度，明文规定，修会的最高权威不在院长，而在每年举行的大会，由院长指定的视察人员，应在大会中提出报告；各院院长每年都应召开大会共同商讨有关修院的事。这种制度是预防修院转向松弛的最好的方法。1215年，“拉特郎大公会议”宣告任何修会都应采取这种方式的管理制度。

功绩

纳德对管理明谷的克利福修院，真是费尽心血，他为了善尽职守，连隐修生活最微末的细节也亲身去管理，再加上他为领导熙笃会所担任的角色，常是忙得不可开交。而他一心一意所注意的、所关心的，是想做一个普普通通的默默无名的修士，努力圣化自己，他最怕因出离修院，而使他不能全心专务神修和祈祷。然而他的圣德，他的影响力却超越了熙笃会的院墙，远播各地30年之久。这位隐修士，因他特殊伟大的人格，实际上成了奉教各国的精神领导者。他个人虽然尽力隐蔽，上上下下的人却在遇到重大的事件时，都会去向他请教。教会和国家的高级人物，对这位简朴修士的精神权威也何止低头致敬，推崇倍致，只因为他已是当代的活圣人，他的生命不断的放射出圣德的光辉。根据与他同时的人所留下的一段话，是这样说的：“当他讲道理时，他那因劳碌和守斋而削瘦的脸，他那苍白的脸色和他眼神的顾盼，都好像已经出神入化，处处使人感动，只是他这种外表，就已把听众折服，不需要他再开口讲道了。”我在这儿套句咱们中国的话来说，不正是一付仙风道骨。他把天主的道，已完全用他的行动实践表达出来了。在他周围的人已无需听他说些什么，只要看到他本人，就已经看到、也体会到了天主的道，因而呢，只凭他那超凡圣德的光辉，便成了教会的栋梁。在有关天主利益的争执中，他是无可比拟的仲裁着，他也是最卓越的神哲学家们的裁判，是教会统一的恢复者，是教宗和皇帝之间的中间人。伯纳德为他人谋求幸福的热诚，从不厌倦，他常怜悯人的困苦，他也会为了对方的好处，而勃发义怒。当他发现高级神长有亏职守时，便小心谨慎的提醒他们勿忘自己的责任，有时也会态度非常的坚决，他也指责过许多现职人员，甚至几座隐修院的修士，指责他们生活奢侈。被指责过的人反应都很好，因而使不少的人改过自新。

最后的奔走

有些法国主教跟国王起了冲突，对国王侵犯教会的权力提出严重的抗议，他也会站在主教这边给予支持和鼓励。公元1130年，罗马教会内发生了严重的事端，几乎使教会陷于另一次的分裂，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因为，当时的枢机主教团分成了两派，两派都先后选出了代表自己派别的教宗，而这两派的选举都不完全合法，于是，使得当时的主教、君王和教友都陷于混乱，不知所从，究竟那一位才是合法的？众说纷纭，谁也不知道如何是好，只好召集会议来谋求解决了。圣伯纳德就被召去出席会议，他知道依诺森二世是最先被选出来的的，而且，他也知道依诺森二世也是最没有野心的，圣伯纳德便表示拥护依诺森二世为真正合法的教宗。参加大会的代表们，最后也都赞成了他的意见，但是，另一位教宗和他的同党却不肯让步。伯纳德为了劝人拥戴依诺森二世使教会避免分裂，在欧洲各地奔走了八年，他先使法国人表示拥护，又和英王，德皇及意大利的各个城邦往返磋商，直到教会回复了和平，伯纳德才回到他的隐修院。公元1144年，法王路易七世想去援救，十字军第一次出征后，在东方所建立的拉丁王国。教宗委托圣伯纳德去宣传十字军，他走遍了法、德两国的各大城镇和省区，热烈劝导宣讲，鼓起了人民的兴奋，组成十字军去援救拉丁王国。可惜啊！法王和德皇彼此嫉妒，而不能合作，结果这次的东征失败了。

去世

伯纳德在东征失败后去了法国南部，劝化那一带的异端者归正。1153 年的春天，他显然已经筋疲力竭，但是，他仍然致力于为人调停纷争，不料当他回到修院，就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享年63岁。

人物影响

伯纳德在工作中，四方奔走的百忙之中，还能找到时间，去指导那些来向他请教心灵难题的人，回覆由各地来信札，编写神修的著作，还把他那些脍炙人口的为圣经所作的解释，也都用文字记载下来。在名份上，他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修士，但是他答应他的一个学生，也就是教宗欧日要三世的请求，为他写了一本书，但坦率的提醒他，切勿忘记自己是教宗的身份所应担负的责任，后来好多位教宗也都拿这本书，作为自己生活上的指南呢。伯纳德无论是对自己或对别人，在应尽的职责上，虽然从来不稍作宽待，但是，他从来没有表现过铁面无私的严厉。他有着诗人般的心灵，他那丰富的感情，可以在他的著作字里行间，表现得无比的温柔可爱，对基督的人性显示着细腻的热情，降生成人的天主耶稣基督，对他而言，不但是应当效法的模范、应当跟随的导师，而且，还是他灵魂上的朋友。他描述过一个纯洁的灵魂，与天主契合无间的神秘经验，他曾经这样说：“我最高的哲学和理想，是认识主，耶稣基督！而且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最为喜爱的，就是瞻仰救主耶稣屈尊降贵，感动人心的那两个生活时期，一是躺在马槽中变成卑小婴儿的天主，一是死在十字架上的救主。他对救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的热情，也是同样的细腻。他曾以滔滔不绝的美妙言词，赞美称颂圣母玛利亚是罪人之托，是仁慈之母，是基督和教会之间的中保。圣伯纳多指引当代教友的热心，朝向一个新的方向，从默观救主耶稣的人性方面，以及他一生在世的行实上，教友们获得了滋养灵魂、培养虔诚热心的食粮。在伯纳德的身上，我们看到了他身体的病弱和他灵魂的活力，也看到了他相当繁忙的外在工作，和他高度的灵修生活，这种看来似打相当矛盾的现象，在他身上意然能够微妙的融合为一。我们在佩服之余，承认他真是中古世纪的一颗光耀的明星，而熙笃会，也因圣伯纳德而流芳百世。

“沙特尔精神”

沙特尔修道院是12世纪重要的科学中心。正如我们在沙特尔的伯纳德的学说里看到的，“三合一”的“艺术”：语法学、修辞学、逻辑学，不受禁止。但这一“言语”（Voces）的研究，在沙特尔还得让位于“事物”（res）的研究，后者由四门学科组成：算术、几何学、音乐、天文学。

这一方向显示出沙特尔精神的特征。这一精神由求新、观察和研究构成，并由于从希腊－阿拉伯科学中汲取了养料，将获得伟大的意义。渴求知识蔚然成风，以致当时最著名的通俗作家，据称是欧坦的贺诺琉斯，在一句富有说服力的口号中把它概括为：“人的流放是无知，他的家乡是科学。”

这种求新精神激怒了固守传统的思想家。圣维克多的亚勃萨隆认为，对“地球的形状，四大要素的本质，星座的分布，动物的天性，风的力量，植物和根系的生长”感兴趣是胡闹。圣梯累的威廉写信给圣伯纳德，要求对那些认为第一个人“不是由上帝创造，而是由自然、灵魂和星球来的”那些人严加谴责。康歇的威廉反驳说：“他们对自然力量一无所知，想用他们的无知来捆住我们的手脚；他们拒不给予我们研究的权利，并判定我们只配像粗野的笨蛋那样没有理智地盲从。”

一些从前的伟大人物受到高度赞扬和普遍欢迎；人们把他们基督教徒化，把他们当作知识的象征，奉为“学者伟大的神话式的先祖”。

所罗门是通晓所有东方的和希伯来科学的大师，不仅是旧约中的“智者”，也是诠释学的杰出代表，在他倡导下出现了神秘知识的百科全书，他是掌握一切奥秘的大师，科学之谜的维护者。

亚历山大大帝是研究者的典范。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把对研究工作的热爱，对探求新奇事物的执着（这是科学之母），传授给了他。古代伪托的亚历山大写给亚里士多德叙述印度的奇观的信，四处传播。普林尼的传说重新为人称引。根据这个传说，亚历山大任命这位哲学家为科学研究工作的主任，并将数以千计被派到世界各地作考察旅行的人供他指派。据说对知识的渴求是他旅行和远征的动力。对他来说，彻底测量地球还不够，他还想要研究其他一些要素。他坐在飞毯上，迅速飞越空中。首先他让人制作一个玻璃桶，然后他用这个潜水舱的前身沉入海洋，研究鱼类和海底植物的习性。“不幸的是”，亚历山大·内卡姆写道，“他没有把他的观察结果留传给我们。”

最后是维吉尔。这个维吉尔，他本该在《牧歌》第四首里“宣告基督转化成人身圣保罗似乎曾在他的墓边祈祷，他也应该在史诗《埃涅亚斯》中，把古典时代的知识汇总集成。沙特尔的伯纳德把维吉尔史诗的前六卷，犹如《创世记》，当作科学著作来评述。传说就这样形成了，它导致但丁笔下令人钦仰的形象，并导致《神曲》的作者在探索地下世界时尊称为“敬爱的导师、先生和大师”（TUduca，tusignoreetumaestro）的人物。

这一研究精神还启发了沙特尔学派的另一倾向，即理性精神。在通向新时代的阶梯上，科学精神的这两种基本态度常常表现为对立的状态。对12世纪的学者而言，经验只达到现象与表象。科学必须避开这一点，通过推断掌握真理。我们将回顾这一分离，它曾重重地压在中世纪科学的头上。

谢选骏指出：维吉尔这个异教徒成为但丁那个假基督徒的精神导师，文艺复兴的巫婆“背德理财”（Beatrice）为他们举起了魔法的扫帚。[学者们一直在争论历史上贝缇丽彩的身份，她似乎是一位银行家福尔科·波蒂纳里（Folco Portinari）的女儿，又与另一位银行家西蒙尼·德·巴尔迪（Simone dei Bardi）结婚，但丁声称仅仅见过她两次，第一次是在一个家庭聚会上，而第二次是在桥上的邂逅。]

沙特尔的自然主义

沙特尔学派这一理性主义的基础，是相信自然的无限权力。对沙特尔人来说，自然首先是孕育万物的、不断创造的、无穷无尽的力量，它是繁殖之母（matergenerationis）。12世纪自然主义的乐观主义就立足在这一点上。这是一个蓬勃兴旺和繁荣发展的世纪。

但自然也是宇宙，一个有机的和合理的整体。它是规律的网状系统，规律的存在使得宇宙的理性科学成为可能与必要。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乐观主义的进一步的源泉：世界的理性天赋；世界不是没有意义，只是尚未理解，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协调和谐。沙特尔人对宇宙中秩序的要求甚至促使他们中的某些人否认泰初的混乱。康歇的威廉和阿尔诺·德彭涅瓦尔就是这样想的，他们这样评述创世的过程：“上帝把属下各物按地点和名称作了区分，给众事物就象给一个巨大身体的四肢，分配了相应的尺寸和功能。在上帝那里，甚至在始初的创造时刻，不存在任何混乱，任何浑沌，因为在创造中事物就已经在它们的实体中形成了适当的类别。”

沙特尔人用这种思想来解释创世的过程，从今以后创世被按照自然规律解释。物理体系反对圣象体系。沙特尔的梯累就这样工作着，打算按照物理学法则和字面意义（secundumPhysicametadlitteram）进行圣经经文的研究。阿贝拉尔在他的《创世六日记注释》（Expositioin Hexameron）里也是这样做的。

他们的这种信念给这些基督教徒带来一些问题。这涉及自然与上帝的关系。对沙特尔人来说，上帝虽然创造了自然，但他也注意他给予自然的规律。他的全能力量同决定论不矛盾。奇迹在自然秩序内部发挥作用。康歇的威廉写道：“这不涉及上帝愿意创造什么，而涉及对此进行研究，进行理性的解释，昭示上帝的目标及理性。毫无疑问，上帝无所不能，但问题是，他究竟做过些什么？毫无疑问，就像蠢笨的庄稼汉说的那样，上帝能够把树干变成一头小牛犊，但上帝真的曾这样做过吗？

就这样，对自然的非神圣化，对圣象论的批判——这是每一门科学的必要前提，继续发展着。就像彼埃尔·杜恩指出的，这门科学，使基督教自从它传播以来就已经不再像古典时代的科学那样，把自然、天体、现象界当成众神，而是看作上帝的创造物。现在接下来的一步是提高这一创造中的天赋理性特征的价值。于是如同所说的那样，出现了“对一种在天意制约下具有独立和次层原因的有序存在的要求，来反对把宇宙作呈像论的解释”。在12世纪肯定还存在着普遍的圣像论，但知识分子们已在使天平向着理性科学一侧倾斜。

谢选骏指出：其实，人类也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人们把自然拟人化了，并且将之与自己对立了起来。

沙特尔的人文主义

但“沙特尔精神”首先是一种人文主义。这不仅是在引申意义上，因为它曾依据古典文化构筑自己的学说，而且主要由于它把“人”放在科学、哲学以及几乎也是神学的中心位置上。

对沙特尔精神来说，人是上帝创造的对象和中心。就像谢纽修士极为恰当地指出的，“神人同一”（CurDeushomo）的争论应该在这个意义上得到理解。圣格雷高里采用的传统说法是，人是上帝创世的一个事故，是上帝偶然创造的一件代用品，一种应急的补救，目的是用来代替反叛后堕落的天使。与此相对，沙特尔从圣安瑟尔姆的思想出发，提出了另一个设想，即人在创世主的计划中早已预先规定，甚至世界也都是为了人而创造出来的。

在一篇著名的文稿里，欧坦的贺诺琉斯把沙特尔人的命题通俗化了。他一开始就说明：“除了理性证明的真理，不存在别的权威；权威教导我们信仰的东西，理性以它的证据替我们证实。逻辑推理的理性，证明圣经有目共睹的权威所宣布的东西：即便是全体天使都留在天堂，人连同他的所有后裔也会被创造出来。因为这个世界是为人类而创造的，而我所理解的世界是天、地和宇宙包含的一切。要是相信如果众天使继续留在天空，人类就不会被创造出来，那是荒唐愚蠢的，正像我们读到的，正是为了人宇宙才被创造出来。”

我们顺便强调一下，中世纪的神学在讨论天使，以及甚至关于天使的性别时，差不多总是在想到人；对未来的思想界来说，再没有比这表面看上去毫无用处的争论更为重要了。

沙特尔人首先把人看成是天赋理性的生物。在他身上产生了理性与信仰之间的有活力的统一，它是12世纪知识分子的基本学说之一。在我看来，与此有关的还有他们对动物的强烈兴趣——因为动物被当作人的陪衬。“兽－人”的对偶是这个世纪的重要比喻之一。在古罗马的动物故事书这个怪诞的源自东方的宇宙里，传统的想象世界由于它的象征主义而接受了它，经院哲学家们看到了一种颠倒的人文主义。另外他们将自己从中摆脱出来，并把一种新的模型交给哥特式雕塑家，那就是“人”。

希腊人和阿拉伯人对这一人文理性主义所做的贡献，是显而易见的。在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是翻译家和哲学家巴斯的阿德拉尔，他是伟大的西班牙浪游者之一。

阿德拉尔答复一位提议正是要同他讨论动物的传统派人士说：“同你讨论动物，对我来说是困难的。因为我向我的阿拉伯老师们学到的就是要把理性当作准绳，但你如同奴隶满足于服从道德化权威的锁链。应该怎样来描绘这种权威，除了把它描绘成锁链？愚笨的被人用锁链牵着走的动物不知道，人们把它们牵往何处去或为什么要牵着它们，而只满足于乖乖地顺从拴紧它们的绳索。你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像动物一样是轻信的俘虏，听任自已被书本的权威用由危险的信仰组成的锁链牵着走。”

他继续说：“亚里士多德想要开玩笑时，就靠自己圆熟的机智，在听众面前，为用辩证法的论证替错误辩护，而听众却反对他并且坚持真理。因为所有其他人文学科都确信得到辩证法的帮助，并能挺直身子走，但假如没有辩证法，它们就会绊倒，不能保持平衡。因此新时代人在讨论问题时首先向这门艺术的最伟大的大师们求教。

巴斯的阿德拉尔甚至还要求我们进一步深入下去。他几乎相信，12世纪的知识分子从他们自身，从他们自己的理智的宝库里，已经创造了理性的本质元素，但他们经常用古代人与阿拉伯人的名义来加以掩饰，为的是能够更好地使一般习惯于听从权威的神学家接受他们的大胆的议论——尽管这些没有公开发表。阿德拉尔承认：“我们这个时代犯了一个根深蒂固的错误：它不接受任何可能产生于新时代的东西。每当我有一个自己的想法，并打算把它公开时，我就把它归于别人名下，并解释说：‘这是别人说的，并不是我。’为了使人们彻底相信我，我就把我所有的想法推到别人头上：‘这些都是别人说的，并不是我。’为了避免这种不利情况，也就是免得人们认为我这个无知无识的人从自己内心深处产生自己的想法，我只好装作我是从自己对阿拉伯学术的研究中得到这些想法的。倘若以上所说的话会使落伍的神学家们感到不快，那我自己并不想由我来开罪他们。我在普通百姓那儿看到真正的学者的命运。因此我不是在为我的事业努力，而是在替阿拉伯人的事业出力。”最为新鲜的是，这个天赋理性的“人”，这个能够研究和理解由创世主本人理智地加以安排的自然的“人”，就他来说自身也被沙特尔人看成自然，并顺顺当当地结合进世界秩序之中。

谢选骏指出：从这个时候开始，西欧蛮族开始从部落状态进入了城市状态，这是一个文明化过程。

作为小宇宙的人

这样，作为小宇宙的人的古老图像得到新生，并获得一种深刻的意义。关于世界和人的类似，大宇宙和人所体现的小宇宙的类似这一论点经历了从伯纳德·西威斯特利到里尔的阿兰的发展。撇开那些在我们今天看来显得可笑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在人身上重新发现了四大要素，并把大、小宇宙的类似弄到荒唐的地步），这个观点是革命性的。它推动了对人的整体，首先是对人体的考察。巴斯的阿德拉尔的科学大百科全书详细地介绍人体解剖和生理学。这与医学和卫生学的进步相伴随，并支持了医学和卫生学的发展。这个重新被赋予肉体的人，以全副精力投入人类爱情的发现。这是12世纪最伟大的成果之一，这是阿贝拉尔悲剧性地经历过的，也是狄尼斯·德鲁日蒙那本著名的和引起争议的著作的主题。这一作为小宇宙的人生活在和世界的协调一致之中，处在一个由他再造、与他和谐的宇宙的内部，以及建立与世界联系的环境中。无穷无尽的前景在他面前展现；这一切由欧坦的贺诺琉斯，也许更多地由一位非凡的女性、修女院院长宾根的伊尔德伽普及化了。后者在罕见的著作，如《西维亚书》（LiberScivias）和《预言书》（Liberdivinorumoperum）里，把新的理论同传统的修道院的神秘主义搀合起来。其中还包括很快就到处闻名的小型插图，使得这些著作产生不同寻常的影响。这里请读者们注意一张小型插图作。品，它带着一种对肉体形态的爱描绘了一个裸体的作为小宇宙的人，它表明12世纪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并不需要随之而来的文艺复兴，也能达到把对形式本身的美学偏爱，同注重正确比例结合起来的水平。

12世纪知识分子的人文主义的最终信条，无疑是认为人是自然的人，他能够用理智把握自然，也能够通过行动改变自然。

谢选骏指出：用如此简单的一句话来概括“十二世纪的知识分子”？

“工场”和“工匠”

生活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的12世纪知识分子，根据这张插图，把宇宙看成处于手工作坊嘈杂声包围之中的巨大工场。这个把世界当作工场的恬淡寡欲的譬喻，在更为活跃的感应场中，以更大的效应，被重新接受下来。赖歇斯堡的盖霍赫在他的《论神的建筑》（Liberdeedificio Dei）一书里，谈到“这个巨大的、包括整个世界的工场，这种类型的宇宙的车间……”。（illamagnatotiusmundifabricaetquoedamuniversalisofficina）人在这一建筑中，作为漫游的和劳作的手工劳动者，占据中心位置。这意味着在上帝和自然之外，重新发现了它们的共同创造者工匠（homo faber）。康歇的威廉说：“每个作品都是创世主的作品，自然的作品，或是竭力仿效自然的人类手工工匠的作品。”

这样人类社会的图像发生了变化。从这个赋予12世纪的经济与社会结构自身意义的观点来看，它必然会把所有人类劳动者包括在内。通过这样为劳动恢复名誉，以往受到蔑视的人，将被吸收到人类国度这个上帝国度的图像里。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波利克拉替库斯》（polycraticus）中把农业工人归还给社会：“他们是在农田、牧场和园林里劳作的人”，然后是手工工匠：“他们是纺羊毛工和制造所有其他机器的工匠，制造水器、铁器、铜器和其他金属器具的人。”这一观点超出了旧学校七种人文学科的范围。新式教学不仅必须给辩证法、物理学和伦理学等新的学科提供位置，而且也必须给科学技术和手工技术这些人类职业的基本组成部分提供位置。圣维克多的雨果在他的教学大纲《大纲提要》（Didascalion）里采用了这一新观念。欧坦的贺诺琉斯在他著名的定理中发展了这一观念：“人的流放是无知；他的家乡是科学。”他还补充说：“人们通过人文学科到达科学的家乡，而每种人文科学都表现为一个城市阶段。”第一座城是语法学，第二是修辞学，第三是辩证法，第四是算术，第五是音乐，第六是几何，第七是天文学。到这里一切还都是传统性的。但这一路程尚未结束。第八座城是物理学，“希波克拉底在这里把草本与木本植物、矿物和动物的天性和本质传授给朝圣者”。第九座城是力学，“朝圣者从中学会了金属、木材和大理石的加工，学会了绘画、雕塑和所有的手艺。在这里尼姆罗德建成了他的巴比伦城门，所罗门盖起了他的寺庙。在这里诺亚完成了方舟，传授了修筑城堡的技艺和怎样用不同的织物纺织。”第十一座城是经济学。“它是通向人的家乡的门户。在这里地位与尊严得到安排，职能与秩序得到区分。急于奔向自己家乡的人们在这里进行学习，以便根据功绩进入到天使的等级中去。”12世纪知识分子人文主义的“奥德修记”最后就这样以政治学作为结束。

个性

我们应该区别知识分子中间的不同个性和气质，沙特尔的知识分子也是一样。沙特尔的伯纳德首先是个教授，他致力于通过扎实的语法教学，把基本的文化与思想方法传授给学生。伯纳德·西威斯特利和康歇的威廉则首先是科学家——这方面他们是“沙特尔精神”最独特的倾向的杰出代表。通过他们，12世纪抛弃了束缚住如此众多的人的咬文嚼字的幽灵。阿贝拉尔写信给爱洛依丝说：“我对理论学说的关心，更胜过对雄辩口才的关心；我专心致志于描述的清晰，而不是滔滔不绝的词藻堆砌，注重词字面上的意义，而不是修辞的华丽。”这一原则也是翻译家们所运用的，漂亮的异教学说对他们来说是讨厌的。切斯特的罗伯特写信给彼得·维尼拉比利说：“我对您构筑您奇妙的大厦所需要的那些材料，既不作很大的削减也不作变动，除非这有利于理解……我也没有试图为这种可憎与可鄙的材料镀上一层黄金。”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另一方面，更接近我们习惯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他表述自己的思想清楚，是个可爱的有教养的人。他虽然是个沙特尔人，他也是个文学家。他竭力试图保持二者的良好平衡：“就像不受理性启示的雄辩术是轻率与盲目的，语言笨拙的科学也是同样地虚弱和独臂的。人会沦落为畜牲，要是不让他们使用学会的雄辩术。”

吉尔伯特·德·拉波雷是位思想家，也许是12世纪最彻底的形而上学家。他也成了固守传统的人士和圣伯纳德的牺牲品，但他的不幸遭遇并没有妨碍他振奋无数的学生（里尔的阿兰，亚眠的尼古拉都被认为是拉波雷一派学者），和在他的普瓦捷主教管区激发民众和教士的热情。

影响

沙特尔主要培养了一批先锋战士。在巴黎，在阿贝拉尔掀起的潮流之后，信奉传统宗教学说的温和派人士开始吸收消化一切能从革新派那里获得的不会引起丑闻的东西。这方面首先是主教彼埃尔·朗巴德的著作及彼得·康默斯托的著作，后者喜欢读书的劲头是出名的。朗巴德主教的著作是《教父名言录》，康默斯托的是《教会史》——一部关于《圣经》所包含的哲理与史实的系统阐述。这两本书以后都成了13世纪大学教学的基本教科书。正是通过它们，少数勇士的发现得到了小心谨慎的多数人的运用。

脑力劳动者和城市建设

这一知识分子类型只有在城市范围内才能得到发展。他们的对手和敌人清楚地了解这一点，他们都异口同声咒骂城市和新的知识。12世纪末的圣日内维耶伏修道院院长，图尔奈的斯特凡，为神学中“辩论”（disputatio）课程的侵扰而震惊：“人们在糟蹋神圣的学说的同时，公开争论神性之谜和基督下凡……三位一体被割裂开来，并在十字街头撕成碎片。有多少理论，就有多少谬误；有多少听课班，就有多少丑闻；有多少公共广场，就有多少对上帝的亵渎。”他还把巴黎的教师们称为摇唇鼓舌者（venditoresverborum）。

他以此同丢兹的鲁佩尔院长相呼应。后者在12世纪初听说城市学校的人在耍笑他，就毅然决然离开自己的修道院，搬到城市里，居住在敌人中间。在城市里他已目睹每个街角的讨论，并预见到灾祸将蔓延。图尔奈的斯特凡提醒大家，所有建设城市的人都是无信仰的，他们不在尘世这个临时处所搭个帐篷过夜，却在那里安家落户，还替别人建造房屋。他通读了圣经，并从中获得一部反城市的宏伟史诗。在凯因建立的第一个城市，由约书亚的神圣号角摧毁的耶里柯之后，他历数伊诺赫、巴比伦、亚述、尼尼微和巴别塔。他说上帝不爱城市和城市市民。而当今充满了教师与学生的无用争论的喧嚣城邦，无非是所多玛和戈莫拉的再世。

12世纪的城市知识分子觉得自己实际上就像手工工匠，就像同其他城市市民平等的专业人员。他们的专业是“自由艺术”。然而，什么叫“艺术”？它不是一门科学，而是一门技艺。艺术（Ars）是技艺（TEXVN）。它是教授们的专长，就像盖房子的木匠及铁匠的专长。据圣维克多的雨果的说法，在随后来到的下一个世纪里，圣托马斯的全部结论都是由此得出的。“艺术”是指一种用于制造物质或智力工具的理性的和完美的精神活动；它是一种行动的精神技艺。“艺术是完美的理性技能。”（Arsestrectaratiofactibilium）因此知识分于是一个手工劳动者；“在全部科学中，‘人文学科’被称为艺术，因为它们不仅以知识为条件，而且也以生产制造为前提，它们直接来源于理智，如交谈（语法学），演绎推理（辩证法），演说（修辞学），计算（算术），计量（几何），旋律（音乐），天体运转的测量（天文学）。”

当陷入不幸的阿贝拉尔发觉自己没有能力种地，也羞于去行乞时，他重新操起教授的行业（scolarumregimen）：“我回到了我熟识的专业；因为我缺乏用手工劳作的能力，只剩下一条出路，那就是运用我的三寸不烂之舌。”

研究和教学

作为专业人员，知识分子意识到从事自己职业的必要性。他们认识到科学与教学之间的必然联系。他们不再认为科学需要像珍宝一样看管起来，相反，相信应该让科学得到广泛流传。学校就是车间，思想从中就像商品一样生产出来。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除了手工工匠与商人，重又出现怀着同样的生产热望的教授们。阿贝拉尔对爱洛依丝说，那些把科学占为己有，并阻碍自己和别人去使用它的人，是些庸人市侩。“那就仍让我们回到以撒那里，并同他一起挖掘清水喷涌的井泉吧，即使庸人们反对，即使市侩们阻挠，我们仍要继续同他一起挖掘永不枯竭的井泉，为的是也有人对我们说：‘你要喝自己池中的水，饮自己井里的活水’（《旧约·箴言》5，15）；而且让我们照这样挖掘，好让井泉在我们公共广场上，由于水源充足而高高喷涌，以便圣经的科学不仅仅局限于我们，让我们也教会别人从中啜饮。这是知识分子的慷慨大度。他知道，他是第一批从中获益的人。达尔马提亚人赫尔曼写信给一位朋友说：“我应该能写成这本书，因为我必须在公共学校里击溃我的对手们阴险的攻击。”

工具

在宇宙这个大工场里，知识分子必须在自己的岗位上，以他们特有的能力，参加正在兴起中的创造性工作。知识分子拥有的工具，不仅有他的思想，而且有他的工具——图书。这些书使我们同中世纪盛期的口头转述相隔有多么遥远呵！巴里的吉劳德说明道：“今天不会阅读的教士，就像不会打仗的贵族。他们面对一本儿童读物，就像面对一份剧院说明书一样不知所措，因为他们不明白书是教士的工具。铁匠还懂得网是捕鱼的工具，渔夫也知道铁砧和铁锤是铁匠的工具，虽然他们各自不会别人的技艺，不懂得别人工具的使用方法和技术，却还能叫出这些工具的名称……”

这些精神的手工劳动者，随着12世纪城市的繁荣而出现，而今将在大规模的社团运动中组织起来，这些社团运动在城镇基层运动中发展到顶峰。教师和学生的团体，将是最严格意义上的大学。它们是13世纪的产物。

谢选骏指出：大学就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于是离开了大学，知识分子就不再是知识分子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进入什么环境，就成为什么样的人了。这就是“社会身份”。

【第二章　13世纪：知识分子的成熟及其问题】

13世纪概况

13世纪是大学的世纪，因为这是一个社团组织的世纪。在每一个城市里，只要某一职业有大量的人，这些人就会组织起来，以便保护他们的利益，以及引入有利于自己的垄断机制。这是城市发展的机构化阶段，在这个阶段里城镇地区赢得的政治自由和在商业领域中获得的地位，都反映在社团组织里。自由在这里是一个双重含义的概念：独立还是特权？这一含义的双重性同样表现在大学社团里。凡是它加强的东西，联合的组织随即使它们僵化。作为对一种进步的追随与认可，它们突然显现出来，随即陷入衰败之中。这种情况也适用于13世纪的大学，它们没有超出一般的常规。人口的增长已达到高峰，但随后的发展比较缓慢，信奉基督教的居民很快不再增加。大规模的垦荒浪潮，为养活过剩的人口获得了必要的土地，它曾一度遍及各地，随后又停顿下来。建筑的热情，替那些为新精神所鼓舞的基督教徒，建成了一个新的教堂网络，但伟大的天主教时代随着这个世纪而告终了。大学的繁荣依据同样的图式发生了变化：波伦亚、巴黎、牛津再也没有那么多的教师和学生；而大学的“方法”——经院哲学，除了阿尔贝都·马格努斯、哈勒的亚历山大、罗杰尔·培根、圣波纳梵图拉和圣托马斯·阿奎那，不再给自己建造更加灿烂夺目的丰碑。

知识分子在城市国家里赢得了自己的地位，但在自己面临的各种可能性前面，仍表现出无力为未来作出抉择。

在一系列危机中，人们可能把它们当作成长的危机，而实际上它们是成熟的标志，知识分子把许多革新的机会轻易错过，而是去适应社会结构和知识风尚，并在其中逐渐停顿下来。

大学社团组织的起源，正如其他职业的社团组织那样，常常很难弄清楚。它们靠积累的成果通过每次都提供了可能的偶然事件，慢慢地组织成功。这些成果经常在事后才以规章制度的方式固定下来。我们并不全然知道，我们所举的例子是否确实是最早的事例。这是不足为奇的。各大学在它们出现的城市里，由于它们成员的数量与质量，是一种令其他势力感到不安的力量的表现。它们在有时与教会势力，有时与世俗势力开展的斗争中，获得了自主权。

谢选骏指出：“组织”起源于“垄断”的需要。

反对教会势力

首先是反对教会势力的斗争。大学成员是教士，地方上的主教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部属。教学从属于教会。学校的领导人，即大主教，早就把这方面的事务委托给一个下属，13世纪一般称为“校董”（scholasticus），而今逐渐更多地叫“总监”。他是不情愿放弃他的权威的。但在这一权威不再有绝对威力的地区，在修道院占有强大的教育地位的地区，教会势力再次成为大学社团组织的反对者。文化毕竟是信仰的问题，主教坚持要对文化进行控制。

1213年在巴黎，大学总监事实上失去了颁发执照即授课准许证的特权。这一权力转移到大学教师手中。1219年，在托钵修会的教士进入大学之际，大学总监试图反对这一权力上的更换。结果他失去了他最后一点权力。从1301年起，他甚至不再是学校行政上的领导。在1229到1231年的大罢课期间，主教被剥夺了对大学的管辖权。

在牛津，居住在120英里外的林肯大主教，越过他的大学总监，主掌学校行政，而奥瑟尼修道院院长和圣弗里茨瓦德修道院副院长只是担任名誉职位。但不久这位总监被大学所接受，他由大学选举，成为大学的而不是主教的中间人。波伦亚的情况复杂一些。教会长期以来对被当作世俗事务看待的法律教学不闻不问。直到1219年，波伦亚的副主教才接任大学主席一职；看来他行使的就是大学总监的职权，有时候也就被称为总监。但事实上他的权威在大学围墙之外，他满足于主持学位授予仪式，和对教职员们遭到的侮辱表示宽宥。

谢选骏指出：“剥夺主教权力”的过程，至今未在中国大陆完成——“党委书记”依然控制着各级学校。

反对世俗势力

另一方面是反对世俗势力的斗争，首先是反对王室的斗争。统治者曾试图取得对社团组织的控制，它们将为他们的王国带来财富和声名，同时它们也是对大小官吏进行教育的场所。他们希望像对自己领地上的居民那样，对自己王国里的城市大学成员行使自己的权威，通过13世纪王权的进一步集中，他们的臣民已更切身地感受到了这种权威。

在巴黎，大学的自主权是在1229年学生与国王的警察发生流血冲突以后才终于获得的。在这场争斗中，许多学生被国王的卫队杀死，巴黎大学大部分人员参加罢课，并撤往奥尔良。有两年之久的时间，巴黎几乎没有再开任何课程。直到1231年“圣者”路易九世和卡斯蒂林的比安卡郑重承认大学的独立，恢复与扩大“奥古斯都”腓力二世1200年就给予大学的特权。

在牛津，大学于1214年在被革出教门的“无地王”约翰短期退位的情况下，获得了它最早的自由。1232年，1238年和1240年，在大学和国王之间发生了一系列冲突，冲突以对一部分大学支持西蒙·德·蒙特福而感到惊恐的亨利三世的退让而告终。

但还是同样发生了与地方政权相对抗的斗争。地方上的市民们不喜欢看到大学人士摆脱他们的管辖，他们为某些大学生扰乱治安、拦路抢劫和入室偷盗而感到不安，极不情愿地容忍教师和大学生通过下列办法来限制他们的经济力量，要求他们交纳租税，尽可能多地征收粮食税，在进行贸易时照章办事。

1229年在巴黎，国王的警察因学生们和市民发生冲突，使用了暴力。在牛津，在1209年愤怒的市民由于一件妇女谋杀案蛮横地绞死两名大学生之后，大学于1214年才迈出了取得独立的第一步。最后在波伦亚，大学与市民们的冲突越演越烈，以致到了1278年，地方当局所管辖的实际上仅限于城市。波伦亚大学1158年由“红胡子”腓特烈一世赐予教师和大学生以特权后，就由远方的皇帝执掌着最高统治权。地方当局强制教授们在一个城市终身居留，让他们之中一些人当上公职人员，并且干预他们职称的授予。地区副主教的任命限制了对大学事务的这种干涉。一系列的冲突，触发了罢课和引起了大学师生迁往维琴察、阿雷佐、帕多瓦和锡耶纳等地，这迫使地方当局作出了让步。最后的斗争发生在1321年。从此大学不再受地方当局的干涉。

谢选骏指出：大学不受地方当局干涉的特权，是由远方的国王特许的。这也是基督的福音所保障的。

大学是如何在这些斗争中取得胜利的呢？首先靠它们的团结和坚定；同时它们威胁要采用并真的采用了罢课和分离出去的危险武器。世俗势力和教会势力从大学成员的存在中得到许多好处，他们是一批不容忽视的经济上的主顾，并为培训顾问与官员们提供无与伦比的教育场所，还是造成赫赫声望的基础，因此罢课和分离出去的强硬方法不会不奏效。

谢选骏指出：作者不懂这得力于政教分离的西欧社会结构，得力于耶稣基督的教导——“上帝的东西归上帝，凯撒的东西归凯撒。”

教廷的支持与利用

此外还有一点；大学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同盟者；罗马教廷。

在巴黎，教皇塞勒斯丁三世于1194年赐予大学社团第一批特权，但主要是英诺森三世和格雷高里九世才保证它的自主权。1215年教皇的使节、枢机主教库尔松的罗伯特授予大学第一部正式法规。1231年，指责巴黎大主教有失职之嫌，并逼迫法兰西国王及其母后让步的格雷高里九世，通过著名的被称为大学“大宪章”（MagnaCharta）的教谕《知识之父》（Parensscientarium），给予大学新的法规。早在1229年枢机主教就已致信巴黎大主教：“一名博学的神学者就像迷雾里明亮闪耀的晨星，他应该用圣者的光辉照亮他的家乡，并使纷争平息下来。但你玩忽的不仅是上述责任；正如可靠的人们告诉我的，由于你的阴谋诡计，教授学习美文学的潮流，感谢圣灵的仁慈，它灌溉和肥沃了世界教会的天堂——已冲出它的河床即巴黎城，迄今为止它一直是在那里有力地传播的。这个潮流将由此遍及其他更多地区因而减弱以至消失，就像一条溢出河床的大河，涌进许多溪流然后干涸。”

在牛津，英诺森三世派遣的另一名使节，枢机主教图斯库隆的尼古拉，努力为牛津大学的独立打下了初步基础。英诺森四世把牛津大学置于“圣彼得和教皇的保护之下”，以反对亨利三世；他委托伦敦主教和索尔兹伯里主教，保护牛津大学反对国王的干涉。

在波伦亚，贺诺琉斯三世委派庇护大学反抗地方当局的副主教，担任波伦亚大学最高职位。1278年，城市承认教皇是波伦亚元首，波伦亚大学也终于获得了独立。

这一教皇的支持具有重要意义。无疑，罗马教廷承认了知识分子各项活动的重要性与价值，但它的干预并非是无私的。它取消的只是对大学的世俗管辖权，为的是将大学置于教会管辖之下。这样，知识分子们觉得，面对一股把他们驱策到世俗控制之下的强大潮流，为了获得这个有决定意义的帮助，他们只好走依附教会的道路。虽然教皇解除教会在地方上对大学的控制——这个世纪的人会如何评价主教们对知识界裁决的意义，这方面的材料是不完整的——，但只是为了让大学臣服于罗马教廷，遵从教廷的政策，把教廷的控制与观点强加给大学。

因此知识分子现在就像那些新的阶层，归顺庇护他们以使他们服从的罗马教廷。众所周知，这一教皇的庇护，在十三世纪期间，改变了托钵修会的性质及其原来的宗旨。另外我们还知道，阿西西的圣弗朗切斯各，鉴于他创立的修会背离了原来的方向，从此以后投入了当时的权力斗争，残忍地迫害异端，推行罗马教廷的政策，因而他提出保留意见，并痛苦地告退了。对知识分子来说，独立的时代，满怀无私地献身于研究与教学的精神的时代，同时也结束了。1229年，明确地根据教皇反对异端学说的诏令，史无前例地建立了图卢兹大学。此后，所有的大学都受到这种一步一步增加的压力。面对时常是专制横暴的地方政权，大学肯定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成功地扩大了视野，增加了在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影响，但是它也屈服在一再对它表示慷慨大度的那另一个权力之下。当然，大学为取得这些成果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但是它却显然变成了教皇的走卒。

谢选骏指出：人说“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已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但是它却显然变成了教皇的走卒。”——1980年代的中国大陆，有人鼓吹“知识分子的独立性”——这是基于“对西方历史的误读”。结果呢？1989年六四屠杀枪声一响，他们就脚底抹油，溜之大吉了！跑得比兔子还快。真是“独立”啊！可是他们跑到了外国也是无法独立的，除非有早死的爹妈留下的遗产。叔本华、克尔凯郭尔、斯宾格勒就是这样的“幸运儿”——这是他们得以产生并且写作出版“非主流思想”的本钱！

大学社团组织内部的矛盾

现在我们必须转而谈谈大学社团组织的特点，说明大学社团组织在社会内部根本上的两重性以及使大学社团陷入的结构性危机。

它首先是个宗教组织。虽然它的成员很久以来就不全都属于一个教团，虽然它的队伍里纳世俗教徒的数目越来越多，大学的成员仍全部被当作教士看待，接受教会的管辖，并且更要受罗马教廷领导。它们是在宗教世俗化的运动中出现的，从属于教会，尽管它试图在组织上脱离教会。

这一组织的目标是地区的垄断，它从民族的或地区的繁荣中获得极大好处（巴黎的大学就不可分割地同卡佩王朝政权的兴盛联系在一起，牛津的大学与英格兰君主政体的强大有关。波伦亚的大学则利用了意大利教区的活力）。大学组织以其独特的方式又是国际性的：由于它的成员是来自所有有可能的国家的教师和大学生，由于它活动的性质，是没有国界的科学，由于它的眼界开阔，主张普遍教学的自由（licentiaubiquedocendi），要求有到处进行教学的权利，规模宏大的大学的毕业生享有这种权利。它和其他社团组织相反，没有对地区市场的垄断权。它的领域是基督教世界。

此外，大学组织冲破了它的诞生地城市的范围。不仅如此，同在法律和政治领域一样，大学还在经济领域同市民进行斗争，有时甚至还采取暴力斗争。大学组织看来注定要从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向另一个社会阶层或集团转化。它

看来必将一个接一个地背离所有其他的人。对教会、对国家、对城邦来说，它都可能会是特洛伊木马。它是无法归类的。

13世纪末的多米尼克修会修士、爱尔兰的托马斯写道：“巴黎城就像雅典，分成三部分：第一，商人、手工业者和普通百姓，名为大城；第二，宫廷周围的贵族和大教堂，名为旧城；第三，大学生和教员们，名为大学。”

谢选骏指出：这个修士显然不懂，巴黎城没有雅典城的奴隶大众——我看他已然忘记了主的恩典、耶稣给人的真自由。

大学社团组织的组成

巴黎的大学社团可作为一个例子。13世纪期间它规定既包括管理方面的，也包括职业方面的组织结构。它由四个学院组成：“艺术”，“政法”或“宗教法’（教皇贺诺琉斯三世于1219年禁止民法的教学），医学和神学，它们构成大学内部数目同样多的社团组织。所谓高等学院，也即法政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是由院长（Dekan）为首的名誉教师团或董事会（Regenten）领导的。艺术院规模要小得多，它是按民族系统组成的。教师和学生大致上根据他们的出生地点划分并组织起来。巴黎大学有四个民族；法兰西、皮卡尔德、诺曼底和英格兰。每个民族归一个受董事会管辖的代表（Prokuror）领导。四个民族的四个代表襄助艺术院的首脑即院长（Rektor）。

但大学在这四个学院上面还有总的机构，不过它们的组织一向极为松散，因为这几个学院很少有共同的问题需要讨论。除了大学院墙外的普雷·奥·克勒克运动场，不存在任何涉及整个社团组织的地产或建筑问题。跟各学院和各民族一样，大学在把它们作为宾客接待的教堂或修道院聚集开会：在圣于连·勒保弗雷教堂，在多米尼克修院或圣弗朗切斯各修院，在圣伯纳德修会即西妥教团的大厅，更多地在马修修会的斋堂。大学在这些地方举行董事和其他教师参加的全体会议。13世纪期间终于形成大学的首脑，艺术院或人文学院的院长。我们还得回顾一下使艺术院成为大学领袖的发展过程。这是由于该学院的成员在人数上的明显优势，他们具有的精神面貌，而更多地是该学院在财政经济方面的作用。对大学财务具有支配权的“艺术家们”的院长是全体会议的主席。13世纪末他已是大学社团组织公认的首脑。他在同世俗势力和教会势力的斗争过程中最终成功地保住了这个位置，这些斗争情况我们将在下面进一步叙述。但他的权威始终不时地受到限制。他可以参加下一轮竞选，但目前只能有三分之一学期的时间再行使他的职权。

这种组织结构情况，其他各大学中都存在，只是往往有相当大的差异。在牛津，院长不止一个。校长（Kanzler）是大学领导，而且如我们已看到的，不久校长就改由大学同事们选举产生。从1274年起，在牛津，“民族”的制度被废除了。这点从招生完全按区域性质来办可以得到解释。从此以后，来自英国北方的人或波利勒斯人（Boreales）——包括苏格兰人——和来自南方的人或澳大勒斯人（Australes），——包括威尔士人和爱尔兰人——不再分成不同的社团组织。

在波伦亚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教授们不属于大学。大学社团组织只包括学生。教师组成“博士学会”。实际上波伦亚区分为几个不同的大学。每个学院形成一个自己的组织。但两个法律大学——民法的和宗教法的——的优势地位几乎是包括所有一切方面。13世纪期间，这一优势地位由于这两个大学组织实际上的合并而加强了。大都是由一位研究院长领导。如同在巴黎，院长从各个民族中产生，民族在波伦亚十分活跃，并且是多层次的。各民族组成两个联盟，“阿尔卑斯山南人”（Citramontaner）联盟和“阿尔卑斯山北人”（Ultramontaner）联盟。每个联盟分成不同数量的许多系——“阿尔卑斯山北人”联盟有16个系——，各个系由在院长身边起重要作用的督导（consiliarii）做代表。

大学社团组织的权力，依靠三种主要特权：法权自治——在教会的某些地区性限制范围内和有向教皇上诉的权力，罢课和分离独立的权利，独揽大学学位授予的权利。

谢选骏指出：所谓诺曼底民族，后来被法国人吃了——

佚名网文《诺曼人》报道：

诺曼人（诺曼语：Normaunds，法语：Normands，拉丁语：Normanni）是中世纪定居于法国诺曼第公国的民族，为法兰克人、高卢人和维京人混血。

诺曼人作为一个融合民族在10至11世纪的维京扩张中开始出现，诺曼人首领罗洛在911年的沙特尔围城战中战败后宣誓效忠西法兰克国王查理三世，罗洛成为第一任诺曼底公爵，而诺曼人所占据的领地正式合法化并成为西法兰克的一部分。诺曼人的民族文化最早出现于10世纪中叶，在和法兰克人与高卢罗马人的长期融合后，他们逐渐接受了西法兰克文化。但其独特的民族文化与民族特征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不断发展。

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征服英格兰，建立了英国历史上的诺曼底王朝。诺曼底王朝对中世纪的欧洲和近东地区有着巨大的政治、文化、军事影响。诺曼人以他们的尚武精神以及对天主教的虔诚而闻名，一度成为天主教拥护者的代名词。诺曼底地区的诺曼人主要使用高卢罗曼语，同时诺曼语也被作为方言使用。诺曼底公国是法国中世纪时期的主要封地，在理查一世统治下成为了一个强大而稳定的公国。在他的统治于996年结束之时，北欧维京人的后代们“不仅皆成为基督徒，而且在所有基础上都成为法国人。他们采用了法语、法国的法律和制度思想，以及法国的社会风俗，并且完全的与法兰克人和高卢人融合”。诺曼人以其独特的罗马式建筑和音乐传统文化以及重大的军事创新而闻名。诺曼人从萨拉森人和拜占庭人手中夺取意大利南部和马耳他岛后，在罗杰二世率领下建立了西西里王国。诺曼底公爵威廉一世则率领远征队在1066年的黑斯廷斯战役中击败并征服了英格兰。西西里诺曼人博希蒙德一世在黎凡特地区建立了安条克公国。诺曼人的影响力达到顶峰时，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加纳利群岛等地区均被诺曼文化影响。

今天，诺曼语在法国、英格兰、西西里地区仍然存留，诺曼人在征服地区引入的文化以及司法和政治制度，依旧对许多欧洲国家有着重要影响。

诺曼人和诺曼底

诺曼人亦曾征服过马尔他岛、英格兰、部份突尼西亚和利比亚。

从地理上来说，诺曼底的大小与古代的鲁昂教区和古称新布列塔尼亚或西法兰德斯的地方相仿，它没有明确的边界且仅是一个次级行政区。从历史上来说，法兰西人占据了其人口的多数，除此之外就是自880年代开始到达的维京殖民者，维京殖民者主要分布在两个一大一小殖民地上，较小的在上（或东）诺曼底，较大的在下（或西）诺曼底。

诺曼人不应与北人混淆，北人是指来自北方的维京人。但是在俄国史料中，诺曼一词经常用来指瓦伦京人（又称瓦良格人，Varangians）；在法国史料中亦然，这个词经常用来泛指在九世纪定居在诺曼底前掠夺法国的各维京集团。

在10世纪时，众诺斯战斗集团流入高卢河流的破坏洪流逐渐进化成包含妇女和动产的更为永久性的营地，异教文化逐渐被当地人的基督教信仰和加洛罗曼语赶入地下，安顿下来的维京小集团接受了多数法兰西人的语言和文化，在经过一两代后，诺曼人大致上与他们的法兰西邻居并无二致。

诺曼第接受在北法国各处不断普遍的封建制度，并运用，无论是在诺曼第或英格兰，成为一种可用的阶级体系。诺曼战士阶级是老法国贵族体系没有的，相对法国贵族很多都可追溯至卡洛林王朝时期，诺曼贵族极少可追溯至十一世纪之前，多数骑士仍然贫穷和渴望土地，至1066年，诺曼第已出口轻骑佣兵超过一世纪，骑士在十字军东征前没什么社会地位，且仅代表此人是一个职业战士和富有到足以拥有战马，许多法国和英国的诺曼人后急切的成为十字军。

语言

诺曼语是形成于说诺斯语的统治阶级采用当地奥依语而发展而成的地区语言，并流传至今。

知名家族

诺曼王朝——第一个统治诺曼第（法国地区）的维京人家族，罗洛（又名诺曼第的罗贝尔）成为在法国地区定居的维京人领袖，他持续统治著这片地区，这片被查理三世割让的土地就被称作诺曼第。

欧特维尔家族——来自科坦丁的诺曼男爵家族，以积极征伐地中海沿岸与参加十字军东征而闻名，极盛时期控制范围横跨欧洲、亚洲和非洲，特别在南意大利和西西里拥有强大势力。

谢选骏指出：诺曼底人虽然被法国人消化了，但却通过侵入英国，对世界历史做出了重大影响。

学习研究的组织工作

大学的规章规定学习的组织工作。它们规定学习期限，学期的教学大纲，和考试的各项条件。

关于学生年龄和学习期限的说明可惜不够明确，而且经常是矛盾的。它们还随时间和地点的不同而发生变动，从有些地方显出的一些迹象，我们可以猜想，实际与理论有时相距甚远。

首先：人们在多大年龄和根据什么条件上大学？上大学的年龄肯定不是很大，但这里发生一个问题：语法学校是否属于大学？书写在进大学之前就已学会，还是如伊斯特凡·哈依纳尔说的，它是大学的基本教学内容之一呢？有一点是肯定的，中世纪几乎不划分教育阶段，中世纪的大学也不仅是高等学校。我们现在的小学和中学课程，一部分就在大学的范围内讲授，或者受大学的监督。学员制度——有关情况还会在后面谈到——更增加了这方面的混乱，按此制度，它的成员从八岁起就上学。

可以说，各大学包括艺术院的基础教育，期限为6年，从14岁到20岁间进行；在巴黎，库尔森的罗伯特的章程作了这样规定。教育分两个步骤，大约两年后取得学士学位（baccalaureatus），学习期满获博士学位（Doktorat）。医学和法学的学习肯定是在20岁到25岁间进行。巴黎的医学院的第一部章程规定，取得医学执照或医学博士学位需要六个学年，而且是在获得艺术硕士以后。最后，神学要求很长期限。库尔森的罗伯特的章程规定，需要八个学年，并且至少要到35岁，才能获得神学博士学位。实际上神学院学生的学习时间看来整整需要15-16年。最初6年他只是个听课者，然后需要进行神学实习：用另外4年长的时间讲解圣经，再加两年长的时间讲解彼埃尔·朗巴德的《教父名言录》。

谢选骏指出：中世纪大学的“学习研究”，原来是依靠“组织工作”的！看来共产党中国对于大学的控制，也是间接地取自于中世纪教会——很可能是从布尔什维克头目斯大林这个“东正教的神学生”那里继承来的。

大纲

由于课程基本上由对经文的评注诠释组成，章程也提到大学练习课程中所用的著作。这里提到的著作的作者，也是随着时间和地点而变动的。在人文学院占主要地位的是逻辑学和辩证法，至少在巴黎大学，那里几乎评注了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而在波伦亚，他们只选用亚里士多德部分著作，而把教学重点放在通过研究西塞罗的《论创造力》（DeInventione）和《支持赫伦纽斯》（AuctoradHerennius），来学好修辞学，他们也重视数学和天文学的教学，主要学习欧几里得和托勒密的书，也学习其他一些人的著作。法学专业学生则以《格拉蒂安教令集》为基础教科书。在波伦亚他们还加上《教皇格雷高里九世法令汇编》、《克莱门书》和《罪行录》。民法方面的评注，是关于公元六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下令编集的《法学江纂》——分为三卷：“旧法编”（Digestum Vetus），“基本法”（Infortiatum），“新法编”（Digestum Novum），以及法典和被称为《小汇编》或《汇编》的论文集，后者包括“法制”（Institutiones）和“案例”（Authentica），这是查士丁尼法典补编部分的拉丁文译本。波伦亚大学还补充一部伦巴底地区的法规集《封建法典》（Liber Feudorum）。医学院用的是《医学论》（Ars Medicinae），这是非洲人康斯坦丁在11世纪编的希波克拉底和盖伦的著作集，稍后还加上阿拉伯人的重要著作：阿维森纳的《医典》（Canon），阿威罗伊的《科里杰特》（Colliget）或《治疗学》（Correctorium），拉泽斯的《奥曼索尔》（Almansor）。神学家除圣经以外当作基础课本的，有彼埃尔·朗巴德的《教父名言录》和彼埃尔·康默斯托的《经院哲学史》（Historia Scholastica）。

考试

考试和获得学位同样是有所规定的。这方面每所大学也都有自己的惯例，并随着时间推移而有所变动。这里有两个典型的学校大纲：一个是波伦亚大学法学专业的，另一个是巴黎大学人文学科专业的。波伦亚大学的新博士取得学位，要经过两个步骤：个别考试（examen或examen privatum）和公开考试或答辩（conventus，cinventus publicus，doctoratus），后者可以说很像一个授职典礼。

博士学位申请者在个别考试前一段时间，由本民族的督导介绍给院长。申请者向院长保证，自己符合规章条例所规定的条件，并且不会试图对主考人行贿。考试前一星期，一名教师把他领带到波伦亚副主教面前，并保证他具备应试资格。考试前这天上午，申请人在听完圣灵弥撒后，来到博士学位资格审查委员会面前，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交给他两份供评注用的文献片断。他回到家里准备作评注，然后于晚间在一个公共场所（通常在大教堂），面对博士委员会和列席的副主教（他不能进行干预）宣读。评注宣读完毕，他回答博士们的提问，接着博士委员会退席并进行表决。多数同意就通过决议，由副主教宣布结果。

如果申请人通过了个别考试，他这时还只是一个获得应试准许证的人，只有在公开考试以后，他才能取得博士学位，并作为教师授课。此时他将被隆重地引入大教堂，在那里发表讲演；他还要做一个关于法学问题的报告，随后针对提出反对意见的学生们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这样，他第一次在大学的辩论中充任教师的角色。然后副主教隆重地授予他授课准许证，另外还有人把他荣任这项任务的奖励品交给他：一个讲椅，一本打开的书，一个金指环，和一顶礼帽或便帽。

年轻的巴黎人文学科学生还必须经过一段预备阶段。虽然不是明确规定的，但基本上可说学生要通过以下第一次考试即“大考”（determinatio）才能进而取得学士学位（baccalaureus）。“大考”前还有两项考试。首先学位申请人必须在12月举行的“问答”（re－sponsiones）中同一位教师展开讨论，然后在次年的四旬斋期（复活节前的四十天）进行考试。考试通过后，他才可以参加“预考”（examendeterminantium）或“学士学仅考试”（baccalariandorum），这时他必须证明他符合规章规定的要求，并且应该通过回答教师委员会的提问，表明他已掌握大学大纲中规定的著作。下一步才是“大考”：在四旬斋期间申请人要讲几堂课，以此证明他有能力继续自己的大学生涯。第二阶段是为了获得大学授课许可证和博士学位的真正考试。这里也分几个不同的阶段。最重要的是作出一系列评注和回答总监或副总监领导下由四名教师组成的委员会的提问。通过的学位申请人几天以后在隆重的庆典上由大学总监授予许可证，这时申请人要发表一篇报告（collatio），但这只是一种形式。大约六个月后他在“试讲”（inceptio）——相当于波伦亚大学的“答辩”（conventus）——过程中正式成为博士。“试讲”的前一个晚上，他参加一个隆重的讨论，那被称为是他的“初夜”（Vesper）。在“试讲”那天，他在学院全体人员出席的情况下，进行他的第一次讲课，并得到他的学位荣誉证件。

大学的规章最后还包括整整一大套规定，它们跟在其他社团组织里一样，确定了大学社团组织的道德氛围和宗教氛围。

道德氛围和宗教氛围

这些规定确定了集体的节假日和娱乐活动，同时也给它们定下了界限。伴随着考试而来的是馈赠、娱乐和宴会（用考生的钱举办），以庆祝团体在精神上的团结一致和新成员的加入。同在酒宴时一样，资格最老的一帮成员的会饮（potaciones）是仪式中的庆祝活动，社团组织通过它来体现出自身根深蒂固的团结。知识分子的骨干就在这些游戏娱乐里显现出来，每个国家在某些场合还要拿出自己的传统特色：在意大利是芭蕾舞，在西班牙是斗牛。

此外还有规章上没有正式明文规定的礼仪，即新大学生、通过考核者和第二学期学生，用我们的话叫“毛头小伙子”，在进大学时要经历的入学仪式。我们是通过在15世纪末才出现的一份引人注目的文献《学者宣言》（Manuale Scolarium），了解这些仪式的，从中我们能够获悉这些大学生风俗早年的起源。引导新生入学，称为“清扫”典礼，意即去掉年轻人粗俗的习气，或者甚至他们野蛮的兽性。人们取笑新生身上有类似牲口的怪味，迷惘的目光，长长的耳朵，使人想起野猪的獠牙。人们要卸掉他想象中的双角和肉瘤，给他洗澡，挫掉他的门牙。在一个滑稽摹仿的忏悔仪式中，他终于招认了那些希奇古怪的坏习惯。这样，未来的知识分子摆脱了他的来历，他的这种来历与当时讽刺文学中的农民形象与粗野的笨伯形象非常相似。从野蛮到开化，从粗野到城市文明，在这种仪式中，原始的蒙昧被分解了，差不多成为内容被掏空了的躯壳显露出来。这种仪式使人想起的是：知识分子将要摆脱乡土的氛围，农业的文明和蛮荒的世界。人类学家对教士们的这种心理分析或许会有一些话要说。

谢选骏指出：这里说的，并非什么“知识分子”，而是“教育制度”。能够进入这一制度的，就算知识分子；否则就不算。例如，我12岁开始自学12年（1966—1978年），不算知识分子，一旦考上硕士研究生了，就算知识分子了——多么荒谬的生活、社会、制度、价值。

大学的虔信

规章也规定大学组织应该完成的敬神动作和良好行为。它们要求大学组织的成员，参加一些礼拜仪式，加入到一些宗教仪式的行列中去，并经常做某种祷告。位于首要地位的，无疑是对佑护圣徒的朝拜，首先是大学生的庇护人圣尼古拉，医学生和其他许多人的庇护人圣柯斯马和圣达米安。在大学的想象世界里，圣徒和有关职业的世俗人紧密融为一体的社团趋势，带着一种独特的紧迫性重新出现了。人们特别喜欢让耶稣出现在博士们中间，而圣徒们被赋予教师的特征，披上后者的长袍。

大学的虔城笃信同巨大的精神潮流相关联。十四世纪巴黎“圣母”学会的规章，就反映出教师与大学生们参加风行一时的圣餐礼拜和参加“基督复活”的游行的情况。

在知识分子的宗教信仰方面，从13世纪起出现的唯灵论倾向，经过调整后，适应了由城市中人规定的社会的职业环境。职业道德成为宗教优先考虑的范围。为适应不同社会阶层的专门行业，忏悔神父的各种手册，尽力根据职业的不同，规定忏梅与赎罪的内容，并列出与解释农民、商人、手工工匠、律师等不同人的罪责。它们尤其注意知识分子和大学成员的罪责。

但教士们在宗教信仰方面，并不满足于在圣像朝拜的潮流里随波逐流。有时他们试图引导这一潮流，或者在其中另辟蹊径。在这方面研究一下知识分子中间的圣母崇拜，是富有教益的。它极有生命活力。从13世纪初，在大学界就广泛流传着专门献给贞女玛利亚的诗篇和祷文，其中最有名的例子是巴黎大学教师加兰的约翰的集子《玛利亚之星》（Stella Maris）。这一圣母崇拜，在一个因哥利亚德的影响本质上是男性的和独身的环境里，引进一个女性代表，它从任何观点来看都是不足为奇的。但知识分子崇拜玛利亚有其特殊性。这一崇拜一直与神学密不可分，并导致关于童贞女受孕的激烈争论。当邓斯·司各特为童贞女受孕热情辩护时，它在教义的根本点上同圣托马斯·阿奎那发生冲突。顺便提一下，后者在这个问题上接受的是上世纪最重要的圣母崇拜者圣伯纳德的立场。看来知识分子首先愿意对圣母崇拜保持理性上的共鸣。看上去他们像要阻止圣母崇拜骤变为情感式的膜拜，并在努力思考和热情冲动之间找到正确的平衡。加兰的约翰在《玛利亚之星》的前言里，真诚地揭开这一倾向：“我根据传说故事汇集了圣母的神迹，这些故事我是在巴黎的圣热内维耶伏图书馆发现的。我为巴黎大学我的学生们，用诗体把它们写下，这样它们显得生动可亲……本书材料上的来源是光荣的圣母的神迹。但我也补充了物理学、天文学和神学的事实……最根本的动因来自对基督的持久不渝的信仰。为此，它以神学、尤其物理学和天文学为前提。”正如人们看到的，大学成员还希望在这颗圣洁之星下寻求科学之光。

谢选骏指出：人们认为圣母崇拜是农妇的爱好，这里却说是男性学生的习惯——到底孰是孰非，或是兼而有之？因为几万年前就有母神崇拜了，那毕竟是人体的根源。

工具

作为专业人员，13世纪大学组织的成员拥有一个完整的工具箱。作为作家、阅览者和教授，他身边到处都是他的各项活动所必需的工具。巴黎教师加兰的约翰在他编着的词典里写道：“教士需要下列器具：图书，一张斜面桌，一盏带油的夜灯和一个蜡烛台，一个提灯和一个漏斗形墨水瓶，带有一支羽毛笔、一条铅丝和一把直尺，一张桌子和一条教鞭，一个讲课用凳，一块黑板，一块带有括刀和粉笔的浮石。斜面桌（pulpitum）法语叫‘吕特灵’（lutrim），顺带还应考虑斜面桌刻着一条条凹槽，以便把桌面固定在适合阅读的高度上，因为书是放在‘吕特灵’上的。刮刀（plana）是铁制品，是使用羊皮纸的人用来准备羊皮纸的。”

人们甚至还发明了别的工具，虽然不是每个教士都会用到，但它们都是辅助工具，例如誊抄人员的工具：其中有卷羊皮纸的工具和一个小辊子，借此可以找到抄写时中止的地方。

知识分子作为专业人员，装备了一大批工作用具，这使他远远不同于中世纪盛期的教士，后者主要进行口头讲授，只需要极少一点材料，以抄写稀有的手稿，这方面首先考虑的是雅致美观。

虽然口头练习仍然是大学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图书已成为教学的主体。只要看看知识分子工作用具范围的广泛，就能理解，为什么阿西西的圣弗朗切斯各这位禁欲主义的倡导者，除了反对别的一些事外，还要反对知识分子的活动呢。这是因为对这项活动来说物质配备必不可少，而且会越来越丰富多样。

作为工具的图书

大学的图书根本不同于中世纪盛期的图书。它是由一个全新的技术、社会和经济背景产生的。它是另一种文明的表现。就像亨利·皮伦纳曾指出的那样，文字书写本身发生了变化以适应新的条件：“斜体字适应这样的一种文明，在这种文明里，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中都不能没有文字。（加洛林王朝时代的）小写体字是适应知识阶层需要的文字，教育掌握在他们手里并由他们来传播。这是很典型的，13世纪上半期，除小写体字外，重新又出现斜体字，这意味着到了一个因社会的进步、世界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而普遍要求文字革新的时代。”狄斯特雷修士的出色著作曾叙述13世纪发生在图书出版技术领域里革命的整个规模，这一革命的场所就是大学的图书工场。

教师和学生不仅需要阅读大纲规定的著作，教授的讲课内容同样必须记录下来。学生们自己记笔记（relationes），其中有些笔记流传下来。除此之外，教授的讲稿要发表，而且还必须尽快问世，以便考试时可以应用。同时还需要有一定数量的样本。这项工作的基础是“卷”。让我们从狄斯特雷修士的著作里摘录一节：

“准备传播的著作的第一个正式副本抄在四开页的分册上，这些分册各自独立。每本由折成四页的熟羊皮制成的分册叫‘卷’（Pecia）。抄写者们依次使用它们，它们合在一起称为‘样本’（ex－emplar）。假如有一本60卷的著作，在一个抄写者单独完成一个独立副本所需要的时间内，依靠这些卷册，就足以让40个抄写者同时完成40份在大学监督下经过润色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正式的文本的抄本。”正式讲课稿的发表在大学里具有决定性的意义。1264年帕多瓦大学的规章明确载明：“没有‘样本’就没有大学”。

图书在大学的广泛使用引起了一系列后果。同旧式的手稿相比，羊皮纸生产有了改进，产生了更薄、更柔韧、更少泛黄的纸张。在技术发展最快的意大利，羊皮纸张非常薄，并且洁白有光泽。

书的开本也在变化。早先它差不多就像我们的对开本。“这样大的尺寸只适用于必须保存在修道院的手抄本，它们只在那里有。”但从今以后图书要经常考虑到从一个地区带到另一个地区的需要。它的开本变小了，变得更便于随身携带。书写更便捷的哥特式小写字体取代了早先的字母。字体的变体从大学中心区开始，再遍及其他地区；有巴黎式变体，英国式变化和波伦亚式变体。这也与技术进步相称，那就是不再用芦苇杆写字，而改用禽鸟的羽毛管，一般是鹅毛管笔，它使得“更轻快和更迅速的工作”成为可能。

书的装璜不像以前那样讲究了：美术字体和花体首字母被成批生产出来。法学手抄文书往往样式豪华，因为法学家大多属于富有阶级；但大多数贫穷的哲学家和神学家的书籍，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用花体首字母。抄写者经常使原来应该有装饰字体和花体首字母的地方留出空白，囊中羞涩的买主就这样把誊抄本买走，而富裕的顾客可以让人在相应的位置再画上字母。

除了这些相当有趣的细节外，还增加了越来越多的简略记号（必须加快抄写速度），这是编码化、类型化和索引化的进步；有时还有缩略语表，而且越来越倾向按字母表的顺序进行排列。为了便于加快查阅速度，人们什么办法都想出来了。知识分子这项职业的发展迎来了手册的世纪，也就是随身携带和随手使用的图书的世纪。这是书写文化流通及传播加快的清楚标志。最初的革命发生了：图书不再是奢侈品，它变成工具。这与其说是印刷术引进之前的一次新生，还不如说是一种创造。

作为工具的图书，变成了产业的产品和交换的商品。在大学的校园内外，产生了整整一个由抄写者（他们经常是些以此谋生的穷苦学生）和书商（stationarii）组成的阶层。大学的发展建设迫切需要他们，他们也作为完全正当的劳动者争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他们享受大学成员的特权，并且受大学管辖。他们扩充了大学组织的成员的数目，替它增加了一支完整的辅助工匠队伍。知识产业有它附属的和派生的产业。有的生产者和商人成了显赫人物。除了“职业专门是贩卖一些常用书籍的手工工匠，（另外）产生了一批国际性的出版商”。

谢选骏指出：没有书籍就没有文化，所以反文化者都需要焚书，坑儒还是其次的。因为人可以改造，书无从改写。

方法：经院哲学

知识分子这种技术人员除了自己的工具，还有自己的方法：经院哲学。著名的学者们，其中最突出的是蒙西诺尔·格拉勃曼，已经叙述了经院哲学的成果和历史。谢纽修士在他的《圣托马斯·阿奎那研究导论》里，也对此清晰地作了阐明。我们试图进一步说明一下这一经院哲学的总体形态和影响范围，几百年来它一直被人诋毁，而没有受过专门教育则很难对它有所了解，因为它的技术的一面使人非常厌烦。让我们以谢纽修士的话作为准绳吧：“思考是一个穷极精微地确定它的法则的‘专职’。”

词汇

首先是语言的法则。由于当时的知识分子把词语赋与权利和力量的意义，并努力确定词语的内容，因此著名的唯实论者和唯名论者的争论，充满了中世纪的思想。对他们来说，这是根本上涉及言词、概念和存在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这种争论与人们指责经院哲学的咬文嚼字相距不远，顺便说一下，经院哲学在13世纪有时候是这样，以后则常常陷入这种情况。中世纪的思想家和教授们想要知道，他们所谈究为何事。经院哲学则立足于语法。经院哲学家是沙特尔的伯纳德和阿贝拉尔的后继者。

辩证法

然后是论证的法则。经院哲学的第二层是辩证法，这是方法的一种汇集，这些方法从知识的对象中提出问题，然后说明这个问题，对反对者的攻击进行申辩，使问题得到解决，并说服听众或读者。这里的危险在于论证的内容空洞——不再是咬文嚼字，而是夸夸其谈。辩证法需要一种实在的，不仅来自言词，而且也来自思想的内容。大学成员们也是索尔兹伯里的约翰的后继者，约翰作了说明：“逻辑单独一个是贫血虚弱的和无生育力的；如果它不和别的什么交配，就结不出任何精神的果实。”

权威

经院哲学依赖圣经经文。这是一种信奉权威的做法，它把以前文明的两个方面贡献作为自己的基础：一是基督教学说；一是如前所述的，通过阿拉伯世界而来的丰富的古代学说的思想宝藏。它是机遇的产物，再生的成果。它消化吸收了西方国家以往的文明。圣经、教父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拉伯人，这些是知识的陈述，是著作的材料。这里的危险在于重复，在于鹦鹉学舌，在于奴才般的亦步亦趋。经院哲学家从12世纪的知识分子那里，接受了对必然的和不可逆转的历史进步和思想进步的敏锐感受力。借助于这些材料，他们完成了自己的著作。他们在地基之上又添加了新的楼层和独特的建筑。他们是沙特尔的伯纳德的后继者，也是站在古代人的肩膀上，为的是看得更远。图尔奈的吉尔伯特说：“如果我们局限在已发现的事物上，我们将永远找不到真理……在我们之前写作的人，对我们来说不是主宰，而是向导。真理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它还没有被人整个地占有。”这同“一切都已被人说过了，我们来得太晚……”的悲观论调相对比，是多么令人赞叹的理智的乐观主义！

理性：作为科学的神学

经院哲学把模仿的法则同理性的法则结合在一起，把权威的规定同科学的论证结合在一起。不仅如此，神学还立足在理性的基础上，从而变成了科学——这是本世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大进步。经院学家们阐释了圣经中没有阐明的内涵，这鼓励信徒们为自己的信仰找到根据：“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新约·彼得前书》3，15）他们响应圣保罗的号召——对圣保罗来说，信仰是“未见之事的确证”（argumentumnonapparentium）。（《新约·希伯莱书》11，1）从最先提出这个问题的奥弗涅的威廉，到为神学科学作出最确切说明的圣托马斯，经院学家们都提到了神学的理性，由信仰启迪的理性（ratiofideillustrata）。比起圣托马斯提出的如下原理：“上帝的恩惠并不是让自然消失，而是让自然趋于完美”（gratianontollitnaturamsedperficit），圣安瑟尔姆意义深远的概括“信仰寻求理智力”说得更为清楚。

对经院哲学来说，理性完成于理智力，其闪电扩展为明灯。再没有比经院哲学更少蒙昧主义属性的东西了。

在这个基础上，经院哲学在大学的工作范围内，通过它特有的评注方式发展起来。

谢选骏指出：各个文明都有其“经院学者”，其作用就是“巩固政权”。

练习课程：“研究”，“辩论”，“随意性辩论”

经文的“评注”（lectio）是基础。这是一个深入的分析，从细扣“字词”（littera）的语法解析开始，进而达到提供“意义”（sensus）的逻辑的说明，最后以阐明科学与思想内容（sententia）的诠注作为结束。

评注就会引起讨论。辩证法使得有可能超出对经文理解的范围，并处理理解经文过程里产生的问题；于是经文退居对真理的探求之后。诠注由一系列疑难问题所取代。经过相应的处理过程，“评注”（lectio）转变成“研究”（quaestio）。大学知识分子就在这一时刻诞生了，这时他对只是一份基础材料的经文“提出疑问”，这时他不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教师不再是注释者，而成了思想家。他提出自己的解答，他体现了创造性。他从研究中得出的“结论”（determinatio），是他思想的成果。

在13世纪，“研究”甚至完全脱离经文。它是独立存在的。在教师和学生们的积极参与下，它成了讨论的科目，从此它成了“辩论”（disputatio）。

曼东涅修士在这方面提供了一段经典的描述：“当有教师举行学术辩论时，学院里同一天上午所有其他教师和学土们开设的课程全都取消。只有主持辩论的教师简短地讲一点课，直到助教们到达，然后开始辩论。他占用那天上午的很大一部分时间。学院全体学士和辩论教师的学生必须参加这一练习课。其他教师和学生似乎可以做自由选择，不过视辩论老师的名望和讨论的课题而定，参加人数无疑相当多。巴黎的教士和院长主教们，以及其他途经巴黎的教会人士们，看来都非常喜欢这一激动人心的论战。辩论是教士们的竞赛。

“辩论的题目事先由提出辩论的教师确定。这些题目在规定日期内通知学院的其他部门……

“辩论在该教师的指导下进行。但实际上他不是辩论人。他的学士担任答辩者的角色，并通过这样的方式开始学习这种练习课程。来自不同的方面的异议，一般首先由在场的教师们提出，接着由学士们提出，最后也许由大学生们提出。学士解答列举的各个论点，必要时教师给予支持。简而言之，以上所述是一次通常的辩论过程，但这只是第一部分，虽然它是最主要和最生动的部分。

“在辩论过程中，没有固定程序提出，没有驳难的异议，最后形成相对地说不是那么有条理的教学材料——但与其说它们是战场上的残骸，不如说它们是建筑工地上的半成品。所以继这一预备讨论后，是第二步的‘主导论证’。

“在第一个讲课日，当时人们这样说，也即主持辩论的老师能够宣读讲稿的第一天（因为星期日、节假日或别的原因可能会妨碍第二天继续辩论），教师在自己所在学校，再次把头天或前几天辩论的材料仔细阅读一遍。首先他在资料允许的情况下，把针对他的论点提出的异议，按照逻辑顺序或依自然次序列出，最后确定它们的最后措词。列举这些异议后他就自己的理论作若干论证，然后再就辩论的问题举行了一个内容多少增加了的讲学报告，这是‘论证’的中心和主要部分。他逐一答复针对他论点的理论所提出的异议，这样练习课就结束了……

“由教师或听众笔录下来的‘论证’，形成文稿，我们称为‘辩论之问题’，它们是‘辩论’的最终文本。”

在这一范围内，同时发展出一种特殊的形式：随意性辩论。教师们每年可以举行两次会议，他们在会上即兴发挥，讨论“不论什么人提出的不论涉及何种题目”（deuuolibetadvoluntatemc…us－libet）的问题。格罗吕伊主教关于这一练习课程有以下的描述：“会议大约在四、五学年间或第六学年开始举行；不管怎样都在早晨开始，因为可以长时间地进行下去。它的特点正是在于它的随意与即兴式的方式，以及在会上飘荡着的捉摸不定。它是一种辩论的会议，论证的会议，像其他许多别的练习课程一样；但它的特殊之处在于主动权教师转到助手们手里。在通常的辩论中，教师事先通告题目，事先加以思考和进行准备。在随意性辩论中，谁都可以随便提出什么问题，而这对接受提问的教师是一个巨大的威胁。敌视的或好奇的问题与异议，跟往常一样，会从各个方面袭来。人们可以怀着善意征求他的意见，但也可能试图使他陷入自相矛盾之中，或逼使他探讨他极不愿意谈起的棘手问题。有的时候是好奇的陌生人或不安份的家伙，有的时候是心怀忌妒的对手或好奇的教师，试图让他陷入困境。有时候问题十分明晰与有趣，有时候问题又含义双重，确实叫教师感到实在为难，难以把握它的确切外延及真实内涵。有些问题都是属于光明正大的纯知识领域；另一些问题却主要含有政治性的或诽谤性的用意……所以谁要是打算经历一场随意性辩论，那他就必须具备非同寻常的决断能力，和几乎有通晓万物的学识。”

这样，经院哲学严格遵循理性法规，作为学术上严谨的教师和创造性思想的激励者而发展起来。西方思想借助理性的法规已取得显著进步，理应永远保留它的印记。当然，这是就13世纪由机智和严谨的思想家们所运用的、处在全盛时期和繁荣兴旺的经院哲学而言的。中世纪末期那种狂热的经院哲学，它就理所当然地招致了伊拉斯谟、路德和拉伯雷的蔑视。巴曼克式的经院哲学，也势必引起马勒伯朗士的厌弃。但经院哲学的精神与传统融合进西方思想新的进步过程中。不管笛卡尔怎么说，他得力于经院哲学的地方就很多。艾金纳·吉尔森在其所著的那本重要著作的结论部分写道：“如果不坚持把笛卡尔主义同经院哲学对照起来看，就无法理解笛卡尔主义。笛卡尔主义鄙视经院哲学，但本身又植根在经院哲学之中；因为笛卡尔主义采纳了经院哲学，由此人们可以认为，笛卡尔主义从经院哲学中汲取了养料。”

谢选骏指出：经院哲学从来都不是“创造性思想”的激励者，而是扼杀者。

矛盾：如何生活？靠工资还是靠领地？

然而同样由于经院哲学这一武器，13世纪的知识分子却要面对许许多多捉摸不定的苦恼，并且必须作出一些困难的抉择。这种矛盾状况在大学一系列危机的发展过程里表现出来。

第一类问题是物质性的。它们造成了深远的后果。

首先一个问题是：怎样生活？一旦知识分子不再是由自己的团体关心的修士，他就必须自己设法解决生活费用。在城市里，食宿、衣着和装备问题都令人操心，书籍是昂贵的。从现在起，大学生活越长，费用就越大。

这个问题有两个解决办法；教师或者靠工资，或者靠领地的收益；学生或者靠助学金，或者靠教会薪俸。工资可以有两种形式：教师可从自己的学生那里得到酬金，或者从世俗权力机关方面得到报酬。助学金可以是私人赞助者的赠予，或是经由公共机构以及政权机关的代表提供的资助。

在这些解决办法后面，有着不同的责任。第一个基本选择是工资收入与领地收入之间的选择。在前一种情况下，知识分子感觉自己像个工匠，像个生产劳动者。在后一种情况下，知识分子不靠他的职业，而是他能够从事这项职业为生，因为他是领年金者。由此决定他的整个社会经济地位：他是劳动者呢？还是特权阶层的一员？

在这第一个选择中，体现出另一种虽然程度有限，但并非无关紧要的意义。

作为工资收入者的知识分子，在学生们付给报酬的情况下，他可以是商人；在地方当局或封建王侯给他工资的情况下，他可以是官员；而当他依靠赞助者的捐款生活时，他就是某种类型的仆役。

知识分子在依靠教会薪俸生活的情况下，同他担任的特殊角色相联系，能够得到一份领地，这使他成为一名专业化的教士；或者他能够继承一份领地，这就已经把他同另一种牧师角色，即教区神甫或修道院神甫联系在一起。随之他变成了在担任教会职务外偶而为之的知识分子。

从12世纪以来，人们部分地根据地区和时代的条件，部分地根据个人的处境和心态而作出抉择。

但仍可以确定总的趋势。教师们倾向于依靠学生付给的报酬为生。这一解决办法，对他们来说，有不依赖世俗势力，即不依赖地方当局、封建王侯、教会以及资助者的长处。这样的解决方法对他们来说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最能适应城市发展的惯例，他们觉得自己就属于城市。他们出售自己的知识与学说，就像手工工匠出售自己的生产成品。他们为这样的做法提供了许多辩解的理由，它们表现在许多方面。

主要的辩解理由是，每一项工作都应该有报酬。忏悔神父的手册确认了这一点：

“作为工作与辛劳的代价，教师可以接受学生们（collecta）的金钱。”大学成员们经常向人提起，1382年帕多瓦大学的法学博士们是怎样公告于世的：“依照我们的观点，劳动者不从自己的劳动中获取报酬是不理智的。因此我们宣布，凡以学校名义接受一名学生参加自己的讲解答疑的博士，应该从这名学生那里得到三磅啤酒和四瓶葡萄酒，或一枚杜卡特金币，作为对他工作的认可。”由此也就发生了教师们对不情愿付钱的大学生的不满。波伦亚大学的著名法学家奥多弗雷杜斯就曾写道：“我今通知你们，明年我将以我过去一贯表现出来的同样的认真态度，完成份内应尽的专业课教学，但我不想提供额外的专业课，因为学生不是好好付钱的人。他们希望长知识，而不想付钱，正像俗话说的：‘人人愿意增长知识，谁也不愿为此付出点代价。’”

就学生们方面说，他们首先努力争取从自己的家里或慈善家那里得到资助，这是我们根据他们那些或者是真的或是在通信手册中作为例子引用的信件中得知的。

教会，特别是教皇们，把处理这一问题当作自己的责任。他们宣布一项原则：

教学无偿。这样做的最合法的理由，是希望对那些穷苦学生敞开大学的大门。另一理由以一种远古的观点为基础，并与那时狭义地说只有宗教课程的时代有关，它把知识看成是上帝的赐予，出卖知识就是买卖圣职罪。对这种观点来说，教学是教士天职（officium）这一整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圣伯纳德在他一篇著名的文稿中，把教师们的收益称为“可耻的利润”（turpisquaestus）。

教皇们因而宣布了一系列措施。早在1179年第三次拉特兰宫教廷会议上，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就已宣布“教学无偿”的原则，他的继任者时常引用这一决定。与此同时，每个天主教大教堂附近都应开设一所学校，它的教师靠授予领地获得可靠的生活保障。

由此教堂也从经济上把知识分子同自己绑在一起，因为知识分子不得不请求教皇赐予领地。这样一来，教皇们卓有成效地阻遏了或至少延缓了知识分子转化为世俗教徒的运动。

这样一来只有甘心情愿在物质上仰赖教会的人，才能够成为大学教授。虽然有教会极其顽固的阻力，在大学以外肯定仍然还有世俗的学校，不过这些世俗学校不从事普通教育，只限于技术性的、主要是为商人需要开设的课程：书写，会计，外语。普通教育与技术教育之间的界限就这样划分开来了。由此教会从英诺森三世代表的立场中，获得了它的重大影响力。英诺森三世在他的《对话录》里说：“每个有才智的人……都可以教学，因为他需要通过教学，把他发现是背离了真理或道德的正确方向的兄弟，引回正道。但布道，也就是公开的宣讲，只有另外的专门人员，也即主管灵魂拯救的主教和教堂神父以及修道院院长，才能承担。”在这个重要著作里，这位“教廷之王”尽管对新事物抱着怀疑态度，还是承认了因普遍的发展而形成的教会机构与教学机构之间的必然差异。这种看法，无疑存在于一个充分基督教化的社会的具体历史联系中。但教会的最高层人士，至少在教会的布道者中间，承认了教学的世俗性质。众所周知，这段文字并没有得到应有的解释。

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中世纪数目众多的教师和大学生是世俗教徒。尽管如此，他们也向教会索要领地，这就给中世纪和大革命前旧社会制度时代的教会造成了一个巨大负担：教会收入与采邑分配给了世俗教徒。此外，在每个学校中心分给一个教师特殊领地的做法，很快显示出是令人非常不满意的：教师和学生都得到了通常的领地，这增添了教会的另一个苦恼：神甫们没有固定任职地点。

最后，教会的态度加剧了那些通过教学寻找非宗教性任务的人的困难，尤其是民法与医学。它们经常被迫处在非法的境况之中，因为首先是学习法律的热潮虽然中止了，但这一领域仍不断受到教会高层人士的攻击。罗吉尔·培根对此解释说：“在民法中一切都具有世俗性质。谁投身于这样一门粗俗的艺术，谁也就脱离了教会。”由于民法无法正式在大学中出现，一系列负有强有力地推动技术、经济和社会发展使命，但却丝毫没有直接的宗教性质的专业，在今后几个世纪之久就一直处于瘫痪状态。

谢选骏指出：金钱的来源决定了精神的倾向。

持修会修士和世俗化教士的冲突

一个在13世纪和14世纪初震动了各大学的严重危机，揭开了知识分子处境的两重性，以及他们中间大多数人的不满。这涉及持修会修士和世俗化教士的斗争，涉及世俗化教士对来自新的托钵修会的教师在大学里占有越来越多席位的强烈抵抗。实际上，多米尼克修会的教士从一开始，就试图打入大学；修会创始人的本来宗旨——布道和同异端邪说进行斗争——促使他们努力从知识上扎扎实实地武装自己。弗朗切斯各修会的教士们很快也朝着这个方向发展，而规模不差上下的是修会内部也有一些人影响日益增长，使修会至少在某些方面脱离弗朗切斯各的立场。圣弗朗切斯各是以反对科学出名的，他认为科学与知识是守贫、禁欲和与穷人的兄弟情谊的障碍。起先教团的修士们受到热烈欢迎。1220年，教皇贺诺琉斯三世称赞了巴黎的大学，因为它吸收多米尼克修会教士参加到它的教学工作中来。然后就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巴黎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1252－129O年间，尤其在1252－1259年间，1265－1271年间和1282－1290年间。牛津大学受同样问题的侵扰要稍晚一点，在1303－1320年间和1350－1360年间。

这方面最尖锐和最典型的冲突，1252－1259年间发生在巴黎。在圣亚茂的威廉的事仲中，冲突达到了顶峰。尽管事情错综复杂，却颇有启发意义。有五个方面的人参与了这一事件：托钵修会和它属下的巴黎的大学教师们，大学的大部分世俗化教师，罗马教廷，法国国王，和大学生们。

在斗争的高潮阶段，非僧侣教师、圣亚茂的威廉，在一本题为《新时代的危险》的小册子里，公开对教团兄弟们展开猛烈抨击。他受到教皇谴责，尽管有一部分大学人员强烈反对，他还是被判处流放。

哪些责难是世俗化教师用来攻击托钵修士的呢？

在第一阶段，从1252年到1254年间，事情差不多纯然只是对大学社团组织方面的责难。世俗化的教师指责托钵修士破坏大学的规章。这些后来者过去并没有取得人文学科的硕士学位，就获得了教师头衔，并讲授神学。1250年他们争取到教皇的恩准，除在神学院之外，从圣母修道院的总管那里得到在大学授课的“准许证”。在大学规章制度只允许向他们提供四个教席中的一个的情况下，他们要求并实际上占有了两个教席。最主要的是他们在大学罢课的情况下还继续授课的做法，这破坏了大学的团结。1229年至1231年间，他们这样做了，1253年罢课时又一次这样做，而罢课是罗马教廷认可的和章程中规定的权利。此外世俗化的教师还指责教团说，他们不是真正的大学成员，他们与大学进行不正当的竞争：他们扣留学生，把许多人押去过修士生活；由于他们靠布施生活，他们不要求学生为上课付钱，并不感到真正受大学成员物质需求的约束。

这些就是世俗化教士真实的责难。它们意义深远。它们很说明问题。大学成员很快已意识到这种双重附属的不可协调性：一方面附属于某一教团，尽管它带有新的作风；另一方面又附属于某一社团组织，尽管它带有很多教权主义色彩和自己的独特性。

托钵修士是缺少人文学科基础教育的知识分子，物质生活的费用对他们不成问题，罢课的权利对他们毫无意义，这种人不是真正的知识分子。这种人也不是科学劳动者，因为他们不靠教学来维持生活。

教皇英诺森四世至少部分地参与了上述论争。他对托钵修士破坏了大学的规章感到震惊，在1254年7月4日责令他们要遵守大学规章然后于同年11月20日，他在教谕《暂行法》（Etsianimarum）中限制了两个教团在大学里的特权。

但英诺森四世的继承人，曾经是弗朗切斯各修会护卫枢机主教的亚历山大四世，就在同年12月22日，颁发了教谕《反隔离》（Necinsolitum），以取代他前任的诏书，并于1255年4月14日在新的教谕《新的光明之源》（Quasilignumvitae）中确定了托钵修士对大学成员的彻底胜利。

斗争重新爆发，变得更加激烈，并转移到另一个层次：这已不再是社团斗争，而成了教义斗争。世俗化教师圣亚茂的威廉站在最前列，还有像吕特勃夫（以他反映时事的诗歌）和约翰·德·墨恩（以他的小说《玫瑰传奇》）等作家，从攻击教团的存在和其理想的基础入手。

人们指责托钵修士非法行使教士的职能，其中有非法主持忏悔和葬礼。他们伪装虔诚，实际上追求享受、财富和权势。《玫瑰传奇》里出名的福克斯-桑勃朗这个人物，就是弗朗切斯各修会的修士。最后人们指责他们宣传异端邪说：他们的福音新教的贫穷的理想同基督的学说是对立的，并且给教会造成了衰颓的威胁。论据是挑衅性的：作为证据，世俗化的教士们举出了部分弗朗切斯各修会修士十分信奉的弗洛拉的约西姆的预言。他预言，1260年将是新时代的开始，在这个时代中，一个新的建立在贫苦法则上的教会将取代现有的教会。弗朗切斯各修会修士、博各桑东尼诺的格哈特，于1254年发表《永恒福音绪论》，进一步发挥了约西姆的思想，这给世俗化的教士们提供了新的炸药。

世俗化的教士们无疑做过头了。说什么诽谤啦，阴谋啦，原本只是着眼于败坏教团声誉，却损害了他们自己的事。圣彼纳梵杜拉，甚至人们很难指责他对大学抱有敌意的圣托马斯·阿奎纳都驳回了他们的基本论点。

事情还有它本身的为难方面。大多数教皇太幸运了，可以依靠裁决来满足忠于他们的教团的要求，同时又可更牢固地控制住大学；他们战胜了世俗化教士的反抗。

法兰西国王“圣者”路易九世完全站在弗朗切斯各修会修士一边，他没有采取任何一点措施来反对托钵修士。吕特勒夫因而愤怒地指责他是托钵修士手心里的玩物，不捍卫对法兰西王国具有重大意义的大学的权利。大学生们显得动摇不定，许多人欣赏托钵修士所讲课程的长处，并进而为他们人格的光辉和他们学说的各种不同新观点产生了好感。这些复杂矛盾的情况使冲突更加混乱，从而使这场冲突在历史学家眼中也模糊不清。

新的精神在这场两个派别的争斗中摇摆不定，一方面托钵修士与知识分子运动的基础——社团集体的观点格格不入，他们从社会和经济的基础上破坏了一个新的知识劳动者阶级的希望。但他们生活在城市里，生活在新的阶级中间，从而能够更好地了解后者在知识上和精神上的要求。除了托钵修士的某些成员，像把经院哲学推向高峰的多米尼克修会修士圣托马斯·阿奎那，经院哲学找不出更出色的代表。

英诺森四世本来可以在他执掌教权的末期，通过互相让步的方式，把托钵修士的酵素限制在大学组织里，这样大学组织本身可以决定他们的未来。他的继任者也没能胜任这项使命。

但这一斗争以新的形式，显示了大学精神同一部分修士理想的全部对立，后者被托钵修会重新接受，并获得生机，但也被推到了极端。

贫穷问题事实上是在双方都引起争论的中心问题。贫穷的信条起源于禁欲，禁欲是对现世的否定，是面对人类和自然的悲观主义。由于这个原因，它已同大多数大学成员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乐观主义产生了冲突。而且更主要的，由于提倡贫穷，结果在多米尼克修会修士和弗朗切斯各修会修士那里造成了行乞的风气。对于这点知识分子是坚决反对的。他们认为，人只能靠自己的劳动生活。在这点上他们代表那时所有劳动者的态度，不管人们对此作何评论，这些劳动者的大多数反对新的教团的行乞行为。圣弗朗切斯各和圣多米尼克宣讲的福音因此变得一文不值。很难把一种使人联想起贫困的状况当作理想提出来，何况全体劳动者正试图把自己从贫困中解救出来。约翰·德·墨恩说道：“我敢担保，没有任何一部法规，至少在没有哪一部我们的法规中，会说基督及其信徒四处流浪时，有时像乞丐一样乞讨面包：他们不愿意行乞（巴黎的神学家当时却这样教人）。

“……一个健康人，如果没有生计，就必须用双手劳动养活自己，即使他是个教徒或甘愿服侍上帝……圣保罗要求使徒们靠劳动来挣得自己的生活必需品。他用以下的话禁止他们进行乞讨：‘靠你们的双手劳动为生，绝不要向别人讨东西。’”

在这方面，全体世俗化教士和持修会修士间的争执进一步发展成为斗争。大学的问题被挤到次要位置。尽管如此，巴黎的教师经过斗争中的多次失利，虽然并非始终能以正确的武器进行斗争，至少一直在努力确保自己特殊地位，但他们不得不在1290年的巴黎宗教会议上，聆听教皇特使、后来任教皇博尼法佐八世、枢机大主教贝诺瓦·坎塔尼下列措辞强硬的训词：

“我希望在这里的所有巴黎教师能看清楚，他们在这个城市里干了蠢事。他们愚蠢放肆，胆大妄为，滥用他们的权利解释上述特权。难道他们真的认为，罗马教廷会不加思索地就拱手让出这样重要的特权？难道他们不知道，罗马教廷并非像泥足巨人那样虚弱，而是像铅足巨人一样坚强？所有这些教师都自以为，他们作为学者在我们这里享有巨大声誉；恰恰相反，我们认为他们是愚蠢至极的笨蛋，他们用他们学说的毒素毒化了他们自己和整个世界……决不允许教师们通过咬文嚼字来破坏罗马教廷的任何特权。

“巴黎的教师们，你们已把你们的全部科学与学识弄得荒谬可笑，你们还在继续这样做……由于我们担负着基督世界的责任，我们没有必要去考虑什么能使你们这些教士心里喜欢，相反，我们需要考虑，什么是对整个宇宙有益的。你们或许以为，你们在我们这里享有崇高的声望，但我们把你们的虚名视作愚昧无知和过眼烟云……为此我们依照服从的义务原则，以取消一切官职和采邑作为警告，禁止所有教师今后公开地或私下地对神职人员的特权进行布道宣讲、讨论或作出规定……罗马教廷与其宣布特权无效，宁可砸烂巴黎大学。上帝委任我们，并不是为了让我们掌握科学或在别人面前炫耀自己，而是为了拯救我们的灵魂。由于教团的兄弟们的举止与学说拯救了无数灵魂，他们将一直拥有应得的特权。”

大学成员难道未曾拯救过任何灵魂？他们的教学难道该受到这样的毁谤？日后的博尼法佐八世将会知道是怎样为自己树敌的。

谢选骏指出：持修会修士和世俗化教士的关系，类似于在野党与执政党的关系——有了持修会修士的存在，可以抑制世俗化教士的腐败程度。相比之下，共产党就没有“持修会修士”这一结构，所以共产党组织腐化起来十分迅速，不过百年就消停瓦解了。

经院哲学的矛盾：模仿古代人的危险

经院思想的矛盾也是严重的，并在自身中孕育着危机。

作为理性的、但以古典思想为基础的思想，自身很难始终摆脱古典思想的束缚，把问题从陈旧过时的历史背景上转移到当今现实的环境中来。圣托马斯自己就多次成为亚里士多德的学说的俘虏。不管怎样，人们凭基督教自身以前形成的学说的帮助来阐明基督教原理，并试图使其适合当代问题时，引起的矛盾还是比较小的。

这里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例子，但我们只来谈三个例子。

正如我们试图指明的那样，对大学成员来说，再也没有比劳动问题的界说更为重要的问题了，因为他们是把自己看成劳动者的。但对古人来说，劳动在根本上是手工劳动、奴隶劳动，对奴隶劳动的剥削构成了古代社会生存的基础：因而劳动受人鄙视。圣托马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接受了奴役劳动的理论，而吕特勃夫这位最穷困的大学生诗人，则骄傲地宣称：“我决不是手工工匠。”

经院哲学不懂得为手工劳动保留它的位置——这是个重大的恶习，因为当它把知识分子特权化的劳动孤立起来的时候，它自己就参与了对大学地位基础的破坏，同时把知识分子同其他劳动者隔绝开来——而恰恰在城市建设的过程中，知识分子感到自己同其他劳动者是休戚相关的。

知识分子的职业作为精神冒险和狂热地追求新奇的职业，即使它本身必须能够允执厥中，在接受古人一种不偏不倚的道德方面——这一道德从希腊人的“执中”（unonYayav）里产生了贺拉斯所谓的“宝贵的中庸（aureamediocritas）——并不能获益。但经院哲学仍经常显露出一种折中的道德，这是市民化和市侩消极态度的标志。《玫瑰传奇》中有如下一段描写：“没有任何需求的人，当他日复一日饱食终日时，会满足于他的所得和不再想到他会有匮乏……调和折中就是满足：这就产生了许多美德。”视野闭合，合理的志向也就渐渐消逝。

在13世纪生气勃勃的世界里，经院哲学完成了自己划一规整的工作，但它未能摆脱古典时代艺术是对自然的模仿的理论，这一理论低估和阻碍了人类劳动的创造力。

约翰·德·墨恩说：“艺术没有创造十分真实的形式。它聚精会神地跪倒在自然面前，乞求和哀告着自然，像一个缺少知识和力量，但忙于效法自然的乞丐和流浪汉；自然会教他们，去把握自然之物中的真理。他们看着自然的模样工作，因为他们喜欢创作这样的作品；他们学自然的样儿，但他们天份不够无法创造出任何有生机的东西，尽管它们看上去纯朴天真……”

很遗憾，这里我们所有的艺术，都将成为照相了。

谢选骏指出：是耶稣把劳动变成了美德，从而创造了一种崭新的文明，这是其他的宗教所缺乏的，也是其他的文明所缺乏的。所以“现代化”能在欧洲取得突破爆发，然而这却不可能是普遍的。普世真理和普适真理，都是西洋镜。

自然主义的尝试

经院哲学寻求上帝与自然的联系，但知识分子的自然主义可以向许多方向发展。

大学中继续保持着生命力的哥利亚德传统，以它原有的特色延续着，只是减少了挑衅性，而增加了自信性。在约翰·德·墨恩那里，如同在里尔的阿兰那里，自然和天才不再满足于伤感的叹息。《玫瑰传奇》的第二部分，是一首对自然永不枯竭的繁殖力的颂诗，是对无限制地听从自然法则的做法的热情敦促，是向毫无约束的性行为的召唤。婚姻在这里受到冷落。由婚姻所带来的各种限制，就像鸡奸一样，被作为违反自然法则的行为而受到谴责。

“婚姻是一个可憎的束缚……大自然并没有神经错乱到这等地步，以致马洛蒂仅仅是为了罗比逊才安排到世界上来的，如果我们仔细观察，那还有为玛丽叶特安排的罗比逊，或阿格涅斯，或佩雷特；大自然替我们——对此不该有怀疑，乖孩子——替一切人安排了一切人……”

《玫瑰传奇》还以拉伯雷的风格，作了著名的长篇激情独白：“我的先生们，让上帝保佑你们向更好的榜样看齐，不知疲倦地听从自然天性的召唤；只要你们出色地创造自然的杰作（工作），我就原谅你们所有的罪孽。要敏捷得像松鼠，轻快得像鸟儿！加把劲儿吧！活动一下你们的五脏六腑！跳跃吧！别让你们冷却或发呆，挥舞起你们所有的工具……干起来吧！愿上帝保佑你们，爵爷先生们，干起来，并让你们的旧面貌焕然一新。脱掉你们的裤子，让它迎风招展，或者只要你们乐意，脱得精光赤条条，但别使你们太热也别太冷；用你们的双手举起你们犁铧的扶把儿……”

以下写的文字就未太有失体统了……

这样一个沸腾汹涌的生命力在向敌人挑战，在向死亡挑战。不过就像凤凰一样，人类也始终是从焚烧的灰烬中获得新生的。在死神的肆虐以后，总有幸存者留下。

“死亡吞噬凤凰时，凤凰仍继续活着；即使死亡吞噬掉千万只凤凰时，凤凰还保留着生命。这只凤凰是一个普遍的形式，它反映了个体的自然力，而当它不赋予其他人以生命时，它也就整个地消失了。宇宙的所有生物都有这个同样的特权：只要有一个样本还存在着，它的种族将由于它而继续生存，死亡也就永远够不着它……”

在这自然对死亡的挑战中，在这一人类永远再生的史诗中，在这个狄德罗式的活力论中，哪里还有基督教的存身之处，还有什么“悼念来自尘土与回归尘土的经文”（Mementoquiapulvisesetinpulveremreverteris）的位置呢？

这一自然主义也可以进而发展成为卢梭式的社会理论。约翰·德·墨恩在他关于黄金时代和随后的铁器时代的描述中，把社会等级制度和社会秩序当作一种弊病来描写，同时用原始平等的乐园来取代，在这个乐园中没有任何私人占有。“必须找到这样一个人，他能守护茅屋，消灭罪犯和为申诉者实施公平，其权威没有人敢于冒犯；他们聚集在一处，以挑选这样的人。他们在自己中间选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他们所能找到的最正直、最强壮和最有力量的人，使他成为他们的王侯和保护者。他立下誓言，在每个人都向他交纳供他生活的一定物品的条件下，他将维护权利，保护他们的家园；而大家也心甘情愿这样做。他长期以来恪守自己的职责。

但狡猾的奸贼看他孤身一人，就纠集一起，经常偷盗别人的财物，以此骚扰他。为此民众不得不重新聚集在一起，每个人都承担起捐税的职责，使王侯手下增添几位军官。他们自己共同纳税，向王侯交地租和贡赋，并把大量土地献给他。这就是世界上国王和诸侯的由来。我们由古人的著作了解到这一切，他们把这些古代的事实留传给我们，为此我们对他们怎么感激也不过分。”

谢选骏指出：自然主义经常成为不负责任的借口，就像宿命论一样。

信仰与理性的艰难平衡：亚里士多德主义与阿威罗伊主义

13世纪的知识分子会知道维持另一种平衡，信仰与理性之间的平衡吗？13世纪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探索就是由此产生的。因为尽管亚里士多德学说与理性主义意义完全不同，经院哲学的理性也有不同于斯达吉拉的其他渊源，但信仰与理性的平衡，仍是围绕着亚里士多德学说而进行的。

13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不再是12世纪人们心目中的亚里士多德。他首先得到了更充分的了解。亚里士多德在12世纪主要是位著名的逻辑学家，现在依靠新一代的翻译家，人们进而了解到他还是位物理学家，着有《尼可玛伦理学》的道德学家，以及形而上学家。其次，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得到了注释。从一开始，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就附有阿拉伯的重要哲学家，特别是阿维森纳和阿威罗伊的评注。这些评注把亚里士多德推向了极端，尽可能地让他远离基督教的学说。

进入西方国家的不是一个亚里士多德，相反，至少有两个亚里士多德，一个是正确的亚里士多德，一个是阿威罗伊的亚里士多德。事实上还有更多，因为每个、或者说几乎每个评注者都有他自己的亚里士多德。但在这一运动中显示出两种倾向：

一个是多米尼克修会的重要学者、阿尔贝都·马格努斯和托马斯·阿奎那所代表的，致力于把亚里士多德同圣经互相统一起来的倾向；一个是阿威罗伊主义者的倾向，他们发现并承认了二者之间存在的某些矛盾：他们准备同时遵奉亚里士多德学说和圣经。他们为此发明了双重真理的学说：“一个是天启的真理……另一个只是纯粹哲学和自然理性的真理。在矛盾的情况下，我们可以简单地说：这里是我作为哲学家的理性的答案，但因为上帝不会说谎，我同意由他启示的真理，并通过信仰把我自己同天启的真理结合在一起。”阿尔贝都·马格努斯从另一角度作了说明：“倘若人们把亚里士多德当作上帝看待，必然由此出发，认为他不会有错。但如果人们确信他也是一个人，那就毫无疑问，他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可能会犯错误。”圣托马斯深信，阿威罗伊“与其说是个亚里士多德派学者，不如说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曲解者”，而阿威罗伊主义的领袖、西格尔·德·布拉邦说：“我认为亚里士多德已完成各门科学，因为迄今为止，也就是在十五个多世纪里，还没有一个后来者能够对他的著作有所增补，或在其中发现什么重大错误……亚里士多德是神的化身。”

不仅有对阿尔贝都和托马斯所理解的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强烈反对，还有对阿威罗伊主义的强烈反对。这一强烈反对是由圣奥古斯丁学说的信奉者提出的，他们以柏拉图为权威，来反对亚里士多德的权威。然而，尽管圣奥古斯丁是经院哲学的重要渊源之一，但主要的经院哲学家们坚定地反对以柏拉图主义为基础的新奥古斯丁主义。对他们来说，学院派的隐喻式思想是对真正哲学的严重威胁。阿尔贝都·马格努斯写道：“亚里士多德在反驳柏拉图的见解时，他反对的主要不是基础，而是形式。因为柏拉图表述的方法很不好。在他那里一切都是形象化的，并且他以譬喻示教；当他举例说明灵魂是一个循环过程时，他在词句的意义之外又放进了某些别的东西。”托马斯主义反对这样的混乱思想；在整个13世纪，以及几个世纪以来，奥古斯丁学说和柏拉图主义的信奉者都在同理性主义的所有革新进行斗争，并维护保守立场。在13世纪，他们的策略主要是把亚里士多德同阿威罗伊调和起来，把圣托马斯同亚里士多德，并进而同阿威罗伊调和起来。托马斯主义一直紧接着阿威罗伊主义遭到攻击。

13世纪始终贯穿着反亚里士多德的攻击，这在当时是大学的危机所在。

从1210年起，巴黎的大学禁止讲授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

1215年和1228年罗马教廷重申了这一禁令。但十分正统的图卢兹大学从1229年建立起就宣布，为了吸引学生，在巴黎被禁止的著作将在该校讲授。事实上禁令在巴黎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受到裁决被禁的图书仍列在教学大纲里。托马斯主义出色的理论体系似乎已解决了问题，但阿威罗伊主义的危机又将对一切提出质疑。一大批人文学院的教师，由西格尔·德·布拉邦和达齐恩的鲍依修斯领头，讲授着包括阿威罗伊在内的哲学家的激进论点——亚里士多德已成为哲学家的典范。除了双重真理，他们也讲授——否定创世的——世界的永恒性，拒绝承认上帝作为事物起因的特权——上帝仅是终结原因——，并否定上帝对未来偶然性的预知。有一些人——这在西格尔本人那里并不明确——赞成行动的悟性的独立性，并进而在个体的层次上否认灵魂的存在。

巴黎大主教斯特凡·坦比尔在1270年已对阿威罗伊主义者作出了判决，圣托马斯也离他们远远的，并从他的立场出发对他们进行了激烈抨击。1274年他去世后，掀起了一个反对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大规模攻势。这个攻势在1277年巴黎大主教斯特凡·坦比尔和坎特伯雷大主教罗伯特·基尔沃拜宣布的双重判决中结束。

斯特凡·坦比尔列出了一份有219条被判为异端邪说原理的目录。那是一个庞然杂色的混合体。除了严格意义上的阿威罗伊主义的论点外，大约有两打的原理或多或少涉及到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另外一些原理引用了在哥利亚德激进派继承人中流行的见解，它们为阿威罗伊主义者所吸收——

第18条：哲学家不应该赞同未来的复活，因为这种事不可能通过理智进行检验。

第152条：神学建筑在传说的基础上。

第155条：人不必要为自己的葬礼操心。

第168条：节欲本身不是美德。

第169条：完全放弃肉体的结合，对美德和人类都是有害的。

第174条：基督教的法规，就像别的宗教一样，有传说的成份和谬误之处。

第175条：这是科学知识的障碍。

第176条：幸福属于现世，而不属于来世。

这一“要目”激起了强烈的反响。多米尼克修会丝毫不加理会。罗马的埃吉丢斯解释说：“人们无需为此操心，因为这些说法并不是在巴黎的全体教师在场的情况下提出的，而只是受某些浅薄愚蠢的人的指使提出的。”

神学院的一个世俗化的教师，方丹的戈特弗雷德对这份目录提出了详尽的、无情的批评。他要求撤消这一荒唐的文件，因为它的禁令可能阻碍科学的进步，并要求允许发表和它不同的见解。

虽然禁令并没有怎么得到遵从，阿威罗伊学派还是因此被夺走了自己的领袖。

西格尔·德·布拉邦肯定死于非命。他的死亡笼罩着神秘的气氛。据说他是在意大利被囚禁后遭到谋杀的。这位神秘的人物，由于但丁而获得了不朽，但丁把他同圣托马斯和圣波纳梵杜拉一起安置在天堂里：

这是西格尔的永恒之光，

他在福亚累街讲授知识，

用三段论推导不受欢迎的真理。

这一位不大知名的西格尔，是一个更加不知名的圈子的代表，这个圈子在一段时间里是巴黎大学的灵魂。

西格尔实际上代表了人文学院大多数人的意见，不管人文学院曾经有过何种声誉，它是大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并且对大学产生了明显的影响。

在人文学院里，实施的是基础教育；很大一部分最热烈的讨论，最勇敢的探索，和最有成果的交流，都源自人文学院。

在那里，人们接触到贫穷的教士，他们还没有得到讲课准许证，并且更少有机会获得宝贵的博士学位，用他们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使辩论富有生气。在那里，人们同城市民众，同外部世界最接近，最少关心谋取神职的薪障，也最少去理会，是否会引起教会统治集团的不快。那里世俗的精神最活跃，人也最自由。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就在那里结出了它全部的果实。就在那里，人们把托马斯·阿奎那的死当作无法弥补的损失而流泪痛哭。就是这些“人文学者”，在一封动人的信件中，要求得到这位多米尼克修会杰出博士的遗体，这位著名的神学家是他们中的一员。

在人文学院的阿威罗伊学派中，形成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最为严肃的理想。达齐恩的鲍依修斯申明：“哲学家（他这样称呼知识分子）天生品德高尚，清心寡欲，循规蹈距，正直、坚强而大度，温和又慷慨，庄重典雅，遵守法规，摆脱娱乐享受的诱惑……”就是这些知识分子，在当时受到了“出自恶意、忌妒、无知与愚昧”的迫害。

“宽宏大量”——这个伟大词汇昭告于世了。就像高梯尔修士出色地描写的那样，人们在这些知识分子身上，发现了高尚的最高理想，这一理想在阿贝拉尔那里，就是首创的美德，也即“希望的激情”。它是“对人类使命的热情，是人类力量的源泉，是对人的技能的信赖，它是帮助人类力量完成人类使命的唯一保证。”它是一种“典型的世俗的唯灵论，它是为那些植根于现实世界的人们创造出来的，他们不再像僧侣主义唯灵论的门徒那样直接寻求上帝，而是通过人类与现世。”

谢选骏指出：任何说法都有它的道理，因为说它的人和听它的人，都可以随时赋予它以不同的含义。

理性和经验的关系

除了信仰与理性的平衡，还有其他难于实现的统一，那就是理性与经验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

首先在这方面做出努力的，是以杰出的学者、牛津大学的总监与林肯的大主教罗伯特·格罗塞特斯特为代表的英国学术界，其后则有以罗吉尔·培根为首的牛津大学的弗朗切斯各修会的修士们。罗吉尔·培根在他的《大著作》（OpusMajus）里确立了他们的纲领：“拉丁人已经在语言、数学和透视法方面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我现在要研究实验科学提供的基础，因为没有实验数据，人们不能充分了解任何东西……如果尚未见过火的人，在理论上得出结论说火会燃烧，它会改变与毁坏事物，那他听众的心灵并不会得到满足，而且，在他把自己的手或其他可燃物放进火里以亲手验证结论之前，他不知道要防火。但一旦取得经验，心灵就会安定，并在真理的光芒中获得想息。这就是说，仅仅推理是不够的，还需要经验。”这里经院哲学正在否定自身，平衡不久就要被打破，经验论破土而出了。

谢选骏指出：理性和经验其实是互相渗透的，也是互相证明、互相强化的。

理论和实践的关系

特别是医学家以及同他们有关的外科医生和眼镜匠，不断强调理论与实践的必然联系。阿威罗伊说：“没有事先的理论研究，仅仅通过实践掌握的实用性外科手术，就像农民和所有文盲的外科手术，纯粹是一种机械性的工作，它不是真正理论性的，事实上也就既非科学又非技术。”但他同时也申明：“医生经过理论学习以后，必须始终坚持实际操作。课堂讲解和论文仅仅教了外科学和解剖学的一小部分知识。事实上这两门科学所包含的内容，只有很少一些能在讲课中描述。”

难道经院哲学在它主要试验科目之一中，正在遭遇陷入抽象化的危险吗？

虽然经院哲学的语言——拉丁语，仍然是一种活的语言，因为它适应当时科学的需要，并且看来表述了所有的新东西，但是它放弃了利用充分发展的日常口语丰富自己的机会，使知识分子疏远了普通教徒，以及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与思想感情。

经院哲学继续纠缠于抽象的、永恒的真理之中，并开始失去同历史的联系，同自己的使命以及自身的运动及发展的联系。当圣托马斯说：“哲学的目的不是为要了解人们思考过的东西，而是为了认识事物的真理”时，他贬斥了一种仅仅由哲学思想史组成的哲学，但他同时不也肢解掉了思想的一个范围？

经院哲学知识分子的一个巨大冒险，是造成了知识分子的专家政治。13世纪末大学教师们接受了教会的和世俗的高层职位。他们成了主教、副主教、教会机构成员，顾问和部长。这是一个博士、神学家和法学学者的时代。一个大学的共济会，梦想领导基督教界。这一点由约翰·德·墨恩和达齐恩的鲍依修斯作了说明：“知识分子不止是诸侯，也不止是国王。”罗吉尔·培根认识到，科学是一项集体的工作，因而设想了一个巨大的学者团体；他同时希望，大学成员和当时的统治者们一起来规划世界的命运。他吁请教皇，主动组建这样一支先头部队。针对1264年预兆着会发生瘟疫与战争的替星出现，他呼吁说：“对教会而言，那该多么有用，如果在这种时候由学者观察研究天空的状况，并通知高级教士和王侯们……在基督教徒中间，既不应该有这样一场血洗，也不应该有这么多被送入地狱的灵魂。”

这是一种隐藏着危险的乌托邦思想的天真愿望。对知识分子，人们也必须说：“鞋匠，别把上下颠倒……”（Sutor，nesupra）。虽然可以肯定，科学归属于政治，但如果学者最后作为政治家结束自己的生涯，很少会有好结果。

谢选骏指出：理论和实践的关系可以彼此强化、互相论证——这就是所谓的“罗圈儿屁”。

【第三章　从大学成员到人文主义者】

中世纪的衰落

行将结束的中世纪是转折的年代。人口停止增长，接着由大饥荒和像1348年那样的瘟疫所加剧的衰退，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在为西方经济提供贵金属方面发生的麻烦，造成了先是对白银然后是对黄金的需求，战争又加剧了这一需求——这就是百年战争，玫瑰战争，伊比利亚半岛战争，和意大利战争。所有这一切都加速了西方国家经济和社会结构的彻底变革。封建地租在很大程度上发展形成了货币形式，这动摇了社会关系。在这一发展的受害者和受益者之间产生了一条鸿沟。城市各阶级之间产生了分化。当现在受剥削日益严重的手工业行会在某些区域（弗兰德、北意大利和其他大城市）一定程度上趋向无产阶级化，同时生活条件下降到农民大众水平时，同时靠刚形成的前资本主义的各项活动与新被吞并的地租为生的城市资产阶级的上层，同旧的统治阶级：贵族、修会修士和最上层的世俗的教士结成一体。

他们的主要成功是，左右一种骤变的形势，使之有利于他们发展。在这个调整转变的过程中，各项政治因素起了重大作用。政治权力急速扶植经济势力。它将使大革命前的旧制度维持几百年之久。那是一个王侯的时代。人们只要为其服务，成为其官员或廷臣，就能获得财富、权力和荣誉。过去的大人们懂得这一点，跟专制政治与君主制度缔结了盟约。同时又有受王侯庇护的新的权力人物挤到他们中间。

在这一背景上，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退出了舞台。一种新型人物出现在文化领域的最前列：人文主义者。但人文主义者只是给他们衰落的前辈最后的一击。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并未遭到暗害，他们自己献身于这种死亡和这种转化。14世纪至15世纪期间，绝大多数大学成员通过自我否定为中世纪知识分子的消失铺平了道路。

谢选骏指出：中世纪的衰落是蒙古人的入侵造成的。新中世纪主义的衰落，势将推出一个全球帝国！

知识分子经济状况的变化

中世纪末期的大学成员，最终在归属劳动阶级还是加入特权集团之间，作出了自己的选择。在西方国家，将有几百年之久的时间，不再有任何的知识劳动者。或者不如说，理应得到这一名称的是地方学校的无名教师。虽然他们之中有些人在革命运动中，例如1378年佛罗伦萨梳羊毛工人的骚动中，发挥了作用，但他们在知识分子运动中没有占据任何值得一提的位置。

可以肯定，14世纪和15世纪的大学成员没有放弃他们从有报酬的工作中获得的收入。不仅如此，在这个艰难时世里，他们顽强地抓住这点不多的收益。他们越来越贪婪地要求大学生为听课付钱——教会在这方面最终已无力干预。他们增加关于赠礼的规定，这些赠礼是大学生为了通过考试必须送给教师的。他们对大学里所有可能增加他们负担的开支都作了限制。可以无偿地听课和攻读学位的穷苦大学生的数量，通过规章制度的形式，一再予以削减。15世纪初在帕多瓦，每个学院只有一个这样的大学生。这是个带有理论意义的措施，包含着教会所捍卫的原则。它近似富有的商人从其盈利中为救济穷人而向上帝捐献的金币。

与此同时，原来涌入大学的贫困大学生流逐渐停止，他们曾经是各个院校的活力所在。从此以后，他们之中能上大学的，只有那些得到一个庇护者供养并由此紧紧依附于他的人，或者是像维庸那样满足于把求知置于次要地位的流浪汉生活的人。

在帕多瓦，有一个关于民法博士学位的引人注目的决议，鲜明地反映出教师与大学生关系的这种变化。一项来自1400年的规章的新规定，引入了受教师们欢迎的

大学权利中的浮动工资制度，与此同时，大学生的助学金被固定在一定比率上。这一大学政策因而适应从14世纪下半叶以来出现于西欧各国的普遍现象。由于物价上涨，管理机关和雇主们尽力冻结工资。他们毫不承认生活开销和报酬之间的相应联系，而这种联系能够导致引进浮动工资制度。另一方面，享用地租、利息和赁金的人，通过以实物结算，或把以结算货币单位确定的支付数目变成实际货币，经常能成功地使自己的收入同生活费用的价格相适合。

这一例子表明，大学成员已转到依靠封建的，确切地说领主的或也是资本主义的收入生活的社会阶层方面。

大学的成员们多数靠以上这种方式的收入，来积聚自己的财富。这方面首先涉及的是教会的领地，但也涉及不动产：房屋与地产。波伦亚大学的《规章》尤其表明了13世纪末令人注目的大学财产的结构。教师们已成为富有的土地所有主，尤其是他们之中最有名的、挣得也较多的教师，不过这种状况偶尔也适合于教师的大多数。此外他们还仿效其他富人的榜样，热衷于投机事业。他们变成放高利贷者。他们主要把钱借给急需的大学生，作为押金，他们收取价值比借款高两倍的抵押物：书籍。

弗朗西斯科·阿库尔修在布特里奥和欧梅托拉拥有财产，还有一所漂亮的别墅，别墅的浴室带有一个液压供水的轮型装置，这在当时几乎是奇迹。在波伦亚，他和他的兄弟们有一所带塔楼的华丽住宅，那是今天市政厅的右翼建筑。他和其他博士经营一家商社，商社在波伦亚和国外从事图书销售。他放了那么多高利贷，以致他临死时不得不请求教皇尼古拉四世的赦罪——这一请求照例被满足了。

老奥多弗雷多的儿子，阿尔贝托·奥多弗雷多的情况也是如此，他不是小小的，而是大大的（nonpaeciol，masovrano）放高利贷者，除了许多地产，他还在一家亚麻企业里拥有股份。

1326年教师乔万尼·丹德利给了女儿诺弗拉600个金波罗尼尼的嫁妆，这是个惊人的数目。

但由于他们积聚货币，以及货币贬值与危机不断的中世纪末期的种种金融变化，这一收入带来了封建赋税与地租方面的亏损。许多大学成员的财富减少了，房屋与地产相继被出卖。因此他们寄希望于谋取别的方面的赢利：学费与考试费。因此也产生了一部分大学人员建立在经济基础之上的更新。同样也是由于财政上的原因，最终把大学成员推向新的财富中心，推向王侯的宫廷，推向教会和世俗资助者那里去。

谢选骏指出：如果学问不能像在中国那样拿来做官，就要像在欧洲那样拿来赚钱。

通向世袭贵族之路

然而大学人员的更新，由于大学成员要求根据继承权雇佣人员的倾向，部分地中止下来。早在13世纪，著名的法学家阿库尔修就已经为博士们的儿子们，请求在波伦亚大学得到空缺的教师职位的优惠权。但地方当局在1295年，1299年和1304年均拒绝了这样的要求。但成效不大。当1397年法学家学会的新章程规定，每年博士学位只限于授给一个波伦亚市民时，博士们的儿子、兄弟和侄甥都不计在内。由此他们反而有更多的位置可以得到。在帕多瓦，人们于1394年宣布，一个博士，只要他属于某一博士的父系世裔，可以免费加入法学家学会，即使世系中有一员不是博士也无妨。1409年规定，一名博士的儿子必须被允许免费参加各项考试。这种大学寡头政治的形成，导致知识水平大大下降，同时赋予大学人员一个真正的贵族特征：可继承性。大学人员成了一种特权阶层。

正像马克·布洛赫出色地描述的，大学成员们为替自己建立贵族体制，不得不求助于通常社会阶层与个人为进入贵族社会而使用的手段：他们过贵族式生活。

他们用他们的衣着和他们职位的标志，搞起贵族的象征。讲桌越来越多地装饰起华丽的华盖，使他们显得与众不同，高高在上，神气活现。金指环和博士四角帽，以及人们在“正式集会”（conventus Publicus）或“开学”（inceptio）的日子献给他们的帽子，也日益变得不再是职务的标志，而成了荣誉的象征。他们身披长袍，被风的兜帽是灰鼠皮做的，经常还带着银鼬皮衣领，更重要的还有在中世纪作为社会等级和权力的象征的长手套。规章制度对博士学位申请人为参加考试而赠送博士们的手套数量要求得越来越多。波伦亚1387年规章的一段文字规定：“申请人有责任在取得博士学位前的适当时间，在教堂司事那里为教师学会的博士们送去数目足够的手套……这些手套必须有一定的长度与宽度，以便盖住手臂的中段。它们必须用上等鹿皮制成，足够宽松，保证双手能轻快和舒适地套进去。所谓上等鹿皮货，是指一打手套里至少有一双要用23（里拉）可以买到。”

博士学位通过后的庆祝活动，也越来越多地加上了贵族趣味的内容：芭蕾舞，戏剧演出，体育竞赛。

大学成员的住房变得豪华富丽。他们之中最富有的，像阿库尔修，其住宅有塔楼，这理论上只有贵族才能享受。他们的坟墓都是真正的纪念碑，就像那些至今仍在装点着波伦亚教堂的纪念碑，它们或者进而被安置在开阔地方。

波伦亚大学的院长们很快按规定过上贵族式的生活，其中人们也可偶然发现有出自勃艮第公爵家族或巴登伯爵家族的人员。他们获得携带武器和可以由五人卫队护送的权利。

那些较少受到尊重的“人文学者”至少也取得免服兵役的特权；如果大学生是够富裕的，他们还可以找人替他服兵役。

教师的头衔经历了引人注目的变化。起先在12世纪，“师长”（magister）是手工业的师傅，工场的领导。学校老师也像其他手工工匠一样是个师傅。他的头衔标志着他在劳动建设中的作用。但这很快成为一个荣誉头衔。配第一彭特的亚当就曾责骂他的一个堂表姐妹，她从英国最落后的地区往巴黎写信，没有用他所希望的头衔称呼他。13世纪有一段文字这样写道：“教师们并不教学生成为有用的人，而是要教学生怎样让人叫‘拉比’。”根据福音书，“拉比”是对主人的称呼。14世纪，“师长”就被人家跟“主人”（dominus）一样看待了。

波伦亚的教师们在文献里被称为“高贵的人”（nobilesvin）和“头等市民”（primariieives），平常则称为“法学家”（dominilegum）。大学生称呼他们爱戴的老师为“我的主人”（dominusmens），这一头衔令人想起封建时代的君臣关系。

一位语法学家，米诺·德·科勒，甚至对他的学生解释说：“大家如此渴望对知识的占有，比占有其他任何财富都更有价值；它把穷人从卑贱中提拔起来，它使一般平民成为贵族，并给他带来巨大的名声，它还使贵族成为优秀分子，胜过一般平民。”

从此以后，知识又变成占有与财富，变成权力的工具，不复再是无私的追求。

就像惠钦亚极其尖锐地指出的，中世纪末期倾向于把骑士制度和知识等同起来，给博士头衔像给骑士头衔那样同等的权利。“知识、信仰和骑士精神是维特里的菲利普的百合花冠（1335年）中的三朵百合，人们可以在布契考的马雷夏尔的实用手册里读到：‘由于上帝的意志，有两样东西就像两根柱子，为着支持神及人的法律秩序而竖立起来。这两个支柱就是骑士制度和知识，它们彼此配合得十分协调。’”

1391年，弗鲁瓦萨区分了佩剑骑士和“法律骑士”。皇帝查理四世拥抱巴尔特尔，并授予他在波希米亚携带武器的权利。这一发展趋势的顶点是，1533年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宣布巴黎大学的博士为骑士。

人们懂得，这样身份高贵的要人就不会甘冒被混同于劳动者的风险。这就是说，根据《丧失身份法规》要放弃贵族称号，这是一项在法国尤其牢固，路易十一没有反对成的法规。知识分子赞同公众意见，对手工劳动表示极度鄙视。就像亨利·豪塞尔中肯地指出的，这一点到了人文主义时代，还会由于从希腊－拉丁作品滋养起来的偏见，变得更加恶劣。从此以后，12世纪和13世纪城市里那种把人文的和机械的技艺综合为普遍的物力论的渴求，远远地离开了我们。就这样，在经院哲学中已露端倪的理论与实际、科学与技术相脱节的危险，真的发生了。这种情况在医学界人士那里，可以清楚地观察到。医师－教士和药剂师－调料商之间发生了分化，外科医生之间的情况也是如此。14世纪，法国通过一系列的公告和命令，认可外科医生的分化。第一道公告由“美男子”腓力四世签署，1311年发布。从此以后大家把两种人区别开来。一种是穿长大褂的外科医生，根据章程（其中我们熟悉的最早一个章程是1379年制定的），他们必须持有中等会考的证书或准许证，从而形成了外科医生贵族阶层；另一方面是理发师，他们理发刮脸，做些不起眼的外科工作：他们出售油膏和药草汤剂，放血，敷贴伤痛膏药，整治驼背，他们也给癌疡开刀。两个不同的兄弟会——宗教模仿社会组织——把他们分别组织在一起：对前者是圣柯斯马和圣达米安兄弟会；对后者是圣格拉勃茂兄弟会。不难理解，医学科学家阶层和开业医生阶层之间，科学界与技术界之间的这堵隔墙，会给科学的进步设置什么样的障碍。

谢选骏指出：知识越多越反动，变成了知识越多越尊贵——这是由掌权者自身的变化造成的。

学会和大学的贵族化

大学的贵族化也在学会的发展中反映出来。这里需要正确地说明学会的意义。

作为慈善基金会，学会一开始只是为极少数享有特权的人敞开大门的，它们也不是后来被改造成的教学中心。虽然以后有些学会为自己争取到某些课程，导致如1257年罗伯特·德·索邦建立的学会同神学院合并，并以此命名巴黎大学；虽然以后牛津与剑桥的大学分化为学会，它们按照至今仍大部分有效的体制成为教学活动的基础，但总的来说，学会并没有充任人们事后试图派给它的角色。有许多学会很快就出了名：同巴黎的索邦神学院一起的有哈库尔学会（1280年）和纳代拉学会（1304年）；1307年由阿尔博诺兹枢机主教在波伦亚创立的西班牙学会；牛津的巴利奥尔学会（1261－1266年），梅尔顿学会（1263－1270年），大学学会（1280年左右），艾克塞特学会（1314－1316年），奥利尔学会（1324年），女王学会（1341年），新学院学会（1379年）。林肯学会（1429年），1438年为悼念百年战争中阵亡的英国人的亡灵而创立的众英灵学会，圣女学会（1448年）；剑桥的彼得家园学会（1284年），国王会堂学会和米歇尔家园学会（1324年），大学学会（1326年），彭勃洛克学会（1347年），贡维耶学会（1349年），三一会堂学会（1350年），基督圣体学会（1352年），上帝家园学会（1441－1442年），国王学院学会（1441年）、女王学院学会（1448年），圣卡德琳娜学会（1475年），耶稣学会（1497年）。尽管这些组织并没有自己固定的大楼，像自成中心的教学机构明显的组成部分，它们仍然跟人们习惯上把它们想象成的样子截然不同。它们成为领地统治的一种中心，租用或购买房屋，起初是在较邻近的地区，然后转向乡下和周围的农村，对它们进行商业性的剥削。它们承担起城区的执法任务，管理周围街道的交通。在它们的房舍里，尤其在巴黎，居住着大批高级官员的家庭，特别是议院的高级官员家庭。就这样，索邦神学院区变成了巴黎城的“法学苑”。学会倒退到早先修道院的作风。

它们是大学贵族化的结晶，体现了他们封闭性的特征，同时还把大学成员及教学内容上的宽容态度，都变成了一种——主要是法官式的——寡头独裁。

这样，大学本身转化成暂时固定的权力机构，变成了所有主，它们在经济上的操心超过了社团事务和领地主权方面的经营管理。大学社团组织以前的荣誉标志，印章，现在变成了贵妇人的武器。

谢选骏指出：权力控制了知识。

经院哲学的发展

与上述这一会社团体的发展相应的，是经院哲学的平行的发展，后者甚至否认自己的基本要求。我们将从14世纪和15世纪极端复杂的哲学与神学中举出一些本质性的特征，这些特征表明它们已离开13世纪经院哲学的立场。这就是由邓斯·司各特和奥卡姆奠定基础的批判的和怀疑的思潮；由牛津的梅尔顿学会成员和巴黎的博士们（奥特雷柯尔，布里丹，欧雷斯默）发展为经验论的经验主义倾向；还有阿威罗伊主义，它从帕多瓦的马尔希留和尧顿的约翰起就主要同政治结合在一起（这一点下文将谈到），伟大的异教领袖威克利夫和扬·胡斯也部分地采用阿威罗伊的学说；最后是反唯智论，它很快使得中世纪衰亡时期的整个经院哲学黯然失色。它产生于埃克哈特长老的神秘主义理论中，并在十五世纪经由彼埃尔·戴利、热尔森和库萨的尼古拉而得到普及。

理性和信仰的分离

通过弗朗切斯各修会杰出的博士约翰·邓斯·司各特（1266－1308）和威廉·奥卡姆（约1300－纳1350），神学同经院哲学的首要问题，也就是理性与信仰的平衡问题，发生了争论。正像戈顿·勒夫正确地指出的，大约从1320年起，安瑟尔姆的“信仰寻求理智力”的传统就被抛弃了，随同被抛弃的是把创造物同神性统一为一体的努力。圣奥古斯丁的门徒和圣托马斯主义者虽工作方式不同，但都曾致力于这种统一。对此还需补充的是，在14和15世纪，圣奥古斯丁的思想比圣托马斯的思想流传更广，当时的思想家对此是持反对态度的。

邓斯·司各特第一个把理性从信仰的事里驱逐出去。上帝是这样自由，他是远离人类的理性的。上帝的自由变成了神学的中心问题，并且从此以后它对理性来说是无法接近的。威廉·奥卡姆继续了这项工作并通过把司各特学说的结论应用到人与上帝的关系上，完备了实践知识与理论知识的分离。他区分抽象的知识和直观的知识。和直观的知识不同，抽象的知识“并不足以使我们认识到，一个存在的事物是否存在或一个不存在的事物是否不存在……直观的知识则是这样一种知识，我们通过它认识到，存在的事物才存在，不存在的事物并不存在。”正如保罗·韦伊诺指出的，奥卡姆理论的逻辑，无疑并不一定通向怀疑论。认识过程并不是必然以认识对象的存在为前提的。真理通过两种完全不同的处理方式而得以达到：证据只涉及人们可以凭借经验加以确信的东西；其他的一切，都属于玄想的范围，不带有任何可靠性，最多不过是可能性。但这一原理经过奥卡姆本人着手应用到神学上去，导向了怀疑论。因为上帝只是由于它的万能得以阐明，现在“它变成类似某种不可确证的东西，它不再是万物的尺度……结果必然是，理性从此之后既无法支持也无法证实信仰。而且信仰只能退出讨论的舞台，让出地盘给事实，或者屈服于统辖整个非感性领域的怀疑。”

凯·米夏尔斯基曾详尽地说明，奥卡姆学说的信奉者是怎样从上述原理出发，把哲学和神学进一步发展为批判主义与怀疑论的。大学里的教育深深打上了这方面的烙印。迄今为止一直起着神学学说试金石作用的彼埃尔·朗巴德的《教父名言录》评注，现在越来越被鄙弃。奥卡姆以后，“问题”的数量减少了，并越来越集中在“上帝的万能”和“自由意志”上。与此同时，自然与神恩之间的平衡被打破了。

人类可以不依靠“神恩”，实现上帝要求的一切。每一种教条主义的学说都变得毫无意义。所有的价值都受到怀疑。善与恶不再必定相互排斥。人类的力量只能与自然联系起来加以讨论，并与经验对照。

在另一方面，奥卡姆学说的反对者，像牛津的托马斯·布拉德瓦蒂纳，也走上同样的道路，提出同一类的问题。他们的权威主义，使教义的权威成为所有真理与全部知识的中心点，导致对理性同样彻底的排斥。正像戈顿·勒夫十分确切地分析的，如果没有上述的这一怀疑主义神学的破坏工作，“就既不可能有文艺复兴，也不可能有宗教改革”。从此以后，通向唯意志论的道路畅通了，它将以丑化和反常的形式宣布权力欲的合法性并为封建王侯的专制制度辩护。最后一点顾虑一扫而空，卡勃利尔·毕尔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他声明要为他的老师奥卡姆辩护，不管怎样他没有背叛他的知识分子的职责：“如果一门神学不能为信仰提供一点理解和论据，那将是可耻的。”或者如彼埃尔·戴利，他提出一个纯修辞学的保留意见：“正因为我们的信仰是真实和十分有益的，如果不能以可信的论证为它辩护和给予它支持，那是不合适的。”

谢选骏指出：理性和信仰的分离——凯撒的东西归凯撒，上帝的东西归上帝。

经验科学的局限

上述批判主义学说，构成梅尔顿学派成员的逻辑学和科学著作的基础，如威廉·哈埃脱斯伯里和理查德·斯旺斯赫德——另外也体现在格罗塞特斯特和罗吉尔·培根的著作中——以及巴黎人奥托雷柯尔的尼古拉，约翰·布里丹，萨克森的阿尔贝特，欧雷斯默的尼古拉等人的著作。他们满足于经验：“我不谎称所有一切都是确凿无疑，而只要求神学家先生向我说清楚，这一切怎么会发生。”

这些教师被称为行将到来的新时代的伟大学者的先驱：如曾是巴黎大学校长的约翰·布里丹，后世之所以知道他，奇怪的是因为他同纳伐拉的约翰娜的所谓骇人听闻的私通，以及他那头著名的驴。据说他“预见了现代动力学的基础”和给物体运动下了一个定义，它十分接近伽里略的“动力”（impeto）概念和笛卡尔的“运动质”。“当人投掷标枪时，一根轻的木制标枪和一根重的铁制标枪，它们长短大小一样，形状一样，并以一样的速度运动，铁标枪会飞得更远，因为在它身上表现出来的推动力更强大。”萨克森的阿尔贝特则以他的重力理论，“影响静力学直至十七世纪中期的整个发展过程，并激励列奥纳多·达芬奇、卡尔达诺和伯纳德·帕里西去研究化石。”欧雷斯默的尼古拉清楚地认识到物体的万有引力定律、地球一天的运动和坐标的应用，有人说他是“哥白尼的直接先驱者。”按照彼·杜恩的看法，“他论述这些问题的清晰性和准确性，远远超过哥白尼论述同一主题的著作。”

这些是有争议的观点，对此也曾有过争论。有一点可以肯定，虽然这些学者很有灵感，终究长期一直没有结果。在寻求成果的努力过程中，他们的灵感由于中世纪科学狭窄的通道而受到妨碍。那就是缺少科学的象征主义，这种科学的象征主义本来有可能以一种明晰的、在大范围内容易应用的形式把握他们的科学的原则；还有无力把理论发明拓展到实际应用中去的落后的技术；以及阻碍“人文学科学者”进行明确的科学抽象的神学专制。靠了亚·柯伊莱，阿·勒·迈耶尔，安·康贝斯，马·克拉格特和盖伊·博儒昂的研究工作，14世纪学者们逐步展示了他们的奥秘。但他们似乎只是败坏了理性主义的声誉，后来，还是走进了死胡同。

谢选骏指出：经验科学的局限就像凯撒权力的局限一样明显。

反唯智主义

他们加入了目前在思想上占统治地位的反唯智主义。埃克哈特长老的神秘主义对中世纪末期大部分思想家有着明显的吸引力。1449年，中世纪最后一篇重要的经院哲学总论的作者，库萨的尼古拉，起而捍卫埃克哈特，抨击了亚里士多德主义，为博学的无知辩解。“智者们告诫我们，最大危险来自思想家对奥秘的传达，这些思想家受根深蒂固的习性的权威所奴役，因为长时期循规蹈矩产生的影响，使大多数人宁可舍弃生命也不放弃习惯；犹太人、萨拉逊人受迫害和其他不思改悔的异教徒受难的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把由于日积月累而成为他们习惯的见解当作法规看待，并看得比他们的生命还宝贵。今天亚里士多德学派压倒了一切，把矛盾的冲突看作谬误邪说，只不过因为对这一原理的接受能够通向神秘主义神学。在那个学派里成长起来的人觉得，这种做法完全没有意义，并同他们的学说原理相对立。因此，他们断然拒绝了这种做法。如果他们自己摆脱了亚里士多德并进而向高峰攀进，那将是个真正的奇迹，真正的宗教皈依……”库萨的尼古拉在捍卫埃克哈特长老的学说以后，用以下一段话作为结束：“我给你寄上这些说明，供你阅读，并且只要你认为有必要，还可以传给别人阅读，以便这一奇妙的种子由于你内心的热情而萌芽生长，并让我们自己提高到观照上帝的真理的高度。因为我已听说，依靠你热情的努力，这一在全意大利热心人士中间传播的种子，将会结出丰硕的成果。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这种抽象推论将会战胜全体哲学家所有那些钻牛角尖的恶习，尽管放弃传统的习惯很难。千万别忘了，让我经常从你不断的进步中获得教益。因为只有通过你的进步，我才能在上帝允许的范围内，靠一种神圣的养料，愉快地聚集起新的力量；这方面我依赖的是博学的无知，并不断努力以享受那种目前我仅仅超过遥远的图景而望到的生活，但我日日都在下功夫接近它。但愿我们衷心向往与永远赞美的上帝，在我们从这个尘世获得解脱的时候，让我们最终达到它。阿门。”

14世纪中叶，理查德·菲兹劳尔夫就已经把他自己背离哲学而向信仰主义神学的皈依，作为一个事例提了出来，并在向基督作祈祷时进行了描述。他向基督祷告说：“真理的化身呵！在我把你当作导师之前，我懵懂无知地听着哲学家们的喧嚣，听着他们反对你的废话，那里有狡狯的犹太人，大胆狂妄的希腊人，崇拜物质的萨拉逊人，和无知的亚美尼亚人……”他在自己的《总论》里有意识地把经院哲学的论据搁置一边，只用圣经的经文。

从此以后，正如我们在库萨的尼古拉那里看到的那样，亚里士多德成了主要敌人。菲兹劳尔夫同样写道：“从前我的思想沉湎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和论证中，它们只是对极度虚浮的人才显得有深刻意义……”巴黎的一名修道院院长彼埃尔·戴利采取的也是同样的态度：“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或学说里，没有或者只有少量显而易见的论证的理由……归结起来我们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或学说与其说是一种科学，不如说是一种意见。因此那些顽固地坚持亚里士多德的权威的人，理应受到严厉谴责。”

约翰·热尔森也这样认为，他是14世纪与15世纪之交巴黎大学另一名著名的校长，《仿基督论》一书据信是他写的，书中说：“有些人费尽心力，绞尽脑汁，想弄懂科学。我已经发现，智者说，这也是精神的空虚、徒劳与窘迫。如果这个世界本身将要消逝，认识这个世界的事物对你们又有什么用处？在世界末日的审判中，不会有人问你们知道些什么，相反，要问你们做了些什么。而在你们匆忙赶去的地狱，不会再有任何一门科学。省了你们这番徒劳的辛苦吧！”

就这样，经院哲学为神圣的无知的回归让开了道路，理性的科学为了充满感情的虔信而隐退了，这种虔信反映在热尔森和戴利虔诚的布道词和神学小册子里。这样知识分子就接近某一种人文主义的唯灵论。人文主义唯灵论的近代献身者（devotiomoderna），熟知它的魅力的，举例来说，就有伊拉斯谟。

谢选骏指出：任何一种“唯X主义”都是片面的教条——另外，如果相信唯一的上帝，则不该秉承任何主义；换言之，既然成了主义，“唯一”就是片面的荒谬了。

大学的民族化：大学新的地理分布

在14和15世纪这两个世纪的进程里，大学也丧失了它的国际性特点。这里的主要原因是许多新大学的建立，它们越来越注重从本民族招生，甚至从本地区招生。

从13世纪开始，在伊比利亚半岛，由于西班牙重新从伊斯兰教徒的占领下收复而带来的进步，由于伊比利亚王朝统治的巩固，出现了教学机构。它们之中虽然有些是从以前就存在的学校发展而来的，但它们不再是自发的和像波伦亚、巴黎、牛津各大学那样逐步形成的。它们大多是在封建王侯和教皇的参与之下创建的真正公共性质的学校。

在巴伦西亚建立一所大学的计划失败以后，在1220至1230年间，由于莱昂的阿尔封索九世的努力，出现了萨拉曼卡大学。它的存在，通过1254年阿尔封索十世的诏令——阿尔封索十世号称“贤明者”，他自己也是著名的学者——和1255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的允准教谕，最终得到了认可。接着先后成立了里斯本和科英布拉大学（1290年），莱里达大学（1300年），佩尔尼昂大学（1350年），韦斯卡大学（1354年），巴塞罗那大学（1450年），萨拉戈萨大学（1470年），帕尔马·德·马略卡大学（1483年），西奎恩礼大学（1489年），阿尔卡拉大学（1499年）和巴伦西亚大学（1500年）。从14世纪起，这一创办大学的浪潮遍及中欧、东欧和北欧。

1347年，根据皇帝查理四世的意旨，布拉格大学作为第一所罗马帝国的大学，由教皇克莱门六世建立。查理四世想借此首先来促进他的波希米亚王国的发展。随后出现的大学还有：1365年由鲁道尔夫四世和乌尔班五世创立，1383年由阿尔贝特三世重建的维也纳大学；爱尔福特大学，虽然它由两位教皇克莱门七世和乌尔班六世先后在1379年和1384年发表教谕宣布成立，它的真正问世是在1392年；海德堡大学（1385年）；科隆大学（1388年）；1409年由于布拉格大学的危机而成立的莱比锡大学；罗斯托克大学（1419年）；特里尔大学，它在1454年就宣布成立，但真正存在是从1473年开始的；格赖夫斯瓦尔德大学（1456年）；布莱斯高的弗赖堡大学（1455-1456年）；巴塞尔大学（1459年）；因戈尔施塔特大学，它虽在1459年就获得教皇庇护二世教谕的批准，但从1472年起才开始正常运作；此外还有美因茨大学（1476年）和蒂宾根大学（1476－1477年）。在同一时期，于1425年创办的卢汉大学吸引了勃艮第地区的学生。1364年由卡西米尔大帝建立的克拉科夫大学，1397至1400年间，在符拉第斯拉夫二世雅吉罗在教皇博尼法佐九世的支持下重新修建。在佩奇，1367年起就开始讲授教会法；于1389年建立的布达佩斯大学在1410年有过一段短时间的繁荣，1465至1467年间成立了普雷斯堡大学。瑞典于1477年成立第一所大学——乌普萨拉大学，丹麦是在1478年建立第一所大学——哥本哈根大学。当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统治着英国的学界时，英格兰的国王们相继建立三所大学：圣安德鲁大学（1413年），格拉斯哥大学（1450－1451年）和阿伯丁大学（1494年）。

在意大利，往往是因为教师和大学生脱离波伦亚大学和其他大学，一时在摩德纳、雷齐奥-艾米利亚、维琴察、阿雷佐、韦尔切利、锡耶纳和特雷维索部出现了大学。由腓特烈二世作为反教皇的工具而建立起来的那不勒斯大学，只繁荣于腓特烈二世统治时。其他各所大学，只有当获得意大利各王公的支持时才有重要性，他们想把大学当作自己公国的装饰品。这些大学中最重要的是1222年建立的帕多瓦大学，它从1404年起成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大学。早在1244年，英诺森四世就在教皇宫廷建立了一所大学，14世纪和15世纪的教皇们试图使它富有生气，一如他们要巩固他们在教皇国的统治权一样。锡耶纳从1246年起原有一所大学，由于1357年皇帝查理四世的诏令，和1408年教皇格雷高里十二世赐予的特权，它重新进行修建。在1248年徒有其名地建立的皮亚琴察大学，1398年乔万尼-伽里·维斯康提予以复兴，使其名实俱全，成为米兰共和国的知识中心。对建立于1361年的帕维亚大学，也在1412年得到维斯康提这方面的推动。在1349至1472年之间，佛罗伦萨大学作为最早的人文主义中心，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在这一时期，洛伦佐大公更喜欢把1343年诞生的比萨大学作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大学所在地。1430年埃斯特家族使1391年在费拉拉建立的一个大学获得了新生。从1405年起，皮蒙公国拥有一所命途多变的大学——都灵大学。阿拉贡与西西里的国王，豪华者阿尔封索，也于1444年，在教皇尤金四世的支持下，在卡塔尼亚建立了一所大学。

最后让我们看一下法国大学地区分布。除了在12世纪就已成为重要学校中心的巴黎、蒙彼利埃和奥尔良的大学之外，除了其历史至今尚不清楚的昂热大学之外，前文已谈到，还在1229年为着同阿尔比教派的异端邪说作斗争而成立了图卢兹大学。

其他地区，大部分由于与军事有关的原因，只出现一些短期存在的或不知名的大学。

博尼法佐八世在1303年就已建立的阿维尼翁大学，只在教皇住在该地期间，有过一段相应的繁荣期。1332年成立的卡欧尔大学只在一个短时期开过课。由王位继承人昂贝尔二世建立的格勒诺布尔大学在1339年以后只是勉强维持着；皇帝建立的奥朗日大学在1365至1475年间谈不上有更大成就。从1407年起，普罗旺斯的路易二世——照蒙彼利埃各民族的用语——把勃艮第人、普罗旺斯人和加泰隆人吸引到了艾克斯。由勃艮第公爵“善心人”腓力在教皇马丁五世的支持下成立的多尔大学，在1481年关了门。王位继承人即以后的路易十一在瓦朗斯创办了一所大学，从1452年起授课，课程限于法学。路易十一作为国王，还在1464年，在他的家乡布尔日建立了一所大学，与此同时布列塔尼公爵又于1460年在南特创办了一所大学，该大学在1489年由查理八世重新使其恢复生机。

法国在由英国人和查理七世分治时，出现了三所大学，它们以后将相当繁荣。

英国人方面是卡昂大学（1432年）和波尔多大学（1441年），法国人方面是普瓦捷大学（1431年）。除了蒙彼利埃大学是医学专业知名的学府外，巴黎大学继续是法国各地或法国影响范围内国家的重要知识中心。

然而，大学数量的增加，如果不是废除了，也是削弱了那些最重要大学在国际范围内的招生，无论如何它是破坏了到那时为止一直很重要的大学多民族体系，这个多民族体系常常是大学结构中的主要特点。普厄尔·基勃勒曾对14和15世纪大学中多民族现象的消失作了研究。

谢选骏指出：大学的民族化——大学成为民族主义的瘟床。

大学成员和政治

这一过程发生在一个总体发展中。在这个总体发展里，中世纪末期的重要大学成为政治力量，在社会各阶层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的、有时是突出的作用，并成了大学内部组织起来的民族之间剧烈冲突的舞台。这些民族从此以后为民族情绪所左右，最终适应国家新的民族结构。下面我们就奥卡姆和帕多瓦的马尔希留的阿威罗伊主义政治学说，布拉格大学的危机，以及巴黎大学的政治作用简短讨论一下这一发展。

乔治·德拉伽德在他著名的系列研究《中世纪末期世俗精神的诞生》中，恰好就威廉·奥卡姆与帕多瓦的马尔希留的论点和政治活动作了深入的研究。尽管两人之间存在着差别，奥卡姆和马尔希留仍然一起在14世纪上半叶，同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皇帝一道，为反对教皇制度及其对世俗权力的要求进行了共同的斗争。

从他们作为论战者和政论家的活动中，产生了帕多瓦的马尔希留的主要著作《和平的维护者》（Defensor Pacis）。除了意大利的地方精神，影响他的其他传统也很容易辨认出来。首先是基卜林党人的传统，这一传统以教会和世俗权力分离的原则，亦即皇帝对世俗权力的要求，反对教皇谋取世俗的统治权。在哲学上它涉及阿威罗伊主义的传统，这个传统对亚里士多德作出了完全不同于托马斯主义的解释，并在社会哲学方面导向经验论，这种经验论被不确切地称为自然主义，因为它致力于把政治从道德中解放出来，把个人意志置于极客观的现实之上，把社会秩序归结为机械上的平衡，用契约来代替自然。此外还有法学家们和克朗·杜博瓦－诺伽累的影响，后者在13世纪和14世纪之交，就在“美男子”腓力四世的周围，为正在形成之中的君主制度辩护，而同教皇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斗争。

这部著作同样也是一份替君临一切的国家申辩的辩护词，它坚持一种建立在法律与道德相分离基础上的国家的自主。关于社会生活的实证论观点导致已创建的制度的神圣权利：“即使您的主人不信神或荒淫纵欲，如果您反对这一世俗统治，那您自己就堕入了永恒的地狱……”全能的国家要求社会生活中的全部权力，要大张旗鼓地宣布国家的统一。国家拥有立法权、执法权和审判权。它是君临一切的：在一定的版图范围内任何臣民都不得反抗王侯的统治。最后，世俗的国家并不满足于把教会驱逐到精神领域，它自己要求承担精神上的使命，要求掌管这个领域的权利。

它最终废除了宗教的与世俗的之间的所有真正的差别：“这肯定不是人类的立法者的事务……，去创造和规定宗教信条，因为这些东西是上帝自己的命令与恩准，不是别的什么东西。然而了解一切允许的和不允许的，由人——不管他们是世俗教徒或出家修士，神职人员或世俗百姓——在宗教和世俗事务方面已经完成或忽略不做的事，这是立法者和执法者的事了。不过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不涉及到严格的宗教问题……”以下语句，人们会以为是路德写下的：“所有不属于内心的恩赐生活的一切，所有教会生活的一切，都属于现世和归国家所有。所有执行现世的道德法规的一切，都不再属于教会而属于国家。”

这是一个爆炸性的理论，它将开辟自己的道路，并将在根本不同的思想家，如在马基雅维里和路德，霍布斯和卢梭，黑格尔和奥古斯特·孔德，列宁和查理·毛勒等人中重新出现。

但奥卡姆，尤其是帕多瓦的马尔希留，最终未曾进一步考虑，如果不是把整个全人类，至少也要把整个基督教社会在一个世俗帝国中联合成一体的问题，从而他们同基卜林党人的传统划清了壁垒。

在所有方面，尤其在这一点上，帕多瓦的马尔希留与但丁截然不同。对但丁来说，皇帝反而应成为国家根本统一的重建者。经院哲学的政治学尝试把已变为一个基督教国家的亚里士多德式的国家扩张到全人类的范围。马尔希留的政治学则认识到民族与国家的多样性。在《和平的维护者》里人们可以读到：“大家都在问自己，如果所有在一个‘公民国家’里生活的人和所有分散在整个地球上的人只有一个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这是否有益；或者相反，如果在彼此不同的，被地理、语言和道德界线分隔的地区中每个集团都有一个合适的政府，这是否会更好。看来大概会是如此，这第二种解决办法会得到贯彻，并且人们必然会在其中觉察到一种天意的影响，这种天意要限制人类不确定的扩展。人们可以同样从中得出结论，大自然通过引起战争与瘟疫以及在人类的脚下设置重重困难，来限制这种扩展。”

虽然奥卡姆和阿威罗伊的学说在政治学方面代表一种远远超出十四世纪条件的极端观点，但它仍引起了明显的反响，因为它们符合理性思考转向政治发展的研究这一个普遍的趋势。这一趋势接受国家统一的结局，同时又从基督教的分崩离析中吸取教训，向分离表示屈从。它选择的是地方分治主义。

谢选骏指出：趋向“新教”的宗教改革，其邪恶性质就在于——国家接管了教会事务，凯撒夺取了上帝的东西，结果就是主权国家的诞生！例如博丹（Jean Bodin，1530-1596）作为“法国法学家和政治哲学家”，就生活在新教改革的余波之后以及宗教冲突的背景之下，所以其主权理论闻名了。

第一所民族大学：布拉格大学

这一趋势甚至接受了民族意识。在布拉格就是如此。布拉格大学是在纷乱之中建立起来的。像所有大学那样，布拉格大学原是一所国际性大学，但很快就面临被德意志的教师与学生占有的危险，他们的人数激增，在教会大分裂期间，他们成群结队离开巴黎，人数增加得越来越快。对他们的特性和勤奋看得越来越清楚的捷克人，同他们处在对立地位。种族的磨擦伴随着社团组织的磨擦：问题涉及德意志人统治的“各民族”是否也拥有凌驾捷克“民族”的优胜权？教席与大学官员的职位怎样在不同的阶层之间进行分配？这种矛盾冲突完全建立在社会对抗的基础上：捷克人从下层阶级，即自耕农和手工业者那里获得支持，而生活在该地区的德意志人，主要代表城市里的富裕市民以及大部分贵族与教士。

杰出的优秀人物扬·胡斯，同他的朋友们一起，创立了一种哲学与神学学说，这一学说在许多方面要归功于牛津与威克里夫。他还把大学同布拉格人以及波希米亚民族联结在一起，用他的演讲艺术与热情鼓动他的听众，也给软弱的波希米亚国王文采尔四世造成有效的压力，结果引发了冲突。这场冲突以1409年通过的有利于捷克人的“库特纳·霍拉”国王诏令得到裁定。“各民族”的比例关系朝着有利于捷克人的方向转变，从此以后大学所有的成员必须宣誓效忠于波希米亚国王。德意志人离开布拉格大学，并在莱比锡建立一所独立的大学。这是中世纪历史的转折点，民族的大学诞生了，知识界适应了政治的模式。

巴黎大学与民族君主制度融为一体的道路，则布满障碍。

谢选骏指出：欧洲中世纪晚期大学里的“民族比例”，很像美国现在大学里的“种族比例”。

巴黎大学：大学政治的光辉与污点

在大量英格兰人因百年战争而退学和大量德意志人在教会大分裂时离开以后，巴黎大学已经在其结构中趋向于成为一所法国人的学校。至迟从“美男子”腓力四世统治期间开始，巴黎大学就在政治上发挥了第一流的作用。查理五世称它为“国王的大公主”。它正式出席法兰西教会的全国神职人员大会和各等级联合会议。由于，在“铅锤党人”起义期间在艾金纳·马塞尔、巴黎人和宫廷间发生了争论，巴黎大学应邀做过居间调停工作。它还是特鲁瓦条约的共同签署者。

巴黎大学享有不同寻常的崇高声誉，这不只是它的学生和教学人员给它带来的，同时还因为所有在整个法国与外国担任要职的教师，继续同它保持着紧密联系。

此外，巴黎大学也和教廷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当阿维尼翁的教皇们——他们全都是法国人——强有力地支持它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他们通过越来越可观的恩惠约束着巴黎大学。从现在起，巴黎大学每年都给阿维尼翁送去“花名卷”（rotulusnominando－rum），一个满载教师姓名的书卷，大学以此带着获得教会领地的期望为教师们恳请教皇赐给物品或恩宠。巴黎大学不仅是法兰西国王的大公主，也是教会的第一所学校，并在神学事务中扮演国际仲裁人的角色。

教派分裂打破了这一平衡。巴黎大学最初支持阿维尼翁的教皇，但后来就对教廷越来越多的干扰感到厌烦，也操心起教会的重新统一来。为此它敦促法兰西国王暂时不再支持阿维尼翁教廷，并不知疲倦地要求召集一次宗教会议，以便通过让对抗的教皇逊位来结束教派分裂。同时，巴黎大学又充当先驱，主张宗教会议对教皇具有制约权，和民族教会相对独立于罗马教廷的高卢主义。前一个主张在基督教界为巴黎大学带来了很高声望。但后一个主张迎合了一种摆脱教皇制度的努力，仅仅有助于君主制度的一种日益增长的影响。

它的成功最终看来十拿九稳。巴黎大学充当领导角色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似乎庄严地确证了它的胜利。但有几位大学成员在那里的举止令人惊奇。正如伊·弗·雅各布指出的，英格兰的大学成员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租借领地的问题上站在教皇党一边。当时他们所考虑的，肯定是从这方面看来更好地体现代表的自家利益。

但是巴塞尔宗教会议（顺便提一下，英格兰人在这次会议上只扮演了一个无足轻重的角色），却以巴黎大学的失败和教廷的胜利而告终。在这两次宗教会议期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这次是全法国性的危机，大大地动摇了巴黎大学的地位。

查理六世统治的混乱，在巴黎发生的卡博什党人的暴动以及接下去英国人和法国人的领土分割中达到顶点。巴黎变成了英国国王的首都。无疑巴黎大学没有立即和完全倒向勃艮第人一边。勃艮第公爵从传统上同巴黎大学相敌对的托钵僧团那里获得了支持。大学强烈谴责了为谋杀奥尔良公爵作辩护的让·珀蒂，并追究他的刑事责任。在英国人占领期间，许多教师离开了巴黎，追随在王位继承人、查理六世的王太子的左右，在布尔日形成了法兰西王国的影子内阁，并挤满了在普瓦捷新创办的大学。

但留在巴黎的人员，起初勃艮第化，继而又向英国人的意愿屈服。巴黎大学在“英国人占领”期间最臭名昭著的插曲是它迫害贞德的暴行。通过把自己摆在同她——不顾热尔森的反对——对立的地位上，就不只是帮了它外国主子的一个忙。它还受到社会舆论的支配，这种社会舆论，就像《巴黎资产者》所流露的，对这位奥尔良少女极端仇视。它也表现出，那批自以为是的知识分子面对一个普通少女伟大光荣的天真与纯洁的无知，是多么无能，无法抛弃他们那学者的自傲。大家知道，巴黎大学对贞德进行了审讯，并带着毫不掩饰的自得对英王亨利六世通报了它的判决。

焚烧鲁昂女巫贞德的柴堆灰烬，给巴黎大学的声誉抹了黑。巴黎被收复以后，查理七世和后继的路易十一，都不信任巴黎大学这个“叛徒”，尽管巴黎大学支持他们的高卢主义政策，并决定拥戴国务诏书。

1437年国王查理七世撤消巴黎大学的税务特权，并迫使它为收复蒙特里奥而征收的“资助”提供资金。1445年，巴黎大学的法律特权也被撤消，大学被置于议会的管辖之下。国王查理七世支持1452年由教皇特使、迪斯都特维耶枢机主教执行的新的改组行动。1470年路易十一强使教师和学生中的勃艮第人宣誓效忠。最后，1499年巴黎大学失去了它的罢课权。它成了国王掌中之物。

在所有这些斗争中，教学内容又出现了什么变化呢？它为一个双重的发展所取代，这一发展使得经院哲学与人文主义之间的关系变得较易理解，二者的互相对立得到解释，并在这一理智的激烈论争中阐明从经院哲学向人文主义的过渡。

谢选骏指出：巴黎大学先是叛国投敌，后来又自我矮化为一所法国人的学校——在关键时刻的关键问题上，任何大学也无法伪装独立。

经院哲学的僵化

尽管有一些有趣的革新尝试，尽管有库萨的尼古拉的思想体系，他想把传统同新的需要协调一致，经院哲学仍然没有活力。它还进一步自相戕害。一方面有那些“古典派”，他们现在毫无生气，是理念化的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的信徒。另一方面有“现代派”，他们聚集在由奥卡姆倡导的唯名论的旗帜下。但他们仍在研究形式逻辑，无休无止地为词语的定义绞尽脑汁，拘泥于矫揉造作的分类和再分类，束缚在“术语学”之中。“古典派”在1474年敦促路易十一通过在1471年就已废除的公告，宣布禁止后者的学说与书籍。“现代派”中最活跃的是司各特分子，他们徒劳地试图把一种愈加拘泥文字的批判主义和一种愈加含混不清的信仰主义唯意志论调和为一体。他们是伊拉斯谟与拉伯雷最喜欢嘲弄的对象，伊拉斯谟与拉伯雷把司各特分子当作经院哲学的化身，对他们大加讽刺与挖苦。此外，拉伯雷通过在年轻的庞大固埃在圣维克多图书馆翻阅的诙谐的目录中，把他们视为一丘之貉。在那里，按各种各样的次序被当成笑柄的有：“唯名论的十分机智的宣扬老”托马斯·布里考，1490年以后巴黎司各特主义的首领彼埃尔·塔特莱，托马斯主义的革新者彼埃尔·克劳卡尔，以及声名狼藉的奥卡姆主义者诺埃尔·贝蒂尔，让·迈尔（麦约尔）和雅克·阿尔芒。

维庸也取笑经院哲学的咬文嚼字，他那心不在焉的耳朵，倒比那些在索邦神学院的课堂上只听见词句空洞声响的人管用。

我正要结束。在烛光下

我正好写出了最后的几页。

夜色来临，从索邦那里。

给我送来了钟声。

它召唤虔诚之徒，准备念

这时刻的“三钟经”。

我准备就绪，起身做祷告，

就像我的心要求我的那样。

这时候，就好像我曾痛饮

罪恶的和有毒的醪醇，

我的整个脑壳昏昏沉沉。

在一半纷乱的思绪里

我看到“记忆”太太

把各种各样边角杂料

——或真的或假的——塞进箱子柜子，

外加别的才智上的东西：

猜想力，评价力，

人们靠它们作出预测；

摹仿力和构形力，

在有些人想问题之前，

先造成了他们的梦游症。

啊，我曾经是个大笨蛋，花费好几个夜晚，攻读亚里士多德的废话。

这就是它变质的、漫画式的和腐朽不堪的经院哲学，人文主义者首先排斥它。

谢选骏指出：任何哲学，时间一久，就会僵化；这就像人，时间一久，就成僵尸。

大学向人文主义开放

另一方面，大学的教学却向人文主义这一新潮流开放。首先是意大利的大学，经院哲学在那里没有形成像在巴黎和牛津那样的传统，那里古典时代的文学传统保存得更好，并通过罗马时代的更新再次获得了新生命，那里逃避土耳其人迫害的拜占廷学者的到来支持了古希腊文化的再度繁荣。在波伦亚，彼德罗·德·穆格利奥从1371年到1382年讲授修辞学，科卢乔·萨卢塔蒂也在那里作短时间停留。从1424年起，波伦亚大学开始希腊语的教学，费莱佛成功地使一部分原来不感兴趣的大学生为此欢欣鼓舞。最重要的，是1450年至1455年期间，有名的枢机主教贝萨利昂，作为向教皇与校长负责的城市最高长官，改组了波伦亚大学。从此以后，人文学科的学习（studiahumanitatis）就在波伦亚大学不间断地进行着。

帕多瓦大学也许更早完成了向人文主义开放的发展过程，十五世纪同威尼斯的合并，使希腊文化的研究有了极为出色的进展。阿尔多·曼依乔曾对此作了热情报导。在盖利诺、费莱佛、维多里诺·德·费尔特雷之后，拜占廷的流亡学者，像德米特留·恰尔孔蒂拉和马尔克·莫索洛等，继续发扬这一传统。在这里，贝萨利昂的影响比在波伦亚还要深远。

正在出现的领地政权促进了这一潮流。在佛罗伦萨，除了著名的柏拉图研究院，大学里还有卡马尔杜利修会修士昂布罗修及奥里斯帕、盖利诺和费莱佛在讲授西塞罗、德兰斯、琉善、品达、狄摩西尼、普罗丁、普罗克勒斯、斐洛和斯特拉波的著作。自从伦洛佐大公在1472年把佛罗伦萨大学迁移到比萨以后，很快就在那里开设诗学、演说术、数学和天文学的讲席。维斯康提和稍后的斯福查也在帕维亚采取同样的措施，它将在15世纪和意大利战争期间促进同法国保持紧密的联系。在费拉拉，埃斯特家族采取相同的政策，聘请当时研究希腊文化的学术领袖之一西奥多·伽扎，担任费拉拉大学的教授和校长。在罗马的知识界，由于费莱佛，埃诺克·达斯柯利，阿吉罗普洛和西奥多·伽扎讲授的古典文学，充满着同样高涨的热烈情绪。

在牛津和巴黎，人文主义并非不受欢迎；布拉格的情况也是如此。后者在14世纪中期，在查理四世和新建立的布拉格大学周围，形成了一个受意大利影响的——从佩脱拉克直至科拉·第·利恩佐——精选的人文主义圈子。早在14世纪初，在牛津、伦敦和巴黎讲学的尼古拉·特利弗特，就曾评注老塞内加的《诵读集》（Deklamationen）和小塞内加的悲剧，及提图斯－李维的历史著作。最主要的是格洛斯特的亨伏累公爵，在1439年和1443年两次把所藏的大量希腊和拉丁的古典作家及意大利作家的著作赠送给牛津大学，传播了人文主义的精神。牛津大学准备让林纳克、格罗辛、柯莱特与托马斯·摩尔教课。大学还在期待着伊拉斯谟的到来。

法国的第一代人文主义者，蒙特勒伊的约翰、克拉芒斯的尼古拉、贡底尔·柯尔、纪尧姆·费拉斯特尔等同巴黎大学联系在一起。蒙特勒伊的约翰在致纪尧姆·费拉斯特尔的一封信中，把热尔森总监当作人文主义者来赞扬：“……你按照自己的声誉，没有忽略任何值得知道的事情，这我随手就能举出许多例子来证明，而我则一直十分惊奇，你没有追随巴黎大学名望卓著的总监这位有杰出教养的人的道路。

在这里我说的不是他的生活，他的品德，或他在基督教或神学理论方面的学养，即你们两人都作出十分优异和极端重要的贡献的领域。我指的是讲述与说服的艺术，它们首先建立在修辞学与演说术的规则上，靠它们人们才掌握了讲述与说服的艺术，如果没有它们，那么表达——我把它看作文化的目标——就会没有效力、空洞、贫乏……”1470年把印刷术介绍到索邦神学院的学会中来的神学家纪尧姆·斐西，是贝萨利昂的一个朋友，他试图把自己对佩脱拉克的钦佩和对圣托马斯传统的尊重融为一体，并盼望柏拉图主义的重新复兴。教会法学院的院长罗伯特·伽奎因，在自己周围聚集一批受佩脱拉克鼓舞的人文主义者，并同佛罗伦萨人士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讨厌让·斯坦彤克为首的蒙塔古学会野蛮纪律的伊拉斯谟，他在巴黎大学期间仅仅留下了对那里讲授的陈腐的经院哲学的鄙视。但人文学科教师、枢机主教勒莫瓦内学会的教授雅克·勒费佛尔·台塔普勒，在巴黎传播一种形式最纯粹的人文主义，对此人们可以参阅奥古斯坦·雷诺德的出色描写。

虽然人文主义主要攻击的是迂腐僵化的经院哲学，虽然大学成员有时候不由自主地被人文主义所吸引，终究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与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根本的对立。

谢选骏指出：大学向人文主义开放——任何大学都是一个封闭系统。

对诗歌与神秘论的回归

人文主义是非常反理性的。它与其说是科学的，不如说是文学的；与其说是崇尚理智的，不如说是崇尚信仰的。人文主义提出“语义学-修辞学”的联姻，作为反对“辩证法-经院哲学”的结合的替代。通过人文主义，原来因其语言和风格不像哲学家而未受阿尔贝都·马格努斯重视的柏拉图重新得到了承认，并且由于柏拉图是位诗人，他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哲学家。

尽管勒费佛尔·台塔普勒出版了亚里士多德所著的《尼可玛伦理学》的一个精美版本，但他的心仍为诗人与神秘论者而激动。他的理想是玄思冥想的知识。他出版了《秘藏丛书》——采用马尔希留·费契纽斯的译本——它们是伪托的狄奥尼修斯的著作，弗朗切斯各修会修士莱蒙·卢路的思想录，圣维克多的理查德的神秘主义学说，宾根的圣伊尔德伽和吕斯勃吕克的著作，最后是库萨的尼古拉的著作，他使自己成为博学的无知的信徒。

甚至意大利15世纪文艺复兴初期最严格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严谨的古典语文学家洛伦佐·瓦拉，也于1457年3月7日在罗马多米尼克教堂纪念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布道中，阐明他同托马斯的方法之间的距离：“许多人深信，一个人不懂辩证法形而上学和一般哲学的准则，就不能成为神学家。对此该怎么说呢？我是否该害怕把我的想法完全说出来呢？我赞赏圣托马斯非常细腻的表达方式，我钦佩他的勤奋，我对他学说的丰富多采和完美感到惊愕……但我并不那么赞赏所谓的形而上学；那都是些令人厌烦的知识，人们最好别去研究这种东西，因为它妨碍人们认识更为美好的事情。”对瓦拉来说——对勒费佛尔·台塔普勒也如此——真正的神学是圣保罗的神学，圣保罗从来不像腹中空空、哗众取宠的哲学家那样（perphilosophianmperphilosophiametinanemfallaciam）说话。

哲学应该藏身于修辞学与诗歌的裙裥里。它的尽善尽美的形式就是柏拉图的对话录。

15世纪上半叶，有一位经院哲学家和一位人文主义者，彼此就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翻译问题发生了一场富有启发性的争论。

谢选骏指出：经院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都在企图掠取属于上帝的荣耀。

关于亚里士多德：对优美语言的回溯

列奥纳多·布鲁尼在佛罗伦萨出版了亚里士多德《尼可玛伦理学》的一个新译本。正如他所说的，这一重译工作是完全必要的，因为以前的译者罗伯特·格罗塞特斯特，不像据信为圣托马斯工作的缪尔贝克的威廉，希腊语和拉丁语都很差，错误触目皆是，文辞殊不雅驯。

枢机主教阿隆索·伽西亚·德卡塔日纳，身兼布尔戈斯主教和萨拉曼卡大学教授，对此发表了截然不同的反对意见。

正像这位枢机主教正确指出的，矛盾冲突是围绕着形式与内容而展开的。对人文主义者来说，形式是高于其他的一切；而对经院哲学家来说，形式仅仅是思想的女仆。

阿隆索·伽西亚写道：“我所反对的是，虽然列奥纳多运用了足够的语言技巧，但他很少显出有哲学文化的修养。”他着重指出人文主义者由于追求绚丽的辞藻而造成的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曲解，并为以前的译者辩护，他进而说明以前译者的意图：“他不仅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他还尽可能地对它如实作了阐释，他似乎既不缺少最高度的典雅，也不乏最优美的修饰，如果他想要使用它们……但旧的译者，更多地执着于哲学的真理，为了避免错误，不愿做过多的修饰，而新的译者恰恰犯了这样的错误。因为以前的译者明白，拉丁语并不具有同希腊语一样丰富的表达方式。”

他还给人文主义者上了一堂历史语言学的课：“拉丁语不仅经常向希腊人，而且也向野蛮民族和全世界所有民族借用语言修辞手段。以后拉丁语也以同样的方式用高卢语和德语的词汇丰富了自己。如果有相应的简短与精确的口语词汇，那最好还是用这些词汇，而不要重新启用古典语言里冗长的委婉措辞。”

经院哲学家让·迈尔作了同样的回答。伊拉斯谟学说的信奉者和人文主义者针对野蛮愚昧和哥特人的嘲笑激怒了他，他说：“科学不需要辞藻绚丽。”

可以肯定，经院哲学的拉丁语已濒临死亡，不再能为一门自身已僵化的学科充当表达手段。大有前途的各种口头语言，正在赢得自己的尊严，而人文主义者也已准备好在这方面帮助它们。但是人文主义的拉丁语最后还是使拉丁语成为死的语言。

人文主义使科学失去了它除了数字和公式还能拥有的唯一的国际性语言。人文主义使拉丁语成为精英的老古董。

谢选骏指出：亚里士多德的死灰复燃，是一件糟糕不过的事情。

贵族人文主义者

人文主义者是贵族。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在他终于背叛作为科学劳动者的使命时，否定了他自己的本质。人文主义者则从一开始就置身在精神与天才的旗帜下，尽管他为著书立说而消瘦憔悴，或者他的语言艺术散发出通宵达旦的油灯气味。他为内行的人写作。当伊拉斯谟发表《阿达契亚》后，他的朋友们就对他说：“你泄露我们的秘密！”

确实，人文主义者诞生于其中的环境，完全不同于那种激动不安的，对一切人开放的，同时推动所有的技术，并愿意在一种共同的经济中联系起来的城市建设的环境。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是在城市建设这一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人文主义的环境是团体、是封闭的研究院这种环境，而当真正的人文主义征服巴黎之时，它不是在大学里教学，而是在精英机构“王家学者学会”里教学，它是未来的“法兰西学院”的前身。

人文主义者在王侯的宫廷中如鱼得水。看来阿隆索·伽西亚在同列奥纳多·布鲁尼的语言学论争中，就已预感到这一点：“对你们来说，‘文雅’是用来表示那种在语言和实际中都向往荣誉的‘人性’的。‘市民’则是表示那些习惯于下跪、褪下自己风帽致敬，就是在自己同类人中间也拒不接受优先地位和前排座位的人。

不过我们也称他们为‘宫廷人士’。或者假如你因这个称呼在民法中另有意义而不喜欢这个称呼，并允许我使用市民口语，我们就管他们叫‘宫廷侍从’，并把‘文雅’称作‘宫廷礼节’，或者采取骑士用语的说法，叫作‘宫廷气派’。”不到一个世纪以后，巴尔塔萨·卡斯蒂格利昂将把人文主义者的社会理想概括为“廷臣”（IlCortegiano）了。

词源学在这里充分采用它的完整意义。我们从城市世界（urbs）转到宫廷世界。

人文主义者与中世纪知识分子的不同之处，不仅是在知识结构上，而且主要的也是更突出的是在社会地位上。

人文主义者从一开始就处在一种大人物、官僚阶层和富豪们庇护的环境中。贡底尔·柯尔是法国和诺曼底的税收官（在诺曼底他同纳伐拉的查理一起发了财），是伯利公爵的秘书。他也是公证人，然后当了国王的秘书，税务总监，国王的两个司库之一，大使和特使。人民仇恨他，卡博什党人洗劫了他在巴黎的住宅。作为富裕市民的儿子，他已经能长期从事研究，然后利用他的资产和官职，急剧扩充他的财产。他被封为贵族，有权征收桑斯地方许多房屋的房租，有一份位于帕隆的带有葡萄园的领地，还在巴黎的维伊叶·杜·坦普尔路有一所富丽堂皇的住宅。他生活豪华气派，僮仆如云，地毯壁毯充堂盈室，有骏马良犬猎鹰，是一叫寻欢作乐的浪荡子。但这不妨碍他以古人的方式称赞“圣洁的单纯”（sanctasim－Plicitas）。

他是以勃艮第公爵和波旁公爵为首的查理六世“恋爱宫廷”（CourAmoureuse）中的一员。蒙特勒伊的约翰有许多庇护者和官职，他是国王、王太子、伯利公爵、勃艮第公爵和奥尔良公爵的秘书，喜欢当着熟人的面夸耀他的这些交往、熟人们阿谀奉承他说：“你在宫廷中发挥影响，与其说是为你自己，更多地是为你的朋友们。”

同时他得到大量的教会薪俸。只是出于纯粹的自私自利他才甘当光棍汉：

先生，你这是为我们好，上帝保佑！

你把我们从婚姻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上帝保佑！

他在致枢机主教萨琉西的阿弥策的一封信里，说自己“满意得无以复加”。他有“大量的图书，足够用一年的储存品，许多的住房。衣服、马匹、艺术品、多得不可胜数。他是一个单身汉，有许多无与伦比的朋友们”。接着他策划一个计谋，企图获得一份肥美的领地。

王侯们给自己保留着文明的生活。人文主义者经常为王侯效力，但始终把领导社会的责任让给他们。人文主义者在清静中工作。此外他们还隐瞒他们的额外工作。

他们强调的是空闲时间，用美文学来打发的“闲散”以及古典时代贵族的“悠闲”（otium）。克兰芒斯的尼古拉写信给蒙特勒伊的约翰说：“不要由于这高贵与光荣的闲散感到羞愧，伟大的思想家们始终从中得到乐趣。”

谢选骏指出：这一小节充满了马克思主义的胡言乱言。例如什么“贵族人文主义者”、“人文主义者是贵族。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在他终于背叛作为科学劳动者的使命时，否定了他自己的本质。”等等……

回归乡村

还能有什么地方比乡村更适宜从事这种精心选择的、好学敏求的闲散呢？在这里完成一个循环，使知识分子从城市回到乡村。同时，这里也充分体现出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一致。新富起来的市民和王侯们把资本投入土地，并在那里按照自己的财力，建起或简朴或奢华的别墅与宫殿。在卡列格吉，佛罗伦萨的新柏拉图研究院就同梅迪契的别墅毗邻。

蒙特勒伊的约翰、克兰芒斯的尼古拉和贡底尔·柯尔都拥有三幢别墅，他们退隐到别墅，忙于业余的人文主义研究。蒙特勒伊的约翰称赞谢利修道院的幽静，克兰芒斯的尼古拉欣赏芳丹·奥·布瓦修道院的清静。他们在那里重新发现了圣伯纳德那样潜心内修的人，只不过手捧的是西塞罗与贺拉斯。蒙特勒伊的约翰解释说：

“你会逃离宫廷的豪华和城市的喧嚣，在乡村居住，喜欢空谷独处。”

伊拉斯谟所著的《虔敬的盛宴》就是这样开头的：

优昔波斯：此刻周围的河谷草地多么青翠葱绿，让我们看了满心喜悦！我真不明白，会有这种人．他们喜欢待在烟雾弥漫的城里。

狄摩修斯：不是每个人都能欣赏鲜花与绿色的草地，泉流与小溪；即使他从它们旁边经过时并非无动于衷，他更喜欢的也还是别的东西。就像一个楔子会挤掉别的楔子一样，一种乐趣会推开另一种乐趣。

优昔波斯：你大概是指高利贷者和别的贪得无厌的敲竹杠的家伙吧。

狄摩修斯：也指这些人，不过不仅仅是他们，我的好朋友。同他们一起的还有无数其他的人，包括神父和修士，他们为了牟利，通常喜欢住在人口稠密的城市里。

他们在这方面并不遵照毕达哥拉斯或柏拉图的学说行事，而是学瞎眼的叫化子的样，叫化子在人多拥挤的地方感到最自在，因为他说：哪里人山人海，哪里最好讨到东西。

优昔波斯：就让叫化子去多得好处吧；我们是哲学家。狄摩修斯：就是世界大智者苏格拉底，比起乡村来，更喜欢城市，因为他必须认识自己内心的欲望，在城市里他可以满足自己对知识的渴求。乡村虽有树木与花园，泉流与小溪，足以赏心悦目，但它们不会说话，不能给我们有任何教益。

优昔波斯；苏格拉底所说的并非全无道理，如果你一个人在田野里闲逛，尽管大自然依我之见并非一言不发，而是到处以千百种声音向一个个人叙说，如果它遇到一个目光敏锐而又博学多识的观察者。还有什么其他东西，能比造物主的智慧与美德更能传达绿色自然光彩照人的风貌呢？但是就在那种乡村的孤独偏远之中，苏格拉底在那里给学生们讲了多少斐德鲁，他自己又从他的那班学生那里学到了多少知识！

狄摩修斯：在这样一个社会，除了避居乡村，没有别的更叫人高兴的事。

优昔波斯：我们何不壮胆一试？我在城郊有一份小地产，它不大，不过倒是个名副其实的珍宝匣。我想邀请你们明天去那里进餐。

狄摩修斯：我们人太多了。会把你所有的好东西都吃个精光。

优昔波斯：绝不会！整顿饭都是蔬菜，就像贺拉斯说的，一顿不用买什么的饭。

葡萄长在我自己的园地里，黄瓜和甜瓜也不花钱长大。无花果、梨、苹果和硬壳果都由树木献上——要是我们可以相信琉善的描写，那就像在“幸福岛”上一样。最多再添上一只鸡舍饲养的母鸡。

狄摩修斯：那好，这我们就不想拒绝了。

谢选骏指出：“回归乡村”是一个幌子，其实是“躲进庄园”，就像伪君子托尔斯泰那样进行“行为艺术”的表演。

科学与教学的脱节

这样，人文主义者背离了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职责：同大众的联系，以及科学与教学的结合。人类的文艺复兴肯定会长期地带来一种孤傲工作的成果。它的科学、观念和杰作，将为人类的进步提供给养，但在一开始那是个退步，是个倒退。甚至印刷术，在它普遍推广书写文化之前，一开始也是对思想传播的束缚。那些能够阅读的人——一小部分享有特权的优秀分子——独占了丰富的文化。别的人仅仅获得了经院哲学的只言片语，那是事前在大学里受过教育的中世纪的教士和人文学科学者传给他们听的。极有可能，在反宗教改革时期才第一次出现一门艺术，它以也许是有争议的形式，但完全带有说教与布道的意图，尝试着使民众参与文化生活。

最令人惊讶的，莫过于当时绘画中描绘的正在工作的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和人文主义者之间反差。一幅画中是个正在讲课的教授，被学生们围绕着，被许多长凳簇拥着，长凳上挤满了听众。另一幅画是个孤独的学者，在他安静的工作室里，在这间宽敞的、陈设富丽的屋子里他有许多地方，他的思想就在其中自由翱翔。

这一边有学校的喧哗，大厅的尘土，以及面对共同工作的环境的漠不关心，然而——

那一边的一切都是美与享受

和谐，平静和充裕。

谢选骏指出：科学不与教学脱节、知识分子不对大众背离——就无法完成自身的突破！

【新版后记】

一本历史著作，在首次问世27年以后，未作改动又重新出版，这可能显得自视过高。但我认为，本书所述的关于中世纪学校与大学世界的见解，在根本要点上丝毫没有过时。相反，在我看来，这部著作的中心观点，从1957年以来，一直不断地在得到证实与充实。

这首先表现在“知识分子”的概念上，它的意义在于，把注意力从机构转向人，从理念转向社会结构、实践方式和思想品质，并把中世纪大学的这一现象置于一个历时长久的联系之中。自从这本书出版以来的关于“这个知识分子”或“这些知识分子”的研究的浪潮，不仅仅是、也不能说仅仅是一种时髦。如果人们选择一种严肃的比较方法，不把注重类型与结构的协调一致的社会学要求和历史学研究割裂开来，并强调环境、变化、转折、断裂、差异和与一个时期内整个社会的交融，那么使用“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就是合理的和有益的。1957年，我放弃了对我以前借自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的历史学、社会学和语源学的这个概念作一理论的附带解说，今天在这里我也不想涉及这个问题。

但事非偶然，最近几年里关于过去时代“知识分子”的大部分最有趣味的研究，出现在葛兰西的意大利。阿尔贝托·亚索·罗萨作了有关的概要综述；在热那亚的一个研讨会上，“知识分子”的概念被引申到古典时代；在一项引人注目的研究中，乔万尼·塔巴科在社会的机构和统治地位的共同作用中确定了“中世纪知识分子”的位置；论文发表在埃诺第出版社的一册旨在探讨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的意大利历史著作里，出版者是印行葛兰西著作的那一位。

再回到“我的知识分子”上来。我感到非常愉快，乔万尼·桑蒂尼在一项对12世纪末继波伦亚大学而建立的意大利第二所大学摩德纳大学的诞生所作的出色研究中，他对我1957年出版的书作了比我更好的阐发：“‘知识分子’作为新的社会学类型产生，以城市劳动分工为先决条件，正像大学设施的出现以公共文化空间为前提一样，这一新的‘知识大教堂’在这个空间中才能涌现出来，走向繁荣，并自由地深入进行研究。”

劳动分工，城市，新的机构，一个为整个基督教世界普遍共有、不再像中世纪盛期表现为地理和政治分裂的文化空间，这些就是12世纪与13世纪之交，西方基督教世界新的精神景观的根本特征。

典型的中世纪知识分子原型中决定性的因素实际上是他们同城市的联系。学校的发展是10至13世纪城市革命的一部分。在造就未来修士的修道院学校，和原则上造就一切人，包括继续是世俗教徒的大学生的开放的城市学校之间，有一条深深的鸿沟。但我本应更突出地强调城市学校与大学对修道院世界的吸引力。尽管由圣弗朗切斯各亲自挑起，在弗朗切斯各修会修士中间发生了关于贫困与知识的争论，托钵修会仍很快就跻身于城市的学界。不过更有意义的是，一些修会教团（普莱蒙斯特莱教团，西妥教团），通过在13世纪就已相继在大学城里为本教团的见习修士建立的学会，转而信仰了大学的学说。

新的知识分子是市民和专业人员。就像那些商人，那些“出售时间的人”，他们作为“出售文字的人”，必须克服知识属于不供出售的上帝的赠品的传统陈腐观念。继美国中世纪专家盖恩斯·波斯特之后，我也强调了大学全体教员和大学生在职业与社团方面的特点。除了普厄尔·基勃勒的重要著作外，还有一系列的研究，都对大学职业物质的、技术的和法律的条件作了更确切的界定。

我本来还应该在这种联系中，对作为上层精英招募方法的大学教学大纲的革命性特点，强调得更充分些。西方国家过去只知道三条通向权力的道路。一是出身，这是最重要的；二是财富，直到13世纪，除了在古代罗马，它仍然还是很次要的；三是选举，它微不足道的意义局限在古代希腊村社的公民中间。原则上基督教教会向所有的人都开放通向教会荣誉的道路。事实上，教区、修道院的官员，教会的显要职位，如不是由贵族本人，大多数也由贵族阶层的成员来担任。虽然青年贵族，以及不久还有市民阶层的孩子们，构成了大学生和教师的绝大部分，但大学制度也使得许多农民的儿子有可能真正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因而致力于对“贫穷”的大学生进行研究，是意义深远的。在由米歇尔·摩拉和他的学生们已取得重大进展的贫困类型学研究中，大学中的贫困，表现为一种特殊的情况。对贫困的实际和环境的分析，超出了传闻轶事性质的范围，让·帕奎的研究工作已就此向我们作了说明。

我原来首先应更好地指明，这一社会地位的上升，是靠一个对西方国家崭新的和革命性的方式而实现的，那就是考试。西方国家于是——以一种谦恭的方式——同一种制度发生联系，依照我的朋友瓦丁·艾里舍夫的意见，应当从比较的观点加以研究，这就是同中国的科举制度的比较。

这一职业的、社会的和机构的发展，导向一个目标，即权力。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并不背离葛兰西的模式，虽然这模式确实很一般，但仍然是可以操作的。在一个意识形态上由教会十分严格地实行监视，政治上则越来越被世俗教徒和教会人士的双重官僚机构所控制——这方面最重大的“成果”是恰好在13世纪把二者结合起来的教皇专制——的社会里，中世纪的知识分子首先是“有机的”知识分子，教会与国家的忠实仆役。各大学也越来越成为培养“高等官员的场所。但他们之中许多人，尽管自己的局限，由于知识分子这样的角色和大学的“自由”，还是或多或少成为“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直至走到异端的边缘。13世纪和14世纪的四名重要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不同的环境中，并通过他们当时的特殊的个性，明显地展现了中世纪高等学校领域的“批判”态度的丰富多样性，这四个人便是阿贝拉尔，托马斯·阿奎纳，西格尔·德·布拉邦，威克利夫。

最重要的是，我本该对大学“权力”的形成过程作一番更好的探索——但当时我还未曾看到赫伯特·戈伦德曼1951年就已发表的论文《教会·王权·学校》。我本来也应该在教会、君主制度和大学这三种力量中，认识到乔治·杜美吉尔所强调的那种三重职能的制度。除了宗教的职能和政治－战争的职能外，知识的职能也保持着重要的位置，它原本是第三种职能的一个方面，即富裕和生产经济的一个方面。

这是在理论上为知识分子辩护。他们可以像商人一样依靠自己的工作，自己的效益，自己生产的消费品，从自己的职业中获取利润。脑力劳动者从13世纪以来为了分享教会权力（他们顽强地维护自己作为教士的合法地位）和为了发挥政治影响（这在巴黎大学从13世纪末就表现出来了）的努力，表明了他们的意愿，面对在城市建设过程中由于出身所受到的歧视，不惜任何代价，同手工劳动划清界线。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巴黎知识分子吕特彪夫，在“圣者”路易九世的时代就宣布道：“我不是手工工匠。”

同样我把这种新的精神劳动，解释为在城市的，而不再是修道院范围内的研究与教学的结合，就不会犯时代错误。接着我在那些从许多教师和大学生中一跃登上科学与思想的创造的顶峰，并获得遐迩闻名声誉的人士中间，挑选了几名法国人。

也许没有把通俗作家、编纂家、百科全书作者包话在内，是一个过失，因为他们上完大学以后，在受过教育的教士和世俗教徒之中，以及在群众百姓中间布道的时候，传播了经院哲学研究与教学的杂碎。许多东西在这里都取决于主观的视角。今天被人藐视的编纂工作，在中世纪曾是精神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传播了思想，还发展了思想。杰出的神学家与历史学家谢纽修士，他首先开辟了本书采用的研究道路，他对出身意大利的巴黎大主教彼埃尔·朗巴德（死于1160年）不太赞赏，后者的《教父名言录》，把圣经改编成学校常识性质的语录汇编，到13世纪成为神学院的基本教科书。但我觉得正像那位嗜书如命的巴黎牧师会成员彼埃尔·康默斯托（“吞书者”）一样，朗巴德仍是重要的知识分子。康默斯托通过他的《经院哲学史》和其他作品，使当时思想上的新事物成了初步的，但对后来的教师与大学生则是基本的手头工具书。另一方面，把同“圣者”路易九世关系密切的多米尼克修会修士博韦的樊曾兹，也归在13世纪杰出的知识分子之列，我是不赞成的；他的《巨镜》（SpeculumMajus），并无任何思想独创性，无非是照抄当时全部知识的百科全书，是一个准备在下一代人中间传播这些知识的文库。我也不想把巴黎牧师会的另一个成员罗伯特·德·索邦计算在内，他的著作（主要是布道词）大多并未发表。

他在历史上的地位，在于替12名贫困的神学生建立一个学会，也就是后来的索邦神学院的核心，以后他还把自己的图书馆捐赠给该学会，这是13世纪最重要的私人图书馆之一。这位罗伯特·德·索邦，遭到儒瓦维耶的嫉妒，因为他不得不和罗伯特分享同“圣者”路易九世的信赖。这位贵族只要一有机会，就会提醒罗伯特，他是农民出身。罗伯特是个第二流的社会“有机组成的”知识分子，但他播下了很好的种子。

现在我更犹豫不决，是否要在中世纪的思想界划出13－15世纪本来意义上的大学成员和“文学之士”之间的界限。我已把吕特勃夫同《玫瑰传奇》第二部分的作者约翰·德·墨恩相提并论，因为他们作为巴黎大学以前的大学生，都曾在自己著作里反映13世纪巴黎大学的意识形态斗争，体现“大学精神”的某些重要特点：“理性化”的趋势（但还不能说是“理性主义”），社团精神，反教士主义（主要针对托钵僧团），表示异议的倾向。如果我曾对中世纪末期的知识分子作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可能会追溯到边缘大学生弗朗索瓦·维庸。但我仍然懊悔，没有给一些受大学教育与大学精神影响的伟大“作家”以应有的位置，他们的作品有一部分内容涉及神学或科学。我首先想到的是但丁，他是位无法归入任何一个类型的真正天才；还有乔叟，他兼有科学的好奇心和创造性的想象力，尽管他的声望主要归功于后者。

我更深深感到遗憾的是，没有褒扬12世纪预示城市运动中的文化的作用的职业知识分子——不过这一次涉及的不是思想界的顶峰，而是它的基础。除了一些教授语法和修辞学的神职人员，他们主要是法官、律师和公证人这些城市政权里的“手工劳动者”。今天，除了经济与严格地说来法律和政治等方面，人们越来越正确地承认了中世纪城市本质上和职能方式中的文化要素。在中世纪西方国家的城市形成史上，商人不再担任独一无二的角色，或许甚至不再担任最重要的角色。所有那些通过自己的文字知识、法律专业知识、首先是罗马法方面的知识，以及通过讲授“自由的”和有时是“机械的”艺术而使城市得以维持下去，尤其使意大利的“城市公社”（Comune）成为重要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现象的人，都应该理所当然地被看成是城市成长过程中的知识分子及社会的专业集团之一。中世纪城市的政权与形成，主要归功于他们。

自从1957年以来，一些很有价值的研究工作，在不曾改变我当初确立的框架的情况下，丰富了我们关于中世纪大学及大学成员的知识。要是把它们补充进我的著作，会导致对我自己的文本作一番几乎是全盘的修订。此外，附录的“参考书目”列出了最重要的论着，阅读这些论着能充实我这本书。

接下来我谈三个方面的问题，在这三方面里的一批新的论着特别引人注目。

首先，是文献资料方面。内容全面的书目已经出版。另外，这些书目使人们有可能对因比起“重要”大学而黯然失色，或者地理位置比较僻远，因而至今并不为众人所知的大学中心获得更详细的了解。有着令人印象深刻的篇幅的目录学工作，在中世纪知识分子史研究中引入了定量的观点。上过牛津大学或剑桥大学的，来自瑞士、列日地区或苏格兰的大学成员的名册，有助于历史的大学地理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并为社会史、公共机构史和政治史提供了可贵的资料。最后，出版物以及对某些原始资料所作的计算机分析报告，紧接着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研究工作不断问世，由此人们就有可能审核修订一些观点。在巴黎高等社会科学院，一位日本研究工作者，在索邦图书馆馆长安德烈·蒂耶尔的帮助下，提出了一篇新的行将发表的关于15世纪巴黎大学里来自英、德民族的博士生论文，这篇论文在描绘中世纪末期衰败中的巴黎大学上，其贡献不仅仅是笔调更为细腻多采。本书这一新版的参考书目，除了少数例外，不包括文献出版物方面的参考资料，因为本书虽以耗时费力的科学研究工作为基础，但并不以专家为对象。然而在这里我依然要感谢那些学者，他们不仅在过去，而且在科学工作条件虽有改善而他们的任务却得不到丝毫减轻的今天，仍以他们的辛勤劳动，并时常以他们的敏锐见识，为历史学家进行新的阐释与提出新的问题创造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个进展表现在日常生活的研究领域。人们知道得越来越详细，教师与大学生们居住在什么地方，怎样生活，如何穿着打扮，吃的和喝的是什么，怎样安排他们的时间；人们了解他们的风俗，他们的嗜好，他们的性生活，他们的消遣娱乐，他们的死亡和遗嘱，有时还有他们的葬礼与墓碑。当然人们也对他们的工作方法与工作用具，对他们在发展思想技巧方面的作用，他们对手抄文书和后来的印刷书籍的态度，了解得越来越详细。塞恩格已经说明，大学的研究班是怎样在使中世纪的读者取得了从大声朗读讲稿，进而发展到目视的、默不出声的阅读的进步。一门中世纪知识分子的人类学正在形成中。

最后，大学与大学成员在政治方面的作用，在13世纪以后则日益是在重大政治中的作用，得到了越来越清楚的揭示。在法国，当统治权从伐罗亚王室转到卡佩王室后人手里时，和百年战争分裂时期（当时有一个与英国占领者合作并处死贞德的巴黎大学）；在英格兰，在贵族反对国王的十三世纪和王朝更替的14世纪与15世纪；在捷克、波兰或苏格兰的国家建立过程中，在教会大分裂期间和在康斯坦茨与巴塞尔的重大宗教会议上，大学都作为行动者，作为一支政治力量巍然屹立。

在这番不无遗憾的罗列结束处，我想强调一下，大学的作用在历时性方面是特别巨大的。这一论着的题目是12世纪和13世纪一种新的“社会-职业”类型的出现与胜利。至于中世纪盛期，我只当作这一题目的史前史，蒙昧的和断断续续的史前史而提到，而大家不再敢称为“中世纪衰亡期”的14世纪和15世纪，我也仅仅称之为衰亡和对前有模式的背离。

我肯定过于仓促，把中世纪盛期描述得太灰暗、太漫画化了。加洛林王朝在自己的初期，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完全背离那些可比的模式和所谓的“黄金时代”（mutatismutandis）即中世纪全盛时代的模式。我并不想否认“加洛林王朝的复兴”的理性的现实，即使它的份量被夸大了。但我认为，在加洛林时代的教会和君主制度下，学校与思想家或观念制造者的性质及职能方式，是截然不同于占统治地位的城市文化中的学校与思想家或观念制造者的，而且前者的传播未曾超出有限的贵族——教会的和世俗的——阶层。人们的确应该对10世纪和11世纪社会中城市学校的职能方式做更深入的研究。在列日、兰斯、拉昂等地，知识传授活动中出现了一些朦胧的东西，预示着经院哲学的到来，但其中从人文学科到五个院系专业（艺术、医学、民法与宗教法、神学），从知识（sapien－tia）到科学（scientia，包括神学的科学），存在的断裂多于连续性。在维罗纳的拉特尔、吉尔伯特或圣安瑟尔姆的身上，体现出12世纪优秀知识分子的一定特点，但他们在其中思考与从事教学的主教教堂，并不是在12世纪形成的大学社团组织。为了举出一些巴黎人的例子，人们在从彼埃尔·朗巴德，彼埃尔·康默斯托，彼埃尔·坎特尔转到哈勒的亚历山大，奥弗涅的威廉（虽然他也是巴黎大主教），加兰的约翰等不同人物的时候，面对的是另一种“教师”的类型。当人们转而登上塞纳河的左岸，从巴黎城区来到拉丁区，从大教堂学校来到大学讲师的各所学校，距离不过几十或几百米远，景色却有好几十年的根本性改变。

正是在14世纪和15世纪，在同一个机构范围内，有许多东西发生了变化。我的论着在这方面是完全不充分的，不过近25年来的研究工作可以在这里帮助作出卓有成效的补正。是的，学会讲授的大学课程不同于13世纪没有单独的教学楼的大学的课程；是的，不再有占支配地位的学说，如亚里士多德主义就是这样一种学说（当然，这比起新托马斯主义的经院哲学历史图表所作的描绘简略而不全面）；是的，“理性”在中世纪终结时具有与其全盛期不同的形式。是的，曾经有过大学的危机，它构成了14世纪和15世纪危机的一个部分。就像这个总的危机一样，大学的危机在1348年黑死病蔓延之前，在13世纪到14世纪的过渡时期，早在1270年至1277年期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显然是巴黎大主教斯特凡·坦比尔信仰问题判决的后果。是的，确实不错，作为例证，迷惑了中世纪末期社会的信仰新模式“近代神学”（devotiomoderna）的一名重要信徒，德文特一个富商的儿子格哈德·艾鲁特，于1374年在巴黎大学获得学术成功后，回到亚尔嫩附近的一个卡特蒙斯修道院，并表明对大学的强烈敌意。根据他的看法，科学只是无用的东西、贪欲的工具和灵魂的堕落。只有信仰与简朴的生活才带来拯救。是的，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类型——人文主义者，出现了，他们试图取代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并往往战胜后者。但有一个因素，我们如今慢慢地认识得更清楚了，却也造成了混乱，那就是有些并不否认他们的成长基础的大学的知识分子也是人文主义者，热尔森与库萨的尼古拉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不仅如此。大学世界在地理上的扩展，在没有打破其本身框架的情况下，改变大学的景观。新的大学出现在日耳曼的国土上（维也纳大学，1383年；爱尔福特大学，1379－1392年；海德堡大学，1385年；科隆大学，1388年；维尔茨堡大学，1402年；莱比锡大学，1409年；等等），出现有波希米亚（布拉格大学，1347年），在波兰（克拉科夫大学，1364－1400年），而苏格兰、西班牙、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各地大学的繁荣也就不用说了。新的大学是按照波伦亚大学或巴黎大学的模式创建的，以院系或“民族”为体制，以教师和大学生为两个主要部分，等等。但它们常常同城市、国家、宗教保持着新的联系（布拉格大学的胡斯运动，克拉科夫大学的改变立陶宛人信仰的运动，帕多瓦大学的阿威罗伊主义，等等）。

虽然古典的经院哲学日趋僵化，尤其是神学和教会的控制通过审查制度使得许多院系缺乏生气，但并非到处都是如此。在某些著作，主要是波兰的讨论克拉科夫大学的著作光芒的映照下，晚期的经院哲学显得要比记载的有活力和创造性，并具有较高的水平。上大学的人数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即使在一些规模大的老牌大学情况也是如此。此外，雅克·维尔格的出色研究工作也清除了这方面的偏见。

经院哲学与人文主义的矛盾冲突必须重新加以界说。在印刷术的传播过程中，大学发挥的作用比人们所认为的更为重要。

更多数量的原始资料，使我们有可能更好地研究大学与社会的联系。在这一方面，有多篇关于牛津大学与剑桥大学的极富教益的研究论文。

尽管如此，这种为中世纪末期大学局部恢复名誉的做法（顺便说一下，如果放弃传统的把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划分开来的做法，并把到14世纪的中世纪就视为中世纪，一切就简单得多），有关14和15世纪大学社会面貌的丰富信息，是同大学界的一种实质性发展深刻地联系在一起的。大学和大学讲师不再拥有对精神生产与高等学校课程的垄断权。像佛罗伦萨的梅迪契家族的圈子，学会，其中最著名的有巴黎的“法兰西学院”，都在新的卓越的条件下领会与传播一种大部分是新鲜的知识。

大学自身日益重视自己的社会作用。它们为国家培养出越来越多的法学家、医学家和学校教师，他们之中献身于较实用而较少虚名的职业的社会新阶层，努力追求一种更适合他们职业等级的知识。大学也为宫廷培养人才，宫廷确保了个别脱离教学的科学家的面包和荣誉。中世纪来自城市和大学工作，并为统治今后四分五裂的基督教世界的那类知识分子消失了。

雅克·勒戈夫 1984年11月

【中世纪大事年表】

1100－1166年　伊尔-埃德里西在世

1121-1158年　亚里士多德的《新逻辑》被译成拉丁文约

1121年　阿贝拉尔发表《是与非》

1126－1198年　阿威罗伊在世

1140年　格拉蒂安编纂《教令集》

1141年　桑斯宗教会议，阿贝拉尔受到判决

1143年　托勒密《地理学指南》翻译出版

1144－1203年　里尔的阿兰在世

1145年　切斯特的罗伯特翻译阿尔-卡里兹米的《代数学》

1146年　圣伯纳德在韦泽莱号召组织第二次十字军

1147年　前《熙德之歌》流传

1148年　兰斯宗教会议，吉尔伯特·德·拉波雷受到判决

1154年　“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授予波伦亚大学教师与学生特权约

1155-1170年　德国诗人托马斯写作《特里斯坦与伊瑟尔达》｝

1160年　法国诗人贝卢勒写作《特里斯坦与伊瑟尔达》；《尼伯龙根之歌》流传

1163年　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禁止修士学习医学与法律

1163－1182年　巴黎圣母院建成

1167－1227年　成吉思汗在世

1174年　教皇塞勒斯丁三世授予巴黎大学教师与学生特权

1177年后《列那狐传奇》开始形成

1180年　巴黎圣母修会建立第一个学会：“十八人”学会

1197年　萨拉丁占领耶路撒冷

1200年“奥古斯都”腓力二世授予巴黎大学特权

1206-1280年　阿尔贝都·马格努斯在世

1208年　布道僧团成立

1209年　第一个弗朗切斯各（方济各）修会成立约

1210-1295年　罗吉尔·培根在世

1214年　牛津大学获得第一批特权

1215年　库尔森的罗伯特为巴黎大学制订规章

1226－1270年　“圣者”路易九世在位

1221－1274年　圣彼纳梵杜拉在世

1224-1274年　圣托马斯·阿奎那在世

1230－1250年　阿威罗伊著作被采纳进西方国家各大学的教学大纲约

1235-约1284年　西格尔·德·布拉邦在世

1235－1315年　莱蒙·卢路在世

1240年　罗伯特·格罗塞特斯特翻译亚里士多德的《尼可玛伦理学》

1245－1246年　阿尔贝都·马格努斯在巴黎讲学

1248－1254年　“圣者”路易九世进行第一次十字军讨伐

1248-1255年　圣波纳梵杜拉在巴黎讲学

1252-1259年　圣托马斯·阿奎那在巴黎讲学

1254-1323年　马可·波罗在世

1255年　伏拉沁的雅各出版《新的亚里士多德——珍贵的使徒传说》

1257年　罗伯特·德·索邦在巴黎建立了一个神学家学会

1260-1327年　埃克哈特长老在世

1265年　圣托马斯完成《神学大全》

1265－1321年　但丁在世

1266－1268年　罗吉尔·培根发表《大著作》、《小著作》与《第三著作》

1270年　天主教会对西格尔·德·布拉邦和阿威罗伊主义进行第一次判决

1276年　约翰·德·墨恩发表《玫瑰传奇》第二部

1277年　天主教会对托马斯学说与阿威罗伊学说进行判决

1282年　亚当·德拉哈勒发表《乡巴佬与木头人的凯旋》

1291年　十字军东征在东方最后一个重要据点阿卡（帕雷斯丁纳）陷落

1293－1381年　约翰·吕斯勃吕克在世

1294年　教皇塞勒斯丁五世当选，被称为“圣灵派的教皇”约

1300－1361年　约翰·陶勒尔在世约

1300－1365年　亨利希·绪索在世约

1300-1368年后约翰·布里丹在世

1304－1374年　佩脱拉克在世

1309年　教皇克莱门五世将教廷迁到阿维尼翁

1312年　但丁发表《地狱篇》

1313－1375年　薄伽丘在世

1329年　埃克哈特长老受到天主教会的判决

1337年　百年战争开始；奥卡姆学说由巴黎大学进行第一次判决

1337－1410年　弗鲁瓦萨在世

1340－1400年　乔叟在世

1346年　克莱西战役

1349－1353年　薄伽丘写成《十日谈》

1376年　蒙彼利埃学院开始每年得到一具尸体以供解剖

1377年　教皇格雷高里十一世将教廷迁回罗马

1379年　牛津大学成立新学院

1387－1485年　弗拉·安琪里谷（奎多·德·彼德罗）在世

1395年　热尔森任巴黎大学总管

1401－1464年　库萨的尼古拉在世

1402年　扬·胡斯任布拉格大学校长

1405－1457年　洛伦佐·瓦拉在世约

1420年《仿基督论》（传为热尔森所作）发表

1424年　奥里斯帕任波伦亚大学第一位希腊语教授约

1425－1431年　扬·凡·艾克完成《神秘的羔羊》

1430－1470年　弗朗西瓦·维庸在世

1431年　教皇尤金五世在罗马大学推广人文主义研究

1433－1499年　马尔希留·费奇诺在世

1440年　库萨的尼古拉发表《论博学的无知》

1450年　谷登堡在美因茨开办第一家印刷所

1450－1537年　勒费佛尔·台塔普勒在世

1453年　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

1463－1494年　皮柯·德拉·米兰多拉在世

1466年　巴黎大学设立希腊语教席

1466－1536年　伊拉斯谟在世

1469年　西班牙王位继承人、卡斯提尔的伊莎贝拉与阿拉贡王子斐迪南王子结婚

1469－1527年　马基雅维利在世

1470年　巴黎大学推广印刷术

1475年　皮克奎尼撤军：百年战争结束

1488年　巴托洛缪·迪亚士航经好望角

1492年　克利斯朵夫·哥伦布发现美洲；天主教众国王占有西班牙格拉纳达

1497年　列奥纳多·达芬奇完成《最后的晚餐》；伐斯柯·达·迦玛启航

（另起一页）

【第二部分】

【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詹姆斯·w.汤普逊（1869～1942年）是美国著名的中世纪史专家。他曾就学于腊特格斯大学和芝加哥大学。1895 年毕业后到1932 年在芝加哥大学研究院担任中世纪史的教学工作。晚年任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洲史教授，一直到1939 年成为名誉教授退职为止。作者出版的著作除本书外还有《法国宗教战争》（1909 年）、《中世纪经济社会史》（1929 年）、《德意志的封建主义》（1928 年）、《西洋中古史》（1933 年）、《中世纪史》（1932年）、《欧洲中世纪史导论》（1937 年）、《史学史》（1942 年）等。通过这些著作和长期的教学活动，他在美国史学界有较大的影响。汤普逊属于西方的“新史学派”，该学派对历史研究的基本主张，是把历史学的范围从传统的狭窄的政治军事史扩大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各方面。他们提倡“用历史来解释历史”，“为历史而历史”，反对把历史分成若干必然的发展阶段。不主张以某种学说来解释历史。

我馆1961 年出版了汤普逊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译本，1984 年本书作为汉译世界名著重印。该书记载了4～12 世纪后半期、即封建社会发生和发展时期欧洲大陆的经济社会条件及其发展变化的状况，是研究中世纪史和世界史的重要参考书之一。本书是前书的续篇。本书记述了14～16 世纪前半期欧洲大陆的经济和社会状况。而在此时期，特别是16 世纪的前半期，恰是封建社会的经济结构逐渐瓦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正在形成、壮大的时期。全书共有22 章。重点记述了在欧洲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如英法百年战争，德国城市同盟，意大利羊毛工业和教廷及其君主国的财经政策，以及行会、银行、商业、外贸及萌芽中的无产阶级的早期斗争。全书内容丰富，史料充实，是研究中世纪经济社会史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一部很有价值的参考书。

谢选骏指出：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800余册，但因为受到共产党操纵控制，其中充满了信息过滤甚至扭曲失真，远远超出了“选择性”的范围。尤其是其解说部分，更是荒谬绝伦，误人子弟——充满了马列主义的毒品，简直臭不可闻也。

【目录】

原序

绪论

第一章 美男子腓力（1285-1314年）和卡佩王朝末期诸王统治下的法国（1314-1328年）

第二章 百年战争的背景。羊毛和酒。法 [2]

第三章 百年战争的第一阶段（1337～1380年）

第四章 德意志的城市同盟

第五章 汉萨同盟

第六章 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和波罗的海各国

第七章 14～15 世纪南德的工商业

第八章 东欧——波希米亚、波兰、匈牙利、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

第九章 14～15 世纪的意大利

第十章 14～15 世纪佛罗伦萨的羊毛工业

第十一章 14 和15 世纪教皇的财经政策

第十二章 百年战争的第二阶段（1380～1453年）

第十三章 勃艮第公爵统治下的佛兰德（1369～1477年）

第十四章 14和15世纪的西班牙

第十五章 巴尔干半岛、希腊和利凡特

第十六章 黑死病

第十七章 行会与城市贵族的形成。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

第十八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银行业

第十九章 现代经营方法的起源

第二十章 中世纪末期的法国（1461-1515年）

第二十一章 中世纪末期的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第二十二章 近代社会的开端

【原序】

本书是我的《中世纪经济社会史》（1928 年版）的续篇，《中世纪经济社会史》结束于13 世纪的后半期。本书则不以某一日期作为结束点，而是以16 世纪早期的经济社会条件为结束。这一时期，宗教改革运动开始被卷入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漩涡中，由美洲通过西班牙源源流入欧洲的白银开始引起通货膨胀，使欧洲的物价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

我力图通过此书的记载揭示经济、社会和政治条件及其运动之间的密切联系。因为在历史上，上述现象无一不是相互依存而独立存在的。已故的乔治·欧文明确地揭示了这一点。他解释道，历史“不是记述政治家们广泛的、戏剧性的结合，而是记述纯粹的、永恒的和基本的动机”。我是同意上述观点的。归根结蒂，全部历史就是思想，然而思想时常是经济和社会条件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而人的行为是深刻地受到这些条件的影响的。同前书一样，我在本书中也有意识地省略了英国的部分，除非在英国的事件涉及到欧洲大陆。因为记载英国经济和社会历史的英文著作已有许多，但却没有以英语写的这一时期欧洲大陆的经济社会史。我希望读者们不至于因此而以为我把英国中世纪史视为地方性的事件。这一省略并非因其不重要，而是为节省篇幅。

詹姆斯·威斯特福尔·汤普逊

【绪论】

到13 世纪末，一个新的欧洲已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前一时代的政治和文化。旧欧洲的政治理论和政体形式是封建的，社会制度是封建的，社会结构是封建的，经济条件是封建的，甚至哲学和神学也是封建的，因为经院哲学一直支持封建社会现存的政治体系和阶级体制。但是，到了1300 年，欧洲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的社会内容几乎处处都在冲破旧时代的外壳。新经济条件正在形成，新制度正在顺应新的需要。新的政治和社会理论正在取代人对于社会的关系的旧哲学。

1250 年至1291 年短暂的41 年间，重大事件同时绽生犹如万炮齐发，击碎了封建鼎盛时代的社会制度，致使欧洲各地旧秩序处于土崩瓦解之中。1250 年，随着皇帝腓特烈二世①的逝世，查理大帝和奥托一世以来出现在历史上的中世纪帝国消逝了。1268 年，法国王储昂儒②的查理占领了前属霍亨斯陶芬朝的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王国，因而触发了一场政治革命。两年以后的1270年，法王圣路易九世死于突尼斯城前的沙滩上。1273 年，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当选为德意志皇帝，从而结束了德意志的大空位时期。以后马尔赫平原大捷（1278 年）又使他占有奥地利，并建立起哈布斯堡王朝的强权。

1282 年，在西西里对法国人的大屠杀使阿拉贡成为海上大国和地中海强国，从而必然导致了地中海国际关系的改变。1291 年，瑞士的乌里、施维茨和下瓦尔德三州的自由农民联合组成了一个更完善的联盟，以前历史上未曾有过的政治结构——瑞士邦联的历史由此开始。

正当这些历史事件改变着西方之时，东方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东欧，1261 年希腊人摆脱了自1204 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以来就强加于巴尔干半岛的拉丁帝国的统治。在亚洲，1258 年蒙古人洗劫并平毁了巴格达。紧接这一东方变局之后，1291 年回教徒夺取了阿克这最后一块当时仍在十字军的耶路撒冷王国控制下的基督教领土。在北欧，条顿骑士团于1283 年完成了对普鲁士的占领。1295 年当马可·波罗结束其在中国和远东的惊险旅行而返回欧洲以后，西方便与远东建立了联系。

市场和商路随着这些事件的发生而开放或关闭。在利凡特贸易中，法国和阿拉贡成为威尼斯和热那亚的竞争对手。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的垮台使威尼斯丧失了1204 年以来享有的黑海和爱琴海的贸易垄断权，并由热那亚取而代之。因为1261 年的革命是由热那亚外交界策划，并得到热那亚金钱资助的。由于蒙古人的胜利使伊斯兰教国家比基督教国家付出更大的牺牲。因而巴格达的毁灭和埃及在巴勒斯坦的胜利使西亚和东地中海沿岸各国发生了商业变革。蒙古人统一了除印度以外的整个亚洲，并将俄国大部分土地并入庞大的蒙古帝国，遂使东西方的联系比以往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为密切。此后不久，马可·波罗回到欧洲，向惊讶的欧洲人揭示了远东各国各民族的真正风貌。在北欧，律贝克、什切青和格但斯克的那些善于经营的日耳曼商人正致力于使波罗的海变成德国的内湖，并将使德意志贸易势力迅速扩张到诺夫哥罗德，那是一个久负盛名的商业中心，销售着来自中国、印度、撒马尔罕和塔什干的商品。

在上述重大事件发生的同时，一些不那么富有声色的力量和过程自从十字军远征开始以后就一直在发生着，到13 世纪末，已经或正在达到高潮。这是一些经济和社会力量。早在十字军远征一开始，急于进入利凡特市场，并夺取对丝绸、香料等东方奢侈品的厚利贸易的控制权的欲望，就刺激着阿马尔菲、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等意大利航海城市。不久，普罗旺斯和西班牙的港口城市，诸如马赛、蒙彼利埃、纳尔榜和巴塞罗那等也加入了这场竞争。

甚至伦巴第的那些内陆城镇也由于这类贸易而兴旺致富，人口日增。由于这类贸易的数量和品种增长迅速，故而大量上行至波河流域，因而伦巴第平原诸城充当了翻越阿尔卑斯山诸隘口向中欧、北欧分销商品的中介人。所有伦巴第城市都从这项贸易中获利，米兰、帕维亚则由于它们地处通往阿尔卑斯山各隘口的战略要地而获利最大。

阿尔卑斯山以北，来自伦巴第平原的贸易货流日益增长，沿莱茵河顺流而下，并通过其支流美因河、摩泽尔河、鲁尔河和利珀河分布到整个中欧。

同时，利凡特商品从威尼斯输入南德，在此，又经多瑙河及其支流将它们分散出去。这类商品经过罗纳河—索恩河—默兹河路线供给整个法国东部和中部。沿上述路线的临河城市，如多瑙河流域的雷根斯堡、奥格斯堡、纽伦堡；莱茵河流域的巴塞尔、施特拉斯堡、美因兹、科布伦茨；法国的里昂、巴黎、特鲁瓦和香槟集市全部繁荣昌盛起来了。佛兰德是莱茵河、默兹河两航路的交汇处，亦是这两条航路同北海、波罗的海商路的联结处，故到13 世纪末，被称为“北欧的伦巴第”。这里，布鲁日、根特、伊普雷、列日和卡塞尔诸城人口众多，殷实富庶，堪与南欧诸城相匹敌。再向东，在下德意志，位于易北河入海口的汉堡、威悉河口的不来梅、波罗的海角地的律贝克以及位于德国内陆的不伦瑞克和哈雷都是佛莱芒集团势均力敌的对手。

然而，这类贸易并非都源于东方。中世纪欧洲也已经知道开发其本地自然资源，鼓励发展其省区和地方的商业，甚至鼓励进行一国与他国之间产品的国际交换。工业的发展也日益迅速。城市是手工业产品的制造者和中介者。各城市手工业的特点是由环境决定的。因而，意大利的布雷西亚、德国的纽伦堡、比利时的列日等由于邻近铁矿，其制铁业便出类拔萃。拉昂、伊普雷、康布雷、瓦朗西安等城市专长亚麻织造，水平极高，以致它们的名字在一些纺织业术语中保持至今。例如“上等细麻布”（Lawn）一词来自拉昂（Laon），“麻布”（Cambric）一词来自康布雷（Cambrai），“桌帷”（Va-ence）一词来自瓦朗西安（Valenciennes），“菱形花纹织物”（diaper）的词型来自伊普雷（Ypres）。南欧的佛罗伦萨和北欧的根特是两个最大的毛织品中心，而佛罗伦萨在呢绒印染工艺方面居全欧之首。依据经营商品或制造手工业品的品种而组成的商人和手工业者的行会，在生产和分配两方面的调节中起了很大作用。

这种累积发展的结果是在工商业规模日益扩大的情况下，产生出一种新的财产形式。13 世纪的欧洲处于变革的阵痛之中，在经济上变得越来越商业化和工业化。农业仍然是最普遍而且产量最多的部门，但已经失去往昔那种几乎囊括一切的特征。由于新型财富的竞争和成千上万农业居民向城市的迁移，农村土地价值大为下降。在工商业活跃之处，僧侣和贵族等有产阶级，便受到这些变革的沉重打击。

这种种深刻的经济变革还导致了社会变革。农奴制衰落了，并且在1300年以前，欧洲某些地区的农奴制就已经泯灭不见了。13 世纪末，欧洲农民的社会处境，特别是在意大利、法国和佛兰德，在人身和财产权利方面已经不象人们普遍想象的那样恶劣。许多农奴，以前按领主意愿随意被征税，此时也上升到维兰的地位，于是他们的义务靠习惯法确定，领主不能再任意改变税额和强制征税；至于自由维兰，他们实际上成为租地—纳租的租佃农民。

当然，还存在许多农奴，但是其中只有极少数（如果还有的话）处境仍象以前那样艰难。给予农奴人身自由权是实质性的进步，这并非由于新的人道主义，而是由于自由劳动比农奴劳动更为有利可图，这一点已经越来越明显。地主更愿意采用自由的维兰制，而不喜欢受奴役的维兰制。当然，农民也是如此。城市的兴起，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农业的缓慢进步，促进了农民在这方面的物质利益的增长。伴随这些变化，领主征课的沉重的磨坊及面包炉税和劳役有所缓和。以前的农奴村庄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设有地方官的自治村社。至今，法国许多村社仍保持着它们由以形成的庄园化教区的领土边界，它们当今的名称和位置与它们在中世纪的名称和位置相一致。不仅人身的奴役极大地衰落了，而且对昔日繁杂的“贡赋”也有了限制，其中最为苛刻的项目被取消了。地方庄园的税收可能还是有些令人难以忍受，但是征税的种类和征收方式的固定化对于防止滥用征税权提供了某些保证。很显然，13 世纪末的许多农民同前一时代的农奴相比，处境已大不相同。

我们切不可因一些旧时代流行词语的反复出现而被蒙蔽。这些词句可能仍在使用，但其内容已发生变化。它们常常代表着一种法律上的概念，却不再反映实际的历史环境。甚至一个贵族也可能购买一块属于维兰租佃地上的地产，正如今天人们可以购买一块带有某种古老契约条件的不动产一样。

工商业的兴起促进了城市生活的产生，新的城市生活又使中世纪社会产生了新的阶级，即资产阶级或市民阶级。这样，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变化。被奴役的农民变成自由人和市民；各种手工业技术发展起来，且以它较高的工资待遇和更自由的人身关系吸引农业劳动者离开农田前往城市作坊，成为职业工人；封建贵族和占有土地的僧侣虽仍保持了以前的社会名望，但却逐渐丧失了他们一度占有的由特权带来的经济优势，其中许多人成为“有地产的穷人”。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12、13 世纪的经济社会变革比以后任何一场革命都更为重要，甚至比文艺复兴或宗教改革运动更为重要，因为它比这两场运动更深刻地改变了欧洲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结构。

政治和行政制度也由于这些新的条件而发生了变化。自由的自治城市给欧洲带来一种新型的、前所未有的政治单位，这种单位与诸如公爵领、侯爵领、伯爵领以及其他采邑那种陈旧而为人熟知的封建“主干”毫无共同之处。除了这一重要历史事实之外，各地封建政府还被迫改变了其旧有的行政管理形式，使自己适应新环境。不久，新兴市民阶级作为补充僧侣和贵族等级的第三等级跻身于封建“等级代表会议”中。在英格兰，市民出席了1265 年的国会和1295 年的所谓“模范国会”；在法国，第三等级出席1302 年首次“三级会议”；在卡斯蒂利亚议会中，我们也看到有“城市公社代表”；1356 年，在德意志帝国议会中，市民地位得到承认。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资产阶级进入英国的最高法院和税务法庭、进入法国的巴黎法务院和财政部等行政、司法机构。甚至可以看到市民担任了除财政、司法大臣以外的顾问官和国家各部大臣，即我们可称之为内阁阁员的职务——而在16 世纪以前，财政、司法大臣总是由教会人士担任的。

中世纪封建经济的衰败和建立于工商业基础之上的新经济制度的发展，要求各国政府修改其税收和财政章法，以适应事物的新秩序。新的财富的出现需要设立新的税收种类和新的征税机构。到1300 年，货币经济已大体上取代了以前的自然经济，这是因为工商业需要使用货币来经营，而与此同时，农业则长时间依靠以物易物的交换来维持。封建制度在这方面的衰落，影响着行政、立法、司法、军事等每一个政府分支机构。

1300 年以后，从进出口贸易征收巨额税收的作法——甚至实行保护性关税的建议——在欧洲也司空见惯了。商业在整个欧洲和东方流行开来。

早已确立起来的政治和社会理论，由于曾在许多世纪里维护封建欧洲的政治社会结构而保持下来，自然也由于这些变迁而发生了变化。君主制度和民族主义的思想开始推翻源于封建主义的陈旧政治理论。封建政体所固有的相互制约性和契约性的概念不仅已开始被上级权力的概念所代替，而且已开始被君权和王权的至高无上的概念所代替。同时，新兴资产阶级从下面公开提出政治代表权的要求和在法律面前平等的要求。因为教会在欧洲是最有特权和最富有的机构，所以教产成为人们抗议的突出目标。修道院和修女院的巨大赠产，尤其是骑士团的庞大而不承担义务的财产，激起了君主和平民双方的不满和觊觎。

从政治上看，中世纪末期是封建制度的衰落；从经济上看，它是工商业努力摆脱庄园和农场束缚，建立商业贸易中心——城市的胜利；从社会上看，

中世纪末期是社会下层阶级为争取人身自由和经济自由、建立地方自治政府的斗争。14、15 世纪历史中的每一方面，甚至艺术、文学和哲学都反映了这些变化。这几个世纪中，实际上消逝的是整个中世纪社会。

然而，必须明了，尽管上述情况在1300 年前后的中世纪欧洲普遍存在，但它们并非处处都有同等的优势；在新的精神潮流发展中，也是如此。“新思想”并非在欧洲所有国家中都表现得同样激烈和明确。历史的变革既是一般状况的结果，亦是特殊环境的产物。然而“特殊”通常也是来自“一般”。

偏离一般发展趋势的情况之所以发生，是由于地方或民族的情况不同，或由于统治权力的特性、或统治者个人的禀性不同所致。

虽然在13 世纪末，封建制度作为一种政府形式、一种社会结构、一种经济制度、甚至作为一种心理状态而盛行于整个中欧和西欧，但是封建政府的形式、封建制度盛行的性质和程度却多种多样。在英国、法国和卡斯蒂利亚，趋向于发展民族意识、扩张领土、实现统一及强化君主专制。德意志和意大利则缺乏任何民族感情，其政治变动呈现为离心倾向。在德意志，这种趋势表现为封建地方分立主义和市民独立要求的双重形式。各自由城市要同时向王权和诸侯两方面作斗争。另一方面，在意大利，由于城市共和国几乎在各地占有优势，因而除教皇国和那不勒斯王国以外，封建制度早已徒有其表。

教会在其政治理论、管理方式和物质状况两方面都是中世纪性质最鲜明而近代化因素最少的机构。

然而，14、15 世纪的欧洲却在一个方面衰退了，这就是生活态度。社会制度在14 世纪进步极快，但令人沮丧的舆论却是，优雅的生活态度不时兴了。这种看法适用于整个欧洲，甚至14、15 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也不例外。当人们从12、13 世纪进入中世纪最后两个世纪和近代头一个世纪时，惬意但又荒诞不经的“进步”信条引起了巨大震动，这几百年间的数代人在荣誉感、优雅礼貌的举止、仁慈心、对个人或对社会的责任感、容忍和克制力以及对生活奥理的虔诚等方面，比他们的前辈低劣得多。

随着封建鼎盛时代的旧秩序在政体、法律、制度、经济状况、社会结构、生活态度方面的消逝，人们的道德水准也发生了变化。道德水平象物价和财政收入一样极不稳定，有时似乎已堕落到崩溃的边缘。任何社会阶级都难免受此毒害。无论僧侣还是俗人、国王还是朝臣、男爵还是神父或市民，都不能与前一时代同阶级的人们的品性相媲美。1300～1600 年间的欧洲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无情的时代。

从经济和社会角度看，12、13 世纪的社会是由俗界和僧界大封建土地贵族所组成。而教会是其中最大的土地所有者。当时不是“货币经济”时代，而是“自然经济”时代。在此时代中，有产阶级的生产几乎不超过其自身的需求，几乎不消费任何非本地生产的物品。市场权、税收权和铸币权进一步充实了封建领主的财源。

这个富有的有产阶级除土地之外还拥有另一类财产，即家用金银器皿、教会金银器皿、金条、窖藏金币和珠宝等等。教会的这类财产特别丰厚。但是，它是闲置的财富，既不投入流通，也不用于生产。

地主从其农奴和佃户身上征集的岁入并不用于经济目的。它们被分散用于济贫、建筑纪念物、购置艺术品或贵重物品，以增添宗教仪式的华采。财富、资本在僧界贵族或军事贵族手中是固定不变的。

在自然经济时代，王室和贵族的家庭仅为消费而组织起来。购买用品只是为了生计，而不是为了经商牟利。可能也会有贪图利润的个别事例。但是，它作为一种普遍采用的作法，是12 世纪以后才开始出现的。

所有这些固定和封闭着的资本都必须变成流动的增殖的资本，然后才可能出现真正的资本主义。人们提出了种种理论来说明这种变化。桑巴特的理论认为，以前用产品支付的庄园地租的货币化引起这种变化的发生，然后，许多窖藏金条和金银器皿转变为流通货币。但是，这种解释至多仅说明了一半问题。这种关于资本主义兴起的理论大部分已被事实所否定，而只作为一种理论而存在。多数事实表明，欧洲最初的大私有财产产生于那些非贵族人士、即新兴资产阶级经营的工商企业。而贵族间或参与这些企业的事例也只证明其贫穷，而不证明其富有。大笔金钱作为地租转化结果而集中在这些贵族手中的情况，并不明显。

犹太人的情况也证明这种理论是不准确的。

犹太人是不许占有土地的，因此，地租根本不可能为他们提供那些显然属于他们的财产。唯有商业和合股金融业能增加他们的巨大财产。中世纪晚期城市的部分财富来自地租。但是小市民群众能够偿付高额租金这一事实，说明剩余资金已确然无疑地存在，而它必定产生于工商业中。

这种变化的基地在城市，而不在农村；在企业，而不在土地。12、13 世纪的商业复兴促进了这一变化，而这种商业复兴一方面与十字军东征无关，另一方面又受十字军东征的刺激。我们不应停止于争论究竟是十字军东征刺激了商业，还是商业刺激了十字军东征；是贸易造就了城市，还是城市造成了贸易大发展的可能性这样的问题上。十字军东征带来的较为自由的交通、城市运动的进展、城市间以及国际间商业的迅速发展，造成了使经营方式必须改进以适应新型商业交易的性质和范围的条件，这样说就足够了。如同马修·帕里斯所贴切表述的那样，人们开始认识到“撒下他们的金钱种子使之增殖”是可能的。城市、贸易和资本主义在欧洲一齐出现。商业、制造业、银行业、经营技术、信贷，全都起源于城市。于是，资本逐渐具有新的意义；它是增殖新价值的价值，或如卡尔·马克思指出的“增殖剩余价值的价值”。财富不再象以前那样固定不变，而成为流动的、易变的。因此说，货币成为一种生产的手段。从货币价值方面说，生产被视为取得更大价值的手段。领主不再要求附庸和农奴提供劳役，而转为要求支付货币。雇佣劳动比强制劳役报酬丰厚。自由劳动者比农奴劳动者生产效率更高。商业契约关系取代了旧的封建联系和庄园关系。货币化的城市租金成倍增加。“城市居民的持续增长使这些城市越加富有。随着城市财富的增加，它们越来越具有工业特性，农村工匠大量离弃农村涌入城市。”城市成为工商业中心，而其中最大者已拥有国际商业联系。

意大利是资本主义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出现最早的欧洲国家。其原因是双重的。首先，由于意大利的地理位置和半岛的地形，使意大利各城市得以控制富庶的利凡特贸易。这是一项以丝绸、香料、珍贵染料、宝石等东方奢侈品为主的商业，它可以从少量货物中牟取巨额利润。一艘往返于威尼斯和亚历山大之间的威尼斯单层甲板大帆船，从欧洲向缺少铁和木材的埃及运去铁和木材，并满载丝绸和香料返回，每次往返通常可得100％的收益。其次，教皇从西方基督教各国征收的彼得税、教产税、什一税、赎罪券金以及诉讼费用等巨额教会岁入源源流入意大利。单是“就教职首年税”就等于一位新任主教就任第一年内一个主教管区的全部收入，它是作为授圣职费而征收的。据说1252 年教皇从英国得到的岁收是英国王室年收入的3 倍，由此可以说明这些款项意味着什么。13 世纪拉特兰的收入肯定远远超过欧洲所有君主收入的总和。罗马不仅是欧洲的教会首府；而且是欧洲的财政金融首府，13 世纪教廷的金融实力俨如今天的大国际银行家的实力。当货币经济在欧洲逐渐流行时，最重要的金融家便是货币兑换商。各国都铸造自己的货币。因而，各个不同国家的商人无论在何处进行贸易，都需要有货币兑换商效劳。各主要城市都有货币兑换商的柜台，而且往往是设在集市上。商人和货币兑换商集中在某些确定地点，以便从事交易活动。我们可以看到，热那亚的“老市场”，就是为此而设；在威尼斯，货币兑换业务集中在里亚尔托（市场）附近以及圣马克广场；在佛罗伦萨，为进行金融交易而在“新市场”建立了一个回廊；在蒙彼利埃有“商人驿馆”；在布鲁日，有著名的交易所。

银行业务在中世纪的基本形式是借贷，它最先出现于意大利。在东方，货币兑换业是一种古老的行业，但对西方来说却是崭新的行业，十字军东征以前的一百年内由阿拉伯传入西西里，后来又传入意大利。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哈克曾在997 年提到巴勒莫的货币兑换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诺曼人对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的占领以及十字军的东征，对商业、特别是对意大利各航海共和国的商业产生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货币兑换和借贷是这种贸易复兴最初的副产品。1111 年，在卢卡出现了货币兑换商行会。1138年耶路撒冷国王富尔克在一份特权证书中提到了货币兑换商的柜台。1156年，在热那亚使用了“交易所”一词。1200 年以前，货币兑换商和商人这两个词可以交替使用，这一事实证明货币兑换业、贷款业和商业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银行家的“桌案”和商人们的柜台也常常是同一概念。我们看到，1191 年意大利银行家资助十字军。而热那亚、佛罗伦萨和锡耶纳银行在埃及、塞浦路斯和叙利亚也有支行。比萨甚至在亚美尼亚也有一家银行。13 世纪时，欧洲各骑士团和各国君主，特别是圣路易，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经常利用这些银行。“汇兑信”虽仍属少见，但“活支汇信”却很常见。当时对这类人的广泛流行的称呼——或更确切地说是不受欢迎的称呼是“伦巴第”人或“卡奥尔”人。前者证明了一个重要的历史事实，即除犹太人外，伦巴第商人是中世纪欧洲最早从事货币竞争的人。“卡奥尔人”一词则来自朗格多克地区的卡奥尔城，可能这是伦巴第人在法国最早的驻地。随着货币经济的迅速扩大和发展，这两个称呼很快便完全丧失了地方性含义。

这样，我们就看到了“桑城伦巴第人”“杜埃城的卡奥尔人”等称呼。伦巴第人和卡奥尔人不象犹太人那样招怨；但是由于有反对高利贷的成见，由于贪婪的君主们时常没收他们的钱财，因而也象犹太人一样受气。1269 年、1274 年、1277 年，1291 年、他们多次被逐出法国。但由于他们的事业虽有风险但利润丰厚，所以他们总是重新返回法国。1295 年，腓力四世允许他们在王国的任何城市定居。国王的银行家有佛罗伦萨的圭多兄弟、比基和穆基等；他们在腓力四世统治时期起了重要作用。除了借贷以外，伦巴第人还从事广泛的聚敛钱财的活动。他们是教会宠幸的银行家，受到教皇的保护。他们在英、法、德等国充当教会捐税的征收人。他们在欧洲所有大集市，特别在香槟集市设有交易所。严格地说，即使伦巴第人并没有什么发明，他们也还是大大扩展了当时的金融业务；他们给商业和金融交易制度的发展以巨大动力。尽管他们并没发明商业，但是却促进了商业。

教廷的金库是新兴资本主义的头一个贮藏所，佛罗伦萨的毛织品贸易则是第二个。对中世纪银行业的诞生影响最大的因素之一是，教廷需要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征收教会捐税，并使这笔巨款免受旅途运送之险，并进而使教廷摆脱在当代繁杂的货币体系下计算税款的业务，这是十分复杂艰难的。在英国和佛兰德，由于教廷的金融家可以将教皇税收转换为原料或成品呢绒，并按有利于教皇的价格出售，所以，羊毛和呢绒贸易有利于这些银行家。自从格利哥里九世（1227～1241 年）任教皇以后，意大利各城市重要银行商号都在罗马和国外，在法国、佛兰德和英国设立了代理机构。其主要职能是征集和向罗马输送彼得税以及其他教会捐税。这些教皇委托人将教皇的权威和他们自己的财政影响结合在一起，以促进和保护他们自己的业务经营。①假使一个来自佛罗伦萨或米兰的意大利人在法国或英国遭到抢劫，或受到某些贵族蛮横粗暴的勒索，或不能收回一笔外债，那么教皇就要亲自干预。而且教皇的压力通常总是奏效的。罗马教廷始终保护这些银行家免遭损失，因此，经营教皇或教廷的债务是从事银行活动的最安全的形式。

意大利各银行家不仅将他们自己的利润投放于商业，经手征集教皇税收，而且他们还作为教廷代理人经营教廷巨额剩余资金的投资。任何意大利城市在与罗马教廷的财政联系方面都不如佛罗伦萨成功。佛罗伦萨各家大银行均成立于13 世纪，其中有：阿尔贝蒂尼、阿尔比齐、阿尔迪乔尼、巴尔迪（薄伽丘的父亲是巴尔迪银行忠实的代理人）、贝利科齐、伊尔多布兰迪尼、博尔戈、菲利皮、瓜尔弗雷迪、斯卡拉、切尔基、林贝蒂尼、弗雷斯科巴尔迪、阿奎雷利、莱奥尼、莫纳尔迪、罗奇、斯科蒂、马科阿尔迪、泰达尔迪、斯皮利阿蒂等。佛罗伦萨各家银行在教皇与腓特烈二世长期的政治斗争中坚定地支持教皇，并得到报偿。他们向那些在政治上和商业上成为佛罗伦萨对手的近邻城市中的教皇党人贷款，削弱了这些城市的地位。此种情况在锡耶纳特别明显。该城“大塔沃拉银行”的破产使全城败落。锡耶纳城采取错误的政治策略，支持皇帝反对教皇，从而铸成大错。在采取这一致命的政策之前，教皇银行业务的总部一直是锡耶纳，而不是佛罗伦萨。锡耶纳城主要银行是由布翁西尼奥里经营的，称为“大塔沃拉”（Tavolla），这一名称来自集市上货币兑换商的桌摊。1289 年，其资本总额达到35000 佛罗林金币，当时算得上一笔巨款。它曾借款给教皇、皇帝、封建诸侯以及各城市。但是当锡耶纳拥护帝国事业，并背离教廷时，教皇便将其基金转移到佛罗伦萨，并千方百计瓦解锡耶纳。1260 年11 月，锡耶纳所有银号随着大塔沃拉银行的倒闭而陷于绝境。今天，旅游者们还可以在锡耶纳城见到该城最早的资本家之一安利埃雷·索拉菲卡于1234 年修建的中世纪房宅，屋前墙壁上有这样的镌刻：教皇格利哥里九世所属之银行。1260～1347 年间，佛罗伦萨有80 家银行，其中最大的是巴尔迪和佩卢齐两家。这两家银行与南意大利昂儒王室诸王②和英国的财政金融交易特别密切。1268 年，他们认为昂儒的查理攻占那不勒斯和西西里王国的远征是有利可图的投机事业，因而大力资助这次远征。作为报偿，他们得到了征收港口税的权利，并以经营矿业和盐池的权利作为担保。

但是，1282 年，阿拉贡成功地促成了“西西里晚祷”事件，摧毁了法国在西西里的统治，也严重损害了这两家银行，特别是卷入极深的巴尔迪银行。幸运的是他们对昂儒王族的支持符合教皇利益，所以，教廷又促使圭尔夫党银行家进入南意大利，以救助其忠实的门徒。佛罗伦萨人是这批救助力量的先锋，到13 世纪末，他们的工作已极有成效，以致使查理二世完全处于其势力控制下。这位国王交出了部分岁入项目，并授予佛罗伦萨人垄断权以补偿这些银行家的预付款。无论王国处于战时还是平时，情况是同样的：在和平时期，统治者需要金钱改善内政，或维持其豪华宫廷的开销；在战时则需要金钱支付军费。在这两种情况下，佛罗伦萨人都得到好处。这样的美事不久便广为人知。许多银行派出自己的代理人，去分享那些间接地从王室的保护下得来的丰厚利润。从预付款的数量看，其中巴尔迪银行是最重要的：例如，他们在1291年即提供了1 万盎司白银，支付教皇什一税。此例使上述银行家的作用得到有趣的说明。如前所述，他们是教廷征收教会捐税的代理人，同时，唯有他们掌握着可用于借贷的动产。于是便发生了下述情况：他们经常以一只手借钱给资金拮据的个人，而用另一只手把这笔钱征收上来送往教廷。所有银行家都成了狂热的圭尔夫党人，“而且他们对昂儒王族的忠诚随着他们从中获利的程度而增长。”阿尔诺德·佩卢齐成为查理二世的公使和财务总管。1308年，他的公司获得40％的红利。随着时间的流逝，王室主要信托人逐渐组成一种包括巴尔迪、佩卢齐和阿奇阿茹里三家银行在内的辛迪加式的联合组织。1330 年左右，博纳科尔西银行加入了该组织。然而，巴尔迪银行和佩卢齐银行最大的金融活动是在英国。意大利人向英王贷款的个别事例可以上溯到12 世纪。狮心理查可能曾向他们借过钱。因为他的兄弟和继承者约翰王曾答应偿还皮亚琴察商人们一笔钱款，这笔款是商人们依理查之命预付给派往罗马的两名英国使节的。1219 年，波洛尼亚的一位叫彼得罗·圭贝蒂尼的人来见亨利三世，要求偿还另一笔钱，他声称那笔钱是他本人和其他商人借给理查的。但是，意大利金融业在英国的真正的鼎盛时代是从13 世纪开始的。当时，意大利商人涌入英国购买羊毛或进行以羊毛为抵押品的贷款谈判。在亨利三世极力为其子康沃尔的理查谋取德意志和神圣罗马帝国皇位时，意大利商人第一次起了重大作用。几乎与此同时，这些意大利商人——银行家借给亨利三世另一笔价值13.5 万马克的贷款，这笔钱被用于使亨利三世的长子爱德华，即以后的爱德华一世谋求西西里王位。其结果是枉费心机。爱德华向意大利人借钱，以进行对苏格兰人的战争。故而，威廉·华莱士的失败和佛罗伦萨的历史之间有密切的联系。国王发现借贷比向难以驾驭的国会斗争以得到补助金更方便。爱德华一世统治的头四年期间，卢卡的商人大量受雇从事王室的财政金融活动。尽管许多家商行同时经营，佛罗伦萨的影响却稳步上升，最终占据统治地位。1277 年至1309 年5 月6 日期间，佛罗伦萨的莫齐银行变得日益重要。在此期间，他们借出79941 镑6 先令8 便士。在更短的时间里（1285 年6 月25 日到1293 年11 月18 日），卢卡的里卡尔迪银行借给爱德华一世56240镑18 先令1 便士。佛罗伦萨的斯皮尼银行在13 世纪末年也是重要的银号，但是有关其经营范围的材料却很缺乏。其他不太重要的商号可以简单提一下：佛罗伦萨的普尔奇商行以及与之合作的同一城市的林贝蒂尼商行、皮斯托亚的阿曼纳蒂商行、卢卡的巴拉蒂商行、佛罗伦萨的切尔基·詹基商行以及切尔基·内里商行。佛罗伦萨的巴尔迪银行和佩卢齐银行也在此期间奠立了王室对之青睐的基础，这在后来对它们损害极大。

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有两个似乎影响最大的商号，即里卡尔迪商行和弗雷斯科巴尔迪商行，而后者的影响又逐渐超过了前者。这个时期，他们事实上控制了王国的财政。国王恢复了让渡税收给意大利商人作为举贷担保的方法。1299 年爱尔兰的全部税收都转给这些商号，以偿付11000 镑的贷款。而且从1304 年4 月1 日到1911 年5 月30 日的“几乎全部关税收入都落入意大利商人手中。”在法国，“伦巴第人”象在英国一样活跃。

如要开列他们的名单，只需把已经提到的名字重复一遍就可以了。在法国和意大利的历史和文学资料中经常提到他们，例如，佛罗伦萨历史家维兰尼和曾在路易九世宫廷中住过几年的佛罗伦萨学者布鲁内托·拉蒂尼②都经常提到他们。然而，在13 世纪的欧洲，从事金融银行业活动的并不仅仅是犹太人和伦巴第人。“圣殿骑士团”是他们直接的竞争对手。圣殿骑士团是由一名香槟贵族于格·德帕扬和七名最初自称基督战士，后来又自称圣殿战士的同伴，于1118 年在耶路撒冷建立的。圣殿骑士团或圣殿战士，与其对头“医院骑士团”一样，是骑士制度和修道制度的奇怪的“混血儿”。

从表面看，他们是普通的教士，而事实上，他们是僧侣骑士，其捐税征收人受到圣彼得的保护。由于他们拥有的全部财产，从理论上讲应该用于朝圣香客和穷人所需。所以规定，任何人，不论俗人还是僧侣，均不得从骑士团耕种土地收获中征收什一税。教皇也确认他们从亚洲和欧洲可能得到的一切财产的合法性。耶路撒冷大主教授给了圣殿骑士们第一块土地，而他们却在香槟取得了第一个坚实的金融基地。13 世纪，他们在这里拥有15 处田产，并已控制了15000 英亩土地。1228 年，他们开始与香槟伯爵发生冲突，而伯爵终于能阻止他们在未经自己批准的情况下，在香槟获取更多的地产。人们对于十字军东征的热忱，使这两个骑士团不仅在圣地，而且在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德国和英国获得大量财富。据伟大的英国历史学家马修·帕里斯估计，13 世纪中期，圣殿骑士团拥有9000 处堡垒和庄园。的确，圣殿骑士团的财产相当可观，以致引起各修道僧团乃至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垂涎。1179 年，拉特兰宗教会议徒劳地要求圣殿骑士团放弃他们在此前10 年内得到的所有财产。圣殿骑士团还特别受益于在农业地区使用劳动力的经济方式。被大量吸收进骑士团的服役信徒们承担了这类劳动，他们之中有农夫、牧人、猪倌、工匠和家仆。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注意到圣殿骑士团的万贯财富和巨大的财政影响。蒂雷的威廉认为，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各省都曾向他们提供钱财，他们的产业与各国君主的产业一样多。

1187 年耶路撒冷陷落以前，圣殿骑士团拥有的地产遍布欧洲各个角落，骑士团管辖系统覆盖意大利、法国、德意志、英国和西班牙。

大团长的王国拥有无数庄园；享有大量市场权、通行税和赋税豁免权；它的舰队每年都向东方运载金钱和十字军兵员，以支持对阿拉伯人进行的无休止的战争；它的武装骑士团队疾驰在欧洲各条道路上；它的堡寨据点星罗棋布于基督教世界各国，它已成为当时头等重要的金融军事势力。大团长与阿拉伯人独立签订协议，他几乎和西欧各国君主具有同等的权势和威严。从最初时候起，圣殿骑士团就在管理和征集其土地产业和其他特权收入的事务中采取明确的货币经济方针。日益增多的金钱流入骑士团辖区，还有源源不断的捐赠和遗赠，这些财富总是被用于投资牟利。他们在东西方拥有的资金使他们得以自由支配现金，其中大量现款被用来牟利，而没有全部用于对阿拉伯人的战争。

征集、管理、输送其日益增多的收入的职责，要求骑士团辖区的财务官具有一种与今天的银行家相当的技能。骑士团的辖区鳞次栉比，分布在欧洲各条主要道路沿线：从苏格兰边界到基督教的西班牙，从波尔多到莱茵河流域，并沿多瑙河顺流而下到达君士坦丁堡。圣殿骑士团的财产，他们的骄横态度以及他们享有的免税权和豁免权，使之树敌颇多。公众舆论指控他们勾结异教反对其竞争者医院骑士团；指控他们抢劫阿什克伦（1152 年）；指控他们在腓特烈二世（1229 年）和圣路易（1250 年）这两位君主仍在东方时背弃了他们。1291 年，当阿克失陷时，医院骑士团退往塞浦路斯，还作出一番武装抵抗阿拉伯人的姿态。而圣殿骑士团却放弃了十字军骑士的事业，携带着他们控制的巨大资本撤到他们在西方的领地里。不久，便作为金融家同意大利银行家和最富有的犹太人展开竞争。圣殿骑士们还成为教廷、国王、诸侯和许多私人的银行家和财务官。该团为阿拉贡国王詹姆斯一世和那不勒斯国王查理一世提供了若干名大臣和财政官员。钱财、珠宝、遗嘱、甚至条约都委托给圣殿骑士团安全保管。在英国，“伦敦圣殿”早就用作寄存教廷税款和支援圣地的遗赠、捐赠财物的地方。在英国，将财物寄存于圣殿骑士团的习惯可能就是从此开始的。到13世纪初，在“新圣殿”寄存财物的习惯已形成。新圣殿地窖里存放着大地产主的财产、商人们的剩余资金及教廷的税款。

1204 年到1205 年，约翰王将玉玺和英国王冠宝石寄存于伦敦圣殿安全保管。次年，他将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教堂金银器皿存放于此。1263 年，当亨利三世之子爱德华洗掠“伦敦圣殿”时，抢走了属于王国许多商人和贵族的10000 磅财产。在巴黎，法国诸王把他们的财宝存放于“圣殿”长达一个世纪以上。1259 年，路易九世和亨利三世的使节缔结的条约原本亦放于巴黎的圣殿。由于圣殿骑士团辖区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到处可见，所以象“美国快邮公司”一样，圣殿骑士接收并转送货物、货币和流通证券。他们贷款给无力交付封建“捐助”或希望为其女儿提供一份慷慨大方的嫁妆的贵族；或贷款给被迫交纳教廷“任教职首年税”的主教；贷款给13 世纪所有那些濒临破产的修道院；也贷款给谋求资金的商人，甚至贷款给国王。由于他们不必纳税，又享有许多保护和豁免权，因此他们比犹太人和伦巴第人银行家收取的利息要低。但他们也是逼迫债务人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的无情债权人和过期票据的逼债者。

尽管取得了所有这些巨额利润，圣殿骑士团却丝毫也不对社会或政府有所回报。他们不象医院骑士团那样开办医院；也不创设任何学校；根本不扶助穷人。他们既不交人头税，也不交财产税。他们的一切商业活动都是免税的。在欧洲许多地方，圣殿骑士团的服装，即白底红十字袈裟，被视为贪婪的象征。百姓象其先人憎恶抢掠成性的贵族们的阴森可怕的堡垒一样，憎恶圣殿骑士团的那些坚墙围筑、深沟环绕、棱堡高耸、角楼兀立的辖区指挥所。狮心理查临终前在病榻上说：“我将我的欲望留给锡陀教团②，将我的骄傲留给圣殿骑士团。”到1300 年，教皇、国王、贵族、市民和农民都畏惧并痛恨圣殿骑士团。在骑士团大辖区指挥所所在地巴黎，君主们以难以掩饰的反感看待骑士团势力的膨胀。由于在1191 年，腓力·奥古斯都从圣地回国后，授予圣殿骑士团以免受大法官司法管辖的豁免权，1258 年路易九世又确认了骑士团所占有财产的合法性，（尽管他并不愿意看到王权被削弱），使圣殿骑士团的势力继续增长。腓力三世在一项旨在禁止各宗教团体攫取永久经营地的法令中，公开豁免了圣殿骑士团。1279 年，腓力三世说服圣殿骑士团放弃他们通过许多产业而在巴黎城内享有的特权；但作为补偿，骑士团保持了他们在城郊产业上的绝对权力，高级和低级司法权以及广泛的领主权。在骑士团高大城墙的蔽护下，兴起了一个完整的“新城”，这是国中之国的中心，独立于所有教俗权威之外，有其自己的军队、自己的警察、自己的官员、自己的司法、自己的税收和财政。“巴黎圣殿”即使不是西欧的中央银行，至少也是法国的圣殿骑士团中央银行。这里保存着各骑士团辖区的、教皇的、法国国王的、皇族亲王的、上层贵族的和市民的帐簿。

M.利奥波德·德莱尔发现的一份文献鲜明地展示了那里采用的帐簿制度和簿记方法，这份文献是1295 年3 月19 日至1296年7 月4 日期间该圣殿的“日志”或“收入日录”。这本“日录”的每一页开头都记着日期和当日在帐房值班的圣殿骑士的姓名。随后，记载寄存物品的数量、寄存人姓名、所存款项来源，寄存物将入账的户头，及登记者标明收讫的标记。每天的总收入或超过支付的收入部分在当晚及时送交中心金库，这就是依“按时结算”的规章行事。现金出纳窗口立有专门帐册，但上述这本“日录”却也记了几笔支出款项。此外，也有特别登记帐页，在这种帐页上，根据金钱往来的性质，在各个债务人或债权人的名字下，分类记载着出纳员在该帐房顾客户头上收进或支出的全部款项。

一般说来，圣殿簿记的内容，旨在清楚地显示出尚未结清帐目的每一个当事人的资产和负债情况。考察这本日录中展示的那些在圣殿寄存财物并设立户头者的人数和状况是饶有趣味的。

德莱尔曾把这些顾客分为五类：（1）圣殿骑士团自己的官员，例如团长、财务官以及与圣殿骑士团有联系的省区中各分团司令官们；（2）各级教会显贵人物，如枢机主教使节、圣德尼修道院院长，等等；（3）国王、皇室官员——特别是负责接收王室税收的官员——巴黎京城总督，奥弗涅、奥尔良、桑利、桑、韦尔曼杜瓦等家族的管家；（4）王室成员及其代理人，王后的管家，克莱蒙伯爵及其管家；（5）大贵族和属于贵族及资产阶级的各种人物，有时资产阶级的人名中，意大利人多于法国人。“日录”立有222 个单独的户头，帐目长短不一，分别属于生活中地位不同的个人。其中60 多个户头提到为偿还他人贷款而存入。下面是这类户头中的一个实例：1295 年12 月12 日——星期一——若阿内兄弟敬收信徒拉杜尔福，25 镑，万圣节到期。敬收信徒佩特罗，25 镑，偿还上述拉杜尔福。敬收信徒里夏多，13 镑，偿还上述拉杜尔福。敬收信徒若阿内，12 镑，偿还上述拉杜尔福。总计：75 镑。按时结帐。上例的词义可大致释读如下：1295 年12 月12 日，星期一，圣殿出纳员若阿内兄弟收到下列寄存物：收自拉杜尔福（可能是兰多尔夫）信徒25 镑，万圣节到期；收到佩特罗信徒25 镑，应在上述同一日期偿还给上述同一拉杜尔福信徒；敬收里夏多和若阿内信徒分别为13 镑和12 镑，应在同时偿还同一个拉杜尔福信徒，总计75 镑。法国国王在1286 年于该圣殿的户头，揭示了每年年终每个当事人所据以弄清其资产和负债情况的一般格式。这一记录格式如下：国王应付国王应收镑先令便士镑先令便士1286 年耶稣升天节101,845 7 6 万圣节51,886 8 5 “显然，一个多世纪以来，在会计室的和平气氛中，圣殿骑士团的骑士们处理着西欧的大量资金，他们变成专业会计、精明的管理人员和发展信贷及其手段的先驱，那一发展势将使商业和金融业发生根本性的变革。”

谢选骏指出：看看此书作者的基本路数，虽然采用了不少数据说明情况，但却是为了论证一些先入为主的想法，其理论大致属于马列主义范围，因为他是从一个经济动物的角度去观察历史发展的。

【第一章 美男子腓力（1285～1314年）和卡佩王朝末期诸王统治下的法国（1314～1328年）】

在13 世纪末，法国是欧洲最繁荣和治理得最好的国家。路易九世（1226～1270 年）统治的最后几十年，连年升平，一派昌盛。南部各省早已从征伐阿尔比派十字军的灾难性影响中恢复过来。同英国国王争夺基恩和加斯科尼的旷日持久的纷争，已经于1259 年解决了。多年来，既无外战之忧，又无内乱之患。政府享有声誉行政管理卓有成效。倘若路易七世在12 世纪中叶可以不无得意的说：“在我们法国从来不缺少面包、美酒和欢乐。”那么，到了13 世纪，这种评价就是双倍的正确了。仅举一史实足以说明这一时期法国的极为富足。根据统计材料，从1170 年至1270 年的100 年间，法国便修建了80 座大教堂和近500座大教堂级的礼拜堂。据1840 年估计，这些建筑物的造价需要50 亿法郎，相当于10亿美元。而这里所谈的仅仅是一个世纪内建成的大教堂。

有教养的佛罗伦萨学者、但丁年青时的导师布鲁内托·拉蒂尼——他同他的学生但丁一样因政治信念而遭流放——在1260 年得到了法国宫廷的庇护，并在那里写出了《宝鉴》一书，那是一本用法文而不是用意大利文写成的一种百科全书。他对自己所看到的城市街道的治安、农村的宁静、城镇工商业和农民的农场、果园和葡萄园有不可言尽的羡慕。腓力三世（1270～1285年）则在各个方面都维持了这种繁荣。1282 年由于法国人在西西里岛遭屠杀①而引起的短期对阿拉贡战争，虽无荣耀却也没有灾难。腓力三世的统治在某些方面持续了他父亲的政策，而其他方面却是新趋势的开端。在处理同封建社会的关系中，他奉行了圣路易的准则，尽力维持王国内部的和平和正义，象当时的许多统治者一样把惯例和法律相结合。但是，我们从这些有作为的政治家的统治中，发现近代统治制度脱离封建传统而登上历史舞台。直到圣路易统治时期以前，王室统治实质上是国王个人的统治；国王在一些当选的大臣们协助下，亲自掌管各项事务。这些大臣在政府里没有进取精神、也从不僭越王位、而圣路易时期更是如此。腓力三世打破了这一传统。皮埃尔·德布罗斯是法国君主专制史上第一位长期辅佐国王的宠臣。此后，重大的行政措施均由国王的总理大臣计划和实施。法国的王权不再是封建概念上的王权，而更有至尊地位；王权不断扩大，封建传统被置之不顾，甚至受到破坏；王权日益专断，有增无已。如果因此而激起强烈的反抗或叛乱，则往往把这一责任推诿在不得人心的总理大臣们身上，他们或被撤职，甚至被处死，以此作为平息民愤的一种手段。

另外，腓力三世统治期间的税收记载，也预示着一个新时代在1270 年即将到来。路易九世除了为筹集他的赎金①而借款外，是以王国政府正常岁入来满足政府的开支的。而他的儿子腓力三世却是求助于危险的临时贷款和增设名目繁多的新税的第一个法国国王。固然这些新税几乎统统以什一税的形式强加于教职人员身上，但是下一步必然使大量的新税同时落在俗人身上，尤其是落在中产阶级的身上。可以毫无疑问地说，一个公开而不顾一切地开创了向教会征税的王国（在这个王国里，旧式的封建收支预算的平衡严重失调，以致于只能靠借款的办法才能恢复平衡），是一个新型的政府。

当腓力四世在1285 年登上王位时，法国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更为急剧的变化。美男子腓力②是一个强硬的、野心勃勃的、有时不讲道德的国王。他远远不满足于依照他祖父的温和方式治国。他的王权思想是君主权，而不是领主权。他是一位国王，而不是封建领主，他实行君主专制的特权而不是封建领主的特权。尽管如此，若把这种政策仅归咎于出自个人野心，却会是一种错误。某些时候，一位伟大的统治者是一面明察秋毫、预见未来的镜子——腓力四世也是一位伟大的统治者，即使不是一位伟人。腓力四世是第一位近代国王。他的直觉似乎已经使他认识到，封建主义的统治形式已是一种过时而又陈腐的形式——即使它做为一种社会制度还没有过时。为了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他竭力想系统地调整已经正在变得过时的封建统治形式。他似乎已经认识到，奠基于农业上的旧的封建经济正在让位给建立在工商业上的新经济；作为封建主义核心的地方观念必须服从于领土的统一；封建主的权力必须被现实的民族性的王权所取代；对地方和中央的政府机构必须严加控制，地方领主权必须让位给全国性王权；甚至教会也必须克制自己，放弃世俗权力而让位给世俗政府。腓力四世的国内外政策、外交、战争和行政改革完全是现代人的典范。历史上没有一个伟大人物比他更能体现他所处时代的时代精神。在某些方面，他的思想是很先进的，他所实行的政策在几个世纪里处于领先地位，后来才变得平庸无奇。

在腓力四世与教皇卜尼法斯斗争期间，新旧欧洲两者之间的对立表现得最为明显。在此之前，政教便经常发生矛盾冲突了。可是在皇帝亨利四世同教皇格利哥里七世、红胡子腓特烈①同亚历山大三世的斗争中，以及许多世俗统治者为保护其独立地位，反对教皇英诺森三世提出的、关于教皇的权力高于一切国家和统治者的权力这一狂妄主张的斗争中，却在理论和实践上完全带有中世纪的传统和本质。是中世纪的两种统治权力在交战。

腓力四世与卜尼法斯八世斗争的结局，不象萨利安人和霍亨斯陶芬朝诸帝们那样有失体面，那样复杂。在此之前，所有基督教会的财产和个人都已经免于世俗纳税——虽然教会有时希望从征税中得到好处，也允许向教职人员征税，如教皇批准的萨拉丁什一税，就是作为筹集第三次十字军费用的一种手段。而在1293 年，英法开战时（这是另一个历史问题），为了支持战争，法王腓力四世和英王爱德华一世都向教会征税。卜尼法斯八世立即猛烈地抗议此举，理由是这种税侵犯了教会的自由。这一征税问题如此之新又如此具实用性，并不是没有意义的。教皇没有以“圣奥古斯丁的教会是超国家的”这一教义作为反驳的根据。他既没有引用格利哥里七世的话，也没有引用英诺森三世的话。只是拖到后来，由于斗争失利，卜尼法斯八世才求助于奥古斯丁的《上帝城》和圣使徒彼得是最高权威的教义。两位国王除了以征税手段为自己提供岁入外，也关心着权力的集中，并企图剥夺教会领地的豁免权和那些据信对国家福利有害的、甚至是危险的豁免权，这一事实丝毫也没改变问题的本质。此外，腓力四世所征课的基督教会财产税，是征收由于工商业的发展而产生的新财产税的总政策的一部分。在创设各种新税收、发掘政府新的财富来源，创立新的行政机构去收集新税方面，腓力四世表现出丰富的独创性。因为旧的国家机构是为农业而不是为工商业社会所设立的。

在《关于教士的世俗税务》（1296 年）的教皇训谕里，我们看到卜尼法斯八世在涉及这种新的税收时，所发出的几乎是引人发笑的申诉。在该训谕里，教皇禁止向基督教会人员和各类教会财产征收任何一种世俗规定的税款。这个著名的训谕部分内容是：鉴于我们罗马教皇的权力，我们宣布：任何基督教会的主教及其他教士（不论是修道僧还是世俗教士，不论其等级、身份、地位），如果愿意，许诺或赞成支付任何形式的捐赠和税收，或以资助、贷款、补助金、津贴或馈赠为名目、或以任何其它名目和借口而支付其收入、其占有产业、或这种产业的价值（估价或实价）的1/10、1/20 或1％，而未经教皇许可，他们将由于自己的行为而遭开除教籍的处分。同时，我们进一步声明，皇帝、国王、亲王、公爵、伯爵、男爵、市政官①13602360_0034_0、总督以及城市、要塞和所有其他地方的统治者（不论这些掌权者叫做什么）、或任何有权、有势、有地位的其他人，无论谁要求或接受上述税收，或要占有或指使别人占有教会的或教士的财产，或将在这类财产被占用后而接受之，或公开地或秘密地支持、策划或帮助这类政策，将因其行为而遭受开除教籍的判决。

