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213卷 中国公议社会

 

中国公议社会

China Public Discussion Society

2022年12月第一版

December 2022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13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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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公议社会”是我设想的一个概念，用于描述中国“王国时代”的特征。中国的王国时代，分别位于先秦三代和魏晋南北朝唐宋，那时社会呈现多元化的文明生长，公众舆论可以左右社会发展，相比于秦两汉和元明清的“帝国时代”，较有活力。由于中国“公议社会”的这一传统，即使帝国时代的暴政，也多多少少受到了软化。

Synopsis

"Chinese Public Discussion Society" is a concept I conceived to describ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Kingdom Age". China's kingdom era was located in the pre-Qin three dynasties and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t that time, society showed diversified civilization growth, and public opinion could influence social development. Compared with the "Empire Age" of Qin, Han and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was relatively vitality. Due to the tradition of China's "public discussion society", even the tyranny of the imperial era has been softened to a certain ext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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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部分】】

【【中国公议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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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01、《吕氏春秋》悬诸城门的动作颇有公议的意味

02、“天下之患，莫大于举朝无公论”的制度问题

03、楚朝是一个公议社会

04、存祀主义与公议社会

05、读《通鉴》论公议

06、公论就是公议的结论

07、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公议社会的遗则

08、乐府是收集社会公议的机构

09、满清也顾忌天下公论

10、超越“依法裁判”的公议

11、民主与专制的选项之外——中国公议社会

12、御史是中国公议社会的守门人

13、言论自由首先是财务自由

14、人肉和网暴是中国公议社会的残余

15、千夫所指是中国公议社会的制动器

16、秦汉监察制度是公议传统的专制独裁化

17、人肉和网暴是中国公议社会的时髦

18、三不政策体现了公议传统

19、社会性死亡是中国公议社会的人民公审

20、绅士公议来限制君权

21、“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是公议而不是民主

22、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没有良知”

23、公议传统不是监察制度

24、小国独裁，大国公议——略论古代中国的公议社会

25、严复是达尔文主义的禽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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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吕氏春秋》悬诸城门的动作颇有公议的意味】】

网文《吕氏春秋》（维基百科）报道：

《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是中国先秦战国末期的一部政治理论散文的汇编，共26卷，160篇，完成于秦王政六年（公元前241年），为秦国相国 吕不韦主持，召集门客各派学者编纂而成。[1]

《吕氏春秋》内容涉及甚广，以道家黄老思想为主，兼收儒、名、法、墨、农和阴阳各先秦诸子百家言论，是杂家的代表作。[2]也是中国古代类书的起源。[3]

内容

全书共分十二纪、八览、六论三大部分。每篇又有一些子篇。十二纪按四季、十二月份排列，每一纪有纪首一篇和论文四篇共五篇，十二纪共计六十子篇。八览各览有论文八篇，《有始览》缺一篇，共计六十三子篇。六论每论有六篇，共计三十六子篇。加上十二纪末的《序意》一篇，全书计有子篇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言。[4]

《吕氏春秋》的论证方式具有明显的实证主义特征，以「实然」为出发点，而非以「应然」为依据。[5]

贵生

《吕氏春秋》中主张，人应量力而行，一切以「利生」为原则，在确保自己生命健康的情况下参与国家大事，「只有不因享有天下而危害自己生命的人，才可以托付天下。」[6][7][8]

自然之道

吕不韦在《吕氏春秋》中不是简单提倡遵循自然之道，而是从自然之道中寻找统治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天道不像老子说得那么「不可捉摸」，而是「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 《吕氏春秋》的自然法思想得到历朝历代重视，以天道为先验准则，以情境为选择依据。[9]

与儒家、墨家关系

《吕氏春秋》认同儒家的仁义思想，认为德治是国家的根本。《吕氏春秋》反对墨家的偃兵观，指出战争从人类诞生之初起就存在，因此军队必不可少。《吕氏春秋》提出义兵观，即有权讨伐不遵循天道、压迫人民的「不义之君」。[9]

反对禁欲主义

《吕氏春秋》反对压制欲望，主张顺导情欲。[10]

国家起源与目的

《吕氏春秋》认为，国家起源于人们聚集在一起抵抗严寒野兽的需要，故而需要秩序。 设置君主不是让君主谋取私利，设置天子不是让天子谋取私利，设置官长也不是让官长谋取私利。[11]

反对诉诸动机

《吕氏春秋》中记载了多个寓言故事，说明诉诸动机中的逻辑谬误。[12]

部分段落

知不知，上矣。過者之患，不知而自以為知。——《呂氏春秋·論·似順論》

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呂氏春秋·紀·季春紀》

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所樂非窮達也。——《呂氏春秋·覽·孝行覽》

見樂則淫侈，見憂則諍治，此人之道也。——《呂氏春秋·論·似順論》

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呂氏春秋·論·士容論》

東面望者不見西牆，南鄉視者不睹北方——《呂氏春秋·覽·有始覽》

甘露時雨，不私一物；萬民之主，不阿一人。——《呂氏春秋·紀·孟春紀》

類同相召，氣同則合，聲比則應。——《呂氏春秋·覽·恃君覽》

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呂氏春秋·論·開春論》

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呂氏春秋·紀·孟夏紀》

尺之木必有節目，寸之玉必有瑕適。——《呂氏春秋·覽·離俗覽》

辭多類非而是，多類是而非。是非之經，不可不分。——《呂氏春秋·論·慎行論》

後續

此書完稿後，呂不韋將其公佈在秦首都咸陽的城門上，公告天下，只要有人能在書中增刪一字，就賞賜千金。這是「一字千金」的典故。其編纂目的在於為秦帝統一天下、治理國家提供參考。

漢代學者高誘認為，《呂氏春秋》不可能沒錯誤，但當時無人能改一字，他指出這是因為「時人非不能也，蓋憚相國，畏其勢耳。」[13]

評價

《四庫全書總目》說：「不韋固小人，而是書較諸子之言獨為醇正。大抵以儒為主，而參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典與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論音則引《樂記》，論鑄劍則引《考工記》，雖不著篇名，而其文可案。所引莊、列之言，皆不取放誕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縱橫之術、刑名之說，一無及焉；其持論頗為不苟。」

清代學者李慈銘認為，《呂氏春秋》除了對既有的儒、墨、道、法、刑、名、兵各家進行闡發之外，本身並沒有任何新的思想和創見。最大貢獻還在於「殷周佚說，賴以謹存，尤可寶貴。」[14]

熊培雲在《自由在高處》一書中評價，《呂氏春秋》「蘊含着非常豐富的現代性，比如對財產權和人身權的重視，對生命和自然秩序的敬畏，對地方自治和包產到戶的肯定，對言論自由和精神獨立的頌揚，對種族平等、人權高於主權的推崇」。[15]

校注釋作

東漢高誘著《呂氏春秋注》。清代畢沅有《呂氏春秋新校正》，另外還有劉咸炘《〈呂氏春秋〉發微》、《〈呂氏春秋〉疏》、宋慈袌《〈呂氏春秋〉補正》、劉文典《〈呂氏春秋〉斠補》、孫人和《〈呂氏春秋〉舉正》、譚戒甫《呂子輯校補正》等。近人許維遹有《呂氏春秋集釋》，是繼東漢高誘《〈呂氏春秋〉注》、清代畢沅《〈呂氏春秋〉新校正》之後的一次總整理。

注釋

 呂不韋《序意》篇云：「維秦八年，歲在裙灘，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請問十二紀。」高誘注曰：「八年，秦始皇即位之八年也。」清孫星衍《問字堂集·太陰考》中認為成書於秦王嬴政六年，「考莊襄王滅國後二年癸丑歲至始皇六年，共八年，適得庚申歲，申為『涒灘』，呂不韋指謂是年。高誘注誤以秦始皇即位八年，則當雲『大淵獻』也。」

 汪中《述學呂氏春秋附考》指出：「《呂氏春秋》出，則諸子之說兼有之。故《勸學》、《尊師》、《誣徒》、《善學》四篇，皆教學之方，與《學記》表裏；《大樂》、《侈樂》、《適音》、《古樂》、《音律》、《制樂》，皆論樂，凡此諸篇，則六藝之遺文也；《十二紀》發明明堂禮，則明堂陰陽之學也；《貴生》、《情慾》、《盡數》、《審分》、《君守》五篇，尚清靜養生之術，則道家流也；《盪兵》、《振亂》、《禁塞》、《懷寵》、《論威》、《簡述》、《決勝》、《愛士》八篇。皆論兵，則兵權謀，形勢二家也；《上農》、《任地》、《辨土》三篇，皆農桑樹藝之事，則農家者流也；其有牴牾者：《振亂》、《禁塞》、《大樂》各三篇，以墨子《非攻》、《救守》及《非樂》為過。而《當染篇》全取墨子，《應言篇》司馬喜事，則深重墨氏之學。」

 金常政. 百科全书的故事. 北京: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5-03: 5. ISBN 7501326231.

 《史記·呂不韋列傳》記載：「秦王年少……當是時，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趙有平原君，齊有孟嘗君，皆下士喜賓客以相傾。呂不韋以秦之強，羞不如……乃使其客人人著所聞，集論以為八覽、六論、十二紀、二十餘萬言。以為備天地萬物古今之事，號曰《呂氏春秋》。布咸陽市門，懸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王海濱. 《吕氏春秋》的国家间政治思想 (PDF). 國際政治科學. 2009-01, (17): 59-78 [2022-10-25].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22-10-25）.

 「聖人深慮天下，莫貴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雖欲聲，目雖欲色，鼻雖欲芬香，口雖欲滋味，害於生則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則為之，不利於生者]則弗為。由此觀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職，不得擅為，必有所制。此貴生之術也。」

 「堯以天下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對曰：「以我為天子猶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將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於它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

 「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棄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為也？」

 劉文瑞. 《吕氏春秋》管理思想综览. 管理學家: 實踐版. 2013, (1): 68-83.

 張鼓應. 从《吕氏春秋》看秦道家思想特点. 中國哲學史. 2001, (1): 86-93 [2022-10-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10-28）.

 「其民麋鹿禽獸，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長非以阿官長也。」——《呂氏春秋》恃君覽

 「鄰父有與人鄰者，有梧桐樹，其鄰之父言梧樹之不善也，鄰人遽伐之。鄰父因請而以為薪。其人不說曰：『鄰者若此其險也，豈可為之鄰哉?』此有所宥也。夫請以為薪與弗請，此不可以疑枯梧樹之善與不善也。」

 高誘，〈《呂氏春秋》序〉，高誘注，清畢沅校刻，《呂氏春秋》，第 1 冊，序，頁 2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第十冊

 熊培雲. 自由在高处. 新星出版社. 2015: 363.

谢选骏指出：《吕氏春秋》悬诸城门的动作颇有公议的意味——我认为把《吕氏春秋》归类为杂家、类书，多属僭主一统天下所灌输的偏见；《吕览》其实具有秦皇所没有的公议胸襟，是先秦文明的集成体现。

【【02、“天下之患，莫大于举朝无公论”的制度问题】】

网文《刘黻》报道：

南宋官员刘黻（1217～1276），字声伯，号蒙川，温州乐清大桥头人（今乐清石帆镇大界村人）。淳祐十年（1250）试入太学。刘黻因历史上两次太学事件而扬名，是著名的忠贞之臣，《宋史》有传。遗著有《蒙川集》10卷。

简介

刘黻（1217～1276）字声伯，号蒙川，温州乐清（今属浙江）人。生于宋宁宗嘉定十年，卒于端宗景炎元年，年六十岁。（宋史本传不载卒时年岁。此据传中‘年三十四，以淳熙十年试入太学’推得其生年，再合卒年得其年岁）早有令誉，读书雁荡山中。淳祐十年（1250）试入太学。次年，侍御史陈垓诬劾程公许，右正言蔡荣诬劾黄之纯，黻率同舍生伏阙上书，论垓、荣专为朝廷去正人以成奸党之恶。痛言“其势必终于空国无君子，举朝无公论”。又上书谏幸西太乙宫，提到“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数，败降者相继，福何在耶？”

宝祐四年(1256)，丁大全谄事太监，得宠于理宗，发兵包围相府，迫使丞相董槐辞职，黻激于义愤，和陈宜中、林测祖、陈宗、曾唯、黄镛等6人上书参劾丁大全奸邪误国，反被削去学籍，分别拘管他州，时称“六君子”。黻送南安军(今江西大余县)安置，其母解氏勉其速行。黻至南安，尽取濂、洛诸子精切语辑成《濂洛论语》10卷。及丁大全败，得还太学。

景定三年(1262)中进士，对策触时忌，授昭庆军书记。咸淳二年(1266)三月，以太学博士召试馆职，四月除正字。三年正月，除校书郎，拜监察御史。首疏论内降恩泽之滥，建议窒内批，诏命必经三省。又上疏明正学，息异端。丁父忧去位，服除，授集英殿修撰、沿海制置使，知庆元(今宁波)府事。曾建济民庄，以济士民之急，资贡士春官之费，备郡庠耆老缓急之需。并曾请建慈湖书院。八年召还，拜刑部侍郎。九年，改朝奉郎，试吏部尚书，兼工部尚书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读。十年，丁母忧。

德祐元年(1275)，江上溃师，丞相陈宜中起复黻为端明殿学士、参政知事，不赴。及贾似道等死，陈宜中谋拥二王由温州入海，以兵迎黻共政，于是黻托宗祀于其弟成伯，率眷属随王邸入广东罗浮，罹时疫卒于海上，谥忠肃。其妻林氏随之举家蹈海而死。遗著有《蒙川集》10卷，此外有《谏坡奏牍》、《经帷纳献》和《濂洛论语》等。《宋史·刘黻传》赞黻“分别邪正，侃侃敢言，亦难能者”。[1] 

生平

刘黻从他童年开始，就在家乡雁荡山僧舍读书求学，前后达二十多年之久。淳祐十年（公元1250年）考入太学。这时正当蒙古灾金面下，南宋朝这黑暗腐败，妖邪当道，忠良被贬。宋理宗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六月，台官丁大全诬逐右丞相董槐，刘黻，陈宜中等六人率领太学同舍坐优阙上书抨击丁大全，得罪了执政者，被遣送南安军安置。临走前，刘黻回家向母亲告别，他母亲不仅没有责怪他，相反地对他的忠勇行为频加勉励。她说：“做人臣的就是要忠直不怕死。为国尽忠直谏而获罪，这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就快去吧！”母亲的话温暖了他的心，给了他莫大的鼓励和安慰！

南宋开庆元年（公元1259）十月，丁大全因罪罢免后，刘黻回到了太学。不久，待御史陈垓诬劾程许，右正言蔡荣诬劾黄之纯。刘黻面对忠良去位，忧愤不平，再次率领太学同上书理宗皇帝，揭露陈，蔡罪恶，并指出当今是“软媚者全身，鲠直者去国”，为忠良伸张正义。以后，他还在《谏游幸疏》中，思古抚今，以历史经验教训，劝理宗皇帝忧勤治国，不要逸乐丧志。他在《论内降恩泽》中，劝阻皇帝妄加赏赐。甚至还提出了：“天下的事应当与天下的人共有，共同治理；不要以为是皇帝个人私有就可以为所欲为的啊！”他的这些忠鲠之言，不仅没有被采纳，相反因为他直接触犯了当时宰相贾似道，遭到了压抑和排挤。

后来，刘黻由昭庆军节度掌书记，升监察御史，累官至吏，工部尚书。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刘黻因母亲病故返回乡里持孝。这时国事愈非，继裹，樊失守，元伯颜率军攻下鄂州，沿江东下，贾似道在群情呼吁下，被迫出兵，但又无心抵抗，败退扬州，江上全面溃师，南宋水陆军主力丧失殆尽。贾似道去位并死在贬斥途中，温州人陈宜中为宰相。这时已势如累卵，陈宜中无法挽回败局。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二月国都临安陷落。陈宜中，张世杰，陆秀夫等到拥立益王瘴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广王禹为副元帅。同年五月移帅府至福州。立赵瘴为端宗，改元景炎。就是这危难之秋，刘黻毅然离家奔赴国难，来到福州共谋救国。陈宜中任左丞相，刘黻，陈文龙为参加政事，张世杰为枢密副使，重振抗元之师。可是形势急剧恶化，同年十一月温州失守，元军直逼福建，益王在陈宜中等扶护下渡海逃至广东潮州，刘黻随军到了罗浮（今广东省增城县境内），不幸患病去世，终年六十岁。夫人林氏得知消息后，见国事已非，为保全名节，携带家人投海为国殉难，可谓全家忠烈！ [2] 

刘黻著有《谏坡奏牍》，《薇坦制稿》，《经惟纳献》诸书，他航海时随身携带，不幸于途中散失不存。刘黻亡故后，他的弟弟应奎裒集诗文残稿编为《蒙川遗稿》十卷，现只存传四卷，只是蒙川著作中很少的一部分了，刘黻的诗文淳泊奋励，寄意深远，深深表达了一个爱国者的思想情感。

刘黻生长在南宋末危难之秋，早在太学读书时就伏阙上书抨击权奸，屡遭贬斥压抑；尤其是在国都陷落败亡之时，毅然奔赴国难；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他将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存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表现了一个爱国者的忠勇。他是温州历史上令人敬仰和怀念的人物，现如今，乐清县西联乡左原岭头还有刘黻的衣冠冢。 [3] 

诗选

白石洞

片石立云端，群峰向下看。

夜坛星斗近，秋阁洞天寒。

泉滴疑传漏，人危怯倚阑。

降魔孤剑在，却并御书安。

拜无垢先生祠

中兴遗此老，梦寐亦中原。

泣血两朝事，披肝一万言。

名方登禁掖，身已谪南源。

苦学无寒暑，双趺片石存。

饱啄

饱啄天这分，吾何泣远涂。

落身近南粤，结梦屡西湖。

雇仆知乡谊，依僧免屋租。

新栽窗外竹，照月照同癯。

避寇

戊午九月十，汹汹群寇生。

疋枹与赤水，参会童石氓。

烹牛饫凶竖，剚人谄妖灵。

长驱无龃龉，四境腾沸羹。

野庐竞趋察，廛市争奔城。

啼号震暮夜，阴气昏冥冥。

携持半箱筥，扛舁及翁罂。

鸡豕头骈阗，肋息惊吞声。

宇内同一胞，何事起搀枪。

据险恶氛聚，血牙余种狞。

原岭迤巢穴，习头号惟轻生。

掷首视为戏，揭竿谁敢撄。

父老谓曩日，草窃恣横行。

郡将出奇计，一勦诸峒平。

老熊痛已定，悍虎谋方兴。

若非急讨捕，终难保桑耕。

官兵驻大曷，警报驰飞星。

探旗逼军旅，登城罗义丁。

菱角隐阨塞，松明通晓更。

山前号令肃，铃阁筹算精。

疋马熟往来，老穉倚以宁。

溪潜鳞且遁，林散翼亦惊。

顾予久放逐，逢此增令俜。

夜寝不忍睫，朝餐何所营。

别闻益谦大有

岁事十分九，吾为梅岭行。

人皆忧路滑，天独惜霜晴。

公讼无今古，忠臣有死生。

玉溪一杯酒，话别若无情。

别修门

晓发别修门，湖山雾气昏。

百年培正脉，今日罪忠言。

列节关宗社，生还赖圣恩。

部天天不语，顾及见亲存。

丙辰吟

熙宁岁丙辰，海内厄安石。

庆元岁丙辰，伪学禁如织。

宝佑复丙辰，衣冠堕荆棘。

龙蛇数云恶，郑玄炳先识。

诸生不齚舌，投荒诚予职。

鸺鹠号屋头，鼯鼠搅床侧。

云集肤已粟，日出汗欲亦。

瘴疠半南州，可轩靠神力。

所寓乃略同，苍苔共岑寂。

丙辰自丙辰，焚香且读易。

病鹭

得汝相依若友朋，无端鸣啄顿伶俜。

莫亲野水应生梦，几立斜阳不整翎。

肩耸可齐工部瘦，神清犹逐楚臣醒。

人言气习多濡染，却笑吾今鬓亦星。

菜

锄荒种新雨，擢秀美且艳。

生理未羞窄，采撷足饫餍。

每擅筐筥芳，湘以盐与酽。

舌根多嗜珍，味尔乃针砭。

沧浪阁为王宪使赋

独得萧台趣，心清不受尘。

我多临水屋，谁是濯缨人。

波渺涵天阔，沙渟印月真。

忘机有鸥鹭，浑不厌相亲。

草

万卉争献奇，小草亦足贵。

四时春不断，可识天地意。

穉子谨勿斲，叶叶含元气。

不皆讶姑息，姑息特细事。

呈赣守陈千峰先生

此行滩最险，犹幸拜先生。

身与天俱远，心惟月共明。

家书何日到，世路几时平。

岁晚嗟寥落，春风独满城。

呈径畈徐左司

五载相违一日过，巷无车迹有樵歌。

因嗟世上深危证，合住山中养太和。

蔓草不知春事去，梅花曾识岁寒多。

予今问道三千里，白发双亲可奈何。

城中有高树

城中有高树，与我相为邻。

薄味生古道，静坐疏今人。

渊明酷爱菊，张翰勤思莼。

莼菊我何有，一杯天地春。

出邑

出邑欣逢友，不知三岭遥。

云深山失树，月上海生潮。

县小官租急，年荒酒户销。

且寻僧舍泊，第一免喧嚣。

春雪和谭知县韵酬北枝

雪到南边不论春，倚阑万象纵横陈。

糢糊世界山川老，轩豁人心宇宙新。

镜沼窥鸾应眩眼，蓝关拥马最伤神。

功名悟到空花处，输与当年高卧人。

此意

此意苍苍晓不难，罚令狂士受饥寒。

春风纵好惟贪坐，夜月虽明亦懒看。

杜老却因贫得句，陶潜非为拙辞官。

世情一味嫌清淡，多刈幽兰种牡丹。

次酬陈云谷

书空咄咄懒题诗，深愧敲门客问奇。

向晚小窗闲远眺，西风吹雾出秋峗。

次酬胡编校

癯然同旦过，一饭鼓鱼音。

树俗情全懒，忘言道亦深。

斜阳浮野马，明月照栖禽。

谁续梅花赋，相期铁石心。

次酬胡编校赋竹屋

癖为看书借壁光，肯随鹏鷃论行藏。

听僧鱼鼓斋粮办，留客茶杯礼数常。

小屋槃姗贫巷静，矮檐伛偻笑身长。

黄花也识人寥落，不待重阳已吐香。

次酬胡编校赋竹屋

紫气曾临屋有光，老僧相对说修藏。

貌癯渐觉衣冠古，交淡谁知道谊常。

文类锦机君独艳，才如袜线我无长。

近来司得安心法，菜饭蒲团一炷香。

次酬胡编校赋竹屋

一屋中含万象光，掩关独坐类龟藏。

梧桐弄月思康节，枫柞吟秋忆履常。

晤到中年心更懒，人从多难识应长。

几回梦觉南窗下，闻得邻家煮稻香。

次酬吴仙尉张都监游兴教寺

野寺坐寥閴，跫然闻足音。

四山经雨过，六月似秋深。

灯静窥饥鼠，钟清悟宿禽。

元城今已远，共此白云心。

次酬五羊李子先见寄

山深万木寂，一片古心枯。

昨夜梅花月，相期道不孤。

次酬杨德中

丹心炯炯老天知，莫问人间识者稀。

孤雁过门思古荡，慈鸦满树忆重闱。

醉因酒贱歌丰岁，寒觉衣单恋晚晖。

珍重五穷同寂寞，忍教结柳向谁归。

次何爱山喜雨韵

梵宫默祷托炉烟，火繖愁张六月天。

雨倏随车符蚁垤，水分沃野免龟田。

已知帘影多琴暇，更与花封结饭缘。

坐听四方同润泽，庶几大有特书年。

次胡潜父先辈

圣世如何肯弃贤，唐书笔削赖君传。

山云相望三千里，岭雾同游恰一年。

才刃固难居众后，智囊犹欠独几先。

嗟吁寄迹寒梅下，白首青灯哭诉天。

大龙湫

总是佳山水，龙居又不同。

神明专一壑，气势压群雄。

派想从天落，湫疑与海通。

高秋看不厌，宴坐雨声中。

代寿徐意一参政

东南仁气氲堪舆，武夷相望钟真儒。

考亭西山接伊洛，望庭坦荡除榛芜。

意一先生续正传，刚以直养轲其徒。

端平御史凛风节，历历抗疏诛奸谀。

爱君优国根性天，实与名称名非沾。

艺祖所谓社稷臣，四海欢呼登政途。

津梁善类植泰道，柱石明堂开远模。

丹心炳炳照白发，力扶国是消民瘉。

共期圣祉登嵩华，长使廊庙闻都俞。

黎元翘首望太平，愿斡圣化还唐虞。

悼承龙坡居士

世教嗟芜棘，独立狷者俦。

寄隐万卷林，不知霜满头。

抗论异端自，观志天爵修。

一室即著庭，圣贤时与酬。

编摩发云汉，千古芸香留。

毋云食报邈，诸郎稼方收。

悼使君赵计院

我作寿公诗，倏闻公已古。

道路涕行人，田闾愕农父。

谓公肫肫仁，润泽溢横浦。

谷我艰尔振，寇我惊尔抚。

涉我病尔梁，役我殚尔宇。

冬我瘴尔雪，夏我魃尔雨。

饮乡罗俎豆，建学闱仪矩。

善政袭西都，文风被东鲁。

阖一郡三邑，担簦白绣斧。

草木为动色，禽鱼亦掀舞。

谁趣玉楼文，竟夺鲤城主，

人物落晓星，如公不多数。

岂但贺白伦，端与间平伍。

我崎岖远来，不绝命如缕。

凄风守憔悴，暖竟勤噢咻。

我生特蝗粟，公死即倾柱。

顾我莫赎公，龙德啬下土。

悼许氏柔则

青青北山柏，苍苍南山松。

属彼冰雪姿，无言意趣同。

造物何冥冥，摧以头夜风。

伤心复伤心，忍听风中钟。

道源

父师兄弟一堂深，貌像如生世所钦。

直向端倪明万古，不专占毕诏来今。

地灵香火溪山护，岭近衣冠岚雾侵。

各派万流同一水，来从濂洛洗人心。

得弟书

我自甘流落，翻令汝不眠。

世嗤伯氏拙，家赖阿奴贤。

地恶烟为瘴，书迟日作年。

何时风雨夕，炙火勘新编。

登用法西郭别城友

久静还思动，离觞江上斟。

文章关世道，科目坏人心。

门掩溪云早，舟横野水深。

清猿水解事，应向故山寻。

东皋

天然岩壑怪，官况此中闲。

台阁人烟上，阑干树影间。

引泉归月沼，分菊上秋山，

咫尺神仙洞，听笙忘却还。

东坡竹石

坡翁北归留戏笔，数竹离奇生磈石。

世如有凤必先知，碌碌凡禽谁得识。

风不声兮月不影，山僧笑我移枯瘠。

岭耻每苦烟瘴深，烟瘴何曾祸忠直。

天使无垢来此邦，要与坡翁发真迹。

大书特书等傲岸，方寸一虚隘八极。

何年移植蓬莱宫，清风逼人寒半壁。

枝可磨，叶可摘，

石上根，祗如昔。

董孝子行

嵊有董孝子，父病刲其肝。

肝还犹可刲，一念充之难。

遗体戒毁伤，此毁乃为完。

萧条村落区，四顾药饵艰。

亲病日且革，不疗保由安。

有父始有身，无父身奚存。

裂肝粥以进，果获急证宽。

嗟哉古道阒，天纪纷夷残。

讼讟滓官府，县尹悲溢颜。

惓惓敦教化，各各还根元。

斗山接待

云水无南北，几人相往还。

井深应接海，石显为开山。

佛塔寒流上，渔帆夕照间。

保当脱尘鞅，分石伴僧闲。

杜工部

禾黍秋深泣乱恼，尽将岁月付於诗。

天高有语云霾隔，夜半无眠神鬼知。

心抱孤忠生已晚，身逢多难死应迟。

自从大雅收声后，赖有篇章续楚辞。

对月

三千里外无家客，四十年间苦学人。

山隔不知云近远，祗将明月作乡亲。

二月十五日游兴教寺

一僧癯似竹，结坐对观音。

但见夕阳过，不知春事深。

茗芳留野客，树老集巢禽。

卓锡泉千古，冷然照此心。

访石门洞

洞中谁是主，一树野桃开。

仙驾青牛去，瀑疑碧汉来。

门闲云阖辟，山好客徘徊。

已拟归休日，临溪筑钓台。

访西湖

东风吹客到西湖，汀草沙禽半识吾。

惟欠数间茅屋在，种梅花处伴林逋。

风水

不雨五十日，一雨生意回。

讵料雨复痴，日日闻震雷。

中元节倏居，巨飚瓷喧豗。

故挽水倒流，能撼山欲摧。

掀茅与扬沙，境境人号哀。

余禾垫西甽，大木横荒垓。

芝田逮楠溪，廛井归丘莱。

飘骸填港汇，悲魄栖山隈。

吁嗟今之人，瘥札相辘轠。

吁天岂耄昏，静□□□□。

积乖必致盭，养烬终成炲。

造化一感应，予夺何必哉。

未闻豳诗官，租税星火催。

逢腊

一岁忽逢腊，倚阑清气浮。

雪飞浙山上，月照楚江头。

家远易成梦，酒悭难散愁。

读书果何补，自笑不骑牛。

赋何明府爱山堂

终日看山终日好，山不悦人人不老。

爱山谁识爱山心，瘦竹长松兼碧草。

赋林氏集云庵

云入此山深，余常拄瘗行。

客樵分茗处，碑碛半苔侵。

地僻终招隐，池清独照心。

顺宁皆是道，谨勿厌书林。

赋鹿岩贾司理所筑怀京台

铜驼无万里，长忆再游难。

岁月英雄老，山河草木寒。

梦随归雁远，愁赖酒杯宽。

寂寞先朝事，斜阳莫倚阑。

赋求仁斋和赵使君

一编论语半言仁，克复工夫理趣真。

敛在黄堂三寸地，散为横浦十分春。

元阳有宰群霾伏，太极无边万象陈。

生意源源如谷种，即为天地本来身。

赋顽石从寄中上人

一日复一日，坐来空世尘。

清潭常见月，老木不知春。

室静佛为证，山深石作邻。

莫询门外路，风雨暗荆榛。

赋望云寮

家山一望三午里，华发双亲七十稀。

自许朴忠宽社稷，谁知甘旨悮庭闱。

菜根有味逢春雨，草色无边傍日晖。

总总白云保处是，夜寒结梦但东归。

赋韦轩

人性之偏惧不知，西门为此佩柔皮。

报巫依旧伤于仇，涵养工夫熟者谁。

赋渔村晚照

自许同渔乾，筑庐云水乡。

利名俱是幻，鸥鹭亦相忘。

古塔明秋树，归舟动夕阳。

临流不尽意，何必问潇湘。

赋云山阁呈贰车

万山列屏障，来往一溪云。

倚槛古今异，望阙南北分。

地清梅是主，天阔鹭成群。

唐相经行处，勋名更属君。

古兴和饶云峰韵

贫妇守蓬藋，憔悴无颜姿。

挈瓶养公姑，肯涉山径蹊。

夫君昵浮响，疏越成暌离。

家欠蚕织具，茹苦宁力支。

叫天天不应，听彼风雨迷。

明月古玄镜，清夜长分辉。

见月如见君，此道惟心知。

造化毋群动，一耦仍一奇。

得耦固有分，失意吾何悲。

绿发已改色，素节难转移。

君有内觉时，伯牙逢子期。

贱妾命犹纸，青灯傍低墙。

群艳逞春娇，半叶难言芳。

手织补天线，五色生辉光。

主家不顾盼，内美谁铺张。

妾命痛在身，病痞非病狂。

滴滴肝胃泣，奚暇宫样妆。

层阴阁深燠，雨露胶雪霜。

犹记承恩时，曾不一饷忘。

忠劝勿饮酒，□恕乃溢觞。

妾心谅安往，勿饮君寿长。

渠知沧海深，难以升斗量。

癸丑九月苦雨和宋饮冰韵

旱潦苦伤稼，景象难休休。

老农早夜祝，愿见虞与周。

弥望泪欲滴，相对如楚囚。

苍天叫不应，空使霜白头。

市廛强喧饰，村落多阒幽。

偻指千载间，曾无三两秋。

灶冷蛙产釜，翁闲埃积蒭。

长此更不已，菜色沦荒丘。

阳精赫阴霾，庶宽漆室忧。

贵溪道中

自昔输忠多贾祸，逢人何敢说抨弹。

三杯村酒逐时醉，五里堠碑随处看。

行李无金童仆叹，深林有虎路涂难。

流行坎止吾儒事，但把胸中易自宽。

过白沙

出郭才数里，片景尽渔家。

夜静惟闻犬，潮平不见沙。

寒风欺槿叶，淡月让芦花。

世路几销歇，一翁常施茶。

过富阳

是非终有定，世路苦多屯。

山色难留客，江湖亦送人。

牛羊寒日晚，桑柘一阳新。

早悟深矰缴，山中合隐沦。

过柘溪得西字

晴雨春无定，东风忽转西。

地肥桑眼大，天暖麦须齐。

食顿寻幽所，舟行畏恶溪。

野禽如避客，飞上半山啼。

韩文公

斯文久矣叹荆榛，一疏披忠彻紫宸。

不忍中原沦左袵，甘寻南土作累臣。

邹轲以后功何逊，鲁道于今脉尚新。

宇宙欲昏星斗落，空山韩木亦悲春。

旱

一雨连三月，当秋乃亢晴。

不知老天意，何忍悮民生。

川竭无云起，山凉有月明。

忧时心欲折，空听海鱓声。

和陈大庾新建邑庠讲堂

从来道体播翔沈，黉序舂容领佩衿。

庭草静中春不老，岭梅孤处日相雪。

艮蒙已探圣贤蕴，剥复方知天地心。

赖有诸公扶大道，如予未害入深林。

和酬黄霞砀见寄

此心难与俗人言，终日深居养浩然。

学到苦时方见道，数当厄处不由天。

烟霞约客成三友，风雨忧时及四边。

珍重故人相劳苦，器之元与铁同坚。

和酬刘监岳

四十余程到庾磁，到来无日不看山。

誓持冰雪松筠操，肯学春风桃李颜。

一饭不忘三祝处，瓣香何慊二忠间。

梵宫咫尺骚坛近，犹愿奚囊续往还。

和酬张梅野

郭行载酒相挈提，蹑根探窟天津如。

相逢何必皆亲知，天地许大犹吾庐。

矫首梅涧迹若疏，舂容婉画妨清醵。

诗如琴弦分疾徐，惊我一声聋聩初。

萧萧白日金仙居，东西求仲时从之。

静对夕阳搴红蕖，或听夜雨怜翠榈。

国步孔棘须神医，纵有鹊醯谁信渠。

风传西事方解围，愿君勿藏圯上书。

和此阳先生感兴诗二十首

至理要一切，精微实高广。

寄之形气中，今来齐古往。

众曜列太空，环侍惟斗仰。

变化妙不测，虚灵本常朗。

井坐识易陋，帘窥学云罔。

静玩感兴篇。剖陈如指掌。

和此阳先生感兴诗二十首

阴阳著太极，万化惟一中。

权衡迭轩轾，枢纽相始终。

人受命以生，今古穉耄同。

彼昏自不觉，安用尤聩聋。

和此阳先生感兴诗二十首

仰观复俯察，上下融真机。

元气无奇耦，鱼跃茑自飞。

神圣奠中域，静动心勿违。

天地敛诸躬，照以日月辉。

逊志纳众有，先虑周万微，

胞与岂不夥，游泳皇极归。

和此阳先生感兴诗二十首

造化洩元秘，河洛图书出。

龟龙亦何心，以灵乃受役。

微旨竟先天，妙用普经国。

三圣受心印，执中数语毕。

诂学长枝蔓，往往胶陈迹。

伟哉千载下，元公指无极。

和此阳先生感兴诗二十首

文盛起太息，姬壤半沦夷。

仁积天所亲，道丧人已离。

霸图迭雄长，明诅兴自兹。

天纲久不竞，览卷空涕洏。

日月照干戈，风雨撼璧珪。

仲尼不梦周，世道无复为。

元气日以薾荏苒朝露悲。

嫠妇抱隐忧，忠矣非知机。

和此阳先生感兴诗二十首

宇宙浩无际，主静即其纲。

静非寂以槁，密运治乃良。

公明闓晏灿，忠悫消强梁。

山河帝居壮，日月天德光。

八荒囿一和，此界均彼疆。

鸱鸮息昼鸣，凤凰梧桐翔。

黔黎歌尔极，逢掖趋大方。

皇风播品物，道辟淑运昌。

枢机不盈握，妙斡见弛张。

奈何动志静，反袂千古伤。

和此阳先生感兴诗二十首

我闻嬴秦氏，威力横提封。

北方迤长城，中土锁春风。

阡陌鞅肆孽，简编斯造凶。

民命眇以坠，天势巍且崇。

中焦痼成痞，怨气蟋壤穹。

炎汉一洗之，讵诧百虞功。

规模纳群策，意度恢大公。

约法止三章，赤子归包容。

溺冠胶余习，莫致商山翁。

过鲁尝蒇祠，犹足醒昏蒙。

和此阳先生感兴诗二十首

东都党锢祸，机阱深九渊。

标榜起俊厨，接踵沈黄泉。

西园久握爵，龙门昧几先。

忠魂招不返，炎祚孰以绵。

谅矣文君痴，犹觊冷烬然。

吁嗟万钧压，一线那能牵。

和此阳先生感兴诗二十首

坤舆载五岳，乾象垂三光。

术极宰元化，俯仰无低昂。

一理贯万有，形色皆停当。

晋风竞清谈，幽眇夸辉煌。

坐销白昼尽，狐兔睨其旁。

天地亦为愁，何但颓偏方。

和此阳先生感兴诗二十首

立朝观大节，炳炳在行已。

李唐号多才，屹立整颓纪。

前狄后有韩，高风世仰止。

孤忠翼正祚，大论辟非礼。

老榦挺冬岭，明魄浸秋水。

均抱扶世心，勋学岂殊轨。

和此阳先生感兴诗二十首

默观羲圣书，先天著复坤。

画画妙理具，森立河图文。

宇宙斡生意，日月棕辞奔。

乘承著不息，反穷性存存。

透彼名利关，沿此道义门。

用功不精密，频复何由敦。

和此阳先生感兴诗二十首

诗道发金石，世苦壁听讹。

正色落刍荛，一掬真意多。

众窍本虚寂，其如天籁何。

不悟康衢谣，不识黍离歌。

和此阳先生感兴诗二十首

礼乐节性情，工夫贵深省。

爱亲笃冰履，酬世尚锦絅。

勿任忘与助，一敬收众骋。

威仪筋骸束，趣味精神领。

相彼屋漏中，森若指见炳。

穷达付天分，灵光勿随境。

和此阳先生感兴诗二十首

书法严贬褒，明辨邪正要。

寒暑自迭禅，日星常与存。

浮云岂不翳，昭晰谁其昏。

笔削匪烂报，执拗开乱原。

和此阳先生感兴诗二十首

仙佛各有门，托言深入山。

一探寂灭宗，一透船汞关。

菩提司非树，刀圭诧灵丹。

槁形付尘幻，蜕骨冲飞翰。

咄咄亦奇事，讵惮力到难。

儒先著有训，整辔皇路安。

和此阳先生感兴诗二十首

智巧役一世，往往悲古愚。

触蛮荣利场，白日事浮虚。

情流失固有，意骛希本无。

相与龙断登，独不捷径趋。

是非遂倒植，大道归糊涂。

发愤中夜思，犹有未亡书。

和此阳先生感兴诗二十首

扶舆播清淑，何代不毓才。

森森万壑松，盍厚拱把培。

蒙养正性存，临教大义开。

嗟哉古道息，习气少已乖。

区区黄册子，所事惟夺魁。

户庭且得色，斯文何望哉。

和此阳先生感兴诗二十首

人生戒悠悠，早已闇大方。

卓尔志有立，不坠炎与凉。

孙弟浃闾里，孝爱充室堂。

应对动以恪，操存静而庄。

见善如乘珠，视恶如釜汤。

毫釐贵明辨，造次宜谨详。

勿谓居壮年，光阴隙驹忙。

穷理养夜气，任运为沈翔。

和此阳先生感兴诗二十首

交游重金石，里巷毋泛寻。

胸中抱明镜，妍丑不相侵。

热交但以貌，冷交惟其心。

势利易苟合，道义难力任。

咏春发真趣，邀月开凡襟。

夷险只一节，难鸣风雨林。

和此阳先生感兴诗二十首

圣人不可见，犹幸闻绪言。

万古宇宙立，一脉理义温。

专门凿私智，百家起豗喧。

太阳炳离照，坐收烟雾昏。

鲁语本非略，轲书岂为繁。

资之岁月深，左右皆逢原。

和杜老人龙门寺题宝界东柱

招提有宿缘，坐此豁心境。

风来松寄声，月过竹移影。

殿依鲤石古，井汲龟泉冷。

究竟定慧门，如何日三省。

和郭帚斋咏龟泉

鎔出形模造化工，石龟中有冽泉通。

来从西峡虾蟆碚，静镇南源玛瑙宫。

润泽一城消众渴，澄波千古照孤忠。

贪廉名氏俱标榜，无涸无盈道不穷。

和何明府爱莲诗

濂溪题品非轻许，祗爱亭亭臭味同。

日晚色归霞照里，夜凉香在月明中。

独惭冬叶留寒翠，却笑春花学醉红。

天付清姿尝净植，曾闻结社有陶公。

和建小学韵呈赵求仁使君

黉舍临溪静最安，朋来俊少共窥斑。

能知格物如星秤，即是程门第一关。

和建小学韵呈赵求仁使君

理非精妙事非粗，一性空明彻万殊。

白发圣人由稚子，常惺惺处是工夫。

和建小学韵呈赵求仁使君

衿佩欢迎师帅来，读书种子赖栽培。

他年济济云霄路，谁信清朝叹乏才。

和建小学韵呈赵求仁使君

浦出西江有此名，道源澄湛自天成。

屋头松树年多少，曾识濂溪授二程。

和康节三诗·安分

所寓即为乡，萧萧竹护房。

山中观造化。世上任炎凉。

鷃莫攀鹏大，凫难比鹤长。

荣枯从堕地，全不著商量。

和康节三诗·晨起

一日事在寅，晨兴宜自今。

天澄万古气，人醒半生心。

残月留僧阁，寒烟度石林。

营营何所得，白发易相寻。

和康节三诗·听琴

何人不爱琴，难听是真声。

急雨蓬中过，流泉石底鸣。

忧时身欲瘦，历处梦犹惊。

拟续昌黎操，冷冷写此情。

和南涧叔见寄

五年风雨别，家信忆浮沈。

独隐金仙屋，谁明铁汉心。

粤邻蛮瘴恶，蜀急客忧深。

此地无黄犬，朝朝说寄音。

和谭学士见寄

大道久磔裂，啾啾夸毗子。

彷佛皮毛鲜，孰探古人髓。

我亦坐兹疾，默阒照非是。

束身云瘴乡，凡论悉掩耳。

梦不到伊傅，志惟高角绮。

人生驹过隙，鹿鹿何时已。

耽书夜不睡，省事日高起。

疏苎寒亦燠，硬菜苦犹美。

非忘漆室忧，莫救沙界痏。

生死不可料，何哉为泰否。

佛祖显云封，道源开岭趾。

谁云筑底邦，亶为通德里。

庐陵有可人，访梅一至此。

扣我理义关，无言但心只。

新篇发天趣，步骤古诗史。

穷通从所择，柔舌与刚齿。

和题临赋

近南逢剧暑，多病客难禁。

与物甘同静，何人肯见寻。

望云生远梦，看月得禅心。

咫尺西关路，输君杖履临。

输君杖履临，草径静深深。

野鸟随晴步，邻钟答晚吟。

飞沈皆有趣，穷达付无心。

对月悭於酒，寒泉聊一斟。

史载

刘黻，字声伯，乐清人。早有令闻，读书雁荡山中僧寺。年三十四，以淳祐十年试入太学，侪辈已翕然称之。时丁大全方为台属，劾奏丞相董槐，迫逐去国，将夺其位。黻率同舍生伏阙上书，大概言朝廷进退大臣，须当以礼。书上，忤执政，送南安军安置，归别其母解氏。解氏曰：“为臣死忠，以直被贬，分也。速行！”黻至南安，尽取濂、洛诸子之书，摘其精切之语，辑成书十卷，名曰《濂洛论语》。及大全贬，黻还太学。未几，侍御史陈垓诬劾程公许，右正言蔡荥诬劾黄之纯，二公罢出，六馆相顾失色，黻又率诸生上书言：

黻等蒙被教养，视国家休戚利害若己痛养。朝廷进一君子，台谏发一公论，则弹冠相庆，喜溢肺膺。至若君子郁而不获用，公论沮而不克伸，则忧愤忡结，寝食俱废。臣闻扶植宗社在君子，扶植君子在公论。陛下在位几三十年，端平间公正萃朝，忠谠接武，天下翕然曰：“此小元祐也。”淳祐初，大奸屏迹，善类在位，天下又翕然曰：“此又一端平也。”奈何年来培养保护之初心，不能不为之转移。

祖宗建置台谏，本以伸君子而折小人，昌公论而杜私说。乃今老饕自肆，奸种相仍，以谄谀承风旨，以倾险设机阱，以淟涊盗官爵。陛下非不识拔群贤，彼则忍于空君子之党；陛下非不容受直言，彼则勇于倒公议之戈。不知陛下何负此辈，而彼乃负陛下至此耶？

当陛下诏起汇髦之秋，而公许起自家食，正君子觇之，以为进退之机。乃今坐席未温，弹章已上，一公许去，若未害也，臣恐草野诸贤，见几深遁，而君子之脉自此绝矣。比年朋邪记焰，缄默成风，奏事者不过袭陈言、应故事而已。幸而之纯两疏，差强人意。乃今软媚者全身，鲠直者去国，一之纯去，若未害也，臣恐道路以目，欲言辄沮，而公论之脉自此绝矣。

况今天下可言之事不为少，可攻之恶不为不多。术穷桑、孔，浸有逼上之嫌；势挟金、张，滥处牧民之职。以乳臭騃子而躐登从橐，以光范私人而累典辅藩。钱神通灵于旁蹊，公器反类于互市。天下皆知之，岂陛下独不知之。正惟为陛下纪纲者知为身谋，不为陛下谋。陛下明烛事几，讵可堕此辈蒙蔽术中，何忍以祖宗三百年风宪之司，而坏于一二小人之手耶？臣汝腾，陛下之刘向也，则以忠鲠斥；臣子才、臣栋、臣伯玉，陛下之汲黯也，则以切直罢。遂使淳祐诸君子日消月磨，至今几为之一空。彼诚何心哉？

高宗绍兴二十年之诏，有谓“台谏风宪之地，年来用人非据，与大臣为友党，济其喜怒，甚非耳目之寄。”臣窃观近事，不独台谏为大臣友党，内简相传，风旨相谕，且甘为鹰犬而听其指嗾焉。宰相所不乐者，外若示以优容，而阴实颐指台谏以去之；台谏所弹击者，外若不相为谋，而阴实奉承宰相以行之。方公许之召也，天下皆知独断于宸衷，及公许之来也，天下亦知尝得罪于时宰，岂料陛下之恩终不足恃，宰相之嗔竟不可逃耶？

陛下万机之暇，试以公许、之纯与垓、荥等熟思而静评之，其言论孰正孰邪，孰忠孰佞，虽中智以下之主，犹知判别是非，况以陛下明圣而顾不察此？近见公许奏疏，尝告陛下揭至公以示天下；垓则以秘密之说惑上听，公许尝告陛下以宠赂日章，官邪无警，欲塞幸门，绝曲径；垓则纵侠客以兜揽关节，持阔扁以胁取举状，开赂门以簸弄按章。至若之纯之告陛下，力伸邪正之辩，明斥媚相之非，謇謇谔谔，流出肺肝；荥身居言责，闻其风声，自当愧死，尚敢妄肆萋菲，略无人心乎？

且陛下擢用台谏，若臣磊卿、臣咨夔、臣应起、臣汉弼、臣凯、臣燧，光明俊伟，卓为天下称首，然甫入而遽迁，或一鸣而辄斥，独垓、荥辈贪饕顽忍，久污要津，根据而不拔，刘向所谓“用贤转石，去佞拔山”者，乃今见之，可不畏哉？矧今国嗣未正，事会方殷，民生膏血，朘削殆尽，所赖以祈天命，系人心，惟君子与公论一脉耳。小人以不恤之心，为无忌惮之事，其意不过欲爵位日穹，权势日盛，以富贵遣子孙耳，岂暇为国家计哉。

自昔天下之患，莫大于举朝无公论，空国无君子。我朝本无大失德于天下，而乃有宣、靖之祸，夫岂无其故哉？始则邪正交攻，更出迭入，中则朋邪翼伪，阴陷潜诋，终则倒置是非，变乱黑白，不至于党祸不止。向使刘安世、陈瓘诸贤尚无恙，杨畏、张商英、周秩辈不久据台纲，其祸岂至此烈。古语云：“前车覆，后车戒。”今朝廷善类无几，心怀奸险者，则以文藻饰佞舌；志在依违者，则以首鼠持圆机。宗社大计，孰肯明目张胆为陛下伸一喙者，则其势必终于空国无君子，举朝无公论。无君子，无公论，脱有缓急，彼一二憸人者，陛下独可倚仗之乎？

若垓之罪，又浮于荥，虽两观之诛，四裔之投，犹为轻典，陛下留之一日，则长一日之祸，异时虽借尚方剑以砺其首，尚何救于国事之万一哉？

又曰：“自昔大奸巨孽，投闲散地，惟觇朝廷意向，以图进用之机。元祐间，章惇、吕惠卿皆在贬所。自吕大防用杨畏为御史，初意不过信用私人，牢护局面，不知小人得志，摇唇鼓吻，一时正人旋被斥逐，继而章惇复柄用，虽大防亦不能安其身于朝廷之上。今右辖久虚，奸臣垂涎有日矣。闻之道路，馈遗不止于鞭靴，脉络潜通于禁近，正陛下明察事机之时。若公论不明，正人引去，则迟回展转，钧衡重寄，必归于章惇等乃止。今日之天下，乃祖宗艰难积累之天下，岂堪此辈再坏耶？”

又谏游幸疏曰：

天下有道，人主以忧勤而忘逸乐；天下无道，人主以逸乐而忘忧勤。自昔国家乂安，四夷宾服，享国日久，侈心渐生，若汉武帝之单于震慑，而有千门万户之观，唐明皇之北边无事，而有骊山温泉之幸。至于隋之炀帝，陈之后主，危亡日迫，游观无度，不足效也。尧、舜、禹、汤、文、武之竞业祗惧，终始忧勤，《无逸》言：“游畋则不敢，日昃则不暇食。曷尝借祈禳之说，以事游观之逸。比年以来，以幸为利，以玩为常，未免有轻视世故、眇忽天下之心。单于未尝震慑，而有武帝多欲之费耗；北边未尝无事，而有明皇宴安之鸩毒。

陛下春秋尚少，贻谋垂宪之机，悉在陛下，作而不法，后嗣何观？自十数年间，创龙翔，创集庆，创西太一，而又示之以游幸，导之以祷祠，蛊之以虚诞不经之说。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积久惯熟，牢不可破，谁得而正之？且西太一之役，佞者进曰：“太一所临分野则为福，近岁自吴移蜀。”信如祈禳之说，西北坤维按堵可也。今五六十州，安全者不能十数，败降者相继，福何在邪？武帝祠太一于长安，至晚年以虚耗受祸，而后悔方士之缪。虽其悔之弗早，犹愈于终不知悔者也。

大凡人主不能无过，脱有过言过行，宰执、侍从当言之，给舍、台谏当言之，缙绅士大夫当言之，皆所以纳君于当道者也。今陛下未为不知道，未为不受人言，宰执以下希宠而不言，与夫言之而不力，皆非所以爱陛下也。其心岂以此为当而不必言哉？直以陛下为不足以望尧、舜、禹、汤、文、武之主，而以汉武、明皇待陛下也。

以材署昭庆军节度掌书记，由学官试馆职。咸淳三年，拜监察御史，论内降恩泽曰：

治天下之要，莫先于谨命令，谨命令之要，莫先于窒内批。命令，帝王之枢机，必经中书参试，门下封驳，然后付尚书省施行，凡不由三省施行者，名曰“斜封墨敕”，不足效也。臣睹陛下自郊祀庆成以来，恩数绸缪，指挥烦数，今日内批，明日内批，邸报之间，以内批行者居其半，窃为陛下惜之。

出纳朕命载于《书》，出纳王命咏于《诗》，不专言出而必言纳者，盖以命令系朝廷之大，不能皆中乎理，于是有出而复有纳焉。祖宗时，禁中处分军国事付外者谓之内批，如取太原、下江南，韩琦袖以进呈，英宗悚然避坐，此岂非谨内批之原哉？臣日夜念此，以为官爵陛下之官爵，三省陛下之三省，所谓同奉圣旨，则是三省之出命，即出陛下之命也，岂必内批而后为恩？缘情起事，以义制欲，某事当行，某事当息，具有条贯，何不自三省行之，其有未穆于公论者，许令执奏，顾不韪欤。

元祐间，三省言李用和等改官移镇恩例，今高氏、朱氏，皆举故事，皇太后曰：“外家恩泽，方欲除损，又可增长乎？”治平初，欲加曹佾使相，皇太后再三不许；又有圣旨，令皇后本家分析亲的骨肉闻奏，亦与推恩，司马光力谏，以为皇太后既损抑外亲，则后族亦恐未宜褒进。乃今前之恩数未竟，后之恩数已乘。宰执惧有所专而不敢奏，给舍、台谏惧有所忤而不敢言，更如此者数年，将何以为国？故政事由中书则治，不由中书则乱，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

四年，改正字，言：“正学不明则义理日微，异端不息则鼓惑转炽。臣非不知犯颜逆耳，臣子所难，实以君德世道，重有关系，不容不恳恻开陈。疏上逾日，未蒙付外。孟轲有云：‘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臣忝职谏省，义当尽言，今既不得其言，若更贪慕恩荣，不思引去，不惟有负朝廷设官之意，其于孟轲明训，实亦有慊。”

会丁父忧去位，服除，授集英殿修撰，沿海制置、知庆元府事。建济民庄，以济士民之急，资贡士春官之费，备郡庠耆老缓急之需。又请建慈湖书院。八年，召还，拜刑部侍郎。九年，改朝奉郎，试吏部尚书，兼工部尚书，兼中书舍人，兼修玉牒，兼侍读。上疏请给王十朋祠堂田土。十年，丁母忧。明 年，江上溃师，丞相陈宜中起复黻为端明殿学士，不起，及贾似道，韩震死，宜中谋拥二王由温州入海，以兵逆黻共政，将逊相位，于是黻托宗祀于母弟成伯，遂起，及罗浮，以疾卒。

初，陈宜中梦人告之曰：“今年天灾流行，人死且半，服大黄者生。”继而疫疠大作，服者果得不死，及黻病，宜中令服之，终莫能救。其配林氏举家蹈海。未几，海上事亦瓦解矣。黻有《蒙川集》十卷行于世。

参考资料

1  浙江在线  

2  （宋）刘安节，等 编 陈光熙，丁治民 校 ．《温州文献丛书（第4辑）：刘安节集 刘安上集 许景衡集 刘黻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

3  刘黻故居及有关遗迹调查．雁荡山摩崖石刻[引用日期2013-02-22]

学术论文内容来自

周艳舞. 刘黻贬谪赣南心路历程浅析．《cnki》，2015  卢子越. 西漈,大自然的歌．《vip》，2015 胡牧. 乐清何以原名乐成．《CNKI》，1987

谢选骏指出：“天下之患，莫大于举朝无公论”可谓至理名言，其出处就在于刘黻此人。但是毕竟，刘黻看到了天下之患莫大于举朝无公论，却没有看到缺乏公论是因为缺乏公议制度，因此更加无法解决相关的制度问题了。可即使如此，公议社会还是好于专制社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南宋在蒙古面前的抵抗力，远远胜似明朝在满清面前的表现。因为宋朝廷比较弱，可以容纳天下公议，明朝廷比较强，不肯容纳天下公议。

【【03、楚朝是一个公议社会】】

《被有意掩盖的历史真相：秦汉之间为何漏掉楚朝——史式教授有关帝制问题访谈录》（2009年6月26日 林治波）报道：

著名史学家、今已85岁高龄的史式教授多年来一直从事探讨中华文化、批判皇帝制度、重写中华古史的工作。2004年4月重庆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史式谈史丛书》之一《皇帝是个什么东西》一书，2004年台湾《历史月刊》（总203期）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皇帝是个什么东西》，2005年12月韩国出版了他的《皇帝是个什么东西》一书的韩文版，此书的台湾繁体字版亦将出版。最近，他提出《中国历史纪年表》上有一个很重要的错误，那就是在秦汉之间漏掉了一个楚王朝。如果循此线索加以探讨，可以发现不少过去被有意掩盖了的历史真相。记者就此问题拜访了他，请他谈谈这一问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以飨读者。

确实漏掉了一个楚王朝

记者问（以下简称问）：史老，您是如何发现这个错误的？您认为这是无心的失误，还是有人存心伪造历史？

史式教授答（以下简称答）：我是在撰写《中国帝制两千年——是非功过从头说》一书时发现这个错误的。我认为：这不可能是无心的失误，只能是存心伪造历史。

问：您能否用最简单的办法来证实这个错误确实存在，大家相信了这一点，就会发生探讨的兴趣。

答：完全可以。请各位读者顺手翻一翻手头所有的《中国历史纪年表》，是任何一部历史书的附表也行，是语文工具书（包括大陆的《辞海》与台湾的《大辞典》等等）的附表也行，请看一看，其中秦、汉两代断限的年代是哪一年？是不是公元前206年？如果是的，那就说明，秦汉两代是衔接的，在此以前，是秦朝；从这一年开始，是汉朝。中间并没有楚王朝。可是历史事实并非如此。在公元前206年秦王子婴向打着楚的旗帜的抗秦联军投降，秦亡。而在公元前207年，秦王朝的丞相赵高已经召集百官公开宣布，秦帝国战败之后，六国复国，帝国朝廷已不存在，皇帝制度从此废除，秦国还是恢复为秦王国，所立之王子婴称为秦王，不称三世皇帝。从此以后，直到公元前202年末，这5年中国没有皇帝，也就是说，秦王朝的皇帝制度并没有延续下来，而是中断了。

问：刘邦登基做皇帝（成为汉高祖）是哪一年？

答：是公元前202年之末。

问：《中国历史纪年表》上将公元前206年至前202年这5年称之为汉高祖元年至5年，看来您不同意？

答：当然不同意。因为这不是事实。历史事实是：公元前202年末，在项羽败死之后，刘邦才敢登位称帝。

问：刘邦称帝的真实时间是公元前202年，《中国历史纪年表》却写成公元前206年，提前了4年，您认为这是伪造历史？

答：肯定是伪造历史。中国人对于纪年的工作比较认真，即使有人偶然记错了，哪怕只记错了几天，当时不发现，后代也会发现。至于记错了4年，而且让它一直错了两千多年，不被发现，不被纠正，这样的事，确也非常少见。还需要说明的是，在战乱时期，起义队伍所建立的这个楚王朝，不见得会有一座巍峨的大厦，他们先在盱眙，后在彭城所建立的王廷，也许只有几间茅屋，极为简陋，只不过是建立一个机构，以资号召而已。

究竟是谁在伪造历史

问：问题是什么人在伪造历史？他们为什么要伪造历史？

答：回答这个问题，话要说得稍远一点。可以从陈胜在大泽乡起义说起。当时秦帝国的暴政几乎把天下人都压迫到窒息的程度。不论是六国贵族，还是普天下的平头百姓，农工商贾、戍卒刑徒、还包括千千万万舍死忘生为丈夫万里送寒衣的孟姜女们，经过陈胜的振臂一呼，大家群起响应，揭竿斩木，奋起反抗，在中华大地上，立刻点燃了抗秦的熊熊烈火。大家万众一心，牺牲奋斗，勇往直前，义无反顾，从商鞅变法以后经过百余年锐意经营的金城汤池般的秦帝国巍峨的大厦终于土崩瓦解，轰然倒坍。从大泽乡起义算起，不过两年多的时间，这一场大仗就打完了，胜利是辉煌的。秦帝国垮台了，皇帝制度废止了，老百姓“除秦苛制”的目标是达到了。往后应该由各路起义军（包括六国贵族与草莽英雄）共同协商，组织一个联邦政府，与民休养生息，发展生产，这是一条前途光明的求治之路。走这一条路的基础是有的。从整体形势来说，当时的楚人是长期抗秦的主力军，所以有“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之说。最早在大泽乡起义的陈胜是楚人，陈胜牺牲以后继起的领袖项梁是楚人，项梁牺牲以后其侄项羽又成为领导诸侯军队与秦军主力决战一举破敌的青年统帅。

灭秦之后，诸侯拥戴他成为联邦政府的盟主也是比较合适的。因为他的实力最强，他的战功最大，当时很难找到一位比他更为适合的盟主。从公元前209年至前207年，这3年抗秦之战打得明明白白，大家目标一致，行动一致，不到3年，这个仗就打完了，胜利也取得了，但是后来楚汉相争的5年却打得糊里糊涂。楚汉相争的谁是谁非，邓之诚先生说得好：“项羽既为盟主，于是亲出勘乱，疲于奔命。”（《中华二千年史》卷一页43）。也就是说，项羽是为了维护一种联邦的新秩序而战，是为了保卫和平而战，所以打仗打得很辛苦，不断地消耗自己的实力。刘邦是为制造纠纷而战，是唯恐天下不乱而战，他四处挑拨，兴风作浪，坐山观虎斗，他的仗就打得轻松。项羽最后是失败了，是刘邦利用韩信、英布、彭越等人围攻使得他四面楚歌，兵败垓下。这位青年统帅项羽之败，不败于军事，不败于政治，而败于刘邦的背信弃义、阴谋诡计。

在项羽败死之后，刘邦终于露出了真面目，复辟了帝制。他为了达到个人浑水摸鱼的卑劣目的，一再制造混乱，挑起战争，结果造成老百姓的伤亡人数至少在百万以上，比抗秦之战双方伤亡的总人数还要多，结果是老百姓血流成河，刘邦坐上了汉高祖的宝座。经过4年的恶战，各路诸侯打得精疲力尽，民穷财尽。国家穷得连皇宫里都找不出4匹毛色一样的驾车的马来。到这时候，刘邦登上帝位。大家要想反对他，连起来反对的气力都没有了。要是在前几年，谁敢说再想当皇帝，立刻成为众矢之的，到了5年内战打下来，国力耗尽，民力耗尽，一时之间，什么事都做不成了。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在秦未灭六国之前，以赵国一国之力抗击匈奴，就能对付，匈奴并未成为重大的威胁；但在中原8年大战打完之后，刘邦亲领重兵去抗击匈奴，都不是匈奴的对手，只好屈辱求和，这不是明显的对比么！

伪造了历史 刘邦就能冒功

问：看来，伪造历史的人是刘邦及其子孙、部下与汉王朝的御用文人，那么他们伪造历史的目的想必就是贪天功为己有了？

答：是的，他们在史书上抹掉楚王朝的名称，首先就是为了冒功。因为抗秦，亡秦，楚人的功劳最大。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是也。刘邦想以他自己于公元前206年从秦王子婴手中接受政权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来一笔抹杀至少是淡化楚王朝和许多楚人的功劳。

问：刘邦在公元前206年从秦王子婴手中接受了秦王国的政权，那件事算不算他的功劳？他是以什么身份去接受投降的？

答：那时候的刘邦只是楚王朝楚怀王部下的一员将领，是从楚怀王那里接受任务，向西略地。正是因为项羽作为联军统帅抗击了秦军主力，他才得以乘虚西进。他在楚军各将领中的地位并不高，是作为楚王朝领导下的各路诸侯抗秦联军的先遣队伍进入咸阳的。能够乘虚夺取咸阳，算是他的一件功劳，但他并不是抗秦联军的负责人，更不是楚王朝的负责人。他当时只是作为抗秦联军先遣队伍的将领刘邦去受子婴之降，而不是作为汉王刘邦，更不是什么汉王朝皇帝刘邦去受降的。所以他进入咸阳接受子婴投降之后，封锁宫室府库，还军霸上，等待抗秦联军兵到，再作处理（刘邦本人无权处理）。在当时，他根本不知道自己日后会封汉王，当然更不会想到会当汉王朝皇帝的事。把当时的刘邦和子婴办理投降受降的交接作为秦、汉两个朝代的交接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事。当时的子婴只代表秦王国（战国七雄之一）而不能代表秦王朝，当时的刘邦只是楚王朝所属联军中的一员将领，汉王国、汉王朝都是还没有出现的事。《中国历史纪年表》上说这一年是西汉高祖元年是欺人之谈，是把世界上还没有发生的事先写在史书上。

问：楚怀王在发兵攻秦的时候，曾经与诸将相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这是怎么回事？

答：这是当时楚怀王对部下将领的一种鼓励，说是楚军中的各个将领，谁能带兵先攻入咸阳（关中地区）的，以后就让他在那里封王（当地方政府的首领）。楚怀王既然有了这么一句话，刘邦是最先袭取咸阳的，就认为以后楚王朝有把咸阳这块地区封给自己的可能。但是后来项羽不认这个帐，把关中地区封给了秦的降将章邯，司马欣等人，这也成为项羽与刘邦结怨的原因之一。

中国的帝制 是一轮还是两轮

问：您所说的中国的帝制是一轮还是两轮是什么含义，是不是指皇帝制度在中国实行了一次还是两次？

答：正是这个意思。如果皇帝制度从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年）开始实行，中间没有中断，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为止，那么，中国的帝制只是实行了一轮。如果中间中断过一次，那就是实行了两轮。第一轮是从秦始皇26年（公元前221）开始，到秦王子婴即位时宣布废止，连头带尾只是15年。第二轮是从汉高祖刘邦登位（公元前202年）开始，一直沿用到辛亥革命（公元1911年）为止，一共二千余年。两轮之间中断的时间只有5年。由于有过一次中断，这两轮皇帝制度就可以区分为秦帝制与汉帝制。

问：有必要将两者加以区分吗？将两者加以区分的意义何在？

答：我认为有此必要。因为秦帝制与汉帝制的内容既有共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比较而言，恐怕不同之处还更重要。两者不是大同小异，而是大不相同。

问：两者之间有何不同？

答：我想先谈帝位继承的问题。秦帝制规定，皇帝只能由秦王室嬴姓男子担任（秦始皇是吕不韦的私生子，那是不能公开的秘密），因此，臣民中不可能产生觊觎帝位之心。汉帝制却打破了这种限制，因为刘邦自己就是个流氓地痞，什么条件都没有。他能通过阴谋诡计夺得帝位，就鼓励了后世所有的野心家都来抢当皇帝，成为国家致乱之由。（历史上的女皇帝武则天得到承认，说明男女老幼都可以做皇帝）人人都能当皇帝，这事看起来似乎很公平，实际上是治国者完全不负责任。因为公平竞争总得有个秩序，有个程序，只靠暴力竞争，一窝蜂地乱抢，那就全无公平之可言。中华民族很重理性，早在战国时期就提出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政治理想，久为外国学者所推重。但是他们对于我们历史上那种野蛮的抢皇帝的行为，实在难以理解。如果有外国学者来问我们：“你们不是早就提出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政治理想么，时间已经过去了2000多年，你们离‘大同’还有多远？”如果他再问我们：“中华文化不是热爱和平的文化么，对外的战争暂且不说，2000多年来，你们内部的改朝换代总是打得一塌糊涂，死人无数。长期以来，就是一治一乱，不能长治久安，这又是为什么？”追本溯源，这正是汉帝制留给我们的后遗症，是刘邦不择手段抢皇帝留给我们的后遗症。

一个是强迫，一个是强迫加欺骗

问：秦帝制全面推行只有几年时间就彻底失败了，汉帝制则在中国绵延了两千多年，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推行的手段上作一些比较，找出二者之间的不同之处？

答：你说得很对。从二者推行手段之不同来加以比较，正是找出二者不同之处的突破口。秦帝制是纯粹作为政治任务来推行的，秦吏执行政令非常严格，说办就办，老百姓接受不了，容易激化矛盾，所以反抗的怒火一旦点燃，迅速燎原，秦帝制本身就在大火中烧成灰烬了。后来的汉帝制接受了这个教训，利用儒家学说协助推行帝制，把政治与伦理，政治与教育绑在一起，缓缓推行，推行起来就容易得多。如果把话说得简单一点，直率一点，就可以说：秦帝制推行的手段是单纯的强迫，汉帝制推行的手段是强迫加欺骗。二者的目的是一样的，就是如何统治老百姓，压榨老百姓，主要的不同之处在于手段。我认为：秦帝制主要来源于西戎文化、游牧文化，它排斥中华文化，拒绝与儒家合作，公开推行暴政，从商鞅变法开始，秦这个边疆民族运用法家理论治国，推行了100多年，把老百姓当军队管理，老百姓虽然负担奇重，却也收到了发展农业生产与“强兵”的实效。秦灭六国，把这个制度强迫推向中原，推向长期由中华文化覆盖的地方，立刻引起最激烈的反抗。一种制度不可能在与自己民族历史文化不同的地区强迫推行，如果这样做，是在玩火自焚。因此，秦帝制一旦在中原推行，就引起了爆炸，秦帝制推行十多年就失败了，这很正常，它完全没有延续下去的可能。汉帝制是在外来的皇帝制度与本土的中华文化、儒家文化之间寻求到一种相互妥协的办法，变法家的统治为外儒内法，披仁政之外衣办暴政之实事，磕磕碰碰地拖了两千多年。

刘邦窃取反秦果实复辟帝制

问：对于“汉承秦制”一语，不知道您有何看法？

答：我想，这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回答。如果仅仅是问汉代的治国方法从秦代学到了哪些东西，那么，把1975年12月在湖北云梦城西睡虎地所发现的秦简1000余支的内容和过去发现的许多汉简的相关内容比较一下，就可以知道一个大概，可以作出有根有据的回答。如果不是谈具体内容，而是评论其精神，则可以说，是刘邦对反秦大业的背叛。

问：请说说您的具体看法。

答：从大泽乡起义开始，到处燃起反秦的熊熊大火，不管是六国贵族还是平头百姓，大家都不是学者，当时都不会考虑到在秦制中有什么可取之处，可资借鉴之处，在受尽了秦制的迫害之后，都会发出“除秦苛制”的怒吼。刘邦初入咸阳，也对关中父老作出“除秦苛制”的承诺。说起秦制，人人切齿，谁还会去继承它。过去秦人对六国制度文书是一把火烧光，刘邦初入咸阳，萧何能够耐心地收集秦的图籍，已经是很理性的做法，但也只是作为参考，实在没有继承秦制的必要。因为秦制以严酷出名，自是损害老百姓的。前三年的反秦之战，大家万众一心，旨在灭秦。所以迅速取得胜利。但是见过咸阳宫廷的刘邦已经做起了皇帝梦。灭秦之后，刘邦衡量当时的局势，自己一无实力，二无条件，暂时不可能与盟主项羽公开敌对，只有接受分封，以后从内部进行破坏，才可能有出头之日。这时他的根本态度，已经从反秦转为反楚。这与天下人的愿望是对立的。以后5年，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反楚，使出浑身解数，挑拨离间，又打又拉，从内部瓦解楚王朝阵营，围攻盟主项羽，一定要置之于死地。当时有许多人上了他的当，看不清反秦还是反楚这个大方向，只去计较个人之间利害得失的小是非，跟着他跑。结果兔死狗烹，自食其果。如果在抗秦联军灭秦之际，秦还在实行皇帝制度，联军是在接受秦军投降的时候连这个制度一起接受下来，暂时实行，以待整改，犹有可说。但是历史事实并不如此。是秦人自己已经废除了这个制度，从此彻底抛弃，中国已经5年没有皇帝，皇帝迷刘邦却宣布帝制复辟，重新登位，这是刘邦对起义的背叛，对抗秦大业的背叛，对楚王朝的背叛，对所有楚人的背叛，对天下老百姓的背叛！

问：您认为，刘邦复辟帝制这件事是必然的还是偶然的？

答：不是必然的，因为项羽对人宽厚，多次放过刘邦，让他死里逃生。如果项羽稍微厉害一点，他也就人头落地了。在鸿门宴上，项羽完全可以对他问成死罪，你不过是个先遣队伍的将领、前卫司令官，为什么在进了函谷关之后，闭关拒守，不让联军大军进关，这不是叛变是什么！刘邦在战场上也多次负伤，被打死的机会也不少。

问：如果刘邦死了，还会有别的野心家来复辟帝制么？

答：很难说，估计不会有。因为野心家历代都有，但是像刘邦那样老奸巨滑的野心家并不多。如果当时不出刘邦这种人，或者他在打仗时打死了，那中国的前途就要好得多。世界各国都没有皇帝，为什么中国必须出皇帝？外国也有君主，也出现过专制，独裁现象，但是他们的特权都没有中国的皇帝那么大。外国的emperor或king都与中国的皇帝不同，在他们之上，有神权或教权，在他们之下，有民权。在商量国家大事的时候，神权（教权）、君权、民权各占一定的比重，作出的决定也就比较慎重。中华民族是个宗教观念比较淡薄的民族，到了战国时代，比较成熟的宗教还未产生， 民间学者在政治理想方面已经有了比较成熟的学说，有了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说法。如果正常发展下去，民权逐步抬头，君权逐渐让步，可能会有新的政治制度出现，秦国引进“西戎之法”，建立皇帝制度，上面一刀砍断神权，下面尽力压制民权，放任君权疯狂扩张，出现了畸形的一人专制制度，而又强行推行于中原地区，于是引爆了天下人与秦帝国的大冲突。秦人把外来的皇帝制度强加给文化比较发达的中原地区，肯定是一种失策，但是他们已经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了，只能是付出亡国灭族的代价。秦帝制带给中国人的损害确实不小，在十多年中间，老百姓被屠杀的被拖死的至少是几百万人，消灭知识和知识分子（也就是焚书坑儒）使得中华文化中多年积累的精神财富大量损失，可谓创巨痛深。但是只要从此告一段落，不再继续作恶，这个损失也还是有限的。秦国灭亡以后，秦人失败以后，确也没有任何反复，一切都成了历史陈迹，只希望这个残暴的皇帝制度不要卷土重来。

问：如果刘邦复辟帝制没有成功，帝制能不能再产生？当时的中国会出现什么局面？

答：我想，如果刘邦败死，中国也就不会再出现帝制。有可能出现由楚王朝领导的诸侯联邦政府。中国在3000多年前能够出现周王朝领导的诸侯联邦政府，为什么在2000多年前不能出现楚王朝领导的联邦政府呢？周王朝兴起时，其面积人口还赶不上战国晚期的楚国。在战国晚期，中华文化发展的步子很快，北方有齐鲁文化与三晋文化，南方的楚文化也迅速地追了上来。在诸子百家中影响最大的北有儒家，南有道家，儒家是追求人与人的和谐，道家是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这两种和谐成为整个中华文化的底色。当时的楚国版图很大，民族众多，南方的苗蛮和百越都是文明起步较早的地区，如果由南方的楚王朝带头发展生产，提高文化，全国各地就会平衡发展，不会出现后来汉唐各代重北轻南的现象，特别是南方的百越族群是世界上最早的海洋民族，远在秦汉之前，他们已经扬帆太平洋上。北至夏威夷，东至复活节岛，南至新西兰，西至东非的马达加斯加，都有他们的后裔居住。如果在两千多年前，由楚王朝带头向海外发展，我们很快地就会成为海洋大国。秦秋时期，吴、越等国向海外发展，并未受到周王朝的压制；到了秦汉时期，旱鸭子大王朝才限制海滨居民不得随便出海。战国晚期的楚国没有及时崛起，却让残暴的秦国一度横行，令人深感遗憾。总之，刘邦复辟成功，对于本不适用于中华大地的皇帝制度进行修修补补，让它带病延年，拖了两千多年，这才给中国带来了无穷的灾难。

秦帝制损害有限，汉帝制遗患无穷

问：看来，您是认为汉帝制所造成的损害要比秦帝制大得多。

答：正是这样。如果秦亡以后，没有一个来自楚王朝阵营内部的叛徒刘邦利用自己的特殊条件进行帝制复辟又侥幸成功，则中华大地上，以后就不可能再出现皇帝这种怪物了。那么，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将按照自己内部的发展规律，逐渐从北方向南方发展，逐渐从大陆向海洋发展。在政治制度上，可能出现一个联邦政府，实现一种在文化上大一统（以儒道等家学说为中心的中华文化，具有极强的凝聚力），在政治上相对宽松（由具有不同民族成分，不同风俗习惯的各个邦、各个国既高度自治，又紧密团结）的制度。汉帝制的出现，虽是一个偶然，但却给中国人带来了严重的灾难。超过秦帝制的百倍、千倍、万倍。我们不妨冷静地分析一下，秦帝制给我们带来的伤害究竟有多么大，到了今天，谁还记得秦始皇给我们说了什么，李斯给我们说了什么！他们给我们造成的灾难早已远去了，淡化了，记忆也模糊了。但是汉帝制所带给我们的伤害则历历在目。这两千多年来大大小小几十次帝位争夺战打得尸骨如山，打得血流成河，打得疮痍满目，打得民穷财尽，使得二十四史成为一部相砍书。使得中华民族从战国时代那种很理性的民族竟然倒退为一个疯狂的自相残杀的野蛮民族，和平的日子少，战乱的时候多，民族怎能进步，国家怎能富强？物质上的损失虽然已成过去，精神上的伤害还在继续。我们今天一走进书店，就会看到许多“南面之术”、“驭人之方”、“帝王智慧”、“帝王谋略”等等。在这些书里，一整套利用人的权术仍在毒害我们的心灵。

皇帝制度绝对不是中华文化的产物

问：您认为皇帝制度究竟是不是中华文化的产物？

答：绝对不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政治理想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而自秦以来的皇帝制度则是“帝制之行也，天下为私”，二者尖锐对立，没有传承的可能。探讨皇帝制度，确实另有来源。当时的秦国一意穷兵黩武，以侵掠为能事，所以被中原各国视为“虎狼之秦”。秦用商鞅变法，重视耕、战，用管理军队的办法治理老百姓，一人犯法，几家连坐，以严刑竣法保证新法的执行。我国老一辈史学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台湾著名史学家陈致平在《中华通史》中都作了提示，告诉我们秦制颇采“西戎”之法。也就是说，帝制的基本框架不是来自中华文化（农业文化），而是来自西戎文化（游牧文化）。秦王朝对中华文化深恶痛绝的态度，也可以反证皇帝制度绝非来自中华文化。对于传播中华文化的人――知识分子，他们用一个字来对付，那就是杀！对于传播中华文化的工具――诗书、他们也用一个字来对付，那就是烧！即所谓“焚书坑儒”。“焚书坑儒”并非秦王朝一时的政策，而是他们对中华文化的根本态度。

中华文化与皇帝制度的对比

问：虽然皇帝制度并非中华文化的产物，但是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中，最近的两千多年，中华文化和皇帝制度处于一种共生状态，两者的关系既说不清又道不明。您能不能用最简单扼要的语言说明这二者的不同之处？

答：可以，请一阅这张对照表：

中华文化 皇帝制度

天下为公 天下为私

世界大同 万世一系

以民为本 以君为本

民贵君轻 民贱君尊

选贤举能 政出私门

推行仁政 推行暴政

崇尚文治 崇尚武功

以德治国 以严刑峻法治国

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秦吏在推行秦帝制的时候，纯用强迫的手段；后世各个专制王朝在推行汉帝制的时候，是兼用强迫与欺骗的双重手段。正因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既说不清又道不明，他们才好进行欺骗。因此，虽然说不清，我们还是要想办法说清，虽然道不明，我们还是要想办法道明，这样才能让广大的学者、读者不受他们的欺骗，才能使皇帝制度阴险毒辣的欺骗手段大白于天下。

问：反对中华文化的秦王朝迅速垮台了，后来的汉武帝推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给了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华文化以一定的地位，您对这件事有何看法？

答：秦的暴政确实是失败了，但是皇帝制度却延续下来了，这样，汉的暴政又建立起来了。汉武帝宁愿“独尊儒术”，而不准许“百家争鸣”，这是一种阴谋。真理，是在争鸣中，讨论中才能求到。既然不让争鸣，只把儒家一家的学说教给学生，进行宣传，那他们就很容易进行审查，进行控制，凡对专制王朝不利的内容都可以予以删除。这种做法是限制百家，孤立儒家，把儒家学者作为自己手中的玩物。

问：这是不是只对专制王朝有利，而对儒家学者不利？

答：那也不是。汉武帝的做法比秦始皇的做法总要好得多，有限度的开放总比绝对封杀好得多。你虽然不能讨论，至少可以进行学习，可以进行宣传，使儒家学说中的精华能够传承下来。

朱元璋为何仇恨孟子

问：在儒家学者宣传“民贵君轻”这些学说的时候，是不是会与专制帝王发生磨擦？

答：肯定会发生。从汉武帝开始，专制帝王和儒家学者之间实际上是达成了一种妥协。就是帝王不反对儒学，学者不反对皇权。其实儒学和皇权是根本对立的事物，不可能长期和平共处，只能是短期的相互容忍，还会常常发生磨擦，在妥协中，专制帝王得到实惠，保有特权，儒生得到虚名，受到尊重，全国到处建起了文庙、夫子庙。每逢节日，万世师表的孔子，还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都可能享受冷猪头的祭祀，看似颇为风光。但是这种尊重也极为有限。你不触动我皇帝的特权，我就对你尊重，如果你触动我的特权，那就别怪我对你不尊重了。儒家学者因触怒皇帝而被杀头的事，历代有之。朱元璋读《孟子》一书时，读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为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为国人；君之视臣为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处，不禁拍案大怒，恶狠狠地说：“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耶！”（这个老家伙要是活在现在，他一定跑不了！）身为流氓无严者，大老粗的朱元璋对于知识分子（包括古人和今人）都有一种本能的仇视心理，时时刻刻想杀之，辱之而后快。1393年，他下令删书，把《孟子》中他所不满的地方一律删除，几乎删了一小半，这些地方正是儒家学说的仁政思想，精华所在。不久，朱元璋病死，《孟子》被删之处，一律还原。知识分子最大的特点，就是要想，要说，一不注意就难免要议论朝政。朱元璋最痛恨这一点，他公开向各级学校（包括国子监）颁布禁令：“一切军民利病，工农商贾皆可言之，惟生员（读书人）不可建言（不可上书言事，也就是不许提意见）。”他还规定在科举考试中，凡写文章，“但许言前代，不及本朝”，也就是不许知识分子谈论当代问题。

问：在专制帝王和儒家学者达成了一种妥协之后，是不是可以说他们已经合作了？

答：可以这么说，但是说得不全面。应该说，他们有时候是在合作，有时候又在互相牵制、掣肘，或者说他们又“团结”，又“斗争”。皇帝对儒生最大的要求就是利用儒家的伦理道德由劝人尽孝发展为劝人尽忠，所谓“求忠臣于孝子之门”，而儒生在皇帝施行暴政之时，可以引用儒家经典加以劝止，皇帝只好接受。尽管是互相妥协，各让一步。但是双方很难打个平手，皇帝一般要占上风，笔杆子总是敌不过枪杆子。皇帝修养好一点的，可以从谏如流，赢得一个圣君的美名，进谏者也可以获得敢谏的美誉，得到双赢的结果。如果皇帝输不起了，翻脸不认人了，进谏者就不会有好果子吃。

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之说肯定不对

问：对于五四运动时的“打倒孔家店”之说，您有何看法？

答：五四运动时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正确的，例如反对二十一条，拒签巴黎和约；例如内惩国贼，外争国权；例如提倡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提倡科学与民主等等，丰功伟绩，永载史册。但是只有一件事肯定做得不对。那就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彻底否定传统文化。世界上不论是大民族、小民族，大国家、小国家，都有自己的传统文化，都有自己的民族精神。这都不容任意抛弃，事实上也抛弃不了。如果因为自己国家民族一时的落后，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归罪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归罪于自己的民族精神，这是找错了对象。当时反对孔夫子，是说他做了专制帝王的帮凶。这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部分，并不全面。儒家学者与专制帝王之间既有互相妥协、合作的一面，也有互相牵制、掣肘甚至斗争的一面。即使在“合作”的时候，儒家学者也是弱势的一方。我们岂能放纵强势的一方而只苛责弱势的一方。请想一想历史上重要的儒家学者文天祥与方孝儒的事迹。文天祥殉国时的衣带诏上写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说明他是真正的儒家学者，他为了保持民族气节与侵略者抗争到底；方孝儒是明初的一代儒宗，对统治者的合法性如“正统”、“偏统”等问题深有研究，他反对朱棣抢班夺权而造成数十万军民流血牺牲，拒不为暴君草诏。对于这些为国为民慷慨牺牲的志士仁人，我们难道能说他们是专制帝王的帮凶！五四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皇帝制度出现的时候，孔夫子已死多年，我们怎能在批判专制帝王罪恶的时候，把责任追到已死多年的古人的头上，这真是既不民主，又不科学。

认真剖析一下皇帝制度

问：皇帝制度我们已经沿袭了两千多年，废除这个制度，至今还不到100年。在有皇帝的时代，皇帝神圣无比，谁也不敢对他说三道四。但在走向民主之时，为了消除皇帝制度遗留下来的许多后遗症，我们是否可以对皇帝进行一次认真的剖析？

答：不错，我认为的确有此必要。

问：皇帝这个名称是如何产生的？

答：“皇帝” 名称是秦始皇自己取的。古时候人间的领袖只称王，天上的神才称帝。秦始皇自称皇帝，是说自己的功劳超过三皇五帝（一些传说中的古圣先贤），已经成为一个介乎人神之间的怪物，神圣无比，权力无边。

问：我们能不能说，皇帝制度是一种最坏的统治制度？

答：可以这样说。这种皇权无限膨胀，皇权高于一切的皇帝制度，有如一部没有刹车装置的车子，危险之至。这种车子在历史上已经翻过数次了。世界上某些王国，他们的教权、神权影响还在，由于科学的发展，又已逐渐出现民权，互相制约，就有不少缓冲的余地，不致一旦造成天下大乱。

问：对于历史上的一些暴君，过去我们只谴责他们个人，似乎没有找到根源，是不是应该一直追究到放纵暴君胡作非为的皇帝制度上去？

答：应该如此。历代的御用史官一再吹嘘，除少数失德的暴君“望之不似人君”之外，大多数皇帝都是龙凤之姿，天日之表，老百姓也被皇帝头上的光环吓得不敢仰视，更不要说是说长道短了。但是历史上也有一些知识分子早就看出了皇帝的本质，例如东晋时代的鲍敬言早就提出“古者无君，胜于今世”（古时候没有皇帝，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比现在好多了）。皇帝都是在“强者凌弱，智者诈愚”，“聚敛以夺民财”，“严刑以为坑穽”，都是迫害老百姓的。到了明末清初，一些先进的思想家目睹明清易代，在国破家亡，痛定思痛之后，已经深刻地认识到：之所以造成整个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并非只是某些皇帝个人的过错，而是由不近人情摧残人性极不人道的专制帝制所造成的。也就是说：帝制是万恶之源。作为专制王朝的“法定代表人”的皇帝，从本质上说，必然是独夫、民贼、土匪、强盗。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专制皇帝为“天下之大害”。唐甄在《潜书》中说：“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因为秦以前三代的国君之产生，多少还有一点推举的意味在内。自秦以后改称皇帝，皇帝的江山都是打下来的，也就是大规模地掠夺而来，皇帝不是盗贼又是什么？比较而言，皇帝实在不如盗贼。盗贼抢人杀人，总还多少有一点负罪感，觉得自己是在为非作歹，而皇帝打天下，对于屠戮、压榨、奴役老百姓，视为理所当然，也就泰然自若。这样年深日久，做皇帝的越来越骄横，任意妄为，无拘无束，无法无天。老百姓经过长期重压，逆来顺受，也养成了一种奴性，谨小慎微，畏首畏尾，只图苟安，不思进取。如此互相影响，恶性循环，两千多年来我们愚昧、贫穷、落后的真正根源，正在于此。在理论上说不通实践上行不通

问：皇帝制度在建立与推行的过程中，有哪些理论根据和实践经验？

答：皇帝制度既是荒唐的（说不出任何理论根据），又是虚假的（说不出任何实践经验）。试想：秦王朝公开宣称万里江山都是皇帝一人之私产，亿万臣民都是皇帝一人之奴仆，这能找得出什么理论根据！有些民族，有些国家，对于自己的创世建国还能说得出一番美丽的神话。皇帝制度是怎么来的，连一番鬼话也说不出。任何一种制度，任何一个规划，我们总得问一问它的可行性如何？能实践么？皇帝制度实际上是行不通，作不到的。《史记·秦始皇本纪》中说：“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程不得休息。”据说秦始皇每天要看120斤的公文（竹简），看不完不休息。从秦代到清代，一直保持着一条原则，即国事必须由皇帝处理。《康熙朝东华录》卷九十一中说：“今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无可旁贷。若将要务分任于人，则断不可行”。试问：天下事无大小，都要由皇帝一个人来处理，这能行么？历代在位的皇帝年龄有大有小，身体有好有差，智商有高有低，能力有强有弱，怎么能一刀切，凡天下事都要求他一人处理。而且皇帝一个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天下之事无穷，以有限对无穷，无论多么聪明、能干、健壮、勤奋的人也办不到，也办不好。要皇帝统管天下之事，这个要求在道理上站不住脚，实际上也做不到。可见，康熙所说的“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不过是大话欺人而已。

皇帝制度是孳生小人的温床

问：皇帝制度规定“大小事务，皆朕一人亲理”，事实上又办不到，这样是否就会造成大权旁落，落入小人之手？

答：正是这样。皇帝制度其实是孳生小人的温床。皇帝的工作做不完，累了怎么办，病了怎么办？那就只好交给身边的人代劳。如果交给宰相，有关官员，那还不算大权旁落。最糟糕的是让大权落入太监、后妃之手。这些人生活于深宫之中，不知民情，不懂政事，一旦手握大权，不出乱子才怪！我们常说，权力招致腐败。皇帝拥有最大的特权，却没有任何人管得了他，因此能产生最大的腐败。小人总希望依附特权，皇帝正是他们依附的对象，小人并非只指太监，后妃，一切依附权力谋取私利的都是小人，在皇帝精明，大臣持重，国家大局稳定的时候，小人不过是城狐社鼠，小鱼翻不起大浪。如果皇帝糊涂，宠信小人，小人上下串联，内外勾结，沆瀣一气，结党营私，民不聊生，民变蜂起，国家就会大乱，王朝就会垮台。从表面上看，好像是小人愚弄皇帝，皇帝受了蒙蔽，小人聪明，皇帝很傻。其实皇帝真傻的少，装傻的多。他们需要利用小人的时候，可以装傻；利用过了，为了收买民心而收拾小人的时候，其聪明就表露无遗了。例如“大周金轮皇帝”武则天，从小进入宫廷，擅长互相倾轧。她总是尽量利用小人来诛锄异己，等到目的已达同时民怨沸腾之时，又在恰当的时候翻脸，对小人加上罪名一一处死，以平民愤。不明究竟的老百姓于是欢欣鼓舞，认为君王圣明，小人该死。周兴、来俊臣这一班酷吏，都是让她这样一一收拾了的。小人需要皇帝，皇帝需要小人。有时候小人愚弄皇帝，有时候皇帝愚弄小人，有时候是互相愚弄，真真假假，假假真真。一句话说到底，真正受愚弄的还是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成王败寇一语揭开历史真相

问：对于“成王败寇”一语，您有何看法？

答：我们当然不赞成只依成败论英雄，因为这就忽视了当时许多起重要作用的客观因素。但是“成王败寇”一语确也揭开了历史的真相。即“王”与“寇”在本质上并无不同。同是一个人，他成功了就是皇帝，失败了就是盗贼。这也和明末思想家唐甄的说法“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是一致的。帝王不过是成功了的盗贼，与没有成功的盗贼原是一路货色，不论成功与否，从本质上说，原无区别。这个做皇帝，本应该有一套治国的本领才行。要求打天下的武夫来治国，实在是强人所难，是活受罪！在皇帝制度之下，一片大好江山，不能交给有才能的人去治理，却由一群不学无术的武夫夺来夺去，谁夺得了江山，谁就粉墨登场当皇帝。这种制度真是荒唐到了极点，我们居然在这种制度之下度过了两千多年，想起来实在让人觉得汗颜无地！在皇帝制度产生之前，在战国时代，我们的诸子百家确实都在讲求治国之道，为此而百家争鸣，不论是在经济方面，文化方面，可以看得出历史是在有序的前进。自从出现了皇帝制度，特别是刘邦登上了帝位之后，形势一变，历史变成了无序的乱动。在中华大地上，一切野心家最大的奋斗目标就是夺取帝位，使本人得以享尽人间富贵，子孙后代永为帝王。总而言之，两千多年来中国社会一治一乱，治乱相间，难以持续向前发展。所有在治世积累起来的一切财富，一到乱世，摧毁殆尽，以后又从头做起。所以社会停滞不前，其祸源就是荒唐的皇帝制度。历代的战乱主要是由野心家争夺帝位所造成的。为了夺取帝位，许多流氓、盗匪、野心家什么阴谋诡计都想得出来，什么下流无耻、残忍恶毒的事都做得出来。毫无疑问，这是中国历史上最阴暗的部分，许多有关的记载令人不忍卒读，读了之后在心里所留下的阴影也会长期挥之不去。

愿生生世世不要生在帝王家

问：皇帝制度给中国人带来了两千多年的祸害，使得中国历史的发展出现了停滞，倒退，但是对于皇帝家族又带来了什么好处，是否请您谈一谈对这方面的情况？

答：皇帝制度在中华大地上盘踞了两千多年，给老百姓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但它也并没有给皇帝本人和他的家族带来什么好处。非常遗憾，我们略加探讨，就会发现：皇帝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皇族的命运也很悲哀。由于皇帝宝座诱惑力太大，没有争到的想争，已经争到的想保，这个宝座永远都在许多贪婪的眼光注视之下，也就等于安放在一座火山口上。从表面上看，皇帝一人至高无上；实际上，围绕着皇帝转圈子的宫内宫外各种势力，包括亲王、宗室、母后、皇后、嫔妃、太监、权臣、藩镇等等无时不在争权夺利，觊觎帝位，你退我进，此长彼消，上下串联，内外勾结，可以说是连一分钟也没有停止过。有时候，皇帝圣躬独断，对别人的生杀予夺，决定只在顷刻之间；有时候，大权悄然落入他人之手，皇帝成为傀儡，生杀由人。天下大乱之时，战场上自然是杀人如麻，尸横遍野；到了天下已定，新君登位，马放南山，刀枪入库，老百姓虽然穷困，总算可以过几天太平日子。

至于帝王之家，公开的互相残杀虽已终止，暗地的互相残杀随即开始。自秦汉以来大大小小二百多个皇帝，已知死于非命（非正常死亡）的就有三分之一；还有不少人死得不明不白，成为永远解不开的历史之谜。真正寿终正寝，平静地离开人世的，只是少数。他们的平均寿命不过三十岁左右。总的说来，皇帝难免声色犬马，所以总以短命的居多。老百姓犯了罪，一般是一人做事一人当。只有涉及皇帝宝座的事（谋反、大逆）才会株连他人。皇帝一族则不然，一人出事，举族牵连。在改朝换代之际，后来的皇帝搜杀前朝的皇族常常捕风捉影，滥杀无辜，为追杀一人不惜屠城屠村。从外表看来，皇宫里面住的是一家人，实际上，皇族内部的父子、夫妻、兄弟、姊妹之间互相猜疑，互相防范，互相倾轧，互相谋害，同床异梦，骨肉相残，随时可以变生肘腋，祸起萧墙。

开国之君在争天下时固然出生入死，九死一生。继位之君生于警卫森严的深宫之中，危险也并不小。有的一出世就被谋害，有的一生下来就失掉了母亲，因为某些王朝有嫔妃生子即杀其母的冷酷规定（为防日后外戚争权）。皇帝的候选人在互相倾轧中生，互相倾轧中长，互相倾轧中被扶立，又在互相倾轧中被拉下马来。一人出事，牵连一片。皇族的内讧，也会从小规模的内争演变为天下大乱，举国骚然。皇帝制度本来就是个荒唐的制度：皇帝征服了整个国家，把全国的老百姓关在一个大监狱里；为了自保，他又把自己关在一个小监狱（皇宫）里，弄得彼此都不自由。皇帝过的是一种自戕式的穷奢极欲的畸形生活，整天求神炼丹，梦想长生不老，结果寿命比普通人还要短，常常因服仙丹而丧命。他搜括天下的财富，奴役天下的老百姓，折腾得鸡飞狗跳，民不聊生，最终并没有给自己带来幸福，却给老百姓带来说不尽的灾难，真正是既害人又害己。历来羡慕权力，贪图富贵，成天做着皇帝梦的，大都是野心家、亡命之徒、土匪强盗、流氓地痞，如此等等。普通善良的老百姓，只希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能过太平日子，哪里会有什么做皇帝的梦想。

一些有识之士对于皇帝制度更是深恶痛绝，早就提出了“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的名言，告诫大家切不可去做皇帝梦！皇族内部的有识之士也都深深厌恶那种争夺帝位的残酷斗争，他们宁肯放弃这种机会，披发入山，或削发为僧，去过宁静的老百姓生活。他们有的成为诗人，有的成为书画家，成了学有专长的正直的知识分子。历史上有好几个皇帝在国破家亡走投无路之时仰天长叹：“愿生生世世不要生在帝王家！”

《河殇》骂皇帝，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这是一篇写了20年的文章。1994年2月，我在《人民政协报》上读到一篇反对皇帝戏的短评，印象深刻，当时就想写文章响应一下。但转念一想，皇帝戏越拍越多，可能只是一时现象，反对的呼声多了，一定能够得到纠正的。

而在此之前的6年，1988年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更早触及了这个问题。《河殇》第一集，坐在演播室的谢选骏（时任文化哲学丛书副主编）一脸凝重，反复思考、斟酌才说出一段话：

“龙神崇拜，就是让人去崇拜那种不是人的东西——龙。中国的统治者，自命为人世间最高贵的，甚至是大自然中最高贵的存在物，认为自己是龙的化身。这样，我们就在两者间找到了一个联接点：龙是自然界的横暴者，皇帝是人世间的横暴者。皇帝要把自己打扮成一种不是人的东西。”这种形式的文化反思，具有深厚的历史依据和扎实的学术基础，当谢选骏削瘦的脸庞、紧皱的眉头出现在电视上时，对电视面前的观众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因为当时的中国，正是邓小平罢免了胡耀邦、推行“垂帘听政”的黑暗时刻。

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意料。10多年来，皇帝戏不是逐渐降温，反而急剧升温。黄金时段，屏幕上几乎是皇帝戏一统天下。几乎一打开电视机，就听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山呼，看到皇帝脚下跪着的黑压压一片。由于编导的卖力，戏也逐渐升格，从故事、戏说升为历史、正剧，一部片子的投资从几百万升到几千万。一些有名的暴君，竟然被捧成盖世英雄。

10年来，我和数以百计的友人认真探讨过皇帝戏的问题，其中有我同辈朋友、年轻朋友和学生，有历史学者、影视编导和国际友人，有大陆的，也有台湾和海外的。我们在多次会议上就这个问题交换过意见，包括海内外的学术会议以及政协会议、民主党派会议。不少热心人建议把这个问题联名写成提案。但最终决定还是先写一篇文章，把皇帝戏的负面作用说深说透，等到大家有了共识，再采取下一步行动。这就是现在才发表此文的原因。说是“十年磨一剑”也可，锋芒所指，就是屏幕上的皇帝戏。要郑重申明的是，磨此剑者，非我一人，而是我的许多良师益友。文章的意见，是大家的，我只是执笔者而已。

当年的批评掷地有声

《人民政协报》1994年2月12日刊登的短评《屏幕上的“皇帝热”该降温》，至今仍然值得一读，兹摘录于下：

有着悠久历史的中国，皇帝之多堪称世界之最。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花名册上有名有姓的皇帝就有二百多个。

如今在电视屏幕上却办起了“皇帝展”。有不少的电视剧编导者热衷于皇帝题材，争先恐后地推出一部又一部皇帝戏。先是《末代皇帝》，后是《雍正皇帝》，接着是《戏说乾隆》、《唐明皇》、《朱元璋》、《秦始皇》、《康熙大帝》以及新近投拍的大型电视连续剧《武则天》，可谓一发不可收拾。好像中华民族的悠久文明史上，除了皇帝以外，再没有值得赞颂的人。

正所谓古来圣贤皆寂寞，吟诗的李白没人拍，造纸的蔡伦没人理，杰出的科学家祖冲之没人问，一代神医华佗没人写，编导者们却对皇帝这样痴迷，真有点让人百思不得其解。况且，屏幕中出现的皇帝，要么风流倜傥，要么智勇过人，要么扶植艺术，要么爱护百姓。威严起来是天神，慈祥起来是圣母。不仅如此，导演在他的“阐述”中还要特别再加上一句：“皇帝也是人呵！”

以天地为私物，以万民为私有的皇帝要是值得同情、值得称颂的话，那么小偷、强盗、杀人犯、吸血鬼为什么还要被人们唾弃呢？美国的电影编导们尚且把奴隶起义领袖斯巴达克斯拍得活灵活现，我们的电视剧编导们为什么要把正面的特写镜头一再对准皇上呢？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皇帝在人们心中不成为丑陋的人，民主与良知就没有地位。以推翻封建腐朽帝制为己任的孙中山先生有言：天下为公。一语道破皇帝们家天下的极端自私卑鄙。但愿屏幕中的皇帝热能够降降温。

文章言简意赅，态度鲜明，激愤之言掷地有声。

看来，要评价皇帝戏，首先要解决“如何评价中国皇帝”的问题。

皇帝是什么东西？

皇帝是什么东西？学者早有定论。2004年5月，拙著《皇帝是个什么东西》一书出版；2004年12月，拙文《皇帝是个什么东西》发表于台湾《历史》月刊。我在一书一文中所持主要观点如次：

─中国人（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理想就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但是自秦以来所实行的皇帝制度却完全违背了这一理想，实行的是“帝制之行也，天下为私”。秦虽二世即亡，却把这个最坏的制度留在华夏大地，为祸二千余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推翻清朝，“皇帝”总算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其余毒一直阴魂不散。

─明末清初，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就一针见血地把“皇帝”称为盗贼，天下之大害。他们目睹明清易代，国破家亡，痛定思痛之后，深刻地认识到：所以造成中华民族的大灾难，并非某些君臣个人的过错，而是摧残人性极不人道的皇帝制度所致。专制是万恶之源，作为专制代表的皇帝，从本质上说就是独夫、民贼。盗贼杀人越货，总还有一点负罪感，觉得自己是在犯罪。而皇帝打天下，视奴役、屠杀老百姓为理所当然，泰然自若。年深日久，做皇帝的越来越骄横，任意妄为，无拘无束。老百姓长期受压，逆来顺受，养成一种奴性，谨小慎微，畏首畏尾。如此反复，恶性循环，成了二千余年来愚昧、贫穷、落后的总根源。

─皇帝是中国的土特产，与外国的emperor、king都不相同。古代中国政治早熟，宗教观念却淡薄，无法形成与君权分庭抗礼的教权。自有皇帝以来，君权恶性膨胀，人权民权无由产生，教权也成不了气候，皇帝一人君临天下，任意妄为。隋炀帝杨广以一人之力在短短两三年就把一个庞大的帝国折腾得土崩瓦解，这种事例在外国历史上是找不到的。

─皇帝制度，认为万里江山都是皇帝一人之私产，亿万臣民，都是皇帝一人之奴仆。皇帝一人之时间、精力有限，天下之事无穷，以有限对无穷，累死也办不好，何况他们常常“不早朝”，甚者有（如明神宗）一二十年不上朝的。许多时候，都是皇帝在权旁落，小人得志。因此，皇帝制度又是孳生小人的温床。

─别以为中华民族古代文明在皇帝专制时代才发展起来，在秦始皇称帝以前，中华已经有了好几千年的文明史。文明发展得最快的时代是战国。秦灭六国以前，关东各国才是真正的文明国家，秦则是野蛮的、落后的。秦是军国，依靠暴力征服六国，推行暴政，激起百姓的反抗，统一之后才十几年就被推翻了。从此戴上了帝制桎梏的中华民族发展举步为艰，一直难有舒畅的日子。中华民族是一个很聪明的民族，远在二千多年前，发明创造独步世界，达到了当时的最高峰，后来受到了帝制的钳制，经济、文化的发展逐渐变缓，到了15世纪以后，明显落后于西方。有人统计，截至15世纪，在世界300多项重大科研成果中，中国的占了三分之二。可惜此后我们就一蹶不振了。如果轻信“正史”的话，认为帝制也有其好处，那就是上当受骗，自欺欺人！

请听民间一片反对声

近10年来，我发现老百姓强烈反对的有两件事，一件是腐败，第二就是皇帝戏。反腐败问题，人人皆知，不必多说；反对皇帝戏，你不深入民间，绝对想不到民情会如此激昂。

以下辑录的，是一些代表性的意见，有的是友人来信，有的是友人寄来的已发表的文章，有的是从书刊中搜集的。

南京大学教授、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方之光会长来信：“鬼化农民起义的结果，是使帝王将相又充斥荧屏。春节前后，《汉武大帝》、《大明王朝》、《秦王李世民》等等，不一而足。曾问过一些专家《汉武大帝》代表先进文化吗。回答都是否定的。他们认为该片大力宣传专制、宣传权术、宣传民族仇视……”

魏文彬《精神上的皇权复辟》：“帝制被推翻了这么多年，埋在地下的封建帝王们绝对想不到，在业已进入21世纪，中国已加入WTO之后，‘与国际接轨’口号叫得震天价响时，竟还会有人为他们极力辩护、翻案！如果他们不能起于黄泉之下再做皇帝，绝对会给这些人加官封爵，让他们做‘高级奴才’。无论扭到哪个频道，荧屏上都可见到男人头上拖着长辫子，‘万岁’、‘奴才’之声不绝于耳，真让人不知究竟置身于何朝何代，有时光倒流之感……精神上的皇权复辟有愈‘演’愈烈之势。”

杨伟《清宫大戏乱纷纷，误人子弟实堪忧》：“近年来，清宫大戏一部接一部地播出，黄马褂、大辫子可谓占尽央视、省视荧屏风光，‘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不绝于耳，顺治、康熙、雍正、乾隆等你方唱罢我登台，刀光剑影、尔虞我诈，似乎努尔哈赤的皇室传人都是把江山社稷时时放在心间，殚精竭虑，爱民如子，哄得一般观众特别是对历史不甚清楚的年轻人在肃肃然，飘飘然中像阿Q一般忘却历史的苦难……当年满洲贵族铁骑南下，兵锋所至，生灵涂炭，扬州暴行，惨绝人寰……强制剃发，杀人如麻，江阴、嘉定两城血流成河……我们不禁要问这些一哄而上的一部部清宫大戏的编导们为什么如此卖力地动情地肉麻地替封建君主隐恶扬善，扬幡招魂？”

曾伯炎《可厌的皇帝热》：“历史上，最不好的就是皇帝，那种垄断权力物力人力的强横，特别是用他一个脑袋代替万千个头脑思考决策天下大事，倒行逆施与胡作非为……也算精神产品的影视产品，颇像在同现代唱对台戏。……如果外国人回去谈观感，说中国崇皇意识还在，岂不给现代中国又罩上封建阴影了吗？这种与现代唱对台戏的皇帝热不可谓不怵目惊心。这么热下去，只会加深观众的臣民意识，不可能增加现代社会的公民意识吧！”

傅白芦《电视剧·错别字·下跪》：“《康熙王朝》更妙，歌词作者假亡灵之口反复寄托自己的祝愿：‘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不图万岁万岁万万岁，只要五百年，够谦慎的。倘若果有上苍而上苍又俯允了这虔诚的求祷，让康熙真的再活五百年，那么，不仅没有为某些人所拜倒的雍正、乾隆的出现，而且不可能有孙中山等先行者创造的中华民国，更不可能有无数先驱先烈流汗流血缔造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就依旧是‘皇皇天朝’顽固地统治着。电视剧这般‘创意求新’出于什么心态，对封建专制制度如此留恋基于何种原因，我不愿去揣测，只是深深地忧虑着，我们这些平凡百姓，男的要蓄辫子，女的要缠着双足，黑黑压压地跪成一片，战战兢兢地匍匐地上，恭谨地喊着皇帝万岁、主子吉祥，卑贱万分，也会觉得这不是人过的日子。”

周泉《重编历史意味着什么》：“从知识界对于历史剧的反应，至少我们看到一部分的社会情绪。许多知识分子相继发表文章，反对古装历史戏充满电视荧屏的现象。这些有识之士认为：这些历史剧反映的君权至上的伦理观念，其治理国家的封建专制制度与现代民主自由的普遍价值观念格格不入……是在开历史的倒车。因而有学者呼吁：让更多的反思专制主义黑暗、树立启蒙精神的历史剧问世。”

秦海《文字狱的“盛世”》：“充斥在电影、电视屏幕上的康熙戏、雍正戏、乾隆戏（戏说的除外）都基本上在这一康乾‘盛世’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编导。出现在屏幕上的他们也一个个英明、伟大、正确……在中国历史上，无论在此以前还是在此以后，都没有哪一个朝代哪一个时期的文字狱盛于康、雍、乾三朝代。如果称此三朝为‘盛世’的话，倒不如说是‘文字狱的盛世’。”

魏明伦《劝君少刺秦始皇─评点＜英雄＞＝：“张艺谋的《英雄》大获成功了，其成功之道在于创新。新在哪里？至少有三：其一，古今一切刺秦的题材，或多或少含有反封建、反专制的意义，《英雄》独具慧眼，刺秦刺出了歌颂秦始皇，维护封建的主题。更妙的是用现代化高科技托举出如此古老崇高的主题。其二，中外许多商业片、武打片，乃至《卧虎藏龙》，都是形式大于内容，都是远离重大政治。《英雄》独辟蹊径，形式为内容服务，内容最后突出政治，是商业片、武打片中罕见的重大政治题材。其三，当前许多充斥‘帝王崇拜’的影视剧，过于一本正经，观赏性不够，娱乐性不到极致。《英雄》独占鳌头，娱乐性登峰造极，是寓教于乐的最高境界。大哉，《英雄》！票房收入当以亿万计算；当然，也有为数上亿的当代青年在潜移默化之中吸取‘帝王崇拜’之精髓。”

杨金帮《说破“英雄”是杀人》：“‘封建帝王赞颂曲’秦鸣了若干年，如今以《英雄》为里程碑，走到了一个新阶段……两组镜头相映入眼：一组是军强马壮的秦军的凌厉箭雨漫天而来，摧毁一切。另一组是手无寸铁、奔跑哀号着纷纷中箭惨亡的赵国百姓（影片不是同情后者，而是让后者衬托秦军的军威）。影片把全副武装的军队大规模杀戮平民百姓的过程拍摄得如此威武雄壮……从未有哪部影片胆敢把杀戮平民的军队当成正面歌颂形象的。而《英雄》则在新中国影视史上首创奇观，把军队杀戮平民之事‘英雄’化了，‘美’化了。当年的秦军敢这么干，并不奇怪，可是当代的编导敢这么歌颂，真是奇了。”

上述各人的声音无须再加任何注脚，已足以振聋发聩了。

皇帝戏从哪些方面危害国家民族

皇帝戏危害国家民族，误人子弟，至少有以下四毒。

第一，皇帝戏阻碍了国家民主化的进程。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其重要基础是老百姓具有健康的公民意识，知识为国家要尽哪些义务，享有哪些权利。如果思想深处还保留封建臣民意识，一事当前，先想的是少管闲事，少操闲心，免谈国事，莫论军情，则法律中公民权利的规定，也就成了一纸空文。为了推动政治文明建设的进程，国家正在努力宣传公民权利，培养百姓的公民意识，但那些热心的编导们偏要在民主化的道路上设置一只拦路虎─皇帝戏。

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正史’的作用是：一、为统治者统治臣民提供借鉴、为专制皇帝培养忠顺臣民。”也就是说，“正史”是专制王朝灌输臣民意识的教科书。现在一般人费时读“正史”的不多了，皇帝戏正好取代了正史的作用，时时在宣传帝制的好处，培养电视观众的“臣民意识”。

政治不去干预皇帝戏，皇帝戏却要来干预政治。时代要走向民主，皇帝戏却导入封建意识，怎不令人忧心！

第二，皇帝戏败坏社会风气，引致道德滑坡。皇帝制度本来就是摧残人性极不人道的恶劣制度，这种制度下的皇帝，必然是极端自私卑鄙惯用阴谋诡计的人物。皇帝戏以之作为榜样大肆宣传，自然会对社会风气造成潜在的负面影响。戏中情节告诉我们，在争夺帝位的斗争中，胜利者得到一切，失败者则输得干干净净。因此，要胜利，就得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一得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只顾身前，不顾身后，只要利益，不讲道德。

第三，皇帝戏摧残民族精神。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英雄人物，都会通过这些英雄人物长期保持自己的民族精神。但是一些皇帝戏的编导却是另一种思维：唯有皇帝才是英雄，在皇帝的控制之下，对国家民族有重大贡献的人物都成了皇帝的玩物。例如《汉武大帝》一剧中，屡次亲手制造冤案的刘彻是英雄，而苏武、张骞、司马迁这些光辉形象，却在皇权的笼罩之下，成了黯淡无光的小人物。从剧中不难看出，编导们崇拜皇帝，轻视臣民；崇拜权势，轻视贡献。这和我们的民族精神正好反其道而行。

第四，皇帝戏干扰了对青少年的教育培养。

皇帝戏泛滥留下的隐患

皇帝戏给国家民族带来的危害显而易见，而有一种隐忧，人们可能尚未察觉，那就是皇帝戏对国家目前的对外关系与对台工作正在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需要一个和平的环境进行建设，愿意和世界各国和平共处。这是国家领导人在重要国际场合反复讲过的话，深为国际友人所理解。但是，世界上有那么一股暗流，包括国际反华势力，不愿看到中华民族的发展强大。他们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提出什么“中国威胁论”，一再策动遏制中国、围堵中国、禁运、禁售，给我们的建设和发展设置障碍。我们近百年来一直是战争的受害者，老百姓承受了极大的战争苦难。现在全国上下一心，靠自己的努力争取和平，争取发展。但为什么总是受到误解，这就不能不考虑一些影视作品所产生的负面影响。

电视剧《英雄》歌颂暴君，视暴君为英雄，以军队屠杀平民的血腥场面作为“艺术”，供人欣赏。这样，会不会给人以中国人野蛮、嗜杀、专制、落后的印象？电视剧《康熙王朝》中所描绘的强迫沿海居民迁徙、猛攻台湾、脱离史实丑化郑氏政权的情节，会不会让台湾同胞产生疑虑，产生反感？这都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

中国人不认为秦始皇是英雄，而认为他是暴君。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同情孟姜女，反对秦始皇。历史上汉武帝亦非上乘人物，后人认为他爱声色，好神仙，好大喜功，挥霍无度，虽然打败过匈奴，也只能称为“惨胜”。他用兵几十年，把文、景两帝的积蓄耗尽，造成民生困敝，人口减半。他晚年下了罪己诏，承认“即位以来，所为狂悖，徒使天下愁苦”。人家自己都诚心悔过，而影视制作人又为了什么不惜违背史实，为人文过饰非！

在《新民周刊》一篇对《康熙王朝》编剧朱苏进的专访文章中，这位朱编剧居然说：“写帝王还要写出他的天道精神和帝王情怀，那种君临天下的浩然正气……”这实在是荒唐不过了。魏文彪先生说：“天道者，公理也，难道封建帝王还会崇尚公理？”“浩然之气”是孟子说的，《正气歌》是文天祥写的，封建帝王难道也有“浩然正气”和朱氏所说的“正气”？一些编导如此歌颂帝王，已经到了超乎理性的地步。而且居然敢叫康熙说出“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的话，难道说，还希望君主制度在神州大地上延续到2222年（1722＋500）？这样的信口开河，能不引起有识之士的反感！这岂不是贻人口实，授人指责我们崇尚专制之柄？读者诸君是否想过，国内皇帝戏如此泛滥，艺坛上对封建帝王的膜拜讴歌哪些喧嚣，对我国的国际形象会造成什么样的损害，给我国的对外关系又将速来怎样不利的影响！

其实，从根本上解决皇帝戏泛滥的问题并不难。人们不反对历史剧，只反对皇帝戏。像过去拍的《甲午风云》就很好，它歌颂的是中华民族的英雄，而不是慈禧太后和光绪帝。人们也不反对传统的皇帝戏，因为那不仅是历史，而且是健康有益的，既然成了保留剧目，人民群众自然喜欢。人们只反对那些奴才气十足的新编皇帝戏，反对某些编导们不顾历史事实的心血来潮。中国大小皇帝一共不过二三百个，史学家不妨根据史实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作为一个学术问题公开探讨，尽可能地取得共识，这样创作影视作品与历史小说就有了参考。行“天下为私”之道的皇帝本质是“大盗”，但是大盗也会有些可圈可点的言行，如刘秀善待功臣，执法严格；赵匡胤不杀上书言事人与重视文治等等。至于如周泉在《重编历史意味着什么》一文中所说的“有学者呼吁：让更多的反思专制主义黑暗、树立启蒙精神的历史剧问世”，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是唯一的历史记载从未中断的国家，几千年的古籍是巨大的宝库，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希望这个宝贵的资源不要再被那些无视历史、罔顾国家民族利益的编导们糟蹋。我们热切期盼有正义感有学识有道德良知的艺术家们，创作出更多弘扬民族精神的影视精品。

皇帝戏宣扬封建专制，培植“臣民意识”，摧残民族精神，毒化当代人尤其青少年一代的心灵，遗祸久远，弊莫大下焉！皇帝戏泛滥成灾，愈演愈烈，不可遏止，实为当今文坛艺坛上的咄咄怪事，已经引起社会各界众多有识之士的共同愤慨和猛烈抨击，理所当然地，也应引起有关管理部门的警觉和关注。我们期待有关方面有所行动，有所举措，有效制止这种极不正常的现象。

皇帝戏的泛滥与国家民族利益背道而驰，与先进文化格格不入。担负着为现代人提供精神营养重任的屏幕应当得到净化，屏幕上的“皇帝热”应当降温，屏幕上的皇帝戏可以休矣！

看来，《河殇》骂皇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具有真正的先见之明；而触及了这个“政权问题”的《河殇》遭到邓小平等老人集团及其继承人等的秋后算账，更是说明皇帝的阴魂直到今天依然阴魂不散。

（中华民族史研究会会长 史式）

谢选骏指出：上文所说的“楚朝”为何被历史的尘埃遮蔽了两千多年呢？因为楚朝是一个先秦三代那样的公议社会！而皇帝制度却不是一个古典的公议社会，尽管它保留了“言官”、“御史”的公议社会的必要配件。

【【04、存祀主义与公议社会】】

《中国古代存祀主义之国际王道思想》（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王尔敏）报道：

提要

据史实所可考知，中国古代自殷商时代已传衍一种存祀的国际关系思想。可以命之为存祀主义。相传殷商高宗武丁时代已有这种思想。

惟在后世圣贤学者与君后诸侯普遍信持的历史记载，则多以周武王克商故事为根据。成为历代传承的史事典范。故事内容十分具体而显明。就是在武王克商之后除了杀掉妲己，并把纣王悬首在白旗上。同时散发鹿台（地名）之财，分发巨桥（地名）之粟，分给黎民百姓。并派人释放被囚的箕子（人名）和众百姓，派人封比干（人名）之墓，表彰商容（人名）的门闾。更封纣的儿子武庚禄父（人名）保存原有的殷商政权。此外更分神农、黄帝、唐尧、虞舜、夏禹等帝王的后人立为封国。因是古代圣贤俱颂称为王道。

在古代的学术思想名家，先后普遍颂扬武王的存祀主义的王道。有孔子、子思、荀子、以及儒家后学，一致宏扬孔子所说：「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而法家的管子，更是帮助齐桓公实质履行存祀主义，儒家经典盛赞齐桓公的三存亡国，一继绝世。因是使春秋时代的霸业，有一个存祀主义王道思想。我人尚可以在《左传》、《国语》书中发现此一实践的例子。

存祀主义进入秦汉大一统之世，已在政治运行上消褪。然至明清两代，更成为封贡体制（Tributary System）中一个政治信念。明清帝君对于朝贡国多有履践。仍不废王道。中国最后一次履行存祀主义，是在光绪五年（1879）在日本吞并琉球的交涉中，主张为琉球保存其所据大岛，以延续琉球宗庙血祀。此为帝国主义者暗笑中国的迂阔愚昧。然而今世争杀是尚，弱小民族如何避免征服，逃脱被奴役命运。此是世界人类共同思考之大问题。

Abstract

The Inter-state Regal Benevolence Ideology as seen in Ancestral Worship in Ancient China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since the Shang era, a nationally related ideology regarding the worship of royal ancestors had existed in ancient China. It was believed that such kind of thoughts existed in as early as the Gao-zhong Wu Ding period in the ancient Shang Dynasty.

However scholars, kings, queens and the noblemen in later years generally tended to believe in records about inheritance that were based on the story of King Zhou Wu who conquered Shang. This had become the paradigm of historical inheritance. The story was very concrete and its message obvious. After King Wu conquered Shang, apart from killing the Shang King's concubine Tan Ji and hanging up the head of the infamous King Zhou on a white flag, he also distributed the wealth in Lu-tai and the food in Ju Qiao to civilians; moreover he sent people to release the imprisoned Qi Zi and other civilians; he sent someone to honor the tomb of Bi Gan and decorate the door of Shang Rong; King Zhou's son Wu Gang Lu Fu was allowed to maintain Shang's political power. In addition, the descendants of Shen Nong, Huang Di, Tang Yao,Yu Shun and Xia Yu were awarded territories. Many ancient scholars lauded such generosity as regal benevolence.

Renowned thinkers and philosophers in ancient China had been praising King Wu's regal benevolence ideology. Confucius, Zi Si, Xun Zi and other confucius followers unanimously upheld what Confucius proclaimed, "Assist defeated states to recover, let political regimes of the ousted rulers continue, give glory to hermits of the previous dynasty, then all the people would whole-heartedly render support to the ruling power." Guan Zi of the Legalistic School helped Qi Wun Gong (Duke of Qi) implement ancestral inheritance. In the Confucius classics, Qi Wun Gong was much acclaimed for rendering help to defeated states three times, and helping to perpetuate ancestral worship of ousted states. Thus we can tell that during the hegemony of the war-torn Spring-autumn era, such royal inheritance thoughts existed.Concrete examples can be found in classics such as "Zou Zhuan" and "Guoyu".

The regal benevolence tenet faded out politically in the unified Qin and Han era. Nevertheles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y, it had evolved into a political ideology in the Tributary System The king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upheld regal benevolence through pledging to protect their prot?g?states. The last ancestral worship tenet was seen in the fifth year of Guang Xu掇rule (1879) when Japan had taken Ryukyu Island. The Emperor of the Qing Dynasty insisted that Ryukyu Island should keep Da Dao (Big Island) so as to allow it to maintain its ancestral worship practice and blood-line. The imperialists sneered at China as ignorant and stupid. However, in contemporary time, amidst fighting and killings, how vulnerable tribes could avoid being conquered and enslaved is actually an important issue for all people to ruminate.