这一训谕的妄自尊大和包罗万象是显而易见的，如果这一法令确实得以实施，欧洲各处教会的成员和财产就是在它所处王国内完全独立的。教士就是一个既庞大而又独立的社会团体；教会就是既大而又独立的政治实体；遍及欧洲的基督教会财产既巨大无比而又普遍免税。甚至身为诸侯的教士们的旧式封建义务也免除了。如果严格实施罗马教皇的训谕，不仅将切断封建主义体系中最古老、最长久的根基之一，而且将会断送在13 世纪末新生的民族主义和近代的政府。这个训谕没有一处提到英法两国国王。教皇太精明了，所以不采取这种公开向英法国王挑衅的方法，虽然其用意是路人皆知的。况且，即使教皇的论点确实是针对英法两国，但其原则对欧洲其他国家也是同样有效的。爱德华一世和腓力四世为了自己的目的，对罗马教皇的禁令给予有效的回击，同时，如果卜尼法斯八世决定不更进一步地推行训谕中的观点，英法国王便有意避免同罗马教廷发生纠纷。在英国，爱德华一世宣布所有的教士和教产不受法律保护——这里、他无意中简直完全使用了教皇的话——其结果是基督教会财产在许多地方被泰然地没收，主教们的金银餐具、家具和坐骑被夺走；修道院的土地被侵占、牲畜被赶走。教士的抗议很快变得极为强烈，为了自卫被迫与国王和解。在法国，腓力四世发布了禁止货币和贵金属输出的诏令。这一显然普遍实施的禁令的主要方面，是针对教皇的，因为它断绝了以“就教职首年税”①和彼得税为名目的教皇岁入来源，而法国是这类岁入来源的重要基地。但是，卜尼法斯八世通过宣布1300 年为大赦之年，对所有在这一年到罗马朝圣的人给予赦免，从而抵消了教会的损失。

结果是罗马挤满了前所未见的朝圣人群，教皇金库满得不能再满。法王同卜尼法斯八世的对抗年复一年变得越来越激烈，互相之间毫不示弱。无论如何，这完全是政治争端，尽管教皇竭力给争论加上伦理道德的外衣。此后需要说明的只是1303 年法国军队进入罗马，导致了卜尼法斯八世被废和1308 年教皇驻地由罗马迁到阿维尼翁。此时，教皇已不可能住在罗马，而阿维尼翁在理论上则成为阿尔卑斯山外的教皇世袭领地，实际上却是法国的领土。这是中世纪罗马教皇统治的衰落，是中世纪后期的结束。1303 年，罗马教权引人注目的垮台，不仅在法国，而且在整个欧洲，引起了有重大经济意义的余波，这就是圣殿骑士团的衰落。1289 年，腓力四世已确认了由他父亲授于圣殿骑士团的所有特权，那么，是什么改变了他的政策呢？

毫无疑问，卜尼法斯八世的失败增强了他的实力。但其他方面也必须加以考虑，如法国军队在佛兰德受挫、金融的危机和法王对金钱的急需。圣殿骑士团本应看到不吉之兆，因为在公众舆论的天平上，他们已毫无重量。但是他们过于自信、目光短浅。1305 年总团长雅克·德莫莱曾傲慢地拒绝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联合的建议。如果联合，也许会挽救圣殿骑士团的命运，因为尽管医院骑士团比圣殿骑士团富裕得多（1244 年圣殿骑士团只拥有9000 处庄团，而医院骑士团则达到19000 处之多），但医院骑士们已经逃脱了民众的责难。一位名叫皮埃尔·杜布瓦的库坦斯地方的诺曼律师出版了一本名为《论圣地的收复》的小册子，主张要迫使圣殿骑士团住在东方，把其所有土地转为农场，把其辖区和小修道院变为医院和教授科学、艺术、手工课和东方语言的专门学校。这是一种政治家式的见解。威廉·德诺加雷是法国国王的精明顾问，他曾是反对卜尼法斯八世的活的灵魂，也是取缔圣殿骑士团的主要煽动者。教皇克力门五世既是被说服的，也是被胁迫而默许了这一建议。虽然腓力在原则上是正确的，但采取了不道德的诬告和侮辱性的手段来对待圣殿骑士团，和他对待卜尼法斯八世如出一辙。

反对圣殿骑士团的情况已经由现代历史学家总结如下：圣殿骑士团很好地管理了自己的财产，他们都是很有能力的人，他们做为一个有组织的团体也许比他们数量上的优势或他们的财富的意义要大得多。聪明人很早以前便推测到这种有活动能力和稳固的组织团体也许会成为潜在性的危险。问题很清楚，圣殿骑士团是欧洲教会和国家统治者担忧的根源之一。它是具有一个强大国际组织的职业军人团体，他们传教活动的目的已不可能再实现，他们对所驻国家不是忠诚不二，又掌握着（即使不是占有着）不寻常的财力物力，且圣殿骑士们又以其胆大妄为而著称——这样的组织势必威胁着欧洲的稳定，首先是威胁着法国的稳定。

圣殿骑士团被指责为十足的道德败坏、实行骗人的妖术和信奉邪说。1307 年10 月13 日雅克·德莫莱和所有在巴黎的圣殿骑士都被捕并被带到宗教法庭上。用残酷的折磨逼出了荒谬绝伦的招供。直到1314 年，总团长才被赦免。在此期间，在1308 年的训谕中已经污辱圣殿骑士团为异端教徒的教皇，又于1310 年在维也纳召开了宗教会议，经周密策划的结果是在法国所有基督教会的省份开始反对圣殿骑士团。在这一年的5 月10 日，55 名圣殿骑士团团员在巴黎被活活地烧死：4 天以后，有9 名圣殿骑士团团员在桑利同样道此厄运。圣殿骑士团的巨大财产被法王没收，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法王从而取消了他自己所欠圣殿骑士团的沉重债务。

与此同时，可怕的敌意和贪婪已经在欧洲其他国家蔓延。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取缔圣殿骑士团的过程一般实行得较为适度。当腓力四世行动的消息传到英国时，爱德华二世急速写信给葡萄牙、卡斯蒂利亚、阿拉贡、西西里的国王和教皇，询问反对圣殿骑士团这一主张的有关真相。但是在得到这些统治者的答复之前，他便接到使他消除疑虑的教皇训谕。在英国的圣殿骑士团，除了被指控为异端外，没有象法国圣殿骑士团那样被搞得声名狼藉，也没有受到严刑拷打。但他们的所有财产被没收。在西班牙，两个圣殿骑士团的“省区”分散在五个王国：阿拉贡、卡斯蒂利亚、莱昂、纳瓦拉和葡萄牙。阿拉贡的詹姆斯二世起初犹豫不决，嗣后接到法王和教皇的信件才使他确信无疑。圣殿骑士团奋起反抗，可是最后还是屈服。卡斯蒂利亚仿效阿拉贡的作法。在德国，对圣殿骑士团的镇压没有象其他的地方那样凶狠，其根本原因盖出于德国的主教也是封建诸侯。他们打算从圣殿骑士团的破灭中得到好处；许多嫉恨主教们的贵族支持了圣殿骑士团。关于意大利的情况，我们所知甚少，似乎必须把半岛的南部、北部和中部分为不同的类型。那不勒斯王国的昂儒朝诸王自然依照法国的先例；托斯卡纳和伦巴第的意大利城市共和国较少推行激烈的政策。最有力的原因是圣殿骑士团从来没有对这些地区的商业和金融业进行严格控制。伦巴第和托斯卡纳的银行家们根基十分牢固，以至于没有因圣殿骑士团的竞争而受到严重损害。

不管怎样，欧洲和拉丁东方各处的圣殿骑士团作为军事团体已被取消，财产被充公，许多人转到医院骑士团。在西班牙的卡拉特拉瓦和圣地亚哥两个古老的西班牙军事教团，从圣殿骑士团的失败中得益；各处的主教、圣多明我会的修士们是圣殿骑士团的死敌；国王和大贵族得到大部分赃物。法、英的国王特别慷慨地把非法获得的财产赠送给自己的亲信，这样聪明地建立了一个围绕着王权的顺从的贵族集团。这些幸运儿许多是小贵族，在法国甚至是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因此我们可以从这里看到一个暴发的贵族阶层形成的奇迹。国王巧妙地把这个阶层作为与旧的封建贵族相抗衡的一种力量，逐渐地把旧贵族从王国政府的重要官职里排挤出去。在精神上和实践上取消圣殿骑士团的历史令人惊讶地联想到200 年后亨利八世取消英国的修道院的历史。

腓力四世消灭圣殿骑士团主要出自经济上的目的。这从类似的灾难事实中得到明证。在法国营业的犹太人和意大利人银行分号，不久便受到腓力四世的突然袭击。后者被称为“伦巴第人”，尽管有些人来自锡耶纳和意大利其他商业城市。犹太人由于拥有流动资本而控制着法国商业的重要部分。但他们在法律上不受保护，不被视为臣民，而被看成他们所居住的领地上封建贵族的奴隶，可以随意被剥削或驱逐。有些犹太人住在王室领地上。在此之前，腓力四世已经容许他们住在他自己的领地上，但需要缴特别税。犹太人在他们自己中间收集这种特别税交给国王，作为受王权保护的代价。

可是，1306 年腓力四世由于迫切需要金钱，颁布了一项有关犹太商人的总的法令。宣布法国的所有犹太商人从属于王权，他们构成王室财产的一部分。（使人想起在我们同南部各州战争期间的本·巴特勒将军的著名宣言，即奴隶是“战时违禁品”①）这个法令表明腓力四世怀有天赋王权的强烈的君主思想。同一天，国王的官员、主教、贵族收到带有掌玺大臣印玺的信件，通知他们必须逮捕王国境内的所有犹太人，没收他们的财产，包括动产和不动产，用以充实国库。犹太人被迫在圣约翰节（6 月24 日）之前，把动产兑换成现金交国王使用，而所有的不动产马上被没收。1311 年，同样的厄运降临到“伦巴第人”头上。犹太人已被驱逐；圣殿骑士们不是死亡就是被打入囚牢。国王是不可抗拒的，他的贪欲也是无止境的。伦巴第人丧失了财产、金钱，和犹太人一样被赶走。那些负有债券的人被拘留到他们偿清债务为止；那些债权人被迫把应付的帐单交给国王。这就赤裸裸地暴露了政策的残暴性。它只能归咎于中世纪的偏执，腓力四世的贪婪和那个时代占着优势的荒谬的经济思想。事实上，犹太人和意大利人是在发展商业的。

腓力四世之残暴和愚蠢的后果很快就显露出来。他死后的1315 年，路易十世允许犹太人重返法国；禁止教会刁难他们；确定他们能取得的利息比率为每周每镑2 便士。这是中世纪正式规定利息的最早范例，虽然条件仍是苛刻的。犹太商人必须在其外衣上带有一特殊黄色标记。他们被允许收旧债，但是以其中的2/3 归国王为条件。他们也被允许买回以前的犹太教会堂和墓地。在腓力五世统治时期，犹太人再一次受到迫害。腓力六世后来再次将他们驱逐出去。在全欧洲，犹太人都受到与此相同的残酷而难以预卜的虐待。而英国爱德华一世则是这一时期反闪米特人①的最坏的国王。对于腓力四世对圣殿骑士团、犹太人和伦巴第人的政策，人们几乎是完全持批评态度的。但在制定工业规章这方面则另当别论，因为他的工业政策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是正确的。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追溯到路易九世的统治。1261 年，商会会长艾蒂安·布瓦洛，确切地说是自巴黎自治城市被大行会统治以来的巴黎市长，编辑了一本巴黎101 种行业（或职业）的《常规》这一名著，书中记录了各行会的章程。王权一点儿也不干预行会内部的任何活动。对于各种行业的具体业务来说，行会是自由的。他们制定自己的规章、法定的工作时间、工资、学徒的期限、产品价格等等。

无论如何，在腓力四世的统治下，关于王权的新思想是发展了。在王国行政机构里的法学家们使他相信，国王有权过问一切，支配一切。但必须强调，国王在过问这些事时，并不象他在处理圣殿骑士团、犹太人和伦巴第人那样，纯粹按私利行事。有时他确实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立法，但更确切地说他是为社会总的利益而立法。据我们了解，腓力四世有三项关于行会和其他社团的法令。

在第一项法令中，国王对巴黎境内的一些宗教团体做了有关规定。这些宗教团体是一种福利共济的组织，各有一个保护圣使徒；在宗教团体所在地设有供奉献祭的圣坛；在纪念保护圣使徒日，有专门的崇拜仪式。在第二项法令里（1305 年），禁止诸如此类的新宗教社团的组成。这些法令的原文没有被保存下来，但我们从腓力四世的继任者废除这些法令的特许状中间接提到的内容中可以了解到。鉴于这些法令似乎很激进，毫无疑问，它们是治安法，旨在防止这些半宗教性的团体在国王镇压圣殿骑士团期间可能会发动的骚乱。

腓力四世制定的关于巴黎面包师行会的法令，则有完全不同的意义，这

一法令在当时表现出了王国政府作为一种社会力量而具有的非凡的洞察力。

1305 年是巴黎的“艰难时期”。小麦价格涨到饥荒时的水平。腓力四世迅速采取措施减轻灾情。他命令调查巴黎周围未收割和贮存的谷物，强迫物主除了留足家中所需要的粮食和备足下一次播种的种子外，全部谷物必须投放市场。不过面包师贪得无厌，面包价格仍然很高。因此，他任命了政府特派员监督面包师；察看是否使用上等面粉，一条面包的规定份量是否减少，面包师是不是无正当理由试图强行提价。从而打击了垄断权，即行会主旨的要害。虽然这一措施只是权宜之计，但它是为公众利益而制定的，是反对私人利益的。

在蓬图瓦兹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该地的面包师与城市的政府长期不和。邻近的城镇和村庄的面包师每周三次把面包拿到蓬图瓦兹城出售，这久已成为惯例。但蓬图瓦兹城的面包师行会则力图用阻止这些外来的面包师进城的办法，剥夺竞争对手。宣布面包师行会（而不是本城政府）有权控制面包的价格和销售。该城的市政官向巴黎的法务院上诉，即向国王的高级法庭上诉，法庭规定外地面包师有权在蓬图瓦兹城自由出售面包。由于其广泛的实行而更具重要性的是1307 年7 月7 日的《大法令》。

这项法令只适用于巴黎，是经巴黎市长的提议宣布的，其目的是降低普遍存在的高昂价格。引起这些高价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粮食歉收；另一方面是由于新近货币的变动而加重起来。腓力四世于1306 年恢复了路易九世的货币制度。可是许多现存契约却是在他自己发的劣等货币流通时签订的。那些拥有票据和持有他人契约的人，要求用新的货币来偿付。地主们对他们的承租者也提出同样的要求。结果引起了巴黎的租赁者和寄宿阶级的反抗，接着而来的是暴动。腓力四世自己被困扰在街上，然后被封锁在教堂里，一直到巴黎市长菲尔曼·德科克莱尔营救了他。主显节②前夕，暴动者中的28 人被绞死（巴黎的四个城门各绞死7 人）。可是在1307 年整整一年里，骚乱仍接连不断地发生。人们抱怨食品的高价。为了调整上述混乱，腓力四世制定了上述《大法令》。整个《大法令》都与行会有关，包括有58 条款项。法令规定取消10 年以上的债务，这沉重地打击了伦巴第人和犹太人。有10 项条款（46～56 条）规定对大量的手续费实行控制，尤其是公证人和书记员的手续费。许多条款涉及到市场管理和固定价格。酒商、酒馆老板、鱼商、面包师和磨坊主被特地列举出来。其中有关鱼的条款特别有趣，因为它表明，在中世纪，鱼在多大的程度上成为穷人的“肉食”。而且鱼类食品的经济价值归因于教会规定的无数斋戒日。面包必须称量出售。且不得增加新鲜肉类、猎物和野味的税收，因为这些是富人的精美菜肴。第44 条款论述服装。经营者必须缴纳营业税，一位裁缝裁制3 套女装应缴纳3 个苏；一套男仆的制服2 个苏。在第54条款里，腓力四世的规定同行会的专有章程相冲突。行会限定了行会成员应该做的工作量，禁止夜间劳作。腓力四世废除了这些规定。此外，在许多行业中他禁止一个主人有一个以上的学徒，那么，那个更有升级把握的必然是主人的儿子。这种措施是反对主人对学徒的剥削并保证给学徒好的技术指导，对学徒期限和工资也做了规定。在这一流动日工司空见惯的时期，许多雇主曾习惯于只雇用法国籍工人。而腓力四世规定，凡进入法国学艺的佛莱芒人、意大利人和德国人，都应该被接纳学徒训练。这一条显示了他的真知灼见。整个1307 年法令对于巴黎的现存工业现状是激进的，甚至是革命的。

但仅仅是暂时地和地方性地实施。当解除了“艰难时期”，这一法令便开始被废弃，行会又恢复了以往利己和垄断的惯例。

无论如何，在度量衡的法规中，腓力四世的立法更广泛地涉及到整个国王的领地，因而把王国的大部分领土包括在内。可以说立法几乎是适应于全国。有一条法令涉及到香料商人和食品零售商，禁止香料商和食品商使用药衡锂①，这种量制现仍使用于医药方面。必须使用公平的衡量制，交易不得有欺诈。例如，禁止把牛油和蜡烛相混合；禁止制作烛芯过大的蜡烛，这会使蜡烛过早烧完。第12 条款规定：“在王国的每个有商人的城镇里将指定4位商人，即一位业主和3 位其他的人为生意管理人。这4 位官员将监督香料商人，每年至少4 次查看他们的仓库，检查度量衡，把违法者传到本地法官面前受审。所有希望成为卖主的人要向业主宣誓。”

不幸的是，腓力四世的理财政策抵消了各项措施的积极作用，这种政策对法国商业是有害的，甚至是灾难性的。腓力四世比同时代的其他统治者都强，是近代政府的创建者。正是在他统治期间，巴黎的最高法院、财务院和国务会议成了三个分别独立的机构。这些机构都源于古老的国王法庭。但是，为了建立这些机构；为了使自己免于因大量开支（对英国和佛兰德所进行的两线战争耗费了巨额资财）而遭受灭顶之灾，腓力四世需要大量的金钱。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这笔钱的一部分取自圣殿骑士团、伦巴第人和犹太人。现在所需要的是找出别的办法以增加王国税收。其办法有4 种：1.封建的军役义务改为付款；2.实行普遍营业税；3.征收进出口税；4.控制铸币制度。在封建时代，王室的开支一般不大，领地收入足够维持简朴的宫廷生活。而现在，腓力四世统治期间却恰恰相反。国王领地包括了王国领土的大部分，并以国王的名义征收沉重的直接税。国王的人头税成为永久性的赋税。而以前则不同：在普遍征税时，政府总是强调指出征税是由于某种特殊的原因和目的。在1263 年的法令中，写着：“无论什么时候要征税，必须逐章执行国王的上述法令。”在1268 年的法令中，这种意思表述得更加明确。1292 年由于“弗朗什孔泰”即“勃艮第自由伯国”问题，腓力四世和皇帝纳索的阿道夫之间爆发了战争。尽管该领地的伯爵是神圣罗马帝国的附庸，但现任伯爵却把此领地让给法国。腓力四世要求贵族们，在亲自带领他的封建队伍服役或者用金钱赎免服役两者之间作出抉择。这种作法并不见得是什么新鲜事物。自亨利二世统治时期用钱雇佣军队服役以来，英国税务署即向贵族和主教征收免役税，或称“盾牌钱”，以取代他们及领有他们采邑的骑士们应负的军役。但对于法国来说，免役税则是新鲜的事物了。此外，腓力四世对一切买卖征收战争税，1 镑抽1 便士（1 镑等于20 苏，1 苏等于12 便士，即1 镑等于240 便士）。这种税收照理应分摊在卖主、买主身上，而实际上却由消费者来支付。征集战争税是在市场和定期集市进行，或在零售店店主做买卖的地方进行。甚至一个农民在出售他的农产品时，也必定有一个政府公证人在场。战争税非常不得人心，人们称之为“苛捐杂税”或“恶税”。法国的许多城镇以一次性付清一笔巨款的方式，免于个别征收战争税的不便。但是，税收自然没有免除，因为城市总得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在地方征集税款，以凑足应给国王的那笔款项。巴黎城用了10 万镑现金赎得这一特权。一部分贵族也用同样的方法一次付清了税款。与一般记载相反，腓力四世并不是这种不得人心的“人头税”或“末日便士”税的发明者。热那亚早在1141 年就征收过这种税；蒙彼利埃在1174 年也出现过；阿拉贡在1247年也有同样的记载。

腓力四世统治时期，也对进出口商品征税。这虽然属于战时措施，但在中世纪历史中却可能是保护关税原则的第一次出现。1302 年是一个歉收年。腓力四世在11 月3 日颁布了法令，禁止小麦、酒和其他各种粮食产品出口，而呢绒则未包括在禁令之内。但与敌人：英国人和佛兰德人的商业联系统统被禁止。这项措施并非权宜之计，战争结束后的一项新法令的公布，证实了这一点。1305 年2 月5 日的新法仍禁止小麦、蔬菜、羊毛、毛织品、马匹和武器出口。凡企图通过国境的所有这一类商品连同运载工具和牲畜，均将被没收。总之，法王采用出口关税的形式而不是用进口税（如同今天的关税）的形式，在法国和其他国家之间树立了一道经济屏障。在上述这项法令颁布5 天后，巴黎有一位商人被任命为“港口和通道长官”，手下有两位监督官。他们的下级是地方行政长官、监察官、桥梁渡口管理员和徒步或骑马巡查道路看守渡口的巡使。

如果认为这些关卡仅仅是财政上的权宜手段，而看不到当时特定的经济

状况及这一措施的经济目的，就是非历史的。我们看到，在商品各等级中逐

渐有了差别。有时，政府也出卖出口特许证，以作为对全面禁令的修正。在

这种出口特许中，确立了便士的从价税，如对纺织品所做的那样。而对其它的商品则根据重量和质量征收一部分现金。出口商人在边境付税之后，监察官发给特许证或完税证书。这种税叫做“高价自由通行权”。未加工羊毛被绝对禁止出口。这对佛兰德人是一个打击。后来，为了刺激香槟的养羊业发展而修改了法令。在把羊毛制成品送回法国的条件下，羊毛生产者为了将羊毛制成呢绒，可以向瓦朗西安和莫伯日输出原毛。可是这种保护关税措施引起了法国呢绒商的抱怨，他们要求完全的保护贸易制度。在法国南方出现了相同的摩擦，这里的朗格多克是羊毛生产和呢绒加工的重要地区，在阿尔比城和其它城市有数千名织工和织机。正如法国北部的呢绒商和纺织行会进行自我保护避免埃诺的竞争一样，法国南部的呢绒商和纺织行会也采取自卫手段，防止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的竞争，并要求实行保护关税。这样看来，腓力四世的统治引起了中世纪税制的革命转变。其必然结果是，变一块块的封地（正象中世纪早期的法国一样）为紧密相连的国王直辖的领地。以前对贵族、资产者或农民各社会阶级封建地位的划分，变得模糊不清。所有阶级的人民，都逐渐被当作臣民而一视同仁。王权的压力倾向于使当时半独立的封建领地也与国王领地连成一片，并制定了对法国大部分地区的新的、统一的税收，无论是对王室的领地还是对封建领主的领地均一视同仁。因而在1299 年为了同佛兰德进行战争征收的1/50 和1％的税收，便公平地分摊在国王领地和大封建领主的领地中。除了大贵族在他们的封地上征收的那些税款之外，这些国王税收当然意味着普遍地增加了人民、小贵族、租地人和农奴身上的税收负担。这是为日益加强的民族的或君主专制的政府而付出的额外代价。政体改革使法国得益但同时也有其不利因素——它比法国的旧秩序——或旧的混乱，代价要大得多。

腓力四世由于消灭圣殿骑士团和驱逐犹太人、伦巴第人而声名狼藉，这是有充分事实根据的。但是，对他统治时期铸币史的最近代研究成果，却证实他的“伪币铸造者”的恶名，是不能成立的了。腓力四世的货币政策没有被贪婪所支配，虽然必须承认他的确从中取利。中世纪的货币制度史是非常令人感到头痛的历史，而且从来没有象13 世纪后期和14 世纪初期这样困难。当此十字军时代的顶峰时期，经济正处于长足进步和综合发展时期，社会亦发生变革。一个新的欧洲，正处于形成过程中。农业经济转变为货币经济、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的成长、生活水平的提高、货币购买力的变化；封建主义的衰败和君主政体的形成，对于所有这一切因素都必须充分地加以考虑，才能形成正确的历史认识，作出公正的评价。就法国来说——在这个时期不同于英国——由于对制币厂的实际统计资料欠缺，给研究增加了困难。英国的货币史料揭示了发行货币的确切数量、种类及其重量。而法国没有这种类似的记载。

为了弄清腓力四世的货币制度问题，首先必须记住法国的大封建领主有权发行货币。因此法国五花八门的货币制度同时流行。每一种币制都由若干种硬币构成。在法国，仅仅在属于王权和成为国王领地的那些省份的范围内，才能把封建领主和外省的铸币排挤掉。英国正相反，所有的货币都出自国王的造币厂，并且只有国王才拥有铸币权。1263 年路易九世已经给予封建领主的铸币以沉重打击。规定封建主的货币不得超越其领地界限而到处流通；国王的货币应同采邑内的货币有同等地位。由于国王的货币比封建领主的货币更为可靠，结果削弱了后者的流通。但是货币种类繁杂、引人烦恼，货币成色低劣的弊病仍然存在。腓力四世的第一个铸币法令暂时停止了封建领主铸造金币和银币的权力，限制他们只有铸造一种铜币的权力。

自查理大帝时代以来，货币的计算以镑（利佛尔或称锂）、索里达（苏）和但尼尔（便士）来表示。1 镑值合20 索里达，1 索里达值合12 便士。但是在流通中，没有被称为“镑”的同值货币。“镑”只是一个货币的计算单位，如今天英国的畿尼。索里达是银币，英国称之为先令；在德国和法国通称为马克或银便士。金币——英国称为安琪儿，在法国称为金埃居或金暮通，意大利称都卡特——直到13 世纪后期才出现。但是，尽管这些货币名称经久不变，其实际价值都在变化。这由两种因素所致：一是货币所含贵金属减少；二是由十字军时期以来货币购买力发生了巨大变化。自10 世纪起，到拿破仑颁行新币制，欧洲大陆各地1 镑的预定价值都是20 个苏，而1 个苏是12 便士。但是，到1300 年，这些货币的价值已大大减少了。

——参看《英国史学评论》，第25 卷，第768 页。

腓力四世的第二个铸币法令是否公正，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他废止了所有通行中的国王货币，代之以一种新发行的货币。金银币的持有者只能收回货币所含的贵金属的内在价值。这种做法不只出现过一次，而是接连地发生。进口金银是梦寐以求的，而出口金银则是法令禁止的。关于节约的法令限制金银用于工艺品..想方设法阻止金银市场的价格高于造币厂的价格，某些时候甚至采用暴力没收金银，用以铸币。

每次发行货币时，腓力四世为获得更多的金银投入流通领域而不择手段。与此同时，他改变了新货币的面值——他当然无法改变货币的实际价值——并强迫人们接受这些被人为地提了价的货币。例如图尔格罗②在圣路易统治时期价值为1 个苏，而此时则超过3 个苏。有时这种变动引起现行通货的暴跌，而有时则不发生这类贬值现象。此外，货币中贵金属的含量大大地减少了，结果物价和租金极度混乱，民众骚乱。在1277 年至1309 年间，巴黎的房租金扶摇上升。这种倾向一方面是由于巴黎和较大城市中的工商业蓬勃发展，吸引了边远地区的商人、手工业工人和工匠流入城市，而使人口密度增大；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货币制度的变化和货币购买力的下降。然而，农业地区的土地价格和租金则下跌了，地主和靠租金收益过活的人受到打击，租佃阶级则从中得利。由于各地度量衡五花八门、扑朔迷离，所以无法令人满意地确定当时的食品价格。食物的价格可能是上升了。但必须记住这一点：由于气候反常，天气恶劣，14 世纪的最初25 年间年景不佳。

无可否认，腓力四世通过对货币的操纵，饱尝甜头。这正是他受到指责的原因。国王的宗主权，即对货币铸造的垄断权本身，就是一项巨大的收益。此外，国王还负有巨债。1295 年以前，为偿付100 图尔锂的债务必须付2000图尔苏的金额。在货币体制改变之后，同样的债务他只用666 图尔苏便可以付清，从而节省了23 。他获利的另一种方法是，课税时强迫人们用旧币即成色较好的货币，或用金银完税，从而又获得暴利。据我们所知在1298 年至1299 年间，造币厂便使他获得120 万图尔锂，等于该年岁入的53 。此外，在新铸劣币与矿产品和商品价格之间的平衡尚未确定之前的波动时期中，腓力四世也一定获得了很大的利益。

1306 年出现了金融危机。6 月8 日腓力四世宣布，将恢复“圣路易的货币”，并按其原来的价值流通使用。这样货币至少贬值32 。物价急剧上升，尤其象租金这样的固定价格。财主们要求用成色较高的货币支付租金，那就是说，他们把租金提高到以前价格的3 倍。一件商品在1305 年价值3 个苏，现在则只值1 个苏。腓力四世对货币的操纵使工资实际减少了32 ，工人阶级自然是受害者。结果，巴黎骚乱四起，风雨满城。在其他的城市也爆发了起义。如鲁昂和马恩河畔夏龙。一个锡佗修道院院长对国王的抱怨中生动地反映了这一现实。他写道：“现在我们不得不用优质货币来付雇工的工钱，其数量同我们以前付给他们的劣币一样多。以致使农业入不敷出。”腓力四世仍然坚持他的法令，但试图通过允许业主可以不受数量限制地挑选学徒的方法，降低生产品的价格。这基本上与他以前的工业法规背道而驰。学者们将会注意到：在这件事发生后不久，圣殿骑士团被消灭，犹太人和伦巴第人被驱逐出境。

我们怎样评价这些做法？我们如何根据腓力四世的货币政策作出判断呢？现代作家们一方面承认腓力四世通过这些手段获利甚巨，而且对货币的迫切需求使他贪得无厌；同时也倾向于为他开脱故意降低法国货币成色的指责。他们找到了解释他的方针的理论，即在贵金属本身实际上就构成财富的时代所流行的经济谬论——这种谬论完整地延续下来保留在现代历史中——他们不认为国王改变货币制度是为了私利胡作非为，而认为这是在经济经常剧烈转变的时代致力于建立稳固货币体制的措施。一位评论家在评述一部关于这个难题的最新和最权威的著作时，对作者的结论评论如下：

法国诸王千方百计维持他们铸币厂的生产。他们可采用两种方法刺激生产：改变流通货币的比价，特别是使流通货币贬值。这样即可迫使金银源源不断地供应铸币厂，或者可以想方设法阻止货币在别的地方使用。并运用各种措施使后一方法得到贯彻落实..作者用非常正当的理由拒绝承认法国的国王（这里包括卡佩王朝末期诸王）降低了他们的货币的成色以增加财富积累的价值，或逃避全部付清债务和减少支出。作者指出，这类企图大多是必然归于失败，也有可能（即使不能肯定）减少国王的岁入和支出。作者自己的观点是，货币成色的降低有双重目的：一，给国王的造币厂带来造币所需的金银，以从金银币铸造利差中获得巨大岁入，即使这只是暂时的收益；二，使铸币厂能够根据市场上贵金属的价格比率确定所铸金银币的比率..他拒绝承认通行货币中贵金属的含量的增加是出于欺诈，而认为这种增加一方面是由于确定金银币中贵金属比例的需要，更普遍地是由于人民要求恢复“优质货币”的愿望。至于货币贵金属含量的增加导致流通货币贬值这种情况，他认为铸币者的主要目的是想从新币发行的铸币利差中获益。同样，就降低硬币成色这一点来讲，他从当时经济和金融的需要中寻找真正的原因，而没有归咎于政府的玩世不恭和愚蠢的弄虚作假。

腓力四世通常所需要的货币超过正常的岁入，迫使他一次又一次对商业采取有害的行动。尽管他的坚强的判断力一定与此产生抵触。在佛罗伦萨商人比基和穆基兄弟俩的煽动下，腓力四世对旅居法国的佛罗伦萨商人的迫害就是其中一个例子。这两个佛罗伦萨人作为美男子腓力的财务代理人，已经得到极为有利的征集税收的特许权，并且已经竭尽全力地行使他们的这一特权，对法国人和意大利人一概加以榨取。为了避免任何竞争的危险，他们说服腓力四世逮捕在法国的所有佛罗伦萨人，无论是诚实的还是不诚实的，都以高利贷者论处。不幸的商人们不得不用付钱的办法，使自己免受入狱之苦。但是腓力四世是一个惯常的机会主义者，对私利趋之若鹜，视政策为手中玩物，为所欲为，毫无顾忌。对著名的香槟集市的处理便是这个没有远见的方针的突出事例。12、13 世纪，香槟是欧洲中部最大的商业区。它处于地中海和北海、伦巴第和佛兰德之间。香槟集市是欧洲商品的主要荟萃地，集中了来自意大利和佛兰德这两个欧洲高度商业化地区的商品。香槟领地上和邻近的河道网——罗纳河、索恩河、塞纳河、马恩河、默兹河、摩泽尔河，对这个地区的繁荣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香槟诸公爵的卓著治理和开明的政策，促进了该地区繁荣发展。香槟集市共有6 个：1 月在拉尼；大斋期②在奥布河畔巴尔；5 月在普罗万；6 月在特鲁瓦；9 月又在普罗万；11 月又在特鲁瓦。因为每个集市连续开放6 到8 周，所以整个香槟集市可以说是永久性的集市。来自欧洲各地的商人云集于这些集市。意大利人带来手工业品和东方舶来品；西班牙人带来马匹、钢铁、毛织品、皮革制品和伊斯兰教徒的进口货；德国人带来毛皮、亚麻和木制品；佛兰德人带来毛织品和亚麻布。欧洲各类名酒和各种产品在这里均有出售。在香槟诸伯爵的统治下，集市繁荣昌盛。

在腓力四世统治时期，繁荣的香槟集市开始走向衰落。香槟伯爵亨利三世死于1274 年，留下一个女儿名叫珍妮。她和法王的第二个儿子腓力王子结婚。1285 年腓力在他哥哥死后登上王位。香槟没有并入国王领地，珍妮到去世前一直拥有香槟女伯爵的称号。她把这个著名的省传给她的儿子和女儿。前者是后来的路易十世，后者同埃夫勒伯爵腓力结婚。可是国王的影响在香槟占优势，而且是一种灾难性的影响。腓力四世把香槟集市当成摇钱树，对集市的横征暴敛近乎杀鸡取卵。为了把每一个铜子都抓到手，他增加商品税收；征收新的营业税；增加税务稽查员、公证人和监察人员。结果商业被行政管理的罗网所束缚，被沉重的税收所压垮。加之对伦巴第人和犹太人的迫害，有害地影响了香槟集市。意大利商人显然疏远了，1320 年以后便裹足不前。他们不再顺塞纳河进入巴黎，或顺默兹河而下佛兰德；而是向东经由杜河到莱茵河，这样到达佛兰德。给香槟集市造成更大危害的，还是腓力四世的财政政策。同佛兰德的战争断绝了佛兰德和香槟集市之间的商业贸易，各集市受到严重削弱。这种情况直到1305 年，根据奥尔热河畔阿西斯条约，将瓦隆佛兰德的一部分——里尔、贝顿和杜埃割让给法国才有所好转。但是这些地方从佛兰德割让出去之时，便是这些地方的繁荣受削弱之日，而且瓦隆各城市没有足够的力量独自满足香槟集市的需求。所以佛兰德人象意大利人一样，在香槟消声匿迹了。巴波姆的关税所设在从康布雷到亚眠和从兰斯到阿拉斯的原罗马大道的十字街口，来自佛兰德和德国北部各种各样的商品大都从这里经过。这里在1301 到1322 年间的关税记录，表明了香槟集市商业的波动和衰落。巴波姆征收通行税的包税区价格降低到投标者不敢问津的地步。1330 年法王丧失了巴波姆，使之归属佛兰德伯爵，香槟集市的衰落达到顶点。

巴波姆原属佛兰德诸伯爵辖区，从11 世纪起向路经巴波姆十字路口的所有商品货物征收通行税。12 世纪末腓力·奥古斯都娶了埃诺的伊莎贝尔为后，巴波姆和整个阿图瓦并入王室领地，1200 年根据佩龙纳条约归入法国版图。大约1202 年调查了通行税之后，腓力·奥古斯都决定免除商品通过这座城市的通行税。在路易八世统治之后，他将阿图瓦连同巴波姆作为王子封地赐给他的儿子阿图瓦的罗伯特。1237 年到1330 年该地属于罗伯特的后代。1330 年，佛兰德伯爵内韦尔的路易与法王腓力五世之女、阿图瓦的继承人、法国女伯爵玛格丽特结婚，阿图瓦家族遂与佛兰德伯爵家族合并。经由佛兰德诸伯爵之手，巴波姆和阿图瓦转为二等家族勃艮第家所有，直到1640 年的征服后才复归法国王室。而巴波姆城直到1688 年的埃克斯拉夏佩勒*条约签定后才成为法国城市。

可以通航到特鲁瓦；想把乌齐这条小河改造成运河，使商品由水路运到普罗万；在1303 年3 月23 日的法令中，他允许遵循“集市的古老惯例”。但这仅仅是空话。他的后代和继任者分别在1315 年、1322 年、1326 年和1327年通过立法企图复活香槟集市，也纯属徒劳。与此关系重大的另一面是，意大利人在这一时期开始从海上到达佛兰德。1317 年一艘威尼斯的单层甲板大帆船到达布鲁日。1318 年威尼斯与布鲁日签订了商业条约。1325 年以后，每年由15 艘船组成的威尼斯船队一部分开往英国，另一部分开往佛兰德。13世纪香槟曾是阿尔卑斯山脉北面的商业中心。14 世纪布鲁日同样成为商业中心。意大利人把他们的产品及利凡特和远东的产品带到布鲁日，而从这里带回佛兰德和北欧各国的物产。意大利人越来越热衷于走海路。他们经海路可以把意大利和东方商品直接运到佛兰德，从欧洲北部直接带回呢绒、羊毛和各种金属制品。拉罗歇尔的商人也如此，越来越直接地与佛兰德交往。从埃格莫特到佛兰德的路线，从此以后变成次要的了。香槟集市濒临灭亡了。到了14 世纪，集市作为一种商业制度正在变得陈腐，经营商业的新的方式和方法正在取而代之。商业道路已经变迁或正在变迁。最后，1337 年英法百年战争爆发。此后若干年里英国军队多次对法国大规模地入侵，使香槟集市遭到毁灾性的破坏。1349 年腓力六世发布了一项关于香槟集市的长篇法令。法令的序言叙述了香槟集市以前的历史，可以看作是香槟集市的“讣告”。到这个时期香槟集市几乎寿终正寝，商业正转向新的路线。

在法国南部，马赛和蒙彼利埃的商业状况与意大利诸城市相似。亚历山大和马赛、埃格莫特和蒙彼利埃之间有直接的交往。尽管这些城市的商人在亚历山大所起的作用远逊于威尼斯商人。里昂则从经由大小圣贝尔纳隘口的商业中得利。里昂每年有4 个集市。纽伦堡商人和德国其它自由城市的商人纷至沓来，人数甚众，为此而建立了永久性的货栈和一个德国公司。他们甚至受到极为优惠的待遇。在集市法定的期限之后，还有15 天自由销售商品的权利。从地中海进入法国的最主要的天然良港是马赛，但在13 世纪马赛不属于法国。它由普罗旺斯伯爵和主教兼圣维克多修道院院长两人分而治之。从十字军东征以来，马赛已经繁荣起来，和隔海相望的非洲海岸有着大量的贸易往来。但是，普罗旺斯诸伯爵也是那不勒斯的国王，因此法王无法从马赛的繁荣兴旺中得到好处。阿尔虽然位于罗纳河河口，但它是一个主教管辖区。蒙彼利埃属于马略尔卡王国①。另外一个天然港马格隆纳则属于蒙彼利埃主教。因此，为了直接进入地中海，路易九世在埃格莫特的地中海沿岸沼泽地区修建了人造港，并从这里开凿了一条运河，把人造港与罗纳河三角洲连接起来。上述各个地方都有许多意大利商人。博凯尔的集市是法国南部最大的商业中心。在尼姆有繁盛的意大利人侨居地。1278 年腓力三世和一位佛罗伦萨市民富尔奇奥·卡恰签订了一项契约。富尔奇奥自称为“伦巴第和托斯卡纳商人联盟（university）首领”——用universitas 这个词来表达这样的团体是饶有趣味的——并且作为热那亚、威尼斯、佛罗伦萨、皮亚琴察、卢卡、波洛尼亚、皮斯托亚和米兰商人们常驻蒙彼利埃的代理人签定了一项契约。根据契约，在蒙彼利埃的意大利侨民同意：如果他们能获得和巴黎商人一样的特权，并能在博凯尔的司法总管辖区内自由经商，就将把他们的总部搬迁到尼姆。博凯尔和尼姆是从埃格莫特或马赛开始的商路的第一站。阿维尼翁是第二站。1309 年阿维尼翁城成为教皇统治的驻地②。在教皇约翰二十二世时期③，改革了教廷的财政制度，并把改革了的制度强加给整个教会。教皇开始向整个基督教世界征收什一税。金钱如潮水般源源而来，阿维尼翁成为商业和金融业的积极活动的舞台。教皇在此建了一座壮丽非凡的宫殿。各位枢机主教在城里修建了宅邸，在农村修建了别墅。所以阿维尼翁在艺术史上象它在商业史上一样，在14 世纪占有独特的地位。从阿维尼翁起，大商路溯罗纳河而上。

毋容置疑，东北诸城吸引了来自布拉邦特和佛兰德的商品。洛林诸城吸引了部分来自低地国家和部分来自莱茵河的商品。意大利商人则与上述各省都有直接的联系。1315 年路易十世的一项法规证实了这一点。这项法规与其说是确定意大利商人的特权，毋宁说是对他们的限制，是以限制已经被他们控制的主要商业为目的。接法规确定的各种特权，意大利商人可以自由出入于香槟、法国北部的布里、南部的尼姆和纳尔榜各个集市，但要付常规的关税。除此之外，只有巴黎、圣奥梅尔和拉罗歇尔对他们开放。这项法规表明意大利商人在这个时期不仅向法国南部，而且也向法国北部（包括巴黎在内）提供商品。

我们已经叙述了意大利商人所循着的主要商路，从而了解了这条商路转移的原因，转移的方式与方法。但有必要强调，这条商路并非绝无仅有的。意大利商人有时宁愿越过阿尔卑斯山，而不愿走埃格莫特。他们通常所经过的多半是塞尼斯山口。旅客越过这一山口进入多里亚·里帕里亚峡谷，在横谷的圣米歇尔客店中投宿安身。在塞尼斯山口的最高处，是萨瓦伯爵全力赞助的塞尼斯山客店；历代伯爵们乐于以此吸引商人，因为那里所征赋税极为可观。但是意大利商人有时更乐于越过香浦高地北部的拉让蒂埃山口。

我们从1312 年5 月12 日的一份详细的文件里获得这一证据。该文件是一位意大利商人和一位名叫吉约姆·加斯孔的巴黎承运人签订的合同。加斯孔负责将价值10000 利佛尔的64 箱呢绒运到萨沃纳；每箱收运费10 利佛尔；预定路线是：巴黎、马孔、萨瓦、拉让蒂埃山口；旅途规定为35 天。加斯孔没有按规定的路线走，改道横越塞尼斯山口。当他到达皮埃蒙特时，该地区正在打仗，遂丢失了所承运的呢绒。意大利商人强行把他拖去见巴黎市长，要求他赔款20000 利佛尔，追加部分则作为补偿费。被告声明他是奉命启程。

论证说他实际上是选择了最近的路线，和他同行的原告的仆人也赞同路线的更改，意外事件的发生完全不是他的责任。结果被宣判无罪。腓力四世对商业的横征暴敛，破坏了促进法国商业发展的每一项计划。鉴于意大利商人抛弃了香槟集市，他于是把意大利人逐出法国南部各城市。

在那里他们是博凯尔诸集市的支柱。1292 年当他首次对所有上市商品征收令人憎恶的“特税”时，在尼姆的意大利商人拒付税金。他的财政大臣穆基纠正了这种不得人心的作法。但1315 年路易十世重新征收“特税”，甚至由原来的1 便士增加到4 便士。结果是意大利商人遗弃了尼姆，返回蒙彼利埃，或者到阿维尼翁，使教廷得到极大的好处。法国南部的意大利商人侨居地，在14 世纪初期似乎已经消声匿迹了。与此同时，在南方的另一地区也出现了不利于商业发展的情况。西南部的主要商路以纳尔榜为起点，穿过图卢兹，经加龙河到达波尔多。但在1320年纳尔榜受害严重，由于陡涨陡落变化无常的奥德河决堤，河水在该地区泛滥成灾，纳尔榜港的船坞淤塞。该地的船主们于14 世纪初同这种毁灭性的灾难进行斗争。他们整修了萨莱列斯河的堤坝，疏浚了河床。但这一切都是徒劳的。纳尔榜附近的奥德河支流淤塞日益严重，纳尔榜港很快无法使用而变成一片沼泽。绝望的居民打算在留卡特①新建一个港口，取代纳尔榜港。他们进行了测量，并开始动工。但却一事无成。否则留卡特将发展成为地中海和大西洋之间的贸易中心了。

前面我们已经谈到，意大利人已绕过直布罗陀海峡，同佛兰德和英国有了直接的商业往来。但是，如果他们能在地中海的法国港口卸下所运的商品，然后再顺加龙河将商品水运到波尔多，那么他们既能够避开在他们面前的漫长海路，又能够躲开柏柏尔海岸的海盗。可是法国的地方当局鼠目寸光，对建新港的问题一概不管。纳尔榜的民众向国王请愿，主动提出每个居民每年献出10 图尔苏援助这项工程，而只要求国王提供在留卡特至拉雷沃尔②之间所征收的通行税的总收入。但是百年战争爆发，法王又另有所虑。到14 世纪时，纳尔榜便降为地方性的城市。

然而，尽管纳尔榜港已经淤塞，加龙河航路在14 世纪最初几年仍被使用。它是从地中海到大西洋的最短商道。此外，这条水路穿过工业和农业区。朗格多克没有把它所有的商品都在博凯尔和卡尔卡松各地方集市出售。其中多半运到波尔多，在那里找到英国买主。甚至呢绒生产活跃的鲁西荣的呢绒也取道加龙河；最后，这个地区以葡萄酒生产而盛名。图卢兹和弗瓦的葡萄酒同纪龙德河地区的葡萄酒相竞争。因此商业贸易，至少是经营朗格多克境内产品的商业，持续不断。甚至在纳尔榜港淤塞之后也是如此。腓力四世的统治能够使法国获得某些实在的商业利益，而摆脱这一逆境，恢复平衡。其中最重要的是获得位于索恩河与罗纳河汇合处的里昂。它俯临罗纳河谷的源头，是越过阿尔卑斯山的道路和来自德国南部道路之汇合处。这是法国在缓慢地并吞勃艮第（自1032 年起属于神圣罗马帝国）旧时领土中所迈出的第一步。

腓力四世采取的有利于法国商业的另一措施是与葡萄牙缔结条约，修建哈弗尔作为输入葡萄牙商品的自由港。

诺曼底的鲁昂是一个繁荣的港口。从路易时代起，便允许该城管理塞纳河的各个码头。于是城市不断地疏浚河床，使吃水很深的商船可以驶到鲁昂。市场设置在各个码头上，鲁昂港拥挤不堪。当时哈弗尔尚未修建，阿夫勒港起的作用不大。英国人运到鲁昂的商品有康沃尔的锡和用于制作呢绒的羊毛。荷兰商人为数也不少。汉萨同盟②诸城镇运到鲁昂的商品是毛皮、木材、鸭绒、短喙燕皮和供贵族先生、贵族女士们打猎用的猎鹰。至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商人，他们则带来甜酒和塞维利亚及科尔多瓦的皮革。庇卡底的几个小港口也相当活跃，尤其是以经营熏制和腌制的鲱鱼及鲸油著称，当时的鲸鱼是在英吉利海峡捕捞的。大西洋沿岸各省份的商业相当繁荣发达。但加斯科尼和基恩是英国所管辖的省份，并非法国所占有。法国在西部仅仅占有普瓦图和布列塔尼两个沿海省份。拉罗歇尔港原属英国，自1224 年起转归法王所有。该地是它后方富裕的内陆地区普瓦泰汶产品的出口中心。经由该港输出圣让当格莱和尼奥尔的葡萄酒，圣东日的羊毛和奥尼斯的盐。以上这些商品大多经不同路线运到布鲁日，然后由汉萨同盟的商人从这里运到波罗的海周围各国。佛兰德人扮演了商品中介人的角色。布列塔尼唯一的重要港口是南特，为卢瓦尔河（尤其是都兰和昂儒）商业的天然出口。南特的商人与葡萄牙、卡斯蒂利亚、佛兰德、丹麦和波罗的海的德国诸港口都有商业贸易关系。可是英法之间的敌对行动危害了商业。1337 年百年战争爆发时，南特、圣马洛、瓦恩、坎佩尔和特勒基尔的水手变成了残忍的私掠船船员，①布列塔尼的商业下降为纯粹的国内沿海港口间的贸易。

尽管腓力四世推行高压政策，工商业还是得到迅速发展。历史学家们认为，在法国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百年战争之前的若干年，可以算是有史以来最兴旺的时期。人口数量达到一个高峰。根据一些多少有些精确的统计资料估计，当时法国人口在2000 万到2200 万之间，而当时的法国版图却要比现在小得多。人口的密度大概与现在不相上下。大城市寥寥无几。巴黎的居民不超过20 万；鲁昂7 万。这些算是绝无仅有的了。多数城市的居民不超过10000 人。村庄人口比现在多得多，尤其有许许多多独立的村庄，它们在百年战争期间才不复存在。田园显示出一派勃勃生机。农奴制的各种痕迹在许多省份里已是消灭殆尽，农民成为自由人。农业获得很大发展，有利可图。新的市镇如雨后春笋处处出现，使流动人口得以安身。而在中世纪，这类流动人口数量总是很多，很危险。

因此，若试图对腓力四世统治的功和过作一权衡，可以说，他对社会治安的改善，对城镇乡村的有效管理及其它开明的施政措施，促进了法国的普通繁荣。这些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然而，甚至在百年战争的祸患几乎把一切事物都搅乱或破坏之前，由于沉重的税收和货币频繁地变更，显然严重地影响了所取得的进步。当时的状况证明，腓力四世的行政改革是正确的。但是政府费用的增加本身却是一严重的经济问题。然而他的主观愿望并不象通常所说那样绝对化。他在许多方面是以他的祖父路易九世为榜样的。如1303年3 月禁止私战的法令，几乎是圣路易在1258 年制定的法令的再现。他奉行路易九世在1254 年制定的著名法令，为了防止可能发生的投机取巧者混入地方行政机构的弊病，禁止管家、执行官或地方行政官任人为亲、封官许愿，“因担心这种人不可能公正、忠诚地履行其职责。”腓力四世对徇私舞弊和贪污者存有戒心，对官吏的监督从不放松，他的要求对大小官员或大小法庭起了促进作用。

腓力四世对法国行政制度的修改比通常所说的要少。他希图获得佛兰德，反而丧失了在基恩取得的初步的胜利成果。这至少使腓力的税收和财经政策变本加厉，即使不是顺理成章。无论如何，人们不应该忘记，繁重的税收和苛刻的财政措施并非新的东西，若干世纪以来，封建贵族和卑劣的城主在本地已是这样做了。对法国说来，新的东西只是，这类苛捐杂税是由王室征收，其规模大至全国范围；且这类税收政策一旦确定，其权威是显而易见的。如果我们对此前地方征税史的了解如同对腓力四世的征税史的了解那样充分，或许会对他有更为稳健公正的评价。我们苛求他，因为对他了解得一清二楚。其实，我们并没有对他进行真正的客观分析，或提出正确的见解。这一章的结尾将叙述在腓力四世的三个儿子：路易十世（1314～1316年），腓力五世（1316～1322年）和与卡佩王朝一起结束的查理四世（1322～1328年）统治下所发生的重要的经济和社会事件。1314年法国人对经济和社会普遍不满。腓力四世贪得无厌的税收激怒了所有的阶级。教士已经被强制征收了巨额税收；中产阶级对征收的工商业税愤激已极；民众由于货币的经常性变动和高昂物价而怒不可遏；富有阶级对提供节俭、禁止挥霍的法令耿耿于怀；农民亦难于驾驭。在各行省组成了包括贵族、教士和第三等级的地方性社团。甚至修道僧团，如著名的锡佗僧团也参加这类组织。国王惊恐万状，火速召集各省三级会议的联席会议，答应纠正人们所不满的问题，严格调查那些对国王官吏的控告，他们已受到人们的普遍反对。授予诺曼底、勃艮第、香槟、庇卡底、朗格多克和奥弗涅的各等级以扩大自由的特许状；发给教士和贵族保证书。可是贵族走得太远了。他们要求恢复决斗裁判和私战的权利。已故国王的权臣昂盖朗·德马里尼被路易十世做为牺牲品，当众绞死。

但路易十世没有采取任何有效措施，以解救普通性的危局。他允许被驱逐的犹太人和伦巴第人在以高价买到特许状后重返法国；以司法总管辖区的岁入作抵押向他们借款；他从巴黎城借到一笔款项；最后又出售“自由特许状”，根据它的条款，国王领地上的农奴可以通过赎买获得自由。19 世纪，自由主义的历史家认为，国王的这一行动具有重大意义。1830 年基佐断言：“俄国的亚历山大皇帝没有胆略颁布类似的敕令。”并指出，在词藻华丽的法规序言里的“人生而自由”的至理名言，是中世纪对于人权的期望。但是“人权”作为一个模糊不清的社会的抽象观念，在整个中世纪是法学家和神职人员的欺人之谈。“自然法则”的说教的实陈效果并不比后来18、19世纪社会空想家的闪烁着光芒的一般原则所起的作用大。

腓力五世（1316～1322年）的统治为期过短，这对法国是不幸的。因为在品行和才能方面，他复活了卡佩王朝诸王的最优良的品质。假如他的统治是一个长时期，那么许多稍后几年发生的骇人听闻的苦难得以避免并非不可能。他统治时期，贵族集团的重新抬头是一个不祥之兆，国王成功地处理了此事。这些联盟完全是封建贵族的自私自利的反动，一个世纪以来他们愤愤不平地注视着王权的增强。如果他们得逞， 10 世纪和11 世纪的暴政必将在法国死灰复燃。不管是教士还是民众都是不会赞同的。他们是阶级和地方性的动乱因素，法国公众利益的害群之马，受镇压是咎由自取。私战、决斗和大封建主的“最高审判”已无权向国王法庭提出复审或纠正；地方铸币权也完全是过了时的封建特权，在14 世纪处于形成中的更加强大、更加巩固和更为民族化的法国，这些特权已无立足之地。

在反对封建反动的斗争中，腓力五世把教士和中产阶级作为依靠对象。

由于对贵族的不信任，他启用忠于国王的教士担任政府的文职人员，甚至在镇压各省的封建暴动中也动用了教会的武装。在三级会议中，教士的权利和影响扩大了。作为回报，参加会议的教士们答应国王从教会岁入中自由提取补助金。国王和教士在各个方面都完全一致。在王室领地上以至于在全国范围内的主教和修道院长们逐渐改变了其封建贵族的性质，而越来越成为忠实的臣民，他们不是被阶级意识所驱使，而是被王室对法国民众福利和公众利益的关心所支配。在僧侣中的民族意识比封建贵族们更强。

对待城市公社，腓力五世同时采用了专横和开明两种方法。许多自治城市由于对资金处置失当而濒于破产边缘。腓力五世便派出大量的调查人员调查了这些城市的资金和税收的方式。在其他城市——包括所有较大的城市在内——由于下层工人阶级遭受富裕行东剥削而导致的贵族和人民的分裂，引起了政治骚乱。王权也对之实行干预。于是，国王镇压了桑城、桑利、拉昂和贡比涅的城市公社，迫使它们服从于王权直接控制下的市政官。另一方面，腓力五世进一步确定朗格多克诸城市的民众特权；法属纳瓦拉①的特权和巴黎、加来、特鲁瓦、维特里、莫城、肖蒙、吉索尔、埃夫勒、利西厄、卡昂、奥尔良、布尔日、尼奥尔等城市的特权。处在封建反动的危险和许多城市居民遭受贵族阶级的凌辱的情况下，从整体上看，王权在城市中的扩展对提高人民福利有促进作用。就某些较大的城市来说，贵族阶级统治城市的政治权利就象各省封建领地的暴动一样，对君主制度下的法国的统一构成了巨大威胁。国王的市政官吏管辖的城市虽丧失了其政治特权，但却受益于行政管理的声誉和效率以及经济的繁荣。丧失了独立性的城市公社和改善了条件的王室市政官所辖城市两者间区别极小。前者不再是自由的市政团体，后者不再是属于某一领地的政治团体，两者都成为“国王属城市”。国家权力至高无上的观念战胜了地方政治独立的原则。

腓力五世在治理国家方面精力过人，所订立的法规的数量之多，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他的法规之显著特征是目标明确、措词准确。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的法令仅仅在他同三个等级认真磋商之后便颁布。高个儿腓力的统治是内刚外柔、他所从事的各项改革中，政治上的改进比物质的增长和社会的改良要差得多。与他的前任不同，他没有作出关心奴隶阶级状况的任何姿态，而实际上却为解除奴隶的身份地位作出真正的努力。封建联盟给香槟、庇卡底和阿图瓦造成了极大破坏。村舍和整片村庄被摧毁；葡萄园被毁坏；牲口、羊和耕牛被掠走；农民受到虐待。这些省的农业、商业和工业同样受到毁灭性的破坏。腓力五世为了挽救这种状况而竭尽全力，甚至开始禁止贵族所酷爱而又古老的打猎特权，因为他们为所欲为地横冲直撞，蹂躏农民的田地；禁止继续保留养兔场、饲养鸽子和猎狗，因为所有这些都危害到农民的庄稼和家禽。直到法国大革命把这些陋习弊端扫荡殆尽之前，在法国再没有见到如此严厉的废止封建特权的法规。与此相同，腓力五世下令修缮了道路和桥梁，取消了道路和河流的通行税，使旅行安全有了更大的保证。他还废除了所有法定的和未经授权而设立的通行税。在决定征收通行税的地点，无论是各省之间的关卡，还是边境的海关，所有物品的征税率必须在税务所张贴出来，公诸于众；要求收税员保存一本记有所有通过税务所的商人的完整的登记簿，包括他们的名字、所带商品的数量和特性；最后，告诫所有的地方官吏对所有的商人和旅行者必须以礼相待。为了支付地方改良的费用，除了征收以种菜为生的菜农的地租外，有时恢复地方税收。至于城市，国王允许它们出售城市周围的公共土地——为城市提供木材和烧柴来源的地方。他还重新建立若干民众慈善团体（他的父亲曾因害怕这些组织可能成为民众运动的中心，而加以禁止）。而在对待行会上，对其管理虽属温和，但对其控制则是严密的。

这项有关商业的积极而又明智的法令，作用卓著。香槟集市获得了新生，尽管时间很短，但在其延续期间还是保持了繁荣。腓力五世在向香槟的执行宫颁布的法令中，告诫他们“无论是本国的或外国的商人以及其他人，都可以携其商品安全往来”。在集市管理上，政府发行安全通行证；派人日夜巡逻道路；提供军人护卫队保护商旅和商品。有关香槟各集市及布里、伦迪和博凯尔集市繁荣兴盛的证据，在腓力五世统治时的档案里比比皆是。许多在国王领地上的城市获得了拥有一个集市的权利。腓力五世对商业发展的关心，比亨利四世以前的任何一位法王显得更为突出，更明智。他一反贵族们视经商为降低社会身份的狭隘偏见，鼓励王国官僚中的富裕市民继续经营那些已使他们致富的商业，而不在意他们已事实上成为政府官员，“就像他们还没进入三级会议也没有为我效力时一样”从事商业。但他没有助长他的臣下所经营的商业损害在法国的外国商人的利益。不管是对德国的汉萨商人、佛兰德人、西班牙人，还是对意大利人，他都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对意大利人他特别宽待。撤销了他父亲制定的所有禁令。结果“伦巴第人”涌进了法国境内。热那亚、佛罗伦萨和锡耶纳的商人和银行家在尼姆、里昂、特鲁瓦、巴黎和其他许多城市的侨居地重新繁荣起来。所有变成“国王的市民”或加入了法国国籍的外国商人，均被免除了营业税和其他的商品税。在法国的其他外国商人则必须交纳以上税收。

在对犹太人问题上，腓力五世几乎和他的前辈一样狭隘。他的哥哥路易十世在9 年以前便允许犹太商人重返法国，但把他们的侨居地限制于巴黎、圣奥梅尔、尼姆和拉罗歇尔；除了向他们强征旧时的每镑2 便士的所得税外，还向他们征收不动产和私人财产的人头税。腓力五世对这些规定毫无改动。但他是狭隘而不偏执，他不能容忍对犹太商人的公开虐待，也保护犹太居民和犹太教徒的集会。不过，犹太商人仍必须在衣服上佩有黄色标记。总而言之，他对犹太人的保护是无法否认而又远远不足的；他的严格控制要比狂热的民众的恶毒攻击强得多。

只有对异端邪说和持异端者，腓力五世才是狂热的反对者。14 世纪正是许许多多异端邪说流行的时期，其原因我们在别的章节里将另加论述。腓力五世计划的最根本的变革过于剧烈，以至于无法实现。这些变革就是在法国建立统一的货币制度和统一的度量衡制度。今天看来，这是工业发展的基本条件。可是当我们想到，尽管公制有着无可辩驳的优越之处，但在美国和英国由于传统和偏见的缘故，公制至今仍未得到公认。因此，当腓力五世试图进行货币和度量衡的改革时，所遇到的反抗力量何等巨大，我们便不难理解了。若干学者对中世纪的货币和度量衡的历史怀有极大的兴趣，潜心致志地探讨这个难以理解而又混乱不堪的问题，所著书籍真是汗牛充栋，种类之多几乎不可胜计。腓力五世的意志是值得称赞的，他的才智令人肃然起敬。当时度量衡因省而异，因城不同。其标准由封建城堡和市政厅掌握，各行其是。有时在同一座城市里，度量衡也各不相同。在巴黎有专门的谷物量具和液体量器。黑麦的色太尔不同于盐的色太尔。所以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了。每到一处，商人都必须对他的商品按当地量制重新量度；这使商人增加支出从而提高了物价。在巴黎，伦巴第街的通用量度是一块世袭领地，不可侵犯。倘若腓力五世已经成功地统一了度量衡，那么他的贡献是何等地大啊！1321 年他召集教士、贵族和城市代表在普瓦蒂埃开会，向与会者提出统一货币和度量衡问题，征询他们在全法国建立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是否方便。城市代表拒绝出席会议。而被个别征询意见的城市答复道，他们的度量衡制对他们恰到好处。因而，由于受到普遍的冷遇，甚至由于受到某些城市的敌视，这一改革失败了。从而法国大革命承担了此任。有一点是毋容置疑的：腓力五世是一位聪明能干的君主，在他所辖的属民中享有应得的威望。巴黎的热弗洛瓦是一位诗人，他有时用古法兰西语，有时用拉丁语写诗。他写到腓力五世保护“小鱼”，反对贪婪的“大鱼”，这确实表述了普遍的看法。他尊称腓力五世是“一位牧羊人，而不是一只狼”。他在盛赞这位国王避免不必要的战争时写道：

“当战争来临之时，国王才戎装上马。”诗人对于1316 年对反叛者的镇压是感到欢欣喜悦的。他们是与祖国作对的“违背天理的恶徒”。君主的统治意味着为社会造福，而不是为社会的特权阶级谋利益。腓力五世是一位真正的君主，人民将竭尽力量以支持之——“人民是你的助佑者”。

然而，尽管腓力五世的才智出类拔萃，勤于政事，法国的苦难还是很少得到减轻。这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在这经济和社会急剧转变的时期，所有道德标准动摇；物价混乱、货币不稳、税收形式新奇；贵族的反叛、市民阶级的骚动和农民的暴动此起彼伏，连绵不绝，成为腓力五世统治时代的特点。而天公又不作美，使这些有害的因素有增无减。1314 年至1315 年的冬天出现了少有的严寒，而且春天干旱，夏天多雨，结果1315 年粮食歉收。1316年年景也没有好转，许多地方春秋两季的秧苗被冻伤，几乎各地的葡萄园都受到严寒的摧残。一群群半饥半饱的农民赤着脚徘徊于受灾的田野，带着圣物，祈求上苍让阳光重新普照大地。法国遭受了两年之久的饥荒的痛苦。直到1318 年物价才恢复正常。在这几年里，通常只值10 到15 个巴黎索尔①的一色太尔麦子，要卖到60 至80 索尔。穷人们用树叶、草根做的面包充饥。

据《圣德尼的编年史》记载：“许多男子、妇女和可怜的人饿死于巴黎街头。”男人、妇女和小孩在巴黎街头的尸堆上挣扎。许多城市的明暗沟里塞满了腐烂的尸体。迷信增加了贫困者精神上的痛苦，街谈巷议的故事中充斥着恶棍、男巫和女巫。

这一灾祸，导致了1320 年农民起义的爆发——一次类似1251 年的新的“牧人起义”。忍饥挨饿的农民离乡背井，怀着令人难解的激奋心情，带着制作粗糙的十字架和旗帜，成群结队聚集在约定的村庄和城镇。一些人想去圣地；一些人想到贡波斯泰拉的圣詹姆斯陵墓；还有一些人想去向国王请愿。这些可怜的群众象1096 年和1251 年的农民十字军一样，是被堕落的领导者所愚弄的民众，而这次是被一个免去圣职的僧侣所煽动。此外，城镇和农村的地痞流氓，即“无宗教信仰、无法无天的无家可归者”，拦路抢劫者、扒手、偷窃犯、侵入他人地界偷猎或偷渔者、逃亡的农奴、逃亡罪犯也参加了农民的队伍。编年史记载道，这些骚乱的群众“象一阵狂飙”，向巴黎进军，抢劫了巴黎田园街的圣马丁修道院，冲进了沙特莱要塞③，释放了在那里的囚犯，杀死了巴黎市长。国王在卢浮宫里闭门不出；贵族躲进他们的城堡；市民阶级紧闭住宅和店铺的门窗，直至这次暴动结束。后来“牧人”退出巴黎，分裂成若干互不联系的帮伙侵入贝里省、圣东日省和朗格多克省，一路横行无忌，抢劫掳掠。犹太人在这次骚乱中受害尤深，有500 名男人、妇女和孩童在加龙河畔凡尔登地方惨遭杀害。在阿尔比，市议员关闭了城门。但城内的民众“为了基督的慈爱而反对信仰的敌人”，大开城门欢迎“牧人”。与此同类的狂热人群，几乎到处都有出现。教皇的强烈谴责和开除教籍的威胁也宣告无效。最后，最大的一伙“牧人”队伍，怀着效法圣路易的狂热信念，到达埃格莫特，打算到东方进攻穆斯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埃格莫特的难以行走的沼泽地里，被饥饿和热病夺走了生命。其他各自独立的起义队伍，在法国南部继续扰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别的地方，流窜的队伍也被击败而溃散，死于饥饿和贫困。这次暴动带来的严重余波是对麻疯病人的群众性激烈行动。在许多地方，这些可怜的下层民众被集体残杀。即使幸免，也受到新的法律的极度压制，过着活地狱般的生活。

卡佩王朝的结束是在查理四世（1322～1328）时期，他的去世是一个时代的完结。瓦洛亚诸王统治时期的主要历史事件是与英国的长期战争，通称为百年战争（1337～1453 年）。但是战争的前兆却应该在腓力四世时期探求，现在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法国的国际关系史和腓力四世与英国爱德华一世的关系上来。

谢选骏指出：人说“圣殿骑士团被指责为十足的道德败坏、实行骗人的妖术和信奉邪说。1307 年10 月13 日雅克·德莫莱和所有在巴黎的圣殿骑士都被捕并被带到宗教法庭上。用残酷的折磨逼出了荒谬绝伦的招供。”——我看这很像毛泽东为了结束文革而制造的冤案“清查五一六分子”——

佚名网文《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團」運動》报道：“「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是指1967年中國北京一度存在一個名為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的極左組織，利用五·一六通知散發反對周恩來的傳單。後中共中央在全國範圍內開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簡稱“清查五一六”，數以百萬計的幹部群眾遭到迫害。有學者估計受到清查的人以千萬計，整死人以10萬計。

歷史

1967年7月1日，北京外語學院成立了名為「五·一六」的紅衛兵群眾組織，在成立大會上通過了《首都五·一六紅衛兵團第一屆代表大會決議》，其中將周恩來稱為「中國最大的反革命兩面派，是中國最大的賣國主義者，修正主義者，右傾機會主義者之一」，並稱他為「我國黨內出現的一股資本主義暗流的總後台之一」、「中國第二個赫魯曉夫式的個人野心家」。

1967年9月8日，毛澤東在《人民日報》發表的姚文元《評陶鑄的兩本書》一文中加了一段話：「現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採用了這個辦法，他們用貌似極『左』而實質極右的口號，颳起『懷疑一切』的妖風，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挑撥離間，混水摸魚，妄想動搖和分裂以毛主席為首的無產階級司令部，達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惡目的，所謂『五·一六』的組織者和操縱者，就是這樣一個搞陰謀的反革命組織。應予以徹底揭露。」「這個反革命組織的目的是兩個，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以我們的偉大領袖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領導；一個是要破壞和分裂無產階級專政的主要支柱―偉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一次公開在報刊上提出要在全國徹底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

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專案領導小組，陳伯達（後被列為「五一六」陰謀集團的操縱者）任組長，公安部副部長李震為辦公室主任，謝富治、吳法憲為領導小組成員。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打擊反革命破壞活動的指示》 ，進一步在全國大規模地開展清查「五一六」運動。3月27日，中共中央發出《中共中央關於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的通知》。通知說：「國內外階級敵人同我們的鬥爭是很複雜的，反革命秘密組織決不是只有一個『五·一六』」，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運動。10月，毛澤東作出批示：「『五一六』問題不能一風吹，有些單位已經一風吹了，例如外語學院。」

1971年2月8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建立『五·一六』專案聯合小組的決定》。專案聯合小組以吳德為組長，李震為副組長，組員有13人。《決定》指出：在清查過程中「要防止擴大化，又不要一風吹」。此後，清查「五·一六」分子的運動更加「深化」。

這場清查運動一直持續到1974年批林批孔運動，之後不了了之。清查運動不僅嚴重擴大化，而且演變成全國性的兩派群眾組織大混戰。

【第二章 百年战争的背景。羊毛和酒。】

法国和英国之间在佛兰德毛织品贸易和加斯科尼葡萄酒生产上的冲突。13世纪末，法国和英国之间，自1066年诺曼征服以来即已存在的传统敌对关系，呈现出一种新的色彩。迄今为止，它们之间所有的战争都是封建性质的，其根源在于英国国王在法国占有诺曼底、昂儒、缅因、都兰、普瓦图、基恩和加斯科尼等省份，虽则是以领地的形式得到的；此外，英王还支配着邻近这些地区的其它领地的政治，而这些地区都是法王欲据为己有的。1204年，腓力二世从英格兰的约翰手中得到卢瓦尔河北部的地产，1224年普瓦图转入法国之手，但西南部的基恩和加斯科尼的大片富庶地区仍为英国所据有。这两省是腓力四世统治时，法国领土野心的目标。但目前其动机的经

济性质多于封建性质。

13世纪末，英法之间整个敌对关系的性质改变了。他们之间曾经是封建的和政治的敌对，现在主要转变为商业上的竞争，竞争的焦点是加斯科尼的葡萄酒贸易和依赖英国原毛的佛兰德毛织业。决定性的因素是在比斯开湾和在那时被称为“狭海”的英吉利海峡的海上势力或海上霸权。一瞥地图即可发现，英国和佛兰德、英国和加斯科尼之间是由海连接着的。保证英格兰东部诸港和佛兰德港口之间，南安普敦或朴茨茅斯和波尔多之间的海路畅通，对于英国的商业利益是绝对必要的。

这两个国家之间敌对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北海、英吉利海峡和中世纪唯一剩下的最大捕鲸基地比斯开湾的渔业。巴荣纳因捕鲸而兴盛起来。勇敢的巴斯克渔民是出色的捕鲸者，至今巴荣纳市的印章上还刻有一头鲸。北海拥有北欧最重要的鱼产地。很久以前，北海的鳕、黑线鳕和鲱鱼业都很著名。北海充其量不过是浅海，但在英格兰东海岸附近，有一个平均深度为20噚的低矮的海底高原，构成一个三角形的泥淖，里面充满着可作为幼鱼最好食物的微生物。这就是多格尔沙洲。英国人、弗里斯兰人、佛兰德人，诺曼人和布列塔尼人的捕鱼船在春夏两季往往集中于此。各国船队之间经常发生冲突，海盗行为也屡有发生。这是一种辛苦而剽悍的生涯。多少世纪以来，没有任何官方采取措施审理这些暴力事件，因为每个国家的渔民同样都是罪犯，因而这一海域就被看作一种“无主地”。但到13世纪，海上贸易的增长及强有力政府的发展，终于导致了制止罪恶行径（如抢劫遇难船只与海盗行为）的立法。爱德华一世的威斯敏斯特第一项立法（1275年）重新实行了一项理查一世时期的古老法律，规定当船只搁浅时，倘若有一个人、一条狗或一只猫得以逃生，那么该船不应被认为是失事船而被劫持。由于当时没有海上警察，因而，除了英国南部“五港联盟”的总裁能保证的区域外，这类立法在多数情况下，不过是一纸空文。

英法在佛兰德的对抗及法国蚕食加斯科尼的历史，尽管最初是互不相关的个别历史事件，然而到了13世纪末却融合到一起了，或者更应该认为这是法王腓力四世和英王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法国和英格兰之间商业竞争的两个不同侧面。我们将首先追溯佛兰德及其邻近地区的历史，这些地区通常被合称为低地国家，或法语所称：Pays Bas。

中部欧洲的北海沿岸，有一片由莱茵河、默兹河和斯凯尔德河带来的泥沙冲积而成的低地，这里群集着一些世俗和教会的诸侯领地。在莱茵河南部，这些国家中最重要的是佛兰德伯国和埃诺伯国、布拉邦特公国和康布雷及列日两个主教管区。莱茵河北部有泽兰、荷兰、盖尔德斯、茹特芬诸伯国和乌得勒支主教管区。从历史上看，所有这些地区的居民都属于下德意志语系。但几个世纪以来，在血统上，特别是在语言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莱茵河北部的居民是弗里斯兰人，属纯下德意志（荷兰）的血统和语言。在莱茵河南部的居民是佛来芒人，其语言介于德语和荷兰语之间，而利斯河以西的佛兰德地方的人则操法语。从广义来讲，这里是瓦隆佛兰德语区，但就更严格的意义而言，瓦隆佛兰德仅指里尔周围地区。这些低地国家东部渐次伸入德意志，西南部则渐次伸入法国。由于除沿海地区外，低地国家没有地理上的自然边界，故而各诸侯领地的边界不稳定地相互交错着。当今，虽然这些低地国家已形成统一的比利时王国，但在中世纪它们却是相互独立的政治实体。然而不论是在中古还是在近代，在历史和语言两方面，它们始终是变化着的。它们的政治史大部分附属于其它国家，在中世纪附属于法国和德国，近代则属于西班牙和奥地利。罗曼斯瓦隆语介于西部瑞士罗曼斯语和东北部法兰西罗曼斯语之间，而佛兰德语则处于德语与荷兰语之间的一种类似的中间状态。

13世纪末，在所有这些松散地结合在一起的地区中，佛兰德伯国是最重要的。这个伯国的混杂的构成，极好地说明了整个低地国家的“异体混成”的性质。佛兰德伯国的一部分，叫做“领主地”，在这里，佛兰德伯爵是主人而不是“侍从”，这部分属德意志帝国，伯爵领有的是帝国的采邑；佛兰德“伯爵领”则是法兰西国王的封地；而伯爵治下的领地的第三部分是自主地或称为“佛兰德自由伯国”。即使列举了上述差异也未能尽述佛兰德领土构成的多样性。因为“帝国领地”部分又至少被分为五个地区：（1）斯凯尔德河与当德尔河之间的阿洛斯特伯爵领；（2）斯凯尔德河外的小片地区或者说是穿越斯凯尔德河的土地（埃斯科河外的土地）；（3）斯凯尔德河河口沿翁德河一线，形成了四小片地区，被称为“四个地区”或De vier Ambachten；（4）瓦尔赫伦的泽兰诸岛及南、北贝弗兰——荷兰伯爵以佛兰德伯爵的附庸身份，领有此地；（5）沃伊斯或沃伊斯兰。佛兰德之归属帝国的起因及其与帝国相关的契约性质是很模糊的。自然，阿洛斯特伯国是属于帝国的。事实上，它是佛兰德伯爵们于11世纪中叶攫取的布拉邦特的一部分。皇帝曾以履行臣服礼为条件，承认他们对这片地区的领有。同样，位于斯凯尔德河两支脉之间的“外斯凯尔德河”地区，由于太靠近根特而几乎成为根特的一部分，自然也是属于帝国的。至于泽兰及其海岸附近的一些岛屿，尽管佛兰德伯爵们早在1018年已得到这些地区，事实上，自13世纪中叶以来（1253）它们就被看作是附属于荷兰伯国的帝国的佛兰德的一部分。位于斯凯尔德河口和沃伊斯兰及根特东部的外斯凯尔德河地区之间的四个地区，是加洛林王朝在此地管辖权之奇怪的古老的残余——因此，“帝国的”这一名称才用于这一地区。虽然现在沃伊斯兰每一路得的土地都已开垦，但在中世纪它却是位于根特和安特卫普之间的约30英里长的广阔贫瘠的荒野。它是法国王室的封地，但德意志皇帝却要以佛兰德伯爵之领主的身份来领有它。

在所有这些错综复杂和被搞得混杂不清的领地中，佛兰德伯国即法兰西佛兰德是至为重要的。这里所云集的市镇，超过了低地国家中的任何其它地区。在操佛来芒语的部分（操佛来芒语的佛兰德），有根特、奥德纳德、库尔特雷、伊普雷、巴耶尔、卡塞尔、波堡、贝尔格、弗内斯等；在操法语的佛兰德，有布鲁日、里尔、杜埃和奥尔齐。这两种方言之间的分界线——后者是庇卡底方言——大致是利斯河。但是尽管这一分界很重要，却并不与任何政治上的边界相一致。

佛兰德是法国国王的巨大封地之一。在卡佩王朝初期的国王们统治时，伯爵们与法国国王之间的关系是和睦的。鲍德温五世在法王腓力一世（1060～ 1066 年）冲龄时期曾任法国摄政。此时佛兰德和法国之间的商业关系是密切的。有一份1066 年的档案叙述了“佛来芒民族的商人和酒商”怎样经常前往法国各省，携带佛兰德的毛织品换回法国的酒；有的档案则记载来自努瓦荣、韦尔曼杜瓦、亚眠和桑德尔的法国商人前往佛兰德去购买佛兰德的呢绒。佛兰德的商人群集于香槟集市。

12 世纪至13 世纪，法国文化在佛兰德广为普及。大批佛兰德学生在兰斯、拉昂和巴黎上学；两国的显贵家族相互通婚；佛兰德高级神职人员的职位往往被法国的牧师们占据；法国的克吕尼和锡佗修道僧团在佛兰德拥有许多修道院；法语的稳定传播，限制了佛来芒语流行的范围。13 世纪末，语言上的分界线实际上与今天的情况相同。在宫廷和十字路口，行吟诗人都用法语吟唱。早在法国国王们放弃拉丁语使用本国语之前，法语就是佛兰德伯爵们的官方语言。除少量的和地方性的贸易之外，法语是普遍通用的语言。但法国影响的增长受到了诺曼影响的顽强抵制。征服者威廉的王后是佛兰德的玛蒂尔达；许多佛来芒人参与了1066 年对英格兰的入侵；诺曼诸王统治时期，相当数量的佛来芒殖民者定居于英格兰。英王亨利一世统治时，英法在佛兰德的竞争更为激烈，亨利一世是有纪录在案的第一个建立“货币封地”②的国王，低地国家也是如此，在那里一些佛兰德伯爵的附庸，特别是卢万公爵，就接受英国的货币。1127 年，佛兰德伯爵好人查理被谋杀，这一谋杀消息通过佛来芒商人最先传至伦敦。英王亨利一世、法王路易六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罗塔尔二世都力图在这个伯爵领地安置自己的候选人，斗争以英国人的胜利而告终。但是，斯蒂芬在雇佣佛来芒雇佣兵入侵英国时，却将这些雇佣兵安排在英国民房中。他的这一政策以及在这一无政府时期农业和商业的瘫痪，使英格兰和佛兰德疏远了。佛兰德伯爵支持路易七世反对金雀花王朝的亨利。路易七世死时（1180 年），佛兰德的腓力在法国国王腓力二世冲龄时期任摄政。但由于年轻的国王与埃诺伯爵的一个女儿、佛兰德伯爵的侄女结婚，而在她死时佛兰德伯爵宣称有权拥有她的地产，随即爆发了战争，结果是法国吞并了阿图瓦和重要的城市阿拉斯。此后，佛兰德的伯爵们有理由感到恐慌，惟恐法国觊觎并取得特鲁恩纳，贝顿、里尔、朗斯、杜埃和邻近法国边境的其它一些城市。这种担忧使佛兰德伯爵们投入英王的怀抱，并且是他们与英王约翰及德意志皇帝不伦瑞克的奥托结盟的原因。这一同盟在布汶战役中被粉碎（1214 年7 月27 日），在这次战役中佛兰德伯爵成为法国人的阶下囚。伯爵夫人若昂在她的丈夫受了12 年的囚禁后，为了使之获释，于1226 年签署了默伦条约，割让里尔、杜埃、斯吕伊作为赎金的抵押品，佛兰德男爵们宣誓效忠以迫使伯爵履行诺言。

13 世纪末，当政的佛兰德伯爵居伊·德当皮埃尔是一个纯粹的法国人，出生于香槟，与法国皇族的旁支波旁家族有亲戚关系。佛来芒宫廷以法国国王的宫廷作为自己的榜样。尽管佛兰德这样渐渐地在政治上和文化上更加法国化，但在商业和工业上却越来越接近英格兰。与此同时，剧烈的社会分化发展了。法国化的佛来芒贵族拥有封建的司法权和征税权，对地方贸易征收通行税和过境税，向庄园“纳税者”征集实物并向非贵族阶级征收货币形式的代役租和什一税。倘若后者主要是农民阶级，那么他们在贵族阶级面前就得忍气吞声，无能为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除意大利外，佛兰德兴旺的工商业活动比欧洲其它任何地区都发展得更早。同伦巴第一样，佛兰德是一个由城镇构成的国家，城内住着商人、小贩和工匠等市民。这里的文明实质上不是农村文明，而是城市文明占优势。根特、伊普雷、杜埃等城与米兰和伦巴第诸城互争雄长。这里商业和制造业占有比农业更为重要的地位。人口密度超过了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任何其他地区。甚至早在1127 年，佛兰德就被描写为“人口稠密”的地区。资本主义制度在这里占了优势。这个国家尽管全部是法国式的，但却拥有与法国很不相同的工业组织，因而皮朗先生可以这样来描述：

正是工业给予这些地区以特殊面貌，并使它们在欧洲处于独特的地位。任何地方，甚至在意大利，也不能在这样小的空间内发现这么多的手工业中心。佛兰德的一些大城市实际上是自由城市，因为伯爵对这些城市仍然保有的政治权力的程度是微弱的。在城市中，富裕的商人和工业家形成了政治和社会的贵族团体，或称商人贵族，它控制了市政府。他们和下层工人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差别。这些大商人或市民是富裕的、有势力的。就社会地位而言，他们是城市贵族；从经济上看，他们是雇主或资产阶级。他们组成了行会或商业公会——这些组织早已不是工人和匠师的共济组织，而成了大的商业和手工业集团，这个集团完全把下层劳动阶级排除在外。这就是13 世纪末佛兰德的状况。

14 世纪的历史——直到1382 年法国的勃艮第公爵稳固地确立了他在佛兰德的统治之前，是以一系列重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事件为标志的。在欧洲，甚至在意大利，任何地方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也不象在佛兰德那样的具有如此重要性。1300～1385 年之间，爆发了三次大的革命，在这些革命中各派力量都起了很大作用。在第一阶段中，工匠们和伯爵居伊·德当皮埃尔结盟反对商人。行会几乎遭到破坏，工人阶级闯进了市政府。在以雅克·范·阿特维尔德的伟大名字为标志的第二次革命中，工匠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反对伯爵。因为伯爵为了法国的利益而牺牲了他的国家的商业和工业利益，而这是依赖于英国支持的。最后，在1379 年至1385 年的第三次革命中，工人阶级卷入与资产阶级的暴力斗争，但被法国的军事干涉所镇压。第一次革命中，布鲁日是运动的领导者；在其他两次革命中根特起了领导作用。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详细描述佛兰德这些革命中每一次革命的历史。

城市下层工人阶级和商人贵族间的对立，决定了佛兰德内部与外部的历史，法国和英国国王的政策，也受到这种对立的影响。这种商人贵族在各地都是一种思想狭隘的社会等级，他们实行很长的劳动时间，削减工资，漠视群众的物质利益。正因为这样，工人阶级为争取他们在市政府中的代表权而大声疾呼。于是小人物反对大人物；正象在意大利那样，瘦人反对肥人。在13 世纪发生了一些人民起义。在很长时间内，这类冲突是孤立的，带有地方性的。但它们却渐渐成为普遍的，绵延不绝的现象。成为整个工匠阶级反抗贵族的活动。如果可以用一个词来表达佛兰德这一时期的生活的话，那么，这个词就是“呢绒”。

威斯敏斯特的马修告诉我们：“佛兰德人用英格兰羊毛织成的呢绒温暖着世界上的所有民族。”

佛兰德的繁荣依存于它的呢绒制造业和由此而产生的商业。每个佛兰德城市的基础都是它的呢绒工业，而且佛兰德的毛织品以其质地优良、色泽美丽而在各处享有盛名。它们在欧洲无与伦比，而且可以在东方的集市里买到。这种呢绒对于贵族和富裕的资产阶级的衣着来说是不可缺少的。正因为这样，腓力四世在对佛来芒人进行战争期间禁止他们的工业品进入法国境内时，法国宫廷必不可少的佛兰德呢绒依然允许进口。佛兰德的呢绒种类繁多：有黑色和灰色的普通呢绒；有褐色呢绒和黑色透亮的呢绒；有毛麻混纺制品；有变色条纹呢绒。每一城市的产品都可由每匹呢绒的长度及附在呢绒上的铅印加以识别。在伊普雷，每年使用的这种铅印标记将近80 万个。佛兰德的呢绒销售市场是世界性市场。呢绒制造业变得非常重要，而使其它各种工业倾向于衰落，尽管它们曾是繁荣的。

既然整个佛兰德都以呢绒制造业为生，因而羊毛已成为头等重要的进口商品。一部分羊毛来自阿图瓦；一部分由佛兰德商人从香槟集市购进。但这些羊毛数量不足，质量低劣。最大量的，质量最好的羊毛来自英格兰。富裕的英国土地所有者对他们的羊毛市场满怀信心，便以损害农业的方式扩大绵羊牧场。一些修道院，特别是约克郡的锡佗教派修道院拥有数目众多的羊群。国王本人也在王室领地上大量放牧羊群；国王的羊毛征集人就是征收岁入的重要官吏。王室最丰厚的收入之一就是来自羊毛出口税的征收。因此，我们很早就发现居留于多佛和伦敦的佛兰德采购组，他们是布鲁日商业公会的代理人。最初，佛兰德各城市的行会是分离的、相互独立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结合成伦敦商业公会。这个团体的核心是布鲁日的商业公会，因而有时也被称为布鲁日商业公会。这个团体的会长一直是布鲁日人。伊普雷加入这个团体之后，它有了输送公会掌旗者的特权。令人费解的是，根特从来不是这一公会的成员。布鲁日商业公会规模最大时，包括了约15 个从事英国羊毛贸易的佛兰德城市行会。这一伦敦商业公会即布鲁日商业公会与佛兰德的另一个商业公会截然不同，那是由分布于整个低地国家的17 个城镇中的17 个商业行会组成的。因为除了布鲁日、根特及伊普雷等佛兰德城市外，这个公会中还有里尔、瓦朗西安及康布雷等城市。这个“17 市镇商业公会”，由附属于不同封建领主的若干地区构成，从未有过象前一个商业公会那样牢固的组织。它的主要商务是与香槟集市进行交易；随着香槟集市的衰落，这个商业公会也消亡了。14 世纪中叶以后，它肯定已不复存在了。当香槟集市已失去昔日的重要性时，这个商业公会的商人将他们的活动局限在低地国家的地方性集市，其中最大的是图鲁集市。但由于布鲁日在商业上的重要性不断增强，这个集市衰落了。其它集市是在伊普雷、根特和里尔。里尔被法国王室吞并后，这里的集市也不复存在了。布鲁日适时地吸引了那样多的北方商业，致使低地国家的所有集市全都衰落下去。商业的形势改变了。低地国家矿产资源的开发也始于这一时期。默兹河流域盛产铁、铜和煤。列日早就以其铁制品而闻名于世，迪南也以铜著名，煤则早在1198 年就在开采了。

富裕的羊毛商和呢绒商，通过他们对行会和市政府的双重控制，操纵事务以谋取私利，并损害劳动者的利益。一个织工不得同时又从事印染业；他拥有的学徒数也不得超过一人，而一个剪毛工却可以带7 个学徒；一个（旅店的）老板不允许有3 名以上学徒身份的“伙计”或助手在他手下工作；小商人在他们所能销售的货物数量和种类方面都受到限制；食品供应也同样是有所区别和受限制的；大行会成员特别控制了原料，并按记件工资的标准向工人发放救济品。对于雇主而言，记件工是比工资制更为有利的一种方式。而工人们则遭受到危机和失业。羊毛不是从大商人之手转给生产者，而要通过中介人“呢绒商”，也属于资本家。他们从大商人手里取得羊毛，将羊毛分给毛织匠师，毛织匠师再把成品出卖给呢绒商。最后，被富裕资产阶级轻蔑地称之为“蓝指甲”的下层劳动居民则被排除在所有地方政府代表席位之外，没有选举权，也没有在政府中任职的权利。这样，正象欧洲其它各城市一样，在佛兰德各城市，也存在着为争取上述民主权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阶级冲突的尖锐对立因素。城市贵族在其全盛时期远未缩小那隔离上等阶级和下层等级之间的鸿沟，反而扩大了他们之间的分裂。年复一年，城市法律和行会章程增加了行会的垄断权，同时减少了劳动者的自由，降低了他们的工资。由于害怕工人骚动，城市规章禁止7 名以上的工人聚会；禁止他们结社或携带武器。城市的习惯法汇集证实了贵族阶级的专横。在一些城市中，贵族可以殴打工人而免于受罚，而侮辱贵族的行为则要处以苛重的罚金。关于这种紧张状况，我们发现了几次有案可查的可怕的暴动。1280 年至1281 年间，在布鲁日、伊普雷、杜埃和图尔内各城都发生了暴动。然而，这些商人贵族也有一些可以称道的地方。他们铺砌街道，疏通淤塞的河道；修建富丽堂皇的市政厅（这类建筑迄今在布鲁日仍可见到）；修建庄严的行会大厦，如伊普雷的宏大的呢绒大厅（它已在世界大战中被毁坏）；他们建立了教堂和医院，并为自己建造了豪华的宅邸，其建筑和装潢至今仍使参观者赏心悦目。

伯爵居伊·德当皮埃尔心怀忧虑地注视着一些大城市中贵族所行使的巨大政治权力。1280 年工人阶级暴动时，他利用这种局势拒绝重新颁发在暴动中与市政档案一起烧毁的布鲁日特许状，自1228 年以来一直管理着城市的39 家贵族因而对他怀有怨恨。人们也许已经观察到——而且这是下个世纪历史的关键——佛兰德的城市贵族阶级与法国君主的联盟已成为一种传统，贵族们在维持他们的权利，以反对伯爵和手工业者；法国君主则企图加强对佛兰德伯国的控制。因此，在以后的几年中，当城市统治阶级表示他们愿接受法国国王的统治时，工匠们起来反对他们，成为伯国独立的当然保卫者和伯爵的坚定支持者。

不满于佛兰德的半独立状态的腓力四世，觊觎佛兰德的领土并非仅仅想扩大法国的领土，而是要达到控制佛兰德岁入的目的。他巧妙地运用了这一地区的离心因素，由于他掌有得力的财政机关，佛兰德的商业和工业或许都会将财富倾入他的囊中。但英格兰的爱德华一世怀着极度的忧虑注视着法国对于佛兰德政治控制的前景，因为这对于英格兰的羊毛贸易必定是不利的。由此，佛兰德内部的分裂影响到法国和英国之间关系。伯爵和下层阶级倾向英格兰；贵族和城市贵族拥护法国。腓力四世在布鲁日、根特、杜埃和其它佛兰德城市专横地设置监护人，以保证市政长官免遭伯爵的不公正待遇。可以判断，所有这些市政长官都处于城市贵族阶级的控制之下。此举不仅削弱了居伊的政治权力，在经济方面，还减少了他的财政收入。居伊在财政上依靠城市，敏锐地感觉到“监护人”的压力。

佛兰德伯爵对法国不满的另一个原因是瓦朗西安问题。当时，瓦朗西安刚刚驱逐了埃诺伯爵在该地的守备部队，以示其对佛兰德伯爵的忠诚。法国国王遂声称他将把瓦朗西安归还给埃诺伯爵，以图迫使居伊反叛其君主，从而使埃诺和佛兰德在阿韦纳家族之下联合起来。德皇纳索的阿道夫宣布他将收复近年来被法国攻占的神圣罗马帝国的领土，特别是瓦朗西安。腓力四世和佛兰德伯爵都清楚，这是一句空话。绝望使伯爵铤而走险。居伊·德当皮埃尔转向英国的爱德华一世，做了他的同盟者。对于法国的政治仇恨使佛兰德伯爵于1294 年倒向英王，但是，伯爵和英王也可能都已意识到了英国的羊毛生产和佛兰德的呢绒制造业之间相互的经济联系。对佛兰德伯爵而言，这个同盟只给他带来了暂时的利益，因为法国和英国已交战了。

基恩和加斯科尼是英法之间的另一个争论点。这两个省是一度强大的昂儒帝国①的最后领地，自1152 年以来一直为英国王室领有。但英王也不得不因占有这块领地而向法王表示臣服。问题就在这里。腓力四世贪婪地注视着加斯科尼和基恩，策划剥夺英国对该两地的统治权。在扩大领土支配权，将封建法国松散联合的各行省巩固为坚强整体的强大君主政治的自然倾向背后，萌生着的民族意识也开始发挥作用。因为即使在血统、语言和地方习俗等方面基恩和加斯科尼的居民有不同于法国人的特点，但他们毕竟属法兰西民族。尽管居民或许会安居于英国的统治之下，但法国君主却会认为这是在他的国土内的外族统治。在腓力四世时期法国的宣传中，我们找到了这种萌生的民族意识的证据。当时，法国宣传其“自然边界”是莱茵河、阿尔卑斯山脉和比利牛斯山脉。这一政治原则的提出者，具有真正的君主才能，当属尤里乌斯·恺撒。因为恺撒若不是说过上述划分是高卢的自然边界，那么，罗马高卢的新名称“法兰西”又是什么呢？

但是，法王企图将基恩和加斯科尼合并于王室的野心，也包含有经济的动机。作为葡萄酒产地，加斯科尼胜过欧洲其它任何地区。加斯科尼起伏的丘陵和肥沃的草原，是饲养牲畜的天然牧场。加斯科尼的马匹是著名的，同时，比斯开湾的渔业及捕鲸业也大可获利。制盐业也是比斯开湾的重要工业。地理和地质条件促成了法国西南部这两个英国人所拥有的行省的繁荣。气候和地形的多样性——高山、草原和富饶的谷地，由比利牛斯山脉的雪水汇合而成的纵横交错遍布全境的无与伦比的河流体系，汇集于浩荡的加龙河，其汇合处是法国①海滨城市中的皇后波尔多，还有那哺育了勇敢的航海者的漫长海岸线和可通航海外的河流及适于葡萄生长的土壤条件。

上述这些因素，使波尔多成为在政治和商业上具有极为重要价值的首首府，并特别适于作为沿海居民和一个只能由海路才能到达的属地之间的交通枢纽。它与宽阔的纪龙德河入海口相去不远，即使最大的舰队也可沿“波涛汹涌”的河道安全地破浪而行。而且，由于它具有英国人精心设置的防御工事，因此，该地自然成为重大的政治和军事中心。

在法国和英格兰，没有任何商业城市能与波尔多相媲美。伦敦虽富但很肮脏；波尔多则富饶而美丽。在其宽敞的码头上卸下谷类、干酪、奶油、毛皮、鱼类、皮革制品、绳等货物，而最为重要的是锡、羊毛和英格兰的呢绒。同时，大型酒船队亦由波尔多驶往不列颠和佛兰德各港口，它们往往结队航行，以便彼此保护。它们同战船一样，依照法典进行管理。英国人和加斯科尼人之间的自由贸易如几世纪来近代政治经济学课程所估计的那样，给这两个国家带来了商业活动的不可遏止的生命力。波尔多不仅是加斯科尼境内的所有道路的汇集处，而且还处于上述著名河流系统的中心位置。加龙河、多尔多涅河和阿杜尔河以及众多的支流，遍布于这广阔的地区，且成为与邻近各省联系的纽带。因此，它是加斯科尼地区葡萄酒贸易的最重要基地。酒成为整个地区最为重要的商品，并为该地全体居民提供了生计和财富。商人们用自己的船只运载自己的酒。这些酒对于英国具有特别的价值，以致贵族、主教、教士、国王本人和王后都亲自经营此种贸易。这种在英国各港口深受欢迎的加斯科尼厚利贸易，自然会引起法国人的妒羡，因而产生了很多冲突，在这些冲突中，加斯科尼人和英国人在同一条战线上，反对法国北部和西北部海岸的竞争者。

整个中世纪，葡萄栽培技术的专门化，使葡萄园的管理者成为农民中身份最自由的人。在莱茵河和摩泽尔河流域，在勃艮第的科多尔，特别是在广泛实行地产自由领有制的加斯科尼，情况确实如此。在乡间也一样，贵族、小土地所有者以及小农世代相袭，都是自由人。这一点与封建法国的其它行省的经济状况和社会结构极为不同。这种地产的自由领有制受到人们极大地拥护，因之公众舆论盛赞查理大帝的恩德。一部编年史记载着：“当伟大的国王查理要准备从撒拉森人手中征服这个地区时，他不得不酬答那些倘若不给予赏赐便不为其服军役的贵族，而普通民众则无偿地为他服役，也不要求任何东西。因此当查理大帝将已征服的土地赏赐给贵族时，要他们服军役或提供其它封建义务以为报偿。但对于下层阶级，出于感激之情，也为了激励民众，查理大帝豁免他们因拥有的财产而需承担的全部封建义务，并宣布他们此后将有土地的自由领有权。”而且，基恩和加斯科尼的封建法律条文在遗嘱、监护、婚姻，继承权和保护被指控者的权力等方面较之其它地方更为自由一些。

该地区的英国统治者通过增强公社体制的方式，对这些难得的自由条款进行了补充。这一点在“新城”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些城市设计为几何图形，人们可以看到，它们的平面图是正方形、六角形或是八角形，笔直的街道在市区内纵横交错，通向各个城门，宽阔的广场位于市区中央。这些新城市与建城较早的中世纪城市不同，市区里没有弯曲的街道和狭窄的里巷，但有较好的卫生设备。城市条件的改善成为商业发展的动力。阿奎坦地区的新城应比现在更为突出，因为这里的大部分新城都得以保存，其独特的建筑风格令人瞩目。利布恩（位于巴黎至波尔多的铁路之间）是这些地区城市之冠，也是最早产生的城市之一。利布恩现仍有15000 居民。1270 年，爱德华出于防御的考虑，选择了多尔多涅河和伊斯尔河②汇合处的有利地形，并以自由特许状所规定的特权招徕居民，修建了一座有中心广场和从广场向四周延伸的八条街道所组成的规划整齐的城市。这座城市较规整但不那么雅致，集中于市中心的公共建筑构成城市的核心。这样的新城市成为农村居民在战争时期的避难所。这一设想在该地城市集团的领袖利布恩城得到考验，在1370 年和1451 年，该城象波尔多那样，对法国人进行了最为不屈不挠的抵抗。

遗憾的是，英国在法国境内的领地没有为任何自然边界所限定，边境的贵族们往往因受到诱惑而朝秦暮楚，这种状况极易给予法王进行干涉的机会。对于这些内地的土地所有者们，弗鲁瓦萨尔是这样记述的：他们从不忠实于任何一方的统治，这就是他们反复无常的天性。英国人不得不对他们实行让步，给他们以赦免权和其它特权，这成为不断引起骚乱的诱因。波尔多产葡萄酒的巨额贸易如同来自英国港口的出口羊毛一样，都是英王的财源。每桶酒都要征收高额进口税，税额根据酒的质量而定。用粉笔或焦炭写在酒桶上方，曾为当时人们所熟悉的符号×、××、×××流传至近代。每桶②酒，要纳“检量费”，每条船还要交船只过境税或是入港税。税务清讫以后，船长被授于一根柏枝，并把它悬于桅杆之上，以为标志。还有一种用于维护加龙河入口处灯塔的附加税。但这还不是在葡萄酒贸易中所征收税款的全部。英王有权从税收中抽成。他在每30 桶酒船货中征收两桶酒，此外，在全船载货中，平均每桶酒征收2 个苏。葡萄园主在葡萄种植过程中要遵守繁琐的规章。从耕种、剪枝、采摘、酿造、装桶直至从产地运往波尔多的整个过程都受到检查员的监督。酒被运载到英格兰的各港口，有时，佛兰德的船只也时时抵达波尔多。波尔多周围地区的葡萄酒产量相当高，但在英国人的餐桌上较常见的是高地酒、圭尔西酒和阿尔比杰瓦酒，而最著名的是盖拉克酒和拉巴斯坦酒。

除在波尔多和巴荣纳之外，禁止从任何其他港口装载这些酒，但也不允许巴荣纳与波尔多竞争。这也是巴荣纳捐税繁多的原因。而且在11 月2 日圣·马丁节前，不许将酒由水路运往加龙河。城市的商人们拥有优先售酒权，即卖酒专利权。在一些年份里，该限期甚至顺延至圣诞节。尽管如此，所有的酒还是由于销路好而全部售完。除葡萄酒之外，波尔多的出口物品还有朗格多克出产的优质毛织品，染料植物，如大青和茜草，以及武器。14 世纪，波尔多的武器制造业享有盛名。

在弗鲁瓦萨尔关于一些战役的叙述中，许多处谈及了波尔多刀剑。装载着所有这些货物前往英格兰的船只，从英格兰返回时带回羊毛。后来，当英国人自己也开始制造呢绒时，这些船只则往往载运腌制的鱼、青鱼、鳕鱼和青花鱼而归，其数量甚多，以至在斋戒日接连不断的中世纪时期，英格兰也在供应其大陆属地波尔多的需要。该地的小麦也有一部分来自英国。因为波尔多周围到处是葡萄园，如果不从英国运来食品，当地人也许会坐守其财富而死于饥饿。最后，这些船装载着成千上万前往贡波斯泰拉的圣·詹姆斯圣殿朝圣的香客。

在弗鲁瓦萨尔的著述中，显示出对加斯科尼情况的敏锐判断：对加斯科尼人来说，将加斯科尼置于英国人——它对我们的控制是自由、开放的——控制之下，比归属于法国人更为有利。加斯科尼与英国人进行的酒、羊毛和毛织品的贸易量超过了法国，所以自然会倾向于英国。加斯科尼的城市在与英国的葡萄酒贸易上的联系使英国能够在丧失了诺曼底的时期里保持对加斯科尼的控制。此前，英国对诺曼底的控制似乎更强。由于英王不可能向加斯科尼派出大批军队，也不可能依靠该地区的封建诸侯，因而只能依靠城市。

尽管英国在加斯科尼的统治似乎深得民心而且得心应手，但党派的或者说是阶级的情绪仍在加斯科尼的城市中增长，从而为法国影响的渗入打开了缺口。我们已经知道，佛兰德诸城市内部的不和怎样导致了它们的分裂，分裂的反作用又怎样影响到这一时期的政治史。这种情形与法国南部十分相似。法国南部的商人组成为贵族党，手工业者则建立平民党。但南部的情况不象北方那样呈现出如此尖锐的对立，因此这些内部的冲突对总体历史发展的反作用，没有达到北方那样的程度。譬如，在波尔多，我们没有发现诸如布鲁日屠杀及库尔特雷战役那样的事件，至少编年史家没有记述过类似事件。

然而，在爱德华时代，波尔多普遍存在的阶级对立不仅足以为法王的干预提供借口，而且甚至保证了他对于法国境内的英国公爵们的领地合法地行使他的君主权。英国历史学家们一致谴责腓力四世在加斯科尼的政策是不正确地滥用了特权。除某些方面外，事实不能完全证实这种观点。

和大多数13、14 世纪的欧洲城市一样，波尔多也分为贵族阶级和平民集团两大派别。平民党领袖是科洛姆；而贵族党首领则是德尔·索勒尔。这种党派对立使人们想到发生于佛罗伦萨的黑党（或称奎尔夫党）和白党（或称吉伯林党）之间的巨大冲突，党徒们分别围绕在多那蒂和切尔基家族周围。亨利三世统治时期，波尔多的市政政策受此两集团的轮流控制。当西蒙·德蒙福尔成为阿奎坦的统治者时，他带来了大众的倾向，这一倾向在后来的英国诸侯战争①期间表现出来。他积极支持科洛姆党而对德尔·索勒尔党持有偏见。1254 年6 月28 日，波尔多发生了一次武装起义，起义被蒙福尔残酷地镇压下去。为强使敌对的家族和好，在英王的敕令中，劝告此两家族彼此通婚，以消除他们之间的隔阂。

幸存的索勒尔派成员被放逐出波尔多，直至1257 年。当他们返回时，发现科洛姆牢固地把持着地方政权。市长由让·科洛姆担任。敌对重又开始，而且达到相当紧张的程度，以至亨利三世在波尔多取消公社，废除市长职位，将城市置于加斯科尼王室管家的管辖之下。由此酿成的争斗在14 世纪必然会公开化。尽管英国人的记载总是将腓力四世的行为描写为专横的暴行，但波尔多长期的骚乱状况本身也许就足以说明腓力四世可作为爱德华一世的君主而进行干预。由于其它地方也发生混乱，爱德华似乎已无力平息波尔多的骚乱。根据这种情况，法国国王向波尔多派出了他的法官。这是波尔多求助于巴黎政府的开端。英国政府在加斯科尼的处境十分窘迫，不仅是由于法国王室坚持维护宗主权，而且也因为英王当时未得到平民集团的支持。因为科洛姆家族和他们的所有追随者都倒向了法国一边，而德尔·索勒尔则转而依附于英格兰。另一个让·科洛姆是腓力四世在波尔多的高级代理人，由于得到下层群众的支持，他以高级代理人的资格成为地方执政者。

以往的形势完全颠倒了。此后，英国政府与波尔多的贵族结为一体，而法国王室却与平民联合。佛兰德的情况则完全相反，法王在那里得到城市贵族和佛兰德乡村贵族阶层的支持，工人阶级则依附英格兰。没有比这个能更好地说明英法政策的“实用性”了；两个国王都竭力使地方政治服务于自己的直接目的；两个国王都是那样漠视高尚的道义原则；他们都想在这场搏斗中取胜，但在每一个国王的公开宣言中又是那样愤世疾俗。

海盗掠夺是法国和英格兰之间的关系恶化的另一原因。两国及其渔民都是很不道德的。我们已经听说过由德国、英格兰、苏格兰、布列塔尼、法国和西班牙的海盗们所制造的罪恶事件。确实，海上捕拿特许状的授予和报复性劫掠的实施使这些海盗们得到了公开的支持。因而，当波尔多商人们的酒因遭佛兰德海盗们的劫掠而受损失时，他们在英格兰取得了对付佛兰德商人的捕拿特许状。这种高压政策的结果是使贸易受到巨大损失。北海、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峡都有众多的海盗和私掠船。这些船只上的船员有时是法国人、或佛兰德人、苏格兰人和英国人，是由所谓“避难者”和各国的亡命之徒组成的混杂的歹徒集团，这帮人几乎从不顾及他们所劫掠的船只的国籍。

从海上能攫取的这一切被认为是极好的战利品。对于海上的掳掠行为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法律加以制裁。被劫商船上的船员和乘客常常被扔出船外，有时被反绑着或是沿着船桁悬挂起来，有时甚至被残酷地杀死在甲板上。陆地上的任何休战条款对海上暴力都没有效力。从事海盗活动并未给冒险家们带来耻辱，有海盗的名声也并非是一件有辱名誉的事件，我们往往发现有海盗名声的人获得很高的地位，譬如市长或其它官职。在15 世纪，甚至坎特伯雷圣·奥古斯丁修道院的院长也被证实犯有劫掠一艘运酒船的罪行，并被迫向蒙受损失的人们赔偿货物的损失，支付诉讼费用。类似情况在教士中也不乏其例。

不仅是在海上，甚至两国的海岸也因这些海盗而处于持续的紧张状态。

私人间的条约只带来了间歇的、朝不保夕的安宁。尽管有条约，有横越港口入口处的栅栏和铁链，有昼夜警戒的监守人和沿海岸峭壁而布的望楼，但一座座城市仍受到掳掠和破坏，城市居民惨遭杀害，庄稼也被这些私掠船的水手们烧毁。在与法国作战期间，沿英格兰南海岸直至布里斯托尔的几乎每一座城市都被焚毁。桑维奇港再也未能从这些海盗们的袭击所造成的破坏中复兴起来。沿海居民逃亡内地，田地荒芜，农庄被烧毁，一些小港口渐渐荒废。由于每一海域都受到侵扰，沿海居住十分危险。劫掠者甚至埋伏在深入内地的河流里。在平时，地方力量往往能够逐退侵略，人们一旦从沿岸峭壁上发现法国人的船队，毗邻的山顶上点燃的烽火就发出警报，迅速集合起由农民和乡绅组成的一队足以拒敌的人马来阻止敌船的登陆。但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持续紧张状况妨碍了正常、安宁的商业和农业活动的进行，使一些暴露在海盗们面前的地区成为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据记载，莱茵河口，加来和圣马洛在不同时期都是海盗的主要出没地。

各个时期的海盗行为之猖獗，使得人们努力去防备它。其中一项措施就是护航制。护航制禁止船只单独出航——即使有些船还是单独出航的——而要在一定的港口会合，结队驰往波尔多，并保持在深水里航行，以防受到袭击。为解决这一问题还进行了其它一些尝试。1320 年，颁布了一项对从事海盗活动的国家的商人之货物进行报复性劫掠的法令；其结果是起到了阻碍贸易的作用。1293 年，联合起来的诺曼人、普瓦图人和布列塔尼人的渔船队在布列塔尼海岸附近重创了一支英国商船队，缴获其中大部分船只，杀死船员，然后将被害船员的尸体与死狗间相悬挂于帆桁顶端，在英国港口结队航行示众。此后，海上掠夺行为收敛了。当时爱德华正忙于与苏格兰进行战争，不想再行树敌，所以未采取任何行动。但是英吉利海峡各港口的船员们狂怒了，他们给诺曼人、布列塔尼人送去挑战书，要求与他们一决雌雄。

1293 年4 月14 日，英国南部沿海五港同盟的舰队在爱尔兰、荷兰和加斯科尼的船只支援下，于今瑟堡的圣·马休海角附近与诺曼人、布列塔尼人和佛兰德人的舰队遭遇了，所有沿海居民都卷入了混战。这次战争英国人获得了胜利。然而，爱德华一世却感到恐慌。他深知腓力四世的性格和野心。尽管1279 年英格兰最终放弃了1204 年就已丧失的诺曼底的所有权，并得到加斯科尼和基恩领地的正式所有权，但爱德华一世十分清楚法国国王觊觎着这些地区的土地所有权，并将会利用无论什么样的似乎有理的借口得到它们。

因此，英国国王召集五港同盟的官员们了解情况。这里必须部分地叙述他们精心策划的回呈。在简要重述了英国船只所遭受的一系列暴行之后，这一回呈接着描述了拥有80 艘船只的法国船队袭击巴荣纳和爱尔兰船队的经过。该船队在波尔多乔装为一般的载酒船，一经驶离纪龙德湾便在船头船尾筑起防御工事，升起战旗，装备为战舰。经过这番布置之后，他们迅速出击巴荣纳和爱尔兰的舰队，缴获了其中70 艘战船。回呈详叙了英国“五港同盟”的长官禁止报复，因而为了自卫，所有英国船只被迫集中于朴次茅斯港，以保证“安全航行”。而正当他们在圣·马休港抛锚时，受到了法国人的袭击。紧接着是对一场短暂而激烈的交战的描写：

“圣灵降临节”前的星期五，200 艘战船满载武装士兵，悬挂着饰有红色飘带的旗帜进入了视野，飘带宽2 埃勒，长30 埃勒，法国人称之为baucans，英国人则称之为“飘带”，这些飘带意味着所有海上的士兵，都不会死于短兵相接的生死决战。诺曼人就是利用这一方式突袭您的人民，并凶恶地对他们进行攻击，破坏了和平。您的人民起而自卫。蒙上帝之恩，他将胜利赐给了您的人民。这段精心斟酌过的记载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即这场战斗是有预谋的，而朴次茅斯的集中竟将五港联盟长官排除在外，这一点是耐人寻味的。主动权操在腓力四世手中。他要求得到赔偿，并暗示要对加斯科尼采取行动。而爱德华在答复中表示，一旦他结束了与威尔士的战争便与法王私人会晤以调解这一问题，或是将这一问题交由大主教团裁决，因为当时教皇的职位空缺。腓力四世的反映是传讯爱德华一世去巴黎（1293 年12 月）。爱德华一世派遣他的兄弟兰开斯特的爱德蒙代他前往，爱德蒙怯弱地放弃了对加斯科尼和基恩的边境要塞的控制，以此作为他的国王兄长一经从威尔士战争中抽身出来便去巴黎出庭的担保。法王十分了解爱德华一世在国内的窘迫，接连发出第二次和第三次传票，爱德华一世没有前往，法王于是宣布英国在法国的公爵领地被法国王室没收（1294 年5 月7 日）。战争随之在基恩和加斯科尼的英法边境，在比斯开湾和英吉利海峡爆发了。

我们已经注意到，这场战争与两国君主和教皇卜尼法斯八世在征税问题上的冲突已达到征税史上的顶点有关。现在的重要问题却是战争的起因，特别是那些带有经济性质的原因。

战争在加斯科尼和基恩的边境地区，在英吉利海峡激烈地进行着。当时的记载这样写道：“并没有强行征招水手的法令，而且不论何人都可能丧生，但他们都自愿组织起来。”加斯科尼几乎成为法国人的横行之地，法国对于多佛的一次进攻是灾难性的，而爱德蒙亲王抢劫了普瓦图的法国海岸，烧毁瑟堡。

1294 年，当居伊的女儿与英王室皇太子订婚的消息传到巴黎时，居伊被传唤到巴黎，在监狱里关押了6 个月。尽管居伊后来被允许返回佛兰德，但他的女儿却落到法王手里。他的所有英国仆从都被扣押，他们的财产也被没收。此后一段时间，腓力四世又力图将居伊争取到自己一边来，这种努力在法国与佛兰德于1296 年1 月签订的条约中有了结果。该条约为佛兰德的商人提供商业特权，对居伊·德当皮埃尔作了许多让步，减少了法王在佛兰德的政治特权，因战争而征收的1/5 税则由腓力和伯爵均分。

由于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因而该条约并未产生持久的效果。居伊个人的强烈敌对情绪为屡屡重现的一些旧有问题所增强。这些问题是：国王经常对佛兰德的城市进行干预；在佛兰德与苏格兰之间由于羊毛而产生的争执中，腓力四世作为苏格兰的盟友偏袒了苏格兰；埃诺和佛兰德之间在瓦朗西安问题上的争议；在有关货币方面的条例的争论。1/50 税的征收也发生了困难，因腓力未经与居伊商议，就豁免了一部分城市规定要缴纳的税款，在该税的分配问题上也存在着摩擦。当居伊被召唤到巴黎最高法院，让他放弃瓦朗西安时，情况就更糟了。

当居伊和腓力四世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时，英格兰的爱德华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加强与佛兰德伯爵的联盟。因为基恩的战争进程对他十分不利，希望在北方进行牵制，故投居伊之所好，满足他的野心；他向伯爵提供大量的津贴，向他描绘以牺牲法国王室利益为代价的领土扩张的前景。此外，爱德华一世还限制英国向佛兰德出口羊毛，尽管这一举动也给他的国家带来灾难性后果，但他希望因此赢得佛兰德人民的支持，因为佛兰德人将他们的财产损失归咎于使他们陷入对英格兰的战争法国国王。

这样，居伊就有一项麻烦的政策尚待决定。如若履行他效忠的诺言，那就意味着他必须服从用侵略战火来毁灭他的国土的冷酷无情的领主法国国王。而与英格兰联合则似乎可能为他的臣民带来大笔金钱和经济的繁荣。他尽可能地拖延，迟迟不作决定。1294 年，他签订了将女儿许配给英王之子的婚约，这个婚约还不是背叛法王的确证。在他被监禁后的数年间，法王尽管有些言辞温和但实际上却步步进逼，而英格兰国王则循循善诱，终于使居伊作出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决定。1296 年末，他将作出何种决定已十分明确了。他力图博得佛兰德各行会的好感，唤起已在他们中间增长着的对于他的王朝的忠诚，这一点在后来是至关重要的。他拒绝前往巴黎最高法院，而要求允许他去贵族法庭出庭，并宣称，除非这些要求得到批准，否则将意味着他所承担的臣属的义务已为法王所解除。出于反抗，佛兰德伯爵于1292 年1 月与爱德华签订了一项条约，条约确定了英格兰和佛兰德之间永久性的政治联盟，佛兰德获得了大笔补助金，并为威尔士亲王小爱德华和伯爵的一位女儿订了婚约。伯爵与英王还签署了一项商业协定，其大致内容规定所有英国和伯爵的船只都能在对方的港口停泊。协定也涉及了双方争端和战利品问题。该协定及其后来增补的特权将使布鲁日成为整个大陆羊毛贸易的中心。爱德华继续奉行这一政策，次年又授予在英格兰的根特商人大量特权。

但在战争开始阶段似乎并没有实现当初曾向居伊许下的诺言。最有意思的是受经济和社会因素所影响的佛兰德各社会集团所采取的立场。除少数贵族作出追随伯爵的选择外，绝大多数贵族都追随法王。高级教士也按照他们的意愿选择了法国，而低级教士则与下层阶级联合，并支持他们。城市按其向背分裂了。根特、伊普雷和其它一些城市在从居伊那里得到极为慷慨的特权之后，支持佛兰德伯爵。布鲁日和里尔由于居伊在1280 年起义中采取的态度而依然对他怀有怨恨，所以依附了法国。已达到极为紧张程度的阶级斗争还未表面化。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些集团中的任何一个是出于爱国之心来决定自己所采取的行动的。

1297 年夏，一支法国军队侵入了佛兰德，里尔城的守军在贝顿的罗伯特的激励下进行了顽强的战斗，但法国人在布尔斯贡的胜利（8 月20 日）平息了所有佛兰德人对法国的抵抗。两天后（8 月22 日），爱德华在没有获悉这一事件的情况下乘船前往斯吕伊。而英国船队内部士兵之间的争执加上法国人在布尔斯贡的胜利给英王带来了烦恼。海明堡的瓦尔特这样记载了英国军队登陆期间的情况：

国王的船队刚在斯韦港抛锚，“五港同盟”的水手们为对于亚茅斯人的已属过去时代的仇恨所驱使，迅速拿起武器，猛烈地进行了进攻，烧毁了他们的20 艘船只，并将他们所能俘获的船员全部杀掉。尽管国王下令制止，但他在这疯狂的暴行面前也无能为力。这次暴动即著名的“亚茅斯世仇之争”。另一些骚动也随之发生。屯驻于斯吕伊的英国士兵蓄意挑起与市民的争执，抢劫了他们的住宅和仓库，杀死200 多名居民。在根特，威尔士的弓箭手们也与当地居民发生了一场恶斗。爱德华一世因被法国人的胜利及自己军队的不驯服而束缚，对10 月份与法国达成的休战两年的协议感到极为高兴；腓力四世则由于当时与教皇之间的冲突十分严重，对这一协议的渴望也不亚于爱德华一世。

被英王抛弃的佛兰德伯爵只得自寻出路。他已预见到将要发生的事情，并试图从腓力四世组织的同盟集团的包围中摆脱出来，但未成功。1300 年，腓力四世再次成功地侵入佛兰德。佛兰德伯爵和他的两个大儿子投降了法王，佛兰德被置于王室的管辖之下。

整个佛兰德与王室的领土合并起来了。1301 年，腓力四世和他的王后巡视了这片新征服的地区，根特城富裕市民的妻子们的服饰显示出的富有给这位王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法国派遣的总督雅克·德夏蒂荣经验不足，激怒了行会。在一位名叫彼得·贡宁克的织工领导下，一场可怕的起义爆发了。1302 年5 月18 日，法国驻军遭到愤怒的起义群众的屠杀。这一事件即“布鲁日晨祷”。除根特依附法国外，佛兰德大部分地区迅速掀起起义。许多小城市受布鲁日胁迫，被迫向起义者提供民兵、金钱及给养。外国雇佣兵是从泽兰、林堡、布拉邦特和德国的一些地方招募来的。1302 年7 月11 日法军在库尔特雷发生的被称为金踢马刺之战的战役中遭到失败，这是由于胜利的工匠剥下被打败的法国骑士的金踢马刺作为战利品悬挂于当地的教堂而得名。该战役的战场上，灌溉和排水渠道纵横交错，使法国骑兵队难以施展。所以，与其说他们是勇猛的敌人的手下败将，倒不如说是特定地形的牺牲品。在库尔特雷之役中，佛兰德贵族的失败要比法国更惨。这是一场社会战争，手工业者战胜了行会。获胜的手工业者迅速掌握了城市政治和商业的统治权，贵族的财产被没收；在布鲁日、伊普雷、弗内斯甚至包括根特，手工业者的长者成为市政府的首脑。各地的手工业者都摆脱了行会的权力和控制。获胜的手工业者极为自信，他们的武装部队进犯了阿图瓦，但蒙桑贝拉战役（1304 年8 月）与库尔特雷战役的成功相反，佛兰德军队溃散了。

国王几乎成为整个佛兰德法语地区的统治者。从格拉夫林到蒙桑贝拉佛兰德人一再遭到失败，他们在库尔特雷战役中所产生的自信丧失了。在齐里克泽，他们耗费巨资装备起来的战舰也被摧毁。所有外国同盟者相继抛弃了佛兰德。

在佛兰德当地，工匠们不再作工。曾经繁荣昌盛的佛兰德陷入凋零、凄凉的困境之中。商人们离弃家园。军队的过境使农民遭到破产。在这个人口稠密、居民只能靠商人、工匠和体力劳动者的持续劳动来维持生存的地区，人们只能看到荒芜的耕地、关闭的商店和废弃的市场。

巴波姆的税务记录表明，1303 年至1305 年间，税收减少了23 。在一些城市，特别是在根特，抵制布鲁日独裁的活动也随之发生。其原因之一是出于对布鲁日的妒羡。因为布鲁日坚持认为她拥有在佛兰德全境自由贸易并使其贸易免缴所有地方税务的权力。在奥尔热河畔阿西斯条约（1305 年6 月23 日）中，佛兰德被迫将里尔、杜埃和奥尔齐割让给法国。但是，工匠并未取得多少实质性胜利。事实上，经济状况并无大的改观。工人阶级虽然在地方政府中取得了一席之地，但他们是贫穷的。尽管大行会据信已被废除，但富裕的行会外成员仍然拥有羊毛进口的控制权。已失去昔日特权的商人阶级成为零售商或小雇主。工匠仍依靠资本家。尽管从表面上看这批人已不再享有政治特权或是法定的垄断权，但“金钱是万能的”。这些富有的羊毛进口商人从国外购进大批羊毛，把羊毛销售给织工们，再从他们手中购买呢绒。然后，成品经布商或其他小呢绒商在市场上售出。他们未作出任何恢复以往行会的努力，但他们形成了一个管理和控制商业的非正式联合体，从而始终控制着佛兰德的商业和工业。若认为这一时期佛兰德的资本主义与现代的资本主义之间具有相似之处的看法并非是牵强附会的。这些狡猾的投机商巧妙地垄断着货物进口、市场及价格、用货币去使资本增值。简言之，曾希望发生一场经济革命的工匠只完成了一场政治革命。

战争在佛兰德也引起了其它变化。商业和工业渐渐地集中于根特、布鲁日和伊普雷，以致一些较小城市人口日趋减少，重要性也日渐丧失。这三座傲然的城市构成了佛兰德的基础。她们竭力垄断贸易和制造业，使小城市和郊区成为小农作区和菜园。此后，城乡间的分裂更为明显。在三个大城市中，我们发现了靠富裕雇主的日工资为生的、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在萧条季节，他们常遭罹工资削减和失业的灾难，对经济上的不满和社会的不安定，常导致他们进行罢工。

没有必要详细追溯1305 年至1314 年间法国和佛兰德之间的关系。问题并未通过阿西斯条约得到解决，尤其是经济和社会问题。总的说来，这些年佛兰德人一直试图取消或至少是放宽条约规定的严格条件，腓力四世则或多或少仁慈地作出某些让步。其中最大的问题之一是征收付给法国的战争赔款。罗伯特伯爵将征收款项的任务交给一位意大利银行家，他建立了令佛兰德人反感的官僚政治组织。

腓力四世得到了居伊·德当皮埃尔的儿子们的支持，贝顿的罗伯特则试图限制由他的兄长给予公社的特权。他倒向贵族和法国的支持者。由于和他父亲统治时的同样原因，佛兰德和法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又发展了。国王没有放弃控制佛兰德的想法。由于布鲁日迫使佛兰德境内的其它城市替自己承担部分“布鲁日晨祷”事件的特别罚金，这些城市就此事向法王上诉。类似的事件在继续发生。腓力四世在位的最后的几年间，问题一直悬而未决。1312年，他赢得了重大胜利，由于佛兰德伯爵的财政困难，使他能够获得瓦隆佛兰德地区。

尽管存在动乱，但1305 年后的这段时间，如巴波姆登记簿所表明的那样，是以“工业的惊人活力”为其特征的。与法国的贸易渐渐恢复起来。在阿西斯条约签订之后，腓力四世要求英王恢复英王的臣民和佛兰德以往存在的商业联系。爱德华一世以禁止苏格兰的货物运进佛兰德港口为条件，答应了法王的要求。佛兰德伯爵对此表示反对，因为他的港口历来向所有国家的商人敞开。爱德华一世未固执己见，总的看来，佛兰德和英格兰之间的关系是良好的。

法王急于与佛兰德重修旧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佛兰德的骚乱影响到他的王国最北部省份。阿图瓦和香槟是曾经组织反叛同盟以反抗王室的极端保守的贵族的主要活动地区，叛乱起到激励佛兰德人抵抗法国入侵的作用。佛兰德伯爵贝顿的罗伯特在1305 年签订阿西斯条约时，私下并不准备履行通过该条约强加于他的某些条款。

他已将里尔、杜埃和贝顿交奉法国，但仍怀有收复这些地区的希望；他拒绝毁掉边境要塞，拒绝交出卡塞尔和库尔特雷，并且拒绝缴纳条约规定的贡物、拒绝派送600 名布鲁日人参加一支十字军以补偿此城1302 年大屠杀的罪过。1314 年至1315 年，法国和佛兰德之间的一场新的战争看来已经迫近。与埃诺伯爵和布拉邦特公爵结盟的路易十世着手使佛兰德伯爵接受谈判，但没有成功。国王的去世和腓力五世继位前短期摄政时的混乱，给尚未受到阿图瓦和香槟地区的领主同盟衰落之威胁的伯爵增添了勇气。他拥有人力、财力和舰只；他可以仰赖根特、布鲁日、伊普雷、弗内斯、贝尔盖、库尔特雷、奥登纳德、尼乌波特、第斯穆得、斯吕伊和阿尔登堡等城市公社的支持。从1316 年夏始，战争就沿法国和佛兰德边境激烈地进行着，直至佛兰德伯爵求和方告结束。与此同时，与佛来芒人结盟的巴荣纳人在比斯开湾袭击了诺曼商船队，烧毁了四艘船只。法国十分侥幸，由于苏格兰在班诺克伯恩战役中（1314 年）对英国的决定性胜利，以及英国—苏格兰边境的紧张状态，使英国受到牵制，因而无力插手法国与佛兰德之间的战争而使之扩大。佛兰德付出了20 万利佛尔的战争赔款，并答应毁掉布鲁日、根特和伊普雷的边境要塞。尽管法国在这场战争中未能从佛兰德吞并新的地区，但佛兰德地区三个大城市周围要塞的拆除却为法国今后的侵略扫清了障碍。法国在低地国家所处的优势地位及其对英国在该地羊毛贸易的威胁，明显地使英法之间即将爆发的战争更为迫近。佛兰德的边界退到利斯河一线；阿拉斯、阿图瓦及里尔、杜埃、奥尔齐等各地的法语地区（瓦隆佛兰德）已为法国占领；佛兰德还失去了臣属于她的布洛涅伯爵领。但腓力五世对城市寡头政治的支持招致城市里群众的一致强烈反对。与此同时，法英两国之间这种一触即发的危机关系也由于腓力五世和爱德华二世之间关于英王领有基恩和加斯科尼地区而需向法王表示效忠的问题上所发生的冲突，以及巴荣纳人、拉罗歇尔人及布列塔尼人的海盗行为而更加恶化。1320 年爱德华二世渡海前往法国，为其在法国领有的领地向法王行臣服礼，并且创设了一个英—法委员会以裁决两国商人要求赔偿损失的要求。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行动。因为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私掠船的活动和海盗行为已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英法两国由此而产生的彼此敌对的怨恨情绪成为挑起百年战争的原因之一。

1323 年，由于法国被指责非法入侵加斯科尼，新的紧张局势又出现了。查理四世只是在法国发出一张传票，命令爱德华二世再次为领有法王的领地而行臣服礼。但爱德华很晚才得到这一通知。没有得到答复的法王宣布没收加斯科尼和蓬蒂厄（爱德华二世母亲的嫁妆）。战争似乎迫在眉睫了。法国军队横行于蓬蒂厄、阿让诺瓦和奥列龙岛。英国海岸对法国的入侵已严阵以待。所有沿海小修道院的法国修士都迁往内地。王后伊莎贝尔背弃了她的丈夫，越过海峡回到法国，且拒绝返回英格兰。当查理四世鉴于一项新的停战协定而命令她离开法国时，她却得到埃诺伯爵的庇护。埃诺伯爵的女儿菲利帕已许配威尔士亲王小爱德华（即后来的爱德华三世），尽管菲利帕的父亲已和法国查理四世的一个女儿结婚。

在佛兰德，更加依赖于法国的伯爵同那些为了他们的政治权力和佛兰德的独立而战的手工业者之间的分裂继续扩大着。1320 年，贝顿的罗伯特在他所签定的一项条约中表示他决不再要求对里尔、杜埃和贝顿的所有权。此后不久路易·德内韦尔的长子路易·德克莱西和腓力五世的长女法国的玛格丽特结婚。两年后，伯爵罗伯特和其子路易·德内韦尔都死去（1322 年）。路易·德内韦尔的儿子继任佛兰德伯爵。他没有起用佛兰德人进行统治，而是选择了一位法国大臣。他将腓力四世的财政机构引进佛兰德。结果，在布鲁日的弗兰科发生了一场农民起义，这场起义迅速地扩及西部即佛兰德沿海地区。布鲁日的手工业者与起义的农民阶级相结合，几乎使整个佛兰德地区迅速地处于骚乱中。唯独根特站在伯爵一边。随后布鲁日和根特的民兵在丹兹交战（1325 年）。此间，伯爵逃到巴黎。但查理四世对英王的大胆干预实在难以应付，于1326 年匆忙拼凑了一种暂时的解决方法。

法英之间是这样一种状况：法国对于干涉佛兰德或是侵犯加斯科尼存有顾虑，担心战争会使佛兰德人转而支持英国，而英国也担心失去加斯科尼而不敢在佛兰德进行干预。

尔后，情况突然发生变化。1327 年爱德华二世遭谋杀，其子爱德华三世继位。由于王后伊莎贝尔被监禁，王后的情夫莫尔蒂默被处死，以王后和他的情夫为首的亲法势力的影响也随之告终。次年（1328 年）查理四世在法国死去，他的堂弟、瓦洛亚的腓力六世继承了王位，历史又揭开新的一页。

谢选骏指出：英法之间的百年战争——人说“英国以它的国王有权继承法国王位为借口多次入侵法国领土。此时的法国是一个庞大但难以控制的王国，英国则又小又贫穷。”——我看这有点像日清战争甲午战争前后发生在大中国范围内的“两百年战争”……直到现在，大陆和台湾之间依然没有停战。在可以预期的将来，这场战争势必还要继续深入发展，甚至卷入其他国家，直到中国建成一个现代社会。

【第三章 百年战争的第一阶段（1337～1380年）】

1328 年，英格兰和法国之间在政治和经济利益方面进行竞争的紧张局势几乎达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其主要焦点是他们对低地国家和加斯科尼的争夺。

教皇约翰十二拒绝授予爱德华三世和埃诺伯爵之女菲利帕结婚的特许，因为他们是第二代表亲。这一借口背后隐匿着两股对立的势力。新继位的法王腓力六世企图阻挠英国、佛兰德和埃诺的政治联盟。教皇的目的与之不同。

他狂热地反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在意大利的政策，那里，传统的教皇党和皇帝党之间的敌对一直在继续。因为皇帝已与埃诺伯爵的另一个女儿结婚，这样就存在着皇帝加入反法联盟的可能性。教皇担心爱德华三世和埃诺的菲利帕的结合“会在低地国家安置一切工业和商业的势力。几年来，在该地力量最为强大的佛来芒人站在被开除教籍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一边，一直在举行起义，反对他们的君主法国国王”。然而，第二种判断使他确信授予爱德华三世和菲利帕结婚特许的做法是明智的，他希望以这种方式离间爱德华三世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并恢复英法关系。1328 年夏，爱德华三世打算援助佛来芒人的传闻四起。确实，爱德华尽了最大努力赔偿佛来芒商人因英国的海盗行为所蒙受的损失，以建立与布鲁日、伊普雷的友好关系。一些起义的佛来芒领导人甚至进一步提出由爱德华三世充当佛兰德的君主。法国货币也被禁止在佛兰德流通。

在佛兰德的第二次革命中，伯爵和以往不同，没有与手工业者结盟。相反，是工匠和一部分市民联合起来反对伯爵。尽管如此，伯爵也并未打算求助于法国来镇压起义，他知道，此举的代价对他来说将是昂贵的。但他却无力阻止法国对佛兰德的干预。卡塞尔战役（1328 年8 月23 日）迫使起义的佛来芒人再次屈服。拥护起义的布鲁日和伊普雷未经抵抗就打开了城门。

法国在低地国家军事和外交的成功使腓力六世增添了勇气，他对英国的政策强硬起来。1331 年7 月，法王以爱德华三世对法王的臣属义务是臣下对于君主的效忠为由，命他前往巴黎最高法院。这是有意识地激化两国关系。

爱德华三世转而寻求低地国家的支持，特别是主动向埃诺伯爵作出友好的表示。埃诺伯爵对于瓦洛亚王朝在默兹河河湾北部地区势力的增长越来越感到担忧。法国国王十分清楚，布拉邦特和埃诺之间并不相互仇视，故努力加强对布拉邦特公爵的支持，以对英国的这一政策进行反击。布拉邦特西邻佛兰德、东接列日的战略位置，使它可以将这些地区与那慕尔伯爵领相连接，从而在低地国家组成一个处于法国势力影响下的牢固的地域性阵营。“拥有城市和工业的布拉邦特公爵领地存在着许多与佛兰德类似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布拉邦特公爵曾十分戒备地压抑手工业者们的热望。故可以依靠他来帮助制止今后佛来芒人的民主运动。与英格兰的经济联系使他对于爱德华三世的暗示并非不予理睬。”

法国的联盟在低地国家组成了一个牢固的亲法公国集团。由于埃诺伯爵几乎完全被法国势力所包围，慎重地保持中立，因而法国在这一地区的势力较为强大。在这场交锋中，法国旗开得胜。

进而，法国的入侵也随之发生。佛兰德伯爵不满于将他的国土置于埃诺的图尔内主教辖区管辖之下，而更愿意让梅克伦的主教取而代之。这一野心得到法王和教皇的支持。但其目的具有一种潜在的商业上的考虑。梅克伦虽然靠近佛兰德东部边境，但仍然完全在布拉邦特境内。佛兰德的政策也包含有商业的动机。但布拉邦特公爵认为梅克伦的转让是对他的全部政治政策的严肃挑战。梅克伦位于第勒河西岸，邻近鲁帕尔河口，控制着布拉邦特众多城市通往较大商业中心的道路。

佛兰德伯爵可以试图扼制安特卫普的发展，切断安特卫普与其经济贸易区的联系，进而使安特卫普不断增长着的贸易大部分转向佛兰德地区诸城市。如果考虑到公爵的广泛经济联系，特别是与英格兰的经济联系，人们对该政策就看得更深刻了。英格兰在布鲁日的羊毛和毛皮市场于1326 年5 月被取消。

由于英国在布鲁日的固定市场不复存在，布拉邦特公爵决定为他的领地寻求这一有利的商业条件。英国政府自然赞同这一方针。1329 年，英国给予迪斯特城以商业特权，卢万的商人也得到英国的保护；1331 年，又给予布拉邦特其它城市的商人以同样特权；1333 年，布拉邦特公爵邀请英国商人前往安特卫普经商以为回报。对于英国在低地国家商业影响的扩大，法国的反应是用私掠船对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加以控制。

显然，英法之间的战争不久将揭开帷幕。于是，爱德华三世越过海峡前往德国，在科布伦茨与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会晤，结成英德反法联盟。对英国而言，代价是极大的。路德维希将分四期收取英国40 万佛罗林；特里尔大主教则弄到10 万。英王以其作为神圣罗马帝国代理人的新的资格，能够支配所有在帝国境内领有土地的低地国家的封建诸侯，甚至包括佛兰德的路易。

爱德华三世所处地位的美中不足是财经问题。因为这些代价昂贵的同盟者使英国的羊毛贸易承受重负。为获得现金以维持他在国外的同盟，爱德华三世向在英格兰的意大利银行家，特别是向佛罗伦萨的两个著名的银行家族，巴尔迪和佩卢齐家族，商量贷款，并提出以羊毛作为抵押。因此，所有装载羊毛运往国外的船只都受到禁止。赫尔河畔金斯敦①、纽卡斯尔、奇切斯特、布里斯托尔、亚茅斯、林恩、波士顿、伊普斯威奇、哈特尔普尔、伦敦等港口及英国南部五港城市被指定作为囤积羊毛的“寄存港”。英格兰的五大宗出口货物或者说是“主要的”出口货物是羊毛、羊毛皮（或称羊皮）、皮革、铅和锡。这些货物只能由那些被称为“主要商品经营商”的领有执照的商人集团经营出口。该集团有自己的法律和官员，并可以不受地方官吏管辖。“这一‘英国商团’的历史，是英国商人集团企图控制羊毛税收、巧妙地操纵羊毛贸易而使他们自己和国王获利的早期（即使不是最早的）历史。”除了指定的港口外，法律严禁将上述商品运出国外。而且除被授予特权的商人外，经营上述商品者要严加惩处。这种将羊毛贸易置于王室控制之下的专横做法，激怒了羊毛生产者，而最大的羊毛生产者是修道院长和主教。大批量的羊毛通过走私方式出口。同时，获得特许的托送人因英吉利海峡有法国私掠船，将羊毛转运出海也有困难。许多英国海港因唯恐遭到这些海盗船的袭击而处于惊慌不安的状态中，他们确实不无担忧的理由，因为他们经常遭到袭击。甚至伦敦都为之震动。沿海各郡的郡长们奉命设置警钟和烽火，以便将法国人入侵的消息告知当地居民。

内韦尔的路易曾在法国宫廷受教育，并与一位法国公主，即腓力五世的女儿玛格丽特结婚。新伯爵不同于他的前辈们，是著名的“百合花派”，也就是说，他认为自己是百合花的领主。即法国王朝的封臣。换言之，路易在感情上和政策上都是亲法的。这是佛兰德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同样也是法英关系的转折点。1336 年，新伯爵正式宣布他支持法王，下令停止佛兰德和英格兰之间的贸易往来，并逮捕在佛兰德的英国商人。爱德华三世也施行报复，逮捕了在英格兰的佛兰德商人，并没收他们的货物。已临近的战争至此又向前推进了一步。爱德华三世意识到战争即将爆发，图谋在佛兰德煽动一场可使他从中渔利的起义。这是一个大胆的决策。尽管有伯爵的禁令，但英国羊毛仍有可能以走私的方式运进佛兰德，佛兰德的工人阶级也因此可以免于挨饿。但爱德华三世决心以饥饿来促使佛兰德人服从英国的政策，对法国进行抵制。结果，除了预定给布拉邦特和德国汉萨同盟诸城市的羊毛外，所有的英国羊毛都禁止出口。佛来芒籍织工被允许定居于英格兰。此举也期望佛兰德的邻居布位邦特的繁荣会使佛兰德人明了，接受英国的主张是合乎他们的需要的。

佛兰德的艰难时期来临了。由于得不到英国的羊毛供应，许多行会都停止了工作；以日工资为生的呢绒店雇工处于饥饿状态，流落到农村，他们在农村的劫掠激怒了乡村的农民；小店主也同样受到沉重打击，依靠向工人阶级出售少量商品维持生活的小零售商被迫关闭了店铺。佛兰德民怨沸腾。受委派的代表进谒伯爵，请求乃至要求伯爵恢复与英格兰的贸易关系。但内韦尔的路易宣称，他忠于法王的愿望将因此而实现。他和许多法国人都认为英国会被迫作出让步，因为英国不可能承受因失去与佛兰德进行大可获利的羊毛贸易所带来的损失。

1337 年10 月7 日，爱德华以他比腓力六世在血统上更有权继承王位为由，要求得到法国的王位。这只不过是挑起战争的托词。英格兰的宗教机构向英王提供宝石和金银祭品作为支持英国与法国进行战争的贷款。北海、英吉利海峡、泽兰及佛兰德诸海湾聚满了法国人的船队，无疑也有佛兰德的海盗船，英国的海上力量无力与之较量。第二年（1338 年），法国人于6 月烧毁朴次茅斯，10 月又对南安普敦岛进行了一次袭击。在这期间（7 月），爱德华曾前往佛兰德，希望利用当地的不满情绪从中渔利。因为英国孤立佛兰德人的政策已导致社会和工业的危机。当布鲁日和伊普雷因佛兰德沿海地区的起义而遭到破坏时，根特成为佛兰德地区最重要的城市。

把1338年1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与后来发生的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冲突等同视之的传统说法肯定是不可信的。根特革命政府的成员有贵族也有下层阶级的代表。没有迹象表明继之发生的运动是平民反对贵族的运动。至少，在当时的情况下，各阶级的团结一致似乎一直是事实。佛兰德亲英运动的领导者、著名的雅克·范·阿特维尔德，被人们拥戴为根特的首脑。但他并非如编年史家让勒拜尔和弗鲁瓦萨尔所断言，是一个酿酒人。19 世纪的空想民主主义者又错误地称他为“人民自由的保护人”。“民主”和“大众权力”等现代术语用于中世纪时应该慎重。实际上，阿特维尔德是一个富有的呢绒商，而且是多少有些地产的土地所有者。换言之，他出身于佛兰德的市民贵族而非下层阶级。

阿特维尔德无疑是中世纪晚期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的政策最初并非是革命的。我们可以根据其政策的发展划分出几个阶段。最初（1338 年冬至夏），他主张保持佛兰德的中立。甚至腓力六世也主张佛兰德与英格兰达成协议，以解除佛兰德的经济压力。除贵族之外，仅有少数人对他的这一政策持反对态度，而伯爵是反对者之一。阿特维尔德率领着由城市民兵、织工、漂布工、染工等临时组成的少量军队竭尽全力“抚国安邦，恢复佛兰德的和平、秩序、自由及工业，以维护伯爵的尊严”。尽管这种勤勉的努力并未触犯伯爵，但阿特维尔德的权力却使他事实上成为伯爵的敌人。较之佛兰德伯爵，法王则明智得多。他意识到，“如果发生冲突，他将面对英格兰的敌视和佛兰德充满敌意的恐惧”，故较聪明的办法是让阿特维尔德自行其事。在究竟使佛兰德在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持敌对立场还是保持中立的问题上，他谨慎地选择了后者。

联合一致的佛兰德贵族和各大城市贵族对阿特维尔德的顽固反对使法王的方针归于失败。结果事与愿违，这却促使阿特维尔德更接近行会和无产阶级。几个月后，佛兰德能否免于卷入政治漩涡变得更加难以确定。从法国吹来的风向也变了。英格兰在与法国开战问题上的谨慎或者是拖延，也可能是寄希望于佛兰德贵族和城市贵族的效忠，使腓力六世改变了主意。在困境中，阿特维尔德费尽心机地努力争取伯爵对他的支持，建议伯爵要求收回被腓力四世吞并的领土阿图瓦、里尔、杜埃、图尔内、贝顿及奥尔齐。这样，即可恢复佛兰德的传统边界。阿特维尔德希望腓力六世会作出让步。但该计划没有成功。阿特维尔德意识到，此后要保持佛兰德的中立已不可能，而与英格兰结盟是必要的。布拉邦特已声明支持英格兰。阿特维尔德在佛兰德的窘困迫使他表态。当曾在1337 年要求法国王位的爱德华三世于1339 年又擅用法王头衔时——“这是他期望赢得这场战争而被迫打出的一张牌”——最后的遁辞也消除了。一场大战——百年战争——在英法之间展开。佛兰德和加斯科尼也被卷入战争的漩涡。1340 年1 月26 日，英王在根特市场接受了根特、布鲁日、伊普雷的市政长官的效忠宣誓；英王则郑重保证维护佛兰德人的权力并为他们提供商业上的便利，以此作为他们效忠的报偿。他甚至许诺将阿图瓦、里尔、杜埃和奥尔齐，即瓦隆佛兰德归还给佛兰德。百年战争是法国和英格兰为了争夺西欧的霸权而发动的一场王朝和政治的冲突，也是商业和工业上的竞争。就此意义而言，这场战争与后来发生于16、17、18 世纪直至滑铁卢战役方告结束的一系列大战没有原则上的不同。除了为叙述经济和社会史而提供政治和军事史的大致情况所必需的材料外，关于政治和军事史的叙述不属于本书的范围。但正如近来人们已充分了解的那样，战争往往归因于商业上的竞争，以及重要的经济立法和经济社会的变化。百年战争亦不例外。百年战争的爆发也有部分商业上的原因。英格兰在领土上的统治区域包括不列颠（苏格兰除外）以及在法国境内的加斯科尼和基恩；但英格兰在商业上的控制范围则包括低地国家。

战争初期英格兰的两个行动证实了她发动战争是“以商业利益为上”这一理论是正确的。这两个行动就是在佛兰德发行用于流通的特种金币和发布英国的“海上主权”的著名宣言。海盗行为无疑是更加猖獗了，以致维护公海治安对于贸易的进行是必不可少的。海上主权几乎是强制性的英国政策，由于英国在英格兰、佛兰德、加斯科尼之间进行三角贸易，因而只有海上的霸权能将三者间的贸易联合成一个整体，并对之进行保护。如果去推测一下，若不是法国的那些行省与英国的经济联系超过了与自己母国的联系，若英格兰曾经完全只是一个孤立的岛国，那么欧洲的历史将会有怎样的不同，是没有意义的，尽管也许是有趣的。

海上主权的理论并非是凭空臆造的一种理论，而是如同所有伟大的政治学说一样，从实际中发展起来的。它是根据历史条件而提出的一种系统的原则的表述。虽然没有明确的记载，但事实上这一理论的起源至少应追溯到英国诺曼底朝和金雀花朝诸王统治时期。英国南部沿海“五港联盟”的总督被正式称为“海洋保卫者”。因为金雀花朝帝国的领土位于英吉利海峡西岸，为维护领土的完整也要求英国拥有海上统治权。在12、13 世纪，由于当时英格兰还没有大量的海外贸易，这一学说只具有政治上的意义。但在14 世纪时，英格兰在海外的领土较之以前有所缩小，而贸易却有很大增长。此后，海上主权理论的主要意义则在于为贸易提供保护和有利条件。1297 年爱德华一世与布鲁日签订的条约是正式宣布这一理论的最早文件。三个叫爱德华的国王关于所有运往英国各港口的货物要用英国船只装载的立法证实了该理论的意义在当时主要在于商业。早在1300 年，我们已可见到1651 年伟大的航海法的轮廓。但这是一项专横的政策。对于14 世纪的这一英国政策，一位现代的法国历史家曾讥讽地说：英国政治的习惯手法有许多实例可以引证，其中之一就是懂得如何将客观情况与偶然事件结合起来，从而使英国能摆上一副正义、文明与仁慈事业拥护者的姿态，并以此为幌子促进她的商业利益，扩展她的殖民统治和压制那些对她的真诚性表示怀疑的人。

14 世纪，英国正是在镇压海盗的借口下隐藏着破坏法国、西班牙和佛兰德的海上贸易的欲望和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谴责含有真实的成分。英国皇家海军的现代历史学家坦率地承认说：英国主权的实施范围是从菲尼斯太尔延伸至挪威海岸的海域。但是，直到路易十四统治时期一直没有出现对这一主权要求的严重抵制。佛来芒人通常是我们的同盟者，北方的势力与此无关。

必须肯定，当丹麦国王在斯卡格拉克海峡和卡特加特海峡对船只征税时，英国的国王们并没有向经过英吉利海峡的船只征税。但他们高兴时，也可以并确实扣押有竞争力的贸易物品。如果我们详细地考察当时海上贸易的性质，特别是与佛兰德有关的贸易，并将布鲁日和根特看作国际性的商业中心的话，与英格兰海上主权的建立相伴随的贸易上的可能性将更为明显。佛兰德是北方的伦巴第和威尼斯。如同所有地中海地区的贸易集中于意大利一样，整个北欧的贸易集中于佛兰德。那里有来自英格兰的羊毛、羊毛皮、铅和锡；有从斯堪的纳维亚运来的鱼和毛皮；德国汉萨同盟的商人们从俄国和波罗的海沿岸带来的兽皮、油松、造船原料、大麻、蜂蜡和弓料；有冰岛运出的干鱼和熏鱼；格陵兰生产的鲸油和海象牙。同时，中欧内地的产品——其中重要的是德国的铁和铜——找到了经由莱茵河、默兹河和斯凯尔德河出口的道路。这三条河的河口都到达佛兰德。而且，在地域上由于欧洲的贸易变得更具国际性，大量的、各色各样的来自地中海沿岸国家和利凡特的产品，东方的丝织品、染料、香料、调味品、香水、药膏、药品等，都找到了它们通往佛兰德的途径。威尼斯和伦巴第的城市与布鲁日有密切的经济联系。热那亚最先用船装载她从叙利亚、埃及、拜占庭和非洲的进口货物，经由罗纳河、索恩河、香槟集市和默兹河抵达佛兰德。当香槟集市开始衰落时，1317 年，热那亚开辟了冒险的“佛兰德桨帆船航线”。整个航线是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经由比斯开湾海域上行，过英吉利海峡到达布鲁日。这是一个有历史意义的开端，威尼斯很快就仿效了。同时，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贸易——主要是葡萄酒、橄榄油、皮革制品、卡斯蒂利亚的羊毛、干果和坚果——也从加的斯、塞维利亚、里斯本、波尔图运出，经由同样的航线进入布鲁日和根特。在巴黎、伦敦、布鲁日和几乎所有贸易兴盛的地方，都可见到无孔不入的意大利商人和高利贷者，他们被统称为“伦巴第人”。海上的军队不仅可以保护加斯科尼与英国的葡萄酒贸易和英国与佛兰德的羊毛贸易；而且可以被利用来阻止竞争，如西班牙的羊毛和葡萄酒的竞争；也可用作将法国的贸易从海上逐出去的战争手段。早在1336 年12 月，卡斯蒂利亚由于预见到英法之间的战争即将爆发，并为英国在公海上实施的高压手段——英国试图阻止西班牙羊毛运往佛兰德，以保护本国的羊毛贸易——所激怒，而与法国结为联盟，把卡斯蒂利亚的舰队置于法国指挥之下。

自圣路易以来，法国卡佩王朝的国王们所建立的社会环境并不一定是美好的，但早在与英格兰的大战开始前的百年间，法国的所有地区几乎都是安全的。无疑，在王国的边远地区，山区的行省如奥弗涅及其它一些地区如塞文山脉，仍有一些从事抢劫的贵族。但在农业高度发达的平原地区，象塞纳河谷地、博斯、都兰、普瓦图、香槟、勃艮第及朗格多克平原都享有普遍的平静。

当英国的入侵开始时，这些富饶地区的一切都改变了。在1346 年的第一次入侵之前，法国是欧洲最和平、最繁荣的国家。灾难突然降临到对战争的恐怖一无所知的人们头上，这些灾难令人回想起封建时代最可怕的时期。此后，直至1380 年前，灾难没有停止——这是一场间歇进行的全面战争。内战和社会革命助长了外国的入侵。甚至在1360 年的布雷蒂尼和约之后，灾祸也未消除。因为当时在双方军队中服役的外国雇佣兵离队时未领到薪俸，于是无情地抢劫了这个国家。除去遥远的南部，整个法国没有一个省，甚至难得有一个城市在1346 年至1380 年的漫长时期内能免遭抢劫和破坏。分析这一时期重大事件，可把战争划分为三个时期，或者说是三个阶段：（1）大规模入侵阶段，1345～1356 年，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是克雷西战役和普瓦蒂埃战役；（2）内战、社会革命和英国的一次新的入侵同时发生。在艾蒂安·马塞尔领导下的巴黎起义、扎克农民起义，1359 年的入侵及布雷蒂尼和约的签订都发生于这一阶段；（3）查理五世先是与自由支队、其后是与英国人的长期冲突。

战争由北方开始，英法舰队在斯吕伊的海战（1340 年）揭开了帷幕。

法国拥有20000 名士兵和202 艘船只，其中的160 艘由17 个诺曼港口提供。整个舰队都被击毁，仅有30 艘船幸免。这场灾难破坏了法国的商业。此后英吉利海峡不再有法国的舰队了。斯吕伊战役之后，爱德华三世扩大了英国海军大臣的司法权，前此，海军大臣一直主要是负责“训练和管理”，此后，他能在海盗掠夺和其它海上诉讼事件中掌握独立的法庭和负责进行全权审判。6 年后，1346 年，一次大规模的英国入侵发生了。爱德华三世在科唐坦登陆，随后有计划地劫掠了诺曼底，英国人烧毁了圣洛，那里受到让勒拜尔赞赏的呢绒工业也遭到破坏。卡昂城进行了抵抗，尽管该城是一个仅有一个城堡防护的未设防的城市。英国人在那里寻获40000 块呢绒和斜纹哔叽，运回了英国。克雷西战役发生在1346 年8 月26 日。加来被围攻一年后，于1347 年8 月4 日投降。几乎所有的居民都逃散了。漂亮的住宅都留给了英国商人，并派来了英国殖民者。加来成为英格兰在大陆的商业中心，而且从那时起拥有了一个靠近佛兰德的港口。占领加来以后，爱德华三世返回了英格兰。

“他看到国家处于空前繁荣的状况中，收成一直很好。”写下上述记载的近代历史学家忽略了当时的英国历史学家沃尔辛厄姆根据其亲眼所见而记录下来的材料：当1346～1347 年的战役结束后，英格兰的每一所住宅甚至是农民的茅屋都用从法国抢来的物品装饰得华丽起来；用从诺曼底的遭到洗劫的城市里弄来的姑娘们的嫁奁装扮起来的时髦妇女变得华贵起来；食橱里，来自法国的修道院和城堡内的餐具发着亮光；衣橱里塞满了法国生产的毛皮、丝和绸缎。

但英格兰攻占加来的主要动机是想得到一个距英格兰最近的地点作为进入法国的入口，特别是在1345 年范·阿特维尔德被杀害之后，英国人利用佛兰德作为军事行动的根据地变得困难了。这次对加来的攻占也有商业利益上的考虑。在12 世纪，加来一直是一个小而无足轻重的海峡港口。其繁荣开始于1196 年，即当布拉邦特公爵、卢万的亨利建造一个新港的时候。尽管加来并不属于理查一世，但在他统治期间，却授予加来保护特许状，免除加来商人在诺曼底的“设摊税”。1196 年，建立了一座市政厅。此后，加来成为重要的鲱鱼业中心，英国的羊毛船和西班牙、葡萄牙的葡萄酒船都会集到那里。们。在政府中没有作为独立服役的“海军”或“舰队”而存在。法国的船只较英格兰更为缺乏，不足部分则租借热那亚人、巴斯克人、卡斯蒂利亚人、加泰罗尼亚人及普罗旺斯人的船只和船员以为补充。当时法国海岸是不设防的，因而需要的防御力量比近代的法国少得多。加斯科尼和基恩附属于英格兰，地中海沿岸从未受到过英国舰队的威胁。庇卡底的港口有布洛涅、蒙特勒伊、阿布维尔、圣瓦莱里和加来（1347 年丧失）；在诺曼底的港口有迪埃普、哈佛尔、鲁昂、蓬奥德梅尔、阿夫勒、图各斯、卡昂、巴夫勒尔和瑟堡；布列塔尼表明它无力防御，特别是在一个受到法国支持的集团与另一个受到英格兰支持的集团间争夺继承权的战争爆发之后。在普瓦图、奥尼斯、圣东日仅有四个港口：拉罗歇尔、圣让当格莱、东内和圣萨文伊安。

在历史上，百年战争以其最早将火药用于战争而著名，但它只在攻城中有效，且极少使用。直到16 世纪后半叶，火药才引起阵地战的革命。最早使用火药的证据是在1338 年。那年，袭击南安普敦的法国舰队在船上携带了一些射石炮。1339 年，10 门装好的大炮守护着康布雷。此后，经常在记载中进一步谈及大炮和火药的使用，但它们一直是用于攻城或是保卫有墙防的城市。火药在1346 年的克雷西之战中已被应用于阵地上的大炮的说法，似乎是误传。

1328 年到1340 年间，每年有5000 到6000 包羊毛通过加来进入大陆。英国的老百姓以为英王占有或获得重要的海外统治权将会减轻因国王对金钱的迫切需要而要他们承受的负担。海外帝国的鼓吹者指出对这样一个地区的占领，即该地产品的供给对英格兰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个地区的人民又能成为英国产品的购买者，将会促进贸易的发展。无论如何，具有伟大军事意义的是，占领这一地区本身又是进入法国的手段。因而，加来对于英格兰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英国对加来的守备是极其谨慎的。维持加来的费用是英国国库的沉重负担。加来成为英国产品的主要市场，或是用当时的措辞：商业中心被固定在那儿了。而且，对加来的占领给爱德华三世带来了在英吉利海峡上的几乎是无可争议的霸权。一位近代的不列颠历史学家自得地陈述道：“这使他能够随意遏止南方和北方之间的贸易。”西班牙和巴斯克的商船队过去往往在春季来到这里，在布鲁日或安特卫普进行装卸；来自北欧和南欧的货物在那里进行交换，近秋天时才返回原地。这时，此种贸易可能已停止了。

1347 年至1355 年间虽然未实现和平，但交战双方长时期休战。海盗行为和英国人偶然介入的布列塔尼的战争继续着，这是一场王位继承战，法国支持一个王位要求者，英格兰支持另一个。战争间歇的原因是，两国都因黑死病而衰竭。

对于研究商业史的学者来说，这一时期最有影响的事件是1350 年在海上对西班牙人的战争。法国由于海上势力的丧失，分别与卡斯蒂利亚和丹麦的沃迪马三世结盟，后者幻想，要象公元1000 年在斯韦恩领导下的丹麦人所曾做过的那样，征服英格兰。1295 年，腓力四世曾设想建立一个这样的法国—丹麦联盟。这一计划旨在利用卡斯蒂利亚、丹麦和汉萨同盟诸城市的海上力量以挫败英格兰。早在前一年（1349 年）一支西班牙的舰队已曾远航至波罗的海，对爱沙尼亚海岸进行了一次袭击，回国途中，曾袭击了英吉利海峡的英国船只。1350 年8 月28 日，一支英国舰队在离温切尔西①不远的地方堵截并击毁了有护航的一支西班牙商船队，该船队曾于春天载着西班牙的羊毛来到佛兰德，这时正载着北方出产的货物回国。巴斯克水手们曾受到警告，但他们对自己的船只在吨位上的优势颇感自信。此外，他们还采取了预防措施，在安特卫普雇用了一些勇猛好斗的人作为船员，当时，这种人在欧洲的每一个港口都容易找到。因而发生了著名的对西班牙人的海战。即使没有上述情况，爱德华三世也可能寻找某个人为的借口来发动这场战争。但在这一借口之背后，隐含着英格兰不容许在她同佛兰德的羊毛贸易中间有任何竞争者这一坚定信念。英格兰完全相信这样一句格言：国旗所到之处，贸易随之而来。当战争于1355 年恢复时，形势对法国越来越不利。这一年，战争转移到法国南部，黑太子攻入朗格多克远至纳尔榜。在那里没有遇到有组织的抵抗，英国人在战争间歇时抢劫了南方的城市。第二年，也就是1356 年，英国的入侵推进到王国的心脏，进入佩里戈尔、利穆赞和奥弗涅。1356 年9 月18日，好人约翰在普瓦蒂埃战役中被击败，英国人占领了整个地区。普瓦图是一个天然资源丰富的省份，有兴盛的制造业，如呢绒贸易和金属制造。所有这些活动都衰落下去，这一地区遭到毁坏。战争迅速遍及各地。1356 年普瓦蒂埃的可怕溃败使法国濒于灭亡的边缘，在这次溃败中，国王约翰的三个王子和数百名贵族都成为囚犯。

国王约翰的被俘，使法国的统治权落到王子查理的身上，他是一位早熟的18 岁的青年。当普瓦蒂埃的噩耗迅速传开后，巴黎由恐怖转变为对王室和贵族的愤怒。资产阶级非但没有聚集在太子周围，挽回颓势以保卫国家，反而发动了反对政府的阶级冲突。人们对于瓦洛亚王朝政府的奢侈和腐败的不满，被克雷西的败北和加来的失败后突如其来的大灾难所煽动起来。与此情绪交织在一起的是对于贵族的憎恨。在普瓦蒂埃，贵族声名扫地，死去多人。极荒诞的谣言由于蜂拥进入首都的惶恐的避难者、逃犯和逃亡者的添油加醋在流传着。

查理王子的职责是明确的，这就是组织一支新军开赴战场抵抗侵略者，以营救国王。但很清楚，没有法国方面承担繁重义务的和平，对约翰的囚禁不会解除；没有钱，任何新的战争方式都是不可能的。这就意味着应该迅速地召集北方朗格多埃尔的等级会议。

等级会议权力的最高峰是在1355 年至1360 年间，即与英国的战争处于最黑暗的时期，当时，法国处在财政和经济枯竭的边缘。在1356 年10 月17日召开的等级会议上，有800 多名代表，会议很快通过从三个等级中选出由80 名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以审查政府过去的政策。在正常情况下，一般认为委员会中的教士和贵族的代表也许不会表现出对于政府的敌意。但是，情况是特殊的，许多教士和贵族都是野心勃勃的无耻的纳瓦拉王子查理的党羽，并密谋使他成为摄政。尽管王室太子未受伤害，但纳瓦拉王子拥护者的演说辛辣地抨击了国王的大臣，以及政府的无所事事、奢侈、腐败。激烈的措辞犹如火上浇油。等级会议要求将政府交给由4 名高级教士、12 名贵族和12名市民阶级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管理。这是政治上的革命，因为它意味着太子权力的终止和政府的君主政体的废除。年轻的查理是坚定的。他的答复是他将与被推荐的委员会仔细商议，但他不会免去他父亲的大臣们的职务，也不会解散合法组成的王国的议会。然而，太子怎样才能进行抵抗呢？只有等级会议能够为战争的进行提供资金，可他们拒绝这样做，除非设立由他们提议的委员会。

法国皇太子解散了等级会议，求助于巴黎商会会长艾蒂安·马塞尔，也就是求助于巴黎市的市长和城市自治体，希望弄到资金。这就揭开了法国历史上由最著名的人物和最重要的事件所组成的新的一幕。和根特的范·阿特维尔德一样，马塞尔是一个富裕的呢绒商人，由他担任首领的巴黎商会从法律上讲不是商业团体，而是一个控制着塞纳河的贸易和在城市里执行贸易治安条例的治安组织。然而，由于该组织的成员是商人，始终享有民事和刑事的审判权的商会能够而且在实际上控制了巴黎的商业和贸易。该组织很快成为市政府、治安组织和城市商会，拥有巨大的权力。

恶人查理是法国王子，路易·勒于坦的外孙，声称他的母亲，也包括他本人于1328 年被剥夺了法国王位继承权。因此，他成为叛徒，与爱德华三世达成默契，进攻自己的祖国。他认为他继承法国王位的权力比爱德华三世更有根据（应该记住，两人都是从母系方面要求继承王位的人），即便如此，他还是愿意与爱德华三世瓜分国土。我们掌握了这一叛变活动的充分材料，这一活动在英国方面由兰开斯特公爵和伦敦主教在1355 年至1356 年间经手。首先是在离查理和埃诺伯爵都较近的布鲁日进行。后来极秘密地在阿维尼翁的阿拉斯红衣主教或是布洛涅红衣主教的私人住宅进行，此二人在战争中都是英王的党羽。教皇对这些谈判一无所知。秘密外交在历史上并不新鲜。

佛兰德呢绒商在巴黎有相当大的侨居地，马塞尔是知道的，而且，他的商务也要求他经常前往佛兰德。这些事实是有意义的。毫无疑问，马塞尔是被一种野心所激励，即他希望成为另一个范阿特维尔德或者说是另一个里恩齐①；他要通过支配巴黎而同时支配法国其它的大城市；他要在巴黎创立一个市民团体，使之不仅能指挥政府，而且将使政府屈居于该团体之下；总之，马塞尔打算立即进行一场巨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资产阶级革命。这是1789 年革命的一次大胆的演习。他期望利用政府的窘迫、普遍的不安定和不满、经济的不景气以及那一时期的社会阶级对立来实现他的企图。货币的危机和由于国王约翰曾发行的“疲软”的货币的流通而产生的困难给了他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使他将自己装扮成人民的朋友、民众权力的鼓吹者。但马塞尔自己的行动证明他在这些宣言中表现的真诚是虚假的。无论是从他的成功或是性格来看，他最终与恶人查理的结盟是不可避免的。他是一个狡猾的、不拘小节的蛊惑家，尽管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他仍被作为偶像受人崇拜，而且自那以后在1830 年、1848 年、1871 年的历次革命中他都一直是英雄。

太子迫于形势，顺应了潮流。1357 年春，他再次召开了等级会议。如果这三个等级仅只是将注意力局限在财政上的话，那么他们希望将财政管理权集中于他们手中的政策也许是无咎的。但是，在纳瓦拉的查理和马塞尔的操纵下，他们使国家的安危从属于他们的政治野心。在“保护人民权力”的幌子下，马塞尔大胆而毫无顾忌地耍了一个花招。他可以胆大妄为，因为巴黎在他的掌心之中；而且，在过去的一年里，巴黎已经牢固地筑起城墙，并修建了防御工事。等级会议除了仅仅答应承担时常需要更改的短期税款外，拒绝承担任何普通税务，除非政府屈服于等级会议提出的审查和控制税务的要求。巴黎处于一触即发的风暴的前夕，政治形势极为紧张，以至法国皇太子不再能安全地停留在那里，宫廷迁往贡比涅。除了来自王室领地上的不稳定收入外，没有可以利用的资金。王室不敢征税，因为只有等级会议有权征收永久捐税，而且政府统治必须以被统治者的拥护为基础这一说法已传播出去，并且不可思议地在群众中流行着。这对于封建时代来说是一个新的革命学说，如果可以说，14 世纪一直是封建时代的话。

当1358 年2 月再次召集等级会议时，情况几乎是险恶的——“国家受到外国侵略者的蹂躏，巴黎市即将发生暴动，政府分为主战和主和两派，由于贵族的退出，法国皇太子和议会代表们的不和，等级会议本身也分裂了。..民众领袖的要求使人们回忆起，恰在100 年前英格兰的贵族党所提出的那些在某些方面相似的要求，这些要求后来实际上不时被重新提起。”①但在亨利三世劣政下的13 世纪的英国，与法国14 世纪中叶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当时，贵族、乡绅和市民们受到积极改革思想的激励，团结起来。在法国，各阶级之间存在着阶级对立的鸿沟，最无统治经验的阶级控制了政府的要害部门。而且，马塞尔及其同伙主要是为权力而斗争，而并非是为了政治的改革。“改革”是他们掩饰自己的烟幕。

法国历史学家亨利·马丁在19 世纪中叶提议为艾蒂安·马塞尔树立一座雕像，“因为他曾第一次努力在法国建立议会政体”。在市政大厦广场前，马塞尔的一尊骑马雕像被珍视为法国民主的象征。每年的五一节，他的雕像都被激进党员、马克思主义者、第三国际的成员和苏维埃的支持者们所献的鲜花装饰起来。

另一个危险的事实是巴黎的不容忽视的权威。这个革命的大城市在这一时期开始表示出她统治整个法国的要求。皇太子被迫同意召集20 到30 个城市的代表集会于巴黎。由该等级会议以一项法律形式通过的著名条款之一是规定废除整个法国各省的议会，建立“每年在巴黎召开的等级议会”，皇太子因不能作出其它选择而被迫承认。这种早期的民主和集权之间的关系，预示着巴黎在以后的年代里发生的革命中所具有的姿态。

在这一时期的诸多政治事件中考察一下巴黎行会所扮演的角色是有价值的。巴黎市将自己直接置于运动的领导地位。这一运动不是针对王室，而是反对国王约翰控制下的政府的无能和挥霍。当等级会议正在要求监督和控制王室统治，建立新的财政机构时，行会则时刻试图组织对英国的抵抗。这是马塞尔所鼓动的一场运动，他争取到了行会对他的支持。我们已经注意到这些行会维持着巴黎的武装守卫。因此，匠师拥有武器。普瓦蒂埃战役之后，在马塞尔的命令下，这些民兵站出来保卫首都，并组成真正的军队。

然而，三级会议采取了一项措施，这是有其实在目的的。这就是要求摧毁小型防寨的法令。除朗格多克以外，全国各地都有这种小型防寨。其中许多防寨是为了保证地方安全而修建的，但这种措施事实上比人们打算由此而减轻的无政府状态的祸患更糟。一些防寨落到英国人的手中，另一部分被从事盗匪活动的雇佣军散兵占领；还有一部分防寨则因为时势的动乱不安和政府统治的无能，而显现出封建性领地的复活。这些防寨体系犹如敌人一样危险，对商业和农业有更大的危害。因为它们是盗匪活动的祸根。在战争间歇时期，尽管还未出现和平，但交战双方都遣散了军队中数以千计的雇佣兵，这些兵士天生是歹徒和拦路抢劫犯。他们是以掠夺为生的英国人、法国人、布列塔尼人、佛兰德人、布拉邦特人和西班牙人的混杂群伙。

然而，在马塞尔支配下的等级会议不是采取直接而有效的措施来解除国家正在承受的苦难，却在玩弄权术。巴黎地方自治的旗帜，即红蓝两色旗帜在商店的橱窗里和街道上四处悬挂着；议员们尽管不情愿，也被暴民胁迫而悬挂之。法国皇太子这时表现出了他的勇气。他前往巴黎，在对平民的一次讲演中试图平息正在兴起的革命潮流。马塞尔的一名亲信、巴黎市政官无礼地回答皇太子道：“法兰西王国里为害众生的莠草太多了，已抑制了益草的生长。”第一次革命的恐怖统治为期不远了。巴黎市长马塞尔此时已取得了巴黎工人阶级的好感，他打着爱国的幌子来组织工人，已拥有了在他统帅下的数千名武装兵士，其中并不全是真正的工匠和手工业者，还有一部分是从巴黎社会的最下层中吸收来的社会渣滓。马塞尔凭借这支与巴黎的真正国民军相去甚远的临时拼凑的民兵队伍对政府和人民进行胁迫。等级会议是顺从、怯懦的；真正守法的市民、商人和工匠则感到恐惧。1358 年2 月的最后一个星期，马塞尔一马当先，率领着他的武装队伍，在城市下层市民的追随下向王宫进军。在穿越街道的进军中，暴民杀死了一个可怜的面包匠，饮了他的血，然后蜂拥而入王宫。查理面对带来不祥预兆的人群，毫无惧色。马塞尔要求罢免国王的大臣，并要求国王接受等级会议通过的革命法令。太子的两名随从担心他们会对太子施以暴力，打断了马塞尔的长篇演说，保护马塞尔的狂怒的队伍遂冲向这两位随从，砍倒他们，将他们的尸体拖到院子里，在那里暴民们正处在令人发指的狂欢之中。

几天后，纳瓦拉的查理到达巴黎。他控制着局势。他的雇佣军（其中许多是原英军的成员）控制了诺曼底和法兰西岛，西部直至夏尔特尔。他颁发的通行证比太子的更为有效。他企图对他的表弟进行恐吓，使其将香槟或是诺曼底割让给他，外加一笔巨款，因此，他与马塞尔合作。马塞尔正处在一种近乎陶醉的野心勃勃的状态。他向根特和伊普雷发出报捷书，向他们报告在巴黎已取得革命的成功，并希望佛兰德的各大自治城市能与他和巴黎互相提携。民主——愿上帝拯救这一名词！——已喊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与此同时，他还写信给王国的各优秀城市，要求他们加入革命，并让他们的人民佩带巴黎的红蓝两色标志。马塞尔在他写给伊普雷市政官的书信中为所有的红色革命者辩解：“就国王的廷臣们的所作所为和其它罪恶而言，横遭杀害者极少，他们中只有少数人被公正地处死。”人们还记得，在1792 年9 月巴黎的大屠杀期间，当许多有高贵血统的无辜人遭到疯狂的暴民的杀害时，巴那夫①曾讥讽地说：“他们的血是这样纯吗？”

与巴黎发生这些事件的同时，一场农民起义也在瓦兹河流域发生。对法国而言，幸运的是这只是地方性事件，而且在它蔓延到其它省份之前，运动就被镇压下去。这一插曲是农民阶级的愤怒和或轻或重地在全国普遍发生的经济贫困的可怕朕兆。这场起义就是扎克起义，因扎克——通常用来称呼农民——而得名。巴黎的革命者和邻近的城市如桑利、亚眠、莫城对这次农村的起义并不是漠不关心的。

促发扎克起义的原因与巴黎起义的原因并不相同，但如果成功的话，这两个运动的共同不满和同一目的足可以使他们联合起来。农民对于贵族的仇恨情绪早已存在于法国。在普瓦蒂埃战役中数千名贵族被杀或被俘，因而使乡下的住宅、庄园和城堡没有任何防护。该战役之后，农民仇恨贵族的情绪在博韦周围爆发出来。而且，农民的愤怒因盗匪和流窜强盗的劫掠而增强。加之被俘的贵族不能期待政府会设法营救他们，只能自己筹款赎身，法国各地的庄园农民因而承受着更加沉重的苛捐杂税负担。

起义的直接原因是摄政太子为攻陷巴黎而企图切断巴黎的供应。为达到切断巴黎供应的目的，查理试图用他所指挥的少量军队驻守巴黎四周各要塞，阻止粮食转运进巴黎。其中一支在农村征集补给品（他们必须依靠农村生活）的分队遭到愤怒的农民的猛烈攻击。这就是导致燎原大火的火种。农民们愚昧、不守纪律、不惯于使用武器，除去随手可得的东西外，一无所有。许多人穿上用煮过的皮革临时制成的甲胄，扛着用大镰刀和钩刀铸成的剑。他们的领袖是威廉·卡尔。人们能想象到扎克焚烧住宅、杀害百姓、折磨无以自卫的男女以至儿童的残酷蛮横的行为。至少，有一名贵族被穿在铁叉上，在他的妻儿面前被置于火上炙烤。瓦兹河畔很快成为火炉和屠场。卡尔比他的同伙们机智，他意识到除非得到外界的支持并努力争取周围城市的援助，否则起义是没有价值的。如果他的求助引起了注意，如果市民和农民达成一致，最重要的是如果巴黎曾给他们以支持，那么，一场可怕而广泛的社会革命或许已经发生了。但是，除去巴黎，各城市没有理会这一请求。马塞尔对于摄政者欲通过饥饿使巴黎屈服的政策越来越惊恐，领悟到与扎克结盟是击退其阴谋的一种方式。

但纳瓦拉的查理作为一名贵族，作为一名确实具有王族血统的王子，对这一计划是反感的。马塞尔的计划导致了他与查理之间的分裂，巴黎的革命潮流开始衰落下去。尽管农民起义被镇压本身是可怕的插曲，但并未导致马塞尔的失败，而是他的政策给他带来了危害，从而使他的失败不可避免。他的过分奢侈使他与自己的同伴疏远了，巴黎的正直的人们由于这一朕兆而鼓起了勇气。摄政者比谁都清楚地看到事件发展的趋势，并且了解到如果纳瓦拉的要求得到满足，他的土匪队伍，“一个投机者的集团”，就会从巴黎周围撤离。那时，马塞尔及由他酿成的革命也将会失败。那么，巴黎也将会为饥饿所屈服。但迄今为止还存在一些势力妨碍摄政者实行其计划，但并非是马塞尔的势力。

为了达到使纳瓦拉与马塞尔疏远的目的，太子查理在与声名狼藉的纳瓦拉王子的一次会谈中，奉送给他一份私礼，总计有出自王室领地的10000 利佛尔的收入，另外还有40 万利佛尔分期支付，每年5 万，由战争捐款中支出。尽管背叛的王子被拒绝参加隆重的缔结契约的仪式，但他还是接受了建议，并自解自嘲地说，他“不饿”。使用这样亵渎神明的言词也反映出他性格的一方面。

现在，对巴黎的封锁更严密了。老百姓也开始感到饥饿的危机。由马塞尔煽动起来的暴民对于皇太子的愤怒，现在转向了马塞尔自己。马塞尔冒险给佛兰德城市的市政长官送信，恳求他们为了“人民的自由”而进行调停，但没有结果。7 月，勤王者和保王党军队包围了巴黎，并由纳瓦拉查理的匪兵——其中有许多英国人——增援。巴黎的民兵步兵队进行了几次损失重大的冲击，试图逃脱重围。当马塞尔和他军队中的残存者从一次失败惨重的突围中返回时，在街上受到嘲骂和责备。现在，马塞尔唯一的希望就是离间纳瓦拉的王子和他的同盟者皇太子的关系，而且，他打算使巴黎向纳瓦拉的王子投降，以实现他的计划。纳瓦拉如占有了在塞纳河畔的伟大首都巴黎，也许会梦想推翻瓦洛亚王朝，使自己成为国王。这是马塞尔的最后一张牌。这个计划引起了马塞尔手下官员的怀疑。在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最珍爱的一个月——7 月的31 日夜晚，当马塞尔正准备将巴黎城圣安托万门的钥匙交给已被秘密引进城的纳瓦拉王子的司库若斯朗·德马孔时，他被自己的部下砍倒。一小时之内，反革命者由于被一直因恐惧而潜伏着的一种力量和情绪所激发，迅速地发泄他们的狂怒。如暴民们通常所为，巴黎的暴民改变了态度。一场血腥的反扑开始了，直到事件发生的第二天（8 月2 日），摄政太子进入城市之前一直没有停止。太子控制了局势。

但是，对于法国来讲，这次成功不过是午夜里依稀可见的晨光。整个法国北部几乎处在无政府状态之中。纳瓦拉的查理拥有诺曼底，并与英国敌人达成默契，要他们支持他取得法国王位。11 月（1359 年），爱德华三世率领着一支新组成的军队在加来登陆。他敢于在冬天进行出征，并且想当然地把他的军队驻扎在一片几乎完全荒芜的地区，这一事实反映了他在军事上的无能。入侵者避开了筑有新城墙而便于防御的巴黎城，而对兰斯至夏尔特尔的巴黎周围的地区进行破坏以炫耀武力。法国没有军队进行抵抗，但寒冷的天气却使法国完成了其军队所未能完成的使命。1360 年4 月13 日，初春的一场可怕的大风雪毁灭了数以千计的人和马匹。这一“黑色的礼拜一”①长期地保存在英国人的记忆中。在一部编年史中这样忧伤地记载着：“那是漆黑的、险恶的天气，阴霾漫天、风雪盖地、天气奇冷。许多人死于寒冷。因此，后来许多人称这一天为“黑色的礼拜一”。

摄政太子抓紧时间进行谈判，以缔结和约，和约于1360 年5 月8 日在昂儒的布雷蒂尼缔结。根据和约的规定，法国放弃了因英国国王领有加斯科尼和基恩的地产而对该两地区所拥有的君主权，此两地后来一直为英王的自由领有地。此外，法国还割让了普瓦图、佩里戈尔、圭尔西、①圣东日、鲁埃格、阿让诺瓦、利穆赞及比戈尔给英国王室。反之，爱德华放弃了他对于法国王位的要求。和约的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安排释放被俘的法王约翰。约翰在英格兰一直生活在王室的豪华之中，他以河滨大街的萨沃伊宫②作为公馆，并领有2000 镑旅居年金。在那段日子里，路易九世获释的情景常清晰地再现在人们的记忆中，约翰本人在写给他的国家的信中也回忆起此事。但过去时代的国王是那样无知，以至圣路易一直被说成是在突尼斯被俘的。事实上，他于1248年被俘于埃及的曼苏拉，1270 年死于突尼斯附近的沙漠。同时，被大肆渲染的财务报告书说，由于大量贵金属从法国流出用以缴付路易的赎金，以至皮革制货币成为代用品。法国再次体会到，赎取国王这类要人们是需耗费巨资的。释放国王约翰的赎金定为300 万金埃居。但这笔巨款仅相当于从法国强征赎款的一部分。因为除数以千计的贵族外，尚有被俘的法国诸侯和军事官员们仍被囚禁着以待赎救。国王赎金的缴纳是采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但其中60 万金埃居却几乎要立即付清。征收约翰赎金的历史极为重要，它给法国的税收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所以现在要对这一征税史进行详细考察。在此之前，大致回顾一下l360 年以前法国的征税情况是必要的。

如所周知，腓力四世时代，国库收入有两个来源：王室领地①（即国王地产）的收入及来自法庭罚款、国玺津贴、通行税及铸币费或铸币税的收入。这些收入维持着宫廷的开支，支付政府官员的薪俸。至瓦洛亚的腓力时期，由于浪费和疏忽，来自王室领地的正常收入虽有行政封地和商业管理税的补充，但已不能满足王室的需要。国王没有权力在王室领地以外的地区征税，甚至在诺曼底和朗格多克这样的省份，不经地方议会审议也不能征税。这些通常的收入不能满足腓力六世奢侈的口味，特别是不足以维持与英国的战争。因而，王室被迫一再向其臣民征收附加税。在此情况下，国王不得不小心从事。因为大贵族和享有许多特权的高级教士、拥有特许权的城市是会小心翼翼地保护他们的权利的。他们经常要求王室削减甚至放弃对部分贵族和城市所征的在计划内的一种附加税。

然而，这些附加税较之其它税收具有更普遍的性质，征收方式根据国王、贵族和城市三方一致同意的办法而改变。对教士征收的附加税始终是特殊的什一税形式。腓力六世时第一次附加税是于1328 年为征伐佛兰德而征收的，此次出征以卡塞尔战役为结束。为此，国王从22 个市管区和王室领地的司法总管辖区征收了231078 利佛尔。记录着这一数字的文件上列举了各市管区的征收数量及方法。有些地方是根据炉灶数量征税，即按户征税。在桑城，每百户人家每4 个月付4 个苏。在特鲁瓦，是按人头征税的，该税有最低限度的免税，按人们财产比率渐次提高；对那些占有财产价值达500 利佛尔以上的人，征4 利佛尔10 个苏。在鲁昂，税收总额分摊到每一教区，居民根据各自的财产数量纳税；一些教区采取分期缴纳的方式，另一些教区则一次付清。总之，不存在统一的税收制度。国王将地方上采用何种征税方式和方法的决定权交由地方官吏掌握。大多数城市确定了某种特定方式后，由她们自己的机构来征收税款。在许多情况下，城市利用国王对金钱的需要，要求王室确认他们的特权。王室领地以外各省的半独立的贵族也要求保证他们的特权。

战争税是不得人心的，但毕竟事出有因。但是，当腓力六世决定征收一种新的附加税以支付王子诸侯们封授爵位时的奢华花费和为他的女儿准备嫁奁时，遇到了极大的反抗。尽管如此，他在征收这些税款时，仍取得了相当的成功，这是君主政体权力增长的明显证据。

最终，与英格兰的战争，要求法国极大地增加她的收入。不动产和私人财产，为使地产增值所进行的改建、实物和货币形式的收入，家庭、教区、城市、王室所有地、商业和工业全都成为征税对象。腓力四世时即存在的每价值“一镑征一便士”的商品售出税（人民通常称之为“特税”），这时已增加至每出售价值一镑的货物征收四便士，卖方付两便士，买方付另外两便士。种植葡萄的省份尤其要负担这项税收。这里应详细说明的是，沿海省份税收额的提高是为了用于海岸的防卫，而不是为了通常的战争目的。应征服兵役的贵族如缴纳其岁入的1/5 即可免除服役义务；同样，这一规定也适用于自由持有农；城市必须交出其海关年收入的1/5。这是对整个王国征收的格外沉重的税收、而实际上并不可能征齐。各处都有调整税额或征收额定税款之一部分的现象发生，在那些王室领地之外的省份更是如此。这就是说此类税收在各省、各城市和各领地之间并不是统一的，而是形式各异的。巴黎为使其面包、酒、干酪、青鱼和一般的毛织品能够免税，交纳了18000 图尔锂。因为在巴黎，始终存在着对于骚乱的恐惧，而物价昂贵或时世艰难是导致骚乱的原因。除贵族、教士、教育部门、学院、巴黎大学的教授及政府的官员得以免税外，其它形式的税收固定不变。这些从1337 年开始征集的五花八门的普遍税收几乎每年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被重新征收。由于战争的继续，各省都遭到破坏，收入减少了。地方上对于税收的抵制时有发生，接连公布的法令就是政府在经济上极为窘困的明证。在王室领地以外的各省，又存在与大诸侯的摩擦。因而需要设立一项能够提供可靠收入而又容易征收的普通税。种种需要考虑的事实促使了两项特别税，即炉灶税（fouage）和盐税的设立，它们势必成为永久性的税收。

如前所述，炉灶税是一种由户主承担的税。依照规定，该税税额为10个苏，每5 年征收一次，以炉灶数为征收单位，而炉灶数量则以每五口之家用一炉灶来估计。于是，家庭的炉灶数就不可能与应纳税的炉灶数相一致，因为后者是一种假定，是为征税目的而设立的单位。一个大的家族可能会按两个或更多的炉灶数征税。炉灶税是一项有利可图但很不受欢迎的税收。盐税就更是如此。这种盐税源于西班牙，后为瓦洛亚政府所采用。在盐税被古代西班牙采用之前，就已经具有悠久的传统。征收盐税似乎开始于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罗马帝国时期沿续下来。后来，直到圣路易把它作为一种特别税来征收之前，该税销声匿迹已近千年。由于盐税极不得人心，以至于贪得无厌的美男子腓力也不敢予以恢复。但该税似乎以不太明显的方式，在受罗马传统影响较强的西班牙保持下来。法国的国王们无疑是在法—西政治关系密切的时候，了解到这种税收方式的。该税可能源于阿拉贡，而不是卡斯蒂利亚。

盐税的征收使政府垄断了制盐业和盐的销售。以蒸发方式制盐的地中海沿岸地区的盐泉和盐池成为王室特权的管辖对象。这种极易引起民愤的税收是通过1341 年3 月16 日的王室法令设立的。国王迅速向各省派出税务监督官，去收买可以弄到手的盐，并设法找到仓库、成立办事处。这些官员执行命令极为严厉。抱怨之声源源不断地涌向巴黎；但这并未引起官员们的重视，几乎到处都在征收盐税。人们的不满变得更为强烈。因而在1346 年召开等级会议时，腓力六世温和地表示，他无意使盐税成为一项永久性的税收，它不过是一种“战争税”。议会听信了他的话而休会。但该税却被保留下来。法国国会不同于英国国会，后者极力要求得到王室的特许权和限制王室的权力，以此作为王室征税、征收补助金的回报，因而在英国奠定了议会政府的基础；法国则不然，她的等级会议恭顺地屈服于国王的要求，因此丧失了由战争所带来的在法国建立立宪政府的机会。

由于战争的形势越来越糟，这些税的征收也愈益困难，而战争经费又持续地增加。货币制度的混乱，使情况更为严重。1328 年至1355 年间，政府制定了22 项财政法以修改币制。1343 年，腓力六世宣布政府恢复“圣路易时期的优质货币”。这不过是一个无耻的借口，甚至在腓力四世统治时也未曾有过这种诡计。这不过是给政府提供一个以劣币支付其债务，以优质币收税的机会。而且，为了维持战争，腓力六世也曾依靠其它权宜手段，如出卖特权、给予私生子以合法权利（以收取一笔手续费），以及永远管业的转让手续，根据传统程序，人们只有缴纳一笔高额手续费后才可把遗产馈赠教会。

1346 年初，即克雷西战役的那年，在王室公告的前言中提到，国王听说盐税和四便士特税的征收“在朕的臣民中间极其不受欢迎，以至于市民、农民、大多数官员及钦差专员们一致不满于此，且闻朕之臣民已觉负重不堪”，故召集“朕之王国的僧侣、诸侯、僧团和优秀城市以修正所有这些问题”。这一时期有两个等级会议：法国北部（朗格多埃尔）的等级议会在巴黎召开，国王出席之；法国南部（朗格多克）的等级会议在图卢兹召开。两个议会再次宣称，盐税和四便士商品销售税仅是暂时性税收。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两个议会中各省分别投票，即每个省都是一个拥有一张选票的选举单位。每一省各阶级的代表，即教士、贵族和市民都作为统一的整体进行选举。根据这种制度，小省和大省具有相等的权利。但由于两个特权等级之间的关系比这两个等级中的任何一个等级与第三等级间的关系都更为紧密，在各省的议会中，教士和贵族通常在选举中占优势。而且，由于国王是贵族之首，故他与特权等级的关系较之他与平民间的关系要缓和一些。

克雷西灾难之后，在加来受围困期间（1346～1347 年），国难当头，这使腓力六世能采取增加国家收入、平息人民怨忿的非常措施。1347 年，国王在蓬图瓦兹召集一个省议会时只能说：“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无法描述的困境之中。”克雷西战役已经表现出贵族在军事上的无能，法国政府打算以雇佣兵来代替之。所以，1347 年，我们发现了一种提高贵族的代役金的方法。加来战败之后，为装备一支舰队进攻英国（也许是以此为借口？）新的勒索又在进行，但以此为借口而得到的收入并未用于这一目的。无能、浪费、贪污等所有与这些财政手段密不可分的现象极为严重，以至于腓力六世若不能仰赖于教会什一税和教皇借贷，在财政上将会更拮据。幸运的是，自腓力四世统治时期以来，政府就可以指望什一税成为永久性财源。他们年年征收什一税。从原则上讲，阿维尼翁的教皇们对这一作法始终是赞同的。因为教会征收什一税时，范围很广，而且显然比政府的税收更公正。这里，可举一例子说明上缴国库的什一税的大致数目。1330 年，什一税提供的金额为278832 利佛尔10 苏5 但尼尔（图尔铸币）；税金的支出为12841利佛尔15 苏9 但尼尔，给予国王的余额是265990 利佛尔14 苏8 但尼尔。修道僧们企图享有教区教士们未享有的免税权，猛烈地攻击这项为政府目的服务的什一税。锡佗修道院长写信给国家财务大臣道：“锡佗诸修道院即锡佗教团千辛万苦地依靠他们的领地、葡萄园、羊群和畜群生活。经营农业在一些年份里入不敷出，尤其是新的货币流通以来更是如此，因我们不得不向我们的工人和雇工支付新货币以代替旧货币。”然而，在腓力六世统治初期，他竟将什一税用于举行庆典和赏赐宠臣。这一极恶劣的浪费行为激怒了教皇。1336 年，教皇停止了政府对于什一税的使用权，直到与英格兰的战争恢复之后，这一特权方才重获。而且，瓦洛亚的腓力以向许多城市，特别是向庇卡底城市出售王室“保护特许状”的方法，得到经济上的好处。该特许状保证对于城市的特权和自由予以特别保护，以此作为对城市提供财政援助的回报。所谓保护是迷惑人的，但却收到了确认城市自治的实际效果，因此，这有助于资产阶级的成长。

腓力六世也求助于向意大利银行家借贷、并向自己的臣民强行借贷的手段。前者的利率非常之高，后者则常常是事实上的专横征用。然而，国王的最大银行家还是教皇。罗马教皇从全体基督教徒那里得来的收入是一笔巨款，由于教皇是法国人，故慷慨地给予法王贷款。在大战初期的1345 年至1355 年间，教皇预付了339.2 万金佛罗林的巨款。这笔款项是法国君主最充足、最现成的财源。当英国政府还未获得关于这些借款的证据时，已敏锐地猜测到教皇的财富正在供给法国国王。因为同在其它国家一样，教皇也从英格兰获得大笔收入。英国人民对于他们自己正在支持其敌人法国来抵抗他们自己这一事实的愤怒情绪是无法安抚的。

1360 年布雷蒂尼和约之后，由于法王室的部分最富庶的省份之丧失以及建立王子封地的灾难性政策导致岁入的转让，政府的岁入比任何时候都更少。既然战争似乎已经结束，人民纷纷要求恢复美男子腓力时期的自由的古法国并要求废止瓦洛亚朝国王们曾征收过的特别税。与这个要求交织在一起的，是行会的垄断所引起的、存在于下层工人阶级中的经济和社会的不满，以及存在于农民阶级中的模糊造反意识——在农民中，对扎克雷起义的记忆还未消失。我们很快就会了解到，如果法国能够避免一场象1381 年发生于英格兰那样的农民起义，她也必将与佛兰德和佛罗伦萨一样，经历一场在主要的城市里发生的广泛的行会起义，即一场具有真正革命性质的、体现一定的反社会倾向的起义。

为了解释人民对于这一时期政府对他们所征苛税的愤怒，必须记住，最使人反感的税收，如盐税、炉灶税及贸易中的四便士商品税，都是新设置的。国民们怀着愤怒和恐惧注视着这些税收成为固定税收的前景，结果确实如此。赎救国王约翰所需要的大笔款项使腓力六世恢复的种种征税的权宜手段成为永久和固定的了。1360 年12 月5 日的一项法令在“为救赎国王的附加税”的名义下设置了上述三种税；它们因以前曾偶然被征收过而为人们所熟悉，但此时，这些税已成为法国税收的永久特征。

炉灶税对于经济史家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炉灶税的金额可为他提供以其它方式所无法得到的统计学的情报。法国于1360 年和约中宣布放弃了已分离的省份之后，除拒不服从这一税收制度的勃艮第和多菲纳之外，估计法国约有一半的相当于现在的县的行政区都征收了炉灶税。被征税的炉灶数在200 万至230 万之间，税收总额达400～500 万美元。如前所述，由于炉灶税始终不是按人口来评定税额的，因此，上述数字不可能达到更精确的程度。例如，在朗格多克，有时是根据不动产征税，有时则是以炉灶或住房的价值为单位对商品进行估价征税，但仍被称为炉灶税。此外，有亲属关系的几个家庭的财产可能会被合在一起进行估价，再进而确定应按多少炉灶征税。换一句话说，炉灶税只是一种估价税收的虚构单位，收税人借助于这种单位决定地方上各种不同财源的可征税数量。这样确定的税收无疑会经常得以豁免，而且税收也肯定是不规则的。在遭到战争破坏的省份里，炉灶税必然会征收得少一些，而从未遭到英国人入侵的朗格多克又享有一些特权。据推算，炉灶税的总数和其它税收的比值一直是8∶25。这些因筹集国王赎金的需要而设置的税收，在法国后来的历史上有重要影响。这是建立一种定期的、永久性税收体系的尝试。但它们在各地的征收情况是不同的。在法兰西岛和诺曼底，这些税的征收基本上遵循着法律文件的规定。在那里，一个有效的财政机构得以发展。该机构的主要经理人是总收税官和司库。在他们之下，还有被称为“当选者”的地方收税员和“主教管区收税员”。后者负责向教士征集贡品。除去托钵僧团，各派修士都要纳税。但在一些省，特别是在享有一定程度自治权的朗格多克，税收由地方官员而不是王室官员管理，在一些较大的城市里也采取这种方式。

一位谨慎的法国历史学家估计，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法国所承担的战争税的总额为3300 万法郎，若按世界大战前1 法郎合19.25 美分计算大约值650 万美元。这个总数似乎不大，除非人们知道14 世纪货币的购买力至少相当于现在的4 倍甚至6 倍之多。因此，王室在1369 年至1380 年间的解放战争中的全部税收至少是2500 万美元，也许将近4000 万美元。但这并不是税收总额的顶点。因为我们须记住，除去这些王室税收之外，法国各阶级的人们都要缴纳教会什一税；贵族有义务纳“补助金”，并被强制完税；没有人身自由的农民要为领主服劳役或是缴纳货币地租、向领主纳税。这样，税收总额是多少，就只能猜测了。

于是，就提出这样的问题：瓦洛亚朝时期法国的人口数是多少呢？根据1328 年征收炉灶税的登记册所反映的炉灶数（该统计数来自48 个县，超过近代法国人口的一半以上），并与1851 年的人口普查数作一比较（使用这一数字较之使用最近的法国人口数据为好，因为1851年近代大都市还没有大规模发展，法国也还没有发生农村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转移），由此发现与1328年的2465948个炉灶相应的地区，1851年的人口数为18767000。考虑到1328年的每一炉灶代表5人，那么，将炉灶数乘以5，我们就得出当时的人口数为12 329 740；享有教会特权的教士、大学教授和学生不包括在内，贫民和赤贫者亦除外。因此，1328年法国的人口数比19世纪中叶的人口数少1/3。但是，这一比例差与一些省的资料提供的数据不一致。例如，1328年勃艮第有炉灶3.2万个，即16万居民（估计数），而该地区现在的人口数则在40万以上。但是，由于近代人口的增长主要是在城镇，因而可正确推断，法国农村的人口自14世纪以来一直没有明显的增长，在一些地区甚至还减少了。但查理五世不同于1328年的腓力六世，能够拥有那样多的可征税地区和人口。1360年的布雷蒂尼和约已将普瓦图、佩里戈尔、圭尔西、圣东日、鲁埃格、阿让诺瓦、利穆赞、比戈尔割让给英国。这些行省之割让给爱德华三世，对于法国来说是数千个炉灶的损失，否则这些“炉灶”是可提供炉灶税的。不能征收炉灶税的地区还应包括属于恶人查理的法属纳瓦拉和诺曼底，以及爱德华三世之母嫁奁的一部分蓬蒂厄（该地事实上是处于法国包围之中的英国领土）和加来地区。而且，一些遭受英国人严重破坏的地区被免除了炉灶税。这些地区大部分在法兰西岛，它们是在1359年的战役中遭破坏的。将这些地区合在一起给查理五世造成的损失就是巨大的了。他拥有的炉灶数只达腓力六世时期的一半多，能纳税提供岁入的人口也只有一半。

然而与英国这一时期的财富加以对比，如果法国各行省都一直处于正常状况，无一受到破坏，那么，法国几乎比英国富3倍。因为1360年以后，英国只拥有不超过8600个教区，而法国则有22000个。对动产征税是在理查三世统治的第二年（1378年），其中2/10征自城市，2/15征自农村，估计比法国的同类税负担要重。结论是不可回避的，即腓力六世和约翰二世统治时期军事上的失败和悲惨境况应归咎于这几个国王的疏忽和浪费。法国这几个祸国殃民的君主是前无仅有的。

当时，为筹集国王的赎金而征收的额外税款对法国来说是极为沉重的负担，以至于一些省份一再处于起义的边缘。这些情况因查理五世公正和有力的统治而得以扭转。由于和平和繁荣的出现，这一沉重负担逐渐得以解除。1370 年，在卡尔卡松司法总管辖区，炉灶税的征收数目由90000 炉灶减至35623炉灶；在博凯尔由70000减至23478炉灶；在图卢兹由50000减至24830炉灶，也就是说，炉灶总数由210000减少至83000。到1378年，“炉灶”数已减至30000个。

在征税史的考察上，我们走得太远了，现在有必要回到1360年。

布雷蒂尼和约之后，英国人的入侵让位给一场新的灾难，对于法国，这场灾难依然是可怕的。一些武装的匪帮以横蛮的抢劫为职业，并向心绪烦乱的居民勒索赎金，从中获得很大收益。这些匪帮被称为“自由支队”，是英法正规部队的残余。甚至城市也遭到抢劫，阿维尼翁的教皇亦未幸免于被这些强盗敲诈。“自由支队”由具有各种不同国籍的冒险者组成，这些人曾被法国、英格兰及背叛者纳瓦拉的查理所雇用。他们从未有过共同的首领，但几个团体之间存在亲密的同盟。他们行动的迅速以及法国的衰弱状况使他们容易集合而采取坚决的行动。1360年，他们野心的主要目标是截取由朗格多克送往圣奥梅尔的圣伯尔丁修道院的赎金，和约规定此处为赎金存放地。幸运的是，这笔财产被保全下来。但恶棍们立即转向阿维尼翁的教皇，据说他的财产数量惊人。这伙人为了讹诈一笔巨款扣押了乌尔班五世。教皇们之所以用围墙和塔楼将阿维尼翁牢固地设防起来，也就是由此得到的经验，这些塔楼和围墙至今仍被保存下来。

查理五世发现了一个能够对付这些歹徒的布列塔尼名将，此人名贝特朗·迪盖克兰，曾任法军元帅，即司令员。经过7 年的不懈努力，法国摆脱了这些游击队的骚扰。他们中的一些人被逐出法国，在意大利寻找新的活动区域；一些人转入德国，那里，德国城市的强大市民义勇军消灭了他们；剩下的一部分越过比利牛斯山脉，流窜到卡斯蒂利亚，那里，残忍者彼得和他的异母兄弟亨利·特拉斯塔马拉之间进行的王位继承战为这些匪团提供了加入冲突中任何一方的机会。在普瓦蒂埃战役之后曾被爱德华三世授予加斯科尼和基恩总督职务的黑太子，怀着获得更大军事声望的愚蠢野心，加入彼得一方介入了这场冲突，并且由于在他所统治的省份征收新奇的法国炉灶税而极大地触犯了他的臣民。

英国人在西班牙的干预给加斯科尼和基恩带来了新的沉重的税务负担。

被黑太子轻率地勒索的炉灶税的刺激并不仅在于它的新奇，而是由于它的份量。因为该税比法国征收此税的惯例要重，在这块土地面积不大于今日法国的9 个县的地区，税收总额达到了120 万利佛尔。一些因个人的原因怀有不满情绪、并为法国的金钱和贿赂所诱惑的贵族发起了一场叛乱。城市也追随他们，以逃避特别补助金，城市宣称他们有免缴此税的特权。他们也受到查理五世提供的更大的特许权所诱惑。

与此同时，在查理五世贤明的统治下，法国正缓慢地修复战争的创伤。

1369 年，加斯科尼贵族委派代表到巴黎向国王抱怨黑太子的不公正，查理五世欣然倾听。当战争再起时，形势倒转过来。每一重要的法国城市都筑起了城墙、囤积了粮食并派兵员驻守，以抵御进攻；迪盖克兰已经重组了军队；法国的农业和商业已日渐繁荣；国库殷实了。当黑太子的军队入侵法国的省份时，农民们带着他们的家畜和财产逃进筑防的城市。村庄、小村落、农舍和庄稼有可能被烧毁，但居民是安全的。除利摩日之外，筑防的城市抵抗住了进攻。入侵者很快陷入饥饿状态，这是他们自己实行的破坏性政策带来的结果。而迪盖克兰则避开正面对阵，采用拖住英军后卫伺机袭击的方法，切断落伍兵士和粮草征发队与主力队伍的联系，不断对英国人进行骚扰，他自己的军队则未受损失。英国人最终放弃了进攻，开始退却。法国军队随之转入了攻势，侵入英国人领有的省份，那里的许多居民首次表现出一种真正的法兰西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法国士兵携手抗敌，支持他们的征服。几年内，查理五世占领了英国人在海峡对岸的全部行省，法国成为一个领土完整的国家。法国实现了她的梦想，把领土扩展到比利牛斯山脉。英国残留的全部法国领土仅有波尔多莱——波尔多的城市及其周围地区——和加来地区，法国还不具备足以获得这些地区的海上势力。1380 年，当查理五世和他的英雄将领迪盖克兰都死去后，百年战争的第一阶段真正结束了。布雷蒂尼和约不过是一个休战和约，尽管它被正式地称为和约。该和约为法国提供了养精蓄锐的9 年时间。

现在，有必要考察在查理五世的开明统治时期法国的内政情况，因为除去与战争史有关的征税问题，这一课题尚未被考察过。

讨论首先涉及查理五世恢复货币体制的问题。操纵货币是瓦洛亚朝的国王们使用的最可鄙的诡计之一。王室因而至少逃避了它的一部分债务的支付。好人约翰是比他父亲更糟的劣质货币制造者。查理五世清楚地认识到，稳定而可靠的交换媒介是经济基础得以稳固的福音。圣路易创设一种稳定的优质货币时，已经提供了一个王室的先例，但他的继承者愚蠢地忽视了对该先例的遵循。腓力六世统治之初，他的确在努力恢复“一种圣路易时代那样的稳定的优质货币”，但在1337 年到1350 年间，由于战争的急需，迫使国家的货币制度至少有24 次明显的改变。甚至查理五世在普瓦蒂埃战败之后，作为摄政皇太子，也曾被迫使用同样的权宜手段。1360 年12 月5 日的一项法令，宣布实行一种新币制，该币制使用纯金银铸币，其价值由金、银之间的比价确定，比当时流通的货币更有信用、更加稳定。这种新货币体系的建立是尼古拉·奥兰思想的胜利。尼古拉·奥兰是当时伟大的经济著作家，他启发和指导了查理五世确立他的货币政策。这个杰出人物一直是巴黎大学纳瓦拉学院的院长，并出任利西厄的主教。他是14 世纪法国知识人士的光荣。

他的著作包括神学、自然科学、医学、政治学、政治经济学和为查理五世翻译的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但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著名的《论货币的起源》，这是中世纪经济学方面的最重要的系统论著。该书最初用拉丁文写成，很快译为法文，书中反映出作者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强烈影响。实际上奥兰的译著《政治学》和他的《论货币》于1372 年同时出版。后者阐述了他对货币的起源及用途的一些看法，揭示了使用货币的必要性源于古代而流传到中世纪。奥兰在这部论著中反对人们通常所强调的、货币是君主的财产的理论。他认为，货币是其拥有者的财产，是以薪俸或工资的形式代表他的劳动和世袭财产。他承认金银货币铸造税或者说君主为将贵金属制成货币投入流通而征收的费用是正当的，但他反对这种特权在中世纪的滥用，如滥发货币、降低贵金属的成色、改变铸币重量等弊端。他认为，君主改变金银之间的自然比率，或发行“疲软”的货币都是不合法的、残酷的。因为，劣币会把优质币排除于流通之外，如果没有维持适当的比率，会造成优质货币的囤积。“坚挺”的货币应该保持贵金属间的正当平衡，应该是稳定的流通货币。与路易十一分享着瓦洛亚朝最有才干的国王这一荣誉的查理五世，是奥兰思想的信奉者，他禁止发行他的前任国王铸造的劣币，使法国处于一个稳定的货币体系的基础之上，至少在他统治时期是这样。

1364 年，铸币厂在图尔建立，以后的一些年中出现了许多铸币法令。1379 年，国王禁止外国货币在王国领域内流通，禁止使用以往发行的旧币，并为建立一稳定的货币体系作出了其它一些规定，并禁止金银手工艺品加工，但教会除外。

查理五世的政策是加强王权，在王国境内树立国王的一统权威。由于城市实际上是封建制度下的法人，其权力和义务都为特许状所规定，国王非难和限制城市，同对封建主的态度相同。在他还是皇太子和摄政者时，他声称有权设置“市政官和公社”。继承王位以后，他则承认了大批原有的特许状，但只建立了一个新的城市公社。他更经常地通过对公社组织进行压制的方式，行使其对于城市的权力，在城市无力缴纳税务时，他给予一定的恩惠，在城市对国王有不忠实的表现时，他给予适当的处理，公社因此而被强制变为王室领地的一部分，只能由王室的权力重建。但城市所受的严酷的课税勒索，通过王室的让步，即把税收总数中，每12 但尼尔的1/6、1/4 甚至1/3的款项，用于城防工事和护城开支，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补偿。国王的严格统治给城市带来了安全和和平，在此条件下工业繁盛起来。总的来讲，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城市是效忠于他的。

此外，查理五世对王室领地的管理进行了一次最彻底的改革。在1372年的一项敕令中，我们找到了涉及王室领地管理规章被严格实施的证据。此项敕令免除了一个叫爱德华·塔德兰的人的王室管家的职位。因为他触犯了一项规章，这一规章要求把王室领地上全部收益先上缴巴黎国库，然后才能扣除作为管家的服务而应得的报酬。许多批准人们去国王属树林搜集木柴的特许状表明，王室领地受到了足够的监护。

14 世纪，王室竭力维护对于每周一次在巴黎的市场进行商品销售的垄断，并加强其控制。市场出租商品陈列柜台，由巴黎的行会收取年租。这些行会必须支付必要的修缮和扩建所需费用，如果遇到火灾还要重建市场设施。这类设施是很常见的，而且很快地，几乎所有的职业团体都建立了独立的市场。国王尽量增加集市日的数量，以增加他的岁入。1368 年10 月3 日的一项法令规定每星期三、五、日为王室市场日。这引起了激烈的反对。一些行会除星期天外可免予使用市场；其他行会必须每星期使用两天，星期五和星期天。这样，国王出于财政上的原因控制了市场。开始，商人们愿到市场去，因为在那里一定能找到买主，但在百年战争期间买主们舍弃了市场。商人们付了租金却又不能售出任何货物，也舍弃了市场。王室开始与他们有了新的冲突。

其它大城市的情况与巴黎大致相同。商业活动退出了市场，改变商业关系性质的时代到来了。开始，贸易的主要物品是呢绒商品、毛皮、宝石。但在14 世纪食品亦单设了销售场所，不久，市场也预定给外国商人。查理五世仍然保有王室特权，规定唯有国王有权对所有市场和集市进行管辖和征税。然而，虽然原则已定，但该原则并非始终奏效。国王在强迫大封建诸侯如佛兰德伯爵、勃艮第和布列塔尼公爵承认他的特权时，并非总是成功的。当14 世纪市场开始衰落时，除了在定期集市和重要的市场内，国王无法使他的要求实现。在规定的日期里开放的市场被置于自治城市的权力之下。我们发现市政机关拥有了设置市场、改变市场和管理市场的权力。这表明市场已失去了以往的重要性，正走向衰落。

人们自然会从市场和集市的讨论，过渡到对于商业的考察。首先应该注意到法国在14 世纪获得了两块重要的领土，其中至少一块给商业带来很大好处。两次获得领土都是在1349 年发生的。所得到的地区是蒙彼利埃和多菲纳。蒙彼利埃属于马略尔卡王国。在得到这一地区之前，法国的国王们甚至试图通过武力拦截到马格隆纳和蒙彼利埃入港的船只，当监视人远远看到在海上的帆船时，便吹响他们的号角，一只随时准备进行拦截的船只听到信号后即刻驶出，迫使对方进入埃格莫特，缴纳航海税，税额为每值一镑的船货交一便士。船长们往往力图避开监视人的警戒，有时在夜间航行，这与中世纪的习惯是绝对矛盾的。倘若被迫交纳了入港税，那么在埃格莫特卸下他们的货物就要便宜一些。早年间，人们已开凿了一条运河，以便将埃格莫特和罗纳河的主要支流联系起来。后来，另一条运河沟通了与蒙彼利埃的交通。这样一来，所有的进口货物都被集中于埃格莫特；许多出口的货物也只能经由这个港口运出，如羊毛和所有属于应纳“高额过境税”的商品。但埃格莫特是一个人工建造的港口，易于淤塞。1336 年一度需要准许船只经由朗格多克的其它运河进入法国。

1293 年，美男子腓力从马格隆纳大主教手中得到了蒙彼利埃旧城以及对该城市的其余部分的宗主权和拉特要塞（这是属于马略尔卡国王的），从而，为吞并蒙彼利埃铺平了道路。这一事件引起了许多政治上的磨擦。1341 年，由于阿拉贡的彼得四世的挑唆，马略尔卡国王借口马格隆纳主教的行动未得到教皇的许可，拒绝承认法国对于蒙彼利埃的君主权。但在1349 隼，马略尔卡被阿拉贡占领，被驱逐的马略尔卡国王詹姆斯三世因为希望收回他在海岛上的国土，以12 万金埃居的价格将蒙彼利埃卖给了法国。这对法国是有利的交易。因为蒙彼利埃可由一条运河通向地中海。1349 年，当蒙彼利埃成为国王的城市时，埃格莫特的特权终止了。由于多菲纳处于罗纳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的法国领地包围之中，因而，1349 年法王从无子嗣的多菲纳伯爵于贝尔二世手中购买这块领土时，其政治利益远大于经济利益。但获得多菲纳也使法国得以控制从格勒诺布尔及尚贝里通往意大利的皮埃蒙特（摩德纳和都灵）的圣让德莫利昂纳小山口的西端，因而也得到了经济利益。然而，与第一次兼并相比，这次获得土地的代价是昂贵的。

由于急需货币，迫使国王加重消费税的征收，如盐税和入城的商品税，这就使他卷入麻烦的商业税务中。在这方面，查理五世的统治制定了一项新的错误的政策，并和盐税一样成为永久性政策，与君主政体一样长久地维持下去。由于王室领地已逐渐增多，连成一片，于是国王废除了以往封建领地对商业征收的古老的、使人恼火的各省份之间的通行税，只对国内商业征收桥梁税和浅滩税及几种古代的通行税、市场税和后来的入城税。查理五世恢复了旧有的省际间的商业税，这是在关卡税的新名目下征收的旧有税收。对普通商品征关卡税已够不幸的，但将这种税收用于法国的主要谷物小麦和酒时实际上就绝对是一种祸害。令人遗憾的是，这种极坏的先例居然能够确立。因为在古法统治时，关卡税的沉重和滥征是引起民众极大抱怨的原因之一。

直至1789 年革命之前，这种税一直没被废除。

法国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的经济恢复并不象人们所曾期望的那样完好。

由于1360 年至1380 年间一些税收改变成永久性税收而导致了国内危机；加之英国人从1369 年至1373 年对法国的有计划的掠夺，使国家的部分地区遭到毁坏。然而，工业和商业还是得到极大的发展。由于和平的实现，工人从一个城市迁往另一个城市，这些工人传播他们所拥有的关于生产方法的知识。查理五世颁布了一系列与工业有关的法令，但都带有加强国王对于行会控制权的特点，而且查理五世还支持一些生产奢侈品的工业。查理五世还颁布了大量干预商业的法令。1364 年9 月，他承认了绸布商团体和他们的行会规章；1367 年，他批准了巴黎帽商行会的规章；1371 年，批准了理发师行会规章。其规定在某些方面非常宽大，在另一些方面则十分严格。管理家禽贩的条例规定，凡在巴黎的家禽商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雇佣他所需要的学徒，人数不限。相反，对帽商则规定任何一名匠师都不得雇佣超过一人以上的学徒，而且不准学徒为其它匠师工作。学徒期规定为五年。查理五世有时不仅限制学徒的数量，且限制匠师的数量，因而导致了有利于匠师的固定垄断权。但国王始终注意扩大他对于行会的控制权，因为这是使他的市长能在巴黎监督管理所有贸易者的一种简便方式。

城市的理发师们由国王的理发师控制，他在王室家族中相当于近侍身份，国王的理发师是处理触犯或违背行会规章的裁判员；但只是在预审的情况下是这样。经过他的裁决后可以向巴黎的市长起诉。同样的诉讼程序流行于其它行业的诉讼中。国王的面包师拥有对于巴黎面包匠们的审判权，国王的御马官对于铁匠也有同样权力，但上诉则属于国王的市长的职权。市长的权力因而大为增强，在起草管理商业的法令和关于罚款的问题上都要与之磋商；他发布适用于这种或那种商业的法令，这些法令要在整个城市施行。他任命司法监督并接受来自他们的报告。

人们可以设想到，查理五世依靠市长对于巴黎的贸易和工业进行全面的管理。关于这个问题的法令公布于1371 年、1372 年及他死后的1382 年。第一和最后一个法令失落了，但我们还保存有1372 年9 月25 日颁布的一个法令。在这个文件中，查理五世规定只有巴黎市长拥有在全城范围内和城郊督查贸易、城市供给和商品贸易的权力，并监督法令和惯例的执行，提出必要的改革建议，废止不适当的法规。

查理五世极为重视行会应负的义务。巴黎的织工们承担了警戒任务。但由于该行会很富裕，织工们已向国王缴纳了一笔钱，从而免除了他们的义务。但是，由于战争的消耗和因疾病引起的人口大量死亡，织工们再也缴不起这笔钱了。于是，他们将自己的作坊建造在享有免税权的教会地产上，以逃避这种课税。以前王室领地上的3000 户织工只余16 户。1372 年4 月，查理五世宣布在他直接管辖下的织工都应该出资以免除这项警戒义务，除非他们能象其它行会一样亲自担任警戒，方可免缴这笔钱。每个行会每年要有3 周担任警戒；如果有人玩忽职守，看守长则指定他人代替而要求该玩忽职守者承担这笔费用。此外，除了行会需维持的警戒外，每晚都有一支由20 名骑兵和26 名步兵组成的卫队巡夜，由一名骑士指挥。1368 年2 月，国王对此进行了修改，规定由20 名骑兵和40 名步兵而不是原来的26 名步兵担任王室的警戒。这些士兵无其它职业，他们的报酬是固定的。国王也强迫一些迄今为止一直免于担任警戒的行会来担任警戒。但理发师们得到特别的豁免，因为他们常在夜间被召唤来代替医生和外科医生陪伴病人。

查理五世还批准了大量的巴黎自治团体的章程，并扩大了王室对贸易的权力。他还对王室领地上的大批城市进行干预。1375 年6 月，他承认了桑城车床工行会的规章；1376 年5 月16 日，他为翁弗勒的呢绒制造行业颁布了规章；1356 年7 月，他在马弗茹尔颁发了规定呢绒布匹的长度和宽度以及亚麻制品的各种型号的许可证。因而，正如埃伯施塔特已经证实的那样，我们看到国王越来越多地干涉着行会的事务，这些事务过去一直是由行会自己管理的。起初，每个工匠团体都有一个商标。例如，织工们在他们织成的呢绒布边上织上一个特殊的标记。这一标记是商品产地及制作合格的证明。呢绒经检查合格后，行会的师傅予以承认，并加盖火漆印或做上记号，以证明其质地优良并标明其产地。国王查理开始为部分产品的商标作保证人。因此，1365年1 月，他授予一个名叫埃弗拉尔·德伯塞的刀匠和他的从事本行的继承人以一种特权，即他们可在其制作的刀身上烙下一只鹿角。这个标记以前曾属于一个叫让·德圣德尼的制刀匠，此人曾为上文提及的埃弗拉尔工作，但他死后未留下合法继承人。查理五世禁止所有其它制造者使用这个标记。他甚至为这一行会的商标作保证人。但国王并不限于只为这些商标作保证人。他之所以需要这样做是为了公众的利益。他在他所批准的织工的法规中，颁布了这一自治团体的标记。

后来，他声称这种标记是一种王室的特权，是王室为其自身利益而并非是为自治团体的利益而发明的。这样，授予商标变为一种王室的垄断，要得到这样一个商标，则要缴纳一种“商标税”。

查理五世制订了如此繁多的工业管理规章，因而当然被称为具有了真正工业政策的人。但最重要的是他赞助了一些满足奢侈享乐的工业。他还是一个伟大的建设者。在巴黎东面、腓力二世的围墙之外，他购置了许多相邻的地产，并将它们连接为一个富丽堂皇的整体，那里有小教堂、长廊、精心设计的花园、樱桃园以及收养了狮子和其它动物、野鸟的动物园。而且，他还雇用了大批工匠在万森修建了城堡和教堂，并在巴黎修建了巴士底狱。教堂和城堡至今仍矗立着，巴士底狱则于1789 年被捣毁。他修建了塞莱斯丹修道院，在该修道院的入口，人们至今仍可见到他和他妻子的塑像。在马恩河畔，他建造了美丽的乡村别墅。事实上，他是一位精力如此旺盛的建筑者，正如克里斯蒂娜·德彼珊所说：“他长于建筑。”

作为他过细控制贸易的部分补偿，查理五世努力恢复在法国的一些大河上，特别是塞纳河上进行贸易的自由，但未成功。1315 年，鲁昂商业公会的垄断曾遭到路易十世的压制，在下塞纳河地区，贸易自由建立起来。但在芒特和维尔纳夫·圣乔治之间的河道上，巴黎商业公会仍拥有垄断权。任何人若不把自己置于巴黎商业公会的某个成员保护之下或是不通过巴黎的商会，就不得使用这段河流。这显然极不合理，制止这些特权是必要的。但政府无力这样去做，路易十世的法令只是一纸空文。鲁昂商业公会也要求这样的垄断权，并达到了目的。1378 年，查理五世承认鲁昂人有权在塞纳河下游阻止船只航行，并有权没收不由他们转运的商品。巴黎人对此决定表示抗议，并向国王请愿。于是，国王又恢复了他1367 年的决定，承认路易十世的法令。

其后，鲁昂人又提出他们有权自由地经由芒特到巴黎。巴黎人则拦截从鲁昂驶进他们辖区的船只。这样，就产生了一桩法律诉讼案，并诉诸巴黎最高法院。该案一直拖延至1450 年，是年，查理七世废除了诺曼人和巴黎商会的特权，宣布河流的全程都可自由通航。1462 年1 月11 日，路易十一确认了这个决议，此后，整个塞纳河都畅行无阻了。

查理五世也是另外一系列政策的制订者，对这些政策加以注意是重要的。查理五世发现了犹太人在维持货币流通中的作用，故将他们召唤回来。1349 年黑死病后，由于人们的普遍仇视，曾再次从王国中把犹太人驱逐出去。查理五世那时还只是一个孩子。1359 年他摄政时，允许犹太人返回。他授予他们特权，并任命埃当普伯爵为这些特权的保护人。在朗格多克也有类似的保护人。犹太人被分为三个等级：（1）那些定居于法国者要缴纳一笔定期税款；（2）那些仅仅出于商业的目的来到法国者，每人要缴纳4 个金佛罗林入境税；（3）最后，那些为享乐来到法国者，免予纳税。但1360 年的和约签订后不久，当约翰二世从英格兰返回，不得不为自己的赎金征收大笔款项时，对犹太人的这些税收提高了。每个要进入王国境内的犹太人必须为他本人及其妻子交纳14 个金佛罗林，并为他的每个孩子交纳2 个图尔格罗，居住在王国境内者每年交纳7 个佛罗林的税款，但他们免缴所有其它赋税。

犹太人订立借贷契约不得索取每星期多于每利沸尔4 便士的利息。这样，年息就是86％。在交易中他们得到了一些大的特权，这是确实无疑的。他们有自己的住宅，并且有他们自己的墓地；在刑事和民事诉讼中，他们不受普通法官的审判，而是由国王或是他们的保护人进行裁决，除非他们自愿接受其它人的裁决。他们有权经商、有权从事任何贸易。除了上述掌管利息的条件外，他们还可以抵押物品为条件借款给别人，条件是，这些抵押物不包括用于宗教活动的物品、劳动工具及器械。除非能提出充足的相反的证据，犹太人宣誓立下的证书是收债的明证。犹太人的保护人受权在他们收债时给予他们帮助。具有相同国籍的犹太人可以结为一个整体，并为公共的支出募捐，即为他们的礼拜堂、墓地以及王室税收募捐。但查理后来取消了曾为他们提供的一些物质上的便利，并强迫他们在衣服上带上有一条黄边的标记（1368 年12 月29 日）。1367 年，当与英国人的战争又将开始之时，发生了新的排犹运动。甚至为这一行动拟定了法令，但国王认为这样一来他的信誉将受到损坏，故拒绝签署这一法令。1369 年，朗格多克的居民以同样方式吵闹着排挤犹太人，但查理五世保护了犹太人，因为他们是国家繁荣的一个因素。1410 年查理六世统治时期，犹太人再次受到驱逐。

1380 年6 月2 日，查理五世允许五个德国商人出于商业的目的在特鲁瓦居住15 年，并在此进行借贷。这些商人为此向国王交纳了1200 法朗入境税，此后每年再交200 法郎。其他德国人也很快获得同样的特权。卢森堡家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四世是查理五世的朋友，1375 年1 月，他本人也极其堂皇地来到巴黎。一些西班牙和葡萄牙人在查理五世统治初期，也得到了类似的支持。1364 年4 月，查理五世曾授予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商人们普通安全通行证，执有此通行证可以随时要求进入法兰西王国境内，特别是将他们的商品带到阿夫勒和勒尔。无论法国和卡斯蒂利亚之间可能出现任何冲突或者是战争，都不累及这些卡斯蒂利亚人。在未接受审判之前，他们不得被投入监狱，他们还可以被保释。卡斯蒂利亚人之间的所有诉讼只能由卡斯蒂利亚王国的2 至3 个商人或者是水手进行裁决，或是由争执的双方选择的当事人进行裁决。如果诉讼发生于法国人和卡斯蒂利亚人之间，就得由阿夫勒的修道院长、两名阿夫勒居民及两名卡斯蒂利亚人组合在一起行使法庭的审判权。而对这一法庭裁决的申诉，则提到鲁昂，由教堂执事、城市长官及子爵受理。因而，那里就出现了一个为这些商人设立的特别的司法部门，如同为犹太人所设立的一样。而且，卡斯蒂利亚人还得到使用仓库和在阿夫勒，勒尔入港的特权。他们可以免税进入法国的任何港口，在他们之中有人死亡时，则免于将其财产充公①以利于他们的继承人。他们租借仓库的租金由公证人确定。1364 年6月，查理五世进一步确认了一些葡萄牙商人的特权。

这样，犹太人和外国商人就形成了享有特权的商人和银行家侨民团体，其特权往往非常之大。这些商人为法王承受重负的国库带来了金钱；他们开创或发展了与外国的联系并挟持着国家的工业。大量的商业显然掌握在他们手中。查理五世想要恢复法国的商业，而且由于受到战争和税务破坏的法国正需要资金，故他必须求助于这些外国侨民。我们没有看到查理五世在商业上的一般性法令，但是我们能在许多被保存下来的特殊法令中了解到，查理五世是支持商业的。国王也重视道路和港口。他着手对埃格莫特港口进行改建，当时该港口业已淤塞，实际上处于弃置状态，而转用马赛或蒙彼利埃。这些改建的预算达56000 利佛尔。其中1/3由王室金库提供，1/3 由博凯尔商人提供，还有1/3 由克拉维利提供，即由埃格莫特要塞征税处来提供。1364 年11 月2 日，他恢复了一项古法，规定所有在海上能够看见埃格莫待大灯塔信号灯的船只都必须在那里靠岸，并交纳旧有的港口税。尽管有王室的法令，但港口的生命力已不存在了，这种情况与法国在地中海的其它港口一样。蒙彼利埃和纳尔榜的居民户数减少到令人不安的程度。以至重新提出在洛卡特建立一个新港口以取代纳尔榜的方案。

另一方面，大西洋岸的港口是繁荣的。拉罗歇尔直接接纳来自尼姆的意大利殖民地的香料。在陆地上进行这趟旅行要花费17 天的时间，但商人们除了交纳过境（称重）税外，没有其它税务负担。这一时期的商船往往结队航行以抵御海盗。我们发现船主请求布列塔尼公爵给他们派出布列塔尼人领航员，引导他们沿半岛危险的海岸航行。他们还要求得到保护特许状，和在此补充食品储备的许可。前者使他们摆脱了对难船财物占有权，后者给他们以在这一地区获取食品和水的权力。

因为查理五世征收沉重的赋税，法国没有以她应有的速度迅速恢复起来。查理五世政策的弱点是在对英国人的战争中采取了保守的军事战术，这一点应该记住。这一战术尽管在政治上取得成功，但对农村是可怕的。法国人避开阵地战，让英国人在国土上到处乱窜，在这块土地上生活、抢劫，使之消耗殆尽。1369 年至1373 年间，法国数以千计的房屋、城镇和村庄被烧毁；农村地区人口锐减；而在设防的城镇之外，工商业也消失了。

此外，甚至在较小的城镇中，城市人口也减少了。人们只需阅读一下查理五世的法令即可确信这一点。由于炉灶税是根据炉灶数征收的，城市必须申报这些调查数字，但炉灶数在持续地减少。除了一些最大的城市，任何地区的人口都没有增加。因而，很显然，工业没有大的恢复而商业也萧条了。

然而，在查理五世统治时期，一切还都未衰落。在工业和商业上甚至还取得了一些进步。首先，在工业方面，出现了工匠的扩散，这些人将先进的工作方法带到新的地区；其次，政府批准了一些贸易法规，强制采用更为自由的政策。政府干预商业组织，有时在极其细微的方面都是如此。最后，政府还资助那些从事奢侈商品生产的工业部门。在没有设防的农村地区，小城镇工匠受英国人或普遍灾难的驱逐，到筑防的城镇中寻找工作，在那里，他们并不总是受到当地工人的欢迎，而是被当作竞争者而受到提防。已成为永久性的新税务体制沉重地压在人民身上，并且妨碍了王国的恢复。查理五世意识到这一点，在他临终之时，为自己对人民的虐待而受到良心的谴责，如编年史《瓦洛亚朝的前四个国王》中所说：“他实施的炉灶税加重了他的国家中贫穷人民的负担，因此，人民激烈地反抗。”

历史学家们始终不清楚百年战争的军费是由谁支付和怎样支付的。编年史家的印象是极其模糊的。弗鲁瓦萨尔写出的仅仅是想象。圣德尼编年史模仿传统的说法。只有档案中的文件能使我们证实战争的费用是怎样和用什么手段压在社会各阶级身上的。在所有的原始资料中，罗马教皇的档案是最丰富的。

虽然教士蒙受了许多财产的损失，但他们的贫困与全体人民所忍受的痛苦比较起来，就是小巫见大巫了。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的损失不大。14世纪的教堂和修道院只是稍加设防。圣路易和美男子腓力统治时期的长期和平已使得围墙成为不必要。战争开始时，原有的围墙已很腐朽了。在任何地方，两方作战的士兵都住在教堂和修道院里，并对这些地方进行彻底地掠夺。贵族有自己的城堡，但其中多数都抵挡不住掠夺者，但教士和修道士还是成群地聚集在里面避难。至于农民，可能时他们就逃进森林深处或是沼泽地。绝大部分城市都遭到洗劫，甚至最大的城市也不能幸免，其中许多城镇所遭洗劫不止一次。

农民几乎不拥有财产；资产阶级上层是富裕的；城镇的下层阶级是贫穷的。实际上教会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因它拥有最多的财产；其次是贵族。在可能的范围内，国王和教皇仍然试图从教会挤出钱来。教皇政府创立并完善了教会税收的复杂制度，它吸收了教士的大部分收入。一般税款由教皇和国王征收，如著名的什一税。然而，应该记住上层教士的绝大多数是封建领主，即国王的臣属，这样，上层教士就不得不为地方或国家的防务缴付双倍的税款。

货币的波动和贬值也造成了教士的贫困，尽管法国社会的各阶级在这方面都要遭受损失。几乎各地的教会都是大土地所有者，在入侵者达到的每一个省，战争毁坏了农业，驱散了在教会地产上耕作的农民。从持续的时间来看，百年战争比历史上的所有战争都更糟。除了短期的间断外，战争在一些地区持续了112年，在受影响最小的地区，战争也持续了不少于80年或100年的时间，这场战争在历史上得到的名称就是很好的证明。这是一场无休止的、可怕的、单调的大屠杀、战火、掠夺和敲诈，与之相伴随的是农作物和家畜的毁灭、暴行和各式各样的灾难。百年战争期间，纵火是每个将军、每个首领和每个士兵的权宜手段。尽管道路状况不好、运输工具不足，但在当时造成更可怕后果的是士兵活动的神速。最残忍的头目们快速地从一处窜到另一处！人民几乎无一刻安宁，即使在他们暂时未受骚扰时，也是生活在危险、持续的骚动和恐惧之中。

百年战争造成了瘟疫和其它流行病的频繁出现，灾祸一个接着一个，屠杀了大批居民。欠收和沉重的赋税使贫穷更加普遍；物价上升和饥荒是不可避免的。战争最残酷的时期是在14世纪的1355年至1370年间。尤其在1355年到1364年间的破坏更为可怕。

百年战争对大教堂和修道院的破坏比宗教战争更为严重。14世纪时，大教堂和修道院还掌握着属地和相当多的财产，包括了法国的一大部分。但在百年战争中，为数众多的修道院被迫放弃了它们的许多财产和收入；其它部分则被贵族没收；而战争中幸存的那一部分往往被推荐来的修道院长所攫取。 16 世纪，当宗教战争爆发时，修道院已丧失了他们原有的许多产业；它们已经被分割和肢解了。在这方面，百年战争开创了中世纪封建制度史的新纪元。但一种事物的消亡往往意味着另一事物的诞生。所以，封建制度的衰落带来了公社、城市和从前只属于农民的私人个体的繁荣。

从修道院遭受破坏的程度来看，托钵僧团所受损失并不比普通修道院小。由于这些修道院绝大部分位于城市的边缘或是在郊区，百年战争开始后，市民们拆毁了这些修道院以修筑防御工事，也是为了防止敌人利用这些修道院作为据点。在战争期间，是不可能给所有的托钵僧提供迁居地的。他们的住院团体被敌人驱散了。但是，托钵僧们除了其修道院本身外别无他物。

此处主要指芳济各会派修道团体，该派提倡安贫、节欲，反对积敛财产。其中一部分以乞食为生，四处流浪；也有一部分为“住院”修士。当时法国还有多明我会派托钵僧团，该派提倡学术，是繁荣经院哲学的智者。

谢选骏指出：英法百年战争卷入了英吉利海峡周边的各种力量，而中国发生的两百年战争，则卷入了太平洋周边的各种力量——所以可以预期，中国随后展开两个世纪的内战，其后果将远远超出英法百年战争的后果。（1840年是外战的开始，1850年是内战的开始——也许，2040年结束外战，2050年结束内战。）

【第四章 德意志的城市同盟】

最享盛誊的德意志中世纪经济史学家印那马·斯特涅格在其最后一卷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一千多年已经过去了，这个漫长而确实重要的时期足以使我们能够明了德意志是如何发展成一个极其富有、率先开化的欧洲民族。”

在13、14 和15 世纪，德意志是欧洲“最杰出的”市民国度。它既不象法国，也不象意大利，而是自由城市的国家。有很长一段时间，莱茵河上游和中游河谷地区的城市只建于河的左岸。直到15 世纪，大量特许状的颁布才使莱茵河右岸地区日益重要。直到此时，主教们一直小心地维持他们的权力，而在领主辖地内城市生活却缓慢地发展起来。

有些城市公社是由农村公社演变而来，但不能说所有大城市都起源于农村社会。我们应该注意严格意义上的商业城市和设防城市之间的区别，设防城市特别是以围绕它们的城墙为特征的。它们拥有的豁免权使之与周围的农村相区别，此类聚集起初是为了适应军事需要，但在平时，居民们则从事农耕。

另一方面，商业城市即使不是起源于市场，也基本上受市场精神的影响；其内部组织几乎全部依据管理市场的“特别法”而建立。这种特别法不是自发形成的，而是王室特许的结果。事实上，如果没有正式的批准，商人就不能从事贸易，因为古老的严格的民众法形式已在社会事务中产生了一种狭隘的排他意识。最初，它应用于严格限定的环境，但最终变成了习惯法。我们必须看到由原来的年度市场演变为每周市场的重要性。起初给予行商们的特许地位，终于也给了坐商们，他们得到的法律特权遂成为城市法的基础。最初以解决开市期间的商业纠纷为目的的法庭逐渐僭取了随时审理“城郊”以内任何地方有关财产诉讼的审判权。这样，商人阶级就促进了城市居民中共同的市民精神的发展和新的市政保障的形成。

虽然，德意志城市的兴旺发展的开端可回溯到11 世纪晚期，但其发展最快的时期则在13 世纪。1231 年，腓特烈二世为了买得主教和大贵族的支持，批准了诸侯会议通过的反城市立法。但这只是一个空的姿态，因为无论皇帝还是教俗诸侯都不能遏制德意志城市的发展。1250 年，霍亨斯陶芬王朝的灿烂历程结束了，它抱有的美梦归于破灭。德意志政治上分解为一大群半独立的诸侯国，包括：公国、侯国、伯国，巴拉丁伯爵领地、封建化的主教和修道院管区以及居住着顽强的市民的自由城市。但是此种政治上的分解并未造成社会分解或经济衰退。相反，全德生活中的这种极端分裂局面却使当时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更趋活跃。1279 年，哈布斯堡王朝的鲁道夫曾自负地试图征收商人“1/30 便士税”以此保持君主对商人的古老权利。但是，德意志城市以起义相威胁，迫使鲁道夫放弃了这一打算。200 年后，由于同样的原因，马克西米连一世推行“通行芬尼”也没成功。在欧洲没有任何国家象德意志那样拥有如此众多的自由城市和如此活跃的市民人口。这些德意志城市，不同于法国的城市，而同沦入地方僭主统治之前的意大利城市一样，是一些联合起来的拥有自主权的政治实体。从地理上看，德意志城市可分为三个集团。（1）莱茵河流域的城市：如美因茨、科隆、法兰克福、沃姆斯、施特拉斯堡、巴塞尔等；（2）北德意志诸城：如不来梅、汉堡、律贝克、什切青、但泽等，这些城市位于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或位于德意志各条河流出海口附近；位于这些流域的某些内地城市必然要与那些城市发生密切联系，而这些内地沿河城市是其周围地区的贸易中心，同时也是东西南北间商路的中转站，如：布伦瑞克、苏斯特、戈斯拉尔、哈雷、马格德堡、勃兰登堡、莱比锡和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3）南德多瑙河流域的城市：如乌尔姆、奥格斯堡、慕尼黑、纽伦堡、雷根斯堡、帕绍、维也纳等。

尽管所有德国城市大都具有基本相同的政治形式和社会结构，但从历史上看，却有不同起源。有的兴起于主教领地，有的兴起于修道院领地，另一些则兴起于采邑领地，最后，还有的兴起于王室领地。各类城市的市议会，都是主权实体；每个城市都是一个自治的市民社会，各自制订法律、自行征税、自管司法、自行铸币、甚至根据各自需要结成政治联盟、自行宣战或媾和。主教领地上的城市最先兴起，它们很早就摆脱了主教的控制，迫使其承认它们享有诸如铸币、审判、征税等项庄严权利。这或是通过起义，或是通过主教主动让步实现的。在这种冲突中，城市得到皇帝的支持，而皇帝则在圣职授与权之争中，在圭尔夫和吉伯林两派斗争中①，得到城市的支持。莱茵河城市施特拉斯堡、巴塞尔、施佩耶尔、沃姆斯、美因茨、科隆和易北河畔的马格德堡等城市的历史就是如此。它们都经历过动乱的历史，如果能详细探讨，就会涉及到许多富有戏剧性的情景。但是，主教们几乎从不愿意承认城市的特权，并且总是伺机恢复对城市的控制。特里尔和维尔茨堡就重新落入了主教的统治之下。1462 年，美因茨屈服于大主教，1486 年，马格德堡也有同样的经历。

与这些主教城市同时存在的，是另一种城市，它们不属于个别领主，而是帝国的直辖部分。这些城市原先是帝国领地的一部分，恰如在英国“诺曼征服”后，征服者威廉一世保留一些城市为他所有一样。但是，腓特烈二世死后，德意志便陷入无政府状态。帝国领地上的这些城市轻而易举地获得完全独立，这便是德意志自由帝国城市——即皇帝特许状中的“朕即帝国所属城市”的起源。这类实例有皇帝们加冕地亚琛城，举行帝国选举的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以及纽伦堡。

再次，就是在贵族采邑上兴起的城市。巴伐利亚、波希米亚和奥地利存在大量此类城市。

帝国城市和主教城市都达到同样的独立程度，因而很快就被混为一谈。人们通常把它们都称为“自由市”而不考虑它们的历史区别。主教城市甚至抛弃了对主教的最后一点忠诚的外观，但帝国城市则在其徽章中始终保留着帝国的鹰徽。

中世纪城市既使当其发展初期亦非孤立的社会，而德意志城市经济在中世纪城市中又是最不“封闭”的。它们远不满足于从周围地区得到必需品，很早便热心于向外与其它城市建立联系。城市间的商业联系是德意志城市的突出特点。这一政策的产生，部分是由于王权衰落和掠夺成性的诸侯的发迹，都是极其有损贸易活动的，因而城市需要自卫；部分地则归因于几乎所有城市扩大贸易和建立与其它城市互惠关系的欲望。即使世俗和教会的封建贵族实际上并没有以武力截掠贸易，他们强行征收通行捐税，对贸易造成的压制，也无异于剥夺。

中世纪帝国兴盛时期征收河流通行税是为了改善和保护航运。帝国税收站设在特定地点，一般是航行有困难的地点。特别是亨利四世（1056～1106年）极为重视王室凭借王家特权调节莱茵河的商业和航运。1104～1209 年的税册表明，河流通行税是以实物形式交纳的，如一桶酒，若干蒲式耳的小麦等等。这些税是从船货中提取的。商人不允许用自己的船运输自己的货物，而必须雇用那些组成行会的职业船主或运输业者。此类团体是垄断团体，遍布于中世纪每条通航的河流。我们看到，早在《蛮族法典》中就提到了它们，不过，这些中古航运行会和古罗马水手团体（或“河上联盟”）是否有联系，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法兰克帝国分裂以后，这些团体数量大增，而且对立集团之间经常发生纷争。结果，一条河流被划分为若干个“河段”，其他团体的船只不许越段航行。于是，塞纳河分为上游和下游两个河段，巴黎下游的芒特是巴黎和鲁昂水手活动区的分界点。同样，莱茵河也以美因茨为界被划分为上、下两段。这些航运团体有时与沿河设置堡垒并以掠夺为生的强盗诸侯发生纠葛，有时则与他们分享收益。有时，某一航运团体也打败诸侯，使整条河或一长段河流仅由他们控制。13 世纪德国霍亨斯陶芬王朝势力衰弱的时候，这些麻烦大为增加，大空位时期（1250～1273 年）的无政府状态使这种情况进一步恶化。莱茵河上的通行税卡从19 处增加到62 处。通行税的征收成为极为苛重的盘剥，以至一船货物的60％被征为捐税。随着商业贸易的发展，掠夺成性的贵族们便从敲诈地主和农民转为勒索商人和市民。而且，强盗也群踞于河上。

于是，德意志城市于13 世纪开始组成同盟或联盟，以作为自卫和互利的手段。这一作法使德意志的历史与同时代的法国历史有明显区别。法国城市从来没有铸造过货币，没有行使过高级审判权：也从来没有发展出在德意志出现过的那种组织和联合精神。1358 年艾蒂安·马塞尔曾朦胧地设想过这种联合，但却毫无结果。

1226 年，美因茨、沃姆斯、施佩耶尔、施特拉斯堡和巴塞尔结为同盟，以共同保护它们在莱茵河上的商业。美因茨大主教因此上诉帝国议会。皇太子亨利作为他父亲、皇帝腓特烈二世的代表、下令解散同盟、因为皇帝担心得罪主教和大贵族们。但是，诸城市拒绝服从该项敕令，恰如前一世纪伦巴第城市拒不服从腓特烈一世那样，因为1236 年的一项记载表明，这个同盟继续存在。1239 年皇帝被教皇处以破门律，才使该同盟最终瓦解。那时，沃姆斯、斯佩耶尔和奥彭海姆等所有法兰克尼亚老城，在亨利四世皇帝同格利哥里七世斗争中都忠实于皇帝，因为有这一段历史，所以站到腓特烈二世一边；而美因茨则走上相反的道路，与皇帝的敌人结为同盟。尽管这个最早的莱茵同盟如此短命，但它给德意志历史带来了一个新的原则。到处出现了类似的同盟，或至少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城市结为联盟。例如，1246 年，巴塞尔和米尔豪森联合；1248 年，布伦瑞克和施塔德联合；1252 年，科隆和博帕德联合；1253 年，博帕德和科布伦茨联合。

大空位时期的无政府状态使这些城市同盟的数量大为增加，规模也大为扩大。1253 年，闵斯特、多特蒙德、苏斯特和利普施塔特结成威斯特伐利亚同盟。

次年（1254 年），美因茨、沃姆斯和奥彭海姆恢复了他们以前的联合，由此产生了中世纪德意志第一个最大的商业同盟、莱茵同盟。该同盟发展极快，以致在几年内即包括了中莱茵地区的70 个城市，它们沿摩泽尔河发展到特里尔，沿美因河发展到班贝格。同盟在小河道和莱茵河两岸建立巡河队，为维持巡河队而征收同盟关税以支付共同开销。次年（1255 年），作为帝国皇位众多觊觎者之一的荷兰的威廉，因急于发展自己国家的商业，在一个“正式协议”中承认了莱茵同盟。在该协议中，莱茵城市被称为“城市同盟”。一个颇有历史依据的传说，将莱茵同盟的组成归功于一个名叫阿尔诺德·沃帕多的美因茨市民的天才。莱茵同盟的宣言是一份饶有兴味的文件：

其前言宣称：“此前很长时间以来，我们许多市民由于暴力和邪恶而遭到完全破产，这些暴力和邪恶是在农村和沿路中强加给他们的。而且由于他们的破产，其他人亦遭破产，以致于无辜的人民并非由于自己的过错而蒙受了巨大的损失。寻求某种方法以阻止此类暴力，并以公正之方式在我们全境实现和平的真正时机已经到了。有鉴于此，我们宣誓相互联合，恪守自圣玛格丽特节以后十年的普遍和平（1254 年7 月12 日）。”

在该同盟成员中被提到的有：美因茨、科隆、沃姆斯、斯佩耶尔、施特拉斯堡、巴塞尔和其它城市的法官、执政官和所有市民，包括受人尊敬的大主教们：如美因茨的格哈德、科隆的康拉德、特里尔的阿尔诺德以及沃姆斯主教理查德、施特拉斯堡主教亨利、梅斯主教雅各布、巴塞尔主教伯瑟尔德以及许多伯爵和贵族。该协定的第一条就是成员们自己同意放弃“我们曾一直征收的那些不公正的陆路和水路通行税，我们将不再征收这些税款”。而且，协定的受益人包括所有阶层——“从上层到下层、世俗教士、各僧团的僧侣、俗人和犹太人”。同盟成员间的争端将由一个仲裁委员会调解。9 月29 日，在沃姆斯举行的“城市节”上，进一步制定了一些条款，以完善新的联盟制度。为处理同盟的事务，选择了两个中心：美因茨作为下莱茵中心，沃姆斯作为上莱茵中心。每一城市或领主各派四名代表参加解决同盟事务的各次会议。在确立一些普遍和平条款的同时，又规定同盟每个成员必须作好战争准备；科布伦茨到巴塞尔之间的城市须装备100 艘战船，科布伦茨下游的那些城市须装备500 艘战船。第二年，同盟体制又有进一步发展。1255 年10 月14 日，同盟会议决定每年按季度举行会议。

1 月6 日在科隆举行，复活节后八天在美因茨举行，6月29 日在沃姆斯举行，9 月8 日在施特拉斯堡举行。在这些会议上，所有代表都应具有全权代表资格。同时，同盟开始吸收新成员。这样，到1255 年，它已包括整个莱茵河流域的城市。除已经提到的成员外，还包括：科隆、图尔高、弗赖堡、布雷沙奇、科尔马、施莱斯塔特、哈格诺、魏森堡、诺伊施塔特、温普芬、海德尔堡、劳特堡、法兰克福、弗雷贝格、韦茨拉尔、格尔豪森、马尔堡、阿尔斯费尔德、格林贝格、赫斯费尔德、沃尔达、米尔豪森、阿沙芬堡、塞利根斯塔特、迪巴赫、巴卡拉赫、韦塞尔、博帕德、安德纳赫、波恩、诺伊斯、亚琛；威斯特伐利亚的闵斯特和其它60 多个城市，以及不来梅。次年10 月，同盟接纳了雷根斯堡。许多领主和教职人员也加入同盟。莱茵同盟之所以成立，主要是由于河流通行税的压迫，且也有必要防卫掠夺成性的骑士与诸侯袭击。因此同盟第一项工作便是取消河流上的非法通行税，第二步工作自然是约束不愿服从协定、难以控制的成员。同盟最早的成员之一，美因茨的格哈德大主教就是因为非法提高了通行税，引起3 个城市的最初组织的建立。在这方面最重要的是同盟制订的第一个协定第15 款——“我们坚决保证，如果同盟的任何成员破坏这一协定，我们将视之为非同盟成员而立即反对他，并迫使其作出适当的赔偿。”联合对外的最早一批行动之一是沃姆斯市民采取的，他们联合霍恩费尔斯城的菲利普、阿尔蔡城的领主高级管事沃纳以及美因茨和奥彭海姆的市民，反对施特拉伦堡男爵，焚毁其在什里塞伊姆的村庄，捣毁其葡萄园。另一次征伐是美因茨和其他城市共同进攻因盖尔海姆城附近波伦的沃纳的城堡，这是多种敲诈勒索的中心。城堡被摧毁。一旦与城市友好的伯爵和领主同城市联合起来，城市就得以推行自己的政策。许多领主被迫放弃了他们的不合理惯例和通行税。

1255 年，发生了两桩对同盟极为重要的事件。圣米迦勒节时在施特拉斯堡举行城市庆典。美因茨城派出司库和市长前往参加，沃姆斯城派了两名议员。当他们来到美因茨附近的哈迪时，突然遭到利宁根的埃米乔的袭击，并被俘虏，押往兰德克堡。但这位伯爵又改变了主意，十天以后把他们释放了。另一件事是荷兰的威廉，①12 月初偕妻到达沃姆斯。一天，当王后由沃尔蒂克伯爵相伴骑马到特里菲尔斯帝国城堡时，里特堡的赫尔曼扣押了她和她的护卫，抢走她的首饰，并将她押在里特堡城堡。但当美因茨、奥彭海姆和其他城市的市民兵临城下时，这位劫掠者的勇气便丧失殆尽，不仅释放了被俘人员，而且无条件投降。

次年，我们又了解到同盟在强施法律和秩序。1257 年，同盟征讨巴登的鲁道夫，并在塞尔茨包围了他。但是鲁道夫侯爵获得胜利，且俘敌85 人。这些人后来由于施特拉斯堡从中调停而得到救赎，使各城市都能付赎金去赎回他们。我们掌握的史料表明，同盟取得的最后一项成就是在1260 年。早在1258 年，似乎即已形成了一个强盗和滋扰和平者的团伙，沃姆斯尤受其患。7 月份，沃姆斯城市军队和当地许多领主终于包围了强盗的巢穴——阿尔蔡城堡，摧毁了城垣和城垛。阿尔蔡人被迫放弃他们以前的所有劫掠行径，保证今后在任何时候若有一个阿尔蔡人伤害包围城堡的人们，全城人都将受惩罚。

由于同盟实施和平并在战时表现了强大的实力而成为帝国内部举足轻重的团体，因此，在其它事务中，同盟自然也敢于运用其实力。由于荷兰的威廉被弗里斯兰人击毙，一次新的帝国选举开始了。各城市两度开会讨论此事，一次在3 月12 日，另一次在5 月26 日。会议决定同盟将不支持任何一个未经一致同意选出的君主，并将发动战争反对任何一个未经一致同意选出的君主。

他们不仅如此决定，而且派出代表团参加在法兰克福举行的帝国选举，向诸侯们保证要维持和平并表达其促进帝国繁荣的愿望。有几位诸侯答应并保证在即将开始的选举中考虑他们关于促进帝国繁荣的要求。但选举中无一人获全票通过，结果又进行分头选举，从政治上讲，同盟的权力结束了。1257年8 月斯佩耶尔、沃姆斯和奥彭海姆拒不同意理查德继承帝位。此后，奥彭海姆被美因茨和施特拉斯堡主教说服。最后，在1258 年1 月16 日斯佩耶尔和沃姆斯达成谅解，支持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为帝，而阿方索根本不在德国。在德意志历史上，莱茵同盟是第三等级（即市民等级）在德意志历史上发挥作用的第一个事例。进一步说，它不仅是下个世纪士瓦本同盟之先例，而且成为巨大的汉萨同盟组织和瑞士邦联形成的先例。士瓦本同盟的来源自然应上溯到1254 年的莱茵同盟，产生后者的力量和条件也产生了前者。粗略看一下当时的地图，就很容易看出联合和互助自卫运动的基本原因。可以清楚地看出其演进的各个阶段。早在1285 年，上莱茵的施特拉斯堡、巴塞尔和弗赖堡之间，便出现了一个同盟，这个同盟多次重建。1307 年时，上莱茵的城市和贵族之间亦建立同盟。1312 年康斯坦茨、苏黎世、圣加尔和沙夫豪森联合起来。1327 年5 月20 日康斯坦茨、苏黎世、林道、于伯林根和圣加尔，与中莱茵城市沃姆斯、美因茨和斯佩耶尔、上莱茵城市施特拉斯堡、巴塞尔、弗赖堡和伯尔尼组成同盟，该同盟存在到1329年4 月23 日。1327 年6 月5 日瑞士的乌里州、施维茨州、下沃尔登州加入同盟。

士瓦本同盟通过皇帝路德维希四世制定的“国家和议”而进入它的下一个发展阶段。当时，皇帝因为与教廷交恶而处于难堪的地位，感到城市能够在需要的时候帮助他。因此，他多次优待城市以赢得城市的支持。他经常要求财政资助，从不限制城市的自由，以各种可能的方式扩大城市的特权，以必要的权力保护城市不受贵族的侵害，1331 年6 月29 日，在皇帝的赞助下（“以良好之意愿、理智和尊敬的心情”），埃斯林根、罗伊特林根、罗特维尔、海尔布隆、哈尔、格蒙德、魏尔和魏斯贝格等城市组成了促进和平的同盟。11 月20 日，有22 个城市，包括上述那些城市及奥格斯堡、乌尔姆、比贝拉赫、梅明根、肯普腾、考夫博伊伦、拉文斯堡、弗伦多福、于伯林根、林道、康斯坦茨、圣加尔、苏黎世和温普芬与皇帝的儿子们：勃兰登堡的路德维希侯爵、斯蒂芬公爵、路德维希公爵和奥格斯堡的乌尔利希主教结为同盟。

该同盟的宪章（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是莱茵同盟的再版，也是1376年更大的士瓦本同盟的前兆。同盟预定延续到皇帝死后两年。它的组成是为确保帝国选举。除奥格斯堡外，每个城市向同盟总议会派一名代表，而奥格斯堡主教和巴伐利亚公爵则向总议会派出使节。

上述城市分为3 个集团，每一集团都有权接受新的成员，但是这些新成员不能向总议会派出代表。同盟要求以奥格斯堡为中心的集团与公爵和主教商讨事务，而未要求阿尔卑斯集团和以康斯坦茨为中心的集团这样做。这是第一个包括所有士瓦本地区城市的同盟，因而同盟使这些城市的重要性大大增加。有关同盟维护和平的几项事实饶有兴趣。皇帝在联盟条款中曾保证，如果任何成员遭抢劫，则全体成员共同惩罚犯罪一方，这既是他的意愿，也是他的命令。此后，1340 年春天，同盟摧毁了行劫的布伦茨和斯塔金根城堡。然而同盟势力也引起贵族方面的恐惧和仇恨。这导致同盟内部的分裂，由于这一分裂是不可挽救的，同年6 月皇帝重新组建同盟，使士瓦本22 个帝国城市受制于他的儿子们及奥格斯堡主教，还有后来的符腾堡、厄廷根、霍恩贝格、韦尔登堡的伯爵们和其他领主们。他任命9 个人负责仲裁成员间的争端。这避免了使士瓦本地区分裂为两个对立的集团，因为同盟并不是一个完善的联合体。

皇帝路德维希四世死后，这个较广泛的同盟便瓦解了，但是有19 个城市（康斯坦茨、苏黎士和圣加尔已退出）组成另一个同盟，约定互相保护，并在承认新皇帝时维护共同利益。当这些城市互相承诺在承认一位新皇帝问题上保持一致时，同盟便已濒于瓦解。1340 年，新皇帝查理四世批准了同盟，他对城市的自傲感到有些不快，只是为了巩固王位，不得不承认这些城市。但一当他立足牢靠便不再想允许任何此类强大的城市组织存在。他希望以一个由他直接控制的“国家和平”同盟取代这一同盟。

那种与其他等级同样在帝国中占据一定地位并保护其自由的防卫性同盟与由皇帝权力支持的同盟极不相同。象路德维希四世这样曾与异常强大的势力进行过斗争的皇帝，完全可能以异乎寻常的方式实现其目的，而此种行为在通常情况下则是不容许的。查理四世一感到能行动时便开始了行动。1350年5 月他解散了城市同盟，并代之以城市和贵族的同盟。1356 年的金玺诏书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态度。在诏书中，他不仅不承认市民成分，而且禁止建立任何城市间的联盟和同盟；禁止个人间或个人与城市间的联盟，除非是在他权力直接控制下组织的“国家和平同盟”。

但是，因为皇帝的权力并非十分强大，所以此政策很难推行。1351 年9月，他曾被迫批准纽伦堡、乌尔姆、奥格斯堡与士瓦本城市组成联盟，这便使士瓦本同盟重建其组织，并存在了3 年。1351 年5 月沙夫豪森按照纽伦堡的榜样也加入同盟。同年12 月，这些城市已能迫使奥廷根伯爵实行和平，废除其不公平的关卡税。

1352 年9 月查理四世亲往乌尔姆，制订我们上面已提到的那个总和约，颁布了一项处理城市间纠纷案件的帝国法令，规定在这类事件中最邻近骚乱地点的三个城市充当仲裁人，如果仍未能解决，则在奥格斯堡召集全体会议以处理该事件。

1359 年，查理四世制订了第三个全面和约。这一和约使同盟处于帝国法庭的直接管辖之下。取消了所有的通行税，同时城市得到保证，不许教会或世俗的地方领主干涉城市之自由。同一年查理终于使许多贵族，包括奥格斯堡主教、维特尔斯巴克斯家族和奥廷根伯爵们加入由29 个城市组成的同盟。

11 人总议会作为同盟的执行机构——其中5 人来自城市，5 人来自贵族，1人是帝国代表。该同盟预定存在到1361 年11 月11 日。而直到1370 年皇帝与士瓦本城市尚未建立其他联系。然而，1362 年2 月瑞士城市康斯坦茨、苏黎世、圣加尔、林道、拉文斯堡、于伯林根、旺根和布奇霍恩结为联盟。查理在世期间，直到他死后两年，该同盟一直存在。由于同盟稳定持续地存在着，因而查理四世承认其组织。

1370 年，皇帝又领导了一次制定和议的活动。12 月6 日，皇帝通过其代表，利森堡的沃利茨组织了士瓦本全地区的“国家和平同盟”。其终期为1375年4 月23 日。该同盟成员有31 个城市，赫尔芬斯泰因的乌尔利希伯爵成为盟主。他直接控制同盟的所有事务，但凡请求援助，召集各种会议皆需经他批准。上士瓦本集团在乌尔姆集会，下士瓦本集团在埃星根集会，同时，每半年在乌尔姆和圣加尔举行例会。制定了有关破坏协定，对受害者补偿损失的严格规定。同盟并非单纯的城市同盟，它允许教会和世俗领主拥有入盟权利，领主们作为成员保有其一般特权，习惯法和自由，也分担联合团体的共同事务。

然而，贵族们认为同盟之目标是针对他们的。确实，在大多数情况下，破坏协定的都是那些抢掠城市货车的贵族。大贵族将城市的财产视为肉中刺。另一方面，受到诸侯威胁的贫困贵族则感谢同盟。结果，1372 年1 月6日在魏森堡成立了一个与城市对抗的贵族同盟，反映了贵族方面的情绪。一个星期以后，城市同盟盟主乌尔利希伯爵从普法尔茨伯爵鲁普雷希特的宫廷回城途中，受到一些贵族的袭击，且被俘擒；起初被押往扎伯格的奈波尔堡垒，后来被扣在黑森林的法尔肯施泰因。城市拿起武器，但他们尚未作好充分准备的时候，符腾堡的爱伯哈德伯爵——此人名叫好斗者，是反对城市的核心人物——于1372年4月7日在乌尔姆附近的阿尔特海姆向一些同盟的军队进攻，击毙100 多名市民，连同他们的指挥官、许多人被俘。这次惨败使诸城市元气大伤。在乌尔姆，人们传说着怕有大祸临头，许多人离开城市，以逃避支付战费。奥格斯堡市民付给伯爵4000 佛罗林金币，使之不向该地进兵。

赫尔芬斯泰因伯爵的逝世，以及贵族对城市同盟军队的攻击使城市和贵族之间的关系大大恶化。然而，同盟并不比其首领存在的时间更长。此时皇帝既禁止贵族组织，也禁止城市组织。1373 年5 月27 日，颁布了新的“国家和议”盟约，该盟约拟存在到1376 年6 月24 日，盟首便是城市的死敌符腾堡的爱伯哈德伯爵，有16 个城市加入了这一新盟约。

看来，毫无疑问，查理四世既利用了贵族，也利用了城市，以实现他的策略，使其子在他死前即可当选为皇帝。他先利用城市，后利用贵族使两者对立，以便让诸侯处于有利地位，使其子在选举中稳操胜券。为了征收贿赂选侯所必需的金钱，他开始敲诈勒索。符腾堡伯爵作为他的代理人是颇为能干的。1373 年贿赂勃兰登堡选侯的钱就是从城市榨取的，相当于城市战时支出的两倍。此后，开始征收用于帝国选举的苛捐杂税。为了弄钱，皇帝竟至将一些城市抵押出去。

1376 年6 月10 日，温策尔当选为帝国皇帝，如众所知，这是其父以重金贿赂诸侯之结果。

6 月27 日查理四世将多瑙维茨城抵押给巴伐利亚的奥托公爵。此前，在4 月，他曾把福伊希特旺根典押给纽伦堡的腓特烈。城市方面认为其他城市不久将遭此厄运。如果他们想要维护自由，就必须迅速行动。1376 年7 月4 日，在乌尔姆一个英明的市长建议下，一个称为士瓦本同盟的新组织建立了。它包括下列城市：乌尔姆、康斯坦茨、于伯林根、拉文斯堡、林道、圣加尔、旺根、布奇霍恩、罗伊特林根、罗泰尔、梅明根、比贝拉赫、伊斯尼和勒特科奇。该同盟预定持续到1380 年4 月23 日。就协议条款的真正性质而言，组织同盟是为了战争而不是为了和平。这是一个旨在保持其在帝国内部的完整和统一的城市同盟。在与查理四世和与路德维希四世的交往中，他们懂得了如何有效地组织起来。他们与“金玺诏书”直接对立，组织起不经皇帝批准的同盟。显然，其目的是为维持和平，保护商业安全与稳定；但亦为保护城市不受皇帝本人的压榨，对此，历史家们似乎未存疑问。

接着，反对贵族和诸侯12 年战争开始了。在大部分战争中同盟不与大领主交战，而只反对小一些的贵族。没有大规模的战斗和长时期的围城。双方之目的是尽可能进行破坏、捣毁庄稼田地、葡萄园，抢走牲畜，掠夺焚毁村庄，偶尔亦俘虏几个士兵。周围的城市不久便对同盟大感兴趣。魏尔和埃斯林根由于被抵押给符腾堡伯爵而加入同盟。这场运动简直就是反对皇帝的运动，爱伯哈德伯爵为反对这一运动决定威胁城市，特别是威胁罗伊特林根和阿赫尔姆。一天，他的儿子乌尔利希伯爵带着200 名长矛手和枪手攻入罗伊特林根城与市民发生了冲突。在这次冲突中符腾堡损员73 人，而罗伊特林根市民仅失去3 人，且俘虏多人。皇帝无可奈何，只得签定休战条款。城市摆脱了束缚，并得到保证，不再以出卖和抵押方式使他们脱离帝国。然而，此次休战并未确立和平。可以说，皇帝的政策表明，他根本不理解城市按照近代国家理想所从事的争取自由的斗争，而只“把城市视为产乳的奶牛，年年从它们身上收取捐税；或将其抵押以获得金钱”。对于主教控制下的城市，他不能征收捐税。然而他的确乐于向这些城市出售铸币特权，因为查理四世的财政大臣善于以狡猾的合法手段增加收入，在此门艺术中堪称老手。

这一协议对城市产生的直接影响是同盟权力的增强。同盟吸收了新成员，总数达到27 个城市，包括奥格斯堡、海尔布隆和阿彭策尔。由于1377年12 月建立了一个新的组织（它将延续到1385 年4 月23 日）。这种本是为应付迫在眉睫的危险而建立的组织，具有了捍卫城市利益的永久性机构的性质。眼见城市势力的发展，许多贵族也渴望加入同盟。这样，我们就看到奥地利的利奥波德公爵和公爵阿伯利希三世都希望成为同盟成员。到1378 年，成员总数达到84 个城市。士瓦本同盟势力之增长，促使封建主建立了与之对立的联合组织。其中最重要的是1379 年10 月13 日建立的“狮子同盟”，因其成员均佩带金银狮子徽，故名。其它类似的贵族联合亦于此期建立，例如圣威廉协会。这些团体存在的时间通常都不很长。事实上，城市面临的最大威胁在于诸侯雇佣这些团体去反对市民。不久就出现了麻烦。1380 年，法兰克福市俘虏了一些从事掠夺的狮子同盟成员。狮子同盟遂包围该城，强迫法兰克福释放被俘者。城市由于害怕这些匪徒，便在莱茵河中游的斯佩耶尔组织了一个新的城市同盟，而其下一步将与士瓦本同盟联合就毫不奇怪了。双方都有共同的目的和共同的敌人。1381 年7 月17 日，联合终于完成。他们互相宣誓尊崇帝国、提供所需，以利国土，并以任何手段援助反击掠夺者和贵族进攻的行动。必要时，士瓦本城市要派出200 名长矛手，莱茵城市则相应地派出100 人。若未经另一方了解或同意，任何一方都不能单独缔结涉及同盟的协议。同样，未经全体同意也不能接纳任何人加入同盟。该盟约预定维持到1391年圣诞节。士瓦本同盟将其存在的时间延长到1395 年4 月23 日，其成员数亦有增加，到1385 年时已包括40 个城市。当然，皇帝与诸选侯一样反对这类强大的组织。尽管他们反对，同盟还是获得了成功。为了进行对抗，温策尔和选侯们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同盟，其目的在于阻止其领地上的城市同盟组织之进一步发展，并联合起来互相保护。1381 年9 月，在法兰克福帝国议会上起草了一项“普遍和平提案”，根据该法案，城市势力应该摧毁，城市的士兵应该遣散到帝国各地去。此项提案难于实现，于是采取了新步骤。通过奥地利的利奥波德公爵从中调停，实现了自第二年1 月到复活节的暂时休战。利奥波德提出，城市同盟应全体合并到帝国同盟中。1382 年4 月9 日在埃欣根通过的协议使这一提议完善化，协议中规定：联合的同盟、三个骑士团、利奥波德公爵和爱伯哈德伯爵联合为一个和平同盟，直到1384 年1 月6 日。但是，不同集团之不同利益，不久便使他们分裂了。在利奥波德公爵陷入对巴伐利亚公爵的斗争之前，该同盟几乎未能形成。符腾堡伯爵和三个骑士团、不久就退出同盟。到次年10 月，由于利奥波德被任命为士瓦本地区的帝国课税官而与城市彻底疏远了。皇帝的政策再次遭到失败，但在他组织普遍和平协定的政策方面却是较为成功的，他希望通过这些协定能够达到两个目的。第一，减少其它同盟存在之必要，无论是贵族的还是城市的；第二，从城市同盟中分化出那些尚未公开表示反对他的城市，以此削弱城市组织。早在1377 年，他已经在法兰克尼亚和巴伐利亚制定了一个类似的协议。我们已提到过1381 年的“国家和平同盟”。在第二年法兰克福帝国议会上，他命令韦茨拉尔、弗雷贝格和格尔豪森三个城市加入该同盟。但反抗迎面而来，更多的城市加入城市同盟以示公开对立。次年，又作了更大努力。此时，皇帝极力使城市和诸侯都联合到他领导的“大同盟”中。如果整个德意志都自愿地组织为一个大同盟，那么皇帝将会是多余的，可能这是他担忧的一个原因。该方案包括整个帝国，将存续12 年之久。规定任何成员未经皇帝同意不得加入其他同盟。然而，城市被排斥在外，整个安排有利于他们的对手，他们若加入该同盟将意味着城市同盟的解体。新的计划是由一批诸侯草拟的，此时这些诸侯公开声言要废黜皇帝和解散城市同盟。

然而，一个四年协议（即所谓“海德尔堡协定”）还是匆匆拼凑起来了。这是诸侯和士瓦本——莱茵同盟的协议议定书。新同盟和先前的组织的区别主要在于，先前的组织是城市与诸侯及贵族分别作为个体组成的同盟，而这一新同盟是贵族同盟和城市同盟本身的组合。美因茨的阿道夫大主教、鲁普雷希特选侯（年迈者）、维尔茨堡的格哈德主教、奥地利的利奥波德公爵、纽伦堡的鲍格利夫·腓特烈和符腾堡的爱伯哈德伯爵都是诸侯的代表。城市以美因茨、施特拉斯堡和法兰克福作为莱茵同盟的代表；奥格斯堡、纽伦堡和乌尔姆作为士瓦本同盟的代表。城市终于满意地看到他们的同盟得到诸侯的承认。这是城市的胜利。德意志的市民阶层从来没有象1384 年那样发挥重大影响。

皇帝得知诸侯废黜他的计划后，便倒向城市。城市主要对征收河流通行税一直不满，于是皇帝便取消其一直课收的通行税。沃姆斯特别得到恩准在美因河流域法兰克福到美因茨之间征收水陆运输的每桶酒和其它货物的通行税的特权，作为他贷给皇帝6000 佛罗林债款的补偿。同盟不能限制拖船行会的活动，但是它的反对却削弱了该行会最恶劣的垄断权力，并强制推行了一项较为公正的规则。1384 年6 月，纽伦堡象巴塞尔一样加入了士瓦本城市同盟。该同盟试图与瑞士邦联联合，但是邦联中农村因素的狭隘心理使瑞士城市未能作为整体与同盟联合，然而在康斯坦茨一次会议上（1385 年2 月21 日），同盟与苏黎世、伯尔尼、索洛图恩和楚格结成为期9 年的联合。利奥波德公爵认为这是一种宣战，于是准备对付它。为了取得必需的钱财，士瓦本城市在皇帝的建议下，开始掠夺犹太人。纽伦堡用这种无耻的手段得到6 万多佛罗林，其中4 万送给皇帝。莱茵城市没有参加这次对犹太人的掠夺，并非出于基督精神和人道主义考虑，而是由于犹太人尚未从上次遭到的灾难中恢复元气。

康斯坦茨条约订立以后不久，局面变得很危险。士瓦本城市主张采取进攻性政策，而莱茵城市和纽伦堡则敦促言和。卢塞恩市因不堪忍受沉重的过境税，于1385 年12 月29 日进攻奥地利领土，发动了对利奥波德公爵的战争。一场全面大战的爆发似乎不可避免。但是在士瓦本同盟制定出宣战文告之前，已经与公爵达成一项和议。瑞士不得不靠自己的实力。事实证明他们的实力足以使他们赢得1386 年7 月9 日森巴赫战役的胜利。

这场战争之后不久，美因茨大主教、普法尔茨伯爵和巴伐利亚公爵，班贝格和维尔茨堡主教、纽伦堡男爵和符腾堡的爱伯哈德伯爵将莱茵城市代表召集到摩根塞姆开会，派出50 名长矛手援助奥地利对瑞士人的反击。听到这一消息，皇帝立即赶到维尔茨堡召集亲善的贵族，又从这儿前往纽伦堡。1387年3 月皇帝在纽伦堡与士瓦本同盟订立攻守同盟。接着，11 月5 日又订立所谓摩根塞姆协定。该协定基本上是海德尔堡协定的再版，新协定与旧协定之区别在于严格规定所有案件均须仲裁解决。士瓦本同盟接受该协定，而莱茵同盟则加以拒绝。

摩根塞姆协定订立三周之后，巴伐利亚的三位公爵兄弟破坏了协定。一直友好的萨尔茨堡大主教庇尔格利姆于7月25日与纽伦堡同盟成员订立防卫同盟，以对付难于相处的近邻巴伐利亚公爵们。联盟结成后，三兄弟邀请大主教前去参加会谈，趁机将他逮捕。不仅如此，三兄弟还攻击了许多奥格斯堡市民，抢劫雷根斯堡市民的一车酒和纽伦堡市民9 辆满载商品的货车。于是，同盟对之宣战。同盟军队增加了兵员，选举蒙福尔的亨利伯爵为指挥官。1 月17 日将宣战书送交公爵们，同月19 日市民军队开始在奥格斯堡集结。

然后，双方开始了劫掠性战争。皇帝似乎既无勇气亦无能力尽其职责，而只充当中立的旁观者，听任城市的战争继续进行。此时，所有城市之敌都联合起来。整个夏季期间，同盟军队斜穿符腾堡领地向黑森林地区边缘的魏尔城进行了一次掠夺性远征。在这里，8 月23 日，同盟军队在设防的多芬根教堂墓地遭到爱伯哈德伯爵的袭击，伯爵人数虽少却获全胜。这时，战争的特点发生变化。战役不再发生，却成为一场袭击和报复的战争。双方最大的军事行动是雷根斯堡市民击退围城之敌的战斗。战争持续到1389 年春季，未能达成任何协议便结束了。战争引起的破坏十分严重。据估计，士瓦本地区200 多个村庄被焚毁，有许多长达10～12 英里的地段完全毁于战火。战争不只限于士瓦本城市，莱茵城市从一开始便提供了援助，而后期的战火也漫延到莱茵地区。1389 年春天，皇帝采取了寻求和平的步骤。

5 月5 日在埃格尔，他颁布了全帝国的普遍和平盟约。各地区集团（为数8 个）应选派代表，与皇帝一起解决对抢劫、屠杀、纵火、俘虏和不公正行为的一切指控，并执行惩处。为此目的，这些代表每年将会晤四次。所有其他同盟则被禁止。士瓦本同盟崩溃了。它在战争中没有获胜，各城市间又相互误解，缺乏联合的军队，加之城市各怀不同目标，所有这一切使同盟趋于分裂。皇帝的禁令，使士瓦本同盟完全崩溃。他宣布，士瓦本同盟的建立是“反对上帝、反对皇帝、反对帝国、反对法律的”。而城市各自与他们的对手和解，一个接一个地参加了总同盟。埃斯林根是第一个加入的，乌尔姆是最后一个。然而康斯坦茨湖畔的7 个城市仍联合在一起，它们是：康斯坦茨、于伯林根、林道、拉文斯堡、圣加尔、旺根、布奇霍恩。城市为参预控制帝国政治所作的努力，再次遭到失败。如果说士瓦本同盟曾获得成功，那么也很难过高估计其重要性；既然它失败了，其重要性就主要在于，它是13、14 世纪遍布欧洲的新的民主精神的又一个标志。

莱茵同盟和士瓦本同盟最初是旨在保护城市间贸易的联合，后来便将政治抱负置于商业目的之前，并致力于使他们在德意志议会中的地位和代表权得到宪法上的承认。就这方面的目的而言，帝国城市是成功的；而其他所有城市则被排斥。皇帝的这种狡猾的让步引起城市同盟的分裂，同时也使留在帝国议会中的城市为数无几，以致他们的影响微不足道。

从历史上看，瑞士国家的起源和形成与莱茵同盟和士瓦本同盟形成的历史是一致的。所不同的一点是，瑞士是农村各州和各城市的联合体，而莱茵同盟或士瓦本同盟则仅仅是城市的联合体。瑞士邦联是13世纪形成的同盟，它逐渐永久化，延至今日。这里的山民吃苦耐劳，其基本要求为政治自由，而他们的各种经济利益则促进了此种要求。瑞士要求独立，以便使穿越阿尔卑斯山口的交通由他们自己掌握，并取得收益，而使自中世纪初期便得到特许权的地方主教和修道院长们不再享受此种利益。这些主教和住持主要有：丘尔、苏黎世、卢塞恩和巴塞尔的主教，以及圣加尔修道院长。瑞士有一处出名的谷地，它的名称使人们回忆起曾经过往于此地的厚利的东方贸易，这就是提契诺河谷的瓦尔泰林内。中世纪时，该地因为从威尼斯输入并经此转运越过阿尔卑斯山的利凡特货物（由利凡特谷地运来的货物）而著名，被称为利凡特河谷。

阿尔卑斯山的隘口可分为两个体系，一个是辛普龙体系，另一个是圣哥塔德体系。这两个体系之间的对立，长期阻碍着瑞士邦联的发展，也是瑞士历史的一桩重大事件。此种对立是来自中欧、北欧的莱茵河，多瑙河之影响与来自西方的罗纳河、索恩河和波河上游之影响的相互对抗。圣哥塔德在这场竞争中占优势。因为，瑞士自由之摇篮——森林地区各州，决意与各市场保持紧密的联系，这些市场维持着瑞士这一最大隘口的贸易。

颇为值得注意的是，瑞士争取自由的运动，也许甚至其思想均发端于这些森林州。这里是圣哥塔德之天然屏障。同时，该隘口开放的年代（1237年）处于邦联形成史上两个肇始年代（即1231年承认乌里州独立和1291年承认施维茨州独立）之间。“森林地区各州..热衷于保持与市场的紧密联系，这些市场维持着圣哥塔德隘口的过境贸易，对这一隘口的监护，是各州维持其自由权利的主要的和根本的原因。”在阿尔卑斯山意大利一侧的米兰市特别希望有一条直接穿过阿尔卑斯山中段的商路。

无论是在罗马时代还是在中世纪初期，圣哥塔德隘口都不为人知，直到13世纪，舍伦恩隘口被确认难于通行时，方闻名于世。1125年到1237年间，人们首次知道圣哥塔德时，我们已得知在此期间87次穿越阿尔卑斯山的详细情况。1125年到1170年间有34次，其中4次经过塞尼斯山，1次经过鲁克曼尼尔，7次经过大圣贝尔纳，3次经过塞普提摩，12次经过布伦内罗。其它几次尚不能十分确定。1171～1200（或1201）年间有23次通过日内夫利山，2次通过塞尼斯山，1次经过鲁克曼尼尔，6次经过塞普提摩，3次经过布伦内罗。但我们还不了解这一时期的其它路线。1201～1237年间，我们知道有30条路线；其中我们了解较详细的有：2次通过塞尼斯山，10次经过布伦内罗。1237年以前，可能有2次穿过圣哥塔德山口。一次是1212年弗洛里杜斯·霍尔图斯修道院的埃莫修道院长在赴罗马的归途中经过此山口，他曾经过塞尼斯山进入意大利。另一次是1226年，波图红衣主教，乌拉赫地方的康拉德从德意志经过圣哥塔德到意大利。其中每一次旅途肯定充满了许多危险和艰辛。因为舍伦恩昏暗的隘口有两英里半长，两侧耸立着陡峭的花岗岩绝壁，崖下是湍急的罗伊斯河水。据传说， 1237 年安德马特附近乌尔瑟伦地方，一位聪明的铁匠用铁链沿峭壁架设了一条悬挂的木栈道，这就是“怒浪桥”或“魔鬼桥”。如果这个传说是真实的，那么这个不知名的铁匠，而非威廉，退耳，才是瑞士自由的英雄。因为森林地带各州与意大利，特别是与米兰之间建立起的成功的贸易联系乃是瑞士形成史的中心事件。

谢选骏指出：人说“一千多年已经过去了，这个漫长而确实重要的时期足以使我们能够明了德意志是如何发展成一个极其富有、率先开化的欧洲民族。”——我看既然如此，现代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到目前为止已经183年了，依然没有成型，就不足为奇了。至于第三期中国文明及其新的华族，肯定需要更久更久的时间，才能发育起来。难怪人说现在的中国大陆，还是一个“中世纪国家”。

【第五章 汉萨同盟】 

莱茵同盟和士瓦本同盟的历史表现出德意志城市为保卫其商业而组织城市同盟的明显倾向和能力，但其最突出的表现却是北德的汉萨同盟。前章所述两个同盟存在的时间远不到100 年，而且其活动范围是有限的。而汉萨同盟不仅遍布于整个北德地区，还将其势力扩展到佛兰德、英国、丹麦、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波罗的海沿岸的条顿骑士团国家——普鲁士、库尔兰、立窝尼亚和爱沙尼亚、甚至远达俄国和芬兰。其活动具有国际性。其海上势力甚至远超过陆上势力，这是其优势的主要动力。象汉萨这样的团体，过去从来没有过；在商业史上也不曾见过象汉萨这样取得影响广阔且延续时间久远的成就。

汉萨同盟象历史上其他庞大的组织机构一样，虽然表面上看似乎是突然自发出现的现象，然而却深深植根于历史中，其产生背景是巨大的商业活动传统，在此，我们仅需考察汉萨同盟形成前的几个最重要的事实。这些事实与北德四个城市有关，即科隆、汉堡、不来梅和律贝克。甚至在1066 年诺曼人征服英国以前，科隆——这里指整个莱茵河下游地区——的商人们，就与英国有着密切的贸易关系。诺曼征服加强了英国和欧洲大陆的联系，极大地刺激了这类贸易活动，以致在1157 年，亨利二世即批准了科隆商人在伦敦的一个侨居地的特许权，以后许多英王又重新加以确认。狮心理查铭记着这些商人曾慷慨地为他捐赠赎身金，因而授与他的“亲爱的科隆市民”以自由特许状，使他们在伦敦的行会大厦免缴年租，并免除应交给国王的各项捐税。此后继位的国王相继加强并扩大了律贝克商人们的此类自由特权。1267 年，居住在伦敦的汉堡、律贝克和科隆商人联合起来了。

1158 年萨克森公爵狮子亨利占领了律贝克，此城原由荷尔斯泰因的阿道夫伯爵于1143 年建立。这就为繁荣的萨克森城市打开了波罗的海通道，很快，通过下德意志商人们的活动即变波罗的海为德意志的内湖。这些下德意志商人在哥得兰岛之威斯比建立了侨居区，并已向外探险，远达芬兰和诺夫哥罗德。这块居住地在科隆人与英国人进行贸易时即为德意志商人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贸易往来的老殖民区。这些探险者，最初来自上律贝克，他们的组织则可上溯到律贝克奠城之日。

威斯比似乎已继承了早期日耳曼商人与波罗的海的斯拉夫人进行贸易的海上商业中相当可观的一份遗产，他们似乎也是尤斯顿岛上的威尼特人之继承者。1043 年此岛曾遭破坏。哥得兰岛以威斯比为首府，其居民最初由瑞典人和德意志人组成。然而他们之间的不和，招致皇帝罗塔尔二世的干涉。12世纪后期，萨克森大公狮子亨利占领律贝克后，于1163 年批准了同时保护威斯比和律贝克两地商人之特许状。以图努力实现两地间的友好联系。历史资料表明，早在13 世纪初，威斯比的瑞典和德意志商人联合体便在诺夫哥罗德设立商站。当律贝克占据了波罗的海商业优势时，威斯比和诺夫哥罗德事实上就成了律贝克在这些地区的附属部分。威斯比早已掌有对里加的商业优势——因为1200 年最早的宪章表明，商人们在里加的贸易活动必须遵守哥得兰商人使用的法律——随后到1299 年，律贝克也控制了里加的商业。

威斯比是俄国——波罗的海贸易与北海各港口贸易联系链条中之主要环节。诺夫哥罗德与西方的商业联系比汉萨同盟的存在早一些。早在12 世纪，来自威斯比的哥得兰商人肯定已在那里立足，并以圣奥拉夫教堂为活动中心。同时，在威斯比亦可能有一所诺夫哥罗德的（希腊正教）教堂。记载此种联系的现存最早协定与后来的另一个协定誊写于同一羊皮纸文书上。第二个协定已残损不全，有些部分，包括时间已看不清了。内中出现的一些相应名称提供了内在的证据，证明这两个文件产生在1189～1195 年间和1257～1263 年间。第三个类似的商业协定仍保持完整，它是1270 年用低地德语写成的。12、13 世纪，威斯比的德意志商人建立了一个有公共基金贮备的联合组织，由4 名成员掌管钥匙；该联合组织称为“神圣罗马帝国到哥得兰岛的航海家联合会”。如今威斯比城墙依然耸立，曾环绕该城的48 座塔楼尚存38 座，现代城市位于其城防设施范围之内。旧城则要大得多。当威斯比城兴盛时，此处有18 座教堂，其中的条顿圣玛丽亚教堂至今仍在使用，另外两座，圣卡塞琳教堂和圣尼古拉教堂已经成为优美的古迹。

哥得兰岛上的德意志商人是东西欧贸易的中介人。他们将佛兰德的布匹、盐、啤酒等运往波罗的海周围的斯拉夫各民族。归来时则运回毛皮、皮革、蜂蜡和琥珀。德意志人沿涅瓦河进入拉多加湖；经此到达伏尔加河，诺夫哥罗德城便位于伊尔门湖畔。在诺夫哥罗德，威斯比商人建立了他们最著名的商站，即毗邻圣彼得教堂的彼得赫夫商站。

律贝克对波罗的海商业的作用如同汉堡和不来梅对于北海和北大西洋商业的作用一样。两者都继承了昔日海盗时代和卡纽特大帝（1000～1035 年）统治下的盎格鲁—丹麦帝国对英国、挪威、冰岛和爱尔兰的贸易关系。佛兰德成了北欧所有陆路、河流、海上商业的集中点，横向与纵向的两条贸易轴线在这里相交。此地的布鲁日，是穿越阿尔卑斯山—莱茵河的贸易路线，逆罗纳何、索恩河而上经香槟集市顺默兹河而下到佛兰德的另一条地中海贸易路线，俄国—拜占庭贸易路线，威尼斯、热那亚和西班牙帆船的贸易路线，以及波罗的海、北海、英伦三岛和冰岛等各条贸易路线的荟萃点。因此，对于富有进取精神的科隆商人来说，自然要象他们在伦敦时一样，在布鲁日也建立商业殖民点。我们尚不掌握布鲁日集团建立的精确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其建立的时间大致与伦敦集团获得批准的时间相当。因为我们有一份1173 年皇帝红胡子腓特烈授予佛兰德人的特许状，给予他们在亚琛城和杜伊斯堡的集市特权以及在莱茵河上的自由航行权；1178 年科隆主教腓力“由于该城一致同意”而准许根特商人享有在科隆的批发贸易权和科隆以下（而非以上）莱茵河自由航行权；1209～1215 年皇帝奥托四世将此种特权扩大到“佛兰德的所有商人”；13 世纪，我们看到不伦瑞克、戈斯拉尔、哈尔伯施塔特、希尔德斯海姆、汉诺威、吕内堡、奎德林堡和韦尼格罗德等萨克森城市与不来梅和汉堡联合向根特递交了相互贸易的请求书。这个“德意志商人之汉萨同盟”首先在根特建立了；但是，由于在达米拥有港口的布鲁日很快获得商业中心优势，而根特却转向单纯的羊毛加工业，于是这个汉萨便迅速迁往布鲁日。在此，它成为著名的伦敦商业公会——一个佛兰德和法国商人在英国从事羊毛进口业的类似联合组织——的竞争者。

汉萨一词是古日耳曼语。字面上原义指“一撮”、一个集团、联合或组合的事物，并以此义保留于英语中，即我们所说的“一撮”，后来，当行会在北欧兴起时，就用它表示“行会”。但在商业意义上，汉萨一词最初并非指商人之联合团体，而是指贸易权和为此缴纳的捐税。

这样，我们看到在13 世纪，北德意志商业活动有5 个重要的中心：（1）律贝克—汉堡—不来梅，（2）科隆，（3）伦敦，（4）诺夫哥罗德，（5）布鲁日，而那些处于战略要地的萨克森城市则成为科隆和波罗的海—北海集团之间，以及佛兰德和德意志各条河流入海口处3 个港口城市之间的联系环节。

互相接近和共同利益使德意志商人在国内外已组织起来的此类集团自然地趋向于联合，形成更为紧密的联盟，以提供保护并减少竞争。律贝克和汉堡之间的亲密关系可以上溯到1210 年，当时他们一致同意在某些事务中采用一种共同的民法和刑法。1226 年律贝克由皇帝腓特烈二世特许，获得自由城市之特权。1232 年汉堡亦获同样特权。此后它们之间上述关系更加密切。我们看到，约当1230 年，律贝克即向汉堡提议，“因此，无论何时贵城市民携带无争执货物（即不存在争执或悬而未决的法律诉讼的货物）而进入我城，他们都可以同我城市民一样，平安地拥有这些物品而不受损害。”11 年以后，即1241 年我们发现律贝克和汉堡“为保护两个城市之市民（商人）抵抗从特拉夫河口到汉堡或易北河任何地区的抢劫者或其他掠夺者”而组成了正式的联盟。1259 年律贝克、罗斯托克和维斯马联合镇压海盗，并宣布“凡在教堂中、墓地里或水上、陆上抢掠商人者将被所有城市和商人剥夺法律保护并驱逐..任何接纳强盗及其赃物之城市将被认为与之同罪，亦为所有城市和商人所排斥”。1252 年律贝克和汉堡两城与布鲁日订立协议，该协议有时被认为是汉萨同盟的起点。

可以说，到1265 年时，至少就同盟中涉及到的德意志城市而言，汉萨同盟已经形成。我们掌握1260～1265 年北德意志联合起来的城市的主要立法，“其中有律贝克法规”——最明显地证明律贝克在整个结盟运动中的首倡作用——旨在保护其商人生命财产，“抵抗掠夺者、土匪、海盗和封建战争”，同时还规定“每年召开一次会议以制定有关城市事务的立法”。尽管在一个世纪内还未用“汉萨”一词专指北德意志各城市旨在保护其贸易而组织的这一联盟，但是，到1260～1265 年间，汉萨同盟却已大半形成。至少同盟内部的德意志因素已经构成。

然而，如前所述，汉萨同盟不同于德国其他城市同盟，它是一个国际范围的组织。为了理解汉萨同盟的实质，我们还要了解其国外的来源。因为汉萨同盟具有双重性质。“汉萨同盟是在国外（如在伦敦、布鲁日）的德意志商人所组织之各个联合体与国内组织之类似联合体的结合”。国内外这两种因素相结合，产生了称为汉萨同盟的新的联合体。最终建成的完整的汉萨同盟囊括了在布鲁日、伦敦、威斯比和诺夫哥罗德等地的德意志国外商人团体。爱德华一世统治时，律贝克、汉堡、不来梅仿照科隆之范例，在英国东部海岸的其它城市，如林恩、纽卡斯尔、波士顿等城，各自设立自己的汉萨，这些城市是向欧洲大陆输送英国羊毛的重要港口城市。但是律贝克决心打破科隆商人在伦敦的垄断，因为只有当其他德意志商人付出大笔费用后，科隆人才允许他们分享其特权。结果，该科隆汉萨进一步允许来自莱茵河流域和威斯特伐利亚的大部分商人享有特权，而从德意志其他地区来的商人仍难得其利。1282 年，所有在英国的各德意志汉萨联合成为一个组织。这一合并使莱茵商人与波罗的海—北海商人紧密联合在一起。此时，身居国外的德意志商人为实现他们在异乡土地的共同目的已经联合起来了。由于缺少文件，我们不了解是什么时候，是哪一集团建议成立这一广泛的联盟，但我们有根据认为，约当此时，律贝克和汉堡正在实现与布鲁日的联合；而伦敦的汉萨和布鲁日的汉萨已结合为单一的合作团体；1282 年以后不久，德意志商人的此等分散的联合体——那些在国内和国外的联合体——便结合在一起了。只是到了这时，人们才可以说，汉萨同盟已经完全形成。

“汉萨”一词最初用来称呼德意志商人在伦敦和布鲁日的团体，这一事实似乎证明了下列推测：是伦敦—布鲁日集团提出了将德意志国内外这两类联合团体统一起来的建议；而另一方面，律贝克已经打破科隆商人在伦敦的垄断地位。因而毫无疑问，汉萨同盟最初的产生和形成应归功于律贝克。正是律贝克努力实现了国内外商人最初的联合；律贝克又是汉萨同盟盟都所在地；同盟一经形成，律贝克法律便是同盟之共同法律。1293 年为了响应律贝克的一再要求，来自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的商人在罗斯托克召集代表大会，决定今后凡与他们有关的案件都按照律贝克法律解决。重要的是，有26个城市投票同意这一决议。

此时，汉萨同盟的宗旨已经发生明显变化。起初，汉萨同盟是那些位于丹麦地峡（穿过此地峡有一条从波罗的海到北海的最短通道）上或附近城市间的联合，它以打击海盗、镇压掠夺行为和取消不合理的通行税等方式保护商业活动。但它很快地变得野心勃勃，为了垄断商业利益，不仅压制北德意志的竞争，而且压制英国、佛兰德和俄国的竞争。毫无疑问，有些城市曾经希望保持自由，但由于受到丧失经商权乃至使其商业毁灭的威胁而不得不加入同盟。因为汉萨同盟有时并不反对使用暴力乃至采取海盗式抢劫行为，作为一种比实际战争略为隐蔽一些的强迫手段。在早期，同盟显然没有保留任何记载，或者是很谨慎地将记载销毁了，因此，只是从1361 年才开始有连续记载。要得到垄断控制权就必须建立波罗的海和北海制海权——海上霸权。保持海上霸权和对两海沿岸国家的商业控制权就结合成为一项单一的政策了。

有些岛屿正好位于维斯杜拉河和涅曼河河口处；威斯比，由于其具有优良的港口，此时遍布着庭院①13602360_0207_0，似乎天然适合于作为穿越波罗的海的歇脚地，而在其城垣内集聚着诺夫哥罗德与布鲁日之间的大部分贸易..同盟强行进入挪威和瑞典，在当时尚处于丹麦宗主权控制下的斯堪尼亚半岛上，建立起许多捕鱼中心，并从各国君主那里取得特权，那些特权具有极为广泛的特征，以致当地居民不久即发现他们竟然不能再在自己国家的水域中捕鱼了。

汉萨同盟在斯堪的纳维亚的历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德意志城市的经济统治很快便沉重地落到北方。以前北欧各民族冒险的扩张时代已经被一个惰性的时代所代替。汉萨同盟逐步地控制了整个丹麦、挪威和瑞典的商业。它在所有重要的城市中居统治地位，在这里组织起适合自己商业利益的都市生活。

取得这般成就并非一朝之举，而需要许多年才能完成，直到1370 年才最终实现这一目标。因为丹麦、挪威和瑞典进行了顽强抵抗。这三个王国都是独立的国家，但统治集团之间相互联姻，结果，王朝之争和领土争端削弱了其反抗同盟的力量。挪威的地位最为软弱，1285 年，当国王埃利克·普利斯塔特为其母丹麦公主英盖伯格的嫁妆而与丹麦交战时，汉萨同盟乘机强迫国王批准它在挪威，特别是在卑尔根的商业特权。1293 年，同盟又威胁瑞典。

尽管威斯比事实上是独立的，但是哥得兰岛在名义上属于瑞典。早在1280年，律贝克与威斯比即为反击海盗而结为联盟。二年后，里加亦加入。但此时，律贝克却要求将哥得兰商人合并到汉萨同盟之中。它决意象曾经打破科隆在英国的垄断权那样，打破威斯比在俄国的垄断权，象过去合并科隆一样合并威斯比。当威斯比反对此种专横时，律贝克的舰队便占领了该岛，强制吞并了东方的贸易（1293 年）。

从英国到俄国，汉萨同盟成为古代北欧人的继承者。它占据了诺曼人在俄国的古老城市赫尔姆加德（诺夫哥罗德），占据了伦敦和英国东部各郡古代丹法区的各重要港口。同盟还通过汉堡和不来梅继承了其祖先与冰岛、爱尔兰和格陵兰岛的交往。到1300 年，汉萨同盟实际上囊括了从威悉河口的不来梅到维斯杜拉河口的但泽之间、沿北海和波罗的海海岸的所有德意志港口城市。条顿骑士团所属普鲁士的和立窝尼亚的城镇不久也加入同盟。在梅克伦堡、威斯特伐利亚和萨克森等内陆地区，同盟进展稍慢，因为他们必须更加小心地发展，免得引起封建诸侯的反对。但是，到1360 年，我们所掌握的一份加入同盟的城市名单表明，那时同盟已包括52 个城市。

14 世纪初，汉萨同盟的扩张因遭到两方面的反对而放慢了速度。北边的丹麦、南边的勃兰登堡重新致力于扩张。其中，在能干的埃利克·曼夫德统治下的丹麦最具危险性。1300 年，罗斯托克城担心受到埃利克的进攻而承认其君主地位。律贝克不敢反抗，于1307 年亦表示臣服。后来埃利克将罗斯托克并入丹麦。反抗是徒劳的。其他城市和许多诸侯也屈从于他。野心勃勃的荷尔斯泰因的格哈德伯爵在丹麦取得统治权。1339 年，丹麦和荷尔斯泰因的联合舰队占领了西波罗的海地区。此种联合对于汉萨同盟来说，远比丹麦一国曾构成的威胁严重得多，因此，律贝克和文德人各城市支持丹麦王位的合法继承人沃迪马四世。此人极为勇敢，具有外交天赋。1340 年，他在汉萨同盟的援助下，赶走了来自德意志大陆的篡位者们。但是，沃迪马很快便恢复了丹麦危险的扩张政策。与此同时，查理四世寻求着对勃兰登堡的控制权。假若他得手，那就无疑会采取范围广泛的波罗的海政策。为了反对查理四世的扩张，1349 年，沃迪马进军勃兰登堡，迫使查理四世放弃其波罗的海政策，同时丹麦国王从此确信南下征服政策将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沃迪马于是转向北方。1359～1361 年，他夺取了瑞典的舍内恩、厄兰德和哥得兰，这样，他便再次与汉萨同盟发生接触。

汉萨同盟若要使其垄断的梦想成为现实就必须击溃丹麦势力。丹麦的地位对同盟来说具有双重威胁。她据有丹麦地峡上的石勒苏益格，从而使丹麦接近从律贝克经荷尔斯泰因到汉堡的贸易通道，引起同盟不安；她还占有以前属于瑞典的斯堪尼亚、舍内恩、哈兰德、布莱金格。丹麦由此绝对控制了丹麦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间狭窄的尚德海峡两岸地区。政治和地理因素使丹麦有权向所有过往于海峡的船只征收通行税。然而，强征这些海峡税尚不是引起汉萨同盟不满的主要原因。抱怨的真正缘由在于，舍内恩是青鱼捕捞业的主要场所。

我们在前一章已经叙述了北海多格尔沙洲渔业基地是何等重要，叙述了关于捕鱼权的争吵如何成为法国、佛兰德和英国纷争不合的根源之一。与青鱼相比，鳕鱼、鳕狗和比目鱼都是不太重要的鱼类食物。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曾诙谐地说：“在中世纪，青鱼是一位历史人物。”宗教改革运动①在整个北欧地区取代了罗马天主教并废除了罗马教会的斋戒日，因而有损于波罗的海和北海的青鱼捕捞业。在宗教改革运动减少北欧地区对青鱼的需求以前，大量的青鱼远销于欧洲各地。晒干和腌制的青鱼甚至出口到地中海国家。中世纪时，穷苦人以青鱼为其肉食；战场上的军队和海上的水手也以青鱼为食。尚德海峡是全世界最著名的青鱼产地。每年这里都可获得一次海上大丰收。每年夏天，8～10 月，大量青鱼鱼群游过海峡。14 世纪的一位最著名的旅行家菲利普·德梅齐埃尔为我们留下了对此种动物学现象所作的最为有趣的描述。他曾在青鱼旺季途经尚德海峡去普鲁士。他看到这里约有4 万只平底船，每只船上有6～10 个船员，还看到约5000 艘较大的船只，正在进行捕捞、腌制、包装青鱼的工作。他估算约有30 万人被雇用。沿舍内恩半岛近50 英里的海岸上都有供人居住的木棚，除住着渔民外，还有一群群的绳匠、鞋匠、防止超载的监督人、制作青鱼桶的桶匠、木匠、盐工、包装工、铁匠等等。为供应这数十万之众，许多船只不停地往返于斯卡诺、马尔莫和法尔斯特伯各市场之间，运送葡萄酒、啤酒、面粉和蔬菜。每个城市都在沿岸设立指定的渔站。青鱼群相当稠密，以致“你能用刀剑砍中青鱼。为捕捉此等小鱼，竟出现了这么大规模的人群会战”。

丹麦的沃迪马四世（1340～1375 年）统治时期，汉萨同盟面对着一个可怕的对手。沃迪马野心勃勃，象同盟一样，企图控制波罗的海，并看中了威斯比。要想侵略，借口是很容易找到的。瑞典王储哈孔与沃迪马之女玛格丽特结婚，这样瑞典事实上已经是丹麦的一块属地。而哥得兰岛在政治上是瑞典王国的一部分，因此沃迪马就似乎有理地宣布瑞典是哥得兰岛的合法统治者，而威斯比商人均为瑞典王国的臣民。1361 年北欧人惊讶地得悉丹麦已经占领了威斯比。哥得兰人装备落后，配有长柄战斧和刀剑，但无铠甲，因此他们虽然进行了英勇的抵抗，却根本无法保护威斯比城。现代考古发掘展示了这场战斗是何等酷烈。在过去一年中，威斯比城外就发掘出1，800 个在此次围城战斗中丧生者的坟墓。死者分葬于两个不同的地域内。从以下事实可以区分出战斗者的身份：丹麦人死于对头部的打击，而哥得兰人则主要死于身躯的创伤。还发掘出大量已经溃烂的铠甲和兵器，以及腐朽的矛杆和箭头。汉萨同盟立即召开了一次议事会，筹建舰队、准备军需，并与挪威和瑞典结盟反对共同之敌。次年5 月，同盟进攻并抢掠了哥本哈根。恰当此时，舰队指挥官约翰·维滕伯格希望这两个北方强国将派兵援助他，但他们却没有那样做。因而他被迫带着少量给养离开舰队，到陆上进行战斗。但在第16天时，沃迪马和他的舰队忽然出现在斯堪尼亚海域，抢走12 条最好的战船及大部分给养。汉萨同盟在遭到此次失败以后曾经谈判休战。但是，沃迪马再次食言，袭击在斯堪尼亚捕捞青鱼的渔民。不久，他又顺利地将其女嫁给挪威和瑞典的王位继承人，从而使这两个强国不可能与汉萨同盟达到进一步的联盟。

汉萨城市看出，其安全唯有依靠自己的力量，于是在1367 年9 月19 日举行了著名的科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律贝克、罗斯托克、维斯马、库尔姆、托伦、埃尔平、坎彭、埃尔伯格、哈德维伊克、施特拉尔松、阿姆斯特丹和布里尔的代表团。反对丹麦和挪威国王的真正的同盟形成了，在1368年春的军事远征中，这一同盟的活动达到顶点。此次会议是汉萨同盟组织的基础，也是我们所知作为公认的同盟整体所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他们使自己联合起来，装备军舰和给养。地处偏远的城市则须提供资金，任何拒绝入盟的城市均不许与汉萨同盟的任何城市进行贸易。同时，梅克伦堡与荷尔斯泰因及石勒苏益格结盟反对沃迪马，沃迪马则徒劳地寻机破坏联盟。当沃迪马为此亲往德意志时，其对手们袭击了日德兰半岛。汉萨同盟的舰队攻克了哥本哈根，并在瑞典帮助下占领舍内恩，只有赫尔辛堡抵抗至次年。接着，同盟舰队进军丹麦各岛，很快便占领丹麦全境。同时，汉萨同盟的另一支舰队进攻挪威，掠夺焚毁卑尔根城。丹麦和挪威溃败于胜利者脚下。沃迪马潜逃了，王国遭受着德意志人的蹂躏，除赫尔辛堡外，全国每座堡垒均落入同盟之手。

长期动乱使丹麦国力耗乏，资源枯竭。1370 年王国国会上院和下院强迫沃迪马签署施特拉尔松协定，并宣布，如果他拒绝执行，他们将自行实施这些条款。协定降低了国王的尊严。汉萨同盟要求在此后15 年内收取斯堪尼亚岁入的2/3，占据其军事据点，自由航行于尚德海峡；在15 年内有权否决对丹麦统治者的推举，并要求大量其它特权和优惠权。这场成功的战争立刻引起欧洲对汉萨同盟势力的关注。它已从一个单纯的商业组织发展成为具有强大实力的政治联盟。为了捍卫1370 年协定的条款，同盟必须时刻保持军事力量，并为此继续征集捐税。汉萨同盟从该协定中得到的权力意味着它具有完全的海陆贸易自由。各城市认识到，只是通过共同的行动才取得了这一胜利成果，因而不再抱有听任同盟陷于分裂的想法。相反，同盟由于允许其它城市的加入而进一步扩大了。1370 年标志着汉萨同盟权力达到顶峰，皇帝查理四世于1375 年访问律贝克时所作的演讲，公开承认了这一现实。

此时，汉萨同盟的范围十分广大，东起诺夫哥罗德，西至伦敦、布鲁日，其南北轴线则从科隆延伸到卑尔根。在这广大的地域里，包括了德意志北部、条顿骑士团国家各省份、俄国北部、芬兰、斯堪的纳维亚各王国、丹麦、佛兰德和尼德兰以及英国。在波罗的海和北海，或以汉萨同盟常用之语称为“东海”和“西海”，同盟之海上势力几乎是至高无上地居于主宰地位。但是，在组成汉萨同盟的这些成分之中，仍可从历史角度看到一种明显的区别，而且在行政管理中仍保持着突出的差异。汉萨同盟所占地区大致象一个具有内外两层的平行四边形，或者象椭圆形中的椭圆形。内部为北德意志，外部则由那些汉萨同盟在那里拥有“商站”的国家组成，它们象画框一样围绕着北德意志。但是，我们不能过分用几何学眼光来强调此种格局，因为其核心部分除北德外，还包括丹麦、哥得兰岛和毗连的条顿骑士团的领地。在德意志的汉萨同盟领地从行政上可分为3 个活动圈（后来是4 个）：

（1）文德活动圈。以律贝克为首府，包括梅克伦堡和波美拉尼亚，还包括诸如汉堡、维斯马、罗斯托克、格赖夫斯瓦尔德、基尔、哈迪比、施特拉尔松和什切青这等城市。（2）普鲁士或立窝尼亚活动圈。但泽为此圈中心城市，包括条顿骑士团的领地和哥得兰岛。主要城市有威斯比、埃尔平、柯尼斯堡、托伦、里堡、里加、勒维尔、普斯科夫和多帕特。（3）萨克森活动圈。不伦瑞克为首府，其中除了古老的教会都市，如不来梅、马格德堡、哈尔伯施塔特、明登、希尔德斯海姆外，还有许多繁荣的城市，如戈斯拉尔、汉诺威、诺德豪森、诺德海姆、哈默尔恩、哈雷等。这类城市的兴起主要归功于狮子亨利的业绩。萨克森活动圈向东扩展到“新东部”，这是12世纪时德意志人进行东部殖民扩张活动时所开辟的地区，其中有柏林、勃兰登堡、莱比锡、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布雷斯劳，从而具有一种独特的历史共性。这一地区兼有老萨克森和新萨克森特征。（4）威斯特伐利亚活动圈。科隆为主要的活动中心，该活动圈直到1367 年危机时才形成。包括威斯特伐利亚、下莱茵流域和尼德兰。作为汉萨同盟统治范围内的唯一的德意志部分，其历史可追溯到罗马帝国和其后的加洛林王朝时代。这一活动圈中自然有许多重要的商业地区，老城有闵斯特、奥斯纳布吕克、多特蒙德、苏斯特、帕德博恩、科布伦茨、威斯巴登、亚琛、尼姆维根和乌得勒支；在低地国家，沿伊斯尔河和韦赫特河地区，或沿海湾周围，有茹特芬、阿纳姆、德文特、兹沃勒、文罗、格罗宁根、斯塔万恩、米德尔堡、多德雷赫特、杜伊斯堡、布里尔、韦塞尔和阿姆斯特丹等城。多拉特湾城市埃姆登是威斯特伐利亚活动圈最远的一个港口。

汉萨同盟在德意志内陆商业中，使用水路较多，而使用陆路较少。中世纪的德意志，其内河航运贸易比今日还要发达，甚至每条小河道都被利用起来。人们疏通河道，用标杆标出航道，并开凿运河。最著名的运河是特拉夫河与易北河之间的格拉登运河，此河凿于1390～1398年间，最初是为从吕内堡向律贝克运送食盐，但以后用来航运各类货物。汉堡到律贝克之间也计划修一条运河，但到1448年，谈判以毫无结果而告终。1459年，不伦瑞克为了与不来梅建立航运交通，不顾吕内堡和马格德堡的反对，对奥克耳河进行了大量疏导工作。

我们很难说清汉萨同盟到底包括多少城市，因为其数字总是变动。但当同盟鼎盛之时，约有70～80 个城市。统治当局从不透露任何时期的精确数字，①但通常的流行说法是77个，这一数字比较便于记忆。有时，有的城市认为保证付例金并为派代表参加议会所付花费不能换得足够多的利益，于是自愿退出。另一些城市，拒绝履行常规的盟员义务，或者违背某些通常严厉实行的既定同盟法规或惯例，则被开除出同盟，而要重新恢复良好地位是极为困难的事情。汉萨城市组织只是一个松散的联盟，它与当今联邦的概念毫无相似之处。它主要是为贸易而组织起来的，随着商业的波动，其控制权力也发生变化。依靠这些各自独立的团体组成的这一同盟，能够要求更大的特权，也更能保证贸易安全。为防止海盗和掠夺者抢劫，有些城市组织了临时联盟，如律贝克和汉堡所做的那样。当时，较大的城市常常以商业活动和私人战争的方式援助较小的城市。“不存在能够证明所有城市都曾出席的汉萨同盟全体会议，没制订过一项对所有通常被认为是汉萨成员的城市有约束力的决议，没有为收集各方面定期捐纳所依据的成员花名册，更没有普遍公认的法规，没有共同防御方针，也没有全体成员都参加的战争。总之，所谓汉萨同盟只是一个城市同盟，在各方面都类似称为神圣罗马帝国的德意志国家。”

能否加入同盟要受一定条件的制约。凡不位于沿海地带、河口地区和通航河流两岸之城市，或没有自主权的城市，都不会被接纳入盟。任何城市未得邻近4 个城市之同意不得进行战争。同盟议会只能决定同盟作为整体是否参加此类战争。新城市可随时加入同盟，其入盟申请通常寄给律贝克，并总是由同盟议会加以考虑，在议会中决定拒绝或接受其入盟。同盟极为谨慎地审查任何要求入盟的城市之要求、资财等等。同盟从不反对增加自己的实力或分担花费，因此，入盟申请一般可得一致同意。然而批准入盟条件却依据该城市拥有的财富、所处的位置以及一般的重要性，而有很大差异。此种不平等是一些重大纠纷和误解的根源，它导致同盟内部经常的冲突和争端。此种现象在宣战问题上特别突出，因为要从事战争，必须有普遍的战争拨款。自身利益是推动各城市加入同盟的动力，它们随时准备在感到不能从为公共利益所做的牺牲中得到好处时退出同盟。各自的利益是将各个城市团结在一起的唯一因素；因此，伴随着近代商业发展而来的新的贸易和工业国际环境的出现，引起了汉萨同盟的许多城市在城市利益和城市生活方面的变化，此时，同盟的权力亦因内部迅速出现的纠纷而结束了。

汉萨同盟灵活的性质还允许那些居住在同盟本身势力范围以外的城市中的个别的或联合起来的商人得到特权。因此，西班牙、法国、爱尔兰、冰岛和英国某些地区的商人在当地条件对他们和同盟有利时，都享有成员资格。汉萨同盟的行政管理问题，是研究汉萨同盟时最有趣的方面。同盟由一个议会统辖。从理论上讲，议会每三年在律贝克举行一次，该日期被称为“汉萨节”。1363～1550 年期间，共举行了53 次大会。第一次是于1363 年召开的，从此直到14 世纪末的37 年，举行了34 次。1400～1460 年间，仅举行了12 次，1461～1550 年间，只举行了7 次。会议次数的减少很能说明问题。同盟议会召开的次数不断减少是因为总议会的立法权力越来越被律贝克的执行权力所取代。地方性大会处理了大量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是同律贝克直接交涉的。14 世纪末以前的43 次会议中，有35 次是在律贝克举行的，这证实了它在同盟中的优势地位。律贝克成为各代表团集会之必然地点和最合适的中心城市。议会可以在任何季节举行，但更为经常的是在复活节前后举行。并非所有城市都出席议会，比较大的和比较重要的城市直接出席；小城市和比较穷的城市认为自己无力支付单独派遣代表所需费用，便通过与它们有联系的那些强大的城市参与会议。这样，罗斯托克实际上是所有勃兰登堡城市的代言人，虽然它们都有资格同样受到同盟的保护，同样享有共同权利和特权。当城市派不出合适的代表出席一届议会时，它需事先就不能派出代表一事提出理由，若议会认为理由根本不充分，则要被课以很重的罚款。如果3 次不能派出代表，则将被开除盟籍。而且，如果会议开幕时，代表没能如期到会，他必须按延误天数每天付出一个金马克。此项罚款从不豁免，除非经过认真调查证明耽搁的理由充足而且合理。1447 年，共有39 个城市派代表到会，这是史料记载的最高纪录。30 个以上城市派出代表出席的会议很少见，一般平均只有10～20 个城市派出代表。

自然，这些会议中存在着争夺领导权的斗争。科隆试图取代律贝克坐第一把交椅，但没有成功。汉堡要求处于第三位。律贝克至少要提前三个月发出开会通知，指明将要讨论的问题。代表们抵达之后，将受到当地议会成员的会见，而后陪送到行会大厅，接受洗尘酒。会议每天早上七、八点钟开始，直到下午三点休会。由律贝克市长担任会议主席。会议首先审查一些城市送达的不到会辩解书，确定适当的罚金。然后讨论国外商站问题；解决有关钱财问题；听取私人案件的申诉。会议秘密记录要存档。随着汉萨同盟的寡头统治机构的完善，议会不常召开，故律贝克权势越来越大。

但是，汉萨同盟的法规并非总是能够顺利地贯彻。有时，某些代表团提前离开会议，以便使他们自己的城市有借口不服从已经通过的决议。代表一般都是各自所在城市市政机构成员。决议须经与会城市多数通过，所有的汉萨城市都必须遵从。许多城市借口其代表未受权接受某类条款，以此规避对决议的服从。这样，各城市的自私利益常常损害同盟的全体利益。同盟可将不履行义务的城市开除出盟，作为一种强制措施。而这些城市的商人就丧失其各项特权，他们在每个汉萨城市中都会遭到逮捕，货物会被没收。科隆曾一度被排斥于同盟之外达5 年之久，直到屈服为止。然而，汉萨同盟多用较软的措施处理此类违抗，因为它担心内部的分裂，害怕封建诸侯找到干涉的借口。汉萨同盟掌握着那些不服从同盟法规的城市缴纳的罚金和外国人偿付的赔款，最后还有各类捐税。这些岁入的第一部分（罚金）拨到律贝克以支付管理费用；第二部分（外国人赔款）拨给专门司局；第三部分，即捐税，只在特殊情况下才征收。汉萨同盟有能力借款给破产的诸侯，以换取巨大的政治权利。假如一项特权可得批准，同盟就永不索还债款，并随时准备购买一项新的开禁令。同盟议会的所有决议都誊写在羊皮纸上，并细心保存在市政档案中。许多此类城市中都搜集了这方面的资料，故使大量资料得以保存下来。律贝克市的档案自1361 年起实际上没有间断；施特拉尔松的档案始自1363 年。同盟议会审议之议题涉及最为广泛：为保护货物所应采取的措施；宣战；缔约；保护道路和海洋的方法与手段；保证从外国人那里取得更广泛的特权问题；水路、陆路交通新路线的开辟；确立货币和度量衡统一规则问题；滞销货物之处理；以及解决纠纷之方法。会议还决定战争与媾和问题；向外国君主、诸侯发送公函；威吓、警告和劝诫那些不履行条约义务的人们。同盟议会的目标是维持城市秩序，支持贵族寡头的市政府。对正在兴起的工匠阶级，同盟表现出明显的敌意；它是旧寡头政治的坚定捍卫者。

汉萨同盟远非民主机构，它的一些最重要的官职都注定由某些名门望族担任，他们或因极为富有，或因特殊勋绩而显赫于人。在此种体制下，必定经常产生纠葛，特别是在沿海城市和内地城市之间。令人惊奇的是，事情竟然循其本身进程而顺理成章。因为我们必须牢记，汉萨同盟毕竟是从不同城市的财富和它们的合作中才汲取了巨大的力量。将同盟不同成员联合在一起的唯一真正纽带是互利的原则。在13 世纪末、14 世纪初使同盟的组织产生这一原则的原因就是渴望得到受保护的贸易通路，进而渴望得到广泛的国外贸易特权，并维护之。但它也是削弱同盟的一个因素，特别是由于同盟的成员散布于如此广袤的地区，并非所有城市都有相同利益。所以在沿海城市和内地城市之间，在东部城市和西部城市之间便产生了对立。

就其严格的特定含义而言，汉萨同盟没有军队，只是靠各城市的陆军和海军从事战争。而且不是所有城市都参加战争，只是那些最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城市参加。城市民兵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为了航海目的各海港驻满了水手。正象各城市有其特别的法庭、象在国外的德意志人只能由专门的法官审判一样，汉萨同盟宣布有权审理一切发生在汉萨城市中的案件。1381年的议会决定，当城市之间发生争执时，有关诉讼应服从邻近几个汉萨城市的仲裁。不许以任何借口向封建诸侯上诉。如果毗连城市仍不能使当事者达成谅解，则提交同盟议会或常务议事会。许多法令反复强调了这一法规，这说明该项法规并不总是被遵守的。然而明显的是，同盟审理的讼案越来越多，甚至诸侯也将其分歧提交汉萨同盟议会。审判根据地方惯例进行，没有统一的法律，但是“律贝克习惯法”渐渐普及到整个波罗的海沿岸，而“多特蒙德法”则为马格德堡和易北河下游地区的城市所采用。因此，在这些习惯法中有一种共性，而且即使存在差异，一种统一审判的形式也最终建立起来了。

“威斯比法”是最完备的法律。后来，律贝克则编纂了自己的法典。

汉萨同盟的法规极为严厉。任何逮捕同盟成员者均不得与同盟城市进行贸易。一个城市的市民可在其他城市得到公正审判。同盟成员若遭到骚扰可向任一个城市请求援助。对一个城市失信者将遭到所有城市的抵制。任何购买赃物者都被认为犯有同样的盗窃罪。无论谁与盟外人通婚即丧失其在同盟中的各项权利。同盟成员不仅禁止与盟外人通婚，亦不许可与盟外人结成商业伙伴关系。在同盟的集市上，禁止两个非同盟成员之商人进行交易。汉萨同盟靠这种手段充当中间人。外国商人请求获准在汉萨同盟的城市中定居，总是枉费心机。在科隆，只允许外国商人在一年内留住3次，每次6个星期，其他城市亦有类似的限制。汉萨成员始终极为小心地戒备着竞争，并使用一切手段，尽可能保护独占的和专有的商业控制权。为此颁布了一系列法令，禁止任何德意志人与俄国人、英国人或佛兰德人结为伙伴关系，因为他们都是德意志人在波罗的海贸易中的劲敌。

通过分析1364年汉萨各城市缴纳之税款估征额（单位塔勒①），可看出它们各自在经济上的相对重要性。每个名字前面括号中的数字是指该城市所处的“活动圈”。

（1）律贝克........100（1）什切青...........40

（2）科隆.........100（2）坎彭............40

（1）科尔贝格........95（2）闵斯特...........40

（1）汉堡..........80（2）尼姆冈...........35

（4）但泽..........80（2）斯塔万...........35

（3）不来梅.........60（2）格罗宁根..........35

（1）吕内堡.........60（2）苏斯特...........35

（4）柯尼斯堡........60（3）哥廷根...........30

（1）罗斯托克........50（2）茹特芬...........30

（1 ）施特拉尔松.......50（2 ）阿纳姆...........30

（3 ）不伦瑞克........50（2 ）哈德威克..........30（4 ）勒维尔.........50（2 ）博尔斯沃德.........30（2 ）德文特.........50（2 ）埃米利克..........30（4 ）里加..........50（2 ）奥斯纳堡..........30（3 ）马格德堡........40（2 ）多特蒙德..........30（3 ）希尔德斯海姆......30（4 ）多帕特...........20（3 ）戈斯拉尔........30（.. 4 ）佩尔瑙...........20

（2 ）韦塞尔.........30（2）.. 杜伊斯堡..........20（3 ）明登..........30（2 ）文罗............20（1 ）维斯马.........25（2 ）帕德博恩..........20（1 ）格赖夫斯瓦尔德.....25（2 ）乌纳............20（3 ）汉诺威.........25（1 ）安克拉姆..........18（1 ）施塔尔加德.......25（2 ）埃沃尔登..........15（2 ）鲁雷蒙德........25（2 ）伦格............15（2 ）哈姆..........25（2 ）瓦堡............15（2 ）兹沃勒.........25（4 ）库尔姆...........11（3 ）哈默尔恩........20（4 ）邦迈尔...........10（3 ）施塔德.........20（2 ）泰尔............10（3 ）巴克斯蒂乌迪......20（2 ）利普施塔特.........10（4 ）托伦..........20（2 ）比勒费尔德.........10（4 ）埃尔平.........20（3 ）艾姆贝克..........10（4 ）不伦斯贝格.......20

（1 ）戈尔诺...........8

进一步分析便得出下列对比性结果：

威斯特伐利亚活动圈29个城市..838塔勒..平均每个城市28.9塔勒；

文德活动圈12个城市..576塔勒..平均每个城市48塔勒；

萨克森活动圈12个城市..365塔勒..平均每个城市30.4塔勒；

立窝尼亚活动圈11个城市..361塔勒..平均每个城市32.8塔勒。

这样，从表面上看，威斯特伐利亚和萨克森两活动圈似乎不如其他两个富有。但这是错误的推断。因为这时尚为汉萨同盟历史上的初期，萨克森和威斯特伐里亚活动圈这时刚入盟不久。在贸易总量中，更多的是来自俄国、立窝尼亚、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的原料产品：羊毛、皮毛、油松、大麻、弓料、桶板和鱼等，而不是进一步精制或加工过的商品。15世纪，这两大类贸易比以前较为平衡。

汉萨同盟的四大“商站”，象我们以前已经谈到的，都是在13世纪建立的，其建立日期十分接近：伦敦商站建于1267年；布鲁日站约建于1252年；诺夫哥罗德站建于1272年；卑尔根站建于1278年。除布鲁日商站外，每个商站都是原料产品集散地。每一商站又是一块外国人租借地，这种商业侨居地在其建立的国家中享有司法豁免权，因而亦为母邦领土在国外之延伸部分，在其商人中实行德意志法律。汉萨同盟并没有为此类特权付出任何代价，在同盟的观念中，不存在互惠关系。最著名的商站当属伦敦的“钢院商站”，其重要性至少可与布鲁日商站相匹敌，此商站存在到1579 年英国政府取消汉萨同盟在英国的特权之时。

“钢院商站”位于泰晤士河两岸，正好在伦敦桥上游，因而商人们有自己的码头。商站的房屋由一道高墙防护着，防范森严，因为尽管国王赐予他们各项特权，但这决不意味着对他们加以保护，个人或团体还必须自己保护自己。商站大厦最值得注意，这是一幢三角形屋顶的多层高大建筑。北面正对泰晤士街，有3 个用铁皮包裹的圆形大门，只有中间一个偶尔开放。这座建筑既用作餐厅，也用作商人开会的会场。文件存放于大院一端的一个坚固塔楼内。站长住在河附近的第二座石头建筑中。这里也是厨房。两座建筑中间是庭院，栽种着葡萄藤、果树和很少的鲜花。该庭院十分出名，商人们在这里喝喝酒，玩玩滚木球，以得消遣。但是，在这里能够见到的并不只是他们。伦敦人也常来此，花3 个便士买一瓶莱茵葡萄酒。这里也是当时最显赫的人物——主教、市长、政治家、将军和海军军官们云集聚会的地方。

除了这些建筑和庭园外，还有许多房屋密集地簇拥着、护卫着。“钢院商站”外面毗连的房屋皆由汉萨同盟租赁并控制。居住在这里的职员侍者象在修道院里生活一样。被雇的工作人员分编为叫作“家庭”的单位，每个单位有一名首领，称为“管家”，他对那里的每个成员的行为负责。各“家”有自己的餐桌和寝室。纪律严明，对于违章、酗酒、熬夜和越轨行为都处以极重的罚款。任何情况下都不许妇女进入院内。已婚的成员则必须把妻子留在家中。除经商站站长同意，任何外人不得进入。站长象中世纪的男爵一样，掌握着院内的法庭，随时审理争端，向违背法规的人课收罚金。站内的武器和铠甲足以装备这里每个人，平时放置于武器库里。由于在伦敦的汉萨人不多，所以骚乱者经常袭击此类地方。在伦敦的街道上，汉萨人的生命没有保障，因为英国的劳动人民对他们中间的日耳曼人和佛兰德人抱着仇恨态度。每逢周日、圣日，无事可作，人们从沉重的劳动压榨的极度疲劳中脱身，在庭院中的集市广场上从事粗俗的游戏。

“钢院商站”中至少集聚着60 个汉萨同盟城市的代表，伦敦人对他们有多种不同的称呼，如“东方商人”（Osterlingi）①、“汉萨人”、“普鲁士人”、“阿尔曼的条顿人”等。当伦敦作为汉萨同盟在英国的总部时，“钢院商站”在英格兰、威尔士和爱尔兰设有45 个营业所或帐房，其中最重要的设在波士顿、林恩、亚茅斯和赫尔。苏格兰的营业所通过布鲁日商站作交易。羊毛无疑是最重要的出口物。英国和波罗的海城市之间的贸易活动范围可从下面的事实加以说明。

1392 年有300 艘船只在但泽办完出港手续后，满载粮食、蜂蜜、盐、钾碱，俄国的水獭皮、野兔皮、鼬鼠皮、貂皮以及但泽的啤酒离港。此外还有原木（特别是制作出名的英国弓背的紫杉树）、针叶树脂、沥青、琥珀、锡、瑞典铁矿砂、匈牙利铜等项日益扩大的大宗贸易。反之，英国向汉萨同盟提供来自伦敦、贝弗利、赫尔、科尔切斯特、都柏林和闵斯特的羊毛原料、毛线、床罩和粗绒，然后运到诺夫哥罗德，再分配到俄国各地。

爱德华三世在位期间，汉萨商人的势力和威望在英国有了大发展。这位英王急需经费以便继续进行对法战争。当时英王拒绝偿还意大利银行家巴尔迪、佩卢齐的一大笔王室欠款；使这些银行在1345 年宣告破产。以前凡为意大利人享有之种种利益都为德意志人取而代之，他们急忙前来帮助英王，他们乐于向国王提供大笔金钱，仅为了换得国王给予其宝贵的出口特权。德意志商人甚至一度在一些港口中控制了出口税的管理，有一家公司掌握价值连城的康沃尔锡矿达数年之久。爱德华三世所受的缺乏金钱的压力如此之大，以至有一次在科隆，他典押掉王冠上的宝石。因此，英王在他与法国的战争中感到了汉萨同盟商人的宝贵作用。

对英国关税作一考察，可以说明商品经销状况。

汉萨同盟实际上处于对王室的支配地位，这对英国商人说来大为不幸。

这种情况在15 世纪后半期表现得尤为明显。1470 年，爱德华四世被兰开斯特家族驱逐，汉萨同盟向他提供资金，使之卷土重来。为此英王付出了极大的代价，给予了汉萨同盟极为慷慨的条件。

汉萨同盟在布鲁日的商站与伦敦的“钢院商站”大不相同。布鲁日主要是一个国际商业活动场所，几乎是欧洲所有重要商路的汇合点。它不位于海滨，距海岸尚有几英里之远——这使它免遭海盗的洗劫——通过已凿通的兹维恩运河联系着港口达米。在达米，高大的堤坝和潮闸，构成了一个欧洲著名的港口。但丁（在《地狱篇》第15 章第4～7 行中）曾把分隔泪河和地狱罚界之堤坝与此相比。汉萨同盟的成员在布鲁日用北欧的原料产品换取南方和利凡特的产品。布鲁日是地中海以外欧洲最大的商业中心。同盟在此地主要充当代理商和经纪人，他们虽未建立袭断权，却与其他商业集团进行强有力的竞争。汉萨同盟鼎盛时，它在布鲁日的商行拥有300 名在册商人。这里到处笼罩着国际性气氛，完全不需要筑墙的院落。汉萨商人的货栈沿水边朝向城市。在布鲁日，一项附属于贸易并充当中间人的业务是经营范围极广的银行业务，这在其它地方的汉萨人中未曾有过。有关这方面的细节我们在后面还要谈到。

汉萨同盟在挪威卑尔根的“商站”确如人们所能想象到的那样，与布鲁日的商站相比大不相同。14、15 世纪时，挪威还是一个文化落后的国家，可以说，它是基督教欧洲之边缘国家。因此，这个“商站”既为货栈，亦为整个北欧地区原料产品集散地。格陵兰岛、冰岛、奥克尼、法罗群岛和设得兰群岛的贸易都集中于卑尔根。几乎一切东西都有“古朴的、鱼腥的气味”。主要贸易项目有青鱼、鳕鱼、狗鳕、鱼脂、鲸脂、鲸鱼骨、海象皮和海象牙、鸭绒、各种兽皮、油松和松香。大量海盐由比斯开湾和西班牙海岸运到这里，用于腌制鱼类。在捕鱼季节，晒鱼架沿卑尔根海岸延伸几英里之远。这里的商站包括22 个独立的院落，称为“庭院”。每“庭院”分为若干有着9～13座建筑的区，容纳着15 个“家庭”。来自48 个汉萨城市的商人在此地设了48 个会馆。同丹麦一样，汉萨同盟紧紧地钳制着挪威。同盟的剥削政策将挪威人民压迫到一种奴隶境地，他们强迫这个捕渔、狩猎的民族以最低的价格向他们出售猎获物；并强施之以洗鱼、鞣皮的苦役。汉萨同盟还以带有强烈海盗气味的报复手段压制英国、苏格兰、荷兰和冰岛人在北方贸易中的竞争。挪威人对他们既惧怕又仇恨，却又无力反抗他们。一位挪威小国君的牢骚很能反映此种不满情绪：

我衷心感谢那些为我们带来小麦、肉类、呢绒、亚麻和麻布的商人，因为这些东西我们不能生产，且于我国有利。但是这些日耳曼人乘巨轮而来，掠走了黄油和干鱼，使我国贫困。为此他们又运来烈酒，作为交换，使我国人民身心沉醉、精神堕落。随此种贸易而来的邪恶极多，毫无裨益。许多人因醉酒争吵不休；许多人竟以武力相伤；有的甚而丧生；所行皆为蠢事。因之，我毫不感谢这些日耳曼人。1293 年律贝克征服威斯比以后，汉萨同盟便继承了威斯比与俄国的贸易。这是一个幸运的获利时刻，因为1293 年鞑靼人洗劫了基辅，并占领了俄国南部，将来自亚洲的东方贸易向北驱移，使之远离该贸易之习惯路线。这样，诺夫哥罗德便成为俄国各地之主要商业中心，德意志、波兰、匈牙利、希腊、亚美尼亚和鞑靼商人皆集聚于此，而俄国令人羡慕的河流系统又为使此地成为集中地提供了有利条件。当时，诺夫哥罗德为自由城市，该城市民给予汉萨人自由特权。他们成员甚至有权获取放牧地，他们在诺夫哥罗德的住区称为“大诺夫哥罗德之德意志人庭院”或由住区内的圣彼得教堂得名，称为“圣彼得庭院”。商站由一道高大的厚木板栅栏围护，配有木质的棱堡塔楼。德意志人住区的法规称为“斯克拉”，它被保存下来，反映出汉萨人在俄国的生动的生活图景。

圣彼得庭院内，除有住房、仓库和其它建筑外，还有一所医院、一个酿酒厂、一个烘炉等等。主要建筑为教堂。神甫们不仅主持教堂仪式，而且帮助商人们书写、算帐。此外，由于教堂修建得比其他建筑坚固得多，就成为保存度量衡仪具和文件、钱财的地方。该庭院的入口被极为严密地防护着。作的）纸张。

夜间整个庭院上锁，由更夫和猎狗护卫。庭院每一成员均有义务轮流保护住区。这些防务似乎都是必要的，因为俄国人仇恨这些外国商人。他们既是外国人，又是不同宗教的信徒，甚至是不信教者，在俄国人民群众看来，信异教和不信教几无差别。

有两类客商常来俄国造访：即“夏季客商和冬季客商”。前者一般初春时节到，秋季离去；后者则在俄国过冬。“夏季客商和冬季客商”在他们的成员中间选出圣彼得庭院的主事人，作为该住区之首脑和最高要人。他在其他四人协助下，审理私人纠纷和商务争端。

“大厅”是所有成员的共同场所。规章是严厉的，但却允许“冬季客商”享有一些专门的特权。因为在漫长的北极夜晚，他们与全世界隔离了。这里的生活总的说来是单调无味的，只是到了春天和秋天，新来的人带来丰富的货物，才打破了此种寂寞。商人们在公共房间里喝着啤酒，听着各种奇闻轶事和传说，消磨时光。陪伴主人的侍从也有一定程度的安全保证，因为在主人把他们带回祖国以前，不能将他们解雇。当侍从得病时，主人有义务照料他们。主人也不能单凭自己的权势任意专横地处罚他们。

如果俄国人和德意志人之间发生争吵，双方都要在城市法庭上接受审判；但是，德意志人总是异常小心地避免发生这类争吵。他们轻视俄国人，如果没有两名见证人在场，从不与俄国人进行商业交易。总的说来，对付俄国人的法规极为严厉和咄咄逼人。汉萨人在各方面都享有最高的特权，例如，如果一个俄国人破产，那么他就要在偿还俄国债权人债务之前，首先向德意志商人偿还所欠债务。总之，德意志人的态度傲慢专横，因此反对他们的起义经常发生。

在维利卡亚河畔的普斯科夫城可能还曾有一个次一级的“商站”，通过诺夫哥罗德进行贸易。莫斯科可能也有一个仓库，但诺夫哥罗德始终是汉萨同盟对俄贸易的据点。

对俄贸易使用的通货主要是金属货币，但是，由于俄国下层阶级使用皮革货币，所以德意志人也采用此种货币作为支付手段。

俄国出口的产品有蜂蜡、蜂蜜、麻布、大麻、蛇麻子、皮革、木材和毛皮。在特别好的年成，汉萨商人也出口粮食，但俄国农业很不发达，所以有时要进口粮食。进口产品包括来自佛兰德、英国、德意志的物资；诸如亚麻、手套、彩线、针、羊皮纸、腌鱼、金属和葡萄酒等货物构成了小宗贸易。红葡萄酒很受欢迎，而白葡萄酒和啤酒则在市场上整桶出售。最重要的金属是铁、铜、锡、银和金。另一项重要的贸易项目是盐。

当条顿骑士们在维利卡亚河与涅曼河之间的狭长地带上建起科夫诺城时，汉萨同盟在诺夫哥罗德行驶的垄断权便开始被打破了。这使处于汉萨商人专制压迫下忍无可忍的俄国商人有了新的出路，他们还获得了条顿骑士团强有力的保护。此种激烈的竞争有时使波罗的海象北海一样危险，因为对立双方都进行着报复性暴力行为——没有更确切的词汇来说明此种行为了。如同13 世纪时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在地中海上相互残杀一样，14 世纪的汉萨人与条顿骑士们亦常为控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商业而处于敌对状态。1438年，一名俄国译员在诺夫哥罗德被暗杀，引起该城反对汉萨同盟的暴乱。结果，在1478 年，近代俄国的真正缔造者，莫斯科大公伊凡三世攻克了诺夫哥罗德。该城的光辉从此消失。

虽然汉萨同盟最大的商业活动范围局限于波罗的海、北海和两海周围国家，其船只却远达法国的拉罗歇尔、波尔多和巴荣纳，葡萄牙的里斯本和波尔图及西班牙的加的斯和塞维利亚。他们由西班牙满载水果干、西班牙羊毛、橄榄油、各种酒和盐返航。史料中首次提到在西班牙的汉萨商人，是在1372年，他带来了一船铁。

当英法交战时，汉萨同盟以中立者的身份，将法国的纪龙德酒运销英国。

最重要的货物是盐。沿着下比斯开湾海岸的盐泽地带，特别是在普瓦图的卢瓦尔河口正南方之布莱伊和布尔哥努夫湾，生产大量的晒盐。此海湾属于布列塔尼人，但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要亲自贩运这些盐，而是卖给他人。运盐船只定期编队航行，因为有时英国拦截船队，有一次竟掠走50 只船。“海湾航队”——人们这样称呼它——的出航和归航，是汉萨同盟编年史中的重大事件。布尔哥努夫的制盐业可追溯到9 世纪，可能是由一些僧侣开始的。12 世纪有了最早的海盐贸易记载。此处大部分海盐运抵卑尔根腌制咸鱼，而律贝克则由吕内堡的盐矿供应。里斯本海盐贸易与法国西海岸的海盐贸易相匹敌。而且，1450 年，汉萨同盟在此建立一侨居区。然而，汉萨同盟的船只从不试图驶入地中海，或者与热那亚、威尼斯建立航海联系。他们担心会与威尼斯和热那亚之单层大帆船进行竞争，并激怒这两个城市的政府。然而，那些享有汉萨成员资格的个别德意志商人或商业集团与上述两地仍有直接之商业联系。我们掌握着15 世纪头25 年内，某商站的汉萨商人的信件。他们中有一个住在威尼斯，另一个住在布鲁日，第三个住在科隆，第四个住在律贝克。同时，另有3 人为该商行从事商旅活动。1420 年，施特拉尔松试图使它在威尼斯的商人得到特权，但这些努力成果甚微，因为纽伦堡、奥格斯堡和雷根斯堡等南德城市的商人非常嫉妒汉萨商人，并觊觎对威尼斯的商业贸易垄断权。其中纽伦堡尤为突出。1411 年，皇帝西吉斯蒙德禁止北德意志对威尼斯通商，只是海路除外。

汉萨同盟大部分贸易为水运商业，甚至可代之以陆路交通的内陆城市间也使用河上的驳船运输。因为陆路交通易受土匪侵扰，而且几乎总是税卡林立，难于通行。尽管所有商人或商站都打着汉萨同盟的旗号，但他们却各自拥有船只。他们常建造船只且共同分摊盈亏——此为汉萨同盟各城市投资的共同方式。有时，股份分割多达62 股。船长和几乎所有船员都必定占有该船之股份，只有如此，他们才能在风暴和海盗袭击时，拼命保护船只。在当时没有保险业务的岁月里，全体船员的此种责任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雇佣的船只数量一定很多。我们曾叙述过，在一年中，即有392 艘船在但泽卸货离港去英国。船只大小不等，从进行沿海贸易的40 吨位小船到1500～2000 吨位的航海大船都有。1474 年，一艘商船彼得·冯·但泽号，载重2250 吨。因为各港口码头较浅，所以吃水很深的大船并不合算。但泽为主要的造船地。这些船虽然是为和平使用而造，但都建造了船首堡和船尾堡，可改装为战舰，以便抵抗袭击，进行自卫。每只船带有小型武器，如果局势特别险恶，船只就编队航行。船上纪律森严。

像汉萨同盟这样的联合组织的出现，完全是由于自卫的需要。在陆上：道路条件恶劣（如果不缺少道路的话），捐税繁重，不堪负担，且有受劫威胁；在海上，连续不断的事故，未标明的海岸线，收藏财富的原则，大群的海盗，浮动不定的货币，履行合同的困难——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商人同盟。汉萨同盟使贸易状况，特别是海上贸易发生了许多变化。同盟在重要港口建立灯塔、标明水道、在礁石和岩石附近设立浮标，设置专职的领航员。15 世纪时编成了一部《航海手册》，其中叙述了从勒维尔到加的斯的海峡、港口、灯塔、甚至潮汐情况。对于海盗，汉萨同盟则玩弄两面手段，假如容忍甚至帮助海盗能够摧毁竞争对手的话，那么汉萨同盟就会毫不犹豫地这样作。例如：

英国贸易者，主要是来自林恩的商人，曾在卑尔根组织了一个商站，但常受到袭击。其房门被撞开；购来准备向英国出口的库存鱼类被夺走；他们自身也受到抢掠和殴打。在夫利开佛尔德河口的海蒂罗伊岛附近，96 名克罗米人和布拉坎尼人在自己的渔船上被汉萨人捕获。他们的手脚被绑在一起，跪着被溺死在6 噚深的文迪菲尔德河水中。

挪威人眼看其贸易衰落下去，而且当1428 年海盗抢掠卑尔根时，他们没有得到他们的压迫者的任何援助，却无可奈何地眼见海盗的掠夺物在汉堡的大街上公开出售。此后，卑尔根事实上成为德意志的一个城市。除非是在同盟的侨居区内，任何挪威人不得在卑尔根买鱼。那座通往汉萨同盟港口的桥梁被人蔑称为“虱子桥”。甚至象布鲁日这样巨大的独立中心，联合禁运的威胁通常也足以使市民们屈服。汉萨商人寡廉鲜耻，牟求私利，凶残蛮横，但是，他们却深知内地和出口贸易之全部奥秘；欧洲的其他部分正是在汉萨的严酷“学校”中获得了教益。

另一方面，汉萨同盟极力捣毁那些侵害沿海地区的海盗巢穴。然而，必须明了，在那些岁月，海盗被视为一种海上骑士游侠。如果从事的是危险的冒险活动而不是犯罪行为，那就是一种光荣。最为著名的海盗叫克劳斯·斯托尔泰比克，至今仍在北欧中世纪传说中出现。1394 年，当挪威人包围斯德哥尔摩时（当时，瑞典和丹麦已联合），克劳斯和他的同伙曾向该城提供粮援，因之曾以“生死弟兄”闻名。他威胁波罗的海和北海达7 年之久，直到在赫尔戈兰附近被俘，后被押往汉堡，并在那里被绞死。

中世纪晚期，汉萨同盟对北欧国际法的形成与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这一变革使早在十字军东征期间及其后的地中海国家中获得的进步得到了补充。《哥得兰海洋法》或《威斯比法典》均为《罗得法典》、《阿马尔菲法》、《奥列龙法》①、《海务领事职权》等地中海国际法和海洋法法典在北欧的仿制品。中世纪海洋法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具有地方性，只对有限地区具有治辖权。海洋被视为毗邻陆地之一部分。威尼斯宣布对亚得里亚海具有领主权，将此海看作威尼斯的领海。汉萨同盟兴起前，北欧地区几乎没有海洋法；甚至英国所要求的海洋主权也依靠一批不完备的法律来支持。英国五港联盟的总监督和海事法庭常对法律作出不利于外国人的说明。如同汉萨同盟所施行的那样，海洋法由两类法律构成。其一，包括汉萨同盟个别城市的立法。威斯比城颁布的地方法典称为《威斯比法典》；条顿骑士团的称为《条顿骑士海洋法》；北海城市的称为《东方商业航海法》；但泽的称为《但泽海洋法》；律贝克的称为《律贝克船舶法》。其二是对汉萨商人有影响或受汉萨商人影响的外国法典，有丹麦的、俄国的、瑞典的、挪威的、英国的《海事法典黑皮书》、《布鲁日紫皮书》、《佛兰德海洋法》和其他法律汇编。

汉萨同盟的航海活动和航海法之所以饶有趣味，一方面因为其条款指出了经营航海活动的条件，另一方面因为此类法律总的倾向是发展国际法。为便于考察其内容，可将规定条款分为三类：即涉及从事商业活动的一切人的一般条款，仅涉及船主与商人的条款，以及仅涉及船主与船员的条款。在一般条款中，一个明显的趋向是保护商人们的财产。为加强货船的安全，不提倡冬季航海；要求有专家们监管营造海船；毁掉不能航行的船只；没有适当数量人力配备的船只不能获准出航；假如船主们事先签定了类似的合同，则在此次航海完成前必须把他们强制地集中一处，以为人质。为促进船主之间的合作，某船水手要在另一条船处于危险或困境时，帮助他们，保护其货物。为保护汉萨商人对抗外国人，所有船只必须在本国港口注册登记。外国人不得占有处于汉萨同盟保护下的商船股份，也不得在同盟的船只上充当水手。不许任何船只在任何宗教节假日里启航。禁止各城市对来访客商无端征税，以便保护外来的船员和船长不受城市居民的勒索。

商人们受到各种方式的保护，以防因船主所为造成的损害。船主应负责赔偿船只负载过重、驶离预定航程以及未停靠受托港口而停靠其他港口造成的各项损失；若因船主违约而延误航期，当处以罚金。在紧急情况下投弃货物时，船主必须立即向货主报告，并调动其全体船员在不可避免的灾难中保护货物。商人必须为半程或不到半程的旅途支付一半运费，其余的旅程费用也得由他在所完成的总量中按比例支付。在承担因各种原因所造成损失的风险方面，显然没有象《奥列龙法典》那样，建立了一定的规则；而在《奥列龙法典》中则规定：一切损失应根据各人损失货物在损失总量中的比例来承担。

海员与船主一旦订立合同，即在许多方面隶属于船主。支付工资的一般定则是：在启航前由船主先向船员支付其应得工资总数的1/3；船员无论因何理由未能完成航行，都必须将钱退还船主。如果因工资问题发生争执，船主就必须在下一港口请法官解决。允许海员多劳多得，例如干一些额外的装船或卸船工作，就应额外付酬。海员在海上时，有责任在困难时刻帮助船主保护货物，在船主发出号召时参加战斗。他处于船主经常的监督之下；未经船主同意，船员不得离开船只；凡不服从船长者将被解雇、受审或遭到拷打。如果海员开小差则将遭受严厉的处罚；如果案件涉及工资争端，海员将受审讯，若为犯罪行为则被判处监禁；假如在危险情况下犯了过失，他还将被处以枷刑，并受鞭笞。除经主人同意外，海员不能使用或携带武器。当海员因食物问题提出抗议，而要求不甚合理时，则将被解雇。如果水手被捕而叛变，则将被处以死刑；若海员杀死他人，亦将被处死。

考察这些法律的内容，可看到两种明显趋向：首先，此等法律之目的在于保护商业；各类海洋船舶法规和对人的纪律约束之主要目的亦为保证货船安全航运；全体船员遵行的严厉纪律是达到此目的的手段。其次，汉萨同盟成员的首脑官员看到急需扩大海洋法之范围，因而努力进行改进。但这一发展过程十分缓慢，此类法律远不够用；下面这一事实清楚地表明了上述情况：汉萨同盟首都律贝克未经同盟议会允许，便批准将该城自己的几项法律作为同盟法典一部分，并付诸执行。

汉萨同盟和英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关于这两个国家海上活动之良好范例。由于一方臣民的违法行为造成的一些案件，常引起另一方政府的关注。此类事例的存在表明相互关联利益和相互作用。虽然海洋自由航行原则尚未确立，但汉萨商人在如此众多的外国港口上的出现就已经说明，特权商人们拥有的贸易自由权得到了极其广泛的承认。“钢院商站”中汉萨商人的独立性是近代治外法权理论的萌芽。英国人不得不处理其国内之外国侨民问题，并开始确定了管理此类事务的总原则。汉萨同盟与英国有如此广泛的关系是一件幸事，因为英国即将获得海上霸权，并在建立国际法方面居领导地位。而在海洋法中有关丧生于国外的公民之财产问题上——他们的财产被视为无继承人财产而充公——和中立权问题上，则是发展最为迟缓的。

总之，汉萨同盟对国际法作了重要贡献。特别引起各国法律史学者兴趣的有三点：第一，汉萨同盟使得各国承认了加强保护北欧商业的重要性。第二，汉萨同盟影响着对侨居国外商人保护措施的发展。第三，在尊重中立航运贸易的发展方面开了先河；同盟强调保护商业，并施用其影响达到这一目的。英国航海法基本上是昔日汉萨同盟的海洋法。汉萨同盟的衰落远比其兴起要缓慢得多，此种衰落是由许多不同力量促成的，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首先，同盟是一个国际性团体，其行政机构在律贝克。鉴于14、15 世纪政治动向朝着民族主义方面发展，而处于中世纪末期的欧洲各国又互相猜嫉，甚而互为仇敌。因此，当时普遍的情绪日益助长着对那些在当地人民中经商的外国商人团体的仇恨，特别是对一个具有如此强大的势力，享有如此广泛的自由权和豁免权，对当地国家法律如此不服从的集团，更其如是。律贝克最初的商业活动是通过易北河和特拉夫河之间的运河，用船装运佛兰德的呢绒和吕内堡的盐，运到波罗的海各港口。反之，他们运回小麦、干鱼和熏鱼以及毛皮。很长一段时间内，律贝克控制着这条通道。但是，律贝克毕竟开始衰落了。英国和荷兰的商人不顾汉萨同盟的极力阻挠，穿过了尚德海峡。日趋独立的丹麦人促进了这一过程的发展。该航路的开辟，使地峡商路失去了原有地位。因为尽管尚德海峡路程更长，但运费却较为便宜。特别是法国海盐经此海路，与长期享有北德盐业生产垄断权的吕内堡盐泉生产进行激烈的竞争。除了尚德航线的自由通航外，还必须提到诺夫哥罗德市场的关闭，这些因素都促使汉萨同盟衰落。

1363 年瑞典国王阿尔伯特收回曾被瑞典和丹麦轮番治理的哥得兰岛，使汉萨同盟因之受到打击。然而，瑞典由于长期遭受战乱，国力衰疲，所以阿尔伯特几乎立即又将该岛抵押给条顿骑士团的团长和僧众们。他们一直保持对该岛的领有权，直至1408 年玛格丽特一世女王统一北方三王国之后，才将它赎回。条顿骑士们控制哥得兰岛时，正是著名的老团长康拉德·冯·琼金根统治时期，他使但泽的海洋法庭因其公正的审判而极负盛名，以至于东波罗的海的商人们常愿意到该法庭解决问题。

1397 年，丹麦女王玛格丽特在卡尔马成功地将丹麦、挪威和瑞典合并起来，从而严重地削弱了汉萨同盟的努力。女王强迫同盟放弃对丹麦的直接政治控制，交出同盟占据的堡垒，废除同盟实行的税收。同盟商人不得不接受其在丹麦水域的巨大损失。当同盟向她找麻烦时，女王便暗中支持海盗袭击他们，报以双倍之骚扰。这个“老亚马逊女兵”被丹麦人视为圣哲。但是，“瑞典人却要将她打入地狱最底层”，因为丹麦人残酷地剥削瑞典。即使到1412 年，老女王逝世时，也没有减缓对汉萨同盟的排挤。丹麦认为，从地理和历史两方面看，她都应该领属尚德海峡两岸地区，因而她也应得到向所有过往船只征税的无与伦比的良机。1423 年，她已有足够勇气强征这笔过境税。汉萨同盟以战争相威胁，却又不敢发动正式战争。丹麦的“国际准河”引起其他所有君主们的羡慕。

甚至长期蒙受压榨的卑尔根也变得如此胆大，竟敢削减当地汉萨商站的各项特权。在绝望中，汉萨同盟援助瑞典摆脱丹麦强加于他们的统治，并援助古斯塔夫·瓦沙领导的1520～1523 年反对丹麦王克里斯田二世的贵族叛乱。但是，一当古斯塔夫·瓦沙登上王位，便与曾经帮助过他的律贝克人断绝关系，宣称“瑞典王权作为汉萨人经商对象的时间太久了”。条顿骑士们在普鲁士和立窝尼亚的衰败对汉萨同盟亦大为不利。而在俄国，首先是饥荒，随后是莫斯科与普斯科夫的战争，都使汉萨同盟的利益受到损害。最后，1478 年时，伊凡三世占领了诺夫哥罗德以后，便把汉萨商人从俄国驱逐出去。甚至大自然似乎也与汉萨同盟作对。约当1417 年，波罗的海的青鱼群明显变得稀少了，到1425 年，由于某些莫明其妙的原因，青鱼便完全离开了波罗的海，反而汇聚于北海。此种生态现象给律贝克造成了巨大损失。另一方面，这一变化却使荷兰，特别是阿姆斯特丹大大致富。据说，这里的大街都以青鱼骨铺地。荷兰城市也摈弃了汉萨同盟。

连续的挫折使所有汉萨商人更紧地依附于佛兰德和英国。但是，1451年，德意志商人便从布鲁日撤走，迁居到安特卫普，以逃避淫逸骄奢的勃艮第公爵课收的不堪忍受的重税。次年，反对好人腓力的根特叛乱失败了，从而削弱了所有佛兰德城市的特权，也使同盟商人前此一年威胁性的迁移持久化了。然而，1477 年，大胆查理被杀，勃艮第公国因而解体。由于英国在法国所进行的战争旷日持久，以致双方都迫切需要汉萨人。而当1453 年“百年战争”结束时，他们的立场就变得反复无常了。英国玫瑰战争的爆发又使同盟苟延了一个时期。1485 年，亨利七世继承英国王位，建立了“商人探险者公司”与汉萨同盟竞争。汉萨同盟已近寿终。虽然汉萨同盟仍被“容忍”达百年以上，但在英国，外国商人已不多见。虽然15 世纪末地理大发现使商路发生革命性变革以前，汉萨同盟已被压缩到只剩一点点影子，但其种种特权直到1579 年才被取消。英国驻德公使报告说：“它的大部分牙齿已经脱落，其他的牙齿也松动了”。归根到底，可以说，汉萨同盟的衰亡，归因于近代商业世界的环境及其需要；同盟不可能理解这一近代商业世界，也不可能使自己适应它。【第六章 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和波罗的海各国】条顿骑士团在13、14 世纪中所征服并几乎灭绝的波罗—罗斯人，或称为普鲁士人，是与芬兰人同宗的列特人种的一支，他们居住在波罗的海沿岸维斯杜拉河与普来格尔河之间的地区。偏僻的地域和特殊的自然环境使他们千百年来与世隔绝。在江河入海的必经之路上，盐碱地、咸水湖和沙丘阻塞了海岸。在内地，广袤的平原、森林和沼泽象万顷碧波。高低起伏。在波兰和普鲁士之间，曾经覆盖过这个地区的巨大冰川的尾碛，形成了延绵一线的低矮山丘，除此之外，空空如也。不过，欧洲的这个地区之所以如此长久地与世隔绝，历史原因比地理原因重要得多。不论普鲁士人、列特人，还是立窝尼亚人，都是凶残的异教徒，他们抵制任何异乡来客。

9 世纪时，石勒苏益格地区哈迪比的勇敢商人扬帆航行7 天7 夜，来到这个不友好的异邦，并把对这些民族的生活方式的最初了解带回了西方。他们以渔猎为生，而且象所有斯拉夫人一样，养蜂采蜜。他们住在环形村庄中，或者叫做“圆村”。村庄都有围栏，以保护家畜过夜。除了一点可怜的农业和家畜饲养外，他们唯一的手工业就是亚麻纺织，在这方面，他们很内行。除了丹麦国王卡纽特大王（1000～1035 年）征服的爱沙尼亚外，从维斯杜拉河口到涅瓦河口，各波罗的海斯拉夫民族直到12 世纪末，仍然保持异教和相互独立。

普鲁士人分为11 个独立的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首领。尽管内部残酷的部落战争分裂了他们，但一个共同的宗教又把他们团结起来，至少是一致对外的。祭司的权势极大。他们有一个大祭司，称为“克里沃”，被视为异教的教皇。他们的神殿筑在某些神圣的丛林之中。12 世纪末，德国人新的向外殖民的浪潮，首先席卷了立窝尼亚，而不是普鲁士。1158 年，狮子亨利再次建立律贝克城，直接引起了这场殖民运动，而德国人的通商宿愿也发挥了首要作用。因为早在9、10 世纪，甚至更早些，就有一条古代商路从第聂伯河上游，经过波洛茨克和斯摩棱斯克，通到德威那河流域。德国商人在波罗的海地区垂诞已久的目标，就是勘查并开辟这条从俄罗斯到拜占庭的商路。

一如既往，商人和传教士齐心协力，双管齐下。律贝克的阿尔诺德是这块殖民地上的一位历史学家，他的《斯拉夫编年史》中的一段文字，把这个过程描绘得活灵活现：在耶稣基督化体的1186 年，立窝尼亚主教教座建立于叫做里加的地方。这个地区土质肥沃，因而物产丰富。基督教居民和新教会的奠基者们在这里一帆风顺。因为这块土地谷物丰登，牧场茵茵，林海莽莽，肥鱼盈岸的河流纵横灌溉..。在修道院长罗库姆的伯瑟尔德讲道的感召下，许许多多富人和贵族，为了粉碎异教的力量，建立基督的王国，踏上了移民的征途..。他们浩浩荡荡，有撒克逊人、威斯特伐利亚人、弗里西亚人；有高级和普通教士、士兵、商人、富人和穷人。他们直抵律贝克，登上满载武器和给养的船只，向立窝尼亚进发。

1187 年，主教迈因哈德在维克斯库尔建筑了一座教堂和一座城堡，他获得了立窝尼亚的使徒的称号。但是，在这个偏僻的波罗的海国家中真正建立起德国统治的，是主教布克斯霍夫顿的阿尔伯特（1198～1229 年）。1201年，他在里加河与德威那河的汇合处建立了里加城，并且建筑了城墙以围护云集在那里的教士、士兵和商人团体。今天，此地区被划为里加的内城或叫老城。奴隶般的土著立陶宛百姓聚居在内城周围。然而，不久以后，在城墙外已出现了郊区，那是由莫斯科的商人们建成的，他们已在当地找到了生财之道。当地法律沿用《汉堡法规》，它表明了多数居民的来源。1282 年，里加参加了汉萨同盟。从13 世纪后半期起，这里的商人公会以“大行会”或“圣母行会”而著称，它与莫斯科和诺夫哥罗德都有商业来往。但是整个地区，立窝尼亚、爱沙尼亚和库尔兰，仍有待于征服。以此为目标，1202 年，主教阿尔伯特创立了“圣剑兄弟骑士团”，或叫“佩剑骑士团”。1204 年，教皇诺森三世予以确认。由于这是在十字军东征时期内，基督教世界的公众舆论对于欧洲还存在异教忍无可忍。乘当地列特人中部落纷争之机，依仗武器装备上的明显优势，自称为圣母玛丽娅的忠臣勇将的佩剑骑士团，一举征服了立窝尼亚、库尔兰和爱沙尼亚。他们的座右铭是：以我手中之剑，保卫上帝与圣母的领地。

在里加殖民地建立后的20 年间，德国人的设防城镇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星罗棋布。诸如德威那河流域的迪那蒙德、霍尔姆、维克斯库尔、伦内瓦尔登、科肯豪森，阿河畔的文登，费林和1224 年建立的多帕特。勒维尔是从丹麦人手中买来的。实际上，德威那河与维斯杜拉河之间的异教国家普鲁士比立窝尼亚事实上离德国更近。不过，由于人民的凶暴本性，它也比立窝尼亚更加难于征服。但是，普鲁士已势如作茧自缚了：西有日耳曼化了的波美拉尼亚，它是好战成性的勃兰登堡的属地；南有波兰，东北两面是圣剑骑士团的地盘。德国征服普鲁士已如箭在弦上。在普鲁士领土上扎根的第一块德国和基督教的殖民地，是但泽附近的奥利瓦修道院，它是1170 年由波美拉尼亚的索比斯劳公爵建立的。在54 年之中，它一直平安无事。但是到了1224 年，被日甚一日的基督教威胁所惊醒的普鲁士人劫掠了这个地方，随后以剑与火开路，侵入波兰。而在那时，波兰人比德国人更怕普鲁士人。当时，国王卡西米尔尸骨未寒，他的两个儿子就瓜分了波兰。其中一个儿子康拉德公爵的马索维亚公国毗邻普鲁士，在这次入侵中首先受害。过去，里加主教曾向圣剑骑士团求援。这是东北欧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而且行将可见，对波兰来说，这也是个几乎亡国灭族之举。尽管条顿骑士团是为了与伊斯兰教徒争夺圣地而于1190 年创立的一个军事团体，但是早在13 世纪条顿骑士团就离开了圣地，在东南欧开辟了新的活动空间。在那里，来自俄罗斯南部的蛮族库曼人正在围攻匈牙利人的城堡。特兰西瓦尼亚的布尔森地区居住的不是匈牙利人而是德国殖民者。1211 年，当此地被库曼人威胁时，匈牙利国王安德雷斯二世召来了条顿骑士团。但是转眼之间条顿骑士团就凶相毕露，实行了妄自尊大、独立不羁的政策：他们攫夺土地和特权的贪婪野心昭然若揭。于是1225 年，国王把他们逐出境外。

那时，条顿骑士团总团长是赫尔曼·冯·萨尔扎，他是13 世纪中最强有力的人物之一。在当时那个困境中，他看出马索维亚的康拉德之邀请，无异于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洞开之门”。在匈牙利的经历给了他教益，他在出兵之前就要求明确无误的犒赏。为了使这些割让双倍地保险，赫尔曼·冯·萨尔扎争得了帝国对此的确认。随后，为了排除帝国对其领地的任何干涉，他又提出，将来条顿骑士团在普鲁士征服的一切土地，都将以教皇为自己的宗主。这个高明手腕使骑士团获益匪浅，因为这样一来就减少了教权和大领主的反对。1231 年，高墙屏护的托伦城及其要塞，在维斯杜拉河右岸拔地而起。1232 年，库尔姆城竣工。1233 年马林威德尔城巍然矗立。随后，几乎延绵不绝达53 年之久的战争爆发了。这场战争是德国向东方殖民扩张史上的最后一章，在德意志编年史和传奇文学中，它也是一段弥漫着浪漫主义气息的英雄史时期。在整个中世纪史中，除了西班牙半岛上反击伊斯兰入侵时，卡斯蒂利亚人坚韧不拔豪气凌云的进军之外，这场战争是无与伦比的。杜伊斯堡的彼得鲁斯在事后很久写下的《编年史》，虽然是散文体，却堪与史诗《熙德编年史》相媲美。两者都是以连续不断的战争行动展示出边境上的戏剧性事件，而其中每一次行动都经年累月。书中字里行间透露出艾达斯①的暗淡光辉，恰似北国严冬的太阳，有气无力朦胧失色。书中，宗教神秘主义、种族优越感、对斯拉夫蛮族的蔑视、勇武及叛逆等等都混杂在一起。读着它，人们犹如身临其境：冬日的苍空映托着/树那尖角形的剪影，骑士们一字纵队，在冰封雪冻的沼泽地上鱼贯而行，马蹄落处，冰层踏破，噼啪作响，声声入耳。150年之后，在杜伊斯堡的彼得鲁斯著书立传时，虽然时过境迁已久，但回首往事，他对东日尔曼殖民地史上的这一章却洞若观火：他们离别了自己祖国的芬芳故土，直入异地他乡，他们的命运前程就在那里。在那里，他们注定要历经磨难，甚至直到他们的第四代或第六代子孙，返回故乡依然无望。他们离弃了富饶繁华、和平安宁的家乡，进入一片令人厌恶、荒陌千里、孤寂偏僻而又时时处处战祸横行的土地。一言以蔽之，他们把这个世界上一切美好亲切的东西：自由、家乡、荣誉都抛在脑后，却跑来忍受饥渴，无尽的贫穷和无穷无尽的不安、失败和种种危害。

条顿骑士团的征服手段是历史的再版。两个世纪之前，梅克伦堡、勃兰登堡和东部各王公们征服易北河地区的斯拉夫人时，就是如此行事的：他们把城堡和设防城镇连成一系列战线，划地为界，然后在这些线内的安全地区广泛移民，就这样一环接一环，蚕食了整个地区，而普鲁士人不是被征服就是被驱逐。这种方法如此奏效，真令人惊讶不已。因为在骑士团建立的早期，条顿骑士团的人数并不多。《骑士团编年史》成书早于杜伊斯堡的彼得鲁斯的书，浪漫气息也少些，这本书记述了征服开始后第10 年，库尔姆城受到威胁，守城部队3 次派人去雷登求援，他们所要求的仅仅是一名骑士，而当10名骑士带着30 匹战马来到时，城中的人大喜之余万分惊讶。即使在1400 年，当骑士团的力量登峰造极之时，普鲁士全境内的骑士也不超过1000 名。征服的效率不在于人数多寡，而在于骑士们的勇气、武器、铠甲和战术。这些戴盔挂甲跃马扬鞭的武士，每人都是一座活动堡垒，而城镇又都壁垒森严。与这样的敌人作战，武器低劣、身无片甲的普鲁士人几乎毫无取胜希望。条顿骑士团在维斯杜拉河的两条支流德雷文斯河和俄萨河两河口之间的三角地带，最先建立了最强大的根据地，托伦、库尔姆、马林威德尔和埃尔平都坐落于此。托伦于15 世纪毁于火灾，它的城堡的废墟规模庞大。这些大型建筑都是砖砌的，因为普鲁士是一块无石之地。

条顿骑士团通过埃尔平与西面的祖国保持海路交通，这是因为斯拉夫的波美拉尼亚横亘在条顿骑士团和德国本土之间——波美拉尼亚虽已基督教化，但却是不可靠的邻邦。波美拉尼亚的斯拉夫人大公，对沿着自己东部边境兴起的这个新的骑士团国家心怀疑惧，侧目而视。1241 年，他对骑士团的进攻成为普鲁士人第一次大起义的信号。那一年是个动荡不安的年头。因为蒙古人已经侵入了西里西亚，而德国与波兰的联军在瓦尔斯塔特被蒙古人打得一败涂地。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幸亏波希米亚的奥托卡尔向骑士团提供了援助。罗莫沃密林第一次被突破。唯一残留下来的异教民族，是波兰东邻那些身强力壮好战成性的立陶宛人。

波希米亚和波兰都对德国在普鲁士的统治之扩张心怀不满，因为他们各自都抱着扩张到波罗的海的野心。但在当时的形势下，他们不仅被迫忍痛默认条顿骑士团的征服，甚至还竞相助长之。这是因为蒙古人统治的俄罗斯就在邻近，他们走投无路，唯此一策。因此，1254 年，当教皇发布敕令，号召条顿骑士团十字军进攻普鲁士，并命令波兰人和波希米亚人支持骑士团时，他们都俯首听令。同年，由于这次征伐战绩辉煌，波希米亚国王建造了柯尼斯堡。至此，所谓“波希米亚海岸”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不再是字面上的自吹自擂，而成为历史的现实。不久之后，默麦尔也矗立于世了。但是普鲁士人还未降服：1261 年，第二次更难于扑灭的叛乱爆发了，而且不久又激起了立窝尼亚人反叛圣剑骑士团，骑士团被立陶宛人击败。由于波美拉尼亚大公背后插刀，向普鲁士人提供援助，库尔兰得以解放。历史逆转达10 年之久。最后，普鲁士人在这场漫无休止的战争中损失惨重，致使条顿骑士团转败为胜。在下一个10 年中，条顿骑士团恢复了他们一度失去的一切。最后，居住在林木稀疏的沼泽地带的一个小民族苏达维人拒不顺从征服者，在他们凶猛的首领斯塔多率领下，移居到立陶宛去了。至此，整个战争即告结束。

条顿骑士团的英雄时代也随之结束了。分散的大军的成员，在其被围攻时曾多次落魄到杀马食肉的地步，甚至煮食皮袄和羊皮纸；但他们显示了高风亮节，坚信圣母会拯救他们，而也正是由于这一信仰使他们得到护佑。杜伊斯堡的彼得鲁斯所写的书中极其鲜明地反映了这种12 世纪而非14 世纪的感情。然而，尽管全欧洲为骑士团的胜利而欢呼，但也不乏对他们的残暴无情的行为的谴责。而在此类谴责中，最为严厉者是罗杰·巴康。被征服的普鲁士人中，那些幸免于难的人沦于奴役，他们的地位比欧洲其他较早被征服地区的人更低劣更困苦。12 世纪时，德国人在梅克伦堡和西里西亚的所作所为，又在普鲁士重演。征服史中，杜伊斯堡焕发着浪漫的色彩，而在严酷的农奴制下，杜伊斯堡的普鲁士人所受灾难就罄竹难书了。多年之后，条顿骑士团力尽途穷，被置于波兰统辖下，总团长保罗·冯·鲁斯多尔夫对普鲁士盛行的积重难返的社会腐化状况做了调查并予以公布，结果人们看到了一幅祸患横行的可怕景象。条顿骑士团在被征服的普鲁士人中推行基督教，但效果不佳，结果，异教仍以种种支离破碎的形式处处残存着。什一税是厉行征收了，但福音书却无人问津。骑士团苦心经营、备受磨难，终于使普鲁士人日耳曼化。16 世纪时，普鲁士语言被根除，而普鲁士也彻头彻尾地成为德国的一个省。

马林堡是普鲁士的首府，也是条顿骑士团总团长的驻地。它的统治范围，加上1237年合并进来的圣剑骑士团的领土，已扩展到立窝尼亚、库尔兰、爱沙尼亚。此外， 1295 年波美拉尼亚大公死后，骑士团购买了波美拉尼亚和但泽；1308年，为了直抵奥得河而从勃兰登堡侯爵处购得纽马克；这样，骑士团就使自己的领土与普鲁士和德国本土接壤。1290年，随着塞姆加伦的被征服，整个征服时期就结束了。从此，从佛兰德的斯凯尔德河口到罗斯的涅瓦河口这一广阔地区，处处都在讲低地德语。

条顿骑士团的国家体制在欧洲是独树一帜，统治国家的既不是国王又不是主教；它也不是一个共和国。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是一个联合体（即一个由骑士贵族组成的寡头集团）的首脑。德国历史学家利奥波德·冯·朗克比较了条顿骑士团与威尼斯的政治制度，认为两者的区别就在于：威尼斯政府是商人贵族的政体，而不是军人贵族的政体。骑士团的国家划分成许多司令辖区，下面又分成许多管区。这些管区中的低级官吏称为“林业团长”或“渔业团长”，以表明该骑士团的经济来源。骑士们的军事训练严酷紧张，他们的生活方式简朴严格。他们半是僧侣半是士兵。他们的生活，战时姑且不论，仅就在骑士团辖区而言，与修道院生活别无二致。按照教规规定，骑士团首领是总团长，他执掌着相当于骑士团总政府的几乎无限的权力。同时，他又是土地的主人，他作为上级领主巡行各地，视察各管区，驾临之处，拥有至高的权威。由五人组成的行政议事会是由总团长和骑士会议挑选的，其中每人又都是一个行政部门的长官：大总管掌管土地，大将军是军队的指挥官，掌财官是财政首脑，慈惠院监察官管理宗教事务，内务官负责军粮供应，后来又监管贸易往来。骑士会议位居总团长和行政议事会之上，具有无限权力；它由芬兰和德意志的骑士首领们，以及各辖区的司令组成，后来又加上了各省总督。行政议事会每年只开一次例会，或者在特别情况下临时召集。

条顿骑士团统治着普鲁士人、波兰人和日耳曼人。日耳曼人举足轻重，这不是因为他们人多，而是因为他们财多势大。日耳曼人来自德意志的每一个地区，因而任何一种德语方言都在普鲁士流行：但泽讲低地德语，而托伦则说高地德语。这些移民把古代日耳曼各部落之间的仇隙也带了进来。北德的萨克森人对巴伐利亚人和士瓦本人百般挑剔，而士瓦本人和巴伐利亚人对莱茵兰人又不屑一顾。这是法兰克尼亚民族的传统态度。15世纪时，这些积怨与不和变得危险起来，在某种程度上损害了骑士团对敌人的抗击。从理论上讲，教皇拥有普鲁士的宗主权，但他只满足于提取部分岁收。不过，教徒交给教皇的年金（彼得便士税）却不在普鲁士征收。对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来说，普鲁士并不属于德意志王国，当然也就不包括在帝国之内。教会统治和“死手权”①在欧洲其它地区极为沉重，而在普鲁士却很轻。全普鲁士只有3个主教，立窝尼亚也只有3个，他们所获资助甚丰，但他们都忠于职守，并不涉足政治。至于修道院，维斯杜拉河以东仅有奥利瓦修道院和派林修道院，而且两者都在波美勒利亚，在普鲁士则只有托钵僧随意往来，四处化缘。

普鲁士的城市享有极大的自治权，几乎就是自由民的共和国，这是历史使然。正是由于兴建了居住着自由市民的高墙壁垒的城市，才有最大的可能征服普鲁士；为了向这些地方移民，才授予那些愿意迁居到此的人广泛的自治权；因此，那些最重要的城市，例如：但泽、库尔姆、柯尼斯堡、埃尔平、不伦斯贝格等等，自然也就享有最大的特权。这些移民来自汉萨同盟的那些成员城市，因此，不久之后，所有这些普鲁士城市都进入汉萨同盟，并向同盟议会派遣代表。这些城市中通用律贝克或马格德堡的法律。起初只征收实物税，但是到14 世纪，骑士团已经发展了一种基于货币经济的税收制度。货币收入估计达275000 英镑。

城市建立时，曾授予它们自治特许状，骑士团的官吏就按照其条款中规定的限额，在每个地区征收土地税。城市自治政府对矿山、河流、森林、狩猎业、渔业等等拥有主权，从中所获岁收极大。14 世纪是骑士团繁荣鼎盛时期，它对臣民的统治并不严酷，税收和兵役都不苛重。作为对经济至关紧要的一个因素，它的通货可靠而坚挺，绝不象法国币制那样朝设夕改变化无常。而条顿骑士团对水陆交通的严格政策则是确保繁荣的另一因素。除去立窝尼亚、爱沙尼亚、库尔兰外，仅在普鲁士本土就有85 个自治城市，而其中有72 个建于14 世纪。诸如铺路、排干沼泽、筑堤一类的内政事务的进步，促进了农业的发展。《登记簿》表明，除了主要的谷物产品和蔬菜之外，条顿骑士团还引进、种植了番红花和蛇麻草。他们甚至还引进了葡萄和桑树，但1392 年的风雪严冬证明，这类植物不宜种植。他们从英格兰进口绵羊，从佛兰德和德意志进口马匹，而一望无际的橡树林供养着成千上万的猪群。《登记簿》表明，14 世纪初，骑士团拥有16000 匹马、10500 头耕牛、61000 只绵羊、19000 头猪。骑士团禁止出口羊毛，以便在境内发展独立的毛料制造业。但大量出口谷物和木材，另外还出口皮毛、钾碱、造肥皂用的草木灰、蜂蜡、牛脂、蜂蜜和木器。丰富的水力资源促进了碾磨工业的发展，锯床和磨坊有极大的重要性。《登记簿》也表明，骑士团拥有390 座磨坊，能磨制240 万蒲式耳谷物，生产的面粉足够50 万以上的人口食用。其中有一些磨坊建造得坚固无比，耗资2～3 万塔勒。面包师们组成了一重要行会，其次是酿造者、鞋匠、毛皮工人、屠户组成的行会。仅在但泽一地，就有376 个行会、其中有一个是医生行会，他们甚至能治疗白内障和膀胱结石。建筑教堂和城堡促进了艺术的发展。文献中记载了付给画家、雕塑家、玻璃工匠、管风琴匠人的报酬。马林堡的一位画家就收到了2880 塔勒。文献中还提到过各种娱乐及其表演者，例如歌手、杂耍演员、耍熊人、小丑、变戏法的人等。

在进行征服的那些英雄岁月里，全欧洲追求冒险的王公贵族们倾巢而出，云集普鲁士，为圣母而挺矛一战，也为自己博取盖世功名，这恰如同样的冒险家们在11 世纪涌向西班牙，在12 世纪涌向圣地一样。在这类参战者中，有波希米亚的约翰、匈牙利的路易、青春时期的皇帝查理四世、施瓦岑贝格的京特尔、巴拉丁伯爵领的鲁普雷希特、波希米亚的两个国王、奥地利的两个公爵、荷兰的两个伯爵、法国著名统帅、典型的冒险家、流氓布希考尔、苏格兰的道格拉斯伯爵、英格兰的博林布鲁克伯爵、后来还有兰开斯特王朝的第一代国王亨利四世。

这一地区的有效组织和军事行动的暂歇，使骑士团得以参加当时世界上的各种运动。由于骑士们已经决定了德意志东方殖民地的性质，因而他们开始在当时经济发展中颇具影响。他们的属地物产丰富，又处于对俄罗斯贸易的战略位置上，这就使他们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因素。骑士团总团长迅速地理解了这一点，为了发展贸易，他制订了法令，授予许多城市自治权。条顿骑士团几乎是在原材料生产中所获的丰厚岁入的推动下投入贸易活动的，但是骑士团必须祈求教皇准许进行贸易。1263年，教皇乌尔班四世授权他们，允许出卖产品以购回所需，但是禁止获利性经营（..只要其动机不是为了经商）。时至14世纪，当骑士团的繁荣登峰造极时，这种限制看来极不得人心。此外，这一时期的法兰西教皇们不喜欢条顿骑士团，实际上也不喜欢任何从属于德意志的东西。万般无奈，条顿骑士团就求助于伪造文件，他们伪造了一份据说是亚历山大四世于1257 年发布的圣喻，该文件声称，“由于他们的贫穷”，特允许骑士们从事贸易。这份伪圣喻目前仍保存在柯尼斯堡档案馆中。它出自总团长沃内尔·冯·奥塞尔姆（1324～1330年）之手，此人据信曾首次制订了条顿骑士团的贸易政策。

骑士团的贸易代办商称为“经纪人”。有两位最高经纪人，或称贸易总长，一个在马林堡由总团长和掌财官管辖，另一位在柯尼斯堡，由大将军管辖。琥珀和谷物贸易获利最丰。维斯杜拉河下游，如同当今一样，是个大粮仓，那里的小麦装船出海，运到苏格兰、英格兰、佛兰德，甚至运到西班牙。萨姆兰海岸是琥珀产区的中心，而骑士团对琥珀的生产严加垄断。大部分琥珀装船运到律贝克和佛兰德，然后再分散到各地。在最高经纪人之下是下级经纪人，每个重要城市都驻有一个。在他们之下，最低一级的是各式各样的雇员，称为“雇工”，雇工又分成许多性质不同的等级，例如，骑士团境外的地方代办商或代理人称为“里格尔”，行商叫做“仆人”。1379年，条顿骑士团加入了汉萨同盟。

为了与出口品相交换，经纪人接受北方各国以及西班牙的产品，但与法国的贸易往来则微乎其微。但泽、托伦、埃尔平是普鲁士最重要的商业中心。通过里加与雷维尔①各通商口岸，与俄罗斯的贸易源源不断。科夫诺城的创建对诺夫哥罗德损害尤甚。与波兰的贸易，通过埃尔平和但泽在波罗的海找到出海口。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船只满载商品，沿着维斯杜拉河直抵但泽，而该城是普鲁士首屈一指的商业中心。维斯杜拉河的船员们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行会。条顿骑士团的船舶总吨位堪与整个汉萨同盟相媲美。当青鱼回游通过尚德海峡时节，骑士团的捕鱼船队竟达百艘之多。

尽管普鲁士和立窝尼亚的城市都是汉萨同盟的成员，但条顿骑士团总团长经常推行一种独立的贸易政策，这种政策与汉萨同盟竞争甚烈，以致有时导致了双方的怨恨。例如，普斯科夫和诺夫哥罗德一样，是个共和国，早在蒙古人入侵时期就取得了独立。它是俄—德贸易的重要商业中心，也是汉萨同盟成员之一。德意志的商站坐落在维利卡亚河左岸，河上有座浮桥连接左岸与城市，但市政当局却禁止德意志商人过桥。条顿骑士团对普斯科夫垂涎三尺、虎视眈眈，总想吞并此城以彻底控制除诺夫哥罗德而外的、来自俄罗斯的全部内地贸易。但是历代立陶宛大公一再挫败了这种企图。骑士们与律贝克人一样专横跋扈。1404年，总团长把英格兰商人驱逐出但泽，并在但泽、埃尔平、托伦、库尔姆、柯尼斯堡或任何普鲁士的城市中，禁止任何英格兰人与任何普鲁士女人结婚。亨利四世以牙还牙，下令禁止普鲁士货物进出英格兰港口。但是，“但泽人智胜一筹，他们用木材压舱，把碱装在啤酒桶里，把沥青和柏油伪装成包裹，而其他货物藏在船内的谷物下边瞒天过海。”

14 世纪后期，正值贸易兴盛之时，柯尼斯堡的“最高经纪人”拥有价值3 万马克的资产。这在当时是一笔巨大财富。同那个时代其他一切教俗机构一样，条顿骑士团不顾宗教禁律，也经营起了银行业。1402～1404 年间的柯尼斯堡“大经纪人”迈克尔·库西梅斯特公开按8％～10％的利率放贷。毫无疑问，骑士团的苛捐杂税和财政及贸易代理人的贪得无厌，是15 世纪骑士团覆亡的部分原因。

波兰和波希米亚对普鲁士横眉冷对，视之为闯进东欧斯拉夫人世界的入侵者。两国领土都被骑士团隔断而达不到波罗的海岸边，波兰在但泽被隔断，波希米亚在柯尼斯堡被隔断。两国也都被迫向条顿骑士团缴纳商业贡品，两国对此耿耿于怀，而波兰更是极其自然地惧怕骑士团肚里包藏着征服自己的祸心。1343 年，卡西米尔三世迫不得已，把他的先辈极力保存下来的，对库尔姆、米切兰和波美勒利亚的领有权让给条顿骑士团。②实际上，在14 世纪中叶，当卢森堡家族的两个日耳曼公爵——西吉斯蒙德和温策尔分别统治匈牙利和波希米亚，而勃兰登堡是温策尔的一个属地之时，他们确实是打算分割波兰的。1378 年，西里西亚大公来访，在托伦会见总团长并说道：“我的总团长阁下，我和匈牙利国王、摩拉维亚侯爵、科尔利兹公爵，奥地利大公已经一致同意攻打波兰国王，而波希米亚国王将提供帮助。您是否参预这项拟议中的事业呢？”总团长犹豫不定，并进一步询问确切情况，回答是：“卡利什这边的一切包括马索维亚，将划归普鲁士；卡利什另一边的一切将划归匈牙利，瓦尔塔的全部领土将由勃兰登堡侯爵和波希米亚国王分割。”虽然波兰是基督教国家，立陶宛仍是异教王国，但他们都害怕被条顿骑士团征服，这就促使两国携手并肩共赴危难。

1386 年，政治天平晃动了。局势开始对条顿骑士团不利。出于巧合，波兰和匈牙利的统治王族都在该世纪中叶灭亡。在波兰是1370 年，在匈牙利是1382 年。1370～1382 年间，在匈牙利的路易大帝统治期间，波兰和匈牙利曾有过短暂的联合。1382年路易死后，匈牙利落入卢森堡家族的西吉斯蒙德之手。但是已故国王的女儿海德维希于1386 年嫁给了立陶宛大公亚盖洛、即符拉迪斯拉夫二世。立陶宛终于接受了基督教，波兰和立陶宛因此而联合。接着条顿骑士团进入立陶宛的理由不复存在了。只有普鲁士仍在条顿骑士团手中，而联合起来的波兰人和立陶宛人对条顿骑士团已是怒目而视了。这一事件之更深的意义在于它改变了骑士团的状况，使它处于守势。波兰能够积极进取以抵抗骑士团的侵略行为。而在此之前，骑士团几乎使波兰窒息而死。除了外部危机之外，条顿骑士团内部固有的虚弱也暴露出来了，预示着它的衰亡。由于骑士团根本就不是一个国家，甚至也不是一个政府，只不过是一个联合体。它是一个为发展贸易和殖民而组织起来的共同体，一个人为制造的产物，而不是一种传统的制度。它甚至没有一个延续性的王朝来体现它的愿望和意志，而在中世纪，国家是由国王造就的。而公国由公爵造就。

条顿骑士团衰亡之后，波兰夺取了波美勒利亚和但泽，但是1772 年在波兰第一次被瓜分时，这个地区被腓特烈大帝“收复”了。自1918 年起，“但泽走廊”的历史是这个多灾多难地区的历史的最后一章。

如果普鲁士还可以叫做“国家”的话，那么这个“国家”是由土地贵族和军事贵族组成的，统治着黎民百姓，即自治城市的自由民和农民。他们在国事政务中毫无发言权，每个阶层都对骑士团极为不满。条顿骑士团的法律身份之一是庞大的贸易同盟集团，它与商人激烈竞争，引起商人们忿忿不平；它用来管理贸易的规则，使商人们焦躁不安；它对进出口和市场的控制更叫人怒火中烧。至于农民，他们也积怨沸沸，因为他们不能拥有自己的土地，而是一律作为骑士团的长年佃户。在他们看来，骑士团就是个庞大的土地公司。此外，对于市民和农民来说，骑士团构成了一个令人生厌的等级。理所当然地，条顿骑士团不可能唤起献身精神，在普鲁士当时的情况下，也不可能发展爱国主义意识。终于，条顿骑士团的安身立命之本——骑士制度和修道的概念，在15 世纪变成了为人不齿的理想。甚至连杜伊斯堡的彼得鲁斯也嘲笑条顿骑士们自吹自擂的贞洁，他写道：“除非上帝赋予神力，否则没有一个男子能固守贞洁。”所谓贞洁是特别对教士和僧侣提出的十全十美的要求，是企图为他们提供天祐神助，而在骑士和贵族中，贞洁的观念只不过是笑谈。骑士们毫无掩饰的奢侈放荡，他们汲汲于名利的尘世生活，他们那藏污纳垢的繁荣，都足以证明以上论断。对骑士团的另一点不满是，在欧洲各地都在觉醒，开始一种崭新的精神生活的岁月中，骑士团仍然对教育置若罔闻。普鲁士的修道院或主教区少得可怜，而其中没有一个附设任何学校。在一个处处兴办大学的时代里，普鲁士居然连一所大学都没有，有志奋发的青年不得不跑到布拉格或海德尔堡或克拉科夫去求学，而这些城市都在波兰。遥想当年，条顿骑士团那缀着鲜红十字架的白斗篷，曾是一个斗志昂扬、英雄辈出的基督教世界的旗帜，是社会保护者的象征；但曾几何时，它们都似乎成了耻辱的标志。在15 世纪，条顿骑士团是基督教欧洲中的一支异己力量，而它所自命不凡的十字军远征，不过是一种拙劣的模仿。信奉异教的普鲁士人已不复存在，他们已被斩草除根，立陶宛人也改宗了基督教。

但条顿骑士团鼠目寸光，看不到时代已经变了，他们也没有顺应时势洗面革心。他们生活在一个傻瓜的乐园中，一旦走出那个小天地，他们才猛然醒悟。早在1410年，波兰国王符拉迪斯拉夫·亚盖洛就派出一位密使，周游欧洲各个宫廷，滔滔不绝地控诉条顿骑士团。在每一位君主面前，他都摊开用德文写成的一纸诉状，里边包括12条控诉。虽然就预期获得的支持而言，此行一事无成，但西方的无动于衷并没有使符拉迪斯拉夫垂头丧气。同年7月，他率领一支由波兰人、罗塞尼亚人、列特人、立陶宛人和鞑靼人组成的鱼龙混杂的军队侵入了普鲁士，其中鞑靼人曾被皇帝西吉斯蒙德不无道理地描述为“疯狂的异教徒”。1410 年7 月15 日上午9 时到下午5 时，双方在坦农堡大战一场。条顿骑士团出动的700名骑士仅有15人幸免于死，骑士团的6万其他部队据说被一举全歼。这是对骑士的一种骇人听闻的屠杀，足以同1396年尼科堡战役中的屠杀相比，差别仅在于土耳其人是异教徒，而波兰人却是基督徒。这一事件是对中世纪骑士制度的致命一击。坦农堡传来的消息使欧洲大惊失色，流言蜚语不径而走，无所不至。

这场大战之后，英勇善战的普劳恩的亨利继承了阵亡于坦农堡的总团长。在他率领下，其大无比的马林堡要塞抗击围攻长达8个星期之久。马林堡最终投降之后，条顿骑士团就土崩瓦解了。紧接着，自由市民奋起反抗，向城市领主或辖区司令开战，骑士团的大部分领地、大批城市以及贵族阶层都归降了波兰人，但仍保留了他们得到特许的自治权。“但泽市平毁了毗连阿尔特施泰特的条顿骑士团的城堡之后，把自己置于波兰国王的保护之下。它的地位奇特，作为在波兰的最高权力之下的一个独立的实体享有广泛的特权，它承担了几乎全部波兰贸易。”1411 年2 月1 日签订的托伦和约规定，条顿骑士团必须付给波兰一笔数达600 万格罗申的惊人巨款。骑士团为了至少能凑集起这笔巨款的一部分，极力在佛兰德和英格兰催讨债务，但却枉费心机。勃艮第的腓力和英格兰的亨利四世对骑士团的苦苦哀求装聋做哑，拒绝偿还骑士团的贷款，而此时此刻骑士团也无力强索。祸不单行。“普鲁士实际上已陷入绝境。田地荒废了；青鱼离开波罗的海向西迁移；维斯杜拉河洪水泛滥；鼠害猖獗肆虐全境；币制崩溃；维塔利安人在海上横行；圣体匣、圣餐杯和其它银制器皿都熔毁或变卖了，但是无论多少东西也填不满征服者的胃口。”

条顿骑士团几乎完全瓦解了，1466 年，它所残存的领土又被宰割。波兰割走了西普鲁士和艾尔梅兰，骑士团仅仅保住东普鲁士，还得作为波兰的一块封地。条顿骑士团奋力挣扎，徒然地想把它残存下来的领土尽可能紧密地组织成一个联合体。但传统和他们自己的地位使这种政策付诸东流。他们还尽心竭力想建立一个议会，以便安抚臣民中的自由市民阶层，但法律禁止骑士团组建任何世俗政权。他们的军事政策已经丧失了昔日卓越的骑士制度的性质，更加依赖外国雇佣兵而不依靠骑士。这样，金钱发挥了重要作用。士兵们常常会因为没有收到军饷而向敌人洞开城门。为了给这种军事服务付饷而征的税，激起了最强烈的抗议。时至此日，在骑士团控制的地区，居民已经失去了对骑士团的同情；而且，贵族阶层和各个城市逐渐背离了与骑士团的联盟而与波兰结盟。

在这最后时期中，著名人物是勃兰登堡的阿尔伯特，他于1512 年成为总团长。他使出了浑身解数以求获得增强骑士团反抗波兰的同盟者。

波兰坚持必须全部承认1466 年的第二次托伦条约。

在随之而来的内战中，外国几乎没有提供任何帮助。因为欧洲正在为更重要的运动而担心：这是查理五世与法兰西斯一世争斗①的时代；德国马丁·路德和宗教改革的时代。总团长在宗教改革中看到了解决他的困难的办法。他拥护新教，并因此解除了他对教皇的臣服，把条顿骑士团世俗化，他自己转化为一个世俗王公，即在波兰最高权力之下的普鲁士公爵。

谢选骏指出：说“条顿骑士团鼠目寸光”，显然属于马匪观点。事实上，汉萨同盟的失势，是民族国家形成的结果。

佚名网文《汉萨同盟的支持被切断，条顿骑士团不可避免的在战争中走向没落》（2019-12-05）报道： 

1346年，在征服普鲁士后，条顿骑士团控制了波罗的海沿岸的所有商业港口，沦为内陆国家的波兰和立陶宛被迫结盟与之抗衡。

1411年，马尔堡的条顿骑士团被迫与雅盖沃（立陶宛大公和波兰国王）议和，签署了《第一次托伦和约》。为了维持立陶宛和波兰的权力平衡，雅盖沃并没有在领土问题上狮子大开口，仅仅是收回了此前割让给骑士团的萨莫吉西亚等地区。但是在经济上，条顿骑士团却不得不面临一场“大失血”，不仅被俘虏的将士需要用钱赎回，甚至连沦陷的村庄、城镇也需要用真金白银购回。为了筹措这笔巨款，条顿骑士团不得不向治下各贸易城镇和主教区开征重税。这种竭泽而渔的做法，最终激起了普鲁士商贾和骑士阶层的反弹，其秘密组织蜥蜴同盟开始暗中与波兰人接洽，寻求摆脱条顿骑士团统治的机会。

1414年，波兰—立陶宛联军借口条顿骑士团未能完全履行《第一次托伦和约》的相关条款，大举入侵条顿骑士团治下的普鲁士。联军所到之处，村庄被劫掠、农田被烧毁。元气未复的条顿骑士团不敢与对手野战，只能集中军队在库尔兰一线组织防御，坚守城堡，同时在各地采取“焦土政策”，企图切断波兰—立陶宛联军的物资供应。但这种丧心病狂的政策最终伤害的还是条顿骑士团自己。在波兰—立陶宛联军的围困之下，饥荒和瘟疫很快在整个普鲁士蔓延开来。

这场所谓的“饥饿战争”只不过是格伦瓦德战役之后，波兰—立陶宛对条顿骑士团领地连续数十年袭扰的序幕而已。不断遭遇劫掠和围困的普鲁士人，对无力保护自己生命和财产安全的条顿骑士团日益失望。

1440年2 月21 日，长期以半地下组织身份活动的蜥蜴同盟正式以城镇为单位，组建了自治政体——普鲁士联盟。条顿骑士团起初并未在意，大团长鲁斯道夫甚至还承认了这一联盟的合法性。但很快回过味来的骑士们便意识到普鲁士联盟并非汉萨同盟那样的商业组织，其存在的目的就是要与骑士团争权夺利，于是乎条顿骑士团开始公开抵制普鲁士联盟。双方的官司终于在1452 年打到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三世那里去了。

身为哈布斯堡王朝的成员，腓特烈三世起初选择站在条顿骑士团这边，于是1453 年12 月5 日，腓特烈三世大笔一挥，敕令普鲁士联盟必须服从条顿骑士团的领导。可惜普鲁士人的反抗热情并不是一纸判决就能压制的。在神圣罗马帝国无法给予支持的情况下，普鲁士联盟转向波兰求助，甚至主动要求并入波兰—立陶宛联邦。波兰国王卡齐米日一心想找条顿骑士团的晦气，岂有拒之于门外之理。于是他巧妙布局，一方面让普鲁士联盟提交一份正式请愿书作为证据，另一方面则积极与哈布斯堡王朝联姻，切断条顿骑士团的外援。

1454年2 月4 日，普鲁士联盟召开秘密议会，向条顿骑士团递交了一份宣告独立的正式文件。两天后，普鲁士全境除了条顿骑士团总部所在地马尔堡等少数地区外，相继爆发了反骑士团的起义。一时间普鲁士所有的城市都脱离了条顿骑士团的统治，起义者捣毁了他们所占领的城堡。6 天后，普鲁士联盟的正式代表团抵达波兰，邀请卡齐米日接收普鲁士。

1454年2 月22 日，波兰—立陶宛向条顿骑士团宣战。在波兰和普鲁士看来，这场战争尚未开打便胜负已分，毕竟条顿骑士团在开战之初就失去了大多数的军械库，按照传统惯例，封建骑士们已经失去了作战的能力。同时，当时整个欧洲的政治局势对条顿骑士团空前不利：神圣罗马帝国一盘散沙；瑞典与丹麦正彼此对立，也只能严守中立；而骑士团最大的后台老板——罗马教廷此时也正在为君士坦丁堡沦陷后奥斯曼帝国可能的入侵担忧。条顿骑士团可谓孤立无援。但事实证明波兰人和普鲁士联盟的如意算盘未免打得太响了一些。条顿骑士团还有一个潜在的盟友，而正是借助他们的力量，普鲁士的独立之路足足走了13 年。

条顿骑士团的崛起离不开汉萨同盟商业资本的支持，而在他们危如累卵之时，同样遭遇西欧强权压制的汉萨同盟也颇为仗义地伸出了援手。条顿骑士团为此许诺，一旦度过危机，将给予汉萨同盟更多的贸易特权，这成了商人们出手的一大动力。有了汉萨同盟的助拳，条顿骑士团可以凭借友军庞大的武装商船，从波罗的海源源不断地获得物资和兵员的补充。毕竟此时英法百年战争刚刚结束，整个欧洲到处都充斥着无所事事的退伍老兵，面对这样的“买方市场”，条顿骑士团凭借着早年的积蓄，不难迅速招揽到一支大军。

在成功击退波兰、普鲁士联盟军队对马尔堡的围攻之后，条顿骑士团随即将战火引向了对手的家园。面对来势汹汹的反攻，波兰国王卡齐米日被迫绕过贵族议会就地征召民兵参战，而一些普鲁士联盟的城市开始重新倒向骑士团。可就在局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条顿骑士团的资金链却突然断裂了。1454 年10 月9 日，大团长不得不向愤怒的雇佣兵们保证最迟将于次年2 月19 日付清所有佣金，若未能按期支付，则雇佣军有权获得普鲁士境内城市、城堡及与之相关的权利。凭借着这张空头支票，1455年上半年，条顿骑士团收复了整个东普鲁士。但是由于依旧没有足够的现金支付给雇佣兵，骑士团被迫将包括总部马尔堡在内的三座城市进行了抵押，而雇佣兵们则盘算着将抵押物转手卖给波兰人。

条顿骑士团的胜利刺激到了摇摆不定的神圣罗马帝国、教廷以及昔日的老伙伴丹麦，这些战前袖手旁观的势力，不约而同地跳出来主持正义。腓特烈三世向普鲁士联盟颁发禁令，禁止其成员的一切对外贸易。教皇加里斯都三世发出警告，若普鲁士联盟及其盟友不与条顿骑士团和解，则将其开除教籍。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一世则向波兰与普鲁士联盟宣战，正式成为条顿骑士团的同盟。不过丹麦王国此时正与瑞典交战，它的加入自然也将瑞典推到了波兰和普鲁士联盟一方。

条顿骑士团之所以能够在战场上以弱胜强，很大程度上还与波兰的内部矛盾有关。波兰本土贵族对来自立陶宛的卡齐米日缺乏好感，更不爽国王从他们的口袋里掏钱用于战争。因此条顿骑士团看似以一隅而抵大邦，反倒在战场不断攻城略地，占尽上风。

不过随着瑞典国王查理八世兵败于丹麦，逃入波兰避难，卡齐米日很快便找准了条顿骑士团的“七寸”：只要切断汉萨同盟在波罗的海的贸易航线，条顿骑士团便将不战自溃。于是一支瑞典、波兰、普鲁士联盟共同参股的私掠舰队在但泽正式开张，虽然这支舰队刚一参战便误伤了中立国尼德兰的船只，一度引发外交纠纷，但最终这种海上破交战被证明具有极大的战略价值。丹麦首先招架不住，宣布退出战争。条顿骑士团的经济也濒临崩溃，其麾下的主要武装力量——雇佣军因为没获得足够报酬，拒绝参与军事行动。

1466年，在双方打打停停折腾了13 年之后，走投无路的条顿骑士团请出教皇庇护二世进行调停，当年10 月10 日双方最终签署《第二次托伦和约》，最终停止了长时间的敌对。条顿骑士团昔日的领地之中，西普鲁士成为波兰王国的一个自治省。瓦尔米亚大主教区亦归属波兰王国管辖。东普鲁士虽然仍由条顿骑士团控制，但是必须成为波兰国王的附属，骑士团的大团长要以波兰贵族议会的议员身份，前往波兰“共商国是”。

谢选骏指出：条顿骑士团的失势，意味着中世纪的教会统治结束了，民族国家的主权时代开始得势。

【第七章 14～15 世纪南德的工商业】

中世纪的晚期，南北德国的工业发展速度极为悬殊。这个差异，主要是由于不同的地理条件所致。多瑙河上游的走廊地带，形成一条天然大道横亘南德，中游航路由西向东，穿越匈牙利平原直跨瓦拉几亚平原，流经巴尔干半岛注入黑海。而且，从多瑙河流域到北部德国是容易的。由南德横过标志南北德国分界线的多瑙河流域垂直北上，即可抵达萨勒河和威悉河流域，因此，运输并不困难。广阔的马尔赫平原一直延伸到奥得河和维斯杜拉河源头的低地边缘。由于丘陵和森林限制，易北河上游不利于航运。地理方面的第二个因素，是迂回曲折的亚得里亚海岸线，这个有利条件，使德国能够途经威尼斯获得一条到达利凡特繁华市场的最佳捷径。再者，南德镇守着翻越阿尔卑斯山脉的要冲——布伦内罗山口、斯普卢根山口和塞普提默山口（1237年以后，还加上圣哥塔德山口），与伦巴第和托斯卡纳巨大的商业、制造业城市有了短途的直接联系。德国与意大利的联系，远比它与法国的联系密切。

意大利的工业是最先兴盛起来的，在它的刺激下，立即在德国引起反响。不久，德国城市相继生产出供国内消费绰绰有余的产品。于是，既要进口外国货物，也要寻找剩余产品的销路。意大利城市是德国近在咫尺的市场，德国对意大利用兵很可能象法尔克指出的那样，不仅仅是为了征服和满足个人野心，而且还企图保障与东方贸易的利益，只是这个动机隐而不露，人们不能一目了然而已。由于南德城市与意大利城市的贸易财源硕大，故雷根斯堡、奥格斯堡和纽伦堡先后成为与意大利通商的主要城市。到了16 世纪，这种状况依然顺利地保持着。早在15 世纪，纽伦堡就发展了它的玩具工业，这类产品在出口商品中占了很大的比重。当我们把注意力从地理方面转向历史方面来的时候，又会发现支配南德的历史条件非常特殊，与北德大相径庭。在长达两个世纪的时间内，汉萨同盟使北德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商业联合。

在南德正如我们在前面章节所看到的那样，除了最远的西南部出现了士瓦本同盟以外，整个地区没有形成商业同盟。事实本身可以解释其原因，汉萨同盟的主旨在于建立海上霸权，而南德附近没有象波罗的海和北海那样辽阔的水域。南德的商业是陆运商业，北德则以海运为主。南德没有形成商业同盟，这一事实造成了在商业政策上与北德的极大差异。在西部和北部德国，莱茵同盟和汉萨同盟在一定程度上综合了城市之间互相扼杀的政策，建立了彼此间的和睦往来和互转互惠的城市关系。而南德大城市的情况恰恰相反。

那里缺乏任何共同的商业联合，再加上盛行的封建性的地方分裂状态，这就给城市之间残酷的有时甚至是报复性的竞争提供了机会。雷根斯堡、纽伦堡、奥格斯堡、乌尔姆、慕尼黑和其它城市以促进它们自己的地方工商业为目的，对非本市商人输入的或非本地技工生产的商品一律课以高额关税。在商业方面，它们的政策是极端保护性的；在工业方面，原则上实行“只雇用本行会会员的制度”。按照这一时期广泛申述的理论（尽管它经常是实践的依据而非书面理论），城市认为它的经商权如同领地使用权一样得自皇帝，而皇帝的权力来自上帝。市政府或市议会把这种使用权、即贸易权在行会或市民团体之间加以分配。每个行会只有它的技艺乃至其附属技艺经过市政府审核认可后，方能享有这种权利。最后，行会对它的不同的成员个人，又以各种规章和非常明确的限制为条件授予经商权。

在市议会管辖和皇帝统治下，同业行会有权掌管本行会要求的特别技能的任何细则。行会有权决定何人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从事这门技艺。行会决定可以购买何种原料、备料多少，师傅能够招雇多少徒工，以及他们在怎样的条件下开业行工。行会还决定任何工场中熟练工人的数量和他们应得的报酬。行会有权对生产的方法和工艺标准做出决定，而且常常做出这种决定。行会还规定成品的价格和缜密地管理市场，难以设想的是自由经营的原则在任何一点上都不能容忍。很显然，这种制度如果不是社会主义的，那就是家长制的..行会检查原料的规格和重量，并规定每个生产者分配多少，行会还指定必须在什么地方购买原料。它们偏爱国内市场，对他们来说，不存在开放市场或自由贸易。

它们也同样以度、量、衡计算，检验成品，不允许不合格的商品和弄虚作假的制品在市场上诈骗买主，或降低其价格出售，贱买贵卖，是《纽伦堡商业法》所不容许的。从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远征的时候起，多瑙河航路开始了与往返于君士坦丁堡、东方和南德城市之间重要的贸易干线——威尼斯控制的海路的竞争。直到14 世纪下半叶土耳其人侵入欧洲之初，多瑙河航路沿线的许多税卡所征之通行税簿，证明了东方产品曾通过此路运往欧洲。多瑙河畔的施泰因修道院受利奥波德公爵恩准而征收通行税的税簿，可作为这种通行税之一例。在这些通行税的记录中，特别地提到了胡椒、生姜、番红花、烛煤、丁香、生丝和经过加工的丝绸。位于多瑙河沿岸的南德城市变成了重要的商业基地。

繁荣的基因归于这些城市幸运的地理位置，而维也纳和雷根斯堡就居于最有利的地理位置。通过奥地利公爵授给维也纳的特权，我们看到维也纳是如何依靠地理优势富裕起来的。1320 年美男子腓特烈的授权更是遐迩皆知，雷根斯堡一时成为南德主要的商业地区，甚至在12 世纪末叶以前就已经被称为德国富有城市之首。维也纳和雷根斯堡还与南德的其它城市不同，他们在基辅沟通了和俄国人的贸易，这种通商关系一直保持到1240 年蒙古人摧毁基辅城。随着威尼斯与利凡特通商贸易的增强，威尼斯成了转运全部东方产品的“综合仓库”，南德城市感到从威尼斯转输东方商品比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多瑙河更有利可图。因此，多瑙河中游的德国城市，为了获得来自利凡特的商品和诸如香料、华美的丝绸、艳丽的棉制品等奢侈物，被吸引着向威尼斯靠拢。

另一方面，他们向伦巴第诸城市寻求手工业制品，主要是米兰城及托斯卡纳和佛罗伦萨。除维罗纳掌握的布伦内罗山口以外，米兰控制着阿尔卑斯山通往德国的每一个要隘，它的这一优越地理位置，使得占有这些要隘之北方入口之优势地位的奥格斯堡和纽伦堡，也须退避三舍。奥格斯堡和纽伦堡因此而成为意大利商品的中转站，北运的商品经过这里运销莱茵河和美因河沿岸城市以及威斯特伐利亚、萨克森和整个北部德国。这样，意大利商品一直触及到汉萨同盟的势力范围。许多伦巴第城市的档案馆，特别是米兰城的档案里就有许多关于意大利君主授予德国商人特殊待遇的记载。

1256 年，雷根斯堡变成了自由城市。大空位时代（1250～1273年）德国皇位虚悬，雷根斯堡与其它众多德国城市一样，在此期间得到了好处。它是德国最早与意大利建立直接商业联系的城市，早在1038年，这里就有伦巴第商人的殖民地迹象。

雷根斯堡似乎也是第一个与威尼斯发生贸易关系的德国城市，虽然其起始时间，我们尚不知道。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来自14 世纪关于雷根斯堡和纽伦堡之间就谁应在威尼斯获商业最优惠待遇的一次争论。这个讼案被提交到威尼斯元老院，最后明断，雷根斯堡商人是“威尼斯地区商路的开拓者”。这条路溯因河而上，翻过布伦内罗山口，沿阿迪杰河而下，穿过维罗纳抵达威尼斯。威尼斯档案馆的一份文件提到1330～1331 年，两个在威尼斯的雷根斯堡商人利奥加德·冯·兰斯博格和海因里希·冯·米南。而一个保存至今的雷根斯堡商人于1383～1407 年间用的帐簿，披露了雷根斯堡与威尼斯密切交往的情况。在威尼斯，雷根斯堡商人主要以羊毛织品，特别是毛皮一类的物品换取东方商品。这些毛皮来自波西米亚、普鲁士和波兰，因为雷根斯堡坐落在纳布河口对岸，这使她便于同易北河与奥得河下游接触。

在这项贸易中，维也纳是雷根斯堡的劲敌。她控制着马尔赫河流域，同雷根斯堡所控制的纳布河流域具有同样的意义。14 世纪，奥格斯堡和纽伦堡步雷根斯堡之后尘，与威尼斯建立了贸易关系。早在1308 年，我们看到威尼斯为运往奥格斯堡的商品在富森被扣而不满，这些商品的不幸主人，无疑是前往奥格斯堡的威尼斯商人。此后，威尼斯很快关闭了向德国派遣自己商人的大门，迫使德国商人自行找上门来。奥格斯堡周围的富庶之乡，加之位于莱希河畔的有利地理位置——这使它能够北上多瑙河，南下蒂罗尔直到意大利——显然给它带来繁荣昌盛。亚麻制品、毛制品、金属加工品和番红花是奥格斯堡重要的产品。根据奥格斯堡的莱希河桥上关税统计推测，奥格斯堡的贸易史几乎与雷根斯堡一样悠久。

而且，在威尼斯抱怨的信中用了这样的措辞：“源远流长的友谊。”奥格斯堡商人的行商路线，沿着莱希河溯源而上进入蒂罗尔境内的富森，①再到因斯布鲁克，这里从1329 年起就享有货栈权，然后翻越布伦内罗山口，经过布里克森和博岑，顺阿迪杰河而下到特兰托和维罗纳，最后抵达威尼斯。走布伦塔有一条捷径，但从特兰托越岭到阿迪杰河上游要经过陡峭的山路。1368 年奥格斯堡自治市政府建立，并与士瓦本同盟联合，以后就迅速发展起来，15 世纪即成为南德最大的金融中心。富格尔家族和韦尔瑟家族的总部均设于此地。15 世纪，大量的食糖和纸张从阿拉贡输入。我们掌握了一个生活在16世纪早期名叫卢卡斯·雷姆的奥格斯堡商人的日记，作为韦尔瑟大家族的一个代理人，他记叙了经商意大利、葡萄牙、佛兰德、亚速尔群岛、佛得角群岛和马德拉群岛的旅行。

“乌尔姆”（ulm）一词的词源（出自“olima”，一个沼泽般的地方）给研究本地最重要的工业：亚麻栽培和麻布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一条线索。象纽伦堡一样，乌尔姆最初是帝国的一个辖区，那里的居民凭赖王权摆脱了他们对庄园的依赖，获得了城市自治。其次，与纽伦堡相同，这个城市没有经过与主教和男爵的斗争，“大空位时代”也没有国王的压迫，城市自治得来比较便利。15 世纪期间，乌尔姆新增了棉纺业，这样，促使它与主要输入埃及棉花的威尼斯交往。乌尔姆属于士瓦本同盟城市，它既不象纽伦堡那样成为工业广泛发展的基地，也不象奥格斯堡那样发展成为金融中心。乌尔姆的历史比奥格斯堡简单，它的亚麻布商品在德国诸城中首屈一指，并且还生产各种类型的金属制品。1431 年帝国允许了乌尔姆的金属制品商进入德国的任何定期市场，不久，他们就控制了市场。

15 世纪晚期，哈布斯堡在蒂罗尔、根据fauces 而得名，又称为险关。奥地利和波希米亚的许多矿山成为富格尔家族的领地之后，乌尔姆大获其利。在历史上，纽伦堡的出现远比雷根斯堡或奥格斯堡晚，这方面，它倒象维也纳。史籍上最早提到纽伦堡不是1062 年帝国皇帝亨利四世授予它对市场的管理权。那时，它还不是一个自由城市，还在王室领地的共同体内。不过，到1163 年纽伦堡无疑已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了。这一年，她得到了与班贝格同样的贸易安全和自由。到1219 年，纽伦堡被允准使用金银铸币作为支付手段。这些铸币在内德林根和多瑙维茨使用。纽伦堡作为一个巨大的工业中心，其与众不同的重要地位，也体现在该城商人被免除了往返于帕绍到雷根斯堡的通行税。在沃姆斯，只要求纽伦堡商人每年缴付一磅胡椒和一双手套。在纽伦堡，工业的发展先于商业。

一份文献这样载道：“我们的城市坐落在贫瘠、坚硬而含沙质的土地上。”对纽伦堡人来说，大自然的吝啬，只有靠辛勤的劳动来弥补。木材和金属工业使纽伦堡富裕起来，以制造各种类型的武器遐迩闻名。武器制造者的技术在市内各业中是首屈一指的。1348 年城市暴动以后，领导这次起义的武器制造业工匠被逐出纽伦堡，散居于整个德国。纽伦堡制造的各种兵器和射击武器被认为居世界之冠，要求之量极大。不仅德国和意大利的需要量很大，而且在西班牙、英格兰和波兰也是一样。此外，纽伦堡还制造各种金属制品，如铜制水盆、炉栅、锁、香炉、烛台、烛架、铁或黄铜铸像以及木雕像。1219 年纽伦堡和雷根斯堡、施佩耶尔，1264 年和美因茨先后缔结了关税协定，中欧再没有别的城市象纽伦堡那样位居贸易的中枢地位。地中海东部和北欧的商品荟萃于此，佛兰德的呢绒、波罗的海的青鱼、法国的葡萄酒和意大利的手工业品也经过纽伦堡转销各地。

14 世纪，一个名叫厄尔曼·斯特罗默的纽伦堡商人在波兰的克拉科夫、黑海诸港市、热那亚、布鲁日和巴塞罗那等地贸易。15 世纪，另一个纽伦堡商人马修·埃布纳在法国、西班牙、匈牙利经商；同一时代，贝海姆家族与葡萄牙贸易，著名的地理学家马丁·贝海姆还得到葡萄牙君主的宠信，他和一个叫英霍夫、另一个叫赫希沃格尔的其它两个纽伦堡商人参加葡萄牙对印度的航海探险。1472 年在米兰建立德国商馆的也是纽伦堡商人。在威尼斯，纽伦堡商人的殖民地是非常大的，以致两城之间的贸易通道，有时被称为“纽伦堡的炼金炉”。来自独立国家或德国自治市的商人在威尼斯是受欢迎的，那里泰代斯基商馆对他们殷勤款待。威尼斯档案里保存的至少821 份有关这一商馆历史的文献，使我们对这个著名的机构有了充分了解。最早的档案记载是1225 年，然而，商馆本身也许早在1200 年就已存在了。威尼斯政府为接待德国商人准备了商馆，指派官员照看在这里进行的交易，还附有房屋管理人、酒窖管理人、厨师等，随时照料旅客所需。

房租因住房而定，1497 年据说商馆的年收入是每周平均100 个金都卡特。商馆是一个客店，但比一般客店经营范围更广，它既是交易场所，也是栈房。威尼斯政府迫使全部德国商人住在商馆里，在商馆满员的情况下，即住在专门指定作商馆用的房子里，商馆以外处理的一切商业交易都属非法的。其理由十分明显，德国商人进出威尼斯买卖商品均需上税，他们携来的商品在商馆内由威尼斯政府的官员估价征税，如果听任这些商人在他们自己选择的地方留宿，就有走私之嫌。因此，政府指令客商们带着自己的货物寄居商馆，将货物储藏在地下室或存放在走廊上。商馆内外的事物，由威尼斯政府控制着，它的领导机构是由三人贵族组成的委员会，称为“执委会”，政府授权他们管理商馆的一切事物，并有权处罚违犯规定的房客。德国商人可以请求他们的领事来反对“执委会”的判决，如果“执委会”对领事的判决不满，他们还可以将讼案递交市政府的总务长。

在三人执委会之下，有隶属于商馆的若干文职官员受雇办理各种商业手续和征税业务。

这些职员中有经纪人或称代理人，如果不经他们之手，任何商人都休想擅自处理商务，此外，还有船工、搬运工、过磅员、打印人等。包装工自行组成了颇具规模的行会，行会设有自己的祭坛、公共墓地，会员在圣乔瓦尼一保罗教堂里做专门的弥撒。商馆的内部秩序和管理由馆长负责，馆长对“执委会”负责。当商人们进入商馆的时候，他有义务监督客商解下武器；日落时分关上商馆的大门，为客商准备由商人付款的床位、被单，保管各类房间的钥匙，监管厨房和厨师、酒窖和酒窖管理人。总的看来，德国商人是遵规守法的，他们在商馆给威尼斯政府添的麻烦比土耳其人要少得多。商馆内部严重的纠纷是罕见的。有一次帝国城市的商人拒绝与诸侯领地上的商人同桌共餐，而科隆商人则要求给他们准备单独的房间和餐桌。另一次，商人们执意要求商馆的酒窖通宵供应，否则，他们要撬开酒窖的门。但是，一般情况下，德国商人的言谈举止是非常文雅的。

德国各城市与意大利城市经商的条件，取决于他们为了取得租借地所施展的外交手腕。除了对威尼斯以外，德国几乎没有一定的政策，但无论什么样的规定，都只是为应付一时需要而采取的。此状况一直延续到1500 年威尼斯明显地对德国全部商人削减某些物品的通行税为止。威尼斯骤降税款，无疑是由欧洲西北海岸商业竞争者的兴起所引起的。到了16 世纪，其它许多物品的通行税也降了下来。1462 年奥格斯堡曾夸耀自“远古以来”就持有租借地。但另一方面，他们在意大利的贸易也是常常受到限制的，德国人不能携带任何非本国制造的商品进入威尼斯，而威尼斯人保留了买卖其它国家商品的权利，并且常常进出德境运转这些商品。为了避免与本国制铜业竞争，1449年威尼斯只允许德国人携带生铜入境。德国则禁止意大利人亲自来德国购买商品，以遏制威尼斯的竞争，增强本国作为“中介人”的实力。贸易中没有留下任何已成交商品价值的可靠记录。

1472年一份威尼斯文件记载说，威尼斯与德国商人每年的商品贸易额为100 万都卡特，另一份文件叙述他们的通行税年收入为2 万都卡特，还有一份文件说他们每日的通行税收入达100 都卡特。这些文件的估计，可能提供了关于当时贸易数量的一些概念。更可靠的是个体商人的贸易报告，我们获悉1449 年富格尔家族在威尼斯的铜器价值6 万都卡特；1358 年一个威尼斯商人买了45000 件亚麻制品；1426 年一个纽伦堡商人运送了425 张牛皮到威尼斯。另一个反映当时商业规模宏大的证据，是在15 世纪信贷业务尚不发达时，破产欠债的数额竟高达25000 都卡特。在德国的西南部，巴塞尔是最重要的城市。巴塞尔原是一个主教城堡。后来通过和平赎买，而不是通过和教会封建主发生冲突而得到豁免权成为自由城市。晚于德国大多数城市，巴塞尔直到1360 年才有权选举市议会，征课本市的租税、管理财政、维持治安、行使司法权以及根据自己的利益决定结盟和宣战。

但是，主教仍然保有领土最高主权，并执掌着“中级司法权”，而“高级司法权”仍属于可以任命城主的德国皇帝。主教仍然对输入巴塞尔城的商品征收通行税并铸制通用的货币。城市如果不征得主教的同意，也不能决定新的税收。主教虽然保留了许多权力，但市民和主教的冲突并没有升级，这是值得注意的。值得庆幸的是巴塞尔主教是喜欢自由的，他极为关心城市的利益，能和市民们协调共处治理城市。巴塞尔有利的地理位置，赢得了城市的繁荣，它扼莱茵河流域的源头，位于通往侏罗山口和阿尔卑斯山口的通衢大路，给了这座城市过境贸易的良机。早在1216 年就有关于巴塞尔商人在热那亚的记录。图恩的主教亨利在莱茵河上架起那座古桥之后，自然环境对商业的促进更加显而易见。1274 年巴塞尔参加了士瓦本同盟，1501 年以前又与瑞士联邦结盟。最后应当提到的是德国西南部具有重要商业意义的城市——施特拉斯堡。这座城市在历史方面和具体情节方面与巴塞尔十分相似，甚至它的位置也禁不住使人联想到巴塞尔。

它也在莱茵河流域的上游（虽然在莱茵河的一条支流上），坐落在翻越阿尔卑斯山脉，侏罗山脉和孚日山脉诸条大道的枢纽点上。此外，施特拉斯堡比巴塞尔更接近多瑙河上游。德国西南部的城市，自然加入士瓦本同盟，其贸易主要沿莱茵河流域而下并与法国贸易。里昂的定期集市有很大的诱惑力。对于日内瓦，我们也会有相同的看法。因为日内瓦的定期集市，也同样吸引他们去光顾。从法国、意大利和上德意志到日内瓦距离相等，它位于萨瓦公爵的属地内。萨瓦公爵统辖着西部阿尔卑斯山的两侧，控制着大、小圣伯尔纳山口和塞尼斯山口要隘的两端。日内瓦是国际客商荟萃之地。如果人们把奥地利及其附属地施蒂里亚和卡尔尼奥拉公国看作德国行省，这种用语应当是有条件的。因为奥地利人在血统、制度和文化上是德意志、斯拉夫和拉丁影响的巧妙的混合物。这些影响在与拜占庭、意大利、德意志的长期商业关系中日益增强。

封建时代聪颖能干的巴本贝格公爵奠定了奥地利政治和经济的基础。

利奥波德五世（1177～1194 年）于1184 年获得了施蒂里亚，给公国带来了盛名和兴隆。利奥波德六世（1198～1230 年）授予维也纳第一个城市法典，在短暂的时期内，使它成为德意志国家最辉煌的首府。在他的儿子野蛮愚蠢的战争中和“大空位时代”的无政府状态中，人们怀念他的统治，象英国人怀念“忏悔者爱德华”的统治一样。1264 年巴本贝格王朝灭亡之时，奥地利动乱不已的时期即接踵而至。1278 年哈布斯堡的鲁道夫在马尔赫平原战役对波希米亚的奥托卡尔（他侵吞了奥地利领土）侥幸的胜利，结束了混乱的局面。为了援助鲁道夫的远征，教皇尼古拉三世于1277 年从佛罗伦萨和皮斯托亚银行借款20 万金佛罗林，为了这笔奖赏，这一胜利是值得的。整个中世纪的奥地利商业史最灿烂夺目的时期是在14 世纪。这时进出口贸易进一步发展了，手工制品的商业扩大了。

虽然食盐的进口因哈尔斯塔特和奥泽的盐业资源的开发而衰落，但纺织品的输入却大幅度地增加。每年仅从北方运来的毛织物不下于8500 件，其中的大部分是为了与匈牙利人交易而预定的。毛织物贸易量比其它任何布料都大，但所有其它纺织品交易也都很活跃。出口贸易最显著的特征是葡萄酒输出量的剧增。奥地利葡萄种植者发现葡萄酒在销售中是如此有利可图，以至使这个国家的任何其它产品都相形失色。维也纳人在与匈牙利的贸易中获利最多，而葡萄酒贸易更有助于充实全国的工业。从这个世纪商业条件的变化，即在奥地利和上德意志之间的贸易平衡方面大大有利于奥方这一事实，可以洞察到葡萄酒的重要性。而且维也纳的手工业制品驱逐了除呢绒以外的一切国外商品。将近13 世纪末，佛兰德的粗斜纹布织工被输送到了维也纳，到14 世纪中叶，国外的成衣工、织工、刀具匠、马鞍匠、金饰工、皮毛工、制袋工、锻剑工均在维也纳发展了各自的行业。

通过这些手段，维也纳获得了奥地利和匈牙利在手工业品贸易方面的专利权。因为维也纳本地工匠的技艺是不能与国外工匠相匹敌的。于是，奥地利的商业在这方面扩大和繁荣起来了。每年数百艘商船溯多瑙河而上至帕绍，或沿多瑙河而下抵达匈牙利。这条河运线上的商品价值十分惊人，竟使同一时期莱茵河中游的运载物望尘莫及。在15 世纪，史料比较丰富的时候，我们发现维也纳商人渗透到狭小村庄的记载。维也纳商人不仅在自己的国土上，而且也在施蒂里亚、卡林西亚和萨尔茨堡发展贸易。这就使他们与其它城市例如纽伦堡商人展开了竞争。其它城市对维也纳也是一样，外商开始与这些维也纳人争夺本地的商品市场。维也纳在匈牙利和威尼斯贸易中的特殊有利位置，足以使它成为商业上遭受妒忌的目标。为了减轻这种情绪，哈布斯堡朝阿尔伯特一世慷慨地答应了雷根斯堡商人的自由贸易特权，但是到了阿尔伯特二世时期，维也纳不仅恢复了从前的专利权，还夺得了卡林西亚，从而扩大了与威尼斯的贸易。

1390年建于阿魁利亚的巨大的番红花市场，后来迁移到了奥地利的克雷姆斯。波希米亚人对奥地利商业扩张的无比愤怒，促使他们开辟了一条从波希米亚经由德国到匈牙利的新商路。1236 年波希米亚国王约翰允准了纽伦堡商人在波希米亚的商业特权，保证过境贸易时得到庇护，因为国王与哈布斯堡家族的关系一度是不太友好的。当然，给奥地利人带来的更大影响是他们邻国在14 世纪下半叶已开始掀起的对抗性限制运动。1387 年波希米亚国王温策尔通过了一个立法，禁止维也纳商人和其它奥地利城市与波希米亚贸易，直到奥地利向布雷斯劳和布拉格市民开放由波希米亚南下威尼斯的道路时为止。这个积极有利的防御，给了维也纳沉重的一击。很显然，波希米亚的统治者力图使布尔诺变成象维也纳那样的贸易中心城市。但是，未能如愿以偿。因为正在这时，胡斯战争爆发了，波希米亚的过境贸易被完全切断。以后，差不多整整一个世纪，它的商业毫无进展。的确，对维也纳来说，波希米亚不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因为从来也没有发现关于维也纳人抱怨波希米亚人的记载。

虽然1400 年奥地利的贸易还是一派繁华的盛况，但阴影密布的前景已大量显露。维也纳行会群起而抗议专利权受到侵害一事，表明外国人已侵扰了他们安宁的生活。在众多的抗议者中，刀具制造业行会可作为一个范例。刀具匠人控诉漏税走私的刀具已由外地的陌生人带入了这座城市，并作为维也纳商品售给匈牙利和其它国家的游客，这些质量低劣的货物，使维也纳商品丧失信誉。行会要求以颁布限制性法律的形式补偏救弊。这些申诉揭示了外商的活动是特别针对破坏旧有的贸易专利权，而且，他们的活动也已获得成功。维也纳人真正的不幸是他们的生计全仰赖城市的有利位置，而不是发挥自己的特长以适应新的形势，只要他们努力，就能保持现状，这一点，从晚到1433 年与威尼斯贸易仍未衰落的事实得到了验证。市民们要拒外国商贾于境外的困难，是农村人民需要他们进来，因而，很难办到。好几次，当上德意志谷物供应短缺的时候，奥地利农民正好在那里找到了一个有利的粮食销售市场。

然而，这样的输出品，对城市只能产生不利的影响，因为所有的剩余谷物这样消耗殆尽，国内市民就要遭受饥荒。奥地利的葡萄种植者也喜欢把收获物销售给德国商人。1390 年奥地利生产者和德意志人之间的直接贸易中断了。这是由于帕绍城得到了大宗经营葡萄酒的特权，这势必使帕绍城的市民在奥地利葡萄酒贸易中扮演中介人的角色。正如维也纳经营的大宗贸易使维也纳市民充当了全部德国商品运销匈牙利的中间人一样。倘若没有对立，自然不会形成垄断。帕绍的关税档案表明，在1430 年以前，它的垄断是相当完整的。由此，奥地利的经济状况受到了很大损害，因为奥地利葡萄酒的贸易兴隆是奥地利人经济生活发展的基本条件。帕绍的档案也反映出维也纳人与上德意志的贸易不再活跃了。显然，在同一时期，维也纳人也失去了与匈牙利人直接贸易的机会。外国商人向维也纳派出了驻市的代理人，他们叫货栈管理人或代理商。尽管有人无力地企图阻止他们发展，但他们终究成了颇有影响的实业界人士，甚至哈布斯堡家族也不得不向他们举债。

在奥地利，外国人的商业组织形式可以从三个人的经历中得到说明。每年的定期集市期间，一个名叫朗廷杰（1383～1407 年）的商人总是在雷根斯堡配备一艘船，装载着各类商品，特别是呢绒驶入奥地利进行贸易。他是以古老的贸易方式在零售市场售货的。该项贸易只限于进口商品，因为颇令人费解的是，朗廷杰从不向雷根斯堡运回船货。有时朗廷杰或其代理人长驻维也纳，他的生意常以赊帐的方式进行，这种情况，多少要使他的利润蒙受一些损失。与朗廷杰不同，纽伦堡的乌尔利希·斯塔克（1426～1436 年）最初不是一个商人，而是一个收入可观、坐食租税的封建主。偶尔，乌尔利希·斯塔克给从事商业的朋友一些现钱，或者供给他们远销南部广大地区的贸易商品。他们常常带回其它的物品在纽伦堡出售，有时也冒险到奥地利从事葡萄酒贸易，甚至横穿奥地利到匈牙利贩卖呢绒和珠宝。有一点是清楚的，他们没有为维也纳的大宗贸易权利而烦恼。乌尔姆的奥托·鲁兰（1444～1464年）是资产阶级企业家的最初代表，他和技工们签约，承包他们在指定期限内能够完成的全部产品，然后把这些物品转手卖掉。

这些人的经营方式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他们已不完全局限于一个城市和国家贸易，并且能动用的资本数额都比较大。新近发现的普雷斯堡“三十分之一税”收据簿，披露了一些奥地利与匈牙利贸易的有关情况，“三十分之一税”是在普雷斯堡对全部进出口物品征课的一种关税，最初抽取的税率是商品价格的三十分之一，这一价格是通过检测后估价的，收据簿上也记下了商贩的住址和姓名。从奥地利经由普雷斯堡到匈牙利贸易总值达13 万匈牙利福林，而从匈牙利折回奥地利，贸易总值只相当于它的1/10。贸易差额对奥地利人十分有利。在价值3 万匈牙利福林的货物中，象胡椒、南部的水果、生姜、番红花、无花果、坚果、柠檬等类物品被带进，但是，匈牙利输入量最大的商品是织品和铁器。羊毛织品占整个进口量的75％，亚麻布织品占11％，通常这些都是优质布匹，起初都得从意大利、英格兰、尼德兰、德国和亚琛、科隆、艾施塔特、美因茨、纽伦堡等地输入，而这个时期，直接就可以从维也纳得到。这些货物的价格是不同的，意大利和英国的产品价格最高。对金属制品要征收相当可观的关税。

譬如：各种类型的链子、小刀、厨房器物和农业工具。皮革和毛皮的贸易量很小，如果奥地利公爵没有把木制品列为出口禁运物资的话，木制品的贸易量也许会略大一些。

同上述日渐增大的输入贸易相对的是牛、绵羊、马、鲜鱼、铜、皮革、蜂蜜等以家畜为主的小型输出贸易。但是，在整个中世纪，最重要的输出物是贵金属，匈牙利那时还没有金属制造业。无庸置疑，从事这种贸易的商人数量是众多的。普雷斯堡、奥芬、拉包的匈牙利商人将商品带到南部奥地利。奥地利人，主要是维也纳人进入每年五月和八月的普雷斯堡定期集市，但没有德国人光顾这些集市。这些商人往往四五人以上结伴贩运货物。普雷斯堡定期集市的贸易完全是零售，这里的集市与帕绍和维也纳一样，批发贸易是在一年一度的市场上独自发展的。生产规模和范围的不断扩大，要求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建立必要的运输业，这样批发商比零售商赢利更多。15世纪，资本企业家就是依靠转运批发商品发展起来的。经由多瑙河运输的最早的批发贸易，是布匹、小刀一类物品。这一事实说明，批发贸易是在小商人没有足够的资本获得必需的运输条件的地方首先发展起来的。

有些葡萄种植者也从事批发贸易，他们不是拥有资本的承运商人，而是坐地商，在普雷斯堡就有4个这样的商号。从市场贸易到批发贸易的变化，是15世纪商业的一个进步，它表明随着贸易的演进，旧日市场的垄断权被破除了。15世纪中叶，奥地利商业的衰落发展成为危机，当时大量的史料证明了这一事实。危机的原因，一方面是因为维也纳人使用陈腐的方式，而国外竞争者采取的是有力的政策、有效的策略；另一方面，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三世与其弟阿尔伯特为了遗腹子拉迪斯劳斯①的继承权问题而进行的战争，加之日益严重的货币成色的降低。从当时奥地利人反对外国商人的申诉，以及对不受欢迎的竞争者应以法规限制的要求可以清楚地看出，外国商人已经成功地获得了奥地利贸易的最大比例。这些情况的出现并不使人感到惊骇，因为在上面的叙述中我们已经注意到了他们的能量较大，而且富于独创精神。然而，他们之得以破坏奥地利人的主权也是逐渐进行的。遗腹子拉迪斯劳斯对维也纳人颁发的一个布告规定，经营威尼斯商品的零售贸易全部自由开放。这就为纷至沓来的国外商人大开了方便之门。

外国商人摆脱了令人不快的专利制以后，便不再尊重维也纳市民的权利。维也纳市民对外国人逾越法定行商范围是常有怨言的，从市民对外国人在市场以外销售商品的抗议中，表明外商与乡民已建立了联系。越来越多的外商充当了奥地利葡萄酒生产者和德国消费者之间的中间人。奥地利人渐渐全部停止了向德国转运商品，越来越依靠于葡萄酒生产。这样，旧日维也纳人的专利权有了臆测不到的结果，那就是使奥地利人仰承外商鼻息，国民的主动性丧失殆尽。商业衰败的另一个原因是不利的政治局势，根据对几个统计资料如维也纳租税簿的调查，表明这个世纪中叶开始的衰落，到1481～1488 年间达到了极限。农业的歉收与兵燹直接相关。奥地利农业最严重的衰落是在匈牙利国王马赛厄斯占领时期。

由于上德意志商人不可能在奥地利再得到匈牙利商①即匈牙利王拉迪斯劳斯五世（1444～1457 年在位），波希米亚王拉迪斯劳斯一世（1453～1457 年），为哈布斯堡家的阿尔伯特之遗腹子，故继承了奥地利大公、德国国王的爵位。后被波希米亚国会任命为国王（1453 年加冕），1444 年又被选为匈牙利王。

但他从未亲自到任，而一直被软禁在其监护人、德皇腓特烈三世的宫中。用这种手段，德皇得到对波希米亚和匈牙利的实际统治权，因而，与其弟发生冲突。——①译者马赛厄斯·科尔瓦伊纳斯（正直者），匈牙利（1458～1490 年）与波希米亚（1470～1490 年）王，一品，他们寻找了一条新路。有材料证明他们日渐频繁地穿过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这就动摇了奥地利城市繁盛的根基。奥地利的农民也在战争中受到了伤害，不仅他们的收成遭到损失，而且同时，为了支付战争开销，交纳的租税也较往常增加了。奥地利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应归咎于通货条件的恶化。货币成色的降低是15 世纪一个普遍的趋势，劣币流行和战乱频仍总是直接关联的。贵族有铸币权，于是，他们就通过铸制劣币，借以为战争筹措经费。奥地利的情况正是这样，它的货币接连不断地贬值，直至本国银币完全信誉扫地。这一弊害，在国内贸易中还不十分显著，但在国外贸易中，奥地利银芬尼被完全废弃了，匈牙利的金盾取而代之，成了国际贸易中标准值的货币。奥地利不仅铸制劣币自食其果，而且还蒙受了国外货币贬值的灾难。

前面我们已得知，奥地利在国外销售的商品比购买的多，因此，由“出超”余额兑换成的货币，总是流入国内。而且由于奥地利的葡萄酒完全依赖外商投放市场，它就不得不按外国人所要求的任何货币进行交易。由于当时人人都企图获得足够值的良币而摈弃劣币，所以当我们看到外国人销售商品要求奥地利人缴纳金币，而他们则向奥地利人倾泻粗制滥造的铸币时，就不足为奇了。至于奥地利工业衰落的迹象，其史料更是比比皆是。如果不稍稍浏览一下价格的情况，那么我们的观察是不完全的。从维也纳国库管理局的材料中，我们发现1430～1460 年葡萄酒的价格是稳定未变的，但是在那段时期计算物价的芬尼的实际价值却贬低了50％，谷物也有同样的情况。我们有绝好的史料将布匹的价格作一番比较。维也纳每年一度的与定期集市有关的赛马会，以一匹维罗纳的绯红色布料作为奖品。根据这种奖品价格的逐年记录得知，布匹的价格在缓慢地下跌，直到1460 年才基本稳定下来。以后，再没有看到对于布匹价格上涨的抱怨。

1438年以后，粗斜纹布和亚麻布的价格一直保持不变，15 世纪期间，意大利的葡萄酒价格普遍腾涨。南部运来的胡椒、生姜、番红花、坚果、无花果、葡萄、稻米、肉桂和其它商品的价格上下波动也很大，但这些物品对平时人们的生活影响并不显著。总的看来，奥地利生产的物品，特别是葡萄酒，虽然价格未曾变动，却因奥地利银币贬值而降低到原来价值的1/2。与此同时，进口商品则普遍保持着原来的价值，或是在市场上价格微微上涨。国外商品的价值通常是以匈牙利“盾”来衡量的。上述的全部引证旨在说明一点：奥地利人的生活条件已经每况愈下了。让我们对中世纪德国城市生活作个一般观察来结束此章罢。某些德国城市有一个特别的法律叫货栈法，过往的商客倘若不将商品卸在需要经过的城市，便不得通过，只有等到这座城市的居民已经从他所携带商品中购足所需物，才能继续前行。甚至城市周围的土地也属于货栈法的范围。例如，沿瓦尔塔河而下的商船，前往奥得河上的库斯特林时，必须溯流而上到法兰克福，在那里登陆卸货，然后才能驶往波罗的海。

法兰克福城市周围划定的区域内常常禁止某些种类的商品贸易。在这一区域内不准酿制啤酒，以确保市内的啤酒酿造者更好地销售其产品，这是一种名副其实的专利权。该城的市议会监督市场，管理度量衡。通常，标准的度量衡器存放在市政厅内。市场是城市税收的来源，为此，城市利用市场出租商品陈列摊床，并对出售的商品征收各种杂税。市场一般是每周开放一次，农民在市场上出卖鸡蛋、奶油、水果等产品。乌尔姆的亚麻布制品遐迩驰名；康斯坦茨以大麻闻名；埃尔富特的菘蓝染料用于染色而享有盛誉。市场有严厉的规则，在集市那天，市场以外禁止出卖东西。市政厅的大钟敲响以前，任何人不得出售物品。城市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维护市场贸易的顺利进行。买主不得先于商人离开城市，本地市民只能购置自己必需的消费品。此外，零售商人只有待消费者买足了所需品以后，才能登市选购。1415年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期间，神职人员和娼妓等大量的流动人口进入这座城市，因此，必须开设特别市场，出售蛋类，从而无论贫富均可在市场上购得所需。

集市开市那天，是一派生机盎然的景况。城市的人口虽比今天少，但交易范围比今天更大，市内设有粮食、牛、马、干草、蛇麻子等专业市场。最后一种商品，对于以啤酒构成主要饮料的国家是非常重要的。还经常设有一个菘蓝市场，菘蓝这种植物普遍用于印染，在靛蓝没有引进欧洲以前，它是十分珍贵的。专业市场不是每周必设，只是在每年春、秋定期集市之间选定日期，一般安排在特定的建筑物中进行交易，15世纪的德国城市就常常设有粮食交易大厅，而且市政厅和商站的底层也常常作为专门市场使用。关于商站必须说明几句，因为除了城市的市议会或市政厅以外，每个城市均拥有一个商站。众所周知，美因茨的商站是最古老的，它始建于1314年，毁于1813年。商站遍及德国各地，迄今知道的有1355年建于科隆，1358年建于施特拉斯堡的。有时，所有这些商站被习惯地称为“Die Gred”，无疑出自“grad”（程度、官阶）一词，因为市场沿着河堤修建。外商只能够在商站卸下他的商品。那里，他批发给地方商人，并在此向城市交纳通行税，以至市场的街道有时被叫成“税街”。德意志人占领前的施特拉斯堡称之为“关税街”。

城市指派公务员管理商站，体积庞大的物品在一楼销售，较为珍贵的商品集中在楼上。商站的地下室一般都很宽敞，建筑高大。例如，1418年在康斯坦茨的商站就曾举行过红衣主教选举教皇的秘密会议，最后选出了教皇马丁五世。德国城市给外国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俄国首都的大主教伊西多在1430年去参加佛罗伦萨会议路经德国的时候，见到象纽伦堡、奥格斯堡这样的城市竟使他惊讶万分。但他是从经济较为落后的俄国来的。还不足以为凭。同一时期，一位意大利人艾尼厄斯·西尔维厄·皮科洛米尼给我们提供了另外的证据。他声称德国从未有过如此的繁荣，他赞美了科伦令人钦仰的大教堂，赞美了它的市政厅和纪念碑。他羡慕施特拉斯堡许多碧波粼粼的运河，这使他联想到了威尼斯，但却是优雅的威尼斯，因为这里没有令人作呕的咸水湖的恶臭。施特拉斯堡有许多教堂、女修道院和教会宅邸，富商豪侈的邸殿，足可与王宫媲美。慕尼黑和纽伦堡同样使他留连忘返。最后，他这样作结道：“德国城市的美丽和舒适是欧洲任何国家难与伦比的。它们的清新悦目和明媚多姿，仿佛昨天刚落成似的。”

马基雅维里在他的《论李维》一书中对德国市民的忠厚和成效卓著的市政管理大加赞许，他将德意志人的美德归于“未受到意大利人、法国人和西班牙人的‘腐蚀’。”而且，德国城市是不容忍他们中间有贵族或仿效正统贵族的市民们的。德国中世纪的自由城市，必须承担实施对外政策、以及从事防范自卫的战争的全部费用。因此，城市不得不忍受现代城市不会遇到的环境和研究现代城市无须研究的问题。1387～1388 年仅14 个月中，纽伦堡为战争就耗损了8 万哈雷镑，此数额相当于每年其它费用的3 倍。此外，城市还常常乘毗邻贵族政治和财政上窘迫之机扩充领地；或者从仍享有残存的对城市征税权的贵族手中赎买征税权。

1427 年纽伦堡与勃兰登堡的阿尔伯特从事这类交易的一次花费，不算当时和现在货币购买力的差别，仅贵金属的重量就达137000 磅。这时纽伦堡的居民或许还不及15000 人，后来1449 年户口调查时，它的人口总计为25000 人。政治的动荡，自治市市民对于城市管理经验的不足，使得他们不能做预算。城市的经济开支完全仰赖对市民征税和贷款，有一点用一点。当委实拮据之极，则采取没收和褫夺犹太人财产的手段。

1385年的一天，属于士瓦本同盟的36 个城市同时拘禁了犹太人，直到这些犹太人为获释而作出了“满意的安排”方才罢休。纽伦堡正是在这个时期依靠本地犹太人7000 镑的贷款，勾销了以前的债务。

皇帝温策尔是全德国的犹太人官方保护人，因为犹太人是在哈布斯堡皇室徽章下的德国公民之一部分，但他在事先接受了40000 佛罗林的贿赂，故而批准了这次掠夺。纽伦堡为这笔贿赂付出了15000 佛罗林。德国城市早就借助于两类税收：直接税和间接税。对入城的食品征收直接税，这种税收被称为“额外税”，相当于法国的市场税，这个名词正如法语“苛捐杂税”一样，有力地表达了人民对它的厌恶。市政关税簿大多保存了下来，最为古老的一个是奥格斯堡1276 年制定的。我们掌握着一个按照重量和量度标准抽税的长长的物品目录，这些目录对当时商品的性质和范围给予了有趣的说明。我们发现“额外税”的征课对象有葡萄酒、干酪、谷物、盐、金属制品和纺织品，然而，对葡萄酒和啤酒的抽税是最常见的。尽管事实上“额外税”始终为人们深恶痛绝，并且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描述：象“额外税”那样不公平的苛税等等，但是税收筹集的资金很大一部分用于修茸城墙，这是任何地方都毫无例外和绝对必需的开支。

中世纪城市市民在论及“额外税”的时候常常使用粗野的但又是维妙维肖的讪骂，以疏心中之怨气。税率细微的变化或征课范围的扩大都会激起风暴般的狂怒。生活在15 世纪末叶的奥格斯堡忠厚的编年史家伯纳德·津克，提到了他如何发现了一本记载1397 年大骚动的“旧书”。织工、面包师傅、桶匠和铁匠联合起来，强迫废除由城市长老征收的“额外税”。1466 年，津克目睹了同样的一次起义，记述了暴动的群众领袖长时间的讲演。人民的反抗，不仅仅是因为沉重的“额外税”负担，也是城市的下层群众对经常借征税而从中贪污受贿的抗议。“额外税”也是经常引起教士们不满的原因之一，他们提出销售自己葡萄园生产的葡萄酒应免除税收。

有时“额外税”并不征收货币，而是直接抽调商品，但这种方式并不普遍，因为货币经济在城市已非常盛行。南部德国直到15世纪晚期对葡萄酒征税的岁人都多于啤酒。1478年，乌尔姆对葡萄酒征集的税款为722镑，而对啤酒只征收了5镑；在北部德国则恰恰相反，那里不适宜葡萄生长，啤酒的税收无疑大于葡萄酒。

尽管人们对“额外税”深恶痛绝，但它却是市政税收的主要源泉。14世纪的纽伦堡“额外税”占了城市岁入的1/3；1404年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占岁入的1/5，50年以后在巴塞尔占了整个城市收益的一半，而在奥格斯堡较这个比例还要大。在德国城市，间接税和直接税的相对重要性，因地理位置和人口而大有差异。科隆、美因茨和施特拉斯堡经过选择而倾向于征收间接税。但几乎各地的普遍倾向是保留对消费品征税。1376～1405年间，律贝克的房、地产税急遽下降，到了1462年，这项税收已经无足轻重。直接的财产税被广泛地称为Bede（源于“bitten”一词即“请求”），在纽伦堡被称为L&o sung（解脱），施特拉斯堡、弗赖堡和康斯坦茨叫作Gewerf（付出），而在莱茵河诸城则叫作Schatzung（估价），波罗的海沿岸，如律贝克，被称作Schoss（税）。显而易见，承担税金的是上等阶层和富裕者。至于已出租给他人的房、地产租税，自然以增加租金的形式转嫁给那些房客佃户。

在一些城市，市立锯木厂和高耸于城垣上的城市管理的风车，也如干涸城壕上的花园用地或者城廓下面的屋基一样向外租赁。中世纪德国城市的犯罪问题，也许比欧洲其它地方更为严重。这是因为德国被肢解成了若干的封建公国、教会领地和独立的城市国家，一个触犯了法律的亡命徒可以规避当局的追捕，匿入其中任何一个国家，逍遥法外。在纽伦堡偷盗的某些物品，会在拜罗伊特侯国疆域内的富尔特售出，而且差不多就在城市墙垣上目光所及的地方活动。高度繁荣的德国城市招诱了各种犯罪分子。《纽伦堡犯罪分子手册》对此问题有详尽的记载。这里来了若干技艺高超的穿窬之盗，这批人大概在正规的“学校”（我们如此称呼它）中学会了自己的行道。他们是一些打牌作弊者、盗窃珠宝者及各类骗子。纽伦堡的富裕吸引各地冒险家麕集于此，使它成为他们的一个集中之所。这些人机巧而变幻多端。他们万无一失的绝招，是装出一副对看不见的世界颇为熟悉的样子。不少罪犯用符咒、用占卜宝藏的手法来玩弄他们的熟人。纽伦堡城的社会下层也从本地培养的骗子中得到了补充。

马尔科姆·莱茨翻译的西奥多·汉普的著述《德国的犯罪和惩罚》（伦敦，1930 年）曾对《纽伦堡犯罪分子手册》做了批注和说明。合法的技艺转变为非法的职业是容易的，而纽伦堡传授合法技艺是其它地方望尘莫及的。我们曾读到过锁匠蜕化为撬锁者；金首饰匠堕落为造伪币者的资料。纽伦堡市富裕而有精湛技艺，无论本地还是外地的歹徒在这里都能得到绝好的训练和绝好的作案机会。当然，那时还不可能有现代意义的警察。这无疑是使法典十分野蛮的原因之一。这种法典不加区别地对重罪和轻罪一律处以死刑、滥用刑讯来处罚全部囚犯。在纽伦堡，凡是亲临“城堡”和看过了各种刑具的人，都会形成一些朦胧的感觉，即：审讯过程和死刑意味着什么。人们易于忘却，他们不得不反对的是一个怎样的暴力和技巧纯熟的世界。

关于犹太人问题，他们的法律地位依照教会法、皇帝敕令的规定及他们和邻人具体交往的实际情况是迥然不同的。暴力骚扰不是正常情况而是例外。在1241 年蒙古人入侵和黑死病之后的鞭身教徒暴动期间，他们受难最为严重。为了保证课税人口的数量，以利城市，甚至鼓励犹太人入境。虽然犹太人处于王室特权统治下，从来没有完全摆脱帝国的租税，但事实上，每个城市的犹太人都是受地方上反对他们或宽容他们的立法管束。从整体来看，15 世纪以前，他们的命运并不是很悲惨的。

14 世纪初叶，我们发现法兰克福的犹太人向城市金库借款，到了这一世纪的末叶，市政府反倒向犹太人借款了。晚至1458 年为止，法兰克福的犹太人还留居于市内条件较好的地区。最早的犹太区建立于1462 年，被犹太人忿忿地称为“新埃及”。15 世纪末，从对犹太人适当的宽容到不能容忍的转变，根本的原因或许是出于经济上的妒忌，正如反教权主义也是由于经济上的偏见一样。

谢选骏指出：人说“意大利城市是德国近在咫尺的市场，德国对意大利用兵很可能象法尔克指出的那样，不仅仅是为了征服和满足个人野心，而且还企图保障与东方贸易的利益，只是这个动机隐而不露，人们不能一目了然而已。”——我看马克思匪帮都是精神残疾，这些犹太钱串子，不能理解人类还有经济动机以外的心理需求。

人说“鞭笞派这个天主教内一苦行派别，13 世纪中叶出现于意大利北部，后传入英、法、德、荷兰等地，14、15 世纪盛行于欧洲。鞭身教徒常在乡间游行集会，以皮鞭自笞直至流血，认为是最高的‘圣德’，故得名。”——我看鞭笞派的流行，是对于十字军东征（拉丁文：Cruciata，1096—1291年）最终失败的沮丧反应，随后而来的土耳其狂潮，更将其推向高峰……直到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殖民起，才使之不治而愈。

【第八章 东欧——波希米亚、波兰、匈牙利、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

波希米亚、波兰和匈牙利在中欧东部形成了一个小国集团，它们的历史和文化主要是与德国相联系的，但是它们也保持了自己民族的生活与文化，而且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它们自然与俄罗斯和拜占庭有着贸易关系。在这三国中，波希米亚与德国的联系最为密切，因为易北河使它与德国直接沟通。波希米亚的自然物产，尤其是谷物、木材和举足轻重的金属，都能自给自足。

但是食盐依赖进口，且大部分由威尼斯供应，威尼斯人的大队骡帮驮着威尼斯咸水湖盐田中晒制出来的食盐，年复一年络绎不绝地来到波希米亚，使此业一派繁荣。波希米亚的手工业主要是亚麻织造、皮毛加工、尤为突出的是制做手套以及15 世纪发展起来的造纸业。移居波希米亚的德国人掌握着当地大部分手工业和商业。德国移民采伐林木，开采矿藏，从事技术工作。

德语深深地浸透了波希米亚的社会生活和商业活动，致使本地捷克语仅在下层社会和乡村中通用。早在13 世纪，德国商人就在布拉格拥有一块重要的殖民地。14 世纪中期，蜂拥而来的威尼斯商人如此之多，波希米亚只好在伏尔塔瓦河大桥旁边为他们建造了一座房舍或者称之为旅店。这座旅店命名为“瓦尔汉宫”（Walhenhof）①，类似威尼斯的德国人商站。在查理四世时代（1348～1376 年），波希米亚与威尼斯的贸易格外兴盛。

这些威尼斯商人前往波希米亚的路线之一，是经由维也纳，那里有一个货栈。另一条路线是取道纽伦堡和雷根斯堡。查理四世乐于住在布拉格，因此对这座波希米亚的首要城市大加装点。他渴望使布拉格成为中欧东部的最大商业中心，为此他梦想用运河把伏尔塔瓦河上游与多瑙河沟通。威尼斯商人在布拉格用东方物产和意大利手工业产品换取来自俄国和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皮毛和琥珀。查理四世收入颇丰，足以为勃兰登堡马尔克提供50 万都卡特的资金，而该地是他于1373 年从巴伐利亚末任侯爵懒汉奥托手中购得的。

波希米亚财富的主要源泉是其矿产：铁、铜、锡，尤其是银。中世纪之末，波希米亚是欧洲的内华达州。最大的银矿是1237 年起开采的库腾堡银矿，14 世纪初其年产量为5 万磅。这笔贵金属财富造就了奥托卡尔二世（1253～1278 年）和查理四世（1347～1378 年）两朝的辉煌显赫，查理四世和他的无能弱子温策尔居然也能当选皇帝，全赖他有此财富可供行贿。国王、廷臣、高级教士和大贵族都是这座银矿的股东。库腾堡、德意志布罗德、易格劳和其他矿区城市是德国人的天下，德国矿工潮水般涌进波希米亚。

但是好景不长，事实日益证明，波希米亚的这笔财富华而不实。在它提供黄金和促进移民的同时，源源的银流带来了通货膨胀，引发了价格革命，如同16世纪西班牙美洲殖民地的银条以更大的规模涌入欧洲时发生的情况一样。其结果是在受到宗教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思想感染的工人阶级，尤其是纺织工人中间引起了经济方面和社会方面的不满，并在15 世纪的胡斯战争中（1419～1436 年）达到顶点。这次战争使人口锐减，波希米亚商业毁于一旦，工业衰竭、农业凋蔽，国家濒于崩溃。在这次灾难之前，波希米亚将近2/3的土地已属于小所有者和自由农民，但他们在战争中破产，他们的土地落入大土地所有者手中，从而发展出一种新的农奴制。

成千上万的波希米亚人逃亡国外，在德国甚至法国四处漂泊，寻觅新的家园。此时正值吉普赛人出现于中欧和西欧之际，在公众意识中，常把这些波希米亚流亡者与吉普赛人混为一谈。实际上时至今日，法语中“波希米”一词仍指一个象吉卜赛人那样生活的人。14、15 世纪的波兰政治史杂乱无章，正是其商业史的真实反映。在皮亚斯特王朝最后一个国王的统治下，王国即使算不上被肢解，也不过是一个省与省间的松散联盟，唯有教会组织在维系着江山一统。卡西米尔大王1370年死后，在路易大王治下，波兰与匈牙利短暂合并，最后，1386年路易之女海德维希与立陶宛大公亚盖洛·拉迪斯拉斯二世结婚。

以前互为宿敌的两个民族与国家合并后，在一位强有力统治者的手下复兴了波兰。波兰没有天然国界，又被妒忌的甚至敌意的邻居所包围，这是它的两大不幸。这些邻居中为首的是普鲁士的条顿骑士团和波美拉尼亚公爵，它们切断了波兰进入波罗的海的通路。因此波兰进出口贸易几乎全靠邻国的怜悯恩赐。托伦、但泽，尤其是布雷斯劳，与波兰最重要的城市克拉科夫和伦贝格激烈竞争。波兰进出口被外人握在手中，例如汉萨同盟和威尼斯人，他们从布拉格直抵克拉科夫或来自远处布雷斯劳。另一些在波兰经商的显贵外人是亚美尼亚商人，他们来自君士坦丁堡和黑海地区，经由红鲁特尼亚（加利西亚），抵达德涅斯特河或普鲁特河流域。1240 年蒙古人毁灭基辅之前，它是这些先进的东方商人足迹所至的最北端。

这个大市场丧失之后，亚美尼亚人推进到克拉科夫，尤其是进抵伦贝格，逐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殖民地，而他们的后裔在那里至今可见。即使土耳其占领东南欧也没有阻止这些亚美尼亚人的兴盛。同波西米亚城市一样，波兰城市中的市民社会主要由德国人构成。乡村农民与波兰达官显贵之间存在着一条巨大的鸿沟。德国中产阶级进入波兰主要是由于鞑靼人的入侵毁灭了许许多多波兰城镇和村庄，因此虔诚者波列斯拉夫随后就容纳德国居民入城，以再次复兴波兰的商业和工业。波兰的出口物几乎全是天然物产，如皮毛、兽皮、动物脂肪、羊毛以及亚麻织成的粗布之类。路易大王为实现其政治宏图不得不安抚波兰大贵族，他不顾城市的抗议和农民的不满，授予他们许多特权。卡西米尔大王发觉耗费波兰的力量去抗击条顿骑士团和波美拉尼亚公爵徒劳无益，于是把自己的精力转向东方，以期使波兰与黑海贸易更紧密地结合起来。

他在波兰历史上第一次把国界向东推进到桑河东岸，并获得了德涅斯特河与普鲁特河的上游地区的领土，这一推进路线不久就以“亚美尼亚人之路”而著称于世了。在波兰，除了上述东方人外，意大利人也出乎意料地多。15 世纪，博赫尼亚和维耶利奇卡的盐矿被作为一项专利割让给一家总部设在克拉科夫的热那亚人公司。在拉迪斯拉斯·亚盖洛时代，这些盐矿的所有者之一法蒂那蒂是波兰最大的资本家。1393 年左右他在科罗梅亚拥有一座堆满商品货物，尤其是丝绸的仓库。热那亚人在布鲁日有一个银行支行，14 世纪热那亚金融家从那里乘汉萨同盟的船来到波兰；15 世纪威尼斯人和佛罗伦萨人也来了，后者是对采盐特权很感兴趣的美第奇银行业家族派来的代理人。

富有进取心的热那亚商人也和亚美尼亚商人一道，从黑海的卡法穿过红俄罗斯进入波兰。这些商人——其中两人名为菲利波和雅各布——从莫里亚带来了丝绸和果酒，特别是白葡萄酒，他们不但很快就获得了采矿和采盐特权，而且逐渐取代了波兰的犹太人，成为税收官。经由纽伦堡和布拉格来到波兰的威尼斯商人，无法与热那亚人竞争，因为后者据有卡法，使之获益匪浅。15 世纪，条顿骑士团在坦农堡战役（1410 年）中一败涂地，随后（1446年）把西普鲁士和埃尔梅兰割让给波兰，波兰终于通过但泽在波罗的海岸打开了门户。但泽虽然在法律上是个自由城市，但在商业意义上它成为波兰的一个港口。在卡西米尔·亚盖洛时代（1447～1492 年），不计其数的谷物、木材、船用补给品和兽皮经由但泽出口到佛兰德和英格兰。1471 年，卡西米尔的儿子符拉迪斯拉夫成为波希米亚国王，波希米亚、匈牙利与波兰的合并似乎指日可待。如果这个三国同盟真能建立，那么德国、土耳其和俄国都将被钳制，而且一个大国将诞生，它可能会打入并分享波罗的海、黑海和亚得里亚海的贸易。

但是这一天并没有到来，因为其内部的混乱因素实在太强大了。匈牙利王国不同于几乎全国皆山的波希米亚，也不同于几乎布满平原、森林和沼泽的波兰，它的平原与山地截然分开，界限分明。匈牙利的这种双重地理环境给它的经济史打上了鲜明印迹。在多瑙河和蒂萨河流域的广阔平原上，畜牧业和遍布各处的手工业，诸如皮革制造、牛脂加工之类，生机勃勃一派兴旺。这里的土地被贵族归入大型农牧场，他们都是宫爵显赫的权贵，而聚居在村庄里的是农奴身份的牧民和牧羊少年。每周一次或每月一次开市的市场，多是牲畜市场，且都在农牧场周围便利之处开设。当地的市集日可能规定为星期四或星期三，也可能是星期五或星期六。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个永久性的村庄就在这样的地点建立起来，并带来一个奇特的结果：集市在星期几举行，村庄就被命名为星期几。在匈牙利有14 个村庄叫苏巴特（Szombat 星期四）、19 个叫塞尔塔（Szerda 星期三），7 个叫芬泰克（Pentek星期五）。在特兰西瓦尼亚也有此类例子，但特兰西瓦尼亚是山区，以采矿为主要工业。

波希米亚发现银矿之后不久，在塔特拉和西普斯也发现了银矿。结果，特兰西瓦尼亚地区的居民绝大多数是德国（或萨克森）的矿工。绝大多数特兰西瓦尼亚的地名也是用德语命名的。从中世纪直到如今，荷尔曼斯塔特始终是这一地区最重要的城市。曾经有人猜测，在特兰西瓦尼亚的这些德国人是君士坦丁堡和中欧与该地区贸易转运的主要中间人，但现在证实此说是错误的。因为在中世纪初期，多瑙河下游一带并不存在值得一提的贸易。阿瓦尔人、斯拉夫人和保加尔人在6～11 世纪侵入这一地区，毁之殆尽，直至1018年，瓦西里二世摧毁了保加利亚帝国之后，上述商路才得以开通。不过多瑙河下游的商路从未达到足以与威尼斯竞争的地步，甚至在国王安德鲁二世于1222年发布的黄金诏书中，匈牙利人和特兰西瓦尼亚人的商业贸易也仍然很少提及。

从外国进口商品主要靠威尼斯商人经由扎拉带来。威尼斯人1204年夺取了扎拉，这就使匈牙利丧失了其唯一的出海口。西吉斯蒙德1385 年起就任匈牙利国王，1411 年起当上皇帝。他对威尼斯人切断了匈牙利与达尔马提亚海岸的联系无比痛恨，为了削弱威尼斯人，他转而求助于热那亚人。他的勃勃雄心是打开经由多瑙河下游地区的商路，努力把匈牙利与热那亚在克里米亚拥有的黑海港口，尤其是塔纳和卡法，以及君士坦丁堡的佩拉港沟通起来。1418 年他派了两个钦差前往卡法和佩拉，但是这一计划一开始就被金帐汗国的鞑靼人的故意以及土耳其人的推进破坏了，土耳其人迅雷不及掩耳地席卷了西南欧各国，切断了他们与西方的联系。从13 世纪起，拜占庭帝国就处于日益瓦解之中，结果他在欧洲的边疆分省接二连三地分裂出去。这样，由两位当地诸侯统辖的号称“沃依沃戴斯”或“沃依瓦德斯”的两个公国就在东南欧出现了，此即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而他们命中注定将在19 世纪被融入罗马尼亚王国之中。在这两国中，瓦拉几亚是1290 年左右由匈牙利国王的一个属臣首先创立的，其后几年中，它日甚一日地向黑海方向开疆拓土，占领了多瑙河三角洲（多布罗加）的所有地域和比萨拉比亚的一部分。

该国首要城市是西里斯特里亚。约当此同时，摩尔达维亚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山区建立了，但它的巩固却远比瓦拉几亚艰辛得多。象瓦拉几亚一样，它不得不轮番向波兰、向匈牙利，最终在15 世纪向土耳其缴纳贡物。畜牧业几乎是其唯一产业，财富是按马和牛的数目来计算的。在土耳其人征服之前，热那亚商人活跃于此，经销天鹅绒和丝绸，因为罗马尼亚贵族对这类奢侈品爱不释手。罗马尼亚城市久尔久的名称，就是从热那亚的守护圣徒圣乔治派生而来的。这两个公国的首都逐步由西向东迁移，瓦拉几亚的首都最终确定在布加勒斯特，摩尔达维亚则是雅西。布加勒斯特位于热那亚的黑海贸易港口卡法与德国化了加利西亚的诸城之间的通商要道上，在15 世纪逐渐成为颇为重要的商业要地。而雅西除了作为商旅的歇脚处而外，一无所长。过路商人主要是德国人或亚美尼亚人，因为当地弗拉其人纯粹是一个牧业民族。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物产颇丰，但商业原始，工业甚微。土耳其人的入侵几乎把这两个公国的繁荣扫荡一空。1396年土耳其人在尼科堡战役中大获全胜，从此瓦拉几亚、摩尔达维亚和多瑙河下游右岸的所有地区，皆成为苏丹属国。

匈牙利的灾难日从瓦尔纳惨败（1444 年）开始，到莫哈奇战役（1526 年）时，匈牙利王国近于湮灭。

谢选骏指出：土耳其是“伊斯兰教最后的猖狂”——它倒是歪打正着，把走投无路的欧洲国家逼进了海洋。接下来的故事就是咸鱼翻身，彻底颠覆了人类历史——凡此种种，都是无法用“经济基础”来解释的；相反，是极为复杂的历史条件决定了经济基础如何如何。

【第九章 14～15 世纪的意大利】

13 世纪末，意大利只是在名义上附属于神圣罗马帝国。1273 年，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当选皇帝，从此结束了帝国的“大空位时期”。1278年，新皇帝与昂儒家族的查理讲和，次年，放弃了对罗马尼阿①的所有权要求。这样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丧失就被帝国认为是“既成事实”。当然在北意大利，皇帝至少还在名义上保持着权利，诸如：任命帝国的代理人，授予官职、爵位、索取古代的特权，但1183 年康斯坦茨和约所剥夺的那部分权力除外。罗马远征的传统虽然失去了作用，但仍然被保留下来。当皇帝进入意大利时，各城市还是打开城门，许多贵族前去效劳。但这只限于皇帝礼节性的巡游之时。而且时常有亨利七世、路德维希四世这样轻率鲁莽的统治者，企图冒险干涉意大利各城市内部及各城市之间的党派斗争。中世纪晚期，意大利城市蓬勃向上的活力，使其在政治、经济上都占有优势。由于意大利是在没有统治者的情况下，形成了城市国家，这一点类似于德国。可是应该注意，两国有一点重要的不同之处，即德国的贵族是排除在城市之外，而意大利的贵族在城里有象城堡那样庞大的防范森严的城内宅邸，所以他们与市民阶级之间的区别不太明显。

市民阶级在意大利各城市中都占据社会的优势。12～13 世纪旧的封建贵族在这里早已失去了政治势力，而被市民阶级所取代。几个世纪以来，封建势力都是建筑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之上，由于农业衰落、自然经济瓦解，以及工商业的兴起，引起了经济革命，封建势力遭到摧毁。而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是紧密相连的。旧的大贵族在乡下居住不下去的时候，便移居到城里，他们的子女就与城里的富有市民联姻。1267 年，佛罗伦萨的圭尔夫派取得胜利后，贵族的头衔就自由地赠与市民阶级了，从而使那些成为暴发户的市民阶级借机跻身于贵族阶层。意大利历史学家萨尔韦米尼写道：“追究一个贵族的根底，你就会发现原是一个商人。”由于忠实于党派的成员可以因此得到这一党派所授予的头衔，这就使原骑士称号的贬值现象愈益严重。“1330 年以后，在佛罗伦萨，如同洪水冲开了闸门一样——许多市民都成了骑士，他们手无断草之力，更提不到使枪弄矛；用薄伽丘的话说，当人们谈论到这些骑士时说，骑士爵位落到他们身上，好似马鞍放在猪身上一样不相称，他们象魔鬼对十字架一样来对待骑士精神。”市政当局包括一个城市议会，少数被经常称作执政官的专管战争、司法、税收的行政官员，和地方商会，这是一个由地方上主要商人组成的，称为商人理事的联合组织。

我们发现，有的城市中，各种派别机构同时并存或互相对抗。米兰就是一典型例证。1198 年，出现了神圣者议会，在这之前就有两个党派：平民派和贵族派。平民派分裂为两个组织，而手工业者独立地组成一个集团，即上面提到的神圣者议会。从1215 年以后，米兰的市长就插手干涉上层市民（或叫肥人）和神圣者议会之间的斗争，这样米兰就出现了三政派争权夺利的纷争。城市不能统治所有的领土，因而在各城市之间还存在着封建贵族、自由业主、自由村社等地方势力，这种情况在皮埃蒙特和阿尔卑斯地区比在伦巴第和托斯卡纳更为多见。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在其生存过程中未曾具有过如此强盛的生命力，以至于只有小的边远山镇才没有打上商业的痕迹。南部意大利就缺乏独立的城市生活，昂儒王朝的君主专制制度，除了曾向大封建领主妥协而外，是地地道道的专制统治。那不勒斯是一个公国，政治专制制度在这里比工商业更为突出，所以这是意大利最落后、最具有中世纪残余的部分。由于连绵不断的内战，使意大利发生了上述政治状况的变化，很难说清这些变化究竟是到处都有党派分裂的原因还是其结果。这些党派的敌对是由于他们以前就互相敌对？还是内部纷争导致或影响到它们的形成都很难断言。

可是有一点很清楚，即每个城邦都有两个激烈斗争的家族或家族集团。这两个集团起初就象圭尔夫派或吉伯林派一样，在教皇与皇帝彼此倾轧中取利于自己，可是当教皇和皇帝斗争停止时，他们之间的斗争仍然继续。到此时为止，旧的党派的名称早已全部失去了其原来的意义。例如，在佛罗伦萨，当吉伯林派——但丁是吉伯林派中最大的受害者——被圭尔夫派驱逐的时候，圭尔夫派内部又一次分裂为两派，他们以下层民众为靠山又进行了两派决一雌雄的斗争。这一混战的局面提高了市政官的统治地位。“市政官”这一职位源于神圣罗马帝国。12 世纪时，红胡子腓特烈一世（1152～1190 年）加封了一大批市政官。13 世纪时，这一官职有了一个新的特征，许多城市任用的市政官都是一个无党派的统治者，以便凌驾于派争之上。精通罗马法的法律学家和法理学家之城——波洛尼亚城可能就是这样的新典型。市政官的任期一般不超过一年，通常只有6 个月。执政期间由布政官亲自挑选行政官员，作为自己的统治支柱，这些人就职时要宣誓：决不偏袒、惧怕城区内的任何一个人。皮亚琴察的市政统治机构是由22 人组成，其中7 人是法官、3 人是爵士，此外还有一个25 人组成的武装支队。

13 世纪晚期，除罗马、威尼斯和热那亚而外，几乎每个意大利城市在这一时期或那一时期都有市政官。14 世纪出现了一个新的势力，即雇佣兵或称授产士兵，在这以前，各城市已组织民兵和本城的爵士从事战争。但是，从1309 年亨利七世的意大利远征以后，才开始使用整连整营的训练有素的雇佣军队。这些雇佣军大部分是由德国的长矛兵、瑞士的长枪兵、离开法国的英国或法国冒险家们所组成。直到后期才有意大利人补充进来。可以说，这一时期雇佣兵的使用遍于整个欧洲，而在意大利就更有其特殊意义。由于意大利各城市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对雇佣军队的需求量日益增多，结果大多数的雇佣兵首领成为意大利的诸侯。贡扎加和斯福尔扎王朝就是例证。一些雇佣兵首领把全部生命都花费到大量的冒险活动上，就象在威尼斯市场广场上的雕像——卡尔马尼奥拉一样。另外一些人如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也是在这股潮流中抓住了幸运之神。所有专制政府几乎都倾向于一种形式，但在意大利却不全是这样。共和国就是与专制国家明显不同的另到一种类型，其中最著名的共和国是两个航海城市共和国威尼斯、热那亚，以及佛罗伦萨共和国，此外还有一些较小的城市共和国，例如锡耶纳、卢卡等，因此可以说，由于地理条件的不同，使它们具备了各自的特点。

威尼斯、热那亚与利凡特进行贸易；佛罗伦萨处于内陆所以首先发展工业，其次是商业，最后发展了银行业。同那些趋向于一种模式的专制国家不同，共和国都各有其独特的形式和结构。威尼斯政体形式是纯粹的寡头政治，热那亚和佛罗伦萨则是民主政体形式，而非贵族政体。但是这种民主形式却完全是与寡头政治相对而言的，大部分居民在市政管理上没有发言权，公民权仅限于少数世袭家族的代表。例如，在佛罗伦萨，每个市民都必须附属于某个大行会或大工匠团体。文艺复兴时的社会趋势是：一方面富有的上层市民与没落贵族融合，另一方面平民阶层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新贵族是由富商、银行家、劳动力雇佣者或大承包商所构成，而平民则是由一些地位较低下的零售商、手工业者阶层、工资劳动者、临时工以及社会最下层的劳动阶级所构成。平民的分化只是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而不是政治条件。各地的手工业者都聚集在行会里或者工匠团体行业内。但“大行会”和“小行会”之间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其地位不同。前者包括布商、绸缎商、香料商和药商等等，而这些人不是体力劳动者。后者是指织布工、漂洗工，染色工、制革工和细木工等等。两者的区别在于技术和等级。

佛罗伦萨的历史学家瓦尔基准确地列举了这一划分的标准：佛罗伦萨所有的自由民必须掌握21种手艺中的一种；不管他本人或者他的祖先是否操持这种手艺，或者熟悉这一手艺，都必须是被这一同行业工团所接纳、或批准入会，否则他就不能成为佛罗伦萨的自由民。

这些手艺如下：1.审判官和公证人、2.卡里马拉或叫呢绒商、3.银行商、4.羊毛商、5.丝绸商、6.医生和药商、7.皮货商、8.制鞋工人、9.铁匠、10.屠夫、11.麻布商和服装商、12.石匠和石雕工，13.葡萄酒商、14. 小客店主、15.油商和制绳匠、16.袜商、17.兵器、盔甲商、18. 锁匠、19.鞍工、20.木匠，21.面包师傅。后14种称之谓小手艺（或小行会）。各地的大行会认为他们自己与城里有权势的家族和统治党平起平坐，所以也跻身于政府中，而舍弃了平民百姓。开始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同而出现的分化，现在就成为社会分化，最后发展为地方贵族或寡头政治与地方民主政派之间的斗争。这一状况在佛罗伦萨最为突出，在1379年佛罗伦萨下层阶级或叫“褴褛汉”的起义，使这一斗争达到了高潮。但是这一现象并非意大利和佛罗伦萨所特有，在欧洲各地我们都发现了这种经济—社会—政治混为一体的现象。由于这一点很重要，本书的后面专有一章加以论述。

在每一个城市中，等级之间的对抗是激烈的。每个等级都为夺得绝对的政府管理权而斗争。例如，贵族与“肥人”或富裕的市民长期不和；“瘦人”与“肥人”经常争斗。在冲突中，骄横而又常常陷入困境的贵族就与富有的中等阶级家庭联姻，而成为其家庭的成员，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政治、经济上都占有重要地位的“贵族社会”。比较大的行会控制城市的行政管理。他们极其注意为自己和本阶级提供特权，并向老百姓征税。“瘦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利；他们的行会只不过是附属于大行会或称“arti maggiori”的工人团体，他们的工资、劳动时间都受控于大行会。总之，人们所熟知的劳资之间、雇主或企业主与工人之间的斗争，到14世纪时，已逐渐显现出来了。14世纪末，贵族化的资产阶级不仅在伦巴第和托斯卡纳，而且在整个欧洲都普遍取得了优势。但在极少数平民党派获胜的城市里，贵族资产阶级被剥夺了公民权和担任公职的权利，甚至遭到流放。1285年，在皮斯托亚获胜的小行会剥夺了大行会所有成员及贵族的公民权。1284年帕尔马的上层中产阶级被剥夺了公民权。然而，这种斗争在政治上严重地摧毁了贵族统治，因为它给托斯卡纳·伦巴第和罗马尼阿地区的许多城市，如佛罗伦萨、米兰、弗拉拉和乌尔比诺等城市建立专制政府统治铺平了道路。

这些专制君主有的是本地的世袭君主，例如，弗拉拉的女侯爵，乌尔比诺的诸侯，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有的是从前帝国的代理人，依靠自己的官职建立起非法的政权，例如，曼图亚的德拉·斯卡拉和米兰的维斯孔蒂；有的是某个市政官利用手中权力成为一个专制统治者；有的是一个雇佣兵，例如，马基雅维里骑士故事中的一个英雄人物卡斯特鲁奇·卡斯特拉切内和取代了维斯孔蒂的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有的是一个教士的私生子，硬挤进统治阶层，例如，弗里的里亚里奥和帕尔马的法尔内塞；有的是在某个城市中由于财富而地位显赫的市民，获得专制统治地位，例如，佛罗伦萨的美第奇，波洛尼亚的本托沃利，佩鲁贾的巴廖尼等等。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宗财富是专制统治的根源。当时，购买城市，连同城市的领地已成风气。于是1333年罗西用35000佛罗林买下了帕尔马；阿皮亚尼卖了比萨；1337年阿斯托雷·曼弗雷迪卖了法恩扎和伊莫拉；1444年加莱亚佐·马拉泰斯塔把佩扎罗卖给亚历山德罗·斯福尔扎，把乌尔比诺卖给福松布罗内；1461年切尔维亚也被同一个家族卖给了威尼斯。最后城市形成了自身的市场价值。我们已知，波洛尼亚价值20万佛罗林，帕尔马价值6万佛罗林，阿雷佐价值4万佛罗林，卢卡价值3万。

这些市民阶级的专制君主的历史，证明了15世纪的意大利正处于确立君主专制的自然阶段。这是顺应社会发展规律的，正是由于这一规律的支配，在那些激烈内讧和由于嫉妒而引起的耗尽财力、物力的战争之后，王公贵族的特权取代了自治市的统治，于是结束了中世纪的历史。

社会等级对于市民阶级的权利完全无关。出身低贱的下等人，例如，象美第奇这样的商人，象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那样的农夫的儿子或一个富有的高利贷者。几乎都可以和埃斯特、维斯孔蒂或者马拉泰斯塔这样的古代名门望族一样有同等的机缘。意大利的专制制度同古希腊一样，是民主政体形式的。即由各阶层的代表中补充其统治阶层，把王位建立在对人民的压迫和至高无上的统治之上。不能不相信，这些篡权者是受到混乱的城市中的大多数居民一致拥护的。他们对商业、工业和银行业十分关注，而对内部的长期不和感到厌烦、精疲力尽，他们希望的是和平和一个稳定持久的政府，而不希望圭尔夫和吉伯林派之间，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长期斗争。对他们来说，专制还是意味着安全，即使要征收沉重的税款也行。从政治上看，文艺复兴时期专制制度的兴起，明显地证实了各城市内部党派纷争已经达到极点和人们反对寡头政治的这种倾向。

历史上反对寡头政治的政治斗争几乎总是采取经济斗争的形式。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都同样地使用税制来作为控制民众中的有钱有势者的一个棍棒。因此全部的所得税都由维斯孔蒂和美第奇征收。这个惯例还有一个优越性，即为征税人提供大量的财富，这对一个没有合法的贵族头衔，而用暴力和阴谋篡权的贵族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手段。同时，这些钱财还经常被用于哄骗那些不满的民众。意大利的王公贵族们修建豪华的宫殿和各种公共建筑，促进了公共事业的发展。例如，修建道路和运河——在某种程度上为失业者提供就业的机会。政府提供劳动机会，用以作为社会救济手段和社会安全阀这一策略，在历史上并不罕见，也许可以追朔到古代亚洲的君主政体。这种政策至今对我们仍有意义，至少对失业者来说比现在欧洲各国普遍流行的救济制度更有实际意义。救济制度只能象古罗马的“panem et circenses——面包和竞技场”一样产生出一大批无所事事的流氓无产者。在意大利只有两个城市国家没有实行专制制度，即两个沿海国家——威尼斯和热那亚城市共和国，但是无论哪一个国家都没有维持住自由。紧张的贸易、工业竞争使这两个城市国家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生了频繁的战争，这是继承了十字军时代的传统。

中古战争中最后一课——即商业战争——是与十字军密切联系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十字军的继续。意大利人当时把征服东方看作是商业冒险；威尼斯人利用第四次十字军东侵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商业垄断权。从此以后，就出现了长期的残酷的战争，特别是热那亚和威尼斯之间的斗争更加激烈，他们的目的都是想通过消灭危险的竞争者来发展自己的商业贸易。任何人阅读马基雅维里的《佛罗伦萨史》或者任何一部中世纪城市早期编年史，都能体会到，城市的全部政策都体现了商业竞争。比萨和佛罗伦萨之间错综复杂和连绵不断的战争史。仅仅是在整个欧洲，特别是在商业利益冲突最强烈的意大利、德国和低地国家所发生的那些战争的一幅插图。11～15 世纪商业城市的历史实际上是15～19 世纪商业国家历史的一个缩影。但有一个重要的不同之处，就是由于更广泛的社会分工和中央政府更大范围的活动，经济单位已从城市国家逐渐发展为民族国家。佛罗伦萨的历史已明确地体现了这一商业政策，13 世纪，是预示着佛罗伦萨工商业发展前景的过渡时期和准备时期。最初佛罗伦萨对其他国家的态度是调合、抑制各城间的报复行为。1250 年以后，随着民众政府的建立，提出了一个通过战胜各邻国的竞争、夺取商业霸权的远景设想，于是爆发了连绵不断的战争。

中世纪还没有关于“公法”，即我们今天称之为国际法的知识。所以封锁通往邻国的所有通路，或者利用通路征收高额保护关税，似乎是最合法的。由此而产生了无休止的敌对和争吵，只有最强者的权利得以保障时争吵才能平息。在锡耶纳、沃尔特拉和比萨经常处于敌对状态时，阿雷佐为什么要在佛罗伦萨和锡耶纳之间摇摆不定呢？因为它与这两个城市距离相等。为什么最后它又宣告反对佛罗伦萨呢？因为它能够阻止锡耶纳与南部的通路，同时它也以重税控制了佛罗伦萨商人进入南部，因为这些商人除非通过阿雷佐，否则就不能回避锡耶纳。发动战争与巩固联盟的动机是相同的。卢卡太注意提防比萨而不与佛罗伦萨人结盟。热那亚由于在海上有大笔产业，而嫉恨比萨，因为比萨与他们争夺领海权。当佛罗伦萨已经战胜比萨到达海上时，热那亚就中断了同佛罗伦萨之间的友谊。波洛尼亚是热那亚的一个忠实同盟国，但由于亚平宁山脉把她同阿尔诺河分开，她不得不为佛罗伦萨的商品打开门户，于是佛罗伦萨经由波洛尼亚和卢卡寻找通往北方的道路；取道比萨向海上发展；并且经由锡耶纳或者阿雷佐到达南方。即使这些国家断然拒绝，并发兵反抗时，佛罗伦萨还是一直希望那些吉伯林城市爆发革命，因为她与城里的圭尔夫党一直保持联系，那些地方的圭尔夫派在取得胜利之前，终归要收买佛罗伦萨的支持。

这一政策最著名的例子，就是1405～1406 年佛罗伦萨与比萨的战争，这次战争为佛罗伦萨进入地中海打开大门，激起了她获得海上霸权的野心，因为只有建立海上霸权，才能改变其用外国船只运送货物的不利状况。14 世纪初，由于商业竞争，政治上的敌对日益加深，佛罗伦萨进入比萨的道路已经关闭，佛罗伦萨不得不作出一个通过锡耶纳领土上的塔拉莫内港口的海运计划。“这一计划对锡耶纳城来说是一笔飞来的横财，于是她热心地承担了港口和通往港口道路的修建工作。”1311 年佛罗伦萨的巴尔杜奇·佩戈洛蒂为他的同胞向锡耶纳政府要求批准他们的货物从海上或陆地运往这个港口。1356 年又重新签定了条约。这样，尽管比萨企图对佛罗伦萨人封闭港口，但佛罗伦萨人还是脱离比萨而独立了。但是塔拉莫内港口既不方便，设备又不好。佛罗伦萨决定获得比萨的港口，1406 年比萨在突如其来的可怕的战争灾难之后，被迫屈服于佛罗伦萨。由于佛罗伦萨射石炮和石弩的猛掷，几乎比萨的每一所房屋都被打得千疮百孔，甚至被摧毁。2000 多较重要的市民被驱逐到佛罗伦萨。在那里，他们在死亡的威胁下，必须一天两次在指定地点示众。佛罗伦萨的军队蜂拥而入，驻扎在比萨城内，到处镇压不满者，迅速进行重建工作。然而只要里窝那被热那亚人控制着，佛罗伦萨的来往船只就很不安全，于是，在长期的讨价还价之后，1421 年，佛罗伦萨用10 万金佛罗林买下了这一港口。

上面已经介绍了14～15 世纪意大利4 个国家即米兰、威尼斯、热那亚和卢卡的经济和社会历史特点，这些国家的历史相当有意思，但也十分重要。而佛罗伦萨的社会经济史则更为重要，因而专用一章单独加以介绍。14～15 世纪的意大利文化相当多样化，地方条件、形式和外表的不断变化使人们几乎不可能从整体上了解文艺复兴。必须选择类型，进行局部的研究。佛罗伦萨是一个典型的手工业、工业城市，尤其在羊毛纺织业上更为突出；威尼斯和热那亚是典型的商业城市，专事海上贸易并从利凡特进口大量奢侈品；米兰曾经是典型的工商业联合体，但她的主要作用还是充当了通过阿尔卑斯山各隘口到德国转运商品的中介人；教皇统治的罗马由于积聚了罗马教会的巨额收入和受到教廷的惠顾，成为一重要的财政中心。但是，银行业在意大利的每个大的商业中心——罗马、佛罗伦萨、热那亚特别在威尼斯都普遍存在；卢卡所加工的丝织品、布雷西亚生产的铁制品都负有盛名。历史的经济解释已经深刻地修正了过去史学家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起源和性质的看法。意大利的社会和经济结构，在13 世纪后半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文化开始出现，在这块沃土上孕育出文艺复兴文学和艺术的强大生命力。新的经济和新的社会不仅同新的知识和艺术生命显然处于同一时代，而且在它们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新兴的、富有的资产阶级创造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物质和精神文明。

文艺复兴无论在政治、商业贸易，还是在艺术或文学中都被打上了新兴资本主义的烙印。这一点可以说是意大利各地存在的共同现象。距离阿尔卑斯山脉—隘口最近的城市是维罗纳。进入德意之间一最低隘口布伦内罗的意大利入口处在基乌萨，此地距维罗纳城不过10英里，阿迪杰河穿过一峡谷从这儿进入平原；因而这条通路沿阿迪杰河上行至博芩，由此再沿艾萨卡河到达波河和多瑙河流域之间的布伦内罗湖。另一侧的下山路则经由锡尔到达因斯布鲁克。除了控制这一优势以外，维罗纳还占有里窝那，这是唯一能渡过阿迪杰河的地方。这就使维罗纳控制了阿迪杰河的大部分水路，这条水路是威尼斯和维罗纳之间贸易的主要干线。维罗纳还通过位于加尔达湖出口的佩斯基拉控制了明乔河上游。尽管维罗纳的工业获得相当发展，特别是羊毛织品的加工更是突出，但她的繁荣却归于其本身所处的商业中介人的地位。早在1228 年就有一部限定商业行会的法规，然而关于维罗纳的商业有更早的证据。最早的一部法规是与威尼斯一起制订的（1107年），规定了一个城市的商人进入另一个城市所付的关税。1274、1306、1310 年等各年法典内容又有所增加。12 世纪商人公会（或叫行会）系统规定了所有的进出口税。德国商人所交税较少，“因为他们旅途很远”。威尼斯商人受到更慷慨的待遇并且是最受欢迎的信贷者。除了威尼斯，维罗纳与曼图亚商业交往最密切，曼图亚商人毫无疑问的享有穿过较低的布伦内罗隘口北行的通行权。

维罗纳同维琴察之间，签定了保护两城之间贸易通路的通用协定。也许可以大胆地假设，与威尼斯和曼图亚的这些条约不是偶然出现的..这一时期，意大利各城市国家的通常关系只是消极的、敌对的，这就是说，若不以某种方式明确地表达和解，两个城市之间就不能认为处于相互和平的阶段。因此，从12 世纪后期至13 世纪初期，出现了大量的和约、协会、协定、同盟、合同及其它各种形式的盟约。佛罗伦萨在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居统治地位，使托斯卡纳的其他城市，如锡耶纳和比萨相形见绌。伦巴第的情况也是如此，1183 年以后，米兰就在全省范围内称王称霸。帕维亚、皮亚琴察、克雷莫纳、布雷西亚以及伦巴第平原上其他城市的工商业都只有地方意义。确切地说，14～15 世纪米兰就是伦巴第，而伦巴第就是米兰。我们必须追朔到13 世纪，不是追忆这一状况的起源，而是它的发展变化。1183 年康斯坦茨和约之后，伦巴第公社建立了自由的自治的市民共同体。贸易控制了政治。商人和货币兑换商的强大联盟——商人、交易者、钱商——通过他们选举的行政官员，叫作理事，特别控制了每个城市的地方行政管理权。由于伦巴第城市的商业和工业繁荣给商务理事①带来了极大的权势，特别是由于与红胡子腓特烈进行的长期的毁灭性的战争，使城市财力消耗殆尽，在这一时期开始采用的直接税，没有能弥补财政赤字，而间接税的征用还处于其初级阶段。结果各城市都面向富裕商人，以求他们提供贷款救济，或者卖给他们包税权，或者委托他们从通行税和入市税等税收中提取国家税收。甚至教堂的捐款盘也被拿来作抵押。

这些自治城市的票据可以作为有价证券流通，于是，我们得知，发行城市公债的方法至少在意大利早已于12 世纪就开始了。每当地方政府打算筹借一笔贷款时，总是适当的与商务理事进行协商。这些工商业行会在伦巴第每个城市都有，其数量之多是令人吃惊的，充分证明了这个国家的繁荣，当然中世纪已经出现的手工业的细致分工，也对行会数字的增加有一定关系。在13 世纪，导致后来严重的经济、社会对立的“大行会”与“小行会”间的差别，还没有发展。帕维亚有25 个行会；贝加莫有18 个，波洛尼亚1228 年有21 个，到1386 年就增加到26 个。在波洛尼亚的行会中，我们发现生产的专门化，例如有加工外国羊毛的工人、加工本国羊毛的工人、丝绸织工、棉织工和亚麻织工。康斯坦茨和约平息了伦巴第公社和皇帝之间的斗争，但是和约对城市的安宁却没有任何作用。于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伦巴第就逐渐地陷入维斯孔蒂家族①的专制制度的统治之下，维斯孔蒂家族把他们的权势发展到伦巴第的大部分领地上，并且把这些领土变为米兰公爵的领地。 13 世纪时，在伦巴第城市米兰、摩德纳、卢卡、皮斯托亚、弗拉拉、波洛尼亚、曼图亚、皮亚琴察、阿斯蒂、托斯卡纳城市佛罗伦萨、锡耶纳、佩鲁贾和比萨；在利古里亚的热那亚和卢卡；甚至在罗马，都有这种商务理事。米兰和伦巴第平原的其他城市的地理位置比佛罗伦萨更有利于商业，波河通向亚得里亚海和利凡特。由于它接近阿尔卑斯山脉的隘口，从而通向中欧，再由此延伸到阿尔卑斯山外侧的法、德以远的几乎整个欧洲的通路，向米兰商人敞开，他们就作为中介人而大发其财。

我们在两个文献中已经发现了明显的证据。1278年佩鲁贾的福尔科·卡奇，“伦巴第和托斯卡纳商人联盟”的首领，以罗马、热那亚、威尼斯、皮亚琴察、卢卡、波洛尼亚、皮斯托亚、阿斯蒂、佛罗伦萨、锡耶纳和米兰诸“商务理事”的名义，与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缔结的一个条约，保障上述城市商人在普罗旺斯的商业特权。10年以后，一个法学博士卡萨切的罗杰尔，他也是“在法兰西王国和香槟市集上经商的‘阿尔卑斯山外’米兰商业公司的首领和管事”，要求萨瓦伯爵阿马迪厄斯五世赔偿在他领地内该公司所受的伤害和损失。有关意大利在阿尔卑斯山以远、包括佛兰德和中欧，以及利凡特的经商范围的某些情况，可以从1313 年在热那亚完成的著名的“Imposicio Officii Gazarie”一书中得以知晓。米兰的道路上塞满了车辆，水路和运何上的船只也络绎不绝。米兰越过阿尔卑斯山的主要路线是辛普龙隘口，但是我们发现了1341年的申请越过圣哥塔德隘口的安全通行证的文件，米兰与奥格斯堡、苏黎世、乌尔姆、纽伦堡、康斯坦茨、卢塞恩、巴塞尔和日内瓦保持经常往来。

莫罗西尼家族在巴塞尔设立一个商业机构的分所，布斯蒂家也在科隆设立了一个，它至今尚为那儿的梅兰人所传说。菲利波·马里亚对德国商人做了让步，德国商人可以免于在他们的大小货包中“抽样检查”，这一举动是为了检查出偷运的应缴税的商品，对德国商人的这一让步证明德国商人是最诚实的。最大的德国商家，如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和韦尔瑟家族以及巴塞尔的埃尔马商行等，都有进行两年贸易的许可证，而这个许可证还屡次更新。这一时期米兰和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有自己的保护关税制。与德国的贸易往来规模很大，因而在1498年，一本专门的“德国—意大利词汇表”出版了。

羊毛制品，尤其是英国——佛兰德和佛罗伦萨的织品的进口税是主要的税收。科莫的塞加佐尼商行是一个大羊毛经营商。到1442 年丝绸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在这一行业里已有了15000名雇佣工人。14世纪在维斯孔蒂的统治下，伦巴第多数城市统一成一个国家，从此消除了13世纪政治分裂状况和各城市间残忍的商业竞争。尽管维斯孔蒂在各地的税收是沉重的，但由于和平以及普遍的良好秩序、交通的改善，使人们的安宁有了保障，同时维斯孔蒂家族的公爵们没有疯狂地强迫统一，各城市仍可以保留着他们的地方政府，这一点与米兰不同。每个城市都保持自己的地方制度和地方行政体制，这种地方体制依据传统的不同而各有特点。“政体不同的伦巴第、托斯卡纳和罗马尼阿的公社都在维斯孔蒂的统治下而统一起来，但他们互相之间却没有联系。”维斯孔蒂家族是精明的财政家和征税能手。他们扩大了税收范围，取消了特权，把税款金额分成多次征收，从而减轻人们每次纳税的负担。数量大的税款分几年付清。公爵自己的官员也不例外，他们要支付其薪金的12.5％作为税款。为了简化征税过程，这笔钱一开始既行扣除，就象我们现在交所得税那样。教士和贵族无一例外，詹加莱亚佐规定一条原则，即每人必须付清自己的份额。1387 年，对于特许状权限范围颁行记录进行了一次调查，以便查出逃避纳税的借口和托辞。当他看到城市对其周围农村地区征收的租税太重的时候，就把税额拉平。

雷焦市就是一个典型。公爵可能考虑得很周到，但进行的却从来不顺利。1388 年他写信给雷焦市：“我已经不能再等了，如果可能，我是愿意进一步让你缓期的。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自己也已经到了必须全部付清的时刻了。”詹加莱亚佐所表现出的想法和做法之先进是惊人的。焦维奥写到：“我曾看到，在他的档案柜里用羊皮纸写的帐册，其中年复一年地记载着首领、雇佣兵队长和老士兵的名字以及所得的报酬，还有骑兵和步兵的名册。”西蒙斯评论这一事件时写道：他的条理是如此清楚，可以说，他对国家的管理是采取一个银行家管理事务所的办法。他通过增加一个特殊的阶层即各部门的付薪金的职员和秘书而造就了一个官僚主义阶层。

他们的责任是把他私人支出的最详细款项以及公共资金的开销列入总帐和分类帐中；他们还要记录几种租税的详细情况，以便能够揭示国家全部税收的概况；还要记录他的将军、首要人物和行政人员的名字、地位、所有权。他还有一个专门为他通信服务的独立部门，他保留所有来往信件的准确抄本。当时国民经济在整个欧洲还没有被完全理解的时代，詹加莱亚佐就使用了这一商业性的机构管理着他的广阔领土，从而使他的财富远远超出了他的邻国。据说他的年收入达到120 万金佛罗林，另外还有特别下令征收的税款8 万金佛罗林。除了特殊的补助金以外，主要的税收是盐税、所得税以及财产税、酒税、面粉税、亚麻税和牲畜税。15 世纪委托一个税收委员会每隔5 年进行一次动产与不动产的重新估价。这一方法是合理完善的。掌管财产估价的人共分5个组，每个组由6 个估价人组成，各组都是独立行动的。然后到预算的时候，各组互相检查，在最高和最低的预算数中找出平均额。

1396 年，詹加莱亚佐公布了一个法律规则，包括调整重量和计量单位的条款、食品条款、关税、捐税的准则，以及一条商品法规和一条羊毛制品商法规。公爵处理公众的健康问题，以及对于传染病的隔离问题上，超越了他的时代。1447 年乔瓦尼·德尔托尔焦这个官方的“米兰和公爵领地上健康的保护者”，宣布了处理鼠疫的严格规定。规定凡在40 天内与传染病有接触者，必须如实报告。所有病例都要以书面形式向教区长报告，并由他交给保护公众健康的官员。可疑的病例一旦被发现就要上报并加以隔离。每个被请去照顾病人的医生和理发师都要立即向该健康长官报告情况，决不允许为病人服用未经许可使用的药物。米兰铺设的街道和干净的用水必然使她比意大利大多数城市更有益于预防疾病、保持健康。那种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的极度都市化所带来的问题，是属于现代的观点是错误的。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各城市都受到人口猛烈增长的袭击，这是由于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超过了农业的发展，结果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

列奥纳多·达·芬奇提出了一个合理重建伦巴第诸城的详细计划，能够把那些象“一头紧挨一头的羊群一样”拥挤的人们分散开来。列奥纳多有关建筑和卫生设备的许多建议被公认为具有本世纪的特点。他的关于光、空气、开阔的空间和宽敞的街道的坚决主张可以出自现代的改革者，同时他对于交通管理的建议比今天已经达到的还要先进。在列奥纳多理想的城市中应该有两种街道，马车和重型运输车辆应被限制在一条较低的道路上行驶，它与房屋地基处于同一平面上。而另一条精心装饰过的悬空街道供行人和轻便运输使用。精神病患者由政府精心监护。家族间的仇争、决斗以及党派冲突被严厉禁止。

使用古代圭尔夫和吉伯林这两个古代党派的名字是违法的。甚至还建立了邮政系统，一遇紧急情况，信件就由专差日夜兼程及时送达。较慢的邮发信件只在白天传递。发出或收到的每一封信都必须在邮局盖章；除非可疑情况，邮政局长决不允许随便拆阅信件。到1425 年驿站已遍布整个伦巴第，并有一百多匹马用于邮政业务。伦巴第的邮政业务甚至发展到阿尔卑斯山北侧。除了官方公函以外，大多数是零售商和商人的信函。私人信件很少。在1398 年詹加莱亚佐把公债制度完善化，以10％的利率向臣民们发行政府公债。所以活支汇信很流行。伦巴第在12～13 世纪建成的水运体系很突出，在以后几个世纪中不断地得以维修和完善。米兰虽然幸运地位于阿尔卑斯山脉的要道上，但却不利于利用伦巴第的水道系统。但是由于在它的城墙下开凿了一条新水道，与提契诺、阿达河和波河相通，这个非常发达的城市就补偿了自然条件的不利。米兰公爵维斯孔蒂·詹加莱亚佐在征服帕维亚以后，从1359 年开始修建从米兰到帕维亚的运河。这条运河到15 世纪初一定还没有完工，因为在1411 年的一个文件中提到：“一条通向帕维亚的新运河。”这条运河可能只用于灌溉，因为在修建这条运河时，水闸门还没被发明使用。1473～1475 年之间，运河通航。1372 年修建了克雷莫纳的内航运河，此河的水源在卡尔西奥。1376 年还是这个詹加莱亚佐徒劳地试图重新组织与大运河相通的整个灌溉体系，但是“这些努力却遭到了已经得到今后航行许可证的城市各阶层、各等级的强有力的市民们的坚决反对；当时即便是维斯孔蒂的专制也无能为力。②我们发现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这个维斯孔蒂公爵的继承者在1472 年也同样地受到挫折。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和他的儿子卢多维科·伊尔·莫罗都是意大利15世纪明智的专制君主，他们是卓越的有才华的统治者。

马尔泰萨那运河是弗朗切斯科一世于1457 年开凿的，仅用了几年时间就完工了。尽管它还不是发明闸门的先例，但也是向这方面努力的了不起的工程。据说，这个设计是列奥纳多·达·芬奇发明和安装的，但这种传说是不可靠的，因为列奥纳多·达·芬奇在1496 年才担任卢多维科·伊尔·莫罗的总工程师。而最早的闸门范例是1439 年在维亚雷那的圣玛丽娅闸门，它设在大运河与连接渠的交接处。这是公爵菲利波·维斯孔蒂修建的，以便利于修建米兰大教堂时运输大理石，这些大理石就是从马乔列湖畔的采石场上，经由提契诺和大运河而运回来的。1445 年这条运河仍然被称为“新运河”。1452 年莱翁·巴蒂斯塔在一部著作中详细地从工艺技术上描述了这一闸门，这本题名为《关于建筑学》的著作，是献给梵蒂冈图书馆的创建者教皇尼古拉五世的。1439 年的一个文献中所描写的大运河各闸门，可能就是这项发明的第一个实例。值得研究的是，闸门的设计理论早在200 年以前就提出来了。因为菲利波·维斯孔蒂（1265～1273年）的《传记》中就提到了“要使用一种叫作闸门的机械”，在阿比亚特格拉索这个地方把大运河和提契诺对岸的维杰瓦诺连接起来的方案。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于1460～1470 年间修建了贝雷瓜尔多运河，同时修建了连接运河，由于这条运河的开凿，城内的交通状况有了改善。贝雷瓜尔多运河是一杰出的工艺成就。有5.5 英里长的运河河床沿着阿达河岸延伸着，它高出水平面50 英尺，在沿河的有些部分要凿穿坚硬的岩石，也有些部分泥土过于松软，必须用混凝土筑河床。不仅如此，运河还要在戈尔贡佐拉附近，横跨莫尔戈拉急流，在急流中建立一个三拱的高架渠，每孔跨度64英尺。卢多维科·伊尔·莫罗是米兰公爵斯福尔扎家族中最后的、也是最不幸的成员，他被法国国王路易十二打败，并于1501 年起被终身关押在洛什的城堡里。

然而卢多维科·伊尔·莫罗与他的工程师列奥纳多·达·芬奇的交往却是不朽的。达·芬奇的关于《水力学》的九卷本著作就是其多才多艺的里程碑。维斯孔蒂的公爵们都长期抱有一个梦想，即连接提契诺河和阿达河。1471 年在马尔泰萨那运河上戈拉和卡西纳·迪波米两处修建的两个闸门为通过马尔泰萨那运河进入米兰打通了航线。剩下的工作就是利用联结运河把马尔泰萨那运河同大运河相连接。然而，工程中的困难直到列奥纳多·达·芬奇接手时才得以解决，并于1496 年完工。要解决大运河与马尔泰萨那运河连接问题，就需要设立五个闸门，每两个闸门间相距3.25 英里，落差25 英尺，这个巨大工程的竣工实现了斯福尔扎公爵们的长期幻想，使米兰西接马乔列湖，东连科莫湖。列奥纳多还发明了象今天使用的那种以钝角相连的双层闸门，从而改善了航海事业。这项工程告捷的三年后，法国就占领了米兰。这些国内的改善措施促进了通过伦巴第平原与所有国家的商业交流。尤其是同威尼斯和热那亚加强了贸易往来。

与热那亚的贸易是免除通行税的。修建这一巨大灌溉和运输系统的另一个益处是水稻的栽培。水稻被引进伦巴第，不是象人们所料想的那样从威尼斯引进的，而是由巴塞尔的埃尔马商站从摩尔人的西班牙最先带来了稻种。在伦巴第普遍推广水稻的栽培技术，应归功于卢多维科·斯福尔扎。他在维杰瓦诺大面积的领地就是一个典型的农场和农业实验研究所，被称为牧场或农场，在那里无论是牛羊的繁殖饲养还是水稻、桑树和葡萄的种植都是研究的题目。法国编年史家罗伯特·加居安充分描写了公爵领地上的这个农场。他对于自己在那里看到的难以令人相信的大量牲畜和管理各个农场的令人佩服的制度而赞叹不已。在农场的肥沃草地上奔流着“33 条清泉”。按规定每个部门的工头住房坐落在农场的中央部位，外面的一排住所是劳动者及他们的家室。干草、牛奶、奶酪和黄油都经过仔细的过秤，农场按照严格的科学原则所组织。卢多维科的各种实验引起了列奥纳多·达·芬奇的注意，他把访问维杰瓦诺期间的强烈印象都写在笔记上，因而介绍了农场的一些详细情况。

1425年，米兰和威尼斯的商业战争爆发了，在这之前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和睦的，而且两者的贸易交往也是广泛的。1420 年当战争即将爆发时，威尼斯总督托马索·莫切尼戈就提出下述事实作为制止战争的理由，但结果是徒劳的，他列举到：“每年我们从米兰收到90 万金都卡特，而呢绒的价值也达20 万都卡特。我们回还给伦巴第人棉织品、羊毛织品、金丝织品、胡椒、药材、糖、肥皂、香料。这些商品的运输雇佣了世界各地的大批船只，而威尼斯就能在水运中得到2.5％的利润。”这个建议遭到以福斯卡里为首的威尼斯主战派的强烈反对，他们主张实行所谓大陆帝国主义的新政策。因为威尼斯并不满足于在利凡特建立庞大的帝国，而是要野心勃勃地成为意大利半岛的统治者。这一变革就违背了她过去的一贯政策，即摆脱半岛上各联盟的困扰，而实行“光荣的孤立”政策。而这一对以往政策的背离是由威尼斯控制了帕多瓦·维琴察和维罗纳作为开端的。这次战争给维斯孔蒂家族最后10年的统治带来了麻烦。佛罗伦萨、萨瓦、弗拉拉、蒙费拉和曼图亚都加入反对米兰的共同联盟。

战争于1423 年开始；断断续续直到1450 年。这次战争的历史是那些为金钱而战的雇佣兵在其队长领导下进行多次残忍战争的历史，也是当时典型的居心叵测、欺骗性的秘密外交的历史。威尼斯的陆军和舰队穿过波河向克雷莫纳进攻，在那里交战的胜利使其继续进军附近的帕维亚。与此同时，萨瓦公爵向米兰西部边境进攻。使菲利波·马利亚被迫割让维切利而解救了萨瓦，作为屈服的条件，又把布雷西亚、贝加莫让于威尼斯。而佛罗伦萨则一无所获，既为自己在战争中消耗了350 万佛罗林而恼火，又对威尼斯的帝国主义扩张而嫉妒。1430 年爆发了第二次战争。萨瓦通过一桩婚姻联盟而得救；蒙费拉就要求获得阿斯蒂和亚历山大里亚。在威尼斯煽动下，波南特海岸发生了叛乱，而热那亚又以声言要加入蒙费拉相威胁。威尼斯于是说服佛罗伦萨参加她反对米兰的同盟，并共同向蒙费拉保证，如后者参加这一同盟将不受损害。但是米兰人在比纳海战中，大大战胜威尼斯船队。这使佛罗伦萨和蒙费拉在结盟问题上止步不前，而其它意大利半岛国家，也均以疑惧的眼光注视威尼斯的大陆政策。

在这些事件发生过程中，瑞士着眼于扩张和获得商业利益而欲占领圣哥塔德隘口的意大利一端，于是利用米兰陷入困境的有利时机侵入伦巴第，但在瓦尔泰林内却遭到毁灭性的失败。萨瓦则在热那亚同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联合反对米兰时，成为米兰维斯孔蒂公爵的可靠同盟。然而，这只是一个脆弱的联盟。因为以前在威尼斯获得贝加莫、布雷西亚时，佛罗伦萨则一无所得。贡扎加侯爵吉安—弗朗切斯科本来已经是威尼斯的一个盟友，现在却背叛了威尼斯，而加入了维斯孔蒂联盟。1439年有这样的记载：“威尼斯已面临没顶之灾，几乎要毁灭了。”然而，威尼斯仍然经过拼死搏斗获得了克雷莫纳，从而控制了威尼斯与米兰领土边界之间水路系统的钥匙。菲利波·马利亚想当然地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向那不勒斯的阿方索和法国的查理七世呼吁求援。菲利波如此丧失理智，是很令人遗憾的，因为这时美第奇家的科西莫由于畏惧威尼斯的野心而改变了自己的政策。他的理论，也是许多意大利政治家的理论即“保持势力均衡”。他担心威尼斯一旦获得伦巴第，就会在北意大利形成一个势不可挡的强有力国家。

由于商业目的而进行的长期战争的一个主要直接的后果就是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在1450 年继最后一个维斯孔蒂公爵成为米兰的最高统帅。更重要的则是——我们将要在后面看到的——已经向法国发出的呼吁，因为这一呼吁更加刺激了法国想获得米兰，以恢复他对瓦伦丁·维斯孔蒂的继承权，如果威尼斯兼并了伦巴第，成为意大利半岛的一个大国，就有可能在16 世纪阻止法国的侵略。现在我们从意大利较大的内陆国家伦巴第同盟史转向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历史，这是两个坐落在海滨上的航海国家，也是两个激烈竞争的对手。意大利这两个海上共和国——热那亚和威尼斯与托斯卡纳的佛罗伦萨及米兰两个内陆国家大不相同。佛罗伦萨主要是一个大的工业城市，米兰是中介商，他们都居住在陆地。而热那亚和威尼斯则生活在海边。尽管他们都是海上国家，并在利凡特占据着广泛的商业帝国，但他们之间也有明显的区别。这是由于其地理位置不同，各自在大陆上的地位也不同。“由于热那亚各邻国圭尔夫、吉伯林派政治斗争所导致的分裂，就使她不可避免地卷入到这场斗争的漩涡。

热那亚的大贵族们不仅是商业巨头；同时还是土地的拥有者。意大利的政治影响到热那亚生活，大贵族之间的敌视使城市陷入内证。而威尼斯的地理位置却与热那亚大不相同。它被泻湖隔开。圭尔夫、吉伯林斗争之风很难在她平静的港湾里掀起波澜；没有一个任意分割社会的封建体系能破坏威尼斯人民坚强的机体，也没有强有力的土地贵族为大众所瞩目。威尼斯奇迹般地统一起来。商业贵族、会计室里的职员、商船船长，以及一切为他们工作的人，都是在合股基础上的合作者和股东。威尼斯与热那亚的斗争是极其残酷的，由于长期的倾轧，双方都耗尽了人力、物力，而结局是很清楚的。”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巨大的商业竞争的目的，都是想获得黑海和爱琴海的贸易控制权，双方在1261年拜占庭复国之后，以拜占庭为背景在东方水域进行了决战。把这一历史与后期拜占庭的历史相联系，就会简单多了。因这里只需注意到热那亚在意大利的事务联系。热那亚的内部争斗是它失败的根源。

初期热那亚政府是控制在某些豪绅显贵的手中，他们的权力并不依赖于土地的占有，而是依赖于对他们十分有利的海运贸易。这一贵族寡头统治政府的两个最著名的代表是格里马尔迪和菲耶斯基家族。热那亚的广大人民则期待着这两家的竞争对手多里亚和斯皮诺拉家族的领导。当这些派系斗争最激烈的时候，每一派都按照意大利的惯例去求助于外部的干预。于是热那亚轮番把自己置于蒙费拉侯爵、米兰的维斯孔蒂公爵，最后在1396年又置于法国国王的控制下，使法王在这里建立了持久的法国统治领地。只是在与威尼斯的战争中，热那亚各派之间的新仇旧恨才暂时被忘却了。由于在热那亚没有一个强有力的党派能支配另一个派别，因而与威尼斯的战争一旦平息，内部的争吵就马上恢复。从1350年到1355年与威尼斯的战争连绵不断。一直拖到1381萨瓦公爵从中调停，双方才缔结了都灵和约。从此以后，热那亚在意大利和海上都丧失了绝对优势，1396年法国占领了热那亚，使热那亚成为名副其实的法国属地。

文艺复兴期间没有一个意大利城市共和国象热那亚那样唯利是图，对于她的衰落，不值得惋惜。

热那亚同她的最大竞争对手，例如佛罗伦萨、威尼斯、米兰都不一样，她对较高的文化从来没有显露出一丝一毫的兴趣，文学和艺术对她也是毫不相干的。她唯一的兴趣是贸易，唯一的才能也只是经商。威尼斯曾被描述为“历史上著名的、具有经营能力和有效行动的最有说服力的典型”。威尼斯商业重要意义的最大奥妙，及其成为东西方商品交流的市场的原因，就在于她优越的地理位置。在地图上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威尼斯是通往中欧的最近海港；德国商人在那里可最先到达海口，地中海东部的各国商人把货物运到这里也比运到其他市场都近。威尼斯是历史上最早的商业殖民帝国它位于亚得里亚群岛之巅，就象都铎王朝时期以来的大不列颠群岛一样。在十字军东侵时，威尼斯远离大陆而保持了独立。她把触角伸向东地中海、爱琴海和黑海，并且在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都建立了商站。

1261 年君士坦丁堡拉丁帝国的覆灭，1291 年巴勒斯坦和叙利亚的大部分地区的丧失，对威尼斯十分不利，但是面对这些不幸，这一共和国加强了其统治，丝毫没有受到这些灾难的影响。威尼斯从其历史一开始就是一个商人国家。在她的社会结构中始终不存在一个封建的阶级。威尼斯旧的政体形式就象一个由总督、选举人团、元老院及大议会组成的金字塔。总督是政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到了11～12 世纪时，就成为一个纯粹的君主，但却是一个立宪政体的君主，因为他的权力受到选举人团的监督。选举人团是一种没有司法和立法作用的内阁或执行委员会，但它有权向元老院提出法规。这一团体是由几名公爵的顾问和其他20名各大行政部门的官员所组成。元老院（Pregradi——特邀者）可称为上议院；这显然是一个立法机关。它由246 名成员组成，决定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制定条约、布置税收、管理财政并批准一切法令。大议会或叫下议院是由世袭的贵族组成。由它选举总督、选举人团和元老院。从1172 年起最富有的商业贵族已经有目的地在下议院或大议会中加强自己的政治势力，他们的目的在于削弱总督的势力，使之成为傀儡，同时压制人民。

13 世纪，下议院的委员们都分别地从属于新旧贵族家庭，又增加了许多富有的人们（1275 年占1/3）。从1275 年到1321 年通过了一系列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是在1297年通过的所谓“关闭法”或“大议会终结”。这些措施的意义就在于稳定了形势。这一法律正式确立了一个世袭的商业贵族阶层，威尼斯政府开始转变成贵族寡头统治。1300 年的一次人民起义，以及更难对付的1310 年的蒂耶波洛阴谋集团造成了著名的“10 人委员会”的创立，这个委员会最初是由17人组成：总督、6 名公爵的顾问和10 名选任的成员。开始这只是一个遇到紧急情况而召开的安全议会，在蒂耶波洛叛乱时期被临时授予专断权，而这一专断权再没有取消，而是逐渐地承担了政府大部分重要权力，以致于最后排挤了总督和6 名议员，独揽一切。象蒂耶波洛这样的叛乱是由于家族之间的世仇和个人野心的结果，而不是瘦人中间的民主运动的结果，而且统治阶级的政策是制止党争的形成和阻止某个家族或某个人获得优势。蒂耶波洛一死，作为国家统治党的旧贵族也随之覆灭。他和他的党派都被新贵族取缔。

蒂耶波洛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威尼斯的旧政体，由于长时期以来的出身和统治的特权，他和他的阶层在这个政体中是很有势力的。但是这个党派却没有制定出一个与平民一致的共同目标，并且忽略了取得平民的信任，所以他们在那些新兴的、强有力的阶层面前彻底垮台了。如果蒂耶波洛成功，威尼斯很可能发展成一个由王公、贵族和平民组成的三个等级为基础的立宪政府，但是威尼斯同整个意大利一样，不可能摆脱专制寡头个人家族的统治。

上面关于威尼斯政府形式的简述，并不是有意地闸述政治科学。为了清楚地理解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如何苦心经营了专制制度，及这一制度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所反映的整个意大利向专制制度过渡的趋势，必须了解威尼斯政体的变化。毫无疑问，这一世袭的商人贵族阶层为威尼斯经济繁荣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正如有人说过“这一商业贵族阶层对其臣民是宽容的，在公共事业中是奢侈的，在财政管理上是节俭的，在司法处理上是公正无私、不偏不倚的，它懂得怎样使艺术、农业和商业繁荣；它受到了服从于它的人民的爱戴”。

威尼斯政府的稳定对于它的商业政策十分有利。威尼斯希望继续保持她经久不衰的商业霸权，并以坚定不移的信心和旺盛的精力来实现这一目标。尽管热那亚事实上处境很不利，但如果它有一个更为稳定有力的政府，就可能不屈服于威尼斯并与之相抗衡。威尼斯人被指责为文艺复兴时期最唯利是图、最贪婪的实利主义者。但是这一断言即便不是捏造，也有些言过其实。尽管她对文学毫不关心，又不能以伟大的彼特拉克或薄伽丘的名字而自豪，但在艺术上她是能够与佛罗伦萨相媲美的。

除了与热那亚为争夺东方海域霸权的古代贸易仇争以外，直到14 世纪，威尼斯还十分谨慎地避免自己卷入意大利半岛政治纠纷之中。1284～1381 年间威尼斯与热那亚为争夺霸权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战争。1284 年热那亚在梅洛里亚战败了威尼斯，1298 年在库尔佐拉又一次获胜，直到14 世纪末，双方的战争时起时伏。1379 年热那亚人在波拉不远的地方击败了威尼斯舰队，并且占领了威尼斯共和国主要岛屿之一基奥贾岛。但是在第二年（1380年）威尼斯就彻底打败了热那亚，挽救了自己，严重地削弱了热那亚的实力，以致使热那亚在1396 年被迫屈服于法国的征服。

由于威尼斯诸岛位于意大利的东北部，又拥有独一无二的海上霸权，有着广泛而雄厚的商业，因而直到1396 年法国获得热那亚时，它除了特雷维索那一长条地带以外，在内陆上没有任何实际利益。热那亚从前是威尼斯最大的竞争对手，而现在威尼斯所担忧的是法国—热那亚的政策联合的可能及北意大利的利益。因而，威尼斯以欣慰的心情注视着阿让库尔之后法国的虚弱，法国第二次占领热那亚（1458～1461 年）时，她的对抗情绪又复苏了。接着威尼斯就以一个突然的、意外的成员出现在路易十一和大胆查理的斗争之中不久威尼斯成为意大利内陆北部最强大的势力，其地位使米兰和佛罗伦萨两个内陆城市都黯然失色。威尼斯与西欧的商业往来几乎全靠著名的佛兰德大舰队来维持。佛兰德大舰队是由威尼斯派遣的最大国家贸易船队。这些船只由国家筹建，每年都由投标最高者带队远航。每只船都由一名船长指挥，其成员包括两名笛手，两名小号手，一名公证人，一名医生，一名领航员和几名记录员及各种各样的工匠。

还有30 名弓箭手担任防卫，180 名划桨手。弓箭手和桨手们由4 个年轻的贵族指挥，这些贵族被派出来了解世界，经历风险和磨难，准备为威尼斯献出他们的生命。划桨手主要是来自威尼斯属地上的斯拉夫人。关于威尼斯船队出于商业目的何时首航佛兰德一事，尚有一些争议。阿·巴切特认定日期早在1273 年；另一些人则认为一年一度的船队出航始于1317 年；阿道夫·绍伯则找到雄辩的理由，证实1314 年是这类航行的开端。航行的路线是穿过亚得里亚海到达卡波迪斯特里亚，由此取道科孚、奥特朗托、锡拉丘兹、墨西拿、那不勒斯、马略尔卡岛和西班牙、摩洛哥的一些重要港口，最后到达里斯本。一部分船队从里斯本去英国，在桑威奇群岛、南安普敦岛和伦敦登陆；其余的船只则开往布鲁日、斯吕伊、米德尔堡和安特卫普。在返航时，整个船队在南安普敦岛或桑威奇群岛汇合。一次往返航行，精确地讲是贸易航行，大约需要一年左右的时间。了解贸易的品种是相当有趣的，它可以使人们对于欧洲商业和文化状况一目了然。

从阿勒颇、大马士革、希腊搜集的丝绸在威尼斯染成黄色、淡蓝色和绿色。这些商品在英格兰都是畅销品，尤其是生丝的需要量更大。香料来自亚历山大、大马士革、阿勒颇和君士坦丁堡，除了有固定的香料和胡椒外，还有洋艾、硼砂、樟脑、阿拉伯树胶、麝香、小粒珍珠和象牙。棉纱和原棉都是在大马士革和塞浦路斯集中。帕特雷则是无核葡萄干的仓库，上述这些商品都是极为重要的贸易种类。1317 年这些商品第一次运到英格兰的时候，就受到人们的喜爱，而成为畅销品。船队在威尼斯满载加工染制的丝织品、玻璃和陶器。在墨西拿又带上了糖、蜜、腌渍果品、糖果、丝线、棉纱、硝石、大珊瑚珠（或叫念珠，因为极象天主教会的念珠而得名），制弓用的木料也是船上的重要货物。船队返航时，在英国满载木材、锡、锡镴制的大浅盘和单柄金属浅杯，鞣制过的小牛皮和牛皮。小牛皮和牛皮在比萨、西西里是畅销货。英国的呢绒也被运到威尼斯染色，由威尼斯商人在德国、意大利和地中海港口的大定期集市上销售。在布鲁日，船队卸掉丝绸、靛蓝、柏柏尔人的蜂蜡，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明矾矿石和鸵鸟羽毛，再装上呢绒、黄铜和马口铁器皿，刀叉餐具、弓弦、白线、窗帘。

安特卫普则购买船队在西西里装来的硫磺、用作梳子的象牙、珍珠、金刚石、红宝石和绿松石，然后输出呢绒手套、金属器具、刀叉餐具。“佛兰德大舰队”去英格兰和佛兰德的最后一次航行时间是1532 年。除了热那亚，与威尼斯发生战争的西方国家只有匈牙利。因为威尼斯决心要把亚得里亚海变成自己的内湖，为此目的长期、顽强地控制着亚得里亚东部海岸。早在1203 年就占领了扎拉，夺得了匈牙利唯一的港口。当1345年威尼斯又夺得阜姆时，匈牙利和威尼斯为争夺拉古萨展开了一场殊死搏斗。现在的拉古萨是通过一条堤道与大陆连接在一起，而中世纪的拉古萨却是一个岩石岛屿。尽管名义上它屈于拜占庭帝国，但实际上拉古萨是独立的。866～867 年，拉古萨顶住了撒拉森人15 个月的围攻，一直到拜占庭皇帝瓦西里一世来解围为止。即使在那时拉古萨的舰队还能够为帝国军队去阿普利亚的远征提供运输。在这次远征中，拉古萨舰队结束了阿拉伯对意大利“脚跟”的统治，从而使伦巴第行省诞生。在威尼斯与皇帝曼纽尔的战争中，拉古萨卷入了与威尼斯的斗争中，被威尼斯占领。1221 年，依照威尼斯要把亚得里亚海变为其内湖的政策，拉古萨成为威尼斯的一个保护国。

拉古萨分享了13、14 世纪威尼斯的繁荣。在拉古萨建立了各种各样的贸易行会，拉古萨商人的殖民点深入巴尔干半岛内部。拉古萨主要的输出品是生活资料，例如兽皮、乳酪和蜂蜡，然后运回来盐、酒、油，并从意大利运进纺织品。塞尔维亚的皇帝斯蒂芬·杜尚给予拉古萨商人自由进入他的国家的特惠权。1358年威尼斯把拉古萨转让给匈牙利，使匈牙利终于获得了打开蓝色大海的一个门户。拉古萨人精明地预见到被土耳其征服的严重性，很早就与土耳其人表示友好。15 世纪时，许多人为躲避土耳其人的进军，从巴尔干半岛逃难到拉古萨，使拉古萨成了避难所。由于其中许多人带来了大量的财富而从事贸易，使拉古萨逐步繁荣起来。她在地中海沿岸的主要港口上建立了商栈，并于1494 年与西班牙签定了贸易协定，1508 年与法国、1510 年与埃及都签定了贸易协定，与埃及的协定终于为拉古萨打开了通往印度的航路。在英语“大舰队（argosy）”这个词中，至今还保留着外来语拉古萨（Ragosa）谐音的痕迹，虽然argosy 只是对Ragusa 一词的讹用。

由于亚得里亚海上海盗横行，冬季、雨季又无法通行，为了找到另一条商路以补充海路的这一缺陷，威尼斯人就试图为商人们穿过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到达君士坦丁堡经商开辟一条安全的陆地通路。塞尔维亚位于迪纳拉阿尔卑斯山脉，喀尔巴阡山脉、罗多皮山脉会聚处，在这山重水叠之中，塞尔维亚人事实上早已获得了独立。13 世纪，君士坦丁堡的拉丁帝国就没有控制过塞尔维亚，恢复后的拜占庭帝国巴利奥略王朝也没有在塞尔维亚建立帝国的统治。塞尔维亚人民是勇敢的山区人民，主要从事牲畜饲养和家庭工艺。他们善长于皮革、金属制造。因为塞尔维亚矿源丰富。但是采矿者们却是来自特兰西瓦尼亚的德国人。塞尔维亚人过着带有原始生活特点的、自给自足的简朴生活，所以他们的进出口物资极少。然而决不能为此而忽视了这个国家商业的重要意义。因为塞尔维亚的主要部分被流向尼什平原的多瑙河支流摩拉瓦河流域断开，而尼什平原是巴尔干内地两条大的天然通路汇合处；这两条道路，一条是从尼什平原出发沿着马里查河流域穿过皮罗特和索菲亚直接到达君士坦丁堡。这是一条十字军东侵时的旧路。

另一条路在尼什平原几乎与上述那条路直角相交，沿着瓦尔达尔河经由萨洛尼卡进入爱琴海。于是这条X 形的路线就使得尼什平原成为东南欧国家通向东方的大门。而这一贸易通路就掌握在威尼斯和拉古萨人的手中。威尼斯与巴尔干半岛的最早条约签定于1352 年。这是在尼科堡与保加利亚国王亚历山大签定的条约。条约规定威尼斯商人可以自由、安全地通行于这个国家，只需交付商品总价值（估价）的3％作为通行税，这些商人还有权开设工厂、建立教堂，并在尼科堡享有土地所有权。12 年以后，威尼斯又与塞尔维亚国王斯蒂芬签定了条约，这一条约允许他们通过塞尔维亚去君士坦丁堡。但是由于土耳其人在欧洲的长驱直入，特别是1396 年尼科堡的灾祸后，欧洲经由巴尔干半岛与东方的商业往来停止了。1395 年，帖木儿占领了塔纳，使威尼斯在上述损失之外又进而失去了黑海的贸易——或者说，是热那亚留给她的那一部分黑海贸易。尽管如此，威尼斯在意大利的大肆扩张还是部分地补偿了这些损失。她统治了从阿尔卑斯山到特拉尼的整个亚得里亚东岸及所有的岛屿，当然还仍然占领着莫里亚和克里特。

威尼斯最负有盛名的工业是玻璃制造工艺。威尼斯玻璃工人的足迹可追溯到德国、法国和佛兰德。意大利的玻璃制造工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成就。莫梅蒂引用了一个1090 年的文献，文献中提到一个威尼斯的玻璃工人彼得鲁·弗拉比亚诺。习惯上把意大利玻璃业在拉尔塔勒的起始日期定在11世纪，尽管在13 世纪之前还没有提到有关玻璃制造业的实例。有相当多的证据证实了在13 世纪一个玻璃制造行会的存在，于是莫梅蒂认为这个行会甚至早于13 世纪。文献也提到，这一时期的玻璃业的经营规则以及在穆拉诺、特雷维索、弗拉拉、帕多瓦和波洛尼亚所建立的许多熔炉。毫无疑义，威尼斯玻璃制品的技艺同其他技术工业一样是因君士坦丁堡的被征服而受到极大推动。尽管在1278 年很多玻璃工人在圣多纳托的保护下定居在穆拉诺，然而威尼斯大议会1291 年11 月8 日的法令表明，威尼斯城里此时已有相当数量的玻璃工人。为了使威尼斯城摆脱所有有损人民健康的工业污染，“下令将卡斯特洛的玻璃熔炉移至穆拉诺，尽管在第二年允许在威尼斯生产某种玻璃，但只能在居民住房五步以外的小熔炉中生产。” 

14 世纪，威尼斯的玻璃工人行会已经相当普遍。许多行会已有细致分工——玻璃珠制造工人、制镜工人等等。显然，政府鼓励和支持各部门的细致分工，以避免工人各自到外国去开办玻璃工厂。然而，在特雷维索、贝卢诺和沿着整个皮亚韦河上游建立的工厂都是坐落在通向德国的商路上，有助于意大利玻璃工人投身于阿尔卑斯山脉以北的国家工业中。然而，意大利对于德国的影响在16 世纪中叶以前是很小的。

14～15 世纪，威尼斯的玻璃制品有三种：（1）玻璃珠；（2）经常使用的空心器皿；（3）镜子、透镜等等。他们还试图仿造出东方光彩夺目的搪瓷漆，但是“要想成功地掌握这些颜色并不是一件容易学会的事情，此时还没有一本书传授各种颜色的调配技术，在瓷漆被成功地运用于玻璃表面之前，也没有提到应该掌握的各种方法和技艺。”然而到16 世纪，威尼斯终于生产出三种彩饰玻璃：（1）由有色玻璃镶饰的相当厚的纯白玻璃；（2）类似于威尼斯釉铜器的玻璃，是用一种不透明的稠釉不断地涂到一种透明的有色玻璃上而制成的。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在威尼斯市博物馆珍藏的穆齐阿尔杯。这一珍品是委派安杰洛·贝罗黎利来完成的，他是15 世纪一最杰出的玻璃工匠，人们都认为他是引进或至少最后完成玻璃着色的创始人。（3）第三种彩色玻璃是在薄薄的无色玻璃上刷着一层不透明的铜色，现在英国博物馆陈列的一对这种彩色玻璃制的高脚杯，就是我们后来所熟悉的成套的这类酒杯的一个典型。