Roy^天圆地方@rocreinstate Replying to @woshimeiyou1：有时我看古书，都觉得挺感动。那时候的道德的确很高。商灭夏，还给王族留了一个杞国（杞人忧天，就是这个国，存在1500年）。周灭商，给王族留个宋国（800年）。 没有大屠杀。当中国人对美国优待战败国的绅士风度佩服不已时，却没几个人知道，我们的老祖宗早就做到了。

难怪孔子会念念不忘古代的好。

谢选骏指出：这个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王尔敏不知是否蒙满鞑子？只知琉球，不知元灭宋、清灭明，绝不肯奉行存祀主义，务必要斩尽杀绝也——比较汉魏以下的中原王朝，都要差了很多。因为蒙满鞑子听不懂汉语，看不懂中文，所以较少受到“公议社会”的约束。

《存祀的智慧》（萧瀚 2011年06月02日）报道：

1916年终，俄国的亲王们因不堪圣愚人物拉斯普丁干政，将其刺杀。此前不久，拉斯普丁曾警告沙皇，如果自己被沙皇的亲戚们杀害，沙皇家族将遭革命者清洗。不到一年，除了一位幼小的公主出逃，罗曼诺夫家族被新政权满门抄斩。

法国革命后，人权时代取代了神权时代，然而，除了美国独立革命之外，二战之前革命形式导致的政权更迭，却往往伴以比古代更为惨烈和血腥的人道主义灾难。雅各宾暴政是法国革命血腥的巅峰，罗曼诺夫家族的覆灭当时亦震惊全世界，被人称为拉开20世纪邪恶政治的序幕，预示了后来数十年苏联政治将一直流淌着邪恶之血。

如何对待前朝旧人不仅仅体现新政权的政治度量，更重要的是体现新政权即将引导人民什么样的政治道德，极而言之，更将预示着和平之可能性。中西历史对此各有经验和教训。

神权时代，作为共同体最重要的祭祀，遍及世界，往往被视为政权的合法性基础，政权灭亡因此也叫绝祀。《左传.成公十三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意为祭祀和战争是最重要的两件国家大事。不过，中西之间在共同体祭祀的具体内容上存在诸多差异。例如，中国的宗法家国一体化传统下，王家或皇家祭祀的主要对象虽含祭天，更要者在于对先代列王（皇）的祭祀；而古代多神崇拜的希腊，祭祀的对象则是城邦各自的守护神，古代以色列则基于一神教信仰，只祭拜上帝。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说人类“创造上帝，互相挑战：‘丢掉你们的上帝，过来崇拜我们的上帝，不然就立刻要你们和你们的上帝的命！’”这可作为神权时代人类利益冲突史的某种隐喻性概括。但这祭拜，无论是对宗族，还是对城邦保护神，抑或对唯一上帝，以信仰之争面目出现的利益和统治权之争，也往往以对待失败者的不同态度来表达未来政治的愿景。

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里提到不少盟约，这些交战双方的盟约第一条往往就是关于互相尊重双方城邦保护神以及尊重公民自由祭拜神灵的权利。占领者在占领地不敬神的行为，例如修昔底德特别指出远征西西里过程中，雅典士兵占领叙拉古人地盘后“砍伐神庙土地上的橄榄树，用来建筑木塔。”以示谴责。欧里庇德斯影射西元前416年米洛斯大屠杀的名剧《特洛伊妇女》中，借海神波塞冬之口谴责胜利者雅典人残暴的灭祀行为：“我现在要离开这闻名的伊利翁，离开我的祭坛。”罗马帝国在征服希腊城邦过程中，也包括对其宗教的摧毁——取缔祭祀城邦保护神的自由。古代西方世界，自由的脚印里沾满了鲜血。

国史上的武王克殷，周当时尚无彻底铲除商的能力，于是宽柔以待，从而引产了著名的“存祀主义”——表面含义是允许前朝旧人祭祀祖先，实质含义则包括宽免前朝执政旧恶在内的宽恕政策。《尚书.周书》中就记载了武王将周获得政权解释为商纣王因无道而致天命转移至周，这就为宽免前朝具体人提供了依据——新王（皇）登基时的大赦天下可谓存祀主义最典型的遗产。

除了大赦天下这种针对普通刑事犯的政策，“存祀主义”的政治观念亦被后代许多新政权套用到针对特定的事和人——虽然“隳宗庙，焚皇城”也是历史常态。尤其异族占领中原之后对前朝旧人的善待，例如，李自成曾焚烧十三陵（康陵焚毁严重），而清兵虽最初有毁陵行为，但多尔衮迅速制止，入京后三个月即给明十三陵陵户祭田，禁止樵牧，以护明陵。这为后来清朝的统治打下了一定的人心基础——即使誓不仕清者如顾炎武也得善待，而同样不仕清的李顒甚至在多次征召不应之后，得康熙亲笔赠匾“关中大儒”。

从这些前朝往事中不难看出古人的智慧，就是政治宽容在催生一种新的和平政治方面所具有的不可替代价值。世界范围内，从二战后的欧洲大清洗，中经20世纪下半叶的南美、南非、东欧、苏联，直到21世纪的北非、西亚……，全球范围内的政治宽容已获长足进展，但也继续追问人类：在这个人权时代，如何解决世界上普遍存在的政治性侵犯人权问题，如何在政治转型过程中妥善、智慧地解决因政治而起的新仇旧恨，实现共同体内人类的和解。

100年前，拉斯普丁虽未因其神迹免祸，沙皇家族也未免于殒灭，但至少70年后的苏联转辙并未血流成河。“人类从历史中唯一学到的东西就是什么都没学到”，这一黑格尔哀叹虽如达摩克利斯之剑，依然高悬人类头顶，然和平毕竟在前行。

2011年3月10日於追遠堂

谢选骏指出：作者不懂吧，美国的独立革命也在胜利之后“驱逐亲英派”（相当于“镇压反革命”）的过程中严重侵害了基本人权。至于沙皇政权，更是五百年扩张过度，欠下了太多的血债、累积了太多的冤魂。

《7月16日末代沙皇全家被残忍处决：对6个女人先开枪射击再用刀刺》（萨沙原创）报道：

历史上的今天，1918年7月16日末代沙皇全家被处决。

7月16日末代沙皇全家被残忍处决：对6个女人先开枪射击再用刀刺

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个性格懦弱的人。

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却是一个蹩脚的政治家。

况且，诺曼诺夫王朝也到了垂暮之年，离灭亡不远了。

他的祖父亚历山大二世，是被民意党暗杀身亡。

他的父亲亚历山大三世，同样被民意党计划暗杀，侥幸逃脱而已。更夸张的是，俄国社会矛盾已经非常激化，沙皇有很多强大固执的敌人。

亚历山大三世抓捕了这些准备计划的刺客，让他们只要悔过就可以免于死刑。

即便如此，仍然有包括列宁哥哥在内的5名刺客拒绝悔过，宁可被绞死。

晚年的亚历山大三世深感国家重病在身，自己却无力扭转，出现了类似于抑郁症的心理问题。

他以嗜酒作为缓解的方法，最终49岁就死于酒精中毒。

到了尼古拉二世这一代，帝国的问题百出。

就算是彼得大帝复生也无能为力，更别说像他这样懦弱的沙皇。

最终沙皇被二月革命推翻，被资产阶级临时政府软禁起来。

十月革命以后，沙皇一家又成为红军的俘虏，不断被转移关押地点，最终被囚禁在叶卡捷琳堡。

打着营救沙皇旗号的白军，杀向叶卡捷琳堡，势如破竹。

诺曼诺夫王朝持续了300年，失去了大部分民众的支持，仍然有很强的影响力。

尤其是沙皇本人类似于半神，是世俗和宗教相结合的特别人物。

很多人认为，沙皇还是存在复辟的可能。

即便是俄国资产阶级武装，很多也是打着君主立宪的旗帜。

红军高层研究以后，决定处决沙皇一家。

这样一来，就可以彻底斩断诺曼诺夫王朝的血脉，让沙皇复辟的可能性彻底消失。

7月16日，看守沙皇一家的指挥官雅可夫·尤洛夫斯基，接到了“处决沙皇全家”的特殊命令。

命令不仅仅是杀光沙皇全家（也就是沙皇夫妻、4个女儿和1个儿子），还有所有知情人：沙皇的女仆、男仆、御医、厨师共4个随从。

负责行刑的尤洛夫斯基挑选了行刑队员，共12个人。

看守人数很多，但一些人拒绝向女人和未成年人开枪，不愿意参加。

17日凌晨2点，看守们将沙皇等11个人带到地下室。

沙皇全家还不知道已经大难临头，以为又是1次转移。

沙皇的私人财产几乎都被搜走了，只剩下极少的一些珠宝。

于是，4个公主将这些珠宝藏入胸衣中。

一般来说，看守不会随便检查她们的胸部（这里没有女看守）。

大公主奥尔加不过22岁，最小的公主安娜斯塔西娅年仅17岁。

至于皇太子阿列克谢就更小了，只有14岁，还有有严重的疾病。

阿列克谢生下来就患有严重的血友病。只要身上有了伤口，他就会流血不止到死。

医生预言，他绝对不可能活过16岁。

沙皇尼古拉二世长期忧愁不堪，无心处理政务。

在俄国贵族表示严重不满，集体向他抗议时，沙皇尼古拉二世痛苦的说：请你们理解1个父亲的心情！

今天的事情，是沙皇尼古拉二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这11个人被带到地下室里，带着手枪的行刑队堵住门口，尤洛夫斯基宣读了死刑命令：注意！又有你们的亲戚不断攻击苏维埃，决定对你们处以死刑！

沙皇震惊无比，说了一句“你说什么？” 尤洛夫斯基再次重复了命令，这次是沙皇和皇后异口同声“你说什么？”

尤洛夫斯基没有再费口舌，挥手下达了处决的命令。

行刑队立即开了枪，持续射击了4分钟。

尤洛夫斯基自己对准沙皇头部开了一枪，后者应声倒下。他怕沙皇不死，又对准他的胸部补了3枪。随后，他又对准皇太子头部开了2枪，打光了转轮手枪里面的子弹。

射击时间这么久，竟然还有多人没有死。

3个公主和那个女仆中弹后，均还在喘气。

行刑队发现枪弹似乎没用，就用刺刀将她们全部刺死。

在检查尸体后，行刑队才发现了女人们中弹却不死的原因。

4个女人的胸部和腹部衣服里，藏着包括钻石在内的大量珠宝。

一些珠宝非常坚硬，子弹击中后变向，没有击中要害。

半个小时后，呻吟和喘息声都停止了。

由此，俄国历史上的王朝时代彻底结束了。

对于这是谁下的命令还有争论，但无疑苏维埃对此是支持的。

1918年7月18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召开会议讨论了此事，决议是：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认为这一决定是无条件正确的”。

7月23日，《乌拉尔工人报》发表了如下消息：“7月16～17日夜间，根据乌拉尔州工人、农民和红军士兵苏维埃的决议，枪决了前沙皇尼古拉·罗曼诺夫。这个带着皇冠的刽子手利用革命的仁慈，活得太久了。”

红军的缔造者之一的托洛茨基在他的回忆录中则称：当时，布尔什维克上层对处理沙皇的两派意见……。列宁一派看到沙皇的存在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极为不利，只有处死沙皇全家才能彻底摧旧王朝复辟的机会。托洛茨基说，“是列宁亲自下令处决沙皇的！”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支持这个决定，有很多人反对处决沙皇。

斯大林回忆：多年后，我第一次见到了母亲。然而，母亲见到我以后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沙皇的死，同你没有关系吧？”我急忙回答“没有！”母亲缓缓地在胸口画了一个十字，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此次被处决的11个人中，如果说沙皇和皇后还算有罪，其余人根本是无罪的。

5个儿女均没有参加过政治活动，小公主和皇太子还是未成年人。至于4个仆人，更是被殃及池鱼的倒霉蛋。

有些大陆朋友，很有意思的将沙皇的结局和江东六十四屯挂钩。

不谈沙皇，他的家人和仆人同江东六十四屯有什么关系？他们恐怕都没听过这个名字。

为什么处决沙皇一家？萨沙一句话就可以解释：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今天的俄罗斯学者认为，沙皇全家遇害是国家犯罪行为。不光是沙皇一家，工人、农民、商人、贵族等等，后来都成为恐怖机器的受害者。

末代沙皇的遗骨与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等俄国历代沙皇一样，目前被安葬在圣彼得堡彼得保罗要塞中的彼得保罗大教堂中。

1998年7月17日，沙皇一家被处决80年之际，遗骨的安葬仪式在圣彼得堡举行，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亲自参加了隆重的葬礼。

萨沙曾经去看过这个墓地，当时还是寒冷的冬季，涅瓦河全部结了冰。

非常讽刺的是，这个墓地距离列宁哥哥被囚禁的监狱，近在咫尺。

发布于 2019-07-15 22:15

谢选骏指出：彻底消灭了一切舆论，公议的基础不存在了，所以才能斩草除根。共产党无脑儿说“对于这是谁下的命令还有争论”，其实很明显，革命屠夫列宁公报私仇宰了沙皇一家，为自己憋屈的青春伸张正义。但是结果却歪打正着，把祸害亚洲几百年的俄寇头目一锅端了。

“人性的基本特点是需要延伸自己的生命属性，而不再局限地看待自己。例如人需要相信自己不仅仅是一堆没有灵魂的物质，才能表现出较高的精神状态：其功能不是为了死后，而是为了当下活着的时候。依据这一人性，人与宇宙合一的思想，显然有助于人和环境的和谐，避免滥用生物资源。从这一观点来看，‘存祀主义’不是简单的仁慈，不是古典的人道主义或是王道的政府战略，而是生命更大规模和更深层面的自我保护。当代人类需要克服欧洲文明的贪欲和放肆，节制自己。就全球政府的功能来说，销毁主权国家不是为了灭绝其种族和文明，而仅仅是剥夺其发动战争的兵权，实施这一‘毒刺阉割术’，恰恰是为了更加有效地延续其种族和文明；换言之，唯有取缔主权国家的作恶职能，才能发挥其为善的职能；而唯有发挥了主权国家为善部分的职能，人类的种族和文明才得以保全。”（《谢选骏全集50卷》《历史教的降临》）。

【【05、读《通鉴》论公议】】

《读通鉴论·玄宗》（王夫之）报道：

〖一〗

言治道者，至于法而难言之矣。有宋诸大儒疾败类之贪残，念民生之困瘁，率尚威严，纠虔吏治，其持论既然，而临官驭吏，亦以扶贫弱、锄豪猾为己任，甚则醉饱之愆，帘帏之失，书箑之，无所不用其举劾，用快舆论之心。虽然，以儒者而暗用申、韩之术，将仁恕宽平之言，尧、禹、汤、文、孔、孟其有奖乱之过与？

仁而弱，宽而纵，祟情以骩法，养奸以病民，诚过矣。然使其过也，果害于国，果贼于民，则先王既著之于经，后世抑守之以律，违经破律，取悦于众，而自矜阴德，则诚过矣。欲谢其过，抑岂毛举瘢求、察人于隐曲，听惰民无已之怨读，信士大夫不平之指擿，辱荐绅以难全之名节，责中材以下以不可忍之清贫，矜纤芥之聪明，立难撄之威武也哉？老氏以慈为宝，以无为为正，言治言学者所讳也。乃若君子不忍人、曰哀矜而勿喜，自与老氏之旨趣相似而固不同科，如之何以羞恶是非之激之言，曰宽、曰简、曰不忍人、曰哀矜而勿发妨其恻隐邪？

绝人之腰领，死者不可复生矣；轻人之窜逐，弃者不可复收矣；坏人之名节，辱者不可复荣矣。唯夫大无道者，怙终放恣，自趋死而非我杀之，自贻辱而非我辱之，无所容其钦恤耳。苟其不然，于法之中，字栉而句比之；于法之外，言吹而行索之；酒浆婢妾之失，陷以终身，当世之有全人者，其能几也？恶非众恶，害未及人，咎其已往，亿其将来，其人虽受罚而不服，公议亦或然而或否，欲坚持以必行而抑自诎矣。徒为繁密之深文，终以沮挠而不决，一往恶恶之锐气，亦何济于惩奸，而只以辱朝廷羞当世之士邪？

夫曰宽、曰不忍、曰哀矜，皆帝王用法之精意，然疑于纵弛藏奸而不可专用。以要言之，唯简其至矣乎！八口之家不简，则妇子喧争；十姓之闾不简，则胥役旁午；君天下，子万民，而与臣民治勃溪之怨，其亦陋矣。简者，宽仁之本也；敬以行简者，居正之原也。敬者，君子之自治，不以微疵累大德；简者，临民之上理，不以苛细起纷争。礼不下于庶人，不可以君子之修，论小人之刑辟；刑不上于大夫，不可以胥隶之禁，责君子以逡巡。早塞其严刻之源，在法者之善为斟酌而已。

玄宗初亲政，晋陵尉杨相如上言曰：“法贵简而能禁，刑贵轻而必行。小过不察，则无烦苛；大罪不漏，则止奸慝。斯言也，不倚于老氏，抑不流于申、韩，洵知治道之言乎！后世之为君子者，十九而为申、韩，鉴于此，而其失不可揜已。

〖二〗

夫苟欲自全其志行以效于国，则乐党淫朋以败官常也，必其所不欲为。乃立身无玷，而于邪佞终不得而远，究以比匪受伤，势成于无可如何，而正志不伸、修名有累者，抑何多也！张九龄抱忠清以终始，乎为一代泰山乔岳之风标，为李林甫所侧自，而游冥寥以消矰弋，观其始进奏记于姚崇，可以得其行己待物之大端矣。其言曰：“君侯登进未几，而浅中弱植之徒，已延颈企踵而至，岂不有才，所失在于无耻。”至哉其言之乎！

夫以鸿才伟望，一旦受天子之知，爰立三事，隆隆炎炎，熏蒸海内，物望之归，如夏云之矗兴，春流之奔凑，所不待言矣。于斯时也，有所求而进者进矣，无所求而进者进矣。有所求而进者，志在求而无难窥见其隐也；无所求而进者，徐而察之，果无所求也；是其为乐我之善，玉我于成，以共宣力于国家者乎？于是乐与之偕，而因以自失。夫恶知无所求而进者，为熏蒸之气所鼓动，不特我不知其何求，使彼自问，亦不知其何以芸芸而不自释也；无他；浅中者其量之止此，而弱植者自无以立，待人而起者也。俄而势在于此，则集于此矣，俄而势在于彼，则移于彼矣，害不及而避其故也如惊，福不及而奔其新也如醉。君子小人一伸一屈，数之常也，言为之易其臧否，色为之易其颦笑，趾为之易其高下，则凡可以抑方屈而扬方兴者，无所不用，与斯人居，而上不病吾君、下不病吾民、中不贻他日之耻辱者，鲜矣。故天下之可贱、可恶、君子远之必夙者，唯此随风以驱、随波以逝、中浅而不知事会之无恒、植弱而不守中心之所执者也。

生于教衰行薄之日，履物望攸归之位，习尚已然，弗能速易，惟有杜门却迹，宁使怨谤，勿与周旋，以自立风轨而已耳。天下方乱而言兵，天下初定而言礼，时急于用而言财，乃至教兴道显而相倣以谈性学，皆中之浅、植之弱，足以玷君子之修名，而或一违时、则反唇相诋而不遗余力者也。乍与周旋，容其旅进，一为其所颠倒，欲不病于而国、累于而身、败于而名也，其可得乎？司马温公失之于蔡京，唯察此之未精耳。九龄唯早曙于此也，故清节不染于浊流，高蹈不伤于钳网。其诗曰：“弋者何所慕。”无可慕也，鸿飞之冥冥，所以翔云逵而为羽仪于天下也。

〖三〗

唐多才臣，而清贞者不少概见，贞观虽称多士，未有与焉。其后如陆贽、杜黄裳、裴度，立言立功，赫奕垂于没世，而宁静淡泊，固非其志行之所及也。唯开元之世，以清贞位宰相者三：宋璟清而劲，卢怀慎清而慎，张九龄清而和，远声色，绝货利，卓然立于有唐三百余年之中，而朝廷乃知有廉耻，天下乃藉以又安，开元之盛，汉、宋莫及焉。不然，则议论虽韪，法制虽详，而永徽以后，奢淫贪纵之风，不能革也。

抑大臣而以清节著闻者，类多刻覈而难乎其下，掣曳才臣以不得有为，亦非国民之利也。汉、宋之世，多有之矣，孤清而不足以容物，执竞而不足以集事，其于才臣，如水火之相息、而密云屯结之不能雨也。乃三子之清，又异于是，劲者自疆，慎者自持，和者不流，而固不争也。故璟与姚崇操行异而体国同；怀慎益不欲以孤介自旌，而碍祟之设施；九龄超然于毁誉之外，与李林甫偕而不自失，终不与竞也。唯然，而才臣不以己为嫌，己必不替才臣以自矜其素履，故其清也，异于汉、宋狷急之流，置国计民生于度外，而但争泾渭于苞苴竿牍之闲也。呜呼！伟矣！杨震也，包拯也，鲁宗道也，斩輗、海瑞也，使处姚崇、张说、源乾曜、裴耀卿之闲，能勿金跃于冶、冰结于胸否邪？治无与襄，功无与立，徒激朋党以启人主之厌憎，又何赖焉？

夫三子之能清而不激，以永保其身、广益于国者，抑有道矣。士之始进也，自非猥鄙性成、乐附腥羶者，则一时名之所归，望之所集，争托其门庭以自处于清流之选，其志皆若可嘉，其气皆若可用也。而怀清之大臣，遂欣受之以为臭味，于是乎和平之度未损于中，而激扬之情遂移于众，竞相奖而交相持，则虽有边圉安危之大计，黎民生死之远图，宗社兴衰之永虑，皆不胜其激昂之众志，而但分流品为畛域，以概为废置。夫岂抱清贞者始念之若斯哉？唱和迭增，势已成而弗能挽也。于是而知三子者之器量远矣，其身不辱，其志不骩，昭昭然揭日月而行者，但以率其固然之俭德，而不以此歆召天下，奉名节为标榜，士固无得而附焉。不矜也，亦不党也，不党则不争矣。

呜呼！士起田闲，食淡衣麤，固其所素然矣。若其为世禄之子，则抑有旧德之可食，而无交谪之忧；读先圣之书，登四民之上，则不屑以身心陷锥刀羶薉之中，岂其为特行哉？无损于物，而固无所益，亦恶足以傲岸予雄而建鼓以求清流之誉闻乎？天下之事，自与天下共之，智者资其谋，勇者资其断，艺者资其材，彼不可骄我以多才，我亦不可骄彼以独行，上效于君，下逮于物，持其正而不厉，致其慎而不浮，养其和而不戾，天下乃赖有清贞之大臣，硗硗者又何赖焉？故君子秉素志以立朝，学三子焉斯可矣。有伯夷之廉，而骄且吝，亦人道之忧也。

〖四〗

奸人被发，而诬发奸者以罪，其罪不贳：两俱有奸，而因人之发，还相为发，则后发者之罪，姑置勿论，而先发之奸，罪在不贳；诚彼之有奸也，奚不早声其罪以论奏之，而待己慝已彰，乃相反噬乎？

京兆尹崔日知贪墨不法，御史李杰纠之，日知反搆杰罪。勿论杰罪之有无也，杰不可以日知之言而坐，日知不可以讦杰而宽。玄宗纳杨瑒之言，释杰而窜日知，允矣。虽然，有说焉。御史、京兆尹，皆法吏也。尹之贪暴，御史之所必纠；御史汰纵于辇毂，尹亦习知，而执官守以论劾之。假令杰败官箴、藏奸宄、以下挠尹权，知日知之必擿己愆，而先掇拾其过以钳制之，将亦唯杰之搏击而扪日知之舌乎？则杨玚所云“纠弹之司，奸人得而恐喝，则御史台可废”者，亦偏护台臣之党，而非持平之论也。

夫日知之罪，不可以搆杰而减，固也；而杰罪之有无，抑不可以不察。杰果无罪，则日知既以贪暴抵法，而益之以诬贤之恶，加等之刑，不但贬为丞而足蔽其辜；若杰而有罪也，亦不可以纠日知故而概不加察。今瑒不辨杰罪之有无，但以護台臣而護傑；且当开元之始，羣贤皆有以自见，而杰无闻焉，杰之为杰，亦可知矣。玚为御史台存纲纪，而不为朝廷别贤奸，非平允之论也。天子虚衷以详刑，则奸人自无所藏奸；士人正己以匡世，则小人自弗能置喙；又非可以禁恐喝斥、反搆一切之法弹压天下者也。

〖五〗

君与臣为谑，则朝无章；朝无章，则邪佞玩而巧雠其慝。故闻以道裁物者矣，其次则以，法禁下矣；道不可揆，法无所饬，君谑其臣而以资浅人之庆快，庆快者，浅人也；乘之以交谑者，奸人也。道法之君子，知其不足以君天下，而奚快焉？

郑铣、郭仟舟投匦献诗，述游仟之旨，以媟上听，按法而窜殛之，或姑贷而斥罢之，允矣。堂堂为天下君，弗能秉道以饬法，惩奸止邪，乃度之为道士，聊与之谑，以供浅人之一笑，然则贪人聚敛而赐之金粟，淫人劝薉而畀以少艾乎？且铣与仟舟奉敕而为道士矣，恶知其不栩栩然集徒众、建楼观、采铅汞、以鸣得意而猎厚利哉？玄宗之为此，聊以谑也；小人得天子之谑，而以谑为荣，无知者竞荣之；未数年而张果、叶法善、邢和璞辐辏于天子之廷，非此致之哉？

君可以谑其臣，臣抑可谑其君，交相谑，则上无章而下无忌。萧瑀，大臣也，太宗听其出家，亦谑也；此唐之所以无政也。论者快之，谓足以惩奸而警俗，国宪官箴法律刑纪皆可不用，而以谑惩奸，天下其谁警哉？浅人之所快，君子之所羞称久矣。

〖六〗

姜皎与诛逆之功，玄宗闻宋璟之谏，放之归田，下制曰：“南阳故人，以优闲自保。”其于刘幽求、锺绍京，胥此道也。徇国亦为其所可为者而已，过此未有不以召憎恶于明主者。若遇猜忍之君，则里克、宁喜之服刑，亦其自取，而不可但咎其君之刻薄。明乎此，君知所以待有功之臣，臣知所以立节而全身矣。此篇疑有脱误。

〖七〗

经国之远图，存乎通识。通识者，通乎事之所繇始、弊之所繇生、害之所繇去、利之所繇成，可以广恩，可以制宜，可以止奸，可以裕国，而咸无不允。于是乎而有独断。有通识而成其独断，一旦毅然行之，大骇乎流俗，而庸主具臣规目前之损益者，则固莫测其为，而见为重有损，如宋璟发太府粟及府县粟十万石糶之，敛民闲恶钱送少府销毁是已。

散粟于民，而取其值，疑不足以为仁之惠；君与民市，疑不足以为义之宜；以粟易钱而销毁之，徒取值于民而无实于上，疑其病国而使贫；一旦为之，不可测而可骇，庸主具臣闻言而缩舌，固其所必然矣。以实求之，夫岂然哉？取值不有，而散十万之粟于待食之人，不费之惠也；下积恶钱，将随敝坏，上有馀粟，将成红朽，而两易之，制事之宜也。乃若大利于国者，则尤非浅见褊衷之所易知也。恶钱之公行于天下，奸民与国争利，而国恒不胜，恶钱充斥，则官铸不行；人情趋轻而厌重，国钱之不能胜私铸久矣。恶钱散积于人闲，无所消归，而欲人决弃之也，虽日刑人而不可止；发粟以收恶钱者，使人不丧其利而乐出之也。销毁虽多未尽，而民见上捐十万粟之值付之一炬，则知终归泯灭而不肯藏，不数年闲，不待弃捐而自不知其何往矣。恶钱不行则国钱重，国钱重则鼓铸日兴，奸民不足逞，而利权归一，行之十年，其利百倍十万粟之资，暗偿之而赢馀无算，又岂非富国之永图乎？

乃当其时，愚者不测也，吝者不决也，非玄宗之倚任，姚崇、苏頲之协恭，则璟言出而讪笑随之矣。司国计而知大体者之难；小人以环堵之识，惜目睫之锱铢，吝于出而急于纳，徒以削民敛怨，暗耗本计于十年之后，而吮之如蜜，王安石之以病宋者此也。不耕而思获，为盗而已，为乞而已；盗与乞，其可与託国哉！

〖八〗

黄帝正昏姻而父子定，周礼，父在为母服齐，以体黄帝之精义，而正性以节情，非圣人莫能制也。武氏崇妇以亢夫，而改为斩里，于是三从之义毁，而宫闱播丑，祸及宗社。开元七年，敕五服并从礼传，乃士大夫议论纷起，各从其意，迷先圣之典，逆时王之命，褚无量歏曰：“俗情肤浅，一紊其制，谁能正之？”伤哉！言之而无能知也，知之而无能信也，信之而无能从也，圣人不足以垂训，天子不能以行法，天下之锢人心、悖天理者，莫甚于俗，莫恶于肤浅，而奸邪悖道者不与焉，有如是哉！

奸邪悖逆之坏法乱纪也，其恶著，其辨不能坚，势尽情穷，及身而止，无以乱天下后世也。俗则异是。其始为之倡者，亦怀奸耳，亦行邪耳，亦悖王章、逆天理、以逞其私耳；乃相沿而成，末流之氾滥，则见以为非而亦有其是也，见以为逆而亦有其顺也。其似是而顺乎人情者，何也？人莫不所溺而利以为归也。夫人之用爱也易，而用敬也难；知情者众，而知性者少；于养也见恩，而于德见惮；皆弱也。而不但此也。出而议礼于大庭，入而谋可否于妻子，于是而父之得与母同其尊亲，亦仅存之法纪使然耳。不然，伸母以抑父，父齐而母斩，又岂非其所可为、所忍为者哉？于是亲继父而薄继母，怙母党以贼本支，茫然几不知为谁氏之子。“何知仁义，以享其利者为有德”，犹且自诩孝慈以倡率天下，中国之不狄、人之不禽也，几何哉？

天性者，藏密者也，非引闻见以归心、潜心以体性、顺性以穷理者，不能喻也。肤浅以交于人伦，十姓百家浮动之志气，违天理而与奸邪悖逆者之情相合，所必然已。故曰：恶莫大于俗，俗莫偷于肤浅。无量之欢，垂之千年，而帝王不能正，士大夫不能行，呜呼！人道之沦亡，吾不知其所终已！

〖九〗

论鲁庄公者曰：“母不可制，制其侍御之人。”以此而事不顺之父母，未尽善也，以施之不令之兄弟，则义正而恩全，道莫尚焉。舜使吏治象国，而不得暴其民，圣人亦如是而已。不谓玄宗之能及此也。驸马都尉裴虚己私从岐王游，挟图识，坐流新州，离其婚，法严而无所贷；于岐王则不以此怀疑，而慰安之如故。夫虚己挟邪说以私交，而岐王客之，王岂无罪乎？而虚已之辟既伸，则游王门者咸知畏忌。以生长深宫之帝子，居宦官宫妾之闲，旦歌夕饮以其邪心，固不待加威而自安侯服矣。

无左吴、赵贤，则淮南不能谋逆，无宇文述、杨素，则杨广不能夺嫡；无张公谨、尉迟敬德，则太宗不能杀兄；天下之乱，酿成于徼幸功名者之从臾者类然也。博望启，而戾太子之项县于湖城；天策开，而隐太子之血流于玄武；事成则祸及于国，不成则殃及于身。玄宗日游诸王于鸡吹笛之闲，而以雷霆之威，亟施之挑激之小人，诸王保其令祚，王室无所震惊，不亦休乎！不能殛逐爚乱之奸，继乃摧残其同气，睿宗所以纵窦怀贞而仅存一妹，终以伤心也。周公以顽民授管叔，固不如舜之与象以天子之吏治其国，而永保其恩也。故曰：“圣人人伦之至也。”法其一端，可以尽伦，可以已乱，尧、舜之道，人皆可学，亦为之而已矣。

〖一〇〗

汉之太守，去古诸侯也无几，辟除赏罚兵刑赋役皆得以专制，而县令听命如其臣，故宣帝诏曰：“与我共天下者，其一千石乎！”太守之权重，则县令之任轻，故天子详于二千石之予夺，而治道毕举矣。唐、宋以降，虽有府州以统县，有禀承稽核之任，而诛赏废置之权不得而专，县令皆可自行其意以令其民，于是天下之治乱，生民之生死，惟县令之仁暴贪廉是视，而县令之重也甚矣。玄宗敕在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府上佐、各举县令，诚重之也。重之于举之之始，必将以保任分功罪，其得也，但得文饰治具之士，葸弱免咎，而无以利民；其失也，举主畏连坐之罚，而互相揜蔽以盖其奸；则保举之法，不足以肃官常、泽民生，固已。重之者，岂徒在选举之日乎？

夫县令之任重矣，而其秩则卑，故后世多以为筮仕之官，才不才非有前效之可验，欲先辨而使克副其职，虽具知人之鉴者未易也。然士当初受一命，初试一邑，苟非繇胥史异途而升，则其不畏清议、廿为败类、以病国虐民者，固鲜矣。无以激之，其浊不惩；无以扬之，其清不展；轧于上官，其用不登；责以奔趋，其节不立；夫亦存乎上之所以用之者耳。重宪纪以纠其不若，则有所戒也；县清要以待其拔擢，则有所劝也。成法之外，许以因地而便民，则权可任也；供顿驿递之役，委之簿尉，而弗效亵役之劳，则节可砺也。夫然，则贤者志得，而不才者亦勉而自惜；若其尤不肖者，固比类相形，愆尤易见，持法以议其后，亦不患稂莠之难除矣。何事于未试之前，以不可保之始终绳荐举者，而责以所难知哉？

开元之制，乍行之以昭示上意之所重，可也；据以为法，而弊即在焉。重者，用之重也，非一选举而可毕任贤养民之道也，用之重而治可几矣。

〖一一〗

罢兵必有所归，兵罢而无所归，则为盗、为乱。张说平麟州叛胡，奏罢边兵二十万人，而天下帖然，盖其所罢者府兵也，府兵故农人也，归而田其田、庐其庐，父子夫妇相保于穹窒栗薪之闲，故帖然也。于是而知府兵之徒以毒天下而无救于国之危乱，审矣。

说之言曰：“臣久在疆场，具知其情，将帅苟以自卫及役使营私而已。”夫民之任为兵者，必佻宕不戢、轻于死而惮于劳之徒，然后贪釃酒椎牛之利、而可任之以效死。夫府兵之初，利租庸之免，而自乐为兵，或亦其材勇之可堪也。迨其后著籍而不可委卸，则视为不获已之役，而柔弱愿朴者，皆垂涕就道以赴行伍。若此者，其钝懦之材，既任为役，而不任为兵，畏死而不惮劳，则乐为役以避锋镝，役之而无不受命，骄贪之将领，何所恤而不役以营私邪？团队之长役之矣，偏裨役之矣，大将役之矣，行边之大臣役之矣；乃至纨袴之子弟、元戎之仆妾役之矣；幕府之墨客，过从之游士，弹筝击筑、六博投琼、调鹰饲犬之徒，皆得而役之。为兵者，亦欣然愿为奴隶以偷一日之生。呜呼！府兵者，恶得有兵哉？举百万井疆耕耨之丁壮为奴隶而已矣。纵遣归田，如奴隶之得为良人，而何弗帖然邪？

无彊悍不受役之气，有偷安不恤役之情，因其有可役之资，而幸收其效役之利，行则役于边臣，居则役于长吏，一时不审，役以终身，先世不谋，役及后裔，天下之苦兵也，不待矢石相加、骴骼不返、而后怨毒填胸矣。是张说所奏罢之二十万人，无一人可供战守之用，徒苦此二十万之农民于奉拚除、执虎子、筑毬场、供负荷之下。故军一罢，而玄宗知其劳民而弱国也，而募兵分隶之议行，渐改为长从渐改为犷骑。穷之必变，尚可须臾待哉？而论者犹责玄宗、张说之改制异于古法，从事于君子之道以垂法定制而保国安民者，不宜如此之卤莽也。

所患者，法弊已极，习相沿而难革，虽与更张，害犹相袭。故自说罷边兵而边空，长从彍骑制未定而不收其用，边将承之，畜私人，养番兵，自立军府，以酿天宝之乱。盖自府兵调戍之日，早已睥睨天下之无兵，而一旦撤归，刍粮赢余，唯其所为，而朝廷固莫之能诘也。数十年府兵之流祸，而改制之初受之，乃举而归过于召募，胡不度人情、循事理，而充耳塞目以任浮游之说轻谈天下事邪？

〖一二〗

一议也，而以私与其闲，则成乎私而害道。唐、宋以下所称持大体、务远图之大臣，未有不杂公私以议国事者，故忮主奸臣倒持之以相挠而相胁。

玄宗与宰相议广州刺史裴伷先之罪，张嘉贞请杖之，张说曰：“刑不上大夫，为其近于君也，且所以养廉耻也。”其言韪矣，允为存国体、劝臣节之訏谟矣。既而又曰：“宰相时来则为之，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辈。”此与宋人“勿使人主手滑”之说同。苟怀此心以倡此说，传之上下，垂之史策，人主将曰：士大夫自护其类以抗上而避害，盖古今之通习，其为存国体、奖士节，皆假为之辞，不可信也。贾谊以不辱贵大臣谏文帝，亦与说略同，而谊以新进小臣，非绛、灌之伍，自可昌言而无讳。说怀“行及我辈”之心，与同官噂沓以语，则不可令人主闻，而开后世臣主猜防之釁。念一移而言随得咎，过岂在大哉？

且夫士之可杀不可辱者在己也，非挟持以觊上之宽我于法也。居之以淡泊，行之以宁静，绝贿赂之门，饬子弟之汰，谢游客之邪，息党同之争，卓然于朝右，而奚笞辱之足忧？诚有过也，则引身以待罪；言不庸也，则辞禄以归耕。万一遇昏暴之主，触妇寺权奸之忌，而辱在不免，则如高忠宪攀龙之池水明心，全肢体以见先人于地下。又其不幸，固义命之适然，虽辱而荣者。规规然计及他日之见及，而制人主以不我辱，士大夫有门庭，而君不能有其喜怒，无怪乎暴君之益其猜忌，偏以其所不欲者加之也。说自诩其识之及远，而自君子观之，何以异于胥史之雄，钳制其长吏为不可拔之根株也乎？

天下之公理，以私乱之，则公理夺矣。君臣之道丧，唐、宋之大臣自丧之也。于是而廷杖诏狱之祸，燎原而不可扑矣。

〖一三〗

春秋纪晋盟诸侯于商任，以锢栾氏，讥其不能抚有，而又重禁之于人国，为已甚也。封建之天下，国各私其人，去其国则非其人，于是而有封疆之界以域之。而硕鼠之诗曰：“逝将去女，适彼乐士。”亦挟去以抗其君。上下交相疑贰，衰世之风，不可止矣。

天下而一王矣，何郡何县而非一王之土？为守令者，暂相事使而固非其民，民无非天子之民也。土或瘠而不给于养，吏或虐而不恤其生，政或不任其土之肥瘠，而一概行之，以困其瘠，于是乎有去故土、脱版籍而之于他者。要使耕者耕、工者工、贾者贾，何损于大同之世，而目之曰逃人，有司者之诐辞也，恶足听哉？

民不可使有不服籍者也，客胜而主疲，不公也；而新集之民，不可骤役者也。生未定而力不堪也。若夫捡括之而押还故土，尤苛政也。民不得已而远徙，抑之使还，致之死也。开元十年，敕州县安集逃人，得之矣，特未问其所以安集之者奚若也。安集之法，必令供所从来，而除其故籍，以免比闾宗族之代输，然后因所业而徐定其赋役，则四海之内，均为王民，实不损，而逃人之名奚足以立乎？

然则邑有逃亡，可罪其守令乎？曰：未可也。地之肥硗，既其固然矣；征徭之繁简，所从来者非一日也。转徙多，则相其陂池堤防之便而化其土，问其徭役堕积之敞而平其政，非守令之能专，乃抚治大臣所任也。邑多新附之民，可赏其守令乎？曰：未可也。守令之贤不肯，能及于版籍之民，而不能加之新附，若其以小惠诱人之来徙者，又非法之所许也。无旷土，无旷民，解法禁以任所在，而土者仕、农者氓，安集之令，犹为赘设也乎！

〖一四〗

唐多才臣，唯其知通也。裴耀卿之于漕运，非可为万世法者乎？壅水以行舟，莫如易舟以就水；冒险以求便，莫如囚时而避险；径行以求速，莫如转递以相续。江河各一其理，南北舟工各一其习，水之涨落各一其时，舟之大小各一其制。唯不知通也，以一舟而历数千里之曲折，崖阔水深，而限之以少载；滩危碛浅，而强之以巨艘；于是而有修闸之劳；拨浅之扰，守冻之需迟，决阳之阻困；引洪流以蚀地，乱水性以逆天，劳攰生民，縻费国帑，强遂其径行直致之拙算，如近世漕渠，历江、淮、汶、泗、河、济、漳、沽，旷日持久，疲民耗国，其害不可胜言，皆唯意是师，而不达物理者也。

于天下之务者，因天之雨旸，就地之险易，任人之智力，为其所可为，不强物以自任；则以理繁难、试艰危、通盈虚、督偷窳、禁盗侵，无不胜也，自宋以后，议论猥多，而不可用者，唯欲以一切之术，求胜于天时、人事、物力，而强以从己而已矣。唯唐有才臣，方之后世，何足述哉！

〖一五〗

帝王立法之精意寓于名实者，皆原本仁义，以定民志、兴民行，进天下以协于极，其用隐而化以神，固不在封建井田也。井田封建，因时而为一切之法者也。三代贡举之法不传，唯周制之散见者，有大略之可考。任以其职，正以其名，寓其纳民于善之心，使习之而相因以兴行，且以昭示人君君师天下，非徒会计民产以求利用，故领之以司徒；而冢宰宗伯不偏任焉。其意深远，虽百世可师也。

夫贡举者，一事而两道兼焉。选天下之才，任天下之事，以修政而保国宁民，此一道也。别君子于小人，荣之以爵，养之以禄，俾天下相劝于善，而善者不抑，不善者以悛，此又一道也。两俱道，而劝民以善之意，尤圣人之所汲汲焉。人劝于善，国以保，民以宁，此本末之序也。故冢宰者，任治者也，宗伯者，任已登已进之贤才，修其轨物者也；而进贤之职，一任之司徒。徒之为言，众也，合君子野人而皆其司；司君子之教，以立野人之则，而天下万有之众庶，皆仰沐风化以成諴和。徒岂易司者哉？乃其鼓之、舞之、扬之、抑之，不待刑而民自戒，不待礼而民自宾，则唯操选举之权，以为之枢机，一授之司徒，而天下咸谕天子之心，曰：上之使牧我养我而疆理我者，莫匪欲吾之善，而咸若于君子之道也。故选举领于司徒，其措意之深切而弘通，诚万世不易之至道与！

唐之旧制，贡举掌于考功，是但为官择人，而非求贤于众矣。开元二十四年，改以授礼部侍郎，是以贡举为缘饰文治之事，而浮华升进，民行不兴矣。风俗之陵夷，暗移于上之所表著，而不知名之所存，实之所趋，未有爽焉者也。自贡举不领于司徒，而贡举轻，一人之予夺私，而兆民之公理废矣。自司徒不领贡举，而司徒轻，但为天子头会箕敛之俗吏，而非承上天协君叙伦之天秩矣。士竞于浮华，以弃其实行；民迫于赋役，以失其恒心。一分职在事之闲，循名责实，治乱之大司存焉。良法改而精意亡，孰复知先王仁义之大用，其不苟也如此乎！善师古者，凡此类勿容忽焉不察也。其他因时随士以立一切之法者，固可变通以行其化裁者也，而又何成法之必仿乎？

〖一六〗

李林甫之谮杀太子瑛及二王，为寿王地也。武惠妃薨，寿王宠渐衰，而林甫欲树私恩、怙权势，志终不移，谋之愈很，持之愈坚，凡可以荧惑主听、曲成邪计者，尤剧于惠妃未死之前，以其为己死生祸福之枢机也，可以得当者，无所不用。然而玄宗终以忠王年长好学，闻高力士乘闲片言，储位遂定，林甫莫能置一喙焉。繇此观之，奸邪自诩得君，劫廷臣以惧己，其夸诞无实之伎俩，概可知矣。

非徒玄宗中载未甚淫昏也，即极闇懦之主，一听奸臣之然然否否而唯其牵曳，亦情之必不能而势之不可得者。且奸臣孤媚以容身，抑岂若董卓、高澄威胁上以必徇己志而俾君怼怨哉？唯探其意之所欲为于前，秘其事之所自成于后，举凡其君之用舍从违，皆早测而知其必尔，乃以号于众曰：天子固未然而吾能使之然也。恩者其恩，威者其威，群工百姓待命于敕旨既下之余，不得亲承顾问，则果信恩威之出于奸臣，而人主唯其牵曳，乃以恐喝天下，笼络而使归己，虽有欲斥其奸者，弗敢发也。

然则苟有忠智之士，知其术之仅出乎此，则以武氏之悍淫，周、来、侯、索之骤衔天宪，诸武、二张之密侍内廷，而攻击者弗伤，按杀者无惮，直言请斥远之者反见任使，况其乱非武氏之世，犹可与言者乎？特患无明理察情之士，灼见而不惑耳，岂果有不可拔之势哉？恶之、恨之、疑之、畏之，私议于下，徒罹于祸以瘖死屠门，奸邪之所以益逞，忠真之所以益替，人君之所以益迷，可胜悼哉！

〖一七〗

天宝元年，置十节度使，其九皆西北边徼也。唯河东一镇治太原，较居内地。别有岭南经略，长乐、东莱、东牟三守捉，亦皆边也，而权抑轻。若畿辅内地，河、雒、江、淮、汴、蔡、荆、楚、兗、泗、魏、邢，咸弛武备，羊苟安，而倚沿边之节镇，以冀旦夕之无虞，外疆中枵，乱亡之势成矣。盖自一行立两戒说，分用文用武之国，于是居轻御重、疆枝弱干之术行，而自诧其巩固。方玄宗之世，吐蕃、突骑施、奚、契丹虽倔强不宾，而亦屡挫衄以退，本无可用防御者。无故而若大患之在边，委专征之权于边将，其失计固不待言矣。即令外寇果彊，侵陵相迫，抑必内屯重旅，以时应敌，而不容栖重师于塞上，使玩寇失防，一败而无以为继。况周、汉之亡，癰先内溃，覆车不远，岂尽繇四裔乎？

寇之起于内也，非能亟聚数万人以横行天下；其或尔者，又皆乌合而弗难扑灭者也。唯中原空其无人，则旋灭旋起，而无所弹压。撤边兵以入讨，必重虐吾民，而人心离叛；偶一折丧，乘势以收溃卒，席卷以行，而边兵皆为贼用，然后鼓行而人无人之境，更无有挟一矢以抗之者，社稷邱墟在日晚之闲耳。

夫使禄山之乱，两河、汝、雏、淮、楚之闲，有大臣屯重旅，拊其入关之背，而迫之以前却两难之势，贼其敢轻窥函谷哉？封常清一身两臂，募市人于仓卒，以授贼禽，其为必败无疑矣。二颜之起河北，张，许之守唯阳，皆率市人以战，贼之所望而目笑者也。李、郭虽出，九门克捷，而不救潼关之败。观于此，则虚其腹心，以树彊援于四末，一朝瓦解，大厦旋倾，势在必亡，无可拯救，必然之券矣。

且重兵之在边也，兵之疆弱，朝廷不得而知也；将之忠奸，中枢不得而诘也。兵唯知其将之恩威，而不知有天子；将一失其所守，而自放为游兵，溃而散，靡而降，反戈而内讧，岂徒禄山犯阙、天子奔蜀为然乎？杨刘一溃，而朱友贞匹马无投；恒州一衄，而石重贵束身待缚；种师道入援不振，而宋徽父子憑孤城以就获。千古败亡之一轨，自大戎遽起，烽火无援，其来久矣。东汉黎阳之屯，差为有恃；乃其亡也，亦以边疆腹弱，而山东义旅，不敌董卓之胡骑。后之谋保天下者，可弗鉴诸？

〖一八〗

唐政之不终者凡三：贞观也，开元也，元和也。而天宝之与开元，其治乱之相差为尤县绝。夫人之持志以务修能，亦难乎其始耳，血气未定，物诱易迁，智未开，守未固，得失贞淫治乱之故未熟尝，而易生其骄惰；及其年富力疆，见闻益广，浮荡之志气已敛，声色之娱乐已厌，而好修之成效有可居，则靡而淫，玩而弛，纵而暴，皆日损以向于善；此中人之恒也。太甲、成王终为令主，亦此而已矣。唐之三君，既能自克以图治于气盈血溢、识浅情浮之日矣，功已略成，效可自喜溢，而躁烈之客气且衰，渔色耽游之滋味已饫，乃改而逆行，若少年狂荡之为者，此又何也？于是而知修德之与立功，其分量之所至，各有涯涘，而原委相因也。

夫苟以修德为心与？德者，无尽之藏也，未之见，则一善成而已若有馀矣，天下之可妨吾善者，相引以迁而不自觉；既见之矣，既习之矣，仁不熟不安于心，义未精不利于用，浩乎其无涯矣，森乎其不可犯矣，亹斖乎相引以深密，若登高山，愈陟而愈见其峻，勿容自释也。故所患者，始之不自振也，继之不自省也，而不患其终之不自保也。师保在前，疑丞在后，古人之遗文，相督而不假，窥其精意，欲从而末繇，则虽未日进于高明，而可不失其故步，奚忧末路之猖狂哉？

苟其以立功为心，而不知德在己而不在事与？则功者，有尽之规也，内贼未除，除之而内见清矣；外寇未，之而外见宁矣；百姓未富，富之而人有其生矣；法制未修，修之而国有其典矣。夫既内无肘腋之奸，外无跳梁之敌，野鲜流亡，而朝有纲纪，则过此以往，复奚事哉？志大而求盈，则贪荒远之功；心满而自得，则偷晏安之乐；所愿者在是，所行者及是，所成者止是，复奚事哉？邪佞进，女宠兴，酣歌恒舞，而曰与民同乐；深居晏起，而曰无为自正。进厝火积薪之说者，无可见之征；抱蚁穴金堤之虑者，被苛求之责。智浅者不可使深，志小者不可使大，度量有涯，淫溢必汎，盖必然之势矣。

是以古之圣王，后治而先学，贵德而贱功，望之天下者轻，而责之身心者重，故耄修益勤，死而后已，非以为天下也，为己而已矣。为己者，功不欲居，名不欲立，以天子而无殊于严穴之士，志日专，气日敛，欲日憺忘，心日内守，则但患其始之未正也，师保任之也；不患其终之不永也，无可见之功勋，则无告成之逸豫也。唐以功立国，而道德之旨，自天子以至于学士大夫置不讲焉，三君之不终，有以夫！

〖一九〗

大义不可易，显道不可诬，苟且因仍，无能改者，不容终隐于人心，而不幸发自德薄望轻之日，又或以纤曲邪妄之说附会之，遂以不伸于天下，君子之所重叹也。

商、周之德，万世之所怀，百王之所师也。祚已讫而明礼不可废，子孙不可替，大公之道也。秦起西戎，以诈力兼天下，蔑先王之道法，海内争起，不相统一，杀掠相寻，人民无主，汉祖灭秦夷项，解法纲，薄征徭，以与天下更始，略德而论功，不在汤、武下矣。汉祚既终，曹魏以下二百余年，南有司马、刘、萧、陈氏，皆窃也；北有五胡、拓拔、宇文，皆夷也；隋氏始以中原族姓一天下，而天伦绝，民害滋，唐扫群盗为中国主，涤积重之暴政，予兆民以安，嗣汉而兴，功亦与汉埒等矣。

天下之生，一治一乱，帝王之兴，以治相继，奚必手相授受哉！道相承也。若其乱也，则天下无君，而治者原不继乱。故夏之末造，有韦、顾、昆吾，乘暴君而霸；殷之将殄，崇、密攘臂而争；周之已衰，六国、疆秦、陈涉、项籍，挟兵以逞；汉之已亡，曹、吴、司马、刘、萧、陈、杨、五胡、索虏、宇文，割裂僭号，皆彗孛之光，前不继西没之日，后不启东生之月者也。若以一时僭割、乘郄自雄者，可为帝王授受之统系，则三檗、崇、密，可为商、周之所绍嗣矣，而岂天之所许、人之所怀哉？

王者褒崇先代，隆其后裔，使修事守，待以宾客，岂曰授我以天下而报其私乎？德足以君天下，功足以安黎民，统一六寓，治安百年，复有贤子孙相继以饰治，兴礼乐，敷教化，存人道，远禽兽，大造于天人者不可忘，则与天下尊之，而合乎人心之大顺。唐欲法古帝王之德意，祟三恪之封，自应以商、周、汉为帝王相承而治之绪，是不易之大义，不诬之显道也。

自武德至天宝，百余年矣，议礼之臣，无能昌言以釐正，犹奉拓拔、宇文犬羊之族、杨氏悖乱之支、为元后父母之渊源，何其陋也！天宝九载，乃求殷、周、汉后立为三恪，而废拓拔、宇文、杨氏之封，虽曰已晚，堂堂乎举久湮之坠典，立百王之准则，亦伟矣哉！乃非天子所能念也，非大臣所能正也，非儒者所能议也，而出于人微言轻之崔昌。又以以王代火，五德推迁，袭邹衍之邪说参之。为儒如卫包者，抑以“四星聚尾”无稽之言为征，不能阐元德显功、民心天理之秩序以播告来兹者为永式，主之者又李林甫也。故林甫死，杨国思之党又起而挠之，后此弗能伸其义者；圣帝明王之祀阴，永绝于世，不亦阳乎！

唐之既亡，朱温以盗，朱邪、臬捩鸡以夷，刘知远、郭威琐琐健儿，瓜分海内，而仅据中州，称帝称王，贱于丞尉：至宋而后治教修明，贤君相嗣，以为天下君师。是于周、汉与唐，犹手授也。曾不能推原治统，自跻休美；而以姑息之恩，独崇柴氏。名儒林立，此议无闻，大义隐，显道息，垂及刘伯温、宋景濂，不复知有乾坤之纲纪，弗能请求刘、李、赵氏之裔以作宾于王家，曾李林甫之弗若，岂非千古之遗憾哉？虽然，人纪不容终绝，王道不容永弛，豪杰之士申其义，明断之主決于行，夫岂难哉？敬以俟之来哲。

〖二〇〗

秀者必士，朴者必农，僄而悍者必兵，天与之才，习成其性，不可移也，此之谓天秩，此之谓人官。帝王之所以分理人物而各安其所者，此而已矣。

唐之府兵，世著于伍，垂及百年，而违其材质，强使即戎，于是而中国无兵。安禄山以蕃骑渡河，人无人之境，直叩潼关，岂中原之民一皆肥弱，无可奋臂以兴邪？颜鲁公一振于平原，旬日之闲，而得勇士万馀人，于是卢全诚于饶阳，李奂于河闲，李随于博平，而颜常山所收河北義旅凡二十馀万，张唯阳所纠合于雍邱者一日而得数千人，皆蹀血以与贼争死命。斯固三数公忠勇之所激，而岂此数十万比屋之民，皆养愤填胸、思拯国难者乎？僄轻鸷悍之材，诚思得当以自效，不乐于负耒披蓑，宁忘身以一逞，其材质不任农而任兵，性以成、情以定也。然则拘府兵之故纸，疑彍骑为虚文，困天下材勇于陇首，荡泆游闲，抑不收农民之利者多矣。违其性，弃其长，强其短，徒弱其兵，复窳其农，唐安得有兵与民哉？

唯其不能收天下之材勇以为国用，故散在天下，而天下皆得以收之，忠者以之效其忠，邪者以之党其邪，各知有所募之主帅，而顺之与逆，唯其马首是瞻，于是乎藩镇之势成，而唐虽共主，亦与碁立以相敌。延及五代，天下分崩，互相吞灭，固幽、燕叛逆之所倡，抑河北、山东义兵之所启也。若夫高仟芝、封常清迫而募于两都者，则市井之罢民，初不足为重轻者也。民惩府兵之害，闻召募出于朝廷，则畏一登籍而贻子孙之祸，固不如河北、山东、雍、睢牧守之号召，人乐于就而能得其死力也。

宰天下者，因其可兵而兵之，因其可农而农之，民不困，兵不枵，材武之士不为将帅所私畜，而天下永定。因天也，因人也，王道之所以一用其自然也。

二一李萼说颜鲁公陈清河之富云：“有布三百馀万疋，帛八十馀万疋，钱二十余万緡，粮三十余万斛，

甲兵五十馀万事。”一郡之积，充牣如此，唐之富可知矣。唐之取民，田百亩而租二石，庸调绢六丈、绵四两而止。宇文融、韦坚、王鉷、杨慎矜虽云聚敛，未尝有额外之征也。取民之俭如此国储之富如彼，其君若臣又未尝修蟋蟀葛屨之风，方且以多闻矣。繇此观之，有天下者，岂患无财哉？忧贫者，徒自夏而益其贫耳。

夫大损于民而大伤于国者，莫甚于聚财于天子之藏而枵其外，窘百官之用而削于民，二者皆以训盗也；盗国而民受其伤，盗民而国为之乏矣。辇天下之金粟钱货于内帑，置之无用之地，积久而不可用，愈积愈宂，而数不可稽，天子莫能问也，大臣莫能诘也，则一听之宦竖戚畹及主藏之奸胥，日窃月匿，以致于销耗；且复以有为无，欺嗣君之闇，而更加赋以殚民之生计，是盗国而民伤也。有司无可赡之用，不得不为因公之科敛，以取足于民，于是而蔽上以盗民者，相习为故；且有司之科敛者一，而奸吏猾胥以及十姓百家之魁长乘之而交相为盗，官盗一，而其下之层累以相剥者不但二也；民乃急其私科，缓其正税，逋欠频仍以徼幸于恩贷，匿田脱户，弊百出以欺朝廷，而岁之所人，十不得五，是盗民而因以乏国也。

唐散积于州，天下皆内府，可谓得理财之道矣。已散之于天下，而不系之于一方，则天子为天下措当然之用，而天下皆为天子司不匮之藏，有司虽不保其廉隅，而无所藉口于经用之不貲，与奸胥猾吏相比以横数于贫民，而民生遂矣。官守散而易稽，不积无用以朽蠹，不资中贵之隐窃，而民之输纳有恒，无事匿田脱户，纵奸欺以坠朴氓而亏正供，则国计裕矣。故天宝户口之数，古今莫匹，兵兴之初，州县财馀于用，非地之加广、生之加蕃也，非虐取于民、伦吝于用也。散则清、聚则漏，昭然易见之理，自宋以来，弗能察焉；富有四海而患贫，未有不以贫亡者也。

〖二一〗

天子出奔以避寇，自玄宗始。其后代、德、僖三宗凡四出而卒返，虽乱而不亡。平阳之青衣行酒，五国之囚系终身，视此何如邪？春秋传曰：“国君死社稷，正也。”国君者，诸侯之谓也，弃其国，寓于他人之国，不得立宗庙、置社稷，委天子之命，绝先祖之祀，殄子孙之世，不若死之愈矣。诸侯之侯度固然，非天子之谓也。自宋李纲始倡误国之说，为君子者，喜其词之正，而不察春秋传大义微言之旨，欲陷天子于一城而弃天下，乃以终灭其宗庙之血食。甚矣！持一切之论者，义不精，学不讲，见古人之似而迷其真，以误天下有余矣。

天子有，天下之望也，前之失道而致出奔，诚不君矣；而天下臣民固倚以为重，而视其存亡为去就；固守一城，而或死或辱于寇贼之手，于是乎寇贼之势益张，而天下臣民若丧其首，而四支亟随以仆。以此为正，而不恤四海之沦胥，则幽王之灭宗周，元帝之斩梁祀，可许以不辱不偷之大节乎？天子抚天下而为主，都京师者，其择便而安居者尔。九州莫非其土，率土莫非其人，一邑未亡，则犹奉宗祧于一邑，臣民之望犹系焉，弗难改图以光复也。而以匹夫硁硁之节，轻一死以瓦解天下乎？

呜呼！非徒天子然也。郡县之天下，守令为天子牧民，民其所司也，士非其世守也。禄山之乱，守州郡者，如郭纳、达奚珣、令狐潮之流，望风纳款，乃至忠贞如颜果卿、袁履谦、张巡者，亦初受胁迫而始改图，困守孤城而不知变计，几陷于逆，莫能湔涤。力不能如颜鲁公之即可有为也，则何如洁身以避之，徐图自效可也。身居危困之外，自有余地以致身尽瘁；而濡忍不决，势迫神昏，自非与日月争光之义烈、“艮其限，厉熏心”，亦危矣哉！不保其终无玷也。故守令无三军之寄，而以失城坐大辟，非法也。去亦死，守亦死，中人之情，畏死其恒也，迫之以必死，则唯降而已矣，是敺郡邑以从逆也。故曰非法也。

谢选骏指出：人说“公议亦称公论、众论，可分为士大夫公议和民众公议，前者属士人传播范围，后者则属民间传播……其实放债取利，而妄引周官泉府之言，以文饰其事，天下公议共以为非。”我看公议乃是平衡权力腐败的抑制剂。所以古人才说“天下之患，莫大于举朝无公论”。公论就是“公正的舆论”或公众的舆论”——其句意为“天下最大的祸患是整个朝野没有公正的舆论”。（出处在元·脱脱《宋史·李宗勉传》）

【【06、公论就是公议的结论】】

《任锋：公论观念与政治世界》（爱思想 2013-02-20）报道：

“公论”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词语，不仅于传统中国社会十分流行，在当代的道德和政治生活中仍然有广泛而积极的运用。作为中国文化传统的产物，它在中国以外如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历史进程中也曾扮演过十分重要的角色[1]。然而，对于这个词语背后的观念蕴涵，人们多处于习焉不察的状态。尤其是与此相关的政治理论层面，还没有从传统思维与现代世界的变迁视角得到认真的清理。本文试图从思想史的角度追溯“公论”一词的兴起和演化，并初步探讨其观念形态的政治理论涵义。

一、共识、公议与舆论

在进入观念史的追踪之前，让我们先了解公论一词的基本涵义面。需要说明的是，在相关的概念家族中还包括清议、公议、众论等相同或相近的词语，另外还有诸如私论、乡评、士论、党论、国论等关联对应的词语。由于汉语本身表述简约而蕴涵丰富的释义特性，加上传统社会中的多数使用者对于词语概念并不严格界定，往往导致在不同语境运用中衍生出复杂的语义和观念，表现出相当大的灵活性。在“公论”一词，就存在一个相当多面的语义群和观念群，大体上可以析分出作为道德理性共识的公论、公共商讨即公议涵义的公论与表征舆论群情的公论这三个相互勾联的不同层面。

作为道德理性共识的公论最能显示出这个词语在观念上的实质规范性。它多指具有普遍意义的、合乎公正标准的评价性言论或主张。而公道或正当与否，往往是以符合儒学义理为标准。这些意思在先秦思想中透过“公心”、“公是”、“公义”已有表露[2]。具体来说，公论观的这个解释又包含这么几个方面的议题：如“公”所显示的普遍性应该如何理解，它与公正或正当形成什么关系（或以什么方式互相体证），符合儒学义理与普遍性又是什么关系。例如，朱熹（1130-1200）指出公论是天下以为当然者，表现为天下人对于某个话题万口一辞，具有普遍主义的共识[3]。然而天下人如何表达其普遍认定，其实蕴含着相当丰富的解释空间。按照公论观念中一个流行的理念根据，即认为它是人心之所同然或曰人心之自然、或必然，就透露这种认定可以采取一种形而上学意义上的本体同一论形式。所谓普遍认同（“天下以为当然”）不一定必然呈现为政治学、社会学意义上的公共商议和舆论群情。如叶适（1150-1223）笔下的公论，是一种出于个体公心的公正不偏的言论，“冲然无去来而为心者，公心也；漠然无重轻而为言者，公论也。公（李祥—作者按）本于公心以发公论，赵公之诬赖以明，道学之禁赖以解，殆天意，非人力也[4]”。这种个体道德精神的表达不一定以社群共同体的普遍态度为优先考虑的条件，主要凸显的是言论和主张的公正超越性能够契合人之为人的普遍形上本体。犹如宋人赵抃（1008-1084）所言，“无情公议，是是非非”[5]。这种公正超越的性格最能透过儒学义理的判准得到保障，因此不难理解如宋人以天道为公论、二程（程颢1032-1085；程颐1033-1107）认为人志于王道就是公论、朱熹强调天理以外并无所谓公论[6]。这种儒学义理规范下具有普遍意味的道德理性共识，使公论观念内在地蕴含了十分强烈的道德和政治正当性意识。

作为公共商讨和舆论群情的公论常常紧密相连。前者指群体范围中具有公开、公共性质的磋商讨论，往往与“公议”等同。如公共熟议、公共商量、论公于众[7]。有时也指个人面向群体公开地议论，把某个话题公之于众，如司马光（1019-1086）称刘道原（1032-1078），“或稠人广座，介甫之人满侧，道原公议其（王安石—作者按）得失，无所隐”[8]。所谓群体范围既包括政府体制内的公议，如君主与大臣之间的朝议廷论、台谏科道的谏诤评议，也包括官民之际或者更广阔范围内社会民间的公众言论，如书院、讲会、里巷康衢中的士论和众议。而舆论群情的公论往往作为这种集体行动的结果包含其间。这两个紧密结合的涵义，与作为道德理性共识的公论存在一定联系，即道德理性共识是否需要与如何可能透过公共讨论及其产生的舆论群情得到体现。这又是值得进一步考察的议题。可以说，这两个涵义面进一步凸现出公论观念的公共性意识、尤其是行动程序意义上的公共正当性。

上述层面并非三个孤立运用的公论定义，而是常常互相裹挟在一起，在具体语境中既蕴涵着丰富的解释性，也易造成公论观念的内在模糊和紧张。其间的面相轻重和意向纠结，及其形成的观念拓展和问题意识，需要我们在特定的历史脉络和语境中去细心观察、分梳。

二、公论观念的兴起：以近世早期政治为视角

“公论”一词，在历史上早有渊源。像清议、清谈、乡评、月旦这些自汉以来广为运用或风靡一时的词语，都与其含义相近[9]。而对于类似社会舆论的重视，在儒家的三代记述中、在召公谏周厉王弭谤、郑子产不毁乡校等典故中都有反映。据陈弱水先生考证，“一份含有‘公论’字眼的极早期文献是三国曹魏蒋济的《万机论·用奇》，其中说西汉元帝时的石显、弘恭，‘便僻危险，杜塞公论’…”[10]。再如，南朝刘义庆《世说新语·品藻》中王敦品评人物优劣时说，“……庾又问：‘何者居其右？’王曰：‘自有人。’又问：‘何者是？’王曰：‘噫！其自有公论。’”[11]然而，“公论”的使用频多、范围扩展与观念涵义的充分演化，则是唐宋变革以来、尤其是近世政治社会变迁的产物[12]。

钱穆先生曾指出，“窃谓国史自中唐以下，为一大变局，一王孤立于上，不能如古之贵族世家相分峙；众民散于下，不能如今欧西诸邦小国寡民，以舆论众意为治法。而后天下乃为举子士人之天下。法律之所不能统，天意之所不能畏，而士人自身之道德乃特重”。[13] 这里所谓的大变局就是中晚唐以来门阀贵族社会的瓦解与宋代成熟科举制下士大夫阶层代表的平民化政治社会的浮现。钱穆先生指出士人道德成为近世王权与众民之间较法律、宗教更为重要的一种秩序纽带。而本文关注的公论其实就是这种秩序纽带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而且在近世脉络中与国家法律、宗教精神有着深刻的历史关联，并构成现代中国向“以舆论众意为治法”转变的重要渊源。

从近世特别是宋代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公论观念的兴起离不开这个时期特定的时代氛围。一方面，宋代确立下来的文治规模促使最高统治者高度重视从儒学义理中寻求政治理念根据，同时形成了较为开明的论政风气。比如产生了对于天下“道理最大”的君臣共识[14]，也透露出宋代统治集团寻求政治正当性依据的积极意识。宋代新儒学的形成正是发生在这种政治精神的激励下，宋人好议论的时代风气也缘起于上层统治者较为开明的政治态度[15]。另一方面，士大夫阶层受此激励在政治实践和学术更新方面有了长足发展，并且带动整个政治社会在公共关怀上的提升。古典的政治公共意识与逐渐高涨的士大夫政治相结合，再加上士大夫群体内部活跃的思想学术竞争，推进了公共意识的显著聚合与强化，成为公论观念兴起的催化剂[16]。可以说，公论乃是作为这个时期公共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宋明新儒学的思想视野中逐渐兴起的。它不仅包含了人们对于政治理想颇具新意的想象和规划，也生成了对政治实践现象的回应和反思。

我们看到，随着士大夫政治的进一步展开、言论空间的逐渐扩张，北宋政治家已经感受到了公论问题的复杂性。苏轼（1037-1101）曾向神宗自述其年幼记忆与长辈对庆历时期世风的描述，“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17]。仁宗朝，“执政公卿，苟犯公议，一有台谏论列，则未有得安其位而不得去者，其所弹击，又不过一二小事，或发其阴私隐昧之故，然章疏入，即日施行”[18]。蔡襄（1012-1067）就在嘉祐年间（1056-1063）指出当时政界言论喧嚣，出现利用舆论肆意攻击的现象，感慨道“古之清议公论岂如是夫”！[19]这种困惑可以说是对庆历改革以来政界风气的一个直观反应。南宋时期的陈亮（1143-1194）、叶适对此间联系把握得更为确切。陈亮就指出范仲淹（989-1052）等庆历名臣为了大力推行变法，充分掀动起政治议论的风潮，建立了公议舆论与法度变革之间的相互奥援[20]。叶适也指出这个时期的政治文化塑造了宋人喜议论言谈的好尚，正是变法士人对于政治议论和社会舆论的倚重开启了这个风气[21]。公论观念的兴起是与近世士大夫政治在国事政见上言论舆情的活跃相为表里的。

随着宋代变法运动的深入开展，变法派与持不同政见者之间也进一步围绕改革共识和舆论取向进行激烈的争夺。这一点透过国是与公论的对峙有明显的反映。关于国是问题，余英时先生在《朱熹的历史世界》中已经有非常敏锐而精彩的钩沉、解读[22]。他指出“国是”在宋代政治文化中成为一个空前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国是”在政治实践中的法度化，成为与主政者进退沉浮休戚相关的最高国家路线。这一面相的揭示十分重要。然而，事情的另一面即公论，也非常值得关注，需要充分彰显它与国是之间的历史张力及其观念蕴涵。从余先生的论述中我们得知，国是问题在神宗时代的政治中浮现，成为君臣凝聚变法共识的标识。在君权的强大支持下，王安石（1021-1086）变法成为他人不可挑战的既定路线。当时，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不同政见者并没有直接围绕“国是”进行辩驳，他们进行反击的理论武器之一乃是所谓“公论”。若对公论进行同国是一样的溯源，我们可以看到中晚唐柳宗元（773-819）已经对此有积极的运用。为了抨击当时朝政被宦官把持的弊端，他利用春秋时晋文公问守原的故事，指出君主政治应该重视与朝中公卿大臣的公议，而非受制于宫廷内部势力[23]。而在宋代反对王安石变法的声音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光、陈襄（1017-1080）、赵抃等人反对制置三司条例司这个变法权力中枢的奏疏，就是充分利用公论、公议观念来批评神宗君臣的独断变法[24]。其中尤以陈襄《论王安石箚子》具有代表性[25]。陈襄指出，每个人都有理义之性和是非之心，在不偏执好恶之前就会形成天下公论的来源。这种状态下的每个发言者都应该受到政治决策者的重视，将其纳入咨询参谋的政治过程。这在古代的周宣王纳谏中兴和子产不毁乡校中已有典范可循。对照起来，神宗对于王安石过于偏听，君臣合力推动变法，不容许批评质疑，这种做法严重忽视了天下公论。陈襄强调，天下之法的变革不能依靠极少数人的私议臆见，暗示天下之法应该由天下人论议。这个说法同样把法度变革与公论紧密地连接起来，表露出当时公论观念已有明确的政治体制自觉。他希望政事活动应该充分利用已有体制内外的各种渠道听取多数人意见，反对由少数人垄断把持。在这里，公论观念强调的接近于一种建立在公议舆论之上的正当性共识。

陈襄已经指出言论对于人君来说具有政治上非常明确的取舍兴亡效果。公论是国家政治决策和路线确定必须充分考虑的公共根源。这涉及到，应该如何进一步认识公论在政治国家中的地位。我们看到，北宋晚期的黄裳（1044-1130）提出，王道政治有五个重要部分，除了道德、法度、风俗、节气，就是公论。这种提法已经不同于强调道德、礼法和风俗的传统老调，明确指出了公论的重要性[26]。徽宗（1082-1135）即位诏书中特别强调“若夫曲学偏见，妄意改作妨功，扰政以害吾国是者，非惟朕所不与，乃公议之所不容，亦与众弃之而已”，公议被视作在更广大的范围内与国是相通一致[27]。到了两宋之际，经过一系列创伤剧痛的政治变动，士大夫中的主要政治家愈发推崇公论的关键政治价值。比如，李纲（1083-1140）就直接把它推举为国家政治的关键，明确指出“国之治乱存亡而君子小人之所以劝沮消长者，皆系乎清议。清议者，出于人心之同然而合天下之公论也”[28]。清议、公论都是根植于人心中相同的道德理性，是作为道义实体的国家任何时刻都不能缺少的根本规范力量。从这个角度出发，李纲提出一套历史解释，表明尧时公论在上因此实现极治、东汉公论下移于士人导致危而不亡，而五代时期公论完全丧失，天下陷入国之不国的恐怖失序之中。借助人体与元气的有机比喻，李纲把公论清议看作是天下国家的元气命脉。同时指出维护公论的根本责任就在于政府。同时期的赵鼎（1085-1147）在1129年南宋立国伊始，就向宋高宗指出国家衰亡除了外敌的原因还在于公论不能伸张。对于善恶是非的共识和舆论如果能够再度凝聚起来，比军队谋略等实力因素更为重要。他批评士大夫统治阶层内部由于学术分歧和人事纠纷，不能遵循政治上的大公至正之道，导致公论每每不能伸张，成为国家政治最深重的病症[29]。作为“高宗患难之君臣”的李纲和赵鼎在播迁易代之际的品评，一方面出于对北宋政治改革特别是熙宁变法及其末流化的反思，更加突出了公论的政治正当性意义，将其视为国家根本。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北宋末期诸如太学生运动等政治现象的激励。像李纲亲身经历了兵临城下之际陈东等带动的军民上书风潮，对所谓“士庶上书，其言皆出于平昔之公论”更有深切沉痛的时代体会[30]。

这种公论升格的思想推力，与对国是问题的批评，最终在南宋大儒朱熹那里绾合起来，透过对时政忧患的沉痛针砭将真公论与伪国是之间的矛盾展现得淋漓尽致。在1167年《与陈侍郎》一信中，晦庵直陈时政有三大主要病症[31]。其中最为深重的就是当局为了维护和议政策，强化君权独断，最终酿造成国是与士民公论的对峙。就像陈襄批评神宗君臣一样，朱熹也指出和议政策乃出于君主与少数权臣的独断推动，没有考虑大多数人士的异议公论。按照本义，真正的国是应该合乎天理人心，与天下所同是或曰万口一辞的公论相一致。可是，和议国是却依靠政权一时的强力与利诱竭力维持这种受操纵的公共性。其实际效力又只能到达体制中人，无法支配整个天下。最终导致现实的国是与公论龃龉难合，真实的言论情况不能反映到政治上，难免会重演北宋王安石、蔡京时期的政治灾难。在《戊午谠论序》中，朱熹指出受政府操纵的国是影响而形成的众论，已经失去了对于真正共识公论的把握，因此不能作为制定长期战略的根据[32]。宋金战和问题可以说规定了南宋立朝的长期国家战略，反对和议的士人群体如同北宋反变法派一样根据公论来对这个根本问题提出正当性理据。陆游（1125-1210）《剑南诗钞·七言律》云，“万事不如公论久，诸贤莫与众心违”，也是就此而发[33]。

上述国是与公论的对峙，其实深刻反映出君权独断与体现公共诉求的政治力量之间的冲突。这个冲突往往在志向不凡、权欲较强的君主那里更为明显。除了北宋神宗，南宋孝宗朝公论观念的再度强化也是一个明证。孝宗初期志在恢复，重视事功实务，引擢人才不拘常规，自信满满且流露出对于儒者空论的不以为然，出现了易惹争议的近习宠幸问题。这个时期许多著名的儒者士大夫都运用公论观念对其提出尖锐的批评。比如朱熹与孝宗讨论置将权的归属问题，孝宗认为自己的决定在程序上参考了士大夫的公论，朱熹则批评这其实是特殊利益势力假借公论的名义在论证自己的私利[34]。如薛季宣（1134-1173）指出政治大计应重视公论，政治上的国是（“一定之谋”）应该以公论为根本前提[35]。唐仲友（1136-1188）批评孝宗不能正视儒者谏议的价值，应该内守祖宗法度，外重天下公议[36]。陈傅良（1137-1203）更是抨击孝宗师心自用，独断专行，应该“因群心之所共违而察一意之所独向”[37]。吕祖谦（1137-1181）指出，政务应当“公议而公行之”，君主必须依靠政治社会的群体力量，适度地分权任责，“广揽豪杰、共集事功” ，“合群策、定成筭，次第行之” 。在充分吸收公共意见的基础上，制定合理的政策法度。而且一经制定，就要严格遵循。[38]

公论观念在南宋中期以后，在思想上已经树立起对于国是的优位。如南宋政治家杜范（1181-1244）指出国人的公论（“国人之论”）就是天下的公是非。政府应该重视台谏，鼓励直言精神，培养公议以确定朝纲和国是[39]。魏了翁（1178-1237）引述，公论是国家的根本，乃皇极和国是的前提[40]。真德秀（1178-1235）特别强调公议就是天理、天道，永远存于人心，不受国家强势权力一时的压制[41]。

除了公论在政治价值上逐渐得到推扬，南宋时期的思考还有另一方面值得特别注意。它围绕公论与法度、权威的关系，捕捉到了公论观念蕴含的复杂性。这方面的努力以陈亮和叶适最为突出。需要说明的是，他们的公论观念也有明确肯定的一面，认可对于公共事务的积极发言有助于清明政治的实现，这是体制内力量如台谏的应尽职责和广大民众的行动诉求。然而，在对宋代政治传统的深刻反省中，他们同时表现出对相关现象复杂面的审慎和怀疑。这种体现复杂性的态度早在北宋的蔡襄和司马光就有初步表露。蔡襄正是由于察觉到逐渐开放的公共议论中蕴涵了挑战和动摇等级秩序伦理的不稳定潜能，才发出对所谓清议公论的喟叹。司马光虽然承认公议公论的开明政治效用，同时强调君主权威面对充分言论更应该明白决断的重要性，不要轻易被舆论左右[42]。张方平（1007-1091）指出仁宗庆历前后政治议论逐渐兴盛，“士之翘俊者皆争论国政之长短”，“渐为奇论以撼朝廷，朝廷往往为之动摇”[43]。上文言及，陈亮敏锐地指出庆历改革在变法与发动公议舆论之间的联系。思想上对张方平颇为推重的他认为这种联系很大地动摇了政府建立起来的权威秩序，损害了国家的立国之势，评价并不积极[44]。宋代政治的特征之一就是“以议论为政”[45]。政治体制为人们论政提供了如策试、御试等广大的空间，希望人们对政治贡献着眼公益的建议。然而，陈亮从个体私性的认识论限制与利益束缚看到人们很难对于公共事务形成真正公正客观的主张。呈现在统治决策者面前的是很多自以为公的人士或者由于自己的认识局限或者出于特殊利益的驱动纷纷从自我立场出发肆言妄议。并且这类意见极大地影响着宋代立法和行政过程，执法要上，致使法度建设被各种私意劫持[46]。“夫法制一定，子孙世守之，小弊则为之损益，大弊则度德顺时，一易而定矣。纷纷而争言之，扰扰而迭易之，上下汩乱，不知所守，此岂为国久长之道邪！”[47]陈亮表现出对国家政治权威的深刻关切，捕捉到了公论的内在冲突面相。他的理想出路在于一个能够重视英雄主义政治人格的、公正无私而牢牢控制法度解释和确立权的强大政治权威[48]。

同时期的叶适同样关注到宋代政治中公共议论蜂起的趋势，并指出它在改革变法过程中虽然由范仲淹、欧阳修（1007-1073）等贤人君子推动形成，却决非一种可以由人自如控制的积极力量，最后成为了不同政见党派互相攻击陷害的双刃利器。“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的欧阳修自身也深受其害[49]。叶适同陈亮一样把握到了喜好议论与变革法度在宋代政治中的重要特征地位，将与变法和党争联系紧密的议论风气称之为“烈焰”、“洪流”[50]。他从言论政治角度刻画出其间困境：统治者高度重视言论的积极作用，人们也积极地参与公共议论。但是，统治者面对蜂拥而来的言论，不知如何取舍，往往最后都将之视为空言，“夫上有宽博无忌之心，下有慷慨尽言之意，皆前世之所不及也，而其效止于若此，此岂可不为之深忧其故欤！”[51]。叶适曾指出君主体制下独大的王权其实往往左右了人们的意见风向，阻碍人们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52]。然而他并未深思这一政体下商议舆论制度的建设问题，更侧重于强调改善言论修辞的策略而更有效地向君主表达想法，或者从政治伦理的角度优先鼓励力行实践的直道风气而非汲汲于言论，“庆历后，议论浮杂，直气空多，直道已散。至治平熙宁，纷争于言语之末，而直道荡灭无余”[53]。陈亮和叶适的思考可以说是在当时士人阶层内部对于宋代言论政治最具代表性的系统反思，较为充分地揭示出公论观念在历史语境中的复杂蕴涵，构成了后世王夫之等人类似评论的先河。

三、讲学与公论：兼论传统的限度与超越

宋之后直到晚清以前的时期，公论观念的发展在明清之际最值得关注，黄宗羲（1610-1695）、王夫之（1619-1692）等思想家从不同角度运用这一资源推进了传统政治思维的重大跃进。然而，就中程视角而言，鼎革之际的这个跃进乃是受惠于中晚明的历史发展。其中的公论观念又具有不同于有宋一代的特征。

余英时先生已经指出，从政治文化上说，明代格局已大不同宋，士大夫阶层在朝堂政治上“得君行道”的抱负倍遭压制，不得不转向“觉民行道”的下行路线[54]。社会民间意义上的儒者实践成为明代文化最具贡献力的领域。就公论观念的历史发展而言，我们要看到，一方面，宋儒开辟出来的公论话语自有其内在思想的衍生惯性，在明代士大夫的政治世界虽没有激起宋代那样波澜浩荡的变法运动，也仍然延续增生，展示出新的思想面相[55]；另一方面，以王阳明讲学运动为枢轴的心学大发展，将新儒学运动作为公论现象学术实质的本相显露无遗，与公论观念产生了值得关注的思想关联。上述两面又互动缠绕，转相刺激，可以说共同催生了近世晚期公论观念的极限反思。

这时期一般意见仍然从整体的政治社会来理解公论的体现，认为政府应重视公论在己。相应值得关注的倾向是，从不同于政府体制本位的角度来强调公论体现。如元代黄溍（1277-1357）指出，公道在政府，而公论在士君子[56]。王世贞（1526-1590）指出公法在上，公论在下[57]。孙承恩（1485-1565）认为，庙堂主公论，台谏职公论，若二者不能做到，缙绅、草莽都可体现公论。另外，公论不仅仅出于铨司官府，“学校亦公论也”[58]。高攀龙（1562-1626）引用王述古（1564-1617）的话，天下有公论，未必台省。台省有公论，未必诸公[59]。理想状态应该是政府体现公论，否则，公论只能由社会民间来伸张。最为人熟知的一段话，就是东林书院讲学期间，顾宪成（1550-1612）和首辅王锡爵（1534-1614）的对言，针锋相对地呈现出内阁朝论与外论的对峙，而后者最能体现公论精神[60]。

这种情况似乎透露明代公论观念的表达空间向非政府的体制外层面大大拓张了。而此趋势实则与中晚明兴起的明儒讲学运动、尤其是阳明学讲学息息相关。甚至可以说，在明代，讲学活动成为公论观念发展最有利的温床，是寄托公论的一种隐蔽形式。公论与讲学之间存在很大的交合重叠之处，虽然讲学多活跃于官方体制外的社会空间，却潜藏着非同寻常的政治意蕴。一般研究者对此并不深查，忽视了二者在理念和实践上的诸多相互涵摄层面。从理念上讲，作为正当共识的公论与近世新儒学的内在更新互为表里。与宋儒根据自己的学术意见论证、引导政治变革同理，以阳明学代表的明儒进一步在程朱理学基础上提倡新知，并据此表达自身的政治社会理解。而阳明学本身对于透过讲论言谈推广新知的必要性又十分重视，致使公论的公议舆论方面也有大幅的发展。受政治环境制约，这种新公论的形成和发展除了在政府体制内的隐现，更多地流向政府以外的士人群体和民间大众。

如有些研究者所指出的，讲学运动自身并不一定有明确、自觉的政治意识，不少参与者竭力使讲学活动消除政治敏感性。然而实际上，讲学作为隐蔽形式的公论，很难摆脱与政治世界的纠葛[61]。我们可以看到体制内的士大夫讲学，每每与科举、行政权力运作、政事纠纷发生密切关联。有研究者就曾从讲学与反讲学的角度来解释明代中后期内阁权力的斗争[62]。讲学与公论之间的潜在关系从压制讲学的张居正（1525-1582）那里可以窥见一二。他认为孔子讲学乃是时势约束不得不然，正确的政治文化取向应该是士大夫立足自身本分，将自己为学和为官的职事做好。近似上文讨论的陈亮，他认为树立讲学旗帜、鼓励众人发表议论，在政治上足以造成摇撼时政的反权威潜能[63]。而在热心讲学的官员看来，讲学却具有凝聚共识、开明行政的积极意义。如阳明学的重要思想家耿定向（1524-1596），就强调自己的讲学完全融入政事讨论，体现为对于公议舆论的尊重[64]。另一位泰州大儒罗汝芳（1515-1588）更是将郡县治理与讲学教化紧密结合起来[65]。在政府体制外，泰州学派的王艮（1483-1541）、颜山农（1504-1596）、何心隐（1517-1579）等人，将讲学视为具有政治远景的经世大业，实践中也在乡村社会透过公论教化实现了良好的治理效果。至晚明，由于政局的腐朽加剧，如东林一类的党社书院更加透过讲学来表达政治公论，伸张天下的公是非。如刘宗周（1578-1645）所言，“天地瞑晦，人心灭息，吾辈惟有讲学明伦，庶几留民彝于一线乎！”[66] 可以说，公论观念与政治世界的历史关联在宋最有力地表现于朝堂变法运动中，在明则透过讲学与书院、讲会、党争、社团的互动集中表现出来。岛田虔次曾指出，明代的自由讲学风气开辟了当时体制外的公共空间[67]。这种观察放在宋明之际公论观念的历史变迁中更能显示其意义。

明代讲学运动对于传统儒学的传播推广来说特别彰显出这么一个层面，即突出强调人与人之间讨论、辩难的传授方式。王阳明（1472-1529）就指出，讲学“须口口相传，广布同志，庶几不坠”、“讲学须得人人面授”。晚明张鼐（?-1510）“夫众人之动其良心也，以会以语也”[68]。真理学术的探索，十分注重讲论，强调付诸言语商谈，这种讲学意识也构成了公议舆论的形式前提，间接推动了公论观念的滋生。体现儒学共识发展、并在具体环境下呈现政治社会指向的公论，由此在不同阶层群体、地域、身份的人们中间得以寄身，由讲学而蕴含不同范围和层次的公议舆论。讲学当然包含着不同形式，比如由少数中心人物传授教化，或者冥契意义的静坐修行，同时也注重相互之间的商谈辩论。这种讲学意识最有自觉意义的表达和辩护可以在泰州学者何心隐的《原学原讲》中发现[69]。何心隐抗议张居正压制讲学，因此而牺牲性命。临终前写就的这篇数万言奇文引经据典，论证言论讲学乃是人的本性所在，是表达德性追求的根本要径，构成了儒学文明与政治的悠远传统。他主张“即事即讲”、“即事即学”，论证讲学言论活动的正当性，为这种活动的自由倡言辩护。该文从哲学认识论和传统生成的角度向世人确认讲论商讨是儒学文明的内在之义，其实蕴含了非凡的政治社会用意，进一步关联到讲学运动的主体意识之发展。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学校》篇设计出一个制约王权的公共机构，冀望透过公共讨论形成的意志制约最高权力。政治不再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而以天下人的是非为是非。这其实就是把近世兴起的公论进一步体制化了[70]。之所以有这么一个跃进，当然出于多种动力。就思想和实践来说，一个重要的缘由就在于黄宗羲所承受的阳明良知学对于主体性的弘扬与阳明讲学运动中平等主体意识的孳生。阳明学强调良知本心，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天赋的良知本心，理想地说“满街都是圣人”。这个观念发展到极致，就是李卓吾（1527-1602）提出的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诉诸各自本心，破除学术和政治上各种教条的权威。可以说，良知本心的观念潜在地树立起了人们普遍赋有的道德理性的权威，人们在这一权威面前平等。这一倾向在公论观念上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强调匹夫匹妇的舆论意见能够比有权势者更表现正当共识，更进一步夯实了公论的民意基础。

而在讲学活动中，这种思想在讲学参与者的朋友意识上最具代表性[71]。讲学活动塑造出这样一个公共空间，即参与者摒除一般的政治社会身份（如官位、职业、地域、信仰等），完全以良知真理的权威为标准，相互之间发展出自由、平等、开放的关系纽带，服膺于对道德理性的认同。比如耿橘（1601年进士）《虞山书院志·会簿引》卷四的院规讲明，“虞山会讲，来者不拒。人皆可以为尧舜，何论其类哉？凡我百姓，年齿高者与年少而知义理者，无分乡约、公正、粮里、市井、农夫，无分僧道游人，无分本境地方，但愿听讲，许先一日或本日早报名会簿，俟堂上宾主齐，该吏书领入，照规矩行礼。果胸中有见者，许自己上堂讲说”[72]。不少讲学者已经意识到这个空间介于家庭生活与君臣政治之间的特性，乃完全由在理性面前一律平等的主体自由、开放地构成[73]。这一点已然蕴含现代意义上公共领域的观念端倪，并暗示出友朋讲学活动作为隐性公论的重要性质。更有识见者则充分运用朋友与讲学之间的这层关系，发展出一套重铸政治社会关系的组织构想，可谓揭示出中国式公共领域论述的一个积极方向。如何心隐主张由以朋友为核心纽带的“会”来陶冶传统的君臣等伦理范畴，透过讲学建构一种平等、自由、开放的公共社群。君臣政治也应该由一种朋友讲学式的关系模式来引导。可以想见，公议舆论式的公论想象在其中扮演一个凝聚、连接的组织性角色[74]。这种观念想象的发展，自然得益于阳明学讲学运动中蓬勃发展的讲会等组织形式[75]。

又如，晚明顾宪成云，“群一乡之善士讲习则一乡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乡矣；群一国之善士讲习则一国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一国矣；群天下之善士讲习则天下之善皆收而为吾之善，而精神充满乎天下矣；……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各有专主，而朋友则无所不摄。……非朋友无以成其君臣父子夫妇兄弟，非讲习亦无以成其朋友”[76]，试图透过讲学活动形成平等的朋友纽带，使其统摄所有的人伦关系，为一个天下范围的善士社群的形成提供基础。在传统三纲五伦的格局中，透过讲学活动来充分激活朋友一伦的社会政治含义，进而探索改造传统关系格局、形成新群体意识的路径，这个方向可以说代表了传统公论观念更新跃进的成就。这其中又对应潜含着以公论为纽带的新社群构思，其普遍范围的视野不仅囊括天下，而且广及宇宙、涵括人的整个生活世界[77]。讲学对于言论活动的重视、组织和推广，与普遍化的公论想象实则款曲相通。薛方山（1535年进士）言“古者谏无官，以天下之公议，寄之天下之人，使天下之人言之，此其为盛也”，“其世治者，其论公于众；其世兴者，其论公于朝；其世衰者，其论公于野”[78]。理想政治，是公论在全体公众中的表达。而现实衰政的情况下，公论往往是由政府之外的社会民间代表，即公论在野而不在朝。从这个思想氛围，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黄宗羲学校构想的来源推力。

宋明以来政治中的朋党问题也与公论现象联系密切，朋党之见一般被认为是违背了天下的共识公论，而朋党之争往往在对共识的争夺中透过公议舆论得到充分显示、催化。实践中，讲学活动由于学理上同声共气的人士们形成某种组织，又天然具有议论时政社会的冲动，难免被敏感者朋党化、政治化[79]。唐甄（1630-1704）曾说，“聚众讲学，其始虽无党心，其渐必成党势”[80]。明季党社运动的兴起，公论观念在其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儒学传统中，士大夫或学生士子面对朝政不当，往往利用体制内的空间发表批判言论。如东汉末年“范滂挟公议为干，公卿皆折节下之。太学诸生附者三万余人，卒成党锢之祸”[81]。南宋后期，“天下公论，不归于上之人，多归于两学（太学、武学）之士。凡政令施行之舛，除拜黜陟之偏，禁庭私谒之过，涉于国家兴衰之计，公论一鸣，两学雷动。天子虚己以听之，宰相俯首而信之，天下倾心而是之。由是四方万里，或闻两学建议，父告其子，兄告其弟，师告其徒，必得其说，互相歆艳”，两学俨然成为营造天下公论空间的枢轴渊源[82]。东林党人更进一步籍由书院讲学，倡扬公论精神。他们要求政治审议的公开化，反对公共事务私议密奏。钱一本（1539-1610）云，“况所言公，当与天下公言之；所言私，忠臣不私”。叶茂才（1558-1629）云“天下事非一家私议”[83]。东林书院提倡的公论精神，在事与愿违的时世中转变为顾宪成与王锡爵所言的朝论与外论的对峙，这一点已广为人知。另外，东林学者缪昌期（1562-1626）的公论观念也多为研究者称引[84]。他的《公论国之元气》、《国体国法国是有无轻重解》继承了宋人如李纲的比喻，将公论视为国家元气，是国家政治兴衰的根本。在此之前，明人孙承恩也已经提出，“公论也者，天地之元气，国家之命脉”，从宇宙本体论角度论证公论的正当性和公共性[85]。与何心隐对讲学传统的重塑类似，他把公论传统的源头归之于孔子。根据孔子对于三代直道而行的斯民的称赞，他强调愚夫愚妇即斯民的根本地位，将其视为宇宙本体论意义上的元气根源。天下民众的公论代表了一种不受政治权势控制的独立权威，反映公论的国是就是把匹夫匹妇的是非意见汇集到一起，与君主体制能够控制的国体国法几乎成一种对峙的关系。昌期更把公论比作宇宙中的太阳，国不可无公论国是，恰如天不能无日。实际情况中，国是公论需要由能够体现此公共精神的道德政治精英来代表，与国体、国法应该相维相制。公论现象不可避免地导致国是议论者纷纭，其间更有很多议论者是在混淆是非，然而当政者不能一味以党论来否定公论，公论自身并非故意对峙的异论或强求一致的同论。缪氏思想延续了宋人的论述线索，更突出了民众在公论中的根本地位，彰显出国是公论在近世国家观中的地位。关于政体法度与国是公论的论述，可以说极为深刻地把握到了公论的政治体制关联，问题意识显得更加明确，只是缺乏了陈亮那种功利视野下对公论内在悖谬性的犀利把握。葛荃先生认为，“在繆昌期的设计中，由卿士大夫掌握和操纵舆论，代表天下百姓，与君权相维相制，这是他在当时的历史和政治条件下所能找到的最佳参政方式”[86]。这种积极构想也同样延续了宋儒类似的古典共治思路。

宋明近世的公论观念形成了一个继承演化的传统，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立足于这个思想视野中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推动了该传统的跃进和深化。

王夫之身遭鼎革巨变，明亡的痛思转而潜发为近世政治文化的深刻反省。在对包括宋代以来传统政治的评价中，他围绕其中言论与政治现象的关系提出了独到而深刻的见解，展示出来的观察和批评视角别具一格，构成近世公论政治观念中少有的异类立场。

王夫之指出宋代自仁宗开天章阁言事，公议风气逐渐高涨，“言满天下，蔚然可观，相传为不讳之朝”[87]。后世也基本上把宋代这个风气作为政治清明开放的典范，汲汲取法。那么，这种公论风尚与政治兴衰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联？是否真的有利于政治治理？王夫之从多方面进行了分析，侧重指出这种联系的消极面，冷峻地展示出公论政治的复杂性。

首先，从公论的一般原理来看，王夫之认为普遍人心能够形成正当共识的公论，而君主体制及受其支配的官僚阶层行事往往与公论违背[88]。王夫之认同人们积极发言论政的政治价值，“虽然，人臣以此事君，而国又奚赖哉？君有巨慝，大臣任之；大臣不能言，而后谏臣任之；谏臣不能言，而后群工下至士民，皆可奋起而言之。”[89]从大臣到一般士民，都可以参与到公论中去。“清议者，似无益于人国者也，而国无是不足以立”[90]。

然而，公论在历史情境中的具体表现要远远比基本原理复杂得多。从公论自身来看，若以理、天理为其基本内容即公是公非，那么要注意到在原则的抽象普遍性与人们具体的显现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距离。由于性情气质状况的差异，人们势必对抽象性的一般原则理解上呈现多样。这种多样不同可能很难透过辩论得到弥合、取得共识。如果认识不到这种实际情况，“执彼以概此，辨愈烦而心愈离”，作为共识的公论就遥不可及了[91]。另外，参与公论的人是否真的能尽力达到思考和发言的公正和真诚，如其所倡公论之所是，也是一个不确定的因素。“如攻安石者，无人不欲言，无言不可出，岂其论之各协于至正，心之各发于至诚乎？乃至怀私不逞之唐坰，反覆无恒之陈舜俞，亦大声疾呼，咨嗟涕洟，而惟舌是出。”[92]

另外，从言论与治道、言论的政治评判价值方面，王夫之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在天理观带来的理论化影响下，人们的政治语言和言论往往铺展出汪洋恣肆、滔滔不绝的雄辩风格，形成一种穷理自矜式的修辞形态。而关于实际政治事务的有益论述则淹没在这种言论中得不到正当凸现。更重要的是，对于政治人物的品评几乎也受到这种言论观的支配。王夫之指出，政治人物的才能在初次择选时可以根据其言论来评价，更主要的评判需要依靠其往后的政治实践表现。这些观点其实从侧面揭示出王夫之政治观的取向偏重，即强调事务实践或实务治理本位，对于借助言论彰显政理、借助言论衡定政治的世象有所保留。

上述对公论观念的认知偏向具体表现在他对宋代言论政治的多方面点评中：他批评宋仁宗虽然有听取公论的雅量，但是面对公共议论中的诸种言论，仁宗“听言轻”而“行法决”，不能明智决断，却又急于付诸政策[93]。这就为各种异端学说的兴起大开方便之门，进一步误导政治实践。长远看来，王夫之甚至认为“仁宗作法之凉，延及五百年而不息”，对明代仍有深远的负面影响[94]。而这种最高权力对公论的认可和看重，带来了群臣士民内部复杂的政治反应。执政大臣借重公论推动行政，政见不同者各以公论相争，从民间号召奥援，“尚口纷呶之朝廷，摇四海于三寸之管”[95]。再加上言官的推波助澜，“人所不能言者言之矣，人所不敢言者言之矣，人所不忍言者言之矣。于国计无与也，于官箴无与也，于民瘼无与也，于吏治无与也”，所谓公议往往由公共事务泛化涵盖个人细行私德与恩怨情结，沦于琐细化、意气化[96]。言论向所谓公论传播转化的过程中，很多参与者又未必有自身真确的主张，“若夫群然竞起，合大小臣民言之恐后，则首其议者，盖亦诚出于不容已。而相踵相附，未问从违，喧争不已，则其闲以沽名故喋喋相仍者，十有八九矣”[97]。这种从舆论公众蜕变为舆论群众的情形无形加剧了统治群体乃至民众内部的紧张、分化和裂变，最终在政界表现为议论繁而朋党兴。

言论参与者在实现其公论承诺时，每每陷入是非争持不已的竞争场域，并且易于将政争理解为善恶对决的道德剧。王夫之的历史分析暗示，深陷于其中的宋代士大夫似乎沉湎于公论政治及其清议声名，对政治的道德正当性表现出过于偏执的狂热激情，不惜为此丢掉官职、甚至牺牲性命。而对于实际政治斗争中的策略权宜、清议评断之后的实务考量关注不足。这种政治心智往往酿成一种政治的骚动精神，在道德悲情的驱动下以一种近乎摩尼教的方式造成与敌对势力的鲁莽对决，在受到镇压后迅速失去政治空间，最后反而成全了真正的公论不齿者。“于是人皆乞罢，而空宋庭以授之小人。迨乎蔡京、王黼辈兴，而言者寂然矣。通国无君子，何怪乎通国之皆小人哉？”，“于是而激庸主奸臣以不相下，言者且竞以削斥为荣，空国以去，置宗社于奸邪之掌，徒自奖曰：吾忠而获罪之正人也。则沽名之咎又奚逭邪？且夫君之过，不至于戕天彝，绝人望，犹可浣濯于他日，则相激不下，失犹小也。若夫天伦之叙斁，人禽之界，存于一线，一陷于恶，而终无可逸；是岂可雷同相竞，使处于无可解免之地者哉？”[98]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所谓公论无异于助长了政治中的分裂、涣散、与正人失势，“政之不纲也，君之不德也，奸之不戢而祸至之无日也，无能拯救。而徒大声以号之，怨诅下逮于编氓，秽迹彰闻于强敌，群情摇动，而堕其亲上死长之情。则国势之衰，风俗之薄，实自此贻之矣。”[99]因此，在王夫之看来，公论政治实际上并不像后世崇拜者想象得那样美妙。“置神器于八达之衢，过者得评其长短而移易之，日刓月敝，以抵于败亡。天下后世犹奖其君德之弘，人才之盛；则知道者之希，知治者之无人，抑今古之有同悲矣！”[100]对于公论政治典范的迷思，恰恰反射出人们不能把握道与政治的真谛。

相对于这种迷思，王夫之更着重强调道、德之实践相对于言论在政治中的根本地位，“奚以知大臣之能尽其道哉？不倚谏臣以兴雷同之议，则体国之诚至矣。奚以知谏臣之能尽其职哉？不引群臣士庶以兴沸腾之口，则直道之行伸矣”[101]。这一点实与南宋叶适同调。在君主而言，“圣王乐闻天下之言，而恶天下之以言为尚；上下交责于己，而不攻人以求胜；治之所以定，功之所以成，俗之所以淳，乱之所以讫也”[102]。要在对于事物实情的把握中确立“贞胜”，这才是真正的定论或公论。如坚守夷夏、君子小人、男女之辩等正确立场，否则容易留下借口被小人攻击。除了具备反击当朝国是的公论勇气，人们还应充分考虑实际政治事务，努力思考实际对策，不能只满足于表达立场的激情，被清议胜负牵着走，“徒相胜者，一泄而无余，天下亦何恃此清议哉？ ”[103]。

从政治体制与公论的层面，王夫之指出在天下范围内对于人才高下很难形成真正客观公允的公论，因此儒家想要在郡县天下复行封建的乡举里选制是不现实的[104]；另一方面，王夫之指出毁誉虽多有不当，其中毕竟以公论为理想标准，在选择人才上又要比法家的功业取向更为可取[105]。君主治国选材，应该依靠公法体制下廷臣的公论，而不能直接诉诸于所谓“里巷之民”、“涂人之片唾”，被任意、复杂的民意劫持[106]。体制内的公论，又不能像宋代以来在群臣中间发动舆论、或者“异论相搅”，唐代善用中舍杂判和给事驳正的政治审议制度更能避免近世“议论多，朋党兴，而国是以乱”的困境[107]。

从思想传统上看，王夫之的这种公论政治观较为接近南宋的叶适、陈亮，充分关注到公论内在的冲突和自身界限，更凸现了它在政治实践中的复杂意蕴。其政府本位的立场与明代张居正有相通处，而又不似江陵那样保守。围绕言论与政治从传统政治视野进行全面论述以及对公论迷思犀利反省的深度，概非前人所能及。

明清之际另外一位重要思想家顾炎武（1613-1682）在《日知录·清议》中指出历史上统治者在正式朝廷体制之外，于民间利用闾师乡校、乡举里选开辟清议空间，形成一种严格的道德评价机制，对于政府统治发挥强大的辅助作用。对于公论，一方面态度上肯定，《日知录·直言》认可天下无道，庶人可以议论。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顾炎武对于中晚明士人特别是生员诸生积极参与公共事务的现象，侧重批评其对于权威秩序的扰攘、私性利益的纠缠。若是从民间政治或士人公共空间的发展看，顾所批判的现象（“百年以来，以此为大患”）其实也包含着公论这个层次（在顾看来是“哄”、“呼”、“噪”、“嚣”）[108]。而他对于现实中的这个层次其实抱着一种偏于消极的评价态度，与理论上的认可存有相当大的距离。只是这种出于维护政府权威的消极性不如王夫之的历史批判那样鲜明、自觉，对复杂性的把握也显得不足。

与王夫之、顾炎武同期的黄宗羲，则承继近世新儒学的主流，将公论观念的政治思考推至传统的巅峰，为后世的思维转接提供了极珍贵的思想契机。在《明夷待访录》的《学校》篇，明显可以看到黄宗羲把公论观念落实到学校这种政治机制中，作为天下人之公是公非的养成与表达之所，由此初步发展出对最高统治者发挥实质制约的构设。在学校主持者的选择上、讲学议政上都完全依靠公议机制。除此之外，基层社会组织机制中的乡饮酒之宪老乞言、乡贤名宦祠与风俗督导也根据公论产生、维持。公论观念成为这套政治社会构想的核心资源，自黄宗羲的论述脉络中就可看出乃是基于传统尤其是近世相关历史的观照。黄宗羲充分指陈宋明以来伴随讲学、国是、党争而兴起的公论之曲折发展，与王夫之不同，没有将公论视为政治衰亡的助推器，而是保国安君的利器[109]。可以说他继承和发扬了近世对于公论观念积极评价的主流立场。

研究者分析黄宗羲学校构想的思想渊源，一般而言，或者指出明代讲学党社风潮对他的刺激和推动，或者远溯至儒家对于政治议论的积极肯定（如孔子称赞子产不毁乡校）。其实，比较准确的说，是近世以来的公论观念史，特别是宋代公论的强烈政治批判意识与明代蓬勃的讲学党社风潮分别从精神意识和体制形式上为黄宗羲提供了传统的灵感暗示，共同构成学校想象的切近来源[110]。在新时势的冲击下，使他能够向传统极限发出挑战，于新思考中孕育了极为活跃的转换潜力[111]。

相形可见，黄宗羲与王夫之二人的公论观念展现出极为有趣的对照，从史论和政理的不同角度凸现出这个观念的复杂蕴含，构成了近世儒学在此议题上的一对极点。这时候，公论作为近世历史现象的华彩乐章已告落幕，黄、王二人的思考方能如密涅瓦的翔鹰一般提出深透的洞识。

以上对公论观念在近世中国的兴起和演化进行了考察，这是本文的主要目的。清代以后，公论观念虽然仍然延续，但在思想演变和实践活动中再也不能重现宋明的活力。这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清朝统治者对于士人群体活动的政策压制，间接反映在学人经世志业和讲学热情的萎靡上。而这种情况到了鸦片战争之后的晚清时期在中外时势的刺激下终于有了转变，其性质和范围都逐渐溢出了传统的规模边界。限于主旨和篇幅，这里对这个转型不拟详论，仅略引端绪。扼要来说，公论观念的现代转变也可从三个方面来探视：即传统共识公论的瓦解与构建新共识引发的激烈竞争、现代公共舆论的兴起以及公议理念的现代制度转接。第一方面，可从晚清清流的回光返照中看到作为道德理性共识的局促教条，已经无法凭借旧有的儒学意识形态容纳西方现代文明的挑战。士大夫群体内部清流与洋务等实干派的对抗说明公论作为一个一元的公共规范准衡已经失效[112]。进入一八九五年之后的思想史转型时代，围绕新共识构建展开了激烈的思想争夺，作为近世公论核心的天理逐渐让位于公理，而后经辛亥、五四，又替之以种种以主义冠名的意识形态[113]。这其间，根据许纪霖先生的研究，公意和民意又成为代替公理大行其道的意识形态基础。新旧共识的更替可以概括为从近世天理世界观的笼罩向现代意识形态竞争变迁的历程[114]。

随着政治社会中维新变法的冲击，现代意义上的公共舆论在转型时代逐渐成为历史中的重要角色。它依托于各种传播媒介（如报刊）和组织媒介（如学会学堂），努力依照从西方泊来的现代社会理念进行自身的构建，对于中国从晚清到民国的巨变、民国期间的历次重大变迁都发挥了影响深远的历史作用。当代研究者把这种现象看作是中国式现代公共领域中凸现批判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15]。

在这个现代转型过程中，人们受到了近世公论观念和现代西方公共舆论理解的双重影响。一方面，他们自觉地努力引进西方的自由、权利、民主、宪政、共和等现代观念资源来构建现代公共舆论。比如揭示现代公共舆论的人民主权原则，指出其间包含的自由人权基础，由此保障每个个体的自由思考和表达，以期透过对于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公众的教育引导来实现公共利益。近代新式报纸的舆论明显自别于传统邸报等官方媒介，而与近世公论的在下在野层面若合符节，并大力吸纳普通民众的实际参与，依托客观传媒机制表达其政治批判精神；另一方面，他们对西方现代观念的吸收不免浸染了近世理解的色彩。如，王韬（1828-1897）认为西方日报“云蒸霞蔚，持论蜂起，无一不为庶人之清议，其立论一秉公平，其居心务期诚正”。谭嗣同（1865-1898）解释“且夫报纸，又是非与众共之之道也”。苏报案起，时人指出“压力重则公论难伸，报馆之公论难伸则国民之前途必碍”，其间公论观念的痕迹很明显。公论观念成为当时国人理解西方现代政制和公共舆论的想象媒介[116]。人们还倾向于用西方理念来对比传统现实，比如1904年《中外日报》认为“专制之国，清议又最无权者也。皇帝所是，天下谁敢非之，皇帝所非，天下谁敢是之”。这种出于时政批判动机的史评虽然道出传统政治实践中的基本事实，对于深刻认识公论的政治思想文化蕴含却嫌单薄。现代人对近世观念把握不足，也未能及时深刻地反思，因此在不自觉的层次上又受到传统思维的支配。比如，关于报刊的性质，认为报刊是表达公论的现代渠道，读者对于其言论的态度关系到做人的良知，事关根本性的是非规范。而报刊能够很有把握地全面认识并且表达出民众的公共意志，体现出一种认识论上的乐观主义。再如彰显报纸期刊的公正客观，以不党不私为宗旨，同时强调自身的双重使命，即作为主持公论者，承担起对于国家的监督职能和对于国民公众的教育功能。对于报刊的价值，就像公论观念一样，视之为国家政治的根本，文明制度运行与推进的根源，甚至抬升到无与伦比的关键地位。这些理念在西方现代思想的刺激下得以充分释放，值得进一步研究。

公议理念的现代制度转接主要是指晚清革新变法以来国人不断地依托传统儒学经典资源，用公议公论的范畴来解释和接引近代西方议会等政治制度及其精神。最早“睁眼看世界”的一批人，如魏源（1794-1857）称道美国“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狥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117]徐继畬（1795-1873）在《瀛寰志略》中盛赞华盛顿设立的美国政制，体现了“公器付之公论”的精神。从王韬到康（1858-1927）、梁（1873-1929）的维新变法人士都有类似的解释。再如1906年《东方杂志》的一篇社说根据孟子“进贤舍不才之道，中惟视左右诸大夫之言为可否，并必视国人之言为可否”，认为与西方上下议院相互制衡的原理暗合[118]。变革意见普遍认为把专制独裁政治转变为众思公议之政，就能够实现理想的政治世界。这一方面，学界已相当熟悉，兹不赘述。

四、公论观念的政治想象与现代命题

上文基本揭示出了公论观念的思想史脉络，这个观念还有一些思想面相值得注意，本节将与其政治理论蕴涵一并论述。

可以说，公论观念是随着近世新儒学的展开而兴起、演进的重要思想现象，集中体现出中国传统政治思维对于人类道德—言论理性的高调认知与想象，孕育衍生出丰富的公共意识和正当性意向。透过这个观念视角，可以使我们更清晰地了解近世传统的心智理念与政治图像，并且对其现代转换的蕴涵有宏观而深入的俯瞰。

在新儒学世界观的解释中，每个个体及其群集都先天地赋有对于道德是非规范的正当共识，并能透过言论明确表达出来。

此共识可以视作超越性宇宙精神的内化。这个是非规范在伦理价值上乃是绝对的、一元的，对于人的生活世界有全面的控摄力，在社会政治构成上高度同质化，在群体行动上具有政治表达、社会参与和文化评价的积极维度[119]。人们把它看作是国家政治兴亡的关键因素，较之暴力、强制或智巧有绝对的正当性，且进一步提升为人类整体文明的核心准则，具有普遍而永恒的价值。在公论观念的核心存在一种新儒学的道德人模型，这种人格主体以对于根本道德规范的全体认同与一致言论为纽带，形成了一种天下范围内普遍意志的共同体。在近世传统中，宋明理学如从陈襄、朱熹到阳明学者、缪昌期、黄宗羲等最突出地表达出新儒学的这种高调公论观，而陈亮、叶适、王夫之等人对此观念与实践复杂性的警醒一定意义上形成了某种低调的审视与反诘。公论作为政治正当性依据的观念其实是他们的共享预设，只是前者在强调中不免过度推扬，高调认定公论的理想规范价值，后者从实践政治的视角围绕政治体制和权威与公论的关系更敏锐地察觉到该问题的复杂性。

公论之公，或清议之清，表现了对于道德是非意识的强调。而这种强调，一定条件下可以超越公论之公所蕴涵的多数主体层面，即未必要透过公众公共意义上的公议舆情来体现。这一点前文有所提及。再如，丁元荐（1586年进士）《西山日记》卷下《清议》篇指出，在危难乱世，一个石工、或者胥吏、女子假若能持正论，也能够代表清议[120]。吕坤（1536-1618）有言，“公论，非众口一词之谓也。满朝皆非而一人是，则公论在一人”[121]。此处的公，强调的就是道德正当性。从公论结合公共意识和正当性的双重视野来看，这种颇具吊诡色彩的解释却也透露出道德价值与舆情涨落之间的复杂关联，并非多数人之真理可以道尽。另一方面，公论又有等同于众论的趋向，表露出道德价值上的民本情结与集体崇拜。如苏轼言，“夫众未有不公，而人君者，天下公议之主也”[122]。陆九渊（1139-1192）的话更具代表性，“夫民，合而听之则神，离而听之则愚，故天下万世自有公论”[123]。缪昌期所言愚夫愚妇和斯民的公论是天地元气，也是这个意思。当然，在特立个体与普遍民众之间，一般意见更选择将公论主体安置在能够公正代言的士大夫精英身上。

这种公论主体的游离不定背后隐含着的其实是公论共识的道德神圣精神，或曰一种有待主体内化的宇宙超越意识。这是儒家传统“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在近世新儒学视域中的新变，其中蕴涵的道德宗教意识耐人咀嚼。如事功派学者陈亮所言，“伏见朝廷由閤门之官而迁一执政，公论沸腾：上者：献其忠于天子，自忘其力之不逮；其次，类欲以病引去，若前临污渠，反身疾走，惟恐其污；又其次，则口不敢言而腹非之；以至将校卒伍，闾巷小民，无问识与不识，意汹汹不自安，肆言无忌，不虞诛殛之随后。夫岂閤门之官一一结怨而至此哉！信公论之所在，天实临之，不期合而自合，虽欲已其言而不可得也”[124]。真德秀向君主谏诤，要求其高度重视公论，做到“尽公极诚，如对上帝”[125]。最值得玩味的是晚宋谢枋得（1226-1289）在《辛稼轩先生墓记》中的描述。他慨叹辛弃疾（1140-1207）壮志未酬的生平没有得到公正评价，指出“枋得敬公本心亲国之事，亦所以为天下明公论、扶人极也。言至此，门外声寂然，枋得之心必有契于公之心也。以只鸡斗酒酬于祠下，文曰：呜呼！天地间不可一日无公论。公论不明，则人极不立。人极不立，天地之心无所寄！”[126]谢枋得把自己的撰述作为伸张公论的努力，并且显示出在天地之心、稼轩之心与作者之心间穿越时空而贯通起来的精神激励，这种精神中跃动的也即真德秀等新儒“对越上帝”的道德宗教意识。从这个视角来看，公论观念的公共意识并非纯然世俗意义的，并不必然转换为世俗社会的大众群体，其担纲者乃是最能内化显现这种超越性宇宙精神的主体。

进一步，这种公论观念的社会政治表达也是整全性、高度同质化的。表现公论精神的社会政治领域涵盖了现代意义上的所谓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间。吕祖谦有一段记述十分精彩，“君子为是，非一人之私言也，天下之公论也。天下之公论不能尽隐。不行于上，必传于乡党闾里，而世之好事者常必相与珍贵而扶持之。及世之有为，则必质前日不用之说以为治，取乡党闾里之所珍贵而扶持者，达之于朝廷，施之于四海，其效可覩也”[127]。公论是在政府和民间流转不居的。后者都须认同一个共同的公论，彼此只不过是体现公论精神的不同场域，在精神上并无本质的区别。具体的群体领域由于能够寄托公论而获得道义正当性，当然，若是孙承恩所言的缙绅、草莽获得，这种情形对于政府来说意味着政治上的危机。一般观点都认为政府国家在体现公论上最有职责和使命感，这样才能维持群体秩序的稳定治理。只有现实政府失职，社会民间才会成为公论中心，而这一般被认为是变异形态。这里关于公论观念与社会政治秩序的关系，其间曲折处最值得究心。具有超越意识的公论精神本质上是伦理一元主义、或曰秩序上乃一本论的。而公论理想的担纲者即国家在现实中往往不能胜任（或者由于现实政治本就是非道德的），因此社会和民间乃成为真正的担纲者。这在观念上也就逐渐促成了张灏先生所指出的“二元权威的契机”，即在把握权势实力的政府秩序之外，依据超越性的道德-言论理性另外还有一个心灵-舆论秩序的权威与之隐然形成对峙之势[128]。这在前文论述中在在可见。如谢枋得代表的人极意识与皇极国是的紧张，缪昌期的国是与国体、国法的分立。然而，这种契机往往是灵光一现，并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其内在缘由在于造成此契机的超越精神最终是被体现宇宙架构秩序的人间体制架空。就像缪昌期所言，理论上立基于天下公论的斯民既很难分辨真正的国是，又没有实际权力，只能与君主在国体国法的架构下相维相制。而黄宗羲能够依托学校模式提出新制构想，可谓将二元权威的可能性大大推进一步，蕴涵了极限突破的前景。

公论观念的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对于言论理性的处理。在中国传统的实践观中，个体修为的言论层次地位并不很高，始终处于道、德修行（具有相当强的言语不及之默识性质）的笼罩下[129]。然而，公论观念的发展内在推动了传统对于言论、特别是群体性言论（群喙、公言）的重视。能够体现正当共识的言论行为被赋予了高度积极的政治社会价值。特别是在天下无道的经常性现实中，来自庶人的议论被给以政治的正当性，尽管距现代意义的参政议政还尚遥远。另外，对于议论的功能、类型、与其它政治行动的关系，也在公论现象的展开中得到了深化的处理[130]。

除了言谈辩论这种表达形式，公论还有比如文字性的修史传述、邸报、评价性的谥号等广义的言论表达渠道。比如司马光曾就夏竦（985-1051）的谥号问题，向君主抗议，认为后者出于私情而违背公论，给与夏竦过高失实的谥号。这将导致道德评价颠倒紊乱的深远后果[131]。而史书史官，作为中国文化中最为重要的记述评价机制，尤其被视作公论精神的保障。如吕祖谦所称，“公是公非，举天下莫之能移焉。是故人主极天下之尊，而公议复尊于人主。公议极天下之公，而史官复持于公议”[132]。李纲的《论史》特别从历史编纂的时代因素角度解释为何后人写史能够提出比较客观公允的公论，并将之作为制约最高权力的一种文化评价机制[133]。

我们常常见到时人将公论与现代的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等同起来。情况最初是以传统的公论来格义西方传来的舆论、公共舆论等词语，然后又反过来在后者的理念视野中理解公论观念。这种理解过程无疑忽略了公论与public opinion在各自文化世界中具有的思想传统脉络，无益于我们把握到双方自我理解的特质，从而进行深入的比较。

从本文的考察看来，公论观念的传统涵义除了接近于现代舆论的一面（公议和舆论），更为重要的是其所指示的对于根本道德规范的正当共识。而且这些涵义面之间又有着复杂而不确定的思想与历史关联。在晚清以来的转型历程中，传统公论观念发生了巨大的质变，并以特别尖锐的方式逼显出这一观念的现代命题：即围绕现代文明秩序（国家政体、公民社会与世界格局）的构建，如何处理新的共识价值与公议舆论代表的群体组织机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具体地，新的共识价值由什么构成？如何处理公议舆论内部各种异质机制如国家与公共领域、公民社会之间的纠结？如何透过这些规范机制有效地树立公意民情的权威，避免公论理念在政治实践中的消极现象？

我们看到，在文明秩序的根本规范和价值导向方面，已经从近世那种源于超越精神的、全面的、绝对的共识范式逐渐转型为超越意识萎缩变异的、有限的、相对而多元的共识竞争状态，后者且具有浓厚的自反性质。借用阿伦特对于公共领域的描述，前者可谓真理式的独断共识，后者近于意见式的竞争共识[134]。现代的共识领域恰如明人缪昌期所描述的，“况乎为国是者一，而议国是者多，借议以淆国是者又多。彼一是非，此一是非，是非之中更有是非，彼此之外，复生彼此。呶呶籍籍，日与媾斗”[135]。杜亚泉（1873-1933）更敏锐地指出，进入现代政治世界，中国最令人忧虑的是表现为国是之不存的人心迷乱。国是，“即全国人民，皆以为是者之谓”，“乃经无数先民之经营缔造而成，此实先民精神上之产物，为吾国文化之结晶体”。这个理想义的国是，我们已指出，其实就是近世兴起的公论。“然至于今日，理不一理，即心不一心”[136]。现代公论在这个层次面临的挑战，在于这种多元激烈竞争状态的曲折展开，特别是由于此过程中传统范式的反复回潮、以及与现代转型的交叉渗透而造成的交缠混乱。

另一方面，在近世公论的公议舆论方面，现代政治世界更是面临着极为不同的命题。现代社会阶层精英、更广阔范围的民众群体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建制方面提出更为积极而深入的构建要求，以期达成体现公共性和实现富强目标的现代国家构建。在现代政体和公共领域形成的过程中，由传统士大夫蜕变而来的各阶层精英固然扮演了中心性的角色，而传统社会中被抑制的民众参与也形成了这个过程中最具冲击力的因素。传媒、政党、国家权力和各种民间力量的复杂角逐使得这个领域的转型同样颠踬艰难。

而公论观念的现代命题又特别围绕上述两方面的根本关联展开，在其间展示出自由主义、激进主义与保守主义的范式争夺。

高一涵（1885-1968）在1915年《新青年》上指出“共和国本，建筑在人民舆论之上”，“此时代之人民，其第一天职，则在自由意志（free will）造成国民总意（general will），为引导国政之先驰”，“公同所在，则发之为舆论，主之为公理，正义、人道，即此公同所归”[137]。其中强调人民公共舆论是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主要表现出在现代思想转型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共和式自由主义取向[138]。而这种取向后来受到更为激进的革命浪潮的挑战和颠覆，体现卢梭式普遍意志的公意和民意试图超越现代自由民主的路径，经由激进民主革命来构建更为理想的国家与世界秩序。以政党国家体制为框架，以革命公意这种新共识压制公民社会及其公共领域的发展，这也构成二十世纪最值得反省的经验教训[139]。

在当前阶段面对公论观念的现代命题，我们应努力进行思想史的清理和反省，同时保持现代心灵的开放与审慎。一方面，充分认识到现代共识的复杂性，同时积极挖掘传统共识资源（如史学批判传统代表的公共独立精神、谥论蕴含的文化评价机制等），另一方面，自觉认识公民社会和公共领域对于现代国家的重要性，推进现代公民公共理性的成长，以期实现公议舆论与共识规范的良性互动。在这方面，当前积极挖掘传统公论资源的一些理论思考应当具备更多的历史自觉，直面反省其间观念和实践的内在限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刻把握与现代理论的差异和相对优劣[140]。公论观念的现代命题，不仅仅是现代中国的一大挑战，在当前西方同样面临诸多疑难纷争[141]。这些挑战和困难是否表征着现代政治世界的一些难以彻底解决的根本问题，无疑需要我们以更大的智慧和勇气来长期探索。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教授。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近世思想中的政治体制论”（项目号：07CZZ022）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初步的了解可参见[日]三谷博，《日本“公议”机制的形成》，载于《二十一世纪》（香港），2003年2月号；《近代日本公共领域的形成与发展》，载于许纪霖主编，《公共空间中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论丛》第6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源了圆，《横井小楠的“公共”思想及其对公共哲学的贡献》，载于[日]佐佐木毅、[韩]金泰昌主编，刘雨珍、韩立红、种健译，《日本的公与私》，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公共哲学丛书第3卷，第269—295页。朴贤模，《守成的政治学：朝鲜王朝公论政治的理念和结构》，《当代韩国》，2004年夏季号，第54—57页。

[2] 参见刘泽华，《春秋战国的“立公灭私”观念与社会整合（上）》，《南开学报》，2003年第4期，第66页。

[3] 朱熹编，《宋名臣言行录》，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下同），第449册，后集卷十一，“苏颂”条，第260-261页；朱熹，《晦庵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3册，第514-517页。

[4] 叶适著、刘公纯、王孝鱼、李哲夫点校，《叶适集》，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二册，《水心文集》，卷24，《国子祭酒赠宝谟阁待制李公墓志铭》，第471页。

[5] 赵抃，《清献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4册，卷七，《奏剳乞早赐夺王拱辰宣徽使》，第1094册，第851页上。

[6] 程颐、程颢著，《二程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7页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七册，卷一百一十七，第2808页。

[7] “公共熟议”，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二十三、《三朝北盟会编》卷一百八十八卷末；“公共商量”见《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百三十四、《历代名臣奏议》卷一百六十二、二百二十一、赵鼎《忠正德文集》卷十《家训笔录》。还可参看蓝弘岳，《东亚中的“公共”概念—历史源流与展开》，收入黄俊杰、江宜桦编，《公私领域新探：东亚与西方观点之比较》，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版，第81-82页。另外，上文虽言及朱熹认为天理是非超越讨论审议（批评门人的“是非自有公论”说）。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些地方，他对于义理的探求需采取讨论、正君心的政治主张应落成共识，都有积极肯定。如“愚意讲论义理，只是大家商量，寻个是处”（《晦庵集》卷54《答诸葛诚之》，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44册，第620页），“正君心，正要大家商量，以此为根本”（以避免王安石式的独断），语出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三十，第3096页。

[8] 司马光，《传家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94册，卷六十八，《刘道原十国纪年序》，第629页上。

[9] 有一种观点把汉末的清议、魏晋的清谈都视为“公论”，表现为品题人物或概念辩论，与贵族政争紧密关联。但在这段时期，公论概念的运用还远远没有达到近世的规模，贵族精英式的清谈言论与公共意识高涨下的公论还有很大的区别。参见侯外庐等著，《中国思想通史》，卷三，第三章第二节《清谈资格与品题思想》。

[10] 转引自陈弱水，《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及其现代变形》，载于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民观》，知识分子论丛第5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3页。

[11] 刘义庆撰、刘孝标注，《世说新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79页。

[12] 前揭陈弱水先生文指出“公议”与“公论”在魏晋南北朝到隋唐这一段成为政治生活中的常用概念，到唐代以后越来越频繁，尤其以明代中叶朋党政治兴起及明末的东林党人而为人熟知。见陈文，第22-23页。陈文把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公”区分为五个观念类型，第五类的基本意涵是“共”，包括共同、共有、众人等，“公论”和“公议”特别是这类意涵在政治领域中出现的典型用法。另外，金观涛、刘青峰先生也曾初步讨论过相关问题，指出传统社会的“公议”大多用于朝廷庙堂，“公论”多指公认的结论。二者均受制于儒家伦理。参见氏著，《试论儒学式公共空间—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思想史研究》，收于二人合著，《观念史研究》，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78-79页。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公论观念在近世兴起的思想史涵义，并试图揭示这一观念蕴含的丰富面相与议题。

[13]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下册，第653页

[14] 参见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六章第三节。

[15] 本文所用的“新儒学”一词是在相对于先秦、汉唐儒学的意义上对于包括宋明理学在内的近世各派儒学的统称，并不局限于狭义的程朱阳明。这是我们思考近世政治观念时一个更为有益的根本视野。

[16] 可参见蓝弘岳，《东亚中的“公共”概念—历史源流与展开》，收入黄俊杰、江宜桦编，《公私领域新探：东亚与西方观点之比较》，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版。

[17] 曾枣庄、舒大刚主编，《三苏全书》，语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十一册，第454页，《上神宗皇帝书》。苏轼也曾指出“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其实有君主借重“风闻言事”的耳目力量扼制相权的动机。见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三章，第93页。

[18] 语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六四，元祐元年正月庚戌记事。转引自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第94页。

[19] 蔡襄，《端明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版，第1090册，卷22，《正风俗》，第509页上。

[20] 陈亮著、邓广铭点校，《陈亮集》（增订本），中华书局1987年版，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第6页。

[21] 叶适著，《叶适集》，第三册，《水心别集》，卷十，《始议二》，第759-760页。

[22] 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五章《“国是”考》，第251-289页。 另外还可参见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五章《国是之争》，第161-199页。

[23] 柳宗元，《柳河东全集》，中国书店1991年版，卷四，《晋文公问守原议》，第43-44页，针对晋文公问政于寺人，批评“晋君择大任，不公议于朝，而私议于宫，不博谋于卿相，而独谋于寺人”；卷九，《故御史周君碣》，第92页，“史臣书之，公之死，佞者始畏公议”。外集卷下，《为文武百官请复尊号·第三表》，第536页，认为万众官民的伏阙言事是公议表达。

[24] 司马光，《传家集》，第43卷，《上体要疏》，第396页上-第401页下；赵抃，《清献集》，卷十，《奏剳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第892页下—第893页上。他们所谓的公论理念，其实与余先生指出的神宗认可之“共定国是”意义一致。只是由于实际上的国是由神宗、安石少数人把持，公论的规范含义才得到格外的凸现。

[25] 陈襄，《古灵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093册，卷八，第551页下-第553页上。

[26] 黄裳，《演山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0册，卷十八，《青州学记》，第134页下-第136页上。

[27] 语出《续资治通鉴长编》拾补，卷十六，元符三年十月己末条。转引自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第327页。

[28] 李纲，《梁豀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6册，第672页，第685-686页。

[29] 赵鼎，《忠正德文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28册，卷一，第639页-641页。

[30] 语出《三朝北盟会编》（卷四十），转引自黄现璠，《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载叶隽主编，《民国学术丛刊·历史编》，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版，第256页。另外，余英时先生也特别强调了李纲的国是观念在宋代历史上的划时代意义。他提出的“愿与诸君共定国是”主张显示出超党派的性质，实则与其公论观念款曲相通，只是政治法度的性质更浓一些。见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第五章，第271-274页。

[31] 朱熹，《晦庵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3册，第514-517页。

[32] 《晦庵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5册，第547-548页。

[33] 转引自黄现璠，《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第242页。

[34] 黎靖德编，《朱子语类》，第七册，卷一百七，第2658页。

[35] 薛季宣，《浪语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9册，卷二十二，《与汪参政明远》，第354页下；卷二十，《再上张魏公书》，第333-334页。

[36] 参见任锋，《南宋唐仲友的经制思想》，《南开学报》，2006年第4期，第73页。

[37] 参见任锋，《秩序关怀与体制实践：南宋经制学者的政治观》，《中西政治文化论丛》（天津），2007年，第六辑，第24页。

[38] 吕祖谦，《东莱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0册，卷三，《淳熙四年轮对札子二首》，第29-32页。并见任锋，《秩序、历史和实践：吕祖谦的政治哲学》，《中国哲学史》，即刊。

[39] 杜范，《清献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5册，卷十三《相位条具十二事》，第716页；卷7，《论重台职箚子》，第662页。

[40] 魏了翁，《鹤山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2册，卷二十，《奏乞将赵汝愚配享宁宗庙廷第一箚》，第265-266页；第1173册，卷七十四，《中大夫秘阁修撰致仕杨公墓志铭》，第163页下。

[41] 真德秀，《西山文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74册，《除江东漕十一月二十二日朝辞奏事箚子一》，第58-61页。

[42] 司马光，《传家集》，卷43，《上体要疏》，第400页。

[43] 转引自曲家源，《论宋代官场清议》，《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3期，第159页。

[44]“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更法易令，而庙堂轻矣”，《陈亮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第6页；“论说利害以乱时政，其弊未知底止！”，卷十三，第147页。

[45] “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此古今儒者之同病；以朱墨为法，以议论为政，此又本朝规模之所独病也。”《陈亮集》，卷二十九，《与周子充参政》，第380页。《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序论有具体描述，“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之未几，即区区然较得失，寻议废格。后之所议未有以愈于前，其后数人者，又复訾之如前，使上之为君者莫之适从，下之为民者无自信守，因革纷纭，非是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矣。世谓儒者议论多于事功，若宋人之言食货，大率然也。”

[46] 《陈亮集》，卷十一，《廷对策》，第120页、《任子宫观牒试之弊》，第122页；卷十二，《变文格》，第134-135页。

[47] 《陈亮集》，卷十三，《问科举》，第147页。

[48]　参见任锋，《时势与公理：陈亮政治思想中的法度观》，《浙江学刊》，2009年第2期，第121－122页。

[49] 叶适，《习学记言序目》，中华书局1977年版，卷四十七，《皇朝文鉴一》，第709页。欧阳修诗句出自《居士集》卷二。

[50] 《叶适集》，《水心别集》，卷十，《始议二》，第760页。

[51] 《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一，《序发》，第632页。

[52] 《习学记言序目》，卷二十三，《汉书三》，第329页。

[53] “汉世每事必议，王通因此续书有议，遂谓议能尽天下之心……为治顾道得失何如耳。故孔子言‘天下有道，庶人不议’，不以必议为是也”，同上注；《叶适集》，《水心别集》，卷一，《序发》，第632页；《习学记言序目》，卷四十八，《皇朝文鉴二》，第713页。

[54] 参见余英时，《明代理学与政治文化发微》，载氏著《宋明理学与政治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0页。

[55] 有关明代士大夫言论现象与思考的代表性论著，参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特别是第四章《关于“言论”的言论》。

[56] 黄溍，《文献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09册，卷四，《跋朱椽辨诬诗卷后》，第360页。

[57] 王世贞，《弇州四部稿》，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81册，卷一百二十六，《奉樗庵先生》，第117-118页。

[58] 孙承恩，《文简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71册，卷28，《赠郡伯吴黄州谢政叙》，第354-355页，《再赠方砺庵序》，第360-361页。

[59] 高攀龙，《高子遗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92册，卷11，《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中嵩王公行状》，第666页。

[60] 参见黄宗羲著，《明儒学案》，中华书局1986年版，卷58，《东林学案一》，第1377页。

[61] 关于明代讲学与政治的复杂关联，可参看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尤其是第三章《挫折：隆庆及万历前十年的讲学与反讲学》。

[62] 参见陈时龙著作第三章第100页所引韦庆远的观点。

[63] “夫昔之为同志者，仆亦尝周旋其间，听其议论矣。然窥其微处，则皆以聚党贾誉，行径捷举。……大者摇撼朝廷，爽乱名实。小者匿蔽丑秽，趋利逃名……”，语出《答南司成屠平石论为学》，《张太岳集》卷二十九，转引自陈时龙著作第三章，第130页；另，《与李大仆渐庵论治体》云“又有一种腐儒，动引末季事以摇乱国事。不知本朝立国，规模与前代不同，本之威德并施，纲目兼举。无论唐、宋，即三代盛王，犹将远让焉。而宋时宰相，卑主立民、违道干誉之事，直仆之所薄而不为者。”转引自前揭余英时论文，第54-55页。从中也反衬出宋代公论与士大夫政治之间的正相关联系，在张居正看来却是负面消极的。

[64] 耿定向，《耿天台先生文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卷六，《与吴伯恒书》。

[65] 可参见吴震，《泰州学派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章，第320页。

[66] 语出《刘宗周年谱》天启五年，转引自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16页。

[67] 可参看岛田虔次著、甘万萍译，《中国近代思维的挫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四章。

[68] 语出钱德洪，《刻文录叙说》，《阳明全书》卷首。后者语出孙慎行、张鼐，《虞山书院志》卷七，会语。转引自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绪论，第13页。

[69] 何心隐著，容肇祖整理，《何心隐集》，中华书局1960年版，卷一，《原学原讲》。

[70]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明夷待访录·学校》，第10-14页。

[71] 关于朋友讲学与公论之间的联系，宋人已经有所自觉。如孝宗时期著名儒者刘夙、刘朔兄弟“自谓朋友讲习为古今至乐，常曰‘天下至大也，千岁至远也，所不可一日无者公论也。朋友群居，敬畏之心所由生，而公论之所由出也’。”见叶适：《叶适集》，卷十六，《著作、正字二刘公墓志铭》，第305页。

[72] 转引自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第五章，第183页。

[73] 这一点，可参见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第七章，第310页王畿的论述、第322-323页吕坤的论述。

[74] 参见《何心隐集》，卷二，《语会》、《师说》、《论友》、《论潜》等篇。

[75] 明代讲学活动除了在家庭、宗族范围内，更积极活跃于不同地域层次、地域之间，范围、规模，活动频率可谓前所未有。相关研究可参见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年版；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76] 语出高廷珍，《东林书院志》卷三，会语一。转引自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绪论，第15页。

[77] 如刘宗周所言，“学不可不讲，尤不可一时不讲。如在父便当与子讲，在兄便当与弟讲，在夫便当与妇讲，在主便当与仆讲，在门以内与家人讲，在门以外与乡里亲戚朋友讲，若是燕居独处，便当自心自讲……”语出《刘子全书》卷11《学言中》；“充塞宇宙，静观物理，无非师友。仰观俯察，即俯仰是讲明；语默动静，即语默动静是讲明。”语出同书卷13《会讲》。转引自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四章，第217页。

[78] 语出《明儒学案》卷25《薛方山纪述》、卷48录崔铣《士翼》，转引自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四章，第247页，注释27。

[79] 关于被朋党化的公论现象，《朱子语类》里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记载，可见宋代议论风气的蓬勃及其在当政者眼中的“狂悖”意味，“宣政间，郓州有数子弟好议论士大夫长短，常聚州前邸店中。每士人大夫过，但以觜舒缩，便是长短他。时人目为猪觜，以其状似猪以觜掘土。此数子弟因戏以其号自标，为甚‘猪觜大夫’、‘猪觜郎’之属。少间，为人告以私置官属，有谋反之意。兴大狱锻炼。旧见一策子载，今记不得。近看《长编》有一段，徽宗一日问执政，‘东州逆党，何不为处分了？’都无事之首尾。若是大反逆事，合有首尾。今看来，只是此事。想李焘也不曾见此事，只大略闻得此一项语言”。《朱子语类》，第8册，卷一百三十，第3129页。

[80] 语出《潜书》下篇下《除党》，转引自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第四章，第221-222页。

[81] 语出邵博《闻见后录》卷十，转引自黄现璠，《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第236页。

[82] 语出周密《齐东野语》卷十九，转引自黄现璠，《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第242页。

[83] 前者语出《明史·钱一本传》，后者语出《东林书院志·叶茂才行状》，转引自葛荃，《中国传统的“公私观”与“以公民为本”》，《中国政治文化教程》，第168页。

[84] 缪昌期，《公论国之元气》、《国体、国法、国是有无轻重解》，载于《从野堂存稿》，《续修四库全书》，第1373册，第391页—392，第408—409页。

[85] 孙承恩，《文简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271册，卷28，《再赠方砺庵序》，第360-361页。

[86] 葛荃，《中国传统的“公私观”与“以公民为本”》，《中国政治文化教程》，第171页。

[87] 王夫之，《宋论》，收于《船山全书》，岳麓书社1988年版，第11册，《仁宗第六》，第119页。

[88] 王夫之，《读通鉴论》，中华书局1975年版，上册，第64页。

[89]《宋论》，《光宗第三》，第284页。

[90]《读通鉴论》，上册，第327页。

[91] 《宋论》，《英宗第二》，第149页。

[92] 《宋论》，《神宗第七》，第172页。

[93] 《宋论》，《仁宗第三》，第113页。

[94] 《宋论》，《仁宗第七》，第125页。

[95] 《宋论》，《仁宗第四》，第115页。

[96] 《宋论》，《仁宗第十一》，第135页。

[97] 《宋论》，《光宗》《附，手稿抄件》，第288页。

[98] 《宋论》，《英宗第七》，第172页；《光宗第三》，第284页。

[99] 《宋论》，《理宗第七》，第326页。

[100] 《宋论》，《仁宗第六》，第120页。

[101] 《宋论》，《光宗》，第291页。

[102] 《宋论》，《仁宗第七》，第121页。

[103] 《宋论》，《宁宗第五》，第304页。

[104] 《读通鉴论》，上册，第58页。

[105] 《读通鉴论》，上册，第112页。

[106] 《读通鉴论》，下册，第955-956页。

[107] 《读通鉴论》，中册，第688-9页。

[108] 语出《生员论中》，《顾亭林诗文集》和《日知录》“生员数额”条，转引自赵园，《制度·言论·心态—<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续编》，第3-4页。

[109] 黄宗羲，《黄宗羲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明夷待访录·学校》，第10-14页。

[110] 就以学校与公论之间的联系来说，宋人黄裳、魏了翁、明人孙承恩等都已经指出公论出于学校、学校也能主公论。参见黄裳，《演山集》，卷十八，《青州学记》，第134页下-第136页上；魏了翁，《鹤山集》，卷四十五，《重修泸州学记》，第516页；孙承恩，《文简集》，卷二十八，《赠郡伯吴黄州谢政叙》，第354-355页。

[111] 金观涛、刘青峰先生认为《明夷待访录》设想的乃是以家族为本位、绅士为代表的绅士公共空间，是儒学式公共空间在中国的表现形态。学校也是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公共领域。它有可能是市民社会公共空间在中国的源头，可以成为中国引进西方现代社会组织形态的载体。这种认识基本把握到了黄宗羲公共观念的微妙之处。见氏著，《试论儒学式公共空间》，第81-82页。

[112] 关于晚清清流舆论，可参见杨国强，《晚晴的清流与名士》，收于氏著，《晚晴的士人与世相》，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46-214页；对这种传统意识形态崩溃、新兴思潮竞争造成的局面，刘师培的一段评论颇能窥见实情，“当数年以前，人民虽无新智识，然是非善恶，尚有公评。自新名词输入中国，学者不明其界说，仅据其名词之外延，不复察其名词之内容，由是为恶、为非者，均恃新名词为护身之具，用以护过饰非，而民德之坏，遂有不可胜穷者矣。”原载于《申报》1906年12月13日，转引自王汎森，《思想史与生活史的联系—“五四”研究的若干思考》，《政治思想史》（天津），2010年第1期，第25页。

[113] 关于主义话语的兴起，可参见王汎森，《“主义”与“学问”：192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分裂》，载于许纪霖主编，《启蒙的遗产与反思》，《知识分子论丛》第九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221—255页。

[114] 参见许纪霖，《国本、个人与公意—五四时期关于政治正当性的讨论》，《史林》，2008年第1期，第53-62页。

[115] 参见许纪霖，《近代中国的公共领域：形态、功能与自我理解—以上海为例》，《史林》，2003年第2期，第77-89页；《都市空间与知识群体研究书系·总序》，参见洪九来，《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19页。

[116] 引文分别转引自章清，《近代中国对“公”与“公共”的表达》，载于许纪霖主编，《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04、207、208页。

[117]《海国图志》卷五十九，《外大西洋墨利加洲全洲总说》。

[118] 语出荷介，《孟子学说为西学之祖说》，《东方杂志》第三卷7号，社说。转引自洪九来，《宽容与理性，《东方杂志》的公共舆论研究（1904-1932）》，第八章，第325页。

[119] 对于一般民众到底享有多大的言论权，儒者往往是在天下无道式的政治现实逼迫下认可民众可以发言议论。对于理想政治，民众享有的是一种静默的认可权（“庶人不议”）。而前一种情况下，民众的言论又可以达到何种层次和幅度，儒者的意见趋向于将其看作政治决策时垂注考量的重要因素，而不是把民众引入实质的政治审议和决断过程。在这方面，核心力量仍然是士大夫代表的精英群体。

[120] 参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四章，第209页。

[121] 语出吕坤《呻吟语》卷五，转引自陈弱水，《中国历史上“公”的观念及其现代变形—一个类型的与整体的考察》，第23页。

[122] 苏轼著、张彦修点校，《苏东坡全集》，珠海出版社1996年版，第四册，第四卷，《上初即位论治道二首》，第97页。

[123] 陆九渊，《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卷34，《语录上》，第399页。

[124] 陈亮：《陈亮集》，卷二十七，《与徐彦才大谏》，第312-313页。

[125] 真德秀：《西山文集》，第61页。

[126] 谢枋得，《叠山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84册，第881-882页。

[127] 吕祖谦，《大事记解题》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324册，卷十，第386-387页，引吕本中言。

[128] 张灏，《超越意识与幽暗意识—儒家内圣外王思想之再认与反省》，《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5-57页。

[129] 关于传统实践观的这点特质，可参见笔者拙作，〈胡瑗与南宋儒学的实践意识〉，《汉学研究》（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7年，第25卷第2期，第101-129页；《投身实地，实践观的近世形态及其现代转换》，《学海》，2009年第5期，第53-58页。另外，有学者指出孔子儒学持一种重视现实功效的“行为的语言观”或“实践的语言观”，见沈立岩：《先秦语言活动之形态观念及其文学意义》，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六章，第431页。

[130] 关于这一点，可参见赵园，《明清之际士大夫研究》，第四章各处；以及《制度·言论·心态》，第一章，第9页，如“任之议”与“议之议”的区分等。

[131] 司马光，《传家集》，卷十八，《论夏竦谥状》，第195-197页。

[132] 吕祖谦，《东莱集·外集》，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50册，卷三，第391—392页，〈汉太史箴〉。

[133] 李纲，《梁谿集》，卷154，第672页。

[134] 可参见江宜桦，《公共领域中理性沟通的可能性》，载于《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许纪霖主编，《知识分子论丛》第1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191页。

[135] 缪昌期，《国体国法国是有无轻重解》，第408页。

[136] 语出杜亚泉，《迷乱之现代人心》，载许纪霖、田建业编，《杜亚泉文存》，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362-363页。转引自许纪霖，《国本、个人与公意—五四时期关于政治正当性的讨论》，第54页。

[137] 语出高一涵，《民约与邦本》，载于《青年杂志》（上海）1卷3号，1915。转引自许纪霖，《国本、个人与公意—五四时期关于政治正当性的讨论》，第61页。

[138] 关于这一点，参见张灏，《中国近代转型时期的民主观念》，《张灏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82-284页。

[139] 可参见许纪霖，《国本、个人与公意—五四时期关于政治正当性的讨论》，第58-62页。

[140] 这方面可以彭国翔的“公议社会”说与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世界制度”）论为代表。前者的“公议社会”指独立于权力系统之外的由广大知识人的普遍参与和反复讨论而构成的“风教”机制或空间，代表了社会上正义的价值判断和舆论导向，可以对政治决策施加全面的监督、控制功能。彭先生认为这个方面较之投票选举构成了民主体制更为本质的内容，而黄宗羲的学校公议构想由于体现这个理念而具备民主性质。参见彭国翔，《公议社会的建构：黄宗羲民主思想的真正精华—从《原君》到《学校》的转换》，《求是学刊》，第33卷第4期，2006年7月，第44-49页。根据本文对于近世公论观念的研究，上述说法显然体现出传统公论思维的范式特征。若借用墨子刻先生对中国式市民社会观念的分析，我们能够看到这种思考依然是以精英为枢轴的、自上而下式的、体现乌托邦主义色彩的，迥异于西方现代Civility（“市民性”）指向的市场式、自下而上、非乌托邦主义性质的风格。而从现代自由民主理念来看，试图凭籍公共舆论（虽然这里是知识人式的）对于政治决策施加全面的控制，这种思路也僭越了萨托利所指出民主体制中公共舆论的限度，为后者设立了一个过于全能的角色，本身透露出近世公论观念对于舆论机制的高调政治期待。而另一面，虽然此说法并没有将公议世界与现代西方理论中的公共领域相比附，但若能对二者深入比较更能帮助我们认识到二者之间深刻的差异，进而对何谓民主的真正本质避免认识偏差。另外，该说法以阿马蒂亚·森对于论辩传统及其Public reasoning的论述为依据，而实际上Public reasoning与黄宗羲笔下近世的公论观念是否一致，其实大可商榷。较之森本人对于这个概念的简略描述，当代西方政治理论中的罗尔斯的公共理性甚或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更适宜与公论观念进行比较，前者与公论观念的差异可能是更为根本的现代与传统之范式差异。这些理念所涉及的复杂层面是我们在进行中西沟通时应高度自觉、警省的。墨子刻的评论，见氏著、秋风译，《中国历史背景中的西方市民社会观念》，载“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data/25142.html；萨托利的论述，参见[美]萨托利著、冯克利、阎克文译，《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5章。

相比起来，赵汀阳对于传统公论观念的运用更为大胆、浪漫和激进。他认为公论观念体现的民心远远优越于作为程序技术的民主和现代舆论，进而根据“得民心者得天下”的原理，试图为其天下体系的构设奠定政治制度的伦理合法性。从本文指出的现代命题来看，赵先生所推崇的传统公论观念之道德共识层面虽然以自然道德化的民意形式出现，却试图超越、摆脱与现代公议舆论体制的关联。他虽然注意到了哈贝马斯等代表的西方现代相关理论的探索，却未能充分正视其问题意识和价值。与彭先生的“公议社会说”一样，其公论观中先验和谐的理念、世界主义的情怀在政治思考范式上仍体现出传统思维的深刻支配力，值得进一步讨论。详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9、30、57、124、150页。

[141] 这方面的概述可参见江宜桦，《公共领域中理性沟通的可能性》，载于《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71-191页；蔡英文，《公共领域与民主共识的可能性》，收于氏著《主权国家与市民社会》，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65-179页。

谢选骏指出：公论就是公议的结论。“天下共论”相当于“历史评价”，其最高境界是“留取丹心照汗青”。

【【07、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公议社会的遗则】】

网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报道：

老话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8个字出自哪里，很少人知道。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拼音：jiān tīng zé míng，piān xìn zé àn）是一个成语，最早出自于汉·王符《潜夫论·明暗》。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兼听：多方面听取不同意见。明：明辨是非。暗：糊涂）指要同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能正确认识事物；只相信单方面的话，必然会犯片面性的错误。复句式结构，在句中一般作主语、谓语、宾语。

汉·王符《潜夫论·明暗》：“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 

后世据此典故引申出成语“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成语典故

东汉有一个人叫王符，性情十分耿直，从来都不肯随波逐流，所以仕途坎坷，郁郁不得志。于是，他隐居著书，评论时政得失。王符在著书立说的时候，不想暴露自己的真实姓名，于是起个笔名叫潜夫，把自己的论说称为《潜夫论》。

王符在《潜夫论·明暗》中说：“作为君主，之所以能够耳聪目明，明辨是非得失，是因为能多方面听取意见；有的君主，之所以昏聩糊涂，做出错误的判断，是因为只听单方面的意见，就信以为真。因此，人君只有广泛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能通晓事理，变得越来越聪明、睿智；假如只听取单方面平庸、浅薄的意见，最终就会越来越愚昧。” 

成语寓意

唐太宗李世民的成功经验里有一条就是“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历史上的楚汉之争，楚霸王项羽曾经是“力拔山兮气盖世”，优势明显，但却以失败告终。而他的对手刘邦呢，曾经那么孱弱，势单力薄，但最终刘邦取得了胜利。其成败的原因可能不一而足，但刚愎自用算得上是项羽失败的一大原因。宋代文学家苏轼在《题西林壁》诗中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可见观察的角度和距离不同，对同一事物的认知结果大不相同。 

“一千个读者眼中，有一千个哈姆莱特。”面对同样一本书，里面书写着同样的文字，每一个读者的见解各不相同，观察者的立场和背景不同，不同的人对同一件事情的看法和见解也不会相同。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同的看法和见解不应该成为冲突的诱因。古今成大事者必有容人之雅量，能听得进不同意见，能集思广益、兼容并蓄，注重沟通与合作，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只听信一方面的意见往往会受蒙蔽，做出错误的判断，得出错误的结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做事之前要虚心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才能把事情办周全。

成语运用

成文用法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指要同时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能正确认识事物；只相信单方面的话，必然会犯片面性的错误。复句式结构，在句中一般作主语、谓语、宾语。 

运用示例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上（唐太宗）问魏徵曰：‘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对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毛匪泽东《矛盾论》：“唐朝人魏征说过：‘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古人也懂得片面性不对。可是我们的同志看问题，往往带片面性，这样的人就往往碰钉子。”

郭匪沫若话剧《蔡文姬》第四幕：“古人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看起来是一点也不错的。” 

汉英成语翻译：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listen to both sides and you will be en- lightened; heed only one side and youwill be benighted

例：凡事要了解其真实情况，必须倾听多方所提供的信息、意见等，因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

To understand the whole situation,one must listen to two sides and get the thoughts and views of other people.If one only hears one side,one will be in darkness as to the real truth. 