玻璃珠无论在制造和输出上都在威尼斯玻璃工业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直到14 世纪，玻璃珠仍是那些一年一度驶往黑海、泰晤士和佛兰德的船队所装载的主要货物之一。早在13 世纪玻璃珠的加工制作就有了相当高的发展，并引起了生产天主教念珠的玻璃念珠厂的嫉妒。它迫使政府阻止玻璃工人生产仿制品，可是在1510 年由于德国的竞争又撤销了禁令。根据莫梅蒂的看法，玻璃珠的制造是从13 世纪眼镜制造业中产生的。眼镜开始是用水晶和黄色的石英制作，后来就开始使用玻璃仿照。如果说威尼斯为研究玻璃制作史提供了空间，那么卢卡①则为中世纪的丝绸加工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丝绸加工在佛罗伦萨从未占有重要地位，而在卢卡，丝绸工艺领先于整个欧洲。但是锦缎、金线织品、精致华丽的呢绒等等，却是在佛罗伦萨加工的。韦卢蒂家族垄断了天鹅绒加工的专利权。早在8 世纪阿拉伯人就把丝织、养蚕技术引进西班牙，9 世纪又传入西西里。

1147年西西里罗杰尔二世把希腊丝织工引入巴勒莫作坊，又促进和推动了这一工业的发展。诺曼人在阿普利亚和卡拉布里亚引进和改良了丝织技术。在12世纪后半叶和13 世纪意大利的中部和北部已经普遍掌握了丝织工艺。12 世纪末以前，佛罗伦萨丝织业的规模还很小；而到了13 世纪在热那亚、威尼斯和米兰都有了丝织业。在13 世纪时，法国的巴黎及南部的一些地区以及德国的科隆等地都出现了丝织业发展的迹象。早在11 世纪初，卢卡就加工出各种小巧而廉价的丝织品。我们的根据是一首题为“罗得里布”的拉丁诗，此诗大约于1030 年，在特格尔西的一所德国修道院写成，诗中在描写节日服装时，提到了卢卡加工的丝绸吊袜带。关于卢卡丝织业起始的大致时间和其引进情况的原始资料，现在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

11 世纪末以前，卢卡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商人们从北意大利和阿尔卑斯山以远来到这里经商。许多虔诚的信徒前来卢卡瞻仰巧夺天工的耶稣受难像，称之为“圣容”。卢卡的商人经常出入意大利的各个市场和定期集市。12 世纪他们到达了香槟市集。根据1153 年的一个贸易协定，热那亚获得了卢卡到法国集市的商品运输控制权。卢卡的工商业急需一个与自己紧密联系的港口。所以卢卡和比萨经常发生争夺港口的斗争。在1159 年比萨取胜，夺得了卢卡的小港口莫托龙，一直占领到1356 年。从此以后，卢卡就使用热那亚的港口，直到今天。1166 年热那亚正式批准卢卡商人同自己的市民有同等权利参与海上贸易。卢卡的丝绸业的原料是由里海地区、黑海沿岸、土耳其斯坦、波斯内地、小亚细亚、叙利亚、希腊和西班牙等地输入。据热那亚公证人的记载证明，其中大部分的原料是在热那亚买到的。还有一些是卢卡商人到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购买的，在十字军东侵时这些商人经常出入于拉贾索和阿克。这一时期，养蚕业也逐渐地传入意大利和法国南部地区，但是那里的生丝供给却是非常有限的。卢卡所加工的每一种丝绸在中世纪都很闻名，但她更善长于生产用金银线织成的华丽贵重的丝织品。卢卡的华盖、锦缎、卡穆纱提花织锦、锦绣、天鹅绒和泽塔诺的需要量都很大。最流行的一种轻薄丝绸叫作“绢”，用来制作旗帜、服装、帘帷、靠垫和衬料。

卢卡丝织业的组织机构具有资本主义特征，丝绸商或者中间商把原料分配给缫丝工、染色工、纺织工等等。各道工序完成之，后由工匠把织品交给中间商。工人们有的住在城里，有的住在乡下。大多数的劳动者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并且靠劳动获得工资，即根据产品的件数和重量获得相应的报酬。染色工和织工被组织在行会中。手艺人所组成的各个行会里的师傅和卢卡所有的商人一样，都是大的商人组织的成员，其组织称为商团，其领导机构是由一名官员和一个议会组成的商会。商会对商业和与商业有关的工业、例如丝织业等进行控制并行使仲裁权。从现存的最早的1376 年商会规章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商会确实在组织和控制工商业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卢卡的大多数商人组成的公司，最初带有明显的家族特征，公司雇佣代理商或推销商代替他们到国外经商，每年由商会保留这些商人及他们的代理人、合股人及学徒的名单。

这些名单有少数保留到今天。同中世纪大多数出口商品一样，卢卡的丝织品最大的市场是定期集市，特别是香槟和佛兰德的定期集市。商人亲自赴集或派代理人出席集市。合股人和代理商也代表丝绸商行到西欧各重要的贸易中心去。很多卢卡商人都是国王和大贵族的资助者，甚至是教皇的资助者。在热那亚、那不勒斯、罗马、阿维尼翁、蒙彼利埃、巴黎、布鲁日和伦敦等城市里——卢卡居民的人数之多足以建立一“国中之国”，即拥有一个合作组织和仅能对其成员实行司法权的侨居地。每个侨居地都有一条法规，但是只有布鲁日侨居地的法规保存了下来。各侨居地的成员都由他们每年选举的领事和辅助官员们管理。在布鲁日有一个侨居地所属的总领事馆，在此居住着领事，举行会谈和经营贸易。

侨居在任何一个外国城市的卢卡人，即使是暂时的，也要参加当地自己同胞组成的“侨居地”，否则就受排挤。每个侨居地都有一个小礼拜堂或一个教堂供奉着“圣容”，并有一个崇拜圣十字架的宗教团体。布鲁日侨居地的法规既是一个市民组织的法规，又是一个宗教团体的法规。布鲁日“侨居地”征收的侨民全部所得税和罚金都用于维持教堂。侨居地的成员如果有人违反侨居地法规或者彼此间发生争吵、冒犯商会的福利事业等，各地的领事对此都有司法裁判权。各项决议的副本由一个侨居地送到其他侨居地和卢卡本土，这样从一个城市里犯法而逃脱审判的卢卡人，无论逃到哪里都得不到他的同胞们的庇护，而将被所有的卢卡侨居地所排斥，在侨居地官员的要求下，卢卡本地也依法没收罪犯在本土的财产。除建立贸易侨居地以外，卢卡人在14世纪又开始建立工业侨居地。波洛尼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都相继接纳了大批的卢卡丝织工匠和商人，这些人在1300年开始的内战和内部纷争中及外国统治的两个阶段，1314～1317年和1329～1369年，有的被流放，有的则是自愿离开卢卡共和国而移居的。

吉伯林党占优势的比萨在1314～1317年和1342～1369年两次统治了圭尔夫党的卢卡。卢卡的工匠和商人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欢迎。波洛尼亚批准他们享有各种特权，因为他们给这个城市带来了新的财源。佛罗伦萨欢迎他们，把卢卡人作为他们圭尔夫派的同胞和给佛罗伦萨弱小的丝绸业带来了织、染新技术的能工巧匠。佛罗伦萨还同意卢卡人组成一个共同团体，它可以作为丝织业行会“圣玛丽娅港行会”的一个“成员”或“分会”。

在圣马克教堂他们还有一个小礼拜堂专门供奉“圣容”。丝织工匠和商人组成的最大移民团体定居在威尼斯。威尼斯大议会允许卢卡人组成丝织行会叫作“Corte della Seta”起初容许威尼斯的丝织工和商人入会，后来就强迫他们加入。威尼斯的丝绸业在13世纪时就是出口工业，到14世纪时居住在威尼斯的卢卡人不断引进丝织、染色的先进技术改变了威尼斯工业的经济体制使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以前，这里的丝织工买线，自己加工成织品，再卖给商人。卢卡人改变了这一做法，引进了他们由中间商分发原料，收购成品的做法，中间商自己拥有原料，分发给工人为他们加工，并给予工资报酬。

卢卡侨居地的商人在威尼斯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他们建立了一个供奉“圣容”的宗教团体，并资助建立了一个礼拜堂，一个会议厅和一个为那些贫穷的卢卡人提供免费食宿的旅店。卢卡人在威尼斯居住了至少15年，这期间，威尼斯允许卢卡人享有城市公民权以为酬答，从而使他们享有威尼斯人在国内外的一切商业特权。然而卢卡侨民每月都给卢卡长老会写信以便保留他们的国籍。卢卡侨民虽然客居国外，但从未失掉过对故乡的热爱。在威尼斯侨居的卢卡人，为使卢卡摆脱比萨的控制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当卢卡重新获得自由以后，一些商人回到卢卡，另一些人由于在各地建立的企业太稳固，为免遭巨大损失，不能返回故乡。同意大利其他城市国家一样，卢卡对她侨居国外的市民，不管是个人或是团体都给予密切的注意。无论卢卡的市民本身还是他们的财产受到侵犯时，卢卡就出面干涉，并给予支持。

如果有一点理由，她就企图在外国法庭尚未引渡讼案时，要求引渡自理。她设法从所在国家的统治者手中为卢卡市民们搞到安全通行证，并代表整个侨居地的利益向教、俗统治者求情。作为提供这种保护的条件，卢卡要求那些正住在国外的臣民必须向国家提交一份服从卢卡的文件。每个侨居地必须承认其本国的司法权。他们的一切法令、条例、议案也必须送交卢卡得到批准通过。整个14 世纪，由于卢卡共和国的独立遭到破坏，导致商人和工匠大批移居国外，使卢卡的丝织业遭受到严重的衰落。卢卡重新获得独立后，卢卡政府和商人协会共同努力复兴工业和恢复往日的市场。经过整整一个半世纪的努力，卢卡才渐渐地振兴起来，可是由于佛罗伦萨、威尼斯和其他城市的成功的竞争，往日卢卡丝织业在市场上的霸权地位已一去不复返了。

复兴时期后，一直到16 世纪初丝织业才达到其发展的顶峰，但好景不长，很快又衰落下去。16～17 世纪，一家又一家丝绸公司先后倒闭了。1785 年，最后的一家丝绸公司也关上了大门。

谢选骏指出：意大利的经济衰落，是由于土耳其奥斯曼人的崛起而导致的——这恰恰说明了“上层建筑决定着经济基础”，而不是相反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系列的事变推动了地理大发现，之后的商业航道的改变，进一步加剧了意大利的衰落。整个地中海周边都变得次要了，大西洋沿岸得以崛起。这一切都违背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胡说八道。经济基础明明是被其它因素决定的！

【第十章 14～15 世纪佛罗伦萨的羊毛工业】

在一般人的心目中，佛罗伦萨通常被认为是各种艺术居首要地位的城市，在这里，诗人和作家、画家和雕刻师争奇斗胜。而事实上，在文艺复兴时期它主要是个工业城镇。那里有些街道是整个地从事某种工业的，如丝绸街、织长袜街、染匠街和织工街等。中世纪佛罗伦萨的贸易史，首先是它的呢绒贸易史，它自然地扩展为佛罗伦萨的全部贸易史。仅商业本身并不能使佛罗伦萨在圭尔夫党的城市公社中赢得首要地位，不能建成宏伟的建筑，不能以艺术品美化自己，也不能滋养出如此繁荣的城市生活和商业贵族阶层。佛罗伦萨的繁荣在于既有商业，也有工业和银行业；既有原材料市场，也有向远近各国推销产品的贸易活动。

远溯到13 世纪，佛罗伦萨的银行家们就确立了与教廷有关的财政垄断。在当时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教俗封建主都是他们的债户。佛罗伦萨的羊毛业行会是英国羊毛的最大买主并左右了欧洲的呢绒贸易。佛罗伦萨发展了国内工业，特别是发展了呢绒制造业这一事实，是它强盛的首要原因。作为一个内陆城市，佛罗伦萨在进入其晚期历史以前，一直没有港口，不具备发展商业的自然条件。它的国内工业弥补了这一缺陷，保证了它免于流血竞争。这种流血竞争存在于意大利其它城市国家，如热那亚同比萨，比萨同威尼斯之间；在这些国家中，转运贸易居首要地位。在战乱盛行、市场萧条的最灾难时刻，佛罗伦萨却是繁荣的，至少比它的邻国繁荣。例如，美男子腓力在对英国和佛兰德战争中，对佛兰德诸城关闭了香槟集市，尔后又为了国内工业的利益，通过1307 年和1311 年的法令，把意大利商人驱逐出法国，以他们破坏了反对高利贷的法令为托辞。细呢绒行会于是被剥夺了它最重要的呢绒市场。

另一方面，羊毛业行会则开始从英国和其它地区获取原毛；国内工业仍旧繁荣，国家呢绒贸易也以其不断增长的速度发展起来。如果我们承认著名的佛罗伦萨史学家戴维逊的论断，那么，阿尔诺③城就是欧洲第一座既不濒临海岸，或坐落于通航河畔，也不位于重要隘口往来处而成为大商业中心的欧洲重镇。同时，佛罗伦萨亦并不缺乏优势。它处于过往重要商路的中心位置。从很早以前起，佛罗伦萨人就从国内贸易的立场理解了他们的战略地位，并力图使他们自己成为周围世界的当然主宰。而征服阿尔诺河口则是他们为摆脱自己作为内陆城市之不幸的最高志向之一。

他们所遇到的困难，使他们锻炼成为睿勇有为、精明果断和富有民族自豪感的人民。除上述事实外，似乎还应加上如下原因：即它高度发达的工业技术和经验，它所购买和转运之原材料和染料的质量，在分配、经营和使用劳动力方面的生产组织能力、成品的利润，对当时支配世界贸易的全部条件的精湛知识和灵活运用，以及为了发展它的工商业所制定的公社的经济政策，即“不择任何手段，甚至不惜发动战争”。

在印染工业方面，佛罗伦萨居世界首位。5 世纪蛮族的入侵曾造成西欧一切技艺的停滞，直到12 和13 世纪，染料仍完全由东方进口。只是在北意大利的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热那亚，人们才看到了西方印染技艺的新生。1300年，一位德国出生的佛罗伦萨人费代里戈·奥利切拉里从利凡特带来了他发现的从地衣植物中提取染料的秘密。这一发现使佛罗伦萨财运亨通。1340年，佛罗伦萨的200 多家手工工场，每年生产染色呢绒7 万至8 万匹。到1249年，威尼斯有人写出了第一篇关于印染技术的论文。后来，美洲的发现又引进了洋红的使用，给印染业以新的推动。这一技术虽古已有之，但却在欧洲失传了若干世纪。同时，印度航路的发现，又引进了其它染料，如靛青、洋苏木、红木等，最后，染料植物，特别是大青的种植，刺激了印染工业的发展。

意大利的羊毛工业可追溯到罗马早期，据蒙森讲，当时意大利的毛织品几乎供应了整个罗马世界。但到帝国晚期，自产呢绒再不能满足善于挑剔的、较富裕的罗马人的口味了。因而，城市平民和农民继续使用本地产的手工织造呢绒，而上层阶级则使用精细的、色彩丰富的东方呢绒。无论在蛮族入侵时期还是在伦巴第和加洛林时期，意大利半岛上的毛织技艺从未衰亡。而且，尽管书面资料非常贫乏，穆拉托里对整个意大利的研究及罗伯特·戴维逊对佛罗伦萨的专门研究，都证实了罗马时代以来，意大利羊毛工业的从未中断的连续性。就佛罗伦萨来讲，根据史料记载，毛织工业的萌芽最早出现于9 世纪的圣·安德利亚修女院。这里的修女们必须每年向佛罗伦萨的大主教进贡“一件用山羊毛织造的法衣”。

这一技艺看来已被圣·米歇尔修女院的修女们进一步发展了。她们须每年向诺南托拉修道院住持贡献“5 匹质地优良的呢绒”，因该住持是修女院的领主。由于修女院住持手下只有6 名修女，很显然，纺毛和织造工作一定是由女佣们完成的，而修女们只充作监工。除这5匹呢绒外，修女们还须从摩德纳修女院招来12 名女工，在她们监督下织造羊毛和亚麻的法衣。这些法衣也须上交诺南托拉修道院，但在这种情况下，此修道院必须提供原料。戴维逊认为，我们可由此推论，佛罗伦萨的修女院比其邻近地带的修女院更好地了解和熟练地掌握了羊毛加工的技艺。无论在羊毛工业和贸易方面，还是在整个佛罗伦萨历史方面，史料记载一直是很贫乏的。直到公元10 世纪以后，我们才得到一些有关这一城市内部生活和城市发展的资料；而且直到13 世纪，这时羊毛业行会和细呢绒行会已经建立，我们才得到有关羊毛贸易和毛纺工业的充分材料。

13 世纪，羊毛工业有了大幅度上升，但毫无疑问，在11 和12 世纪，它就已经十分重要了。这一工业从修女静室的织机和纱锭开始，通过以妇女为主的雏形的家庭手工业阶段，发展到实质上是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在这里，复杂的生产程序中的每一细节，从原毛纺纱到织布、浆洗、印染、抛光和呢绒切割，都由不同的工艺来完成。在最初几世纪，毛纺工业更多地是在佛罗伦萨周围的农村进行，而不是在市内。在佛罗伦萨城本身，我们最早知道的浆洗厂出现于1062 年；到12 世纪初，每一条河上都建立了浆洗厂。那个时期纺织工业中主要的手工业是长袜的织造，早在1132 年即有关于这一生产的史料记载，而在当时，这一工业无疑已相当发达了。11 和12 世纪的佛罗伦萨商人主要是经营羊毛产品的那些人。他们在佛罗伦萨最早得到政治权势。

据此，可以进一步断言，他们的工业最先达到了高度发展的程度。戴维逊曾给我们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说到佛罗伦萨的资本家如何贷款给土地贵族、修道院住持和大主教。然后，在他们事实上无力偿债时，取消他们的赎取权，并逐渐侵吞贵族和教会的大部分地产，以增加他们自己的财富，以致他们最后控制了教会的财源，从而征服了整个教会的金融市场。带着这笔资金，佛罗伦萨进入了佛兰德市场，购买原色呢绒，带回国内印染。然后，他们把买到的呢绒进一步加工，并以购买和加工北方粗呢绒为业。

通过他们改良的生产流程而制出的呢绒，在整个西方世界的呢绒贸易中，事实上也在东方的呢绒贸易中堪称魁首。

关于这几个世纪中佛罗伦萨羊毛工业和贸易的重要性，可根据它的邻国为阻止它的竞争和发展所采取的多种手段来估价。

1080 年，亨利四世为取悦于在他与格利高里七世斗争中忠实地支持他的卢卡商人，禁止佛罗伦萨商人到帕尔马和卢卡的市场，当时这两处的工业也有了早期萌芽。

由于当时的佛罗伦萨仍属内陆贸易城市，并不经营奢侈品，因此，唯一可能的结论是当时它的国内工业已相当繁荣。1116 年，亨利五世在波洛尼亚的唆使下，命令托斯卡纳商人每年不得通过波洛尼亚领地两次以上。在整个12 世纪期间，德国皇帝还持续不断地颁行歧视佛罗伦萨人和其他托斯卡纳商人的法令以取悦于威尼斯。羊毛业行会是佛罗伦萨的第一个合作社团或贸易联合体，而且早在佛罗伦萨的羊毛和呢绒商开始在全欧畅行经销之前就已存在。关于兰那（羊毛加工业行会）和卡里马拉（细呢绒商人行会）的起源问题，仍是悬案，但前者显然到1138 年就已经以团体形式出现，而后者到1212 年才出现。

然而，尽管“在确切意义上说，羊毛加工业行会是细呢绒行会的前身”，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后者取得的利润越大，市民被吸收为其行会成员的数量也越多。于是，细呢绒行会的商人们在财富和地位上占据了首位，而地方手工业者则不得不安于次要的地位。” 在这些文件中出现的著名人士中，有乔瓦尼·维拉尼和第诺·孔帕尼，他们是佛罗伦萨的两位编年史家，都对商务有极大的兴趣；还有长者薄伽丘，他是巴尔迪家族的忠实代理人；艺术家乔托，则表现出一种少见的接受能力，在1312 年9 月——他名声的顶峰时期，把一台英制织机租给一个名叫巴尔塔洛·里努奇的佛罗伦萨人，租期6 个月。

意大利人属于最先出现于香槟集市上的商人，他们在集市上购买北法兰西、佛兰德、英国和西班牙在此出售的羊毛产品。这一经营外国羊毛和法国呢绒的时间可回溯多久，尚不确知；但毫无疑问，它早于12 世纪中期以前，或更早些时候。历史记载中最早的日期是1138 年。然后呢绒就被运回国内，通过精制加工，大大增加了它的精细度和价值，然后再次出售。1138 年以后，佛罗伦萨的贸易不再局限于托斯卡纳地区，而是扩展到它在意大利半岛的邻国、欧洲大部，乃至于地中海沿岸；1171 年佛罗伦萨与比萨的协议，使她得到在海运出口方面与当地公民同样的特权，使其商业进而发展到国外。到1193 年，佛罗伦萨已在墨西拿占据了一大块贸易殖民地，并有一条街道以她命名。

至1300 年，“不论在中部、东部或南部意大利，还是在利古里亚，几乎没有一个大城市，没有不断来自阿尔诺的船只在途中航行；没有一个大城市，没有佛罗伦萨人在发挥重要作用；在热那亚和那不勒斯尤其如此。”那一时期，在西西里、撒丁、科西嘉、比萨、卢卡、萨尔察纳、热那亚、波洛尼亚、弗拉拉、帕多瓦、威尼斯、维琴察、巴萨诺、贝卢诺和特雷维索、弗留利和维罗纳、布雷西亚、维罗纳和曼图亚；帕尔马和皮亚琴察；米兰、罗马尼阿、安科纳和佩鲁贾、翁布里亚和罗马，到处都可看到佛罗伦萨人在经商。所有的佛罗伦萨大家族都在意大利城市中设有商栈，主要为羊毛贸易服务，同时兼营其它行业，特别是银行业。1245 年，法尔克涅里家族在波洛尼亚建一商栈；到1303 年，斯皮尼、普尔奇、卡尼贾尼各家族都在阿纳尼设有商栈，当时正值卜尼法斯八世在此建立宫廷；德拉·斯卡拉家族在威尼斯设了一处商栈，此商栈至少存在到1326 年这一家族的衰落；巴尔迪家族于1329年在佩鲁贾也有一处商栈。

13 世纪中期韦卢蒂家族在波洛尼亚、米兰、比萨、热那亚和罗马以及在巴黎、法国其它地区和英国都设有商栈；1322 年，有26家佛罗伦萨商号在比萨建立了商栈。在那不勒斯王国，巴尔迪家族和佩卢齐家族是最重要的商家，其次是阿奇阿茹里家族。这里的所有这些大集团都同时从事商业和金融业。除了经营谷物出口外，毛呢是最重要的贸易项目。关于大批呢绒由海路运往这一南方王国的最早记录，见于1267 年，这时佛罗伦萨的阿西尼—卡拉佩萨商行取道热那亚海运呢绒至此。佛罗伦萨商人在法国和香槟集市上出现的最早记录是1152 年，但1211年以前数量一直不大。这一年，佛罗伦萨商人向法国市场输送着相当数量的呢绒，并已直接从西班牙的阿尔加维省进口著名的加尔博呢绒。

到13 世纪中期，佛罗伦萨各商行与法国的金融、商业交流正处于兴旺时期。起初，佛罗伦萨商人在法国经商不得不克服许多困难和障碍。法国封建主和商人忌妒外国人并企图排斥他们。许多负债累累的人极力否认他们的债务。格利哥里九世（1227～1241 年）则把佛罗伦萨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这一时期，十字军的鼓吹者设法使教皇颁布诏令，允许十字军人延期4 年偿还所欠债务，在诏令上，格利哥里发表了一条声明，说“这只适用于不信主的犹太人，但对于忠实于主的佛罗伦萨人，债务人必须履行契约”。路易九世统治时期（1226～1270 年），对佛罗伦萨人和其他意大利人的待遇一直不稳定。

由于他们以金钱支持了第六次十字军，也由于意大利银行家的伟大保护者英诺森四世（1243～1254 年）的登位，他们的股票价格上涨。但是，到路易九世后期，这位国王又良心发现，于1269 年批准了一项反对放高利贷和开设典当业的法令，这沉重地打击了意大利的通盘商业金融活动。佛罗伦萨同法国贸易往来的真正兴旺时期，始于美男子腓力（1285～1314 年）继位时。这时，阿尔诺商人和银行家能够利用法王与佛兰德诸城作战而金融吃紧之机，为他们自己在这一王国中赢得重要地位。这就是弗兰泽西兄弟好运的开端，而且“由他们开始，形成了强有力的意大利金融家阶层，这一阶层由马扎兰统治时期一直延续到德梅里督政时期”。但即使是弗兰泽西兄弟也不单纯经营银行业。他们的一个分行巴尔多菲尼兄弟公司从14 世纪初就在羊毛出口方面充当了相当重要的角色。同一时期，佛罗伦萨人在法国43个城市中定居。

在佛罗伦萨发现的普罗旺斯硬币表明，早在1211 年，佛罗伦萨人就进入香槟集市。这些集市在整个13 世纪已具有了全欧洲的重要性，而在用东方产品换取北欧和南欧产品方面尤为重要。在这些集市上，一方是普罗旺斯人、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另一方是北法兰西人、英国人和德国人。早在1209年，腓力·奥古斯都就已把来到集市的意大利人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他的继承者们也继承了这一政策。在法国几代国王批准的特许证书中，最经常提及的就是佛罗伦萨人。托斯卡纳和伦巴第人之所以在集市上最为重要，有两个主要原因：毛织品的大宗交易和银行业，而佛罗伦萨人在所有这些活动中，居于最领先的地位。

贝尔托·弗雷斯科巴尔迪贸易行于1295 年借给英王爱德华一世20 万金佛罗林，其中一部分取自佛罗伦萨，一部分来自香槟集市。佛兰德的诸侯们可以经常在集市上偿还阿尔诺银行家的贷款。从美男子腓力时代（1285～1314 年）起，集市进入衰落，腓力以重税和徭役，禁止佛兰德人进入集市的命令，以放逐伦巴第人的行动，破坏了意大利商人和北方商人联系的纽带。然而，应该记住，尽管腓力的上述行动和其它行动使佛罗伦萨的羊毛贸易蒙受了损失，但这只是暂时的挫折。总的来说，如我们所见，腓力四世时代是意大利的商业和银行业发展的时期。继香槟集市衰败以后，德国人就把他们的商品运往布鲁日和佛兰德其它市场；意大利人也开始利用海路直接到佛兰德和英国。英法百年战争摧毁了集市。

尽管法国国王，主要是查理七世在1445 和1455 年采取了一些措施来恢复这些集市，但它们却未能复兴。从1248 年起，佛罗伦萨人到达马赛；10 年以后，菲奥·莱奥尼活跃在这里；1292 年，巴尔迪家族也进入这一城市。许多较富裕的商人，如西莫内·德尔贝夫克和马斯提诺·德巴尔迪在马赛城内外都拥有自己的领地和属民。大约13 世纪中期，布鲁内莱斯基在尼姆建立了商业机关；1277 年，美第奇家在此地十分活跃——“美第奇家族的成员和王国的首次接触，就控制了该王国的王位。”佛罗伦萨人迅速战胜了他们在全面贸易和借贷业务上的竞争者，他们的羊毛和呢绒在此城海运输出的货物中占有极大的比例。

到14 世纪后半期，意大利人开始经由朗格多克地区的许多港口向英国开航，甚至连大西洋沿岸的拉罗歇尔也不常使用了。这一变化的另一原因是由于香槟集市的衰落。运往香槟集市的东方商品曾大部分经由南方港口。尽管如此，商品交易仍在继续，只不过商埠和商路有了变化。蒙彼利埃的重要地位被马赛取代了；教廷驻地阿维尼翁开始在黄金和贸易市场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博凯尔集市开始取代了香槟集市的地位。在所有这些地方，佛罗伦萨人都占有相当规模的商业份额。在巴黎，大多数佛罗伦萨的中等商行和大商行在一定时期内分别设有商馆。其中也有细呢绒商人行会派驻法国的总部。在此地经商的托斯卡纳较小城市的商人冒称自己为佛罗伦萨人，正如佛罗伦萨人在东方冒称自己为比萨人一样。

有些佛罗伦萨商人和银行家在巴黎城内还占有土地和财产。同在其它地区一样，佛罗伦萨人很早就在佛兰德和布拉邦特经商，贸易中心是布鲁日和安特卫普。1315 年，巴尔迪家族在安特卫普的代理人是弗朗切斯科·佩戈洛蒂。关于佛罗伦萨与德国之间的羊毛贸易情况，资料惊人的贫乏。戴维逊和多伦一点儿也没有提到两地间任何直接的联系；而舒尔特清楚地指出，佛罗伦萨人，包括巴尔迪、佩卢齐、斯皮尼和切尔基诸家族，都与德国有银行业务往来。而这一业务起始于征收教廷税。同时，舒尔特指出，有相当数量的德国工匠迁居佛罗伦萨从事羊毛加工业，并列出中世纪晚期住在德国的一些佛罗伦萨人的姓名。但是，他也没能说明这两个国家之间有任何活跃的、经常的羊毛产品的交易。两国商人显然在香槟集市和佛兰德诸城市相遇，也很难置信在这些地方会没有羊毛和呢绒产品的交易。

但是，对这一现象的确切解释很可能是德国人认为，购买本国工业产品呢绒或附近的佛兰德呢绒要简单、便宜得多；在德国，毛纺织技艺有古老的传统，而佛兰德的织机数量和产品质量则只有阿尔诺人堪与匹敌。如珊兹①所指出，英国和意大利诸城之间的商业联系就其起源、基础、结构以及政治的和其它的关系来讲，同英国和低地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同。意大利诸城和英国的商业关系，不是以意大利在当时主要经营的奢侈品为开端，而是以征集教会税为开端的，因为不列颠诸岛的粗野居民尚未意识到对于奢侈品的需求。教皇先把征税权转让给锡耶纳的市民，后来又给了佛罗伦萨人和卢卡人。这对意大利人早已形成的货币体系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不久，他们就控制了英国的全部外币兑换业务，而且在1290 年，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犹太人被驱逐之后，他们又控制了英国本土的银行业。

早在11 世纪，就有意大利人在英国定居。货币交流后，紧接着是商品的交流；到13 世纪中期，意大利人控制了与海关和货币有关的大多数机关，反对他们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传统上，佛罗伦萨货币仅在城内流通，1183 年，巴尔迪家族一反这一传统，与英国王室开始了货币交易，而如戴维逊所说，佛罗伦萨与英国的最早贸易关系直到1223 年才出现。在1223 年，有关文献提到了亨利三世（1216～1272 年）在位时期注册的商号圭多·斯帕达商行和西莫内托商行，而后者很可能是乌戈利尼家的商号。据史料记载，1226 年多佛有两位佛罗伦萨商人；而到1243 年，佛罗伦萨在这一王国内的贸易已相当发展，以至于王室允准所有佛罗伦萨商人（而不是某些个人），都享有在英国旅行和经商两年的普遍权利。在教皇格利哥里九世任期（1227～1241 年），教皇与德皇腓特烈二世（1212～1250 年）战争期间，佛罗伦萨放债者与教廷进行了成功的交易。到爱德华一世（1272～1307 年）统治早期，佛罗伦萨人已战胜了他们在英国银行业中最危险的竞争者——锡耶纳人和卢卡人。

在这一时期，许多佛罗伦萨的大商行在英国建立了分行：其中有德拉·斯卡拉，吉诺·弗雷斯科巴尔迪、切尔基、法尔克涅里及巴尔迪各商家。与英国的羊毛贸易迅速成为仅次于银行业的实业。利润是巨大的。据说，里科曼尼家族的两兄弟乔瓦尼和多纳托，在1273 年前后带了3000 古磅货币到英国。12 年后，他们已分别签订了33 个有关待剪羊毛的交货合同，其中25 个是与修道院签订的。1273 年的一个文件提到，当年羊毛的出口总数为32743 包，其中35％由英国人经手，21.75％由法国人经手，11％由布拉邦特人经手，4.5％由德国人经手，1％由西班牙人经手，2.5％由列日的商人经手，24.5％是意大利人经手，其中3960 包，即12％是佛罗伦萨人经手的，而皮亚琴察和卢卡商人经营商品的比例大致相同。这里没有提到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佛罗伦萨人经营的出口商品总额约达183 万金里拉。

在这一年参加这一贸易的佛罗伦萨主要商家有弗雷斯科巴尔迪家，居第二位的是巴尔迪、切尔基、马奇、法尔克涅里、德尔帕帕—多纳蒂和古列尔米。为了保证自己的工业原料羊毛的连续供应不受干扰，佛罗伦萨人就与英国生产者提前订立若千年的合同，而不像他们的佛兰德、德国和意大利的竞争对手那样，通常只签订一年合同。这也表明阿尔诺商人的精明练达，有助于解释佛罗伦萨人为什么建立了这样大规模的商业。佛罗伦萨与英国的羊毛贸易何时达到极盛，何时开始衰落，是一个难以确定的问题。如果按照珊兹的研究思路，那么，在爱德华三世（1327～1377年）统治末期，佛罗伦萨就已完全丧失了她在对英贸易中占有的优势，热那亚和威尼斯代之而起，然而佛罗伦萨人在银行业务上仍旧领先。爱德华拒付自己所欠债款，对巴尔迪和佩卢齐家族及大量小商行是一沉重打击，结果，“佛罗伦萨与英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的贸易繁荣就被彻底破坏了，同时，佛罗伦萨内部的社会和政治状况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多伦认为，巴尔迪和佩卢齐商家的破产，只对羊毛贸易本身有轻微影响，因为直到15 世纪，工业并没有经历严重的衰落。

尽管佛罗伦萨与英国的商业关系在逐步衰退，然而直到都铎时期以前，佛罗伦萨商人却一直是英国宫廷的宠臣。从15 世纪最初几年起，英国的经济史就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英国民族工业的兴起史，另一方面是从内部和外部驱逐外国竞争者的斗争史。英国手工业者的嫉妒在兰开斯特王朝的立法中逐渐明朗化。到15 世纪中期，曾继佛罗伦萨人之后而成为对岛国英格兰主要贸易者的热那亚人屈服于英国的敌视外商立法，让位于威尼斯。于是威尼斯成为被攻击的目标。英国的保护民族工业敌视外商政策始于兰开斯特王朝（1399～1461 年），在约克王朝（1461～1485 年）和都铎王朝（1485～1603 年）时期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最终达到了目的。莫齐、斯皮尼、切尔基、阿巴蒂—巴卡雷利和弗雷斯科巴尔迪等商家，于1282 年到达苏格兰，最初是从事与教皇岁收有关的征税业务，但很快把他们的兴趣扩展到包括普遍贷款和羊毛贸易方面。

以后若干年中，大批商人从英国和香槟集市来到苏格兰购买羊毛。佛罗伦萨与爱尔兰的关系比她与苏格兰的关系发展得更早，规模更大。阿尔玛主教从1263 年起就欠下吉尔伯提—贝林多提家的债款，图马主教从1263 年起因欠教廷年贡而负债于达尔博尔戈家，都柏林主教从1266 年起负债于普尔奇—林贝蒂尼家。1275 年，爱德华一世指定巴那西奥·博诺蒂及其合股人在诸海港征集羊毛关税。许多小商号，如西莫内蒂—雅科比、提纳基、马鲁利、奎托尼等家不仅在爱尔兰从事贷款业务，而且从事灵活的非常有利可图的贸易。到13 世纪末14 世纪初，佛罗伦萨的商家不仅在都柏林，而且在科克、利默里克和蒂珀雷里都有代表。佛罗伦萨与伊比利亚半岛的贸易关系始于英诺森四世（1243～1254 年）居留里昂时期。1263 年，达尔博尔戈商家贷款给帕伦西亚的主教，以主教区此后的岁入为抵押。1264 年，佛罗伦萨商人已居于巴塞罗那最重要的商人之中。

1327 年，巴尔迪家在塞维利亚从事着活跃的金融业和商业。佛罗伦萨从西班牙进口的主要商品是羊毛，这就是著名的美利奴羊毛。这种羊毛因其色泽纯净织品柔软而具有很高的声誉。任何一种其它羊毛都不如这种纯净洁白的羊毛而更适用于细呢绒的生产；这种毛通常也叫作加尔博羊毛。另一种进口商品是加尔博细呢绒，这是当时最好的呢绒。众所周知，这种呢绒来自阿尔加维的苏丹领地。在13 世纪初，佛罗伦萨人经营此种商品的规模极大，以至于佛罗伦萨的一条街道，由于大多数经营加尔博呢绒的商人居住于此而被称为“加尔博”街；这条街道直至近代犹存。除了羊毛和呢绒外，佛罗伦萨人也从西班牙贩来卡斯蒂利亚的明矾，加泰罗尼亚的番红花、染料、稻米和芥末。这些物品多数通过比萨和热那亚港口。关于佛罗伦萨人同葡萄牙人的贸易关系，材料记载甚少。我们只知道1325 年前后，佛罗伦萨的多尼家族与葡萄牙有贸易往来，此外一无所知。

然而，到15 世纪末，已有相当数量的佛罗伦萨人定居于里斯本。究其原因，一方面由于里斯本港是驶往佛兰德的船队之可靠停泊点；另一方面是由于人们认识到了同这一国家贸易的可能性。1501 年，继瓦斯科·达·伽马航行之后，在卡布拉尔率领的远航印度船队中，有一艘船是佛罗伦萨人巴尔托洛梅奥的。与马略尔卡岛的贸易比对葡萄牙贸易活跃些。1332 年，巴尔迪家在此地设了一个最大的商栈。商品部分取道热那亚，部分通过比萨进口；其中绝大部分商品是毛织品和羊毛。

14 世纪，这个岛屿成为著名的加尔博羊毛的重要集散地。由于它的地理位置，马略尔卡岛不仅成为来自伊比利亚的商品集散中心，而且成为北非产品的集散中心。除了羊毛和呢绒外，佛罗伦萨人还经营卡斯蒂利亚的明矾、各种染料、番红花、草药、糖、纸张、葡萄酒、油、蜂蜜、西班牙的兽皮和柏柏尔人的马、皮革，各种丝织品、象牙、豹皮、狼皮和各种装饰物。佛罗伦萨人同突尼斯人的羊毛贸易和全面贸易，可上溯到13 世纪中期以前。1253 年，由于比萨发生了圭尔夫—吉伯林党争，佛罗伦萨人就取道热那亚与北非国家从事呢绒、麻布和头巾交易。从1230 年起，比萨不仅在首都（突尼斯），而且在加贝斯、博纳和特里波利斯都拥有了商栈。由比萨驶出的船队定期驶往拉古莱特，佛罗伦萨人也常常参加这些远航，分担航行费用并分享利润。但是，1280 年，他们却开始自己独立经营，并开始为自己赢得比萨人先前已享有的类似特权。这时，佛罗伦萨人与非洲国家的贸易额已赶上了他们的托斯卡纳竞争者。

1271 年，一些大的银行家在突尼斯建立了分行。莫齐家经由那不勒斯与突尼斯进行葡萄酒、水果和各种商品的贸易；到14 世纪20 年代，佩卢齐家族在这里建立了企业；同一世纪30 年代，文献中提及阿奇阿茹里家在突尼斯建立的分行。据说巴尔迪家也在这一时期取道热那亚运进突尼斯的羊毛。突尼斯向佛罗伦萨出口的主要商品是羊毛、生丝、棉花、亚麻、皮革、蜡。进口则以粮油为主，这些粮油产品很可能都产于南意大利。鉴于佛罗伦萨与西欧和西北欧的贸易关系，其主要目的是寻找可供呢绒加工的原料，因此，我们必然会认为她与东方国家的联系是为其工业产品寻找最重要的市场。而多伦本人审慎地指出，这一划分不是绝对的。原毛从突尼斯、小亚细亚、希腊和佛兰德进口；染料、特别是明矾来自东方；佛罗伦萨呢绒则在布鲁日和安特卫普、伦敦和巴黎出售。多伦认为，正如来自英国和西班牙的优质羊毛决定了其产品的整个特色，没有这些优质羊毛，佛罗伦萨工业的强大就是不可想象的那样；东方对色彩明快、优雅的呢绒的热爱，亦决定了佛罗伦萨国内工业中贵重呢绒的织造和色彩的选择。价格昂贵、色彩鲜艳的佛罗伦萨织造的呢绒在东方找到了它最重要的市场；佛罗伦萨用这些呢绒换取东方的香料、草药、染料及其它无数产品，再把这些产品运往北方，用来换取金钱。

到14 世纪，大约是细呢绒行会会章的第一个手抄本出现时，这一行会达到其兴旺的顶点。此前细呢绒行会的成员一直活跃在法国、佛兰德和英国——总称“（阿尔卑斯）山外”，及西班牙各地。它向国外选派了自己的代办；在特殊情况下，它选派大使和代表到法国去，或是由佛罗伦萨市政府为它选派这些人；这一组织与香槟集市有定期信使联系；并通过它的代办们监督法国的整个商馆和商馆管理者系统，以维护客商们的利益。通过这独一无二的方式，细呢绒行会成了巨大的实业体系。到了它的鼎盛时期——1338 年，细呢绒行会在佛罗伦萨已拥有20 个大的货栈，每年容纳10000 多匹呢绒，价值30 万佛罗林。在英国和佛兰德的手工业作坊，集市和修道院里，这一行会的经纪人不断收买粗呢绒，而另一些经纪人则在东方通过威尼斯、热那亚和比萨的商站，出售他们加工后的成品。细呢绒行会的商人通过其散布于整个北欧和西班牙的代理人，收购当地的粗织呢绒，把这些呢绒以散装形式运回佛罗伦萨，在那里梳理、刮削、修整和剪裁，去掉所有的布粃，减少粗糙感。佛罗伦萨人运用只有他们自己知道的、极为谨慎地保守着秘密的工艺流程，把修整过的呢绒染上美丽的东方染料，仔细地熨烫、修平、折叠，准备运往东方市场，这里，呢绒的售价相当可观。有时，这些细呢绒也运回佛兰德和英国，用以交换粗呢绒。由于从这一垄断事业中增殖了巨额利润，细呢绒行会的商人把他们的过剩资金投入银行系统。行会成员的身份并不平等，有居于领导地位的师傅，也有刚满徒出师的工匠。

这一行会的成员不能像一般行会那样，由学徒升至帮工再到师傅。相反，它是由一些地位固定的上层和下层阶级构成，上下之间被不可逾越的屏障所隔离。一小群主人监督和支配着所属的下层工人。染匠和修整匠构成了下层工人，他们被严格的规章所制约，被低工资所困扰，并被禁止结社。他们也不能随意背弃原雇主，到细呢绒行会组织中的其它雇主那里寻找工作。而那些资本家却是这一行会的真正主宰。行会本身就是一个政府：它的理事们指挥着一支武装军队；他们通过议会表决来批准法令，他们掌握着法庭以压制其成员的不满并惩罚其罪过。维持行会成员对这一政府的绝对服从并非难事，不服从行会就意味着被剥夺经商权利和彻底的毁灭。在意大利内外，行会的议会推动着它的贸易，保护着它的成员，为其成员提供食宿，并不断地向外国政府施加压力。如上所述，在这一“政府”内，理事们召集会议，增进行会利益。此外，这一行会与其下属各行会有盟约关系，因为各团体合并起来形成了行会总部，其首领为理事长。这一政体结构的后果是，一个普及的政治和工业教育。每一位商人对管理重要产业，讨论法规和商业诉讼都很在行；他与当时已知世界的各处都有联系，为了维护公共利益，他本身就有义务担负外交使命。佛罗伦萨各种势力的全面发展必然归功于这种政治和工业的素养，其中，个人是强有力的因素，因而兴起于贸易者集体中的文学艺术财富并没有因国家政体的经常动乱而中止。

细呢绒行会这一组织是1212 年由脱离羊毛业行会的商人组成的，他们直接由原毛生产呢绒而不是加工从北方和西方进口的粗呢绒。直到将近13 世纪中期，他们采取了一种改良的纺织方式以前，发展一直是缓慢的。到13 世纪中期，他们生产出了欧洲最精细的织品。1239 年，他们在佛罗伦萨邻近地区建立了一座工场。粗糙的托斯卡纳原毛被质地纯洁的英国和香槟集市的羊毛所代替，这些羊毛通过偏僻的道路，花费了昂贵的运费，以500 英镑一卷的包装运至此地。因而，他们的原料价格增加了100％。它派出代办和鉴定人去英国购买羊毛。有时，英国羊毛早在几年前已成交，羊毛运抵佛罗伦萨时，已染上了油污，要在大工场中漂洗、弹松、梳通、理顺及净化，这种大工场通常需要大批工人和昂贵的设备。只有纺织这道工序是在工人家中完成的，而其它各道工序都在行会所属的工场中完成。羊毛业行会在最初几世纪是落后于细呢绒行会的，到14 世纪初则赶上了它的竞争者，与之并驾齐驱了，以后它又兴旺发展；而与此同时，细呢绒行会则开始衰落。

我们先前已经看到国际上的形势，诸如腓力四世的歧视法令等等，是怎样给细呢绒行会以沉重的打击。它的商人虽然继续进行批发贸易——这是他们的实际工作领域——但是，它的加工精制外国呢绒的工业活动，却随着国外工业的竞争力不断加强而越来越衰落。佛罗伦萨的家庭工业不仅开始与细呢绒行会出产的光洁精美的再加工呢绒产品相竞争，而且在质地和纯度上超过了它。家庭手工业的成功使佛罗伦萨作为当时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城市而兴起——这是近代资本主义植根于其上的沃土。在羊毛业行会这一精心组织的体系中，产品成本降低了，它生产的呢绒质量超过了细呢绒行会的产品。在羊毛业行会最繁荣时期，即1338 年，它已拥有200 家商行，生产了7 万至8 万匹呢绒，其中还有华丽到令人难以置信的金银线浮花织锦。小亚细亚弗格利亚银矿的矿工每年为这些手工业品提供价值10 万佛罗林的银子。在引进了高级原毛以后，每匹呢绒的价格增加了约300％。随着财富的增加，羊毛业行会取代了细呢绒行会，控制了市政。商栈也由细呢绒行会的控制下转到羊毛业行会手中。

最后，由于佛罗伦萨通过了一项制止外国成品进口的法令，细呢绒行会也就彻底瘫痪了。与细呢绒行会同样，羊毛业行会也是由一些团体组成的资本主义企业联合，居于上层的是少数统治者，支配并指挥着与呢绒织品有关的各行业较贫穷的工人。它比细呢绒行会表现出更为彻底的联合性。两个世纪之后作为一个整体的羊毛业行会成为英国呢绒商型的经纪人。在其商人和工场主首领的指导下，这个组织统一进口油料、梳毛刀、原毛、洋红、明矾及其它呢绒生产中必备的原料，并通过管理委员会按需要分配给其成员和社团，所需各项开支也按比例分摊。羊毛业行会拥有自己的货栈、店铺和烘干工场。行会也时常统一吸收新的工人，开辟新的经营领域，安装新设备。在这些商业巨头统治之下——在其繁荣时期，这一组织约有2000 名巨富者——手工业生产由他们亲自选出的代理人监督进行。这些代理人把原料分发给工人和每个分担着某项专门职能的社团。羊毛业行会大约有25 个这样的社团，它们都由巨头们直接指挥并对巨头们负责。工资、工作时间和雇佣期的长短都由首领们决定。

然而，有些工人则比其他工人享有更多的特权：染匠的工资是固定的，不得减少，至少在若干年内，他们甚至成了一个事实上独立的行会；而洗毛工、弹毛工、漂布工和梳毛工却都挤在一个大车间内，受着工头的严格监视，并被禁止组织我们今天所称呼的工会。下面可以看到他们的契约条件确是令人同情的。14 世纪和15 世纪前半期是佛罗伦萨羊毛工业和贸易的繁荣时期。早在14 世纪早期，佛罗伦萨的大部分地区就已由羊毛纺织业所占据。许多街道依各种与羊毛加工有关的技艺和职业命名，如剪毛人街、大锅街和染匠街等。由于对巨额资本的需求，许多小企业合并为大公司，从而使14 世纪初的300 个小商行发展为1338 年的200 个大企业。同时，尽管这一年呢绒的产量从本世纪初的10 万匹降到8 万至7 万匹，呢绒的总产值还是翻了一番。维兰尼估计到，这些呢绒价值120 万佛罗林，并推算出，其中1/3 以工资形式分配给工人以供养3 万人口的生活。除此以外，还必须加上细呢绒行会的20家大货栈所进口的10000 多匹呢绒，其价值达3 万佛罗林。这只是佛罗伦萨本身所用的，不包括那些经过精制、印染和加工而出口，特别是投入东方市场的那部分呢绒。佛罗伦萨的呢绒工业历史得到了广泛的各种不同解释，因为那些企图为他们的自由贸易优越及资本主义兴起理论而寻找证据的人们，写过这些东西。为了证实他们的论点，他们从若干个世纪中抽出数据和事实，拼凑在一起，却忽视了贸易演变的因素；而对于那些不利于说明他们观点的当代史料则提出质疑。

这种混乱之可能出现，多是因为下述事实没有到公认：即，工业的黄金时代仅限于相当短的时期内，随之而来的是迅速的衰落。因此，人们没有必要对那些表明14 世纪初期出现了工商业繁荣的当代统计资料提出质疑。由城墙的扩大和人口数量的统计显示出的城市规模、呢绒制造业行会所享有的政治特权，以及这一时期贸易对共和国进步所给予的支持，都证实了这些统计资料的可靠性。但随之而来的是一连串灾祸——瘟疫、黑死病、战争及贸易中的纠纷、人民暴乱。与此同时，邻近城镇培植了自己的工业，于是，佛罗伦萨再不能恢复它一度占有的优越地位了。

14 世纪40 年代，贸易经历了由多种原因引起的衰落。其中可提到的原因有：意大利商人在法国商业中心不断遭迫害、被驱逐；1340 年的饥荒和瘟疫——8 年以后发生的黑死病的前兆；为占领卢卡而与比萨进行的不幸战争；雅典公爵阿奇阿茹里②的短期却是难以忍受的暴政；巴尔迪家族和佩卢齐家族的破产——它影响到许多大小商号，给佛罗伦萨带来了贫穷和灾难；1347～1348 年的黑死病——它影响了佛罗伦萨的所有工业，特别是毛纺业：因为工人死亡导致工资增加，小商号亦被大商号吞并。此后20 年间，包括对比萨战争期间（1360～1364 年），工业虽然得以恢复，但却经历了严重的倒退。比萨战争把佛罗伦萨阻于比萨港之外，迫使她使用锡耶纳的塔拉莫内港口。整个70 年代，佛罗伦萨都经受着工人的骚乱，这种骚乱在1379 年的“褴褛汉”起义中达到顶点。这次起义破坏了生产、分配和信贷的正常秩序，使工人们赢得了许多特权。在1380～1390 年这10 年间，由于城市内部的安定，毛纺织业又趋于上升，到1393 年，羊毛业行会已有能力取消工人们在革命时期取得的特权。

由于行会本身施加了压力，市政府于1393 年10 月25 日通过了一项法令，使行会受益匪浅。这一法令是“为了防止行会的财政枯竭”，试图以一种几乎是完全禁止性的保护关税，排斥外埠呢绒；但非佛罗伦萨生产的粗纺呢绒和浅色呢绒及佛兰德和布拉邦特的呢绒不包括在内，因为细呢绒行会的商人主要②佛罗伦萨银行家和政治家族，其重要成员尼柯罗（1310～1365 年）曾控制西西里和那不勒斯，并于1358 年承袭希腊雅典公爵称号。——译者与这些地方的产品有联系。这一措施是针对意大利其他城市的竞争的，因为除了法国、佛兰德、布拉邦特和德国，只有意大利诸城市可能向佛罗伦萨提供“外埠”呢绒。佛罗伦萨占领比萨（1406年）和里窝那（1421年）之后，最后的大障碍被排除了，佛罗佛萨的羊毛贸易又征服了世界。在东方市场上，佛罗伦萨丝毫不逊于她的意大利竞争者。

早在12世纪，佛罗伦萨商人就出现在巴勒斯坦；约13世纪中期，他们在阿克定居开业；到13世纪末，他们事实上几乎进入地中海、黑海、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地区的每一座重要城市。十字军曾开辟了中世纪商业扩张的新时期，也加速了佛罗伦萨及其它意大利城市的商业生涯。最后，在亚平宁半岛上，没有一座内陆城市，能在东方贸易的规模上与佛罗伦萨相比。在奥斯曼土耳其征服拜占庭帝国之前，佛罗伦萨与利凡特的商业是通过威尼斯人进行的。威尼斯总督托马索·莫森尼戈①在临终前（1423 年），注意到了威尼斯的这一财源，对环绕病榻的众显贵们谈话时，探讨了这一问题，他说：列位知道，佛罗伦萨人每年给我们16000 匹呢绒，由我们分别在柏柏尔人地区、埃及、叙利亚、拜占庭帝国、塞浦路斯、坎迪亚、莫里亚和伊斯特里亚代为经销；此外，佛罗伦萨人每月运来价值7万都卡特的各种其它货物（于是，每年达84万都卡特），在这里出售以购买法国和加泰罗尼亚的羊毛、红色呢绒、梳理好的羊毛、金银丝线和宝石。

在巴尔迪家族破产时（1345年），佩戈洛蒂出版了他的著作《商人必晓的国情、经营方式和其他说明》。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是为巴尔迪公司充当代理商。为了这一商家的利润，他曾游历波斯北部。1324年，他在塞浦路斯；1325年，他从小亚美尼亚国王处得到在拉贾索经商的特权。1315年在安特卫普，1317年在伦敦，他也都获得了商业特权。于是，这个佛罗伦萨人为我们刻划了沿若干最大的国际商路旅行经商的概貌。他是第一个注意到商业的重要性并详细记载黑海到卡塞商路情况的欧洲人——“克维诺山曾向商旅们提供的这条道路是比较近而且安全的。”佩戈洛蒂的著作是我们了解意大利在利凡特经商情况的最主要资料之一；并且，从他对自己的活动的详细记载，我们亦可以全面评价佛罗伦萨人。除了在外国诸城市建立商行之外，佛罗伦萨还每年派出300多人，直接把货物运至外国，佛罗伦萨人甚至到达过中国北部。不屈不挠的佛罗伦萨人在他们还根本没有船只时，就已在东方所有主要港口建立了商栈、银行并推销他们的产品了。据佩戈洛蒂讲，他们穿过阿斯特拉汗国到达伏尔加河上的萨拉卡诺，然后穿过亚洲大陆到达中国。在阿达利亚，主要的贸易商品是色彩鲜艳的呢绒，这一贸易自然很早就吸引了佛罗伦萨人。

13世纪30年代，巴尔迪家族取得了进口过境税减至过境货物价格的 2％、出口免税的特权，而塞浦路斯附近的商人却不得不缴纳2.5％的进口税。13 世纪时，佛罗伦萨人在小亚美尼亚经营着优质呢绒和许多其它商品。在教廷的指令下，阿尔诺银行与这一王国保持着经常不断的联系。教廷希望通过向塞浦路斯国王提供津贴的方式，使之成为反抗日益逼近圣地的穆斯林的最后堡垒。1307年，弗兰泽西商行被教皇委以此任，后来巴尔迪家族也受此委托。1356年，巴尔迪家族通过其在塞浦路斯的代表弗朗切斯科·佩戈洛蒂，成功地取得了自由进出口的权利，这使佛罗伦萨人与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西西里人处于平等地位。同时，佩卢齐家族也得到了一定的优惠。至于布鲁萨、特拉布松帝国、塔纳（亚速）和瑟瓦斯（塞瓦斯泰亚）等地，在一些描述佛罗伦萨人在这些地区活动的一重要资料中，没有特别提到羊毛或毛织品贸易。但是，人们没有忘记在上述地区的近邻城市和地区，如君士坦丁堡、阿克和小亚美尼亚，毛纺织品是阿尔诺商人的主要经销品，因而，在上述地区也有这类贸易就是难以置疑的了。佛罗伦萨人在所有重要商埠都有殖民地，在塔纳和特拉布松，他们都建立了商栈和领事馆。关于佛罗伦萨与埃及的羊毛贸易之唯一幸存的最早参考资料出现于1220 年；后来在1245 年再度出现。

在一位比萨人1278 年的笔记和巴尔杜奇·佩戈洛蒂的著作中，提到了13、14 世纪，佛罗伦萨与马木路克国家经商的一些主要项目。从亚历山大城向意大利出口的主要商品是生姜、大黄、香料、明矾、硝石、虫胶、阿拉伯树脂、玫瑰香水、草药——如沉香、各种植物根、染料，特别是靛青、椰枣、砂糖等；还有蜂蜡、金条、金块和金线；羊毛、生丝、金银线织锦、挂毯、驼绒、麻布和棉花；而埃及则从阿普利亚进口粮食、油料、从那不勒斯和萨莱诺输入坚果和撒丁的锡等。佛罗伦萨呢绒也是一项经常进口的商品。欧洲大多数船只都停泊于亚历山大港。在这一世界性的贸易中心，有许多商业殖民地和最重要的市场。达米埃塔也很重要，主要是由于在这里比在亚历山大港更易获得尼罗河三角洲的产品，如蔗糖等。

圣约翰骑士团在这里有一领事馆，威尼斯和热那亚也在此建立殖民地，威尼斯的领事馆一直维持到16 世纪晚期。对埃及的航运业务开始得很晚，而且在一个长时期内是不定期的。佛罗伦萨市议会在1444 年前后开始注意到在欧非两大陆间建立定期航运业务的重要性，它一方面可以使国家舰队承担贸易任务，一方面可以保证它的羊毛产品同丝织品相交换，另一方面也可以从利凡特取得香料调味品和无数种其它产品。就在这一年，议会命令它负责海运的理事（1444 年8 月18日）每年春天派两支贸易舰队驶往亚历山大和邻近区域。这只舰队通常沿下述路线航行：由意大利海岸至锡拉丘兹，随后取道莫顿和罗得岛到亚历山大、贝鲁特和雅法。在归途中，沿路停靠塞浦路斯、克里特岛或罗得岛。1460 年，驶往突尼斯的船队被指令在航行中停靠亚历山大港和罗得岛。然而，直到1465 年前后，我们似乎才可以谈到，佛罗伦萨和埃及间有了不间断的联系。在这一年，马里奥托·斯夸尔恰卢皮被指定为佛罗伦萨驻亚历山大领事，为了给阿尔诺商人争取特惠，他做了一系列努力。

谈判持续了几十年，直到1496 年，佛罗伦萨才从苏丹凯特拜那里取得了一张“特许状”，得到了与威尼斯商人同等的优惠权。这时候的埃及，正面临着奥斯曼人的威胁，企图与西方国家结盟，因而更愿意缓和。上述文件代表了这两个国家最后一个详细的贸易协定。以后的这类文件，只是讲些一般原则或重复上述协议中的要点。同其它国家的经历相比，佛罗伦萨—埃及关系大体说来，发展得很顺利。尽管如此，人们仍能发现阿尔诺商人和埃及官员之间时有摩擦这一事实。前者累次要求建立商栈；这一点似乎常得到口头允许，却显然从未兑现，尽管亚历山大还有一位佛罗伦萨的领事。巴尔杜奇·佩戈洛蒂的著名作品对于了解佛罗伦萨与塞浦路斯的贸易情况特别重要；作为巴尔迪家族的代理商，他对这一岛上的商业生活有着最深的洞察力，他的记载看来是完全可信的。佛罗伦萨与塞浦路斯的贸易曾达到相当的规模。这一事业的主要竞争者照例是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比萨人。塞浦路斯的地理位置使它成为近东的商埠和东西方贸易的汇集点，首都法马古斯塔是这一贸易事业的集中地。至于佛罗伦萨与比萨贸易的开端，出现在办理教皇事务的过程中。

1275 年前后，普尔奇—林贝蒂尼商团显然在教廷授意下，答应给尼科西亚大主教一笔贷款；法马古斯塔城的大主教圭多就是在教皇卜尼法斯八世的殿堂上与巴尔迪家族签了一笔贷款契约。1299 年，巴尔迪家族从那不勒斯发运了大批粮食到塞浦路斯，此后，这家商号在经营银行业的同时，开始兼营大宗谷物和其它商品；1298 年起，佩卢齐家也参加了此岛的贸易活动。由巴尔迪家的帐册和其它资料中，我们得知，从本岛出口的主要产品是生丝、埃及羊毛、用金线织就的贵重丝织品、宝石、珍珠、珊瑚、松鼠皮、玻璃器皿、染料、纸张、糖、枣子和生姜。其中大部分运往意大利，主要取道于安科纳，也有一部分通过比萨和那不勒斯。除了巴尔迪家和佩卢齐家之外，直到1324 年，住在塞浦路斯的佛罗伦萨人还谎称他们是比萨人。

但从1324 年以后，由于佩戈洛蒂的周旋调解，所有的佛罗伦萨人都得到了与威尼斯人、热那亚人、比萨人、普罗旺斯人、纳尔榜人和加泰罗尼亚人等外国商人及佛罗伦萨两个大家族所享有的同等特权。在塞浦路斯的两个国王雅各布一世（1382～1398 年）和雅各布二世，巴斯塔尔（1460～1473 年）统治时，佛罗伦萨得到了诚挚的欢迎和各种特权。从此以后，至少在一个短时期内，贸易的繁荣似乎更普遍了。文献资料中至少提到了佛罗伦萨派往塞浦路斯的一位领事马里奥托·斯夸尔恰卢皮。1317 年，佩卢齐家在克里特岛经营了一家商栈，很可能是在坎迪亚，但这一点尚难确定。此岛的领主威尼斯人，自然从事着主要的贸易，但是佛罗伦萨以金融业跻身其中，其呢绒的销售也占有重要地位。罗得岛不是像塞浦路斯那样的重要商业中心；它的重要性仅在于它是圣约翰骑士团的基地。在塞浦路斯，巴尔迪家居于首要位置，但在罗得岛，它却屈居于它的竞争对手佩卢齐家之下。两个商家在最初进岛时，都借给骑士团一笔必要的款项，用来修建房屋和堡砦；而且，骑士团一直负债于这两商家。自然，商品交换随之开始。

在13 世纪主要商品是果酱，它被制成罐头从黑海运来；还有麻布和橄榄油制的肥皂，后来，贸易的品种和规模都发展了。13 世纪末，已有大量佛罗伦萨商人在君士坦丁堡定居，他们有自己的居民区，并被视为一独立的贸易国家——而这时，佛罗伦萨还没有自己的港口或舰队。1416 年，佛罗伦萨人贝蒂洛·巴尔托利与曼纽尔皇帝签订了一项协定，通过它，佛罗伦萨得到了原属于比萨的全部特权，并得到了教堂和街廊，而比萨之星此时已完全陨落了。有了自己的港口之后，佛罗伦萨人与拜占庭帝国的贸易大大增加了；1436 年，佛罗伦萨人驾驶着自己的船首航君士坦丁堡。

但是，直到1439 年《八月黄金诏书》颁布之后，许给佛罗伦萨的特权才得以全部兑现。这一诏书是由拜占庭皇帝约翰·坎塔库津颁布的，以对阿尔诺商人在“联合会议”期间给予他的恰如其分的接待表示感谢。同住在君士坦丁堡的其他外国人一样，佛罗伦萨人在土耳其人洗劫此城时（1453 年）损失是惨重的。但他们的运气好一些，因为他们在那儿被掠夺的财产少于他们的商业同行们。威尼斯的损失大约达4 万都卡特，安科纳人2 万，佛罗伦萨人的损失也达2 万都卡特，热那亚人大部分住在佩拉，当时受的损失相对较少，但最后由于土耳其人的征服而比其它任何国家的人们受难更深。同样的命运事实上也降临于其他国家的商业上，只有佛罗伦萨人是个例外，他们相当灵活，不仅恢复了贸易而且扩大了规模——尽管这只在一个短时期内。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他们把商业管理中心移至佩拉。这里则成为他们在土耳其帝国内活动的中心。佛罗伦萨使用贿赂和外交的灵活策略，迅速在土耳其帝国内赢得了首要地位。

1488 年，羊毛业行会决定从它自己的资金中拿出950 佛罗林给苏丹送礼，来后佛罗伦萨市政府参与了行会的这一贿赂行为。给苏丹的“礼品”竟成为如此之沉重的负担，以至于佛罗伦萨统治者看到，他们必须征收新的捐税，不仅要向出口商人和羊毛业行会的成员们，而且要向那些仅仅与利凡特有进口贸易业务的商人们征收这些捐税。但所有的这些活动都是有益处的。到1469 年，在土耳其帝国注册的佛罗伦萨商家和银行已不下50 家。1481 年巴耶塞特二世继承其父穆罕默德二世的皇位后，派出使节赴佛罗伦萨，在协议中除别项外答应每年购买佛罗伦萨呢绒5000 匹。直到15 世纪末，佛罗伦萨与土耳其的商业一直维持着相当的规模；此后，便迅速衰落了。15 世纪末，佛罗伦萨的国家船队已不再进入土耳其港口；到1520 年，私人的船只也停航了。

14 世纪末，佛罗伦萨商人在亚得里亚堡占有一块殖民地，而这一城市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前，是奥斯曼帝国在欧洲境内的主要城市；开俄斯岛在1447年以后，是佛罗伦萨商船队驶往拜占庭、埃及和叙利亚途中的集结停泊港，但毫无疑问，佛罗伦萨人此前就已在这里经商。在15 世纪，雅典公爵安东尼奥·阿奇阿茹里统治时期，佛罗伦萨开始了与雅典公爵领地间的贸易活动，其间，佛罗伦萨人获得了与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加泰罗尼亚人同样的特权和优惠。同莫里亚建立贸易关系的谈判始于1446 年，即亲王君士坦提努斯统治时期；他的继承人底米特里继续了这一谈判，并于1450 年允准了一定的优惠。这些特权是否实际上生效，还不确定。因为在1460 年，土耳其人已结束了希腊在莫里亚的统治，并把底米特里劫持到君士坦丁堡。

1301 年，巴尔迪家就与科孚经商；到1319 年，至少有三大集团：巴尔迪、佩卢齐和阿奇阿茹里家，在阿尔巴尼亚的发罗拉城从事贸易活动。在拉古萨，早在1252 年就有佛罗伦萨呢绒出售。德拉·斯卡拉家于1303 年在此建立企业，不久以后，巴尔迪家也在此建一家商行代办处。与达尔马提亚的贸易史更为久远，但佛罗伦萨与扎拉频繁进行呢绒贸易的最早记载却出现于1345 年。

呢绒贸易是佛罗伦萨商业的核心，一切其它商业都围绕它展开。但是这一贸易是怎样产生的？它以什么形式发展？它是否首先为满足其国内消费者对细呢绒的需求而产生？是否从一开始就主要作为东西方商品交换的媒介？这种细呢绒加工业是怎样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世界上没有可与它匹敌者？——上述问题，史料没有记载。但能够肯定的是，佛罗伦萨呢绒贸易兴起后不久就达到全盛，原因在于佛罗伦萨人成功地运用了一系列改革方法——特别在印染和抛光工艺上——从而把粗糙的北方呢绒改造得能够满足东西方人们变幻莫测的鉴赏口味；并减少了过高的运输费用，因为在当时，这种运输费用是使商品价格上涨的主要因素。佛罗伦萨的工商业政策，是严格保护国家工业的，而且是这类保护政策中最先进最显著的典范。

在14、15 世纪，它成为整个欧洲十分普遍的政策。这一政策显然是在15 世纪中期起草的一个政治文件中提出来的。此文件由利波·布兰多利尼执笔，标题为《关于国家关系》，他说：鉴于我们以如此巨大的规模投入贸易生涯，并且专门为他人大量提供各种服装，因而，倘若我们允许外人在我们的城市内从事我们所经营的行业，那么，我们似乎肯定会使自己受到损害。如果我们容许外国的此类商品进口，那么，我们不仅会降低自产商品的价格，而且还会降低我们的声誉。我们认为，在任何情况下，外埠毛织品都不得进口。由于我们的商人都是国家公民，他们都支持这一法令。

在佛罗伦萨，人们谨慎地保守着工艺的秘密。随着纺织工业的发展，印染业开始在欧洲复兴。染料植物，尤其是茜草和番红花的种植、重要行会的形成、印染工业由南欧向北欧和中欧的逐步发展等，都是印染工匠在14 和15 世纪活跃的标志。如前所述，佛罗伦萨在毛纺织业上的成功，部分归功于它的引人注目而又高效率的印染流程。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产品质量，佛罗伦萨人一丝不苟地严格管理印染工业。一旦出现印染质量低劣的呢绒，都要“返工重染，剪断卖给小贩，或烧掉”。结果，佛罗伦萨的呢绒达到了真正完美的质量标准，其染料的精美程度超过了所有其他欧洲人的产品。作为一条原则，佛罗伦萨人只使用植物染料，而这些植物染料处处都可以找到。大多数地位显赫的公民毫不吝惜时间和精力，努力去寻找新的染料植物，并将其出口运至佛罗伦萨。取得某种新染料，同取得媒染剂和其它印染工业原料一样，是一个国策问题。

织工所使用的颜色主要是黑、蓝、红、金、棕色和白色，但史料中所提的要多得多。各种颜色是怎样产生的，人们并不确知，但史料中记载了某些所用染料的种类。在意大利和德国，黑色和蓝色染料主要从大青中提取。为了使色彩耐久，佛罗伦萨人施行了严格的规章。只有最贵重的染料才可用于印染最精细的呢绒，保存至今的15 世纪佛罗伦萨织品，其色彩仍艳丽如新。各种染料的主要成分和媒染剂，都从当时已知世界各地进口，它们构成了佛罗伦萨与东方商业联系的主要商品项目。鉴于明矾是印染工业中的必备原料，且具有极大的经济价值，因此简单描述一下明矾矿的开采情况也是必要的。直到15 世纪，欧洲首次发现明矾矿之前，意大利毛织品加工者一直完全依赖于从国外进口明矾，而且这些明矾矿都在穆斯林控制之下。

1255 年，芳济各会派修士卢布鲁克奉圣路易之命访问蒙古大汗，在归途中于伊科纽姆地方遇到两位商人：一个生于阿克的热那亚人尼古拉·德圣西罗和一个威尼斯人卜尼法斯·德莫伦第诺。此两人享有在小亚细亚贩运明矾的垄断权。通常价值15 个拜占庭金币的明矾被他们卖至50 个金币。这种产品由希腊和亚美尼亚的商人经销，而这些中介商人很可能同生产者一样获取重利。据此，人们可以对意大利的明矾价格了解一斑。小亚细亚另一个明矾产地在库台耶，这是克尔米安公国的首都。叙利亚内陆的阿勒颇是向西方出口明矾的另一个地方。埃及人的明矾出口受到威尼斯人的严密防范。事实上，这是威尼斯人与热那亚人之间争端最严酷的一个领域。而且，直到十字军时期热那亚人被威尼斯人成功地驱逐出亚历山大港之前，明矾一直是热那亚人贸易的重要项目。

1261 年，热那亚人开始报复，她在这年颠覆了威尼斯人在博斯普鲁斯的统治① 接收了威尼斯人在黑海和小亚细亚的商业。后来，靠贩糖发了财的扎克利亚兄弟，又靠贩卖弗西亚的明矾而发了一笔横财。14 世纪，威尼斯以喜悦的心情观察着土耳其人在小亚细亚长驱直入，她希望看到自己憎恶的竞争者热那亚失去其商业优势，这一商业优势的取得，是由于巴列奥略朝诸皇帝对利古里亚共和国的恩宠政策。1368 年，一位威尼斯大使被派往苏丹穆拉德处，希望威尼斯人能在优惠条件下得到购买明矾的许可。但是，热那亚人设法保持了土耳其人对他们的特惠。而且我们看到，在1415 年，一位叫乔瓦尼·阿多尔诺的热那亚人还享有在弗西亚经营明矾矿的特权。1437 年，苏丹穆拉德二世赐予一个完全由热那亚人组成的公司以垄断小亚细亚全部明矾矿的权利，但不包括威尼斯人已得到优惠的莱斯博斯和弗西亚。

1455 年的大灾难毁了这一热那亚公司：在君士坦丁堡沦陷之后，曾一直容许热那亚人在利凡特的活动并把开俄斯岛让给他们的土耳其人突然改变了策略，企图亲自控制这一富庶岛屿。土耳其人没能攻取开俄斯——直到1566 年，该岛才沦陷——但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却同时被剥夺了他们一直享有的明矾专利权。这一结局对于威尼斯和热那亚是一个“不幸的礼拜五”。在威尼斯，两位明矾商人损失了约15 万都卡特。这一至关重要的矿产供应的丧失，在很大程度上是佛罗伦萨呢绒工业最后凋蔽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在这类毛织工业中，男女工人是共同工作的，特别是由于意大利的织机必须两人同时操作。因此，夫妻同机，母女共做就是很自然的了。但是，随着这一企业的发展，妇女们必须用越来越多的时间为工人们准备食品，于是她们被排挤出这一行业。德国工人补上了这一空缺，取代了妇女在织机上的地位，尤其是在1349 年的黑死病夺去了大批劳动人口之后，这种现象更为普遍。

当银行家们开始投资于呢绒业时，毛纺织业还是一种纯粹的家庭手工业。但随着这一企业的发展，这种经营方式之费时和无组织的弊病也就越明显，因而它不可能与组织得更好的国家相竞争。结果，他们制定了一套改良的工场体系。大部分工作仍然在家庭里完成；一种定期的企业信使机构开始活动，通过这一机构向工人分发原料，并在加工完成之后，由信使们收集成品。至于有些商家，则建立了固定的中心工场。在工场里受雇的最下层工人在工头监督下劳动，其管理规则类似于现代工厂的厂规。在这些工场中进行一部分较粗笨的工作：梳毛和印染；然后，把原料从这些工场发至工人家中，到下道工序时返回，然后再送出，直到可以出售为止。在家庭作坊中，拥有织机的人也可以多装置一些织机，雇佣一些日工为他工作，于是这些织机的主人开始自己经营企业并成为作坊主。

细呢绒行会的规章为我们提供了许多有关佛罗伦萨合作团体机构的重要资料。每隔6 个月，货栈和商行的头目们都要集会选举理事会。每一货栈可投2 票，每一商行可投1 票；当选者必须上任。4 个理事会中要选其中之一为首，还有一个普通理事会及一个特别理事会加以辅助。理事们照料着行会的利益并监督行会成员的活动。每月要举行一次各行业理事全体会议。为了进入细呢绒行会组织，人们必须努力经营某项工商业达一年之久，而一旦符合条件，就成为这一行会的世袭成员。除了由阿尔卑斯山北进口的呢绒外，任何呢绒不得在此地出售。车间内不准赌博，学徒们夜间不得外出，必须宿于车间内，学徒的生活受到严格的管制。这一严厉的规则使这个行会具备相当完善的组织机构。外国呢绒进口后，要经专人检查后再分至各个行会，如修剪工、染匠、漂洗工、梳毛工等各行会。成品呢绒的规格、光洁度、细密度在当时都有特别规定。行会指定专职官员为呢绒定价，每匹呢绒必须系上标签，标明所定价格、作坊字号，甚至加工工匠的名字。

艾尔弗雷德·多伦教授在对佛罗伦萨羊毛贸易史从事研究的过程中，注意到在有关佛罗伦萨呢绒工人的记载中，时常反复出现德国工人的名字。于是人们发现，14、15 世纪，有成千上万的德国工人流入意大利，来学习更新更好的工业技术。一位评论家在评多伦这部著作时，谈道：探讨和调查那些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外国人在中世纪意大利的工业和工艺的突出发展中起到了多大作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从14 世纪后半期起，在全意大利处处可看到德国人，他们从事几乎每一种可能的职业和技艺。早期，他们似乎实际上垄断了客栈业。他们也从事以下职业，如：织工、染工、裁缝、皮毛匠、鞋匠、面包师、磨坊主、杂货商、肥皂匠、粮食商，也有不少肉商、理发匠、药剂师、铁匠，旋工、木匠、铜匠、陶工、制革匠、马具匠、石匠、木雕师、玻璃绘画师、金匠、银匠、书记员、书画裱糊匠、书商、公证人、音乐家、医师，而且有一名德国人当了校长。他们也常担任厨师，特别在修道院内。

德国工人大批迁居意大利似乎开始于1370 年左右，而且是因以下两个事实而发生的。一方面德国的手工业似乎在此时达到极盛，因而市场上充满了大量商品；另一方面，进取心很强的德国工人渴望学习意大利许多行业的先进技术。无论这些移民在哪里成批定居，他们都建立了地方兄弟会组织，这种组织与近代的“秘密社团”没有什么不同。这些兄弟会一方面是社会组织，另一方面也是保险团体，为其成员提供疾病时的照顾，困难时的保护和死亡者的葬仪。这些社会团体不能与工业行会相混淆，新入境者很快就成为兄弟会成员。这些德国工人中，有的携家眷同来，有的则找到立足点后派人去接家眷。但是，大多数德国工人是未婚的短工，他们很快娶了意大利女人，因此在两代以内这些移民阶层就意大利化了。如果可能的话，弄清这些移民来自德国的哪些特定地区，将是很有意义的。但文献中没有这方面的确切例证。这些移民工人都无例外地一律被称为“条顿人”。

然而，可以很自然地推断出，而且也有理由相信，他们大多数来自南德城市，诸如纽伦堡、奥格斯堡、乌尔姆等。但是显然也有相当一些北德意志人，他们来自法兰克福、科隆、汉堡、不来梅等。这类人中也一定包括佛兰德和荷兰的工人。

谢选骏指出：本章主要报了经济活动的流水账，却没有意识到更没有揭示出，一个“西欧共同市场”正在土耳其的压力下开始形成。这里具有深刻的宗教原因，而不仅仅是“政策”问题导致的——更不是什么“经济基础决定的”。

【第十一章 14 和15 世纪教皇的财经政策】

在前面各章中我们已经看到，在13 世纪以来欧洲各国，商业、贸易和工业的规模和品种如何增长；这些活动带来的剩余利润如何投资于发展经济的新方法；国际信贷活动如何增加；每一个重要商业中心如何繁荣，成为国库税收与银行活动的中心。教廷与教皇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变化的影响并反映出这些状况。这是因为，教廷固然首先是一个精神组织，但它也是由一个国际社会组成的国际性国家，它的最高执政者是教士，也是君主。主教们和修道院院长们也是政治统治者，因为他们享有类似世俗王公们所行使的那些统治权。此外，教廷也拥有巨大的财富，表现为捐赠的土地、市场特权、铸币权以及由主教团或修道院的居民经营的商店。教廷向修道院、领地和教士们征收的岁收如此之大，使它成为全欧洲最大最富的收税者，最大的财政机构和最富有的银行家。

有鉴于此，1309 年教皇从罗马迁到阿维尼翁之举对教皇颇有裨益。因为在中世纪，罗马从来不是重要的商业城市，它不处于任何一条主要商路上，而且，当意大利所有其他地区几乎都已变成巨大的贸易市场并因工业而生机勃勃时，教皇国却仍然停留在落后的中世纪式耕作经济。反之，阿维尼翁则位于罗纳河上，这条河从古代起就是欧洲最重要的贸易干线之一，加上联接北意大利与普罗旺斯地区的山口，都极大地促进了阿维尼翁的商业繁荣。大小圣贝尔纳山口、圣让德莫利昂纳山口、塞尼斯山都把皮埃蒙特地区与伊泽尔河流域，罗纳河流域联接起来。所有这些通道中最重要的是日内夫利山，它是意大利和法国南部之间古老的历史通道。今天，它是法国最大的公路之一，即94 号国际公路。翻山过境的通行税的“包税额”，在14 世纪中是教皇收入的来源之一。

对阿维尼翁商业的主要危害是罗纳河的急流、无数沙洲、在阿尔和塔拉斯孔征收的通行税、阿尔人索取的苛重的领港费。14 世纪期间，为了避开这些困难，东地中海诸国商人，尤其是热那亚人，从罗纳河三角洲一支流上的布克城开避了穿越克吕平原到阿维尼翁的商路。布克很快就成为一个对于意大利商人和东地中海贸易相当重要的港口。阿尔和塔拉斯孔答应降低其通行税，但于事无补，他们输局已定。此外，还有一条道路从里维埃拉通到阿维尼翁，即从尼斯经过格拉斯、德拉吉尼安、埃克斯、佩尔蒂到迪朗斯河，并在阿维尼翁到达罗纳河。当教皇前来占据阿维尼翁时，这个城区，或者说该城及其所辖地区，正由于阿尔比战争造成的浩劫而满目凄凉。教皇的光临带来了繁荣。

作为基督教世界的首都，阿维尼翁充塞着公职官员——红衣主教、财务官、秘书、教士，公证人、掮客、信使、警察、士兵；更不必说来访的主教和修道院长、扈从成群的返回述职的教皇使节、大使、领地诸侯。教皇有近300 个高级神职官员作为随从，他们每人又都有自己的一批随员。此外，由于阿维尼翁是宜居之地，许多人从全欧各地迁到这里成为居民。其中以科隆纳和奥尔西尼这样的罗马豪族尤为突出。当然，法国乡下人为数最多，其中许多人移居阿维尼翁是为了逃避英国人在法国的劫掠蹂躏。城内的英国人并不多，但有一些居民来自伦敦、利奇菲尔德、林肯。城内有一条“德意志街”，但是德国人并不多。意大利人几乎与法国人一样多。佛罗伦萨和卢卡的货币兑换商和银行家们在圣母院教区中立足，那里有成群结队的意大利人，来自贝加莫、皮亚琴察、都灵、热那亚、比萨、帕维亚、波洛尼亚、切泽纳、米兰、阿雷佐、维特尔博、萨沃纳、罗马、那不勒斯、西西里。阿维尼翁的犹太人很多，而且比欧洲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受保护。教皇赏识他们名扬四海的理财能力。

由于人口膨胀和需求增加，阿维尼翁的工商业勃然兴起，几乎没有一项行业不在这里经营。诗人彼得拉克当时是一位教皇的拉丁文秘书，他在一封信中告诉我们，在阿维尼翁有众多的小客栈主、香料商人、鱼商、皮货商、面包师、绸布商、肥皂制造商、毛皮工人、梳羊毛工、丝织工、园林工以及一般劳动者。阿维尼翁最繁荣的行业是银行业，它几乎完全操在意大利人手中。佛罗伦萨的各大银行在阿维尼翁都有自己的代表，他们在14世纪里仍像在13世纪那样继续充当教皇的首要银行家。巴尔迪和佩卢齐家族于1435年在佛罗伦萨破产时，教皇也大受其害。由于形形色色的商人和五花八门的货币潮水般涌向阿维尼翁，兑换教皇的钱币就成为当务之急。

仅在1327年的一份教皇专门文件中，就列举了40多个货币兑换商。来自几乎全欧每一个国家的外国商人，在阿维尼翁设立了他们的代办处和商品仓库。这些商人前往香槟和博凯尔的定期集市；他们从蒙彼利埃买回染料、服装、礼服、武器；从贝齐埃尔、阿尔比、卡尔卡松买回纺织品；从西班牙买回挂毯；从佛兰德买回呢绒和毛线；从布鲁日买回世界各地的货物。阿维尼翁的沿河地区到处堆放着从迪朗斯河与伊泽尔河漂放下来的木材以及砖瓦。长长的骡子队从四周的丛山中驮回木炭。所有这些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财富， 14 世纪阿维尼翁以三大富商而夸耀于天下。其中一个富商的账本保存了下来。从阿维尼翁的富丽堂皇巍峨宏大的教皇宫殿、教堂、红衣主教的和城市富商们的略小些的宫殿遗迹，以及至今依然环绕城市的中世纪庞大城垣中，我们依稀可辨当年的繁荣。但是，如果认为阿维尼翁的主要财富来自工商业，那就大错特错了。工商业的繁荣只不过是结果。教皇驻在地的繁荣兴盛来自教皇的金钱收入，它就像一条金河，从每一个天主教国家源源流入阿维尼翁。

哪里有黄金，商人就云集在哪里。充足的金钱不仅把阿维尼翁造就成信贷业和银行业的中心，而且使它成为无所不包的商品，尤其是奢侈品的买卖市场。14世纪教皇财政的惊人兴旺，既有一般原因又有特殊原因。自从十字军东征以来，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实践，在欧洲飞速发展起来。圣方济各和圣多米尼克曾极力反对资本主义，但他们已一败涂地，固然，这是因为圣方济各的无法实现的经济上的理想主义终归失败说服了不少人，但最主要的是由于激进的“属灵派”的传道权被否认。教廷和历代教皇不可避免地，更准确地说是必然地要参预这一经济活动。以加征新税来开辟新财源是那个时代的特色。整个欧洲，无论是腓力四世统治下的法国还是爱德华一世时代的英国，都对此怨声载道。法兰西教皇们像国王们一样，在变迁的时势下，不得不加征种种新税，以便为自己提供岁收；而每一个主教和修道院长也都上行下效。教廷地产丰饶，但是伟大的经济革命已经使工商业广泛地取代农业成为基本财源，因而地产的价值在此影响下锐减。昔日教廷领地收入像巨川般滚滚而来，此时都已干涸成一涓细水了。

英法的国王、意大利和德国的诸侯与城市，都已要求把税收权作为一种政治主权收归己有。教廷被迫寻求国家无法染指的新税收领域，而这就必须创立新的税收制度。这是教皇扭亏为盈的唯一途径。这种增加教皇税收的政策并非14世纪的枢机主教团首创。“早在12世纪末年，罗马教廷已发现自己古老的既定税收远不能满足急剧扩大的活动的花销。开辟新财源势在必行。”英诺森三世之前的历任教皇满足于教士们自愿供奉的赞助金或贷款，但英诺森三世却不甘于此。十字军东征期间，教皇就为支持那些远征而征过各种新税；而此时，十字军已成如烟往事时，教皇手中既有了理论上的先例，又有了征税的执行机构。

近一个世纪以来，历任教皇曾不择手段地豢养十字军，那么现在为什么不能用同样方法来供养教皇呢？“首次尝试是对教士们的收入征税，据推断，第一次征税是在1199年，在整个13世纪厉行不辍，日益频繁。”按年代顺序排列一下，就可以对教士收入税的增加过程一目了然。在这个世纪中，对教会的财产和收入分别做过6 次估定，即： 1216 年、1226 年、1229 年、1256 年，1275 年；最著名的一次则是1291年尼古拉四世所行的那次估定。这种估产活动的增加，不但给同时代的统治者们敲起了警钟，也给那些享有受圣职权的有关世俗贵族们带来了烦恼不安。1274年的宗教会议最终完善了教会的征税机构。拉丁教会的全部领地都划分为年贡区，每区都派去收税官。这些收税官根据主教和教区教士团的两个成员的建议，在每个主教区中任命两名收税代理人。税款分两次缴清，一次在圣约翰日（6月24日），一次在圣诞节。过去的估产作废了，进行了一次新的彻底估产，它显然超过以往的数额。

由于确定税款的标准含糊不清，这次行动搞得一塌糊涂，民怨沸腾，而且秽行百出。征收来的金钱装在加锡封的口袋里，由圣殿骑士团，有时也由当地意大利银行家保管于教区大教堂或修道院里，听候教皇调用。尽管这笔新税款被宣布为组织十字军之用，但教皇并非总是如此支用此款。1250年之前，历任教皇把大部分资金用于他们与腓特烈二世的战争，此后又用来支持昂儒的查理征服那不勒斯王国和西西里王国。正是由于西西里战争中战费不足，才导致卜尼法斯八世于1300年改变了征收什一税的程序。所有这些征税行动和敛财所必需的机构，都传给了身在阿维尼翁的历任法兰西教皇们。其中早期的一位，教皇约翰二十二世（1316～1343年），是14世纪名噪一时的生财有道的奇才。他就像清楚地了解各国君王一样，清楚地理解他那个时代的世界，确切地说，对此更胜一筹。

在教皇宫廷中分设的各种指导财政并处理由此而来的岁收的官僚机构被统称为使徒署。这个机构的两名首长，一个叫做财务官，另一个叫司库员。前者是教皇的财政大臣，通常由大主教或主教担任，但红衣主教不能担此任。他不仅领导所有在阿维尼翁的财政与财务官员，而且遍布整个基督教世界的全部教皇收税官都在他管辖之下。他最重要的职责之一就是审核这些收税官的帐目。司库员管理教皇每年的贡赋收入。这些官员每人都配属一群公证人和书记员。教皇的税收可以分为两大类：（1）直接缴付给罗马教廷的，（2）在各个主教区中征收并汇到阿维尼翁的。第一类包括：经教皇任命或批准的主教和修道院长付给使徒署的钱；每个接受教皇训令的人交纳的手续费；各主教按规定每隔一段时间来教廷参观时交的晋见费；以及每个当上大主教的人交的任命费。

大主教的任命费之高，从下几例可见一斑：14 世纪，美因兹大主教任命费为5000 金佛罗林，特里夫斯大主教为7000，科隆大主教为10000金佛罗林。这种任命费时时随着对该职位的重新估价而变化波动。1326 年，布雷斯劳大主教任命费由4000 佛罗林减到1785 佛罗林。1420 年，马丁五世把美因兹和特里夫斯大主教的任命费提高到10000 佛罗林那一级。教皇长期以来在授予大主教披肩时收费；新主教就职时也收费；从教皇保护下的修道院中收取免役税；对大主教和修道院长的岁收征收什一税，当然，它最终分摊为对全体基督教徒征收的什一税。这些不过是古已有之的教会税。随着欧洲财富的增加，教皇极大地扩大了征税的种类和数量。许多主教因此而债台高筑，或倾其家产、或典当基业以缴此税。

第二类教皇税收需要详细予以考察。（1）额外什一税：这种什一税单独计算，不与日常的什一税混淆。对神职人员的收入强征这种税起源于十字军时期。为了查明教士的财富的概数，使徒署向每个主教区派遣视察员或估价员，纵览每个主教的财源。这种什一税是纯收入而不是毛收入的1/10。除红衣主教外，一切神职人员都得交纳这种什一税。十字军团可以豁免。正如我们所知，在法国的腓力六世（1328～1350 年）时代，这种什一税的大部分都用来支付与英国作战的战费，而此举并未在英吉利海峡对岸提高教皇的威望。（2）“初熟之果”。即一个新上任的主教在自己的主教区内第一年的收入，理论上是全部收入，实际上不超过一半。人们一直怀疑是约翰二十二世炮制出这种税的，但现在搞清了，第一个阿维尼翁教皇克列门五世就已经祭起了这个法宝。而约翰二十二世把一个先例普遍化和制度化。（3）巡游费。这本来是指教皇在出巡时有权要求受到盛大款待，由于阿维尼翁的历任教皇从未出巡过，他们就力图把这种权利变成一项金钱收入，但收效甚微。1414年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最终禁止了收钱的办法。（4）赠礼。这种税的性质变化多端，理论上是主动提供的，实际上是强制索取。（5）教产税。它有2类，“大地产税”是从隶属于罗马教廷的土地上征收的。“小产业税”是某个人或某项产业为报答教皇所赐予的保护而缴的钱。它不是定期征收的，从中所取岁入不大。（6）空额费。即领取教会年俸者因死亡或罢免而没有补缺者时，从所余下的年俸中抽取的款额。这是教皇把古老的封建原则应用于教会的职位，该原则即封主有权利要求因封臣之死而空缺的封地的收入。

15 世纪教会的一个经常性弊端就是空额费相沿成习。此外，在任教皇，从各大主教法庭向他上诉的各类宗教案件中抽取了大量的收入。在今天看来，这些案件并不都是宗教性的，但必须记住，在中世纪，婚姻、分居、继承——因为遗嘱必须在一个教会的律师或公证人面前执行，否则无效——等问题都在教会司法权之内。教皇法庭的收入如此之大，促使阿维尼翁的历任教皇都把大批案件宣布为教皇保留赦免权的案件，对这种案件教皇拥有直接审判权，并且一旦起诉就自动转交阿维尼翁处理。主教们对此深恶痛绝，因为如此作法使他们不能在上诉前审理此类案件，也就剥夺了他们因此而获得的收费。敲诈勒索、贪污受贿的种种罪恶是与教皇的这种政策分不开的。但是必须理解，教皇的这些杂税只不过是教会管理体系的本性所决定的，并且是在教会统治的实践中完全合法地发展起来的。人们可以批评征收这些税的方法常常过于极端，也可以抱怨行政当局在强制征税时的腐败——对这一切，教皇是不负什么责任的；但是从根本上来说，这些杂税都是合乎教会法规的，而且对于控制和支撑整个基督教会也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当我们研究教皇收入的其他部分，即那些由于教皇拥有作为整个教会体系的精神领袖的特权而产生的收入时，问题就不那么清楚了。在前面提及的范畴里，我们都要考虑精神的价值。在所有这些劣迹中，最可恶的就是出售赎罪券，而它可能也是教皇最能获利的手段了。就其教义教理来说，赎罪行为本身没有什么可指责的，但是任何一个人老老实实查阅那个时代的文献记载后，几乎都不可避免地得出以下结论：由于滥用忏悔制度以及纵容赎罪行为堕落为一种交易，致使赎罪行为的精神目的在实践中被庸俗不堪的和唯利是图的性质所掩盖。这种利用精神权威来赚钱的举动其铜臭味令人掩鼻。正是这种把“上帝的赦罪”商业化以行财政剥削之实的行为，剧烈地动摇了14 世纪人们的宗教感情，而宗教改革者们和异端教派集中火力痛斥的也是这一点。

教皇的另一个能生财敛钱的特权，就是他的“施恩赦罪权”，这也是教廷的一个职能。依据这项特权，教皇可以“豁免”或暂停教会法规，而教皇们也随时准备着一旦需要就不择手段地运用之。教会有许多禁律，例如：禁止血亲结婚，禁止圣方济各会修道士领取教会薪俸，禁止兼领教会薪俸或一人身兼数种教职，禁止任命数人同任一职而使其中一人实际任职他人徒具虚名。但所有这些禁律都可以由教皇“豁免”。而这类“豁免”永远要勒索重金。靠着受理上诉案件和实施“豁免”，教皇大发其财。

如前所述，1274 年教会的领土划分为年贡区，即所谓colle&c—toria， 它们极少与既有的主教管区和大主教区的边界相吻合，但是直到14 世纪这种制度才最终形成和固定化。一般是由教廷财政长官任命征税官，但有时也由教皇亲自任命，每个征税官都有一大批下属征税员并带着一帮书记员和公证人。为了勒索税款，不时使用开除教籍、褫夺教权的手段。把这些巨额进款转送到阿维尼翁颇费周折，困难重重。虽然不常用实物交税，但一旦交来实物，就必须当场兑换成钱币，因此，一个称职的收税官就必须了解市场情况和各类商品的行情。而以现金交纳时，收税官又必须忠于职守，以防收进残币或伪币。当时流通的铸币五花八门千奇百怪，这就需要有一个货币兑换商来把那一堆堆杂七杂八的钱币兑换成一笔可供运输的款项。

圣殿骑士团衰落之后，此项业务就由伦巴第和佛罗伦萨的银行家们来经营了，而且正如我们所知，他们之中的巨富者的分支机构遍布海外。一旦有可能，他们就避免实际运输现金而使用汇票。在教廷迁居阿维尼翁期间，罗马与教皇国的情况怎么样呢？正当阿维尼翁奢侈风行之日，罗马却一贫如洗，14 世纪再也没有比这种鲜明对照更加令人震惊的事了。14 世纪，意大利全境工业兴旺，机声遍野；商业繁荣，生机勃勃；唯独罗马死气沉沉，像一个蹒跚无路的异乡浪儿。当时在罗马有一种愿望，不仅要求稳定的权威，而且也要求具有其他意大利城市所具有的那种社会稳定因素。在伦巴第和托斯卡纳那些较大的共和国里，大多数人民是手工业工人和终日辛劳的人们。在他们之上盘踞着兴旺发达的中产阶级，他们从商业中大发其财，并拥有一套既坚不可摧，又手腕灵活的商业行会体系。对外贸易使热那亚、威尼斯和比萨日益兴旺；同样，手工制造业带来的财富，使米兰和佛罗伦萨得以战胜并同化了包围着他们的地方贵族。

随着教皇迁居阿维尼翁，教皇在教皇国里的那套管理内政和教产的体制也土崩瓦解，乱作一团。如果教皇国的事态像意大利其他各地那样发展下去，那么，类似科隆纳和奥尔西尼那样的罗马大家族就应该兴起，压倒一切竞争者并在意大利中部建立一个像米兰那样的公国。但是舞台太窄了，而参加竞争的家族又如此之多，以至于其中没有一个家族能达到这个目标。因而城内那些世代为仇的放纵的贵族们危害罗马数十年。他们那些令人生厌的城堡不仅林立乡间，而且在罗马城内也是栉比鳞次，其中有一些是在古罗马建筑物上临时拼凑而成，就这样，弗兰吉帕尼家族把圆形剧场改建成了一个大城堡。帕勒泰因丘上的“七景区”、马尔塞勒斯大剧院、泰特斯和塞普蒂米乌斯·奥沃乌斯及君士坦丁的凯旋门都变成了高耸的棱堡。每个家族都豢养着亡命之徒和外国雇佣军，他们与其他类似的雇佣匪帮之间一旦休战，就骚扰道路，拦路抢劫朝圣者和旅人，搜抢教堂、掠劫农民的田庄。

14 世纪罗马那种暗无天日的无政府状态，真是罄竹难书。里恩齐策划的共和革命（1347～1353 年），在一定程度上，暂时把罗马从这种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了。如果我们不相信某些作者所说的，里恩齐一开始就是个江湖骗子的话，那么应该说，他所信守不渝并为之奋斗的理想太不着边际，太异想天开，而且到他晚年简直变得如颠似狂了。但不管怎么说，他努力把法律和秩序引进教皇国并有所成就，似乎使教皇克列门六世也因此而燃起了希望之火——重整教皇的故土基业毕竟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于是，1353 年教皇派著名的勇士，红衣主教阿尔博诺去罗马，委以重任。当时教皇国全境内，几乎只有蒙特菲斯孔一地仍然承认外迁的教皇为自己的领主。多股外国雇佣军在整个意大利中部出没滋事，他们纯属有组织的盗匪集团。这些家伙因他们戴的头盔而被人们称为barbuti（头盔），他们的头子们全身披挂，身边有由4 个队长组成的顾问班子统率骑兵部队，另外四个队长的班子率领步兵。

此外，匪伙们也按照共和国的习惯，重要事宜都由全体伍长组成的议事会议决定。

在这个军事集团内，各分团又分成营队或称bandi-ere 并据此把军官们分为总司令、司令、伍长几个等级。军中有法官和公证人，还有财务官，负责分配掠获品和薪金并管理财政。他们那错综复杂的营地就是一个大市场，成群结队的商人麇集于此，贩卖那些从各修道院和各城市掠夺的战利品，而意大利的大银行都和队长们建立了商务关系，队长们则把他们的赃物存入银行生息。

这些雇佣军支队中有两个被走运的英国兵所控制，而且主要是由来自法国的骑兵组成，队长是约翰·霍克沃德爵士和休·莫尔蒂默。而最为臭名昭著的要数阿尔巴诺的弗拉·蒙雷亚莱。他是普罗旺斯人，是圣约翰骑士团的一个叛教的头目，他比同时代的任何人都更接近于在罗马建立一个公国的目标。他从被他敲诈的城市中勒索来的巨额财富，都存在佩鲁贾的银行里。甚至连佛罗伦萨、锡耶纳、阿雷佐和比萨也重金购买豁免权，以求免遭围攻和掠夺。1354 年，他把自己军队的使用权卖给威尼斯人，在他的主将、德国冒险家兰道指挥下对维斯孔蒂家族作战，从而得到15 万金佛罗林的收入。当阿尔博诺遣使前去，要求他和平地撤出教皇国时，这位雇佣兵队长答复道：尊敬的大人，我们在意大利的生活方式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的，谁抵抗我们，我们就抢他、劫他、杀他，这就是我们的规矩。各乡各地，我们开到哪里，哪里就是我们的抵押品，这就是我们的生财之道。凡是想留条活命的人都得不惜重金，购买和平安宁。

因此，如果您，特使先生，希望安居乐业，希望教皇陛下的城市平安无事，那好说，世界上别人怎么办，就请他老人家也怎么办，干脆说吧，给钱！给钱！给钱！但是，阿尔博诺干戈未动，凭着外交手腕就把他的对手置于死地。1354年，弗尔·蒙雷亚莱被送上了绞刑架。阿尔博诺把那位圣约翰骑士团骑士随身携带的和以前存在罗马城内的财宝夺到手中，总计10 万金佛罗林，其中6万是刚刚从比萨敲诈来的。但是阿尔博诺慢了一步，没能夺到弗拉·蒙雷亚莱存在佩鲁贾的财宝，在他能够到达锡耶纳之前，佛罗伦萨就把它们没收了。意大利的某些地区翘首以待，希望蒙雷亚莱的败亡将会给其他流窜的雇佣兵匪帮敲响丧钟。早在1349 年，佛罗伦萨就曾打算建立联盟来对抗他们。当皇帝查理四世来到意大利时，阿尔博诺又为同一目标而奋斗，但是那些恶棍队长们嘲笑皇帝囊中空空，对他的反对一笑置之。1366 年由佛罗伦萨、那不勒斯和罗马组成一个意大利联盟已指日可待，但是圭尔夫党控制的佛罗伦萨反对皇帝与该联盟有任何关系，于是雄图大略也就烟消云散了。但是，尽管一时受挫，英勇的红衣主教阿尔博诺反而加紧了推行解放教皇国的计划。这是一项狡猾的威逼利诱政策。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家族和安科纳女侯爵首先降服。

1355 年，作为臣服教廷并交付租金的报酬，他们获得统治里米尼、法诺、佩扎罗和福松布罗内等教区10 年的权利。不久之后，在类似条件下，乌尔比诺和费尔摩的蒙特费尔特里、法恩扎的曼夫雷蒂也归降。这种安排减轻了他们过去强占教皇领地的罪责。作为把这些领地的所有权让给教皇的报酬，他们以教皇的代理人的身份又收回了这些领地。在萨比纳地区和斯波莱托与内拉河之间的山区，地方封建家族也被任命为教皇代理人。教皇领地的其余部分则被置于教区长管辖之下。教区长同地方议会相结合共同管理地方事务，教会、修道院、女修道院、贵族和该地区的城市在议会中都有代表。每个教区长都有自己的司礼官、法官、收税官等助理人员。红衣主教阿尔博诺同当时的诸侯们和诸自由市一样，完全受到14 世纪流行的系统的理财思想的影响。当时教廷的《外交法典》包括大量有趣的文件，这些文件使得教廷管理教产的情况得以重视。这样，我们就能对1356 年的安科纳地区，及1371 年建的罗马尼阿边区的情况作一概括的统计。当时罗马尼阿地区的居民达346444 户，其岁入达10 万佛罗休。

1375 年发生的一个事件可以最好地证明，经过阿尔博诺的努力，教皇国的经济已经部分地恢复了。1373～1375 年间，正值整个南欧由于谷物欠收和鼠疫横行而陷于水深火热的艰难岁月之中。北欧似乎没有遭此灾祸。倾盆大雨与旷日大旱轮番肆虐，从1372 年圣诞节到1373 年复活节滴雨未见，但4、5、6 三个月又连降暴雨，几乎日日不断。1375 年6 月，比萨—蒲式耳小麦的价格上涨到4 里拉，10 月涨到8 里拉，次年2 月又涨到16 里拉。葡萄酒和榄橄油的价格也按相应的级数上涨。在伦巴第，人们放弃了农耕。成群结队的农村居民蜂拥到城市中觅食。全意大利都渴望着面包。从情况稍好一些的科西嘉和撒丁岛成船地进口粮食。在这次大灾大难中，教皇国拥有的小麦比意大利其他任何地区都多。法国的马赛、蒙彼利埃；热那亚、比萨、卢卡和佛罗伦萨都向教皇请求供应。教皇格利哥里六世答复说，他自己的臣民也刚刚够吃，再无余粮。

但佛罗伦萨大声疾呼，严重抗议，一场小规模的“小麦战争”随之而起。战争中，佛罗伦萨人强夺了教皇领地上的粮食。有人严厉谴责教皇故意拒绝救济灾区，以便靠谷物投机来大饱私囊，而且大多数饥肠辘辘的意大利人都对此确信不疑。在教皇权分裂时期（1378～1415 年），罗马再次堕入近乎先前的无政府状态。尽管教会史上的这次大分裂在宗教事务和政治上的重要意义大于在经济上的意义，但它也有其经济的一面。欧洲被两个宗教辖区所瓜分，而每一个宗教辖区的教会岁收和赞助金都对争斗的旷日持久发挥了不小的影响。倘若教皇与对立的教皇们得以为所欲为，那么就会不允许任何基督徒助邻人以柴米，死者就会暴尸旷野，战争恶魔就会暴虐之极弹冠相庆，城市和国家之间的贸易与交往就会一扫而光。

万幸的是，所有这些蛇蝎心肠对现实世界的秩序为害甚微，而真正的祸根看来在于：互争短长的教皇们哪一个也不会放弃正规的岁收、赞助金、官员的薪水。教皇亚历山大五世时代一团乱麻般的状况。我们已略见一斑。他被当选时，属灵派方济各会信徒欣喜若狂。因为，这位新教皇的出身如此下贱，他竟然不知道自己的生身父母是谁，因而也就没有子侄或其他需要照应的亲戚。但为时不久，求官寻爵者就挤满了他的教廷。那时每一个空额都有1000 人角逐，教会事务杂乱无章，教职随意封授，伪造文书满天飞，非法婚姻也得到特许，随即，一切事情都一塌糊涂不可收拾。

大分裂结束，教皇返回罗马后，至少消除了两个为患甚久的祸害：到15世纪时，意大利的“雇佣兵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而在罗马，旧贵族元气大伤，不可能东山再起了。但不幸的是，与欧洲各地不同，这里不存在一个可赖以建立一套政治制度的中产阶级的因素。要说统治的话，那么罗马城是被各种行会统治着。至于坎帕尼亚，以及罗马周围的其他地区，都由小贵族们统治着，而其中许多人先前是割据一方，世代相袭的教区首领和教皇代理人，但现在每况愈下，衰微破败了。坎帕尼亚的农业几乎荡然无存，一则由于无政府状态为害甚久，二则由于羊毛生产获利丰厚，精于理财的土地所有者们就弃农从牧。像在西班牙一样，牧人们顺应季节。冬天从阿尔班丛山和阿布鲁齐山上把羊群赶到坎帕尼亚放牧，夏日来临之际，又赶着羊群返回山中。15 世纪后期的教皇们企图力挽颓局，希克斯图斯四世制订法律，要求必须耕种全部土地的1/3；重新采用阿尔博诺的制度；改革币制；疏浚河流，构筑河堤，还徒然地试图排干福利尼奥和马里蒂莫周围传播瘟疫的沼泽；他甚至还梦想排干蓬蒂内沼泽。但是罗马城区直到1871 年教皇的世俗权力崩溃、现代国家主权建立之时，仍保留着它15 世纪的惨状未变。

当乌尔班五世和格利哥里六世访问罗马时，他们被吓得逃回阿维尼翁。我们有乌斯克的亚当写于1400 年左右的一篇著名的关于“不朽之城”罗马的栩栩如生的记述，他是一位英国主教，在卜尼法斯九世和英诺森七世在位期间，在罗马城里居住过一些时候。这是一幅惨不忍睹的图画：人口锐减，贫苦不堪，盗匪横行，害虫肆虐，狼群出没。他写道：夜间，狼群和野狗在大街上互相撕咬，吵得全城不得入梦；强盗们剥光了圣彼得大教堂的大理石和斑岩的外壳，大教堂里一贫如洗，以至于1414 年的圣彼得与圣保罗节那天，只剩下一盏孤灯闪亮。梵蒂冈的宫墙已成碎砖烂瓦，狼群长驱直入，横行内苑。马丁五世1420 年进入罗马，使教廷复归其真正首都时，罗马就是这么一副惨状。

随着15 世纪教皇权力的恢复，罗马不但再次进入意大利的生活，而且进入欧洲的生活。历任教皇成为意大利的王公，与美第奇家族和维斯孔蒂家族争夺权力和荣耀；教皇国变成了一个与佛罗伦萨公爵领地和米兰公爵领地同样广袤的公国。由于再次把全部拉丁教会的统辖权集于掌中，罗马人口剧增。在阿维尼翁盛极一时的物质生活和道德生活现在又风行于罗马。不多时，罗马就堪与意大利的其他各个公国夸富争荣了。整个中欧和西欧的黄金源源流入圣彼得的钱柜。数不胜数的金钱、蜂拥而来的朝圣者和游客、从各国君主处来往如梭的特使、他们每人携带的华服似锦的随从、云集于此经办教会合法买卖或营钻进身之阶的主教和修道院长及其他神职人员，所有这一切都使罗马的商业繁荣起来。建筑房屋的狂潮和不动产投机的巨浪随之汹涌而起。

另一现象是小麦上的高利贷剥削。尽管不可否认，教廷下级官员中贪污受贿和滥用职权的行为比比皆是，但是教皇希克斯图斯四世或许可以免于从此类行为中受惠的指控。所有罗马的常住人口税额负担很轻，因为教皇财源茂盛，足以对自己的臣民开恩免税。一位精明而坦率的法国历史学家科曼尼说过，教皇的臣民可谓世间最幸福之人，因为他们既不用交人头税，又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税。他这种说法是有某些条件限制的，不应该无条件接受。但真实的情况确实是“就平均水平而言，再也没有什么地方的税能像教皇国这么低了”。如果把教皇的财富与其他意大利公国相比较，那么，1464 年发动的对土耳其人的十字军讨伐，就是一个极好的衡量尺度。教皇和威尼斯各为这次出征提供10 万都卡特；那不勒斯8 万；米兰7 万；佛罗伦萨5 万；摩德纳2 万；锡耶纳1.5 万；曼图亚1 万；卢卡8 千；蒙费拉特5000。

15 世纪教皇的最珍奇的也是一项获利最大的财源，是从1462 年发现的托尔法明矾矿上的年收入。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知道，明矾由于它的聚敛作用可以用来着色，成为染坊业必不可少的辅助原料。但是欧洲几乎没有明矾矿藏，这就迫使意大利纺织业不得不依赖威尼斯和热那亚商人转手，从小亚细亚以惊人的高价进口明矾。这种状况使佛罗伦萨受害尤甚，因为它是意大利最大的纺织品制造地区。但是，1458 年由于一个偶然机遇，在沃尔特拉发现了一个小明矾矿床，佛罗伦萨立即对这个小城宣战，并吞并了它的领土。尽管如此，夺来的矿产仍不能满足佛罗伦萨的需要，明矾价格仍如以前一样高昂。新的振奋人心的发现接踵而来。帕多瓦人乔瓦尼·达·卡斯特罗是一个德高望重的法官的儿子，1453 年之前，他一直在君士坦丁堡经营一个大染坊。1462 年，他在教皇国的托尔法发现了明矾矿，此事可算是商业史上的一个传奇故事。卡斯特罗把经过透露给教皇庇护二世，庇护二世把它记载在自己的回忆录中。

当卡斯特罗徒步跋涉，经过契维塔韦基亚附近的小山时，一种草本植物引起了他的注意，因为他知道，在小亚细亚的明矾山也生长着这种草。接着，他又在附近发现了一块有些发白的，有点食盐滋味的矿石，他用火一烧，证明那就是明矾。于是卡斯特罗赶紧跑到教皇那里，说道：“今天，我给您带来了对土耳其人的胜利，因为他们每年因明矾从基督教世界得到30 万都卡特。我已经发现了7 座埋满明矾的山丘，足够供应7/8 的世界，而且近旁地区水量充沛。这些，加上宜于扬帆的大海近在咫尺，都将使开矿易如反掌。这样一来，土耳其人的利润将被剥夺，而继续进行神圣的反土耳其战争的新财源将茂盛无比。”

实验表明，80 磅新发现的明矾抵得上100 磅土耳其明矾。其质量极佳。下一年，这项产业雇佣了8 千人。乔瓦尼·达·卡斯特罗为开矿组建了一个公司，其股东是热那亚人和比萨人，教皇则是入股的一方。教皇的年收入数达10 万都卡特。

谢选骏指出：人说，“此外，匪伙们也按照共和国的习惯，重要事宜都由全体伍长组成的议事会议决定。”我看，西欧社会的民主议事的习惯是根深蒂固的——这是由种族、宗教、习俗等等因素决定的，而较少受到经济基础或经济制度的影响。这只要纵观一下历史脉络就一清二楚了。相反，倒是这些因素决定了经济基础和经济制度。

【第十二章 百年战争的第二阶段（1380～1453 年）】

现在我们必须继续介绍1380 年以后的法国历史。这一年正好是查理五世逝世。法国的经济状况毫无疑问地跟不上他统治时期的政治形势的发展。人们希望看到一个繁荣的时代能够很快来临。可是，这种希望很快就宣告破灭。新的国王竟是一个11 岁的孩童，查理五世的3 个兄弟昂儒、贝里和勃艮第的公爵与他的内弟波旁公爵为着各自的私利而正在争权夺利。为了反对这些放荡不羁、游手好闲的贵族，各地人民纷纷起来反抗斗争。巴黎的政权落到一个王子手里。他是一位精明能干的统治者，对王叔们的蛮横要求置之不理。在他死后的一个短时期内，查理六世的摄政者在民众压力的影响下，不仅被迫废除了炉灶税，而且废除了盐务税和“补助金”，王室及其混乱的统治机构只能依靠王室领地的收入来维持。每种新税都被废除了，法学家们以此作为其高谈阔论的课题，曰“新的国王、新的法律和新的风习”。而且，在农村组织了扎克起义的农民推动了城镇的居民，许多城镇接着发生了流血的暴动（1382 年）。这种民众暴动在当时的欧洲是一种普遍现象。

1379 年根特起义反对路易·德马尔伯爵；1381 年英国的农民在瓦特·泰勒领导下起义；1379～1382 年佛罗伦萨发生人民起义。大约从1380 年持续到1415 年，法国进入了长时期的动荡。频繁的动乱给工商业带来了灾难。在查理六世统治初期，虽然没有与英国发生战争，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从1380 年至1415 年间没有全面的战争，局部战争仍在大部分的省区进行，偶尔因休战条款而间歇。布列塔尼、诺曼底和普瓦图极为不安全。英国人在这些省份搞突然袭击，掠夺这里的城市。1412 年在下诺曼底他们想出了砍倒苹果园里的果树这一野蛮办法，而这些苹果园是该省经济收入的最主要的来源之一。查理六世时代的法国贵族阶层表现出无耻的豪华奢侈。奢华的宫廷宴会前所未闻，国王的入城仪式空前壮观。贵族衣着华丽，追求享受的风气导致奢侈品工业异常繁荣。贵族为了保持奢侈的生活，加倍征收土地税，加重对人民的压迫。而且他们还承担着无法偿清的沉重的债务。这一时期的愚蠢的奢侈，使贵族和劳动阶级同归破产。国王与行会之间时而敌视时而友好的关系构成了查理六世统治时期的工业史。

在这一时期，法国工业处于完全衰败的状态之中。工人在1382 年的起义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在1383 年镇压期间，他们受害最重，丧失了在市政选举方面的权利，他们的组织时常被解散。在幸免于被镇压的地方，他们被迫屈从于王国的官吏。然而，政府的苛政逐渐地被松动了。巴黎再次允许行会存在，并归还它们被没收的财产。随着国王的叔父们权势的下降，它们越来越受到较优惠的待遇。1388～1390 年期间，行会恢复到了原来的地位。其中一个行会——屠宰公会的地位最为显赫，在标志查理六世统治结束的各种大事中，在政治上起着显著的作用。在1383 年的1 月大敕令颁布之前，屠夫已经形成不同的团体，分散在巴黎各商业区中。首先“大屠夫”行会的屠夫是在国王的管区内。他们居住在塞纳河的右岸，即肉店的圣雅克教堂与塞纳河之间。在那里可以看到明显冠以行业名称的街道，如特里佩里（下水店）、塔内里（鞣革店）及牛市等。还有一座在圣热纳维埃夫山上的圣热纳维埃夫肉店。

14 世纪末该组织的成员只能在城外屠宰牲畜，为此在圣马塞尔修建了屠宰场。除此之外，在各个领地也有专门的屠宰场。如在巴黎主教领地上的圣母院广场上和圣日耳曼·德普雷修道院长的领地上的屠宰场等。这些屠夫们享有极大的特权，且作为一个组织，势力甚大。其成员的数量是有限制的，在“大屠夫”行会中，其成员资格是父子相传的。在圣日耳曼·德普雷镇，屠宰业为那些出生于该城的人或与该城某一女子结婚的人所垄断。屠宰业是一种最为获利的行业，领导巴黎屠宰业的是富豪大户。如西蒙·卡博希、托马·勒格瓦、肖蒙的德尼（皮货商），还有盖兰、圣约恩及德—埃皮（Deux—Epées，即双剑）三大名门望族的头面人物。

托马·勒格瓦在圣热纳维埃夫山旁边有一座筑有三层山墙的富丽堂皇的房舍。而死于1830年的威廉·圣约恩身后留下了一大笔财产，由于他的去世，在巴黎最高法院（即国王最高法庭上）出现了一次有名的诉讼案，裁决他的遗孀和他的两个姐妹之间的财产纠纷。从这次诉讼中我们了解到威廉·圣约恩在圣詹姆斯屠宰场有3 个肉摊。在那里，他每星期售出价值200 利佛尔的肉类（920 美元以上）。每周的利润至少达100 美元至140 美元。除了城里的房产之外，他在农村还拥有3 间别墅。他的银制餐具同他妻子的衣橱都很闻名。他妻子拥有的珠宝价值9000 美元之多。除了不动产之外，圣约恩还留下了300 张兽皮、800 小桶牛脂、一个有800 头羊的羊群——因为每一个大肉商也同时是畜牧场主，在巴黎近郊拥有农场，在市区拥有畜栏——和超过3 万美元的现金。他的遗孀被指控在他立遗嘱时，对她的丈夫使用了威胁手段。我们不知道此讼案的起因，但保留至今的讼案的一部分却揭示了中世纪巴黎屠夫的有趣的一页。

一个屠夫死时，儿子便继承父业。行会章程第23 条规定：除巴黎“大屠夫行会”的会员之子，任何人不得成为该行会的成员。如果儿子已成年，必须设盛宴招待行会其他成员；如果儿子处于幼龄，他的监护人要付两次宴会及其附加费用，并保证承担这一责任。在这些宴会上，向巴黎的市长或在沙特莱要塞中的国王的收税官献酒、糕点和野味。还必须送同样的礼品给师傅和师母、巴黎街道监督人、负责主教司法的大教堂的教长、管地窖的人和最高法院的看门人。另一些规章严禁修建新的屠宰场，以此确保行会的某些垄断。尽管如此，在铅锤党人起义之后，根据1383 年1 月27 日的法令，屠宰行会虽有万贯财富，仍被解散，直到1388 年才得以恢复。由于它是几个有不动产的行会之一，所以棚店被没收，并入国王的领地，收入则装进了国王的腰包。尽管屠宰行会所受的损失要比许多别的行会小，但是巴黎的屠夫们对国王的怨恨长期不消，数年之后，他们进行了报复。当查理六世成为大众失望的疯子时，他的王后，巴伐利亚的伊莎贝拉和他的情夫、国王的兄弟奥尔良公爵路易，用极为可耻的办法，控制政府而营私自肥。但是路易遇到势力强大的勃艮第公爵的激烈竞争。1407 年，奥尔良公爵被勃艮第公爵雇佣的奸细所刺杀。一个以勃艮第公爵为首，另一个以阿曼涅克伯爵为首的两大党派形成了。内战首先在巴黎展开，最后几乎使法国各省也都卷进去。

这时，英国国王亨利五世重新挑起了前一世纪在法国所进行的战争，从而使形势更为复杂。1413 年，正是亨利五世赢得著名的阿让库尔战役前二年，英军包围塞纳河口的哈弗尔（勒阿弗尔）时，巴黎的党争事件达到高潮④。屠宰行会一方面出于对王国政府的积怨，另一方面由于不相信王室会进行任何政治改革，早在1411 年便已同勃艮第公爵建立了秘密联系。虽然屠夫们似乎首先发难，但要求改革的愿望却是广泛存在的。三级会议从2 月一直开到5 月，却没有完成任何议案。在这次危机中，巴黎大学提出了一个行政改革的综合议案，屠宰行会用武装力量强行支持。卡博希、勒格瓦和小圣约恩带着一大群党徒游行通过巴黎市区，向民众发表长篇演说，谴斥王权和三级会议玩忽职守，对他们漠不关心。4 月28 日，群众集合在巴士底狱前——在法国大革命早期，人们再一次这样做，并取得预期后果。

他们向皇太子居住的宫殿进发，因查理六世精神失常，皇太子任代理国王。巴黎处在骚乱之中，屠夫成了该城的主宰。他们的小分队在街上巡逻，守护桥梁和主要的建筑物。他们穿着长长的皮制工作服从脖颈拖至脚跟，看来一定令人望而生畏，长皮袍被屠宰物里的血块染成紫红色，在早春的冷风吹拂下，散发出一股难闻的臭味。他们个个带着屠宰刀——他们是使用这种屠刀的行家里手。人们远远就可看见他们的皮帽——这被当成真正军人的钢盔或铁壳帽。他们的皮带装饰比骑士和贵族要逊色，但外观却像是军用皮带。他们的腰间没有挂剑鞘，屠刀是操在手中的。1413 年5 月26 日，王国政府接受了“大敕令”中所提出的条件。但不幸的是，已经尝到权力甜头的屠宰行会不愿意放弃它的影响，卡博希起义者一开始是正当地要求实行改革，此时却使这场运动成为暴政。作为激进的勃艮第党人的同伙，他们反对调解两党关系的任何尝试。于是，巴黎的工商业阶级逐渐地改变了态度，把屠夫党看成是一个煽动闹事的宗派，重新与王权结合。勃艮第党开始失去影响。

最后，勃艮第公爵成为叛国者，开始同英国的亨利五世进行秘密勾结。这一行为把卡博希党人置于死地。因为勃艮第公爵的叛国行为，使他们一个个落进法国的民族敌人的怀抱之中。王国政府和阿曼涅克伯爵领导下的上层阶级逐渐得势，在1413 年9 月1日重新控制了巴黎，废除了卡博希法令。得胜的阿曼涅克派自然严厉处置了支持过勃艮第公爵的巴黎各社团组织，因为勃艮第公爵曾在下层阶级中招募新兵。接踵而来的是新的恐怖统治；并且公布了被放逐者的长长的名单和许多死刑令状。1416 年5 月13 日，政府下令驱除“大屠宰业行会”，“以便更好地装璜修饰巴黎的街道，消除各种传染病和腐化物对公共卫生的危害”。屠宰场被搬迁到远离巴黎市区的地方。遍布于巴黎狭窄的、弯弯曲曲的大街小巷中的屠宰场被拆除。毫无疑问，这一变化是有利于巴黎人的。屠宰行会的政治势力结束了。

在巴黎后来的历次著名人民起义中，包括1588 年的巴立卡特起义和法国大革命，屠夫们都没起过引人注目的作用。上面所提到的法国工业状况，也可以用于商业。14 世纪末，法国的商业似乎接近于新的繁荣。法国在意大利的企业是重要的。根据那不勒斯王后珍妮一世的遗嘱，那不勒斯王国的统治权转让给第二昂儒家族②的路易一世和他的儿子路易二世。而奥尔良公爵已娶了米兰公爵的女儿瓦伦丁·维斯孔蒂，并接受了阿斯蒂伯爵领作为嫁妆。未按教规遴选的法国教皇克力门七世则梦想把教皇国置于法国的宗主权之下，成为“亚得里亚王国”。1396 年法国势力在热那亚占优势，法国元帅布西考尔在那里为法国夺取了萨沃纳、摩纳哥和厄尔巴岛，甚至企图占领比萨和来亨。这似乎为法国的商业在地中海打开了广阔的前景。现在法国可以做着与威尼斯争夺地中海霸权的美梦，然而纯系一枕黄粱。昂儒公爵在下意大利被挫败，仅仅保住了普罗旺斯省的统治权。奥尔良公爵打算从罗马教皇手中夺取教皇国的企图也归于失败。

1400年，在布西考尔将军不在热那亚坐镇期间，该地爆发了人民起义，推翻了法国统治。奥尔良公爵只能在意大利维持对阿斯蒂伯爵领的控制。尽管法国在意大利做了各种尝试，它的商业却没能得利。所以法国在1380 年至1415 年之间虽貌似强大，工商业却是严重衰退。从1415 年至1422 年，甚至一直到1430 年，当法国开始战胜英国时，这种衰退仍在继续。

1407年后，奥尔良公爵被暗杀时，法国北部处于内战状态，1415 年英国再次侵略法国。阿夫勒向亨利五世投降。阿让库尔战役以后，整个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法国领土落入英国人的手中。在塞纳河口，卡斯蒂利亚的商人从英国取得了重要特权。1417 年亨利五世攻克下诺曼底，占领了卡昂、贝叶、阿尔让当、法莱兹。鲁昂遭受长期围攻之后，也于1419 年1 月14 日投降。除了布列塔尼半岛海滨地区的圣米歇尔山始终没有被英国占领之外，法国丧失了整个诺曼底。而在法兰西王国所有的省份中，诺曼底是最为富庶的。卡昂以呢绒和哔叽闻名；鲁昂在生产的重要性方面，堪与巴黎相媲美，纺织行业非常著名，普通商品的输出也从意大利扩展到斯堪的那维亚。英国人有计划地建立征服地的统治，那些归顺的人受到保护，那些拒绝承认英国统治的人被驱逐。许多纺织工人因此而被迫离开诺曼底，进入布列塔尼。在此之前，布列塔尼除了生产亚麻布之外，几乎不生产呢绒，但现在则很快地开始大量加工外来的呢绒。这种状况在富热尔尤为突出。来自圣洛的纺织工人在这里定居下来，使富热尔成为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

当英国完全征服诺曼底时，勃艮第公爵于1419 年9 月10 日在蒙特罗的桥上被刺杀。这一谋杀破坏了国王领与各公爵行省的一切联系。从此以后，佛兰德与法兰西岛的一切联系停止了。法国丧失了索姆河流域。然而，这还不是勃艮第公爵被谋杀的最糟糕的后果，最糟糕的是好人腓力全心全意地投到英国人的怀抱里。1420 年5 月24 日的特鲁瓦条约①把法国的王位给了亨利五世和法王查理六世的女儿、法国的卡特琳的后代。法兰西岛各城市投降了英国，9 月1 日亨利五世进入巴黎。若根据他所受到的巴黎市民的欢迎来判断，可能会认为巴黎仍然是一派繁荣。市民阶级身着奢华的红袍，宫殿前演出着奇迹剧。但是透过表面现象，巴黎实际上处于惨风苦雨之中。1418 年到1426 年间，伦迪市集停止使用，外国商人不再到法国来。在1410 年已经被驱逐的犹太人移居到阿尔萨斯、德国的其它地方和阿维尼翁。伦巴第人也离开巴黎，把他们的银行业迁移到安特卫普、布鲁塞尔和日内瓦。而且，英国的侵略继续在扩大。

“法兰西”的领土除了卢瓦尔河以外，只限于东南和西部，首都在布尔日。法国唯一靠大西洋的港口只有普瓦图、奥尼斯—拉罗歇尔、尼奥尔和圣让当格莱，可是这些港口很少看到葡萄牙人和卡斯蒂利亚人的船只。而自从法国人愚蠢地停止同汉萨同盟的贸易（因为汉萨同盟也同时与英国进行贸易）后，汉萨同盟的船只也停止到上述的法国港口。法国唯一有利可图的港口是在地中海的埃格莫特、纳尔榜和蒙彼利埃。在这些港口，法国船只运载着本国产品航行到埃及和叙利亚的东部港口。但是即使是这些港口，也由于淤塞日益严重，难于同地中海保持联系。里昂诸集市开始衰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转移到日内瓦。蒙彼利埃和博凯尔的集市也消失了。这是法国历史上最黑暗时刻，一直到贞德的出现，法国政府的恢复，并且处于查理七世及其著名的顾问雅克·科尔的统治之下这一时期才告结束。

1422 年8 月21 日，阿让库尔的英雄在万森去世，遗下了一位年满10个月的儿子作为他的继承人。这一幼童是查理五世同法国卡特琳公主的后嗣，他继承了英国王位，称亨利六世。几个星期之后，法王查理六世逝世。根据特鲁瓦条款（1420 年），婴儿亨利六世继承了法国的王位。亨利五世在临终时，已任命他的弟弟贝德福公爵约翰为诺曼底的摄政，任命他的小弟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为英国摄政王。人们指责这届政府没有同法国讲和，而法国甚至不肯使亨利六世占有诺曼底。至于在英国，法律没有给予垂死的君王以任命摄政的权力，因而国家拒绝受遗嘱的严格约束。11 月国会宣布一项法令，任命贝德福公爵为“王国摄政”和“国王的保护人”，汉弗莱则做为他哥哥缺席时的代理人。但对于亨利五世指定法国和诺曼底的摄政一事，似乎未曾有过疑义。虽然亨利五世的弟弟贝德福公爵约翰在1422～1435 年间统治法国的历史，是中世纪历史的短暂插曲。但是在15 世纪的历史中却是极为重要的一页。

从贝德福统治伊始，交给他的便是一个“无望的事业”。然而，他竭力使法国顺从英国统治的历史，依然是可敬的和杰出的艰难尝试。他是一位被忽略了的英国的伟人。按名望和经验而论，这个摄政者是很称职的。他是亨利四世的第三子，生于1389 年。他担任的第一个政府官职是当英国王室总管，受命就职时年方14 岁。此后，他就任政府工作从未间断过。1404 年和1405 年在军队司令部服役；1408 年和1411 年代表他的父亲与苏格兰进行谈判。在仕途生涯的其余时候，他一直在英国北部居统治地位。到了亨利五世即位时，约翰成为他的得力助手。1415 年亨利五世的远征队到法国期间，他是英王的海军副官。第二年夏天，他亲自指挥海军远征队援救阿夫勒打败了法国和热那亚的联合舰队，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从1417年7 月到1419 年12 月，他再次担任英国海军副官。在此期间，发生了处死著名的罗拉德派领袖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一案，这是由他亲自主持审讯的。

在亨利五世逝世前的最后3 年间，约翰既担任了对法军事行动的指挥，同时也负责英国的统治事务。在亨利五世最后一次卧床不起时，他负责指挥军队，而且直到亨利病逝，一直伴随着他。贝德福受命管辖的领地包括诺曼底、加来和吉斯内地区、庇卡底、法兰西岛、夏尔特尔、香槟和基恩的西部。此外，亨利六世的封建统治权在布列塔尼公爵领地、勃艮第公爵领地和洛林公爵的某些领地也得到广泛的承认。而法国的其余地区则为“布尔日的国王”的拥护者们所控制。在诺曼底、庇卡底、香槟和法兰西岛，为数众多的城堡被法国的代理官员所控制，勃艮第领地的中部和图尔内仍然忠于法王。约翰的统治面临着两项艰巨工作，其中任何一项都使他费尽心机。他必须在法国建立婴儿国王（亨利六世）的统治，以结束他的哥哥已开始的军事行动；他必须使在他控制下的各地区恢复秩序和繁荣，以证明他的政府存在之正确。他在军事上和外交上的传奇是众所周知的。起初，他几乎总是成功。北方阿曼涅克堡垒的外围几乎全部被占领。

到1424 年底，法国皇太子的王位继承问题似乎已没有希望。但是前几年的允诺从来没有履行。格洛斯特公爵汉弗莱是一个性急、刚愎自用和凶暴的人。他的暴躁比法王查理七世手下的最好将军手中的剑，更利于法王的事业。先是格洛斯特公爵与荷兰的杰奎琳结婚，引起他与勃艮第公爵激烈冲突，几乎离间了贝德福公爵的最可靠同盟者。这件事打乱了贝德福关于1425 年战役的全部计划。其次，格洛斯特公爵与博福尔的争吵，迫使贝德福公爵在英国呆了一年多时间（1425～1427 年）。这些离心离德的事情带来的主要后果是，1424 年之后几年里征服毫无进展。贝德福公爵从英国返回法国之后，占领了缅因其余的法国城堡。英国统治政权实际上在奥尔良以北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这是英国在法国所拥有的统治权的顶点。

1429 年在贞德的领导下，出现了法兰西民族精神的惊人复活，几个月之内，英国失去了一半征服地，整个卢瓦尔河流域、香槟和半个法兰西岛都丢了，巴黎也处在危急之中。嗣后几年的战役，贝德福公爵显然稍占上风，可是形势并没多大变化。1435 年勃艮第的腓力与查理讲和，使英国受到了致命打击。恰在这关键的时刻，约翰逝世，他的希望终于破灭了。上述种种，简要地概括了贝德福公爵、兰开斯特的约翰的一生。历史上所记载的约翰，主要是他充当了杀害“奥尔良姑娘”的刽子手；而且做为一个战将，丧失了亨利五世取得的胜利成果。但人们却忽略了贝德福公爵生涯的另一面——他在实现法国政治上的重建和恢复和平秩序与经济繁荣的成就。甚至在1358 年，法国的情况也远不如亨利五世逝世时（1422 年）更糟。

《圣德尼编年史》写道：一群群武装暴徒掠夺了农村，“践踏了对上帝和人的敬畏，并且怒不可遏地把土地上的东西一扫而光，他们心里想的仅仅是抢劫和烧杀。”这些武装暴徒有些如前一世纪出现的“自由支队”一样，组织得很好。其中一位领导人正是历史学家昂盖朗·德蒙斯特莱，他靠抢劫发了财，隐居起来并着手写作。另一伙臭名昭著的匪徒被称为Ecorcheurs（剥皮精），还有一伙叫作Flayers（刮皮者）。1419～1449 年间的一部《巴黎一中产阶级的日记》生动地叙述了这一时期的艰难。这一时期，甚至狼也闯入巴黎城区。利西厄主教托马·巴赞叙述道：西起夏尔特尔，东到埃诺境内，北至阿布维尔，到处一片荒凉。偶尔能看到几小块耕地或葡萄园，也是零零落落。而且几乎不是在城堡附近，就是靠近有围墙的城镇。每当劳动者冒着生命危险到地里去的时候，看守人便站在瞭望塔上观察敌人的动向，在附近的敌人靠近时，便吹起了警报号角。所以人们对号角声习以为常，对其意义了如指掌。甚至连车和羊听到第一声号角时，也赶紧跑回家去。

尽管外表平静，但是贝德福公爵的处境是极端困难的。他的统治是赤裸裸的外国人的统治。在查理六世还活着的时候，政府以他的名义维持统治，亨利五世曾能够向爱国的法国人要求对英国效忠。他得到法国王后和勃艮第公爵的支持，法国王室的传统势力也在赞助他。但是，当可怜的患精神病的国王逝世时，特鲁瓦条约不可能再掩盖那种不公正的假面具了。查理七世是合法的直系继承人，除了通过压力逼迫他的无能的父亲所允诺的条约之外，任何东西也不能损害他取得王位的资格。对于任何一个有点民族自豪感的法国人来说，让他承认一个英国公爵作为一个英国血统的法国国王的摄政，无疑是最大的耻辱。虽然勃艮第与阿曼涅克的仇争造成的苦难暂时足以抑制全法国对外国统治者的深恶痛绝，但是这个王国的基础是不稳固的。

1419 年鲁昂陷落后，亨利五世曾为诺曼底组织了完善的统治机构；在巴黎也维持了正常统治。在他统治期间，诺曼底和法国的各等级正在开会，朝廷的工作似乎也没有出现严重中断，但是城外的情况，则近于混乱。用阿兰·夏蒂埃的话来讲，法兰西就像大海一样，“任何人只要有实力就有纵横驰骋的领域。”道路上大批盗贼出没无常。凶杀、纵火和抢劫的记载，在这一时期的编年史记载中不胜枚举。在法院和行政机关的档案记载中，更清楚地显示出这一时期的恐怖状况。亨利五世处死强盗时每次都数以百计，并悬赏捉拿强盗，无论生死一概有奖。因俘获歹徒而领取奖金的收据，在他的案卷里接连出现，其数目几乎同猎狼受奖的记录相同。然而，所有这些严厉的措施都没能解决问题。从来没有一块文明的国土会遭受到如此骇人听闻的苦难。抢劫削弱了贸易。盗贼的首领雇佣一帮人在他手下服役，并付给他们固定的报酬。教士们脱下僧袍，离开寺院，带着自己的武器和马匹去从事这一新的职业。甚至血统高贵的人也成为强盗的首领。

惯犯和散兵游勇构成了危险最大的匪帮，而且由于饥饿的农民、失业的手工业者及被穷极潦倒逼上梁山的破产贵族的不断补充使他们的人数激增。只有军队的驻防地才是比较安全的地方，但这些保护者对地方的危害几乎不次于地方的强盗。勃艮第公爵的军队，甚至在友好的领地上，也是声名狼藉。由于英国军队纪律较好，对地方危害较少，他们被付予一定量的例金，且被严格禁止抢劫农村和向人民勒索贡品。当军队长官们接到对军人行为的控诉时，似乎力图作出公正的判决。然而，英国军人抢劫库隆农村的事件，和贝德福发布的、关于赦免在自卫中杀死英国人的法国人的无数赦令，表明士兵的暴力行为是管束不住的。甚至在英国辖区内的城堡首领，也靠抢劫和勒索过往行人而弥补亏空。法国军队中的情况更糟。法军是由苏格兰人、意大利人、布列塔尼人和卡斯蒂利亚人所组成，实际上是最无组织无纪律的乌合之众。他们收入微薄，须依靠抢劫来维持生活。法军士兵是这样的令人畏惧，致使城市请求取消卫戍部队。介于名副其实的强盗和“正规的”法国军队之间有一种游击队组织。

在诺曼底，有些游击队员组织得很好，遵守纪律，在英国统治时期始终与查理七世保持联系。其他的人，仅仅由于他们是倾向于英国的受骗者，而与道地的强盗区分开来。英国人把所有这样的游击队员和一般的盗贼一概当成“土匪”。而且拦路的强盗和真正为道义而战的非正规士兵是难以区别的。很明显，贝德福公爵希望从传统性的守法和对权力的敬畏中得到的帮助是微乎其微的，而这两点正是每个政府主要依靠的东西。但是法律权威极度地丧失已给他带来了好处，他的势力已强大到足以强迫人们顺从其统治。在农民眼里，小贵族是政权的化身，但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或死或亡，连续性的苦难也削弱了瓦洛亚王朝对人民的影响。亨利五世不遗余力地制止土匪行为（虽然没有取得成功），极力使审判公正，似乎已经起到了部分调解作用。如果贝德福公爵完成了安定社会秩序的工作，那么，有希望使人们满足个人的实惠而忘记民族的自尊心，英王朝在法国的统治也会比变化无常的“好人”腓力获得更巩固的基础。

有迹象表明，英国对通过武力直接占领的省份总是比通过条约割让的省份更为关心。有人提出，这是因为在诺曼底和英国之间有着古老的联系的缘故。但是看起来，更为可信的似乎是，亨利五世和贝德福预见到巴黎的丧失是必然的，因而希望在诺曼底建立永久性的据点。亨利五世最后的打算之一是，即使被迫放弃诺曼底，也要使它不得安宁。贝德福公爵尽一切努力调解被占领的地方与英国统治的矛盾。与诺曼底的各个等级进行频繁的磋商；把英国的移民安置在从阿曼涅克夺来的土地上；在卡昂建立了一所新的大学。所有这一切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虽然大部分居民保持了几年的沉默，可是森林里总是挤满了游击队员。农民在1434 年举行了全面起义。尽管他们被轻而易举地镇压下去，但这次起义清楚地表明了英国计划的破产。摆在英国统治者面前的最紧迫的任务，是恢复社会秩序。为达到这一目的，实行了强硬的措施，公布了一项法令，要求每一个知道土匪行踪的人，都必须向政府当局报告，违者罚款或监禁。

贝德福公爵在诺曼底的大部分地方驻扎了拥有15 或20 个弓箭手和4 或5 个武装人员的连队。他们巡查道路，为商人提供保护，迫使土匪在森林中隐匿。巴赞主教说，英国人使用猎狗追捕强盗。据他们估计仅仅在一年中，就处死了1 万人。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1426 年，巴黎市长在一次剿匪出征中，逮捕了200 名强盗。1431 年另一次出征捕获29 名。还有一次则俘获100 名。关于贝德福公爵的种种努力的成就，博雷佩尔谈到：这些措施，几乎完全无效。强盗的扩展没有停止，恐怖笼罩着诺曼底的旷野。多少次，各等级忙于对付这种可怕的祸害，多少次，以增加贝德福公爵补助金为交换条件，他和他的后继者重新同意保障道路的畅通、保护商人和耕种者的和平与安宁。但这只是一种空洞的许诺，灾难不仅没减少，相反地随着法国人的日益得势、英国军队的纪律日益松散而增加，并且变得日趋深重而普遍。

这种描述似乎是太为过分。事实上真正的情况是，1429 年和1430 年英国统治政府失去了对局势的控制，形势对英国人极为不利，法国的状况比起最初时变得更糟。但是从弗纳伊尔战役到援救奥尔良战斗之间的这一时期，是贝德福公爵真正有机会尽自己的能力，救济农业的唯一的时期。有迹象清楚地表明，形势正在好转。比如，成衣商热安·德邦瓦尔的申诉书，陈述他是出自无奈才从事抢劫“看到每一个好人、诚实的人离开空旷的农村，流落在异国他乡，人们感到无所适从，无处求告。也不知为何人劳作可以谋生。而且这位申诉者偶然发现，大概在4 年前左右他便可能有工作可做，他已经是专心致志干自己的工作和行业，而不致于干其他的事情了。”这一结论似乎证明：贝德福虽然一直没有成功地阻止灾难的发展、保证法国的安宁，但他却做出了英雄般的努力，使法国的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货币制度处于混乱不堪的状况。在查理七世身为太子之时，就已使货币大幅度贬值，为修正货币上的混乱，使他的一些铸币面值贬至原来的1/40。种类不一、成色不同的货币、外币和伪币充斥这个国家。

亨利五世试图发行一种成色足的金币，可是又借口金币将流入阿曼涅克领地而把它们收回。在皮埃尔·弗南的编年史里，对于币值标准涨落的经济后果曾作了有趣的描述：原来价值18 但尼尔的通行货币，最后的牌价是2 但尼尔，然后完全被禁止流通。许多富商为此损失惨重。此外，货币如此贬值使“领主”们甚为艰难，因为欠了他们现金的承租者以所收获谷物的八成或十成来偿付重租；从而，许多领主和小乡绅受到严重损害……当货币恢复了它本来的价值时，与劣币通行时期成交的买卖有关的诉讼和争吵不断发生。贝德福公爵从来没有成功地消除货币制度的弊端。实际上，即使他有足够的才智和丰富的理财法则的知识，也不一定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除了大量伪币之外，查理七世发行的劣币（亨利六世的货币的逼真仿制品），经常大量地流入英国所控制的地区。贝德福为此发布了18 条法令，其中14 条是在他任职的第一年发布的。对于这个法规的价值，很难给予确切地评价。

据M.于阿尔的见解，英国人发行和收回货币，只是一时的应急措施，所以破坏了货币制度。另一方面，史蒂文森在贝德福的法规里，发现他认可了“在他的统治时期之前的一项政策”。声称他规定的价值标准与金银的真正的价值是相称的。毫无疑问，贝德福政策的变化引起了极大的不满。然而，这一事实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重视，因为正像弗南所评论那样，劣币恢复到纯色时，引起的混乱和困苦不亚于货币贬值所引起的后果。英国人对于战费开支甚少。尽管贝德福的一系列胜利影响极大，但1428年9 月以前，国会一直没有给予国王任何定额津贴，而教会人士给予的补助金数量极少。在财政收支平衡时期，国王的直接的津贴估计每年为25000 镑。亨利在位的最初6 年，平均岁入约84258 镑。就一个正在进行征服战争的国家来说，这样的税收当然不算重。在加来的驻军靠国内的一部分开支来维持，从1422 年到1428 年，每年平均大约16000 镑。

英国政府除了维持驻防加来的军队之外，对欧洲大陆的援助主要是派遣军队。英国政府的做法似乎是把兵士的6 个月军饷按人数预付给派遣军的指挥官。看来在6 个月满期后，英国几乎没有给派遣的军队发放军饷。贝德福公爵的大部分资金不得不依赖于欧洲大陆的财力。关于整个英国领土的财政收支情况的估计，唯一可用的资料是截止于1428 年9 月30 日的过去一年的数目。这一年的行政费开支是7 万利佛尔，主要同巴黎国会有关；军费开支为17.5 万利佛尔。当年岁入总数约为12.9万利佛尔，其中最重要的进项是对葡萄酒所征的25％的商品税，约10 万利佛尔，及盐税1.5 万利佛尔。

有关诺曼底各等级投票通过直接税的大量材料，是很有价值的。1421 年亨利五世从第三等级得到40 万图尔锂的补助金，其中3/10 来自教士。1422年12 月，贝德福公爵仍在征这种补助金。他显然认为征收小量补助金困难较小，因而直到1434 年以前，他征收补助金数额从未超过20 万图尔锂；1434年，他被允准征收34.4 万图尔锂。多数情况下，每年的补助金浮动于6 万到15 万图尔锂之间，而后者数且较大，则分两三次清讫。除了教士们的捐款和某些地方上的补助金外，必须多次征收才能凑足平均每年2 万图尔锂的款项。诺曼底的教士在1423 年、1427 年和1428 年（或许比这更为经常）捐助了1/10 的岁收作为补助金。1428 年的捐赠显然使教士们成为某些不择手段的行为的受害者。在征收1/10 补助金之前，曾提请教皇批准。而接到教皇批复的训谕时，却要求达到3/10。其中1/10 作为供给教皇发动的波希米亚十字军远征的费用；2/10 供贝德福公爵使用。鲁昂牧师会以此为理由加以反对，但是贝德福公爵还是得到那额外的1/10。

初步估计，美因兹1433 年至1434 年的财政税收约为56000 图尔锂。间接税占的比例很小，主要收入来自人头税，约25800 图尔锂和“移民税”25000图尔锂。后一项收入在预算中被解释为对于希望外迁的法国支持者所强征的税款。虽然没收了敌人的大量财产，但是国库并没有因此而得到充实。因为这些财产被用来赏赐英国的拥护者，并在英国统治的持续期间给他们以可靠的实惠。至少在诺曼底，贝德福公爵的政策是：无论何时，被没收地产的人表示降服，就可能收回原被没收的地产。这些被没收了财产的人当中，一些是有声望的人。如让·儒弗内尔、唐内居伊·杜夏特尔和布列塔尼公爵阿瑟·德里什蒙。但是许多不出名的人仅仅因为逃离自己的家园，而像美国革命时的亲英分子一样被入驱逐之列。1428 年至1429 年的冬天，围攻奥尔良的开支上升到每月4 万图尔锂。贝德福公爵献出了自己的一部分财产，下令所属的官员借出他们的薪俸的1/4，用法国和诺曼底的间接税做为偿还的抵押品。

大约在这一时期，虽然英国国内政府为了支援远征军战费而支付了巨款，但是看起来，贝德福公爵财政上的长期混乱在1430 年之后变得越来越糟。他逝世时，留下的是大笔债务和空空的国库。由亨利五世开始的、使被征服国家支付征服战争的大部分费用的政策，抵消了贝德福本人使法国服从英国统治权的努力，也是使他的计划破产的主要因素。贝德福摄政期间的工商业和农业的历史，充其量不过是社会的苦难史。接连不断的战争、盗贼和士兵的劫掠、道路和桥梁的失修，这一切因素致使经济活动受到了破坏。农民无法安全地耕种田地和牧放牲口，许多人逃到城里，靠乞讨为生，或者逃进森林，以劫掠为业。编年史家们对农业人口之苦难的惊人记载如此之多，以至于现代历史学家们更倾向于过高地估计当时的破坏程度。阿曼涅克人有组织地进行劫掠，农村成为他们进行积极活动的场所。

而英国人在使用残酷的斗争方法上，比他们的对手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使阿曼涅克人积极活动的农村遭受了可怕的损害。但是在英国人控制下的地区，耕种者受到保护，农业有了很大的恢复。下面几段（根据官方文件）在编年史作者笔下很少看到的记载，就可以看到真相的一斑：英国人尽极大的努力去减小人民的损失和博得他们的欢心。我们已经看到，桑利的人民很快地接受英国的统治。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憎恨阿曼涅克人，因为阿曼涅克人已经靠这里的农民养了20 年之久，并完全破坏了这个地区。恰恰相反，英国人则尽可能使战火停熄和将他们的队伍撤出这个国家。从1424 年到1429 年，桑利和瓦洛亚地区的人民已经能够安全地工作。以前遭受的巨大的损失正在得到恢复。

1429年8 月，农村的形势虽然远不能令人满意，但是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而当法国人来到时，这一切都失去了，法军在贞德的领导下，从英国人的手里解放了这一美好的地区，但也使之受到了破坏。阿曼涅克人是以残忍著称的，所有的农民因惧怕而逃离农村。他们收割了尚未成熟的谷物，躲到设防的城市里，法国的士兵以他们自己的行动证实了农民的惊恐是有道理的。城市受到保护幸免于战争的最大破坏，可是生活的条件却非常艰苦。工业衰退，食品价格昂贵，劳动者失业，人口在急剧地减少。1423 年巴黎除了大量被毁坏倒塌和改为牛棚马厩的房子之外，估计还有完好的空房子24000间。这些空房子不完全是由于人口稀少而空出来，而是部分地反映了中世纪不动产占有形式的特点。城市房地产的所有权带有固定的货币的职责。这种职责有时候由几个人承担。随着经济景况的逐渐衰逝，附属于房地产的职责超过它本身的价值。

贝德福公爵发布了几项法令，试图改变这种状况，允许房主用单纯付款的方法获准所有权，但只获得部分的成功。幸存下来的商业，主要是把必需的日常生活用品从农村转到城市。土地的荒芜和旅途的危险使粮食的供应成为一个棘手的难题。贝德福公爵曾一度成功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在战争形势对他有利时，供给巴黎的粮食价格低于前些年。而且也似乎没有经常求助于中世纪常有的抬高物价的权宜之计。我们确实没有听说过从1421 年到1429 年有过食物价格过高的事情出现。在此前后，在巴黎的中产阶级的记录里，则充满着对面包不足的抱怨，以及由此而给穷人所造成的苦难。食物供给在军队的护送下，从诺曼底运到巴黎。其中最突出的一个事例，则是这位摄政者在1431 年冒着极大的生命危险，亲自监督运送食物。

在贝德福公爵的统治下，各城市里的商业和制造业部分得到复苏。大量的重新组织行会的法令和地方贸易的规章对此作了佐证。有关鲁昂、博韦和埃夫勒的毛织工人，巴黎的丝织工人；埃夫勒，夏尔特尔和巴黎的屠户；鲁昂的理发师、蓬图瓦兹的蜡烛制造商、塞纳河上布雷镇的渔夫，贝尔内的内衣类经售商和巴黎的外科医师的一些旧法令得以重申，新的法令也颁布了。博韦的毛织工人的情况是耐人寻味的。这个地方原是以毛织品著称，可是百年战争破坏了它的繁荣。许多熟练的工人流落他乡，剩下一部分布商有权招收学徒。他们滥用特权使用学徒做仆人的工作而不传授手艺，并随意延长契约规定的学徒年限。从外地来的新工人，被行会控制下的作坊拒之门外。特权的滥用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于博韦主教（皮埃尔·科雄）制定了一项法令，规定取消所有的现存行会规章，对所有真正有能力的品行端正的工人打开城市大门。至于屠宰业的情况，包括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问题在内，由于“卡博希”事件的结果，巴黎社会团体原有的权力已经在1416 年被法皇太子取消，商业被置于巴黎市长的控制之下。

但由于屠夫们对英国—勃艮第联盟的事业做出了“令人愉快的和有益的”帮助，亨利五世恢复了旧时的屠宰业行会。贝德福公爵最初颁布的官方法令之一，便是批准它的特许状。同样，在夏尔特尔，因参与勃艮第党人而受到惩罚的屠夫们也获得了特许状，即任何一位屠夫，只要交纳少许手续费就可以开业。1426 年贝德福公爵废除了这些特许状，恢复了专利。于1424 年批准的贝尔内的内衣类经售商的规章，可以作为工业受到监督的典型。这项规章共有11 条。摘要如下：

1.凡用没有缩过水和经过整洁处理的布做短裤，将予没收；2.短裤的裁剪缝制必须非常合身；3.每条短裤必须完全用相同的布料，至少是相同的颜色；4.任何人不得兼用新旧两种布做成一件衣服；5.除了每个星期六在市场上摆摊售货的固定的内衣商外，其他任何人不得拥有学徒；6.任何作坊师傅使用学徒的数量不得超过1 人，学徒期限应为3 年；7.学徒的花名册由“监管者”掌管；8.学徒不得转投其他的作坊师傅；9.如果学徒未经许可而擅离职守（“由于年轻或其他原因”），他的位置将被保留1 个月；10.学徒从师期满时，必须进行考试；11.搬迁进城的熟练工人，在获准开业之前必须经过考试。

有些商业管理的法令规定得巨细无遗，如埃夫勒的屠宰业者的规章有27条，不仅规定了市场的检查，还详细规定了保护公众健康的必要防范措施。除了屠夫的儿子和女婿，任何人未经四年学徒期，都不得设棚摆摊。每当颁布新的法令时，都可以看出是经过那些利害攸关者周密准备的，而且往往毫无改动地被批准。大部分法令仅仅是重新确认旧的特权，至于这种确认为什么是必要的却时常不甚明确。例如关于蓬图瓦兹的蜡烛商的法令，由于查理六世颁布的旧法令在该城沦陷时丢失，贝德福公爵便从档案中找出副本，重新颁布。笔者没有发现英方有过行使处置枚或对管理地方商业、制造业的习惯法进行改革的任何材料。

有一部法令直接提供了巴黎每况愈下的材料。1430 年由于商业萧条，申请开业的酒商从60 名减为34 名。可以认为，贝德福公爵很少干预对外贸易。除了1433 年这位摄政者颁布的允许英国小麦出口到法国（因为法国粮食缺乏）的特许状之外，关于对外贸易方面的唯一资料，是1424 年8 月的法令，该法令批准了葡萄牙人在阿夫勒经商的特权。早在1309 年，该港的葡萄牙商人已经取得特许权，在14 世纪的不同时期，这些特许权曾略作改动而重新加以确认。贝德福公爵并没有给原决定增添新的特色。特许权包括免除入港税和授予种种司法豁免权。唯一特别重要的是规定，如果法—葡之间发生战争行动，葡萄牙商人和财产不受侵犯。作为政治家贝德福的地位，很难单凭他的实际成绩而作出公正的估价。上任伊始，处境于他极为不利。亨利五世交给他的任务是，保卫英国占领地、完成对法国的征服。在完成以上的艰巨工作，达到长治久安以前，他的主要任务，只能是采用武功而不是文治。

只要英国长期统治法国的全部问题悬而未决，为社会和经济制定广泛的改革必然是枉费心机。任何一位统治者所能做的，充其量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秩序，在不打乱现存秩序的前提下实行公平法治，对迫在眉睫的危难采取应急的整治措施，等到实现和平后才可能实行更彻底的改革。巴黎的马贩可能是一个例外。旧的法令没有严格限制商人的人数，因此市场挤满了工匠，农夫、工人和流浪者。许多人受骗上当，而欺骗他们的人或者难以辨认，或者因穷极潦倒无力赔偿受害人的损失。贝德福公爵于是把马贩人数减少为24 人，并且禁止其他人时常出入马市。见《法令集》，第13 卷，第41 页。

根据以上的情况来看，贝德福公爵所起的作用，获得最为荣誉的地位是当之无愧的。他远比亨利五世更努力地使自己的统治建立在人民富裕的基础上。财政上的困难，使他不得不强行征收重税；军事上的变故，也时常使他恢复正常秩序的努力受挫。然而他所完成的工作，证明他不仅具有时代所需要的聪明才智，而且渴望为时代的需要而贡献聪明才智。他的政府的衰落，并非由于他在位时的施政方式，而是由于失道寡助。他受到了英国人和法国人一样的敬重，甚至连他的敌人也承认对他本人的品质与对他的事业的评价是不相称的。特鲁瓦条约是一种罪恶，这种罪恶并没有因认真执行条约的规定而减轻。虽然贝德福公爵反复地要求放弃法国而在英国摄政，但对自己所负的使命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向亨利五世发了誓，许诺要为征服全法国而不惜牺牲；他向巴黎的议会保证，为王国的美好，他将不惜献出自己的全部身心与家产，他实践了这两项诺言。他的失败并不是他个人的过错。

1435 年勃艮第公爵对英国的背弃（并非由于贞德的军事成就），中止了英国对法国的控制，此后的18 年中，除了一个加来港被英国人占领之外，敌人被全部逐出法国。法国的政治、军事和行政恢复的历史，在这一章则无需涉及。这也许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有必要强调，如果没有经济和社会秩序的恢复，政治、军事和行政三者中之任一方面的恢复，都是不可能完成的。归根结蒂，进步是建筑在物质福利之上的。法国应该恢复的不仅是农业、商业、工业，以至于明智的政府，强有力的军队领导均需要恢复。关于农业的恢复，此处勿需多谈，既然敌人已被驱逐，城乡治安已经恢复，强盗也被镇压，那么含辛茹苦的法国农民所唯一要做的，就是重建田园和葡萄园以便获得收成。有了和平，农业自然要发展。至于法国的工商业，在查理七世的统治下，则经历了一个快速复苏。这主要是归功于王权的积极主动。王国政府为了促进工商业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为这段历史提供了依据。

不错，查理七世真正主要关心的是，军队的组织、财政的恢复和政府的司法。通过建立一些骑兵连队（1445 年），创建全国性的叫做“自由弓箭手”的步兵团（1448 年），终止了士兵对农村的蹂躏。由于规定了人头税，他为王国政府提供了永久性的财源。他修改了政府的司法，要求中央和地方的官吏更加严格负责。但是他也关心工商业的复兴。在对英战争取得伟大胜利之后，他签署了1444 年的休战协定，该协定被连续地延长，实际上保持到1449 年。这个和平的5 年对法国是很有利的。1449 年战争再起时，繁荣昌盛景况并没有因而衰退下去。1450 年至1451 年重新夺回了诺曼底和基恩，到1453 年只有加来还留在英国人的手中。伴随着和平的到来，商业获得复兴。原有的定期集市重新建立起来了。伦迪集市在1444 年恢复。查理七世还试图恢复香槟集市，可是香槟的商业活力已经消失了。而且由于他保护了里昂的集市，使香槟受到致命打击。里昂是商业最理想的地方。通过罗纳河和索恩河流域，可以直接同地中海联系；通过塞纳河，很容易与巴黎和鲁昂相联系；越过阿尔卑斯山，可以进入意大利。

1420 年当查理七世还是皇太子时，便准许里昂两个自由定期集市（每次为期6 天）享有香槟集市、布里集市和伦迪集市的所有特权。但是在百年战争期间，百事俱废。1444 年当商业恢复的时候，3 个每次为期20 天的集市代替了原来的两个集市。当然，里昂的集市确实面临着处于鼎盛时期的日内瓦集市的竞争。查理七世在1446 年下令禁止法国商品向日内瓦出口。在开始时，禁令的作用还不太大，但查理七世仍然坚持下去。他在1454 年，1457年和1466 年，批准了里昂集市的特许权。到了路易十一统治时期，里昂击败了日内瓦，集市的数量增加到4 个。到15 世纪末和16 世纪期间，除了法兰克福以外，里昂的集市使其他所有的集市的名声黯然失色。同小规模的地方商业相比，里昂集市代表着王国的大商业，甚至是国际性的商业。查理七世并不局限于恢复集市和市场，他也向许多时常出入集市和市场的个体商人授予特许权。

根据1455 年6 月15 日的专利证，他特许在伦迪和巴黎的圣洛朗集市、香槟和布里的集市、鲁昂的圣罗曼集市以及法莱兹附近的吉布雷集市上出售的所有商品，免征每利佛尔12 便士的市场税。在恢复集市的同时，查理七世还建立了旧有的市场。他重建了巴黎市场的棚屋，并规定在某些日子增加了减价售货的优惠。此外，他采取了卓有成效的行政措施，减轻商人的税收和从有棚市场征收的王室房地产的租金，并确保货运安全运费低廉，以促进商品的流通。我们已经看到，在14 世纪，卢瓦尔河沿岸和商人公会是怎样建立起来的。在百年战争期间，这个商会忠实地为王国的事业服务。例如，多次向国王提供补助金，从而换得了国王的支持。通过1430 年3 月15 日在絮伦发布的法令（该法令于5 月11 日在普瓦提埃议会登记注册），国王废除了“在过去60 年内以任何名义或在任何情况下征收的、强加的和增殖的所有通行税，违者将要受到没收土地和商品的惩罚”。

查理七世注意调查旧的通行税是多少；新的通行税又是多少。一个国会的议员曾进行了连续10 年的调查，调查结果卢瓦尔河通行税减少到130（同14 世纪一样）。当然，这个数目字还是相当大的。当盐从南特运到奥尔良时，由于货运费昂贵，或更确切地说是通行税昂贵（因为运输的价钱是比较低的），盐的价格便翻了一番。查理七世还派特使在加龙河、洛特河和塔恩河上更改通行税额。在法兰西岛和香槟地区的各河道上也照此办理。他查明在塞纳河上，商品从巴黎到阿夫勒其价格就翻了一番。他促使水路自由通行的行动，消除了最古老和最有害的一个弊病。由于这一弊病，法国商业曾受害不浅。查理七世还鼓励疏通塞纳河支流诸河道，以改善航运状况。从厄尔河与塞纳河汇合处到夏尔特尔1 里格①距离内，装载量不超过25 桶酒的船只可以通航。在卢瓦尔河上，河道疏浚工作由卢瓦尔河商人公会承担，主干和一些支流，如曼恩河、卢瓦尔河、萨尔特河及克兰河的河床都被疏浚加深。

商人们把卢瓦尔河划分若干段，每段设有检查员，任务是观察水流，疏浚河道并树以木桩标记，保持维修良好的双航道。商会对经由卢瓦尔河及其支流的商品课税，以支付维修河道的费用。查理七世的专利证准许征收这些称为“盒子税”（由于征收的钱放在盒子里）的附加税。法国在地中海和大西洋上一度衰落的海上贸易也振兴起来。查理七世试图挽救已经淤塞的地中海港口，其中最重要的是埃格莫特。由于他认为埃格莫特港是“朗格多克最美丽、最有利可图、最安全”的港口，所以在1445年，除该港以外，由其他港口运进法国的香料和药材，他都课以10％的税收。其结果是使埃格莫特港垄断了同东方的贸易。1449 年为了改进该港口，他积蓄了1000 利佛尔的金额。可是这笔钱的使用欠妥，况且由于大自然的力量太大以致于徒劳无功。在拉罗歇尔执行了相同的颇有见地的政策。到1453 年收复波尔多以前，拉罗歇尔一直是法国大西洋岸的最好港口。

1449 年查理七世准许拉罗歇尔享有同埃格莫特一样的东方贸易特权。最后为了帮助纳尔榜，他还希图制服变化莫测的奥德河。为了航道的保养维护，他授权纳尔榜城征收盐的入市税并在费尔姆桥征收通行税。1437 年英国人曾在诺曼底海湾地区圣米歇尔山附近的一个几乎被海水包围的岩石上，建立了格朗维尔新城。1441 年由于一次大胆地袭击，格朗维尔落入了查理七世的手中，查理加强了该城的防御工事。当1444 年签订图尔休战协定时，他试图减轻该城居民的负担，并在1446 年3 月，宣布免除他们全部人头税和交纳国王补助金的义务。在城里建立了两个一年一次的定期集市，一个在2 月的圣布莱斯节；另一个在9 月圣母玛利亚诞生的第二天。此外，开设了一个每星期六开市的市场。在短时期内，格朗维尔就成了诺曼底最为重要的港口之一。

1453 年以后，基恩与英国之间的贸易进入了低潮。许多加斯科尼商人不满于法国在商业上的迫害，不堪忍受政府强加于他们的补助金和人头税，而迁居英国。直到路易十一当政时，波尔多人才恢复了商业的繁荣。查理七世也保护法国商人在国外的商业活动。如果他们在异国他邦受难，政府便采取保护措施。国王尤其注意保护法国在埃及的商业利益。他派遣一些蒙彼利埃商人到伊斯兰教首领统治的突尼斯、布吉亚、奥兰和菲斯。关于这方面的历史，我们没有详细资料，但是如像有些人那样强调，从1450年起一个法国公司便支配了非洲海岸的贸易，并享有阿拉伯人给予的重要特权，这似乎是夸大其词。此外，查理七世非常重视同意大利的商业来往。正如我们所知，查理六世已经征服了热那亚，并从1396 年到1409 年把该城置于法国占领下。

1446年查理七世企图重新占领该城，但没有取得成功。1458 年城内亲法派“弗雷若西”家族重新转向法国。洛林公爵、国王的辅政官昂儒的让，占领了热那亚。尽管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①耍尽了阴谋诡计，加之热那亚人的反抗，让还是亲自坐镇了一个阶段。意大利的一个强大的沿海共和国便这样落入了法国人的手中，然而其统治是极为短暂的。1461 年热那亚人民又举行起义，之后路易十一便放弃了对这个共和国的统治权。正像他所说的，把热那亚人交给了“魔鬼，我的意思是指我的好朋友弗朗切斯科·斯福尔扎”。另一方面，查理七世采用了一种可靠的货币体系，间接地支持了商业的发展。百年战争期间，百事俱废，一片混乱。国王亲自过问各种通货的发行。

在1422 年到1428 年间，流行的货币不少于41 种。此外，封地的铸币所也伪造国王的铸币。价值不等、来路不一的各种外国货币流入法国。这些货币的信誉比国王的铸币还要高些。在这一时期，由于欧洲原有贵金属的矿床枯竭，黄金和白银甚为稀少。而且在百年战争期间，大量的贵金属被埋藏起来，湮没无闻。到了14 世纪末和15 世纪初的奢华时期，大量的黄金、白银又被用于制造珠宝类精细工艺品和餐具。结果在查理七世统治时期，出现了金融危机。在百年战争结束之前，查理七世已经亲自着手整顿金融上的弊端。1438年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开始恢复铸币；关闭所有未经批准的铸币所；废除伪币。旧货币从流通领域消失了。

1453 年和1456 年的法令禁止外国货币的流通，下令把外币拿到国王的造币厂进行熔毁。王国政府禁止贵金属出口，并不断地重申这个禁令。这就是查理七世对待雅克·科尔如此无情的原因，也是查理反对教皇在法国征收教士任教职首年税并在《国事诏书》中对这些与经济有关的问题作出某种程度让步的原因所在。因此在查理七世统治的末期，战争的创伤得到了医治。当然人口还没能达到百年战争前的密度，但法国已经具备了抗衡与克服危机和医治创伤的能力。法国（尤其是南部法国）在同英国进行的灾难性战争之前，已经是一个商业大国，甚至有著名的富商大贾。这样的人物要推蒙托邦的博尼斯兄弟、里昂的蓬斯·德夏帕兰和纳尔榜的雷蒙·塞拉勒尔。但就查理七世统治时代布尔日最大的商人雅克·科尔来说，法国不仅已经有了最著名的商人，而且在柯尔柏①之前，也已经有了最著名的商业和贸易大臣。雅克·科尔属于商人世家。他的父亲皮埃尔是布尔日的皮货商，积聚了相当数量的财产。

14 世纪末，雅克·科尔出生在布尔日，当时贝里省处在著名的贝里公爵约翰的统治下。他是一个开明的手工艺的保护者。雅克在他父亲的店里长大，并受过不太完善的教育，托马·巴赞说他几乎是文盲，但是他接着又说，他是聪敏的，具有一个敏捷的经营商业的头脑。雅克·科尔对发财致富梦寐以求，野心勃勃，而且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可以不择手段。他经商并非一向诚实。有一位不诚实的铸币师傅，名叫拉沃·勒当诺瓦曾被英国人驱逐出诺曼底，避难于布尔日，成为雅克·科尔制造伪币的早期合作者。政府当局发觉了他们，将其审讯和判刑。可是查理却于1429 年赦免了他们。而雅克·科尔已经转向其他的发财致富的道路上去了。他与戈达尔家两兄弟皮埃尔和巴泰勒米组织了一个公司，向宫廷出售家具、挂毯和其他商品。在这个时期，宫廷里非常奢华铺张。国王、王后和王家子弟各自有单独的大住宅，每个家庭沉溺于挥霍无度的生活。这个公司正是在经营这个时期时兴的奢侈品而形成的。国王的帐单并非总是付清的，但从特许权得到的附加利益却极为可观。而且，在布尔日仍是法国首都的时候，也就是说一直到1439 年，这个公司一直很兴旺。

1432 年雅克·科尔和法国、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加泰罗尼亚的商人一起到东方购买香料。他乘坐在一艘由纳尔榜驶向亚力山大的船上，指望在贝鲁特与同行的船只重新会合。可是在返航时，船在科西嘉海岸遇难，当地人抢劫了雅克·科尔的所有东西。当他回到法国时，可以说除了勇气和野心外，则是一无所有了。由于他利用了旧时的影响，在宫廷里很快获得了一个重要的地位，并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商业公司，该公司的活动范围不仅包括法国，而且包括整个已知的世界。他建立了一支7 艘商船的船队，其中4 艘是大船——圣米歇尔、圣欧文、圣雅克和马德琳。这些船只定期往返于东西方之间，带回利凡特的商品——毛皮和地毯；阿拉伯的香料和中国的瓷器。他们也从事于奴隶贸易并在地中海沿岸各港口间运载旅客。通过这种商业贸易，雅克·科尔在东方获得了巨大的影响。

尽管在1432 年以前他自己似乎并没有到过东方，但是他有数以百计的代理人在东方。他与埃及苏丹阿布—赛义德以及塞浦路斯的圣约翰骑士团缔结条约，由此获得巨大的商业利益。他挽救了一部分威尼斯商人在埃及被没收的财产，得到了威尼斯的关照。大约在1445 年，他的侄子让·德维拉热被派往开罗，作为查理七世的使节与埃及苏丹签订了商约。商约保证法国商人在所有马木路克国家经商贸易自由并受到保护。规定由在亚历山大的法国领事裁决商业事务。法国商船开始逐渐地取代威尼斯和热那亚的船只。雅克·科尔也同当时正威胁着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人进行贸易。

尽管基督教会禁止同异教徒进行贸易，他还是从教皇尤金四世那里获得这项权利并于1468 年在罗马通过教皇尼古拉三世重新确认了这一特权。看来是他促使向土耳其人出售武器的生意兴隆起来。他的商业活动不仅仅局限于东方，而且也在法国全境购买货物。他一定是个具有高度组织能力，非凡的首创精神、富于想象力、处理问题巨细无遗的人。他几乎在法国的每一个省都建立起一个货栈集中了附近的地方产品。布尔日给他提供呢绒和金匠的工艺品；里摩日提供毛织品；里昂提供丝绸和德国的进口货物。在鲁昂他有一处商号，使他同英国和佛兰德保持联系。

1444年英法休战之后，他把法国的产品投放到英国的市场。据说他在布鲁日有一个分公司。他的商业总部设在蒙彼利埃。在这里同东方各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蒙彼利埃城内，他拥有一座很大的货栈，包括有展览室、宽敞的地下室等等。他在汇兑市场建起了商人共济会会员集合处，此地后来成为蒙彼利埃市政府的府邸。雅克·科尔在他有生的最后几年间，把商业总部迁移到马赛。在这里他拥有一个商号机构，位于马赛港附近。在城市各类税收中，他每年须付11000 佛罗林，这表明他拥有的财富是多么巨大！为了指挥这个庞大的商业，雅克·科尔至少有300 个工作人员。每个商号皆有一代办负责，其中最出名的是吉约姆·德瓦热——一个布尔日的当地人。他经营国王的银制餐具，并主管为宫廷购买商品。后来他在朗格多克成为资金的主计长。除了这些代办人之外，还有商船的“船主”。这些人的首领是雅克·德维拉热，他与雅克·科尔的侄女结婚，而且有着光荣的经历，他曾在让·卡拉布里亚远征那不勒斯时帮助过他，从而成为洛林公爵的总管。在船主之下，是一群雇员，例如利凡特的购货代理商就是这类人。整班工作人员似乎对雅克·科尔都是忠心耿耿的。看来他是有挑选人才和用自己的热忱去鼓舞他们的天赋才能。

为了保证船上有足够的水手，他经常拐骗在码头上的窃贼和港口附近地区的流浪汉、“无赖、酒店老板和其他的恶人”。但是雅克·科尔并非只着眼于商业，他也从事于各种各样的投机事业。在蒙彼利埃，他成为一个大制造商，建立了印染工厂，尝试用鲜艳的红色染料印染呢绒，并以此而闻名于东方各国。在布尔日，他建立了一个造纸厂，他的带有桔黄色商标的纸张著称于世。在佛罗伦萨，他创办了一个丝织厂，该厂由两个佛罗伦萨人，即邦纳托尔索两兄弟主管。由吉约姆·德瓦热和皮埃尔·儒贝尔这两位代办人定期检查。他在法国中部，在布尔日、图尔和洛什包收国王的盐税。以上所提还不是全部，雅克·科尔还在博若莱、里昂内和舍西开采了银、铅、铜三个矿床，这些矿是他买下来的，每年除了向国王缴纳1/10 的利润外，还得加上200 利佛尔。

1455 年1 月17 日这些矿被政府没收，在国王的名义下经营了一年。

1455 年4 月19 日，生产总监让·多维为这些矿山治理制定了极为有利的规章。矿山事务的负责人既是主管者，又是税收人，名叫皮埃尔·加尼埃；主会计师兼管理员名叫尼古拉·塔罗，是皮埃尔·加尼埃的助理。皮埃尔·加尼埃主管矿山的师傅和工人，必须亲自巡视矿井，保证矿坑内木料支架的安全。工人们过着集体生活，饮食、住宿由矿山当局供给。为了使采矿费在生活费突然上涨时不致增加，矿主须预先贮存可以供应一两年的小麦。木匠、铁匠和金属制造工，在食宿条件方面比普通工人优越。工人必须发誓他们将“忠于职守、辛勤劳动..并按规章办事”。他们受到严格的纪律约束，被禁止以上帝和圣母玛丽娅的名义起誓。除了切割面包和肉的小刀以外，禁止佩带剑和匕首等利器。禁止伤害他人；禁止决斗或在矿内大小便。工人和其他的受雇者必须按时就寝，一日三次按时进餐。

规章第53条规定：任何受雇于矿山者，不得娶妻成家。矿山的统治者负责审理所有违犯规章的行为，并有权对违章者实行罚款或监禁。在每个采矿团体里都配有警官，通过矿主决定，可以向马孔的巡官和里昂的执事提出诉状。这些矿在1455 年至1456年间的收入和支出的完整的帐目被保存了下来。当时这些矿是由王国政府直接经营的。这些记录包括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细节。显然矿工的报酬很不错，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们的床上备有毯子和枕头，食物丰富。但是就某些别的方面来说，国家开采的这些矿是不利的，开矿的成本太高而利润太少，王国政府不得不将其出租，而从中收取“租金”和金属产品的1/10。1457年这些矿便归还给了雅克·科尔的儿子们。雅克·科尔资财万贯，他的事业之兴旺人所共知。一位当代人这样说道：“他每年获得的财富超过王国所有其他商人所得的总和。”估计他的财产在100万金埃居左右。按今天的货币计算，其实际价值将超过200万美元。至于他的实际价值，即这笔钱在当时的购买力，是难以推算的。在他财运亨通的日子里，他以衣着奢华而闻名，可与显贵相匹俦。

无论在什么地方，他总是使用银制餐具。在法国的大多数重要城市里，他都有邸宅。如里昂、蒙彼利埃和布尔日。在布尔日，他建造的富丽堂皇的宅舍，既是建筑学的一个奇迹，又是一个民族的历史纪念碑。到处都可以看到雅克·科尔的“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的座右铭。在法国，尤其在贝里，他还拥有大片的地产——超过40个领地。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他的兄弟尼古拉成为吕松的主教；他的大儿子让出家，1446年当上了布尔日的大主教；他的第二个儿子，是布尔日的圣夏佩勒大教堂牧师会的成员；他的女儿嫁给布尔日的地方行政司法官。还有两个儿子，拉乌和若弗里仍操父亲的旧业。雅克·科尔是一位慷慨好施者。在布尔日，他修建了大教堂的圣器收藏室和供他的家族埋葬的小教堂；在巴黎，他恢复了邦—昂范学院。他毫不吝惜地给宫廷贵族赠送礼物，在他的帐单上有着一长串的债务人名字。

从1449年至1450年，他为查理七世从英国人手中夺取诺曼底筹措资金。在1450年他送给法王6万金币，做为围攻瑟堡的费用。这样的财产必然引起他人的敌意和嫉妒。宠臣控告他的穷奢极侈，宣称这是对他们的侮辱。贵族们对这个暴发户的傲慢感到愤愤不平；商人也同样敌视他。因为他在法国确立了巨大的专利权，使大量的商人和工厂主倾家荡产。当他将他的商业总部迁移到马赛时，招来了蒙彼利埃人的憎恨。他在政治上是否受到谴责呢？这方面的证据是不大清楚的。但是除了对他的嫉妒和憎恨之外，确有比较严厉的和颇有根据的谴责。他的经商方法并不是诚实的。在罗得岛，他制造了2.5 万到3 万都卡特的赝币，并用这些假钱付给他在亚历山大的债权人。在蒙彼利埃的造币厂里，他减低了银锭的成色。正当土耳其人包围君士坦丁堡之际，他被指控向土耳其人出售武器。为了讨好埃及的苏丹，他在亚历山大把当时一个在他船上避难的基督徒奴隶送还给原主。因此雅克·科尔受到严厉的指控。甚至国王查理七世（他因出卖朋友而臭名昭著）也反对他，提出种种荒谬绝伦的控告，控告他毒害国王女主管阿涅丝·素雷尔。事实证明，阿涅丝是在1450 年2 月9 日分娩时死去的，而且在她的遗嘱里，指定雅克·科尔为她的遗嘱执行人。

1450 年7 月30 日他被监禁在塔耶布尔的城堡里。他要求得到教会司法权的恩典，但纯属徒劳。图尔的大主教和普瓦提埃的主教为他辩护，也徒然无功。特别委员会仍对他进行审讯。其中一位委员是法国百年战争期间的早期盗匪首领安托万·德夏巴纳，他是科尔的一个死对头，蒙彼利埃人。法王亲自积极参加审讯。从1451年夏天到1452 年6 月，查理七世一直在监禁雅克·科尔的吕西尼昂地方。当诉讼转移到图尔时，法王是在图尔的普莱西。在毒害的控告失败后，雅克·科尔仍然蒙受着其他的罪名。

1453 年5 月29 日正是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占领的日子，法王在委员会上宣布雅克·科尔犯了贪污国王税收罪、伪造货币罪、输送大量的货币给土耳其人罪和带金银出法国罪。但考虑到他以往的贡献，看在教皇出面调停的情面上，雅克·科尔的死刑得以赦免。但他却被剥夺所有的官衔，并判其免冠，手持火把请罪。他必须赎出那位已经由他转交给埃及的基督徒奴隶，或者用别的代替；交还他曾从国王的臣民身上敲诈的10 万金币；偿付30 万金埃居的罚金，直到完成以上各项方可出狱。他的所有财产被没收，本人被判处永久性流放。拍卖他的财产便花了好几年时间。毫无疑问，有许多财产的充公是不实的。审判员之一安托万·德夏巴纳，从来没有为所购财产向国王付钱。许多产业以低价出售，诉讼费几乎消费了所拍卖的全部金额。审判期间不在法国的，属于雅克·科尔的商船，一直没有回国，船上货物则卸在外国的分会的货栈里。不过其中一部分船后来被俘获，并以9100 利佛尔的价钱卖给贝尔纳·德沃尔。

其中有一艘命名为圣米歇尔的货船，后来被土耳其人俘获。1454 年10 月，雅克·科尔在普瓦提埃越狱，躲藏在他曾捐助过的几个修道院中，然后前往他的侄子让·德维拉热所在地博凯尔。让保护了他，并帮助他到达尼斯，从那里乘船到罗马。教皇尼古拉五世欢迎他的到来，而他的继任教皇卡利克斯特三世则利用了雅克·科尔的非凡的组织天才。他得到了指挥一支准备反击土耳其人舰队的权力，1456 年11 月15 日在这支舰队出征途中，死于开俄斯岛。雅克·科尔临终时，将他的子女推荐给国王，而在这时查理七世已经把他们父亲的部分财产归还给他们。全部归还工作也是由查理七世完成的。1454 年4 月14 日，他把雅克·科尔在布尔日的住宅和在贝里的所有财产归还给他的两个儿子拉乌和若弗里。稍后查理七世又归还了在里昂的住宅和在那个地区的矿山。在查理七世去世时，雅克·科尔的儿子、布尔日的大主教试图重新进行诉讼，并向国王请愿。这个问题提交给最高法院，但终于杳无音讯。

雅克·科尔为法国起过重要的作用。然而查理七世统治时期的工商业历史，并不完全是他一个人的历史。我们接触到不少有关查理七世的商业政策，但是对他的工业政策却几乎一无所知。不过，根据某些材料，我们仍可以想象到法国工业经历过两种彼此对立又相互矛盾的政策。一种是倾向于自由；另一种则倾向于垄断和限制。首先，让我们研究倾向于自由方面的政策。作为百年战争的结果，工人已经寥寥无几，生产严重停滞。为了鼓励生产，旧时对招募工人和工作自由的限制已被废除。在鲁昂，省三级会议于1407 年提出凡外国人，只要服从行会监护人的监督便可以从事任何一种行业的工作。1408 年法王批准了这个要求。1416 年，夏尔特尔的执行官希望补救该城人口的减少，并降低食物价格，宣布可以自由办工业。为了鼓励皮革行业，1420 年查理七世允许在特鲁瓦开夜工。在博韦，曾经一度兴旺发达的织布业已是一落千丈。

1424 年3 月2 日，博韦的伯爵兼主教皮埃尔·科雄采用发特许状的方式向所有外国商人开放博韦城。他批准生产廉价呢绒，因这种衣料份量较轻而区别于优质呢绒。查理七世继续推行这种政策。在那多灾多难的日子里，工人大众自愿地或不可避免地放弃了工作，浮动性很大。被英国人逐出的工人寻找工作的机会更是渺茫。所以在15 世纪初，经常有成群的工人离开法国北部各城镇。这些离乡背井的人把技艺传遍整个法国。这样一来，一些地方的工艺秘密变成了公开的知识。为了追求更高的工资，工人也离开自己所在的城镇。当社会趋于安定的时候，他们的流浪生活的习惯依然如故。这些工人阶级已不愿意再次定居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正是在查理七世的统治下，流动日工开始形成。因而工人与行会分道扬镳，变得自由自在了。他们有时在流动一段时间后，在远离旧居的地方定居。法国工人漂泊不定的生活是很有趣的。早在11 和12 世纪，法国便已经有一些流浪工人，但是他们在定居之后成了农业劳动者。英国人的入侵造成了手工业工人流离失所。这个阶级的存在常常是受到他人摆布的，不得不建立了同舟共济的组织。“帮工联合会”的习惯盖出于此。

一般说来，这种互助关系是在相同的职业者之间进行，并且是秘密的，因为地方当局对他们满腹疑团。相同职业的同伙通过秘密暗号而相互认识，彼此帮助。包括为新来者找工作和提供经济上的资助。可是这一问题的全貌确实很不清楚。与此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传说虽然已然收集起来，但由于只有为数甚少或根本没有书面材料，每个推论只能是假设。我们所确知的只是“帮工联合会”在15 世纪就存在了。这是工人萍踪浪迹的生活的必然结果。这些工人已不再墨守成规地依附于行会了，而是逃离行会自立门户。甚至在高度工业化的城镇里，行会也感受到来自家庭手工业工人的竞争。在法国北部，行会对他们进行了斗争，但是无法镇压这些秘密组织。不过在许多省份确实没有留下有关行会的记录，或者有也至少是个例外。自由工人占了支配地位。当然自由职业并不能逃脱所有规章的约束。而强行推行规章的与其说是行会，毋宁说是市政当局。但是，既然有为了公众利益而限制行会权力的公平政策，也还存在着另一种倾向于限制自由的政策。无论如何，行会制度取得了全面胜利。

当1453 年和平确立时，行会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起来，行会制度普及整个法国。在普瓦提埃，于1455 年和1497 年间建立的行会不少于12 个；在布尔日，为了复兴纺织业，查理七世把布商组织进行会；1461 年，行会制度被引入波尔多，并且被所有最重要的行业所采用。新的规章没有削弱行会的权力。正相反，新的规章更加严格、更加苛刻。它的组织和权威性的原则终于击败了工业自由的原则。行会巨细无遗地规定了手工业的工艺标准，并想方设法使用他们的权力，保护垄断和阻止工人成为业主。

谢选骏指出：英法百年战争是欧洲民族主义的起点；而中国立足于世界，两百年战争可能都不足够——1840—2040年！战争！战争！战争！这是社会改组的必由之路！

【第十三章 勃艮第公爵统治下的佛兰德（1369～1477年）】

中世纪欧洲的大国是通过扩张和联合这双重过程形成的。即使由于封建的和地方的利益凌驾于中央政权之上从而导致所有的内部结合力丧失——如在德国和意大利，其名称仅成为一种地理概念——某种以前的统一的回忆仍保留在传说和人们的感情中。但是，中世纪晚期的一个重要国家却不是这样形成的。这就是位于“低地”的勃艮第国家，它是由勃艮第的四个公爵创立的，他们是：大胆者腓力（1363～1404 年）、无畏者约翰（1404～1419 年）、好人腓力（1419～1467 年）和大胆者查理（1467～1477 年）。勃艮第国家的形成既不是通过扩张也不是通过联合，而是像近代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一样，是通过聚结形成的。在今天的欧洲地图上，它大约相当于比利时王国、荷兰王国和法国的北方诸省。它是一个多元起源的国家，由依附于德国的布拉邦特、埃诺、荷兰、泽兰、卢森堡等地区和附属于法国的佛兰德、阿图瓦构成。

由此可见，勃艮第国家具有混杂的性质，如果考虑到居住在这里的人民，则更带有这种性质。在它的国土上政治边界和语言边界犬牙交错——它把一群操罗曼语的人同操日耳曼语的人联合在一起。操法语的瓦隆人居住在佛兰德西部、埃诺、那慕尔、阿图瓦和布拉邦特南部；佛来芒人居住在佛兰德东部、布拉邦特北部和卢森堡；低地荷兰人居住在荷兰、泽兰、格尔德兰和茹色芬。勃艮第事实上是位于德法两国之间的一个“中间国家”，虽然在名称上没有体现出来。尽管勃艮第国家有着多质性、二元性，缺乏自然疆界，但它却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实体，而不是一个杂乱的组合体。它完全是历史进化的产物，使这个独一无二的国家克服并中和其固有的地方分离主义的力量是带有经济性质的。这里的人口之稠密、城市之众多，工商业之集中，都是西欧其它任何地方所无法匹敌的。

早在12 世纪，就出现了各城市之间商业协调一致的迹象。而各公国领地上在使经济协议臻于完善方面则比较落后。使这里商业复兴的并不是地方贸易。远方国家产品的输入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这些产品是羊毛、锡、铜、盐、酒。于是市民力量壮大，阶级差别出现，结果产生了暴力冲突。佛兰德是一个无法依赖自己的农产品维持生存的地区，须从欧洲其它地方获得食物以及羊毛、金属。只要低地国家以陆路商业为主，那么任何像共同的商业协议一类的东西便难以发展。譬如当佛兰德与法国和英国进行贸易时，布拉邦特却转向亚琛和科伦。河流和海洋航运业的发展使这些互相对立的倾向消除。它使布鲁日发展成为北欧最重要的商业港口。斯吕伊的名称起源于13 世纪末建于兹维恩河岸上的小河庄林米斯利特的水闸，这个小村庄几乎就在穆德对面，而穆德是佛兰德伯爵的水利管理人的办公驻所。这些水闸安装的确切时间尚不清楚。

1296 年以前，史书尚未提及斯吕伊，因此这些水闸可能建于1290 年左右，导致这一推断的是1290 年9 月23 日佛兰德伯爵颁布的一项特许状，指定林米斯利特为自由城，其居民为自由市民，享有和布鲁日相同的法律，并且要求布鲁日作为他们的首都。但是早在这些水闸建造以前的1270 年，汉堡商人就已经在离达米不远的奥斯科尔克建立了一个商业代理处，它坐落在从兹维恩到达米的运河的西岸；律贝克在合科也有一个商业代理处，合科位于这条运河的同一河岸上，处在从奥斯科尔克到穆德的中途。因而很明显，到13 世纪末，这个港湾周围的整个地区已变成了一个最重要的贸易中心，成为佛来芒、德国、法国和英国商人特别喜爱的常去之地。到13 世纪末位于布鲁日旁边的安特卫普很快成为另一个出海口，这片海岸吸引了整个地区的商人，从此，全部经济生活沿一个方向发展。而内陆地区仅仅构成兹维恩河或斯凯尔德河各港口的内地贸易区。对于这个地区的所有城市来说，根本的需要是能够在通向这些港口的商路上自由通行并减少那里的市场税。

14 世纪初期以来，各公国之间的联盟条约、仲裁条约、货币协定条约大批增加。其中最著名的是1339 年，在詹姆斯·范·阿特维尔德统治时期缔结的条约，它在佛兰德、布拉邦特、埃诺、荷兰和泽兰之间达成了商业协定。

世纪是布鲁日商业高度繁荣的时代。13 世纪伦敦的商人公会就已经是英国羊毛的大买主。但是在爱德华一世时期，英国开始发展海上贸易，装备了许多船只，把英国的羊毛运到布鲁日。于是，佛来芒商人发现，这种珍贵商品已转移到达米的码头，遂放弃了伦敦，伦敦的商人公会随之消失。意大利商人放弃香槟集市后，便通过莱茵河，而更多的是通过海路建立了与布鲁日的直接联系。1317 年以后，威尼斯和布鲁日之间建立了经常的业务往来。意大利人运来香料和东方的工业产品。同时，汉萨同盟的船只从德、俄、瑞典运来了建筑木材、小麦、熏鱼、金属、毛皮。位于波罗的海和直布罗陀海峡之中途的布鲁日城，集中了北方和南方的商品，成为北欧的主要贸易场所。布鲁日达到了极度的繁荣。运河中竖有标杆，标明水的深度。水手们熟悉兹维恩河道，正像威尼斯的平底船船夫熟悉威尼斯的环礁湖一样。甚至直到今日，这个地区的高塔还是船只的信号标。在大海上远远就可以望到布鲁日的钟塔。

在布鲁日可听到各种各样的语言，可看到各民族的人：法国人、意大利人、卡斯蒂利亚人、阿拉贡人、普罗旺斯人、英国人，特别是德国人。因为在1336 年，汉萨同盟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商业代理处，因此，布鲁日变成了这个强大的海上同盟的最重要基地。起初是有困难的，因而从1358～1360 年，同盟营业所转移到多德雷赫特。但德国的商业公会很快返回布鲁日，并且在整个14 世纪都留在那里。佛兰德的议会为外国商人提供了重要的便利条件。他们降低进口税，限制船难权，调整海上捕拿法，使批发贸易完全自由。这种商业很自然地把富有的人们吸引到布鲁日。条顿骑士团在那里设有固定的银行，从事重要的交易活动。教皇在整个北欧征收的什一税都储放在布鲁日的银行。城内有数百名伦巴第人，许多汇票可支付给那里的意大利银行家；但布鲁日没有犹太人，他们在佛兰德从来没有什么利益。早些时候，佛来芒船只到国外运回羊毛。

到14 世纪，航行于兹维恩河的船只都是外国的。一句话，布鲁日的商人只不过是欧洲各国商人之间的中介人。在布鲁日，他们充当掮客，起着重要的社会经济作用；而在别处，这种角色只有船主来充当。布鲁日是欧洲最大的中介人。外部事件也促进了佛兰德的商业繁荣。

1355 年12 月13 日，布拉邦特公爵约翰三世去世。其长女嫁给了卢森堡公爵、皇帝查理四世的兄弟温策尔。两个幼女分别嫁给盖尔德斯公爵和佛兰德伯爵路易。两年的战争之后，温策尔被迫放弃马利内的统治权，允许佛兰德伯爵接受布拉邦特公爵的头衔并把安特卫普赠给他作为采邑。由于兼并了马利内，路易成为斯凯尔德河两岸的主人，安特卫普就坐落在河岸上，因此，佛兰德伯爵认为他再也勿须惧怕安特卫普对布鲁日的竞争了。尽管频繁的纠纷使得强大的佛兰德诸城处于与法国国王公开敌对的地位（嫉妒它们的经济和政治优势的寡头贵族阶级求助于法王），并使它们四分五裂，因而导致了内部动乱；尽管毛纺工业的需要使佛兰德诸城市必须与英国结盟，因而使这个地区卷进了英法战争的漩涡，然而佛兰德很快从混乱和入侵的影响中恢复过来。

尽管陆地和海上发生了战争，商业仍迅速发展，最初集中在根特、伊普雷这类大城市中的毛纺织业，现在已分布到周围的小城市如卡塞尔、马利内、科明等。佛兰德手工业的特征是，工人们实行周工资制，而不是按件计酬，领取浮动工资。1369 年建立的新政权促进了这种日益发展的经济统一。是年，路易·德马尔因无子嗣继承他，便把女儿嫁给法国王子大胆腓力，他是勃艮第公爵，又是法王查理四世之弟。但是，勃艮第公爵们决不是法国王室的驯服工具，他们千方百计地致力于使佛兰德摆脱对法王的依附地位，扩展并巩固他们的领土，在法国和德国之间建立一个强大而独立的国家。正值佛兰德如此需要和平以恢复繁荣，新统治者需要时间以整顿王室秩序的关键时刻，暴力事件干扰了这两件事情，这是佛兰德的不幸。一些城市因伯爵决心限制它们的自由而愤恨不平，特别是根特在1382 年起义之后，她的头上虽然还在流血，但并未屈服。几乎每个城市都因贵族和下层人民之间的斗争而分裂，而农村地区和小城镇又痛恨大城市。小城市不像大城市那样，受到那支配着行会劳动的狭隘章程的祸害。而农村的工人则满足于较城市工人为低的工资。最后，英法之间新的战争愈来愈迫近，而现在佛兰德同从前一样，无法避免卷入战争。

事实上，佛兰德在这场短促冲突中首当其冲。英国商人被逐出布鲁日，其财产被没收。加来处于危险之中，因为法军就驻扎在格拉夫林和敦克尔刻，加来遭到突袭的危险迫在眉睫。由于政治和军事的原因，法国王室企图收复加来；尽管佛来芒的势力一直在加来居于支配地位，那里的织工也仍然急需他们的纺织机所必须的原料，佛兰德仍希望取消那里的英国羊毛商栈，因为它严重损害了佛兰德自己的纺织业。几乎整个佛兰德都依靠英国羊毛。工人阶级再次要求“昔日的美好时光”以及“啤酒和腊肉”。在贫困的工人阶级中可以听到埋怨之声，在波堡、贝尔格、卡塞尔地区谣言四起，说他们欢迎英国人。

1383 年，英国人在一次穿越海峡的战役中把法国人逐出了格拉夫林和敦克尔刻。不久，从加来到布兰肯贝尔的海岸落入英国人手中。尼乌波特、弗内斯、贝尔格、波堡、博普林、卡塞尔和其它许多小地方投降。战利品是丰富的。有些城市宁愿欢迎英国人做他们的统治者，而不欢迎法国人。这次胜利的一个奇特的余波是，由于英国的“艰难的时势”，伦敦的学徒和帮工逃离了他们的主人，迅速越过海峡去改善自己的命运。佛兰德在他们眼中是一个富庶的福地。来自根特的秘密使者在英国军营中怂恿英国人立即攻击伊普雷。伊普雷位于通向布鲁日的主要道路上，当时被一支法国军队所占领。城市内的商人阶级和统治阶级是亲法的。但根特派去的使者说，手工业者同情英国人，据说英国人声称他们将在佛兰德恢复公社自由。如果伊普雷被夺取，布鲁日就会失陷，法国人就会被逐出。当时，伊普雷是一个繁华的地方。竣工于1342 年的呢绒大厦是低地国家最壮观的建筑物，城市周围是美丽的郊区，据说城内有居民40万人。伊普雷准备抵抗一次围攻，两个月之后，它仍未被攻克。

英国人中发生了热病，并缺乏食物。也许最糟糕的是，赤手空拳的英国手艺人和逃亡帮工成群结队涌进了英国军营，拖累了英国军队，涣散了纪律。1383年8月8日，最后一次进攻未能奏效，英国人撤围。法国人采取攻势，不久英国人又只拥有加来了。和平至少还是来到了愁云密布的佛兰德，但繁荣却遥遥无期。大批具有法国风度、操法语的官员在伯爵—公爵麾下供职，惹怒了在他治下的佛来芒臣民，而他的豪华派头似乎表现了对穷人的傲慢无礼。这个地区的贫穷和枯竭是勃艮第的腓力在佛兰德统治的两个主要保障。勃艮第第一个公爵是一个有胆有识的人。他的新领地上的财富和他所继承的国家的特殊的工商业利益必然导致勃艮第—佛兰德的政策偏离法国的政策。如果说他雄心勃勃，在政治上要使其成份复杂的国家脱离法国而独立，那么在经济上则是要摧毁加来的英国羊毛贸易中心，并强迫英国羊毛直接用船运到佛来芒港口，以使佛兰德独立。

为此目的，他于1385年开始在斯吕伊修建牢固的防御工事，与桑维奇港和泰晤士河口遥遥相对。尼乌波特、库尔特雷和奥登纳德完成了四边形的防御工事。公爵想据此控制海峡，同时威慑在伊普雷、根特闹事的自己的臣民。总之，公爵想来个一箭双雕。英国政府强烈抗议斯吕伊的防御工事，同它在1792年反对斯凯尔德河的开放及拿破仑在安特卫普的防御工事同出一辙。同时，公爵又以禁令和贸易封锁令的形式对英国施加压力。1403年，公爵宣布禁止与英国的一切贸易往来。这给他自己的人民造成了困难，不过他想以此迫使英国人把羊毛运到斯吕伊。在加来的英国羊毛商人埋怨道，他们遭到“惨重损失”，但政府却无动于衷。在佛兰德内外的紧张关系达到顶点时，勃艮第的腓力去世（1404 年），其子无畏者约翰继位（1404～1419年）。

新公爵的第一个举动就是抚慰他的佛来芒臣民，虽然不是经济上的解脱。迄今为止，低地国家的政府所在地一直是布鲁日，它是一个瓦隆人的城市而不是佛来芒人的城市，而在社会风貌方面则是典型的贵族气派。宫廷语言和法律用语一直是法语。现在，勃艮第的约翰把官邸定于奥登纳德，宣布他将与自己的佛来芒臣民使用佛来芒语进行交往，最后许诺，他将竭尽全力恢复法国和英国之间的和平，恢复佛兰德的商业繁荣，他信守了前两个诺言，但最后一个他没能实现，尽管他有着良好的愿望。观察一下这个时代政治经济思想的不断变化是有趣的。佛来芒各城市中合理的思想因素日益发展成为这样一种确定的信念，即他们有权处于一种独立的商业中立地位，而不管法国和英国之间的敌对。公爵的报复性的禁令和禁止贸易政策所带来的困难在发展这种新观念方面无疑是一个重要影响。英国也正在转向这种思想。加来的商人对英国议会施加压力，他们认为，如果不与佛兰德讲和，在加来的商品就毫无价值。

甚至法国政府也出现这种新的思想方法的征兆，因为佛兰德和英国之间单独缔约的原则在1405年得到法国政府承认。奇怪的是，这个曾被称为tre$ve mar-chande 的独立的商业条约被历史学家们忽视了。然而，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战时中立贸易权和禁运品性质问题的文件。国际间合作镇压海盗的事宜也成为协议内容。这个呢绒大厦在世界大战中遭到毁坏，是文明的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所有良好的愿望都因勃艮第的腓力和奥尔良的路易在巴黎的仇争而很快化作泡影了。这场激烈斗争是为控制疯人国王查理六世的政府而展开的，它在1407 年路易被勃艮第的间谍残酷谋杀时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勃艮第党和阿曼涅克党之间旷日持久的内战爆发了，法国陷入了支离破碎的境地，从而为亨利五世的入侵打开了大门。1419 年无畏者约翰在蒙特罗桥遇刺促使勃艮第—佛兰德国家与仇敌英国结盟。勃艮第—佛兰德的政治史虽与本章内容关系不大，但为清晰起见必须提及某些事情。

在好人腓力统治下，低地国家实现了真正的统一。他获得了那慕尔、布拉邦特、林堡、荷兰、埃诺、泽兰、卢森堡和安特卫普，并且实际上形成了后来的比利时王国的基础。他是一个无冕之王，拥有与他同时代的国王同样强大的权力。他与英国的联盟使他能够扩展其疆界，使佛兰德诸城市重新繁荣并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他临终时已成为基督教王国最富有的王侯。当代人估计他每年收入达90 万都卡特，与威尼斯收入相同，比佛罗伦萨多4 倍。他耗费巨资修建华丽的宫廷，其收入来自他领地上的财富，而国家之富有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治国之才和贤明的内政。

腓力于1435 年断绝了与英国的联盟。他在自己的常驻地布鲁日过着快乐奢侈的生活。在那里，他保护油画、木刻、金属艺术品等。布鲁日成为整个北欧的艺术中心。像扬·范·爱克、罗杰·范·德魏登和雨果·范·德尔戈斯这样的大画家很好地回报了勃艮第宫廷给予他们的慷慨赞助。腓力的宫廷变成了15 世纪的骑士之都，这种骑士与以前的骑士迥然不同。这是一些专事检阅和比武的骑士，在他们的生活中，贵妇人占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勃艮第的宫廷礼节发展了欧洲各宫廷一直沿用到19 世纪的礼仪形式。这些礼仪规则通过好人腓力的影响传到西班牙宫廷、法国宫廷、德国宫廷以及英国爱德华六世和亨利八世的宫廷。确实，这些统治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臣民身上达到如此程度，甚至干涉臣民的服饰和个人仪容，当好人腓力脱发时，其廷臣也受命剃光脑袋。在布鲁日建有宏伟壮观的建筑物，至今犹使旅游者赏心悦目，这里有高耸的塔楼、汉萨同盟总部、圣墓教堂。

范·爱克兄弟和梅姆灵使布鲁日的艺术成为文化史上著名的一章。中世纪晚期某些最著名的喜庆日曾在此举行——1430 年好人腓力与葡萄牙的伊莎贝尔的婚礼，1468 年大胆查理与约克的玛格丽特的婚礼都在这里举办。地中海的船舶驶向布鲁日港，带来了西班牙的羊毛、水果、桔子、枸橼、果汁糖浆、东方的挂毯和葡萄牙从其西非殖民地送回的稀有动物。好人腓力与葡萄牙公主的联姻使佛兰德和葡萄牙之间建立了积极密切的关系。勃艮第国家庆典的壮观景象打动了一个当代英国人小约翰·帕斯顿，这可见于他在目睹大胆查理与约克的玛格丽特结婚时为期一周的庆典、盛会、筵宴和歌舞之后写给母亲的信。信中说：“至于勃艮第公爵的宫廷（之豪华），我还从未听说过哪个宫廷可与之相比，除非亚瑟王的宫廷。”但与这豪华景象相对的还有另一方面。勃艮第公爵们是法国血统，其思想方法也是法国式的。他们的头脑中“没有传统的同情感，对于他的臣民中任何集团或任何阶级的权利和自由没有天生的尊敬”。

因为一个多世纪以来，除布鲁日之外，各城市一直在为建立一个以人民群众为基础的自治政府而斗争，他们对这种城市运动，既恨又怕。由于传统和对根特的戒备，布鲁日实行贵族寡头政治，因而倾向于支持公爵的政治和领土政策。但其它城市则不是这样。勃艮第的腓力抑制伊普雷城衰落的努力和他对英国的政策都没有使那些对于公爵权力的急剧发展而愤愤不平的城市平息下来。甚至连布鲁日也于1436 年举行暴动。1438 年，整个佛兰德发生城市起义，结果都被镇压，遭到相应的惩罚。根特最为顽强。1449 年，它拒不缴纳盐税，而布鲁日和伊普雷已被迫缴纳，从而导致了历时4 年的冲突，结果是整个佛兰德城市自由的毁灭。盐税是公爵从法国引进的两种令人憎恶的税收形式之一。另一项是炉灶税，14 世纪产生于法国。1437 年被引入勃艮第。这项税收由各城市和村庄按照炉灶数集体缴纳，尔后按比例向居民分摊。极贫者税款有所减少。我们掌握了关于1437、1464、1472、1480、1486 和1526 年这种税收的完整资料。

当然最后三次的资料属于勃艮第以后的年代。但若把它们汇总起来通盘考虑，就可得出一些明确的结论。人们可以以10 年为一期考察布鲁日，根特、伊普雷、卢万和其它城市的逐渐衰落。到16 世纪最初15 年，伊普雷的人口下降到5000 人，而当其繁荣的时候却有10 万人。呢绒大厦荒废了，大街上野草丛生。根特由于靠近内陆而成为粮食市场而幸存下来。大的工商业行会在这些事件之后幸存下来，因为它们是富裕市民的寡头联盟，与公爵政策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但工商业却衰落了，而行会的钱袋也中空了。伊普雷工业的衰落是佛兰德毛纺织业普遍衰落的标志，与此并行的是布鲁日商业的衰落。布鲁日的极盛时期是14 世纪前半期，那时，它是北欧的商业中心。除了来自英国、法国、葡萄牙和西班牙港口的帆船外，汉萨同盟的船舶，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大帆船也云集于此。有17 家商业公司在布鲁日驻有代理人。在户籍簿上注册的9300 名居民中，有8000 名手工业者，1000 名商人，这表明布鲁日在手工业方面也并非不重要。但富商支配一切，尽管他们的人数不超过800 人。其中有243 名百万富翁或至少是极富者。50 个家族组成的集团统治着全城。

其中最富有的家族经营航运业、商业、银行业、借贷业、包税业务、土地购买或出租。不太富的人从事酿酒、制造和呢绒销售或零售外国进口物品。被排除在手工业者之外的一定是一群人数众多的小商贩。苛重的捐税不仅用来维持欧洲极端奢侈豪华的宫廷，而且用来进行战争，它给佛兰德的工商业带来了灾难，而公爵对英国的报复性政策却使他自食其果，这一切是易于理解的。但是佛兰德商业衰落的原因不止于此。汉萨同盟的衰落祸及布鲁日。此外，在兰开斯特朝国王统治下，英国愈来愈不依赖于佛兰德的织工，而开始自己制造呢绒。起初是利用为躲避国内混乱而渡海到英国的佛来芒移民，后来利用本国织工。一句话，15 世纪英国梳、染、纺的都是自己的羊毛。因此，长期以来习惯于依靠佛兰德购买英国呢绒的汉萨商人和其他商人，现在到英国港口去购买呢绒。佛兰德丧失了自古以来作为加工者和中介人的垄断地位。

然而，布鲁日衰落的部分责任必须由统治着其商业的狭隘的寡头政府承担。布鲁日过于顽固地墨守商业上的陈规陋习。寡头政府对外国商人监视过严；它竭力防止外商在布鲁日出售从安特卫普、贝亨奥普佐姆①或其它一些布鲁日严加防范的地方购得的商品。布鲁日所采用的多数经纪业制度减少了贸易。因为在布鲁日达成的任何一项商业交易只有由当地的市民充当经纪人才是合法的。布鲁日的这项苛政慢慢地扼死了能下金蛋的鹅。“布鲁日的衰落归咎于较大规模和较自由的国际贸易形式的发展，其程度无论是布鲁日还是汉萨城市都没能够清楚地认识到。1477 年布鲁日甚至采纳了一项关于建立一个贸易中心的议案，它将使商业交往的渠道变得更狭窄；汉萨同盟不愿意接受一个与先前相比特权较小的地位，因此商人和贸易实际上已转移了，而其营业所向安特卫普的正式转移却延误了半个世纪。同时，营业所失去了对商人的控制，许多较有进取心的人与莱茵和南德资本家发生联系，这些资本家的业务支配着16 世纪的货币市场。

腓力二世的政府提议与汉萨同盟诸城市结盟反对英国，这就为营业所重新控制安特卫普的德国商业团体提供了机会。这个计划之发端必定与1553～1557 年英国和汉萨之间关系的破裂相联系，它在1562 年的进一步发展与英国和尼德兰之间的冲突有关。”② 甚至大自然也与布鲁日为敌。14 世纪初，兹维恩河港口开始淤塞，因此船舶在接近达米港时，困难愈来愈大。1404～1405 年冬天，整个欧洲遭受了文献记载中一次最可怕、时间最长的暴风雨。佛兰德低矮的海岸被淹没达数里格。这场暴风雨的永久后果是，它打通了斯凯尔德河口的浅滩，安特卫普就坐落在这里，并且几乎封闭了兹维恩河。原来阻塞住斯凯尔河口的沙洲和岛屿被汹涌的海潮冲走，顺着河道大堆地涌进斯吕伊、达米港口和其它港口。安特卫普顿时变成一个海港。

从此各国船舶蜂拥而至，这里实行一种与经济变化相适应的新的更自由的商业政策。布鲁日和安特卫普——这两个港市标志着两个不同的时代，奉行着两种不同的商业政策。大胆查理试图另开一条运河以补救这一灾难，这就是慈瓦特盖特运河，他迫使根特和伊普雷捐资，尽管它们无力承担。但是情况并未好转。河床变得愈来愈浅，不久，在低潮时，到处都可以过河。布鲁日不再是一个港市。1494 年，有四五千幢房屋荡然一空，化为废墟。布鲁日的银行业早已破产。在阿维农教皇时期，整个北欧的什一税款都存放于此。教会大分裂时期，先是出现两个、继而三个相互竞争的教皇，使银行业元气大伤。因为只有一个教皇在布鲁日存款，只有部分欧洲承认这个教皇的管辖，从而使储蓄减少了。然而对布鲁日银行业的真正打击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取回了那里的全部教皇存款，把它们存放到佛罗伦萨和罗马的美第奇银行。于是布鲁日从此一蹶不振，永远变成了一个艺术珍品的博物馆，妥善保存着中世纪的遗物。

在低地国家几乎普遍的工商业衰落中，安特卫普是一个明显的例外。在1353 年以前，布拉邦特省是一个独立的公国，因为在这之前它没有与佛兰德合并。在14 世纪，几乎低地国家的每一个公国都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漩涡，在这个漩涡中，布拉邦特诸公爵像其他王公们一样，常常被迫在他们的政治义务和经济利益之间选择道路。英国在法国进行战争的早期，布拉邦特公爵灵活地采取了不偏不倚的中立立场，结果使他的国家免于遭受那折磨着佛兰德的内忧外患。他这样做之所以成功，一个原因是，布拉邦特与佛兰德相比经济比较落后。它主要经营农业而不是工商业。但随着工商业重要性的日益增长，布拉邦特的地位日渐重要，先是与佛兰德竞争，继而在15 世纪压倒佛兰德。由于布拉邦特公爵领处于低原地区南部两大经济中心——默兹河与斯凯尔德河流域之间，因而随着西欧商业和工业的巨大复兴，它就自然而然地迟早要成为连接这两条重要水道的枢纽。

迈斯特里丘特自13 世纪初以来就归公爵所有，与公爵领内经济的发展有着特殊的关系。它位于默兹河左岸，从布洛涅和兰斯而来的古罗马大道经此向东到达科伦，由于这种有利的地理位置，它对于从莱茵地区和意大利向佛兰德和布拉邦特诸城市运输商品方面很早就具有重要性。布拉邦特的薄弱环节是梅克伦（法语，马列内），这是列日主教的一块孤立采邑，曾抵押给埃诺伯爵。佛兰德伯爵和布拉邦特公爵为得到它而展开竞争。因为如果梅克伦为前者所有，安特卫普就会因其与内地经济联系被切断而遭受损害。1333 年，当佛兰德伯爵路易购买了这块抵押地产的时候，就发生了这种情况。20 年后，佛兰德伯爵又吞并了布拉邦特，两个国家合二而一。随着两省的合并，布鲁日和安特卫普自然就成为竞争的对手。佛兰德伯爵们一心想发展两城之间的贸易。但安特卫普占有得天独厚的自然优势和地方行政条件。那里的人们不知行会为何物，也没有像布鲁日那样的限制贸易经营的灾难性的清规戒律。安特卫普提供了一个交易场所，且对所有的商人一视同仁。

由于它作为一个市场具有头等重要性，因此它一直是一个永久性的大市场，在这里，人们的交易可以不受城市和行会的强制性规章的束缚。安特卫普不久就麇集着许多商业团体银行钱庄，如汉萨同盟、新建立的英国商人冒险家公司、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和韦尔瑟家族及热那亚的斯皮诺拉家族。最后，美洲发现后，安特卫普成为欧洲最大的商业城市。另一个正在兴起的布鲁日的竞争者是阿姆斯特丹。在汉萨同盟和佛来芒的航运记录中，阿姆斯特丹的名字日益频繁地出现。哥得兰海洋法第54 款写道：“倘若船只在斯堪尼亚或其它地方装货，并驶向佛兰德或其它市场，由于恶劣的天气或给养的缺乏而来到阿姆斯特丹”等等。显而易见，须得海是往返于波罗的海和佛兰德各港之间船只的避难所，并且以其它资料可知，到13 世纪，阿姆斯特丹就已是一个重要商港了。

构成阿姆斯特丹港的阿姆斯特尔河大坝比斯吕伊大坝早建了将近90 年。早在1204 年前后，阿姆斯特尔兰的封建领主吉斯帕里赫特二世在阿姆斯特尔河口建立了一座堡垒和一条堤坝，阿姆斯特丹城就是据此命名的。大概是1270 年的一则汉堡的法律披露，与当时以精纺呢绒著称的乌得勒支进行贸易的汉堡商人惯于取道韦赫特河经营与乌得勒支的贸易，此河在离阿姆斯特丹稍微偏东的穆伊顿附近注入须得海。但这项贸易被放弃了，特别在冬季，因为远洋航船不能进入韦赫特河岸的小村庄马尔森以上的河道，船只常在这里被冰卡住。像阿姆斯特丹这样开阔而又隐蔽的港口的优越性很快就很明显了。另外，阿姆斯特丹是一个自由港，这一点与安特卫普相同，但不同于其它许多城市。

1315 年，荷兰的弗洛里斯伯爵以叛国罪——真实的或捏造的——从阿姆斯特尔兰领主手中收回了这座城市，并把它与荷兰伯爵领合并，阿姆斯特丹的强盛可能自此开始。1358 年，阿姆斯特丹成为汉萨同盟的成员，并一跃而为须得海周围许多汉萨城市的首城，在这些城市中，斯塔韦伦、坎彭、兹沃勒比较重要，这些城市在1368 年律贝克与丹麦的战争中为律贝克提供了船只。然而，如果认为佛兰德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商业特别是呢绒工业逐渐外流而无动于衷，那是错误的。农村中以西班牙羊毛为原料的毛纺织业由于不受城市狭隘保护主义的限制，而取代了大城市的工业。此外，佛兰德试图以发展亚麻织造业，特别是小城市中的亚麻织造业和奢侈昂贵的挂毯的办法来补偿它的毛织品贸易的损失。莎士比亚时代“阿拉斯”一词成为挂毯的通称，就说明了一个问题。是阿拉斯城为勃艮第宫廷提供了大部分挂毯。

1420 年的一份资产清单记载，公爵拥有4 条寝室挂毯、59 条大厅挂毯、9 条教堂挂毯。好人查理大大增加了这些收藏物。这些挂毯价值如此之高，以至公爵建造了拱形的石头建筑物以便妥善保存它们，使之免遭火灾和不受潮湿。15 世纪中叶以后，阿拉斯的衰落已清晰可见。1462～1467 年，阿拉斯有59 名挂毯工人，但是在1450～1467 年间，织工师傅的人数没有增加。在格兰森和莫拉战役后，瑞士人抢劫大胆查理的兵营时，查理的帐篷中装饰的美妙绝伦的挂毯是图尔内的产品。洪斯库特生产一种羊毛和真丝混纺织造的披肩，这项手工业的繁荣一直持续到路易十一时代。后来这里的工人避难到里尔附近诸城，特别是亚眠。1477 年，法国路易十一攻克阿拉斯，给该城工业带来了巨大灾难。各种杂税和1479 年阿拉斯居民的被逐“使其工业作坊受到打击而一蹶不振”。1477 年阿拉斯的陷落结束了欧洲挂毯织造史的第一阶段。

阿拉斯主要的竞争者布鲁塞尔，在1466 年勃艮第家族购买它的挂毯时才第一次被提到。好人腓力买了6 幅关于“汉尼拔历史”的花毯。“然而”，蒙茨继续说道：“可以肯定，布鲁塞尔的工业作坊从这时候起与阿拉斯的工业作坊竞争，直到最后取而代之。”据推断，14 世纪布鲁塞尔有工业作坊，但并没有清楚而确凿的证据证实这种观点。然而勃艮第公爵早期收藏的某些贵重的挂毯可能是在布拉邦特织造的。即使如此，在1441 年以前还没有区别于普通织工的挂毯织工组织。另一方面，虽然布鲁塞尔的挂毯工业史模糊不清，但它的挂毯却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曾一度得到好人腓力的保护，当时他正从著名的图尔内织匠帕基耶·格勒尼埃手中购买挂毯。15 世纪，图尔内织造了许多精致的挂毯。“基甸的历史”这套挂毯是勃艮第家族保存下来的最受珍视的一条，图尔内的两个最出名的织工罗伯特·达里和让·德洛泰勒为此签定了加工合同。

在这个世纪，布鲁日、根特和安特工普也生产数量可观的挂毯。据说，根特有十四五个织工，每个织工雇佣十一二名工人。实际上在安特卫普没有留下这类作品的记录，但有证据表明布鲁日的纺织享有盛名。布鲁日工业的动力多半是由范·爱克，罗杰·范·德魏登、梅姆灵、蒂埃里、布特以及后来的拉斐尔这类画家所提供的设计而产生的，因为从1420～1500 年，大批阿拉斯、里尔、布鲁日、图尔内、布鲁塞尔出生的挂毯工人“涌向曼图亚侯爵、弗拉拉公爵和乌尔比诺公爵的领地，到威尼斯地区、托斯卡纳和翁布里亚”。这次普遍移民的原因是人们希望尽可能得到最好的底图。织工们逐渐认识到底图是促进挂毯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挂毯之成败的决定性力量存在于设计之中。意大利画家们似乎特别适合于这项工作，因为他们的绘画匀称和谐，线条刚劲有力，包含丰富的思想。底图绘制者如科西莫·图拉，曼特尼亚和列奥纳多·达·芬奇在佛兰德倍受欢迎。

在这个世纪，有人试图把佛来芒织工的技术秘密引进英国，但毫无疑问最精致的挂毯是佛来芒作坊的产品。许多佛来芒挂毯被作为送给国王理查二世或兰开斯特公爵、格洛斯特公爵、约克公爵和奥尔巴尼公爵的礼物而传到英国。奥尔巴尼公爵理查于1414 年从勃艮第无畏者约翰那里得到用以装饰卧室的挂毯，上面织有美丽的贵妇人和孩童的图案，它是由当时驻勃艮第宫廷的博斯韦尔伯爵送去的。显而易见，挂毯在英国人的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被用于日常生活装饰，在庆祝节日、举行盛典时用作室内外装饰品。”亨利七世的王后伊丽莎白进入伦敦时的场面极为壮观，正如那位年迈的历史学家所描写的：“她将经过的一切街道都着上了盛装，有的挂上了挂毯和花帏，有些街道如瑟普街悬挂着五彩缤纷的金丝织物。”挂毯作坊的产品表现了各种各样的内容。

13 世纪的织工主要欢迎宗教题材。14世纪则表现出对于世俗题材的爱好。有时表现出浪漫色彩如“查理大帝史”，“高卢的佩西沃的故事”或“提修斯与金鹰”。还有取自当代生活的作品如“贝特朗·迪盖克兰”，“列日战役”，“狩猎图”。自然景物也受到了一定的注意，特别受到德国织工的注意。他们在瓦特堡城堡的挂毯上用鲜花装饰武器，剑上点缀着鲜花、鸟儿、兔儿和松鼠嬉戏其间。但宗教题材并未完全抛弃，在流行的题材中有“伊绍和雅各的故事”，“基督耶稣的生活”，“耶稣蒙难”，“玛丽娅加冕礼”。也出现了寓言题材如“七项基本罪恶”和“生命之树”。

谢选骏指出：本书作者只知道“中世纪欧洲的大国是通过扩张和联合这双重过程形成的”，却不知道这种“扩张和联合的双重过程”之所以能够运作，完全是由于宗教的作用形成的。作者明明看见了连挂毯上都布满了“宗教题材”——“伊绍和雅各的故事”，“基督耶稣的生活”，“耶稣蒙难”，“玛丽娅加冕礼”……“七项基本罪恶”和“生命之树”……但是由于马列主义蒙住了美国教授吃里爬外的眼睛，他竟然视而不见——不懂正是这种宗教的力量，把天主教欧洲联合在了一起，使得“中世纪欧洲的大国是通过扩张和联合这双重过程形成的”得以出现。由此可见，马列主义多么肤浅。

【第十四章 14 和15 世纪的西班牙】

西班牙由几个不同的王国构成，每个王国在早些时候就形成了各自独立的疆域，除葡萄牙以外，西班牙主要以联姻、继承遗产或征服形式合并在一起，置于一王的统辖之下。最初，在地理条件、社会关系和经济方面的差异，残留下来，而且的确几乎毫无变化。位于伊比利亚半岛北部边缘的阿斯图里亚斯公国是西班牙的摇篮，它从前是，现在仍然是一个栗木和栎木组成的丛林密布的多山国家。然而，山峦之中的沟壑却提供了牧场。因此，不知何时开始，阿斯图里亚斯就已是一个畜牧国家了。莱昂的情况亦如此，它的版图从旧卡斯蒂利亚平原突伸到加利西亚山地和阿斯图里亚斯山脉环绕的毗连处，这里陡峭的山坡，狭窄的山谷以及沉寂的草原也仅适宜畜牧业。阿斯图里亚斯公国和莱昂王国零碎的领地使之不能大量的养殖牛羊。在新旧卡斯蒂利亚巨大的中部高原，情形则完全不同了。高原地势由北往南逞下降趋势，经过一个又一个的台地，一直与中部西班牙大平原衔接。中部西班牙的干旱气候，使偌大的高原只能作为一个畜牧之地，而不利于稼穑。这里，巨大的专用牧场和富庶的牧地簇拥着一个个筑防的城镇，这些城市的位置标志着基督徒向伊斯兰教徒进军中的连续的驿站。

对于卡斯蒂利亚来讲，幸运的是大封建主们的这些领地分散于全国各地，没有像在法国和德国那样，形成密集的地段，否则，王权根本无力控制这些封建主。坎塔布连诸港市和法国的加斯科尼、普瓦图、诺曼底以及佛兰德、英国都有贸易往来。但是，因狭窄而贫瘠的海岸所限，商业的规模不大。倘若产品来自内地，西班牙还是能够通过狭小的比斯开湾诸港口，显示出较大的贸易量。但是，山脉绵亘，把整个西班牙中部和别的地方切断，内地要抵达它的北部港湾极不容易。对携入坎塔布连诸港的沙丁鱼和鲸油所征关税表明，捕鱼业是最重要的行业。在安达卢西亚被征服（1248 年塞维利亚被征服，1262 年是加的斯）、卡斯蒂利亚王国得到出海口以前，西班牙商业一直不甚重要。

早在1251 年，无处不达的热那亚人就在塞维利亚获得了特权，西班牙的羊毛和皮革于是能够运销到意大利和佛兰德市场。加之，安达卢西亚与中部西班牙不同，它土质肥沃、气候适中，这样，塞维利亚的橄榄油、黑累斯的葡萄酒以及马拉加的水果就成了重要的出口商品。卡斯蒂利亚农业所获勉强供它自己耗用。除在穆尔西亚和安达卢西亚以外，对恶劣季节的防御都显得束手无策。因稼穑维艰，西班牙农民对农业的厌恶已成为第二天性。然而，“麦斯塔”即“牧主协会”只考虑牧畜得失而恣意地阻扼农业，扩大了农业经营的困难。牧主为了获得牧场，养成了烧毁林木，培植雏嫩的低矮林丛的习惯。农业与畜牧业经济之间的冲突是卡斯蒂利亚经济史的基础。

1517 年羊毛生产者行会就拥有游牧羊286 万只。9 月，牧羊狗围逐着巨大的羊群，下了高地，进入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安达卢西亚平原，这些牧羊狗对陌生人的凶暴，为塞万提斯所称道。在埃斯特雷马杜拉和安达卢西亚平原，母羊生殖羊羔，直至来年4 月又重新北归去寻找牧草。伊莎贝尔统治以前，羊毛和其它原料加工是西班牙工业的主要行业，对呢绒的输入和羊毛的输出实施关税政策以后，刺激了本地纺织业与佛兰德人的毛织品、那不勒斯人、土耳其人和印度人丝织品的竞争。

卡斯蒂利亚朝西班牙的工业，除了那些附属于毛织品的行业以外，还有木工建筑业、金属业、砖瓦业等等。因此，大多数行会均由制革业、毛织业和金属业工匠组成。行会过分苛严的规定羁绊了工业，它不同于欧洲其它地方的行会政策。这个弊害，不是来自行会内部的妒忌和寡头政治的风气，更不是来自于王朝的压力。西班牙最熟练的工人一直不是基督教徒，而是摩尔人和犹太人。而且在技术性的工业中，如同在农业中一样，驱逐犹太人和摩尔人是有害的。

1492 年，“当明智达理的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联合的时候，决定将摩尔人逐出西班牙，他们疏忽了会因流放而引起后患无穷的报复。”酿成16 世纪地中海商业灾难的摩洛哥柏柏尔海盗，就是这些被放逐者的后裔。莱昂和卡斯蒂利亚王国在1492 年的大放逐以前，社会上存在四个等级的划分。

第一等级：教士，颇有政治势力，并享有特权和拥有大量财富。

第二等级：贵族，又可细分为三个不同等级的贵族：（a）富豪或大贵族，是与王权对抗的占有土地的军事贵族，其内部混战不已。（b）下级贵族，不如前者富裕，也不如他们高贵，他们依附于国王，但摆脱了大贵族们对他们的领主权。（c）骑士，属于平民贵族，从都市平民中得到补充。他们组织城市民兵，得到王室的赞助，迎头痛击大贵族和下级贵族。

第三等级：特许城市的资产阶级，像其它地方一样，分别由商人、技工和自由的小土地所有者组成。这个等级是随征服而来的社会产物，最初，由新征服区域内的迁住者和移民构成，他们集中在设防城市里，被授予市政法权或市政特权。

第四等级：犹太人、基督教控制下的穆斯林和阿拉伯化的基督徒。前者是已接受基督教徒管辖的穆斯林，在征服者统治之下，仍保留他们的宗教信仰和法律。后者，是阿拉伯化了的基督徒，他们是坚持基督教信仰的早期哥特居民的后裔，但是，几乎在其它所有的方面，已经变成伊斯兰教徒。上述四个等级中的三个，在卡斯蒂利亚为数甚多。（谢选骏指出：这种“四个等级”的划分，很像是印度的种姓制度。估计是雅利安人的祖传秘方。）

伊比利亚半岛上的另一个王国是葡萄牙，虽然葡萄牙是一个沿海国家，但海上贸易的发展却是滞缓的。其海上贸易的最早证据，是1293 年关于往返于加斯科尼、普瓦图、布列塔尼、诺曼底、佛兰德和英国诸港口船只的免税法令。1303 年爱德华一世颁布的商业法，便包括了葡萄牙商人。葡萄牙与英国的商业关系，比其它任何国家更密切。1353 年葡、英两国之间签订了一个航海通商条约，其后的若干年中，彼此关系通过两国王室的联姻得以充实和巩固。

1386 年，以“好人约翰”（胡安）著称的葡萄牙国王约翰一世与英国亨利四世的妹妹菲利帕完了婚。英国的一些贵族淑女陪同她也一并嫁给了葡萄牙的王公贵族。如同在温泽一样，法语也进入里斯本成为宫廷语言。葡英两国联姻的子女，有的取葡萄牙名字，有的则取英国的名字。在葡萄牙历史上，像杜尔特（爱德华）和亨利这类名字的出现，便足以说明问题。勇敢的葡萄牙探险者——航海家亨利王子就是最著名的联姻之子。英、葡两国贸易后拥立为葡萄牙亲王，因兴办航海学校，奖励航海事业，故被称为“航海者”。在他的支持下，葡萄牙的主要物品是波尔图的葡萄酒和特产的红、白葡萄酒。其它农产品有坚果、葡萄干、各类干果和橄榄油。热那亚人很快就出现在葡萄牙，加泰罗尼亚人、佛罗伦萨人和威尼斯人也接踵而至。

1385 年，葡萄牙在布鲁日建立了一个经商代理处。卡斯蒂利亚的商业以原料产品为主，与之比较，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的商业因两者联合而使产品的数量更大，品种更驳杂。卡斯蒂利亚若干世纪以来，一直是内陆国家。阿拉贡从十字军远征的时代开始，就有了国际性的海上贸易。在国王詹姆斯一世息政前的最后几年（死于1276 年），曾因国土上层出不穷的新城和忙碌的港口引以为傲。马略尔卡岛的征服不仅扩充了阿拉贡的疆域，而且还增强了王国的威望和影响。阿拉贡的领事，被指派到了地中海的商业辐辏之地，一支强大的商业船队往返于地中海上。虽然这位征服者在阻止法国人侵略性的推进中是失败的；尽管障碍和困难层见迭出，但他维持了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的联合，并牢固地建立起了一个地中海的商业殖民强国。阿拉贡的詹姆斯一世为阿拉贡在地中海扩张的第二个步骤作了充分的准备。

1282 年，发生了“西西里晚祷事件”和阿拉贡对西西里的占领。经过浴血奋战，阿拉贡家族的一个王子最终稳固地确立了对西西里岛的统治权（1302 年）。西西里之归属对阿拉贡商业的重要性是不能高估的，如果没有巴塞罗那的航运所供给的海上实力作后盾，阿拉贡在偌大地中海上的商业扩张是不可能的。假如不是因为加泰罗尼亚舰队，西西里晚祷又该怎样收场呢？西西里领地给阿拉贡提供了中部地中海上的一个战略基地。中世纪晚期巴塞罗那的商业史是极盛而衰的商业史，詹姆斯一世统治时期最有趣的事实之一，即后来的巴塞罗那商业组织的几乎每一个特征都要回溯到那个时期。银行业管理的第一个立法，是1240 年的法令。此法令把利息限制到18％。意大利的伦巴第人、佛罗伦萨人、锡耶纳人和卢卡人在1265年被驱逐出巴塞罗那。在早些时候，这些人的银行业作用是非常广泛的。

1268年，所有的外国人被禁止在巴塞罗那经营银行业务。巴塞罗那银行业的历史，始于詹姆斯统治时期，不管这是否出于他的意旨，但由于兴建起自己的银行业，城市一定取得了很大的赢利，而不依赖于外国资本。巴塞罗那商业组织的另一个特征，是对经纪人的限制，这在詹姆斯统治时就已经开始。这种用来使商业管理免于欺诈的方法，是严格地限制因业务关系付给经纪人的报酬，这样，他们就不会为大笔酬金或贿赂而参与欺诈性贸易。幸存下来的监管经纪人行为最早的条例，制定于1271 年。但是，早在1251 年，就已有管理的迹象了。1258 年，市议会支持国王颁布了第一个巴塞罗那海洋法。此条例包括二十二章，涉及到海运经营最重要的事情。诸如：船长、货物管理人、领航员、出纳员各自的职责，进出港口、抛锚登岸、装卸货物以及武器装备等。在詹姆斯统治时期，我们还可以看到商业社团组织存在的最初痕迹。这种商业团体在市议会（拥有200 成员）中只有4 个代表，然而，不管怎样，它总是在发展。

1263 年詹姆斯在亚历山大和突尼斯分别派遣了一个领事。这两人由阿拉贡—加泰罗尼亚首批派出的。是拥有很大权力的官员。他们是联系本国政人南航探险，先后占领了大西洋上的亚速尔群岛、马德拉群岛、佛得角以及非洲西岸的几内亚等地，为后来发现印度铺设了道路。——译者府和海外侨民之间的纽带，被委以管理海外侨民的很多权力。

1266 年，詹姆斯授权于巴塞罗那市议会一年一度选举管理“远海”航运事项的领事。这就意味着至少在当时称为“远海”的叙利亚诸港和埃及的范围内，给了城市管理海外事务的自主权。1268 年，这个权利扩大到“罗曼尼亚”（拜占庭帝国及其从前的马其顿、希腊的领地），及其它任何加泰罗尼亚的船只可达之处。在巴塞罗那商业组织进行改革期间使城市从事商业生涯的健康的精神状态仍在发展。重视工业的风气，从它在市政府的地位中便能反映出来。市议会的200 个成员中大多数是工商业利益的代表，就是他们通过了1258 年的海洋法。没有迹象说明，行会商人在市议会的组合中占支配地位。但议会仍然十分重视商业的价值，对商品的新的需求，使工业迅猛发展。

巴塞罗那既然是一个制造中心，就需要向外寻求市场，倾销剩余商品。这样，与航海有关的产品，诸如船骨、熟铁、船上索具的供应都显著增加。皮革和葡萄酒仍然是重要的产品。加泰罗尼亚最有代表性和最有价值的输出品——羊毛制品的加工，尤其繁荣。木制成品制造业，如葡萄酒桶的生产也日益发展。在所有的其它行业中，我们已领悟到技术的改进。巴塞罗那的工业准备着面对世界，它的商品和商业很快就征服了每个港口。我们掌握了一部分关于阿拉贡和加泰罗尼亚工业规模的材料，据说阿拉贡古代王国的行会和同业公会的法令中囊括了80 个行会，未曾刊布的阿拉贡文献第40 卷载满了这些法令。然而，“谁占有土地，谁就免不了战争”。法王腓力四世因对其他地区作战的兴趣太大，以至于不能同阿拉贡作战。因而，他为阿拉贡和马略尔卡商人设置了重重障碍。

詹姆斯二世没有以从事战争来回报，反之，他和他的议员们制定了一项明智的政策，通过这项政策，阿拉贡从英国和柏柏尔得到大宗羊毛，并促进国内养羊业的发展而使本国贸易能够摆脱法国的控制。阿拉贡与热那亚的关系是紧张的。热那亚曾在西西里租借地的贸易中最受宠，它眼睁睁地望着西西里被日益强盛的敌手占去，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几乎在阿拉贡刚刚稳固地控制西西里岛以后，放荡不羁的海盗活动旋即出现。

1325 年，当阿拉贡人企图把在撒丁岛的比萨人撵走时，热那亚置热那亚—比萨两国之间旧恨而不顾，派遣一支舰队去支援比萨人。因为撒丁岛是从阿拉贡的诸领地到马略尔卡和西西里岛之间的一个歇脚地。如它操于阿拉贡手中将成为横亘在热那亚近海的一个障碍。两次战争的拚搏（1331～1336 年和1355 年）以两国财匮力竭而收场。然而，海盗活动在这一世纪从无间歇。对于比西西里更远的战场，阿拉贡也兴味不减，从1326 年到1387 年期间，一个阿拉贡公爵控制着雅典公国。

1289～1335 年和1393～1398 年之间，西西里占据了杰尔巴和克肯纳诸岛，并以此为据点，控制东柏柏尔。阿拉贡的行动，常常足以兴废埃及苏丹。它与柏柏尔王国的关系始终是融洽友好的。于是，巴塞罗斯的商业既有了免受敌人侵袭的安全保障，又有劫掠敌人商业的极好的基地，在地中海上发展起来。在国外，由于它控制了有力的战略咽喉之地，巴塞罗那的商业安全有所保障；在国内，统治者之英明政策又进一步促进了商业发展。赞助商业和支持城市对阿拉贡国王是非常有利的，他们需要城市的军事援助，并对繁荣中的商业的价值给予了正确评价。1283 年，彼得三世废除了1253 年以后设置的全部道路税。

同年，盐务税的废止证明国王对鱼业加工以极大的支持。1295～1299 年间采取了一些措施，即除敌国以外确保向任何国家输出各类商品的权利。但是，国王有权禁止在急景凋年输出粮食。1323 年詹姆斯二世豁免了巴塞罗那市民的商品在他及他的继承人所辖领地内的全部王室或地方关税。1343 年规定了巴塞罗那人输出白银、铸币、金块的特权。1356 年，又给了他们一项权利，除敌对的国家以外，他们可以将任何商品装入任何船只驶向任何国家。巴塞罗那自由的商业政策与卡斯蒂利亚醉心于严苛的规定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我们早在1258 年就能够看到的商人行会，到1279 年已发展到如此的程度，即获得了从其内部成员中选举两人作为法官，听审普通审判权之外的海上讼案的权利。但是，巴塞罗那的领事裁判法庭直到1347 年以后才建立起来。这一年，市议会得到了每年选举两个海上领事和一个上诉法官的权利。他们可能有了像巴伦西亚领事法庭一样的审理一切海上讼案的司法权。1354年，这种司法权限包括了“全部王国海领”。

1380 年，彼得四世使巴塞罗那法庭终审全部海上讼事和一切商案。上诉法官的申诉甚至直接向国王的申诉也仅限于寡妇讼案、监护权讼案或涉及300 镑以上财产纠纷的审理。商人们从开明的国内方针和强有力的对外政策中得到的好处，又从巴塞罗那商业组织制度固有的传统得到增补。比较而言，1258 年商人组织还是一个势弱无力的团体。我们已洞悉它怎样获得了独立受理商业讼案的司法体系的权利。到了14 世纪，它在市议会中也有相当大的权力。（自1265 年以来）市议会的100 个成员中，已有32 个商团成员。加入这个团体是比较容易的。要求入会者唯一必备的资格，是实际从事商业、双亲都是纯巴塞罗那血统和本人在加泰罗尼亚出生。欲入会者必须由市议会和商人行会以2/3 的赞成票通过。为使巴塞罗那商业免受经纪人的欺诈，议会仍然实行确保经纪人廉洁的措施。

一系列法律的颁布进一步限制了经纪人以卑下手段获利的可能性。譬如：经纪人不能受礼受贿，不能借经营贸易而自肥，他的交易所必须对买卖双方收费。银行业发展迅速，为银行业制定的一些法律在原则上是惊人的现代化。

1290 年詹姆斯二世命令，不能如数偿付债权人（存款者）金额的银行业者即被宣告为破产者，须变卖他们的所有物来偿付债务。再则，巴塞罗那议会（1299 年）规定，银行业者禁止保存两套帐簿。一个银行业者须得在发誓以后，将其帐目记入一个帐簿上。1301 年莱里达议会要求银行业者在莱里达或巴塞罗那开业以前，交纳1000 银马克的保证金，在其他地方获得开业权利需要交纳300 银马克。市议会也采取了措施，对银行作出规定，例如要求银行必须获得许可证，并且要保证一定的开业时间。14 世纪加泰罗尼亚银行业已采用了汇票。这些汇票的形式还非常原始，但给银行家的信贷业务奠定了一个除现款以外的另一基础。这种改革的效果，是给信贷以更大的自由和使利息率必然的下降。詹姆斯一世曾制定合法利率为18％，到了1430 年，就下跌到10％。私营银行对商业有不小的帮助，但是，它们的范围太受限制，不能完全满足信贷业的需要。

因此，市议会于1401 年建立了有名的“塔沃拉”，或称为市立银行。这个机构的设立成效卓著，并且一直到19 世纪还存在。加泰罗尼亚的手工业，特别是它的大宗输出物羊毛制品的生产不断递增，使商业有一个货源充畅的坚实基础。基督教徒开始从事从前被藐视并只留给犹太人干的诸如经纪人之类的职业，甚至政府也派出由贵族指挥的船只来从事贸易。作为14 世纪巴塞罗那商业特征的这种繁荣昌盛，是它明智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理所当然的结果。亚历山大的贸易尤其值得注意。阿拉贡继承了霍亨斯陶芬家族旧有的与埃及亲善的政策，而詹姆斯一世保持了和这些伊斯兰教苏丹的友好关系，彼得三世继续维持了这些关系。阿方索三世（1285～1292 年）时期其关系甚至更为密切，1290 年和苏丹结成了攻守同盟。阿方索的目的是在与法国和教皇的角逐中得到埃及苏丹资金（如果不能提供人力）的援助。这个同盟条约的商业条款之一，规定不禁止向埃及出口铁、武器或木材。然而，鉴于阿方索很快放弃了同教皇和法王的斗争，接受了屈辱的塔拉斯孔和平条约，因而，上述条款是否得到批准尚属疑问。

但当詹姆斯二世即位之时，因敌人的重重围困和教会开除教籍的威逼，他实际上签定了一个同样的条约。可是，当他1302 年与教皇再签订和约以后，又被迫颁布一个禁止与伊斯兰教国家通商的法令。但这个法令似乎纯粹为了政治目的，并没有认真执行。就在1322 年，爱尔兰的方济各会修道士西蒙·西米恩尼斯在去圣地途中，于亚历山大发现了一个加泰罗尼亚的商馆。1338 年教皇又颁布了一个不准与埃及贸易的禁令，但埃及苏丹贿赂了国王彼得，禁令未能实施。1336 年，阿拉贡伟大的编年史家朱里塔谈到了关于阿拉贡与亚历山大的贸易规模。直到1381 年，巴塞罗那继续向亚历山大派遣众多的领事。

1386 年，3 个巴塞罗那骑士被派往埃及签订了一个通商条约。尽管巴塞罗那与埃及的贸易旅途漫长（往返需10～11 个月），面临着海上劫掠的盛行，教皇的禁令，热那亚的商业劫掠者，伊斯兰教徒的革命以及贸易的高额过境税，巴塞罗那同亚历山大的商业贸易一直繁荣。阿拉贡对全部伊斯兰国王的和平与中立政策，或许是非基督教行为，但是，对本国却是非常有利的。在叙利亚，加泰罗尼亚人在贝鲁特和大马士革已经有了商馆。大马士革的加泰罗尼亚领事管辖权包括叙利亚和小亚美尼亚。与小亚美尼亚贸易的痕迹可回溯到1293 年，当詹姆斯二世派一个大使到蒙古乞合都汗处时，也递交了一封信给小亚美尼亚的国王，要求为加泰罗人设置一个贸易大厅和公寓，为加泰罗尼亚人降低关税。这个国家的商业领事权在被置于大马士革领事馆所辖之前，由法马古斯塔的领事馆管辖。

巴塞罗那与利凡特诸岛也有商业关系，1302 年塞浦路斯舰队截获了一艘据供述是往返于坎迪亚和埃及之间贸易的加泰罗尼亚商船。下一个世纪，我们发现在坎迪亚设有巴塞罗那的一个领事。加泰罗尼亚的船只至少也偶尔光顾罗得岛，他们到那里的兴趣之一是圣约翰骑士团的西班牙地产与其总部之间移交专款。但是，加泰罗尼亚人同这些岛国之间的贸易和同东方商业中心之一的塞浦路斯的交往相比，十分微少。当阿克于1291 年失陷之时，西方的商人旋即出走法马古斯塔，去取得贸易租借地或者去保护他们已经占有的地方。亨利二世把加泰罗尼亚商品的进出口关税定为2％，转运商品的出口税为1.5％。这一税额的确定带来了商业的繁荣昌盛和持续发展，直到1373 年热那亚人占领法马古斯塔之时。

与罗曼尼亚签订的重要商业协定，也许可以推溯到巴塞罗那被允许在拉丁帝国设置领事的早期时代。不管怎样，关于这个商业来往，我们还是有一些事实的。1285 年，从罗曼尼亚返回的加泰罗尼亚人和西西里人的船只因受部分热那亚海盗的劫掠而得到热那亚政府的财政补偿。1290 年，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卡二世确定在帝国疆域内对从事过境贸易的阿拉贡国民征3％的进出口商品关税。在痛苦的“加泰罗尼亚兵团”①的插曲以后，加泰罗尼亚人与君士坦丁堡继续维持了一定量的贸易。这笔可观的贸易促使阿拉贡国王在1320 年派遣一个特使到拜占庭对不合理的关税规定提出抗议，同时，在1352年，热那亚和迈克尔·巴列奥略（拜占庭皇帝）之间签订的一个和约中，有一条规定，将威尼斯和加泰罗尼亚商业拒之于帝国门外。

但是，1383 年加泰罗尼亚至少在佩拉还驻有一个领事。除上述材料之外，我们再没有14 世纪加泰罗尼亚商业在东罗马帝国的资料。当1395 年跛子帖木儿劫掠塔纳的时候，有迹象表明一些敢于冒险的加泰罗尼亚商人成功地取得了进入黑海的贸易。然而，由于威尼斯和热那亚惟恐他人染指，警惕地防护着那里的贸易，加泰罗尼亚人大量分享黑海贸易似乎不可能了。加泰罗尼亚兵团的漫长经历，以及从1326 年到1387 年雅典公国掌握在加泰罗尼亚人手里的事实，或许会证明阿拉贡在希腊贸易中得到了某些好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加泰罗尼亚人在雅典统治之初，对商业绝对有害。巴塞罗那在此地的利益的重要性不足以派遣一个领事。不过，雅典公国作为海军的出海港口毕竟是有用的。希腊的摩敦（威尼斯人1204 年劫掠的地区）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威尼斯和巴塞罗那之间存在的良好意愿（这是他们同仇敌忾地对付热那亚的结果），使巴塞罗那得以染指于该地贸易，摩敦是它设有领事的商业城市。

于是，14 世纪期间，巴塞罗那的商业在东部地中海得到了充分的扩展。它在利凡特贸易的主要中心是亚历山大。巴塞罗那的贸易在地中海的意大利辖区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可以预料得到，这一有利形势，应归于阿拉贡家族对西西里岛的占有。西西里成为他们赞助这次冒险的一个报酬，加泰罗尼亚早期接受的贸易属地，保证了他们的西西里地区商业繁荣。1285 年，西西里的詹姆斯一世给了他们在巴勒莫派驻一个领事的权利。1288 年热那亚在这里享有的特权和应得物转让给了巴塞罗那商人。1296 年从西西里到巴塞罗那的谷物输出全部免税。意大利从西西里获得了大宗谷类产品。这就形成了一个沿海岸的贸易，它在加泰罗尼亚人的西西里商业中很快成为大宗贸易的项目。

事实上，在热那亚对阿拉贡的战争中，大多数截获物是来自西西里和撒丁岛的谷物船只。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忘记，西西里，特别是墨西拿港口，是一个西方产品和利凡特以及远东的产品交换的巨大市场。只要西西里还属于阿拉贡，这个贸易的优势就属于巴塞罗那。这一切，引起了从前享有这个优势的热那亚人十分不满。西西里为加泰罗尼亚的羊毛制品提供了又一个市场。它对西班牙的主要出口是丝绸和水果。西西里的贸易变得如此重要，以至于在建立巴勒莫领事馆以后的50 年内，巴塞罗那在该岛又派驻了3 个总领事和附属的17 个领事。征服西西里的后果之一，是疏通了亚得里亚海到加泰罗尼亚的贸易，这为一支加泰罗尼亚人的雇佣兵团，由加泰罗尼亚贵族罗哲·德佛劳尔领导。

先参加法国西班牙贵族争夺西西里岛的战争，战后受雇于拜占庭皇帝安德罗尼卡二世去小亚同土耳其人作战。因纪律涣散，骚扰百姓，且目无皇纲，全不把拜占庭皇帝放在眼里，与拜占庭皇帝及臣民矛盾日深。1305 年，其首领被暗杀，引起拜占庭和加泰罗尼亚人的长期战争。1307 年后其势力转向希腊半岛。——译者意味着与拉古萨、安科纳、曼夫雷多尼亚和威尼斯的通商。加泰罗尼亚与威尼斯的关系总是特别友好。和意大利其它地区也继续保持着贸易。尽管战争时有发生，加泰罗尼亚与热那亚、比萨还是时断时续地维持着商业往来。巴塞罗那和巴勒莫、那不勒斯之间的贸易关系是稳固的。在教皇国至少也有两个加泰罗尼亚商人。佛罗伦萨和巴塞罗那有特别亲密的贸易关系。在中部地中海地区，巴塞罗那与撒丁岛和马耳他保持着商业关系。撒丁岛出口的食品——肉类、干酪、牛羊板油和谷物，需求量都很大，巴塞罗那与该岛的贸易十分重要，以至于撒丁岛在并入阿拉贡辖地以后，立即在此处设立了一个领事，不久就增至四个。

从1335 年到1511 年巴塞罗那在马耳他也设有领事。北非地区的商业早为加泰罗尼亚商人所熟知。我们已经洞晓了詹姆斯一世在这些地区遵循着的什么样的政策。他们彼此间关系不仅限于签订单纯的商业条约，甚至包括了两方的军事盟约。在詹姆斯一世以后的统治期间，这个政策一直继续下来；实际上，阿拉贡国王和马格里布君主之间的政治关系比以前密切多了。1285 年阿拉贡与突尼斯签订了盟约；盟约的条款之一是特许突尼斯军舰在阿拉贡诸港整修。1292 年，在阿拉贡占领撒丁岛之前，从突尼斯国王处借了一笔款项用于军费开支。后来，又分别在1309 年、1314 年和1323 年与布吉亚签订了一系列条约。1309 年，阿拉贡国王援助摩洛哥国王从格拉纳达的摩尔人手中收复了休达。

1357 年，阿拉贡和摩洛哥结盟反对“残忍者彼得”。如果阿拉贡和柏柏尔人之间未曾有过大宗贸易，那么，他们之间这种政治上的亲密关系就是不可思议的了。加泰罗尼亚人把布匹、葡萄酒、谷物、豆类、番红花贩入柏柏尔人地区。他们也出卖（甚至租赁）船只给北非人。柏柏尔输出多种物品，其中包括油类、蜂蜡、食糖、奴隶、马匹、腌鱼、皮革、树皮、染料以及柏柏尔商人从更远的东方输入的商品。然而，最重要的输出还是珊瑚。对这项商品的经营，加泰罗尼亚人处于实际的垄断地位。加泰罗尼亚同柏柏尔人的贸易是重要的，但同它在利凡特的经营相比，却不应予以高估。可以预料，阿拉贡和卡斯蒂利亚、南部法国的贸易，使它们感到了它在公海商业扩张的影响和国力的增强。1282 年加泰罗尼亚人在塞维利亚建置了一个领事馆，他们运去谷物、贩回羊毛织品。1327 年又分别在马拉加和阿尔梅里亚建立了领事馆。1301 年在南部法国的蒙彼利埃也派驻了一个领事，可见，加泰罗尼亚的商业势力是强大的。

14 世纪，加泰罗尼亚的贸易在“海勒立斯石柱”以外也显示出很大的增长。在这些地区与佛兰德的贸易是最有价值的。早在1267 年，加泰罗尼亚商人就已经在这里出没。但是，1300 年以前，阿拉贡和佛兰德之间没有持久贸易的征象。1378～1379 年，在布鲁日对外商征收“人头税”的一个清册中，税额的分摊情况记载如下：卡奥尔人200 利佛尔，佛罗伦萨人100 利佛尔，威尼斯人100 利佛尔，加泰罗尼亚人100 利佛尔，米兰人80 利佛尔，卢卡人70 利佛尔，热那亚人50 利佛尔。值得注意的是清册中没有提到卡斯蒂利亚人。1405 年，布鲁日、伊普雷和根特的领事写信给巴塞罗那市议会，抱怨布鲁日长官实行了一些新的贸易规定，36 个加泰罗尼亚商人因违犯这些规定，被分别处以25 埃斯库多罚金。1411 年的一份“服罪书”里，在布鲁日的威尼斯人被罚款100 利佛尔，热那亚人100 利佛尔，加泰罗尼亚人80 利佛尔。

后来，1438 年，因反叛事件，布鲁日被勃艮第公爵课以罚金，这些罚款均由外商帮她支付了。葡萄牙商人交付了200 利佛尔，威尼斯人付200 利佛尔，热那亚人付150 利佛尔，加泰罗尼亚人付100 利佛尔，阿拉贡人付50 利佛尔。14 世纪初，在英国也有加泰罗尼亚的商人。爱德华一世在授与外商优惠特权证的时候提到他们。然而，无以证明他们在英国的贸易有过任何引人注目的规模。14 世纪的商业年鉴中涉列英国最多的是关于她的海盗行为。每一个与低地国家有海上贸易的南部民族毫无例外的蒙受着英国人的袭击之苦。1418 年，亨利五世颁布专利特许状给阿拉贡国民。我们掌握着1441 年巴塞罗那市议会交给一个英国羊毛购买主的命令，但是，这些资料不足以使我们肯定巴塞罗那与英国有任何重大的贸易。1418 年，阿拉贡与热那亚之间爆发了公开战争，这场战争后来因为阿方索国王和昂儒家族争夺那不勒斯女王乔安娜的继承权而变得复杂化了。起初，阿方索是成功的。

1425 年，他围攻热那亚，占领了那不勒斯。可是，命运是无常的，1435 年，阿拉贡舰队在蓬察岛被摧毁，国王本人成为俘虏。经过两年监禁，仰仗米兰公爵的势力才得以释放。后来，战争继续进行，阿方索终于签订了和约，那不勒斯成为其当然的属地。至此，阿拉贡权势达到了鼎盛。1343 年，阿拉贡兼并了马略尔卡和鲁西荣。1397 年，又吞并西西里。这样，唐·阿方索的王国除了伊比利亚半岛的领地以外，还包括马略尔卡、鲁西荣、撒丁岛、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王国。可以想象，在意大利南部，阿方索的征服给阿拉贡在南意大利的商业以一个很大的刺激，那不勒斯、加埃塔、伊斯基亚和奥特朗托都已是驻有领事的城市，与亚得里亚海沿岸各港口、威尼斯、安科纳和拉古萨的贸易也显露出非常活跃的征象。而拉古萨似乎特别引起加泰罗尼亚人的兴趣。但是，任何繁荣的贸易数额都不足以弥补居主体的埃及贸易所承受的重创。

15 世纪上半叶，埃及史册上灾难连绵。这种不幸的局面最初部分地归咎于某些苏丹的贪欲和狂信。然而，在东部地中海巴塞罗那商业灾难的最根本原因是加泰罗尼亚海盗船有害的活动。即使我们不提岁入主要依赖贸易的一个穆斯林王公的愤恨，海上劫掠也会激起上天的震怒。因此，除了三个短暂的时期外，在整个15 世纪上半叶，亚历山大、大马士革（当时叙利亚是埃及王国的一部分）这些难得的市场都绝对的对加泰罗尼亚人关闭着。埃及的贸易丧失了。然而，这个挫败，并不是加泰罗尼亚商业遇到的唯一不幸。它与热那亚的战争蜕化成长期的海上劫掠。除了道德上的影响，加泰罗尼亚商业的物资损失是惨重的。后来，埃及以西的柏柏尔诸国海上劫掠也滋长起来。这个现象，是较晚出现的。海盗匪帮从被放逐的西班牙摩尔人，宗教狂信者中得到了补充。而海港的这些暴徒骚扰非洲海岸，掠夺商业。

到15 世纪中叶，他们已经构成了实际的威胁。阿方索五世死时（1458 年），他应允意大利人的大部分重要特权都被取消了。这样，给了加泰罗尼亚商业又一个打击。但阿方索的死，给王国广大的疆域带来的损失，远比与意大利贸易的丧失更为惨重。倘若他的继承者保持阿拉贡国王常有的气度，遵循他们传统的重商主义政策，上半世纪战争的损失，或许已得到弥补；柏柏尔诸国可能放弃海上劫掠，加泰罗尼亚海盗船的活动也可能被遏制。总之，新征服的领地提供了和平与秩序的境况的手段，能使阿拉贡商业达到它从前繁盛的水准，甚至更高。可是，这只是历史上当个人因素起决定作用时的机会之一。不幸，阿方索将西班牙、西西里、撒丁岛诸领地留给了他的弟弟约翰二世，此人是一个卑鄙的傢伙。加泰罗尼亚人很快举行了起义，推选阿方索五世的长子唐·卡洛斯作为他们的领袖。他们干得很成功。1461 年宣布停战，约翰同意协商，承认了加泰罗尼亚人的全部条款，答应不再涉足加泰罗尼亚，并要派唐·卡洛斯作为他的代理人统治巴塞罗那州。但三个月以后，这位年轻的王子死了。据揣测是被毒害的。不久，在王国领土上，法国和卡斯蒂利亚的军队鱼贯而入。

1462 年6 月11 日，加泰罗尼亚宣布脱离阿拉贡而独立，战争仍在继续。然而，加泰罗尼亚人在寻求统治者时运气不佳。卡斯蒂利亚的亨利拒绝了他们的效忠，葡萄牙的“城主”彼得统治了两年半又死去；昂儒的雷内最初是一个成功的领袖，但是，后来却因固执而多疑招致失败。最后，约翰于1472年写了一封妥协信给巴塞罗那议会，表示了高尚的友谊：不咎既往，承认从前的立法和特权。这时，加泰罗尼亚人的国王已年迈昏庸；可恨的乔安娜也死了，加泰罗尼亚又疲于战争，于是，约翰的条件被接受了。他对加泰罗尼亚的统治，一直维持到1479 年。接下来是巴塞罗那的历史，在这一时期，当国内和平安定以及执行强有力的对外政策之时，审慎地鼓励商业，对它的昌盛是绝对必要的。然而，14年的战争，随以7 年的约翰统治，几乎羁绊了加泰罗尼亚的海运业。

它的最后的和完全的衰落，是在斐迪南（约翰之子）和伊莎贝拉统治时期。西班牙的联合并不意味着伊比利亚半岛关税限制的废止；每一省仍然把其它省的市民当作外国人看待。甚至在加泰罗尼亚的一些城市，也推行排斥巴塞罗那制品的现行政策，以此保护本地的产品。1487 年，斐迪南在加泰罗尼亚设立了宗教法庭。这对商业几乎是致命的打击，因为在这个灾难时期，好像实际上能够从事工商业的只有犹太人或犹太血统的“皈依基督教者”。到了葡萄牙发现由水路到达印度的时代，巴塞罗那的商业已经是事过境迁了。事实上，随着贸易利益转移到大西洋沿岸，地中海的贸易就颓然衰落了。至于在13、14 和15 世纪期间设立的55 个领事馆，到了1550 年只有马塞、墨西拿、热那亚、巴勒莫和那不勒斯5 个保留了下来。阿拉贡和巴塞罗那工业的历史比它商业的历史更简单。最重要的手工业产品是毛织品。

15 世纪，加泰罗尼亚人开始仿造外国的呢绒。例如像爱尔兰的哗叽；兰斯、奥斯坦德的驼绒和其它佛兰德城市的织品。1522 年，仿制品名目更多，其中有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佛兰德和英国制品的仿制品。这时，加泰罗尼亚的呢绒在法国大量地使用，伦巴第输入了巴塞罗那毛织品值12 万威尼斯都卡特。为了保护羊毛的生产，对原毛输入征收高额关税；1422年，禁止了羊毛进口。同年，巴塞罗那议会决定严禁输入国外的毛织物、丝绸或黄金；在严苛的惩罚之下，除了加泰罗尼亚和王国其它省的纺织品以外，任何家庭或个人都不能穿用外国或外地的衣料。在1422 年召集的一次以协商改良商品和实行贸易保护为宗旨的手工业者会议上，呢绒企业主和染匠草拟了97 项条款，涉及毛织物的制备、不同商品的质量、纺织工人的责任以及染色的规定等问题。羊毛行会的检查员督促着这些规则的执行。巴塞罗那的染匠越来越出名，以至国外的纺织品也送到此地染色加工。毛织业远不是巴塞罗那最重要的行业，巴塞罗那所拥有的精干的人力和丰富的自然资源，尤其是矿物资源，更使它生产出了其它的商品。重要的工业有绳索制造业、制革业、制帽业、甲胄制造业、刀剑制造业、制陶业、玻璃制造业、帆布制造业和棉织业等。洋铁匠、铜匠、钢铁制造匠人在竞争中得到了保护，其关税率是50％。如此的高额税收对于皮制商品、熟皮、鞋的输入同样生效。但丝绸不属于应征税之列。

15 世纪以前，还没有引进丝绸生产技术。然而，加泰罗尼亚人与西班牙摩尔人经常有接触，和北非的摩尔人也来往频繁。为什么他们没有更早些学到丝绸织造的技术呢？巴塞罗那出口的另一种商品，是手工制作的珊瑚，这种珊瑚产于北非海岸和地中海其它沿岸地区。盐也是重要的输出物，腌肉似乎已大量地舶运国外，薰猪肉出口数量也很大，以至1534 年通过一项立法禁止外运。番红花是非常重要的输出品，还有蜂蜜。1394 年，一艘装载番红花和蜂蜜的货船从巴塞罗那开往亚历山大途中被热那亚海盗船追击。番红花也用船北运到其它地方，要证实其重要性是不乏材料的。中世纪巴塞罗那的磨石也非常著名。磨坊、制革作坊、铁匠作坊、铁厂等等和金、银工艺品技工、制陶业工匠遍及各地。这些行业主要由犹太人或基督教统治下的穆斯林经营。其它的物品有木器（包括葡萄酒桶）、小兽皮、兽皮、玻璃制品、船具、麻索、毛绳和草绳以及腌肉等。15世纪引进了造纸术，1461年，热那亚截获了巴塞罗那的一艘船，货物中有17000 支芦杆笔。

谢选骏指出：作为马克思胯下的经济动物，身在自由社会的美国教授依然是个睁眼瞎——他只见西班牙的经济，不知西班牙乃是十字军运动的策源地——八百年的复国运动最后冲出欧洲、到了美洲、太平洋、环绕地球——这是福音运动的冲击波，也是塑造经济基础的精神力……马克思的拜物教徒视而不见乎。

【第十五章  巴尔干半岛、希腊和利凡特】

“中世纪东欧和西亚、南亚之间的商路分为两部分：北部商路，主要经过陆地；南部商路，主要经过海洋。前者连接中亚、中国、印度和小亚细亚；后者经由叙利亚和埃及。每部分商路又有支路，它们在阿勒颇附近进入亚洲，分别通向大不里士和巴格达。对于大部分商品来说，南部诸商路，特别是取道红海的商路运输比较便宜，因为它们多半经过海洋。但对于比较昂贵的香料来说，这种看法就不甚重要了，主要是由于香料在船舱中易于受损”。北部商路对于君士坦丁堡有利，共有四条：（1）从顿河河口的塔纳经里海顶端到印度或中国。（2）从特拉布松到大不里士，再绕过里海海角到东方。（3）从亚历山大勒达湾的拉贾索，经大不里士或（4）经巴格达到东方，穿越亚洲或取道波斯湾。特拉布松和拉贾索是到“蒙古各国的主要门户”。

在大约1340 年蒙古帝国崩溃以前，西方和远东之间的贸易往来是畅通无阻的。蒙古人民是异教徒，但他们是宽容的。甚至当西部蒙古人成为伊斯兰教徒，土耳其人开始扩张的时候，东西方的交往仍然持续着，尽管不像以前那样便利。伊斯兰教化的蒙古人和土耳其人对于基督教商人深入到他们内地活动取敌视态度，但是却愿意与他们在黑海、爱琴海和地中海港口进行贸易。只是在马木路克埃及与基督教的商业关系几乎完全中断。教皇对于马木路克王朝毁灭耶路撒冷王国的举动从不宽恕，禁止与埃及的一切商业往来。对违犯者实行驱逐出教、褫夺公民权、继承权及根据遗嘱处理财产权利的惩罚。教皇梦想建立一支国际海军，在地中海上巡逻，并压制非法贸易。医院骑士团和塞浦路斯王国的舰队企图实现这项计划，但徒劳无功。但是因为与埃及的贸易有利可图，因而难以阻止。

尼古拉四世、卜尼法斯八世和本尼迪克十一世缓和了这项禁止贸易法，允许与埃及进行贸易，但违禁品的贸易除外。威尼斯数世纪以来几乎垄断了与埃及的贸易，在1302 年，与苏丹签订了一项新条约。热那亚和比萨在亚历山大驻有领事，这证明那里有他们的商人。在亚历山大的基督教徒的殖民地一定是相当大的，因为甚至在阿拉伯的史料中都提到了它。这些禁令自然就增加了那些对于塔纳、拉贾索、特拉布松以及君士坦丁堡有利的陆路商业，君士坦丁堡是利凡特商业的交易所，所有来自东方的商路都在这里汇合。控制这项巨大的东方贸易曾是威尼斯在1204 年征服拜占庭帝国的决定性动机，也是热那亚于1261 年推翻威尼斯在黄金角统治权的目的。

1204 年的第四次十字军使拜占庭帝国分崩离析，但并未使之彻底毁灭。当异族征服者立足于君士坦丁堡、希腊和爱琴海的时候，在特拉布松和尼西亚的地方王朝还保存着拜占庭帝国的传统；在伊庇鲁斯，一个当地的大姓自称“君主”，把拉丁人驱逐出萨洛尼卡，在那里为拜占庭帝国取得了一席之地。尽管这三个国家彼此争斗，但它们有着拉丁人这个共同敌人，并且每个国家都密切注视着拉丁帝国的日益衰落，等待着收复失去的世袭领地之时机的到来。1261 年，当这个时候来到，威尼斯在博斯普鲁斯的统治被推翻的时候，是尼西亚皇帝重新统一了巴尔干半岛和小亚细亚，形成了复兴的拜占庭帝国。但是拜占庭帝国从来未从第四次十字军的打击下完全恢复元气。以巴列奥略诸皇帝为代表的帝国“复兴”是不完全的。帝国没有恢复它先前的领土统一，也未曾恢复失去的权利。

直到1453 年灭亡时，它一直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国家。迈克尔八世仅仅把古代科穆宁帝国的一部分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色雷斯被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占领着；亚得里亚海岸形成伊庇鲁斯君主国，并处于威尼斯和西西里王国的争议之中。帖撒利是一个独立的公国。伯罗奔尼撒半岛是雅典和阿黑亚公爵领地，处于法国王朝的统治之下。埃维亚① 大岛被伦巴第血统的王公统治着。爱琴海诸岛做为一个整体构成了独立的纳克索斯公爵领地。因此，新的拜占庭帝国仅仅包括巴尔干半岛的中部和东部以及小亚细亚西部，由于1261 年的革命是从尼西亚开始的，故小亚细亚西部被合并到欧洲部分。一句话，我们要区别两个区域：爱琴海以北以东的希腊地区和爱琴海以南以西的拉丁地区。即使在这个有限的范围以内，拜占庭帝国的统治也是受到限制的。

热那亚事先要求大量商业特权作为它策划革命的报偿。热那亚人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利凡特贸易的垄断权从威尼斯转移到他们自己手中。利古里亚共和国并未参与第四次十字军，现在却因为发誓同威尼斯人作战，而被授予在整个希腊帝国和皇帝所要征服的、威尼斯人所占诸岛（克里特和内格罗邦特）自由经商的特权。热那亚人被获准在阿那卡、莱斯博斯和盛产乳香的开俄斯岛建立殖民地..他们获得了士麦拿城，并获准在光复君士坦丁堡后，以其郊区卡拉特为热那亚人特区。最后，对他们的敌人封闭黑海。自1261 年宁费昂条约签定之日起，热那亚就作为利凡特势力开始发展。

威尼斯仅仅保住了它先前领土中的埃维亚（或内格罗邦特）及克里特岛以及伯罗奔尼撒半岛②海岸的科龙和摩敦。两大岛屿盛产小麦、油、酒，蜡、蜂蜜、生丝和熟丝。科龙和摩敦，则是去圣地的香客登岸的重要港口，是基督教和犹太商人的繁荣的殖民地，二者中科龙尤为重要，并以胭脂红的生产著称于世。在这种分裂而复杂的条件下，陆地和海洋贸易的无数困难艰辛是可想而知的。威尼斯和昂儒查理对热那亚和拜占庭帝国的全面战争似乎迫在眉睫。但由于1282 年的西西里晚祷事件以及随之而来的昂儒家族国王势力的灭亡，这场战争避免了。

1294 年，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酝酿已久的战争爆发了。热那亚舰队袭击了克里特岛上的坎迪亚，并摧毁了摩敦港内一支威尼斯商船队。威尼斯则攻击君士坦丁堡的热那亚殖民地作为报复——当时卡拉特的墙垣还未完工——并捣毁了属于热那亚扎克利亚兄弟的弗西亚岛上的明矾作坊。从此以后，拜占庭皇帝没收在帝国境内发现的威尼斯商人的货物，热那亚人也与当地人一起对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商人进行大屠杀。最后，威尼斯和热那亚于1299年媾和。但拜占庭帝国并未参与，威尼斯继续进行着卓有成效的战争，直到1303 年，皇帝同意赔偿威尼斯遭受的损失，并让给它4 个小岛屿。条约的款项中有一条规定禁止威尼斯商人深入帝国腹地经商，或从事盐和乳香贸易。在这些方面，皇帝寸步不让。但威尼斯继续策划反对巴列奥略皇帝，并且多年来一直做着重建拉丁帝国的迷梦。晚至1320 年，它还在为此目的而策划。

此时及很久以后，伯罗奔尼撒半岛普遍被称为莫里亚。该称呼最早见于1111 年，开始似乎只指埃利斯海岸，后用于全岛。该称呼的起源问题仍在争论中。

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业竞争是14 世纪利凡特历史的关键。竞争的地区可分为5 个：黑海地区、巴尔干半岛、爱琴海诸岛和莫里亚、叙利亚和圣地、埃及。土耳其人、帖木儿和马木路克是制约这场竞争的主要外部因素——前两者在小亚细亚和黑海地区，后者在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在俄国，克里木的鞑靼人是另一个因素。对这段复杂历史除了按地区叙述外，用任何别的方法都将引起混乱。我们先叙述黑海地区。根据1261 年宁费昂条约，热那亚取得以前威尼斯在黑海北岸的商业代理处，其中顿河河口的塔纳和克里米亚的卡法最为重要。前者作为由中亚经阿斯特拉汗国而来的商路的终点站而具重要性，这里的商品具有东方特点。后者是来自俄国的原料如毛皮、琥珀、树脂和天麻的交易场所，而克里米亚则提供大量的马匹和小麦。此外，还有奴隶和腌鱼。但是，克里木鞑靼人和钦察地区金帐汗国的蒙古汗双方都向热那亚人寻衅。不久，热那亚人发现，他们背后是威尼斯的阴谋。

1343 年，热那亚人被暂时赶出了塔纳，但1347 年他们又回到此地。无论如何，威尼斯人在顿河对岸占据了一个基地，由此向别处扩展，主要是克尔索涅斯半岛上的索达亚（或称苏达克）。与此同时，由于1302 年加泰罗尼亚兵团的入侵在希腊造成了一种新的变化。这支由冒险家和刽子手组成的臭名昭著的军队自1282 年以来就一直驻在西西里，阻挠昂儒家族恢复此岛的计划之实行。1302 年，在经过20 年的战争解决了这一问题之后，加泰罗尼亚人发现已无人雇佣他们。在这关键时刻，拜占庭帝国的小亚细亚诸省第一次为日益发展的奥斯曼土耳其势力所威逼，皇帝安德罗尼卡二世邀请加泰罗尼亚雇佣兵前去援救。

1306 年，一支土耳其人被加泰罗尼亚兵团司令官罗杰·德佛劳尔征用，作为他的海盗军队，首次来到欧洲，他们不是去帮助皇帝，而是袭击了马其顿和希腊。在希腊的克菲苏斯一战（1310 年），法国的骑士之花被屠杀。由于这次打击，拉丁人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统治一蹶不振。加泰罗尼亚大兵团在莫里亚安营扎寨并建立了一个国家，一直延续到14 世纪末。然后，早在这个世纪之初就在科林斯占有一个据点的佛罗伦萨的阿奇阿茹里家族作为雅典公爵继续进行统治。①这对于希腊的破坏甚于对巴尔干半岛的破坏——对内陆的破坏甚于对沿海地区的破坏——所以，尽管产生了这样的浩劫，尽管爱琴海上海盗横行，热那亚和威尼斯继续进行商业活动。在希腊的废墟上崛起了卡拉特。在君士坦丁堡，威尼斯人现在扮演着次于热那亚人的角色。1346 年前后热那亚在士麦拿还占有一个地盘，并拥有弗西亚的明矾产地，尽管这两个地方都受到土耳其人的威胁。此后，土耳其人的发展引起了注意。土耳其人是土库曼人的一支，13 世纪初，他们在其世袭的部落酋长率领下定居于霍拉桑，他们的首领叫奥斯曼，因而他们就叫奥斯曼土耳其人。

1220 年，蒙古人来到的时候，他们向西迁移，先寄居在阿塞拜疆，后到亚美尼亚。由此侵入小亚细亚的伊科纽姆苏丹国家，蒙古人的入侵已使之瓦解。起初，土耳其人的家庭总共不到400 个，但在他们迁移时，随着与他们的状况相同的游牧部落的加入，它们的数目增加了。

雅典在阿奇阿茹里家族统治下复兴了。那个时代的一幅热那亚地图上，当时以“雅典的港口”而闻名的比雷埃夫斯港第一次被称为狮子港，此名称由威尼斯兵工厂前面的巨大的花岗岩石狮而来。此时，小亚细亚分裂成众多的小公国。伊科纽姆的苏丹起初雇佣土耳其人做雇佣兵去征服他的分裂出去的国家，但不久土耳其人在多里立昂附近建立了自己的小公国，并开始蹂躏拜占庭在小亚细亚的领土。1340 年蒙古帝国的彻底崩溃便利了土耳其人的扩张。但更为重要的事实是，这种崩溃对直通中国的北部道路破坏严重，以至这条商路几乎废弃了，而经由波斯的道路也变得困难了。结果是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请求教皇缓和对埃及的政策，并授予贸易特许状，因而南路的贸易获得了改善。14 世纪中叶起，土耳其势力的发展是利凡特历史上的一个决定性的事件。1308 年，土耳其人攻占以弗所，1326 年夺取布鲁萨，并定为第一个首都。1328 年，尼科墨迪亚陷落。1330 年，曾召开过宗教会议的古城尼西亚被攻克。

1330 年左右，苏丹们创立了叫做禁卫军的著名步兵部队，是征募受过伊斯兰教育并受过严格训练的基督教儿童建立的。他们的纪律和理想也就是当年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在其极盛时期的纪律和理想。因为像十字军骑士团一样，禁卫军人也宣誓实行独身主义。伊斯兰教托钵僧随军出发以保持他们的狂热之火常燃不熄。1344 年，士麦拿被攻占，但热那亚人获准留在那里。可是这一次希腊人在小亚细亚除了斯库塔里和费拉德尔菲亚之外一无所获。黑海和普罗蓬蒂斯的小港口被占领。与此同时，在小亚细亚东南角迄今一直保持着一种朝不保夕的独立地位的小亚美尼亚王国于1347 年被马木路克消灭。这个事件对利凡特商业毫无影响。因为随着阿克在1291 年的陷落，拉贾索港口成为东方的主要港口之一，并且由于教皇关于埃及贸易的禁令而更加繁荣了。居民们逃向塞浦路斯。

到14 世纪中叶，利凡特只有两个基督教公国幸存下来，这就是医院骑士团的罗得岛和塞浦路斯岛国。前者对于商业业无足轻重，但塞浦路斯却成为东方的明珠。在法玛古斯塔有着地中海各海上强国的帐房和货栈。至于拜占庭帝国，到14 世纪中叶它似乎正趋于瓦解。在小亚细亚，拜占庭仅仅保有斯库塔里郊区，费拉德尔菲亚和弗西亚的两座城市。各个独立的埃米尔统治着南部和中部，奥斯曼人占据北部。7 年后，他们将由此进入欧洲，8 年多以后，将迁都亚得里亚堡。拜占庭的欧洲各省已被保加利亚帝国的疆界，尤其是被当时巴尔干半岛上最强大的国家塞尔维亚的迅速发展所分割。

1329 年斯蒂芬·杜尚吹嘘自己是“塞尔维亚人和希腊人的皇帝”，他提议瓜分塞尔维亚和威尼斯之间那奄奄一息的帝国遗留下来的部分。但除了授予威尼斯在塞尔维亚自由经商的特权之外，这个建议并没有别的结果。到1350年，该计划注定要化为泡影，因土耳其人掌握着巴尔干各国的命运。然而，爱琴海的局势一度发生奇特的转变，威尼斯和热那亚由此受到鼓舞，希望恢复被毁坏的拜占庭帝国，并挫败土耳其人。尽管威尼斯和热那亚分别与土耳其人签订了商约，但土耳其人的威胁变得如此之大，以至它们暂时弃嫌修好。两个国家都看到他们的特许权和航运业日益遭到危害。这种经济的自我利益促使它们支持教皇克列门六世发起的十字军运动。1344 年，一支国际舰队组成了，包括热那亚军舰4 艘、威尼斯6 艘、塞浦路斯6 艘、罗得骑士6 艘。司令官是开俄斯的马丁·扎克利亚，因他害怕弗西亚的明矾矿落入土耳其人手中，也害怕失去开俄斯的巨额乳香收入（他从皇帝手中取得了这项收入的特许权）。

这支海军于1344年10月28日突然出现于士麦拿港，焚毁了那里的土耳其船舶，劫掠港口，屠戮居民。一些顽强的商人和银行家立即在那里营业。土耳其人的反攻失败了，士麦拿在医院骑士团的保卫下依然处在基督教徒的控制之下。不久以后，马丁·扎克利亚被土耳其人俘获并处死。基督教徒收复士麦拿的消息传入西方，使人们为之振奋，像一次十字军一样激发起某种情绪。一个荒诞不稽的说法在流传着，说士麦拿的保护圣徒约翰率领一支20 万基督教徒组成的神奇大军出现了，并消灭了130 万异教徒。教皇命令舰队在黑海采取行动以解救此时正遭克里木鞑靼人围困的卡法。但精明的热那亚人根据“两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的理论，把远征的目标“转”到迄今仍附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开俄斯，开俄斯于1346年沦陷，它被热那亚人所占领是一个奇特而有趣的故事。开俄斯岛上丰富的产品长期以来承包给热那亚大商人扎克利亚家族。它几乎完全从事于乳香生产。乳香是一种树脂，因其具有漆的效用而受到人们高度珍视。

在开俄斯对面的大陆上，坐落着老弗西亚和新弗西亚，意大利人称之为Foglia Vecchia（老弗格里亚）和Foglia Nuova（新弗格里亚），在它境内有着当时已知世界上含量最丰富的明矾矿。一批雄心勃勃的热那亚商人立即组织了一个叫做马奥那②的特许公司开发这些资源。公司的股票在热那亚的交易所里作为证券出卖，但其中大部分掌握在富有的朱斯蒂尼阿尼家族手中，因此，这个公司常被称为朱斯蒂尼阿尼，尽管有着从圣·乔治银行借来的高息巨额贷款，并且每年要向土耳其人缴纳14000 都卡特贡金， 13 个原股或优先股的每一股仍可得到一笔2000都卡特的红利；而在公司兴盛时期原先价值30热那亚镑的小caratto（或叫普通股），开价4930都卡特。

1474 年开俄斯的一个侨居股东在他的住处款待了当时仅是一个船长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直到1566年，马奥那公司一直占有开俄斯并向土耳其人纳贡。同时——我们又转向士麦拿的事件——基督教国家的联合舰队在医院骑士团的伟大统帅指挥下粉碎了土耳其收复士麦拿的企图后，胜利地控制了海域，并且于1347年在伊姆洛斯岛附近焚烧了150艘土耳其船只。但这次胜利的结果大部分被同年马木路克摧毁拉贾索的事件抵消了。至此，基督教军队精疲力尽了。他们的最大成就是攻占士麦拿，在1403年被帖木儿夺取之前，它没有从西欧手中失去。1348年，医院骑士团和土耳其人媾和，条件是基督教商人仍然可以在小亚细亚港口经商，虽然教皇克列门六世拒绝批准它。一般说来，随着土耳其人吞并拜占庭帝国在小亚细亚的领土，他们也就同时接受了先前拜占庭帝国与热那亚和威尼斯签订的商业协定。土耳其人的商业政策并不总是敌视商业的。他们确乎企图排斥外国商人经营他们的内地商业，并且不准外国商人穿越他们的国家。但这样一种企图并不等于是反对外国人经商。在征服新地区的过程中，土耳其人经常修正与外国签订的旧商约，并且一般地能够忠实地遵守之。诚然，商业对他们来说是第二位的，征服才是第一位的。但为了收入的缘故，他们愿意鼓励商业。他们与热那亚和威尼斯作战，不是因为后者是商业大国，而是因为他们在土耳其的政治势力范围内拥有土地、城市，并且拥有特殊的权利。由于佛罗伦萨、安科纳和其它商业城市在利凡特没有土地，并且无所追求，因而关系始终是良好的。

与土耳其人的和约一签订，威尼斯和热那亚立刻再次开战。威尼斯是肇端者。因为她对于热那亚人占有开俄斯极其嫉妒，她自己所占有的爱琴海上的内格罗邦特岛在富庶方面是不能与开俄斯岛相匹敌的。皇帝坎塔库津为热那亚在君士坦丁堡的傲慢行径所激怒，犹豫地加入了威尼斯一方，像阿拉贡的彼得四世所做的那样。当时，彼得在撒丁岛的统治被热那亚所煽动的暴动所扰乱。1352 年，比萨加入了它的古老的联盟，在佩拉港附近发生了一场激烈的海战，威尼斯败北。然而，第二年热那亚人在撒丁附近遭到惨败。1354 年热那亚统帅多里亚在宗奇奥——它在中世纪的名称是纳瓦利诺——摧毁了一支威尼斯舰队，才使热那亚得以雪耻。最后，在1355年，米兰公爵的调节成功了。后来威尼斯秘密向皇帝提供贷款，获得忒涅多斯岛为抵押。1375 年，由于皇帝不能按期付款，威尼斯取得了此岛的支配权。此岛的价值不仅在于它的商业，而且在于它扼守达达尼尔海峡门户的位置。

威尼斯和热那亚之间战争的最后一幕发生于1381 年，当时热那亚竭尽全力猛攻威尼斯在该岛上的堡垒，但在基奥贾附近的海战失利。那一年的都灵媾和结束了热那亚—威尼斯的商业竞争。热那亚被耗费巨资的战争和内哄弄得几乎精疲力尽，1396 年，法国人占领了热那亚。在这些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土耳其人实际上无所阻碍地放手征服巴尔干半岛。精明的苏丹为了在围攻君士坦丁堡时不消耗自己的资源，就全力征服巴尔干半岛内地。1365 年，位于巴尔干半岛最富庶平原上的亚得里亚堡被攻占，土耳其人把首都从布鲁萨迁到此处。土耳其人变成了欧洲一大强国。1387年，帖撒利、彼奥提亚和阿提卡被征服。1389 年，仅科索沃一战，就摧毁了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1396 年法、德、匈牙利联军于尼科堡战役的彻底失败，使土耳其势力在整个东南欧立住脚跟。土耳其人几乎全部占有了拜占庭帝国极盛时期所统治的欧洲部分领土及小亚细亚。热那亚人努力保护其在斯库塔里的商业特权，使之未遭破坏。1400 年，君士坦丁堡似乎日趋没落；不可能挽救其垂死的命运。”

后来，自称为成吉思汗后裔的伟大的亚洲征服者帖木儿，像当年成吉思汗一样，突然从亚洲逼来，其势凶猛。不管称他是鞑靼人还是蒙古人，他一定与中亚和西亚的野蛮的游牧部落有血缘关系。1369 年，他是撒马尔罕的统治者，从这里开始，他把自己的势力范围逐渐扩大。1386～1393 年间他征服波斯，1395 年侵入南俄，毁灭卡法和塔纳，但由于马匹死亡，他不得已退军。这些草原居民的征服和扩张受到其马匹特性的限制，这使他们不能忍受印度斯坦平原的酷热或北方阴湿的气候和潮湿多水的平原。这样，在南方，阻止了这批掠夺者深入印度平原，在北方，拯救了莫斯科免遭帖木儿游牧者的蹂躏。他的马匹因不适于食俄罗斯林带的湿草、不适应这里潮湿多雾的夜晚而大批死亡。

帖木儿入侵印度，夺取德里，由此西进，进攻叙利亚（1400 年）。基督教欧洲听到帖木儿征服的消息，兴高采烈，因为它把帖木儿看做是反对土耳其的盟友；它向东方派出了荒唐的外交使团。教皇的使臣是约翰·格林劳，他是一个英国多明我会修道僧，曾在东方过了多年朝不保夕的生活，被任命为阿塞拜疆重要城市索达尼亚（或苏达涅）的大主教，这个城市位于里海西南角附近，通往大不里士、撒马尔罕和东方的道路上。它是1303年由蒙古人建立的，迅速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场所。夏季一连数月大规模的集市在这里举行，展示着印度和中国的产品。阿塞拜疆以大不里士为政府所在地，由帖木儿的宠子米朗管辖。他公然支持基督教商人和使团，表示愿意与英国和法国君主结盟反对土耳其人。甚至在此以前，格林劳就与帖木儿有过会晤，“认为为了消灭另一个异教徒，与一个异教徒谈判是正当的。”

来到撒马尔罕的另一个西方使臣是由卡斯蒂利亚的亨利八世派来的鲁·戈梅斯·迪克拉维戈，他的任职记录至今还保留着。使基督教欧洲高兴的是，土耳其军队于1402 年在安戈拉为帖木儿所败，苏丹巴耶塞特被俘，布鲁萨遭到劫掠。但同时士麦拿的陷落也使兴高采烈的基督教徒清醒过来。仿佛帖木儿要取代土耳其人，而不能使拜占庭或西方有所解脱。使土耳其得救的是帖木儿征服中国的雄心，尽管他年事已高，“眼睑已经合上”。但在锡尔河对岸的奥特拉尔他患了病，于是返回撒马尔罕，1405 年2 月19 日去世，“留下的是毁坏的城市，荒芜的农村，劫掠过的山区和用人类的累累白骨堆成的金字塔。”欧洲派到帖木儿处的这些使者肩负双重使命——与帖木儿缔结反对土耳其人的联盟，取得在叙利亚各港口、亚历山大勒达以及越过波斯到波斯湾顶端因而绕过埃及在拉贾索经商的自由。

帖木儿飓风般的征服使西亚的商路发生重大变化。他之毁灭塔纳一举，严重损害了黑海——远东贸易。但威尼斯于1410 年顽强地重建了塔纳。同样，他对波斯的战争切断了与叙利亚的贸易关系。他的明确的目的是使撒马尔罕成为去印度、中国、波斯、叙利亚和西方商队出发的中心点。随着他的去世这个梦想破灭了，他的帝国的分裂以及随之而来的波斯的混乱局面几乎摧毁了北部商路。威尼斯和热那亚不了解这一点，所以15 世纪他们还在为争夺一个半空的袋子而大动干戈。帖木儿的帝国在其儿孙时代变得四分五裂，土耳其人重新开始了征服，而在利凡特的基督教势力却厮杀成一团。塞浦路斯与埃及交战；1403 年10月7 日，在摩敦附近威尼斯和热那亚舰队进行了一场海战，尽管后者现在已挂着法国旗帜。巴耶塞特之子穆罕默德一世在1421 年去世之前一直与其兄弟们斗争。穆拉德二世重振了土耳其势力。如果不按天数而按年数算，拜占庭帝国存在的时间已经屈指可数了。

1423 年，帝国包括君士坦丁堡及其郊区、阿索斯山半岛、萨洛尼卡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上的零星领地。1430 年，穆拉德二世夺取萨洛尼卡，并且不祥地驱逐了那里的威尼斯商人；横跨科林斯地峡的墙垣被攻克；1431 年，伊庇鲁斯遭到入侵，亚尼那陷落。与此同时，小小的山区“王国”阿尔巴尼亚也沦陷，这个王国在1271 年到1368 年间附属于那不勒斯的昂儒王朝。此后，它处于一个可能属于诺曼血统的王朝统治之下，并且保持其独立性，一直到1431 年。

威尼斯此刻为亚得里亚海东岸的领地而担忧。土耳其的征服对她步步逼近。甚至在这些令人沮丧的事件之前，意大利城市就预料到拜占庭帝国的崩溃，它们为保卫自己在巴尔干半岛和爱琴海上的商业特权一直进行着剧烈的斗争。安戈拉战役之后不久，威尼斯利用土耳其力量之被削弱，得到了一个有利的商业条约。1403 年，佩特罗·泽诺以一个同盟的名义与土耳其人会谈，这个同盟由皇帝约翰·巴列奥略、威尼斯和热那亚以及罗德岛骑士组成。苏丹同意向同盟的船只开放所有土耳其港口把内格罗邦特对面的海岸归还给威尼斯，取消巴耶塞特对佩拉和君士坦丁堡的热那亚人所征收的贡赋，没有谁比热那亚人更奴性十足，竟然允许自己在爱琴海的殖民地与土耳其人结盟。在佩拉和卡拉特的热那亚居民是狂热的亲土耳其派。

威尼斯仍然拥有爱琴海和伯罗奔尼撒的领土权，所以其政策略有不同。威尼斯起初与土耳其结盟以保护它的商业利益，而当这些利益因土耳其势力的发展遭到威胁的时候，它便逐渐与土耳其分道扬镳。苏丹在一个短时间内对威尼斯人采取攻势。土耳其舰队蹂躏了基克拉季斯群岛和内格罗邦特，土耳其人又在达达尼尔海峡两岸建立了堡垒，于是切断了威尼斯与君士坦丁堡的一切联系，使威尼斯对忒涅多斯的占领变得毫无意义。此后威尼斯的态度彻底改变了。1423 年，穆拉德二世包围萨洛尼卡，居民求救于威尼斯人，威尼斯人占领了此城，直到1430 年土耳其人才得以把他们驱逐出去。1430 年以后，威尼斯呼吸得更自由了，因为土耳其人把力量直指多瑙河地区。1438 年，他们入侵特兰西瓦尼亚，围攻荷尔曼斯塔特和贝尔格莱德，但没有成功。特兰西瓦尼亚的军队指挥官，后来的匈牙利国王约翰·洪约迪是中欧的希望。

1443 年，土耳其人在尼什和索菲亚被击败。这些胜利使基督教势力感到自豪。1396 年的尼科堡惨剧于1444 年在瓦尔纳重演，从此后，欧洲精疲力竭，对君士坦丁堡的命运漠不关心。1446 年，土耳其人入侵莫里亚，焚烧科林斯，法国—意大利对伯罗奔尼撒的长期统治终结了。1448 年，约翰·洪约迪做出最后一次最大的努力反对土耳其人，但在科索沃战场上的第二次血战摧毁了他的军队。5 年后的1453 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在几年的时间内，土耳其人完成了对那些孤岛似的地区的征服，“把威尼斯和特拉布松疆界之间广阔的地带都包括在它的范围之内。”1453 年以后，威尼斯——热那亚稍逊之——急于尽可能夺取那些以前属于拜占庭帝国的支离破碎的领土，但同时它们又担心土耳其人夺去它们在利凡特还占有的领土。它们不得不佯装热衷于教皇提议的对土耳其的十字军运动，但同时又不想损害它们与土耳其的商业关系。因此，威尼斯在声称赞成十字军的同时，又向穆罕默德派出使团，重新获得它以前在那个业已崩溃的帝国中的商业特许权。热那亚国库空虚，则无力做任何事情。

在1453 年之后的重新调整中，这两个城市在利凡特的政治权力有所削弱，使商业特权几乎没有减少。土耳其的商业政策是被动的，他们宁愿让别人为他们经营商业，从而使他们自己有充足的机会来从事战争。威尼斯人继续在土耳其人中间经商。他们控制的一项主要商品是奴隶（主要是基督教徒，因为条约禁止他们经营伊斯兰教徒奴隶）。威尼斯人不断地走上领土扩张的道路，从长远观点看，这是徒劳的。例如，他们获得塞浦路斯岛的情况即是如此。苏丹虽然与威尼斯保持友好的关系，但决非不愿意侵犯它在地中海的殖民地，对热那亚的殖民地也是如此。1475 年，土耳其人攻占了黑海沿岸的卡法和塔纳。但在此时，它们的商业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意大利王公们拒不为一次新的十字军缴纳什一税。教皇徒劳地派遣收税人到所有欧洲国家。人们普遍抱着冷漠态度，因而收效甚微。

1462 年，传来锡诺普和特拉布松陷落的消息。不久以后，一支强大的土耳其舰队出现于爱琴海上。这次远征的目的是结束热那亚在莱斯博斯的统治，向开俄斯的马奥那公司和纳克索斯的公爵勒索更高的贡赋，并且可能的话，把圣·约翰骑士驱逐出罗得岛和它的属岛。莱斯博斯在1462 年被攻克。教皇庇护二世把从契维塔韦基亚附近新发现的明矾矿的收入贡献给十字军，但整个行动失败了。意大利城市拒不纳贡。当土耳其人威胁拉古萨时，威尼斯拒绝为集结在安科纳的少量军队派遣运输船。如果此事发生，“也许就会有一次夺取达尔马提亚海岸和拉古萨的努力。”阿尔巴尼亚在英勇的斯坎德培死后于1468 年被征服，只有他曾经抵抗过土耳其人。1479 年，威尼斯与土耳其人讲和，此后，就致力于在意大利岛上扩张势力，这项政策最终使它毁灭。“当威尼斯不再是利凡特的威尼斯而变成意大利的威尼斯的时候，它就衰落了。”

1480 年，土耳其人对罗德岛的又一次进攻被击退了，但他们攻占了奥特朗托，这使他们得以控制亚得里亚海峡。从这时起，土耳其人扔下了欧洲，一心一意地去征服波斯和埃及。前一个计划失败了——现代波斯的历史开始于第一个国王伊斯迈尔成功的抵抗。1509 年，使欧洲为之震动和使君士坦丁堡大部分化为废墟的大地震延缓了埃及的死期。1516 年，塞里姆一世征服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最后在1517年征服埃及。那又是当时欧洲的一个转折点。1521 年贝尔格莱德被攻占，1522 年，罗得岛最后被攻占。1528 年，匈牙利遭到土耳其人的蹂躏，布达佩斯失陷，但维也纳进行了英勇而成功的抵抗。至此，我们可以结束奥斯曼土耳其的历史了。我们已经进入了近代。然而，在结束本章之前，注意一下土耳其帝国的兴起对商业历史的广泛影响是很重要的。

土耳其帝国的兴起与15 世纪后半期伟大的海上发现处于同一时期，长期以来历史学家认为，这两个运动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土耳其人切断了欧洲和东方之间所有伟大而古老的商路，因而欧洲就不顾一切探索通往东方的其它商路。1498 年，当葡萄牙人绕过好望角时，终于发现了这样一条道路。不可否认，这个事件转移了东方的商路，“但是在土耳其势力的发展和地理大发现的原因之间极少或根本没有联系。一系列与土耳其帝国的兴起无关的动机导致了像葡萄牙的亨利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这样的人去探索那个未知的世界。当通往印度的道路打通时，便发现该道路占有商业的根本优势。”在1502 年土耳其征服埃及之前，威尼斯人在亚历山大发现极少香料，在1504 年，就一点没有了。葡萄牙人把东方的市场抢购一空。从那时起，每年有12 只船从里斯本启程到印度。但葡萄牙人并不满足于仅仅购买大部分印度香料，从而垄断这项贸易。

从1507 年起，他们封锁红海和波斯湾以便不使任何香料沿着过去的商路经过。威尼斯人也许在亚历山大找到一些香料，但它们价格很高，而在里斯本却相对低廉。威尼斯知道自己面临绝境，徒劳地督促苏丹在红海建造一支舰队，对葡萄牙作战。它甚至梦想在苏伊士地峡开凿一条运河。1529～1532 年间，一个名叫路易吉·朗契诺特的意大利旅行家在埃及看到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在开掘地峡。西班牙也白费时间地打着苏伊士运河的主意。那是科泰斯的一个梦想。1533 年，他的一个官员伽斯珀·德埃斯皮诺萨向查理五世呈递一份备忘录，查理五世命令秘密勘测苏伊士地峡。后来腓力二世指定了一个类似的委员会，委员会认为，这个计划是不切实际的。当法国和西班牙进行战争时（1588～1598 年），尚普兰力劝亨利四世采取同样的计划。这项计划之失败，不是由于工程的困难，而是由于政治的复杂性。因为任何势力企图垄断在计划中的运河上的通行权，都将面临着与其它势力（它们从绕过好望角到远东的商路中获利甚厚）的战争。当然，土耳其人也将卷入其中。

热那亚恢复其利凡特商业的计划是不同的，但同样是大胆的。这将打开与莫斯科公园（俄罗斯）的商业关系。1520 年，一个名叫保罗·森图里昂的热那亚人到莫斯科，建设发展俄国—印度的贸易。这条计划中的商路将溯印度河而上，翻过兴都库什山脉，顺奥克苏斯河而下，绕过里海到达阿斯特拉罕，再溯伏尔加河及其支流和奥卡河而上到莫斯科，由此到里加，热那亚船只将在这里装载产品。除了必须翻越的高山和沙漠所造成的困难之外，计划中的一个致命错误是，奥克苏斯河被认为是流入里海，而不是流入咸海。但直到1555年人们才知道这一点；那一年，由腓力二世和玛丽发给执照的莫斯科公司的英国商业代理人詹金森由莫斯科到达了布哈拉。

谢选骏指出：斯坎德培作为“阿尔巴尼亚民族英雄”，其事迹类似于许多“反戈一击”的人——例如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等等。斯坎德培幼年作为人质羁留土耳其，后改宗伊斯兰教。1443年以后他参加阿尔巴尼亚人抗击土耳其人的军队。1444年组成阿尔巴尼亚王公联盟，自任统帅。因抗击土耳其人，受到教皇表彰。但他死后，阿尔巴尼亚旋即沦陷。

我看阿尔巴尼亚很晚才被土耳其征服，但却陷入伊斯兰教很深——根据2011年人口普查，阿尔巴尼亚58.79%人口信它，是该国最大的宗教，多数是逊尼派穆斯林，一部分是拜克塔什教团什叶派穆斯林。伊斯兰教是奥斯曼帝国时代引入阿尔巴尼亚，并一直是最大的宗教，但在恩维尔·霍查统治时期因推行国家无神论政策，伊斯兰教被禁止活动，到1991年才恢复活动。其实，霍查这把“货叉”的态度本身就是穆斯林式的态度——他明确了无神论其实就是一种拜物论的宗教。霍查家族的姓氏就是穆斯林神职人员（阿訇），阿訇改投共产党，说明两者作为“神汉”、“神棍”是一脉相承的。在土耳其历史上，有42位奥斯曼大维齐尔是出身阿尔巴尼亚穆斯林。在共产主义时期，穆斯林神职人员，与天主教和东正教神职人员一样，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恩维尔·霍查在1967年宣布完全禁止宗教后停止所有活动，直到1990年。随着六四屠杀之后国际共产党阵营崩溃、东欧民主化浪潮的影响，前阿尔巴尼亚共产政权政府在1991年倒台。在1992年起执政的阿尔巴尼亚政府容许各种宗教自由，伊斯兰教得以再次在阿尔巴尼亚死灰复燃。现在阿尔巴尼亚是伊斯兰合作组织中唯一的欧洲国家成员。在2011年4月，阿尔巴尼亚的首都地拉那成立了第一所伊斯兰大学：比迪尔大学。这就是霍查这把共产党回教货叉的遗产。

【第十六章 黑死病】

我们已经走到近代史的门槛。但是迄今为止一直在阅读本书的学者一定会根据本书的提示或自己的观察意识到，至少有一个重要的事件——黑死病——还未得到论述，并且大量的社会和经济现象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而未加解释。这些经济现象在整个欧洲是如此普遍，因此要在专述特定国家的历史的各章中讨论它们，将会引起混乱。它们是普遍的情况，普遍的因素，到处都在做为一种转化的力量而起着作用，逐渐改变着社会的结构和内容。它们共同发生着作用，逐渐积累着影响。它们的发展及其与14、15 世纪整个文明的融合产生了欧洲进入16 世纪宗教改革时代的形式和面貌。因此，以下各章将专门叙述这些力量和发展，最后一章将力图做一综合，把这漫长而复杂的整个转变过程的结果结合起来，并且进行评价。

1348～1349 年间，一种传染病从东方横扫欧洲，造成了历史上最严重的人口死亡。这种传染病因其使患者身上出现紫黑色的斑点而被称为黑死病。中世纪巴黎的医务人员对于黑死病的起源作了纵然不是最符合逻辑的也是最简要的说明。据他们说，黑死病起源于印度。我们有一部分精确的材料可作为研究这种疾病根源的比较可靠的线索。1333 年，中国的江淮一带农村遭受特大旱灾，田地荒芜，所有的植物枯焦，动物大批死亡。这场旱灾立即引起严重饥荒。第二年又是一场暴雨，大小河流上涨，溢出河床，造成普遍水灾，而广东省附近尤为严重。在这水灾和饥荒接连发生的时刻，疾病以某种方式发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在中国的赤镇，水灾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一场瘟疫，使500 万人致死，数目之大，令人难以置信。

这种瘟疫沿着商路从中国传入西方。当时，远东和欧洲之间的交通相当自由，因为其疆域囊括从中国长城到德意志边界的广大领土的蒙古帝国奉行着开明的商业政策。传染病菌有可能在包装丝绸的包捆中被从东方带到西方。当时整个亚洲都深受瘟疫之害。整个村庄，整个城镇，甚至整个省份的人口都完全灭绝。印度的某些地方死亡人口多达9/10。

这场灾祸在蒙古帝国也非常严重。黑死病从中国向西传到克里木的鞑靼人那里，从克里木通过船只传到君士坦丁堡和热那亚。皇帝约翰·坎塔库津记述了君士坦丁堡黑死病的情形。黑死病传遍了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埃及。1347 年下半年和1348 年上半年，黑死病传到西西里和威尼斯；1348 年4 月到9 月流行于佛罗伦萨。整个意大利都遭受其害。它又从意大利越过阿尔卑斯山侵入瑞士、德国、波兰和匈牙利。1348 年1 月，黑死病通过船只传到马赛，由此迅速向北传播，同月到达阿维尼翁。在阿维尼翁，黑死病的传染如此严重，以致于不仅与病人待在一起，即使看他们一眼似乎也会被感染。死亡的人如此之多，以致于死者无人料理，埋葬时找不到祭司在他们的坟前祷告。父子之间不相往来。博爱之情消逝了。死亡率如此之高，幸存者几乎不到1/4。甚至医生也惧怕感染而不敢对患者进行治疗。至于我，为了不背上恶名，不敢不到场，但仍然始终处于恐惧之中。

阿维尼翁人口大批死亡，墓地很快被占满，尸体被扔进罗纳河以防腐烂。教皇开辟了另一处墓地，在那里，尸体在又宽又深的沟中重重叠叠地堆积着。黑死病从加斯科尼越过比利牛斯山，袭向西班牙。卡斯蒂利亚的阿方索在围攻直布罗陀时死于黑死病。在法国，黑死病于1348 年10 月传到巴黎，又向北传至低地国家。1348 年8 月，黑死病发生于英国的梅尔科姆。1349 年1月1 日，爱德华三世写信给温彻斯特主教，鉴于黑死病的蔓延，决定把国会会议推迟到4 月27 日。后又于3 月16 日发出通知，宣布由于黑死病的祸害，会议无限期推迟。很快地，葬礼的次数落后于不断增加的死亡者的名单，死者被埋入大坑之中。苏格兰人认为值此英国遭受“上帝鞭子”的惩罚之际，正是对英国作战的适宜时机，因此越过边境，给果染上黑死病，并把它带回苏格兰。

黑死病从苏格兰传播到爱尔兰，从英格兰通过船只传到卑尔根、挪威，1349 年由此传入瑞典、丹麦、北德。1351 年，黑死病再度回到俄国北部，如此，它在欧洲绕了一周。黑死病还被船只从卑尔根带到冰岛和格陵兰岛。在德国和法国，医务行业出版了管理公民饮食和生活的规则和诫条。考察一下这些规则，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当时的人们对于黑死病的了解是多么浮浅；因为在繁多的关于人民饮食甚至道德习惯的规章中，很少提及清洁和卫生防预措施的必要性。医生规定了以胡椒、生姜和丁香腌制的食用肉的“适当食用期”；病人不可白天睡觉；须饮淡酒，食干鲜水果；避免食用凉的、潮湿的和含水分多的食物；肥胖者应坐在室外沐浴阳光。“人们若珍视自己的生命，必须清心寡欲。”佩鲁贾的一个医生命令健康的人用醋和酒洗澡，用醋喷洒房屋。人们必须经常嗅樟脑的气味。

直到15 世纪末，黑死病的受害者才被隔离，护理人员须同健康的人隔离10 天的时间。有人建议用大火纯洁空气。据说阿维尼翁教皇由于听从了这个劝告，居住到偏僻之处，从而躲过了黑死病。虽然这场大瘟疫的打击来得突然，并且可怕，但也并非没有预兆。首先，黑死病以前20 多年来欧洲遭受了周期性的饥荒，而其中大部分或多或少是地方性的；但1316～1317 年的饥荒却是普遍而严重的。必须承认，14 世纪的天气条件是不利的。

英国1315 ～1316年普遍饥荒，关于法国的材料，在某种程度上不可全信，因为1346 年以后英国对法国进行了蹂躏。但是，这整个形势不能完全归咎于战争，因为英国也表现了类似的情况，尽管不是如此尖锐。虽然气候对战争总是有着极大的影响，但战争却不能影响气候。黑死病还有一个前兆，这就是在黑死病之前蔓延整个西欧的鼠疫，从远古以来，老鼠就是瘟疫的征兆。关于这种观念，人们只要在旧约圣经中就可以找到证据，这种象征主义在古代的艺术中得到了证明。

我们要探讨的第一个问题是：死亡人口的比例是多少？我们切不可轻信当代作者的估计，他们是在暗中袭来的恐怖和在光天化日之下肆虐的瘟疫的压力之下做出这种估计的。决不会有1/2 或1/3 的人口死亡。死亡人口是否达到1/4 也值得怀疑。当时的统计记录是如此零碎，即使能够全部得到，也不可依赖它们。我们只得努力搞清楚1349 年前后普遍的过程，得出一个比较确定的结论。我们必须肯定，手头所有的那时的死亡“数字”是被无限地扩大了，但同时又承认黑死病引起了历史上最高的死亡率。对于人们在统计中所做的一切特别努力，例如，断言德国遭受的灾难比其他国家轻；城市中的死亡率高于农村；上层阶级和富人遭受的损失小于下层阶级；僧侣的禁欲生活使他们较其他人更免于黑死病的侵袭这些说法，只能认为是纯粹的臆测。

在我们详细探讨之前，还是先描绘一幅总的图画。这样，关于黑死病的后果就容易理解了。随着黑死病纷至沓来的是：经济紊乱、社会动荡、物价上涨、利欲熏心、道德堕落、生产不足、工业停滞；疯狂享乐、挥霍浪费、奢侈豪华；社会和宗教的歇斯底里、贪得无厌、行政混乱和风习败坏。黑死病的直接后果是降低了物价，使市场上充斥着商品。原因不难寻找。任何一个文明社会都有一定量的剩余商品或产品积蓄，即使生产停止，也足够维持数月的时间。当黑死病消失的时候，幸存下来的人们发现，他们除了拥有那些原属死者的动产和不动产之外，还拥有这些积蓄的物品。

那些先前贫困的人们猝然发现自己变富了，因为他们是唯一幸存下来的继承者。土地、房舍、家具、货物、农产品、牛、马、羊都成为无主之财。所有可移动之物或四足行走可以驱赶之生物都被攫取；甚至地产也被占用，因为无人反对。甚至法庭也停止了工作。中世纪编年史家亨利·奈顿写道：“那时，一切物品价格低廉。一匹马以前价值40 先令，而今仅值6 先令8便士；一条肥公牛值4 先令；一条母牛12 便士；一条小母牛2 便士；一头大猪5 便士；一只肥阉羊4 便士；一只绵羊3 便士；一只羊羔2 便士。牛羊徜徉于田间的庄稼中，无人驱赶，无人把它们汇集拢来。”另一个作家写道：那时8 蒲式耳小麦卖价12 先令，8 蒲式耳大麦9 先令，8 蒲式耳大豆8 先令，8 蒲式耳燕麦6 先令，一条大公牛40 先令，一匹好马6 先令，一条好母牛2 先令，甚至18 便士。即使这样的价格也难找到买主。黑死病在英国持续了两年多。当蒙上帝赐福，瘟疫停止时，劳动力缺乏，妇女、甚至儿童不得不耕地拉车。

人们突然获得所有这些财富，其直接后果是许多人挥金如土，狂饮暴食。毛皮、丝绸、挂毯、富丽的家具、昂贵的食物、珠宝、金银餐具，这一切甚至穷人也买得起。男人们挥霍无度。住在破烂草屋中的贫穷的工人和更贫穷的茅舍农，先前像马尔格里·道一样，睡在稻草上，现在却舒服地躺在绒毛垫的床上，使用金银餐具盛装食物，而以前这却是贵族餐具柜中的装饰品。他们也经常从他们古老的住处搬迁到空房去。领主阶级遭到黑死病的沉重打击。“在王国内拥有佃户的达官贵人和小地主为了不使佃户离开他们而减少租金；有的减半收租，有的一半多些，有的不到一半，租期根据他们与佃户的协议为二年或三年、一年不等。”但这种奢侈的状况很快成为过去。幸存的人们发现，他们个人确乎比以前富了；但欧洲却极端贫穷了，因为生产完全停止达数月，甚至一年之久，而当生产恢复的时候，欧洲的生产力已元气大伤，而浪费是极其严重的。当以前积累的剩余物资消费或浪费殆尽的时候，物价提高了，生产费用，无论是商品或服务费用都大幅度增加。农业劳动者、行会工人、家内仆从、教士、甚至祭司都罢工，要求提高工资。

“第二年秋，谁也不能以少于8 便士的工资（并管饭食）雇到一个割禾人；而雇割草者，至少要12 便士并管饭食。由于无人从事收割，许多庄稼烂在地里。但是，在黑死病流行的那一年，各种作物如此之多，以致无人为之担忧。如果佣金低于10 镑或10 马克，就几乎雇不到牧师掌管教堂。几乎没有人愿意为20 镑薪金而接受牧师职务。”租金很快提高。被离弃的房屋化为废墟；有人居住的房屋由于磨损消耗也自然而然地破旧了，木工及其他手艺人的工资常常提高，因此使房屋的修缮受到阻碍。在牟取暴利的刺激下，主要日常用品的昂贵价格和工资劳动者的过分要求很快就达到了顶点。因此，政府求助于最高商品限价法和最高工资法。

英国于1399 年通过了“劳工法案”，法国于1351 年通过了类似的法律。黑死病的社会结果是多方面的。首先，那时与现在一样，存在大量无家可归的人。黑死病相当于一次入侵，使人们惨遭杀戮或背井离乡。成千上万的人逃亡他乡。遭瘟疫袭击的地区一片荒芜。在以后的年代里，有人以有趣的方式发现了这方面的证据。新地名、新姓氏、甚至各地区的陌生语言都证明了这一点。在南德和南法的城市中有意大利殖民区。在北意大利有法国人和德国人。在诺曼底有佛来芒人。在庇卡底等地有诺曼人。由于恐惧，人们发疯一样离开瘟疫传染地区，却常常逃到别的同样危险的地区。人口流动的另一个证据是某个地区所特有的技术工业和技艺出现于别的地区，因为手艺人从前一个地区逃到了后一个地区。

黑死病也使社会结构大为改观。它除了造成一个庞大的暴发户阶层外，还为许多人敞开了就业的大门。或者说为他们提供了从事各种新行业的机会。僧侣变成商人，先前的手艺人变成雇主和承包人，农业劳动者变成了乡绅。起源于诺曼征服和十字军时期的欧洲的旧贵族现在多半消失了，把他们的称号和土地遗留给国王，国王又把它们赐予新的宠臣。结果，欧洲产生了一个新的贵族阶层，这是一个新的暴发户阶层，他们没有旧贵族所拥有的功劳、荣耀或风度。称号犹存，但贵族血统却是新的而非旧的；他们是暴发户，而非世袭贵族。随着贵族政治的消失，骑士制度及其所独有的谦恭礼貌之风也成为过去。14 世纪后半期，人们的举止堕落是一个触目惊心的事实。旧式的绅士风度不见了，举止粗俗、恶劣。原来亲切的语言变得低级下流，不堪入耳。

每一个研究14、15 世纪文学的学者都已注意到这一点。在这些世纪中，论述礼貌的书籍甚为畅销，也从反面证明了这一点。新的上流社会对于良好的举止一无所知，但它需要了解。甚至风尚也反映了那个时代颓废的状况。13 世纪反映贵妇人和显耀的绅士身分的精致体面的服装消失了。暴发户热衷于夸耀鲜艳的色彩、过多的衣服，多多地佩戴珠宝。成衣匠和妇女头饰制造者从这个阶级中大发其财。这些服饰是令人惊讶的产品，但并不令人赞美。14 世纪末的另一个特征是对于腐败的政治和低效的行政的抗议。要求改革的呼声四起，已司空见惯。黑死病沉重打击了欧洲政府。200 年来，欧洲各国政府缓慢而艰难地发展着自己的行政机构并培养着一支熟练的雇佣官僚阶层。突然间这个经过专门训练的阶级减少了数千人，致使各国政府陷入瘫痪状态，其程度是超出我们的想象的。治安保护、法庭、立法，一个有机社会的许多日常活动受到抑制。政府机构几乎停止运转。

当此紧急关头，发生了两件事情：官职需要填充，政府机器要不惜任何代价保持运转，于是许多愚昧、无能及狡黠之徒迅即跻身于公共机构；另外，许多官职空缺吸引着那些寻找工作的人、警察和专门寻求官职的人，这些人带着损公肥私的自私动机得到这些空缺。结果是惊人的财政浪费、行政的极端不善、盗用公款等弊端，以及自然产生的社会对于这些弊端的抗议。在这方面，教会的状况并不比政府好。我们已经看到在14 世纪后半叶欧洲就产生了对教会弊病和腐朽的抗议。但不应就此状况而严责教会本身。它还得要发挥作用，也需象政府那样，使各种各样的人物到教会任职，在瘟疫造成的普遍恐怖中，教会对于自己选择的人不可能过于谨慎。而教会职务是有利有势的肥缺，许多人跻身于教会生涯，原因就在于这种肥缺的物质利益。对于政治和行政腐败的埋怨，犯罪的有增无已、人心的轻浮、道德的松弛、物价的上涨、投机活动的盛行、工农业罢工、铺张浪费、游手好闲或拒绝工作，这一切都是14 世纪的普遍现象。

黑死病引起了一场普遍的动乱和社会转变，在历史上除了世界大战的影响之外，什么也不能与之相比。甚至从社会心理学领域看，也可同战时相比。整个人类都患了“弹震症”，神经紧张。正是这种状况可以说明欧洲成千累万的人的半歇斯底里的心理状态，说明他们狂热病态的感情。旧的障碍拆除了、旧的约束消泯了。肤浅的而又疯狂的快乐、放荡的倾向、挥霍无度的风习，艳丽的奢侈品、狂饮暴食——这一切现象在习惯于心理分析的学者那里很容易地得到了解释。凡是在这样的时期，弗洛伊德学说中变态心理的现象得到了生动的体现。仅仅关于14 世纪欧洲到处存在的这种离奇、强烈、病态的性现象就可以写一本书。所谓鞭身教运动是一个宗教狂热和性刺激的混合物，它的影响是如此普遍以至成千的人们处于如痴如狂的状态。

自十字军运动以来，欧洲还未发生过下层平民心理的如此可怕的表现。在教会、国家和社会的习惯性禁今消失的时候，人们的思想、行为发生了古怪的变化。旧政权的失败，给新的，僭越的政府以立足之地。庸医、测心术士、男巫、巫医、药贩子雨后蘑菇似地出现；十字路口热心的布道者，街头上的演说者竞相谴责社会及他们周围的弊病，竞相提出社会改革的灵丹妙药。业余布道者、业余改革者、假科学家、受贿者得到了一个黄金时机。中世纪晚期的文学作品充满了这类社会心理现象，这些现象至今还未得到研究。甚至很少有人知道。

当读者们得知关于《哈默尔恩的穿怪异服装的吹笛人》这一著名故事发生于黑死病流行时期，也许会感到惊讶。布朗宁的这一著名民谣尽管荒唐有趣，却深含着悲怆哀惋的内容，这是他所未能洞察的。布朗宁和他的所有读者一样，把这个故事仅仅看成是一个传说。但无可否认，在表面现象的背后，有着真实的历史基础。在哈默尔恩发生的事情大概是这样：城内老鼠横行，穿怪异服装的吹笛人出现了（说不清他是庸医还是精神病患者），他提出要用魔法驱除老鼠。鼠灾可能被抑制住了，但吹笛人的奇装异服和他声称具有的更为奇特的力量，加之当时人们强烈的歇斯底里的感情，引起了孩子们天生的好奇心。吹笛人出现在街上的这种奇妙的景象吸引孩子们追随着他，孩子们被驱散了，再也没回来。穷孩子们完全被卷进了大众心理和感情冲动的浪潮之中，达到了歇斯底里的地步。他们中的许多人，像参加过儿童十字军者一样落入了职业绑架者和奴隶贩子手中。关于价格，我们可以引用现代学者的论述转而探讨黑死病前后的一般价格水平。

在研究14 世纪时，我们可立即清楚地看到，自1200 年以来，价格一般呈上涨趋势，直到1400 年。自1400年始，插入一个价格下降的时期，大约持续到1475 年，此时，价格又循着上涨的趋势发展。因此，尽管黑死病发生的年代以食物价格的大幅度上涨为特征，但我们不能确定1348～1351 年的黑死病对于价格水平本身有任何持久的影响。换言之，黑死病引起的破坏似乎没有达到如此严重的程度以致于改变这个时代的价格水平。因为一般地，价格水平是任何一定时代流通的货币量的作用之结果，如有可能，我们最好搞清楚14 世纪的货币状况。总的说来，自9 世纪到12 世纪中叶，银的生产逐渐增加。自1200 年到约1450年，银的生产减少，明显的原因是所能开采的地面矿井已经枯竭，并且由于人们试图用水力采矿而使别的有生产能力的银矿淹没了，而这种试图也未成功。

直到15 世纪后半叶，由于在瑞典、德国、波希米亚和蒂罗尔发现了新矿，以及随后美洲贵金属的输入，银的生产又增加了，银币数量减少本身就说明了整个14 世纪法国的价格上涨。除了1348～1351 年的实际年代的偶尔变化外，勿需考虑黑死病的影响。1200～1400 年间，伴随着银产量的减少，价格一般是上涨的。似乎非常明确，尽管1348～1351 年间劳动力的损失导致了价格上涨，但黑死病对于英国或法国的价格水平并无持久的影响。

当我们转而考察土地价值的时候，就会发现黑死病之后，土地价值并未像商品的价值那样，逞回到原有水平的趋势。西博姆说过，英国农业长期遭到破坏。由于劳动者死亡和幸存的人们要求高工资、土地所有者有两个对策：或把土地划分成小块出租，或者放弃农耕经营养羊业。在当时最大的羊毛原料生产者英国尤其如此。但是在从事农业的佛兰德、在香槟、托斯卡纳、伦巴第、在奥格斯堡周围，我们也发现同样情况，只是规模较小——确实，在任何地方牧羊场地都靠近纺织者。另一个条件也促使人们采用这种方法，在1348～1351 年的艰难岁月里，村庄和庐舍化为废墟，以后维修的费用如此之大，因而主人放弃了维修房屋的希望。下表是根据伦敦塔中保存的法令而列出的，引自克拉特贝克的《哈福德郡的历史》一书。这些数字是在所有的土地所有者死时，为税收的目的而统计的，它们表明了每英亩土地的估价。

然而，对这些材料的分析将表明，黑死病不是14 世纪英国土地价值下降的唯一原因。到1368 年，土地价值几乎恢复到正常的水平就说明了这一点。显而易见，某些其它干扰的因素必须予以考虑，这只能是农民劳动力费用的增长。像1381 年农民起义和15 世纪中叶的玫瑰战争这样的社会混乱，加剧了这种状况。在法国，这种状况在1346～1380 年和1413～1453 年间由于战争和自由支队的破坏，是非常突出的。

我们已经考察了紧接着黑死病之后那些年代所特有的两个重要经济现象——商品价格和土地价格——并且看到其变化不可全部或直接由于黑死病。作为主要的经济条件在法国发生影响的是百年战争而不是黑死病，这种影响从这个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中法国土地价格的下降中看得最为清楚。假如黑死病具有头等重要性，我们就应该在英国看到同样的现象，即在这个世纪的第三个二十五年中土地价格的下降。但是，入侵、蹂躏和劫掠——这一切都是战争带来的后果——造成的动乱似乎达到了足以引起法国土地价格下降的程度（《政治经济学杂志》，第36 卷，第477 页）。

工资问题和日益增长的劳动费用是一个重要的，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再考虑到立法的证据，就更是如此了。因为14 世纪欧洲各国的法律文书中充满了旨在压低工资和限制农民、工人为提高工资而罢工的法令。与其作用密切相联的是劳役折算问题和维兰或早或迟的解放问题。工资是否压低、农奴解放是否由于黑死病而加快、劳役折算是归因于黑死病还是归因于别的影响，这一系列问题在历史学家那里都是悬而未决的。在这里，必须谨慎地做出概括性的说明。至少在温彻斯特主教的庄园中，黑死病之后并未出现被早期历史学家简单地归咎于它的那些灾难性结果。维兰没有罢工，也没有发生迅速的劳役折算。

在整个欧洲，是农业劳动者、行会工人，家内服务人员、甚至牧师举行罢工，要求得到比以前更多的补偿。在大陆的立法中，我们看到许多限制罢工劳动者和手工业者的法令证据。在西班牙，黑死病之后，地主使用奴隶以满足对劳动力的需求，这些奴隶一般是萨拉森人。这等于抛弃二元的庄园制度，因而遭到农业劳动者阶级的强烈反对。为了他们的利益并因为他们提供了抑制封建贵族的方便手段，王室既干涉阿拉贡又干涉卡斯蒂利亚。另一方面由于缺少一个拥有足量资本以接受租地的英国式的小农阶层，这就使黑死病之后可获得的土地落入市民手中，他们利用农奴劳动者耕种。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实行了一项劳动政策，科瓦列夫斯基认为，这项政策把正常的工资削减了1/3 到2/3。

在欧洲各国中，几乎只有威尼斯以一项精明的经济政策应付了黑死病的后果。所有旧的限制暂时中止了，这有利于自由的经济竞争。威尼斯以容易加入行会和真正获得一切工业和商业权利甚至公民权的许诺引诱外国移民移居其境内。利用这种方法，威尼斯和特拉·菲尔马的人口增加了；在短短几年内，又恢复到黑死病之前的普遍状况，并且有可能在避免任何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恢复旧制度，而这些社会动荡曾使其他不甚开明的政府遭到打击。在锡耶纳实行了一种有些类似的政策；在奥尔维耶托，他们想到了根据市场状况变化调整工资和物价比例的方法。

两个最重要的劳工法案是1349 年英国的法案和1351 年法国的法案。也许英国是这种形式的立法的创始者。这一事实说明了这样一个结论，农村农民中的动乱要比城市工人中的动乱大。显而易见，英国还几乎完全是一个农业国。英国工业的发展直到兰开斯特王朝时代（1399～1461 年）才开始。我们已经引用过编年史家奈顿的论述，他对于英国农民的不满做了生动的描述。劳动者是如此的高傲和顽固，甚至连国王的命令也置若罔闻。因此，凡欲雇佣他们者，都需付给他们所要之物，或者失去他的水果和粮食，或者满足人们贪得无厌的欲望。后来，国王将许多劳工逮捕，关进监狱；许多人退却，逃到丛林中；而那些被逮捕者则被处以沉重的罚金。

1349 年6 月，土地所有者的叫嚷和农民的骚乱导致了著名的劳工法案的产生，法案的序言写道：鉴于大部分人民，主要是工人和雇工死于黑死病，并且某些人趁主人需要和缺乏雇工之机，要求主人付给他们极高的工资，否则不愿为主人劳动；而另一些人游手好闭，宁愿乞讨餬口，而不愿劳动谋生。根据我们的高级教士和贵族及其他有技能者之建议，特规定：王国之内凡身强力壮之男子和女人，年龄在60 岁以下者，无论自由的或非自由的，若非靠做活为生，或无钱财以维持生计，若需要为别人工作，其工资须按朕即位后第20年的惯例支付。

然而，人们勿需把同情全部倾注到工人阶级身上。那时像现在一样，雇主和受雇者的关系这个困难而复杂的问题有两个方面。沙夫第斯伯里的女修道院院长不敢驱逐犯有极大浪费罪的佃农，怕的是失去劳动力，她的审案记录在一本年鉴中得到了生动的解释。行会工人的罢工不仅是为了提高工资和缩短工作日，而且是为了减少劳动天数。在德国流行着这样一句话：“星期一是星期天的兄弟。”与1351年法国的“劳工法案”相比，英国的“劳工法案”已经得到如此深入的研究，而关于它的文学作品也是如此容易得到，因此我们扩大对法国法案的研究似乎是合情合理的，尽管它仅适用于巴黎城和巴黎郡，而不像英国法案那样，适用于整个王国。它比英国法案更为彻底和复杂。其实施程度却不如英国法案清楚。甚至法国历史学家关于它也没写出什么东西，这可能是原因之一。

好人约翰的立法部分地是以1307年7月7日腓力四世的大敕令为基础的。这个新的立法颁布于1351年1月30日，它在62个标题下包括250多项条款。黑死病的结果是工人工资和食品、工业品价格的大幅度提高。约翰二世企图调整工资和物价。他规定了妇女日工的最高雇佣工资限额。对于全年受雇的家庭佣人，他规定：巴黎的卧房仆人每年的最高工资为30个苏，并提供他们须穿的鞋子。保姆的工资至多50个苏，牛奶房女工从圣马丁节到圣约翰节（11月11日到6月24日）为20个苏，从圣约翰节到圣马丁节为30个苏或者总共50个苏。对收割者和打谷者的工资也以同样的比例做了规定。农业劳动者中最优越的阶层，即播种者和收割者每天工资不得多于2个苏6便士。

在规定农业劳动者和家内仆役的工资之后，又规定了行会的工资。从圣马丁节到复活节，石匠、瓦匠、石板瓦匠、采石匠、木匠的工资是26便士，他们的助手是16便士；从复活节到圣马丁节，白天变长，他们的工资增加到30便士，其助手是22便士。各种商品都规定了价格，一般物品不可超过最高价格。这些价格是根据什么原则规定的呢？这项法令清楚地说明了这个问题。人们承认，日工和手艺人自从黑死病以来更富有了，但他们服务价格的提高不得超过1/3。工资与价格以同一比例增加。于是，为了不使商品普遍昂贵，规定了有利于消费者的最高价格。但还有降低价格的方法，即增加工人人数，废除行会的限制性章程，这些章程阻碍巴黎的匠师数量增长。许多行会章程限制学徒人数，以减少未来的竞争者，因为这些学徒都是未来的师傅。

国王约翰重申1307 年法令的原则，笼统地规定，雇主可以随心所欲地雇佣学徒。这个法令的全部条款都值得注意。关于学徒期限和学徒工资的狭隘规定废除了。关于一项专门行业例如制造皮带和鞣革制鞋行业。有这样的规定：“制带者从万圣节到三月中旬可在夜间工作，可按照自己的意愿雇佣学徒；两年结束时，这些学徒可经营自己的行业，并制造他们能够制造的产品。”这样，我们看到又一项狭隘的行会规则失败了。夜间工作得到了明确的认可，至少在冬天的月份里是如此，这项措施被采用，以增加生产和降低工业品价格。但在行会消亡之前，并非全部行会的限制都取消了，某些古老的规则依然存在。例如：任何人不得同时从事两种不同的行业；商人不得滥用他们的手艺人和学徒。规定了工人的最高工资，因此，任意提高工资是不可能的了。

应当注意，这项法令规定了某些行业的师傅的人数，这是为了给他们一项垄断。但要注意这是哪些行业。在巴黎应有30 个酒商经销市民的酒。60个酒商销售勃艮第酒。至多60 个柴草过磅员。但这些职务是由商会会长或巴黎的皇家商会长、市政官任命的实实在在的职务，并非生产职务。故而这些任职者是公职人员。其他行业的师傅如金匠、布商和石匠的数目是不受限制的。每个工人在其学徒期满后，可在巴黎市开业，不管其学徒期是否在巴黎度过。他只须服从本行业的总章程和缴纳入会费。因此，“行会被国王约翰的法令破坏了”之说与事实相去甚远。一切都表明行会继续存在。管事师傅仍是行会首领，他们检验出售的商品，管事师傅由行会成员选择，但要经国王商会长批准，并向他宣誓。他们向商会长汇报他们所发现的违法行为，但管事师傅本身也是审判这些违法行为的法官。然而最终裁决权掌握在会长手中。一句话，国王约翰的法令对行会制度表示宽容甚至尊重；它仅仅为了公众的利益规定了物品的价格；它在行会中坚持“开放”政策，并废除了某些限制。

有人认为，法国王太子查理发展了其父的法令，规定工作完全自由。人们引用他在摄政期间于1358 年9 月写给巴黎成衣匠的信件为证。此时的成衣匠与马甲制造者不和，后者垄断了马甲和衬衣的织造。当马甲还是时髦之物时，查理的法令承认了这项垄断权；但现在马甲变成普通的服装，因而一般的成衣匠要求许可他们制造。查理五世指派巴黎的商会长调查这个问题；他规定，成衣匠从此也可以制造马甲。查理并未用这项法令破坏行会，像某些史学家所说的那样；他只是在这种服装流行后，允许两个行会制造它们。1351 年的法令还包含着关于在巴黎买卖的有趣条款。为了不使逃避最高限价法令的事情发生，人们被要求白天在公开场合下出售货物，以便对之进行控制。结果，外地商人只能在交易厅和市场上出售货物。甚至巴黎人在巴黎以外贩来的商品，也只能在交易厅中出售。行会师傅要检查这些货物，他们的权力得到巴黎市长、沙特莱城堡的审计员、公共起诉人和商人会长的支持。

巴黎市民被禁止求助于外籍商人。只有在预定的信号发生后，市场才能开始进行交易。巴黎平民有购买自己消费品的优先权，剩下的物品方可出售给别人。出售鸡蛋、黄油和其他消费品的小贩没有遭到禁止，但对他们的收益却有规定；出卖20 苏的物品赢利不得超过2 苏。这项法令的意义是重大的。这是我们所见的关于14 世纪工商业组织的最长的法令，其详尽程度令人惊讶。但应当记住，这是一项在特殊情况下为抵抗可怕的危机而制定的法令。很明显，王室为了消除危机而进行干涉，但危机过后，这项法令就不再有效，这情况酷似1307 年腓力四世的法令。王室想长期固定工资和工业品价格是办不到的。对其中的许多条款，行会不愿遵守，例如那些关于废除限制学徒年限的规定。然而，预期的目的之一达到了——价格下降了，与其说这是这项法令的结果，勿宁说是外部环境的影响。法国情况恶化——继1358 年马赛领导的巴黎起义后，又发生了扎克起义，以及虚张声势者罗伯特·诺利斯爵士和被称为大祭师的阿尔芒·德塞尔沃莱之流领导的“自由支队”及英国军队的可怕的蹂躏。灾难是深重的。

当生活必需品缺乏时，哪里又有奢侈品？人们的要求到处在减少。工人几乎不能维持生存；供过于求，价格下降到如此的程度，以致实际上似乎比黑死病之前的价格还低。有材料证明，在许多地方限制工资的劳工法令没有生效，并且由于许多强壮的劳动者不服从劳工法令而被捕入狱，从而使劳动力的困难状况更加恶化。就古老的劳役租向货币租的转换和农业租佃制的采用而论，这些不可抗拒的铁的事实解除了过去领主和维兰之间的契约关系。这种契约使领主不能无视已经在业的佃农的意愿，随意增加佃农的负担和改变其义务，从而保护了农民。但在骤然而来的危机中，它并未按相反的方向起到使领主免受维兰剥削的作用。在这种新旧形势的斗争中，农民几乎到处都获得胜利。黑死病加速了地租形式的转换，紧接着，是一个特殊有利于维兰获得自由的混乱时代。他们大批地放弃了自己的小块持有土地，而领主也发现，固持传统的义务极其困难，便愈来愈愿意在货币租的基础上进行协商。

但是黑死病并未导致这个运动；它只是加速了一个先前已有的运动。因为从13 世纪以来，（且不追溯以前）在欧洲进行的那个经济和社会革命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以货币关系取代了劳役关系。欧洲的自由佃农或拥有自己土地和少量农奴的人的数量超过人们通常的估计。与大陆相比，英国在这个缓慢的变化方面比较落后。在英国，劳役折算直到15 世纪初才成为普遍现象；在服从新形势方面，教会到处都落后于世俗社会。不论如何，把黑死病提高到唯一的“持续不断的经济力量的尊严地位”是错误的。因为还有许多其他复杂的现象与之混合在一起，使人们不易肯定黑死病是14 世纪变化的唯一的，甚至最重要的因素。历史上有这样的时代，那时经济和社会力量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致它们所产生的问题难以解决。这些因素繁多而形形色色，因此无法进行社会统计。历史学家仅能确定一件事情，即没有哪一个政府曾经成功地理解或控制过自然的发展或自然的衰落。人死了，但时代的脚步却没有停止，这种运动是向前发展，还是向后倒退，是“进步”还是“衰落”？谁说得清？最多只能说，时代在变化。

谢选骏指出：“人死了”，这是人们的意识。从基因库的角度看，人并没有死，甚至连恐龙都没有死——生命生生不息，布满海陆，甚至翱翔天际。如果人工智能继续发展，碳基生物可能被硅基生物补充甚至取代，那时将出现新的文明——一种不再受到碳基生物的局限性所约束的自主文明。

【第十七章 行会与城市贵族的形成】

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此处无须重复前书已写过的中世纪行会起源的理论问题。

鉴于不可能把行会的起源归于任一种特别的原因或基础，我们可以认为，行会是中世纪倾向于社团联合的一种自然表现，仅此而已。但是，无论中世纪行会的根源——或诸根源是什么，有两个事实是很清楚的：即它们与市民阶级的产生和城市的形成同时发生；而且，在它们萌芽时，就是组织起来的自由商人或手艺人团体，以保护他们摆脱不自由的竞争和同等团体的竞争。最早出现的这类团体应是商人公会，在11 世纪，我们就发现有其存在的迹象，而自由工匠的组织直到12 世纪晚期才出现。起初，所有各类商人和各行工匠都是组织在一起的。从事某一行业的工人都倾向于集中在城市中的某一条街和某一区内。在每一欧洲城市内，古街道的职业名称都是很有研究价值的。这种集团聚合的原因，首先是职业的便利；其次是嫉妒——监视他人雇工数量和产品价格的愿望。但是渐渐的，然而却是相当迅速的，技术或职能的分化过程，导致各种行会的形成。

最后，我们看到出现了高度发展的各类团体。工作的类型成为把他们联结在一起的纽带。于是，如我们所见，佛罗伦萨出现了7 个大行会和16 个小行会。在德国，最古老的行会是1106 年沃姆斯的贩鱼者行会和1128 年马格德堡的制鞋者行会。在德国，最先提到呢绒零卖商或服饰用品商，是在1221 年的沃姆斯，而该行会则出现于13 世纪末。此时，我们看到，药剂师们与这些呢绒商贩组织在一起。因为在行会形成的早期，某一商人和手艺人团体还不够大，或不占重要地位，因此，二个或二个以上的团体就要混合组织在一起。于是，我们在奥格斯堡发现布商、羊皮纸商、香料贩、鞋匠和扑克制造者混合在一起。在专营麻布和棉织品的乌尔姆城，布商行会是大行会。在施特拉斯堡，帽匠是主行会。在乌尔姆和施特拉斯堡，这两个行会是最富裕的。其它城镇也发现有同样混杂的行会。

随着这一过程，出现了另一类似的倾向，即限定价格、维持工资水平，以防止降低产品成本，保持传统的一致性，扼杀竞争。行会所追寻的目标是相应平等制。

这些商人和手工业行会必须与另一个更群众性的社团形式仔细区别。这类社团是共济团体，即互助保险团体。它们在数量上的增长十分迅速。饥饿、黑死病、遍布各地的宗教狂热，都使它们受到群众拥戴而获得好名声。它们是互助社团、保险团体、丧葬协会等。其成员生病期间，每周可接受一小笔津贴；而在康复期，数量要少一些。但这类资助不给予因殴斗而受伤者。例如，巴黎有两位市民：国王寝宫侍者雷蒙丹·勒蒙诺和雅克·德烈热，就于1332 年7 月在圣保罗教堂创办了一个共济会。其成员不仅限于工人，而且包括其他人。申请入会者只须有体面的服装、能付出5 个苏作为入会费、付给办事人员2 个便士、纳12 便士的股款，即可入会。一年一度的聚餐费是3 个便士。这一共济会提供葬礼用的火炬、蜡烛和柩衣；在某一会员逝世后的礼拜一，这一共济会出钱请主祭和副主祭作安魂弥撒礼。

共济会还确保其它利益。这一团体的成员处于一特别守护神的保护下，并在日历上相应的日子，以该守护神的名义举行特别弥撒礼。这时往往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因为共济会的首领就在这一天就任。在祷告时，会员们颂唱圣母玛丽娅的颂词：当唱到“他使有权势的君王失去王位”时，前任首领退位；而唱到“使卑贱者升上高位”时，前者的继承人就位。这一仪式叫作免职式。新任首领往往要向此社团赠一礼品。

由此派生。垄断原料是被禁止的，合伙经营也被侧目而视。行会师傅只可以雇佣一定数量的人，经营一定数量的商业。外部和内部的竞争被拒之千里。共同体本身即使缺乏劳力，也不得雇用外籍工人；与内部产品相同的外部产品不得出售。买卖双方的利益都受到关照。行会有严格的条例用于测验某一工人所具备的能力。行会尽可能决定公平价格，并使之与政论家们有关合法利润的理论相一致；尽可能保持利率的稳定性，并采取手段阻止利率下降，同时控制需求，以使利率上升。

然而，没有必要相信行会都依一个模式形成，或者认为，在中世纪晚期处处都可见到行会。有许多城镇、甚至有些具有一定规模的城镇，并没有行会组织。里昂和波尔多直到15 世纪末叶才出现行会。随着行会逐渐富裕和强大，它们在形式上和实质上都更贵族化了。这一内部分裂由以下两个过程所致：一方面，富裕商人通过联姻与旧土地贵族先后建立商业的和社会的联系，从此，他们的利益随着时间的推移终趋于一致。另外，由于工人们宁愿成为挣工资者而不愿作农业劳动者，因而大批地从庄园和农场流入发展中的城镇，以求在工业中被雇用。农田价格随之下跌，许多富商便在镇外购买土地，这一行为使他们进一步与土地贵族合流。学者们曾经对某些地区的历史，对于城镇周围土地价格的波动，对于城镇对周边农村劳动力的严格控制，对于农村低工资造成的城镇劳动力的低价格，对于大城市实行的把外来移民和外来贸易拒之门外而小城镇和农庄却对它们表示欢迎的倾向，进行了有趣的研究。

于是，一个贵族阶级在城市中成长起来。这一贵族阶级狡猾地篡改了行会的规章，以便排斥较低等级的工人或商人，保证他们自己对行会控制权的垄断。这一目的是通过多种手段实现的。行会成员的入会费上涨到了最高点，使得小人物不能入会。而且，由于行会要求工人完成一件“杰作”以作为其成为行会师傅的条件，使工人更难于成为师傅。从表面上看，这一要求是为了保证产品质量而排斥没掌握高度熟练技巧的工人，事实上，这一条件是一挑战书，它排斥了所有那些统治集团想排斥的人。“杰作”的难度越来越大，这样，许多工匠就不能成为师傅。于是师傅身份逐渐成为某些家庭的世袭身份。行会规章的修改，有利于师傅的儿子，他们所付的入会费比一般工人须交的入会费要少得多，而且，如果他有“适当的经验”，即可免除“杰作”。

这样，行会逐渐成为一个封闭的社团，而师傅身份成为世袭的资格。随着行会数量的成倍增加和其财富的增长，它们越来越摆脱了政府的控制，而不论该政府是属于王室的还是封建主的。早在13 世纪，波洛尼亚就通过了法令，以惩罚侵犯行会利益的贵族。这激怒了萨林贝内的贵族精神，他宣称：“但是，让这些人们恐惧吧，免得上帝的愤怒将降于他们身上，因为他们的确是反对圣训的（利未记，第19 章，第15 节）。腓力四世是成功地管理行会的最后一个法国国王。14 世纪中期，行会摧毁了佛兰德伯爵的权力，结果，几乎到处的行会都逐渐被城镇所控制。但这一情况为时不长，很快就出现了相反的情况，城镇转而被行会所控制。一旦权力在握，行会首先关切的是建立工商业垄断，根据地方市场的需要而限制工商业、排除竞争。

为达此目的，行会一方面拒绝给予那些不承认这些规章的人以公民权，另一方面征收寓禁关税以限制进口。行会成员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是有限的。城市立法受到行会利益的支配。地方法规以法律形式批准了有关确定“杰作”的等级条例、固定了工资、劳动时间和学徒条款。工资降低了，如果雇佣工人“罢工”，外埠工人的引进仍可保持工资的低水平。劳动时间延长了，“日出而做，日没而息”在夏天成为常事。这样，夏天的工作日长达16 小时，而在冬天也要工作很长时间。市政大厅钟楼上的大钟通报工作时间的开始和结束。长时期的工商业萧条不时出现。例如在佛兰德和佛罗伦萨，如果原料羊毛不能按期到达，成千上万的工人就被解雇，直到羊毛到达时。对学徒条例的滥用，成为普遍不满的根源。帕尔格雷夫给学徒制下的定义是“一种制度，在这种制度下，那些要从事某一特定行业的人，要在一定时期内，在一个师傅手下工作，并服侍师傅，而师傅则要在这一时期内教授他们自己所从事的工业或工业分支的技艺。”

这一习俗的基本宗旨是为每一行业提供熟练工人，同时阻止竞争。因此，每一师傅门下都有数名男孩为他做工——其数目依行会规则而定——师傅把这些孩子带回家中，供给衣食，并训练他们掌握自己的手艺，做为学徒们工作的报酬。在学徒期间，学徒们的劳动是无偿的。起初，学徒期为二三年。但是，师傅们把学徒的额定服务年限延长至4 年、5 年、甚至7 年，结果，师傅们几乎毫无代价地从富有经验的学徒那里，得到了雇佣一个熟练工人的实际收益。而对要求取得师傅身份的学徒的强制性征款，及对制做“杰作”的要求，更加深了学徒们的不幸。上述实例十分清楚地表明，到14 世纪，行会已成为剥削和垄断的团体。在这一团体内，一切事情都依师傅们的共同利益而定——提供相对廉价劳动力的学徒制；对熟练工的严格控制，禁止工会或劳动者为他们自己打算，限制工人的工资和劳动时日等。

所有熟练工的工作都是计件工，每一工人必须生产一定量的产品，否则就会被解雇。大多数工业是“农舍”或家庭手工业：这就是说，工人在自己家的农舍中或在家庭附设的车间内劳动。但是，有一些工业是不适于进行这种农舍工业生产的。例如印染业，它需要大桶、煮器和压榨机等，因而需要有更多的设备和更大的空间，这是普通工人所不可能提供的。随着行会变得越来越狭隘和排外，它们制定了越来越多的严格的规章。行会在努力为他们自己创造尽可能多的便利条件的同时，也同样努力维持师傅之间的平等。任何人不许可比别人赢利更多。行会不仅保护手工业师傅们对抗竞争对手和劳动者，而且也防止他们内部的相互对抗。因此，行会精心设计的条例反对赊销，反对垄断和囤积，赞成规定产品价格和质量，赞成有助于行东们共同利益的社会职能。行会谨防某一师傅以其机灵的交易手段使个人致富。每次购买原料都必须有利于整个行会。

一般地，行会购买大批原料分发给师傅们。但是，尽管这些资本主义式的行会影响很大，却仍有一点与近代资本主义的企业有明显的不同——它们纯粹是地方性的组织。它们的垄断也仅是城市垄断。对于行会的历史资料进行分类是必要的。迄今为止，对于行会文献的年代学问题，以及市政当局提供的特权和行会本身公布的条例之间的不同，史学家们都还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关于每一行会城市都有自己的特别贸易政策这一事实，也还没有被经济学家们充分认识到。行会也力图维持某种产品的良好声誉，规定了这种产品制作和出售的条件，决定每匹呢绒的长度和宽度，为每件产品定价等。为了维护行会的名誉，只允许打上正式印记的商品在市场出售。这就是商标的起源。劣质的产品和技术不熟练的工人在中世纪并不罕见。

每一行业可能只生产一种确定了一定质量标准的产品。由于行会严格地施行生产规章，师傅们不可采用新的生产方法和新的产品规格。一名师傅不可同时操两种行业，两个师傅也不可以联合经营以增加利润。由原料到制成品，从形式、样式到价格，一切都有细致的规定。由于商品上市前的这种监督，公众或许也受到了保护。而在另一方面，这种严格的统一要求和对竞争的压抑扼制了工人们的创造力，也剥夺了他们的自由权力。控制了市政机关的行会要员们制定了相当英明的地方立法。市政当局建立了城内市场，规定了价格，同时实行对商品的检查。对于所有的工人来说，充足的食品供应是十分必要的，因此，这也是市政管理的首要问题。在多数城市里，市政当局甚至进而提供了市属磨房、面包房和屠宰场。工业劳动者的特殊要求也没有被忽视。稍晚一些，我们发现了市属油坊、漂布厂、磨房、锯木厂及市属的印花、洗染和剪毛作坊以及呢绒服装厂。保证原料的质量是这一生产体系的一部分，手工业者不得使用未经市政当局打印记的原料和半成品；同时，市政当局也给呢绒或金属成品打印记。它们的目的是保证人人有饭吃，保证工人使用好原料，也保护消费者。

但是，我们决不能被表面现象所迷惑。上述政策和现代都市制度之间并无相似之处。现代都市制度的目标是博爱，或至少是卫生的，并照顾到较贫穷阶级的利益。而中世纪行会的市政制度是“被一种担心所促成，即：个人企业可能无力以合理的支出提供对资本来说如此重要的劳动者之生活所需。”此外，富裕市民以其对地方条件的改善，如铺路、供水、建下水道等，而自豪；也以其建立壮丽的公共建筑、如市政大厦、市场建筑及医院等，而自豪。1338 年，佛罗伦萨有30 所医院，其中有些是教会所建，但多数是世俗建立的。仅卡里马拉一个组织，就资助了9 所医院。行会活动中轻松的一面是它的社会娱乐活动。在公众的节日中，它们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1313 年6 月6 日，当国王腓力四世的3 个王子册封骑士时，巴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巴黎的若弗里写的韵体编年史留下了对这一庆祝活动的描述。各行会都带着自己的特别标记在国王面前列队游行，在他们的彩车上，皮革工人扮演了《列那狐的传说》中的形象；织工从《圣经》的《旧约》和《新约》中选择了表演题材；其它行会则选择了地狱、天堂等场景。行会不仅参加所有的节日活动，也在政治活动中发挥作用。1301 年，巴黎市为了向国王纳补助金，对居民征收了10 万利佛尔的人头税，面包师行会、酒商行会、粮商行会等许多行会选出了24 名征税人来管理这一笔税款的征收。在14 和15 世纪的欧洲，哪里有工商业，行会制度就在哪里发展。人们说得好，“所有高度发展的经济都是城市经济。无城市的农村经济是属于封建制度的。”①德国城市的行会数量不少于意大利及佛兰德的行会。

德国南部和北部的行会在数量上也很少或根本看不出差距。法兰克福有137 个行会，纽伦堡有96 个，里加有90 个，施特拉尔松有113 个，汉堡有114 个，律贝克有129 个。无论什么地方，只要行会制度占了优势，那里的市政府就被行会所控制。行会的成员及其家族形成了一个城市贵族阶层，这是由富裕的、有显赫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的上层市民构成的社会集团，他们与地方封建贵族联姻，形成了一个社会整体。富裕的商人阶级成为城市贵族，管理着贸易和地方政权。在城市贵族和下层劳动阶级之间，形成了一道鸿沟。劳动人们被称为“黑指甲”，受到城市贵族经济上的剥削和社会上的歧视。阶级冲突的战场不再是农村，而是城市；这一冲突也不同于以往封建时代，那是发生于贵族和农民之间，而这是发生于资产者和城市中被剥夺的民众之间。

这是资本和劳工之间的冲突，也是阶级之间的冲突。封建时代曾经历了农村的农民起义，而14 和15 世纪，则经历了大工业中心城市的下层劳动阶级的起义和骚动。城市的下层阶级——工匠、手工业者、小店主起而反抗一个富裕的政治上保守的贵族阶层，反对贵族阶层的专权及他们的挥霍、对公共财富的侵吞。斗争始于13 世纪后半期，延续了一个多世纪，到14 世纪末以贵族和行会的胜利而告终。1358 年，普鲁士各城镇的富裕市民代表们起草了一个严厉的法规，恐吓那些呼吁改善自己命运的熟练工们，宣称要割掉每一个罢工者的耳朵。后来，在但泽出现了行会师傅联盟，他们互相约定在一年内不接收任何可疑的人进他们的工场。1387 年，在伦敦，一些熟练工人组织了兄弟会，宣告了他们反对行东集团和官办行会起义的开始。人们仿效他们起来斗争，但资产者不失时机地采取了立法手段来压制人们的抱怨和要求。

在此之前，历次农民起义都失败了；每次“扎克”暴动都以统治者的血腥镇压而告结束。14 世纪城市平民的起义和工人阶级的暴动，也没达到更好的结局。下层劳动阶级中集体观念的形成及下层劳动阶级的起义，是14 世纪的一种触目惊心的现象。由于激进的社会和政治思想的传播，14 世纪后期的中世纪欧洲几乎处处都在动荡。这种激进的社会政治思想在1379～1382 年的佛罗伦萨，在1382 年法国的里昂、巴黎、卢昂及莱茵河岸的科隆和其他城市，都点燃了武装斗争的火焰。这些斗争不同于以往的扎克暴动及其它农民起义，那是些农村的居民、即农民的暴动。只是在英国，由于其经济上和社会上更落后于大陆国家，起义才采取了农民起义的形式。这些起义和暴动是工人的骚动，而城镇则是它们公开表演的中心。不成熟的带有共产主义性质的激进的社会意识时常与这些行动混杂在一起。14 世纪的许多群众异端浸透了这样的信条，如在鞭身教徒和毕加第派教徒中出现的那样。

这是一场阶级斗争，一场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是被半成熟的自由民主思想激发的、终日劳动的粗鲁群众和富裕的资产者及城市贵族的冲突。皮朗曾经写道：“在法国革命之前，社会仇恨的狂热从未表现得比这一时期更残忍更野蛮。”维利则说：“一般陌生的民主运动的浪潮正在席卷整个欧洲，这一浪潮的特点是以粗暴和无政府去纠正暴政和坏的秩序。”与这一运动相混杂的是信仰复兴运动和鞭身教等宗教极端派的激进形式的出现。宗教异端运动常被用来表达欧洲下层劳动阶级对加害于自己的经济和社会弊病的不满。这一重要的社会革命，不能局限于狭窄的范围内进行描述。在意大利、法国、佛兰德、德国，我们都看到了它尖锐的表现形式。

它是全欧洲的普遍现象，它表现在沃姆斯（1300年）、列日（1302年）、斯派尔（1304年）、乌尔姆（1327年）、美因茨和施特拉斯堡（1332年）、巴黎（1358年）、奥格斯堡（1368年）、不伦瑞克（1374 年）、科隆和佛罗伦萨（1379 年）；巴黎、卢昂、根特（1382年）。这是在整整一个世纪内广泛浸延的运动。所有这些运动，都同样地表现为对社会弊病的抗议，而那些在公社革命中得益最多者对此弊病是有责任的。它是下层民众的抗议，这些人对城市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做出了贡献，但是他们看到的是：富裕、悠闲和舒适的特权，及参与能够保护这些特权的政府管理的特权，却把他们拒之门外。换一句话说，这场斗争是那些没有财富和权力，但却认为他们应该拥有财富和权力的人们对财富和权力的抗议；是我们今天称之为无产阶级的那个经济和社会阶级，反对我们今天称之为上层中产阶级的另一个阶级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的民主抗议。除了上述共同点之外，另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这一运动的广泛性。在佛罗伦萨发生的事情也同样发生在根特和伊普雷。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德国，发生在汉萨城市中；在这些城市内，汉萨同盟是地方商人寡头政治的支持者。

1374年，不伦瑞克发生了反对统治议会的暴动，议会中的一些议员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于是，不伦瑞克失去了其汉萨同盟成员的资格，它的商人也被排斥在所有汉萨控制的市场之外。开除商业关系是一件可怕的武器，而不伦瑞克的人们不得不为他们的民主愿望而卑躬屈节的付出赔偿，以得到重新入盟的许可。当时的这类运动既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异常现象；它是普遍发生的，也是预料得到的。只是各次运动的细节有所不同。工匠们在捐税问题上尤其有抱怨情绪。在佛兰德，对葡萄酒，啤酒、煤炭和粮食所征的间接税，构成了城市预算的重要部分。由于这些捐税最沉重地压在群众头上，人们就把这些捐税看作商人寡头的一种剥削方式。

决不能认为，中世纪城市中的下层劳动阶级像供人驱使的牲畜一样不会说话。事实与此相去甚远。在欧洲各处，织工们尤其是工人阶级中积极、智慧的阶级。在法国，tisserand（织工）一词与“激进”是同义词，有时也意味着“异端”。德文zettel（条子），意味着一部织机的经线，由此词根而衍生了动词anzetteln（策划），意即设计或谋划；文字上讲，就是运筹或谋划一个运动。织工的工作性质要求智慧、艺术修养，技术熟练和创造力，而在我们大机器时代是不要求工人具备创造力的。织工有一些时间来思考。他所生活于其中的富裕和繁荣的城市环境并不单调乏味。不管他有着什么样的艺术鉴赏力和艺术灵感，都是被壮美的建筑、民间的诗意和各个方面的形形色色的节日庆祝活动所激发的。呢绒贸易和共产主义思想之间的密切联系是可以在整个中世纪找到踪迹的明显事实。资本是需要不断增殖的，因此，呢绒工人或是成为血汗工人，由商人手中接受原料，并把手工业成品交给商人；或者是呢绒生产者本身变为资本家，雇佣大批熟练工人。在同当时存在于城市或国家的各种势力的历次斗争中，织工们都战斗在第一线。而且，他们乐于接受任一新的革新方案，发起反对整个社会的统治秩序的斗争。

但是，织工们并不是善战的士兵。艾尼厄斯·希尔维厄于1451 年嘲笑地写到波希米亚的塔波尔派：城内有4000 名可以武装的男人，但他们都已成为工匠，而且他们大多数以纺织羊毛为生，因而在战斗中他们毫无价值。

同18 世纪一样，14 世纪也有它的哲理。手工业匠师用以丰富其精神生活的文学是促使他思考的。早在13 世纪，这种文学就发展到诅咒现存社会和政治结构为“反自然的”这一程度。这种文学显然是共产主义性质的。《玫瑰花传奇》中谈及国王的地位时，几乎不相信君权神授的信条。《耕者皮尔斯》及其法文的姊妹篇《维吉埃的梦》都散布这样的观点，即国王的统治糟透了。在英国，则有罗拉德教派的信徒，约翰·保尔和瓦特·泰勒。在佛兰德，范·马里兰及《史鉴》的作者都是头脑不十分清楚的直率的共产主义者。很难设想，这些思想仅局限于地方性的传播。哪里有商品交换，哪里就有思想的交流。在巴黎和伦敦有根特派，而激进的托钵僧团小兄弟修会则到处都与广大人民在一起。他们利用大众的不满，三五成群游历到农村，他们的尖顶风帽中塞着一些钱币、手套、独指手套、腰带和小刀。他们用这些东西甜言蜜语地诱惑妇女们的心；同时，他们在酒店和公共场所，以他们的音乐，他们给人和牲畜治病的医术，他们平易近人的品德，及他们通常具有的友好态度，随时得到人们的欢迎。他们参与每一次密谋，混入每一群人中。于是，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就能够煽动和激发群众使之暴动。

在14 世纪，新闻传播的速度甚快。工匠逐渐地意识到他们作为一个人的权利。他们变得阴沉而暴躁。在他们的意识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制止他们使用暴力。背信弃义的王公贵族和为之解除誓言约束的教皇并没有树立好榜样。资产者已经表明，人所期望的权力可以用暴力或金钱购得，而工匠们却不能够用金钱去购买，因此，他只能用武装暴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力，打破不平等和特权。作为欧洲最工业化的城市，佛罗伦萨是最不安宁、最动荡的。但巴黎和根特也不亚于佛罗伦萨，并且在政治民主和社会激进主义方面迅速赶上了佛罗伦萨。在欧洲的平衡遭破坏，城市革命风行，工人们开始谈论天赋权利和自治的整个社会动荡时期，佛罗伦萨的普通劳动者们不断地发动起义。在14世纪前25 年，我们看到，佛罗伦萨的工人阶级组织了工会以逼使雇主们让步。

但是，控制着政权的雇主们却迅速制定了立法以镇压这一工人的联合。用以描述这类工人团体的丰富词汇表明它们受到了商人们何种看待。它们被称为：conventicula（秘密集会）、Lega（政治社团）、dog-ana（海关）、frantellanza（兄弟会）、congiura（阴谋者）、cospirazione（密谋者）、comunella（公司）及monopolio（垄断）。它也同样反映了结社思想的普遍性。①这种对于工人结社的态度也反映在立法上。在1324 年的一则佛罗伦萨法令中，我们看到这样的句子：“由于在合法的托辞下经常发生起义，所以未经共和国政府认可，任何群众团体或协会都不得成立。”羊毛业行会的章程（1334 年）宣称：工人的团体和联盟是与圣保罗有关兄弟之爱和基督教的仁爱的训戒相对立的；这一章程还叹惜，行会内部过于经常地制定秘密章程，这些章程承认每一个人的工作自由，却不必服从市政官员和行会的法令。

1338 年，羊毛业行会的条款禁止工人的任何集会甚至宗教集会。1345 年，梳毛工丘托·布兰迪尼及另外9 名受雇于羊毛业行会的工人因企图组织梳毛工、刷毛工和其它羊毛手工业者结社而被处死。为了破坏工人组织工会的企图，外籍工人被雇佣来当“工贼”。大行会以扩大贸易为目标，同时实行保护关税政策。小行会和平民则憎恶战争，因为战争增加了捐税，只有利于那些大的手工业者和那些不从事贸易只靠投资为生的懒惰的富有者。② 巴尔迪家族和佩卢齐家族及其它许多银行的衰落，严重地损害了上层阶级的利益。而且1346 年，平民起来反对资产者，掀起了一次民主革命，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疯狂地瞎冲乱干。城市的8 名市政长官中，只给资产阶级两个席位，下层行会3 个，普通工人群众3 个。

这一革命标志着贵族声望的黯然失色。许多家族甚至更名改姓。史学家维拉尼写道：“看啊，当一个市政府由工匠、熟练工和白痴当权时，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寡头集团重整旗鼓企图再度控制政治机关。这时，黑死病降临，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一切都瘫痪了。后来，佛罗伦萨慢慢康复，并恢复了对其邻国，特别是比萨的征服政策。由于1356 年塔拉莫内港口的开放，比萨受到沉重的打击。不久，佛罗伦萨城内又发生分裂，里奇和阿尔比奇两家族之争使整个城市卷入其中。阿尔比奇家支持富裕的资产者，里奇则支持小行会和群众的事业。随着旧贵族的消亡，古典的军事贵族不复存在，上层阶级完全是资本主义的了。

在1379 年～1382 年这一动乱年代，“褴褛汉”的起义使矛盾达到了顶点，这一起义立即成为一次以民主思想为主导的政治革命、一次贫穷阶级反对富裕者的政治革命和较低社会等级反对上层阶级的社会暴动。在3 年内，佛罗伦萨处于骚乱和内战中。但是，到1382 年，大行会和“肥人”成功了。参加暴动者包括所有的下层阶级。马基雅维里估计到，仅在一夜之间，就有6000 人参加骚乱。简言之，这一骚乱的真相，就是下层民众控制了城市。这一期间，全部工商业都停止了，商店关门，家家闭户，贵重物品则被送到教堂和修道院以求安全保存。市议会变得惊恐不安，考虑着如何平息人们的不满。暴民们是难以控制的，他们在城内到处烧杀抢掠，打开监狱，并劫掠了阿涅奥利修道院和圣斯皮里托修女院。路易吉·圭恰尔迪尼继美第奇家的萨尔韦斯特罗之后担任正义旗手；他试图在一次演说中向群众宣布同意他们的要求，以平息群众的愤怒。他似乎是成功了。

同时，市政长官下令放下武器、开港行船、外邦人自回自家。暴民们仍不满意，他们烧毁圭恰尔迪尼及其他一些人的房屋，毁坏羊毛贸易的记录，提出了进一步要求。这些要求也得到了满足。然而，没有城市议会的批准，改革不能生效，而法律禁止在同一天召集两次议会，于是会议不得不推迟。次日，正当议会考虑群众提出的条件时，会议被打断了，官员们仓促逃命，平民们控制了议会大厦。暴民的首领是一位衣衫褴褛、赤足的穷梳毛工米凯莱·兰多，他率领暴民进入了议会大厦。一经发现自己已占领大厦，他们立即选举兰多为正义旗手。他安抚群众，推行改革。但他的统治仅仅维持了很短一个时期，即由1379年6 月20 日到8 月31 日。

褴褛汉起义既是罢工，也是革命。他们要求享有自己组织行会和参加政府的权利。他们建立起了三个新行会，（1）裁缝、剪毛工和理发匠行会；（2） 刷毛工和染匠行会；（3）褴褛汉，即所有其它最下层工人的行会。在市政府的8 名官员中，与以前不同的是，3 名选自大行会，3 名选自小行会，2 名选自新行会。显然，无产者和小行会得胜了。但是，当颇善于蛊惑人心的革命者领袖兰多辞职时，革命领导人内部发生争执，被贵族控制的具有专政权力的民团拒绝执行平民阶级的要求。在下一次选举中，贵族党获胜，到1382年，贵族保住了它的优势。不幸的起义领袖们被流放，其中最著名的是兰多和斯特罗齐。随后，161 名造反者被处死，新行会被取缔，到1393 年，可以说，寡头集团已完全控制了市政。1397 年，在美第奇统治时期，另一次起义失败，大资本家仍然受到一定的保护。贵族控制了市政，但是在那些善于蛊惑人心的被虐待的劳动群众领袖们的领导下，起义的危险仍然存在。

对于美第奇家族来说，借助无产者的斗争达到权力的宝座，是一现成可行的途径。美第奇家族把无产者的不满作为自己的资本，使他们自己成为无冕之王。在如此严重的相互敌对和摧残之后，斗争双方的疲惫不堪和普遍的和平愿望为美第奇家族的温和专制铺平了道路。佛罗伦萨更希望和平而不是自由。1382 年巴黎的工人阶级起义不同于佛罗伦萨的褴褛汉起义。在巴黎的起义中，人们的不满有特别的原因而不是普遍的抱怨。但结局是相似的。直接起因是，政府在1380 年取消了炉灶税和讨厌的销售税之后又恢复了它们。查理五世在弥留之际取消了炉灶税。1380 年11 月14 日，摄政者们为减弱人民的反抗情绪也被迫取缔了商品销售税。但是，没有额外的税收，王室就无法生存；而且，尽管对英战争已停止，英法敌对行动仍在布列塔尼继续。

1380 年底，召集了三级会议，投票通过了一项新的炉灶税。炉灶税的征集开始了，但完税数目远远不足。于是，昂儒公爵重新确定对出售商品征间接税，并征收1/30 的盐税。这些捐税沉重地落到城镇的下层阶级身上。王室企图得到商人的首脑和资产阶级首领的赞同，并要求行会同意这一提案，但他们却推诿搪塞。于是，王室于1382 年2 月28 日颁布了一项文告，3 月1 日开始征收上述捐税。就在3 月1 日这一天，巴黎骚动了。当一征税人企图向一在市场出售水芹的老妇强行征税时，受到人们攻击而被杀。其他征税人也遇到同样的恶运。暴乱群众越来越多，涌进格莱沃广场，向市政大厦发起攻击，夺得12000 只铅锤。这是国王的市政官于格·奥布里奥在一次英国入侵法国时贮在市政大厦内的。愤怒的人们犯下的暴行难以计算。他们杀了一些犹太人和一些妇女；抢夺了税册和帐簿、珠宝及贵重物品。城门关上了，街上横拉着铁链。较为明智的上层资产者企图制止这种混乱局面。

手工业匠师组成的民兵团在其五十人长和十二人长的指挥下，在街头武装巡逻，解除了铅锤党人的武装。人们请求当时在万桑的国王平息人民的抱怨，向人民许诺恢复“圣路易的黄金时代”，即取消所有这一切新的税收。他也许诺实行大赦，只惩罚运动的首领。在一阵残酷的镇压之后，社会秩序得以重建。许多人被诬为运动的参加者和领导者而被斩首，而政府的特赦令却受到人们强烈地抱怨。1382 年2 月24 日，圣马太节那天，鲁昂发出了战斗信号。起义的先锋是铜匠和布商。运动扩展到这座城市的各条街道。警钟响过，暴民们就抢劫了主要资产者的商行，凿开葡萄酒桶，把酒倾倒在大街上。最后，暴动者袭击了犹太人区，抢劫了犹太人的商店。第一次起义过后，较温和的资产者投入斗争。他们迫使鲁昂市长取消在城内市场和磨房征收的年租；令圣欧文修道院的住持放弃他对该城施行的司法权。在圣欧文墓地举行的一次大会上，人们宣读了新的宪章，并发誓遵守之。群众的愤怒消散了，起义自行平息了，鲁昂担心地等着看国王将如何动作。这一起义被称为Harell，此为古法语词，意为叛乱或骚动。巴黎恢复和平之后，宫廷立即赴诺曼底惩罚鲁昂人。未及查理六世进入鲁昂城，那里的起义首领已被斩首并在各城门悬首示众。曾作为起义信号的钟楼上的大钟，亦被搬了下来。

1382 年3 月29 日，查理六世进入鲁昂之后，统治者的反扑继续进行；更多的人被杀害。国王镇压了鲁昂公社，该城失去了自治权，被置于王室监察官的监护之下；这一监护统治延续了几个世纪。鲁昂人被迫付一笔沉重的罚金。诺曼底的三级会议被迫对商品、盐及饮料征收新的售出税，鲁昂的工商业几乎毁灭。鲁昂的行会原已接受他们的市长所订的管理规章；而今，王室监察官和子爵又颁布了一些规章，使行会丧失其独立地位。此后，它们臣属于国王。而这一变化中却有一个优越条件，即新规章不像旧规章那么严格，城市也乐于接受那些要从事手工业生产的外邦工人。鲁昂被惩罚之后，统治者们企图降服巴黎，但是，直到查理六世征伐佛兰德之后，他们的报复行为才得以实施。

这时，国王在著名的罗塞贝克战役中战胜了根特人（1382 年11 月29 日）。暴乱的巴黎人曾希望佛兰德人取胜并曾与根特人互通消息。罗塞贝克凯旋之后，对巴黎人的惩罚指日可待了。1383 年1 月11 日，当国王准备进入巴黎时，巴黎的商会会长、市政官员们和大约500 名资产者身穿节日盛装，出城迎接国王。他们想用一华盖迎接国王进入首都，但国王无情地令他们闪开道路回巴黎去。查理六世在12000 人簇拥下，越过被毁坏的圣德尼门的废墟，像是进入一座被征服城市那样进入巴黎。对巴黎的惩处由此开始。街道上悬横的所有铁链都被拆除运往万森；市民们被迫把他们的武器送进卢浮宫或沙特莱城堡；上千人被捕，监狱中满是囚徒。许多人被杀。1 月20 日，查理六世下令沿街通报征收多种新捐税——一切上市商品每值一镑（利佛尔）交税12 便士；每一蒲式耳食盐交20 个苏；每桶①零售葡萄酒交12 个苏。这些捐税没受到任何对抗立即收讫。此外，巴黎的城市特权亦被取缔。

1383 年2 月27 日的一个通令，取缔了商会会长和自治市政官员的合法地位。参加暴乱的商业和手工业全被破坏无遗。人们说：“在我们巴黎城再不会有匠师了。”于是，巴黎有了自由贸易，只有国王的市长有权管辖这些自由贸易。任何形式的结社均被禁止，如同腓力四世以往所禁止过的那样。由于当局惧怕宗教团体也会成为骚乱中心，甚至宗教团体也被禁止。原雇用来巡视城市的十二人长、四十人长和五十人长也被镇压，从此，国王控制了巴黎。在整个二月里，恐怖继续笼罩着巴黎。每天都有三四名囚徒被杀。

最后，1383 年3 月1 日，在巴黎宫廷广场前召集了一个大型会议，每户至少必须有一人出席，这表明当时在巴黎定有许多寓所。司法官皮埃尔·达热蒙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历数巴黎人自1380 年以来所犯的全部罪行，然后宣布大赦，但有40 人不予赦免。其它被控有罪者付出足以使他们自己破产的巨额罚金而逃脱一死。其它城镇因仿效巴黎也受到国王惩罚。钦差大臣到处搞调查。拉昂、博韦和奥尔良被罚以重金。亚眠的公社政权被取缔。在南方也有一阵轰轰烈烈的运动，即朗格多克反对王室总督昂儒公爵强征苛捐杂税的斗争。当贝里公爵被任命为该地总督，作为国王查理六世的代表时，贝齐埃尔、卡尔卡松和尼姆出现了新的骚动。盗匪们利用这些混乱从中渔利，时常出没于丛林中。他们的数量从近郊失业工人中得以补充。

1383年，这些盗匪被降服，在南方司法总管辖区，尤其在受匪害最重的地区，征收了巨额罚金；这笔罚金直到1387 年才征齐。自阿尔比十字军以来，朗格多克还未曾体验过这样的制度。同时，在佛兰德，特别是根特，也爆发了起义。此前佛兰德已经历了两次革命：一次是在腓力四世统治时期的革命，工人阶级和伯爵路易·德当皮埃尔联合反对资产者；第二次革命是在1339 年和1345 年间，在詹姆斯·范·阿特维尔德的领导下，资产者和工人联合起来反对公爵，并投靠了英王爱德华三世。第三次革命，发生于1375～1385 年间，它必须在勃艮第诸公爵能够稳固地站稳脚跟之前清理环境。在这第三次革命中，斗争的双方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或者城市贵族。这是一次民权起义和社会战争。

1382 年的起义是雇主和无产阶级——日薪劳动者和临时工——之间一系列尖锐冲突的高潮。虽然，随着佛兰德与法国亲王、勃艮第公爵腓力的联姻，斗争倾向于反对法国，但它并不是反对法国统治的斗争。它也不是政治斗争。它是一场以地方贵族、富商市民和征税者为一方，以下层工人阶级为另一方的一场阶级冲突。与下层工人阶级相混杂的是大量的西佛兰德的自由农民。他们害怕税吏，但不为工业萧条而烦恼，亦不担心丧失工作和降低工资。在佛兰德大大小小的许多城镇中，在成千上万的工匠和富裕的城市贵族之间，一个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鸿沟形成了。工匠们在政府中没有发言权，也不能成为行会成员。而行会已成为相当富裕的合作团体，它们以低工资雇佣成千上万的工人，使他们每日长时间地劳作。于是，1382 年，工匠们暴动了。在上述第一次革命中，布鲁日首当其冲。而在第二次和第三次革命中，根特成为斗争的中心。

1382 年爆发的大规模起义，是以个别地区的动乱为前导的，如1359 年在根特和布鲁日，1366 年和1377 年在伊普雷发生的起义。佛兰德起义爆发的直接原因，是伯爵向根特征特别税，以备1379 年惠特曼日①的大规模赛马的支出。根特拒绝付此税款。伯爵一怒之下，向布鲁日提出征款要求。作为征款的回报，他允诺布鲁日在根特北部挖掘一条运河，使利斯河与根特相联结，直至海滨。人们只须看一眼地图即可明了，此运河在改善布鲁日商业的同时，将割断阿图瓦和瓦隆佛兰德对根特的农产品供应，此前，这些产品一直由斯凯尔德河出海。此外，根特和布鲁日之间的商业竞争由于两城之间的政治对立而恶化了。在根特，下层阶级控制了市镇——这是民主政体——与此同时，布鲁日则由掌握行会的富裕市民的地方寡头政治所控制。根特愤怒了。如果运河凿通，这里的小麦市场几乎肯定要移往布鲁日。利斯河与斯凯尔德河下游的装运工（船工）武装起来了。与此同时，布鲁日人开始开凿运河。但开工4 个月后，一群根特人袭击了开运河者，使工程停顿下来。

这一事件引起伯爵和根特的争端。一旦战争在所难免，根特人将立即组织了全境的叛乱。一群自称“白帽党”的武装工人在一船工首领简·约恩领导下，迫使台尔蒙德、阿洛斯特、库尔特雷、博普林、伊普雷以至于布鲁日都加入了这一斗争。所有的城市佛兰德人都揭竿而起。在动乱中，一个比约恩更伟大的人物，著名的詹姆斯·范·阿特维尔德之子，腓力·范·阿特维尔德站了出来。他是富有者，依靠地租和种植自己所拥有的围垦地为生。而没有任何经济上的要求推动他起义。可以认为，他是当时的社会民主派，是他自己的思想，而不是客观事实，促使他成为瞩目之人。他担任领袖之时，造反者的败局几乎已定。伯爵一方面使用武力，另一方面狡猾地挑动萧条的农村反对城市，挑动小城市反对大城市，已逐渐占了上风。当腓力·范·阿特维尔德掌权之时，根特几乎孤立地处于包围之中，因饥饿而险些陷落。腓力采取积极措施重新调整命运的天平。一支称为reizers 的骑兵在一名叫阿克尔曼的将领指挥下成立，其中一半人搞侦察，一半人运粮草。阿克尔曼同腓力·范·阿特维尔德一样，也是一位同情下层阶级的有产者。

同时，一位叫库尔曼的内河“水军将官”组织了一支河上舰队，他的特殊使命是恢复这一濒临死亡的饥饿城市的粮食供应。阿特维尔德亲自进行军事指挥。在布鲁日，伯爵拥有一支8 倍于阿特维尔德的军队。但是，根特人有效的领导和奋不顾身的勇气补偿了军力的不足。在根特人的勇敢冲击下，伯爵败绩；布鲁日被起义者占领和抢劫。佛兰德的形势在几周内即完全改观。几乎所有的城镇都响应了根特的暴动。阿特维尔德被拥立为佛兰德的监护人。革命已是既成事实，然而，形势又迅速逆转。勃艮第公爵（佛兰德伯爵的女婿）怂恿他的侄子法王查理六世出面干涉。腓力·范·阿特维尔德从其父亲的前策，向英王理查二世求助。他的使者被指令向“法国的合法国王”理查请求给予根特和其他佛兰德城市以自由的保障。但英国没有给以任何援助。据弗鲁瓦萨尔讲，可能是由于英国的统治阶级已在前一年的农民起义中充分体会了社会民主思想。

1382 年11 月27 日，法国的罗塞贝克的胜利，摧毁了佛兰德的社会民主运动。尽管如此，后来根特又在弗朗茨·阿克尔曼指挥下进行了激烈的斗争。由于腓力·范·阿特维尔德在罗塞贝克被杀，弗朗茨就成为唯一幸存的群众领袖。在欧洲许多车间和工厂中，人们沉痛哀悼佛罗伦萨褴褛汉起义的失败，在上文谈到的佛兰德爆发的“第二次革命”中，佛兰德诸城同英王爱德华三世结盟，拥立爱德华为法国合法国王，故有此说。——译者巴黎、鲁昂暴动的泯没和罗塞贝克的受难日。工人阶级在欧洲每一工业区都遭到失败，而市民、资产者、雇主、事业家阶级则稳操权柄。直到16 世纪，在欧洲才发生了另一次这样普遍的运动，那时，宗教改革成了人们广泛地表达社会怨愤的工具。

谢选骏指出：“无产阶级和阶级斗争此处无须重复前书已写过的中世纪行会起源的理论问题。鉴于不可能把行会的起源归于任一种特别的原因或基础，我们可以认为，行会是中世纪倾向于社团联合的一种自然表现，仅此而已。”——美国教授在此信口开河露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狐狸尾巴！对此，他甚至不再需要提出任何的论证，遑论什么论据。从阶级斗争的观点看，“直到16世纪，在欧洲才发生了另一次这样普遍的运动，那时，宗教改革成了人们广泛地表达社会怨愤的工具。”但是从种族斗争的观点看，地理大发现才是宗教改革的引爆点。如果没有地理大发现，就不会有宗教改革；文艺复兴也会夭折，更何况以后的故事？

【第十八章 文艺复兴时期的银行业】

在正文开始之前，这里试图解释一下，上溯到十字军东征的头一个世纪中，资本主义是如何产生发展的，而就意大利而言，资本主义因素早在11世纪就已清晰可辨了。显然，教廷的财政措施可能是新发展的开端，但是如果没有欧洲工业和商业的崛起，教廷的新财政制度也不可能产生。教廷的货币造就了一个巨大的生机勃勃的蓄水池，实业投资可依赖于此，但注满这个大水池的源泉却是新兴的商业和工业。另一个因素是地租形式的变化，以前的劳役地租转化为货币地租，而农奴和维兰也就变成了佃户或自由农民，甚至城市人口增加和工商业发展所引起的城内地产自然增值，也可算做资本主义因素之一，再一个有利因素是采矿技术改进所推动的贵金属增产，尤以德国和波希米亚最令人瞩目。商业，并非割据诸侯的或国家的，而是国际间的贸易，是14、15世纪资本主义植根的沃土，是当时银行活动的基础。

商业交往是高度经济发展的产物，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商品必然由消费性的转变成交换性的；换言之，生产商品时必须以创造其平均社会价值或平均市场价值为目的，而这又只有在劳动专业化水平相当高时才有可能实现。采矿工业就是循此路发展的，羊毛织物或亚麻织物，尤其是粗纺织物也是如此。上述各业在德国早已高度发达，而其后很久英格兰才想到引进德国矿工和粗呢纺织工以及他们的技艺和方法。在所有各种商业活动中，羊毛贸易和羊毛纺织业名列前茅，它们与早期银行业是同根所生。正因为如此，佛罗伦萨便在13、14、15 世纪成为欧洲的第一个银行城。那里的银行世家都是家族式经营，他们间的竞争是但丁时代著名的“黑党”与“白党”对立的直接源由。当切尔基家族组建一个同盟与佛罗伦萨三大金融望族的垄断斗争时，每一个商号都各择其营阵角分明。过去名为圭尔夫党和吉伯林党的名称虽然残存下来了，但已完全失去了当年的意义。

早在佛罗伦萨之前，伦巴第已是新型金融业的沃野，但唯有阿尔诺地区的城市基于其庞大的毛纺织业，率先创立了大型金融商号，以“发展世界性商品贸易，同时发展世界性银行业务”，并把贷款从纯粹的高利贷转变为投资。佛罗伦萨运用其几乎遍布全欧的、组织完善的经营机构来扩大其银行业务，并与推进商业贸易协调促进。从1250 年左右起步伊始到两代人之后的14 世纪头10 年之末，佛罗伦萨银行业务已经发展到控制了整个基督教欧洲的信贷、其商人公会“细呢绒行会”和稍后的“羊毛业行会”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亚于罗马教廷。“羊毛业行会”的经营首次表现出阿尔诺商人是如何在英格兰和那不勒斯王国夺取了经济上的前哨阵地。买进羊毛，制成织物，再出售整修好的呢绒制品，这一行业获利如此丰厚，以致12 世纪“细呢绒行会”就已接纳了最大的富商巨贾们，并通过此业对贸易的推动，使一大批较小的社团，包括名为“手艺人同盟”（实为银行家和货币兑换商的同业公会）在内，勃然兴起。 

佛罗伦萨银行业与其羊毛贸易息息相关。如果说羊毛贸易以其利润促进了足量资本的积聚并使之能够投入贷款业务，那么银行业的利息和利润就有助于提供基金，以便阿尔诺商人和实业家得以购买巨额羊毛和织物，得以建立雇佣上千工匠的大型工场，并使佛罗伦萨在羊毛贸易中独占鳌头。尽管并非佛罗伦萨的富有造就了中世纪银行业，但富有却巩固了银行业。在这方面，佛罗伦萨击败了所有的竞争者。1338 年佛罗伦萨有80 家商号经营银行和货币兑换业，首屈一指的是巴尔迪家族和佩卢齐家族。14 世纪末，流通中的佛罗伦萨货币总记达200 万佛罗林。佛罗伦萨人的交易所遍及各地，仅佩卢齐家族就有16 处：伦敦、布鲁日、巴黎、阿维尼翁、马略尔卡、比萨、热那亚、威尼斯、法马古斯塔、卡利亚里、那不勒斯、巴勒莫、莫里亚的克拉伦察、罗得岛、塞浦路斯、突尼斯。银行家们的代理人中有27 人当上了城市共和国的最高长官，7 人成为正义旗手。

汇票的广泛流通是佛罗伦萨银行家的创举；它使商业活动更加安全，防止了钱财被盗。这种信用手段很快就发展为债券证书。但当时的国际银行业如同今日银行业一样是一种成本昂贵的投机活动。政治就像利润一样捉摸不定，时常招致灾祸。1298～1326 年间，18 家银行倒闭：1298 年是布翁西尼奥里家族和里卡尔迪家族；1302 年是弗兰泽西家；1303 年阿曼纳蒂；1305 年是阿尔丁盖利、索隆纳涅里和兰贝蒂；1307 年莫齐；1309年布翁科尔西，法菲和费兰蒂尼；1310 年普尔奇和林贝蒂尼；1313 年西林曼尼；1317 年马奇；1318 年科尔纳基尼；1321 年切尔基·比安基；1326 年皮拉斯特里。这一系列银行破产倒闭的主要因素是卜尼法斯八世的倒台，教廷迁到阿维尼翁，腓力四世与爱德华一世间的战争、法国入侵佛兰德、爱德华二世在英格兰的暴政。

1311 年爱德华二世把里卡尔迪和弗雷斯科巴尔迪两家族驱逐出英格兰。在那不勒斯王国的佛罗伦萨银行家处境也不妙。王室挥霍无度炫耀宫廷，致使国王不得不把越来越多的政治和经济特权授给银行家们，大批银行人员当上了国王的重臣显贵。但是，与此同时，这些人行使职权时采用的方式，使之与人民大众疏远，这就播下了他们覆灭的种子。1328 年斯卡利银行破产，是其末日的开端。不久以后（1341 年）佛罗伦萨陷入了与比萨的战争，因为比萨曾把卢卡城从佛罗伦萨的控制下解脱出来，而卢卡又希望将自己重新置于佛罗伦萨统辖之下。由于佛罗伦萨无法独立克敌，它便寻求外援。一场政治危机引发了经济危机，几家银行倒闭了。较大的银行挨过了危机，但是当那不勒斯国王拒不偿还巴尔迪银行和佩卢齐银行近20 万金佛罗林的债务时，它们的元气大伤。

当然，这两家佛罗伦萨最大的银行完全有能力渡过这场灾难，因为它们在英格兰继承了垮掉的里卡尔迪和弗雷斯科巴尔迪的事业，获利颇丰，并在一时间财运亨通扶摇直上。巴尔迪和佩卢齐银行于1290 年首次在英格兰出现。1290～1326 年间它们给国王的贷款额至少为72631 镑，其中只有4926 镑是1311 年之前借出的。时光飞逝，联合起来的益处愈加明显，于是他们开始协调彼此的行动，这一传统于1337 年左右，确立于1340 年。爱德华三世（1327～1377 年）即位之初对它们恩宠倍至，授予许多特权。该国法律也尽行方便，数度放松以保护它们的收债工作。这方面的例证发生于1327 年，当时“南安普敦的税收官受命立即向国王送交手头的每一笔羊毛税金，兽皮与羊毛皮税金，新增税金，而不必理会先前的规定，‘但是佛罗伦萨的巴尔迪机构所属商人除外’”。

英国法律限制外商在本国居住，严禁以税金转让偿还外商的贷款，国王的这一行动显然是置法律于不顾的。国王从银行家手中借得的资金其用途五花八门。1331 年11 月，巴尔迪银行同意每月提供1000 马克资助王室家务开支。作为回报，银行获得特权可以在伦敦、赫尔河畔金斯敦、泰恩河畔纽卡斯尔、哈特尔普尔和南安普敦收取某些关税。王室的其他成员也由银行家提供生活费用。王后、王后之母和切斯特伯爵都从银行得到了不少好处，使国王为此负债。不过，对银行家提出的主要要求是资助英国反对法国的军事行动。到1336 年，佩卢齐银行的作用日益突出，尽管在此之前它对贷款给爱德华三世并不热心。同年，该银行向国王贷款，以国会所允诺的某些收入为担保。当年前6 个月结束时，国王显然欠银行32000 英镑。1337 年，由于英国需要更多的钱来应付迫在眉睫的对法战争，佩卢齐银行就显得更为重要了。国王保证大量的源源不断的资金来源的唯一办法就是控制羊毛贸易，而这又只有求得深深打入羊毛贸易的意大利商人的支持和协助才可能实现。

1338 年3 月，国王与巴尔迪银行和佩卢齐银行达成协议，国王将把他有权支配的全部英格兰羊毛移交给这两家银行，后者将出售之以便为国王谋利。这一协议标志着意大利人在英国交上的好运已达登峰造极的地步。但与此同时，暴力正在意大利、法国和英格兰肆虐，并汇集起来使意大利人的地位越来越岌岌可危。1337 年英法之间爆发的漫长战争使商人们陷入困境。他们不可能与敌对双方都保持良好关系。正式宣战时，商人们在法国的代理人被逮捕，只有向瓦洛亚家族的腓力付出巨款才能逃脱长期监禁。同时，爱德华三世开始比以前更迟缓地偿还债务，因他坚持这样做，从而使债务越来越多。

意大利的局势又给上述双重灾难火上加油，佛罗伦萨城市国家的财政困难日益加重，它在那不勒斯的投资也处于危险之中。紧接着与比萨的战争爆发了，对战费的筹集逼垮了好几个较小的银行（1341 年），唯有巴尔迪和佩卢齐这样的大银行挣扎着免遭灭顶之灾。显然，1341 年以后，随着英王日益债台高筑，巴尔迪和佩卢齐两家银行在英国的处境更加风雨飘摇。国王对苏格兰和法国的战争使他无法偿还已经立约为证的债务，却迫使他不得不寻求越来越多的贷款。再加上正在兴起的本国商人阶层对于王室恩宠外国人日益怨恨。确切情况不甚清楚，但很可能出现了一个商人阴谋集团，国王也深涉其中。不管怎么说，意大利人是大祸临头了。

在1343～1345 年间，他们似乎曾要求决算帐目。紧接着，他们的所有代理人都被捕入狱，没有对这些人提出什么特别的指控，只是说他们欠了国王一大笔债务，幸好，爱德华所确认的这笔所谓债务，比起他自己向这些人借的钱少得多。国王原来下令必须在指定的日期前偿还“债务”，但事后又赦免了他们。国王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减轻这些人的痛苦。显而易见，监禁意大利人并非由于他们犯下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行，而是由于当局希望减除这批使他们心烦的人。这段插曲实际上结束了这两家银行与王室的密切联系，尽管此后的一段时日中他们继续在英国从事私人贸易。在巴尔迪银行和佩卢齐银行破产之后，英国王室偿还了部分欠款，而使两家银行得以向因他们倒闭而受害的小银行提供一些补偿。在这方面，巴尔迪银行比佩卢齐银行运气更糟，因为它向英王贷款达50493 镑5 先令221 便士，而收回的只有区区150 镑。

1346 年6月，佩卢齐银行收回欠款6375 镑，1352 年8 月又收回100 镑。英国拒付欠款使事态到了紧急关头，清理这两家银行的资产已是势在必行。这次著名的银行破产事件使意大利人心惶惶，于是在佛罗伦萨召集了一个会议，于1347年9 月6 日通过一项决议，责令巴尔迪银行偿还其债务的约30％，佩卢齐银行偿还约20％。我们已经看到四个意大利银行是如何因与英国国王做交易而破产的：卢卡的里卡尔迪银行毁于爱德华一世手中，佛罗伦萨的弗雷斯科巴尔迪银行败在爱德华二世手下，巴尔迪与佩卢齐银行又因爱德华三世而遭灾。只有巴尔迪与佩卢齐银行的破产有可靠的数字，从1290 年到1345 年，它们向三位爱德华提供的贷款不少于433000 镑，但是人们必须把这个数字乘以5，才能切实了解这一崩溃的无比规模。

爱德华三世拒绝偿还其意大利债务所产生的后果，以及随后在欧洲引起的恐慌，恐怕只有1892 年巴林家族的破产和我们在1893 年的恐慌才能与之相提并论。佛罗伦萨的恐慌远远波及到托斯卡纳，因为倒闭了的银行几乎在各地都有分行。

佛罗伦萨只有一家银行挺过了这个著名的“黑色星期五”幸存下来，那就是美第奇银行。因为随着巴尔迪与佩卢齐银行在贸易量方面的增长，为了有助于一些小银行从事商业冒险，同时也许是为了确保它们自己免于承担过大的责任，这两家首要的银行把许多其它银行都卷带进与英国的交易之中。它们几乎全都被卷进了最后崩溃中，只有美第奇银行幸免一难。美第奇银行在当时不足以引人注目，但正是这种默默无闻救了它的命，在佛罗伦萨其他银行的废墟上，它日渐富有声名鹊起。尽管美第奇家族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成为世代王公般的望族，尽管家族中出了两位教皇和两位法国王后，但至今仍使人们记忆犹新的却是当时当铺老板的标记——3 个金球，而6个金球则是银行业的标志，后来成为美第奇家族纹章的特征。不过直至1415年教皇重返罗马之后，美第奇家族的黄金时代才真正来临。

1124～1125 年的冬天，当威尼斯总督多梅尼科·米夏埃尔统率其舰队围攻提尔时，舰队军饷几近告罄，水兵和步兵险些叛乱。值此危急关头，多梅尼科·米夏埃尔性格中的机敏性质充分显露出来，他把许多皮革碎片打上威尼斯的印玺发给士兵们，发誓凯旋后将据此补发欠饷，他后来也真的实践了诺言。据我所知，这是历史上发行不兑现法币的首例。令人费解的是意大利各地的王公诸侯何以没有利用这个锦囊妙计来改善自己的财政状况。30 年后（1157 年），财政困难迫使威尼斯强制性借贷并成立一家银行专营由国家担保并作为公债流通的证券买卖，以此来筹措资金。最先认购这种强制借贷的人即成为该银行的股东。正是在12 世纪的威尼斯出现的这种信贷方式，成为这一共和国经营长期国债证券的一种制度。政府需要金钱以进行战争，于是从有钱可贷的人们那里强行借款，并把某些政府岁收连同其利润借款的保证交给债权人。13 世纪初，债权人姓名和他们所贷出的款额都被登记在财政部的借款帐上，而且这些债券也可以流通了。

1318 年前，专指正规银行的术语就已开始流行。同年9 月24 日，威尼斯元老院通过一项法令，承认商业机构收纳储蓄为合法并使储户获得更可靠的保障。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银行的建立，只不过表明有一大批私人银行业已存在。直至1587 年4月11 日通过的另一项法令，我们通常所说的威尼斯银行（即市场银行或称广场银行）才真正建立起来。热那亚与威尼斯的情况一样，第一座银行——圣乔治银行也是由国债持有人建立起来的。尽管该银行是1407 年法国元帅布西考尔占领热那亚期间才建立的，但早在1371 年就有证据表明，政府债券已在热那亚流通。在随后的那些艰难岁月中，这些称为“卢基”的政府债券不断增加，因此，布西考尔为了稳定局势，终于在1407 年建立银行来统一公债。因为在党派纷争中，商业是唯一稳定的因素。

圣马克银行与圣乔治银行一样，都不是国家银行而是私人组织，它们的8 个董事是公债持有人共同推选的。银行的实力异常雄厚，连政府也无法染指其中。圣乔治银行是国中之国，其经营管理之完善，远在政府之上。该银行那座富丽堂皇的文艺复兴时代风格的办公大厦，至今仍在为卡里卡门多广场增添着无尚风彩。某些史学家认为，这些首批银行并不是储蓄机构，而是经营票据贴现的最初场所。如果一位商人一旦购买了公债或购买了生产原料，他就必须支付款项或准备支付，但是他自己手中的票据不足以用来付款，而他的私人票据又不能流通。那么他就必须把他的私人票据兑换成某个银行的票据，并支付贴现费用，这样他就可以用可流通的票据来付款了。这就是贴现。但上述说法实际上大谬不然。

大量证据表明，早在14 世纪银行就已具有双重职能，即是票据贴现机构，又是储蓄机构。1400 年左右，一个在罗马的英格兰主教乌斯克的亚当，在其《编年史》中记载道：“每一个有钱人都把自己的资金存入商人办的银行，以备日后支付款项之用。” 虽然威尼斯发行了长期公债并通过圣马克银行投入市场，但严格说来，这家银行和圣乔治银行都不是国家银行。巴塞罗那有幸于1401 年建立了第一个国家银行，即卡比银行。政府把资金存入该银行，以防止私人储户遭到不测。由于商业和工业的发展，由于欧洲的财富大量增长，银行也纷纷涌现。威尼斯成立了许多私人银行，诸如索兰佐、普留利、皮萨尼、利波曼尼、萨努多和蒂耶波罗。在佛罗伦萨、美第奇银行使其他所有银行相形见绌。教皇尼古拉五世在位期间，美第奇银行掌握了10 万佛罗林以上的教皇资产。乔瓦尼·美第奇留下了179221 金佛罗林的遗产，科西莫一世和皮埃罗每人留下近25 万金佛罗林，而这些款额还是他们大举投资于建造公共建筑、图书馆、艺术作品之后所余的。

美第奇银行的业务广泛之极，因而在律贝克和米兰各成立了一家分行。只是后来因洛伦佐·美第奇陷于财政困境，才被迫于1984年关闭。洛伦佐·美第奇敏感地意识到低利率是发展银行业的关键所在，因此他的利率绝少超过15％，一般不高于5％。基于这一点，佛罗伦萨对犹太人比较宽容。洛伦佐曾说过：“佛罗伦萨这样一个伟大的城市，必须有犹太人。”由于教会明令禁止谋取利息（当然，有的人对此奉若神明，有的却置若罔闻），社会上有犹太人是有利于经商的益事，因为人们可以从犹太人那里借钱而不必铤而走险，否则，诚如洛伦佐所言：“当人们用这种方法弄不到钱时，他们就会去骗，去偷。”

15 世纪，美第奇银行控制着两大财源，使其受益匪浅，一是有权收取佛罗伦萨的商业和工业税，二是充当教皇御用银行家。教皇的财政事务全部委托给美第奇家族的罗马银行办理；罗马关税全都包给他们，他们还拥有托尔法教皇明矾工场的特许权。但是，1472 年，美第奇银行与教皇的财务关系突然中断，原因在于经济上的利害冲突。前一章谈过，托尔法的明矾矿产是教皇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而佛罗伦萨的染色业也需要大量明矾，因此1472年当沃尔特拉地区发现一座明矾矿时，它不惜发动战争，并吞并了该地区。教皇希克斯图斯四世断然行动，把教廷财政事务转交给帕齐家族的银行办理，因为它是佛罗伦萨与美第奇家族在商业和社会事务中激烈竞争的敌手。

1478 年，帕齐阴谋事件使事态发展到了顶点。这是帕齐家族及其同党为在政治上和金融上消灭美第奇家族而策划的，教皇也暗中参与。洛伦佐·美第奇的一生，作为文学艺术的保护者而显赫于世，以致人们不由自主地认为这位“高贵者”必然也是一个深得人心的统治者，可惜事实并非如此。“他从不关心任何人，不能容忍任何竞争，他事事干涉，甚至于干涉市民的私生活和婚姻；不经他同意，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在打垮大贵族并提拔地位较低的人的过程中，他拒不遵从那些连科西莫都小心奉行终生的行为准则。”佛罗伦萨历史学家卡波尼就是这样记载的。

帕齐家族深恐洛伦佐将毁灭自己，便密谋反对他。罗马的帕齐银行首脑弗朗切斯科·帕齐与教皇结成秘密同盟，而教皇告诫他们，事情恐怕不会像他们所希望的那样一蹴而就。教皇的预言应验了，帕齐阴谋失败了。洛伦佐开始了可怕的报复，他封锁佛罗伦萨23 天，拉肢刑架和绞架大忙而特忙；帕齐家族被灭绝了，对手银行的资产被“高贵者”洛伦佐统统没收。但是美第奇家族却再也未能控制教皇的财政。失去美第奇家族的支持，也给教廷带来了烦恼。因为此时的罗马教皇已非昔比，他不但是一个在世俗官职之外还拥有特殊宗教权威和职能的意大利王公，而且也是全欧洲最富有的一个王公。

这是因为他把自己的宗教权力金钱化了，例如出售圣职，征收苛捐杂税等等。在希克斯图斯四世时代，每一种教会职位和特权都可以出售了。当时的一个学者愤愤惊呼：“我们的教会、教职、祭坛、圣事、我们的祈祷，我们的天国，甚至我们的上帝都可以买来卖去了！”罗马教廷的每一个教职都有标价，而且还在挖空心思地扩大其销售市场。希克斯图斯曾自诩道：“一位教皇只需要笔和墨水就能得到他所想要的随便多少钱。”英诺森八世走的更远，他在罗马设立了一家专售赎罪券的特殊银行。有一次有人问教廷的副大法官，为什么买了赎罪券就可以免遭上帝的惩罚，他貌似虔诚地答道：“上帝并不是要一个罪人死去，而是要他付钱并活下去。”

15 世纪后半期，罗马教廷的财富已成为全欧洲的笑柄。源源不断的金钱流入教廷金库，以至于教廷不必劳神在罗马城收税。1450 年的大赦之年所收入的金钱大部分花在罗马城大兴土木之上。1517 年列奥十世给39 个红衣主教授职，一下子捞进50 万都卡特。他死时，罗马的银行家们由于给他贷款过多，险些破产：比尼贷给他20 万都卡特，加迪32000 都卡特，里卡索利10000都卡特，红衣主教阿尔梅利尼和桑迪·夸特罗15 万都卡特，红衣主教萨尔维亚蒂8 万都卡特。但是我们也应该肯定，文艺复兴盛期的教皇曾设立了被称为“仁慈之山”这样的慈善机构，其中最早的一个是教皇庇护二世于1463 年在奥尔维耶托创办的。第二年，保罗二世在佩鲁贾也办起了一个。

这些机构的创建者是穷人的永恒朋友——方济各会的修道士们。希克斯图斯四世也在萨沃纳即其出生地开办了一所。久而久之，在阿西西、曼图亚、里米尼、拉文纳、帕维亚、维罗纳、亚历山大里亚、弗拉拉、帕尔马、切泽纳、蒙塔尼亚那、基埃蒂、里埃蒂、纳尔尼、古比奥、蒙菲利斯、布雷西亚、卢卡和阿奎拉，都设立了慈善机构，而且几乎都是由方济各会主持的。正如路德维希·帕斯特曾评价过的：“慈善机构扩散得异乎寻常的快，恰恰最好不过地表明，社会真正需要的正是它。”①但是在佛罗伦萨却一座慈善机构也没有，据说是因为犹太人向洛伦佐·美第奇贿赂了10 万都卡特。依据法律，佛罗伦萨的犹太人放贷可以收取32.5％的利息，这足以说明他们压榨穷人已经达到何种地步。教皇找到了替代美第奇家族的新的银行家，即奥格斯堡的富格尔家族。

上一章已经讲过，14～15 世纪德国南部诸城、例如奥格斯堡、雷根斯堡、纽伦堡、乌尔姆等，商业和工业有长足进步，它们与意大利、西班牙和利凡特地区有着重要的商业联系。意大利大城市的一切将在德国大城市中再现，这是历史的必然。繁荣产生了余钱，余钱又由于放贷生息而自我增殖起来，久而久之，直到德国诸城也发展起银行业，而首开记录的正是奥格斯堡。中世纪后期，在奥格斯堡兴起了一批大银行家族，诸如：富格尔，韦尔瑟、霍克斯泰特尔、埃欣格尔等等，还有许多。但与意大利不同的是，这些著名的家族不是从商业中，而是从矿业中获得其财源的。德国矿业，尤其是银矿业，在13 世纪达到其首次繁荣；14 世纪内，虽然还有一些地方很发达，但这一时期总的说来是衰落了。这是因为当时采用的原始技术只能开采矿床的表层，结果两三代人的时间里矿源就枯竭了。

1480～1570 年，由于技术进步，迎来了德国矿业的第二个大发展时期。在工业化的历史中，德国矿业所发展起来的机械发明和技术工艺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最古老的矿井是个浅坑，就像一个露天采石场。如果深藏地下的被谑称为“棺材”的主矿脉，有几条支脉伸展出来，人们就在支脉上开采。但是这种方法只能开采浅矿层，于是竖井就成为当务之急，而这又“极大地提高了简陋的抽水机的能力并成为一时风尚”。如果矿层在山坡上并且不深，则开挖一条称为“水平线”的深沟，把水引出以利开矿。同时人们还采用了可用人力或畜力推动的绞盘，用皮桶来提水。更有效但也更困难的采矿方法是“平峒”，就是从山的一侧坡面上挖一个引水隧洞，直通竖井的底部。“平峒在于其技术意义和刺激了资本投入采矿业这两方面的重要性不能予以夸大，因为投资是矿业法所鼓励的。但是要想全面改进平峒，所耗资金毕竟太昂贵了；即使采用了这一技术，其效能也很有限，因为当竖井深挖到地底水平线以下后，就必须使用抽水机和绞盘来把水抽到平峒口上来”。所谓抽水机，当时就是用环形链条带动一长串水桶，通过带有凹口的卷扬机或棘爪轮。

所谓“帆链式”抽水机，就是在环形链条的间隙里系上皮制球状物，塞进一根长长的管子，使之严丝合缝，再用一部绞盘驱动，但这种机械到1480 年才出现。它可以从管子中连续不停地大量抽水，因此在深矿井中必须用一组这种机械分级操作。如果有条件，还可以用上射水车来取代人力或畜力。德国矿业和银行业中首屈一指的大公司是富格尔家族，它从15 世纪后半期直到16 世纪始终控制着欧洲货币市场。这个名闻遐迩的家族是一个名叫约翰内斯·富格尔的亚麻织工于14 世纪中期在奥格斯堡创业发家的。他的儿子约翰内斯（死于1409 年）扩大经营并成为一个亚麻织物贩子。他是奥格斯堡最有名望的市民，死后留下3000 金佛罗林遗产。其长子安德雷斯买到了一个贵族封号，结下了一门门当户对的婚姻并退出商界。家族的事业由其弟雅各布（死于1460 年）继续推动，并使富格尔家族出人头地。雅各布有7 个儿子，其中的3 个，乌尔利希、乔治和雅各布第二，通过有利的婚姻和更为有利的向马克西米连一世皇帝放贷增加了家族的财富。雅各布·富格尔第二（死于1525 年）是其家族创始人的曾孙，他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金融家，比后来的罗思柴尔德、巴林、摩根等人更伟大。

1494 年富格尔公司成立。富格尔家族是哈布斯堡王朝的银行家并且财运亨通。他们的贷出的款额是以转让施瓦格和因斯布鲁克矿区的银子来偿还的，而且价格低于市场价25～30％。为了获得现金，皇帝把土地、矿山甚至城市的未来收入都抵押出去了，以此为基础富格尔家族发行了信用证券，甚至比实币流通得更为广泛。哈布斯堡王室领地上的西里西亚、匈牙利、卡林西亚、蒂罗尔、波希米亚等地的银矿、铜矿、铁矿全都落入富格尔家族掌中。蒂罗尔银矿从1487 年起开采，匈牙利铜矿自1497 年始。不多时，他们又获得了著名的赖兴施泰因大金矿。奥格斯堡的另外两家公司，韦尔瑟公司和霍克斯泰特公司，首先与他们合作。韦尔瑟公司1448 年起就在施瓦格开矿，1460 年起在萨尔茨堡，1471 年起在萨克森，1492 年起在波希米亚（其矿井因胡斯战争关闭了80 年）都开始采矿。

韦尔瑟公司还在图林根经营炼铁业。这些德国资本家早在当时就已在经营中令人惊讶地运用现代商业垄断的种种手段。大公司购买小矿主的债券从而收买了他们的全部产权。1498 年，首次有人试图建立一个辛迪加，结果成立了一家铜业联合企业。16 世纪初，富格尔家族控制了德国、奥地利、波希米亚和西班牙的矿业和金属资源，而这些地区对欧洲的意义就如同加利福尼亚、内华达、科罗拉多和蒙大拿对美国的意义一样。富格尔家族拥有西班牙阿尔马登和瓜达尔考卡尔的水银矿和银矿；蒂罗尔和匈牙利的铜矿和银矿。

1505 年他们打入与东印度的贸易，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古根海姆。尽管富格尔家族从一开始就把主要精力投入银行业和矿业，但他们也始终从事祖传的纺织业，而且在羊毛织物和亚麻织物之外又增添了棉制品织造业。他们在威尼斯购买埃及原棉，运回奥格斯堡自己的工场里加工制造。另外他们还从事丝绸、皮货、香料、西班牙柠檬、武器、弹药等多种贸易。马克西米连皇帝一开始只购买他们的红布，但富格尔家族坚持要皇帝也买其他颜色的布，以便促使这些布时髦起来并扩大销售量，皇帝应允了。有时富格尔家族也经营珠宝珍奇。因此，当大胆者查理在南希战役中被瑞士军队一举全歼，本人阵亡后，他们从瑞士人手中买到了取自查理尸体的腰带，然后把它卖给马克西米连皇帝。

最值得注意的是富格尔家族在匈牙利的经营方式：他们不是作为中间商，而是作为主人与约翰·图尔佐合伙经营，而约翰已经从王室和菲夫基尔辛主教手中获得了匈牙利西北部的一座古老的浸水的铜矿。我们得知（这一家族）把资本投入建设新的工场并采用从铜中分离银的新技术，以及最重要的采用经由波希米亚和波罗的海，或者取道德国中部奔向尼德兰，或者向南前往威尼斯的诸条商路..由于渴望扩大市场的蒂罗尔政府的嫉妒，对威尼斯的贸易后来哀落了，但对尼德兰的贸易则达到了很大的比例。富格尔家族一旦控制了瑞典的铜，他们立即实行垄断。汉萨同盟各城一般说力图阻止富格尔家族控制与诺夫哥罗德的贸易，阻止他们投资于安特卫普使之日益繁荣。但也不尽然，当律贝克歼灭富格尔家族的船队时，但泽和汉堡却欢迎其运铜车马队。

富格尔家族建立了有效的邮递系统、补充或取代了托伦和塔西斯的官方机构。他们能够尽早获知重大事件的信息，这对他们的合伙人，尤其对他们自己的投机活动，无疑是巨大帮助。富格尔家族打入罗马已是势在必行了，教皇与美第奇家族之间的破裂真可谓天赐良机。乌尔利希和雅各布无疑在1494 年之前就住在罗马了，但他们的罗马分银行是在1494 年才成立的。该银行的主要职能是经营各种汇款，包括新任主教缴纳给教皇的“初熟之果”、“彼得便士”、“什一税”、出售赎罪券的收入等，这些钱有些是以金银或实币，有些是以汇票汇寄的。从1499 年起，富格尔家族开始向罗马教廷贷款，以他们所经办的宗教收入为抵押。

例如，他们承担了1501 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为组织一次十字军而答应给匈牙利的拉迪斯拉斯的费用。由于教会禁止收取利息，他们就要求教皇以投资的形式偿还高于本金的款额，而此次贷款的抵押是德国、匈牙利和波兰的修道团体的收入。富格尔家族在其新业务中不仅仅是通过高利息和兑换利润这两个办法来生财。从1503 年起，他们又对其代理人和晚辈人滥授教职，以致其竞争对手向马克西米连控诉他们买卖圣职。到亚历山大六世在任期之末，该银行已稳固确立其地位，罗马教廷财政部就连用于选举教皇庇护三世和尤利乌斯二世等的费用也要向他们申请贷款。该银行的作用实际上广泛而多样，他们负责征税，供养尤利乌斯二世的瑞士卫队，还向在国内有影响的人发放年金。他们成为教皇的后盾，就像他们兴旺的金属采炼业源源不断地补充供给教皇的大炮一样。

富格尔家族在德国宗教改革的爆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查理五世之所以未能在德国实现其计划，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无法从富格尔家族那里获得贷款，正如财政困难导致教皇广售赎罪券，丑闻百出，从而引发马丁·路德奋起反对一样。任何一个研究路德运动的人都知道，是出售赎罪券一举激起了路德的抗议。例如勃兰登堡的阿尔伯特就是从富格尔银行借来3 万都卡特，向教皇买到美因茨大主教的白羊皮披肩和红衣主教的职位。为了在1517 年偿还贷款，他又花1 万都卡特向教皇购买了在德国部分地区（包括萨克森和图林根）出售赎罪券的专营权。约翰·台策尔作为他的销售代理人经销这批赎罪券。在台策尔的推销旅行中，富格尔银行的一个代表昼夜相随，此人掌管赎罪券箱的钥匙，该箱必须当着台策尔的面打开，但里边的钱却流入富格尔在莱比锡开设的分行。

然后收入的一半交给富格尔在罗马的代理人，由他转交给教皇的金库；另一半则归富格尔银行所有，作为美因兹大主教分期偿还的贷款。“正是诸如此类的交易引发了宗教改革。”① 正如教皇和皇帝在16 世纪头25 年中双双达到其权势的顶峰一样，富格尔家族此期内也飞黄腾达君临世界。他们的金钱已经影响了两位教皇的选举。马克西米连1519 年死后，他们又操纵选举，确保其孙查理五世当选，反击法王法兰西斯一世的竞争。在爱伦堡研究这一著名的戏剧性事件之前始终存在一个谜：没有一个历史学家知道，法国这一派是怎样以及为什么失败并被逐出舞台。

现在我们弄清楚了，此事整个是一笔金钱交易，几乎全靠行贿，以至于选侯们乘机数次提高受贿的价码。查理由于有富格尔银行提供的高达543000 金佛罗林的贷款而获胜。“选举时的堂皇仪式，装模作样的庄重演说，其实只不过是企图欺骗人民的闹剧而已。”富格尔家族在匈牙利的矿业，是他们所拥有的同类企业中盈利最大的，但是土耳其人1526 年征服匈牙利时把它毁掉了。不过这一损失由查理五世在西班牙为他们弥补了，他们差不多垄断了那里的采矿业。为了弥补他们的损失，查理五世把阿尔马登的水银矿，以及“主人钱”，即西班牙王室从世俗化的骑士团财产中抽取的收入，都租给富格尔银行。他们甚至插手远东和美洲，在地理大发现和西班牙在新世界的殖民地贸易史上写下了自己的一章。

他们和韦尔瑟家族一起为西班牙与摩鹿加群岛的香料贸易提供资金。由于害怕葡萄牙人抢劫，该岛香料转运欧洲时不经好望角航路，而是由西班牙大帆船载运到智利，再从那里穿过巴拿马地峡，最后到达西班牙的塞维利亚。同样，在科泰斯征服墨西哥和皮萨罗征服秘鲁使之成为新世界的黄金国之前，韦尔瑟家族也从查理五世那里获得了开发驰名四海的委内瑞拉金矿的特权。同时，在16 世纪中期前后的欧洲，在宗教改革战争和查理五世与法兰西斯一世的其他战争中，富格尔银行的金钱继续发挥着重大作用。1547 年的米尔贝格战役中，①查理五世之所以能战胜萨克森的莫里斯和士马尔卡登联盟的军队，是因为富格尔银行提供的金钱使他得以雇佣比联盟所雇佣的更为精良的士兵，同样，正是富格尔银行的金币在危急关头打垮了法国军队和法国的外交武器。16 世纪中期，富格尔家族和霍克斯泰特尔家族成立了一个金属公司，控制了欧洲金属市场。

那时，数以百计的勤劳的人们就像如今一样，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钱投资于这个公司，而公司破产时，他们也随之毁灭。当年对出现这一恐慌的一个目击者——奥格斯堡的克莱门茨·森德尔写道：“许许多多农场雇工以及另外一些穷人，把他们不超过10 个佛罗林的区区财产全部借给这家公司，以为他们的钱将万无一失，以为他们将会年年收到投资的红利。”金属公司破产之后，奥格斯堡城市议会不得不建造一座新的更大的监狱来关押负债者。1563 年，仅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欠富格尔银行的债就高达4445135 佛罗林，而富格尔家族在西班牙的冒险事业也是其毁灭的原因。

1562 年以及其后的1575 年，腓力二世拒绝偿还他们的部分贷款，而到1607 年，西班牙已经彻底破产。这还不算，除了西班牙欠的债以外，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一支在1574 年到1617 年之间，也向富格尔银行借款达615000 佛罗林。总的算起来，到17 世纪中期为止，哈布斯堡家族负债800 万佛罗林。其结果是富格尔家族历代子孙在250多年（1409～1650 年）的生涯中所赚到的钱（1550 年约计已达500 万至600 万佛罗林），就这样付之东流了。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一种历史宿命论，供奉着唯物主义的必然性，于是用一种典型的事后聪明的态度胡说八道——例如在本书第二十章作者即将写道：“在15世纪后半叶，一切影响欧洲从中世纪转变为近代社会的因素和力量都在同时起作用，有时候它们甚至融合到一起，很难区分开来。这些力量是客观条件、实践和思想的混合体。这个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这种新的精神遍及于欧洲大部分地区。在欧洲各处，较高的文化发展与经济财富相并行。”——事情为何如此复杂？因为作者隐瞒了一个关键事实——1492年的哥伦布远航新大陆！这个“非经济的基础”，才是经济基础之母。而马克思主义不想承认这一点，所以就要大费周章地胡乱分析其他毫不相干的因素“同时起作用”！然后就用教条一刀切了——“不管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只要有古老的中世纪封建教会的文化也就会有落后的经济条件和僵死的社会结构。旧欧洲是封建的、宗教的和以农业为主的欧洲。而新的年轻的欧洲是资产阶级的、商业化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化的欧洲。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是与旧欧洲之转变为新欧洲成正比的。”这里丝毫没有提到殖民地人民的苦难，所以我说，马思主义不仅是一种欧洲中心主义，马克思主义还是一种殖民主义。

【第十九章 现代经营方法的起源】

中世纪商业法的资料主要见之于城市特许状、私人文件、特权授予书、免税证书之类文献中。换言之，诚如威廉·阿诺德于1861 年所断言：“历史就是法律的本源，法律就是历史的本源。”相似的环境必然产生相似的结果。某些历史学家在古代埃及人、亚述人和希腊人的法律中找到了相同的条文，就想以此来证明那些制度古已有之一脉相承。但这是徒劳的。因为罗马之前任何古代民族的法律，都只是在纯粹考古学的意义上才有价值。这些法律与欧洲中世纪或近代的法律没有任何直接联系。中世纪有它的功劳，其杰出人物创立了为当时人们的利益所要求的法律制度，至少就商业和商业法而言确实如此。诚然，古代腓尼基人和希腊人的世界中也有关于货币兑换、银行业务、驻有领事的港口之类的文件，但这并不能证明它们与中世纪时代的那些相同的制度有什么联系。甚至在中世纪内，相似的原因也会产生相似的结果，这一点千真万确，无须于确定什么有机联系。

以下事实看来就足以为证了：13 世纪佛兰德发展起来的特别商业信用状就与意大利产生的“汇兑证书”或者日耳曼法中的“债务认可状”没有任何历史渊源关系。它是独立发展而成的，也是后两者的一种混合物。时至1300 年，欧洲商业兴旺发达程度之高，已经使商人们需要兼能读写拉丁文和本民族文字的秘书人员了。在佛兰德，帐本叫做huge，因此，1301年，杜埃的雅克·勒布隆有“一帐簿，簿中有特许证及布拉邦特和其他地方欠有帐簿持有者的许多债券及借债文书”①。这种对秘书人员的需求，正是人们对当时的教会学校日益不满的原因之一。结果，不久之后我们就看到，许多像佛罗伦萨和布鲁日那样的先进城市创建了公共世俗学校。在这种学校中，老师用听写的方式教会学生们如何书写业务函件。所用的语言首先是拉丁语，但早在1204 年就出现了运用本民族语言的事例——《加图的双行诗集》译成了当地语言。书写形式上用的是草体的哥特文字，极像现代德文的草书。人们习惯于把中世纪史与近代史的人为分界线划在16 世纪，但现代经营方式及实践却都发端于14、15 世纪，而不是16 世纪。

那些在16 世纪得以发展的制度已然沿用甚久，而在经商实践中，16 世纪几乎没有创造什么新东西。在前边一章中，我们已经叙述了14、15 世纪银行业的历史，但是银行业只不过是中世纪晚期众多经商方式中的一种。由于欧洲经营商业的规模和种类与日俱增，新的经商方式行将发明，或者说废弃已久的古代方法复兴在望；而为了便于进行贸易，新手段势必风靡一时；所有这一切都必不可少，也势在必行。今天的所谓“普通人”，很少了解或根本不了解他所使用的种种经商手段，多是得益于文艺复兴时代。他对近代银行的历史茫然无知，对早期经商方式的历史也是一窍不通。11、12 世纪，一方面由于工商业自身的独立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十字军东征的刺激，商业和工业的规模日渐庞大；货币经济开始逐渐取代昔日的自然经济，于是导致了商业革命，从而复兴了古代的经营手段并召唤着新方式的诞生。

意大利人一马当先，首先运用这些新方法，因为他们是中世纪最卓越的商业民族，也是十字军东征的最早受益者。商业史的初期，贸易仅仅是一种产品的交换。商人们车马辚辚周游四方，用他们的商品交换自己所需的必需品和奢侈品，也交换日后有利可图的其他商品。那时可能也需要相当数额的货币，但在十字军东征之前，并非普遍需要通货。参加第一次十字军的人抵押或出卖了他们的地产，携款在身；早期商人也莫不如此。但是携款上路风险甚大，土匪或强盗诸侯们会把他们洗劫一空。当然，对于十字军成员或那些披挂上阵随从成群的贵族来说，这尚不足虑；但商人们可就险象丛生了。他们一路上总是车马成行。只好雇佣一批卫队，不然就只好给沿途的领主留下买路钱。在12 世纪，如何大量运输钱币这一大难题，实际上由圣殿骑士团解决了。它那无数设防的骑士团辖区遍布欧洲和东方；它拥有数千武装骑士，有自己的海上船队。正因为如此，它在12 世纪为欧洲立下的功劳堪与1849 年以后韦尔斯—法戈公司在美国西部所做的贡献相比。

一旦需要，圣殿骑士团就运送钱币，调度资金。法王路易七世参加第二次十字军前往东方时，国内摄政者絮热尔就是通过圣殿骑士团给他送钱输款。英王亨利三世时代，曾利用圣殿骑士团和医院骑士团，在英格兰与爱尔兰之间、英格兰与法兰西之间运送金钱。教皇和诺留三世也曾效仿许多无官无职的个人，通过这两个骑士团向罗马汇钱。在这种实践过程中，人们开始用活支汇信或汇票，而不再把现金运来运去。这是顺理成章的，然而也是革命性的步骤。一纸票据代替了现金在周转流通，它的出现标志着经济活动中的一场革命。12 世纪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票据形式：有订货用的应付票据和期票；有可以在应付款地区内支取现金的普通票据，以及到期后可以在另一地区按通行汇率支付的应付票据；有在指定地区内或在卸货地区内支付的应付票据；还有在某个确定日期到期的票据或叫即期支票。

信用概念的出现以及它成为经商惯例，这实在是欧洲经济史上的最重大事件之一。对汇票之起源的研究探讨已如汗牛充栋，而且学者们也莫衷一是。有些人声称，汇票是阿拉伯人的惯用手段，西方基督教世界一点一滴地采用了它。而事实上，阿拉伯人的影响确实应予考虑；许多商业术语都来自阿拉伯词汇，例如：交易、库存、关税、海关、出入境货品等等。但是此说中的真实成份也就仅此而已，因为汇票的起源是各种因素融于一炉。有理由相信，各国国王曾给他们的财务官员开具付款证书，此举成为惯例后就创造出了汇兑票据。在盎格鲁—诺曼国家中，国王命令某个指定的人向另一个指定的人交付某些款项时，总是这样写道：“从我们的财库中付出款项若干。”以及诸如此类的话。这些证书被称为“特许证书”。圣路易进行十字军远征时就使用特许证来贷款。这一特许证书还附有写给法国某个官员的“密封函件”，函中命令该官员付给特许证书持有者若干数额的金钱。

换言之，这种证书也就是付款证书或者汇兑票据。不过后来付给持证人的钱已经不是原来所借的那种货币了。某些史学家过于相信佛罗伦萨历史学家维兰尼，他把汇票的发明归功于腓力四世从法国驱逐出去的那些犹太人。说这些犹太人前往伦巴第之后，从该地发出“委托状”或即期支票，以便挽回他们在法国的财产。但事实驳倒了这种理论，因为王室已经没收了法国犹太人的财产，而且由于犹太人在法庭上没有任何地位，他们的支票也绝不会得到承兑。还有一些类似的作者企图从佛罗伦萨教皇党人的活动中寻找汇票的起源，因为这些人被驱逐出城之后，也曾用这种方法来挽救自己的财产。专攻十字军历史的史学家汉斯·普鲁茨并没有明确地说十字军发明了汇票，但他确信：直到那时为止，这些商业上的新发明还极少应用；不容置疑，正是十字军成员使这些新发明具有了极其广泛的使用价值，由此，他们为当时已令人刮目相视的西欧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种商业发展的崭新方式。

还有一段更加明确的叙述，把发明汇票的荣誉归于圣殿骑士团：看来，圣殿骑士团很早就已经创造出一种方式，即用汇票在他们的各个辖区之间调拨钱财，各国国王、巨商和意大利商人似乎已毫无代价地受益于这种方式。

最早的一份见于记载的汇票（当然，肯定不是事实上最早的），是1199年8 月25 日，国王约翰应允分四次分期偿付某些皮亚琴察商人的2125 马克时所签下的一张汇票。这笔钱由于国王理查的命令已经预付给罗马的两位主教了。看来，国王约翰在处理其财政事务时已大量运用信用状。1202 年1月6 日，他派两名代理人前往罗马，并授予他俩一份“致全体商人”的信，他在该信中许诺说，如果有人预付给他的代理人500 马克，那么“在双方约定的日期，任何人只要交验此信并持有这两位代理人承认确已收到此款的证明”，他就将如数偿还这笔款项。”M.布朗卡尔在芒迪厄尔家族的文件中，发现了另一份早期的债务汇票，签署日期是1220 年2 月15 日。这份汇票上写着：“马赛城的巴尔特罗梅奥·马切拉里与彼得鲁斯·维达利斯，根据协商一致同意，于墨西拿城斯特凡诺·德曼杜里奥及圭莱尔莫·本利文加手中借得1094 塔兰特黄金携往墨西拿港”……借贷人承诺，一个月之内，一俟他们即将启航的船到达马赛港，即行归还这笔欠款。

此后，使用汇票的实例就不胜枚举了。它们的形式所变甚微，但文件的主要部分到下一个十年却有所改变。1214 年签署于热那亚的一份此类证书可谓典型：“我——银行家西蒙·鲁比奥，从你——莱蒙多·德波迪奥赞迪诺手中，接受了34 利布拉雅努斯银币和32 第那尔；因此向你许诺，一俟你离去，向我出具此信，我将付你8 个马科斯优质银子。”付款的时间地点业已约定，而且此文件依照惯例由3 人作证。但是，有一些史学家不愿意把发明汇票的荣誉让给意大利的发明者。这是由于在北欧也发现了与汇票异曲同工的新流通方式，至于它产生的时间，如果我们承认，流传至今的汇票形式比那些早在12 世纪就已通用，只不过现在失传了的汇票形式要晚的话，那么它就是在1200 年之后才产生的。

北欧所发现的这些汇票叫做集市证书，也就是时常出入于香槟定期集市的那些商人所开出的期票或支票。比利时历史学家戴马雷在伊普雷档案馆（该馆毁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现了大约有8000 份此类文件，都写于1249～1291 年间。难道还有比这更早的吗？这些文件都是两联的亲笔字据，一联由债权人持有，另一联由定期集市的官员们保存，而契约本身也经由官员中的两人作证。债务人是第三个证人——“所有的人及债务人本人需在场。”债务人既不在两联上盖章，也不签名。这种集市证书的广泛应用促进了商业往来空前大量地增长；反过来，定期集市商业日益重要又刺激了信用的扩大。由于不必使用现金交易，一个人买了东西之后，就可以在为此专设的地方官员面前宣布自己欠了某人多少钱，并承诺将来在商定的时间地点支付此款。某些此类信用状还包括一项条款，允许债权人把权利转授第三者。这里面可能就包含着背书的萌芽。各个定期集市都为进行此类债务结算提供了正式的时间和场所，订立契约时须履行法律手续，请人作证，而且时常还要求交付抵押品以确保遵约付款。凡在香槟集市签订的债务契约，都可以广泛地实行强制支付。

例如1300年6 月，马斯·拉特里给法国国王和香槟集市保护人写信，要求逮捕一个曾在特鲁瓦城的圣让集市上向他签约举债的威尼斯商人，并要求扣押该人的货物以抵偿债务。意大利的汇票同“集市证书”的相似之处，难道没有使我们看出它们各自的发展既独立又平行吗？或者说，难道不是使用“集市证书”的意大利商人把它们传入香槟集市和佛兰德的吗？对于这一命题，一些人坚持，一些人反对。戴马雷先生坚信，集市证书是一种原始信用方式，它是在香槟集市和佛兰德发展起来的，没有受到意大利人的影响；因为这两类信用方式“一个是日耳曼意识创造的，另一个是拉丁民族精神的产物”。中世纪法兰西商业方式和日耳曼商业方式在佛兰德同时并存。法国书写体系和特许状加盖印玺制度被伊普雷和布鲁日采用，并一直流行到15 世纪最后几年。

与此同时，1339 年以后，日耳曼的帐簿制度或者叫做帐目登记册制度则在根特兴旺。我们应当注意这样一个重大事态：13 世纪之初，信用的原则，即必须拥有一个诚实经营并有支付能力的良好信誉这一原则，已经在西欧得到普遍遵行；有赖于此，信用状和汇票才得以流通。在他的《短篇小说集》一书中，波焦讲述了一则轶事，就足资论证：梅塞雷·皮埃罗·达诺切拉需要在佛罗伦萨付给别人一大笔都卡特。于是他就把这笔钱交到罗马的美第奇家族的银行里，换回一纸信用状，然后他就带着信用状前往佛罗伦萨。旅途中，他开始怀疑自己能否收回这笔钱。可是他一到佛罗伦萨的银行，他的钱立即分毫不差地付给了他。于是他又来到科西莫那里，说道：“你的信用就是你的声誉。”而科西莫答道：“梅塞雷·皮埃罗啊，别人的信任就是商人的财富，一个商人得到的信任越多，他也就越富。”在某些此类教诲中，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句话：“愿付钱给你，或给你的代理人。”这就是说，在近代，如果你允许债权人把债权转让给第三者，第三者又转让给第四者，依此类推，那么你只需在信用状上签字证明即可。不过这种方式在当时并不普遍。

当时的法庭普遍坚信：“唯有对那些实际签订契约的人，法庭才可以强制他们执行之。因此就必须在法律上人为制造出这样一个代理人。我们已经发现了这种制造法律代理人的文件，而这些文件使那时候的交易具有了奇妙的现代交易的风格。我们还发现了一些文件，它们不像信用状，倒更像信用转让书，而且它在银行信贷转让书开始使用之前就已出现了。还有一些文件具有支票的形式。1274年6月11日，英王爱德华一世曾颁布了这样一道命令：“致伦敦新圣殿的财务官，韦林兄弟，兹令你付给国王的商人卢克·德卢克斯2000镑；此款从该商人根据在英格兰的耶路撒冷圣约翰医院骑士团副团长兼财务官约瑟夫之训令而收的钱以及该商人根据佩恩·德卡杜尔西斯的训令对若干犹太人征收的税款中支出。上述2000镑由该商人带到巴黎，以备国王到巴黎时之用。”

此外还有一件事例：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在英王亨利三世的怂恿下，扶植康沃尔的理查，反对西西里的曼夫雷德，但教皇精明到家了，他以开除教籍相威胁，向英格兰各主教发出即期支票，强迫他们掏腰包。我们发现，14世纪初，商人们把他们的商业活动帐目记在帐簿上，而且一旦需要在法律上确定一笔金额时，这些分类帐就可以做为依据。当时的这种帐本保存下来的相当多，并已出版，做了广泛的研究。了解这些帐本是至关紧要的。最古老的分类帐中，有一批是某个犹太人商业团体的分类帐。该团体在维祖尔和阿尔各有一所商号，其首脑是某个名为维祖尔的埃利阿的人。该团体经营于1300～1310年间，我们所保存着的帐目即属这一时期。他们的活动范围遍及整个法兰西伯爵领，在北方越过了孚日山脉；在南方深入索恩河—卢瓦尔河地区。

在这些帐本中，他们用希伯来文记下了他们的贷款帐目，而且全都井井有条。但是1310年腓力五世下令驱逐犹太人，该令也适用于法兰西伯爵领，于是埃利阿的财产被没收并归王后珍妮所有。帐本至此中断，而我们也就会明白，这些帐本怎么会在科多尔的档案馆中发现。我们现在还保存着博尼斯兄弟的帐本，他们是15世纪蒙托邦的商人。其中帐本C是1339～1369年间的帐目登记簿；显然，还有更早的两个帐本A和B，但均已失传。博尼斯兄弟是经营广泛的商人，他们在拉福里街出售的商品包罗万象，从农产品到纺织品、香料、鞋、武器、药材一应俱全。他们也是火药商，还开了一家出租马车行。他们又是殡仪承办人，并向各色人等出租葬礼用品。此外，他们还是银行家，以货物为抵押贷款，也就是说，他们是当铺老板，是放高利贷者。他们承包城市税收和教会岁收。他们的帐本还附有一本存款帐，上边记载着托管于他们银行的各笔资金以及他们所经营的产业。所有这一切都记载得详而又详。每一笔帐目，不论现金交易还是信用往来，都逐记不漏。这些帐本是首屈一指的重要文献，也是14世纪商业史资料的宝库。

布瓦塞尔兄弟是鲁埃格省圣安东尼的商人，他们的帐本也由同一位学者所发现。布瓦塞尔兄弟是批发商。还有一个帐本是贝亚恩商人雅克·奥利维埃的，该帐本中的财务往来始于1391 年7 月，止于1392 年7 月。奥利维埃原来是一位呢绒制造商，但不久之后他就扩大业务，在纳尔榜买卖羊毛纺织品和布制品，并在亚历山大、贝鲁特、大马士革、罗得岛等地经营贸易。他出口纺织品和闻名遐迩的纳尔榜蜂蜜，换回香料。他在蒙彼利埃、巴塞罗那和佩皮尼昂都有客户。他放贷、包税、经营产业，各业兴旺。他在故乡是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另外还有两个帐本，被确定为14 世纪前述阿尔省的遗物。该省通行法语，在商业上与法兰西联系密切。第一个帐本是雨果·泰拉尔的日记帐，他是福卡尔基的布商，同时又是公证人。这个帐本内包括了1330～1332 年间的帐目。

第一卷记载着买主的姓名，接下来依次是债务数目、商品名称或还债日期（或是宗教节日或是集市召集日），保证人姓名——如果有的话。帐本中还经常出现付货日期和开立或注销帐户的记载。这些都是商人本人或他的秘书亲笔书写的。但有的时候雨果·泰拉尔也在帐簿上加盖公证人的大印，因为他本人就是公证人，可以自己确证自己的签名的真实性。14、15 世纪，中世纪的经济制度垮台了。教会经过与世俗政权长期斗争后，证明它无力统治世界。人性再也不能容忍经济学家们的笼统概念和抽象的要求了。个人的活力势不可当，而政府则支持为教会所不齿的商业活动。当时，除了实践中发生的经济变化之外，更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写出了浩如烟海的经济学文献。当时的论文有论金钱、税务、获求利润等等。最著名的经济学家是死于1382 年的尼古拉·奥兰。

一般来说，基于商品实际流通的汇票不被视为高利贷，因为它可能产生的任何折扣或利润都可以看作是货币周转过程中所做工作的报酬。这种观念产生了逃避教会法的最有趣的手段之一，即“工资概念”，用这种方法，只要某笔交易中多少使用了一点劳动，那么从中获取“酬金”也就名正言顺了。这就导致了证券经纪事业的出现，因为以汇票为伪装而放贷盈利实在是易如反掌。甚至连某些类型的教皇敕令也成了可以流通的证券。因为当时的佛罗伦萨银行家们，普遍在罗马教廷里收购教皇分配教会岁收的敕令，然后通过他们的业务上的客户，在相应地区偿付这笔款项。这种活动在英格兰尤甚。

死于1475 年的一位葡萄牙人若安内斯·孔佐布里努斯曾留下一本只有34 页的小册子，但它非常珍贵，我们从中查到了许多令人感兴趣的资料。他的这本名为《公平交易及贸易和生息方式的探讨》的小册子于1483 年在巴黎印刷出版。作者把该书题献给威尼斯显贵尼古拉·利波曼诺，献词是：“贸易使您的城市名扬四海，而在这本书中，您可以看到在管理贸易时孰是孰非。”论文的第一部分论述“贸易”，即交换或商业交易；并探讨了让渡契约的本质，即把财产从一个人或一些人手中转移到另一个人或另一些人手中的那种契约；还探讨了雇佣契约、租约、出借货物或金钱的契约的本质。在这部分的每一章中，作者都严格区分合法利润与高利贷。书的第二部分专论高利贷，其中的第五章论述对外贸易中的法律和道德。正是从这一章中，我们得知教皇的敕令作为商业证券在流通。

教会禁止放债生利，而逃避这一禁令的锦囊妙计就是出售收租权。许多土地所有权都拥有交纳固定租金的佃户，而这种情况就被视为一种权利并可以将其出售。如果地主需要金钱，他就把自己的土地，包括收租权一起，出售给别人以获得一笔金钱，然后地主又收回自己的地产，条件是以后将由他向买主支付租金。还有另一种逃避方法，即合伙制或叫合资制。这样的一个团体可没有什么灵魂，因此，一个人怯于教会惩罚而不敢做的许多事，它却可以公然行之。通常以“委托”形式出现的合伙制，除了作为逃避高利贷禁令的一种狡计之外，还产生了极为重大的后果。这种合伙制为商业冒险开创了另一块用武之地；它把那些囊中充盈、然而对商业事务几乎一窍不通或极不热衷的人都吸引到一起。一个商人（举荐者），一般来说不可能伴送他的商品到买主那里去，而他又不愿意仅仅派一个仆人去照看，于是他就与某人（管理者）合作，那人将处理有关业务。作为回报，那人获得一定比例的利润。第三种既不违反法律规定，又能放债谋利的妙计就是：双方约定，债务人可以不付利息地使用一笔钱，直到预定的某个时候。但期满后债务人并不归还借款，以便债主控告他撕毁契约，从而要求债务人赔偿损失。

13、14、15 世纪期间，在欧洲进行的商业活动无计其数并飞速发展，终于冲破了不准谋取利息的禁令。贷款的运用额如此之巨大，卷入其中的商业活动常常如此之彻底，以致于人们最终公开要求获取利息，再也不用处心积虑地掩饰了。大约15 世纪时，对于金钱的全新认识越来越普及，人们开始理解到：钱本身就具有增殖力。这种商业社团的发展需要详尽描述。我们发现，在15 世纪时，它已遍及欧洲，尤其是南欧。它们是由大商人们组成的。这些大商人经营一切商品，从刀剑和金属器具直到棉布和丝绸。但是他们无法零售刀子、剪子之类的小商品，只好刀剪按打卖，香料按袋卖，而棉布织品和丝绸因为在产地就打好了捆，他们只得原封不动地进口，再原封不动地出售。严格说来，这些商业社团可以看作是有限公司的一种形式，因为两者性质相似。另一类社团是为经营方便而组成的，其中应该包括股份公司。我们在中世纪发现了各式各样的股份公司。起初，其形式异常简单。

例如，一个牲畜贩子为了经营牲畜饲养业，向几个人借了一笔钱，但他不是还给债主们金钱，而是与债主们一起分享畜群带来的利润。再如，一个商人把自己的某些商品委托给一个小贩，让他到定期集市上去沿街叫卖，或者委托给一个出海旅行者，让他代为出口货物，所获利润由合伙双方平等分配。这种合伙制不一定只有两个人，也可以由几个人一起合伙。这种具有资本主义特征的组织是为了进行商业剥削而组合的。正如今天一样，它的全部股份划分成若干部分，而利润则以股息的形式，按照每人拥有股份多少来分配。这种组织是为了建造并装备一艘海船从事贸易而组成的。他们雇佣一名船长，由此人负责运送并出售商品并保证他们能从中获利。但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独自承担责任，该船长却没有责任。于是人们日积月累地建立了责任限定并分摊的原则。这种责任也就是一艘船或一个贸易公司的证券，它可以出售或转让给别人，它所带来的利益和义务也就随之转手。不过这种原则发展得非常缓慢。

如果事实真如一位伟大的德国法律史学家曾经写道的那样：“股份公司是一种使其他一切形式都黯然失色的组织。可以说，以其财政力量，能征服整个世界。”这样说来，合伙制的发展史就更加具有重大意义了。德国和英国的作家们像在探讨汇票的起源时一样，坚决主张股份公司也是北欧诸民族创造的。W.R.斯科特在其三卷本著作《1720 年之前的股份公司》中，写下了一小段介绍性文字，承认了下述事实：“起码”在15 世纪初期，“意大利各国中”就存在着同样性质的组织。他还提示道：“如果我们还记得在早期，意大利财政在英格兰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那么就不能排除这样一种可能性：也许组建股份公司的办法是在时机成熟之际被照抄过来的；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当一个此类组织最终建立时，就其主要性质来说，它很可能是从海外引起的，而非土生土长之物。”但是，在接下去的15 页论述中，他却自相矛盾地力图证明，股份公司肯定是英国土生土长的机构，它来源于“商人同业公会”。这说明，作者被自己的爱国热忱弄昏了头。

事实上，股份公司是意大利的一种商业经营方式，在英国出现类似公司之前，它就产生并存在颇久了。联营商业的最初形式可能是委托，或者联营。起初，它只不过是为进行海上贸易而达成的暂时协议，但后来也被用于内陆贸易并发挥了更显著的作用。我们可以给它下这样一个定义：“一个不予限定责任的实际经营的合伙人，与一个以一笔确定数额为保险金的投资合伙人，所结成的一种业务关系。”

历史上，委托制来源于阿拉伯人。在穆罕默德时代它就存在了，是当时麦加富商之间盛行的一种合伙形式。随着伊斯兰教的征服，这种组织从阿拉伯半岛传遍了整个地中海世界。正如后来在西方各国中一样，在阿拉伯人中间，“委托”之所以形成组织，应该归功于人们处心积虑地逃避伊斯兰教法律中反对放债生息的规定。正是通过此类组织，意大利金融家的业务才得以进行。因爱德华三世拒还欠款而破产的巴尔迪家族和佩卢齐家族，就是仅仅部分地以自己的资金从事贸易，他们的资本中的大部分是由合伙人和储户提供的。当然，这就足以解释他们的倒闭何以引起殃及八方的灾难。“委托”这种组织形势非常普遍，而且在中世纪的商业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15世纪，它几乎是全世界的典范。当时发展起来的第二种建立合伙制的形式，承认合伙人无限的责任。它似乎来源于家族型的商业企业，这种企业中，“商号”这个术语还是指的它的字面意思“家”。最初，合伙商号只有权动用每个合伙人投入公司的资产中的金钱部分，而剩下的货物部分则由合伙人自行掌握。同样，合伙商号也只对每个合伙人都投资于其中的共同基金负责。但是随着商号的逐步发展——其细节已不可考——“每个合伙人的独立资本的无限责任成为惯例。”

随着岁月流逝，责任无限的家族型合伙制逐渐向并无血缘纽带联系的其他个人开放，这种组织形式在15 世纪中开始与“委托”型的合伙制并驾齐驱。第三种组织形式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股份公司，它是由于经营的需要，由于前两种形式力不胜任而发展起来的。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这类公司：“享有法人权利，以一笔划分为若干股份的资本经商，其股份与普通合伙制或‘委托’合伙制中的股份不同，它可以用契约转让，也可以死后遗传。”在欧洲合伙制的发端史中，热那亚的影响十分突出。伯恩教授正在潜心研究未公开出版的热那亚公证人的文件，他写了一篇令人感兴趣的论文《在叙利亚的商业契约》。文中，他阐述了12世纪和13世纪初期热那亚的联营和信托组织的内部文件。这两种合伙制就其性质而言是主动契约性的，它们进行交易的环境和范围都井然有序；作为股份公司的一个发展阶段，同时期英格兰的商人同业公会实在是望尘莫及。

12世纪对叙利亚贸易的一般特征就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这种贸易只能按照固定时间表，有规律地间或为之。这种险象丛生，耗资巨万的漫漫海途的贸易，需要在叙利亚长期逗留，在那里精心整修船只或船队；也就需要在贸易中集中全部人手和全部可用资本；发生战争时，尤其是海盗猖獗之时，还需要派出护航舰队，护送商船队半程或全程，而在回程中也需要护航接迎。一般情况下，商船队总是在9月或10月驶离热那亚，以便圣诞节到达叙利亚，中途也可能在撒丁岛和西西里停留，但一般都是踏浪直达。5月或6月船队返回热那亚，中途时常在亚历山大和西西里或在布吉亚和休达停留。1097年，“公社”成立之后，热那亚开始在东方进行大规模贸易，而这可能主要归功于第一次十字军远征。此后13年中，热那亚6次派遣武装商船队去叙利亚，每次包括2—60艘船不等。早在此时，这种贸易中的大部分就是由一些巨富家族进行了。贸易的数量和参加者的人数出现了双重剧增的倾向。例如，在保存至今的契约中，就有为了进行1191年秋季航行而订立的37份契据，代表着80多个人的买卖；有为了1203年秋季航行订立的81份契据，涉及约200人，还有1205年春季航行的132份契剧，包括300多个投资者的投资。

从12世纪中叶起，似乎就已经出现了两种形式的“公司”，即“航海联营者”和“信托公司”。最早最简单的“航海联营”形式，只由两个合伙人组成，其中一个叫做“驻在合伙者”，他提供航行所需资本的2/3，自己不出家门；另一个叫做“经营者”或“船主”，他提供其余的1/3资本并奔波海外，实际经营贸易。伯恩教授为了方便，把两个合伙人一个称为“投资者”，一个称为“代理商”。代理商采购当地货物，从总收入中支付各种费用，把货物带回热那亚。在当地或西欧平安地卖掉东方商品之后，与投资者对半平分纯利润。在1154年之前，每次航行都分别独立签约。接下来的10年标志着贸易量和经营方式都飞速发展了。1158年8月，以布罗努斯和德尤斯塔为契约中的两个合伙人，为进行叙利亚贸易组建了一个为期三年的“联营”。因戈·德沃尔塔和因戈·诺琴蒂二人的契约更令人感兴趣。

1156年9月之前，他们组成了一个“联营”，并向叙利亚投入一部分资本。到1157年6月，他们的事业一帆风顺，资本额已从300利佛尔增长到810利佛尔。1160年秋天，诺琴蒂显然仍是代表这个“联营”前往叙利亚，此时他们的资本已增至1100利佛尔。后来到了1162年，这一“联营”经营将近6年之后，随着诺琴蒂返回热那亚而关闭。此间，他至少往返叙利亚两次，而商人们则一直在西方出售他们的商品。

从简单的“联营”起，发展了四种形式：一、几个合伙人组成的“商团”。假如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驻在合伙者”，那么就由他们共同提供2/3 资本，买卖做完后，他们获取一半纯利润并分享之。12 世纪后期，还有一些“驻在合伙者”有一个以上代理商。二、在此类“商团”中，代理商除了自己正式的1/4 资本之外，还可以用自己的其他金钱或货物经营。他添加的这笔款子必须按照投资的里拉数分担航行费用，但此款所获纯利则尽归他自己享有。总的说来，该“商团”获利的方式在于减少了有关的“驻在合伙者”投资的数量。三、在此类“社团”中的投资者额外借出一笔钱。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代理商奔波劳苦，他可以得到额外投资所获纯利的1/4，这同样能使他降低费用，一如在上一种情况下的投资者之所为。四、在这种“商团”中，代理商可以运用局外人的资本来经营，既可以加上他自己或一个或多个合伙人所投入的额外资本，也可以没有。这种情况下，有关费用按照总投资的里拉数支付，而“局外人”的资本所获纯利的1/4将归“商团”所有。

出于各种考虑，这笔钱一般都是在财务结算时大家平分。1179 年之后，这种形式的合伙制度占据了统治地位，而它实质上就是一个信托组织。12 世纪末期，为了进行叙利亚贸易，这类信托组织成为更普遍的契约关系形式；而它的最重大的意义也许就在于：对外贸易参与者的范围广泛扩大到那些资金相对微薄的人，就连那些下层教士们也开始参加进来。再者，这种组织也开始连续经营一次以上的航行，它标志着对外贸易中出现了一个极其令人注目的新发展：人们委托独立经营的商船进出热那亚以运销货物，而代理商常驻叙利亚，投资者则留在热那亚。万一托销的商品无法交给收货人，那么承运人中的“第二代理商”就可以像代理商本人那样，按通行办法处理所运的货物。只有某些新兴的大企业才需要把这些杂七杂八的合伙商人们融汇成一个庞大而组织完善的公司。

这样的大企业出现于14 世纪。我们发现，在开俄斯岛、塞浦路斯和科西嘉岛都有马奥那存在；而到14 世纪末，它们与已然羽翼丰满的有限公司，即后来15 世纪的圣乔治商号比肩而立比翼齐飞。休达城的马奥那是最早的实例。它深刻地揭示了热那亚商业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个马奥那是作为保存和增殖政治性财产的一种手段而产生的，由于城市公社的商业不断扩大，它就更加难能可贵了。1234 年，在休达爆发了一次革命，萨拉森人消灭了当地的热那亚人政权。由于苏丹拒绝按照热那亚的要求赔偿损失，热那亚共和政府就集结了一支包括100 艘或更多舰只的舰队，并强迫对方达成了一项于己有利的解决办法。苏丹被迫偿还了一笔巨额赔款和全部战争费用。

当时，由于热那亚财库一如既往空空如洗，它就把所有参加舰队的船主和其他要求苏丹赔偿的人都组织在热那亚的马奥那之内。债权人被登记下来，也许还自愿让渡了他们的股份。政府把所征服地区的使用物权抵押给马奥那直到政府有能力偿还其成员的债务时为止。关于这个最初的马奥那，我们所知甚少。但是只要简要回顾一下它的伙伴，1347 年开俄斯的马奥那的历史，我们就能看到这种组织的更多的内部活动方式。若干年前，热那亚曾把格里马尔迪家族逐出热那亚政权机构，但他们又在摩纳哥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时至1346 年，格里马尔迪家族控制下的城市迫在眉睫的入侵威胁着热那亚的民众政权。由于缺乏资金，热那亚政府号召平民们组织舰队，于是平民们贡献出约44 艘船只。其中29 艘船的船主接受了政府的条件，在舰队司令西蒙·维尼奥索的指挥下迎战入侵者。

当然，这些所谓军舰其实比私掠船也大不了多少。而且，尽管有国家支持，但他们的远征几乎是一次海盗旅行。每当这支舰队出现，敌方就四散奔逃。如此这般，此次远征不但没能满足将士们的爱国热忱，就连自己存在的理由也丧失了。有鉴于此，冒险精神十足的维尼奥索想出一个绝妙的好主意：近东不正是热那亚人大显身手的希望之乡吗？于是他率领舰队直扑内格罗邦特。在那里，他听说有一支威尼斯和罗得岛的联合帆船队正在航行途中，已从拜占庭帝国手中夺取开俄斯岛。这对热那亚人是一个双倍的刺激，因为其一，不过区区数年前热那亚刚刚丢掉这个岛屿；再者，眼睁睁地看着威尼斯人以建立抗击土耳其的基地为借口而夺占该岛，也与热那亚人的秉性格格不入。维尼奥索提议帮助该岛居民抗击兵临城下的敌军，条件是当地人允许在岛上升起热那亚的旗帜，并允许一支小型守军靠岸。但当地人拒绝了。

结果，热那亚人经过苦战才得以登陆，又围攻了3 个月才攻克了要塞。战胜者对当地人民宽大为怀，任命了一名总督，以热那亚共和国的名义监督岛上的各项事务。为了一劳永逸起见，热那亚人还吞并了新旧弗西亚、萨摩斯岛和尼西亚。就这样，热那亚人在该岛建立了统治。但是，当舰队返回故乡时，他们却发现国库无力偿还这些冒险家们所投入的高达203000 热那亚镑的资金。于是双方达成一项协议，公司以热那亚的名义管理该岛政府20 年。届时，共和国所欠债务将全部清讫。在此期间内，由此项事业（现在叫做马奥那）最初的29 名参加者自行征税并垄断乳香贸易（乳香是一种芳香树脂，是该岛的主要出产物）。就这样，一帮海盗获得了一大片地区的实际统治权，并获得了该地区巨大收益所产生的可观的收入来源，于是他们摇身一变而成为一个特许公司。

在理论上，热那亚人对此岛的统治由一个经每年一度复杂的选举过程确立的市政官组建的政府来维持。这位市政官以热那亚共和国的名义实施统治，并在自己的法庭上审判当地案件。财政事务由两个称为马萨里的官员管理，这两个人向热那亚的审计官呈交年度帐目。这个组织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尽管该岛的地方统治权在母国政府手中，但贸易所生实际利润却归入特许公司。公司成立后的11 年中，各种事件接踵而来，它们足以说明马奥那的灵活性和股份转让的情况。在这11 年中，最初的发起人开始倦于投资，维尼奥索死了。

到1358 年，公司的股份集中到8 个人手中，其中只有1 人是最初的马奥那的成员。由于这些人中的大部分缺席股东住在热那亚，他们就把主要来自乳香交易的公司岁收包给一家第二公司；该公司成立于1349 年，由12 人组成。这两个公司之间渐生不和，共和国政府进行了调停。1362 年双方缔结了一项新协议，后起的那个公司将控制该岛12 年。于是那12 个人就自己组织了一个“商号”，他们不用自己家族的名称命名，却自称为“朱斯蒂尼阿尼”。他们试图对内部出售股份加以整顿。任何成员都不得把自己的股份卖给另一成员，以防止股份持有人减少到12 人以下。不过，允许成员们经共和国总督同意后，把股份卖给商号以外的人。这12 个人的股份，每份都平均分成3 个“卡拉第”（Karati）①然后再把每份“卡拉第”分成8 等份。但这些旨在使股份永保12 份的措施有如昙花一现。1365 年，两个股东退出商号，返回热那亚，他们的股份落入一个叫雷卡内利的人之手，于是此人就成为新公司的领袖。

1373 年，新的马奥那买下了老组织的全部产权。根据它与老马奥那签订的协议，到1374 年如果政府还没有偿还它所欠的债务，那么它将丧失（对开俄斯岛的）一切权利。为了自我拯救，共和国向新马奥那的成员借钱还了债，重新拥有了该地区，条件是再一次把该地区抵押给新马奥那成员20 年，这些人将从该地区的收益中扣除自己应得到的利息，剩下的大约有2000 金都卡特的余额将移交给共和国。此外，新马奥那将预付7 年的余额。此后，新马奥那的历史较为复杂。20 年后，还债期限再次来临时，热那亚却像上次一样；财政上捉襟见肘。马奥那的成员以银行家的私人身份，借给政府一笔足以还债的款子。于是国家徒具虚名地拥有了该岛。但是为了偿付新债的利息，政府不得不把该岛岁收又一次转让20 年。1385 年，租约更新了，规定在1418 年之前把该岛割让给公司。

1413 年，政府再次举债，结果又把割让期延到1447 年。如此往复，该岛割给公司直到1509 年。1513 年，共和国决心一举付清欠债，并且实际上已经在原债款基础上提高了款额。但是公司拒不承认这个款额，其理由是，债务产生于近200 年前，考虑到货币的相对价值，政府提出的款额尚嫌不足。于是租约继续有效，最后在1528年开俄斯岛永远租给了马奥那。作为回报，公司每年交纳2500 都卡特租金。这样，马奥那就不仅掌握了经济和行政管理事务，也管理了外交政策。尽管这种状况使公司从热那亚的连绵战事中脱身于一时，但这也是公司最终垮台的原因。马奥那在成功地击退了威尼斯人和希腊人的入侵之后，终于在1389年向土耳其称臣纳贡。与公司的利润相比，土耳其人一开始的征贡额并不是什么重担，贡款主要出自明矾矿和乳香树园。但时至1566 年，事情发生了变化，当时的纳贡额增加到14000 金都卡特，另外每年还要赠送土耳其高官们价值2000 都卡特的红色布疋。那时热那亚已经拒绝对该岛承担责任。

1566年，由于拖欠贡赋，土耳其人占领了该岛。即使在其末日来临之际，马奥那仍能付给最初的13 个股份每股2000 都卡特股息。而“在经营情况最佳时，最初只值大约30 热那亚镑的最小的股份，开价高达4930 热那亚镑。”①开俄斯岛的热那亚人统治是16 世纪特许公司的先兆，它与东印度公司、西印度公司以及其他许多此类商业兼殖民组织简直别无二致。塞浦路斯的马奥那的基本特征也同开俄斯岛的如出一辙。

1374 年，热那亚占领了法马古斯塔，坎波弗雷戈索的彼得“以公社和马奥那首席股东的名义”与塞浦路斯国王签订了一项条约。其中规定：除了赔偿90000 都卡特远征费用之外，塞浦路斯人必须在12 年中分期付给马奥那一笔数达2012400都卡特的惊人巨款，并且每年付给国家40000 都卡特。最后，在1374 年和1403 年，塞浦路斯被完全置于热那亚人统治下，由马奥那管理。在科西嘉岛上的马奥那（1378）情况则是这样：当时热那亚已据有该岛，但是山区土匪经常四出蹂躏，于是政府就把全部行政管理权授给一家以莱奥内洛·洛梅利尼为首，由5名资本家组成的公司。虽然公司承认共和国的主权，但它甚至有权不经热那亚政府批准就任命当地总督。

1463年，“开俄斯岛韦基亚公司”创立了，最初只有415个股份。1498年，它按4％的利率筹集到1600份股金的新贷款，到1513年就还清了。但是就在同年，又重新发行了已付清的股票并增加了460 股，全部股份限定为25000 股，其中350 股将存在圣乔治银行中作为偿债基金。正如先前政府所办的公司的情况一样，这些贷款股票成为投机买卖的对象。威尼斯仿效了这种体制，因为那里已经批准了反投机法。尽管马奥那和特许公司的经营极其现代化，但是西夫金却指出，它们并非现代意义上的股份公司。一家现代股份公司由股票组成，每股的金额固定，反之马奥那的股份则是一种虚无缥缈的单位。现代股份公司的股票持有人总是盼望股息越高越好，但股息却总是有涨有落。在热那亚，尽管在理论上股息是固定不变的，但是在实践中，它既不是定期支付也不是全部付清，因而实际上股息是随分配到每股上的岁收所产生的利润的多少而变化。

这就是股份的价值有涨有落的原因之一。商业事务总是息息相关的。一种形式的兴衰常常是另一种形式兴衰的条件。再说，各种商业机构之间存在着一种自然的接合方式。经营方法上的优势、个人和集体的企业、商业组织的形式、公债股票的建立、复式簿记、保险业、股份公司，所有这一切都互相联系着并总体联系着。保险这一形式比汇票和股份公司更能遮人耳目。它是现代商业的另一块基石，据说它也是日耳曼人发明的。12世纪和13世纪布鲁日就存在着某些为货物保险的活动。有理由认为，1310年已成立了一家特许公司，专门出售商品海运保险和其他保险。由于它收取利息，所以保险业就与教会发生了矛盾，因而教会声称，这是一种反对上帝的赌博行为。尽管如此，1318年在比萨的卡莱里塔尼小港，约1375年在葡萄牙，都有海运保险业存在。加泰罗尼亚的保险业出现于1435年。

1442年，一个名叫乌扎诺的佛罗伦萨商人，对比萨—伦敦和米兰—布鲁日的海运保险开了价。15世纪，热那亚商人在布鲁日成立了一个正规保险公司。1456年，一个名叫马尔科·真蒂利的热那亚人和查尔斯·洛梅利诺，曾被勒令偿付一笔保险赔偿费。西班牙和佛罗伦萨商人也成立了保险公司。英国的第一个保险机构成立于1601年，但是它行文发言的风格证明保险活动早就存在了。“然此术吾邦异域之商贾用之久矣。”历史证明，征服者民族的文化如果比被征服民族还低，那它就不可能彻底毁灭被征服者的法律和商业制度。罗马的簿记制度就传给了基督教会和蛮族商人。簿记技术的成熟与商业的发展齐头并进。罗马人把日记帐、帐簿、分类帐运用自如。但是在7世纪的“颓废时代”，罗马人的记帐方法在西欧显然荡然无存。但它在君士坦丁堡和东罗马帝国得以保全，而阿拉伯人又从那里引进了它。当十字军时期贸易开始复兴之际，意大利商人，主要是威尼斯人、热那亚人、佛罗伦萨人，又把这失传数百年之久的方法再度引入西方。

公元1000年左右的文献中就提到使用罗马人的算盘或计数器之事，不过用的不是阿拉伯数字而是罗马数字。阿拉伯数字直到12世纪才通用，它“很可能是通过商业活动引进推广的，而不是靠学术性书籍。但是到了12 世纪末，当时的世界分成了两大部分，一部分坚持推行新计算方法，使用阿拉伯式记数法；另一部分继续采用旧计算方法，并通过严格立法来抵制新奇的阿拉伯数字，佛罗伦萨迟至1299年还在这么干”。1202年，意大利数学家比萨的列奥纳多出版了《算经》一书。这是目前所知论述簿记法的最早的著作。1348年，热那亚的部分城市记帐员也应用了这种流行方法。1398年时，一本论述簿记方法的佚名入门书已经在意大利广泛流传。意大利簿记方法随着贸易的扩大传播到北欧。簿记法来源于意大利，这从它所用的术语也可以确证无疑。例如银行、记帐、折扣、信用、债务等等，都是意大利语词汇。英国论述簿记的第一本书——詹姆斯·皮尔的《意大利商业帐目技法，或复式簿记》（1569年，伦敦），也证明了这一点。活字印刷术发明之后，有关簿记的算术教科书和手稿就广为印刷，获利甚丰，畅销一时。

1478 年在特雷维索印出了第一本商业算术教科书。未曾几时，威尼斯的拉托尔特印刷所后来居上，于1484 年印出了彼得罗·博尔戈（或博尔吉）的算术论著，而且在1484～1577年间至少印行了16版。“虽然就时间而言此书屈居第二，但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这一领域中第一部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著作。”

1494 年，威尼斯的帕乔利出版了第一部透彻论述复式簿记法的著作。而且，他的重要性足以使一位地位不亚于达·芬奇的画家饰之以手书。1496年，佛罗伦萨印行了乔基奥·迪洛伦奇·基亚里尼的《商业手册》一书。在已印行的书籍中，它首次附有一幅银行家办公室的插图。这部书首次揭示了，15世纪佛罗伦萨的商人们中间所应用的银行业和兑汇业中的惯例。它对弄清这一时期中簿记法如何实际运用很有价值，也很引人入胜。帕乔利清晰准确地描述了复式簿记制度。但早在这位修士的著名论著问世150 多年前，这一制度就已在北意大利应用了。热那亚城市公社的财务官于1340年所做的年度帐目中，就已经有一套极为发达的复式簿记制度。

1339 年发生的一场火灾，把热那亚国家财政官员此前所做的帐本化为灰烬。现在尚存一本1278年度的热那亚城市公社帐本，它用的是单式簿记法。由于1278～1340年间的帐本业已失传，热那亚财务官究竟何时开始在帐目中采用复式簿记法已无法肯定了。1340年的原始契据登记簿现存于热那亚档案馆，共计478页。第一部分是财务管理官、税务官和公证人的帐目，但此页保管不善，模糊不清。但是热那亚市政府的购物帐、各类债主名单，雇佣的武装人员清单则较为清晰。最近，哈佛大学商业史学会得到了其中四页的直接影印件。第一页是购物帐，有胡椒、丝绸、蜂蜡和糖；第二页记载着货物的损失和损耗；第三页是各类债主名单；第四页开列了雇佣兵的花销。记帐用的是中世纪拉丁文。帐页的左栏是借方，右栏是贷方。借方栏标为“debe （n）t nobis pro”（或者“入”），贷方栏标为“recepimus”（或我们已收回），即使借方空白也照标不辍。所载各项如果用斜线划掉，则表示此页已转入一本新的分类帐或已被抵消。

由于借方和贷方都在同一帐页上，众多项记载就簇集一处。这与威尼斯那种下笔精心整洁悦目的方法相去甚远。对此，帕乔利曾有描述，而且15、16世纪的威尼斯帐本也可予证明。威尼斯帐簿的借方、贷方分别记在对开的两页上，每一项记载都占据一横行或二横行，不像热那亚帐本那样挤在一个狭窄的空间里。威尼斯在簿记学发展上一马当先，意大利大部和北欧大部地区都唯其马首是瞻。实际上，16 世纪人们普遍把复式簿记称为“威尼斯式的簿记”。但是，人们所知的复式簿记的最早先例不是出现于威尼斯而是出现于热那亚，即热那亚财务管理官1340 年的契据登记簿。

名列第二的最初先例是1390 年佛罗伦萨的一本分类帐，它属于一家经营钱币兑换的美第奇家的阿韦拉尔多公司，它倒是采用威尼斯方法的。这些事实使得复式簿记法究竟在意大利何时何地起源成为问题。这个难题恐怕永无解答之日了，因为早期帐本中残存至今的只是凤毛麟角。威尼斯最早的帐本为1406 年之物。由于威尼斯方法与热那亚方法不尽相同，因此它们有可能是各自独立发展而又并驾齐驱。那么，意大利人是继承了罗马或拜占庭的方法呢？还是真的自己发明了复式簿记呢？复式簿记是首先用于官方帐目，而后才推广到商业帐目呢，还是恰恰相反？目前为止，证据有限，不足定论。但是将来随着对意大利各档案的不断探寻，人们也许会部分地或完全地弄清这些难题，以及有关现代会计方法早期历史的同样引人入胜的问题。

即使在纽伦堡这样的城市中，直到中世纪末期，批发贸易与零售商业之间才有所区别。大经纪人们大量买进，然后相机行事，或则批发，或则零售。柯特根认为早在14 世纪就有批发商人独立存在，但这一论点已被贝洛和乌尔利兹推翻。当批发与零售最终区分开时，是食品供应商捷足先登了。一个批发胡椒和调味品的商人叫做“食品杂货商”，而一个零售的商人叫做“香料贩”。可惜“杂货商”一词最早期的拼写法已不为人所知，否则这个词的原始形式将会使人们回忆起杂货商这一行的历史渊源。经济状况和需求逐渐把公私商业与欧洲信贷业结合在一起，就跟今日的商业界相差无几。此时，出现了类似我们今天的证券交易所的机构，也就不足为奇了。许多素来最讨厌投机的农民上升到资产阶级的地位；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尤其是在本质上比先前土地贵族的商业更具冒险性的海外贸易的发展；雇佣劳动者阶级的扩大；人们不再把财宝藏之秘室而是投资于合伙商号和股份公司；这一切变化共同作用，产生了股票交易。最初的股票是政府债券，后来贸易公司的股份也可以买卖了。

在威尼斯，1206 年以后，登记了国家的债权人的姓名，政府所发的临时股份凭证成为可以买卖的流通票据，并可以抵押或作为借贷的保证金。这种方法不久就传遍了意大利其他城市。这种公债的利率从3～25％变化不定，根据政治局势而涨落。1407 年热那亚公债利率为7％。至少在佛罗伦萨，由于公债可流通可获利生息，于是产生了一个活跃的投机市场。其他城市可能也是如此。1345 年巴尔迪银行和佩卢齐银行破产后，佛罗伦萨把它的国家债务合并为政府公债，数达57 万佛罗林，利率为5％。许多城市也以城市自有产业和来自入城税与入市税的收入，作为不让渡所有权的抵押而发行公债。1371 年佛罗伦萨成立了第一个证券交易所。“股票”（stock）一词来源于英国。迟至1834 年，如果你借钱给英国银行，那么他们将在一块木雕的小牌子的两侧边缘上刻下钱数，然后把小木牌劈成两半，银行保存一半，债权人拿走另一半，这就是“木块”（stock），也就是股票。股票到期支付时，两块“木块”必须严丝合缝地对起来才行。

要弄清楚国际法的起源，我们就必须追溯到十字军时期。第一部海商法汇编诞生于加泰罗尼亚，它选编了习惯法，还在许多章节里编入了航海惯例。这些惯例显然出现于大约13 世纪中期，被称为《海上领事法》。看来，威尼斯人1255 年在君士坦丁堡首先采用了这套法典，并为方便起见，译成了意大利文。比萨人、热那亚人和欧洲其他以海上事业为生的民族都竞相效法。《海上领事法》成为地中海各港口通行的基本法。但它系产生于海盗横行、四海不宁之时，因此远不可能实施，或者只有到后世才能放手运用。不过这部法典毕竟是一种法律，并列入了私法条款中，它提供了某种保护，使当时的商业受益匪浅。

在与阿拉贡、热那亚、威尼斯签订的各项条约中，腓力四世对民船捕押敌国船只特许证加上了某些条件，即：只有向有关政府发出若干次命令之后，才可以签发这种特许证。持证人必须具结保证他已办理过一切法律手续，还必须发出一封信，传遍那个拒绝他的正当要求的国家的所有地区，以使每个商人都及时得到通知。而且只有拖延一定时期，以便敌方加强防卫之后，他才能行使捕押权。还有，不得因为其中一人的过失，就去骚扰前往定期集市的商人；这些商人只对他们个人的债务负责。此外，捕押敌船特许证又是一份保证书。它禁止出海旅行者为使自己受到捕押敌船特许证的保护而挂出伪造的旗帜，此类骗局一旦被发现，即行没收该船及船货。查理五世时代出现于法国的海事法庭，有权审理一切有关海事的民事的及刑事的事件。于是，一种新的法律制度建立了。14 世纪初，正规的商业条约终于开始得到承认。腓力四世曾于1310 年1月签署了一项商业优惠条约，授权葡萄牙商人在阿夫勒定居。但这项条约我们可以不屑一顾，因为那些特殊优惠都是为了吸引外国商人的，再说条约也不是与葡萄牙国王签订的。不过某个同时代人告诉我们，查理四世在1327年签订了一系列商业条约。

1308 年9 月8 日，挪威国王哈孔与佛兰德伯爵罗伯特签订了一项条约，规定两民族间自由通航通商5 年，如果挪威国王或某公司或某人欠了佛来芒臣民的债，则扣押其货物直到债务还清，但此期间内照常通商。由此我们看到，在14 世纪之初，中世纪那种阻碍通航，使海上贸易毫无安全可言的坏习惯已经开始被人们抛弃。欧洲各国乐于为其扬帆于异国海域或经商于海外的臣民们提供保护。中世纪的领事制度是促进贸易的一个重要因素，它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舍此正常贸易将很难进行。中世纪商人在异国时，常常多灾多难：收不回借出的债；动辄就被罚款，而且不按他所知道的商业习惯法，却根据他知之甚少的地方惯例来罚。不管他为了经商去异国，还是仅仅到另一个城市，处处如此。前往伦敦的商人，不管来自挪威还是来自布鲁日或鲁昂，在那里一概被视为外夷。

正因为如此，领事馆就成为进行贸易不可或缺的机构。在促进国际贸易的同时，领事制度也为统一各地法律和惯例做出了贡献，并为日后建立国际法机构奠定了基础。人们一直把领事制度历史的初期称为“自治城市时代”。那时国家不保护商业。商业有自己的基于自由交往和互惠的领事馆。国王并不任命领事，而由那些需要领事保护其利益的人们任命。佛罗伦萨驻外国的领事人数之多，分布之广，可以说明它的贸易的范围和重要性。1423～1500 年间，佛罗伦萨派任的领事遍及亚历山大、那不勒斯、马略尔卡、君士坦丁堡、塞浦路斯、黑海各港口、印度、波斯，还有中国。此外，每个领事机构都有司法官员、包办伙食的商人、译员、检查员、书记员、士兵等等随时效力。一般说来，每个领事由一名月薪为四千金佛罗林的秘书协助，还有两名助手和一名当地译员。领事不得经商，不得以任何方式为异国工作，他的薪金来自对他所在港口的进出商品所征之税。例如在伦敦，就根据汇票和买卖船货的价值征税，以支付领事的薪金。

佛罗伦萨的商业越来越重要，以致1421 年它在已有的贸易领事之外，又向比萨派驻了6 名海事领事。1426 年，这些海事领事中的3 人调回佛罗伦萨。留在比萨的那3 人的职责是：监督一切贸易、鼓励商人和航海者使用港口、防止走私、保护佛罗伦萨的商品、查验提货单和船只证件，检查全体船员，以及监督发工钱，检修船只，保证分类帐精确无误。在佛罗伦萨的另外3 个人也有自己的职责：接收来自比萨的报告并将其归档、发布各种海运消息并在新梅尔卡托开廊中张榜公布、批准对那些被提名为驻外领事的人的任命或征召、接受有关海事的申诉和诉讼并加以判决、一旦需要官方干预时向国家议会提出请求。随着15 世纪王权的兴起、自治城市的领事消失了，以后的领事由政府任命，代表君主。1485 年，佛罗伦萨人洛伦佐·斯特罗齐被任命为英国驻比萨的领事。授权一名官员对在地中海的英国人负责，这似乎还是有案可查的第一次。英国领事制度的建立，应该归功于理查三世。很久以前，有句格言说：“统计资料就是静止的历史，历史就是运动着的统计资料。”

但在今天，历史学家也好，统计学家也好，都不会采用这个定义。因为现代史学家不以描述事件为满足，他象经济学家一样，兴趣在于找出造成这些事件的条件。“在现代意义上，统计资料对我们来说，只是对一定地理区域内和一定历史时期中，那些可以用数字形式来反映的特定因素进行的一种综合考虑。”但是，如果从更大更自由的意义上看，那么，无论历史学家在何时何地发现了一个井然有序的政府或企业，他们也就一定会发现统计资料。今天，政府、商业组织和社会学团体倾泻出来的统计资料有如没顶汪洋。现代统计学家以拥有它们而沾沾自喜，因此，他们可能会认为，从那些早年的历史统计资料中不可能得出什么科学结论。

但这恰恰暴露了他们不学无术。统计学是经济研究的一个专门学科，按照各人的不同理解，可以说它的创立者是17 世纪的威廉·配第爵士，或18 世纪的阿森沃尔，或19 世纪的凯特尔。

但早在14、15 世纪，就有大量的统计学文献问世了，而且当时的和现在的进步历史学家都看出了它们的价值并加以运用。从12 世纪中期起，具有统计学性质的文献，无论公家的还是私人的，在数量和品种上都一跃而起。这是个确凿的证据，它表明欧洲的财富与日俱增，表明在中世纪的最后几个世纪中，商业和工业都一日千里地发展。到1500年时，此类资料之多，几乎使历史学家不知所措。而此类文献中散失了的肯定要比档案馆中抢救下来的多得多。这一时期的统计资料不同于封建时代后期。那时的资料包括封地登记簿、王室财库的岁入登记、采邑财产清单、测量数据和估产额记录，总之是反映农耕经济状况的文献。

反之，中世纪末年的统计资料文献包括：王公、教会和自治城市的征税单、关税或海关税清单、各港口保存的用以征收海运税的航海登记簿、人口统计明细表、失事和海盗造成的商人的海运损失、要求偿还或找回损失货物的申请书、商人的帐本、银行贷款清单、各种分类帐等等不一而足。从1300 年起，所有这些各类文献就普遍出现了。哈布斯堡王朝的鲁道夫从腓特烈二世那里借得一计：把各封地登记造册。查理四世则在勃兰登堡策划了一次末日大清查。

1417 年，皇帝西吉斯蒙德在奥地利和波希米亚征收一种户税。巴伐利亚的阿尔伯特1418 年在格罗宁根和奥梅兰登征收家庭税。卢森堡的亨利七世每年收入达190 万马克；而其子查理四世夺取波希米亚后岁收达300 万马克。在法国，路易九世1260 年的收入估计已达360 万利佛尔，而腓力四世更高达1080 万利佛尔。各国政府渴求增加收入，因此需要统计情报，这是这个工商业活跃时代的一大特点。由于各国政府越来越依赖税收增加财力，越来越依赖以税收为抵押的贷款，它们也就越来越迫切需要统计学知识。因此，意大利的所得税和提成税建立在统计调查制度之上也就不足为奇了。经济革命促使人们引进各种新的税制，昔日取之于地产的财富，曾迫使政府忙于地籍清查、估定地产价值、计算收支等事务，但在新税制下，取之于工商业的财富几乎完全取而代之。

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了封建时代的“炉灶税”在法国具有的重要意义；我们看到，詹加莱阿佐·维斯孔蒂运用银行家的手腕治理政府，精心地保存了他的分类帐目；我们也看到，在威尼斯人的《对外关系文献》中包含着极有价值的统计资料。某些现代历史学家只知道当今各国政府所发布的浩如烟海的蓝皮书，如果有人认为统计学概念如此之早就已存在，他们就会冷嘲热讽，而且还低估这一时期文献的价值。不过这些文献确实不具备现代文献的精确的科学价值，否则它们也不会被人不屑一顾。公平地说，威尼斯可能确实是统计科学的诞生地，也许是与佛罗伦萨同时，并且由更为开明的专制政体所继承。

在意大利各国中，清醒的政治意识、伊斯兰教行政管理的榜样、长期活跃的贸易和商业实践，这些因素共同作用，首次产生了一种真正的统计科学。当时的作者们在讲述这些事情时享有最大的自由，也许正是意大利各民族首先进行了人口统计，不是按照家庭数或能拿起武器的男子数，也不是按照能处世为人的公民数，而是按照个人来计算，而这就为以后的统计奠定了最公正的基础。

早在1288 年，米兰就进行过一次人口调查，其内容包括：户数、人口、役令男子、贵族宫殿、水井、面包房、酒店、屠户、鱼贩子、小麦消耗量、狗的数量、盐价、木材价、干草价、酒价；还有下列各行业的人数：法官、公证人、医生、学校教师、抄书人、武士、铁匠；以及医院、修道院和其他宗教团体的数目及其所得捐赠的数目。北欧人为时较晚才如梦方醒地意识到官方统计的价值。汉萨同盟各城市“从未超越简单的贸易平衡表的程度。舰队、陆军、政治权力和政治影响等等都被列为商人分类帐上的债权债务”。（中世纪的封建国家除了领主权和占有权的区分外，一无所知；它把农产品视为固定的产业，因此农产品几乎就是我们考察地产所唯一要考察的东西。——布克哈特：《文艺复兴》，第69 页。）

即使是比北欧任何地区都先进的佛兰德，也比意大利落后。16 世纪中叶，佛罗伦萨历史学家圭恰尔迪尼曾经对低地国家竟然还在运用如此贫乏的统计学知识惊讶万分。像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这样伟大的意大利工商业城市，自然而然地成为统计学文献的发祥地，而且正是这些城市的历史学家首先发现并鉴赏了它的价值。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历史著作家们，基于对人和事的观察与体验，形成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评说各类政府的功罪、财富与自然资源的影响、商业和贸易的发展、税收的本质；并且显示出他们对统计学的本质和价值有着入木三分的真知灼见。

第一个真正出类拨萃的佛罗伦萨历史学家乔瓦尼·维拉尼，在分析共和国岁收时，就显示出了这种文艺复兴时代的真才实学。西蒙斯曾经公允地评价道：“维拉尼的全部著作成为中世纪文献中奇峰独立的纪念碑，它象征着统计学和经济学坚忍不拔、前程无量，证明了当时的意大利各民族在欧洲民族之林中遥遥领先，何其壮哉！”就这样，1343年维拉尼估算政府收入为604850 金佛罗林，但战争吞噬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对敌方米兰就花费了60 万金佛罗林。

人口统计资料也同样令人感兴趣。在描述了佛罗伦萨的地形，尤其是著名的壁垒之后，维拉尼说，在佛罗伦萨，15～70 岁能持械上阵的男子有25000人，其中1500 人是贵族。除去僧侣和修女，佛罗伦萨总人口估计为90000人，再加上流动人口平均为1500 人。这个估计数基于维拉尼从面包店得到的每日面包消耗量。每年出生人口总计5800 人。共有8000～10000 名儿童知道怎样阅读；有6 所小学，学生1000～1200 人；有4 所中等学校，学生近600 人。佛罗伦萨有57 座教区教堂，5 座大寺院，24 所女修道院，10 所男修道院（这种比例失调很有意思），30 所医院，内设1000 多张床位。羊毛工场超过200 座，每年出产7～8 万匹呢绒，价值120 万佛罗林。毛纺工业雇佣3000 多人。在这之前30 年，佛罗伦萨羊毛工场多达300 座，但那以后贸易已经衰落了。

1472 年，佛罗伦萨又对工业和商业进行了一次最重要最全面的调查，而且，富裕的佛罗伦萨市民于1427～1432 年间所支付的进口税的资料保存下来了。佛罗伦萨有许多伟大的历史学家，其中最著名的是瓦尔基和圭恰尔迪尼，所有这些伟大的历史学家都从那些在各档案馆中发现的统计文献中汲取资料。“在16 世纪上半叶，恐怕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拥有哪怕一本文献堪与瓦尔基对佛罗伦萨的壮观描述相比。”瓦尔基估计佛罗伦萨有1 万个炉灶（或家庭），5 万非宗教人口和2 万教职人员。而据詹诺蒂计算同时期的威尼斯有2 万个家庭。瓦尔基对佛罗伦萨的商业风气和商人生活的评论也是洞若观火，妙趣横生。戴维逊发现的一份著名文献中，记载了佛罗伦萨各行会的财政状况。这份文献反映了1321 年10 月对每个行会的资产估价。数据如下（以金佛罗林为单位）：毛纺织行会2000，丝绸行会400，医生和药剂师行会330，屠户行会325，卡里马拉，或叫细呢绒行会320，法官和公证人行会100，银行家行会100，石料木料商行会80，锁匠和铁器匠行会80，木匠行会50。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统计文献的范围和精神实质是同类文献中最丰富的。各种清单几乎是有规律地每隔10 年重制一遍，并系统编排，制成表格。1422 年的一份财产清单列举了72 项与新梅尔卡托有关的交易；清点了流通中的货币（总计200 万金佛罗林）；记载了新兴的金线编织业；并在结尾抒发了作者对共和国普遍繁荣的观感。

在洛伦佐·美第奇的《记事》一书中，已经估算、记载了这个家族1434～1472 年间的财富总额和所有商业活动。威尼斯文献中的统计情报极其丰富，即令不优于佛罗伦萨文献，至少也可与之平分秋色。总督托马索·莫切尼戈临终之际（1423 年），总结了他治理威尼斯国家期间的经济成果：偿还了以往战争贷款400 万都卡特，还结余600 万都卡特。据他估算，每年用于贸易的资金达1000 万都卡特。威尼斯拥有小型船只3000 艘，水手17000 人；中型船只300 艘，水手8000 人；巨型战舰45 艘，水手11000 人。威尼斯房产总值达1000 万都卡特，租金收入达50 万都卡特。收入在70～4000 都卡特间的威尼斯人有1000 名。泽卡的商业每年超过100 万都卡特。威尼斯与佛罗伦萨之间每年的贸易额总计达292000都卡特。

威尼斯最伟大的历史学家马里诺·萨努多曾经总结了威尼斯1423 年的统计资料，并确定了位于意大利大陆部分的威尼斯所辖各省的收入数。来自帕多瓦城及其所辖地区的年收入总计65500 都卡特，而治理该地的费用不超过14000 都卡特。各省上缴盐税165000 都卡特；督治属地（即威尼斯直辖领土）的土地税计为25000 都卡特；意大利以外的地产的土地税为5000 都卡特；教会上缴22000 都卡特，关税为16000 都卡特；犹太人缴纳11000 都卡特。国家支付6000 都卡特房租，以使每个穷人有家可归。

科里奥的《米兰史》中也载入了统计资料，堪与维拉尼和萨努多的著作相映生辉。热那亚没有能与这些巨匠比肩而立的历史学家，但是具有统计性质的热那亚文献无计其数，都收藏在各档案馆中。即使是14 世纪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罗马，也有许多明细帐目，反映了科拉·迪里恩齐征收的户税以及他在教皇国里垄断食盐的收入总额及商品税总额。红衣主教阿尔博诺掌管教会基金期间，基金余额有所增加。1371 年，红衣主教安杰利科编辑了一部更加精确的文献，反映了罗马尼阿地区和安科纳地区的经济、财政状况。

当年，罗马尼阿有346444 户，年收入达10 万金佛罗林。近代史学家施穆勒在其划时代的著作中，根据保存于意大利各档案馆中的资料，已经估算出了意大利各主要国家的年收入：（以金佛罗林为单位）

热那亚

1214 年...................600000

1293 年...................1500000

1395 年...................3000000

比萨

1293 年...................2400000

佛罗伦萨

1340 年...................3000000

1423 年...................4000000

教皇国

1450 年...................4000000

1520 年...................4000000

1590 年...................8000000

米兰

1423 年...................10000000

1500 年.................12000000—15000000 

威尼斯

1423 年...................11000000

1500 年.................12000000—15000000 

后来在15 世纪中，甚至卡斯蒂利亚人的西班牙以及英国也开始赶上了历史的步伐。1482 年，阿隆索·德昆塔尼拉奉教皇之命在卡斯蒂利亚进行了一次人口统计，结论是有150 万个家长。早在1429 年，巴尔德罗夫拉召集的国会就曾下令统计阿拉贡的人口，结论是当时有家长42683 名。1495 年在塔拉戈纳召集的国会又一次下令统计人口，家长总计为50319 人。15 世纪西班牙其他地区的类似文献没有传之于世，但只要把格拉纳达、纳瓦拉、阿拉瓦与吉普斯科亚七零八落的材料收集在一起研究就可以估算出，15 世纪末，全西班牙人口总计180 万户。若按5 人一户计算，除葡萄牙外，比利牛斯半岛人口约为900 万人。我们所掌握的反映北欧中世纪末叶情况的统计情报中，主要是关于德国2自由城市的材料最为丰富。

德国史学家孜孜不倦地从地方记载中估算出了下列城市的人口、年收入、利率、税务负担的概数：律贝克、汉堡、法兰克福、巴塞尔、德累斯顿、伯尔尼、美因兹、科隆、雷根斯堡、奥格斯堡、纽伦堡、施特拉斯堡、布雷斯劳、但泽、罗斯托克、乌尔姆。1488 年德累斯顿的税单和人口统计表明，该地每人平均占有财富的实际价值已达735 马克。百年复百年，德国自由城市的数目激增陡长，这本身就是德国工商业发展的绝好证据。公元1000 年时，德国大地上当得起“城镇”之称的地方不超过12 处，而且必须明白，即使这些地方也还没有自由的城市自治权。11 世纪，这样的城镇有16 处，12 世纪有28 处，13 世纪猛增到119 处，14 世纪突破200 处，15 世纪已近250 处。

1378 年，伦敦人口为46000 人。

根据在这些城市中征收的户税，已经估算出了令人感兴趣的人口概数。在15 世纪末，科隆无疑是德国最大城市，估计拥有52000 人口。黑格尔和比希尔已经估算出：纽伦堡1431 年有22797 人，而后来于1499 年的统计是20211 人。约1475 年时，施特拉斯堡、乌尔姆、布雷斯劳的人口不超过20000 人；奥格斯堡、汉堡不超过18000 人；法兰克福不超过14000 人；1460～1461 年度，律贝克有20436人，1487～1488 年度有22172 人；罗斯托克1378 年有10785 人，1410 年有13935 人；但泽1416 年人口为8549 人；德累斯顿1489 年有4817 人；巴塞尔1454 年有7650 人。

时至1500 年，欧洲的每一位大使都在尽一切可能地寻求有关驻在国的财政情报和其他统计资料，这已成为其日常工作。各国政府如饥似渴地寻求这种统计知识，这一现象反映了地理大发现时期和列国逐鹿于意大利时期的时代特色。在早期威尼斯的《对外关系文献》中，有两份查理五世编制的帝国收入和许多贵族收入土地和岁收的清单。当时，战争与银行贷款之间的联系是可以理解的。盖勒·冯·凯泽贝尔猛烈抨击“腐烂发臭的金钱”和“舞枪弄棒的小丑”，用现代术语来说，就是抨击军火制造者和靠战争肥己的野心勃勃的政客。

谢选骏指出：从人口学的角度看，殖民扩张前夕，欧洲的城市都只有村镇的规模——没有吸血海外的过程，它们可能永远也长不大。至于马列主义说这些城市在此之前已经经济发达、蠢蠢欲动，那不过是经济动物们历史必然性的事后聪明的“倒推谵妄”。

【第二十章 中世纪末期的法国（1461～1515年）】

在15世纪后半叶，一切影响欧洲从中世纪转变为近代社会的因素和力量都在同时起作用，有时候它们甚至融合到一起，很难区分开来。这些力量是客观条件、实践和思想的混合体。这个新的经济和社会条件、这种新的精神遍及于欧洲大部分地区。在欧洲各处，较高的文化发展与经济财富相并行。不管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只要有古老的中世纪封建教会的文化也就会有落后的经济条件和僵死的社会结构。旧欧洲是封建的、宗教的和以农业为主的欧洲。而新的年轻的欧洲是资产阶级的、商业化的、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化的欧洲。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是与旧欧洲之转变为新欧洲成正比的。北方的文艺复兴，不管是佛兰德的还是德国的，都是独立于意大利的，但是它与工商业的联系之密切，资产阶级性质之纯粹，是与意大利诸城市的文艺复兴相同的。政治上，这个时代的标志是“关于统一国家的政治新思潮，这个统一国家是由一个或多或少具有绝对权威的中央所统治的，而与旧式的，由或多或少独立的领地松散合成的封建王国相区别”。

封建历史衰落以后，王朝历史随即兴起。贯穿欧洲的，这种走向中央集权的普遍趋势，在法国、西班牙和英国最为明显。在这些王国里，这种趋势以最大的规模，最强大的力量发挥作用。在意大利，专制主义在其性质上更具地方性，但就其实质而言，恰与其他任何地方一样，是绝对的专制主义。而在德国，由于德国政治发展的特殊性，专制主义不甚普遍。然而“甚至马克西米连一世也可以看到他的家族所控制的一个普遍稳定的君主制王朝正隐约出现”。到处可以看到，随着领土的兼并，政治权威和权力集中于国王手中，旧的封建地方主义不能抗拒新的君主制度和民族主义趋向。除德国以外，甚至大城市也屈服了。在法国，大胆查理覆灭以后，国王对大封建家族已无所畏惧。法王路易十一、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统治下的历史，是15 世纪后半叶欧洲各项事物新秩序的典型，它是这样的重要，以致有更详细叙述之必要。

法国君主政府首要关心的问题自然是保证它的收入，建立国王规定和估算征税额的绝对权力。纵使国王可以改革领地上的税收制度，它的贡俸在罕有的和平时期也是不够用的。中央集权、黩武政治和欧洲的现状都急需开支，所以财经政策必须与政治相协调。查理八世在其统治的最后几个月中，计划靠王室领地收入和关税来维持日常开支，并计划每年从人民手中征收不超过120 万法郎的税款以维持国家防务，他这只是在筹划不可能实现的倒退步骤。尽管科曼尼曾警醒地评论过：“在世界所有的国王中，我们的君主最没有理由使用这样的言辞：‘我有向我的臣民任意征税的特权’。”但是，国王正是利用这一不召集三级会议之权宜之计，使三级会议的财权仅仅成为一种传统。查理八世宁愿与外省的三级会议相协商，因为他们决不能抵制或修改御前会议的决定。

1484 年，情况逆转了，三级会议重申了它的财权，但是，图尔的宣言只是没有实际效果的姿态而已。国家君主政府的财权竟然扩大到这种程度，它可以公然宣称“你们不得先于我而征税”，以制止贵族们在未经国王特许状批准的情况下恣意向其臣属征税。这样，在王权加紧搜刮时，当然没有人出来阻止。查理七世的岁收总额曾经是180 万利佛尔，人头税约为120 万利佛尔。从1462 年至1483 年的人头税统计如下：1462 1200000 利佛尔1474 2700000 利佛尔1481 4600000 利佛尔1483 3900000 利佛尔由于路易十一已把他所获得的几乎全部皇家领地转让出去，他在他的领地上每年平均只得到10 万利佛尔的收入。看一看当财务署斗胆过问他慷慨馈赠事情时，国王是怎样地含糊其辞，是很说明问题的。1484 年的补助金和盐税共计655000 利佛尔，到1498 年，国家正处在逐渐兴隆的前夜，也只增加到700000 利佛尔。

这是征税工作非常腐败和无能的证明。这一总数仍然不够，当然只能借助于老的应急措施：什一税、银行贷款和地方的强制借贷等。在维护由自己来掏腰包的权利方面，教士们并不比王国里的其他人更有利。什一税的征收，即非通过对教皇的要求，也未经教士们同意。转让教会产业的税收和国王对空缺教职的圣俸所享有的权利带来了相当可观的数额。自然，王国政府尽可能地选择使用法国城市借贷的手段，这样的贷款不仅免除了利息的支付而且根本不必偿还。这些摊派是不定期的，而且负担很重。这不仅对城市政府的财政，同时也对城镇的繁华产生了极坏影响。

1463 年路易十一为了赎回素姆城而短缺20 万利佛尔，遂从一些城市金库中提取了这笔钱。1496 年巴黎又被要求提供3 万克郎，城市对此怨气冲天。但这些苛捐杂税也并非随意索取，而是确有需要，所以国王对这些申诉也充耳不闻。只有当洪水或瘟疫这样的灾难发生时，路易十一才减少一些赋税。而查理八世则宁可先提高其征收的数目，使其超过实际需要，而后再演出慷慨减税的喜剧。在皇家预算中最最显著的项目是宫廷的开支。路易十一生活得像个资产者，使其家庭开支从1460 年的250000 利佛尔猛增到1481 年的415550 利佛尔。我们还能发现路易十一曾埋怨说：“当工职人员在和他们认为像我这样钱包丰满的人们打交道时，他们总想尽力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来安排事物，以便从中取得最多收益。”

查理八世和摄政女王安娜想要“生活得像个样”，他们的开支接近了100 万马克。因为用馈赠礼物和年金把贵族和王室联系起来已是公认的政策，所以在预算中这一笔开支也很大。为了这个目的，查理八世平均每年花费50 万利佛尔。无怪乎说，在查理八世逝世时“无数人对他沉痛哀悼，因为他对他的宠臣们曾比以往任何一个国王更加慷慨。他给予他们的实在太多了”。 对那些用得着的，或危险的外国人，国王同样给予年俸和定期的赏赐。每年有16000 克郎送到英国各官员处去。1475 年至1483 年送给英王的那份每年达5 万克郎。瑞士的领主们更是贪得无厌。科曼尼计算过，从格兰森战役到查理八世去世，伯尔尼、卢塞恩、弗赖堡、苏黎世和他们的地方领主们曾收到100 万以上莱茵佛罗林。

一般地说，从金钱上看，年俸及贡金比战争费用便宜得多，但是查理八世为了进行他自己选择的侵略战争而给予外国的这笔补助金，甚至连这种合理性也没有。然而，与所有其他开支相比，军费是最大的开支。在欧洲，民族国家的国王和统一的国家，还是新鲜事物。这样她的政府的各项政策，就不得不总是被武力威胁所左右，“大棒”不得不总放在明处。如果人们把显示公理后面有强权的必要性也加以考虑，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总是偏重军队的理由就很明显了。

路易十一增进其军事实力的早期措施是把每个城市所提供的弓箭手的数目增加2 倍或3 倍，并在他认为优秀的城市巴黎组织一支民兵。普瓦提埃在1468 年提供12 名自由弓箭手，而在1474 年就得送出23 名。桑利到1467 年把它的指标提高3 倍而提供了18 名。国王认为装备这支军队的花费是无法容忍的开支，坚决拒绝支付。法格涅专门出版过一个有趣的文献，它提供了有关把巴黎的手工业工人和商人们组织到61 个旗队或军队中的情况，它们必须装备精良，训练有素，随时准备为国王效力。在体会到了城市兵的无能和不服从的事例之后，路易采用了雇用外国雇佣兵这个十分不得人心的可怕步骤，因而，由于“他仿效意大利王公建立了一支可怕的雇佣兵军队，给他的国家造成一个必将长期流血的重创”。

各城市都认为这一政策有如毒蝎的惩罚，因为城市钱财的消耗要比士兵的消耗更沉重得多。所以为平息路易死后的反叛思潮，安娜·德博热解散了瑞士雇佣军，企图组织一支本地宪兵，但未成功。查理八世作出了真正努力，以加强纪律来使士兵这个称号不再与抢劫者同义。但是他常在意大利而离开本土，使这一切改革归于无效。也许源于这种新措施的军队的最大弊端，是把国王军队驻扎在城里或城郊。国王可为整肃纪律下达命令。但是，由于军队不能按时得到军饷，士兵们必然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破坏市民的财产和安全，而得到欠饷。当军队在城里或城市附近时，商业常常几乎中断，因为商人们如果仅仅会成为掠夺对象，他们就不进城来。在军队驻扎的同时，还有一个个的王室监收官来索要火药、盔甲、粮食。

1476 年在兰斯城，他们还要过火炮、马匹和各种车辆。城堡的昂贵的维修费用要由每个城市自己支付，虽然王室官员可能来监工，并且从中取利。舰队的费用与军队的费用同时增长。由于海盗的猖獗，由于与英国和西班牙的无休止的冲突，最后还由于夺取意大利的企图，这支舰队是必要的。路易十一继承了雅克·科尔的事业。查理八世更进了一步。有一次，他从威尼斯招来一位造船主为他监造三艘新船。当查理在1491 年招募500 名新水兵时，王室财库没有蒙受任何损失，因为它向该地区的免税城市征收了一份人头税，合200 多利佛尔。

要应付重大的任务，法国舰队的力量是不够的。1494年，法国使用了热那亚的舰队。科曼尼曾说过：“那支在热那亚待命的舰队，花费大约30 万法郎，它把王室国库几乎耗尽。” 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的时代最多不过是一个断断续续进行战争的时代。这种局势不仅仅导致了法国资源的耗尽，而且因军队在全国各地进攻或反攻引起了正常经济生活的中断。应该注意到，战争已不再是一个等级的冲动，它已成了资本主义事业，这个事业需要以一种比国家收入更迅速更方便的有效方式取得更大数量的金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一点，国家君主政府才和国际银行结合在一起。路易十一所进行的那样的战争，为统一的国家增添了像诺曼底和勃艮第这样在工商业上很重要的省份，这当然对国家的经济产生有利的影响。科曼尼说，路易十一决心获得诺曼底是由于“它能提供大量的金钱，据我所知诺曼底每年得付出95 万法郎，而有人说，还要更多。” 经济复苏变得重要起来，农业是复苏的第一步。但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对农业复苏却没有什么直接影响。除了攫取那些其所有主拿不出土地契约和凭证，也没钱在法庭上证明土地占有合法性的地产外，国王很少对土地主动关心。开荒中表现出来的极大力量，大领地之分割成许多小块地、地产的普及、通过引进短期租赁制使土地收入与地价的波动相适应的企图、灾难性的地租契约的盛行，这些运动和趋势与君主政府本身并无关系。而君主政府制止粮食投机，囤积居奇的努力，也完全失败了。谷物，尤其是小麦的生产与葡萄酒的种植曾有过飞跃的发展。到1500 年地价又回升到1400 年的状况，而在法国，土地资本仍将继续维持。与农业不同，工业却感到落到皇室的手中。

到15 世纪末，已出现对个人行动自由的反动，自由雇工为商业法规所代替，这尽管是自发的，但也受到皇室的鼓励。皇室和资产阶级联合起来，粉碎了与商业的外部竞争。商业也经历了相似的反动。法国各省的狭隘观念立即发出了保护本省物产、恢复省间关税的呼吁。过去在战后大受欢迎的外国人，现在都陷入无所作为的苦恼中。

老的行会在过去只是一个法律不大健全的团体。国王们，除去腓力四世外，或认为工业组织不是公共行政机构的一部分，或受其他方面牵扯过多而不想干涉。现在改革的动力已来自双方。自由行会为法定行会所代替。这是由于工匠师傅们正在尽力把他们的组织变成一个封闭的社会等级，尽力更细致地规定他们的劳动条件和产品的数量与质量。因为那些手工业者的下层是一群容易受鼓动的人们，也因为工匠师傅通过控制城市机关的方法来控制城市政策，所以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也就与这些工匠师傅们结成同盟。路易十一多次进行干预，迫使自由工匠组成封闭的行会。

1481 年在图尔，他命令：“本城所有工匠……都要宣誓（入会）。”这个制度后来趋向于成为工业的普通法，它甚至推广到一些较小的城镇。在这次及其以后的干预中，路易十一是有各种动机的。控制工匠师傅的数量，以便利益均沾，这对手工业是有利的。公众要求得到质量合格的产品和保证稳定的供给，对此工匠们的答复是，除非制止自由竞争，不然他们就不得不关闭其作坊，从而使城市一无所有。与工匠师傅的联盟，不仅使国王在反对诸封建领主时得到城市的支持，同时皇室金库也可以从行会各种费用和罚金的征课中得到一笔可观的收入。

在人们可以想到的各种场合，人们都能够听到皇室官员们的强制命令：如修订或批准法规条令，决定劳动时间和节假日，甚至议定商标的使用，规定制作的流程或确定质量标准等等。在巴黎，路易十一把对商人工会的治安监察权交给市政官卫队。在一些次要的城镇中，领地上的管家和司法总管也有同样的权力。在里昂，司法总管拒绝承认别针制造匠提出的法规，并向国王告发他们违反公众利益。直到查理八世执政时，这些法规才得到承认。尽管路易十一要进行一些战争和抵抗，但他仍花费时间来参与有关手工业的大量的立法活动。仅在1467 年6 月这个遭受侵犯的月份里，国王就对制鞋匠、漂布匠、制球匠、手套匠、裁缝、紧身衣缝制匠颁布了法令。在1479年颁布关于管理全国毛织品加工的大法令时，

这种立法活动达到了顶峰。这个法令是在和巴黎制衣业协商之后制订的。原在巴黎应用的制度越来越被认为是典范，政府依据巴黎模式再来制订统一的法规。路易十一认为，为了国王或工业的利益，对各业行会制订法律和规章的国王，应有权特免那些规定，这是不言自明的。所以在手工业中，他使他所喜欢的人成为该行业的匠师。在特鲁瓦，他许可一些皮革匠在夜间工作。路易和查理对于向扩大了的奥尔良城移民有兴趣，曾下令，在新城区的工匠，不受任何行会的控制，但仍受皇室官员的监督。为了促使丝织业在本国的发展。王室使新兴的丝织业仍保持其自由手工业的特点。在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时代如此明显的工业复兴中，人们能够看出其发展不仅仅来自行会组织的增长，新兴工业的引进和皇室的保护措施。也许更有理由说，它来自15 世纪后叶商品需求的日益增长和市场的不断扩大。民族工业中最最兴旺的是羊毛纺织业，鲁昂是这个工业的最大中心。纺织业市镇的兴旺非常引人注目以至引起竞争。

得到路易十一恩宠的图尔和在1488 年被查理免除其纺织行会的羊毛和染料税的普瓦提埃相继成为该行业的中心。由于皇室的支持，这种工业的体制也被引进到朗格多克，以至这个省份对法国北方和意大利的从属关系渐渐削弱。

1477 年路易指示尼姆组织纺织业。1476 年他对蒙彼利埃施以同样的恩泽或指令，虽然那里的行会直到1483 年才组织起来。查理八世利用限制性关税，保护这一新兴工业，以抵制来自加泰罗尼亚的竞争。由于路易十一的开创和扶植，在法国建立了丝织业。

1466 年12 月，国王向里昂人民发出通告，向该城征集2000 图尔锂以在他们中间建立丝织业。他期望通过这一行动，使这个城市富裕起来，并阻止王国的钱财外流。因为照他的估计，法国每年为购买丝锦要付给意大利40 万到50 万金克朗。他宣称这新兴工业是一个光荣的手工业。“振兴此业将使各等级之男女合法地从业..从而令彼等于今尚属无用的教会人士、贵族及其它宗教界妇女将据有体面而有益的职业。”次年他从热那亚，佛罗伦萨和威尼斯招来丝织工人，把他们安置在里昂市，给予他们重要特权。但是里昂人民却认为这全部计划是一个完全轻率和代价昂贵的改革，表现出不情愿也没有能力把这个工业干得很成功。就这样，刚建立起来的这个手工业，4 年之间全部迁移到图尔。

在图尔，丝织业牢牢地扎下了根，而且查理八世通过禁止输入金银线锦、丝绒、绸缎和锦缎（1485 年）来帮助这项“奢华衣料”的织造。在鼓励开发国家矿藏资源上，国王也发挥了同样的作用。1471 年路易十一颁布通令，创立了矿务局，它有权授予开采权，并且能勘探和开发那些业主无力开采的矿藏。同时他从莱茵地区和士瓦本调来工人，给予他们公民权，并免赋税和兵役。这些豁免项目被查理八世再次确认。对国外熟练劳工的这种款待是这个国家工业发展的一个有力因素。从事造船和纺织的意大利人与搞金属制造和印刷的德国人证明是最有用的人。

到15 世纪末，矿山主要由德国人开采。那些富裕的资产阶级和贵族们对金属的工艺品产生了热情，尤其是对金和银，这种热情直到劳力的供和求超过了金属的供应才结束，像1482 年在第戎城那样。路易在馈赠图尔的圣马丁（1478～1480 年）时，表现出他固有的向宗教势力的有意挥霍。他送给他一个含银量达6776 马克的银制格子窗架，两个金银圣骨匣和一尊国王的跪像。法国很快地采纳了新的印刷术。

1470 年一个法国人和三名德国人把新印刷术引进巴黎，1473 年来自列日和纽伦堡的印刷工匠在里昂采用这种印刷术。从巴黎和里昂，它迅速传播到全国。里昂成为全欧著名的书市，从1473年到1500 年间，有160 多个印刷工匠在那里开业。到查理八世统治末期，在整个王国内，法国的印刷工匠已在取代他们的德国竞争者。当国王把他的注意力转向商业时，显然，最紧迫的需要是恢复因长期战争而解体的集市和市场。这是一项为国王、贵族和各城市都由衷期待着的美好事业。路易以国王文告的形式创建或重建了66 个集市，其中包括查理七世在里昂建立的几个相当不景气的集市在内。1463 年路易写给财务署的信中曾同意“对朕之城市里昂之臣民签发此等朕之文件……盖因朕甚悦于建此等集市”。（对这个无情的君主来说，这是多么温和的言辞啊！）财政大臣须立即去证实和转送这些信件。当时给予这种许可是与路易对待日内瓦集市的政策有关的。

法国商人云集日内瓦，法国的货币流入日内瓦，使他这位重商主义者心如刀绞。于是国王把里昂集市的数目增到4 个，并且规定与日内瓦集市同时举行；他还赐予来里昂集市的商人以一些重要的豁免权和特惠权；最后，他禁止任何法国商人进入日内瓦。他对日内瓦的愤怒抗议无动于衷，虽然这些抗议作为他敲榨里昂向国王纳贡的手段，倒很有用。里昂集市在1484年曾一度衰落。当时它被断定太靠近边界，而让过多的货币流出国境，因之集市先迁到布尔日而后又迁到特鲁瓦。然而里昂的特权在1494 年又恢复了。

1470 年，对日内瓦的措施又被用来对付佛兰德所有的大集市。所有北欧人被禁止与大胆查理的领土发生任何商业联系，同时在卡昂又建立了两个自由集市，其开市的日期和安特卫普的集市的开市日期完全一致。查理八世统治时期给予市场、集市的特许状就更多了。1483 年到1490年他颁发了125 个特许状，1490 年至1498 年颁发了152 个。给予集市的较比典型的特权包括下列全部或其中一些：使用外币权、出口贵金属权、无继承人财产归公权，甚至免去12 但尼尔税。在集市里商人不仅有安全的保证和金钱上的豁免权，还得到一种称为“集市管理者”的特殊司法裁判权。自由集市的创建极大地激励了这些地区的贸易和商业活动。无继承人财产归公权的压力遍布各港口和大城市。但路易和查理不受此限，对外国商人们给予更多的个人豁免权甚至给予大量批准入籍的特许。由于路易十一从不允许人们把政治上的对立同对于法国有利的经济手段不必要地纠缠在一起，他准许他的臣民甚至可以与敌对国家维持商业联系，并且还禁止报复。

1470 年，他写信给特鲁瓦市，警告其市民说，尽管勃艮第公爵扣留过法国商人的货物，但特鲁瓦市却不必损害勃艮第人的财产，已没收的所有货物必须发还。其他促进贸易的措施是皇室提供的对运河的疏导和对道路桥梁的修缮。然而比泥坑和摇晃的桥梁更坏的障碍，是那些地方关税和领主们的名目繁多的过境税，它们榨干了商旅的钱袋，使两地间运输遭到无法忍受的拖延。君主政府愿意倾听商人团体的呼吁和某些等级的抗议，因为毁掉地方关税和关卡，与皇室反封建求统一的目标相吻合。然而把关税界限扩大至国家的边界线，在当时几乎还没有开始。虽然路易十一在罗纳河和索恩河撤销了许多关卡的阻拦，并在1483 年计划把国内所有关卡全部撤除，但后来查理八世重申这项立法，证明这两位国王的努力都不很成功。事实上只是各城市和商人公会所从事的长期艰苦的斗争，才最终废除了这个弊端。

1464 年6 月19 日国王颁布在全国各地建立邮政业务的法令。邮政业务，正像科曼尼指出的，“在这以前从未有过”。虽然它当时未普及，但这个法令毕竟是一个重要的进步。邮费是每匹马行4 里格需资10 个苏。没有材料说明这是否吃亏。到15 世纪后半叶，新的民族国家的统治者们认识到对国际贸易系统的管理已变为国家的职能，因而国家间的协定开始取代了各城市或各国同业公会之间的旧合同。在这些协定中，贸易的权利，而不是专制君主的让步或个人的容忍，变成了普遍的法则，所以任何友好国家的商人都可以进入国境、四处行商和设店铺开业。

法国历史学家M.查理·德拉隆西埃尔曾把路易十一描述为一个可靠的商业保护者，其信念是“由法国人经营的工业、商业和法国的航海业”。

路易十一是最早的重商主义者之一，因为他坚持发展国家的经济实力，以实现法国的经济独立。也因为他要求法国工商业摆脱世界经济强国意大利的控制、并与之竞争。但按拉维斯的说法，路易不是一个狂妄的保护贸易主义者。虽然他希望利用所有的国家资源，来使国库充实、人民富裕，并防止货币外流；虽然他保护过新兴工业，使垄断地中海贸易的大胆计划得以发展，但他还是非常明确地认识到，有时候法国是需要其他国家的合作的。他对外国商人的欢迎态度，他与英国签署的自由贸易条约，他的全部商业协定，都是他决心使法国摆脱由于战争和无政府状态造成的经济孤立的证明。

查理八世继承了路易对法国工业的保护政策。但1484 年，他，或毋宁说是博热的安娜，既向法国人也向外国人宣布，商业完全自由。这实际上表明了自由贸易已经战胜了贸易保护主义。路易十一把法国经济由从属于意大利的，尤其是从属于威尼斯商人的地位中解放出来的战役，开始于两个法令：一个是一切香料、丝绸和其他利凡特的产品必须用“法国大商船”进口（1464 年）。

另一个是，外国人禁止进入朗格多克港。法国建造了四条大商船，其中一条集中在西班牙沿岸活动，另外三条均从埃格莫特出发，经由马赛、尼斯、比萨、加埃塔、那不勒斯、巴勒莫、墨西拿和罗得岛，到达雅法、贝鲁特和亚历山大。路易十一企图把埃格莫特所享有的同样的特权给予受他保护的卡利乌尔。这一举动遭到反对，以至埃格莫特的垄断权又被恢复。但当皇室吞并普罗旺斯时，埃格莫特港口遭到了致命的打击。对外商和外船的清除引起朗格多克商人的不满，他们抗议说，他们的集市遭到毁灭，他们的出口额减少了一半。他们甚至企图以出钱改建埃格莫特港的手段来贿赂国王。路易十一禁止外国人进入朗格多克的计划明显失败了，以至于他在1467 年废除了这个法令。但他想以削弱威尼斯海上贸易的手段给予威尼斯更有力的打击。因此法国舰队频频成功地袭击并劫掠威尼斯大商船，以致这些船只只有在武装护航下才能航行，而船长们还总是害怕在每一个海角岩石背后埋有伏兵。

1478 年威尼斯以容忍而不是以友善而得到了和平。1481 年国王放弃了法国大商船的垄断，准备推行一项更为理智的措施，即敦促各个等级的国民们来建造船只。前一年他还特许贵族们、教士们和皇室官员们去从事贸易而无损于他们的地位。由于获得了普罗旺斯，使路易激发了对利凡特商业的新的兴趣。他招来11 个重要城市的商人代表于1482 年2 月在图尔开会。在会上他的代理人解释了一个“在利凡特沿海建立商业和航海业总公司”的投资10 万利佛尔的庞大计划。公司的商船完全垄断利凡特产品的经营，并用这些产品供应整个西欧。有些商人认为里昂的自由集市吸引来外商，从而损害了地中海滨海城市。他们私下可能表示希望国王陛下在有关利凡特的商业问题上停止这些轻率的鼓动；并公开答复道，法国很穷，内陆城市也不可能有兴趣支持这样一个公司，最好的原则毕竟是贸易完全自由。因而，这个大公司没有进一步的发展。

为了法国在地中海的贸易，路易在不懈努力中所关心的另一件事是，在1482 年，他向突尼斯和博纳的“国王们”派去一位使节，但这没有得到什么持久性的结果。在查理八世宣布贸易自由时，法国与地中海贸易关系的全部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唯一不满的表示来自朗格多克，它面对普罗旺斯的竞争和法国南方经济均势的转移，正在逐步失势。然而，随着法国对意大利的入侵，魔鬼又出动了。在不断缔结的协定中，总涉及与西班牙、葡萄牙、英国及汉萨同盟的关系。查理八世当政前期，马略尔卡岛和巴伦西亚是对法国商船开放的，而且还有一位法国领事派往那不勒斯。但是路易渐渐开始对卡斯蒂利亚的商人们，显出一些厌恶情绪。因为他们专营奢侈品，掠走了过多的法国钱财。他的态度导致西班牙对法国的关闭政策。而与此同时，葡萄牙开放了。而且在巴塞罗那协定之后，与西班牙重建了更密切的商业联系。自从战争爆发以来，两海岸各港口的状况都很糟。这里实际上没有法国自己的船只，而英国船只又被查理七世禁止驶入。路易为了援助拉罗歇尔，第一次对驶入这个港的船只废除“入港税”。

到1463 年，路易给所有国家的船只进入波尔多港的权利，只需支付12 但尼尔的税金。后来国王发布一个敕令，命一切波尔多邻近省份的商人的所有出口商品必须经由波尔多再向西班牙、葡萄牙、纳瓦拉、布列塔尼、英格兰和佛兰德转运，从而使波尔多有了出口专营权。路易十一十分赞同英法贸易，因为英国人买走南方的橄榄油，加斯科尼和香槟的葡萄酒，北方的各种纺织品和零星服饰杂货，但只卖出不甚昂贵的原料，如羊毛和皮革等。国王决心把英国商人引回法国，甚至要把英吉利海峡变成英法的领域。当他诱使勃艮第的腓力向英国人关闭佛兰德商港时，英国人被迫转向法国。但是“公益战争”①的爆发使英法之间无法缔结任何条约。

1470 年路易十一与亨利六世进行停战谈判，这为两国之间提供了6 年的完全自由贸易。路易与缔结这些条约的使节们联系，要行使一个新的计划，利用外交人员的随身行李豁免权，把价值25000 克郎的法国产品运出去，不是为出卖，而仅仅是去展出。这个计划没有成功，所以欧洲没有领略这种“博览会”的早期发展形式。就在这时，爱德华四世又回来了，战争再度爆发，但由于拉罗歇尔被宣布为中立港，（1472 年）那里的贸易未受损害。1475 年至1476 年订立了停战协定，它规定只有属于英国和法国的船只，可以在两国之间进行贸易。查理八世有充分理由渴望同英国建立一种诚挚的谅解。他极愿意执行1492 年和1497 年的协定，因为这些协定废除了对两国人民的一切额外义务，并在港口设置了特别法官来处理海事案件。双方政府同意，采取共同行动反对海盗，并对战利品的权利作出规定。路易十一在当政的大部分时期与佛来芒人的关系是不友好的。虽然他对低地国家内部的集市的禁令从未彻底实施过，但路易还是拒绝了佛来芒人关于减免每桶葡萄酒两克郎税金的要求（1476 年）。

1478 年至1483 年低地国家的商船还经常受到法国舰队的攻击和掠夺。对汉萨同盟，情况就不同了。路易在接连几个协定中（1464 年、1473年、1483 年）免除了他们所有的补助金、附加税和盐税，并免除他们在货物过磅时应付的过磅税，这种过磅税连法国商人也得支付。汉萨的商人们可以在法国占有任何财产，可随意处置它们。法德交战时，有一年他们结帐后，离开了这个国家。国王指派海事法官、鲁昂市的司法副官、拉罗歇尔的主管人员和其他人为保护人，这些人将处理涉及汉萨商人的各种案件。

法国人在汉萨同盟各城市中也得到同样的特权。然而，尽管人们那么努力地签订贸易协议，它对商业的刺激仍常常被海盗和海上掠夺的影响所抵消。西班牙和英国总可以看作是法国的宿敌。而到路易十一逝世时，法国舰队正在追逐英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的船只。不仅外交关系是如此紧张、多变，以至于人们总可以找到去袭击邻国海岸的各种借口，而且报复的权利即使在陆上不被承认，在海上也总是被承认的。况且，资助精练能干的海盗船长们去劫掠邻邦敌人的商船，毕竟比设法抓住著名的海盗吊在帆桁上要少许多麻烦。

但是，查理八世在1492 年至1493 年间所签订的一系列协定，还是成功地使比斯开湾和英吉利海峡的贸易变得和平与安全了。关于路易十一与法国各城镇间的紧张关系已有不少叙述。表面看来，国王对他的“优秀城市”是多么仁慈！他在信中曾亲切地向他们致意曰：“朕亲爱的良友”，并亲切地感谢里昂城“为朕之岳父萨瓦公爵所做的一切；朕对尔等甚悦于此”。他把自己的困难告诉他们，以此表示对他们的尊重。他说，尽管增加了贝里公爵的年俸，公爵还是离开了朝廷。他还及时警告他们说，布列塔尼、贝里和勃艮第公爵正用麻疯病人充当密使。

更有甚者，他恢复了城市特权，间或还降低一些赋税。为了证实他对忠实的巴黎行会会员的信任，他把他们组成一支由皇室官员统率的民兵。最能表示对市民及他们的能力的信任的，是1470、1479 和1483 年他召开了由城市的优秀商人组成的谘议会。但在这些表象的下面，只有功利主义。在他与顽固不化的封建势力斗争时，路易需要城市的支持。因为每实施一个攻击行动和实行一项政策，他都需要金钱，而这些金钱只有从城市和市民资本家那里才可获得。

当然，路易十一对城市的独立，也同对待国家中任何可能有力量违背其意志的其他政治势力的独立一样，给予坚决打击。他支持剥夺市民会议的权力，把它授予一些更富裕的资产阶级寡头，这些寡头反过来又服从他的命令。在选举中，在法庭和城市治安中，国王的代理人掌握着权力，这种权力甚至不加以任何掩饰。国王可以毫不顾虑会有任何有效的反抗，而向普瓦提埃人发出命令，要他们选举米肖·道伦“朕之宫廷侍从及普瓦图税官”为市长；或者指示亚眠人说，国王愿意要让·德科洛瓦当市长。国王代表下一步又开始对市政当局的预算加以真诚有效的关注。

路易十一的官员们出席审议财务的会议，查理八世的官员监督税收的估算和对弊端进行调查。在另一端，皇室也控制着地方财政。因为虽然中央政府把全部财源消耗在战争和“政治”上，实际上对城市未尽义务，但城市还是完全按照国王的意志来征城市税。城市税以国王所承认的入城税为基础，而征收的种类和数额要由国王决定。路易也很赞同城市的这种论点，即在城市中居住的贵族及神职人员，应该为城市的开支作出贡献，尤其是在城堡的维修上。

一般说来，国王规定，教士们应缴纳城市税，贵族们也必须缴纳其在城区或郊区非封赠土地的土地税。而被授与贵族称号的资产阶级——他们已是一大群人——则不享有免税权。但是对于那些为国王效劳的官僚或个人，情况则不同。国王经常向城镇下达各种豁免命令，其中较为典型的事例有：他曾写信给里昂人要求使让·德加盖萨尔担任“军队的首席传令官和朕属骑兵扈从队的教官”，而免去他父亲皮埃尔·杜尼弗尔的城市税，他写信给特鲁瓦人要求他们崇拜自己关于豁免当地“人头税”和警戒任务的文件；他还施予安托万·多泽纳克的遗孀一笔抚恤金。要估计路易十一和查理八世的经济政策的价值是困难的。

在这个时期，即大约15 世纪的后40 年，法国经济复苏既为政府的政策大大推动，也受到它的严重阻碍。中央政府与国家经济生活的关系变得具有如此的决定性和支配性。在一个世纪之久的战争引起的消耗性的经济停滞之后，多国性的商业贸易和朝气蓬勃的工业发出了悦人的呐喊。用图尔的M·英伯特的恰当言辞来说：“如果说西班牙找到了黄金，那么法国‘生产’了它。”各城市感觉到生活的激流，她们推翻旧城墙来建筑新的街道。自立的人们到处可见，他们因成功而骄傲。国家城乡人口的增长。对绸缎织物的疯狂追求导致了1485年的限制法规，它禁止任何非世袭贵族或收入不足200 利佛尔的骑士穿这种新式的昂贵服装。

鲁昂的纺织工匠们在1494 年则提出抗议说，放弃呢绒服装的现象是如此严重，以致造成呢绒业的危机，除城市无产者外所有各阶级人们的生活水平是全都提高了。这些国王决不是“小人物的国王”。如图尔的M·英伯特所说，在这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城市的公众总是乌合之众，他们动荡不安，也没有雄图大志，君主政府不可能依赖他们。他们是一种威胁，经常起义，但在国王支持下，他们又被无情地镇压。穷人受到皇室的盐税、补助金及城市的入城税等过重负担的压榨。低工资、高捐税和高昂的食品价格造成了城镇中贫民的惊人的增加。兰斯城的10000 人口中，贫民就有2000 名。

要发现法国社会景象中的阴暗面，人们不必去听取1484 年在图尔举行的三级会议的哀诉。城市预算上出现持续的赤字，拿城市的税收作抵押这种欠考虑的补救办法也无济于事。但这种情况的出现也许是由于皇室苛重的赋税，也由于人们不能按照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对地方的财政措施加以调整。无论如何，尽管城市感到他们有理由抱怨，但也必须注意到，因为城市对国王是有利的，因而也受到了他的恩宠。用亨利·塞的话说：“大城市的情况优于中小市镇，中小市镇的情况强于农村。”

政治利益会迫使国王减轻城市的赋税负担，但是国库并不会因此受到损失。这些赋税被转嫁到已经负担沉重，而又不会提出抗议的农村去了。如果在那些尚有等级会议的地方，还能以他们的名义就恶劣的情况提出抗议的话，那就可以想像，那些没有等级会议的省份情况就更糟了。农村民众因赋税而变得穷困，又被武力打倒在地。这样，人们可以看到，在法国经济复兴时期的总的情况，这一复兴是由君主政府的经济活动和政策所支配和推动的，但又被它的政治目的和手段所限制和阻碍。

在路易十一不能避免，查理八世又不愿意避免的战争之摧残下，经济的进步是无法充分保障这个国家的命运的。1494 年法国对意大利的举世瞩目的战争突袭究竟是更大胆的商业霸权计划中的一个大胆行动，还是一个心胸狭隘的人对于权欲的贪得无厌，对此人们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法国要使自己成为各大海域的霸主，②必须对抗西班牙人在大洋上，葡萄牙人在利凡特航线上（他们通过消除意大利人的竞争使自己控制了这一航线）的垄断。法国也可以通过控制意大利资源，摆脱她在商业上对威尼斯的从属地位。当每一艘载着昂贵货物在地中海航行的船只都挂上了法国国王旗帜的时候，法国就不会再去嫉妒靠在她西方和北方港口上的平平常常的黯然失色的西班牙和英国船只了。

然而卡塞把法国对意大利的侵略政策称为是王朝政治，认为这次入侵目的荒诞，手段野蛮，毫无必要。查理八世是被盲目的“扩张权力的冲动”所趋使。富埃特宣称，15 世纪下半叶的繁荣的法国是防御性的国家，从经济的观点看，不会受到损害，侵略扩张的帝国主义政策是纯粹的奢侈品。他说在这个时期的政治措施中没有比法国对意大利的入侵更完全依靠统治者的个人意志而不是军事、经济需要的了。法国政府的决定是由于错误地判断了成功的可能性。这个错误，在一定程度上应归因于不完善的法国外事机构。不管查理八世是否继承了路易十一想把地中海变为法国内湖的梦想，法国对意大利的入侵对经济产生了影响。

首先，需要缔结代价昂贵的让步协定来收买欧洲列强，使之保持中立或给予赞许。埃当普勒，巴塞罗那和桑利协定，给予亨利七世745000 金克郎，把鲁西荣和塞当尼城让给西班牙，却没有收取30 万克郎的押金，大量领土让给了马克西米连皇帝。此外，还要设法开发财源供应40100 员的军队和100 门攻城炮，50 艘舰艇的舰队，24 艘大船和12 只大帆船。皇室领土的转让，强制性的城市贷款、米兰的贡俸、向热那亚银行的贷款——因为查理第一个公开的行动是掠夺和驱逐里昂的美第奇银行代理，所以佛罗伦萨的金融市场就不再对法开放——等等手段不得不尽量利用。为了意大利战争，查理以45％的利率从热那亚的绍利银行借来10 万法朗，并从米兰公爵处借来5 万都卡特。

法国国王甚至拮据到如此地步，他竟向萨瓦公爵夫人和蒙费拉侯爵夫人借来首饰，典当了24000 都卡特。查理深信，当那不勒斯的150 万利佛尔岁入一到手，这种暂时的财政困窘状况就会立即过去，他甚至答应用这笔钱偿还从特鲁瓦那些不情愿的市民处挖出来的借款。在这笔帐的另一面，显然还有这种考虑：和意大利在工商业和文化上的密切接触，定会迫使法国人的工商业技术向前发展，定会激发起法国与具有较长历史的意大利工业的竞争，定能导致新的需求，而法国人会立即来满足这种需求。查理把一些珠宝首饰匠、绣花匠、家俱匠、风琴制造师傅们，很可能还有其他跟在法国军队后面的工匠和商人们、带回昂布瓦斯城堡。

但是这一年和意大利的交往，与其说建立了新的事业，勿宁说只是对既有的活动的一种刺激，因为自从查理七世统治以来，法国的，而不是别国的，油漆匠、木刻匠、玻璃工人，帷幕工人的作坊已有了成倍的增长，法国军队到意大利时法国商人已在意大利牢牢站稳了脚跟。路易十一所采取的保护贸易立法和整个欧洲由于法国在意大利进行的，以扩张领土为目的的，野心勃勃的战争而对法国的嫉妒，共同导致国王在经济上的孤立。然而新的政策弥补了所有这些表面现象。在路易十二（1498～1515 年）时代，法国经济的繁荣是不容置疑的。

当代历史学家克劳德·德西塞尔描述过的生动图象还可由许多别的例证来加以详述。一位现代历史学家是这样描绘路易十二时代的：在法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历史时期享有如此巨大的繁荣。20 年内没有内战；行政管理稳定而严格，维持着良好秩序；人身财富得到安全保障；卑微者得到了不受权势者欺压的保护，对劳动者提供了抵抗贵族和军队的保护。这些都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人口迅速地增长；城市感到了城墙的限制，不断向郊区扩大延伸；在树林中和在以往贫瘠的荒地上，魔术般地成长起村庄和庄园；使法国人口减少的致命的战争遗迹，已彻底地不见了。一位当代作家西塞尔说道，王国土地上1/3 的地区在此30 年中，重建了文明。农业产量大为增长，税收承包人付出的承包款总数增加了2/3 以上，皇室领地的收入与每个人的收入以同样的比例增长，这使得国王能够在不压迫国家的情况下从事他的事业。工业和商业取得了同样的进展，商业交往无限增多，现在的商人到罗马、那不勒斯和伦敦，要比以往去里昂或日内瓦还方便。建筑、家俱、衣着的奢华优雅足以证明艺术的发展和全面繁荣。

谢选骏指出：欧洲的小王们不得不向银行家借钱，所以让马克思得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谬论，但是在欧洲以外的地方进行统治都是大王，他们在自己的领地上可以予取予求——所以在欧洲以外的地区，都是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的，直到把经济基础随意扭曲压榨甚至摧残碾碎为止。而作为马列主义者的本书作者，显然对此一窍不通。

【第二十一章 中世纪末期的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

15 世纪末，德国人民在所辖疆域内是富庶的，土地得到了精耕，绵亘的森林地带得到开拓，矿业得到充分的利用。

在欧洲所有国家中，德国在“黑死病”流疫中蒙受的损失最小。德国商人在西方商界中独占鳌头，汉萨同盟控制着北海，南德人从他们在威尼斯的商行代理处向整个欧洲运销东方香料。德国的工匠以他们娴熟的技能和精制品驰名世界，市民们的家中珍宝充盈。自然经济让位于货币经济，资本和信贷通过德国金融巨头的代理处成为商业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特征。欧洲的君主则是德国金融巨头们的主顾。

商业促使了城市的繁荣，城市是13～15 世纪德国生活中的经济特征。在德国中央集权软弱之时，城市却很强盛。城市并不是社会的统一体。14 世纪的行会战争，具有经济的、社会的、也具有政治的性质。城市不是民主的，因为财富产生新贵族。其下层为无产阶级，他们是动荡时代的危险因素。呢绒工人和呢绒商、羊毛商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劳动与资本的斗争。

16 世纪初，许多城市中都有无产阶级为争得权利，反对市议会而掀起的新的斗争。然而城市足够的强大，对初次的挑战满不在乎，但是，几年以后，城市无产阶级与不满的农民在德国农民战争（1525 年）中联合起来了。14 至15 世纪，德国整个市民阶级的地位逐渐地得到改善，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景况从13 世纪起日趋恶化。地方势力由于未受到国家的限制而恶性膨胀。致使农民在纳税、交租、徭役和以货物或劳役抵充租税的形式下，蒙受经济上的严重剥削。这种情况，因新出现的一类小官僚——阁员的盛行而愈甚。这样，在中世纪晚期的德国，我们看到在欧洲别的地方没有的一种社会现象，至少在同等程度上，普通农民和市民之间分化日益加深。或者换句话说，一边是市民的稳步上升；一边是农民的稳步下降。市民和骑士使得农民孤存独处，比以前更加没有保障。

或许是由于他们的压力，或许是由于因袭了政治和社会的滞惰，土地上的农民被这两股巨大的能动因素所钳制，生活显著地降落下来。而这两股势力之一的市民阶级因他们广泛的利益和致富需要手工劳动者，便给受压深重的农民以避难之所；而军人阶级——骑士们唯一的财源则在于定居在他们土地上的农民，农民必须供养他们、他们的家属和侍从。为了从一方财产的权利和另一方依附、无靠的地位的这种交易中得到一切利益，最终，他们用尽阴谋手段。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对劳动的特殊剥削不断加重，受磨难的、惶惑的劳苦者，终于起来造反了。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变化，弃农经商的实际价值，深深地影响着下等贵族骑士。他们的产业遭到分割。

随着火药的发明，这些人在军事上的重要性消失了。他们住在远离城市的山上，固守着自己的武器和无实际内容的特权。然而，优雅的骑士风度，掩饰不了潜藏在其背后的贫穷和衰落。这个阶级厌世反感的结果，是骑士与城市之间的战争。虽然这些下等贵族的一部分，仅仅以和平方式争取他们的权利，但其中的激进派则甘愿以作战度日。但是，到15 世纪末叶，劫掠和私家战争已迅速加剧。在德国，强盗们的劫掠肇事使商业贸易比低地国家更不安全。许多人服役不是为了犒赏，而是为了战利品，而他们的受害者——农民和城市即使抗议也毫无效果。

另一方面，骑士声称高等贵族压迫了他们，尽管仍要求他们履行兵役义务，但剥夺了他们旧日的渔猎权。关于整个德国农民阶级的状况，特别难于恰当地予以概述，因为在某地可能存在的事实，在另一地就可能不存在。例如，在摩泽尔河流域，农民的境遇是极悲惨的；而在士瓦本，当农民丧失利益时，却情愿为了维护他们的权利而战斗。从个别地方的情况是不可能得出一般结论来的，同样，也不可能对各地情况都了如指掌。不同的作者撰写了各具特色的报导，但时常忽略了说明他们讲的是那个区域。

在德国，农业居民的第一等级，是由为数不多的，获得了人身自由和占有少量土地的自由持地农构成。这些持地农民在农业居民中只占极少数。当然，土地几乎完全属于教俗封建主所有，他们将土地划分为出租地，租给自由佃农。自由佃农是农民的第二等级，他们交纳地租，取得对土地的使用权，人身上是完全自由的。在没有自由持地农的一些小公国中，自由佃农的地位仅次于牧师和贵族。再进一步分下去，远远超出其它等级的，为数最多的是半自由佃农，他们虽有人身自由，但又被羁束在土地上。德国的附属农即属此类。居于社会最低阶层的是农奴，他们受到苛刻的奴役，还要蒙受体罚。但除波罗的海南岸的波美拉尼亚以外，其它地方的农奴数量不多。他们只能连同土地一道被出售。

在15 世纪，也有关于自由佃农降为附属农的实例，但总的来说，到了这一世纪的末叶，旧有的附属农都上升为自由佃农了，尽管他们还受土地使用权的严格限制，束缚在其租地上。可是，迟至1750 年，在希尔德斯海姆主教区，总计为8000 农户的田庄中，大约有4500 户是农奴。农奴必须履行两种义务，既要交纳一定数量的产品，又要提供一部分劳役。为了支付前者，得交纳1/10 的谷物、蔬菜、牲畜给封建主。