谢选骏指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这是公议社会的准则。秦火之后，汉朝虽然沿袭了暴君帝国，但并未能斩断公议社会的遗绪遗泽。甚至连满清的禽兽也是如此。而元蒙鞑子由于不通汉语中文，因此无法建立公议社会的反馈，所以时间不长就像秦朝一样被暴力推翻了。

【【08、乐府是收集社会公议的机构】】

网文《乐府》报道：

汉乐府，是指专门管理乐舞演唱教习的机构。乐府初设于秦，是当时少府下辖中专门管理乐舞演唱教习的机构。

公元前112年，正式成立于西汉汉武帝时期。乐府的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它搜集整理的诗歌，后世就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

乐府介绍

公元前112年，乐府正式成立于西汉汉武帝时期，收集编纂各地汉族民间音乐、整理改编与创作音乐、进行演唱及演奏等。汉乐府指由汉时乐府机关所采制的诗歌。这些诗，原本在民间流传，经由乐府保存下来，汉代叫做“歌诗”，魏晋时始称“乐府”或“汉乐府”。后世文人仿此形式所作的诗，亦称“乐府诗”。

“乐府”是汉武帝时设立的一个官署。它的职责是采集民间歌谣或文人的诗来配乐，以备朝廷祭祀或宴会时演奏之用。它搜集整理的诗歌，后世就叫“乐府诗”，或简称“乐府”。它是继《诗经》《楚辞》而起的一种新诗体。

汉乐府是继《诗经》之后，古代民歌的又一次大汇集，不同于《诗经》的是，它开创了诗歌现实主义的新风。

汉乐府民歌中女性题材作品占重要位置，它用通俗的语言构造贴近生活的作品，由杂言渐趋向五言，采用叙事写法，刻画人物细致入微，创造人物性格鲜明，故事情节较为完整，而且能突出思想内涵着重描绘典型细节，开拓叙事诗发展成熟的新阶段，是中国诗史五言诗体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汉乐府在文学史上有极高的地位，其与诗经、楚辞可鼎足而立。

《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都是汉乐府民歌，后者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孔雀东南飞》与《木兰诗》合称“乐府双璧”。汉代《孔雀东南飞》、北朝《木兰诗》和唐代韦庄《秦妇吟》并称“乐府三绝”。此外，《长歌行》中的“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也是千古流传的名句。

西汉乐府的扩充和发展是在武帝时期，《汉书·礼乐志》云：“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 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至明。”乐府的职能在武 帝时进一步强化，它除了组织文人创作朝廷所用的歌诗外，还广泛搜集各地歌谣。许多民间歌谣在乐府演唱，得以流传下来。文人所创作的乐府歌诗也不再像《安世房中歌》那样仅限于享宴所用，还在祭天时演唱，乐府诗的地位明显提高。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武帝时，乐府令下设三丞。又据《汉书·礼乐志》 所言，至成帝末年，乐府人员多达八百余人，成为一个规模庞大的音乐机构。武帝到成帝期间的一百多年，是乐府的昌盛期。哀帝登基，下诏罢乐府官，大量裁减乐府人员，所留部分划归太乐令统辖，从此以后，汉代再没有乐府建制。

东汉管理音乐的机关也分属两个系统，一个是太予乐署，行政长官是太予令，相当于西汉的太乐令，隶属于太常卿。一个是黄门鼓吹署，由承华令掌管， 隶属于少府。黄门鼓吹之名西汉就已有之，它和乐府的关系非常密切。至东汉， 由承华令掌管的黄门鼓吹署为天子享宴群臣提供歌诗，实际上发挥着西汉乐府的作用，东汉的乐府诗歌主要是由黄门鼓吹署搜集、演唱，因此得以保存。

汉乐府分为：

1、郊庙歌辞：主要是贵族文人为祭祀而作的乐歌，华丽典雅。

2、鼓吹曲辞：又叫短箫铙歌，歌辞是后来补写的，内容庞杂。主要是民间创作。

3、相和歌辞：音乐是民间各地采来的俗乐，歌辞也多是“街陌谣讴”。其中有许多优秀作品，是汉乐府中的精华。

4、杂曲歌辞：其中乐调多不知所起。因无可归类，就自成一类。里面有一部分优秀民歌。

内容介绍编辑 播报

《汉书·艺文志》在叙述西汉乐府歌诗时写道：“自孝武立乐府而采歌谣， 于是有代、赵之讴，秦、楚之风。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两汉乐府诗都是创 作主体有感而发，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激发乐府诗作者创作热情和灵感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具体事件，乐府诗所表现的也多是人们普遍关心的敏感问题，道出了那个时代的苦与乐、爱与恨，以及对于生与死的人生态度。

两汉乐府诗的作者来自不同阶层，诗人的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 因此，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悬殊、苦乐不均在诗中得到充分的反映。相和歌辞中的《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表现的都是平民百姓的疾苦，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呻吟呼号。有的家里“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逼得男主 人公不得不拔剑而起，走上反抗道路。（《东门行》）有的是妇病连年累岁，垂危之际把孩子托付给丈夫；病妇死后，丈夫不得不沿街乞讨，遗孤在家里呼喊着母亲痛哭。（《妇病行》）还有的写孤儿受到兄嫂虐待，尝尽人间辛酸。（《孤儿行》）这些作品用白描的笔法揭示平民百姓经济上的贫穷，劳作的艰难，并且还通过人物的对话、行动、内心独白，表现他们心灵的痛苦，感情上遭受的煎熬。

《东门行》的男主人公在作出最终抉择之后，不得不割舍夫妻之爱、儿女之情， 夫妇二人的对话是生离死别的场面。《妇病行》中的病妇临终遗嘱伤心刺骨，而丈夫无力赡养遗孤的愧疚、悲哀，也渗透于字里行间。至于《孤儿行》中的孤儿， 因不堪忍受非人的待遇，竟然有生不如死的想法，小小年纪便对命运已经完全丧 失信心。两汉乐府诗在表现平民百姓疾苦时，兼顾到表现对象物质生活的饥寒交迫和精神、情感世界的严重创伤。尤其可贵的是，诗的作者对于这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贫民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是以恻隐之心申诉下层贫民的不幸遭遇。

同是收录在相和歌辞中的《鸡鸣》、《相逢行》、《长安有狭斜行》三诗， 与《东门行》等三篇作品迥然有别，它们展示的是与苦难世界完全不同的景象， 把人带进另一个天地。这三首诗基本内容相同，都是以富贵之家为表现对象；三首诗的字句也多有重复，最初当是出自同一母体。《相逢行》的作者犹如一位导游人员，两度把人引入侍郎府。第一次见到的是黄金为门，白玉为堂，堂上置洒， 作使名倡，中庭桂树，华镫煌煌。第二次见到的是鸳鸳成行，鹤鸣噰噰，两妇织绵，小妇调瑟。这首诗在渲染主人富有的同时，还点出了他的尊贵身份：“ 兄弟两三人，中子为侍郎。”这是一个既富且贵的家庭，而且宝贵程度非同寻常。 黄金为门，白玉为堂，是富埒王侯的标志，不是一般的富，而是巨富。侍郎是皇 宫的禁卫官或天子左右侍从，是皇帝信任的近臣，其特殊地位不是普通朝廷官员所能相比。《鸡鸣》和《长安有狭斜行》把表现对象的显赫地位渲染得更加充分， 或云：“兄弟四五人，皆为侍中郎”或云：“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无官职，衣冠仕洛阳。”诗中的富贵之家不只是一人居官，而是兄弟几人同时宦达； 所任官职也不限于俸禄为四百石的侍郎，而是秩达二千石的高官显宦。

《相逢行》 和《长安有狭斜行》二诗，作者是用欣赏的笔调渲染富贵之家，《鸡鸣》一诗则警告豪门荡子不要胡作非为，以免触犯刑律，带有劝谏和批判的成分。上述三诗对富贵之家气象的展现，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具有示范性，后来许多同类作品都是以此作为蓝本。黄金为门，白玉为堂，到《红楼梦》中演变成贾府的“白玉为堂金作马”。至于三妇织绵鼓瑟的段落，则被单独划分出去，名为“三妇艳”，在古代乐府诗中频繁重复出现，成为富贵之家的象征，积淀成一种具有特定含义 的符号。 [1] 

表现平民疾苦和反映富贵之家奢华的乐府诗同被收录在相和歌辞中，这就形成对比鲜明、反差极大的两幅画面。一边是饥寒交迫，在死亡线上挣扎；一边是奢侈豪华，不知人间还有忧愁事。一边是连自己的妻儿都无法养活，一边是妻妾成群，锦衣玉食，而且还豢养大群水鸟。这两组乐府诗最初编排在一起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它们的客观效果是引导读者遍历天堂地狱，领略到人间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的两极世界。

汉代乐府诗还对男女两性之间的爱与恨作了直接的坦露和表白。爱情婚姻题材作品在两汉乐府诗中占有较大比重，这些诗篇多是来自民间，或是出自下层文人之手，因此，在表达婚恋方面的爱与恨时，都显得大胆泼辣、毫不掩饰。鼓吹曲辞收录的《上邪》系铙歌18篇之一，是女子自誓之词：“上邪！我欲与君相 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这首诗用语奇警，别开生面。先是指天为誓，表示要与自己的意中人结为终身伴侣。接着便连举五种千载不遇、极其反常的自然现象，用以表白自己对爱情的矢志不移，其中每一种自然现象在正常情况下都是不会出现的，至于五种同时出现， 则更不可能了。

作品由此极大地增强了抒情的力度，内心的情感如火山爆发、如江河奔腾，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遏止。两汉乐府诗中的女子对于自己的意中人爱得真挚、热烈，可是，一旦发现对方移情别恋，中途变心，就会变爱为恨，果断地与他分手，而绝不犹豫徘徊。另一篇铙歌《有所思》反映的就是未婚女子这种由爱到恨的变化及其表现。女主人公思念的情人远在大海南，她准备了珍贵的“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想要送给对方。听到对方有二心，她就毅然决然地毁掉这份礼物，“拉杂摧烧之”，并且“当风扬其灰”，果断地表示：“从今以往，勿复相思。”她爱得热烈，恨得痛切，她的选择是痛苦的，同时又斩钉截铁，义无反顾。

《孔雀东南飞》所写的是另一种类型的爱与恨。诗的男女主角焦仲卿和刘兰芝是一对恩爱夫妻，他们之间只有爱，没有恨。他们的婚姻是被外力活活拆散的， 焦母不喜欢兰芝，她不得不回到娘家。刘兄逼她改嫁，太守家又强迫成婚。刘兰芝和焦仲卿分手之后进一步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他们之间的爱愈加炽热，最后双双自杀，用以反抗包办婚姻，同时也表白他们生死不渝的爱恋之情。《孔雀东南飞》的作者在叙述这一婚姻悲剧时，爱男女主人公之所爱，恨他们之所恨，倾向是非常鲜明的。

两汉乐府诗还有像《陌上桑》和《羽林郎》这样的诗。在这两篇作品中，男女双方根本没有任何感情基础，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男方企图依靠权势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女方。于是，出现了秦罗敷巧对使君、胡姬誓死回绝羽林郎的场面。这两首诗的作者也是爱憎分明，对秦罗敷和胡姬给予充分的肯定和高度的赞扬，嘲笑了好色无行的使君和金吾子。

艺术特色编辑 播报

汉乐府最大、最基本的艺术特色是它的叙事性。这一特色是由它的“缘事而发”的内容所决定的。在《诗经》中我们虽然已可看到某些具有叙事成分的作品，如《国风》中的《氓》、《谷风》等。但还是通过作品主人公的倾诉来表达的，仍是抒情形式，还缺乏完整的人物和情节，缺乏对一个中心事件的集中描绘，而在汉乐府民歌中则已出现了由第三者叙述故事的作品，出现了有一定性格的人物形象和比较完整的情节，如《陌上桑》、《东门行》，特别是我们将在下一节叙述的《孔雀东南飞》。诗的故事性、戏剧性，比之《诗经》中那些作品都大大地加强了。因此，在我国文学史上，汉乐府民歌标志着叙事诗的一个新的更趋成熟的发展阶段。它的高度的艺术性主要表现在：

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表现人物性格。有的采用对话的形式，如《陌上桑》中罗敷和使君的对话，《东门行》中那个妻子和丈夫的对话，都能表现出人物机智、勇敢、善良等各自不同的性格。《上山采蘼芜》和《艳歌行》的对话也很成功。如果和《诗经》的《国风》比较，就更容易看出汉乐府民歌这一新的特色。对话外，也有采用独白的，往往用第一人称让人物直接向读者倾诉，如《孤儿行》、《白头吟》、《上邪》等。

汉乐府民歌并能注意人物行动和细节的刻划。如《艳歌行》用“斜柯西北眄”写那个“夫婿”的猜疑；《妇病行》用“不知泪下一何翩翩”写那个将死的病妇的母爱；《陌上桑》用“捋髭须”、“著绡头”来写老年和少年见罗敷时的不同神态；《孤儿行》则更是用一连串的生立即将回归带和纠风办瓜车翻覆”等来突出孤儿所受的痛苦。由于有声有色，人物形象生动，因而能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语言的朴素自然而带感情。汉乐府民歌的语言一般都是口语化的，同时还饱含着感情，饱含着人民的爱憎，即使是叙事诗，也是叙事与抒情相结合，因而具有强烈的感染力。故应麟说：“汉乐府歌谣，采摭闾净，非由润色；然而质而不俚，浅而能深，近而能远，天下至文，靡以过之!”(《诗薮》卷一)正说明了这一语言的特色。汉乐府民歌一方面由于所叙之事大都是人民自己之事，诗的作者往往就是诗中的主人公；另一方面也由于作者和他所描写的人物有着共同的命运、共同的生活体验，所以叙事和抒情便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做到“浅而能深”。《孤儿行》是很好的范例：

孤儿生，孤儿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如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翻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宋长白《柳亭诗话》说：“病妇、孤儿行二首，虽参错不齐，而情与境会，口语心计之状，活现笔端，每读一过，觉有悲风刺人毛骨。后贤遇此种题，虽竭力描摹，读之正如嚼蜡，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也。”这话很实在，并没有冤枉“后贤”，但他还未能指出这是一个生活体验的问题。《孤儿行》对孤儿的痛苦没有作空洞的叫喊，而着重于具体描绘，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个特点。

形式的自由和多样，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以及杂言种种，其中最常用的是新兴的杂言和五言诗。汉乐府民歌没有固定的章法、句法，长短随意，整散不拘，由于两汉时代紧接先秦，其中虽有少数作品还沿用着《诗经》古老的四言体，如《公无渡河》、《善哉行》等，但绝大多数都是以新的体裁出现的。从那时来说，它们都可以称为新体诗。这新体主要有两种：一是杂言体。杂言，《诗经》中虽已经有了，如《式微》等篇，但为数既少，变化也不大，到汉乐府民歌才有了很大的发展，一篇之中，句式、字数不一，有整有散，由一二字到八九字乃至十字的句式都有，灵活多变，如《孤儿行》“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便是十字成句的。而《铙歌十八曲》全部都是杂言，竟自成一格了。另一是五言体，形式十分整齐。这是汉乐府民歌的新创。在此以前，还没有完整的五言诗，而汉乐府却创造了像《孔雀东南飞》《陌上桑》《上邪》《十五从军行》等完美的长篇五言。从现存《薤露》、《蒿里》两篇来看，汉乐府民歌中当有完整的七言体，可我们已看不到了。丰富多样的形式，毫无疑问，是有助于复杂的思想内容的表达的。

浪漫主义的色彩。汉乐府民歌多数是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但也有一些作品具有不同程度的浪漫主义色彩，运用了浪漫主义的表现手法。如抒情小诗《上邪》那种如山洪暴发似的激情和高度的夸张，便都是浪漫主义的表现。在汉乐府民歌中，作者不仅让死人现身说法，如《战城南》，而且也使乌鸦的魂魄向人们申诉，如《乌生》，甚至使腐臭了的鱼会哭泣，会写信，如《枯鱼过河泣》：

枯鱼过河泣，何时悔复及。作书与鲂鱮，相教慎出入。

所有这些丰富奇特的幻想，更显示了作品的浪漫主义的特色。陈本礼《汉诗统笺》评《铙歌十八曲》说：“其造语之精，用意之奇，有出于三百、楚骚之外者。奇则异想天开，巧则神工鬼斧。”其实，并不只是《铙歌》。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陌上桑》。从精神到表现手法都具有较明显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因素。诗中的主人公秦罗敷，既是来自生活的现实人物，又是有蔑视权贵、反抗强暴的民主精神的理想形象。在她身上集中地体现了人民的美好愿望和高贵品质。。“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诗人通过“行者”假装歇息，放担凝视、叹赏之至，忘情捋须；“少年”脱帽理巾，亟思逗引罗敷，欲赚得螓首蛾眉，流波一转；在桑林旁的“耕”“锄”者乃至忘了劳作；等等诙谐而夸张的描写，侧面烘托、着力渲染罗敷之美丽动人。这样的侧面描写和，可谓妙笔生花。它一方面使诗歌平添了喜剧色彩、乐观情绪，使叙事的场面、气氛显得无比活跃。更重要的一方面，这样从虚处落笔，烘云托月，借助人类爱美的天性，对美丽异性的本能向往之情的抒，不着罗敷容貌一字，而尽得其“风流”。人们对容貌美的标准，本来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而诗人这样写，就避开了这一“难题”，从虚空处表现了那种不可描摹的绝对理想化的完美。 十分明显，如果没有疾恶如仇的现实主义和追求理想的浪漫主义这两种精神的有机结合，以及现实主义的精确描绘和浪漫主义的夸张虚构这两种艺术方法的相互渗透，是不可能塑造出罗敷这一卓越形象的。尽管这种结合，是自发的、自然而然的，但作为一种创作经验，还是值得我们借鉴。

《薤露》、《蒿里》是汉代流行的丧歌，送葬时所唱，都收录在相和歌辞中。 《薤露》全诗如下：“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这首诗认为人的生命短暂，不如草上的露水。露水干了大自然可以再造，人的生 命却只有一次，死亡使生命有去无归，永远消失。《蒿里》把死亡写得更为凄惨：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蹰。”这首诗 是用有神论的观念看待人的死亡，写出了面对死亡时的痛苦心情，是以无可奈何 的态度看待魂归蒿里这个不可抗拒的事实。正常死亡尚且引起如此巨大的悲哀， 夭折横死产生的巨痛更是难以诉说，铙歌《战城南》表现的是对阵亡将士的哀悼。 将士战死以后的景象是：“水深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徘徊鸣。” 作者极力渲染战场变成墓场之后的苍凉、凄惨，是一幅近乎死寂的阴森画面。尤 其令人目不忍睹的是，“野死不葬乌可食”，阵亡者暴尸城外，无人掩埋，乌鸦 任意啄食。人生之惨，莫过于此。虽然诗中的死者故作豪迈之语，但战争对生命 的摧残依然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以上几首诗在描写死亡的凄惨悲哀时，表现出 对生命的珍惜和留恋，对死亡的疏远和拒斥，死亡被写成是无法回避而强加于人 的残酷事件。

两汉乐府诗还表达了强烈的乐生恶死愿望。如何超越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是 古人苦苦思索的重要课题，两汉乐府诗在这个领域较之前代文学作品有更深的开 掘，把创作主体乐生恶死的愿望表现得特别充分。

恶死和乐生是联系在一起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两汉乐府诗坦率地传 达了人们对死亡的厌恶之情，同时又以虚幻的形式把乐生愿望寄托在与神灵的沟 通上。郊祀歌《日出入》由太阳的升降联想到人的个体寿命。太阳每天东出西入，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远没有穷尽。然而，人的个体生命却是有限的，生为出， 死为入，一出一入便走完了人生的历程，从而和反复出入、永恒存在的太阳形成 鲜明的对照。于是，作者大胆地想象，太阳是在另一个世界运行，那里一年四季 的时间坐标与人世不同，因此，太阳才成为永恒的存在物。诗人期待能够驾驭六 龙在天国遨游，盼望神马自天而降，驮载自己进入太阳运行的世界。收录在杂曲 歌辞中的《艳歌》描绘出一幅进入天国的理想画面。诗人幻想自己升上云宵，来 到神界仙乡，成为那里的贵宾。各种神灵都为他的到来而忙碌，天公河伯、青龙 白虎、南斗北极、嫦娥织女都殷勤备至，甚至连流霞清风、垂露奔星也都载歌载 舞，张帷扶轮，热情地为诗人服务。这首诗表现的是超越个体有限生命，到达彼 岸世界之后的至乐，给许多天体对象注入了生命。使天神地只和诗人聚集一堂。 同类诗篇还有相和歌辞中的《长歌行》、《董逃行》，不过这两首诗中的长生之 乡不是天国，而是仙山，是靠神药延年益寿。

两汉乐府诗在表达长生幻想时，有时还写神界的精灵来到人间，和创作主体 生活在同一世界。郊祀歌《练时日》、《华烨烨》二诗的都是来自天上，铙歌《 上陵》中的仙人来自水中。在描写神灵莅临的时候，乐府诗作者充分发挥想象力， 刻画得非常细致。《练时日》通过对灵之游、灵之车、灵之下、灵之来、灵之至、 灵已坐、灵安留等多方面的依次铺陈，展示出神灵逐渐向自己趋近的过程及风采， 以及自己得以和神灵交接的喜悦心情。《华烨烨》在写法上和《练时日》极其相 似。《上陵》中的仙人则是桂树为船，青丝为笮，木兰为?翟，黄金交错，显得 超凡脱俗。这些作品表面是写神灵来到世间，神灵向创作主体趋近，实际是暗示 诗人借助神灵的力量获得长生属性，即将成为神仙世界的一员。

两汉乐府诗无论是写举体飞升进入神国仙乡，还是写神灵来到人间，都把人 和神置于同一层面。神灵不再是高高在上，和创作主体很疏远，而是人神同游， 彼此亲近。两汉乐府诗是通过人的神仙化、神仙的世俗化，表达作者沟通天人的 理想。

两汉乐府诗在表现人世间的苦与乐、两性关系的爱与恨时，受《诗经》影响 较深，有国风、小雅的余韵；而在抒发乐生恶死愿望时，主要是继承楚声的传统，是《庄》、《骚》的遗响。

背景介绍编辑 播报

汉代从武帝开始，就频繁地发动战争，大量地征调行役戍卒，造成人民的大批死亡，也使很多家庭遭到毁坏。《战城南》的笔触不仅涉及到战场上凄惨荒凉，还延伸到广阔的社会空间，写出战争造成的社会秩序的破坏、农业生产的荒废。《十五从军征》，以“十五从军征”与“八十始得归”写出了兵役制度的黑暗，两个数字之间巨大的距离令人心惊，它带来的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造成家庭“松柏冢累累”的惨象。

取材编辑 播报

热闹的场所（酒店、京都），突发性的事件，都是作者喜好描述的对象。

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品讲述了具有完整情节的故事。如《妇病行》《孤儿行》、《孔雀东南飞》等等。有时情节还曲折多变。《孔雀东南飞》扣住兰芝夫妇的坚贞爱情与封建专制的矛盾，展开了丰富而曲折的情节。兰芝不堪刁难，自请遣归，掀起波澜；仲卿求情，似乎能平息矛盾，但焦母态度蛮横，矛盾反而更加尖锐。

焦刘分手前的盟誓，使矛盾稍缓。而兰芝被逼再嫁，又使矛盾激化。情节跌宕起伏，一波三折。　汉代乐府诗塑造出一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其写人的手法十分娴熟。或通过人物言行表现人物性格，或利用环境、景物衬托人物形象。《妇病行》《孤儿行》的细节、《陌上桑》中的对话、《孔雀东南飞》中人物的行为以及环境气氛，都有效地刻画了人物。

写作手法编辑 播报

两汉乐府诗注意剪裁，详于叙事而略于抒情，注重铺陈场面，详写中间过程而略写首尾始末。使作品一方面　两汉乐府诗对中国古代诗歌样式的嬗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实现了由四言诗向杂言诗和五言诗的过渡。

《诗经》的四言体式，长于抒情而不宜于叙事描写。尤其是先秦之后，汉语双音词增多，但动词仍多为单音形式，四言诗的“二二”式节拍很难使双音词与单音词进行很好的搭配。诗体革新势在必行。《楚辞》的杂言体对四言诗体是一大解放。汉代乐府诗一开始也多用杂言形式，使叙事描写变得方便起来。杂言诗中已有五言句式。东汉时，五言诗在民间创作中增多，进而影响到文人创作体式。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重要体式此时逐渐成熟。

题材编辑 播报

中国诗歌一开始，抒情诗就占压倒优势。《诗经》中仅有几首叙事诗（如《七月》、《东山》《氓》），大多是抒情诗，且多用重章叠唱的形式。楚辞也以抒情为主。到了汉乐府民歌的出现，虽不足以改变抒情诗占主流的局面，但毕竟有了相当多的成熟的叙事诗。现存的汉乐府诗，约有三分之一为叙事性作品。这些叙事诗，大多采用第三人称，表现人物事件比较灵活。短篇则往往截取生活的一个典型片段来表现，使矛盾集中在一个焦点上，既避免过多的交代和铺陈，又能表现广阔的社会背景。如《东门行》，只写了丈夫拔剑欲行，妻子苦苦相劝的场面，但诗歌背后的内容却是很丰富的。又如《十五从军征》，一面是六十五年的从军生涯，苦苦思乡；一面是家中多少天灾人祸，亲人一一凋零。这一切都不说，只说老人白头归来，面对荒凉的庭院房舍和一座座坟墓，人生的苦难，社会的黑暗，乃至更多人的同样遭遇，尽在其中了。

中等和长篇的叙事诗，如《陌上桑》、《孔雀东南飞》，则有更多的描绘和情节的展开、矛盾冲突的起伏。完全有理由说，中国古代的叙事诗，是在汉乐府民歌的基础上发　汉乐府诗开创了新的诗体——杂言体和五言体。其杂言诗自由灵活，似乎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一篇之中从一二字到十来个字的都有（如《孤儿行》）。作者只是根据内容的需要来写。这为以后的杂言歌行开辟了道路。一般认为，五言诗是在汉代产生的。乐府诗中的《江南》、《十五从军征》等是整齐的五言诗。一般认为这两首诗是西汉时的作品。到了东汉，乐府诗中的五言诗越来越多，艺术性也日臻完美。而且和文人五言诗互相影响，共同促进。在汉代乐府民歌中和文人创作中孕育成熟的五言诗体，此后成为魏晋南北朝诗歌的主要形式。

作品影响编辑 播报

我国诗歌创作有悠久的历史和优良的传统，历来有诗国的美誉。早在西周至春秋，就有《诗经》的结集。战国期间争战四起，文士热衷于纵横之术或理论思辨，诗歌呈寥落之状。经秦到汉的四百年间，由于在文学上是辞赋的时代，诗歌创作很不景气，直至东汉后期之前，几乎没有值得称道的诗人诗作，寂寞的诗坛大抵呈一片荒芜。然而恰在此时，从汉武帝采诗夜诵到东汉一代举谣言 ，遂使大量优秀的民间诗歌以乐府的形式得以保存，于是不仅适时填补了汉代诗坛的相对空白，而且简直是使荒漠变成了花园 （余冠英《乐府诗选·前言》）。从这种意义上讲，正是汉乐府民歌使中国诗歌从《诗经》开始的现实主义精神，发展成为延续未断的更加丰富、更加具有创作活力的传统，其地位之重要，是不言自明的。

汉乐府民歌对后世诗歌的健康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当然首先表现在 感于哀乐，缘事而发 的现实主义传统继承上。正是在汉乐府民歌的滋养下，直面人生的汉代诗人创作才逐渐活跃起来，从开始时的模拟到创新，为建安诗坛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而诗家所推崇的 建安风骨 、 魏晋风力 ，又是初唐陈子昂诗歌革新运动的一面旗帜。到盛唐，伟大诗人杜甫 即事名篇 所作的 三吏 、 三别 等不朽诗章，到中唐，白居易、元稹标举的 新乐府 运动，到晚唐，皮日休 正乐府 ，整个唐代，汉乐府民歌的优良传统都在现实主义诗歌创作中起指导作用。甚至晚清著名诗人黄遵宪在旧民主主义的革命时代，仍自觉地取 乐府之神理.至于汉乐府民歌所开创的五言诗体，一直作为中国古典诗体的主流，以及汉乐府民歌在叙事技巧、语言艺术等方面对后世起到的显著作用，都已有目共睹，毋庸赘言了。

经典作品编辑 播报

汉乐府民歌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具体而深入地反映了社会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艰难与痛苦。

十五从军征

十五从军征，八十始得归。

道逢乡里人，家中有阿谁？

遥望是君家，松柏冢（zhǒng）累累。

兔从狗窦入，雉从梁上飞。

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

舂谷持作饭，采葵持作羹。

羹饭一时熟，不知贻阿谁。

出门东向望，泪落沾我衣。

战城南

战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乌可食。为我谓乌：“且为客豪，野死谅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声激激，蒲苇冥冥。枭骑战斗死，驽马独徘徊。梁筑室，何以南，何以北，禾黍不获君何食？愿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诚可思：朝行出攻，暮不夜归。

病妇行

妇病连年累岁，传呼丈人前一言。

当言未及得言，不知泪下一何翩翩。

“属累君两三孤子，莫我儿饥且寒，

有过慎莫笪笞（dá chī），行当折摇，思复念之。”

乱曰：抱时无衣，襦复无里。

闭门塞牍，舍孤儿到市。

道逢亲交，泣坐不能起。

从乞求与孤儿买饵，对交啼泣，

泪不可止。“我欲不伤悲不能已！”

探怀中钱持授交。入门见孤儿，

啼索其母抱。徘徊空舍中，

“行复尔耳，弃置勿复道。”

孤儿行

孤儿生，孤子遇生，命独当苦。父母在时，乘坚车，驾驷马。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月来归，不敢自言苦。头多虮虱，面目多尘土。大兄言办饭，大嫂言视马。上高堂，行取殿下堂。孤儿泪下如雨，使我朝行汲，暮得水来归。手为错，足下无菲。怆怆履霜，中多蒺藜。拔断蒺藜肠肉中，怆欲悲。泪下渫渫，清涕累累。冬无复襦，夏无单衣。居生不乐，不如早去，下从地下黄泉。春气动，草萌芽。三月蚕桑，六月收瓜。将是瓜车，来到还家，瓜车反覆。助我者少，啖瓜者多。愿还我蒂，兄与嫂严。独且急归，当兴校计。乱曰：里中一何譊譊，愿欲寄尺书，将与地下父母，兄嫂难与久居。

赏析：清·宋长白《柳亭诗话》说：“病妇、孤儿行二首，虽参错不齐，而情与境会，口语心计之状，活现笔端，每读一过，觉有悲风刺人毛骨。后贤遇此种题，虽竭力描摹，读之正如嚼蜡，泪亦不能为之堕，心亦不能为之哀也。”

古歌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思念故乡，郁郁累累。

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座中何人，谁不怀忧？

令我白头。胡地多飙风，树木何修修。

离家日趋远，衣带日趋缓。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饮马长城窟行

青青河畔草，绵绵思远道。

远道不可思，宿昔梦见之。

梦见在我傍，忽觉在他乡。

他乡各异县，辗转不相见。

枯桑知天风，海水知天寒。

入门各自媚，谁肯相为言。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

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长跪读素书，书中竟何如？

上言加餐食，下言长相忆。

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问遗君，双珠玳瑁簪，用玉绍缭之。闻君有他心，拉杂摧烧之。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从今以往，勿复相思！相思与君绝，鸡鸣狗吠，兄嫂当知之。妃呼豨！秋风肃肃晨风飔，东方须臾高知之。

上山采蘼芜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

长跪问故夫：“新人复何如？”

“新人虽言好，未若故人姝。

颜色类相似，手爪不相如。”

“新人从门入，故人从閤去。”

“新人工织缣，故人工织素。

织缣日一匹，织素五丈余,

将缣来比素，新人不如故。”

陌上桑

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

罗敷善蚕桑，采桑城南隅。青丝为笼系，桂枝为笼钩。

头上倭堕髻，耳中明月珠。缃绮为下裙，紫绮为上襦。

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少年见罗敷，脱帽著帩头。

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

使君从南来，五马立踟蹰。使君遣吏往，问是谁家姝。

“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罗敷年几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颇有余。”使君谢罗敷，“宁可共载不？”

罗敷前致词：“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东方千余骑，夫婿居上头。何用识夫婿？白马从骊驹，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腰中鹿卢剑，可值千万余。十五府小吏，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专城居。为人洁白皙，鬑鬑颇有须。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趋。坐中数千人，皆言夫婿殊。”

长歌行

青青园中葵，朝露待日晞。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常恐秋节至，焜黄华叶衰。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译文：园中的葵菜呵郁郁葱葱，晶莹的朝露阳光下飞升。 春天把希望洒满了大地，万物都呈现出一派繁荣。 常恐那肃杀的秋天来到，树叶儿黄落百草也凋零。 百川奔腾着东流到大海，何时才能重新返回西境？ 少年人如果不及时努力，到老来只能是悔恨一生。

赏析： 这首诗从“园中葵”说起，再用水流到海不复回打比方，说明光阴如流水，一去不再回。最后劝导人们，要珍惜青春年华，发愤努力，不要等老了再后悔。这首诗借物言理，首先以园中的葵菜作比喻。“青青”喻其生长茂盛。其实在整个春天的阳光雨露之下，万物都在争相努力地生长。何以如此？因为它们都恐怕秋天很快地到来，深知秋风凋零百草的道理。大自然的生命节奏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一个人如果不趁着大好时光而努力奋斗，让青春白白地浪费，等到年老时后悔也来不及了。这首诗由眼前青春美景想到人生易逝，鼓励青年人要珍惜时光，出言警策，催人奋起。最著名的千古佳句就是那句“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江南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赏析：这首诗描写了采莲时观赏鱼戏莲叶的情景。这首诗诗为《相和歌辞。相和曲》之一，原见《宋书。乐志》，算得上是采莲诗的鼻祖。主旨在写良辰美景，行乐得时。清人沈德潜评此诗为“奇格”（《古诗源》卷三）。张玉榖则认为此诗不写花而只写叶，意为叶尚且可爱，花更不待言。

大体这种民歌，纯属天籁，最初的创作者未必有意为之，而自然显现一片大自然活泼的生机。余冠英先生认为“鱼戏莲叶东”以下四句，可能是“和声”。前三句由领唱者唱，而后四句为众人和唱。

此为汉代民歌，诗中大量运用重复的句式和字眼，表现了古代民歌朴素明朗的风格。诗歌描绘了江南采莲的热闹欢乐场面，从穿来穿去、欣然戏乐的游鱼中，我们似乎也听到了采莲人的欢笑。

“田田”指荷叶茂盛。

孔雀东南飞

序曰：汉末建安中，庐江府小吏焦仲卿妻刘氏，为仲卿母所遣，自誓不嫁。其家逼之，乃投水而死。仲卿闻之，亦自缢于庭树。时人伤之，为诗云尔。

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

“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kōng hóu），十六诵诗书。十七为君妇，心中常苦悲。君既为府吏，守节情不移。贱妾留空房，相见常日稀。鸡鸣入机织，夜夜不得息。三日断五匹，大人故嫌迟。非为织作迟，君家妇难为！妾不堪驱使，徒留无所施。便可白公姥（mǔ），及时相遣归。”

府吏得闻之，堂上启阿母：“儿已薄禄相，幸复得此妇，结发同枕席，黄泉共为友。共事二三年，始尔未为久。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

阿母谓府吏：“何乃太区区！此妇无礼节，举动自专由。吾意久怀忿，汝岂得自由！东家有贤女，自名秦罗敷，可怜体无比，阿母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

府吏长跪告：“伏惟启阿母，今若遣此妇，终老不复取！”

阿母得闻之，槌床便大怒：“小子无所畏，何敢助妇语！吾已失恩义，会不相从许！”

府吏默无声，再拜还入户。举言谓新妇，哽咽不能语：“我自不驱卿，逼迫有阿母。卿但暂还家，吾今且报（fù）府。不久当归还，还必相迎取。以此下心意，慎勿违吾语。”

新妇谓府吏：“勿复重（chóng）纷纭。往昔初阳岁，谢家来贵门。奉事循公姥，进止敢自专？昼夜勤作息，伶俜（pīng）萦（yíng）苦辛。谓言无罪过，供养卒大恩；仍更被驱遣，何言复来还！妾有绣腰襦，葳（wēi）蕤（ruí）自生光；红罗复斗帐，四角垂香囊；箱帘六七十，绿碧青丝绳，物物各自异，种种在其中。人贱物亦鄙，不足迎后人，留待作遗（wèi）施，于今无会因。时时为安慰，久久莫相忘！”

鸡鸣外欲曙，新妇起严妆。著我绣夹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蹑（niè）丝履，头上玳（dài）瑁（mào）光。腰若流纨素，耳著明月珰（dāng）。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纤纤作细步，精妙世无双。

上堂拜阿母，阿母怒不止。“昔作女儿时，生小出野里。本自无教训，兼愧贵家子。受母钱帛多，不堪母驱使。今日还家去，念母劳家里。”却与小姑别，泪落连珠子。“新妇初来时，小姑始扶床；今日被驱遣，小姑如我长。勤心养公姥，好自相扶将。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出门登车去，涕落百余行。

府吏马在前，新妇车在后。隐隐何甸甸，俱会大道口。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誓不相隔卿，且暂还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当还归。誓天不相负！”

新妇谓府吏：“感君区区怀！君既若见录，不久望君来。君当作磐（pán）石，妾当作蒲苇，蒲苇纫如丝，磐石无转移。我有亲父兄，性行暴如雷，恐不任我意，逆以煎我怀。”举手长劳劳，二情同依依。

入门上家堂，进退无颜仪。阿母大拊掌，“不图子自归！十三教汝织，十四能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知礼仪，十七遣汝嫁，谓言无誓违。汝今何罪过，不迎而自归？”兰芝惭阿母：“儿实无罪过。”阿母大悲摧。

还家十余日，县令遣媒来。云有第三郎，窈窕世无双。年始十八九，便（pián）言多令才。

阿母谓阿女：“汝可去应之。”

阿女含泪答：“兰芝初还时，府吏见丁宁，结誓不别离。今日违情义，恐此事非奇。自可断来信，徐徐更谓之。”

阿母白媒人：“贫贱有此女，始适还家门。不堪吏人妇，岂合令郎君？幸可广问讯，不得便相许。”

媒人去数日，寻遣丞请还，说有兰家女，丞籍有宦官。云有第五郎，娇逸未有婚。遣丞为媒人，主簿通语言。直说太守家，有此令郎君，既欲结大义，故遣来贵门。

阿母谢媒人：“女子先有誓，老姥岂敢言！”

阿兄得闻之，怅然心中烦。举言谓阿妹：“作计何不量！先嫁得府吏，后嫁得郎君，否（pǐ）泰如天地，足以荣汝身。不嫁义郎体，其往欲何云？”

兰芝仰头答：“理实如兄言。谢家事夫婿，中道还兄门。处分适兄意，那得自任专！虽与府吏要（yāo)，渠会永无缘。登即相许和，便可作婚姻。“

媒人下床去，诺诺复尔尔。还部白府君：“下官奉使命，言谈大有缘。”府君得闻之，心中大欢喜。视历复开书，便利此月内，六合正相应。良吉三十日，今已二十七，卿可去成婚。交语速装束，络绎如浮云。青雀白鹄舫（fǎng），四角龙子幡。婀娜随风转，金车玉作轮。踯（zhí）躅（zhú）青骢（cōng）马，流苏金镂鞍。赍（jī）钱三百万，皆用青丝穿。杂彩三百匹，交广市鲑（xié）珍。从人四五百，郁郁登郡门。

阿母谓阿女：“适得府君书，明日来迎汝。何不作衣裳？莫令事不举！”

阿女默无声，手巾掩口啼，泪落便如泻。移我琉璃榻，出置前窗下。左手持刀尺，右手执绫罗。朝成绣夹裙，晚成单罗衫。晻晻（yǎnyǎn）日欲暝，愁思出门啼。

府吏闻此变，因求假暂归。未至二三里，摧藏（zàng）马悲哀。新妇识马声，蹑履相逢迎。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举手拍马鞍，嗟叹使心伤：“自君别我后，人事不可量。果不如先愿，又非君所详。我有亲父母，逼迫兼弟兄。以我应他人，君还何所望！”

府吏谓新妇：“贺卿得高迁！磐石方且厚，可以卒千年；蒲苇一时纫，便作旦夕间。卿当日胜贵，吾独向黄泉！”

新妇谓府吏：“何意出此言！同是被逼迫，君尔妾亦然。黄泉下相见，勿违今日言！”执手分道去，各各还家门。生人作死别，恨恨那可论？念与世间辞，千万不复全！

府吏还家去，上堂拜阿母：“今日大风寒，寒风摧树木，严霜结庭兰。儿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单。故作不良计，勿复怨鬼神！命如南山石，四体康且直！”

阿母得闻之，零泪应声落：“汝是大家子，仕宦于台阁。慎勿为妇死，贵贱情何薄！东家有贤女，窈窕艳城郭，阿母为汝求，便复在旦夕。”

府吏再拜还，长叹空房中，作计乃尔立。转头向户里，渐见愁煎迫。

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我命绝今日，魂去尸长留！”揽裙脱丝履，举身赴清池。

府吏闻此事，心知长别离。徘徊庭树下，自挂东南枝。

两家求合葬，合葬华山傍。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中有双飞鸟，自名为鸳鸯。仰头相向鸣，夜夜达五更。行人驻足听，寡妇起彷徨。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1]

东门行

出东门，不顾归。

来入门，怅欲悲。

盎中无斗米储，环视架上无悬衣。

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

“他家但愿富贵，贱妾与君共哺糜。

上用仓浪天故，下当用此黄口儿。

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

今时清廉，难犯教言，君复自爱莫为非！”

“咄，行，吾去为迟！白发时下难久居！”

“平慎行，望君归！”

艳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来见。

兄弟两三人，流宕在他县。

故衣谁当补？新衣谁当绽？

赖得贤主人，揽取为吾绽。

夫婿从门来，斜柯西北眄。

语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见。

石见何累累，远行不如归。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看到，乐府的一大功能就是“观民风”——

《采诗观风：古代中国的乐政与乐治》（2022-11-03 人民论坛 曹胜高）报道：

摘要：采诗是由外交、行政和乐官等行政体系参与的制度性设计，借助歌诗可以深入了解地方风俗、观察百姓好恶、反馈行政得失，形成借助礼乐考察政治得失的施政理念。通过整理、演唱所采之诗，不仅形成了自下而上的社会反馈机制，而且塑造了文学艺术关注现实的鲜活面目，建构了文艺参与国家治理的模式。

在中国音乐理论中，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各异，其制作和演奏的乐歌声情、曲调、风格各有差别。国家建立乐政体系采诗观风，以体察民生、了解民情，作为执政的参考；并借助乐歌的传唱来整齐风俗、泄导人情，确立了具有教化功能的乐治学说。

采诗观风的制度形态

早期中国所形成的采诗制度，是借助歌诗所体现风土人情来观察民生疾苦，建构了多个行政系统相配合的采诗制度。《左传·襄公十四年》载，晋国乐师师旷对晋平公说：“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瞽为诗”即乐官采诗或者整理诗。师旷又引《夏书》言：“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遒人”是出使他国的使臣，他们沿途收集歌谣，归国后进行整理。

诸侯派往各地的使节受过专门训练，可以辨声知音。西汉刘歆《与扬雄书》言，行人（注：古代的外交官员）、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僮谣、歌戏”，回来呈报给朝廷。东汉班固在《汉书·食货志》中描述行人采诗的方式：“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将收集来的歌谣交给乐师整理后，献于天子，用以观察民风民俗。

扬雄、班固所言的采诗制度，在汉代得以延续。汉武帝设乐府采诗夜诵，借鉴地方民歌制作十九章之歌，用于郊祀。王莽曾设置风俗使，以观天下教化。有一次，风俗使者八人收集郡国歌谣达三万言。东汉光武帝广求民瘼，观纳风谣，利用歌谣了解民情。汉和帝即位后分遣使者，微服单行至各州县，继续观采风谣。汉灵帝光和五年（公元182年），诏公卿“以谣言举刺史、二千石为民蠹害者”①，将流传于民间的风谣作为判断官员善恶的依据。北宋郭茂倩主编的《乐府诗集》中所列的杂曲歌辞、杂歌谣辞，有不少是对官员进行美刺的歌谣，就源于这类采诗活动。

后代延续采诗制度，以乐观政。元嘉三年（公元426年），南朝宋文帝遣大使巡行四方，博采舆诵，广纳嘉谋，亲自观览。后来，梁武帝也分遣内侍，周省四方，观政听谣。北魏孝文帝遣张彝巡方省察，问民疾苦，张彝将采诗编为七卷呈上。建德五年（公元576年），周武帝下诏周省四方，察讼听谣，将行政巡察与采集歌谣结合起来，观察行政得失。敦煌出土文献《沙州都督府图经》：“右唐载初元年四月，风俗使于百姓间采得前件歌谣，具状上讫。”唐初仍设风俗使采集民间歌谣。南宋陆游曾见唐代卢纶墓碑中言：“元和中，章武皇帝命侍臣采诗，第名家得三百一十篇。”②中唐亦有使臣采诗制度。据北宋僧人文莹《湘山野录》记载，魏瓘修筑广州城时作《感怀》，文彦博听闻之后，采其诗进呈，魏瓘由此进龙图阁直学士，北宋依旧延续着采诗观政的传统。

清代使臣出使时也有采诗职责。康熙十七年（公元1678年），孙致弥作为清朝使节团成员，收集朝鲜朝野流传的近体诗，撰成《朝鲜采风录》，为时人称道。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记名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为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两人前往各国联络，被要求兼采风谣，以观风俗。

采诗观风是充分利用乐歌的感性表达，来体察不同地区百姓的喜怒哀乐，作为考察风土人情和行政得失的参考。乐歌含蓄而富有情感的表达，可以直感而深刻地反映民风民情，由此形成了早期中国以乐官为核心的社会反馈机制和行政调整体系。

采诗观风的运行机制

采诗制度的运行，依托的是诸多行政机构相互协作的乐政系统，推动着采诗观风机制的高效运行。

基层官员负责采集歌诗。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宣公十五年》言，在漫长的冬季中，百姓聚集在一起，“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村社设有采诗官，由鳏寡之人担任，在没有录音和记谱的情况下，他们凭借口耳传唱的方式传播这些最为原始的民歌。

乐官负责整理歌诗。基层收集来的乐歌要层层上报，需要在乡、邑、国设有相应的乐官，对乐歌进行甄别与整理。甄别是对各种版本的乐歌去粗取精，使之经典化；整理是对民歌的音声、旋律、歌辞进行加工，将之经典化。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楚简《采风曲目》中有五音各声名所属歌曲的篇目，当是楚国乐官对采集来的民歌按照音乐属性进行的有序整理。《国语·鲁语下》记载，闵马父对景伯言：“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正考父所校的十二篇，正是宋人整理的祭祀殷先王的诸多乐歌，将代表性的歌诗呈献给周太师。今本的《商颂》只有五篇，有可能是周太师选定后才得以流传的。

据《周礼·春官宗伯》记载，太师的主要职责有四：一是正音，分辨声的高下、厚薄、急缓、长短，校准乐器，保证乐音纯正。二是作乐，实现五音、六律、八风的妙合无垠，并进行配器、合律、演奏、歌唱。三是教唱，按照风、雅、颂、赋、比、兴的表达方式，教乐工演唱诗作。四是率乐工演奏，在射礼、燕礼、军礼、宾礼、凶礼等场合歌唱乐曲。

春秋时期，各诸侯国设太师，既负责整理邦国的乐歌，也演奏朝廷通用的乐歌。如鲁国的乐工既能演奏鲁国专用的鲁颂，也能歌唱十五国风、小雅、大雅、周颂等王朝通用的乐歌。各诸侯国太师整理的邦国歌诗，充分体现着本邦国百姓的喜怒哀乐。《礼记·王制》言天子巡狩时“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东汉郑玄注：“陈诗，谓采其诗而视之。”实际是天子以采诗的方式来收集邦国呈献的歌诗，让天子从中了解诸侯国的风土人情。③

太师陈诗被视为天子观民风、知得失的行政手段，在后世被效仿。武则天曾仿旧制，要求负责礼乐的太常卿采诗以观风。唐玄宗巡幸各地，诏书中常言“将陈诗以问俗”，要求采集歌诗以观民风。④在《大唐开元礼》所列的朝觐仪式中，还有“命太常卿采诗陈之，以观百姓之风俗”的制度规定，表明乐政体系仍在有效延续。

因此，采诗观风是由各级各类具有音乐素养的官员配合而成的乐政系统。其中，基层百姓参与收集，行人参与汇总，乐官负责甄别、整理、演奏，使得民间“感于哀乐”的乐歌得以经典化，成为中国艺术史上熠熠生辉的名篇。

采诗观风所体现的乐治理念

古代中国之所以高度重视采诗观风活动，在于其利用自下而上的行政反馈机制了解民情，又借助自上而下的礼乐教化改良民风、改善民俗，形成了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乐治理念。

作为艺术创作，音乐、诗歌、舞蹈体现着不同地区的风土人情。“风土之音曰风”⑤，《诗经》十五国风正是不同地区音乐与歌诗的展现。采诗观风，充分重视了民间艺术的原创性，尊重百姓的艺术创造，将生产生活作为艺术创新的来源，《诗经》才存有“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风雅之作；汉乐府才流传着“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民歌；西曲、吴歌、六镇兵歌才成为新鲜的音乐养分；唐宋的燕乐还能翻新出奇，推动曲子词的发展；北曲南下又推动了散曲和杂剧的兴盛。音乐的每一次推陈出新，都能牵动诗歌形式、格调、品味的与时俱进。中华文化所重视的采诗观风，持续从民间艺术中吸取养分，推动艺术创作不断更新。

作为文化观念，采诗观风高度重视了文艺作品的社会反馈功能。《礼记·乐记》认为诗歌是个人心志的体现，人的喜怒哀乐之情诉诸于语言是为诗，见诸于声律则为歌，付诸于手足即为舞。诗、歌、舞体现人之常情，就形成了最基础的艺术表达。若要建构稳定的社会秩序，就要尊重、理解并恰当引导百姓的喜怒哀乐。尊重是充分认同百姓有表达自我情志的合法性，对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祈所盼感同身受，能理解百姓疾苦，才可以得到民心。理解是通过隐含在乐声、歌辞中的委婉表达，体察百姓在生产生活中的期待，认可百姓赞美或批评的合理性，就可以体察民情。恰当引导是以礼别异、乐合同的方式，鼓励百姓将喜怒哀乐的表达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之内，发乎情止乎礼义，形成中和之音，合乎稳定顺畅的社会秩序。

采诗观风并非是单向地从民间采诗，更是借助采诗了解民间疾苦，将之作为自下而上的社会反馈机制。乐官整理民间流传的歌谣，使之更加优雅整齐，成为官方推行的经典曲目，在重要典礼上演唱。如《诗经》中的《关雎》《采蘩》《采蘋》等歌诗，原本是周南、召南地区的民歌，经过乐官的整理后，在燕礼、射礼、乡饮酒等礼仪中广泛使用。西汉的郊祀歌是汉乐府吸收赵代秦楚民歌整理而成。唐宋教坊演奏的新乐、俗乐和散乐是收集整理全国各地及周边民族的音乐而形成的新曲目。借助采诗观风，中华文化能够做到雅俗共赏，形成了既有经典流传又有艺术活力的文化生态。

作为治理模式，采诗活动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行政管理策略。中华文明强调民为邦本，两周设计的行政纠错机制，是期待自下而上地对天子进行劝谏，使之尽可能避免决策失误。《国语·周语上》记载，邵公谏厉王弭谤时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官员用采集、整理或者创作的歌诗委婉劝谏，相互讽喻，共同改善行政措施。有了系统的劝谏、规劝、补察、教诲，以期避免重大的决策失误。

诗具有美刺功能，美是对朝政进行颂美，刺是对决策进行批评。因此，采诗、献诗甚至作诗，常以美、刺两个维度来衡量诗的功用。秦汉之后的行政体系，因更多采用奏疏、谏议的方式讨论得失，音乐、诗歌委婉含蓄批评朝政的功能逐渐淡化。但士大夫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依然期待诗歌能够担负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功能，恢复乐治传统。白居易曾呼吁重设采诗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⑥元好问也主张以诗存史，以诗写风土人情、兴亡成败，强化诗的美刺功能，倡导采诗以观得失、作乐以为教化的乐治理念。

因此，采诗观风的核心意义在于建构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和自上而下的教化机制，充分发挥文艺的认识作用、审美作用和教育作用，作为国家治理理念的组成部分。今天，我们可以借鉴古代采诗观风的实践经验，深入田间地头，了解百姓的喜怒哀乐，吸收新的文艺养分，推陈出新，精益求精，创作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艺作品。

注释

①[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五十七《刘陶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851页。

②钱仲联、马亚中主编：《渭南文集校注（二）》，《陆游全集校注》第10册，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1年，第132页。

③[清]孙希旦撰：《礼记集解》卷十二《王制》，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28页。

④[清]董诰等编：《全唐文》，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57页。

⑤[南宋]郑樵撰：《通志二十略·通志总序》，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7页。

⑥[唐]白居易著：《白居易集》卷六十五《策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370页。

谢选骏指出：上述制度使得乐府成为收集社会公议的机构，是古代公议社会的必要配件。

【【09、满清也顾忌天下公论】】

《清代“州县自理案件”对于“依法裁判”的超越》（2021-08-18 李栋）报道：

如果说清代司法裁判在“命盗重案”中还存在“依法”这一容易使人产生“错觉”的制度要求的话，那么，“州县自理案件”则与“依法裁判”相距较远。

就“州县自理案件”裁判而论，其方式不可一概而论，具体应与“听讼”过程结合起来观察。根据黄宗智教授的研究，清代涉及民事纷争的“州县自理案件”的审理程序分为三个阶段：（1）从告状开始，到县官作出初步反应为止；（2）正式堂审之前的一个阶段，在此期间，衙门与诉讼当事人以及可能的调解人之间，通常发生不少接触；（3）正式堂讯，县官作出明确裁决。

在第一阶段，民众“呈告”，州县对此作出“准”与“未准”或“不准”的批语，并在其中表达对于讼事初步的态度与立场。这里的“批语”由于具有明示或暗示案件性质、是非、责任等方面内容，客观上不仅可以推动案件发展，而且构成了两造调整预期，进行和解的重要因素。在第二阶段，两造双方当事人了解到批语的内容并权衡利弊以后，要么选择撤回告状，要么相互和解。在第三阶段，即堂审阶段，州县长官会在参酌“国法”和“情理”的基础上，“讯结”案件，作出判词，让两造在各自的具结文书上画押。在作出判词的过程中，州县长官裁判当然要考虑“国法”，但实际情况是，可供调整私人间利益的法律依据在《大清律例》中“数量既少又缺乏体系性”，所以“依法裁判”根本不可能实现。

因此，清代“州县自理案件”的裁判显然也非“依法裁判”。地方州县长官们面对一个“相当好讼的社会”，囿于官方意识形态、简约型政府以及乡土社会和谐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对于民间讼事往往更强调“调处息讼”，让两造双方之间的矛盾或纷争回归到一种平衡权益、互生共存的状态；即便讼事最终仍需要州县裁判，州县长官们也要在“情理”思维的大框架下，综合考虑各种要素，让两造双方在最大程度上对裁判结果表示接受，并照顾个案的实际情况。

清代司法裁判的特征与类型

第一，对待清代司法裁判问题需要区分援引规范对于裁判的不同意义。清代司法裁判尽管也会在形式上要求“援引律例”，但这只是裁判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其他具有“实质性”因素的考量也是必须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非属恣意的司法裁判在形式上绝非“依法裁判”一种，除了用抽象化、体系化的规则体系限制裁判者恣意判断以外，还存在其他多样的方法。因此，挖掘清代司法裁判背后确定性的“法源”依据，并查找、整理出从表面上看符合“依法裁判”的例证，在本质上是强行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司法裁判削足适履地合二为一，消弭差异，夸大共性的表现，其结果反而无法凸显清代司法裁判的独特性。

第二，既然前文的事实表明，清代司法裁判并非恣意，并且在类型学上不属于近代西方“依法裁判”的类型，那么，它通过何种方式限制恣意，实现司法裁判背后的正义目标？对此，笔者认同寺田浩明提出的“天下公论”观点。

清代司法裁判中“天下公论”则是通过直接方式导出的，是裁判者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案件，在每一次裁判中直接形成的，体现为“天下所有正派人士皆当作如是想的意见”。这种直接导出的“天下公论”特别注重案件的特殊性，更强调每个案件的特殊“情理”以及“国法”与之结合后的预期结果，因而，其表面上虽具有“个别主义”特征，但由于其更关注裁判结果的妥帖性和可接受性，又具有“普遍主义”特征。

第三，清代司法裁判既是裁判获得正当性的过程，而且也是形成该案所用“何法”的过程。

与近代西方“规则型裁判”（依法裁判）模式不同的是，清代司法裁判虽然也援引规则，尤其是在“命盗重案”中还特别强调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对于个案裁判结果而言，只是帮助直接导出“天下公论”的指引或者参照。这一点在“州县自理案件”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对于某个具体“细故”案件而言，不存在一个抽象的，可以直接适用的“天下公论”，相反“天下公论”的获得只能结合具体案件的“情理”，个案化地获得。

这样一种通过司法裁判而构筑“天下公论”的过程，既是一个调和、统合两造判断的过程，也是形成“法”的过程，这使得“法”与现实之间没有太大的距离，呈现出一种“法”与事实交融的样态。在此过程中，法的形成和法的实现几乎是同步完成的。

第四，从制度功能上看，清代司法裁判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不同于“依法裁判”的他种模式，在于它以自己的方式大体实现了“同案同判，异案异判”这一司法裁判的本质追求。

近代西方司法“同案同判，异案异判”的实现依靠的是前提性“规范”对于案件事实的统摄，至于刑事案件的具体量刑问题或民事案件判决的可接受问题，都通过“依法裁判”的外在形式，将其消解掉或隐藏起来。量刑问题与依据问题在“依法裁判”模式下，并没有完全分开，前者依附或从属于后者，“裁判”只要是“依法”的，就是正当的。

与之相对，清代司法“同案同判，异案异判”的实现，则建立在具体个案“情理”在裁判结果中能够妥当实现的基础上。在清代司法裁判中，“依据”问题不仅与量刑问题是分开的，而且是被其包裹的，“裁判”只有是妥当的，才是正当的。

笔者以“权宜裁判”来概括清代司法裁判的类型，以示区别于近代西方。这里的“权”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与“经”相对，强调清代司法裁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对每一个个案要进行“个别化”的处理，注意到个案特殊的“情理”，同时，也非一种擅断，权变所坚守的“天下公论”就是一种“常经”；另一方面是含有“权力”之意，强调所有实现“情理”的最终判断，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皇帝的权威。这里的“宜”则指的是，司法裁判正当性的基础来自于适宜的量刑结果或裁判结果。“权宜”两字合在一起，即有“守经用权，惟宜是从”的含义，既突出了“裁判”优先于“依法”这一清代司法裁判的特质，又照顾了个案与先前类似裁判或“天下公论”的关系，还表明了清代司法裁判所捍卫的“同案同判，异案异判”的司法正义。

谢选骏指出：满清虽是一个野蛮的匪类集团，但是进入中国具有公议传统的社会环境以后，为了长期保持其非法夺取的控制权，也不得不委曲求全，顾忌一点“天下公论”了。

【【10、超越“依法裁判”的公议】】

《超越“依法裁判”的清代司法》（李栋）报道：

一、问题的提出

长久以来，学界对于“司法”的理解是不言自明的，即“国家司法机关依据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具体应用法律处理案件的专门活动”[1]。概言之就是“依法裁判”。从法律史的角度看，这样定义“司法”是启蒙运动以来，尤其是孟德斯鸠提出分权学说之后，法律实证化的产物。因此，可以说作为“司法”核心要素的“依法裁判”主要是近代西方的产物。在具体案件裁判中，无论是大陆法系所依据的成文法典，还是英美法系所遵循的判例，都属于“被依之法”的范畴，差别仅在于法官是需要援引成文法典中的规范，还是需要从先前判例中寻找适用于本案的裁判规则。西法东渐以来，我们至少在形式上告别了固有法之传统，大体上接受了西方近代以来关于“司法”的别样传统。作为一种结果，西方近代司法所固有的那种不同于立法和行政功能，主要集中于适用法律功能的核心观念及模式，也被移植过来。“依法裁判”的理想图景，是法官在听完“两造双方”的陈述和列举出的证据后，依据特定的程序和方法对这些成文法典或判例进行适用和解释，以此裁决纠纷。

这样一种不言自明的理解所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当下中国法律史研究者会自然不自然地将上述“依法裁判”的理想图景，作为看待历史上司法现象或问题的“前见”。他们将更多的讨论放在传统中国“有没有依法裁判”，如果有，我们“如何依法裁判”，我们这样“依法裁判效果如何”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上。

作为这一现象或问题最为直接的体现，是近20年来国内外法律史学界就传统中国司法裁判是否为马克斯·韦伯笔下的“卡迪司法”（为了行文方便，笔者将其称为“韦伯命题”），而展开的“马拉松式论辩”。[2]从讨论的进程来看，这场讨论大致经历了一个从验证“韦伯命题”到超越“韦伯命题”的转变，然而，从讨论的结果来看，这一讨论仍局限于上述提及的“前见”之中。

在该问题讨论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学者们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韦伯命题”是否正确、恰当之上，即“有没有依法裁判”。讨论的结果是，以滋贺秀三、高鸿钧为代表的学者，更强调中国古代司法裁判的非确定性特征；[3]而以黄宗智、张伟仁为代表的学者，则与之针锋相对，坚持传统中国存在着“依法裁判”的事实和传统，进而反对“韦伯命题”。[4]后来，随着法律史学界对“韦伯命题”背后“类型学”方法的渐次了解，[5]以及前述肯定“韦伯命题”的学者，并未彻底否认传统中国存在“依法裁判”的现象，于是，两派出现了某种合流之势。

之后的研究者们开始站在“相对主义”的立场，逐渐虚置“韦伯命题”本身，从一种所谓的“内在视角”，深入研究和讨论中国古代，尤其是明清时期“如何依法裁判”以及“依法裁判效果如何”的问题，并试图挖掘其中独特的“司法裁判类型”及其背后的“法理”，寻求某种超越。如有论者认为清代司法兼具“形式化”与“实质化”特征，并用“情法两尽”概括清代“如何依法裁判”；[6]有论者则提出“利益平衡”或“功利”来否定“情法两尽”说；[7]有论者认为清代司法不专以逻辑规则和法律推理为裁判的唯一工具，具有衡平司法的特征；[8]有论者更是从“文化意蕴”的高度，揭示了清代“依法裁判的深层效果”。[9]

然而，这些基于“相对主义”视角的研究，尽管注意到不能简单地以近代西方对于司法的理解为标尺来检视中国法传统，并努力寻求超越“韦伯命题”之道，凸显传统中国司法裁判模式的独特性，但总体而言，这些有益的探索始终仍未彻底摆脱前述“依法裁判”的“前见”。

具体来说，有些研究认为传统中国也存在“依法裁判”，只是在“命盗重案”和“州县自理案件”的裁判中，有着不同的侧重。这种解读仍强调“依法”的重要地位，未从根本上摆脱前述“依法裁判”的理想图景。还有一些研究虽然在“依法裁判”中突破了“法”的限制，认为“法”只是案件裁判的一种指引或者准据，甚至是“一张可有可无的皮”，而将“情理”“衡平原则”“利益”“功利”等事实或价值要素引入裁判之中，具体解释传统中国实际“如何依法裁判”。然而，进行这种努力的解读者们从方法上只是用“情理”“衡平原则”“利益”“功利”等“法”的外部要素替换了“法”，从整体上并未对“依法裁判”的固有模式及其理论提出质疑。换言之，这些研究仍然遵循着“依法（情理、衡平原则、利益和功利等‘法'的替代物）裁判”这样一种“目的（价值）—工具”的思路进行，差别无非在于对“法”的理解有着各自的不同，而究竟什么是“法”，完全取决于“法”背后的“目的”。裁判在此过程中仅仅是执行“目的”的“工具”，这与前述近代西方“依法裁判”模式没有本质区别。只不过西方强调裁判依照之“法”应体现“法治要义”，而传统中国裁判依照的“法”则更强调“人伦道德要义”。如果按照此种逻辑，就“依法裁判的独特效果”而言，传统中国用符合自身“目的”之“法”，自然好过用体现西方“目的”之“法”；反过来，强行用体现西方“目的”之“法”裁判传统中国之案件，自然会产生种种隔膜和不妥。

因此，如何跳出西方近代以来对于“依法裁判”的“前见”，重新审视传统中国的司法裁判，就显得格外重要。传统中国司法裁判是否属于“依法裁判”？如果不属于，它有何独特性？其司法裁判类型又是什么？对于这些问题的讨论，不仅能帮助我们在学界既有关于古代司法“碎片化”研究的基础上，建构起一套完整的解释框架；而且有助于我们重新了解传统中国司法裁判的独特性，并从“全球法律史”[10]的角度，以“双向交流”的姿态，为世界贡献关于传统中国超越“依法裁判”模式的思考。

二、清代“命盗重案”对于“依法裁判”的超越

清代司法审判以“答、杖、徒、流、死”五种刑罚为参照，将所有案件分为“命盗重案”和“州县自理案件”两大类。[11]简单地讲，前者主要是那些可能判处徒刑及其以上刑罚的案件，其裁判一般称为“断狱”；后者则主要指属于州县长官在答杖刑范围内可以自由处置的涉及“户婚田土钱债”等“民事纷争”和恶性大不的“轻微恶事”，其裁判称作“听讼”。这一划分，虽在功能主义视角下大体对应今天的“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但在类型学视角下，两者之间还是存在着本质区别的。

尽管日本学者寺田浩明认为，清代司法裁判制度构造在总体上都从属于“惩戒欺压伸张冤抑”这个大的主题，应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下理解“命盗重案”和“州县自理案件”；[12]但是，本着“严于治吏，宽以养民”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理念，以及“命盗重案”容易引发“天谴”或“革命”的考虑，清代统治者对于上述这两类案件的裁判还是很明显地设计出不同的应对办法。

就“命盗重案”来说，州县长官对辖区内发生的“人命、强盗、盗窃、拐骗、邪教、私盐、光棍、窝赌、衙蠹”等可能处以徒刑以上的案件，需要在“侦查、缉捕、查赃、勘验现场、检验尸伤、强制措施”的基础上，对案件进行“初审”，并根据《大清律例》的条款“拟罪”或“拟看”。[13]“拟罪”的结果不立即发生法律效力，州县长官要将“拟罪”在内的全部案卷报送上司复审。从地方州县到中央刑部，每一级都将不属于自身核准刑罚权限的案件，在复核结束后，主动上报，层层审转，直至有权裁决的审级作出核准后，才算终了。这一制度称为“逐级审转复核制”，又称“必要的复审制”。

就“命盗重案”裁判而论，清代统治者本着“严于治吏”和历史上“断罪引律令”的传统，在《大清律例》中明确要求各级官员在断狱中要援引律例，违者将受到处罚。显然，这样具有法定主义特征的制度规定，很容易使我们将其作为清代“依法裁判”的例证而反复说明。例如，滋贺秀三认为，清代“重罪案件确实是依法进行审判的”[14]。也有学者尽管在“州县自理案件”是否“依法裁判”问题上与滋贺秀三有着不同的观点，但对“命盗重案”“依法裁判”的事实，却没有异议。

但是，“断罪引律例”的规定以及大量援引律例审判的客观事实，并不能从类型学意义上证明清代关于“命盗重案”的裁判就是近代西方“依法裁判”的模式。

一方面，就法律制定基础而言，在近代西方“依法裁判”框架下，裁判者所依之“法”本身具有极高的权威性和抽象性，司法裁判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适用“法”的过程。在刑事案件的裁判中，法律规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案件的裁判结果，其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的“罪刑法定原则”。而清代司法裁判中“断罪引律例”的规定与实践，更多是皇帝为了约束其愚贤不一的官员肆意裁判，避免造成民间冤抑，实现民本主张而采取的，并不能将其等同于近代西方罪刑法定的规定。[15]皇帝为了实现这一点，甚至用律文的方式，将五刑二十等的刑罚与一些典型且重要的恶行一一对应起来，形成一个“膨大的罪行和刑罚的对应一览表”[16]。瞿同祖甚至将其概括为“列举主义”，以区别于西方近代刑法中具有一定量刑幅度的“概括主义”。[17]尽管从表面上看，中西似乎都强调裁判需要以“法律”作为依据，但区别在于：当出现案件没有对应“法律”时，近代西方会以保护犯罪嫌疑人自由和权利为理由，让其出罪；而清代则会通过“比附加减”或“概括性禁律”的方法，[18]以实现“罪罚相当”，使其入罪。

另一方面，就法律实践而论，近代西方“依法裁判”的重心在于“依法”，这即是说在权力分立背景下，司法较之于立法而言，其地位是从属性的。司法的过程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法律，但是这种解释是有限度的，一般只限于文义解释，而排斥类推和目的论的限缩，[19]其目的在于约束裁判，防止司法者对于立法权的侵害。而反观清代司法裁判，“断罪引律例”的规定并不意味着司法者仅仅是“制定法”的被动执行者。相反，当出现“律例有定，情伪无穷”时，皇帝的官员们就会在前述“逐级审转复核制”的背景下，主要通过“比附加减”的方法，寻找甚至创造可以适用的法律。当然，这种“比附加减”在理论上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没有法律规定，为了使“罪行入罪”的“比附”；[20]另一种是为了获得与“罪行相适应刑罚”的“比附”；[21]但在实践中两种比附在同一案件中可能兼而有之，很难清晰区分。

可见，“断罪引律例”的规定只是在形式上限定司法裁判要有“法律”方面的依据，但是，从实质方面讲，“罚当其罪”的个案结果考量，是完全超越律例既有规定的。对此，有论者指出：“在中国人为他们的刑事法所作的循环式定义里面，重要性排在首位的词是关于刑罚的（‘刑'），而不是指制定法的（‘法'或‘律'）。”[22]因此，我们很难认为清代司法存在西方近代那种司法仅是执行或适用立法的观念。

既然清代司法对于“命盗重案”的裁判在类型学意义上不属于近代西方的“依法裁判”，那么，它又是什么？具有何种特点？

第一，就清代司法裁判的目的而言，一般认为其具有实现皇帝统治和禁奸止邪的目的。例如，寺田浩明就认为：“中国刑事司法的整体可以总结为国家皇帝忠实地代天惩戒行恶之人，为受害者申冤，使人们远离犯罪。”[23]如果我们不是将中国历代王朝统治简单地理解为“专制统治”的话，那么，这样的目的应该说兼具秩序与正义，暗合于现代司法，差别仅在于传统中国对于秩序的强调更为根本，正义或许是种“反射效果”。[24]

第二，就裁判方式而言，清代司法裁判会在追求“情法之平”思维方式下，结合每个“命盗重案”的具体情况，作出个案化的判断，并将其中典型的判断凝结成“法律”。具体而言，如果是“常规案件”（就是判断该案件的案情与律例所蕴含的“情理”相同），律例被原封不动地援引，官员们与其说是在适用法律，毋宁说他们在执行皇帝规定的“处理该案件的直接的明示的‘命令'”。当然，这里的“命令”是皇帝对典型案件所持“情理之平”的结果，“是过去所作裁判的集合物”[25]。当出现“疑难案件”（就是判断该案件的案情与律例所蕴含的“情理”不同）时，追求个案“情法之平”的考量，会再一次启动，比附后所形成的“成案”，就成为新的“法律”。因此，在清代司法裁判中，律例是“作为援引比照的范围或是‘基准'而发挥作用”，而不是我们所惯常所认为的作为“伴随着解释的法、此次个别判断的一般性基础、对应于个案的规则”而运行的。[26]律例虽有规则性和实定法的外观，但其实质内涵和功能与近代西方司法裁判中的“大前提”绝不相同。

在具体的比附过程中，皇帝及其他的官员们一般会使用近似于今天法律解释方法中的文义解释、当然解释、体系解释、法意解释或目的解释；[27]但与此同时，他们也不会完全拘泥于这样的“法律解释方法”，还会从刑罚结果是否恰当的角度进行比附加减，[28]并且这种侧重于结果的比附效力更优。有论者将前一种更关注于事理切合度的比附称之为“法律解释型比附”，而将后者更侧重刑罚结果切合度的比附称之为“刑罚裁量性比附。”因此，比附更像是官员们在既有律例不能直接“涵摄”的案件中，将案件放在一个更为开放的环境中，从其他情节相近或量刑结果妥当的其他律例中，寻找裁判依据，其实际功能更像是围绕着量刑（有时也夹杂着入罪）的一种自由裁量权。这一过程将近代西方“依法裁判”过程中的“发现法律”和“裁判论证”合二为一。只不过这种自由裁量权需要得到“上峰”权力的确认，其本身不当然具有效力。

第三，就司法裁判效果而论，清代严密的“逐级审转复核制”以及《大清律例》对于官员“断狱”不当规定的细密法律责任，都促使皇帝及其他官员对于“命盗重案”的裁判十分谨慎和严格，体现了实现秩序的一面。另外，清代司法裁判在实践中非常注重个案中当事人身份和犯罪情节方面的细微差别，在追求“情法之平”的综合性考量下，能够大体实现司法裁判的正义需要。正是由于清代司法裁判能够在实践中兼顾秩序和正义的目标，因而具有正当性。例如，有论者研究指出，在涉及服制的案件中，尽管律例中存在着明显偏袒尊长的规定，但经过“秋审”这一特殊的司法裁判机制，大部分卑幼在实际上都会受到减等或免于死刑的结果。这一过程“既可以达到教化和惩戒的作用，同时，也体现出国家公权力的威严，以及法律的公平正义”[30]。

更为重要的是，清代法律系统正是在司法裁判的“驱动”下，不仅保持了良好的开放性，而且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生成和存在模式。清代承袭明制，以“条例”补充律文之不足，并在乾隆朝之后形成“五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的定制，至同治九年纂修后，清代例文在436条律文不变的情况下，从1042条增至1892条之多。[31]连接起始终不变的律文和不断增多的例文之间的桥梁，就是前述提到的各种“成案”。这些在司法过程中形成的成案，依其未来走向和效力的有无为标准，大体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成案经中央刑部律例馆的“加工”，成为“奏准通行”的条例，具有法律效力；第二类是那些不宜正式成为例文的“通行”，成为“刑部通行”，也具有法律效力；第三类是剩下的那些最终既不能上升为条例，也不属于“刑部通行”的成案，这类成案虽不当然具有法律效力，但在司法实践中却常被查找或零星援引，[32]是实现“援案定法”的重要参照，具有极强的学理意义。[33]

总之，清代“命盗重案”司法裁判尽管在外观上有“依法”的形态，但所依之“法”并不是作为近代西方形式逻辑三段论中的“大前提”而存在的。相反，清代的官员们在处理个案时，会将个案蕴含的“情节”和“事理”投掷于整个律例网络之中，通过分析、比对涉案当事人各种身份关系、主观动机、犯罪场景、使用工具以及伤害结果等各种与案件有关的因素，在考虑纲常伦理、裁判后果以及惩恶教化等多种目标下，为案件找到甚至创造妥帖恰当的律例规定。在此过程中，既有的相关律例规定与其说是裁判所依之“法”，毋宁说更像是一个帮助其确定刑罚的外在指引，它们为案件最终的裁判结果大致划定了一个合理的量刑空间。在此空间内，官员们需要通过“比附加减”为案件找到甚至创造最终裁判的依据，并说明相关理由，依据“审转复核制”上报，等待认可。此一过程，他们承担的不仅仅是“裁判”的工作，而且还包含了“造法”工作；既有司法裁判形式合理性论证的过程，也有实质合理性论证的内容。

三、清代“州县自理案件”对于“依法裁判”的超越

如果说清代司法裁判在“命盗重案”中还存在“依法”这一容易使人产生“错觉”的制度要求的话，那么，“州县自理案件”则与“依法裁判”相距较远。滋贺秀三不仅认为“在听讼程序的范围内可以说知州知县几乎完全不受法律拘束”，而且称清代州县长官涉及“解决民事纷争”的司法过程，始终具有“调解”的性质，从“类型学”上讲是一种“父母官型的诉讼”。[34]

第一，就“州县自理案件”来说，州县长官按照《大清律例》的规定，有权审理涉及户籍、差役、赋税、田租、土地、婚姻、继承、债务、水利等纠纷，以及斗殴、轻伤、偷窃（四十两以下）等轻微恶事，[35]并享有审决之权，审断结果无须经过“审转复核程序”，但要填注“循环簿”，月底报送府、道、司、督、抚查考。另外，基于“无冤理念”，清代法律还规定了“禁止告状不受理”的制度，保证地方民众向地方州县寻求救济的权利。

州县长官对这些案件的审结之法有三：其一，“责惩”，州县长官对涉案者处以答刑、杖刑或者枷号。虽然《大清律例》对这些刑罚执行的方式和数量有明确规定，但在实践中全凭州县长官自主掌握。其二，“训诫和息”，包括两种形式：（1）“准息销案”，即两造在经过调停后，由“原告”或中间人撤诉销案，州县长官同意；（2）乡里调解结案，即州县长官在审理后责令乡保亲谊调处或加派差役协同调处而结案。其三，“作出堂审判词”，是州县长官在辨明是非基础上，通过作出判词息讼。在实践中，这三种息案方式往往交织在一起，混同存在。[360]

案件审理完结后，州县长官并不一定要制作所谓的“判决书”，因为“法律判决是上下级公文呈、批之中进行的，对当事人仅是口头告知”[37]。一般被现代学者认为等同于“判决书”的“判词”，就其性质而言，也只是州县长官对两造呈状、甘结、保状等“公文”的批示，其作用主要是为了备案，以应对上司核查，其格式内容也无严格要求，但一般包括陈述案情、辨明是非和判定当事人或涉案人的责任和利益三大部分。[38]与之相对，如果两造对于州县长官的处理方式或裁判内容表示不满，他们在理论上可以将案件向上级控诉，即所谓“上控”。

第二，就“州县自理案件”裁判而论，其方式不可一概而论，具体应与“听讼”过程结合起来观察。根据黄宗智教授的研究，清代涉及民事纷争的“州县自理案件”的审理程序分为三个阶段：（1）从告状开始，到县官作出初步反应为止；（2）正式堂审之前的一个阶段，在此期间，衙门与诉讼当事人以及可能的调解人之间，通常发生不少接触；（3）正式堂讯，县官作出明确裁决。

在第1阶段，民众“呈告”[39]，州县对此作出“准”与“未准”或“不准”的批语，[40]并在其中表达对于讼事初步的态度与立场。这里的“批语”由于具有明示或暗示案件性质、是非、责任等方面内容，客观上不仅可以推动案件发展，而且构成了两造调整预期，进行和解的重要因素。[41]在此阶段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大清律例》明令地方“禁止告状不受理”，但在实践中州县长官一般会设置人为障碍，从形式和实质两个方面对呈控案件进行审查。[42]实践中，部分“呈词不准”会直接导致原告放弃诉讼，“不准”的批语在实际上发挥了结案和减少诉讼的功能。

在第2阶段，两造双方当事人了解到批语的内容并权衡利弊以后，要么选择撤回告状，要么相互和解。这一阶段往往会发展为如下五种方式结案。其一，以“息讼呈词＋‘准结'批语”方式结案。这种情况描述的是州县长官将呈词批给乡族、中人调处，案件在达成息讼呈词后，州县长官下批认可，准予结案。其二，以“销案呈词＋‘准销案'批语”方式结案。此种方式是指州县已经受理“呈控”，并允许两造自行邀请第三方调处，若能达成和解，则由第三方向州县呈交“销案呈词”，州县批准“销案”。其三，以“‘甘结'＋‘准结'批语”方式结案。此种方式是在州县庭审后，当事人“具甘结”，州县认可迅速结案。其四，以“‘保状'＋批词”方式结案。此种方式需要保人们立“保状”，州县在此基础上作“批词”结案。其五，没有任何结案文书。这种情况发生在当事人得知州县“批语”后，不再“呈控”，州县也不再深究的情况。[43]

在第3阶段，即堂审阶段，州县长官会在参酌“国法”和“情理”的基础上，“讯结”案件，作出判词，让两造在各自的具结文书上画押。进入到此阶段，对于州县长官来说，案件已经无法通过两造双方和解的方式结案，需要作出由“陈述事实、辨明是非和判定责任利益”组成的判词。“在这一意义上，判词可以理解为，促成和解的办法全部归于失败，只能通过辨明是非和判定责任利益的方式，达到息讼的目的。”[44]

根据滋贺秀三的研究，在作出判词的过程中，州县长官裁判当然要考虑“国法”，但实际情况是，可供调整私人间利益的法律依据在《大清律例》中“数量既少又缺乏体系性”，因此“依法裁判”根本不可能实现。于是，州县长官多采取如下三种办法：（1）案件在形式上虽然没有直接可供参酌的法律，但却存在“关联性”的法律，州县长官在考虑这些法律的基础上，综合“情理”因素，使案件得到“具体妥当”的解决；（2）州县长官在综合考虑“情理”因素时，可以将“习惯法”纳入到具体考量之中；（3）如果既无“关联性”法律和“习惯法”，也无法像“命盗重案”那样，通过层层上报获得“法”，州县长官只能如同皇帝那样，以“父母官”的姿态将案件“具体妥当”解决。[45]在实践中，三种应对方法并不存在适用的先后等级次序，常常混同在一起进行，形式极为随便。有论者就以“更接近司法真实状态”的黄岩档案为例，认为黄岩知县简短的裁判几乎不以律例为依据，甚至很少诉诸于礼或情理，更多的裁判来自其对诉状直观感觉的断认。[46]

第三，就“州县自理案件”裁判的性质而言，结合上面提及的三个阶段，我们很难将其认为是“依法裁判”。先看前述第1和第2阶段。这两个阶段情况比较简单，只要两造能够撤回呈告或实现和解，州县长官一般都会予以认可，并且不会细究他们究竟如何实现息讼。第3阶段情况稍微复杂些，黄宗智与滋贺秀三的观点存在着分歧。黄宗智在列举大量统计数据的基础上，否定了前述滋贺秀三“父母官型诉讼”的观点，并认为“州县官极少从事调解”，依律审判是常态。[47]

对于两位学者的争论，笔者在大体上认可滋贺秀三的观点。一方面，滋贺秀三教授关于清代“州县自理案件”“教谕式调停”“父母官型诉讼”或“情理”听讼的概括，大体上符合第3阶段的客观事实。另一方面，至于黄宗智从司法档案中查找的属于“依法裁判”的例证，笔者认为这只是清代某些特殊类型案件裁判的方式。这种表面上类似于“依法裁判”的现象，仍属于前述“情理”听讼的范畴。如果我们不是简单地将滋贺秀三的概括理解为不可预测的恣意裁判，那么，“情理”听讼并不是完全排斥规则，缺乏确定性的。

因此，清代“州县自理案件”的裁判显然也非“依法裁判”。地方州县长官们面对一个“相当好讼的社会”，囿于官方意识形态、简约型政府以及乡土社会和谐等多方面的现实考量，对于民间讼事往往更强调“调处息讼”，让两造双方之间的矛盾或纷争回复到一种平衡权益、互生共存的状态；即便讼事最终仍需要州县裁判，州县长官们也要在“情理”思维的大框架下，综合考虑各种要素，让两造双方在最大程度上对裁判结果表示接受，并照顾个案的实际情况。有论者甚至将此种审判方式概括为不同于英美“当事人对抗主义”和欧陆“职权主义”的“会议主义”。[48]与此同时，与前述“命盗重案”司法裁判不同的是，“州县自理案件”的裁判更强调两造双方的主体性选择地位，即清代民事纠纷到底是通过“第三领域”还是“堂审”方式解决，选择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事人的利弊权衡。清代涉及“民事案件”的这套“调判系统”不仅官方意图使用它应对一定规模的民间纠纷，而且每个底层的涉案当事人也会利用它决定自己的行动。[49]

四、清代司法裁判的特征与类型

如果上述关于“清代司法如何裁判”的经验性描述能够得到大体承认的话，那么，以此来概括清代司法裁判特征与类型，才会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论争。既然清代“命盗重案”和“州县自理案件”的裁判在事实层面上不是“依法裁判”，那么，他们在整体上具有何种特征？属于何种类型的裁判？再者，既然司法裁判不止仅有“依法裁判”的类型，那么，我们又该如何认识清代“命盗重案”中的“援引律例”，以及“州县自理案件”中那些从属于“情理”之下的各种规范？裁判与规范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第一，对待清代司法裁判问题需要区分援引规范对于裁判的不同意义。清代司法裁判中无论“命盗重案”对于律例略带“形式化”特征的援引，还是“州县自理案件”时常出现援引各类“法律”的现象，都不能将其理解为近代西方意义上的“依法裁判”。因为“法”对于近代西方“依法裁判”模式而言，是作为排他性的“大前提”而存在的，司法裁判的过程是“以内在于规则体系的标准来判断、审理案件，而不是根据个别案件的具体情况进行‘就事论事'”[50]。与之不同的是，清代司法裁判尽管也会在形式上要求“援引律例”，但这只是裁判需要考虑的因素之一，其他具有“实质性”因素的考量也是必须的，甚至是更为重要的。

以往学界找出大量清代“依法裁判”的实例，只能说明清代司法裁判并非“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恣意裁判，具有规则性和确定性的一面，但这绝非意味着对于清代司法裁判的解释只能围绕“依法裁判”这一种司法裁判类型展开。因为非属恣意的司法裁判在形式上绝非“依法裁判”一种，除了用抽象化、体系化的规则体系限制裁判者恣意判断以外，还存在其他多样的方法。前文对于清代司法裁判的梳理，已经在事实上证明了这一点。因此，挖掘清代司法裁判背后确定性的“法源”依据，并查找、整理出从表面上看符合“依法裁判”的例证，在本质上是强行将两种不同类型的司法裁判削足适履地合二为一，消弭差异，夸大共性的表现，其结果反而无法凸显清代司法裁判的独特性。

第二，既然前文的事实表明，清代司法裁判并非恣意，并且在类型学上不属于近代西方“依法裁判”的类型，那么，它通过何种方式限制恣意，实现司法裁判背后的正义目标？对此，笔者认同寺田浩明提出的“天下公论”观点。他认为，所谓“天下公论”是“存在世人一致承认（只能承认）的至公解决方案'”[51]。

按照一般理解，通过“天下公论”的方式约束裁判者的恣意，最具代表性的方式就是通过“多数人共识”而形成的法律来实现，亦即近代西方那种通过民主或科学化方式，抑或两者方式结合所形成的一般性规则。故，司法裁判并非裁判者的个人判断，而是上述一般性规则对于个案的适用。换言之，在这一“规则型裁判”（依法裁判）的模式下，约束裁判者的“天下公论”不是“直接的”社会全体判断，而是“间接的”媒介物—法律。这种“天下公论”的间接导出方式，虽以全有或全无的无差别方式，均质化地处理着各种案件，保证了案件裁判的安定性，并能激发人们的权利意识。但是，此种方式也承受了无法关注个案特殊“情理”，无法考虑多种与案件相关“实质性”要素，受制于规范逻辑涵摄性不足等问题的困扰，成为近代西方司法裁判备受争议的恒久话题。[52]

然而，清代司法裁判中“天下公论”则是通过直接方式导出的，是裁判者通过一个个具体的案件，在每一次裁判中直接形成的，体现为“天下所有正派人士皆当作如是想的意见”[53]。这种直接导出的“天下公论”特别注重案件的特殊性，更强调每个案件的特殊“情理”以及“国法”与之结合后的预期结果，因而，其表面上虽具有“个别主义”特征，但由于其更关注裁判结果的妥帖性和可接受性，又具有“普遍主义”特征。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天下公论”中的“普遍主义”是一种讲求“等差的、脉络化的”人伦意义上的“普遍主义”，有别于近代西方坚持“一视同仁的、去脉络化的、不分亲疏”权利平等意义上的“普遍主义”。前者“一多相融”，寻求内在超越，推己及人，后者则“一多互斥”，通过外在超越，彼此分离。[54]因此，“天下公论”具备了人伦意义的“普遍主义”，而绝非杂乱“个别主义”的堆砌。

当然，有论者会质疑，以直接的方式导出“天下公论”，将案件可能包含的全部要素，尤其是其中涉及到“正名”的伦理性要素考虑进来，对案件进行“实质化”的考量，很多时候都会超越“形式化”的法律，且这一过程本身以及最终裁判结果的得出显然是无法用法律论证的方式加以详细展现的。如果案件最终是藉由皇帝裁断的，那么，这一论证过程则会显得更加困难。这其实也就是韦伯等学者评价中国传统司法属于“卡迪司法”的原因之所在。因此，笔者更愿意将韦伯的判断看成是一种事实判断，而非价值判断。

如果将“天下公论”理解为给出一个判决的正当性理由的话，其裁判过程和结果只要符合了“三种检验”，就应当认为具备韦伯“法律理想类型”中的“理性”（可检测性）。[55]这里的“三种检验”是指：“对当事人而言是否具有可接受性，对司法职业共同体而言是否具有可接受性，以及对社会公众而言是否具有可接受性。”[56]显而易见的是，清代司法裁判“天下公论”的直接导出方式，决定了它对于当事人和社会公众来说是可接受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天下公论”是否能够在清代“法律职业共同体”之中得到一致接受。对于此点，实际上刑部对于“命盗重案”“准”与“驳”的制度设计与实践，[57]州县长官在私人判词汇编的“示范之作”[58]以及官箴书中如何妥当裁判技巧的论说，[59]无不是清代裁判者寻求内部一致性意见形成的努力。

第三，既然清代司法裁判是通过直接导出的“天下公论”来限制恣意，实现普遍性预期，那么，这一过程不仅如前所述是使裁判获得正当性的过程，而且也是形成该案所用“何法”的过程。换言之，司法裁判的过程同时也是形成裁判之“法”的过程。这一点对于清代司法裁判来说，不仅十分重要，而且非常特殊。

与近代西方“规则型裁判”（依法裁判）模式不同的是，清代司法裁判虽然也援引规则，尤其是在“命盗重案”中还特别强调规则，但是，这些规则对于个案裁判结果而言，只是帮助直接导出“天下公论”的指引或者参照。在“命盗重案”中，如果某种或者某类个案反复出现，具有一定代表性，那么，直接导出的“天下公论”就是比较稳定的“实定法”（律例和刑部通行）；如果个案存在特殊“情理”，那么，裁判者就需要在“情法之平”或“罚当其罪”的基础上，为案件导出合适的“天下公论”。两种情况并非是“一般性规则及其个别例外（或脱逸）事例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单纯并列”的关系。[60]这一点在“州县自理案件”中体现的更为明显。在“细故”案件的裁判中，无论是律例中的“国法”，还是地方上的“省例”“习惯”“习俗”“乡约”“私约”等各种“法”，都只是州县长官得出个案“天下公论”而考虑的因素，从属于“情理”的范畴。换言之，对于某个具体“细故”案件而言，不存在一个抽象的，可以直接适用的“天下公论”，相反“天下公论”的获得只能结合具体案件的“情理”，个案化地获得。

这样一种通过司法裁判而构筑“天下公论”的过程，既是一个调和、统合两造判断的过程，也是形成“法”的过程，这使得“法”与现实之间没有太大的距离，呈现出一种“法”与事实交融的样态。在此过程中，法的形成和法的实现几乎是同步完成的。对此，寺田浩明认为：“在此任何人做的一切行为都是立法行为的一个构成契机，全部的判断结果、行为结果也都无媒介地成为法的一部分。在此，正如文字那样，法在每天的日常生活之中被构筑。或许处于此处的是，在寻求与各种情况相适应的适当的解决方法并构筑了法的时候，也可以说法本身达到了一种状态。”[61]这里，寺田浩明启示我们对于“情理”的理解不能将它与“国法”一起，看作是司法裁判依照的“法源”，而应该将其看作是一种解决纠纷的思维方法。

第四，从制度功能上看，清代司法裁判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不同于“依法裁判”的他种模式，在于它以自己的方式大体实现了“同案同判，异案异判”这一司法裁判的本质追求。[62]过往学界对于清代司法裁判存在一种误区，认为司法裁判只有在“形式理性”特征的法律下作业，亦即“依法裁判”模式下才是正当的。实际上，这种“依法裁判”的模式在本质上也只是如何确保裁判者做到“同案同判，异案异判”的一种方法而已。只不过这种“依法裁判”的方法更强调“裁判”应当“依法”作出。即便遇到不能或者无法“依法”作出“裁判”的情况，也只能按照“法学方法论”的操作要求，进行法律解释或法律续造。

然而，清代司法裁判对于“同案同判，异案异判”的实现，并不是将重心放在“依法”之上，而是更关注“裁判”。在“命盗重案”中，裁判者更关注本案与基于既有案件处理结果而形成的“律例”“刑部通行”以及大量“成案”的比对，以实现“情法之平”或“罚当其罪”。在此过程中，它有赖于皇帝官僚们的比对与权宜，过于小心翼翼的“俗吏”，回避律例以外的判断，常受到“拘泥”的指责；但如果做过了头，会被称为“僭越”。只有那些细心且适宜地把握各种“情理”之差异的裁判者，才会被冠以“良吏”或“循吏”的美名。[63]在“州县自理案件”中，关注“异案异判”的情况则显现的更为明显。因为每件“细故”案件背后的“情理”各有不同，加之，清代“细故”案件又缺乏像“命盗重案”那样多的律例“命令”，因而，州县长官会在参酌“情理”的基础上，直接导出契合于个案的“天下公论”。可见，对于清代私法规范的寻找，需要结合具体案件及其所涉及的案情、事理，从州县长官的个案“判词”中进行，而非从静态、固化的“实定法”中获得。

于是，我们看到两种获得“同案同判，异案异判”的司法裁判模式：一个呈现出公开的、可操作的、可论证的样态；而另一个则表现出内部的、灵活的、综合的样态。寺田浩明以“判决奠基”和“案例参照”为概念，认为即便在美国这种采用“依法裁判”模式的国家，在刑法典之外，在具体案件量刑的裁判中，也会在审判机关内部设置《联邦最高法院量刑目录》《量刑指南》及《量刑指南说明》等这样类似于清代律例规范体系的“案例参照”。只不过“案例参照”（如何在量刑幅度内确定量刑）的要素被“判决奠基”（依法裁判）的要素遮蔽掉了，而清代司法裁判则将它凸显了出来，并围绕它建构起整个制度。[64]换言之，近代西方司法“同案同判，异案异判”的实现依靠的是前提性“规范”对于案件事实的统摄，至于刑事案件的具体量刑问题或民事案件判决的可接受问题，都通过“依法裁判”的外在形式，将其消解掉或隐藏起来。量刑问题与依据问题在“依法裁判”模式下，并没有完全分开，前者依附或从属于后者，“裁判”只要是“依法”的，就是正当的。

与之相对，清代司法“同案同判，异案异判”的实现，则建立在具体个案“情理”在裁判结果中能够妥当实现的基础上。“命盗重案”中的律例体系及其各种类型的成案汇编，更多是围绕着“如何恰当量刑”展开的。尽管此种作业形成的规则从外观上看也具有“实定法”的样态，甚至皇帝为了约束愚贤不一的官员要求“断罪援引律例”，但其内容却很少往近代西方涉及法律概念提炼、原则厘定、规范建构等体系化方面用力。即便是具有某些“法律科学”特征的清代“律学”，其作业的方向更多是如何实现“情法之平”，为每个个案找到恰当的量刑（有时也夹杂着入罪），防止上峰批驳。在“州县自理案件”里，清代以后当激烈主张自己权利成为一种社会趋势无法逆转的时候，国家不能也无力通过所谓“无讼”的表达来否定这一事实。于是，在有关“州县长官自理诉讼”的实践中出现了大量“实现权利”的现象。但是，由于历史秩序形成的原因，清代政府基于“互存共生”的理念，认为诉讼就是“替天行道，惩治恶人恶行”的过程，因此，以积极的态度，在每个案件中结合具体的“情理”，平衡两造双方。尽管官方并未提供更多可供裁判的“法”以及将裁判结果进行体系化的努力，但是由于个案的“情理”听讼大体上可以找到“天下公论”，并使两造相安无事，因而，此种裁判的模式同样在总体上既实现了“确定性”，也实现了“同案同判，异案异判”。在清代司法裁判中，“依据”问题不仅与量刑问题是分开的，而且是被其包裹的，“裁判”只有是妥当的，才是正当的。

在论述完清代司法裁判的特征之后，我们需要进一步对其司法裁判类型进行提炼。实际上，寺田浩明曾提出“非规则型的法”学说，将清代司法裁判类型界定为“非规则型裁判”。[65]这一分类虽在类型上表明了清代司法裁判与近代西方“依法裁判”的不同，但“非规则型裁判”并未准确概括出清代司法裁判的特质。因为从逻辑上讲，一切不具备近代西方“依法裁判”特征的裁判，都可称之为“非规则型裁判”。

笔者以“权宜裁判”来概括清代司法裁判的类型，以示区别于近代西方。这里的“权”有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与“经”相对，强调清代司法裁判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对每一个个案要进行“个别化”的处理，注意到个案特殊的“情理”，同时，也非一种擅断，权变所坚守的“天下公论”就是一种“常经”，即实现传统中国“经非权则泥，权非经则悖”（柳宗元语）的司法理想；另一方面是含有“权力”之意，强调所有实现“情理”的最终判断，都直接或间接来源于皇帝的权威。同时，“经”大致等同于“律”，“权”可以认为通过“比附”以“例”的形式实现。[66]这里的“宜”则指的是，司法裁判正当性的基础来自于适宜的量刑结果或裁判结果，亦即前文所提及直接导出的“天下公论”。“权宜”两字合在一起，即有“守经用权，惟宜是从”的含义，既突出了“裁判”优先于“依法”这一清代司法裁判的特质，又照顾了个案与先前类似裁判或“天下公论”的关系，还表明了清代司法裁判所捍卫的“同案同判，异案异判”的司法正义。

结论

上述有关清代司法裁判的描述、特征、类型研究表明，用近代以来西方所形成的“依法裁判”的框架或模式来检视中国清代司法似乎一开始就走向了“歧途”，其结果就是我们的后续研究始终围绕着裁判到底要“依据”什么而展开。这些研究的差别仅在于，到底清代司法裁判依据的“法”多一些，还是“情理”更多些，抑或是案件背后涉及的“利益”才是裁判的最终依凭，再或者是它们的全部或者几种的融合。这样的研究实际上于不自觉中将清代司法裁判的模式等同于本文开头所描述的那种“决定论模式”，即案件的裁判结论是从某种“法”，或者可以置换掉“法”的法外要素中推导出的结果。在此过程中，司法裁判更多呈现出一种被动适用“大前提”的样态。这种进路的研究似乎意味着，只要“大前提”妥当，裁判结果自然可以获得正当性和可接受性。然而，前述的研究表明，无论在事实上还是在理论上，清代司法都不存在“依法裁判”类型意义上的那种“大前提”。因此，从“法源”或者“大前提”多样性或本质性角度，探讨清代司法裁判并不能凸显其特殊性所在。

提出并运用“权宜裁判”概念来概括清代司法，不仅可以从“全球法律史”的角度突破近代西方“依法裁判”单一司法模式的认知，而且可以从历史经验的维度区分“司法裁判”与“依法裁判”的不同，进而深入阐明“规范”与“裁判”之间的复杂关系。司法裁判显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从法律规范逻辑推导出结果”的过程，所有案件不可能都由预先设计好的规范所解决，“决策”（自由裁量）始终是司法裁判必须面对的问题。如果在此过程中，“决策”不是一种非理性恣意的话，那么，大凡一种文明意义上的司法裁判都会对它进行限制和规范。近代西方在权力分立理论的指导下，在法律实证化运动的配合下，建筑在“立法／司法”区分基础上的“依法裁判”模式，以“立法”来实现这一目标，着重强调“裁判”必须“依法”进行并实现。此一过程，决策的恣意虽然被立法所限制，但与此同时，应该如何“选择”以及“选择”的具体后果也被预先设计好了，此时的决策很难称之为一种真正的“司法决策”。[67]而清代中国的“权宜裁判”展示给我们的是，“决策”除了可以通过事前“依法”限定外，在个案中具体考量裁判结果是否符合“天下公论”，同样可以实现这一点，并且后一种方式更像是真正的“司法决策”。

“依法裁判”与“权宜裁判”在目标上是相通的，差别仅在于实现目标策略上的不同。前者更强调“事前”通过“法”的方式予以实现，重在一般性和可论证性；后者则更关注“事后”裁判结果的妥当性，重在特殊性和可接受性。法律规范因素的形式性和事实价值因素的实质性，并不是区分两者的标志，两种司法裁判类型实际上都有形式性和实质性的两面，都试图在“规范约束”和“个案正义”之间取得某种平衡。“依法裁判”由于“裁判”需要“依法”，因而，形式性的一面在事先预设之“法”中显现的更为明显，如韦伯的“形式理性之法”。但是，实质性的另一面通常会在具体法律适用中，通过法律解释和法律续造的过程予以体现。“权宜裁判”从表面上看更关注个案事实、伦理、道德以及裁判后果等实质性的一面，但是，实质性一面的强调是为了最终裁判结果的妥当，当“天下公论”反复出现时，它们就会凝结为“法”，呈现出形式化的另一面，典型如“断罪援引律例”的规定。因此，清代司法裁判启示我们，“规范”或者可以置换掉“规范”的存在，在司法裁判中应当扮演一种限定，而不是决定的作用，“规范”与“裁判”之间的关系应是一种互为条件、相互制约和相互补充的关系。[68]

于是，我们惊奇地发现：正是因为清代“权宜裁判”是一种超越“依法裁判”的模式，且在某些方面仍能满足当下中国人对于司法裁判的理解和需要，其模式至今仍若隐若现，不曾彻底消亡，[69]仍具生命力。

谢选骏指出：清代“权宜裁判”是一种超越“依法裁判”的模式，且在某些方面仍能满足当下中国人对于司法裁判的理解和需要，其模式至今仍若隐若现，不曾彻底消亡，仍具生命力。——这是因为，汉人社会的公议传统，对满清鞑子也构成了压力，使其“依法裁判”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影响。

【【11、民主与专制的选项之外——中国公议社会】】

《罗荣伟：公论与传统中国政治文化》（2018-07-18 儒家网）报道： 

“公论”一词在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中有着重要意义，其本身在不同语境中包含极其丰富多元的具体含义，有学者曾指出“‘公论’一词，就存在一个相当多面的语义群和观念群，大体上可以析分出作为道德理性共识的公论、公共商讨即公议涵义的公论与表征舆论群情的公论这三个相互勾联的不同层面”。毫无疑问的是，由于“公论”一词高度活跃在古人政治、精神与文化世界中，其所包罗的种种复杂面向构成了体认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不可或缺的部分。

而公论对古人的情感与精神世界到底有多大影响？我们可以从元代盛行的粉壁文化来体会，在唐宋时代粉壁原是“较为广泛使用的一种法律公布方式，其内容涵盖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多个方面，成为体现朝廷与地方政府政令上情下达的重要载体，宋代还因此形成了一整套关于粉壁的巡检管理制度，包括粉壁的书写、检视及校核”，逮至元代，粉壁的社会功能已远远超出了这一界限，尤其是成为社会“公论”的重要场域，如有学者就指出“元代民间士人、百姓也充分利用粉壁发表政治见解、宣传儒学及宗教思想以及传播文化知识，元代粉壁的活跃成为元代社会发展活力的重要表现之一”，例如元末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记有无名氏在平江驿站的墙壁上题写的《吊四状元》诗“四榜状元逢此日，他年公论定难逃。空令太守提三尺，不见元戎用六韬。元举何如兼善死，公平争似子威高。世间多少偷生者，黄甲由来出俊髦”，元举、兼善、公平、子威分别是元代状元王宗哲、泰不华、李齐、李黼的字号，也都是当时镇守一方的高级官员，而他们在元末农民起义中，命运各自不同，有的以身殉职，有的弃职偷生。诗的作者从儒家伦理出发，评论了四人在生死关头的名节抉择。而诗作者在王朝兴衰之际，对四状元的名节问题尤为关注，并特地题写在人流量大的驿站，显然不只是在表达其个人私论，而是希望以己引发“公论”。陶宗仪将该诗记录下来，颇有推崇此“公论”之意。这不仅反映出，时人关心著名人物的名节等政治问题，更反映出公论力量的强大和可畏，亦可见粉壁在推动民间公论方面也发挥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如若追溯“公论”在历史记载中的出现，就不难发现在太史公《史记·周本纪》中就已经有“公论”的影子，“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典故国人耳熟能详，其主要内容是说周厉王暴政导致民怨沸腾，召公进谏厉王听取公论民意、施行仁政，厉王非但不听，反而监督舆论、实行镇压，最终引发“国人暴动”。而此前大夫芮良夫也曾劝诫周厉王勿用“专利”的荣夷公，“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荣公若用，周必败也”（《国语·周语4》）。因《史记》关于此的记载主要参考了《国语》，因此现在已经有学者就这两件事发生（记载）的先后顺序做了考证（《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在前，《召公谏厉王弭谤》在后），这表明正是因为厉王“专利”（一方面将原属各级封君共享的山林薮泽之利收归王室独有，另一方面对国人及奴隶的剥削）等系列暴政，导致国中民怨丛生、公论沸反，最终引发民众的强烈反弹——国人暴动、驱逐厉王，而周厉王无视甚至压制民间公论正是“压死骆驼的致命稻草”，由此来看，此处的公论正是任锋老师所界定的“公论政治”的第三个层次：是指人们形成的一种舆论，社会的舆论、民情。纵观中国历史，无论是在从秦汉以来的文人著述与言论中，还是在具体的历史制度与事件中，都可以看到这种广义舆情语境中的“公论”自然而深刻地嵌入在历史中，伴随其演进，构成了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有时甚至直接影响着历史进程，如察举、品评乃至魏晋清谈等等。

及至唐代，有学者认为：“伴随着魏晋时期流行的清议现象在东晋南朝业已式微，议论本身不再是一个有意义的历史现象，当时典籍中清议一词不如公议、公论一类新兴词汇流行。此种政治概念的使用变迁，折射的政治文化信息是当时议论性质与话语价值选择的转变”。这一时期士大夫的注意力转移到观点、意见对实际政治的作用与影响。与“清议”不同，盛行于士人群体的公论、公议所关注的更多是对政治事务的意见和态度，且通过抽象原则化，完成了政治意义的确立，这使得其在政治上具有相当效力的正当性概念，并在宋代发展成为具有普世意味的政治概念，影响着士人的政治思维。

任锋老师就此指出：从近世特别是宋代政治文化的视角来看，公论观念的兴起离不开这个时期特定的时代氛围。一方面，宋代确立下来的文治规模促使最高统治者高度重视从儒学义理中寻求政治理念根据，同时形成了较为开明的论政风气。比如产生了对于天下“道理最大”的君臣共识，也透露出宋代统治集团寻求政治正当性依据的积极意识。宋代新儒学的形成正是发生在这种政治精神的激励下，宋人好议论的时代风气也缘起于上层统治者较为开明的政治态度。另一方面，士大夫阶层受此激励在政治实践和学术更新方面有了长足发展，并且带动整个政治社会在公共关怀上的提升。古典的政治公共意识与逐渐高涨的士大夫政治相结合，再加上士大夫群体内部活跃的思想学术竞争，推进了公共意识的显著聚合与强化，成为公论观念兴起的催化剂。可以说，公论乃是作为这个时期公共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宋明新儒学的思想视野中逐渐兴起的。它不仅包含了人们对于政治理想颇具新意的想象和规划，也生成了对政治实践现象的回应和反思。其他学者对此也有回应，如以朱子经世思想中的“公论”观念为例，说明其“既意蕴为君主政制下的审议政治现象，也是理学公共天下、构思秩序的重要内涵”，因此有学者总结到“（宋代）政治领域的公议问题是在政治应由公议所决定的观念作用下，引发的一系列概念使用和政治行动，它作为士大夫政治的一种表现，是宋代突出的政治文化现象”。

由此可见，“公论”在宋代不仅成为公共话语的表达机制，而且成为程朱新儒学精神世界的有机组成，成为传统中国政治文化中愈加实践化和思辨化的重要成分，对宋以降的近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尤其是在公共话语方面，任锋老师对此指出：宋代政治中的公共话语是近世公共理念成型非常关键的历史背景。作为对于此种宪制经验的精神提升与哲学凝练，以理学家为代表的近世儒学又以其系统的公共理念对后来的文明演进产生了广阔深远的影响，成为现代中国公共意识的近源活水。

如前所述，元代粉壁所承载的“公论”政治文化，正是这种公共话语的体现。到明代，经过程朱理学的渐染，公论在传统政治文化中所发挥的影响更加深入、普遍。明人张弼在其文集中，对漆匠杨埙舍身救袁彬的事迹大为赞赏，其事情的起因是袁彬受锦衣卫门达等人构陷而入狱，而袁彬其人在土木堡之变中力护明英宗，并在英宗北狩期间始终追随其左右，时人皆称赞袁彬品性忠诚，形成公论，而门达等人无端陷害，但当时在朝士大夫们皆因为忌惮门达而不敢替袁彬说话，因此张弼挺身而出，为素不相识的袁彬鸣冤。张弼指出正是为了维护“公论”，杨埙才那么义无反顾，因此张弼称其为义士，“义者无所为而为，合天下之公论者是也”，由此可见公论所涵摄的价值取向，已在普通民众中产生了影响。

众所周知，明代监察体制，科道官长期引领政治舆论（公论）的发轫和造势，如东林党人就曾提出“政事付六部，公论付言官”，但也使其成为明末党争的工具，从而沦为党论、私议。因此，晚明东林党人缪昌期借用孔子立论，来重新界定公论之义，并明确提出要将公论归于天下之人，指出公论出于人心之自然，出于愚夫愚妇（自然人），“唯天地之元气留于愚夫愚妇，唯国之元气留于愚夫愚妇之论”，有学者认为：东林人士明确要求以愚夫愚妇之是非为真是非，使得传统的“道”被注入了某种“民意”的成分，大有新意。在缪昌期论述中，公论“与天下万世合符”与国家元气根本相关，正如开头“公论政治”界定的第一个层次那样，“乃是经过理学的观念洗礼，表达天下人的公是公非。也就是说，天下人，而不是某一个国家的人，在普遍世界内，人们对于是非、善恶有一个共识”，公论在此被赋予了民意与共识等公共性内涵。

由以上两例可以看到，经过理学在明代进一步的浸染，公论在明代政治文化中取得了实践与思辨两个维度的发展，不仅对政治的影响渐已超越士大夫群体，而降至普通民众，而且在内涵的拓展上延伸出了更多公共性的理解，甚至有了现代民意观的涵摄。

晚明张溥曾撰《五人墓碑记》，歌颂了天启年间以颜佩韦等五人为代表的苏州市民在东林党人周顺昌被捕时，“激昂大义，蹈死不顾”，奋起抗击阉党爪牙的壮举，可见时人深受公心、公论之影响。有研究指出中晚明时期邸报作为“公论”与“公是非”的传播介质，有效促进了儒家士大夫的议政热情，当然这无疑也推动了公论及其承载的公共理念与价值取向的深入人心。

总之，公论之于传统中国的政治文化，其内涵和实践都是多元丰富的，同时对于现代中国政治研究打破“西方中心论”的怪圈，亦有其反思与借鉴的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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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张建军、张怀通：《<芮良夫论荣夷公专利>节次辨正》，《文献》，2011年第2期。

[6]张应桥：《重评周厉王》，《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7]任锋：《儒家公共传统、公论政治与协商审议》，《天府新论》，2016年第5期。

[8]陈晔：《唐代政治概念中的“清议”与“公议”》，《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6期。

[9]任锋：《公论观念与政治世界》，《知识分子论丛》第10辑《何种文明？中国崛起的再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97—231页。

[10]苏鹏辉：《试论朱子经世思想中的“公论”观念》，《政治思想史》，2015年第3期。

[11]陈晔：《话语权势：宋代公议观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年。

[12]任锋：《公共话语的演变与危机》，《社会》，2014年第3期。

[13]（明）张弼：《杨义士传》，《张东海文集》卷2；（清）张廷玉等：《明史·袁彬传》卷167。

[14]（清）张廷玉等：《明史·史孟麟传》

[15]（明）缪昌期：《公论，国之元气》

[16]葛荃、张长虹：《“公私观”三境界析论》，《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5期。

[17]任锋：《儒家公共传统、公论政治与协商审议》，《天府新论》，2016年第5期。

[18]任文利：《邸报与中晚明的公开议政》，《社会》，2014年第3期。

谢选骏指出：“公论”就是“公议的结论”，公议社会就是民主与专制的选项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中国公民社会的萌芽。

【【12、御史是中国公议社会的守门人】】

网文《御史》（Censor）报道：

御史，是中国古代执掌监察官员的一种泛称。先秦时期，天子、诸侯、大夫、邑宰下属皆置“史”，是负责记录的史官。约自秦朝开始，御史专门作为监察性质的官职，负责监察朝廷官吏，一直延续到清朝。

两汉侍御史皆可简称御史，西汉御史府、御史大夫亦或简称御史。三国、两晋、南北朝，“御史”则为侍御史、治书侍御史、督军粮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国侍御史之简称。又有禁防御史、检校御史，虽隶御史台，不居台中，不入宿，不带“侍”字。北周御史为春官府内史上大夫所辖御史上士、中士、下士的简称。隋唐以来，御史又成为对侍御史、治书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等官的统称。中唐以后，“御史”常为外官所带宪衔。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仍保留监察御史，另设左、右都御史作为都察院长官。

历史沿革

御史是中国古代一种官名。先秦时期，天子、诸侯、大夫、邑宰皆置，是负责记录的史官、秘书官。国君置御史，见《史记·滑稽列传》：“执法在傍，御史在后。”大夫置御史，见《史记·孟尝君列传》：“孟尝君侍客坐语，而屏风后常有侍史，主记君所与客语，问亲戚居处。”邑宰置御史，见《战国策·韩策三》“安邑之御史死章”。总之，御史本为史官，如《廉颇蔺相如列传》“秦御史前书曰”、“相如顾召赵御史书曰”，但由于掌管记录、收受和保管文件，往往成为国君的耳目，带有监察性质，秦汉时的御史大夫即由此职发展而成。 

御史成为监察官员，约自秦始。秦置御史大夫，职位仅次于丞相，主管弹劾、纠察官员过失诸事。《汉书·百官公卿表》：“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汉御史因职务不同有侍御史、治书侍御史。汉朝御史统归御史台领导，按职掌分为侍御史和治书侍御史，东汉末改刺史为州牧之前，汉朝的刺史也是监察官，也是御史的一种。

三国时，曹魏于殿中省置殿中侍御史，掌记录朝廷动静，纠弹百官朝仪。西晋，御史名目很多，开后代专门职务御史的先河，有督运御史、符节御史、检校御史等。北朝魏、齐沿设检校御史，隋改为监察御史。隋又改殿中侍御史为殿内侍御史。炀帝省殿内侍御史员数，增监察御史员数，又一度增设从九品的御史。

唐有侍御史、殿中侍御史、监察御史。宋同。元有治书而无殿中。

明、清，专设监察御史，隶都察院，以监察御史分道纠察，员额甚多。另有派遣监察御史巡察各地者，分任各种任务，如巡按御史（清顺治后不设）、巡盐御史、巡漕御史、巡城御史（明代有御史巡行京城之制）、巡漕御史（清有监察御史督察漕运）等等。

历代品级

中国古代御史因其职掌不同，品秩及名称亦不同，大致可分两类：

第一类为高级监察官员，即御史台长官，包括御史大夫、御史中丞。秦及汉初，以御史大夫为御史府长官，秩中二千石。成帝时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掌水木；御史中丞遂成为御史府的实际长官。御史中丞秩千石，东汉时由于其位要权重，故号称“三独坐”之一。隋唐时期，御史大夫重掌御史台，官品从正四品至正三品，至元代升至从一品。东汉末年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御史中丞成为御史台的长官，权力甚大。元时，其官品至正二品。监察机构长官品秩、监察机构的威慑力都不断提高。

第二类为中级监察官员，一般意义上讲的御史即是这一类官员，由于其职掌各异，故名称亦不相同。秦时如派御史出监郡县，则称“监御史”；如留守中央执行御史大夫或御史中丞指派之公务，则一般皆称御史，或“侍御史”。西汉时御史秩六百石，“员四十五人，……其十五人给事殿中，……余三十人留寺，理百官事也”（汉卫宏：《汉旧仪》）。给事殿中的15人称“侍御史”，由御史中丞率领，在宫廷中随侍皇帝，从事监察工作；其余30人，则在御史府办公，负责举劾百官的非法行为，监督行政、军事、财政等事务。御史的名称按其职务划分可分为：监郡御史（监察地方行政）、监军御史（派遣至军队监督军政）、督军御史（派赴军队督促、督率军事）等。东汉侍御史掌纠察；治书侍御史察疑狱。魏晋南北朝有督军粮御史、禁防御史、监察御史等，都随事立名。唐代御史有三种：侍御史（从五品到从五品下）、殿中待御史（从七品下）、监察御史（正八品下），分掌台院、殿院和察院。宋因唐制，但御史权力扩大为“可风闻弹事”。明、清保留有监察御史，分道行使纠察权。明代尚有分任出巡者，如巡按御史、巡漕御史等。

另外，历代御史台有时还设“里行”、“内供奉”等职，他们行使监察御史的职权，但其身份又不是正式的监察官员，官品更为低下。

从御史台的构成看，其中既有品级高、声望重的官员，又有一大批品级低、权力大的官员，这样既保持了监察制度“以卑察尊”的原则，又提高了监察机构的威慑力，使监察机构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除上述各类御史之外，明代改御史台为都察院之后，又设置左、右都御史各一人，作为都察院长官，本正三品，旋改正二品；其次为左、右副都御史各一人，本正四品，旋改正三品；再次为左、右佥都御史各二人，本正五品，旋改正四品；掌纠劾百司，提督各道御史，为皇帝耳目风纪之臣。皇帝派往各地的总督、提督、巡抚、经略、总理等大员，皆兼都御史衔，以便行事，但不理都察院事。 清左都御史，满汉二人，正二品，雍正八年（1730），改从一品；左副都御使，满汉二人，正三品；原有左佥都御史一人，乾隆十三年（1748）省。右都御史为总督加衔，右副都御史为巡抚、河督、漕督加衔，不理都察院事。有的辞书强调御史在明清“仅存”监察御史（包括分任出巡者），但也有的将左、右都御史等也纳入讨论范围。 

代表人物

唐代韩愈曾任监察御史，明代海瑞曾任南京右佥都御史。再如《记王忠肃公翱事》“公为都御史，与太监某守辽宁”，王翱当时任都察院长官。袁可立由苏州府推官升任山西道监察御史，奉命巡视北京西城，竟然抗旨斩杀了万历皇帝的弄臣，被罢官回籍二十六年。明黄道周《节寰袁公（袁可立）传》：“及在御史台，值他御史触上怒，将廷杖，诸御史诣政府乞伸救，辅臣以上意为辞。”明董其昌《节寰袁公行状》：“（袁可立）巡视西城，有阉宦杀人者，即重棰问抵。”

《古代的“御史”是个啥官职，相当于现代的什么职务》（原创|发布2019-09-15）报道：

中国古代许多官职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了设立的初衷，以至于无法通过字面领会其中含义，御史就是其中之一。《说文解字》中“御”字意为“使马”，有驾御、操使的意思，字面来看，御史应为记录和管理历史、档案一类的官员。

中国古代许多官职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了设立的初衷，以至于无法通过字面领会其中含义，御史就是其中之一。《说文解字》中“御”字意为“使马”，有驾御、操使的意思，字面来看，御史应为记录和管理历史、档案一类的官员。

实际上，周朝刚刚设置御史官的时候，也的确是将其作为史官一类。《史记·滑稽列传》中说，国君理政的时候“执法在旁，御史在后”，御史的作用类似于现在的书记员、秘书。

当然现在做一个书记员和秘书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但上古时候不同，那时候没有纸笔，字都刻在竹简上，想要识字、写字特别困难。当时能掌握足够的知识来记录历史，怎么也比现在的专家教授厉害。加上天天围着国君转，所以御史的地位特别高。

御史不光社会地位高，人格也高。春秋时期的齐国大夫崔杼弑君，太史官不惧淫威，如实记载“崔杼弑其君”，崔杼知道后杀了太史官，继任的太史官依然如旧，崔杼又杀之，第三个史官还不屈不挠。

听说齐国发生处死史官的事后，国外许多史官竟然抱着写好的竹简往齐国跑，非把崔杼弑君的事记录下来不可，一副势同恶势力斗争到底的样子，最后崔杼只能任凭史官记载其事。

客观、真实的记录历史对春秋时期的史官来说已经超越了工作范围，成为他们的人生信念。如果历史失真，史官会把这当作个人生命中的污点。为了让后人读到真实的历史，他们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

文化水平高，道德素质过硬，一面记录历史，一面直言不讳，这些优点放在一起会发生什么化学反应？唐太宗说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如果让这些能说实话、敢说实话的史官来充当监察官员自然是极好的。随着社会的发展，秦汉时期御史转身就变成了监察官。

成了监察官之后御史的官署改称御史台，御史台也称兰台、宪台，明清时期改称都察院。御史台长官称御史大夫，副官称御史中丞，职员称御史。虽然御史台的名字变来变去，但是从秦初到清末，御史都是监察官，除了负责监察百官有无贪赃枉法之外，唐宋时期御史还同谏官合流。合流后的御史和谏官合成台谏，能够对国家政策进行批评监督。

总的来说，御史台监察百官的职能类似于现在的纪检委，哪个官员贪污、哪个大臣用人唯亲、哪个知府知州执行命令不到位，都在御史的监察范围之内。

在御史刚刚从史官系统分离出来的秦汉时期，御史受命于丞相，御史大夫兼副丞相。御史大夫同丞相、太尉共称三公，属于政府首脑。由于受丞相领导，所以秦汉时期御史无法对行政系统实现独立监察。

西汉末期御史大夫改称大司空，御史中丞带领御史自立衙署，御史台这才逐渐脱离行政系统控制。隋唐时期中国政治系统大变革，皇权加强相权削弱。加强后的皇权为了能掌握足够的监察权，将御史台纳入麾下。

现代管理学认为，只有同管理权并立的监察权才能实现有效监督。如果一个部门，乃至一个人即负责管理又负责监察，那这个部门或者这个人自己的问题必然无法被纳入监督范围，这种情况下的监察要么沦为空谈，要么成为打击异己的工具。

彻底脱离行政系统控制后，御史台不需要向行政首脑宰相负责，同政务得失没有利害关系，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客观中立。

唐宋时期独立后的御史台组织架构得到加强，御史人数不断上升。扩张后的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和查院。台院御史称作侍御史，纠察刑狱诉讼；殿院御史称作殿中侍御史，主抓殿庭礼仪；查院御史称监察御史，主要负责纠察百官作风。

从组织架构层面而言，直接受皇帝领导的御史台已经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监察机构。除了赋予御史台独立性之外，唐代御史的地位也被特意拔高。虽然御史官位只有五品，还不及普通县官，但是御史却拥有其他五品官不具备的朝会权，能够在百官面前上奏天子。

唐宋时期御史台的一个特点叫做“御史无长官”，虽然御史大夫总领御史台工作，但是御史只对皇帝负责。御史的工作内容根本不对御史大夫汇报，御史大夫也无权命令御史弹劾或者不弹劾某个人。

御史一面拥有巨大的参劾权，一面又官位低微。一个御史可以说是降无可降，罚无可罚。无可降无可罚，又不受政府行政系统领导，所以御史工作起来毫无后顾之忧。哪怕是当朝宰相，只要被御史抓到马脚也是照参不误。

唐朝神龙年间，御史大夫李承嘉曾对手下实行弹劾前不向自己汇报发表不满。御史萧至忠说：御史台没有长官，御史都是天子耳目，如果弹劾谁需要你同意，那有一天想弹劾你怎么办？

比赋予御史尊贵地位更有力的保证是风闻奏事权。风闻就是道听途说，类似于现代化的匿名举报。拥有风闻奏事权的御史不需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可以对一切可疑案件进行调查。这不但保护了举报人，也增强了监察系统的威慑力。

武则天时男宠张易之、张宗昌收受贿赂，贪赃枉法。御史宋璟行风闻奏事权，于朝会上弹劾两人。如果弹劾必须署名谁敢向御史台举报女皇男宠？如果所查无事后要对自己行为负责，哪个御史敢参劾张氏兄弟？

虽然隋唐形成的监察制度已经具备现代监察制度的雏形，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御史台的架构逐渐显得不合时宜。随着国家权力进一步向皇帝集中，监察制度在明朝迎来了一次大倒退。

朱元璋废宰相之后亲自领导六部，随之而来监察系统也迎来大改。明朝时废御史台，提高查院地位，设立都察院。纠察百官作风成为了监察系统首要职责，监督政策得失成了六科给事中的事。

明代都察院下设左右都御史、左右都副御史、左右佥都御史，另外还有对口六科官员的监察御史。

从组织上看，明清时期都察院比隋唐时期御史台更加庞大和完善，监察能力也应该随之增强。但是扩张之后的监察系统却面临同秦汉时期一样无法独立的问题。

唐宋时期监察系统至今为人称道，主要原因就是监察系统同行政系统分立的制度优势。宰相作为政府首脑负责行政，皇帝作为国家元首掌管监察，供职御史台的御史同政府系统没有利益冲突，在弹劾官员的时候也不怕打击报复。

朱元璋在胡惟庸案之后废除宰相，行政监察一手抓，所有问题到最后都是皇帝自己的问题，监察到最后也会查到皇帝头上，这种情况下监察制度必然成为空谈。

没有了制度保障的御史成了皇帝打击异己清除政敌的工具。明朝时期的太监刘瑾、奸臣严嵩，清朝时期的贪官和珅，都因为皇帝的有意回护而免于被监察系统调查。而一旦奸臣失去皇帝青睐，御史的举报信又雪片一样飞向御前。如果监察权能同行政权分立，明清时期乱臣祸国的局面完全可以避免。

御史脱胎于史官，依靠自身独特的道德优势演变成监察官，从秦到清，御史职能从未改变。中国古代的监察制度在唐宋时期迎来高峰，明清时期又跌入低谷。一路走来，御史官员以正直的道德和直言不讳的勇气为人所称道，虽然位卑，但言重。中国古代监察系统经历的风风雨雨，颇值得处在历史转折点上的我们深思。

《都说明朝的御史很厉害 那他们是怎么监察百官的呢？》2018-06-28 报道：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为了加强对国家的管理，监察百官，肃清整治，建立了一套极其完备的监察制度，具体说来就是在历朝历代监察体制的基础上新增了六科给事中，并且在全国十三个行省设立十三道监察御史，形成了明朝独特的台谏制度。

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为了加强对国家的管理，监察百官，肃清整治，建立了一套极其完备的监察制度，具体说来就是在历朝历代监察体制的基础上新增了六科给事中，并且在全国十三个行省设立十三道监察御史，形成了明朝独特的台谏制度。关于六科给事中的职能，之前已经写文章分析过了，今天和大家聊聊监察御史的事情。

监察御史并不是明朝的初创，最早建立于隋唐，却在明朝发扬光大。在明代，监察御史隶属于都察院，最高长官为都察御史，正二品，明朝大九卿之一，但普通的御史官职并不高，是正七品官，但权力范围却空前大，不论是国家大事，例如打仗、科举、教育，还是小事，如皇帝娶媳妇，太子出阁之类，监察御史都可以建言。

主察纠内外百司之官邪,或露章面劫,或封章奏勃。在内两京刷卷,巡视京营,监临乡、会试及武举,巡视光禄,巡视仓场,巡屯在视内库、皇城、五城,轮值登闻鼓。在外巡按、清军,提督学校,巡盐,茶马,巡酒,巡关,攒运、印马、屯田。

监察御史权力广泛，朱元璋在创设监察体制时因此刻意压低了监察御史们的官职，这点和六科给事中一样。不过监察御史品级虽低，但毕竟是代天巡狩，有皇权的加成，加上事急从权，后面就有了“巡抚”“总督”这类名义上是中央官员，实际上是地方封疆大吏，负责管理一省或几省军政要事，但这要在明朝中朝以后。

那御史是怎么发挥监察职能的呢？按照上文对监察御史职能的描写，监察御史们巡察视事，发现有不好的地方需要改进或者有不法之事，可以直接向皇帝报告，大事奏裁，小事主断。

那怎么检查和发现问题呢，主要是依靠“刷卷”！

这个“刷卷”和我们现在平时说的考试前刷题复习不一起，这里的“刷卷”指的是御史们对各衙门的文书和案卷进行抄写和核对，有点类似于现在企业的审计，每季度、每年都要对公司的财务进行审核，看有没有错漏之处，如果有则需要上报，查出问题所在。

命监察御史、按察司分巡官，一二岁或二三岁照刷，所以革奸宄也。在内有京畿道，外各有按察司、分巡道，分颁降印信，皆为照刷文卷而设，尚虑岁久不举后将无稽，又钦定宪纲载照刷言状之条目，钦降诸司职掌，分照刷文卷之衙门，庙算神谋，周慎详密，所谓有典有则，贻厥子孙者也，所谓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也。

“刷卷”制度设立之初，按规定，监察御史们在一定时间内将全国各衙门、各地方的卷宗复核一遍。因为监察御史们是奉皇命而行，各地方、各衙门也必须配合，否则就有欺君之嫌。通过这种定期的监察，让百官们心有畏惧，不敢胡作非为，监察御史们也可以通过卷宗的复核及时发现问题并加以处理。

但这个制度实行到明朝景泰、天顺年间就出问题了，无法执行下去。这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刷卷并不是监察御史一人独立能完成的，往往是需要两三位监察御史配合到一处进行刷卷，同时还需要聘请大量的书吏配合，耗费大量的纸张。

令各该军民衙门抄案从实取勘。本衙门并所属有印信衙门合刷卷宗，分豁已未照刷、已未结绝，号计张缝依式粘连，刷尾同具点检单目。

如果是平常，民丰物裕进行这样的刷卷对朝廷、地方来说并没有太大压力，但到了灾年或者遇上战事，这样的刷卷则会被视为劳民伤财之举。“夫照刷之制专也，革天下贪官污吏之来，始有兵荒停止之议”，从景泰到天顺，正好碰上连年水灾加上土木之变，对朝廷财政造成很大压力，“以天下多灾人民饥窘，命花木鸟兽梨板之类主追马、清匠、刷卷等事悉皆停止，采柴亦停一年”，因此刷卷不得不停止。

其次，土木之变后，朝局变动频繁，朝廷没有精力也没有人力进行大规模的刷卷。土木之变中，随英宗亲征的六十余名官员死伤殆尽，好不容易恢复元气，到了景泰八年又发生了夺门之变，于谦、王文等之前拥立朱祁钰登基的官员被清洗，随后石亨、曹吉祥等人也被论罪下狱。动荡的政局使朝廷无法正常运行，监察也不得不停了下来。

第三，勋戚集团的势力过于膨胀，经过夺门之变后，英宗重新掌权，为了争取勋戚们的支持，并奖赏有功之臣，英宗不得不对勋戚们的乱作乱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由他们修改各种文册，侵占土地。

刷卷的停止，相当于朝廷监察百官的制度失灵，各地的官员于是开始想尽办法为自己捞好处，常用的办法如造印信，假捏文书方法来盗支粮米草料、洗改文册纵容逃兵、侵占屯田、土地等。

这一现象直到成化九年，明宪宗才意识到停止刷卷的危害所在，于是他重新规定三年一次照刷文卷，并强调御史刷卷在监察系统中的重要性，刷卷这一方式才重新被利用起来。

明熹宗得知后，派人携圣谕到李家吊祭，追赠他太子太保，赐茔地祭田，谥号“庄靖”，荫其子李允潢为中书。汝南人崇敬李宗延的气节德风，将他一家三代均入祀乡贤祠，并建“三世尚书”牌坊，旌表其不凡功名。

李宗延（1563-1627），字景哲，号嵩毓，明朝汝宁府（老家在今河南省汝南县三桥镇霍埠口村委李楼村）人，曾出任浙江道监察御史、左都御史、都察院都御史等职。

李宗延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勤奋好学，文采出众。还是童生时，汝宁府官吏就常请他去执笔撰写公文。因此，他深知民间疾苦，特别是对官吏的违法违纪现状有比较深入的了解和清醒的认识，这为其以后走上仕途，特别是从事监察工作时铁腕执纪执法，严惩不法行为奠定了基础。

一、彻查基层微腐败，惩处损公肥私贼

万历十年（1582），李宗延参加乡试，高中第二名举人，四年后，高中进士，被任命为湖广黔阳（今属湖南）县令。正在此时，父亲去世，他只好丁忧回家。守丧三年后，他出任山东长清县（今济南市长清区）知县。

长清县西滨黄河，雨季容易发生水灾。李宗延带领当地民众加固堤坝，做好防汛工作。完成对黄河堤坝的加固后，他正要松一口气时，咆哮的河水却冲垮了一处堤坝，淹没良田近百亩，导致民众无家可归。

李宗延忙带人去补缺口，冒着生命危险，亲自背沙土上堤坝。在他的感召下，当地民众忘记了疲倦和困苦，纷纷上阵，最终将缺口补上，拦下河水狂奔的脚步。

李宗延感到堤坝决口有蹊跷，就暗自去查。最后发现是县衙几个小吏在加固堤坝施工中为捞取油水而偷工减料所致。面对自己身边出现的基层官吏违法犯罪行为，李宗延大怒，依法对其严惩，不仅追回了他们违法所得，还一律降职，其中的一个主谋被革职。

二、铁腕扫黑除恶，开展警示教育

不久，李宗延调任陕西咸阳知县。当地官绅听说他来赴任，特地举行了欢迎宴会，苦等半天不见来。后得知，他听说有人为他举行宴会就提前入城，早已入县衙办公了。

一次，当地一有权有势的李乡绅强迫当地农民卖地，遭拒后，带人打死打残两个农民。县衙的官吏收了李乡绅的银子，准备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李宗延查明后，把李乡绅依法从重判斩刑，让李家拿出钱赔偿农民，还将胡作非为、民愤极大的几个官吏奏请上级批准，从官吏队伍中依法清理出去。这是李宗延版的“扫黑除恶”。

由于李宗延敢于公正执法，正名远扬，两年后，升任浙江道监察御史，不久，又被提拔为左都御史，成为一名专职监察官。

在浙江任职期间，为了教育广大官吏做到清正廉洁、务实苦干，李宗延特地命人搜集从古至今臭名昭著的贪官污吏事迹编印成册下发，为大家提前敲警钟，上起了警示教育课。此外，发现有违纪违法苗头的官吏，李宗延会登门劝说其改正错误、主动交代，以悔罪自新，及时挽救了一些官吏。

三、护法执法比天大，为公尽职肯顾家？

对于官吏，李宗延铁腕执纪执法，对于至高无上的皇帝，他同样敢于进谏，劝阻其不法行为。

明神宗的长子朱常洛是宫女出身的王恭妃所生，不受明神宗待见。明神宗一心要册立宠妃郑贵妃生的三子朱常洵为太子。按照古代宗法制度，君王册立太子或世子的原则是“有嫡立嫡，无嫡立长”。明神宗的皇后没有生下儿子，也就不存在嫡子了，那么依法册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也就顺理成章了。明神宗一心要册立三子朱常洵为太子，在当时则是明显的违法行为。

为了制止皇帝违法，左都御史李宗延联合朝中许多大臣，其中就有其汝南老乡李本固、费必兴等人，联合上书万历帝朱翊钧，劝谏：“废长立幼，非太祖法”。奏疏言辞恳切，历数史上废长立幼引起的严重后果，直接向皇帝敲警钟；此外，还搬出明太祖洪武皇帝朱元璋制定的宗法制度，意思是若不册立长子为太子，那么皇帝就愧对列祖列宗。

明神宗阅了上书内容，勃然大怒，要将李宗延等人处以极刑。给事中耿随龙、邹廷彦等人全力营救，李宗延等人才被从轻处罚，被廷杖后削职回家。

最后，在群臣的坚持下，明神宗于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册立皇长子朱常洛为皇太子。这意味着，李宗延们在与皇帝、贵妃之间的斗争中获得了最后的胜利。

万历四十八年（1620）八月，朱常洛继位，是为明光宗。明光宗起用李宗延为太仆寺卿。第二年，李宗延又被擢升为都察院都御史，成为中央的监察官，一如当年那样敢作、敢为、敢言、敢担当，疏谏多被采纳。后又先后担任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要职。

四、身后清誉正气，英名流传乡梓

天启六年（1626），年过花甲的李宗延辞官回家。明熹宗亲笔御书“秉铨清正”四字牌匾赐作褒奖。

李宗延在家里也没闲着，潜心研究经史，编著了《十三字经字诂》20卷，《汝阳志》4卷等书；并将所作赋、表、奏疏、信札等整理结集为《相栩轩文集》10卷。

一年后，他在家去世，享年六十五岁。

明熹宗得知后，派人携圣谕到李家吊祭，追赠他太子太保，赐茔地祭田，谥号“庄靖”，荫其子李允潢为中书。

汝南人崇敬李宗延的气节德风，将他一家三代均入祀乡贤祠，并建“三世尚书”牌坊，旌表其不凡功名。

《清朝的言官制度有何特点 为何御史可以风闻言事？》2018-11-18 报道：

我国谏官制度的起源，是非常久远的。清代谏官制度大致沿袭明制，清初设有都察院和六科两套班子，都察院及其下属十五道监察御史分管中央和地方，六科给事中则分别监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第二是风闻言事权。

《吕氏春秋》中有一段记载：“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鼗，犹恐不能自知，今贤非尧、舜、汤、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

我国谏官制度的起源，是非常久远的。在商汤时期，已经设有专门的“司过之士”。所谓“司过”，即负责纠察过错，联系这句话的下文来看，纠察的主要对象还是君主，而非群臣。

古代贤明的君主，知道但凡是人，就不可能完全避免犯错，即便是一国之君也不例外，所以需要有人来提醒和规劝自己的过错。“司过之士”，已经是古代谏官的雏形，自秦汉以后，才逐渐形成正式的谏官制度，设置专门的机构和官职。到清朝时，谏官制度已经发展得非常完备。

清代谏官制度大致沿袭明制，清初设有都察院和六科两套班子，都察院及其下属十五道监察御史分管中央和地方，六科给事中则分别监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

雍正初，雍正皇帝改革机构，裁汰冗员，将六科并入都察院，两班人马挂一个牌子，实现对中央和地方监察的全覆盖。由于六科给事中通称科员，十五道监察御史通称道员，所以在明清两朝，“科道”也作为谏官的代名词使用。

从机构设置上看，都察院是朝廷内设的独立监督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没有职权上的交叉，故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利益关系对谏官的监察职能形成掣肘。另外，由于谏官是个比较得罪人的差事，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都察院的监察作用，清廷还采取了以下措施，来保障科道官充分履行其职权。

第一是言者无罪权。前面我们说到，谏官之所以会存在，是因为人无法完全避免犯错，而谏官也是人，也会有说错话的时候，如果因为说错话而被处罚，结果必然是劣币驱逐良币。真正直言敢谏的言官被淘汰，余下一帮溜须拍马的逢迎之徒，那么监察机构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义。

第二是风闻言事权。《清史稿·职官志》记载：“（清）初沿明制，设都察院。天聪十年，……定左都御史、左副都御史、监察御史许风闻言事。给事中同。”所谓的“风闻言事”，就是允许谏官在没有掌握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道听途说，就可以上奏纠参。无论是什么小道消息、街头巷闻、花边八卦，如果谏官本人认为有必要奏达天听，都可以大胆进言，即便最终证明传闻不实，谏官也不应为此受到处分。

这一制度极大地扩充了言官的监察能力。虽然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存在部分官员滥用风闻言事权，挟私打击政治对手的情况，但若无这一制度保障，言路必将受到阻遏，官场的许多阴暗面，也失去了曝白于日光之下的机会。

另外，古代官员想要升迁，最关键的是要得到皇帝的赏识。对京中那些品秩比较低的科道官而言，平常基本没有觐见皇帝的资格，那么上奏言事，就是一个很好的向皇帝展示自己才华的机会。这也鼓励谏官多写奏折，多向朝廷揭发官场存在的问题。

谢选骏指出：御史不仅是言官，而且也是中国公议社会的守门人——且在近代中国，发展出了监察院制度。

【【13、言论自由首先是财务自由】】

普世社会科学研究网《美国言论自由的现代转型》（2021/2/26日 左亦鲁）报道：

摘要：自1960年代开始，美国言论自由开启了从经典时期向现代的转型。在色情作品、仇恨言论和竞选经费三个领域，言论自由分别与性别平等、种族平等和财富平等正面相遇。通过把“平等”价值引入言论自由这一转型，使色情作品、仇恨言论和竞选经费从单纯的自由问题变为平等与自由间的平衡；同时，为了促进平等，它还强调法律和政策应告别形式中立，必须向弱势群体有所倾斜。这一转型相当于一场言论自由的“新政”，终结了言论自由的洛克纳时代，重塑了言论自由的范式和议程，并对当代言论自由的发展产生持续和深远的影响。

一、导论：从自由到平等

言论自由，顾名思义，主要与“自由”有关。假设一个人发表了某种言论，他受不受言论自由的保护？他的哪些言论受保护，哪些不受保护？他的言论受保护到什么程度？当提到言论自由时，相信多数人脑中都会浮现出类似问题。在人们眼中，言论自由就是有关“自由还是不自由”或者“自由到什么程度”的问题。我们都去过银行，营业厅里会有不同的窗口办理不同的业务：办存款的会去存款的窗口，开户的会去开户的窗口，办理财的会去理财的窗口。很多时候，我们对言论自由的思考就像去银行办事，当人们遇到有关争议时，都会直奔“自由”这个窗口。

如果把目光投向当代一些最具争议的言论自由问题，事情好像并不是只有“自由”这么简单。一个蛋糕师拒绝给同性伴侣制作婚礼蛋糕，蛋糕师主张做不做蛋糕以及怎么做蛋糕是他的言论自由，但同性伴侣则认为蛋糕师的拒绝是对同性恋的歧视。是应该支持蛋糕师的言论自由，还是同性伴侣的平等？色情作品的支持者认为这是一种表达和言论自由，但反对者主张这代表着对女性的物化和压迫，色情作品究竟应不应该受到保护？还有身穿纳粹军服和敬纳粹军礼，支持者认为一个人穿什么和摆什么姿势是他的自由，但反对方则会指出，纳粹军装和举手礼很可能会让少数族裔感觉到恐惧和歧视。这些案例之所以给人感觉更加复杂和困难，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它们都不再是单纯的自由问题，而变成了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冲突。当问题主要是“自由还是不自由”或“有多少自由”时，虽然事实和议题本身的技术化也会使争议变得复杂，但此时言论自由至少在价值上是清晰的，自由就是最高甚至惟一的价值。但当“平等”进入言论自由后，韦伯意义上的“诸神之争”便开始出现。 