有的地方，“遗产税”高达30％。农民也要用自己的马匹为领主服劳役，他们被指派在家里、厨房、森林或者葡萄园服役，也去打猎、捕鱼以及服一般的差役。有时劳役是按习惯规定的，而有时则不然。这是一种沉重得难以忍受的劳役制，特别是在劳役没有一定限度的时候，因为服役期间，农民是无权支配自己的时间的。这些劳役有时很苛刻，但也常随领主之意愿而减轻。因此，可以恰如其分地说，这种劳役是无一定规章可循的。骑士、王公、神职人员为了满足生活上的日益奢侈的需要，总是企图加重下属农民劳役，使之更加依附于自己，这是有例证的。但农民真正受压迫的时期大概是从16 世纪开始的。

（谢选骏指出：所以我说“中世纪具有理想国家的特征。”）

中世纪末叶的形势，正好给予农民勇气。人口的增加，城市消费的扩大，为农民提供了现成的市场，这意味着舒适和富足的可能。德国不仅仅全部的农村人口，即便是城市大部分居民，也依靠农业为生。因而，粮食大幅度的增加，价格是极其低廉的。大约在1500 年左右，萨克森一双鞋售价为3 格罗申、一只绵羊4 格罗申、一车柴5 格罗申。

当时的讽刺作家们都强调农民的富裕，但必须记住这些作家们描述的不是他们自己那个阶级。温菲林说：“在德国许多地方……农民们由于富裕而挺直了脖子，并追求舒适。”1478 年的《奥地利编年史》中断言：这些农民“穿的长袍和饮用的葡萄酒比他们的领主都好。”食物是丰富的，1482 年的《萨克森法令》记载道：雇用刈草人必须保证每餐有四个菜方能令其满意。当时，人们认为有必要以节约法令来规定普通人的衣着。

15 世纪期间，有人抱怨说：“30 年内没有真正的农民出生。”一个讽刺作者不赞成对农民称呼“高贵的阁下”。农民问道：“为什么不能？我有很多钱，并且像贵族一样穿戴。”实际上，在15 世纪，特别南部德国的农民，并不像100 年以后那样寒伧可怜。

（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理论的依据？）

在农民眼里，领主是最有权力的阶级，他们给了佃户们谋生的可能，但提供了最激烈的抱怨理由。例如，即使在冰雹或暴风雨袭击的急景凋年，领主的租税也必须交付，而且总是供纳最好的产品。领主们积极地参与贸易和生产，但他们愈活跃，农民景况愈坏，他们成为农民们最凶恶的竞争者。利用他们的权势，把农民撵出市场。农民愤懑不满的又一个原因，是领主爱把公有地攫为己有，因而缩小了农民对公有牧场、森林、水源的使用权。林木的采集被禁止，领主的牛羊在公地上牧放，也唯独领主才有打猎和捕鱼的特权。领主作为地方法官的地位，为更加不公正开了路。牧师也要求农民交纳沉重的什一税，贫穷的代理主教必然压榨在其教区内的农民以谋生活，乞食修士则依赖农民施济。“教堂花费农民的钱多，而满足他们的少。”也许农民的不幸更多是缺乏自由，而不是经济上的需要；他们无力反对剥削。国家也在扩大它的活动范围，侵犯领主的权利，强占公有土地。

（谢选骏指出：这样的掠夺过程，比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改造”缓和得多了。）

在15世纪的蒂罗尔，森林和溪流被视为贵族的财产，或是从公有地中划出供给矿业，或设置熔炉。对于蒂罗尔来说，国家控制公有地是一件大事情，因为它拯救了森林，但农民只看到他们丧失了权利。当地的诸侯，也企图控制木材运输和金属冶炼必不可缺的水力。农民被迫给新来的矿工移民们提供生活空间，允许他们享用本地的森林和牧场；移居者享受这些权利，但不承担任何义务，造成了乡民和矿工之间的很大差别。这一时期的国家已初露专制主义的端倪，它的权利范围甚至比今天更大，然而，在庇护农民免遭领主不公正的待遇时，它还显得无力。国家对立法和司法的重视，有利于国库充盈，而贪赃枉法的官员导致了下层人民对整个上层阶级的反感。国家立法对土地问题的处置是微不足道的。

《巴伐利亚立法》（1474 年，1501 年）或者《马克西米连的立法》（1510 年、1518 年）中几乎都没有提到农民问题。中世纪唯一的普遍土地条例，即蒂罗尔的土地条例（1404 年）也毫无效果。由于国家不能解决土地的社会问题，到中世纪末期，阶级差别扩大了。如上所述，各地的农民状况也许并不都那么糟糕，但由于领主不断加重租税盘剥，处境越渐恶化。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莱茵、蒂罗尔、斯坦尔马克、上奥地利的农民运动，多是针对封建领主违反往常的惯例、法规等等行为而进行的。

1525 年农民战争的序幕的口号也是“破除新规，恢复旧法！”农民始终都正确，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但当许多地区的农民都提出同一要求的时候，他们就或许是正当的了。宗教改革之前的农民起义并不总是属于同一类型，但耕地的不稳定、社会和宗教因素的错综交织等多方面动因，构成15、16 世纪初期农民运动的特征。城市已开始与上层阶级斗争，并显示出了一股郊外农民达不到的力量。社会的动乱，并不是由重大的原则问题，而是由具体的不满所引起。

农民以胡司派起义和瑞士的革命为榜样，对共同利益有了认识，便组织起来进行斗争。1458 年，在萨尔茨堡反对铸制劣币举行了一次成功的起义；而在1478 年，卡林西亚联盟公开反对土耳其人，但也包含了经济和宗教上的要求，却没有实现任何改革。在肯普滕修道院占有的土地上习见的景况之恶劣，已到了声名狼藉的地步。佃农完全被掠夺了，自由农民沦为农奴。因增加额外税收，1491年爆发的起义，第一次使城市和乡村的不满分子联合在一起。但这次起义没有取得什么成效，景况依然如故，一直到1525 年以前。

到15 世纪末，各种日益增加的迹象预示着酝酿中的风暴，其中心似乎在莱茵河流域、德国西南部和奥地利。农民有时因旧的税收而不满，有时因新租税而抱怨，有时则因丧失公有地而苦恼。在奥地利，乡民和城市、下级牧师结成联盟，以毁灭、谋杀，劫夺和纵火来发泄不满。马克西米连在他的奥地利辖区内企图以处罚来求得公正，甚至主张减轻负担。贵族们自然反对这一主张，结果，农民的负担比以前更加沉重了。

至此，农民的纲领对减轻地方的不满已显得保守；他们没有改革世界的思想。但是，狂热者们发现，骚乱动荡的环境对他们反正统观念的传播有利。很快，推翻整个现存制度就成为农民的普遍要求。在波希米亚，爆发了“胡司派运动”，那里的农民比他们的德国兄弟处境更糟。激进党徒吸引了不少心甘情愿的听众，但起义以后，农民的状况只是变得更坏，而“波希米亚精神”则被游说的传教士带进了德国。

15世纪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即反对帝国城市沃姆斯的起义，引起了巨大的骚动。尼科劳斯豪森的插曲也许是早期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汉斯·贝海姆是禁欲主义者和狂热派，他究竟是不是一个骗子，还无定论。他预言在现世实现人人平等的舒适生活，这些社会主义的宣传，吸引了来自德国四面八方的民众。这一重要的法兰克尼亚运动，展现出来的阶级仇恨和广泛的不满，是1525年以前任何一次激动人心的运动所不能比拟的。法兰克尼亚的联合，预示着来日的危机。或许，我们所引证的这些连续不断的起义的实例已足够了。

农民的秘密组织遍布全国。他们的旗帜标上了“鞋会”的标记，那是从1468年在米尔豪森附近出现以后，便被乡民们佩带而成为不满斗士的徽标的。在民间进行调查，经济方面的抱怨甚于社会方面，社会方面又甚于宗教方面。这种宗教方面的不满，不是表现在教义上。农民们一定程度上以旧日的权利为借口，他们要求废除新颁租税，渴望着像过去那样享有公共森林和牧场。但也有一部分人的要求具有乌托邦，即空想共产主义的倾向，想要推翻封建主义，他们这样说道：“财产必须共同享有。”劳工阶级在农民运动中出现了，他们成了领导运动的批评家。他们已经是一个自为的阶级，并意识到是劳动人民的生产养活了上等阶级。

这一时期的文学作品表达了农民对天主教会、封建制和资本剥削的愤懑。农民和作家们都怀着同样的痛苦心情，期待同一个救世主——皇帝。但是，由于实际状况，马克西米连在改革方面的尝试，看来毫无成效，未能摆脱因循守旧的桎梏。纵使他有意作革命性的改革，也没有必要的实力控制那些独立自重的贵族。德国各处天怒人怨，只要有最微小的借口，都能够导致人民联合起来反叛。15世纪德国的生活是复杂的和多方面的。要广泛地了解社会状况，仅仅记住农民的抱怨和城市无产者生来即要制造麻烦是不够的；必须记住维也纳关于该联盟，史料少有提及。

（谢选骏指出：看来，作者所遵循的马克思的《资本论》，也是一种描写工农困苦的文学作品。）

奢糜的宫廷生活，仍旧拦路打劫的骑士，以及市民豪华的住宅。德国不仅仅是富格尔家族和韦尔瑟家族的本土，而且也是丢勒和梅兰希顿的国家。文艺复兴多方面影响的巨大潮流，逐渐波及到北部，而这时的马丁·路德刚刚成年。对德国历史上的这些考察，可以用15 世纪“接受”罗马法的有关资料作结。因为罗马法的引用，对德国的商业状况有很重要的影响。但是，我们必须首先审查势必被取代的本地法律的性质。条顿法在其应用上是个人和地方性的。政治上的分权，阻碍了共同的德意志法律的制定。像封建领地和教会人士各行其是一样，乡镇、城市、地区都有自己的法律，没有一致的法律原则。依社会地位而定的各种法律中每一国民集团的权利和他们自己的法律观念都得到了公认。骑士有“采邑法”，农村一般有“土地法”，庄园里有“领主法”，城市有“城市法”，行会有“结社法”，农民有“农民法”。

15 世纪初，这些法律没有被编辑成典作为准则，并且常常互相矛盾。所以，在巴塞尔议会上，一致提议编纂各省完善的法律，摈弃粗劣的法律，——那是一件海勒立斯的艰巨工作。15 世纪末叶，出现了仿效《萨克森法律汇编》和《士瓦本法律汇编》的格式制定地方法典的倾向。在《萨克森法律汇编》中，德国法律达到了最完善的程度，从来没有一部法典有如此完备的人民性且不受外来的影响。它是13 世纪由艾克·冯·雷普高编辑的。它在德国是空前的，但成为后来德国所有法律形式的样板。它的目的是传播萨克森自由人民的法律，排斥采邑法、领主法或城市法。此法典的效力是武装了德国的北疆，以防止罗马法的侵入。

在大空位时代，最初用拉丁文写成的《萨克森法律汇编》被译为高地德语。《士瓦本法律汇编》也编辑于13 世纪，它是以《士瓦本法》和《巴伐利亚法》为基础的。《士瓦本法律汇编》不仅大量借鉴了《萨克森法律汇编》，而且也有赖于罗马法律、宗教法规和帝国法律。其目的是传播超越纯粹地方团体的立法原则。对这些立法的某方面的研究，可以正确评价这些法典的系统和完善。例如，《士瓦本法律汇编》对矿业的管理就作了许多明细的规定。从这一点可以断定，13 世纪以来德意志帝国使用的各种精心制定的矿山管理条例，是德国的法律，而不是罗马法。这种地方法律与德国14 和15 世纪所经历的从自然经济到货币经济、从农业到商业过渡的经济变化不相适应。

许多新问题超出了旧日土地法的范围。必要的新工具在罗马法里面已经齐备，把罗马法引入德国法律的重要性应是毫无问题的。它的影响渗透到经济和政治领域，甚至涉及到伦理和宗教的范畴。封建制度在罗马法面前衰颓了。在这一发展过程中，针对上层阶级和政治上的掌权者有许多怨言，但没见任何反对罗马法的普遍的、深刻的怨言。罗马法的这一和平的胜利，也许归因于俗人掌握了科学知识以及学者们在宗教上的优势。

由于半自由的德国人沦落到罗马农奴或奴隶的地位，故传统和普遍的看法是，罗马法在德国的引用，给农民带来了极大的苦难。这样，阶级对抗就扩大了，并为“德国农民战争”奠定了基础。然而，费伊却指出：在农民身上产生的这个影响，仅仅是传说，而且，16 世纪的著作中，没有表现出罗马法之引入德国使德国农民降低到罗马奴隶身份，农民也不全都反对罗马法；罗马法的通行，并不是德国农民战争的原因，农民战争的原因在其它经济、政治和宗教领域内可得到充分地解释。对此问题，卡塞赞同费伊的看法，他最近写道：“采用罗马法并没有使农民的状况恶化，因此，与农民战争的原因是无关的。”观察了德国，我们再转向意大利。

15 世纪末叶，意大利经济衰落的迹象已洞若观火。很显然，与1494 年法国的入侵这类不幸事件无关。威尼斯已不再是近东国家而成为意大利的了。①它在大陆维持其势力扩张，与米兰公爵和教皇抗衡这一政策不仅招致在东方的失利，而且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伦巴第在米兰公国的统治者维斯孔蒂和后来斯福尔扎贪欲无度的财政剥削和奢糜滥费之下呻吟。甚至佛罗伦萨也流露出衰亡的征兆。佛罗伦萨曾几乎享有优质毛纺的垄断权。但是，由于不只在意大利，而是远至南德、佛兰德和法国南部的其它地方都实现了地方性的生产技术的改进，佛罗伦萨毛纺业的垄断被打破了。

加之，在欧洲广泛推行的一次贸易保护政策，即寓禁关税（从中我们会看到重商主义的最初表现形式），对佛罗伦萨很为不利。然而，佛罗伦萨人没有退避三舍，没有对自己工业的日益瘫痪等闲视之。像邻国那样，他们寻找了保护贸易的补救方法。即：禁止出口毛织工业中使用的原料和许多有关的物品，例如：羊毛投梭、剥毛具、毛线、毛布边角料、铁制织布机、染料、明矾、铅制商标和签条等等。对歧视佛罗伦萨商人的意大利城市的呢绒一概排斥。

但是，这一措施却产生了有害的结果，因为买不到佛罗伦萨呢绒，意大利的消费者便惠顾自家的生产者，从而助长了他们的发展。国外市场既已丧失，细呢绒行会无论如何也要保住国内的市场，他们企图以建立专利权来实现这一措施。1452 年，作了初次的尝试，当时，某种类型的进口纱线已禁止出口。然而，最有效的手段是1458 年8 月22 日的立法，这个立法在细呢绒行会的坚持下由市议会通过，以每年由细呢绒行会交纳4000 佛罗林给国家作为立法的报酬。这一立法禁止在佛罗伦萨出售所有国外布匹，只有一些不足道的例外。

这样，羊毛行会基于自己的利益和保护贸易制度而发起的运动，自1393年试图采用高额保护关税开始，便有了合乎逻辑的结果。顺便提及一句，如此强有力的法律能够被市议会通过，也显示出这个颇有实力的行会团体的巨大势力。一些著者在1458 年的这个法令里看到细呢绒行会的衰亡。但是，倘若我们依照多伦的说法，事实就不是这样。

从15 世纪初叶以来，呢绒业务已经走下坡路了。在这个时期，进口外国半成品呢绒经加工后转卖的业务也停止了。此后，它只在意大利北部和利凡特经营国外呢绒的批发贸易，以及在国际贸易中有利可图的其它各类商品。① 1458 年的立法，只是完成了已经接近其结局的衰败颓落的过程。从那时起的细呢绒行会，仅仅从事对教会建筑和福利机关的管理工作以及关注金融事务。

1532 年以后，当共和国崩溃之时，“在佛罗伦萨的史册上，这个古老的大行会，占据了500 多年的工业、商业、社会和政治上的绝对优势以后，迂缓地然而又是必然地衰败了。它的死亡和入土一样毫不引人注目，没有一个书记给世人留下一个字，说明它断气的时日。”

16 世纪时，佛罗伦萨的羊毛工业和羊毛行会彻底地让位了。在大公科西莫一世统治时期，与羊毛行会有关的商馆数量减至168 个，16 世纪末叶前又减到88 个。羊毛行会与其古老的竞争者殊途同归，厄运相同。它销匿的准确日期无人知晓，或许在斐迪南一世（1556～1564 年）统治期间，根据《圣米歇尔法规》关闭其领事馆，收回其所有权之日。至于热那亚国家，已成为法国的属地，繁荣已经消逝。但意大利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而灾祸正寓于它的财富之中，因为它的富裕，招来了1494年法国人的入侵。随后，德国人、西班牙人又纷然而至。

1455 年，那不勒斯的税收是31 万都卡特，佛罗伦萨是20 万都卡特，教皇国是40 万都卡特，米兰是50 万都卡特，威尼斯是80 万都卡特——与西班牙国王们税收额相同。1492 年，那不勒斯税收总计达到了60 万都卡特，佛罗伦萨增至30 万都卡特，威尼斯高达100 万都卡特。然而，这些数字往往使人误解，实际上，1455 年至1494 年之间税收的增加并不说明社会财富的增加，而是税收敲榨和财政勒索加重的结果。意大利君主们耗尽剩余，动用国资，最终使国家落到悲惨的境地。罗马不像其它国家，它处于最有利的地位，因为教皇们征收全欧的宗教赋税，从而补充了教皇国的地方收入。但是，宗教改革的爆发和1527 年罗马遭劫，最终也给罗马带来了灾难。美洲的发现给西班牙带来了财富。

地理大发现的影响我们随后会予以考察。然而，无论是农业、工业，还是商业方面，都没有使西班牙的财富有大的长进。查理一世（也是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是一个佛兰德人，并非西班牙人。在他结婚之前，曾订婚10 次，最后与一个没有给他带来任何领地的公主完婚。作为哈布斯堡家族的首领，他必须阻止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入和土耳其人的进军。西班牙给他提供了军队，而他的经费则来自佛兰德。在西班牙，除了摩尔人的王国以外，生产相当落后，随着1492 年摩尔人的被驱逐，西班牙王国的国民中，丧失了最勤勉的能工巧匠。从1512 年路易十二死后到1559 年，欧洲的战争实际上从未间断过。查理五世、法兰西斯一世和亨利八世所遵循的政策，完全是粗俗的，重物质利益的。

首先他们对领土贪得无厌，除土地、头衔和金钱而外，别无他望，他们不能预见一次征服的更广泛的价值。其政策，在马基雅维利的著作《君主论》中已有陈述，该书把西泽·博尔吉亚和天主教徒斐迪南奉为圭臬。战争因个人目的而发动。复杂混乱的联盟没有任何益处，统治者的行为，对于他们的国家利益毫无关系。总之，君主们的政策是失败的，它给本国臣民带来了灾难和痛苦。然而，君主们死抱着这些错误的政策，直到宗教战争产生新的结果为止。即使是在同一个政府的政策中也存在着内在矛盾和尖锐的对立。于是当查理五世的卡斯蒂利亚的顾问们发出战争叫嚣的时候，而低地国家却希望与法国和平了。

欧洲战争的主要战场是德国和意大利。这些国家，是欧洲政治上最四分五裂的国家。意大利的大国有威尼斯、热那亚、米兰、教皇国和那不勒斯。在这些地方，不是贵族阶层发动战争，而是意大利本身为侵略大开着门户。那不勒斯和米兰特别刺激了法国和奥地利的贪欲。德国也有类似的分裂，像意大利一样，德国只是一个地理学上的名词。皇帝力图增强他的权力，但被土耳其人和法国人牵制。最后，像我们在1512 年和1520 年的战役中看到的那样，英王亨利八世又重新对法国提出了王位继承权的要求。从1494 年到1559 年一连串的、充满了戏剧性事件的战争，可分为三个主要阶段，但没有带来重要结果。为争夺那不勒斯和米兰领有权的战争，最初是法国占有优势，后来是哈布斯堡家族。在这些战争中，产生了一种新的军事手段，即靠长矛装备的步兵部队，这是由瑞士人首先使用的。火器对他们威胁不大，好像回复到了古代希腊的方阵战术。尔后，这样的步兵部队在西班牙被模仿建立，接着是德国的执矛骑兵，最后在法国使用。战争中，教皇尤利乌斯二世在中部意大利重建了教皇国。

1515 年，法兰西斯一世在帕维亚被俘；1527 年，罗马又遭洗劫。这样，教皇和英国结成联盟共同对付查理五世。法国与土耳其联盟，乃是一件前所未闻的事件。

这一结盟之后是20 年的战争，直到1559 年，法国才明确地放弃了它对意大利的领土要求。德意志王公们因皇帝而惴惴不安，遂与法王结盟，皇帝则被迫放弃了任何干预他们独立的企图。简言之，75 年的战争，以米兰公国和那不勒斯王国归并于奥地利王室和教皇国的巩固为唯一结果，战争的结局仅此而已。

谢选骏指出：这时候，法国人是野蛮人，意大利人则是文明人——野蛮征服文明、蹂躏文明。

【第二十二章 近代社会的开端】

我们已走到中世纪的尽头而立足于近代社会的门槛上。当此之时，尽管强大而保守的机构，特别是教会，依然顽固地墨守种种陈规旧习，但那些新兴的伟大力量却在发生作用，已经或正在改变着陈旧的基本社会条件。传统势力阻抗着变革。总之，1500 年的欧洲正处于转变之中，一场迅速的转变。旧事物日趋衰亡，万物皆在更新。新世界在人们脚下展开；新制度在人们中间流行；而这些人自身就是新社会的组成部分；人们心中孕育着各种新思想。

16 世纪，当西班牙和法国争夺欧洲政治霸权之时，工、商业领导权却落到荷兰和英国手中。安特卫普和阿姆斯特丹最早的国际性大交易所的发展；此类交易所中的交易业务的方式；信贷的不同形式；利率；证券交易；采矿业的重要性；垄断和托拉斯的组合与分化；报纸（作为一种商业股票行情的简报）的问世；各国不同的金融财政政策；日内瓦和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兴起的大规模集市贸易；国债的演变——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欧洲社会状况的变化。我们看到，这些变化形式万千。政治上的变化表现为国家君主制和强有力的君主政体在西欧兴起，虽然这在中欧和意大利没有发生。

战争艺术和军役制发生了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步兵的作用增强，而骑兵的作用减弱。军事组织不再具有封建性质。领主和附庸之间旧有的军役纽带已经解除。军队在思想和组织上均隶属于国王和国家。古老的“四十日军役制”已让位于契约制，在这一制度下，军队首领与国王订立契约，装备他自选的一定数量的兵员，并为他们提供武器、马匹和军粮，而政府方面则依据每个作战团体的级别和地位，按照已确定的标准，按季向他们支付军饷。战争已经成为由国王税收支持的一种交易，其中亦有巨额私人资本投入。

这种变化还反映在资产阶级广泛的影响上。此种现象既有社会和经济含义，也具有政治含义。资产阶级乃是社会中一个新阶级；它代表着一种由封建时代即已得到承认的新的经济政策和经济思想。这个资产阶级既能够也愿意为了自己并在自己身上花费金钱。富商大贾建造起一幢幢富丽堂皇的住宅，比之先前的贵族宅邸毫不逊色，如布尔日的雅克·科尔的宅邸。他们餐桌上摆着金银餐具，身上穿着裘皮丝绸。但是，除了人们倾心于投资建筑住宅以外，几乎没有任何使人确信无疑的迹象能够表明普遍的繁华。这个发迹的新阶级对建造教堂却兴趣索然。

他们没有像他们在13 世纪的前辈一样，表现出建筑宗教设施的热情。他们只为自己而不为僧侣建造。他们具有世俗思想，甚至有反教权的思想。作为社会上一个缺乏悠久文化传统的暴发阶级，资产阶级更喜欢“火焰式”或“装璜式”建筑风格，即一种蜕变的哥特式风格。同时，这个资产阶级虽然最初是处于僧侣和贵族之下的一个单一的社会等级，还是从侧面发生了分裂。资本主义控制的工商业取代了行会生产制度，其结果是各地广大劳动群众在政治上都几乎毫无权力。

在社会上，他们是被压迫者；在经济上，他们是日工和工资雇佣劳动者，忍受着长时间劳动、低工资和失业的痛苦。这个阶级中地位最低下的部分，逐渐变为在中世纪未曾有过的新的社会成分，这便是无产阶级。中世纪曾存在过当时的流浪者阶层，它的赤贫者和乞丐。但是，由于中世纪社会是农业社会，而非都市社会，因而这个阶层无论在何处都不是一个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社会集团。

然而，时至1500 年，随着大城市的兴起，城镇居民分化为上下两个社会阶层，加之雇佣条件不断恶化，物价飞涨，城市无产阶级遂到处可见。无产阶级的起源——由于无产阶级的问题，今日世界仍在斗争——可追溯到14、15 世纪变化了的经济状况，并与行会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兴起相关。文艺复兴时期研究社会及政体问题的进步学者、如托马斯·莫尔爵士和西班牙人路易·魏韦思都认真地思考过穷人的问题。

莫尔在其《乌托邦》中表述了自己的思想。魏韦思则不尚空想而注重实践，在《论赈济贫民》一书中，他将穷人分为三个阶层：住在贫民院和慈善收容所的穷人；无家可归的乞丐阶层，以及极为贫困但尚有某种存身之处的穷人。他想让所有城镇去调查属于其中每个阶层的人数，连同有关他们蒙受苦难的原因的材料。他建议成立地方官员监督下的救济中心组织。向所有人提供工作机会，禁止任何乞食行为。身体强壮而无技艺的穷汉可雇为力工、修建公共工程，愚顽的穷汉则应被强制从事苦工。经济性质的革命不如政治革命那样蔚为壮观，而且复杂得多。然而，经济革命的影响是否终归不如政治革命影响大还难于确定。

15 世纪的商业活动，很少像以前那样通过个体商人进行，而是通过大型贸易联合公司进行，例如像德意志的汉萨同盟和英格兰商人探险者公司（特许公司）这样的联合股份公司。这些大联合体有着前所未有的资本和政治影响。由于欧洲各国已经意识到贸易的重要性，故努力采取保护关税法和航海条例等措施，以排除竞争者，促进各国各自的商业。不过，由于某些限制，商业往来仍然历尽艰辛（如今，这些禁遏大都废除）。无论在陆地还是在水上，生命财产安全保障已得到很大改善，道路已较为通畅。但是流通货币繁杂，特别是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使用起来既不方便且混乱不堪。

在这一点上，英国是无与伦比的，因为她只有一种国币，而且，除了兰开斯特外，她只有一种度量衡制度（1390 年法案）。商业活动的另一大害是通用的度量衡制不统一，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汉萨同盟始终未能建立起统一的币制，或统一的度量衡。甚至路易十一也未能革除这两种弊端，他去世前四个月（1483 年），曾招来一个商人代表团，以谋求采取一些措施，看“是否可能在吾王国境内建立单一度量衡制和单一流通币”。

这位秃头国王在向这个召集起来的团体训话时，强调了两个方针：（1）国内贸易自由，（2）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体制。然而，久远的传统和习俗的惰性，还有地方嫉妒心理都过于顽强，难以克服。路易十一的打算只得冬眠待时，直到1789 年。至于中世纪末期贸易的发展，应该注意到集市数量日增，其重要性日长。尽管这些集市是从以前的市场发展而来，但它们已具有国际性质。在中世纪中期，几乎只有香槟集市具有广泛的影响。

然而，随着财富的增长，政制的改善、领土的统一、道路的改进，在14、15 世纪的欧洲各国都相继出现了集市。其中最大的是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集市，其次是日内瓦、里昂、安特卫普和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的集市。

以前，集市分为春季集市和秋季集市，每次开市历时数周，有时则是仲夏短期集市。到了15 世纪，在最大的贸易中心出现了常年商品市场，开始取代昔日的定期集市，在常年市场上有便于商业活动的信贷市场。15 世纪，一场土地革命在欧洲获得进展，一方面由于工商业发展，衍生出种种新型财富，另一方面则由于古老的庄园经济的公社特征的消逝。关于这一革命有许多佐证，其中很重要的是关于这一时期土地转让的资料，因为，这些资料把土地分为草地、牧场、耕地和荒地，并提供了每种土地的数量。如果仔细考察连续若干年的这些资料，即可揭示出土地各种不同用途的变化及其相应比例。

对比15 世纪和16 世纪的土地转让，其间的区别是最明显的。前者涉及最多的是耕地；后者转让的主要对象是牧场、草地和泽地。换言之，以前按公社方式享用这些土地的权利已经消失。14 世纪时，草地、牧场被瓜分的现象实属例外；到了15 世纪，即便此种情况尚未普及，也并非罕见。而且，有许多证据表明，商人们尽量置备田产，成为土地所有主；或者是为了投资，或者以他们中最富有者而言，是为了占有乡村地产，模仿贵族绅士。

由此可见，这一运动发展的趋势是要打破旧的社会平衡和经济平衡。一个反对此种发展趋势的英国人以古怪的语言写道：“吾辈祖先的智慧和政策就是那样地把商贾和匠人从农夫（耕夫）和什一汉中分离出来，使他们中没有人会照顾他人的利益；而且通过这种方法……这个国家曾经充满了绅士和农夫（耕夫），现在则栖息着商贾和百工；以致没有一个人满足于自己的身份地位，结果把一切都弄得糟糕透顶，恰如许多年前一样。”我们不必在这有限篇幅中叙述14、15 世纪人类发现与探险的历史。欧洲对亚洲的渗透可上溯到13 世纪中期，教皇英诺森四世和法国的路易九世派遣一些芳济各会派教士到中亚大可汗宫廷中布道。

1294 年，马可·波罗在中国居住了17 年之后回到欧洲。由两名托钵僧，普兰·卡皮尼和卢布鲁克撰著的《联系》一书，特别是马可·波罗游历的故事，激起了欧洲的好奇心和商业欲望。蒙古人将亚洲和东欧联为一体曾便利了此种商业交往。但是，如我们曾经谈到过的，帖木儿掠夺性的征服和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越来越阻隔了此种交往。土耳其人并非有意损害贸易，而是他们没有能力促进贸易。葡萄牙人发现好望角和1498 年瓦斯科·达·伽马到（印度）卡利库特的远航是影响巨大的事件，它使穿越亚洲或经由红海或波斯湾到达东方的旧商路衰败了。

到达远东的全海航运新航线无比优越，特别是运费率比穿越整个亚洲广阔地区要低廉得多，因而，这一发现把欧洲的前沿改到了西方。里斯本、加的斯、塞维利亚、波尔多、拉罗歇尔、圣马洛、安特卫普、阿姆斯特丹、伦敦、布里斯托尔等城市取代了威尼斯、热那亚、君士坦丁堡和亚历山大的地位。地中海贸易缩小成为单纯的沿海贸易或海岸贸易。此后，大西洋和印度洋便成为到远东去的坦途海道。

15 世纪的地理大发现，在总体上改变了商业贸易的局面。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没有罗盘和科学的制图学的发明，没有造船技术的巨大进展，进行如此长距离的远航是不可能的。瓦斯科·达·伽马和哥伦布，确如彼得拉克和列奥纳多·达·芬奇一样，是他们自己那一类复兴运动的产物。奴隶制在14、15 世纪时有了大的发展，这一事实对于那些笃信进步理论以及认为文艺复兴时代是何等“开明”的人士来说，确实是难于接受的景象。1258 年蒙古帝国的瓦解，土耳其人的崛起和扩张，帖木儿撼山动地的征服战争，驱散了大批人口，使他们或是四处逃亡，或是被俘为奴。同时，葡萄牙人开拓了西非沿海地区，带来了许多黑奴。结果，地中海各国的奴隶不断增多。

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奴隶贩子从土耳其买进切尔克斯人、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亚美尼亚人和叙利亚人。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的奴隶贩子则向加泰罗尼亚和普罗旺斯的商人贩卖尼格罗种人和黑人奴隶。葡萄牙人从塞内冈比亚、几内亚海岸和尼日利亚带走了数以千计的人。意大利语“莫罗”（moro）一词指任何黑色皮肤的人，黑人则被称为moro negro（“莫罗黑人”）。但不知奥塞罗是纯“莫罗”人还是实际上的埃塞俄比亚人？15世纪末，由于罗马极为富有，这里成为主要的奴隶市场。阿拉贡的天主教国王斐迪南在1488年送给教皇英诺森八世100名摩尔人作为礼物，教皇则把这些人分赠给红衣主教和贵族们。

这种奴隶贸易被认为是合理的，理由是这些被擒获者大都是回教徒或异教徒。但这一理由并不适用于亚美尼亚人、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东方妇女多被用作家内女仆，其中艳丽者被择为妻妾。有些淫荡的西西里和意大利贵族竟有数房婢妾。富人大家以其拥有身为黑奴的角斗士、魔术师、卖艺者、甚至爵士乐队为荣耀。中世纪晚期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制订了大量禁止奢侈的法律。此种立法的目的，一方面是为禁止新发迹阶级在衣着、餐具、家俱、珠宝上过度挥霍浪费钱财。一种流行的想法是要注意使每个人墨守其社会地位和名分的界限，以维持社会的稳定。由此出现了许多有关衣着的繁琐法律。

从另一方面说，这类立法是关于举止和品行的简朴要求的一种表示，人们可从中看出清教主义的端倪。但是这些法律的主要目的可能是在经济方面。有关财富性质的谬误之见盛行于各个时代。14、15和16世纪的（固然还有17、18世纪的）经济理论实际上是把贵金属视为财富本身。凡在国外出售货物换回黄金储存在国内的国家将日益富有，而输出黄金的国家则会日益贫困。禁止奢侈浪费的立法，目的在于保持贵金属的有利于政府的平衡。用伯利爵士的话说，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国内政策是“以各种政策措施，限制使用我们并不需要的国外商品”。

直到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其《国富论》时，这种“重商主义”理论才告无效。而且事实已经证明，两个国家可以通过售出其拥有的多余货物，购进所需货物而达到互利。禁止奢侈浪费的立法之另一个目的，是保护国内工业，因为华贵的纺织品一般来自国外。优雅举止的衰减是中世纪晚期一个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旧封建贵族的衰败使许多世代长期遗留和精心培育出来的那些旧日美德黯然失色。高雅恭谦的谈吐和举止、绅士的风度和淑女的娴雅尽随“豪绅”阶级的经济衰退和政治败落而消逝。“节操”、“快乐”、“忠实”、“多情”、“贤明”、“守秘”、“慷慨”、“勇敢”、“顽强”、“大胆”、“侠义”等词汇表示的古老的高贵品质已失去其意义。因为曾经珍重这些品质的那个阶级已经消失，这些品质的价值也就消失了。

这些词中的每一个词都具体地表明已经逝去的世俗美德的一个方面。到了此时，它们不是被废弃不用，就是以一种退化的意义流行于世。“勇敢”甚至已不再是一个古词；“节操”的概念已发生了极大变化；昔日“快乐”的含义与近代的含义差别悬殊；“侠义”也仅是一个浪漫色彩的词汇；至于“多情”一词，现代人认为毫无可信之处。从以前的依附农民中兴起的市民阶级——其中许多人身居高位、极为富有——形成了新的暴发贵族，对旧贵族中精心养成的古老传统甚为陌生。因此，温良恭谦的风尚衰微了，人们品行变得粗野起来，言谈举止蛮横鲁莽。

但是，像任何时代的社会野心家们一样，新发迹阶级乐于模仿他们反对并取代的那个阶级。许多败落贫穷的贵族作为家庭教师受聘于富有市民之家，他们的职责主要不在智力教育方面，而在其秉赋的道德影响上。关于礼仪、礼貌问题的书籍极为流行，是当时著述方面的一个独特现象。

1455年左右发明印刷术以后，这类书籍即在最畅销之列。例如在英国有卡科斯顿的《礼貌手册》，在法国有《勒·图·兰德里骑士篇》。最著名的是巴尔达萨雷·卡斯蒂廖内在意大利出版的《朝臣楷模》一书。这类书还可以列出许多。财富不仅创造财富，而且新的财富与由此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社会变化相结合，还孕育新的思想。中世纪意识形态的瓦解给新思想发展造成机会。中世纪的人所受的教育使他把教会的信条视为毋庸争辩的事实。这些使人感到是事实的信条甚至给当时的经济生活打下了印迹。经院哲学意识形态和13世纪经济生活之间存在着联系。

但是，民族国家和自由城市的兴起，伴随着经院哲学的衰落，导致了新思想的产生。甚至早在宗教改革时代以前，经济生活的复杂性就使得圣托马斯·阿奎那阐明的、并记载于教廷法规中的那些限制经济贪欲的旧伦理道德越来越难以维持。用产生于农村贸易实践中的概念表达的社会道德理想主义，无论其何等正确，也根本不能约束新的国际商业主义及其广泛而复杂的联系。经济生活日益世俗化了，所以指导经济的不是法律，而只不过是深思熟虑的自我利益，这主要是由于基督教的理想主义在发现旧的思想工具无能为力时，不能熔铸出新的控制工具。

中世纪晚期与教会禁止牟利相对抗的企业精神的造反，即为一例。不过另一种注定必然具有广泛影响的思想也在中世纪晚期产生了。这就是反教权主义。从长远观点看问题，我们可以说，腓力四世和爱德华一世的政策就是反教权的。但是，这里“反教权”一词所指的，是人们对于教会的巨万财富、巨额的捐赠、有实利的经济特权和他人不许享有的豁免权的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或公众舆论。此种变化的一个迹象是教产越来越多地被划归俗界使用。另一个更为重要的迹象，是旨在限制或剥夺教会上述物质收益的立法增多起来。

当今那些经济和社会的理想家们极力去左右各国政府。15世纪时，他们却极力去控制教会。威克里夫早就宣传说，国王不仅可以，而且必须夺走滥用权力的邪恶教会的财产，任何反对国王的教皇或主教都应被视为异端和破坏教会和平者而撤销其神职；枢密院应该打破教会对任何土地和地租的永恒占有，夺取土地和租税，而置于国王和世俗权力的控制下；所有的捐赠都是有害的桎梏。这里有一个明确的计划，要把这些无益的财产用来资助教会、法庭、军队和穷人。实际上，该项计划早在此十多年前已由约翰·帕维在一本专题小册子中提出过。

威克里夫的追随者为实现他的主张，毫无怠慢，立即行动。许多国会骑士认为，如果国王占有当时尚为主教、大修道院长和副修道院长们浪费的财产，那么他就可以用这些钱维持15个伯爵、1500名骑士和6200名法官，此外，还可以得到20000镑的年收入以充王室金库。据估算，仅从大修道院夺取的这些可自由处理的基金，其总数每年可达322000马克（相当于214666镑13先令4便士）。

如果合理使用这笔钱，就可以帮助每个城镇维持那里穷苦人的生计，比当时多维持100多所救济院，每个救济院将由两名世俗教士照料，每年资助其100马克。同时，除了这个数字以外，小教堂还将获得足够的钱以资助15000 名教区神父和僧侣，每人每年付以马克的常薪。这些明确的数字并未见于正式案卷。其中最早的估/算是亨利五世的传记作家提供的，这是他在大约30年以后写的。但是，他提供的细节能够使我们确信，总数只是粗略的估算，正像在当时缺少精确的详细统计的情况下，不得不常常做的那样。

1439年法国的“国务诏书”将教会的税收权置于国王控制下，这使得反教权主义在法国难以传播。然而，在德意志和意大利却有许多反教权立法的例证。德意志城市极力迫使教会组织处于城市司法管辖之下，缴纳一些款项，作为市政当局保护他们的报酬。德意志帝国城市的官方档案保存了大量证据，表明城市竭力剥夺教会免税特权以增加市政当局的岁收。宗教改革的经济背景就蕴藏在这些事件之中。“导致路德派反叛的动机，不论从长远看还是切近地看，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世俗性的，而不是宗教性的。”此种说法极为真实。

德意志人民对教会的许多行径和作法的日益增长的愤懑，早在改革风暴爆发前整整一个世纪就已经显而易见了。1529 年瑞士的圣加尔城为了勾销欠负当地修道院的6000佛罗林债务而改信新教。不幸的是僧侣们自己却未能洞悉时代发展的迹象，而激烈反对城市对教产以及由教会出售的农产品和加工产品征税。城市里的修道院甚至要求将这种豁免权扩大到世俗信徒弟兄们，即所有那些在教产上居住并被教会雇佣干活的人。但是城市坚持要把纯粹为教会目的使用的财产和属于僧侣个人的生产所得的财产区分开。他们尤其反对教会的永久产业，因为这种产业对城市财政破坏极大。民众情绪常常激愤起来，城市中的修道院不止一次地遭到愤怒民众的攻击。奥格斯堡、乌尔姆、巴塞尔、弗赖堡等城市，地方政府严厉要求教会遵行纳税义务。巴塞尔城甚至要求当地僧侣服军役，理由是市政府的保卫及于所有的人，故每人都应承担义务。这种反教权情绪对于修道院教士比对于世俗教士更为激烈。德意志大修道院院长特里塞缪兹1493年悲哀地写道：“君主们曾建造了修道院，并向它们捐赠。如今，他们却剥夺、摧毁修道院。”三年以后，我们看到，他再次哀叹道：“建造修道院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它们的毁灭之日已经来临。”

英国对修道院大规模的剥夺也为期不远了。1517年9月9日，伊拉斯莫写道：“在世界的这块土地上，我担心一场大革命迫在眉睫。”法国和荷兰的卡尔文教派和英国的清教派所体现的16 世纪的实业精神，是15世纪反教权主义的副产品。卡尔文主义接受了来自修道院环境的禁欲善行的思想，并把它传布于尘世。由此导出的第一个最为重要的基本信条是，浪费时间是弥天大罪。每个人都必须在他的职位上刻苦工作，因为艰苦的劳动，不论体力还是脑力的劳动都可以有效地防止各种邪恶罪孽的发生。而且，不仅如此，上帝的选民应该抓住上帝显示给他的任何合法发财的有利机遇。被韦伯* 推为新教核心代表人物的巴克斯特提出“假若你拒绝了这个机运，而选择了稍差的获利机运，那么，你就错过了一个上帝给你的呼召的目标，你就是当上帝要求你时，拒绝作上帝的代理人，拒绝接受上帝的恩赐，拒绝为了上帝而利用那些恩赐”。很容易看出，这种态度会如何激励资本主义的事业。

反教权主义的温和表现，可以从城市民众对僧侣过分控制教育的反抗中看到。早在12世纪，此种思想即已初露锋芒。12世纪中期，根特的大火焚毁了教堂学校，市民们得益于这场灾难，开办了一所世俗学校。但是，这却① 亨利·查理·利。使当地圣彼得修道院的僧侣大为恼怒，他们希望教堂学校的焚毁能使他们自己的学校得利，因而向罗马提出抗议。教皇亚历山大三世支持两个教士集团对市民的指责。结果，这项教令又使佛兰德伯爵不满。1179 年，他建立了一所世俗学校，学校的教师是一位公证人。1195 年伊普雷人创立了一所市立学校。到13 世纪时，佛兰德城市学校便广为普及。这些学校分为三等：初级学校、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而在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教育同样有很大的发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对世俗教育和世俗学校的这种要求，具有实用的目的。

商人们愈来愈需要有读写的能力，而且需要能写会念的书记员，不过不是使用拉丁语，而是使用本国语；不是去钻研神学，而是去记帐，而且要能够处理商务文件。文艺复兴包括一种功利主义的人生哲学，一种对新的教育方针的要求，以及进行产业和技术训练的愿望。有几位颇具慧眼的中世纪思想家，曾经认识到通晓商务乃是教育的主要部分。英国的顿斯坦（故于988 年）要求每一位教士通晓一门手工技艺。12世纪，奥顿的和诺留、圣威克托的雨果，以及坎特伯雷大主教凯尔瓦迪（1272～ 1279 年），都做过机械技艺的分类。毫无疑问，14、15 世纪的手工技术专长显然已从13 世纪曾达到的高水平下降了。由于行会内部的变革，匠师成为雇佣资本家，一般工匠被排斥于行会之外，这就严重地损害了工匠们的聪明才智和工作效率。因为工匠们已无心工作，他们成了人体工具，产业苦工。他们竭力去争取尽可能高的工资，和尽可能短时间的工作，却对自己的产品质量漠不关心。

除了几个专门的手工艺，例如铠甲手艺外，熟练的工匠和手艺人已不多见。朗兰在长诗《农夫皮尔斯》第5961—5970 行中发出这种抱怨。近代之初问世的空想主义文学作品，例如莫尔的《乌托邦》，所提出的教育的课程中就包括了职业训练。这是一个重要史实。每一个乌托邦居民不仅要掌握一门手艺，而且还要谙熟农耕。使莫尔提出对群众进行产业教育这一规定的背景，在书中表现得很明确。《乌托邦》开卷几页集中谈到了压在穷人身上的无数重负——频繁的混战，富人们的懒散奢侈，粮田变为牧场，而又缺乏必要的条件以使群众受到足以让他们维持生计的职业训练。在莫尔生活的时代，普遍对这些条件下产生的问题极为关心，这一点从下述事实可以得到说明，即创设为穷人准备的，并对穷人加以培训的教区学徒制度的立法，就是从这个时期开始的。

拉伯雷在其《巨人传》第24 章中提出了他的教育观点。他希望他的学生“去看人们如何冶炼金属或铸造枪炮；看宝石工怎样干活，金匠和宝石切割匠又怎样干活”，还要去“拜访炼金术士、造币工、室内装饰工、织工、丝绒工、钟表匠、镜匠、印刷工、乐器制造匠以及诸如此类的工匠”。法兰西斯·培根爵士在《新工具》第一卷，第98～106 页中，有力地表述了同样的主张。可惜的是，我们所了解的所有关于文艺复兴时期机械发明的进展情况非常之少。应用于中世纪的最熟知的工程机械，例如滑轮、螺旋起重器、起重机等早在罗马时代即为人知。人们始终用环绕轮轴的踏车来提供动力，由一组人或一匹马驱动踏车，转动轮轴，卷起绞绳。绞绳的一端绕在轮轴上，另一端从一横杆上的动滑轮上伸出来。到16 世纪时，在布鲁日、安特卫普和伦敦这样的工业重镇已普遍使用这种起重机。

罗马人已经知道装有三个滑轮的绞动式滑车，即两个滑轮在上，一个在下的滑轮组；还知道装有五个滑轮的滑车，其中两个装在下面，三个装在上面；甚至知道“复合绞车”即装有许多滑轮的绞动式滑车。人们把这些机械装置用于船舶、磨房，或用于剧场提升沉重的幕布。中世纪使用这些机械的情况大体相似。起重机的技术术语是“卷扬装置”，“起重机”一词是从布鲁日城市的大起重机得名而成流行用语，这台起重机的顶端横轴上饰有一排木制鹤。伦敦上泰晤士河街三鹤胡同的名字就取自一度安装在江边低处的起重机。我们还看到，1438 年，在德意志有另一种起重机，它是用一组由复滑车带动的重铊启动的。

中世纪建筑师使用一种被称为avis，即“鸟”的提升设备，把泥灰和其他材料送到高处，法文中至今仍把它称为oiseau（鸟）。查理大帝的《庄园敕令》中（第45、62 节）两次提到木旋工。820 年史料提到圣加尔城有一旋工作坊。金属抽丝工艺出现在15 世纪的纽伦堡。1373 年特里尔市议会记录中提到了钻井，而到15 世纪时，钻井已很常见。1438 年的一部手稿中，画着在长铁链上装有若干吊桶的水泵。旋转筒水泵也已经使用了。棘轮、链轮、偏心轮和曲轴也已经为人们所知。②被称为chiveria 的矮小手推车得到了普及。而且，当我们知道现在通用的转门早在6 世纪就已存在时，一定会为之惊讶。在德意志，它被称为“旋转门”。早在1272 年，卢卡城就已使用了与掷丝装置相联的纺织机械，并由此传到意大利北部、法国、奥地利、瑞士。水磨最先出现于6 世纪的意大利、风磨则在十字军东征时由东方传入。在古典时代，锯木用手工操作，悬在支架上的锯由两人各持一端来操纵。这在整个中世纪也完好地流传下来。

高卢诗人奥舍尼乌斯在其散文诗《摩泽尔河》第361～364 行中描述了这种操作。1245 年，在德意志最先提到水力锯木，14、15 世纪时，先进的德意志城市已建立起市立锯木场。上射水轮和下射水轮都很普及。早在13 世纪以前，锯木劳动就已发生了由手工工具变为机械工具操作的革命性变革。当时一部手稿的一幅插图就画有锯木板的机械。锯刃与一个杠杆装置平行，该装置自动推动木料向前，木料即被锯开。这种原始的锯木场显然是用人力驱动。但是，在16 世纪的图画中可以看到，水力驱动已用于同样的机械上，并使用了多刃锯。

15 世纪还发明了装有明轮推进器的船只，关于这一发明的几幅图画流传至今；但这种装置无论用手力或踏轮都难以使轮桨达到足够的转速，因而实际上难以采用。转动烤箱是一种机械烘烤器，其烤叉由装在炉罩内的一个风扇推动着转动。约在1420 年，在德意志发明了螺丝钉、螺杆和螺母。在所有这些标志着欧洲历史已经从中世纪境界转入近代范围的引人注目的经济变化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物价上涨，概而言之，就是生活费用的增加。由于工资保持不变，这种状况就更加令人触目。人们由此而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

早在13 世纪，物价即已开始上涨，但是对此毕竟还有所补偿，因为工资大体上同物价的变动保持平衡，直到14 世纪中期，黑死病的猖獗才造成了一场危机，有关这场危机的性质我们在前一章已经谈及。日益发展的资本主义势力加重了这场导致剧烈动乱的令人厌烦的灾难。资本主义势力的代表者为了尽可能增加利润而奉行压低工资、延长工时的邪恶政策。结果，劳动阶级中经济上的不满情绪普遍增长，社会动乱日益加剧，到1380 年左右，这种状况到达顶点，爆发了罢工、骚动、甚至激烈的人民起义。然而，物价的飞涨受到两种因素的限制。

由于可开采的表层银矿已近枯竭，而矿井开采工艺尚未发展到能够克服深井中地下水的技术水平，因而自1200 年到1450 年前后，欧洲白银产量下降了。而且，战争连年不休，在东方抵抗土耳其人，在西部则有百年战争，因此大量消耗贵金属，以致通货膨胀的祸害无法落到人民身上。法国即使在与英国长期斗争结束之后，物价仍缓慢上涨，工资则在下降。但是，路易十一采取了精明有效的政策，使物价趋于稳定，在其统治末年，开始出现新的繁荣，持续到查理八世统治时期和路易十二统治初年。与此同时，整个欧洲贸易价格略有下降。

此后，上涨的曲线停止了。意大利战争的耗费再次造成物价下跌的趋势，当然这必定也影响到亚平宁半岛。同时，土耳其人对欧洲侧翼（匈牙利）的进攻，对德意志也起了同样的作用。然而，这些大战役造成的捐税重负，在经济上的破坏作用也许比另一项新事态造成的破坏要小些，那就是15 世纪后半期德意志采矿技术发生的革命变革。用这种新技术，可以进行深井采矿。结果，富格尔家族、霍克斯泰特尔家族和其他大矿主控制下的德意志、波希米亚和蒂罗尔各银矿，开始向欧洲输出大量贵金属，其数量之大，以前在欧洲从未见过。其结局就是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从下面这张附表中可以具体说明这些变化（以法国为例）。

我们可以发现，1500 年到1520 年之间物价逐渐地涨上去，而工资的增加却没跟上。食品费用和各类租金都提高了，而工资和薪金却没有相应增加，这招致了广泛的不满情绪，这种不满发展到高潮就成为罢工、骚动和要求革除弊端、给予救助的民众喧嚷。而不知所措的政府不能满足这些要求，他们面临着一个无形的敌人。在正式职业之下是临时性劳工，他们开始形成一种危险的力量。失业或半失业大军流动于各城镇之间，最后停留在最大的城市里。流浪变成了对公共秩序的威胁。贫民院、育婴堂、慈善团体和城市救济所只能引诱更多的无业者，因为这些机构把寻找工作做的人和逃避工作的人混淆在一起。劳动条件持续恶化。

毫无疑问，1500年以后，民众生活水平下降了，而实业阶级却发了大财，正像经济危机时代的暴发之徒经常所做的那样。这种穷困的基本原因，并不像有些人可能认为的那样，是由于法兰西斯一世和查理五世之间、瓦洛亚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之间为争夺欧洲霸权而进行的长期大战所致。这些冲突造成的损失表现为苛重的捐税、资金的糟蹋和商业的中断，代价固然惨重。

但总的看来，它们的后果所起的破坏性作用，还是比西属美洲殖民地大量白银开始充斥欧洲，引起通货急剧膨胀所造成的破坏作用要小些。富有得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波托西和墨西哥矿山的白银以及秘鲁印加帝国的黄金，在除了亚历山大征服东方，罗马征服希腊、迦太基以外，人们前所从未见的广大范围内，起了德意志矿业复兴在小范围内曾起过的那种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物价关系动荡不定，这对社会制度的演变，对各个阶级的分化改组起了重要作用。贵金属充斥于欧洲，导致了在近代（如果不是全部历史的话）硬币基础上发生的一场最大的价格革命。”

16世纪从美洲西印度群岛输入欧洲的金银绝对数字是16632648.20公斤白银和181234.95公斤黄金，此中尚未计入走私贩运的部分。如此大幅度通货膨胀的后果，就是当时令人触目的货币购买力的可怕的低落。法兰西斯—世统治时期（1515～1547年）利佛尔的购买能力从其前任统治时期的55法郎下降到47.85法郎，1547年到1559年又下跌到27.50法郎，1559年到1610年降到12.50法郎。按1914年以前美元比价计算，这些复本位制中金银法定比价意味着法国利佛尔在不到一百年时间里从12.20美元下跌到2.40美元。1200年价值22000法郎的财产到1300年仅值16000法郎。到1400年仅值7500法郎；1500年仅值6500法郎。而在16世纪，即在西属美洲殖民地白银大量流入欧洲的时代，那份值6500法郎的财产竟然下降到2500法郎了！

还应记住，在那个世纪，整个欧洲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与该世纪法国的情况相同。1597年，安达卢西亚的物价几乎5倍于同一世纪初的物价。这一时期法国物价上升的趋势似乎相似。16世纪头25年间，法国物价开始上涨，到同一世纪最后25年达到最高点。到16世纪末、法国物价停止上涨，（但是）北欧各国上涨的趋势却持续到17世纪。

1650年，英国物价上升到最高点，相当于1451～1500年物价的3.31倍。从这些数字中，我们看到了另一个依据，说明宗教改革运动何以具有经济——社会的特点，何以成为发泄普遍不满的一种方式。

而且，还须看到，1600年以后不久，这种灾难迅即达到顶点，这与劳动阶级最初从欧洲迁居美洲殖民地的时间刚好相吻合。他们希望在美洲找到较好的生活环境，或至少可以摆脱国内的环境。毫不奇怪，17世纪是以欧洲居民向新世界迁徒为其特征的。新英格兰、弗吉尼亚，乃至我国所有沿海各州的移民开拓，更多地是由于欧洲的经济灾难和社会怨恨而不是由于宗教迫害引起的。

谢选骏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十分狡猾，他们即使在美国也极力宣扬阶级斗争，以便配合大本营苏联的冷战作业——“更多地是由于欧洲的经济灾难和社会怨恨而不是由于宗教迫害引起的”的说法，看起来不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但却是在美国的条件下，向经济决定论偏移的辩证法、变戏法。

（另起一页）

【第三部分】

【世界军事史-中世纪】

【内容提要】

本书叙述了以拜占庭帝国为中心的西方战争舞台和以中国中原王朝为中心的东方战争舞台在中世纪时期的发展变化情况。拜占庭帝国在军事制度、战略战术和作战指挥诸方面都继承了古罗马的传统，军事实力一度十分强大。但在与波斯和阿拉伯帝国的长期斗争中逐渐衰弱。代之而起的是欧洲各封建国军事力量。中国在此期间几度分裂，但最终都通过战争走向统一。随着在军事力量在大漠草原上崛起及其远征亚欧大陆，东、西方战争舞台长期隔绝的状况得到改变。中国发明的火药、火器传入西方，使整个世界从此开始跨入火器时代的门槛。

谢选骏指出：此文用“中世纪”来概括中国的千年历史，显然失准。但如果把“中国中世纪”替换为“第二期中国文明”，则可观矣。

【一、中世纪的世界形势与战略格局】

476 年，历史悠久的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罗慕路斯，被手下的日耳曼族将军奥多亚克废黜。这个世界性的历史事件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标志着西欧奴隶制社会的崩溃和封建制社会的开始，也使一些昔日鲜为人知的、社会形态落后的游牧、半游牧民族登上文明历史的舞台，在长期的民族融合和斗争过程中推动社会的发展。在东方，强大的中国历代中原王朝虽然一次又一次进行统一战争，但边疆各少数民族的大规模内迁仍持续不断，在宋代更形成了宋、辽（金）、西夏鼎立的局面。随着当时世界上各种政治势力的消长和分化组合，其战略格局也呈现出不同于古代的新变化，围绕着中国诸中原王朝和拜占庭帝国，分别形成了东西两大战争舞台。

1.以拜占庭为中心的西方战争舞台疆域辽阔的古罗马帝国崩溃以后，众多民族和政治势力都曾在它的废墟上显示过自己的力量。但持续时间长、统治地域广、影响范围大的主要有3 支力量：一是自诩为古典罗马文明继承者的拜占庭帝国（亦称东罗马帝国）。它以原希腊殖民城市拜占庭（后更名为君士坦丁堡）为首都，拥有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两河流域及埃及等地。在野心勃勃的统治者查士丁尼在位期间，一度将领土向西扩展，先后灭亡了汪达尔、东哥特等国。它从364 年东西罗马帝国正式分立时起，到1453 年被奥斯曼帝国灭亡时为止，存在了1000 余年。其间几经兴衰变迁，却都顽强地维持下来，这与其具有较完善的军事组织体制和强大的军事力量不无关系。二是阿拉伯帝国。8 世纪至9 世纪，随着拜占庭和萨珊波斯帝国的衰落，阿拉伯人在伊斯兰教思想指导下，建立起一个横跨亚、非、欧三大洲，东起帕米尔高原及印度河，西迄直布罗陀海峡的庞大帝国。它历经伍麦叶王朝、阿拔斯王朝、法帖梅王朝，直到最后一个麦木鲁克王朝时，仍占领着埃及和叙利亚，控制着圣城麦加，并成为阻遏蒙古西进的坚强力量。三是西欧各国。从3 世纪开始，许多落后的日耳曼部落不断越过莱茵河，多瑙河边界，迁入古罗马帝国境内。罗马帝国灭亡后，便在这里定居下来，先后建立了东哥特、西哥特、汪达尔、勃艮第以及法兰克、不列颠岛上的盎格鲁萨克逊等一系列国家。在其后漫长的历史过程里，正是以法兰克王国为中心，孕育出以基督教为主体的西欧封建文明。

由于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拜占庭帝国横亘欧亚非三洲交界之处，阻挡了阿拉伯帝国征服叙利亚、埃及，进入西欧的道路，也阻挡了西欧各国封建骑士进攻耶路撒冷和地中海中部沿岸地区的必经之路，中世纪许多战争都是围绕着拜占庭帝国来进行的。在东方，强大的阿拉伯骑兵充分发挥其英勇善战、不畏艰苦、行动迅速、补给方便的特点，积极开拓疆土。634 年，阿拉伯哈里发艾卜·伯克尔派兵进攻叙利亚，企图夺回伊斯兰教圣地之一的耶路撒冷。在其后的艾只那代因和雅穆克河战役中，拜占庭军队先后大败，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叙利亚全境被征服。462年，阿拉伯军队又逐走驻埃及的拜占庭军队，占领全埃及。在阿拉伯伍麦叶王朝时期，强大的阿拉伯海军甚至每年都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外水面，只是依靠著名的“希腊火”这一新式武器和海军的浴血奋战，才将阿拉伯战舰击退。717 年，阿拉伯海军遭到暴风雨袭击，1800 艘战舰几乎全部沉没。从此阿拉伯海上力量一蹶不振，其从水路进攻拜占庭的势头受到遏制。在西方，西哥特曾为重新夺回被查士丁尼所夺取的西班牙地区斗争多年。日耳曼和斯拉夫人的入侵，也使拜占庭帝国丢掉了意大利北部和巴尔干半岛。11 世纪，西欧封建骑士以收复圣地为名发动了著名的“十字军东征”，他们也没有忘记侵略和掠夺自己的“基督教兄弟”。在第4 次东征（1202—1204）时，骑士们掉转进攻矛头，占领了君士坦丁堡，肆意抢劫珍宝钱财，并在征服拜占庭大片领土的基础上，建立起拉丁帝国。但无论是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还是西欧诸国的自身统治都极不巩固，需要把很大一部分精力用在镇压内部叛乱和民众反抗上面，军事实力随之不断衰落，自然无力彻底消灭对方。只是当13 世纪蒙古旋风横扫亚欧大陆时，这一僵滞不变的战略格局才被打破。

2.以中国唐宋王朝为中心的东方战争舞台

同西方世界一样，5 世纪以后中国历代王朝也面临着游牧民族大举内迁的问题，突厥、回鹘、吐蕃、契丹、女真等民族的兴衰，都给唐、宋等中原王朝带来严峻的考验，而内地分裂与统一的战争、农民起义战争也此伏彼起，接连不断。唐代实行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府兵制度，由中央政权控制的武装力量在数量上有所扩大，战斗力有所提高。加上唐太宗实行文德与武备并重的民族政策，对表示臣服的边疆民族，实行羁縻、和亲政策；对侵扰不止的突厥人，采取积极防御、适时出击给予彻底打击的方针，保障了唐朝西部和北部边疆的安全。面对强大的唐朝军事力量，突厥民族的一部分接受唐朝的封爵，成为中央政权统辖下的少数民族地方割据政权；一部分迁往中亚，与阿拉伯人建立的中亚各国混战争夺。宋朝建立以后，崛起于大漠草原的契丹、党项人和来自白山黑水的女真人构成了对中原王朝的直接威胁。契丹人所建立的辽朝占领了燕云地区的大片土地，使宋朝失去依据长城防御体系抗击北方牧游民族侵扰的可能性。党项武装力量在西北边疆的不断蚕食进攻，也耗费了宋朝巨额军费，牵制了其相当一部分兵力。但最为致命的却是女真铁骑挟灭辽之余威，大规模南下，攻破宋都汴梁（今开封），灭亡北宋。此后，赵构在江南重建南宋政权，女真人占领黄河流域以为金朝根基，中国历史上再一次出现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

这一历史时期，朝鲜半岛由分裂走向统一，新罗和高丽先后两次建立起统一的中央政权。朝鲜半岛所发生的战争，不少是内部分裂与统一的战争，也出现过隋唐攻打高句丽的军事行动。这些战争时间并不持久，东亚地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了和平的局面。

3.蒙古力量的崛起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在漫长的古代和中世纪前、中期历史上，东、西两大战争舞台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如果说有的话，也是一种间接的影响。如北匈奴被东汉击败后，举族西迁，经乌孙、康居等地，终于在4 世纪出现在黑海北岸，不断向东罗马和西罗马帝国发动进攻。在与隋朝、唐朝军事力量斗争中失败的突厥人，亦掉头向西发展。公元11 世纪，塞尔柱突厥人进入巴格达，掌握了阿拉伯血统的阿拔斯王朝的大权，使哈里发成为十足的傀儡。只是当13 世纪蒙古军事力量从漠北草原崛起以后，这种东西隔绝的现象才被最终打破。

1206 年，铁木真经过多年的混战之后，统一了蒙古诸部落。他被推举为成吉思汗，拥有东起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南抵阴山的广袤土地，并组建起包括70 余万骑兵和部落民众的强大武装。1218 年，蒙军在灭亡金朝一时不能如愿的情况下，开始向西扩张。成吉思汗先后灭亡西辽、花刺子模，攻入俄罗斯各地。成吉思汗死后，由拔都担任统帅的蒙古西征军再次出发，攻克梁赞、弗拉基米尔、基辅，进入波兰、匈牙利境内。其中一支蒙古军还越过多瑙河，抵达维也纳城下。由旭烈兀率领的一支蒙古军队也是一路势如破竹，先后攻克巴格达、大马士革，直抵巴勒斯坦海岸。在东方，蒙古军亦先后灭亡西夏、金和南宋，建立元朝。后又派兵渡海入侵朝鲜、日本、缅甸、爪哇等地，均遭到失败。在半个多世纪里，蒙古铁骑驰骋亚欧大陆，灭亡了许多威名显著的国家，建立起世界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帝国，使当时的世界战略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蒙古帝国仅靠军事力量建立起来的统治并不巩固。很快，它就在各地人民的激烈反抗和自身的内部纷争中土崩瓦解。

谢选骏指出：欧洲的罗马帝国瓦解，比亚洲的五胡乱华，晚了一百多年，但可能都是气候变迁的结果——

《古代“五胡乱华”与气候有关 时值北半球最冷》（2013年07月10日 凤凰网历史）报道：

核心提示：“五胡乱华”的几百年，也正是世界气候史上中古的大寒冷时期，在欧洲历史上引发了所谓“蛮族大入侵”，而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其实都和全球气候改变有关。

文章摘自：《许倬云说历史：大国霸业的兴废》，作者：许倬云，出版社：上海文化出版社

原标题：古代动乱与气候有关：五胡乱华之时北半球最冷

西汉是儒家思想由成熟走向正统的一个阶段，道家思想和阴阳家思想也已经被融合在儒家的体系之内，从此中国没有意识形态的困扰。东汉开始，经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国的佛教，逐渐取得一般老百姓的信仰。在人民生活困难或者对于不可知的命运有所畏惧的时候，新进入的佛教向他们提供了儒家无法提供的心灵安慰。和佛教思想相当接近的道家，在这种环境下也忽然有了复兴的动力。尤其是在翻译佛家经典时，道家的名词，作为“格义”①被佛家借用，佛道两家因此成为既对抗又联盟的思想系统，足以挑战长久独尊的儒家。

从此之后，中国不仅仅只有儒家这一家意识形态，而是逐渐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分裂是有社会阶级性的，处于权力核心的人群一般都信奉儒家，处于权力圈边缘或以外的人则常常站在佛道一边。这种核心和边缘分裂的现象与罗马帝国崩溃前夕的状况极为相似：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②认为，基督教的出现，首先也是在边缘人群中得到传播，从而削弱了罗马本身的传统理念。

大概从公元二百年到五百年之间，全球气候发生变化，与以往相比各处都变得更为寒冷，在中国北方地区寒冷气候出现得更早。东汉中期几次大规模打击匈奴的时候，恰逢北方温度剧降，以至于匈奴人大批的牛羊死于大雪，连牛犊、羔羊都接不上明年的春天。同样寒冷的西北地区，羌人和其他的少数民族也大量渗透进入汉族地区，甚至取代了当地居民，其根本原因也是气候变化。所以在东汉末年，西部边防军董卓跋扈，启动了东汉的崩溃；而中原东部，在今天山东、河南和苏北地区爆发的黄巾军起义，却是宗教教派发动的大规模变乱。这一地区，在中国也是比较寒冷的地方。稍微南部一点的百姓可以向更南移动，而这些华北的老百姓，后面有北方少数民族的压力，前面无路可走，又有宗教信仰作为结合的动力，于是“黄巾之乱”规模之大，史无前例。

整体而言，秦代和两汉三个阶段可当做一个大帝国来看，它延续了四百多年。到三国以后，中国长期扰攘三百多年，局面才逐渐澄清，开始隋唐帝国的时代。“五胡乱华”的几百年，也正是世界气候史上中古的大寒冷时期，在欧洲历史上引发了所谓“蛮族大入侵”，而中国历史上的五胡乱华，其实都和全球气候改变有关。气象学专家，例如竺可桢先生等人，根据冰川遗迹、格陵兰冰层、加州红木年轮等各种资料，都认为这一段时期是北半球最寒冷的时期，也是中国动乱最剧烈的时期。

谢选骏指出：许倬云虽无“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意识觉醒，但对历史文献还是比较熟悉的。

【二、拜占庭、波斯、阿拉伯帝国的军事与战争】

1.拜占庭军事概况

4 世纪初，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重修旧拜占庭城，将它建成为一座三面环海，一面靠陆，城墙高耸的坚固堡垒，并更名为君士坦丁堡。但拜占庭帝国几经兴衰，支撑了近千年的时间，并不是因为城墙牢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它拥有一支在几个世纪内堪称是西方世界最强大的军队。

(1)军事领导体制与军队

同拜占庭独裁的皇权体制相适应，其最高军事统帅即是皇帝本人。在他之下的是两个称之为军队长官的高级军官，负责指挥君士坦丁堡的卫戍部队，同时也是全国军队的最高首长。为了管理遍布全国各地的军队，拜占庭实行一种叫“宅姆制”（即军区制）的制度。7 世纪末，全国共划分为13 个军区。其中7 个集中在安纳托利亚，3 个在巴尔干半岛，3个在地中海和爱琴海诸岛及沿岸地区。10 世纪时，军区数量增加到30个。军区的最高长官是将军，此外还有总管（即参谋长）、兵站官等。军区又分为若干军分区，由军分区司令官管辖，其下再设专区和小区。由于每个拜占庭军区特别是地处边疆的军区通常建有若干位置险要的要塞，其间有良好的道路网和烽火台等迅捷的通讯设施，并驻有2 至3 个处于高度戒备状态的联队，加上可以动员当地民兵利用游击战来抵抗和击溃侵略军，支持正规军作战，这种军区体制在对付外来进攻时还是非常有效的。

拜占庭的军队包括陆军和海军两大军种。

陆军中又分为重步兵（亦称圆盾兵）、轻步兵（即弓箭兵和标枪兵）和重骑兵。重步兵往往依靠军团和方阵的力量进行缓慢而坚决的冲击，因此他们头戴圆锥形头盔，身披从颈项一直覆盖到大腿的锁子甲，并有保护手和腕部的铁手套，保护小腿的胫甲，手持圆盾，投枪和剑。作战时，重步兵被部署在阵形中央，靠轻步兵和骑兵保护翼侧和背后。他们排成纵深为16 人的作战队形，向敌人猛冲过去，不等靠近便将长枪投出。如果攻击未能奏效，就穿过第二梯队的间隔向后移位，由第二梯队重步兵继续进攻。轻步兵具有较大的机动性，所披戴的盔甲也比较少。他们通常穿戴皮制戎装。携带弓、箭袋和长枪。作战时，轻步兵被部署在阵形的翼侧，担负掩护重步兵和用弓箭支援重步兵的任务。拜占庭军队中最基本的力量是纪律严明的重骑兵。他们装备的盔甲和兵器与重步兵大体相同，只是增加了弓箭和铁履，而且战马的头、颈、胸等部位也都披挂盔甲。作战时，重骑兵组成纵深8 至10 列的中队，位于阵形的后面，靠实施远距离包围敌人的翼侧和背后来进行攻击。

拜占庭军队中不管是步兵还是骑兵，其基本战术单位都是由300 至400 人所组成的中队，每5 至8 个中队编成1 个联队，每2 至3 个联队编成1 个纵队。一般说来，纵队的指挥官就是军区的将军，他统率部队驻扎在各自防区内，以对付任何外来的进攻。

拜占庭的海军也颇具规模。同陆军一样，海上防务也设立海上专区加以管理。例如划分小亚细亚沿岸部分为吉维利奥海上专区，划分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东岸部分地区为爱琴海上专区。每一个专区都设立一位司令官。整个海军拥有5 支强大的舰队，分别驻泊爱琴海、地中海、黑海，并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央基地，由海军司令指挥。虽然当时的战船多属单层甲板木船，靠船首金属撞角、弹射机和弩攻击敌船，但它两次击败强大的阿拉伯舰队对君士坦丁堡的攻击，保卫了西西里领土，立下很大功劳。

(2)兵役制度与武器装备

拜占庭帝国在君士坦丁堡实行的是全民性兵役制度。最初，社会的各阶层如元老、大地产所有者、中等土地所有者都有义务服兵役。但6世纪末以后，政治日益腐败，元老们便不再参加军队，手工业者和商人都要向国家交税和服各种劳役，因此也不能服兵役。这样兵役就落在平民的身上。平民加入军队后，生活很艰苦，待遇菲薄，服役期限长。而且新兵都必须在身上打下烙印，宣誓服役20 至25 年，直到年老力衰为止。军人虽然可以结婚，但其孩子必须加入军队，世世代代当兵。在各个军区，军队则由世袭份地的军人组成。份地的价值不等，其所有者需要服的兵役也有区别。例如价值5 至4 个金磅份地的所有者可以当骑兵，价值3 个金磅份地的所有者可以当普通步兵。军人的份地可以由孩子承袭，但必须象帝国的其他臣民一样交纳自己份地的地租。作为服兵役的回报，他们可以免除运输、修架桥梁、填修道路和构筑工事等各种劳役。

由于拜占庭本国人越来越不愿意服兵役，帝国中后期的统治者只好靠大量招募异族人入伍来补充兵员。在狄奥多西一世在位时，先后征召了40 万哥特人当兵，并给予他们优于本国土著军队的待遇，提拔日耳曼人担任高级军事职务。他虽然多次利用哥特人和日耳曼人组成的军队打败敌军，取得了辉煌战绩，却也给自己的统治体系埋下隐患，为其后异族军队长官干涉拜占庭政治创造了条件。

拜占庭军队的军官，通常要从贵族子弟中选拔。他们年轻时就被征召到士官训练队里，学习掌握武器的方法、骑术及士兵的基本勤务知识，研究军事著作，参加演习等。一旦发生战争，他们就要被分配到各纵队的参谋部里，担当文书或通信员，协助参谋军官起草作战命令或制订作战方案。经过这样长期的锻炼，他们逐渐积累起较多的实战经验，经严格考察后才被正式提升为军官。由于拜占庭的军事教育制度比较完善，其军官通常的素质还是比较高的。

拜占庭军队所使用的冷兵器主要有枪尖为三棱或四棱钢尖的长枪，由较重的枪头和轻而短的枪管所组成的投枪，长斧和剑等。与2 至4 世纪的罗马帝国军队相比，他们很少使用抛石机和弹射器等攻城利器。即使偶然一用，也主要用来达到防御的目的。拜占庭军队最有特色的武器是一种被称为“希腊火”的燃烧剂。相传在673 年，叙利亚人凯林尼科斯从西里西亚逃至君士坦丁堡，提供了“希腊火”的配方及配制方法。674 年，拜占庭首次将这种威力较大的武器用于作战。717 年又用它击退了围攻君士坦丁堡的阿拉伯舰队。但拜占庭帝国君主将其配方及制法视为秘不示人的至宝，所以很快就失传了。根据今人研究，它的主要成份大概包括硫磺、沥青和松脂等物，平时被装在包有黄铜的木质管壳或管状容器内。作战时将水用高压打入容器，易燃材料便燃烧起来，依靠自己的膨胀力和水的压力使火焰从喷嘴中喷射出去，在烧毁敌方舰船和士兵的同时，产生大量烟雾，发出很大的声响，威力是十分惊人的。

2.波斯、阿拉伯帝国军事概况

波斯帝国是由农牧部落波斯人建立的国家，因此与同样属于游牧民族的阿拉伯人在军事制度和武器装备上都有很多一致的地方。阿拉伯军事力量在崛起之初，人数较少，武器装备落后，无法与称雄欧亚1000 余年的波斯军队相比。随着时间的推移，阿拉伯军队规模不断扩大，军队编制更加成熟、合理，武器装备不断更新发展，很快取代衰落的波斯，成为与拜占庭军队、西欧各国军队相抗衡的强大武装。

(1)军事领导体制与军队

从公元前522 年波斯国王大流士取得统治权以后，他便积极从事军事改革，力图建立起一整套高度中央集权的军事领导体制。他自任军队最高统帅，在全国各行省中，分别设置不受行省总督辖制的军事长官。他将全国划分为若干个军区，负责管理驻守当地的军队。军区长官要直接听命于国王本人，向他汇报并听取指示。他统一全国军队的编制，将军队分成万人团、千人团、百人团、十人队4 级，按十进制编组。他还有一支号称“不死军”的御林军部队，人数达到1 万人，士兵勇敢强悍，战斗力很强，足以用来镇压各地的反叛势力。这种军事体制一直延续到中世纪。

在波斯军队中，骑兵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中重骑兵主要用来从正面突击敌人的队形，他们通常都头戴头盔，手持长矛，身披锁子甲，以防御敌射来的箭簇、石块和轻型白刃兵器的击打。配备了弓箭而盔甲较薄的弓箭骑兵由于自身重量轻，行动起来更灵活，常常被赋予迂回、包抄和追击等机动性较强的战斗任务。波斯步兵包括手执长及足部木盾牌的重甲步兵，也包括只拿一面小型藤盾的轻盾兵，以及射击技术娴熟的弓箭兵。此外，为了增强突击能力，每支波斯军队都拥有相当数量的滚刀战车，以便在地形适宜的情形下用来冲掠敌阵。

波斯帝国兴起于伊朗高原的西部，起初航海并不是波斯人的特长。但他们利用懂得航海的腓尼基人组建起强大的海军，与海上力量强大的希腊进行过长期的角逐。可惜在与希腊作战失败后，波斯海军力量逐渐萎缩，进入中世纪以后，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舰队了。

阿拉伯帝国是一个神权统治的国家，政教合一。哈里发既是国家元首、宗教领袖，也是军事总指挥。在伍麦叶王朝时代，哈里发曾将全国分为5 个行省，各省置总督，管理当地驻军。但受氏族社会全民皆兵传统的影响，阿拉伯常备军一直不很多，其中主要的是哈里发的禁卫军及一些雇佣军，其他大量的军队是归部落首领指挥的部族军。哈里发的禁卫军最初由阿拉伯人中的青壮年组成，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后阿拉伯人成份逐渐减少，波斯人大量涌入其中。到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耳台绥木在位时，更把由中亚等地贩运来的突厥奴隶编入禁卫军，并从中挑选军官。9 世纪以后，禁卫军统领的权势进一步增大，取得了大元帅的尊号，而哈里发则成为其监视下的十足傀儡。帝国军队的统率权完全落入到禁卫军统领的手里。

阿拉伯军队包括骑兵、步兵、海军等不同的军兵种，其中骑兵占大多数。早期阿拉伯骑兵几乎全部是不披盔甲的，手中的兵器有长枪、剑和弓箭。在与拜占庭军队的长期战争中，阿拉伯人也逐渐认识到护身盔甲的功用，让骑兵披上了锁子甲。但他们很注意保持轻骑兵机动灵活的特点，不肯让盔甲过于沉重，以致妨碍士兵和战马的机动能力。阿拉伯的海军力量也比较强大。尤其是为了夺取君士坦丁堡，阿拉伯人多次组建庞大的舰队，年复一年地发起进攻，数次兵临城下，却都被著名的“希腊火”和拜占庭海军击退。717 年，阿拉伯舰队作战失利后撤退，不幸遇上了暴风雨，1800 余艘战舰几乎全部沉没，阿拉伯海军也从此一蹶不振。

(2)兵役制度与武器装备

波斯帝国的军队最初多由自由民组成。他们平时耕种土地，养家糊口，战时自备武器，随军出征，国家一般不给津贴。服兵役对他们来说，既是每一自由民的权利，也是他应尽的义务。由于自由民通常经济实力有限，仅可自备步兵所需要的长枪、盾牌等，编组成步兵。而由经济实力较为雄厚的贵族采买盔甲马匹，组成冲击力更强的骑兵部队。随着波斯帝国经济上的发展变化，贫富差别日益悬殊，大批自由民因债务沉重而破产；贵族和御林军军官却靠着掠夺被征服国家的财富大发横财，使得军队中步兵数量迅速减少，骑兵数量激增，整个常备军日趋腐败残弱。在这种情况下，波斯军队不得不大量招收雇佣兵来弥补军队数量和质量的不足。雇佣兵大多为外国人，如米底人、奇西亚人、叙尔卡尼亚人、亚述人、印度人、希腊人等。他们以赚钱谋生为目的，对同谁作战并不关心。但也因此缺少爱国热情的激励，存在着被金钱收买而阵前倒戈的危险性，其战斗力不能不受到很大限制。

波斯军队的武器与拜占庭军队大体相仿。步兵多持木盾、藤盾和长枪、弓箭，骑兵则披挂甲胄，携带弓箭和短兵器。滚刀战车是其最重要的突击兵器之一。这些战车将宽刃大刀装在车轴或车身下，以便能把它所碰到的一切都统统割碎。作战时，波斯军队往往以滚刀战车为先锋，藤牌兵、重甲步兵、骑兵、弓箭兵排成方阵依次相随，整个队伍步伐缓慢而整齐，逐渐向敌人逼近。见到这种阵势，许多斗志不坚的军队不由得发生骚动，未等接战便一溃而散了。

早期阿拉伯军队大多由本民族战士组成。按惯例，全体成年男子都有出征打仗的义务。他们平时即按氏族关系编组起来，携带家属住在军营中，依靠掳掠和瓜分战利品维持生活。由这些战士组成的军队具有英勇善战、不畏艰苦，行动迅速、补给容易的特点，但也存在着军纪不佳，胜则四处劫掠，败则四散逃跑，不复能战的弱点。到阿拉伯帝国中后期，阿拉伯贵族生活日益腐化，不愿再承担艰苦的作战任务，而更多地依靠波斯或突厥雇佣兵组成常备军。由政府按月给雇佣兵发放薪饷，并进行集中训练与指挥。有时阿拉伯帝国政府也从贝杜因人、城市平民和农民中间召募一些临时性的军队，在服役期间发给薪饷，战事完结后立即遣散。

阿拉伯军队的武器装备与拜占庭和波斯军队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比较有特色的是他们使用的短弯刀。它不仅灵活方便，适宜骑兵在马上使用，而且由于冶炼技术的进步，刀的锋利程度和韧性都有很大提高。阿拉伯海军虽然发展历史不长，其帆缆战舰也颇有特色。它通常有上下两层甲板。下甲板每边最少有25 个座位，每个座位上坐两个人，每只帆船上的这100 多名划手都是武装的。在上甲板，还专门配备有擅长格斗的战士，准备与敌舰进行接舷战。

3.拜占庭与波斯、阿拉伯之战

拜占庭帝国在建立之初，即面临着来自内外两方面的巨大压力。帝国内部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奴隶、隶农和贫苦农民不断起义，各地也频频出现反叛事件。波斯帝国为了争夺两河流域平原，也同拜占庭帝国进行了长期的战争。7 世纪，新兴的阿拉伯军队替代波斯人成为拜占庭帝国的主要对手。11 世纪中叶以后，塞尔柱突厥人兴起，继续向拜占庭发动进攻。在一连串失败以后，拜占庭失去了其东方各省和小亚细亚的土地，成为局限于希腊半岛和爱琴海地区的希腊国家。

(1)拜占庭与波斯战争

527 年，农民出身的查士丁尼继位成为拜占庭皇帝。他是一位精力过人的政治家，上台伊始，便着手整治帝国内部，加强立法措施，野心勃勃地打算重建罗马帝国，恢复西罗马已经丧失的土地。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查士丁尼首先要对东方的敌人波斯开战，消灭其军事力量，以免拜占庭军队征服西方时他们在背后骚扰。查士丁尼挑选了年仅25 岁的贝利撒留出任东方波斯战线的统帅，负责打败长期以来总是不断保持进攻态势的波斯军队。

530 年，一支约有4 万人的波斯军准备围攻底格里斯河上游的达拉斯要塞。鉴于达拉斯的重要地位，贝利撒留决定带兵迎击波斯军。但当时查士丁尼将进攻的重点放在西方，仅留给他1 万名步兵、500 名骑兵及7000 名近卫军，其中步、骑兵主要由游荡于帝国各地的日耳曼和匈奴雇佣兵组成。他们大部分未经过训练，对军队统帅也不忠诚，随时有倒戈相向的危险。尽管如此，贝利撒留还是决定冒险同波斯人进行一场会战。

他选择要塞的南面为预设阵地，命令士兵在离城墙不远的地方挖掘一条又宽又深的战壕，战壕两端又挖掘两条稍短的战壕，然后把骑兵隐蔽在其中。波斯军队看到这种形势，怀疑贝利撒留有什么圈套，便避开中央，首先向贝利撒留的左翼发动进攻，迫使其部队节节后退。这时，隐蔽的骑兵突然冲出，从后方和侧翼向波斯骑兵展开攻击。与此同时，贝利撒留的右翼正受到另一股波斯骑兵的猛烈攻击，一步步退却到达拉斯要塞的墙脚下。但贝利撒留却机敏地发现这股波斯骑兵与处在中央阵线的步兵部队之间出现了一个大缺口，于是他下令骑兵迅速冲入这个缺口，切断步兵与骑兵的联系，从侧后攻击波斯骑兵。左右翼的波斯骑兵受到前后夹击，队形散乱，互相践踏，纷纷逃离战场。剩下的波斯步兵被贝利撒留的部队包围，拜占庭骑兵从侧翼攻击，步兵利用战壕为掩护，向波斯人发射箭石、弩炮和木炮，很快将数量占优势的波斯步兵彻底击败。

达拉斯一战的胜利，挫败了波斯军队的进攻势头，以后，查士丁尼为了实现其征服意大利的梦想，避免两面作战，花重金与波斯签订了和约。在战略上，也开始奉行防守方针，在国境线上修筑了一连串的寨堡和工事。

查士丁尼死后，继任的几个皇帝转而奉行东进西守战略，重新向波斯开战。双方在争夺战略要地亚美尼亚的几次会战中互有胜负，谁也没有占上风。直到589 年，波斯帝国发生内乱，拜占庭乘机收回亚美尼亚的大部分土地。几年之后，拜占庭内部也发生了内乱，军队普遍对政府不满，到处都发生暴动。波斯人抓住了这一良机，在边境上发动了大规模进攻。609 年，波斯骑兵经过小亚细亚突进到哈尔其顿以及首都的近郊，其后又占领了大马士革、埃及。直到630 年，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带兵击败波斯军并在其国内造成政变以后，波斯人才撤出他们夺占的广大领土。

(2)拜占庭与汪达尔、东哥特之战

拜占庭军队虽然在达拉斯一战中大败波斯军队，但查士丁尼皇帝对波斯帝国的领土和财富并没有多大胃口，他朝思暮想的是在罗马废墟上赶走一系列“蛮族”王国，恢复昔日帝国版图。为此，达拉斯战后不久，他就将杰出的军事统帅贝利撒留召回，集中全力准备实现征服西方的计划。

当时位于拜占庭西方的国家有东哥特王国、盎格鲁——萨克逊王国、法兰克王国、勃艮第王国、西哥特王国、汪达尔王国。其中尤以地处北非的汪达尔王国统治最不牢固，军事力量也比较弱。531 年，汪达尔国王希尔德里克被他的侄子格里梅尔推翻，并投入监狱。查士丁尼便以自己同希尔德里克年青时代是盟友，要帮助他恢复王位为借口，向汪达尔王国宣战。

533 年6 月22 日，拜占庭远征军从君士坦丁堡出发。这支远征军总共只有1 万步兵、5000 骑兵，但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并由著名将领贝利撒留指挥。他们分乘500 艘战舰向西驶去。在西西里岛停留期间，贝利撒留探听到汪达尔新国王格里梅尔正忙于镇压属地撒丁岛人民起义，还不知道拜占庭军队到来的消息。他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命令将士立即上船，扬帆直驶非洲海岸。9 月初，贝利撒在距汪达尔首都迦太基仅9天路程的地方登陆。他一上岸便四下张贴布告，说拜占庭军队是为了讨伐格里梅尔来的，决不会威胁人民。随后他挥兵向迦太基城挺进，前锋很快抵达城下。

格里梅尔听说拜占庭远征军到来，大惊失色。他一面派人火速调回远在撒丁岛的主力部队，一面下令杀死狱中的希尔德里克及其亲友。然后，调集迦太基的所有部队，打算在离城几十里的阿德西缪母隘路歼灭敌人。他分兵3 路：一路正面阻击拜占庭军队，一路打算从左翼攻击，而他自己则率主力绕至敌人背后发动进攻。

不料贝利撒留的行动极为迅速。当实行侧击和背后攻击的两路汪达尔军队仍在路上跋涉时，拜占庭军队的主力已与正面阻击的汪达尔部队交锋了，并很快杀死了指挥官，击溃了整个部队。接着，实行侧翼攻击的汪达尔部队又赶到战场，同样由于人数有限，战斗力差，被迅速击溃，此时，格里梅尔率领的汪达尔军主力因迷路还在山中盘旋，丝毫不知道两路兵马被击溃之事。等他率军赶到战场时，遇到的只是贝利撒留的先头部队。格里梅尔依仗人多势众，拼命厮杀，终于将这支拜占庭军队击败，许多人丢下辎重武器纷纷逃走。可惜，汪达尔军队并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四散开来，到处搜寻战利品。格里梅尔也因弟弟战死，抚尸大哭，顾不上整顿军队，发动攻击。

贝利撒留见此情景，遂重新组织队伍发动反击，一举击溃了汪达尔人。9 月15 日，拜占庭军队在没遇到任何抵抗的情况下开进迦太基城。

格里梅尔战败后，重新集结力量，当远在撒丁岛的汪达尔部队主力赶回来时，他手下已聚集了大约为对方10 倍的力量。格里梅尔打算发动反攻，将拜占庭军队逐出迦太基城。但贝利撒留已指挥士兵将原来荒废的城防工事修补起来，攻打很不容易。格里梅尔只好领兵退到离城几十里的特里卡梅伦，静等拜占庭人出击。

贝利撒留这时因内部变乱而陷入困境。原来，他手下的一部分匈奴雇佣军由于长期不打仗，失去了劫掠战利品的机会，都对贝利撒留表示不满。他使用种种手段进行安抚，最后终于使这些雇佣兵答应暂不叛变，下次会战时保持中立，等看清哪一方获胜再下手。有了这个保证，贝利撒留决心拼死一战。他鼓励手下的士兵说：尽管我们的兵力在数量上越来越少，但是决定战争胜负的不是数量，而是精神和勇气。

12 月中旬的一天，贝利撒留率2000 名骑兵和全部步兵向特里卡梅伦出发。两军隔着一条小河对阵。贝利撒留首先派一小队骑兵佯攻汪达尔人的阵形中央。汪达尔人进行还击，却不进行追击。他第二次发动佯攻，汪达尔人仍很谨慎，不进行追击。他当机立断，将所有骑兵派出，发动真正的攻击。汪达尔人抵御不住，阵脚动摇起来。这时，拜占庭军队的主力全线出击，在一旁观战的匈奴雇佣兵也加入到攻击者的行列中，汪达尔人全线崩溃。格里梅尔顾不上指挥残余部队实施反击，当夜悄悄地溜走了，几天后被拜占庭士兵俘获，押往君士坦丁堡。

特里卡梅伦之战的胜利，结束了拜占庭征服罗马非洲属地的战争。查士丁尼被轻易到手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匆忙召回了贝利撒留，制定了从东哥特人手中夺回意大利的计划。

还在拜占庭人攻打汪达尔军队时，地处意大利的东哥特王国发生了政变。新任国王提尔达哈德杀死了实际执掌权力的姨母阿马拉苏沙。而这位阿马拉苏沙曾私下与查士丁尼往来，请求他的支持和保护。查士丁尼借此机会，向东哥特人正式宣战。

535 年冬，查士丁尼决定分兵两路向意大利进军。一路由大将孟德领兵3000 人，侵入达尔马提亚，然后沿海岸北进，吸引敌人主力，同时以金钱为诱饵与法兰克人结成联盟，协助进攻东哥特人。另一路，由贝利撒留领兵7500 人，乘船攻占西西里岛。他为了不引人注目，一路扬言路过西西里暂停，真正目的地是迦太基城。这一着果然奏效，西西里各城市丝毫没做防守准备，听说拜占庭军队到来，大部分都惊慌失措，个别城市打算抵抗，也被很快制服了。

东哥特王提尔达哈德听说西西里岛陷落的消息，十分害怕，派人向查士丁尼求和。谈判刚刚开始，贝利撒留就被调到北非去镇压汪达尔人起义。恰巧另一路拜占庭军队在达尔马提亚作战失利，统帅孟德阵亡。提尔达哈德闻讯兴高采烈，立即改变初衷，拘捕拜占庭使节，打算重新开战。查士丁尼只好又将贝利撒留派来攻打东哥特王国。536 年5 月，贝利撒留进入意大利半岛。当时东哥特王国发生内讧，顾不上组织防御，使贝利撒留在意大利南部如入无人之境，很快兵临意大利中部的战略要地那不勒斯。那不勒斯驻有重兵，修有坚固的城墙，拜占庭军队一时攻打不下。贝利撒留心急如焚。他仔细观察城墙，偶然发现一条废弃不用的水道直通城内，东哥特士兵却没有注意防卫它。于是，他决定出奇制胜，派一支小部队，顺着狭窄的水道摸入城内。入夜，城内外里应外合，终于夺占该城。随即，贝利撒留乘胜向罗马城进军。

那不勒斯的陷落，促使东哥特人废黜无能的提尔达哈德国王，拥戴将领维提吉斯登上王位。维提吉斯认为，要想摆脱目前的困境，就应当避免两线作战。他提议，留下少量部队守卫罗马城，主力则由他率领北进，先结束对法兰克人的战争，然后全力对付拜占庭人。谁知罗马城的居民早就被贝利撒留的威名所震摄，没有信心协助军队守城。536 年12月10 日，拜占庭军队开抵罗马城下时，守军弃城而逃，教皇等人开门迎降，使贝利撒留顺利地占领罗马城。

第二年3 月，维提吉斯将高卢境内的领土割让给法兰克人，平息了战火，立即调转头来围攻罗马城。东哥特军队人数多达15 万，贝利撒留的守城兵力只有1 万。但他利用战前的3 个月时间修整工事，调集粮食，做好长期固守的准备。对方围攻时，他也不是凭城死守，而是不断组织骑兵出击，用弓箭远距离杀伤敌人。东哥特骑兵大多只装备长枪和短剑，在与拜占庭骑兵交锋时往往吃亏。所以，维提吉斯围城一年，毫无所获，只得退而采取封锁政策。

538 年3 月，查士丁尼又派两支援军来到意大利。一支由大将约翰指挥，有步、骑兵5600 人，占领了亚得里亚海西岸的里米尼城。该城距东哥特首都腊万纳不到100 里，对东哥特王国威胁极大。另一支由查士丁尼的亲信纳尔塞斯率领，有兵7000 人，在意大利东部沿海登陆。维提吉斯听说拜占庭援兵到来，遂放弃围攻罗马的企图，领兵北上围攻里米尼城。

为了解救被围困的约翰所部拜占庭军，贝利撒留与纳尔塞斯会师后，分兵3 路：一路从海上，两路从陆上浩浩荡荡地开进，夜间还虚设营火，显示出一副声势浩大的样子。围困里米尼城的东哥特士兵听到贝利撒留的到来，大都吓得望风而逃，里米尼之围也不战自解。

维提吉斯眼看贝利撒留所到之处势如破竹，便决心借助外力来帮助自己打败拜占庭人。他写信给法兰克和波斯帝国，请他们共同对抗拜占庭帝国的扩张。法兰克国王最先响应这个建议，率领一支10 万人的军队，从北方攻入意大利。但法兰克军队以步兵为主，使用的多是手持短兵器，往往受到拜占庭骑兵弓箭的远距离射杀，损失惨重，加上当地粮食有限，瘟疫流行，法兰克大军侵入意大利北方不久便匆匆撤走了。

但波斯人出兵的意图却使查士丁尼害怕起来。他急忙派使臣来到意大利，准备与维提吉斯议和，条件是波河以北全部意大利领土归东哥特王国，波河以南，包括西西里岛，归拜占庭帝国。贝利撒留不同意这样做。他认为腊万纳指日可下，故不让拜占庭使臣进城谈判。

不久，腊万纳城内饥谨严重，维提吉斯被迫议和，并请求贝利撒留做东哥特人的国王。贝利撒留将计就计，答应了这个要求。540 年春，贝利撒留将军队开进城后，拘捕了维提吉斯和其他高官显贵。意大利东北部大部分城市听说首都陷落，纷纷启门投降，只有少数城市仍在坚守。

就在这时，查士丁尼听信谗言，害怕贝利撒留对他不忠，将其打发到幼发拉底河一带去对付波斯人。而东哥特人趁机活跃起来，到处袭击拜占庭占领军。在新国王托提拉的率领下，东哥特人收复了意大利大片土地，攻下那不勒斯，并准备再次围攻罗马。

544 年春，查士丁尼再次派贝利撒留到意大利，给他的兵力却只有4000 人。这位一向以“以少胜多”著称的名将这次也感到为难了。他一再请求查士丁尼增兵，却得不到皇帝的信任，没有援兵派来。548 年，眼看战局毫无起色，贝利撒留决定辞职，并很快得到批准。

贝利撒留第二次离开意大利后，东哥特人的攻势一浪高过一浪，拜占庭军队节节败退，只能苦守腊万纳等几个孤零零的城市。查士丁尼决心挽回败局。他派自己的亲信、宫廷总管太监纳尔塞斯出任统帅，在兵员、经费和武器装备等方面极力满足其要求。

552 年春，2 万名装备精良、军费充足的拜占庭远征军沿亚得里亚海岸向意大利北部进兵。他们一路毫无阻挡，很快与腊万纳守军会合，进而寻找东哥特国王托提拉会战。

拜占庭军与东哥特军最后在托斯卡那地区狭窄的塔吉那平原相遇了。

为了夺取有利地位，拜占庭军抢先占领自己左前方的独立小高地，并决定以逸待劳，后发制人，看东哥特人采用什么阵势。

东哥特国王托提拉按照习惯，将骑兵配置在第一线，步兵配置在第二线，打算用正面攻击的战法，让骑兵一次冲破对方的中央队形，赢得会战的胜利。拜占庭军统帅纳尔塞斯针对敌人的阵势，命令各部族的杂牌骑兵8000 人通通下马，排成中央方阵，手持长矛对敌；同时在两侧配置4000 名弓箭手，在高地一侧埋伏1000 名精锐骑兵，等敌人的步兵投入战斗后，绕至其后方实行攻击。

战斗一开始，东哥特骑兵便一直向中央方阵冲去，但他们很快便被两侧拜占庭弓箭兵发射的“箭雨”所笼罩，许多骑兵纷纷中箭落马。他们企图从拜占庭中央方阵处冲出一条活路，遭到密如猬刺的枪林阻击。黄昏时分，东哥特骑兵伤亡惨重，开始向后撤退。纳尔塞斯抓住这个机会，将骑兵投入战斗。东哥特骑兵纷纷逃跑，而后面的步兵互相践踏，挤成一团，成为拜占庭人大屠杀的对象。塔吉纳一战，东哥特人约有6000人被杀，东哥特国王因重伤被拜占庭人杀死，其军事力量受到毁灭性打击。

战后，纳尔塞斯乘胜横扫东哥特残余力量，逐走意大利境内的法兰克人。至554 年，拜占庭终于占领整个北非、达尔马提亚、意大利、西班牙东南部、西西里、撒丁岛等地，实现了查士丁尼变地中海为罗马帝国内湖的梦想。

(3)拜占庭与阿拉伯之战

634 年，新近崛起的阿拉伯国家第二任哈里发欧默尔继位。他眼看拜占庭帝国在长期内外征战中已耗尽钱财，国力空虚，遂派兵向拜占庭夺取土地。听到阿拉伯人入侵的消息，起初拜占庭皇帝并不在意，以为边疆地区会组织有效抵抗。不料阿拉伯军队在哈里德的率领下，以闪电般的速度从幼发拉底河推进到大马士革城墙脚下。636 年，哈里德以2.5万兵力全歼两倍于他的拜占庭军队，占领整个叙利亚。

结束拜占庭帝国在叙利亚的统治，这仅仅是阿拉伯军队一系列胜利的第一步。637 年，他们又在卡地西亚击败了波斯大军，乘胜占领伊拉克；641 又攻占了艾克巴塔那，控制了波斯湾；695 年，攻占迦太基，结束了拜占庭帝国对北非的控制。到8 世纪初，阿拉伯帝国成为一个横跨亚、非、欧3 洲的庞大王朝，在西方达到了大西洋海岸，在东方深入到印度彭嘉普河上，在中亚则与唐王朝为邻。但历代哈里发及阿拉伯将领的最大愿望仍然是攻克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

阿拉伯军队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行动始于669 年春天。当时一支经过小亚细亚的阿拉伯远征军曾出现在君士坦丁堡高耸的城墙下。可是这些阿拉伯骑兵并没有发动激烈的进攻。3 年后，哈里发又派了一支舰队企图从海上切断君士坦丁堡与外界的联系，在占据优势的拜占庭海军面前始终没有能够成功。更不幸的是，这支阿拉伯舰队在撤退途中遭遇到风暴，大部分战舰沉入海底，进攻君士坦丁堡的计划不得不暂时搁置起来。

715 年，阿拉伯军队发起一场新的进攻。其军队兵分两路：一路由马斯拉马率领，另一路由苏莱曼率领，进入小亚细亚，打算攻击君士坦丁堡。此时的拜占庭帝国由于领土被分割，人口逐渐减少，陆军和舰队不断发生叛变，国势已经衰落到最低点。但职业军人利奥三世成为拜占庭皇帝后，经过积极的战前准备，拜占庭军队重新恢复了生气，准备利用君士坦丁堡的城墙进行一场持久的防御战。

利奥三世利用该城向陆的一面双重城墙组织起多道防线，并在城墙上安装了大量城防器械，修建了屯满粮食的谷仓和大量兵器制造工场。但他最担心的，还是能否使该城向海的一面不被攻破，并使海上交通线畅通无阻。为此，他在海湾的出口处悬挂起一条粗大的铁链，连接在两个守望塔上，可以自由升起或放下。拜占庭舰队就驻泊在铁链之后，随时准备出动去攻击敌舰。

阿拉伯军队的兵力远远超过拜占庭军队。据说其陆军大约有8 万人，海军则有1800 艘战舰。阿拉伯军统帅马斯拉马负责指挥陆军，海军则交给苏莱曼将军指挥。一开始，马斯拉马打算在陆上发起总攻，在遭到拜占庭守军使用城防器械的顽强抵抗后放弃了这个计划，改用长困久围的方式封锁该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还命令苏莱曼将军把舰队分成两部分，分别切断君士坦丁堡通往爱琴海和黑海的水道。

717 年9 月，阿拉伯舰队的先头部队在西拉格里阿角突然遇到了强海流的冲击，作战队形发生混乱。利奥三世抓紧这个战机，放下拦海铁链，让舰队出战。拜占庭战舰冲到阿拉伯舰群中，乘其队形不整，把“希腊火”喷注在他们的战舰上。这种由硫磺、石油和石灰混合而成的东西，见水即着，很快烧毁了20 艘阿拉伯战舰，其余的战舰则被俘获。不久，阿拉伯海军主力赶到，拜占庭军舰仍退回港湾。但阿拉伯人封锁海上通道的企图却被打破，各国商船仍可源源不断地开来，为君士坦丁堡补充急需的粮食和商品。

由于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只能进行部分封锁，对利奥三世的威胁并不很大。而习惯于沙漠炎热气候的阿拉伯人却被欧洲寒冷的冬天所困扰，包括苏莱曼将军在内的数千名将士因之病死。718 年春，阿拉伯帝国又派埃及舰队、非洲舰队前来支援马斯拉马，派陆军预备队替换在战壕中备受饥饿寒冷之苦的阿拉伯陆军。这些新生力量的到来并没有帮助马斯拉斯夺取唾手可得的胜利。一些埃及水手跑到利奥三世那里，报告了援军的真实情况。拜占庭舰队决定趁其立足未稳，发动攻击。他们放下铁链，驾驶军舰直扑敌舰。被驱赶来作战的埃及和非洲其他国家水手见状，纷纷跳水逃跑，战舰无人驾驶，相互碰撞，或被希腊火焚毁。继海战之后，利奥三世又派兵击溃了阿拉伯陆军预备队。

718 年8 月，阿拉伯军队在遭到一连串失败之后，又惧于保加利亚人和法兰克人的步步紧逼，只好撤兵回国。阿拉伯舰队在归途中又遇上了大风暴，全军覆没。此次围攻君士坦丁堡，阿拉伯人一共调集了2560 艘战舰，陆军20 万人，战后却只剩下5 艘战舰和不到3 万名陆军士兵。

君士坦丁堡之战改变了拜占庭和阿拉伯两大军事集团的力量对比。720 年以后，拜占庭军队开始向阿拉伯军实施战略反攻，将其势力逐至小亚细亚以东；在其后的200 年间，又次第收复两河流域、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等地，重新获得了在东方的优势。

(4)拜占庭与塞尔柱突厥之战

1040 年，力图恢复昔日东方疆土的拜占庭帝国遇上了一个强大的对手——塞尔柱突厥人。

塞尔柱突厥人原来居住在中亚北部的大草原上，后来不断迁徙，在呼罗珊地区建立王国，史称“塞尔柱王朝”。塞尔柱军队以轻骑兵为主，战士手持弓箭、长矛和剑。作战时由各部落头领率领，勇敢不畏死，惟战法过于单调。他们在向伊朗和东方各国大肆入侵的时候，正碰上阿拉伯帝国极度衰弱，拜占庭皇亲贵族花天酒地，耗尽国库钱财，军队离散，城塞工事荒废，因而一路势如破竹，不仅取代阿拉伯帝国统治伊朗，攻克巴格达城，而且进入亚美尼亚、耶路撒冷、卡帕多西亚，威胁着拜占庭帝国对小亚细亚的统治。

1067 年，军人出身的罗马拉斯继位成为拜占庭皇帝。为了逐走塞尔柱人，他在叙利亚境内的腓尼基组建了一支由马其顿、亚美尼亚、保加利亚、法兰克等不同国家的士兵组成的部队，率领他们向塞尔柱人进攻。塞尔柱人采取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始终不与拜占庭主力正面交锋，害得罗马拉斯东奔西走，却无法彻底消灭塞尔柱军事力量。1071 年初，罗马拉斯领兵来到叙利亚，分兵两路，准备同时夺占曼西克特城和基拉特城。当时塞尔柱苏丹正在叙利亚，他集结了主动退出曼西克特城的军队及其他援军计4 万人，在基拉特城准备与拜占庭军队决战一场。苏丹听说罗马拉斯已占领曼西克特，并且召集拜占庭重装步兵前来，决定设法分散其兵力。他派一些塞尔柱骑兵袭击拜占庭重装步兵，将其引诱到相反的方向去，自己则率主力迎战罗马拉斯。

罗马拉斯对眼前的危险毫无警觉，直到前卫部队与塞尔柱人仓促遭遇，才想起派人调集步兵立即赶来。但此时拜占庭步兵主力已被引诱得越走越远，罗马拉斯不得不以2～3 万人的劣势部队与塞尔柱人的优势兵力相对抗。不过罗马拉斯并不担心。他认为塞尔柱人一贯奉行游击战原则，绝不会有勇气进行正式会战。这次也不例外。

1071 年7 月4 日，双方在曼西克特附近列阵交锋。罗马拉斯将战斗力最强的近卫军部队部署在中央，左右两翼为骑兵部队，后方还保留了一支由雇佣兵骑兵组成的强大预备队。塞尔柱人以骑兵弓弩手为主，他们没有什么阵势，往往由首领率领冲锋。塞尔柱苏丹对这样一支组织性不强的军队与拜占庭人交锋，心里也很不托底。为了激励士气，他把指挥大权交给手下的将军塔劳格，命令他：“不胜利则砍头！”他本人则把自己的弓箭抛弃，换上剑和锤茅，并把马尾巴编成小辫，穿上一件白袍，涂上香粉，然后告诉身边的人：“假如战败了，这里就是我的坟墓。”

在苏丹的激励下，塞尔柱骑兵一接战便发起进攻，以弓箭射杀拜占庭人。配置在两翼的拜占庭骑兵首先抵挡不住，开始退却。阵形中央的拜占庭骑兵在雨矢之下也伤亡损失很大。罗马拉斯命令重装步兵出战，以挽回局势。这些重装步兵排成16 列纵队，高举防护盾牌，一步步向敌人紧逼。塞尔柱人眼看射箭无效，趁着茫茫夜色，很快撤出了战斗。

罗马拉斯打算后退，找到一处水草丰美，适宜宿营的地方过夜。可当他刚刚下令撤退时，来去如飞的塞尔柱人又前来进攻。他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后撤，准备调过头迎击敌人。岂料由雇佣兵组成的预备队拒不听命，偷偷撤走，从而使步兵失去掩护。塞尔柱人立即集中兵力攻击左翼的步兵，很快将其击溃，并使右翼步兵不战而溃。最后，占据优势的塞尔柱人骑兵将位于中央的拜占庭精锐部队团团围住。罗马拉斯和手下将士虽然奋力拼杀，终因寡不敌众，伤亡惨重，罗马拉斯也受伤被俘。

曼西克特会战使拜占庭军队大伤元气。它从此丧失了最佳兵源地——亚洲军区，也失去了东方各省和小亚细亚海岸的大片土地，其称雄欧亚非三大洲的历史从此结束。

谢选骏指出：阿拉伯人并吞了波斯，吃掉了半个拜占庭，但是对于唐朝只是拿走了西域——但是伊斯兰教还是侵入了中国内地，并从边患变成了中国的心腹大患。

【三、欧洲各国的军事与战争】

正当拜占庭军队与波斯、阿拉伯军队在东方战场上厮杀的时候，在西罗马帝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欧洲各国也在逐渐积蓄军事力量，并成长为足以与波斯人、拜占庭人、阿拉伯人相抗衡的强大武装。

1.欧洲各国军事概况

受社会制度的影响，欧洲各国的军事制度与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国有较大差别，其士兵惯于使用的单面锋刃战斧和十字弓，也与其他军队有明显的不同。

(1)军事领导体制与军队

中世纪欧洲各国盛行“采邑”制度。封建主在分封土地时，连同居住在上面的农民一起封给受封者，而受封者要为封主尽一定的义务，其中就包括战时领兵为封主作战。上述政治从属关系使得欧洲早期军队主要由各封建主的卫队和独立分队组成，相互之间平时并无统属关系，仅在战时聚集在一起，临时听从国王指挥。10 世纪以后，才出现较大的独立武装。比如基辅罗斯的诺夫哥罗德城，拥有由两个百人队组成的团，而这个团的首领，是由市议会选出的督军。

中世纪欧洲各国的军队，主要由陆军和海军组成。

陆军的主力是骑兵。8 世纪，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在同阿拉伯人、拜占庭人交锋过程中，认识到骑兵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为了组建费用高昂的骑兵部队，他将国家土地分封给听命的部属、有功的士兵和中小贵族，规定受封者必须服骑兵兵役，战时自备武器、战马跟随国君作战。从此，欧洲各国争相仿效，骑兵数量大大增加。欧洲各国骑兵主要是重骑兵，他们平时分散在各自的采邑之中，较少进行集中训练。但欧洲各国每年都要举行骑士比武，由国王和各级封建主主持，令骑士成双成对地进行对抗竞赛，对优胜者给予奖励，以此鼓励骑士们提高个人的作战技能。

步兵也是陆军中十分古老的兵种。欧洲封建制刚刚建立之初，缺少马匹的法兰克人曾一度以步战称雄。从7 世纪以后，骑兵在欧洲战争舞台上的重要作用逐渐凸现出来，并逐渐成为决定会战结局的唯一兵种，而在步兵部队中服役则被鄙视为奴隶和农奴的事。后来欧洲各国的步兵虽说人数总是超过骑兵，但他们多为奴隶和农奴，本身并不愿意打仗，也很少掌握起码的作战技能。即使有一部分尚未沦落为农奴的自由民充当步兵，也常常因家境贫寒，无法提供起码的兵器，不得不手持一根木棍走上战场。到十字军远征时，欧洲各国将领才认识到，一支骑兵和步兵组成的多兵种军队，作战能力远比单纯由骑兵组成的军队强。为了完成掩护骑兵和扼守制高点的战斗任务，许多将领常常把一部分骑士和重骑兵改成步兵，但步兵真正成为战场上的主力，还是在射击武器出现在战场之后。

欧洲各国在中世纪初期几乎没有什么象样的海军。8—9 世纪，生活在日德兰半岛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诺曼人长年维持着一支大型船队，

但主要是用来到英、法、意大利、基辅罗斯等地进行海盗式的劫掠。9世纪末，盎格鲁——萨克逊国王阿尔弗烈德建立了英国第一支舰队，并用它打败了诺曼人。10 世纪末，威尼斯、热那亚、比萨等意大利城市都建立了自己的海军舰队。基辅罗斯组建的拥有数百艘战舰的区舰队，为了争夺海上霸权，甚至远征到波罗的海。当然，在整个中世纪前、中期，海上战场主要是拜占庭人、波斯人、阿拉伯唱主角，欧洲各国海军的崛起则是15 世纪以后的事。

(2)兵役制度与军队编制

欧洲各国在中世纪早期，大多沿袭公民兵制。公民兵制是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上的兵役制度。按照惯例，村社内的土地属于大家所有，每个村社成员可世袭使用土地，但必须同时服兵役，遇到战斗时，则需要随部落酋长出征。其后，村社土地制度逐渐解体，公民兵制仍保存下来。比如，法兰克王国曾规定，身体健康者必须服兵役，每户应出1 人，自备干粮和武器。随着封建化程度的日益加深，自由民大多数破产沦为农奴。有的虽然仍保持自由民身份，在天灾和瘟疫的袭击下，生活艰难家徒四壁，也无力自备干粮和武器，担负繁重的作战任务。面对村社土地制度解体所带来的兵源枯竭现象，欧洲各国君主和大臣们不得不尽快寻求新的征兵办法，这就是在欧洲盛行一时的骑士制度。

骑士制度是与公民兵制既有联系又有很大差别的一种特殊兵役制度。它以采邑分封制为经济基础，以受封的大贵族和中小贵族为征集对象，以骑兵为主要服役兵种，以封主与受封者的依附关系为维系纽带。它最早创立于8 世纪前期法兰克王国宫相查理·马特之手。按照他及后来欧洲各国政府颁布的法令，国家可把土地分成若干块，封给受封者，后者必须随时应召服骑兵兵役；必须按时到达指定地域，不得临阵脱逃；必须携带自备武器装备及其他物品服役。如果受封者违背上述要求，就要受到惩罚，包括罚款、收回采邑土地、没收财产、判处死刑，等等。

骑士制度的实行为国家提供了一部分稳定的兵源，也因此把相当一批无力服骑兵兵役的农民排斥在军队之外。欧洲各国的一些城市为了弥补军队数量的不足，开始用金钱召募一些无地骑士。但雇佣兵成为国家主要的军事力量，则是15 世纪以后的事情。

中世纪欧洲各国军队的编制还基本上没有摆脱氏族社会的领夫制。它们通常按10 进位的原则，编为十人队、百人队、千人队等战术单位。在西欧一些实行骑士制度的国家中，最基本的战术单位是小队，由骑士和跟随的佩剑侍卫、骑步兵弓箭手和长矛兵等组成，每25—80 个小队组成一个旅，若干个旅组成一个骑士军。

(3)武器装备

欧洲中世纪前期和中期，各国武器装备仍停留在冷兵器阶段。与古代相比，他们所使用的较新式的兵器有十字弓、长弓和戟。

十字弓在公元前的中国和公元初年的罗马帝国军队中就曾使用过。

11 世纪初，它在欧洲重新流行起来。十字弓因有一个较小但十分坚固、弹性大的弓架，它与箭杆在顶端交叉成十字形状而得名。它通常以木材、角材或复合材料制成。弓架上有一槽口，用来卡夹弓弦，并安有扳机装置，以便瞄准后发射箭簇。与普通弓箭相比。它具有发射初速快、射程远、穿透力强等特点。由于张开十字弓比较费力，人们通常采用用脚蹶张，用曲柄卷绕机拉张等办法。它所使用的箭有两种，一种是叶状箭簇的短杆箭，主要用来杀伤人和马的无遮护部位；另一种是方簇箭，主要用来穿透铠甲。

长弓是13 世纪在英国发展起来的一种投射兵器。它通常用榆木、榛木、罗勒木和紫衫木制成；弓身中间用手握住的地方较宽，向两端部分逐渐变细；弓架前端为圆形，后面是平的。长弓的射程最远可达400 码，为十字弓的两倍，射速也要快得多，而且更加轻便，适于散兵射击和齐射。所以它出现以后，很快便取代了十字弓在战场上的主宰地位。就是在长矛头上加上一柄战斧而形成的一种新兵器，除了固有的刺杀功能外，它还可以用来劈砍，比较适宜步兵使用。此外，欧洲士兵的盔甲也有所改进。为了增强锁子甲的防护能力，在锁子甲内又加了一层结实的皮衣或毡衣，并设计了锁子甲连指手套和五指分开的铠甲手套。为了减轻甲衣重量，将锁子甲衣改短，原先拖长的下摆改成铠甲马裤。13 世纪末，更试图用金属片铠甲部分代替沉重的锁子甲。为了避免敌人从正面刺砍，减少头盔打烂后嵌入脸部的可能性，还发明了一种与头形结合得更好，正面向前突出的头盔。在穿戴上述盔甲之后，欧洲士兵们可以浑身中箭而安然无恙。其沉重的负担也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机动能力，即使是骑乘健壮的马匹，也只能用小跑和慢跑进行冲锋。

欧洲中世纪海军装备仍停留在单层甲板木船时代，比起拜占庭和阿拉伯海军来要落后。例如7 世纪威尼斯的大桡战船长60 米，宽7.5 米，每舷各有26～32 把桨，每桨配置4～6 名桨手。同时在船上还竖有1—3根桅杆，有风时可挂帆行驶，无风时桨划速度为7 节。船上的作战武器主要有船首金属撞角、弹射机、弩等。

2.普瓦蒂埃与哈斯丁斯之战

法兰克王国是由克洛维于481 年建立起来的国家。到7 世纪初，王室力量已相当衰弱，贵族们大都聚集在握有实权的宫相周围，形成统治整个王国的核心。732 年，入侵西班牙的阿拉伯军队在西班牙总督阿卜杜勒·拉赫曼的率领下，从北方入侵法兰克。当时的法兰克宫相是查理·马特。他迅速征集了一支由中小贵族和农民组成的军队，迂回到阿拉伯军队的侧面，威胁其交通线。拉赫曼闻讯后，将军队收缩后撤，于是双方在普瓦蒂埃城附近相遇了。

法兰克军队以步兵为主，查理·马特将其排成密集方阵队形，配置在战线中央，两翼则是由中小贵族组成的重甲骑兵，在战线的前面还有一些由弓箭手组成的散兵线。阿拉伯军队在战斗开始时，仍按照老习惯派轻骑兵发起猛烈的冲击。但法兰克人坚强的步兵方阵“像墙壁一样屹立不动，他们好象是被冻结了一样，当他们用刀剑砍杀阿拉伯人的时候，也不会解散。”黄昏时分，阿拉伯骑兵斗志已衰，法兰克重甲骑兵才迂回到阿拉伯人的侧翼，向其营地进攻，混战中杀死了阿卜杜勒·拉赫曼，阿拉伯人不敢再战，趁着夜色撤走了。

普瓦蒂埃会战遏制了阿拉伯军事力量向西欧扩张的势头，也促使查理·马特加紧实行军事改革，推行骑士制度。751 年，查理·马特的儿子、著名的“矮子”丕平在当了10 年的宫相之后，终于废除了年幼无能的国王，自立为王，建立加洛林王朝。丕平也像他的父亲一样重视军事改革，但在这方面最有成就的还是丕平的儿子查理曼大帝。查理曼大帝从登基的那天起，就梦想建立起一个包罗所有西方民族的基督教大帝国。为此，他建立起一支以重甲骑兵为主力的部队，编练了以刀剑、长矛、弓弩为武器，训练有素的步兵，组建了专门的攻城部队和补给部队。带着这支强大的武装，他四出征伐，积极扩大法兰克王国的疆域。774 年，他击败伦巴第人，占领意大利北部；随后又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征服萨克森人的战争，终于迫使其改信基督教，接受法兰克王国统治。778 年，查理曼大帝还率军攻入阿拉伯人统治的西班牙，占领巴塞罗那城。其间几经失败，最终在埃布罗河以东建立“西班牙边区”。到800 年前后，他已经拥有从波罗的海到第聂伯河，从易北河一直延伸到比利牛斯山的广阔国土了，其版图大致与当年西罗马帝国的欧洲部分相合。

查理曼大帝靠武力建立的庞大帝国并不巩固。他死后，子孙们不断举行叛乱，国家分裂成许多独立的政治实体。从9 世纪开始，马扎尔人、诺曼人的频频入侵，最终使法兰克国家完全瓦解。在其废墟上，逐渐形成法兰西王国、德意志王国。

1066 年，在欧洲的战争舞台上，又爆发了一场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

战争——法国诺曼底公爵威廉征服不列颠。

威廉大约出生于1027 年，是诺曼底老公爵罗贝特一世与一个制革匠女儿的私生子。他从20 岁起就领兵征战，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当时不列颠岛上由盎格鲁——萨克逊人建立了一些小国，相互之间不断兼并。其军事力量并不强，主要是少数征募来的民兵和私人卫士。当时修建的城堡也十分简陋，大多数是在山丘上建筑一些栅栏而已。威廉决定选择不列颠作为自己的征服对象。

1066 年9 月27 日，威廉率兵数千，乘船向英国出发，两年后到达哈斯丁斯，这里有一条大路直通伦敦。他在哈斯丁斯建立起一座木寨，并四处劫掠粮食，为即将到来的会战做准备。听到威廉登陆的消息，英格兰王哈罗德从其休息的约克匆匆赶往伦敦。他刚刚指挥了一次会战，消灭了入侵的挪威国王哈尔德拉达的军队，自己也遭受到很大损失。尽管如此，他仍然以最快的速度召集各地的武士和民兵，准备给威廉一个迎头痛击，又派出一支庞大的舰队，封锁敌人的退路。哈罗德是个性急的人，10 月11 日，他不等各地征集来的军队全部到齐，就领着已到的数千人马向哈斯丁斯进发。14 日清晨，哈罗德占领了离目的地还有几里之遥的一座小高地。他把自己的军旗插在山脊的最高处，将战斗力最强的亲兵部署在阵线中央，民兵安排在两翼，摆出一副防御的架势。威廉听说哈罗德的到来，一大早就带着军队赶往战场。他将部队分为3 部分：中间是由他亲自指挥的诺曼士兵，左右翼为各国雇佣兵。其中排在第一线的是弓弩手，第二线为重装步兵，第三线为骑士。上午9 时，随着号角的鸣响，威廉所部缓缓向山坡上的英军进攻。双方挥舞着长矛、标枪、战斧厮杀在一起。由于英军肩靠着肩，盾靠着盾，构成一道坚强的盾墙，威廉的士兵长时间没能突破其防御，攻击队伍的左翼、中央和右翼兵力相继溃退。威廉也在混乱中落马倒地。这时，他奋力跨上另一匹战马，大声呼唤手下人振作起来，并将处于中央位置的诺曼人重新组织起来继续进攻，让骑士们分成小队冲锋，企图用长矛来突破盾墙。双方激战了很久，威廉仍无法突破对方的防线。于是，他决定佯退，将敌人诱下山来。哈罗德的将士们果真上当。他们欢呼着冲下山坡，准备对失败者穷追猛打，其队形因此散乱开，也失去了居高临下的地形优势。这时，威廉的部队突然调转身来，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并将其团团围住。当夜幕降临的时候，罗哈德受到致命的攻击，被砍翻在地。英军左翼接着开始动摇，并引发整个阵线的崩溃，骑兵、步兵纷纷逃走，英军主力被彻底击溃。哈斯丁斯之战的胜利，扫除了通往英格兰王位的障碍。威廉在镇压各地的小股反叛之后，终于在1066 年圣诞节继承王位，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王国。

3.十字军东征

(1)十字军东征战争的缘起

11 世纪，当拜占庭帝国、阿拉伯帝国军事力量逐渐走向衰落的时候，西欧的封建主、城市商人和天主教会为了掠夺东方的财富，打着收复宗教圣地的旗号，对东地中海沿岸地区发动了一场前后延续200 年之久的入侵。因出征者都要在自己的衣服上缝有红十字标记，所以历史上称之为“十字军东征”。

1071 年，塞尔柱突厥人攻占了基督教发源地耶路撒冷。这一历史事件给当时的欧亚各国带来很大的影响。它削弱了西欧和东方商业上的联系，激化了基督教和东正教的矛盾。更重要的是，经过宗教改革后强大起来的教廷打算进一步扩大自己的权势，增加财富收入，而因实行长子继承制穷困潦倒的骑士们（他们大多是贵族除长子外的其他儿子）、渴望暴富的商人都狂热地支持教廷。于是在“拯救东方教胞，解放圣地”的宗教旗帜下，对东方的侵略活动开始了。

1095 年9 月，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的克勒芒召开宗教会议，参加者中间有六七百名主教和修道院长。他在会上发表了狂热的演讲，劝人们到东方去夺取财富，并且声称：“死者必将升入天堂，生者倍受上帝恩宠。去参加这场斗争吧！去分享其荣耀奖赏吧！幸运在向你们招手！”1096 年2 月，那些希望通过参加十字军来改变自己贫困状况的法国和德意志农民首先响应。他们聚集了8 万余人，在隐士彼得的率领下，沿莱茵河、多瑙河东进。但这些人缺少武器装备和足够的训练，又没有给养，只能靠沿途劫掠过活，受到所经地区的强烈反抗。在小亚细亚，又遭到塞尔柱骑兵的袭击。最后彼得狼狈逃回君士坦丁堡时，只剩下区区数千人。这一年秋天，西欧各国封建主、骑士和农民又组织起一支10万人的十字军，分4 路从法国的里昂出发，进入小亚细亚。1097 年5 月，他们攻下比提尼亚地区的尼西亚城，两个月后又在多里列击败了塞尔柱骑兵的主力。由于塞尔柱帝国已分裂成相互之间不结盟的众多势力，他们在一路上并没有遇到多少有力的抵抗。最大的敌人反而是炎热的天气和自身战法的苯拙。

十字军骑兵通常穿着数十斤重的锁子甲胄，这在气候凉爽的欧洲不会带来什么不便。在气候炎热、少粮缺水的小亚细亚地区，就足以使终日劳顿的骑士们精疲力尽，生病，甚至死亡。同时，十字军骑兵只会在野外会战，攻城并不在行，一个很小的城堡往往要费时数月才可攻克。尽管如此，在黄金白银的诱惑下，十字军仍费时两年，渡过幼发拉底河，占领叙利亚，建立起埃德萨伯国、安提俄克公国两个十字军国家。1099年6 月，十字军抵达耶路撒冷城下。

一路攻城掠地的征战，使原先不重视攻城战法的十字军开始学习东方的攻城战术。他们用木材造成3 层攻城塔，推到城下，企图利用它帮助士兵攻城。守军拼命固守，投掷石块，抛撒沸油，一次次将进攻者击退。直到7 月15 日，由于逆风突起，守城者发射的火箭没有击中十字军，反而在城头燃起熊熊大火。十字军趁机登梯爬入城内，开启城门，才使耶路撒冷城陷落。

十字军骑士来到东方的目的并非是“拯救”遭受苦难的教胞，而是垂涎于传说中的巨大财富。他们每到一地，每占一城，都要大肆劫掠。耶路撒冷被攻陷后，这种暴行更达到令人发指的程度。疯狂的骑士们到处搜寻“圣城”宝物，血腥屠杀伊斯兰教徒和城市居民。上述暴行遭到东方各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不久，大部分十字军骑士带着掠夺来的金银宝货返回故乡，仅留下数千人守卫被征服的领土。塞尔柱人遂卷土重来，向十字军建立的据点发起进攻。由于缺乏当地伊斯兰教居民的支持，这些据点纷纷陷落。1144 年，十字军最重要的据点埃德萨陷落，安提俄克等城也是危在旦夕。于是，教廷和西欧各国封建主不得不策划新的“十字军东征”。

(2)哈廷会战

1147 年，在德皇康德拉和法王路易第七的率领下，欧洲骑士又发动了第二次十字军远征。这次远征的结局相当糟糕，一连串的失败、饥饿和瘟疫给梦想发财的骑士们带来沉重的打击。两年后康德拉等人返回欧洲时，身边的士兵已经所剩无几了。与此同时，东方穆斯林在埃及首相萨拉丁的率领下，重新集结力量，开始了摧毁由十字军建立的耶路撒冷国的战争。

1187 年，萨拉丁率兵6 万进攻太巴列城。该城是耶路撤冷国摄政雷蒙德妻子的领地，城防相当坚固，惟兵力有限，难以长久支持。萨拉丁是打算以此为诱饵，迫使敌人前来增援，然后发挥穆斯林骑兵机动性强的特点，用主力打击增援之敌，演一出围敌打援的好戏。接到求援信后，耶路撒冷国的领主、专以抢劫商旅船队而臭名昭著的累诺德等人极力主张出兵。雷蒙德却很镇静，反对出兵。他说，这是萨拉丁的诱敌之计。现在天气炎热，萨拉丁控制着唯一的一条小河。而我军缺少饮水是难以支持的，从远处运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另一方面看，敌人还具有数量多、机动性强的优势。所以应当采取守势，待发现有利时机后，再发动进攻。但耶路撒冷国王被累诺德等人包围，没有听从雷蒙德的意见。

7 月3 日，耶路撒冷十字军的主力，包括1200 名重甲骑兵，2000 名轻骑兵和将近1 万人的步兵出现在距太巴列约40 里的山区。干枯的土地和裸露的岩石，在烈日的暴晒下散发着热量，满天扬起的灰沙使人睁不开眼睛。口干舌躁的十字军士兵拼命地喝水，还不到中午，就把携带的水全部喝光了。担任前卫指挥官的雷蒙德见此情景，赶紧劝国王尽快行军，赶到约旦河或加利利湖。国王听从了他的意见，可是已经晚了，萨拉丁的骑兵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国王不敢再走，下令精疲力尽的主力部队在哈廷村附近的高地上宿营。当天晚上，穆斯林骑兵不断发动袭击，搅得十字军不得安宁，一夜不能入睡，体力也没有恢复过来。第二天一早，萨拉丁首先派出弓箭骑兵向十字军步兵进行猛烈“射击”。耶路撒冷国王为了保护步兵，下令将步兵调到中央来，派骑兵向穆斯林军队发动反击。谁知这样一来，十字军队伍发生混乱，步兵、骑兵、弓箭手挤成一团。萨拉丁乘机发动进攻。他看到十字军中箭纷纷倒下，最后连国王的帐幕也倒下了，才下令将所有的兵力投入战场，从四面八方将十字军团团包围起来。十字军士兵眼看无法冲出重围，纷纷投降。那些不愿意投降的，很快死在箭和剑的攻击之下。至哈廷会战结束，十字军计有上百名骑士和成千步兵阵亡，耶路撒冷国王、累诺德等人则成了萨拉丁的阶下之囚。战后，十字军主力消耗殆尽，各城守卫力量不足，纷纷开门迎降，再也无力进行抵抗。1187 年10 月2 日，萨拉丁进入耶路撒冷城，正式宣告十字军所建立的最重要国家从此灭亡。

(3)洗劫君士坦丁堡

十字军崩溃的消息传到西欧，令教廷和西欧各国封建主们大吃一惊。在德国皇帝红胡子弗里德里希一世、英王狮心查理一世、法王腓力二世的率领下，又进行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他们各怀鬼胎，自行其是，整个队伍混乱不堪。其中德国皇帝没有走到耶路撒冷，在小亚细亚渡河时即被淹死。英国狮心王和法王攻占阿克城后，已无力向前推进。1192年，萨拉丁与十字军签订条约，允许十字军占领巴勒斯坦沿海的狭长地带，允许西方朝圣者和商人3 年之内访问“圣地”，但耶路撒冷城要由埃及统治。教廷显然不满意这个结局。1198 年，英诺森三世一登上罗马教皇的宝座，立即着手策动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与前几次战争不同的是，这次参加远征的西欧各国封建主和威尼斯商人们打着进攻埃及的旗号，实际上却把眼睛盯在同样信仰基督教的拜占庭帝国身上。

1202 年，3 万余名十字军出发了。这些贪婪的强盗现在完全剥下了“圣战”的外衣，首先攻打信仰基督教的萨拉城。他们冲进城内，掠夺财物，屠杀市民，将昔日繁华的商业城市变成一片废墟。1203 年4 月，十字军又向君士坦丁堡进军。原来，当时君士坦丁堡正发生政变，国王伊萨克二世被废，被刺瞎双眼关到监狱中。为了帮助父亲复位，皇太子跑到十字军中，请求以20 万金马克为代价，帮助父亲复位。十字军开到君士坦丁堡，使伊萨克二世重新掌权。但到付酬金时，无论怎样搜刮也只能拿出10 万金马克。城中市民忍受不了他的搜刮，发动起义又把他赶下台。十字军发现另一半酬金无法到手，决定攻打君士坦丁堡。

1204 年4 月9 日，十字军发起第一次攻击。拜占庭人组织起民兵，凭着高大的城墙，发动多次出击，将十字军的第一次进攻击退。这次防御战也暴露出君士坦丁堡的两大致命弱点：一是交了酬金后，国库一贫如洗，无力给雇佣军发薪金，而战斗力最强的雇佣军没有薪金是不肯作战的。二是城内的富有者认为纳税之后有权拒绝服兵役，使武装市民的计划完全破产。显然，在缺少足够兵员的情况下，要想长期坚守是不可能的。

4 月12 日，十字军发动第二次进攻。他们把战舰一对对联结起来，集中攻打一段较窄的城墙。军舰上的抛石机首先将濒海的一座碉楼上的守军击退，然后架起一座桥，顺着桥冲入碉楼，开启城门。守军退入内城防守，十字军开始四处放火，焚烧皇宫和教堂。由于守军纷纷逃散，雇佣军又索饷不肯投入战斗，内城的防守没有有效地组织起来。第二天，十字军在镇压了各处的零星抵抗后，彻底占领全城。早已对君士坦丁堡的财富垂涎欲滴的十字军，在占领全城后，开始有计划的3 天大抢劫。他们屠杀手无寸铁的市民，强奸妇女，贩卖儿童为奴隶，酗酒，抢劫，毫不留情地毁坏许多有价值的古代艺术纪念物。在一片废墟中，十字军建立了拉丁帝国。

(4)楚德湖会战与十字军运动的破产

从第四次东征开始，十字军的强盗面目已暴露无疑。西欧各国封建主为了达到他们劫掠的目的，不惜组织12 岁以下的儿童来从事这个罪恶的勾当，因此到处散布说，无罪的儿童比起有罪的成年人更能得到上帝的庇护，可以神奇地从穆斯林人手中夺回圣地耶路撒冷。在他们的盎惑下，1212 年组织起一支由3 万余名儿童组成的“儿童十字军”。他们在法国的马赛登上商人的大船向东方驶去。途中，强烈的风暴吹翻了其中两艘船，另5 艘船勉强抵达埃及。不料，阴险的船主却把这些小十字军当成奴隶在市场上出售，“儿童十字军”东征的闹剧也就草草收场了。

西欧各国封建主决不会用自己手里的武装来干这种荒唐事儿。他们以传播基督教为名，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东欧大片的土地。特别是德国十字军，联合丹麦、瑞典的封建主以极快的速度向东推进。1241 年初，他们相继攻占乔索沃、路加，兵锋已达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

诺夫哥罗德公爵亚历山大是一位很能干的战将。他组织了拉多加人、伊若尔人和卡累列阿人的军队，以闪电般的速度袭击了德国十字军盘踞的波里耶堡并夺取了它。波里耶堡的胜利，遏制住了德国骑士军进攻的势头，鼓舞了东欧各城市反侵略的信心。1242 年初，在各城市军队的支持下，亚历山大夺回了战略重地普斯科夫城。

德国十字军对亚历山大的反攻相当恐惧。他们募集起一支1.2 万人左右的强大军队前来迎击亚历山大。双方在冰封的楚德湖岸边相遇了。

德国十字军采取古老的楔形阵势。最前面是重甲骑兵，紧接着是手持矛剑的步兵，两翼和最后是善战的德国骑士。亚历山大根据敌人的兵力部署，将轻骑兵、弓箭手和投石手放在最前面，步兵配置在中间和两翼，最精锐的骑兵则埋伏在左翼后侧，准备一旦交战时，从两翼夹击敌人。

4 月5 日拂晓，德国十字军首先以重甲骑兵冒着矢石向俄军冲来，很快突破俄军的前卫部队，向中央步兵猛扑。俄军位于中央的步兵战斗力较弱，抵挡不住，被迫后退到楚德湖岸边。

这时，尾追而来的德国重甲骑兵突然发现他们已陷入俄军两翼步兵的夹击。强悍的俄军步兵用钩子将战马拖倒，用大斧将马腿砍断，使德国重甲骑兵遭到打击。不久，俄军骑兵也投入战斗，将德军主力团团围住。经过长时间的拼死博杀，大部分德军受伤、死亡或被俘。一些重甲骑兵突出重围，向湖面退去。谁知重甲骑兵的装备过于沉重，一些人掉入冰湖中淹死。

此战，德国十字军遭到毁灭性打击，再也无力东侵，被迫与俄罗斯缔结和约，放弃所侵略的领土。楚德湖会战的失败，对本来已走向衰落的十字军战争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在此之前，罗马教廷和西欧各国封建主曾组织过第五次、第六次十字军东征，皆如强弩之末，没有取得什么象样的战果。相反，拜占庭等地民众的反抗浪潮却此伏彼起，持续不断。1261 年，君士坦丁堡民众趁统治者出兵增援威尼斯的机会，发动起义，推翻了延续达57 年之久的十字军国家——拉丁帝国。此后，罗马教廷和西欧各国封建主为挽回颓势，发动了针对埃及和突尼斯的第七次、第八次十字军东征，均毫无结果。1291 年，十字军势力被从最后一个据点阿克城赶走，十字军运动也归于彻底失败。

谢选骏指出：本章对于十字军的描述是完全片面的。实际上，十字军正如人间的许多活动一样，都是“崇高的借口与卑劣的行为”的混合物，其动机往往基于综合性判断的——既不像自己所说得那么好，也不像敌人所说得那么坏。但无论如何，十字军都不是首先发难的一方，穆斯林才是侵略的一方。

【四、中国隋朝时期军事与战争】

1.隋朝统一战争

(1)隋初战略形势

自西晋末年起，中国历史进入了又一次大分裂时期，南北对峙，政权林立，朝代更迭频繁，争战攻伐连绵不断。到南北朝末期，中国境内除北周、突厥和陈3 个主要政权外，尚有一些小的地方割据势力。突厥是中国北部地区一个游牧民族，兴起于金山（阿尔泰山）南部。6 世纪中叶，征服了许多部落和民族，占有东至辽河，西达里海，西南到阿姆河南，南到今内蒙古沙漠以北，北越贝加尔湖的辽阔地区。其牙庭（可汗所在地）介于都斤山（杭爱山）与今鄂尔浑河上游之间。当时，突厥拥兵数十万，乘北齐与北周争战不休、争相与其和亲之机，不断向南扩展和袭扰。佗钵可汗曾骄狂地宣称：“我在南两儿（指北齐、北周）常孝顺，何患贫也！”①隋朝建立后，停止向突厥输送金帛，因而突厥经常南下侵扰，威胁隋王朝的统治。但是，突厥政权内外也存在矛盾。它袭扰高丽，驱逐契丹（居于今辽河上游一带），引起他们的仇视。同于阗（今新疆南部）、嚈哒（今帕米尔地区）、铁勒（今贝加尔湖以西地区）、奚（今沙拉木伦河流域）等被征服的民族也有尖锐矛盾。佗钵可汗死后，突厥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汗位展开了激烈斗争。摄图（沙钵略可汗）夺得汗位后，虽以其叔玷厥（达头可汗）统治今阿尔泰山以西地区，以弟处罗侯（突利可汗）统今兴安岭以西草原，以其从兄弟大逻便（阿波可汗）统治今阿尔泰山以东草原，但内部矛盾并未消除。陈朝传至后主陈叔宝时，其疆域比不上东晋、宋、齐、梁任何一朝，仅保有长江以南、西陵峡以东至沿海地区，内部政治腐朽，剥削残酷，人民怨声载道，阶级矛盾尖锐。陈企图凭长江天险阻止隋军南下，但除保有个别江北要点外，巴蜀及长江以北均为隋占有，长江天险已不足恃。

北周武帝死后，大权落入大臣杨坚之手。581 年2 月，杨坚夺取北周政权，自立为帝，建立隋朝。当时隋的疆域大体包括长江以北、汉代长城以南、东至沿海、西达四川的广大地区。隋文帝杨坚夺取政权后，即“有并吞江南之志”，并多次与将帅讨论灭陈及对付突厥的方略。但因隋王朝新建，实力不强，又屡遭突厥南下袭扰，便决定先巩固内部，充实国力，待实力雄厚边防巩固后，再南下灭陈，然后北击突厥，统一天下。后因突厥举兵南下的规模越来越大，隋文帝被迫改取南和北战，先北后南的方针。为此，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增强实力。

经济方面，颁布均田令和租调令，把荒芜的土地拨给农民耕种，减轻赋税和徭役，发展生产，储粮备战。政治方面，强化中央统治机构和完善官制，把分散的权力集于中央，选拔一批有能力的官吏和将帅，加强军政效能。外交方面，联络高丽和百济等，孤立分化突厥，不断派人去陈朝，明为表示友好，实则探听虚实，使陈麻痹，疏于戒备。军事方面，改进了府兵制。府兵制原是西魏宇文泰所建。初置6 军，由6 柱国分领，下设12 大将军，24 开府。府兵另立户籍，称军户，专事训练和征、战。北周时，府兵称军人或军士，由各级将领统率，不属柱国，以加强皇帝对军队的控制。隋确定军府名称为骠骑府。通过改革，增强了军力，把军权集中于皇帝，防止将领拥兵专擅。隋文帝提倡讲武，训练出一支较有战斗力的军队。为了对付突厥，多次派大批丁壮加固长城北部西部地段，在东北、北、西北诸方向设15 个州，命阴寿、窦荣定等担任总管，负责该地的军政。在并州（今山西太原）设河北道行台，派次子杨广主管北境防务。在长城附近和河西等地屯田，解决部队的供给。改进武器装备，打造战船，训练水军，又派有才领的将帅贺若弼、韩擒虎坐镇江北要地广陵（今江苏扬州）和庐州（今安徽合肥），“委以平陈之事”。

(2)隋攻突厥之战

隋文帝代周后，对突厥不再沿袭送礼怀柔的办法，而采取防御和抗击的方针，引起摄图的怨恨。因此，摄图不断派兵南下，威胁隋朝。隋朝虽然在北部加固了长城，增筑了不少城寨亭障，并在幽州、并州等地屯兵数万加强防守，但仍不能阻止突厥南进。这时，曾经出使突厥并深知其内幕的长孙晟分析了当时的情况：突厥四可汗之分立，摄图为大可汗，玷厥实力最强，而位在摄图之下，心怀不满；处罗侯曲意收揽人心，为摄图所忌，心怀疑惧；大逻便力量较小，畏惧摄图，采取左右逢源的态度，谁强就依靠谁。长孙晟认为，突厥内部虽互相猜忌，但各拥强兵，实力尚强，“难以力征，易可离间”。建议采取“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谋略，然后再“承衅讨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杨坚采纳了这一建议，派人结好玷厥，由西面牵制摄图；联络奚、契丹等部及处罗侯，争取他们站到隋一边，从东面牵制摄图，从而孤立分化削弱了摄图的力量，使其“首尾猜嫌，腹心离阻”①，为军事进攻造成了有利的形势。同时，为了避免在北攻突厥时两面受敌，杨坚采取先打后拉的策略稳住陈朝。581 年9 月，派兵分路攻陈，陈叔宝被隋的威力所震慑，割地求和。杨坚见目的已经达到，便顺风转舵，许结盟好，下令班师。陈叔宝慑服于惰军的声威，又满足于暂时的苟安。因而在后来隋攻突厥期间，陈军始终未敢轻举妄动。

582 年5 月，摄图以40 万人马，突入长城，分道南进。杨坚增调部队加强防守。12 月，突厥在击败乙弗泊（今青海乐都西）、临洮（今甘肃岷县）、幽州等地隋军后，进至武威、金城、天水、安宁（今甘肃泾水北）、延安等地。摄图主力10 万与隋军战于甘肃庆阳南，直接威胁隋都城长安。摄图正欲继续深入，玷厥因与隋已有联系，借故率部西归。长孙晟乘机散布“铁勒等反，欲袭其牙（庭）”的假消息，摄图害怕铁勒袭其后方，慌忙撤军回师。此次虽由于分化政策生效，制止了突厥的继续深入，解除了长安之危。但在军事上并没有给突厥以有力的打击，故仍不能制止其再度南下。583 年春，摄图统率大逻便等部又大举南下。但这时整个形势已发生了有利于隋而不利于突厥的显著变化。突厥内部矛盾尖锐，其境内发生了严重灾害，水草干枯，疾病流行，加上连年征战，引起被征服的奚、契丹等部的猛烈反抗。隋经过几年的准备，实力增强。于是对突厥由防御转为反击，决定乘机分路出塞进击，“使其不敢南望”。其进攻部署是：秦州总管窦荣定出凉州（今甘肃武威）；河间王杨弘出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夏州总管豆卢勣出夏州（今陕西横山西）；卫王杨爽率军出朔州（今山西朔县）；幽州总管阴寿出卢龙塞（今河北喜峰口）；左仆射高颍出宁州（今甘肃宁县）；右仆射虞庆则出原州（今宁夏固原）。以杨爽为元帅，节制各军，总共兵力20 余万。隋军的作战意图是：在河套地区集中杨弘、豆卢勣、杨爽等7 万为主力，形成优势兵力，打击图摄军；以窦荣定军在河西牵制大逻便，使其不能与摄图配合；以阴寿军向盘踞在和龙（今辽宁朝阳）的高宝宁进攻，配合主力行动；以高颍、虞庆则军为战略机动部队，策应主要方向行动。隋军集中兵力于中央，两翼配合，以摄图为主要打击目标。

583 年夏，隋军开始反击。阴寿军顺利击败高宝宁，攻克和龙。杨爽率主力出朔州，在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西北）同摄图军相遇。杨爽乘摄图屡胜轻敌，以精骑5000 袭其不备，大败突厥军，俘虏千余人，摄图潜伏草中逃走，部属“死者极众”。杨弘率部出灵州，击败摄图另一部。窦荣定部出凉州，几次击败大逻便，使其不能东援。隋军这次出击，重创摄图，使突厥内部因战败而互相指责，矛盾更深，演成尔后的自相残杀。

大逻便本与摄图不和，又屡遭挫败，深惧摄图加罪。长孙晟乘机规劝大逻便依附隋朝，连结玷厥，免为摄图所图。大逻便于是归附隋朝，使摄图完全陷于孤立。摄图北逃后，怨恨大逻便归附隋朝，率兵袭其王庭，杀死大逻便之母。大逻便愤而投奔玷厥，得其援助，率众10 余万进攻摄图。双方打得难分难解，均派人向隋朝求援，杨坚均予拒绝，使他们继续残杀，互相削弱。584 年，玷厥投降隋朝。摄图自遭隋军打击之后，力量大为削弱，又屡为大逻便击败，被迫于同年秋向隋投降。杨坚对他们均予安抚，此后10 多年间，突厥未再南下袭扰，隋保持了北部地区的安宁，为南进灭陈创造了条件。

(3)灭陈之战

隋在取得突厥作战的胜利后，即积极谋划和准备南下灭陈，统一中国。经过几年的整治，国力日强。587 年，尚书左仆射高颍、虢州刺史崔仲方等纷纷提出灭陈之策：在江南收获季节，调兵佯攻，误其农时，并不断迷惑麻痹陈军；在长江上游打造战船，准备水战；派人潜入陈境，破坏其储备物资；待陈疲惫懈怠时，突然渡江，东西呼应，一举击破。杨坚采纳了上述方略，在战前多方误敌，疲敌，并大量散发揭露陈后主罪行的诏书，争取人心。588 年10 月，隋文帝任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为行军元帅，高颍为晋王元帅长史，发水陆51.8 万大军，由杨广节度，分8 路攻陈。其具体部署是：杨俊军出襄阳，杨素军出永安（今四川奉节东），荆州刺史刘仁恩军出江陵，此3 路由杨俊指挥，直指江夏（今武昌），阻止长江上游陈军东下增援；杨广军出六合（今属江苏），贺若弼军出广陵（今扬州），韩擒虎军出庐江（今合肥），蕲州刺史王世积军出蕲春（今湖北蕲春），青州总管燕荣军出东海（今江苏连云港市），此5路由杨广直接指挥，指向陈都建康（今南京）。12 月，隋各路大军集结于长江北岸。

陈朝统治者对隋军即要渡江南进的形势熟视无睹，疏于戒备。隋师大兵压境，沿江守军相继告急，但陈叔宝自恃长江天险，不以为意，照常纵酒赋诗，寻欢作乐。同时因春节即临，命令镇守江州（今江西九江）、京口（今江苏镇江）的两个儿子率战舰回到建康，导致江防更加薄弱。

位于长江上游的隋军首先发起进攻。杨俊率水陆军10 余万进屯汉口，陈将周罗率兵数万据江夏与之相持。杨素率水师沿三峡东下，刘仁恩率军由江陵西进，两军配合袭占狼尾滩（今湖北宜昌西北），后又攻破西陵峡口岐亭和延洲（今湖北宜都西北）等要点，击败陈将吕忠肃，继续顺江而下。陈荆州刺史陈慧纪见势不妙，率军从公安东撤，被杨俊军阻于汉口以西。

589 年大年初一，长江下游隋军利用陈军欢度春节之机，分路渡江。贺若弼从广陵率军南渡；韩擒虎率军由横江（今安徽和县东南）夜渡，袭占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市西南）。接着，杨广也率大军进屯六合南之桃叶山。陈叔宝此时始觉事态严重，下诏调兵抵御。隋军渡江后积极向前推行。贺若弼军于6 日占领京口后，以一部进至曲阿（今江苏丹阳），牵制吴州（今苏州）的陈军，主力西进；韩擒虎军于7 日攻占姑孰（今安徽当涂）后，沿江直下，与贺若弼钳击建康。17 日，贺若弼进据钟山（今南京紫金山），屯于山南白土冈之东。韩擒虎与总管杜彦合军2 万进屯新林（今南京西南），同时隋行军总管宇文述也率军3 万渡江，占据石头（今南京城西），对建康形成包围态势。在此期间，在两翼配合隋军主力进攻建康的王世积军，大败陈将纪瑱于蕲口（今湖北蕲春西南）；燕荣军沿海南下，入太湖，拟攻吴州。

时陈军在建康附近尚10 余万人，陈叔宝弃险不守，也不采纳部将有关建议。20 日，仓促下令诸军出战，在白土冈一带摆成南北长20 里的阵势，但缺乏统一指挥，首尾难以相顾。贺若弼率8000 甲士与陈军初战不利，后奋力攻陈军薄弱部位，陈军一部败退，随即全军瓦解。同日，韩擒虎自新林进至石子冈（今南京雨花台），陈镇东大将军任忠投降，引韩擒虎经朱雀门进入建康城，俘陈叔宝。当日夜，贺若弼也从北掖门进城。22 日，杨广入建康后，命陈叔宝以手书诏谕上游陈军投降。2 月，陈朝所属州郡悉数归隋。至此，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结束了西晋末年以来近300 年长期分裂的局面。

隋王朝之统一全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自西晋末年以后，中国南北长期陷于分裂。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南北之间的联系日趋密切，统一成为时代的要求。杨坚建立隋朝之后，注意争取人心，奖励生产，发展经济，因而比内部分裂的突厥政权和腐败的陈王朝，在政治上较为巩固，经济上较为雄厚，军事上较为强大，加上进行了长期的战争准备，终于完成了历史赋予的使命，实现了南北的统一。

2.隋朝对外战争

(1)隋文帝远征高丽

隋朝时，朝鲜半岛上有高丽、百济、新罗3 国。其中，高丽实力最强。高丽又称高句丽，据传为汉元帝时扶余人朱蒙所建，以高为氏。东晋时，高丽入据辽东，奚、契丹、靺鞨等族均受其控制。北周时，高丽统治者高汤曾遣使朝贡。被武帝封为辽东郡公、辽东王。隋朝建立后，改封高汤为高丽王。隋灭陈后，高汤害怕隋以兵力相加，遂“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高汤死后，其子高元继位。598 年2 月，高丽王高元率靺鞨万余人进攻辽西郡，被隋地方军击退。

隋文帝接到奏报后，任命汉王杨谅、王世积为行军元帅，左仆射高颍为长史，周罗为水军总管，率30 万水陆大军分路进攻。6 月，隋文帝下诏黜高丽王官爵，汉王杨谅部出临渝关（今山海关）后，正值大雨连绵，洪水泛滥，粮运不继，军中乏食，后又遇疾疫流行，因此无功而返。水路由周罗指挥，自东莱（今山东掖县）横渡黄海，进攻平壤，途中遇大风袭击，船只大半沉没，只得回师。隋军这次远征高丽，以失利告终。但高元慑于隋的声势，遣使谢罪。文帝便顺水推舟，宣布班师

回朝。

(2)隋炀帝三征高丽

604 年7 月，晋王杨广弑父自立，是为隋炀帝。隋炀帝在位期间，统治残暴，挥霍无度，滥用民力，好大喜功。为了显示武力，不断发起对外战争。607 年，隋炀帝巡幸突厥启民可汗牙帐时，高丽使臣也在其所。隋炀帝于是下诏让高丽国王来朝。高丽国王甚惧，迟迟不敢奉诏。隋炀帝对此怀恨在心，积极准备进攻高丽。

首先，调河北百余万士卒开凿永济渠，北通涿郡（今北京西南），以利转输军需。610 年2 月，下诏征讨高丽。集结军队，征发物资，以东莱和涿郡为水陆进攻基地，下令在山东“增置军府，扫地为兵”。全国各地的步兵，不分远近，都要到涿郡集中。成百万的农民被征调来从事后勤保障，民间的牛马车船也大量被征用。612 年1 月，各地兵将云集涿郡。隋炀帝不顾臣下谏阻，亲率24 路大军共113.38 万从涿郡出发，号称200 万人征讨高丽。分海陆两路进击，企图会师平壤，一举灭亡高丽。

3 月14 日，隋陆路军至辽水（今辽河）西岸布阵，高丽军阻水拒守。3 月19 日，隋炀帝指挥军队渡辽水发动进攻，高丽军自东岸迎击，隋军不能登岸，伤亡惨重。4 月，隋军架设浮桥成功，陆续通过辽水，歼灭对岸高丽军万余人，乘胜进围辽东城（今辽宁辽阳）。高丽军在辽东城顽强防守，隋军久攻不下。6 月11 日，隋炀帝亲临辽东城，一面严令诸军继续攻城，一面令宇文述等9 军共30 万人，自怀远（今辽宁黑山）渡辽水向鸭绿江挺进，与水军协同进攻平壤。

6 月底，大将来护儿率领江淮水军自东莱出发，“舳舻数百里，浮海先进入至浿水（今平壤大同江）”，与高丽军遭遇，首战告捷，接着进抵平壤。副将周法尚建议等陆上诸军抵达后合兵进攻，但来护儿不听，企图乘势攻夺平壤，指挥4 万精兵攻城。高丽兵佯败，引来护儿进入空城，然后伏兵四出，击败隋军，逃回海中船上的只有数千人。宇文述等陆上9 军抵达鸭绿江西岸时，粮已用尽，宇文述欲还师，于仲文等则坚持继续前进。高丽将领乙支文德见隋军缺粮，决定进一步疲敌以拖垮隋军，每战即退。宇文述一日7 捷，轻军直入，进抵距平壤仅30 里处扎营。乙支文德遣使诈降，声称隋军若肯班师，愿将高元送往长安谢罪。宇文述等因将士饥疲已极，平壤城又险固难拔，答允还师。高丽军乘隋军后撤，从四面抄袭，隋军且战且退。7 月24 日，半渡萨水（今清川江）时，高丽军猛击隋后军，担任后卫的隋将辛世雄战死，于是诸军皆溃，失去控制，一昼夜狂奔450 里，高丽军乘胜追击。宇文述等退至辽东城时，仅剩下2700 人，军需储备丧失殆尽。这时，辽东城亦未攻下，隋杨帝遂于8 月25 日下令撤退。屯驻于平壤南面海上的来护儿得知陆上败讯，也率军撤回。隋炀帝第一次东征高丽，就这样以失败告终。

隋炀帝不甘心此次兵败，于613 年1 月留代王杨侑留守长安，越王杨侗守东都洛阳，又征天下兵集于涿郡，准备发起第二次东征高丽的战争。3 月，隋炀帝从洛阳出发，再度率军亲征。4 月27 日，隋炀帝的车驾渡过辽水。一面派宇文述、杨义臣、王仁恭率部直趋平壤，一面命诸军猛攻辽东城。隋军使用飞楼橦、云梯等攻城器械，从四面围攻辽东城，昼夜不息长达20 余天。但由于高丽守军顽强防守，隋军强攻未能奏效。6 月，隋炀帝见辽东城久攻难拔，命做布囊100 余万个，里面装满泥土，欲筑一道高与城齐的所谓“鱼梁大道”，登而攻城。同时又作八轮楼车，高出城墙，夹鱼梁大道，俯射城内。正当攻城准备已告完成，辽东城破已经在望的时候，突然传来礼部尚书杨玄感在后方发动兵变的恶噩。隋炀帝见后院起火，无心再征高丽，遂于6 月28 日午夜密令诸将还师。隋军慌忙撤退，遗弃的军资堆积如山。趋向平壤的王仁恭部正在新城（今辽宁抚顺北），击败数万高丽兵，接到隋炀帝诏书兵也立即班师。隋炀帝第二次东征高丽，又是无功而返。

隋炀帝在平定杨玄感叛乱后，于614 年2 月召集百官商讨征伐高丽事宜，数日之内无人敢言。隋炀帝一意孤行，于23 日下诏第三次东征。4 月27 日，隋炀帝抵达北平（今河北卢龙），由于各地农民起义使道路阻绝，军队多不能按期到达，士卒也纷纷逃亡。但隋炀帝对此熟视无睹，只令屈突通为关内讨捕大使，负责镇压各地反叛，仍自率大军往征高丽。7 月17 日，隋炀帝进至怀远镇。来护儿率水师由东莱启航，渡渤海，在辽东半岛南端登陆，攻打卑沙城（今辽宁复县西北），击败高丽守军，然后直赴平壤。高丽因连年用兵，已困敝不堪。见隋军又来，十分恐惧，只得遣使求和。隋炀帝因国内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自身朝不保夕，加上高丽请降，算是挽回了前两次损兵折将的面子，于是下诏班师。

隋炀帝好大喜功，穷兵黩武，三征高丽，不仅没有得到丝毫的好处，反而劳民伤财，消耗了国力，激化了社会矛盾，直接导致了天下大乱。伴随着三征高丽的进行，隋王朝也走向了覆亡的深渊。

谢选骏指出：隋朝承袭北朝的鲜卑人，他们对于南朝的侵略和征服，很像西欧蛮族攻占拜占庭帝国。区别在于东亚蛮族成功了，而西欧蛮族却失败了。当然，东亚的蛮族是打着汉化的旗帜取得成功的，所以隋朝灭陈，也就不算“中华亡国”，就像人们一般也不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了“中华亡国”，尽管，马列主义征服中国大陆，确实是一种中华亡国。

【五、中国唐朝时期的军事与战争】

1.唐朝统一战争

隋炀帝杨广即位后，统治残暴，挥霍无度，滥用民力，好大喜功，对外连年发动战争，造成经济崩溃，社会动荡不安。在沉重的压迫和剥削之下，民众无法生活下去，被迫铤而走险，奋起反抗。农民起义的怒火，燃遍神州大地。到1617 年初，形成了李密、窦建德、杜伏威3 支强大的起义军，分别活动在今河南、河北、山东和江淮一带，大量歼灭隋军，隋统治集团及其军队主力被阻隔于江都（今江苏扬州市）、洛阳、长安（今陕西西安）三个据点。一些贵族和地方官吏看到隋已分崩离析，也乘机而起，占领州郡，建立割剧政权，称王称帝。其中有朔方（今陕西横山西）梁师都、马邑（今山西朔县）刘武周、金城（今甘肃兰州）薛举、武威（今甘肃武威）李轨、巴陵（今湖南岳阳）、罗川（今湖北宜城）的萧铣等等。原来臣属于隋的突厥也趁机夺取隋王朝的北部地区，整个中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在这种形势下，隋朝大贵族、太原留守李渊父子于617 年5 月15 日在太原起兵。为了迅速发展壮大势力，夺取隋政权，采取了以下军政谋略：以拥隋举义为旗号，北联突厥，东结李密，乘虚入关，“据险养威”，占据形胜之地，积蓄力量，然后伺机夺取天下。其着眼点首先在于夺取关中。关中是隋都长安的所在地，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进可攻，退可守，是“据天下之上游，制天下之命”的战略要地。夺取关中既便于代隋自立，又利于东向以争天下。而当时关中隋军兵力空虚，使李渊有机可乘。为此，北联突厥，可以牵制刘武周南下晋阳（今太原）；东结李密，可以使洛阳王世充隋军主力被牵制于崤函以东不得西援。由此可见，这是一个适合当时形势的积极进取而又比较稳妥的战略决策。

617 年4 月，李渊决定进军关中，以长子李建成率左军，次子李世民率右军，四子李元吉留守太原。隋镇守长安的代王杨侑派将宋老生率兵2万屯于霍邑（今山西霍县），屈突通率精兵数万扼守河东（今山西永济西）以阻止李渊西进。李世民率部击败宋老生，攻占霍邑。然后进围屈突通。由于屈突通凭坚固守，李渊屡攻不下，于是采纳部下建议，留一部兵力继续围攻，自率主力从龙门渡过黄河，进入关中，隋朝官吏纷纷献地归附，会集于长安周围的李渊父子兵力达到20 万人。10 月27 日，李渊下令各军攻城，11 月9 日占领长安。12 月又迫使河东的屈突通军投降。李渊父子起兵不到半年，就攻下了隋都长安，占据了关中和河东广大地区。

李渊入据关中以后，分兵出击，迅速拓地至秦、晋、蜀广大地区，并使之连成一片。618 年3 月10 日，隋炀帝杨广在江都被大将宇文化及所杀。5 月20 日，李渊在长安称帝，建立唐朝。唐建立之初，专注于巩固关中，把用兵重点放在对其威胁较大的朔方梁师都和陇西的薛举，而对洛阳方面则暂取守势。

占据朔方的梁师都多次向唐军进攻，因力量不大，均被击败。对唐威胁最大的是占据陇西地区的薛举。618 年6 月10 日，薛举率军进攻泾州（在今甘肃泾川北），李渊以李世民为元帅，令其率8 总管兵迎战。7月，薛举进逼高塨（今陕西长武北）。因李世民得病，部将违背深沟高垒坚壁不战的方针，轻率出战。7 月9 日在浅水原（今陕西长武东北）展开激战，唐军8 总管皆败，士卒死者十之五六，李世民被迫率兵撤回长安。此时薛举病死，其子薛仁杲继位。8 月17 日，李渊又派李世民为元帅进攻薛仁杲，进驻高塨。李世民认为唐军新败，士气尚未完全恢复，决定坚守高塨，养精蓄锐，待薛军恃胜而骄，然后出战破敌。双方相持60 余日，至11 月，薛军粮尽，士气低落，李世民看到时机已经成熟，派兵一部布阵于浅水原引诱薛军，自率主力直捣敌后。薛军受到两面夹击，大败而逃。唐军乘胜追击，将薛仁杲包围于折塨（今甘肃泾川东北）。11 月8 日，薛仁杲被迫投降。不久，李渊又迫降了河西的李轨，控制了秦陇大部分地区。

唐统一关陇地区不久，刘武周率兵南下进袭太原，威胁唐军后方基地。李渊立即命令李世民率师东进，迎击刘武周军。驻守太原的李元吉，整日里畋猎游乐，置战事于不顾，导致战事接连失利。619 年9 月16 日，李元吉在刘武周的不断进击下，弃城逃往长安，太原遂被刘军占领。刘武周占领太原后，派大将宋金刚继续向西南进军，攻陷唐不少州郡，一时关中震动。11 月李世民率军自龙门渡过黄河，屯军柏壁（今山西新绛西南），与宋金刚相持。鉴于宋金刚悬军深入、兵锋甚锐等情况，李世民决定采取养精蓄锐、分兵袭扰、待敌疲粮尽再伺机攻击的方针。宋金刚同唐军在柏壁相持半年，馈运不继，军中缺粮，于620 年4 月14 日向北撤退，唐军跟踪追击，穷追猛打，宋金刚部伤亡殆尽。刘武周、宋金刚逃往突厥，后均被突厥杀死。柏壁之战的胜利，使唐全部收复了被刘武周攻占的河东太原等州郡，控制了太行山以西至黄河间腹地，对屏障长安，巩固关中，并为尔后争夺中原奠定了基础。

唐军收复太原击败刘武周后，李密的瓦岗军已经解体。这时剩下的有河北窦建德和洛阳王世充集团，占据黄河、淮河间的广大地区；江淮地区为杜优威的起义军所占；萧铣集团则控制了长江中游及粤、桂等地。李渊为夺取中原，采取远交近攻，先王后窦，各个击破的战略，一面拉拢窦建德，使之保持中立，一面令李世民率军出潼关进攻东都洛阳。620年7 月1 日，李世民率总管25 将约10 余万众进击东都，王世充闻讯，不断加强洛阳城廓和外围要点的防守。9 月，各路唐军先后攻克洛阳外围要点，形成了对洛阳的包围。10 月初，王世充见唐军围洛阳益急，遣使求救于窦建德。窦建德一面许以发兵，一面劝说李世民解围，李世民置之不理。由于久攻不下，唐军改用掘壕筑垒，围困洛阳。621 年3 月，在王世充的连连告急下，窦建德亲率10 万大军西援洛阳。李世民决定攻城打援，将兵力一分为二，令李元吉、屈突通继续围洛阳，自率精兵屯驻于虎牢（今河南荥阳西北汜水镇）。窦军被阻于虎牢东月余不得西进，几次交战又都失利，士气开始低落。5 月2 日，窦军在汜水东岸布阵，北依大河，南连鹊山，正面宽达20 余里，摆出进攻虎牢的阵势。唐军严阵以待，使窦军无隙可乘。窦军列阵，自辰至午，士卒饥疲，皆有归营之意。李世民见机派兵一部前往挑战，自率骑兵先出，主力继进，过汜水后直扑窦建德大营。窦军措手不及，被迫向东撤退。唐军追击30 余里，俘获5 万余人，窦建德负伤被俘，其余部队大部溃散。唐军虎牢获胜后，主力回师洛阳。王世充见窦军被歼，意欲突围，南走襄阳。但诸将信心已失，5 月9 日献城投降。

虎牢之战后，唐夺取了中原的主要地区。同年9 月，又派兵从巴蜀顺江东下，消灭了萧铣军。623 年，镇压了窦建德部将刘黑闼的起义军，占领了全部河北地区。624 年，又镇压了杜伏威部将辅公祏的起义军，占

领了江南地区。至此，唐统一了全国。

2.唐同边疆少数民族的战争

(1)唐初的军政形势

唐朝初年，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不断举兵骚扰中原，其中对唐朝威胁最大的是突厥。隋初，突厥分裂为东西两部，东突厥被隋文帝战败，纳贡称臣；西突厥也一度衰落。隋末中原大乱，东西突厥乘机复振，一跃而成为雄据漠北、力控西域、势倾中原的强大军事集团。所谓“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俱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东尽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诸国，皆臣之。控弦百万，戎狄之盛，近代未有也”①。唐初也不例外，以“财帛金宝入突厥”，“引以为援”。唐初连续向突厥启民可汗的3 个儿子，即始毕、处罗、颉利分别称臣纳贡。但他们“自恃其功，益骄踞，每遣使者至长安，颇多横恣。高祖以中原未定，每优容之”。而突厥不时大举南下，掳掠中原。626 年8 月，颉利乘唐太宗李世民即位不久、国内政局动荡之机，亲率精骑20 万大举入侵，前锋攻破武功（今陕西武功），唐将尉迟敬德虽奋勇挫败颉利于泾阳（今陕西泾阳），但突厥主力未受损失，继续进攻唐都长安。颉利陈军于渭水北岸，派使臣对唐廷进行讹诈，唐太宗扣留使节，亲率数骑到渭水之南，指斥颉利背信弃义。继尔唐大军赶到，军容严整，士气旺盛，颉利知唐军有备，不敢挥师过河，于是在渭桥上同太宗“刑白马设盟”而还。

唐太宗对以前称臣于突厥，“未尝不痛心疾首”，对突厥的威胁，更是“坐不安席，食不甘味”。因此在即位以后，为彻底解除突厥的威胁，除采取一系列政治、经济措施革弊兴利以增强国力外，在军事上积极备战，打算一举击败突厥。

唐承隋制，实行的是府兵制。唐太宗为了有效地抗击突厥，扩大府兵兵源。唐太宗即位时，唐军除晋阳起兵时的旧部外，还有统一战争中归附的军队。为此，唐太宗实行点丁男为府兵，从而大大扩充了府兵队伍。有了充足的兵源，并不等于军队有了强大的战斗力。唐太宗为提高部队的作战能力，加强军事训练，他认识到“不使兵士素习干戈，突厥来侵，莫能抵御”，因此，亲自教习卫兵练习骑射，并对优异者给予奖励，由此“士卒皆为精锐”。为了激发军队的积极性，推行军功政策。凡立军功的战士，不分贵贱，皆可升官授田，跻身军功地主的行列。这一政策收到了显著效果。一些士兵把参加战争作为发家致富的重要门路，战争胜负直接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故能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这是唐初府兵能发挥威力的重要原因。

唐在统一战争中，多以骑兵奇袭取胜。在同边疆各少数民族的战争中更是如此。因为广阔无边的沙漠，决定了长距离的行军和作战，必须依靠速度快突击力强的骑兵。由于当时构成唐边患的突厥、吐谷浑等都是游牧民族，善于骑射，要击败他们，必须要有一支强大的骑兵部队。建设骑兵的前提是必须有战马。李渊太原首义时，来不及养马，战马只能靠缴获而来。“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于赤岸泽”，将这些马匹徙于陇右设监牧养。太宗朝曾大规模养马，其数量不仅能自给，而且还赐与邻国。养马是为了组建骑兵队伍。李世民在统一战争中，即着手建设精锐的骑兵。随着养马的发展与平定东都，骑兵队伍迅速扩大为“铁骑万匹”。李世民即位后，骑兵已初具规模，基本上可以防御突厥入扰。但他的目标是击溃突厥，统一边疆，自然不会满足已有的骑兵队伍，而是加速骑兵建设，提高骑兵的数量与质量。大体上到629 年底，已经建立起了一支具有足够数量与高度质量的骑兵队伍，故能以“众合十余万”的规模分道出击突厥。当时高昌境内有首童谣：“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首自消灭”。反映了唐初铁骑经过唐太宗的精心建设，已成为雄踞亚洲大陆的劲旅了。

经过唐太宗的不懈努力，到贞观年间，唐已具备了由防御转向进攻，对突厥实施反击的雄厚实力和条件。而这时突厥的由盛而衰，又给唐军提供了反击的良好时机。突厥依靠强大的军力，先后征服了薛延陀、回纥、契丹、吐谷浑、高昌等政权，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军政联盟。但这个联盟的基础极不稳固，完全是建立在军事威慑和武力恫吓的基础之上。到贞观初年，铁勒部的回纥、薛延陀等等相继反抗，大大削弱了东突厥的军事力量。与此同时，东突厥内部也出现裂痕，其东部地区的突利为争夺权利，同颉利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唐太宗利用他们的矛盾，分化瓦解，拉拢突利。628 年突利背叛颉利，约唐出兵，使唐赢得了里应外合的有利战机。此外，由于颉利连年用兵，对内滥施刑罚，部属民众不堪其虐。再加频年大雪，牲畜冻死，民众生计艰难，而颉利不加存恤，反而重敛诸部，“由是下不堪命，内外多叛之”。总之，突厥集团由于上层分裂，下层反叛，内有心腹之患，外有腹背之敌，因此势力大为衰落。唐太宗看到时机已经成熟，决定对东突厥实施反击。

(2)反击东突厥629 年11 月，唐太宗任命并州都督李勣为通漠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为大同道行军总管，检校幽州都督卫孝节为恒安道行军总管，共率兵10 余万，都受李靖节制，分6路出击突厥。

630 年1 月，李靖率3000 精骑自马邑（今山西朔县）直趋恶阳岭（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南）。驻扎于定襄（今和林格尔西北）的颉利可汗未料到唐军突至，李靖乘其无备，夜袭定襄，大破突厥，颉利匆忙北逃，打算撤至碛口（今内蒙二连浩特市西南），但途中必经白道（今内蒙呼和浩特市西北）。白道为河套东北通往阴山以北的要隘，自云中（今山西大同）出兵的李勣早已率部埋伏在此，颉利逃至此地时，被李勣杀得大败，“由是酋长率部落五万降于勣’。颉利退屯铁山（今内蒙古白云鄂博一带），经此惨败，已难以同唐正面抗衡，只得遣使至唐，请求举国内附作为缓兵之计，拟待草青马肥，撤至漠北。唐太宗将计就计，派唐俭为使者前去谈判，使颉利放松戒备；同时诏令李靖率兵进击。此时李靖、李勣两军已会师白道，他们认为，颉利虽败，兵力尚多，若任其逃往漠北，则很难追歼；今颉利懈而不备，如选精骑袭之，可不战而擒。2月初，李靖挑选精骑1 万，携带20 日干粮，于夜间进发，李勣军随后跟进，军至阴山，俘突厥千余帐。然后督师疾进，前锋部队乘雾而行，直到距其牙帐7 里，颉利才发觉唐军前来，仓皇逃走。李靖率主力军至，突厥军溃散。唐军大获全胜，斩首万余，俘众10 余万，牲畜数十万头。颉利率万余人欲逃过碛口，遭李勣堵截，只得调转马头，西逃吐谷浑，途中众叛亲离，部众纷纷投降，终被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俘获。唐军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就一举征服曾骄横不可一世的东突厥，把西起阴山、北至大漠的广阔地带纳入了唐版图，此后，唐朝北边数十年没有发生大的战事。

(3)平定吐谷浑

吐谷浑，是中国境内一个古老的少数民族。唐初，占据今青海等地。东突厥败后，吐谷浑渐趋强大。634 年，吐谷浑可汗伏允依其臣天柱王之谋，进袭唐廓州（今青海化隆西南）、兰州，使通往西域的咽喉河西走廊受到威胁。并拘留唐朝使节。同年6 月，唐派段志玄率军出击，吐谷浑携众远遁。11 月，吐谷浑复掠凉州（今甘肃武威），唐太宗于是决定大举进击。12 月，起用已退休的李靖为西海道行军大总管，统辖兵部尚书侯君集、刑部尚书李道宗、凉州都督李大亮、岷州都督李道彦、利州刺史高甑生等诸道行军总管和归唐的东突厥及契苾何力等军进击吐谷浑。

次年闰4 月8 日，李道宗部在库山（今青海湖东南）击败吐谷浑军，伏允为阻追兵，沿途烧尽野草，轻骑逃往沙漠，为唐军追击制造了不少困难。多数将领认为，途无野草，马易饥疲，骑兵难以深入，不如撤军，以待马肥时再相机进攻。侯君集等人认为，吐谷浑败于库山，如“鼠逃鸟散，取之易于拾芥”，应该乘胜追击，“此而不乘，后必悔之”。李靖采纳了他的意见，兵分两路，分进合击吐谷浑。李靖亲率李大亮等部由北道切断吐谷浑通往祁连山的退路，并迂回至其首府伏俟城（今青海湖西）；以侯君集、李道宗等部由南道追截南逃的吐谷浑军。

5 月，北道唐军先后在曼头山、牛心堆（今青海湖沿岸）、赤水源，蜀浑山等地连败吐谷浑军，俘斩其名王数十人。南道唐军历经无人之境2000 余里，在乌海（今青海苦海）大破伏允部，俘其名王，余众西逃。李靖督率诸军，经积石山（今青海阿尼玛卿山）河源（黄河源）穷追至且末（今新疆东南部）。伏允逃至图伦碛（且末西），打算逃往于阗，契苾何力闻讯，率精骑千余直趋图伦碛，袭击伏允牙帐，歼数千人。伏允狼狈逃窜，众叛亲离，为手下所杀。其子慕容顺被部众立为可汗，斩天柱王，率部归唐。至此，唐击败吐谷浑，保障了唐陇右道的安全，解除了吐谷浑对河西走廊的威胁。

(4)统一西域

唐太宗平定吐谷浑，确保了河西走廊的安全，取得了统一西域的前哨阵地；于是，又把矛头指向了西域高昌、焉耆、龟兹等割据政权。

高昌处于天山南路的东部，辖境相当于今新疆吐鲁番地区，是通向天山南路、北路的出口，古代中西交通的孔道“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630 年，唐败东突厥，伊吾（今哈密）归附，高昌王麴文泰亲至长安，打开了唐与西域的通道。随后，吐谷浑与西突厥的崛起，使通道受阻，于是臣服于西突厥的高昌垄断了西域的商路，阻隔西域诸国与唐通商，对途径高昌使唐的西域贡使，任意加以拘留，抢夺贡品，还侵扰唐的伊州和属国焉耆，致与唐的关系越来越紧张。639 年，唐太宗为打击麴文泰的分裂割据活动，决定出兵高昌，统一西域。任命大将侯君集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契苾何力为葱山道副大总管。麴文泰闻讯，不以为然，认为高昌距唐7000 里，其间2000 里尽为流沙覆盖，地无水草，寒风如割，热浪似火，大军很难安全抵城下。即使顿兵城下，粮运不继，“食尽当溃，吾且俘而虏之”。但是，次年夏，侯君集大军出其不意神奇般地达到碛口，麴文泰得悉，惊惧而死。其子麴智盛继位为王，加强城防，力图固守。唐军包围其都城，发起猛攻，麴智盛被迫投降，唐军仅用半年时间就平定了高昌。唐太宗在高昌置州，号西昌州。后“改西昌州为西州，更置安西都护”，任命郭孝恪为安西都护、西州刺史。

收复高昌，为唐恢复在西域的统治建立了据点，也为此后打击西突厥在焉耆、龟兹的势力奠定了基础。焉耆位居高昌之西，贞观初年曾遣使入唐。西突厥崛起后联合高昌，共攻焉耆，焉耆为求自保，声援唐军攻击高昌。高昌灭后，西突厥势单力孤，极力拉扰焉耆，共拒唐军。644年，焉耆王突骑支叛唐归附西突厥欲谷设可汗，安西都督郭孝恪奏请太宗同意，以西州道行军总管的身份，率步骑3000 绕出银山道，夜袭王庭，生俘突骑支，平定焉耆，设置焉耆都督府。

龟兹在焉耆之西，贞观初与唐时有使节往来。不久，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勾结龟兹诃黎布失毕与唐为敌。644 年郭孝恪出兵焉耆，龟兹派兵援助突骑支。648 年唐太宗任命阿史那社尔、契苾何力、郭孝恪等率军讨伐龟兹。次年，阿史那社尔攻破龟兹都城，龟兹王逃走，据大拔换城固守，阿史那社尔围攻40 天才攻克，生擒龟兹王，平定龟兹。

唐军平定龟兹后，西突厥慑于唐军威力，亦“争犒师”。西域各族首领乘机摆脱了西突厥的统治，服属唐朝。唐太宗为了加强对西域的统治，设置龟兹（今新疆库车）、疏勒（今新疆喀什）、于阗（今新疆和田）、碎叶（今吉尔吉斯北部托马克城附近）4 镇，合称“安西四镇”。并将安西都护移至龟兹。至此，唐基本上完成了西域的统一。

(5)平定西突厥

唐太宗在统一西域的过程中，平定了高昌、焉耆、龟兹，斩断了西突厥的双臂，初步将其制服。加上此时西突厥内讧，互相攻战，势力衰落。阿史那贺鲁叶护兵败后归附唐朝，奉唐命招讨尚未服唐的西突厥各部。651 年，他击败宿敌乙毗射匮可汗，西突厥10 姓诸部皆来归附，遂拥兵数十万，自号沙钵罗可汗，建牙帐于双河（今新疆温泉境内）、千泉（今托克马克西）。他与乙毗咄陆可汗连兵，征服西域许多小国。7月，进攻唐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陷金岭城与蒲类县（今新疆奇台东南）。唐曾数次派兵进击，均未获全胜。

657 年闰1 月21 日，唐以右屯卫将军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率燕然都护任雅相、副都护萧嗣业，发唐兵与回纥骑兵万余人，自北道攻西突厥沙钵罗可汗；又遣右卫大将军阿史那弥射及左屯卫大将军阿史那步真为流沙安抚大使，自南道招集西突厥部众。12 月1 日，苏定方率军在金山（今阿尔泰山）北击败处木昆部，其俟斤嫩独禄等率万余帐投降。唐采纳右领军郎将薛仁贵建议，争取泥孰部共袭沙钵罗，至曳咥河（今新疆额尔齐斯河）西，苏定方被沙钵罗10 万众包围。苏定方命步兵持矛环据南原，自率骑兵列阵于北原。沙钵罗军3 次冲击南原未能得逞，苏定方率骑兵乘势反击，大败沙钵罗军，追击30 里，斩获数万人。次日，唐军继续，追击，沙钵罗率数百骑西遁。10 姓部落相继归降唐军。

苏定方命萧嗣业率骑兵向邪罗斯川（曳咥河南）方向追击，自与任雅相率新附之众继后。时遇大雪，深约2 尺，诸将建议待天晴再行动。苏定方说服部众，利用沙钵罗以为唐必然休兵的侥幸心理，昼夜兼程，继续追歼。进至双河与南路军会师，又长驱200 里，直抵金牙山（今塔什干东北）沙钵罗牙帐，乘其无备之机，突然发起攻击，斩获数万人，沙钵罗逃往石国（今塔什干一带）西北的苏咄城。苏定方命萧嗣业率军继续追击，自引军还。不久，石国人擒获沙钵罗，送交萧嗣业，西突厥被平定。唐朝分置昆陵、濛池2 都护府于西突厥故地（今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我国新疆一带），分统其10 姓各部。

唐王朝经过东征西讨，其版图“东极于海，西至焉耆，南尽林邑，北抵大漠皆为州县，凡东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万九百一十八里”①， 成为一个疆域空前辽阔、国力十分强盛的统一的多民族的庞大封建帝国。

3.唐朝的对外扩张

唐朝的对外扩张主要是征服朝鲜半岛。唐初，朝鲜半岛上乃是高丽、百济、新罗三权鼎立。唐初期曾5 次大举东征，先后平定了百济、高丽。

(1)太宗时的东征

高丽位于朝鲜半岛北部，百济位于西南部，新罗位于东北部。西晋时期，高丽侵占了辽东地区。隋炀帝曾3 次进军高丽，企图收复辽东失地，并进而兼并高丽，均未成功。唐初与高丽互派使者通好。624 年，唐册封高建武为上柱国、辽东郡王、高丽王。642 年11 月，高丽国内发生政变，大将盖苏文杀建武，立藏为王，自任莫离支（相当于唐兵部尚书），专擅国政，并且频频发兵攻打新罗。新罗向唐求援，唐太宗诏谕高丽罢兵，盖苏文置之不理。于是唐太宗决定亲征高丽，收复辽东故土。644 年7 月唐开始进行准备。令将作大匠阎立德在洪（今江西南昌）、饶（今江西鄱阳）、江（今江西九江）3 州造船400 艘，以运载军粮。太常卿韦挺为馈运使，节度河北诸州，以供陆军之需。太仆少卿萧锐督运河南诸州粮入海，以供水军之需。行军总管姜行本在安萝山打造武器。同时加固北方国防线，派亲信重臣留守长安、洛阳。然后遣营州都督张俭等率幽、营两都督兵及契丹、奚、靺鞨先击辽东作为试探。唐进攻高丽的基地与隋朝大致相同，以幽州（今北京大兴西南）、营州（今辽宁朝阳）为陆军基地，莱州为水军基地，在乌湖岛（今山东蓬莱东北250里海中）储粮以供军需。11 月，唐军开始行动，以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率兵4.3 万，战船500 艘，自莱州泛海趋平壤；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步骑6 万趋辽东，拟从水陆两路合击高丽。太宗同时发布手诏，历数盖苏文罪过，以鼓励士气。12 月，诏诸军及新罗、百济、奚、契丹分道进攻。

645 年2 月，唐太宗从洛阳出发，3 月抵达定州（今河北省定州）。4 月，李勣声称由怀远镇出兵，而暗地里悄悄渡过辽水。高丽大骇，城邑皆闭门拒守。李勣攻拔盖牟城（今辽宁沈阳市南50 里的陈相屯塔山），进逼辽东城（今辽宁辽阳）。与此同时，由张亮率领的水军渡渤海海峡，在今旅顺口登陆，攻克卑沙城（今辽宁金县东）。接着张亮水军又与陆军张俭部合破高丽军于建安城（今辽宁盖县东北）。随着，张亮派总管丘孝忠率领一支水军直趋鸭绿江，以威胁高丽前线诸军的侧背，并阻其增援辽东。5 月初，高丽步骑4 万赴援辽东，被李勣击败。李勣挥军进抵辽东城下，连续12 天不分昼夜猛攻，高丽兵顽强抵抗。这时唐太宗也渡过辽水，亲至辽东城下督战，指挥部队攻城，高丽守军力不能支，城池终于被攻破，高丽伤亡万余人，4 万余人被俘。唐太宗接着下令进攻白岩城（今辽阳市东），歼灭从乌骨城（今辽宁本溪市南）出援的万余高丽军，迫使白岩城守将孙代音投降。

唐军初战告捷，于6 月20 日进至安市城（今辽宁海城县南）。高丽北部将领高延寿和南部将领高惠贞率兵5 万来援。唐太宗将高延寿诱至安市城东南8 里处依山而列，然后命李勣率步骑1.5 万阵于西岭，长孙无忌率精兵1.1 万作为奇兵，从山北狭谷潜出，袭敌阵后，自己则率步骑4000 人悄悄登上敌营北的高山，下令诸军以鼓角为号发起进攻。高延寿集合所部准备向李勣发动进攻，但长孙无忌率部首先从敌背后杀出，唐太宗看见后即击鼓举旗，诸军鼓噪并进，高丽兵惊慌失措，阵脚大乱，被杀2 万余人。高延寿收拾残部依山继续抵抗。唐军四面围攻，并毁东川桥梁截断其归路，高延寿走投无路，率3.68 万人投降。唐军在消灭援军后，继续向安市城发起攻击。但该城险固兵精，特别是城中听说李勣曾奏请克城后坑杀全城男女的消息后，抱定必死的决心，拼死固守。唐军久攻不下，直到9 月，辽东天气已寒，军粮将尽，士马难以久留，唐太宗遂下令9 月18 日班师。第一次东征高丽至此结束。

鉴于第一次东征无功而返的教训，唐军改变攻坚难以速下的战法，采用“数遣偏师，更迭扰其疆场，使彼疲于奔命”，然后“不战而取”。于是，唐军不断派遣非主力部队广泛袭击辽东各城。647 年3 月，以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兵万余自莱州浮海攻辽东，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兵3000 人会同营州都督府兵自新城道攻辽东。李勣渡过辽河经过南苏等城，败高丽兵，焚罗郭城而还。7 月，牛进达攻克石城（今丹东市石城县），再攻积利城（今辽宁宽甸县南的鸭绿江北岸），得胜后引师而还。648 年1 月，薛万彻任青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兵3 万余自莱州泛海，渡鸭绿江，进攻泊灼城，败高丽援军3 万人，然后胜利返航。4月，乌湖镇将古神感率兵浮海击高丽，首战勿山得胜。当晚，高丽军万余人偷袭唐军，被古神感设置的伏兵击败，唐军完成预定任务后返航。通过一系列的袭扰，高丽已是疲困不堪，唐太宗认为收复辽东，攻打高丽的时机已经成熟，于648 年下诏剑南道（今四川）伐木造舟舰，以为征战之用，同时，拟命长孙无忌为大总管，于次年率兵30 万往攻高丽。但是，由于第二年唐太宗病逝，遂暂“罢辽东之役”。

(2)唐高宗时的东征

唐高宗即位以后，继续执行收复辽东和东征高丽的国策。655 年1月，高丽与百济联兵入侵新罗北境，攻占33 城，新罗王春秋向唐求援。2 月，唐高宗命营州都督程名振、左卫中郎将苏定方率兵击高丽。5 月，程名振等渡辽水，杀获高丽兵1000 余人，焚新城外廓及村落而还。658年6 月，程名振和薛仁贵再次出击高丽，在赤烽镇（今辽宁海城）击败高丽军3 万人。660 年3 月，百济依恃高丽的支援，数次侵扰新罗。唐高宗决定先下百济，次屠高丽，然后灭亡新罗，占领朝鲜半岛，于是命左武卫大将军苏定方为神丘道行军大总管，率兵10 万讨伐百济，又以新罗王春秋为嵎夷道行军总管，率其本国士兵5 万人助战。

8 月，苏定方自成山（今山东荣城）渡海，百济凭据熊津江口（今锦江）相拒，被唐军击败。唐军乘胜水陆俱进，直趋其都城俱拔城（今朝鲜全州）。百济倾国来拒，被唐军击败，损兵万余，俱拔城外廓陷落，百济王义慈及太子隆逃往北部，次子泰自立为王，据城固守。太子隆的儿子文思率左右越城投降，泰也被迫出降，百济平定，唐在百济设熊津等5 都督府。661 年百济旧部起兵反唐，唐将刘仁愿、刘仁轨坚守熊津城，唐高宗发淄、青、莱、海诸州水军7000 人渡海增援。百济王引倭国（今日本）人拒唐军。663 年8 月，倭国遂以援助百济为名，倾全国精锐2.7万人进攻新罗。刘仁轨所部水军在熊津江口与日本水军展开激烈海战，唐4 战4 胜，焚毁倭兵船400 艘，“烟焰涨天，海水皆赤”，倭军几乎全军覆没，百济王逃到高丽的两个王子率余众和倭军残部投降，百济再次被平定。

唐击败百济后，形成了对高丽的夹击态势。于是决定乘胜灭亡高丽。660 年12 月唐以左骁卫大将军契苾何力为浿江道（今朝鲜义州）行军大总管，苏定方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将军刘伯英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程名振为镂方道总管，4 路进击高丽。次年1 月，唐招募河南北、淮南67 州士兵4.4 万余人趋平壤，以鸿胪卿萧嗣业为扶余道行军总管，率回纥等部兵趋平壤。4 月，唐高宗又以任雅相为浿江道行军总管，与诸将率35 军水陆分道并进。7 月，苏定方首战告捷，在浿江（今大同江口）击败高丽军。继而屡战皆胜，围平壤城。9 月，盖苏文遣其子男生率数万精兵守卫鸭绿水，契苾何力渡水进击，高丽兵溃奔，损失3 万人，余众降唐，仅男生逃脱。662 年2 月，唐将庞孝泰与高丽战于蛇水，军败身殁。苏定方久围平壤不下，又值大雪，解围而还。

666 年5 月，盖苏文死，长子男生任莫离支，由于兄弟争权，斗争激烈，男生向唐乞援。唐高宗以契苾何力为辽东道安抚大使，庞同善、高侃为行军总管，同讨高丽。9 月，庞同善大破高丽，男生率兵来会。12月，唐以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节制诸将。次年9 月，李勣拔高丽军事重镇新城后，向金山（今辽宁海城东）进军，同高丽军在金山展开会战，斩杀高丽军5 万余人，进拔南苏、木底、苍岩3 城。668 年2 月，李勣攻占扶余城（今朝鲜成川），杀万余人，扶余川中40 余城皆降唐。高丽泉男建遣兵5 万反扑，在薛贺水（今辽宁亮子河）被击败，损兵3万余，唐军进拔大行城（今辽宁凤城）。各路唐军会师，李勣率诸军在鸭绿栅大败高丽兵，追奔200 余里，占领辱夷城（今朝鲜永柔），继而围平壤城。9 月，高丽王出降，高丽平定，唐在平壤设置安东都护府。不久，唐又将新罗纳入版图。

唐经过长期征战，终于收复了辽东故地，征服了朝鲜半岛。

4.安史之乱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以后，励精图治，使唐代出现了鼎盛局面。但到了他统治的后期，沉湎声色，不问政事，骄奢淫逸，任用奸佞，导致朝政日非，政治腐败。在军事上，“内重外轻”的兵力布局逐渐被“外重内轻”所取代。当时掌握边镇军队的官员称节度使（藩镇或方镇），全国共有10 个节度使，所辖兵力49 万，而中央和内地所控制的兵力只有8万人。节度使不仅领兵，而且还统管当地的民政、财政，独霸一方，很快发展成为强大的地方割据力量。在这些节度使中，以安禄山的势力最大。

安禄山，营州柳城人，出身于杂胡，从军后受到平卢节度使张守珪的提拔重用。因善于奉承钻营，深得唐玄宗的信任和赏识。10 余年间，他一身兼作平卢（今辽宁辽阳）、范阳（今北京）、河东（今太原）3镇节度使，拥精兵18 万余人，成为权倾一时的边帅。他看到唐日益腐败和衰落，便蓄志灭唐以代之，因此积极准备，招兵买马，积草屯粮。在经过长达10 年的准备后，认为已具备了灭唐的力量，于是在755 年，利用朝野上下痛恨杨氏兄妹专横的心理，伪称奉玄宗密旨讨杨，率兵15 万，于11 月9 日自范阳起兵，大举南下，正式扯起反唐叛乱的大旗，安史之乱就这样爆发了。

唐由于承平日久，各地毫无戒备，在安军突然到来时，河北诸城大都非降即弃。玄宗急派程千里为潞州长史，赴河东募兵御敌；任封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至洛阳募兵迎战；任张介然为河南节度使，去陈留（今开封）阻止安军南下；以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王承业为太原尹，加强关中屏障。命荣王李琬为元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率兵5 万出潼关，又募兵11 万保卫长安。12 月2 日，安军渡过黄河，占灵昌（今河南滑县），陈留。安军田承嗣、安守忠率步骑一部直趋洛阳。封常清率兵6 万在虎牢（今河南荥阳汜水镇）等地阻击，连战皆败，与高仙芝会合，退守潼关。12 日安军入洛阳。安军崔乾祐西攻潼关不下，还屯陕州（今河南三门峡）。安军另一路由高秀岩率领进攻振武军（今内蒙和林格尔北），企图配合主力夺取关中，为郭子仪击败，退保云中（今大同）。

但玄宗听信谗言，枉杀高仙芝、封常清，引起军心动摇。玄宗急忙起用病废在家的原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率兵8 万进驻潼关，稳定局面。756 年1 月1 日安禄山在洛阳称大燕皇帝。此后，唐河北、河南诸州郡在常山太守颜杲卿、平原太守颜真卿、真源令张巡等人的领导下，抗击安军，牵制了其大部兵力。河东节度使李光弼与郭子仪率朔方军先后出井陉，入河北，屡败安军史思明部，一度切断了洛阳与范阳的交通。玄宗见战局好转，过高地估计了唐军的实力，拒绝了凭险固守，疲惫安军的建议，强令哥舒翰迅速收复洛阳。6 月8 日，哥舒翰只得举兵东进，进入灵宝（今河南灵宝北）以西的隘路时，遭安军崔乾祐部伏击，18 万之众仅剩下8000 人。潼关失守，哥舒翰被部将胁迫投敌。玄宗闻讯，决定放弃长安，携带少数宫眷和近臣仓惶逃往四川。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时，随行将士愤怒杀死杨国忠，逼迫玄宗缢死杨贵妃。玄宗留下太子李亨收拾残局，自奔成都。

安军占领长安后，忙于抢劫，滞留不进。6 月16 日，李亨率步骑2000至平凉（今属甘肃），7 月12 日在灵武即位（即肃宗）。9 月，以长子李俶为天下兵马元帅，李泌任侍谋军国、元帅府行军长史。757 年1 月，安军史思明、蔡希德、牛廷玠、高秀岩分别自博陵（今河北定县）、上党（今山西长治）、范阳、大同发兵共10 万会攻太原。李光弼率众不满万人，顽强抵抗，杀敌数万，挫败安军的进攻，守住了太原。当时，叛军内乱，安庆绪杀死其父安禄山而代之，把进攻方向指向江淮，先后调兵数十万攻南阳和睢阳（今河南商丘），进攻睢阳的兵力近13 万人。张巡率众6800 人防守睢阳，在民众支援下，顽强坚守，积极出击，经大小400 余战，杀敌12 万，坚守了10 个月，最后城破殉难。南阳唐军在顽强抗击后退保襄阳。太原、睢阳两地的防卫战，保护了南北两翼，牵制了安军的进攻，对唐积聚反攻力量起了重大作用。

756 年11 月，唐军在陈涛斜（今陕西咸阳）反攻失败。次年2 月，肃宗决定先攻长安。4 月，任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指挥收复两京的作战。5 月，唐军先锋进至长安西之清渠受挫，退回武功。经数月准备后，李俶、郭子仪率兵15 万，并借回纥兵4000 人，于9 月12 日再度反攻，27 日在香积寺（长安南）北、沣水东岸展开激战，杀伤安军6 万余，次日，安军东走。唐军入长安后停留3 天，才继续东进，一部趋武关，连克华阴、弘农（今河南灵宝）、武关等地。安庆绪令严庄率洛阳兵马与退据陕州的张通儒部会合，共步骑15 万与唐军决战。10 月15 日，两军战于新店（今河南三门峡市西）。唐军与回纥兵两面夹击，安军大败，溃向洛阳，安庆绪闻讯仅率步骑1300 人逃往邺城（今河南安阳）。肃宗停兵洛阳，没有乘胜追击，却忙于迎太上皇玄宗还都，从而使安庆绪得以整军再战。

安庆绪至邺后，收集蔡希德、田承嗣、武令珣等部共6 万人据守邺城。757 年12 月底，安庆绪又派人至范阳调兵，史思明囚禁来人，率所属13 郡、兵8 万降唐，但次年6 月又叛。肃宗在收复洛阳一年之后，才令郭子仪等9 节度使兵共20 万北攻安庆绪，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监督诸军行动。唐军在卫州（今河南汲县）围城打援，大败安军，进围邺城。安庆绪急向史思明求援，史思明发兵13 万南下，派李归仁率万人进驻邺城北60 里的滏阳（今河北磁县）遥为声援，史思明自率主力攻陷魏州（今河北大名北）按兵观望。759 年1 月1 日，史思明自称大圣燕王。李光弼建议鱼朝恩在围邺的同时，分兵逼魏州，以便分而歼之。但鱼朝恩拒不采纳，置史军10 万在背后于不顾，将唐军猬集在邺城周围达4 月之久。唐军因久围不下，军食不继，军心涣散。史思明乘机向邺城前进，威逼唐军。3 月6 日，他亲率精兵5 万与李光弼等激战，双方伤亡甚众。郭子仪率军继至，未及列阵，忽然狂风大作，对面不能相见，两军各自后撤。而唐军一退不可收拾，全部溃散。史军集结后，入邺城，杀安庆绪，兼并其军。史思明留其子朝义守邺而自回范阳。

4 月，史思明自称大燕皇帝。9 月，统兵南下，渡黄河，占汴州（今开封），西向洛阳。这时，唐李光弼正巡营河上，急速西归，因兵力不足，决定放弃洛阳，移军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北连泽、潞两州，欲威胁史军侧翼，使之不敢西进。史思明恐侧后被抄袭，不先入洛阳，屯兵白马寺，筑城与李光弼相持。史军多次进攻，均遭失败，遂退据洛阳。761 年2 月，肃宗听信鱼朝恩之言，不纳李光弼关于敌兵尚锐，不可轻进的意见，强令李光弼收复洛阳。在一再催促下，李光弼进至邙山，被史军击败，退守陕州和河东。3 月，史思明令朝义乘胜攻潼关，在陕州为唐军击败。史思明欲杀朝义，反为朝义所杀。由于史军内部动乱，唐军于邙山新败，因此双方均采取守势。

762 年，玄宗、肃宗相继去世。4 月，李俶即位（即代宗），10 月以子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为副元帅，调集兵力，并再借回纥兵进讨史朝义。23 日，仆固怀恩出陕州，另以李光弼等分出渑池、河阳、陈留，合攻洛阳。30 日，在洛阳城北击败史军，史朝义率主力10 余万出城救援，在昭觉寺展开激战，双方死伤甚众。接着，史军又连败于石榴园、老君庙等地，共伤亡6 万余，被俘2 万余人。史朝义率轻骑数百东逃，唐军收复洛阳。仆固怀恩留回纥兵于河阳，派其子仆固率万骑乘胜追击，连克郑州、汴州。11 月初，在卫州击败史朝义、田承嗣部4 万余人。史朝义部将薛嵩、安忠志等降唐。史朝义、田承嗣退守莫州（今河北任丘北），随之被唐军包围。763 年春，史朝义率5000骑突围去范阳调援，田承嗣以莫州降唐。史朝义至范阳，因守将李怀仙已归唐，只好逃到奚、契丹境，至温泉栅（今河北卢龙西），因追兵临近，自缢而死。唐安史之乱至此平定。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但余患未消。战乱波及整个北方地区，人民流离失所，死者达700 余万，国库因之枯竭，强大一时的唐王朝由此走向衰落。在平叛的过程中，为了争取叛将的归附，“瓜分河北地付授叛将”，并对内地掌兵的将领也多加节度使的称号。因此，叛乱过后，“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造成了以后方镇割据称雄、军阀争霸混战的局面，连绵持续200 年之久。

谢选骏指出：唐朝和隋朝一样，也有很深的鲜卑渊源，但也同样汉化很深，没有采取对华民族压迫政策，所以不同于辽金元清的蛮族政权。相反，唐朝由于异族渊源，对少数民族和外国胡人采取了开放重用，任凭他们在中国驰骋，触发了安史之乱，也导致自身的瓦解。总括来说，我把唐朝看为西周，把五代十国总辽金元看为春秋战国，把元的统一看为秦的统一。

【六、中国宋辽金时期的军事与战争】

1.宋初统一战争

(1)宋初的形势和战略决策从907 年朱温篡夺唐政权建立后梁开始，中国历史进入了又一个割据分裂的时期。一时间，神州大地烽烟四起，军阀混战连绵不断，王朝更迭迅速频繁。在中原地区，先后有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5个朝代更替。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广大地区，先后建立了前蜀、后蜀、吴、南唐、南汉、吴越、闽、南平（荆南）、楚（后为武平）。在今山西还有北汉共10 个割据政权，史称五代十国。此外，在广大的边疆地区，还有契丹（辽）、回鹘、吐蕃、大理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

960 年，后周大将赵匡胤依靠手中掌握的兵权，建立北宋，但藩镇割据的局面依旧。当时，南方尚有占据江汉一隅的南平、占据湖南的武平，据有两川、汉中的后蜀，据有岭南的南汉，据有江淮地区的南唐，据有两浙地区的吴越。这些政权已处没落状态，政治腐败，上层不和，军队衰弱不堪，战守不定，指挥无方。北方有占据河东（今山西）的北汉，内有精兵，外有强援，是北宋的劲敌。此外还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政权，疆域辽阔，军力强大。但在宋建立前后，内部纷争不断，这种情况一方面使辽无暇南下，为宋进行统一战争提供了有利时机；另一方面其实力依然雄厚，不容忽视。

赵宋政权据有的中原地区自五代以来，战乱连绵，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经济实力远非雄厚。面对“卧榻之侧，皆他人家”的严峻局势，宋要完成统一大业，其战略方针是否得当便成为得失成败的关键所在。赵匡胤在充分估计自己军事、经济实力的基础上，经过再三权衡，最后确定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方针。这一战略的着眼点是先弱后强，取得南方雄厚的人力物力后，再集中力量对付北面的强敌。为此，选派宿将，率领重兵，守卫北部各要点，以防备契丹和北汉。待北面的防御加强后，再挥戈南下，击灭南方各割据政权。

(2)作战经过962 年9 月，武平统治者周行逢病死。幼子周保权继位，部将张文表乘机发动兵变。武平统治者遣使向宋求援。11 月，南平统治者高保也病死，侄高继冲继位。久已图谋南下的赵匡胤，看到这两个割据政权接连发生丧乱，认为有机可乘，遂采取一箭双雕的方针，以借道为名灭南平，以救援为名灭武平。963 年1 月7 日，赵匡胤命慕容延钊、李处耘等率10 州兵南下。于2 月9 日兵临江陵城下，高继冲见大势已去，举城投降。宋灭南平后，分兵两路，水陆并进，直趋武平。于3 月初在澧州（今澧县）击败武平军，接着占领朗州（今常德），生俘周保权。宋并灭荆湖的胜利，使宋势力伸入长江以南，占领了长江中游的战略要地，切断了后蜀和南唐两大割据势力之间的联系，为尔后入川灭蜀，进军岭南和东灭南唐创造了有利条件。

宋占领荆湖后，后蜀东北两面均处于宋的瞰制之下。赵匡胤于是开始谋划攻蜀事宜。后蜀也感到了宋军的威胁，决定严兵拒守，以抗宋军。同时派兵约北汉举兵夹攻宋朝。正欲伺机攻蜀的赵匡胤，以此为借口，于964 年11 月2 日发兵两路攻蜀，北路由王全斌军率步骑3 万出凤州，沿嘉陵江南下；东路由刘光义等率步骑2 万出归州（今秭归），溯长江西上。两路分进合击，会师成都。两路宋军一路势如破竹，进展顺利。于次年正月初包围成都，后蜀主孟昶见大势已去，被迫投降。

宋灭后蜀后，南汉屏障已失，岌岌可危。但犹临危不察，不断骚扰宋境。970 年9 月，赵匡胤命潘美等率10 州兵，避开五岭主要险道向南汉进军，其基本意图是：由南汉中部突入，诱歼敌军，稳定翼侧，然后东击南汉都城兴王府（今广州市）。宋军按既定计划推进，于次年2 月4日夜在马迳（今广州北）击败南汉军主力，追踪而至兴王府。第二天南汉主出降。宋灭南汉后，据有了长江上中游及下游江北地区和珠江下游地区，从战略上形成了对南唐的三面包围，于是积极准备消灭南唐。974 年10月，宋发动进攻，以曹彬为统帅。具体部署是：曹彬率荆湖水军顺流而下，攻取池州（今安徽贵池）以东长江南岸各要点；潘美率军自和州与采石（今安徽马鞍市西南）间渡江，会合曹彬东下直攻南唐都城金陵（今南京）；京师水军自汴水而下取道扬州入长江攻润州（今镇江）；以王明率军向武昌方向进击，牵制江西唐军东下赴援。11 月宋军包围金陵，为避免伤亡，采用长围久困的办法，劝说南唐主刘煜投降。在遭到拒绝后，于次年11 月27 日发起总攻，李煜被迫投降。

赵匡胤在灭亡南唐后不久去世，赵光义继位后，迫使吴越王钱俶和割据福建的陈洪进献出所辖土地，完成了对南方的统一，开始集中力量准备消灭北汉。979 年1 月，宋军发动进攻，其部署是围城打援：由潘美统率大军攻北汉都城太原；由郭进率军阻击辽援兵。4 月中旬，宋军数十万包围太原。北汉主刘继元在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情况下，被迫于5月5 日出降，北宋统一战争至此结束。

北宋王朝自963 年开始至979 年，经过16 年的战争，结束了自唐中叶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南北方主要地区的统一，对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促进作用。

2.宋辽战争

(1)宋辽军政概况

辽是雄踞于宋朝北方的强大政权。辽拥有总兵力约30 余万，其中精锐部队10 万左右。辽军的骨干是禁军，主要为契丹人组成的3 万骑、属珊军2 万骑、宫卫骑军10 万，由皇帝直接指挥。禁军之外还有汉军、部族军、宫分军、属国军和军等。辽兵役制度是征兵制，兵农合一，“民年十五以上，五十以下”，皆得从军。士兵有正军和家丁之分，奴隶只能当家丁，不能充正军。辽军骑兵众多，剽悍轻捷，长于野战，每正军一名，配马三匹，武器、马匹等装具自行装备。

宋是高度集权制的封建政权。枢密院是中央最高的军事行政机关，但不直接指挥军队，另设殿前司、侍卫马军司和侍卫步军司即三衙掌管军队的指挥。待到用兵作战，又临时指定官员作为统兵将领。宋为防止武将专权，将兵权一分为三。虽然避免了将帅发动兵变，但由于军权过于集中，造成了种种弊端，导致军队战斗力降低。

936 年辽从后唐叛将石敬瑭手中割取燕云16 州后，为扩张土地，掳掠人口和财物，即凭借其强盛军力，以燕云16 州为基地，多次南下骚扰中原。燕云16 州地处今河北和山西北部，地势险要，在战略上具有重要地位。赵匡胤在宋朝建立之初，即有收复燕云地区的打算。但为了集中力量统一南方，对辽军的袭扰只采取来则备御，去则即止的态度，以免影响南征。待初步完成统一中原战争后，宋朝便倾其全力收复燕云地区，于是宋辽在幽州地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2)第一次幽州之战979 年5 月6 日，宋军灭亡北汉后，在太原集结了数十万部队。宋太宗赵光义企图挟战胜的余威，一举夺取燕云地区。因此不顾臣僚的反对以及粮匮兵疲等困难，决意发起攻辽战争，其战略方针是以幽州（今北京）为主要作战目标，迅速自太原转移兵力东进，越过山丘重迭、沟壑纵横的太行山，乘辽无备，实施突然袭击，一举夺战幽州，然后全部收复燕云地区。 22 日，宋军回师河北，29 日大军云集镇州（今河北正定）。6 月13 日，宋太宗率军数十万兼程北上。辽北院大王耶律奚底为阻止宋军北进，率军迎战于沙河（今河北易水），被宋军击败。23 日宋军兵临幽州城下。

幽州城坚垒固，方圆30 余里，由辽南京留守韩德让等率兵8 万驻守。辽南院大王耶律斜轸军屯于得胜口（今北京昌平西北），得知奚底军战败，为避宋军锋锐，遂以奚底军旗置于得胜口诱敌。宋军轻敌冒进，斜轸设伏兵袭其后，宋军受挫。25 日，宋以少数兵力与斜轸相持于清沙河（今北京清河），集中主力四面围攻幽州城。在宋军强大攻势下，城中人心浮动，时屯兵燕山后的辽将耶律学古率兵赶来救援，协同守军顽强防守。宋军攻城不下，遂于26 日转至城北攻打斜轸军，斜轸军不支败退。30 日宋军再次攻城，被学古击退。

直到6 月30 日，辽景宗耶律贤才得知幽州被围，于是急令耶律沙往救，并令耶律休哥率五院精骑增援。7 月6 日，耶律沙军进抵幽州城外，与宋军战于高梁河（今北京城西北），被宋军击败。宋军乘胜追击，时近黄昏，休哥部人持两炬突然由间道赶到，宋军不备，休哥与斜轸合军分左右两翼向宋军猛烈反击，城中的学古军闻援军至，也开城出击。宋军三面受敌，顿时大乱，全线溃退，宋太宗乘驴车逃走，宋军沿途丢弃的兵器粮秣无数，辽军追击至涿州（今河北涿州）乃止。宋军第一次进攻幽州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

(3)第二次幽州之战982 年，辽景宗去世，由12 岁的幼子隆绪（圣宗）继位，其母萧后摄政。早欲图谋洗刷高梁河失败之耻的宋太宗，决定乘辽主少国疑，再次向燕云地区发动进攻。986 年1 月，宋军兵分3 路：曹彬、米信为东路主将，率兵10 万由雄州攻幽州；田重进为中路主将，率兵数万由定州出飞狐（今河北涞源）向蔚州（今河北蔚县）方向进攻；潘美为西路主将，杨业为副，王侁为监军，由代州（今山西代县），出雁门关，向云州（今山西大同）方向进攻。宋太宗的作战计划是：令曹彬声言取幽州，持重缓行，吸引辽军主力于幽州以南，牵制其西援；待潘美、田重进攻占山后诸州后，再合兵攻幽州。辽得知宋大举进攻，令南京留守耶律休哥固守城池，阻止宋军北进。耶律斜轸率山西兵马阻止潘美、田重进军。辽圣宗和萧太后亲率精兵增援幽州。

战初，宋军进展顺利。潘美、杨业军攻占寰（今山西朔县东）、朔（今山西朔县）、应（今山西应县）、云4 州。田重进军克飞狐、灵丘、蔚州。而曹彬部因求功心切，违背战前持重缓行的指令，连克新城、固安、涿州。休哥因兵少避免同曹彬军对战，而是昼出精锐，以张声势，夜则以轻骑袭扰疲惫宋军，并在宋军后方设伏，断其粮道。曹彬因粮饷不继被迫后撤，补足粮饷后再攻涿州。这时辽圣宗和萧太后率领的援军已抵达涿州东，与休哥军形成钳击态势。曹彬见势不利，引军冒雨撤退。休哥乘机率轻骑猛追。5 月3 日，追至岐沟关，大败宋军。曹彬军继续南撤，在夜涉拒马河时又被辽军追及，宋军在慌乱中人马相踏，死伤过半，损失惨重。

辽在击败曹彬军后，兵力迅速西移，对宋中、西路军实施反击。宋太宗为避免全军覆没，急令全线撤兵，并令潘美、杨业掩护云、应、寰、朔4 州之民南迁。潘美、王侁逼杨业军出击，又不按约定予以接应，致使杨业全军覆没于陈家谷口（今山西朔县南）。

宋第二次攻打幽州之战，又遭惨重失败，仅中路田重进军安全退回。从此，宋君臣再也不敢发动对辽的进攻。而辽则由守转攻，不断对宋发动进攻。1004 年同9 月，辽圣宗和萧后集中全力南下，孤军深入至澶州（今河南濮阳）。最后双方订立“澶州之盟”，宋答应每年送给辽银10万两，绢20 万匹，辽军撤走。

澶洲之盟后，辽无力南下，宋无意北进，于是双方维持了一种较为和平的局面，直到辽朝灭亡。

3.金辽战争

(1)金的建立及军事概况

11 世纪末、12 世纪初，在辽、宋开始衰落时，中国东北地区的女真族却迅速崛起。

女真族是中国的古老民族之一，很早就聚居在今东北黑龙江流域和长白山一带。公元8 世纪时，女真族建立渤海国。926 年，被契丹统治者耶律阿保机灭亡。契丹统治者为了巩固对女真族的统治，把一部分较为强大的氏族迁徙到辽阳以南，编入辽的户籍，称为“熟女真”，而留在原地未编入辽户籍的，称为“生女真”。11 世纪中，女真首领乌古乃被辽任命为生女真节度使。1113 年，女真族完颜部首领阿骨打继任女真节度使，逐步统一了邻近诸部落。

在女真崛起之时，辽已十分衰弱。到辽天祚帝耶律延禧时，内部争权夺利，统治者骄奢淫逸，朝政废弛，军政腐败，剥削严重，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阿骨打利用女真族对辽残酷统治的不满，秣马厉兵，发展生产，积极准备起兵反辽。1114 年9 月，阿骨打正式起兵反辽，相继取得宁江州（今吉林扶余东南）、出河店（今黑龙江肇源西）大捷，接连重创辽军。1115 年1 月1 日，阿骨打正式称帝建立金朝，年号收国，定都会宁（今黑龙江阿城县南）。

女真实行“壮者皆兵”的军制，平时从事渔猎，有警则征调出战。其部族的首领分别称“孛堇”、“忽鲁”，而在战时则称“猛安”和“谋克”，负责指挥作战。猛安为千夫长，率千人；谋克为百夫长，率百人。后来又以300 户为一谋克，10 谋克为一猛安。女真军队还具有原始军事民主的性质。其军出征，上自首领，下至百户长，“饮酒会食”，“画灰而议”，由下而上提出意见。有大的军事行动，“使人献策，主帅听而择焉”。战胜而归，又举行大会，论功行赏。因此女真军队颇具战斗力，有“兵若满万则不可敌”之称。女真初起时，以骑兵为主，通常是轻重骑兵混编。“每五十人分为一队，前二十人全装重甲持棍枪，后三十人轻甲操弓矢”①。到后来的宋金战争中，号称“铁浮屠”的重甲金装骑兵突出发展起来，成为战场上的主要突击力量。

(2)金灭辽战争1115 年1 月5 日，阿骨打称帝后不久，即率兵攻陷辽东北军事重镇黄龙府（今吉林农安），然后回师。辽天祚帝闻讯，即令都统耶律讹里朵等人，率领号称20 万骑兵和7 万步兵，向金反扑。阿骨打率军至达鲁古城（今扶余东）迎战。他发现辽军虽众，但队形不整，遂于高阜列阵，令完颜宗雄率右军击辽左军，令左军迂回辽右军阵后，令大将娄室、银术可率部直冲辽中军。金军初战受阻，阿骨打急令完颜宗斡设疑兵以分辽军之势，宗雄抓住战机转兵猛攻辽右军。辽军大败，退入达鲁古城，次日黎明突围北逃，金军跟踪追击，全歼其步兵，然后回师。8 月，金再次出兵，9 月攻陷黄龙府。

11 月，辽天祚帝亲率数十万大军分两路夹击黄龙府，企图一举消灭金军。但因都监耶律章奴叛乱，天祚帝匆忙率军回撤。阿骨打乘机率领轻骑2 万追击辽军。当追至护步答冈（今黑龙江五常西）时，同辽军相遇。金军集中力量冲击辽天祚帝所在的辽中军，辽军不备，大败而逃。金军连续重创辽军主力，逐渐改变战略态势，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1116 年1 月，渤海人高永昌拥兵自主，占据辽东50 余州。天祚帝令宰相张琳率军前往讨伐。高永昌向金求援，阿骨打乘机派兵出击辽东，先在沈州（今沈阳）击败张琳军，然后乘胜进军，击灭高永昌，占领辽东京（今辽京辽阳）。1117 年4 月，天祚帝命秦晋王耶律淳率军向辽东反击，被金军击败。9 月，天祚帝为阻遏金军向西发展，命耶律淳招募辽东流民2.8 万人组成所谓“怨军”，企图固守中京（今内蒙宁城西）、上京（今内蒙巴林左旗南）。12 月，金军西攻显州（今辽宁北镇），击败耶律淳军，攻克显州。乾、徽、懿、成（今辽宁阜新南北一带）等7州相继降金。此后两年，辽金双方议和，经过不断的讨价还价，最后未能达成协议，金军于是转入大举进攻。为了最后消灭辽朝，1120 年2 月，金与宋订立“海上之盟”，夹攻辽朝。5 月，金军3 路出兵奔袭辽上京，仅用半天时间，就攻入外城，辽上京留守挞不野率兵投降。

1121 年，辽都统耶律余覩降金。阿骨打得知辽内部空虚、兵源枯竭的情报后，命完颜果为内外诸军都统，完颜昱、完颜宗翰等5 人为副都统，耶律余覩为先锋，大举南下。次年1 月，占领辽中京，进据泽州（今河北平泉西南）。2 月，占领北安州（今河北承德西），前锋进至松亭关（今河北迁西喜峰口）、古北口（今北京密云东北）一带。天祚帝见金军有直取南京（今北京）之势，留耶律淳等守南京，自率军至鸳鸯泺（今河北张北县安固里淖）。完颜宗翰命耶律余覩率前锋军疾驰鸳鸯泺，天祚帝逃往西京（今山西大同）。金军跟踪追击，西京降金，天祚帝又逃往夹山（今内蒙古土默特左旗西北）。不久西京辽军复叛，金军在分兵追击天祚帝的同时，主力回师再攻西京。辽将耿守忠率军7000 人来援，金军在城东设伏，一举歼灭耿军，接着攻破西京。6 月，阿骨打亲至鸳鸯泺，听说天祚帝在大渔泊（在今大同北），遂遣轻骑4000 人为先锋，追天祚帝于石辇驿（今大同西北）。此时辽军尚有2.5 万人，而金军赶到的仅有千余人，被辽军包围。天祚帝登高观战，被金军发现。金军直冲天祚帝，天祚帝弃军逃跑，都统萧特末等被擒，辽军大败。

1122 年3 月，辽秦晋王耶律淳在南京称帝。12 月，金分兵两路攻南京，一路入得胜口（今北京昌平西北），一路入居庸关，时遇地震，辽军不战自溃，金军轻取南京。1123 年8 月，阿骨打病逝，其弟完颜晟继位。1125 年2 月，金军在应州（今山西应县）境内俘虏天祚帝，辽朝至此灭亡。

4.宋金战争

(1)金灭北宋

在金兴起时，南边的宋政权也走向衰落。待到宋徽宗赵佶在位时，统治集团骄奢淫逸，政治极其腐败，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为挽救自己垂亡的统治，欺骗人民，转移人民的视线，宋徽宗企图凭借金军的力量收复燕云诸州。1120 年，宋金订立“海上之盟”，决定联合攻辽，并约定由金攻辽中京（今内蒙宁城大明城），宋攻辽南京（幽州）。但由于宋军衰弱不堪，屡次进攻都被辽军打败。因此，在辽朝灭亡后，金根本不愿意依照事先约定将燕云诸州归还宋朝，几经交涉，在宋答应每年向金交纳大批财物后，才将幽州空城交给宋朝。

金在灭辽战争以及同宋的交往过程中，看出宋朝软弱无能，因而在灭辽以后，不断派兵南下攻宋，掠夺土地、人口和财物。1125 年10 月金军兵分两路南下攻宋。西路由左副元帅完颜宗翰率领，自西京（今山西大同）攻太原；东路由南京路都统完颜宗望率领，自南京（今河北卢龙）攻燕山府（今北京）。战争伊始，金西路军相继攻克朔（今山西朔县）、武（今山西神池）、代（今山西代县）等州，继而围攻太原，但遭到宋军顽强抵抗，金军久攻不下，遂改为长期围困。金东路军进抵燕山府时，宋守将郭药师投降。宗望以郭药师为向导，直扑北宋都城东京（今开封）。

宋徽宗见形势危急，忙令各地宋军入援，同时遣使向金求和，并传位于太子赵桓（即钦宗）。1126 年1 月初，金东路军迫近黄河北岸，进攻浚州（今河南浚县），宋军梁方平部奔溃，南岸守桥的何灌部也焚毁桥梁，不战而溃。金军进占浚州后，用几条小船从容渡过黄河。宋徽宗闻讯南逃，钦宗也欲弃城逃走。由于李纲等人力谏，才决定留在东京，并任命李纲为东京留守，负责开封城防。李纲积极营造战具，整饬军备，抚励民心。1 月初，金东路军6 万人兵临东京城下。李纲率军民日夜坚守，重创金军。不久，宋各地援兵20 万人齐集城下，金孤军深入，形势对金不利。宋钦宗急于求战，派军夜袭金营，由于事先消息泄露，结果失利。金乘机迫使宋钦宗接受屈辱的和议条件，然后撤军北归。西路宗翰除留兵一部继续围攻太原外，也退回西京。

金军撤退后，宋徽宗返回东京。宋廷轻信和议，不修战备，朝廷被主和派所控制，而李纲等主战大臣相继被贬官。8 月，金军再次大举南下。宗翰率西路军自西京攻占太原，宗望率东路军自保州（今河北保定）攻占真定（今河北正定）。宋廷急忙遣使求和，金一面佯许和议，一面遣军直趋东京。11 月，金西路军进占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宋廷令折彦质统兵12 万、李回率骑兵万余在黄河南岸拒守，阻止金军渡河南下；令范讷统兵5 万驻守滑州（今河南滑县）、浚州，以阻击金东路军。金东路军见宋有备，转兵恩州（今河北清河），趋大名（今属河北），在李固渡（今河北魏县西）过河。西路军则虚张声势，吓退守河宋军，从孟津、河阳等地，相继渡河。宗翰、宗望会师于东京城下。钦宗惊恐万状，急忙遣使求和。金不予理会，继续攻城。闰11 月25 日，金军攻破东京。12 月2 日，钦宗投降。1127 年4 月，金军掳徽、钦二帝北还，历经168年的北宋王朝至此灭亡。

(2)金对南宋的进攻

1127 年5 月1 日，宋钦宗之弟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是为高宗，改元建炎，史称南宋。宋高宗即位后，对金的态度仍然是力求议和，意在以黄河为界，维持残局。由于大臣和将领的激烈反对，高宗不得不起用主战派李纲为宰相，并根据李纲的推荐任命宗泽为东京留守，张所为河北招抚使，傅亮为河东经略副使，以联络当地义军抗金。宗泽在开封安置流亡人民，整顿军队，部署战事，并联合河东、河北抗金义兵，众至百余万人。但高宗既怕人民，又怕将领掌握重兵，更怕抗金胜利后徽、钦两帝回来，自己当不成皇帝，因此不愿依靠军民力量抗金。1127 年10 月，以金军南逼为由，从南京逃往扬州。

金太宗闻高宗南逃，遂令金军分3 路南下，向南宋发动大举进攻。中路军由宗翰（粘罕）率领，自河阳南渡黄河，攻河南；东路军由宗辅及其弟兀术（宗弼）率领，自沧州渡河攻山东；西路军由娄室率领，渡河由同州（今陕西大荔）方向攻陕西。金军3 路南下，在不到3 个月的时间内，迅速占领西自秦州（今甘肃天水），东至青州（今山东益都）一线的许多要点。只是由于宗泽在汴京的坚强抗击，才使金军东西联成一气、3 路并进的计划未能全部实现。在金军南下过程中，一些坚持抗金的将领，收集亡散，坚持战斗。特别是河东、河北、河南地区的民众，纷纷武装起来，保家自卫，英勇抗击金军，有力地牵制了金军的南下。金军慑于南宋军民的威力，害怕宗泽和各地义军联合起来南北夹击，遂先后退兵。

宗泽曾先后20 余次上奏要求北上收复失地，但都遭到投降派的阻挠。1128 年7 月1 日，宗泽忧愤成疾，抱恨而终。金太宗闻宗泽已死，决定再次南下攻宋，8 月作出如下部署：命娄室率兵攻陕西，为西路，掩护主力东下；粘罕率主力与原宗辅的东路军在黎阳津（今河南滑县北）会合南下，为东路。其作战意图是东西并进，以扬州为主要进攻目标，穷追宋高宗，一举摧毁南宋政权。11 月，金开始大举进攻。

金西路军相继攻破延安府、晋宁军（今陕西佳县）、鄜州（今陕西富县）等地。东路军由黎阳渡河，连下澶渊郡、濮州（今河南范县南）、相州（今河南安阳）、德州（今山东陵县）、东平、济南（今山东历城）、大名、袭庆府（今山东兖州东北）、徐州，在宿迁（今江苏宿迁）击溃南宋韩世忠部，乘胜占领楚州（今江苏淮安）、天长（今安徽天长）等地。1129 年2 月，宋高宗仓猝南渡长江，逃往杭州。金军攻陷扬州，追至瓜洲渡（今江苏江都南），因无舟师，停止追击。粘罕军在南下途中受到淮西军民的袭击，人疲马困，遂在大肆掳掠后向北撤军。

宋高宗逃至杭州后，升杭州为临安府。在主和派的影响下，决定放弃淮河一线，退守长江。1129 年10 月，金军乘南宋江防尚未巩固的时候，在兀术的统帅下，分东西两路渡江南下。西路由黄州（今湖北黄冈）附近渡江入江西；东路由和州（今安徽和县）渡江攻江、浙。西路军在10月攻占黄州后，开始渡江。江州（今江西九江）宋将刘光世不战引兵逃往南康（今江西南康）。于是金军从大冶直趋洪州（今江西南昌），11月金军攻占洪州，继续南下进攻抚州（今江西临川）、吉州（今江西吉安）、太和（今江西泰和），然后西攻潭州（今湖南长沙）。兀术统率主力东路军于10 月攻陷寿春（今安徽寿县），11 月1 日攻占庐州（今安徽合肥），4 月占和州。然后从马家渡（今和县南长江西岸）渡江，击溃南宋杜充部数万守军，顺利占领建康（今南京），镇守镇江的韩世忠急忙率部退保江阴。宋高宗在越州（今浙江绍兴）闻讯之后，决定“航海避敌”。12 月，金军由溧水南下，进陷临安。宋高宗逃到定海（今浙江定海），金军跟踪追及，迫使宋高宗逃往海上，飘泊于温州（今浙江温州）、台州（今浙江临海）濒陆海区三四个月之久。

金军深入长江以南地区后，大江南北的人民到处集结山寨、水寨，打击金军；中原和北方的义军乘金军后方空虚，也纷纷出击，使金军处处受到严重威胁。金军累遭打击，感到孤军深入的危险，因此大肆烧杀掳掠之后，于1130 年2 月被迫北撤。韩世忠预见金军不能久踞江南，便大量制造战舰，准备在金军北撤时在长江中进行截击。当得知金军从镇江北撤时，韩世忠急率水军8000 人先期赶到镇江，在江心焦山、金山间截击兀术10 万大军，给金军以重创，逼使金兀术退入死水黄天荡（今江苏南京东北）中，达40 多天之久，直到4 月25 日才得以渡江北撤。在金军撤退途中，岳飞所部在建康附近不断打击金军，并乘势收复建康。进攻陕西、企图进入四川的娄室军，也在南宋军民的抗击下未能得逞。

金统治者在多次全面进攻失败以后，看到南宋抗战力量不断增长，短期内难以灭亡南宋，于是采取“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的策略。1130 年9 月，封刘豫为“大齐”傀儡皇帝，统治今山东、河南和陕西地区，一方面作为金宋缓冲地带，另一方面借以巩固在北方的统治。为了从内部破坏南宋抗战力量，又于同年10 月把降金的秦桧遣回南宋作内奸。在军事上则将全面进攻改为东守西攻，命宗辅往洛阳治兵，将兀术率领的10 余万主力西调，企图集中力量，进攻四川，控制长江上游，为从江南迂回灭亡南宋创造条件。1130 年9 月到1134 年4 月，金军在这一战略指导下，在陕西方向先后进行了数次大规模的进攻。

陕西是南宋战略要地，守可屏障四川，攻可取河南、河东。1129 年10 月，张浚治兵兴元（今汉中），调整部署，加强防务，使川、陕的防御渐趋稳定。宋高宗为了减轻金军对江淮的威胁，命令张浚出师关中，以牵制金军，张浚也急于转守为攻，遂于1130 年9 月调集熙河路刘锡、秦凤路孙渥、泾原路刘錡、永兴路吴玠、环庆路赵哲等5 路兵，拟分道由同州（今陕西大荔）、鄜延（今陕西延安）出击，以捣其虚。金也调集重兵集结于富平附近迎战。24 日金军先行发起攻击，双方自上午激战至下午，胜负未分。正在这时，环庆路赵哲临战擅离，将士惊逃，影响全军，宋全线溃退，惨遭失败。金军乘胜追击，宋军撤退到兴州（今陕西略阳）、和尚原（今陕西宝鸡西南）、大散关及阶州（今甘肃武都）、成州（今甘肃成县）等地，重行设防，以阻金军。1131 年10 月，兀术率领10 万余人，从宝鸡渡渭水进攻和尚原。宋将吴玠坚守秦岭要隘，以精兵强弩阻击金军，并和义军配合，出奇兵袭击金军侧背，断其粮道，激战3 天，大败金军。兀术中箭负伤，狼狈逃走。兀术军遭此打击，“自此不振”。以后，金军在进攻饶风关（今陕西洋县东）、仙人关（今陕西凤县西南）等地的作战中，由于吴玠、吴璘兄弟所率部队的顽强抵抗，加上当地人民的积极支援，金军又连遭失败，被迫放弃了进入四川的企图。吴玠乘胜于1134 年4 月收复了凤州（今陕西凤县）、秦州、陇州等地。南宋川陕的防务趋于巩固，金军的重点进攻又遭到失败。

(3)南宋对金的反攻

金军数次南下和进攻陕西，夺占了黄河两岸许多地区，并曾一度前出至江西、浙江。金军所过之处滥施杀戮的野蛮行径，激起了黄河两岸、江淮地区和长江以南数千里内广大民众的坚决反对和顽强抗击，从而形成了人民抗金的高潮。南宋军队在抗金战争中，不断得到锻炼，战斗力大为增强。在战争中涌现出了一批著名将帅，坚决主张和积极指挥抗金作战，并屡次取得作战的胜利，极大地打击了金军的气焰。因此，宋金力量的对比，已出现有利于南宋的变化。在这种形势下，一些主战将领开始对金实施反击。

1133 年，名将岳飞受命负责江陵至江州地段的防务。岳飞坚决抗金，善于用兵，所部军纪严明，训练有素。同时连络黄河以北义军，积极准备收复中原。1134 年春，金统治者指使刘豫袭占襄阳、唐、邓、随、郢、信阳6 郡，对南宋构成极大威胁。从这年5 月起，岳飞指挥所部，仅用两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尽数收复6 郡，然后移屯鄂州，在襄阳等地进行营田，将此地建成了反攻中原的战略基地。刘豫不甘心襄阳之败，向金请兵再战。9 月，金派宗辅、兀术与刘豫联军向淮河以南地区进攻，韩世忠部在大仪（今江苏仪征）击败来犯之敌，12 月岳飞部将牛皋又败金兵于庐州，迫其退兵。

1135 年，南宋主战派张浚当宰相。次年2 月，即部署反攻，其作战企图是：以刘光世依托淮河沿线有利地形，牵制金与刘豫军，屏障建康，主力由两翼向北实施钳击，一举收复中原。岳飞按计划进驻襄阳后，即令牛皋部至蔡州（今河南汝南）；王贵、董先部攻虢州卢氏（今河南卢氏），入河南西部地区；杨再兴收复长水县（今河南洛宁西南）。在收复豫西地区后，又收复商州（今陕西商县）。岳家军挺进豫西，不仅从战略上截断了豫、陕间金与刘豫的联系，使其难以互相支援；同时进抵黄河南岸，与河北义军取得了联系，为以后收复中原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刘豫听到南宋准备反攻，加之岳飞深入豫西，威胁开封，急忙向金求救，金仅派兀术屯兵黎阳以为声援。9 月，刘豫以乡兵30 万号称70万分3 路南下：中路由寿春攻合肥，东路由紫荆山出涡口攻定远，西路由光州攻六安。宋军首先击败刘豫东路军，其余两路望风而逃。这时，金统治集团为集中力量镇压北方的义军，巩固其统治地区，对南宋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提出以“刘豫之地”归宋作为议和的诱饵。1137年11 月，金废黜刘豫。宋高宗见有此妥协议和的大好机会，于是拒绝了岳飞反攻中原的建议，不顾主战派的激烈反对，向金“甘臣服，贬称号”。1139 年1 月1 日，宋金双方达成和议，宋向金称臣纳贡，自降于属国地位，金则将河南、陕西地区归宋。

金的所谓和议本来就是权宜之计，待其把后方稳定之后，即撕毁和约，乘南宋麻痹不备时发起进攻。1140 年5 月3 日，金调集大军，分4路向南宋发起进攻：聂尔孛堇攻山东，完颜杲攻陕西，李成攻洛阳，兀术亲率金军主力10 余万人进攻开封。战争开始时，完颜杲自河中渡过黄河，入同州，陕西州县有许多原是金、齐官吏，纷纷迎降。5 月15 日完颜杲军攻占长安，一直西进至风翔。5 月16 日李成攻占西京洛阳，兀术于5 月13 日入东京开封，14 日又进占南京商丘，并乘胜继续向淮西进攻。这时，南宋朝廷正在为和议成功而弹冠相庆，封官进爵，对金军的进攻毫无戒备。因此，金军进攻初期气势汹汹，但不久即遭到南宋各地军民的顽强抵抗，从而遏制了金军的进攻。其中以刘錡在顺昌（今安徽阜阳）的保卫战最为出色。

当金军南下时，宋新任东京副留守刘錡正率1.8 万人前往东京赴任。1140 年5 月15 日进抵顺昌时，金军已占领距顺昌300 里的陈州（今河南淮阳）。顺昌北濒颖水，南有淮河，东接濠州（今安徽凤阳）、寿州（今安徽寿县），西接蔡州，陈州，是屏障淮河的要点，通往汴梁的要道。刘錡因此决定停止北上，坚守顺昌，阻击金军进一步南下。5 月25 日，刘錡指挥军队击败进逼顺昌的数千金军游骑，接着经过4 天的连续奋战，击败了金3 万余人对顺昌的第一次围攻。兀术在开封得知金军进攻失利的消息，率兵10 余万，从东京急趋顺昌。刘錡采用骄敌之计，派人散布自己贪图安乐、无所作为等假情报，以麻痹金军。兀术中计，骄傲轻敌，下令留下攻城器械，轻装急进。6 月9 日，抵达顺昌城下，开始围攻顺昌。刘錡以逸待劳，抓住金军远来疲惫、骄傲轻敌的弱点，积极出击，以攻代守。特别是充分利用金军不习惯酷暑、阴雨，疾病流行的弱点，轮番袭击，连续重创金军。金军既不能速克城恒，又不能长围久困，在遭到重大伤亡后被迫于12 日全部撤离顺昌回到东京。

当顺昌之战正在激烈进行时，金完颜杲军攻凤翔，为宋吴璘军击败；金李成军攻西京，为宋岳飞军所败；韩世忠军也在淮阳军南击败聂尔孛堇军。金军再次发起的全面进攻，又以失败而告终。而顺昌保卫战的胜利，有力地打击了金军主力，策应了宋军在东西两翼及西京地区的作战，从而全线抑制住了金军的攻势，为南宋的大举反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在宋军各路节节胜利的形势下，岳飞按照其以襄阳为基地，连结河朔，直捣中原，恢复故疆的既定方针，派遣王贵、牛皋、杨再兴、李宝、张宪、傅选等人，分向西京洛阳、汝州、郑州、颖昌（今河南许昌）、陈州、蔡州等地，展开猛烈攻势，并分别派兵接应东、西两面的宋军；同时派梁兴等人北渡黄河，联络太行山义军，相机收复河东、河北失地，以便南北呼应。此时，韩世忠军自淮阳、张俊军自庐、寿间北进，吴璘在陕西方面的作战也有进展。岳飞所部在一个多月中，连战皆捷，收复了洛阳至陈、蔡间许多战略要地，形成东西并进，钳击汴京金军主力的态势。岳飞为诱使金军主力南下决战，集结主力于颍昌地区，自率轻骑驻守郾城（今河南郾城）。

中原是宋金必争之地，谁控制中原，就可从中央突破对方的战线，造成对敌分割的有利战略态势。因此岳飞挺进中原，使驻扎于东京的兀术惊慌失措。他认为，南宋诸路军均易于对付，独岳飞军“将勇而兵精，且有河北忠义响应之援，其锋不可当”，因而决定诱岳飞军孤军突进，然后集中主力，“并力一战”①。7 月8 日，兀术率大军直趋郾城。岳飞率部奋勇激战，重创金军，歼灭金军精锐牙兵和拐子马。10 日兀术增兵郾城北五里店，准备再战，结果又被击败，岳飞军取得了郾城大捷。

兀术不甘心失败，又集中了号称12 万人马的兵力，进至临颍。7 月13 日又被岳飞部杨再兴、张宪击败，兀术连夜逃走。岳飞估计金军虽屡战失败，必回军进攻颍昌，便令岳云急速增援驻于颍昌的王贵。7 月14日，兀术果然率步兵10 万，骑兵3 万向颍昌进攻。王贵、岳云率精骑同金军展开血战，大败金军，歼其5000 余人，俘2000 余人，兀术被迫退回东京。岳飞率军乘胜追到距东京仅有45 里的朱仙镇，兀术集结东京兵10 万迎战，同宋军对垒，结果溃败，撤回东京，准备北逃，岳飞反攻中原，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岳飞反攻中原的同时，宋军在其它战场上也都打败了金军，收复了许多重要城镇。梁兴等北渡黄河，联络义军，活跃于中条山，收复了不少州县，切断了金军后方交通要道。河北、河东地区的民众纷纷响应，约期起义，准备迎接岳飞军的到来。燕京以南，金的号令已无法推行，金军内部也呈分裂状态，不少将领打算投降。兀术哀叹：“自我起北方以来，未有如今日之挫衄”，“撼山易，撼岳家军难”准备尽弃辎重，渡河北撤。南宋收复中原指日可待，形势一派大好。但是，一贯坚持妥协投降政策的宋高宗和秦桧，把岳飞乘胜反攻视为他们妥协投降的障碍。在岳飞胜利进军之际，竟丧心病狂地密令韩世忠、张俊、刘錡等从淮北撤退，又令陕西方面停止作战，陷岳飞军于孤立突出的境地。然后以“飞孤军，不可久留”为辞，强令岳飞班师。1140年7 月20 日，岳飞被迫撤军，致使“十年之功，废于一旦”。刚收复的中原州郡，又悉数被金军占领。1141 年4 月，岳飞被剥夺兵权。不久遭秦桧诬陷入狱，12 月29 日，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宋高宗赐死。宋与金订立和议，南宋初期的抗金战争至此以宋称臣纳币、订立屈辱的和议而告结束。此后，宋金双方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长期维持了南北对峙的局面。

谢选骏指出：宋之所以愿意称臣，因为不论北宋还是南宋，都不是统一帝国，而是区域战国，所以北宋把越南都丢了，还不如它所并吞的南汉。公元975年，宋太祖封丁部领为“安南都护”、“检校太尉”、“交趾郡王”，将越南视为“列藩”，此后元明清民国中共都未能统一越南。到目前为止，越南一直脱离中国版图。

【七、中国蒙元时期军事与战争】

1.蒙古统一漠北

9 世纪中叶，中国北方的回鹘汗国和黠戛斯部相继失去对漠北草原的控制，原来居住在俱轮泊（今呼伦湖）与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一带的室韦——达怛各部陆续西迁。到12 世纪下半叶，在东起哈剌温山（今兴安岭），西到阿勒台山（今阿尔泰山），南至阴山，北抵贝加尔湖的广大地区，分布着许多不相统属的大小部落。在斡难河（今鄂嫩河）中上游和不儿罕山（今肯特山）地区游牧的蒙古族，东面有占据捕鱼儿海子（今贝尔湖）周围地区的塔塔儿部；西面有控制漠北中心地域（今杭爱山和鄂尔浑河、土拉河流域）的克烈部，以阿勒台山地区为中心的乃蛮部，以及游牧于薛良格河（今色楞格河）流域的蔑儿乞部；北面和西北是斡亦剌、豁里、秃麻等“林木中百姓”，分布在今贝加尔湖和额尔齐斯河之间的森林地区；南面是驻在阴山地区的汪古部。在这些大的部族周围，还分布着一些小部落。

由于私有制的发展，草原上出现了阶级分化。各部统治者为了夺取财富和奴隶，展开了无休无止的掠夺和战争。随着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力量雄厚的部族首领大多组织起以自己为汗的部落联盟。但这些部落联盟很不稳固，在残酷的战争中不断分化组合。加上在中原立国的金朝，也以分化和镇压并用的手法介入草原各部的争战，使形势更加复杂。结束纷争统一各部已成为时代的要求。出身于蒙古族贵族的铁木真（1162—1227）担负起了历史赋予的这一使命。

铁木真少年时，蒙古部因权力争夺而分裂。1189 年，铁木真依靠克烈部首领王罕的帮助，建立了蒙古乞颜氏贵族联盟，同札木合的势力和蒙古泰赤乌贵族联盟在答兰版朱思（今克鲁伦河上游支流臣赫尔河附近）的“十三翼之战”中，铁木真战败。但他很快集合残余力量东山再起，继续参加草原各部的角逐。1196 年，金大举北上进攻塔塔儿部。铁木真联合王罕从背后进攻塔塔儿部，袭破塔塔儿人在斡里札河（今蒙古乌勒吉河）的营寨，杀死其首领蔑兀真笑里徒。从此，铁木真和王罕同金朝拉上了关系，在草原的兼并战争中，逐渐占据了有利地位。

斡里札河之战后，铁木真清除了本联盟内部的反对势力，巩固了自己的地位。1200 年同王罕联合，在斡难河大败泰赤乌军，杀其首领，泰赤乌联盟因而解体。次年，塔塔儿部和一些被蒙古部击败的部落推举札木合为首领组成一个新的联盟，向铁木真进攻，结果被击溃，新联盟随即解体。1202 年铁木真率军东进，在兀鲁回失连真河（今内蒙乌珠穆沁旗境内）消灭了塔塔儿部。当年秋天，乃蛮部联结蔑儿乞部、斡亦剌部和札木合部，进攻王罕和铁木真。王罕和铁木真南退至金界壕，将乃蛮联军击败。铁木真和王罕结盟本是互相利用，双方早存戒心，矛盾不断激化。1203 年春，王罕曾设计谋杀铁木真未果，随即率军向铁木真进攻。铁木真在哈兰真沙陀（今内蒙东乌珠穆沁旗北境）同王罕激战，结果惨败，铁木真仅率19 骑逃往班朱尼河（今克鲁伦河下游）。但不久铁木真又恢复壮大起来，于1203 年秋向王罕发起攻击，尽降克烈部众，王罕只身逃走，被乃蛮人杀死，克烈部灭亡。

塔塔儿、克烈部的相继败亡，引起了草原各部的恐慌。自恃强大的乃蛮部太阳罕将所有反铁木真的势力联合起来组成联盟，于1204 年春率军东进，篾儿乞、斡亦剌部和札木合等随后跟进。铁木真闻讯后，先在合勒合河（今哈拉哈河）旁的建忒该山整顿部众，然后挥军逆怯绿速河西行，在土兀刺河畔的纳忽昆山同乃蛮联军展开决战。乃蛮军大败，太阳罕受伤被擒，札木合逃走，依附乃蛮的各部纷纷投降。铁木真乘胜进军阿勒台山，收取太阳罕的部众，擒杀札木合。接着铁木真又进攻蔑儿乞部，降其大部。1206 年，铁木真正式建立了大蒙古国，自号“成吉思汗”。此后，铁木真继续进行统一草原的征战，将乃蛮、蔑儿乞部彻底消灭，招降了斡亦剌部等“林木中百姓”。到1208 年，基本上统一漠北草原。其辖境东起额尔古纳河，西至阿尔泰山，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阴山。

成吉思汗立国后，采取了一系列军政措施，以加强其统治，他设立刑法机关，制定法典。把土地分给亲属和功臣，把民众按万户、千户、百户、十户进行编组。实行兵民结合、军政一体的制度，规定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无众寡尽签为兵”。其编制是：十户为最基本单位，其长称牌头，依次为百户长、千户长、万户长，高级长官称怯薛。成吉思汗时期，除经过精选的1 万人作为他的侍卫军外，还拥有军队10 余万人，蒙古军队行军作战，是且行且牧，家属随军队行动，有水即足自给。

官兵的战马及武器均由个人自备，并携带账篷、锅碗等生活用具。畜群跟在军队后面，供军队食用。这种把行军作战同游牧生活结合在一起的生活方式，有利于野战和远征。蒙古族游牧的生活方式，狩猎的民族习惯，吃苦耐劳的品质，使每个牧民都擅长骑射，惯于征战。蒙古战马矮小精悍，行动快速，耐力久，冲击强，为金朝及中亚东欧各国战马所不及。这是蒙古骑兵在几乎整个13 世纪中称雄广大亚欧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2.蒙金战争

在成吉思汗兴起时，金王朝已经衰落。蒙古原来臣属于金，世世纳

贡。金对蒙古族一直采取分化、压榨和屠杀的政策，激起了蒙古人民“怨入骨髓”的仇恨和接连不断的反抗。成吉思汗被推举为汗后，就“始议伐金”。但由于条件尚不成熟，“未敢轻动”。随着漠北草原的统一，不仅扩大了成吉思汗的势力，也为其大举南下攻金建立了较巩固的后方。为了进攻金朝，成吉思汗采取了这样的战略方针：巩固后方，翦金羽翼，避开金朝防御较强的东部地区，以金防御较弱的西北面为主要进攻方向，相机攻取金中都（今北京）及其附近地区。为此，多次进攻金的藩属西夏，终于迫使西夏屈服，翦除了金西北羽翼。

随着蒙古势力的日益强大，金朝也不断加强北部边境的防御。在东起嫩江左岸的布西城（今内蒙呼伦贝尔盟莫力达瓦旗境），西南经庆州（今内蒙昭乌达盟林西县西北）北境，经化德沿阴山直达河套以北，修起了一道长达3000 里左右的边堡线，分兵把口，企图以此阻挡蒙古骑兵。

但对成吉思汗进攻西夏，却没有觉察到是攻金的准备步骤。西夏虽屡次请援，金都未予理睬，以致自断羽翼。

1211 年2 月，成吉思汗“誓师伐金”，自龙驹河（今克鲁伦河）率军南下，越过阴山，袭击金朝边地。同年秋，兵分两路，以钳形攻势大举攻金。成吉思汗亲率东路军，袭取乌沙堡、乌月营（今河北张北西北），迫降金军30 万人。又攻取抚州（今张北县境），在野狐岭（今河北万全西北）击败金将完颜承裕率领的30 万军，然后跟踪追击，歼灭金军精锐，前锋抵达中都。因中都城垣坚固，金又屯有重兵，蒙古军攻城失利，被迫撤围。与此同时，由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领的两路蒙军，攻掠云内（今内蒙托克托东北）、东胜（今托克托）、朔州（今山西朔县）等地。金西京（今山西大同）守将纥石烈胡沙虎闻讯弃城而逃。两路蒙军大肆掳掠后北撤。

1212 年，金将耶律留哥在辽东起兵叛金，成吉思汗派兵应援，先后击败约百万金军。这年秋天，成吉思汗率军围攻西京，同时在西京东北的密谷口设伏，歼灭金援兵。攻城时，成吉思汗中箭负伤，遂撤围北归。

12 月，蒙将哲别率军攻打金东京（今辽宁辽阳）未克，便佯装撤走，使东京守军放松戒备，然后一举袭克。

1213 年7 月，蒙古军在怀来（今属河北）、缙山（在北京延庆）大战中，击败金将完颜纲、术虎高琪，乘胜直抵居庸关北口（今北京八达岭）。金加强居庸关防守，冶铁封固关门，布铁蒺藜百余里，以阻碍蒙古骑兵行动。成吉思汗避实击虚，只留少部兵力在北口牵制金军，自率主力迂回南下，袭取紫荆关（今河北易县西北），攻克涿州；另派哲别率军一部走小道袭取南口，南北夹击，夺占居庸关。此时，金廷内部发生政变，宣宗完颜珣即位。成吉思汗得知金内地兵力空虚，遂兵分3 路深入中原、辽西等地。至次年3 月，除中都等少数城池未克外，几乎扫遍黄河以北广大地区。蒙古军回师中都城下，迫使金宣宗奉献子女、金帛后，退出居庸关。5 月，金宣宗因害怕蒙古军再攻中都，下令迁都南京（今开封）。6 月，金北方部族人组成的乣军在良乡（今属北京）一带哗变，投降蒙古。成吉思汗乘机命部将石抹明安、三摸合拔率军从古北口（今属北京）南下，会合乣军攻中都。蒙古军采取围城打援之策，击溃了金援军，尽获其所运粮饷，使中都陷于粮尽援绝的困境。与此同时，成吉思汗为策应进攻中都，令大将木华黎率军进攻辽东。1215 年5 月，金中都留守、都元帅完颜承晖服毒自杀，蒙古军终于攻占了金中都。

1216 年秋，成吉思汗令三摸合拔率军由西夏绕过潼关，奔袭金南京，兵至京西杏花营，因金援兵赶到，被迫渡过黄河北归。1217 年8 月，成吉思汗封木华黎为太师、国王，授权他统率蒙古军及降蒙的乣、汉诸军攻金。木华黎改变以前肆意杀掠和夺地不守的一贯做法，招降和重用汉族地主武装首领为其争城夺地。史天倪、刘伯林、张柔等人在他的重用下，攻取了辽西、河北、山东、山西大片土地。1222 年冬，木华黎率军攻长安（今西安）、凤翔（今属陕西），未克。次年3 月病逝，其子孛鲁袭职，继续指挥攻金。木华黎父子在任期间，把势力范围由河北、山东、山西扩至陕西，进一步削弱了金朝的力量。金为集中力量抗蒙，停止对宋战争，同西夏和好，以全力西守潼关，北沿黄河重兵布防。于是蒙、金军隔河对峙。

1227 年4 月，成吉思汗由西夏挥师南下，准备一举攻灭金朝，但不久病逝。他临终遗嘱：“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能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敝，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提出了借道于宋、联宋灭金的战略决策。1229 年8 月，窝阔台即蒙古大汗位，次年率军攻金，1230 年2 月，攻克军事要地凤翔，为实行远程迂回战略创造了条件。5 月，窝阔台在官山（今内蒙卓资北）召开诸王百官大会，决定遵父遗旨，借道南宋进攻金南京。这年秋天，蒙古军兵分3 路出师：东路由斡陈那颜率领，出山东济南；中路由窝阔台亲率，从白坡（今河南孟津东北）南渡黄河；西路由拖雷率领，为主力，从凤翔南下，绕道宋境，由金州（今陕西安康）沿汉水东进。金哀宗完颜守绪闻讯，急调黄河沿岸守军20 万，至邓州（今河南邓县）禹山地区阻击蒙古西路军。拖雷避开金军主力，兵分多路北上。金军又匆忙由邓州驰援南京。拖雷将主力置于钧州（今河南禹县）三峰山附近待机，另派3000 轻骑袭扰金军。金军主力且战且行，数日不得休息，又逢连降大雪，将士精疲力竭。1232 年1 月16 日，蒙古军在三峰山发起进攻，全歼金军精锐15 万，俘杀金帅完颜合达、移剌蒲阿。随之，潼关金将李平献关投降蒙古，河南10 余州均被蒙古军占领。

3 月，窝阔台遣大将速不台率军3 万围攻南京。金守城军民奋勇抗击，经16 昼夜激战，双方伤亡都很惨重，蒙古军停止攻城。8 月，蒙古军在郑州附近击败金援军10 余万人。至此，金军主力已所剩无几，南京城内粮尽援绝。金哀宗于12 月自率少数官僚和将士逃往归德（今河南商丘）。1233 年1 月，南京守将崔立向蒙古军献城投降。6 月，金哀宗逃往蔡州（今河南汝南）。蒙古军大将塔察儿率部进围蔡州。11 月，南宋应蒙古之约，遣大将孟珙率军2 万与蒙古军会师蔡州城下。1234 年1 月，宋军、蒙军相继攻入城内，金哀宗自杀，金朝灭亡。

3.蒙古西征

(1)蒙古军第一次西征

成吉思汗击灭突厥乃蛮太阳罕后，太阳罕之子屈出律投奔西辽，并乘西辽国势不稳，招集旧部，培植本族势力，于1211 年袭占西辽国都虎思斡儿朵（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以东），灭西辽而代之。屈出律进而谋复乃故国，乘蒙军正与金朝作战之机，派人赴乃蛮旧境招集旧部。1217年成吉思汗得知消息，恐其死灰复燃，决定遣兵西征。次年，蒙将速不台、者别、术赤大破屈出律于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托克马克附近），屈出律向西北逃遁，被者别追杀。蒙古尽得西辽之地，遂与花剌子模接壤。

花剌子模是占据中亚阿姆河下游的一个强大的伊斯兰教国家，其疆域东北至锡尔河，西南至波斯湾，东南至印度河，西北至阿哲儿拜占，拥兵40 万，积极准备向东扩张。成吉思汗致书其国王阿拉丁，表示希望修好，通商互利，阿拉丁回书表示同意。但当蒙古商人携带大量货物到达锡尔河附近的讹答剌城时，被花剌子模将领全部杀害。成吉思汗闻讯极为震怒，当即决定率蒙军主力西征。

1219 年秋天，蒙军主力经乌鲁木齐至伊犁，直趋锡尔河。成吉思汗决定先分兵攻取各处城堡，然后会师花剌子模都城撒马尔干（今乌兹别克中部撒马尔罕）。蒙将察合台和窝阔台率部围攻位于锡尔河畔的讹脱拉耳，由于该城兵精粮足，久攻5 个月未下，后由于守将哈伊尔汗和哈拉札汗不和，遂被蒙军攻克。与此同时，蒙将术赤率军沿锡尔河北进，攻屠昔格纳克及八儿真、额失那斯等城。蒙将阿拉黑在10 月底攻陷伯纳克特城后，转攻浩罕城，浩罕守将弃城逃往乌尔达赤。蒙将拖雷率领主力军，以速不台为先锋渡过锡尔河，逼降赛尔奴克。1220 年3 月，拖雷进攻布哈尔，布哈尔守将率军突围，在阿姆河畔被歼。成吉思汗在焚毁布哈尔后。率全军东趋撒马尔干。

花剌子模国王阿拉丁得知蒙军前来，仓惶逃离撒马尔干。成吉思汗

乃命者别、速不台各率万骑追击，同时令拖雷率部作为后援，进攻呼拉商，平其未平之地。成吉思汗自率大军合围撒马尔干，花剌子模将领被迫出降。成吉思汗在此整军数月，然后来到特尔米城下，攻破该城。并于秋天令术赤、察合台、窝阔台率军往攻花剌子模旧都乌尔达赤。1221年2 月开始，蒙军在经过6 个月的进攻后攻克乌尔达赤，然后纵火焚城，并决开阿姆河将城淹没。

花剌子模国王阿拉丁从撒马尔于逃至哥疾宁，又经巴尔黑逃往伊剌黑（今伊拉克）的可疾云城。者别、速不台闻讯，从合耳拉耳（今伊朗德黑兰东）率军急追。阿拉丁最后逃到地中海的一个岛屿上，病死在那里。者别与速不台转而扫荡高加索山南北地区，攻掠库木、哈马丹等，逼使亚赛尔拜然国王请和。这年冬天，者别和速不台率军屯驻黑海沿岸的木罕，不久突然进攻亚赛尔拜突国西北的乔治亚国，重创乔治亚军，然后转攻马剌合国。1221 年3 月底攻破其城。蒙军北还途中，攻破阿尔塔比勒、撒拉卜、拜勒寒等城，通过阿儿兰国都城干札，回攻乔治亚，全歼乔治亚军3 万人，尔后东掠设里汪国，破其都城沙马乞，并进拔打耳班城。乘胜北逾高加索山，进击奇卜察克。奇卜察克国王联络阿兰国合兵抗拒，蒙军先击灭阿兰国军队，然后攻入奇卜察克境内。奇卜察克人逃往乞瓦（今基辅），蒙军尾随追击至斡罗思（即俄罗斯）界上。斡罗思迦里赤王密赤思老与南部诸王组成联军进至的涅培儿河畔，向蒙军发起攻击，者别和速不台分兵两路，一路过端河（今顿河）从正面迎击斡罗思联军，一路至亚速海东南往黑海方向进击。蒙军为诱敌远离其境，示弱后退，在孩儿桑重创联军，继而将其包围，全歼联军近10 万人。然后乘势直入斡罗思南境，进掠克里米亚半岛。年底，者别、速不台奉命班师，归途中击破窝勒迦、哈马两河上游的不里阿耳部，取道撒速惕城，击败康里部，与成吉思汗大军会合。奉命攻取呼拉商的拖雷部，于1220年11 月进攻呼拉商都城你沙不耳城不克，转攻撒卜咱瓦儿城。次年1 月，进逼塞尔柱克国故都蔑而甫，屠城后回师你沙不耳城，破城后大肆屠杀。

接着攻克海拉特城，东返塔里堪，与成吉思汗会师。

这时，花剌子模国王阿拉丁之子札兰丁联络各部六七万骑兵，向巴鲁安方向前进，成吉思汗令失吉忽突忽率军3 万迎战。蒙军初战失利，成吉思汗急率全军驰援，札兰丁被迫向印度河方向逃跑，成吉思汗追至印度河畔，札兰丁军大溃，本人凫水而逃。1222 年6 月，成吉思汗因西征目的已基本实现，设官监治占领土地，班师返回和林（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第一次西征至此基本结束。

(2)蒙古军第二次西征

1234 年，蒙古窝阔台汗召开诸王大臣会议，决定继承成吉思汗的事业，继续西征。1235 年，由于进攻钦察的军队受阻，窝阔台决定派强大的西征军增援，由术赤之子拔都总领诸军。1236 年秋天，拔都率大军抵达窝勒迦河下游草原地带，拔都得知斡罗思布里阿耳部在其右方，奇卜察克部在其左方，而波而塔斯、毛而因等部则杂处于蒙军与布里阿耳部和奇卜察克部之间，遂决定先进击布里阿耳部，然后席卷整个斡罗思。

速不台率部迅速击败布里阿耳部。迫其请降。接着拔都令蒙奇进击奇卜察克部，也大获全胜。窝勒迦河沿岸斡罗思诸部皆为之震慑，向蒙军投降，整个里海及高加索山以北地区相继落入蒙军手中。

1237 年12 月，蒙军进逼物拉的米儿国，破其勒也赞、克罗姆纳两城，并由此进迫莫斯科，一举将其攻占。然后蒙军东趋该国首都物拉的米儿城，1238 年2 月将其攻破。蒙军接着北趋与物拉的米儿、斯摩棱斯克为邻的诺夫果特国，后因春暖雪融，转趋西南水草丰美之地休兵。不久，拔都分兵进取郭尔在斯科，遭到该国国王瓦西里的抗击，拔都又命哈丹、不里两将率部前去助攻，两个月后占领郭尔在斯科。蒙军继续向窝勒迦河、顿河下游前进，于秋天再败奇卜察克，迫其余众逃往匈牙利。这年冬天，拔都率军至乌拉尔山西北麓，分兵扫荡靠近黑海的蔑里姆部和阿速部，至1239 年初，蒙军已将斡罗思东南诸部全部讨平。1240 年拔都率军进逼斡罗思南部最大的城市乞瓦，乞瓦守将弃城逃走，经匈牙利逃向波兰。斯摩棱斯克国王入守乞瓦，后被加里西亚国王驱逐。12 月初，蒙军攻破乞瓦，由此进至加里西亚，其国王亦逃往匈牙利。至此，斡罗思全境均为蒙军所控制，拔都于是准备对波兰和匈牙利发动进攻。

为了一举击溃波兰、波希米亚、日尔曼及匈牙利各国，拔都作出如下部署：以一部直趋波兰，先击破波兰、日尔曼、波希米亚，以阻止它们对匈牙利的援助，尔后向多瑙河方向进击，同主力军会合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附近；以一部牵制东罗马帝国，以防备其可能对匈牙利的援助，并向匈牙利东南方向推进，尔后亦指向布达佩斯；主力军则径向布达佩斯突击。1241 年3 月，蒙将贝达尔所率的右翼军突入波兰克拉克和森的米儿，击溃波兰军队，进而攻取拉迪贝尔，沿奥得河西北行进，至西里西亚都城布累斯劳，因该城防守严密，贝达尔舍城不攻，继续向西挺进，在里格尼志城下全歼西里西亚、日耳曼、波兰、波希米亚联军3万人，然后经拉迪贝尔、莫利维亚至波希米亚、奥地利边境，转向匈牙利与主力军会合。拔都亲率的主力军侵入匈牙利境后，匈牙利国王急忙征集各地军队布防都城。拔都将主力分为两路，一路由速不台率领，从罗马尼亚达兰西勒宛尼亚山隘前进，一路由其自率直往布达佩斯。布达佩斯城内发生动乱，一些将领率军奔向保加利亚。拔都与速不台会合后，乘机发起进攻，在赛音河畔全歼匈牙利军，尔后攻入布达佩斯，焚城后离去。蒙将哈丹率领的左翼军，此时亦攻克鲁丹城，完成了对匈牙利全境的占领。次年4 月，正当拔都准备在欧洲展开新的攻势时，窝阔台汗去世的消息传来，拔都于是下令全军东返。历时6 年的拔都西征，至此结束。

(3)蒙古军第三次西征

蒙哥汗即位后，决心继承先辈的事业，再次下诏西征。1252 年，任命拖雷之子旭烈兀为统帅，率军远征西亚伊斯兰教国家。当时伊斯兰教尚有两个国家保持独立，一是建都巴格达的黑衣大食国，一是立国于麦门底斯的木剌夷国。1252 年7 月，旭烈兀派乃蛮人怯的不花率1.2 万人先期出发。1253 年10 月，旭烈兀率数万大军西进。次年夏天，旭烈兀先平定土耳其斯坦。1256 年1 月，旭烈兀率军渡过阿姆河。这时，怯的不花所率的先锋军已与木剌夷军交战多年，攻夺数城，先后歼灭木剌夷军5万人。旭烈兀进至撤瓦，命部将库喀伊尔喀率军助怯的不花，会攻秃温城。攻克该城后，旭烈兀经徒思城至哈不衫城，遣使赴麦门底斯城劝木剌夷国王投降。木剌夷国王鉴于蒙军压境，无力自保，于5 月向蒙军洽降，请求宽限一年。旭烈兀认为其缺乏诚意，从11 月上旬开始攻城。10多天后，木刺夷国王被迫投降。旭烈兀命其下令全国各部投降，对拒守不从者则予以屠杀。

旭烈兀灭亡木刺夷后，将大军集结在哈马丹附近略事休整，进而谋伐黑衣大食国。1257 年9 月，旭烈兀遣使赴巴格达，劝黑衣大食国王投降，遭到拒绝，旭烈兀遂率军向巴格达疾进。12 月中旬，蒙军分3 路进迫巴格达，先击败前来阻击的黑衣大食军，然后完成对巴格达的包围。黑衣大食眼见难以抵御蒙军，被迫出降，历时500 余年的黑衣大食王朝灭亡。

（谢选骏指出：为何阿拉伯人的胜利可以建立伊斯兰教，而蒙古人的胜利未能就此歼灭伊斯兰教？因为蒙古人没有提出自己的新宗教。）

此后，旭烈兀又西行千里，进至天方（今阿拉伯地区），攻下18座城池，大肆蹂躏巴尔苏丹、叙利亚等巴尔干半岛及地中海沿岸国家。

1259 年冬天，当旭烈兀进至亚洲西南端欲进攻埃及时，得知蒙哥汗去世的消息，乃命怯的不花驻守叙利亚，大军立即东归。

从1217 年至1258 年的近半个世纪中，蒙古铁骑横扫亚欧大陆，通过3 次西征，先后征服和占领了许多国家和地区，在今咸海以西里海以北的钦察、花剌子模和东起阿尔泰山西至阿姆河的西辽、畏兀儿，建立了察合台汗国；在鄂毕河上游以西至巴尔喀什湖的乃蛮旧地，建立了窝阔台汗国；在伏尔加河流域的梁赞、弗拉基米尔、莫斯科、基辅等地，建立了钦察汗国；在两河流域的伊朗、阿富汗、叙利亚等地，建立了伊利汗国，合称4 大汗国，从而形成了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