上面的例子并非虚拟或偶然，它们代表了言论自由在它的现代起源地——美国——的一次转型。如笔者将要论证的，言论自由曾经历一次范式转化，其影响不亚于一场言论自由领域的“新政”（New Deal）。如果把通过“自由”来想象言论自由称为言论自由的经典（classical）时期，经过这次转型，言论自由进入了它的现代时期，其标志就是“平等”这一价值被引入言论自由的讨论中。言论自由在很多时候不再是单纯的自由问题，而是自由与平等这两大价值间的平衡和选择。这相当于人们进入银行大厅后，突然发现“自由”的窗口旁边多了一个新的“平等”窗口。具体到美国语境下，就是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和第十四修正案的碰撞。这次转型始于1960年代，也就是布朗案和民权运动高高举起“平等”大旗之后。在色情作品、仇恨言论和竞选经费三个领域，言论自由与性别平等、种族平等和财富平等正面相遇，并随后蔓延至性向平等、媒体规制等领域。由于“平等”的进入，现代言论自由问题一改经典时期的黑白分明，变得前所未有的纠结和撕裂。欧文·费斯（Owen Fiss）在《分裂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 Divided）一书中就曾感叹：“曾几何时，言论自由把大家紧紧团结在一起，但现在却变成了分裂和冲突的源头。”在费斯看来，这场分裂的根本原因，就是“平等”所带来的这场言论自由的转型。

这场转型为什么会发生？是如何发生的？它对言论自由产生了哪些影响？这场转型的意义何在？在转型之后，言论自由又该何去何从？本文试图探讨这些问题，通过梳理这场转型，为进一步研究作理论和历史准备。

二、色情作品与性别平等

言论自由与性别平等的冲突，集中体现为色情作品是否应受保护。这场争论是与美国最高法院的一系列与色情作品有关的判决和“第二波女权运动”的兴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1960年代前后，美国最高法院开始集中处理色情和淫秽（obscenity）问题。1957年罗斯诉美国案（Roth v. United States）代表着最高法院在这一时期对色情作品是否受言论自由保护的最初回答，而最高法院的回答是否定的。罗斯案也代表最高法院第一次尝试给“淫秽”下定义。根据布伦南法官撰写的多数意见，只要符合下述标准就属于“淫秽”：“对一个普通人来说，根据当前社区标准（contemporary community standard），材料的主题作为整体旨在勾起色欲。”在罗斯案后，美国最高法院又处理了一系列涉及淫秽作品的案件，其中最具影响的是1973年的米勒诉加州案（Miller v. California）。米勒案通过确立不同于“罗斯标准”的“米勒标准”，重新定义了何为“淫秽”：第一，普通人根据当前社区标准，是否认为作品作为整体旨在勾起色欲；第二，作品是否以明显冒犯的方式，描绘被相关法律专门定义的性行为；第三，整部作品是否缺乏严肃的文学、艺术、政治或科学价值。从定义上看，“米勒标准”比“罗斯标准”更严格。这意味着最高法院试图通过限缩“淫秽”的内涵，来让更多涉嫌表达受到保护。

同样是在1960年代，“第二波女权运动”开始在美国兴起。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以争取妇女普选权为代表的“第一波女权运动”相比，“第二波女权运动”有两大特点：一是其对平等的主张从“反分类”（anti-classification）走向“反压迫”（anti-subordination）。以就业为例，反分类主要针对“禁止招收女性”等基于性别进行分类的歧视，而反压迫则要求用人单位应积极主动地雇佣更多女性，以改变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在就业中弱于男性的局面。从反分类到反压迫，意味着女权主义对性别平等的关注从形式和机会平等，开始进入实质和结果平等。二是“性态”（sexuality）逐渐成为女权运动关注的焦点。这标志着女权主义的战场从就业和招生等具体领域扩展到整个社会对女性的定位和想象。正是上述两大特点，使女权主义者在就业和入学等问题外，把目光投向了色情作品。

如果单纯看结果，最高法院在上述一系列关于色情作品的判例中，虽然大趋势是不断放宽，但色情作品作为一个类别（category），却从未整体获得明确的保护。这与女权运动所追求的限制色情作品的目标是基本一致的。但最高法院有关色情作品的判决不仅没有受到女权运动的肯定，反而一直遭受猛烈批评，原因主要在于经典言论自由思考色情作品的思维定式，而非具体判决结果。这些批判可被总结成以下相互关联的三点：

第一，色情作品不是一个“自由”和“言论”问题。在女权主义者看来，色情作品虽未完全获得保护，但一直是被作为一个言论自由问题来讨论的。更具体些，色情作品是否受保护一直是被当作一个“自由”问题来思考的，即色情作品或色情作品的制作者有没有“自由”去表达。按照言论自由“覆盖”（coverage）和“保护”（protection）的二分法，色情作品虽未完全获得言论自由保护，但却从始至终一直被覆盖。在罗斯案和米勒案中，这一前提是争论双方都接受的，大家的区别只是“有”或“没有”这种自由，或者“有多少”自由。但色情作品是（且只是）自由和言论问题，这是各方的共识。

女权主义运动的贡献，就在于打破上述“自由”的封闭系统。在他/她们看来，色情作品从来就不是（至少不只是）一个“自由”问题。女权主义者选择的论证策略非常高明，他/她们首先通过否认色情作品是“言论”，然后再把讨论从“自由”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在这方面，凯瑟琳·麦金农（Catharine Mackinnon）的批评最具代表性。在《言词而已》（Only Words）中，麦金农主张色情作品绝非只是言论（speech）而已。恰恰相反，它们是伤害、歧视和物化女性的行为（conduct），色情作品与现实中针对女性的暴力和歧视直接相关。为了说明“色情作品是行为不是言论”，麦金农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对训练有素的攻击犬下达命令“咬”，另一个是对射击班说“准备，瞄准，射击”。在麦金农看来，对攻击犬下达“咬”的命令不是在仅仅说出“咬”这个字，或表达“我想要你死”的观点，而是一个真正打算置人于死地的行动。同理，色情作品绝不是在表达什么观点，它就是歧视、物化和伤害女性的行为。

第二，通过引入“平等”，论证传统言论自由“更多言论”或“言论对抗言论”等救济手段是行不通的。如果说麦金农更多是主张色情作品不是单纯的自由问题，在破题之后，女权主义者基于平等对色情作品的批判则进一步走向深处。在经典言论自由的框架下，对待色情作品的最佳办法是“更多言论”。如果你不喜欢某类言论，最好的办法不是限制，而是用更多的言论在思想市场（marketplace of ideas）中竞争。照此逻辑，如果不认同色情作品所代表的观点，人们不应该去禁止色情作品，而是应该允许它继续存在的同时，发出不同或相反声音去竞争。言论自由捍卫者常见的逻辑是：女权主义批评色情作品中存在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和物化，但你们也可以去制作女性压迫和物化男性的作品。简言之，就是“用自由对抗自由”或“用自由去纠正自由” 

但女权主义者却指出，“更多言论”在一个完全平等的环境或许行得通，但在现实是不平等的社会却会适得其反。如果现实是平等的，那么的确可以通过自由对抗自由。但如果现实本就不平等，那应该首先解决平等的问题。如麦金农所说，自由市场（laissez faire）对一个非等级制（nonhierarchical）社会来说或许是合适的理论，但在一个性别不平等的社会中，有权者却会把他的观点强加于人，掩盖无权者的真相。因此，针对可以制作相反的言论来对冲色情作品，女权运动的回应是：理论上，双方的确拥有同样的“自由”去制作和传播己方观点，但这种“平等”只存在于理论和想象中。在真实世界，色情作品就是主要服务于男性消费者，里面充斥着大量对女性的压迫和物化。这是短期内谁也不能否认和改变的。同样，女性在整个社会中处于相对弱势也是不争的事实。在这种现实下，要求女权主义者去跟色情作品的支持者自由竞争，就相当于要求一个小学生和职业拳手在拳台上“自由竞争”。因此，女权运动在色情作品问题上最大的动作，就是戳穿虚伪和幻觉：既然现实是“不平等”而非“平等”，那么法律和政策问题就应从真实的“不平等”出发。具体到色情作品，既然女性在社会上相对于男性处于弱势，而色情作品又会强化和固化对女性的歧视、压迫甚至伤害，因此，禁止或限制色情作品就是正确的解决方案。

第三，基于现实是不平等的这一前提，法律和政策必须服务于促进性别平等。换言之，在色情作品问题上，法律和政策就应该搞倾斜和拉偏架。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麦金农联合女权主义斗士安德里亚·德沃金（Andrea Dworkin）于1983年在印第安那波利斯市推出的一项反色情法令。根据该法令，色情作品被重新定位为“通过图像和文字明确描绘女性屈从地位，包括将女性去人格化为享受疼痛、羞辱、强奸、捆绑、伤害……的客体（object）等在性上对女性的利用和虐待”。不同于罗斯标准和米勒标准，色情作品在这里被定义为“对女性的压迫和歧视”。换言之，“平等”因素被注入了对色情的定义。法令生效后，任何在印第安那波利斯销售色情作品的行为都会受到惩罚。该市一批成人书店立即以侵犯言论自由为由对法令提出挑战，地区法院和联邦第七巡回法院均支持了上诉人的请求，宣布法令因侵犯言论自由而违宪。在第七巡回法院的判决中，除了指责印第安那波利斯法令偏离了最高法院对淫秽的定义，更直接批评法令侵犯言论自由和通过“观点歧视”（viewpoint-based discrimination）拉偏架——“那些‘压迫’女性的言论被禁止，但描绘性别平等的却是合法的”。换言之，法院仍然秉持“自由对抗自由”的信念。不出所料，法院的判决又引发了麦金农与自由至上主义者（libertarian）波斯纳、伊斯特布鲁克法官和自由派“战友”罗纳德·德沃金间激烈甚至可以说是“撕破脸”的争论。

总结起来，女权运动在色情作品上的影响表现为两点：其一，它从根本上改造了色情作品的议程和格局。在女权运动强势介入前，色情作品基本是一个纯粹的“自由”问题。反对色情作品的声音主要来自宗教和社会保守势力。但经过女权主义者的努力，色情作品再也不是单纯的“自由”问题，而变成了“平等”或至少是“平等v.自由”的问题。有了“平等”这一价值的帮助，反对色情作品也变得“理直气壮”，再也不能通过扣上“不自由”或“不开明”的帽子就简单打发。每个站在言论自由这边的人都必须直面色情作品是否会固化和加剧社会中已有的性别不平等这一拷问。诚然，像波斯纳和德沃金所批评的，女权主义者对色情作品的两大攻击——色情作品与现实中对女性暴力间的联系和色情作品会强化现实中对女性的压迫——在实证和理论上不是没有问题。但如果把围绕色情作品的争论看作一场辩论的话，女权运动的成功并不在于“赢”了辩论赛，而更像是一位观众突然出场取代了反方，并成功地改变了辩题。其二，女权运动的影响力还体现在自由主义阵营的分裂。如欧文·费斯所言，言论自由曾是团结自由主义者的大旗，自由派、自由至上主义者、民权斗士、女权主义者都站在一起为自由呐喊。但当“平等”进入有关色情作品的争论，女权运动开始与传统自由派和自由至上主义者分道扬镳。最具代表和象征性的，莫过于麦金农与德高望重的自由派法学家罗纳德?德沃金和却伯的争论。德沃金和却伯当然不会直接否认女权运动和性别平等的价值，除了用“过宽”（overboard）或“模糊”（vague）等概念挑一些技术问题，他们无外乎还是主张“用更多言论来对抗言论”、“女性作为弱势方其实更需要言论自由”以及“言论自由是更优先的价值”等经典言论自由的逻辑。在此，是德沃金还是麦金农更有道理，或者说谁赢了争论，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当他们开始争论，就已经证明女权运动在色情作品问题上的影响。

三、仇恨言论与种族平等

言论自由与种族平等的冲突集中反映为仇恨言论（hate speech）的问题。仇恨言论是指诋毁或贬低某个人或某一群体的表达。现实中，由于仇恨言论多针对某一特定种族或族群的成员，因此也被称为“群体诽谤”（group defamation/group libel）。

在讨论仇恨言论时，学者通常会上溯至1952年的博阿尔内诉伊利诺伊案（Beauharnais v. Illinois）。该案涉及上诉人在芝加哥散发传单，号召白人团结起来对抗黑人。严格来讲，该案更接近传统的挑衅言论（fighting words），而非仇恨言论。最终，最高法院多数意见比照普通法的诽谤，支持了对上诉人的定罪，但素有“言论自由之友”美名的布莱克和道格拉斯法官却加入异议，认为散发传单属于上诉人的言论自由。在博阿尔内案后，另一著名判例是1977年的斯科基案。该案事关美国纳粹党申请在斯科基市身穿纳粹制服、佩戴纳粹“卐”标志游行。斯科基市常住人口中超过一半是犹太人，其中不乏纳粹集中营的幸存者。纳粹党认为游行集会和穿什么服装是他们的政治表达，而斯科基市居民则认为这是新纳粹对他们的伤害。尽管法院判决最终围绕程序等技术问题展开，但背后的实体争议却已预示了未来仇恨言论战斗的形态，言论自由与种族平等间的裂痕已然显现。

仇恨言论的两个核心判例是1992年的R.A.V.诉圣保罗市案和2003年的弗吉尼亚诉布莱克案。两案所涉及的仇恨言论类型非常接近——在黑人面前烧十字架（cross burning）。烧十字架兴起于14世纪的苏格兰，最初类似烽火台，用于部落间通风报信。但在美国，烧十字架一直与3K党和对黑人等少数族裔的恐吓和暴力紧紧联系在一起。特别在1915年第二3K党（the second Klan）重组后，烧十字架更是成为了3K党独有的传递暴力和宣誓信仰的仪式。围绕仇恨言论是否受言论自由保护产生的争论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仇恨言论是言论吗？对3K党以及其他被指责发表仇恨言论的人来说，仇恨言论当然是言论，应受言论自由保护。他们的主张又可以被拆分成两点：首先，他们否认自己发表的是所谓“仇恨言论”或“种族主义言论”，这些标签和概念只是反对者抹黑他们政治观点的把戏。他们认为自己发表的就是政治言论，他们只是就种族等议题进行政治表达。正如最高法院曾确认的那样，3K党是一个具有自己政治观点的组织，他们只是在用自己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如果其他组织在集会时可以穿自己想穿的服装，可以烧报纸甚至国旗，3K党也有权穿自己想穿的服装，烧自己想烧的东西。这种论证相当巧妙。因为众所周知，政治言论在美国言论自由传统中一直享有最高等级的保护。把在黑人面前烧十字架类比成政治言论，这使得任何针对仇恨言论的规制可能都要接受最严格的审查。

其次，针对他们的表达可能引起反感和骚乱，3K党主张任何少数、非正统观点都可能有这种效果，而言论自由的目的正是要保护不受欢迎的言论。如果只因有人不认同某些观点就去禁止，这反而会导致多数的暴政。不难看出，3K党的策略就是把自己的言论类比成一战前后（即经典言论自由诞生时期）查尔斯·申克（Charles Schenck）等左翼人士的政治观点。从少数和不受欢迎的程度来看，两者的确有相似之处，最高法院自己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观点的始作俑者。在R.A.V.诉圣保罗市案和弗吉尼亚诉布莱克案的判决中，最高法院多数意见基本也持相近立场。尤其是R.A.V.案，最高法院推翻了圣保罗市禁止“展示可能引发基于种族、肤色、信仰、宗教或性别的愤怒、惊慌或憎恶的标识”的立法。这份9比0的判决虽然没有完全站在3K党一边，但总体是在“自由”的框架下思考仇恨言论问题。法院基本接受了3K党的言论自由主张，即政府不能因为不认同某种言论或担心言论引起的失序就禁止它。

反仇恨言论一方则主张仇恨言论绝非“言词而已”，而是针对少数族裔的恐吓与暴力。在他们看来，“仇恨言论”这一概念本身就极具误导性，因为它让人很容易联系到“言论”和“言论自由”，而忽略了这其实是实在的行为。学者往往会列举大量仇恨言论造成的精神、社会和政治伤害。但与色情作品一样，这种“言论=行为”的论证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如何证明普遍的因果关系。在极端个案中，施害者的行为往往早已超越正常的行为/言论的区分，比如3K党烧完十字架后又殴打偶遇的黑人。这种情况下，只需要对殴打这一暴力行为定罪即可，烧十字架是否对黑人造成伤害其实已经被更明确的暴力行为吸纳。但如果3K党只是焚烧十字架而被周围居住的黑人看到，此时伤害如何测量和是否已达到定罪标准，这种更普遍和“软性”的案例是十分棘手的。

第二，法律应该如何规制仇恨言论？在仇恨言论争议中，这具体表现为对内容中立（content-neutral）、观点中立（viewpoint-neutral）和观点歧视（viewpoint-based discrimination）立法的争论。在这些术语和概念背后，本质问题仍是法律是否可以“拉偏架”。

根据美国最高法院第一修正案相关判例，对言论进行立法规制有三种类型：内容中立、观点中立和观点歧视。内容中立的立法是指规制的对象和目的与言论内容无关。比如禁止在某区域发表演讲，这当然会对言论自由产生影响，但这种影响却与言论的内容无关。无论你持何种政治、宗教立场或支持哪支球队，内容中立立法一视同仁。相比内容中立的立法，观点中立的立法是基于内容的（content-based），但却对任何一方均无偏袒。比如禁止在某区域发表政治观点，此类立法在所有内容中单独挑出了“政治”这一主题（subject），因此，它明显是针对内容的，但是在“政治”这一类别之下，立法对一切政治观点和立场却做到了一碗水端平。最后是观点歧视的立法，比如某市立法要求公园中只可以张贴支持民主党的海报，支持共和党的海报则一律禁止。很显然，这种立法不仅针对言论的内容，而且在辩论中明显偏向一方。按照对言论自由的影响，通常认为内容中立最轻，观点中立居中，观点歧视最严重。

在最高法院眼中，圣保罗市反仇恨言论立法是典型的观点歧视，相当于在辩论中只禁止一方发言，是拉偏架。用斯卡利亚的话说：“不能允许一方自由搏击，而要求另一方遵守昆斯伯里侯爵规则（Marquis of Queensbury Rules）。”如果要对仇恨言论进行规制，最高法院和言论自由一方认可的办法有以下三种：一是“思想市场”的老路子。少数族裔和反仇恨言论立法支持者所主张的种族平等与宽容，3K党主张的是白人至上、排他和种族不宽容，两者都是“平等”的观点，应允许双方充分竞争。二是内容中立的立法。比如中午12点到下午2点间禁止在公园进行集会和演讲。但在涉及仇恨言论时，这类立法其实在现实中很难实现。三是观点中立的立法。具体到仇恨言论，当政府认为有足够的理由去禁止仇恨言论，那么应对双方一视同仁。政府不仅应该禁止3K党发表种族主义言论，同时也要禁止另一方发言。换言之，政府应该禁止与“种族”这一议题相关的所有讨论（“观点中立”），但不可以在辩论中拉偏架（“观点歧视”）。圣保罗市立法的问题就在于，其只对主张白人至上和种族不宽容的一方施加限制，而不管主张种族平等与宽容的一方。这就是斯卡利亚所说的，允许后者自由搏击，而要求3K党必须遵守昆斯伯里侯爵规则。表面上，最高法院所持的是一种自由与平等杂糅的话语。但实际上，最高法院仍旧是把仇恨言论只当作一个“自由”问题来处理。“观点中立”和“观点歧视”中的“平等”，是自由之下的平等，而非一种独立的价值。

但在少数族裔和反仇恨言论一方看来，他们要做的工作是把仇恨言论从自由的逻辑中抢救出来。因为一旦进入这个“套路”，意味着仇恨言论已经被言论自由“覆盖”。而言论一旦被“覆盖”，受保护即是常态，不受保护才是例外。于是，他们决定不再跟对手纠缠于言论自由这个战场，而是通过平等来开辟第二战场。这是一种以退为进的论证。反仇恨言论一方不再试图证明“禁止仇恨言论没有侵犯言论自由”，而是承认可能限制言论自由，但这是因为我们要服务于平等这一更高的价值。

反仇恨言论一方所追求的平等，是杰里米·沃尔德伦（Jeremy Waldron）所说的，让社会中的少数群体（不管是基于种族、肤色、性别、宗教或其他因素）感觉到包容和安全的环境。仇恨言论的真正危害是：烧十字架、佩戴纳粹标志、敬纳粹举手礼等表达，会让少数群体感到排斥、歧视和恐惧，从而导致他们在公共讨论中失声或最终选择退出政治过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更多言论”和“让不同观点自由竞争”等经典言论自由解决方案行不通。如果是在一个想象出来人人平等的真空环境，让不同言论充分竞争可能是最好的办法。就像某些观点所说的，白人可以在黑人面前烧十字架，黑人也可以选择自己的方式去进行回击。但在反仇恨言论一方眼中，美国社会的现状（status quo）是不平等，少数群体在过去和现在都处在弱势。类似表达对少数群体造成的伤害肯定要远大于对多数群体的伤害。黑人群体听到针对自己的种族主义表达时所感受到的排斥和恐惧，要远大于白人群体听到类似表达时的感受。同时，由于少数群体在政治、经济、文化和话语权上都处于弱势，即便反击，他们的声音也会被压制或没人听到。最后，即使少数群体可以通过等质等量的表达进行反击，但由于他们和多数群体历史上形成的差距，这仍旧无法缩小少数与多数之间的鸿沟。

因此，为了实现平等和矫正现有的不平等，必须通过观点歧视的立法来限制仇恨言论。因为只有通过这种“不平等”和“不自由”的方法才能逐渐实现真正的平等。针对“规制应对种族主义和种族包容两种立场一视同仁”的主张，在反仇恨言论一方看来，在种族主义和种族包容之间，当然应该旗帜鲜明地支持后者。因为平等和包容是一项更高的价值。要求在两者间“观点中立”，这正是经典言论自由堕入相对主义和虚伪的明证。如果说围绕色情作品的争论造成了女权运动从自由主义阵营的出走，那么仇恨言论则导致种族批判理论（critical race theory）与自由主义阵营的分裂。曾经在布朗案和民权运动中并肩作战的双方，这次一个选择守护言论自由，另一个则选择种族平等。

四、竞选经费与财富平等

平等与言论自由正面相遇的第三个领域是竞选经费（campaign finance）。这一次，与言论自由发生冲突的是财富与阶级平等。

1971年，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选举竞选法》（The Federal Election Campaign Act，简称FECA），联邦选举委员会（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简称FEC）也应运而生。该法最受争议的是两方面的规定：一是限制“捐款”（contribution），即每人每年的捐款不得超过25000美元，在一次竞选中对一个候选人的捐款不得超过1000美元；二是限制“花费”（expenditure），即每人每年为每位“明确候选人”（clearly identified candidate）的花费不得超过1000美元。不出意料，两项限制很快都因侵犯言论自由被告上法庭，这就是1976年的巴克利诉瓦莱奥案（Buckley v. Valeo）。在判决中，最高法院认为联邦选举竞选法对捐款的限制合宪，但对花费的限制侵犯了言论自由，也由此开启了美国宪法上“钱能不能讲话”以及和竞选经费改革有关的一系列争议。

在巴克利案之后，最高法院又在1978年的波士顿第一银行诉贝洛蒂案、1990年的奥斯丁诉密歇根商会案、2003年的麦康奈尔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2010年的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案和2014年的麦克卡申诉联邦选举委员案中就竞选经费问题进一步判决。从贝洛蒂案开始直到联合公民案，竞选经费争议的焦点稍微向公司和组织的主体资格——公司和组织的钱能否像自然人一样讲话——偏移。但应看到，竞选经费已经是言论自由领域争议最大、最具撕裂性的议题之一。

竞选经费如此具有争议性和撕裂性，原因同样是其涉及了言论自由和平等这两大价值的碰撞。有关竞选经费争论的结构与脉络也主要围绕两大核心问题展开：一是从言论自由内部视角来看，竞选经费是否受言论自由保护？也就是学者和法官所常说的，钱到底能不能讲话（Can money talk）？二是从外部视角出发，如何平衡言论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张力。

第一，在选举中花钱到底是不是一种言论？从常识出发，花钱和说话显然相差甚远。但竞选经费问题的反直觉恰恰体现在这里，从一开始，经典言论自由强大的笼罩和吸纳能力就把它纳入了言论自由的轨道。剩下的讨论只是围绕“自由还是不自由”和“有多少自由”展开。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最高法院围绕捐款（contribution）与花费（expenditure）展开的分析。巴克利案的法庭意见认为，捐款和花费都与言论自由有关，但限制捐款对言论自由的影响相对间接，限制花费则直接针对言论。假设甲坚决反对同性婚姻，而候选人乙是甲所在选区以激烈反对同性婚姻而出名的政治家。甲给候选人乙捐了1000美元，这当然代表了甲对乙的支持和甲本人的政治立场。捐款本身当然也包含了一定“表达”或“言论”的元素，但这种表达的间接性体现在两点：一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乙可以自由处置收到的政治捐款，其中既包括在各种场合宣扬反对同性婚姻，也可以用于与竞选相关的其他方面。换言之，甲的捐款并不等于（或直接对应于）乙反对同性婚姻的言论。甲给乙捐款时就知道，他的捐款有可能并不会直接或全部转化成乙反同性婚姻的言论，乙是可以将之用作他途的。这是捐赠双方事先都明确的规则。二是甲的钱必须经由乙的“转化”（transformation）才可以变成政治言论。也就是说，甲的钱并没有用于自己说话。如巴克利案判决所言：“如果候选人或组织把钱花在向投票人呈现观点，捐款的确可能变成政治表达，但这种对捐款的转化是通过其他人而不是捐款人自己的言论。”这意味着，政治捐款哪怕能够转化成言论，也是通过别人的嘴，而非捐款人自己。这是捐款与政治言论关系间接性的又一体现。正是基于这种“间接性”，最高法院认为对竞选捐款进行限制是合宪的。

但花费却不同，限制花费会直接影响政治言论。最高法院这一判断是建立在大众媒体时代的前提上。1970年代，正是广播电视在美国兴起并引发一系列同样与言论自由和公平有关争议的时期。大众媒体时代的到来意味着，在今天表达任何观点都必须通过媒体，而媒体是要花钱的。“在今天这样一个大众社会，任何一种传播观点的方式都需要花费金钱。”竞选花费最常见的用途之一，就是出资人买下报纸版面、广播或电视时段，去支持他认同的候选人，或攻击他反对的候选人。因此，与捐款必须通过候选人“转化”才能变成政治言论不同，竞选时的花费就是直接拿钱“买”言论。甲在电视台买下每天黄金时间10分钟的时段，用来支持乙或用于反对同性婚姻合法化，这就相当于甲在直接“说话”。因此，限制竞选期间的花费，必然会对其政治表达造成影响。如判决所言：“对个人或团体竞选期间在政治交流上所能花的钱设定限额，必然会限制讨论的议题、深度和所能辐射的听众，从而在量（quantity）上影响表达。”因此，对花费的限制是不合宪的。

从整体来看，巴克利案虽然通过区分捐款和花费，对竞选经费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但整个巴克利案的基础恰恰是承认政治捐款和花费等于政治言论。法院虽然认为可以对捐款施加限制，但这并不是因为捐款不是言论，而只是因为花费比捐款更直接地代表金主的言论。因此，无论政治捐款还是花费，它们从一开始就被言论自由“覆盖”，区别只是后者还受到了“保护”。

更进一步，在支持“钱能讲话”的一方眼中，钱不仅能讲话，而且竞选中的捐款和花费是最宝贵的“话”——政治言论。在竞选中捐款或花费，就相当于一个人在支持或表达某种政治观点。鉴于政治言论长期以来在言论自由中居于中心地位，竞选捐款和花费当然应该受到保护。更极端一些，甚至有学者认为捐款和花费比投票更能代表一个人的政治观点。获得投票资格并不需要付出什么努力，那些捐款和花费的人，才是用真金白银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以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为例，符合资格的选民中约有51.3%的人投票，但只有不到2%的选民捐款超过200美元。按照自由市场的逻辑，出价最高者得之是最符合效率原则的。在思想市场中，如果最愿意花钱或花钱最多的2%的这部分选民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比如影响、胜选等），这不仅不应受到限制，反而可能是正义的。把自由市场的逻辑推到极致，就是推翻巴克利案判决中“捐款v.花费”的二分法，认为捐款和花费一样，都应受到言论自由的保护。这种观点虽未获法庭多数意见支持，但其实和多数意见“本是同根生”。或者说，这是多数意见给自己埋下的“祸根”。理由很简单，是多数意见自己开启了“钱能讲话”的闸门，让捐款和花费都被言论自由“覆盖”。在捐款和花费间作区分，就像是在开闸放水后试图在下游再建一道临时的坝。但困难恰恰在于，在开闸放出言论自由的“洪水”后，在“捐款”处守住或拦截的难度只会更大，出现滑坡效应（slippery slope）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经典言论自由模式下，支持竞选经费规制的一方所能找到的最有力的论证是防止腐败和扭曲（distortion），或如罗伯特·波斯特（Robert Post）所说，是政治过程的清廉（integrity）。在承认“钱能讲话”这一前提下，反对方主要担心如果对竞选经费不加限制，可能带来利益交换式腐败（quid pro quo）的风险。但是不难看出，在“自由”框架下，主张限制自由总是处于先天劣势。

第二，在平等主张者的眼中，竞选经费并不只关乎言论自由，其背后仍涉及平等与自由的冲突。简言之，如果“钱能讲话”不受限制，这等于宣告有钱人在政治过程中可以拥有更大的权利和权力。这是对民主政治“一人一票”（one person one vote）原则的践踏。在历史上，为“一人一票”的斗争通常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为妇女和黑人这些过去没有投票权或只有不完整投票权的群体争取普选权（universal suffrage）；二是反对“选区操控”（gerrymandering）等扭曲实际人口与代表人数比例的做法。竞选经费反映的是另一种对政治平等的破坏，即放大了有钱人这一特定群体的投票权。在现代民主制下，投票是公民参与和影响政治过程最重要的方式，而平等原则要求每个公民参与和影响政治过程的权利与权力应该是一样的。因此，“一人一票”就成为了在政治领域贯彻平等原则最核心的要求。不论个体在政治、文化和经济上存在怎样的差异，在投票时都只有一票。在公司治理领域，“同股不同权”的做法是被允许的；但在政治领域，巴菲特和扎克伯格并不因其拥有巨额财富，就能比穷人多投几票。

因此，如果对竞选经费不加限制，就相当于在投票之外开辟了一条新的影响政治过程的通道。如果允许金钱开辟“第二战场”，则一个愿意花成百上千万进行捐款和花费的人与一个穷人间的影响力是天壤之别。从投票者的角度，这相当于赋予了有钱人更多的投票权。通过政治捐款和花费，一个富豪对一次选举产生的影响很可能相当于允许他投出1万票甚至更多。站在候选人的角度，你会发现多争取一个富人比多争取100个穷人更符合理性。长此以往，会导致穷人在政治过程中被不断边缘化。反对竞选经费限制的学者曾主张捐款和花费比投票更能反映人的政治观点。这种观点倒是可以反过来佐证，竞选捐款和花费与投票间存在竞争和替代关系。换言之，当有钱人发现捐款和花费比投票更有效，当政客发现吸引金钱比吸引投票更好用，金钱会逐渐取代投票，成为民主政治的主战场。正是看到了金钱对政治过程的影响，有学者开始主张把“一人一票”平等原则推到极致，变为“一人一票一元”（one-person one-vote one-dollar）。比如，每个选民只能从政府发放的等额经费中选择捐款或花费。或者像布鲁斯·阿克曼和伊恩·艾耶斯在《用美元投票》（Voting with Dollars）中建议的，国家给每个选民一人一次发50美元，公民在竞选时只能捐或者花这50美元。

同样，平等的进入改变了竞选经费的议程和阵营，使竞选经费从一个单纯的自由问题，变为自由与平等的平衡。像弗洛伊德·阿布拉姆斯（Floyd Abrams）这样的言论自由斗士，也与他的自由派战友在竞选经费问题上分道扬镳。是要言论自由，还是政治平等，这变成了每一个自由主义者必须回答的问题。

五、从自由到平等：言论自由的“新政”

这场发生在色情作品、仇恨言论和竞选经费领域的转型具有以下三大特点：

第一，这场转型是对1960年代民权运动在时代精神（Zeitgeist）和社会动力学上的继承与发展。在色情作品的问题上，米勒案判决于1973年，而经过整个1970年代的蓄势，麦金农和安德里亚·德沃金的总攻发起于1980年代初。在竞选经费这里，《联邦选举竞选法》（FECA）于1971年通过，而巴克利案则判决于1976年。涉及仇恨言论的斯科基案也发生在1977年。换言之，在1970年代前后，同时在色情作品、仇恨言论和竞选经费三个领域，平等与言论自由间的张力开始显现。借用剑桥学派历史语境主义的分析法，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作为语境和背景，为思想和行动者设定了问题和议程，并提供了思想和行动资源。反过来，这些思想和行动者又介入（intervene）了自己的时代，并塑造了新的语境和背景。

从宪法史的视角看，布朗案、马丁·路德·金、沃伦法院、1964年民权法等一系列事件和人物代表和构成了民权运动。常有人用“权利革命”或“民权革命”来形容这场运动。平等，尤其是种族平等就是这场革命的核心。费斯曾感叹，为什么1960年代还在一起并肩作战的战友，到了1970年代却因为言论自由而四分五裂。答案或许就在于，因为民权运动把平等注入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当它开始与言论自由相遇时，造成了费斯所谓的“自由主义的分裂”。

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曾指出，美国虽然从建国至今只有一部宪法，但整个国家的宪制和宪法秩序其实已经发生了几次根本性改变。内战和重建终结了奴隶制，并通过第十三、十四和十五修正案，使美国进入“第二共和”；新政所开启的“第三共和”则重新定义了政府的角色和自由的定义。在一定程度上，民权运动的意义并不亚于重建和新政。它不仅落实并发展了第十三、十四和十五修正案对平等的承诺，也继承了新政的精神，进一步拓展了人们对自由和政府角色的理解。民权运动不仅仅是一场政治和法律革命，它也是一次社会革命。源自种族领域的平等之火已经燎原，进而进入政治、校园、职场、军队、家庭乃至个人的身体等各领域。在每一个被“平等”席卷的领域，旧的结构都被颠覆，议程被重新设定。发生在色情作品、仇恨言论和竞选经费上的争论，既是“平等”在性别、种族和财富领域内掀起的风暴，更是“平等”与言论自由的正面相遇。这场言论自由从经典走向现代的转型背后，其实是1960年代民权运动对美国宪法秩序的革命。

第二，这场转型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平等”这一价值被引入言论自由的讨论中。在此之前，不只是色情作品、仇恨言论和竞选经费这三个领域，整个经典言论自由都是自由内部或自由之下的争论，即“自由不自由”或“拥有多少自由”的问题。用言论自由的术语来说，这些问题不一定最终能受到言论自由保护，但一定会被言论自由覆盖。比如色情作品，在被女权运动改造前，大家争论的只是应该保护到什么程度，或者说把区分保护与不保护的界碑放在哪里。在平等介入前，仇恨言论同样主要是自由下划界的问题，即哪些表达属于受保护的政治言论，哪些因其可能造成敌意环境（hostile audience）或引发骚乱从而必须限制。竞选经费也是如此。双方都认可“钱能讲话”这一前提，大家争论的同样是钱应该花在何处——是限制捐款还是花费。

平等的介入无异于一场言论自由范式的革命。托马斯·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指出，范式转化是常规科学（“旧”科学）被科学革命（“新”科学）取代的标志。旧的议程、教义、理论、修辞和格局被颠覆，新的范式取而代之。转型后言论自由新范式最大的特点是：当代许多言论自由问题不再是单纯的自由问题，而是涉及自由与平等间的平衡。学者曾将宪法上的论证分成“常规”（on-the-wall）和“非常规”（off-the-wall）两种，当出现一些重大变化时，这两种论证往往会相互转化。经过这次转型，基于平等的主张成功地从“非常规”论证变为“常规”论证。

更重要的是，这场转型涉及的是整个言论自由，而非只是色情作品、仇恨言论和竞选经费三个子领域。性别、种族和财富只是平等浪潮席卷而过的领域。换言之，这是一场从普遍到特殊而非从特殊到普遍的转型，它适用于一切存在平等与自由张力的言论自由领域。以2019年的杰作蛋糕店诉科罗拉多民权委员会案（Masterpiece Cakeshop v. Colorado Civil Rights Commission）为例，随着同性婚姻等议题在美国社会的升温，性向平等与言论自由可能或已经成为引爆新冲突的战场。

第三，这场转型的意义相当于一场言论自由的“新政”。更具体些，它标志着言论自由洛克纳时代的终结。在1905年的洛克纳诉纽约案（Lochner v. New York）中，最高法院以侵犯双方契约自由为由，推翻了纽约州面包坊工人最长工时的立法。法院认为，面包坊工人和雇主身处一个自由平等的市场，工作时间和工资等问题应由双方协商决定，法律无权干涉。一言以蔽之，洛克纳时代的基础就是对“自由市场”的想象。在这种想象下，现状（status quo）被推定成自然和平等的，最理想的政府就是一个无为和不干预的政府。正是对这个想象出来的市场的迷信，让法院接连推翻罗斯福应对大萧条的创新举措，并导致罗斯福和最高法院“四骑士”的冲突，以及后来所谓的“及时转向”（switch in time）。

新政直接颠覆的是洛克纳时代的前提。洛克纳案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建立在假定平等的前提上，而新政和法律现实主义者则告诉人们，这一前提并不存在。真正的现实是不平等。如果真的存在一个平等自由的市场，工人和老板的确可以通过契约自由解决问题。但就像有关“996”工作制争论所揭示的，在真实世界里，老板和雇员并不具备平等谈判的能力。法律和政策必须基于现实的不平等设计和实施。

之所以用言论自由的“新政”来称呼这场转型，是因为它同样戳破了平等的幻象，告诉人们言论自由应基于不平等的现实（而不是假定的平等），并尽可能促进平等这一价值。长期以来笼罩在经典言论自由上的“无知之幕”被揭开了。正如洛克纳时代是建立在自由市场的假定上，经典言论自由的前提是思想市场。参与主体平等，允许他们自由竞争会带来效率或真理——这是商品市场和思想市场共同的假设和逻辑。和商品市场一样，思想市场也“迷信”建立在平等假定上的自由。自由既是经典言论自由最推崇的价值，也是最认可的药方。面对限制色情作品、种族主义言论和金钱政治的呼声，经典言论自由给出的答案永远是要允许各种言论自由竞争，如果你不喜欢这种言论，那请用你的言论去和它竞争。洛克纳案要求面包坊工人去和老板自由谈判，而经典言论自由则让女性、黑人和穷人等少数或弱势群体去和男性、白人和富人等多数或强势群体自由竞争，这就是经济上的洛克纳主义和言论自由上的洛克纳主义的异曲同工。

与新政对洛克纳案的颠覆一样，由于现实是不平等的，言论自由的“新政”也要求法律和政策必须对弱势一方有所倾斜。这就要求人们在自由与平等间取得更好的平衡，甚至有时必须对自由有所限制。因此，可能固化和加重女性受压迫和歧视的色情作品必须被限制，在规制仇恨言论时就应该旗帜鲜明地“观点歧视”，以及为了确保“一人一票”的平等原则，金钱不能想讲多少话就讲多少话。就像新政告诉我们必须通过最低工资和最长工时保护劳动者，或者像布朗案后推行的“矫枉行动”（affirmative action），法律和政策在言论自由问题上同样必须有所倾斜。简言之，“拉偏架”有时是合理且正当的。在此意义上，这场言论自由的现代转型其实同时继承了新政和民权运动的遗产。

不过，言论自由的转型并不意味着要用“平等一家独大”取代“自由一家独大”。如果说在旧范式下，人们遇到类似问题首先都会一头扎进自由的概念和教义中去。这场转型真正的作用是告诉我们，不要着急“一条道走到黑”。对整个社会而言，言论自由并不是惟一的价值，平等以及其他价值同样值得守护。如果说之前天平上只有“自由”一个砝码的话，这场转型的意义是在天平的另一端摆上了“平等”这个新的砝码。也许平等会胜出，也许不会。无论最终谁胜出，都必须经过与其他“砝码”的较量。哪怕最后仍旧是“自由”赢了，这种胜利也是经过与“平等”等价值权衡考量之后的选择。这的确会带来更多不确定和纠结，但我们应该把这当作常态和好事，因为与任何一种价值的一家独大相比，不确定和纠结意味着更多的价值和因素纳入了考量，而最终的选择才可能更符合公共利益。

而且，与新政和民权运动一样，这场转型重新定义了政府的角色。按照以赛亚·伯林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二分法，经典言论自由是典型的消极自由。但随着“平等”的加入，除了消极义务，政府的积极义务也开始增多。当言论自由只事关自由时，最需要政府做的就是无为。但当言论自由也关乎平等，政府就必须有积极的行为来促进平等（或减少不平等）。正如欧文·费斯在《言论自由的反讽》中指出的，经历了这场言论自由的转型，原本被视为言论自由最大“敌人”的政府，竟也可能成为言论自由的朋友。

六、结语

了解美国言论自由的转型有助于我们思考中国的言论自由。首先，西方现代言论自由起源于20世纪初的美国，美国拥有不一定是最好，但却可能是最丰富的言论自由的理论和实践。国内对美国言论自由的研究并不算少，但多集中在经典理论或沿用经典时期的范式，对转型后的一些最新争议则多是零散和点状的介绍。通过梳理美国言论自由从经典向现代的转型，可以弥补对经典时期研究比较系统而对当代研究相对碎片化的裂痕。在纵向上，对美国言论自由的理解更加连贯；在横向上，则对当代西方言论自由最新发展的认识更成体系。其次，美国言论自由的发展是线性和历史的，但今天探索言论自由的中国道路却是在更复杂的时空中，可能同时面临美国经典和转型后言论自由的混合。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同时思考“作为自由的言论自由”和“自由与平等间平衡的言论自由”。如前所述，这并不是主张我们应该用“平等一家独大”取代“自由一家独大”，而是强调在思考权利保护时，需要把更多的因素和更多元的价值（除了平等，还可能包括尊严、隐私等）纳入权衡，换言之，需要一个拥有“更多砝码的天平”和“更多窗口的银行”。同时，我们也应注意不要让“平等”异化为过度的政治正确，从而走向压迫和不自由。此外，正如网络中立（network neutrality）、假新闻（fake news）以及因脸书拒绝删除涉嫌种族歧视言论而引发广告商抵制等争议所体现的，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发展，使得思考权利保护的语境从“政府v.个人”的二元结构向“政府—个人—企业”三角关系的转变，新技术和平台的崛起都为我们从“平等与自由”的角度思考言论自由提供了新的语境和挑战。（《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1期。）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明确的关键一点——言论自由首先是财务自由！如果没有财务自由，势必看人（党、政府、财团、公司、上级、房东、房客、家人、亲戚、邻居……）脸色说话，也就无法行使言论自由的基本人权了。所以我说，言论自由首先是财务自由；若无财务自由，只好闭上嘴巴甚至巧言令色了。所以专制暴君要限制人们的言论自由，首先是限制人们的财务自由——从统购统销做起、恢复蒙古满洲的人身依附的奴隶制度。

【【14、人肉和网暴是中国公议社会的残余】】

《网络暴力、人肉搜索是否侵犯了隐私权？如何保护自己？9点要注意》（畅莹阁享案例 同济大学 法律硕士）报道：

人肉搜索最早的出处是猫扑网。网络信息时代，人肉搜索随处可见。

人肉搜索可以造就网络爆红，如“奶茶妹妹”、“豆腐西施”、“最美交警”等依靠网络迅速打开知名度。也有公众人物因为被网络暴力攻击而得了抑郁症，或者生活得小心翼翼，或者一些言论被断章取义遭受人身攻击。更有众多“表哥”“表姐”因为被人肉搜索纷纷落马。

值得关注的是，人肉搜索经常和个人隐私相关连，也非常容易涉及到法律和道德问题。

人肉搜索第一案

让我们来看一下2008年互联网上轰动一时的“人肉搜索”第一案。2007年12月29日晚，北京市女白领姜岩因其丈夫王菲的出轨行为写完死亡博客后跳楼自杀。

姜岩的生前好友张乐奕在其注册的网站“北飞的候鸟”上刊登了《哀莫大于心死》等文章，披露了姜岩自杀的原因及王菲的个人信息；

天涯社区也有帖子对王菲进行诽谤，大旗网刊登了《从24楼跳下的MM的最后日记》专题，披露了王菲的姓名、照片、家庭住址、单位信息。

这一系列行为使这个事件变成了一个公共事件，王菲陷入了网友的人肉搜索中，生活受到了很大影响。

王菲很快将“北飞的候鸟”、天涯社区、大旗网告上法庭，要求被告停止侵权，并进行相关损害赔偿。

2008年12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判决王菲胜诉，大旗网和“北飞的候鸟”侵犯了王菲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并判决两者停止侵权，删除相关信息、赔礼道歉并赔偿王菲相应的精神损害赔偿金。天涯社区因为及时删除了信息因而不构成侵权。

此事在当时引起极大关注，网络和新闻媒体争相报道。

案件主法官认为该案件是在言论自由和个人隐私权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王菲有婚外情理应受到谴责，但对王菲的谴责应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网民们不应该披露王菲的个人信息，侵犯其隐私权。

无独有偶，今年4月6日中午，在上海，一位33岁的妈妈从32楼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只因为给快递小哥打赏了200元，就被不少网友抨击甚至是辱骂，骂她精明、小气……在网暴声中，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杀害她的凶手不是“病毒”，而是网络世界如刀片一般讽刺、羞辱、刺骨的声音。

这些夹杂着冷漠、无情、起哄的嘈杂声，是掳走天使的恶魔。

他们像恶龙一样咆哮着，朝那个善良温暖本就活着不易的年轻妈妈，狂奔而去。

直到，她绝望、投降、倒下，以“纵身一跃”的方式，在这个春暖花开的季节离开了。

她走了，留下了7岁的儿子，听力障碍的父亲，绝望的丈夫，无比心痛的母亲……

她的家人，事后也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他们准备通过法律的手段，向那些网暴者开战，为她讨回公道。

网络隐私权是基本权利

隐私权在宪法和民法中均有具体规定，网络隐私权也是隐私权的范畴之一，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

如果个人信息可以被任意使用不加约束，将会造成极其可怕的现象。电影《搜索》即讲述了一件因为人肉搜索而酿成的悲剧。而2008年的“艳照门”事更是香港甚至整个娱乐界的“雪灾”。这场“雪灾”让香港艺人的不雅照片在互联网上肆虐，而且形成波涛汹涌、泛滥成灾之势，改变了多少人的命运。

我们在享受着网络的快捷方便的同时忽略了另一面，我们应该如何在网络时代预防、规范和救济这种数字化网络时代的隐私侵权问题是我们一个非常新的课题。

网络侵权有其自身特点：

侵权产生的容易性

网络隐私的载体是具有虚拟性质的网络，其不可触摸性导致了私人空间、私人信息极其容易受到侵犯。网络的高度开放性、流动性和交互性的特性决定了个人信息一旦在网络上传播，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以及任何人攫取之便捷将无法控制，使得侵权变得十分容易，而救济变得相当困难。

侵权主体和手段的隐蔽性

关于侵权主体的界定，一般是存在很大困难的。因为网络的虚拟性是侵权者用以保护自身身份的屏障。他们在窃取用户信息时可以不留任何痕迹，他们也可以应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把整个侵犯过程做得无声无息，甚至他们可以变换不同的身份，所以用户根本不知道是谁盗用过自己的信息。

即使会留下痕迹，由于网络的更新速度之快，等到用户发现被侵权时，“证据早已不复存在”。网络用户在通过网络进行收发email、远程登录、网上购物、远程文件传输等活动时，均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他人非法收集个人信息，并用于非法用途等。整个过程用户可能浑然不知，甚至在造成侵权结果发生后，用户仍处于茫然的状态。

侵权后果的严重性

由于网络的易发布性和传播性，网络信息的发布具有了更快的传播速度及更广的传播范围，极其可能造成用户个人私密资料的泄露，造成重大的物质损失。同时有可能给用户的名誉造成不良影响，给用户身心造成了巨大的伤害。

侵权的空间特定性

侵犯网络隐私权，其侵犯的客体必须以网络作为其载体，有别于现实环境中的隐私侵权。现实环境中的隐私侵权的载体之广泛，可以是任何人、任何物，但侵犯网络隐私权所发生的空间是特定的也是唯一的，即网络。

刑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来帮你

刑法

诽谤信息被转发达500次可判刑

两高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利用信息网络诽谤他人，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246条第1款规定的“情节严重”，可构成诽谤罪。

造成被害人自杀等后果的认定为“情节严重”

《解释》规定，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则不问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或者被转发次数，即可直接认定为“情节严重”，同时规定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的，也认定为“情节严重”。

行为人不明知而发布转发的不构成诽谤罪

如果行为人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实施了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行为，主观上故意，客观上造成实际损害，情节恶劣的，以诽谤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不明知是他人捏造的虚假事实而在网络上发布转发的，即使对被害人名誉造成一定的损害，也不构成诽谤罪。

在网络辱骂恐吓他人属于寻衅滋事罪

《解释》规定，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行为，以及编造虚假信息，或者明知是编造的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或者组织、指使人员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有偿删帖可被追究刑责

两高司法解释规定，以营利为目的，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删除信息服务，或明知是虚假信息通过信息网络有偿提供发布信息等服务，扰乱市场秩序，单位非法经营数额15万元以上，或违法所得5万元以上的，属非法经营行为“情节严重”，以非法经营罪定罪。

提供资金技术支持等帮助以共同犯罪论处

解释明确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犯罪的共同犯罪内容，规定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滋事等犯罪，为其提供资金、场所、技术支持等帮助的，以共同犯罪论处。如果对他人犯罪活动不明知的，即使客观上起到了帮助作用，也不构成犯罪。

以网络发帖要挟他人索取财物认定为敲诈勒索罪

《解释》规定，以在信息网络上发布、删除等方式处理网络信息为由，威胁、要挟他人，索取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多次实施上述行为的，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行为人通过信息网络实施要挟、威胁行为，无论是“发帖型”，还是“删帖型”，都以敲诈勒索罪论处。

网络举报即使部分内容失实 不属诽谤罪

与“网络反腐”不冲突广大网民通过信息网络检举、揭发他人违法违纪行为的，有关部门应当认真对待，负责任地核实，及时公布调查结果。即使检举、揭发的部分内容失实，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或者不属明知是捏造的损害他人名誉的事实而在信息网络上散布的，就不应以诽谤罪追究刑事责任

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寻衅滋事、敲诈勒索、非法经营等犯罪活动，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例如损害商业信誉商品声誉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等，对于行为人利用网络实施诽谤等犯罪同时又触犯其他罪名的，《解释》规定应当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信息保护法

2021年1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正式施行。“规范（包括保护和合理利用）个人信息处理活动”是《个人信息保护法》的核心。

任何组织、个人不得非法收集、使用、加工、传输他人个人信息，不得非法买卖、提供或者公开他人个人信息；不得从事危害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的个人信息处理活动。

个人对个人信息的处理享有哪些权利？

1.知情、决定权，处理个人信息必须经过个人知情同意，并且个人有权限制、拒绝、撤回他人对个人信息的处理；

2.要求查阅、复制个人信息的权利，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及时提供；

3.请求转移指定个人信息处理者的权利，符合国家网信部门规定条件的，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提供转移的途径；

4.要求更正、补充个人信息的权利，个人信息处理者应当对其个人信息予以核实，并及时更正、补充；

5.要求删除个人信息的权利；

6.要求对其个人信息处理规则进行解释说明。

PS：个人信息处理者拒绝个人行使权利的请求的，个人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那么如何有效保护自己，避免被人肉，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起：

不要所有网站共用一个网名。

不要在qq、微信等的签名栏暴露重要信息。

朋友圈禁止陌生人访问。

不要随便注册网站，尤其不要用手机随便注册网站。

不要在任何网站暴露自己的身份证号、手机号、银行卡、驾驶证等信息。

接受服务时请仔细阅读隐私协议等涉及个人信息的条款，建议非必要不对提供个人信息进行授权。

授权后记得对自己的个人信息沟通，学会“撤回”。

提供身份证件等重要证件时建议标识授权范围及用途。

权益受损时运用法律武器维护合法权益

编辑于 2022-05-11 05:39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人肉和网暴是中国社会公议传统的最新时髦。连法律也禁止不了这个东西。所以中国人最懂得“人言可畏”，也深知“千夫所指，无病而死”的厉害。

【【15、千夫所指是中国公议社会的制动器】】

网文《千夫所指》报道：

千夫所指（拼音：qiān fū suǒ zhǐ）是一则来源于历史故事的成语，成语有关典故最早出自于东汉·班固《汉书·王嘉传》。 

“千夫所指”的原义是被众人所指责，形容触犯众怒；在句子中可充当作定语、宾语。

成语出处

千人所指，无病而死。（东汉·班固《汉书·王嘉传》） 

后人据此概括出成语“千夫所指”。

成语故事

西汉时期，有个人名为王嘉，生性刚正不阿，敢说敢当，汉哀帝刘欣任命他为丞相。哀帝有个宠臣名叫董贤，不学无术，善于奉承拍马，因此很受宠爱，他的家人都在朝廷中当了大大小小的官。董贤没有为国家做出任何贡献，却因为会博得天子的欢心而成为西汉末年最有权势的贵族。汉哀帝没有儿子，一些皇族便想篡夺帝位。东平王刘云和王后请来巫师诅咒哀帝，希望他快点驾崩。此事被息夫躬和孙宠两位大臣知道了，写了一道奏章，向汉哀帝告发。汉哀帝马上下令，将有关人犯统统处死。结案后，汉哀帝论功行赏，侍中傅嘉劝汉哀帝趁机给董贤封侯，遭到丞相王嘉的强烈反对，哀帝不得已，只好作罢。 

过了几个月，汉哀帝不顾群臣反对，下诏封董贤为高安侯。王嘉知道后，再次强烈反对，哀帝很不高兴。

公元前2年，汉哀帝借用祖母傅太后的遗命，封给董贤二千户。王嘉连忙上奏章说：“董贤仗着您的宠幸，在外面胡作非为，已经引起了公愤。俗话说：‘千夫所指，无病而死’，为众人所指责，不会有好下场的。希望陛下以国家为重，不要再这样做了。” 

汉哀帝对王嘉措辞尖锐的奏章非常不满，给他扣上欺君的罪名，逼他服毒自杀。王嘉坚决拒绝。汉哀帝把他关在牢中，二十多天后，王嘉呕血而亡。 

成语寓意

王嘉面对汉哀帝的胡作非为，敢于直言进谏，认为董贤的做法必将遭“千夫所指，无病而死”，这样的直谏精神实属难得，不幸的是却被迫害致死。如果当时多一些这样的官员，西汉就不会被王莽取代了。可见，统治者一定要尊重民意，不能干千夫所指的事情。

成语运用

成文用法

“千夫所指”在句子中可充当作定语、宾语；形容触犯众怒。 

运用示例

学者·章炳麟《联省自治虚置政府议》：“千夫所指，其倾覆可立而期。”

谢选骏指出：千夫所指是中国公议社会的制动器——

网民嚎叫：

一、为什么戳脊梁骨是那个意思。戳脊梁骨并不痛啊，为什么要这样形容呢？

首先要明白脊梁骨在人体的什么地方？

脊梁骨在人体的背部，也就是说脊梁骨在人的背后，那么戳脊梁骨的意思就是说当面人家不会说你什么，但是背后人家会戳着你的脊梁骨对你咬牙切齿的骂。

其次，要明白戳脊梁骨到底代表着什么意思？

举个例子说明一下大家就都明白了：日本侵华的时候，你当着日本鬼子的面是绝对没有胆量骂他的，因为他有枪、他有炮、他有军队，所以你不能当着他的面骂他是日本鬼子；但是你可以在他背后戳着他的脊梁骨骂他是日本鬼子，反正他也听不着。

所以，戳脊梁骨的意思就是说邪教篡权了、或者是说国家被外国鬼子给侵略了，老百姓恨他们恨的咬牙切齿的，但是这些土匪、这些鬼子、这些邪教徒的力量太大了，以至于老百姓无法当面和它们对抗，只能在背后戳着他们的脊梁骨痛骂他们、咒骂它们不得好死。

只要是出现戳脊梁骨的现象，一定意味着社会上不公平现象的出现、腐败现象的出现、黑暗现象的出现、邪恶现象的出现，而且是一定权力被篡夺了、所以社会环境才出现了欺压百姓、奴役百姓、剥削百姓、欺骗百姓的邪恶现象了。发布于 2021-04-01

二、我对这个词的理解是

一个风评不好的人要过来了，大家都不说话。等他走过去了，大家就指着他的背后骂他批评他。这里“指着他的背后”就好像有根无形的手指在戳你嘛。发布于 2019-05-31

三、“骨”代表气节，比如“风骨”、“傲骨”，所以戳骨头代表节操有亏，而“戳脊梁骨”表达的重点不在于痛，而是在于人家在你背后说三道四——为啥在你背后说啊，肯定不是说你好话嘛。发布于 2019-05-26

谢选骏指出：千夫所指是中国公议社会的制动器——千夫所指，无病而死——坏人都死了，暴行也就终止了。所以我说，千夫所指是中国公议社会的制动器。

【【16、秦汉监察制度是公议的专制独裁化】】

《秦汉监察制度简述》2018-03-29 报道：

封建监察机构是皇帝个人的耳目工具，其监察对象是皇帝属下的大小各级官僚，监察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君权，限制官权。在职权上，御史不理庶政，专督各级官吏，不受行政管辖，只对皇帝负责，独立行使监察权。秦汉监察制度主要分为两部分，对皇帝的谏诤和对官员的监察。

封建监察机构是皇帝个人的耳目工具，其监察对象是皇帝属下的大小各级官僚，监察的目的是为了维护君权，限制官权。因此为了有效地监督百官，封建统治者在机构设置上，实行独立建制，不附属于其他政府衙门，与其他独立的政府机构具有平行的地位。在职权上，御史不理庶政，专督各级官吏，不受行政管辖，只对皇帝负责，独立行使监察权。当然这种监察机构和监察官吏的独立性，是属于皇帝控制下的一定范围的独立，是随着封建中央集权和封建君主专制的发展而逐步实现的，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秦汉监察制度主要分为两部分，对皇帝的谏诤和对官员的监察。

1、对皇帝的谏诤

谏官是执掌谏诤的官员。秦代以谏诤为专职的官是谏议大夫。另外还有些兼职，比如公卿以上职官均负有“导善”“论道”的职责；还有就是加官给事中。谏官的活动基本上是围绕着皇帝的行为和封建统治措施而进行的，其目标是促使封建政治秩序的良性循环。谏官的主要任务是建议政事和匡正君过。遇有政务大事，谏官则需要从不同角度发表意见，陈其利害。对皇帝不当的举措或言行，谏官需要进行规谏。谏诤的方式主要有三种：朝议、书奏和面奏。

汉代的谏诤主要是针对皇帝的，这与秦代有所不同。汉代皇帝从名义上看仍具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双重身份，但实际上，汉代政府的权力已经相当大了。皇室与政府划开了，皇权与相权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各自的范围。因而，汉代谏诤的内容涉及面很广，其所围绕的主题，一如秦故，仍然是匡正过失，监督决策。

谏官制度的设立，反应了统治阶级内部的一种软约束的制衡机制。皇帝作为统治阶级的最高代言人，虽然享有足够的权威，但是当其所作所为危害到整个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的时候，由其本阶级内部也产生出制约的需求。然而这种需求在秦汉时期更多的还是表现为一种软约束，效果如何主要是看皇帝开明与否。因为谏官进谏，往往要冒仕途甚至人身安全的危险，而且皇帝还不一定要听取。这一点在秦代表现的尤为明显，而两汉在前期政治开明时期则表现的稍好些。

2、对官员的监察

这是秦汉监察制度的主体。

秦汉时期已经建立起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监察机构，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监察制度。这套机构，在秦和西汉初期由御史大夫、监郡御史和县令长组成。汉武帝时设立十三部刺史代替监御史，成帝时，御史大夫晋升为三公之一，其监察之权反被削弱。东汉时，中央的最高监察官是御史中丞。以下为详述。

秦代的监察是由御史组织实施的。御使的官名早在西周的时候就出现了。最早的时候是负责为天子起草法令，向官吏解释法令，同时负责保管这些法令。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御史是带有书记官性质的官员。向监察官的过度大约要在战国的晚期才完成。到秦统一后，御史组织便正式称为监察的主体。

秦代御史组织的长官为御史大夫，统领御史中丞、侍御史、或柱人御史组成的监察机关，藉以纠察百官，振刷纪纲。在地方，有高级监御史，掌监郡。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制衡机制。通过御史机关行使纠察百官举劾违失的监督作用，形成一种以君主为最高统治的制约力量。

秦代监察的职权和任务，大致有如下几项：举劾非法，典正法度。参与议政。监督审判。草拟并发布政令。考课政绩。辅助丞相治理国事。保管国家文书档案典籍。另外御史还经常接受皇帝的临时派遣，比如追捕盗贼镇压反叛等。

这种御史大夫和丞相之间的关系，体现了秦代帝王统治的智慧。为了杜绝行政官员与监察官员相与比周、结党营私，并鼓励御史大大胆监察，秦代往往以升迁丞相为诱饵，刺激御史大夫厉行职权，对丞相及其属下严加监察，以期早日搬倒丞相，取而代之。然而御史大夫毕竟“位次丞相”，对丞相必须有很多尊礼，如果意轻丞相或与丞相均礼，御史大夫就要受到左迁的惩罚。很显然，这样做的目的在于限制监察权的无限制扩张以避免监察权压倒行政权，不致使丞相因为害怕御史大夫的监察而谨于因循，毫无作为。从而使丞相与御史大夫，既不可能朋比为奸，又不可能轻易压倒对方，擅用其权，只能相与维系，共同受制于皇帝，从而使监察权与行政权有机结合在一起。但是，这种行政权与监察权模糊不清的制度，也反映了封建监察制度在其初创阶段的不成熟，因为监察权的独立性是现代监察制度的基本要求，将行政权与监察权混合在一起，即便有皇帝的制度安排，也不能杜绝两者的相互干涉。这种局限性在之后的历史进程中反复出现。

秦代监察的对象，不仅包括百官公卿及其言行，而且还延及到士民阶层。百官要被监察主要是因为他们手中多少都掌握权力，这样，皇帝要通过监察实现这么几个目的：第一，将百官公卿的权力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使之不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第二，维护封建等级关系，严禁僭越。第三，百官公卿是国家政务的具体执行者，他们是否忠于职守对国家统治的状况关系极大。因此要通过监察管理吏治。而士民被列入监察范围是和专制政体的性质分不开的。  

监察的依据是指监察活动赖以实施的前提，即封建皇帝或国家以法律形式对监察组织的授权。律是秦朝法律的主要形式，是比较稳定的行为规范和法令的总和。秦始皇“明法度，定律令”。范围遍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其中自然也有对官吏行为规范的要求。比如官吏要力求五善，防止五失等，并制定了相应的奖惩规则。

秦代检查的基本方式主要有五种：一是通过处理公卿百官的奏章从中了解情况；二是派监御史就地检查，即御史大夫派遣监御史驻郡府，负责对郡县两级进行监察；三是审查上计簿，从而确定官吏政绩的优劣，提出赏罚意见上报皇帝批准；四是通过告奸捕捉线索，然后收捕按问，再进行处理；五是皇帝巡查，实地考察各地官员的实际情况。

汉承秦制，总体来说汉代监察的主要承担者有三个：一是御史，负责监察中央；另一是刺史，负责监察地方；还有一个是司隶校尉，兼领对中央和地方的监察权。两汉御史组织最高长官的地位和待遇有所不同。西汉时，御史大夫位列三公，而且西汉政府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为丞相者，需要先为御史大夫。而东汉时，御史中丞和他的属官的待遇是比照西汉制定的，无法与御史大夫相比。当然，御史中丞在东汉官僚体系中的地位还是很显赫的，而且一旦被派往地方为官，就可任太守，地位待遇和朝廷中的九卿没什么区别。这种变化反映出了两汉时期内外朝的演进规律。外朝的官员总体来讲地位是下降的。下面再具体记述御史大夫和刺史的演变。

御史大夫在西汉前期仍为副丞相。由于他和皇帝较为亲密，并且负有监察弹劾百官的责任，因此常常接受皇帝的差遣去完成许多重要的使命。这种“亲密”，是中国古代很多官吏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共性，反映了“人治”的原则。但是这种行政和监察含糊不清的制度，反应了其局限性。到后来刺史的出现，算是完全独立的监察机构的开始。但是后来又逐渐的负担起行政职责，为之后的地方割据埋下了伏笔。这是后话。

御史大夫的属官，重要的是御史中丞，后来改名为御史长史。“秦官也，掌弍大夫，汉因之。”《历代职官表》记载：“御史亚长曰中丞，弍大夫，以领其属。汉仪，大夫副丞相，以备其阙，参维国刚，鲜临府事，故中丞专焉。”所以御史大夫的权力，更多的集中在中丞一人身上。而且中丞更接近皇帝，更为亲信。中丞的具体职责有：第一，掌图籍秘书。按《汉官仪》的说法是御史中丞“兼典兰台秘书”。兰台是藏书之地。第二，外督部刺史。刺史负责监察各州，而在中央则隶属于御史中丞。第三，内领侍御史。御史中丞之下比较高级的属员有四十五个，其中以中丞为首的十五个是在殿中的，称为侍御史。内领侍御史也是当时御史中丞经常性的大量工作，因此采用分曹办事的方法。因为宫中琐事，事无大小都归中丞所管，所以中丞还单有一印，通行宫中。因为这种地位，所以有说他“受公卿奏事”，起一个上传下达的作用，内外朝的相通，也是通过他来传送的。第四，举劾案章。这是御史中丞的主要执掌。以上几条也可以归结于此，即执法。虽然是御史大夫的属官，但在行使监察权时，依法弹劾，不受御史大夫或其他人的限制。与执法有关的，御史中丞还有权承诏治狱。除此之外，御史大夫的属官还有御史四十五人。除侍御史十五人外，还有治书侍御史、符玺御史、监御史、绣衣御史等等，依各自的执掌而命名。

两汉时期的地方监察制度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汉初因为郡国并行且郡的权力不重，为了贯彻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曾一度废除御史监郡的制度，后来惠帝时恢复。但是，这是的监御史和丞相史都负责出行监察，职位上出现重叠，各自为政，也没有固定的监察区域。同时由于丞相史和监御史都是一级政府机构，同时负担一定的行政职能，使得行政和监察没有完全分离。这些都不利于加强中央集权。所以汉武帝的时候废除了御史和丞相史监郡的只能，改设十三刺史。刺史秩低而权重，以六条问事，直接隶属中央的御史中丞。从而加强了中央集权。刺史是村脆的监察官而非行政长官，对所监察的二千石既无上下级关系，也没有利害关系，权责各自独立而分开，便于发挥监察作用，同时也防止刺史滥用权力。在设置初期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但是后来，刺史逐渐的被授予了六条以外的权力，监察的对象也从二千石逐渐向下延伸，到东汉末年以下及县令长。东汉则发展到所有的朝廷命官。同时还获得了一系列的行政权力以及兵权。这样一来，刺史就由单纯的监察官发展为总揽地方大权的行政长官了。东汉灵帝时将刺史改为州牧，实际上也是对既成事实的一种无奈接受罢了。随着中央控制权力的衰弱，州牧逐渐把管辖的地区发展成了独立的王国。在这个渐进的过程中，逐步的越职侵权是造成最后结果的主要原因。

两汉时期郡对县的监察也形成制度。郡守既是行政长官，也是监察长官，负责对辖县实行全面的监察。郡守每年春季行县，其实主要就是考察和整顿吏治。同时也传布教令，发现人才。另外，郡守还在每年秋天分部派遣督邮对所属县进行视察。重点是审理刑狱和评定成绩，同时对地方豪右的步伐活动进行纠察。县令长是一县的行政长官，也全面负责该县的监察工作。县把属乡分成若干部，任命专门的监察官廷掾对属乡分部监察。

两汉的监察制度有自己的特点：首先，它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分级多层次的监察机关，中央有御史大夫（后来御史中丞）总其成，地方相应的有刺史、郡守和督邮以及县令长和廷掾。这使得监察制度的职权比较分明。其次，监察官秩低而权重，又与行政政权脱离，便于开展工作。最后，它他经常性的监察与定期巡视相结合，以提高监察工作的效能。当然，监察制度的好坏一方面与制度本身有关，另一方面也与整个国家的政治气候有关。另外我认为，对于监察与行政的分离，两汉的政治家认识还不够深刻，刺史权力的变化反映了这一点。这也为后来者提供了教训，也体现了两汉监察制度的时代局限性。

参考文献：

1、《中国监察史 第一部》 邵伯歧 刘海彬 王永平 著 中国审计出版社 1991

2、《中国政治制度史》 白钢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3、《秦汉制度史论》 李玉福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4、《秦汉监察制度的形成》 王春知  

5、《试论秦汉时期的监察制度》 曹金祥

6、《试述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历史沿革》 田莉妹

7、《一统天下一脉流远_秦汉监察制度的基本框架及对后世的影响》 卢圣泉

8、《中国封建监察制度及其得失评析》林雅

9、《西汉至隋刺史制度的演变———兼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朱华

10、《“异体”监察与西汉刺史制度》 万孝行

11、《中央地方关系史的一个侧面——两千年地方政府层级变迁的分析》 周振鹤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秦汉监察制度，是公议传统的专制独裁化——也就是把公议的功能集中到了朝廷手里。换言之，专制独裁者无法消灭公议传统，就把它垄断起来了——这和现在流行的“新闻导向”一脉相承。

【【17、人肉和网暴是中国公议社会的时髦】】

《造谣、网暴、人肉，互联网的正确打开方式是什么》（2020-12-16 胡谈）报道：

隐私是个好东西，希望大家都能有。

很多人都喜欢八卦，但是又不喜欢自己被八卦，喜欢吃瓜却不愿意去当瓜，这就很魔幻。当然，我也是这样，喜欢扒别人，别不喜欢被人扒。

最近发生了很多值得关注的造谣、网暴和人肉事件。比如今年七月份的时候，一名女子去拿快递被超市老板偷拍了小视频，然后这个小老板用自己的"聪明材质"，编出来了一个知音里的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就给这名女士带来了很大影响。

警方调查后，确认这是捏造事实并诽谤无中生有的当事人，随即请这个小老板吃了盒饭。这件事情一直发酵到了现在，仍然没有完成收尾工作。

与此同时，某平台主播辛巴又被爆出在糖水燕窝事件后，泄露出其断他财路、怀疑他售卖燕窝掺假的购买者的个人信息，并纵容自己的粉丝将其人肉搜索和网暴。最终导致这名维权用户因承受不住蜂拥而来的谩骂和攻击，产生了抑郁症状。

清华学姐事件后，有人在知乎提问说，如果你是这个学弟，在无法用监控证实自己清白的情况下，该怎么办？

结果大家的态度都很悲观，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只能当一回剖腹验粉的六子，或者就是直接面临社会性死亡，无解。

网暴的本质其实还是为了执行道德上的正义，或者是来谴责在道德上不正当的行为。往往这种行为就会先入为主，谁惨就去帮谁。

所以就会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哭着找奶吃，当有些人遇到了一些在现实生活中不能解决的问题，就会添油加醋的放到网络上，来引起大家的重视。继而号召力量进行反攻，或者是引导舆论进行网暴。

清华学姐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只要拳法好，谁也伤不到我。

再有就是之前的学校体罚事件，某位家长称自己女儿被老师罚跑，导致女儿吐血。当时在网上就引起了很大的舆论，这名当时老师也是被扒了个精光，惨遭网络暴力。

然而不久后形势却突然反转，说假的一切都是假的，没有吐血，所谓的血迹只是化妆品和颜料罢了。事情反转，舆论也是跟着反转，谁赢，他们就帮谁。

网络暴力、人肉搜索和编造谣言一般都是同时出现的或者是说有因果关系。一个不正确的消息，就可能引起人肉搜索，继而产生网络暴力。

原因无非也就是网络的开放性和匿名性，既然匿名了，自然就可以有选择的脱离现实，从而进行"言论自由"，那么一旦自由起来，就容易失控了。

还有一点，其实仔细想想，促使人去进行网暴和人肉行为的诱因是感同身受，而网暴行为就能很好的去发泄情绪。比如说自己在生活中遇到了不公，无法进行宣泄，那么在网络上遇到同类事情时，发表不满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当这种倾诉和不满得到另外一部分的同理心后，又接着被放大传播，传着传着可能就过界了，变成了网暴和人肉搜索。

前几天，成都郫都区爆发疫情，一个在酒吧工作的小姑娘就遭到了过度的网暴。比如说她生活方式有问题啦、有故意传播病毒嫌疑啦等等。

因为有些信息大家是有知情权的，比如说小姑娘的活动轨迹等等，传播这点不算是涉及到隐私权，或者是有网暴和人肉到嫌疑。但是不能过界呀，想知道的多了，说的多了就可能接触到违法的边缘了。

所以对于执行网络暴力的人，又有一部分被叫做喷子和键盘侠，这个就是真的闭眼喷了，没啥好说的。

另一方面来说，网暴和人肉搜索就是一件坏事吗？网络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用对了自然就是一件好事。

比如说大数据吧，其性质也和人肉搜索差不多，都是用各种数据集成渗透的形式，把一个人了解的一清二楚。再比如说网络寻人，性质也基本一致，纯人肉搜索。

这或许就是人肉搜索正面的一个意义。

网络暴力也是同样道理，本身目的就是为了惩戒，或者是把惩戒方式渗透到法律没有接触到的地方，比如说虐待动物？再比如说，韩国网民对素媛案凶手赵斗顺 态度，就是网络暴力加上生活中的干扰。

最后，互联网的正确打开和使用方法，完全是看使用者的态度和习惯，用得好是工具，用的不好就是暴力的手段，拿起键盘或许是一个喷子，或许也是真正意义上的侠。

谢选骏指出：上文懂得人肉和网暴，但却不懂人肉和网暴是中国公议社会传统的时髦体现。由于人肉和网暴是中国公议社会传统的体现，所以它仿佛全球第一无二的兴盛，因为它根深叶茂，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所在。在这样的社会里，“谣言”成为了“遥遥领先的预言”。

【【18、三不政策体现了公议传统】】

《文艺属于人民》（2015-02-11 上观新闻叶永烈）报道：

无论如何，我们要顶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棍子决不会自己消灭，我们也无法要求那些用棍子推销框框的人高抬贵手，检讨、沉默和懦弱都解决不了问题。做一个作家必须有充分的勇气和责任心。只要作家们有决心对人民负责，有勇气坚持真理，那么一切的框框和棍子都起不了作用，而且会逐渐销声匿迹。

“出气简报”大骂姚文元

1962年，春回大地，和风吹拂。中国的政治气候转暖，变为宽松。

“大跃进”的锣鼓紧敲了四年之后，总算歇一歇了。

1962年初，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参加会议者达七千多人，于是便称“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指出：当前经济困难的原因，除了由于自然灾害造成农业歉收以外，“还有一条，就是从1958年以来，我们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在会上，毛泽东就前几年工作中“左”的错误，做了自我批评。

3月，周恩来、陈毅专程前往南方，出席了文化部、中国剧协在广州召开的话剧、歌剧、儿童剧座谈会。这个会议后来被称为“广州会议”。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十二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指出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毅快人快语，明确提出了“应该取消‘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戴上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亦即“脱帽加冕”。

4月，经党中央批转的文化部党组和全国文联党组提出的《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草案）》（即著名的《文艺八条》）下达了，明确指出要纠正“对一些文学艺术创作所进行的简单粗暴的批评”。

“翻译”成通俗、明白的语言，那“简单粗暴的批评”，亦即“棍子”。

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指出：“凡是在拔白旗、反右倾、整风整社、民主革命补课运动中批判和处分完全错了和基本错了的党员、干部，应当采取简便的办法，认真地、迅速地加以平反。”

一次次会议，一份份文件，不断地加温。上海，开起“出气会”来了。

什么“出气会”呢？

“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上海的知识分子之中，流行着这么句口头语。

“白天出气”——那就是出席“出气会”，吐出积压在心头的闷气、怨气、怒气。

“出气会”规定了“三不”，即“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为了体现“三不”精神，规定会议不作记录，让大家“敞开出气”。

如此“敞开出气”，放出来的是重要的“气”——平常听不见的声音。“上头”很想知道下面出了什么“气”。

为了便于向“上头”汇报“出气”的情况，会场上出现许多“联络员”，差不多每个小组都有两个“联络员”。

“联络员”们只带耳朵，不得在会场上作记录。

令人惊奇的是，“联络员”们虽然不大喝茶，却仿佛患了“多尿症”，不时在会场和厕所之间穿梭。

原来，“联络员”们在会场上听，躲到厕所里记。因为“联络员”们正以“阶级斗争”的目光审视会场，把那些“气话”当作“反党言论”。他们的脑子的记忆力毕竟有限，于是，不得不常常躲进厕所，飞快地在小本本上记下那些“反党言论”。

凭借着“厕所笔记”，“联络员”们写出了一份份“出气简报”，飞到柯庆施手中，飞到张春桥手中，飞到姚文元手中。

来自文艺界的“出气简报”，不约而同地朝姚棍子“出气”——人们对他充满怒气！

看着“出气简报”，姚文元按捺不住心头的火气，要披挂出击。

张春桥的话，一下子使姚文元“清醒”了：“你忘了1957年的大鸣大放？不到火候不揭锅！”

姚文元耐着性子、硬着头皮，读着那一份份“出气简报”。

有人在“出气”时质问姚文元：姚文元连篇累牍发表“美学笔记”，其实姚文元对美学一窍不通。姚文元胡说什么“白色是象征恐怖的，红色代表革命”，试问，毛主席的诗《沁园春·雪》如何解释？难道那写的是一片“恐怖”世界？

姚文元气得七窍生烟了！

就在这个时候，上海市第二次文代会自5月9日至16日召开。光是在“出气会”上出气，还不过瘾，这次文代会，成了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大规模的“出气会”。

巴金怒斥“姚棍子”

写过“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写过“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巴金的作品使巴金在上海文艺界具有崇高的声望。鲁迅在1936年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曾称赞巴金：“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受鲁迅赞誉时的巴金，不过32岁巴金素来埋头于创作，是一个擅长于文笔却不善于言谈的作家，几乎没有见到过他厉色疾言。

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的讲坛上，巴金破例作了充满火药味的长篇讲话，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他的发言稿，经删改后，载于《上海文学》5月号。24年之后，当《巴金六十年文选（1927—1986）》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巴金根据原稿，把当年被迫删去的文字补齐，成为完璧。

巴金的讲话的主题，便是拿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批判了姚文元之流的棍子。

按照巴金发言原稿，摘录如下，从中可以窥见一位中国当代卓有成就的作家对于“棍子”们的愠怒：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给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新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日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不同的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他们今天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种人的形象，明天又说那一位作者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好像我们伟大的祖国只属于他们极少数的人，没有他们的点头，谁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很大，写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无论如何，我们要顶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棍子决不会自己消灭，我们也无法要求那些用棍子推销框框的人高抬贵手，检讨、沉默和懦弱都解决不了问题。做一个作家必须有充分的勇气和责任心。只要作家们有决心对人民负责，有勇气坚持真理，那么一切的框框和棍子都起不了作用，而且会逐渐销声匿迹。本来嘛，在我们的光辉灿烂的新社会里，它们早就应该销声匿迹了。

说到这里，我还应该加一个说明：我在上面提到的并不是批评家。对于批评家我是怀着很大的敬意的。我们的确有不少很优秀的批评家。但是不必讳言，我们也有一些专门看风向、摸“行情”的“批评家”，对于他们，我要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好的批评家是作家的朋友，并不是作家的上级。我们国家并没有这样一种法律，指定批评家比作家高一等。可是我们有些“批评家”写文章，不管说好说坏，总是把自己放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不用道理说服人，单凭一时“行情”或者个人好恶来论断，捧起来可以说得天上有地下无，驾起来什么帽子都给人戴上，好像离了捧和骂就写不成批评文章似的。我只知道真理越辩越明，却未听说真理越骂越显。谩骂决不是批评，盛气凌人更解决不了问题。

痛快！淋漓！痛快淋漓！巴金的不讳直言，赢得响雷一般的掌声。

骨鲠在喉，对于“姚棍子”，作家们往日敢怒而不敢言，或者只在私下里数落他，如今巴金在广众大庭，痛斥“姚棍子”，个个欢跃，吐出了胸中积愤。

姚文元听着巴金的发言，肺都快要气炸了。

此后，在姚文元棍下，巴金的发言稿成了“大毒草”。

此后，在“文革”中，巴金被打成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

1980年6月15日，年已古稀的巴金，用笔写下痛楚的回忆：“我写作了几十年，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作起码的评价，却在姚文元的棍子下面低头，甚至迎合造反派的意思称姚文元做‘无产阶级的金棍子’，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可笑，不可思议。反复思索，我有些省悟了：这难道不是信神的结果？”

1980年10月15日，巴金用锋利似刃的笔，剖析了“姚文元道路”。巴金毕竟经历了“文革”炼狱的磨砺，他的话令人久久思索。那是出自他的肺腑的真话。唯其真，才显得那样的深刻。

……第二年（指1958年——引者注）下半年就开始了以姚文元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讨论”。“讨论”在三四种期刊上进行了半年，虽然没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点点“独立思考”却给磨得干干净净。你说写十三年也好，他说写技术革新也好，你说文艺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也好，他说英雄人物不能有缺点也好，我一律点头。但是更大的运动一来我仍然变成了“牛鬼蛇神”，受尽折磨。张春桥恶狠狠地说：“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他又说：“巴金这样的人还能够写文章吗？”

其实不仅是在“文革”期间，五十年代中期张春桥就在上海“领导”文艺、“管”文艺了。姚文元也是那个时候在上海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振振有辞、洋洋得意，经常发号施令，在大小会上点名训人，仿佛真理就在他们手里，文艺便是他们的私产，演员、作家都是他们的奴仆。……尽管我已经丧失独立思考，但是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张春桥、姚文元就要给押上法庭受审判了，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他们散布的极左思潮和奇谈怪论是不会在特别法庭受到批判的。要澄清混乱的思想，首先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独立思考，就不会让人踏在自己身上走过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会让长官随意点名训斥。

文艺究竟属于谁？当然属于人民！

从1962年批判姚文元，到1980年进行再批判，巴金的声音代表着中国正直的作家们的声音。

发人深思的是，挨过姚文元的棍子的作家，从巴金、丁玲、冯雪峰、艾青、姚雪垠、秦兆阳，到王蒙、刘绍棠、流沙河、邓友梅……受尽磨难，没有一个被打倒；而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却是“姚棍子”其人！

谢选骏指出：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不仅是“姚棍子”其人，而且是整个毛派集团——其中也包括六四屠杀的主谋邓小平。因为“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的三不政策，体现的其实是古已有之的公议传统。即使整个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也无法扼杀这一传统——1989年在对六四屠杀的全面抗议中，国际共产主义终于崩溃。

【【19、社会性死亡是中国公议社会的人民公审】】

《被围观被人肉被网暴，如何拯救“社会性死亡”？》（这场论坛支招 2022-05-30）报道：

当我们谈论网络暴力，我们在谈论什么？

或许会好奇，为何网暴事件频发？仅2022年以来，就有“寻亲男孩刘学州事件”“上海女子打赏骑手200元被网暴坠楼”“大学生捐巧克力被网暴”等案例，进入公众视野引发热议。

或许也会关心，如果不幸遭遇网暴，可以向谁求助以实现自我保护？平台会处理那群躲在账号后面的施暴者吗？依据现有法律，如何打赢反网暴的官司？

或许还会思考，在这个“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每个人既可能是网暴的实施者，也可能是受害者，那么如何构筑反网暴的“防护网”？

以上种种问题，这场论坛将精准答疑。5月31日，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将举办第八期南都数字经济治理论坛，主题聚焦“网络暴力的预防和治理”。

4月24日，中央网信办宣布开展“清朗·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动”，就加强网络暴力治理进行专门部署。近期多地网信办也发布通知，将重点打击利用网络平台进行人肉搜索、辱骂攻击、传播谣言等行为。

在此背景下，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将在论坛上重磅发布《网络暴力典型案例与防治机制观察报告》，其中盘点了过去两年关注度较高的十起网暴典型案例，并尝试梳理网暴的规制路径。

报告还与多位网暴受害者进行对话，了解网络暴力对个体产生的影响。为帮助个人应对网暴危机，报告深入访谈3位心理学专家，请她们分享走出网暴情绪深渊、增强心理耐受力的方法。

在平台治理方面，报告实测了新浪微博、抖音、B站、豆瓣等8个平台，从防护功能设置、不文明用语拦截、客服处理反馈等方面，深入了解平台当前的反网暴机制。同时与多家平台相关负责人就网暴问题展开对话，以梳理行业治理难点问题。

在司法判例篇，报告梳理了30份判例并结合公开资料，尝试厘清网暴的法律规制路径、案件争议焦点和司法判决情况。结合受害者访谈、心理疏导、平台治理、司法判例等发现的问题，报告尝试提出防治网络暴力的建议。

此外，这场论坛的嘉宾也颇受关注，既请到了热点网暴事件的当事人，也有来自高校、法院、律所、平台企业的代表作分享。他们将从不同学科背景和实践经验出发，多元剖析网暴问题。

南都记者获悉，论坛邀请了因反诈宣传走红，辞去警察身份仍受网暴困扰的陈国平，以及上海捐巧克力给校友被网暴的当事人陈真真，他们将在现场分享自己的经历，并告诉受害者如何走出网暴阴影。

聚焦法律层面，网暴在性质上属于侵权行为，严重的构成犯罪。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程啸将作题为《网络暴力行为的民法规制》的演讲，从民法典对人格权的规定出发，分析网暴的法律规制。

在理论研讨之外，论坛还将听到来自一线实践的声音。广州互联网法院综合审判一庭法官袁玥将结合审理过的案件，详细梳理网络侵权纠纷的疑难问题。杭州女子取快递被造谣出轨案的代理律师郑晶晶则以《诽谤类刑事自诉案件的问题浅析》为题，分享对网络暴力的思考。

网暴行为是个成因复杂的社会现象，治理的方向并非单一。从网络传播学的角度，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讲师董晨宇将谈及应当引起重视的三个网暴问题。在圆桌讨论环节，来自大型平台企业的代表也将加入其中，谈谈平台的治理工作与难点。

想知道这些重磅嘉宾分享了哪些精彩观点，想获悉南都个人信息保护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报告？敬请锁定5月31日下午2点举办的南都数据治理论坛。

采写：南都记者李玲

《“人肉”网暴频发， 平台岂能无责？》（2022年01月14日  北京日报客户端高源）报道：

近日，某网红记者的粉丝在一论坛中发帖，“人肉”出其各种私人信息，随即引发大规模网暴。虽然散布内容未知真假，但如此疯狂的泄露隐私、人身攻击行为，再次震惊舆论场。

这些年，网络社交平台的蓬勃发展，给了每个人更多发声渠道，同时也衍生出一系列负面效应，隐私泄露与网暴泛滥尤为突出。不只明星艺人的健康宝照片、航班信息及身份证号等被明码标价售卖，一些新冠患者的流调轨迹也被“人肉”，连反虐猫志愿者的家人都能被锁定并遭到威胁……隐私泄露的范围早已超越公众人物范畴，任何普通人的私人信息都可能被恶意曝光、公之于众，随即恶言恶语飞短流长扑面而来。

毫无疑问，“人肉”曝光他人信息既缺德也涉嫌违法，而在太多狗血事件背后，同样不能忽略的角色还有网络平台。毕竟，“人肉”隐私也好、泼污骂战也罢，都是借助这样那样的“平台”对外发布的。在一次又一次隐私泄露事件中，平台事前对于信息发布缺乏审核，往往坐视舆情四起才删帖回应；被主管部门约谈，每回都表态反省整改，可改来改去效果依然不彰。如此这般，守土之责何在？

如今，公众隐私保护意识日渐增强、相关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人肉”网暴、造谣毁谤之乱象也到了必须整改的时候。越是大平台，越是责无旁贷。加强治理力度、规范用户发言，一方面要将治理关口前移，利用技术手段强化内容审核，力争通过动态管控“见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另一方面，也要重视事后追责，建立“由号到人”的惩戒手段，形成震慑效果。当然，仅靠平台自查自纠恐怕不行，相关监管部门也应有所行动，倒逼平台守好用户信息“安全阀”。

互联网确实是有记忆的，但作为这一工具的使用人，我们有权也应该选择让个人隐私在公共平台“被遗忘”。这需要监管发力、平台尽责，也需要所有人尽一分力：既然谁都不愿意在互联网时代“裸奔”，那么不去围观议论他人隐私，也是在保护我们自己。

谢选骏指出：人们只知“社会性死亡”的可怕，却不知社会性死亡正是中国公议社会的人民公审结果。这个公审结果不一定公正，但却是一种社会制衡。

【【20、绅士公议来限制君权】】

《黄宗羲：中国绅士公共空间的本土源头》（2020-06-05  双体实验室文/金观涛、刘青峰）报道：

提起黄宗羲，大家并不陌生。“多才博学，于经史百家及天文、算术、乐律以及释、道无不研究，尤其在史学上成就很大。”可以说，黄宗羲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网上有人总结道：黄宗羲与顾炎武、王夫之并称“明末清初三大思想家”，与顾炎武、方以智、王夫之、朱舜水并称为“明末清初五大家”，与陕西李颙、直隶容城孙奇逢并称“海内三大鸿儒”。

而他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主张以“天下之法”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更是被冠以“中国思想启蒙之父”之誉。

那么，黄宗羲真是“中国版的卢梭”？他有没有提出“中国版的社会契约论”，他的思想是不是民主思想，对于他的《明夷待访录》又该如何看待？请看下文详解。

黄宗羲是个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在经学、史学、天文、地理、声韵等方面都有很高的造诣和成就。他生性刚烈，是有名的孝子；又曾在四明山结寨防守抗清，作为明遗民，他著书立说，至死未失气节。死时他连棺木都不要，裸葬，垫块青石板葬了算了。为什么呢？他要速朽啊，不是不朽，赶快烂掉算了。

船山、梨洲、亭林这批明遗民都是了不得的人物，有非常强的内疚感，觉得明朝在他们这一代人亡掉了，生不如死啊。黄宗羲从父遗命，拜刘宗周为师，其儒学脉络是在以一气周流为中心的心学一系。哲学家往往从儒家心性论是否纯粹，去比较黄宗羲与其师刘宗周的高低，至今争议很大。

如牟宗三先生认为黄的思想不如其师纯粹，有所下堕，更偏向自然主义一点。其实，这正好反映出黄宗羲的思想偏离了正宗的心学。刘、黄师徒都认为“盈天地皆心也”、心即一气流行，刘宗周着重气易受扰动的流动性，提出慎独工夫论。黄宗羲也是从“心为气之灵”、即心的感知功能作为出发点，但他更侧重于气时聚时散的特性。

在理气关系上，他认为一理可分化为万殊，由万殊又至于一理；在修身上，他强调要从体验心的万殊来了解心的本体。黄氏强调从普遍到个别、个别到普遍的互动。黄宗羲的这种气论道德哲学，使他做出比其师更大的理论创新。

黄宗羲一生著述达两千万字，其中最著名的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以及《南雷文定》等。《明儒学案》是黄宗羲梳理明代儒学史的名著。他特别重视在学术流变中，以史料证据来分析评判儒学各派系、学者各自的理据和特点。这本书狠批王学末流之害，《四库提要》评点该书是“知明季党祸所由来，是亦千古之炯鉴矣”。他的弟子章学诚说，黄宗羲的浙东之学的思想学术史研究具有“言性命者，必究于史”的精神。

《明儒学案》在史学和儒学史中的地位极高，树立出学术史写作的新典范，可以视为开出此后清代史学经世之先河。《明夷待访录》更是一本奇书，书名是什么意思呢？“明夷”出自《周易》中“箕子之明夷”卦名， 所谓“明夷待访录”，可以理解为处在患难中有智慧的人，等待明君来访的备忘录。

有人说，乾隆（清圣祖，讳弘历，1711~1799）要修明史了，黄宗羲叫学生去参加，他写《明夷待访录》是期待清帝来访问他，是跟清廷妥协。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我认为，当然不能这样讲。黄宗羲为了使文字流传，有时也使用了清帝年号，但他终生不仕，未失气节。从另一个意义上看，《明夷待访录》书名确实有预见性，二百年后它成为家国同构体转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思想资源，受到后代仁人志士重视采纳。

为什么《明夷待访录》的思想具有如此之大的穿透力呢？儒家论证以君权为核心的家国同构之社会组织方式的正当性，关键是移孝为忠，把父子关系推展到君臣关系。而此书中的《原臣》篇，一刀砍断了父子关系和君臣关系之间的关联，指出这两种关系有本质不同，从而否定了儒家的家国同构的理论基础。

他说，臣不能与子相提并论，父子一气同血缘，子分父身而得到其身；君臣只是为治天下而产生的名分。如你不担当治天下之责时，可视君为路人；如你当官而不把治天下当回事，你就只不过是皇帝仆妾；如你当回事，你则是皇帝的师友。君臣关系中的臣之名可多变，而父子关系则固定不可变。

黄宗羲是用了气论作出这一划时代论证的。他把血缘关系定义为同气，又说心为气之灵的感知。他认为，两个人之间的气是否相通，自个儿会有实在的感知；在同气同血缘关系中，感知相通。他由此推论说，仁义礼智都是虚名，只有父母兄弟之间的与生俱来、不可分解的同血缘的亲情是实在的，儒家以此为根据才有了仁义之名。

黄宗羲论证了君臣之间跟父子间的气不一样，由孝不能推出忠，否定了忠孝同构。那么，他力破忠孝同构，还算儒家吗？当然是。儒学的本质是讲家庭伦理，黄宗羲仍以家庭伦理为终极关怀，只不过其范围缩小了，建立在基于血缘、气相通的儒家道德伦理，就只限于家内部，而不再适用于君臣关系。家仍然是社会组织基本细胞，而国不再是家的同构放大，在没有血缘关系人之间的社会组织原则就不能再完全套用儒家伦理了。

这样，黄宗羲必须回答一个新的理论问题：用什么样的新原则来处理家以外的公领域之社会关系、安排公共生活呢？为此，他提出一套不完全同于儒家传统政治伦理的设想。二十世纪初，黄宗羲的限定家庭伦理适用范围的思想方法可以接引现代普世价值等观念。

黄宗羲正是以一理分万殊、万殊整合为一理，以及强调人心感知的气论哲学，重新界定了公与私、君与臣关系以及如何达成公共之理，做出了最有原创性的理论贡献。

先看看黄宗羲如何定义私和公。他说，理气浑为一体，气质人心是浑然流行之体，是未分化的公共之物，人欲则是它分散后，落到某一具体之处所而显现的，是一己之私；而天理正可由这些一己之私的人欲中得见，如无人欲，天理也无从说起。因此，道不是一家专有之私，它是圣贤的血脉散殊于千百万家。

黄宗羲指出，一己之私和人欲是由天理分殊而来的，它本身无所谓好坏。纲常伦理的那些规则，被世人当做是天地万物的公共之理，对于要穷这个理的儒生来说，就必须从公共之处去了解，他只有凭个人感知才能有所得。你们看，黄宗羲把周流一气的一理视为公共之理，这一理又分为万殊，散到千百家中的个人，所有人的欲望合成为一个公共之理；而个人感知的是非都指向这个公共之理。

黄宗羲所讲的公共之理，就是圣贤制定的纲常伦理之则，他当然还是儒家。根据这种对公与私的划分及其性质的看法，黄宗羲又是如何来看君臣关系和社会公共事务的治理呢？首先，他认为人各自私、各自利没有什么不妥，但对治天下者而言，其职责是要兴天下之公利，除天下之公害；要使天下人不敢仅私其私、利其利，要“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他说，历代君王都是搞家天下，私天下，不能为天下兴利除害，因此，天下之大害，唯君而已。此乃黄宗羲批判君权为天下之大害的历史名句。

既然黄宗羲认为各自私其利是人的天性，那么，为什么皇帝不可以私天下呢？黄宗羲以尧舜禅让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君王之位的设置，是为天下各家服务的，从人之常情来看，这是一种付出多、收益少的辛苦工作，没人愿意当君王。尧舜是深明君王之义的圣贤，当他们感到担当不了治天下之职时，就会禅让。

三代以后，历代皇帝都是搞家天下，以国家百姓来谋一姓之私，这是中国政治所有弊病的总根源。黄宗羲否定了移孝为忠，但是皇帝治理天下，不能没有人辅佐，那么他又如何重新定义君臣关系呢？

《明夷待访录》中以职责分工来谈君臣关系。他以拉大木头作比喻，皇帝是在前面唱号子指挥的那个人，臣子呢就是拉木头的人，皇帝和臣子所做的事只是分工的不同。如果臣子一天到晚只想取悦皇帝，不去拉木头，那不是最大的失职吗？设君之位是为了治天下，天下不能一人而治，才进一步设官辅佐以治之；当官的，是分君之身、分君之职而已。因此，我当官是为天下、为万民，非为君王之一姓。

黄宗羲说：“臣之于君，名异而实同”，君臣是由分工不同所得的名分，实是为治理天下；因此，不能把天下人民视为皇上囊中的私物。虽然葛洪和鲍照言（字明远，约415~470）早在东晋时就提出无君论观点，但他们否定君权的理据是以回到先秦道家的无君无臣的小社会自然状态，并没有理论创新，而黄宗羲则是从社会分工角度来谈君臣的设置，为千古第一人。

更为难得的是，黄宗羲提出了一套监督公权利的制度设计。建议你们去看看《明夷待访录》中的《学校》篇，文字很好读。黄宗羲提出学校不仅要养士，也要教育和培训君臣；储君或天子年至十五岁便应随大臣一起到太学就读，郡县各级官员也要拜各地学官为师。为了防止君王把天下作为一己之私，他主张把学校变为士人议政机构，“公其是非于学校”。为了防止学校功能变质，他提出由布衣和退任官员主持郡县的公议，如有人稍涉干预清议，诸生可共起更换之。

黄宗羲反对皇帝家天下，以绅士公议来限制君权，并提出以现存官立学校机构作为相应的制度设计，这些都是空前的、有建设性的理论创新。除此以外，在涉及封建、宗族、土地等制度安排的大政方针上，他都做出了分析、批评及建设性提案。

二百多年之后，黄宗羲的这些思想受到重视。清末新政，特别是在立宪的政治改革中，采取了划分出公私两个领域之二分的意识形态，儒家伦理退到家与家族私领域；绅士作为私领域中家和家族的代表，参与公领域的各项新政，包括经济、教育改革和预备立宪。

在公领域能全面引进西方制度和各项改革举措，正有赖于打通公私领域的合法之绅士公共空间的存在。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对公私领域的划分，对绅士参政议政的设想，虽不能与西方的议会制相提并论，但仍可以说它开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现代转型的一个重要方案。我们把清末由绅士主导之改革的公共领域，称为绅士公共空间。

如此，我们也就不必奇怪，为什么黄宗羲被视为中国的卢梭（法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刘师培（字申叔，1884~1919）在1903年出版的《中国民约精义》中评《明夷待访录》时说：“其学术思想与卢氏同，本此意立国，吾知其必为法美之共和政体矣。” 钱穆先生也认为这本著作“发明民主精义”。

其实，更准确地讲，黄宗羲并没有讲社会契约论，但他提出的以家作为基本细胞，在家以外由绅士参政的政治思想，在清末可以接引西方的共和主义，既可以学习西方现代价值，又保持了家庭内部对儒家伦理的认同，成为清末第一次共和民主尝试中，绅士公共空间建构时的本土思想资源。

谢选骏指出：说黄宗羲是中国绅士公共空间的本土源头，这显然不对。因为早在汉朝，就有清议兴起了——党锢之祸就是因为压制天下公议而引起的——后来众所周知，导致黄巾起义和汉室完结。由此可见，绅士公议来限制君权，不是谁的发明，而是中国古代公议社会的通例。

【【21、“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是公议而不是民主】】

《时亮：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快评热议2017-02-06）报道：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出自我国最古老的史书《尚书》，是民本思想最重要的经典表述。在诸子百家思想争鸣的时代，相关内容曾被孟子、墨子等众多古代先哲引述和阐发，奠定了华夏民本传统的思想基础。

民本思想以及与此相应的德政传统，奠基于中华上古的尧舜时代，其后由周公、孟子等思想家在汤武革命的历史背景中予以层层递进地重述，终致蔚为大观。对于汤武革命这个历史事件，《千字文》把它称为“吊民伐罪，周发殷汤”，其中的“周发”就是周武王姬发，殷汤则是商朝的开国之君商汤。史载，夏朝末代君主夏桀不敬上天、滥用权力、祸国殃民、百姓怨声载道。上天倾听人民的呼声，兴起商汤，带领人民讨伐夏桀，推翻夏朝，建立商朝，使人民重归安乐。而商朝最后一位君主商纣王也是不敬上天、肆意妄为，不顾黎民百姓的生计死活。于是上天再次听从人民的声音，兴起周武王讨伐商纣，建立了被孔子赞叹为“郁郁乎文哉”的周朝。

而记载着“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等古语的《尚书·泰誓》篇，就是武王伐纣时发布的誓约。虽然周武王原为商朝臣属，但2000多年来的传统文化并不把他看作犯上作乱的罪人，而是把他看作救民于水火的贤圣之君。武王伐纣被称为顺天意、应民心的丰功伟绩，《泰誓》甚至认为此举“于汤有光”，即周武王虽然推翻了商朝的统治，但从根本上讲，他发扬了商汤的精神，继承了商汤的事业。

“敬天爱人，德政保民”是民本思想的主要内容。周王朝建立后，总结桀纣失国的教训，迅速确立了民本德政的思想和国策。他们认为，上天可以在统治者有德的情况下给予天命，也可以在失德的情况撤回天命，转给别的有德者。统治者必须谨慎地认识和理解天命，并通过礼乐来发扬和实施让周获得天命的“德”，也就是“以德配天”。他们又认识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即上天并不直接向人说话，而是借着人民来表达意思和施行选择。于是，这种德性政治最后的落脚点，自然而然地由“敬天”转到了“爱人”，由“以德配天”过渡到“保民而王”。也就是说，周朝民本德政的核心在于，通过让人民实现安居乐业来彰显他们所具有的“德性”，并在“天命”之下，通过实施以“德性”为基础的礼乐措施，完成代天理民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从而通过民安保证国泰。由此，这种德性政治最重要的原则就是敬天保民、明德慎罚、厚利民生。

孟子是三代时期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对这种德性政治有着极其透彻的理解和阐发，并将“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具体落实为听民音、达民意、厚民生。在国家与社会治理中，孟子认为民心民意在国家大事尤其是重大决策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并突出对民生问题的制度解决。他再三强调，君王有养民的责任，要通过各种制度满足人民的需求，带给人民实实在在的福利。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制民之产”，也就是说让百姓的正当产业获得国家法制的有效保护，从而让人民有恒产、养恒心，养生送死，安居乐业。如此一来，国家必然能够实现长治久安。不仅内政如此，在处理列国关系时，孟子也坚持民心民意的重要性。孟子身为齐王顾问时，齐国举兵讨伐因王位继承不当而陷入内乱的燕国，很快就取得了军事胜利，控制了燕国局面。此时有人劝齐王尽快占领燕国，把燕国土地并入齐国版图。孟子则劝齐王要效法周武王的榜样，倾听燕国人民的声音，如果燕国人民愿意并入齐国，则可以占领；如果燕国人民不愿意并入齐国，则应该尽快把战争中俘虏的燕国老少遣返故土，并与燕国民众商议，选立新的燕王，恢复燕国秩序，然后撤兵。可惜齐王没有听从孟子。接下来，列国联合，攻齐救燕，齐国大败而归。

秦汉以降，中国大多数思想家都是民本思想的信奉者和诠释者，重视民情舆论，强调厚利民生。而历朝伟大的政治家也都以民本思想为基础，直面时代问题，施行治理教化。2000多年来，时代更替，传统文化却拥有一个不变的民本结构，那就是以天为则、以史为鉴、以民为心，正所谓“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如今，博大精深的中华传统文化强劲复兴，从华夏民本思想中吸收有益元素，建立让人民安居乐业的时代文明，此其时哉，正其宜也。

谢选骏指出：“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这是中国社会公议传统的体现。但是，中国的公议并非欧洲的民主。正如《"为民做主"不是"由民做主"——"孔子、孟子思想"备课札记》（朱永俊 2010年出版）所说，“今天，民主已成为当今社会使用频率非常高的词语。我国虽然进入民主社会的时间不长，但对民主的宣传与认识也在不断加深。有些学者为了让国民更好地理解民主的内涵，增加对我国传统思想的认识，把儒家的民本思想解释为民主思想在我国古代的体现，如蔡元培在《中国伦理学史》中赞扬孟子‘提倡民权’，何新在《为中国声辩》也赞扬在儒家经典中可看到大量关于‘贵民轻君’，‘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等，具有强烈民主色彩的言论与教诲，仿佛民主思想在儒家思想中早已出现。”——显然，公议还是属于“为民做主”的范围，不是属于“由民做主”的范围。如果搞不清楚这一点，就会犯下蔡元培之流的小学错误。

【【22、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没有良知”】】

网文《致良知》报道：

致良知，即是指通过自省以实现良知，是明朝大儒王阳明创立的心学的核心思想之一。“致良知”学说对后世儒家、汉字文化圈都有深远影响。“致良知”是中国儒、释、道三家思想融合的产物。

“良知”一词，出自孟子的著作《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而儒家经典《大学》也有“致知在格物”的语句。

阳明学“致良知”的定义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心的本体，认为“至善者，心之本体”。而“心”与“良知”的关系在王阳明《传习录》中有明确描述，是：“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

王阳明的“良知”概念，出自孟子，但又有进一步的阐发。王阳明认为“良知即天理”。王阳明采纳结合了《大学》中的“致知”思想，遂提出“致良知”之说。当时明朝中叶，传统的程朱理学已走向死板僵化，与科举紧密结合，走向形式化。而理学在理论上没能有大的突破。王阳明提出“致良知”新说，是儒家的一大理论创新。“致良知”可以看作是一种实践论。王阳明虽认为“良知”是“心”的本体，但也倡导“良知是虚，功夫是实，知行合一”，说的是在本体上虽无需用功，但认知与实践、功夫与本体应该融会贯通，合为一体。

“致良知”历史

据王阳明弟子王畿的《刻阳明先生年谱序》记载，王阳明是在谪居贵州龙场极端困苦的环境下提出“致良知”之学的，史称“龙场悟道”：“自幼即有志于圣人之学。盖尝范例于辞章，驰骋于才能，渐渍于老释，已乃折衷于群儒之言，参互演绎，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载，动忍增益，始超然有悟于‘良知’之旨。”

谢选骏指出：人说“致良知，即是指通过自省以实现良知，是明朝大儒王阳明创立的心学的核心思想之一。‘致良知’学说对后世儒家、汉字文化圈都有深远影响。‘致良知’是中国儒、释、道三家思想融合的产物。”——我看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没有良知”。因为《孟子·尽心上》明明在说“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确定了良知的先天性质，而王阳明却胡扯“致良知”，把良知当做了后天学习的知识，然后再用儒家经典《大学》的“致知在格物”的语句进行混淆。简直是欺人太甚了。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心的本体，认为“至善者，心之本体”。而“心”与“良知”的关系在王阳明《传习录》中有明确描述，是：“心者身之主也，而心之虚灵明觉，即所谓本然之良知也。夫良知即是道，良知之在人心，不但圣贤，虽常人亦无不如此。若无有物欲牵蔽，但循着良知发用流行将去，即无不是道。”

由此可见，王阳明的“良知”概念，不是出自孟子的良知，而是出自佛教的天理。因为儒家讲究人的品质，上智下愚不移；佛教讲究人的修养，所以众生平等。王阳明表面上是个儒家，讲的却是佛教，干的事偷梁换柱。所以说，“王阳明提出‘致良知’新说，是儒家的一大理论创新。“致良知”的实践论，一种在家和尚的两面派——这样一来，就可以“良知是虚，功夫是实，知行合一”了。所以我说王阳明的“致良知”就是“没有良知”。正如时论所言——“良知这个东西，就跟天赋是一样的；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不存在唤醒不唤醒。没有良知的人，任凭你什么方式去唤，都是无济于事的。”那么话说回来，王阳明为何号召“致良知”呢？我大胆猜想，王阳明本人“没有良知”，所以他想借用追求知识的办法也就是“格物致知”去获得良知。结果当然可想而知。王阳明无论如何努力也还是没有良知，所以才能继续做官，而且做得更大。就像热爱王阳明的现代豪强蒋介石一样。

Xialing Xie：此說甚佳也（“森卡噯”）。陽明先生有言：不是做不到，是不肯做。孰不知，不肯做就是沒有——我們有點兒邏輯推理能力的，都會推論。（但凡有點兒良知就會去做。不肯做，恰恰因為連這點兒充當推動力的良知都沒有。）

谢选骏：是的。王阳明的“致良知”不仅是“没有良知”，而且还有“不顾公议”、“一意孤行”的意味——这是在明朝文盲皇帝的倒行逆施之下，培养起来的独裁气氛所鼓励的，并且满蒙鞑子所控制的清朝，得到了变态的发展——直到被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所发光广大。

《致良知的修身价值》（夏海《学习时报》2020年10月23日）报道：

致良知是王阳明全部思想的结晶，“吾平生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天理，“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良知更是人心，或曰心之本体，“良知者，心之本体，即前所谓恒照者也。心之本体，无起无不起，虽妄念之发，而良知未尝不在”。致良知是良心的彰显和善性的扩充，而不是知识的积累和增益，“致知云者，非若后儒所谓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对于人生而言，致良知就是修身，修身既要有本体，又要有功夫，既要在心上用功，又要在事上磨炼。

致良知的前提是良知

良知是本体，没有良知，致良知无从谈起，也失去了目标。孟子是良知概念始作俑者，他以孩童自然而然爱父母、敬兄长为例，说明“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王阳明是良知的拥趸，认为良知是先天内在于人的善性和道德之心，“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悌，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在《孟子》一书中，良知概念只出现过一次，并没有展开和论证，而王阳明则充分论证和发挥良知的意义。王阳明认为：“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昭明灵觉意指良知与心、性、灵合而为一，“知是理之灵处。就其主宰处说，便谓之心；就其禀赋处说，便谓之性；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无不知敬其兄，只是这个灵能不为私欲遮隔，充拓得尽，便完完是他本体，便与天地合德”。王阳明的良知具有本体和形上意义，即良知是天地的本原，没有良知，就没有天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乐可代？”王阳明在与弟子钱德洪讨论中指出：“良知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饐气，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太虚无形，一过而化，亦何费纤毫气力？德洪功夫须要如此，便是合得本体功夫。”

更重要的是，王阳明把良知理解为是非之心，使得致良知不仅有了本体意义，而且有了认识价值；不仅有了目标，而且有了价值判断。王阳明认为，是非之心任何人都是具备的，古往今来都是相通的，“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良知之在人心，无间于圣愚，天下古今之所同也”。有了是非之心，就有了辨别善恶的标准，利于立身处世，应对人生和社会的种种问题，“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有了是非之心，就有了修身尺度和人生指南，“尔那一点良知，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良知原是完完全全的，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是非只依着他，更无有不是处。这良知还是你的明师”。

致良知的关键是诚意

诚意就是在心上用功，始终保持心灵的纯静，“如明镜然，全体莹彻，略无纤尘染著”。王阳明是在批评朱熹过程中突出诚意的地位和作用，“明诚相生，是故良知常觉常照。常觉常照，则如明镜之悬，而物之来者自不能遁其妍媸矣”。朱熹区别心与理，所以要求先格事物之理，然后获得天理，“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在事物之理升华为天理的过程中，朱熹强调敬的作用，“人能存得敬，则吾心湛然，天理粲然，无一分着力处，亦无一分不着力处”。王阳明是心与理合一，所以不同意割裂心与理、物理与天理的联系，认为诚意能使心与理、物理与天理合一；批评朱熹的《大学》新本是“先去穷格事物之理，即茫茫荡荡都无着落处，须用添个‘敬’字，方才牵扯得向身心上来，然终是没根源。若须用添个敬字，缘何孔门倒将一个最紧要的字落了，直待千余年后要人来补出？正谓以诚意为主，即不须添敬字。”所以提出个“诚意”来说，“正是学问的大头脑处。”王阳明以孝心与行孝的关系进一步说明诚意的重要性，凸显了主体选择道德行为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求个凊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

王阳明所谓的诚意，就是正心的功夫，“然至善者，心之本体也。心有本体那有不善？如今要正心，本体上何处用得功？必就心之发动处才可着力也。心之发动不能无不善，故须就此处着力，便是在‘诚意’”。诚意是要避免功利之心，纯乎天理之心，“所以谓之圣，只论精一，不论多寡。只要此心纯乎天理处同，便同谓之圣。若是力量气魄，如何尽同得？后儒只在分两上较量，所以流入功利。若除去了比较分两的心，各人尽着自己力量精神，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即人人自有，个个圆成。便能大以成大，小以成小，不假外慕，无不具足。此便是实实落落明善诚身的事”。诚意还是致知的过程，推行和扩充良知，“今欲别善恶以诚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尔。何则？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既知其为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好之”；“今于良知之善恶者，无不诚好而诚恶之，则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诚也已”。

致良知的途径是知行合一

“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知行合一就是要在事上磨炼，而不是单纯的冥思苦想和闭门修身养性，“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静亦定，动亦定’”。知行合一是从源头上消除恶念，鼓励善行。“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这说明在道德实践中，善的知比善的行更重要，恶的念头比恶的行为更加卑劣。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就是因为知行分离，容易使人轻视知而重视行，不注意从思想上克服不善的念头，最终导致了恶的行为，“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作两件，故有一念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知行合一，就是要在思想源头上树立善的理念，尤其是一念发动时就要为善去恶，“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

知行合一，就是要坚持儒家的常道和践行仁义礼智信。“通人物，达四海，塞天地，亘古今，无有乎弗具，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是常道也。其应乎感也，则为恻隐，为羞恶，为辞让，为是非；其见于事也，则为父子之亲，为君臣之义，为夫妇之别，为长幼之序，为朋友之信。是恻隐也，羞恶也，辞让也，是非也；是亲也，义也，序也，别也，信也，一也。皆所谓心也、性也、命也。”知行合一，就是要把人的本心和善性推而广之，惠及他人和社会，“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之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也。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

王阳明强调，在“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的过程中，必须紧密联系社会生活，结合人生实践。知行合一，不能舍弃人伦事物，“使其未尝外人伦，遗事物，而专以存心养性为事，则固圣门精一之学也”。知行合一，不能离开日常生活，“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知行合一，不能回避人心险恶，“不逆、不臆而为人所欺者，尚亦不失为善。但不如能致其良知而自然先觉者之尤为贤耳”。

王阳明诗云：“肯信良知原不昧，从他外物岂能撄？老夫今夜狂歌发，化作钧天满太清。”致良知充满着善意和理性的光芒，给了王阳明信心和力量，造就了王阳明的辉煌人生。

谢选骏指出：如果说，“致良知是王阳明全部思想的结晶”，那么显然，我已经揭开了王阳明思想的真实底蕴——那就是“伪君子”。在我看来，有良知的是君子，无良知的是小人——君子和小人，不是通过“修养”可以改变的，否则大谈“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刘少奇，也就不会专职树立毛泽东思想，并且把自己落入那样的下场了。所以说，“致良知”就是企图把没有良知的小人修养成为具有良知的君子——致良知的结果不是造就了君子，而是造就了伪君子！因为如前所述，良知不是通过修养可以得到的，良知是天生的——“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良知是一种类似智商甚至基因的东西。

【【23、我国公议传统不是监察制度】】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起源及评析》（卜宪群 2017-01-01）报道：

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监察制度是反腐倡廉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制度设计，对维护政治秩序的运行、社会秩序的稳定以及阶级关系的调整，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中华文明的传承与延续，特别是后2000多年封建政治文明的传承延续，与监察制度的形成与完善密不可分。但监察制度的产生与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本文就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起源、形成诸问题谈一些认识。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萌芽

监察是特定时期的国家统治阶级通过在其政权内部设立的职官或机构，对国家公共权力掌握者权力行使的监督，以防止其失职、渎职和权力滥用，从而提高行政效率，维护政治秩序，调整社会阶级关系。人们熟知的监察部门对贪污受贿的查处，其实只是监察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在人类文明史上，由于各国各民族的历史发展道路不一样，政权组织形式不一样，阶级利益不一样，监察制度的形式也各有差异。监察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性、阶级性和阶段性，是我们看待分析监察制度形成与演变的基本前提。

在迄今为止的阶级社会里，任何时期，国家公共权力行使都出现过失职、渎职和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我国也不例外。据《史记》记载，早在传说中的尧时代，其政权中担任“工师”一职的“共工”这个人就很“淫辟”，后被流放到幽陵之地。在舜的时代，长期担任“缙云”官职的家族中，出现了“贪于饮食，冒于货贿”的“饕餮”之徒。在进入阶级社会后的夏商周奴隶制时代，腐败更是汹涌如潮水。夏王朝的第二代国君太康“盘于游田，不恤民事”，以至丧失王位。夏王朝的最后一个国君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是大家熟知的暴君。商代纣王也是一个“好酒淫乐”的暴君。西周幽王任用“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的虢石父，引起社会动荡，以致西周灭亡。可见滥用权力、失职渎职、受贿谋私、贪婪奢靡等腐败现象早在奴隶制时代就已出现。春秋时期，腐败以及腐败导致人亡政息的情况，在《左传》、《国语》、《史记》等文献记载中更是俯拾即是，不胜枚举。鲁国大夫臧文仲由此还得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兴衰规律。

任何统治阶级都不会容忍无所顾忌的贪婪。有文献记载了自传说时代到商周时期惩处腐败的许多事例，如尧舜时代将所谓“四凶”“投诸四裔，以御魑魅”，春秋晋国司寇羊舌鲋（字叔鱼）因贪渎而被其兄叔向判处死刑，叔向因此被孔子称为“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左传》记载“夏有乱政而作《禹刑》”，西周有《吕刑》，春秋时有《刑书》、《刑鼎》，其中都有涉及腐败惩处的内容。但是，腐败的出现以及对腐败现象的惩处并不意味着监察制度产生。由于奴隶制时代缺乏统一的中央集权，缺乏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化管理队伍，因此有政治监督而无行政监察，有道德劝谏而无制度监督措施，监察制度非常粗疏。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一切政治权力起先总是以某种经济的、社会的职能为基础的”，这是十分正确的。那时，作为政治权力的监察制度既无产生的政治基础，也无社会经济基础。

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形成

监察是针对行政的一种监督措施。监察的产生及其制度化必须建立在一种社会分化、政治分化较高的基础之上，即在中央集权官僚制形成以后。战国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支撑宗法血缘等级分封政体的井田制彻底瓦解，地主制经济蓬勃兴起。新兴的地主阶级在政治上迫切需要建立一套能够代表本阶级利益的政治体制。由于中国地主阶级的生产方式不同于西方的领主制，政权的组织形式必须从单个地主那里游离出来，形成集中代表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政治组织。因此，以中央集权官僚制替代宗法血缘等级分封的世卿世禄制，以法治替代礼制，是一种有效而合理的方式。战国时代各国大都选择了这种国家治理方式，建立了区域性的中央集权，以郡县制替代了分封制，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官吏任用选拔方式。

这种管理形式下，地方是中央行政的一个区域，地方服从中央，严格执行中央政令，全国统一在同一个法律体系范围内，而不能各自为政。执行政令的是各级官僚，官僚的选拔不再依靠人的血缘身份而是依靠才能，各级主要官吏由中央直接任命，代表国家行使管理权力，从国家获得俸禄，权力及身而止。这种国家治理的行政方式必然要产生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保证这支官僚队伍能够有效执行中央政令，如何保证被赋予官吏身上的行政权力不被滥用。

战国时代官僚制产生初期，种种腐败问题就颇为严重。一是权力腐败。《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记载了西门豹治邺的黑色幽默故事。“西门豹为鄴令，清克洁欲，秋毫之端无私利也，而甚简左右。左右因相与比周而恶之。居期年，上计，君收其玺。豹自请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原请玺复以治鄴。不当，请伏斧锧之罪。’文候不忍而复与之。豹因重敛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计，文候迎而拜之。豹对曰：‘往年臣为君治鄴，而君夺臣玺；今臣为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能治矣。’遂纳玺而去。文候不受，曰：‘寡人曩不知子，今知矣。愿子勉为寡人治之。’遂不受。”这个黑色幽默说明贪污腐败在魏国的盛行。商人吕不韦以金钱贿赂的方式将子楚扶上秦国王位。秦在统一过程中，通过贿赂六国重臣而亡其国。这些都是典型事例。二是极端功利主义的价值观。战国官僚主要出身于游士和军功，怀有强烈的功利主义情感。他们奉行“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势，我则从君，君无势则去，此固其理也”的从政观，信奉“……故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的生活理念，鼓吹“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的价值观，形成了当时官场上“父兄大臣上请爵禄于上，而下卖之以收财利及以树私党。故财利多者买官以为贵，有左右之交者请谒以成重。功劳之臣不论，官职之迁失谬。是以吏偷官而外交，弃事而亲财。是以贤者懈怠而不劝，有功者隳而简其业”的亡国之风。

这种价值观下，官吏失职、渎职、怠政、贪污腐败等利己主义作风必为常态。此形势下，无论是君主专制还是中央集权，都必须强化监察以维护权威。因此，战国时期的监察从加强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两个方向发展起来。首先是以加强君主专制为中心的监察。申子、韩非等一些法家从人性恶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君主要以“术”来监察官僚是否执行政令，是否存在失职、渎职等行政不作为和腐败。这种强化君主个人以权术方式来监察的法家思想出现，实际上是当时官僚制兴起，而监察制度又不完善的表现。其次是以加强中央集权为核心的制度性监察。战国时期，对官僚制下官吏行政的道德素质也有要求，如湖北云梦秦简的《为吏之道》；对官僚行政不作为的“上计”考核制度出现，如秦国、齐国等。

但是，这些还不能说是完善的监察制度。完善的监察制度是伴随着统一的中央集权产生而在秦汉时期出现的。秦汉的监察已经具备了基本的制度内涵。

首先，完整监察系统的出现。秦汉在中央设有御史大夫，“位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职相参，总领百官，上下相监临”。其主要职责是监察。不仅中央有了主要监察官，在地方也形成了以刺史、督邮、廷掾为中心的州郡县监察体系，涵盖了中央监察、区域监察和层级监察多项内容。

第二，监察从君主的“术”中分离出来，从行政管理中分离出来。秦汉监察的理性化发展程度提升，监察虽然仍是在君主专制控制之下，但与战国不同，君主一般不再以“术”的方式直接插手对官僚的监察，而由专门的监察系统监察。从汉代开始，监察与行政不再合署办公，甚至不在一地办公，监察的独立化程度明显加强。汉代行政过程中，监察的介入程度已较深入。汉武帝时，巡视监察制度创立，是我国历史上监察制度的一大创新，也是一大特色。

第三，监察制度与监察内容的完善。汉初惠帝时，形成了《御史九条》和“监者二岁更，常以中月奏事也”的监察条例和监察管理方式。汉武帝时期，进一步形成了《六条问事》的监察法规，确立了不得干预行政的指向性监察内容法规。与此同时，汉代在监察官的选任、任职回避、政治待遇以及监察内容、时间和处理方式上形成了相对完整的制度规定。

综上所述，秦汉是我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形成时期，后来的监察制度是在此基础上的完善与调整。

对古代监察制度起源的认识

相较于其他古代文明，我国历史上的监察制度起源早、设计严密，体现了政治文明的高度发达。

第一，监察制度起源的决定性因素是行政管理方式的转变，而行政管理方式的转变则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对社会政治职能的需求。我国监察制度起源并形成于战国秦汉时期，正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产生与确立时期。这个事实说明，历史上的监察制度虽然严厉惩处腐败，但其产生与腐败现象的出现并不同步，监察与行政还有更为深刻广泛的联系。

第二，监察制度本质上是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要求，是一定社会阶级关系在政治体制设计上的反映，不是超然于社会之上。我国古代监察制度代表的是地主阶级的整体政治利益，通过对封建官僚队伍的监察，以达到控制和压迫以农民阶级为主体的被剥削阶级的一种政体设计。因此，仅仅把古代监察制度看做对封建官僚的管控是不全面的。

第三，以权钱交易、用人不公、贪婪奢靡、正气不张、失职渎职等为代表的腐败现象长期存在于封建时代各个王朝。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在肃清吏治、缓和社会矛盾、调整阶级关系、权力制衡以维护封建政治秩序运行上发挥出重要功能。我国封建政治体制之所以能够存在2000多年，某些王朝能够延续数百年，历史上之所以能够出现若干文明发展高峰，与监察制度的整体较完善，与某些王朝对监察制度的高度重视密不可分。

第四，我国历史上的监察制度在监察形式、监察内容上多所创设，形成了我国古代独具特色的监察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崇尚刚直高节，鄙视贪婪丑恶，是我国历史廉政文化、廉洁文化形成的重要政治因素。因此，古代监察制度的方式、监察文化的内涵，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内容。我们应当充分吸取古代反腐倡廉的历史经验，为推进当下廉政建设提供历史智慧。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显然是个马贼（马列狗、马裂猪意），妄议中央，妄议我国公议传统，却不知那不是中央集权的监察制度，而是克己复礼的天视天听。

【【24、小国独裁，大国公议——略论古代中国的公议社会】】

《马斯克和查克柏格难兄难弟：皆因此特质惨遭滑铁卢》（编译汤淑君综合外电 2022-11-15）报道：

纽约时报报导，传统窠臼对一般企业主管绑手绑脚，但独裁型首席执行官勇于突破，所以通常飞得更高，也摔得更重。全球首富马斯克（Elon Musk）就驾着特斯拉高飞，现在却拖着推特下沉。

硅谷商管书作者暨学者华德瓦（Vivek Wadhwa）曾在2016年撰文说：「世上最棒的公司，是开明的独裁者经营的。」他日前接受纽时访问时说：「身为愿景家，你会提出能改变世界的宏大构想，但没人相信你。愿景家必须挑战胜算。必须同时展现独裁魄力和领导魅力。必须既强悍、毫不留情、同时也有说服力，能驱策部属遵照指示去做。」

对这类企业领导人而言，工作是一种执念，只许成功不许失败。马斯克在特斯拉曾每周疯狂工作多达120小时，靠吞安眠药Ambien助眠，为的是顺利推出新款特斯拉电动车。苹果共同创办人贾伯斯（Steve Jobs）曾在某个星期日打电话给Google主管，要求把Google企业标志中字母「o」在iPhone上呈现的色阶调整妥当。

华德瓦指出，这些独裁技能运用在新创公司，是一项资产，「必须把你信任的团队带往胜算几率很低的绝境」。但是，这些人格特质在一家进入成熟期的公司，却可能变成致命的缺点，因为管理根基稳固的公司需要「一套截然不同的技能」，包括成熟、冷静、善于倾听和创建共识，而「那正是马斯克此刻面临的问题」。

华德瓦说：「他（马斯克）以为，这些技能可从特斯拉带进推特依然管用。并不是如此。他跨入的是完全脱离自己专业的领域。这（推特）将成为他的滑铁卢。」

如果独裁型首席执行官被成功冲昏了头，也会碍事。华德瓦说：「你获致成就，如果你恰好在硅谷，备受众人吹捧，他们开始把你当上帝崇拜，你也开始相信别人眼中的自己。你变得有上帝情结（God complex）。」

另一位独裁型企业领导人是脸书母公司Meta Platforms首席执行官查克柏格（Mark Zuckerberg），他也面临自己的滑铁卢。Meta股价今年来跌掉三分之二，因为投资人对他执意花大钱投资虚拟/扩增实境、进军「元宇宙」，已失去信心。

华德瓦说，其他企业独裁者，像是亚马逊创办人贝佐斯（Jeff Bezos），则情况较佳，通常是因为他们懂得及时退位，把日常营运管理重任交棒给新一代领导人。

纽时专栏作家柯伊（Peter Coy）说，很难不拿马斯克在推特遭遇的问题，与俄罗斯总统普亭在乌克兰的问题相提并论。当然，这位首席执行官和俄国总统之间的差异多不胜数，但两人有个共同点：太自负。过度自信会让自己打败自己。华德瓦说：「这是同样的上帝情结。」

《开轰「他根本什么都不懂」推特资深工程师遭马斯克开除》（编译张君尧 2022-11-15）报道：

全球首富马斯克（Elon Musk）入主推特后一直称自己为「言论自由的绝对主义者」，不过近日一位公开在社群媒体上批评他的推特工程师却遭到解雇。

彭博报导，这名工程师名叫艾瑞克（Eric Frohnhoefer）、已经在推特担任超过8年的工程师，他14日转发马斯克的一则推文并发表评论，称「马斯克对推特应用程序技术部分的理解是错误的」，马斯克回复要求艾瑞克详细说明并称「推特在安卓系统（Android）上运作超级慢，你做了什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艾瑞克随后尝试在多条推文中解释他的想法，有用户问他为何不私下与马斯克进行讨论，艾瑞克还回答称「也许他（马斯克）应该私下用Slack或电子邮件问问题」，没想到马斯克15日便转推称「他（艾瑞克）已被解雇（He's fired）」，艾瑞克随后也转发推文并附上本月稍早许多推特员工被解雇时使用的「敬礼」表情符号。

此外，另一名在推特工作超过10年的工程师班（Ben Leib）也遇到类似情况，他转发马斯克的同一篇推文称「作为推特时间线基础系统的前技术负责人，我可以自信地说『这个人（马斯克）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班之后也向彭博社证实自己于14日被解雇。

自马斯克入主以来推特一直陷入混乱局面，许多员工仍对他在约一周内解雇公司7000多名员工中的一半感到不满。马斯克更迅速改变企业文化，过去员工经常通过内部Slack或电邮发表意见，甚至向公司发表批评或担忧，但如今现任和前任员工表示「马斯克的变化导致内部缺乏沟通」。

谢选骏指出：企业初创或规模较小，独裁比较具有效率；企业成熟或规模壮大，就需要公议了——公议不是民主，但却有利于企业管理。企业的这一特点，和国家其实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国家初创或规模较小，独裁比较具有效率；国家成熟或规模壮大，就需要公议了——公议不是民主，但却有利于社会治理。

《公議政體論》（維基百科）报道：

公議政體論是從幕末到明治初期，通過引入議會制度來形成共識（公議輿論[註1]）。從而形成日本國家意識及統一的政治思想。對於佐幕派來說，作為江戶幕府重生的構想；對倒幕派來說，是明治維新後的政治理想之一。

概説

黑船来航时针对是否开国，老中阿部正弘向诸侯和民众都广泛寻求对策，虽然也有寻求公议舆论、公议政体的原初想法，但当时的「公议」指江户幕府，「舆论」指藩以及诸侯（藩主），当初只是将各藩主的意见向上反映到幕政的意思。 公议舆论及公议政体的具体形象被描绘出来是在1860年代西洋思想逐渐流入日本以后。 阿部死后，由于井伊直弼的旧亲藩和谱代大名的幕权强化论在樱田门外之变中失势，之后提出公武合体论和诸侯会议论等加强江户幕府权威的策略，但伴随外部压力和尊王攘夷 运动的高涨，社会动荡，江户幕府的衰微和幕藩体制的危机越来越严重。

在此情况下，幕府为改变现状，认为有必要将西方的议会制度引入日本，进行幕府或日本的改革。 不仅仅是幕府相关人员，如山内容堂、松平春岳、德川庆胜、西周、加藤弘之、津田真道、大给乘叹、横井小楠、赤松小三郎、坂本龙马 等幕府外的人物也提出了这一主张，以避免江户幕府和萨长等雄藩发生军事对抗。 但是，这些想法存在一定差异：诸侯主张的公议政体论继承了诸侯会议论，不管幕府存续或废止，都把「德川将军家」作为新建立诸侯会议事实上的「盟主」。 与此相对，幕府官吏及其他人主张的公议政体论是由公家和诸侯组成的上议院，平民组成下议院，德川将军家作为上议院的主要成员参与政治（当然，根据论者的不同，议会的组织、江户幕府和德川将军家的存在方式也有差异）

以通过庆应改革来强化幕府权力为导向的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决定大政奉还的背景下，以公议政治体制论召集的诸侯会议代替了江户幕府，德川庆喜也作为诸侯参与会议。 改革后仍希望获得政局主导权的山内容堂、松平庆永等诸侯都支持这一提议，意在和平实现政治权力交接。 大政奉还后，王政复古的大号令和小御所会议中展开两方辩论，一方主张德川可作为新政府的诸侯参加会议，另一方企图用武力倒幕的萨长势力反对。 但是，最终萨长势力同旧幕府军间爆发戊辰战争，佐幕派和公议派诸侯们支持的公议政体论便崩溃

在戊辰战争中取得胜利并建立明治政府的萨长势力，虽然打败旧幕府势力，但实际上在新政府所拥有的朝廷中得到了「恭顺」诸藩的协助而取得胜利，如果得不到他们的支持，政权就难以存续。 因此，证明新政府政策的正当性需要「公议舆论」。在五条御誓文的开头，作为「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全面提出了公论（公议舆论）。 此后，这条路线与政体书的编纂以及基于此的议政官的设置、公议所、集议院等的召开、官员的公选等各藩的藩政改革紧密相连。 但是，另一方面，政府为了实现政策而以公议为手段来指导、操纵舆论的想法和反过来将舆论整合在一起形成公议，并向政府寻求政策实现的想法相互对立，最终成为明治政府内部存在不和谐之声的一个原因。

但是，随着废藩置县藩的废除，中央集权的推进，公议舆论逐渐沦为空壳，特别是在明治六年政变（征韩论政变）之后，以大久保利通为主开始实行有司专制，公议舆论变得徒有虚名。 对此，木户孝允认为中央集权和公议舆论并不矛盾，于是制定《立宪政体的诏书》，旨在通过确立立宪政治来兼顾两面，而板垣退助领导的自由民权运动则主张引入议会制度，以反映公议舆论。 这样的动向，与之后制定大日本帝国宪法和帝国议会的开设有紧密联系。

脚注

 公議輿論という言葉にはそれを唱える人に とって意味合いが微妙に異なってくる。 井上勲によれば伝統的な天の観念の変容形态であり、

日本の国家意思としての「公議」

日本の構成員（これも論者により異なる）によって構成された「輿論」

「公議」と「舆论」のフィードバック?システムとしての「公議政體論」

「公明正大」?「公正无私」などの政治姿势?精神态度

などによる複合形态であると解説している（『國史大辭典』など

参见

参预会议

统裁合议制

四侯会议

船中八策

小御所会议

五条誓文

分类 ：江户时代政治幕末江户时代思想

谢选骏指出：上述的“公议政体”并非日本的独创，而是古代中国的社会政治模式。严格地说，古代中国的坏时期也并非西方意义的“专制社会”，其好时期也非西方意义的“民主社会”（我以前曾经称之为“社会民主”，区别于“政治民主”）——古代中国是一个时好时坏（时而宽松、时而收紧）的“公议社会”。好的时候奖励公议，坏的时候惩罚公议，但一般情况下都允许公议的存在，例如“廷议”也是一种小范围“公议”。所以不准臣下异议的君主，迫使大众“道路以目”的政权，就被称为暴君独夫民贼了。

《華表》（維基百科）报道：

華表亦稱桓表、表木或誹謗之木，是中國一種傳統的建築形式。古代用以表示王者納諫或指路的木柱。同時也為中華的圖騰柱。

華表一般由底座、蟠龍柱、承露盤和其上的蹲獸組成。華表是一種標誌性建築，已經成為中國的象徵之一。華表用於放在宮殿、陵墓外的道路兩旁，也稱為神道柱、石望柱、表、標、碣。

相传尧时立木牌于交通要道，供人书写谏言，针砭时弊。远古的华表皆为木制，东汉时期开始使用石柱作华表，华表的作用已经消失了，成为竖立在宫殿、桥梁、陵墓等前的大柱。 华表通常由汉白玉雕成，华表的底座通常呈方形，采用莲花座或须弥座，上面雕刻有龙的图案，蟠龙柱上雕刻一只蟠龙盘于柱上，并饰有流云纹；上端横插一云板，称为诽谤木；石柱顶上有一承露盘，呈圆形，因此对应天圆地方，上面的蹲兽为传说中的神兽朝天吼，或称为望天、犼。

有名的华表

北京天安门城楼内外的两对华表，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 天安门城楼内外各有一对华表，相传外面的称为望君归（不可留恋外面的花花世界），里面的称为望君出（须外出体察民情）。

南京梁吴平忠侯萧昺墓前的神道柱，是南北朝时期南朝梁的石表。

大连星海广场中心的华表，1997年为纪念香港回归而建。全国最大的汉白玉华表，高19.97米，直径1.997米。华表底座附有八条龙，柱身雕着一条龙，九条龙寓意中国九州。华表顶端坐着金光闪闪的望天吼，高2.3米。2016年8月5日凌晨被拆除。

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中轴线步道两侧的华表。

基隆中山高速公路基隆端的华表。

参考文献

崔豹《古今注·问答释义》：「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 答曰：『今之华木也，以横木柱头，状如花也，形如桔棒，大路交衢悉施焉。 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 」

《淮南子·主术训注》说：「书其善否于华表木也。」

 《大戴礼·保傅》云：「忠谏者，谓之诽谤。」 《吕氏春秋·自知》：「 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鞀，犹恐不能自知。」 《史记·孝文本纪》：「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者而来谏者。」

谢选骏指出：华表起源于谤木，类似于现代的“民主墙”、“大字报”，是古代中国“公议社会”的明显证据。

附录之一

百度百科《华表（Ornamental column）》报道：

华表是一种中国古代传统建筑形式，属于古代宫殿、陵墓等大型建筑物前面做装饰用的巨大石柱，相传华表是部落时代的一种图腾标志，古称桓表，以一种望柱的形式出现，富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内涵，散发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气质、神韵。

相传舜立木牌于交通要道，供人书写谏言，针砭时弊。远古的华表皆为木制，东汉时期开始使用石柱作华表，华表的作用已经消失了，成为竖立在宫殿、桥梁、陵墓等前的大柱。华表通常由汉白玉雕成，华表的底座通常呈方形，是莲花座或须弥座，上面雕刻有龙的图案，蟠龙柱上雕刻一只蟠龙盘于柱上，并饰有流云纹；上端横插一云板，称为诽谤木；石柱顶上有一承露盘，呈圆形，因此对应天圆地方，上面的蹲兽为传说中的神兽朝天吼，或称为望天犼。

特色

天安门前后各有一对汉白玉的柱子，名字叫华表又称作“望柱”。华表上石犼（读hǒu，中国神话传说中北方食人之兽）蹲立，下面横插云板，柱身雕刻云龙，该华表与天安门同建于明永乐年间，迄今已有500多年历史。这一对华表间距为96米，显得端庄秀丽、庄严肃穆，是少有的精美艺术品。由于天安门门前那对华表上的石犼，面向宫外，后面的那对华表上的的石犼，面向宫内，故在古老的传说中，人们把宫前的石犼叫“望君归”，意为盼望皇帝外出游玩不要久久不归，应快回宫料理国事；面向宫内的石犼叫“望君出”，劝戒皇帝不要老待在宫内寻欢作乐，应常到宫外去了解百姓的苦难。每根华表由须弥座柱础、柱身和承露盘组成，通高为9.57米，其直径为98厘米，重约20000公斤。

源流

1983年版《辞源》解释如下：

古代用于表示王者纳谏或指路的木柱。晋· 崔豹《占今注·问答解义》：“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 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涑也。亦以表识衢路也。秦乃除之，汉始复修焉。今西京谓之交午木。”

古代立于宫殿或陵墓前的石柱。柱身往往刻有花纹，北魏·杨衍之《洛阳伽蓝记·龙华寺》：“宣阳门外叫四里，至洛水上，作浮桥，所谓永桥也...南北两序有华表，举高二十丈，华表上作风凰似欲冲天势。”

房屋外部装饰物：《文选》三国·魏·何平叔（晏）《景福殿》：“故其华表则镐搞铄铄，赫奕章灼。”注：“华表，谓华饰屋外之表也。”

历史

华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建筑物，有着悠久的历史。

相传华表既有道路标志的作用，又有过路行人留言的作用，在原始社会的尧舜时代就出现了。

那时，人们在交通要道设立一个木柱，作为识别道路和标志，后来的邮亭、传舍也用它作标识，它的名字叫作“桓木”或“表木”，后来统称为“桓木”，因为古代的“桓”与“华”音相近，所以慢慢读成了“华表”。

在这根木柱上，行人可以在上面刻写意见，因此它又叫“谤木”或“诽谤木”。“诽谤”一词在古代是议论是非的意思，就是现代的提意见，所以它又具有现代“意见箱”的作用。

南朝时期华表

南朝时期华表

据史书上记载，尧时的诽谤木以横木交于柱头，指示大路的方向，天安门前的华表仍然保持了尧时诽谤木的基本形状。

不过，天安门前的这对华表上都有一个蹲兽，头向宫外；天安门后的那对华表，蹲兽的头则朝向宫内，传说，这蹲兽名叫犼，性好望，犼头向内是希望帝王不要成天呆在宫内吃喝玩乐，希望他经常出去看望他的臣民，它的名字叫“望帝出”，犼头向外，是希望皇帝不要迷恋游山玩水，快回到皇宫来处理朝政，它的名字叫“望帝归”。

意义

可见华表不单纯是个装饰品，而是提醒古代帝王勤政为民的标志。

北京天安门前后，各有一对华表，华表的柱身上雕刻着盘龙，柱头上立着瑞兽，它们和天安门前的石狮以及两侧的金水桥一起烘托着这座皇城的威严气势。古朴精美的华表，与巍巍壮丽、金碧辉煌的故宫建筑群浑然一体，使人既感到一种艺术上的和谐，又感到历史的庄重和威严。华表实际上已经与中华民族，和中国古老的文化紧密相连，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我们民族的一种标志。

天安门前的华表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即柱头、柱身和基座。华表柱头上的部分又叫“承露盘”。汉武帝曾命人在神明台上立一铜铸的仙人，双手举过头顶，托着一个铜盘，承接天上的甘露，以为喝了甘露便可长生不老，这自然是无稽之谈。后来这种形式便流传下来，并且取消了仙人，简化为柱子上面放一只圆盘。华表的柱头上也有瑞兽，名字叫“犼”。古人创造出很多瑞兽，它们的功能各不相同，但大多寄托着人们祈福避祸的愿望。“犼”是一种形似犬的瑞兽，根据所在方位的不同，表达的意义也不相同。天安门后面的一对华表上的石犼面朝北方，望着紫禁城，寓意是希望皇帝不要久居深宫不知人间疾苦，应该经常出宫体察民情，所以称“望君出”。而天安门前面的一对石犼面朝南方，寓意皇帝不要久出不归，故而称“望君归”。

华表的柱身呈八角型，一条巨龙盘旋而上，龙身外布满云纹，汉白玉的石柱在蓝天白云的衬托下真有巨龙凌空飞腾的气势。柱身上方横插一块云板，上面雕满祥云。

华表的基座称为须弥座，这是借鉴了佛教造像的基座形式，而且在基座外添加了一圈石栏杆，栏杆的四角石柱上各有一只小石狮，头的朝向与上面的石犼相同。栏杆不但对华表起到保护作用，还将华表烘托得更加高耸和庄严。

作用

纪念标识

一般认为，华表又名桓表、表木，是一种在古代建筑物中用于纪念、标识的立柱。华表起源于古代的一种立术，相传在我国尧舜时代，人们就在交通要道竖立木柱，作为行路时识别方向的标志，这就是华表的雏形。

图腾标志

另一种意见认为，华表起源于远古时代部落的图腾标志。华表顶端有一坐兽，似犬非犬，它叫做“犼”，中国民间传说这种怪兽性好望。远古时的人们都将本民族崇拜的图腾标志雕刻其上，对它视如神明，顶礼膜拜，华表校顶的雕饰也因各部落图腾的标志不同而各异，历史进入到封建社会，图腾的标志渐渐在人们心中印象淡薄，华表上雕饰的动物也变成了人们喜爱的吉祥物。如唐朝诗人杜甫有“天寒白鹤归华表，日落青龙见水中”的诗句，其意就是说华表的校顶上雕饰的是白鹤。观宋代名画《清明上河图》，华表上确实雕饰有白鹤。据传这是因为一个名叫丁令威的人，学道成仙，化鹤归未，立于华表上作歌，故人们以后将白鹤雕刻于华表柱子上，以示吉祥。

书写谏言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华表上古名“谤木”，相传尧、舜为了纳谏，在交通要道和朝堂上树立木柱，让人在上面书写谏言。也就是鼓励人们提意见。晋代崔豹在《古今注·问答释义》中说：“程雅问曰：‘尧设诽谤之木，何也？’答曰：‘今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桔槔，大路交衡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工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肠路也/崔豹所言华表木的形状与现存的天安门前的华表大致相同。只是华表的‘谤木’作用早已消失，上面不再刻以谏言，而为象征皇权的云龙纹所代替，成为皇家建筑的一种特殊标志。

乐器演变

也有人认为，华表是由一种古代的乐器演变而来。这种乐器名为“木锋”，是一种中间细腰，腰上插有手柄的体鸣乐器，先秦时，代天子征求百姓意见的官员们，奔走于全国各地，敲击木锋以引起人们注意。后来，天子不再派人出去征求意见，而是等人找上门来，将这种大型的木锋矗立于王宫之前，经过演变，就成了华表。

仪器仪表

还有人认为，华表原是古代观天测地的一种仪器，春秋战国时期有一种观察天文的仪器为表，人们立木为竿，以日影长度测定方位、节气，并以此来测恒星，可观测恒星年的周期，古代在建筑施工前，还以此法定位取正。一些大型建筑因施工期较长，立表必须长期留存。为了坚固起见，常改立木为石柱。一旦工程完成，石柱也就成了这些建筑物的附属部分，作为一种型制而保留下来，每每成为宫殿、坛庙寝陵等重要建筑物的标志。后世华表多经雕饰美化，表柱有圆形。八角形，雕有蟋龙云纹，柱头有云板，校顶置承露盘，华表的实用价值逐渐丧失而成为一项艺术性很强的装饰品。

华表的故事

如今，到天安门广场的游客大多都会到华表前留个影。位于天安门城楼前的华表，不仅是天安门广场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更被视为北京乃至中国的象征。其实，如此威严壮观、高高矗立的华表，最早源自一种用来纳谏的木柱，名曰诽谤木，其造型是在一根柱上横钉一块木牌。

北京广场的柱子有什么用？

北京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神圣一般的存在，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广场上立着几个柱子。这些柱子在这里立了500多年了，其实它们叫做华表。华表一般是有木头制成，主要是为了告诫君王，柱子上的石吼也是为了告诫君王，勿贪图美色。看到这里是不是涨知识了？你了解这些吗？

参考资料

1  《淮南子·主训术》：尧置敢谏之鼓，舜立诽谤之木。

2  康兴民,白兴易. 华表本源考略[J]. 中国包装,2013,33(04):47-50.