(4)蒙军武器装备的进步和火器的西传

蒙古军队连续征战，驰骋亚欧，横扫万里，始终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以战养战、取用于敌，十分注意吸收其他民族和地区的先进技术，改善自己的武器装备等措施。正如《多桑蒙古史》所称：“蒙古所以常胜者，恃北方之马力，资中原之技巧”。

蒙古在13 世纪初，还是比较落后的游牧部落，地不产铁，矢用骨镞，后来向金和西夏购买了一些铁，才开始有了金属兵器。蒙古军队为了对外扩张，实行了两项发展兵器的基本政策。一是注意掳掠被征服者的器物和工匠，以补充自己。成吉思汗规定，在征战中凡屠城，“惟匠得免”，这项政策以后成为定制。《黑鞑事略》说：“灭回回后，始有物产，始有工匠，始有器械。……灭金虏，百工之事，于是大备。”蒙古将俘虏的工匠，集中起来，分配到各个官营手工场，强迫他们制造军器、军用物品。在元帝国，管理官营手工业的机构有总管府、提举司、局、院署、场所等单位，总数在300 个以上，遍设于全国各地，所辖管的工匠数以百万计。二是实行奖励政策，不惜高官厚禄，以鼓励发明创造。这两项政策的推行，使蒙古兵器能很快从落后状态发展到当时的先进水平。在蒙古利用和吸取先进民族技术的过程中，尤其应该提到的是它对金、宋火器技术的学习和应用。

火器的产生，来源于火药的发明。中国是世界上发明火药最早的国家。早在西汉时，已开始把火药的主要成分硝、磺应用于医学。经过炼丹家的无数次实验，没有发现可以使人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却从中发明了火药。隋唐时期的炼丹书籍中，已经有了火药制法的明确记载。10世纪初。火药在中国开始应用于军事领域。北宋时，火药武器有了较快的发展。仁宗时（1023—1063 年）编纂的《武经总要》一书，记载了火药的3 种配方，并记述了10 余种火器。但北宋时期的火器，尚处于初创阶段，基本上还是利用火药的燃烧性能，并参杂一些发烟和毒性药物，用以焚烧敌人的防御物和物资，对人马主要起震慑和阻碍作用，杀伤力不大。使用时一般是利用弓弩、抛石机抛射或人力投掷。

在北宋时的燃烧性火器中，已经有了爆炸性火器的萌芽，如霹雳火球，是用火药、瓷片和竹子裹制而成，燃放时发出霹雳声响。1126 年金军围攻汴京，宋军曾发霹雳炮，可能就是由霹雳火球发展而来。南宋在对金战争中，曾多次使用霹雳炮。同时，统治北方的金朝，也极力发展火器，金军在1125 年至1126 年侵宋时，得到宋人的火器，以后就开始使用。北宋灭亡后，当时制造火药火器中心的汴京和产硝的泽州（今山西晋城）、大名等地，均为金所占据，从而为金生产和发展火器提供了有利条件。大约在13 世纪初，金人发明了用铁制外壳内装火药的爆炸性火器，称为震天雷。南宋也大量仿制，叫做铁火炮。这种爆炸性火器的威力相当大。如1277 年蒙古军队进攻静江时，宋军在坚守3 个月后，将领娄黔辖率250 人用一具大铁火炮集体殉国。《宋史》记述当时的情形时说：“燃之声如雷霆，震城，城皆崩，烟气涨天，外兵（指城外的蒙古兵）多惊死者，火熄，入视之，灰烬无遗矣”。

南宋初期，还产生了管形火器。1132 年，陈规守德安（今湖北安陆），发明了一种火枪。它是用巨竹做枪筒，内装火药，临阵点放，喷出火焰来烧人的一种管形火器，可称作是管形火器的鼻祖。1259 年寿春府（今安徽寿县）人制造了一种叫做突火枪的管形火器，也用巨竹做枪筒，内装火药和“子窠”，燃放时先放出火焰，火焰尽后，“子窠”发出，响声如炮。这种“子窠”，类似于后世的子弹。由此可见，这种枪虽然很原始，但它已经具备了射击性管形火器的基本要素：身管、火药和子弹，因此，它是真正的射击性管形火器。

元代的火器，在宋、金的基础上，续有发展。在1211 年至1215 年之间，蒙古通过几次对金作战和占领金中都，掳获了金军的火药、火器和制造火器的工匠，便开始使用和生产火器。成吉思汗西征时，蒙古军曾使用毒火罐、火箭、火炮等。灭金以后，又获得了金人制造震天雷的技术。1258 年蒙军进攻巴格达时，曾使用铁瓶，可能就是震天雷之类的爆炸性火器。1274 年和1281 年，元兵两次东征日本，均使用过铁火炮。

到14 世纪初，元在南宋发明的突火枪和火筒的基础上，进一步制成了金属管形火器。1332 年制造的一具铜火铳，是世界上已经发现的最早的一具金属管形火器，它比欧洲现存的最古老的火铳要早约半个世纪。金属管形火器的产生，是兵器发展史上一项革命性的进步，从此火器逐步代替冷兵器，并向近代枪炮方向发展。

火药是军事革命的先声。火药的发明和在军事上的运用，改变和发展了整个武器装备系统，开创了人类战争史上火器和冷兵器并用的时代，同时相应地改变、影响、决定了军队的编制体制，使战争的样式、规模、强度都有了新的变化。虽然这种影响是缓慢和渐进的，但却是深刻的广泛的，是历史性和世界性的。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所指出的：“在十四世纪，火药与火器传到了西欧和中欧。现在，任何一个小学生都知道，这种纯技术的进步使整个作战方法发生了革命。”它首先促使军队的编制装备发生了较大变化。由于使用火器人数逐渐增多及火器操作技术专门化，炮兵脱离了原来步炮混合编组而成为独立兵种。

由于爆破战术的广泛应用，军队中又相应出现了工兵兵种，并不断发展壮大。第二，随着火器威力的增大，战场范围的扩大，战斗指挥方式相应地起了根本性的变化。冷兵器战斗要求指挥员亲自率领所属军队与敌人短兵相接、临阵厮杀。但火器大量应用于战斗后，其杀伤力和破坏力大大增强，而日益增多的不同火器，其性能和用途又各不相同，如何组织运用这些威力不同的火器去争取胜利，就成为战斗指挥员的重要职责。在此形势下，周到的司令部工作和强化通讯系统，保障作战指挥，便益发重要了。第三，火器应用于军事，杀伤力和破坏力的加强，使战斗队形由大阵趋向小阵，由密集趋向疏散。在战场运动方面也不再是双方军队“如墙而进”，一往直前，而是适应地形情况，采取低下姿势，利用敌人火力间隙，逐步跃进了。第四，火器应用于军事，使对城塞的强攻战斗增多。在冷兵器时代，对城塞大都采用奇袭、围困、计取等方法，而很难强力攻取。但火器发明后，可用于爆破，因此对城塞的进攻，往往采取强攻的方法，且成功的次数也较多。攻防手段总是互相竟进的，进攻手段的进步，客观上促进了防御手段的发展，各类型的坚固筑城随之产生，各种野战筑城也随之出现，从而使攻防战术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第五，火力准备、火力突袭和拦阻射击等战法初步出现，火力战斗成为整个战斗过程中的首先和重要阶段。冷兵器时期的战斗，一般是由一次或几次冲击解决战局，冲击就是战斗的全部过程。而火器应用于战争后，战斗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它不再是以冲击代表全过程，而是由火力战斗开始，以冲击结束，成为火力战斗与冲击相结合的新型战斗。由此可见，火器应用于战争，引起了战争史上革命性的变化。

恩格斯在1857 年发表的著名文章《炮兵》中写道：“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承认，发明火药并用它朝一定方向发射重物的是东方国家。

在中国，还在很早的时期就用硝石和其他引火剂混合制成了烟火剂，并把它使用在军事上和盛大典礼中。”当10 世纪火药火器在中国战场上雷鸣般轰响的时候，西方国家对火药尚一无所知。直到13 世纪时，欧洲的学者首先是西班牙人，通过翻译阿拉伯人的著作才知道了火药。至于火药兵器在欧洲战场上崭露头角，已经是14 世纪的事情了。火药由中国传到西方，是经过阿拉伯人完成的。早在8 至9 世纪时，硝和关于医学及炼丹术的知识一起，从中国传入阿拉伯，当时阿拉伯人把从中国传去的这种药，称为“中国雪”，开始只是作为药物使用，以后随着中国和阿拉伯间的贸易往来，烟火及火药制造方法由南宋传入阿拉伯地区。成吉思汗西征时，蒙古军队使用了各种火器，火药兵器由此传入阿拉伯。据一种阿拉伯兵书的抄本说，当时所能制造和使用的两种火器，一是“契丹火枪”，一是“契丹火箭”。“契丹”，正是13 世纪至14 世纪西方对中国的称呼，直到后来的马可波罗游记里，仍把中国称为“契丹”。

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和欧洲一些国家进行了长期的战争，欧洲国家至此才接触至火药兵器，并开始学习制造和使用。

中国发明的火药火器传入欧洲后，不仅对欧洲军事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对欧洲社会的变革和科学的兴起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都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指出：“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抵挡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枪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穿铠甲的贵族骑兵同归于尽了。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新的精锐的火炮在欧洲的工厂中制造出来，装备着威力强大的火炮的舰队，扬帆出航，去征服新的殖民地。”马克思则认为，中国的火药、印刷术和指南针三大发明的西传，是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三大预告。英国近代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也认为：“这三种东西曾改变整个世界事物的面貌和状态”，没有别的东西“能比这三种机械发明在人类的事业中产生更大的力量和影响”。

谢选骏指出：为何这三样宝贝未能改变中国，却能改变欧洲？

4.蒙（元）宋战争

(1)窝阔台攻宋

窝阔台即位以后，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约南宋一同攻金，答应灭金之后将河南地归宋。腐朽衰弱的南宋王朝深感无力对付金朝，企图借用蒙军灭金，于是同蒙古结盟。宋蒙联合灭金后，蒙古并未按原先的盟约行事，只将陈、蔡两州的东南地区划归宋朝。蒙古毁约是早有预谋的。

还在灭金之后不久，窝阔台即有继续南下灭宋的打算，后因时令暑热，蒙军畏暑，故暂未付诸行动，将主力撤回黄河以北，待机再举。南宋王朝对蒙古没有履行盟约极为不满，于是决定乘蒙军主力北撤之机，出兵收复商丘、开封、洛阳3 京，然后守河（黄河）、据关（潼关），阻止蒙军渡河南下。1234 年6 月，宋军相继收复汴京、洛阳，蒙军闻汴、洛失守，迅即南下攻洛，宋军因缺粮退兵。蒙军决黄河灌城，汴京宋军死伤惨重，溃败南归，蒙军后续部队随之跟进，宋蒙双方40 多年的争战从此揭开序幕。

蒙军打破宋军收复3 京的计划后，遣使责备南宋违背盟约，随即于1235 年6 月决定大举南下灭宋。蒙军兵分3 路：西路由窝阔台次子阔端率领，由巩昌（治所在今甘肃陇西县）进攻四川；中路由三子曲出指挥南攻荆襄；东路由大将口温不花率领进军江淮，在东起淮河流域、西至四川绵亘数千里的战线上，向南宋展开全线进攻。其企图是西路军占领四川后，顺江而下，会合中路军占领两湖，然后再会合东路军合取临安，灭亡南宋。南宋过去在同金的长期对抗中，逐渐形成了四川、两湖、两淮分区防御格局。金灭亡后，对蒙军南下企图也有所觉察，并作了一些防御准备。在荆湖、四川、两淮地区屯驻军队，控扼险阻，以防蒙军南下。

蒙发起全线进攻后，在四川战区，1235 年12 月，阔端军自凤州（今陕西风县）南下攻克沔州（今陕西略阳），包围退守陕蜀咽喉青野原（沔州北）的南宋赵彦呐军。利州（今四川广元）守将曹友闻率援军击败蒙军，又击败转攻大安（今陕西宁强）的蒙汪世显安，收复川陕接壤的仙人关等隘口。1236 年9 月，蒙古集中号称50 余万的大军先攻武休关（今陕西留坝南），击败李显忠军，占领兴元（今陕西汉中）。接着在鸡冠隘（今陕西宁强东北）包围宋曹友闻部，曹友闻兵败战死。10 月蒙军长驱入蜀，相继攻下利州、成都、潼川（今四川三台）等广大地区，旋因蒙中路军统帅曲出死，阔端弃成都北撤。1239 年8 月，阔端又率兵进攻成都，前锋抵达重庆，企图出三峡，入两湖。12 月南宋派孟珙率军增援，孟珙分兵屯峡州（今湖北宜昌）、归州（今湖北梯归）、松滋（今湖北松滋）、施州（今湖北恩施）等地，并在江中分布战舰，严密防守。不久在归州大垭寨一举击溃蒙军的进攻，并收复了夔州。以后，蒙军虽多次袭扰，由于四川军民的抵抗，蒙军始终不能东出夔门。

在两湖战区，1235 年7 月，蒙将口温不花自洛阳攻唐州（今河南泌阳）被击退。10 月，曲出又派兵攻枣阳、郢州（今湖北钟祥），并亲率主力直攻襄州（今湖北襄阳）、邓州（今河南邓县），蒙军进攻受阻，迟迟不能前进。1236 年2 月，窝阔台派兵南下增援，3 月，由于南宋守军叛变，使襄阳陷落。4 月，蒙军攻克随（今湖北随县）、郢两州。10月曲出死于战场，11 月蒙古又派特穆尔岱指挥中路军进攻江陵，被宋将孟珙击败。1239 年3 月，孟珙连胜蒙军，收复郢州、襄阳等地。以后近10 年间，蒙军屡图攻取襄樊，终未得逞。

在两淮战区，1236 年10 月，口温不花率东路军发起进攻，攻占固始（今河南固始）。11 月进2入淮西蕲（今湖北蕲春）、舒（今安徽庐江县西南）、光（今河南光山）地区，接着进攻庐州（今安徽合肥）。1237年10 月，口温不花攻合肥不克，其部将史天泽攻陷光州，进攻寿春（今安徽寿县）。口温不花先后转攻黄州（今湖北黄冈）、安丰（今安徽寿县西南），均遭失败。1238 年9 月，蒙将察罕统兵号称80 万增援口温不花，进围庐州，被宋将杜杲击败。东路蒙军难以再进，被迫北撤。1241年窝阔台病死，蒙古统治集团为争夺汗位斗争激烈，对南宋战争暂时停止。

(2)蒙哥攻宋

南宋在同蒙军的作战中，逐步掌握了蒙军的作战特点。为了防止蒙军再度南下，宋军凭借江淮天险，采取守汉淮以蔽长江，守上游以固下游的防御方针，加强了两淮、荆湖、四川3 个战区的设防，并设制置使，统一军事指挥。同时扩建水军，阻止蒙军渡江。还根据蒙古骑兵和各战区地形特点，因地制宜地采取了一些防御措施。两淮是临安的屏障，因此，南宋竭力加强这一地区的防御，在军事重镇和要点，加筑城寨，增加兵力，挖掘壕沟，以限制蒙古骑兵的长驱奔袭。荆湖地处南北要冲，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蒙军一旦突入，宋长江防线必被拦腰切断，整个防御体系即遭破坏。所以宋廷十分重视这一地区的防御，派孟珙坐镇于此。孟珙提出“藩篱三层”的防御部署，形成3 道以点控面的防线，加大了防御纵深。四川是南宋重要的财力、物力供应基地，战略地位也很重要。蒙军一旦夺占四川，即可出三峡，顺流东下，直逼江东。因此，自窝阔台起一直把四川作为争夺的重要目标，南宋也作为重要的设防地区。1242 年余玠就任四川安抚制置使后，采取守点控面的防御配置，并采纳幕僚修筑钓鱼城（在今四川合川）的建议，以重庆为中心，在嘉陵江、渠江、涪江和长江两岸险要的山隘及交通要道，修筑了20 余座耕战结合的山城，形成了一个以重庆为枢纽，以堡寨控扼江河要隘的纵深防御体系，对于后来防止蒙古骑兵多路突破和长期抗击蒙军围攻发挥了重要作用。

蒙哥汗即位后，积极准备对南宋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他吸取窝阔台全线进攻兵力分散难以突破长江防线的教训，决定采取“绕道西南，攻其腹背”的战略方针，其计划是先派一军绕道云南、广西，迂回南宋侧后，再北上进攻，接应主力；然后合兵东下临安，一举灭宋。为此，1252年7 月，命忽必烈率师征讨割据于今云南、四川西南部的大理政权。1253年9 月，忽必烈率军分西、东、中3 道自临洮（今甘肃临洮）南下，经四川西部向云南进攻。蒙军行经山地2000 多里，于10 月渡大渡河、金沙江，12 月攻占大理，又招降吐蕃诸部，然后留兀良哈台继续攻占云南各部，自率主力北归。1256 年兀良哈台自云南北攻重庆，大败宋军。次年又南下攻占交趾（今越南北部），完成了对南宋的战略迂回。

1258 年2 月，蒙哥亲自率军南下攻宋。其部署是：忽必烈率中路主力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以兀良哈台为南路，率军经云南、广西北进，攻取潭州（今湖南长沙），与中路军会师鄂州；西路为蒙军主力，由蒙哥亲自率领，攻四川，然后东出夔门；东路由李璮率领，攻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等地，以为配合，企图先占四川、荆湖，再与南北两路会师鄂州，然后顺江东下，夺取临安。

西路蒙军发起进攻后，进展顺利，至1258 年12 月，攻占川西、川北、川中大部地区，对南宋重庆、合川等川东军事重镇形成了夹击态势。

蒙哥在取得上述胜利后，企图夺取重庆，东出夔门，但被阻于重庆西北的钓鱼城下。钓鱼城三南临江，屹立于陡峭的山上，易守难攻，由知州王坚率兵防守。1259 年1 月蒙哥在劝降遭到拒绝后，命汪德臣率部进围合州。2 月派纽璘兵到涪州之蔺市（今四川涪陵西）造浮梁，以阻长江下游宋军增援，并亲率各军渡过渠江进抵钓鱼城下。王坚力战固守，至3月底，蒙军连续发起多次进攻，都被击败。到4 月，连续大雨20 多天，使蒙军攻势顿减，加之蒙军水土不服，疫病流行，战斗力大为减低。南宋为确保上游，派吕文德率军自岳州逆长江而上，增援四川。吕文德在涪州冲垮蒙军浮粱，突破蒙军封锁，于6 月初到达重庆。然后又率战舰千余只，溯嘉陵江而上增援钓鱼城，结果被蒙军击败，退回重庆。蒙哥打退宋援军后，又督促前锋大将汪德臣攻城，汪德臣被宋军飞石击毙。

蒙哥亲自到城下督战，遭宋军炮击，蒙哥身中飞石，重伤而死。进攻四川的蒙军，随即撤军北归。钓鱼城保卫战的胜利，对改变宋的不利处境，打破蒙军会师鄂州、顺江东下的战略计划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258 年11 月中旬，忽必烈率中路军南进，企图南取鄂州，与从云南北上的兀良哈台军会师，配合蒙哥所率西路主力，东攻临安。忽必烈军先后经河北、山东、河南等地，于次年8 月渡过淮水，经黄陂到达长江北岸。9 月，忽必烈接到蒙哥死讯和率军北返的命令，但他企图立功后争夺汗位，拒绝北返。9 月3 日在阳逻堡（今湖北黄冈西北阳逻镇）击败江上宋军后渡过长江，进围鄂州。宋廷得知消息，令各战区派兵援救鄂州，由贾似道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统一督率诸路援军。忽必烈军渡江后，于11 月进至鄂州城下，随即发动猛烈进攻，鄂州军民顽强抗击，坚守城池。

此时，宋各地援军陆续到来，贾似道率两淮军也进驻汉阳，诸路重兵亦集结于鄂州附近。南路兀良哈台所率蒙军在潭州遭南宋军民的阻击，一时难以与忽必烈会师。在这种有利形势下，贾似道不仅不积极打击蒙军，反而密派使者至蒙军“请称臣，输岁币”。忽必烈因蒙古统治集团内部争夺汗位而急于北还，在得到贾似道求和后遂撤军北归。1258 年李璮率领的东路军由益都南攻海州、涟水。次年8 月在中路蒙军进围鄂州时，也发动攻势予以配合。蒙哥死后，两淮战事也停了下来。

(3)忽必烈灭宋

1260 年忽必烈即帝位，1271 年改国号为元。他在平定内乱，稳定后方，巩固政权后，即扩充军队，修造战船，训练水军，准备南下灭宋。

忽必烈总结以往攻宋战略的得失，制定了以主力进攻襄樊，实施中间突破，然后顺江东下，直趋临安的战略方针。1268 年，命中路阿术、刘整备师进攻襄阳；命西路汪良臣等攻重庆、嘉定等，东路董文炳于淮西筑城备战，以配合进攻襄阳。

襄樊位于南阳盆地南部，为鄂、豫、陕交通要冲。樊城居汉水北，襄阳居汉水南，两城隔水相对，有浮桥相连，互为犄角，是荆湖地区抗元的战略要地，由吕文焕率重兵防守。1268 年，忽必烈下令攻襄阳时，决定采取围城阻援待其自困而后夺取的作战指导，修堡筑垒，步步进逼，切断其同外界联系，阻击宋各地援兵，以保障对襄阳的长期围困。独揽军政大权的贾似道，没有采取任何援襄的措施。直到1270 年1 月，才任命抗击蒙军有功的李庭芝督师援救襄阳，但军权却掌握在贾似道之婿范文虎手里。范文虎不肯出兵。1271 年4 月，在朝野一片呼吁下，范文虎不得已率军增援，在湍滩（郢州西北）被元军击败而归。6 月，范文虎又率10 万军沿汉水北上，再次被元军击败。襄樊被围已久，形势日益危殆。

李庭芝不得已在均（今湖北均县）、房（今湖北房县）制造轻船，招募民军3000，以张顺、张贵为将领，于1272 年5 月趁汉水上涨，乘舟百艘，顺流而下，冲破元军重重封锁，到达襄阳。张贵主动派人突围到鄂州与范文虎联系，约定南北夹击元军，打通襄阳与鄂州的交通。9 月，张贵率部按期出战，冲破元军江上封锁，到达约定会师地点，但范文虎违约退兵，致使民军孤军奋战，全部战死。元军包围襄樊长达5 年不下，元将张弘范向阿术建议，截断江道，阻其援兵，水陆夹攻，攻破樊城，襄阳不攻自下。阿术从其计，于1273 年1 月初，派水军焚毁襄阳通往樊城的浮桥，切断襄阳与樊城的联系。接着用大炮轰烈猛击，然后水陆夹攻，突入城内。1 月11 日，樊城陷落。2 月27 日，元军从樊城移师直攻襄阳，吕文焕投降元军。元军经过6 年之久，终于攻取了这个屏蔽江、汉的战略要地，为尔后沿江东下创造了有利条件。

1274 年宋度宗死后，贾似道为了专权，立年仅4 岁的幼童为恭帝。

元军夺占襄阳后，忽必烈决定水陆并进，“乘破竹之势，席卷三吴”。6月，忽必烈增兵10 万南下，其部署是：四川方面元军进攻川东、川西各要地，以牵制南宋军东援；左丞相伯颜率领主力，以吕文焕为前锋，由襄阳沿汉水攻鄂州，然后顺江而下，直趋临安；东路由博罗欢指挥，进攻两淮，牵制宋军南援。9 月，元军20 万主力沿汉水南下。南宋急调淮西水军战船万艘，由夏贵率领，到达鄂州附近，分扼长江要隘，阻止元军由汉入江。元军发动突然袭击，击败南宋水军，搭起浮桥，大军渡江，攻克长江要塞阳逻堡，南宋鄂州、汉阳不战而降。元军攻占鄂州后，伯颜令阿里海牙率兵4 万留守此地，然后用吕文焕作前导，沿长江水陆并进。南宋沿江守将多是吕文焕旧部，纷纷投降。1275 年1 月，贾似道在朝野舆论的压力下，勉强督诸路兵13 万、战舰2500 艘出师西上。在求和不成的情况下，于2 月派孙虎臣率兵7 万屯于丁家洲（今安徽铜陵东北）大江两岸，派夏贵率战舰横亘江中，自己指挥后军驻于鲁港（今安徽芜湖西南）。伯颜指挥步、骑兵夹岸前进，设置巨炮轰击宋军。宋水军望风披靡，不战而退，岸上步兵也一触即溃，贾似道、孙虎臣乘小船逃往扬州。元军乘胜前进，于3 月2 日占领建康。然后分兵四出，以一部兵力继续攻取建康周围各要点，主力准备进攻临安。同时派阿术渡江攻扬州，以切断两淮与临安的联系。

南宋为保都城，在临安外围各要点布置军队，同时命令由郢州、丁家洲撤回的张世杰等在镇江方面反击元军。1275 年7 月2 日。张世杰等集结战船万艘于焦山水域，以10 船为组，用铁索相联，抛锚江中，阻止元军前进。元将阿术采取火攻，继而猛攻宋军，宋军溃不成军，惨遭败绩。10 月，伯颜至镇江，统率元军主力分兵3 路会攻临安。文天祥与张世杰等人一面集中军队在临安准备决战，一面在闽、粤安置后方，以备万一决战不胜，将朝廷从海道转移到福建、广东。1276 年1 月，元军进至临安东北皋亭山。以太皇太后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已丧失抵抗意志，接连遣使乞降。2 月，元军进入临安，俘宋恭帝及太皇太后等送往燕京。

至此，腐朽的南宋王朝偏安局面宣告结束。元军进占临安后，在东起闽、粤，西至四川的广大地区内，南宋军民仍拒绝降元，继续坚持了长达3年的英勇抗战。1279 年1 月，元军以水军大举进攻南宋的最后基地崖山（今广东新会以南海岛）。2 月，元将张弘范以战舰300 艘与张世杰战舰千艘、兵民20 余万对阵于海上。元军先用火攻，被宋军击退。元军从广州等地调兵增援，2 月3 日，先以水军发起猛攻，并用炮石、火箭作掩护，经殊死激战，宋军战败。陆秀夫见大势已去，负卫王赵昺投海自尽。张世杰率少数舰船突出重围内，因遭飓风袭击，覆船而死。至此，维持了300 多年统治的赵宋王朝最后灭亡，元朝统一了中国，确立了将近90 年的统治。

5.元朝的海外扩张

元世祖忽必烈时期，继承了祖父辈的传统，仍把对外扩张，视为蒙古应有的崇高事业。在蒙古贵族和军队势力的推动下，忽必烈在攻灭南宋的同时和在此以后，不断对周边国家发动了频繁的征战。

(1)东征日本

元军东征日本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在1274 年，日本史书称为文永之役；第二次是在1281 年，日本史书称为弘安之役。

1259 年，蒙古迫使高丽投降，其势力遂与日本隔海相望。当时，与蒙古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遍及欧亚，只有日本不与蒙古通好。忽必烈自然不能容忍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1266 年忽必烈遣使持国书出使日本。行至巨济岛时因遇风暴而返。次年6 月，又派人将国书送至高丽，责成高丽国王再派使者转送日本。9 月，国书送抵日本。忽必烈在国书中以“大蒙古国皇帝”的身份，要求日本“通问结好，以相亲睦”，但日本当局对这一要求未予理睬。忽必烈怀疑高丽使者未去日本，又于1268年9 月派黑的去日本，日本人拒而不纳。次年6 月，再命高丽使者持中书省牒文赴日，仍无结果。在这种情况下，忽必烈于1270 年11 月，在高丽设置屯田经略司，随后诏谕高丽准备兵马、舰船、物资，以备经略日本。与此同时，仍未放弃外交努力，1271 年9 月和1273 年6 月，两次派使到日本，逼日本臣服，否则将以武力相加。这一最后通牒，仍未使日本屈服。于是忽必烈决定发兵征日。

1273 年4 月，忽必烈派驻守高丽的元军统帅忽敦等人率军攻入耽罗岛，在岛上设招讨司，从而控制了日本与南宋间的海上通道。1274 年8月，忽必烈任命忽敦为征东都无帅、洪茶丘为右副帅，刘复亨为左副帅，统帅蒙汉及高丽军共3.2 万余人东征日本。10 月3 日，元军从高丽合浦（今镇海湾马山浦附近）出航，驶向对马岛，6 日，元军在对马岛登陆，全歼日本守护军，占领对马岛，14 日，过对马海峡。傍晚，元军先头部队在壹岐岛登陆，与日守护军激战，日军战败，元军攻入城内。16 日元军逼近肥前沿海岛屿及西北沿海一带，肥前守护军惨败。元军没有在肥前登陆，而是转向博多湾。

日本朝廷及幕府事先对元军发动进攻毫无察觉，直到20 日才得知对马陷落。日本的抗登陆作战，是在大宰府西守护所少贰兼任“三前二岛”守护藤原经资的指挥下进行的。藤原经资得知元军转向博多，一面部署防御，令九州各地武士向博多集结，一面上报幕府。10 月19 日，元军在博多湾登陆，占领今津地带。由于这一带地形不利于大部队展开，且距大宰府尚有一日行程，于是元军撤回船上，准备次日进攻大宰府。20 日晨，元军分两路分别在博多湾西部的百道原和东部的箱崎方向登陆。在百道原登陆的一部元军，上岸后遭到日军前线指挥藤原经贸率领的500名骑兵的抵抗。元军战鼓齐鸣，杀声震天，弓矢齐飞，火炮齐鸣，日本武士心惊胆战，战马惶恐不前，被元军分割包围，“伏尸如麻”。在百道原登陆的另一部元军，进入西部的赤坂高地，受到日军的殊死抵抗，被迫向展原方向后退。在箱崎方向登陆的元军，击退守军的抵抗，占领岸边松林，从背后突击在百道原同元军作战的日军，日军腹背受敌，抵挡不住，向大宰府水城方向撤退。元军紧迫不舍，由于刘复亨中箭受伤，追击势头有所减弱，加之天色已晚，元军遂停止进攻。

当晚，元军统帅忽敦召集将领讨论进止。经过一天的战斗，元军登陆成功，并占领了一些地域，但伤亡不小，兵疲矢尽，统帅受伤，对日军的作战能力颇有惧意，加上对日军数量估计过高，遂决定全军撤回船上，翌日班师。当夜，狂风暴雨大作，元军船只触礁的甚多，忽敦连夜冒着风雨撤军回国，第一次东征日本就此结束。据史料记载，在这次征战中，元军损失兵力1.3 万余人，主要是死于风暴。

元军首次渡海东征日本，因受风暴袭击，主动撤兵。日本朝野认为这是神风天佑，于是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大规模的祈神活动，酬谢神灵庇佑，祈告神灵不要让元军再次入侵。同时为防御元军再次来攻，日本镰仓幕府执政北条时宗大力加强备战，增加日本西部的防御兵力，并费时5 年在博多湾沿岸筑起了一条10 余公里长、6 尺高、1 丈宽的石坝。

还令大宰府西守护所少贰准备入侵高丽。日本武士从此经常侵扰高丽南部沿海。高丽请求忽必烈发兵进攻日本，以保障边境安全。忽必烈第一次发兵东征，旨在以武力相威胁，迫使日本臣服，并不想占领日本。忽敦利用忽必烈这种心理，以“入其国，败之”掩饰元军败退的实情。因此，忽必烈以为日本受到打击后，可能改弦更张，与元通好。于是派杜世忠等人持国书出使日本，以建立友好关系。但北条时宗认为这是对他的侮辱，拒不接受国书，并将元使一行30 余人全部处以斩刑。元灭南宋后，忽必烈注意到杜世忠使日4 年，音信全无。南宋降将范文虎以自己的名义，再派使者赴日，又遭杀害，忽必烈于是定下了以武力征服日本的决心。

1279 年，忽必烈即着手准备第二次征日，任命忽敦和洪茶丘为元军统帅。第二年，又设征东行中书省，任命范文虎、忽敦、洪茶丘为中书右丞，行中书省事，以统一领导东征战备工作。同时命范文虎去江南招集10 万人、战船3500 艘组成江南军，拟从庆元（今浙江宁波）启航，东渡日本，令洪茶丘、忽敦等组成东路军共战船900 艘、4 万人取道高丽，过对马海峡，进攻日本。两路元军由阿剌罕统一指挥，择期出发，定于1281 年6 月15 日会师壹岐。

1281 年5 月3 日，东路军从合浦起航，开往巨济岛。5 月21 日，直驶对马岛登陆。守岛日军顽强抵抗，全部战死。26 日，东路军攻入壹岐岛。按照作战部署，东路军应在此等候江南军前来会师。但忽敦自恃有上次征日的经验，又想争夺头功，因而无视壹岐会师的计划，贸然率军从壹岐出发，驶向博多湾。日本北九州镇西守护所辖部队，得知元军占领对马、壹岐后，在藤原经资率领下，立即进入沿海石坝阵地，严阵以待，6 月6 日，元军进入博多湾后，发现沿海滩头筑有石坝，难以登陆，又得知志贺岛和能古岛防御薄弱，忽敦遂令舰船靠近志贺岛锚泊。当夜，日军小部队乘小舟偷袭元军纵火烧船，给元军造成一些损失。7 日晨，洪茶丘率军占领志贺岛。志贺岛狭长，退潮时露出的海滩可直通陆地。元军力图夺占海滩，以便从侧后进攻博多的守军。于是双方对海滩展开了激烈争夺。元军善于集团进攻，在狭长地带作战难以发挥这一特长，因此元军损失颇大，被杀千余人。由于日军顽强抵抗，战斗持续到6 月13日，元军未能前进一步。时值盛夏，疏菜饮水供应困难，士兵长期在海上生活和战斗，疲惫不堪，疫病流行，病死者多达3000 余人。在这种情况下，抢占博多湾的计划已难以实现。忽敦军遂决定于6 月15 日从志贺岛撤退，驶向壹岐岛，与江南军会师。但江南军并未按事先计划如期抵达壹岐岛，这是因为阿剌罕侦知日本平户岛守军均被调至大宰府，遂决定将两军会师地点改为平户岛。6月初，阿剌罕病死，接替指挥的阿塔海尚未到任，无人负责。早在6 月初江南军曾派出先遣舰队前往壹岐岛与东路军联系。范文虎鉴于先遣队早已出发，不宜久等，遂在阿塔海尚未到职的情况下，令江南军于6 月18 日分批开航。7 月，“范文虎、李庭以船三千五百艘，兵十万余至次能、志贺二岛，忻都（忽敦）、洪茶丘率所部会之。舳舻相衔而进，屡为日本人所却，招讨使忽都哈思等战没，诸将以略失利，乃移于肥前鹰岛”。7 月27 日，元军在开往鹰岛途中，先头部队受到日本水军攻击。

范文虎与忽敦“欲先攻大宰府，迟疑不发”，在海上停留了一天。

8 月1 日，台风袭来，元军船毁人溺，丧师大半。江南军张禧所部和也速儿所部见天气恶劣，将战船疏开锚泊，避免了台风袭来时互相碰撞，所以损失不大。台风过后，他们命部属立即救援遇难的元军将士，落水的范文虎也被救起。张禧向范文虎建议，江南军士卒未溺死的尚有半数，且都年轻力壮，如果将他们组织起来，强行登陆，背水一战，或可取胜。

但范文虎置士兵生命于不顾，率先乘船逃跑。其他“诸将各择坚好船乘之，弃军士十余万人于山下”，大部分战死，“余二、三万人为其所虏，至八角岛悉杀之”。元军第二次东征日本，以惨败而告终。

忽必烈没有从两次东征日本失败中吸取教训，而是一意孤行，准备第三次征日。从1283 年至1290 年曾一再下令征日，但因大臣谏阻或忙于镇压人民的反抗，未能实行。1294 年1 月，忽必烈去世，征日计划也随之中止了。

(2)进攻占城

占城，宋以前称林邑、占婆或环王国，即今天越南的中南部地区，汉、唐以来即为中国友好邻邦，忽必烈时，占城国王“岁遣使来朝，称臣内属”，“屡贡方物”。补的继承王位后，不甘受制于元朝，扣押元朝派往马八儿国途经占城的使者。1282 年，忽必烈调江浙、福建、湖广兵5000 人，海船100 艘、战船2500 艘，由唆都率领，循海道进攻占城。

11 月，唆都率水军自广州浮海至占城港，依岸驻屯。占城沿木城四面约20 里处起楼栅，立炮台百余座防御，占城国王于木城西10 里设行宫，率重兵屯守。唆都在多次招降失败后，于1283 年1 月15 日半夜发船攻城，以1600 人攻城北，300 人攻城东吵咀，3000 人攻城南。攻城北的部队，在进攻途中遇到风涛，损失不少战船，至天明始泊海岸登陆。

占城打开木城城门，以象队为前锋，出动万余兵力，抵抗元军的进攻。

经过苦战，最终失败，木城为元军所破，占城军伤亡数千人，数万人溃散。补的弃行宫，率余部退入大州西北的鸦侯山。17 日，元军进入大州。

补的一面遣使求和，作为缓兵之计；一面派人去交趾、真腊、阇婆等国借兵，并征集宾多龙旧州兵马，准备与元军决战。但交趾等国慑于元朝声威，为求自保，拒绝了占城的请求。

2 月16 日，元军进攻占城国王所在地境，占城军奋勇抵抗，并抄袭元军归路。双方相持到6 月，唆都在大朗湖大败占城水师。占城国王避居深山，指挥军队继续抵抗。次年2 月，忽必烈再派江淮兵1.5 万人，船200 艘循海路增援，但仍然没有取得预期战果。唆都只得于3 月6 日引军回国。同年7 月和11 月，占城国遣使入贡元朝，双方又恢复了正常的外交关系和贸易往来。

(3)进军安南

1253 年，兀良哈台率蒙军平定云南，1257 年出兵安南，攻破其王都，安南国王逃亡海岛。因天气炎热，蒙古兵不能久留，遂还师。后来，安南国王陈光昺被迫称臣入贡，接受忽必烈的册封。1267 年，忽必烈宣诏，以“君长亲朝”、“子弟入贡”、“编民数”、“出军役”、“输纳税赋”、“置达鲁花赤”等条款相约束，企图进一步控制安南。陈光昺不愿接受这些苛刻条件，上书请免。1277 年，光昺死，子日烜继位。忽必烈曾多次召陈日昺入朝，日昺托致不至。1282 年，元军征占城，要求假道安南，又遭拒绝。忽必烈于是决定进军安南。

为了防御元军进攻，陈日烜从兄兴道王陈峻屯兵边境拒守。1285 年，元军在脱欢率领下，分6 路进攻，击败陈峻军，渡过富良江。陈日烜亲率10 万人来援。沿江部署兵船，立木栅拒守。元军进攻，日烜退守天长、长安。这时，唆都率领远征占城的元军北返，与脱欢军会合，分水陆两路追击，日烜屡败，退至安邦海口。但这时安南援军渐集，而元军师老兵疲，加上暑雨疾疫，死伤甚众，只好放弃京城，撤兵回国。在撤退途中，屡遭安南军追击和伏击，将领李恒中毒箭死，唆都部在乾满江被歼，脱欢逃回思明州（今广西境内）。

1286 年，忽必烈下诏罢征日本，集中力量进攻安南。次年，忽必烈发江淮、江西、湖广3 省7 万兵、船500 艘；云南兵6000 人以及海外四州黎兵1.5 万人共计9 万余人分道进攻安南，所有部队均受脱欢节制。11 月，脱欢率军到达思明州，然后命程鹏飞、孛罗、合答儿率万人由西道水平出击；命孛罗齐率万人随脱欢由东道女儿关北进；阿巴齐率万人为前锋，乌讷尔、樊楫率水军由玉山、双门、安邦口进攻。途中，与安南战船400 余艘遭遇，元军歼安南军4000 余人，获战船100 艘。元水军乘胜直逼安南。程鹏飞、孛罗、合答儿经老鼠、陷沙、茨竹3 关，连战17 次，均获胜利。12 月，脱欢进抵茅罗港。接着，乌讷尔率水军，阿巴齐率陆军，水陆并进，攻破安南城，陈日烜逃至敢喃堡。1288 年1 月，陈日烜败退入海，脱欢命诸军追击，不及而返。元军此次远征，虽连连获胜，但由于劳师远征，士卒疲惫，又不服水土，多染疾疫，加之安南军民奋勇抵抗，已夺取的险隘纷纷失守，元军损兵折将，只得撤退回国。

1290 年，陈日烜死，子日燇立。1293 年7 月，忽必烈又令刘国杰等第三次远征安南。次年3 月，忽必烈病逝，元朝才罢征安南。

(4)南击爪哇

爪哇国即今天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古称阇婆国。元建立后，与爪哇互派使节，保持着友好的关系。1280 年和1286 年，爪哇杜马班国王哈只葛达那加剌先后两次遣使入元，忽必烈对爪哇王室成员未能亲至深为不满。1292 年2 月元派使出使爪哇，被爪哇王黥面，忽必烈认为这是对“抚有四夷”的大元帝国的莫大侮辱，遂决定出征爪哇。

同月，忽必烈任命史弼为统帅，亦黑迷失和高兴为副帅，率兵2 万人，战船千艘，渡海进攻爪哇。11 月，军队在泉州集结。12 月，船队由后渚港启航，经七州洋（南海北部）、万里石塘（今西沙群岛）、高趾、占城，于次年正月至东董山、西董山（今纳士纳群岛），入混沌大洋（今南海南部），再经橄榄屿（今加里曼丹岛坤甸西面海中）、假里马答（今加里曼丹），到达勾栏山（今加里曼丹岛西南端附近）。然后驻兵伐木，造小舟，准备用于登陆。2 月元军进抵吉利门（今马威安岛），并在爪哇中部北岸的杜并足（今爪哇锦石西北）登陆成功。然后兵分两路，史弼等率水路由戎牙路（今苏腊巴亚）港口顺泗水航行至八节涧（在泗水南），高兴、亦黑迷失则率马步军循陆路前往八节涧会师。

当时，爪哇与邻国葛郎关系恶化，爪哇国王被葛郎国王哈只葛当所杀。爪哇国王女婿土罕必阇耶攻打哈只葛当失败，退保麻诺八歇，得知元军到来，遂遣使迎降并求救。史弼允其所求，领军进击葛郎兵，哈只葛当失败回国。3 月15 日，史弼分3 路进军，东西两路分别由高兴、亦黑迷失指挥；另一路为水军，溯流而上；土罕必阇那所部为后续部队，预定19 日进攻葛郎国首都答哈。19 日，元军到达答哈，哈只葛当指挥10 余万人迎战，结果葛郎军大败溃入河中，被死者数万人，被杀死者5000余人。哈只葛当退至城内据守，元军一面围攻，一面招降。当夜，葛当国王出城投降。

4 月2 日，土罕必阇耶要求回国，以便更换正式降表。史弼同意所求，派兵护送他回国。途中，土罕必阇耶背叛，杀害护送的元兵，并率部突然向元军发动进攻。元军毫无准备，边抗击，边退却，步行300 里，于24 日到达海边，登舟返航。经68 昼夜航行，回到泉州。元军远征爪哇，以失败而告终。1294 年忽必烈去世，随后中国和爪哇恢复了传统的友好交往。

谢选骏指出：蒙古虽然凶悍残暴，但始终未能统一东亚——别说太平洋诸岛，就连越南都未能占领。我给东亚的定义是“世界屋脊昆仑山以东的全部地区，直到太平洋诸岛”——广义的昆仑山包括喜马拉雅山和天山。广义的昆仑山包括了喜马拉雅山和天山在内，也就成了中国西部所有大山的总称。

《青藏高原八大山脉，你去过几个？》（星球研究所）报道：

青藏高原号称世界屋脊，高山众多，到处都是冰与雪的世界。那么，主要有哪些山脉呢？有青藏高原的主要八大山脉。由于，很多山脉的划分标准千差万别，本文仅以现代地理角度的山脉展开分享。

1、昆仑山脉

昆仑山脉号称万山之祖，西起新疆境内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西部及四川西北的山脉，总称为昆仑山系，是亚洲中部巨大山系。长2500公里，包括帕米尔高原、昆仑山脉、喀喇昆仑山、阿尔金山及藏北的可可西里山等。

2、喀喇昆仑山脉

喀喇昆仑山脉在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南部及巴基斯坦东北部，东延至中国西藏自治区北部，全长约400公里。平均海拔高度在6000米以上。多雪峰和巨大冰川。

3、唐古拉山脉

唐古拉山脉横卧青藏高原中部，西接喀喇昆仑山，东南延伸接横断山脉怒山，是西藏自治区与青海省的界山。它北起小唐古拉山，南至西藏安多一线，南北宽达160公里。唐古拉山的主体部分海拔都在6000米以上，但相对高度多在500米左右。

4、横断山脉

横断山脉位于四川、云南两省西部及西藏东部呈南北走向山脉的总称，海拔2000～6000米。北部山岭多雪峰冰川，河谷深切，地形险峻，海拔在4500～5000米，最高峰贡嘎山达7590米。

5、冈底斯山

冈底斯山西起阿里地区狮泉河，南界印度河上源噶尔藏布及雅鲁藏布江上游谷地，为藏北与后藏的分界线。长1040公里，南北平均约80公里，山岭平均海拔5800～6000米。

6、喜马拉雅山脉

喜马拉雅山脉喜马拉雅山脉在中国、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锡金、不丹边境地带，东段进入中国境内。地处西藏高原和南亚次大陆之间。山系西起克什米尔的喃咖帕尔巴特峰（海拔8126米），东至雅鲁藏布江大拐弯处的南迦巴瓦峰（7756米），略呈向南突出的弧形，长约2450千米；南北宽200—350千米；总面积594400平方千米。

7、念青唐古拉山

念青唐古拉山脉位于西藏自治区中东部。近东西走向。西侧冈底斯山脉，东侧横断山脉。全长1400公里，平均宽80公里。平均海拔5000～6000米。

8、祁连山脉

祁连山脉，位于中国青海省东北部与甘肃省西部边境，是中国境内主要山脉之一。由多条西北-东南走向的平行山脉和宽谷组成。东西长800公里，南北宽200－400公里，海拔4000－6000米，共有冰川3306条，面积约2062平方公里。

谢选骏指出：以上八大山脉，还不包括现行昆仑山以北的天山。但我认为，中国西部的大山应该有一个总称。使得中国和东亚可以称为“昆仑地区”——这是一个天然的“地理东亚”，而不仅仅是“人种东亚”或“文化东亚”。

【八、中世纪的军事思想与军事学术】

世界中世纪军事思想与军事学术的发展，大体可分为两种不同的情况。在欧洲，受封建割据、经济发展缓慢、神学和经院哲学盛行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军事思想和军事学术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这一时期军事理论的代表作仅有《将略》、《战术》等寥寥几部，而它们又主要是继承和发展古罗马军队建设和作战思想的产物。在中国，兵学发展出现第二次高潮，不仅撰写了大量的各种各样的军事著作，出现了系统教授军事理论的武学，填补了许多军事理论的空白；同时在发明火药、火器并将其应用于战争之后，对火器时代的战术也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和可贵的实践。中世纪还是中国兵学迅速向边疆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向朝鲜半岛和日本等国迅速扩展的时期。由遣唐学生带回国的中国兵书在日本兵学界引起很大反响，成为日本兵学家学习和借鉴的重要参考读物。

1.拜占庭及欧洲军事思想与军事学术

(1)军事著作和军事思想概况

拜占庭帝国自诩为罗马帝国的继承人，在军事思想上自然也不例外。其中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军事著作《将略》、《战术》在内容上明显继承了古罗马人的军事理论，尤其是韦格蒂乌斯《论军事》一书的内容。

《将略》（又译《战略法》），6—7 世纪初由拜占庭一位不知名的作者伪托莫里斯皇帝之名写成。全书共12 卷，主要探讨战术范畴的问题。

按照那位不知姓名的作者的说法，该书是在总结6 世纪拜占庭军队的作战经验，并利用《论军事》一书的观点写成的。重点论述了军队的编制、武器装备、训练、队形编成、作战方法、战斗保障和各民族进行战争的特点，以便为拜占庭那些军区指挥官们提供作战理论上的指导。

遵照拜占庭帝国重视骑兵的传统，《将略》首先极力主张建立更为强大的骑兵队伍，并装备精良的防护器具和武器，认为优良的骑兵才是克敌制胜的重要力量。其次，该书强调作战的突然性，认为战争胜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攻击时间和地点的选择。其三，该书特别重视将帅的个人素质和指挥才能，认为将帅应当关心武器，更应当讲求指挥艺术。

就像离开舵手不能把船从大海领入海港一样，离开高超的指挥艺术就不能战胜敌人；与其与敌人直接战斗，不如用计谋打败敌人。

《战术》，通常被认为是拜占庭皇帝利奥六世撰写的，或者按他的指示由大臣们撰写的。利奥六世于886年即位，911年死去，写过许多有关神学的著作和诗歌。在这部与《将略》差不多齐名的军事著作中，作者论述了罗马军队的组织、战略战术问题，并提倡针对敌人战法的不同，采取相应的战略战术击败敌人。

中世纪时期，阿拉伯帝国、西欧各国也都进行了频繁、长期的战争，涌现出许多卓越的指挥官，却没有象样的军事著作流传后世。人们要想了解其作战指挥艺术，只能到记载战争过程的史书中去搜寻总结。

(2)军队建设思想

拜占庭的将帅和军事理论家大都极为推崇古罗马军团的建军方针和编制体制，主张继承其基本特点，如纪律严明，组织严密，武器精良，战术巧妙，精诚团结等。

根据主要敌人为阿拉伯骑兵的状况，他们都主张把骑兵（尤其是重装骑兵）作为军队建设的重点。骑兵部队的基本编制单位是中队，约有200—400 人；中队之上为大队，约2000—3000 人，必要时还可以建立预备队。他们强调平时要对军队进行严格的训练，使士兵熟悉如何编组战斗队形，如何相互配合进攻和在各种不同的地形上实施战斗机动；要训练指挥官和士兵懂得如何根据不同路线和敌情编组行军队形，以保障粮秣的供应和军队行动与驻止的安全。

他们强调战争中的精神因素。例如，拜占庭名将贝利撒留认为：“在战争中决定胜负的不是数量，而是精神上的勇气。”在中世纪社会里，激励勇气的最主要办法莫过于使战争带上宗教的色彩，将人们的宗教献身精神转化为战场奋斗精神。同时也依靠金钱财物的困惑，用犒赏士兵，分发战利品的手段来刺激人们的战斗热情。如果说拜占庭帝国的建军思想与其兵役制度相适应的话，在西欧骑士制度上产生的建军思想则具有不同的特点。西欧封建主的军队通常不是常备军，无法进行经常性的系统训练，其编制也受到封建主财力大小的影响，不能强求一律。这样，中世纪西欧各国将主要精力放在如何保障兵员按时应召集结，如何制止其临阵脱逃上面。当时各国都颁布了关于服兵役的法令，对拒不应召者、临阵脱逃者都有严厉的处罚。有的法令还规定了应征者必须自备甲胄、3个月的粮食和半年的衣服、长矛、盾牌、弓箭等十分详细的内容。这些规定基本上保证了士兵可以不赤手空拳走上战场。

(3)故略战术思想

欧洲中世纪的军事战略以拜占庭帝国所奉行的最具有典型性。

为了维护帝国广阔的疆土，拜占庭统治者长期实行防御战略。他们将全国划分为若干军区，每个军区又都修筑了数道坚固要塞、良好的军用道路和烽火报警系统。对敌国的入侵，由各军区指挥官组织防御，必要时从其他军区抽调兵力增援，以便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奋力将入侵者压迫至自己设防坚固的山口或河流渡口，运用优势兵力向心攻击，将敌人彻底击溃。拜占庭在查士丁尼时代奉行过积极扩张的政策，此时通常采取抽调精兵，长驱直入，突然袭击的办法夺取敌国的战略要地和首都，以最小的代价，用最短的时间占领敌国。对敌国主力，则往往使用诱敌深入，断其粮道，包围聚歼的方式，给敌人以毁灭性打击。

巧妙选择战机，是拜占庭战略计划往往奏效的重要因素。拜占庭帝国将帅和军事理论家们十分注意分析自己所面对的敌人的主要特点，认为隆冬时节是进攻斯拉夫沼泽地区居民的最好机会，因为拜占庭军队可以滑冰接近他们的居住地，而斯拉夫人则无法在水中和芦苇荡中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2 月和3 月份匈奴人和塞西亚人的骑兵常会遇到饲草匮乏的困难。秋、冬、春三季，对山区部落的敌人来说，大雪会暴露他们的行踪，植物也掉光了叶子，使他们全无掩蔽之物。寒冷和阴雨的天气是进攻波斯人和阿拉伯人的极好时机。因为此时，他们往往情绪低落，战斗力大为下降。

拜占庭帝国的将帅和军事理论家们还发现，经济、政治和心理的因素也会在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因此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在敌国或邻国的宫廷里收买、安插自己的间谍，探听其重要情报，以重金贿赂边疆野蛮部落的酋长，不失时机地与邻国结成同盟，以减少国家安全方面的压力。

他们甚至经常利用宗教手段来达到军事目的，使国内居民普遍坚持基督教信仰来抵御阿拉伯人的入侵。

具体作战时，拜占庭军队总是喜欢野外进攻。其基本战术队形主要由5 部分组成：中央第一横队、中央第二横队、预备队及后卫队、负责近距离包围和掩护侧翼的卫队、负责远距离包围和掩护的部队。作战时，走在最前面的是骑兵，骑兵之后为重步兵。重步兵“排成十六列的纵队，第一列在前进时把防盾连锁起来，以后各列再把防盾顶在头上，好像罗马人的龟形阵一样。在重步兵的后面就是弓弩手。他们的箭要从前列的头上发射过去。一旦当敌人为骑兵的冲锋所突破，扰乱或分散时，重步兵即以纵队实行突击，投掷他们的枪矛，并用剑斧实行肉搏，而由矢箭所构成的弹幕则在他们的头上飞过。所以在他们的战术中，骑兵与步兵，突击和投射之间都有密切的配合”。

拜占庭军队也很重视城寨防御。他们在行军时继承了早期罗马军队的传统，每到达一个新的目地的，都要赶在天黑之前用随身携带的锹镐挖好战壕，筑起栅栏，防止敌人夜间的袭击。拜占庭的城堡多属同心圆式，其中最典型的要属君士坦丁堡。它有多道由巨大石块砌成的围墙环绕，墙体上修建了许多守卫塔。这样，在抵御敌人进攻时，守军可以以守卫塔为支撑点，相互支援，又可以形成较大的防御纵深，长期坚守城垒。君士坦丁堡在抵抗阿拉伯人、十字军的进攻中多次获胜，主要原因即在于其完善的城防体系和有效的城守战法。不过，相比较而言，拜占庭军队更喜爱野战，即使在守城时也总是将城堡作为野外防御战和进攻战的基地，从而使其城垒防御作战具有浓郁的积极防御色彩。

以轻骑兵为主体的阿拉伯军队采用的是远古以来常用的那种轻骑兵战术，即让轻骑兵不顾一切地向前冲锋，反复地袭击敌军，直到在敌人阵线上打开缺口，然后实行各个击破。当他们所面临的是拜占庭等较为强大的军队时，也采用夜战袭扰的方式，疲惫敌人，削弱敌人，然后伺机予以歼灭。有时，他们还采取佯败战法，退却以诱敌深入，然后返身将前来追赶的突出孤立之敌包围消灭。

由各野蛮民族建立起来的西欧各国军事力量崛起之初，战术水平并不高。法兰克人仍像其祖先那样，排成密集的队形等待敌人骑兵冲过来，然后在停下来的骑兵周围或马下挥剑将战马和士兵砍倒。英国的盎格鲁—萨克逊人作战时也只是以大致平行的序列将士兵排起来，然后便是一场混战，直至一方抱头鼠窜为止。随着军事经验的不断积累和向当时战术最先进的拜占庭军队学习的结果，西欧各国军队的战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出现了栅栏式和楔形两种骑兵战斗队形。

栅拦式战斗队形通常由若干长矛手组组成一个标旗，在封建领主的带领下排成一列横队与敌交战。每个长矛手组包括一名骑士、佩剑待卫、骑兵弓箭手、步兵弓箭手、少年侍卫等。作战时，骑士在最前排，每名骑士之间相隔5 米。后面一排则是佩剑侍卫等侍从。这种横队与敌人一接触，就变成了捉双成对的单骑会战，谈不上什么整体的战术配合。

楔形战斗队形源于希腊罗马时代的楔形阵，在中世纪通常被十字军所采用。作战时，由重甲骑兵组成的突击集团位于最前列。阵线中央为步兵，步兵的两翼和侧后由少数重甲骑兵掩护。作战开始后，由重甲骑兵首先完成分割和打乱敌军队形的任务，继以步兵歼灭敌人。这种战斗队形用来进攻步兵方阵最为有效。

欧洲中世纪各国步兵数量不多，步兵战术的发展也受到很大限制，目前所知道的主要有基辅罗斯采用的墙式战斗队形。该队形主要由持矛及大盾牌的步兵组成，纵深约10—20 列横队，队形密集，可以实施强有力的正面冲击，抗击敌军骑兵的正面冲击。但它也有调动不灵，翼侧和后方易受袭击的弱点，通常需要骑兵加以保护。

2.中国兵学与战法（上）

(1)兵书和兵学发展概况

中国兵学自先秦秦汉时期出现百家争鸣，人人议兵的兴盛局面之后，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据统计，先秦秦汉时期有存世兵书103 部，存目兵书147 部，而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这段时间里，存世兵书仅有88 部，存目兵书87 部。其中受到兵学界重视的仅有《三略》、《曹注孙子》等寥寥几部。进入唐宋时代，情形就大不同了。据统计，隋唐五代有存世兵书50 部，存目兵书166 部；宋代有存世兵书229 部，存目兵书352 部，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前者，质量上也大大提高。如《李卫公问对》、《卫公兵法》、《太白阴经》、《武经总要》、《守城录》等书都在中国兵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唐宋时代，兵学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唐宋以前的兵书主要是私人著述，理论传授也以设帐授徒的方式进行。唐、宋王朝建立以后，都比较重视兵学的发展，唐太宗李世民曾与兵学家李靖长期研讨兵学问题，留下了著名的兵书《李卫公问对》。宋朝皇帝也很注意用兵书来提高将帅们的指挥艺术，著名的《武经总要》、《武经七书》都是奉圣旨由官方出面编修而成的。唐、宋时期专门培养军官所设立的武学、武举，也对兵学理论的发展和传播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唐宋时代，文人论兵的现象日益普遍。从先秦秦汉至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撰写兵书主要是统兵将帅们的事。自唐宋以来，越来越多的文人士大夫登上兵学讲坛。例如一生未直接领兵作战的唐代兵学家李荃，兵学著作甚丰；著《长短经》的越蕤，也是未上过沙场的平民百姓。宋代不仅有许多一生从事兵书注释校勘的武学博士，更有以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注重兵学研究的永嘉学派，有苏轼、陈亮、辛弃疾等念念不忘研讨兵学的一代文豪。他们在兵学典籍的校刊、注释、解说方面贡献极大，对战争性质、建军治军和战略问题也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在推动唐宋兵学的发展方面功不可没。

兵书是兵学的主要载体。其数量种类的多寡是兵学发展与否的重要标志。唐宋时代的兵书种类繁多，大体上可分为著、疏、辑、译4 大类。

一类是著述兵书。如综合性兵书《李卫公问对》、《太白阴经》、《虎钤经》等；专门论述城邑防御的《守城录》；专门论述边防守备和兵要地理的《靖边备要》、《边防龟鉴》；专门论述谋略战法的《百战奇法》；专门论述兵制的《历代兵制》；专门论述军事人物的《何博士备论》、《中兴十论》、《百将传》等。许多著述样式是前代所没有的。

二是注疏兵书。兵书注疏始于汉代，在唐宋时代进入第一个高峰期。

唐代先后有李荃、贾林、杜牧、陈皞、孙镐等人为《孙子》作注；宋代注解《孙子》的更多达10 余家，其中成就较大者有《梅圣俞注孙子》、《张预注孙子》、郑友贤《孙子十家注遗说》等。其他注释《素书》、《三略》、《司马穰苴兵法》、《尉缭子》、《管子》、《阴符经》的也很多。宋代兵书注疏的最显著特点，是人们已不再满足于零散的单部兵书注释，而要对古代兵学的经典之作进行全面的研究和整理，或将前人兵书注释的成果汇集起来。其明显标志便是《十一家注孙子》和《施氏七书讲义》。前者几乎汇集了唐宋及以前历代重要《孙子》注家言论，有较高的理论价值。后者将官方颁布的《武经七书》作系统地注疏讲解，也开了后世以标题讲章的方式疏解兵书之先河。

三是汇辑兵书。汇辑军事史料的做法始于唐代。杜佑编纂《通典》一书时，曾分门别类编入大量的兵学史料。宋代出现了较完整意义上的汇辑类兵书，如分门别类辑录前代兵学内容和军事资料的《武经总要》，完整汇辑古代经典兵学著作的《武经七书》等。

三是翻译兵书。唐宋时代，中原与边疆各民族军事文化融合日益密切，其中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将古代兵书译介给边疆民族。辽初东丹王耶律倍曾译有《阴符经》，金代则有女真文《孙子兵法》、《三略》、《六韬》等书问世，西夏刊有西夏文《六韬》、《三略》、《孙子兵法三注》等书。如此大规模地翻译介绍兵书，在中国兵学史上还是第一次。

它对中原军事文化在东方的广泛传播，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

(2)军队建设思想

唐代前中期主要实行府兵制，与这种制度相适应，唐朝统治者和兵学家们把建军治军的重点放在加强平时的军事训练和选将任将上面。他们明确规定，担负作战任务的士兵要专门施以训练，“用整兵威”，不得让他们承担繁重的杂役劳动。治理军队要贯彻刑赏制度，“赏无私功，刑无私罪”。拣选将领要选拔智勇兼备的“通才”，同时也不忽视具有某种专长的“偏才”。考察将帅要全面，要先察后任，做到“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鉴于唐前期主要是对突厥军队实行战略进攻，唐朝统治者特别注重骑兵部队的建设。例如唐太宗李世民曾组建起强大的骑兵集团，深入草原大漠腹地追击，终于使突厥全军崩溃。

宋朝统治者为了防止唐中叶至五代时期出现的藩镇割据，大权旁落的历史重演，力主兵权高度集中，以军事行政权归枢密院，军事指挥权归“三司”、三帅”，互相制约，集权于皇帝。宋朝以募兵制为主，其宗旨是在灾区大量招兵，以达到“凶年饥岁，有叛民而无叛兵，不幸乐岁变生，有叛兵而无叛民”的目的②。中央集权和大量招兵固然有防止武夫拥兵割据和缓解社会矛盾的有利方面，也给军队带来兵将分离、兵员素质低、教育训练差等种种弊端。为此，宋代兵学家有针对性地提出：“师不必众也，而效命者克；士无皆勇也，而致死者胜。”对弊病丛生的募兵制也主张加以改革，仿唐府兵制，使兵农合一，寓兵于农。

边疆民族如契丹、女真、党项等建立武装力量之初，尚处在由军事民主制向奴隶制社会转变的过程中，其统兵思想也由“兴兵合议”向中央集权方向转变。但他们处在生机勃勃的上升时期，在选将任官上通常都可以做到任人唯才，在治军方面也继续发扬昔日严格治军的优良传统，例如金军“队伍之法，什、伍、百皆有长。伍长击柝，什长执旗，百长挟鼓，千长则旗帜、金鼓悉备。伍长战死，四人皆斩。什长战死，伍长皆斩。百长战死，什长皆斩。负战士之尸以归者，则得其家赀之半。”

正是倚仗着如此酷烈的军纪，他们“骑者骑，步者步，回顾者斩，所以每战必胜也”。

(3)战略战术思想

唐宋时代的战略思想大体可分为3种类型：

一是积极防御战略。以唐朝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强调争夺战争主动权，平时要在边疆“守要害，堑蹊隧，垒军营，谨禁防，明斥候”，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另一方面，对边疆各民族推行和亲、团结、德化的政策，做到“理人必以文德，防边必以武威”，二者都不偏废。对待其游牧贵族势力的军事入侵，采取以攻为守的策略，对其主力实行致命打击，以求长久安定。唐太宗时，即是奉行这种积极防御战略，次第平定了东突厥、吐谷浑、高昌等部族，统一了西北边疆。

二是“专力而守”，“以战求和”的消极防御战略。宋朝是实施这一战略的主要代表。宋朝统治者建立政权后，对北方边疆各民族怀有深深的恐惧心理。他们不敢对契丹、党项采取积极的军事行动，而往往采取筑寨坚守，等待别人进攻的消极态度。宋代防御战略中也有些值得肯定的地方。如在宋元战争中依靠江河湖泊、崇山峻岭、高城深池实施的大规模防御战略，具有各防御要点之间相互支援，凭借大邑巨城长期坚守，陆战与水战有力配合等特点，成功地抗击了蒙古大军的多年进攻。

三是契丹、党项、女真等北方边疆民族所奉行的积极进攻战略。这

些游牧民族在与宋王朝的战争中，大都善于发挥自身骑兵行动迅速的优势，或远道增援，或长途奔袭，总能在战场上适时集结起强大的重兵集团，打击以步兵为主，行动不便的宋军。

契丹、党项和女真在建立政权以后，逐渐开始采用筑墙置戊的防御方针，这与他们逐渐由游牧业经济向农耕经济转化的趋势是相适应的。

但在对付外来强敌时，除西夏军队采取凭墙固守的方针外，辽金两军大都对其主要作战对象过于轻视，不是利用自身的城垒工事和擅长的城守战法消耗敌人有生力量，而是贸然发动进攻，寄希望于一两次野外会战就全歼敌军。后来的历史表明，这种战略设想是完全错误的，最终要带来国破家亡的结局。

在战术思想上，唐宋时代也有很大发展。

对于野战，唐代名将李靖在古代阵法的基础上，结合唐军的七军编制，创造了“七军六花阵”（其中有方阵、圆阵、雁行、直阵等战斗队形）。李靖所采用的最基本战斗队形是锥形之阵（楔形队形），它便于突破、分割敌人阵势。还有一种是由弩手、弓手和战锋队相间竖排的竖阵（纵队战术），用它将兵力直接投入战斗，比横队更易于保持自身的队形，因此更容易指挥。

宋军野战战术中较有特色的是抗击骑兵集团进攻的内容。如宋金战争中发明的叠阵，即以持不同兵器的步兵多层配置，以骑兵居于侧后。

当敌军进攻时，阵中弓弩手轮番发射，连续打退敌军的反复进攻，乘其退却，派骑兵追击。还有一种以分队制骑兵的战法，即利用西北地区沟壑纵横，不利于骑兵展开和集团冲击的特点，控制要隘，分别派遣部队从不同方向，灵活机动地袭扰敌人骑兵，迫使其四处分兵，接应不暇，然后伺机反击，消灭敌人骑兵。

契丹、女真和党项民族素以弓马见长，其野战战术主要是指骑兵战术，以楔形阵的正面冲击和两翼包抄战术最为常见。后者又称为“三生阵”，即“布围圆阵当锋，次张两翼，左右夹攻”①。为了抵御宋军弓弩手的射击，女真、党项军队通常把重甲骑兵放在最前面，”遇战则先出铁骑突阵，阵乱则冲击之；步兵挟骑以进”，用来对付步兵集团还是颇

见成效的。

对于城塞攻防，宋代战术水平较高。宋军将筑城修垒，以步兵守长垣视为抵御敌人骑兵冲击的良策。为此，宋朝将领和兵学家强调要建立重城重壕的防御体系，扩大防御纵深，以利于守军相互支援，与敌逐城争夺，长期坚守；强调要有效使用抛石机，杀伤敌军攻城力量；强调不可闭门死守，要“守中有攻”，多设暗门、突门，以便多路出击，主动消灭敌人。

3.中国兵学与战法（下）

蒙古民族在中世纪驰骋亚欧、威震世界，取得了辉煌的军事胜利。

但由于他们的本民族文字产生较晚，文化不够发达，其统兵将帅多年的战争实践经验也很少被总结归纳，著成兵学专著传之后世。

(1)兵学著述概况

据史料记载，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后，曾颁布了许多称之为“札撒”的法令，内容涉及军官职责、作战方法及战场纪律等。历代蒙古君王出征作战之前，总要阅读札撒大典，按其规定行事。蒙古将领也有自著兵书的。据说清时赵勇王成衮札布曾珍藏有蒙古名将木华黎所著兵法，时时阅读，故谙熟用兵之道。不过，今天人们据以了解蒙古兵学的资料，主要还是《蒙古秘史》、《圣武亲征录》、《元史》、《金史》、《蒙鞑备录》、《黑鞑事略》、《世界征服者史》等史书。元朝的《兵机便览》、《剿寇阵书》等兵书著作今天大部分散失，仅存目录而已。

(2)军队建设思想

成吉思汗起兵之初，即要建设一支听命于他的强大武装。他十分重视怯薛军（护卫）的建设，将其扩充至万人，用以维护自己的权威，镇压反叛的部落。针对当时有的部落分崩离析，终至败亡的惨痛教训，他向部下灌输忠汗思想，让族人、将士、奴隶对他保持绝对忠诚。对不忠者或卖主求荣者要予以处罚甚至杀掉。拣选将领，把忠诚放在第一位，同时也很注意量才使用。他将部下分成几种类型：勇猛耐劳，但不知士

卒饥渴疲劳者，不可以为将；活泼矫捷者可使之看守辎重；愚钝者则付之以鞭，看守牲畜。只有智勇兼备，遇事同部属商量，知己之疲，知己之饥渴而后推之于人者，才可以付之以方面重任。

在治军方面，他强调绝对服从，令行禁止，有功则赏，有过则罚，虽宗亲宿将，也不例外。同时他也很关心士卒疾苦，“衣人以己衣，乘人以己马”，在军政大事的决策上，每每与族人、部属商议而定，择善而从，因此受到将士们的齐心拥戴。忽必烈在建立元朝后，一方面继承了成吉思汗思想好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根据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提出一系列新的观点。如，他从儒家思想出发，反对一味屠戮掠夺，主张“得其地亦得其民”，推行镇戍屯田制度，且耕且战。进一步强化中央集权的军队领导体制，倡议并建立了枢密院、行枢密院统领全国军队。在军兵种建设上，改变了以往偏重骑兵的思想倾向，增设炮军、水军，迅速改变了蒙古军队攻城乏术，水战不习的状况。

(3)战略战术思想

蒙军将帅十分注意发挥自身骑兵集团的优势，在战略上主张实行大

纵深迂回包抄，远程奔袭，速进速退的方针，力图以野外会战的方式消灭敌国的有生力量。成吉思汗在亚欧大陆上几次歼灭作战以及“假道灭金”，远攻四川等较大的战略行动，都是充分发挥骑兵战略集团优势的典型例子。

蒙军战法比较丰富。在野战方面，有三五成群，四面围裹的“鸦兵撒星”战法；有反复冲击一点，力求使敌全阵溃败的“更迭驰突”战法；有面对优势敌人，派骑兵绕阵袭扰，直到其疲惫不堪方实施攻击的“疲敌”战法；有示败佯退，诱敌进入埋伏圈的“诱伏”战法；也有舍却正面，派主力迂回包抄的作战方法等。在攻城方面，则采取锁城迫降、昼夜穴城、抛石（火）攻击，乃至引水灌城等多种方法，在对中亚和欧洲各国的战争中，堪称所向披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身处火器时代前夜的蒙古军队已经有意识地创造火器战术了。他们曾将火炮野战、攻城和守城的基本方法带到了阿拉伯人那里，并通过阿拉伯人传到欧洲各国。在中国，火铳使用的原始战术已露出萌芽。1364 年，元军在大都设防，“纠集丁壮苗军，火铳什伍相联”①。这段文字虽然对火铳的编组和运用说得不太详细，但它与后来盛行的火器轮番轰击战法，连环进步法有某种渊源关系，则是毫无疑义的。

① 《元史·达理麻识理传》。

谢选骏指出：野蛮的蒙古人正是依靠前所未有的火药战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打通欧亚大陆”的军事突破的。但是比起随后而来的西方殖民者，蒙古人的成就就算太不起眼了。这就是历史力学所揭示的——“一报还一报”、“一浪更比一浪高”。

（另起一页）

【第四部分】

【奥斯曼土耳其军队1300-1683】

【01、加齐帝国】

奥斯曼人国家的诞生笼罩着传奇的迷雾，不过对于这个日后让整个基督教欧洲为之颤抖的大帝国，传说故事似乎恰能反映出它在起源上的某些特质。 

传说，一位名叫奥斯曼(Osman)的年轻战士与当地伊斯兰教长谢赫·艾德巴利(Sheikh Edebali)的女儿玛尔赫顿（Malkhatun）坠入爱河。但奥斯曼家实在太穷了，根本无法迎娶他的心上人，唯一的希望只有在沙场上奋力拼搏赢得荣誉。在一次战斗中，奥斯曼俘虏了赫蒙西克要塞(Khirmencik)的主人，希腊人克泽·米哈伊尔(Kose Mikhal)，并与之结为好友。这天，奥斯曼作了一个奇怪的梦，他隐隐感到这是上天的预兆，又惊又喜，便找谢赫·艾德巴利倾诉，他说，在梦里一轮明月(象征着玛尔赫顿)从谢赫的胸膛升起，同时奥斯曼的胸膛上长出了一棵极伟岸的大树(古代突厥人的图腾)，树冠直插入云霄，与明月遥相辉映，而树根连通着四条大河(底格里斯河Tigris、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尼罗河Nile和多瑙河Danube)，突然一阵狂风吹起，大树上那一片片剑一般的叶子齐刷刷的指向君士坦丁堡城(Constantinople)……奥斯曼觉得，这个梦似乎说明他和心上人必定终成眷属，谢赫却兴奋的告诉他，事情远没这么简单，上天启示他必将统治世界！就这样，奥斯曼毫无阻碍的娶到了谢赫的女儿，他以及他子孙的征服事业也随之开始了。 

在另一则关于奥斯曼人起源的传说中，他们的祖先是一位叫苏莱曼·沙赫(Suleyman sah)的人，他是土库曼（即‘突厥人’）卡依(Kayi)部落的领袖，在12世纪晚期统治着伊朗东部的马罕地区(Mahan)。13世纪早期，他带着数千土库曼人为躲避蒙古人的铁蹄向西迁移，在横渡幼发拉底河的时候，苏莱曼不幸落水淹死，部众随之分裂。他的两个儿子率领大部分人重回呼罗珊(Khorasan)，为蒙古效力；另一个叫埃尔托格鲁尔(Ertugrul)儿子则带着剩余的卡依部落成员到达塞尔柱人(Seljuk)统治下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n)。做为罗姆苏丹国(Sultanate of Rum)的附庸，埃尔托格鲁尔得到了一块位于安纳托利亚西部边陲的土地，以及两小块位于弗里吉亚(Phryga)的土地，一块叫瑟于特(Sogut)，一块叫多马尼奇(Domanic)。当埃尔托格鲁尔去世之际，他把这一地区统治权和卡依部落的领导权一起交给了他的儿子奥斯曼。 

这些传说有很多版本，但根据史料推断，进入安纳托利亚的奥斯曼人的祖先并不是13世纪躲避蒙古人而来，而是早在11世纪曼齐克特之战(Battle of Manzikert)后扩散到小亚细亚的。在长达两个世纪里。他们是无根的游牧人。而奥斯曼本人很可能与埃尔托格鲁尔并无血缘，但的确是个占据拜占庭边境省份的土库曼加齐(gazi，意为圣战者，信仰战士)和穆斯林农民的头目，并且和当地城市的阿赫(ahi，穆斯林中类似于行会和兄弟会的社会组织)有很深的联系，谢赫·艾德巴利也许就是阿赫的领袖。 

借助同盟的力量，奥斯曼趁着塞尔柱人崩溃之际占据了卡拉贾希萨要塞(Karacahisar)，建立起自己的小政权。此时蒙古人西征的风头正劲，很多穆斯林战士和宗教学者领袖避难来到小亚，而失去拜占庭军事支援的基督教边境领主，比如克泽·米哈伊尔，也纷纷转而为奥斯曼效力。同时，基督徒农民苦于拜占庭帝国的苛捐杂税和土地贵族的欺凌压迫，早已对现状不满，也是奥斯曼可以利用的力量。 

13世纪最后十年奥斯曼贝伊(Bey，地方官员的头衔)的小王国已拥有8座边境要塞，以及在十字军时期以多里留姆之战(Battle of Dorylaeum)闻名的土耳其城市伊兹谢希尔(Eskisehir，意为旧城，多里留姆是拉丁名)。1299年奥斯曼占领了他王国中第一个有意义的城市耶尼谢希尔(Yenisehir，即新城)，该城成为奥斯曼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首都。不过迄今为止，奥斯曼和他的继承人所占据的疆域还只是一条狭长地带，不发达的边境省。很多大城市还在拜占庭人的掌握之中，在乡村小城镇的居民看来，奥斯曼人也不过是随着季节变换走出山岭，迁徙、放牧和骚扰的游牧部落，因此奥斯曼若想进一步发展，首要任务是将他的人民转化为定居者。1301年，奥斯曼在科雍希萨尔(Koyunhisar)击败了拜占庭人的军队，从而声名远播，越来越多的加齐加入奥斯曼的队伍。随着奥斯曼埃米尔国在耶尼谢希尔的建立，奥斯曼致力于两个方向的扩张，一是从萨卡里亚河(Sakarya)向北扩张到黑海；二是向西南占据马尔马拉海(Marmara)沿岸肥沃的土地。到1308年，他达到了目标，从而孤立了拜占庭在本地区最后一个重要城市布尔萨(Bursa)。依靠着海上援助，布尔萨顽强抵抗多年，但最终在1326年陷落。对于奥斯曼人，占领布尔萨意义重大。他们的王国从一个游牧的边境国家转变为一个有首都，边界和定居居民的真正的国家，一个加齐帝国——真主信仰的执行者和传播者，安拉神圣的宝剑——不断战争，不断扩张，以战利品和土地为饵料茁壮成长的巨人。 

奥斯曼人征服的基本国策是由奥斯曼本人制定的，在发展壮大过程中，奥斯曼既是率领土库曼加齐反对异教徒的埃米尔，他还是恢复安纳托利亚的社会秩序和政治统一的阿赫协会领袖。这项国策由奥斯曼的继承人传承下来，当西土耳其别的加齐埃米尔国纷纷衰落之际，唯独奥斯曼人取得了成功。也许是拜占庭、巴尔干等国的顽抗使他的军队和政府越发坚强，使饱受战乱的移民纷纷聚集于此，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通过不断蚕食拜占庭的边界，奥斯曼人获得了比其他土库曼埃米尔有利得多的生存空间，并将拜占庭压缩至君士坦丁堡周围微不足道的一隅，只有黑海南岸的特拉布松(Trabzon)还在希腊人手中。在某些时候，奥斯曼土耳其明智的作为拜占庭的同盟和保护人出现，使其免遭竞争对手，比如其他土库曼人、鞑靼人和拉丁人的征服。 

由于远离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地区，奥斯曼土耳其的文化和政治受突厥传统影响颇深，它的法律是土库曼部落的习惯法——亚撒(yasa)，而不是穆斯林的《古兰经》；奥斯曼人的信仰，在很大程度上也并非正统的逊尼派经典教义，而是一种将伊斯兰教、突厥萨满教和东正教杂糅的奇异混合。伊斯兰教异端，宣扬神秘主义的苏菲派僧侣在奥斯曼土耳其早期征服事业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有些人强调，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是一种的宗教，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这种论调吸引到不少基督教中的志同道合之士。 

奥斯曼国家对基督徒或犹太教徒等异教徒都宽容以待，在本国遭受迫害的异端少数派在这里也能得到庇护，为数众多的基督教鲍格米派异端(Bogomils) 逃离巴尔干(Balkans)半岛，来到安纳托利亚。东正教徒们也宁愿将土耳其人当成朋友，把他们视作将自己从西方天主教压迫下解救的解放者。奥斯曼土耳其对治下异教徒要求的赋税和义务，往往比以往的统治者更低。他们严格的将国民区分为军事阶层和平民阶层，一些原有的军事贵族不用改变信仰便可维持身份和地位，当然几代之后他们终究会成为穆斯林。在安纳托利亚，希腊人可以找到以拜占庭帝国背景为荣的氏族；在鲁梅利(Rumelia，即巴尔干)，许多传统的封建潘诺尼亚(pronoia)采邑直接转化为奥斯曼的蒂玛(Timar)封地，领有它的无论是新来的穆斯林战士还是投降而未改宗的基督徒，都承担着同等的军事义务，为奥斯曼土耳其征战。 

奥斯曼土耳其的扩张进程中始终保持着加齐开拓者的本色，对他们来说，欧洲就像是美国先民眼中的西部，是一片大有可为的命运之地。只要保持着对异教徒的攻势，不断满足加齐们对信仰和战利品的要求，以军事为第一目的帝国机器就能正常运转。但是随着奥斯曼人的扩张到达极限，政策由进攻转为防御之后，弊端便会一一暴露，17世纪，随着西欧的日益崛起，奥斯曼土耳其在军事上屡受挫折，帝国内的基督教居民的忠诚心也随之动摇。到18世纪，情况越发糟糕，一旦奥斯曼帝国在战场上失败，鲁梅利的基督徒居民就会掀起一场针对穆斯林邻居的大屠杀，首先是摩尔达维亚(Moldavia，1769—1770)，然后是希腊(1771)。种族仇杀几乎逐渐成为19世纪奥斯曼土耳其的一个众所周知的社会特征。 

奥斯曼人的战略战术起初与其他土库曼游牧部落无异：以快速机动的骑兵射手不断骚扰敌人，待其消耗至人困马乏之际再靠近予以消灭。通过这种方法，他们成功的孤立了拜占庭各地的卫戍部队，但很少在阵地战上一较高下。因此土地的取得也无非通过以下几种方式：赶走当地拜占庭土地贵族夺占其地；从基督徒或穆斯林等一切愿意出价的人手中购买要塞；吸收归顺的封建主进入奥斯曼人的统治体系；或者依靠联姻结盟。 

14世纪下半叶，奥斯曼军队仍然是大量土库曼骑兵辅以少量步兵的部落式松散结构；但一百年之后，奥斯曼军队铁一样的组织纪律令所有敌人望尘莫及，他们可以在任何复杂地形中因地制宜的实施战术，他们可以在敌人领土上迅速建起固若金汤的野战营地。如果遇上防御良好的城市，奥斯曼人会毁掉周边的村庄和田地，建起若干小型要塞加以围困。一旦敌人就范，城市被攻克，奥斯曼人的破坏和劫掠倒十分有限，城市的商业职能将很快恢复，人口也迅速增殖。 

奥斯曼的儿子奥尔汉(Orhan)继位后不久，立即向马尔马拉海进军，从而引发了与拜占廷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Andronicus III)的大规模冲突。1328年奥尔汉在马尔泰佩(Maltepe)击溃拜占廷军队，皇帝只身逃回君士坦丁堡。此后，拜占廷帝国完全放弃了在安纳托利亚组织抵抗的努力，也不再给安纳托利亚的城市任何支援。于是在接下来的10年间，奥斯曼人几乎兵不血刃的占领了拜占庭在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所有残存地区。同时，奥尔汉还夺取了卡里希埃米尔国(Karesi)，获得一支宝贵的达达尼尔(Dardanelles)舰队。这一胜利的重要性不亚于击败拜占廷。奥斯曼人成为所有土库曼埃米尔国中最强大的一个，并自此完成了对马尔马拉海南岸的控制，并使他们毫无阻碍的从加利波利半岛(Galipoli)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向欧洲进军。这个时机很快便降临了：皇帝安德罗尼库斯三世死后，拜占庭陷入内战。坎塔库震努斯(Cantacuzenus，约翰六世)向奥尔汉求助，后者立即举兵相应，帮助约翰六世制服对手的同时，不顾其反对强行永久性的占领了加利波利和色雷斯(Thrace)部分地区。奥尔汉于1360年去世，经过他的不懈努力，奥斯曼人已在欧洲牢牢站稳脚跟。 

穆拉德一世(Murat I)的形势很适合奥斯曼人的进一步扩张，保加利亚帝国和拜占庭帝国已衰弱不堪，由斯蒂芬·杜尚(Stefan Dusan)建立的塞尔维亚帝国自其死后处于分裂状态，爱琴(Aegean)诸岛由希腊人、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医护骑士团统治，他们彼此争吵不休，不可能联合起来抵抗奥斯曼土耳其。在充分计划和掌握了地理信息之后，西方的远征为三路进行：东路或者说右翼由穆拉德本人指挥，在1361年攻克军事重镇埃迪尔内(Edirne)，穆拉德将之定为新首都，意图像锲子一样插入色雷斯直指黑海，将君士坦丁堡完全孤立；西路左翼部队由埃维里诺斯贝伊(Evrenos Bey)指挥，他是个来自拜占庭的改宗者，顺爱琴海沿岸推进，目标是占领马其顿(Macedonia)首府萨罗尼卡(Salonica)，进而威胁色萨利(Thessaly)和阿尔巴尼亚(Albania)并隔开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同时，中路的卡拉·帖木尔塔斯(Kara Timurtas)从马里卡(Marica)、瓦德尔(Vardar)和尼卡瓦(Nicava)山谷进入巴尔干山脉，在齐尔曼(Cirmen)击溃了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联军，迫使塞尔维亚王公拉扎尔(Lazar)接受奥斯曼的宗主权，并一路突袭到波斯尼亚。 

与此同时，小亚高原中部最强的土库曼埃米尔国卡拉曼(Karaman)在欧洲人的鼓动下开始向穆拉德进攻。由于担心军中的土库曼人可能不会支持自己反对另一个土库曼国，穆拉德调动了一支由保加利亚附庸提供的基督教军队反攻卡拉曼。据说，在这次战役中，奥斯曼人首次使用了火枪和大炮。得胜后，穆拉德又将新武器带到欧洲，用它们打击以哈扎尔为首的一支规模庞大的巴尔干联军。1389年6月15日，决定东欧和斯拉夫人命运的科索沃战役打响了。虽然兵力处于劣势，虽然穆拉德在战斗中遇刺身亡，但奥斯曼军队仍然在巴耶济德(Bayezit)王子的领导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多瑙河南岸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就此被扑灭，奥斯曼人控制了整个东南欧，只有希腊部分地区幸免。从穆拉德一世开始，奥斯曼政府在新征服的巴尔干土地上大量迁入和定居土库曼人，而许多基督徒农民则被迁移到安纳托利亚和色雷斯。这一方面弥补了连年战争造成的人口损失，另一方面加强了控制，削弱抵抗力量的根基和源头，以确保这些追随者会永远臣服。 

奥斯曼人的战争机器如此高效，与他们战争艺术的高度计划性是分不开的，战役之前大量的准备工作才能确保万无一失。老兵的经验之谈和以往战争的记录有专人收集整理以供查阅。准备战争需要囤积大量的运输工具、粮草和各种军需物资，牛群和羊群是随军带的。各条行军大道周围的村庄都享有某些优惠政策，以鼓励村民种植稻谷，增产粮食并储备物资，以备行军经过的部队的不时之需。专门饲养在鲁梅利的公牛和水牛用来拉货车的大炮，来自多瑙河下游的骡子和驮马及来自小亚细亚和新月沃地的单峰驼也是是军队经常征用的牲畜，用于驮载一些较轻的物品。各地的道路桥梁由当地官员负责日常维护修缮，斥候不知疲倦的四处活动，用特定的木桩和锥形石堆标示出各条道路的方向。总之，战争准备时时刻刻都在进行。奥斯曼人还很擅长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扩张时代他们的战略主要依靠机动性和进攻性，但到17世纪后半，奥斯曼人已失去主动权，此时他们并未死抱着游牧民族的固有传统，转而对各种复杂的防御工事产生兴趣，主动迎合了沃邦(Vauban)所倡导的军事革命。最近对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政府档案的研究成果也显示了这一点。 

由于军队的大部分组成人员有封地性质，而且苏丹及其正规军不能长时间离开伊斯坦布尔，并且由于冬天的道路状况非常糟糕，所以战争主要在4月到9月进行，冬天一到就遣散军队，并随即在10月和11月进行常规的战争规划，12月发布动员令，让各地蒂玛领主次年4月集合，再次投入战争。战争开始要举行复杂的典礼和宗教仪式。如果战争由苏丹亲自指挥，他顶戴上的六条马尾标(tugs)中的两条就会被挂在伊斯坦布尔宫殿的第一进院子里，如果负责战争的是大维齐(Grand Vizier，宰相)，就挂上他三条马尾标中的一条。六周之后，部队就要集结完毕并出征。土库曼和鞑靼人的轻骑兵阿金吉斯(akincis，意为‘袭击者’，边境骑兵)和德里(delis，意为‘疯子’)开道，接着是卡哈齐巴西(Carhacibasi，官名，骑兵队长)领导的精英骑兵前卫，安纳托利亚和鲁梅利省的西帕希(sipahi，封建采邑骑兵)在两翼行进，并保护后方辎重，军队的中坚是耶尼色里(Yeni ceri，或作jenissaries，意为‘新军’，近卫兵团)步兵，苏丹和其他官员，以及炮团(Topcu Ocagi)和工程兵团。奥斯曼土耳其军队有非常严格的纪律，士兵禁止喝酒，要定期理发和漱洗保持清洁，军中全体肃静，严禁无谓的娱乐浪费精力。只有带有训练性质的马上标枪竞技和射箭比赛得到允许。奥斯曼军队衣食朴素，营帐整洁，公厕卫生，酒精绝迹，军容肃穆，这一切无不令欧洲的观察家们惊异，与同时期他们的对手基督教军队形成鲜明的对比，成为他们取胜的重要因素。 

14世纪早期奥斯曼土耳其建立的正规军融合了大量拜占庭帝国和古典伊斯兰的元素，尤其是随着基督教封建主的加盟，拜占庭传统在阵地、攻城战术，军械技术和军事制度上都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巴尔干战争又让奥斯曼人从匈牙利人那里学到了“大车”战术，即将载有火枪的马车首尾相接组成工事，保护中间的大炮不被敌人的骑兵突袭。到16世纪中期，奥斯曼军队的战术已发展至巅峰：凭借杰出的筑壕技术，奥斯曼军的阵地异常坚固，装备先进火枪的耶尼色里军团和苏丹的私人卫队驻扎在苏丹和大维齐的周围，形成奥斯曼军队的战略中枢；中央两侧紧挨着的是重装近卫骑兵“阿提博鲁克哈尔基”(Alti Boluk Halki，意为‘六团的人’， 或称‘西帕赫’sipah，意为‘骑士’)；阿扎普(azap)步兵团在炮团的火炮前列阵防御，全军后防及辎重的守卫工作也由他们和穆特菲里卡军团(mutefrrika)担任；军队侧翼是各省的西帕希骑兵。轻骑兵阿金吉斯在阵地之前游弋，负责吸引进攻阿扎普阵地的敌军，一旦得手，他们很快散去，让大炮和耶尼色里开火，最后西帕希将冲散、包围和消灭敌人。虽然欧洲人对耶尼色里的组织纪律性和战斗力印象深刻，但在战场上，西帕希才是奥斯曼军队的主力和制胜的决定性因素。当然，耶尼色里猛烈的密集火力对敌军心理的震慑和保护战略中枢的作用依然不可小觑。

14至16世纪的奥斯曼军队 

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规模历来存在争议，各种资料有着大相径庭的说法。开战时，除了帝国的常备军，各地大量无法精确统计的封建附庸和穆斯林志愿兵也会聚集到埃米尔和贝伊们的马尾标下，使队伍更为壮大。并且他们的基督教对手常由于各种原因而夸大数量，因此，具体数目的差异也就不足为奇了。但在14世纪中期，就奥斯曼人的国土面积而言，相对欧洲邻居，他们的军队的确可算规模庞大，人数众多。 

14世纪晚期的奥斯曼埃米尔国已成长为一个帝国，简单的部落型组织已经不再适应，1389年，巴济耶德一世自立为苏丹，他将穆拉德一世开始的全面改革继续进行。在被征服的省份，除了任命作为军事指挥官和民政总督的维齐之外，又新设了承担经济和军事职责的维齐。为了树立他们的权威，所有维齐都被授予贝伊官阶，并在顶戴上戴有旧突厥权力象征的马尾标，马尾标数量多少之分，表明每个人的官阶和权限大小：苏丹有四条，维齐三条，贝勒贝伊(beylerbey，意为‘贝伊的贝伊’，总督)两条，贝伊一条。随着国家功能更加复杂，出席国务会议“胡马雍帝万”(Divan-i Humayun)的维齐中，有一位被选出成为主持人和领袖，并协调其他维齐的关系，这个首席大臣，也就是大维齐，也就在这个时候成为宰相。 

最初，奥斯曼军队的所有士兵都是土库曼轻骑兵，被组织在部落领袖和宗教领袖控制下的氏族和部落中。然而奥尔汉很快发现这些训练不足的人在围攻或占领设防城市时用处很少，他们对劫掠战利品的渴望和在被征服地区建立固定行政机构的努力也是矛盾的。随着穆拉德一世统治下的奥斯曼人大量在巴尔干定居，埃米尔将这些不太听话的土库曼人打发到边境，由乌茨贝伊(ucbey，或边境贝伊)指挥。他们不再被称为加齐，而是以阿金吉斯轻骑兵的形式组织起来，负责突袭敌方领土，劫掠粮食、武器、金钱和奴隶。他们没有军饷，只以战役品为报酬，一旦开战，这些被称为尤鲁克(yuruk)的游牧民会以25到30人组成分队，轮流服役。这些人的装备很差，很少有比皮甲更好的护具，他们都是骑马的射手，也装备长矛，有些人还使用套索充当武器。 

除了游牧民之外，奥斯曼军队还有从拜占庭人那里继承来的部队，包括骑兵和步兵，虽然这些人也用弓箭，但战术则与土库曼人完全不同。大部分加齐的战斗方式是古典的伊斯兰步骑混合。这些信仰战士共同遵循一项叫做富图瓦(futuwwa，义行)的行为准则，它标榜一种有道德的生活，提倡战士与加齐领袖的契约关系，并要求效忠哈里发和其他伊斯兰精神领袖。富图瓦虽然不像欧洲的骑士精神那样容易理解，不过二者有类似的仪式和作用，使加齐之间建立起深厚的战友情谊。13世纪末期安纳托利亚的加齐们戴的独特的白色毡帽，便是这种精神的象征之一，后来，耶尼色里也继承了这一传统。 

尽管如此，奥尔汉埃米尔仍然认识到，新的征服形势需要建立新的有纪律约束的专业军队以适应。在他的授意下，维齐阿拉丁(Allah al Din)组建起一支混合着穆斯林和基督徒的常备军，其中骑兵被称为穆色勒姆(musellems，意为‘免税的’)，步兵叫亚亚(yaya)，他们由各省的桑贾克贝伊(sancak bey)直接指挥，并划分为百人队和千人队，战时召集，平时在地方驻扎操练，并负责保护道路桥梁。奥尔汉规定，这些部队以军饷作为报酬，而不是以战利品或宗教的名义。但到穆拉德一世统治时期，穆色勒姆和亚亚已经变质，他们大都被授予采邑，军事服务变成了履行封建义务。穆拉德开始对这些人的品质表示不满，他们只是为了钱才为国家服务，并在任何情况下只忠于自己的指挥官而不是国家的统治者。因此在14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主要的军事职责逐渐由卡皮库鲁(kapikulu或kapidullari，奥斯曼国有奴隶)承担，穆色勒姆和亚亚沦为二线的后防部队。17世纪以后，这两个词已不再具有军事含义。 

谢选骏指出：关于奥斯曼起源的神话传说，表明其祖先缺乏来历，就像刘邦、铁木真、努尔哈赤那样——就像列宁所说的“卑贱者最聪明”那样。列宁不如斯大林卑贱，陈独秀不如毛泽东卑贱，纳粹党创党人不如希特勒卑贱——所以都被取代了。

【02、卡皮库鲁部队】

传说中，卡皮库鲁部队的建立者是卡拉·哈里尔·坎达利(Kara Halil Candarli)，谢赫·艾德巴利的结拜弟兄。卡皮库鲁部队的步兵团，也就是耶尼色里，被认为始建于1326年，苏菲派宗教领袖哈奇·贝克塔茨(Hacci Bektas)为新兵们祝福，他裁下自己宽大的袖子褶边，垂在耶尼色里白色的毡帽后，形成他们独特的帽形。实际上，第一支耶尼色里部队的建立，距此时还要晚上一代人的时间。他们可能是在攻克埃迪尔内的战争中投降的俘虏。不过，由哈奇·贝克塔茨建立的贝克塔西托钵僧会(伊斯兰教苏菲派教团)的确和耶尼色里有着很深的联系，它的布道者住在军营中，充当耶尼色里军团的主要顾问，主持耶尼色里官兵的宗教活动，并在团队中担任牧师。到了16世纪晚期，贝克塔西的领袖被任命为耶尼色里第99团队的考巴西(Corbacl，意为‘长柄汤勺’，团队指挥官)，这样贝克塔西正式隶属于耶尼色里军团。大概是因为耶尼色里的兵源仅限于前基督教徒，所以贝克塔西吸收了很多基督教的观点和仪式，并把基督教圣徒和穆斯林自己的圣人对等起来，他们的创始人哈奇·贝克塔茨就与圣查拉拉帕(St.Charalampos)熔为一炉。很多耶尼色里还将《福音书》中的词句当作祈祷好运的咒语。 

14世纪，边境加齐在突袭和劫掠中所抓获的俘虏，是卡皮库鲁的主要人力来源，但在巴济耶德一世统治时期，一项叫做“德伍希尔迈”(devsirme，字面意思是青年的‘聚集’)的制度逐步确立并实行以取而代之。德伍希尔迈是一种人口贡赋，在帝国的基督教臣民中定期征召男孩作为国家奴隶。虽然按照伊斯兰教教规，这种制度并不合法。德伍希尔迈的对象主要集中在鲁梅利省的斯拉夫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中，通常不招募伊斯坦布尔和帝国其他主要城市的孩子，手艺人的孩子也除外，因为政府担心这会对工业和贸易产生损害。从信仰上说，犹太人、亚美尼亚人(东仪天主教信徒)和穆斯林要被排除在外，不过有证据表明。很多不合资格的父母采取行贿的方法让孩子被招进德伍希尔迈，从而给他们带来更好的前途。只有波斯尼亚的穆斯林男孩经常被招募，这是因为当地人被征服后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与苏丹达成协议，让子孙后代都可以进入德伍希尔迈。 

16世纪是德伍希尔迈制度的高峰，每年各省都有超过1000名孩子被送到伊斯坦布尔。那些天赋最好的男孩将进入宫廷学堂，作为王宫的内宫男侍“伊奇欧古兰”(Ic Oglan)加以训练。剩下的则主要分配给安纳托利亚地区的农夫，从事耕作等体力劳动，训练他们的体能，学习伊斯兰教信仰，使之成为穆斯林，这些人员被称为“阿杰米欧古兰”(Acemi Oglan，外籍青年)。在适当的时候，他们会被召回伊斯坦布尔，大部分人在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后，照例被编进耶尼色里近卫军团。伊奇欧古兰要在宫廷学堂学习七年，为准备在帝国担任更高级的职位而接受精英教育。他们的主要时间花在宗教教育以及武器和文法的训练上。所有人必须学会读写阿拉伯文、波斯文和奥斯曼土耳其文，学习《古兰经》、治国方略、行政管理和各种科学知识，体能训练包括摔跤、射箭、举重、标枪和马术。最后，伊奇欧古兰要经过三次选拔性考试，一些人将成为“西帕赫”近卫骑兵，或是卡皮库鲁部队的军官，而最优秀的人将担任军队、政府和宫廷的高级官员。 

耶尼色里军团被分为101个团队，人数从100到3000不等，由被称为“考巴西”的军官指挥。还有34个大队是苏丹的私人卫队，每个大队40到70人，负责和苏丹一起打猎、作战，并充当全天候保镖。因为私人卫队最接近苏丹，因此其他军团的大部分军官都在他们中间产生。后来，谢里姆一世(Selim I)创立了一支特殊的新部队，称为“阿加博鲁克”（aga boluk，意为‘指挥官部队’），作为耶尼色里军团长官阿加(aga)的私人武装，并执行他日益增多的使命，包括维持首都秩序，保卫苏丹，成为军队核心等等。耶尼色里每个团队都有自己独特的标志，这些标志绣在军旗和帐篷上，并纹在士兵的胳膊和大腿上。他们在精神追求上效仿富图瓦，效仿加齐们的战友情谊。因为要求随时可以投入战斗，准备紧急行动，因此军团官兵不允许结婚，必须住在军营并坚持常规训练。在没有战斗的时候，耶尼色里负责维持帝国内关键地点的安全工作。在伊斯坦布尔，他们守卫胡马雍帝万召开的会议，充当城市警察和守卫。他们轮流守卫城市主门及要塞、城镇，并在回到伊斯坦布尔的兵营前，有9个月时间作为行省首府警察驻守在帝国各地的警察局。他们的薪酬按季度发放，完成特殊或艰难的任务可获得额外奖金。在军团长期服役后一般都可得到晋升，年迈或是受伤而无法继续服役的人可以领到一笔丰厚的养老金以度余生。 

卡皮库鲁部队的数量在14至18世纪一直稳定的增长，穆罕默德二世(Mehmet II，1451—81)时期，耶尼色里军团共12000人。到苏莱曼一世(Suleyman I,1520—66)时代，卡皮库鲁部队已有48000人，其中20000耶尼色里，甚至苏丹自己也是第一军团的成员。早期，耶尼色里军团的士兵使用弓箭、投石器、十字弩和标枪作为主要武器。1440—1443年与匈牙利人作战期间，他们开始接受火枪；1485—1491年的战争中，奥斯曼人在西里西亚(Cilicia)被埃及马穆鲁克击败，这时候更多的耶尼色里发现火器的优势，转而使用火枪；不过直到16世纪末，图菲克(tufek)火枪才成为耶尼色里军团的标准装备。与欧洲同时代的火枪相比，耶尼色里的火枪毫不逊色，它们往往射程更长，子弹更重，杀伤力更强。 

近卫骑兵是卡皮库鲁部队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他们有时会和行省的封建采邑骑兵部队“西帕希”相混淆，但实际上两者有很大的不同。近卫骑兵不靠蒂玛封地而是靠薪俸在伊斯坦布尔生活，他们一般被称为“西帕赫”、“阿提博鲁克哈尔基”或简单称为“博鲁克哈尔基”(Boluk Halki，意为‘团部的人’)。卡皮库鲁骑兵有六支分队，前两支称为“乌卢菲希扬”(Ulufeciyan，意为‘领薪的人’)，由卡拉·帖木尔塔斯帕夏和埃米尔穆拉德一世在14世纪建立，分左右两队；第三和第四分队，称为“古里巴”(Gureba，意为‘外国佬’)，也分为左右两支部队，从中东其他地方过来的穆斯林雇佣兵加齐是它的最初来源；最后两支分队“西拉赫塔尔”(Silahtars，意为‘持兵器者’)和“西帕希欧古兰”(Sipahi oglan，意为‘西帕希之子’)建立得最晚，也许是在15世纪早期由穆罕默德一世的私人卫队转化而来，是整支近卫骑兵部队中的精锐。一般而言，前四个分队被人称为四团(Bolukat-i Erba’a)，他们在战斗时紧挨苏丹的两侧，而西拉赫塔尔和西帕希欧古兰只位于苏丹右侧。每个团队都有一个“克特胡达耶里”(kethuda yeri，副官)指挥，他由自己所在部队的阿加任命，向阿加负责。 

所有这些近卫骑兵的薪俸和声望都比耶尼色里步兵更高，他们的地位也更被看重。他们的成员来自在选拔考试中被认为不太具备宫廷服务能力的伊奇欧古兰毕业生，来自骑兵团现役军官的孩子以及中东地方的穆斯林，主要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库尔德人，表现杰出的耶尼色里和其他卡皮库鲁军团官兵也可以入选。他们主要使用弓箭、弯刀、短剑、长矛和战斧。在16世纪晚期他们的人数大约是6000人，17世纪晚期上升到20844人，18世纪早期为22169人。 

卡皮库鲁部队还包括若干火炮兵团和工程兵团，这些在后面将单独介绍。

谢选骏指出：一般说来，奥斯曼人善用外国人、异族人甚至异教徒——他们一方面废弃了阿拉伯人而自己冒充哈里发，一方面搜罗基督徒幼童充当侵入基督教国家的工具；他们残杀兄弟却无往不胜，因为全面动员了人类最低级的动物本能。

【03、行省骑兵】

18世纪中叶以前，为苏丹冲锋陷阵的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中，卡皮库鲁部队只是一小部分，有一类部队的规模和实际作用都要大得多，那就是各行省的蒂玛里西帕希(Timarli Sipahis)。在15和16世纪，西帕希的总数超过40000，半数以上来自帝国的欧洲行省(鲁梅利省)。西帕希由蒂玛封地供养，有权在这块土地上征税，以回报他们的军事义务。西帕希本人和随从要为参加战斗做好准备，自行筹办战斗所需的武器、马匹，给养和帐篷等必需品，而不给财政部门增加任何负担。根据收入的多少和蒂玛领主履行义务的重要性，蒂玛领地分为三种：常规的蒂玛年收入不超过19999阿克切(akce)；年收入在20000~99999阿克切的领地称扎米特(zeamet)，它们一般被授予战斗中有杰出表现的战士以及位居部队和政府高官的统治集团成员；年收入超过100000阿克切的蒂玛称哈斯(hasse)，它们起初是拨给苏丹及其家族成员的，后来也授予特别显赫的维齐们。 

有军事义务的蒂玛里西帕希不但需要自己履行骑兵军役，还有按照收入的一定比例，武装若干个杰布里骑兵(cebeli，家臣，随从)一同服役，并为之提供马匹、帐篷和给养。蒂玛的基本财政收入单元称为“剑地”(kilic)，其一年的收入总数，在鲁梅利为6000阿克切，在安纳托利亚则从1500~3000阿克切不等。剑地以外的收入，普通蒂玛领地每增加3000阿克切，扎米特每增加5000阿克切，西帕希就需要向国家提供相应的武器和给养，并多送一名杰布里去打仗。作战勇敢和有特殊贡献的西帕希在基本剑地收入之外，有权利每年额外得到3000~5000阿克切的奖励，其中包括对额外的家臣的奖励。个别表现优异的西帕希可以从普通蒂玛领主提升到扎米特领主，假如数量合适，甚至可以提升为哈斯领主。 

虽然蒂玛制度和欧洲的封建采邑制有很多相似之处，也常被拿来相提并论，但事实上，蒂玛领地绝不是西帕希的私产，西帕希对这块土地只享有“用益权”，对土地上的居民也只有按照习惯法保留的有限权力。在正常情况下，如果一个西帕希死了，他的继承人只能继承最基本的剑地，并履行相应军事义务，多出的部分将交给该地区的桑贾克贝伊重新分配，赏赐给其他有功人员，比如最出色的杰布里；假如西帕希年迈或受伤，他也将只保留剑地退休。一个普通的西帕希生活得相当艰辛，他无法脱离劳动，只能和村民一起居住在村庄中，付给为他工作的农夫合理的报酬，并与之一起在土地上辛勤劳作。 

在安纳托利亚的广袤土地上，奥斯曼帝国的臣民很早便以西帕希领主及其蒂玛封地为基本单位，被组织起来为国家服务。在基督教占优势的鲁梅利省，推行这项制度也没有遇到多少麻烦。巴尔干传统的潘诺尼亚封建采邑可以直接转化为蒂玛，采邑的原主人可以继续持有它并为新主人效力，只是他们对领地上的农民不再俱有生杀予夺的封建特权。这些欧洲人多半会从此改宗伊斯兰教，也有一些几个世代之后依然是基督徒，还有一些西帕希在改宗之后仍然使用基督徒时代的贵族姓氏。著名的基督徒西帕希大都来自于斯拉夫贵族，比如东马其顿的丘斯滕迪尔(Kjustendil，今位于保加利亚境内)领主康斯坦丁·德亚诺维奇(Constantine Dejanovic)，他曾在科索沃战役中为苏丹立下赫赫战功；还有塞尔维亚传奇中的民族英雄克拉列维奇·马尔科(Kraljevic Marko)，也是他们其中的一员。他们对苏丹的忠诚无可置疑，在1395年奥斯曼人对君士坦丁堡的第二次围攻中，德亚诺维奇和马尔科皆奋战至死，为土耳其人的事业英勇献身。据资料记载，15世纪中期，保加利亚西北部的维丁(Vidin)地区就有七个基督徒西帕希和他们的沃伊尼克(voynik,或作voynuk)步兵随从在为穆罕默德二世作战。甚至直到15世纪末，仍然有一些登记在册的基督徒西帕希尚未改宗，还固守着他们的信仰。 

一个西帕希骑兵的武器装备是否精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蒂玛领地的面积。相较于卡皮库鲁骑兵，大多数西帕希都是轻骑兵。只有领地面积高于平均水平的西帕希才足以负担一套像样的铠甲。尽管如此，欧洲人还是对西帕希骑兵的作战能力印象深刻，16世纪末的军事学者认为，此时欧洲步兵中的佼佼者已经超越了土耳其的耶尼色里步兵，但西帕希仍然是较好的骑兵。欧洲的统帅与土耳其人作战所制定的战术也皆是以防范西帕希骑兵，而非耶尼色里，为其第一要务。 

出于军事和行政管理的目的，西帕希及其蒂玛封地被编组成多个单位，称为阿赖(alay,团)，由阿赖贝伊指挥；接下来更大的单位称为桑贾克(sancak,旗)，长官即桑贾克贝伊。阿赖贝伊和桑贾克贝伊从当地的西帕希中选举产生。两条马尾顶戴的桑贾克贝伊是西帕希所能担任的最高职务，更高级的贝伊勒贝伊只能由德伍希尔迈出身的人担任。当西帕希们被征召去服役，桑贾克贝伊就会安排1/10的西帕希留守，让他们负责维持秩序和收税，而他们的杰布里要一同出征。阿赖贝伊们协助桑贾克贝伊管理，贝伊勒贝伊统一协调指挥本省的若干桑贾克，集结到苏丹的军营。在战场上，鲁梅利和安纳托利亚两省的西帕希都有机会列阵于军队荣耀的右翼，战争如果发生在欧洲，鲁梅利军团就享受这一殊荣，如果发生在亚洲，则由安纳托利亚军团取而代之。 

在苏莱曼一世即位后不久的1527年，帝国共有37521个蒂玛领主，其中27868个是常备的西帕希，他们和他们的杰布里形成了总人数在70000~80000人的骑兵力量。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近卫骑兵最多的时候也不超过27900人。另外有9653个蒂玛领主在要塞卫戍部队服役，其中6620人在鲁梅利，2614人在安纳托利亚，419人在阿拉伯。到1604年，全帝国44404个蒂玛产生了总数为105339人的军队官兵。因此，奥斯曼土耳其的军事霸权地位显然不像被他们击败的欧洲敌人经常宣称的那样，依靠人数的优势来取得的。他们的优势在于指挥、纪律、训练和战术的质量，而不是某个孤立的方面。 

1533年苏莱曼第三次远征匈牙利后，与哈布斯堡王朝的斐迪南大公签订了和平条约。此后，从匈牙利边境开始，奥斯曼帝国的边疆行政区制度建立起来，定名为“杰尔宾特”(derbent)，它把多瑙河流域纳入有序的控制之下，边界地区被划分为数个桑贾克，下设的蒂玛采邑供养阿金吉斯，同时安置西帕希。与正规的蒂玛不同，这里的西帕希不在蒂玛定居并管理其土地，而是生活在战略重镇的军营中，比如布达佩斯(Budapest)、蒂米什瓦拉(Timisoara,罗马尼亚境内)、贝尔格莱德(Belgrade)和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匈牙利境内)。 

16世纪后，西帕希们的命运不可逆转的走上了下坡路：全球性价格革命带来的通货膨胀使饲料和武器价格飞涨，弱小的蒂玛领主们无法负担高昂的参战费用，于是恶性循环开始了：大部分蒂玛被有权有势的卡皮库鲁大地主兼并，还有一些蒂玛甚至直接出卖给了非军事人员。军事力量的衰退又导致蒂玛的减少，战争收入的萎缩，无以为继的西帕希们的采邑最终要么被国家没收，要么被大地产主兼并。土地的主人再也不是帝国支柱的军人，而是新兴的乡间贵族地主，他们出钱找人代替自己服役，帝国兵源的质量日益下降。 

面对欧洲不断进步的军事体制和先进的火枪训练和武装起来的步兵，西帕希骑兵感到越来越难以应付。奥斯曼帝国政府曾尝试让骑兵使用手枪作战，但直到17世纪后，这种与骑士精神背道而驰的武器才在西帕希中间普及。 

除了近卫骑兵和西帕希，奥斯曼土耳其还拥有一系列辅助骑兵部队，他们也同样令欧洲人印象深刻。每逢开战，这些轻骑兵似乎凭空出现，蜂拥而来，以原始的游牧方式作战，快速机动，箭如雨下，残忍无情。在14和15世纪，这些骑兵都来自游牧的土库曼部落，后来，不再适应专业化作战要求的他们被安置在鲁梅利省边境地区，名称也从加齐变成阿金吉斯。留在安纳托利亚的土库曼部落桀骜不驯，难以控制。奥斯曼人兼并安纳托利亚众多小埃米尔国的时候，将他们吸引到帝国的征服事业中加以利用，但麻烦也从未间断。16世纪早期，在波斯萨法维人的什叶派教义影响下，很多土库曼人参与了基孜勒巴斯(Kizilbas,意为“红头饰的军队”)对苏丹的叛乱，虽然他们最终被镇压下去，但也使奥斯曼帝国元气大伤。 

阿金吉斯在战役中充当先头部队，在奥斯曼正规军开拔之前粉碎敌人，使之疲于应付同时收集情报，控制住交通要道。为了掠夺战利品，他们深入到希腊和匈牙利的腹地，甚至直插奥地利。在巴尔干地区，阿金吉斯也被指派去征服大部队很难接近或久攻不下的地区，特别是波斯尼亚、阿尔巴尼亚和黑山等地的山区。在这些地区，他们以长期掠夺式的游击战术，往往能啃下正规军也无能为力的骨头。 

阿金吉斯的组织是简单松散却又高效的，在15世纪中期以前，奥斯曼帝国的边境地区大部分由世袭的乌茨贝伊控制，他们是阿金吉斯的召集人和指挥官。乌茨贝伊和他的阿金吉斯通常是免税的，他们占有辖地作为世袭蒂玛，税收作为活动经费。1533年杰尔宾特制度建立后，阿金吉斯和世袭蒂玛被纳入边境行省的桑贾戈贝伊统一指挥之下。他们一直服役到1595年，在瓦拉几亚(Wallachia)大溃败之后，大维齐科卡·锡南(Koca Sinan)帕夏解散了阿金吉斯，他们的土地和人员并入邻近的常规省。此后，袭扰异教徒领土的工作由游牧的尤鲁克和克里米亚鞑靼人的特遣队执行。 

德里部队被保存下来，他们“疯子”的绰号因战斗凶猛而得来。也有人认为，这个名称仅是起初用来表示这个组织职能“守卫者”(delil)一词的略称。组建于15世纪后期的德里部队主要由皈依伊斯兰教的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波斯尼亚人组成，也包括一些土库曼人。16世纪的资料中，鲁梅利和安纳托利亚均有德里的存在，但到了17世纪，他们仅出现在叙利亚，并且主要由土耳其人和库尔德人担任了。 

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在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辅助骑兵来自贝都因部落，他们主要在奥伦特河(Orontes)、利塔尼河(Litani)和约旦河(Jordan)以东的沙漠中迁徙和生活，装备火枪，长剑，匕首，弓箭和投石器。阿拉伯贝都因人的轻骑兵在埃及、利比亚和突尼斯也可以看到，而阿尔及利亚则是柏柏尔人的天下。奥斯曼政府从未真正控制过这些贫穷而原始的游牧人，他们也时常在可以容忍的范围内劫掠奥斯曼人的边境领土。 

谢选骏指出：土匪对待“比他们更穷的人”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从来的征服者都是依靠掠夺“比他们更加文明富有的人”获得成功的——例如秦始皇、马其顿、罗马人、匈奴、日耳曼人（包括北欧人）、阿拉伯人、土耳其人、蒙古人、满洲人、希特勒在西线……所以在相反的方面，想要征服更加野蛮贫穷的人们的征服者，大都失败了——汉尼拔、拿破仑、希特勒在东线；只有斯大林和毛泽东有办法对付比他们更穷的人——那就是制造大饥荒，把他她们活活饿死个几千万。这样，就“实现了消除贫困的共产主义”！

【04、仆从国附庸 】

附庸军队在奥斯坦土耳其的征服事业中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其重要性超过人们通常的想象：从14世纪后半叶到15世纪早期，他们甚至构成了奥斯曼军队的主力。在被征服的大部分地区，奥斯曼人对当地的控制仅限于中心城镇，乡村的封建主们把宗主权转交给新主人后一切照旧。直到15世纪中期，土耳其人才在南巴尔干地区强行建立了直接有效的行政军事统治，因为当奥斯曼帝国征服君士坦丁堡之后，已无后顾之忧，不需对他们继续怀柔；而当地基督教王公面对欧洲的十字军浪潮，多次掀起叛乱，也已经使苏丹无法信赖。 

很多封建王公的子弟在驻伊斯坦布尔的穆特菲里卡骑兵团服役，这个军团也吸收土耳其贵族的后代，是卡皮库鲁部队的编制。穆特菲里卡以薪饷为生，有统一的制服并接受正统伊斯兰宫廷教育，服役的同时扮演着人质的角色。 

保加利亚人和阿尔巴尼人最早臣服于奥斯曼人并为之提供骑兵。塞尔维亚人的军事义务完全沿袭于被征服之前的传统，每五户基督徒家庭需合力供养一名沃伊尼克步兵到贝尔格莱德军团服役，除此以外，从14世纪末开始，具有先天资源和技术优势的塞尔维亚还是土耳其军队的兵工厂，承担着生产火枪的任务。安卡拉战役(Ankara,1402)中，一些塞尔维亚“黑甲”步兵已经装备了火枪，与使用长矛和剑的塞尔维亚骑兵并肩作战。15世纪，波斯尼亚的附庸军队主要是拉加特骑士(lagator)，他们的标志是被称为“布鲁麦”(burume)的重型胸甲，他们的扈从骑兵则身着锁链甲，称为“塞布鲁”(cebelu,即杰布里)。匈牙利作为奥斯曼土耳其附庸的时间最长，1526年莫哈奇战役（Battle of Mohacs）后，哈布斯堡家族，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王公和奥斯曼土耳其三家瓜分了匈牙利，但奥斯曼土耳其享有最高宗主权，即使在奥地利控制区，统治者也必须向苏丹称臣纳贡。 

瓦拉几亚(Wallachia)，特兰西瓦尼亚和摩尔达维亚是奥斯曼帝国最重要的三个基督教附庸国。除了当地封建王公的军队，瓦拉几亚的弗拉齐（Vlach）游牧民也是巴尔干附庸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他们虽然居无定所，四处漂泊，但同样承担附庸义务，提供步兵和骑兵。 

东摩尔达维亚的延伸部与克里米亚(Crimea)汗国接壤。300多年以来，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一直是奥斯曼土耳其的忠实盟友和附庸，无护甲的鞑靼轻骑射手十分胜任袭扰敌人和开路先锋的任务。克里米亚汗国相当贫穷，因此对战争、掠夺和战利品充满渴望，如有需要，鞑靼部落中的男性成员无不蜂拥而至，即使很多人连马匹都无力购置。鞑靼的职业军人被称为欧古兰(oglans)，他们数量不多，担任米尔扎(mirza)贵族军事统帅的近卫军。除此以外，克里米亚汗还拥有20小队的骑马步兵，他们都装备火枪，从王家直属领地的村庄中招募而来。鞑靼人的弓箭颇具威力，在18世纪以前，其射程和命中率甚至在火枪之上，杀伤力也不逊色，尤其对密集的步兵队型，鞑靼射手的游击战术和箭矢威胁甚大。 

在开阔的俄罗斯大草原上，鞑靼人逐水草而聚，并时常袭扰掠夺他们的邻居哥萨克人，抢劫他们的女人和孩子卖作奴隶。哥萨克人偶尔也为苏丹打仗，与使用轻型的两轮马车迁徙的鞑靼人不同，他们的马车有四个轮子，又大又重，可以首尾相连结成大车阵，置火绳枪和轻型火炮加以保护。在水上，哥萨克人的技艺也毫不逊色，乌克兰的河流就是哥萨克独木舟的天下。 

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的库尔德人是最接近帝国心脏的自治附庸。他们原先与波斯的萨法维王朝结盟，共同对付奥斯曼土耳其，但在卡尔迪兰之战(battle of Caldiran,1514)谢利姆一世率军大败易斯马仪(Ismail)后，库尔德部落长老们转而投靠了奥斯曼帝国。此后，帝国在此设立了专门的胡库梅特桑贾克(hukumet sancaks)，由世袭的贝伊负责管理，并调耶尼色里军团驻扎在中心城镇中。库尔德人骁勇彪悍，他们平时游牧，在苏丹召集时将随耶尼色里一同出征并承担重要任务。例如在1596年的一次出征中，迪亚尔巴基尔(Diyarbakir,位于今土耳其东部，库尔德区首府)的库尔德骑兵曾为奥斯曼大军殿后。 

其他中东地区的附庸自治政权还有黎巴嫩的玛洛尼派(Maronite)基督徒和德鲁兹派(Druze)穆斯林，而马穆鲁克埃及和伊拉克、阿拉伯湾沿海和厄立特里亚(Eritrea)则处在半自治状态，在这些地方的中心城镇，都驻有耶尼色里军营，标志着奥斯曼政府的主权。除了兵役，这些附庸地区的自然资源对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也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例如摩尔达维亚、特兰西瓦尼亚和瓦拉几亚供应木材、火枪、战马、锡和绳索；库尔德斯坦、伊拉克和黎巴嫩则提供了沥青、硫磺和硝酸盐。 

谢选骏指出：利用仆从国附庸的关键在于“擒贼先擒王”——通过控制其头人，来遥控其整个国家。这方面的典范是美国对于日本天皇的操纵，通过天皇来控制日本。相反，对付阿富汗这样没有王的群贼，美国就毫无办法了。这也是美国政府企图通过共产党来控制中国的秘密所在——所以美国的战略并不想颠覆中共，而是施压让它顺从自己的利益……最好把中国大陆变成日本列岛那样的仆从国家。

【05、步兵】

 

奥斯曼土耳其步兵的名称在几个世纪间变更多次，其发展脉络比较混乱。最早出现的名称是阿扎普，它出现在14世纪，起初是在甲板上战斗的水手，但很快转变为轻装的步兵射手，他们在炮兵和耶尼色里军团之前行动，拖延滞阻敌人使其和大部队保持一定距离，为常规部队的进攻准备争取时间。起初阿扎普步兵是临时从自安纳托利亚的土库曼人中征召而来，按照战役持续时间领饷，后来转变为常备军，固定驻扎要塞且定时发薪。从16世纪初，阿扎普作为其他军团的辅助部队正式加入帝国正规军，所有帝国边境省份的男性穆斯林都有义务被征召进入阿扎普军团。每年每20至30户穆斯林人家要输送一名年轻男性去履行这个义务，并提供食物和装备。16世纪中期，根据服役方式的不同，阿扎普被正式分为卡勒阿扎普(kale azaps,要塞)和德尼兹阿扎普(deniz azaps,海军)。 

另外，配置在帝国要塞中的重要武装是志愿步兵(gunulluyan)，他们从附近居民中征召，包括穆斯林和基督徒，不过皈依伊斯兰教是他们进入领导集团的先决条件。这个部队官兵的薪俸通常是由他们自己的村庄而不是财政部门负担。 

沃伊尼克第一次出现在历史记录中是在穆拉德一世时代，他们是巴尔干半岛的基督徒，是基督徒西帕希领主的随从。沃伊尼克是披甲的步兵，武装由西帕希负担，另外还有一种被称为雅马克(yamak)的轻型步兵，他们是沃伊尼克的学徒扈从。沃伊尼克和雅马克组成了西帕希的私人卫队。色萨利(Thessaly)弗拉齐人组成的沃伊尼克部队是最强悍的步兵，归顺奥斯曼土耳其以前，他们受雇于摩里亚(Morea,伯罗奔尼亚半岛)的拜占庭君主，顽强抵抗西帕希的进攻。后来他们转变了效忠对象，成为穆罕默德二世军队的主力，在1453年攻克君士坦丁堡的战役中，弗拉齐沃伊尼克立下了汗马功劳。一直到16世纪沃伊尼克都是帝国不可或缺的步兵部队，每年每十户的基督徒家庭输送并负担一个沃伊尼克兵役。17世纪帝国对沃伊尼克的需求开始减少，但因为他们作战勇猛，经验丰富，沃伊尼克仍领有很高的报酬并经常担任战斗中的先锋。 

16世纪中期，奥斯曼帝国政府深受非法枪支肆虐的困扰。火枪作为一种新型武器，已经逐渐在帝国非军事阶层的民众中普及开来，民风彪悍又充满自主精神的土库曼人拥有了先进的武器，几乎不可避免的要惹出乱子。各级政府一开始采取严厉打击的措施，但效果并不理想，镇压以失败告终。意识到强硬手段无法奏效之后，奥斯曼政府开始试着把这些武装起来的土耳其农民编组成辅助部队，投入战场，倒也行之有效。面对欧洲敌人越来越严峻的挑战，奥斯曼人还雇用了达尔马提亚、阿尔巴尼亚和波斯尼亚等地的斯拉夫猎手。这些出色的土耳其和斯拉夫火枪手被编为“色格曼”(segmens)和“萨里卡”(saricas)两支狙击兵部队，每个单位50至100人不等。自16世纪90年代之后，这两支部队在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中的作用越发显著。他们类似于欧洲的龙骑兵(dragoon)，是配备马匹的机动步兵。色格曼和萨里卡之间的区别不甚明了，前者似乎数量更多，有定期的关饷，编制也更像卫戍部队。他们有自己的军旗和博鲁克巴西指挥官(boluk basi)。 

黎凡特(the levents)是一支情况更含混的部队，他们的名字很显然是来源于东地中海的海盗，后来也用来称呼那些四处游荡的盗匪团伙。他们通过行贿，混入了当地军队编制，此后便开始为帝国效力，同时他们的名称也保留了下来。 

图菲克军团(Tufekcis)是一支笼罩着荣誉光环的部队，他们训练有素、纪律严明、装备精良。他们每一个成员都是神枪手，并且拥有最新式的火枪，这支部队的名字也即来源于此。图菲克是纯粹的步兵，但在埃及的军队花名册上，也曾出现过骑马的图菲克。图菲克部队相对其他军团人数很少，相对来说重质不重量，他们的指挥官叫做“图菲克巴西”(tufekci basi)。 

奥斯曼帝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维持秩序、守卫边界的地方防御任务全部由行省卫戍部队承担是远远不够的。为了满足军事需要，必须在当地人中建立起一种民兵制度，这就是杰尔宾特(derbentcis,意为“道路守卫”)卫队。这是一类处于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阶层之间的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来自当地的乡村，大部分由非穆斯林组成，有的人皈依了伊斯兰教。这个群体通过苏丹颁发的诏令获得了有限制的免税特权，以守卫军事和商业要道、山隘、边界哨所和乡村道路作为回报。杰尔宾特实质上是从伊儿汗国的图特卡乌尔制(tutkavul)发展而来，职能也在保护商队和道路。奥斯曼土耳其的杰尔宾特系统早在14世纪就广泛分布，有些甚至到了克里米亚鞑靼人和黑海北部金帐汗国的土地上。 

杰尔宾特组织的正式成熟在15世纪中期，穆斯林和基督徒一起被纳入这个系统，保卫他们自己的村庄和附近的道路桥梁。与此类似的是“马尔托罗”(martolos)，这个词最早是用来称呼希腊的基督教徒士兵，起初，他们多是呼啸山林的强盗，奥斯曼人用一纸令状将他们招入麾下，装备精确的小口径步枪、手枪、长剑和匕首。后来，拜占庭、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的小封建主也加入到这支队伍，换取领地保有权。15世纪后期，这些马尔托罗在沿多瑙河建立的奥斯曼要塞和匈牙利前线执行守备任务，在基督教省份，苏莱曼大帝在杰尔宾特卫队中配置了许多马尔托罗，以至于在这些地区杰尔宾特和马尔托罗这两个名称已没有区别。在多山的环境中，马尔托罗是优秀的游击战士，在有些情况下也可充作正规军，例如1635年12000名来自伊庇鲁斯(Epirot)的马尔托罗曾远赴伊朗作战。 

在摩里亚，东正教牧首和主教们也拥有一支卫队性质的步兵武装，被称为卡珀依(kapoi)；叙利亚的辅助部队阿希(‘ashir)是另一种形式的预备役民兵组织，这些城市、乡村和部落中的居民平时没有服役任务，但只要出现突发事件就将立即组织起来，听候部落、宗教领袖和政府官员调遣：这是一项无偿的义务，奥斯曼政府不需要为此买单。 

奥斯曼人何时开始在战争中使用火器，至今无可稽考。图菲克这个词，在波斯语称作“图芬克”(tufenk)，最早出现在14世纪中期的土耳其民间史诗里。从时间上看，这个名称不太可能还指代著名的“希腊火”喷射器，后者出现的时间要远早于此，土耳其人对它也不陌生。图菲克很可能源于一种意大利出产的原始火筒“施奥佩蒂”(schiopetti)，它的另一个名字是塞伯塔尼(cerbottani)吹火管；同时在波斯语中，也有一种被称作“扎布塔纳”(zabttanah)的吹火管，而在15世纪的波斯，扎布塔纳就是图芬克的同义词！因此有理由相信，奥斯曼土耳其的图菲克火枪，前身就在意大利。 

但奥斯曼土耳其并不是最早运用火炮的穆斯林军队，埃及的马穆鲁克人和西班牙的摩尔人在14世纪就已熟悉这种新式武器。但奥斯曼人的确是将火炮最成功的运用于战争的穆斯林军队。1388年，在对卡拉曼人的战争中，奥斯曼土耳其的野战加农炮首次登场；在接下来发生的科索沃之战(1389年)和尼柯堡之战(1396年)中，这一武器均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不仅是由于奥斯曼人的野战炮威力不凡，而且因为土耳其军中为数众多的宗教狂热分子，他们相信在圣战中死去可以立即得到幸福，因此在必要时可以把他们当作炮灰使用；相对的，基督教军队中无论骑兵还是步兵，都对在他们身后发射的大炮极其厌恶，很大的限制了野战炮的使用。奥斯曼土耳其军队在攻城战中使用火炮的历史还要更早一些，14世纪20年代其战术就已相当成熟。 

奥斯曼土耳其的火炮和工程部门所需的自然和人力资源主要来自巴尔干半岛，这里的沿海地区分布着意大利人的殖民地和商站，当地斯拉夫统治者能进口到欧洲最新式武器，当地工匠也从中获益良多：从1351年开始威尼斯出产的大炮就在达尔马提亚广泛使用；塞尔维亚在14世纪80年代曾是威尼斯和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位于克罗地亚)生产的炸药的大客户，到了90年代，他们已经能自行制造生产这种炸药。在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下，娴熟的巴尔干的铸炮匠人被征服者笼络：无论他们是否皈依伊斯兰教，都被授予蒂玛封地，其中杰出的专家能更优厚的报酬和待遇。例如著名工程师特兰西瓦尼亚的乌尔班，拜占庭皇帝无力购买他发明的巨炮，穆罕默德二世却毫不犹豫给了他四倍于开价的工钱，正是乌尔班的巨炮在1453年扼杀了君士坦丁堡最后的希望。16世纪早期，宗教政策自由开明的奥斯曼帝国更是吸引了在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淫威之下无以为生的大量犹太工匠，他们拥有最新的火炮制造技术。随着哈布斯堡势力的崛起，传统的匈牙利和意大利非法军火交易路线已经被切断了，但新教国家英格兰和荷兰立即填补了这一空白，成为奥斯曼帝国最大的贸易伙伴。 

奥斯曼土耳其利用其自然资源和技术资源的优势，很快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生产国之一。他们铸造的巨型加农炮比欧洲同时代的炮更大，威力也更强，土耳其人可以就在围攻战的现场浇铸巨炮，比长途运输更为便利，如果无法在现场铸造，破城炮就要先分解才能运输。这种破城炮射程1英里，炮弹重1000磅以上，每天可以发射10次，在15世纪首屈一指。为了保证发射的精确度，每次发射使用的火药都要经过严格称量，并在炮弹上包裹羊皮，填压充实。奥斯曼土耳其军队运用火炮的战术十分纯熟：他们分散布置的炮兵阵地以形成密集连续的交叉火力；部队突袭前通常进行弹幕射击为之掩护，压迫敌人在阵地中无法抬头；夜战时他们会派人点燃早已在战场上布置好的射程标志；在射击的间隙，还有可动的防弹盾移到阵前保护装填弹药的炮手。 

从大炮的名称，可以看出奥斯曼土耳其火炮起源复杂，深受各国技术的影响。例如重炮“巴恰鲁沙”(bacalusha)发音很像欧洲的破城炮“蛇怪”(basilisk)；而中型长程火炮“巴勒耶梅兹”(balyemez)很可能是源自德国的“懒汉梅策”(Faule Metze,1411年制造的一尊著名火炮)；“霍隆博尔娜”(holonborna)是一尊长炮(culverin)，它的名字大概来自这个词的意大利语“colunbrina”;“沙哈洛兹”(sahaloz)是轻型炮，即匈牙利语中的“szakallas”；而“扎伊尔哈”(sayha)的匈牙利词源是“sajka”，它可以指任何尺寸的炮，但必须用在内河的船只上。16到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的炮兵部门还出现了很多新词，显示出他们正紧紧跟随欧洲技术发展的脚步：“sacma toplar”代表葡萄弹，“agac top”表示攻城爆破箱。 

奥斯曼帝国炮兵属于卡皮库鲁部队的一部分，有独立的炮团(topcu ocagi)编制。他们原本属于旧的步兵团“亚亚”，是穆拉德二世将之独立出来，划归卡皮库鲁。炮团按职能分为铸炮和操炮两个部门，经巴耶济德二世改革之后它的力量达到全盛，该军团主要的军营和铸造厂位于伊斯坦布尔的托法尼区(Tophane,意为‘铸造厂’)，并驻扎着该军团的附属部队，帝国的许多地方也都建有他们的兵工厂。和耶尼色里一样，炮团也分为很多大队，炮手(topcular)从德伍希尔迈中选拔，在1574年的时候大约1000人，至17世纪发展到5000人。由于大炮和炮弹火药的运输不利，会影响整个军队的行军速度，在定都伊斯坦布尔之后，穆罕默德二世又建立一个新的炮车军团(Top Arabacilari)，在战争中运送武器和弹药，也制造和储备炮车，此外，在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上运输火炮的平底船也由他们设计制造。炮车军团有63个大队，1574年时每队400人，到14世纪末期每队是622人。他们的工厂也位于托法尼区，兵营则靠近谢希勒米尼区(Sehoremini)，帝国各地的要塞和城镇也有驻扎。 

1481年，奥斯曼土耳其军队中又设立了两个兄弟兵团。掷弹兵团(humbaraciyan)负责在海陆制造、运输和操作迫击炮、炸药、手榴弹和燃烧弹，用来摧毁敌人的要塞；工程兵团(lagimciyan)负责挖掘战壕，埋设地雷和爆破装置，破坏敌人的防御阵地和炮台。工程兵团根据他们取得报酬的方式分为两种：一种是拿军饷的，作为卡皮库鲁的组成部分，协助耶尼色里攻打敌人防御工事，他们隶属于炮团；另一种依靠蒂玛得到收入，他们接受各行省的贝伊勒贝伊指挥，支持行省部队的战斗。掷弹兵团也分成制造和操作两个部分，制造武器的部队与炮团是合作关系，而参与战斗的掷弹兵则直接归炮团指挥。另外，有一部分掷弹兵团士兵永久驻扎在各地要塞，并且也以蒂玛而不是薪饷维持生活，他们归属要塞和采邑的贝伊指挥，不从属军团。 

奥斯曼土耳其继承了伊斯兰军队在战争中运用工程兵的传统并加以发展。他们在攻城战中使用的掘进和爆破战术不同于15-17世纪欧洲那种严格的几何形要塞战，倒更类似于一战中的堑壕战。工程兵团设计掘进方案，并指挥招募的民夫、矿工和一些作战部队挖掘战壕，铺设和引爆他们制造的炸药和地雷。隧道和战壕掘进过程中，工程兵团会选择有土堆、小山丘等可提供掩护的地方施工。壕沟挖的又深又宽，火力点周围堆上沙包、土块和草皮加固。火炮配置在第一或第二条平行阵地的堑壕之后，人工堆起一座土包作为炮台，而火枪就布置在在每一道平行战壕之后提供保护。进攻要塞时，工程兵夜间会派人在地面上拉若干条细绳，以确定用以埋设地雷的隧道长度，掘进中，他们每隔一段距离就在坑道顶悬挂起一支点燃的蜡烛，使隧道保持笔直。经过工程兵团的不断蚕食，加之极具威力的土耳其地雷，任何欧洲要塞在奥斯曼土耳其大军的面前都难保万全。 

谢选骏指出：野蛮的突厥人七世纪唐朝时从中国边境出逃，三百年就控制了阿拉伯世界；由于和欧洲的持续接触互动，又过了三百年在技术上竟然不比中国落后了；又过了三百年竟然比中国还要先进了。他们正是采用了以欧治欧的方式控制了东欧，接管了东正教的地盘。正像他们以阿拉伯制阿拉伯，取代了哈里发。土耳其人善于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作怪，专门反客为主，盘踞蛀空已经腐朽的大厦。

【06、阵痛中的军事改革】

进入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事业终于发展到了极限，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等各领域开始了全面衰退。表现在军事上，帝国的扩张无论在海上还是陆上，不管在东方还是西方，均遭受到严重的挫折，不过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既不是领导人丧失了进取心和勇气 ，也并非因为对新技术的无知而被对手超越。实际上土耳其人对新武器新技术始终求知若渴，使用它们夺取一切可以夺取的土地财富更是一贯的夙愿，他们真正缺少的，是学习对手的知识之后，将其转化为促进自我发展并由此取得优势的经验、能力和动力，不是亦步亦趋的模仿，而是重塑自身的革新。这些结论来自17世纪奥斯曼帝国最优秀的编年史家之一的易卜拉欣·珀塞维(Ibrahim Pecevi)，在他的著作中，他将土耳其和欧洲的优缺点作过一番客观的比较。珀塞维本人在伊斯坦布尔和巴尔干有多年的亲身经历，因此他的结论很具参考价值。奥斯曼帝国的确一直都雇佣着大量来自欧洲的军事技术人才，如荷兰和英国的工程师，意大利的铸炮工匠，欧洲外籍军团(tayfa-i efrenciye)在当时也是军队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奥斯曼人所做的，只是不断从竞争对手那里复制、影印，从未真正试图添加上自己的颜色，以至于面对飞速进步的欧洲人，土耳其似乎总慢了半拍。 

重塑军队，严肃军纪是一项更加紧迫的工作。大肆干涉政治并惯于从中捞取好处的卡皮库鲁部队已经堕落的无可救药；广泛而严重的经济危机业已摧毁蒂玛系统，西帕希们纷纷破产，无力供养自己，更无法服役。耶尼色里军团从1648年起，已经不再经由严格的德伍希尔迈制度选拔，人人都挖空心思，希望挤进这一特权集团。不只一个苏丹和大维齐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试图进行改革，根除腐败，撤换不称职的官员并淘汰不堪征战的部队。但是，他们改革的目标和口号并不是有所创新和发展，而是力图回到帝国早期的“纯洁”状态，找回昔日的辉煌，改革的措施也仅是针对个别问题的小修小补，只求渡过眼前危机，没有长远规划，从不曾触及保守的利益集团，触及产生危机的根源。因此一旦警报解除，改革的措施大多废止不行，旧的问题很快又会一起重新浮现出来。 

到了18世纪，日益严峻的现实让很多土耳其人认识到，上层保守的利益集团不可能担负起救国重任，向欧洲学习的改革势在必行。在这一阶段奥斯曼帝国的维新事业中，出现了三位杰出的领袖。第一位是个法国贵族，博纳瓦尔伯爵克劳德·亚历山德(Claude Alexandre,Comte de Bonneval)，他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为路易十四立下了赫赫战功，后来与国王闹翻，加入了萨伏伊的欧根亲王(Eugen,Prince of Savoy)的军队。由于年轻气盛，他也不能和欧根亲王友好相处，只得另觅他处，最后辗转萨拉热窝(Sarajevo)来到伊斯坦布尔，皈依了伊斯兰教并改名胡姆巴拉西·艾哈迈德(Humbarac· Ahmet)，拥有帕夏头衔。博纳瓦尔向苏丹提出了一份计划，在边境地区重建一整套完备的军事设施，他强调建立职业化军队的必要，向士兵发放充足的薪饷和养老金的同时，与其他社会角色剥离。他还提议将耶尼色里军团分成更小的单位，使之更有效率和纪律，每个单位由他训练出来的青年军官指挥。然而由于耶尼色里的激烈反对，这项计划不了了之。所以博纳瓦尔把精力集中在炮兵建设上，将旧的掷弹兵团重组成现代的阵地迫击炮部队，并建立起一所军事工程学校。大维齐为他提供了训练场地、营房和工厂，3名年轻的法国军官也皈依了伊斯兰教，前来帮助他训练爱尔兰和苏格兰的雇佣兵和从波斯尼亚先前的蒂玛中招募的人员。博纳瓦尔按照他在法国和奥地利服役学来的知识组织和训练这支炮兵，士兵的制服类似匈牙利士兵，帽子是波斯尼亚式的。他为苏丹提供外交事务方面的建议，向苏丹说明帝国的防务要以帝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为基础。他还积极的帮助政府进行近代化改革，就服务技术、武器制造、面粉生产等各方面给予指导。博纳瓦尔的改革随着支持他1747年的去世戛然而止，最终由于以耶尼色里为首的保守集团的不断攻击，新式军队被解散，军校也被关闭。 

克劳德·亚历山德·德·博纳瓦尔伯爵，土耳其名为胡姆巴拉西·艾哈迈德帕夏 

第二位改革家弗朗索瓦·德·托特男爵(Baron Francois de Tott)是一个匈牙利贵族，早年移居法国并在法军炮兵部队服役中逐渐崭露头角。1755年担任了黎凡特地区法国大使馆和商务处的代表。1767年，他出使克里米亚汗国，成功抵制了俄国对这一地区的要求，由此受到苏丹的注意，聘为军事顾问。他的主要工作包括建立起一支速射炮军团(suratci)，重建博纳瓦尔的军事工程学校。他1776年返回法国前一直致力于这些工作。此后他为路易十六效力直至法国大革命爆发。在俄奥战争期间，德·托特研究了奥斯曼现行的军事体制，为达达尼尔海峡建立了新的防线并设计了一座浮桥系统。在得到法国大使馆的金钱和轻型加农炮的援助之后，德·托特运用现代火炮技术建立并训练了速射炮部队。协助他训练的主要有两个外国教官，一个是苏格兰人坎贝尔(Campbell,皈依伊斯兰教后改名穆斯塔法，以‘英国的穆斯塔法’闻名)，另一个是法国人欧伯(Aubert)。德·托特还在黄金角海湾德哈斯科伊(Haskoy)建了一座现代化大炮铸造厂，紧挨着它是一座新的数学学校。德·托特离开后，他的速射炮军团和学校曾迫于压力解散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在第三位改革家加齐·哈桑(Gazi Hsan)帕夏的保护和鼓励下恢复起来，继续发挥作用。 

加齐·哈桑帕夏是奥斯曼帝国海军在切什梅湾(Cesme,位于希腊希俄斯岛，1770年7月6日沙俄海军在此全歼奥斯曼舰队)那次惨败的幸存者，他于1774年被任命为海军司令。由于奥斯曼海军组织已覆灭，哈桑帕夏反倒可以迅速推行海军的现代化而不会遇到来自内部的反抗。他认识到尽管现代化的舰艇是需要的，但没有经过新式海战训练的官兵也无济于事。因此他的改革沿两条线展开：第一，在黄金角海湾、黑海、爱琴海建造新的造船厂，两个法国海军工程师勒·华(Le Roi)和杜莱斯(Durest)指导造船工作，同时请许多法国工匠用新技术训练奥斯曼的工人；第二，改革海军服役制度，使其职业化，提高海军官兵的专业性。为了给舰队培养军官，他将德·托特的数学学校发展成一所完备的海军工程学校，由德·托特、坎贝尔等国内外专家教授几何、航海等方面的知识。 

总体说来，这一阶段奥斯曼土耳其的现代化改革成就仍然有限，很多措施如蜻蜓点水，浮光掠影，也并未解决根本问题。但是，经过改革者们不懈的努力，这个被称为“欧洲病夫”的帝国毕竟在一些领域切实开始了现代化，并为19世纪的进一步改革打下了基础，传统的军事领域即使没有变得更好，也不至继续恶化下去。他们的贡献使这个不合时宜的帝国继续存活了一个半世纪。 

武器，铠甲，堡垒和舰队 

过去，历史学家曾经认为伊朗是奥斯曼人学习的武器和铠甲制造技术和风格的主要老师，但是如今人们发现，在前伊斯兰时代伊朗的武器风格已经深受中亚草原上突厥民族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以后的几百年中还会一再出现，因此源于中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或许根本不必模仿伊朗就已经深谙此道。在随后与各民族的广泛接触中，奥斯曼人也学到了拜占庭人和拉丁人的传统，当然，这些游牧的突厥人并不是单纯的索取者，他们的技艺和风格也通过十字军传播到整个欧洲。或许可以说，奥斯曼人的武器和铠甲是整个西亚中东地区众多土库曼部落国家、阿拉伯帝国伊斯兰传统和希腊拜占庭帝国、西欧拉丁技术风格的大融合。 

除了继承自阿拉伯地区、拜占庭帝国、伊朗和巴尔干等地的军工厂之外，奥斯曼土耳其和周边地区数量巨大，欣欣向荣的武器贸易也是重要的补充。黑海和东欧的大小河流是军火贸易的天然通道，满载刀剑枪支的货船在其中自由通行。现存文件显示，1484至1502年闲，土耳其与特兰西瓦尼亚、匈牙利和瓦拉几亚之间的武器和铠甲交易往来密切，各种剑和短刀主要从波兰和匈牙利进口，而穆斯林风格的马具则是当地的紧俏商品，俄罗斯出产的马具在土耳其也有相当好的销路。奥斯曼土耳其和西欧的贸易规模相对较小，但也相当繁荣，以至于教宗克莱门七世不得不在1527年颁布通谕，禁止天主教国家与土耳其的军火贸易往来，不过随后这一空白就由新教国家予以填补了，例如英格兰，很快利用这一时机向土耳其出口了大量火枪、骑兵枪、胸甲和大炮。1605年，一艘不知名的英国商船曾被西班牙军舰拦截，商船的目的地是伊斯坦布尔，经清点，船上一共装载了1000根燧发枪枪管，500把已经完工的燧发枪，2000柄剑，700桶火药等大量军事物资。 

奥斯曼帝国本土的武器制造业也不逊色，种类多，产量大，品质优良，出现了一批大师级的匠人，例如尤希达·锡南(Ustad Sinan,Ustad即‘大师’)，穆罕默德·桑库(Mehmet Sunqur)，阿加·奥格鲁(Aga Oglu)，海鲁尔丁·伊本·哈桑(Hayruldin ibn Hasan)，哈西·阿里·桑库(Hasi Ali Sunqur)等等，他们制作的刀剑在整个穆斯林世界都享有极高的声誉。土耳其战士所使用的刀剑主要有四种：基里克(kilic)马刀刀身不长，刃很宽，与伊朗的军刀相比，没有多少装饰的雕刻纹路；帕尔尤斯(palyos)是一种宽刃剑，也较为朴素；辛塞尔(simsir)是伊朗风格的军刀，刀身较细；最后是常见的雅塔干(yatagan)短剑。雅塔干是非常具有突厥特色的武器，它的剑身呈很奇特的反弧形，单边开刃，没有护手。 

关于早期土耳其人的生活和战争的信息，14世纪中期流传在安纳托利亚的传奇史诗《丹尼斯曼特谋略(Danismandname)》很具参考价值。在诗中，战士的武器种类繁多，名称也多种多样。包括战锤库伦克(kulunk)，各种锤矛格鲁兹(gruz)、库马克(comak)、博兹都干(bozdogan)和亚穆德(amud)，箭囊比利克(bilik)和特克斯(terkes)，步兵十字弓卡克-亚伊(cark yayi)，标枪古德尔(gonder)，短剑哈色尔(hancer)，长矛哈珀(harbe)，马刀基里克，轻矛尼泽(nize)，骑兵枪苏鲁(sunu)，剑刃蒂格(tig)，箭欧克(ok)，弓亚伊(yayi)，弓囊基尔班(kirban)，战斧拿卡克(nacak)以及套索柯蒙特(kement)。到17世纪早期，常规的军用武器已经大大简化，经常出现的只有骑兵矛密兹拉克(mizrak)，步兵标枪西斯特(hist)，骑兵标枪基里特(cirit)，锤矛图布兹(topuz)以及宽刃大砍刀蒂尔潘(tirpan)了。 

14世纪早期欧洲旅行者们注意到，安纳托利亚的土耳其人只有一件简陋的皮甲护身，只有诗人的作品中的部落英雄才能拥有一套闪闪发亮，足以自豪的金属胸甲、头盔、手套和胫甲。当然，在诗歌中，这些护具的种类和名称也和武器一样，五花八门，诸如胸甲布德鲁克(budluk)，锁子甲塞博(ceber)，鳞片胸甲塞夫森(cevsen)，圆盾卡尔卡恩，鳞片甲苏卡(cukal)，头盔伊西克(isik)和图古尔卡，前臂甲柯鲁克(kolluk)，鳞片长胸甲皮拉亨-阿赫宁(pirahen ahenin)，环甲切赫(zirh)和锁链盔切赫-库拉。 

成熟于15世纪穆斯林头巾盔是最常见的一种土耳其头盔，圆形的尖顶盔下连缀着一圈环甲遮盖住整个面部和颈部，只露出眼睛，就像穆斯林妇女遮面用的纱巾。颈部通常是弓箭手们射击的最主要和最致命的目标，而头巾盔恰好为此提供了有效的防护。另一种值得一提的土耳其头盔是奇恰克，它相对较小，在奥斯曼帝国中后期的骑兵部队中普遍装备，从外形看，它显然学习了16世纪德国半圆护鼻头盔(zischagge)和17世纪英国的龙虾尾头盔的设计思路。切赫-库拉是极简化的一种头盔，它除了保护头顶的碗状铁板，它全部由铁环编织而成。 

不同于埃及马穆鲁克人和波斯萨法维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偏爱铁环和板甲混合的铠甲，这种偏好或许是长期使用混合皮革与铁片甲养成的习惯。另外，步兵和骑兵所使用的混合铠甲区别很大，针对不同部位重点防护。16世纪步兵甲已经基本被废弃，只有一种叫做卡扎甘德(kazargand)的步兵用覆布环甲一直存在到17世纪，它虽然外形不起眼，但重量很轻，穿着也较为舒适。科拉津是16世纪的西帕希骑兵甲，细密的铁环将身体各部位的防护铁板连缀起来，组成一副完整的全身甲，具有典型的土耳其风格，它的名称表明它起源于欧洲。除了科拉津，环甲切赫，前臂甲柯鲁克和圆盾卡尔卡恩也是奥斯曼骑兵的标准装备，直到17世纪依然在使用。 

在14到15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事业的早期，他们每攻克一座城市，必将其城墙堡垒一并夷为平地，这使当时的欧洲人得出结论，奥斯曼人对防御工事不感兴趣。此言实则谬矣。奥斯曼人将埃迪尔内、普罗夫迪夫(Plovdiv)和索非亚(Sofija)等地的城墙拆毁，是为了防止这些城市成为当地抵抗运动的中心或欧洲十字军的桥头堡，在伊斯坦布尔，他们则不遗余力地加固城墙，还在原有基础上修筑了七座耶尼库勒堡垒加强防御。奥斯曼人修筑堡垒的思路有以下几种：构成城市防御体系的一部分，延缓攻城进程，比如布尔萨和伊斯坦布尔；亦或在要害地带和薄弱环节加强防御力量，如加利波利半岛；再者为边境驻军提供安全的庇护所和补给站。绝大部分奥斯曼要塞都是最后一种类型，因此与欧洲宏大壮丽的城堡相比，它们有些不起眼。奥斯曼土耳其的要塞既不是贵族的宅邸，也不是地方行政的中心，它们是纯粹的军事防御工事，只有坚固的石头围墙和木质的营房仓库。 

还有一些堡垒修筑得更具战略价值，它们封锁了俄罗斯大平原上注入黑海的河流，使黑海成为奥斯曼帝国的内湖。坐落在顿河(Don)河口的亚速(Azov)要塞即属此例，它有11座塔楼，沟渠壁垒一应俱全，还有坚固的石墙和一座驻扎4000人的兵营。奥斯曼土耳其在伊朗作战，距离也是他们的大敌。为了解决战线过长，调兵不易的问题，奥斯曼人在沿东安纳托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边境一线修筑了卡尔斯(Kars)、埃林万(Erinvan)和大不里士(Tabriz)等巨型要塞，其中坐落在埃林万的要塞有双层石墙和51座塔楼。巴尔干地区和安纳托利亚沿海遗留下的堡垒数量庞大，多数属拜占庭风格和意大利风格，如最典型的阿尔戈斯和摩里亚地区，奥斯曼人继续使用并加以修缮和改造。改造工程基本沿用拜占庭传统，只有加盖坚固的塔楼是源自阿拉伯-伊斯兰的传统。为了防范威尼斯人的海上威胁，奥斯曼土耳其沿岸也修筑了一系列防御工事；只有在多瑙河流域和喀尔巴阡山(Carpathia)地区奥斯曼人很少修筑堡垒，这大概是因为此地匈牙利人经营已久，很多城堡年代尚新，也足够坚固，可以直接使用，因此埃斯泰尔戈姆、布达佩斯、蒂米什瓦拉和贝尔格莱德等城市的围墙和堡垒基本保持了原貌。 

当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由盛转衰，对欧洲逐渐转为守势的时候，他们开始使用一种简易木质堡垒帕兰科(palanko)，这种工事构建迅速，灵活有效。每个堡垒边角的塔楼上都有两门加农炮，在简易的瞭望塔上射击的角度可以覆盖整个堡垒的幕墙，双层防御栅栏和横木连接的两堵围墙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帕兰科有时就建在城镇中作为防御据点，但绝大多数就设在开阔的原野上。17世纪晚期到18世纪，西欧火炮和攻城技术的巨大进步使土耳其人不得不效仿他们的敌人，进行沃邦式的要塞革命。新的贝尔格莱德要塞就是此时的产物，它的设计与西欧的要塞如出一辙。 

奥斯曼土耳其海军起步较晚，很难想象它会在日后一跃成为世界海军强国，控制地中海的主要力量。东地中海是拜占庭人和萨拉森人的传统势力范围，他们长期与西地中海的意大利人分庭抗礼，但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的长期衰落使意大利人逐渐控制了整个地中海。奥斯曼土耳其最初也无意挑战意大利人的地位，海军的组织要发展到与陆军相当的程度还需假以时日。只要陆战仍然是征服战略的基础，海军所能所的无非就是保护海峡、海滨，运送步兵，协助登陆，肃清海盗而已。因而同级别的陆军军官比海军军官有实权的多，战利品的报酬也丰厚的多。尽管如此，一个海军的组织和指挥机构还是基本上按照威尼斯、热那亚海军模式逐渐发展起来。 

1308年夺取马尔马拉海上的伊姆拉利岛(Imrali)似乎是奥斯曼人最早的海上冒险。在占领卡里希埃米尔国之后，奥斯曼人完成了对马尔马拉海南岸的控制并继承了一支小型舰队，这支舰队很快发挥了作用，在前拜占庭帝国的水手操控下，运载加齐战士从加利波利半岛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向欧洲进军。但奥斯曼的海上力量终究有限，在巴尔干的征服者得不到安纳托利亚本土长期有效的支援，整个14世纪都很难有所作为。直到15世纪中期，在苏丹的支持下日益壮大的土耳其海军才第一次敢于挑战东地中海的霸主——威尼斯共和国。 

此前，奥斯曼土耳其和威尼斯大体上保持着友好关系。威尼斯希望自己在爱琴海和黑海地区的商业利益得到保护，并排挤热那亚。但是当奥斯曼帝国通过马其顿扩张到了亚得里亚海，并挺进希腊向爱琴海扩张，威尼斯感到了紧张。而奥斯曼帝国关心的是，只要威尼斯垄断着爱琴海航线，就可能威胁安纳托利亚和鲁梅利之间的联系，妨碍帝国两大行省的统一。在第一次奥斯曼-威尼斯战争中，穆拉德二世不惜重金建立起一支新的舰队，从威尼斯手中夺取了马其顿首府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1456年，奥斯曼海军的面貌已经焕然一新，穆罕默德二世雇佣热那亚人训练和指挥阿扎普，基督徒组成的划桨手和弩手在60艘战舰上服役，控制了埃内兹湾(Enez)和爱琴海北部诸岛，将威尼斯彻底排挤出这一地区。到1470年时，奥斯曼海军已拥有92艘帆桨战舰，黑海也已成为他们的囊中物，就在几年后，土耳其海军的各类船只已有500艘以上。 

1491年奥斯曼土耳其开启了新一轮对威尼斯的战争，其间大批新型战舰投入使用。巴耶济德二世还任命海盗克马尔·雷伊斯(Kemal Reis,‘Reis’意为‘船长’)统领舰队，此人自1490年以来就率领海盗在西地中海法国和西班牙沿岸劫掠，他的声望吸引了数以万计的突厥和希腊水手应征入伍。在奥斯曼陆海军的联合攻击下，勒班托(Lepanto)、都拉斯和摩里亚地区的港口都被占领，克罗地亚、达尔马提亚遭到蹂躏。另一方面，教宗亚历山大六世组建起的十字军舰队在莱斯沃斯岛(Lesbos)被一场风暴吹散，威尼斯只好乞求和平。威尼斯在这场战争中失去了黎凡特地区的市场和进入黑海的贸易通道，而奥斯曼帝国则从此作为地中海主要海军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地中海之外，自1497年达·伽马(da Gama)开辟新航路以来，葡萄牙人的扩张咄咄逼人，已经严重威胁到印度洋沿海伊斯兰世界的安全。葡萄牙人攻占亚丁湾(Gulf of Aden)内的索科特拉岛(Socotra,1507年)和波斯湾(Persian Gulf)附近的霍尔木兹(Strait of Hormuz,1508年)，垄断了印度到欧洲的所有航路，引发埃及马穆鲁克王朝的财政危机。用火器武装起来的奥斯曼土耳其海军决心重新为穆斯林夺回印度洋。苏丹谢利姆一世先将枪支、弹药和其他军需物资送往埃及，同时派遣造船工程师和水手去帮助马穆鲁克人重建红海舰队。这支舰队在1517年谢利姆征服马穆鲁克王朝之后保留了下来。1525年，奥斯曼人重建苏伊士(Suez)海军基地，五年后，他们已在印度洋站稳脚跟，在阿拉伯海的要冲巴士拉(Basra)建起了新港口和舰队。 

奥斯曼土耳其击败威尼斯，控制了东地中海，此时新兴强国西班牙也在西地中海上建立了霸权，两国间必有一番较量。奥斯曼人首先争取到了盘踞北非的穆斯林海盗的帮助。此时的阿尔及尔和突尼斯是柏柏尔海盗的天堂，以来自密迪里(Midilli)的土库曼人乌鲁茨·雷伊斯(Uruc Reis)和希兹尔·雷伊斯(Hizir Reis)兄弟为首的北非海盗大肆袭击基督徒的船只，西班牙、法国和意大利的海岸也屡遭袭扰。乌鲁茨·雷伊斯死后，希兹尔·雷伊斯求助于谢利姆一世，将阿尔及尔献给苏丹，换得奥斯曼帝国的人员、大炮和弹药加强他的舰队。由此，希兹尔·雷伊斯逐渐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奥斯曼海军将领和穆斯林英雄，他被穆斯林称为“海雷丁”(Hayreddin)，而他的红胡子又让他有了“巴巴罗萨”(Barbarossa)的绰号，1533年，他正式成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海军司令和阿尔及尔总督。在海雷丁帕夏和他的继任者的领导下，奥斯曼帝国海军的实力和组织体系得到了充分的发展。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奥斯曼人的航海技术获得了长足的进步，独创性的地理著作纷纷问世，有些甚至超越欧洲人的成就。最著名的莫过于克马尔·雷伊斯的侄儿，海军英雄，印度洋和埃及舰队司令皮里·雷伊斯(Piri Reis)的世界地图及其著作《海洋志》(Kitab-i Bhriye)；他的继任者，同样是海军英雄和地理学家的西迪·阿里·雷伊斯(Seydi Ali Reis)的作品《海洋》(al-Muhit)和《陆地之镜》(Mirat ul-Memalik)集地理、航海和历史、文学的大成之作。 

16世纪开始，奥斯曼海军的最高长官是海军贝伊(derya bey)，被称为卡普坦帕夏(kaptan pasa)。这个职位在穆罕默德二世时代设立，拥有桑贾克贝伊头衔，可以支配加利波利、加拉塔区(Galata)和伊兹米特(Izmit)的税收，用于船只的建造维护和人员薪金。只有在海雷丁时代，卡普坦帕夏才获得了贝伊勒贝伊的头衔，有参与国务会议胡马雍帝万的权力。爱琴海诸岛和阿尔及尔两省也一起作为海军司令的永久蒂玛，为他提供资金。 

帝国造船厂(Tersane-i Amire)是集中处理海军事务，协调各地船厂、舰队和官员的机构。建造、维护和作战活动都有卡普坦帕夏指挥，但负责这两种任务的机构和官员相对独立。每个造船厂都有专员、副专员、港口总监、书记官等一批官员集团运作，舰队则一直缺乏正式组织直到海雷丁时代。每艘船由一个船长“雷伊斯”指挥，指挥分舰队的指挥官称卡普坦或哈斯-雷伊斯(hassa Reis)，后者从卡普坦帕夏的桑贾克中分得蒂玛，由这些封地为船只提供资金和人员。 

船员出了来自阿扎普水手之外，是从东地中海沿岸招募的，包括土尔其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和达尔马提亚人，这些人被称为黎凡特，他们从造船厂财务部领薪水。此外，还有战争俘虏和苦役罪犯组成的划桨手(Kurekciler)。远洋海军的海员在16世纪被称为“艾拉克齐拉尔”(aylakcilar)，后来称“卡尔雍齐拉尔”(kalyoncilar)。 

17世纪的奥斯曼海军基本维持原状，地中海舰队依然分为北非、埃及和爱琴海三个分舰队，但严重的经济衰退使伊斯坦布尔的海军船厂和码头失去了经费支持，帝国也失去了对阿尔及尔和突尼斯的直接控制。虽然北非海盗们仍然是奥斯曼人的忠实盟友，但他们自行其是的袭击行动常常使奥斯曼土耳其在外交上陷于被动。必须承认，此时的柏柏尔海盗依然十分出色，他们劫掠的范围之广甚至超出了地中海，1627年他们甚至航行到爱尔兰大肆抢劫。 

由于基督教欧洲力量的日益强大，奥斯曼土耳其海军最终失去了对地中海的控制，这一失败是奥斯曼帝国最严重的军事衰退之一。从18世纪末起，奥斯曼人开始向欧洲的造船厂订购军舰，在有限的范围内，土耳其海军也取得了一些胜利。为了提高效率，整个海军舰队被拆分成更小的分舰队，各由一位海军贝伊指挥，海军的人事结构、财政体系和运行机制都得到了重组。海军的炮兵单位也彻底从卡皮库鲁的炮团中分离。经过一番改革，海军较之其他土耳其军队，有了相当的起色。在加齐·哈桑帕夏的领导下，奥斯曼土耳其海军在经历切什梅的溃败的一年后就重新夺回利姆诺斯岛(Limnos)，并挫败了敌人夺取罗德斯岛(Rodos)和埃维厄岛(Evvoia)的企图。 

谢选骏指出：土耳其的军事改革不断适应“征服东欧”、“进军西欧”的作战需要，一度卓有成效但最终却失败了，甚至败于沙皇俄国——其中原因复杂，有宗教原因，也有人种因素和地缘因素，还有制度方面的得失。但我认为，最关键的还是“三百年周期”发挥了生物影响——奥斯曼帝国从十四世纪发家，到十七世纪达到鼎盛，二十世纪崩溃灭亡——其六百年，就像周朝、汉朝、罗马帝国、宋朝那样，可以分成两部曲。相比之下，沙俄的崛起晚于奥斯曼帝国两百多年，它的没落也当如是。

《唐朝和奥斯曼帝国到了后期，为什么都把继承人囚禁起来》（凤凰网知之 2020年07月03日 ）报道：

在世界历史上，继承制度是五花八门，但是要说继承制度里面列出这么一条的，那估计仅此一家——继承王位的皇子之外所有人皇子统统应该被处死。

这条神奇继承法就是奥斯曼帝国前期的继承法，但是到了后期，奥斯曼帝国却把继承人们全都锁在楼里，无独有偶，唐朝后期也把皇子们都关在十王宅里面，为何唐朝和奥斯曼帝国都把继承人关押起来？这和王朝的最终衰落之间又有何关系呢？

十二代贤君到昏君遍地

如果说世界历史上经历最多明君，经历最长时间明君统治的专制国家，我个人认为应该是奥斯曼帝国。

奥斯曼帝国前期从奥斯曼一世到苏莱曼一世的286年间（1280-1566），没有出过一代昏君，十二代君主全部都是有为的明君，这在人类历史上都堪称一个伟大的奇迹。毕竟当年罗马五贤帝历经百年统治都被无数人称道，我国古代的尧舜禹三代圣君都是难以复制的传奇。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康雍乾的三代贤君能够传承百余年以外，基本上没有任何君主能够连续圣明超过三代，更别提12代君主个个圣明有为了。

奥斯曼帝国的开创者奥斯曼一世的才能自不必说，他后面的君主们不是名将就是杰出的政治家，所以奥斯曼帝国即便在巴耶塞特一世被帖木儿打败的情况下也没有伤及元气。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奇迹，关键就在于奥斯曼帝国前期优良的继承传统——贤君培养法。

奥斯曼帝国第一任君主奥斯曼一世去世以后，本来奥斯曼帝国面临着分崩离析的危险，奥斯曼一世想把帝国平分给自己的两个儿子：乌尔汗和阿拉丁，不过深明大义的阿拉丁拒绝列土封疆，他对自己的兄弟表示自己愿意退隐，不愿意国家分裂，这一关键选择让奥斯曼帝国的发展传统得以建立，乌尔汗让阿拉丁担任了大维齐尔（宰相），两兄弟联手制定了奥斯曼帝国的发展方针，从此之后奥斯曼帝国的继承人们都要先在地方担任重要的长官，然后才能进入中央继承。

这样的优秀制度使得奥斯曼帝国的王子们都是能文能武，比如巴耶塞特一世就是先在小亚细亚担任总督，而且还独自消灭了当年奥斯曼的宗主国卡拉曼，奥斯曼帝国所面对的敌人来自四面八方，东边的伊朗波斯人，西边的拜占庭和欧洲联军，北非和阿拉伯的敌人也是非常众多，但是奥斯曼帝国凭借着一代又一代贤君的出色发挥总能逢凶化吉，并且越发强大。直到苏莱曼一世时期达到了极盛，整个欧洲都在这位“安拉在大地上的影子”“众苏丹之苏丹”的脚下颤抖。

然而奥斯曼帝国的辉煌到了苏莱曼一世之后就开始戛然而止，其关键原因就是苏莱曼一世的酒鬼儿子塞利姆二世上台之后，奥斯曼帝国几乎再也没有出现过一位贤君，唯一能够被人称得上贤明的穆拉德四世不仅酗酒无度，而且极端残忍好杀，而且紧跟着他上台的还是奥斯曼帝国历史上最恐怖的君主——易卜拉欣一世。

到底为何奥斯曼帝国的辉煌突然停止？其实原因很简单——继承法变了。

其实对于一个王朝而言，拥有一位神君，是发展的最重要条件之一。奥斯曼帝国连续300年的神君并非是上天恩赐，而是依靠强大的继承法培养起来的，相似的还有唐朝前期的君主们，唐朝前期明君辈出，李世民和他的儿子李治都有很强的治国才能，李隆基更是一位不世出的全才君主，无论是军事政治还是琴棋书画无一不精，如果不是安史之乱，李隆基足以称得上唐朝第一，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也罕有匹敌。

但是这样的明君背后是唐朝前期极端血腥的宗室之争，李世民杀害兄弟之后，又不得不废了自己的太子，唐高宗李治在武则天的指挥之下先后失去了三位太子，李隆基更是曾经一天之内就杀了自己三个儿子，唐朝的明君政治是用宗室的鲜血换来的。

无独有偶，奥斯曼帝国的继承人们也是踏着兄弟们的尸体上位的，根据穆罕默德二世的规定，“我的儿子中不论谁继承了苏丹皇位，为了秩序的考虑，都应将他的兄弟处死。今后的世代苏丹必将按此执行”这恐怖的继承法其实一句话就能说明：“胜者为王，败者必死”。奥斯曼帝国和唐帝国基本上都没有嫡长子这一说，谁强谁上是这俩帝国的常态。

但是这样做的最终结果就是导致皇帝对于儿子们的极端不信任，因为儿子们深知自己一旦争夺皇位失败就是死路一条，那么不如提前发动，先下手为强。因此唐帝国从李隆基开始就选择把继承人们关进“十王宅”，《资治通鉴》：“附苑城为十王宅，以居皇子，太监押之，就夹城参起居，自是不复出阁。这玩意并非李隆基首创早在武则天时期，李隆基就被关在天井里面“凡十余年”，可以说李隆基的前半生都在囚禁之中。

与此类似的是，奥斯曼帝国的残酷继承法发展到最后也是变成了类似的情况，皇子们都被关在“囚笼”里面，不允许他们读书和学习管理国家的知识，他们的唯一任务就是等着现在的苏丹去世，然后出来当苏丹。这样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奥斯曼帝国后期昏君辈出。

唐朝和奥斯曼帝国之所以变成这样，其实就是物极必反，前期过于残酷的皇室内斗导致大家为了避免再发生这样的流血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在“卡菲斯”里面的那些皇室成员虽然不会被杀，但是却成了囚犯，唐朝在十王宅里面的皇子们也不得不求助于太监，直接导致唐朝后期宦官专权变得愈演愈烈。

其实说到底，之所以会这样，核心其实还是两个字——权力，仅此而已。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看见“权力”，我却看见了生物周期——任何努力和励精图治，都无法抵御时间的消磨，所以才有甲子纪年的六十年周期和巴比伦之囚启示的七十年周期；所以才有“任何政权都活不过三百年”的魔咒。表面上看，奥斯曼帝国活过了三百年，甚至达到了两个三百年——但实际上，后面那个三百年可谓名存实亡，是在列强的凌迟中慢慢地解体。而唐朝呢？根本就没有挺过第一个三百年，直接挂了，遭到了“五代十国”的快速凌迟，解体为宋辽金夏越南……甚至元明清民国中共都未能收复越南。

【07、重要战役】

攻克布尔萨，1301-1326 

奥斯曼加齐的事业开始于1300年左右，他为奥斯曼土耳其开创了一项主要以牺牲拜占庭为代价的发展策略，他们避免与更强大的土库曼邻居冲突，直到成长的足以和他们抗衡。最初的进军路线是从多里留姆附近，弗里吉亚北部的贫瘠地区出发，到达更富饶的比提尼亚(Bithynia)平原。奥斯曼模仿塞尔柱人的战略，把他的统治区分为三块，每一块有一位乌茨贝伊统领，分别面向北方的黑海、伊兹米特(Izmit)和伊兹尼克(Iznik,即尼西亚)。最初的进攻大部分是由这三个乌茨贝伊发动，都以劫掠拜占庭封建领主的财富为目的。这些贵族有一些被打败，有些被购买协议、联姻等方式兼并。 

塞尔柱人的最终崩溃促使奥斯曼人占领了埃斯基谢希尔(Eskisehir)、卡拉贾希萨尔和耶尼谢希尔等要塞。接着奥斯曼和加齐们从伊内格尔(Inegol)向东推进，直到萨卡里亚河(Sakarya)，切断了拜占庭在比提尼亚的首府布尔萨与尼西亚之间的陆路联系。1301年7月27日，一支奥斯曼突袭部队在回程中途经科雍希萨尔附近的峡谷时，被拜占庭贵族穆扎隆(Muzalon)的阿兰人雇佣兵伏击歼灭。但奥斯曼很快便率大队人马回来报复，穆扎隆的2000重骑兵被击溃，幸而一队斯拉夫步兵及时赶到，使他们避免了被全歼的命运。第二年，斯拉夫雇佣兵因为欠饷，返回了巴尔干，奥斯曼趁机将无力抵抗的拜占庭人压缩在伊兹米特一隅之地。此后，奥斯曼致力于两个方向的扩张，一是从萨卡里亚河向北到达黑海；二是向西南到马尔马拉海。到1308年，他已占领了阿克希萨尔(Akhisar)、伊拉里岛(Imrali)和萨卡里亚河谷，切断了伊兹米特和伊兹尼克间的道路，基本完成了目标，只有进攻布尔萨失败了。 

第二次攻击布尔萨的尝试在1317年。布尔萨座落在乌卢达山(Uludag,即奥斯匹斯山)脚下，紧邻著名的切其尔哥(Cekirge)温泉。虽然已经被孤立，但只要拜占庭人能保持海上交通的通畅，布尔萨军民就能得到从君士坦丁堡送来的给养，长期坚守。因此奥斯曼人的第二次攻城也以失败告终。1321年，奥斯曼人夺取穆达尼亚港(Mudanya)之后，布尔萨与外界最后的联系通道被切断了。面对敌人的压倒性优势，布尔萨守军同意对奥斯曼称臣纳贡，但仍然拒绝投降。直到五年之后的1326年4月6日，弹尽粮绝的布尔萨终于陷落。此时，奥斯曼加齐已经死去，哈奇·贝克塔茨陪伴着他的儿子奥尔汉接受了布尔萨守军体面的投降。据说，布尔萨守军的领袖在投降之后受到了奥尔汉的热烈欢迎和重用，他就是后来的加齐埃维里诺斯贝伊。 

占领布尔萨是奥斯曼人征服事业中的重要一步，他们从一个游牧部落联合转变成真正的国家。奥斯曼人创立了一套行政体制管理这个国家，并发展出常备军保卫和扩展它。除了在名义上继续臣服伊儿汗国，奥斯曼人的埃米尔国已同独立国家毫无区别。随后在奥尔汉执政的35年中，奥斯曼国家的面积又扩大了一倍，奥斯曼人几乎占领了拜占庭在安纳托利亚残存的所有土地，并且开启了以加利波利半岛为基地向欧洲进军的前景。 

“塞尔维亚人的溃败”-科索沃战役，1364-1389 

穆拉德一世1360年继位时，奥斯曼土耳其的欧洲领土仅限于色雷斯的几座城堡。穆拉德的第一个目标是埃迪尔内，这是一座位于君士坦丁堡和多瑙河之间的坚固要塞，它控制着马里查河(Maritsa)形成的巴尔干和罗多彼山脉之间的峡谷，是拜占庭帝国在巴尔干的军事和行政管理中心。1361年穆拉德将其攻占后，就将它作为奥斯曼人国家的新首都，明确无误的表明土耳其人意图向欧洲扩张。利用新战略优势，奥斯曼人在1363年占领了菲利比(Filibe,即Philippopolis,Plovdiv)，这样穆拉德就控制了向君士坦丁堡提供大部分谷物和税收的河谷地带，并将爱琴海沿岸的希腊人和保加利亚人分割开来。不仅如此，穆拉德还通过大规模殖民，将色雷斯地区迅速土耳其化。这些情况深深的刺激了巴尔干半岛上基督教统治者们，在恐慌中，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匈牙利等国不得不团结起来共同反抗土耳其人。1364年，匈牙利的路易一世，塞尔维亚的乌洛什五世(Urosh)，保加利亚的武卡欣(Vukasin)，拜占庭僭主和瓦拉几亚、波斯尼亚王公联合召集了一支20000多人的大军，希望在土耳其人尚未坐大时把他们赶出欧洲。 

此时穆拉德一世正在围攻加泰罗尼亚人占据的马尔马拉海滨堡垒比加(Biga)，无法分身。欧洲方面奥斯曼军统帅拉拉·萨辛(Lala Sahin)麾下总共只有10000人左右，埃米尔命令他拖延决战，尽可能滞阻联军的行进。拉拉·萨辛将部队集结之后，派遣哈奇·伊尔贝基(Hacci Ilbeki)率队阻止联军渡过马里查河。但联军的进兵速度超乎他的预计，伊尔贝基赶到之时，联军已从斯维林格勒(Svilengrad,位于今保加利亚)一处浅滩涉水而过，并在山中扎下营寨。联军的效率如此之高，全赖有熟悉地理的拜占庭菲利比总督为王公们出谋划策，自从他被奥斯曼人赶出菲利比之后，就一直为联盟的成立多方努力，如今，联军营地距埃迪尔内只有两天不到的路程，土耳其人的失败似乎就在眼前。 

面对即将到来的胜利，联军官兵们不合时宜的松懈下来。当天夜里，伊尔贝基将他的轻骑兵集中起来，对联军营地发动了突袭。此时，联军大营竟然毫无察觉，监视山下河谷的岗哨型同虚设。基督徒们为他们的得意忘形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猝不及防的联军一溃千里，这就是著名的“塞尔维亚人的溃败”。数以千计的贵族和士兵都在混乱中被杀死，更多人在试图游过马里查河逃命时被冲走淹死，其中包括保加利亚国王武卡欣，匈牙利国王“伟大的”路易历经千难万险才得以逃脱。这是基督徒联合起来抵抗奥斯曼土耳其的许多次失败努力中的第一次，这种失败他们今后还会多次品尝。另一方面，轻而易举的胜利则鼓舞了穆拉德更进一步的征服。 

在民间传说中，保加利亚的武卡欣国王并没有死，垂死的他被一个土耳其少女发现，并在她的照料下恢复了健康。少女的哥哥垂涎于国王的宝剑，将它偷走。很多年后，这把剑几经辗转，被民间传说中另一位英雄克拉列维奇·马尔科得到。寓意深刻的是，马尔科最终为奥斯曼土耳其的事业献身。 

1366年，穆拉德按照传统的三路推进方式开始了征服巴尔干的第二阶段。东部的右翼在穆拉德亲自指挥下，控制了色雷斯黑海沿岸地区，彻底孤立了君士坦丁堡；西路左翼的埃维里诺斯贝伊沿爱琴海推进，越过罗多彼山脉(Rhodope)进入色雷斯西部和马其顿低地，分隔开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左右两翼的胜利给中路指挥官卡拉·帖木尔塔斯贝伊打开了道路，让他可以在1385-89年发动一场横扫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奔袭波斯尼亚的大规模战役。1386年帖木尔塔斯挺进到塞尔维亚西部，占领尼什(Nis)，王公拉扎尔被迫接受奥斯曼的宗主权。帖木尔塔斯随后继续攻占了塞尔维亚南部大部分地区。持续不断的胜利使拉扎尔担心土耳其人可能会连他一起消灭，于是他暗中与塞尔维亚其他王公及波斯尼亚国王结成联盟，在普洛斯尼克(Plosnik)击溃了帖木尔塔斯，迫使他放弃塞尔维亚南部，把军队撤回尼什。这是巴尔干基督徒对土耳其人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拉扎尔赢得了巨大的威望，凭借它，拉扎尔组织起一个包括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波斯尼亚人、瓦拉几亚人和一部分阿尔巴尼亚人在内的巴尔干联盟，要将反对奥斯曼土耳其的事业进行下去。 

奥斯曼人很快通过一次胜利迫使保加利亚人退出了反土同盟，但拉扎尔的联军仍然非常强大，他甚至得到了一些来自匈牙利和波兰骑士的加盟。此刻，安纳托利亚的形势也在恶化，另一个强大的土库曼埃米尔国卡拉曼不愿看到奥斯曼人的急剧膨胀，出兵占领了穆拉德通过购买和联姻从其他土库曼小公国获得的土地。穆拉德一世只得暂时从和拉扎尔的对峙中抽身，带领着保加利亚和拜占庭附庸提供的军队反击卡拉曼。借助着新式武器火枪和大炮，穆拉德击败卡拉曼人并占领了安卡拉。他立即挥师北上，解决拉扎尔的基督教联盟。 

1389年6月，巴尔干联军和穆拉德一世的军队相遇在普里什蒂纳(Pristina)西部的科索沃平原。15日双方决战，联军的两翼分别是拉扎尔的女婿弗克·布拉科维奇(Vuk Brankovic)和波斯尼亚王公弗拉特科·武科维奇(Vlatko Vukovic)，拉扎尔指挥中路，瓦拉几亚的米尔茨(Mircea)和阿尔巴尼亚王公乔治·卡斯特里奥蒂斯(George Kastriotis)也在阵中；穆拉德方面除了安纳托利亚和鲁梅利两省的部队外，还有保加利亚王公康斯坦丁，一些与拉扎尔为敌的塞尔维亚贵族以及来自安纳托利亚的土库曼部落王公。各种文献中关于参加此次战役的士兵数量的记载相差悬殊，联军人数可能已逾10万，而奥斯曼军在6-7万之间。 

最初，联军占了上风，塞尔维亚的重骑兵冲垮了奥斯曼军的一翼，波斯尼亚的武科维奇也曾突入穆拉德的中军。但弗克·布拉科维奇的突然背叛是战局发生了逆转。战斗接近尾声之时，一名诈降的塞尔维亚贵族米洛什·奥贝利奇(Milos Obilic)用毒匕首刺杀了穆拉德一世。但奥斯曼军队还是在穆拉德的儿子巴耶济德王子的领导下，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而拉扎尔和众多塞尔维亚贵族已经殒命沙场。 

战争结束后，巴耶济德与拉扎尔的女儿玛丽亚·德斯皮娜(Maria Despine)结婚，并拥立她的弟弟斯蒂芬作为拉扎尔的继承人。斯蒂芬此后一直是巴耶济德最忠实的盟友，他的塞尔维亚重骑兵会在巴耶济德随后的战争中发挥巨大的作用。而基督教世界在多瑙河南岸最后一次有组织的抵抗就这样被粉碎了。塞尔维亚继保加利亚之后沦为奥斯曼人的藩属，欧洲东南部唯一还有实力的对抗土耳其人的只剩下了匈牙利。在入侵欧洲30年后，奥斯曼人已经在东南欧的所有地方建立了他们的统治，只有希腊部分地区除外。 

尼柯堡的十字军-安卡拉之战，1396-1402 

奥斯曼土耳其虽然在欧洲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但安纳托利亚后方的卡拉曼和其他残存的土库曼埃米尔国仍在反对着奥斯曼人。因此巴耶济德不得不率军在欧洲和安纳托利亚两线来回奔波，让敌人时刻牢记他的威力，这为他赢得了“雷霆”的绰号，不过只要他还没有彻底消灭对手，他们就会不断制造麻烦阻止奥斯曼人在欧洲过分活跃。此时在东方，一个令奥斯曼人意想不到的局面出现了。伊儿汗国已经于1388年亡于“跛子”帖木儿之手，这位新崛起的征服者以难以置信的速度扩充着他的版图。1394年冬，帖木儿已经渡过底格里斯河进入美索不达米亚，直接威胁到叙利亚的马穆鲁克人和安纳托利亚的奥斯曼人。被巴耶济德驱逐的土库曼王公们抓住机会，向帖木儿发出了援助请求，虽然帖木儿答应帮助他们，但他很快便返回东方去策划对印度的入侵，从而给了奥斯曼土耳其人一个喘息的机会，去解决来自西方的问题。 

欧洲的危机由拜占庭帝国向西方求援引起，奥斯曼人遭到了威尼斯和匈牙利的联合反击。作为回应，巴耶济德则在1395年对君士坦丁堡开始第二次围攻。为了帮助拜占廷人，教宗卜尼法斯九世联合匈牙利国王西吉斯蒙德(Sigismund von Luxemburg)召集起一支庞大的十字军。这支军队的主力是西吉斯蒙德的匈牙利军队，骑士主要来自法国和勃艮第，也有不少来自德意志、意大利、波兰和医护骑士团。勃艮第的“无畏的”约翰(Jean sans peur)、医护骑士团大团长、德意志的普法尔茨选侯、瓦拉几亚王公米尔茨等显赫人物都加盟其中，总指挥由西吉斯蒙德担任。 

十字军的战略目标并不明确，匈牙利国王无力维持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因此他只想进行一次目标有限的战役。但豪情万丈的法国人和勃艮第人却决心直捣奥斯曼帝国首都埃迪尔内，挽救拜占廷帝国，将土耳其人赶回安纳托利亚。1396年7月底十字军在布达佩斯集结完毕，在威尼斯舰队的帮助下，他们渡过多瑙河，一路占领了河岸城市维丁(Widdin)和奥亚霍沃(Oryahovo,即Rahovo,位于保加利亚)，屠杀和掠夺了城中的穆斯林和东正教居民。但尼柯堡(Nicopolis)这个多瑙河下游最重要的战略枢纽和港口仍在奥斯曼人的控制之下，十字军组织的多次围攻都以失败告终。 

十字军离开布达佩斯的情报传来，巴耶济德立即从君士坦丁堡撤围而去。北上途中，行省的西帕希骑兵，塞尔维亚的斯蒂芬依次与他会合，最后在9月24日抵达尼柯堡。此时奥斯曼军队总人数已逾十万。 

巴耶济德并没有直接进攻十字军的围城部队，他选择了一处开阔的高地作为战场，构筑工事和壕沟，弓箭手、步兵和轻骑兵居中防御，引诱敌人前来进攻。阵地左翼是安纳托利亚的西帕希，鲁梅利西帕希居右。近卫骑兵和塞尔维亚重骑兵被布置在最后方。十字军方面，西吉斯蒙德的匈牙利军队约有60000，法国和勃艮第人接近10000，德国骑士6000，加之其他巴尔干部队，总数并不逊色于奥斯曼人。十字军阵地的右翼是特兰西瓦尼亚人，左翼是米尔茨的瓦拉几亚人，西吉斯蒙德原本打算由他们担任前锋，做试探性攻击后，再由西欧人主攻。但法国和勃艮第的骑士厌恶这种谨慎的安排，匈牙利国王只好将他们布置在第一线，在他们之后，匈牙利人，德国人，医院骑士团还有部分波兰人和波希米亚人依次列阵。 

9月25日，法国和勃艮第的骑士们不顾西吉斯蒙德的反对，率先对土耳其的阵地发起冲锋，他们势不可挡，很快突破了中央的三条防线。就在他们再进一步就可以占领奥斯曼人的大营时，两翼的西帕希骑兵一齐掩杀过来，把他们层层包围了起来。很多骑士丧失了勇气，开始逃跑，多数人在勇敢的战斗后选择了投降。由于法国骑士这次突击行动实属自作主张，后方的西吉斯蒙德还不知道法国人已经被全歼。当看到前方的残兵一批批向后退却，无人的战马从灌木沟壑中往回跑时，匈牙利国王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他立即率其余的十字军出击，试图挽救法国、勃艮第骑士的命运。此时刚刚得胜的奥斯曼军队已经从阵地里气势汹汹的杀出，瓦拉几亚人和特兰西瓦尼亚人明白此时已无力回天，为了保存实力，他们选择了撤退。尽管如此，匈牙利人仍然勇敢的战斗着，直到巴耶济德将他最后的王牌投入战场，塞尔维亚重骑兵从匈牙利军队的侧翼和后方打动的进攻使十字军再也无力支撑了。 

奥斯曼人的战刀和多瑙河的河水的一共葬送了35000多名十字军战士，“无畏的”约翰等被俘的高级贵族在交付大笔赎金之后获得了自由，士兵则没有那么好运，为了报复十字军队穆斯林的屠杀，五分之一的人都被巴耶济德砍了头。西吉斯蒙德等人侥幸逃脱，他乘船顺流而下，出黑海来到君士坦丁堡，并从那里辗转回国。 

尼柯堡的胜利提高了巴耶济德一世在伊斯兰世界的威望，他从居住在开罗的哈里发那里得到了苏丹头衔。但奥斯曼土耳其在东方的问题并没有解决，卡拉曼埃米尔阿拉丁·阿里(Alanddin Ali)贝伊趁巴耶济德忙于欧洲事务的时候，努力收复失地，占领了安纳托利亚行省首府安卡拉(Ankara)，并向布尔萨挺进。巴耶济德迅速调集军队，在阿克萨伊平原将阿拉丁·阿里击败(1397年)，并处死了他。苏丹决心一劳永逸的消灭卡拉曼和其他土库曼国家，把帝国版图向东扩展。这无形中给了“跛子”帖木儿进军安纳托利亚的借口。 

1400年春，帖木儿恢复了他在阿塞拜疆和东伊拉克的统治。正值此时，巴耶济德夺取了埃尔津詹(Erzincan)和凯马赫(Kemah)，这两地都曾接受过帖木儿的宗主权，因此冲突已不可避免。8月27日帖木儿攻占锡瓦斯(Sivas)和埃尔津詹，接着为了巩固地位，他向南挺进到马穆鲁克叙利亚，至10月已占领马拉蒂亚、阿伊塔普(Ayntap)和阿勒颇，12月占领大马士革。巴耶济德趁帖木儿南下之际，班师回到安纳托利亚东部，重新夺回了锡瓦斯和埃尔津詹，希望在决战之前积累战略性优势。1402年春，帖木儿又在格鲁吉亚召集了一支庞大的新军，当年6月，帖木儿从埃尔祖鲁姆(Erzurum)和凯马赫进入安纳托利亚，经开塞利(Kayseri)向安卡拉进发。帖木儿一面攻城略地，一面将这些土地归还给原来的土库曼贝伊，以此赢得了大部分土库曼部落的支持。虽然奥斯曼军队以逸待劳，但帖木儿抢占了水草丰美的北部路线，迫使巴耶济德只能从贫瘠的南方寻找水源和补给，因此奥斯曼土耳其的战略优势已不复存在。 

1402年7月27日，决定性的战役终于打响了。此战帖木儿军一共投入了14万兵力，主要以骑射手为主。奥斯曼土耳其总人数约85000人，有三分之一的步兵，两省的西帕希骑兵，鞑靼和土库曼轻骑兵和斯蒂芬提供的塞尔维亚重骑兵。巴耶济德原本意图再次用防御战击败对手，但帖木尔的军队从南面迂回，包围了安卡拉城，奥斯曼土耳其军只得放弃城东山区的预设阵地，在安卡拉北面齐布克(Cubuk)平原的迎击帖木儿。巴耶济德把部队沿基孜查科伊河(kizilcakoy)展开，背靠着几座低矮的小山，东临齐布克河。阿扎普步兵和耶尼色里构成中军，鲁梅利和安纳托利亚西帕希构成左右两翼，鞑靼人、土库曼人和塞尔维亚人分别在左右两翼的后方。 

帖木尔军率先对左翼鲁梅利的西帕希发动了第一波攻势，西帕希们一面巩固阵地，一面向苏丹求援。右翼第二线的塞尔维亚骑兵很快赶来驰援。一阵激战之后帖木儿军被打散了，塞尔维亚骑兵大为振奋，他们自发的追击残敌，不料此时鞑靼人的轻骑兵突然倒戈，向重新集结起来的左翼发动侧面冲击，西帕希们开始动摇。虽然近卫骑兵组成的预备队及时从后方赶来，打散了鞑靼人，但左翼阵线已经支离破碎。接着，土库曼骑兵也倒向了帖木儿，帖木儿军趁机大举进攻。顽强的耶尼色里和阿扎布步兵还在两翼稳固防线，勇猛的塞尔维亚骑兵也在斯蒂芬的率领下杀出了重围。此时巴耶济德明白大势已去，他命令一部分近卫骑兵保护着他的继承人先行撤退，苏丹亲率残余部队撤退到阵后的小山上坚守，为撤退争取时间。铁木尔大军包围了小山，但几次进攻都被击退了。战斗一共持续了14个小时，夜幕降临之后，巴耶济德率领300近卫骑兵从东面成功的突围而出，但在逃亡中，苏丹的马不幸失蹄摔倒，巴耶济德最终被俘。 

安卡拉战役之后，帖木儿在安纳托利亚逗留了八个月，他满足于恢复各土库曼埃米尔国的原有状态，没有进一步灭亡奥斯曼土耳其。1403年3月，帖木儿返回东方，去酝酿他的新一轮的远征，这次的目标大概是中国。但还未及成行，这位征服者就在1405年2月18日病死。阶下囚巴耶济德一世已经于1403年3月9日在阿克谢希尔去世，他的死标志着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早期时代的结束。安纳托利亚重新回到了他征服前的局面，更严重的是，巴耶济德的几个儿子相互争权夺利，把奥斯曼土耳其带入了长达十余年混乱状态的大空位时代。 

谢选骏指出：正是为了解决这种兄弟阋墙，征服了拜占庭帝国的穆罕默德二世规定——“我的儿子中不论谁继承了苏丹皇位，为了秩序的考虑，都应将他的兄弟处死。今后的世代苏丹必将按此执行！”这样的继承法就是：“胜者为王，败者必死”。奥斯曼帝国的继承人必须踏着兄弟们的尸体上位。由此造就了“帝国的统一”。

【08、摩尔达维亚，1484】

经过穆罕默德一世穆拉德二世两代人的重建和再征服，奥斯曼帝国又再次崛起，将安纳托利亚和巴尔干的大部分土地重新统一于新月旗之下。在巴耶济德去世正好半个世纪之后的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顺理成章的拿下了孤悬已久的君士坦丁堡，千年帝国的灭亡使欧洲失去了最后的屏障。穆罕默德二世继任者巴耶济德二世的统治时期是帝国恢复大规模军事征讨前的准备期，国土急剧扩张带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需要消化和调整。当然，奥斯曼帝国并不稳固的统治需要苏丹继续不断的以武力让帝国的敌人们牢记它的威力，但这些行动范围极其有限，奥斯曼军事机器的大规模运转还需等到下一个世代。 

巴耶济德二世选择瓦拉几亚作为他最先进攻的地区并不是偶然的。1465年，摩尔达维亚在其精明强干的统治者斯特凡大公的领导下,摆脱了土耳其的宗主权，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依靠这支军队，斯特凡大公夺取了多瑙河入海口的基里亚要塞，以及德涅斯特河(Dniester)港口别尔哥罗德-德涅斯特罗夫斯基，控制了黑海到波罗的海的重要贸易通道，由此与奥斯曼帝国为争夺瓦拉几亚展开了长期的战争。就是在这个地区，穆罕默德二世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多次进攻均被斯特凡击败，导致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的领土和附庸克里米亚汗国无法连成一片。1481年，斯特凡又趁巴耶济德二世刚刚即位，地位未稳，强占瓦拉几亚，接着渡过多瑙河进攻保加利亚，对苏丹在欧洲附属中的权力和威望构成了很大威胁。 

基里亚和别尔哥罗德-德涅斯特罗夫斯基都是筑有石城墙、高塔和护城河的边境要塞，各由一名沃尼克(Vornic)长官和两名帕卡拉布(Parcalab,均是摩尔达维亚地方官职)军官负责防御。要夺回瓦拉几亚，势必将这些要塞收复。1484年5月上旬，巴耶济德二世集结的60000大军，包括耶尼色里、轻型炮兵和投石机，从埃迪尔内出发。苏丹同时召集瓦拉几亚诸侯的军队和克里米亚的鞑靼人一同发起行动。6月26日大军已渡过多瑙河，与一支100多艘帆桨战舰和平底运输船组成的舰队会合。这支舰队携带着攻城的重型火炮和军火补给顺多瑙河而上，为部队提供支援。从7月5日围城开始，到14日基里亚要塞投降，战斗持续不到十天。 

7月19日，奥斯曼大军再度出征，去进攻阿克曼(Akkerman,即别尔哥罗德-德涅斯特罗夫斯基)，他们行军四天后与前来支援的大队克里米亚鞑靼骑兵会师，当日，攻城的战斗便打响了。奥斯曼军队进行了15天的炮击，工兵在此期间也挖掘了数条地道。8月5日，步兵开始进攻，战斗十分激烈，双方互有进退。7日的战斗中，别尔哥罗德的两位帕卡拉布不幸被攻城炮火击中，双双牺牲。眼见毫无取胜希望，居民们两天后派出一支代表团和巴耶济德谈判，体面地将城市交给了苏丹。由此，奥斯曼土耳其取得了对黑海西部海岸的统治权，同时又掌握了德涅斯特河和多瑙河河口地区，这一地区的贸易权和丰富的物产全部落入土耳其人手中。 

苏丹和克里米亚同盟没有进一步侵略，而是满载而归。斯特凡大公此后多次尝试夺回堡垒和商栈，但都未能如愿。1501年巴耶济德二世和波兰、匈牙利签署了一系列条约，条约中，土耳其人在这一地区的扩张终于被承认。与波兰、匈牙利同床异梦的斯特凡大公也宣布承认苏丹的宗主权，确立了摩尔达维亚的瓦拉几亚的藩属地位。 

晚年的巴耶济德二世在诸子争位的悲惨境遇中度过。暴躁而好战的谢利姆王子凭借着耶尼色里军团、鞑靼人和欧洲边界贝伊们的支持杀死了他的兄弟，逼迫老苏丹让位。爱好团结、和平和仁慈的巴耶济德离开伊斯坦布尔一个月后就神秘的死去(1512年5月26日)，谢利姆一世则要恢复穆罕默德二世积极扩张政策，完成世界帝国的目标。在欧洲，奥斯曼土耳其已经快要遭遇到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王朝；东方，新近崛起的什叶派萨法维人在沙易司马仪(Sah Ismail,Sah为波斯语“君王”)的领导下已统一了伊朗；在南方，统治埃及和叙利亚的马穆鲁克人因畏惧奥斯曼土耳其也已与波斯缔结同盟。对手已不再是巴尔干和安纳托利亚的小王公，而是疆域辽阔的强国，巴耶济德二世的保守政策已不再适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正需要“恐怖的”谢利姆一世。 

谢选骏指出：“刀剑不离帝王家。”

【09、征服马穆鲁克，1516-17】

1516年春天，奥斯曼军队穿越安纳托利亚地区，开始新一轮的军事行动。开罗的马穆鲁克人对这支军队的行军方向感到疑惑：他们是再一次进入阿塞拜疆攻打波斯萨法维王朝还是进入叙利亚威胁埃及？无论谢利姆一世兵锋所指何处，打击的都将是自己或自己的盟友，基于这一点，埃及苏丹甘萨伍赫·高里(Qansawh al-Gawri)不顾谢利姆一世的抗议和马穆鲁克高级将领们的反对，进军阿勒颇，决定干涉这次行动。 

谢利姆原意图进兵库尔德斯坦攻击伊朗，因为他认为萨法维人是更危险的敌人。但甘萨伍赫·高里已经开始了战争动员，从5月9日起，马穆鲁克的分遣队每天都在开进叙利亚，苏丹率主力部队于5月24日从开罗开拔，6月5日抵达加沙，两周后至大马士革，7月10日抵达阿勒颇。与此同时，谢利姆于6月5日从伊斯坦布尔渡过海峡，经由屈塔西亚(Kutahia,6月20日)，阿菲翁卡拉希萨尔(Afyon-Karahisar)和阿克谢希尔进军到科尼亚(Konya,7月1日)和开塞利(Kayseri)，于7月23日与大维齐锡南帕夏会合。这时甘萨伍赫·高里的大使前来，警告谢利姆不要继续反对波斯，并提出领土要求。谢利姆简短回答道，如果开罗方面坚持这些要求，那么他除了入侵叙利亚别无选择。7月28日，谢利姆进入马拉提亚平原，驻留数日等待援军会合。8月4日，他和大臣们商量决定放弃进攻波斯，立即挥师叙利亚。8月24日，两军在阿勒颇附近的达比克草原(Marj Dabik)决战。 

奥斯曼军队投入兵力不详，但他们的战斗序列有清楚地记载：正中央是谢利姆、锡南帕夏和耶尼色里军团；右翼是安纳托利亚西帕希，紧接着来自土库曼部落的轻骑兵；左翼是鲁梅利西帕希，再左是库尔德部落骑兵。与奥斯曼人相对阵，甘萨伍赫·高里约有60000人，其中12000-15000名是马穆鲁克人，其余是埃及和叙利亚分遣队，由贝都因人、土库曼人和库尔德人的骑兵组成，苏丹本人在中央，阿勒颇的部队居右，大马士革部队居左。甘萨伍赫·高里怀着长期倾轧形成的派系偏见，为保存嫡系马穆鲁克军队的实力，命令他前任的部下进行第一次冲锋。这些老战士约2000人，由阿勒颇和大马士革骑兵殿后，把奥斯曼军左右两端的库尔德人和土库曼人赶了回去，只是大炮和耶尼色里的火力给他们很大杀伤。这时如果马穆鲁克人坚决前进还有取胜的可能，但在此关键时刻甘萨伍赫·高里的部队仍然按兵不动。奥斯曼人开始对马穆鲁克中央阵地发起猛攻，素来怀有二心并与谢利姆暗通款曲的阿勒颇总督趁机大肆散布甘萨伍赫已被杀死的谣言。马穆鲁克人立即发生动摇，经短暂抵抗后溃逃。甘萨伍赫·高里在混乱中死去。 

叙利亚未作进一步抵抗，就向奥斯曼人投降。谢利姆还不确定是否该将战争进行下去，他已占有叙利亚，不用再担心埃及和伊朗的联合。但12月末，开罗传来了谢利姆派去媾和的大使被马穆鲁克的新苏丹突曼贝伊(Tuman Bey)杀害的噩耗，终于使他打定主意必须征服埃及。1517年1月3日，留下叙利亚卫戍部队之后，谢利姆和锡南帕夏再次在加沙会师，6天后开始穿越沙漠的进军。虽然有突曼贝伊的煽动，阿拉伯部落一再进行骚扰，奥斯曼军队还是只用五天(1月11-16日)就把所有辎重和火炮运过西奈半岛，效率之高令人惊诧。1月17日奥斯曼人踏上了埃及的土地。 

接连的失败使马穆鲁克人认识到自己战争方式已不能克敌制胜，他们开始尝试学习奥斯曼人的火炮技术。突曼贝伊上台伊始便致力于建立一支新军队。他下令制造了100辆运载枪炮的牛车，训练了一支骑骆驼作战的火枪部队，并且在埃及各大城市的军工厂铸造大炮。面对谢利姆的大军，马穆鲁克人计划以一场防御战取得胜利，突曼贝伊在里达尼亚(Raydaniyah)附近构筑了一个石造炮台，配备了他所能集中的全部大炮，周围挖掘了壕沟，载有火枪手的大车布置在壕沟之后。假如奥斯曼军按以往的战术，用野战炮将敌人轰出阵地，那么他们就会先被突曼用工事掩护起来的重炮所摧毁。 

1月23日马穆鲁克军从里达尼亚出发，进入了他们的阵地，等待谢利姆自投罗网，但一个马穆鲁克埃米尔的背叛让突曼的计划化为泡影。得知里达尼亚炮台的情报之后，谢利姆率军绕道里达尼亚之后的红山(Jabal al Ahmar)发起攻击。后方遇袭，侧翼也被包抄的突曼贝伊只得再次以传统战术一决胜负，马穆鲁克骑兵用长矛、剑和标枪前赴后继的对奥斯曼人发起冲锋，在耶尼色里强劲的火力下，他们损失惨重。虽然如此，马穆鲁克人孤注一掷的突击也给奥斯曼军队造成很大损失，大维齐锡南帕夏阵亡了，甚至谢利姆本人都差点被突曼所杀，苏丹的一个高级幕僚被后者当成苏丹而做了替死鬼。 

这场艰苦的胜利之后，接着在开罗又进行了四天(1月27-30日)顽强的巷战，才粉碎了马穆鲁克人的抵抗。突曼贝伊的失败已不可避免，他带着很少一部分残部逃走。得到一些阿拉伯部落的支援后，他继续以游击战的方式袭扰奥斯曼人，直到最后于1517年3月在尼罗河畔再次被击败为止。不久之后他落到奥斯曼人手中并被处决。 

征服叙利亚和埃及极大的提高了奥斯曼土耳其的威望，居住在开罗的哈里法穆塔瓦基勒(al-Mutawakkil)带着2000名埃及工匠、艺术家和宗教领袖跟随奥斯曼舰队返回伊斯坦布尔，标志着伊斯兰古老中心的领袖开始被吸纳到奥斯曼体制当中；奥斯曼的苏丹第一次得到了“两大圣地麦加和麦地那的仆人和保护者”的荣誉，并可以使用哈里法的名号：如今的奥斯曼土耳其是当之无愧的伊斯兰世界的领袖。 

谢选骏指出：伊斯兰世界就是弱肉强食的丛林，阿拉伯人通过武力“传教”、横征暴敛，土耳其人如法炮制、青出于蓝，通过武力夺取了哈里发的职务，李代桃僵、巧取豪夺。

【10、达达尼尔海峡，1657】

威尼斯战争是奥斯曼帝国自勒班托海战失败以后，与威尼斯争夺东地中海霸权的又一次尝试。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帝国宫廷的腐朽和无能暴露无遗。1644年9月，苏丹易卜拉欣发动400多艘战舰和10万士兵去征服克里特岛。在初期的胜利之后，宫廷却因为对战利品不满而大肆诛杀军队统帅，无能之辈借机窃据高位，使战争演变成一场漫长而虚弱的军事行动。威尼斯此时已经从新航路开辟后的经济萧条中走了出来，奥斯曼帝国的衰落给了它重新在黎凡特扩张贸易的机会。此外，教廷和马耳他骑士团对威尼斯舰队给予大力援助，因此它不仅有能力维持对克里特岛的控制，和土耳其人相持下去，还劫掠了亚得里亚海的奥斯曼海岸，并于1648年封锁了达达尼尔海峡，使伊斯坦布尔陷入恐慌并导致易卜拉欣苏丹的垮台。 

穆罕默德四世即位时仅有6岁，不可避免的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和傀儡。土耳其政府此后近十年时间都处在混乱无序的状态中，政治阴谋层出不穷，大维齐如走马灯似的起起落落。威尼斯对海峡的封锁仍在继续，1650年的冬天，一支奥斯曼舰队试图绕过封锁，为克里特岛的远征军运送补给时，在纳克索斯岛(Naxos)附近被歼灭；1656年6月，一支新的基督教舰队在达达尼尔海峡入口处重创奥斯曼舰队，在仅付出5艘战舰的代价下缴获了1000多门土耳其的大炮。由于担心威尼斯军舰会顺着马尔马拉海驶进来，伊斯坦布尔居民一片惊慌，食品奇缺，物价飞涨。在危机之中，苏丹任命了一位新的改革家穆罕默德·科普鲁卢(Mehmet Koprulu)为大维齐，从而开始了奥斯曼土耳其近半个世纪的复兴阶段——科普鲁卢时代。 

在伊斯坦布尔确立起权威之后，穆罕默德·科普鲁卢帕夏就打算结束与威尼斯之间旷日持久的战争，彻底占领克里特岛以打破达达尼尔海峡的封锁。1657年6月，以威尼斯为首的联合舰队已经再次驶入马尔马拉海，伊斯坦布尔遭到了35艘大帆船，7艘中型帆桨船和33艘帆桨战舰的攻击。与此同时，土耳其人集结起18艘战舰，10艘大型纵帆运输舰，30艘帆桨战舰和大量小艇，正计划夺取博兹加阿达岛(Bozca Ada)。多年以来，威尼斯、教皇和马耳他骑士团的联合舰队一直使用威尼斯控制的利姆诺斯岛(Limnos)和博兹加阿达岛作为基地，封锁海峡。因此奥斯曼海军要打破封锁，势必首先夺取这两座岛屿。 

7月8日，联合舰队的淡水已快要见底，于是他们分出舰队中的大部分帆桨战舰转向伊姆洛斯岛(Imros)。土耳其人发现敌人分兵，决定抓住时机，各个击破。17日清晨战斗打响了，此时联合舰队只有20艘战舰，7艘中型帆桨船和4艘帆桨战舰正在封锁海峡，局势对奥斯曼海军似乎很有利。但不料去伊姆洛斯岛补给的帆桨战舰很快返回参战了，岛上的土耳其卫戍部队轻易就被驱散，没有拖住它们。奥斯曼舰队几乎又一次被击溃了。科普鲁卢帕夏非常愤怒，他当场下令处决了舰队司令和其他重要官员，重新组织攻势。这一次，战斗进行得非常激烈，借助岸上的炮火，土耳其人把联合舰队赶到海峡中央，挤在了一起。最后，土耳其舰队旗舰上的火药库意外爆炸，击中并引燃了附近众多威尼斯舰船，联合舰队不得不撤退，结束了封锁。 

达达尼尔海峡战斗的烟尘刚一落定，联合舰队的下锚地博兹加阿达岛又开始混战。在科普鲁卢帕夏的计划中，登陆作战应该与达达尼尔海战同时进行。但当海军运载着登陆部队驶向莱斯沃斯岛(Lesvos)的时候，他们发现去伊姆洛斯岛补给的威尼斯帆桨战舰正在回程途中。处于对正在激战的同伴的担心，一些土耳其帆桨战舰也返回海峡，去参加海战，以至于拖延了登陆作战。不过，此时的基督教舰队已经丧尽锐气，看到土耳其人再次振作，他们大感意外。23日，教廷和马耳他骑士的部队已经撤离战场，启航回家。威尼斯人还在继续坚守，并试图控制海峡，但他们的兵力已经不足以招架。8月24日夜，集结在莱斯沃斯的土耳其海军终于在博兹加阿达岛西侧抢滩登陆，近3000人的部队将威尼斯守军包围。一星期之后，威尼斯人投降。士气大振的土耳其人很快又拿下了利姆诺斯岛，这就确保了达达尼尔海峡的开放，并进一步加强了大维齐的政治声望和权威。 

1661年，已经85岁高龄的穆罕默德·科普鲁卢退休，法西尔·艾哈迈德(Fazil Ahmet)接替其父成为大维齐。他的第一仗针对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战争以合约结束：奥地利放弃边境劫掠，再次承认奥斯曼土耳其对匈牙利北部和特兰西瓦尼亚的主权，并进一步向苏丹缴纳金钱作礼物。这表明，在穆罕默德·科普鲁卢家族的领导下，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恢复起来。1669年，法西尔·艾哈迈德帕夏又亲率大军，围攻克里特岛。虽然战前威尼斯守军从法国、教廷和马耳他获得了大量人员和补给的援助，但奥斯曼帝国舰队已经有能力全面封锁，以军事和经济双重手段打击威尼斯。8月末，克里特首府干地亚(Candia)的威尼斯军队和欧洲援军发生分歧导致后者撤离，威尼斯最终被迫同意和奥斯曼土耳其缔结和约，完全撤出了克里特岛。 

谢选骏指出：这是奥斯曼帝国的“回光返照死猫跳”——因为在此之前，促其疯狂扩张的“弑亲法”遭到了废除，于是一连串的变态进取也就随之告终……土耳其开始变成一个“正常的国家”，回到了“三百年帝国周期”的轨道。

【11、维也纳，1683】

科普鲁卢家族的第三位大维齐是1676年上台的卡拉·穆斯塔法，他继续其兄的扩张事业，与波兰和俄罗斯连年激战，并再一次把奥斯曼人领到了维也纳的大门口。 

当时的匈牙利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反哈布斯堡、反天主教和反贵族的情绪，民族主义者们希望摆脱奥地利的统治，建立独立的匈牙利王国。为此他们向奥斯曼帝国求助，作为回报，他们许诺接受苏丹的宗主地位。这一努力得到了法国的支持，路易十四很愿意看到他的敌人奥地利后院起火，分散哈布斯堡王朝的注意力。1682年夏，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前锋轻易的征服了奥地利控制的上匈牙利。哈布斯堡王朝的主力尚在西面抗击法国人，因此不敢与土耳其进行大规模战争。卡拉·穆斯塔法帕夏原想就此止步，见好就收，但法国代表处于自身利益，极力怂恿他夺取维也纳。大维齐最终被说服了，他相信，完成历任伟大的苏丹过去都没有实现的夙愿的时机已经到来。 

当奥斯曼大军在埃迪尔内集结时，整个欧洲都被重新崛起的奥斯曼土耳其震惊了。教宗英诺森十一世竭力号召对异教徒进行新的十字军战争，皇帝利奥波德一世四处求援，甚至寻求伊朗的帮助。虽然法国的反对部分抵消了这些努力，但葡萄牙、西班牙以及波兰和德意志诸侯为哈布斯堡王朝提供的大量人员和金钱。1683年6月下旬，奥斯曼军队开始向维也纳进军，7月他们包围了这座“欧洲的心脏”。 

维也纳的城墙经过多次加固和现代化改造，是欧洲最坚固的要塞。土军选择了狮子棱堡(Lion Bastion)和城堡棱堡(Castle Bastion)之间的城墙作为主攻方向，要攻破它，首先要突破这里的城堡V形棱堡(Castle Ravelin)和护城河边的反向内斜坡。6月14-15日夜，土军开始沿三个方向向V形棱堡掘进，他们一边推进，一边在战壕上覆盖木板和泥土，防范要塞的防御火力。这是进攻沃邦式要塞的标准方法，掘进战壕之间还要用一系列平行战壕联系起来，并且每隔一段距离，就要挖掘一个开阔坑道架设火炮，或集中攻城突击人员。15日清晨，堑壕系统已经完成，土军开始了炮击。但是他们低估了要塞的坚固程度，仅凭他们的17门中型长炮和95门轻炮根本无法撼动维也纳的城墙。密集的迫击炮火力虽然压得守军抬不起头，但于摧毁要塞也无能为力，步兵的几次突击也无功而返。土军只得继续将战壕向前推近，并将挖出的土在地面上堆成掩护工事，尽可能接近维也纳外层防御。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便进入了拉锯战阶段，土耳其工兵、步兵和守军之间开始相互周旋。22日，工兵在堑壕的掩护下开始挖掘地道，想掘进到V形棱堡的突出部和两座棱堡下方加以摧毁。起初工程进行得不太顺利，没有对棱堡造成多大破坏，随后的进攻也被击退。但奥军的反地道战更为不力，粗心大意的奥军工兵在地下想没有方向感的鼹鼠一样乱挖，不但没有找到土军的地道，反而弄塌了自己的一些防御工事。此时，土军地面上的土木工事已经构建完毕，这座工事堆得很高，足以俯瞰奥军的V形棱堡。 

在漫长的相持中，土耳其军队的作战变成了每天的例行公事，清晨是一阵猛烈的炮击，工兵作业一般在下午进行，而步兵的突袭都发生在夜晚。一次次的爆破和工兵作业终于逐渐蚕食了维也纳的防御工事，8月9日土军前进至护城河，12日，一次巨大的地雷爆炸所产生的碎石土块形成了一条登上V形棱堡的堤道，土军已经部分控制了它。土耳其人这种以30-100人的突击小队展开夜袭，夺取有限目标，步步为营的战术颇为奏效。9月2日，奥军被迫放弃外围V形棱堡，退守第二道防线。土军立即抢占了外围，并在当天就把坑道进一步挖掘到了城堡棱堡下方。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土军的进展很顺利，城堡棱堡左侧的城墙已被炸塌，狮子棱堡及周围城墙的损害更为严重。这意味着维也纳的防御已经不可能再支撑太久，维也纳被攻陷已经是个时间问题了。 

但胜利女神最终选择了维也纳，9月12日，土耳其工兵仍然在不断的工作，棱堡和侧墙已岌岌可危。但维也纳城外，波兰国王约翰·索别斯基(John Sobieski)率领的大批援军已经赶到，基督教军队合并一处，击败了卡拉·穆斯塔法帕夏的军队，土耳其人不得不仓皇撤退。在溃退中，土军丢弃了所有装备和物资，一路逃到格兰(Gran,11月1日)，在这里他们试图站稳脚跟，但再次被约翰·索别斯基和利奥波德一世的大军击败。奥斯曼人的领土防御就这样被摧毁了。 

卡拉·穆斯塔法帕夏试图再次集结军队来阻止敌人，但他在宫廷中的反对派说服了苏丹，让他对维也纳城下的失败及随后的大溃退负完全的责任。这样，他被撤职并在贝尔格莱德被处死(1683年12月15日)。奥斯曼帝国攻占维也纳的失败和卡拉·穆斯塔法的死标志着奥斯曼土耳其领土扩张的真正终点，其军队也随即崩溃了，这使奥斯曼与欧洲的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欧洲开始意识到奥斯曼帝国已变得非常脆弱，于是开始了反攻策略。持续近一个半世纪的战争让奥斯曼帝国丢失了大部分领土。尽管传统改革和军队现代化建设一直在进行，但衰败以无可挽回了。 

谢选骏指出：土耳其无可挽回地走向失败，是因为三百年的帝国周期已到。

《奥斯曼帝国“弑亲法”有多惨烈？1640年时，只剩下一位男性继承人》（2022-12-11 异密观史）报道：

公元1389年，巴耶塞特一世成为了奥斯曼帝国的第四位苏丹。为了稳固自己的统治，巴耶塞特一世登基之后便下令处死自己的弟弟，他的这个举动则给奥斯曼帝国血腥的“弑亲法”制度拉开了序幕。

△首位实施弑亲法的巴耶塞特一世

从巴耶塞特一世开始，每当奥斯曼帝国出现一位新苏丹后，他便会杀死自己的所有兄弟，以此来稳固自己的王位。到了1444年，征服君士坦丁堡的穆罕默德四世，正式将“弑亲法”纳入法律，使帝国苏丹屠杀兄弟的行为合法化。

奥斯曼帝国的“弑亲法”，直接避免了王族因争夺权力而爆发内战，这也是奥斯曼帝国能够强盛几百年的原因之一。

在实施“弑亲法”的历任苏丹中，最残忍的则是赛利姆一世。这位苏丹不但登基后杀死了自己的兄弟，而且为了让儿子苏莱曼大帝顺利登基，他还杀死了自己其他二十几个儿子。

△被称为“冷酷者”的赛利姆一世

不过血腥的“弑亲法”，最后也给奥斯曼帝国带来了危机，导致奥斯曼帝国险些绝嗣。在1640年的时候，奥斯曼帝国的王族，只剩下一位男性继承人还活着，此人便是被称为“疯王”的易卜拉欣一世。

易卜拉欣一世的父亲是帝国的第十四任苏丹艾哈迈德一世，公元1617年，艾哈迈德一世去世后，他的弟弟和两个儿子相继继承王位。

易卜拉欣一世是艾哈迈德一世最小的儿子，据说他患有非常严重的精神问题，喜怒无常的他经常做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不过也有史学家认为易卜拉欣一世并没有精神病，只是单纯的无能。

△易卜拉欣一世的父亲

在哥哥奥斯曼二世和穆拉德四世相继成为苏丹之后，患病的易卜拉欣一世并没有被杀。因为他当时年龄还小，而且还患有精神病，因此他的哥哥们认为他对王位不构成威胁。

到了1640年，易卜拉欣一世的哥哥穆拉德四世英年早逝。据说在他临死前，曾下令要处死易卜拉欣一世，可是却遭到了大臣的反对，因为当时的易卜拉欣一世虽然患有精神病，但却是帝国唯一的男性继承人。

当易卜拉欣一世成为苏丹之后，奥斯曼帝国的大臣们意识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奥斯曼帝国可能要绝嗣。因为在实施几个世纪的“弑亲法”之后，奥斯曼帝国的王族死伤殆尽，只剩下易卜拉欣一世还活着，只有他的血统可以追溯到开国君主奥斯曼一世。

△易卜拉欣一世的画像

为了防止奥斯曼帝国因绝嗣而灭亡，易卜拉欣一世被推上了王位，在他登基之后，大臣们便给他物色了许多妃子，希望易卜拉欣一世可以延续奥斯曼家族的统治。

不过易卜拉欣一世因为早年曾被囚禁很长时间，因此不但有严重的精神问题，而且还十分惧怕女人，甚至不敢靠近自己的妃子。为了能够“治愈”这位仅存的苏丹，大臣们想了很多办法，并且在一位治疗师的帮助下，让易卜拉欣一世不再惧怕自己的妃子。

到了1642年的1月2日，易卜拉欣一世的长子穆罕默德四世出生了，这也让大臣们松了一口气。不过在穆罕默德四世出生后不久，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穆罕默德四世差点被自己的父亲摔死。

△穆罕默德四世的画像

据说在穆罕默德四世出生后不久，易卜拉欣一世和妻子发生了争吵，就在这个时候，被激怒的易卜拉欣一世居然将穆罕默德四世扔进了水池。

而穆罕默德四世并没有因为这次重创而丧命，宫中的仆人从水池中将他救出，父亲这次冲动的行为，给穆罕默德四世的头上留下了一个很深的伤疤。

到了1648年的时候，年仅六岁的穆罕默德四世成为了新苏丹，他的父亲易卜拉欣一世被废黜，不久之后便被处死。

而奥斯曼帝国的“弑亲法”，也在经历过这场绝嗣危机后被废除。

谢选骏指出：文明开化了的土耳其，就是沦为“东方病夫”的土耳其了。因为根据我的历史研究，只有野蛮的战胜文明的，没有文明的战胜野蛮的。难怪英美若不联合苏联，就无法战胜野蛮的纳粹——多亏了比纳粹更加野蛮的苏联，英国才能劫后余生、苟活了下来。

（另起一页）

【第五部分】

【《剑桥中世纪史》】

【摘录与评注】

【序言】　

对世间万物的信仰与喜爱，兼具浪漫与理性的哲学引导基督徒从地狱走向天堂，这在很大程度上就像《神曲》中的伯纳德（Bernard）、贝亚特里切（Beatrice）和维吉尔（virago）引导但丁·阿利吉耶里（Dante Alighieri）游历地狱、炼狱、天堂三界。但丁在14世纪初发出的痛彻心扉的呐喊比后人创作的任何诗歌都更能代表这个世界的苦闷，这个世界已走到了尽头，但它还要面对人们本以为已经永远消失的阴霾、恐惧和灾难。我们生活的这个年代和他们那个年代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也要面对毁灭、饥荒和死亡带来的恐惧，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思想体系对此无能为力。从圣路易（Salt Louis）到宗教改革爆发的这三个世纪和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期一样，只不过是一个过渡期。尽管人们通常认为中世纪晚期处于衰退状态，但是我们知道此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因而更喜欢称之为“困难时期”，是发展过程中的关键。这一时期很难界定，因而那些称呼不可避免地就有些模棱两可。中世纪何时结束？有什么标志性事件？是政治事件，如标志古代遗迹最后消失的1453年的君士坦丁堡陷落？是当时被人们低估，后来却被证明影响深远的事件，如1492年哥伦布在未知的大西洋上的航行？还是1517年路德为公开反抗传统基督教的陈腐组织而对教会发起的挑衅性行为的爆发？又或者是现代学者们提出至迟在1540年或1560年新大陆的发现对社会和经济产生的日益明显的影响？历史学家们很久以前就提出了类似问题，但至今没有找到令人信服的答案。我们也应该小心处理。亨利五世生活在中世纪，亨利八世则不是——这就是我们的界定。除了被人们诋毁的10、11世纪以外，欧洲历史上很少有几个时期显示出如此巨大的潜能，为其扩张准备如此多的财富，为未来发展积聚如此强大的力量。这就是转折点，但不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它发生在公元1000年左右），而是世界历史的转折点。在此后的四个世纪里，但丁的后裔们走出欧洲，征服新的大陆。这一光环必将闪耀在欧洲的上空。在那里，人们在抛弃早期遗留下来的一些传统的同时正在打造征服之剑。阿尔汗布拉（Alhambra）、伊本·哈勒敦（Ibn khaldum）、苏莱曼以及东方和南方世界的其他名字将被人们铭记，但这一时期出现的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往往集中在欧洲世界。

谢选骏指出：以1500年为界，此后欧洲西部开始咸鱼翻身，从受人欺侮的角色，变成了任意欺侮别人的角色。西欧的海外扩张似乎触发了中欧的宗教改革。

【欧洲的第二次风潮】

【01、“人口激增”】

1420年至1430年是欧洲历史上最为黑暗的时期之一。之前的章节里分析的所有腐朽的因素似乎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以致于可以摧毁一种文明。这就是当时的人们，以及许久以后，后世的历史学家们所感受到的。米什莱（Michelet）认识到14世纪潜藏的隐义，然而他只是众多健在的或故去的诋毁中世纪的“危机”和“衰落”的人之一。为何不在此停止，以圣女贞德遭受火刑的熊熊柴堆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标志？直至很久以后这种情景才发生了改变，这是在查理五世、弗兰西斯一世和亨利八世时代之后，当时拉伯雷和加尔文正四处云游，他们的思想哺育我们直到1530年或1540年：介于贞德和路德之间的整整一个世纪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一时期被视为旧世界的终结：百年战争的结束，拜占廷的崩溃，黑死病，却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忽略了：多桅小帆船已经在沿着西非海岸航行，文艺复兴已然开始，近代国家已经建立。历史被武断地切割。但是，在过去15年多的时间里，对法国的区域经济、意大利艺术和思想、德意志精神和英国社会的研究取得的进展，已经使这一概念化为乌有。这一段历史确定无疑地属于中世纪。在1450年和1540年至1450年之间，基督教的欧洲焕发出与之前的衰落截然相反的活力，尽管确如近代的一些历史学家宣称的那样，至少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并无证据可以证明，基督教的欧洲已经恢复到了1300年或1320年的水平，那是直到18世纪末的工业革命欧洲才能见到的情况。但正是这段令人厌恶和排斥的时期，奠定了近代欧洲的根基。

这个有些过分的评论，略带错愕，是一位伦理学家于1520年做出的，它针对的是一种舍其则所有其他的一切都毫无意义的根本现象：即人类寿命的缩减最终结束。在1420年之后尤其是1470年的档案中有大批材料已被发现，所以相当可靠的人口研究首次得以进行。当时肯定有更多的人口，但是其中的原因却是复杂和模糊的。

曾经肆虐加剧人口锐减的传染病逐渐退去。黑死病的最后一次大规模爆发发生于1437年和1440年，偶尔的发作则持续至1465年。例如，斑疹伤寒的记录见于1470年到1560年南特地区的一系列瘟疫记录中，90年里的51年有病情记载。而另一方面，麻风病只不过是一段令人不快的回忆，它从未席卷全部人口。它的消失是由于肺结核的发作——一种不平等的交换，因为后者对社会非特权阶层威海更大——还有梅毒，这种病在法国和那不勒斯的军队中以不可思议的速度蔓延，在1498年至1525年之间的“意大利战役”中也是如此。与这些相比，黑死病的影响相形见绌。其杆菌的致命性并不因医护条件的改进（直到1600年后才有所发展）或民众免疫力的逐渐增强而减弱，是人们体质的增强遏制了它的影响。与这一胜利相比，瘟疫的失败成了次要的现象。人们足以抵御它的侵袭，它也就自然而然地消亡了。

战争在这一时期起了什么作用呢？与瘟疫相比较，答案似乎显而易见。在不同时期和地点，由骑兵队或由雇佣兵的攻击所造成的破坏较以前不那么频繁了。波尔多的收复（1453年），意大利的洛迪（Lodi）和平（1454年），波希米亚的胡斯战争的结束以及皇帝斐特烈三世（Frederick Ⅲ）在1470年左右予以支持的城市间协议的制定，与游荡在阿尔萨斯的雇佣兵或被消灭，或于1440年到1450年之间应召成为皇家军队一样，这些都积极的。但是还不能高兴得太早。尽管法国境内的战争大体上结束了，在路易十一挫败大公军队的蒙特利尔（Montlhéry）之战（1465年）和一百年以后的宗教战争之间，阿图瓦和勃艮第的争斗一直持续至1480年，而且在1488年，吸血鬼（écorcheurs，敲竹杠者）还结队游荡在诸如法兰西岛（?le-de-France）这样的乡下。在英格兰，内战爆发了；在德国，骑士们，即里特（Ritter，中世纪有贵族身份的骑士、武士、骑士团成员），在整个莱茵兰和中部德意志强行采用武装自卫权（Faustrecht，封建贵族动用武力的权力），即武力原则；意大利自1490年以后再一次惨遭战火蹂躏。尽管战争如同我们早先看到的，是贵族们地位衰败的结果，在贵族们被消灭之后，政治扩张在国王的名义下得以迅速恢复。

尽管农业生产的发展意味着食物短缺的情况日益减少，但饥饿依旧在大约1465年袭击了波旁（Bourbon）王朝的领地，1481年和1492年北部法国和低地国家受到波及，在1522年和1525年之间阿尔萨斯和西德意志也未能幸免。这些粮食短缺的危害在于，虽然很少有人直接死于饥饿，但它们降低了人们对疾病的免疫力。总之，在这些外部因素影响下，没能形成可以使出生率上升所需的相对安全的环境，而延缓了最终的复苏。

尽管我们的信息在这一基点上是不充足的，但这确实表明促进人口增长的两个主要因素逐渐增强。农业的复兴是（贵族）对土地和农产品的需求瓦解的直接结果。农民能够通过改进农具和耕作方式获得更好的收成和更多的口粮，这就使他们如同11和12世纪那样，得以提升他们的生活水平、降低死亡率，尤其是儿童的死亡率。尽管在1427年佛罗伦萨的灾难中一些家庭的20个儿童中有15个，或11个中有6个，年龄很小就已夭折（鉴于这一灾难记录了“家庭的平均值”，这些结果不会出错），但富裕家庭儿童的存活率开始重新增加。在里昂，瘟疫前平均每个妇女有个子女，这一数据到1430年跌至，并在这一水平上保持稳定，到1480年又攀升至或。毫无疑问，食品供应的改善在这种恢复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回归先前的“婚姻模式”对于人口的增长同样重要，在这种模式下女子很早就出嫁，这有利于提高出生率。但是根据1427年的相关记述，有74%的农村女子到这一年龄已经出嫁（这一比率在城市中仅为58%），锡耶纳的贝尔纳迪诺（Bernardino of Siena）据此在1425年声称，米兰有20 000名年逾20的女子还未出嫁。1480年之后，婚配陪嫁（Monte delle Doti）——一项由佛罗伦萨发起为适合结婚的女子提供嫁妆的基金因为缺少顾客几乎被迫关门。就我们所知，在这种婚姻中男子往往年龄较大，但是到15世纪，年龄介于23和27岁的男子被视为合适的新郎，与此相比，在1320或1340年之前30多岁的新郎则是屡见不鲜的。

一个迄今尚未能被科学验证的决定性因素也应被考虑到：即女性在人数上占据优势。这是当时环境中的一个偶发现象，例如由于可以对分娩提供更好的照顾和新生儿死亡率的降低，或者是因为一种我们无法分析的长期的生物性趋势，这一事实经过开展这样的人口调查得到了确认。尽管在1427年的托斯卡纳男子仍然远远多于女子，而到1455年至1470年，巴塞尔、纽伦堡、阿图瓦和低地国家的情况则恰恰相反，在那里男女的平均比例为85至90个男子对110至115个女子。从道德或经济角度对这种情况进行进一步研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婚姻市场上的女子已经饱和，使得女子结婚的年龄降得更低而且更早地开始家庭生活。

对于导致人口趋势发生逆转这些因素，我们能否量化或确定其时间？总体趋势的发展是缓慢的，而且相当多样化，但毕竟没有类似1347年至1350年的明显的中断。在某些地区，如上普罗旺斯、加泰罗尼亚和法兰西岛，直到15世纪末，人口水平持续下降；而在其他地区，像奥弗涅（Auvergne）、勃艮第、里昂、埃塞克斯（Essex）、埃诺（Hainaut）以及郎格多克的部分地区，人口从1440年起激增。如果谁选取英格兰、诺曼底和埃诺的平均值，就可以声称人口是从1410年至1420年之前的负增长向情况最好的大约1420年至1440年重新正增长转变，每年的增长系数为—。真正的增长始于1450年至1460年之后，当时的增长系数已经稳定在—。1475年后，尽管科（Caux）和郎格多克的增长率分别是和，但每年的增长率稳定在和之间，这代表了人口在3或4代间翻了一番。不幸的是，十五世纪初的数据表明这一趋势趋于停滞，大多数国家居民的数量只有1310年或1320年的3/4或4/5。这就是为什么把“人口激增”归结于生育显得名不副实，而且大约在1550年左右人口数量重新开始下降更说明了这一点。但是这超出了我们研究的时间范围，简略提及的目的在于强调这一现象的不确定性。

还应提及一个决定性的、不应被忽视的方面：城市的形势似乎很特别。当然，情况一向如此，14世纪的危机使它们经受了一次次残酷的通货膨胀和衰退。每一次城市移民的大潮都在其身后留下了一片残迹，我已指出这种增长拉开了城市对农民残酷掠夺的序幕。一旦最紧迫的危险过去，城市的魅力就不会暗淡，因为在它们的高墙背后，失业者和逃亡者意外的发现他们受到欢迎，而且工作比起乡下来也许更为轻松。这就是为什么甚至在1450年后，几乎各地的移民都如此之多，使得城市议会面临严重的容纳问题。人口的流动因突发因素改变方向：在巴黎，大约1480年或1500年，来自上诺曼底）和布列塔尼的移民（占巴黎移民总数的31%）同塞纳?埃?瓦瑟（Seine et Oise）的两个先前富庶地区的移民（占巴黎移民总数的29%）以及来自卢瓦尔河（Loire）南部（直到后来被驱逐，其构成了18%的巴黎移民）的移民形成了竞争。很难对这种人口涌入的数量作出估计，据推测，在1435年和1455年之间移民分别占兰斯（Rheims）和斯特拉斯堡人口的25%和35%。若干具有不同重要性的城市因移民的涌入人口重新大幅度增加，如瓦纳（Vannes）、雷恩、塞莱斯塔（Sélestat）或科尔马（Colmar）。此外，诸如阿尔勒（Arles）或佩里格（Périgueux），其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总之，尽管人口的数字并不能真正证明根本性的诸多变化已经发生，但在1500年，绝大多数城市拥有和1300年一样多或者更多的人口，里尔、第戎（Dijon）和根特的情形既是如此。这种增长姗姗来迟，甚至比乡下来的还晚，而且在1470年之前几乎不存在。在这些新的压力下，城市社会的立场坚决了，他们抛弃了新来人口中无利可图的部分，把其分派到郊区或者特定的城区。为了获得公民准入权（droit de cité）——在普罗旺斯、中央高地（Massif Central）和莱茵河沿岸的城市特许给予的公民权——一个人必须谋取一些土地或获得一处拥有契约的住宅（acte d’habitation），即使波尔多，也被先后两次大批的移民涌入瓜分殆尽。那些没有获得这些资格的人被抛出了城市，如同在大约1460年或1470年的勃艮第公国发生的一样。在短期内采取过激措施的统治者，并不认为通过清除一个反叛城市中的居民然后强制性地以新居民加以代替，就可以获得支持，就如同法国—勃艮第战争期间在阿腊斯和列日发生的一样。

谢选骏指出：我看欧洲“人口激增”，是海外扩张的结果，而不是海外扩张的起因——否则，土耳其人怎么可能攻陷了拜占庭帝国？但是这本书却似乎回避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划时代意义，极力想把欧洲命运的转折说成是内在的必然——似乎故意忽略了土耳其人占领君士坦丁堡的划时代意义，完全不懂正是土耳其人把欧洲人逼出了欧洲。

【02、乡村重现生机】

农业复兴的条件与人口复兴类似，并与之相联系，由于各种分歧和矛盾是如此之大，农业复兴的总体进展难以确定。首先，下面的例子说明了乡村重现生机的意义：约1460年，康布西斯（Cambrésis）每公顷土地的平均产量是6公升（16 1/2蒲式耳），凯尔西（Quercy）在1473年的产量仍是微不足道或是可以被忽略的，两者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奥佛涅和普罗旺斯直到十六世纪初才开始耕作它们荒弃的份地。其他地区，如1484年法国的许多大庄园，或1489年当约翰·劳斯（John Rouss）和其他人向国王亨利七世纷纷抱怨时，1498年的托斯卡纳——如果萨沃纳罗拉（Sonarola）可以相信的话，以及1500年的丹麦，人们仍在抱怨乡村并没有完全复苏。但是，这一复苏的各种技术条件是可以确定的。例如，凯尔西的情形已经表明赋税经常由集体确定（在1450年和1490之间占到了这一地区税收比例的80%之多），因此也代表了一个特定地区各个阶层的共同的努力。另一方面，谷物的价格在1470年之后稳定下来, 这就使农民未了获取更高的利润而种植更多的谷物。更重要的是出现了一批新兴的人数众多的工人而使工资增长速度趋缓。在英格兰，工资水平甚至在1430年到1450年之间以及1470年到1490年分别下降了10%和15%之多，也许这也是城镇之间竞争的结果。

这种复苏在各个阶段的诸多结果在整体上也许是这样呈现的：在1440年和1475年之间，人们大量种植能经济性作物，尤其是在德意志和意大利，人们经营亚麻、葡萄园、果园以及橄榄园。从1475到1520年人们开始在贫瘠土地上清除份地，但是直到1520年，在德意志和地中海地区的人们才开始开垦早在十四世纪就被抛荒了的荒村。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有20%的农地重归耕犁之下。

尽管谷物的价格在1460年或1470年后略微上涨了，但耕地并未升值。在英格兰或诺伊堡（Neufbourg）每亩可耕地的价格保持其在1420年至1425年的水平。造成这种价格停滞的原因很清楚：农民在逐利的过程中，尝试用其它作物追逐利润，而且从14世纪中期起，一种土地专业化的趋势开始出现了。如果像在大约1450年的勃艮第一样，一个葡萄园的维护费用为20里弗尔而收益为45里弗尔，为什么要冒险去种小麦呢？把小片的耕地变成赚钱的葡萄园可能包括停止所有的生产。在大约1500年，即使是容克贵族地主也设法将葡萄移植到萨克森。将葡萄和橄榄或是葡萄和坚果树混种，现在仍是许多南欧国家的特色风景，在当时的确极为普及。

农业的另一方面——畜牧业吸引了越来越多农民的兴趣。肉奶制品需求的不断增加，各种以羊毛为原料的纺织业生产的惊人增长。（使养羊业合同格外受到关注，城里人买下一群羊然后将其租借出去，农民出卖羊羔并且每年繁殖以保证自己免于拮据，在这方面二者是一样的）这些都证明这类投资是正确的。投机的因素，或与之相反的转让所有权的因素，（在许多这样的牲畜契约合同里——如同他们在南部或北部法国的不同地区所称的一样），或者是意大利的家畜赁贷契约（soccida）的因素——也不应该被忽视。1460年之后，在阿尔卑斯山或比利牛斯山南部，许多农民经常不能负担他们的农业费用，只有出卖自己牲畜的所有权来换取现金。（这就意味着，尽管他们仍然必须劳作，但他们只能在年末抽取产出的一小部分）可能是由于这些合同变得更为普遍，以致牲畜开始被分开饲养。这对我们似乎平常自然，但在中世纪却是非常奇怪的：不再有盲目的季节性牲畜移动，牲畜不再在危险的森林中觅食，而代之以马厩、猪圈和专业化的牧人。

导致畜牧业形成迄今从未有过的规模的因素之一是来自“异邦”牧群的毁灭性的竞争。匈牙利约在1480年向西方出口了大量的牛肉和奶制品，以至于不得不实行限制性甚至系统性的保护措施，如在1492年的科隆。至于养羊，南欧引进长毛羊种导致其他地方重新从事地区性牧羊。尽管我们不清楚“美利奴”（merino）羊的来源，但自从1278年和1344年起它们就分别出现在西西里和西班牙。它们的名字可能源于摩洛哥的梅里尼兹（Merinids ），或来自一个柏柏尔人部落。热那亚人也许在沿着第勒尼安海（the Tyrrhenian Sea）引进它们的过程中起了一定作用。无论他们引进的源头是哪里，并不意味着它们被迅速地在各处集中牧养。在多菲内（Dauphiné）、肯特（Cantal）和上普罗旺斯，由于这些牲畜的大量繁殖和贪食对下层灌木丛的破坏和侵蚀迅速蔓延，或重新开始。在普罗旺斯，羊的数目大大超过了人的数量。伊比利亚半岛（在那里，季节性牲畜迁徙的传统如此牢固，足以延续到我们研究时段之外的几个世纪），是仅有的能在最初组织一套采集、筛选、运输和对羊群征税的合理体系的国家。麦斯达（Mesta，西班牙古时的牧主公会，该词的词源仍有争议）作为一?普通的行会诞生于约1275年，因其主要的供货方是西班牙的“大公”（grandees）和军界，可以影响他们的国王安排合适的税收和土地专款政策，所以其日渐成长为一个经济和政治强权集团。到1360年，羊的头数据估计达到了100万，到1450年，在这一庞大的联盟手中逐渐积聚的羊群总数达到了300万头，到1490年增至470万，当时阿拉贡的斐迪南德接管了僧侣骑士团而且成为西班牙的头号牧羊人。这种权势不仅保障他拥有凌驾法律之上的特权和臭名昭著的免税权，同时保护他抵制农民的要求——由于成千上万的羊群践踏耕地而要求获得赔偿。因为在这些羊背后集结的是全体贵族和国王。

谢选骏指出：我看欧洲“乡村重现生机”，是海外扩张的结果，而不是海外扩张的起因；但是作者极力回避这个结果，似乎不想把自己的祖先归类为殖民主义者。

【03、扰乱乡村】

英格兰的情况有些不同，要对其进行分析请先允许我介绍欧洲农业史上的一个重要事实：即萌生林的蔓延。在不列颠群岛，无法进行牛羊的季节性迁徙放牧。为了弥补这一点，英格兰人尽力保障其羊毛的高品质，在西班牙引进美利奴羊之前羊毛是其主要的出口商品。自爱德华三世继位以来，形势发生了改变。首先是由于战争而引发的佛兰德斯劳工问题（即使在英王于1362年在加莱设立了一个贸易中心，使货物可以完全安全地卸载之后，问题依然存在），其次，由于许多手工匠从低地国家，阿图瓦和莱茵兰来到英格兰，使英国制造业发展起来。在此，我们应该稍停片刻：即使抛开完全不起作用的1381年《航海条例》（Nigation Act），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看到奠定18世纪英国经济优势地位的基石。假如拿不列颠群岛的投机活动与以前相比的话，从那时起，养羊变得更为有利可图，这是因为出口税负突然降低了。在圣艾夫斯（Saint Ives）、南安普顿、斯坦福、布里斯托尔和温彻斯特（Winchester）的商人不再是皮卡底人或佛兰芒（Flemings）人，而是英国人。西多会修士似乎在养羊业的发展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因为这是他们自12世纪以来最为传统的活动之一。从那时起，他们把精力集中在羊毛上，甚至达到了组织护航队去赫尔（Hull），为邻村装运船只和提供劳务的程度。他们树立的榜样被许多贵族仿效。在城市里，一种新型的羊毛商人出现了，他们开始时或多或少是带薪水的掮客。他们奔走于英国农村，寻找处于财政困难的业主，向他们提供预付款以获得未剪下的羊毛，然后进行廉价地饲养（据羊毛商人所说是有风险性的），当剪羊毛的时间来临时，再以非常昂贵的价格出卖掉。其他养羊人设法避免这类陷阱并使羊成为农村一种收益不错的投资，正如古谚所说，羊蹄变沙为金。

这种养羊业，即使没有在大陆上进行季节性迁徙的大规模运动，也需要大片土地。羊群贪婪而未经驯化，对庄稼和森林危害巨大，牧养它们的田地不得不围拢。这导致了众所周知的圈地现象，其实际上可能是无害的，并对个人的种种决策做了限制，但是在敞田耕作的环境里，（英格兰和其他地方的这些土地如今长满了草），圈地意味着抛弃古老的各种公社农业惯例，把公有土地用栅栏圈起来不让其它动物在上面吃草。圈地破坏了庄稼轮作制，并逐渐摧毁了农村社区，不夸张地说，英国的圈地从长远来看对不列颠群岛的农民与麦斯达对西班牙农民的种种盘剥一样是有害无益的。英王不久就认识到了这一问题，1235年亨利三世便已经禁止夺取和圈占公用土地，但是和其他措施一起，这在1380年至1390年高涨的畜牧业浪潮中被扫到一边，约1430年至1450年这种增长仍然强劲，当时不断上升的农业收益使许多家庭进行了大规模圈地。这一现象常常与那些废弃的村庄相联系，这些村庄在许多情况下随着可耕地的消失而毁弃，或者被迫不能再从事正常的农业生活，迫使农村社区解体和农民离乡背井。大批破产的农民流入城市，形成了一支脆弱的劳动力，他们准备从事任何工作，这为后来英国的工业化打下了基础。圈地运动在1450年至1489年间波及大约2,000个地区：在英格兰中部地区和兰开斯特附近或林肯以及纽卡斯尔北部，2/3的村庄被圈占，但在诺福克和伦敦东南各郡只有一半，约克和伯明翰乡下所受影响较小。抗议之声沸腾而传到了君主耳中，即著名的1489《大请愿书》（the Grand Petition）。红衣主教渥尔塞（Cardinal Wolsey）奉命于1517年展开调查。但事实上，国王对发展英国的羊毛工业很感兴趣。他对滥占土地现象视而不见，只被迫发布了几份抗议书。此后，这一运动就肆意扩展。在16世纪末伊丽莎白统治时期达到顶峰，这已超出了我们的研究时期。

欧洲大陆上相似现象的存在引发了一个问题，因为他们不如英国那样广袤开阔。在草场增长显著的所有地方：埃诺、昂古穆瓦（Angoumois）、佛朗什—孔泰（Franche-Comté）、蒂罗尔（Tyrol）和巴伐利亚，首次围栏的时间和范围都不确定，唯一不争的事实是畜牧业在这些地区有了进展。在欧洲较为寒冷的部分，像布列塔尼、普瓦图或中央高地，开放的村庄（gastes）围绕封闭的牧场（coutures、trests、gaignettes）已有数世纪，围栏和高墙的数量也大为增加。在英格兰，与圈地相伴的是封闭的小块园地的数目在不断的增长。

谢选骏指出：在1500年以前，英国是西欧最为野蛮的国家，因为它远离地中海、波罗的海，地理位置最为边缘。

【04、圈占森林】

我们遗留了一个有关森林的问题，正如我们所见，森林蔓延到了许多原先的耕地上。并无证据表明，清理森林是十六世纪农业复兴的一部分。为了获得这方面的依据，我们必须进入到18世纪，当时重新恢复了大规模的森林砍伐。无论如何，得自木材和杂材的收入不断增加，使那些对此感兴趣的精明能干的地主们很满足。在大约1500年，诺伊堡的领主能从其森林或灌木上得到907里弗尔而从其平原上仅能得到400里弗尔。在德意志，投机性企业的大量涌现甚至产生了灾难性后果。在纽伦堡附近，市民或如同许尔普切尔（Hülpuchel）一样的木材商砍掉橡树林而代之以生长迅速的针叶林（其木材可以满足各种用途）。松树、冷杉和落叶松对原有的落叶林地的不断侵袭无疑肇始于此时。我们已经开始把它们视为本地树种，但其实它们却是15、16世纪城市投机的结果。它们也是毒果，因为厚积而且没有肥力的松针层覆盖在森林地面使其日益贫瘠，家禽不能再从中觅食。由于不尽相同但具有同样灾难性的因素，德国和洛林的农民如果不大批逃亡的话，就只能被限制于干一些纯粹的农活。

森林也许从未停止过扩张：在15世纪的索洛涅地区，72%的农庄（称做谢佐，chézeaux），都拥有森林。在那里森林并不十分密集，是他们不懈的忙碌弥补了这一点：包括烧炭者、林地所有人、戈丁斯（godins，源自德国的瓦尔德？）在森林里安家落户，他们像11世纪的隐士和逃亡者一样，组成了一支完整的“原始”手工匠群体，也像其11世纪的先辈一样，可能在复兴“第二产业”方面扮演了基础性作用。当然，所有可利用的空地的主人有根据地怀疑或臆测这些林地主人在胡作非为，并且可能背后有两套措施，这些措施的弊端大大超过了它们的优点。首先，打猎的自由——一切自由人继承祖先的权利，曾被农民顽强地捍卫过（即使今天也是这样）而今却被禁止了。已经到了对包括猎捕狼、狗熊、野猪和成年牡鹿所需的昂贵的猎枪，成群的猎狗，猎网和诱猎者进行限制的地步，这些往往成为了贵族们的特权。但是，狩猎的艺术在十五世纪不断改进，并且更为精确，日益与贵族提高了的动物知识相适应。他们不再视打猎为进行战争而必需的训练或是为了谋取除猪油之外的其他食物的方式，它已经变成了一项妇女也能参加的运动技能，这样就使他们扩大狩猎活动和猎杀不太可怕的野兽。像狐狸、雌鹿、狍，甚至兔子和多种鸟类，都成为贵族的猎物，直到后来它们被留给农民的弓箭、捕网或猎夹。在西方社会，鹰猎的更多采用（腓特烈二世与穆斯林接触后，获得了这一技术的入门知识）需要专业训练的人员。不久，不同品种的猎狗被培育出来以进行不同的狩猎。贵族们现在通过组织持续几天的打猎来展示他们的慷慨，如同奥尔良的路易（Louis of Orléans）和安茹的勒内（René of Anjou）在15世纪所为。个别君主甚至在表现狩猎技艺上显示了相当的才能。在14世纪，一位名叫加斯东?菲伯斯（Gaston Phoebus）的人创作了关于狩猎的真正作品。国王们也经常感觉到要使这种活动极其盛大和不落于人后：从查理七世到路易十六，不止一个法国国王把此视为己任。这种情况的发展与乡下人的直接利益背道而驰。从1450年开始，先前制定的禁止在领主保留地里偷猎的法律公文开始禁止日常的活动。首先遭到打击的是村民们的狩猎方法，法令声称——也并非总是错的——他们是在凶残的灭绝动物（同样的规定针对捕鱼）。然后，若干种动物留给领主狩猎。一些统治者深谙他们从这些冲突中得到的物质利益，1470年，路易十一出售给一些领主垄断若干森林的狩猎权。这证明开始把农民从在森林中从事各种形式的狩猎活动中逐步排除在外了。其借口是从中获益的动物生命并非没有价值，就如同偶尔需要组织对狼或野猪的围赶一样。但是，无论是国王对其收入，还是贵族对其技艺的关切都对农民的法律和经济权益产生了不良后果，迫使他们去偷猎画眉，家兔或困于陷阱的鸟兽。

围拢林地再将其变成公园和饲养区是再造自然环境这一新趋势的一部分。这与生物知识的总体水平有关。我们已经看到，从13世纪末以来，甚至早于西多会修士，人们就开始清除下层灌木以加快高大树木的生长，并被许可从农民的牧场里划出大片的森林加以利用，以促进其生长。从1340年或1370年开始应用的种种方法——而且后来用于大西洋沿岸和德国——在达到这一目的上是有效的，但就其实施程度是有争议的。弗兰西斯一世于1516年发布了一道法令，此后被广泛效仿：规定砍伐要有十二年的间隔，并且每年对下层灌木进行清除。进行了勘察的部分森林被围拢和砍伐之后，按照每英亩20棵幼树的标准重新种植更多耐活的树种，例如橡树或山毛榉，然后任其生长。在栽种的最初三年里，森林成为禁区。至于狩猎，这些措施的积极方面不容置疑，但是它们包括惩罚和驱逐，勿庸说投机性的冷杉种植的后果，这一切都对农民社区造成了危害。

这样，林地作为中世纪经济的第二支柱，往往落入把它们据为己有的领主之手——尽管他们的动机很好。这一问题是复杂的，由于无法解决凌驾于任何相对重要林地上的领主权的混乱，农民的抵抗在十六世纪初结束。这不仅是因为关于伐木、狩猎和再生林的禁令互相矛盾，而且因为看守人、王室护林官和管家这些监视机构也因争夺利益而深陷其中。例如，88位领主和牧师（不包括国王），都声称对奥尔良的森林拥有权力。森林的例子是15世纪末大规模竞争的典型代表，尽管其包括了积极的因素，但它的结果是有限的，其成效是有争议的。

一个更为稳固的工匠阶层尽管用多种方式解读了农村地区所经历的问题，（尤其是如果考虑到14世纪的种种灾难的程度的话），但城市却展示了令人振奋的一面，这在解释中世纪城市上升态势方面迈出了一定步伐。出现这种繁荣的原因是多重的：尽管熟练工人分布很不均衡，但并不缺乏劳动力，不论是在蜂集着农村逃亡者的城市里，还是在如今依靠干零活勉强度日的乡村中最为贫困的家庭里，情况都是这样。那里也绝不缺乏工作：西方劳动史的特点之一是在商品制造业的预备阶段便开始逐渐分工。精湛的技术和一支专业化的劳动力大军保证一批品种更多的制造品在市场上供应给顾客，顾客们也变得更为多元化和比以前消费欲望更强。因为生产奢侈品的成本在上涨，诸如昂贵的纺织品或金属制品，货摊上为精英阶层准备的物品和那些提供给其他大众的货品之间，差距在不断扩大。在这方面，制造阶层在加剧社会歧视和导致阶级冲突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此，我仅举一个显著的例子： 13世纪，服装成为人们互相区分的要素，的确，这只要在普通服装上加上一条皮镶边，金滚边或条纹染上一种昂贵的颜色——例如红色，就可以如愿以偿。从那时起，农民的服装就不同于穿戴似骑士的商人服装。服装风格的演变（所有这一切都夸大了，因为服装成为了社会地位上升的一个标志）用于把人们相互区分开来。尽管如此，这是一种在工业化国家直到50年前还很熟悉并在许多地方继续存在的特征。我当然不会在此讨论陶器，家具和手织花毯，它们的演变是按照相同的顺序进行的。

除此之外，技术方法的不断进步保障了工匠阶层的生命力。我已经提到过采矿业，但在几百年来处于领先地位的纺织业，14世纪的革新成果已成为标准。转轮、桨柄和丝磨在1420年前从伊普尔（Ypres）扩展到佛罗伦萨，这些工具不仅使工作能在更为规律的基础上展开，而且为我早先提及的生产的多元化提供了便利。例如，廉价的轻哔叽（如果相当粗糙和易碎的话）开始在15世纪的英格兰——布里斯托尔、温切斯特和索尔兹伯里（Salisbury）附近，尤其是在默兹（Meuse）山谷和佛兰德斯沿海之间的城镇生产。老中心如阿腊斯、图尔奈（Tournai）、艾尔（Aire）和于伊（Huy）重现了生机；其他市镇如翁斯科特（Hondschoote）、梅嫩（Menin）、圣特莱登（Saint-Trond）和阿尔芒蒂耶尔（Armentieres）也因为轻哔叽而得益。同时从东方引进棉花到意大利，经威尼斯到米兰，然后到南部德国——康斯坦茨、奥格斯堡和雷根斯堡（Regensburg），刺激了亚麻棉布的生产，这或者是丝和棉的混合物，通常更多的是羊毛和棉花的一种混合物。这为如富格尔（Függer）一样的家族们提供了发家的坚实基础。

制造业阶层已经拥有两种重要的促进其发展的力量源泉。首先，城市和乡村的联系此后已非常牢固。很早的时候，先是意大利然后是莱茵兰的行会主人就已经授权农民进行全部或部分制造工序。十四世纪初的热那亚，70—80%的纺织工人被居住在亚平宁的城市企业家雇佣。这种做法往往反映了行会师傅对他们当地学徒的敌意，学徒们被迫降低要求，因为村民们比他们所得的薪水更少。就如同在佛兰德斯，学徒们会不时地冲进与他们争工作的小村庄捣毁其设备。到15世纪初，这些野蛮的做法不再通行。一方面，不断专业化的学徒们保护自己免受来自在技术方面无法与他们同日而语的农民的竞争；另一方面，把一门技艺划分为两个层次不同的技术的思想开始普及。纺织业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最佳证据：亚麻的收集、在流水中漂洗、染色和纺织只能在露天作业；各处纺织业的这种分支于十五世纪形成，在爱尔兰和威尔士，在勃艮第和比热（Bugey），在士瓦本（Swabia）和巴伐利亚，在乡下早已准备好的成束亚麻被运往城市。羊毛衣物、哔叽和丝毛哔叽的编织由乡下负责，而城市则处理加工程序和染色，并保留了罗呢的整个工序——它需要一个不大但却非常昂贵的转动装置，并与它本身紧密联系。在这些条件下，乡村的布局就与城市分配给它的工作相联系，并在加工中心附近发展起来。乡村都沿着康斯坦茨湖岸集中在拉芬斯堡（Rensburg）附近，赛文（Severn）河谷的居民聚集在布里斯托尔附近。约1400年在普拉托（Prato），达提尼（Datini）公司雇佣了城市里的17个工人和城市周围40公里的453名工人。在坎特伯雷，15%的农村人口在大约300个村庄里业余从事制衣业。农村的从属地位隐约形成了。

工匠阶层结构的第二个方面把我们带进后世：这就是商业的日益集中。当克雷蒂安·特鲁亚（Chrétien de Troyes）描述在12世纪末有100位少女在制衣，他意在使他渴望奇迹的听众们惊叹不已。两个世纪以后，这一切的确发生而且更为普遍了。我想起了巴第（Bardi）家族和现在的普拉托家族。15世纪初，泽卡（Zecca）和威尼斯的兵工厂和铸币厂雇佣了2 000名工人。稍后，托尔法（Tolfa）的明矾矿有500名工人在工作，使历史学家印象深刻的是，在同一所有人之下的作坊变的集中，而不是在一个作坊里对工人们进行大规模的整顿。单独来看，单个作坊仅雇佣10或12名学徒，即使在佛罗伦萨或法兰克福的纺织业中也是这样，但是这些作坊构成了一个集团的组成部分，他们的设备经常公用，合伙购买产品，这些不同部门的联系由一个共同的家族或业主提供，例如，佛罗伦萨的博纳科尔西（Buonacorsi）控制了超过300个作坊。这些企业家实际上都是商人，稍后我们还将谈及这些首领和金融家。

谢选骏指出：人说“从1450年开始，先前制定的禁止在领主保留地里偷猎的法律公文开始禁止日常的活动。首先遭到打击的是村民们的狩猎方法，法令声称——也并非总是错的——他们是在凶残的灭绝动物（同样的规定针对捕鱼）。然后，若干种动物留给领主狩猎。一些统治者深谙他们从这些冲突中得到的物质利益，1470年，路易十一出售给一些领主垄断若干森林的狩猎权。这证明开始把农民从在森林中从事各种形式的狩猎活动中逐步排除在外了。其借口是从中获益的动物生命并非没有价值，就如同偶尔需要组织对狼或野猪的围赶一样。但是，无论是国王对其收入，还是贵族对其技艺的关切都对农民的法律和经济权益产生了不良后果，迫使他们去偷猎画眉，家兔或困于陷阱的鸟兽。”——我看随着土耳其的压迫，欧洲的外部安全形势的不断恶化，欧洲的内部紧张关系也日益加剧——所以地理大发现的导火索，才能引爆欧洲朝向海洋的全面扩张。

【05、采矿业的繁荣】

15世纪是矿山的世纪。1460年之后在中欧，尤其在德国，采矿业直至18世纪甚至那以后都是按照固定的方式组织的，它决定了采矿业的进展和可行性。这是由于帝国在这一过程中占据先机，这也与当时适度的国内和平相适应，所以莱茵河和多瑙河地区获甚至得了超过意大利的经济优势。当这种进程刚刚开始时，形势并不是非常明朗，有许多历史学家声称这仅是自13世纪以来长期增长的结果。事实上，其起源的问题是相对次要的，主要事实是在殖民扩张前夕，欧洲既能充分开发其地下资源，也掌握了允许其在其他地方这样做的技术。

这不是一种间断性需求的结果，它不仅是正在进行中的铁矿开掘和铝矿开采，而且是要搜罗地球上所有的产品。矿物盐在萨克森、上波兰和萨兰（Salins）附近的孔泰开采，这说明了市场对盐需求的剧增，盐产量因此与王室或王侯们得自盐务税或盐税的收益相联系。这种需求也增强了位于索恩河畔的沙隆（Chalon-sur-Sane）、梅斯、拉芬斯堡和巴塞尔）——这些位于莱茵河—罗纳河（Rhine-Rhne）轴心的集市和市场的重要性。从那时起，海边的尤其是那些在朗格多克的盐碱滩都遭到了破坏。威尼斯是仅有的设法对付“洛陶林吉安”（Lotharingian，在匈牙利）的竞争的南部国家，阿维尼翁教皇不久就对此表示积极支持。

罗马教皇自己掌管铝矿开采，铝是制衣过程中必需的一种化学品，其于大约1461年在圣彼得（Saint Peter，即教皇领地）地界的托尔法被偶然发现。发现铝所带有的半奇迹特征（这意味着不必再去奥斯曼控制下的小亚细亚索取福西亚出产的铝，或去埃及马穆路克那里购买铝了），以及其开采过程中的极其丑恶无耻的特征（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管理开采和营销，教皇则负责将任何拒绝购买铝的人开除教籍），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除此之外，热那亚和威尼斯作为传统上东方铝的供应者的位置，已被佛罗伦萨所取代；这只不过是美第奇家族成功地崛起于权力舞台之一斑。应当指出在北欧，木灰和粉碎的浮石已长期替代了铝，从而使铝比起盐来成为一种赢利较少的商品。

铜的开采也得益于施蒂里亚（Styria）矿床的发现，在那里一个富含铜（2%）的铁矿中发现了含银的铅，超过了莫桑（Mosan）或伊比利亚矿床的储藏量。这种金属在炮兵和海军装备，或者仅仅就是烹调器皿发展中的重要性，在整个15世纪，尤其是1451年后不断增加。当时一位名叫方克肯（Funcken）的萨克森工程师完成了从银中分离出铜，以及从锑中分离出铜的过程。仅过了两年，古腾堡（Gutenburg）验证了这一金属的特性并选用其为印刷厂铸造了第一枚活字。来自铜矿的收益也解释了富格尔家族从中所得的利益。他们获得了斐特烈三世的特许，达到了近于垄断铜开采的程度，而且享有这一特权直到大发现时代的第二阶段于秘鲁发现铜矿为止。

在更为必需的金属中，铁继续占据首位。就我们所知，铁的产量在1460年和1530年之间增加到原先的四倍，但是我们仅能根据那些来自城市或王公们的记载来对此进行猜测，它们只是为我们提供了普通的数据而已。不同于其他许多金属，似乎铁矿开采尚未脱离其以前的地点。我们未从哪里听说过有哪一次勃兴堪与13世纪控制马萨马里蒂马（Massa Maritima）后的繁荣相比，1225年和1250年之间一座庞大的城市在那里拔地而起。若干生产地区也许已经萎缩，如厄尔巴岛、米兰附近和比利牛斯山脉，而香槟、尼韦奈（Nivernais）、诺曼底、洛林、哈茨和图林根都加大了他们的出口量。在1525年左右的德国，有多达100 000名矿工，其中半数在铁矿工作。欧洲相对稳定的冶金业格局也许源自这一事实，即冶铁厂仍然受到燃料的可利用率和铁矿位置的严格限制。其它金属也受到这些限制的影响，但是由于它们的数量较少，可以最后进行运输。这一过程不断完善：四或五米高的烤炉通过一个入口安装，用风箱进行通风，但是在个别地区，尤其在林区，由于烤炉需要黏土，需用木材做燃料，水道要进行清洗，所以工作经常被打断。正如许多商人——像法国的雅克·科尔（Jacques Cur）——所意识到的，这导致了生产中的一种瓶颈。或是由于森林的灾难性毁灭，或是来自生产停滞威胁的风险，耗费25立方米的木材才能得到50千克的铸铁。煤尽管从12世纪就已被人们了解，却尚未系统开采。在列日的乡村，煤被广泛地应用，但是这一地区于1468年被勃艮第的查理，他的继任者们对煤的价值一无所知，而且致使这一采煤走廊被破坏和淹没。

另一方面，贵金属在欧洲如此缺乏——经常被称为“饥荒”——以至于人们为了补充不断下降的萨克森或普瓦图的银矿产量而费尽心力地探寻新的矿藏。在波希米亚的库特纳霍拉（Kutna Hora）和帕森（Plsen）发现了重要矿藏，使得需求得到了一时的满足。尽管欧洲的产量已经在16世纪初达到了85吨，但还远远低于需求。每个人都清楚需要到欧洲之外去寻找补给，这就推动他们踏上了海上远征的道路：他们需要更多的金银。自从1400年之后，基督教世界在依靠马格里布、拜占廷和亚历山大获取其日常的金供应量上经历了很大的困难。大约1475年在西里西亚和摩拉维西发现的少量矿藏带来了希望，但不久就证明事实被夸大了。

谢选骏指出：是1500年前后发现新大陆的行动，才给欧洲社会带有了转机——此前此后的葡萄牙发现印度航线，其实没有转折的意义。因为亚州和欧洲一直都有密切联系，亚洲居民的发展程度较高，不会像美洲居民那样，任由欧洲殖民者予取予求、随意宰割。