3  南京发现一“华表” 疑似“南京国宝”南朝神道石刻   ．腾讯网[引用日期2017-04-04]

4  黄震云. 华表·丰碑·建木 形象通识与文化析义[J]. 求索,2016,(01):146-151.

附录之二

百度《华表柱（ornamental columns erected in front of palaces）》报道：

天安门旁的华表柱原来是警示皇帝的作用——

华表柱是一种中国传统建筑形式。相传华表是部落时代的一种图腾标志，古代设在宫殿、陵墓等大建筑物前面做装饰用的大石柱，柱身多雕刻龙凤等图案，上部横插着雕花的石板。

辽阳城内鼓楼东，昔丁令威家此，学道得仙，化鹤来归，止华表柱，以咮画表，云：“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岁今始归，城郭虽是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摘自明张岱所著《夜航船》

相关信息

《明会典》称之为擎天柱。耸立在天安门前的高大汉白玉华表，围绕着天安门共有四座。华表的上部有两个圆盘形的柱帽称为承露盘，其上雕刻着蹲立的龙状神兽。这样的华表在明十三陵也有两对。在清代陵墓中也有，只是柱头有所变化，明华表柱头多为神兽，而清陵柱头多为莲花头或宝瓶状。

天安门的华表前后各有一对，“门外华表柱二，金水桥环之，门内亦华表柱二”。与天安门同建于明永乐年间，迄今已有500多年历史。

每根华表由须弥座柱础、柱身和承露盘组成，通高为9.57米，重20000多公斤。在直径为98厘米带有层层回环不断的云朵石柱上，盘绕着一条巨龙，龙四足，无爪雕饰得卓约生动，跃然飞舞，可谓鳞角峥嵘，臂爪劲健，给人以玉龙遨游云天之感。在雕龙巨柱顶端，横叉着白石云翅，呈朵状。云翅上面是圆型承露盘，盘上有一蹲兽，名“望天”。在八角形汉白玉须弥座四面雕刻云龙，外面四周环绕白石雕花栏杆，栏杆四角柱头上，雕有四只憨态可掬的小石狮子，它们头朝的方向与“望天”的方向一致。亭亭玉立，造型精美的华表，是主体建筑天安门的极好装饰，使得天安门更加威严壮丽。

对于天安门的两对华表，北京曾经流传过耐人寻味的古老传说。

据说华表顶上的蹲兽叫吼(音)，是龙的九子之一，有守望的习性。天安门前面那对华表上的石面向南，望着皇宫外头，人们叫它“望君归”。它们负责注视皇帝外出时的行为，盼望皇帝早日回宫，不要老在宫外寻欢作乐，久出不归，荒废朝政。当皇帝外出游玩久久不归的时候，“望君归”就说话了：“君主啊，你不要在外面游逛了，你回来料理国事吧，我们日夜盼望你回来，把眼睛都快望穿了。”在天安门后面的一对华表上面向北的石，翘首宫内，人们叫它“望君出”。它们负责监视皇帝的宫廷生活，如果皇帝深居后宫，不经常出来查看民情，便劝戒皇帝说：“君主啊，你不要老是呆在宫殿里，只顾和后妃取乐，你该出来看看人民的苦难吧！我们日夜盼望你出来，把眼睛都快望穿了。”

在古代社会里，老百姓希望遇到“太平盛世”，希望遇到开明的好皇帝，于是就产生了“望君归”、“望君出”的民间故事。它表现了中国人民对他们用自己双手建筑起来的美丽华表的深厚感情。同时，也流露出人民朴素的愿望和对统治者奢靡生活的不满情绪。

天安门前金水桥畔两根对称的华表，原来并不在现今的位置。在共和国诞生后的前几年里，天安门广场的国庆节时都要举行盛大的游行机会等群众活动。为方便游行队伍和交通的便利，1950年8月把华表和石狮向北挪移了6米。搬动两万多公斤的华表，说起来也不怎么费力，但考虑到华表柱身上的精雕细刻不至于受到丝毫损坏，最后决定用衫蒿杆、麻绳和吊链等传统的起重方法，把华表移到了现今这个地方。整个挪移工作分为瓦工、扎架、石工、搬运四部分，各环节相互配合，组织工作非常严密。在华表迁移中，一位祖上五辈都为宫廷建筑搭架子，15岁入清内务府营造司房库，年已64岁的老搭材匠徐荣起了技术上的指导作用。

从华表等精美的古建筑中，足见中华民族高超的艺术才能和智慧。

燕园文物之华表

在办公楼前开阔的草坪上，矗立着一对高大峻拔、雕刻精美的华表。它们历经百年沧桑，给这个古老而年轻的校园增添了几分典雅与庄重 在谈到这对华表之前，有必要简略回顾一番华表在我国演变的历史。从我国历史上来看，华表起源甚早。相传尧舜时在交通要道讲究竖立木牌，让人在上面写谏言，名曰“诽谤木”，或简称“谤木”，也叫“华表木”。《淮南子·主木训》记载：“臣闻尧舜之时，谏鼓谤木，立之于朝。”最初这种“谤木”多竖立在交通要道，供人们写谏，评论时政，同时也能起到路标作用

到了汉代，华表木就发展演变为通衢大道的标志。因为这种标志远看好似花朵，故称“华表”（古时，“花”同“华”）。汉代还讲究在邮亭的地方竖立华表，可使送信人不致迷失方向。《说文·木部》：“桓，亭邮表也。”古人徐锴又作了进一步说明：“亭邮立木为表……表双立为桓。”因此，华表亦称为“桓表”。

后来，华表逐渐发展成为装饰建筑品，多设在桥梁、宫殿、城垣或陵墓前做为标志。立在陵墓前的叫“墓表”，多数为石造，柱身雕有蟠龙等纹饰，顶端是云板或蹲兽，表上的蹲兽叫“望天犼”。北宋大画家张择端画的《清明上河图》中，汴梁虹桥两端就画有两对高大的华表，顶端白鹤伫立，神态生动各异。唐诗人杜甫有诗曰：“天寒白鹤归华表，日落青龙见水中。”始建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的石造联拱桥，即著名的卢沟桥，其两头也有华表四座，高4.65米，石柱上端横贯着云板，柱顶有莲座圆盘，圆盘上雕有石狮子，庄严秀美，气势非凡，为石桥增添了富有民族特色的装饰。明永乐年间建造承天门（即今天安门）时也建有两对华表。

华表顶上的异兽，是古时传说中的一种神奇动物，其特性善吼叫，名曰“吼”（亦作“犼”）。放在皇宫门里的华表，犼冲着北方，名叫“望君出”，每当民间发生灾害时，望君出就呼唤君王出宫；宫门外的华表上，犼冲着南方，叫“望君归”，君王如果在宫外玩的太久，望君归就会提醒说：回来吧，君王。

关于华表，流沙河先生也曾撰文《华表用来报时》，文中这样说道：

“今人衣裘，毛向里面。古人衣裘，毛向外面。所以表字篆文是由衣毛二字组成，意谓裘衣以毛为表。从此引申出了外表、仪表、表面、表现等义。古代官方广设木柱，张贴布告，并让民间在柱上写批评意见，用来表示政务公开，故名华表。暴秦极端独裁，取消华表。秦亡汉兴，重设华表。古代民主精神，微弱一线，赖以传承华表柱顶，两木水平正交，各指东西南北，故又名交午木。十字形正交，古谓之交午。在太阳下，观察华表投影，若指向正北了，便是地方时的白昼十二点了。可见华表又有报时功能。今之计时器，名之曰表者，由华表来也。

古代天文学家立竿测影，凭竿影的长短推定夏至冬至，然后算出历法，敬授民时。那一根竿名之曰表，这就是华表的胚胎。后有圭表之设。只须在斜置的圭版上插一木签，视其投影所指，便能读出时间，这就是日晷了。

这么看来，华表的用途和内涵还是相当丰富的，它既体现着民主精神，又在一定意义上是权力的象征，还有计时、装饰之用，真可谓是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燕园里的这对华表由汉白玉雕成，通高约8米，下方的八方形、须弥座高为1.24米。华表柱身刻有云彩和姿态各异的蟠龙，是凝结了中国雕刻艺术、极具美学价值的精品。

这两座华表来自何处呢？说起来这其中还有一段典故。原来这两座华表是圆明园安佑宫中的遗物之一，当年被安放在安佑宫琉璃坊前。在清末民初崇彝的《道咸以来朝野杂记》中有记载曰：

“鸿慈永祜，在月地云居之后，循山径入，其中为安佑宫，乾隆七年建，其前琉璃坊三座，左右华表刻云气，甚精巧，民国十四年犹及见之。闻人言：今已为燕京大学所取。

根据这段记载，这两座华表至迟当建于乾隆七年（1742）。至于如何从圆明园移到燕园，当年的《燕京大学校刊》曾对此有较为详细的记载，称移此华表时，曾“商诸圆明园之主管者，拟将此石柱移归本校保存，并经地方当事人之认可，遂鸠工起运，陆续移来三座……”，“国立北平图书馆落成，商准北平市政府，将存放天安门前之石柱移归该馆，同时函商本校，请将所存之三柱移赠其一，……当即准如所请，函报市政府备案，并声明尚存二柱，仍由本校保存，旋得市政府认可，於是本校行政执行委员会乃决议将此二柱竖立於贝公楼前，以资瞻仰。此项竖立费及配制柱顶之镇物费，为数约一千数百元。

但是仔细观察一下这对华表，会发现一粗一细，并非一对。原来1925年燕京大学建校舍时，只从圆明园运来了3根，第四根却被运到城里，1931年曾横卧在天安门前道南。当北京图书馆建文津街新馆时，欲将燕大多余的一根华表搬走与天安门前的另一根合成一对，不料搬运时阴错阳差，结果燕大和北图的华表皆不成对，成就了这一桩趣事。

1952年，北大离开了沙滩的民主广场，来到了华表的跟前，而北大关注社会的天性也同华表一般亘古不变。

谢选骏指出：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打天下需要独裁，坐天下需要公议……舍此之途，不得长久。

【【25、严复是达尔文主义的禽兽】】

《马勇：严复鼓吹丛林法则激活了霸道政治——严复寻找富强思想再检讨》（2012-07-21）报道：

一百多年之后看，日本确实获得了成功，确实在远东建立了一个很西方的国家，西方人之所以拿日本人当哥们，拿中国人当外人，就是日本人用一百多年的时间改造了自己，与世界同步，与世界接轨。

当然，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日本的西化运动只有二十多年时间，离真正的西方化还有很远的路要走。这时的日本带有浓厚的封建和军事霸权遗留，只是相信了西方近代以来的“丛林法则”，“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此时的日本是世界宴席上的迟到者，它发觉自己迟到，不是向大家道歉来迟了，而是贪婪地要补上迟到少吃到的东西，于是日本人在19世纪晚期对土地、资源、市场的期待，要远比那些老牌资本主义更贪婪，胃口更大。

特殊的地理环境制约着日本发展，但其日益增长的野心促动着日本向大陆膨胀，而要迈上大陆，就必须征服台湾和朝鲜半岛。这是日本踏上大陆，与列强在欧亚大陆进行全面竞争的关键。朝鲜半岛和台湾，从中国的立场看，是一道天然屏障；但从日本的立场看，那就是阻止日本人登陆的第一岛链。

日本当然不甘心被锁住，所以日本在近代历史上多次设法挑战中国，找到机会就想冲上大陆，占领台湾和朝鲜半岛。日本对中国的一举一动密切关注，寻找一切可能机会实现其疯狂梦想。

1894年，当日本因朝鲜内部发生暴乱，要求中国政府按照十年前约定，与日本政府同时出兵平叛时，中国政府就显得很不乐意了。这一方面是因为朝鲜与南部藩属还是不太一样，日本如果占领了朝鲜，就意味着大清国的首都直接暴露在日本的战争范围内，两地距离太近了；另一方面，三十年发展与积累使清议党人莫名虚骄，使鹰派格外强硬，以为凭借号称世界前几名的北洋海军，灭掉“小日本”还不是易如反掌。

然而，中国军队根本不是日本军队的对手，中国海军在丰岛海战中吃了一个大亏，损失惨重。紧接着，以淮军为主的清军在朝鲜陆地上几乎不堪一击，风声鹤唳，望风而逃，直奔鸭绿江，退卧国内；日本军队一鼓作气，紧追不舍。待9月17日，两国海军决战黄海，邓世昌、林永升等殉国，北洋蒙受巨大损失。

严复没有想到中国军队如此不堪一击，时局竟然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发生这样的根本转折。根据严复的消息，自朝鲜战火点燃后，告急电报日数十至，李鸿章自知此次危机可能不那么容易化解，于是也精心布局，认真应对。9月12日，命总兵刘盛休铭军十二营开往朝鲜，提供增援。按照计划，刘盛休部将从鸭绿江之大东沟登岸，丁汝昌率定远、镇远、济远、靖远、致远、经远、来远等十一艘战舰自大连至大东沟，护送铭军前往朝鲜。9月16日，日本舰队司令海军中将伊东佑亨亦率十一艘战舰到了大东沟，第二天，双方自中午十二时战至下午五时许，日军大胜，清军大败，“致远”、“经远”、“超勇”、“扬威”四舰沉没，广甲亦毁，剩余战舰力尽而退，撤至旅顺。

对于大东沟海战失败，作为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严复当然有自己的关切和判断，他根据随军助战的德国人汉纳根提供的情况，说是北洋军械局张士珩在战前不肯给各舰配置足额弹药，致使中国战舰到了对打时，根本不能应手，错失战机，否则大东沟之战至少可以击沉日舰七艘或更多。

对于北洋的腐败，严复非常痛心，他在写给友人的信中表示小人之贻误军国大局，也真的不可小视。张士珩是李鸿章的外甥，他之所以敢于贪赃，无疑自认为有这样的后台和大背景。这种事情，如果在平常不出事也就罢了，一旦到了战时，出了大事故，即便是亲儿子也保不住。所以在战后追究责任时，张士珩被诉盗卖军火罪，非法得利数十万两赃款。而且更可恶的是，张士珩的买家竟然还是日本人。北洋如此腐败，焉有不败之理？这怎能不让严复愤怒？

严复将愤怒的矛头引向李鸿章。他认为，中国之所以在这场战争中一再被动，均源于李鸿章用人有误。最初是听信武断独行的袁世凯，对朝鲜时局、日本谋略，判断有误，致使中日不得不诉诸武力；其次，信其婿张佩伦对淮军内部人际关系的分析，一门心思想让听话的同乡卫汝贵挑大梁，命其率骑兵、步兵六千人进驻平壤，原本准备在那儿进行一场会战，然卫汝贵不仅不积极抗敌，反而贪污军粮军饷，致使全军大哗。待到快要与日军决战时，卫汝贵竟然一路狂奔逃往沈阳。第三，严复认为，李鸿章更不应该重用其外甥张士珩，李鸿章对自己外甥究竟是什么样德性，不能说一点不知道，对于张士珩的贪婪应该有所了解，这样重用私人，结果张士珩贪赃枉法，致使军火短缺，炮台皆不足以毙敌。李鸿章以自己一生勋业，徇此四五个私人情面，从而使国家蒙此大难，李鸿章除了以死谢国，还有什么颜面苟活于这个世界上呢？

由甲午战争前期失败，严复大约彻底改变了对李鸿章的看法，他似乎不再像过去那样对李鸿章有什么期待，所以在战争进行中，他就向陈宝琛提出一个重要建议，希望陈宝琛致信张之洞，劝其抓紧筹款，尽量多地向西方国家订购军火，以便北洋不支，李鸿章不支，张之洞能迅速取代李鸿章，掌控大局，挽回颓势。［4］严复由愤怒转为失望，由失望开始为国家也为自己寻找退路，准备离开北洋，转投南洋，追随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张之洞。

战争依然持续进行，严复对战争及其相关事务的演变发展依然给予密切关注，并随时给予点评，只是这种点评并不公开，而是在朋友圈中说说。

严复认为，中日战争发展到今天这种样子，已经远远超出最初预料，平壤溃败后，东三省已成无险可扼之区。现在东三省将失，门户荡然，京师一无可恃，从各省征集来的新兵毫无训练，与原有八旗、绿营一样，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这简直就是拿战争当儿戏，真的不知道这艘中国之船将漂流向何方。

对于朝廷动向，严复高度关注，但很少认同。严复指出，朝廷在战争尚未发动时，一味听从那些不负责任的主战言论，因而一再责备李鸿章不积极备战，一味主和。现在到了不得不和时，朝廷又显得惊慌失措。根据严复的看法，局势之所以弄到现在这样尴尬局面，主要在于朝廷君臣上下平时对洋务、外交绝不留意，致使临事之顷，如瞽人坠窨井，茫然无头绪，不知出处何在。中国之所以在这场战争中一错再错，处处被动，不是日本人智慧高超，手段狡猾，实中国人谋之不臧，既错误估计了形势，又错误制定了计划。战前以为中国真的很强大，自我虚张声势，以为战胜日本易如反掌。战争爆发后，朝廷又是一错再错，所用非人，所为非事。朝廷内部那些空谈高论的人尤其可笑，他们一再弹劾李鸿章，大事小事胡说八道，捕风捉影，无一语中其要害。结果这就使李鸿章更加蔑视天下之无人，推诿挟制，已没有任何办法对其约束了，李鸿章从此成为朝廷的真正主宰，谓战固我战，和亦我和，假如朝廷真敢对李鸿章动手，那么问题可能更大，中国甚至可能会因此而发生大变故。现在战争愈不可收拾，而李鸿章之意气愈益发舒，愈觉得自己了不起。这在严复看来，才是中国的真正悲剧。一场甲午战争，彻底改变了严复对李鸿章的看法，这显然与其是李鸿章部属的身份很不相称，大约由此亦就注定了其后来的思想进路。

严复比较独特的言论在他的朋友圈子里引起了相当反响，因而究竟中国应该怎么办，似乎大家也都愿意听听严复的不同意见。10月3日中午，李鸿章的翻译兼机要秘书，也是严复的老同学罗丰禄专门跑来谈时事，表示想听听严复对于时局变动的看法。严复说话真的是直来直去，毫不掩饰，他认为在目前情形下，最主要的就是“治标”，就是救急。他表示，假如他位于一省督抚的话，那么他能做的就是借洋债，募洋将，购洋械，想法设法打败日本，至少也要尽最大限度减少中国的损失。

对于严复的这些说法，罗丰禄表示认同，但马上又说，如果真的这样做，也非李鸿章莫属。罗丰禄对李鸿章虔诚崇拜和高度迷信，所以他无法想象离开李鸿章的中国会怎么样。

与罗丰禄的判断似乎不一样，或者根本相反。严复认为，李鸿章表面上看是洋务新政领导者，其实他的洋务新政，是不求洋务真才，借洋债则洋人不信，募洋将则对这些洋将的能力根本不知，购洋械则被各种各样的贪官污吏从中侵蚀，所以他们即便能够有救急治标之心，也无挽救危局拯救中国的能力和条件。

战场的连续溃败使朝廷惊慌失措，失败主义思想在朝野持续蔓延，许多人认为中国军队特别是北洋海军既然这样不堪一击，大清国指望着北洋海军重振雄风似乎毫无希望，因而有许多人以为既然迟早都会失败，迟早都要议和，那就不如早和，及时止损，宁愿现在吃点亏，事后认真振作，或许还能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大清或许不致就此沉沦就此陷入万劫不复之境地。

对于这种失败主义情绪，严复给予严厉驳斥，以为所谓事后认真振作的想法不外乎苟延残喘，偷活草间而已。事后振作，恐必难期。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吃亏根本不是从现在开始的，中国从一开始似乎就走上了一条错误的路径，所以在这条错误的路径上，中国不可能有根本改变。严复认同这样的看法：后病深于前病，后着不及前着。这就是中国目前的困境。由此，严复不自觉地想到易代更革之事，想到或许还有更危险的事情发生，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国难道就此发生根本转折，四千余年文化传统难道就此扫地以尽？严复的困惑越来越严重。

按照严复现在的心情，他已无法继续认同李鸿章在这场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他的看法甚至与李鸿章的主张刚好相反，严复甚至意识到自己无法继续在北洋呆下去，所以他一再通过陈宝琛了解张之洞的动向，暗示自己对张之洞的好感和仰慕，这显然是准备弃北洋而转投南洋。［5］

随着战局发展，严复的心情越来越沉重，对李鸿章的批评也越来越严厉。10月25日，日军第一军败宋庆所部刘盛休军，占安东九连城。宋庆率部退守凤凰城，刘盛休所部败走岫岩，凤凰城无险可守。三天后，中国军队继续败退，日军不攻而占凤凰城。11月6日，日军第二军相继攻陷金州、复州。

日军连战告捷，中国军队步步退守，九连、凤凰二城连连陷落，日军在旦暮间轻取金、复二州。中国在战略上越来越被动，而日军则如鱼得水，越战越勇，日军北向则与从东而来的日军合围袭击奉天，南下则直接威胁旅顺口。旅顺口原本为清军重要防地，然而现在其地驻军已被调离，防守显然不足。更重要的是，留守在那儿的清军船坞总办道员、营务总办龚照玙在严复看来原本就是一个市井小人，他不可能为国家为战局不顾一切在那儿坚守。后来的事情证实了严复的判断，龚照玙还没有看到日本人的进攻，但闻金州失守，竟然置诸军于不顾，乘鱼雷快艇仓皇逃亡烟台。严复认为，旅顺不守，则北洋海军不败自废，而且门户既失，堂奥自惊，日军无须长驱就可轻取京师。中国大局到了11月初，实际上已经岌岌可危。

岌岌可危的战局牵动着严复的神经，深化他对中国之所以一败再败而不觉悟的认识。他认为，自中日战争爆发以来，中国的问题日渐暴露，所练军队基本上不能用于实战，要说半年来的战绩，中国军队自开战以来，也只有大东沟一战，还能差强人意，多少维护了中国军人的荣誉。推求厥咎，中国在战场上连连失误，大半皆坐失先着，绸缪之不讲，调度之乖方，李鸿章真的是无法辞其责。这是严复对李鸿章此时的一个基本看法。

但是对于那些乘机弹劾李鸿章的人，严复也无法认同。11月7日，他在友人处得见10月5日张謇、文廷式等科道诸公弹劾李鸿章的一份奏折，其目的就是要将李鸿章赶下台，大致说日本不足为中国患，事势危殆，皆因李鸿章昏庸骄蹇，丧心误国，若将李鸿章罢免转而提升湘楚诸人若刘坤一，则中日之战局必然发生根本转变。对于这样一种盲目的乐观，严复不愿苟同。他的看法是，朝廷怎样处置李鸿章，可能都不算过，因为李鸿章在这场战争中所负的责任实在太大，而张謇和文廷式这样的指责则不足以服其心，且刘坤一究竟是怎样一个人，这是大家都知道，真的让他取代李鸿章负起战争全局的责任，可能还不如李鸿章，其结果不足以夷大难，徒增一曹人献丑而已。

在严复看来，中国在这场战争中一再失误一再惨败的根源不在军事布局和谋略，而在制度在用人，国家多年来习惯了用旧方法、旧手段提拔人才，而绝不留神济事之才，在很多情况下和很大程度上，朝廷实行的是一种逆淘汰的人才选拔机制，徒以高爵重柄分授庸奴，而那些拥有真才实学真本事的人，可能因不跑官、不买官、不闹官等原因而沦落草野或民间。于是，当战争爆发了，环顾朝野上下，朝廷内外，二十二个行省无一可用之人，以此亡国，谁曰不宜？朝廷最近委派恭亲王督办军务，显然是对李鸿章的军事布局有所不满，有所调整，但是京师士大夫对于时务茫然懵然，不知中国问题病根所在，徒自头痛说头，脚痛说脚，没有定见，没有立场。现在虽然我清国不想打了，也打不了了，我欲求和，而日人则以为时机未到，不愿答应。中国只好束手待死，一筹莫施。中国出路究竟何在？严复还是把所有期望都压在张之洞身上，以为张之洞有总督两江之命，力完气新，极足有为，果其措施得宜，则或许是中国的未来希望，只是张之洞此时也必须谨慎从事，拼命踏踏实实做去，或有望头，不然随风而靡，又是一个过路人。

严复对张之洞的期待有着不可明说的意思，那就是离开北洋转投南洋。这层意思严复没有说破，但他在信中的一再流露和提示，似乎已被陈宝琛所理解，陈宝琛肯定将严复的这层意思向张之洞作了转达，张之洞大约也有一定的表示，所以严复又在回复陈宝琛的信中竭力赞赏张之洞，以为张之洞素为公忠体国之人，想必在未来一定会有一番经纬。但他又谦虚地表示自己爱莫能助，请陈宝琛不要太多地说到自己了。这种暗示其实很明显，就是要让陈宝琛予以引荐。［6］

三、走进丛林

严复对战局进展已彻底失望，他不相信李鸿章有能力扭转时局，也不相信朝廷中场换人易帅，以刘坤一取代李鸿章能够扭转颓势，眼见奉天省城和旅顺口将旦夕沦陷，陆军见敌即溃，经战即败，大清国似乎已经毫无还手之力，只能束手待毙。听说朝廷又将仿前朝旧例，到偏远的西北荒野巡幸狩猎，朝廷任命恭亲王督办军务，在严复看来不过是重演1860年英法联军攻打北京的故事，让恭亲王重玩三十多年前“鬼子六”的故伎，留守京城，与鬼子交涉。此时的中国，京官议论纷纷，皇上愈发没有主见，要和则强敌不肯，要战则臣下不能，据说皇上时时痛苦，看来做天子也不是一件容易事。在这种情形下，翁同龢唆使文廷式、张謇一班文人名士弹劾李鸿章，影响朝廷。

对于李鸿章，严复当然痛恨其颟顸误国，但对于翁同龢、文廷式、张謇等人力主中场换人，严复也以为是个并不好的主张，因为在他看来，中国失败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排兵布阵，而在于制度，在于军事体制、文化体制都没有随着社会变化而更新与重建。他说，大家不知当年湘军、淮军打长毛，平捻匪，主要是以贼法子平贼，那些贼法子无论怎样高明，都不足以当西洋节制之师，即东洋日本得西洋练兵之余绪，对付欺负我清军已有余。从更深层原因说，中国今日之所以走到这个地步，正因为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因此，中国如果不能从文化体制上下真功夫，如果不能给中国文明注入新的因素，那么，即便管仲、诸葛孔明复生，也无能为力，何况庸庸如刘坤一之辈乎？

由此认识，严复在关注战局关注朝廷动向的同时，更多关注怎样从根本上重建中国体制，怎样弥补中国文化的缺陷，怎样重构一个新文明，为中国寻找一条走向世界的坦途。所以到了1894年11月初，当中国转向与日本求和后，严复逐渐放弃对日常事务的关注，拿出更多时间阅读西洋书籍，似乎有了不少新鲜感受和认识，日趋觉得世间惟有此种是真实事业。在这种阅读思考中，严复的思路愈发清晰。严复的初步判断是，西人笃实，不尚夸张，而中国人非深通其文字者，是很难弄明白西学精华的，且西学讲究驯实，不尚空谈，不可顿悟，要想将这些学问弄明白，必须下狠功夫，秩序以进，层累阶级，而后以通其微。［7］于是，严复在甲午战争强烈刺激下，转身向西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并以西学为根据作狮子吼，唤醒国人。

有了这样的想法，严复就少了许多顾忌，而且他虽然人还在北洋，但其心思早已转向南洋；他虽然还是李鸿章的部属，但已经能够更加大胆地批评李鸿章，这大约因为陈宝琛从中沟通，张之洞可能已经对严复有所表示，只是正式的手续还没有来得及办理而已［8］，所以他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大胆放言高论，不经意成就了一个名震全国的意见领袖。

1895年2月4日，严复在天津《直报》开始连载发表他毕生第一篇政论文章《论世变之亟》，探讨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洋务发展，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国家动员能力都有大幅度提升后，为什么不仅没有打败东邻日本这个小岛国，反而被其所制，这其中的奥妙究竟何在？

严复认为，中日之战对中国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说是自秦朝以来中国历史的大转折大转变，这个转变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严复表示并不知道，但他愿意推测的是，这个转变其实就是中国冥冥之中不可捉摸的“运会”。所以说中日此次构难，究其由来，也并不是一朝一夕之演变，而是由来已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必然结果。

根据严复的看法，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有着多重复杂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中国人的思想传统，这个传统在过去或许是有效的，但当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时，则显得力道不够，着力点不同，因而结果也就不一样。严复曾明白指出，中西文化有着显着不同，其最大者，莫过于中国人好古而忽今，西方人力今以胜古；中国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方人则以日进无疆，既胜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治教化之极则。由于严复对中西学术都有很深的研究和理解，所以他可能是近代中国最早将中西文化进行对比研究的先驱。他的这些价值判断正确与否当然还可以继续讨论，但其将中西文化视为相对待的两个极端，可能还是开启了后来的一系列讨论。

中西文明的差别是一个客观存在，当中西并不交流或者说交流并不紧密的时候，人们并不能看出其问题。然而到了近代，到了世界经济日趋一体化的时候，中西之间在文化上的差异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调适，就极有可能影响中西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

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之间的交流已有很多年了，从1840年起算，中西之间的交流也有半个多世纪了，只是这半个多世纪，由于中国人始终有被打败的悲情，所以中国人并没有很好地认识到西方文明的长处和弱点，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是似是而非，并不能切中西学的根本精神。严复指出，与中国人讨论西方政治，常常苦于难言其真。由于中国人存彼我之见，不察事实，辄言中国为礼仪之邦，西方为野蛮未开化之区。这显然是一种文化偏见，是一种文明自大和傲慢。其实，说到底，又是一种文化自卑，因为总是担心别人瞧不起自己，所以自己给自己鼓劲，或者像鲁迅后来所描述的那样，是一种文化上的自慰。

按照严复的看法，中国在过去几十年没有看到西方文明的精神本质，是一种悲情遮蔽了中国人的眼睛，中国人错误地认为西方文明的强大就是其物质文明的超前，只是西方人较中国人更会算计而已，更为机巧而已，而在精神层面上，西方人还是过去那些等待中国教化的夷狄。严复强调，这种看法是根本错误的，其错误主要是只看到了西方的强大这种表象，不知这些东西只不过是形而下之粗迹，即便西方在科学上怎样进步，怎样精致，这依然不是西方文明的本质，不是西方文明的命脉所在。西方文明的命脉，简单而言就是两句话：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政刑则屈己以为公。

严复指出，西方人所信奉的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政刑则屈己以为公，这道理并不复杂，其最初起点与中国人的道理也并无二致，中国人也是这样说这样做的。中西之间的差别，只是西洋人按照这两条去做，往往通行无阻，而中国人在这两条上总是不能坚持到底。我们不能说中国人在学术上黜真而崇伪，在政刑上屈公以为私，但在事实上，中国人在学术上似乎从来缺少一种求真的追求，在政治法律上也从来没有像西方人那样从制度层面遏制人的私欲、贪欲。对于这样一种差异，严复也有一个简单明了的判断，那就是一句话，就是自由不自由决定了两者之间的差异。

自由是西方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要义，也是中国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根本滞碍。从这种观点去分析中西社会文化，便很容易看出二者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严复指出，不管中国古圣人为中国社会发展作出多少贡献，但都必须指出这些圣人从来就没有告诉中国人最值得珍视的东西就是自由二字。中国圣贤对于自由二字深怀恐惧，未尝以此去启发教育自己的国民。而西方人则不然。西方人坚信自由是每一个人的权利，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而且严格禁止对他人自由予以任何侵害。侵人自由者，总是被视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窃侵蚀他人财物者，都属于侵害他人自由。所以，在西方国家，即便贵为天子，也不能随便侵害百姓自由。西方法律之设，其主旨就是要防止侵害他人权利的事件发生。

按照严复的分析，中国传统道理中也不能说没有与西方自由理念相类似或相近似的概念，最接近的概念大约就是儒家伦理所说的恕，或者说絜矩。当然，严复格外强调，不论是恕，还是絜矩，只能说与西方人的自由理念大致相近有所相似，如果说完全相同，可以对译，那显然是不对的。因为，中国传统中的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方人所说的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包含有“我”的意思。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从然而生，于是看出中西道理的重大分野或区别：中国人最重三纲，而西方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西方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西方人以平等治天下；中国尊主，西方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什么东西都要天下一致，西方人喜党居而州处，充分尊重个性尊重不同；中国多忌讳，很少发表不同看法，西方人众讥评，总是有不同看法才发言。即便在经济生活层面，中西之间的差别也非常明显：中国重节流，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西人求欢虞。在接人待物方面：中国美谦屈，抑制个性，尽量不出头，西方人务发舒，最大限度张扬个性；中国尚节文，讲究繁文缛节，西方人乐简易，不愿玩那些虚的东西假招子。

至于在学术上，中西差别也非常大：中国夸多识，赞美记忆，赞美博学，西方尊新知，强调创造，鼓励创新。

其与灾祸，中西不同在于：中国委天数，总是将人为失误归于天灾，怪罪天不佑我中华，西方人恃人力，总是将天灾视为人力尚未达到，但并不是永远不能达到，所以西方人总是要与自然争高低。

严复的这些分析和分别，或许也有不那么严谨不那么可信之处，但是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应该实事求是地说，这些差别并没有因为中国在世界一体化上迈出一系列重要步伐而缩小而改变，更不要说扭转了。差别当然并不以为着优劣，但在一个凭借实力说话的丛林世界，力量就是一切。

基于对中西文明差异的认识，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中格外告诫中国人，无论如何不能再用传统中国的夷狄眼光去看待西方，今天的夷狄不仅不是过去的夷狄，而且他们可能还代表着人类进步的大方向，中国应该老老实实、恭恭敬敬地学习西方，这样才能克服中国在重新步入世界民族之林的尴尬和不适，才能转祸而为福，才能建设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强大国家。严复强调，生当今日世界，不能看清西洋富强的效用，那真是一个瞎子，是视而不见，熟视无睹；假如认为中国可以不讲富强，可以安于贫困，那更是一个浑人。而要讲富强，还去强调中体，强调西用，担心西洋之术对中国的负面作用，这实际上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胡说。严复指出，西洋之术只是西方人的创造，并不是西方人的私有，而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任何国家任何民族，都可以借用这些东西寻求富强走向富强。［9］这不仅是未来中国一条不需讨论的不归路，也是人类发展的一个必经环节。一百年多的历史反复证明严复的判断，可是中国人就是在这一百多年间总是耍小聪明，抄近道走远路，总想超越，总想保留特色，结果是不中不西不伦不类，依然被西方远远抛在后面。这不能怪中国人没有认识到，而应怪近代中国的政治家太聪明，太自以为是。

基于甲午战败的强烈刺激，严复在发表了《论世变之亟》之后，一发不可收，根本不再顾及自己体制内的地位和身份，连续发表一系列文章，猛烈抨击中国旧传统，评判中国旧文化，呼唤维新，呼唤救国，为中国搭建一条通往富强文明的康庄大道，那就是严复独具思想创造的“三民”主义，即开民智、新民德、鼓民力。

严复三民主义的提出，主要见于其《原强》，其理论上的依据，就是西方近代的格致新理，就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尤其是斯宾塞的群学即社会达尔文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不论严译《天演论》开始于哪一年，但从思想史的意义上进行观察，当严复1895年发表《原强》时，其实已经深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已经在考虑借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去拯救中国。

在严复看来，中国的问题虽然千头万绪，但是归根结底只是一个“人”的问题。中国至于今日，其积弱不振之势，不待智者而后明，深耻大辱，不可讳言。日本以寥寥数舰之舟师，区区数万之众，一战而翦我清国最亲之番邦，再战而陪都戒严告急，三战而夺我清国最坚固之海口，四战而覆我清国三十年国力建成的北洋海军。现在，和议不成，而京畿且有旦暮之警。我清国之所以沦落到如此惨境，是我清国民不知兵而将帅乏才，是人才短缺所造成的。这才是问题的根本与关键。

严复指出，对于人才匮乏，我皇上也曾赫然震怒，也曾发奋调整，然而由于我清国特殊的政治架构，内之则殿阁宰相以至六部九卿，外之至全国二十二行省督抚将军，乃无一人足以胜任御侮之重任。深山猛虎，徒虚论耳。于是战争进行不足一年，胜败判然。中国之所以沦落到如此地步，在严复看来，就是人才短缺，中国如果继续先前的思路，求人才于有位之人，那无疑缘木以求鱼，是根本不可能的。

中国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过去的中国如果朝廷无有用之人，或许能够从草莽中求到，或许有人才有将帅遗留在民间。现在的中国，久已不同于往昔，不仅是朝中无人，即便是草莽原野，也已无可征可用之才了。何以如此，在严复看来，主要是时移世异，先前中国读书人所追求的孔孟之道、礼仪之治，已经严重不合于现在中国的时事需求了。即便在战场上，过去的冷兵器时代的许多战法早被淘汰，而我清国依然以这种东西训练士兵、要求将帅，焉有不败之理。更可悲的是，与西方近代国家相比，我民智已下，民德已衰，民气已困，虽有圣人复出用世，没有数十年上百年上下同德，克服痼疾，学习西方，从基础做起，也无法保证中国能够在后起条件下赶上西方，与世界同步。岁月悠悠，四邻眈眈，中国再稍微耽搁，恐怕也就要步印度、波兰等后尘，亡国灭种，成为西方殖民地。

在许多人看来，严复的描写或许夸大了中国的危机，但在严复看来，这种看法本身就是井底之蛙，不知外部情形。严复之所以有这样清醒深刻的危机意识，是因为他从世界眼光全球视野去观察中国处境，当许多中国人还继续陶醉在昔日辉煌时，严复就看到了中国问题，看到中国与西方日益扩大的差距。他指出，今日的西方，远不是过去的夷狄，这不是西方国家积累了多少财富，练了多少强兵，而是西方国家建立了一套良性制度，自其自由平等观之，西方国家则不像中国有那么多忌讳、烦苛与壅敝，西方人在一种良性政治体制下，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君民犹如联为一体，上下同心，君民一致，因而也就形成战无不胜的团体力量，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未或失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百姓不以为烦，其根本原因，就是西方近代国家建立了一套制度，有一套完整的办事规则。

严复强调，西方国家建立了这套制度和办事规则，也不是圣人制作凭空想像，而是基于一种学术的考虑，有着学理上的依据。而西方近代学术，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推求其故，严复认为也就只是一句话，即西方学术的根基，是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中国社会如果不能接纳吸收西方文明“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的根本精神，不能建造与西方社会一样或者说相近的社会形态，那么怎能指望中国有办法有可能与西方在同一竞技场上一决雌雄，分出胜负呢？这就是斯宾塞社会有机体理论的精华，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基本原则。

基于社会达尔文主义基本原则，严复认为当时的中国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标本兼治，上下其手：不治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治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这就是严复标本兼治的基本看法。

标是什么呢？严复认为，就是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那样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和强大的军队。至于其本，严复认为就是民智、民力和民德。他的判断和推理是，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为什么这样说呢？道理很简单，那就是丛林法则，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

至于在民德、民智和民力这三者之中，严复认为一定要分出先后或轻重缓急，而民智为最急。所谓富强，不外乎就是利民，就是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而提升人民的生活品质，更多的时候并不是从外部强加给人民，而必自民自能自利始，能自利自能自由始，能自由自能自治始，能自治者，必其能恕，能用絜矩之道者。简单说来，就是中国人只有实现了自治，才能获取自由；只有获取了自由，才能实现自利；只有实现了自利，才能使国家走向富强，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国家成为一个正常国家，使人民成为正常的人民，才不会被西方人视为异类视为怪物。［10］

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严复在发表《原强》之后，又发表了一篇真正意义上的战斗檄文即《辟韩》，对传统中国知识人高度崇拜的中古圣人韩愈给予严厉批判，以为韩愈所宣扬的圣人观、君主观、臣民观等都有很多问题，从现代学术立场看，都是违反人性违反人伦，是一种非道德的观念，也是一种严重阻碍社会进步的思想主张，不合乎近代政治的自由平等理念，是一种愚民政治。严复认为，君主的设立只是社会发展中一个不得已的措施，因为在一个社会中，总是会发生相互欺诈、相互掠夺之类的事情，而一般百姓虽然是社会产品的直接生产者，但他们的个体力量不足以抵御外来掠夺和欺诈，于是人们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君。其意不外乎就是让这些君主出面保护这些百姓平和的生产、平和的生活，是人们选择了君主，用劳动养活了君主，而不是相反。

在严复看来，西方近代国家不断走上强盛，主要在于西方社会不断逐渐尊重人民的选择，其民尊且贵；而中国社会之所以不断走向衰微，主要也就在于中国社会太不尊重人民的选择和尊严，中国之民，其卑且贱。那么，用这样不同的两群人去打仗，其结果不言而喻，西方人为公产公利而战，中国人为其主而斗。驱赶一群奴隶去和贵人决斗，那怎能不望风披靡，一溃千里呢？中国之所以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其根源就在于一般中国人不知为谁、为何而战。

中国人的奴隶性是渐渐养成的，而在这渐渐的养成过程中，以八股文为主要特征和主要内容的科举教育体制又是近代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严复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在稍后发表的《救亡决论》中明白表示，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要变法，那么究竟从哪里着手呢？曰莫急于废八股。严复指出，不是说八股本身害了国家害了朝廷，而是八股盛行使天下无人才。八股之害，根据严复的归纳，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一是锢智慧，二是坏心术，三是滋游手。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有这三条中的任何一条，差不多都要亡国，而中国竟然三者兼有，那真是一个奇迹，所以近代中国逐渐走向衰落走向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今天要救国要救亡，那么第一步就应该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11］这就是严复在甲午战后得出的结论，所以严复在后来也就被视为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找真理的重要代表人物。

严复的这些看法在1895年的中国思想界无疑是震天惊雷，引发国人对传统对科举制度的怀疑和思考，许多对中国未来充满关爱的读书人慢慢意识到，严复对中国文明的批判，对西洋文明的推崇可能是对的，现在的中国所面对的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东西洋各国已经完成他们最原始的资本积累，他们需要外部市场，中国必然成为争逐的猎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只有遵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只有暂时放弃中国人的王道理想，走向富强，用“力”而不是“理”去和东西洋各国说话。这一点对后来中国影响太大了，以至于严复本人稍后都觉得自己的这些说法是不是有点太过了，是不是离开人类应该遵守的一些底线太远了，所以他在后来很长时间似乎有点悔意，所以他在翻译出版的《天演论》之后，很快转而翻译近代西方各个领域中的学术名著比如《原富》、《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等，期待给中国人一个全面的理解，希望告诉中国人，“王道政治”虽说对于近代中国可能稍微有点奢侈，可以暂时不说，但是西方文明和中国文明一样，在解决了最基本的物质生存条件之后，还是要讲点王道讲点正义讲点儒家伦理。

因此，我们看到进入20世纪之后的严复，不是继续引领中国往前走，反而给人的感觉越来越保守越来越陈旧，革命了，严复说革命不合乎中国，中国最好的选择是君主立宪；共和了，严复说，共和并不意味着中国人应该放弃儒家伦理，儒家伦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即便西方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会放弃其杀人利己的狭隘思想，重回儒家王道。于是年龄的增长，严复越来越喋喋不休谈论中国传统和东方文明的现代价值，期待人们对他先前鼓吹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有个比较柔性的理解和全面的认识。

（闽江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谢选骏指出：作者只看到日本的成功，没有看到现代化使得日本沦为一头达尔文主义的禽兽——看看日军在1931年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的表现，就可以知道此言非虚也。

《启蒙思想家严复的人生，为何最终会拐个弯？》（2017-10-27 搜狐）报道：

1

1921年10月27日这一天，在福州的郎官巷，一位69岁的老人离世了。

这个老人，生前曾享有盛名，康有为说他“精通西学第一人”，梁启超说他“于中学西学皆为我国第一流人物”，胡适评价他为“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

但在晚年，他的一个行为却又让不少人不解，乃至非议。

他叫严复，我们知道他，是因为历史教科书告诉我们，他翻译了《天演论》。

但其实，他值得我们了解更多。

2、

严复其实应该成为一名海军军官的。

严复出生于1854年1月8日，福建人。他的父亲是一名医生，但在严复13岁的时候，父亲因为在抢救一名霍乱病人时被传染，结果不治身亡。父亲是家里的顶梁柱，严复的一家顿时就陷入了困顿之中。

就在这一年，当时的船政大臣沈葆桢（林则徐的女婿）在福州马尾创办“福州船政学堂”，对外招生。按严复家里的期望和他自己的意愿，他应该是走一条科举考功名的道路的，但和母亲商量了之后，严复却毅然报名了这个当时传统家庭都不愿意报考的新式学堂。

有什么理由吗？最大的理由，其实就是沈葆桢贴出的招生章程：“凡考取者，饭食及医药费全部由学堂供给；每月给银四两，还有奖学金；五年毕业后可进入水师领工资。”

每月四两银子，已足以严复养活全家，诱惑实在太大了。

严复是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考进福建船政学堂的。他的同学有些谁呢？报出名字，大家都耳熟能详：邓世昌、林泰曾、刘步蟾、方伯谦——没错，严复的同学们，后来撑起了大半支北洋舰队。

在船政学堂的5年里，严复系统学习了英文、数学、电磁学、光学、热学、化学、天文学和航海术等课程。1872年，严复以最优等的成绩从航行理论科毕业，然后上舰实习。

也就是在这一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严复，字几道。

当然，福建船政学堂的这五年对严复的改变，决不是一个名字那么简单。可以说，这是严复的第一次人生重大转变——从一个一心想学好八股文考科举的学子，转成了一个迫切想了解近代西方科学的青年。

3、

1877年，23岁的严复出国了。

他是作为中国海军选拔出的12名最出类拔萃的人员，公费派往英国格林威治皇家海军学院学习航海术的。

到了英国后，刘步蟾、林泰曾、蒋超英三人直接上舰实习，剩下的9位学生参加了皇家海军学院的考试，其中严复、方伯谦、林永升、萨镇冰（此人后来当到清朝海军总司令，民国海军总长）等6人通过了入学考试，成为了这所皇家海军学院创建以来的第一批外国留学生。

严复前后在英国呆了两年，在这两年里，严复提升的绝不仅仅是在航海术方面的知识，而是对整个西方社会的认识。

在清朝驻法国公使郭嵩焘的提携下，严复和同学们一起去法国巴黎参观了“世界博览会”，大受震动。严复还利用休息日自己去旁听英国法庭的开庭，看到原告和被告是坐在一间房间里，有专门的律师为双方辩护，这种闻所未闻的景象，让严复“归邸数日，若有所失”。

严复开始渐渐思考一个问题：西方比我们强，真的只是靠“船坚炮利”？

带着这个思考，他和年长他35岁的驻法公使郭嵩焘成了“忘年交”，因为两个人的观点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中国如果只是学习西方列强的海军，陆军，只是买船，造炮，练兵，那只是学了“皮毛”，是不可能富强起来的。

郭嵩焘也是一位奇人。早年是曾国藩幕僚，之后担任驻英公使和驻法公使，也是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主张中国要借鉴和学习西方的文化和制度，而不是军舰和大炮，可惜当时在国内应者寥寥

郭嵩焘也是一位奇人。早年是曾国藩幕僚，之后担任驻英公使和驻法公使，也是中国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他主张中国要借鉴和学习西方的文化和制度，而不是军舰和大炮，可惜当时在国内应者寥寥

1878年，一年前考进英国皇家海军学院的6名中国学生都以优异的成绩修完了学业，在郭嵩焘的提议下，严复被点名再留下学习一年。

在多出来的这一年里，严复读了大量当时在欧洲非常流行的书，这些书的作者，是达尔文、赫胥黎、亚当·斯密、斯宾塞尔、卢梭、孟德斯鸠……

1879年7月，严复再次以“头等”的成绩从皇家海军学院毕业。按照原来的计划，他应该再到英国的军舰“纽卡斯尔号”上去实习一年。但是，国内来电，召他尽快回国。

原来，福州船政学堂急需人才，需要他回去当老师，传授自己的所学。

于是，严复收拾行囊，启程回国。

这时候的他，已经经历了第二次转变——从一个渴望学习西方先进知识的青年，到一个已经对西方社会乃至政治制度有所了解，并慢慢建立了自己思想体系的人。

4、

严复回国后没多久，就被调到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教。

北洋水师学堂是一所新式海军学校，严复在校任教期间，培养出过一批大牛的人物，比如后来当到中华民国大总统的黎元洪，后来成为南开大学校长的张伯苓，著名翻译家伍光建等。

不过，一场颠覆整个中国命运的战争，打破了严复安心一直教书育人，让中国富强起来的幻想。

这场战争，就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甲午战争对严复而言，有着远超普通人的刺激和伤害：

在北洋舰队里有无数他的同学、学生、朋友。尤其是他当年的那批同学，在舰队里都已经担任高级指挥官，但在甲午海战中，殉国的殉国（邓世昌、刘步蟾），自杀的自杀（林泰曾），处斩的处斩（方伯谦），几乎全军覆没。

严复从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不久，还曾随清朝自主设计的第一艘近代巡洋舰“扬威号”访问过日本的长崎和横滨。当时日本还在建设海军，在港口，无数日本民众闻讯赶来，用羡慕和崇拜的目光仰视清朝的军舰——才20年，乾坤已经逆转。

当时，严复称自己经常“夜起而大哭”，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曾写到：“心惊手颤，书不成字”。

但又能怎么办？这场战争让无数的中国人从睡梦中惊醒，但新的出路，又在哪里？

而严复所能提供的，只有自己的思想，和手里的那支笔。

他开始了第三次转变——从一个安于育人的教书匠，转变为一个开始不断用文字去唤醒世人的文人。

5、

1895年，中国的农历新年刚过，严复就开始出手了。

在天津的《直报》上，严复连续发表了《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和《救亡决论》四篇文章，这四篇文章的主旨都只有一个：呼吁改革。

和李鸿章提出的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样，严复也指出：“今日之世变，盖自秦以来，未有若斯之亟也”，而中国人当初蔑视的“夷狄”，早就不是以前概念中的那种没开化的蛮夷了（“今之夷狄，非犹古之夷狄也”）！

在这些文章里，严复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态度：“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

后来“维新派”的很多理论基础，其实多来自于严复的理论和文章。而严复本人，也是“维新变法派”的坚决拥趸。

1897年，43岁的严复在自己和朋友一起创办的天津《国闻报》上，开始连载他翻译的最被后人熟知的一本著作——英国博物学家赫胥黎的《天演论》。

这本书扉页上的那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虽然只是赫胥黎用来阐述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却被严复有意无意影射成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所以这句话震撼了大江南北无数沉浸在痛苦中的中国人，就连胡适改名为“适”，字“适之”，也是来源于此（胡适曾说，他的同学里，有取名叫“杨天择”的，还有取名叫“孙竞存”的，可见这本书对当时人的影响之大）。

以《天演论》为代表，严复从1896年到1909年一共翻译了8本西方的哲学和社科类名著，他的观点是：一个国家的真正强大，不在于武备，而在于人们的心态和国家的制度。

在翻译的过程中，严复还提出了自己的翻译理论，那就是后人所熟知的“信”、“达”、“雅”。

“信”（faithfulness）是指忠实准确地传达原文的内容；“达”（expressiveness）指译文通顺流畅；“雅”（elegance）可解为译文有文采，文字典雅。

“信达雅”这三字标准，对中国翻译文学的影响持续到今天。

不光是写作和翻译，严复更是亲身投入到了教育事业。

1905年，严复协同马相伯先生创立“复旦公学”，严复是“复旦公学”的第二任校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受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推荐，严复又成为了北京大学的首任校长。当时的北大百废待兴，经费奇缺，严复殚精竭虑，利用个人关系向外国银行贷款7万元，终于让北大顺利开学授课。

后民国当局曾一度下令停办北京大学，严复四处奔走，并亲笔上书《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自己又跑到比利时银行借贷20万元，才使得北大继续办学。

后民国当局曾一度下令停办北京大学，严复四处奔走，并亲笔上书《论北京大学校不可停办说帖》，自己又跑到比利时银行借贷20万元，才使得北大继续办学。

经历了三次转变和提升后，严复的人生走到这里，可以说是相当圆满了。年近六十的严复在当时的社会地位非常高，人们对他的评价也都非常好——关键是，严复配得上那样的赞誉。

然而，没多久之后，严复的人生却出现了一个离奇的拐弯。

6、

1915年8月14日，一个新的政治团体成立了，这个团体，叫做“筹安会”。

这个“筹安会”成立的目的其实只有一个：帮袁世凯称帝宣传造势。

“筹安会”的理事长，是袁世凯的亲信杨度，这并不出人意料。副理事长孙毓筠，理事刘师培、李燮和和胡瑛，这四个人当初全都是革命党成员，被杨度笼络过来，一起支持袁世凯称帝，倒是有些意外。

但最出人意料的，是这个由六人发起的“筹安会”名单上，最后一个人的名字，是严复。

严复名列所谓的“筹安六君子”，在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长期以来，这似乎也成为了严复人生的一个“污点”。

首倡“物竞天择”，点醒国人的严复，为什么会开历史的倒车，去支持袁世凯恢复帝制？

原因，可能有三点。

第一点，严复和袁世凯是旧识，且关系不同一般。

其实袁世凯在做直隶总督的时候，就试图拉拢严复，但严复那个时候是看不上袁世凯的，袁屡次拉拢，屡次拒绝。但后来随着袁世凯渐渐登上政治舞台的中心，严复重新审视了袁世凯，认为以袁的能力，当时中国无人能出其右。

所以，当溥仪登基，摄政王载沣罢黜袁世凯，满朝文武没人敢为袁世凯说话的时候，严复却是倒过来为袁世凯说话，同情袁世凯的。所以当袁世凯借“辛亥革命”东山再起的时候，自然非常器重严复，任命严复为京师大学堂监督，总统府顾问，这个时候，严复也就没再推辞了。

第二点，严复对“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局势，是有点失望的。

其实失望的不仅仅是严复，还包括王国维等一批知识分子。在他们看来，“辛亥革命”建立的共和国，“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严复不反对共和是大势所趋，但他觉得，西方的共和有自己的历史渊源，是建立在民主共和等思想已经完备的基础上的，而当时的中国，他认为时机远未到。

第三点，在英国的留学背景，对严复影响很大。

那么如果不走共和之路，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严复认为最好的模式，就是效仿英国，实行“君主立宪”。在严复看来，中国暂时还不能给老百姓太多民主，依旧要有君主，但需要像英国那样，用宪法限制君主的权力。

君主选谁？有“强人情结”的严复认为，只有袁世凯是最好的人选了。虽然严复对袁世凯其实也有清醒的认识，认为他“无科学知识，无世界眼光，又过欲以人从己，不欲以己从人；一切用人行政，未能任法而不任情也”，但在当时的中国，严复选不出其他人。

所以即便袁世凯后来称帝失败当回总统，各省纷纷要求袁世凯退位的时候，严复依然站出来力挺袁世凯：“项城此时去，天下必乱”。

按严复的孙女严停云后来的说法，严复是受到了杨度的蛊惑和袁世凯的胁迫，最终被迫在“筹安会”发起人名单上列名的。这个说法有一定道理，严复并不热情参与“筹安会”的活动，这是真的，只列名不做事，也是真的。但至少“筹安会”要做的“君主立宪”这件事，和严复的观点是不矛盾的。

所以，虽然严复没有为“筹安会”做什么事，但他名列“筹安六君子”之列后，自己并没有提出要退出。

至于袁世凯称帝，是不是严复想要的“君主立宪”，这就是另一回事了。

7、

其实当时有很多人劝过严复。

请严复一起创立复旦公学的马相伯，当时就曾劝过严复，大意是像杨度啊，孙毓筠啊，这些人都还年轻，他们想往上爬是可以理解的，你年纪那么大了，干嘛还要这样？

严复的老乡，著名的文学家和翻译家林纾也曾劝他，认为无论今后袁世凯称帝成功还是失败，对严复而言都不是好事情。但严复都没有听。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林纾劝他离京避祸，但严复的回答是：“是祸躲不过，我老了，已不惜什么了，是非终将大白。”

严复当时还是认为，自己的观点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虽然严复最终在家人劝说下避居天津，最终又回福州老家终老，但他哪怕到离世前，观点依旧还是一分为二。

对当年名列“筹安会”拥护袁世凯，他曾对人说过：“当断不决，虚与委蛇，名登黑榜，有愧古贤。”可见，他是有悔意的。

不过，他最后留给自己的遗嘱也鲜明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中国必不亡，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笔者今天之所以想写严复，是因为这个人非常符合两个观点。

一个观点就是：任何历史人物，无论伟人还是小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都是很复杂的人。

比如严复。严复以“睁眼看世界”和传播西方先进思想闻名，但他提倡革除旧弊，自己却吸食鸦片，始终无法戒除；他呼吁自由平等，但自己却有妻有妾，自己还要调和妻妾矛盾；他传播科学文明，自己却精通周易占卜，且深信此道，对自己墓地的风水严格把关；他呼吁变法革新，但最终自己的墓碑却用的是自己生前手书“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而当时大清早已亡了……所以，他矛盾的性格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的政治主张：既想革新破除专制，又希望不要太暴力，打破传统。

而另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品评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完全跳出他当时所处的时代，用一个“上帝视角”来评价。

严复当时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时代呢？就是一个“三千年未遇”的大变局时代，当时无数的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学识，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想法，不断摸索让中国重新富强的方法，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从严复到蔡元培，时代滚滚向前，每个人的观念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适应时代的发展——没有一个人是穿越回去的，所以谁又能拍胸脯担保，自己已看清一百年后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

包括那位杨度，虽然他拥护君主立宪，但后来张勋复辟请他出山，他不屑一顾，因为他知道那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制度。杨度最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是在“白色恐怖”时期，共产党最危在旦夕的时候加入的，所以绝不是投机，而是他真心想找一种让中国富强的方法。

所以，严复加入“筹安会”的行为现在看来有些荒唐，但他还是遵从自己内心的：他认为“君主立宪”适合当时的中国。可以讨论他的眼光问题，但他确实没有私心，他也是希望中国好。

1905年，严复曾在伦敦与孙中山有一次见面，两人最后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

因为严复认为，以中国国民目前的素质，首要任务是教育，要走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不然就算革命了，依旧还是换汤不换药。

而孙中山认为，如果要按严复的路子走，“人寿几何”？所以，他称严复是思想家，而自己是实干家。

孙中山是伟人，但我觉得，严复也是伟人。他对当时西方与中国理解，以及他的思想，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非常独到且难得可贵的。

正如我们现在的总理曾这样评价：“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严复。严复学贯中西，是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而更可贵的是，“他启蒙了几代中国人，同时又葆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

笔者今天之所以想写严复，是因为这个人非常符合两个观点。

一个观点就是：任何历史人物，无论伟人还是小人，都是有血有肉的人，都是很复杂的人。

比如严复。严复以“睁眼看世界”和传播西方先进思想闻名，但他提倡革除旧弊，自己却吸食鸦片，始终无法戒除；他呼吁自由平等，但自己却有妻有妾，自己还要调和妻妾矛盾；他传播科学文明，自己却精通周易占卜，且深信此道，对自己墓地的风水严格把关；他呼吁变法革新，但最终自己的墓碑却用的是自己生前手书“清侯官严几道先生之寿域”，而当时大清早已亡了……

所以，他矛盾的性格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他的政治主张：既想革新破除专制，又希望不要太暴力，打破传统。

而另一个观点就是：我们品评一个历史人物，不能完全跳出他当时所处的时代，用一个“上帝视角”来评价。

严复当时所处的是一个什么时代呢？就是一个“三千年未遇”的大变局时代，当时无数的中国人，都在用自己的学识，自己的经验和自己的想法，不断摸索让中国重新富强的方法，从康有为到梁启超，从严复到蔡元培，时代滚滚向前，每个人的观念都在不断地变化，不断地适应时代的发展——没有一个人是穿越回去的，所以谁又能拍胸脯担保，自己已看清一百年后的世界究竟是怎样的？

包括那位杨度，虽然他拥护君主立宪，但后来张勋复辟请他出山，他不屑一顾，因为他知道那不是他所希望看到的制度。杨度最后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是在“白色恐怖”时期，共产党最危在旦夕的时候加入的，所以绝不是投机，而是他真心想找一种让中国富强的方法。

所以，严复加入“筹安会”的行为现在看来有些荒唐，但他还是遵从自己内心的：他认为“君主立宪”适合当时的中国。可以讨论他的眼光问题，但他确实没有私心，他也是希望中国好。

1905年，严复曾在伦敦与孙中山有一次见面，两人最后并没有达成一致的观点。

因为严复认为，以中国国民目前的素质，首要任务是教育，要走一条循序渐进的道路，不然就算革命了，依旧还是换汤不换药。

而孙中山认为，如果要按严复的路子走，“人寿几何”？所以，他称严复是思想家，而自己是实干家。

孙中山是伟人，但我觉得，严复也是伟人。他对当时西方与中国理解，以及他的思想，在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是非常独到且难得可贵的。

正如我们现在的总理曾这样评价：“每个中国人都应该记住严复。严复学贯中西，是第一批‘放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而更可贵的是，“他启蒙了几代中国人，同时又葆有一颗纯正的“中国心”。

谢选骏指出：严复为何支持袁世凯？投机性格使然。他在本质上和现在那些福建偷渡客没有区别——都是见缝就钻、朝秦暮楚、善于谋生、未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他出国留学是为了谋生，改名字也是为了谋生，投靠袁世凯还是为了谋生，就那个加入共产党的杨度一样，终成羊肚，受到表彰。在我看来，正是这种投机性格，使得严复成为一个鼓吹达尔文主义“适者生存”的旗手，严复鼓吹的丛林法则激活了霸道政治，那么也就荣膺成为达尔文主义的禽兽了。死前不久，严复似乎回归传统，是否想从达尔文主义的霸道政治，回归中国古代的公议社会？

（另起一页）

【【下半部分】】

【【《吕氏春秋》全译及评论】】

（另起一页）

【【目录】】

前言

《吕氏春秋》全译及评论

第一章孟春纪

第二章仲春纪

第三章季春纪

第四章孟夏纪

第五章仲夏纪

第六章季夏纪

第七章孟秋纪

第八章仲秋纪

第九章季秋纪

第十章孟冬纪

第十一章仲冬纪

第十二章季冬纪

第十三章有始览

第十四章孝行览

第十五章慎大览

第十六章先识览

第十七章审分览

第十八章审应览

第十九章离俗览

第二十章恃君览

第二十一章开春论

第二十二章慎行论

第二十三章贵直论

第二十四章不苟论

第二十五章似顺论

第二十六章士容论

后记

（另起一页）

【【前言】】

网文《吕氏春秋》（百度百科）报道：

《吕氏春秋》（Master Lü's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又称《吕览》，是在秦国相邦吕不韦的主持下，[1] 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杂家名著。成书于秦始皇统一中国前夕。此书以“道家学说”为主干，以名家、法家、儒家、墨家、农家、兵家、阴阳家思想学说为素材，熔诸子百家学说于一炉。吕不韦想以此作为大秦统一后的意识形态。但后来执政的秦始皇却选择了法家思想，使包括儒家在内的诸子百家全部受挫。《吕氏春秋》集先秦诸子百家之大成，是战国末期杂家的代表作，全书共分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 [2]  。

《吕氏春秋》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注重博采众家学说，以道家思想为主体兼采阴阳、儒墨、名法、兵农诸家学说而贯通完成的一部著作。 [3]  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高诱说《吕氏春秋》“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 [4] 。

作品概括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吕不韦重要的巨著，公元前239年左右完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的前夕。其书“基本上以儒家为宗，取各家之长而弃其短，所以能成一家之言 [6]  。”是秦汉杂家的代表作之一 [2]  。吕不韦是秦国一代名相，任职于战国末年。吕因散尽家财帮助在赵国为人质的嬴异人立嫡有大功劳，在异人继位为秦庄襄王后，被任用为秦国丞相。

在战国时期，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并在这方面要争个高低上下。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所以他也招来了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多达三千人。与四公子不同的是，吕不韦招揽门客，并不甚看重勇夫猛士，却十分注重文才。原来，吕不韦有他自己的见解。他素来善于谋略，瞧不起那些头脑简单的勇夫。再说秦国猛将如云，军力强大，没有必要再蓄养征杀之士，还有一个原因，其时许多善辩之士纷纷著书立说，广为流传，不但天下闻名，还可传之后世，永垂青史，这一点尤其令吕不韦眼热。吕不韦本是商人出身，没有条件去著书立说，但他可以借助这些擅长舞文弄墨的门人，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愿望。那时各诸侯国有许多才辩之士，像荀卿那班人，著书立说，流行天下。

待到一切准备就绪，吕不韦就令门下凡能撰文者，每人把自己所闻所见和感想都写出来。等到文章交上来后，五花八门，写什么的都有，古往今来、上下四方、天地万物、兴废治乱、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全都有所论及，许多文章还有重复。吕不韦又挑选几位高手对这些文章进行筛选、归类、删定，综合在一起成书，取名叫《吕氏春秋》。吕不韦对此书十分看重，他自己认为这部号称《吕氏春秋》的书是杰作，夸口说该书是包揽了“天地、万物、古今”的奇书。例如在相当全书总序的《序意篇》中就这样写道：“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为了精益求精，也是为扩大影响，吕不韦还想出一个绝妙的宣传该书的办法，他请人把全书誊抄整齐，悬挂在首都咸阳城门，声称如果有谁能改动一字，即赏给千金。 [7]  消息传开后，人们蜂拥前去，包括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在内，却没有一个人能对书上文字加以改动。当然，这不一定就证明《吕氏春秋》字字珠玑，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而很可能是因为人们都敬畏吕不韦的权势，没有人愿意出头罢了。不过，这样一搞，其轰动效应却是巨大的，《吕氏春秋》和吕不韦的大名远播东方诸国。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作于战国时期的大作，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遗文佚事和思想观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吕氏春秋》以道为主融合了先秦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体现了儒家的优点与特色。吕不韦借门客之手撰写《吕氏春秋》，虽主要靠借他人之光提高其形象，但在文化事业上确实是作了件大好事，功不可没。吕不韦自己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称之为《吕氏春秋》。 “刻舟求剑”的故事就出自《吕氏春秋·察今》。

内容简介

《吕氏春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上应天时，中察人情，下观地利，以道家思想为基调，坚持无为而治的行为准则，用儒家伦理定位价值尺度，吸收墨家的公正观念、名家的思辨逻辑、法家的治国技巧，加上兵家的权谋变化和农家的地利追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国家治理学说。

战国晚期的吕不韦，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商人。他由商入政，扶立国君，进入政治高层。他志向宏大，主编《吕氏春秋》，留下了“一字千金”的典故。后人一般把《吕氏春秋》归入杂家。在管理思想史上，这部书有着特殊的价值。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从学术角度观察，它具有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从管理角度观察，它充满了功利主义色彩。《吕氏春秋》通过对先秦诸子的修正，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在管理思想的全局性、整体性和深刻性上，都有自己的建树。从阴阳五行的理论架构，到经验主义的具体论证；从养生和贵己的“内圣”，到君臣之道和善治天下的“外王”；从个人和国家、社会和政权之间的关系调适，到自然之道支配下的生理、物理、事理和心理的互相配套，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吕氏春秋》总括先秦诸子，开启秦汉先声，在管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哲学意义上的自然主义，是对人类反省而形成的。反映在国家治理思维上，对自然法理论完整化体系化。自然法学说认为，人类社会的现存法律为人定的（包括制定法和习惯法），而超越于人定法之上的是自然法。所谓自然法，指存在于自然中的理性，具有普遍性和永恒性，表现了自然的和谐和完美。人定法则由于人类的认识局限和私利屏蔽，肯定会有缺陷，因之，人定法必须服从于自然法。具体的法理，就是人定法自身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不可能经由人定法来证明，而必须依赖于自然法来证明，不合于自然法的人定法没有合法性。合于自然法为“善法”，不合于自然法为“恶法”，恶法非法。在中国，老子的道，具有自然法的意义，但是，老子仅仅强调了“道法自然”，再没有细说。《吕氏春秋》则发展了老子的思想，通过十二纪，把人的行为与自然秩序一体化，在自然秩序中验证社会管理的正当性。 [8] 

思想特点

《吕氏春秋》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有组织按计划编写的文集，规模宏大，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十二纪每纪五篇共六十篇，八览每览八篇（《有始览》少一篇）共六十三篇，六论每论六篇共三十六篇，另有《序意》一篇，共一百六十篇。十二纪按照月令编写，文章内容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变化逻辑排列，属于应和天时的人世安排，体现了道家天道自然与社会治理的吻合。

八览以人为中心，基本上属于察览人情之作，围绕人的价值观念、人际关系、个人修养展开。六论以人的行为以及事理为主题，包含了人的行为尺度、处事准则、情境条件以及地利等方面。可见，《吕氏春秋》不是随意编写，它有着严密的计划和预设，按照天、地、人三个层次的互相呼应确定主题，展开论述，体现道法自然之意。正如《序意》所说：“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它试图归纳出治乱存亡的历史经验，形成寿夭吉凶原因的深层认识，解释并验证天地人之间的一切现象，使是与非、可与不可的道理呈现于人。

吕不韦强调遵循自然之道，从自然之道中寻找治理之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按照《序意》所载：“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可见，吕不韦是以黄帝教导颛顼为榜样，上有天，下有地，天地就是规矩，只要按照天地的准则治理国家，就能国泰民安。因此，从《吕氏春秋》开始，论证统治的正当性要以大道为准，治国的价值取向要由法天地自然确定。例如，《吕氏春秋》强调天下之公，做事要无所私偏，就是以自然现象作为推理证据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贵公》）“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长焉。”（《去私》）

在《吕氏春秋》中，老子说的天道就清清楚楚摆在那里。“民无道知天，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当，则诸生有血气之类皆为得其处而安其产。人臣亦无道知主，人臣以赏罚爵禄之所加知主。主之赏罚爵禄之所加者宜，则亲疏远近贤不肖皆尽其力而以为用矣。”（《当赏》）这样，天道与人事就完全吻合，违反天道的人事必将受到惩罚。更重要的是，自然现象存在着种种冲突，和风细雨和暴风骤雨都是自然天道，那么，人事学说的观点差别，诸子各派的互相矛盾，也可以从自然之道得到正当性证明。后人总以为《吕氏春秋》的各种学说互相冲突是一种缺憾，殊不知按照吕不韦对天地规则的理解，正是这种冲突和矛盾才符合天道。

《吕氏春秋》杂采诸家，但又不死守一家，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后人关于《吕氏春秋》的研究评价，褒之贬之，都因于此。褒之者认为它融各家为一家，“大出诸子之右”（高诱语）；贬之者认为它不过是杂货铺，“不足以成一家言”（梁启超语）。说《吕氏春秋》之长者，恨不能把它看作百家争鸣的大总结。如许维遹在对该书做集释时说：“夫《吕览》之为书，网罗精博，体制谨严，析成败升降之数，备天地名物之文，总晚周诸子之精英，荟先秦百家之眇义，虽未必一字千金，要亦九流之喉襟，杂家之管键也。”（《吕氏春秋集释自序》）谈《吕氏春秋》之短者，恨不得把它放进历史垃圾桶，不过是因为其尚具有史料价值才保存下来。如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称：“一哲学必有其中心观念（即哲学家之见）。凡无中心观念之著述，即所谓杂家之书，如《吕氏春秋》、《淮南子》之类，不可为哲学史之原始的史料；但以其记述别家之言，有报告之价值，可以作为辅助史料。”不管是褒是贬，都与《吕氏春秋》汲取百家思想有关。

《吕氏春秋》的基调是儒家。从整体思想来看，这种判断是恰当的。《吕氏春秋》的自然主义倾向，也吸收了道家的思想。《吕氏春秋》的养生不再是庄子学派的那种消极回归自然，而是黄老道家积极实现人文建设目的的。“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所谓养生，就是“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之”（《本生》）。由养生到治国，事出一理。“夫水之性清，土者抇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寿，物者抇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若此，则每动无不败。以此为君，悖；以此为臣，乱；以此为子，狂。三者国有一焉，无幸必亡。”（《本生》）自然之道并非束缚人的行为，而是给人的行为提供分辨轻重缓急主次本末的尺度。水天性是清澈的，但人不断用土抇水，它就无法清澈；人生来是长寿的，但人为了物欲而劳心费神，当然折寿。物本来是养生的，而不是用生命来养物。当今之人，不知天道，被物所惑，往往轻重颠倒。一旦轻重颠倒，为君则行为悖离正道，为臣则迷乱失常，为子则狂妄忤逆。三者只要出现一个，国家就会衰亡。所以，养生并不是像庄子那样化入自然而消极无为，更不是背离天道去追求不可能实现的长生，而是保全天道以防夭折。“圣人之制万物也，以全其天也。”所以，出入车辇实是“招蹷之机”，肥肉厚酒实是“烂肠之食”，靡靡之音实是“伐性之斧”。有人不肯富贵，不是求名，而是重视养生。

著作分篇

《吕氏春秋》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内容驳杂，有儒、墨、法、兵、农、纵横、阴阳家等各家思想，所以《汉书·艺文志》等将其列入杂家。在内容上虽然杂，但在组织上并非没有系统，编著上并非没有理论，内容上也并非没有体系。正如该书《用众》篇所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吕氏春秋》的编著目的显然也是为了集各家之精华，成一家之思想，那就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干，融合各家学说。据吕不韦说，此书对各家思想的去取完全是从客观出发，对各家都抱公正的态度，并一视同仁的。因为“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没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吕氏春秋·序意》）《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是全书的大旨所在，是全书的重要部分，分为《春纪》、《夏纪》、《秋纪》、《冬纪》。每纪都是15篇，共60篇。六十一篇。十二纪者，记十二月令也。本书是在“法天地”的基础上来编辑的，而十二纪是象征“大圜”的天，所以，这一部分便使用十二月令来作为组合材料的线索。

《春纪》主要讨论养生之道，《夏纪》论述教学道理及音乐理论，《秋纪》主要讨论军事问题，《冬纪》主要讨论人的品质问题。八览，有63篇，八十三篇，八览者，{有始}、{孝行}、{慎大}、{先识}、{审分}、{审应}、{离俗}、{恃君}。显然脱去一篇。内容从开天辟地说起，一直说到做人务本之道、治国之道以及如何认识、分辨事物、如何用民、为君等。六论，共36篇，六论者，{开春}、{慎行}、{贵直}、{不苟}、{似顺}、{士容}。杂论各家学说。《吕氏春秋》是战国末年（公元前221年前后）秦国丞相吕不韦组织属下门客们集体编纂的杂家著作，又名《吕览》，在公元前239写成，当时正是秦国统一六国前夜。此书共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万字。书中尊崇儒家，肯定老子顺应客观的思想。同时，融合儒、墨、法、兵众家长处，形成了包括政治、经济、哲学、道德、军事各方面的理论体系。吕不韦的目的在于综合百家之长，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为以后的秦国统治提供长久的治国方略。

书中还提出了“法天地”“传言必察”等思想，和适情节欲、运动达郁的健身之道，有着唯物主义因素。同时，书中还保存了很多的旧说传闻，在理论上和史料上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另外，书中也有一些天人感应的迷信思想，应该加以分辨。司马迁在《史记》里将《吕览》与《周易》《春秋》《离骚》等并列，表示了他对《吕氏春秋》的重视。东汉的高诱还为其作注，认为此书“大出诸子之右”，即超过了诸子的成就。《汉书·艺文志》则将该书列入杂家，所以儒家学者不再重视。

《吕氏春秋》的注释本有清朝人毕沅的《吕氏春秋新校正》，近代以来，陈奇猷的《吕氏春秋校释》和王晓明的《吕氏春秋通诠》可以作为参考。

各家论述

关于儒家

《吕氏春秋》吸收了儒家的仁义学说，赞同儒家的孝悌之道。至于法家主张的严刑厚赏，吕氏认为属于“衰世之政”。在这里，吕氏用儒家学说作为批评法家的依据。既然遵从儒家的德治理论，就要承认仁者爱人的血缘来源。在吕氏眼里，父慈子孝是出于本性，“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于肌骨，性也。”（《节葬》）纵观《吕氏春秋》可以发现，其《孝行览》集中反映了儒家思想，有一部分同《礼记》重合。它强调：“凡为国家，治天下，必务本而后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殖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乎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罢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国事万机，纲要在孝。“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孝行》）仁义礼智，均以孝为基石。但是，在其他篇章中，吕氏对儒家学说能否治国也有疑问。“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于天下，然而无所行。教者术犹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是何也？仁义之术外也。夫以外胜内，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义之术自行矣。”（《有度》）在吕不韦眼里，儒家学说好是好，可惜孔门弟子做不到，自己也做不到，就更谈不上推广了。不能推广的原因是孔门的仁义之术来自外生变量，只有通达性命之情，把仁义变为内生变量，德治才可实施。而通达性命之情，则要遵循道家的清静无为。由此，吕氏提出了一个对管理者来说十分重要的辩证逻辑：“事多似倒而顺，多似顺而倒。有知顺之为倒、倒之为顺者，则可与言化矣。至长反短，至短反长，天之道也。”（《似顺》），所以，实现儒家的德治，靠的是来自道家的自然；而道家的无为，恰恰要儒家的有为而成。这一辩证逻辑，正是吕氏参透诸子思想，发扬体行黄老思想的产物。

关于墨家

相对道、儒二家，《吕氏春秋》对墨家思想吸收较少。墨家的尊天、明鬼、非攻、非乐等主张，它基本摒弃或予以驳斥。但对尚贤、兼爱之说，还是有所吸收的。《爱类》篇说：“贤人之不远海内之路而时往来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为务故也。”“仁人之于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精通》篇强调：圣人“以爱利民为心”。《圜道》篇赞赏尧、舜“以贤者为后，不肯与其子孙”，也与墨子“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尚贤主张相一致。《吕氏春秋》中有一篇《节葬》，吸收并改造了墨子“薄葬短丧”的思想，主张：人死虽不为鬼，亦无知觉，但出于活着的亲人在感情上的需要，送死仍要有一定的仪节，然而“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有不亡之国，是无不扬之墓也”，故此厚葬是无益的。那么社会上何以盛行厚葬之风呢?《节葬篇》说：“今世俗：大乱之主，愈侈其葬，则……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此非慈亲孝子之心也。”这一见解比起墨子的节葬观，更显得理智和深刻。另外，《吕氏春秋》提出唯物主义的真理观、名实观，注重类比推理的正确运用，批驳诡辩的名辩思想，显然也是吸收、继承了《墨经》中的优秀思想。

关于道家

《吕氏春秋》大量吸收道家虚静无为之说，并把它运用于为君之道的政治理念中，以儒家学术贯穿全书。它说：“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事，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不备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从来也。”“天子不处全，不处极，不处盈。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吕氏春秋》认同先秦儒家“无为而无不为”的主张，它说：“大圣无事而干官尽能。”“善为君者，劳于论人而佚于治事。”《吕氏春秋》认为这种表面的“无为”，才能达到“事省而国治”的目的。相反，“人主好暴示能，好唱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其结果必然是君臣职能倒置，造成混乱和危殆。应该说，《吕氏春秋》中的这些见解，来自于老庄而又发展了老庄。

关于法家

《吕氏春秋》肯定法家的重要性和变法的必要性，明确指出：“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后，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事易时移，变法宜矣。”这些观点显然与商、韩的思想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吕氏春秋》对于法家“惨礉少恩”的一面，对于《韩非子》中的种种阴谋权术，是拒斥不取的。

关于农家

该书《士容论》中《上农》、《任地》、《辩土》、《审时》四篇，显然是农家之言。《上农》篇重视农业生产，其理由是：“古先圣之所以导其民也，先务于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这就是说，倡导重农，不仅为了生产，还有“贵其志”的目的。它接着说：“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境安，主位尊。”当然，《吕氏春秋》重农并不排商，它主张先农后商，与商鞅“困末作而利本事”的唯农抑商政策，是有区别的。

关于兵家

对于用兵作战，吕氏继承发展了老子”夫慈，以战则胜，以守则固。天将救之，以慈卫之。“这一份文化遗产，尤其是它总结出的“义务必胜”的思想，是比一般先秦兵家更卓越的观点。明确反对墨家的偃兵观。他强调，人类的争斗是自古以来存在的，所以军事不可少。“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家无笞杖，竖子就会为非作歹；国无刑罚，百姓就会侵凌掠夺；天下无兵，诸侯就会攻战不已。所以，用兵如用药，“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荡兵》）如果仅仅强调非攻而不是赏有义而伐不义，就会助长无道。需要注意的是，吕氏在反对偃兵的同时，他所说的义兵，也从侧面批评了不讲道义只讲强国的霸道思想。

综上所述，历史上号称“杂家”的《吕氏春秋》并不是混杂不分，毫无原则的。《吕氏春秋》有自己的特点。它的特点是：贯通各家学说，用平等的眼光对待各家学术，但不取鬼神、迷信的思想，而是吸取各家比较进步的思想。如对于儒家，主要吸取其民本思想、修齐治平思想；对于墨家，主要吸收其薄葬的思想；对于法家，主要吸收其法治思想。《吕氏春秋》虽采取各家学说，但所采取的观点之间，并不牴牾。因此，《吕氏春秋》可谓“杂而不杂”，具有博综众家的融合倾向。古代的遗文佚事也靠它得以保存。春秋战国诸子如杨朱、宋钘、尹文、惠施、公孙龙等人的著作早已失传，但在《吕氏春秋》中却能找到有关他们的资料，而且因为它成书在战国末期，和这些思想家相隔的时间较近，所以史料价值较高。

思想要点

《吕氏春秋》是战国末期秦相国吕不韦组织门客编写的杂家著作，又称《吕览》。全书贯彻了吕不韦的思想文化观念及政治主张。战国末期政治上统一的趋势加强，各家思想也迅速走向融合，在此背景下产生的《吕氏春秋》，注重博采众家学说。以今人眼光衡量，《吕氏春秋》一书的写作目的，是为了综合各家学说之长，指导秦国统治阶级兼并六国，建立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并实现长治久安。它对各家学说实际上是有所吸收，有所扬弃，主要是吸收其中比较合理，进步和有利于实现上述目的的内容。因而它是“杂而不杂”，宗旨明确。

《吕氏春秋》明确声明它是“集腋成裘”。不管哪家哪派，只要是好的思想都要综合进来。体现了黄老的优点与包容性。《用众》篇说：“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故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夫以众者，此君人之大宝也。”《吕氏春秋》对先秦各家各派着重审视其优长，偏重于汲取其精粹，力图超出门户之见，它说：“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兼，关尹贵清，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责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此十入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由于《吕氏春秋》有这种兼容并包的眼光，故能取精用宏，融汇百家，以道贯之。

《吕氏春秋》继承发扬齐万物思想认为“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不二》）思想统一后，才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一穴。”统一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批判吸收的过程。所以，《吕氏春秋》对各家思想都进行了改造、发展与摒弃。例如，儒家主张维护君权，这种思想被《吕氏春秋》吸收了，但是它是以独特的面目出现的。它主张拥护新“天子”，即建立封建集权国家。它说：“今周室既灾，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谨听》）：“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执一》）孔子主张维护周王朝的一统天下，但并没有强调专制问题，《吕氏春秋》却有了“执一”、“抟”这样的观念。“执一”和“抟”就是中央集权。这是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发展。又如对墨家思想，《吕氏春秋》对墨子提倡的“节葬”观念是赞同的，所以，它对当时厚葬的风气进行了批评：“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备。（《节丧》）但是，墨子是主张“非攻”的，即反对战争的。《吕氏春秋》便对此进行了批驳：“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不义也。攻无道而伐之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是务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振乱》）《吕氏春秋》主张兴“义兵”，“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著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怀宠》）《吕氏春秋》认为，一味地反对战争是没有意义，并且是不对的，正义的战争，即“攻无道而伐不义”的战争，不仅可以除暴安良，而且还可以得到人民的衷心拥护。这实际是为秦国进行统一中国的战争辩护。

在物质的起源问题上，《吕氏春秋》把宋尹学派的“精气”说拿过来加以发展。宋尹学派认为：“凡物之精，此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而《吕氏春秋》说：“万物所处，造于太一，化于阴阳。”（《大乐》）这就是说，“太一”是万物的本源，世界万物都是从“太一”那里派生出来的，并由阴阳二气变化而成的。“太一”是什么呢？它说：“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道也者，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道”就是“太一”，“太一”就是“精气”。由这里的论述可以明显地看到老子的影响。《吕氏春秋》认为，由“精气”（道）派生出来的万物是在不停地运动着的，“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下贤》）上至天上的日月星辰，下至地上的草木泉水，都在不停地运动。“天为高矣，而日月星辰云气雨露未尝休也。地为大矣，而水泉草毛羽裸鳞未尝息也。”（《观表》）但值得注意的是，《吕氏春秋》把物质的运动看作是一个循环反复的过程。“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圜道》）

在社会历史观上，《吕氏春秋》继承了黄老的进步历史观，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的：“今之于古也，犹古之于后世也。今之于后世，亦犹今之于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后，古今前后一也。”（《长见》）这就是说，历史的发展是一环扣一环的，今之视者，亦犹后之视今，无古不成今。了解过去，有助于了解今天。但是，了解过去并不意味着拘泥不变，恰恰相反，当时代变化了，相应的法规、政策等也应该变化，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它还用两个寓言故事来说明这一道理：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入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以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救剑若此，不亦惑乎！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余人，军惊而坏都舍。这两则寓言都见于《察今》。前一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刻舟求剑”。这两则寓言故事都是讽刺那种泥古不知变的人，这也是生动地表现了《吕氏春秋》的历史观。

《吕氏春秋》继承了老庄的无为思想，主张巩固政权在于清静无为，“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虚静以待”。（《知度》），只有这种“无为”、“虚静”，才能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自由境界。《吕氏春秋》还表现了一定的音乐美学思想。它将音乐的产生与宇宙万物联系起来，提出“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乐》），又从“心”“物”感应关系，论述了音乐产生的心理过程。提出了“适”的概念，强调要音“适”和心“适”，才能获得美的感受。

艺术特征

《吕氏春秋》是一部产生于战国晚期的理论著作，出于众人之手，风格不完 全统一。但是其中有些文章精练短小，文风平实畅达，用事说理颇为生动，仍然 可以称得上是优秀的文学散文。如《重己》篇讲自己的生命如何重要，先从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人不爱昆山之玉而爱己之玉之说起，层层深入，语言朴素恳切。《贵公》篇讲“圣人之治天下也，必先公”的道理，先提出论点，再以荆人遗弓、桓公问管仲等具体事例说明，叙述生动明快。其他如《贵生》、《用众》、《顺民》、《正名》、《察传》、《似顺》等篇也各有特色。《大乐》篇讲音乐的产生、本质和功用等，语言简洁流畅，有《老子》的文风，其中有些段落本身就是声中音律的押韵散文。

《吕氏春秋》在文学上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创作了丰富多彩的寓言。据初步 统计，全书中的寓言故事共有二百多则。这些寓言大都是化用中国古代的神话、 传说、故事而来，还有些是作者自己的创造，在中国寓言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吕氏春秋》在寓言的创作和运用上很有自己的特色，往往先提出论点，然 后引述一至几个寓言来进行论证。如《当务》篇先提出“辨”、“信”、“勇”、 “法”四者不当的危害，然后就连用“盗亦有道”、“楚有直躬者”、“齐人之勇”和“太史据法”四个寓言来说明道理。《察今》篇为了说明“因时变法”的 主张，后面也连用“荆人涉雍”、“刻舟求剑”和“引婴儿投江”三个寓言。如 《刻舟求剑》：“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 亦惑乎？”该书的寓言生动简练，中心突出，结尾处往往点明寓意，一语破的。

主编

吕不韦（？—公元前235年），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人。 战国末年商人、政治家、思想家，秦国丞相，姜子牙的二十三世孙。

早年经商于阳翟（今河南省禹州市），将秦国质子异人带回秦国，扶植其成为秦庄襄王后，被拜为相国，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带兵攻取周国、赵国、卫国土地，分别设立三川郡、太原郡、东郡，对秦王嬴政兼并六国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庄襄王去世后，迎立太子嬴政即位，拜为相邦，尊称“仲父”，权倾天下。受到嫪毐集团叛乱牵连，罢相归国，全家流放蜀郡，途中饮鸩自尽。

主持编纂《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包含八览、六论、十二纪，汇合了先秦诸子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史称“杂家”。

参考资料

1  吕不韦《序意》篇云：“维秦八年，岁在裙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高诱注曰：“八年，秦始皇即位之八年也。”清孙星衍《问字堂集·太阴考》中认为成书于秦王嬴政六年，“考庄襄王灭国后二年癸丑岁至始皇六年，共八年，适得庚申岁，申为‘涒滩’，吕不韦指谓是年。高诱注误以秦始皇即位八年，则当云‘大渊献’也。”

2  《从《吕氏春秋》看秦道家思想特点》．新法家[引用日期2015-09-15]

3  《吕氏春秋》中的道家思想研究．知网[引用日期2015-09-15]

4  高诱《吕氏春秋注》“此书所尚，以道德为标的，以无为为纲纪”

5  论《吕氏春秋》——兼论杂家的出现．百度学术．1981[引用日期2016-10-29]

6  牟钟鉴．《〈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研究》．济南市：齐鲁书社，1978-09

7  《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秦王年少……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8  《吕氏春秋》管理思想综览．中国社会科学网[引用日期2014-12-18]

9  吕氏春秋 孟春纪第一．奇热古籍在线[引用日期2021-10-20]

谢选骏指出：《吕氏春秋》悬诸城门的动作颇有公议的意味——这只要看看它的来历就可以领略一二了——

人说：“在战国时期，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并在这方面要争个高低上下。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所以他也招来了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多达三千人。与四公子不同的是，吕不韦招揽门客，并不甚看重勇夫猛士，却十分注重文才。原来，吕不韦有他自己的见解。他素来善于谋略，瞧不起那些头脑简单的勇夫。再说秦国猛将如云，军力强大，没有必要再蓄养征杀之士，还有一个原因，其时许多善辩之士纷纷著书立说，广为流传，不但天下闻名，还可传之后世，永垂青史，这一点尤其令吕不韦眼热。吕不韦本是商人出身，没有条件去著书立说，但他可以借助这些擅长舞文弄墨的门人，来实现自己的抱负和愿望。那时各诸侯国有许多才辩之士，像荀卿那班人，著书立说，流行天下。”

我看：如果嬴政不是因为个人恩怨急火攻心，而是平心静气地遵循《吕氏春秋》所体现的公议路线前进，“秦灭七国”的历史惨剧或可避免，中国或可形成不同于“皇帝制度”的“公议制度”。实际上，即使在后来形成的皇帝制度之下，中国社会的公议传统依然强劲有力、不绝如缕。现在蓦然回首，当见《吕氏春秋》悬诸城门的动作，颇有公议社会的意味——那同样在战国四公子的身上体现了出来。这也不是四公子的好德所致，而是基于“初士横议”的社会现实——

《孟子·滕文公下》：“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 处士：古称有才德而隐居不仕的人，这里指没有做官的读书人；横议：放肆地进行议论。没有做官的读书人纵论时政。我认为这是公议社会的体现——即使在皇帝的淫威之下，从秦朝的焚书坑儒到汉朝的党锢之祸，从明朝的东林党人到清朝的公车上书，这个公议传统实际上没有消失。但是被许多人遗忘了，例如鼠目寸光的人说，“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朱自清《论气节》）朱自清这个大学教授，竟然连“处士横议”的出处都不知道，当然就更不可能懂得“《吕氏春秋》出自公议社会”这一重要事实了。只有这样的猪头教授，才会受到文盲毛泽东的追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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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氏春秋

又名：吕览

作者：吕不韦　战国　秦

前241年

旧本题〔秦〕吕不韦撰，考《史记·文信侯列传》，实其宾客之所集也。太史公《自序》又称“不韦迁蜀，世传《吕览》”，考《序意篇》，称“维秦八年，岁在涒滩”，是时不韦未迁蜀，故自高诱以下，皆不用后说，盖史驳文耳。《汉书·艺文志》载《吕氏春秋》二十六篇，今本凡十二纪，八览，六论。纪所统子目六十一，览所统子目六十三，论所统子目三十六，实一百六十篇，《汉志》盖举其纲也。其十二纪，即《礼记》之《月令》，顾以十二月割为十二篇，每篇之后，各间他文四篇。惟夏令多言乐，秋令多言兵，似乎有义，其馀则绝不可晓，先儒无说，莫之详矣。又每纪皆附四篇，而《季冬纪》独五篇，末一篇标识年月，题曰《序意》，为十二纪之总论，殆所谓纪者犹内篇，而览与论者为外篇、杂篇欤？唐刘知几作《史通》内、外篇，而《自序》一篇亦在《内篇》之末，《外篇》之前，盖其例也。不韦固小人，而是书较诸子之言，独为醇正，大抵以儒为主，而参以道家、墨家，故多引六籍之文与孔子、曾子之言。其他如论音则引《乐记》，论铸剑则引《考工记》，虽不著篇名，而其文可案。所引庄、列之言，皆不取其放诞恣肆者；墨翟之言，不取其非儒、明鬼者；而纵横之术、刑名之说，一无及焉。其持论颇为不苟，论者鄙其为人，因不甚重其书，非公论也。自汉以来，注者惟高诱一家，训诂简质，于引证颠舛之处，如《制乐篇》称成汤之时谷生于庭，则据书序以驳之；称南子为釐夫人，则据《论语》、《左传》以驳之；称西门豹在魏襄王时，则据《魏世家》、《孟子》以驳之；称晋襄公伐陆浑，称楚成王慢晋文公，则皆据《左传》以驳之；称颜阖对鲁庄公，则据《鲁世家》以驳之；称卫逐献公立公子黚，则据《左传》、《卫世家》以驳之；皆不蹈注家附会之失。然如称魏文侯虏齐侯，献之天子，传无其事，不知诱何以不纠。其谓梅伯说鬼侯之女好，妲己以为不好，因而见醢；谓白乙丙、孟明皆蹇叔子；谓甯戚扣角所歌乃《硕鼠》之诗；谓公孙龙为魏人，并不著所出，亦不知其何所据。又共伯得乎共首及张毅、单豹事，均出《庄子》，乃于共伯事则曰不知其出何书，于张毅、单豹事则引班固《幽通赋》，竟未见《漆园》之书，亦为可异。若其注五世之庙曰逸书，则梅赜伪本尚未出。引《诗》“庶姜孽孽”作䡾䡾，“鼍鼓逢逢”作𩐨𩐨，则经师异本。均不足为失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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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纪部十二

孟春纪第一

孟春

本生

重己

贵公

去私

仲春纪第二

仲春

贵生

情欲

当染

功名

季春纪第三

季春

尽数

先己

论人

圜道

孟夏纪第亖

孟夏

劝学

尊师

诬徒

用众

仲夏纪第五

仲夏

大乐

侈乐

适音

古乐

季夏纪第六

季夏

音律

音初

制乐

明理

孟秋纪第七

孟秋

荡兵

振乱

禁塞

怀宠

仲秋纪第八

仲秋

论威

简选

决胜

爱士

季秋纪第九

季秋

顺民

知士

审己

精通

孟冬纪第十

孟冬

节丧

安死

异宝

异用

仲冬纪第十一

仲冬

至忠

忠廉

当务

长见

季冬纪第十二

季冬

士节

介立

诚廉

不侵

序意

览部八

有始览第十三

有始

应同

去尤

听言

谨听

务本

谕大

孝行览第十亖

孝行

本味

首时

义赏

长攻

愼人

遇合

必己

愼大览第十五

愼大

权勋

下贤

报更

顺说

不广

贵因

察今

先识览第十六

先识

观世

知接

悔过

乐成

察微

去宥

正名

审分览第十七

审分

君守

任数

勿躬

知度

愼势

不二

执一

审应览第十八

审应

重言

精谕

离谓

淫辞

不屈

应言

具备

离俗览第十九

离俗

髙义

上德

用民

适威

为欲

贵信

举难

恃君览第廿

恃君

长利

知分

召类

达郁

行论

骄恣

观表

论部六

开春论第廿一

开春

察贤

期贤

审为

爱类

贵卒

愼行论第廿二

愼行

无义

疑似

壹行

求人

察传

贵直论第廿三

贵直

直谏

知化

过理

壅塞

原乱

不苟论第廿亖

不苟

赞能

自知

当赏

博志

贵当

似顺论第廿五

似顺

别类

有度

分职

处方

愼小

士容论第廿六

士容

务大

上农

任地

辩圡

审时

全览

（另起一页）

【【十二纪】】

（另起一页）

【【孟春纪第一孟春】】

【原文】

一曰：孟春之月，日在营室，昏参中，旦尾中[2]。其日甲乙，其帝太皞[3]，其神句芒[4]，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太蔟[5]，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6]，其祀户，祭先脾。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雁北。天子居青阳左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旂[7]，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是月也，以立春。先立春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春，盛德在木。”天子乃斋。立春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於东郊；还，乃赏公卿、诸侯、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庆施惠，下及兆民。庆赐遂行，无有不当。乃命太史，守典奉法，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离不忒，无失经纪。以初为常。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乃择元辰，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于保介之御间，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帝籍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大夫九推。反，执爵于太寝，三公、九卿、诸侯、大夫皆御，命曰“劳酒。”是月也，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草木繁动。王布农事，命田舍东郊，皆修封疆，审端径术。善相丘陵阪险原隰，土地所宜，五谷所殖，以教道民，以躬亲之。田事既饬，先定准直，农乃不惑。是月也，命乐正入学习舞。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无用牝，禁止伐木；无覆巢，无杀孩虫、胎夭、飞鸟，无麛无卵；无聚大众，无置城郭，掩骼霾髊。是月也，不可以称兵，称兵必有天殃。兵戎不起，不可以从我始。无变天之道，无绝地之理，无乱人之纪。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早槁，国乃有恐；行秋令，则民大疫，疾风暴雨数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霜雪大挚，首种不入——

[1]本纪几篇，说的是人应为生而行事。

[2]营、参、尾都是二十八星宿（xiù）名

[3]太暤（hào）：伏羲氏，又称木德之帝

[4]句芒（gōumáng）：太暤氏的儿子，名重，死后为木官之神。

[5]太蔟（còu）：即阳律。古人把乐律于历法相联系，一年十二个月于十二律相配。

[6]臭（xiù）：气味。膻：木香。

[7]蛰：动物冬眠。獭：一种野兽。辂（lù）：古代大车。旂（qí）：古旗名。

【译文】

孟春正月，太阳的位置在营室宿。初昏时刻，参宿出现在南方中天。拂晓时刻，尾宿出现在南方中天。孟春在天干中属甲乙，它的主宰之帝是太皞，佐帝之神是句芒，它的应时的动物是龙鱼之类的鳞族，声音是中和的角音，音律与太簇相应。这月的数字是八，味道是酸味，气味是膻气，要举行的祭祀是户祭，祭祀时，祭品以脾脏为尊。春风吹融了冰雪，蛰伏的动物开始苏醒活动。鱼儿从深水向上游到冰层下，水獭捕到鱼，把它摆在岸边。候鸟火雁从南往北飞行。天子居住在东向明堂的左侧室，乘坐饰有用青凤命名的响铃的车子，车前驾着青色的马，车上插着绘有龙纹的青色的旗帜，天子穿着青色的衣服，佩戴着青色的饰玉，吃的食物是麦子和羊，使用的器物纹理空疏而通达。

这个月有立春的节气。在立春前三天，太史向天子禀告说：“某日立春，大德在子木。”天子于是斋戒，准备迎春。立春那天，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东挪去迎接春的降临。迎春礼毕归来，就在朝中赏赐卿，诸侯、大夫，并命令相国宣布教化，发布禁令，实行褒奖，瞻济不足，一直施及所有百姓。褒奖赏赐之事，要通达施行，不要有不当之处。于是命令太史遵奉六典八法，主管推算丑月星辰运行的工作。太阳所在的位置、月亮所经过的地方，从及日月星辰运行的度数和轨迹，要计算得没有一点差错和失误，制定历法仍以冬至点在牵牛初度为准则。

这个月，天子在吉日向上帝祈求五谷丰登，并选择好的时辰，亲自用车装载着耒耜，放在参乘——车右和御者中问，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帝籍田亲自耕作。推耒耜人土，天子推三下，三公推五下，卿、诸侯、大夫推九下。礼毕返回，天子在祖庙举行宴饮，慰劳群臣，三公、九卿、谱侯。大夫都去侍酒。这次宴饮命名叫“劳酒”。

这个月，上天之气下降，地中之气上升，天地之气混同一体，草木普遍萌发。国君宣布农功之事，命令农官住在东郊，监督农民整治耕地的疆界，审视并端正田间的小路；很好地考察丘陵、山地、平原，洼地等各种地形，什么土地适宜种什么备物，什么谷物应在什么地方种植，要用达些教诲引导农民，而且务必亲自去做。农功之事布置完毕，先确定田地的界限。路径的宽窄，农民才没有疑惑。

这个月，命令乐官进入太学教国子练习舞蹈。同时修订祭祀的典则，命令祭祀山林河流不用母牲做祭品。禁止砍伐树术，不许捣翻鸟巢，不许杀害幼小的禽兽，不许捕捉小兽和掏取鸟卵，不得聚集民众，不得建立城郭，要掩埋枯骨尸骸。

这个月，不可以举兵征伐，举兵必定遭判天灾。在不能兴兵征伐的时节。兵戎之事不可以从我开始。发布政令不要违背自然的规律，不要无视土地的条件，不要扰乱礼义的纲纪。

孟春正月如果发布应在夏天发布的政令，那么，风雨就不能正常来去，草木就会过早地千枯，人民就会感到惶恐。如果发布布在秋天发布的政夸，那么，百姓就会遭受痘痘，狂风暴雨就会多次袭来，野草就会蓬生。如果发布应在冬天发布的政令，那么，大水就会毁害生物，霜雪就会严重地伤害庄稼，麦子就不能生成收获。

【孟春纪第一本生】

【原文】：

二曰：始生之者，天也；养成之者，人也。能养天之所生而勿撄[2]之谓天子。天子之动也，以全天为故者也。此官之所自立也。立官者，以全生也。今世之惑主，多官而反以害生，则失所为立之矣。譬之若修兵者，以备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则亦失所为修之矣。夫水之性清，土者抇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寿，物者抇之，故不得寿。物也者，所以养性也，非所以性养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养物，则不知轻重也。不知轻重，则重者为轻，轻者为重矣。若此，则每动无不败。以此为君，悖；以此为臣，乱；以此为子，狂。三者国有一焉，无幸必亡。今有声於此，耳听之必慊[3]已，听之则使人聋，必弗听。有色於此，目视之必慊已，视之则使人盲，必弗视。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则使人瘖[4]，必弗食。是故圣人之於声色滋味也，利於性则取之，害於性则舍之，此全性之道也。世之贵富者，其於声色滋味也，多惑者。日夜求，幸而得之则遁焉。遁焉，性恶得不伤[5]？万人操弓，共射其一招[6]，招无不中。万物章章[7]，以害一生，生无不伤；以便一生，生无不长。故圣人之制万物也，以全其天也。天全，则神和矣，目明矣，耳聪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节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不谋而当，不虑而得；精通乎天地，神覆乎宇宙；其於物无不受也，无不裹也，若天地然；上为天子而不骄，下为匹夫而不惛[8]。此之谓全德之人。贵富而不知道，适足以为患，不如贫贱。贫贱之致物也难，虽欲过之，奚由？出则以车，入则以辇，务以自佚，命之曰“招蹶之机”。肥肉厚酒，务以自强，命之曰“烂肠之食”。靡曼皓齿，郑卫之音，务以自乐，命之曰“伐性之斧”。三患者，贵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贵富者矣，由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为其实也。则此论之不可不察也——

[1]本生：阴阳家的学说，说的是养生的方法。

[2]撄（yīng）：触犯。

[3]慊（qiè）：满足、快意。

[4]瘖（yīn）：哑。

[5]遁：通“循”，顺着。恶（wù）：怎么。

[6]招：即箭靶。

[7]章章：繁重茂盛。

[8]惛：郁闷。

【译文】：

最初创造出生命的是天，养育生命并使它成长的是人。能够保养上天创造的生命而不摧残它，这样的人称作天子。天子一举一动都是把保全生命作为要务的。这是职官设立的来由。设立职官，正是用以保全生命啊。如今世上糊涂的君主，大量设立官职却反而因此妨害生命，这就失去了设立职官的本米意义了。譬如训练军队，是用以防备敌寇的。可是如今训练军队却反而用以攻杀自己，那就失去了训练军队的本来意义了。

水本来是清澈的，泥土使它浑浊，所以水无结保持清澈。人本来是可以长寿的，外物使他迷乱，所以人无法达到长寿。外物本来是供养生命的，不该损耗生命去追求它。可是如今世上糊涂韵人多损耗生命去追求外物，这样做是不知轻重。不知轻重，就会把重的当作轻的，把轻的当作重的了。象这样，无论做什么，没有不失败的。持这种态度做君主，就会惑乱胡涂，做臣子，就会败乱纲纪，做儿子，就会狂放无札。这三种情况，国家只要有其中一种，就无可幸免，必定灭亡。

假如有达样一种声音，耳朵听到它旨定感到惬意，但听了就会使耳聋，人们一定不会去听。假如有选样一种颜色，眼睛看到它肯定感到惬意，但看了就会使人眼瞎，人们一定不会看。假如有这样一种食物，嘴巴吃到它肯定感到惬意，但吃了就会使人声哑，人们一定不会击吃。因比，圣人对于声音、颜色、滋味的态度是，有利于生命的就取用，有害干生命的就舍弃，这是保全生命的方法。世上富贵的人对于声色滋味的态度大多是胡涂的。他们日日夜夜地追求达些东西，幸运地得到了，就放纵自己不能自禁。放纵自己不能自禁。生命怎么能不受伤害。

一万人拿着弓箭，共同射向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役有不被射中的。万物繁盛茂美，如果用以伤害一个生命，那么这个生命没有不被伤害的；如果用以养育一个生命，那么这个生命没有不长寿的。所以圣人制约万物，是用以保全自己生命的。生命全然无损，精神就和谐了，眼睛就明亮了，耳朵就灵敏了，嗅觉就敏锐了，口齿就伶俐了，全身的筋骨就通畅舒展了。象这样的人，不用说话就有信义，不用谋划就会得当，不用思考就有所得。他们的精神通达天地，覆盖宇宙。对于外物，他们无布承受，无不包容，就象天地一样。他们上做天子而不骄傲，下做百姓而不忧闷。象这样的人，称得上是德行完全的人。

富贵而不懂得养生之道，正足以成为祸患，与其这样，还不如贫贱。贫贱的人获得东西根难，即使想要过度地沉两于物质享受之中，又从哪儿去弄到呢？出门乘车，进门坐辇，务求安逸舒适，这种车辇应叫敢“招致脚病的器械”。吃肥肉，喝醇酒，极力勉强自己吃喝，这种酒肉应该叫做“腐烂肠于的食物”。迷恋女色，陶醉于淫靡之音，极尽辜乐，这种美色、音乐应该叫做“砍伐生命的利斧”。这三种祸患都是富贵所招致的。所以古代就有不肯富贵的人了，这是由于重视生命的缘故，并不是用轻视富贵钓取虚名来夸耀自己，而是为保垒生命。既然这样，那么以上这些道理是不可不明察的。

【孟春纪第一重己】

【原文】：

三曰：倕[2]，至巧也。人不爱倕之指，而爱己之指，有之利故也。人不爱昆山之玉、江汉之珠，而爱己之一苍璧小玑[3]，有之利故也。今吾生之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论其贵贱，爵为天子，不足以比焉；论其轻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论其安危，一曙失之，终身不复得。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达乎性命之情也。不达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是师者[4]之爱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是聋者之养婴儿也，方雷而窥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别也。未始有别者，其所谓是未尝是，其所谓非未尝非。是其所谓非，非其所谓是，此之谓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祸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国，必残必亡。夫死殃残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寿长至常亦然。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则其至不可禁矣。此论不可不熟。使乌获疾引牛尾，尾绝力勯，而牛不可行，逆也。使五尺竖子引棬竖，而牛恣所以之，顺也。世之人主贵人，无贤不肖，莫不欲长生久视，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室大则多阴，台高则多阳；多阴则蹶，多阳则痿。此阴阳不适之患也。是故先王不处大室，不为高台，味不众珍，衣不燀热。燀热则理塞，理塞则气不达；味众珍则胃充，胃充则中大鞔，中大鞔而气不达。以此长生可得乎？昔先圣王之为苑囿园池也，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其为宫室台榭也，足以辟燥湿而已矣；其为舆马衣裘也，足以逸身暖骸而已矣；其为饮食酏醴也，足以适味充虚而已矣；其为声色音乐也，足以安性自娱而已矣。五者，圣王之所以养性也，非好俭而恶费也，节乎性也。——

[1]重己：营养家的学说，重视自己的生命。

[2]倕：尧时著名的巧匠。

[3]玑（jī）：不圆的珠子。

[4]师：瞽（gǔ）师，盲人。

【译文】：

倕是最巧的人，但是人们不爱惜他的手指，却爱惜自己的手指，这是由于它属于自己所有而有利于自己的缘故。人们不爱惜昆山的美玉，江汉的明珠，却爱惜自己的一堤含石的次等玉石，一颗不圆的小珠，这是由于它属干自己所有而有利于自己的缘故。如今我的生命属于我所有，而给我带来的利益也是极大的。以它的贵贱而论，即使贵为夫子，也不足以同它相比，以它的轻重而论，即使富有天下，也不能同它交换；以它的安危而论，一旦失掉它，终身不可再得到。正是由于这三个方面的原因，有道之人对生命特别小心谨慎。

人虽然对生命小心翼翼，然而实际上却在损害它，这是由干不通晓生命的天性的缘故。不通晓生命的天性，即使对生命小心翼翼，又有什么益处？这正如盲人爱儿子，竟免不了把他枕卧在谷糠里，聋子养育婴儿，正当响雷的时候却抱着他在堂上向外张望。这种情况同不知小心谨慎的人相比，其实际效果又有什么不同？

对生命不知小心爱惜的人，他们对死生，存亡、可与不可从来没有分辨清过。那些分辨不清死生、存亡、可与不可的人，他们认为正确的从来不是正确的，他们认为错误的从来不是错误的。他们把错误的东西当作是正确的，把正确的东西当作是错误的，这种情况叫作“大惑”。象这种人，正是天降祸的对象。持这种态度修身，必定死亡，必定遭祸’持这种态度治理国家，国家必定残破，必定灭亡。死亡、灾祸、残破、灭亡，这些东西都不是自己找上来的，而是惑乱所招致的。长寿的得来也常是这样。所以，有道之人不去考察招致的结果，而考察招致它们的原囡，那么，结果的实现就是不可制止的了。这个道理不可不深知。

假使叫古代的大力士乌获用力拽牛尾，即使把力气用尽，把牛尾拽断，也不能让牛跟着走，这是违背牛的习性的缘故。如果叫一个小孩牵着牛鼻环，牛就会顺从地听任所往，这是由于顺应牛的习性的缘故。世上的人君，贵人，不论好坏，没有不想长寿的。但是他们每日都在违背他们生命的天性，即使想要长寿，又有什么益处？大凡生命长久都是顺直它的天性的缘故．使生命不顺的是欲望，所以圣人一定首先节制欲望，使之适度。

房屋过大，阴气就多；台过高，阳气就盛。阴气多就会生整疾。阳气盛就会得痿病。这是阴阳不适度带来的祸患。因此，古代帝王不住大房，不筑高台，饮食不求丰盛珍异，衣服不求过厚过暖。衣服过厚过暖脉理就会闭结，脉理闭结气就会不通畅。饮食丰盛珍异胃就会过满，胃过满胸腹就会闷胀，胸腹闷胀气就会不通畅。以此求长生，能办到吗？从前，先代圣壬建造苑囿园池规模只要足以游目眺望、话动身体就行了。他们修筑官室台榭，大小高低只要足以避开干燥和潮湿就行了，他们制做车马衣裘。只要足以安身暖俸就行了，他们置备饮食酏醴，只要足以合口味，饱饥肠就行了；他们创作音乐歌舞，只要是“使自己性情安乐就行了。这五个方面是圣王用来养生的。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并不是喜好节俭，厌恶糜费，而是为了调节性情使它适度啊。

【孟春纪第一贵公】

【原文】：

四曰：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於公。尝试观於上志，有得天下者众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鸿范》[2]曰：“无偏无党，王道荡荡[3]。无偏无颇，遵王之义。无或作好，遵王之道。无或作恶，遵王之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4]一人。伯禽[5]将行，请所以治鲁。周公曰：“利而勿利也。”荆人有遗弓者，而不肯索，曰：“荆人遗之，荆[6]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闻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闻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则至公矣。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万物皆被其泽，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此三皇五帝之德也。管仲有病，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病矣。渍甚，国人弗讳，寡人将谁属国？”管仲对曰：“昔者臣尽力竭智，犹未足以知之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桓公曰：“此大事也，愿仲父之教寡人也。”管仲敬诺，曰：“公谁欲相？”公曰：“鲍叔牙可乎？”管仲对曰：“不可。夷吾善鲍叔牙。鲍叔牙之为人也，清廉洁直；视不己若者，不比於人；一闻人之过，终身不忘。勿已，则隰朋其可乎？隰朋之为人也，上志而下求，丑不若黄帝，而哀不己若者。其於国也，有不闻也；其於物也，有不知也；其於人也，有不见也。勿已乎，则隰朋可也。”夫相，大官也。处大官者，不欲小察，不欲小智，故曰：大匠不斫，大庖不豆，大勇不斗，大兵不寇。桓公行公去私恶，用管子而为五伯长；行私阿所爱，用竖刀而虫出於户。人之少也愚，其长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日醉而饰服，私利而立公，贪戾而求王，舜弗能为——

[1]贵公：即贵在公正。

[2]《鸿范》：《尚书》中的一篇。

[3]荡荡：平坦的样子。

[4]阿：偏私。

[5]伯禽：周公的儿子。

[6]荆：楚国的别称。

【译文】：

从前，先代圣主治理天下，一定把公正无私放在首位。做到公正无私，天下就安定了。天下获得安定是由于公正无私。试考察一下古代的记载，曾经取得天下的人是相当多的了。如果说他们取得天下是由于公正无私，那么他们丧失天下必定是由于偏颇有私。大凡立君的本意，都是出于公正无私。所以《鸿范》中说；“不要偏私，不要结党，王道多么乎坦宽广。不要偏私，不要倾侧，遵循先王的法则。不要滥逞个人偏好，遵循先王的正道。不要滥逞个人怨怒，遵循先王的正路。”

天下不是某一个人的天下，而是天下人的天下。阴阳相和，不只生长一种物类。甘露时雨，不偏私一物。万民之主，不偏粗一人。伯禽将去鲁国，临行前请示治理鲁国的方法。周公说。“施利给人民而不要谋取私利。”有个荆人丢了弓，却不肯去寻找，他说，“荆人丢了它，反正还被荆人得到，又何必寻找呢？”孔子听到选件事，说；他的话中去掉那个‘荆’字就合适了。”老聃听到以后说：“再去掉那个‘人’字就合适了。”象老聃选样的人，算是达到公的最高境界了。

天地是多么伟大啊，生育人民而不把他们作为自己的子孙，成就万物而不占为己有。万物都承受它的恩泽，得到它的好处，然而却没有哪一个知道这些是从哪里来的。这也正是三皇五帝的品德。

管仲有病，桓公去探问他，说；“您的病相当重了。如果您病情危急，不幸与世长辞，我将把国家托付给谁呢？”管仲回答说。“过去我尽心竭力，尚且不足以了解这样的人。如今病重，危在旦夕，又怎么能谈论这件事呢？”桓公说；“这是大事啊，望您能教导我。”管仲恭敬地答应了，说：您想用谁为相？”桓公说：“鲍教牙：行吗？”管仲回答说：“不行。我深知鲍叔牙：鲍叔牙的为人，清白廉正，看待不如自己的人，不屑与之为伍，假一闻知别人的过失，便终生不忘，不得已的话，隰朋大概还行吧？隰朋的为人，既能记识上世贤人而披效他们，又能不耻下问。自愧其德不如黄帝，又怜惜不如自己的人。他对于国政，不该管的，就不去打听；他对于事务，不需要了解的，就不去过问，他对于别人，无关大节的，就装作没看见。不得已的话，那么隰朋还行。”

相，是一种很高的职位。居于高位的人，不应该在小的地方花费精力，不应该玩弄小聪明。所以说，手艺高超的木匠不去亲自动手砍削，高超的厨师不去亲自排列食嚣，大勇之人不去亲自格斗厮杀，正义之师不去劫掠为害。桓公行公正，抛却私恨，起用管子而成为五霸之长，行偏私，庇护所爱，任用竖刀而致使死后国家大乱，不得殡殓，尸虫流出门外。

人年轻的时候愚昧，岁数大了聪明。如果聪明而用私，不如愚昧而行公。天天醉醺醺的却要整饬丧纪，自私自利却要树立公正，贪婪残暴却要称王天下，即使舜也办不到。

【孟春纪第一去私】

【原文】：

五曰：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②]无私行也。行其德而万物得遂[③]长焉。黄帝言曰：“声禁重，色禁重，衣禁重，香禁重，味禁重，室禁重。”[④]尧有子十人，不与其子而授舜；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晋平公问於祁黄羊[⑤]曰：“南阳无令，其谁可而为之？”祁黄羊对曰：“解狐可。”平公曰：“解狐非子之雠[⑥]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雠也。”平公曰：“善。”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居有间，平公又问祁黄羊曰：“国无尉，其谁可而为之？”对曰：“午可。”平公曰：“午非子之子邪？”对曰：“君问可，非问臣之子也。”平公曰：“善。”又遂用之。国人称善焉。孔子闻之曰：“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雠，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墨者有钜子腹，居秦，其子杀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长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诛矣，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腹对曰：“墨者之法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此所以禁杀伤人也。夫禁杀伤人者，天下之大义也。王虽为之赐，而令吏弗诛，腹不可不行墨子之法。”不许惠王，而遂杀之。子，人之所私也。忍所私以行大义，钜子可谓公矣。

庖人调和而弗敢食，故可以为庖。若使庖人调和而食之，则不可以为庖矣。王伯之君亦然。诛暴而不私，以封天下之贤者，故可以为王伯。若使王伯之君诛暴而私之，则亦不可以为王伯矣——

[①]去私：去掉私心，这篇是墨家学说。

[②]四时：春、夏、秋、冬四季。

[③]遂：成。

[④]此段似与全文不合，有人推断“盖必《重己》篇内所引，而后人转写错误，混入此篇者。”

[⑤]祁（qí）黄羊：晋国大夫祁奚，字黄羊。

[⑥]雠（chóu）：通“仇”。

【译文】：

天覆盖万物，没有偏私；地承载万物，没有偏私，日月普照万物，没有偏私，春夏秋冬更选交替，役有偏私。天地、日月，四季施其恩德，于是万物得以成长。黄帝说过；“音乐禁止淫靡，色彩禁止眩目，衣服禁止厚热，香科禁止浓烈，饮食禁止丰美，宫室禁止高大。”尧有十个儿子，但他不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传给了舜，舜有九个儿子，但他不把帝值传给自己的儿子而传绪了禹：他们是最公正无私的了。

晋平公问祁黄羊说；“南阳缺个县令，谁可以担任这个职务？”祁黄羊回答说；解狐可以。”平公说；“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黄羊回答说：“您问谁可以担任这个职务，不是问谁是我的仇人。”平公称赞说：“好！”就任用了解狐。国人对此都说好。过了一段时阆，平公又对祁黄羊说，“国家缺个军尉，谁可以担任这个职务？”祁黄羊回答说：“祁午可以．”平公说。“祁午不是你的儿子吗？”回答说；“您问谁可以担任这个职务，不是问谁是我的儿子。”平公称赞说；“好！”就又任用了祁午。国人对此又都说好。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说：“祁黄羊的这些话太好了！推举外人不回避仇敌，推举家人不回避儿子．”祁黄羊可称得上公正无私了

墨家有个太师腹住在秦国，他的儿子杀了人。秦惠王对腹说：“先生您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又没有别的儿子，我已经下令给司法官不杀他了。希望先生您在这件事上听从我的话吧。”腹回答说：“墨家的法律规定，‘杀人者处死，伤人者受刑。’这样做为的是严禁杀人、伤人。严禁杀人、伤人，这是天下的大理。大王您虽然赐给我恩惠，命令司法官不杀我的儿子，但是我腹却不可不执行墨家的法律。”腹没有应允惠王，最终杀了自己的儿子。儿子是人们所偏爱的，墨家大师腹忍心杀掉自己心爱的儿子去遵行天下大理，可算得上公正无私了。

厨师调和五味而不敢私自食用，所以可以做厨师。假使厨师调和五味而私自把它吃掉，那么这样的人就不可以做厨师了。成就王霸之业的君主也是如此。诛杀暴君，自己却不占有他的土地，而是把它分封给有德之人，所以能够成就王霸之业。假使他们诛杀暴君而把他的土地占为己有，那么这样的君主就不能成就王霸之业了。

谢选骏指出：天无私覆，地无私载，天子也应该无私心。如果说这是不可能的，那么天子就要按照典章行事。

【【仲春纪第二仲春】】

【原文】

一曰：仲春之月，日在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包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夹钟，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始雨水，桃李华，苍庚鸣，鹰化为鸠。天子居青阳太庙，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是月也，安萌牙，养幼少，存诸孤；择元日，命人社；命有司，省囹圄[1]，去桎梏，无肆掠，止狱讼。是月也，玄鸟[2]至，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衤某。天子亲往，后妃率九嫔御，乃礼天子所御，带以弓韣[3]，授以弓矢，于高衤某之前。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发声，始电。蛰虫咸动，开户始出，先雷三日，奋铎[4]以令于兆民曰：“雷且发声，有不戒其容止者，生子不备，必有凶灾。”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桶，正权概[5]。是月也，耕者少舍，乃修阖[6]扇。寝庙必备。无作大事[7]，以妨农功。是月也，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天子乃献羔开冰，先荐寝庙。上丁[8]，命乐正入舞舍采，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亲往视之。中丁[9]，又命乐正入学习乐。是月也，祀不用牺牲，用圭璧，更皮币。仲春行秋令，则其国大水，寒气总至，寇戎来征；行冬令，则阳气不胜，麦乃不熟，民多相掠；行夏令，则国乃大旱，暖气早来，虫螟为害。——

[1]囹圄（língyú）：古代称监狱。

[2]玄鸟：燕子。

[3]韣（dú）：弓袋、弓衣。

[4]铎（duó）：古代发布消息时用的木铃。

[5]度量、衡石、斗桶、权概：各种度量衡器具。[6]阖（hé）：门扇。

[7]大事：指战争。

[8]上丁：即某月上旬第四天。

[9]中丁：即某月中旬第四天。

【译文】

仲春二月，太阳的位置在奎宿。初昏时刻，弧矢星座出现在南方中天。拂晓时刻，建星出现在南方中天。这个月在天干中属甲乙，它的主宰之帝是太皞，佐帝之神是旬芒，它的应时的动物是龙鱼之粪的鳞族，声音是中和的角音，音律与夹钟相应。这个月的数字是八，味道是酸味，气味是膻气，要举行的祭祀是户祭，祭祀时，祭品以脾脏为尊。这个月开始下雨，桃李开始开花，黄鹂开始鸣叫，天空中的鹰逐渐为布谷乌取代。天子居住在东向明堂的正室，乘坐饰有用青凤命名的响铃的车子，车前驾着青色的马，车上插着绘有龙纹的青色的旗帜。天子穿着青色的衣服，佩戴着青色的饰玉，吃的食物是麦子和羊，使用的器物的纹理空疏而通达。

这个月，要保护植物的萌芽，养育儿童和少年，抚恤众多的孤儿。选择好的日子，命令老百姓祭祀土神。命令司法官减少关押的人犯，去掉手铐脚镣，不要杀人陈尸和鞭打犯人，制止诉讼之类的事情。

这个月，燕子来到。燕子来到的那夭，用牛羊豕三牲祭祀高[衤某]之神。天子亲自前往，后妃率领宫中所有女眷陪从，在高[衤某]神前为天子所御幸而有孕的女眷举行礼仪，给地带上弓套，井授给她弓和箭。

这个月，日夜平分，开始打雷，打闪。蛰伏的动物都苏醒了，开始从洞穴中钻出来。打雷的前三天，振动木铎向老百姓发布命令说；“凡是不警戒房中之事，在响雷时交台的，他生下的孩子必有先天残疾，而自己也必有凶险和灾祸。”日夜平分，所以要统一和校正各种度量衡器具。

这个月，耕作的农夫稍事休息。整治一下门户。祭祀先祖的寝庙一定要完整齐备而投有毁坏。不要兴兵征伐，以免妨害农事。

这个月，不要弄干河川沼泽及蓄水的池塘，不要焚烧山林。天子向司寒之神献上羔羊，打开冰窖，然后把冰先献给祖先。上旬的丁日，命令乐正进入国学教练舞蹈，把彩帛放在前边行祭祀先师的礼节。天子率领三公、九卿、诸侯亲自去观看。中旬的丁日，又命令乐正进入国学教练音乐。

这个月，一般的祭祀不用牲畜作祭品，而用玉圭、玉壁，或者用皮毛束帛来代替。

仲春二月如果发布应在秋天发布的政令，国家就会洪水泛滥，寒气就会突然到来，敌寇就舍来侵犯。如果发布应在冬天发布的政令，阳气就经受不住，麦子就不能成熟，人民中间就会频繁出现劫掠之事。如果发布应在夏天发布的政令。国家就会出现干旱，热气过早来到，庄稼就会遭到虫害。

【仲春纪第二贵生】

【原文】：

二曰：圣人深虑天下，莫贵於生。夫耳目鼻口，生之役也。耳虽欲声，目虽欲色，鼻虽欲芬香，口虽欲滋味，害於生则止。在四官者不欲，利於生者则弗为。由此观之，耳目鼻口不得擅行，必有所制。譬之若官职，不得擅为，必有所制。此贵生之术也。尧以天下让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2]对曰：“以我为天子犹可也。虽然，我适有幽忧之病，方将治之，未暇在天下也。”天下，重物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於他物乎？惟不以天下害其生者也，可以托天下。越人三世杀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越国无君，求王子搜而不得，从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之以王舆。王子搜援绥登车，仰天而呼曰：“君乎！独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恶为君也，恶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谓不以国伤其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而为君也。鲁君闻颜阖[3]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币先焉。颜阖守闾，鹿布之衣，而自饭牛。鲁君之使者至，颜阖自对之。使者曰：“此颜阖之家邪？”颜阖对曰：“此阖之家也。”使者致币，颜阖对曰：“恐听缪[4]而遗使者罪，不若审之。”使者还反审之，复来求之，则不得已。故若颜阖者，非恶富贵也，由重生恶之也。世之人主多以富贵骄得道之人，其不相知，岂不悲哉？故曰：道之真，以持身；其绪馀，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观之，帝王之功，圣人之馀事也，非所以完身养生之道也。今世俗之君子，危身弃生以徇物，彼且奚以此之也？彼且奚以此为也？凡圣人之动作也，必察其所以之与其所以为。今有人於此，以随侯之珠弹[5]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所用重，所要轻也。夫生，岂特随侯珠之重也哉！子华子曰：“全生为上，亏生次之，死次之，迫生为下。”故所谓尊生者，全生之谓；所谓全生者，六欲[6]皆得其宜也。所谓亏生者，六欲分得其宜也。亏生则於其尊之者薄矣。其亏弥甚者也，其尊弥薄。所谓死者，无有所以知，复其未生也。所谓迫生者，六欲莫得其宜也，皆获其所甚恶者。服[7]是也，辱是也。辱莫大於不义，故不义，迫生也。而迫生非独不义也，故曰迫生不若死。奚以知其然也？耳闻所恶，不若无闻；目见所恶，不若无见。故雷则掩耳，电则掩目，此其比也。凡六欲者，皆知其所甚恶，而必不得免，不若无有所以知。无有所以知者，死之谓也，故迫生不若死。嗜肉者，非腐鼠之谓也；嗜酒者，非败酒之谓也；尊生者，非迫生之谓也。——

[1]贵生：以生命为贵，珍惜生命，这是道家的学说。

[2]子州支父：尧帝的老师，尧、舜都欲将帝位禅让给他，均被拒绝。

[3]颜阖（hé）：战国时鲁国的隐士。

[4]缪：错误。

[5]随侯之珠：传说隋侯曾救一大蛇，大蛇为报恩，以宝珠相赠。

[6]六欲：生、死、耳、目、口、鼻等生理欲望。

[7]服：屈服。

【译文】：

圣人深思熟虑天下的事，认为没有什么比生命更宝贵。耳目鼻口是受生命支配的。耳朵虽然想听乐音，眼睛虽然想看彩色，鼻子虽然想嗅芳香，嘴巴虽然想尝美昧，但只要对生命有害就会被禁止。对于这四种器官来说，即使是本身不想做的，但只要有利于生命就去做。由此看来，耳目鼻口不能任意独行，必须有所制约。这就象各种职官，不得独断专行，必须要有所制约一样。这就是珍惜生命的方法。

尧把天下让给子州支父，子州支父回答说；“让我作天子还是可以的，虽是这样，我现在正害着忧劳深重的病，正要治疗，没有余暇顾及天下。”天下是最珍贵的，可是圣人不因它而危害自己的生命，又何况其它的东西呢？只有不因天下而危害自己生命的人，才可以把天下托付给他。

越国八连续三代杀了他们的国君，芏子搜对此很忧惧，于是逃到一个山嗣里。越国没有国君，找不到王子搜，一直追寻到山洞。王子搜不肯出来，越国人就用燃着的艾草熏他出来，让他乘坐国君的车。王子搜拉着登车的绳子上车，仰望上天呼喊道：“国君啊，国君啊！这个职位怎么偏偏让我来干啊！”王子搜并不是厌恶作国君，而是厌恶作国君招致的祸患。象王子搜这样的人，可说是不肯因国家伤害自己生命的了。这也正是越国人想要找他作国君的原因。

鲁国国君听说颜阖是个有道之^，想要请他出来做官，就派人带着礼物先去致意。颜阖住在陋巷，穿着粗布衣裳，自己在喂牛。鲁君的使者来了，颜阖亲自接待他。使者问：“这是颜阖的家吗？”颜阖回答说：“这是我的家，”使者进上礼物，颜阖说；“怕您把名字听错了而会给您带来处罚，不如搞清楚再说。”使者回去查问清楚了，再来找颜阖，却找不到了。象颜阖这样的人，并不是本来就厌恶富贵，而是由于看重生命才厌恶它。世上的君主，大多

凭借富贵傲视有道之人，他们如此地不了解有道之人，难道不太可悲了吗？

所以说：道的实体用来保垒身体，它的剩余用来治理国家，它的渣滓用来治理天下。由此看来，帝王的功业是圣人闲暇之余的事，并不是用以全身养生的方法。如今世俗所谓的君子损害身体舍弃生命来追求外物，他们这样做将达到什么目的昵？他们又将采用什么手段达到目的呢？

大凡圣人有所举动的时候，必定明确知道所要达到的目的耜达到目的所应采用的手段。假如有这样一个人，用随侯之珠去弹射千仞高的飞鸟，世上的人肯定会嘲笑他。这是为什么昵？这是因为他所耗费的太贵重，所追求的太轻微了啊。至于生命，其价值岂止象随侯珠那样贵重呢？

子华子说：“全生是最上等，亏生次一等，死又次一等，迫生是最低下的。”所以，所谓尊生，说的就是全生。所谓全生，是指六欲都能得适宜。所谓亏生，是指六欲只有部分得到适宜。生命受到亏损，生命的天性就会削弱，生命亏损得越厉害，生命的天性削弱得也就越厉害。所谓死，是指没有办法知道六欲，等于又回到它来生时的状态。所谓追生，是指六欲没有一样得到适宜，六欲所得到的都是它们十分厌恶的东西。屈服属于这一粪，耻辱属于这一类。在耻辱当中没有比不义更大的了。所以，行不义之事就是迫生。但是构成追生的不仅仅是不义，所以说，迫生不如死。根据什么知道是这样呢？比如，耳朵听到讨厌的声音，就不如什么也没听判，眼睛看到讨厌的东西，就不如什么也没见到。所以打雷的时候人们就会捂住耳朵，打闪的时候人们就会遮住眼睛。迫生不如死就象这类现象一样。六欲都知道自己十分厌恶的东西是什幺，如果这些东西一定不可避免，那以就不如根本没有办法妇道六欲。没有办法如道六欲就是死。因此迫生不如死。嗜好吃肉，不是说连腐臭的老鼠也吃，嗜好嚼酒，不是说连变质的酒也喝。珍惜生命，不是说连迫生也算。

【仲春纪第二情欲】

【原文】：

三曰：天生人而使有贪有欲。欲有情，情有节。圣人修节以止欲，故不过行其情也。故耳之欲五声，目之欲五色，口之欲五味，情也。此三者，贵贱、愚智、贤不肖欲之若一，虽[2]神农、黄帝，其与桀、纣同。圣人之所以异者，得其情也。由贵生动，则得其情矣；不由贵生动，则失其情矣。此二者，死生存亡之本也。俗主亏情，故每动为亡败。耳不可赡，目不可厌，口不可满；身尽府种，筋骨沈滞，血脉壅塞，九窍寥寥，曲失其宜，虽有彭祖，犹不能为也。其於物也，不可得之为欲，不可足之为求，大失生本；民人怨谤，又树大雠；意气易动，跷然不固；矜势好智，胸中欺诈；德义之缓，邪利之急。身以困穷，虽後悔之，尚将奚及？巧佞之近，端直之远，国家大危，悔前之过，犹不可反。闻言而惊，不得所由。百病怒起，乱难时至。以此君人，为身大忧。耳不乐声，目不乐色，口不甘味，与死无择。古人得道者，生以寿长，声色滋味能久乐之，奚故？论[3]早定也。论早定则知早啬[4]，知早啬则精不竭。秋早寒则冬必暖矣，春多雨则夏必旱矣。天地不能两，而况於人类乎？人之与天地也同。万物之形虽异，其情一体[5]也。故古之治身与天下者，必法天地也。尊[6]，酌者众则速尽。万物之酌大贵之生者众矣。故大贵之生常速尽。非徒万物酌之也，又损其生以资天下之人，而终不自知。功虽成乎外，而生亏乎内。耳不可以听，目不可以视，口不可以食，胸中大扰，妄言想见，临死之上，颠倒惊惧，不知所为。用心如此，岂不悲哉？世人之事君者，皆以孙叔敖之遇荆庄王为幸。自有道者论之则不然，此荆国之幸。荆庄王好周游田猎，驰骋弋射，欢乐无遗，尽傅其境内之劳与诸侯之忧於孙叔敖。孙叔敖日夜不息，不得以便生为故，故使庄王功迹著乎竹帛，传乎後世——

[1]情欲：这篇讲节制情欲，系道家的学说。

[2]虽：即使。

[3]论早定：即得道者就树立了节欲长生的观点。

[4]啬（sè）：爱惜。

[5]一体：一律。

[6]尊：通“樽”。

【译文】：

天生育人而使人有贪心有欲望。欲望产生感情，感情具有节度。圣人遵循节度以克制欲望，所以不会放纵自己的感情。耳朵想听乐音，眼睛想看彩色，嘴巴想吃美味，这些都是情欲。这三方面，人们无论是高贵的，还是卑贱的，愚笨的，还是聪明的、贤明的，还是不肖的，欲望都是同样的。即使是神农，黄帝。他们的情欲也跟夏桀、商纣相同。圣人之所以不同干一般人，是由于他们具有适度的盛情。从尊生出发，就会具备适度的感情，不从尊生出发，就会失掉适度的感情。这两种情况是决定死生存亡的根本。

世俗的君主缺乏适度的感情，所以动辄灭亡。他们耳朵的欲望不可满足，眼睛的欲望不可满足，嘴巴的欲望不可请足，以致全身浮舯，筋骨积滞不通，血脉阻塞不畅，九窍空虚，全都丧失了正常的机能。到了这个地步，即使有彭祖在，也是无能为力的。俗主对于外物，总是想得到不可得到的东西，追求不可满足的欲望，这样必然大大丧失生命的根本，又会招致百姓怨恨指责，给自己树起大敌。他们意志容易动摇，变化迅速而不坚定，他们夸耀权势，好弄智谋，胸怀欺诈，不顾道德正义，追逐邪恶私利，最后搞得自己走投无路。即使事后对此悔恨，还怎么来得及？他们亲近巧诈的人，疏远正直的人，致使国家处于极危险的境地，这时即使后悔以前的过错，已然不可挽回。闻知自己即将灭亡的话这才惊恐，却仍然不知这种后果由何而至。各种疾病暴发出来，反叛内乱时发不断。靠这些治理百姓，只能给自身带来极大的忧患。以至耳听乐音而不觉得快乐，眼看彩色而不觉得高兴，口吃美味而不觉得香甜，实际上跟死没什么区别。

古代的得道之人，生命得以长寿，乐音、彩色、美味能长久地享受，这是什么缘故？这是由于尊生的信念早就确立的缘故啊！尊生的信念早确立，就可以知道早爱惜生命，知道早爱惜生命，精种就不会衰竭。秋天早寒，冬天就必定温暖，春天多雨，夏天就必定干旱。天地尚且不能两全，又何况人类昵？在这一点上人跟天地相同。万物形状虽然各异，但它们的生丰是一样的。所以，古代修养身心与治理天下的人一定效法天地。

酒樽中的酒，舀的人多，完的就快。万物消耗君主生命的太多了，所以君主的生命常常很快耗尽。不仅万物消耗它，君主自己又损耗它亲为天下人操劳，而自己却始终不察觉。在外虽然功成名就，可是自身生命却已损耗。以至耳不能听，眼不能看，嘴不能吃，心中大乱，口说胡话，精神恍忽，临死之前，神经错乱，惊恐万状，行动失常。耗费心力嘲了这个地步，难道不可悲吗？

世上侍奉君主的人都把孙叔敖受到楚庄壬的常识看作是幸运的事。但是由有道之人来评论却不是这样。他们认为这是楚国的幸运。楚庄王喜好四处游玩打措，跑马射箭，欢乐无余，而把冶国的辛苦和作诸侯的忧劳都推给了孙叔教。孙叔教日夜操劳不止，无法顾及养生之事。正因为这样，才使楚庄王的功绩载于史册，流传于后代。

【仲春纪第二当染[1]】

【原文】：

四曰：墨子[2]见染素丝者而叹曰：“染於苍则苍，染於黄则黄，所以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而以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舜染於许由、伯阳，禹染於皋陶、伯益，汤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望[3]、周公旦。此四王者，所染当，故王天下，立为天子，功名蔽天地。举天下之仁义显人，必称此四王者。夏桀染於干辛、岐踵戎，殷纣染於崇侯、恶来，周厉王染於虢公长父[4]、荣夷终，幽王染於虢公鼓、祭公敦。此四王者，所染不当，故国残身死，为天下僇。举天下之不义辱人，必称此四王者。齐桓公染於管仲、鲍叔，晋文公染於咎犯、郄偃[5]，荆庄王染於孙叔敖、沈尹蒸，吴王阖庐染於伍员、文之仪，越王句践染於范蠡、大夫种[6]。此五君者，所染当，故霸诸侯，功名传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张柳朔、王生，中行寅染於黄籍秦、高强，吴王夫差染於王孙雄、太宰嚭，智伯瑶染於智国、张武，中山尚染於魏义、椻长，宋康王染於唐鞅、田不禋[7]。此六君者，所染不当，故国皆残亡，身或死辱，宗庙不血食，绝其後类，君臣离散，民人流亡。举天下之贪暴可羞人，必称此六君者。凡为君，非为君而因荣也，非为君而因安也，以为行理也。行理生於当染。故古之善为君者，劳於论人而佚於官事，得其经也。不能为君者，伤形费神，愁心劳耳目，国愈危，身愈辱，不知要故也。不知要故，则所染不当；所染不当，理奚由至？六君者是已。六君者，非不重其国、爱其身也，所染不当也。存亡故不独是也，帝王亦然。非独国有染也。孔子学於老聃、孟苏、夔靖叔。鲁惠公使宰让请郊庙之礼於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後在於鲁，墨子学焉。此二士者，无爵位以显人，无赏禄以利人。举天下之显荣者，必称此二士也。皆死久矣，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王公大人从而显之；有爱子弟者，随而学焉，无时乏绝。子贡、子夏、曾子学於孔子，田子方学於子贡，段干木学於子夏，吴起学於曾子；禽滑絭学於墨子，许犯学於禽滑絭，田系学於许犯。孔墨之後学显荣於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皆所染者得当也。

[1]当染：即所受的感染要适当。

[2]墨子：名翟（di），春秋末战国初鲁国人，墨家学说创始人。

[3]太公望：即姜太公，曾钓于渭水之滨，辅助武王灭殷，后封于齐。

[4]虢（guo）：国名。

[5]郄（qie）偃：晋国大夫。

[6]勾践：春秋末越国国君。范蠡（li）：越国大夫。大夫种：即文种，曾辅助越王勾践灭吴。

[7]宋康王：宋国国君。田不禋（yin）：宋国大夫。

【译文】：

墨子曾看到染素素丝的而叹息说：“放入青色染料，素丝就变成青色，放人黄色染料，素丝就变成黄色，染料变了，素丝的馘色也随着变化，染五次就会变出五种颜色了。”所以，染色不可不慎重啊。

不仅染丝这样，国家也有类似于染丝的情形。舜受到许由、伯阳的熏陶，禹受到皋陶、伯益的熏陶，商场受到伊尹、仲虺的熏陶，武壬受到太公望、周公旦的熏陶。这四位帝王，因为所受的熏陶合台宜得当，所以能够统治天下，立为天子，功名盖天地。凡列举天下仁义、显达之人，一定都推举这四位帝王。夏桀受到干辛、畦踵戎的熏染，殷纣受到寨侯、恶来的熏染，周厉王受到虢公长父、荣夷终的熏染，周幽王受到虢公鼓、祭公敦的熏染。这四位君王，因为所受的熏染不得当，结果国破身死，被天下人耻笑。凡列举天下不义，蒙受耻辱之人，一定都举这四位君壬。齐桓公受到管仲、鲍权牙的熏陶，晋文公受到咎犯、卜偃的熏陶，楚庄王受到孙般敖，沈尹篮的熏陶，吴王阖庐受到伍员、文之仪的熏陶，越王勾践受到范蠡，文种的熏陶。这五位君主，因为所受的熏陶合宜得当，所以称雄诸侯，功业盛名流传到后代。范吉射受到张柳期，王生的熏染，中行寅受到黄藉秦、高强的熏染，吴王夫差受到王孙雒、太宰嚭的熏染，智伯瑶受到智国、张武的熏染，中山尚受到魏义、援长韵熏染，来康壬受到唐鞅、田不禋的熏染。这六位君主，因为所受的熏染不得当，结果国家都破灭了，他们自身有的被杀，有的受辱，亲庙毁灭不能再享受祭祀，子孙断绝，君臣离散，人民流亡。凡列举天下贪垫残暴、蒙受耻辱之人，一定都举逸六位君主。

大凡作君，不是为的作君从而获得显荣，也不是为的作君从而获得安适，作君为的是实施大道。大道的实施产生于感染合宜得当。所以古代善于作君的把精力花费在选贤任能上，而对于官署政事则采取安然置之的态度，这是掌握了作君的正确方法。不善于作君的，伤身劳神，心中愁苦，耳目劳累，而国家却越来越危险，自身却蒙受越来越多的耻辱，这是由于不知道作君的关键所在的缘故。不知道作君的关键，所受的感染就不会得当。所受的感染不得当，大道从何而至？以上六个君主就是这样。以上六位君主不是不看重自己的国家，也不是不爱惜自己，而是由于他们所受的感染不得当啊。所受的感染适当与否关系到存亡，不但诸侯如此，帝王也是这样。

不仅国家有受染的情形，士也是这样。孔子向老聃、孟苏、夔靖叔学习。鲁惠公派宰让向天子请示郑祭、庙祭的礼仪，平王派名叫角的史官前往，惠公把他留了下来，他的后代在鲁国，墨子向他的后代学习。孔子、墨子这两位贤士，没有爵位来使别人显赫，没有赏赐俸禄来给别人带来好处，但是，列举天下显赫荣耀之人，一定都称举这二位贤士。这二位贤士都死了很久了，可是追随他们的人更多了，他们的弟子越来越多，遍布天下。王公贵族因而宣扬他们。有爱子弟的，让他们的子弟跟随孔墨的门徒学习，没有一时中断过。子贡、子夏、曾子向孔子学习，田子方向子贡学习，段干术向子夏学习，吴起向曾子学习，禽滑絭向墨子学习，许犯向禽滑絭学习，田系向许犯学习。孔墨后学在天下显贵尊荣的太多了，数也数不尽，这都是由于熏陶他们的人得当啊。

【仲春纪第二功名】

【原文】：

五曰：由其道，功名之不可得逃，犹表之与影，若呼之与响。善钓者，出鱼乎十仞之下[2]，饵香也；善弋者，下鸟乎百仞之上，弓良也；善为君者，蛮夷[3]反舌[4]殊俗异习皆服之，德厚也。水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庶草茂则禽兽归之，人主贤则豪杰归之。故圣王不务归之者，而务其所以归。强令之笑不乐；强令之哭不悲；强令之为道也，可以成小，而不可以成大。缶醯黄，蚋聚之，有酸；徒水则必不可。以狸致鼠，以冰致蝇，虽工，不能。以茹鱼去蝇，蝇愈至，不可禁，以致之之道去之也。桀、纣以去之之道致之也，罚虽重，刑虽严，何益？大寒既致，民暖是利；大热在上，民清是走。故民无常处，见利之聚，无之去。欲为天子，民之所走，不可不察。今之世，至寒矣，至热矣，而民无走者，取[5]则行钧[6]也。欲为天子，所以示民，不可不异也。行不异乱，虽信[7]令，民犹无走。民无走，则王者废矣，暴君幸矣，民绝望矣。故当今之世，有仁人在焉，不可而不此务；有贤主，不可而不此事。贤不肖不可以不相分，若命之不可易，若美恶之不可移。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能尽害天下之民，而不能得贤名之。关龙逢、王子比干能以要领之死争其上之过，而不能与之贤名[8]。名固不可以相分，必由其理——

[1]功名：这篇是儒家学说。

[2]仞：古代以七尺为一仞。

[3]蛮：古代称南方的民族。夷：古代称东部的民族。

[4]反舌：其他地方语言于中原不同，所以称之为反舌。

[5]取:通“趣”。

[6]钧：平等。

[7]信：应作“倍”。

[8]关龙逢:夏朝末年大臣，因多次直谏，遭夏桀杀害。比干：商纣的叔父，因屡次劝谏纣王，而被诛。要：通“腰”。

【译文】：

道循一定的途径猎取功名，功名就无法逃脱，正象日影无法摆脱测日影用的标竿，回声必然伴随呼声一样。善于钓鱼的人能把鱼从十仞探的水下钓出来，这是由于钓饵香美的缘故，善于射猎的人能把鸟从百仞高的空中射下来，这是由于弓好的缘故；善于作君主的人能够使四方各族归顺他，这是由于恩德崇厚的缘故。水泉很深，鱼鳖就会游向那里，树木繁盛，飞鸟就会飞向那里，百草茂密，禽兽就会奔向那里，君主贤明，豪杰就会归依他。所以，圣明的君主不勉强使人们归依，而是尽力创造使人们归依的条件。

强制出来的笑不快乐，强制出来的哭不悲哀，强制命令这种作法只可以成就虚名，而不能成就大业。

瓦器中的醋黄了，蚊子之类就聚在那里了，那是因为有酸味的缘故。如果只是水，就一定招不来它们。用猫招引老鼠，用冰招引苍蝇，纵然作法再巧妙，也达不到目的。用臭鱼驱除苍蝇，苍蝇会越来越多，不可禁止，这是由于用招引它们的方法去驱除它们的缘故。桀纣企图用破坏太平安定的暴政求得太平安定的局面，惩罚即使再重，刑法即使再严，又有什么益处。

严寒到了，人民就追求温暖；酷暑当头，人民就奔向清凉之地。因此，人民没有固定的居处，他们总是聚集在可以看到利益的地方，离开那些没有利益的地方。想要作天子的，对于人民奔走的缘因不可币仔细察辨。如今的人世，寒冷到极点了，炎热到极点了，而人民之所以不奔向谁，是由于天下君主所怍所为都是同样的坏啊！所以，想作天子的人，他显示给人民的不可不与此有区别，如果君主的言行与暴乱之君没有什么不同，那么即使下命令，人民也不会趋附他。如果人民不趋附谁。那么，成就王业的人就不会出现，，暴君就庆幸了，人民就绝望了。所以，在今天的世上如果有仁义之人在，不可不勉力从事这件事，如果有贤明的君主在，不可不致力于这件事。

贤明的名声与不肖的名声全由自己的言行而定，不能由别人给予，这就象命运不可更改，美恶不可移易一样。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能遍害天下的人，但是却不能为白己博得一个好名声。关龙逢、王子比干能以死谏诤其君的过错，却不能给他们争得好名声。名声本来就不能由别人给予，它只能遵循一定的途径获得。

谢选骏指出：天子按照典章行事，应和四季的节律——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

【【季春纪三季春】】

【原文】

一曰：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其日甲乙，其帝太皞，其神句芒，其虫鳞，其音角，律中姑洗，其数八，其味酸，其臭膻，其祀户，祭先脾。桐始华，田鼠化为鴽，虹始见，萍始生。天子居青阳右个，乘鸾辂，驾苍龙，载青旗，衣青衣，服青玉，食麦与羊，其器疏以达。是月也，天子乃荐鞠衣[1]于先帝，命舟牧覆舟[2]，五覆五反，乃告舟备具于天子焉。天子焉始乘舟。荐鲔[3]于寝庙，乃为麦祈实。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生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4]。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窌[5]，赐贫穷，振[6]乏绝，开府库[7]，出币帛，周[8]天下，勉[9]诸侯，聘名士，礼贤者。是月也，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导达沟渎，开通道路，无有障塞；田猎罼弋，罝罘罗网，喂兽之药，无出九门。”是月也，命野虞无伐桑柘。鸣鸠拂其羽，戴任降于桑，具栚曲{豦}筐。后妃斋戒，亲东乡躬桑。禁妇女无观，省妇使，劝蚕事。蚕事既登，分茧称丝效功，以共郊庙之服，无有敢堕。是月也，命工师令百工审五库之量，金铁、皮革筋、角齿、羽箭干、脂胶丹漆，无或不良。百工咸理，监工日号，无悖[10]於时，无或作为淫巧[11]，以荡上心[12]。是月之末，择吉日，大合乐，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亲往视之。是月也，乃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牺牲驹犊，举书其数。国人傩，九门磔禳，以毕春气。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季春行冬令，则寒气时发，草木皆肃，国有大恐；行夏令，则民多疾疫，时雨不降，山陵不收；行秋令，则天多沈阴，淫雨早降，兵革并起。——

[1]鞠衣：颜色象出生的桑叶。

[2]舟牧：主管船舟的官员。

[3]鲔（wěi）：鲟鱼。

[4]内：通“纳”，收藏。

[5]窌（jiào）：即地窖。

[6]振：通“赈”，救济。

[7]府库：收藏币帛的地方。

[8]周：赐给。

[9]勉：劝勉。

[10]悖（bèi）：违反。

[11]淫巧：非常怪异的技巧。

[12]荡：动摇。

【译文】

季春三月，太阳的位置程胃宿。初昏时刻，星宿出现在南方中天，拂晓时刻，牛宿出现在南方中天。季春于天干属甲乙，它的主宰之帝是太皞，佐帝之神是句芒，应时的动物是龙鱼之粪的鳞族，声音是中和的角音，音律与姑洗相应。这个月的数字是八，味道是酸味，气昧是膻气，要举行的祭祀是户祭，祭祀时，祭品以脾脏为尊。这个月梧桐树开始开花，鼹鼠变成鹌鹑之类的鸟，彩虹开始出现，浮萍开始长出。天子居住在东向明堂的右侧室，乘坐饰有用青凤命名的响铃的车子，车前驾着青色的马，车上插着绘有龙纹的青色旗帜，天子穿着青色的衣服，佩戴着青色的饰玉，吃的食物是麦子和羊，使用的器物纹理空疏而通达。

这个月，天子向太皞等先帝进献桑黄色的衣服，祈求蚕事如意，命令主管船只的官吏把船底翻过来检查，船底船身要反复检查五次，才向天子报告船只已经齐备。天子干是开始乘船。向祖宗进献鲟鱼，来祈求麦子籽实饱满。

这个月，春天的生养之气正盛，阳气向外发散，植物的萌芽部长出来了。这个时候，不能收纳财货。天子要施德行惠，命令主管官吏打开粮仓地窖，赐与贫困没有依靠的人，赈救缺乏资用衣食的人，又打开储藏财物的仓库，拿出钱财，赈济天下；鼓励诸侯聘用名士，对贤人以礼相待。

这个月，天子命令司空说：应时的雨水将要降落，地下水也将向上翻涌，应该巡视国都和城邑，普遍地视察原野，整修堤防，疏通沟渠，开通道路，使之役有障碍壅塞。打猎所需要的各种网具和毒药不能带出城去。

这个月，命令主管山林的官吏禁止人们砍伐桑树、柘树。此时，鸣鸠振翅高飞，戴任落在桑间。人们准备蚕薄，放蚕薄的支架以及各种采桑的筐篮。王后王妃斋戒身心，面向东方亲自采摘桑叶。这时要禁止妇女去游玩观赏，同时减少她们的杂役，鼓励她们采桑养蚕。蚕事已经完成，把蚕茧分给妇女，要她们缫丝，然后称量每人所缫之丝的轻重，考核她们的功效，用这些蚕丝来供给祭天祭祖所用祭服的需要，不许有人懈怠。

这个月，命令主管百工的官吏让百工仔细检查各种库房中器材的数量和质量，金铁、皮革兽筋．兽角兽齿，羽毛箭秆、油脂粘胶丹砂油漆，不得质地不好。各种工匠都从事自己的工作，监督百工的官员每日发布号令，使所制器物不违背时宜，不得制作过分奇巧的器物来勾动在上位者的奢望。

这个月的月末，选择吉日，大规模地鞋行音乐舞蹈合演，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前去观看。

这个月，使公牛公马与母牛母马在放牧中交配，把选作祭品的牲畜和马驹牛犊，都记下它们的头数。国人举行驱逐灾疫的傩祭，在九门宰割牲畜攘除邪恶，以此来结束春气。

推行与逸个月的时夸相应的政令，及时雨就会降落，三旬降落三次。季春实行应在冬天实行的政令，那么，寒气就会时时发生，草木就会枝叶萧球，人民就会惶恐不安；如果实行应在夏天实行的政令，那么，人民中间就会流行瘟疫，应时之雨就不能按时降落，山陵上的庄稼就不能成熟收获。如果实行应在秋天实行的政令，那么，天气就会经常阴晦，淫雨就会过早降落，战事就会到处发生。

【季春纪三尽数】

【原文】

二曰：天生阴阳、寒暑、燥湿、四时之化、万物之变，莫不为利，莫不为害。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毕[2]数之务，在乎去害。何谓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咸，五者充形则生害矣。大喜、大怒、大忧、大恐、大哀，五者接神则生害矣。大寒、大热、大燥、大湿、大风、大霖、大雾，七者动精则生害矣。故凡养生，莫若知本，知本则疾无由至矣。精气之集也，必有入也。集於羽鸟，与为飞扬；集於走兽，与为流行；集於珠玉，与为精朗；集於树木，与为茂长；集於圣人，与为夐明。精气之来也，因轻而扬之，因走而行之，因美而良之，因长而养之，因智而明之。流水不腐，户枢不蝼[3]，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头则为肿、为风，处耳则为挶[4]、为聋，处目则为{目蔑}[5]、为盲，处鼻则为鼽[6]、为窒，处腹则为张[7]、为疛[8]，处足则为痿[9]、为蹶[10]。轻水所，多秃与瘿人；重水所，多尰与躄人；甘水所，多好与美人；辛水所；多疽与痤人；苦水所；多尪与伛人。凡食，无强厚味，无以烈味重酒，是以谓之疾首。食能以时，身必无灾。凡食之道，无饥无饱，是之谓五藏之葆。口必甘味，和精端容，将之以神气，百节虞欢，咸进受气。饮必小咽，端直无戾。今世上卜筮祷祠，故疾病愈来。譬之若射者，射而不中，反修于招，何益於中？夫以汤止沸，沸愈不止，去其火则止矣。故巫医毒药，逐除治之，故古之人贱之也，为其末也——

[1]尽数：即尽其天年。

[2]毕：尽。

[3]蝼（lóu）：白蚁。

[4]挶（jú）：听力障碍。

[5]{目蔑}（miè）：眼眶中排泄物堆积。

[6]鼽（qiú）：鼻塞，流清涕。

[7]张：腹胀。

[8]疛：肚子疼。

[9]痿：不能行走。

[10]蹶（jué）：脚病名。

【译文】

天生出阴阳，寒暑、燥湿、以及四时的更替、万物的变化，没有一样不给人带来益处，也没有一样不对人产生危害。圣人能洞察阴阳变化的合宜之处，能辨析万物的有利一面，以利于生命，因此，精、神安守在形体之中，寿命能够罅长久。所谓长久，不是说寿命本来短而使它延长，而是使寿命终其天年。终其天年的关键在于避开危害。什幺叫避开危害？过甜、过酸、过苦、过辣，过咸，这五种东西充满形体，那么生命就受到危害了。过喜、过怒、过忧、过恐、过哀，这五种东西和精神交接，那么生命就受到危害了。过冷、过热、过燥、过湿、过多的风、过多的雨、过多的雾，这七种东西摇动人的精气，那么生命就受到危害了。所以，凡是养生，没有比懂得这个根本再重要的了，懂得了根本，疾病就无从产生了。

精气聚集在一起，一定要有所寄托。聚集在飞禽上，便表现为飞翔，聚集在走兽上，便表现为行走；聚集在珠玉上，便表现为精美，聚集在树木上，便表现为繁茂，聚集在圣人身上，便表现为聪明睿智。精气到来，依附在轻盈的形体上就使它飞翔，依附在可以跑动的形体上就使它行走，依附在具有美好特性的形体上就使它精美，依附在具有生长特性的形体上就使它繁茂，依附在具有智慧的形体土就使它聪明。

流动的水不会腐恶发臭，转动的门轴不会生虫朽烂，这是由于不断运动的缘故。人的形体、精气也是这样。形体不活动，体内的精气就不运行，精气不运行，气就滞积。滞积在头部就造成肿病、风疾，滞积在耳部就造成挶疾、聋疾，滞积在眼部就造成蔑疾、盲疾，滞积在鼻部就造成鼽疾，窒疾，滞积在腹部就超成胀疾、舟疛，滞积在脚部就造成痿疾、蹶疾。

水中含盐分及其它矿物质过少的地方，多有头上无发和颈上止痛的人，水中含盐分及其它矿物质过多的地方，多有脚肿和痿躄不能行走的人；水味甜}美的地方，多有美丽和睦康的人，水味辛辣的地方，多有生长疽疮和痈疮的人，水味苦涩的地方，多有患鸡胸和驼背的人。

凡饮食，不要滋味过浓，不吃厚味，不饮烈酒，它是招致疾病的开端。饮食能有节制，身怍必然没灾没病。饮食的原则，要保持不饥不饱的收态，选样五脏就能得到安适。一定要吃可口的食物，进食的时候，要精神和谐，仪容端正，用精气将养，这样，周身就舒适愉快，都受到了精气的滋养。饮食一定小口下咽，坐要端正，不要歪斜。

如今社会上崇尚占卜祈祷，所以疾病反而愈增。这就象射箭的人，射箭没有射中箭靶，不纠正自己的毛病，反而去修正箭靶的位置，这对射中箭靶能有什么帮助？用滚开的水阻止水的沸腾，沸腾越发不能阻止，撤去下面的火，沸腾自然就止住了。巫医、药物其作用只能驱鬼治病，所以古人轻视这些东西。因为这些东西对于养生来说只是细技末节啊！

【季春纪三先己】

【原文】

三曰：汤问於伊尹曰：“欲取[2]天下，若何？”伊尹对曰：“欲取天下，天下不可取；可取，身将先取。”凡事之本，必先治身，啬[3]其大宝[4]。用其新，弃其陈，腠理[5]遂通。精气日新，邪气尽去，及其天年。此之谓真人。昔者，先圣王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故善响[6]者不於响於声，善影者不於影於形，为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诗》曰：“淑人君子，其仪不忒[7]。其仪不忒，正是四国。”言正诸身也。故反其道而身善矣；行义则人善矣；乐备[8]君道而百官已治矣，万民已利矣。三者之成也，在於无为。无为之道曰胜天，义曰利身，君曰勿身。勿身督听，利身平静，胜[9]天顺性。顺性则聪明寿长，平静则业进乐乡，督[10]听则奸塞不皇[11]。故上失其道，则边侵於敌；内失其行，名声堕於外。是故百仞之松，本伤於下而末槁於上；商、周之国，谋失於胸，令困於彼。故心得而听得，听得而事得，事得而功名得。五帝先道而後德，故德莫盛焉；三王先教而後杀，故事[12]莫功焉；五伯先事而後兵，故兵莫强焉。当今之世，巧谋并行，诈术递用，攻战不休，亡国辱主愈众，所事者末也。夏后相启与有扈战於甘泽而不胜。六卿请复之，夏后相启曰：“不可。吾地不浅，吾民不寡，战而不胜，是吾德薄而教不善也。”於是乎处不重席，食不贰味，琴瑟不张，锺鼓不修，子女不饬，亲亲长长，尊贤使能。期年而有扈氏服。故欲胜人者，必先自胜；欲论人者，必先自论；欲知人者，必先自知。《诗》曰：“执辔如组。”孔子曰：“审此言也，可以为天下。”子贡曰：“何其躁也！”孔子曰：“非谓其躁也，谓其为之於此，而成文於彼也。”圣人组修其身而成文於天下矣。故子华子曰：“丘陵成而穴者安矣，大水深渊成而鱼鳖安矣，松柏成而涂之人已荫矣。”孔子见鲁哀公，哀公曰：“有语寡人曰：‘为国家者，为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为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丘闻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不出於门户而天下治者，其惟知反於已身者乎！”——

[1]先己：指欲治国平天下必先治己之身。这篇是道家的学说。

[2]取：治理。

[3]啬（sè）：爱惜。

[4]大宝：精气。

[5]腠（còu）理：肌肉的纹理。

[6]响：回声。

[7]忒（tè）：差。

[8]备：通服。

[9]胜：通任。

[10]督：在。

[11]皇：通“惶“，惶惑。

[12]故事：故，所以。事，事业。

【译文】

汤问伊尹说：“要治理天下，该怎么办？”伊尹回答说：“一心只想治理天下，天下不可能治理好；如果说天下可以治理好的话，那首先要端正修养自身。”大凡做事的根本，一定要首先修养自身，爱惜自己的身体。不断吐故纳新，肌理就会保持畅通。精气日益增长，邪完全除去，就会终其天年。这样的人叫作“真人”。

过去，先代圣王修养自身，治理天下的大业自然成就，端正自身，天下自然太平安定。所以，改善回声的，不致力于回声，而在于改善产生回声的声音。改善影子的，不致力于影子，而在于改善产生影于的形体，治理天下的，不致力于天下，而在于修养自身。《诗》中说：“那个善人君子，他的仪客很端庄。他的仪容很端庄，给这四方各国做出榜样。”这说的正是端正修养自身啊。

因此，回心向道，自身就可以达到美好的境界了。行为合宜，就会受到他人的称赞了，乐施君道，百官就能治理好了，万民就能获得好处了。这三方面的成功，都在于实现无为。无为之道就是听任天道．无为之义就是要修养自身，无为之君就是凡事不亲自去敞。不亲自去做就不会偏听，修养自身就会平和清静，听任天道就会顺应天性。顺应天性就会聪明、长寿；平和清静就会事业发展，百姓乐于归依，不偏听就会奸邪闭塞，不至惶惑。

所以，君主不行君道，他的进境就会遭受敌人侵犯，在国内丧失德行，就会在国外名声败坏。因此，百仞高的松树，下面树根受了伤，上面的枝叶必然干枯，商、周两代末世，国君心中计谋无当，政夸在外自然难于推行。所以，心有所得，听就会有所得；听有所得，政事就会处理得当；政事处理得当，自然功成名立。五帝把道放在首位，而把德放在其次，所以没有任何人的德行比五帝更美好的了。三王把教化放在首位，而把刑罚放在其次，所以没有任何人的功业比三王更出色的了。五霸把功业放在首位，而把武力征伐放在其次，所以没有任何人的军队比五霸更强大的了。当今世上，各种诡计一齐实施，奸诈骗术接连使用，攻战不止，灭亡的国家、受辱的君主越来越多，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所致力的是细技束末啊。

夏君启同有扈氏在甘泽交战，没有取胜。六卿请求再战，夏君启说：“不行。我的土地并不小，我的人民也不少，但同有扈氏交战却没能取胜，这是由于我的恩德太少，教化不好的缘故啊！”于是夏君启居处不用两层席，吃饭不吃多种菜，琴瑟不设，钟鼓不列，子女不修饰打扮，亲近亲族，敬爱长者，尊重贤人，任用能士。一年之后，有扈氏就归服了。因此，想耍制服别人的，一定先要克制自己，想要评论别人的，一定先要评论自己，想要了解别人的，一定先要了解自己。

《诗》中说；“手执缰绳驭马如同编织花纹一样。”孔子说；“明悉这句话的含义，就可以治理天下了。”子贡说：“照《诗》中所悦的去做，举止太急躁了吧！”孔予说：“这句诗不是说驭者动作急躁，而是说丝线在手中编织，而花纹却在手外成形。”圣人修养自身，而大业成就于天下。所以子华子说。“丘陵生成了，穴居的动物就安身，大水深渊生成了，鱼鳖就安身了；松柏茂盛了，行路的人就在树荫下歇息了。”

孔手谒见鲁哀公，哀公说：“有人告诉我说：“治理国家的人，在朝堂之上治理就行了。”我认为这是迂阔之言。”孔子说：“这不是迂阔之言。我听说，在自身有所得的人，在到哪那里也会有所得，在自身有所失的人，在别人那里也会有所失。不出门却把天下治理得很好，这恐怕只有懂得自身修养的国君才能做到吧！”

【季春纪三论人】

【原文】

四曰：主道约，君守近。太上反诸己，其次求诸人。其索之弥远者，其推之弥疏；其求之弥疆[1]者，失之弥远。何谓反诸已也？适耳目，节嗜欲，释智谋，去巧故，而游意乎无穷之次，事心乎自然之涂。若此则无以害其天矣。无以害其天则知精，知精则知神，知神之谓得一。凡彼万形，得一後成。故知一，则应物变化，阔大渊深，不可测也；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豪士时之，远方来宾，不可塞也；意气宣通，无所束缚，不可收也。故知知一，则复归於朴，嗜欲易足，取养节薄，不可得也；离世自乐，中情洁白，不可量也；威不能惧，严不能恐，不可服也。故知知一，则可动作当务，与时周旋，不可极也；举错以数，取与遵理，不可惑也；言无遗者，集肌肤，不可革也。谗人困穷，贤者遂兴，不可匿也。故知知一，则若天地然，则何事之不胜？何物之不应？譬之若御者，反诸己，则车轻马利，致远复食而不倦。昔上世之亡主，以罪为在人，故日杀戮而不止，以至於亡而不悟。三代之兴王，以罪为在己，故日功而不衰，以至於王。何谓求诸人？人同类而智殊[2]，贤不肖异，皆巧言辩辞以自防御，此不肖主之所以乱也。凡论人，通则观其所礼，贵则观其所进，富则观其所养，听则观其所行，止则观其所好，习则观其所言，穷则观其所不受，贱则观其所不为。喜之以验其守，乐之以验其僻，怒之以验其节，惧之以验其特[3]，哀之以验其人，苦之以验其志。八观六验，此贤主之所以论人也。论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隐。何谓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为四隐？交友、故旧、邑里、门郭。内则用六戚四隐，外则用八观六验，人之情伪、贪鄙、美恶无所失矣。譬之若逃雨，{氵于}[4]污无之而非是。此先圣王之所以知人也。——

[1]疆：此指远。

[2]疏：不同。

[3]特：应为“持”。

[4]{氵于}（yú）：通“濡”，沾湿。

【译文】

做君主的方法很简单，君主要奉行的原则就在近旁。最高的是向自身求得，其次是向别人寻求。越向远处寻求的，离开它就越远，寻求它越花力气的，失掉它就越远。

什么叫向自身求得呢？使耳目适度，节制嗜好欲望，放弃智巧计谋，摒除虚浮伪诈，让自已的意识在无限的空间中邀游，让自己的思想立于无为的境界。象这样，就没有什么可以危害自己的身心了。没有什么危害自己的身心，就能略知道事物的精微，知道事物的精微，就能够懂得事理的玄妙，懂得事理的玄妙就叫作得道。

那万物，得道而后才能生成。所以，懂得得道的道理，就会适应事物的变化，博大精深，不可测度，德行就会彰明美好，与日月并列，不可熄灭。豪杰贤士就会随时到来，从远方来归，不可遏止；精神、元气就会畅通，无所束缚，不可持守。所以懂得得道的道理，就含重新返朴归真，嗜欲容易满足，所取养身之物少而有节制，不可支配，就会超脱世俗，怡然自乐，内心洁白，不可污染，就会威武不能使他恐惧，严厉不能使他害怕，不可屈服。所以懂得得道的道理，就会举动与事合宜，随着时势应酬交际，不可困窘，就会举止依照礼数，取与遵循事理，不可迷乱，就会言无过失，感于肌肤，不可改变，就会奸人窘困，贤者显达，不可隐匿。所以懂得得道的道理，就会象天地一样，那么，什么事情不能胜任？什么事情不能得当？这就象驾驭马车的人，反躬自求，就会车轻马快，即使跑很远的路再吃饭，中途也不会疲倦。

过去，古代亡国的君主认为罪在别人，所以每天杀戮不停，以至干亡国仍不醒悟。夏、商、周三代兴旺发达的君王，认为罪在自己，所以每天勤于功业，从不松懈，以至于成就了王者大业。

什么叫向别人寻求？人同类而智慧不同，贤与不肖相异。人们都用花言巧语来替自己防范，这是昏君惑乱的缘故。

大凡衡量、评定人：如果他显达，就观察他礼遇的都是什么人，如果他尊贵，就观察他举荐的都是什么人，如果他富有，就观察能赡养的都是什么人，如果他听言，就观察他采纳的都是什么，如果他闲居在家，就观察他喜好的都是什么？如果他学习，就观察他说的都是什么，如果他困窘，就观察他不接受的都是什么，如果他贫贱，就观察他不做的都是什么。使他高兴，借以检验他的节操，使他快乐，借阻检验他的邪念；使他发怒，借以检验他的气度，使他恐惧，借以检验他卓异的品行，使他悲哀，借以检验他的仁爱之心，使他困苦，借以检验他的意志。以上八种观察和六项检验，就是贤明的君主用以衡量、评定人的方法。衡量、评定别人又一定用六戚、四隐。什么叫六戚？即父、母、兄、弟、妻，子六种亲属。什么叫四隐？即朋友、熟人、乡邻。亲信四种亲近的人。在内凭着六戚、四隐，在外凭着八观、六验，这样人们的真伪、贪鄙、美恶就能完全知晓，没有遗漏。就象是避雨一样，所往之处无一处没有雨水，无所逃避。选就是先代圣王用以识别人的方法。

【季春纪三圜道[①]】

【原文】

五曰：天道圜，地道方。圣王法[②]之，所以立上下。何以说天道之圜也？精气一上一下，圜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圜。何以说地道之方也？万物殊类殊形，皆有分职，不能相为，故曰地道方。主执圜，臣处方，方圜不易，其国乃昌。日夜一周，圜道也。月躔二十八宿，轸与角属，圜道也。精行四时，一上一下，各与遇，圜道也。物动则萌，萌而生，生而长，长而大，大而成，成乃衰，衰乃杀，杀乃藏，圜道也。云气西行，云云然，冬夏不辍；水泉东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满，小为大，重为轻，圜道也。黄帝曰：“帝无常处也，有处者乃无处也。”以言不刑蹇，圜道也。人之窍九，一有所居则八虚，八虚甚久则身毙。故唯而听，唯止；听而视，听止：以言说一。一不欲留，留运为败，圜道也。一也齐至贵，莫知其原，莫知其端，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而万物以为宗。圣王法之，以令其性，以定其正，以出号令。令出於主口，官职受而行之，日夜不休，宣通下究，瀸於民心，遂於四方，还周复归，至於主所，圜道也。令圜，则可不可，善不善，无所壅矣。无所壅者，主道通也。故令者，人主之所以为命也，贤不肖、安危之所定也。人之有形体四枝，其能使之也，为其感而必知也。感而不知，则形体四枝不使矣。人臣亦然。号令不感，则不得而使矣。有之而不使，不若无有。主也者，使非有者也，舜、禹、汤、武皆然。先王之立高官也，必使之方，方则分定，分定则下不相隐。尧舜，贤主也，皆以贤者为後，不肯与其子孙，犹若立官必使之方。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而与其子孙，立官不能使之方，以私欲乱之也，何哉？其所欲者之远，而所知者之近也。今五音之无不应也，其分审[③]也。宫、徵、商、羽、角，各处其处，音皆调均，不可以相违，此所以无不受也。贤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处其职、治其事以待主，主无不安矣；以此治国，国无不利矣；以此备患，患无由至矣——

[①]圜道：本篇以天道地道、日月星辰之行、云运水流之理、万物生杀之序、四肢九窍之用、宫徵（zhǐ）商羽角之分（fèn）推出治国之要。这篇是阴阳家的学说。

[②]法：效法。

[③]其分审：指五音各守其声。

【译文】

天道圆，地道方。圣壬效法它们，据以设立君臣上下。怎样解释天道圜呢？精气一上一下，环绕往复，循环不已，无所留止，所以说天道圆。怎样解释地道方呢？万物异类异形，都有各自的名分、职守，不能互相代替，所以说地道方。君主掌握圜道，臣下处守方道，方道圆道不颠倒改变，这样国家才能昌盛。

太阳一昼夜绕行一周，这是圜遣。月亮历行二十八宿，始于角宿，终于轸宿，角宿与轸宿首尾相接，这是圆道。精气四季运行，阴气上腾，阳气下降，相合而成万物，这是圆道。万物有了活力就会萌发，萌发而后滋生，滋生而后成长，成长而后壮大，壮大而后成熟，成熟而后衰暾，衰致而后死亡，死亡而后形迹消失，这是圆道。云气西行，纷纭回转，冬夏不止，水泉东流，日夜不停。泉源永不枯竭，大海水不满盈，小泉汇成大海，重水化作轻云，这是圆道。萤帝说：“无帝没有固定的居处。如果它固定在一处，就不会无所不在了。这是说运行不止，这是圆道。人体共有九个孔窍，其中一窍闭塞，另外八窍就会有病。八窍病得厉害，时间久了，人就会死亡。所以，应答时若要听，应答就会停止，倾听时若要看，倾听就会停止。这是说要专精于一官一窍．一官

一窍都不应停滞，停滞就成为祸灾，这是圆道。道是最高的，没有谁知道它的来源，也没有谁知道它的终极，没有谁知道它的开始，也没有谁知道它的归宿，然而万物都把它作为本源。圣王取法它，用来保全自己的天性，用来安定自己的生命，用来发号施令。号令从君主之口发出，百官接受而施行，日夜不停，普遍下达，深入到底，合于民心，通达四方，然后又旋转复回，回到君主那里，这是圆道。号令的施行符台圆道，不合宜的就能使它合宜，不好的就能使它美好，这样就没有壅闭之处了。没有壅闭之处就是君道畅通啊！所以，号令是君主把它当作生命来看待的东西，君主的贤与不肖，国家的安危都由它决定。

人有形体四肢，其所以能够支使它们，是由于它们受到触动必定知道。如果受到触动而不知道，那形体四肢就不会听从支使了，臣下也是这样。如果对君主的号令无动于衷，就无法支使他们了。有臣下却不听从支使，不如没有。君主就是要支使本不属于自己的臣下，舜、禹，汤，武王都是这样。

先王设立高官，一定要使它方正。作到方正，职分就确定了，职分确定了，臣下就不会有隐私壅蔽其上。尧舜是贤明的君主，他们都把贤人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不肯把帝位传给自己的子孙，然而设立官职仍然一定要使它方正。当今世上的君主，都想父子相传世世代代不失君位，从而把它传给自己的子孙。但他们设立官职反而不能使它方正，用私欲把它搞乱了，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贪求的太远，而见识太短的缘故。五音无不应和，这是由于它们各自的乐律确定。官、徵，商，羽、角各处在白己的位置上，音都调得根准确，不可以有丝毫盖误，这就是五音无不应和的缘故。贤主设立官职与此相似。百官各守其职，治理分内的事，以此恃奉君主，君主就没有不安宁的，以此治理国家，国家就没有不兴旺的，以此妨备祸患，祸患就无从降临了。

谢选骏指出：每个季节做每个季节的事情，每种处境做每种处境的事情——这样之下，每个季节都是好的，每种处境都是相宜的了。

【【孟夏纪第四孟夏】】

【原文】

一曰：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仲吕，其数七，其性礼，其事视，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蝼蝈鸣，丘蚓出，王菩生，苦菜秀。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辂，驾赤骝，载赤旗，衣赤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觕。是月也，以立夏。先立夏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夏，盛德在火。”天子乃斋。立夏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夏於南郊。还，乃行赏，封侯、庆赐，无不欣说。乃命乐师习合礼乐。命太尉赞杰俊，遂贤良，举长大；行爵出禄。必当其位。是月也，继长增高，无有坏隳[1]。无起土功，无发大众，无伐大树。是月也，天子始絺。命野虞出行田原，劳农劝民，无或失时；命司徒循行县鄙，命农勉作，无伏于都。是月也，驱兽无害五谷，无大田猎，农乃升麦。天子乃以彘[2]尝麦，先荐寝庙。是月也，聚蓄百药，糜草死，麦秋至。断薄刑，决小罪，出轻系。蚕事既毕，后妃献茧，乃收茧税，以桑为均，贵贱少长如一，以给郊庙之祭服。是月也，天子饮酎，用礼乐。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孟夏行秋令，则苦雨数来，五谷不滋，四鄙入保；行冬令，则草木早枯，後乃大水，败其城郭；行春令，则虫蝗为败，暴风来格，秀草不实。——

[1]隳（hui）：毁坏。

[2]彘（zhi）：猪肉。

【译文】

孟夏四月，太阳的位置在毕宿，黄昏时刻，翼宿出现在南方中天，拂晓时刘，女宿出现在南方中天。孟夏于天干属丙丁，它的主宰之帝是炎帝，佐帝之神是祝融，应时的动物是凤鸟之类的羽族，相配的声音是徵音，音律与仲吕相应。这个月的数字是七，情性是礼，修养身心应作的事是视，味道是苦味，气味是焦气，要举行的祭祀是灶祭，祭祀时祭品以肺脏为尊，这个月，蛤蟆开始鸣叫，虹蚓从土里钻出来，栝楼长出来了，苦菜开花了。夭子住在南向明堂的左侧室，乘坐朱红色的车子，车前驾着赤红色的马，车上捕着赤色的绘有龙致的旗帜，天子聋着赤色的衣服，佩戴着赤色的饰玉，吃的食物是豆子和鸡，用的器物高而且大。

这个月有立夏的节气。立夏前三天，太史向天子禀告说；“某日立夏，大德在于火。”天子于是斋戒，准备迎夏。立夏那天，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大夫到南郊迎接夏的降临。礼毕归来，于是赏赐功臣，分封爵位和土地，群臣无不欣喜快乐。命令乐师练习合演礼、乐。命令太尉向天子禀报才能出众的人，举荐德行超群的人，形体高大的人。封爵位，给予俸禄，一定要与他们的地位相当。

这个月，万物都在生长壮大，不要使它们有所毁坏。不许兴动土木工程，不许征发百姓，不许砍伐大树。

这个月，天子开始穿细葛的衣服。命令主管山林田野的官吏出去视察田地原野，鼓励百姓努力耕作，不要失掉农时。命令主管教化民事的官吏巡视天子领地内的各个县邑，命令农夫努力耕作，不要藏伏在国都之中。

这个月，要驱逐野兽，使它们不要伤害五谷。不要大规模进行狩猎。这个月，农民献上新麦，天子于是就着猪肉品尝麦子，在品尝之前先进献给祖庙。

这个月，要积聚蓄藏各种草药。葶苈之类的草药枯死了，麦子成熟的季节来到了。对轻刑和罪小的犯人进行判决，释放不够判刑的犯人。蚕桑之事已经结束，后妃向天子献上蚕茧，于是向养蚕的人收取茧税，税按照桑树的多少来均分，贵贱长幼一视同仁，用这些税收来供给祭天祭祖时所用的祭服。

这个月，天子欢宴群臣，饮用酎酒，观看礼乐表演。

实行与这个月的时令相应的政令，及时雨就会十天一至。孟夏实行应在秋天实行的政令，那么，伤害庄稼的苦雨就会频繁降落，各种谷物就不能生长，四处边境的百姓就会因敌寇侵扰而躲进城堡。如果实行应在冬天实行的政令，那么，草木就会过早地干枯，然后就有大水毁坏城郭。如果实行应在春天实行的改令，那么，虫螟就会成灾，疾风就舍袭来，草术就会只开花不结实。

【孟夏纪第四劝学[1]】

【原文】

二曰：先王之教，莫荣於孝，莫显於忠。忠孝，人君人亲之所甚欲也；显荣，人子人臣之所甚愿也。然而人君人亲不得其所欲，人子人臣不得其所愿，此生於不知理义。不知义理，生於不学。学者师达而有材，吾未知其不为圣人。圣人之所在，则天下理焉。在右则右重，在左则左重，是故古之圣王未有不尊师者也。尊师则不论其贵贱贫富矣。若此则名号显矣，德行彰矣。故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争於道。其人苟可，其事无不可。所求尽得，所欲尽成，此生於得圣人。圣人生於疾学[2]。不疾学而能为魁士名人者，未之尝有也。疾学在於尊师。师尊则言信矣，道论矣。故往教者不化，召师者不化；自卑者不听，卑师者不听。师操不化不听之术，而以强教之，欲道之行、身之尊也，不亦远乎？学者处不化不听之势，而以自行，欲名之显、身之安也，是怀腐而欲香也，是入水而恶濡也。凡说者，兑之也，非说之也。今世之说者，多弗能兑，而反说之。夫弗能兑而反说，是拯溺而垂之以石也，是救病而饮之以堇也。使世益乱、不肖主重惑者，从此生矣。故为师之务，在於胜理，在於行义。理胜义立则位尊矣，王公大人弗敢骄也，上至於天子，朝之而不惭。凡遇合也，合不可必。遗理释义，以要不可必，而欲人之尊之也，不亦难乎？故师必胜理行义然後尊。曾子[3]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师者可知也。夫无父而无师者，馀若夫何哉！”此言事师之犹事父也。曾点[4]使曾参，过期而不至，人皆见曾点曰：“无乃畏邪？”曾点曰：“彼虽畏，我存，夫安敢畏[5]？”孔子畏於匡，颜渊後，孔子曰：“吾以汝为死矣。”颜渊曰：“子在，回何敢死？”颜回之於孔子也，犹曾参之事父也。古之贤者与，其尊师若此，故师尽智竭道以教——

[1]劝学：勉励人民勤奋学习。劝：勉励。本篇是儒家学说。

[2]疾学：努力学习。疾，力。

[3]曾子：曾参。

[4]曾点：曾参的父亲。

[5]畏：通“围”，此有藏之意。

【译文】

先王的政教中，投有什么比孝更荣耀的了，没有什么比忠更显达的了。忠孝是作君主、父母的十分希望得到的东西，显荣是作子女、臣下的十分愿意获得的东西。然而，作君主、父母的却得不到他们所希望的忠孝，作子女、臣下的却得不到他们所向往的显荣，这是由子不懂得理义造成的．不懂得理义，是由于不学习的缘故。

从师学习的人，如果他的老师通达而自己又有才能，我没听说过这样的人不成为圣人的。只要有圣人在，天下就太平安定了。圣人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受到尊重，圣人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就受到尊重，因此古代的圣王没有不尊重老师的。尊重老师就不会计较他们的贵贱、贫富了．象这样，名号就显达了，德行就彰明了。

所以，老师施行教诲的时候，也不计较学生的轻重、尊卑、贫富，而看重他们是否能接受理义。他们倘若能够接受理义，对他们的教诲就会无不合宜。所追求的完全都能得到，所希望的完全都能实现，这种情况在得到圣人之后才会发生。圣人是在努力学习中产生的，不努力学习而能成为贤士名人的，未曾有过。

努力学习关键在于尊重老师。老师受到尊重，言语就会被人信从，道义就会被人称述而彰明了。因此，应召去教的老师不可能教化他人，呼唤老师来教的人不可能受到教化，自卑的老师不会被人听信，轻视老师的人不会听从教诲。老师如果采用不可能教化他人、不会被人听信的方法去勉强教育人，尽管想使自己的道义得以施行，使自身得以尊贵，不也差得太远了吗？从师学习的凡处于不可能受到教化、不会听从教诲的地位，自己随意行事，尽管想使自己名声显赫，自身平安，这就如怀揣腐臭的东西却希望芳香，进入水中却厌恶沾湿一样，怎么可能办得到呢？

凡说教，应该使对方心情舒畅，而不是硬性说教。如今世上说教的人，大多不能使对方心情舒畅，却反去硬性说教。不能使对方心情舒畅，反去硬性说教，这就如同拯救溺水的人却用石头让他沉下去，如同治病却给病人喝下毒药一样，只会适得其反。社会越发混乱，不肖的君主越发昏乱就都由此产生了。

所以，做老师的要务在于依循事理，在于施行道义。只要事理被依循，道义得以树立，那么老师的地位就尊贵了，王公大人对他们不敢轻慢，即使上至于天子朝拜这样的老师也不会感到羞愧。大凡师徒相遇而和洽的情况不可能一定实现。如果有难遗弃事理，抛掉道义，去追求不一定实现的东西，并想要人们尊重他，这不也太难了吗？所以，老师一定要依循事理，施行道义，然后才能尊显。

曾子说，“君子在道路上行走，其中父亲还在的可以看出来，其中有老师的也可以看出来。对那些父亲，老师都不在的，其他人又能怎么样呢？曾点派他的儿子曾参外出，过了约定的日期却没有回来，人们都来看望曾点说：“怕不是遇难了吧。”曾点说：“即使他要死，我还活着，他怎么敢自己不小心遭祸而死！”孔子被囚禁在匡地，颜渊最后才到，孔子说：“我以为你死了。”颜渊说，“您还活着，我怎么敢死。”颜回对待孔子如同曾参侍奉父亲一样。古代的贤人，他们尊重老师达到这样的地步，所以老师尽心竭力地教诲他们。

【孟夏纪第四尊师】

【原文】

三曰：神农师悉诸，黄帝师大挠，帝颛顼师伯夷父，帝喾师伯招，帝尧师子州支父，帝舜师许由，禹师大成贽，汤师小臣，文王、武王师吕望、周公旦，齐桓公师管夷吾，晋文公师咎犯、随会，秦穆公师百里奚、公孙枝，楚庄王师孙叔敖、沈尹巫，吴王阖闾师伍子胥、文之仪，越王句践师范蠡、大夫种。此十圣人、六贤者未有不尊师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圣，而欲无尊师，奚由至哉？此五帝之所以绝，三代之所以灭。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闻，不学，其闻不若聋；使其目可以见，不学，其见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学，其言不若爽；使其心可以知，不学，其知不若狂。故凡学，非能益也，达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败之，是谓善学。子张，鲁之鄙家也；颜涿聚，梁父之大盗也；学於孔子。段干木，晋国之大驵也，学於子夏。高何、县子石，齐国之暴者也，指於乡曲，学於子墨子。索卢参，东方之钜狡也，学於禽滑黎。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为天下名士显人，以终其寿，王公大人从而礼之，此得之於学也。凡学，必务进业，心则无营。疾讽诵，谨司闻，观欢愉，问书意，顺耳目，不逆志，退思虑，求所谓，时辨说，以论道，不苟辨，必中法，得之无矜[1]，失之无惭，必反其本。生则谨养，谨养之道，养心为贵；死则敬祭，敬祭之术，时节为务。此所以尊师也。治唐圃，疾灌浸，务种树；织葩屦[2]，结罝[3]网，捆蒲苇；之田野，力耕耘，事五谷；如山林，入川泽，取鱼鳖，求鸟兽。此所以尊师也。视舆马，慎驾御；适衣服，务轻暖；临饮食，必蠲[4]洁；善调和，务甘肥；必恭敬，和颜色，审辞令；疾趋翔[5]，必严肃。此所以尊师也。君子之学也，说义必称师以论道，听从必尽力以光明。听从不尽力，命之曰背；说义不称师，命之曰叛。背叛之人，贤主弗内[6]之於朝，君子不与交友。故教也者，义之大者也；学也者，知之盛者也。义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7]，成身莫大於学。身成则为人子弗使而孝矣，为人臣弗令而忠矣，为人君弗强而平矣，有大势可以为天下正矣。故子贡问孔子曰：“後世将何以称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称哉？勿已者，则好学而不厌，好教而不倦，其惟此邪！”天子入太庙祭先圣，则齿尝为师者弗臣，所以见敬学与尊师也。

[1]矜（jin）：自夸。

[2]葩：疑为“萉”之误。萉屦（feiju）：草鞋。

[3]罝（ju）：捕兽的网。

[4]蠲（juan）洁：清洁、干净。

[5]翔：通“跄”

[6]内：通“纳”，容纳。

[7]成身：完善修养、成为君子。

【译文】

神农以悉诸为师，黄帝以大挠为师，帝颛顼以伯夷父为师，帝喾以伯招为师，帝尧以子州生父为师，帝舜以许由为师，禹以大成贽为师，汤以小臣伊尹为师，文王、武王以吕望、周公旦为师，齐桓公以管夷吾为师，晋文公以咎犯、随会为师，秦穆公以百里奚、公孙枝为师，楚庄王以孙叔敖、沈尹巫为师，吴王阖闾以伍子胥、文之倪为师，越王勾践以范蠡、文种为师。这十位圣人、六位贤者没有不尊重老师的。如今，人们地位没有达到帝那样尊贵，才智没有达到圣明的境界，却想耍不尊奉老师，这怎么能达到帝、达到圣的境地呢？这正是五帝之所以废绝，三代之所以不可再现的原因。

况且，天造就人，使人的耳朵可以听见，如果不学习，耳有所闻反不如耳聋听不见好，使人的眼睛可以看见，如果不学习，目有所见还不如眼瞎看不见好。使人的口可以说话，如果不学习，口有所言反不如口有病说不出话好。使人的心可以认知事物，如果不学习，心有所知反不如狂乱无知好。因此，凡学习，并不是能给人另增加什么，而是使人通达天性。只要能够保全天赋予的人性而不使它受到伤害，这就叫作善于学习。

子张本是鲁国的鄙俗小人，颜涿聚本是粱父山上的大盗，他们求学千孔于。段干木本是晋国市场上的大牙侩，求学于子夏。商何、县子石本是齐国的凶恶残暴的人，被乡里所斥逐，求学于墨子。索卢参本是东方有名的狡诈之人，求学予禽滑黎。这六个人本是该受到刑罚、杀戮，蒙受耻辱的人。如今，由于从师学习，他们不仅免予刑罚、杀戮、耻辱，而且成为天下的知名之士、显达之人，得以终其天年，王公大人因此对他们以礼相待，这些都是得力于学习啊。

凡学习，一定务求增进学业，这样心中就没有疑惑了。要努力诵习，小心等侯机会聆听教诲，看到老师欢悦的时候，请教书中的意旨，要顺适老师的耳目，不违背老师的心意，回来认真思考，探求老师所说的道理，要时时研讨分析，以求阐明老师所阐明的道理，不苟且巧辩，一定要合乎法度，有所得不要自夸，有所失不要惭愧，一定要回到自己的本性上来。

老师活着的时候，要小心奉养，小心奉养的方法以使老师欢娱为贵，老师死了要恭敬祭祀，恭敬祭祀的原则以合于四时之节为要，这是尊重老师的做法。为老师修整园地，努力灌溉，积极种植，织麻鞋，结兽网，编蒲苇，走到田野，努力耕耘，种植五各，走进山林，进人川泽，捕捉鱼鳖，猎取鸟兽，这是尊重老师的做法。为老师察看车马，小心驾驭，使衣服适宜，务求轻暖。备办饮食，一定清洁，好好调和五味，务求甘甜肥美，一定恭恭敬敬，和颜悦色，言辞审慎，力求行步快慢有节，一定恭敬庄重。这是尊重老师的做法。

君子学习，谈论道理一定称引老师的话来阐明道义，听从教诲一定尽心竭力击发扬光大。听从教诲而不尽心竭力去发扬它，这种行为叫作“背”，谈论道理而不称引老师的话去阐明它，这种行为叫作“叛”。有背叛行为的人，贤明的君主不接纳他们在朝为臣，君子不跟他们交往为友。

因此，教育人是一件非常仁义的事，学习是一件非常聪明的事。仁义的事没有比给人带来利益更大的了，而给人带来利益最大的，没有什么能超过教育人了。聪明的事没有比修养身心更大的了，而修养身心最重要的，没有什么能超过学习。如果自身的修养完成了，那么，作儿子的不用支使就孝顺了，作臣下的不用命令就忠诚了，作君主的不用勉强就公正了，其中形势最有利的就可以作天下的君主了。所以，子贡问孔子说：“后代将用什么话称道您呢？”孔子说：“我哪里值得称道呢？如果一定要说的话，那就是喜好学习而不满足，勤于教诲而不疲倦，大概仅此而已！”天子进人明堂祭祀先代圣人，与曾经怍过自己老师的人并排站立，不把他们作臣子看待，这是用以显示敬重学习和尊重老师啊！

【夏纪第四诬徒】

【原文】

四曰：达师之教也，使弟子安焉、乐焉、休焉、游焉、肃焉、严焉。此六者得於学，则邪辟之道塞矣，理义之术胜矣；此六者不得於学，则君不能令於臣，父不能令於子，师不能令於徒。人之情，不能乐其所不安，不能得於其所不乐。为之而乐矣，奚待贤者？虽不肖者犹若劝之。为之而苦矣，奚待不肖者？虽贤者犹不能久。反诸人情，则得所以劝学矣。子华子曰：“王者乐其所以王，亡者亦乐其所以亡，故烹兽不足以尽兽，嗜其脯则几矣。”然则王者有嗜乎理义也，亡者亦有嗜乎暴慢也。所嗜不同，故其祸福亦不同。不能教者：志气不和，取舍数变，固无恒心，若晏阴喜怒无处；言谈日易，以恣自行；失之在己，不肯自非，愎过自用，不可证移；见权亲势及有富厚者，不论其材，不察其行，驱而教之，阿而谄之，若恐弗及；弟子居处修洁，身状出伦，闻识疏达，就学敏疾，本业几终者，则从而抑之，难而悬之，妒而恶之；弟子去则冀终，居则不安，归则愧於父母兄弟，出则惭於知友邑里，此学者之所悲也，此师徒相与异心也。人之情，恶异於己者，此师徒相与造怨尤也。人之情，不能亲其所怨，不能誉其所恶，学业之败也，道术之废也，从此生矣。善教者则不然。视徒如己，反己以教，则得教之情矣。所加於人，必可行於己，若此则师徒同体。人之情，爱同於己者，誉同於己者，助同於己者，学业之章明也，道术之大行也，从此生矣。不能学者，从师苦而欲学之功也，从师浅而欲学之深也。草木、鸡狗、牛马，不可谯诟[2]遇之，谯诟遇之，则亦谯诟报人，又况乎达师与道术之言乎？故不能学者：遇师则不中，用心则不专，好之则不深，就业则不疾，辩论则不审，教人则不精；於师愠[3]，怀於俗，羁神於世，矜势好尤，故湛於巧智，昏於小利，惑於嗜欲；问事则前後相悖，以章则有异心，以简则有相反；离则不能合，合则弗能离，事至则不能受。此不能学者之患也。

[1]诬：欺，这篇是儒家学说。

[2]谯诟（xigou）：责备辱骂。遇之：对待它。

[3]愠（yun）：怨。

【译文】

通达事理的老师施行教育，能使学生安心、快乐、安闲、从容、庄重、严肃。这六方面在教学中实现了，那么邪僻的路就堵死了，正义之道就通行了。这六方面在教学中不能实现，那么君主就不能支使臣下，父亲就不能支使儿子，老师就不能支使学生。

人之常情，不能喜欢自己所不安心的事物，不能从自己所不喜欢的事物中有所得。一件事如果做起来就感到快乐，不用说贤人，即使不肖的人仍然会努力去做。一件事如果敞起来就感到苦恼，不用说不肖的人，即使贤人同样不能持久。从人之常情出发，就会得到勉励人们学习的道理了。

子华子说；“成就王业的人乐意做那些使自己成就王业的事，国破家亡的人也乐意做那些使自己灭亡的事，所以煮食禽兽不可能把所煮的禽兽吃尽，人们专吃自己爱吃的肉就够了。”如此说来，成就王业的人专喜好理义，国破家亡的人专喜好暴慢。他们的喜好不同，因此他们所得到的祸福也不周。

不善于教育人的老师心志不和谐，取舍一再变化，根本没有恒心，就象天气的晴阴一样喜怒无常，言谈一天一变，放纵自己的行为，过失在干自己，却不肯自我批评，坚持错误，自以为是，不能接受意见而有所改变，亲近有权有势的人和富有的人，不衡量他们的才能，不考察他们的品行，急忙跑去教他们，迎合奉承他们，唯恐不及；对于学生中平时操守清白兰善，品貌出众、见识广博、勤于向老师请教、接近完成学业的人，却由此压制他们，诘难、疏远他们，妒嫉厌恶他们，学生想要离去却又希望完成学业，而留下来又不安心，回不愧见父母兄弟，出门愧见挚友乡亲，这是求学的人所悲伤的，这是由于老师和学生彼此心志不同的缘故。人之常情，憎恶跟自己心志不合的人，这是老师和学生彼此结下怨恨的原因。人之常情，不能爱自己所怨恨的人，不能称颂自己所憎恶的人，学业的败坏，道术的废弃，就由此产生了。

善于教育人的老师就不是这样。他们看待学生如同自己一样，设身处地施行教育，这样就掌握教育的真谛了。凡施加给别人的，自己一定能够做到，象这样，就做到师生一体了。人之常情，喜爱跟自己心志相同的人，称颂跟自己心志相同的人，帮助跟自己心志相同的人，学业的彰明，道术的普遍推行，就由此产生了。

不善于学习的人，跟随老师学习粗心大意，却想学得精通，跟随老师学习浅尝辄止，却想学得深入。草木，鸡狗、牛马，不可粗暴地对待它们，如果粗暴地对待它们，那它们也会粗暴地报复人。草木、鸡狗，牛马尚且如此，又何况对待通达事理的老师和道术的传授呢？所以，不善于学习的入：对待老师不忠诚，用心不专一，爱好不深人，求学不努力，辩论不明是非，效法别人不精心，怨恨老师，安于凡庸，精神被时务所束缚，自恃权势，好犯过失，所以沉溺于巧诈，迷恋干小利，惑乱于嗜欲，问事则前后矛盾，言辞详明则又与心相异，言辞简约则与与意相反；分散的事不会综合，复杂的事不会分析，即使再费力气也不能有所成就。这是不善于学习的人的害处啊！

【孟夏纪第四用众】

【原文】

五曰：善学者，若齐王之食鸡也，必食其跖[1]数千而後足；虽不足，犹若有跖。物固莫不有长，莫不有短。人亦然。故善学者，假人之长以补其短。故假人者遂有天下。无丑不能，无恶不知。丑不能，恶不知，病矣。不丑不能，不恶不知，尚矣。虽桀、纣犹有可畏可取者，而况於贤者乎？故学士曰：辩议不可不为。辩议而苟可为，是教也。教，大议也。辩议而不可为，是被[2]褐而出，衣锦而入。戎[3]人生乎戎、长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长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长乎戎，戎人长乎楚，则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观之，吾未知亡国之主不可以为贤主也，其所生长者不可耳。故所生长不可不察也。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众白也。夫取於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立已定而舍其众，是得其末而失其本。得其末而失其本，不闻安居。故以众勇无畏乎孟贲矣，以众力无畏乎乌获矣，以众视无畏乎离娄矣，以众知无畏乎尧、舜矣。夫以众者，此君人之大宝也。田骈谓齐王曰：“孟贲庶乎患术，而边境弗患。”楚、魏之王辞言不说，而境内已修备矣，兵士已修用矣，得之众也——

[1]跖（zhi）：鸡脚。

[2]被：通“披”。

[3]戎（rong）：古国名，今山东菏泽县西南。

【译文】

善于学习的人象齐王吃鸡一样，一定要吃上几千鸡跖而后才满足，即使不够，仍然有鸡跖可供取食。事物本来无不有长处，无不有短处。人也是这样。所以，善于学习的人能取别人的长处来弥补自己的短处。因此，善于吸取众人长处的人使能占有天下。不要把不能看作羞耻，不要把不知看作耻辱。把不能看作羞耻，把不知看作耻辱，就会陷入困境。不把不能看作羞耻，不把不知看作耻辱，这是最高的。即使桀、纣那样的暴君尚且有令人敬畏、可取之处，更何况贤人呢？

所以有学问的人说：求学者不可使用辩议。如果说辩议可以使用的话，这是指施教者而言。施教才需要大议。求学者不使用辩议，就可以由无知变为贤达，这就象穿着破衣服出门，穿着华丽的衣服归来一样。

戎人生在戎地，长在戎地，而说戎人的语言，自己却不知是从谁那里学来的。楚人生在楚地．长往楚地，而说楚人的语言，自己却不知是从谁那里学来的。假如让楚人在戎地生长，让戎人在楚地生长，那么楚人就说戎人的语盲，戎人就说楚人的语言了。由此看来，我不相信亡国的君主不可能成为贤明的君主，只不过是他们所生长的环境不允许罢了。因此，对于人所生长的环境不可不注意考察啊！

天下没有纯白的狐狸，却有纯白的狐裘，这是从许多白狐狸的皮中取来制成的。善于从众人中吸取长处，这正是三皇五帝大建功名的原因。

大凡君主的确立，都是凭借着众人的力量。君位一经确立就舍弃众人，这是得到细枝末节而丧失了根本。凡是得到细枝末节而丧失了根本的君主，从未听说过他的统治会安定稳固。所以，依靠众人的勇敢就不惧怕孟贲了，依靠众人的力气就不惧怕乌获了，依靠众人的眼力就不惧怕离娄了，依靠众人的智慧就不惧怕赶不上尧．舜了。依靠众人，这是统治人民的根本大法。

田骈对齐王说：“即使孟贲对于众人的力量也感到忧虑，无可奈何，因而齐国的边境无须担忧。”楚国，魏国的君主不贵言辞，而国内备战的各种设施已经修整完备了，兵士已经训练有素可以打仗了，这都是得力于众人的力量啊！

谢选骏指出：每个季节不做每个季节的事情，每种处境不做每种处境的事情——好高骛远、提前消费、弯道超车……这样之下，每个想法都是不好的，每种行为都不相宜了。

【【仲夏纪第五仲夏】】

【原文】

一曰：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蕤宾，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小暑至，螳螂生，鸡始鸣，反舌无声。天子居明堂太庙，乘朱辂、驾赤骝，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觕，养壮狡。是月也，命乐师修鞀鞞鼓，均琴瑟管箫，执干戚戈羽，调竽笙埙篪，饬锺磬柷敔。命有司为民祈祀山川百原，大雩帝，用盛乐。乃命百县雩祭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谷实。农乃登黍。是月也，天子以雏尝黍，羞以含桃，先荐寝庙。令民无刈[1]蓝以染，无烧炭，无暴[2]布，门闾无闭，关市无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3]别其群，则絷[4]腾驹，班[5]马正[6]。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君子斋戒，处必揜，身欲静无躁，止声色，无或进，薄滋味，无致和，退嗜欲，定心气，百官[7]静，事无刑，以定晏阴之所成。鹿角解，蝉始鸣，半夏生，木堇[8]荣。是月也，无用火南方，可以居高明，可以远眺望，可以登山陵，可以处台榭。仲夏行冬令，则雹霰伤谷，道路不通，暴兵来至；行春令，则五谷晚熟，百螣时起，其国乃饥；行秋令，则草木零落，果实早成，民殃於疫——

[1]刈（yi）：割。

[2]暴：通“曝”，晒。

[3]牝（pìn）：雌性动物。

[4]絷（zhí）：马络头。

[5]班：通“颁”。

[6]正：通“政”。

[7]百官：身体的各种器官。

[8]木堇（jǐn）：草本植物名。

【译文】

仲夏五月，太阳的位置在井宿。初昏时刻，亢宿出现在南方中天，拂晓时刻，危宿出现在南方中天。仲夏于天干属丙丁．它的主宰之帝是炎帝，佐帝之神是祝融，应时的动物是凤鸟一类的羽族，相配的声音是徵音，音律与蕤宾相应。这个月的数字是七，味道是苦昧，气味是焦气，要举行的祭祀是灶祭，祭祀时祭品以肺脏为尊。这个月，小暑来到了，螳螂出现了，伯劳鸟开始鸣啭．百舌鸟寂然无声。天子住在南向明堂的中间正室，乘坐朱红色的车子，车前驾着赤红色的马，车上插着赤色的绘有龙纹的旗帜，吃的食物是豆子和鸡，用的器物高而且大。供养力大勇猛的人。

这个月，命令乐师修整鞀鼓鞞鼓，调节琴瑟管箫，营造干戚戈羽，调和竽笙埙篪，整饬钟磐柷敔。命令主管官吏为百姓祈求雨水，祭祀名山大川及众水之源，并且举行盛大的雩祭，使用众多的舞乐，演奏隆重的乐曲，向天帝祈求风调雨顺。命令天子领地内的各县大夫同时举行雩祭，祭祀前世有功于百姓的君主公卿，向他们祈求五谷丰登。农民在这个月要进献黍子。

这个月，天子就着雏鸡品尝黍子，连同樱桃一起，先敬献于祖庙。帝令百姓不要制刈蓝草来染东西，不要烧木炭，不要晒布匹，城门和闾门不要关闭，关日和集市不要征税，宽缓重刑的囚犯，增加他们的饮食。放牧时，把怀孕的母马与其他马群分开，要拴住公马，免得他们踢伤母马。要颁布有关养马的政令。

这个月，夏至到来，阴阳相争，死生相别。君子整洁身心。居处必深邃，身体要安静禁止女色，不许嫔妃进御，减少羹味，不要使它齐和，去掉一切嗜欲，安定心气，各种器官安静无为，作事不要盲动，以待确定阴阳的成败。这个月，鹿角脱落了，知丁开始呜叫，半夏长出苗，术槿开了花。

这个月，不要在南方用火，可以住在楼阁，可以眺望远方，可以登上山陵，可以呆在台榭。

仲夏如果实行应茌冬天实行的政令，那么，雹霰就会伤害五谷，道路就会毁坏不通，贼兵就会到来；如果实行应在春天实行的政令，那么，五谷就会晚熟，虫害就会时时发生，国家就会遇到饥荒，如果实行应在秋天实行的政令，那么，草木就会零落，果实就会过早成熟，百姓就会因疫病流行而遭受灾祸。

【仲夏纪第五大乐】

【原文】

二曰：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於度量，本於太一[2]。太一出两仪[3]，两仪出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於太一，化於阴阳。萌芽始震，凝氵寒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於和，和出於适。和适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成乐有具，必节嗜欲。嗜欲不辟，乐乃可务[4]。务乐有术，必由平出。平出於公，公出於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与言乐乎！亡国戮民，非无乐也，其乐不乐。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5]也，乱世之乐有似於此。君臣失位，父子失处，夫妇失宜，民人呻吟，其以为乐也，若之何哉？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始生人者，天也人，无事焉。天使人有欲，人弗得不求；天使人有恶，人弗得不辟。欲与恶，所受於天也，人不得与焉，不可变，不可易。世之学者，有非乐者矣，安由出哉？大乐，君臣、父子、长少之所欢欣而说也。欢欣生於平，平生於道。道也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不可为状。有知不见之见、不闻之闻、无状之状者，则几於知之矣。道也者，至精也，不可为形，不可为名，强为之，谓之太一。故一也者制令，两也者从听。先圣择两法一，是以知万物之情。故能以一听政者，乐君臣，和远近，说黔首[6]，合宗亲；能以一治其身者，免於灾，终其寿，全其天；能以一治其国者，奸邪去，贤者至，成大化；能以一治天下者，寒暑适，风雨时，为圣人。故知一则明，明两则狂。——

[1]大乐：合于道的音乐。这是阴阳家的学说。

[2]太一：道。

[3]两仪：天地。

[4]务：从事。

[5]武：通“舞”。

[6]黔首：百姓。

【译文】

音乐的由来相当久远了，它产生于度量，本源于太一。太一生天地，天地生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会合而成形体。浑浑沌沌地，分离了又会合，会合了又分离，这就叫做自然的永恒规律。天地象车轮一样转动，到尽头又重新开始，到终极又返回，无不恰到好处。日月星辰的运行，有的快，有的慢。日月轨道不同，都周而复始地运行在各自的轨道上。春夏秋冬更迭出现，有的季节炎热，有的季节寒冷，有的季节白天短，有的季节白天长，有的季节属柔，有的季节属刚。万物的产生，从太一开始，由阴阳生成。因阳而萌芽活动，因阴而凝冻成形。万物的形体各占一定的空间，无不发出声音。声音产生千和谐，和谐来源平合度。先王制定音乐，正是从这个原则刖出发。

天下太平，万物安宁，一切都顺应正道，音乐才可以制成。制成音乐有条件，必须节制嗜欲。只有嗜就不放纵，寸可以专力从事音乐。从事音乐有方法，必须从平和出发。平和产生于公正，公正产生于道。所以只有得道的人，大概才可以跟他谈论音乐吧！

被灭亡的国家，遭受屠戮的人民，不是没有有音乐。只是他们的音乐并不表达欢乐。即将淹死的几年是不笑，即将处死的罪人不是不唱，精神狂乱的人不是不手舞足蹈，但是他们的笑、他们的唱，他们的舞蹈没有丝毫的欢乐。乱世的音乐与此相似。君臣地位颠倒，父子本分沦丧，夫妇关系失当，人民痛苦呻吟，以此制乐，又会怎样呢？

凡音乐都是天地和谐、阴阳调和的产物。最初生**的是天，人不得参与其事。天使人有了欲望，人不得不追求，天使人有了憎恶，人不得不躲避。凡的欲望和憎恶是从天那里禀承下来的，人不能自己做主，不可改变，不能移易。世上的学者有反对音乐的，他们的主张是根据什么产生的呢？

大乐是君臣、父子、老少欢欣、喜悦的产物。欢欣从平和中产生，平和的境界从道中产生。所谓道，看它，看不见，昕它，听不到；也无法描绘出形状。有谁能够懂得在不见中包含着见，在不闻中包含着闻，在无形中包含着形，那他就差不多懂得道了。道这个东西是最精妙的，无法描绘出它的形状，无法给它命名，勉强给它起个名字，就叫它“太一”。

所以。一”处于制约、支配的地位，“两”处于服从、听命的地位。先代圣人弃“两”用“一”，因此知道万物生成的真谛。所以，能够用“一”处理政事的，可以使君臣快乐，远近和睦，人民欢悦，兄弟和谐；能够用“一”修养身心的，可以免于灾害，终其天年，保全天性；能够用“一”治理国家的，可以使奸邪远离，贤人来归，实现大治，能够用“一治理天下的，可以使寒暑适宜，风雨适时，成为圣人。所以懂得用“一“就聪明，持“两”就惑乱。

【仲夏纪第五侈乐】

【原文】

三曰：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谓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谓弃宝。弃宝者必离[2]其咎[3]。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剑为宝，愈多而民愈怨，国人愈危，身愈危累，则失宝之情矣。乱世之乐与此同。为木革之声则若雷，为金石之声则若霆，为丝竹歌舞之声则若噪。以此骇心气、动耳目、摇荡生则可矣，以此为乐则不乐。故乐愈侈，而民愈郁，国愈乱，主愈卑，则亦失乐之情矣。凡古圣王之所为贵乐者，为其乐也。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钟、磬、管、箫之音，以巨为美，以众为观；俶诡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度量。宋之衰也，作为千锺；齐之衰也，作为大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侈则侈矣，自有道者观之，则失乐之情。失乐之情，其乐不乐。乐不乐者，其民必怨，其生必伤。其生之与乐也，若冰之於炎日，反以自兵。此生乎不知乐之情，而以侈为务故也。乐之有情，譬之若肌肤形体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则必有性养矣。寒、温、劳、逸、饥、饱，此六者非适也。凡养也者，瞻非适而以之适者也。能以久处其适，则生长矣。生也者，其身固静，感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制乎嗜欲；制乎嗜欲无穷，则必失其天矣。且夫嗜欲无穷，则必有贪鄙悖乱之心、淫佚奸诈之事矣。故强者劫弱，众者暴寡，勇者凌怯，壮者傲幼，从此生矣——

[1]侈乐：即衰亡之乐。

[2]离：通“罹”，遭受。

[3]咎：即殃、祸害。

【译文】

人无不依赖自己的生命生存，但是却不知道自己赖以生存的是什么？人无不依赖自己的知觉感知，但是却不知道自己赖以感知的是什么。知道自己能够感知的原因，就叫懂得遭，不知道自己能够感知的原因，就叫舍弃宝。舍弃宝物的人必定遭殃。世上的君主，大多把珍珠，玉石，长戈和利剑看作是宝物。_这些宝物越多，百姓就越怨恨，国家就越危险，君主自身就越忧患，那就失掉了宝物的本来意义了。动乱时代的音乐与此相同。演奏木制，革制乐器的声音就象打雷，演奏铜制、石制乐器的声音就象霹雳，演奏丝竹乐器的声音、歌舞的声音就象喧哗。如果用这样的声音惊扰人的精神，震动人的耳目，摇荡人的性情，那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把这样的声音作为音乐，那就不能使人快乐了。所以音乐越是奢侈放纵，人民就越是抑郁不乐，国家就越是混乱，君主的地位就越是卑微，这样，也就失去音乐的本来意义了。

古代圣王之所以重视音乐，是因为它能使人快乐。夏桀、殷纣制作奢侈放纵的音乐，随意增大鼓、钟、磐，管，箫等乐器的声音，把声音巨大当作美好，把乐器众多当作壮观，他们的音乐奇异瑰丽，人们的耳朵不曾听到过，眼睛不曾看到过，他们的音乐务求过分，不道法度。宋国衰敝的时候，制作千钟，齐国衰微的时候，制作大吕，楚国衰微的时候，制作巫音。这些，盛大是够盛大了，然而在有道之人看来，却失去了音乐的本来意义。失去了音乐的本来意义，这样的音乐不能使人快乐。音乐不能使人快乐的君主，他的人民必定生怨，他的生命必定受到伤害。他的生命遇到了这种音乐，就象冰遇到炎热的太阳一样，反倒伤害了自己。产生这种后果是由于不懂得音乐的本来意义，而致力于奢侈放纵的缘故啊。

音乐有真谛，就象是肌肤身体有本性一样。有本性，就一定有生长、保养的问题了。寒冷、炎热、劳累、安逸，饥饿、饱足，逸六种情况都不是适中。大凡保养，是指要看到不适中的情况，并使生命处于适中的环境。能够使生命长久地处于适中的环境，生命就长久了。生命这个东西，自身本是清静无知的，感受到外物而后才有知觉，这是由于外物的影响啊！如果放纵其心而不约束，就会被嗜欲所牵制，如果被嗜欲所牵制，就必定危害身心了。再说，嗜欲无穷无尽，那就必然会产生贪婪、卑鄙、犯上作乱的思想，产生淫邪放纵、奸佞欺诈的事情了。所以，强横的劫掠弱小的，人多势众的侵害势孤力单的，勇猛的欺凌怯弱的，强壮的悔辱幼小的，诸如比类的事情就都由此而产生了。

【仲夏纪第五适音】

【原文】

四曰：耳之情欲声，心不乐，五音在前弗听；目之情欲色，心弗乐，五色在前弗视；鼻之情欲芬香，心弗乐，芬香在前弗嗅；口之情欲滋味，心弗乐，五味在前弗食。欲之者，耳目鼻口也；乐之弗乐者，心也。心必和平然後乐。心必乐，然後耳目鼻口有以欲之。故乐之务在於和心，和心在於行适。夫乐有适，心亦有适。人之情：欲寿而恶夭，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四欲之得也，在於胜理。胜理以治身，则生全以；生全则寿长矣。胜理以治国，则法立；法立则天下服矣。故适心之务在於胜理。夫音亦有适：太巨则志荡，以荡听巨则耳不容，不容则横塞，横塞则振；太小则志嫌[2]，以嫌听小则耳不充，不充则不詹[3]，不詹则窕[4]；太清则志危，以危听清则耳{奚谷}[5]极，{奚谷}极则不鉴，不鉴则竭；太浊则志下，以下听浊则耳不收，不收则不抟[6]，不抟则怒。故太巨、太小、太清、太浊，皆非适也。何谓适？衷，音之适也。何谓衷？大不出钧[7]，重不过石[8]，小大轻重之衷也。黄钟[9]之宫，音之本也，清浊之衷也。衷也者，适也。以适听适则和矣。乐无太，平和者是也。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平也；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也；亡国之音悲以哀，其政险也。凡音乐，通乎政而移风平俗者也。俗定而音乐化之矣。故有道之世，观其音而知其俗矣，观其政而知其主矣。故先王必托於音乐以论其教。清庙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叹，有进乎音者矣。大飨[10]之礼，上玄尊而俎[11]生鱼，大羹不和，有进乎味者也。故先王之制礼乐也，非特以欢耳目、极口腹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行理义也——

[1]适音：即音要合乎标准。

[2]嫌：通“慊（qiè）”，满足，满意。

[3]詹：满足。

[4]窕：不充满。

[5]{奚谷}：山谷，空虚。

[6]特：专一。

[7]钧“是度量钟音律的器具。

[8]石：重量单位，一石合一百二十斤。

[9]黄钟：即标准音。

[10]飨：供奉鬼神。

[11]尊：古代的酒器。俎（zǔ）：盛祭品的礼器。

【译文】

耳朵的本能想要听声音，如果心情不愉快，即使音乐在耳边也不听，眼睛的本能想要看彩色，如果心情不愉快，即使彩色在眼前也不看，鼻子的本能想要嗅芳香，如果心情不愉快，即使香气在身边也不嗅，口的本能想要尝滋味，如果心情不愉快，即使美味在嘴边也不吃。有各种欲望的是耳、眼、鼻、口，而决定愉快或不愉快的是心情，心情必须平和然后才能愉快。心情必须愉快，然后耳、眼，鼻，口才有各种欲望。所以，愉快的关键在于使心情平和，使心情平和的关键在于行为合宣宜中。

愉快有个适中问题，心情也有个适中问题。人的本性希望长寿而厌恶短命，希望安全而厌恶危险，希望荣誉而厌恶耻辱，希望安逸而厌恶烦劳。以上四种愿望得到满足，四种厌恶得以免除，心情就适中了。四种愿望能够获得满足，在于依循事物的情理。依循事物的情理来修身养性，生命就保全了；生命得以保全，寿命就长久了。依循事物的情理来治理国家，法度就建立了，法度建立起来，天下就服从了。所以，使心情适中的关键在于依循事物的情理。

音乐也有个适中问题。声音过大就会使人心志摇荡，以摇荡之心听巨大的声音，耳朵就容纳不了，容纳不了就会充溢阻塞，充溢阻塞，心志就会摇荡。声音过小就会舍使人心志得不到满足，以不满足之心听微小的声音，耳朵就充不满，充不满就感到不够，不够心志就会不满足。声音过清就会使人心志高扬，以高扬之心听轻清之音，耳朵就舍空虚疲困，空虚疲困就听不清，听不清，心志就会衰竭。声音过浊就会使人心志低下，以低下之心听重浊之音，耳朵就拢不住音，拢不住音就专一不了，专一不了就会动气。所以，音乐的声音过大、过小、过清、过浊都不台宜。什么叫合宜？声音大小清浊适中就叫合宜。什么叫大小清浊适中？钟音律度最大不超过均的声音，钟的重量最重不超过一石，这就是小大轻重适中。黄钟律的宫音是乐音的根本，是清浊的基准。合乎基准就是合宜。以适中的心情听适中的声音就和谐了。音乐各方面都不要过分，平正和谐才合宜。

所以，太平盛世的音乐安宁而快乐，是由于它的政治安定，动乱时代的音乐怨恨而愤怒，是由于它的政治乖谬，濒临灭亡的国家的音乐悲痛而哀愁，是由千它的政治险恶。大凡音乐，与政治相通，并起着移风品俗的作用。风俗的形成是音乐潜移默化的结果。所以，政治清明的时代，考察它的音乐就可以知道它的风俗了，考察它的风俗就可以知道它的政治了，考察它的政治就可以知道它的君主了。因此，先王一定要通过音乐来宣扬他们的教化。宗庙里演奏的瑟，安着朱红色的弦，底部刻有小孔；宗庙之乐，只由一人领唱，三人应和，其意义已经超出音乐本身了。举行大飧祭礼时，只献上盛水的酒器，俎中盛着生鱼，大羹不调和五味，其意义已经超出滋味本身了。所以，先王射定礼乐的目的，不仅仅是用来使耳目欢愉、尽力满足口腹的欲望，而是要教导人们端正好恶、实施理义啊。

【仲夏纪第五古乐】

【原文】

五曰：乐所由来者尚也，必不可废。有节，有侈，有正，有淫矣。贤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畜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阕：一曰载民，二曰玄鸟，三曰遂草木，四曰奋五谷，五曰敬天常，六曰达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总万物之极。昔陶唐氏之始，阴多，滞伏而湛积，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气郁阏而滞著，筋骨瑟缩不达，故作为舞以宣导之。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阴，取竹於嶰溪之谷，以生空窍厚钧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以之阮隃之下，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其雄鸣为六，雌鸣亦六，以比黄锺之宫，适合；黄锺之宫皆可以生之。故曰：黄锺之宫，律吕之本。黄帝又命伶伦与荣将铸十二钟，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帝颛顼生自若水，实处空桑，乃登为帝。惟天之合，正风乃行，其音若熙熙凄凄锵锵。帝颛顼好其音，乃令飞龙作，效八风之音，命之曰承云，以祭上帝。乃令鱓先为乐倡。鱓乃偃寝，以其尾鼓其腹，其音英英。帝喾命咸黑作为声，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为鼙、鼓、钟、磬、吹苓、管、埙、篪、鼗、椎、锺。帝喾乃令人抃，或鼓鼙，击钟磬、吹苓、展管篪。因令凤鸟、天翟舞之。帝喾大喜，乃以康帝德。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各置缶而鼓之，乃拊石击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兽。瞽叟乃拌五弦之瑟，作以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命延，乃拌瞽叟之所为瑟，益之八弦，以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质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殷汤即位，夏为无道，暴虐万民，侵削诸侯，不用轨度，天下患之。汤於是率六州以讨桀罪。功名大成，黔首安宁。汤乃命伊尹作为大护，歌晨露，修九招、六列，以见其善。周文王处岐，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许。周公旦乃作诗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绳文王之德。武王即位，以六师伐殷。六师未至，以锐兵克之於牧野。归，乃荐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为作大武。成王立，殷民反，王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故乐之所由来者尚矣，非独为一世之所造也。

【译文】

音乐的由来相当久远了，定然不可废弃。其中有的适中合宜，有的奢侈放纵，有的纯正，有的淫邪。贤人用它而发达昌盛，不肖的人用它而国灭身亡。

古代，朱襄氏治理天下的时候，经常刮风，因而阳气过盛，万物散落解体，果实不能成熟，所以士达创造出五弦瑟，用以引来阴气，安定众生。

古时葛天氏的音乐，演奏时，三人手持牛尾，踏着脚歌唱舞乐八章：第一章叫作“载民”，第二章叫作“玄鸟”，第三章叫作“遂草木”，第四章叫作“奋五谷”，第五章叫作“敬天常”，第六章叫作“达帝功”，第七章叫作“依地德”，第八章叫作“总万物之极”。

古时阴康氏开始治理天下的时候，阴气过盛，沉积凝滞，阳气阻塞不通，不能按正常规律运行，人民精神抑郁而不舒畅，筋骨蜷缩而不舒展，所以创作舞蹈来加以疏导。

古时，黄帝叫伶伦创制乐律。伶伦从大夏山的西方，到达昆仓山的北面，从山谷中取来竹子，选择中空而壁厚均匀的竹子，截取两个竹节中间的一段一一其长度为三寸九分——而吹它，把发出的声音定为黄钟律的官音，吹出来的声音是“舍少”。接着依次共制作了十二根竹管，带到昆仓山下，听凤凰的呜叫，借以区别十二乐律。雄凤鸟叫有六个声音，雌凤鸣叫也有六个声音。把根据这些声音定出的乐律同黄钟律的宫音相比照，都适度和谐，这些声音都可以由黄钟律的宫音派生出来。所以说，黄钟律的宫音是乐律的本源。黄帝又令伶伦和荣将铸造十二口钟，用以和谐五音，借以展示华美的声音。在仲春的月份，乙卯这天，太阳的位置在奎宿的时候，开始演奏它们，奏出的乐曲命名为“咸池”。

古帝颛顼生在若水，住在空桑。他登上帝位，德行正与天台。八方纯正之风按时运行，它们发出熙熙、凄凄、锵锵的声音。颛顼喜好那些声音，于是就叫飞龙作乐，摹仿八方的风声，乐曲命名为“承云”，用以祭祀上帝。颛顼就叫鱓先给乐曲领奏。鱓就仰面躺下，用尾巴敲打自己的肚子，发出和盛的乐声。

帝喾令咸黑作乐，咸黑创作了“九招”、“六列”，“六蔓”。倕又制作了鼙、鼓、钟、磬、吹苓、管、埙、篪、鼗、椎、锺等乐器。帝喾就让人演奏这些乐器，有的击鼙，有的敲钟、磐，有有吹磬，有的演奏管、篪；于是就让凤岛、天鸟随乐舞蹈。帝喾非常高兴，就用这乐舞来宣扬天帝的功德。

尧立为帝，便令质作乐。质于是摹仿山林溪谷的声音而作歌，又把麇鹿的皮蒙在瓦器上敲打它，井敲打石片。以摹仿天帝玉磐的声音，用以引来百兽鞋舞蹈。瞽叟在五弦瑟的基础上制成十五弦瑟。演奏的乐曲命名为“大章”，用它祭祀天帝。

舜立为帝，令延改造乐器。延就在替叟创制的十五弦瑟的基础上，增加了八根弦，制成二十三弦瑟。舜还让质研习“九招”、“六列”、“六英”，用以彰明天帝的美德。

禹立为帝，为天下辛勤撮劳，日夜不怠。疏通大河，决开壅塞，开凿龙门，大力疏通洪水把它导八黄河，并疏浚三江五湖，使水流人东海，以利于百姓。在这时，禹争皋陶创作“夏籥”九章，来宣扬他的功绩。

殷汤登上君位，这时夏桀胡作非为，残暴虐待百姓，侵害掠夺诸侯，不按法度行事。天下人都痛恨他。汤于是率领六州诸侯讨伐桀的罪行。功名大成，百姓安宁。汤于是令伊尹创作了“大护”乐、“晨露”歌，并研习“九招”、“六列”、“六英”．用以展现他的美德。

周文王住在岐邑，诸侯纷纷叛离罪恶累累的殷纣而拥戴文王。散宜生说：“殷可以讨伐啊。”文王不答应。周公旦于是作诗道：“文王高高在上，德行昭明于天。岐周虽然古老，天命却是崭新。”用这首诗称誉文王的德行。

武王即位，率领军队讨伐殷纣。大军还没有到达殷的都墟，就凭精锐的士兵在牧野一举打败殷纣。回到京城，就在太庙中献上俘虏，禀报斩杀人数，就令周公创作了“大武”乐。

成王即位，殷的遗民叛乱，成王令周公去讨伐他们。商人役使大象在东夷为害。周公于是率领军队追逐他们，一直追到江南。于是创作了“三象”乐，用以赞美他的功德。

所以，音乐的由来相当久远了，不单单是哪一个时代所创制的啊。

谢选骏指出：人说“音乐存在于每个已知的文明，不论过去或现在，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也有很大的变化。世界上所有的人民，包括了孤立的民族，也有它的音乐形式，可以认为人类始祖在不同人种分散在世界各地之前已知晓音乐。所以音乐很可能已存在55,000年以上。”——我看“不仅悲剧起源于音乐精神，而且语言都起源于音乐节奏。”

【【季夏纪第六季夏】】

【原文】

一曰：季夏之月，日在柳，昏心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徵，律中林钟。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凉风始至，蟋蟀居宇，鹰乃学习，腐草化为幵。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辂，驾赤骝，载赤旗，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觕。是月也，令渔师伐蛟取鼍，升龟取鼋。乃命虞人入材苇。是月也，令四监大夫合百县之秩刍，以养牺牲。令民无不咸出其力，以供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之神，以祀宗庙社稷之灵，为民祈福。是月也，命妇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法故，无或差忒，黄黑苍赤，莫不质良，勿敢伪诈，以给郊庙祭祀之服，以为旗章，以别贵贱等级之度。是月也，树木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无或斩伐；不可以兴土功，不可以合诸侯，不可以起兵动众，无举大事，以摇荡於气。无发令而干时，以妨神农之事。水潦盛昌，命神农将巡功，举大事则有天殃。是月也，土润溽暑，大雨时行，烧薙行水，利以杀草，如以热汤，可以粪田畴，可以美土疆。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季夏行春令，则谷实解落，国多风咳，人乃迁徙；行秋令，则丘隰水潦，禾稼不熟，乃多女灾，行冬令，则寒气不时，鹰隼早鸷，四鄙入保。中央土，其日戊己，其帝黄帝，其神后土，其虫倮，其音宫，律中黄钟之宫，其数五，其味甘，其臭香，其祀中霤，祭先心，天子居太庙太室，乘大辂，驾黄骝，载黄旗，衣黄衣，服黄玉，食稷与牛，其器圜以揜。

【译文】

季夏六月，太阳的位置在柳宿。黄昏时刻，心宿出现在南方中天，拂晓时刻，奎宿出现在南方中天。季夏于天干属丙丁，它的主宰之帝是炎帝，佐帝之神是祝融，应时的动物是凤鸟之类的羽族，相配的声音是徵音，音律与林钟相应。这个月的数字是七，味道是苦昧，气昧是焦气，要举行的条祀是灶祭，祭祀时祭品以肺脏为尊。这个月，凉风开始来到，蟋蟀住在屋檐下，鹰于是学习飞翔搏击，腐草化作萤火虫。天子住在南向明堂的右侧室，乘坐朱红色的车子，车前驾着赤红色的马，车上插着赤色的绘有龙纹的旗帜；天子穿着赤色的衣服，佩戴着赤色的饰玉，吃的食物是豆类和鸡，用的器物高而且大。

这个月，命令管渔业的官吏，斩蛟取鼍，献龟取鼋。命令掌管池泽的官吏收纳用来制作器物的芦苇。

这个月，命争监管四郡的县大夫聚集各县按常规交纳的刍草，以此来饲养供祭祀用的牲畜。命令百姓都尽力收割聚集，以供给祭祀皇天上帝，名山大川、四方神祗，宗庙社稷之用，为百姓祈求幸福。

这个月，命令掌管布帛的女官负责印染彩色，各种图案的颜色搭配，一定要按照法规和习惯，不要有一点差错。黑黄苍赤各种颜色择样都鲜艳良好，不许有一点欺诈。用这些布帛供制作祭天祭祖时所穿的礼服之用，并用它们制作旌旗标志，以此来区分贵贱等级。

这个月，树木生长正茂盛，于是命令掌管山林的官吏到山里去巡视树木，不许人们砍伐。这个月，不可以兴工建筑，不可以会合诸侯，不可以兴师动众，不要有大的举动来摇动土气。不要发布侵扰农时的命令而损害农耕之事。达个月雨水正多，命令农官巡视田亩修治的情况。有违背农时的大的举动，就会遭到天灾。

这个月，土地湿润，天气潮热，大雨常常降落，烧掉割下晒干的野草，灌上雨水，太阳一晒，就象用开水煮一样，这样有利于杀死野草。而且可以用它们肥田，改良土壤。

实行这些政令，这个月就会下及时雨，除去晦朔，三月中可以有两天降雨。

夏季实行应在春天实行的政令，那么，谷物的籽实就会散落，百姓就会伤风咳嗽，迁移搬家。如果实行应在秋天实行的政令，那么，高地洼地都会出现太水，庄稼就不能成熟，妇女也多有不能生育之灾。如果实行应在冬天实行的政令，那么，寒冷之气就会不合时地来到，鹰隼等猛禽就会过早地去击杀飞鸟，四方边邑的百姓就会为躲避敌寇而逃入城堡。

中央于五行属土，于天干属戊己，它的主宰之帝是黄帝，佐帝之神是后土，应时的动物是麒麟之类的裸族，相配的声音是宫音，音律与黄钟之宫相应。它的数字是五，味道是甜味，气味是香气，要举行的祭祀是中霤之祀，祭祀时祭品以心脏为尊。天子住在中央明堂的正室，乘坐木质大车，车前驾着黄色的马，车上插着黄色的绘有龙纹的旗帜，天子穿着黄色的衣服，佩戴着黄色的佩玉，吃的食物是稷和牛，用的器物中间宽大而口敛缩。

【季夏纪第六音律】

【原文】

二曰：黄钟生林钟，林钟生太蔟，太蔟生南吕，南吕生姑洗，姑洗生应钟，应钟生蕤宾，蕤宾生大吕，大吕生夷则，夷则生夹钟，夹钟生无射，无射生仲吕。三分所生，益之一分以上生。三分所生，去其一分以下生。黄钟、大吕、太蔟、夹钟、姑洗、仲吕、蕤宾为上，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为下。大圣至理之世，天地之气，合而生风。日至则月钟其风，以生十二律。仲冬日短至，则生黄钟。季冬生大吕。孟春生太蔟。仲春生夹钟。季春生姑洗。孟夏生仲吕。仲夏日长至。则生蕤宾。季夏生林钟。孟秋生夷则。仲秋生南吕。季秋生无射。孟冬生应钟。天地之风气正，则十二律定矣。黄钟之月，土事无作，慎无发盖，以固天闭地，阳气且泄。大吕之月，数将几终，岁且更起，而农民，无有所使。太蔟之月，阳气始生，草木繁动，令农发土，无或失时。夹钟之月，宽裕和平，行德去刑，无或作事，以害群生。姑洗之月，达道通路，沟渎修利，申之此令，嘉气趣至。仲吕之月，无聚大众，巡劝农事，草木方长，无携民心。蕤宾之月，阳气在上，安壮养侠，本朝不静，草木早槁。林钟之月，草木盛满，阴将始刑，无发大事，以将阳气。夷则之月，修法饬刑，选士厉兵，诘诛不义，以怀远方。南吕之月，蛰虫入穴，趣农收聚，无敢懈怠，以多为务。无射之月，疾断有罪，当法勿赦，无留狱讼，以亟以故。应钟之月，阴阳不通，闭而为冬，修别丧纪，审民所终。

【译文】

由黄钟律生出林钟律，由林钟律生出太蔟律，由太蔟律生出南吕律，由南吕律生出姑洗律，由姑洗律生出应钟律，由应钟律生出蕤宾律，由蕤宾律生出大吕律，由大吕律生出夷则律，由夷则律生出夹钟律，由夹钟律生出无射律，由无射律生出仲吕律。把作为基准的音律度数分为三等分，再增加其中的一分，由此上生出新律。把作为基准的音律度数分为三等分，再减去其中的一分，由此下生出新律。黄钟、大吕、太蔟、夹钟、蛄洗、仲吕，蕤宾等乐律是由上生而得，林钟，夷则，南吕、无射，应钟等乐律是由下生而得。

最圣明最完美的时代，天气与地气会合而产生了风。太阳每运行到一定度次，月亮就聚集该月之风，由此产生了十二乐律。仲冬，白天最短的冬至那天，产生出黄钟。季冬产生出七吕。孟春产生出太蔟。仲春产生出夹钟。季春产生出姑洗。孟夏产生出仲弓。仲夏，白天最长的夏至那天，产生出蕤宾。季夏产生出林钟，孟秋产生出夷则。仲秋产生如南吕。季秋产生出无射。孟冬产生出应钟。天气、地气会合产生的风纯正，十二律就确定了。

律应黄钟的月份，动土建筑的事不要进行，千万不可揭开盖藏之物，以便使天地封闭，否则，阳气将要泄露出去。

律应大吕的月份，一年之数将近终结，新的一年即将重新开始，要让你们的农民心志专一，不可有其它劳役。

律应太蔟的月份，阳气开始生发，草木萌动，命令农民破土耕种，不要错过农时。

律应夹钟的月份，要宽容和顺，施仁德，除刑罚，不可兴师动众，伤害众生。

律应姑洗的月份，要使道路通畅，疏浚沟渠，申明此令，美善之气就会迅速到来。

律应仲吕的月份，不要征集广大民众，要巡视农事，劝勉农民，草术正在生长，不可使人民对农事三心二意。

律应蕤宾的月份，阳气在上，要畜养丁壮，朝政如果不安，草木就会早枯。

律应林钟的月份，草木丰盛，阴气将要开始刑杀万物，不可举行大事，以便将养阳气。

律应夷则的月份，要修明法度，整协刑罚，简选武士，磨砺兵器，声讨、诛杀不义之人，以安抚远方。

律应南吕的月份，蛰虫钻进洞穴，要催促农民收割聚藏，不可懈怠，务求多收多藏。

律应无射的月份，要迅速判决有罪的人，应当法办的不要赦免，不要滞留诉讼案件，处理要从速，要合乎旧典。

德应应钟的月份，阴阳不通，天地闭塞而进八冬季，要饬正丧事的规格，按贵贱等级加以区别，要慎重处理人民用以送终的一切事宜。

【季夏纪第六音初】

【原文】

三曰：夏后氏孔甲田于东阳萯山。天大风，晦盲，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或曰：“后来，是良日也，之子是必大吉。”或曰：“不胜也，之子是必有殃。”后乃取其子以归，曰：“以为余子，谁敢殃之？”子长**，幕动坼，斧斫斩其足，遂为守门者。孔甲曰：“呜呼！有疾，命矣夫！”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周昭王亲将征荆。辛馀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蔡公抎於汉中。辛馀靡振王北济，又反振蔡公。周公乃侯之于西翟，实为长公。殷整甲徙宅西河，犹思故处，实始作为西音。长公继是音以处西山，秦缪公取风焉，实始作为秦音。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隘。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实始作为北音。凡音者，产乎人心者也。感於心则荡乎音，音成於外而化乎内。是故闻其声而知其风，察其风而知其志，观其志而知其德。盛衰、贤不肖、君子小人皆形於乐，不可隐匿。故曰：乐之为观也，深矣。土弊则草木不长，水烦则鱼鳖不大，世浊则礼烦而乐淫。郑卫之声、桑间之音，此乱国之所好，衰德之所说。流辟、誂越、慆滥之音出，则滔荡之气、邪慢之心感矣；感则百奸众辟从此产矣。故君子反道以修德；正德以出乐；和乐以成顺。乐和而民乡方矣。

【译文】

夏君孔甲在东阳萯山打猎。夭刮起大风，天色昏暗，孔甲迷失了方向，走进一家老百姓的屋子。这家人家正在生孩子。有人说：“君主到来，这是好日子啊，这个该子一定大吉大利。”有人说。“怕享受不了这个福分啊，这个孩子一定会遭受灾难。”夏君就把这个孩子带了回去，说：“让他作我的儿子，谁敢害他？”孩子长大**了，一次帐幕掀动，屋椽裂开，斧子掉下来砍断了他的脚，于是只好作守门之官。孔甲叹息道：“哎！发生了这种灾难，是命里注定吧！”于是创作出“破舞”之瞅。这是最早的东方音乐。

禹巡视治水之事，途中娶涂山氏之女。禹没有来得及与她举行结婚典礼，就到南方巡视去了。涂山氏之女就叫她的侍女在涂山南面迎候禹，她自己于是作了一首歌，歌牢唱遭：“候望人啊”，这是最早的南方音乐。周公和召公时曾在那里采风，后人就把它叫作“周南”、“召南”。

周昭王亲自率领军队征伐荆国。辛馀靡身高力大，作昭王的车右．军队返回，渡汉水，这时桥坏了，昭王和蔡公坠落在水中。辛馀靡把昭王救到北岸，又返回救了蔡公。周公于是封他在西方为诸侯，作一方诸侯之长。当初，殷整甲迁徙到西河居住，但还思念故土，于是最早创作了西方音乐。辛余靡封侯后住在西翟之山，继承了这一音乐。秦穆公时曾在那里采风，开始把它作为秦国的音乐。

有娀氏有两位荚貌的女子，给她们造起了九层高台，饮食一定用鼓乐陪伴。天帝让燕子去看看她们。燕子去了，叫声谧隘。那两位女子报喜爱燕子，争着扑住它，用玉璧罩住。过了一会儿，揭开筐看它，燕子留下两个蛋，向北飞去，不再回来。那两位女子作了一首敬，歌中唱道：“燕于燕子展翅飞”，这是最早的北方音乐。

大凡音乐，是从人的内心产生出来的。心中有所感受，就会在音乐中表现出来，音乐表现于外而化育于内。因此，听到某一地区的音乐就可以了解它的风俗，考察它的风俗就可以知道它的志趣，观察它的志趣就可以知道它的德行。兴盛与衰亡、贤明与不肖、君子与小人都会在音乐中襄现出来，不可隐藏。所以说音乐作为一种观察的对象，它所反映的是相当深刻的了。

土质恶劣，草木就不能生长；水流浑浊，鱼鳖就不能长大，社会黑暗，礼仪就会烦乱，音乐就会淫邪。郑卫之声、桑间之音，这是淫乱的国家所喜好的，是道德袁敢的君主所高兴的。只要淫邪、轻佻、放纵的音乐产生出来，放荡无羁的风气、邪恶轻慢的思想盛情就要熏染人了。人们受到这种熏染，各式各样的邪恶就由此产生了。所以，君子以道为根本，进行品德修养，端正品德链而创作音乐，音乐和谐而后通达理义。音乐和谐了，人民就向往道义了。

【季夏纪第六制乐】

【原文】

四曰：欲观至乐，必於至治。其治厚者其乐治厚，其治薄者其乐治薄，乱世则慢以乐矣。今窒闭户牖，动天地，一室也。故成汤之时，有谷生於庭，昏而生，比旦而大拱。其吏请卜其故。汤退卜者曰：“吾闻祥者福之先者也，见祥而为不善，则福不至。妖者祸之先者也，见妖而为善，则祸不至。”於是早朝晏退，问疾吊丧，务镇抚百姓。三日而谷亡。故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圣人所独见，众人焉知其极？周文王立国八年，岁六月，文王寝疾五日而地动，东西南北不出国郊。百吏皆请曰：“臣闻地之动，为人主也。今王寝疾五日而地动，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曰‘请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对曰：“兴事动众，以增国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见妖也，以罚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罚我也。今故兴事动众以增国城，是重吾罪也。不可。”文王曰：“昌也请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谨其礼秩、皮革，以交诸侯；饬其辞令、币帛、以礼豪士；颁其爵列、等级、田畴，以赏群臣。无几何，疾乃止。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动，已动之後四十三年，凡文王立国五十一年而终。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宋景公之时，荧惑在心，公惧，召子韦而问焉，曰：“荧惑在心，何也？”子韦曰：“荧惑者，天罚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祸当於君。虽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与治国家也，而移死焉，不祥。”子韦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将谁为君乎？宁独死！”子韦曰：“可移於岁。”公曰：“岁害则民饥，民饥必死。为人君而杀其民以自活也，其谁以我为君乎？是寡人之命固尽已，子无复言矣。”子韦还走，北面载拜曰：“臣敢贺君。天之处高而听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赏君。今夕荧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岁。”公曰：“子何以知之？”对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赏，荧惑必三徙舍。舍行七星，星一徙当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岁’矣。臣请伏於陛下以伺候之。荧惑不徙，臣请死。”公曰：“可。”是夕荧惑果徙三舍。

【译文】

想要欣赏最和谐完美的音乐，必定要有最完美的政治。国家治理美善的，它的音乐就美善，国家治理粗疏的，它的音乐就粗疏，至于乱世，音乐已经流于轻慢了。

虽关闭门窗，在一室之中却可感动天地。

成汤在位的时候，庭中生出一棵奇异的谷子，黄昏时萌芽，等到天亮已经有两手合围那么粗了。汤的臣下请求占卜异谷出现的原因。汤辞退占卜的臣子说：“我听说，吉祥的事物是福的先兆，但是如果遇到吉兆，却做不善的事，福就不会降临。怪异的事物是灾祸前先兆，但是如果遇到怪异而做善事，灾祸就不会降临。”于是他早上朝，晚退朝，勤于政事，探问病人，吊唁死者，务求安抚百姓。三日之后，庭中的异谷竟消失了。所以说。祸是福所倚存的东西，福是祸所隐藏的处所。这个道理只有圣人才能认识到，一般人哪里会知道事物变化的终极？

周成王即位八年了，这年六月，文王卧病在床五天而地震，震动范围东西南北不出国都四郊。百官都请求说，“我们听说，地之所以震动是为君主的缘故。如今大王您卧病五天而地震，震动范围四面不超出国都四郊，群臣都十身恐惧，说‘请王把灾祸移走’。”文王说，“怎么移走它呢？”臣子回答说：“征发徭役，发动民众，来增筑国都的城墙，大概就可以把灾祸移走吧。”文王说：“不行。上天显现怪异是借以惩罚有罪的人。我必定有罪，所以天借此惩罚我。如今特为此征发徭役，发动民众，亲来增筑国都城墙，这是加重我的罪过。这么办不行。我愿意改变过去的行为，增加美善的品德，来移走灾祸，或许可以免除灾祸吧。”于是文王慎重对待礼法、聘问，用以结交诸侯，整饬辞夸、礼品，用以礼贤下士；颁布爵位、等级，田地，用以赏赐群臣。没过多久，文壬的病就好了。文王即位八年而地震，地震之后又在位四十三年，文王共莅临王位五十一年而死。这全在于文王用以止息祸殃、灭除怪异的方式得当啊。

宋景公在位的时候，火星出现在心宿的位置。景公害怕了，召见子韦，向他询问道：“火星出现在心宿，这是什幺征兆呢？”子韦说：“火星代表上天的惩罚，心宿是宋国的分野，灾祸当降临在国君您的身上。虽然如此，灾祸可以转移给宰相。”景公说；“宰相是跟我一起治理国家的人，却要把死亡转嫁给他，这不吉利。”子韦说：“灾锅可以转移给百姓。”景公说；“百姓死了，我将绐谁当国君呢？我宁肯独自去死！”子韦说；“还可以把灾祸转移给农业收成。”景公说：“农业收成受到损害，百姓就会遭受饥荒，百姓遭受饥荒必死。给百姓当国君，却杀害自己的百蛀，以求使自己活下去，那谁还会把我当作国君昵？这是我的命数本来已经到头了，你不要再说了！”子韦立刻离开所立之处，面向北拜两拜说；“我祝贺您！天居于高处却可以听到地上的一切，您有符合最高尚道德的三句话，天一定奖赏您三次，今夜火星一定后退三舍，您可以延寿二十一年。”景公说：“你根据什么知道舍这样呢？”子韦回答说：“您有三旬美善之吉，所以必得三次奖赏，因此火星一定后退三舍。迁移一舍要经过七颗星，一颗星代表一年，三七二十一年，所以我说‘您可延寿二十一年’。我请求守候在宫殿台阶之下现察火星，火星如不后退，我甘愿一死。”景公说；“可以。”这夜火星果然后退了三舍。

【季夏纪第六明理】

【原文】

五曰：五帝三王之於乐尽之矣。乱国之主未尝知乐者，是常主也。夫有天赏得为主，而未尝得主之实，此之谓大悲。是正坐於夕室也，其所谓正乃不正矣。凡生，非一气之化也；长，非一物之任也；成，非一形之功也。故众正之所积，其福无不及也；众邪之所积，其祸无不逮也。其风雨则不适，其甘雨则不降，其霜雪则不时，寒暑则不当，阴阳失次，四时易节，人民淫烁不固，禽兽胎消不殖，草木庳小不滋，五谷萎败不成。其以为乐也，若之何哉？故至乱之化：君臣相贼，长少相杀，父子相忍，弟兄相诬，知交相倒，夫妻相冒，日以相危，失人之纪，心若禽兽，长邪苟利，不知义理。其云状有若犬、若马、若白鹄、若众车；有其状若人，苍衣赤首，不动，其名曰天衡；有其状若悬旍而赤，其名曰云旍；有其状若众马以斗，其名曰滑马；有其状若众植华以长，黄上白下，其名蚩尤之旗。其日有斗蚀，有倍僪，有晕珥，有不光，有不及景，有众日并出，有昼盲，有霄见。其月有薄蚀，有晖珥，有偏盲，有四月并出，有二月并见，有小月承大月，有大月承小月，有月蚀星，有出而无光。其星有荧惑，有彗星，有天棓，有天搀，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有贼星，有斗星，有宾星。其气有上不属天，下不属地，有丰上杀下，有若水之波，有若山之楫；春则黄，夏则黑，秋则苍，冬则赤。其妖孽有生如带，有鬼投其陴，有菟生雉，雉亦生鴳，有螟集其国，其音匈匈，国有游蛇西东，马牛乃言，犬彘乃连，有狼入於国，有人自天降，市有舞鸱，国有行飞，马有生角，雄鸡五足，有豕生而弥，鸡卵多毈，有社迁处，有豕生狗。国有此物，其主不知惊惶亟革，上帝降祸，凶灾必亟。其残亡死丧，殄绝无类，流散循饥无日矣。此皆乱国之所生也，不能胜数，尽荆、越之竹，犹不能书。故子华子曰：“夫乱世之民，长短颉百疾，民多疾疠，道多褓襁，盲秃伛尪，万怪皆生。”故乱世之主，乌闻至乐？不闻至乐，其乐不乐。

【译文】

五帝三王在音乐方面已经达到尽善尽美了。政治混乱的国家的君主从来不曾懂得音乐，这是由于他们是凡庸的君主的缘救。获得上天的赏赐，得以成为君主，然而徒有君主之名，却无君主之实，这是最可悲的。这就如同在方位不正的屋子里摆正座位一样，其所谓正，恰恰是不正。

万物的诞生，不是阴、阳二气之中一种气能够他育的，万物的生长，不是哪一种物能够承担的，万物的形成，不是哪一种东西的功劳。所以，大量正气积聚的地方，福没有不降临的，大量邪气积聚的地方，祸没有不发生的。邪恶积聚之处，那里的风雨不适时，及时雨不降，霜雷不合时令，寒暑失当，阴阳失去常规，四季次序颠倒，人民淫乱不能生育，禽兽胚胎消释不能繁殖，草木矮小不能生长，五谷枯萎不能结实。以此为素材制作音乐，会怎么样呢？

所以，极端混乱的社会，它的风气是，君臣互相残害，长少互相杀毂，父子残忍相待，弟兄互相欺骗，挚友互相背叛，夫互相冒犯。人们天天相互残害，丧失人伦，心象禽兽一样，长于邪恶，苟且求利，不懂理义。

它的云气形状有的象狗、象马、象白天鹅，象各种各样的车辆。有的象人．青色的衣服，红色的头，一动不动，它的名字叫“天衡”；有的象悬空的旌旗，颜色是红的，它的名字叫“云旍”有的象许多匹马在争斗，它的名字叫“滑马”；有的象许多植华而稍长，颜色上黄下白，它的名字叫“蚩尤之旗”。

它的太阳有时技生日蚀，有时有倍僪懦、晕珥之类的光气，有时不发光，有时有光却不产生阴影，有时许多个太阳一齐在空中出现，有时白天昏暗，有时太阳在夜里出现。

它的月亮有时发生月蚀，有时有晖珥之类的光气，有时一侧昏暗，有时四个月亮一起出现，有时两个月亮一起出现，有时一起出现一大一小两个月亮，一上一下，或者小月托着大月，或者大月捧着小月，有时月亮遮住星星，有时月出而无光。

它的妖星有荧惑，有慧星，有天掊，有天搀，有天竹，有天英，有天干，有贼星，有斗星，有宾星。

它的雾气有的上不连天，下不连地，有的上大下小，有的象水的波浪，有的象山的林木。春天是黄色，夏天是黑色，秋天是苍色，冬天是红色。

它的妖孽有生得象带子的，有鬼跳进城上的女墙，有兔子生出野鸡，野鸡又生出鹘雀，有螟虫聚集在国都，发出匈匈的声音使人惊惧，国都内有游蛇忽西忽东四处乱窜，马牛竞开口说话，狗猪竞互相交配，有狼闯入国都，有妖人从天而降，市场上有飞舞的鸱鹗，国都内有横行的怪兽，有马生角，雄鸡五只脚，有猪生下来蹄不生甲，鸡卵多孵化不出，有祭祀土神的场所自己移了地方，有猪生狗。

国家中有了以上这些怪异之物，君主不知惊惶，不知迅速改革，那么上帝降下灾祸，凶灾必定到极点。其国家灭亡，君主死丧，无一幸免，人民流离失散，大遭饥荒的日子没几天了。这些都是混乱的国家发生的怪异现象，多得数也数不清，即使用尽楚、越生长的竹子也仍然写不完。所以，子华子说：“乱世的百姓，没有节度，是非错乱，百病俱生。人民多疾病，道路上多弃婴，瞎眼、秃头，驼背、鸡胸，各种各样的怪异都产生了。”因此，乱世的君主怎么能听到最和谐、完美的音乐？听不到最和谐、完美的音乐，它的音乐不会快乐。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喜欢瓦格纳的音乐，也就是那种既不和谐也不完美音乐——所以希特勒是一个乱世的魔王。希特勒的爷爷是一个犹太老板，强奸了日耳曼女仆也就是希特勒的奶奶，并且生下了私生子，成为希特勒的父亲——这连串狗血构成了历史的契机。

【【孟秋纪第七孟秋】】

【原文】

一曰：孟秋之月，日在翼，魂斗中，旦毕忠。其日？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夷则，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鹰乃祭鸟，始用行戮。天子居总章左个，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以立秋。先立秋三日，大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秋。盛德在金。”天子乃斋。立秋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秋於西郊。还，乃赏军率武人於朝。天子乃命将帅，选士厉兵，简练桀俊，专任有功，以征不义，诘诛暴慢，以明好恶，巡彼远方。是月也，命有司修法制，缮囹圄，具桎梏，禁止奸，慎罪邪，务搏执；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决狱讼，必正平，戮有罪，严断刑。天地始肃，不可以赢。是月也，农乃升谷，天子尝新，先荐寝庙。命百官始收敛，完堤防，谨壅塞，以备水潦；修宫室，附墙垣，补城郭。是月也，无以封侯、立大官，无割土地、行重币、出大使。行之是令，而凉风至三旬。孟秋行冬令，则阴气大胜，介虫败谷，戎兵乃来；行春令，则其国乃旱，阳气复还，五谷不实；行夏令，则多火灾，寒热不节，民多疟疾。

【译文】

秋七月，太阳的位置在翼宿。初昏时捌，斗宿出现在南方中天；拂晓时刻，毕宿出现在南方中天。孟秋于天干属庚辛，它的主宰之帝是少嗥，佐帝之神是蓐收，应时的动物是老虎之类的毛族，相配的声音是商音，音律与夷则相应。这个月的数字是九，味道是辣味，气味是腥气，要举行的祭祀是门祭，祭祀时祭品以肝脏为尊。这个月，凉风来到了，自露降落了，寒蝉鸣叫了，鹰于是把捕杀的飞鸟四面摆开，象祭祀时陈列祭品一样。这个月开始使用刑罚和杀戮。天子住在西向明堂的左恻室，乘坐白色的兵车，车前驾着白色的马，车上插着白色的绘有龙纹的旗帜。天子穿着自色的衣服，佩戴着白色的饰玉。吃的食物是麻子和狗肉，用的器物锐利而深邃。

这个月有立秋的节气，在立秋前三天，太史向天子禀告说：“某日立秋，大德在于金。”于是天子斋戒，准备迎秋。立秋那天，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诸侯大夫，到西郊去迎接秋的降临。迎秋归来，于是在朝廷赏赐将军和勇武之士。天子命令将帅挑选兵士，磨砺武器，精选并训练杰出的人材，专一委任有功的将士，去征讨不义之人，追究诛伐凶恶怠慢的人，以表明爱憎，使天下人都来归顺。

这个月，命令主管官吏加强禁令，修缮牢狱，准备刑具，禁止奸邪之事，警戒有罪邪恶之人，务必捉拿拘捕他们。命令负责诉讼的官吏探视察看身体有创伤毁折的囚犯。判决诉讼，必须公正。系戮有罪，从严断刑。这个月，天地开始有肃杀之气，不可以盛气骄盈。

这个月，农民开始进献五谷。天子尝食新收获的谷物，首先要奉献给祖庙。选个月，命令百官要百姓收敛谷物，修缮堤坝，仔细检查水道有无堵塞，以防备水大为害，还要修葺富室，堵高墙垣，修补城郭。

这个月，不要分封诸侯，不要设置高官，不要赐人土地，不要请进金帛之类的重礼，不要派出负有特殊使命的使节。

实行这些政令，凉风就会到来，三旬每旬来一次。

孟秋实行应在冬天实行的政令，那么，阴气就过于浓盛，有甲壳的动物就会毁害谷物，敌军就会来侵扰。如果实行应在春天实行的政令，那么，国家就会出现干旱，阳气就会重新回来，五谷就不能结实。如果实行应在夏天实行的政令，那么，火灾就会频频发生，寒热就会失去节度，百姓中就会流行疟疾。

【孟秋纪第七荡兵】

【原文】

二曰：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於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递兴废，胜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长则犹不足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长，长之立也出於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家无怒笞，则竖子、婴儿之有过也立见；国无刑罚，则百姓之相侵也立见；天下无诛伐，则诸侯之相暴也立见。故怒笞不可偃於家，刑罚不可偃於国，诛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夫有以噎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且兵之所自来者远矣，未尝少选不用。贵贱、长少、贤者不肖相与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发，兵也；疾视，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连反，兵也；侈斗，兵也；三军攻战，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争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说者，终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说虽强，谈虽辨，文学虽博，犹不见听。故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说也，若孝子之见慈亲也，若饥者之见美食也；民之号呼而走之，若强弩之射於深溪也，若积大水而失其壅堤也。中主犹若不能有其民，而况於暴君乎？

【译文】

古代的圣王主张正义的战争，从未有废止战争的。战争的由来相当久远了，它是和人类一起产生的。大凡战争，靠的是威势，而威势是力量的表现。具有威势和力量是人的天性。人的天性是从天那里禀承下来的，不是人力所能造成的。勇武的人不能使它改变，机巧的人不能使它移易。

战争的由来相当久远了。黄帝、炎帝已经用水火争战了，共工氏已经恣意发难了，五帝之间已经互相争斗了。他们一个接替一个地兴起．灭亡，胜利者治理天下。人们说“蚩尤开始村造了兵器”，其实，兵器并非蚩尤创造的，他只不过是把兵器改造得更锋利罢了。在蚩尤之前，人类已经砍削林木怍为武器进行战争了，胜利者作首领，只有首领还不足以治理好百姓，所以设置君主。君主仍不足以治理好百姓，所以设置天子。天子的设置是在有君主的基础上产生的，君主的设置是在有首领的基础上产生的，首领的设置是在有争斗的基础上产生的。争斗的由来相当久远了，不可禁止，不可平息。所以，古代的贤主主张正义的战争，从来有废止战争的。

家中如果没有责打，僮仆、小儿犯过错的事就会立刻出现；国中如果没有刑罚，百姓互相侵夺的事就舍立刻出现。天下如果没有征伐，诸侯互相侵犯的事就会立刻出现。所以，家中责打不可废止，国中刑罚不可废止，天下征伐不可废止，只不过在使用上有的高明、有的笨拙罢了。所以，古代的圣壬主张正义的战争，从未有废止战争的。

如果因为发生了吃饭噎死的事，就婪废止天下的一切食物，这是荒谬的，如果因为发生了乘船淹死的事，就要废止天下的一切船只，这是荒谬的；如果因为发生了进行战争而亡国的事，就要废止天下的一切战争，这同样是荒谬的。战争是不可废止的。战争就象水和火一样，善于利用它就会造福于人，不善于利用它就会造成灾祸，还象用药绐人治病一样，用良药就能把人救活，用毒药就能把人杀死。正义的战争正是治理天下的一副良药啊！

再说，战争的由来相当久远丁，没有一刻不用。人们无论贵贱，长少、贤与不肖在这一点上是相同的，只是在使用上有大有小罢了。考察战争的细微之处：争斗之意隐藏在心中，尚未表露出来，这就是战争；怒目相视是战争，面有怒色是战争，言辞傲慢是战争，推拉相搏是战争，踢踹相斗是战争，聚众殴斗是战争，三军攻战是战争。以上这八种情况都是战争，只不过是规模有小大之差罢了。如今世上极力鼓吹废止战争的人，他们终身用兵，却不知道自己言行相背，因此，他们的游说虽然有力，言谈虽然雄辩，引用文献典糟虽然广博，仍然不被人听取采用。所以，古代的圣王主张正义的战争，从未有废止战争的。

如果战争确实符台正义，用以诛杀暴君，拯救苦难的人民，那么人民对它的喜悦，就象孝子见到了慈爱的父母，象饥饿的人见到了甘美的食物；人民呼喊着奔向它，象强弩射向深谷，象蓄积的人水冲垮堤坝。在这种情况下，一般的君主尚且不能保有他的人民，更何况暴君呢？

【孟秋纪第七振乱】

【原文】

三曰：当今之世浊甚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绝，贤者废伏，世主恣行，与民相离，黔首无所告诉。世有贤主秀士，宜察此论也，则其兵为义矣。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辱者也而荣，且苦者也而逸。世主恣行，则中人将逃其君，去其亲，又况於不肖者乎？故义兵至，则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亲不能禁其子矣。凡为天下之民长也，虑莫如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今之世学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则乡之所谓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之术不行矣。天下之长民，其利害在察此论也。攻伐之与救守一实也，而取舍人异。以辨说去之，终无所定论。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诬也。诬悖之士，虽辨无用矣。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为天下之长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说为深。夫以利天下之民为心者，不可以不熟察此论也。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无道而罚不义也。攻无道而伐不义，则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义也，是穷汤、武之事，而遂桀、纣之过也。凡人之所以恶为无道、不义者，为其罚也；所以蕲有道，行有义者，为其赏也。今无道、不义存，存者，赏之也；而有道、行义穷，穷者，罚之也。赏不善而罚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难乎？故乱天下、害黔首者，若论为大。

【译文】

当今的社会混乱极了，人民的苦难无以复加了。周王室已经灭亡，贤人被弃隐匿，昏君恣意妄行，与人民离心离德，人民无处申拆自己的苦难。世上如有贤明的君主、优秀的士人，当明察这个道理，那么他们的军队就会申张正义了。天下人民，将死的会因而得以新生，将蒙受耻辱的会因而得以荣光，将遭受苦难的会因而得以安逸。昏君姿意妄行，一般人都将逃离他们的国君，不能顾及他们的父母，又何况那些不肖的人呢？因此，正义之师一到，昏君就不能保有自己的人民了，作父母的就无法阻止自己的子女了。

凡给天下人民作君主的，考虑施政大计莫如扶植有德，消除暴虐，奖赏正义，惩罚不义。如夸今上研习墨家之学的人多反对攻伐。反对攻伐就必然选取救守；如果选取救守，那么方才所说的扶植有德、消除暴虐、奖赏正义、惩罚不义的方针就无法实施了。给天下人民作君主的，其利害全在于是否明察这个道理。

攻伐与救守，其实质一样，而或取或舍，人各不同。如今世上的墨家之徒企围靠论辫排斥攻伐，最终也不会有结果的。论说事理，如果自己本来就不知道，那是糊涂；如果自己知道却自欺欺人，那是欺诈。搞欺诈的人，头脑糊涂的人，纵然善辩也没有什么用处。反对攻伐的论调白相矛盾，这种论调虽想给人民带来利益，结果却反而害他们，虽想使人民安定，结果却反而使他们处于危险之中。因此，给天下带来探重灾难、使人民遭受极大危害的事物中，要数选种论调危害最探了。那些把为天下人民谋利益作为志向的人，不可不仔细地弄清这个道理。

攻伐之类的事，无一不是攻击无道、惩罚不义的。攻击无道、讨伐不义，自己获福投有比这更大的了，人民得利没有比这更多的了。禁止攻伐，这是摒弃有德，惩罚正义。这是阻挠商汤，周武王的事业，助长夏桀、商纣的罪恶啊。人们之所以不敢行无道、不义的事，为的是免遭惩罚，人们之所以祈求有德、行正义韵事，为的是求得奖赏。如今行无道、不义的人安然存在，安然存在无异干奖赏他们，而有德的人、主持正义的人却陷入困境，陷入困境无异于惩罚他们。赏恶惩善，想要用这种办法把人民冶理好，不也太难了吗？所以扰乱天下、危害人民的事物中。要数反对攻伐这种论调危害为最大．

【孟秋纪第七禁塞】

【原文】

四曰：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无道而救不义也。守无道而救不义，则祸莫大焉，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凡救守者，太上以说，其次以兵。以说则承从多群，日夜思之，事心任精，起则诵之，卧则梦之，自今单唇干肺，费神伤魂，上称三皇五帝之业以愉其意，下称五伯名士之谋以信其事，早朝晏罢，以告制兵者，行说语众，以明其道。道毕说单而不行，则必反之兵矣。反之於兵，则必斗争之情，必且杀人，是杀无罪之民以兴无道与不义者也。无道与不义者存，是长天下之害而止天下之利，虽欲幸而胜，祸且始长。先王之法曰：“为善者赏，为不善者罚。”古之道也，不可易。今不别其义与不义，而疾取救守，不义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取攻伐者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惟义兵为可。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不可。使夏桀、殷纣无道至於此者，幸也；使吴夫差、智伯瑶侵夺至於此者，幸也；使晋厉、陈灵、宋康不善至於此者，幸也。若令桀、纣知必国亡身死，殄无後类，吾未知其厉为无道之至於此也；吴王夫差、智伯瑶知必国为丘墟，身为刑戮，吾未知其为不善、无道、侵夺之至於此也；晋厉知必死於匠丽氏，陈灵知必死於夏徵舒，宋康知必死於温，吾未知其为不善之至於此也。此七君者，大为无道不义，所残杀无罪之民者，不可为万数。壮佼、老幼、胎卖之死者，大实平原，广堙深溪大谷，赴巨水，积灰填沟洫险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之以冻饿饥寒之患，以至於今之世，为之愈甚。故暴骸骨无量数，为京丘若山陵。世有兴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察此其所自生，生於有道者之废，而无道者之恣行。夫无道者之恣行，幸矣。故世之患，不在救守，而在於不肖者之幸也。救守之说出，则不肖者益幸也，贤者益疑矣。故大乱天下者，在於不论其义而疾取救守。

【译文】

救守的本心，无一不是卫护无道之君，救援不义之主的。卫护无道之君，救援不义之主，祸患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给天下百姓造成危害没有比这更深重的了。

凡主张救守的人，最先是用言辞劝说，其次诉诸武力。用言辞劝说，就聚徒成群，日夜思虑，费心劳神，起来就陈述它，睡觉还梦着它，把自己搞得唇焦肺燥，神损魂伤，上称三皇五帝的功业取悦于人，下举春秋五霸、知名人士的谋略证明自己的主张，从早上朝会到晚上退朝，都在劝说对方的主帅，宣扬自己的主张，晓谕众人，以阐观自己的道理。一旦道理讲完，话语说尽，自己的主张仍然不被采用，就必然转而诉诸武力了。转而诉诸武力，势必就是战争。战争本身，必将杀人。这是屠杀无辜的人民，以扶持无道之君和不义之主。无道之君和不义之主得以生存，这是助长天下的祸害，毁弃天下的利益。无道之君，不义之主虽想侥幸取胜，祸患却由此开始滋长。

先王的法典说：“对行善的人给予奖赏，对作恶的人给予惩罚。”这是自古以来的原则，不可更改。如今不区分正义与不正义却力主救守，没有比述更不义的事了，给天下百娃带来危害的没有比这更严重的了。因此，一概采用攻伐不可，一概反对攻伐也不可，一概采用救守不可，一概反对救守也不可，惟有正义之师才可以。军队如果是正义之师，那么攻伐可以，救守也可以，军队如果是不义之师，那么攻伐不可，救守也不可。

致使夏桀，殷纣荒淫无道达到如此地步的是侥幸之心，致使吴王夫差、智伯瑶侵暴掠夺达到如此地步的是侥幸之心，致使晋厉公、陈灵公、宋康王作恶达到如此地步的也是侥幸之心。假如让桀、纣知道他们目日样作的后果定然是国亡身死，断子绝孙，我不相信他们荒淫无道会到如此地步，假如吴王夫差、智伯瑶知道他们那样做的后果定然是国家成为座墟，自身遭到杀戮，我不相信他们侵暴掠夺会到如此地步；假如晋厉公知道他那样做必定会死在匠丽氏的家中，陈灵公知道他那样做必定会死于夏微舒之手，朱康王知道他那样做必定会死在温邑，我不相信他们作恶会达到如此地步。

这七个国君恣意作恶，他们残杀的无辜百姓多得数也数不清。青壮年，老人，儿童以及母腹中的胎儿死去的遍及原野，填塞了深谷，流入大河，战火的积灰填平了沟洫险阻。人民冒着飞矢，踏着利刃，再加上受着冻饿饥寒的熬煎，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现在，愈演愈烈。所以暴露在野外的尸骨多得无法计数。积尸封土筑成的高冢象高大的山陵。世上如有奋发之君、仁义之士，深切地想到达些，也足以感到痛心了，也足以感到悲哀了。

考察这种情况产生的根源，在于有道之人被废弃，而无道昏君恣意妄行。无道昏君恣意妄行，全是由干心存侥幸的缘故。所以，当今世上的祸患不在于教守本身，而在于不肖的人心存侥幸。救守的论调产生之后，不肖的人越发怀有侥幸之心了，贤人越发恐惧了。所以，大乱夭下的，在于不管正义与否，而一味力主教守。

【孟秋纪第七怀宠】

【原文】

五曰：凡君子之说也，非苟辨也；士之议也，非苟语也。必中理然後说，必当义然後议。故说义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义矣。义理之道彰，则暴虐、奸诈、侵夺之术息也。暴虐、奸诈之与义理反也，其势不俱胜，不两立。故兵入於敌之境，则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於国邑之郊，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虏奉而题归之，以彰好恶；信与民期，以夺敌资。若此。而犹有忧恨、冒疾、遂过、不听者，虽行武焉亦可矣。先发声出号曰：“兵之来也，以救民之死。子之在上无道，据傲荒怠，贪戾虐众，恣睢自用也，辟远圣制，謷丑先王，排訾旧典，上不顺天，下不惠民，徵敛无期，求索无厌，罪杀不辜，庆赏不当。若此者，天之所诛也，人之所雠也，不当为君。今兵之来也，将以诛不当为君者也，以除民之雠而顺天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卫人之雠者，身死家戮不赦。有能以家听者，禄之以家，以里听者，禄之以里；以乡听者，禄之以乡；以邑听者，禄之以邑；以国听者，禄之以国。”故克其国，不及其民，独诛所诛而已矣。举其秀士而封侯之，选其贤良而尊显之，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见其长老而敬礼之。皆益其禄，加其级。论其罪人而救出之；分府库之金，散仓廪之粟，以镇抚其众，不私其财；问其丛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废者，而复兴之，曲加其祀礼。是以贤者荣其名，而长老说其礼，民怀其德。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则天下必争事之矣。义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说？故义兵至，则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行地滋远，得民滋众，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

【译文】

凡君子出言，都不苟且辩说，士凡议论，都不苟且言谈。君子一定符合道理然后才出言，士人一定符合大义然后才议论。所以，听了君子和士人的言谈议论，王公贵族越发喜好道理了，士人百姓越发遵行大义了。理义之道彰明了，暴虐，奸诈、侵夺之类的行径就会止息。暴虐、奸诈、侵夺与理义截然相反，其势不能两胜。不能并存。

所以，正义之师进人敌国的边境，敌国的士八就知道保护者到了，百姓就知道不会死了。正义之师到了国都及一般城邑的四郊，不祸害五谷，不刨坟掘墓，不砍伐树术，不烧掉财物粮草，不焚毁房屋，不掠夺六畜。俘获敌国的百姓都送他们回去，以此表明自己的爱憎，诚信正与人民愿望相合，以此争取敌国的民众。象这样，如果还有顽固不化、妒嫉、坚持错误．不归顺的人，那么即使对他们动用武力也是可以的。

用兵之前，先发布檄文，檄文说：“太军到此，为拯救百姓的生命。昏君在上，荒淫无遭，傲慢自大，迷乱怠惰，贪婪暴虞，残害民众，狂妄凶狠，自以为是，屏弃圣王法制，诋毁先王，排斥毁谤先代法典，上不顺承天意，下不爱护百姓，征敛不止，责求无度，刑杀无辜，奖赏不当。象这样的人，是上天诛灭的对象，是人们共同的仇敌，根本不配作国君。如今大军到此，要诛灭不配作国君的人，除掉人民的仇敌，顺应上天的意旨。士民百姓中如有违背上天意旨，救助人民仇敌的，一律处死，井杀死全家，绝不赦免。有能率领一家归顺的，赏给他一家作为俸禄；率领一里归顺的，赏给他一里作为俸禄，率领一乡归顺的，赏给他一乡作为俸禄，率领一邑归顺的，赏给他一邑作为俸禄率领国都士民百姓归顺的，把国都赏给他作俸禄。”