【06、副作用】

从逻辑上讲，我们应该看看他们的一些重要金属制品。但是，事实上，无论如何，金属制品产量的重要性远没有极大改善矿井、矿山或如德国人所称的山中作业的工作条件重要。那时挖掘一条水平巷道非常困难，因为崩塌、窒息或水淹的风险而十分危险，只有奴隶、犯人和最贫穷的人们才被雇佣去干这种工作。在这些条件下怎么能希望提高生产率呢？开采局限在露天的煤层中或只有几米深的煤层里。除此之外，罗马法同意把煤矿底层的所有权交给邦国，这一决策也只是出于良好的愿望或兴味。在12世纪，像巴巴罗萨一样的统治者们已使这种所有权附属于他们的王权，并且最终得以授权，但是很少使用这项权力。所以中世纪的首部开采法得以保存下来，例如1249年伊格劳（Iglau）的开采法的确允许君主的自动干预。

从法律的角度看，这一安排在14世纪失败了。当时，君主们开始垂青于财政的收益，因为如果他们出让其对部分矿山的权利，即可获得与其价值相符的一笔钱，他们就可以从中渔利。查理六世于1366年这样做了，附带条件是至少雇佣150名矿工，就如同爱德华三世在1377年保留了以最低市场价对铅的优先购买权（这是一种英国式的垄断）一样。在法国，国王把开采执照分发给或是像雅克·科尔一样的中间商，或者给当地的领主，他们在诺曼底和佩尔什（Perche）作为专门经营煤矿的男爵（Barons fossiers）而开始出名。到15世纪末，几乎所有的特许权似乎都已经变成了赚钱的机器。矿山主人，即贝格迈斯特（Bergmeister），一般自己保留十分之一的产品。他建立了（例如同意大利的商船）由资本投资人和部分煤层的收益分红者（这可能包括多达130名将积蓄投资于矿山的有产者、教士或小地主）组成的煤矿公司。招募的矿工都是全日制的，他们最后可以得到适当的工资。因为其为工作领域引进了一种全新的因素，所以是劳动史上一个重要的推动力。如果这种组织没有引入足以使生产得以展开的最小限度的改进的话，可能就不会有利可图了。大约1460年在波兰，清除来自巷道渗水的排水体系已经完善。几乎与此同时，煤矿支架在更危险的巷道出现，加上装备了流通空气的风箱的通风矿井的引进，矿工可以一次在地下呆上几小时。由于采掘和除土的方法不完善，矿井似乎没有深入到20米以下的地方。尽管如此，各种事故的记录单也非常长。当德国农民于1525年暴动时，许多矿工都参加了，这是对他们生活水平的有力控诉。低工资是他们抱怨的众多弊端之一。他们绝大部分出身乡村，和农民一样，承担着愈发富裕的社会的沉重负担。

谢选骏指出：作者似乎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多从“阶级斗争”而不是“民族斗争”、“文明冲突”的角度来分析解剖历史过程——所以干脆忽视了殖民主义才是欧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救命稻草。

【07、金钱的重要性】

那些想把中世纪的结束确定在1350年或1400年之前的历史学家，无疑会把他们的主要论点基于贸易之上。即使一个人禁迫自己不去越过海洋向更远处瞭望，那么1500年或1600年的欧洲与1250年或1350年的欧洲也是毫无关系的，无论是消费中心、商贸路线，还是商品，甚至技术，前后都有很大差异。但是准确地说，正是因为这种巨变，这种影响深远的欧洲基础结构的改变，我们迈进了16世纪，而且这是中世纪“危机”的一项遗产，揭开了基督教征服全球的序幕。

在这种巨变中，技术进步没有起什么作用：我们怀疑这是11和12世纪时的情形，如今，这一点得到了肯定。流通方面，能够与13世纪所取得的巨大进展相提并论的并不是很多：马掌、马车横木和移动车轴在美男子菲利普四世时代已经为人熟悉，但是在诸如索洛涅的关税表中，仍然记载着15世纪依然有没有钉蹄铁的马匹。运货马车可能已能运输更大的货物，我们听说过大约在1350年，一辆马车可以运输4吨石头和2吨沙，相当于一个大轮渡——但是又有多少马车能达到这种运能呢？人们对马车散架或道路上的凹坑抱怨的也越来越少，在里尔， 美男子菲利普四世甚至铺筑了公路网。但即使是为教皇服务的最快的信使，或者是路易十一于1471年设立的公共邮差，也并不比以前跑的更快。起源于14世纪20年代的一个有趣的、可能发生在英国的革新是游客用的四轮大马车。但其也不足以改变一个大洲。

在水上交通方面，河运的情况与陆上几乎一样：在包括巴黎、鲁昂（Rouen）和里昂在内的许多城市里，水运的重要性确保了几个码头得以维持：在佛兰德斯，运河和堤坝被疏浚和扩大。它们可以确保50至90吨的大三桅帆船通航，这些名目繁多的帆船，吸引了当地的博学人士；至于大海，虽然鼓舞了许多探索者，但其战利品却是最为吝啬的。斯堪的那维亚的船只，有着三角帆和圆形船身的高舷帆船可以载货300或400吨，它们可以一小时航行5海里，在顺风时还能更快。即使拥有75名桨手的地中海平底船，也不能航行得更快了。从13世纪开始，它被迫让位给运能为150至200吨、采用了印度的罗盘和斯堪的那维亚尾舵的船。由于配有帆的“战舰”在北部出现，因此在1420年至1425年间，这两种船一定有某种相互影响之处，在南方，卡拉格（caragues，一种商船名称）在热那亚被改进，运载量达到900或1000吨。大型船（nef，中世纪在法国发展出来的的一种非常正式的船只）和高舷帆船相结合产生了一种杂交物，即小帆船，大约在1450年至1460年它以2至3个桅杆和方形帆的面貌出现，并长期被用于征服大西洋。但正如下列数字所示，这些革新并未改变当时的总体形势：在道治·莫塞尼哥（Doge Mocenigo）1423年的遗嘱中，列举了其在威尼斯所拥有的船队的船只总数，有45艘总吨位为300吨的平底船，300艘150吨的大型船和3000多艘中型的三桅帆船——这是一个值得玩味的数据：在地中海首屈一指的商人最多可以运输60 000吨。同一时期热那亚的运载能力可能为20 000吨；整个汉萨同盟可能为60 000吨；西班牙和法国的大西洋港口为15 000吨，而英国则不可能比这更多。

为了弥补这一点，最为重要的是消费中心的改变，作为消费中心的大城市的出现往往伴随着某种公共权力的建立，或者其本身就是公共权力建立的结果。我已经说过，15世纪是大城市的世纪。在许多情况下，这些大城市是行政、军事和司法部门的一种可预见的或偶然的汇集，它们的出现使此前未受劫掠的通往市场和贸易中心的商路发生的偏移。对老城市来说，这一趋势只是巩固了它们的重要性，例如巴黎、里昂、巴塞罗那、米兰或罗马，或它们的溯源地——佛罗伦萨、鲁昂或里尔；皇家城市如第戎、波尔多、南特、南安普顿、昂韦尔（Anvers）、巴塞尔、法兰克福、奥格斯堡和里斯本，都在持续发展；而像波蒂埃（Poitier）、阿维尼翁和穆兰（Moulins，后来衰落了）等城市，则扩大成了依赖型的城市联盟，那里银行业兴盛，并且是交通网的枢纽。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此时的人口增长是一种城市现象而非农村现象。

生产中心也不能被忽略。许多先前供应农产品的地区，开始自产自用了，这样就使贸易的一个来源消失了或者说改变了贸易的结构，如英国羊毛不再运往佛兰德斯。其他新兴地区也开始用他们自己的剩余或稀有产品——波兰的小麦和松脂，西班牙的羊毛和藏红花——来弥补传统贸易中心消失带来的损失（这些传统的贸易中心由于缺乏贸易而从地图上消失）。

谢选骏指出：人说“在这种巨变中，技术进步没有起什么作用”——我看，这除了说明“并非经济发展导致历史发生飞跃的”，还能说明什么呢。

【08、南部和西部的新旧商路】

因为总体的贸易形势是非常混乱的，所以我将在作为所有商业发源地的地中海地区选取一些基础性的变革。的确，从伯罗奔尼撒到休达的整个穆斯林沿海地带为这种转变提供了背景。在巴尔干半岛取得巨大进展的奥斯曼帝国，和将其势力几乎扩张到阿尔及利亚、意大利、普罗旺斯、朗格多克和加泰罗尼亚的许多城市的苏丹国家，主要关注的是同亚洲或非洲商队的出海口保持正常联系。他们之间日益默契，取消了许多烦琐和无用的会计制度，这些制度在热那亚和威尼斯、巴勒摩和那不勒斯、巴伦西亚和马赛之间曾实行过。他们都不希望东方危险的局势进一步恶化，因而建立起一种新的关系。他们不时被安茹、阿拉贡和奥尔良王室统治者的野心弄得烦躁不安，这些统治者对商业城市来说通常都是陌生的。蒙古大军挺进克里米亚，君士坦丁堡的完全孤立和马穆路克的强盛，都迫使意大利人为了确保通往关键港口的商路畅通而作出非常大的妥协。热那亚人关注卡法、特拉比松德（Trebizond）、拜占廷、塞浦路斯和拉塔基亚（Lattakia）；威尼斯人关注拜占廷、埃维亚岛、克里特岛和亚历山大；泰罗尼亚人则关注马格里布。这些都是传统的商路，在15世纪它们保持了原貌。尽管黑人或高加索奴隶贸易是不光彩的，但那不勒斯人、马赛人、特别是加泰罗尼亚人却因此而发财。1430年左右在加泰罗尼亚总计有10 000名非洲奴隶，并且我们准确地知道在第勒尼安海（Tyrrhenian Sea）的克里斯蒂安（Christian）港有多少男女奴隶在出售。这一陋习由来已久，几乎早在葡萄牙人直接从塞内加尔或象牙海岸引进非洲奴隶的时侯就存在了，最终，1476年至1477年制定了一整套禁止法案。地中海贸易其他的传统项目逐渐脱离了意大利船队的控制：托尔法的铝取代了来自东方的铝；来自亚洲的辣椒不久就面对直接从西印度群岛运到里斯本的辣椒展开了竞争。尽管他们仍然运送朝圣者、木材、一些毛皮或少量铅到东方，但这些东西在用来获取当时急需的黄金上只是杯水车薪。威尼斯很保守，仍坚信他们的香料、羊毛和丝制品，但是在热那亚，罗美利尼（Lomellini）家族和塞图瑞隆（Centurione）家族则向前看得更远，他们在阿利坎特（Alicante）建立了基地，然后是塞维利亚，再是加的斯（Casiz），最后是里斯本，将未来指向了直布罗陀海峡之外。由于在东方产品上的关税支出高昂（铝为33%，其他商品为20%），令人难以承受，使得东方的商品在欧洲的价格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因此，意大利人似乎放弃了在黎凡特腹地、加泰罗尼亚和朗格多克全部的商业扩张，而转向当地运输甚或是内地市场。他们在麦地那（Medina）、锡古恩萨（Siguenza）或皮赞纳斯（Pizenas）的牛市上消失了。

新的力量使大西洋沿岸生机盎然。我不是指拥挤在从拉科罗克（La Corogne）到普利茅斯（Plymouth）海岸的渔夫和海盗们——巴斯克人、高卢人、布列塔尼人和高卢水手多年来就如此。长久以来，船只从波尔多和拉罗谢尔（La Rochelle）把红酒运到英国，再带回士兵。然而整个地区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致使其远离主要商路。第一个发生在1350年至1450年之间，第二个发生在1470年之后。在第一阶段，布列塔尼，也许还有纳瓦尔（Narre）焕发了生机和活力，由于别处的情况截然相反，因而这令人更为惊奇。是否有人想到十字架（Calvaries）和布列塔尼的大纪念碑（几乎都起源于这一时期），或者是比利牛斯雇佣军（后来可以确保得到他们的服务），人们不清楚这些现象究竟是一种特殊的结构的作用，还是一种新经济的黎明。巴约那（Bayonne）的崛起和南特、瓦纳（Vannes）和圣·马罗（Saint-Malo）的复苏都源于此时。1470年之后，当第一阶段接近尾声（布列塔尼和兰的斯仍与瓦卢瓦王室保持关系）的时候，第二个重要变革开始了：作为三个世纪来英国国王最为珍视的海外城市，波尔多脱离了其控制，并且似乎注定要灭亡，酒不再出口，周围的乡村也对其充满敌意。但事实上，城市迅速复兴，最初是依靠图卢兹的菘蓝染料，然后是加亚克（Gaillac）的酒，再然后恢复了美多克（Medoc）酒的出口。1475年之后，城市与体谅其处境的统治者和解了。当从巴约那到圣·马罗的整个战乱地区自诺曼底被同化后归于同一权力统治下时，路易十一统治期间的最后一次叛乱得以平息。鲁昂的人口增长了三倍，迪耶普（Dieppe）的人口则翻了番。尽管弗兰西斯一世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在1571年为鲁恩的勒阿佛尔（Le Hre）公爵寻找一个海港时却也从善如流。为了寻觅法兰西岛的海峡港口，法国似乎准备在英国之前开始大西洋探险。15世纪末，贝当古（Béthencourt）从迪耶普起航，雅克·卡尔捷（Jacques Cartier）于1530年从圣·马罗起航。塞纳河、洛林和加隆河（Garonne）先前被横跨南方向的商路所阻断，但是现在商业动脉在王国内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谢选骏指出：海外殖民地的发现和占领，改变了欧洲内部的商路和各种力量对比，从而引起了社会冲突、宗教改革。例如，德国的衰落就引起了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

网文《宗教改革》报道：

宗教改革（拉丁語：Reformatio，德語：Reformation）是指天主教在16世紀至17世紀的教派分裂及改革運動，也是新教形成的開端，主要由馬丁·路德、加爾文、慈運理、亨利八世等神學家與政治領袖發起。1517年，路德發表的《九十五條論綱》引發了宗教改革的開始，即德意志宗教改革。

雖然先於路德就已經有一些較大的改革運動，早先批評天主教會的有識之士為約翰·威克里夫、揚·胡斯等先驅，15世紀揚·胡斯創立的弟兄合一會（或波西米亞弟兄會，在德意志宗教改革之前），可說是新教的先驅。

但大多數人認為宗教改革開始於1517年路德發表《九十五條論綱》，結束於1648年簽訂西發里亞和約結束三十年戰爭。最大的新教教會是路德會（主要在德意志、波羅的海地區和斯堪的納維亞）和喀爾文派（主要在法國、瑞士、荷蘭和蘇格蘭）。除這兩大陣營外，還有一些較小的改革團體存在。

天主教會在特倫托會議召開後發起了被後世稱為「反宗教改革」的自省運動，做為對宗教改革的回應及自省，而在這時期成立的耶穌會更是此自省運動的先鋒。一般而言，北歐國家轉為新教，南歐國家仍舊信仰天主教，教廷聯合法國、西班牙及奧地利王室加以壓制新教徒，中歐則成為雙方激烈衝突的場所，甚至升級為全面的宗教戰爭。

改革者反對當時羅馬天主教會的教條、儀式、領導和教會組織結構。在他們的努力下，成立了新的國家性的改革派教會。早期的一些發生在歐洲的事件（如黑死病的蔓延和天主教會大分裂）侵蝕了人們對天主教會和教宗的信仰，但教義上的歧見才是引發宗教改革的關鍵。其他一些因素（如文藝復興思想的傳播、古騰堡發行的西方活字印刷術、東羅馬帝國的滅亡）也都促成了新教的創立。

宗教改革的先鋒

參見：羅拉德派、胡斯派和瓦勒度派

教會歷史上重要的改革，簡言之，都主要是教義的改革而非制度的改革。更嚴謹的說，即便是制度改革，也多是奠基於教義改革的基礎上進行的。自初期之基督教會時候的改革家就是護教士，如游斯丁（c.100-165）、鐵徒良、革利免、伊納爵（c.35-107）、坡旅甲（c.70-156）等。

新約聖經的第一位編輯馬克安，因將二元論融入基督信仰中，325年的第一次尼西亞公會議，馬克安派被判為異端，而《聖經》的正典亦同時被確立。

九世紀中葉，為要證明當時教宗所宣佈的主權是早在數世紀前就實行的假文獻「偽西多爾教令集」出現時，就有改革的呼聲，只是後來被鎮壓。十二世紀又有法國的瓦勒度派反對煉獄說，強調平信徒可上台講道，教士的言論並非完全無誤等，聲勢相當浩大。雖遭到教宗視為異端，予以破門或罷黜，但他們至今仍然存在於意大利阿爾卑斯山山區，成為十二世紀前，反對羅馬教會的碩果。

1376年英國的盧多倭教區長兼王室神學顧問約翰·威克里夫，眼見時任教宗格列高利十一世生活奢靡，教會因爭競擺拜金而腐敗，便在牛津公開指責教會的主決者。世俗事務由上帝派政府管理，教宗不應干涉。他獲得英國朝野的擁護，為免被教宗捉辦，繼續推動改革，1377年又宣稱聖經是信仰唯一根據，教會唯一律法。接着他將《聖經》譯成英格蘭地方語（1384年完成，1388年修訂），1440年左右古騰堡活字印刷才成熟商業化，那時英格蘭地方語只能是靠手抄寫，因而這部聖經的影響有侷限性。他又主張「平民主權」即教會應以平民信徒為中心，而非教宗；但可有一人遵照聖經總攬相關事務，否則便是敵基督。並要二人一組出外傳道，但非終身職。英國黑死病流行時，他被保守派歸咎拿辦。他的追隨者被稱為羅拉德派，後受英王亨利四世，五世摧毀殆盡，倖因理查二世娶波希米亞公主而再傳入波希米亞。

揚·胡斯是波希米亞布拉格大學校長兼任主教，因閱讀威克里夫的著作後深受感動，也開始作類似的言論，起初大受波希米亞朝野讚賞，後因嚴詞指責出售贖罪券是違反聖經的可憎行為，在1409年比薩會議被教宗定罪，1414年赴康斯坦茨大公會議後被拘留，次年七月六日被處以火刑，引起波希米亞反教廷的胡斯戰爭，一直到十五世紀才結束。

宗教改革的背景

宗教改革本來是一次思想的大變革，但也引發了社會、政治、軍事的大衝突，其出現與當時的許多背景因素有關係。

原文聖經的發行

1453年奧斯曼帝國滅亡東羅馬帝國，由拜占庭逃亡到西歐的學者們帶來了大量的古代經典，其中包括希臘文原文的聖經。伊拉斯謨校訂出版了《新約聖經》的希臘文原文版。馬丁路德研究希臘文聖經，認識到聖經裏面講的是「因信稱義」，而不是拉丁文翻譯的「因信成義」，這對他是很大的觸動。

印刷術的出現

德意志的古騰堡對鉛活字版印刷的發明帶來了資訊革命，推動了宗教改革的迅猛發展。宗教改革以前，聖經只能由聖職人員閱讀。一般信徒無法閱讀聖經，只能完全聽信各地神父對經典與教義的解釋。然而在1456年古騰堡在美茵茲的印刷廠印刷了一本拉丁文聖經，之後更多的人能夠自己閱讀聖經，自己思考，帶來對教會解釋的質疑。馬丁·路德等宗教改革者的文章通過印刷發行迅速傳遞到各地，宗教改革的思想迅速傳播。印刷術使政治、社會、宗教和科學的思想更快更廣地流通，大約在1500年，差不多有4萬種書在歐洲14個國家中發行，而德意志和意大利則佔三分之二。

人文主義

在15世紀出現了人文主義的思想，重視教育，重視思考、研究，這對宗教改革和同時期的文藝復興運動都有很大的影響。當時的人文主義並沒有懷疑神的意思，但確實帶來了對教會傳統、對教會權柄的質疑。1524至1525年間，鹿特丹的人文思想家兼神學家伊拉斯莫斯，就人是否有自由意志的議題與宗教改革領袖馬丁·路德展開激烈的論戰，從此劃分了基督教人文主義者與宗教改革者的界限。人文主義發展到後來對神產生懷疑，不過那要到啟蒙主義時期才漸顯端倪。

教會的腐敗

中古世紀的人民主要的心靈依靠幾乎只有宗教信仰，對於外在的教會禮規非常重視。隨着工商的發展，教會也坐擁龐大的教產，這樣的富裕使神職人員的道德鬆懈，教會中的醜聞不斷的發生。許多的高階神職人員的職位都是以金錢而不是道德換來的。有時教會為了紓解財政方面的負擔，經營酒店賭場，公然販賣贖罪券，並聲稱能以之贖回煉獄之刑。一些高級神職人員甚至捲入性醜聞，其中教宗亞歷山大六世的私生活和其於1501年10月30日主持的栗子宴會可以算是性醜聞的代表事件。雖然意大利本土因為文藝復興時期的經濟蓬勃發展，以及聖伯爾納定等教士的努力，並未對天主教義與教會產生太多的不滿，但是在意大利之外的地區，逐漸對代表意大利人勢力的天主教會高層產生不滿，特別是在1418年亞維儂分裂結束之後，更加深了這樣的情勢。這些腐敗引發了宗教改革運動者對教會權柄的質疑，腐敗帶來的許多社會矛盾遇上宗教改革的導火索就演變成社會運動和武裝衝突。

宗教與政治密切聯繫

中世紀的宗教與政治密切聯繫。羅馬教會積極參與政治，教宗為神聖羅馬皇帝加冕，派代表參加議會，親自推動十字軍東征，教會與政府在經濟上也有許多糾葛。世俗國家的王公們也很自然地也介入宗教的事務，他們建立教堂、修道院，出兵支持十字軍。這種密切聯繫的後果是信仰的問題馬上演化成為政治問題，並進而產生軍事問題。宗教改革過程中，各級世俗政權紛紛表明立場，並且使用政治、外交、軍事的力量支持自己的立場，神聖羅馬皇帝查理五世支持羅馬教宗，發佈詔書通緝馬丁·路德；德意志薩克森的選帝侯腓特烈三世（又稱智者腓特烈，同情新教，但一生都信天主教）則是馬丁·路德最堅定的支持者，讓路德逃過教宗的火刑架；慈運理在蘇黎士成立政教合一的新教政府，並親自戎裝上陣捍衛自己的信仰（最後不幸戰死）；英國亨利八世因為教宗不同意他離婚，宣佈脫離羅馬教廷而成立盎格魯宗，成為英國的國教，但為人務實的亨利，除了增加王權以外，對信條與教條上的改革並不重視。

工商業復興的影響

中古世紀的歐洲大致分為皇室，教士、貴族還有騎士的上等階級，跟農奴以及平民組成的下等階級。隨着工商業的復興創造出了一個新的階級──中產階級，大多由平民商人所組成的中產階級發展出了完善的商業組織如行會和銀行等中產階級主導的機構。但是民生問題也隨之而來，像貧富差距以及階級對立等等。人民除了要對政府納稅，教會的各項聖禮，儀式等等也都要付費。這些社會的矛盾與信仰的矛盾混合在一起，引發社會運動和戰爭。

宗教改革的過程與重要人物

馬丁·路德、九十五條論綱和德意志宗教改革

馬丁·路德在埃爾福特大學獲文學碩士，又學了半年法律。接着入修道院苦行，1507年獲立為司祭。1512年獲威登堡大學神學院博士，隨即教授《聖經》曾講授詩篇（1513~1515）、羅馬書（1515~1516）、加拉太書（1516~1517）和希伯來書（1517~1518）。他是德意志地區最早用德文對照新舊約原文授課的教授之一。然而他繼續依然按照天主教法典潛心苦修，結果，使他更加強烈的不能滿意於「新路」的觀點。但無論如何都不能得到內心的平安。直到有一天他在研讀《聖經》時，看到「義人必因信得生」時，突然覺醒到原來人的得救－只是因該人對耶穌基督的信仰以及神的恩賜，其他一切善行都不能保證使人得以「稱義」。他這信念也在獲得同校一些教授的支持，加上親眼看到人們受騙購買贖罪券的情形，又耳聞教會買賣聖職的醜事，他開始攻擊教會出售贖罪券的做法。1517年10月31日他將批判贖罪券的《九十五條論綱》，張貼在威登堡大學的教堂門口。由於當天恰巧是重要節慶諸聖節前夕，使得很多人看到張貼的內容。當時古騰堡活字印刷術已經商業化超過兩個世代，因而印刷的文字兩週後傳遍全德意志；四週後各種譯文傳遍全西歐。1521年1月3日利奧十世終於下令將路德處以破門律，驅逐出教。其實，路德原本只希望改革教廷一部分腐敗的制度，既遭破門，即自行獨立建教，不再承認教廷，許多人隨路德起來開山立派，總稱為「更正教」或「新教」，與之相對的羅馬公教則稱為舊教。他直接建立的教會是為「路德會」，又稱「信義宗」，並仍保留《聖經》中沒有明文禁止的教會傳統。

慈運理

烏利希·慈運理生於瑞士維爾德豪斯，在巴塞爾、伯恩及維也納受教育。慈運理在維也納就讀大學，當時候的維也納大學正在推行教育改革。當時在人文主義者采爾蒂斯等人的領導下，促使大學接受了人文主義者的改革。隨後，他又在巴賽爾大學內，深受人文主義的影響，強化了他對人文主義的立場。於瑞士東部接受區牧的職務，在1519年成為蘇黎士教會的牧師。慈氏精通各種語言，將無論是希伯來文、希臘文或是拉丁文等聖典，翻譯成蘇黎士的當地語言，後來，蘇黎士市議會決定了聖經改革方案，成為官方政策。在1525年蘇黎士市議會廢止彌撒，改由慈運理的聖餐版本替代。改教的主題是教會內道德的重整，他開始攻擊贖罪券，且是有計劃性的攻擊。在聖禮上他更有自己的主張：聖餐是一項紀念耶穌基督的儀式，僅是象徵性；基督不在聖餐之中。這點與路德有很大的不同，致使慈運理於1529年在馬爾堡會議中與信義宗分道揚鑣，於是各宗派再度分裂一次。在慈運理受伊拉斯謨的人文主義影響，積極參與蘇黎士這個城市的宗教改革，由於在瑞士是聯邦體系，是由一個又一個城市所組成的，而蘇黎士又是其中最有影響力的城市，所以慈運理認為從此城開始，若成功，則改革將會如火如荼地展開。同時由於慈運理採較寬容的態度，使得許多蘇黎士人民紛紛響應，在慈運理帶領之下逐漸脫離了羅馬公教的管轄。但就在1531年慈運理作為隨軍牧師，在一場戰役中陣亡，雖由他的助理起而代之，但整個改革運動就逐漸轉移至瑞士的另一個城市日內瓦。雖然慈運理已殞命，不過他的學說在東瑞士甚至奧地利，仍具有相當的影響力。慈運理所留下的神學思想、禮儀還有教會制度，至今仍影響着許多新教教會，如重洗派。

約翰·加爾文、預選說和歸正宗

約翰·加爾文生於法國巴黎的瓦茲，在巴黎大學研究神學三年，後又學習法律，成為一位律師。1536年，他出版《基督教要義》一書，隨即到瑞士的日內瓦。但他的改革教會提案未被接納，且被驅逐出境。經數年潛心研究，1541年他再返日內瓦，得到歡迎，並治理當地教會二十三年，日內瓦被稱為「新教的羅馬」，而加爾文則被稱為「新教的教皇」。加爾文主張預選說：人得救與否完全是神所預定的，但又不願讓信眾沈淪於宿命論，認為每一個人都應該要對自己負責，他認為虔誠的信仰與完美的德行是每一個將要得救的基督徒的義務，他們應該在世間努力工作以榮神益人。加爾文的教義受到許多工商業者歡迎，成為新教主流，並影響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加爾文派或稱歸正宗，其中有結盟宗、長老會、公理會等各個教會，以長老會的發展最為蓬勃。

亨利八世和英格蘭宗教改革

英國國王亨利八世早期堅定支持天主教，自稱「信仰的捍衛者」，反對馬丁·路德等神學家推行的新教，後為要與王后凱瑟琳向宗座請求伯多祿特恩即婚姻無效「並非離婚」，因為當時政治關係受拒於教宗克勉七世，因此1534年開始揭開反天主教的大纛，並使英國國會通過「至尊法案」，宣佈創立英國國教會，又稱盎格魯宗、聖公會，與羅馬舊教的教義和儀式幾乎一模一樣，並無二致，只是英國國王代替教宗成為宗派的領導人。直到其子愛德華六世即位後，在薩默塞特公爵愛德華·西摩的攝政下，聖公會開始正式改革教義與禮儀，包括頒行《四十二條信經》和《愛德華六世公禱書》，並因受到清教徒的影響，現在教義介於天主教與加爾文宗之間。

宗教改革的意義

在宗教改革之前，羅馬天主教會不僅控制了普通民眾的思想，還高高凌駕於世俗君權之上。宗教改革打破了羅馬天主教會的獨大局面，衍生了許多不同的新教教派，並和不同民族的國家相結合，使各個王國迅速發展壯大。例如，英國的聖公會的建立使英國的民族國家和君主專制得到強化，為後來的英國內戰奠定了社會基礎。歐洲的各個國家也因為各自的宗教信仰而加強了民眾的民族意識和國家的精神凝聚力。

雖然宗教改革派進行改革的初衷只是反對羅馬天主教會，而脫離教廷的新教國家成立新的國教，以同樣的手段去打壓甚至殺害天主教徒。但是這場改革無形中給歐洲帶來了自由、寬容的新氣息，從最初對不同信仰的包容到後來對不同政見的包容，這場宗教改革促進了歐洲政治、經濟等方面的進步。後來的美國獨立戰爭、法國大革命後引申的政教分離，以及自由主義也是受宗教改革的影響。

宗教改革同時是標誌了東西方基督教間力量平衡的改變，在西方基督教成為改革對象時，也對受東正教影響的傳統臨近地區產生翻轉效應，成為時代早期播撒文明和引導開化的目標，透過接收來自改革後的基督教和印刷本，是標誌這些地方的中世紀終結以及近代早期的開始。

宗教改革的餘波

天主教的革新——反宗教改革。

宗教戰爭——歐洲各宗教改革運動歷經許多流血戰事，如1610年亨利四世遇刺駕崩，法國再度內戰，新教信徒大量逃亡。1618年德國路德派因不滿《奧格斯堡和約》被毀，由瑞典國王古斯塔夫二世領導，與國內天主教信徒交戰了三十年，亦即三十年戰爭。直到1648年簽訂《西伐利亞和約》，雙方才和平相處。又如1568年荷蘭北部的加爾文派信徒因反舊教與其統治者西班牙國王腓力二世的鎮壓，爆發了北方省反抗西班牙的八十年戰爭，直到1648年才與西班牙國王菲利普四世簽訂《明斯特和約》，終獲獨立建國與信仰自由。各國的宗教戰爭中，常夾雜經濟和政治利益等的爭執。從十六世紀中期到十九世紀中期的逾三百年戰爭，歐洲人口大量減少，經濟衰退，直到1815年維也納會議，各國終於逐漸地體認久戰俱傷的教訓，才開始採取宗教寬容政策。

在英格蘭宗教改革後的盎格魯宗，又稱為英國國教，還帶着不少羅馬公教色彩，許多受加爾文派影響的英國基督徒（清教徒），想再加以改革，使成更合乎《聖經》的信仰，卻受到欲恢復舊教的國王查理一世迫害。於是許多人逃至北美洲新大陸，即後來獨立的美國，並爆發1640年-1649年的內戰，史稱「清教徒改革」。清教徒獲勝後，新教團體獲相當自由的發展，直到1685年新國王詹姆士二世又想恢復舊教及專制政治。再經1688年沒有流血的「光榮革命」，終於使英國此年成為歐洲第一個保障新教和天主教信仰自由的國家，即使英國聖公會至今仍具國教的地位，英國君主仍是英國聖公會的首長。

谢选骏指出：为何上述历次“前马丁路德时期”的“宗教改革”都是无疾而终？因为没有“地理大发现”引起的中欧衰落作为背景。这就像鸦片战争引起的中国商路的改变，引起了太平天国的宗教战争。

【09、铸币的恢复】

我们假定的对非洲或亚洲矿藏的勘探带给欧洲的影响直到1535年或1540年才可以感受得到，在此之前，欧洲不得不经历一百年的货币短缺，这种短缺直到15世纪60年代才得以缓解，人们发现了中欧的银矿和匈牙利的金矿，使得一整套优质的铸币得以流通。这些新的退斯通（testons）、荷兰盾（Gulden）、格罗申（Groschen）等等，对欧洲和黎凡特（指地中海东部诸国及岛屿，即包括叙利亚、黎巴嫩等在内的自希腊至埃及的地区）的富裕国家的贸易起到了非常重要的刺激作用。威尼斯，作为一个纯粹的商品进口者，是贵金属流失的重要源头。在1498年和1503年之间，它丧失了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贸易地位，自1479年和1490年逐渐丧失塞浦路斯以及黑海之后，其商人被迫去叩打世界的大门，这扇大门在东方是臭名昭著和不友好的，对西方则是非常不安全的。尽管有这些限制，物价伴随着王室舰队和军队、豪华的建筑、严厉的行政管理和远征的出现而上涨。国家和个人的债务激增却仍旧在借贷，但是出借者自己的金库却不是无底洞。

有一个显而易见的解决办法：即把金钱从它们的藏身之处取出来。当时并不缺乏教会财宝、工人工资和商人存款。在15世纪末，货币存款开始实行，这被称为公共税，没有它城市就不能配备帆船。这从城市首先开始：热那亚和佛罗伦萨从1415年或1420年把他们的公共基金置于一种国家银行的管理之下，这种银行存储了查没款、间接收入、圣职税和在朗格多克被称为埃斯蒂姆（estime）的强加在财政收入上的征税款。在托斯卡纳，虽然类似情况在此后20年中再未发生过，但为了对富人课以重税而于1427年进行的大规模普查被称为灾难。在利古里亚（Liguria），卡撒迪·圣·乔治（Casa di San Georgio）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公共财务主管之后，执政官把公共税视为一种公共金库，迫使它于1445年停了所有支付。与此同时，一系列银行破产，如巴比（Balbi）和法拉万提（Fioranti）银行，导致这一集团的信用崩溃。只有君主可以通过强征税款来避免这些灾难，但是因为具体情况不同，15世纪末之前各国的情况不可能相同。在法国，查理七世，尤其是路易十一设法将户口税（壁炉税）的税金增加至1440年的四倍，并将其变成了一种王室平民税（摊派税）。1471年，针对间接税的新规定使得一种新的货币复苏有了可能。但是，瓦卢瓦王室无力发行优质铸币。英格兰则不同，尽管毁灭性的内战刚刚结束，英国货币也因《格雷沙姆法》（Gresham’s Law）的实施而受到影响——当时皇太子查理使质地粗劣的法国铸币涌入诺曼底，以作为他同贝德福德（Bedford）摄政王的黑暗时代（1420年—1430年）进行斗争的组成部分，但其铸币从未贬值。勃艮第的查理公爵，处于欧洲新的主要商业轴心边缘，最重要的是，他基本支配了从马孔（Macon）到弗里西亚（Frisia）的惊人的财政差额，并且野心勃勃。尽管有成为奥地利王室的著名格言——Austriae est imperare orbi universo,AEIOIU:“奥地利保有统治全世界的权利”，但是，帝国不再能够指望，哈布斯堡王朝的斐特烈三世根本不能指挥任何人，他的儿子马克西米连（Maximilian）被称为穷光蛋马克斯（Max ohne Geld）也是名至实归。还有西班牙，他们征服了格拉纳达，不久又远航大西洋，这使得他们领先于欧洲各国。

“大胆”查理（Charles the Bold）也于1469年在布鲁日惊人地开创了召议制，在那里，他的财政大臣和路易十一以及约克王朝的爱德华四世的财政大臣们，试图首先建立两种贵金属之间的1:或1:的共同比率，以限制投机买卖。然后，恢复含有更好合金的货币流通以保证他们的税收。在德国，一种新的佛罗林从1386年起已在全莱茵兰发行，查理同斐特烈三世达成了协议，尽管从未付诸实施。威尼斯和佛罗伦萨联合起来以对付这一联盟。佛罗林和杜卡特仍旧是标准金币，在更北的地区也是这样。

欧洲建立这种中世纪版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时机已经成熟了。在德国和斯堪的那维亚，甚至荷兰，黄金的极度匮乏，加上财政的混乱，使得金银比率攀至1:12，甚至于1505年左右或1510年达到1:13。金币原则上与莱茵河或荷兰的佛罗林挂钩，但即使在科隆和安特卫普，其币值也处于低位，至多是20克拉。至于银质货币格罗申，尽管其比率迅速恢复到价值40丹尼尔（1380年其值为20，但在1433年是300），在1488年至1489年之后，又重新开始贬值。1500年左右，货币形势发展到这种程度：1格罗申=95丹尼尔，以至于整个国家都沦为投机的牺牲品。如果不希望贬低宗教感情的价值，而评论1/4世纪后各个地区向路德主义的残酷转变是很困难的，不必急于对因为近于破产而夺取教会财产的大公们进行斥责——丰厚的战利品重新添满了他们的金库。

谁能够否定法国瓦卢瓦王室对旧教的相对笃信不是因为他们的财政地位自从路易十一以来有了极大改善？瓦卢瓦王室首先废除了最后一个不在王权控制之下（1481年的安茹—普罗旺斯）的铸币厂的特权，然后，又施加巨大的财政压力，使经济形势好转，从而获得了最富有人群（尤其是城市里的）的首肯。1475年，国王铸造了新版的金埃居库罗纳（écu à la couronne），称为埃居奥索莱伊（écu ausoleil）。至于格罗申的银含量，已于1455年调整为92/100纯银，现值是30丹尼尔，1472年后比率固定为每枚铸币含银3克多，但是还有其他成色较次的铸币作为补充，如利亚德（liards）、布朗斯库罗纳（blancs à la couronne）等，直到1514年出现了含银量达到几乎10克的退斯通，其纯价值相当于10个辅币。自16世纪初，法国相对独立的经济环境值得赞赏，当然也应考虑纳税者所承受的沉重税负。在一定程度上，14世纪“大骚乱”的后果我们今天仍能看到。

英格兰的形式也不明朗。从玫瑰战争结束到大约1517年至1519年红衣主教渥尔塞强征赋税，其进程与法国的完全相似。一种新的高品质金币——先令，被铸造出来，投入了流通，但在亨利八世战争期间开始衰落，从而令克兰麦（Cranmer）和其他的王室顾问们忧心忡忡。尽管都铎王朝与罗马决裂绝对是出于个人动机，而且夺取修道院教产的念头似乎也从未在他头脑中产生过，但英国国教会对国库做出了重大贡献。

最后，在欧洲的南侧，货币问题的复杂性表现得最为明显。西班牙的情况并非如此，对格拉纳达的征服比起哥伦布带回的少量黄金有用的多，足质的铸币如1497年的上等金币得以铸造，而且外国商品大量涌入的影响尚不明显。意大利的问题却很复杂。首先，因为黄金持续流入市场，布鲁日的计划落空。供应奇缺的银与相对充足的金之间的比价，于1480年降至1:，甚至1:10。这往往驱使黄金越过阿尔卑斯山向北流动，或者迅速地被用于投资。这种选择——贫困化或黄金的飞速流动，解释了意大利在1460年至1470年后开始进行的大发现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当然，这不包括他们作为水手和旅游者的经历。流通中的各种货币遭受了这些厄运般涨落起伏的影响：1472年，威尼斯发行了据推测币值相当于10格罗申的一种里拉，像后来法国路易十二的退斯通一样。但是这些铸币无法抵御来自西班牙（通过那不勒斯和西西里从1440年开始实施）或德国的竞争。至于佛罗林，因其传奇的稳定性，20世纪60年代前的历史学家赋予其“中世纪美元”的美名。相对于佛罗伦萨银币，佛罗林的稳定性导致使其币值剧增。在非凡的洛伦佐（Lorenzo the Magnificent）统治末期，夸特里尼（quattrino，意大利几个省的旧铸币）开始贬值，尤其在萨沃纳罗拉时期（1490年—1498年）更为严重。到16世纪初，夸特里尼的威尼斯老对手杜卡特，已经取代它成为标准货币，这主要是由于威尼斯少量但稳定的黄金供给。这是另一个“近代” 的特征。但在16世纪初，欧洲的货币形势依然严峻。的确，众所周知，欧洲被她复兴的动力和临近大洲的虚弱所鼓舞，而脱离自身的束缚去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良方。同样为我们所熟悉的解释是，那些控制或准确地说被黄金统治的公民们，他们鼓励、支持和推动了“大发现”。在经济和政治方面， “商人”如今是国家的领导者。

“货币墙”由于控制了生产环节的两头，即原材料和分配；由于通过对支付工资和购买、更新设备所必需的资金的掌控，控制了生产的各个中间环节；由于通过对分配环节的控制而将生产限制在家庭水平；最后，由于国家是他们的首席顾客和仆人（即使他们不必大肆宣扬），中世纪的商人是社会的新主人。人们可以就他们逐步引入经济领域的“生产方式”的性质以及这种生产方式是否是“资本主义”进行争论。但我们对这个理论问题没有特别的兴趣，我们应该避免自己将这个词仅限于收入和工资的概念，它也意味着通过私人利益、社会张力和阶级冲突来控制公共领域，以及运用殖民的、帝国的或不论何种形式的暴力以维持和增加利润的企图。我打算讨论的这一小撮人体现了这些特征的许多方面。但是，其余的人则没有。

使商人初步形成一个社会阶级的雏形的最明显的特征之一是仅为保护他们而设立的立法。商人不属于旧的社会等级，自11世纪起，或至少在12世纪，他们已经要求并获得了保护，即一种商业法庭的设立，这是一种法律上的权利。然后，伴随着迅速增加的赋税，14世纪持续的骚乱出现了，他们到处取得被保护权，例如法国美男子菲利普时期的一种保障贸易稳定的安全行为方面的市场契约（cartae mercatoriae）。更为充分的保护措施是在像威尼斯一样的古老的城市里，一种海运费——穆达（muda），被支付给武装的护航队，因为商业被视同城市自身。15世纪，商人摆脱了宿命：他们拥有自己的法庭和他们专属的街区和书记员，他们被免征若干摊派税；他们获得由君主赐予的王地；他们被委派担任官员和征收部分公共税收；一些商业立法甚至授权商人集团可以要求武装护卫担任他们的仪仗队，这在德国较为有名。

商人们可以保证货币流通的范围尽可能广大，但是这种货币也许与他们买卖货物时使用的货币并不一样。商人们感觉到，货币交易成为他们最重要的利润来源，而且这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意（可能导致商人阶层中出现分化，而此种情况以前则不太明显）， “银行”的称谓就始于那时。商人的生活一如从前。他们送年轻的男实习生飘洋过海，到他的分支部门里为他充当送信人、雇工和代理人，而自己仅算算帐并时常光顾市政厅或王室宫廷。这种发展模式——在贸易全球扩张前夕并非没有危险——对商人的社会地位有立竿见影的效果。他们住在城市里，以靠近他的债务人、公债发行机构、当铺（在那里他占有不可赎回的债券），以及存储他的顾客基金的宅邸。商人们熟识时务，知道每个人的隐私和从那里轻易到达权力殿堂所采取的捷径。他们用节俭的人、同行以及君主信托给他的金钱，来开拓新的生意。1402年后的德国（曾经是最重要的）和1450年的意大利，银行家甚至可以准许用这些钱去贷款。这是作为信用中心和交易所的许多地方的惯例——热那亚、佛罗伦萨、罗马，当然还有威尼斯；以及帝国的法兰克福、斯特拉斯堡、纽伦堡和汉堡；法国的蒙彼利埃、巴黎、里昂；还有布鲁日和安特卫普，伦敦和巴塞罗那。

此外，在14世纪取得了很大进步的会计技术继续得到改进。这体现在既简单地完善老方法，也保证最优的方法得到普及运用。例如，航海险于1440年后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各处流行，其附加条件（在一封文书前面规定）是以货值的3%到5%作为保险费，联盟形式的合同（保证个人资本可以与别的劳动相联系）也遍及德国，根据当地的习惯，在那里它们被称为Wedderleging或Furlegung。行商一般收取1/3的利润（当然这一比例也可以变动），并且在更大的意义上，这些合同包括了整个一个行业的小业主们都能参与的一份协议，这样他们就能参与大生意。至于各种基金（sors，loca），社会各界都在这些公司投资，它们最终成为可以出卖、遗赠或保存的“股份”。

令人吃惊的是，在这种发展水平下，支票并不是作为会计们的信用工具被引入的。事实上，15世纪不得不容忍汇票交易。这一做法始于13世纪，它无疑是仿效了在香槟集市或意大利市场起草的经公证过的交易合同，其主要目的是避免运输铸币（这通常有很大风险）。债务人可在另外某处用当地的铸币清偿债款，按照当天当地的汇率会从他的银行帐户中划出。按照惯例所用的时间，从热那亚到巴黎或布鲁日之间是两个月，到塞维利亚是三个月，到伦敦是四个月，批准时间不仅依据被执行的偿付信的快慢，而且有必要的话，也根据支付者安排补充其帐户的快慢。显而易见，这种做法可以延伸，这足以让商人们利用不同地区汇率的差额谋利，或在一系列的汇票交换之后，实现资本的显著增值。这种汇票就变成了一种生息贷款工具。然而，我们对担保阶段，包括就这些结果背书（在票据背面签名）和谈判的情况不是很清楚。如1463年的路易十一一样，一些君主无论如何都对他们视为投机手段的作法非常仇视。的确，这些投机手段是基于一年内特定时期汇率的众多变化，当现金短缺或充足的话，就可以经过计算从中谋利。例如，当船队九月或四月离开热那亚，或当教皇在罗马决定派某人去捐赠，或转移到一处夏宫，或赶在七月瓦伦西亚收割麦子或谷米前，钱是拿不到的——这是就只能安排赔偿了……

至于纯粹的会计方法，如著名的复簿记帐法，在意大利之外传播得非常慢，仅发现在16世纪的图卢兹或科隆出现过。另一方面，数字于1432年前在意大利或西班牙被广泛运用，大约1490年推广至整个欧洲。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自作聪明，好像欧洲社会的一切发展都在为地理大发现做出了精心地准备；但我觉得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是地理大发现改变了一切游戏规则。

【10、商业】

像巴第这样的公司的历史肯定可以追溯到商贩刚刚出现的古代。我现在要指出的是，从此以后资本运作成为了获取财富的一个系统的组成部分，并且是富人们的活动，但是这并不意味商业联合有一个统一的模式。经常有私人企业，甚至有极少数家族企业——如之前一样，他们从不为了资金或其他方面的支持而求助于他们的关系网。这些私人企业经常可以发展为更大的企业，雄心勃勃的冒险家或者严格实行自我封闭的豪门世家在这一过程中的影响不容忽视，巨大的生意和利润往往集中于一人之手。一个著名而顽强的人物的例子立刻闪现脑海，那就是纽伦堡的富格尔家族，后来定居于奥格斯堡， 14世纪麻纱引入德国南部是，格奥尔格（Georg）、乌尔里希（Ulrich）和雅格布（Jakob）兄弟创令其声名鹊起。几兄弟中最为活跃的雅格布二世设法取得了匈牙利的金矿以及施蒂里亚和波希米亚的铜矿的股份，从而控制了从威尼斯到莱比锡的金属贸易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未开设分支机构和雇佣职员，而仅雇了一些勤快的临时工。雅格布二世过人的精力使他投入了银行业，这归功于他雄厚的资本积累，这使他不需中介，从而省下了“生意费用”，他得到了马克西米连一世的敬重并曾以极高的利息向后者提供贷款，当时其他人都认为皇帝没有偿债能力。这使他赢得了哈布斯堡王室私人银行家的地位。我们知道他不惜一切代价投入他所有的信贷于1519年的帝国选举并促成了查理五世的成功。此后，他继续采取支持统治者的政策，他既付钱给在帕维亚击败弗兰西斯一世的瑞士军队，也付钱给洗劫罗马的德国人。这使他可以影响帝国的政治，可以说，路德和教皇的命运掌握在他的手中。他以高龄死于1525年。

这并不是此类情况的唯一例证。但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商业活动的多样性使商人们形成了集团，或是在地区基础上，或是因专营某种特定商品。这是帝国频繁出现的情况。拉文斯堡集团（Rensburg Company），大约1380年由哈姆皮斯（Humpys）建立，就属于第一种类型，其营业部门遍布整个欧洲。到1500年，他们在德国南部连同母公司共有4家营业部，在巴塞尔和蒙彼利埃之间有5家，西班牙有3家，在意大利和英格兰也各有3家。每一个营业部都按照他们的方式现场处理所有生意。这可能有羊毛、铅、藏红花、木材、酒，当然还有贷款。汉萨同盟的商人喜欢卡斯托普（Castorp）、威尔泽（Welser）、韦肯英朱塞（Veckinchusen）这样的家族，与拉文斯堡集团不同，他们雇佣的是专精于某一特定商品的代理人。一个人负责皮毛生意，一个人负责小麦生意，而负责木材生意的又是另一个人。尽管它们从根本上讲是独立的公司，但都被支付它们雇员工资的吕贝克（Lübeck）或汉堡统治集团控制。这种体系因分散了风险而比以前的更为灵活，但是，它容易受到其中一个营业部门突然失败的影响。

准确地说，这就是14世纪导致一些意大利公司倒闭的缘由。吸取了自己的教训之后，意大利的商业联盟采取了一种更灵活和明智的制度。美第奇家族的例子是最为著名的。起初，在萨尔维斯特罗（Salvestro）时期，甚至在大约1430年至1435年的科西莫（Cosimo）时期，其生意有一点类似于富格尔家族，表现在权力集中于几个人手中。不管怎样，萨尔维斯特罗在1378年佛罗伦萨暴动时期摸棱两可的角色，还是暴露了其作为城市领袖的商人对意大利之外的世界不了解的局限。为了扮演决定性的角色，卡西莫需要两个胜利：一是装出自由的风度，而不把自己推到最前线；二是搜集大量债务人，既有可以被控制的客户，也有可以影响大人物和填补职位的依附关系网——在此之后，他经常谦虚地被选为为期一或两年的行政长官，直到作为一位受人尊敬的慷慨的资助人、“国家之父”于1464年逝世，他经历了托尔法的铝的发现，战胜了米兰和威尼斯。科西莫设法积聚了二百五十万佛罗林的资本，但是，他认真而熟练地分配其收益的来源和收获的时机：布匹店、银行、土地、谷物和来自象征着他的主要财产的收益。这一组织有12个分支机构，它们的主管由科西莫提名。他提供基金帮助他们开业，然后却让他们自负盈亏。这意味着他可以砍掉不盈利的部门而不影响公司的总体平衡。总之，科西莫在各个城市建立可以为其盈利分支分支机构：伦敦、布鲁日、科隆、日内瓦、里昂、阿维尼翁、米兰、威尼斯和罗马。有时，他投身于旨在消除竞争者的联盟中，但这也把他和其领导下的城市拖入武装冲突：如为了托尔法的铝与教皇合作，对抗那不勒斯国王和威尼斯。他必须既灵活又精力充沛地控制其像九头蛇一样的商业帝国。其子皮耶罗（Pieno）在他之后死去，继承者是两个兄弟洛伦佐（Lorenzo）和尤利亚诺（Giuliano），这暴露了公司势力的局限。尤利亚诺在1478年城市反抗者时死，洛伦佐也投身于昂贵和危险的大兴土木和发动战争的政策中。他的艺术和文学成就以及佛罗伦萨的光辉使他赢得了他假意拒绝的“佛罗伦萨之王”，以及与他更相符的“非凡者”的头衔。但他在商业上缺少作为：1477年，伦敦的分支机构倒闭了，布鲁日和米兰的机构也在次年重演了悲剧，而1479年这一幕在阿维尼翁上演。洛伦佐对这种导致溃败和破产的领导者的命运都无动于衷（布鲁日的负责人是波尔蒂纳里，他1501年死于霍斯皮斯），他关心的只是诗歌和市政阴谋。到1492年他死时，这一公司除了政治之外已别无其他作用。

谢选骏指出：这些欧洲内陆的商业，都在殖民主义的黎明前死去了。

【11、富人的轮廓】

虽然这些是中世纪商业精英里最杰出的人物，而我之所以选择他们是因为他们展示了中世纪商界中的若干行为模式。这样也许忽略了其他特征，但是与其起草详尽的名册，不如让我们见识一下他们发家致富的主要手段。

一个由来已久的制约商业发展的因素是显而易见的：商人们对货物周转中不可避免的突发事件和风险无能为力，许多预防措施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此外，商人们在对其货物的处理上信心不足，这使得他们几乎不可能储存更大宗的商品，尤其是食品。在普拉托（Prato），达提尼（Datini）公司计算其绝大部分来自海上贸易的利润不超过7%到12%。当然，确实有人赚了大钱：美第奇家族经营托尔法矿山的最初三年多时间里获得了48%的纯利润（25 000杜卡特）；1494年至1500年，富格尔家族发现他们由图尔佐（Thurzos）掌管的斯洛伐克铜矿的利润约为33%。银行业也许是唯一能获得更多利润的生意；借贷利率因贷款的重要性或期限而有所不同，短期贷款通常收取15%—20%的利息；恰好低于教会禁止（并非一直认真执行）的高利贷利率，因为其盟友——佛罗伦萨人，往往以33%的利息提供贷款。信用只有当借贷人是大人物时才重要，不管他有无偿还能力。如果是普通人，他就很少能通过这样的交易获得资金。货币兑换商，伦巴第人，萨沃伊的皮德蒙特人和犹太人的借贷是不需要担保的，但是一个债务人的逃跑可能毁灭不止一个债权人，正如我们在布鲁日见到的。至于贷款给大人物，其风险同14世纪的情形相似。美第奇家族在布鲁日的分支主管波尔蒂纳里，由于借贷了太多的钱给当时正处于瑞士人和洛林军队攻击下的大胆查理而破产。

其他两种赚钱的方式也应提到。其中之一当然是土地所有权。正如我们已看到的，市民们有他们自己的花园和小农场；商人们也从事股票交易合同，诸如地中海各国的牲畜契约合同或家畜赁贷契约，还投资于庄园。此类例证可在所有国家发现：美第奇家族从土地中抽取1/4的收入，他们的总经理佛兰西斯科·萨色蒂（Francesco Sassetti）在1462年拿出其多达32%的资金进行投资。即使在威尼斯，在特雷维索或维罗纳拥有土地的巴勃瑞奥（Barberigo）家族，在贸易上的投资也不超过他们总收入的10%，他们的合伙人卡特瑞纳·科尔纳罗（Caterina Cornaro）从其塞浦路斯的地产上抽取67 000杜卡特的年收入。越过阿尔卑斯山，情况也完全一样，因为每个富格尔家族成员拥有的只是城市的住宅，以及所有的韦尔泽家族（the Welser）、哈姆皮斯家族（the Humpys）、许尔普彻尔家族(the Hülpüchel)、伊姆豪夫（the Imhof）家族，他们的住宅都在吕贝克、拉芬斯堡、纽伦堡和奥格斯堡的海姆，不要忘了1457年德国最富的人卡斯帕·包波劳（Kaspar Popplau），他是土地和村社的主人，并且是森林和田地的所有人。法国人则更不热衷于冒险，所以那里的情况是完全相同的：佩尔捷（the Pelletier）家族住在诺曼底，若桑德（the Jossard）家族住在里昂，德霍伊（the d’Heu）家族住在梅斯。至于图卢兹的萨尔圭赫家族（the Ysalguier），他们每年从其1 000公顷土地、四座庄园，以及他们在博瓦尔（Beauvoir）的城堡和在欧特里沃（Hauterive，大约1458年）的男爵权属上抽取多达1 000里弗尔的收益。

同样是在法国，另外一条致富的途径被拓宽了：即获得公职。国王不很快就开始得意于他从售卖官职中所得的利润。他在欠债时就开始售卖官职，有时候还授予买官者某些特权——税费、城堡、森林和监管权。这种做法被证明很有效。那些发现他们自己掌管铸币厂，征收贡金或招募水手的官员，在与社会的最高阶层打交道前，已经使自己富了起来。例如安茹时期的勒内（Rene），还有马赛的福尔班家族（the Forbin）中的一个人在1474年发迹为普罗旺斯的总督。在所有这些关于雄心勃勃和失意的例子中，再没有比雅克·科尔更好的了，作为法国的首席大商人，其奢侈的生活方式超过他的所有前辈。他是布鲁日一位制革工的儿子，通过在当地的小市场进行羊毛贸易，以优先发放贷款给查理七世的扈从官员而崛起。然后，他获宠成为王室的委托人，1436年成为铸币厂的主人，1437年成为国库税和盐务税的包税人，1442年担任国王的财政主管和顾问。他因此成为了国王的委托人，为其提供了借以成功夺回诺曼底的炮兵。作为外交使臣，他被派往那不勒斯和罗马。科尔设法充分利用了这些经历和职务，以至于他能以惊人的活力开办各种企业：在塞文山脉开采煤矿；在阿维尼翁和利摩日做酒贸易；在伦敦和布鲁日从事经纪业务和兑换货币；在马赛造船。从意大利到英格兰，有300多名仆人替他打理。他的个人地产和住宅价值600 000里弗尔，一些繁华遗迹在布鲁日仍能见到。这对当时的法国来说太过分了，更有甚者，他没有亲戚、目标或保证人。1453年他以贪污罪被捕，正好是在他的女保护人及国王的情人阿内·索雷尔（Agnès Sorel）死后，但是他设法逃至罗马，并在那里乘船驶向爱琴海，并于1456年在去往希俄斯岛的路上去世。尽管这并不完全是一个典型的故事，但也为金钱的权势和背叛提供了绝好的例证。

谢选骏指出：虽然没有人不喜欢钱，但是一看到这些流水帐册，很多人就昏昏欲睡了。

【12、分崩离析的社会】

在考察了这些新的经济结构之后，如果对社会的基础进行审视，我们会发现一些巨大的变化。一个有序社会的旧结构在13世纪已经落伍，业已分崩离析。一些牧师——神学理论家或与当局关系密切的代理人——仍然宣称存在三种秩序，的确，这笔“遗产”直到1789年仍被谈起，并且仍然可以在对过往的辉煌念念不忘的作品中读到。所有疯狂的意念都经不起公正的注目。从属于某种上帝和共和国领导下的预先选定的组织，为所有人谋求更多利益的意识，使这种社会和谐得以延续。除了阿卡迪亚（Arcardia）从未存在这一事实之外，到1500年这种意识还留下了什么呢？只有擢升、罚没、暴行、冲突、再分配，简而言之，一个极其多变而崭新的社会，已经建立或即将建立在观念已经落后的社会阶层上。这一点不容否认。更糟的是，至少在理论上，维系“封建体系”中个利益集团间关系的主要支柱是仅可勉强维持生计的生产者同依靠剥削和“公债”确保其权利的主人之间的一种默契的协议，以及司法制度、保护制度和安全体系。这在15世纪不会构成问题，甚至可以说，这是新型关系的建立，这种关系从原则上来说是有害的，标志着中世纪的结束。

谢选骏指出：虽然马克思主义臭名昭著，但其钱串子特性，还是在历史研究中留下了轨迹；这就像虽然马基雅维利臭名昭著，但是他的阴谋诡计还是在政治活动中发挥了作用。

【13、力量的新界限】

长期存在的现象，例如财富的重新分配或新社会关系的确立，很少震动当时的人们，他们更为敏感的是突如其来的事件——破产、债务、和审判——因为这些现象他们都不能充分解释。然而，到15世纪——如同12世纪，心理的转变、几代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发生在人们所熟悉的结构里的种种变化都可以更为清楚地观察到。道德家们一如既往地在指责年轻人的堕落和懒惰，而怀疑论者还在谈论短暂的时尚和偶然的际遇。历史学家也开始发现这种大量琐碎细节的某种连续性。在下一章里，我们将要考察深刻的道德与精神变化，这种变化使世界深受磨难，人们不愿承认这是基督教世界，这种观念在1450年至1520年间变得毫无意义。现在，社会的一些基本特征应被认识，否则，上面所述的内容则会难以理解。

首先，人们的行为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本章开头所提起的人口复兴——无论是原因还是结果，使得家庭结构、夫妻关系、父子关系都改变了。基本的催化剂似乎是与其社会或家庭组织相联系的个人的逐步解放。他们个人的命运起初被视为是“孤独的”和被厌弃的，但是雅克·科尔，佛朗西斯科·斯福尔扎（Francisco Sforza）或克利斯托佛·哥伦布却为人们做出了表率。人们互相间的交往也有助于把他们从原来的根基中分化出来，以至于一封“归化书”就可以改变他们，并通过公共认可，在他们新定居的国家成为与其他人平等的居民。这并不意味着以亲情或友情维系的小团体的消失，他们继续在市政事务、商业、地产管理或法律援助上扮演领导者的角色。我们已经看到许多这样的例子，更多的仍在涌现。也许，各处的人们形成新的团体是出于恐惧或对政府不信任。可以看到，大约1480年或1490年在低地国家，科茨沃尔德人（Cotawolds）和佩伊科人（Pays de Caux），数十人组成的紧密团体居住在一起，勿庸说与世隔绝的、基本上是山区的巴斯克农村、凯拉（Queyras）或萨伏伊以及亚平宁地区，在那里，这些都是惯例，并可能仅是出于经济原因。这肯定是逐渐衰退的一种旧式特征。但是并未掩盖个人不断增强的作用，其中包含了家庭细胞的迅速解体，私生子所具有的新意义，先辈和子孙之间突现的代沟，以及与旁系亲属凝聚力的缺乏。金钱日益增加的作用有时被视为更大的实体解体的萌芽，它变成了所有渴望的目标、自由的工具和一切不满的源泉。所有社会阶层都患上了一种使他们互相敌对的营利精神病：对薪水的关注使他们忽略了义务。

另一个难以辨别的因素值得简略地提一下。在富有人情味的各种团体中，假定个人的命运是他们最为关注的对象，两种发展趋势便产生了，这初看起来没什么联系，但却有着同样重要的源头。一方面，无论男女，外向或自我，个人的狂热迷信导致了惊人的行为：诸如自私和野蛮，过于纵情的自我怜悯，以及由于对长生不老的渴望（如同对可怕的末日审判的恐惧）而进行的过分炫耀奢华的盛大丧葬。有人曾回忆起卡普塔尔·布赫·让·格拉伊（Captal de Buch Jean de Grailly）并未使他的双手完全干净，据说也在希望拯救其灵魂的周年祭礼上组织和赏赐了四万名群众。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仅自己就赏赐了两万人。这表明了这些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毁灭了贵族，他们比其他社会阶层更为痴迷于这些仪式。另一次变革影响了15世纪的女性。我们看到，或是由于自然选择，或是由于围产期死亡率和秘密杀害女婴现象的下降，从此女性的数量多于男性了。她们的道德声望肯定遭受了损害，这种现象可以在苛求妇女为贵族服务的混乱的“骑士阶层”里看到，这显示了这种“效忠”在日常生活中是多么的不真实。一支重要的新兴妇女劳动力冲入了城市制造业阶级，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经济意义的事实。这一定很有效地遏止了工资的上涨，因为妇女的收入通常比男子少一半。律修会的律师或哲学家似乎没有发现这种改变，即使在20世纪，我们对此也毫不感到吃惊。

谢选骏指出：“妇女解放”自古以来就是压榨妇女的最好方式。

【14、大人物在乡村的胜利】

尽管已经逐渐被城市的触角包围，乡村还是保持了其重要性。应该考察那里的社会变革。农业的复兴在地主和农民社会中产生的鸿沟在持续扩大。不是每个人都能受益于向牧场转变的过程。首先，这是因为谷物价格被投机性农产品更高的价格压低而上涨很慢：例如以大约1350年的小麦价格作为100的基准线，在15世纪中期小麦价格在法国还仅是35，英格兰是60，德国是65，直到1510年或1515年，他们也没有恢复到1350年的水平，至少在法国和德国以及西班牙是这样，而英格兰的价格仍然停滞不前。小农户们不敢梦想改种另一种作物。只有业主和具备相当财力的农户才能从中获益，自从农业工资停止上涨以来更是如此。除了城市的竞争，人口的增长和妇女劳动力的涌入也是导致这种紧缩的因素。1340年至1350年的农业水平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间得以恢复，这通常是运用统治权力进行行政干预的结果，在1345年至1340年的英格兰和加泰罗尼亚、1452年的德国东部、1460年的萨克森、1465年至1470年的法国北部和东部以及1482年的朗格多克，农业发展水平达到了最高值。在这种情况下，农村劳动力中最为贫穷的人们被驱赶到邻近的城市里从事计件工作。这并不意味着1340年或1350年前的形势在恢复，当时进城工作的小农可以获得高薪。1520年前这一切都没有恢复，除了在德国（在那里这成为1525年大爆发的主要导火索之一），而且物价到1550年才开始上升，并引发了一种以高价格和低工资为特点的新的“古典”型危机，这与我们的论述无关。

若干因素导致土地按照有进取心的市民和富裕地主的利益重新分配，对此我们不应忽视。其中有一些与环境有关：荒弃的土地（例如凯尔西、昂特和梅斯之间的地区以及香槟）被夺取并为最早来到者制定了优惠的条件，根据非常古老的葡萄苗圃原则，在租赁期满后，有1/3甚至一半的地产转移到佃农手中。更有甚者，在1447年的法国，理论上如果所有人不能证明其身份的话，国家允许抛荒地归相邻的所有人拥有。这往往发生在奢侈的世俗人士身上，他们比教士（他们会设法相当迅速地修复其被劫掠处）更为严重地受到危机的影响。1489年，国王授权摧毁小于10公顷份地上的闲置住宅，这是挫败一切企图重建小农终身保有不动产的决定性手段。其他方法也允许最为大胆的占地活动，这一次是没有政府干预的：除了在露天乡间变更边界和范围外，作为抛荒的必然结果，经常性地出租定额的因素，尽管已降至最低水平，也应考虑在内。地主抓住每个机会，例如在继承权和份地重新划分上引进了一种新增税，或者当铸币贬值时，要求以坚挺的“旧”铸币来支付。在法国的许多地区，里昂、普瓦图、埃诺和图卢兹，这样的一系列行为使主人甚至他的佃农都能受益。他们将这种明显矛盾的事实解释为，村社在同地主的斗争中成长壮大了。实际上，这些村社是由拥有50、100或更多公顷土地的农户组成的。

土地的这些新的集中化现象成为了整个欧洲乡间的一种特征。从中受益的只能是农民和佃农：落入他们手中的是其已经消失的邻居和他们没有子女的亲戚的份地。劳动力不足的地主提供给他们小块土地。他们甚至建立了西多会修士那样的自主耕地（bouverots），如在勃艮第的乌热（Ouges），或是由他们所建立的持续一百年的真正农耕王朝，如在法兰西岛和康布莱西斯。埃诺的桑西（censes）、图卢兹的博尔德（bordes）、凯尔西的科勒克（collques），都是达到200公顷农用地的耕作单位。在英格兰，我们从一些郡志里知道，在1450年和1480年之间农场在50—200公顷组土地中所占份额从40%增至55%，在更大的农场里则是100%的增长。新来者与这种真正农村的核心交融在一起。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们中的一些是商人，也有律师，他们（始于1440年至1475年，并在1490年后又有所增加）定居在乡下，在那里没有人敢于拒绝与他们交往，他们常常借此晋身贵族。仅在法兰西岛，比罗（Bureau）、蒙塔尤（Montaigu）、布拉科（Braque）、比尤德（Budé）、多尔芒（Dormans）、布兰维利耶（Boulainvilliers）都有这种新来户。他们经常以一种规范而非琐碎的方式来管理他们的地产，档案中地产文件的极大丰富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他们。

除了教会，最大的地产属于地主、容克、古老家族的领主显贵们，或是13世纪末从社会大动荡中新生的贵族。这些人牢牢控制着他们的土地，即使因为他们的军事或司法职务使得他们较少露面。他们经常花费可观的资金（一般是来自施加财政压力）去获得土地。英格兰的威廉·谢波特（William Sheppart）花了7 000镑买了8个村庄；1489年，珀西家族（the Percys）在他们地产上征收的间接税达2 000镑，与此相比，他们的“常规”收益仅为600镑。地产也成长为政治胜利的必然结果：沃里·克（Warwicks）在1400年统治着5个村庄，1550年增至25个；伊丽莎白·伯赫（Elizabeth de Burgh）在10个不同国家获得了庄园领地。德国也不落于后，尤其是在1470年或1480年之后：斐特烈·冯·普法兹（Frederick von der Pfalz）、埃伯哈德·冯·维特姆贝格（Eberhard von Wurtemberg）、斐特烈·冯·霍亨索伦（Frederick von Hohenzollern）拥有的地产超过20 000公顷；在卡斯提尔（Castile），阿尔瓦雷兹家族（the Alvarez）、卡里略家族（the Carillo）、阿罗家族（the Haro）、古兹曼（the Guzman）家族和一些门多萨（the Mendoza）家族成员则拥有的更多。但是在法国和意大利，这种集中则不太严重，也许是因为他们的人口更为密集或他们的农民能够更有力地对其进行抵制。

谢选骏指出：古今中外，“大人物在乡村的胜利”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共产主义革命，使得党和政府成为最大的地主。

【15、小人物的末路】

不是所有的领主都像诺福克公爵或勃兰登堡侯爵一样。那些没有能力或不懂如何抓住时机敛财的人逐渐沦落了。许多先前显赫的、倍受尊敬的家族被迫接受其社会等级降低的现实。他们不得不同意并不体面的联姻，放弃给他们带来荣誉的职位、主教的职权以及市政官的宝座，他们被迫顺从地仅仅充任管家或带薪的城堡总管。不再像那些被封为爵士或进入骑士阶层的人那样开支惊人。他们只不过是乡绅，尚未封为骑士的青年贵族或下层贵族成员（特指西班牙）。即使在帝国，里特（Ritter，特指德国或奥地利贵族最低阶层中的成员）这一词语的法律含义也丧失了。家族的传统有时默默终结——当某人成为了一名书记、教区牧师或律师时。依附其靠山的小乡绅们再无力去统治生机勃勃的劳动村社。我们从15世纪的许多农场纪录中知道，绝大多数小贵族的收益在减少。英格兰所记录的情况好于其他国家：例如，在苏塞克斯（Sussex），支出比重在1436年和1456年间从年收入额的1/7增加到2/5。在莱斯特郡（Leicester），1408年贵族从其地产而来的直接和间接收入总值从基准线的100开始下降，并已经相当低，1477年（所设想的经济复兴中期里）则降到80。领主势力越弱，农民越不情愿交他们的人头税或罚款。在法兰西岛的若桑斯（Josas）附近，拖延的支付款累计可能达收入的20%并于1508年增至45%。这份名单还可以扩大，我要强调的要点是：王室平民税的比重，出卖狩猎权的新做法，及1480年建立并采用的贵族领地上繁重的死手捐（“五分之一的税”和“五分之一税的一倍税”=40%的收益），最后是盔甲登记税，为此，当旧贵族发现自己被乡下佬包围时，他们更为顽固地坚持这一切。

重新出现在新设立的公职上的统治者毫不放松地榨取着钱财，有年金，有用于军事的，有用于法庭义务的。那些土地贵族想要恢复他们曾被夺走的那部分东西，通过逐步而巧妙的成为公爵或最好是国王的委托人来达到其目的。1480年，法国设立了皇后荣誉女官，这是一个为贫穷贵族妇女保留的位置，而军队里军校学员的设立，提供了一个驯服贵族阶层的手段。所有欧洲君主建立这些机构的用途众所周知，即使人们怀疑在最初阶段他们是否真的打算通过这些途径摧毁掉一个过于笨拙的贵族政体。那些不想勉强离开自己破败的堡垒，出于对他们土地的挚爱或怀有要在村民中发挥作用的感情的人，已经厌倦了暴力。例如英国内战这样的环境，对他们非常有利。在那些诉诸暴力的地方，只有大贵族从中获益，像1440年至1444年没有统治者干预的法国北部的普拉格尔（Praguerie），以及在路易十一治下初期反对他的“公共利益”同盟。从此以后，他们被迫像普通农民一样生活，除了他们的教堂席位和被赐戴之剑之外，没有什么特权。

当然，农民的境遇更差，他们不能参与经济的重建，逐渐被驱逐出村社，远离村社中的种种便利，最终在被奴役的边缘挣扎。我称其为“新版奴隶制”，它在法国中部和加泰罗尼亚延续，更不用提英格兰了，在那里这种情况直到18世纪末还存在。尽管我们几乎没有办法量化这一趋势，但我们就英格兰有一些深刻的见解。在莱斯特郡，茅舍农的比例，鉴于他们的身份和财产肯定被忽略了，而隶农（他们享受各种自由）的比例，在1400年到1455年间从67%增至72%，茅舍农和牧场主，居住在庄园边缘的小块份地上，被剥夺了参加法庭的权利。占有权的情况更糟，因为地主可以增加基于土地的赋税劳役，而且佃农被法律文书（Book of Copyholder）牢牢地束缚在份地上，文书列举了他们的义务、继承权和劳役。

尽管可以保持自由（这在大陆上是必需的东西），但农民却发现偿付其税款非常困难。王室的赋税在增加，农民被规定通过他们的主人来支付，更糟的是，征税的限额由村里的显贵们决定。平民税在法国惊人地增加：其从查理七世死时的1 200 000里弗尔增加到路易十一时的4 600 000里弗尔，路易十二时为5 300 000，到1540年变为6 800 000里弗尔。因为被剥夺的一无所有的人们的工作方式、生产方法甚至他们的工具都未真正改进，他们处于可怜的境地，这产生了三个严重而且不可避免的后果。

其一是赚取工资，这只有城市才能提供。这一趋势可以在索洛涅地区、布拉班特、兴起于阿尔芒蒂耶尔（Armentières）到奥德纳得（Audenarde，靠近丝毛哔叽中心）的乡村制衣厂中，在香槟或塞文河谷中寻到踪迹，也可以在威尼托区的玻璃厂、图卢兹的纸厂、茹拉岛的木材厂里看到。市民们有时需要补充他们的劳动力。在里昂附近，粮食囤积者提高一半工资雇用劳动力帮助市民的酿酒，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波尔多附近。当大约1470年路易十一试图在图尔（Tours）和里昂附近种植桑椹时，吸引了周围乡村的丝绸厂厂主，就如热那亚长久以来的情况那样。在·希米亚，矿工在冬季有时按周被雇佣。这种雇佣是有风险的，迫使乡下人不得不对城里人俯首听耳。

当没有工作需要他们去干时，第二种意料中的结果是去借债。向谁借呢？或许是制衣工，或许是对剪下的羊毛做估价的羊毛工；牧场主或牲畜契约持有人，购买羊群的人；市场商人或城市居民；用他们的工具做担保进行借贷或违反王室1476年颁布的法令出卖他们囤积的小麦的人。至于最终结果，只不过是之前经历的重复而已：在农业金字塔的顶部，是更大的土地集中，在底部，是不断增加的经过划分的份地。这一过程曾于危机时期中止，但是现在又恢复了，其悲惨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大约在1500年，纽伦堡乡下农场块地的70%小于4公顷；在法兰西岛则是94%。

谢选骏指出：古今中外，“小人物的末路”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共产党统治之下的农民，被剥夺了一切土地，还严禁迁徙、不准乞讨，在全球范围内，活活饿死了上亿人口。

【16、失败】

在过于艰难的时代，当庄稼歉收和国王过于横征暴敛时，人民便造反了。然而到这时，这不再是一个由负债沉重而想保护其所得的人们发动的起义，而是源于空荡荡的胃的绝望，那些最早的造反事件是受文艺复兴和大发现时期的饥饿和贫困所驱使的。

因为这些运动与强盗（Tuchins）或一个隐蔽的反对党相联系，他们不怎么出名，并且他们给今天的历史学家留下的印象要比当时的编年史家更深刻。但是，当某人通过针对他们的来观察时，他就会有更深入的理解。最直接的震撼是这些运动如此声势浩大；除了意大利，在16世纪初的普遍性破坏期间，大量宣传品肯定已丢失了，欧洲的每个地区都受到影响。在英格兰，罗拉德派运动（Lollard movement）在1430年左右仍然一触即发；肯特和埃塞克斯在杰克·凯德（Jack Cade）的号召下于1450年爆发了，如同1381年那样。在1411年至1454年的斯堪的那维亚，有经常性的起义，是由或多或少的真正的农民领袖领导的：如“戴维王”（King Did）、奥格尔布雷希特（Engelbrekt）、雷文特洛（Reventlow）。在法国，这种运动被等同于盗贼，对其的惩罚如同对暴徒一般，像1411年至1465年巴黎和罗纳河三角洲之间的和1435年至1445年勃艮第的科基亚尔（Coquillards）骚乱，甚至是福雷（Forez）的“同盟者”（他们也许是逃跑的学徒）。在西班牙，收复失地运动还未平息：尽管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于大约1445年许诺废除陋习，但这些陋习仍继续发展，起义在1484年至1487年又复发，逃亡奴隶和落泊地主的斗争在秘密地继续进行。

德国是一个特例，那里的宗教与赤贫者的呼声密切联系，可能是因为与精神需求和教会的丑闻相联系的力量更为强大。图林根和阿尔萨斯的巡回贝根哈德男修会（béghards）与1476年的 “尼克劳斯少森贞女”（Virgin of Nicklaushausen）运动很难划清界线。有人认为，斐特烈三世和马克西米连的德国是建立在富格尔家族的铜和绞刑架上的。应当对此予以重视，因为我所强调的社会分化的绝大多数特征以鲜有的深刻性存在于帝国中。所以我们对接着发生的事情丝毫也不吃惊——而不是像当时的人一样：在1524年6月，在一个叫闵采尔（Münzer）的人的布道下，在黑森林和康斯坦茨湖之间爆发了一次起义，他相当直接地号召用刀剑推翻贵族和世俗社会。在三个月内，他夺取了阿尔萨斯、帕拉提内特（Palatinate）、黑森、图林根、萨克森，在南方，他占领了蒂罗尔、巴伐里亚和斯蒂里亚。似乎整个德国农村都被波及了，城市也是这样，在那里，被粗暴虐待的学徒们为农民军打开了城市的大门：察贝恩（Zabern）、乌尔姆、弗赖堡向他们投降；美因兹、特里尔和法兰克福被迫与他们谈判。数千名饥民袭击了公共粮仓，杀掉了许多骑士和教士，他们号召摆脱所有的束缚和分配所有贵族的财产。1525年，黑森、萨克森和布伦瑞克的统治者组建了游击队以追踪农民军。整个事件的结局与扎克雷起义一样：市民们厌倦了农民们的过激，并拒绝帮助他们。农民军分裂为孤立的组织，闵采尔被捕并于5月被吊死，剩下的反抗势力被各个击破。在100 000个处决令下，运动并未停息，一直持续到二十或三十年后宗教战争爆发。以往的德国乡村世界再也不复存在了。

谢选骏指出：农民军为何失败？因为德国是封建国家。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先秦的封建时代就没有农民起义，秦汉以后的大一统才孕育了农民起义。

【17、劳工问题】

在付出用刀剑消灭了他们最为贫穷的农村的代价后，国家觉得农村问题已经解决了，或者至少得到了缓解，这对帝国和其他各处在接下来的两个世纪里都是有价值的。然而在城市里，情况则完全不同。首先是因为城市不断发展壮大，而且出于自身需要统治者被迫慎重地对待它们；隶农也许只是一种动物，但手工业者绝不仅于此。

14世纪最后25年发生在西部城市的运动，向许多头脑清醒的观察家和编年史家，如维拉尼，阿兰·夏蒂埃（Villani Alain Chartier）和格尔森（Gerson），表明了城市居民处于极其拥挤和杂乱生活条件下，他们因职业或邻里关系的联合极其紧密，以及他们生活的困苦，不能像对待一个大乡村的居民一样来对待他们。城市作为一个市场、王宫、要塞、制造中心的日益显著的角色，给予几乎在农村里看不到的各种社会关系一个粗陋的特征。告诉的生产节奏是劳动者之间相互敌视，加上社会阶层相互体现出的彼此鄙夷和他们共同对乡下人的鄙视，是自14世纪以来城市社会的特征。

同时，随着“危机”末期对城市内部结构进行的深刻的改造，这些特征在15世纪显得更为明显。首先，新来者——经常是新受洗者——比起那些被他们取代的人更为傲慢自大。他们有时人数极其众多：在法国，在对1470年至1510年若干案例的研究中，他们在里昂占人口总数的9%，在瓦朗斯（Valence）占47%，在佩里格占66%，在卡隆占75%：这些新近的移民很快就证明了他们不好对付：贝亚奈（Bearnais）人被赶出了图卢兹，佛兰芒人被从里昂驱逐。

其次，准确地说是市民活动——地中海人的狂欢，使1100年到1400年之间的意大利城市的历史虽如此独特不凡，却极大地衰落了。当时国王或商人集团已掌管政治事务，城市管理问题只是专家关心的事；律师，文书和官员如今坐在执政官和市长的位置上，为他们的主子或商业利益服务。就更为精明的国王而言，这已足够了，例如对着其“忠实的城市”微笑的路易十一。在低地国家，勃艮第大公最终征服了根特和列日，意大利也落入了其统治者的手掌。

这种政治上的漠然使历史学家无事可做，但其也危害极大。以前，城市议会反映了（或相反，不能反映）其所代表的社会。城市议会不可避免地对社会充满兴趣，社会的规则，不管优劣，都由城市议会促成。一旦落入专家之手，城市便任凭一种经济紧张的气氛自由发展，这加剧了现存的问题。最为奇特的现象是城市自身的逐步分化：除了那些在落伍的建筑基础上修建的巨大而壮观的建筑物外（其内部花园依据巴黎的圣·保罗饭店的模型），根据他们所从事的特殊的行业或一个特定行会或宫殿的情况，城市里的各个街区也受到社会差别的影响。与此相同，在他们自己的住宅区里，一部分人在损害其他人利益的情况下变得更为“中产阶级化”了。也是在这一时期，尤其是在1390年至1392年的大屠杀之后，这一过程最终完成了，犹太人被有计划地隔离在特殊地区，这些地区在晚上被关闭，但也不可避免地被侵袭和抢劫，在每次恐慌来临时情况更糟：仅朗格多克在1424年至1430、1460年、1473年、1486年和1493年的情况就如此。

一旦商人们分化出来，师傅和学徒们就只能靠他们自己了。对于前者，对那些至少还没有富裕到尝试担任公职或投资地产的人，1470年至1480年后的形势只在某种程度上令他们满意。他们的开支肯定因工资上涨的停滞而减少了，1464年至1468年后这一点更为明显，但是制造品价格的下降抵消了他们曾希望的额外收益。他们的态度暴露了他们的忧虑，贸易的复兴是不充分的，而且他们的顾客离去了。按照“古典的”、中世纪的原则，师傅决意通过全力提高产品质量和消除竞争来摆脱困境。监察人被委派到各地——佛兰德斯的监管人（eswardeurs）和伦巴德的皇室总管——以保证学徒遵守工作规章和工作时间。1480年后，学徒们晋升为师傅的道路实际上被封死了，师傅成为一种世袭的身份。15世纪末之前，许多规章制度限制生产并使生产萎缩。商人们不满足于将生产限定在某个既定的水平上，每当他们希望推进生产发展时，师傅们就结成同盟，进一步降低工资，如同在莱茵兰的师傅—锻工们的情况那样。

但是这不是乡下。学徒们远非缺少支持和力量。最初，他们充分利用时势的困难逐渐壮大他们自己的组织（在师傅控制的官方行会之外），那里允许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并参加那些在13世纪已经使博马努瓦（Beaumanoir）担心的讨论会。由于是秘密的聚会，我们很难找到确切的记载，但是在1440年前的慕尼黑，这种活动已经由面包师、铁匠和制帽匠学徒举行过；1442年在巴伐里亚和罗纳河沿岸的皮货商也发起过。到1500年，在波尔多有40个这样的组织，由于前面提到的社会分化，这些结社非常容易组织，行东们不再与他们的学徒们合住，从而不再能够监督他们。一旦工人们团结起来，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组织联盟、采取行动、和要求加薪呢？

他们肯定有充足的理由。他们被迫承担繁重的赋税，王室平民税注定更多是由农民承担（达到85%），但是其他许多的征税几乎完全落在城市上，士兵寄宿的平民税（1451年），以及维护作为城市建筑风格标志的围墙的费用（据计算，在巴黎和阿维尼翁，15到20年里为维护围墙花费了他们城市预算的一半；兰斯的这笔开支是160 000里佛尔）。在此还必须加上盐务税、城市中修建粮仓的必需费用、通行费，当然还有罚款、租金、死手捐等等。所有这些赋税在1480年至1485年大约相当于劳动者80个工作日的收入。商业从1490年至1500年以来的发展相对缓慢，更特别的是，英国和法国的法令规定，把工资降至1410年的水平，进一步加剧了普通百姓的困境。

城市的不满通过两个途径表现出来，那里有野蛮的暴动（有时是出于个人报复），还有叛乱。我们只有通过法庭记录才能获知第一种情况，这些记录表明个人暴力事实上占了所有已知案件的80%。这些通常是恶意破坏或抢劫，而不是人身攻击的案件。1455年对巴黎一位行东的谋杀导致了一次轰动。因为流浪者和乞丐有时包括在这些集团中，这种犯罪已经不能归因于其所包含的社会意义。暴动盛行在1442年至1451年的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当时低地国家、莱茵兰和多瑙河地区都颇受影响；1516年至1527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时德国的大部都受到波及。除了这一最后例证（其极端的暴力可归因于其农村的背景），逝去的15、16世纪的分散的工人抗议与他们的前辈相比则显得苍白无力了。虽然稍后宗教运动的社会基础尚未形成，但“强硬”反抗的现象在城市中形成了。两种力量互相对立，既是有组织的也与它们在社会中的根本地位相一致；这不是强弱要素之间的分裂（这一点被许多分析家认为是不可缺少的），而是两个相对立的对手之间的分裂。换句话说，中世纪给近代留下了一个劳工方面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尽管中世纪社会充满了动乱也就是“动态发展”，但还是比近代社会更加接近柏拉图的理想国家——难怪进入近代以后，思想界出现了一系列的“乌托邦”作品。

网文《乌托邦（书）》报道：

《乌托邦》（Utopia），全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拉丁语：Libellus vere aureus, nec minus salutaris quam festivus, de optimo rei publicae statu deque nova insula Utopia[1]），是托马斯·摩尔以拉丁语写成的一部书，约于1516年出版。乌托邦的原词来自两个希腊语的词根：ou是没有的意思，另一个说法是eu是好的意思，topos是地方的意思，合在一起是“没有的地方”或“好地方”的意思，是一种理想国，并非一个真实的国家，而是一个虚构的国度，有着至美的一切，没有纠纷。

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是一个完全理性的共和国，在这个国家里所有的财产都是共有的，在战争时期它宁可雇佣临近好战国家的雇佣兵（“塞波雷德人”），而不轻易派遣自己的公民；而这个国家的宗教信仰也是自由的，妇女可以担任神职人员，男性神职人员也可以结婚，这些设想明显是违背他所信仰的天主教。摩尔是一个信仰很深的人。他曾经想过做司铎，他的小说可能受到耶稣会的影响。

今天乌托邦往往有一个更加广泛的意义。广义的乌托邦，一般用来描写任何想象的、理想的社会。有时它也被用来描写今天社会试图将某些理论变成实现的尝试。往往乌托邦也被用来表示某些好的，但是无法实现的（或几乎无法实现的）建议。而在日常语用中，这个词更强调乐观的、理想的和不可能的完美事物。

写作背景

十六世纪初正逢英国的政治和经济变动。政治上，君主专制达到顶点，独尊君王的谋略。此外还有不断扩张的向外侵略行动，不只使被侵略国造受蒙害，国内民生也受到影响，而朝臣阿谀奉承使得情况更为严重；经济上，由于毛纺织业的迅速发展，执行圈地政策，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于这时逐渐成长。土地私有化图利地主以及新兴的自耕农，致使贫民被迫离开原本耕种地，无粮食的情况下到处流浪乞讨甚至成为盗匪，因而遭处极刑。

摩尔早年深受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对英国的政治以及社会现况极为愤慨，又同情于农民当时的处境。因此以柏拉图《理想国》作为参考，取其中小国寡民、阶级分工与公有财产的理念。

此外，十五、十六世纪正处于地理大发现时期，探险家纪录各地的风土人情，因而使得此类介绍发现地区的游记文章成为风潮。摩尔同样采用了这一形式，借用了其中的材料以阐发自己的观点。

写作手法

乌托邦全书以拉丁文书写，共两部分。第一部分以摩尔和虚构人物希适娄岱的对话形式批判英国与欧洲当时的真实状况，第二部分则是旅行文学的方式藉虚构人物希适娄岱之口介绍乌托邦的制度与社会，建构乌托邦的，并进行有关于政治和哲学的思辩。文本揉合史实和虚构，兼容哲学思考和文学手法。

乌托邦一书的写作风格充满虚构以及戏谑之词。由于摩尔在乌托邦中抨击许多当时英国政治乱象，因此书写时大多采用隐晦的手法：透过虚构人物希适娄岱之口进行英国时事评论；在命名中使用许多古希腊文的双关语，例如希适娄岱的名字意为“瞎掰之人”，首都艾默若意为“晦暗不明”等等。而书中尾声部分更是以“荒谬”来形容乌托邦，对乌托邦表现出暧昧不明的态度。摩尔身为朝廷高官，为了保全自身安全，借由这些带有戏谑性的文字，让乌托邦一书留下而不直接定下结论，反映现实以及作者想法的同时也能避免政治上的疑虑。

作者汤玛斯摩尔

汤玛斯摩尔是一位英国政治家、哲学家、神学家、作家，也是16世纪英国人文主义学者领袖、北方文艺复兴的代表性人物。1478年生于伦敦的一个法学世家，毕业于牛津大学，一生仕途顺遂，曾任律师、国会议员、财政大臣、下议院长，更受到英王亨利八世倚重，任命为宰相与首席大法官。摩尔兼备风趣及才智，又坚守基督信仰原则，在死后四百年被罗马教廷追封为圣徒，又称“圣汤玛斯·摩尔”。

1533年，在他事业、声望正值巅峰时，他选择忠于信仰，不支持亨利八世离婚另娶情妇，亦不承认亨利八世为英国国会最高首领而去宰相之职，触怒亨利八世而被控以叛国罪，遭囚禁于伦敦塔监狱，最终以身殉教，于1535年丧命断头台。

摩尔一生兼治文史政治，著作等身，作品多以拉丁文写成。摩尔深受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影响，尤其是柏拉图与他的著作《理想国》。1515年认为英国经济发展所付出的社会成本过高，且意味中世纪人本主义理想终结，故摩尔将其改革理想写成《乌托邦》（Utopia）。

虽然摩尔试图建立一个理想社会，但由于其提出的目标与现实相差甚远，使“乌托邦”成为理想主义的代名词，摩尔亦被称为“乌托邦主义之父”。摩尔成为社会主义先驱，对后来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有很大影响，而把乌托邦居民视为异教徒，亦显示摩尔对宗教信仰之宽容态度，影响了日后的欧洲宗教改革。 《乌托邦》一书并名列大英百科全书《西方世界的伟大著作》之一。

主要人物

汤玛斯摩尔（Thomas More）：真实角色，为乌托邦的作者。本书主要对话者。

彼得哲尔（Peter Giles）：真实角色，现实生活中亦为摩尔的好友。居住于法兰德，为摩尔的朋友，介绍拉斐尔给摩尔认识。

拉斐尔（Raphael Hythloday）：虚构角色。彼得哲尔的好友，是个旅游世界各地者，详述乌托邦的一切细节。

坎特伯大主教约翰摩顿（Cardinal John Morton）：为拉斐尔拜访英国时，遇见的当任首相。

乌托布斯王（General Utopus）：首位设计并建立乌托邦国者。

故事大纲

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批判现状，第二部分描绘理想中国家的样貌。第一部分采对话体，是摩尔、希适娄岱与彼得三人的辩论，而辩论内容主要是针对出仕与否，以及窃盗行为之罪与罚。摩尔借由这两项辩论来抨击当时英国的君主制度，认为国家利用君主制度来压迫人民。在君主制度下，法律不过是保障贵族与富豪阶级并且拿来压榨人民的工具。经济方面，摩尔批判英国当时私有财产制度，认为私有财产制度导致了社会上的种种问题：劳动阶级终日繁忙却得不到温饱，许多人最后沦为罪犯；而贵族与富豪过著奢糜、挥金如土的生活。

第二部分则是描绘理想国乌托邦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这个理想国并非是一个无拘无束、没有忧虑、物质生活不虞匮乏的世界，而是透过行为规范与公民教育来建立一个理性、秩序、严谨的阶级、集体一致、自给自足的国家。

解释

乌托邦中主张共产思想，在这里，财产共有，视私有制为万恶之源，这也跟当时16世纪欧洲的混乱社会有关，贫富差距、严刑峻法，摩尔在书中借拉斐尔之口也描述了自己对于这些制度的理想，后者的独白之中，我们得知作者对于各种社会制度的看法，乌托邦重视平等，每个人民每日都要劳动。这里只有少少几条法律，因为人民平时就接受良好的教育，且法条繁杂容易被人操弄。

乌托邦究竟是不是一个理想国还尚未有定论。乌托邦中所有人民共享经济果实，崇尚理性，集体的利益优先于个人利益，后者的存在依附于前者。为了达成集体的利益，势必得牺牲大多数个人的权益，像是外出旅行必须经过检核、职业世袭、房屋建造没有隐私等等。从现代个观点来看，强势的父权也能与理想有著很大的差距，尽管乌托邦中年长的寡妇仍能担任神职，但若丈夫健在则须向丈夫下跪，但这在中古世纪也许已是很大的进步。不难看出自由平等为摩尔心之所向。在故事的最后，摩尔留下一段看似质疑乌托邦制度是否可行的文字，似乎对拉斐尔描述的理想国度不以为意，但这其实是摩尔为了自保所留下的，因为他对于当时政府的批评不少，这段文字更显示了他的理想与现实总有出入。

重点和传达观念

在摩尔的《乌托邦》里，重点和传达观念共有五个，分别是第一个是“乌托邦”的这个文字的意思、第二个是“乌托邦”的构筑模式、第三个“乌托邦”的概念、第四个“乌托邦”的理性和第五个“乌托邦”的理性培养。

第一，“乌托邦”的这个文字是摩尔自创的，而这个文字拥有了两个意思分别是“乐土美地”和“乌有之邦”这两个矛盾的双重意思，作者在暗示“乌托邦”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一个理想国度。

第二，《乌托邦》主要要传达的理想国度是一个非基督教、共产制度和以理性的管理国家之道。摩尔的愿景是希望可以回到柏拉图的共有体制，人们互相分享，就如同文中所提到的，乌托邦的人都不会将门上锁，可以自由进出。同时，乌托邦人的制度，他们会用最少的法律达到最好的治国之道。

第三，《乌托邦》的概念。《乌托邦》要传达的观念，是一个理性的、有秩序的、严谨位阶、集体一致、自给自足和拒绝外来异的文化。举例说明，在《乌托邦》里，居民十分注重长幼有序，也会要求居民必须集体进食。在傍晚的时候一起听演讲，接受公民教育。

第四，乌托邦的人认为理性不是天生的，是靠后天来培养的，所以乌托邦人十分注重生活教育。他们会透过有形和无形的方式来教育他们的下一代。有形的教育，就像是国家法律法规；无形的教育则是从习俗中学习的，从长辈们一代传一代的传统。

第五，乌托邦人的理性培养。在《乌托邦》里，乌托邦的人完全逆转了金银的价值。他们不注重金银。认为金银一点也不珍贵，是小孩子的玩具。

因此，乌托邦的理想经济，其实是希望能够创建一个无私无我、人尽其力、物尽其用的无货币制度。

接著，是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重点和观念的。这两个部分最主要的是告诉人们如果要除去“恶”，只有一个方法，就是要废除私有财产。第一部分，是在批判现状，也在责骂“钱财”就是万恶之首。此外，也在讨论出仕是不是明智之举、盗窃行为的罪和应该如何惩罚和丑陋的一个现实面。第一部分里也参和了摩尔对于社会的观察和摩尔对于社会的愿景，透过一个虚构的现实，在讲述自己的理想国度，同时也在讲述他对现实的不满。第二部分，是在建构理想，也在责骂“骄傲”就是万恶之源。同时，为什么乌托邦是理想国度，是因为，乌托邦的政府体制、宗教的宽容、公民教育、婚姻制度、有限的女权、海外殖民和正义的战争。

最后，《乌托邦》有一个争论点。《乌托邦》其实不是一个乐园。第一，乌托邦非常强调教育，大家会一起听讲座，用心培养公民道德。但这同时也是在控制著人们的思考，在利用国家的公民教育来巩固群体意识，限制人们自行思考的权利。第二，人类克己复礼的行为。举例说明，在《乌托邦》里，妻子必须向丈夫下跪告解，这是对于女权的不尊重。所以，后世也出现了反乌托邦的群体。因此，《乌托邦》的观念就如同摩尔仿佛是单脚已经跨进了“现代”的门槛，另一脚却还悬在中古时期。

受乌托邦影响之文学作品及电影

文学作品

格列佛游记：作者为乔纳森·斯威夫特，创作时间为18世纪初期。此书与《乌托邦》相似之处在于，作者同样以一个虚构人物，外科医生莱缪尔·格列佛的游历经过，来影射当时政治情况。主角去了大人国、小人国、岛屿在空中飞的诸岛国和不使用金钱的慧骃国，各个国家都有各自不同的政府体系以及生活型态，作者借此反讽当时的英国政治状况，或是借由这些国家的生活习惯来讽刺人们对于物质、权力的追求，于此同时也展现作者对于理想社会的样貌。

动物庄园：作者为乔治欧威尔，出版日期为1945年，是一本反乌托邦、同时也是反共的小说。故事内容主要为在农场中被人类豢养的猪，把人类视为敌人，后来他们成功打败了农场人类主人，将其驱逐，并把农场改名为"动物庄园"，主张所有动物一律平等。最终因为权力的斗争，由猪集权领导整个庄园，而猪最后也与人类行为几乎无异，用以讽刺苏联的社会主义理念。

美丽新世界：作者为奥尔德斯赫胥黎，出版时间为1932年。内容描述26世纪的人类社会。社会制度方面人类分为五个阶层，此时科技进步，人类的后代完全由试管培育，而最低的三个阶层的胚胎会在成型前被大量复制，并要经过一些暴力的手段来筛选这些出生的婴儿。书中压抑人类的个人想法，社会也以共有、统一、安定作为箴言，个人与社会合而为一，而权力则集中在最上面两个阶层的人手中。

电影

移动迷宫：从原著小说改编成电影，小说作者为詹姆士·达许纳，出版时间为2009年。故事背景为地球以被一种叫做闪焰症的致死疾肆虐，各国政府合作成立了WICKED组织来找出解决方法。组织就把人丢进‘移动迷宫’与‘荒漠焦土’自生自灭，存活下来的人拥有强大基因，他们会取其血清治疗高层人士，而许多人反对WICKED的独裁作法，组织便把这些反对者也丢进试炼之中。

艾莉塔：战斗天使：故事描述26世纪的世界，居住在废铁镇的人们被漂浮在空中的萨雷姆城市统治，下方的居民对于后者一无所知，但是都认为其是梦想之地，总有一天要到达上面生活。到达萨姆雷的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在称为死亡球竞技的比赛中胜出。除了这种方法之外，剧中也有许多人尝试各种方法想要到达萨姆雷，但最终结局都相当凄惨。

饥饿游戏：改编自原著小说，作者为苏珊·柯林斯。故事描述灾难后的北美洲，施惠国有13个行政区，各自负责国内的各种生产，而第13个行政区因为叛变而被毁灭。在这之后国家的中心-都城，要求每个行政区每年派出一男一女作为贡品，参加饥饿游戏，藉以消弥反抗势力。

参看

乌托邦

反乌托邦

空想社会主义

《太阳城（著作）》

《乌有乡消息》：威廉·莫里斯的乌托邦小说

《新大西岛》：培根的乌托邦作品

《伊加利亚旅行记》：卡贝的乌托邦作品

《基督城》(Reipublicae Christianopolitanae descriptio)：约翰·凡勒丁·安德里亚于1619年创作的乌托邦作品

理想国：《理想国》，涉及柏拉图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伦理、教育、文艺、政治等内容，主要是探讨理想国家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乌托邦”与其说是“未来主义”的，不如说是“复古主义”的。

【从欧洲走向世界】

【18、走向“近代”国家】

我这里使用的“近代”一词，指按照历史传统所定义的十六世纪至十八世纪末端这一时段。尽管这是很荒谬的，但至少有助于减少混乱。“国家”亦被赋予多重含义，法学家们在这一多面性的艰巨问题上煞费心力。就像有城市国家或部落国家，同样也有封建国家。“近代”国家通常被描绘为集权国家：所有权力，至少是实体性的权力集中于一人，或者在最坏的情形下，集中于一个家庭，他们可以充分自由地使用它。在任何情况下，这种“绝对”权力必须源自社会整体。它应包括传统、公共利益、全体人民的荣誉。正如奥尔良的路易（Louis d′Orléans）被刺时，让·波蒂（Jean Retit）指出的那样：谁不同意这一点那就只是一个“暴君”。他可能会像残忍者佩德罗（Pedro the Cruel）那样被杀掉，或像英格兰的理查二世（Richard Ⅱ）那样被废黜。这意味着这个统治者在没有异议的情况下行使行政职能，即使他的“臣民”（从此之后他们就被这么称呼）其实并没有被征求过意见；他是这个共和国的神圣受托人，即使他像查理六世那样是个疯子或像卡斯蒂尔的亨利六世那样被证实是个白痴。

直到15世纪初，西方还没有一个负责任的统治者能够宣称拥有这种权力。家族世系、庞大的区域性的血统门第、来自于各阶层的代表组织，这一切都很活跃，侵蚀着统治者的积极性、首创性。像教会和城镇这样的实体介于统治者与臣民之间，事实上统治者只是偶尔才真正控制着权力的基本要素：行政、司法、货币和军事力量。然而一旦这一切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专制王朝就出现了，形成欧洲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我刚刚提到的经济和社会动荡奠定了这一进程实现的基础。

谢选骏指出：“近代国家”就是可以对人们敲骨吸髓、发动总体战争的主权国家。

【19、组织军事力量】

这是一个很敏感，也不道德的信条。恰如孟德斯鸠所言：一个政权无论它多么合法，其意旨都必须依靠威胁或强力才能保证得到遵守。人们是如此具有倾向性，以至于作为群体，只有强制才能使他们信服。只有教会拒绝承认这一点，尽管它也以自己的所有形式使用强力。事实上其他中世纪“国家”都依赖强制能力。到15世纪中叶，在许多军事力量相互撕杀而造成的欧洲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的末期，所有的统治者都明白了这一道理，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取得了成功。

法国的例子最清楚，最有持久的意义。查理五世曾经评价过“封建”制度的无能、雇佣军的不可靠、支付士兵和租用大炮的花费。尽管原则上可以依赖10万人，但实现出现的从来没有超过二、三万人。因此查理五世开始注重防御问题，采用要塞战略——由可靠的将领、在村庄受过训练的步兵和弓箭手组成的民兵把守，并且在鲁昂——“战船之园”（the clos des galées）新建造船厂。另外他还依靠老窍门。查理七世则做出了一个决定性的行动：利用1444年与英国人在图尔（Tours）缔结的条约，将王室部队的三个支翼转化成其后的法国军队的基础。由于一些雇佣兵已经死于多次对瑞士的征伐之中，他采用大胆的一步：征募其他士兵，向他们提供报酬、食宿，并派遣可靠的力量作为这支军队的骨干。1445年，20个武装的传令兵连建立，1450年达到35个，这使国王拥有了一支约三千人的长矛轻骑军，每一支由六个人组成，其中两个骑马。1448年，每50个农民或城镇家庭出一人，组成“自由弓箭手”连。他们必须参加每周的射箭训练，并要提供1 8000到2 0000的步兵。1449年，他委任“河务局”组建一支炮兵部队，由一百五十门“飞炮”（中世纪长管轻型火炮）组成，几年后，这支部队保证他取得了对英国人的胜利。对贵族和城市民兵组织的动员令保留下来，以防有时需要他们的帮助；同样也需要一些雇佣兵队长及雇佣兵，尽管他们被认为是忠诚的，但要经过严格的评价或审查。在其它地方，要塞继续修建，战船继续下水。查理七世的成就——为路易十一所承继——备受指责。平民恼怒的是军队驻扎在他们那里，或他们必须缴纳人头税以支付士兵的食宿开支。贵族们瞧不上这些武装起来的新队伍。同时还有许多其它省份维持自己的军队。最后，自由弓箭手在几次战斗中表现不佳，而新的船舰未能成功地控制海峡。但至少直到18世纪，法国的炮兵保持欧洲第一，而步兵通过与雇佣军或职业化的火枪手的合并，在战场上表现逐步好转。

其它国家在控制公事力量方面未能如此成功。但在英格兰，统治者在盎格鲁—撒克逊推行民兵制，即对自由人的普遍性征兵。尽管由于英国人口少，国王从未能从其有权征召的3万人中集结超过5到6千人的军队，但在步兵作战中，这支使用长矛和弓箭的军队却体现了不可估量的优势。 另一方面，向大陆运送大炮的困难使英国统治者忽视这方面的军械装备，认为这太笨拙不便。到了都铎时期，征兵在一定范围内实施，但大量的钱花费在海军力量上。英国涉足海上贸易之事已经探讨过，英国舰队的建设问题同时被提出来。尽管亨利七世在1485年颁布了《航海条例》并开启了赫尔和布里斯托尔海军船坞，但这一首创仍必须归功于爱德华四世。历史转换很奇异，竟然是路易十一的法国间接促成了英国海军力量的诞生，因为这其中很大部分的资金是依据1475年在皮基尼（Picquigny）达成的条款，由瓦卢瓦王朝支付给爱德华四世的5万英镑的年金。到1509年亨利八世继位时，15艘本国人驾驶的大船已能出海。

伊比利亚王朝的表现更出奇地落后。那些以他们的名义对摩尔人和对海洋的征战，其实应促使他们组建自己的军事力量。缓慢地但却挟带着灾难性的力量，西班牙人向他们的国王提供了一支特别的军队。由于“天主教王朝”不能像在1492年攻占格拉纳达那样付钱给雇佣军，伊莎贝拉（Isabella）和费迪南德德这两位军事事务上的专家，转而求诸于瓦卢瓦王朝式的征募。然而在西班牙这儿，并不是从村里召集自由弓箭手，国王是将有长期作战经验的贵族和乡绅视为军队的基础，他们几个世纪以来都在与世界作战。所有的领主都是军人，所有的仆从都会用剑。另外，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为土地贫瘠所逼而到军队谋生。这一切再加上严酷的气候，约束和训练着他们的躯体，使他们习惯于特别卖力，促成他们变成特殊的战争工具。1496年，国王决定每12个人中的1人义务服兵役，由冈萨沃·德·科尔多瓦（Gonzalvo de Cordoba）和冈萨罗·德·阿亚拉（Gonzalo de Ayala）对其进行严格训练。由长矛兵、带剑骑士、火枪手编成的战斗单位——科若那里亚（coronelia），以其反抗性、勇气和残酷从16世纪初开始闻名，这时期西班牙进行了征服。瑞士人销声匿迹，西班牙步兵团主导了战场，直到三十年战争。

欧洲其它地方则几乎没什么可比的。意大利城市里的民兵组织灰飞烟灭；16世纪武装的自治市注定比不上他们的莱尼亚诺（Legnano，意大利北部伦巴第区米兰省城市，1176年腓特烈一世在此被伦巴第联盟军队彻底击败）的祖先；了解其战士的弗朗西斯科·斯福扎公爵（Duke Francesco Sforza）第一个摆脱了他们。在罗马，朱利叶斯二世（Julius Ⅱ）和其他尚武的教皇更喜欢其来自德国的雇佣兵；在威尼斯，斯拉夫人和土耳其人被征召入伍。佛罗伦萨却依然故我——“非凡者”洛伦佐（Lorenzo the Magnificent）不太关心这些问题。当查理八世的法国军队涌入意大利时，他们着急了。采用灵活巧妙的外交策略，战败一方最后能够在很少流血的条件下投降，这是顾惜其手下健康的意大利雇佣兵队长喜爱的技巧，然而这一次不灵了。法国人炮声隆隆，凶猛冲杀。由于西班牙人也开始这么做，还是放弃为好。1512年在普拉托被击败以后，佛罗伦萨人也开始从帝国雇佣士兵。

德国实际上是一个“兵库”，传统上大量职业化士兵就是从这里征召的。如同在西班牙，贫穷驱使里特（Ritter，德语地区第二低的贵族阶层）入伍和抢劫。这里，没有美洲人可供灭绝；也没有意大利王国待征服；没有舰队供操纵；没有统治者待服务。尽管异教徒土耳其人离这不远，并正威胁着多瑙河地区，但此时匈牙利人、捷克人和波兰人在阻止他们。盛行于德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和无政府主义，也许只能解释为因为存在着过剩的未被雇佣的士兵。他们想服务于本地王室或邻近的统治者，这样就形成了非常大的团帮，像弗兰茨·冯·席肯金（Franz von Sickingen）这样有名望的军官一次可集合到1 5000人，这相当于查理八世进入意大利所统率士兵的一半。与此同时，德国却没有能够组织起一只密切联合的军队的统治者。

这种混乱中的唯一例外，是瑞士山民创造的。14世纪末，他们从哈布斯堡王朝争取到了独立，因为缺少马匹便建立了步兵团，他们非比寻常的战斗力很快引起了他们的近邻的羡慕，这些邻居正在寻找充满活力而又诚实的战士。事实上，在1440年至1444年成功地捍卫了他们在阿尔萨斯和巴登的自由，紧接着又在纳沙泰尔（Neuchatel）湖畔摧毁傲慢的勃艮第军队之后，瑞士人证明重骑兵时代已经完全、真正地过去了，“战场上的王后”是步兵：二百人为一方阵，长矛林立，缓慢地行进在战场上，厚重的盔甲阻挡着灼烧的箭矢。这是马其顿方阵的再生！惟有弗兰西斯一世能打败他们，他将他的大炮对准了人而不是城墙。尽管作了改革，但1515年在马里尼亚诺（Marignano），瑞士步兵方阵仍不得不投降。然而10年后在帕维亚，情形却不一样，因为瓦卢瓦国王象平时一样心不在焉，竟然让他的骑士在自己的大炮前冲杀！17世纪已经逼近，涌入视野的是瑞士的步兵团——基本上步行，以及法国的炮兵和英国的舰队，而德意志和意大利将成为他们的战场。

谢选骏指出：德国为何是一个“兵库”，因为地处中欧，四冲之地无险可守。人说“传统上大量职业化士兵就是从这里征召的”，我看并非德国人天性如此好战，而是基于四冲之地无险可守的地缘。两次三十年战争也是基于这个地缘，第二次三十年战争分成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81年）和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1945年），中间休战了二十年。

【20、接下来是钱】

国家需要钱来供养军队、装备船舰。铸币的数量和质量的确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但这个问题却由商会掌管，并非依据国王们议定的意愿。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领域，私人与公共利益的联合非常明显。国王像商人或者商人的人质那样行动：商人们的意愿——开矿、铸币重新估值、召开金银比率会议——都成为国王们的动议。围绕着各等级王室的圈子里，经济学思想的贫乏很突出。甚至像洛伦佐·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这样的由商人转变而来的王公似乎也对财政事务完全失去了热情。让·博丹（Jean Bodin）超出了时代的局限。在他之前，法国国王身边没有理论家，连一个具备尼古拉斯·奥瑞斯莫（Nicholas Oree）那样才能的人都没有。格雷善姆（Gresham，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的财务代理人，首先对“劣币逐良币”的现象进行了阐释）还没有诞生，而这样的一些顾问——像大胆查理的迪诺·拉庞迪（Dino Rapondi），路易十二的布里松内（Brionne）或者亨利八世的渥尔塞（Wolsey）——也不是专家，他们的经济学视野仅限于在怎样才能不杀鸡取卵这类问题上思考彷徨。

我们或许忽视了他们在掌管财富方面的努力。这里重要的是国王和统治者持续确保对所有可能的财政收入来源的控制。这方面没有什么革命性变化：权力占有者很久以前就开始朝着皇室征税和财政管理的方向努力了，但是尽管大方向相同，步骤及有时候所采用的方式却可能有所不同。统治者一般是尽力获得三个基本的支撑：首先他需要获得广大的、属于自己的领地，以提供个人收入。不能指望这能在很大程度上资助公共开支，直到１1480年，甚至法国国王从他私人领地上所获也不超过其全部收入的15％，英国国王的“森林”获利更薄，但这却能够使王室在自己的领地上，在全部侍从的陪伴下，从王宫到城堡，来去自如。所以，国王会尽力增扩他的领地，就像任何一个善于经营的地主一样去购买，有时候是夺取反叛者的土地，这个反叛者可能会被合法地抢劫。我还提到过1523年以后，西班牙军事阶层的地产与王室领地的合并，经由教皇的批准而生效，但实际上自1495年起这种合并一直在进行。五颜六色的服装掩饰下的意大利呈现的是完全相同的面貌：美第奇家族的地产，威尼斯议员的地产，斯福扎家族没收来的地产，费拉拉附近的埃斯特家族（the Este）地产，都是以同样的方式得到的。与往常一样，国王是惟一受到谴责的对象。

所有这些都推动了普遍性征税的实施，但由于法国国王的财政大臣惧怕惹怒了商人，在把普遍性征税的基础建立在商业这一问题上小心翼翼，这样就只好牺牲贵族或农民了。我已经解释过普瓦捷的战败是如何在这方面推波助澜的：通过强迫平民、士绅和教会支付年金用作赎金，瓦卢瓦王朝培植了固定税收的思想意识。他们不停地增加这种压力，我们已经能对人头税的压倒性的力量有些认识了。狩猎权的出卖，兵役人头税，每里弗尔商品一个苏（百分之五）的间接税，所有这些都促成了法国国王高于任何一个相邻国家统治者的财政地位。他的确是一个快乐的统治者，金碧辉煌的宫殿，卢瓦尔河畔矗立的城堡，大大提升了他的特权。不幸的是臣民，他们被压垮了，压垮他们的是恢复足值的货币和“财政正统”，这是凯恩斯派的货币学家所热衷的。对我们来讲，要从思想上根除19世纪胜利的资产阶级反复灌输的观念是困难的：“好国王”带来好财政。查理五世和路易十一——“勇敢者”和“太阳王”让世界和弗朗西斯一世、亨利四世等为之惊奇。在其它地方，事情进行得不是这么快：都铎王朝在艰难地推行贸易税，这时英国商业已经起飞，因而羊毛和铅锭生产越多，征税就越多。大约在1450年以及1487年至1490年，贸易中心城镇对征税的反抗很多。西班牙也有同样的困难：尽管激烈反对封建领主征税，但现在这里是麦斯达，强有力的养羊者协会坚决捍卫自己的特权与免税权。费迪南德德最终被迫转而依靠城镇，指派地方长官去那里监督商业活动并对之征税。

尽管瓦卢瓦王朝的税收系统无疑比其他国家要先进（即使这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征税方式的管理却不是这样。当我们想到这些统治者的顾问们几乎都是些律师，而律师比其他人都更倾向于形式主义时，对将注意力放在改进征税方式上就不足为奇了。很明显，在这一领域，官僚们大大促进了税收的建立。法国的财政管理起源于查理五世，当时，王室户税的水平确定下来，催生了财政区，原则上讲这源于奥依（Ol）和奥克（Oc）地区三级会议的良好愿望。15世纪，这种细分再次被采用和普遍化，本质的差异在于“挑选的”收税人是被任命的，并且是有薪酬的。一些地区如郎格多克和普罗旺斯，1481年之后仍保留评估和征收人头税的权利。这些地区被称为国家领地，保留三级会议的省。自13世纪末或者14世纪，与会计账目及人头税一起出现的财政总管的职位，由国王严加掌控，他任命他忠实的仆人和债权人担任。在这种情形下，让人奇怪的是瓦卢瓦王朝并不争取更明确的集权形式。事实上，似乎路易十二和弗兰西斯一世明白，一个超级综合性的财务机构可能很不方便。颇令人起疑的雅克·科赫案令人泄气，他负责国王的私人财政，最后却被宣告有罪。在国王身边的四、五个大臣中，其中一个或许被委以财政监督的工作，但被弗兰西斯一世委派此项工作的雅克·塞姆布朗塞依（Jacques de Semblanay），却像他之前的马西尼（Marigny，约1260年—1315年，法国政治家，国王腓力四世的额顾问）一样死于蒙福孔（Montfaucon），富凯（Fouquet）时代还未来临。

勃艮第公爵们却与此相反，他们尽力要达到最终目标。这其中的原因很清楚：他们的领土非常分散，不得不为公国的主要部分提供不同的税收机构和税种。使用单一税收没什么问题：１1477年移至第戎的帐目部，其佛兰德斯和布拉班特（Brabant）的分支，建立于好人菲利普（Philip the Good）时期，分别应对辖区内的税收事宜。查理公爵想再前行一步，他废除了包括历史最悠久的佛兰芒城镇在内的所有城市的特权，这一措施引起了根特、布鲁日和其它地方的暴动。他还于1455年创立了一个总收税官的职位，以协调据说总共达90万杜卡特的税收。不幸的是，大胆查理的计划对于一个灵活但却适中的机构来讲过分了。他签订借款合同，著名的是与塔玛索·波尔蒂纳里（Tommaso Portinari）签订的，后者是设在布鲁日的美第奇银行分行的总管，但这些很少能满足他征伐瑞士的开支。瓦卢瓦的国王们也向里昂的银行家借钱，但他们基本上是有偿还能力的，而且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证王位的安全。勃艮第大公的情况却并非如此。他所有的计划随着他的死亡而终结。

英格兰的情形介于这两极之间。从13世纪以来，英国的国王也像瓦卢瓦王朝一样对待其国库和保管库，即使他的收入因其领地不多而难免有限。议会最终取得控制权以及高级贵族的力量（1412到1480年，伯爵数目由25个减少到16个，这使得土地更加集中）限制了国王征税的自由。这就是都铎王朝放弃强加一个总机构的企图，放弃征收特定税收的长期斗争，转而系统利用王权的原因。这意味着一种能力：通过对直接、间接收入发行现金收据而获取所需要的钱财。至于西班牙，城镇成为税收的中心，1495年按法国模式建立的账目部（the Chamber of Accounts），使查理五世建立起特别税收的一整套系统，这种系统最终毁了这个国家。

国家的经济

尽管各地的发展不平衡，但有些事情已足以产生确定的后果。西班牙与英国相对于法国的落后解释了为什么这些国家热衷于从海上和新土地的征服中获取利润。法国国王毕竟不需要美洲和印度，这些地方丝毫不能激励瓦卢瓦王朝的商人或士绅的进取精神；就其所关心的而言，衰退时代还未来临。相反，所有这些国家共有一种重要的新现象：他们日益被视为利益共同的统一体，这得益于适当的管理。通过控制铸币和实施“政治经济”，商人在这一进程中无疑发挥了领导作用，“政治经济”不可避免地成为王室军队的基础。统治者被鼓励监管并开发其土地生产力。这种态度发展成为近代的重商主义，它与统治阶层传统上对贸易的漠视，以及基督教世界不谈经济的概念根本对立。然而一种调控经济活动的趋势也在强化，采用的是诸如限制在城镇从事生产、对所有交易征税、差别对待外国人等手段。所有这些解释了为什么政策总是在有调控的自由主义和生产垄断之间、在私人组织与建立中的“国家”机构的既得利益之间变动。有许多革新或适应的例子，我选择了三个方面，肯定适用于1500年以前。首先，统治者支持经济活动，不仅在他自己是一个商人时（如美第奇），或受到一个对此感兴趣的顾问的影响时（如查理七世听从雅克·科赫），而且也因为他自己确信大的计划能带来利润。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爱德华四世和亨利七世支持（支持值得帮助的地方）商人冒险者的努力，路易十一1470年鼓励里昂和鲁昂的丝织业，并发放有利于外国人的归化证，这些外国人有德国的矿工、意大利的吹玻璃工和佛兰芒的布商。但遗憾的是历史却颇具讽刺意味，那些缺乏商业意识的君主却是获利最大的：葡萄牙着迷于地理发现，西班牙抗拒任何形式的商业冒险。其次，国家政权受吸引干预那些原则上属于政治，而实践中却处于经济范畴的事务。这其中有一例子，就是伊比利亚的麦斯达，一开始这是西班牙大地主之间的协议，结果却支持卡斯蒂尔的财政；托尔法的明矾事件，将佛罗伦萨与罗马联系在一起反对热那亚与那不勒斯；匈牙利和奥地利的铜与黄金，促使富格尔挑唆哈布斯堡王朝对抗土耳其人；英国的大批羊毛在皇家政治的狂热中从加莱运到布鲁日再到安特卫普。这些事例以及成百个其它一些不那么突出的事例造成的效果是广泛和持久的，表明国家政治主要是由商人支配的。对我们20世纪的人来讲这没什么奇怪的。

最后一个方面甚至更“近代”，经济战争现在成为可能。查理七世的货币贬值已经影响了贝德福德的财政，给他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但却不能说这位“市民国王”意识到了这一点。但1470年以后，这一点却不再有疑了。科明尼斯（Commynes，1447年—1511年，佛兰德斯的政治家和编年史家中世纪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之一）告诉我们，路易十一利用这一武器使大胆查理的邻近土地上的货币流通不稳定。佛罗伦萨试图通过封锁港口以及阻止小麦和盐的通过饿死米兰。萨沃伊公爵在没有财政原因的情况下搁置对勃艮第公爵的年度支付。罗马通过提供双倍工资腐蚀威尼斯的雇佣军。在某种程度上讲，英国1485年到1489年的《航海条例》也受类似的启发，也别提亨利七世的1495年法令，该法令在汉萨同盟不允许英国进入格但斯克的情况下，对汉萨同盟的小麦进口实行禁运，这对汉撒同盟是一个威胁。这对商人有好处的，对英国尤其是都铎王朝也有好处。

谢选骏指出：经济战争和战争经济——主导了近代历史。最新的案例就是共产党中国的战场经济，加入了西方主导的市场经济。

【21、新老国王】

16世纪的国王的态度仍然深受历史的影响。环绕王权的浮华情形也是如此。尽管这种浮华还没有变成17世纪的宫庭礼仪，但王权出现，国王的加冕典礼、葬礼、古老的装束和在重大场合展示的象征物（王冠、披风、权杖、金球），不论其特定象征性有无法律依据，却不具个人崇拜的特征，这是一种功能崇拜。所有14、15世纪的伟大律师，像阿喀索（Accurso）、阿伯莱纪（Ableiges）、勒维尼（Reviges）、珀蒂（Petit），都很了解中世纪的遗产：国王是共和制的化身；他行使教会牧师的职责。当然，这并不能阻止瓦卢瓦王朝减少对罗马教廷的依赖；不能阻止其滥用王室特权（1438年对市民的“国事诏书”），并在1472年、1502年以契约的方式拒绝教皇税；不能阻止其向法国天主教教会征税，就像伪善的天主教庭抢掠宗教阶层，像都铎王朝其后不久没收教会财产一样。这些姿态并不“近代”：罗马被视为上帝在人间的权力，而国王长期控制着当地的教会。圣路易、爱德华一世和美男子菲利普的行为同加洛林王朝的国王，以及11、12世纪的皇帝们一样。但这并没有招致教权世俗化。教会不再是王冠的支柱成为事实源于它自身的软弱。

无论新旧，具体权力的内在属性是个体的，越来越依靠强有力的人物。但他们又是多么富有争议的一群人，权力绝不再是“封建性”的了，这首先是因为地区性的统治者逐渐取而代之，其次是由于国王不再与大大小小的封臣协商。虽然如此，国王的权力仍局限于家庭和国内。有血缘关系的亲王们发动阴谋，尽管很少能成功，但却一直延续至17世纪。至于王宫这一所有决策确定之处，则簇拥着一个个小集团。这里不再由一些忠诚的人所占据，而代之以一群门客：阿拉贡的斐迪南有200人，教皇那里有400人，查理六世的宫庭有800人，弗兰西斯一世周围有1 000人。这些人来源于各社会阶层和行业，国王可随意升迁或降贬。

由于意识到这么庞大的一支队伍在需要迅速做出决定时，或需要秘密做决定时十分不便，与亲戚或封臣协商是进行统治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这一想法被逐渐抑制。这最终促使政府主要机构的产生，它有不同的称谓：枢密院（Privy Council）、国王会议（the King’s Council）、内阁（the Cabinet）、大臣（the Secret）。它包括十多个叫做“国务秘书”或“部长”的官员，这些官员秉承国王的谕旨行事。这一小团体或许包括一个王室成员，一个享有声誉的军人或教会高官，但更多的情况下是在国家的法律或财政机构受过培训的人。他们中的一个人或许位于其它人之上：像托马斯· 贝金顿（Thomas Beckington）和克兰麦那样作为“枢密大臣（Privy Secretary）”，或者像勃艮第公国的尼古拉斯·罗林（Nicholas Rolin）及其后的格朗维尔（Granvelle，1517年—1586年，西班牙国王腓力二世的大臣）作为国务大臣，或者法国查理七世时代像埃提尼·什维利埃（Etienne Chevalier）及皮埃尔·德·奥依奥拉（Pierre D′Oriole）那样耿直、倍受喜爱的人，以及路易十一身边的奥利维埃·拉·代姆（Olivier le Daim）和布里松内（Briconnet）。这些统治者的私生活提供了一些“近代”性的细节，而通过统治者的情人或女主人在提升或降贬方面施加的影响，这种私生活又汇入公共生活。在这些人中间，有1460年前后卡斯蒂尔的贝特朗·德·拉·库埃瓦（Bertrand de la Cueva），法国的阿涅·索雷尔（Agnès Sorel，法国国王查理七世的情妇，法国第一位公开的情妇），更不用说亨利八世的妻子们了。当然，在国家发展的每一阶段，这都不新鲜：美男子菲利普甚至圣路易都受到过关系亲密的人的影响。随后，这些人将变成一个整体。

最后，统治者的司法是对其权力具最终决定性的因素之一。这方面旧系统让位于新系统。由于法国王室法律顾问以及像布瑞克顿这样的英国律师取得的成就，司法的本质概念有了进化。个人非委托原则（The principal of non-delegation to individuals）这一封建制度的支柱已经被同化。即使是在14世纪，当法国三级会议、卡斯蒂尔议会和英国议会强烈抨击王室专制时，他们并不反对统治者的司法垄断。随着罗马法的教育越来越普遍，古老的格言“国王就是法律” 的地位也越来越重要。但他们也意识到，尽管国王不委托司法，但他自身也不可能独自管理，同时公共司法由于组织上的缺陷也已陷入争议。当然直到“公共利益之争”，法国还有一些小贵族甚至亲王对他们古老的权利存有幻想（尽管向王室法官上诉事实上是有效的）。从那时起，唯有国王才能任命、罢免和指导那些以他的名义掌管司法的官员的观念逐渐被采纳。由于法律的执行与司法没有明确区分，当时的人们没有意识到滥用权力的危险。

这一次必须以英格兰为例：庄园法庭的民间司法与治安法官公共巡回审判表明人们对王室和普通的法律体系确实都非常熟悉，且这种法律体系不受私人利益的压力。王室巡回法官的工作是处理上诉或违约行为。但从13世纪以后，这种非常古老的体系——显然是欧洲所知的最著名的体系（在人身保护令被引入之前——人身保护令是很久以后才引入英格兰的）——才被议会采纳。原则上这种逐渐变得非常固定的合作有两个目标：一是批准或否决统治者的财政要求，然后控制他对钱的使用；二是调查王室的行为。这导致爱德华二世时，这一机构位于统治者和其臣民之间，专门对治安法官解决过的法律案件进行审理。由于对代表地主、绅士、贸易城镇的议会参与者的任命处在一种非常规情形下，是阴谋的结果，这种政府统治的工具存在着变为政治、法律施压机构的风险，在理查二世的某些时期，这种情况的确发生过。这就是为什么兰开斯特家族的主要成就之一就是在1406年至1463年之间，对议会本身进行深层次的重组。首先是由治安法官和郡法庭实行机构选举，为此任命了64个贵族、乡绅和250个市民代表112个主要地区，这些地区的数目不能更改（在有荒废的村庄及圈地的时代，却有令人惊奇的计算错误）。随后在1453年，国王决定任命他自己为议会的领袖——议长，议会开始分裂，有些失衡，形成两个有明显区别的阵营：贵族与平民。最后在1463年，统治者保留了引入法案的权利，这就剥夺了议会统治的可能性。爱德华四世随后革除了议会的所有司法监督权，他在每一个治安法官身边都安插了王室的代表，一个死因研讯法官，由他起补充作用，然后取代老的郡法官。1478年，为了支持他重新获得王位后进行的对反叛的镇压，也为了阻止所有摆脱王室控制的企图，他创立了“星室法庭”负责政治案件以及许多其它够得上这种资格的案件。亨利八世随后设法使其宗教政治、战争野心或战争计划有效合法化，在军事与财政方面的状况比起海峡另一边的邻国糟糕的情况下，不单纯依靠强制，实现了对法律体系的完全控制。无法解释他是如何做到这些的。

法国的情况比较难限定。首先是在王国范围内，直到16世纪末仍然存在（尤其是在奥克一带）控制着自己的法庭的大领地和采邑，有时候甚至贵族（以纳税作为回报）还在行使对中小案件的司法权。所有这些因素使得全国性司法体系难以迅速建立起来。法国的法官没有英国的治安法官那么大的权力，这意味着瓦卢瓦王朝的努力只在建立为各地采用的法律模式、程序的某种统一性方面（区别于只要有可能便通过打败封建领主，或给予大量的组织和个人上诉权利来削弱现存司法权利），以及在控制最高法院方面有效。1454年，路易十一坚持以通过蒙蒂斯-莱斯-图尔法令（Montils-lés-Tours）的形式起草一部新的普通法，后来证明这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当1535年重申这一义务的法令颁布时，法令与当时正在争取的目标已相距甚远。在最高法院这一层面上，他取得几项较好的结果。事实上，13世纪从法庭里出现的单一的上诉机构尽管其可行性在增强，但很快就没有能力处理所有汇集到这里的案件了。许多成员都贪污受贿——这被称做“香料”，它加快或阻止特定案件的审理，除此之外，令人担忧的是法官和执事也能介入原告和国王之间，同时委派自己为真正的惟一的法律受托人。毕竟这才正是14世纪的三级会议所要求的。这意味着王室司法必须更接近原告。最高法院在1420年《特鲁瓦条约》签订之际分为两部分，一半在普瓦捷，另一半保留在巴黎，另外，自从1355年，法官会议、刑事法庭、和三级会议分别在奥克的不同地方举行。这一切都在改革进程之后，改革最终产生了一个法律体系，这一体系适合即将形成的专制王权。1444年在图卢兹创建了一个最高法院，另外一个是1457年在格勒诺布尔（Grenoble），还有就是1462年在波尔多，1477年在第戎，1499年在鲁昂，1501年在艾克斯，辅助法院不算在内，它可以在蒙彼利埃或鲁昂准备财政报告。统治者同时尽力废除诸如“香料”这样的贿赂习惯，并且谨慎地监督地方法官的任命。王国也被分为四个大的财政区：奥依、奥克、诺曼底以及包括约讷（Yonne）的外塞纳。这样的划分原则上是为了有助于财政控制，但负责这些财政区的监督官——这时还没有这么叫——却要向国王报告所有事情。在波旁王朝之前，这一进程还未完成，是波旁王朝最终使其完善。但这里面所涉及的问题的复杂性却足以使我们原谅最后的几位瓦卢瓦国王，他们已经为未来奠定了基础。

帝国是一个恰当的例子，因为它的确是一个由司法官负责治理的实体。统治者有时意识到这一点，但帝国议会，却从未能启动任何一种机构。许多亲王无意放弃其仰仗司法权而获得的权力和财富，帝国的皇帝也没有办法强迫他们放弃。直到1460年前后，受西济斯孟德（Sigiund）的鼓励，一种巡回法庭半公开地实行，他本人参与其中。神圣法庭同盟（Vehmgericht）诞生于威斯特法利亚，其成员对抢劫犯、异教徒和暗杀者进行审判，以一种奇异的私法形式进行，虽然不合法但却完全有效。这一运动在波希米亚战争后渐渐消失。腓特烈三世确保帝国法庭在1495年成立，它属最高上诉法院，但1500年之后却没有人响应它的召唤。皇帝本人陷于奥地利的麻烦之中，在他41年的皇帝生涯中（1452年—1493年），他有29年置身其帝国之外，他如何领导一个高效的司法机构呢？这在某种程度上解释了这一时期及其后许多事件，包括宗教改革及1525年的农民暴动。

谢选骏指出：老国王蹒跚走向君主立宪，新国王摇身一变人民领袖。

【22、一个国王，一个国家】

当然，富裕和强大的统治者是众人注意的目标和敬畏的对象。当他威严地走过时看着他，在硬币（一种新的实践）上识别他的形象，在他的臣民的心目中，他充满了半神的魅力。他被诌媚之辈——这些人也惧怕失宠——所包围，被阿谀奉承之声压倒。印刷技术被用来为这种宣传服务，一种小册子广为散发。非凡者洛伦佐、路易十一、弗兰西斯一世、查理五世，尤其是亨利八世，效仿古代帝王，成为歌颂的对象。统治者的巨大画像到处展示，并出现在神秘剧中，人民付费观看这种演出。大约在1515年，在对理想君主的描绘中，伊拉斯谟和马基雅维利加上了对荣耀的爱好和对和平、正义作出贡献的个人特权。没有人对其性格挑剔，正是这些性格使得一个统治者区别并优于其他人：大胆查理酗酒二十年，路易十一滴酒不沾，洛伦佐或安茹的勒内写诗、作画，亨利八世是一个运动员，查理五世常年卧病，弗兰西斯一世因法国人沉溺于寻求刺激的奢华之中。我们距把统治者当作宗教信仰及王权崇拜仅一步之遥。

毕竟还有一步之遥。首先，毕竟国王仍能接近：人们可以在路易十一参观市场时遇见他；人们碰巧能看到弗兰西斯一世和亨利八世赤膊角力；查理五世可能会被误认为一个布商，而腓特烈三世在从特维的溃退中，不得不在暗夜中为一匹马讨价还价。埃斯科里亚尔（Escorial）的这种致命的香气还没有从西班牙飘送到欧洲其它地方。除此之外，民众认同的观念无论多么虚幻，却仍然没有消失。如果国王被授予一个神圣的职位，如同萨律塔蒂（Salutati）所描绘的“公民人文主义”，他占有这个职位当然凭血统，但也要依据他的臣民的意愿。他必须同他们协商，尤其是他需要他们出钱时。15世纪的君主不能不这么做，因而没有变成一文不名的帝王。我们刚刚看到英国议会是如何逐渐变成温顺的对王权的掩饰的，原则上保持代表形象，实质上已被国王主导。法国的情形或许更微妙一些，因为瓦卢瓦的财政问题迫使他们在14世纪常常——如果不是定期的话——举行三级会议，这里有的是尖刻难听的话语，但讲这些话的人一般是作出让步，并且至少产生了一种干预了共和政府事务的感觉。对一个正走向专制的君主来说，这是不能容忍的举止，但在法国国王最终甩掉他们之前，还有几乎3/4世纪的路要走。法国国王巧妙前行，一方面只召集地区性的三级会议，拿地区关心的问题来做出妥协，不涉及其它问题，接着将会议的目的限制为某一特定问题。这就是1439年、1444年、1454年、1468年和1470年查理七世和路易十一所做的。其间有几次，他们或者不召集三级会议，就像在狩猎权和膳宿税问题上，或者也听一听议会的劝告。只是在1484年，摄政王安妮（Regents Anne）和波茹的皮埃尔（Pierre de Beaujeu）感到有必要就解决已故的路易十一的事务所涉及的详细的程序问题，在图尔召开一次全会。就在这里，他们听到了激烈的诘责，这种责问有一部分是不合理的，因为情况正在改善。在把这种谴责记录之后，他们解散了三级会议。1493年和1500年，有两次更为“技术性”的再结合，其后在1506年，在奥依有一次全会，路易十二谨慎地挑选了会议代表，摘取了“人民之父”的称号。接着沉默降临了。弗兰西斯一世太繁忙了，他的统治以发布大量革新性的法令为特色，这似乎表明这位统治者特别能倾听他的忠实的臣民的要求，至少是那些温和的要求，不需要人民大喊大叫。他感到他自己与国家是一体的。

的确，国家一词才刚开始具有我们现在所理解的意思。它在根本上与中世纪格格不入，代表着这样的认识：一群男女，属于某一特定区域的实体，归属于同一个族群，共有一种语言，特别是承认同一个统治者——只有一个首领，各自的利益汇集为一种共同的利益。1512年真的达到了这一阶段吗？肯定没有，但他们正奔向那里。或许英国人和法国人真正参与或感觉涉及到统治者的活动，只限于那些统治者与之协商过的事务。但是对这一点未多加考虑，他们就如此宣称，并且就这么做，尽管他们对阿金库尔战役（Agincourt）不感兴趣，更对布汶战役（Bouvine）不感兴趣。民族国家的欧洲的出现标志着中世纪真正地、完全地终结。

谢选骏指出：这里的“国家”，是现代主权国家的开始。

【23、帝国主义在行进】

如果这本书的目的是列举叙述那些充满活力的军事事件，那么我的任务将难以完成，而且读起来也相当乏味。虽然如此，这些事件尽管可以简短些但必须要触及。他们不再简单地是城市与君主解决彼此之间的事宜，而是被拖进了一系列一再发生的冲突中，这些冲突为近代历史所固有，也确实为以后许多历史所承继（例如，当人们想到意大利时），尤其是如果将我们此前讨论的东方事件也加上的话。有争议的王位继承、家庭野心、对堡垒的拥有权等导致了冲突，这些冲突由来已久，事实上在这些冲突的背后，王侯间的和经济上的敌对出现了，这将在以后的时间发展成为民族国家间的不和。我希望前面的章节已经表明这一点正变得多么重要。但是，我们可以透过这种混乱相当清楚地看到：西方君主的冲突以及成见将在其一直行走的土地上逐步结束，他们的竞争将转到其它地方。这是一个重要的进展，因为面向大西洋的几个国家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的君主都涉及到了，并且它也说明了这四个国家正准备涉足海外。整个欧洲的中东部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变成冲突的舞台；东欧与世界的冲突已在另一章中讨论过。在那里，俄罗斯、波兰和匈牙利起着保护基督教世界东方边界的作用，他们首先被推出混乱的中欧之外，继而成为服从的哨兵，将欧洲世界向东方延伸。这样，在接下来的许多年中，就剩下帝国和意大利成为其西部和北部邻居的猎物了。

谢选骏指出：帝国主义其实没有帝国。真正的帝国不要任何主义了。

【24、终止由来已久的担忧】

在这一卷的开始阶段，我暂停了对百年战争的简短叙述，谈到了其最低点，即贞德在火刑柱被烧死，法国有了两个加冕并举行过涂油仪式的国王：瓦卢瓦王朝的查理七世和兰开斯特的亨利六世，其中一个优柔寡断，不明智，而另一个则是个十岁的孩子，受他叔父贝德福的约翰（John of Bedford）的控制。还有第三个“法国国王”——好人菲利普公爵，他根据自己的利益出尔反尔以报复他的父亲，把法国转送给英国人。英国的情况事实上不牢固，菲利普在自己的土地上不得安宁，在低地国家更是困难重重，他曾经想使这幢漂亮的大厦独立的梦想未能实现。再者，他的妻弟摄政王贝德福之死，解除了他道德上的义务。尼古拉斯·罗林（Nicholas Rolin）给了他好的建议，他1435年发起了阿腊斯会议。查理七世准备付出高昂的代价，包括适中的道歉，归还索姆河以北的所有土地，免除公爵的封建义务。英国人未能如愿以偿，因为菲利普不再支持他们。查理七世为此付出的代价很高，布列塔尼于1435年重归菲利普治下，巴黎于1436年被征服，接着他稍喘了口气，经过两次围攻，最终于1451年攻占诺曼底，又于1453年攻占波尔多。只有加莱又在英国人手中保留了一个世纪。百年战争实际上已结束。但成群结伙的雇佣军和盗匪仍然在抢掠，英国人也从未彻底放弃。只是在1475年对皮卡底的一次突袭期间，爱德华四世在得到大量金钱的情况下，同意在皮奎涅（Piqiugny）向路易十一致以法国国王的礼仪。上一个时代的纷争真正结束了，因为这两个王国都致力于各自的任务：消除有能力阻碍王权更强大的地方势力。

法国一般将这称为摧毁封建阶级。人们通常把它归功于路易十一，然而公正地讲，更应该记住是查理七世通过创立永久性的给付薪酬的军队，消灭了布拉格里（Praguerie）的贵族联盟。从长远来看，这个贵族联盟比他儿子不得不面对的孤立或协作的封建叛乱更危险。从1465年，非常狡猾地摆脱“公共利益联盟”，到1481年梅恩（Maine）公爵查理——安茹家族最后一个成员——死去，瓦卢瓦王朝成功地抚平了此前几个世纪的封建所产生的几乎所有影响。集中精力继续其打破早先的惯例、传统的未竟的事业是很重要的。国王采用了法律程序，接着惩处了真正的或假定的、想象中的反叛者，如圣波尔伯爵（Count of Saint-Pol）、阿朗松公爵（Duke of Alenon）、讷穆尔公爵（Duke of Nemours）；他又作为教会的世俗代表，打击了被控的阿马尼亚克公爵（Count of Armagnac）。他也承诺付钱给阿拉贡国王，以帮助他打败瑞门萨斯（Remensas），接受鲁西永（Roussillon）为抵押物（1462年），只支付了部分钱他就保有了这个省（1473年）。他有时依靠简单的家庭外部联合，他的妹妹玛德莱娜（Madeleine）成了纳瓦拉（Narre）的摄政，另一个妹妹约兰德（Yolande）成为萨沃依的女公爵（Duchess of Soy）。更理想的是，他将他的一个女儿安妮（Anne）许给了波旁公爵，这样就使得波旁站到了自己一边，将另一个据说不生育的女儿让娜（Jeanne）嫁给了奥尔良的路易公爵（Louis Duke of Orléans），希望这样阻断这个家族的香火。他以取消其债务抵押品的赎回权威胁安茹的老国王勒内，迫使其先是承诺接着真的把普罗旺斯和安茹割让给他。至于布列塔尼，尽管他曾经指望重新占有它，但只是在他死后这个愿望才得以实现，当时他的继任者查理八世娶了布列塔尼的女公爵安妮，并把他的父亲从勃艮第家族获得的一部分土地给了他以前的未婚妻奥地利—勃艮第的玛格丽特作为补偿。到1500年，除了阿尔贝—纳瓦拉（Albret-Narre）、昂古莱姆（Angoulême）、奥尔良和波旁之外，王国已经没有采邑封地了。事情当然可能会有不同结果：奥尔良家族或许产生不了国王路易十二，昂古莱姆产生不了国王弗兰西斯一世，波旁—阿尔贝产生不了国王亨利四世。到亨利四世即位时，通过消灭公国终结了这些因素。尽管如此，仍是路易十一完成了清理王国的任务。他被指责不诚实、狡诈，并在纳瓦拉和鲁西永阴谋反对西班牙，允许哈布斯堡家族定居在法国边境。这是些轻率的指责，看看英格兰，就知道这些指责更不合理了。

英国的问题不同，这是由于自治的公国诸候与其国王在血缘上联系更紧密。这些公国不是很多，他们趋于成为边境地区居民的贵族，在苏格兰边境有珀西家族（the Percys）和内维尔家族（the Nevilles），在威尔士有兰开斯特家族和都铎家族。激烈的竞争提供了持续二十年之久的充满冲突的戏剧性场面，这种竞争在集聚于兰开斯特家族周围的红玫瑰支持者和以白玫瑰为象征的约克家族的支持者之间展开。约克家族是统治家族的最年轻的一个支系，不是象兰开斯特家族那样源于爱德华三世的第二个儿子，而是从他的第三个儿子传承下来。这场漫长的玫瑰战争贯穿了亨利六世的全部统治时期。亨利六世是阿金库尔（Agincourt）的胜利者的儿子，同他的外祖父查理六世一样变疯了，这是历史对《特鲁瓦条约》（the Treaty of Troyes）的讽刺性报复。既然国王无能，他的叔父贝福德的约翰（John of Beaufort）和表兄萨默塞特的约翰（John of Somerset），以及一个远房堂兄索福克的威廉（William of Suffolk），都宣称有权利以国王及其王后安茹的玛格丽特的名义，以保护者的身份进行统治。约克公爵（Duke of York）回想起了以前反对金雀花王朝理查（Richard Plantagenet）的兰开斯特家族的叛乱并接管了其武装。两个主要领导者一是王后，受路易十一的支持，另一个是来自内维尔家族，号称“国王制造者”的沃里克伯爵（Earl of Warwick）。约克家族的理查死后，他的儿子爱德华继续战争，并始终依靠沃里克一方，约克阵营于1459年战败，1460年取得胜利，1461年战败，最终当约克的爱德华加冕为国王时终于又重新建立其统治。战争在继续，1470年沃里克夺走了爱德华的王冠，1471年他自己又战败被杀。亨利六世尤其适时的消失保证了爱德华第二次的统治相当稳固。1483年爱德华去世，他的兄弟理查三世杀害了“塔中的婴儿”，攫取了皇冠。但是，一直与兰开斯特家族联合的都铎家族在路易十一的帮助下进攻理查并于1485年消灭了他。

权力就这样转到了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手中，他由于父亲的婚姻成为兰开斯特家族的继承人，通过自己的婚姻成为约克家族的继承人。内维尔和珀西家族在这种无休止的争斗中一直妥协，直至服从；萨默塞特和索福克家族已经不再构成威胁，都铎家族成为统治者。然而，这种从头开始的解决方案使英国流尽了鲜血，一切归于平等，历史更友好地评价了路易十一的阴谋。

西班牙的情形没有这么混乱。经过14世纪和15世纪初相当激烈的家族竞争之后，三个伊比利亚王国经历了一个相对平静的时期。但西班牙主要的王国卡斯蒂尔却面临继承问题。这是由于亨利四世（1454年—1474年）以愚蠢而声名狼藉，更糟的是无能（阳萎），而他的女继承人被认为是一个私生子，或许确实如此。这样葡萄牙国王阿方索五世和阿拉贡的约翰二世就为继承权起了争端。后者通过使其儿子斐迪南德与亨利四世的妹妹伊莎贝拉于1476年联姻获胜。当约翰死时，这对夫妇以“天主教君主”的名义和谐共治，葡萄牙放弃了其权利。他们通过吞并格林纳达完成了再征服，似乎为半岛开启了共同的命运。但是没有人能控制命运：天主教国王的女儿乔安娜疯了——无能的亨利四世的相称的外甥女。她嫁给了大胆查理的孙子美男子菲利普。菲利普是哈布斯堡家族治下隶属于勃艮第家族的继承人。事实上，斐迪南德的寿命远超过了他那死于1505年的女婿，因而当阿拉贡的老国王于1516年去世时，菲利普和乔安娜的儿子查理，人称根特的查理（Charles of Ghent），继承了西班牙与勃艮第的领土。

谢选骏指出：王朝政治和教会统治其实是一体两面的。

【25、西部大公的冒险】

勃艮第的瓦卢瓦公爵们的努力产生了一系列的反响，一直持续到旧制度的结束。这是一个如何从零开始，或在完全不同的因素的基础上形成区域性政权实体的最好的例子。在15世纪的新气象下，没有多少努力、更没多少命运比这一例子更具个人色彩。勃艮第“国家”也是凡·艾克（Van Eyck）和梅姆林（Memling）、斯吕特（Sluter）和马维拉（Marville）的，是博恩的济贫院（Hospices of Beaune）和布鲁塞尔大宫殿的，是野鸡和金羊毛法令的。最后，当法国和帝国之间存在另一地区时，这种回归过去的奇怪的努力有些令人酸楚。

这种重建几乎完全是王室人为的举动。从1369年到1470年，几乎所有的重建都是依靠权力转移、继承、购买和联姻，而不是武力，这表明了个人态度的惊人的连续性，尽管最早的三个公爵性格截然不同。大胆菲利普（Philip le Hardi）是个头脑冷静、精于算计的阴谋家，无畏者约翰（John sans Peur）急躁、肆无忌惮，但又异乎寻常地顽强、清醒；好人菲利普（Philip le Bon）则爱冲动，难以预测，过于骄傲而又特别谨慎。这三个人都把自己称为”百合花徽”的法国君王（即使是好人菲利普，他毕竟把法国送给了兰开斯特家族），就像法语是他们唯一的语言。到1369年，规划已经绘制出，这时年轻的勃艮第瓦卢瓦公爵，国王查理五世的兄弟，娶了佛兰德斯的玛格丽特（Marguerite of Flanders），她是那块神奇而又动荡不安的土地，以及索恩以外的勃艮第的女继承人。路径很清楚：在勃艮第地区和佛兰芒地区之间，尚存一个广阔的空间，默兹（Meuse）和摩泽尔（Mosel）在此交错。勃艮第地区邻近里昂、巴塞尔、日内瓦和阿维尼翁，运载布、盐、酒的一条欧洲大商路经过这里；佛兰芒地区则城镇、港口密布，制造商和士兵云集。这一广阔的空间由瓦隆（Walloon）地区、香槟和洛林构成。将上述两个地区连接起来，由此可东抵莱茵河，西迄马恩河，意味着控制了九世纪时洛林的版图，并且掌握了主要的欧洲地峡。北向荷兰，南向阿尔卑斯通道推进，则意味着成为欧洲的主人。

大公们投身于这项事业，历史遗留的诸多障碍横亘在他们前进的道路上。德意志皇帝瓦茨拉夫（Wenceslaus）和西济斯孟德需要面对作为皇室发源地的布拉班特、林堡（Limburg）、卢森堡构成的障碍。他们组织联盟并选定继承人，还有奥尔良的路易垂涎卢森堡。好人菲利普在1430年和14433年之间收获了这些成果。埃诺、荷兰、泽兰（Zeeland）、西里西亚与巴伐利亚连在一起，女继承人杰奎琳（Jacqueline）易受各种影响。英国从爱德华三世起就请求签订协议，并提议由其中一个王子做杰奎琳的丈夫。这当然是由于菲利普公爵不满意英国人，也是因前面提到的阿拉斯的丢失。他最终不得不摆脱掉杰奎琳，于1433年从她手中夺走了其土地。与此相同，1432年吉尔德兰（Gelderland）被和平占领，并且他还继承了欧塞尔，购买了环绕着属于英国人的加莱的布洛涅郡（Boulogne）（1419年），以及那慕尔（Namur）（1421年）。只有列日拒绝被吞并，但列日现在已被包围，并于1408年被约翰在奥得（Othée）摧毁，约翰的儿子于1433年夺取主教职位。后来，查理七世于1435年割让了阿图瓦和索姆的城镇。

已经取得了很多成就。1440或1445年前后，在尼古拉斯·罗林的帮助下，好人菲利普能够开始我所指的统一行政管理的伟大工作。第戎、里尔、根特的宫庭达到繁华的顶点，依靠的是举办盛大的宴会以及波耐特（Ponant）大公所发出的东征的誓言。然而，在高原和平原地区，那儿是默兹和摩泽尔发源之地，却仍缺乏这些。人们期待兰开斯特家族交出香槟地区，但自1429年起，这块土地属于查理七世。通过在阿拉斯与他的王室表兄签订和平条约，菲利普表明他将关注在洛林和阿尔萨斯的东部的土地，这一地区既不安宁又非常分散。哈布斯堡家族拥有沿莱茵河的一些土地，而安茹家族正在进入洛林的公爵领地。这不会有什么困难。

不幸的是，瓦卢瓦国王们最终克服了这些问题并估计到了危险。他们开始干涉司法程序，支持在南锡的安茹家族的勒内，并且警告哈布斯堡皇帝腓特烈三世。随着1463年查理七世的去世和好人菲利普的退位，这种情形改变了，后者在三年后（1468年）年死去。一方面是狡猾、焦虑，但尽管如此仍算头脑清醒的路易十一，另一方面是很快以鲁莽闻名的查理，一个痴迷的幻想家，一个轻率、傲慢而又特别具活力的人。公爵进攻路易十一并给他制造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家庭的、封地的和经济的。他从自已的大胆勇敢中获利，甚至强迫路易十一观看反叛的列日人被摧毁，以一个微笑来掩藏致命的侮辱。他接着于1469年买下了上阿尔萨斯，并在南锡建立要塞之前，从陷入困境的公爵勒内二世那里获得了一条穿过洛林的自由通道。1473年，当他在特里尔得到皇帝关于继承权，或者说至少是一顶王冠的承诺时，他认为已达到目的。但腓特烈到夜里就溜走了，同时，鲁莽者的妹夫英国国王爱德华被收买，据推测是他使路易十一分了心。洛林被激怒了，萨沃伊站了起来，瓦卢瓦家族的影响到处可见。查理不知所措，1476年，他进军瑞士，试图令自己解脱：他的大军1476年秋天受到瑞士粗笨的军队的重击，在格罕松（Granson）和莫拉（Morat）被摧毁，而他曾希望轻而易举就能打败瑞士军队。接着他又采取了一个愚蠢的行动，试图在隆冬从重新安顿在南锡的勒内二世手中再夺回这个城市。1477年1月5日，他最后的军队停在这个城市面前，两天后，这个鲁莽者的被鞭打过的尸体在一条冰冻的水沟里被发现。根据科明尼斯的记载，这一消息被火速带给了路易，路易为此高兴万分。

路易的这种兴奋当然既粗鄙又不明智，尽管反抗很快就被击溃。佛兰芒人强加给查理唯一的女儿玛丽（Marie）“一个大特权”，这恢复了他们的自信，而路易占领了勃艮第、皮卡第和阿图瓦。但这次他行动太快了，更确切地说，一百多年来公爵的成就不是一个空壳。在北方，瓦卢瓦王朝受到顽强的反抗。玛丽自己求诸于嫁给德皇之子，哈布斯堡的马克西米连，他于1493年成为皇帝。危险从各处萌生：在法国，玛丽的女儿玛格丽特被希望或许能嫁给国王查理七世，但结果却是玛格丽特的兄弟美男子菲利普娶了西班牙的女继承人。1500年，他们的儿子查理在根特出生。

勃艮第的威胁的确被转移了，但代之而起的是西班牙的危险：法国永远失去了佛兰德斯。法国人希望至少阻挡住哈布斯堡家族控制帝国，帝国被马克西米连——根特的查理的老祖父——所占据。哈布斯堡家族驻扎在位于莱茵河和默兹河口的孔泰，并出现在西班牙、西西里和那不勒斯。所以，1519年皇帝死时，最不可能的讨价还价发生了。查理通过厚颜无耻的贿赂胜了弗兰西斯一世，在十九岁时成为查理五世,后者没有提出足够高的报价。一个新欧洲诞生了，这是勃艮第公爵的梦想与瓦卢瓦国王的无能造成的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

谢选骏指出：新欧洲只能诞生于全球化时代——这可以根据不同的定义，确定在不同的日历上。

【26、“两个德意志”的诞生】

如果延续四个世纪的帝国没有完全解体，不论是1519年不光彩的讨价还价，还是勃艮第公爵们较早的努力，都是不可能有结果的。当然，历史上的德意志人是不可替代的，正如今天的巴伐利亚人、莱茵人、萨克森人，或真正的普鲁士人。在奥斯曼土耳其、撒利克国王以及红胡子腓特烈时代，许多公爵领地和侯爵领地（他们被称作斯塔姆St.mme）宣称自己属于独特的民族和习俗群体。但集合在一起，借助于帝国威望，就形成了一个德意志，一个帝国，几乎是一个德国，这远比一个西班牙或一个法国更名符其实。共同的语言，通常情况下相同的反应，有助于整体联系：显然，西部的法兰克语音受到了卡佩王朝的影响，而东部斯拉夫则受到波兰的影响，但中部从莱茵河到奥得河（Oder），从波罗的海到勃伦纳山口（Brener），则形成了一个实体。

就是这一实体在14世纪特别是15世纪发生了巨变。可以轻易地将这归罪于统治者的软弱，但实际情况是，既然建立一个王朝不可能，肯定就是相反的情形了。皇帝是些苍白无力的人物，因为他们被选择如此。首先他们属于以卢森堡、波西米亚和奥地利这些离帝国很远的地方为基地的家族。这些统治者既不荒唐可笑，也不愚笨无能，有时候他们也想强化自己的力量，并尽力去实现，比如西济斯孟德就召集康斯坦茨会议。但由于既不能依靠王侯，甚至也不能依靠教会，他们缺乏行动的手段。他们常常忙于自己微不足道的东部遗产，我想起腓特烈三世如何将更多的时间花在奥地利而不是帝国。这意味着溃败是完全的，它促使权力错位、解体。

这种错位在同样归因于15世纪德国经济的扩张。矿山、织物、小麦和信贷维系着他们起初的优势，这样由于缺乏总体上的规范和障碍，每种商业或制造业领域的活动都外溢进入相应的地区或政治范畴。350个“自治区”切割了帝国的肌体，有的可能很小，但无论规模大小都有一个共同特征，他们的统治者拥有自己的牧师、自己的议会、自己的首府、法庭、雇佣军、骑士、自己的市场甚至自己的货币。这种情形不应解释为明显的衰败迹象，在这个四分五裂的德国，仍给帝王的野心留有足够的空间与边界。

作为欧洲的主要部分之一，帝国统一的计划逐步形成了，一个集团或邻国的欲望可能得以实践。第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在腓特烈二世统治之后，德国城镇几乎享有完全的自由：波罗的海沿岸的汉萨同盟和莱茵同盟的城镇，以及紧随其后，曾在1380年前后反对查理四世的有节制的征税要求的士瓦本同盟（Swabian League）的城镇，全都享受到了事实上的独立。15世纪末这种状况停止了，这时的同盟已经解体，受英国人的步步紧逼、甚至卡斯蒂尔与斯堪的纳维亚王国独立要求的威胁，汉萨同盟处于防守状态。1472年之后，荷兰人走进了商业史，他们获得了丹麦人的准许，又在松设置了关税，以限制汉萨同盟进入北海。1478年，莫斯科大公关闭了设在诺夫哥罗德的面向德国人的市场。对城镇的这些打击发生在奥格斯堡、纽伦堡、法兰克福和莱比锡的集市和工业生产以及货币市场的全面发展之时，无疑这要比邻近的意大利更须归因于商人对城市管理的日益厌恶。他们喜欢规劝和影响统治者甚于管理自己城镇的事务。

皇权的软弱及城镇的无精打采使得诸候们自由统治。“勃艮第”的例子，后来又发生在西班牙，接着是奥地利，这无疑是15世纪和16世纪初期的重要事实。1519年查理五世的继位给德国政治引入了一种新的因素，即使是已被皇帝们放弃一个多世纪的意大利事务，也重新占据突出位置。其它势力也都准备就绪：法国有自己的诉求，不是针对帝国的皇冠，因为弗朗西斯一世的选侯资格更多的是一种劝阻而非实质，法国想要的是莱茵河西部的整个地区，这成为旧制度的君主们及其后的帝国的目标。中世纪末端迈出了第一步，却是用尽了从卡佩王朝传到瓦卢瓦王朝的所有技巧与圆滑，而瓦卢瓦王朝通常更性急。他们瞄准了洛林，法国国王已经在那里的梅斯、图尔和凡尔登三个主教区安排了自己的人，对大公的王位也安排了他的安茹的亲戚；他在巴鲁瓦（Barrois）建立要塞，到处都是他的货币和代理商。自弗兰西斯一世开始，这里成为法国与哈布斯堡王朝发生直接冲突的地区之一。

斯堪的纳维亚觉醒了。荷兰人试图干涉丹麦，这让汉萨同盟忧心。但德国人没看到其他地方的危险，在一个有大量的伐木工和猎人、资源尚未开发的国家——瑞典。15世纪瑞士成为欧洲的一部分，但这时人们没有能认识到瑞典将在17世纪如法炮制。从1490年开始，他们集中精力摆脱丹麦人的控制，这使得国王克里斯蒂安一世和二世（ChristianⅠand Ⅱ）卷入代价高昂的斗争，1520年以可怕的名字“血浴”被人们记住。在这一过程中，汉萨势力被彻底消灭，1494年被逐出松及瑞典和丹麦的城镇；1512年被迫在马尔默（Malmo）和平协议中放弃他们的特权。尽管丹麦人和俄罗斯人首先从汉萨同盟的消失中获利，但瑞典人的机会就要来了。

另外，帝国自身的重组正在进行，这对决定宗教改革的范围将是极为重要的；那时强有力的统治者占据的位置仍在影响着德国。这样的统治者包括哈布斯堡家族、巴伐利亚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the Wittelsbachs）、萨克森家族和霍亨索伦家族。霍亨索伦新从士瓦本来，西济斯孟德于1415年将勃兰登堡边境地区托付给他们，他们控制了卢萨斯（Lusace），以及在普鲁士的条顿骑士团的属地（被波兰人打败的条顿骑士团很高兴能在1455年被接管）。

谢选骏指出：“两个德意志”，这是二十世纪的冷战对于中世纪社会的折射吧。

【27、意大利，一块被共管的土地】

意大利是一个贪欲恣行、不受拘制的地方。这一点已不新鲜，甚至可视为传统。意大利提供了太多伟大的历史记忆，太多商品，太多耀眼的城镇，太多充满诱惑力的宫廷和太多艺术与智慧。拜占庭时代已过去，帝王们已退出历史舞台，两三个已没有特权的教皇迷茫失落。尽管如此，15世纪欧洲文艺复兴初期仍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亮点。这是美第奇、热那亚大帆船和佛罗林取胜的年代。但在整个半岛，却找不到能够指挥所有这些属于自身优势的潜力与财富的权威。意大利南部地区（大致指罗马所在纬度以南地区，包括撒丁岛和西西里岛）被一分为二：在那不勒斯，王后乔安娜二世（Queen Joanna Ⅱ），一个冷酷无情的女疯子，使关于安茹王朝的扭曲记忆永久留存在人们心中；而在西西里则是阿拉贡国王。这种双重管理有利于西班牙。尽管遭到“国王勒内”以及其他一些人的反对，1443年，他控制了那不勒斯。但这是意大利的软弱部分。仅有的持续性和破坏性的后果是被驱逐的安茹王朝保留了对这里的权利，并在1481年，当他们的家族消失时，将这移交给瓦卢瓦家族。至于教皇，自1438年起，最终重新安置在罗马拉丁贵族的废墟上，现在如同其他任何一个统治者，其本地特权足够强大，这使他能够说服中部和北部意大利的大部分城市共和国和统治者，在1454年于洛迪达成二十五年的和平。这些城市及统治者包括费拉拉的埃斯特，曼托瓦的贡扎加（Gonzaga of Mantua），佛罗伦萨的美第奇，米兰的弗朗西斯科·斯福扎，甚至自私自利的威尼斯。

我们不应被这种感人的和谐所蒙骗，因为其主要动机是让人产生一种既无能又危险的感觉。城市没有了高效的民兵组织或有献身精神的执政官；商人们对共和制冷漠之至，他们中的文艺事业的资助者则感到自己是国际化的。因此，种种野心意愿都可以在这个半岛的周边及其体内繁荣一时。正是由于那不勒斯的阿拉贡人向罗马推进，由于查理七世试图恢复热那亚，由于法国皇太子路易派军反对米兰，而安茹的勒内正越过阿尔卑斯山，意大利人紧密团结起来了。只有土耳其人缺席，他们在进攻奥托朗托（Otranto）海峡和德国人，而腓特烈三世则降驾罗马加冕（1452年）。一旦这些危险消失，意大利人又恢复了争吵，外国人也卷入其中。1462年，安茹王朝对那不勒斯进行了一次新的无效的尝试。教皇与佛罗伦萨之间爆发了一次争斗，其间科西莫的重孙之一尤里亚诺（Giuliano）于1478年死去，路易十一与萨沃伊，接着与米兰（1475年）结成紧密的联盟。大胆查理对阿尔卑斯山通道形成威胁，而威尼斯的政策像天气一样多变。这种千变万化的情形没有什么结果，缺乏任何决定性的特色与影响，不值得审视。他们是意大利历史的烟雾，透过这些烟雾，我们依稀看见戴着皇冠的教皇、见利忘义的雇佣兵队长、被刺的统治者、鲜血和庆典。

但这些刺激了人们的欲望，到这个世纪的末端发展成为严肃的事情。就在这时，教皇英诺森八世以那不勒斯的安茹王朝理论上的王冠继承人的身份，自行召见法国国王查理八世到意大利实施一些命令，并摆脱阿拉贡人，这很像他的继位者路易十二，宣称有权继承米兰的维斯康蒂家族（the Viscontis）的宝座。1494年瓦卢瓦王朝越过阿尔卑斯山，标志着近代战争和外交史的开始。阿拉贡的斐迪南已在两年前征服那不勒斯，没有他的帮助，他的表兄国王费兰特（Ferrante）就不能够再控制那不勒斯。在罗马，丧失信誉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不能使意大利人重新和解；在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破产了；在米兰，鲁德维克·斯福扎失去了控制能力，而威尼斯仍然是威尼斯。从此，意大利不过是法国、德国、西班牙为之进行长达三个世纪的争斗的肥美的猎物。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把这些新生的帝国主义力量冲突的故事提出来讨论，因为如同在帕维亚或罗马之劫停止叙述不合理一样，在马里亚纳（Marignan）停止也不合理。意大利一直走在其它国家前面，这方面则走的更远。当近代欧洲的诸多特点在法国、西班牙以及德国内部比较清晰地出现的时候，如果说英国、莱茵河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稍稍落后，意大利在1500年时已经置身近代世界了。

谢选骏指出：意大利被野蛮人共管，还被野蛮人的后代污蔑，说意大利是一个贪欲恣行、不受拘制的地方。其实呢？在近代欧洲，意大利成熟得最早，也就衰落得最早——这符合历史力学的法则。因为国家、文明，说到底也还是一种生物学现象，受到碳基生物属性的制约。

【28、面向世界开放】

“大发现”决不是近代历史独有的特征。如果将中世纪与航海者亨利（Henry the Nigator）或维斯科·达·伽马分开，或者将他们视作疯子、最好的幻想家——不管怎样，哥伦布现在仍被这样看待——人们就不能理解任何与中世纪的成就有关的问题。当然，这个热那亚水手向西航行时所说的“跃入未知世界”，本身是一种将两个时期分开的象征性姿态。我们一点都意识不到其重要后果吗？哥伦布的冒险只不过引来一个世纪的成百上千次的其它冒险，而其自身则是一个无法预见的大胆举动。然而我们必须在欧洲向边界以外的渗透、殖民地、奴隶贸易、鲜血等前面停下来，此前的一切属于中世纪，也只能由中世纪来解释。

谢选骏指出：野蛮的英国人对于腐败的拉丁人发现了新大陆这一事情，始终忸忸怩怩地不愿痛快承认。

【29、为什么发现新大陆？】

尽管对亚洲、非洲我们能连篇累赎谈论很多，但这种现象的确有些“奇异”，我们将试图追踪其基本特征。这种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拓展欧洲势力范围的行动恰恰成为了中世纪末期的标志。意大利、法国或西班牙人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似乎头晕目眩，或许在这个向他们敞开大门的世界面前感到害怕。对检视这些初始行动的历史学家，尤其是我们这些看到了结果的人来讲，这种一小部分人在长达4个世纪的时间内对新大陆的征服，与斯拉夫世界的驯服，边缘化或者是希腊世界的终结一样耳熟能详并且理所当然。周边世界和财富这次同样也置于西欧的处置之下。

一些资质条件是必须的。除了斯堪的纳维亚人可能在中世纪早期有所接触之外，美洲是片未知的土地。正如我们所知，在哥伦布之前的基督教或回教世界的地图上都找不到她。穆斯林地理学家计算出中国与马格里布相距16,000公里，这是个合理的估计，而他们相信这条路必须经过日本。至于基督教世界的地理学者，随着商用地图，或航海指南，以及平面球体图的出现，他们的认知大大前进了一步，不论他们是像托斯卡纳里（Toscanelli）那样的意大利人，还是像马丁·波海姆（Martin Behaim）那样的德国人，他们相信托勒密和古代人的计算，得出这段距离不超过4 000公里。这种差别至关重要，但在当时这没什么关系，美洲仍是个未知数，亚洲几个世纪以来与欧洲的历史纵横交织。虽对亚洲知之甚少，但至少自从希腊化时期，她已被很好地认识了。她代表着宝石、香料、丝绸和一个特殊的世界，旅行者苏里曼（Suleyman）、阿布·扎义德（Abu Zayd）、伊本·科德布（Ibn Kordadbeh）、马苏迪（Mas’udi）在14世纪前已经访问和描述过。如同马可·波罗所见证的，通过这些人，欧洲确实了解了一些情况，甚至像季风或绿洲之间的距离这样的基本信息。基督教世界没有渗透这么远；圣路易派到可汗那儿去的方济各会的修士在蒙古平原中部遇到了一些“巴黎人”和“马赛人”，这些人属于边缘未被同化者，就像在中国的小聂斯托里（Nestorian）教徒区一样，本身是东方人。在北京、广州和印度，马可波罗只见到一些犹太人。再者，当他1295年返回威尼斯口述时，没有人相信他。因而，亚洲仍保留一种消失的伊甸园的形象，那里可能是祭司王约翰（Prester John，传说中的一位信奉基督教的中古东方国王兼祭司）统治，基督教世界希望亚洲成为从背后进攻的同盟。人们知道到达那里的道路：从小亚细亚或地中海东部诸国出发走商旅队之路；从霍尔木兹海峡（Ormuz）或亚丁（Aden）走海路。到13世纪末，流传着这样一种看法：穆斯林关卡提高了欧洲宫庭喜爱的所有产品的价格，要摆脱关卡的筘制，就必须到亚洲去。非洲是另外一种情形。汉诺（Hanno）周航记及其它古老的叙述只存在于记忆中。她是一片有黄金和奴隶的土地，但基督教王国长期以来满足于柏柏尔人、埃及人，以及马格里布与亚历山大的犹太人所供应的黄金，与非洲没多少联系。

显然，他们是在埃塞俄比亚寻找祭司王约翰，跟踪流传在尼罗河或圣地的关于莫桑比克、桑给巴尔、马达加斯加王国以及津巴布韦、莫诺莫塔帕（Monomotapa）的神秘的传说。但是渗透到穆斯林世界的缓冲地带——这个缓冲地带将巴马科（Bambuk）和塞内加尔，甚至埃及苏丹的科普特（Coptic）领导者们与地中海隔开，似乎完全是一种假设。就连安茹的查理都没有考虑它。

所以直到１４世纪初，地理上的好奇之心还不活跃，具体的优势也不太明显，还不足以摧毁这些独立世界的隔绝状态。但我们不应忘记亚洲的吸引力和神秘的非洲是怎样影响基督徒的潜意识的。

谢选骏指出：英国人不说自己无知，倒说“美洲是片未知的土地”，好像在那里生活了几万年的亚洲人可以一笔勾销、并不真实存在似的。

【30、拯救野蛮人？】

可以采用另一种视角。伊本· 巴图塔（Ibn Battuta）的作品在欧洲为人所知吗？1325年到1354年间不知疲倦的朝圣客穿过和描述过所有这些国家吗？是他们启发了曼德维尔的约翰（John of Mandeville，死于1372年，14世纪英国作家，著有《约翰·曼德维尔爵士航海及旅行记》，内容多取材于百科全书及他人的游记，关于他的种种传说无从确证）令人难以置信的骗局吗？这个约翰没有离开过巴黎，却把亚洲描述得那么详尽，以致直到这个世纪的中期，人们仍然相信他所讲的。总之，欧洲认为这些世界充满未被救赎的灵魂。卡拉科茹姆（Karakorum，古代蒙古帝国旧都）的聂斯托里教士们，接着是像1287年来到欧洲的拉班·索玛（Rabban Sauma ）那样的东方教士，鼓励传教阶层怜悯这些灵魂。使这些异教徒皈依是传教士的责任，至少要援助东方的基督教徒。加泰罗尼亚人拉蒙·吕尔（Ramon Llull）的伟大计划就是以传教代替十字军东征。这类尝试被组织过：1291年，被留下来挑战婆罗门和蒙特卡维诺的约翰（John Montecorvino）的方济各教士——波代诺内的奥多瑞科（Odorico of Pordenone）被任命为“北京大主教”。由于“蒙古和平”，教士们直至1320年或1325年，都能够旅行到远东。他们对非洲兴趣不大：圣弗兰西斯第一个考虑这个大陆，1219年派了两个发誓献身的男修道士到马格里布。大约在1220年，一个由名叫佩德罗（Pedro）的葡萄牙人率领的基督教民兵组织在马拉喀什被逮捕，但他们可能不是去改变人的宗教信仰的。

1340年至1355年之后，通往亚洲的道路被关闭，传教工作突然结束。乌克兰的蒙古人逮捕了传教士；明朝中国紧握宗教权力；回教在德里取胜。1402年，西班牙人克拉维乔（Clijo）设法到了打败了土耳其人的帖木尔那里，想弄清帖木尔的意图。他发现是一个穆斯林而不是“上帝的惩罚”在解决他的问题；同时，图卢兹的伊萨尔盖（Ysalguier of Toulouse）如何将一个皈依的黑人王子从加奥带到加隆河畔当然只是一个传奇。黑人或黄种人接受洗礼的时刻肯定还没到来。

谢选骏指出：白种人所面临的最大威胁不是黑人和黄种人，而是他们自己——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的冲突，形成了三千年来西方历史的主轴。

【31、攫取财富？】

然而，在不排除此后皈依教徒的可能性的情况下，欧洲人首先是要控制那些来自异域的大宗的产品：糖、胡椒，尤其是欧洲人已开始感到匮乏的黄金。西班牙于1384年，葡萄牙于1385年相继停止了金币的铸造；在意大利，金银的比率攀升至1:12；波希米亚和西里西亚的新矿平息了更北部地方的“饥荒”，但甚至这种调整对基督教王国都有不健康的影响。公共开支的增长驱使统治者走向战争之路，而战争吞噬了所有赢得的东西。即使14世纪末的贵族没有沉溺于骑士阶层的虚伪娱乐中，或者更实在地说，即使他们克制住了对新的食物的欲望——这种欲望使他们的饮食开支膨胀，使那些供应正告罄的零售商们焦急——他们仍然无法恢复远去的财富。地理的好奇、使异教徒皈依的希望、对黄金的追寻、摆脱租金危机的要求，以及可能已经存在的对自由劳动力的兴趣，所有这些都是增强人们勇气的因素。

事情总是这样，站在一个决定性事件的门口，很难区分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究竟是兴趣（如亨利王子，直至他1460年死去都对此事充满兴趣）还是热情（发现的热情在里斯本，接着在拉各斯的阿维兹王朝涌动）促使葡萄牙在这些事务中起到关键性作用？这是一个缺乏黄金与工匠，濒临破产边缘的国家的冒险轻率的外逃，是一个慢慢培育的计划，还是一系列偶然事件？另一方面，提供水手和船长的热那亚人、比萨人和加泰罗尼亚人是出于贪婪投身这种冒险，还是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提供有经验的船员？是因为这种介于波罗的海的缓慢的高弦帆船与脆弱的地中海平底大船之间的小吨位快帆船使得他们可以对抗大洋风暴，他们才敢做这样的冒险？或者，这种新型船在1440年或1445年之后投入使用是由于起初的失败？

有一点我们可以确定的是这些伊比利亚人和意大利人是多么顽强，他们试图通过绕开途经马穆路克埃及的路线的办法，以较低的代价到达亚洲，这意味着要冒险穿越黑非洲。从北到南跨过这个大陆的征程看来很快就放弃了。如同伊本·巴图塔和伊本·卡赫坦（Ibn Khaldun）告诉我们的，黑人帝国当时处于辉煌的中世纪巅峰。努佩国（Nupé，今尼日利亚中西部尼日尔河和卡杜纳合汇合处附近地区）的贝宁艺术，以及廷巴克图或刚果艺术，都是自身成为文明霸主的证据。旅行者称赞其公共秩序、奢华的宫庭、马里、卡诺（Kano）、加奥等集市的富庶，哀叹世界可怜的进步，比不上马格里布的生活水准。伊本· 巴图塔对铁制品的质量、木雕之美、玻璃或铜制品的丰富都赞叹不已。自从途经阿卡特（Agades）和乍得到阿斯旺的道路重新开放以来，这些物品连同奴隶与黄金供应着沿南北或东西轴线穿越撒哈拉的贸易。意大利人不可能忽视这一点；约1320年，塔菲拉雷（Tafilalet）有了热那亚人的身影；1350年另有一个热那亚人被认为到了廷巴克图。到这个世纪末，桑海开发了一条从乍得到费赞的线路，这比真的穿过撒哈拉的危险要小。在的黎波里、突尼斯、布日伊和休达做买卖的加泰罗尼亚人、马赛人和比萨人可以劝告其统治者及其他冒险者，要到达刚果帝国，并从这儿再到莫桑比克和印度（他们认为这很近），穿过大沙漠已经不再可能。

谢选骏指出：英国蛮族只知“攫取财富”，却不知“传扬福音”——在这种意义上，日耳曼人还不如拉丁人。所以后来日耳曼人发动了宗教改革，也使得北美的种族灭绝要比拉美惨烈得多。

【32、对非洲的打击】

这样他们必须扬帆航行。首先是一个驾驶问题，因为尽管来自摩洛哥海岸高空的信风把船吹向西南方向，但回漩的湾流需要特别的操纵能力和耐心。开局是不利的，1291年两个热那亚人维瓦尔第（Vivaldi）兄弟远航，从此再也没见过他们。1339年，加那利群岛被勘察，作为未来大西洋的一个停靠港，但当葡萄人牙人杰姆·费瑞（Jaime Ferrer）试图在此登陆时却沉了船，这个地方以后称为里约奥罗（Rio de Oro）。确保对彼特拉克笔下的“幸运岛”——马德拉群岛和加纳利群岛的占领是必要的。1350年至1402年间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佛罗伦萨人和热那亚的马洛赛洛（Malocello）做了各种尝试，在那里发现了懒散而友好的农民，却没有黄金。1402年，诺曼人约翰·贝当古（John of Béthencourt）占领了加纳利群岛，并向卡斯蒂尔国王宣誓效忠，而马德拉群岛却在1423年前后被葡萄牙占领。在此之前，葡萄牙已经尝试了一次官方行动；1415年皇室的军队占领了休达，这使得他们可以控制加比，这是唯一需要的摩洛哥小麦的一个进出门户。他们考虑过占领摩洛哥吗？诸如1437年丹吉尔（Tangiers，摩洛哥北部港市）的溃败，以及1471年和1515年的新尝试使之成为可能，但事实上什么也没发生。

由于有了小吨位快帆船，对湾流越来越熟悉，加纳利和亚速尔成为中继站，以及葡萄牙统治者一贯的支持，欧洲人在海上有了进展。意大利人被由巴斯克人、加利西亚人和阿尔加维（Algarve）人组成的强健的船员取代，这些人乘着快帆船向南驶去。1434年，吉尔·恩斯（Gil Eanes）快速绕过危险的波加多海角（Cape of Bojador）；1444年，丹尼斯·迪亚士（Dinis-Diaz）绕佛德角航行；1446年到了冈比亚；1460年，到了塞拉利昂；1471年，瑟罗·达·科斯塔（Soeiro da Costa）勘察了黄金海岸、象牙海岸，并穿越了赤道，这之后风向改变，引起了恐慌。从那时起，水手们通过在沿岸设置标记来测量他们的航程。1486年，迭戈·康（Diego Cao，葡萄牙航海家和探险家，发现刚果河的第一个欧洲人）启航，他不敢到大陆南端以外的地方，因而将进入印度洋的荣誉拱手让给了第二年航行到那里的巴托勒摩·迪亚士（Bartolomeo Diaz）。迪亚士给了风暴之角一个吉利的名字“好望角”。出了好望角，季风正等待着水手们。1497年，瓦斯科·达·伽马环非洲航行，访问了莫桑比克港口索发拉（Sofala），1498年5月停泊在印度的加尔各答，令他丧气的是迎接他的竟是一个讲卡斯蒂尔语的突尼斯人。

如果这只是驾船环游，一种喜好运动的远征，那么至此已经很不错了。虽然一开始的努力和尝试没有重要的结果，但其意义却要大得多。塞内加尔河湾的阿古因（Arguin）的一个贸易站每年仅能带来25公斤的黄金，而伊本·卡哈登（Ibn Khaldun）却推断每年穿过撒哈拉的黄金有一吨。沿冈比亚或几内亚河岸到金矿也证明是不可能的，因为山脉阻断了道路。那些冒险者如1456年的迭戈·戈麦兹（Diego Gomez）也没带回多少黄金，此外，他们居然惊奇地在那里遇上了一个英国人！索发拉和津巴布韦的黄金当然更容易接近些，1502年瓦斯科·达·伽马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贸易站，但距离很远，而且黄金的运输必须经过亚丁，因而要受制于穆斯林。但作为补偿的香料、胡椒、充斥这一时代的食谱的“天堂里的谷物”，以及开始损害欧洲人健康的第一种刺激物可乐果的贸易却是完全成功。1485年以后，费尔南多·波（Fernando Po）获得了沿几内亚湾进行这种贸易的垄断权。1505年，里斯本夺取了威尼斯的统治地位，变成了香料和药物贸易的首都。从黑人那里购买甚至抢夺胡椒只是一种不重要的现象。但更糟的事情接踵而至：他们造访奴隶市场，一直持续到19世纪的折磨非洲的奴隶贸易开始了。其实早在1444年，航海者亨利已经开始利用快帆船贩卖第一批263个男女奴隶，在拉各斯上岸，并且主持了接下来的拍卖。据推算，1480年前后，通过阿古因的贸易站卖出的奴隶在800到1,000之间。有一点很清楚：奴隶贩子不仅仅将黑奴卖到欧洲。我们只有黑人1510年到达圣多明哥（San-Domingo）和1521年到达古巴的证据，但可悲的是这一罪恶的贸易可能开始得更早。

因而，欧洲在对黑非洲征服过程中的开支从一开始就来自于他们对非洲的剥削。令人惊奇的是一开始的动机与利益无关。远征的基本目标——开发非洲，尤其是发现通向亚洲的另一条道路，初时并不明确。显然，非洲的财富——黄金、奴隶、香料、象牙、柚木——是有力的诱惑，在起初的交易之后，他们的发现马上就伴随着抢掠。在塞内加尔的贝兹桂士（Bezeguiche）、波提达拉（Portudal）、若拉（Joal），以及沿着黄金海岸的其它地方，阿西姆（Axim）、尚马（Shama）、迈因的圣乔治（Saint-George of-the-Mine）等，都建立了贸易站。这些贸易站连同快帆船的沿海贸易，在西非和欧洲之间建立了稳定贸易。这种贸易进入了新的区域，补充而不是中断了传统的跨撒哈拉贸易，它本来是能够使非洲富裕起来的，但除几个王朝和国家外，如15世纪末到16世纪的马里，我们知道这并未发生。非洲既没有真的富起来，也未得到鼓励去发展。虽然如此，她仍是一个富裕、团结、复杂而又有相当高文明的地方。欧洲的贪婪——首先是以大西洋奴隶贸易为象征——和其它一些充分的理由被用来解释非洲的停滞、后退和部分的毁灭。但是，当与文艺复兴的欧洲和其异常野蛮的动力对照时，黑非洲就展现出自身结构与生俱来的危险的弱点。技术上的落后使其与欧洲各方面的竞争都有风险。农业方面，尽管有土地和种植方面的相当多的经验，但没有牲畜牵引，只有一些初级的改良和肥料的使用。非洲有优秀的工匠，但在技术和工业层面上没有真正的发展。行政管理是合格而又谨慎的，但文字普及传播的局限和特定法律的笼统性也阻碍了行政管理。另外，尽管做了出色的政治上的努力，这仍是一个不统一的社会，比欧洲分裂更甚。这是由于多种方言土语（没有像拉丁语这样的共同习得语言的帮助）的存在，由于动物崇拜与伊斯兰教没有充分实现融合。这些引起了某些王国（马里）在王位继承制度方面的不确定性。首先，回教徒鄙视异教徒，这使得大部分针对白人穆斯林的东方奴隶贸易衰退，当欧洲人出现时，大西洋奴隶贸易已经有很好的准备了，可以向他们提供这种贸易的“原料”。最重要的是，定居仍然不安全，而人口迁徙（就像波尔人）则可能引起骚乱。

谢选骏指出：“对非洲的打击”是对穆斯林入侵伊比利亚半岛的反击，是一种“外溢的十字军”。况且开始奴隶贸易的并非欧洲基督徒，而是穆斯林——他们在欧洲中世纪的时候一直深入非洲内陆，并且系统地搜刮和贩卖黑奴。

【33、美洲：一个灾难性的意外】

如果地球是圆的——就像人们，包括假装不知道的教会，将要知道的那样——人们就有望向西航行到达印度。危险是三重的，但却没有被全部充分地了解。首先是航程问题，几乎有5个月不能确保补给，这意味着要储存大量的食物，这些食物充塞船只，相应减少了船员的数量。欧洲没有真正地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因为当时估计的距离少得多。在1480年前后纽伦堡和布海姆（Behaim）的地球仪上，从亚速尔群岛到日本的距离只有2,500英里。其次是航行上的困难，这一点已经在葡萄牙人沿非洲海岸线的冒险中反映出来。这些困难包括多变的风向，关于赤道的无望的迷茫，以及连300吨的快帆船都有倾覆危险的大浪。再者，加勒比海的果囊马尾藻和热带海域的洋流也完全是未知数。同样，航海者可能受制于恐惧。他们必须在没有任何地标的情况下一直往前闯，仅仅靠指南针以及他们认识的星辰的指引，越过可怕、未知、无边无垠的世界。只有对真正危险的无知，以及像曼德维尔这样的幻想旅行家的恬不知耻的谎言，才能激起这种疯狂的热情。他们必须是异常有力和自高自大的人。

我们都知道人类历史上的这一壮举。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是热那亚人，一个出色的水手，非常了解地理，擅长做生意。当1477年他二十多岁在里斯本立身时——或许由罗穆里尼出钱——他无疑已经在考虑这一计划了。在那儿工作时，他了解了海洋，接着他去了马德拉（Madeira），并且获得了一个拜见国王约翰二世的机会。他被赶了出来，不是因为他们认为他的计划有什么问题，而是由于1485年或1487年葡萄牙人已经通过了好望角，并断定他们已经发现了到东方去的路线，所以为什么还找另一个人呢？哥伦布又到其它地方去，在英国没人听他的，而法国王室只想着意大利。自1488年起，他开始围追在卡斯蒂尔的伊莎贝拉身边，他这种要赢得虔诚而又渴望拥有财富的女王的努力，得到了方济各会修道士的支持。斐迪南德忙于征服格拉纳达，他发现哥伦布的这些梦既昂贵又多余。最终在1492年的4月，恰恰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位摩尔（Moorish）国王向消失在远方的阿尔罕伯拉（Alhambra，中古西班牙摩尔人诸王的宫殿）看上最后一眼时，女王在两次弥撒的间歇，授予这个热亚人所要求的一旦成功将享有的特权：海军上将和殖民地总督的头衔，可以分享黄金和香料。1492年8月，船员不足100人的三艘船乘有利的信风开始航行。随后他们沮丧起来，因为海洋无边无垠，因为争吵和干渴，终于，1492年10月12日凌晨2点，品他号（Pinta）的瞭望员大喊一声：陆地。

这片陆地可能是巴哈马群岛中的一个岛，住着一些和气的阿拉瓦人（Arawaks），但没有黄金和香料。在考察了加勒比世界之后，哥伦布于1493年3月回归，带了七个当地人和一点点黄金。此后的另外三次航行登陆到了所有安提巴（Antibes）的岛屿、中美洲地峡，甚至在1504年到了奥里诺科（Orinoco）和特立尼达。此时，哥伦布已长时间受到怀疑。自1494年开始，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圣多明哥，即海地岛）开始成为糖、铜和奴隶贸易中心，加泰罗尼亚人、卡斯蒂尔人及其他“殖民者”被送到那里，特定形式的贪婪与残忍开始了。其他开拓者也出现了：1498年至1499年，韦斯普奇（即 Amerigo Vespucci）以他的名字阿美利哥命名这个新大陆，并开始了珍珠贸易；1500年，波巴蒂拉（Boladilla）被任命为新西班牙的总督，他勘察了古巴，1512年前，古巴被占领。哥伦布在此六年前死去，被遗忘和诋毁，只有他自己相信自己到了日本。

约翰二世错过了与哥伦布合作的机会，但至少在1494年，在教皇的主持下，他与天主教君主之间订立了《托德西拉斯条约》（the Treaty of Tordesillas），受教皇的保护，这一条约规定，沿经过亚速尔群岛以西170里格（长度单位，1里格约等于3英里或4 000米）地方的子午线，将大西洋分成两部分：以西归西班牙，以东归葡萄牙。这一划分出于无知和鲁莽。1500年，阿尔瓦雷斯·坎布拉尔（Alvarez Cabral）带领近一千人，沿着瓦斯科·达·伽马的足迹航行，当他在南半球转向以赶上返航的风时，他发现自己处于葡萄牙的水域，出乎意料地到了一个地方，这里的海边生长着彩色的树奥巴西。就像一些法国人或许也这么做一样，他在1503年和1508年两度返回去勘察远至桑托斯的海岸。这肯定不是中国，也不是巴拿马地峡。1513年，吕奈·德·巴拉波（Nunez de Balboa）越过巴拿马地峡，发现一个看起来特别“平静”的巨大海洋。当加勒比海、巴西和非洲足以使欧洲的冒险者富裕起来，满足其商人和统治者的要求时，再探寻东方似乎毫无意义。尽管1512年在布尔戈斯（Burgos），国王和教会都说将自由人贩卖为奴隶是可耻的，感化他们要好得多，但这并不能阻止其他人，基督教同样使用奴隶。拉斯·卡萨斯（Lsa Casas，1474年—1566年，西班牙历史学家和传教士，被称为印第安人的使徒）的愤慨即将到来，它足以给那些想要统治人民的征服者和贵族，那些渴望土地与黄金的社会边缘人群，以及索要一切的逃亡者一个清醒的认识。1519年4月，赫尔南·科特斯（Hernan Cortés）带着马队和大炮在他命名为维拉克鲁斯（Vera Cruz）的墨西哥湾登陆。9月，麦哲伦开始环球航行——对新世界的系统探索开始了，从而带来我们几乎说不清的悲惨与利益。

谢选骏指出：人说“最终在1492年的4月，恰恰在西班牙的最后一位摩尔（Moorish）国王向消失在远方的阿尔罕伯拉（Alhambra，中古西班牙摩尔人诸王的宫殿）看上最后一眼时，女王在两次弥撒的间歇，授予这个热亚人所要求的一旦成功将享有的特权：海军上将和殖民地总督的头衔，可以分享黄金和香料。”——我看这里也有上帝的计划，求主也为我打开中国的大门。

【人类的再征服】

【34、知识的散播】

15世纪中期以后，紧扼基督教世界咽喉一个多世纪的种种灾难似乎减弱了。社会不断发展壮大，并正在重建和巩固。然而，这只是一次短暂的插曲，而且并非每个人都感受到了其效果。日常生活、战争、贫困、税赋和饥饿等诸多问题仍将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困扰人们，事实上这贯穿整个近代时期。但是，苦难可以使人们变得高尚，使人们的心智成熟，并开辟了通向希望和改善的新途径。就在人们忍受着物质匮乏的痛苦时，基督教会这艘老船似乎即将沉没，而显示强有力的新激情主义、知识的动力、丰硕的发明的种种迹象却在各处涌现。这使米什莱（Michelet）将15世纪称为最伟大的世纪：波基奥（Poggio）遍访图书馆，布鲁尼（Bruni）翻译希腊作家的作品，帕伦图切利（Parentucelli，即教皇尼古拉五世）兴建了梵蒂冈，格尔森（Gerson）劝诫国王们，胡斯冥思着他将在威克里夫勇敢疾呼的口号，斯呂特、凡·艾克、吉贝尔蒂……还需要我举出更多的人吗？所有这些人，以及那些资助他们和阅读、聆听、传阅他们著作的人，都与中世纪密不可分。他们（尤其是意大利）只是启开窗棂，从古代世界随手采撷文明之花。令人担忧的是，大部分忠诚的基督教徒并不感激这一变化，无所不在的原罪以及暴力死亡危及灵魂的救赎，使他们继续感到痛苦不堪。绝大多数人继续舒适地躲避在长达数世纪的所谓真理的羽翼下。准确地讲，恰是近代思想渗入到人类大脑，并逐步征服了人类的灵魂，才将15世纪一分为二，一定程度上人们也常中世纪的终结划定在这里（至少可以不成熟的这样说）。

众所周知，在中国，印刷术的发明甚至早于纸币和火药。但这一证明中国人天才的证据对欧洲影响却不大，因为它的应用方法没有传到西方。令人惊奇的是，经历了那么长的时间—直到14世纪末，才有人意识到一群修道士一起抄录《圣经》，只能满足极小的一部分读者的需要。如果考虑到1350年前后，教士和市民确实代表着成千上万的潜在的订阅人的话，即使流传到今天的《玫瑰传奇》的手稿达250本，也不算很多。这就佐证了这样的论点：需求引起了书籍供给的日益增加，而印刷产生于现存的需要。

初始的步骤已经明了：首先是切割木料，然后上墨，小图形或“记号”被印制在羊皮纸上，以避免付费给小型画画家，好让他们帮助掩盖雇佣兵是文盲的真相。在1380年至1390年和1418年至1420年间，版木只是偶尔用于印刷从纸牌到书籍的任一东西，但事实证明这种工序不能令人满意，因为木头由于持续上墨而易于软化，而绘画也不可避免地带着木雕味道。第一个障碍通过使用金属被克服，但是在铜或铁上面整版雕刻在技术上是不可行的。乌特勒支、斯特拉斯堡和阿维尼翁都宣称（尽管没有证据）是自己首先想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案。传统上这一荣誉被授予美因兹出生的古登堡，他受启发发明设计了一种带有螺丝机械装置的平压印刷机，并发明了可移动打字机，并应用一种铅、钢和锑的合金使其经久耐用。他运用这些技术而印刷的《圣经》和1456年的《诗篇》都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

与许多发展缓慢或默默无闻的发明不同，印刷术获得了迅速的成功。在1485年之前，印刷机只在斯特拉斯堡、巴塞尔、纽伦堡、鹿特丹、巴黎、塞维利亚、萨拉戈萨、里昂、威尼斯、米兰、佛罗伦萨和罗马运转。意大利人曾经一度被超越，但他们将追赶上来。自1476年起，希腊文本在伦巴第印刷，到1500年，阿尔都斯·马努提乌斯（Aldus Manutius）的“罗马体”和“斜体”文字在威尼斯流行起来，与莱茵兰的“哥特体”形成竞争并逐渐取而代之。

不必长篇大论讨论这些普及手段的理论意义。 现在人们可以得到未被删节的文本，这些文本也不再搀杂原先不可避免地附带着的经院式、教规式的注解。人们现在有了可供沉思的《圣经》，尽管在其页边还存留着源于无知的错误的释解——迪特（Brandt）在其1494年开始出版的《愚人之舟》中对其中的一个愚笨事例作了说明。对小型画这种精致的艺术，印刷术有致命的影响。由于小型画一次性制作的性质，价格较高，因而被挤出了市场。对所有文稿而言，就像风俗一样，一旦定好就不能再变更。当然这一切并非转瞬之间发生的；据估计1515年左右约有25 00本印刷的《圣经》在西欧流通，其中1/3是德语，提供给大约五百万居民，相当于一本《圣经》面向2000个灵魂。每版印刷一般只有300至1500本。然而，这却比从前最受欢迎的传奇故事书要多出100倍。

1520年之前，3/4的印刷品都是宗教性的，记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效法耶稣基督》的版本达60种；仅在巴黎一地就有16种拉丁语《圣经》版本，德国有22种。首先这些版本都是满足一般性需要的译文：《圣经》德语版的编辑成书是在1466年，意大利语在1471年，荷兰语在1477年，卡斯蒂尔语在1485年，而法语版则是在1487年。中世纪的文盲因此得以在每一个知识的源泉中畅饮。

谢选骏指出：“1520年之前，3/4的印刷品都是宗教性的，记住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我看在“殖民主义主导欧洲社会”的前夕，欧洲人还是相当虔诚的。

【35、大学深受影响】

1470年，纪尧姆·菲谢（Guillaume Fichet）在巴黎的索邦学院安装了一台印刷机，这并非易事。这所古老的大学当然不会善待这一有损其授课效果的革新。他们是否还能向学生们提供充足的精神营养？维龙的讥讽只是一个退学生的不满，但一旦最有名望的教师也被剥夺了在议事会中的影响力，大学就只能通过改革其授课的方法和内容来挽救其地位。关于后者，学院保持了对奥卡姆甚至圣·托马斯令人妒羡的忠诚。随着以前简单的住处现在已成为求学的中心，大学现在要使知识的分类专门化，而不是试图维持学科的多元化，这将更符合时代精神。这样每个学院都变成了一座法律殿堂，索邦神学院则代表了传统的神学。教师和学者招募标准逐渐降低。由于圣课、刑事询问、修辞辩论等古老的框架体系被废弃、未得到合理的改造，教学方法在倒退，因而激起如今更加见多识广的听众的不满。这时经院哲学声名扫地；要获得正确答案需要很多的辩论，这导致逻辑推论的出现；沿着权威之路追求真理，《圣经》注解变的自命不凡，随着逻辑辩证工具锋利起来，知识日益系统化。

格尔森和萨卢塔蒂（Salutati）指责了这种危险并号召改革，许多大学做了准备。这事更为紧迫，因为王权意识到了教师们正在向其特权发起进攻。在巴黎，为惩罚同英国人的妥协，查理七世1437年限制教师的财政特权，1445年根据罗马教皇（巴塞尔会议上教师们激怒了教皇）的要求，又将这种限制扩展到他们的司法特权。重组的努力在进行：在巴黎，1452年，红衣主教埃斯图特维尔（Estouteville）设想出教师的就职效忠宣誓、为学生提供住所以及固定酬劳等。因为这类组织方式事实上已经过时了，这一计划毫无结果。尽管所有的大学教授于1533年都成为“骑士”，但他们实际上仅构成了大学所代表的知识智慧的残存部分。

上述这一切是由于大学的听众不再由贫穷和热情努力的年轻教士组成，而是由心智更杰出之士和已经具备或即将具备首创精神的贵族阶层构成。现在常常是王侯的宫廷骄傲地拥有出类拔萃的人物，这是自1390年或1400年之后慷慨丰富的赞助庇护蓬勃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在佛罗伦萨，严肃的科西莫·美第奇充分认识到，在1434年后，庇护赞助亦是权力属性的一种表现。他召集波基奥和阿尔贝蒂（Alberti）到身边。非凡者洛伦佐自己就是一个天才的作家，大约1470年，他按照希腊方式建立了一个学院，在这里教授诗歌、天文学和辩术。莱昂内尔·德·埃斯特（Lionel d′Este）在费拉拉，蒙泰费尔特罗的费德里戈（Federigo of Montefeltro）在乌尔比诺，甚至还有佛郎西斯科·斯福尔扎在米兰也纷纷建立学院，未受过教育的雇佣兵队长身边也围绕着意大利人、佛兰芒人和西班牙人。在罗马，已经完全拉丁化的贝萨里翁在1465年之后主持大学。尽管沉湎于庆典活动、舞会和传统的饮酒，为了不落于人后，弗兰西斯一世也创建了法兰西皇家学院，吸引各方英才到这里来。

这些新学院以对人的赏识而自豪，但也混进许多很不纯洁的浊流。富有的庇护者并未停留在兴趣上，他们要抓取任何可以增强其荣耀的东西，而他们作为统治者的不太能被接受的恢复权力的取向也可以辨别出来。在罗马，就在1472年死前不久，贝萨里翁哀叹始自科拉迪·里恩佐（Cola di Rienzo）的“古代”的记忆的混乱，这些都趋于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在巴黎和许多意大利的小城镇，常通过引起对一些过时礼仪的看法上的争论来驱散无聊，赤裸的声色使宫庭愉悦兴奋。在佛罗伦萨和米兰，人们在讨论回归自然和乡间，这种意图值得称赞，但由此产生的只是拙劣的新拉丁语诗歌方面的做作而无效的实践，或者更为糟糕的空洞的高谈阔论。当然他们对西塞罗（Cicero）和斯特拉波（Strabo）作了注解，对李维作了解读，也教了古典的东西；可以听到杰米司特斯·普莱松（Gemistus Phethon，1439年后逃到意大利）在比较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菲莱福（Filelfo）在咒骂所有与他见解不同的人。然而，在与大众的联系上，这些新风格的教师是否比其他人做的更多呢？

谢选骏指出：中世纪大学深受谁的影响？是敌基督的影响吗？就像二十一世纪的白左一样？

【36、创造之父】

人文主义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一个思想派别。置创造者于其意识形态的中心，古典的中世纪——13世纪，是“人文主义者”的世纪。作为14世纪标志的个人主义在挺进（甚至包括围绕在有知识的统治者周围的喋喋不休者），成为借助艺术表现媒介或形而上学对创造表示赞赏的运动的一部分。当寻觅失落的古代世界（这里很容易相信人就是一切）和求索上帝亲自创造的基督教传统紧密交织在一起的时候，想要根据历史文献传统分辩人文主义是困难的。对思想家和艺术家来讲，这两种概念的不相容性不会很快变得明晰，在接下来的百余年里，他们在第欧尼根（Diogenes）的范式里不时掉头转而寻找自由人。有一些人在古典作品中追寻它，另一些人竭力重新捕捉它的姿态和观察的方法，还有一些人则想重建适合它的环境。这种把物质美与思想美相联系的不顾一切的努力是典型的中世纪的。用这种“人文主义”去看任何“近代”的东西是误入歧途，这是人们战胜自身的自然结果，在权威的论争与教会地方官员不断衰弱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不要试图确立明显主观化的价值判断标准，而应将些许秩序引入大量的发明创造中，这种发明创造使许多人一夜之间成为教师、诗人、艺术家、哲学家和学者。如果意大利比其他国家更为频繁地被提及，这是因为那里的政治和知识环境最有利于丰富心智。必须想到1480年至1530年的意大利舞台一直上演着强烈而持久的野心剧，一开始，灯光应该打在最初的两代人身上，其中一代是15世纪中期的一代，另一代在这一世纪结束时衰落。

第一个位置属于劳伦佐·瓦拉（Laurentio Valla）。他是一个罗马人，在1448返回罗马并于9年后在这里去世，在此期间，他一直穿梭于宫廷之间，包括阿拉贡的阿方索五世的宫庭，他挣得了“人文主义之父”的称号（当然是15世纪的）。这首先由于他致力于恢复文本的真实性和原始状态，就像他1456年对拉丁文《圣经》所做的那样，当时的拉丁文《圣经》充斥着翻译错误，他发现了造假之处，例如著名的康斯坦丁向西尔韦斯特教皇（Pope Sylvester）的捐赠，在这一捐赠的基础之上，教皇在随后的700多年建立了世俗的权利。其次，因为瓦拉既鲜明地独立于彼得拉克式的禁欲主义或享乐主义，他认为这是实用主义的并且相当空虚的态度，又与奥卡姆冗长的注解中表现出来的经院哲学式的错乱相区分。瓦拉号召一种新文化以支持一种崭新的信仰，他不相信能将异教徒哲学与基督信念融合在一起，但是他小心地不与教会对立。然而事实上他走得更远，既否定了一份一直被认为是信仰之根本的文件的真实性，又毁灭了罗马具体权威的现实性。

尼古拉·奎萨（Cues）是德国人，他对埃克哈特的神秘主义和柏拉图式的启示均做了回应。1449年他成为一名主教，铁石心肠，是一位精力旺盛的思想家，拥有渊博的学识，还是教会的热心支持者。他并不梦想削弱教会的力量，也没有显露出作为教皇在德国的使节的残忍。但是他却苦于教会的无知、不道德和形式主义。瓦拉需要其他东西——教会自身内部的改革。受托马斯主义的熏陶，谙熟圣·伯纳德（他是一个属于旧时代的人）的闪光的知识，他是来自过去的人，但是他相信科学和实验对知识的进步是不可缺少的，这使他成为一个现代的人。他在犹太—基督教教会（他已经充分研究了卡巴拉）的框架内对未来（冥思之巅，1463年）进行设计，蒙上帝恩慈的启示以达到神秘主义的高度，但却坚实地奠基于通向无限的数学之上。这大致就是新柏拉图主义，甚至是泛神论的开端。1464年他的去世终止了一种哲学的发展，这种哲学几乎不可能允许他留在教会中。

瓦拉之后的一代人已经承继了丰厚的遗产，但这发生在佛罗伦萨而不是罗马，他们围绕在非凡者洛伦佐二世周围。马西利乌斯·菲齐努斯（Marsilius Ficinus）（死于1499年），是著名的柏拉图、柏罗丁（Plotinus）和波菲利（Porphyry）的翻译者，事实上也是真正把柏拉图主义介绍到劳伦蒂安学院的人，他倾向于忘却原罪的一种自然宗教。至于年轻的伯爵皮科·德拉·米兰德拉（Pico della Mirandola），他超人的科学声誉流传到我们这一代，在每个可以想象的主题上都向我们呈现九百个建议。他的一生光辉而短暂（他1493年去世，年仅30岁），达到了诠释《圣经》的极限；他驳斥三位一体，对创世论持异教的观点，因而不能幸免地受到谴责。

谢选骏指出：人说“人文主义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一个思想派别。”那么，人文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精神状态呢？我认为，那就是“信靠自己”。

【37、表达方式：陷于虚无】

听到如此描述梅姆灵（Memling）和曼特尼亚（Mantegna）的时代肯定令人震惊和奇怪。尽管如此，如果放长远些看，考虑到此前众多的发明创造，这的确是15世纪后半期给人的印象。文学和艺术作品中存在着一种受限制或重复的感觉，当付出精神痛苦的代价栽下“人文主义”之根，文学和艺术创作的笔似乎被悬挂在空中，等待着开花结果。在这方面，文学最为明显的表现出了这种限制。神秘剧、滑稽剧、法国诗歌和意大利抒情短诗占据优势，它们采取伪装成出身高贵的骑士的手段来借用过去。虽富名望，但博亚尔多（Boiardo）的《热恋的罗兰》（Orlando innamorato）及其续集阿里奥斯托（Ariosto）的《疯狂的罗兰》（Orlando furioso），都只是些文学轶事和道德叙述。公众阅读的爆炸性增长似乎夺走了文学表现的生命力，宫廷里只是些甜蜜无聊的东西，大学里是严肃的思想，而城镇里是流行戏剧。历史著作，成为统治者的历史，历史学家为了赚钱为统治者操刀，或干脆由统治者自己来写。虽然一个历史学家星群簇拥在勃艮第公爵的周围，但菲利普·科明尼斯的历史还是由他自己执笔。它们写于1498年或1500年前，同佛鲁萨德（Froissard）甚至维拉尼（Villani，约1275年—1348年，佛罗伦萨编年史家）几乎没有联系。作为一个军人、外交官和阴谋家，他看得清楚和长远。他对错综复杂的政治和阴谋的描述包含着经验教训，这是先于马基雅维利的。

通常来说，意大利最早爆发运动，法国的君主们为“文艺复兴”激动兴奋而想复制它。问题是究竟复制什么，到哪里复制。在阿尔卑斯山以北，传统处于摇摆状态；圣马克鲁（Saint-Maclou）、布罗在16世纪初尚未采用托斯卡纳的做法——仅是在布卢瓦（Blois）或其它地方可以看到一些凉廊或柱廊。的确，当位于米兰的大教堂的建设于1490年恢复时，创造了一种剧院式和德国式的结构，这对佛罗伦萨的小圈子来讲是完全陌生的。尽管这是整理古代建筑的阿尔贝蒂时代，建筑还没有自成一体。凡·爱克和马萨乔（Masaccio）一去世（分别在1411和1428年），更多的失望注定要到来。雕塑将艺术形式之首的位置让于绘画，更确切地说是让位于一种庞大的微型主义，这种微型主义仍然是如此贴近“哥特”风格。北方当然有梅姆灵（死于1494年），他在布鲁日描绘充满神秘色彩的场景，采用佛兰芒方式着色，带有一些细致的现实的特色，富凯（Fouquet，约1481年去世）拥有皇家画师的头衔，他被精巧的艺术技艺所吸引，采纳阿尔贝蒂的建议以灰色着色。但在意大利本土，吉贝尔蒂（Ghiberti）的学生乌切洛（Uccello，1475年去世）却为颜色、运动和微小细节所困扰；菲利皮诺·里皮（Filippo Lippi，1469年去世），他的学生吉兰达奥（Ghirlandaio）和他的儿子菲利皮诺（Filippino）对戏剧观念、自然主义和声色等都有一定的鉴赏经验；曼泰尼亚（Mantegna，1506年去世）是透视、对立体和明暗对照法的大师；圭多·迪·彼得罗（Guido di Pietro）和其弟乔瓦尼（Giovanni）在佛罗伦萨的圣马克；安杰利科（1455年去世）是运用灰色和内部光线的画家；甚至还有桑德罗·波提切利（Sandro Botticelli，1510年去世），他的轻盈的笔触、优美的线条和透明的色彩都确保他与佛拉·安杰利科一样在艺术史上占主要地位，他们仅代表了1400年的开创者和1500年的巨人们之间一般性的联系。作为补偿，意大利艺术的这种多样性对人的震憾冲击大大强于文学领域。这些人工作在帕多瓦、奥尔维耶托、曼托瓦、乌尔比诺、费拉拉、里米尼、佛罗伦萨、菲耶索莱、比萨、普拉托和西斯廷教堂，以及众多的小礼拜堂、室所内，每位教皇都感到有义务在其前任基础上为梵蒂冈添砖加瓦。

谢选骏指出：人文主义信靠自己，但是容易让人陷入虚无主义，因为“自己并不可靠”这很容易就得到了证明。

【38、加速和爆炸】

没有选择

1453年作为中世纪结束的时间的历史教科书建议代之以1492年， 这一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西班牙国王摧毁了格拉纳达王国——欧洲最后的穆斯林据点。这些都是有用且显著的标志，但1492年的象征意义更少于1453年。首先是哥伦布从未认为他发现了美洲，这一偶然性的行为成为一种必要因素尚需时日；其次是因为穆斯林尽管从该世纪初就丧失了休达及其它一些地方，但实际上他们在1492年后做得很好（如果塞尔维亚人和匈牙利人的记述值得信赖的话）。因而应将时间再往前推。特别是在我们一直逗留的领域，因为在这些领域尚无真正进行构建的迹象，正如艺术和文学还仍然在涉水尝试一样。为什么停止在以骚动而结束的巴塞尔会议、或停止在萨沃纳罗拉的呐喊、或佛拉·安杰利科的消沉中？奥卡姆或威克里夫应该是更好的选择。1400年后，历史学家卷入了节奏加快的运动中去，这些运动全速推动他们进入16世纪。

谢选骏指出：历史分期只是一个标记，所以需要时间过去，才会日益凸显起来——这就像是一个人的生日，本是毫无意义的偶然，后来却被庆祝为命定的节日。

【39、罗马的困窘】

当教会危机和教会分裂在15世纪中期结束时，罗马教皇觉得自己最终以一系列艰苦斗争的胜利者的姿态出现：与要限制他权力的知识分子斗争；与出于王朝自身或其他利益而操纵他的前任的国际性小集团斗争。马丁五世（Martin Ⅴ）和尤金尼厄斯四世（Eugenius Ⅳ）甚至相信他们自己有权取消同教会长老进行经常性商议的承诺。他们依然在已破败的宗教帝国和教会联盟前挥舞着教皇至高无上的权威，这种在每一世纪都被提供给信徒的精神之餐已经腐烂变质，而他们却想让教会之舟仍像英诺森六世时期，或至少也能像阿维尼翁时期那样轻快地航行。

他们没有看到这艘船在缓慢下沉。首先，个别教皇的行为招致批评。我们可以很容易地为抓住了10世纪的“娼妓政治”的丑闻而兴奋，可以斥责贪赃枉法、贪婪，甚至个别教皇的不检点，以及他们经常求助于阴谋和暴力。显而易见，在意大利，沉溺于权力从而酿成血与火，纵情享受奢华、刺激等都不是牧师应有的品性。1476年对加莱亚佐·玛丽亚·斯福尔扎（Galeazzo Maria Sforza）的暗杀是在罗马策划的，就如同帕齐阴谋案（发生于1478年6月的一次不成功的、企图推翻统治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的阴谋）一样，这一阴谋使尤利亚诺·美第奇于1478年丧生。与土耳其人就奥特朗托（Otranto）进行的遮遮掩掩的谈判也是在罗马进行的，土耳其苏丹竟敢在奥特朗托上岸登陆。成为英诺森八世的主教齐博（Cibo）有儿子要抚养；主教德拉·罗维尔（Cardinal della Rovere），一旦成为尤利乌斯二世，竟带着头盔从其枪炮炸出的城墙缺口进入了米兰多拉（Mirandola）。1492年后西班牙的博齐亚（Borgia）家族达到了顶点；罗德里戈（Rodrigo）成为亚历山大六世，包养着三个情妇；恺撒用刀剑和匕首为自己雕刻出一个意大利王国，自己也搭上了性命，他的姐妹柳克丽霞（Lucretia）至今仍然是奢侈和恶行的象征。所有这一切都是真实而可悲可叹的，但是当时的人们似乎并不那么敏感。投毒、通奸和醉语盛行；就在查理曼的王冠令人难以置信地被拍卖之前，亚历山大六世把他已购买的教皇三重冠拿去拍卖；弗兰西斯一世与土耳其人结盟，违背了自己的诺言；亨利八世为了换掉妻子而改变其臣民的宗教信仰，等等。把1517年的觉醒视为对教皇们私生活的抗议，甚或是反对肮脏的免罪符交易是将事情简单化了。毕竟艺术和哲学在罗马居统治地位，而免罪符只不过是与当时的意大利银行会同意的那些交易相类似的交易。

真正的罪恶在别处。它首先来自上层社会，来自教宗周围的集团，来自所有那些在思考、翻译、教学的大学教师、人文主义者和主教们等。甚至那些奉献生命为已经确立的等级制度服务的人，比如格尔森和尼古拉·奎萨，对他们来说，上帝所定的秩序是不容置疑的，但他们在教会内外也被诱使去怀疑教皇权威性。甚至早于1430年克莱曼奇的尼古拉斯（Nicholas of Clamanges）和格尔森就认为，一个名不副实的教皇应被教会团体和获得授权的代表废黜。像瓦拉和皮科（Pico）这种的哲学家和注释家取得的批评上的成就降低了《圣经》的价值，在他们的释译中还斥责了种种滥用妄用，并且把卡巴拉和柏拉图置于同福音传道者一样的位置。无论如何，这些“人文主义者”并不领受绝望或神秘主义的折磨，他们在自己的精神世界里思索信仰问题。这使得他们瞧不起所有的中介，认为所有的等级制都是多余的，所有的仪式典礼都是空洞的形式主义。希腊的流放者在使世俗教会非神圣化上也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一位倔强的斯巴达人杰米司特斯·普莱松（Gemistus Plethon），在其大约1440年的《法律》里勾勒了一种基督教徒或自然神论者的共和国，其中难以发现提到教皇之处。伊拉斯谟和马基雅维利不也对《圣经》予以致命的打击了吗？

攻击也来自统治者们。他们的敌意是政治上的竞争，以及对罗马卷入意大利战争的普遍怨恨的副产品。当1478年路易十一禁止天主教宗教裁判所在多菲内运作时，他既不是在保护沃杜瓦斯（Vaudois），也不是在抗议这一宗教法庭血腥的滥权，两者他都不关心，只是因为多菲内省是他的领土。弗兰西斯一世与教皇利奥十世（Pope Leo Ⅹ）达成一份契约，利奥十世把弗兰西斯一世领土上的教会财产控制权移交给弗兰西斯一世，如同“改革过”的德国诸候不久为自己所做的一样，这样做不是为了避免罗马过分的征税和拯救“教宗权制限主义者”，而是为了填充自己的金库及欺凌他的主教们。

这样，罗马尊严和权势的加速衰落意味着即使像10世纪、11世纪样由世俗的君主接手，整个势态也不可补救了。马克西米连皇帝，即马克斯·奥内·格尔德（Max ohne Geld）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国王们都很繁忙。教会不得不从自身汲取新的力量。但是没有信徒的帮助她能做到吗？宗教改革以后，教士们当然不再像人们以前惯常所说的那样堕落和无知，但他们很虚弱，没有被武装起来，且很少受到注意。众多教皇已经意识到大难临头。在这种情况下，埃涅阿斯·西尔维厄斯·皮洛科米尼（Aeneas Silvius Piccolomini）1458年被选为教皇，出现了一线希望，他取名庇护二世（Pius Ⅱ）以纪念2世纪时第一位有文化教养的教皇。这位博学之士、历史学家和人文主义者虽然厌恶召开宗教会议的主意，却能集聚充满善意的人，但是他的教皇任期却是一场彻底的失败，因为他试图重振十字军。他怀着对教会的失望死于1464年。活跃的教皇使节至少到处在努力唤醒沉睡的教士；德国人尼古拉·奎萨和西班牙的红衣主教希梅内斯·西斯内罗斯（Ximenez de Cisneros，1517年前）能做的也不多。希望改革的生命力不能否定：它影响了像克呂尼那样的古老的修士会，使新的创造发明得以出现，例如意大利南部佛兰西斯科·保拉（Francesco di Paula）的小兄弟会，它赞成支持虔诚的布道和宗教典范。罗马在1400年至1520年之间宣布90名这样的人为圣徒，大部分是知识分子和教士。改革会议的观念逐渐发展，甚至尤利乌斯二世也被这种观念战胜了。他于1512年召开了一个全基督教会预备会议，但是其它的担忧使他不安。他必须使西斯廷教堂画上彩绘，遏制法国人，对付威尼斯。这一会议断断续续进行了5年，只列了一张紧迫问题的单子而没有做出任何决定。到1517年3月，它才准备就绪，但已经太迟了！在6个月内，路德将95条论纲钉在了维滕堡大学的门上。

谢选骏指出：教会本是人与神进行交流的地上天国，结果却沦为人与人角逐斗争的名利战场。

【40、意大利巨人的时代】

现在树上终于结满了果实，穿越中世纪的漫长旅程到达了尽头。它在工作和生活在16世纪最初20年的非凡的一代人面前停下，那些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航行在大海上，那些意大利人、法国人、荷兰人、德国人和英国人到达了思想、艺术和科学的巅峰。

在显示自己时代的特征，至少在反应其后几个世纪的特征方面，没有多少思想心智能像列奥纳多·达·芬奇（1452年—1519年）的那样有影响力。他被认为预见到了19世纪才变成现实的机械和技术，他大量的试验手稿确实表明他设想了水力千斤顶，如同他对装甲坦克、飞机和潜艇所设想的一样简明；表明他考虑了炮火的倾斜效应和沃邦（Vauban）将要展示的防御体系；设想了地理时代的概念；解释了承雨线脚的作用；预言了万有引力和波的传导性；进行了解剖实验。

作为欧几里德、维特鲁维、普利尼、托勒密、摄尔修斯（Celsius），以及作家的读者和译者，他像他遇到的米兰德拉的皮科一样积累了广泛的科学知识，在他的时代明显无人可以比拟。实验性推理的实践是一切科学推理的根基，就如那些“知识的绝对范式”、数学和力学一样，其最初真正的进步归诸于达·芬奇。培根和黑尔斯的亚历山大在13世纪时设想的东西，他尽力去实践应用。这就是为什么他最终为了思考和推测而忽略了绘画，他被动力学和平衡问题所吸引；他研究肌肉的内部运动；他热衷建筑和色彩的元素，这些把他吸引到了建筑和造型艺术方面。但是上述部分的工作，尽管最为著名，却烙上了深深的经验主义印记：他画的人体说明他对解剖有完美的观察；他笔下的植物表现了他的确有植物学方面的才能；他的风景画表现了他地理学上的敏锐感觉，为了创造最精确的光的效果，列奥纳多运用了渲染层次（使素描中的明暗或色彩中的色阶有层次的调和。）的方法，这就使他的许多画作到今天常常笼罩在低垂的雾霭中；他杰出的数学思维使他发明了许多几何构图（经常是金字塔形的），其中许多向心灵学方面的专家提出了难以解释的问题。列奥纳多似乎难以专注于一件事情，他脑海中的灵感如泉突涌。他最初作为画家在佛罗伦萨工作，然后在1483年30岁时到了米兰，在这里他为卢·科·伊·莫罗（Ludovico il Moro）服务，接着返回托斯卡纳、米兰，再接着去罗马，直到1515年在昂布瓦斯（Amboise）受到弗兰西斯一世的欢迎，弗兰西斯一世留他直到他去世。从《岩石上的圣母》（1481年）到《最后的晚餐》（1497年）、《神圣家族》（1503年），以及《蒙娜丽莎》的肖像——或又称《乔孔达》（1507年），达·芬奇在不断地追求可见的形式及象征性的东西，这种象征透露出无形的东西及宇宙本身，正如他用蓝色的背景来忆及水在宇宙中的作用，或以水汽缥渺的的光环环绕着他的肖像，尤其是女性的肖像。达芬奇将自己描述成一个“全能的人”，他多方面的才能确实使他有理由如此自负。但是，正如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的那样，他的同胞不能理解他。他经受过欺骗、批评，遭受来自米开朗基罗的苛刻评判。

米开朗基罗·布纳罗提（1475年—1564年）比达·芬奇小20岁，但是这个年轻的托斯卡纳人比列奥纳多更接近15世纪中期在佛罗伦萨复兴的新柏拉图主义精神。对他而言，拯救灵魂是艺术家的中心活动，达·芬奇的数学理论知识和几何定理似乎冒犯了这一理想。相反，从未加修饰的素材中索取可以使理想具象化的形式是必要的。这就是他由绘画转向雕塑的原因，因为这一工具可以使他借助雕像剧烈的姿势和强烈的表情，来表现人类充满戏剧性的、“普罗米修斯式”及巨人泰坦式的奋力回归上帝、本源、本体的大搏斗。从那时起，如同他对几何漠不关心一样，甚至建筑对他而言也只不过是更高志向的外在表现形式。在漫长而备受折磨的一生中（在持续10年虔诚的隐居后他的生命结束），米开朗基罗不停地更换他的雇主和工作，这一点甚至超过达·芬奇。他暴躁的性情常使雇主不满意，而项目也不能完成。他陆续在罗马、佛罗伦萨、威尼斯、波伦亚，又在佛罗伦萨，以及罗马工作。随着他1498年创作了《圣母哀悼耶酥》，他对受难和壮观的爱好表现出来，并在为尤里乌斯二世的坟墓而雕刻的著名的《摩西》（1514年）中获得了成功。他的壁画覆盖了西斯廷教堂500平方米的穹顶，满布与古代世界相关的图景，这花费了他四年巨大的劳动（1508年—1512年）。他不能强迫自己完成圣彼得教堂的作品，布拉曼特（Bramante）于1506年相当仓促地开始了绘制。这种适合于但丁式的艺术家的忧郁性情产生出辛辣的诗篇，其中抒发了他对自己时代的厌恶，形成了痛苦的14世纪和巴洛克时期之间令人惊讶的联系。

尽管拉斐尔和马基雅维利拥有不容置疑的功绩，他们却不能被列在同样高的地位。拉斐尔·圣齐奥（1483年—1520年）得益于学院式艺术的成功，这种学院式艺术一直延至19世纪，赋予对称、色彩的浓淡和叙述性等至关重要的意义。当然，这位画家远远比上述所意指的更具有原创性，但是他全神贯注于“古典”的和谐，他运用光的技艺，以及罗马教皇们官方的赏识（他很舒适地享受了15年），使他获得了比同时代的其他任何艺术家更多的尊敬。他蒙教皇的信任为其装潢寓所，在那里他从1509年一直工作到去世。尼科洛·马基雅维利 （1469年—1527年）与但丁一样，被认为其思想观念与其著作中所驳斥的内容难以区分。他作为佛罗伦萨外交官的生涯以流放而结束，并不特别有意思，但是他写于1512年的主要著作《君主论》（The Prince）是迄今最有影响的政论文集之一。他的著作的确是历史环境的产物：教士权威被毁坏；人们要求有一种有德行的超人出现；对前宗教改革和恺撒里·博齐亚（Caesare Borgia）的打击。但是他的理想国是开明君主专制的典范。马基雅维利厌恶帝国，他祈求一个非宗教化的社会，在这里《福音书》不再软化民众。他相信一些精英们的美德，或者仅仅表面的美德可能就足以平息公众的意见。他被指责为愤世嫉俗主义，但是这一词汇应该按照古人所界定的意义来运用，它是智者、现实主义者、拥有美德或道德力量的人们的规则。

谢选骏指出：从基督教的观点看，巨人就是鬼怪。但是天主教会却接受了这些鬼怪，而且对他们大吹特吹——这也是萧条的北方终于爆发宗教改革的一个诱因。

【41、传播】

尽管列奥纳多·达·芬奇去世于法国的克洛—卢斯，皮科·德拉·米兰德拉1485年造访巴黎，但意大利人一般都呆在国内，在这里他们很容易看到财富的热爱者——如果不是艺术的爱好者的话——持剑匆忙赶往他们的城镇。这种情况很多，以致于一旦翻越阿尔卑斯山，精神世界的整个面貌为之改变。几乎所有那些我们将要谈到的人都去意大利，不是作为谦卑的模仿者，而是作为振翅起飞前检测自己知识的学徒。这意味着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久将翱翔于他们本土的知识成就之上，并且一旦他们离开了意大利，他们就与人文主义者和多才多艺者形成联系。理解他们也许是理解基督教改革进程的基本。

鹿特丹的伊拉斯谟（1469年—1536年）仍然代表着人文主义的精神。作为一个温和、审慎和有教养的学者，他是一个通晓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的雄辩的演说家和有才能的文体批评家。这位1493年被授为神父的谦逊之人，发现这些成就可以很好地保护他免受这个严厉世纪的残酷之苦。如同16世纪的彼特拉克，他来往于宫廷之间，处于国王和君主们的保护之下，在伦敦、巴黎和巴塞尔授课，访问了意大利和德国。最引人注目之处而且为大家都尊崇的是，他具有超常的捕捉每一种精神见识所激起的反响的能力。他研究和吸收了勒伊斯布鲁克（Ruysbroek）的神秘主义、瓦拉文字的严密性、尼古拉·奎萨的新柏拉图主义；他赞成路德，钦羡马基雅维利并和比代（Budé）交了朋友。这种综合产生了1505年的《<新约>注解》（Annotations the New Treatment）以及1511年的《利贝罗·阿尔比特罗》（De Libero Arbitro），它们都是一种冷静的每日祈祷书。甚至在尤利乌斯二世解除了他的誓约之后，伊拉斯谟仍小心翼翼地不脱离教会，但是他不相信神的恩赐，他认为圣礼只不过是一种象征形式，他为受到理性调合的信仰而辩护。他达到了令人敬佩的平衡，但却是一个不可企及的人。

他的英国朋友们没有做到这些。伊拉斯谟在伦敦听取了约翰·科利特（John Colet，1519年去世）的讲座，托马斯·莫尔（1535年去世）1516年把《乌托邦》题献给他，但这两个人要么与奥卡姆主义，要么与国家王权发生了冲突，这使得一个陷于贫困，另一个上了断头台。法国缺少与意大利甚至伊拉斯谟的联系，这一点令人惊奇，可能是因为巴黎大学抑制产生新思维方式的时间比在其它地方更长。这意味着查理八世和路易十二时期的法国是语文学和历史学的祖国。纪尧姆·菲谢（1486年去世）及其后的纪尧姆·比代（Guillaume Budé，1540年去世）热忱发展语文学，语文学给人一种受到意大利或荷兰强烈影响的印象。关于历史学，已经提及的科明尼斯不应被忽略，而罗伯特·加古（Robert Gaguin，1501年去世）既是一位教会法律师又是一位历史学家，值得作为一位编纂家而不是思想家受到简单的致敬。总之，只是在很久以后，人文主义之父才在法国出现，这就是雅克·勒费佛尔·德塔普雷（Jacques Lefèvre d′Etaples，1536年去世）。他是亚里士多德作品的编著者，也受到菲奇诺（Ficino）的新柏拉图主义的吸引，他在意大利时就听到过这些。他是第一批疏远经院主义的法国人之一，但是其努力却非常胆怯。他对《福音书》的评注和对《圣经》的翻译都未能体现与正统思想最低程度的决裂。只是1519年作为莫城（Meaux）主教辖区的副牧师，他形成了一系列对教会改革的反思。

德国仍处于麻木状态。在贪婪的商人和士兵与败落的皇帝和诸侯（他们收集免罪符）之间，备受溃疡折磨的尼古拉·奎萨遇到的只是被贫困和恶劣的教士压榨的农民。在意大利，帝国被认为是野蛮之地。虽然如此，德国的灵魂仍在寻求表现自己，阿尔布雷克特·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年—1528年）作为雕塑家从这一代先驱中出现。他大部分著名的作品创作于1495年至1519年，在此之前，丢勒在纽伦堡，然后在阿尔萨斯做木刻师。其后他去意大利长期研究曼泰尼亚的作品，又去低地国家研究凡·爱克和梅姆灵。这些游历产生了他第一批铜雕画，起初非常“哥特”化，以后越来越意识到了自然主义和透视法。丢勒保持着一种深厚的宗教感，这使得他后来对宗教改革有非常充分的理解。他的同时代人也许发现他的轮廓清晰的风景和色彩变化的创造性更具诱惑力，但是就探索新的精神性来说，他1498年的《启示录》（Apocalypse）和他的《圣哲罗姆》（Saint Jermo）描绘了基督教世界的民众与日俱增的痛苦。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这种痛苦爆炸的阶段。

谢选骏指出：这种“痛苦爆炸”，不仅来自土耳其人的外在压迫，也来欧洲深处的情欲爆发。马丁·路德的还俗就是一个例子。加尔文也是如此充满了情欲——《加尔文的婚事》报道：

当法诺勒正在争取加尔文回到日内瓦的时候，由于加尔文不露声色，斯特拉斯堡的居民并不知道一场拉锯战正在展开，并不知道加尔文可能告别斯特拉斯堡。一五四○年七月，加尔文成功地获得了斯特拉斯堡市民的身份资格；一五四○年十一月，加尔文更娶了当地的一位遗孀伊德莉特·比尔（Idelette de Bure）为妻。加尔文结婚时还不到三十岁，他的婚姻毫无浪漫色彩，可说一波三折。

多年来，加尔文看到两位同工——法诺勒和马丁·布舍——都有美满的婚姻，也就非常羡慕。他表示有意结婚，条件是朋友们能为他物色到一位适合的对象。

第一位被介绍给加尔文的，是一位出身名门的贵族遗孀。加尔文害怕她会夸耀自己的门第和学问；其间加尔文曾经做出让步，条件是这位受过德文高深教育的贵族妇女同意学习法语，以便两人在婚后更易沟通。不过，这位贵族遗孀拒绝学习法语，这样一来，两人也就不再来往。

接着，又有人介绍另一位女子给加尔文，许多人都对这位女士有好评，加尔文也尽量迁就，并决定于一五四○年三月第一星期内结婚。但可喜的是，加尔文在筹备婚事期间，及时发现对方有些问题，必须重新考虑，必须及时刹车。一五四○年六月，加尔文写信给法诺勒说：“我还未找到妻子，我怀疑自己是否仍需要结婚。”

最后，加尔文接受了马丁·布舍的推荐，娶了伊德莉特·比尔为妻。伊德莉特·比尔是一位重浸派（Anabaptist）信徒约翰·司徒德（John stordeur）的遗孀；约翰·司徒德因染上瘟疫，不治而逝。伊德莉特·比尔本人是一位敬虔贤慧的姊妹，完全符合加尔文最初寻找对象所列出的条件：“我所需要的妻子，不在乎她的美丽。她应具备的美德，须是谦虚、勤俭、忍耐、顺服而不自大，还要关心我的健康。”事实证明，加尔文的婚姻生活是快乐的和甜美的。伊德莉特·比尔嫁给加尔文时，还带来两个与前夫约翰·司徒德所生的孩子。加尔文重返日内瓦时，妻子伊德莉特·比尔也随着迁居到日内瓦。一五四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伊德莉特·比尔为加尔文生下一个未足月的男孩。可惜的是，加尔文的独生子，只活了几天工夫，就离开人世。加尔文答复朋友比勒·威勒特（Pierre Viret）的慰问信时，在信中这样说：“我的妻子要我谢谢你的关怀和慰问。我们确实为了我们的婴孩的死亡，内心深感悲痛。但我们的父神，对于什么是有益于祂的儿女的，知道得最清楚。”从此，加尔文再也没有亲生的孩子。一五四五年，加尔文的妻子伊德莉特·比尔染病；她挣扎在病床上，延医仍无效，卒之于一五四九年三月病故。

至于最后一个“宗教改革三头”之一的慈运理就更不像话了——慈运理1522年和安娜·迈耶(Anna Meyer)秘密结婚，还生了子女四人。为何秘密结婚，为何像是做贼一样？

【42、最终的爆发】 

遮蔽世界的罪恶重新揭开了基督的伤口。由于战争和瘟疫在大约1420年和1430年又爆发了，没有一个灵魂能进入天堂。信徒们既未因教会的分裂，甚至也未因教皇的可耻或教士的行为不端而受折磨，反而因害怕土耳其人、恐惧上帝实施的应有惩罚及临终时不能忏悔而备受煎熬。以前穷人们相信饥饿和痛苦会使他们的灵魂得到拯救，这使他们得到安慰，但在一个巨大的危险从四面八方影响所有社会阶层的世界，这种情形已不再适用。相反，在欧洲最落后的地区，那些受灾难、银荒或饥饿影响最大的人，其恐惧最强烈。他们的痛苦通过他们的歌声（《赞美诗》起源于13世纪中期）和他们的艺术反映出来：丢勒的《启示录》、格律内瓦尔德（Grünewald）充满血腥味道的《十字架受刑》（Crucifixion）。没有哪位艺术家比哲罗姆·博施（Jerome Bosch，1516年去世）更好地表现了这种疯狂和可怕的恐怖。他的《最后的审判》（Last Judgement）揉合史前的幻想、异教徒的神话和巫术于一种虚幻的混杂体内，在这里有奇形怪状的怪物，受到折磨、作着怪相的虚弱的人物处于狂乱的半恐怖的场景中——这是一幅关于人类所有痛苦的充满凶恶的讽刺画。

对在非凡者美第奇二世面前讲演或在进行研究性沉思的博学文明的人文主义者能有什么期望呢？安慰只能来自于合作，来自于最受威胁的因素的联合，这的确提供了宗教改革精神的无产者性质。否则，每个人都不得不向自身内部寻求力量，以自己的所作所为来为自己的信仰辩护，为了更好地这样做，就要研究学者们完成的比较纯正的《圣经》版本，以及印刷家们的翻译。在这种情况下，是否信徒本身就认为自己能够在没有中介的情况下，也能够行使自身的神甫职能？可以这样来回答：这是牧师或有知识的人的推理。但是为什么遭受痛苦的人们不能从许多迹象上明白他们必须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呢？

位高而虔诚的人物邀请他们这样做。1484年和1491年在巴黎圣母院，先知先觉者打断了弥撒，打碎了圣餐杯并将圣饼踩在脚下；1499年在图卢兹和1510年在贝里（Berry），布置民兵打击不端的教士，并呵斥他们的主教。洛伦佐死后，佛罗伦萨出现了一位名叫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onarola）的暴民领袖，他是一位雄辩的圣多明我会教徒，1494年公开宣告基督是那儿的国王。在以后的3年里，佛罗伦萨陷于一种道德的恐怖之中，但这没有能够缓解贫困。虽然如此，这位修道士的启示性的观念预示着反对基督的中产阶级的降临和教会时代的结束，这些对民众和众多学者都是一种诱惑，萨沃纳罗拉被开除教籍，受到攻击，遭到抛弃并于1498年在佛罗伦萨被烧死，这时路德年仅15岁。

丢勒给了德国一种自我表现的方式，但这还不够。使基督教世界遭受痛苦的种种灾祸导致粗陋和率直一直是德国人的精神特点。求助于人文主义是很少有的，在德国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多地感受到与教会的疏远，通过与经院哲学的决裂，这种与教会的疏远失去了与宗教体验和信仰热情的联系，这一点可以在低地国家和莱茵兰强烈地感觉到。同时期一些不正当行为的滥施使人们更深层次的不满日益明确具体化。即使像萨克森的腓特烈选侯（Frederick Elector）一样值得称赞的统治者由于多年为自己获取免罪符，也收集了17 143件圣迹。街谈巷议的市民和沉默不语的农民都被围困、惊恐和瘟疫弄得筋疲力尽。必须做些什么来改变这一切。

马丁·路德成长在一个质朴的社会环境中。1505年，他幸运地在萨克森的奥古斯丁修道院找到了一个位置，但是这个对感官声色深为恐惧、有着严格道德操守的人，却被自己在一次赴罗马的公务旅行中的所见所闻而击垮。他投身于《圣保罗的使徒书信》（the Epistles of Saint Paul）和《圣经》的研究之中。他疯狂的热情和燃烧的本能使他坚信，拯救只能来源于信仰本身，教士职能、身份属于所有的信徒，教会集团的物产是撒旦的作品。奔放和倔强的精神，使他置一切审慎的建议于不顾。1517年宗教会议的失败使他下定了决心：那年10月，他在维登堡（Wittenberg）公布了95条论纲，有力地揭露了100多年来在意大利和其它地方缓慢沉积下来的一些东西。卡耶坦（Cajetan）主教拒绝了他的主张，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对路德的主张整体上是熟悉的，但是这样的表达被限制在社会精英范围内。路德坚持己见。1518年8月，他被传唤至罗马，似乎有可能达成妥协。路德继续坚持。1519年6月，西班牙的查理在使整个基督教世界蒙羞的情况下当选为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修士马丁可以自由快进了。他就在这个月与罗马决裂，否认教皇一切世俗的权力；他向教会最高会议上诉，号召所有的基督徒反抗。

这一次抵达了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不是把萨沃纳罗拉或胡斯扫到一边。在不到6年或7年的时间里，整个欧洲爆炸了，与她一起倒下的是中世纪的阴影。

谢选骏指出：“中世纪的阴影”——这就是盘踞在英国剑桥的“基督教叛徒”对于哺育了她他们的恩人所进行的“反咬一口”——这是一个典型的“农夫与毒蛇”的故事。农夫就是基督教，毒蛇就是脱离了基督的人们……这也包括马丁·路德。“马丁·路德成长在一个质朴的社会环境中。1505年，他幸运地在萨克森的奥古斯丁修道院找到了一个位置，但是这个对感官声色深为恐惧、有着严格道德操守的人，却被自己在一次赴罗马的公务旅行中的所见所闻而击垮。——但是，作为一个德国修士，马丁 路德他却违反誓言和修女犯了奸淫……不仅如此，他还不惜为此分裂了教会。他是真对感官声色深为恐惧的吗？他是真有严格道德操守的吗？

（另起一页）

【后记、社会转型需要基督的奥秘

《从人文主义到极端主义：炼狱的诞生与欧洲社会转型》（历史控 2021年08月14日）报道：

也许，炼狱观念和制度所代表的中世纪人文主义，以及中世纪人文主义对善恶二元论及其极端主义倾向的抵制，是我们需要寻找的答案的一个组成部分。

按：“中世纪代表着希望。”

在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1924-2014）看来，西方文明在近代的良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世纪的文化和制度建构。人文主义是中世纪的产儿，炼狱信仰给死者救赎的希望，消解了善恶二元论的极端主义倾向，其观念和制度背后是一场思想和文化的革命，并推动欧洲的政治和经济进入近代社会。

《炼狱的诞生与欧洲社会转型》文 | 彭小瑜（《读书》2021年8期新刊）

在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 1924-2014）的丰富著述中，《圣路易》《试谈另一个中世纪》和《炼狱的诞生》在其最满意的几本书之列。“炼狱”不仅指有罪之人死后洗涤自己罪过的处所，也是中世纪欧洲的一个独特社会文化现象。勒高夫给出了一个动态的阐释。他举出列日一位高利贷者的故事：死者的亲人和朋友可以代其行善，帮助炼狱中的罪人提前升天。高利贷者的妻子在他去世之后坚持做了十四年的施舍和苦修善功，帮助死者脱离炼狱的磨难，提前升入天堂。勒高夫就此议论说，以男女合意和男女平等为基础的一夫一妻制度在中世纪被稳定地建立了起来，即便在配偶去世以后，人们仍然希望为对方做点什么。人们因为炼狱的存在或者想象，能够去积极行善，实践自己对亲人和所有人的爱情和爱意。所以在中世纪人们的心目中，承认炼狱存在的信念，代表着希望。勒高夫坦白说，他其实想说的是“中世纪代表着希望”，代表着面向未来的现代人类的希望，因为在他看来，中世纪的文化传统培育良善品德，是对冷漠的现代商业社会的批评和修正。

这种态度还提示了一条尊重甚至敬畏传统的一般性原则：不是轻率和粗暴地否定和抛弃历史遗产，而是用体贴入微的心思去感受过去发生的事情以及这些事情背后活生生的人——这一条原则当然也可适用于我们自己对待中华文明传统的态度。缺乏批判性地肯定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对现代世界的贡献，很容易导致人们对前现代社会的低估以及对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轻视。理解勒高夫对中世纪西方文化的欣赏，理解他对炼狱作为一种观念和社会实践的欣赏，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作为近代欧洲文明基础的中世纪人文主义，甚至有助于我们针对所谓的“李约瑟难题”给出一个更加合理的解释。

炼狱和中世纪人文主义

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一九六四）一书里面批评了现代西方的技术社会，认为前现代的中世纪欧洲“封建”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让现代西方还保留着些许高雅的精神和文化，让人们对商人的牟利务实品位的厌恶和反感有了传统元素的有力支撑。勒高夫由中世纪历史研究的角度阐释了同样的看法。他心爱的中世纪不仅代表着西方文化的精华，不仅构成其中人道主义关怀最强烈、对个人尊严和情感最体贴关照的部分，也为现代世界走向充满希望的美好未来提供了历史经验和借鉴。这样一种态度反转了启蒙运动以及之后的西方世俗文化质疑和否定中世纪的立场。

勒高夫热爱中世纪，《炼狱的诞生》一书是他对中世纪的爱情的结晶。该书在结构上符合欧美学者研究中世纪思想和制度史的常规，譬如作者追溯了炼狱观念和学说及早期教会的作者，甚至还追溯到犹太教传统。勒高夫也按照时间顺序谈论了中世纪不同阶段的炼狱观念及其对宗教实践活动的影响，并系统、深入地研究了十二和十三世纪的情况。勒高夫拒绝认同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和十九世纪激进世俗化所带来的以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为特征的资产阶级观念体系，认为西方文明在近代的良性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世纪的文化和制度建构。这也是晚近中世纪研究的主流看法之一。

对中世纪文化深刻的同情和理解构成了勒高夫的中世纪研究的基础。正如他在回忆青少年学习经历时所说的，司各特的小说《艾凡赫》让他在十二岁的时候就对中世纪生活和文化着了迷。这部小说里面的故事发生在英国国王理查德一世（一一八九至一一九九年在位）和他的随从艾凡赫身边。幽静神秘的森林，热闹和充满惊奇故事的骑士比武大会，包围和攻打妥吉尔司东城堡的战斗，在贵族和骑士周围的仆人、妇女、修士和神父，都让少年勒高夫对中世纪充满遐思，美丽犹太姑娘蕊贝卡及其亲人被迫害的情节激发了他作为一个天主教徒对当时（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流行的反犹主义的憎恨。他后来还特意提到一个细节，就是他记得，在一九五二年电影《艾凡赫》中扮演蕊贝卡的演员伊丽莎白·泰勒，让他看到心目中的人物在眼前变得光彩夺目。欧洲的历史和现实，在他的情感里面是无法分离的。勒高夫在晚年论及他的中世纪历史研究时毫不犹豫地指出，历史学家当然不是小说家，但是历史学家对历史的理解无法脱离他对现实生活的强烈感受，而且中世纪文化不仅延续到现代社会，还将深刻地影响世界的未来：“我心目中的中世纪来自我对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长期思考。”（Jacques Le Goff, My Quest for the Middle Ages, 2005, pp. 1-3, 121-124）学者将自己对现实生活的感受和强烈的情感投射到对延续千年的历史文化传统的注视和探究，是勒高夫对法国年鉴学派“长时段”理论的一个有趣发展。

按照勒高夫的“长中世纪”概念，追溯近代欧洲的文化和制度起源需要回到中世纪，甚至需要回到古典晚期，而在近代欧洲诞生的漫长进程中，十一到十三世纪这三百年是至关重要的。在他看来，人文主义并非出自十四和十五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人文主义是中世纪的产儿。这一观点在《炼狱的诞生》一书里面十分突出，是勒高夫讨论炼狱问题的主导思想。

正如大卫·诺里斯（David Knowles）在一九四一年就曾经论及的，十二世纪的人文主义对文学、个人情感以及情感的优雅表达给予高度重视，而且这种对个人和个人情感的重视在十三世纪，在当时的经院学者群体之外，在方济各和茹安维尔那里，仍然得到延续（David Knowles, “The Humanism of the Twelfth Century,” 1941）。而方济各和茹安维尔——后者为法国国王路易九世的传记作者，恰恰是勒高夫特别关注和深入研究的历史人物。二者的态度、情感和活动也构成勒高夫借以理解和阐释中世纪人文主义及其社会语境的主要依据。十一和十二世纪的欧洲神学家、教会法学家和布道者都开始强调《创世记》第一章第二十六节：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在神和人之间由此建立的相似性，勒高夫明确指出，构成了中世纪人文主义的基础，并引导人们看重人的理性、个体性、世俗生活和大自然，尽管这一切仍然被看作来自神的恩典。而且在当时，个人价值与人所归属的社团之间被认为存在密切的关联。勒高夫认为，中世纪对现代西方社会的建构意义不能局限于十一和十二世纪，之前的几个世纪也不应该被忽视。他比诺里斯更加强调十三世纪在欧洲文明诞生进程中的关键地位，尤其是城市化的社会冲击力；更加重视人世间生活的价值观转向，对欧洲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以及宗教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深刻的塑造作用（Jacques Le Goff, The Birth of Europe, 2005, pp. 79-81）。

对炼狱的想象以及与炼狱相关的赎罪祈祷和其他赎罪制度，在十二世纪后期，得到教会的认可并成为宗教礼仪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理论上，教宗拥有赦免罪人的权威，但是对在炼狱里面受苦的罪人，这一赦免在本质上只是为忏悔者进行有益的祈祷，并不可以保证他们立刻获得解脱，进入天堂。信徒在去世前为赎罪捐献给教会或者慈善事业的财富，或者死者家属为他捐赠的钱财，不仅帮助修建了教堂、修院，推进了各项救济工作，也成为教会道德教化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方面滥用教会权威的现象一直存在，到了十六世纪变得十分严重。赎罪券被直接用来增加君主和教会的财政收入，引发了路德的抗议和宗教改革。

意大利画家卢多维科·卡拉契所绘炼狱（来源：flickr.com）

炼狱观念抵制极端主义

正如勒高夫的研究所表明的，在十三世纪的社会实践中，信徒们相信炼狱的存在，并希望通过祈祷和善功忏悔罪过，来缩短自己和亲人在炼狱受苦的时间。在这一宗教观念和行为的背后，是中世纪人文主义所代表的新的社会格局，也就是对人、对美好生活的更加珍惜和器重，同时对人世间苦难有更深的关切。这一社会新动向在很大程度上与城市工商业的发达有关，与财富和贫穷同步增长的不平等现象有关。方济各会等新修会试图以更加积极的态度来应对新的社会问题，进行了规模前所未有的慈善事业，以至于勒高夫认为出现了一个新的“仁爱的欧洲”。

中世纪绘本画集《杜贝里公爵特雷斯描金日课经》中的炼狱（来源：inpress.lib.uiowa.edu）

炼狱的观念和制度构成了中世纪人文主义运动的一个侧面，譬如被曲折地用来为商业活动和商人的地位提供合法性。敏锐察觉和清晰展示了这一点，恰恰是勒高夫所做研究的一个创新贡献。他曾经说，商业牟利活动的合法性在这一时期逐渐得到认可，商人的社会地位以及政治影响也有所加强，与封建贵族的关系更加密切。与此同时，商人们表现出高涨的宗教热情，为许多欧洲城镇建立了那里的第一所为穷人服务的医院兼济贫所。中世纪人文主义对商人牟利行为的认可只是一种让步，并不是以放弃基督教经济社会伦理为代价的。贪婪依然是重罪，依然会让商人坠入地狱。不过因为炼狱，他们现在有了更多机会进入天堂。譬如教会允许和鼓励列日的那位高利贷者的妻子祈祷和行善，帮助她死去的丈夫早日脱离炼狱中的磨难，在天堂获得永生（The Birth of Europe, pp.116-118, 143）。

炼狱给了这位高利贷者以及各行各业积极入世的人们更多控制自己命运的主动权。譬如贪吃、说脏话、放肆地笑以及传递八卦新闻等，在中世纪曾经被教会看作很严重的罪过。犯有这类罪过的人，因为炼狱的存在，即便在死后也有了洗涤罪过和进入天堂的机会。在十二和十三世纪，中世纪人文主义在宗教问题上系统地展现了去极端化的倾向，并推动基督教道德更加开放地接受和肯定世俗生活。炼狱观念和制度得到教会、国家和社会的认可并被视为正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侧面。而这一时期出现的异端运动主流恰恰是信奉极端善恶二元论的“纯洁派”（可能受到摩尼教的影响），极力贬斥包括婚姻家庭在内的世俗生活的价值，当然也毫不妥协地反对炼狱的观念。这些异端试图否定炼狱存在的理由恰恰证明了炼狱的社会意义：在人世间，除了完美得可以直接进入天堂的人，邪恶得必须直接坠入地狱的人，还有更多不完美也没有邪恶到不可救药的普通人。将人类社会区分为完美和极度邪恶的两部分，几乎就彻底地否定了人性的空间，否定了宽容的温情，否定了妥协的余地。勒高夫指出，这种善恶二元论的极端思维被当时的社会主流明确认定为异端，非常幸运地在中世纪欧洲被击退了（My Quest for the Middle Ages, pp. 101-102）。

画家古斯塔夫·多雷为但丁《神曲·炼狱篇》所绘插图（来源：poetryintranslation.com）

不仅炼狱这一看似可怖的观念和制度成为中世纪欧洲抵制极端主义的工具，以人文主义为标识的文化转型也改变了人们对笑、对美食的态度：无论是笑还是饮食都曾经在崇尚苦修的中世纪早期被看作是需要克制的，因为人们希望抑制个体情感和身体欲望。这一情况在十二和十三世纪发生了变化。勒高夫诙谐地谈到，当时的人们对表达欢乐的笑和情感的宣泄有了更加积极和肯定的态度，譬如在一些契约文件上的签名处会有“快乐的捐赠人某某”这样的表述——也就是欢笑着的捐赠人。经院神学家曾经争论过，笑，尤其是开心的而不是表示轻蔑的大笑，是否构成一种狂妄和对他人不尊敬的表情，修道人士是否能够露出牙齿大笑。阿奎那的老师大阿尔伯特说，人间的笑声是天堂笑声的回声。方济各将欢笑变成圣徒的性格特征。一些方济各修会的修院因为老有笑声而受到修会领导的训诫，后者提醒年轻的修士们不要过度和简单地模仿修会的创始人。贪吃在中世纪常常被看作放纵身体欲望的一个方面，但是到了十二世纪，烹调技术的提高和讲究营养的风气增加了人们对美食的欣赏。使用菜谱成为时尚，法国的美食也逐渐开始获得声誉（Jacques Le Goff, “Rire au Moyen Age,” 1989; My Quest for the Middle Ages, pp. 107-108; The Birth of Europe , pp. 152-153）。享受人世间的美好生活，培育和伸张个人的个性，这一切符合现代人习惯的新生活态度，按照中世纪的道德说教，不可避免会有种种不完美甚至罪过。所以炼狱是必要的，可以为真实生活中形形色色和丰富多彩的人生提供一个通向天堂的途径，即便人们没有都活出圣徒的模样。世俗生活由此获得了切实可行的发展空间。所以勒高夫在《炼狱的诞生》的开场白里面说，炼狱观念和制度背后是一场思想和文化的革命，是中世纪生活方式的一场巨变。

这一核心主题在该书第九章得到了集中的阐释。勒高夫肯定炼狱对一些严重罪过的宽恕态度，并因此由三个方面谈到了炼狱的社会进步意义，正如我们在前面提及的，列日的那位高利贷者借助他妻子的虔诚和祈祷脱离了炼狱，获得了永生。勒高夫认为，在布道和宣讲基督教道德的书本里，教会不仅通过这一类故事表彰了基于爱情的一夫一妻婚姻，批评了算计经济和政治利益的封建婚姻，并且对商人和高利贷者展示了宽容的态度，推动了工商业的发展和近代资本主义的起源。炼狱第三个方面的社会意义在于，生者为炼狱中死者的祈祷和所做的慈善工作，说明了这个时期的中世纪欧洲重视和强调集体的团结互助，包括家族、行会和修道院成员相互之间的爱护、忠诚和同情。

勒高夫还强调说，在人文主义的大氛围中，对异端的迫害令人遗憾，但是有时候是出于压制极端主义的需要。他也认为，镇压异端在整体上属于罕见的情况，连阿奎那在神学方法上具有革命性和颠覆性的创新都没有受到阻碍。他对商人和银行家的研究说明，在受到基督教伦理严格规范的中世纪经济领域也顺利进行了系统的革新（My Quest for the Middle Ages, pp.45-64）。由勒高夫的炼狱问题研究可以引申出来的一个观点是，避免极端主义倾向和坚持温和的改良（改革）主义传统至少在十一世纪以来一直是中世纪社会进步的一个突出特点，并最终推动西方社会进入近代化的起飞跑道。

由理解中世纪到破解“李约瑟难题”

勒高夫曾经斩钉截铁地说：“人文主义绝不是文艺复兴的产物。”（My Quest for the Middle Ages, p. 119）他在这里所指的是十四世纪发源于意大利、延续到十五和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对他而言，在十一、十二和十三世纪繁盛的中世纪人文主义才是近代欧洲起源的关键元素。他在二〇〇三年出版的《欧洲的诞生》里面研究的，恰恰就是中世纪如何推动欧洲进入了近代社会的发展阶段。中世纪为近代社会出现进行的最重要准备，就是将基督教对天国的向往在一定程度上世俗化，进而强调尘世生活和世俗追求的价值（The Birth of Europe, p.177）。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中世纪的激进人民运动由“‘上帝儿女的平等’得出有关社会平等的结论，甚至已经部分地得出有关财产平等的结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二卷，二〇〇九年，237—238页）。中世纪人文主义所代表的主流文化没有走那么远，没有具备那么激进的革命性，却实实在在为欧洲向资本主义过渡进行了全面的准备。

勒高夫在《钱袋与永生》的结语里面写道：高利贷者是近代欧洲资本主义的推动者。正是对地狱的巨大恐惧让他们在资本主义的门槛上迟疑徘徊，而经由炼狱逃脱地狱的希望让他们摆脱了恐惧，开始推动十三世纪的欧洲经济和社会向着资本主义的方向发展。而且这一发展同时在政治上和法律上有相匹配的制度建设（Jacques Le Goff, Your Money or Your Life, 1990, p. 93; My Quest for the Middle Ages, pp. 86- 93）。这里的关键词是“十三世纪”。在写给中文版《圣路易》的序言里面，勒高夫同样强调了十三世纪在欧洲历史上的枢纽作用：十三世纪的中国在各个方面都比欧洲更加发达、先进和富足，不过欧洲“在各个方面处于发展和进步之中”。而在《欧洲的诞生》一书的结论里面，勒高夫直截了当地认为，在十五世纪仍然是最先进的中国由于“封闭了自己，之后开始衰落了”（The Birth of Europe, pp. 198-199；《圣路易》，商务印书馆二〇〇二年版，4页）。也就是说，勒高夫与李约瑟的看法有一致的地方，都认为在十五世纪之前，中国在科技和其他方面都“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而李约瑟提出的难题是：“欧洲在十六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科学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2页）

如果我们将视野由李约瑟的科学史研究拓宽到勒高夫的欧洲中世纪文明研究，拓宽到他对炼狱和其他中世纪社会问题的考察，我们会清楚地意识到后者借助观察长时段的欧洲历史，已经针对前者的问题提出了一个解释的思路：近代欧洲诞生的关键节点在十一、十二和十三世纪，不宜将此推迟到十四和十五世纪甚至更晚时期，也不宜笼统地追溯到古希腊文化；审视近代欧洲诞生是一项文明研究，科学史研究需要放在整体的文明研究中来进行，考虑到政治、法律和宗教等多方面的因素。按照勒高夫的逻辑，任何对欧洲文明和中国文明不同发展路径的讨论，或者说比较研究，都不可能忽略十一、十二和十三世纪的欧洲，都需要解释为何近代欧洲的特征（包括文化、教育和科学等方面在内）在这个时期已经开始成型并稳定发展起来。

所谓“李约瑟难题”并不是一个设计得很好的问题。李约瑟对中西科学思想的考察在时间上由古希腊和周代开始，延伸到明清和近代早期欧洲，跨度极大，几乎无法保证研究的科学性；内容上则是非常模糊的“中国和西方的人间法律和自然法则”，没有系统涉及复杂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李约瑟研究中国科技史的一个关键着眼点在于，他认为中西科技在近代早期距离拉大，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人的世界观”与西方人有很大差异——虽然他承认这种差异本身是有利有弊的（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二卷，科学出版社二〇一八年版，551—619页）。这样的思路很容易导致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就是东方文明在结构上有难以克服的内在缺陷。如果我们比照勒高夫的欧洲文明研究，问题的设计就会全然不同：十二和十三纪的欧洲到底发生了什么，使得中国和其他东方文明到了十七和十八纪不得不面对一个被认为是“先进”的西方文明？

也许，炼狱观念和制度所代表的中世纪人文主义，以及中世纪人文主义对善恶二元论及其极端主义倾向的抵制，是我们需要寻找的答案的一个组成部分。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知“中世纪人文主义对善恶二元论及其极端主义倾向的抵制”，却不知“社会转型需要基督的奥秘”——基督的奥秘指出了人类的局限，从而为地理发现、科学发展和社会转型提供了无限的可能。

【附录】

《新中世纪学的缘起与演进》（2010年09月10日 中国社会科学报）报道：

何谓“新中世纪学”（New Medievalism）？威廉·帕登（William Paden）在《中世纪学年鉴》1995年卷[The Year′s Work in Medievalism 10（1995）]发表的《新中世纪学与中世纪学》（New Medievalism and Medievalism）一文中指出：“新中世纪学就是后现代中世纪学，采用后现代的学术视角来研究中世纪，关键之点是将其自身与现代性相区别。”这表明新中世纪学试图全面解构现代性知识体系组成部分的中世纪学，呈现出后现代的学理面貌。

中世纪学：反理性主义的学术建构

在西方，传统的中世纪学发端于早期现代性阶段的浪漫主义运动时期，传统的中世纪学是浪漫主义反对理性主义的学术结晶。启蒙思想家为了给新时代开辟新的道路，以理性取代神性，以科学破除迷信，以线性取代轮回，以进步破除天定。启蒙思想家秉持理性的绝对律令，运用科学的绝对思维，构造线性的绝对路径，笃行进步的绝对理念，中世纪就成为了启蒙思想合法性言说的绝对否定的对立面。由于启蒙运动，“千年黑暗”的中世纪就成为了常识性话语。在启蒙运动的话语霸权主导下，中世纪也就成为了线性进步、科学理性的对立面。在理性主义话语体系中，中世纪自然地等同于蒙昧无知、落后腐朽。即使在启蒙运动风起云涌的18世纪，理性主义也遭遇到浪漫主义的挑战。浪漫主义进攻理性主义的主战场，就是应用人文学（humanities）的学理体系，构造反理性至上的中世纪学。德意志兰的浪漫主义思想大师、文化民族主义与中世纪学的创立者——赫尔德（G.J.Herder，1744—1804），在1774年出版的《另一种历史哲学》中指出，中世纪学侧重 “再现”，重在构造与理性主义双峰对峙的浪漫主义的中世纪意象，尤其反对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思想家关于中世纪“千年黑暗”的论断。赫尔德认为，中世纪与其说是历史的实在，不如说是历史的传奇。他从浪漫主义语境出发，把中世纪看做浪漫主义意象的源泉，中世纪是以“北欧骑士”为独特审美符号的历史时段。他写道：人们经常把“北欧骑士”精神与古希腊英雄时代相比较，但是，对于我来说，这不具有可比性，（中世纪）是唯一的。中世纪是历史的独特形态，它的优长与缺欠之处，既不可与其前的时代相比较，又在其后的时代被无休止地改头换面，因而，中世纪是唯一的。我们阅读关于这一时期（中世纪）的著作，都集中于揭示它的黑暗面。每一位在我们这个世纪主导地位的经典作家（指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思想家），都把整个中世纪看做野蛮、蒙昧、迷信、宗教狂热与极度匮乏充斥的时段。（恰恰在中世纪）欧洲被构造完成了，我只想指出（中世纪）是其后时代精神和人类行为方式的源泉。

西方现代性学术谱系是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对立统一的知识体系，肇始于赫尔德，中经历史学学科化的19世纪，到20世纪中叶，中世纪学与古典学双峰并峙，俨然为巍峨的学术庙堂。由此可见，西方的中世纪学与中国语境中的中世纪史有着旨趣的差别，这种差别既是研究取向的差别，也是学术理路的差别。因而，研究新中世纪学，必须了解中世纪学，否则，将陷入到学术话语的迷宫。

学术史解构与文献学重构

新中世纪学通过对中世纪学的学术史母题型构的解构，重构文献学话语体系，来确立自己新的语境言说的合法性。新中世纪学肇始于新历史文献学（New Philology），1989年，时任国立法语研究所所长的伯纳德·瑟奎里尼（Bernard Cerquiglini）出版了《异本举善——文献学批评史》（Eloge de la variante:Histoire critique de la philology, Paris Le Seuil, 1989）。这部书全方位地解构了传统的中世纪历史文献学，在欧美历史学界产生了震荡与回响。20世纪90年代，诺曼·康特（Norman F. Cantor）的畅销书——《发明中世纪——20世纪杰出中世纪学家的生平、著作和理念》（Inventing Middle Ages : The Lives, Works, and Ideas of Great Medievalists of Twentieth Century, William Morrow and Company, 1991），起到了标举新潮的学术作用。该著发挥了霍布斯鲍姆等编辑的《传统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的学理脉路，运用后现代的学术理念和方法论，通过对西方20世纪著名中世纪学家们的生平、著作和理念的重新释读，得出结论：中世纪就是我们当代文化的一部分，却以繁复的多样性困扰着我们，迫使我们质疑自己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为之作出取舍或至少是调整。尽管学理意义的中世纪与当下的差异相对不大，但却全力突出这种被学理构造出来的差异性。诺曼·康特认为，当下所言的中世纪，不是实时实然的中世纪，那样的中世纪是根本无法全然再现的，而中世纪学专家构造的关于中世纪的学理体系，是20世纪以来几代中世纪学家发明的、充满创造者学术旨趣与个性差异的中世纪。

事件史史实与阐释学文本

新中世纪学的论题，是事件史史实与阐释学文本互动的、历时性语境与共时性语义异质同构的复合论域命题。新中世纪学的内在张力，既是针对始于启蒙运动的“千年黑暗”的理性主义中世纪史界说，也是对于中世纪学的人文化中世纪的反拨，国际著名历史学家雅克·勒高夫在《费加罗报》（Le Figaro Litteraire, 4 decembre 2003）上发表文章，阐释新中世纪学的理念，指出：“何谓历史？历史是对诸社会变迁的研究。正如马克·布洛赫曾认为的那样，过去只有在阐明现在的范畴内，才有意义。对于中世纪学者来说，尤其如此。在我看来，中世纪是现代性诞生的长时段。这里，我要明确的是，中世纪并非像启蒙思想家和浪漫主义学者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蒙昧时代。19世纪针对政教分离的辩论，事实上对推动中世纪是文明进步的观念的形成作出了贡献。” 199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三位罗曼语学系教授编辑的《新中世纪学》（M. Brownlee, K. Brownlee and S. Nichols eds., New Medievalis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91）出版。该著由导论和13篇论文构成，分为理论取向、新历史文献学、文化人类学以及权威性与历史四部分。各位作者从中世纪研究的历史语言学、文学和编年史等领域出发，从批评理论、中世纪历史与文本话语的跨学科的互文性的学术视角，解构事件史史实，提出了新中世纪学与中世纪学不同的范式、方法和理念，重构了后现代取向的阐释学文本。新中世纪学以复合论域研究为学术规定性，以中世纪千年历史为型构母题，通过学理路径的整合设置、学科范式的创新设定、学术话语的操作设计，在当下主流语境中，析解特定义题的历时性言说的语意差异，演绎作为复合论域的新中世纪学的无限丰富性。新中世纪学阶段性集成的标志，是2005年出齐的七卷八册的《新编剑桥中世纪史》（第四卷分为两册），该著封底文字称本书为“这一领域历史学作品的里程碑，由国际一流学者撰写，体现了最新研究成果，是所有对中世纪世界感兴趣的读者的基本参考工具”。当然，该书并未囊括迄今西方学术界关于新中世纪学的所有研究成果和全部研究领域。

（另起一页）

书名

从中世纪到新中世纪主义

From the Middle Ages to New Medievalism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

2023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3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36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