所以，攻克敌国，不罪及士民百姓，只杀所当杀的人罢了。还要举荐敌国德才优异的人，赐给他们土地、爵位，选拔敌国贤明有德的人，授与他们高官显位，寻找敌国的孤儿寡妇救济他们，会见敌国的老年人，尊重他们，以礼相待，全都增加他们的俸禄，级别。审理敌国的罪人，赦免释放他们，分发府库中的财物，散发仓廪中的粮食，用以安抚敌国的民众，不把敌国的财物占为己有，并询问敌国人民所不愿意废弃的草木繁茂的社宫以及大庙，恢复祭祀，井多方设法增加祭祀的礼仪。因此，贤人为自己名声显扬而荣耀，老年人为自己受到礼遇而高兴，人民为自己受到恩德而安定。

假如这里有个人，能够使一死人复生，那天下的人一定争着服侍他了。正义之师救活的人也太多了，人们谁不喜欢？所以，正义之师一到，邻国的人民归向它就象梳水一样，被伐国家的人民盼望它就象盼望父母一样。正义之师走得越远，得到的民众就越多，兵不血刃人民就迅速归服了。

谢选骏指出：耶稣基督能使死人复生，天下的人也争着服侍他。但是后来呢？这些人都背叛了他，包括彼得都三次不认主。这是因为人有原罪。而中国的文化和宗教显然缺乏如此深透的认识；所以陷入文明的陷阱而无法自拔。

【【仲秋纪第八仲秋】】

【原文】

一曰：仲秋之月，日在角，昏牵牛中，旦觜巂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南吕。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凉风生，候雁来，玄鸟归，群鸟养羞。天子居总章太庙，乘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养衰老，授几杖，行麋粥饮食。乃命司服具饬衣裳，文绣有常，制有小大，度有短长，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带有常。命有司申严百刑，斩杀必当，无或枉桡，枉桡不当，反受其殃。是月也，乃命祝宰巡行牺牲，视全具，案刍豢，瞻肥瘠，察物色，必比类，量小大，视长短，皆中度。五者备当，上帝其享。天子乃傩，御佐疾，以通秋气。以犬尝麻，先祭寝庙。是月也，可以筑城郭，建都邑，穿窦窌，修囷仓。乃命有司趣民收敛，务蓄菜，多积聚。乃劝种麦，无或失时，行罪无疑。是月也，日夜分，雷乃始收声，蛰虫俯户。杀气浸盛，阳气日衰，水始涸。日夜分，则一度量，平权衡，正钧石，齐斗甬。是月也，易关市，来商旅，入货贿，以便民事。四方来杂，远乡皆至，则财物不匮，上无乏用，百事乃遂。凡举事无逆天数，必顺其时，乃因其类。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仲秋行春令，则秋雨不降，草木生荣，国乃有大恐。行夏令，则其国旱，蛰虫不藏，五谷复生。行冬令，则风灾数起，收雷先行，草木早死。

【译文】

仲秋八月，太阳的位置在角宿，初昏时刘，牵牛星宿出现在南方中天，拂晓时刻，觜巂星宿出现在南方中天。仲秋于夭千属庚辛，它的主宰之帝是少皞，佐帝之神是蓐收。应时的动物是老虎一类前毛族，相配的声音是商音，音律与南吕相应。这个月的数字是九，味道是辣味，气味是腥气，要举行的祭祀是门祭，祭祀时祭品以肝脏为尊。这个月凉风发生，候雁从北来，燕子向南归，各类鸟儿都养护增生它们的羽毛来御寒。天子住在西向明堂的中央正室，乘坐白色的兵车，车前驾着白色的马，车上插着白色的绘有龙纹的旗帜，天子穿着白色的衣服，佩戴着白色的饰玉，吃的食物是麻耔和狗肉，甩的器物锐利而深邃。

这个月，要赡养衰老的人，授予他们几案和手杖，施与他们稀粥饮食。命令主管服制的官吏，准备并整饬衣裳，祭服的文饰有固定的规格，大小长短有一定的制度，祭服之外的服装也有一定的尺寸，必须依照旧有的规定。随着服制的不同，冠带也有相应的固定规格。命令司法官重申严明各种刑罚．斩杀罪犯一定要恰当，不要曲法冤枉人。如果有曲挂冤枉人的事，执法者会遭受灾祸。

这个月，命令主管牺牲和祭祀的官吏巡视将用来祭祀的牺牲，看看形体是否完整，喂养的情况如何，是肥是瘦，毛色是否纯一，这些一定要符合旧例；再量量它们的大小，看看长短，送些也都要符合要求。形体、肥瘦、毛色、大小、长短都完全适当，上帝就享用这些祭品。天子于是举行傩祭，御止遂除疫疠，以通达金秋之气。

这个月，可以修筑城鄣，建置都邑．挖掘地窖，修葺仓虞。命令主管官吏督促百姓收敛谷物，努力储藏过冬的干菜，多多积聚柴草。要鼓励百姓及时种麦，不要错过农时，如果错过农时，一定要给以处罚。

这个月，日夜的时刻相等，雷声渐渐消逝。蛰伏的动物都藏在洞穴口。冬阴之气渐渐旺盛，阳气日新衰触，水开始干涸了。日夜时刻相等，要在此时统一和校正各度量衡器具。

这个月，要减轻关市的税收，招徕各地的商旅，收纳财物，以利于百姓的生产和生话。四方之人前来聚集，连偏远乡邑也全都到来。这样，财物就不缺乏，国家用费就充足，各种事情就都能成功。作各种事精不要违背自然规律，一定要顺应天时，按照事情的类别，什么时侯该作什么就作什么。

实行这个月的政令，白露降落，每旬一次。仲秋实行应在春天实行的政令，那么，秋雨就会停而不降，草木就会重新开花，国家就会有大的恐慌。如果实行应在夏天实行的政令，那么，国家就会出现干旱，蛰伏的动物就不再藏伏，五谷就重新萌发生长。如果实行应在冬天实行的政令，那么，风灾就会屡屡发生，雷声就会提前收敛，草木就会过早死亡。

【仲秋纪第八论威】

【原文】

二曰：义也者，万事之纪也，君臣、上下、亲疏之所由起也，治乱、安危、过胜之所在也。过胜之，勿求於他，必反於己。人情欲生而恶死，欲荣而恶辱。死生荣辱之道一，则三军之士可使一心矣。凡军，欲其众也；心，欲其一也。三军一心，则令可使无敌矣。令能无敌者，其兵之於天下也，亦无敌矣。古之至兵，民之重令也，重乎天下，贵乎天子。其藏於民心，捷於肌肤也，深痛执固，不可摇荡，物莫之能动。若此则敌胡足胜矣？故曰：其令强者其敌弱，其令信者其敌诎。先胜之於此，则必胜之於彼矣。凡兵，天下之凶器也；勇，天下之凶德也。举凶器，行凶德，犹不得已也。举凶器必杀，杀，所以生之也；行凶德必威，威，所以慑之也。敌慑民生，此义兵之所以隆也。故古之至兵，才民未合，而威已谕矣，敌已服矣，岂必用枹鼓干戈哉？故善谕威者，於其未发也，於其未通也，窅窅乎冥冥，莫知其情，此之谓至威之诚。凡兵，欲急疾捷先。欲急疾捷先之道，在於知缓徐迟後而急疾捷先之分也。急疾捷先，此所以决义兵之胜也。而不可久处，知其不可久处，则知所兔起凫举死昬之地矣。虽有江河之险则凌之，虽有大山之塞则陷之。并气专精，心无有虑，目无有视，耳无有闻，一诸武而已矣。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齐国皆惧；豫让必死於襄子，而赵氏皆恐；成荆致死於韩主，而周人皆畏；又况乎万乘之国而有所诚必乎？则何敌之有矣？刃未接而欲已得矣。敌人之悼惧惮恐、单荡精神，尽矣，咸若狂魄，形性相离，行不知所之，走不知所往，虽有险阻要塞、銛兵利械，心无敢据，意无敢处，此夏桀之所以死於南巢也。今以木击木则拌，以水投水则散，以冰投冰则沈，以涂投涂则陷，以疾徐先後之势也。夫兵有大要，知谋物之不谋之不禁也，则得之矣。专诸是也，独手举剑至而已矣，吴王壹成。又况乎义兵，多者数万，少者数千，密其躅路，开敌之涂，则士岂特与专诸议哉！

【译文】

义，是万事的法则，是君臣、长幼、亲疏产生的根基，是国家治乱，安危、胜败的关键。胜败的关键，不要向其它方面寻求，一定要在自己身上寻找。

人的本性都是想要生存而厌恶死亡，想耍荣耀而厌恶耻辱。死生、荣辱的道理统一于义，就可以使三军将士思想一致了。

凡军队，人数应该众多，军心应该一致。三军思想一致，就可以使号令畅行无阻了。号令能够畅行无阻的君主，他的军队也就无敌于天下了。古代的正义之师，人民尊重号令，看得比天下还重大，比天子还尊贵。号令藏于民心，感干肌肤，深切牢固，不可动摇，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使它改变。象这样，敌人自然不战而溃，哪儿还值得一击呢？所以说：号令不可冲犯的军队，它的敌手必然软弱，号令畅行无阻的军队，它的敌手必然屈服。在朝廷中发布命夸时就已经胜过了敌手，因此，在原野上战胜敌手就是必然的了。

凡兵器都是天下的凶器，勇武是天下的凶稽。举凶器，行凶话，是由于不得已。举凶器必定耍杀人，杀恶人是使人民得以生存的手段，行凶德必定要显示武力使人畏惧，使人畏惧是叫敌手屈服的手段。敌手最惧屈服，人民获得生存，这是正义之师兴盛的原因。所以，古代的正义之师出征，士兵尚未交锋，而威力就已经显示出来发挥作用了，敌手就已经降服了，难道还一定用得着冲锋厮杀吗？所以，善于显示威力的，他的威力在他尚未发挥、尚未显示之前就已经产生作用。他的威力深远难见，没有谁知道它的真实情况，这就是威力达到顶点的情形。

凡用兵打杖，应该行动迅速，先发制人。要想行动迅速，先发制人，方法在于明辨迟缓、落后与迅速、抢先的区别。行动迅速，先发制人，这是决定正义之师胜利的因素。因而布可滞留一处，懂得军队不可滞留的道理，那就知道哪些地方是该迅逸避开的死绝之地了。这样，纵有江河之险也可以凌越它，纵有大山险塞也能够攻陷它。要克敢制胜，只要精神专一，心中没有疑虑，目不旁视，耳布旁听，把心力，眼力、耳力都集中在军事上就行了。冉叔发誓一定要杀死齐侯，齐国君臣都十分恐惧，豫让决心要刺杀赵襄子，赵氏上下都裉惊恐。成荆跟韩主拼命，周人都十分敬畏。一个人决心拼命尚且如此，又何况拥有兵车万辆的大国决心要达到目的呢？那还有什么人能够跟他抗衡昵？士兵尚未交锋而欲望就已经满足了。敌人恐惧害怕，精神衰竭、动摇，已经达到极点了。他们吓得都象是精神错乱一样，魂不守舍，行走不知目标，奔跑不知去处，纵有险阻要塞、坚甲利兵，心里也不敢依托，精神也无法安宁，这就是夏奘之所以死在南巢的缘故啊。假如用木头击打术头，后者就会裂开。把水注人水中，后者就会散开，把冰投向冰面，后者就会沉没，把泥抛向泥中，后者就会下陷，达就是快慢先后的必然态势。

用兵有它的关键，如果懂得攻其无备，出其不意，那就掌握了用兵的关键了。专诸就是这样。他不过是独自一人手举剑落罢了。专诸仅一举就成全了阖闾，使他当上吴王。又何况正义之师呢？正义之师人数多的几万，少的也有几千，所到之处，足迹布满道路，在敌国畅行无阻，象这样的武士，专诸怎么就跟他们相提并论呢？

【仲秋纪第八简选】

【原文】

三曰：世有言曰：“驱市人而战之，可以胜人之厚禄教卒；老弱罢民，可以胜人之精士练材；离散系系，可以胜人之行陈整齐；锄櫌白梃，可以胜人之长铫利兵。”此不通乎兵者之论。今有利剑於此，以刺则不中，以击则不及，与恶剑无择，为是斗因用恶剑则不可。简选精良，兵械銛利，发之则不时，纵之则不当，与恶卒无择，为是战因用恶卒则不可。王子庆忌、陈年犹欲剑之利也。简选精良，兵械銛利，令能将将之，古者有以王者、有以霸者矣，汤、武、齐桓、晋文、吴阖庐是矣。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六千人，以戊子战於郕，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桀既奔走，於是行大仁慈，以恤黔首，反桀之事，遂其贤良，顺民所喜，远近归之，故王天下。武王虎贲三千人，简车三百乘，以要甲子之事於收野，而纣为禽。显贤者之位，进殷之遗老，而问民之所欲，行赏及禽兽，行罚不辟天子，亲殷如周，视人如己，天下美其德，万民说其义，故立为天子。齐桓公良车三百乘，教卒万人，以为兵首，横行海内，天下莫之能禁，南至石梁，西至酆郭，北至令支。中山亡邢，狄人灭卫，桓公更立邢于夷仪，更立卫于楚丘。晋文公造五两之士五乘，锐卒千人，先以接敌，诸侯莫之能难。反郑之埤，东卫之亩，尊天子於衡雍。吴阖庐选多力者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陈，与荆战，五战五胜，遂有郢。东征至于庳庐，西伐至於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故凡兵势险阻，欲其便也；兵甲器械，欲其利也；选练角材，欲其精也；统率士民，欲其教也。此四者，义兵之助也，时变之应也，不可为而不足专恃。此胜之一策也。

【译文】

世人有一种言论说；“驱使市人作战，靠他们可以战胜敌手禄秩丰厚的武士和受过训练的士兵；靠老弱疲惫的百姓可以战胜敌手精壮、熟练的武士，靠散乱无纪的囚徒可以战胜敌手行列整齐的军队；靠锄櫌木棒可以战胜敌手的长矛利刃。”说这种言论的根本不通晓用兵之道。假如有一把锋利的宝剑，由于技艺不精，拿它来刺却刺不中敌手，拿它去击却击不着目标，这同手持劣剑没有什么分别，但为此在搏斗时就使用劣剑却不可。经过选拔的．装备精良的军队，发动它们总不合时机，使用它们总不得适宜，这同统率劣等军队没有什么分别，但为此在战争中就使用劣等军队却不可。象王子庆忌、陈年那样的勇士，尚且还希望宝剑锋利，更何况一般人呢？经过选拔的、装备精良的军队，让有才干的将领统率它，古代有借此成就王业的，有惜此成就霸业的，商汤、周武王，齐桓公、晋文公、吴阖庐就是这样。

商汤率领精良的战车七十辆，不怕死的勇士六千人，在戊子那天与夏桀在郕地交战，抓住了桀臣推移、大牺。商汤进军鸣条，接着进入巢门，于是占有了夏的天下。夏桀已经逃跑了，在这时商汤发扬仁慈的美德，以抚恤百姓，一反桀的所作所为，拔举夏的贤人，顺应人民的意愿，远近的人都归附了他，所以扬称王天下。

周武王率勇士三千人，精选的战车三百辆，甲子那天，在牧野打败了商封的军队，纣被擒获。武王把贤人提拔到显贵的位置，举荐殷朝的遗老，询问人民的愿望，行赏及于禽兽，惩罚不避天子，亲近殷的士民百姓就象亲近周的士民百姓一样，看待另别人就象看待自己一样，天下赞美他的德行，万民喜欢他的仁义，所以武王立为天子．

齐桓公率领精良的兵车三百辆，训练有素的士兵一万人，作为大军的前锋，纵横驰骋于四海之内，天下没有谁能够阻挡。他率领军队向南到达石粱，向西到达酆，鄗，向北到达令支、中山攻陷了邢国，狄人灭亡了卫国，桓公在夷仪重建起邢国，在楚丘重建起卫国。

晋文公训练出具有五种技能的甲士十五人，让他们率领精锐的步卒一千人作为前锋，先同敌人交锋，没有任何诸侯能够抵挡。晋文公命令毁掉郑国城上的女墙，以便随时攻取，命令卫国的田垄一律东西向，以便自己的兵车通行无阻，并率领诸侯在衡雍尊奉周天子。

吴壬阖庐选拔力士五百人，善跑的士兵三千人作为军队的前锋，跟楚国交战，五战五胜，接着占领了楚国的国都郢。吴王阖庐率军向东征伐一直打到庳庐，向西征伐一直打封巴，蜀，向北逼近齐国、晋国，号令在中原华夏各诸侯国榜行无阻。

所以，凡战争形势，山川险阻，用兵的人都希望它对自己有利，兵甲器械，都希望它锋刺坚固；选拔、训练武士，都希望他们精锐强壮，统率士卒，都希望他们训练有素。这四个方面是正义之师的辅助，是适应时势变化的凭借，不能没有，也不能一味依赖它，这是取胜的一种策略。

【仲秋纪第八决胜】

【原文】

四曰：夫兵有本干：必义，必智，必勇。义则敌孤独，敌孤独则上下虚，民解落；孤独则父兄怨，贤者诽，乱内作。智则知时化，知时化则知虚实盛衰之变，知先後远近纵舍之数。勇则能决断，能决断则能若雷电飘风暴雨，能若崩山破溃、别辨霣坠；若鸷鸟之击也，搏攫则殪，中木则碎。此以智得也。夫民无常勇，亦无常怯。有气则实，实则勇；无气则虚，虚则怯。怯勇虚实，其由甚微，不可不知。勇则战，怯则北。战而胜者，战其勇者也；战而北者，战其怯者也。怯勇无常，倏忽往来，而莫知其方，惟圣人独见其所由然。故商、周以兴，桀、纣以亡。巧拙之所以相过，以益民气与夺民气，以能斗众与不能斗众。军虽大，卒虽多，无益於胜。军大卒多而不能斗，众不若其寡也。夫众之为福也大，其为祸也亦大。譬之若渔深渊，其得鱼也大，其为害也亦大。善用兵者，诸边之内莫不与斗，虽厮舆白徒，方数百里皆来会战，势使之然也。幸也者，审於战期而有以羁诱之也。凡兵，贵其因也。因也者，因敌之险以为己固，因敌之谋以为己事。能审因而加，胜则不可穷矣。胜不可穷之谓神，神则能不可胜也。夫兵，贵不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彼。圣人必在己者，不必在彼者，故执不可胜之术以遇不胜之敌，若此，则兵无失矣。凡兵之胜，敌之失也。胜失之兵，必隐必微，必积必抟。隐则胜阐矣，微则胜显矣，积则胜散矣，抟则胜离矣。诸搏攫柢噬之兽，其用齿角爪牙也，必托於卑微隐蔽，此所以成胜。

【译文】

用兵之遭有它的根本；一定要符合正义，一定要善用智谋，一定要勇猛果敢。符台正义，敌人就孤独无援，敌人孤独无援，上上下下就缺乏斗志，人民就会瓦解离散，孤独无援，父兄就怨恨，贤人就非议，叛乱就会从内部发生。善用智谋就能知道时势的发展趋势，知道时势的发展趋势，就会知道虚实盛衰的变化，就会知道关于先后、远近、行止的策略。勇猛果敢就能临事果断，能临事果断，行动起来就能象雷电、旋风、暴雨，就能象山崩，溃决、异变、星坠，势不可当，就象猛禽奋击，搏击禽兽，禽兽就会毙命，击中树木，树木就会碎裂。这是靠勇猛果敢达到的。

人民的勇放不是永恒不变的，人民的怯弱也不是永恒不变的。士气饱满就充实，充实就会勇敢，士气丧失就空虚，空虚就会怯弱。怯弱与勇敢、空虚与充实，它们产生的缘由十分微妙，不可不知晓。勇敢就能奋力作战，怯弱就会临阵逃跑。打仗获胜的，是凭恃自已的勇气而战，打仗败逃的，是心怀胆怯而战。怯弱与勇政变化不定，变动疾速，没有谁知道其中的道理，惟有圣人知道它之所以这样的缘由。所以，商、周由此而兴盛，桀、纣由此而灭亡。用兵巧妙与笨拙的结局之所以彼此绝然不同，是因为有的提高人民的士气，有的削弱人民的士气，有的善于使用民众作战，有的不会使用民众作战的缘故。后者军队虽然庞大，士兵虽然众多，但对于取胜没有什么益处。军队庞大，士兵众多，如果不能战斗，人多还不如人少。人数众多造福大，但如果带来灾祸，为害也大，这就好象在深捕中捕鱼一样，虽然可能捕到大鱼，但如果遇难，灾害也大。善于用兵的人，四境之内无不参战，即使是方圆几百里之内的奴仆以及没有受过训练的百姓都来参战，这是态势使他们这样的。态势的取得在于审慎地选择战争时机，并且有办法辖制引导他们。

凡用兵，贵在善于凭借。所谓凭借是指利用敌人的险阻作为自己坚固的要塞，利用敌人的谋划达到自己的目的。能够明察所凭借条件再采取行动，那胜利就不可穷尽了。胜利不可穷尽叫作“神”，达到“神”的境界就能不可战胜了。用兵贵在不可被敌战胜。不可被敌战胜的主动权掌在自己手中，能不能战胜敌人在于敌人是否虚怯谋失。圣人一定把握自己的主动权，一定不依赖敌人的过失，所以，掌握着不可被战胜的策略，以此同可以战胜的敌人交锋，象这样，用兵就万无一失了。凡用兵获胜都是敌人犯有过失的缘故。战胜犯有过失的军队，一定要隐蔽，一定要潜藏赢，一定要蓄积力量，一定要集中兵力。做到隐蔽就能战胜公开的敌人了，做到潜藏就能战胜暴露的敌人了，做到蓄积就能战胜力量零散的敌人了，做到集中就能战胜兵力分散的敌人了。各种依靠齿角爪牙抓取、顶撞、撕咬猎物的野兽，在它们使用齿角爪牙的时候，一定先要隐身缩形，这是它们成功取胜的原因。

【仲秋纪第八爱士】

【原文】

五曰：衣人以其寒也，食人以其饥也。饥寒，人之大害也；救之，义也。人之困穷，甚如饥寒，故贤主必怜人之困也，必哀人之穷也。如此则名号显矣，国士得矣。昔者，秦缪公乘马而车为败，右服失而野人取之。缪公自往求之，见野人方将食之於岐山之阳。缪公叹曰：“食骏马之肉而不还饮酒，余恐其伤女也！”於是遍饮而去。处一年，为韩原之战。晋人已环缪公之车矣，晋梁由靡已扣缪公之左骖矣，晋惠公之右路石奋投而击缪公之甲，中之者已六札矣。野人之尝食马肉於岐山之阳者三百有馀人，毕力为缪公疾斗於车下，遂大克晋，反获惠公以归。此《诗》之所谓曰“君君子则正，以行其德；君贱人则宽，以尽其力”者也。人主其胡可以无务行德爱人乎？行德爱人，则民亲其上；民亲其上，则皆乐为其君死矣。赵简子有两白骡而甚爱之。阳城胥渠处广门之官，夜款门而谒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医教之曰；‘得白骡之肝，病则止；不得则死。’”谒者入通。董安于御於侧，愠曰：“嘻！胥渠也。期吾君骡，请即刑焉。”简子曰：“夫杀人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杀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杀白骡，取肝以与阳城胥渠。处无几何，赵兴兵而攻翟。广门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获甲首。人主其胡可以不好士？凡敌人之来也，以求利也。今来而得死，且以走为利。敌皆以走为利，则刃无与接。故敌得生於我，则我得死於敌；敌得死於我，则我得生於敌。夫得生於敌，与敌得生於我，岂可不察哉？此兵之精者也。存亡死生决於知此而已矣。

【译文】

给人衣穿是因为人们在受冻，绐人饭吃是因为人们在挨饿。挨饿受冻是人的大灾，拯救挨饿受冻的人是正义的行为。人的艰难窘迫比起挨饿受冻来灾难更为深重，所以贤明的君主对人陷入困境必定怜悯，对人遭受困厄必表痛惜。做到这一步，君主的名声就显赫了，国士就会归附了。

从前，有一次秦穆公乘马车出行．车坏了，右侧驾辕的马跑了，一群农夫抓住了它。穆公亲自去寻找那匹马，在岐山的南面看到农夫正在分食马肉，穆公叹息说：“吃了骏马的肉而不马上喝酒，恐怕马肉会伤了你们的身体。”于是穆公给他们一一喝了酒，才离开。过了一年，秦、晋在韩原展开激战。晋国士兵已经包围了秦穆公的兵车，晋国大夫粱由靡已经抓住穆公车上左边的马，晋惠公的车右路石举起长殳击中了穆公的皑甲，穆公的七层铠甲已被击穿了六层，在这危急时刻，曾在岐山之南分食马肉的农夫三百多人，赶来在车下竭尽全力为穆公拼死搏斗。于是秦军大胜晋军，反而俘获了晋惠公带回秦国。这就是《诗》中所说的“给君子作国君就要平正无私，借以让他们施行仁德，给卑贱的人作国君就要宽容厚道，借以让他们竭尽全力”啊！君主怎么能不务求施行仁德、爱抚人民呢？君主施行仁德，爱抚人民，人民就爱戴他们，人民如果爱戴他们的君主，那就都乐意为他们去死了。

赵简子有两匹白骡，简子特别喜爱它们。一天夜里，任广门邑小吏的阳城胥渠来到简子的门前，叩门申述说：“主君的家臣胥纂病了，医生告诉他说：‘如果弄到白骡的肝吃了，病就能好，如果弄不到，就必死。’”负责通报的人进去禀告赵简子。董安于正在一旁侍奉，恼怒地说；“嘿，胥渠这个家伙！竟算计起玻们主君的白骡来了。请允许我去把他杀掉！”简子说；“杀人为的是使牲畜活命，不也太不仁义了吗？杀掉牲畜为的是救活人命，不正是仁爱的体现吗？”于是呼唤厨师杀掉白骡，取出肝，送给阳城胥渠。过了设多久，赵简子举兵攻狄，广门邑的小吏，左队七百人，右队七百人都争先登上城头，并斩获敌方披甲武士的首级。由此看来，君主怎么可以不爱士呢？

凡敌人来犯，都是为了追求利益，假如来犯而遭到覆灭，那将把退却看作是有利了。如果敌人都把退却看作是有利，那就用不着交锋了。所以，如果敌人从我们这里获得生存，那我们就要死在敌手；如果敌人死在我们手下，那我们就从敌人那里获得了生存。或是我们从敌人那里获得生存，或是敌人从我们这里获得生存，这其中的道理难道不该仔细研究吗？这是用兵的精妙所在，生死存亡就取决于是否懂得这个道理了。

谢选骏指出：《吕氏春秋》虽然懂得公议，却还停留在零和游戏的阶段；没有掌握创造性转化的关键——敌人是我们的助力。人说“要成功，需要朋友，要取得巨大的成功，需要敌人！”我看“要成功，需要不成功的朋友，要取得巨大的成功，需要不成功的敌人！”——但不论如何，没有敌人的存在，就无法取得真正的胜利。

【【季秋纪第九季秋】】

【原文】

一曰：季秋之月，日在房，昏虚中，旦柳中。其日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其虫毛，其音商，律中无射。其数九，其味辛，其臭腥，其祀门，祭先肝。候雁来，宾爵入大水为蛤。菊有黄华，豺则祭兽戮禽。天子居总章右个，乖戎路，驾白骆，载白旗，衣白衣，服白玉，食麻与犬，其器廉以深。是月也，申严号令，命百官贵贱无不务入，以会天地之藏，无有宣出。命冢宰，农事备收，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於神仓，祗敬必饬。是月也，霜始降，则百工休，乃命有司曰：“寒气总至，民力不堪，其皆入室。”上丁，入学习吹。是月也，大飨帝，尝牺牲，告备于天子。合诸侯，制百县，为来岁受朔日，与诸侯所税於民，轻重之法，贡职之数，以远近土地所宜为度，以给郊庙之事，无有所私。是月也，天子乃教於田猎，以习五戎獀马。命仆及七驺咸驾，载旍旐舆，受车以级，整设于屏外；司徒搢扑，北向以誓之。天子乃厉服厉饬，执弓操矢以射。命主祠祭禽於四方。是月也，草木黄落，乃伐薪为炭，蛰虫咸俯在穴，皆墐其户。乃趣狱刑，无留有罪，收禄秩之不当者，共养之不宜者。是月也，天子乃以犬尝稻，先荐寝庙。季秋行夏令，则其国大水，冬藏殃败，民多鼽窒；行冬令，则国多盗贼，边境不宁，土地分裂；行春令，则暖风来至，民气解堕，师旅必兴。

【译文】

季秋九月，太阳的位置在房宿。初昏时刻，虚宿出现在南方中天，拂晓时刻，柳宿出现在南方中天。这个月于天干属庚辛，它的主宰之帝是少皞，佐帝之神是蓐收，应时的动物是老虎一类的毛族，相配的声音是商音，音律与无射相应。这个月的数字是九，味道是辣味，气味是腥气，要举行的祭祀是门祭，祭祀时祭品以肝脏为尊。这个月，候鸟从北方飞来，栖息于屋宇的雀鸟钻进大海变成了蛤蜊。秋菊开了黄花。豺把捕到的野兽四面摆开，象祭祀一样，开始杀戮禽兽。天子住在西向明堂的右侧室，乘坐白色的兵车，车前驾着白色的马，车上插着白色的绘有龙纹的旗帜。天子穿着白色的衣服，佩戴着白色的饰玉，吃的食物是麻籽和狗肉，用的器物锐利而深邃。

这个月，要重申严明各种号令。命令百官贵贱人等无不从事收敛的工作。来应合天地收藏的时气，不得有宜泄散出。命令太宰，在农作物全部收成之后，建立登记五谷的帐簿，把天子籍田中收获的谷物藏入专门储藏供祭祀上帝神祗所用谷物的谷仓，必须恭敬严正。

这个月，霜开始降落，各种工匠不再制作器物。同时命令司徒说：“寒气突然来到，百姓经受不起，让他们都进屋准备过冬。”这个月上旬的丁日，进入太学练习吹笙竽，演习礼乐。

这个月，天子要遍祭五帝，并命夸主管官吏用牺牲祭祀群神。事毕，向天子禀告祭祀已经齐备。天子要聚会诸侯，百县大夫，向他们颁授来年的朔日，以及诸侯向百姓收税轻重的法规，诸侯向天子缴纳贡赋的多少，抽税轻重、纳贡多少都以远近和土地出产的情况为依据。这些东西供祭天祭祖之用，没有属于私有的。

这个月，天子借打猎教练治兵之法，熟悉各种兵器，选择良马。命令田仆和管套车卸马的吏役都来驾车，车上插着各种旗帜，参加田措的人按照等级授予车辆，并按次序整齐地摆在屏垣之外。司徒把教刑用具插在带间，向北面告诫众人。夭子穿着威武的戎装，佩戴着刀剑等饰物，拿着弓箭来射措。命令主管祭祀的官吏用猎获的鸟兽祭祀四方之神。

这个月，草木黄落了，可以砍伐山柴烧制木炭。蛰伏的动物都藏伏在洞穴里，封严它们的洞口。这个月，要督促诉讼断案的事，不要留下有罪应判决的案件。收缴那些无功之人不应得的俸禄和官爵，以及那些不应得到国家供养的人所得到的供养之物。

这个月，天子就着狗肉品尝稻米，并首先进献给祖庙。

季秋实行应在夏天实行的政令，那么，国家就会大水成灾，收藏起来准备过冬的谷物菜蔬就会毁坏，百姓就会出现鼻塞窒息的疾病。如果实行应在冬天实行的政令，那么，国家就会盗贼横生，边境就不能安宁，土地就会被侵削分割。如果实行应在春天实行的政令，那么暖风就会来到，百姓就会懈怠，战争就会兴起。

【季秋纪第九顺民】

【原文】

二曰：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必有道，万乘之国，百户之邑，民无有不说。取民之所说而民取矣，民之所说岂众哉？此取民之要也。昔者汤克夏而正天下。天大旱，五年不收，汤乃以身祷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万夫有罪，在余一人。无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伤民之命。”於是翦其发，磨阝其手，以身为牺牲，用祈福於上帝。民乃甚说，雨乃大至。则汤达乎鬼神之化、人事之传也。文王处岐事纣，冤侮雅逊，朝夕必时，上贡必适，祭祀必敬。纣喜，命文王称西伯，赐之千里之地。文王载拜稽首而辞曰：“愿为民请炮烙之刑。”文王非恶千里之地，以为民请炮烙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则贤於千里之地，故曰文王智矣。越王苦会稽之耻，欲深得民心，以致必死於吴。身不安枕席，口不甘厚味，目不视靡曼，耳不听钟鼓。三年苦身劳力，焦唇干肺，内亲群臣，下养百姓，以来其心。有甘脆不足分，弗敢食；有酒流之江，与民同之。身亲耕而食，妻亲织而衣。味禁珍，衣禁袭，色禁二。时出行路，从车载食，以视孤寡老弱之渍病、困穷、颜色愁悴、不赡者，必身自食之。於是属诸大夫而告之曰：“愿一与吴徼天下之衷。今吴、越之国相与俱残，士大夫履肝肺，同日而死，孤与吴王接颈交臂而偾，此孤之大愿也。若此而不可得也，内量吾国不足以伤吴，外事之诸侯不能害之，则孤将弃国家，释群臣，服剑臂刃，变容貌，易姓名，执箕帚而臣事之，以与吴王争一旦之死。孤虽知要领不属，首足异处，四枝布裂，为天下戮，孤之志必将出焉！”於是异日果与吴战於五湖，吴师大败，遂大围王宫，城门不守，禽夫差，戮吴相，残吴二年而霸。此先顺民心也。齐庄子请攻越，问於和子。和子曰：“先君有遗令曰：‘无攻越。越，猛虎也。’”庄子曰：“虽猛虎也，而今已死矣。”和子曰以告鸮子。鸮子曰：“已死矣，以为生。故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後可举。”

【译文】

先王治理天下首先顺依民心，所以功成名就。依靠仁德博取民心而建立大功、成就美名的，古代大有人在。失去民心而建立功名的却不曾有过。获得民心是有方法的，无论是具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还是仅有百户的小邑，人民无不有所喜悦。只要做人民所喜悦的事，民心就获得了。人民所喜悦的事难道会很多吗？这是取得民心的关键。

从前，汤灭掉夏，治理天下。天大旱，五年没有收成。汤于是在桑林用自己的身体向神祈祷，说；“我一人有罪，不要祸及天下人，即使天下人有罪，罪责也都在我一人身上。不要因我一人不才，致使天帝鬼神伤害人民的生命。”于是汤剪断自己的头发，拶起自己的手指，把自己的身体作为牺牲，向天帝求福。人民于是非常高兴，雨于是也大下起来。汤可说是通晓鬼神的变化、人事转移的道理了。

文王住在岐山臣事纣王，虽遭冤枉侮慢，依然雅正恭顺，早晚朝拜不失其时，进献贡物一定合宜，祭祀一定诚敬。纣很高兴，封文王为西伯，赏他纵横千里的土地。文王再拜稽首，辞谢说；“我不要千里的土地，只愿替人民请求废除炮烙之刑。”文王并不是厌恶纵横千里的土地，用它替人民请求废除炮烙之刑，必是想要博得民心。得到民心，它的好处胜过纵横千里的土地。所以说，文王是相当明智了。

越王深为会稽之耻而痛苦，想要深得民心以求和吴国拼死一战。于是他身不安于枕席，口不尝食美味，眼不看美色，耳不听音乐。三年的时间，苦心劳力，唇干肺伤，对内爱抚群臣，对下教养百姓，以便使他们一心归顺自己。有甜美的食物，如不够分，自己不敢独自吃，有酒把它倒入江中，与人民共饮。靠自己亲身耕种吃饭，靠妻子亲手纺织穿衣。饮食不求珍奇，衣服不穿两层，禁用二色为饰。他还时常出外巡视，随从车辆载着食物，去探望孤寡老弱中生病的、困厄的、面色忧愁憔悴的，饮食不足的人，一定亲自给他们食物吃。然后，他召集诸大夫，向他们宣告说：“我愿与吴国一次求得上天裁正。让吴，越两国彼此一道毁灭，士大夫踏肝践肺同日战死，我跟吴王颈臂相交肉搏而亡，这是我最大的砾望。如果这些办不到，从国内考虑估量我们的国力不足以损伤吴国，从国外考虑结盟的诸侯也不能毁灭它，那么，我将抛弃国家，离开群臣，身带佩剑，手执利刃，改变容貌，更换姓名，充当仆役，执箕帚侍奉吴王，以便跟吴王决死于一旦之间。我虽然知道这样做会遭致腰断颈绝，头脚异处，四肢分裂，被天下人所差辱，但是我的志向一定要付诸实施。”后来越国终干与吴国在五湖决战，吴国军队大败，紧接着越国军队包围了吴王的王官，攻下城门，活捉了夫差，杀死了吴相。灭掉吴国之后二年越国称霸诸侯。这都是先顺依民心的结果啊。

齐庄子请求攻打越国，征求和子的意见。和子说……先君有遗命说；‘不可攻打越国。越国是只猛虎。齐庄子说：“虽然是只猛虎，但是现在已经死了。”和子把这话告诉鸮子，鸮子说。“虽然已经死了，但人们还认为它活着。”所以，凡行事，一定要先考察民心，然后才可去做。

【季秋纪第九知士】

【原文】

三曰：今有千里之马於此，非得良工，犹若弗取。良工之与马也，相得则然後成，譬之若枹之与鼓。夫士亦有千里，高节死义，此士之千里也。能使士待千里者，其惟贤者也。静郭君善剂貌辨。剂貌辨之为人也多訾，门人弗说。士尉以证静郭君，弗听，士尉辞而去。孟尝君窃以谏静郭君，静郭君大怒曰：“刬而类，揆吾家，苟可以傔剂貌辨者，吾无辞为也！”於是舍之上舍，令长子御，朝暮进食。数年，威王薨，宣王立。静郭君之交，大不善於宣王，辞而之薛，与剂貌辨俱。留无几何，剂貌辨辞而行，请见宣王。静郭君曰：“王之不说婴也甚，公往，必得死焉。”剂貌辨曰：“固非求生也。请必行！”静郭君不能止。剂貌辨行，至於齐。宣王闻之，藏怒以待之。剂貌辨见，宣王曰：“子，静郭君之所听爱也？”剂貌辨答曰：“爱则有之，听则无有。王方为太子之时，辨谓静郭君曰：‘太子之不仁，过涿视，若是者倍反。不若革太子，更立卫姬婴儿校师。’静郭君泫而曰：‘不可，吾弗忍为也。’且静郭君听辨而为之也，必无今日之患也。此为一也。至於薛，昭阳请以数倍之地易薛，辨又曰：‘必听之。’静郭君曰：‘受薛於先王，虽恶於後王，吾独谓先王何乎？且先王之庙在薛，吾岂可以先王之庙予楚乎？’又不肯听辨。此为二也。”宣王太息，动於颜色，曰：“静郭君之於寡人，一至此乎！寡人少，殊不知此。客肯为寡人少来静郭君乎？”剂貌辨答曰：“敬诺。”静郭君来，衣威王之服，冠其冠，带其剑。宣王自迎静郭君於郊，望之而泣。静郭君至，因请相之。静郭君辞，不得已而受。十日，谢病强辞，三日而听。当是时也，静郭君可谓能自知人矣。能自知人，故非之弗为阻。此剂貌辨之所以外生乐、趋患难故也。

【译文】

假如有日行千里的骏马，但如果遇不到善于相马的人．仍然不会被当作千里马使用。善于相马的人与千里马，须互相依赖，然后才得以成名，就象鼓槌和鼓彼此相依一样。士中也有超群出众的千里马。气节高尚、为正义而献身的人就是士中的千里马。能够使士驰骋千里的，大概只有贤人吧。

静郭君裉喜爱他的门客剂貌辨。剂貌辨为人毛病很多，其他门客都不喜欢他。士尉为此谏诤静郭君，静郭君不听。于是士尉告辞离开了静郭君的门下。孟尝君私下为此劝说静郭君，静郭君大怒说：“即使把你们都杀死，把我家拆得四分五裂，只要能让剂貌辨先生满足，我也在所不辞！”于是让剂貌辨隹在上等客舍，让他的长子侍奉，早晚进献食物。

过了几年，齐宣王死了，齐闵王即位。静郭君的处世交往很不为闵王所赞许，他被迫辞官，回到封地薛，仍踉剂貌辨在一起。在薛地住了没多久，剂貌辨辞行，请求去谒见闵王。静郭君说：“大王不喜欢我到极点了，您去必定遭到杀害。”剂貌辨说：“我本来就不是去求活命的。我一定要去！”静郭君劝阻不住他。

剂貌辨走了，到了齐国都城。闵王听说了，心怀恼怒等着他。剂貌辨拜见闵王，闵阕王说：“你就是静郭君言听计从、非常喜爱的那个人吧？”剂貌辨回答说：“喜爱是有，至于言听计从根本谈不上。当初大王正作太子的时候，我对静韩君说：‘太子耳后见腮，下斜偷视，相貌不仁，象这样的人背理行事。不如废掉太子，改立卫姬的幼子校师。’静韩君流着汩说：‘不行。我不忍心这样做。’如果静郭君听从我的话并这样做了，一定不会有今天的祸患。这是一个例证。回到薛地之后，楚相昭阳请求用大于薛几倍的土地交换薛地。我又说：‘一定要应允他。’静郭君说：“我从先王那里承受了薛地，现在虽被后王所厌恶，但如果我把薛地换给别人，栽怎么对先王说呢？再说先王的宗庙在薛，我怎么可以把先王的宗庙给楚国昵？’他又不肯听我的话。这是第二个例证。”闵王长叹，显出很激动的神色，说；“静郭君对我竟爱到这个地步吗？我年纪幼小，这些都不知道。您愿意替我把静郭君请来吗？”剂貌辨回答说一“遵命。”

静郭君来到国都，穿着宣王所赐的衣服，鼓着宣王所赐的帽子，佩着宣王所赐的宝剑。闵王亲自到郊外迎接静郭君，远远望见他就流下泪来。静郭君到了以后，闵王就请他作齐相。静郭君再三辞谢，不得已才接受下来。十天之后，他托病辞官，极力推辞，三夭之后闵王才应允。

在当时，静郭君可称的上善于亲自了解人了。正因为他善于亲自了解人，所以别人的非议妨碍不了他。这正是剂貌辨之所以把生命与欢乐置之度外，为静郭君奔赴患难的缘故。

【季秋纪第九审己】

【原文】

四曰：凡物之然也，必有故。而不知其故，虽当，与不知同，其卒必困。先王、名士、达师之所以过俗者，以其知也。水出於山而走於海，水非恶山而欲海也，高下使之然也。稼生於野而藏於仓，稼非有欲也，人皆以之也。故子路揜雉而复释之。子列子常射中矣，请之於关尹子。关尹子曰：“知子之所以中乎？”答曰：“弗知也。”关尹子曰：“未可。”退而习之三年，又请。关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子列子曰：“知之矣。”关尹子曰：“可矣，守而勿失。”非独射也，国之存也，国之亡也，身之贤也，身之不肖也，亦皆有以。圣人不察存亡、贤不肖、而察其所以也。齐攻鲁，求岑鼎。鲁君载他鼎以往。齐侯弗信而反之，为非，使人告鲁侯曰：“柳下季以为是，请因受之。”鲁君请於柳下季，柳下季答曰：“君之赂以欲岑鼎也，以免国也。臣亦有国於此。破臣之国以免君之国，此臣之所难也。”於是鲁君乃以真岑鼎往也。且柳下季可谓此能说矣。非独存己之国也，又能存鲁君之国。齐湣王亡居於卫，昼日步足，谓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果何故哉？我当已。”公玉丹答曰：“臣以王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邪？王之所以亡也者，以贤也。天下之王皆不肖，而恶王之贤也，因相与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湣王慨焉太息曰：“贤固若是其苦邪？”此亦不知其所以也。此公玉丹之所以过也。越王授有子四人。越王之弟曰豫，欲尽杀之，而为之後。恶其三人而杀之矣。国人不说，大非上。又恶其一人而欲杀之，越王未之听。其子恐必死，因国人之欲逐豫，围王宫。越王太息曰：“余不听豫之言，以罹此难也。”亦不知所以亡也。

【译文】

大凡物之所以这样，必有原因。如果不知道它的原因，即使行为符合外物的变化，也和不知相同，最终必为外物所困。先代君王、知名之士、通达之师之所以超过平庸之辈，正是因为他们知道事物之所以这样的原因。水从山中流出奔向大海，并不是水厌恶山而向往海，而是山高海低的形势使它选样的。庄稼生在田野而贮藏在仓中，并不是庄稼有这种欲望，而是人们都需用它啊。

所以子路捉到雉却又放了它，是由于自己尚未知道捉到它的原因。

子列子曾射中目标，于是向关尹子请教关于射箭的道理。关尹子问：“你知道你射中的道理吗？”子列子回答说；“不知道。”关尹子说：“现在还不能跟你谈论大道。”子列于回去练习射箭，练了三年，又去请教。关尹子问：“你知道你射中的道理吗？”子列子说：“知道了。”关尹子悦，“可以了，你要奉守它而不要失掉。”不只射箭如此，国家的生存，国家的灭亡，人的贤明，人的不肖，也都各有原因。圣人不去考察存亡，贤不肖本身，而是考察造成它们这样的原因。

齐国攻打鲁国，索取鲁国的岑鼎。鲁君把另一只鼎进到齐国。齐侯不相信，把它退了回来，认为不是岑鼎，并派人告诉鲁侯说：“如果柳下季认为这是岑鼎，我愿意接受它。”鲁君向柳下季求助。柳下季答复说：“您答应把齐侯想要的岑鼎送给他，为的是借以使国家免除灾难。我自己这里也有个‘国家’，这就是信誉。毁灭我的‘国家’来挽救您的国家，这是我难以办到的。”于是鲁君就把真的岑鼎过往齐国去了。象柳下季这样可称得上善于劝说国君了。不仅保持自己的信誉，又能保存住鲁君的国家。

齐湣王流亡国外，住在卫国。有一次，白天散步，齐湣王对公玉丹说：“我已流亡国外了，却不知道流亡的原因。我之所以流亡，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我当纠正自己的过失。”公玉丹回答说：“我以为大王您已经知道了呢，您竟然还不知道吗？您之所以流亡国外，是因为您太贤明的缘故。天下的君主都不肖，因而憎恶大王您的贤碍，于是他们互相勾结，合兵进攻大王。这就是大王您流亡的原因啊！”湣王很感慨，叹息说，“君主贤明原来要受这样的苦啊！”这也是不知道白己为什么灭亡啊！这正是公玉丹之所以能够蒙骗他的原因。

越王授有四个儿子。越王的弟弟名叫豫，他想把越王的四个儿子全都杀掉，让自己成为越王的继承人。豫毁谤其中三子，让越王把他们杀掉了。国人很不满，纷纷指责王。豫又毁谤剩下的一子，想让越王杀掉他，越王没有听从豫的话。越王的儿子害怕自己必被杀死，于是借着国人的愿望把豫驱遂出国，并包围了王官。越王叹息说：“我不听从豫的话，所以才遗到这样的灾祸。”这也是不知自己为什么灭亡啊。

【季秋纪第九精通】

【原文】

五曰：人或谓兔丝无根。兔丝非无根也，其根不属也，伏苓是。慈石召铁，或引之也。树相近而靡，或軵之也。圣人南面而立，以爱利民为心，号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颈举踵矣，则精通乎民也。夫贼害於人，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厉五兵，侈衣美食，发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乐，非或闻之也，神者先告也。身在乎秦，所亲爱在於齐，死而志气不安，精或往来也。德也者，万民之宰也。月也者，群阴之本也。月望则蚌蛤实，群阴盈；月晦则蚌蛤虚，群阴亏。夫月形乎天，而群阴化乎渊；圣人行德乎己，而四荒咸饬乎仁。养由基射兕，中石，矢乃饮羽，诚乎兕也。伯乐学相马，所见无非马者，诚乎马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见无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见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磨研，顺其理，诚乎牛也。锺子期夜闻击磬者而悲，使人召而问之曰：“子何击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杀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为公家为酒；臣之身得生，而为公家击磬。臣不睹臣之母三年矣。昔为舍氏睹臣之母，量所以赎之则无有，而身固公家之财也，是故悲也。”锺子期叹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应之。”故君子诚乎此而谕乎彼，感乎己而发乎人，岂必强说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闻乞人歌於门下而悲之，动於颜色，谓门者内乞人之歌者，自觉而问焉，曰：“何故而乞？”与之语，盖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体而两分，同气而异息。若草莽之有华实也，若树木之有根心也。虽异处而相通，隐志相及，痛疾相救，忧思相感，生则相欢，死则相哀，此之谓骨肉之亲。神出於忠而应乎心，两精相得，岂待言哉？

【译文】

有人说菟丝这种植物没有根。其实菟丝不是没有根，只是它的根与菟丝不相连，茯苓就是它的根。磁石吸引铁，是有一种力在吸引它。树木彼此生得近了，就要互相摩擦，是有一种力在推它。圣人面南为君，胸怀爱民利民之心，号令还没有发出，天下人就都伸长脖子，踮起郸跟殷切盼望了。这是圣人与人民精气相通的缘故。暴君伤害人民，人民也会有类似的反应。

假如有国家准备进攻他国，正在磨砺兵器，犒赏军队，距离出征没几天丁，这时即将遭受进攻的国家肯定不会快乐，并不是他们有人听到了风声，而是精神先感知到了。一个人身在秦国，他所亲爱的人在齐国，如果在齐国的人死了，在秦国的人就会心神不安，这是精气互相往来的缘故啊！

德是万民的主宰，月亮是各种属阴之物的根本。月满的时候，蚌蛤的肉就充实，各种属阴之物也都满盈；月光尽敛的时侯，蚌蛤的肉就空虚，各种属阴之物也都亏损。月相变化显现于天空，各种属阴之物都随着变化于深水之中。圣人修养自己的品德，四方荒远之地的人民都随着整饬自己，归向仁义。

养由基射兕，射中石头，箭羽没人石中．这是由于他把石头当成兕，精神集中手兕的缘故。伯乐学相马，眼睛看到的除了马以外没有别的东西，这是由于他精神集中于马的缘故。宋国的庖丁喜好分解牛的肢体，眼睛看到的除了牛以外没有别的东西，整整三年眼前不见活牛，一把刀用了十九年，刀刃仍然锋利得象刚磨过，这是由于他分解牛的肢体时顺着牛的肌理，精神集中于牛的缘故。

钟子期在间听到有人击磬，发出悲哀之声，就派人把击磐的人叫来，问他说；“你击磐击出的声音怎么这么悲哀啊？”回答说，“我的父亲不幸杀了人，无法活命，我的母亲虽得以活命，却没入官府替公家造酒，我自身虽得以活命，却替公家击磐。我已经三年没有见到自己的母亲了。昨天晚上在舍氏见到了我的母亲，想要赎她可是没有钱，而且连自身也本是公家的财产，因此心中悲哀。”钟子期叹息说：“可悲呀，可悲！心并不是手臂，手臂也不是椎，不是磐，但悲哀存于心中，而椎磬却能与它应和。”所以君子心中有所感，就会在外面表现出来，自己心中有所感，就可以影响到他人，哪里用得着一定要用言辞表述昵？

有个叫申喜的周人，他的母亲失散了。有一天，他听到有个乞丐在门前唱歌，自己感到悲哀，睑色都变了。他告诉守门的人让唱歌的乞丐进来，亲自见她，并询问说：“什么原因使你落到求乞的地步？”跟她交谈才知道，那乞丐原来正是他的母亲。所以，无论父母对于子女来说，还是子女对于父母来说，实际都是一个身体而分为两处，精气相同而呼吸各异，就象草莽有花有果，树木有根有心一样。虽在异处却可值此相通，心中志向互相连系，有病痛互相救护，有忧思互相感动，对方活着心里就高兴，对方死了心里就悲哀，这就叫作骨肉之亲。这种天性出于至诚，而彼此心中互相应和，两方精气相通．难道还要靠言语吗？

谢选骏指出：《吕氏春秋》虽然懂得公议的重要，却还是没有参透——语言的碰撞具有关键意义，其功能是任何交流都无法取代的。

【【孟冬纪第十孟冬】】

【原文】

一曰：孟冬之月，日在尾，昏危中，旦七星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应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水始冰，地始冻，雉入大水为蜃。虹藏不见。天子居玄堂左个，乘玄辂，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宏以弇。是月也，以立冬。先立冬三日，太史谒之天子曰：“某日立冬，盛德在水。”天子乃斋。立冬之日，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冬於北郊。还，乃赏死事，恤孤寡。是月也，命太卜祷祠龟策，占兆审卦吉凶。於是察阿上乱法者则罪之，无有揜蔽。是月也，天子始裘，命有司曰：“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闭而成冬。”命百官谨盖藏。命司徒循行积聚，无有不敛；附城郭，戒门闾，修楗闭，慎关龠，固封玺，备边境，完要塞，谨关梁，塞蹊径，饬丧纪，辨衣裳，审棺椁之厚薄，营丘垄之小大、高卑、薄厚之度，贵贱之等级。是月也，工师效功，陈祭器，按度程，无或作为淫巧，以荡上心，必功致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工有不当，必行其罪，以穷其情。是月也，大饮蒸，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飨先祖五祀，劳农夫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将率讲武，肄射御、角力。是月也，乃命水虞渔师收水泉池泽之赋，无或敢侵削众庶兆民，以为天子取怨于下，其有若此者，行罪无赦。孟冬行春令，则冻闭不密，地气发泄，民多流亡。行夏令，则国多暴风，方冬不寒，蛰虫复出。行秋令，则雪霜不时，小兵时起，土地侵削。

【译文】

孟冬之月，太阳的位置在尾宿。初昏时刘，危宿出现在南方中天。拂晓时刻，星宿出现在南方中天。孟冬于天干属壬癸，它的主宰之帝是颛顼，佐帝之神是玄冥，应时的动物是龟鳖之类的甲族，相配的声音是羽音，音律与应钟相应。这个月的数字是六，味道是咸味，气味是朽气，要举行的条祀是行祭，祭祀时祭品以肾脏为尊。这个月水开始结冰，地开始封冻，雉钻起家淮水变成了蛤蜊，彩虹消失不再出现。天子住在北向明堂的左侧室，乘坐黑色的车，车前驾着黑色的马，车上插着黑色的绘有龙皱的旗帜，天子穿着黑色的衣服，佩带着黑色的饰玉。吃的食物是黍米和猪肉，使用的器物宏大而敛口。

这个月有立冬的节气，立冬前三天，太史向天子禀告说；“某天立冬，大德在于水。”于是天子斋戒，准备迎冬。立冬那天，天子亲自率领三公九卿大夫，到北郊去迎接冬的降临。迎冬回来，赏赐为国捐躯的大臣的子孙，抚恤救挤这些大臣遗留韵孤儿寡妇。

这个月，命令掌管卜筮的太卜，祈祷于龟策，看兆象，算卦数，来考察吉凶。这时候，要察访那些曲意逢碰上司而扰乱法制的人，判他们的罪，不得有所隐藏。

这个月，天子开始穿皮农。命令主管官吏说。“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之间不再相通，封闭而形成冬天。”命令百官谨慎对待仓虞府库之事。命令司徒击各地巡视积聚的情况，不得有没积聚的谷物。要加高加固城墙，警戒城门里门，维修门栓门鼻，小心钥匙锁头，加圈印封，守备边境，修葺要塞，谨慎关卡桥粱，堵塞田间小路，饬正丧事的规格，分别随葬的衣服，营建坟墓的大小，高低、厚薄的标准，都要按照贵贱的等级。

这个月，俞夸工师献上百工制作的器物，考核工效，摆出他们制作的祭器，看是否依照法度程式。不得制作过于奇巧的器物来摇动在上位者的奢侈之心，一定要以精密为佳。器物要刻上工匠的名字，以此来考察他们是否信诚。如果有不精细之处，一定要给予处罚，来追究他们的诈巧之情。

这个月，天子诸侯与群臣在蒸祭之后，举行盛大的宴饮，排列次序。天子向包月星辰等在天之神祈求明年五谷丰登。大杀牺牲，在官社及门闾祈祷，然后飨先祖，五祀，慰劳农夫，使他们好好休息。天子命令将帅讲习武事，教军士练习射箭、驾车，比试体力。

这个月，命令掌管水利水产的官吏向百姓收缴水泉池泽的赋税，但不得擅自加税来侵犯百姓的利益，给天子在百姓中结下怨恨。敢这样做的人，一定要处罚而不得宽赦。

孟冬实行应在春天发布的政令，那幺，冰封地冻就不牢固，地气就会宣泄散发，百姓就会多所流亡。如果实行应在夏天实行的政令，那么，国家就会多暴风，正处冬天而不冷，蛰伏的动物就会重新出来。如果实行应在秋天实行的政令，那么，霜雪就不能按时气而来，小的战争就会不断发拄生，外寇就会侵扰边境。

【孟冬纪第十节丧】

【原文】

二曰：审知生，圣人之要也；审知死，圣人之极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养生之谓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谓也。此二者，圣人之所独决也。凡生於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於肌骨，性也。所重所爱，死而弃之沟壑，人之情不忍为也，故有葬死之义。葬也者，藏也，慈亲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虑。以生人之心为死者虑也，莫如无动，莫如无发。无发无动，莫如无有可利，则此之谓重闭。古之人有藏於广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国宝之谓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浅则狐狸抇之，深则及於水泉。故凡葬必於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湿。此则善矣，而忘奸邪、盗贼、寇乱之难，岂不惑哉？譬之若瞽师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触杙也。狐狸、水泉、奸邪、盗贼、寇乱之患，此杙之大者也。慈亲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椁，所以避蝼蚁蛇虫也。今世俗大乱，之主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俭节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务。此非慈亲孝子之心也。父虽死，孝子之重之不怠；子虽死，慈亲之爱之不懈。夫葬所爱所重，而以生者之所甚欲，其以安之也，若之何哉？民之於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抽肝以求之。野人之无闻者，忍亲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无此之危，无此之丑，其为利甚厚，乘车食肉，泽及子孙。虽圣人犹不能禁，而况於乱？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玩好货宝，锺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其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题凑之室，棺椁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奸人闻之，传以相告。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止。且死者弥久，生者弥疏；生者弥疏，则守者弥怠；守者弥怠而葬器如故，其势固不安矣。世俗之行丧，载之以大輴，羽旄旌旗、如云偻翣以督之，珠玉以佩之，黼黻文章以饬之，引绋者左右万人以行之，以军制立之然後可。以此观世，则美矣，侈矣；以此为死，则不可也。苟便於死，则虽贫国劳民，若慈亲孝子者之所不辞为也。

【译文】

职察生命是圣人的要事，明察死亡是圣人的急务。明察生命，目的在于不以外物伤害生命，即为了养生。明察死亡，目的在于不以外物损害死者，即为了安死。这两件事唯独圣人才能知晓。

凡生活于天地闻的事物，它们必然要有死亡，这是不可避免的。孝子尊重他们的父母，慈亲疼爱他们的子女，尊重，疼爱之心深人肌骨，这是天性。所尊重、所疼爱的人，死后却把他们抛入沟壑，这是人之常情所不忍心做的，因而产生了葬送死者的道义。葬就是藏的意思，这是慈亲孝子所应慎重的。所谓慎重，就是说活着的人要为死者考虑。活着的人为死者考虑，没有比不使死者被移动更重要了，没有比不让坟墓被掘开更重要了。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没有比让坟墓中无利可图更保险的了，这就叫作大闭。

古代的人有葬于广野深山之中而平安至今的，不是说由于有珠玉国宝，而是说葬不可不隐蔽埋藏。葬浅了，狐狸就会掘开它；葬深了，就会与泉水相接。所以，凡葬一定葬在高高的土山之上，以便避开狐狸的危害、泉水的浸渍。这样做好是好，但是如果忘了恶人、盗贼、匪乱的祸害，岂不是糊涂吗？这就象盲乐师躲避柱子一样，虽然避开了柱子，却用力撞到了尖木桩上。恶人、盗贼、匪乱的祸害，这是大大的尖木桩啊！慈亲孝子埋葬死者能够避开这些，就获得葬的本义了。

使棺棹坚实，是为了避开蝼蚁蛇虫。如今社会风气大坏，君主行葬越来越奢侈，他们心中不是为死者考虑，而是活着的人借以彼此夸耀，争出人上。他们把奢侈浪费的行为看作光菜，把俭省节约的行为看作鄙陋，不把利于死者当回事，只是一心考虑话着的人的毁谤、赞誉，这不合于慈亲孝子之心。父母虽然死了，孝子对父母的尊重不会懈怠；子女虽然死了，慈亲对他们的疼爱不会减弱。埋葬所疼爱、所尊重的人，却用活着的人十分想得到的东西陪葬，想靠这些东西使死者安宁，其结果会怎么样呢？

百姓对干利，宁肯冒着飞箭，踩着利刃，流血残杀去追求它。不知礼义的野蛮之人宁可残忍地对待父母、兄弟、朋友而去追求利。如今，刨坟掘基没有这种危险，没有这种耻辱，而得利十分丰厚，可以乘车吃肉，思惠延及子孙。这种情况即使是圣人尚且禁止不住，更何况昏乱之君呢？

国越大，家越富，葬物就越丰厚。死者口含的珍珠、身穿的玉衣，赏玩、嗜好的物品，财贷珍宝，钟鼎壶鉴，车马衣被戈剑，数也数不尽。各种养生之器无不随葬。椁室用大木累积而成，好似四面有檐的屋子，里面棺椁数层，并堆积石头、木炭，环绕在棺椁之外．恶人闻知此事，互相传告。君主尽管用严刑重罚禁止他们，仍然婪止不住。再入，死者死去的时间越久远，活着的人对他的盛情就越疏远，感情越疏远，守墓人就越懈怠，守墓人越来越懈怠，可是墓中随葬的器物却同原来一样，这种形势本来就不安全了。

世俗之人举行葬礼，用大车载着棺柩，各种旗帜、画有云气的偻翣相随，棺柩之上点缀着珠玉，涂饰了各种花纹。灵车左右执绋进葬的有万人，牵引灵车行进，这么多人得用军法指挥才行。举行这种葬礼给世人看，那是够美的了，够盛大的了，但是用这种葬礼安葬死者，那是不行的。倘若厚葬真有利于死者，那么即使这样做会使国家贫困、人民劳苦，慈亲孝子也是不会拒绝做的。

【孟冬纪第十安死】

【原文】

三曰：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以此观世示富则可矣，以此为死则不可也。夫死，其视万岁犹一瞬也。人之寿，久之不过百，中寿不过六十。以百与六十为无穷者之虑，其情必不相当矣。以无穷为死者之虑，则得之矣。今有人於此，为石铭置之垄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玩好、财物、宝器甚多，不可不抇，抇之必大富，世世乘车食肉。”人必相与笑之，以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於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者，是无不抇之墓也。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自此以上者，亡国不可胜数，是故大墓无不抇也。而世皆争为之，岂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乡里之所釜者而逐之。惮耕稼采薪之劳，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乐，智巧穷屈，无以为之，於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广泽林薮，扑击遏夺，又视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抇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与分之。夫有所爱所重，而令奸邪、盗贼、寇乱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亲父、交友之大事。尧葬於谷林，通树之；舜葬於纪市，不变其肆，禹葬於会稽，不变人徒。是故先王以俭节葬死也，非爱其费也，非恶其劳也，为死者虑也。先王之所恶，惟死者之辱也。发则必辱，俭则不发。故先王之葬，以必俭。必合，必同。何谓合？何谓同？葬於山林则合乎山林，葬於阪隰则同乎阪隰。此之谓爱人。夫爱人者众，知爱人者寡。故宋未亡而东冢抇，齐未亡而庄公冢抇。国安宁而犹若此，又况百世之後而国已亡乎？故孝子、忠臣、亲父、交友不可不察於此也。夫爱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谓乎！《诗》曰：“不敢暴虎，不敢冯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此言不知邻类也。故反以相非，反以相是。其所非方其所是也，其所是方其所非也。是非未定，而喜怒斗争反为用矣。吾不非斗，不非争，而非所以斗，非所以争。故凡斗争者，是非已定之用也。今多不先定其是非，而先疾斗争，此惑之大者也。鲁季孙有丧，孔子往吊之。入门而左，从客也。主人以玙璠收，孔子径庭而趋，历级而上，曰：“以宝玉收，譬之犹暴骸中原也。”径庭历级，非礼也；虽然，以救过也。

【译文】

世人建造坟墓，高大如山，坟墓上种树，茂密如林，墓地修建墓阙、庭院，建筑宫室，建造东西石阶，象都邑一样。用这些向世人夸耀财富，那是可以的，但是用这些安葬死者却不行。对于死者来说，看待一万年就象是一瞬。人的寿命，长的不超过百岁，一般的不超过六十岁。根据百岁或六十岁寿命的需要替无限久远的死者考虑，它们的实际情况必定不相适合。根据无限久远的需要替死者考虑，就掌握葬死的本义了。

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埋葬死者时在墓上立一块石碑，上面刻写道：“这里面的器物，有珠玉、玩好、财物、宝器，十分丰富，不可不发掘，掘开它一定大富，可以世世代代乘车吃肉。”人们一定一起嘲笑他，认为这个人太糊涂。世上的厚葬与此相似。

从古到今，没有不灭亡的国家；没有不灭亡的国家，这就没有不被挖掘的坟墓，就人们耳闻目睹来说，齐、楚、燕曾经灭亡过，宋，中山已经灭亡了，赵、魏、韩都灭亡了，它们都成了古国了。从它们再往前，灭亡的国家数也数不尽，因此，大墓没有不被掘开的。但是世人却都争着造大墓，难道不可悲吗？

国君的刁滑之民，父亲的不孝之子，兄长的忤逆之弟，他们都是被乡里一致驱遂的人。他们害怕耕种、打柴之苦，不肯从事各种劳役，却追求享受锦衣玉食之乐；当智谋巧诈用尽，仍无法得到时，于是就聚集起很多人，凭惜深山、大潮、树林和沼泽，拦路打劫，又探察葬器丰厚的大墓，想办法住到坟墓附近便于盗墓的住所，暗中挖掘，日夜不止，一定要获得其中的时物，一起瓜分。如果所疼爱、所尊重的人，死后却肯定要遭到恶人、盗贼，匪寇的凌辱，这是孝子、忠臣，慈父，挚友当忧虑的大事。

尧葬在谷林，墓上处处种上树，舜葬在纪市，市上的作坊，店铺没有任何变动，禹葬在会稽，不烦扰众人。由此看来，先王以节俭的原则安葬死者，不是吝惜钱财，也不是忧虑耗费人力，完全是为死者考虑。先王所忧虑的，是惟恐死者受辱，坟墓如果被盗掘，死者肯定要受到凌辱，如果俭葬，墓就不会被盗掘。所以，先王安葬死者，一定要做到俭，一定做到合，一定做到同。什么叫合？什么叫同？葬于山林就与山林合为一体，葬干山坡或低湿之地，就与山坡或低温之地环境相同。这就叫作爱人。想爱人的人很多，但真懂得爱人的人很少。所以，宋国还没有灭亡，东冢就被盗掘。齐国还没有灭亡，庄公的墓就被盗掘。国家安定尚且如此，又何况百世之后国家已经灭亡了呢？所以孝子、忠臣、慈父、挚友对此不可不阻察。原本是敬爱死者，结果却反而害了他们，大概指的就是厚葬一类事吧。《诗》中说：“不敢徒手搏虎，不敢徒涉黄河。人们只知此一端，不知还有其它祸，”这是说不知类推啊！

所以，忽而翻转过去加以反对，忽而翻转过来表示赞同。他们所反对的正是他们所赞同过的，他们所赞同的正是他们所反对过的。是非尚未确定，而喜怒斗争反倒都用上了。我们不反对斗，也不反对争，但是反对驱使人们糊里糊涂斗、糊里糊涂争的根源。因此，凡争斗，都是是非确定以后才采用的手段。如今人们大多不先确定是非，却先急急忙忙地争斗，这是最糊涂的。

鲁国季孙氏举办丧事，孔子去吊丧。进门之后，站到左边，立于宾客的位置。主丧的季桓子用鲁国的宝玉殓死者。孔子从西阶下穿过中庭快步向东，登东阶而上，说：“用宝玉殓死者，就象是把尸体暴露在原野上一样。”穿过中庭，登阶而上是不合于宾客礼仪的，虽然不合礼仪，但孔子仍然这样做了，这是为了阻止过失啊！

【孟冬纪第十异宝】

【原文】

四曰：古之人非无宝也，其所宝者异也。孙叔敖疾，将死，戒其子曰：“王数封我矣，吾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恶。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禨。可长有者，其唯此也。”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辞，请寝之丘，故至今不失。孙敖叔之知，知不以利为利矣。知以人之所恶为己之所喜，此有道者之所以异乎俗也。五员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郑曰：“盖是国也，地险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与举。”去郑而之许，见许公而问所之。许公不应，东南向而唾。五员载拜受赐，曰：“知所之矣。”因如吴。过於荆，至江上，欲涉，见一丈人，刺小船，方将渔，从而请焉。丈人度之，绝江。问其名族，则不肯告，解其剑以予丈人，曰：“此千金之剑也，愿献之丈人。”丈人不肯受，曰：“荆国之法，得五员者，爵执圭，禄万檐，金千镒。昔者子胥过，吾犹不取，今我何以子之千金剑为乎？”五员过於吴，使人求之江上，则不能得也。每食必祭之，祝曰：“江上之丈人！”天地至大矣，至众矣，将奚不有为也？而无以为。为矣，而无以为之。名不可得而闻，身不可得而见，其惟江上之丈人乎！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献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请曰：“此野人之宝也，愿相国为之赐而受之也。”子罕曰：“子以玉为宝，我以不受为宝。”故宋国之长者曰：“子罕非无宝也，所宝者异也。”今以百金与抟黍以示儿子，儿子必取抟黍矣；以和氏之璧与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以和氏之璧、道德之至言以示贤者，贤者必取至言矣。其知弥精，其所取弥精；其知弥粗，其所取弥粗。

【译文】

古代的人不是没有宝物，只是他们看作宝物的东西与令人不同。

孙叔敖病了，临死的时候告诫他的儿子说；“大王多次赐给我土地，我都没有接受。如果我死了，大王就会赐给你土地，你一定不要接受肥沃富饶的土地。楚国和越国之间有个寝丘，这个地方土地贫瘠，而且地名十分凶险。楚人畏惧鬼，而越入迷信鬼神和灾祥。所以，能够长久占有的封地，恐怕只有这块土地了。”孙叔敖死后，楚王果然把肥沃的土地赐给他的儿子，但是孙叔敖的儿子谢绝了，请求赐给寝丘，所以这块土地至今没有被他人占有。孙叔敖的智慧在于懂得不把世俗心目中的利益看作利益。懂得把别人所厌恶的东西当作自己所喜爱的东西，这就是有道之人之所以不同千世俗的原因。

伍员逃亡，楚国紧急迫捕他。他从事登上太行山，遥望郑国说：“这个国家，地势险要而人民多有智慧，但是它的国君是个凡庸的君主，不足以跟他谋举犬事。”伍员离开郑国，到了许国，拜见许公并询问自己宜去的国家。许公不回答，向东南方吐了一口唾沫。伍员再拜接受赐教说；“我知遭该去的国家了。”于是往吴国进发。路过楚国，到了长江岸边，想要渡江。他看到一位老人，撑着小船，正要打鱼，于是走过去请求老人送他过江。老人把他送过江去。伍员问老人的姓名，老人却不肯告诉。他解下自己的宝剑送给老人，说：“这是价值千金的宝剑，我愿意把它奉献给您。”老人不肯接受，说；“按照楚国的法令，捉到伍员的，授予执圭爵位，享受万石俸禄，赐给黄金千镒。从前伍子胥从这里经过，我尚且不捉他去领赏，如争我接受你的价值千金的宝剑做什么呢？”伍员到了吴国，派人到江边去寻找老人，却无法找到了。伍员每次吃饭一定要祭祀那位老人，祝告说；“江上的老人！”天地之德大到极点了，养育万物多到极点了，天地何所不为？却毫无所求。人世间，做了有利于别人的事，却毫无所求，名字无法得知，身影无法得见，达到达种境界的恐怕只有江边的老人吧！

宋国一个农夫耕地得到了一块玉，把它献给司城子罕，子罕不接受。农夫请求说：“这是我的宝物，希望相国赏小人脸而把它收下。”于罕说；“你把玉当作宝物，我把不接受别人的赠物当作宝物。”所以来宋德高望重的人说；“子罕不是没有宝物，只是他当作宝物的东西与别人不同啊！”

假如现在把百金和黄米饭团摆在小孩的面前，小孩一定去抓黄米饭团了；把和氏之壁和百金摆在鄙陋无知的人面前，鄙陋无知的人一定拿走百金了。把和氏之壁和关于道德的至理名言摆在贤人面前，贤人一定听取至理名言了。他们的智慧越精深，所取的东西就越珍贵，他们的智慧越低下，所取的东西就越粗陋。

【孟冬纪第十异用】

【原文】

五曰：万物不同，而用之於人异也，此治乱、存亡、死生之原。故国广巨，兵强富，未必安也；尊贵高大，未必显也：在於用之。桀、纣用其材而以成其亡，汤、武用其材而以成其王。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离吾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为此也？”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更教祝曰：“昔蛛蝥作网罟，今之人学纾。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汉南之国闻之曰：“汤之德及禽兽矣。”四十国归之。人置四面，未必得鸟；汤去其三面，置其一面，以网其四十国，非徒网鸟也。周文王使人抇池，得死人之骸。吏以闻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无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国者，一国之主也。今我非其主也？”遂令吏以衣棺更葬之。天下闻之曰：“文王贤矣！泽及髊骨，又况於人乎？”或得宝以危其国，文王得朽骨以喻其意，故圣人於物也无不材。孔子之弟子从远方来者，孔子荷杖而问之曰：“子之公不有恙乎？”搏杖而揖之，问曰：“子之父母不有恙乎？”置杖而问曰：“子之兄弟不有恙乎？”戈步而倍之，问曰：“子之妻子不有恙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谕贵贱之等，辨疏亲之义，又况於以尊位厚禄乎？古之人贵能射也，以长幼养老也。今之人贵能射也，以攻战侵夺也。其细者以劫弱暴寡也，以遏夺为务也。仁人之得饴，以养疾侍老也。跖与企足得饴，以开闭取楗也。

【译文】

万物对任何人都是同样的，但人们使用它们却各有不同，这是治乱、存亡、死生的根本所在。所以，国土广大，兵力强盛，未必安定，尊贵富有，未必显赫，关键在于如何使用它们。夏桀、商村运用他们的才智却造成了他们的灭亡，商汤、周武王运用他们的才智而成就了他们的王业。

商汤在郊外看见个猎人四面设网，并祷告说：“从天上坠落的，从地上生出的，从四方来的，让它们都坠落到我的阿上。”汤说；“真这样的话，禽兽就被杀光了。除了桀那样的暴君，谁还会做这种事呢？”汤收起三面的网，只在一面设网，重新教那人祷告说：“从前蜘蛛籍网，现在的人也学着织。禽兽想向左去的就向左去，想向右去的就向右去，想向高处去的就向高处去，想向低处去的就向低处击，我只捕取那些触犯天命的。”汉水以南的国家闻知这件事说：“商汤的仁德连禽兽都顾及到了。”于是四十个国家归附了汤。别人在四面设网，未必能捕获到鸟；汤撤去三面的网，只在一面设网，却由此得到丁四十个国家的归附，不仅仅是捕捉飞鸟啊！

周文王派人掘池塘，挖出个死人的尸骨，官吏把此事禀告文王，文王说：“重新安葬他。”官吏说：“这具尸骨是没有主的。”文王说：“抚有天下的人是天下之主，抚有一国的人是一国之主。现在难道我不是它的主人吗？”于是让官吏用衣棺把那具尸骨改葬在它处。天下人闻知这件事说：“文王真贤明啊！连死人的尸骨都受到他的恩泽，又何况活着的人呢？”有的人得到宝物却使自己的国家陷入危难，文王得具朽骨却能借它表示自己的仁德，所以，在圣人看来，物是没有没用的。

孔子的弟子凡是从远方来的，孔子就扛着手杖问候他说。“你的祖父没灾没病吧？”然后持杖拱手行礼，问候说：“你的父母没灾没病吧？”然后拄着手杖问候说：“你的哥哥弟弟没灾没病吧？”最后拖着手杖转过身去，问侯说，“你的妻子、孩子没灾投病吧？”所以，孔子仅用六尺长的手杖，就让人知道了贵贱的等级，辨明了亲疏的关系，又何况用尊贵的地位、丰厚的俸禄呢？

古代的人重视善射的技艺，用来抚养幼者，瞻养老人。现在的人重视善射的技艺，却用来攻战侵夺。那卑微的小人更凭惜善射的技艺掠夺弱小的人，欺侮势孤力单的人，把拦路抢劫当作职业。仁爱的凡得到饴糖，用来保养病人，奉养老人。跖与庄（足+乔）弄到饴糖，却用来拔闩开门，盗窃他人财物。

谢选骏指出：古代生存空间大，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小；公议的重要性低。后代生存空间小，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大；公议的重要性高。

【【仲冬纪第十一仲冬】】

【原文】

一曰：仲冬之月，日在斗，昏东壁中，旦轸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黄钟。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冰益壮，地始坼，鹖鴠不鸣，虎始交。天子居玄堂太庙，乘玄辂，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曰：“土事无作，无发盖藏，无起大众，以固而闭。”发盖藏，起大众，地气且泄，是谓发天地之房。诸蛰则死，民多疾疫，又随以丧。命之曰“畅月”。是月也，命阉尹申宫令，审门闾，谨房室，必重闭。省妇事，毋得淫，虽有贵戚近习，无有不禁。乃命大酋，秫稻必齐，麹蘖必时，湛饎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无有差忒。天子乃命有司祈祀四海、大川、名原、渊泽、井泉。是月也，农有不收藏积聚者，牛马畜兽有放佚者，取之不诘。山林薮泽，有能取疏食田猎禽兽者，野虞教导之。其有侵夺者，罪之不赦。是月也，日短至，阴阳争，诸生荡。君子斋戒，处必弇，身欲宁，去声色，禁嗜欲，安形性，事欲静，以待阴阳之所定。芸始生，荔挺出，蚯蚓结，麋角解，水泉动。日短至，则伐林木，取竹箭。是月也，可以罢官之无事者，去器之无用者，涂阙庭门闾，筑囹圄，此所以助天地之闭藏也。仲冬行夏令，则其国乃旱，气雾冥冥，雷乃发声。行秋令，则天时雨汁，瓜瓠不成，国有大兵。行春令，则虫螟为败，水泉减竭，民多疾疠。

【译文】

仲冬之月，太阳的位置在斗宿。黄昏时刻，壁宿出现在南方中天，拂晓时刻，轸宿出现在南方中天。仲冬于天干属壬癸，它的主宰之帝是颛顼，佐帝之神是玄冥，应时的动物是龟鳖之类的甲族，相配的声音是羽音，音律与黄钟相应。这个月的数字是六，味道是咸昧，气味是朽气，要举行的祭祀是行祭，祭祀时祭品以肾脏为尊。这个月，冰冻得越发坚实，地表开始冻出裂缝。鹖鴠不叫了，老虎开始交配。天子住在北向明堂的中央正室，乘坐黑色的车，车前驾着黑色的马，车上插着黑色绘有龙牧的旗帜，天子穿着黑色的衣服，佩戴着黑色的饰玉。吃的食物是黍米和猪肉，使用的器物宏大而口敛。

命令司徒官说：“不要兴动土木工程，不要打开遮盖掩藏东西的仓廪府库，不要发动众多百姓，以此顺应时气的封固和闭藏。”打开盖藏之物，发动众多百姓，地气就会宣泄，这叫做开启天地用来闭藏万物的房舍。这样一来，蛰伏的动物都会死去，百姓中会流行疫病，并随着丧亡。这个月，命名叫做“畅月”。

这个月，命令官官的首领申明宫中的禁令，严加注意宫廷和房室的门户，一定要层层紧闭。要减少妇女的工作，不许她们制作过分奢华巧饰的东西，即使是尊贵的亲戚和宠幸的人，也没有不禁止的。命令酒官之长监制酿酒，选用的高粱稻米必须纯净，制作酒麴酒蘖必须适时，浸渍炊煮米麴必须清洁，所用的井水泉水必须甘美，使用的陶器必须良好，酿制的火侯必埂适中。这六件事要处处兼顾，酒官之长监督它，不得有一点差错。天子命令主管官吏祭祀四海、大河，水源、深渊、大译及井泉的水神。

这个月，农民尚未收藏积聚的谷物、放牧在外的牛马，若被他人取用，不必责问。农民有能在山林水泽中采取榛粟菱芡，捕猎禽兽的，主管山泽的官吏要教导并鼓励他们，若有人侵犯夺取他们的成果，一定要处罚，决不宽赦。

这个月，冬至到来，阴阳相争，各种生物都开始萌动。君子整洁身心，居处一定深邃，身心要宁静，屏除声色，禁绝嗜欲，保养身体和性情，对各种事情都不要急噪，而要静观，以等待阴阳消长的结果。这个月，芸草开始萌生，荔蒲挺挺而出，蚯蚓屈曲面动，麇鹿犄角坠落，水泉开始涌动。冬至的时候，可以砍伐林木，割取竹子。

这个月，可以罢免无事可作的官吏，可以除去没有用处的器物。涂塞宫廷的门户，修筑牢狱，这些都是帮助上天闭藏的措施。

仲冬实行应在夏天实行的政令，那幺，国家就会出现干旱，雾气就会弥漫，雷声就会震动。如果实行应在秋天实行的政令，那么，雨雪就会时时相杂而落，瓜果就不能成熟，国家就有大兵侵扰；如果实行应在春天实行的政令，耶么，虫螟就会成灾，水泉就会衰减枯竭，百姓中就会流行疫病。

【仲冬纪第十一至忠】

【原文】

二曰：至忠逆於耳，倒於心，非贤主其孰能听之？故贤主之所说，不肖主之所诛也。人主无不恶暴劫者，而日致之，恶之何益？今有树於此，而欲其美也，人时灌之，则恶之，而日伐其根，则必无活树矣。夫恶闻忠言，乃自伐之精者也。荆庄哀王猎於云梦，射随兕，中之。申公子培劫王而夺之。王曰：“何其暴而不敬也？”命吏诛之。左右大夫皆进谏曰：“子培，贤者也，又为王百倍之臣，此必有故，愿察之也。”不出三月，子培疾而死。荆兴师，战於两棠，大胜晋，归而赏有功者。申公子培之弟进请赏於吏曰：“人之有功也於军旅，臣兄之有功也於车下。”王曰：“何谓也？”对曰：“臣之兄犯暴不敬之名，触死亡之罪於王之侧，其愚心将以忠於君王之身，而持千岁之寿也。臣之兄尝读故记曰：‘杀随兕者，不出三月。’是以臣之兄惊惧而争之，故伏其罪而死。”王令人发平府而视之，於故记果有，乃厚赏之。申公子培，其忠也可谓穆行矣。穆行之意，人知之不为劝，人不知不为沮，行无高乎此矣。齐王疾痏，使人之宋迎文挚，文挚至，视王之疾，谓太子曰：“王之疾必可已也。虽然，王之疾已，则必杀挚也。”太子曰：“何故？”文挚对曰：“非怒王则疾不可治，怒王则挚必死。”太子顿首强请曰：“苟已王之疾，臣与臣之母以死争之於王。王必幸臣与臣之母，愿先生之勿患也。”文挚曰：“诺。请以死为王。”与太子期，而将往不当者三，齐王固已怒矣。文挚至，不解屦登床，履王衣，问王之疾，王怒而不与言。文挚因出辞以重怒王，王叱而起，疾乃遂已。王大怒不说，将生烹文挚。太子与王后急争之，而不能得，果以鼎生烹文挚。爨之三日三夜，颜色不变。文挚曰：“诚欲杀我，则胡不覆之，以绝阴阳之气？”王使覆之，文挚乃死。夫忠於治世易，忠於浊世难。文挚非不知活王之疾而身获死也，为太子行难，以成其义也。

【译文】

至忠之言不顺耳，逆人心，如果不是贤明的君主，谁能听取它？因此，贤明的君主喜欢的，正是不肖的君主要惩罚的。君主无一不痛恨侵暴劫夺的行径，然而自己的所作所为却在天天招致它，痛恨它又有什么益处？假如这里有棵树，希望它生长茂盛，可是别人按时浇灌它，自己却讨厌别人的行为，并且每天砍伐树根，照这样做，肯定不会有活树了。厌恶听取忠言，正是最严重的一种自我毁灭的行为。

楚庄王在云梦泽打猎，射中了一只随兕，申公子培抢在王之前把随兕夺走了。楚庄王说：“怎么这样地犯上不敬啊！”命令官吏杀掉子培。左右大夫都上前劝谏说：“子培是个贤人，又是您最有才能的臣子，这里面必有缘故，希望您能仔细了解这件事。”不到三个月，子培生病而死。后来楚国起兵，与晋国军队在两棠交战，大胜晋军，回国之后奖赏有功将士。申公子培的兄弟上前向主管官吏请赏说：“别人在行军打仗中有功，我的兄长在大王的车下有功。”庄王问；“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回答说：“我的兄长在大王您的身旁冒着犯上不敬的恶名，遭获死罪，但他本心是要投效忠君王，让您享有千岁之寿啊！我的兄长曾读古书，古书记载遣。‘杀死随兕的人不出三个月必死。’因此我的兄长见到您射杀随兕，十分惊恐，因而抢在您之前把它夺走，所以后来遭其祸殃而死。”庄王让人打开平府查阅古籍，在古书上果然有这样的记载，于是厚赏了子培的兄弟。申公子培的忠诚可称得上是“穆行”了。“穆行”的含义是：不因为别人了解自己就受到鼓劢，也不因为别人不了解自己就感到沮丧，德行没有比这更高尚的了。

齐王长了恶疮绝，派人到朱国接文挚．文挚到了，察看了齐王的病，对太子说；“大王的病肯定可以治愈。虽然如此，大王的病一旦痊愈，一定会杀死我。”太子说：”什么原因呢？”文挚回答说：“如果不激怒大王，大王的病就冶不好，但如果大王真的被激怒了，那我就必死无疑。”太子叩头下拜，极力请求说：“如果治好父王的病而父王真的要杀先生的话，我和我的母亲一以死向父王为您争辩，父王一定哀怜我和我的母亲，望先生不要担忧。”文挚说：“好吧。我愿拼着一死为大王治病。”文垫跟太子约定了看病的日期，三次都不如期前往。齐王本来已经动怒了。文挚来了之后，不脱鞋就登上了齐壬的床，踩着齐王的衣服，询问齐王的病情，齐王恼怒，不跟他说话。文挚于是口出不逊之辞激怒齐王。齐王大声呵斥着站了起来，病于是就好了。齐王大恐不消，要把文挚栝活煮死。太子和王后为文挚激烈地与齐王争辩，但却未能改变齐王的决定。齐王终于用邪把文挚活活地煮了。文挚被煮了三天三夜，容貌不毁。文垫说；“真的要杀我，为什么不盖上盖，隔断阴阳之气？”齐壬让人把鼎盖上，文挚才死。由此看来，在太平盛世做到忠容易，在乱世做到忠很难。文挚衄不是不知道治愈齐王的病自己就得被杀，他是为了太子去做招致杀身的事，以便成全本子的孝敬之义啊。

【仲冬纪第十一忠廉】

【原文】

三曰：士议之不可辱者，大之也。大之则尊於富贵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虽名为诸侯，实有万乘，不足以挺其心矣。诚辱则无为乐生。若此人也，有势则必不自私矣，处官则必不为污矣，将众则必不挠北矣。忠臣亦然。苟便於主利於国，无敢辞违，杀身出生以徇之。国有士若此，则可谓有人矣。若此人者固难得，其患虽得之有不智。吴王欲杀王子庆忌而莫之能杀，吴王患之。要离曰：“臣能之。”吴王曰：“汝恶能乎？吾尝以六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满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剑则不能举臂，上车则不能登轼，汝恶能？”要离曰：“士患不勇耳，奚患於不能？王诚能助，臣请必能。”吴王曰：“诺。”明旦加要离罪焉，挚执妻子，焚之而扬其灰。要离走，往见王子庆忌於卫。王子庆忌喜曰：“吴王之无道也，子之所见也，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离与王子庆忌居有间，谓王子庆忌曰：“吴之无道也愈甚，请与王子往夺之国。”王子庆忌曰：“善。”乃与要离俱涉於江。中江，拔剑以刺王子庆忌。王子庆忌捽之，投之於江，浮则又取而投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国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离得不死，归於吴。吴王大说，请与分国。要离曰：“不可。臣请必死！”吴王止之，要离曰：“夫杀妻子，焚之而扬其灰，以便事也，臣以为不仁。夫为故主杀新主，臣以为不义。夫捽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庆忌为之赐而不杀耳，臣已为辱矣。夫不仁不义，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吴王不能止，果伏剑而死。要离可谓不为赏动矣，故临大利而不易其义；可谓廉矣，廉，故不以贵富而忘其辱。卫懿公有臣曰弘演，有所於使。翟人攻卫，其民曰：“君之所予位禄者，鹤也；所贵富者，宫人也。君使宫人与鹤战，余焉能战？”遂溃而去。翟人至，及懿公於荣泽，杀之，尽食其肉，独舍其肝。弘演至，报使於肝，毕，呼天而啼，尽哀而止，曰：“臣请为襮。”因自杀，先出其腹实，内懿公之肝。桓公闻之曰：“卫之亡也，以为无道也。今有臣若此，不可不存。”於是复立卫於楚丘。弘演可谓忠矣，杀身出生以徇其君。非徒徇其君也，又命卫之宗庙复立，祭祀不绝，可谓有功矣。

【译文】

士的名节不可受到屈辱，这是由于士十分珍视名节。珍视名节，就会把它看得比富贵还尊贵，私利就不足以使士的心情快乐了。即使名列诸侯，拥有万辆兵车，也不足以使士的心志动摇了。假如受到羞辱，就不愿再活下去。象这样的人，有权势一定不会自私自利，居官一定不会贪赃枉法，率领军队一定不会屈服败逃。忠臣也是这样。只要有利于君主、有利于国家的事，决不会推辞不干，一定杀身舍生为君为国献身。国家如有这样的士，就可以称得上有人了。象这样的人本来就很难得到，国家之患在于即使遇到了达种人，君主又不了解他们。

吴王想要杀掉王子庆忌，但是没有谁能杀死他，吴王很忧虑这件事。要离说；“我能够杀死王子庆忌。”吴壬说：“你怎么能行呢？我曾经乘六匹马驾的车追赶他，一直追到江边，却赶不上他，用箭射他，他左右手各接了满把的箭，却射不中他。而今你拔剑在手却举不起手臂，登上车子却无法凭倚车轼，你怎么能行？”要离说：“士只担忧自己不够勇敢罢了，哪里用得着担忧事情做不成？大王假如能够相助，我一定能够成功。”吴王说；“好吧。”第二天，吴王假装将要离治罪，拘捕了要离的妻子和孩子，处死了他们，并烧了尸体，扬散了骨获。要离逃跑了，跑到卫国去见王子庆忌。王子庆忌高兴地说：“吴王暴虐无道是你亲眼所见，是诸侯所共知的。如今你得以幸免离开了他，也算幸运了。”要离和王子庆忌住了不长一段时间，就对王子庆忌说。“吴王暴虐无道越发厉害了，我愿跟随您去把国家从他手里夺过来。”王子庆忌说：“好。”于是和要离一起渡江。行至江水中流，要离拔剑刺中王子庆忌。王子庆忌揪住要离的头发，把他投入江中，等他浮出水面，就又把他抓起来投入扛中，象这样重复了三次。王子庆忌最后说：“你是天下的国土，饶你一死，让你成名。”要离得以不死，回到吴国。吴王非常高兴，愿意与他分享国家。要离说，“不行。我决心一死。”吴王劝阻他，要离说。“我让您杀死我的妻子和孩子，并烧了他们的尸体，扬散了骨灰，为的是有利于事业，但我认为这是我的不仁。为原先的主人杀死新的主人，我认为这是我的不义。王子庆忌揪住我的头发把我投入江中，我三次被投入水里，三次又浮出，我之所以还活着，只不过是王子庆忌对我开恩不杀拉罢了，我已经受到屈辱了。作为士，不仁不义，而且又已受辱。决不可再活在世上。”吴王劝止不住，要离最终还是用剑自杀了。要离可称得上不为赏赐所动了，所以面对大利而不改变他的气节，要离可称得上廉洁了，正因为廉洁，所以不因富贵而忘记自己的耻辱。

卫懿公有个巨子叫弘演，受命出使国外。这时，狄人进攻卫国，卫国的百姓说：“国君给予官位俸禄人是鹤，赐予富贵的是官中的侍从，国君还是让宫中的恃从和鹤去迎战吧，我们怎么能迎战？”于是溃散而去。狄人到了，在荧泽赶上了懿公，把他杀了，吃光了他的肉，只把他的肝扔在一旁。弘演归来，向懿公的肝复命。复命完毕，他一边呼叫着上天一边痛哭，表达尽哀痛之后才停下来，说：“我愿给君作躯壳。”于是剖腹自杀，先把自己腹中的内脏取出来，再把懿公的肝放入腹中，而后就死了。齐桓公听到这作事说：“卫国灭亡一是因为卫君荒淫无道，而今有象弘演这样的臣子，不可不让卫国生存。”于是在楚丘重建卫国。弘演可称得上忠了，杀身舍生为他的国君而死。他不只为国君而死，又使卫国的宗庙得以重建，祭祀不断，真可称得上是有功了．

【仲冬纪第十一当务】

【原文】

四曰：辨而不当论，信而不当理，勇而不当义，法而不当务，惑而乘骥也，狂而操吴干将也，大乱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贵辨者，为其由所论也；所贵信者，为其遵所理也；所贵勇者，为其行义也；所贵法者，为其当务也。跖之徒问於跖曰：“盗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关内，中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後，义也；知时，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无有。”备说非六王、五伯，以为尧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禹有淫湎之意，汤、武有放杀之事，五伯有暴乱之谋。世皆誉之，人皆讳之，惑也。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见六王、五伯，将敲其头矣！”辨若此不如无辨。楚有直躬者，其父窃羊而谒之上。上执而将诛之。直躬者请代之。将诛矣，告吏曰：“父窃羊而谒之，不亦信乎？父诛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诛之，国将有不诛者乎？”荆王闻之，乃不诛也。孔子闻之曰：“异哉！直躬之为信也。一父而载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无信。齐之好勇者，其一人居东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涂，曰：“姑相饮乎？”觞数行，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为？於是具染而已。”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无勇。纣之同母三人，其长曰微子启，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纣也，甚少矣。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中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而生纣。纣之父、纣之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纣故为後。用法若此，不若无法。

【译文】

辩说而不合道理，诚实而不合理义，勇敢而不合正义，守法而不合时务，这就象人精神迷乱却乘着快马一样，象人神志颠狂却握着利剑一样，大乱天下的，一定是以上四种行为。辩说之可贵在于它遵从道理，诚实之可贵在于它遵循理义，勇敢之可贵在于它伸张正义，守法之可贵在于它合于时务。

跖的徒党问跖说；“强盗有道义吗？”跖说：“何只是有道义啊！猜测室内所藏之物而能猜中就是圣，带头进去就是勇，最后离去就是义，懂得时机就是智，分利均匀就是仁。不通晓这五点而能成为大盗的，天下没有。”跖以辩说非难六王．五霸，认为尧有不慈的名声，舜有不孝的行为，禹有沉湎于酒的意愿，商汤、武王有放逐，杀死他们君主的罪行，五霸有侵暴必乱的图谋。然而世世代代都赞誉他们，人们都回避不谈他们的罪恶，真是糊涂。所以跖吩咐自己死后要持金锤下葬，他说；“下到黄泉，见到六王，五霸，要击碎他们的头。”辩说要象这样不如没有。

楚国有个“直道立身的人，他的父亲偷了羊，他向官府告发了这事。官府抓住了他的父亲，将要处死。这个以直道立身的人请求代父受刑。将要行刑的时候，他告诉官吏说；“父亲偷羊而告发达件事，这样的人不是很诚实吗？父亲受罚而代他受刑，这样的人不是很孝顺吗？又诚实又孝顺的人都要杀掉，那么国家将还有不遭刑罚的人吗？”楚王听说了这番话，就不杀他了。孔子闻知这件事说；“这个人的所谓诚实太怪了，利用一个父亲却两次为自己捞取名声，”所以象“直躬”这样的诚实不如没有。

齐国有两个好夸耀自己勇敢的人，一人住在城东，另一人住在城西。一天，他们在路上意外地相遇了，彼此说：“姑且一起钦几杯吧？”斟过几遍酒，一个说：“还是弄点肉吧？”另一人说：“你身上有的是肉，我身上也有的是肉，何必另去弄肉呢？在这儿准备下一点豉酱就够了！”于是两人拔出刀割下身上的肉对吃起来，一直到死。勇敢要象这样不如没有。

商纣的同母兄弟共三人，长兄叫微子启，老二叫中衍，老三叫受德。受德就是纣，年龄最小。纣的母亲生微子启和中衍的时侯还是妾，后来成为正妻而生下纣。纣的父母想要立微子启为太子，太史依据法典为此事争辩说：“有正妻的儿子在，就不可立妾的儿于作太子。”纣因此成为王位的继承人。用法要象这样，不如没有法。

【仲冬纪第十一长见】

【原文】

五曰：智所以相过，以其长见与短见也。今之於古也，犹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犹今之於古也。故审知今则可知古，知古则可知後，古今前後一也。故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也。荆文王曰：“苋嘻数犯我以义，违我以礼，与处则不安，旷之而不谷得焉。不以吾身爵之，後世有圣人，将以非不谷。”於是爵之五大夫。“申侯伯善持养吾意，吾所欲则先我为之，与处则安，旷之而不谷丧焉。不以吾身远之，後世有圣人，将以非不谷。”於是送而行之。申侯伯如郑，阿郑君之心，先为其所欲，三年而知郑国之政也，五月而郑人杀之。是後世之圣人使文王为善於上世也。晋平公铸为大钟，使工听之，皆以为调矣。师旷曰：“不调，请更铸之。”平公曰：“工皆以为调矣。”师旷曰：“後世有知音者，将知钟之不调也，臣窃为君耻之。”至於师涓而果知钟之不调也。是师旷欲善调钟，以为後世之知音者也。吕太公望封於齐，周公旦封於鲁，二君者甚相善也。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望曰：“尊贤上功。”周公旦曰：“亲亲上恩。”太公望曰：“鲁自此削矣。”周公旦曰：“鲁虽削，有齐者亦必非吕氏也。”其後，齐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成子有齐国。鲁公以削，至於觐存，，三十四世而亡。吴起治西河之外，王错谮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吴起至於岸门，止车而望西河，泣数行而下。其仆谓吴起曰：“窃观公之意，视释天下若释躧，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吴起抿泣而应之曰：“子不识。君知我而使我毕能，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取不久矣，魏从此削矣。”吴起果去魏入楚。有间，西河毕入秦，秦日益大。此吴起之所先见而泣也。魏公叔座疾，惠王往问之，曰：“公叔之病，嗟！疾甚矣！将柰社稷何？”公叔对曰：“臣之御庶子鞅，愿王以国听之也。为不能听，勿使出境。”王不应，出而谓左右曰：“岂不悲哉？以公叔之贤，而今谓寡人必以国听鞅，悖也夫！”公叔死，公孙鞅西游秦，秦孝公听之。秦果用强，魏果用弱。非公叔座之悖也，魏王则悖也。夫悖者之患，固以不悖为悖。

【译文】

人们的智力之所以彼此有差异，是由于有的人具有远见，有的人目光短浅。今天跟古代的关系，就象是古代跟将来的关系一样，今天跟将来的关系，也就象是今天跟古代的关系一样。所以，清楚地了解今天，就可以知道古代，知道古代就可以知道将来。古今前后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圣人够上知千年，下知千年。

楚文王说：“苋嘻多次据义冒犯我，据礼拂逆我的心意，跟他在一起就感到不安，但久而久之，我执中有所得。如果我不亲自授予他爵位，后代如有圣人，将要阻此责难我。”于是授予他五大夫爵位。文王又说，“申侯伯善于把握并迎合我的心意，我想要什么，他就在我之前准备好什么，跟他在一起就感到安逸，久而久之，我从中有所失。如果我不疏远他，后代如有圣人，将要因此责难我。”于是送走了他。申侯伯到了郑国，曲从郑君的心意，事先准备好郑君想要的一切，经过三年就执掌了郑国的国政，但仅仅五个月郑人就把他杀了。这是后代的圣人使文王在前世做了好事。

晋平台铸成大钟，让乐工审听钟韵声音，乐工都认为钟声很和谐了。师旷说：“钟声还不和谐，请重新铸造它。”平公说。“乐工都认为很和谐了。”师旷说；“后代如有精通音律的人，将会知道钟声是不和谐的。我私下为您因此而感到羞耻。”到了后来，师涓果然指出钟声不和谐。由此看来，师旷想要使钟声更为和谐，是考虑到后代有精通音律的人啊！

太公望封在齐国，周公旦封在鲁国，两位君主十分友好。他们在一起互相设论说；“靠什么治理国家？”太公望说；“尊敬贤人，崇尚功绩。”周公旦说：“亲近亲人，崇尚恩爱。”太公望说：“照这样，鲁国从此就要削弱了。”周公旦说：“鲁国虽然会削弱，但后世占有齐国的，也肯定不是吕氏了。”后来，齐国日益强大，以至于称霸诸侯，但传到二十四代就被田成子占据了。鲁国也日益削弱，以至于仅能勉强维持生存，传到三十四代也灭亡了。

吴起治理西河，王错在魏武侯面前诋毁他，武侯派人把吴起召回。吴起走到岸门，停下车，回头遥望西河，眼泪一行行流了下来。他的车夫对他说：“我私下观察您的心志，把舍弃天下看得就象扔掉鞋子一样。如今离开西河，您却流了泪，这是什幺缘故啊？”吴超擦去眼泪回答说；“你不知道。如果君主了解信任我，使我尽自己所能，那么我凭着西河就可以帮助君主成就王业。如今君主听信了小人的馋言，而不信任我，西河被秦国攻取的日子不会久了，魏国从此要削弱了。”吴起最后离开魏国，去了楚国。不久，西河完垒被秦国吞并了，秦国日益强大。这正是吴起所预见到并为之流泪的事。

魏相公叔座病了，惠王去探望他，说：“公叔您的病，唉！病得根沉重了，国家该怎么办呢？”公叔回答说，“我的家臣御庶子公孙鞅很有才能，希望大王您能把国政交给他治理。如果不能任用他，不要让他离开魏国。”惠王没有回答，出来对左右侍从说；“难道不可悲吗？凭公叔这样的贤明，而今竞叫找一定要把国政交蛤公孙鞅治理，太荒谬了！”公叔死后，公孙鞅向西游说秦国，秦孝公听从了他的意见。秦国果然因此强盛起来，魏国果然因此削弱下去。由此看来，并不是公叔座荒谬，而是惠王自己荒谬啊！大凡行事荒谬的人的弊病，必是把不荒谬当成荒谬。

谢选骏指出：魏国是因为不用吴起而衰落的吗？如果是的，楚国为何也不能信任吴起呢？再说了，商鞅也像吴起一样被杀，为何秦国还能继续强大呢？由此可见，荒谬不荒谬，并非成败的唯一因素。

【【季冬纪第十二季冬】】

【原文】

一曰：季冬之月，日在婺女，昏娄中，旦氐中。其日壬癸，其帝颛顼，其神玄冥，其虫介，其音羽，律中大吕，其数六，其味咸，其臭朽，其祀行，祭先肾。雁北乡，鹊始巢，雉雊鸡乳，天子居玄堂右个，乘玄骆，驾铁骊，载玄旗，衣黑衣，服玄玉，食黍与彘，其器宏以弇。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征鸟厉疾，乃毕行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地之神祇。是月也，命渔师始渔，天子亲往，乃尝鱼，先荐寝庙。冰方盛，水泽复，命取冰。冰已入，令告民出五种。命司农计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命乐师大合吹而罢。乃命四监收秩薪柴，以供寝庙及百祀之薪燎。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将更始。专於农民，无有所使。天子乃与卿大夫饬国典，论时令，以待来岁之宜。乃命太史次诸侯之列，赋之牺牲，以供皇天上帝社稷之享。乃命同姓之国，供寝庙之刍豢；令宰历卿大夫至于庶民土田之数，而赋之牺牲，以供山林名川之祀。凡在天下九州之民者，无不咸献其力，以供皇天上帝社稷寝庙山林名川之祀。行之是令，此谓一终，三旬二日。季冬行秋令，则白露蚤降，介虫为妖，四邻入保；行春令，则胎夭多伤，国多固疾，命之曰逆；行夏令，则水潦败国，时雪不降，冰冻消释。

【译文】

季冬之月，太阳的位置在婺女宿，黄昏时刻，娄宿出现在南方中天，拂晓时刻，氐宿出现在南方中天。季冬于天干属壬癸，它的主宰之帝是颛顼，佐帝之神是玄冥，应时的动物是龟鳖之娄的甲族，相配的声音是羽音，音律与大吕相应。这个月的数字是六，味道是咸味，气味是朽味，要举行的祭祀是行祭，祭袒时祭品以肾肚为尊。这个月，大雁将要北来，喜鹊开始搭窝，山鸡鸣叫，家鸡孵卵。天子住在北向明堂的右侧室，乘坐黑色的车，车前驾着黑色的马，车上插着黑色的绘有龙纹的旗帜，天子穿着黑色的衣服，佩戴着黑色的饰玉，吃的食物是黍米和猪肉，使用的器物宏大而口敛。

这个月，天子命令主管官吏大规模举行傩祭，四方城门都割裂牺牲，并制作土牛，以此送阴冬之气。远飞的鸟飞得高而且快。这个月，普遍地举行对山川之神的祭祀以及对有功于民的先世公卿大臣，天地神祗的祭祀。

这个月，命令负责捕鱼的官吏开始捕鱼。天子亲自前往观看。于是品尝刚捕到的鲜鱼，品尝之前，要先进献给祖庙。这时候，冰冻得正结实，积水的池泽层层冻结。于是命令凿取冰块。冰块藏入冰窖之后，命令有司告诉百姓从谷仓中拿出五谷，选择种子。命令负责农业的官吏，谋划耕作的事情，修缮犁铧，准备耕田的农具。命令乐官举行吹奏乐的大合奏，结束一年的训练。命令王畿内的郡县大夫收缴按常规应该交纳的木柴，来供给祖庙及各种祭祀举行燔燎之用。

这个月，日月星辰绕天一周，又都回到原来的位置，一年的天数接近终了，新的一年将要重新开始。要让农民专心筹备农事，不要差遣他们干别的劳役。无子与公卿大夫整饬国家的法典，讨论接季节月份制定的政令，以此来准备明年应作之事。命令太史排列各异姓诸侯的次序，使他们按国家大小贡赋牺牲，以供给对上天及社稷之神的禁祀。命令同姓诸侯供给祭祖祖庙所用的牛羊犬冢。命令小宰依次列出从卿大夫到一般老百姓所有土地的数目，使他们贡赋牺牲，以供给条祀山林河流之神使用。凡是在天下九州的老百姓，必须全部献出他们的力量，以供给对皇天上帝，社稷之神、先祖神主以及山林河流之神的祭祀。

实行这些政令，这述就算一年终了了。……在三旬中有二日。

季冬实行应在秋天实行的政令，那么，白露就会过早降落，有甲壳的动物就会成灾，四方边邑的百姓就会为躲避来犯之敌而藏入城堡。如果实行应在春天实行的政令，那么，幼小的动物就会遭到损伤，国家就会流行久治不愈的疾病，给这种情况命名叫做“逆”。如果实行应在夏天实行的政令，那么，大水将为害国家，冬雪将不能按时降落，冰珠将会融化。

【季冬纪第十二士节】

【原文】

二曰：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遗生行义，视死如归。有如此者，国君不得而友，天子不得而臣。大者定天下，其次定一国，必由如此人者也。故人主之欲大立功名者，不可不务求此人也。贤主劳於求人，而佚於治事。齐有北郭骚者，结罘罔，捆蒲苇，织萉屦，以养其母，犹不足，踵门见晏子曰：“愿乞所以养母。”晏子之仆谓晏子曰：“此齐国之贤者也。其义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诸侯，於利不苟取，於害不苟免。今乞所以养母，是说夫子之义也，必与之。”晏子使人分仓粟、分府金而遗之，辞金而受粟。有间，晏子见疑於齐君，出奔，过北郭骚之门而辞。北郭骚沐浴而出，见晏子曰：“夫子将焉适？”晏子曰：“见疑於齐君，将出奔。”北郭子曰：“夫子勉之矣。”晏子上车，太息而叹曰：“婴之亡岂不宜哉？亦不知士甚矣。”晏子行。北郭子召其友而告之曰：“说晏子之义，而尝乞所以养母焉。吾闻之曰：‘养及亲者，身伉其难。，今晏子见疑，吾将以身死白之。”著衣冠，令其友操剑奉笥而从，造於君庭，求复者曰：“晏子，天下之贤者也，去则齐国必侵矣。必见国之侵也，不若先死。请以头托白晏子也。”因谓其友曰：“盛吾头於笥中，奉以托。”退而自刎也。其友因奉以托。其友谓观者曰：“北郭子为国故死，吾将为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齐君闻之，大骇，乘驲而自追晏子，及之国郊，请而反之。晏子不得已而反，闻北郭骚之以死白己也，曰：“婴之亡岂不宜哉？亦愈不知士甚矣。”

【译文】

士的为人，主持正义不避危难，面临祸患忘却私利，舍生行义，视死如归。有如此行为的人，国君无法与他交友，天子无法让他称臣。大至安定天下，其次安定一国，一定要用这样的人。所以君主想要大立功名的，不可不致力于访求选样的人。贤明的君主把精力花费在仿求贤士上，而对治理政事则采取超脱的态度。

齐国有个叫北郭骚的，靠结兽网、编蒲苇，织麻鞋来奉养他的母亲，但仍不足以维持生活，于是他到晏子门上求见晏子说；“希望能得到粮食以奉养母亲。”晏子的仆从对晏子说；“这个人是齐国的贤人。他志节高尚，不向天子称臣，不与诸侯交友，对于利不苟且取用，对于祸不苟且求免。现在他到您这儿来寻求粮食以奉养母亲，这是悦服您的道义，您一定要给他。”晏子派人把仓中的粮食、府库中的金钱拿出来分给他，他谢绝了金钱而收下了粮食。

过了不久，晏子被齐君猜忌，逃往国外，经过北郭骚的门前向他告别。北郭骚洗发浴身，恭敬地迎出来，见到晏于说：“您将要到哪儿去？”晏子说：“我受到齐君的猜忌，将要逃往国外。”北郭子说：“您好自为之吧。”晏子上了车，长叹一声说：“我逃亡国外难道不正应该吗？我也太不了解士了。”于是晏子走了。

北郭子召来他的朋友，告诉他说。“我悦服晏子的道义，曾向他求得粮食奉养母亲。我听说；‘奉养过自己父母的人，自己要承担他的危难。’如今晏子受到猜忌，我将用自己的死为他洗清冤诬。”北郭子穿戴好衣冠，让他的朋友拿着宝剑捧着竹匣跟随在后。走到国君朝廷门前，找到负责通禀的官吏说，“晏子是名闻天下的贤人，他若出亡，齐国必定遭受侵犯。与其看到国家必定遭受侵犯，不如先死。我愿把头托付给您来为晏子洗清冤诬。”于是对他的朋友说：“把我的头盛在竹匣中，捧去托付给那个官吏。”说罢，退下几步自刎而死。他的朋友于是捧着盛了头的竹匣托付给了那个官吏，然后对旁观的人说：“北郭子为国难而死，我将为北郭子而死。”说罢，又退下几步自刎而死。

齐君听说这件事，犬为震惊，乘着驿车亲自击追赶晏子，在离国都不到百里的地方赶上了晏子，请求晏子回去。晏子不得已而返，听说北郭骚用死来替自己洗清冤诬，他感慨地说：“我逃亡国外难道不正应该吗？北郭骚之死说明我越发地不了解士了。”

【季冬纪第十二介立】

【原文】

三曰：以贵富有人易，以贫贱有人难。今晋文公出亡，周流天下，穷矣，贱矣，而介子推不去，有以有之也。反国有万乘，而介子推去之，无以有之也。能其难，不能其易，此文公之所以不王也。晋文公反国，介子推不肯受赏，自为赋诗曰：“有龙于飞，周遍天下。五蛇从之，为之丞辅。龙反其乡，得其处所。四蛇从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桥死於中野。”悬书公门，而伏於山下。文公闻之曰：“嘻！此必介子推也。”避舍变服，令士庶人曰：“有能得介子推者，爵上卿，田百万。”或遇之山中，负釜盖簦，问焉，曰：“请问介子推安在？”应之曰：“夫介子推苟不欲见而欲隐，吾独焉知之？”遂背而行，终身不见。人心之不同，岂不甚哉？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干嗌，日夜思之，犹未之能得；今得之而务疾逃之，介子推之离俗远矣。东方有士焉，曰爰旌目，将有适也，而饿於道。狐父之盗曰丘，见而下壶餐以餔之。爰旌目三餔之而後能视，曰：“子何为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嘻！汝非盗邪？胡为而食我？吾义不食子之食也。”两手据地而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地而死。郑人之下也，庄跷之暴郢也，秦人之围长平也，韩、荆、赵，此三国者之将帅贵人皆多骄矣，其士卒众庶皆多壮矣，因相暴以相杀，脆弱者拜请以避死，其卒递而相食，不辨其义，冀幸以得活。如爰旌目已食而不死矣，恶其义而不肯不死。今此相为谋，岂不远哉？

【译文】

靠富贵受人拥戴容易，靠贫贱受人拥戴很难。从前晋文公逃亡在外，遍行天下，困窘极丁，贫贱极了，然而介子挂一直不离开他，这是由于晋文公具有受他拥戴的德行。晋文公退回晋国后，拥有万辆兵车，然而介子推却离开了他，这是由于当时文公已经有受他拥戴的德行了。困难的事情能做到，而容易的事情却做不到，这正是文公不能成就王业的原因啊！

晋文公返回晋国后，介子推不肯接受封赏，他为自己赋诗道：“有龙飞翔，遍行天下。五蛇追随，甘当辅佐。龙返敌乡，得其归所。四蛇追随，享其恩泽。一蛇羞惭，枯死荒野，”他把这首诗悬挂在文公门前，自己隐居山下。文公闻知这件事说：“啊！这一定是介子推。”于是文公离开宫室居住，改穿凶丧之服，以示自责，并向士民百姓下令说；“有能找到介子推的，赏赐上卿爵位，田百万亩。”有人在山中遇到介子推，见他背着釜，上插一把长柄笠作为伞盖，就问他说。“请问介子推住在哪儿？”介子推回答说。“那介子推如果不想出仕而想要隐居，我怎么会单单知道他？”说罢就转过身走了，终生不做官。

人心不同难道不是十分悬殊吗？如今世上追逐私利的人，尽管早早就上朝，很晚才退朝回来，口干舌燥，日夜思虑，仍然未能得以满足。而今介子推可以得到名利却务求赶快避开它，介子推的节操超离世俗太远了。

东方有个士名叫爱旌目，将要到某地去，却饿晕在路上。狐父那个地方一个名叫丘的强盗看见了，摘下盛有水饭的壶去喂他。爱旌目咽下三口之后眼睛才能看见，他问；“你是干什幺的？”回答说：“我是狐父那个地方的人，名叫丘。”爰旌目说。“你不是强盗吗？为什么给我吃东西？我信守节义决不吃你的食物！”说罢，两手抓地往外吐那咽下去的饭，吐不出来，喀喀一阵就趴在地上死了。

郑人攻陷麟邑的时候，庄（足+乔）劫掠郢都的时候，秦人围困长平的时侯，韩、荆、赵这三个国家的将帅贵族都很骄傲自恣，三国的士卒百姓都很强壮有力，于是他们相互欺凌，自相残杀，而怯弱的人跪拜乞求免死，到最后，人们交替相食，根本不分辨正义与否，只希望侥幸得以括命。至于爰旌目，已经吃了食物，不会死了，但他憎恶狐父之盗的不义，因而不肯不死。若让三国的将士和受旌目一起商议事情，他们之间相差得岂不是太远了吗！

【季冬纪第十二诚廉】

【原文】

四曰：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坚与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於天也，非择取而为之也。豪士之自好者，其不可漫以污也，亦犹此也。昔周之将兴也，有士二人，处於孤竹，曰伯夷、叔齐。二人相谓曰：“吾闻西方有偏伯焉，似将有道者，今吾奚为处乎此哉？”二子西行如周，至於岐阳，则文王已殁矣。武王即位，观周德，则王使叔旦就胶鬲於次四内，而与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内，皆以一归。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於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为三书，同辞，血之以牲，埋一於共头之下，皆以一归。伯夷、叔齐闻之，相视而笑曰：“嘻！异乎哉！此非吾所谓道也。昔者神农氏之有天下也，时祀尽敬而不祈福也；其於人也，忠信尽治而无求焉；乐正与为正，乐治与为治；不以人之坏自成也，不以人之庳自高也。今周见殷之僻乱也，而遽为之正与治，上谋而行货，阻丘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为信，因四内与共头以明行，扬梦以说众，杀伐以要利，以此绍殷，是以乱易暴也。吾闻古之士，遭乎治世，不避其任；遭乎乱世，不为苟在。今天下暗，周德衰矣。与其并乎周以漫吾身也，不若避之以洁吾行。”二子北行，至首阳之下而饿焉。人之情，莫不有重，莫不有轻。有所重则欲全之，有所轻则以养所重。伯夷、叔齐，此二士者，皆出身弃生以立其意，轻重先定也。

【译文】

石头可以破开，然而不可改变它坚硬的性质，朱砂可以磨碎，然而不可改变它朱红的颜色。坚硬和朱红分别是石头、朱砂的本性所具有的。本性这个东西是从上天那里承受下来的，不是可以任意择取制造的。洁身自好的豪杰之士，他们的名节不可玷污也象这一样。

从前周朝将要兴起的时候，有两位贤士住在孤竹国，名叫伯夷、叔齐。两人一起商量说：“我听说西方有个西伯，好象是个仁德之君，现在我们还呆在这儿干什么呢？”于是两人向西行到周国去，走到岐山之南，文王却已经死了。武王即位，宣扬周德，派叔旦到四内去找胶鬲，跟他盟誓说；“让你俸禄增加三级，官居一等。”准备三份盟书，文辞相同，把牲血涂在盟书上，一份埋在四内，两人各持一份而归。武王又派保召公到共头山下去找微子启，跟他盟誓说：“让你世世代代作诸侯之长，奉守殷的各种正常祭祀，允许你供奉桑林之乐，把孟诸作为你的私人封地。”准备三份盟书，文辞相同，把牲血涂在盟书上，一份埋在共头山下，两人各持一份而归。伯夷、担齐闻知这些，互相望着笑道：“跟我们原来听说的不一样啊！这不是我们所说的‘道’。从前神农氏治理天下的时候，四时祭祀毕恭毕敬，但是不为求福，对于百姓，忠信为怀尽心治理，而无所求；百姓乐于公正，就帮助他们实现公正，百姓乐于太平，就帮助他们实现太平，不利用别人的失败使自己成功，不利用别人的卑微使自己高尚。如今周看到殷邪僻淫乱，便急急忙忙地替它纠正，替它治理，这是崇尚计谋，借助贿赂，倚仗武力，炫耀威势。把杀牲盟誓当作诚信，依靠四内和共头之盟来宣扬德行，宣扬吉梦取悦众人，靠屠杀攻伐攫取利益，用这些做法承继殷，这是用悖乱代替暴虐。我们听说古代的贤土，遭逢太平之世，不回避自己的责任，遭逢动乱之世，不苟且偷生。如今天下黑暗，周德已经衰微了。与其依附周使我们的名节遭到玷污，不如避开它使我们的德行清白高洁。”于是两人向北走，走到首阳山下饿死在那里。

人之常情。无不有所重，无不有所轻。有所重就会保全它，有所轻就会拿来保养自己所珍视的东西。伯夷、叔齐这两位贤士，都舍弃生命以坚守白己的节操，这是由于他们心目中的轻重早就确定了。

【季冬纪第十二不侵】

【原文】

五曰：天下轻於身，而士以身为人。以身为人者，如此其重也，而人不知，以奚道相得？贤主必自知士，故士尽力竭智，直言交争，而不辞其患。豫让、公孙弘是矣。当是时也，智伯、孟尝君知之矣。世之人主，得地百里则喜，四境皆贺；得士则不喜，不知相贺：不通乎轻重也。汤、武，千乘也，而士皆归之。桀、纣，天子也，而士皆去之。孔、墨，布衣之士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不能与之争士也。自此观之，尊贵富大不足以来士矣，必自知之然後可。豫让之友谓豫让曰：“子之行何其惑也？子尝事范氏、中行氏，诸侯尽灭之，而子不为报；至於智氏，而子必为之报，何故？”豫让曰：“我将告子其故。范氏、中行氏，我寒而不我衣，我饥而不我食，而时使我与千人共其养，是众人畜我也。夫众人畜我者，我亦众人事之。至於智氏则不然，出则乘我以车，入则足我以养，众人广朝，而必加礼於吾所，是国士畜我也。夫国士畜我者，我亦国士事之。”豫让，国士也，而犹以人之於己也为念，又况於中人乎？孟尝君为从，公孙弘谓孟尝君曰：“君不若使人西观秦王。意者秦王帝王之主也，君恐不得为臣，何暇从以难之？意者秦王不肖主也，君从以难之未晚也。”孟尝君曰：“善。愿因请公往矣。”公孙弘敬诺，以车十乘之秦。秦昭王闻之，而欲丑之以辞，以观公孙弘。公孙弘见昭王，昭王曰：“薛之地小大几何？”公孙弘对曰：“百里。”昭王笑曰：“寡人之国，地数千里，犹未敢以有难也。今孟尝君之地方百里，而因欲以难寡人犹可乎？”公孙弘对曰：“孟尝君好士，大王不好士。”昭王曰：“孟尝君之好士何如？”公孙弘对曰：“义不臣乎天子，不友乎诸侯，得意则不惭为人君，不得意则不肯为人臣，如此者三人。能治可为管、商之师，说义听行，其能致主霸王，如此者五人。万乘之严主辱其使者，退而自刎也，必以其血污其衣，有如臣者七人。”昭王笑而谢焉，曰：“客胡为若此？寡人善孟尝君，欲客之必谨谕寡人之意也。”公孙弘敬诺。公孙弘可谓不侵矣。昭王，大王也；孟尝君，千乘也。立千乘之义而不克凌，可谓士矣。

【译文】

天下比自身轻贱，而士却甘愿为他人献身。为他人献身的人是如此地难能可贵，如果人们不了解他们，那怎么能与他们情投意合？贤明的君主一定是亲自了解士，所以士能竭尽心力，直言相谏，而不避其祸。豫让、公孙弘就是这样的士。在当时，智伯、孟尝君可称得上是了解他们了。世上的君主得到百里的土地就满心欢喜，四境之内全都庆贺，而得到贤士却无动于衷，不知相互庆贺；这是不晓得轻重啊。商汤、周武王起初只是拥有兵车千辆的诸侯，然而士都归附他们。夏桀、殷纣是天子，然而士都离开了他们，孔子、墨子是身穿布衣的庶人，然而拥有兵车万辆、千辆的君主却无法与他们争夺士。由此看来，尊贵富有不足以招徕士，君主一定要亲自了解士，然后才行。

豫让的朋友对豫让说。“你的行为怎么那么让人不解啊？你曾经侍奉过范氏、中行氏，诸侯把他们都灭掉了，而你并不曾替他们报仇；至于智氏，被灭之后你却一定要替他报仇，这是什么缘故？”豫让说：“让我告诉你其中的缘故。范氏、中行氏，在我受冻的时候却不给我衣穿，在我饥饿的时候却不给我饭吃，并时常让我跟上千的门客一起接受相同的衣食，这是象养活众人一样地养活我。凡象对待众人一样地对待我的，我也象众人一样地回报他。至于智氏就不是这样，出门就给我车坐，在家就供给我充足的衣食，在大庭广众之中，一定对我给予特殊的礼遇，这是象奉养国士那样地奉养我，凡象对待国士那样对待我的，我也象国士那样地报答他。”豫让是国士，尚且还念念不忘别人对待自己的态度，又何况一般人呢？

孟尝君合纵抗秦，公孙弘对孟尝君说，“您不如派人到西方观察一下秦王。抑或秦王是个个有帝王之资的君主，您恐怕连作臣都不可得，哪里顾得上跟秦国作对呢？抑或秦王是个不肖的君主，那时您再合纵跟秦作对也不算晚。”孟尝君说。“好。那就请您去一趟。”公孙弘答应了，于是带着十辆车前往秦国。秦昭王听说此事，想用言辞羞辱公孙弘，借以观察他。公孙弘拜见昭王，昭王问：“薛这个地方面积有多大？”公孙弘回答说；“方百里。”昭王笑道；“我的国家土地纵横数千里，还不敢据以跟谁作对。如今孟尝君土地才百里见方，就想据以跟我作对，能行吗？”公孙弘回答说；“孟尝君喜好士，大王您不喜好士。”昭王说；“孟尝君喜好士又怎么样？”公孙弘回答说：“信守节义，不向天子称臣，不与诸侯交友，如果得志，作人君毫不惭愧，不得志，就连人臣也不肯怍，象这样的士，孟尝君那里有三人。善于治国，可以作管仲、商鞅的老师，其主张如果被听从施行，就能使君主成就王、霸之业，象这样的士，孟尝君那里有五人。充任使者，遭到拥有万辆兵车的威重的君主的侮辱，退下自刎，但一定用自己己的血染污对方的衣服，有如我这样的，孟尝君那里有七人。”昭王笑着道歉说：“您何必如此？我对孟尝君是很友好的，希望您一定要向他说明我的心意。”公孙弘答应了。公孙弘可称得上凛然不可侵犯了。昭王是秦国国君，孟尝君只是齐国之臣，公孙弘能在昭王面前为孟尝君仗义持正，不可凌辱，真可称得上士了。

谢选骏指出：战国时人，国际化程度相当高；辽金宋元，也是如此——那分别是，第一期中国文明和第二期中国文明的最后闪光，人才辈出，相当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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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意序意】】

【原文】

维秦八年，岁在涒滩，秋甲子朔。朔之日，良人请问十二纪。文信侯曰：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数，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以日倪而西望知之。赵襄子游於囿中，至於梁，马却不肯进。青荓为参乘。襄子曰：“进视梁下，类有人。”青荓进视梁下，豫让却寝，佯为死人。叱青荆曰：“去，长者吾且有事。”青荓曰“少而与子友，子且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与友之道；子将贼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为人臣之道。如我者惟死为可。”乃退而自杀。青荆非乐死也，重失人臣之节，恶废交友之道也。青荆豫让，可谓之友也。

【译文】

秦始皇八年，太岁在涒滩，秋天，初一为甲子。初一这天，君子请问十二纪的事。文信侯吕不韦说。曾经学到黄帝教诲颛项的话，“有皇天在上，大地在下，你能够效法它们，可以做人民的父母了。”听说古代的清平盛世，都是效法天地。大凡十二纪，是用来记载国家的治乱存亡的，是用来了解人事的寿天吉凶的。向上度量于天，向下检验于地，中间审察于人。象这样，那么对与不对、可与不可都没有失误了。

天要顺行，顺行才能生万物；地耍牢固，牢固万物才得安宁，人要诚信，诚信才能被听用。天地人三者都各得其所，就可以无为而行了。行的意思，就是行天之道。行天之道，顺地之理，八就可以去掉私心了。带着私心去看，就会使眼睛什幺也看不见，带着私心去听，就会使耳朵什么也听不见，带着私心去考虑问题，就会使心狂没有准则。眼晴、耳朵和心都为私而施用，严重了就会使思想不能公正。思想不公正，那么福就会一天天衰减，灾就会一天天兴盛，这个道理，从太阳偏斜必定西落的现象中可以看出来。

赵襄子在园囿中游玩，走到桥边，马向后退，不肯前进。这时青荓做参乘。襄子说：“到前边看看桥底下，象是有人。”青荓到前边看看桥下，豫让正仰面睡觉，装作死人。他叱退青荓说：“离开，我将要行大事。”青荓说，“年轻时和你很要好，你现在将要行大事，我说出这件事，这是失掉了交友之道，你要杀死我的君主，我不说出这件事，这是失掉了为臣之义。象我这样，只可以一死了。”于遇退下去自杀了。青荓不是喜欢死，而是看重人臣的节操，厌恶废弃交友的准则。青荓、豫让，可以算作朋友了。

谢选骏指出：始皇帝八年（前239年），秦王政年已21岁即将亲政，吕不韦（前292年－前235年）死前四年，正是志得意满、如日中天的时候，满怀壮志想要好好调教年轻的野兽。问题是他的来路不正，行为阴癖，经不起公议——这是《吕氏春秋》终于只能成为杂家、不能成为经典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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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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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始览第一有始】】

【原文】

一曰：天地有始，天微以成，地塞以形，天地合和，生之大经也。以寒暑日月昼夜知之，以殊形殊能异宜说之。夫物合而成，离而生。知合知成，知离知生，则天地平矣。平也者，皆当察其情，处其形。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川。何谓九野？中央曰钧天，其星角、亢、氐；东方曰苍天，其星房、心、尾；东北曰变天，其星箕、斗、牵牛；北方曰玄天，其星婺女、虚、危、营室；西北曰幽天，其星东壁、奎、娄；西方曰颢天，其星胃，昴，毕；西南曰朱天，其星觜巂、参、东井；南方曰炎天，其星舆鬼、柳、七星；东南曰阳天，其星张、翼、轸。何谓九州？河、汉之间为豫州，周也；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河、济之闲为兖州，卫也；东方为青州，齐也；泗上为徐州，鲁也；东南为扬州，越也；南方为荆州，楚也；西方为雍州，秦也；北方为幽州，燕也。何谓九山？会稽、太山、王屋、首山、太华、岐山、太行、羊肠、孟门。何谓九塞？大汾、冥厄、荆阮、方城、殽、井陉、令疵、句注、居庸。何谓九薮？吴之具区，楚之云梦，秦之阳华，晋之大陆，梁之圃田，宋之孟诸，齐之海隅，赵之钜鹿，燕之大昭。何谓八风？东北曰炎风，东方曰滔风，东南曰熏风，南方曰巨风，西南曰凄风，西方曰飂风，西北曰厉风，北方曰寒风。何谓六川？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淮水。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水道八千里，受水者亦八千里。通谷六，名川六百，陆注三千，小水万数。凡四极之内，东西五亿有九万七千里，南北亦五亿有九万七千里。极星与天俱游，而天枢不移。冬至日行远道，周行四极，命曰玄明。夏至日行近道，乃参于上。当枢之下无昼夜。白民之南，建木之下，日中无影，呼而无响，盖天地之中也。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众耳目鼻口也，众五谷寒暑也，此之谓众异。则万物备也。天斟万物，圣人览焉，以观其类。解在乎天地之所以形，雷电之所以生，阴阳材物之精，人民禽兽之所安平。

【译文】

天地有开始的时候，天是由轻微之物上升而形成，地是由重浊之物下沉而成。天地交合，是万物生成的根本。由寒暑的变化，日月的运转，昼夜的交替可以知道这个道理，由万物不同的形体，不同的性能、不同的应用可以解释这个道理。万物都是由于天地交合而形成，通过分离而产生的。知道交合知遣形成，知道分离知道产生，那么就知道天地形成的道理了。要了解天地的形成，都应当详察万物的实情，审度万物的形体。

天有九野，地有九州，境内有九座高山，山上有九处险隘，水泽有九大渊薮，风有八种，水流有六大河流。

什么叫九野？天中央叫钧天，那里的星宿是角、亢，氐。方叫苍天，那里的星宿是房，心，尾。东北叫变天，那里的星宿是箕、斗，牵牛。北方叫玄天，那里的星宿是婺女、虚、危、营室。西北叫幽天，那里的星宿是东壁、奎、娄。西方叫颢天，那里的星宿是胃，昴、毕。西南叫朱天，那星的星宿是觜巂、参、东井。南方叫炎天，那里的垦宿是舆鬼、柳、七星。东南叫阳天，那里的星宿是张、翼、轸。

什么叫九州？黄河、汉水之间为豫州，是周王室的疆域。清河和西河之间为冀州，是晋国的疆城。黄河，济水之间为兖州，是卫国的疆域。东方为青州，是齐国的疆域。泗水以南为徐州，是鲁国的疆域。东南为扬州，是越国的疆域。南方为荆州，是楚国的疆域。西方为雍州，是秦国的疆域。北方为幽州，是燕国的疆域。

什么叫九座高山？就是会稽山、泰山、王屋山、首阳山、太华山、岐山、太行山，羊肠，孟门。

什么叫九处险隘？就是大汾，冥阮、荆阮，方城、殽、井陉，令疵、句注、居庸。

什么叫九大渊薮？就是吴国的具区、楚国的云梦，秦国的阳华、晋国的大陆、粱国的圃田，宋国的孟诸，齐国的海隅、赵国的钜鹿、燕国的大昭。

什么叫八风？东北风叫炎风，东风叫稻风，东南风叫熏风，南风叫巨风，西南风叫凄风，西凤叫飂风，西北风叫厉风，北风叫寒风。

什么叫六大河流？就是河水、赤水，辽水、黑水、江水、准水。

整个四海之内，东西长两万八千里，南北长二万六千里。通航的河道八千里，受水的河道也是八千里。最大的河流六条，大河六百条，季节河三千条，小河流数以万计。

四极之内，东西长五亿零九万七千里，南北长也是五亿零九万七千里。

极星和天一起运行，而北天极不移动。冬至这天，太阳运行在离北天投最远的圆形轨连上，环行于四个极限点，称为玄明。夏至这天，太阳运行在离北天极最近的圆形轨迹上，太阳正值人的上方。在天极的下面，没有昼夜的区别。在白民国以南，建木的下面，中午没有影子，呼叫时没有声音，因为这里是天地的中心。

天地万物，如同一个人的身体，这就叫做高度同一。人有耳目鼻口，天地万物有五谷寒暑，这些叫做各种差异，这样万物就齐备了。天降下万物，圣人考察万物从而了解它们的类别。对这个道理的解释体现在天地之所以形成、雷电之所以发生，阴阳变化而生成万物、人民禽兽各得其所等方面。

【有始览第一应同】

【原文】

二曰：凡帝王者之将兴也，天必先见祥乎下民。黄帝之时，天先见大螾大蝼。黄帝曰：“土气胜。”土气胜，故其色尚黄，其事则土。及禹之时，天先见草木秋冬不杀。禹曰：“木气胜。”木气胜，故其色尚青，其事则木。及汤之时，天先见金刃生於水。汤曰：“金气胜。”金气胜，故其色尚白，其事则金。及文王之时，天先见火赤乌衔丹书集于周社。文王曰：“火气胜。”火气胜，故其色尚赤，其事则火。代火者必将水，天且先见水气胜。水气胜，故其色尚黑，其事则水。水气至而不知数备，将徙于土。天为者时，而不助农於下。类固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鼓宫而宫动，鼓角而角动。平地注水，水流湿；均薪施火，火就燥；山云草莽，水云鱼鳞，旱云烟火，雨云水波，无不皆类其所生以示人。故以龙致雨，以形逐影。师之所处，必生棘楚。祸福之所自来，众人以为命，安知其所。夫覆巢毁卵，则凤凰不至；刳兽食胎，则麒麟不来；干泽涸渔，则龟龙不往。物之从同，不可为记。子不遮乎亲，臣不遮乎君。君同则来，异则去。故君虽尊，以白为黑，臣不能听；父虽亲，以黑为白，子不能从。黄帝曰：“芒芒昧昧，因天之威，与元同气。”故曰同气贤於同义，同义贤於同力，同力贤於同居，同居贤於同名。帝者同气，王者同义，霸者同力，勤者同居则薄矣，亡者同名则觕矣。其智弥觕者，其所同弥觕；其智弥精者，其所同弥精。故凡用意不可不精。夫精，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成齐类同皆有合，故尧为善而众善至，桀为非而众非来。《商箴》云：“天降灾布祥，并有其职。”以言祸福人或召之也。故国乱非独乱也，又必召寇。独乱未必亡也，召寇则无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义。攻乱则脆，脆则攻者利；攻乱则义，义则攻者荣。荣且利，中主犹且为之，况於贤主乎？故割地宝器，卑辞屈服，不足以止攻，惟治为足。治则为利者不攻矣，为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为利则因为名也。名实不得，国虽强大者，曷为攻矣？解在乎史墨来而辍不袭卫，赵简子可谓知动静矣！

【译文】

凡是古代称帝称王的将要兴起，上天必定先向人们显示出征兆来。黄帝的时候，上天先显现出大蚯蚓大蝼蛄。黄帝说：“这表现土气旺盛。”土气旺盛，所以黄帝时的服色崇尚黄色，做事情取法土的颜色。到夏禹的时侯，上天先显现出草木秋冬时节不凋零的景象。夏禹说；“这表明木气旺盛。”木气旺盛，所以夏朝的服色崇尚青色，做事情取法木的颜色。到汤的时候，上天先显现水中出现刀剑的事。商汤说：“这表明金气旺盛。”金气旺盛，所以商朝的服色崇尚白色，做事情取法垒的颜色。到周文王的时候，上天先显现由火幻化的红色乌鸦衔着丹书停在周的社庙上。周文王说：“这表明火气旺盛。”火气旺盛，所以周朝的服色崇尚红色，做事情取法火的颤色。代替火的必将是水，上天将先显现水气旺盛的景象。水气旺盛，所以新王朝的服色应该崇尚黑色，做事情应该取法水的颜色。如果水气到来，却不知气数已经具备，从而取法于水，那么，气数必将转移到土上去。

天为四时的运行，但并不帮助违背农时的农事。物类相同的就互相召引，气味相同的就互相投合，声音相同的就互相响应。敲击宫音，宫音就随之振动，敲击角音，角音就随之振动。在同样平的地面上溜水，水先向潮湿的地方流，在铺放均匀的柴草上点火，火先向干燥的地方燃烧。山上的云呈现草莽的形状，水上的云呈上鱼鳞的形状，干旱时的云就象燃烧的烟火，阴雨时的云就象荡漾的水波。这些都无不依赖它们赖以生成的东西来显示给人们。所以用龙就能招来雨，凭形体就能找到影子，军队经过的地方，必定生长出荆棘来。祸福的到来，一般人认为是“命”，哪里知道祸福到来的缘由。

捣翻鸟巢，毁坏鸟卵，那么凤凰就不会再来，剖开兽腹，吃掉兽胎，那么麒麟就不会再来，弄干池泽来捕鱼，那么龟龙就不会再去。事物同类相从的情况，难以尽述。儿子不会一味受父亲遏制，臣子不会一味受君主遏制。志同道合就在一起，否则就离开。所以君主虽然尊贵，如果把白当成黑，臣子就不能听从，父亲虽然亲近，如果把黑当成白，儿子也不能依顺。

黄帝说：“广大纯厚，是因为遵循了上天的法则，与上天同气的缘故。”所以说同气胜过同义，同义胜过同力，同力胜过同居，同居胜过同名。称帝的人同气，称王的人同义，称霸的人同力，辛劳的君主同存千世，而德行就不厚道了，亡国的君主同名，而德行就低劣了。智慧越是低劣的人，与之相应的就越是低劣，智慧越是精微的人，与之相应的就越是精微。所以凡思虑不可以不精微。精微，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成就帝业的原因。事物只要同类，都能互相聚合。所以尧做好事因而所有好事都归到他身上，桀干坏事囡而所有坏事都归到他身上。

《商箴》上说：“上天降灾祸施吉祥，都有一定的对象。”这是说，祸福是人招致的。所以国家混乱不但但是混乱，又必定会招来外患。国家仅仅混乱未必会灭亡，招致外患就无法保存了。凡是用兵作战，都是用于有利的地方，用于符合道义的地方，攻打混乱的国家就容易使之屈服，敌国屈服，那么进攻的国家就得利，攻打混乱的国家就符合道义，符合道义，那么进攻的国家就荣耀，既荣耀又得利，具有中等才能的君主尚且这样做，何况是贤明的君主呢？所以，割让土地献出宝器，盲辞卑谦屈服于人，不足以制止别国的进攻，只有国家治理得好，才能制止别国的进攻。国家治理好了，那么图利的就不来进攻了，图名的就不来讨伐了。大凡人们进攻讨伐别的国家，不是图利就是图名。如果名利都不能得到，那么国家即使强大，又怎么会发动这种徒劳的攻伐呢？这道理的解释体现在史墨去卫国了解情况回来而赵简子就停止进攻卫国这件事上，赵筒子可取说是懂得该动则动该止则止的道理了。

【有始览第一去尤】

【原文】

三曰：世之听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则听必悖矣。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与因人所恶。东面望者不见西墙，南乡视者不睹北方，意有所在也。人有亡鈇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鈇也；颜色，窃鈇也；言语，窃鈇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鈇也。抇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复见其邻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鈇者。其邻之子非变也，己则变矣。变也者无他，有所尢也。邾之故法，为甲裳以帛。公息忌谓邾君曰：“不若以组。凡甲之所以为固者，以满窍也。今窍满矣，而任力者半耳。且组则不然，窍满则尽任力矣。”邾君以为然，曰：“将何所以得组也？”公息忌对曰：“上用之则民为之矣。”邾君曰：“善。”下令，令官为甲必以组。公息忌知说之行也，因令其家皆为组。人有伤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欲用组者，其家多为组也。”邾君不说，於是复下令，令官为甲无以组。此邾君之有所尢也。为甲以组而便，公息忌虽多为组，何伤也？以组不便，公息忌虽无为组，亦何益也？为组与不为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说，用组之心，不可不察也。鲁有恶者，其父出而见商咄，反而告其邻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恶也，商咄至美也。彼以至美不如至恶，尢乎爱也。故知美之恶，知恶之美，然後能知美恶矣。《庄子》曰：“以瓦殶者翔，以钩殶者战，以黄金殶者殆。其祥一也，而有所殆者，必外有所重者也。外有所重者泄，盖内掘。”鲁人可谓外有重矣。解在乎齐人之欲得金也，及秦墨者之相妒也，皆有所乎尤也。老聃则得之矣，若植木而立乎独，必不合於俗，则何可扩矣。

【译文】

世上凭着听闻下结论的人，往往有所局限。往往有所局限，那么凭听闻下的结论必定是谬误的了。受局限的原因很多，其关键必定在于人的有所喜爱和有所憎恶。面向东望的人，看不见西面的墙，朝南看的人，望不见北方。这是因为心意专于一方啊。

有一个丢了斧子的人，猜疑是他邻居的儿子偷的。看他走路的样子，象偷斧子的。看他的眼色，象偷斧子的，听他说话，象偷斧子的；看他的举止神志，没有一样不象偷斧子的。这个人挖坑的时候，找到了他的斧子。过了几天，又看见他邻居的儿子，举止神态，没有一样象愉了斧子的。他邻居的儿于没有改变，他自己却改变了，他改变的原因没有别的，是因为原来有所局限。

邾国的旧法，制作甲裳用帛来连缀。公息忌对邾君说：“不如用丝绳来连缀。大凡甲之所以牢固，是因为甲连缀的缝隙都塞满了。现在甲连缀的缝隙虽然塞满了，可是只能承受应该承受的力的一半。然而用丝绳来连缀就不是这样。只要连缀的缝隙塞满了，就能承受全部应该承受的力了。”邾君以为他说得对，说：“将从哪里得到丝绳呢？”公息忌回答说：“君主使用它，那么人民就会制造它了。”邾君说：“好！”于是下命令，命争有关官吏制作甲一定要用丝绳连缀。公息忌知道自己的主张得到实行了，于是就让他家里人都制造丝绳。有诋毁他的人说。“公息忌之所以想用丝绳，是因为他家制造了很多丝绳。”邾君听了很不高兴，于是又下述命令，命争有关官吏制甲不要用丝绳连缀。这是邾君有所局限！制甲用丝绳违缀如果有好处，公息忌即使大量制造丝绳，有什么害处呢？如果用丝绳连缀没有好处，公息忌即使没有制造丝绳，又有什么益处呢？公息忌制造丝绳或不制造丝绳，都不足以损害公息忌的主张。使用丝绳的本意，不可以不考察清楚啊。

鲁国有个丑陋的人，他的父亲出门看见商咄，回来以后告诉他的邻居说；“商咄不如我儿子。”然而他儿子是极丑陋的，商咄是极漂亮的，他却认为极漂亮的不如极丑陋的，这是被自己的偏爱所局限。所以，知道了漂亮可以被认为是丑陋，丑陋可以被认为是漂亮，然后就能知道什么是漂亮，什么是丑陋了。《庄子》说：“用纺锤作睹注的内心坦然，用衣带钧作赌注的心里发慌，用黄金作赌注的感到迷惑。他们的赌技是一样的，然而所以感到迷惑，必然是因为对外物有看重的东西。对外物有看重的东西，就会对它亲近，因而内心就会不安详。”那个鲁国人可以说是对外物有看重的东西了。这道理体现在齐国人想得到金子，以及秦国的墨者互相嫉妒上，这些都是因为有所局限啊。

老聃就懂得这个道理，他象直立的木头一样自行其事，这样必然与世俗不合，那么还能有什么能使他内心不安昵？

【有始览第一听言】

【原文】

四曰：听言不可不察，不察则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乱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弥衰，圣王之道废绝。世主多盛其欢乐，大其钟鼓，侈其台榭苑囿，以夺人财；轻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冻馁，夭瘠壮狡，汔尽穷屈，加以死虏。攻无罪之国以索地，诛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庙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难乎？今人曰：“某氏多货，其室培湿，守狗死，其势可穴也。”则必非之矣。曰：“某国饥，其城郭庳，其守具寡，可袭而篡之。”则不非之。乃不知类矣。《周书》曰：“往者不可及，来者不可待，贤明其世，谓之天子。”故当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难矣。善不善本於义，不於爱。爱利之为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见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期年也，见其所尝见物於中国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欤！乱世之民，其去圣王亦久矣。其愿见之，日夜无间。故贤王秀士之欲忧黔首者，不可不务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恶能听言？不知情，恶能当言？其与人谷言也，其有辩乎，其无辩乎？造父始习於大豆，蜂门始习於甘蝇，御大豆，射甘蝇，而不徙人以为性者也。不徙之，所以致远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习其心，然後能听说。不习其心，习之於学问。不学而能听说者，古今无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公孙龙之说燕昭王以偃兵及应空洛之遇也，孔穿之议公孙龙，翟翦之难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议，皆多故矣，不可不独论。

【译文】

到话不可不考察，不考察，那么好和不好就不能分辨。好和不好不能分辨，祸乱没有比达更大的了。夏、商、周三代能分辨好和不好，所以能称王天下。如今世道更加衰微，圣王之道披废弃灭绝。当世的君主尽情寻欢作乐，把钟鼓等乐器造得很大，把台榭园林修得很豪华，因而耗费了人民的钱财，随随便便让人民去送命，来发泄自己的愤怒。年老体弱的人受冻挨饿，强壮有力的人被弄得夭折瘦弱，几乎都落到走投无路的地步，又把死亡和被俘的命运加在他们身上。攻打没有罪的国家以便掠取土地，杀死没有罪的人民以便夺取利益。这样做却想让宗庙平安，让国家不危险，不是很难吗？假如有人说：“某某人有很多财物，他家房屋的后墙很潮湿，看家的狗死了，这是可以挖墙洞的好机会。”那么一定要责备这个人。如果说：“某某国遇到荒年，它的城墙低矮，它的防守器具很少，可以偷袭并且夺取它。”对这样的人却不责备。这就是不知道类比了。

《周书》中说：“逝去的不可追回，未来的不可等待，能使世道贤明的，就叫做天子。”所以在今天的社会上，有能分辨好和不好的，他称王天下是不难的。好和不好的关键在于爱，在千利，爱和利作为原则来说是太大了。在海上漂泊的人，漂行一个月，看到象人的东西就很高兴。等到漂行一年，看到曾在中原之国看到过的东西就很高兴丁。这就是离开人越久，想念人就越厉害吧！混乱社会的人民，他们离开圣王也已经很久了，他们希望见到圣王的心情，白天黑夜都不间断。所以那些想为百姓忧虑的贤明君主和杰出人士，不可不在这方面努力啊。

功绩先于名声，事情先于功绩，言论先于事情。不了解事情的实质，怎么能听信言论？不了解内情，怎么能使言论与事实相符？如果不能这样，那么人言与鸟音，是有区别呢，还是没有区别呢？

造父最初向大豆学习的时候，蜂门最初向甘蝇学习的时候，向大豆学习驭术，向甘蝇学习射术，专心不渝，以此作为自己的本质。专心不渝，这是他们所以能学到致远追急的驭术。除暴禁害的射术的原因。大凡人也一定要修养自己的心性，然后才能正确听取别人的议论。不修养自己的心性，也要研习学问。不学习而能正确昕取意见的，从古到令都没有。这道理体现在白圭非难惠子、公孙龙以消除战争劝说燕昭王以及应付秦赵的空洛盟约，孔穿非议公孙龙、翟翦责难惠子制订的法令等方面。这四个人的议论，都包含着充足的理由，对比是不可不认真辫察清楚的。

【有始览第一谨听】

【原文】

五曰：昔者禹一沐而三捉发，一食而三起，以礼有道之士，通乎己之不足也。通乎己之不足，则不与物争矣。愉易平静以待之，使夫自得之；因然而然之，使夫自言之。亡国之主反此，乃自贤而少人。少人则说者持容而不极，听者自多而不得。虽有天下，何益焉？是乃冥之昭，乱之定，毁之成，危之宁。故殷周以亡，比干以死，悖而不足以举。故人主之性，莫过乎所疑，而过於其所不疑；不过乎所不知，而过於其所以知。故虽不疑，虽已知，必察之以法，揆之以量，验之以数。若此则是非无所失，而举措无所过矣。夫尧恶得贤天下而试舜？舜恶得贤天下而试禹？断之於耳而已矣。耳之可以断也，反性命之情也。今夫惑者，非知反性命之情，其次非知观於五帝三王之所以成也，则奚自知其世之不可也？奚自知其身之不逮也？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不知则问，不能则学。《周箴》曰：“夫自念斯学，德未暮。”学贤问，三代之所以昌也。不知而自以为知，百祸之宗也。名不徒立，功不自成，国不虚存，必有贤者。贤者之道，牟而难知，妙而难见。故见贤者而不耸，则不惕於心。不惕於心，则知之不深。不深知贤者之所言，不祥莫大焉。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於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残，不得休息。今之世当之矣。故当今之世，求有道之士，则於四海之上，山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若此则幸於得之矣。得之，则何欲而不得？何为而不成？太公钓於滋泉，遭纣之世也，故文王得之而王。文王，千乘也；纣，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与不知也。诸众齐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礼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礼必知，然後其智能可尽。解在乎胜书之说周公，可谓能听矣；齐桓公之见小臣稷，魏文侯之见田子方也，皆可谓能礼士矣。

【译文】

从前禹洗一次头要多次握住头发停下来，吃一顿饭要多次站起身来，以便依礼节对待有道之士，弄懂自己所不懂的东西。弄懂了自己所不懂的东西，就能不争外物了。贤主用欢悦平和的态度对待有道之士，使他们各得其所，一切都顺其自然，让他们尽情讲话。亡国之君却与此相反，他们看重自己，轻视别人。轻视别人，那么游说的人就矜持而尽情劝说了。听取意见的人只看重自己，因而就会一无所得。这样，即使享有天下，又有什么益处呢？这实际上就是把昏暗当成光明，把混乱当成安定，把毁坏当成成功，把危险当成安宁。所以商周因此而被灭亡，比干因此而被处死，如此悖乱的事真是举不胜举。

所以，君主的常情是，不会因为有所怀疑犯过错，反而会由于无所怀疑犯过错。不会因为有所不知犯过错，反而会由于有所知而犯过钴。所以，即使是不怀疑的，即使是已经知道的，也一定要用法令加以考察，用度量加以测定，用数术加以验证。这样去做了，那么是非就不会判断错误。举止就没有过错了。尧怎样在天下选取贤人而任用了舜呢？舜怎样在天下选取贤人而任用了禹呢？只是根据耳朵的听闻做出决断罢了。凭耳朵可以决断，是由于复归人的本性的缘故。现在那些昏惑的人，不知道这是复归人的本性，其次是不知道观察五帝三王之所以成就帝业的原因，那又怎么知道自己的世道不好呢？自己怎么知道自身赶不上五帝三王呢？最上等的是无所不知，次一等的是知道自己有所不知。不知就要问，不会就要学。《周箴》中说：“只要自己对这些问题经常思考，修养道德就不算晚。”勤学好问，这是夏商周三代所以昌盛的原因。不知道却自以为知道，这是各种祸患的根源。

名誉不会凭白无故地树立，功劳不会自然而然地建成，国家不会凭空保存，一定要有贤德之人才行。贤德之人的思想博大而难以知晓，精妙而难以了解。所以看到贤德之人而不恭教，就不能动心。不能动心，那么了解得就不深刻。不能深刻地了解贤德之人所说的话，没有比这更不吉利的了。

君主贤明，世道太平，那么贤德之人就在上位，君主不贤明，世道混乱，那么贤德之人就在下位。现在周王室已经灭亡，天子已经断绝。混乱没有什么比没有天子更太的了。没有天子，那么势力强的就会压倒势力弱的，人多的就会危害人少的，用军队相残杀，不得止息。现在的社会正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在如今的社会上，要寻求有道之人，就要到四海边，山谷中，偏远幽静的地方，这样，或许还能得到这样的人。得到了这样的人，那么想要什以不能得到？想做什么不能成功？太公望在滋泉钓鱼，正遭逢纣当天子的时代，所以周文王得到了他因而能称王天下。文王是诸侯，纣是天子。天子失去了太公望，而诸侯却得到了他，这是了解与不了解造成的。那些平平常常的人，不用等了解他们就能役使，不用依礼相待就能使唤。至于有道之人，一定要依礼相待，一定要丁解他们，然后他们的智慧才能才可以充分发挥出来。这道理体现在胜书劝随同登上，周公可以说是能听从劝说了，体现在齐桓公去见小臣稷，魏文侯去见段干木上，他们都可以说是能礼贤下士了。

【有始览第一务本】

【原文】

六曰：尝试观上古记，三王之佐，其名无不荣者，其实无不安者，功大也。《诗》云：“有唵凄凄，兴云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三王之佐，皆能以公及其私矣。俗主之佐，其欲名实也，与三王之佐同，而其名无不辱者，其实无不危者，无公故也。皆患其身不贵於国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贵於天下也；皆患其家之不富也，而不患其国之不大也。此所以欲荣而愈辱，欲安而益危。安危荣辱之本在於主，主之本在於宗庙，宗庙之本在於民，民之治乱在於有司。《易》曰：“复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无异，则动卒有喜。今处官则荒乱，临财则贪得，列近则持谏，将众则罢怯，以此厚望於主，岂不难哉！今有人於此，修身会计则可耻，临财物资尽则为己，若此而富者，非盗则无所取。故荣富非自至也，缘功伐也。今功伐甚薄而所望厚，诬也；无功伐而求荣富，诈也。诈诬之道，君子不由。人之议多曰：“上用我，则国必无患。”用己者未必是也，而莫若其身自贤。而己犹有患，用己於国，恶得无患乎？己，所制也；释其所制而夺乎其所不制，悖。未得治国治官可也。若夫内事亲，外交友，必可得也。苟事亲未孝，交友未笃，是所未得，恶能善之矣？故论人无以其所未得，而用其所已得，可以知其所未得矣。古之事君者，必先服能，然後任；必反情，然後受。主虽过与，臣不徒取。《大雅》曰：“上帝临汝，无贰尔心。”以言忠臣之行也。解在郑君之问被瞻之义也，薄疑应卫嗣君以无重税。此二士者，皆近知本矣。

【译文】

试看上世古书，禹、汤、文武的辅臣声誉没有不荣耀的，地位没有不安稳的；这是由于他们功劳大的缘故。《诗经》上说：“阴雨绵绵天气凉，浓云滚滚布天上。好雨落在公田里，一并下在私田上。”禹、汤、文武的辅臣都能凭借有功干公家，从而获得自己的私利。平庸君主的辅臣，他们希望得到名誉地位的心情跟三王的辅臣是相同的，可是他们的名声没有不蒙受耻辱的，他们的地位没有不陷入险境的，这是由于他们没有为公家立功的缘故。他们都忧虑自身不能在国内显贵，却不忧虑自己的君主不能在天下最贵，他们都忧虑自己的家族不能富足，却不忧虑自己的国家领土不能扩大。这就是他们希望得到荣耀反而更加耻辱，希望得到安定反而更加危险的原因。安危荣辱的根本在于君主，君主的根本任于宗庙，宗庙的根本在于人民，人民治理得好坏在于百官。《周易》说：“按照正常的轨道返回，同而复始，有什幺灾祸！吉利。”这是说只要根本没有变异，一举一动终究会有喜庆。如今世人居官就放纵悖乱，面对钱财就贪得无厌，官位得以接近君主就阿谀奉承，统率军队就软弱怯懦，凭着这些想从君主那里满足奢望，岂不是很难吗？

假如有这样一个人，认为自己从事于会计理财是可耻的，面对钱财就要占为己有，象这样而富足的，除非偷盗，否则无法取得财富。因此，荣华富贵不是自己来的，是靠功劳得来的。如今世人功劳很少而企望很大，这是欺骗。没有功劳而谋求荣华富贵，这是诈取。欺骗、诈取的方法，君子是不采用的。

人们的议论大都说；“君主如果任用我，国家就必定没有祸患。”其实如果真的任用他，未必是这样。对于这些人来说，没什么比使自身贤明更重要的了。如果自己尚且有祸患，任用这样的人冶理国家，怎么能没有祸患呢？自身是自己所能制约的，放弃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却去奋力于自己力所不及的事，这就叫悖谬。悖谬的人，不让他们治理国家、管理官吏是合宜的。至于在家侍奉父母，在外结交朋友，是一定可以做到的。如果侍奉父母不孝顺，结交朋友不诚挚，这些都未能敞到，怎么能称赞他呢？所以评论人不要根据他未能做到的评论，而要根据他已能做到的评论，这样就可以知道他尚未能做到的事了。

古代侍奉君主的人，一定先贡献才能，然后才担任官职，一定先省察自己，然后才接受俸禄。君主即使多给俸禄，臣子也不无故接受。《大雅》中说；“上帝监视着你们，你们不要有贰心。”这说的是忠臣的品行。这个道理体现在郑君问被瞻的主张，薄疑以不要加重赋税回答卫嗣君两件事上。被瞻，薄疑这两位士人，都接近于知道根本。

【有始览第一谕大】

【原文】

七曰：昔舜欲旗古今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正殊俗矣；汤欲继禹而不成，既足以服四荒矣；武王欲及汤而不成，既足以王道矣；五伯欲继三王而不成，既足以为诸侯长矣；孔丘、墨翟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显名矣。夫大义之不成，既有成矣已。《夏书》曰：“天子之德广运，乃神，乃武乃文。”故务在事，事在大。地大则有常祥、不庭、歧毋、群抵、天翟、不周，山大则有虎、豹、熊、螇蛆，水大则有蛟、龙、鼋、鼍、鳣、鲔。《商书》曰：“五世之庙，可以观怪。万夫之长，可以生谋。”空中之无泽陂也，井中之无大鱼也，新林之无长木也。凡谋物之成也，必由广大众多长久，信也。季子曰：“燕雀争善处於一室之下，子母相哺也，姁々焉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决，则火上焚栋，燕雀颜色不变，是何也？乃不知祸之将及己也。”为人臣免於燕雀之智者寡矣。夫为人臣者，进其爵禄富贵，父子兄弟相与比周於一国，姁姁焉相乐也，以危其社稷。其为灶突近也，而终不知也，其与燕雀之智不异矣。故曰：“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皆乱，无有安身。”此之谓也。故小之定也必恃大，大之安也必恃小。小大贵贱，交相为恃，然後皆得其乐。定贱小在於贵大，解在乎薄疑说卫嗣君以王术，杜赫说周昭文君以安天下，及匡章之难惠子以王齐王也。

【译文】

从前舜想要包罗古今，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成就帝业了，禹想要成就帝业，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使异方之俗得到匡正了。汤想要继承禹的事业。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使四方荒远之地归服了。周武王想赶上汤的事业，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在舟车所通、人迹所至之处称王了，五霸想要继承三王的事业，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成为诸侯的盟主了，孔丘、墨翟想要在世上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成就显赫的名声了。他们所追求的远大理想虽不能成功，却已经足以有所成就了。

《夏书》上说；“天子的功德，广大深远，玄妙神奇，既勇武又文雅。”所以，事业的成功在于做，做的关键在于目标远大。地大了，就有常祥、不庭、歧母、群抵，天翟、不周等高山，山大了，就有虎、豹、熊、猿猴等野兽。水大了，就有蛟龙，鼋、鼍、鳣，鲔等水族。《商书》上说。“五代的祖庙，可以看到鬼怪。万人的首领，可以产生奇谋。”孔穴中没有池沼，水井中没有大鱼，新林中没有大树。凡是谋划事情取得成功的，必定是着眼于广大、众多、长久，这是确定无疑的。

季子说；“燕雀在一间房屋之下争夺好地方，母鸟哺育着幼鸟，都欢乐自得，自以为很安全了。灶的烟囱裂了，火冒了出来，向上烧着了屋粱，可是燕雀却安然自若，这是为什么呢？是不知道灾祸将要降到自己身上啊。”作臣子的能够避免燕雀那样见识的人太少了。作臣子的，只顾增加他们的爵禄富贵，父子兄弟在一国之中结党营私，欢乐自得，以危害他们的国家。他们离灶上的烟囱很近，可是却始终不知道，他们和燕雀的见识没有什么不同了。所以说，“天下大乱了，就没有安定的国家，整个国家都乱了，就没有安定的采邑，整个采邑都乱了，就没有平安的个人。”说的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小的获得安定必定要依赖大的，大的获得安定必定要依赖小的。小和大，贵和贱，彼此互相依赖，然后才能都得到安乐。使贱、小获得安定在于贵、大。这个道理体现在薄疑用成就王业的方法劝说卫嗣君、杜赫用安定天下的方祛劝说周昭文君，以及匡章责难惠子尊齐王为王这些事上。

谢选骏指出：《有始览》追溯了天地万物的起源。但既不是本体论，也不是人类学，却也可说兼而有之，所以人们把《吕氏春秋》归类于杂家了。但其实它还是有其中心的，那就是道统、天子、王业。最为可贵的是，凡此种种，都用公议串联了起来，显示了中国公议社会的思想光辉。

【【孝行览第二孝行】】

【原文】

一曰：凡为天下，治国家，必务本而後末。所谓本者，非耕耘种植之谓，务其人也。务其人，非贫而富之，寡而众之，务其本也。务本莫贵於孝。人主孝，则名章荣，下服听，天下誉；人臣孝，则事君忠，处官廉，临难死；士民孝，则耕芸疾，守战固，不罢北。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而万事之纪也。夫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从者，其惟孝也！故论人必先以所亲，而後及所疏；必先以所重，而後及所轻。今有人於此，行於亲重，而不简慢於轻疏，则是笃谨孝道。先王之所以治天下也。故爱其亲，不敢恶人；敬其亲，不敢慢人。爱敬尽於事亲，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曾子曰：“身者，父母之遗体也。行父母之遗体，敢不敬乎？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笃，非孝也；战陈无勇，非孝也。五行不遂，灾及乎亲，敢不敬乎？”《商书》曰：“刑三百，罪莫重於不孝。”曾子曰：“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五：贵德、贵贵、贵老、敬长、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也。所谓贵德，为其近於圣也；所谓贵贵，为其近於君也；所谓贵老，为其近於亲也；所谓敬长，为其近於兄也；所谓慈幼，为其近於弟也。”曾子曰：“父母生之，子弗敢杀；父母置之，子弗敢废；父母全之，子弗敢阙。故舟而不游，道而不径，能全支体，以守宗庙；可谓孝矣。”养有五道：修宫室、安床笫、节饮食、养体之道也；树五色，施五采，列文章，养目之道也；正六律，和五声，杂八音，养耳之道也；熟五谷，烹六畜，和煎调，养口之道也；和颜色，说言语，敬进退，养志之道也。此五者，代进而厚用之，可谓善养矣。乐正子春下堂而伤足，瘳而数月不出，犹有忧色。门人问之曰：“夫子下堂而伤足，瘳而数月不出，犹有忧色，敢问其故？”乐正子春曰：“善乎而问之！吾闻之曾子，曾子闻之仲尼：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归之，不亏其身，不损其形，可谓孝矣。君子无行咫步而忘之。余忘孝道，是以忧。”故曰，身者非其私有也，严亲之遗躬也。民之本教曰孝，其行孝曰养。养可能也，敬为难；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卒为难。父母既没，敬行其身，无遗父母恶名，可谓能终矣。仁者，仁此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乐自顺此生也，刑自逆此作也。

【译文】

凡是统治天下，治理国家，必先致力干根本，而把非根本的东西放在后边。所谓根本，不是说的耕耘种植，而是致力于人事、致力于人事，不是人民贫困而让人民富足，人口稀少而让人口众多，而是致力于根本。致力于根本，没有比孝道更重要的了，君主做到孝，那么名声就卓著荣耀，下面的人就服从，天下的人就赞誉；臣子做到孝，那么侍奉君主就忠诚，居官就清廉，面临灾难就能献身，士人百姓做到孝，那么耕耘就用力，攻必克，守必固，不疲困，不败逃。孝道，是三皇五帝的根本，是各种事情的纲纪。

掌握了一种原则因而所有的好事都会出现，所有的坏事都去掉，天下都会顺从，大概只有孝道吧！所以评论人一定先根据他对亲人的态度，然后再推及到他对一般人的态度；一定先依据他对关系重要之人的态度，然后再推及到他对关系轻微之人的态度。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对跟他关系亲近重要的人行孝道，而对跟他关系轻微疏远的人也不怠慢，那么这就是谨慎笃厚于孝道了。这就是先王用来治理天下的方法啊！所以，热爱自己的亲人，不敢厌恶别人，尊敬自己的亲人，不敢怠慢别人。把热爱尊敬全都用在侍奉亲人上，把光明施加在百姓身上，推广到普天下。这些就是天子的孝道啊！

曾子说：“人的身体是父母所生，使用父母给予的身体，怎敢不小心谨慎呢？平居不恭敬，不是孝顺，侍奉君主不忠诚，不是，孝顺；居官不谨慎，不是孝顺；交友不诚实，不是孝顺！临战不勇敢，不是孝顺。上面五种情况不能做到，灾祸就会连累到亲人，怎敢不小心谨慎呢？”《商书》上说，“刑法三百条，罪过没有比不孝顺更重的了。”

曾子说：“先王用来治理天下的方法有五条：崇尚道德，崇尚尊贵，尊敬老人，尊敬年长的，爱护年幼的。这五条，就是先王用来使天下安定的方法。所以崇尚道德，是因为它接近干圣贤，所以崇尚尊贵，是因为它接近于君主；所以尊敬老人，是因他接近于父母，所以尊敬年长的，是因为他接近干兄长，所以爱护年幼的，是因为他接近于弟弟。”

曾子说：“父母生下了自身，儿子不敢毁坏；父母养育了自身，儿子不敢废弃；父母保全了自身，儿子不敢损伤，所以渡水时乘船而不浒涉，走路时走大路而不走小路。能保全四肢身体，以便守住祖庙，可以叫做孝顺了。”

养身之道有五条：整修房屋，使卧具安适，节制饮食，这是保养身体的方法；树立五色，设置五采，排列花纹，这是保养眼睛的方法，使六律准确，使五声和惜，使八音协调，这是保养耳朵的方法’把饭做熟，把肉煮熟．调和味道，这是保养嘴的方法，面色和悦，言语动听，举止恭敬，这是保养意志的方法。这五条，依次更替实行，就可以叫做善于保养身体了。

乐正子春下堂时伤了脚，脚好了可是几个月都不出门，脸上仍然有忧愁的颜色。学生们问他说；“先生您下堂时伤了脚，脚好了可是几个月都不出门，脸上仍然有忧愁的颜色，请问这是什么缘故？”乐正子春说：“你们问这个问得真好啊，我从曾子那里听说过，曾于又从孔于那里听说过这样的话，父母完好地把儿子生下来，儿子要完好地把身体归还父母，不亏损自己的身子，不毁坏自己的形体，这可以叫敞孝顺了。君子一举一动都不忘记孝道。我忘记了孝道，因此才忧愁。”所以说，身体不是白己私有的，而是父母亲留给的。

人民根本的教养是孝顺，行孝道是奉养。奉养父母是可以做到的，对父母恭敬是难做到的，对父母恭敬是可以做到的，使父母舒适是难做到的，使父母舒适是可以做到的，能始终如一是难做到的。父母死了以后，自己行为谨慎，不要带给父母坏名声，可以叫做能善始善终了。所谓仁，就是以孝道为仁；所谓礼，就是实行孝道，所谓义，就是以孝道为宜，所谓信，就是以孝道为信，所谓强，就是以孝道为强。欢乐自然会由于实行孝道而产生。刑法自然会由于违背孝道而施行。

【孝行览第二本味】

【原文】

二曰：求之其本，经旬必得；求之其末，劳而无功。功名之立，由事之本也，得贤之化也。非贤，其孰知乎事化？故曰其本在得贤。有侁氏女子采桑，得婴儿于空桑之中，献之其君。其君令烰人养之，察其所以然。曰：“其母居伊水之上，孕，梦有神告之曰：‘臼出水而东走，毋顾！’明日，视臼出水，告其邻，东走十里而顾，其邑尽为水，身因化为空桑。故命之曰伊尹。”此伊尹生空桑之故也。长而贤。汤闻伊尹，使人请之有侁氏，有侁氏不可。伊尹亦欲归汤，汤於是请取妇为婚。有侁氏喜，以伊尹媵女。故贤主之求有道之士，无不以也；有道之士求贤主，无不行也。相得然後乐，不谋而亲，不约而信，相为殚智竭力，犯危行苦，志欢乐之。此功名所以大成也。固不独，士有孤而自恃，人主有奋而好独者，则名号必废熄，社稷必危殆。故黄帝立四面，尧、舜得伯阳、续耳然後成。凡贤人之德，有以知之也。伯牙鼓琴，锺子期听之。方鼓琴而志在太山，锺子期曰：“善哉乎鼓琴！巍巍乎若太山。”少选之间，而志在流水，锺子期又曰：“善哉乎鼓琴！汤汤乎若流水。”锺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以为世无足复为鼓琴者。非独琴若此也，贤者亦然。虽有贤者，而无礼以接之，贤奚由尽忠？犹御之不善，骥不自千里也。汤得伊尹，祓之於庙，爝以爟火，衅以牺。明日，设朝而见之。说汤以至味，汤曰：“可对而为乎？”对曰：“君之国小，不足以具之，为天子然後可具。夫三群之虫，水居者腥，肉犭瞿者臊，草食者膻。臭恶犹美，皆有所以。凡味之本，水最为始。五味三材，九沸九变，火为之纪。时疾时徐，灭腥去臊除膻，必以其胜，无失其理。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先後多少，其齐甚微，皆有自起。鼎中之变，精妙微纤，口弗能言，志弗能喻，若射御之微，阴阳之化，四时之数。故久而不弊，熟而不烂，甘而不哝，酸而不酷，咸而不减，辛而不烈，澹而不薄。肥而不候，肉之美者，猩猩之唇，獾獾之炙，隽觾之翠，述荡之腕，旄象之约，流沙之西，丹山之南，有凤之丸，沃民所食。鱼之美者，洞庭之尃，东海之鲕，醴水之鱼，名曰朱鳖，六足、有珠、百碧。雚水之鱼，名曰鳐，其状若鲤而有翼，常从西海夜飞游於东海。菜之美者，昆仑之苹，寿木之华，指姑之东。中容之国，有赤木玄木之叶焉，馀瞀之南，南极之崖，有菜，其名曰嘉树，其色若碧，阳华之芸，云梦之芹，具区之菁，浸渊之草，名曰土英。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越骆之菌，鳖鲔之醢，大夏之盐，宰揭之露，其色如玉，长泽之卵。饭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阳山之穄，南海之秬。水之美者，三危之露，昆仑之井，沮江之丘，名曰摇水，曰山之水，高泉之山，其上有涌泉焉，冀州之原。果之美者，沙棠之实，常山之北，投渊之上，有百果焉，群帝所食，箕山之东，青鸟之所，有甘栌焉，江浦之橘，云梦之柚，汉上石耳。所以致之，马之美者，青龙之匹，遗风之乘。非先为天子，不可得而具。天子不可强为，必先知道。道者止彼在己，己成而天子成，天子成则至味具。故审近所以知远也，成己所以成人也。圣王之道要矣，岂越越多业哉！”

【译文】

做事情从根本做起超，经过短时间必定有收获，从枝节做起，就会劳而无功。功名的建立，是由于抓住了事物的根本，得到了贤人教化。不是贤人，谁懂得事情的教化呢？所以说，建立功名的根本在于得到贤人。

有侁氏的女子采摘桑叶，在中空的桑树里捡到一个婴儿，把他献给了自己的君主。君主命厨师哺育这个婴儿，并让他击了解这是怎么回事儿。厨师向君主报告说：“婴儿的母亲住在伊水边，怀了孕，梦见天神告诉她说：‘臼里如果出丁水就向东跑，不要回头看。’第二天，她看到臼里出丁水，就把情况告诉了她的邻居，向东跑了十里，回头一看，她的村子已是一片汪洋。于是她的身体变成了一棵中空的桑树。因此给这个婴儿起名叫伊尹。”这就是伊尹出生在空桑之中的缘由。伊尹长大了很贤德，商汤听说伊尹贤德，就派人向有侁氏请求要伊尹，有侁氏不答应。伊尹也想归附汤。汤于是就请球娶有侁氏女为妻，结为婿姻。有侁氏很高兴，就把伊尹作为女子陪嫁的奴仆给了汤。所以，贤明的君主为求得有道之士，没有什么办法不可使用。有道之士为求得贤明的君主，没有什么事不能做。贤明的君主和有道之士各如其愿，然后彼此都很快乐。他们事先不谋划就能亲密无间，不约定就能恪守信用，共同尽心竭力，承担危难和劳苦，内心却以此为乐。这就是功名取得极大成就的原因。贤明的君主、有道之士本来不会孤独，士如果孤独傲慢，君主如果骄傲而且喜好孤独，那么名声必定被毁灭，国家必定遭危险。所以黄帝派人去四方寻求贤人立为辅佐，尧、舜得到伯阳、续耳，然后成就了帝业。

大凡贤德之人的品德，是有办法了解的。伯牙弹琴，钟子期听刚开始弹琴时表现出攀登高山的志向，钟子期说：“弹琴弹得太好了，就象高山一样巍峨。”过了一会儿，琴声表现出随流水奔流的志向，钟子期又说；“弹琴弹得太好了，就象流水一样激荡。”钟子期死丁以后，伯平摔坏了琴，折断丁弦，终身不再弹琴，认为世上再没有值得为之弹琴的人。不仅弹琴是这样，寻求贤德的人也是这样。即便是有贤德的人，如果不以礼相待，贤德的人怎样尽忠呢？这就如同御手不好，良马也不能跟随他跑千里远一样。

汤得到伊尹之后，在宗庙里举行祓除灾邪的仪式，点燃苇把消除不祥，用纯色雄猪的血涤祭器。第二天上朝，汤以礼接见伊尹。伊尹为场讲述美味，汤说：“可以得到并制作这些美味吗？”伊尹回答说：“您的国家小，不足以具备这些东西，当了天子，然后才可取具备。三类动物，生活在水里的腥，吃肉的臊，吃草的膻。气味不好的仍然可以使之变好，这些都各有它们内在的原因。调和味道的根本，在于首先用水。五种味道，三样材料，多次煮沸，多次变化，火是关键。火时而炽热，时而微弱，一定要用火除去腥味，臊味、膻味，但火候要适中。调和味道，必定要用甜酸苦辣咸。先放后放，放多放少，调料的剂量很小，这些都有一定的规定。鼎中味道的变化，精妙微细，既不能言传，又不能意会，就如同射技御技的精微、阴阳二气的交台、四季的变化一样。所以，时间长，但不毁坏，做得熟，但不超过火候，甜，但不过度，酸，但不过分，咸，但不减损原味，辣，但不浓烈，清淡，但不过薄，肥，但不腻。肉中的美味，有猩猩的嘴唇，獾獾的脚掌，隽觾的尾肉，述荡的小船，旄牛大象的短尾。以及流沙西边、丹山南边出产的沃国人所食用的凰凰卵。鱼中的美昧，有洞庭湖的鳟鱼，东海的鲕鱼，醴水中长着六只脚、能吐珠子、青翠色的名叫朱鳖的鱼，雚水中形状象鲤鱼可是却有翅膀、经常夜里从西海飞到东海的名叫鳐的鱼。菜中的美味，有昆仓山的茹菜，寿木的花果，指姑东边、中容国里的红树黑树的树叶，余瞀南边，南极边上颜色象碧玉一样的名叫嘉树的菜，阳华池的芸菜，云梦泽的水芹，具区泽的菁菜，浸渊的名叫土英的草。调料中的美味，有阳朴的姜，招摇的桂，骆越的笋，外来鲔鱼做的肉酱，大夏的盐，宰揭的洁白如玉的露，大泽的鸟卵。粮食中的美味，有杰山的禾谷，不周山的小米，阳山的糜子，南海的黑黍。水中的美味，有三危山的露水，昆仓山的泉水，沮江也山丘上名叫摇木的泉水，白山的水，高泉山上作为冀州之水源头的涌泉。水果中的美味，有沙棠树的果实，常山北边、投渊上面先帝们享用的各种果实，箕山东边、青鸟居住之处的甜山楂，长江边的橘子，云梦畔的袖子，汉水旁的石耳。运来这些水果，要用青龙马和遗风马。不先当天子，就不可能具备这些美味。天子不可以勉强去当，必须先懂得仁义之遣，仁义之道不在别人，而在于自己。自己具备了仁义之道，因而就能成为天子。能成为天子，那么美味就齐备了。所以，审察近的就可以了解远的，自己具备了仁义之道就可以教化别人。圣人的办法很简约，哪里用得着费力去做许多事情昵？”

【孝行览第二首时】

【原文】

三曰：圣人之於事，似缓而急，似迟而速，以待时。王季历困而死，文王苦之，有不忘羑里之丑，时未可也。武王事之，夙夜不懈，亦不忘王门之辱。立十二年，而成甲子之事。时固不易得。太公望，东夷之士也，欲定一世而无其主。闻文王贤，故钓於渭以观之。伍子胥欲见吴王而不得，客有言之於王子光者，见之而恶其貌，不听其说而辞之。客请之王子光，王子光曰：“其貌适吾所甚恶也。”客以闻伍子胥，伍子胥曰：“此易故也。愿令王子居於堂上，重帷而见其衣若手，请因说之。”王子许。伍子胥说之半，王子光举帷，搏其手而与之坐；说毕，王子光大说。伍子胥以为有吴国者，必王子光也，退而耕于野。七年，王子光代吴王僚为王。任子胥，子胥乃修法制，下贤良，选练士，习战斗。六年，然後大胜楚于柏举。九战九胜，追北千里。昭王出奔随，遂有郢。亲射王宫，鞭荆平之坟三百。乡之耕，非忘其父之雠也，待时也。墨者有田鸠，欲见秦惠王，留秦三年而弗得见。客有言之於楚王者，往见楚王。楚王说之，与将军之节以如秦。至，因见惠王。告人曰：“之秦之道，乃之楚乎？”固有近之而远、远之而近者。时亦然。有汤武之贤，而无桀纣之时，不成；有桀纣之时，而无汤武之贤，亦不成。圣人之见时，若步之与影不可离。故有道之士未遇时，隐匿分窜，勤以待时。时至，有从布衣而为天子者，有从千乘而得天下者，有从卑贱而佐三王者，有从匹夫而报万乘者。故圣人之所贵，唯时也。水冻方固，后稷不种，后稷之种必待春。故人虽智而不遇时，无功。方叶之茂美，终日采之而不知；秋霜既下，众林皆羸。事之难易，不在小大，务在知时。郑子阳之难，猘狗溃之；齐高、国之难，失牛溃之。众因之以杀子阳、高、国。当其时，狗牛犹可以为人唱，而况乎以人为唱乎？饥马盈厩，嗼然，未见刍也；饥狗盈窖，嗼然。未见骨也。见骨与刍，动不可禁。乱世之民，嗼然，未见贤者也；见贤人，则往不可止。往者非其形心之谓乎？齐以东帝困於天下，而鲁取徐州；邯郸以寿陵困於万民，而卫取茧氏。以鲁卫之细，而皆得志於大国，遇其时也。故贤主秀士之欲忧黔首者，乱世当之矣。天不再与，时不久留，能不两工，事在当之。

【译文】

圣人的事情，好象很迟缓，无所作为，而实际却很迅速，能够成功，这是为了等待时机。王季历为国事辛劳而死，周文王很痛苦，同时又不忘被封拘于羑需要里的耻辱．他所以没有讨伐纣，是因为时机尚未成熟。武王臣事商纣，从早到晚都不敢懈怠，他也不忘文王被骂于玉门的耻辱。武王继位十二年，终于在甲子日大败殷军。时机本来就不易得到。太公望是东夷人，他想平定天下，可是没有贤明的君主。他听说文王贤明，所以到渭水边钓鱼，以便观察文王的品德。伍子胥想见吴王僚，但没能见到。有个门客对王子光讲了伍子胥的情况，王子光见到伍子胥却讨厌他的相貌，不听他讲话就谢绝了他。门客问王子光为什么这样，王子光说：“他的相貌正是我特别讨厌的。”门客把这话告诉了伍子胥，伍子胥说：“这是容易的事情。希望让王子光坐在堂上，我在两层帷幕里只露出衣服和手来。请让我借此同他谈话。”王子光答应了。伍子胥谈话谈了一半，王子光就掀起帷幕，握住他的手，然后跟他一起坐下。伍子胥说完了，王子光非常高兴。伍子胥认为享有吴国的，必定是王子光，回去以后就在乡问耕作。过了七年，王子光取代吴王僚当了吴王。他任用伍子胥，伍子胥于是就整顿法度，举用贤良，简选精兵，演习战斗。过了六年，然后才在柏举大败楚国，九战九胜，追赶楚国的败军追了千余里。楚昭王逃到随，吴军于是占领了郢都。伍子胥亲自箭射楚王宫，鞭打楚平王之墓三百下，以报杀父杀兄之仇。他先前耕作，并不是忘记了杀父之仇，而是在等待时机。墨家有个叫田鸠的，想见秦惠王，在秦国呆了三年但不能见到。有个客人把这情况告诉了楚王，田鸠就去见楚王。楚王很喜欢他，给了他将军的符节让他到秦国去。他到了秦国，才见到了惠王。也告诉别人说：“到秦国来见惠王的途径，竟然是要先到楚国去啊！”事情本来就有离得近反而被疏远、离得远反而能接近的。时机也是这样。有商汤、武王这样的贤德，而没有桀、纣无道那样的时机，就不能成就王业，有桀、纣无道那样的时机，而没有商汤、武王那样的贤德，也不能成就王业。圣人与时机的关系，就象步行时影与身不可分离一样。

所以，有道之士没有遇到时机的时候，就到处隐匿藏伏起来，甘受劳苦，等待时机。时机一到，有的从平民而成为天子，有的从诸侯而得到天下，有的从卑贱的地位进而辅佐三王，有的从普通百姓进而能向万乘之主报仇。所以圣人所看重的，只是时机。水冻得正坚固时，后稷不去耕种，后稷耕种，一定要等待春天到来。所以人即使有智慧，但如果遇不到时机，也不能建立功业。正当树叶长得繁茂的时候，整天采摘，也采不光，等到秋霜降下以后，所有树林里，树叶都落下来了。事情的难易，不在于大小，关键在于掌握时机。郑国的子阳遇难，正发生在追逐疯狗的混乱时候，齐国的高氏、国氏遇难，正旋生在追赶逃窜之牛的时候。众人乘着混乱杀死了子阳和高氏、国氏。遇上合适的时机，狗和牛尚且可以作为人们发难的先导，更何况以人为先导呢？

饥饿的马充满了马棚，默然无声，是因为它们没有见到草，饥饿的狗充满了狗窝，默然无声，是因为它们没有见到骨头。如果见到骨头和草，那幺它们就会争枪，不能制止住。混乱世道的人民，默然无声，是因为他们没有见到贤人。如果见到贤人，那么他们就会去归附，不能制止住。他们去归附贤人，难道不是身心都归附吗？齐泯王困为僭称东帝而被天下诸侯弄得困窘不堪，因而被鲁国夺取了徐州。赵肃侯因修建寝陵扰民，人民都不亲附他，因而被卫国夺取了茧氏。凭着鲁国，卫国那样的小国，却都能从大国那里占到便宜，是因为遇到了恰当时机。所以贤明的君主和杰出的人士想为百姓忧虑的，遇到混乱的世道。正是合适的时机。上天不会给人两次机会，时机不会长期停留，人的才能不会在做事时两方面都同时达到精巧，事情的成功在于适逢其时。

【孝行览第二义赏】

【原文】

四曰：春气至则草木产，秋气至则草木落。产与落，或使之，非自然也。故使之者至，物无不为；使之者不至，物无可为。古之人审其所以使，故物莫不为用。赏罚之柄，此上之所以使也。其所以加者义，则忠信亲爱之道彰。久彰而愈长，民之安之若性，此之谓教成。教成，则虽有厚赏严威弗能禁。故善教者，不以赏罚而教成，教成而赏罚弗能禁。用赏罚不当亦然。奸伪贼乱贪戾之道兴，久兴而不息，民之雠之若性。戎夷胡貉巴越之民是以，虽有厚赏严罚弗能禁。郢人之以两版垣也，吴起变之而见恶。赏罚易而民安乐。氐羌之民，其虏也，不忧其系累，而忧其死不焚也。皆成乎邪也。故赏罚之所加，不可不慎。且成而贼民。昔晋文公将与楚人战於城濮，召咎犯而问曰：“楚众我寡，柰何而可？”咎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於文，繁战之君，不足於诈。君亦诈之而已。”文公以咎犯言告雍季，雍季曰：“竭泽而渔，岂不获得？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田，岂不获得？而明年无兽。诈伪之道，虽今偷可，後将无复，非长术也。”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於城濮。反而为赏，雍季在上。左右谏曰：“城濮之功，咎犯之谋也。君用其言而赏後其身，或者不可乎！”文公曰：“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孔子闻之，曰：“临难用诈，足以却敌；反而尊贤，足以报德。文公虽不终，始足以霸矣。”赏重则民移之，民移之则成焉。成乎诈，其成毁，其胜败。天下胜者众矣，而霸者乃五。文公处其一，知胜之所成也。胜而不知胜之所成，与无胜同。秦胜於戎，而败乎淆；楚胜於诸夏，而败乎柏举。武王得之矣，故一胜而王天下。众诈盈国，不可以为安，患非独外也。赵襄子出围，赏有功者五人，高赦为首。张孟谈曰：“晋阳之中，赦无大功，赏而为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国危，社稷殆，身在忧约之中，与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礼者，惟赦。吾是以先之。”仲尼闻之，曰：“襄子可谓善赏矣！赏一人，而天下之为人臣莫敢失礼。”为六军则不可易，北取代，东迫齐，令张孟谈逾城潜行，与魏桓、韩康期而击智伯，断其头以为觞，遂定三家，岂非用赏罚当邪？

【译文】

春气到来草木就生长，秋气到来草木就凋零。生长与凋零，是节气支配的，不是它们自然而然会这样的。所以支配者一出现，万物没有不随之变化的，支配者不出现，万物没有可以发生变化的。古人能够审察支配者的情况，所以万物没有不能被自己利用的。

赏罚的权力，这是由君主所掌握的。施加赏罚符合道义，那么忠诚守信相亲相爱的原则就会彰明。彰明长久而且日益增加，人们就象出于本性一样信守它，这就叫做教化成功。教化成功了，那么即使有厚赏严刑也不能禁止人们去实行。所以善于进行教化的人，根据道义施行赏罚，因而教化能够成功。教化成功了，即使施行赏罚也不能禁止人们去实行。施行赏罚不恰当也是这样。奸诈虚伪贼乱贪暴的原别兴起，长期兴起而且不能平息，人们就象出于本性一样照此去做，这就跟戎夷胡貉巴越等族的人一样了，即使有厚赏严刑也不能禁止人们这样做。郢人用两块夹板筑土墙，吴起改变了这种方法因而遭到怨恨。氐族羌族的人，他们被俘虏以后，不担心被捆绑，却担心死后不能被焚烧。这些都是由于邪曲造成的。再说，邪曲形成了，就会对人民有害处。用赏罚改变这种情况，人民就会感到安乐。所以施加赏罚，不可不慎重啊。

从前晋文公要跟楚国人在城濮作战，召来咎犯问他说：“楚国兵多，我国兵少，怎样做才可以取胜？”咎犯回答说。“我听说礼仪繁杂的君主，对于礼仪的盛大从不感到满足，作战频繁的君主，对于诡诈之术从不感到满足。您只对楚国实行诈术就行了。”文公把咎犯的话告诉了雍季，雍季说：“把池塘弄干了来捕鱼，怎能不获得鱼？可是第二年就没有鱼了，把沼泽地烧光了来打猎，怎能不获得野兽？可是第二年就没有野兽了。诈骗的方法，虽说现在可以苟且得利，以后就不能再得利了，达不是长久之计。”文公采纳了咎犯的意见，因而在城濮打败了楚国人。回国以后行赏，雍季居首位。文公身边的入劝谏说：“城濮之战的胜利，是由于采用了咎犯的谋略。您采纳了他的意见，可是行赏却把他放在后边，这或许不可以吧！”文公说：“雍季的话，对百世有利，咎犯的话，只是顾及一时。哪有把只顾及一时的敞在对百世有利的前面的道理呢？”孔子听到这件事以后，说：“遇到危难用诈术，足以打败敌人；回国以后尊崇贤人，足以报答恩德。文公虽然不能坚持到底，却足以成就霸业了。”赏赐重人民就羡慕，人民羡慕就能成功。靠诈术成功，即便成功了，最终也必定毁坏，即便胜利了，最终也必定失败。普天下取得过胜利的人很多，可是成就霸业的才五个。文公作为其中的一个，知道胜利是如何取得的。取得了胜利如果不知这胜利是如何取得的，那就跟没有取得胜利一样。秦国战胜了戎，但却在淆打了败仗，楚国战胜了中原国家，但却在柏举打了败仗。周武王懂得这个道理，所以打了一次胜仗就称王于天下了。各种诈术充满国家，国家不可能安定，祸患不只是来自国外啊！

赵襄子从晋用的围困中出来以后，赏赐五个有功劳的人，高赦为首。张孟谈说：“晋阳之事，高赦没有大功，赏赐时却以他为首，这是为什么呢？”襄子说，“我的国家社稷遇到危险，我自身陷于忧困之中，跟我交往而不失君臣之礼的，只有高教。我因此把他放在最前边。”孔于听到这件事以后，说；“襄于可以说是善子赏赐了。赏赐了一个人，天下那些当臣子的就没人敢于失礼了。”赵襄早用这种办法治理军队，军队就不敢轻慢。他向北灭掉代国，向东威逼齐国，让张孟谈越出城墙暗中去跟魏桓、韩康约定日期共同攻打智怕，胜利以后砍下智伯的头作为酒器，终于奠定了三家分晋的局面，难道不是施行赏罚恰当吗？

【孝行览第二长攻】

【原文】

五曰：凡治乱存亡，安危强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则不设。故桀纣虽不肖，其亡，遇汤武也。遇汤武，天也，非桀纣之不肖也。汤武虽贤，其王，遇桀纣也。遇桀纣，天也，非汤武之贤也。若桀纣不遇汤武，未必亡也。桀纣不亡，虽不肖，辱未至於此。若使汤武不遇桀纣，未必王也。汤武不王，虽贤，显未至於此。故人主有大功，不闻不肖；亡国之主，不闻贤。譬之若良农，辩土地之宜，谨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始，在於遇时雨。遇时雨，天地也，非良农所能为也。越国大饥，王恐，召范蠡而谋。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饥，此越之福，而吴之祸也。夫吴国甚富，而财有馀，其王年少，智寡才轻，好须臾之名，不思後患。王若重币卑辞以请籴於吴，则食可得也。食得，其卒越必有吴，而王何患焉？”越王曰：“善！”乃使人请食於吴。吴王将与之，伍子胥进谏曰：“不可与也！夫吴之与越，接土邻境，道易人通，仇雠敌战之国也，非吴丧越，越必丧吴。若燕秦齐晋，山处陆居，岂能逾五湖九江越十七厄以有吴哉？故曰非吴丧越，越必丧吴。今将输之粟，与之食，是长吾雠而养吾仇也。财匮而民恐，悔无及也。不若勿与而攻之，固其数也。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且夫饥，代事也，犹渊之与阪，谁国无有？”吴王曰：“不然。吾闻之，义兵不攻服，仁者食饥饿。今服而攻之，非义兵也；饥而不食，非仁体也。不仁不义，虽得十越，吾不为也。”遂与之食。不出三年，而吴亦饥。使人请食於越，越王弗与，乃攻之，夫差为禽。楚王欲取息与蔡，乃先佯善蔡侯，而与之谋曰：“吾欲得息，柰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吾请为飨息侯与其妻者，而与王俱，因而袭之。”楚王曰：“诺。”於是与蔡侯以飨礼入於息，因与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赵简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诺。简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愿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谏曰；“登夏屋以望，是游也。服衰以游，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废。”群臣敬诺。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其乐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归，虑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请以其弟姊妻之，代君许诺。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万故。马郡宜马，代君以善马奉襄子。襄子谒於代君而请觞之。马郡尽。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数百人。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反斗而击之，一成，脑涂地。舞者操兵以斗，尽杀其从者。因以代君之车迎其妻，其妻遥闻之状，磨笄以自刺。故赵氏至今有刺笄之证，与反斗之号。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备遵理，然而後世称之，有功故也。有功於此，而无其失，虽王可也。

【译文】

几治和乱，存和亡，安和危，强和弱，一定要彼此相遇，然后才能实现。如果彼此相同，就不可能实现。所吼，桀、纣虽然不贤，但他们之所以被灭亡，是因为遇上了商汤，武王。遇上商汤、武王，这是天意，不是因为桀、纣不贤。商汤，武王虽然贤德，但他们之所以能成就王业，是因为遇上了桀、纣。遇上桀、纣，这是天意，不是因为商汤、武王贤德。如果桀、纣不遇上商汤、武王，未必会灭亡。桀、纣如果不灭亡，他们即使不贤，耻辱也不至于到亡国的地步。假使商汤、武王不遇上桀、纣，未必会成就王业。商汤、武壬如果不成就王业，他们即使贤德，荣耀也不至于到称王天下的地步。所以，君主有大功，就听不到他有什么不好，亡国的君主，就听不到他有什么好。这就好比优秀的农民，他们善于区分土地适宜种植什么，勤勤恳恳地耕种锄草，但未必能有收获。然而有收获的，一定首先是这些人。收获的关键在于遇上及时雨。遇上及时雨，这是靠了上天，不是优秀农民所能做到的。

越国遇上大灾年，越王很害怕，召范蠡来商量。范蠡说：“您对此何必忧虑呢？如今的荒年，这是越国的福气，却是吴国的灾祸。吴国很富足，钱财有余，它的君主年少，缺少智谋和才能，喜欢一时的虚名，不思虑后患。您如果用贵重的礼物、卑谦的言辞去向吴国请求借粮，那么粮食就可以得到了。得到粮食，最终越国必定会占有吴国，您对此何必忧虑呢？”越王说：“好！”于是就派人向吴国请求借粮。吴王将要给越国粮食，伍手胥劝阻说：“不可给越国粮食。吴国与越国，土地相接，边境相邻，道路平坦通畅，人民往来频繁，是势均力敌的仇国。不是吴国灭掉越国，就必定是越国灭掉吴国。象燕国、秦国、齐国、晋国，它们处于高山陆地，怎能跨越五湖九江穿过十七处险阻来占有吴国呢？所以说，不是吴国灭掉越国，就必定是越国灭掉吴国。现在要送给它粮食，给它吃的，这是长我们对手的锐气、养活我们的仇人啊。国家钱财缺乏，人民怨恨，后悔就来不及了。不如不给它粮食而去攻打它，这本来是普通的道理。这就是从前我们的先王所以成就霸业的原因啊。再说闹饥荒，这是交替出现的事，就如同深渊和山坡一样，哪个国家没有？”吴王说。“不对。我听说过，正义的军队不攻打已经归服了的国家，仁德的人给饥饿的人粮食吃。现在越国归服了却去攻打它，这不是正义的军队！越国闹饥荒却不给它粮食屹，这不是仁德的事情。不仁不义，即使得到十个越国，我也不去做。”于是就给了越国粮食。没有过三年，吴国也遇到灾年，吴人向越国请求借粮，越王不给，却来攻打吴国，吴王夫差被擒。

楚王想夺取息国和蔡国，于是就假装跟蔡侯友好，并且与他商量说：“我想得到息国，该怎么办？”蔡侯说；“息侯的夫人是我妻子的妹妹，请让我替您宴飨息侯和他的妻子，跟您一起去，乘机偷袭息国。”楚王说；“好吧。”于是楚王与蔡侯带着宴飨用的食品进入息国，军队与他们同行，乘机夺取丁息国。楚军回师驻扎在蔡国，又夺取了蔡国。

赵简子病重，召见太子告诉他说；“等我死了，安葬完毕，你穿着孝服登上夏屋山去观望”太子恭恭敬敬地答应了。简子死了，安葬完毕以后，太子穿着孝服，召见大臣们并且告诉他们说：“我想登上夏屋山去观望。”大臣们都劝阻说；“登上夏屋山去观望，这就是出游啊。穿着孝服去出游，不可以。”襄子说：“这是先君的命令，我不敢废除。”大臣们都恭恭敬教地答应了。襄子登上夏屋山观看代国的风土人情，看到代国一派欢乐景象，于是襄子说；“先君必定是用这种办法来教诲我啊！”等到回来以后，思考夺取代国的方法，于是就先友好地对待代国。代国君主爱好女色，襄子就请求把姐姐嫁给代国君主为妻，代国君主答应了。襄子的姐姐嫁给代国君主以后，襄子事事都讨好代国，代地适宜养马，代国君主把好马奉献给襄子，代地的马都送光了。襄子告诉代国君主，请求宴飨他．事先命令几百个跳舞的人把兵器减茌舞具之中，事先准备好大的金斗。代国君主来了，喝酒喝到正畅快的时候，把酒器翻过来击在代国君主头上，只一下，代君脑浆就流了一地。跳舞的人拿着兵器搏斗，把代君的随从全都杀死了。于是就用代君的车子去迎接他的妻子，他的妻子在远处听说代君死亡的情形，就唐尖簪子自刺而死。所以赵国至今有“利笄山”和“反斗”的名号。

这三位君主，他们都有办法得到自己昕需要的东西，并不完全按照常理行事，然而后世都称赞他们，这是因为他们有成就的缘故。如果有这种大功而又不失礼，他们即使称王天下，也是可以的。

【孝行览第二慎人】

【原文】

六曰：功名大立，天也。为是故，因不慎其人，不可。夫舜遇尧，天也。舜耕於历山，陶於河滨，钓於雷泽，天下说之，秀士从之，人也。夫禹遇舜，天也。禹周於天下，以求贤者，事利黔首，水潦川泽之湛滞壅塞可通者，禹尽为之，人也。夫汤遇桀，武遇纣，天也。汤、武修身积善为义，以忧苦於民，人也。舜之耕渔，其贤不肖与为天子同。其未遇时也，以其徒属堀地财，取水利，编蒲苇，结罘网，手足胼胝不居，然後免於冻馁之患。其遇时也，登为天子，贤士归之，万民誉之，丈夫女子，振振殷殷，无不戴说。舜自为诗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所以见尽有之也。尽有之，贤非加也；尽无之，贤非损也。时使然也。百里奚之未遇时也，亡虢而虏晋，饭牛於秦，传鬻以五羊之皮。公孙枝得而说之，献诸缪公，三日，请属事焉。缪公曰：“买之五羊之皮而属事焉，无乃天下笑乎？”公孙枝对曰：“信贤而任之，君之明也；让贤而下之，臣之忠也。君为明君，臣为忠臣。彼信贤，境内将服，敌国且畏，夫谁暇笑哉？”缪公遂用之。谋无不当，举必有功，非加贤也。使百里奚虽贤，无得缪公，必无此名矣。今焉知世之无百里奚哉？故人主之欲求士者，不可不务博也。孔子穷於陈、蔡之间，七日不尝食，藜羹不糁。宰予备矣，孔子弦歌於室，颜回择菜於外。子路与子贡相与而言曰：“夫子逐於鲁，削迹於卫，伐树於宋，穷於陈、蔡。杀夫子者无罪，藉夫子者不禁，夫子弦歌鼓舞，未尝绝音。盖君子之无所丑也若此乎？”颜回无以对，入以告孔子。孔子憱然推琴，喟然而叹曰：“由与赐小人也。召，吾语之。”子路与子贡入，子贡曰：“如此者，可谓穷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达於道之谓达，穷於道之谓穷。今丘也拘仁义之道，以遭乱世之患，其所也，何穷之谓？故内省而不疚於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昔桓公得之莒，文公得之曹，越王得之会稽。陈、蔡之厄，於丘其幸乎！”孔子烈然返瑟而弦，子路抗然执干而舞。子贡曰：“吾不知天之高也，不知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穷亦乐，达亦乐，所乐非穷达也。道得於此，则穷达一也，为寒暑风雨之序矣。故许由虞乎颍阳，而共伯得乎共首。

【译文】

能显赫地建立功名，靠的是天意。因为这个缘故，就不慎重地对持人为的努力，是不行的。舜遇到尧那样的明君，是天意。舜在历山种地，在黄河边制作陶器，在雷泽钓鱼，天下人很喜欢他，杰出的人士都跟随着他，这是人为努力的结果。禹遇到舜那样的明君，是天意。禹周游天下以便寻求贤德之人，做对百姓有利的事情。那些淤积阻塞的积水河流湖泊，凡是可以疏通的，禹全都疏通了。这些就是人为的努力。汤遇上桀那样的暴君，武王遇上封那样的暴君，是天意。汤、武王修养自身品德，积善行义，为百姓忧虑劳苦，这是人为的努力。舜种地捕鱼的时候，他的贤与不肖的情况同当夫子时是一样的。他在没有遇到有利时机的时侯，带领自己的下属种五谷，捕鱼鳖，编蒲苇，织鱼网，手和脚磨出茧子都不体息，然后才免于冻饿之苦。他在遇到有利时机的时侯，即位当了天子，贤德的人全归附他，所有的人都赞誉他，男男女女都非常高兴，没有不爱戴喜欢他的。舜亲自做诗道：“普天之下尽归依，无处不是王的土地，四海之内皆归顺，无不是王的臣民。”用以表明自己全都占有了。全都占有了，他的贤德并没有增加，全都没有占有，他的贤德并没有减损。这是时机的有无使他这样的。

百里奚没有遇到有利时机的时候，从虞国逃出，被晋国俘虏，后在秦国喂牛，以五张羊皮的价格被转卖。公孙枝得到百里奚以后很喜欢他，把他推荐给秦穆公，过了三天，请求委任他官职。穆公说：“用五张羊皮买了他来却委任他官职，恐怕要被天下耻笑吧！”公孙枝回答说，“信征贤人而任用他，这是君主的英明，让位爷贤人而自己甘居贤人之下，这是臣子的忠诚。君主是英明的君主，臣子是忠诚的臣子。他如果真的贤德，国内都将顺服，敌国都将是惧，谁还会有闲暇耻笑呢？”穆公于是就任用了百里奚。他出谋略无不得当，做事情必定成功，这并不说明他的贤德增加了。百里奚即使贤德，如果不被穆公得到，也必定没有选样的名声。现在怎么知道世上没有百里奚这样的人呢？所以君主中想要寻求贤士的人，不可不广泛地去寻求。

孔子在陈国、蔡国之闻处于困境，七天没吃粮食，煮的野菜里也没有米粒。宰予饿坏了，孔子在屋里用瑟伴奏唱歌，颜回在外面择野菜。子路跟子贡一起说道：“先生在鲁国被逐，在卫国隐居，在宋国树下习礼时被人伐倒树，在陈国、蔡国遇到困境。要杀先生的人没有罪，凌辱先生的人不受禁止，而先生歌声从未中止过。君子竟是这样没有感到羞耻的事吗？”颜回无话回答，进屋把这些话告诉了孔子。孔子很不高兴地推开瑟，叹息着说：“仲由和端木赐是小人啊！叫他们来，我告诉他们。”子路和王子贡进来了，子贡`说：像现在这种情况，可以说是困窘了。”孔子说：“这是什么话呢？君子在道义上通达叫做通达，在道义上困穷叫做咀穷。现在我固守仁义的原则，因而遭受混乱世道的祸患，这正是我应该得到的处境，怎么能叫困穷呢？所以，反省自己，在原则上不感封内疚，面临灾难，不丧失自己的品德。严寒到来，霜雪降落以后，松柏不凋落，我因此而知道松柏生命力的旺盛。从前齐桓公因出奔莒国而萌生复国称霸之心，晋文公因出亡曹国而萌生复国称霸之心，越王勾践因受会稽之耻而萌生复国称霸之心。在陈国、蔡国遇到的困境，对我大慨是幸运吧！”孔子威严地重薪拿起瑟弹起来，子路威武地拿着盾牌跳起舞米。子贡说；“我不知天的高远，地的广大啊！”古代得道的人，困窘时也高兴，显达时也高兴，高兴的不是困窘和显达。如果自身得到了道，那么困窘和显达都是一样的，就象寒暑风雨交替出现一样。所以许由在颖水之北自得其乐，共伯在共首山逍遥迫遣自得。

【孝行览第二遇合】

【原文】

七曰：凡遇，合也。时不合，必待合而後行。故比翼之鸟死乎木，比目之鱼死乎海。孔子周流海内，再干世主，如齐至卫，所见八十馀君。委质为弟子者三千人，达徒七十人。七十人者，万乘之主得一人用可为师，不为无人。以此游，仅至於鲁司寇。此天子之所以时绝也，诸侯之所以大乱也。乱则愚者之多幸也，幸则必不胜其任矣。任久不胜，则幸反为祸。其幸大者，其祸亦大，非祸独及己也。故君子不处幸，不为苟，必审诸己然後任，任然後动。凡能听说者，必达乎论议者也。世主之能识论议者寡，所遇恶得不苟？凡能听音者，必达於五声。人之能知五声者寡，所善恶得不苟？客有以吹籁见越王者，羽、角、宫、徵、商不缪，越王不善；为野音，而反善之。说之道亦有如此者也。人有为人妻者，人告其父母曰：“嫁不必生也，衣器之物，可外藏之，以备不生。”其父母以为然，於是令其女常外藏。姑妐知之，曰：“为我妇而有外心，不可畜。”因出之。妇之父母以谓为己谋者，以为忠，终身善之，亦不知所以然矣。宗庙之灭，天下之失，亦由此矣。故曰：遇合也无常，说适然也。若人之於色也，无不知说美者，而美者未必遇也。故嫫母执乎黄帝，黄帝曰：“厉女德而弗忘，与女正而弗衰，虽恶奚伤？”若人之於滋味，无不说甘脆，而甘脆未必受也。文王嗜昌蒲菹，孔子闻而服之，缩頞而食之。三年，然後胜之。人有大臭者，其亲戚兄弟妻妾知识，无能与居者。自苦而居海上。海上人有说其臭者，昼夜随之而弗能去。说亦有若此者。陈有恶人焉，曰敦洽雠麋，椎颡广颜，色如漆赭，垂眼临鼻，长肘而盭。陈侯见而甚说之，外使治其国，内使制其身。楚合诸侯，陈侯病，不能往，使敦洽雠麋往谢焉。楚王怪其名而先见之，客有进状。有恶其名言有恶状。楚王怒，合大夫而告之，曰：“陈侯不知其不可使，是不知也；知而使之，是侮也。侮且不智，不可不攻也。”兴师伐陈，三月然後丧。恶足以骇人，言足以丧国，而友之足於陈侯而无上也，至於亡而友不衰。夫不宜遇而遇者，则必废。宜遇而不遇者，此国之所以乱、世之所以衰也。天下之民，其苦愁劳务从此生。凡举人之本，太上以志，其次以事，其次以功。三者弗能，国必残亡，群孽大至，身必死殃，年得至七十、九十犹尚幸。贤圣之後，反而孽民，是以贼其身，岂能独哉？

【译文】

凡是受到赏识，一定是因为有合适的时机。时机不合适，一定要等待合适的时机然后再行动。所以，比翼鸟死在树上，比目鱼死在海里。孔子周游天下，两次向当世君主谋求官职，到过齐国卫国，谒见过八十多个君主。献上见面礼给他当学生前有三千人，其中成绩卓著的学生有七十人。这七十个人，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君主得到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把他当成老师，这不能说没有人才。然而孔子带领这些人周游，做官仅仅做到鲁国的司寇。不任用圣人，这就是周天子之所以应时灭绝的原因，这就是诸侯之所以大乱的原因。混乱，那么愚昧的人就多被侥幸任用。侥幸任用，那就必定不能胜任了。长期不能胜任，那么侥幸反而成为祸害。越侥幸的，祸害也就越大，并不是祸害偏偏让自己赶上。所以君子不存侥幸心理，不做苟且之事，一定慎重考虑自己的能力然后再担当职务，担当职务然后再行动。凡是能听从劝说的人一定是通晓议论的人。世上的君主能识别议论的人很少，他们所赏识的人怎能不是苟且求荣的呢？凡是能欣赏音乐的人，一定通晓五音。人能懂五音的很少，他们所喜欢的怎能不是鄙俗之音？

宾客中有个凭吹箫谒见越主的人，羽、角、宫、徽、商五音吹得一点儿不走调，越王却认为不好，吹奏鄙野之音，越王反而认为很好。

劝说人的事也有象这种情形的。有个给人家当妻子的人，有人告诉她的父母说：“出嫁以后不一定生孩子，衣服器具等物品，可以拿到外边藏起来，以便防备不生孩子被休弃。”她的父母认为这人说得对，于是就让女儿经常把财物拿到外也藏起来。公婆知道了这事，说，“当我们的媳妇却有外心，不可以留着她。”于是就休弃了她。这个女子的父母把女儿被休的事告诉了给自己出主意的人，认为这个人对自己忠减，终身与他交好，最终也不知道女儿被体弃的原因，宗庙的毁灭，天下的丧失，也是由于这样的原因。

所以说，受到君主赏识是不固定的，被人喜欢也是偶然的。就象人们对于女色一样，没有不知道喜欢长得漂亮的，可是长得漂亮的未必能遇上。所以嫫母受到黄帝的亲厚，黄帝说：“修养你的品德，不要停止，付与你内宫之政，不疏远你，虽然长得丑陋又有什么妨碍？”就象人们对于滋味一样，没有人不喜欢又甜又脆的东西，可是又甜又脆的东西有的人未必受用。周文王爱吃菖蒲作的腌莱，孔子听丁，皱着眉才吃下去。过了三年，才吃习惯。有个有狐臭的人，他的父母、兄弟，妻子、朋友，没有人能跟他在一起居住。他自己感到很痛苦，就住在海上。海上有喜欢他的臭味的人，日夜跟随着他不能离开。

喜欢人也有象这种情形的。陈国有个丑陋的人，叫救敦洽雠麋，尖顶宽额，面色黑红，眼睛下垂，接近鼻子，胳膊很长，大腿向两侧弯曲。陈侯看到了，很喜欢他，在宫外让他治理国家，在宫内让他管理自己饮食起居。楚国盟会诸侯，陈侯有病，不能前往，派敦洽雠麋去向楚国道歉。楚王对他的名字感到奇怪，就先接见了他。他进去了，相貌又丑陋，说话又粗野。楚王很生气，召来大夫们，告诉他们说：“陈侯不知道这个人不可以派遣，这就是不明智，知道这个人不可以派遣却还要派遣他，这就是轻慢。轻慢而且不明智，不可不攻打他。”于是发兵攻打陈国，过了三个月之后灭掉了陈国。丑陋足以惊吓别人，言论足以丧失国家，可是陈侯却对他喜爱到极点，没有人能超过他了，直到亡国，喜爱的程度都不减弱。

不应该受赏识却受到赏识的，那就一定会被废弃。应该受赏识却没有受到赏识的，这就是国家之所以混乱、世道之所以衰微的原因。天下的百姓，他们的愁苦劳碌就由此产生出来了。

大凡举荐人的根本，最上等的是凭道德，其次是凭事业，其次是凭功绩。这三种凡不能举荐上来，国家一定会残破灭亡，各种灾祸就会一齐到来，自身一定会遭殃，能活到七十岁九十岁，就是侥幸的了。圣贤的后代，反而给人民带来危害，因此残害到自身，岂只是独自受危害呢？连人民也要跟着受害啊！

【孝行览第二必己】

【原文】

八曰：外物不可必。故龙逄诛，比干戮，箕子狂，恶来死，桀纣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员流乎江，苌弘死，藏其血三年而为碧。亲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爱。故孝己疑，曾子悲。庄子行於山中，见木甚美长大，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弗取。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以不材得终其天年矣。”出於山，及邑，舍故人之家。故人喜，具酒肉，令竖子为杀雁飨之。竖子请曰：“其一雁能鸣，一雁不能鸣，请奚杀？”主人之公曰：“杀其不能鸣者。”明日，弟子问於庄子曰：“昔者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终天年，主人之雁以不材死，先生将何以处？”庄子笑曰：“周将处於材不材之间。材不材之间，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道德则不然。无讶无訾，一龙一蛇，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一上一下，以禾为量，而浮游乎万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则胡可得而累？此神农、黄帝之所法。若夫万物之情、人伦之传则不然。成则毁，大则衰，廉则锉，尊则亏，直则骫，合则离，爱则隳，多智则谋，不肖则欺，胡可得而必？”牛缺居上地，大儒也。下之邯郸，遇盗於耦沙之中。盗求其橐中之载，则与之；求其车马，则与之；求其衣被，则与之。牛缺出而去，盗相谓曰：“此天下之显人也，今辱之如此，此必诉我於万乘之主。万乘之主必以国诛我，我必不生，不若相与追而杀之，以灭其迹。”於是相与趋之，行三十里，及而杀之。此以知故也。孟贲过於河，先其五。船人怒，而以楫虓其头，顾不知其孟贲也。中河，孟贲嗔目而视船人，发植，目裂，鬓指，舟中之人尽扬播入於河。使船人知其孟贲，弗敢直视，涉无先者，又况於辱之乎？此以不知故也。知与不知，皆不足恃，其惟和调近之。犹未可必。盖有不辨和调者，则和调有不免也。宋桓司马有宝珠，抵罪出亡。王使人问珠之所在，曰：“投之池中。”於是竭池而求之，无得，鱼死焉。此言祸福之相及也。纣为不善於商，而祸充天地，和调何益？张毅好恭，门闾帷薄聚居众无不趋，舆隶姻媾小童无不敬，以定其身。不终其寿，内热而死。单豹好术，离俗弃尘，不食谷实，不衣芮温，身处山林岩堀，以全其生。不尽其年，而虎食之。孔子行道而息，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马。子贡请往说之，毕辞，野人不听。有鄙人始事孔子者，曰：“请往说之。”因谓野人曰：“子不耕於东海，吾不耕於西海也。吾马何得不食子之禾？”其野人大说，相谓曰：“说亦皆如此其辩也！独如向之人？”解马而与之。说如此其无方也而犹行，外物岂可必哉？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见敬，爱人而不必见爱。敬爱人者，己也；见敬爱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己，无不遇矣。

【译文】

外物不可依仗。所以龙逢被杀，比干遇害，箕子装疯，恶来被杀死，桀、纣遭灭亡。君主没有不希望自己的臣子忠诚的，可是忠诚却不一定受到君主信任。所以伍员的尸体破投入江中，苌弘被杀死，他的血藏了三年化为碧玉。父母没有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孝顺的，可是孝顺却不一定受到父母喜爱。所以孝已被怀疑，曾子因遭父母打而悲伤。

庄子在山里行走，看到一棵树长得很好很高大，枝叶很茂盛，伐树的人停在树旁却不伐取它。问他是什么缘故，他说；“没有什么用处。”庄子说：这棵树因为不成材而得以终其天年了。”从山里出来，到了村子里，住在老朋友家里。老朋友很高兴，准备酒肉，让童仆为他杀鹅款待他。童仆请示说。“一只鹅能叫，一只鹅不能叫，请问杀哪一只？”主人的父亲说。“杀那只不能叫的。”第二天，学生向庄子问道。“昨天山里的树因为不成材而得以终其天年，主人的鹅因为不成材而被杀死，先生您将在成材与不成材达两者同处于哪一边呢？”庄子笑着悦；“我将处于成材与不成材之间。成材与不成材之间，似乎是合适的位置，其实不是，所以也不能免于祸害。至于达到了真道，就不是这样了。既没有惊讶，又没有敏辱，时而为龙，时而为蛇，随时势一起变化，而不肯专为一物；时而上，时而下，以顺应自然为准则，邀游于虚无之境，主宰外物而不为外物所主宰，那又怎幺可能受祸害呢？这就是神农、黄帝所取法的处世准则。至于万物之情，人伦相传之道，就与此不一样了。成功了就会毁坏，强大了就会衰微，锋利了就会缺损，尊崇了就会亏损，直了就会弯曲，聚合了就会离散，受到宠爱就会被废弃，智谋多就会受算计，不贤德就会受欺悔。这些怎么可阻依仗呢？

牛缺居住在上地，是个知识渊博的儒者。他到邯郸去，在渭水一带遇上盗贼。盗贼要他口袋里装的财物，他给了他们，要他的车马，他给了他们，要他的衣服被子，他给了他们。牛缺步行走了以后，盗贼们相互说道；“这是个天下杰出的人，现在这样侮辱他，他一定要向大国君主诉说我们的所作所为，大国君主一定要用全国的力量讨伐我们，我们一定不能活命。不如一起赶上他，把他杀死，灭掉踪迹。”于是就一起追赶他，追了三十里，追上他，把他杀死了。这是因为牛缺让盗贼知道了自己是贤人的缘故。

孟贲渡河，抢在队伍前边上了船。船工很生气，用桨敲他的头，不知道他是孟贲。到了河中间，孟贲瞪大了眼睛看着船工，头发直立起来，眼眶都瞪裂了，鬓发竖立起来。船上的人都骚动着躲开，掉到了河里。假使船工知道他是孟贲，连正眼看他都不敢，也没有人敢在他之前渡河，更何况侮辱他呢？这是因为孟贲没有让船工知道自己是孟贲的缘故。

让人知道与不让人知道，都不足以依靠，大概只有和调才近于免除患难，但还是不足以依仗。这是因为有不能辩识和调的，那么和调仍然不能免于患难。宋国的桓魅有颗宝珠，他犯了罪逃亡在外，朱景公派人问他宝珠在哪里，他说。“把它扔到池塘里了。”于是弄干了池塘来寻找宝珠，没有找到，鱼却因此都死了。这表明祸和福是相互依存的。纣在商朝干坏事，祸患觅满天地之间，和调又有什么用处？

张毅喜欢恭敬待人，经过门间，帷幕垂帘及人聚集处无不快步走过，对待奴隶、姻媾及童仆没有不尊敬的，以便使自身平安。但是他的寿命却不长，因内热而死去。单豹喜欢道术，超尘离俗，不吃五谷，不穿丝絮，住在山林岩穴之中，以便保垒自己的生命，可是却不能终其天年，被老虎吃掉了。孔子在路上行走，沐息时，马跑了，吃了人家的庄稼。种田人牵走他的马。子贡请求去劝说那个人，把话都说完了，可是种田人不听从。有个刚侍奉孔子的也远地区的人说；“请让我去劝说他。”于是他对那个种田人说：“您耕种的土地从东海一直到西海，我们的马怎么能不吃您的庄稼？”那个种田人非常高兴，对他说：“说的话竞这样的善辩，哪象刚才那个人那样呢？”解下马交给了他。劝说人如此不讲方式尚且行得通，外物怎么可以依仗呢？

君子自己的作为是，尊敬别人而不一定被别人尊敬，热爱别人而不一定被别人热爱。尊敬热爱别人，在于自己，被别人尊敬热爱，在于别人。君子依仗在于自己的东西，不依仗在于别人的东西。依仗在于自己的东西，就能无所不通。

谢选骏指出：《孝行览》第二，显示了儒家的影响，这给中国公议社会做出了无形的限制。这是后来的佛教甚至现代的基督教都未能完全突破的中国社会文化特点。

【【慎大览第三慎大】】

【原文】

一曰：贤主愈大愈惧，愈强愈恐。凡大者，小邻国也；强者，胜其敌也。胜其敌则多怨，小邻国则多患。多患多怨，国虽强大，恶得不惧？恶得不恐？故贤主於安思危，於达思穷，於得思丧。《周书》曰：“若临深渊，若履薄冰。”以言慎事也。桀为无道，暴戾顽贪，天下颤恐而患之，言者不同，纷纷分分，其情难得。干辛任威，凌轹诸侯，以及兆民。贤良郁怨，杀彼龙逢，以服群凶。众庶泯泯，皆有远志，莫敢直言，其生若惊。大臣同患，弗周而畔。桀愈自贤，矜过善非，主道重塞，国人大崩。汤乃惕惧，忧天下之不宁，欲令伊尹往视旷夏，恐其不信，汤由亲自射伊尹。伊尹奔夏三年，反报于亳，曰：“桀迷惑於末嬉，好彼琬琰，不恤其众。众志不堪，上下相疾，民心积怨，皆曰：‘上天弗恤，夏命其卒。’”汤谓伊尹曰：“若告我旷夏尽如诗。”汤与伊尹盟，以示必灭夏。伊尹又复往视旷夏，听於末嬉。末嬉言曰：“今昔天子梦西方有日，东方有日，两日相与斗，西方日胜，东方日不胜。”伊尹以告汤。商涸旱，汤犹发师，以信伊尹之盟。故令师从东方出於国西以进。未接刃而桀走，逐之至大沙。身体离散，为天下戮。不可正谏，虽後悔之，将可柰何？汤立为天子，夏民大说，如得慈亲，朝不易位，农不去畴，商不变肆，亲郼如夏。此之谓至公，此之谓至安，此之谓至信。尽行伊尹之盟，不避旱殃，祖伊尹世世享商。武王胜殷，入殷，未下轝，命封黄帝之後於铸，封帝尧之後於黎，封帝舜之後於陈。下轝，命封夏后之後於杞，立成汤之後於宋，以奉桑林。武王乃恐惧，太息流涕，命周公旦进殷之遗老，而问殷之亡故，又问众之所说，民之所欲。殷之遗老对曰：“欲复盘庚之政。”武王於是复盘庚之政，发巨桥之粟，赋鹿台之钱，以示民无私。出拘救罪，分财弃责，以振穷困。封比干之墓，靖箕子之宫，表商容之闾，士过者趋，车过者下。三日之内，与谋之士，封为诸侯，诸大夫赏以书社，庶士施政去赋。然後济於河，西归报於庙。乃税马於华山，税牛於桃林，马弗复乘，牛弗复服。衅鼓旗甲兵，藏之府库，终身不复用。此武王之德也。故周明堂外户不闭，示天下不藏也。唯不藏也，可以守至藏。武王胜殷，得二虏而问焉，曰：“若国有妖乎？”一虏对曰：“吾国有妖，昼见星而天雨血，此吾国之妖也。”一虏对曰：“此则妖也，虽然，非其大者也。吾国之妖甚大者，子不听父，弟不听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武王避席再拜之。此非贵虏也，贵其言也。故《易》曰：“诉诉履虎尾，终吉。”赵襄子攻翟，胜老人、中人，使使者来谒之，襄子方食抟饭，有忧色。左右曰：“一朝而两城下，此人之所以喜也，今君有忧色，何？”襄子曰：“江河之大也，不过三日。飘风暴雨，日中不须臾。今赵氏之德行，无所於积，一朝而两城下，亡其及我乎！”孔子闻之曰：“赵氏其昌乎？”夫忧所以为昌也，而喜所以为亡也。胜非其难者也，持之其难者也。贤主以此持胜，故其福及後世。齐荆吴越，皆尝胜矣，而卒取亡，不达乎持胜也。唯有道之主能持胜。孔子之劲，举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墨子为守攻，公输般服，而不肯以兵加。善持胜者，以术强弱。

【译文】

贤明的君主，土地越广大越感到恐惧，力量越强盛越感到害怕。凡土地广大的，都是侵削邻国的结果；力量强盛的，都是战胜敌国的结果。战胜敌国，就会招致很多怨恨，侵削邻国，就会招致很多憎恶。怨恨你的多丁，憎恶你的多了，国家虽然强大，怎么能不恐惧？怎幺能不害怕？所以贤明的君主在平安的时候就想到危险，在显赫的时候就想到困窘，在有所得的时候就想到有所失。《周书》上说；“就象面临深渊一样，就象脚踩薄冰一样。”这是说作事情要小心谨慎。

夏桀不行德政，暴虐贪婪。天下人无不惊恐、忧虑。人们议论纷纷，混乱不堪，满腹怨恨。天子却很难知道人们的真情。干辛肆意逞威风，欺凌诸侯，连及百姓。贤良之人心中忧郁怨恨，夏桀于是杀死了敢谏的关龙逢，想以此来压服群臣诤谏。人们动乱起来，都有远走的打算。没有谁再敢直言，都不得安生。大臣们怀有共同的忧患，不亲附桀都想离叛。夏桀以为得计，越发自以为是，炫耀自己的错误，夸饰自己的缺点。为君之道被重重阻塞，国人分崩离析。面对这种情况，汤感到很恐惧，忧虑天下的不安宁，想让伊尹到夏国去观察动静，担心夏国不相信伊尹，于是扬言自己亲自射杀伊尹，伊尹逃亡到夏国，过了三年，回到毫，禀报说；“桀被末嬉迷惑住丁，又喜欢爱妾琬、琰，不怜悯大众，大家都不堪忍受了。在上位的与在下位的互相痛恨，人民心里充满了怨气，都说：‘上天不保佑夏国，夏国的命运就要完了。”汤对伊尹说；“你告诉我的夏国的情况都象诗里唱的一样。”汤与伊尹订立了盟约，用以表明一定灭夏的决心。伊尹又去观察夏国的动静，很受末嬉信任。末嬉说道。“昨天夜里天子梦见西方有个太阳，东方有个太阳，两个太阳互相争斗，西方的太阳牲利了，东方的太阳没有胜利。”伊尹把这话报告了汤。这时正值商遭遇旱灾，汤设有顾及，还是发兵攻夏，以便信守和伊尹订立的盟约。他命令军队从亳绕到桀的国都之西，然后发起进攻。还没有交战，桀就逃跑了。汤追赶他追到大沙。桀身首离散，被天下耻笑。当初不听劝谏，即使后来懊悔了，又将怎么样呢？汤做了天子，夏的百姓非常高井，就象得到慈父一般。朝廷不更换官位，农民不离开田亩，商贾不改变商肆，人民亲近殷就如同亲近夏一样。这就叫极其公正，这就叫极其安定，这就叫极守信用。汤完全依照和伊尹订立的盟约去做了，不躲避旱灾，获得了成功，因此让伊尹世世代代在商享受祭祀。

周武王战胜了商，进入殷都，还没有下车，就命令把黄帝的后代封到铸，把帝尧的后代封到黎，把帝舜的后代封到陈。下了车，命令把大禹的后代封到杞，立汤的后代为束的国君，以便承续桑林的祭祀。此时，武王仍然很恐惧，长叹一声，流下了眼泪。命令周公旦领来殷商的遗老，问他们商灭亡的原因，又问民众喜欢什么，希望什么。商的遗老回答说：“人民希望恢复盘庚的政治。”武王于是就恢复了盘庚的政治，散发巨桥的米粟，施舍鹿台的钱财，以此向人民表示自己没有私心。释放被拘禁的人，挽救犯了罪的人。分发钱财，免除债务，以此来救济贫困。又把比干的坟墓修葺高大，使箕子的住宅显赫彰明，在商容的闾里竖起标志，行人要加快脚步，乘车的人要下车致敬。三天之内，参与谋划饯商的贤士都封为诸侯，那些大夫们，都赏给了土地，普通的士人也都减免了赋税。然后武王才渡过黄河，回到丰镐，到祖庙内报功。于是把马放到阳华山，把牛放到桃林，不再让马牛驾车服役，又把战鼓、军旗、铠甲、兵器涂上牲血，藏进府库，终身不再使用。这就是武王的仁德。周天子明堂的大门不关闭，向天下人表明没有私藏。只有没有私藏，才能保持最高尚的品德。

武王战胜殷商后，抓到两个俘虏，问他们说：“你们国家有怪异的事吗？”一个俘虏回答说：“我们国家有怪异的事，白天出现星星，天上降下血雨，这就是我们国家的怪异之事。”另一个俘虏回答说：“这诚然是怪异之事，虽说如此，但还算不上大的怪异。我们国家特大的怪异是儿子不顺从父亲，弟弟不服从兄长，君主的命令不能实行。这才算最大的怪异之事呢！”武王急忙离开座席，向他行再拜之礼。这不是认为俘虏尊贵，而是认为他的言论可贵。所以《周易》上说：“一举一动都战战兢兢，象踩着老虎尾巴一样，最终必定祥。”

赵襄子派新稚穆子攻打翟国，攻下了左人城、中人城。新稚穆子派使者回来报告襄子，襄子正在吃持成财的饭，听了以后，脸上现出忧愁的神色。身边的人说：“一下子攻下两座城，这是人们感到高兴的事，现在您却忧愁，这是为什么呢？”襄子说：“长江黄河涨水，不超过三天就会退落，疾风暴雨不能整天刮整天下。现在我们赵氏的品行，没有丰厚的蓄积，一下子攻下两座城，灭亡恐怕要让我赶上了！”孔子听到这件事以后说；“赵氏大概要昌盛了吧！”

忧虑是昌盛的基础，喜悦是灭亡的起点。取得胜利不是困难的事，保持住胜利才是困难的事，贤明的君主依照这种认识，保持住胜利，所以他的福分能传到子孙后代。齐国、楚国，呈国、越国，都曾经胜利过，可是最终都遭到了灭亡，这是因为它们不懂得如何保持胜利啊！只有有道的君主，才能保持胜利。孔子力气那样大，能举起国都城门的门闩，却不肯以力气大闻名天下。墨子善于攻城守城，使公输般折服，却不肯以善于用兵被人知晓。善于保持胜利的人，能有办法使弱小变成强大。

【慎大览第三权勋】

【原文】

二曰：利不可两，忠不可兼。不去小利，则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则大忠不至。故小利，大利之残也；小忠，大忠之贼也。圣人去小取大。昔荆龚王与晋厉公战於鄢陵，荆师败，龚王伤。临战，司马子反渴而求饮，竖阳谷操黍酒而进之，子反叱曰：“訾，退！酒也。”竖阳谷对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却也！”竖阳谷又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饮之。子反之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绝於口，以醉。战既罢，龚王欲复战而谋，使召司马子反，子反辞以心疾。龚王驾而往视之，入幄中，闻酒臭而还，曰：“今日之战，不谷亲伤，所恃者司马也，而司马又若此，是忘荆国之社稷，而不恤吾众也。不谷无与复战矣。”於是罢师去之，斩司马子反以为戮。故竖阳谷之进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而适足以杀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贼也。昔者晋献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请以垂棘之璧与屈产之乘，以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献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宝也；屈产之乘，寡人之骏也。若受吾币而不吾假道，将柰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犹取之内府而藏之外府也，犹取之内皂而著之外皂也。君奚患焉？”献公许之。乃使荀息以屈产之乘为庭实，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虞公滥於宝与马而欲许之，宫之奇谏曰：“不可许也。虞之与虢也，若车之有辅也，车依辅，辅亦依车。虞虢之势是也。先人有言曰：‘唇竭而齿寒。’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则虢朝亡而虞夕从之矣。柰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听，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还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牵马而报。献公喜曰：“璧则犹是也，马齿亦薄长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残也。中山之国有厹繇者，智伯欲攻之而无道也，为铸大钟，方车二轨以遗之。厹繇之君将斩岸堙溪以迎钟。赤章蔓枝谏曰：“诗云：‘唯则定国。’我胡以得是於智伯？夫智伯之为人也，贪而无信，必欲攻我而无道也，故为大钟，方车二轨以遗君。君因斩岸堙溪以迎钟，师必随之。”弗听，有顷谏之。君曰：“大国为欢，而子逆之，不祥。子释之。”赤章蔓枝曰：“为人臣不忠贞，罪也。忠贞不用，远身可也。”断毂而行，至卫七日而厹繇亡。欲钟之心胜也。欲钟之心胜，则安厹繇之说塞矣。凡听说所胜不可不审也。故太上先胜。昌国君将五国之兵以攻齐。齐使触子将，以迎天下之兵於济上。齐王欲战，使人赴触子，耻而訾之曰：“不战，必刬若类，掘若垄！”触子苦之，欲齐军之败，於是以天下兵战，战合，击金而却之。卒北，天下兵乘之。触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闻其声。达子又帅其馀卒以军於秦周，无以赏，使人请金於齐王。齐王怒曰：“若残竖子之类，恶能给若金？”与燕人战，大败，达子死，齐王走莒。燕人逐北入国，相与争金於美唐甚多。此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

【译文】

利不可两得，忠不可兼备。不抛弃小利，大刺就不能得到。不抛弃小忠，大忠就不能实现。所以说，小利是失利的祸害，小忠是大忠的祸害。圣人抛弃小者，选取大者。

从前楚龚王与晋厉公在鄢陵作战。楚军失败了，龚王受了伤。当初，战斗即将开始之际，司马子反渴了，要找水喝。童仆阳谷拿着黍子酿的酒送给他。子反喝斥道：“哼！拿下去，这是酒！”童仆阳谷回答说，“这不是酒。”子反说：“赶快拿下去！”童仆阳谷又说。“这不是酒。子反接过来喝丁下去。子反为人酷爱喝酒，他觉得酒味甘美，喝起来就不能自止，因而又喝醉了。战斗停下来以后，龚王想重新交战而商量对策，派人去叫司马子反，司马子反借口心痛没有去。龚王乘车去看他，一进帐中，闻到酒味就回去了。说道，“今天的战斗，我自己受了伤，所依靠的就是司马了。可是司马又这样，他这是忘记了楚国的社稷，而又不忧虑我们这些人我不与晋人再战了。”于是收兵离去。回去以后，杀了司马子反，并陈尸示众。童仆阳谷送上酒，并不是要把子反灌醉，他心里认为这是忠于子反，却恰好以此害了他。所以说，小忠是大忠的祸害。

从前，晋献公派苟息向虞国借路以便攻打虢国，苟息说；“请您把垂棘出产的玉鐾和屈邑出产的四匹马送给虞公，向他要求借路，一定可以得到允许。”献公说：“那垂棘出产的玉壁，是我们先君的宝贝啊，屈邑出产的四匹马，是我的骏马啊。如果虞国接受了我们的礼物而不借给我们路，那将怎么办昵？”苟息说。“不是这样，他如果不借我们路，一定不会接受我们的礼物，如果接受了我们的礼物借给我们路，这就如同我们把玉壁从宫中的府库拿出来放到宫外的府库里击，把骏马从宫中的马槽旁牵出来拴到宫外的马槽旁去。您对此又忧虑什么呢？”献公答应了，就派苟息把屈邑出产的四匹骏马，加上垂棘出产的玉璧作为礼物献给虞公，来向虞国借路攻打虢国。虞公贪图宝玉和骏马，想答应荀息。宫之奇劝谏说；“不可以答应，虞国对于虢国，就象牙床骨和颊骨一样，互相依存。虞国和虢目的形势就是这样。古人有话说，‘嘴唇没有了，牙齿就会感到寒冷。’虢国不被灭亡，靠着有虞国；虞国不被灭亡，也靠着有虢国啊！如果借路给晋国，那么虢国早晨灭亡，虞国晚上也就会跟着灭亡了。怎么可以借路给晋国呢？虞公不听，借路给了晋国。苟息攻打虢国，战胜了虢国。返回的时候攻打虞国，又战胜了虞国。荀息拿着玉壁牵着骏马回来禀报。献公高兴地说；“玉璧连是老样子，只是马均年齿稍长了一点。”所以说，小利是大利的祸害。

中山国内有个厹繇目，智伯想攻打它却无路可通，就给它铸造了一个大钟，用两辆车并排装载着去送给它。厹繇的君主削平高地填平貉谷米迎接大钟。赤章蔓枝动谏说：“古诗说：‘只有遵循确定的准则才能使国家安定。’我们凭什么会从智伯那里得到这东西？智伯的为人，贪婪而且不守情用，一定是他想攻打我们而没有路，所以铸造了大钟，用两辆车并排装载着来送给您。您于是削平高地填平溪谷来迎接大钟。这样，智伯的军队必定跟随着到来。”厹繇的君主不听，过了一会，赤章蔓枝再次劝谏。戚繇的君主说：“大国要跟你交好，而你却拒绝人家，这不吉祥，你不要再说了。”赤章蔓枝说；“当臣子的不忠贞，这是罪过，忠贞而不被信用，脱身远去是可以的了。”于是，他砍掉车轴两端就走了。到了卫国七天，厹繇就灭亡了。达是因为厹繇的君主想得到钟的心情太过分了。想得到钟的心情太过分，那么安定厹繇的主张就不能实行了。凡听取劝说自己过分行为的意见不可不慎重呵！所以说最好是不要有过分的欲望。

昌国君乐毅率领五国的军队去攻打齐国，齐国派触子为将，在济水边迎击各国请侯的军队。齐王想开战，派人到触子那里去，羞辱并且斥责他说：“不开战，我一定灭掉你的同类，挖掉你的祖坟！”触子感到很愤恨，想让齐军战败，于是跟各国诸侯的军队开战。刚一交战，触子就鸣金要齐军撤退。齐军败逃，诸侯军追击齐军。触子于是乘一辆兵车离开了，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达子又率领残兵驻扎在秦周，没有东西赏赐士卒，就派人向齐王请求金钱，齐王前怒地说；“你们这些残存下来的家伙，怎么能给你们金钱？”齐军与燕国人交战，被打得大败。达子战死了，齐王逃到了莒。燕国人追赶败逃的齐兵进入齐国国都，在美唐你争我夺抢了很多金钱。这是贪图小利因而丧失了大利啊！

【慎大览第三下贤】

【原文】

三曰：有道之士，固骄人主；人主之不肖者，亦骄有道之士。日以相骄，奚时相得？若儒墨之议与齐荆之服矣。贤主则不然。士虽骄之，而己愈礼之，士安得不归之？士所归，天下从之帝。帝也者，天下之适也；王也者，天下之往也。得道之人，贵为天子而不骄倨，富有天下而不骋夸，卑为布衣而不瘁摄，贫无衣食而不忧慑。恳乎其诚自有也，觉乎其不疑有以也，桀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与阴阳化也，匆匆乎其心之坚固也，空空乎其不为巧故也，迷乎其志气之远也，昏乎其深而不测也，确乎其节之不庳也，就就乎其不肯自是，鹄乎其羞用智虑也，假乎其轻俗诽誉也。以天为法，以德为行，以道为宗。与物变化而无所终穷，精充天地而不竭，神覆宇宙而无望。莫知其始，莫知其终，莫知其门，莫知其端，莫知其源。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此之谓至贵。士有若此者，五帝弗得而友，三王弗得而师，去其帝王之色，则近可得之矣。尧不以帝见善绻，北面而问焉。尧，天子也；善绻，布衣也。何故礼之若此其甚也？善绻，得道之士也。得道之人，不可骄也。尧论其德行达智而弗若，故北面而问焉。此之谓至公。非至公其孰能礼贤？周公旦，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成王之叔父也。所朝於穷巷之中，瓮牖之下者七十人。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不唯以身下士邪？齐桓公见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见。从者曰：“万乘之主，见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见，亦可以止矣。”桓公曰：“不然，士骜禄爵者，固轻其主，其主骜霸王者，亦轻其士。纵夫子骜禄爵，吾庸敢骜霸王乎？”遂见之，不可止。世多举桓公之内行，内行虽不修，霸亦可矣。诚行之此论，而内行修，王犹少。子产相郑，往见壶丘子林，与其弟子坐必以年，是倚其相於门也。夫相万乘之国而能遗之，谋志论行而以心与人相索，其唯子产乎！故相郑十八年，刑三人，杀二人。桃李之垂於行者，莫之援也；锥刀之遗於道者，莫之举也。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反见翟黄，踞於堂而与之言。翟黄不说，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则不肯，禄之则不受；今女欲官则相位，欲禄则上卿。既受吾实，又责吾礼，无乃难乎！”故贤主之畜人也，不肯受实者其礼之。礼士莫高乎节欲，欲节则令行矣。文侯可谓好礼士矣。好礼士，故南胜荆於连堤，东胜齐於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文侯以上闻。

【译文】

有道的士人，本来就傲视君主，不贤明的君主，也傲视有道的的士人。他们天天这样互相傲视，什么时候才能相投？这就象儒家墨家互栖非议和齐楚被此不服一样。

贤明的君主则不是这样。士虽然傲视自己，而自己却越发用礼对待他们。这样，士人怎能不归附呢？士人归附了，天下人就会跟着他们归附。所谓帝，是指天下人都来亲附，所谓王，是指天下人都来归服。得道的人，尊贵到做天子而不显现骄横傲慢，富足到有天下而不放纵自夸，卑下到当百姓而不感到失意屈辱，困到无衣食而不忧愁恐惧。他们诚恳坦荡，确实掌握了大道，他们大彻大悟，遇事不疑，必有依据，他们卓尔不群，坚守信念，绝不改变，他们顺应天道，随着阴阳一起变化；他们明察事理，意志坚定牢固，他们忠厚淳朴，不行诈伪之事，他们志向远大，高远无边，他们思想深邃，深不可测，他们刚毅坚强，节探高尚，他们做事谨慎，不肯自以为是。他们光明正大，耻于运用智谋，他们胸襟宽广，看轻世俗的诽谤赞誉。他们以天为法则，以德为品行，以道为根本。他们随万物变化而没有穷尽。他们精神充满天地，没有尽竭，布满宇宙，不见边界。他们所具有的“道”，没有谁知道何时开始，没有谁知道何时终结，没有谁知道它的门径在哪儿，没有谁知道它的开端在哪儿，没有谁知遭它的本源在哪儿。道大至无所不包，小至微乎其微。这就叫做无比珍贵。士人能达到这种境界，五帝也不能和也交友，三王也不得以他为师。如果丢开帝王尊贵的神态，那就差不多能够和他们交友、以他们为师了。

尧不用帝王的身份去会见善绻，面朝北恭敬地向他请教。尧是天子，善绻是平民，尧为什么这样过分地礼遇他呢？因为善绻是得道的人。对得道的人，不可傲视。尧衡量自己的德行智谋不如善绻，所以面向北恭敬地向他请教。这就叫做无比公正。不是无比公正，谁又能礼遇贤者呢？

周公旦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弟弟，周成王的叔父。他朝见过住在穷巷陋室里的人有七十个。这件事，文王开了头而没有做到，武王做了而没有完成，周公虽辅佐年幼的成王才真正完成。这不是正说明成王亲自礼贤下士吗？

齐桓公去见小臣稷，一天去三次都没能见到。跟随的人说。“大国的君主去见一个平民，一天去了三次都没能见到，就算了吧！”桓公说：“不对。看轻爵位俸禄的士人，固然轻视君主，看轻王霸之业的君主，也轻视士人。纵使先生他看轻爵位俸禄，我怎么敢看轻王霸之业昵？”桓公终究见到了小臣稷，随从没能阻止住他。世人大多指责桓公的私生活，他的私生活虽然不检点，但有如此好士之心，称霸还是可以的。如果真的按上述原则去做，而且私生话不好，就是称王恐怕还不止呢！

子产在郑国为相，去见壶丘子林，跟他的学生们坐在一起，一定按年龄就座。这是把相位的尊贵放在一边而不凭它去居上座．身为大国的相，而能丢掉相的架子，谈论思想，议论品行，真心实意地与人探索，大概只有子产能这样吧。他在郑国做了十八年相，仅处罚三个人，杀死两个人。桃李下垂到路上，也没有谁去摘，小刀丢在道上，也没有谁去拾。

魏文侯去见段干术，站得疲倦了却不敢休息。回来以后见翟黄，箕踞于堂上来跟他谈话。翟黄很不高兴。文侯说；“段干木，让他做官他不肯做，给他俸禄他不接受，现在你想当官就身居相位，想得俸禄就得到上卿的俸禄。你既接受了我给你的官职俸禄，又要求我以礼相待，恐怕很难办到吧。”所以贤明的君主对待人，不肯接受官职俸禄的就以礼相待。礼遇士人没有比节制自己的欲望更好的了。欲望得到节制，命令就可以执行了。魏文侯可以说是喜好以礼待士了，喜好以礼待士，所以向南能在连堤战胜楚周，向东能在长城战胜齐国，俘虏齐侯，并把他献给周天子。周天子奖赏文侯，封他为诸侯。

【慎大览第三报更】

【原文】

四曰：国虽小，其食足以食天下之贤者，其车足以乘天下之贤者，其财足以礼天下之贤者。与天下之贤者为徒，此文王之所以王也。今虽未能王，其以为安也，不亦易乎！此赵宣孟之所以免也，周昭文君之所以显也，孟尝君之所以却荆兵也。古之大立功名与安国免身者，其道无他，其必此之由也。堪士不可以骄恣屈也。昔赵宣孟子将上之绛，见骫桑之下有饿人卧不能起者，宣孟止车，为之下食，蠲而餔之，再咽而後能视。宣孟问之曰：“女何为而饿若是？”对曰：“臣宦於绛，归而粮绝，羞行乞而憎自取，故至於此。”宣孟与脯二朐，拜受而弗敢食也。问其故，对曰：“臣有老母，将以遗之。”宣孟曰：“斯食之，吾更与女。”乃复赐之脯二束，与钱百，而遂去之。处二年，晋灵公欲杀宣孟，伏士於房中以待之。因发酒於宣孟。宣孟知之。中饮而出。灵公令房中之士疾追而杀之。一人追疾，先及宣孟之面，曰：“嘻！君舆！吾请为君反死。”宣孟曰：“而名为谁？”反走对曰：“何以名为？臣骫桑下之饿人也。”还斗而死。宣孟遂活。此书之所谓“德几无小”者也。宣孟德一士，犹活其身，而况德万人乎？故诗曰：“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济济多士，文王以宁。”人主胡可以不务哀士？士其难知，唯博之为可。博则无所遁矣。张仪，魏氏馀子也。将西游於秦，过东周。客有语之於昭文君者，曰：“魏氏人张仪，材士也，将西游於秦，愿君之礼貌之也。昭文君见而谓之曰：“闻客之秦，寡人之国小，不足以留客。虽游，然岂必遇哉？客或不遇，请为寡人而一归也。国虽小，请与客共之。”张仪还走，北面再拜。张仪行，昭文君送而资之。至於秦，留有间，惠王说而相之。张仪所德於天下者，无若昭文君。周，千乘也，重过万乘也。令秦惠王师之。逢泽之会，魏王尝为御，韩王为右，名号至今不忘。此张仪之力也。孟尝君前在於薛，荆人攻之。淳于髡为齐使於荆，还反，过於薛，孟尝君令人礼貌而亲郊送之，谓淳于髡曰：“荆人攻薛，夫子弗为忧，文无以复侍矣。”淳于髡曰：“敬闻命矣。”至於齐，毕报，王曰：“何见於荆？”对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王曰：“何谓也？”对曰：“薛不量其力，而为先王立清庙。荆固而攻薛，薛清庙必危，故曰薛不量其力，而荆亦甚固。”齐王知颜色，曰：“嘻！先君之庙在焉。”疾举兵救之，由是薛遂全。颠蹶之请，坐拜之谒，虽得则薄矣。故善说者，陈其势，言其方，见人之急也，若自在危厄之中，岂用强力哉？强力则鄙矣。说之不听也，任不独在所说，亦在说者。

【译文】

国家即使小，它的粮食也足以供养天下的贤士，它的车辆也足以乘载天下的贤士，它的钱财也足以礼遇天下的贤士。与天下的贤士为伍，这是周文主称王天下的原因。现在虽然不能称王，以它来安定国家，还是容易做到的。与贤士为伍，这是赵宣子免于被杀、周昭文君达列最荣、孟尝君使楚军退却的根本原困所在。古代建立功名和安定国家、免除自身灾难的人，没有别的途径，必定是遵循这个准则。喜欢贤士不可以雕骄横的态度屈致。

从前，赵宣子赵盾将要蓟国都绛邑去，看见一棵弯曲的桑树下，有一个饿病躺在那里起不来的人，宣子停下车，让人给他准备食物，并把食物弄干净给他吃。他咽下两日后，能睁开眼看了。赵宣子对他说，“你为什么饿到这种地步？”他回答说：“我在绛给人做仆隶，回家的路上断了稂，羞于去乞讨，又厌恶私自拿取别人的食物，所以才饿到这种地步。”宣子给了他两块干肉，他既拜着接受了而不敢吃。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我家有老母亲，我想把这些干肉送给她。”赵宣子说：“你全都吃了它，我另外再给你。”于是又赠给他两捆干肉和一百牧钱，就离开了。过了二年，晋灵公想杀死赵宣子，在房中埋伏了兵士，等待赵宣子到来。灵公于是请赵宣子饮酒，赵宣子知道了灵公的意图，洒喝到一半就走了出去。灵公命令房中的士兵赶快追上去杀死也。有一个人追得很快，先追到赵宣子跟前，说：“喂，您快上车逃走，我愿为您回去拼命。”赵宣予说：“你名字叫什幺？”那人避开回答说；“用名字干什么？我是桑下饿病的那个人啊。”他返回身去与灵公的兵士搏斗而死。赵宣子于是得以活命。这就是《尚书》上所说的“恩德再微也无所谓小”的意思啊！赵宣子对一个人施恩德，尚且能使自身活命，觅何况对万人施恩德呢！所以《诗经》上说；“雄赳赳的武士，是公侯的屏障。”“人才济济，文王因此安康。”君主怎么可以不致力于爱怜贤士呢？贤士是很难了解到的，只有广泛地寻求才可以，广泛地寻找，就不会失掉了。

张仪是魏国大夫的庶子，将要向西到秦国去游说，路过东周。宾客中有个人把这个情况告诉昭文君说：“魏国人张仪，是个很有才干的人。将要向西至秦国辩说，希望您对他以礼相待。”昭文君会见张仪并且对他说；“听说客人要到秦国去，我的国家小，不足以留住客人，即便游说秦国，然而难道一定会受到赏识吗？客人倘或得不到赏识，请看在我的面上再回来，我的国家虽然小，愿与您共同掌管。”张仪退避，而向北拜了两拜。张仪临走之际，昭文君给他送行并且资助钱财。张仪到了秦国，呆了一段时间，秦惠王很喜欢他，让他当了相。张仪在天下受到的恩德，没有比在昭文君那里受到的更大了。周是个小国，张仪看待它超过了大国。他让秦惠王以昭文君为师。秦国在逢泽盟会诸侯的时候，魏王曾给昭文君当御者，韩王给昭文君当车右，昭文君的名号至令没有被忘掉，这都是张仪的力量啊！

孟尝君从前在薛的时候，楚国人攻打薛。谆于髡为齐国出使到楚国去，返回的时候，经过薛。盂尝君让人以礼报待，井亲自到郊外送他，对他说：“楚国人攻打薛，如果先生您不为此担忧，我将没有办法再侍奉您了。”淳于髡说；“我遵命了。”到了齐国，禀报完毕，齐王说：“到楚国见列了什么？”淳于髡回答说：“楚国很贪婪，薛也不自量力。”齐王说；“说的什么意思？”淳于髡回答龅：“薛不自量力，给先王立了宗庙。楚国贪婪而攻打薛，薛的宗庙必定危险。所以说薛不自量力，楚国也太贪婪。”齐王变了脸色，说，“哎呀！先王的宗庙在那里呢！”于是赶快派兵援救薛，因此薛才得以保全。趴在地上请求，跪拜着请求，即使能得到援救也是很少的，所以善于劝说的人，陈述形势，讲述主张，看到别人危急，就象自己处于危难之中，这样，哪里用得着极力劝说呢！极力劝说就鄙陋了。劝说而不被听从，责任不单单在被劝说的人，也在劝说者自己。

【慎大览第三顺说】

【原文】

五曰：善说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为力，因其来而与来，因其往而与往，不设形象，与生与长，而言之与响，与盛与衰，以之所归。力虽多，材虽劲，以制其命。顺风而呼，声不加疾也；际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惠盎见宋康王，康王蹀足謦咳，疾言曰：“寡人之所说者，勇有力也，不说为仁义者。客将何以教寡人？”惠盎对曰：“臣有道於此；使人虽勇，刺之不入；虽有力，击之弗中。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所欲闻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击之不中，此犹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虽有勇，弗敢刺，虽有力，不敢击。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知也。”惠盎曰：“夫不敢刺，不敢击，非无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无其志也。大王独无意邪？”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愿也。”惠盎曰：“夫无其志也，未有爱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欢然皆欲爱利之。此其贤於勇有力也，居四累之上。大王独无意邪？”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惠盎对曰：“孔、墨是也。孔丘、墨翟，无地为君，无官为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颈举踵，而愿安利之。今大王，万乘之主也，诚有其志，则四境之内皆得其利矣，其贤於孔、墨也远矣。”宋王无以应。惠盎趋而出，宋王谓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说服寡人也。”宋王，俗主也，而心犹可服，因矣。因则贫贱可以胜富贵矣，小弱可以制强大矣。田赞衣补衣而见荆王，荆王曰：“先生之衣，何其恶也！”田赞对曰：“衣又有恶於此者也。”荆王曰：“可得而闻乎？”对曰：“甲恶於此。”王曰：“何谓也？”对曰：“冬日则寒，夏日则暑，衣无恶乎甲者。赞也贫，故衣恶也。今大王，万乘之主也，富贵无敌，而好衣民以甲，臣弗得也。意者为其义邪？甲之事，兵之事也，刈人之颈，刳人之腹，隳人之城郭，刑人之父子也。其名又甚不荣。意者为其实邪？苟虑害人，人亦必虑害之；苟虑危人，人亦必虑危之。其实人则甚不安。之二者，臣为大王无取焉。”荆王无以应。说虽未大行，田赞可谓能立其方矣。若夫偃息之义，则未之识也。管子得於鲁，鲁束缚而槛之，使役人载而送之齐，皆讴歌而引。管子恐鲁之止而杀己也，欲速至齐，因谓役人曰：“我为汝唱，汝为我和。”其所唱适宜走，役人不倦，而取道甚速。管子可谓能因矣。役人得其所欲，己亦得其所欲，以此术也。是用万乘之国，其霸犹少，桓公则难与往也。

【译文】

善于劝说的人像灵巧的人一样，借别人的力量把它作为自己的己的力量，顺着他的来势加出引导，顺着他的去势加以推动，丝毫不露形迹，随着他的出现、发展而出现、发展，如同言语与回声一样相随。随着他的兴盛而兴盛，随着他的衰微而衰微，以便因势利导，达到自己的目的。尽管他的力量很大，才能很强，也能控制他的命运。顺着风呼叫，声音并没有加大，可是能从远处听到，登上高处观望，眼睛并没有更亮，然而可以看刊远处。这是因为所凭借的东西有利啊。

惠盎谒见宋康王，康王跺着脚，咳嗽着，大声说；“我所喜欢的是勇武有力的人，不喜欢行仁义的人。客人将有何见教啊？”惠盎回答说：“我有这样的道术：使人虽然勇武，却刺不进您的身体，虽然有力，却击不中您。大王您难道无意于这种道术吗？”康王说；“好，这是我想要听的。”惠盎说；“虽然刺不进您的身体，击不中您，但您还是受辱了。我有这样的道术：使人虽然勇武却不敢刺您，虽然有力却不敢击您。大王您难道无意于这种道术吗？”康王说：“好，这是我想知道的。”惠盎说：“那些人虽然不敢刺，不敢击，并不是投有这样的想法啊。我有这样的道术。使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想法。大王您难道无意于这种道术吗？”康王说：“好，这是我所希望的。”惠盎说：“那些人虽然没有这样的想法，却还没有爱您使您有利的心。我有这样的道术；使天下的男子女子都愉快地爱您使您有利。这就胜过了勇武有力，居于上面说到的四种有害行为之上了。大王您难道无意于这种逋术吗？”康王说：“这是我想要得到的。”惠盎同答说：“孔丘、墨翟的品德就能这样。孔丘、墨翟，他们没有领士，但却能象当君主一样得到尊荣；他们没有官职，但却能象当官长一样受到尊敬。天下的男子女子没有谁不伸长脖子、抬起脚跟盼望他们，希望他们平安顺利。现在大王您是拥有万辆兵车大国的君主，如果真有这样的志向，那么西方边境之内就都能得到您的利益了，百姓对您的爱戴就能远远超过孔丘、墨翟了。”宋王无话来回答。惠盎快步走了出去，宋王对身边的人说：“很善辩啊，客人用言论说服了我。”宋王是个平庸的君主，可是他的心还是可以说服，这是因为惠盎能困势利导。能因势利导，那么贫贱的就可以胜过富贵的，弱小盼就可以制服强大的了。

田赞穿着破旧衣服击见楚王，楚王说：“先生您的衣服怎么这么破旧呢？”田赞回答说：“衣眼还有比这更坏的呢？”楚王说：“可以让我听听吗？”田赞回答说；“铠甲比这更坏。”楚王说；“这是什么意思呢？”田赞回答说：“冬天穿上冷，夏天穿上热，衣服没有比铠甲更坏的了。我很贫困，所以穿的衣服很坏。现在大王您是大国的君主，富贵无比，却喜欢拿铠甲让人们穿，我不赞成这样。或许这是为了行仁义吗？铠甲的事，是有关战争的事啊，是砍断人家的脖子，挖空人家的肚子，毁坏凡家的城池，杀死人家的父子的事啊。那名声又很不荣耀。或许这是为了得到实际利益吗？如果谋划损害别人，别人也必定谋划损害自己；如果谋划让别人遭到危险，别人也必定谋划让自己遭到危险，其实变很不安全。这两种情况，我认为大王您还是不要选择。”楚王无话来回答。主张虽然没有广泛实行，田赞可以说是能够树立自己的丰张了。至于段干木隐居不仕而使魏国安全，那田赞还达不到这种地步。

管仲在鲁国被捉住，鲁国捆起他把他装在囚笼里，派差役用车载着把他送到齐国。差役全都唱着歌拉车。管仲担心鲁国留下并且杀死自己，想赶快到达齐国，于是就对差役们说；“我给你们领唱，然后你们应和我。”他唱的歌节拍正好适合快走，差役们不觉得疲倦，因而走路走得很快。管仲可以说是能利用差役唱歌了，差役满足了自己的希望，管仲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是因为使用了这个方法啊。用这个方法治理拥有万兵车的大国，成就霸业尚且不止，只不过齐桓公这个人难以辅佐他成就王业罢了。

【慎大览第三不广】

【原文】

六曰：智者之举事必因时，时不可必成，其人事则不广。成亦可，不成亦可，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若舟之与车。北方有兽，名曰蹶，鼠前而兔後，趋则跲，走则颠，常为蛩蛩距虚取甘草以与之。蹶有患害也，蛩蛩距虚必负而走。此以其所能托其所不能。鲍叔、管仲、召忽，三人相善，欲相与定齐国，以公子纠为必立。召忽曰：“吾三人者於齐国也，譬之若鼎之有足，去一焉则不成。且小白则必不立矣，不若三人佐公子纠也。”管子曰：“不可，夫国人恶公子纠之母，以及公子纠，公子小白无母，而国人怜之。事未可知，不若令一人事公子小白。夫有齐国，必此二公子也。”故令鲍叔傅公子小白，管子、召忽居公子纠所。公子纠外物则固难必。虽然，管子之虑近之矣。若是而犹不全也，其天邪！人事则尽之矣。齐攻廪丘。赵使孔青将死士而救之，与齐人战，大败之。齐将死，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以为二京。宁越谓孔青曰：“惜矣，不如归尸以内攻之。越闻之，古善战者，莎随贲服。却舍延尸，车甲尽於战，府库尽於葬，此之谓内攻之。”孔青曰：“敌齐不尸则如何？”宁越曰：“战而不胜，其罪一；与人出而不与人入，其罪二；与之尸而弗取，其罪三。民以此三者怨上。上无以使下，下无以事上，是之谓重攻之。”宁越可谓知用文武矣。用武则以力胜，用文则以德胜。文武尽胜，何敌之不服！晋文公欲合诸侯，咎犯曰：“不可，天下未知君之义也。”公曰：“何若？”咎犯曰：“天子避叔带之难，出居于郑，君奚不纳之，以定大义，且以树誉。”文公曰：“吾其能乎？”咎犯曰：“事若能成，继文之业，定武之功，辟土安疆，於此乎在矣；事若不成，补周室之阙，勤天子之难，成教垂名，於此乎在矣。君其勿疑！”文公听之，遂与草中之戎、骊土之翟，定天子于成周。於是天子赐之南阳之地，遂霸诸侯。举事义且利，以立大功，文公可谓智矣。此咎犯之谋也。出亡十七年，反国四年而霸，其听皆如咎犯者邪！管子、鲍叔佐齐桓公举事，齐之东鄙人有常致苦者。管子死，竖刀、易牙用，国之人常致不苦，不知致苦。卒为齐国良工，泽及子孙，知大礼。知大礼，虽不知国可也。

【译文】

明智的人做事情一定要依靠时机，时机不一定能得到，但人为的努力却不可废弃。得到时机也好，得不判时机也好，用自己能做到的弥补自己不能做到的，就象船和车互相弥补其不足一样。北方有一种野兽，名叫蹶，前腿象鼠一样短，后腿象免一样长，走快了就绊脚，一跑就跌倒。它常常替蛩蛩距虚采鲜美的草，采了以后就给它。蹶有祸患的时候，蛩蛩距虚一定背着它逃走。这就是用自己能够做到的来弥补自己不能做到的。

鲍叔、管仲、召忽三个人彼此裉友好，想一起安定齐国，认为公子纠一定能立为君主。召忽说：“我们三个人对于齐国来说，就如同鼎有三足一样，少一个也不成。况且公子小白是一定不会立为君主了，不如三个人都辅佐公子纠。”管仲说：“不行，齐国人厌恶公子纠的母亲，因而连及到公子纠，公子小白没有母亲了，因而齐国人很爱怜他。事情如何尚未可知，不如让一个人去侍奉公子小白。将来享有齐国的，一定是这两位公子中的一个。”因此让鲍叔做公子小白的老师，管仲、召忽留在公子纠那里。公子纠在外边，不能说一定成为齐国的君主，虽说如此，管仲的考虑还是差不多的。这样做了如果还不能完备，那大概是天意吧。人为的努力总算是用尽了。

齐国攻打廪丘。赵国派孔青率领敢死的勇士去援救，跟齐国人作战，把齐国人打得大败。齐国的将帅被打死，孔青俘获战车两千辆，尸体三万具，他把这些尸体封土堆成两个高丘。宁越对孔青说；“太可惜了，不如把尸体归还给齐国而从内部攻击它。我听说过，古代善于作战的人，该坚守就坚守，该进退就进退。我军后退三十里，给敌军以收尸的机会。战车铠甲在战争中丧失尽了，府库里的钱财在安葬战死者时用光了，这就叫做从内部攻击它。”孔青说；“齐人如果不来收尸，那该怎么办？”宁越说：“作战不能取胜，这是他们的第一条罪状，率领士兵出去作战而不能使之回来，这是他们的第二条罪状；给他们尸体却不收取，这是他们的第三条罪状。人民将因为这三条怨恨在上位的人。在上位的人没有办法役使在下位的，在下位的人又无从侍奉在上位的，这就叫做双重地攻击它。”宁越可以说是懂得运用文武两种办法了。用武就凭力量取胜，用文就凭仁德取胜。用文用武都能取胜，什么样的敌人能不归服？

晋文公打算盟会诸侯，咎犯说：“不行，天下人还不了解您的道义啊。”文公说：“应该怎么做？”咎犯说：“天子躲避叔带的灾难，流亡在郑国。惩何不送他回去，以此确立大义，而且借此树立自己的声誉。”文公说：“我能做到吗？”咎犯说：“事情如果能做成，那么继承文侯的事业，确立武公的功绩，开拓土地，安定边疆，就全在此一举了，事情如果不能做成，那么弥补周王室的过失，忧虑周天子的灾难，成就教化，留名青史，也全在此一举了。您还是不要犹豫了。”文公听从了他的主张。于是就跟草中的戎残族人、骊土的狄族人一起把周夭子安置在成周。天子赐给他南阳那里的土地。文公从而称霸诸侯。做事情既符合道义又有利，因而立了大功，文公可以算做明智了。这都是咎犯的计谋啊！文公出亡十七年，回晋国四年就能称霸诸侯，他听信的大概都是咎犯那样的人吧？

管仲、鲍叔辅佐齐桓公治理国事时，齐国东方边境地区的人有经常向上反映困苦情况的。管仲死了，竖刀、易牙掌权，国内的人经常向上反映不困苦的情况，不敢反映困苦的情况。管忡终于成为齐国的优秀人物，他的恩泽施及子孙后代，是因为他懂得大礼。懂得大礼，即使不懂得国事也是可以的。

【慎大览第三贵因】

【原文】

七曰：三代所宝莫如因，因则无敌。禹通三江五湖，决伊阙，沟回陆，注之东海，因水之力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而尧授之禅位，因人之心也。汤、武以千乘制夏、商，因民之欲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车也；适越者坐而至，有舟也。秦、越，远涂也，竫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武王使人候殷，反报岐周曰：“殷其乱矣！”武王曰：“其乱焉至？”对曰：“谗慝胜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复往，反报曰：“其乱加矣！”武王曰：“焉至？”对曰：“贤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末也。”又往，反报曰：“其乱甚矣！”武王曰：“焉至？”对曰：“百姓不敢诽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太公对曰：“谗慝胜良，命曰戮；贤者出走，命曰崩；百姓不敢诽怨，命曰刑胜。其乱至矣，不可以驾矣。”故选车三百，虎贲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纣为禽。则武王固知其无与为敌也。因其所用，何敌之有矣！武王至鲔水，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见之。胶鬲曰：“西伯将何之？无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将之殷也。”胶鬲曰：“曷至？”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报矣！”胶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军师皆谏曰：“卒病，请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胶鬲以甲子之期报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胶鬲不信也。胶鬲不信也，其主必杀之。吾疾行，以救胶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陈矣。至殷，因战，大克之。此武王之义也。人为人之所欲，己为人之所恶，先陈何益？适令武王不耕而获。武王入殷，闻殷有长者，武王往见之，而问殷之所以亡。殷长者对曰：“王欲知之，则请以日中为期。”武王与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则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恶告王，不忍为也。若夫期而不当，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审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时，因也；推历者，视月行而知晦朔，因也；禹之裸国，裸入衣出，因也；墨子见荆王，锦衣吹笙，因也；孔子道弥子瑕见厘夫人，因也；汤、武遭乱世，临苦民，扬其义，成其功，因也。故因则功，专则拙。因者无敌，国虽大，民虽众，何益？

【译文】

夏商周三代最宝贵的东西没有什么比得上顺应、依凭外物了。顺应、依凭外物就能所向无敌。禹疏通三江五湖，凿开伊阙山，使水道畅通，让水流入东海，是顺应了水的力量。舜迁移了一次形成城邑，迁移丁两次形成都城，迁移了三次形成国家，因而尧把帝位让给了他，是顺应了人心。汤、武王凭着诸侯国的地位制服夏、商，是顺应了人民的愿望。到秦国去的人站在车上就能到达，是因为有车；到越国去的人坐在船上就能到达，是因为有船。到秦国、越国去，路途遥远，安静地站着、坐着就能到达，是因为凭借着车船等交通工具。

周武王派人刺探殷商的动静，那人回到岐周禀报说：“殷商大概要出现混乱了。”武王说：“它的混乱达到什么程度？”那人回答说。“邪恶的人胜过了忠良的人。”武王说；“混乱还没有达到极点。”那人又击刺探，回来禀报说，。它的混乱程度加重了。”武王说。“达到什么程度？”那^回答说。“贤德的人都出逃了。”武王悦：“混乱还没有达到极点。”那人又去刺探，回来桌报说：“它的混乱很厉害了！”武王说：“达到什么程度？”那人回答说。“老百姓都不敢讲怨恨不满的话了。”武王说：“啊！”赶快把这种情况告诉太公望，太公望回答说：“邪恶的人胜过了忠良的人，叫做暴乱，贤德的人出逃，叫做崩溃，老百姓不敢讲怨恨不满的话，叫做刑法太苛刻。它的混乱达到极点了，已经无以复加了。”因此挑选了战车三百辆，勇士三千名，朝会诸侯时以甲子日为期兵至牧野，而纣王被擒获了。这样看来，武王本来就知道纣王无法与自己为敌，善于利用敌方的力量，还有什么敌手呢？

武王伐纣到了鲔水，殷商派肢鬲刺探周国军队的情况，武王会见了他。胶鬲说：“您将要到哪里去？不要欺骗我。”武王说：“不欺骗你，我将要到殷去。”胶鬲说：“哪一天到达？”武王说：“将在甲子日到达殷都郊外。你拿这话去禀报吧！”胶鬲走了。天下起雨来，日夜不停。武王加速行军，不停止前进。军官们都劝谏说：“士兵们很疲惫，请让他们休息休息。”武王说：“我已经让胶鬲把甲子日到达殷都郊外禀报给他的君主了，如果甲子日不能到达，这就是让腔鬲没有信用。腔鬲没有信用，他的君主一定会杀死他。我加速行军是为了救胶鬲的命啊。”武王果然在甲子日到达了殷都的郊外，殷商已经先摆好阵势了。武王到达以后，就开始交战，结果把殷商打得大败。这就是武王的仁义。武王做的是人们所希望的事情，纣王自己做的却是人们所厌恶的事情，事先摆好阵势又有什么用处？正好让武王不战而获胜。

武王进入殷都，听说有十德高望重的人，武王就去会见他，问他殷商之所以死亡的原因。那个德高望重的人回答说：“您如果想要知道，那就请定于明天日中之时。”武王和周公旦第二天提前去了，却没有见到那个人，武王感到很奇怪，周公说，“我已经知道他的意思了。这是个君子啊。他本来就采取不亲近自己君主的态度，现在又要把自己君主的坏处告诉您，他不忍心这样做。至于约定了日期却不如期赴约，说了话却不守信用，这是殷商之所取灭亡的原因。他已经用这种方式把殷商灭亡的原因告诉您了。”

观测天象的人，观察众星运行的情况就能知道四季，是因为有所凭惜，推算历法的人，观看月亮运行的情况就能知道晦日，朔日，是因为有所凭借，禹到裸体国去，裸体进去，出来以后再穿衣服，是为了顺应那里的习俗。墨子见楚王，穿上华丽衣服，吹起笙，是为了迎合楚王的爱好；孔子通过弥子瑁去见厘夫人，是为了借此实行自己的主张；汤，武王遇上混乱的世道，面对贫苦的人民，发扬自己的道义，成就了自己的功业，是因为顺应，依凭外物的缘故。所以善于顺应、依凭外物，就能成功，专凭个人的力量，就会失败。善于顺应，依凭外物的人所向无敌。在这样的人面前，国土即使广大，人民即使众多，又有什么益处？

【慎大览第三察今】

【原文】

八曰：上胡不法先王之法？非不贤也，为其不可得而法。先王之法，经乎上世而来者也，人或益之，人或损之，胡可得而法？虽人弗损益，犹若不可得而法。东夏之命，古今之法，言异而典殊。故古之命多不通乎今之言者，今之法多不合乎古之法者。殊俗之民，有似於此。其所为欲同，其所为异。口惽之命不愉，若舟车衣冠滋味声色之不同。人以自是，反以相诽。天下之学者多辩，言利辞倒，不求其实，务以相毁，以胜为故。先王之法，胡可得而法？虽可得，犹若不可法。凡先王之法，有要於时也。时不与法俱至，法虽今而至，犹若不可法。故择先王之成法，而法其所以为法。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何也？先王之所以为法者，人也，而己亦人也。故察己则可以知人，察今则可以知古。古今一也，人与我同耳。有道之士，贵以近知远，以今知古，以益所见知所不见。故审堂下之阴，而知日月之行，阴阳之变；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鱼鳖之藏也；尝一脟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荆人欲袭宋，使人先表澭水。澭水暴益，荆人弗知，循表而夜涉，溺死者千有馀人，军惊而坏都舍。向其先表之时可导也，今水已变而益多矣，荆人尚犹循表而导之，此其所以败也。今世之主法先王之法也，有似於此。其时已与先王之法亏矣，而曰此先王之法也，而法之，以此为治，岂不悲哉？故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故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若此论则无过务矣。夫不敢议法者，众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时变法者，贤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故曰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琊；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於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有过於江上者，见人方引婴儿而欲投之江中，婴儿啼。人问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虽善游，其子岂遽善游哉？此任物，亦必悖矣。荆国之为政，有似於此。

【译文】

当今的君主为什么不效法古代帝王的法度？并不是古代帝王的法度不好，是因为它不可能被效法。古代帝王的法度，是经过前代流传下来的，有的人增补过它，有的人删削过它，怎么可能被效法？即使人们没有增补、删削过，还是不可能被效法。东夷和华夏对事物的名称，言词不同；古代和现代的法茺，典制不一样。所以古代的名称与现在的叫法大多不相通，现在的法度与古代的法度大多不相合。不同习俗的人民，与这种情况相似。他们所要实现的愿望相同，他们的所作所为却不同。各地的方言不能改变，如同船．车、衣、帽、美味、音乐．色彩的不同一样，可是人们却自以为是，反过来又互相责难。天下有学识的大大都善辩，言谈锋利，是非颠倒，不求符合实际，致力于互相诋毁，以争胜为能事。古代君主的法度，怎么可能被教效呢？即使可能，还是不可以效法。

凡是古代帝王的法度，都是与当时的时势相符合的。时势不能与法度一起流传下来，法度虽然流传到现在，还是不可以效法。所以要放弃古代帝王的现成法度，而取法他们制定法度的依据。古代帝王制定法度的依据是什么呢？古代帝王制定法度的依据是人，而自己也是人。所以考察自己就可以知道别人，考察现在就可以知道古代。古今的道理是一样的，别人与自己是相同的。有道之人，他们的可贵之处在于由近的可以推知远的，由现在的可以推知古代的，由见到的可以推知见不到的。所以，观察堂屋下面的阴影，就可以知道日月运行的情况，阴阳变化的情况，看到瓶里的水结了冰，就知道天下已经寒冷，鱼鳖已经潜藏了，尝一块肉，就可以知道一锅肉的味道，就可以知道一鼎肉味道调和的情况。

楚国人想攻打宋国，派人先在淮水中设置渡河的标志。淮水突然上涨，楚国人不知道，按照标志夜里渡河，淹死的有一千多人，军队惊乱的状况就象城市里的房屋倒坍一样。当初他们事先设置标志的时候，是可以顺着标志渡河的，现在河水已经发生变化上涨了，楚国人还按照标志渡河，这就是他们所以失败的原因。现在的君主要效法古代帝王的法度，与这种情况相似。他所处的时代已经与古代帝王的法度不适应了，却还说，这是古代帝王的法度，应谈效法它。用这种办法治理国家，难道不是很可悲吗？

所以，治理国家没有法度就会出现混乱，死守法度不加改变就会发生谬误，出现谬误和混乱，是不能保守住国家的。社会变化了，时代发展了，变法是应该的了。这就象高明的医止一样，病万变，药也应该万变。病变了药却不变；原来可以长寿的人，如今就会成为短命的人了。所以凡是做事情一定要依照法度去行动，变法的人要随着时代而变化，如果懂得这个道理，那就没有错误的事了。那些不敢议论法度的，是一般的百姓，死守法度的，是各种官吏。顺应时代变法的，是贤明的君主。因此，古代享有天下的七十一位圣贤君主，他们的法度都不相同。并不是他们有意耍彼此相反，而是因为时代和形势不同。所以说，好剑期求它能砍断东西，不一定期求它有镆琊那样的美名，好马期求它能行千里远，不一定期求它有骥骜那样的美称。成就功名，这正是古代帝王所希望达到的“千里”啊。

楚国人有个渡江的，他的剑从船上掉到水里，他急忙在船边划上记号，说。“这里是我的剑掉下击的地方。”等船停了，就从他刻记号的地方下水去找剑。船已经移动了，可是剑却没有移动，象这样寻找剑，不是太胡涂了吗？用旧法来治理自己的国家，与这个人相同。时代已经改变了，可是法度却不随着改变，想用这种办法治理好国家，难道不是很难吗？

有个从江边经过的人，看见一个人正拉着小孩想把他扔到江中，小孩哭起来。人们问这人为什么，他说：“这个小孩的父亲善于游泳。”父亲虽然善于游泳，儿子难道就善于游泳吗？用这种方法来处理事物，也一定是荒谬的了。楚国处理政事的情况，与此相似。

谢选骏指出：《慎大览》说明处理大国事务、身在大位境地，需要格外慎重。但是楚国处理政事的情况，却类似于共产党统治下的血统论——“这个小孩的父亲善于游泳”=“这个小孩的父亲是老革命”=“把政权交给这样的红二代比较放心”。这太太太荒谬了。难道不是吗？

【【先识览第四先识】】

【原文】

一曰：凡国之亡也，有道者必先去，古今一也。地从於城，城从於民，民从於贤。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民得而城得，城得而地得。夫地得岂必足行其地、人说其民哉？得其要而已矣。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执而泣之。夏桀迷惑，暴乱愈甚。太史令终古乃出奔如商。汤喜而告诸侯曰：“夏王无道，暴虐百姓，穷其父兄，耻其功臣，轻其贤良，弃义听谗，众庶咸怨，守法之臣，自归于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於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武王大说，以告诸侯曰：“商王大乱，沈于酒德，辟远箕子，爰近姑与息。妲己为政，赏罚无方，不用法式，杀三不辜，民大不服。守法之臣，出奔周国。”晋太史屠黍见晋之乱也，见晋公之骄而无德义也，以其图法归周。周威公见而问焉，曰：“天下之国孰先亡？”对曰：“晋先亡。”威公问其故，对曰：“臣比在晋也，不敢直言，示晋公以天妖，日月星辰之行多以不当。曰：‘是何能为？’又示以人事多不义，百姓皆郁怨。曰：‘是何能伤？’又示以邻国不服，贤良不举曰：‘是何能害？’如是，是不知所以亡也。故臣曰晋先亡也。”居三年，晋果亡。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曰：“孰次之？”对曰：“中山次之。”威公问其故，对曰：“天生民而令有别，有别，人之义也，所异於禽兽麋鹿也，君臣上下之所以立也。中山之俗，以昼为夜，以夜继日，男女切倚，固无休息，康乐，歌谣好悲，其主弗知恶，此亡国之风也。臣故曰中山次之。”居二年，中山果亡。威公又见屠黍而问焉，曰：“孰次之？”屠黍不对。威公固问焉，对曰：“君次之。”威公乃惧，求国之长者，得义莳、田邑而礼之，得史驎、赵骈以为谏臣，去苛令三十九物，以告屠黍。对曰：“其尚终君之身乎！”曰：臣闻之，国之兴也，天遗之贤人与极言之士；国之亡也，天遗之乱人与善谀之士。”威公薨，九月不得葬，周乃分为二。故有道者之言也，不可不重也。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报更也。为不善亦然。白圭之中山，中山之王欲留之，白圭固辞，乘舆而去。又之齐，齐王欲留之仕，又辞而去。人问其故，曰：“之二国者皆将亡。所学有五尽。何谓五尽？曰：莫之必，则信尽矣；莫之誉，则名尽矣；莫之爱，则亲尽矣；行者无粮、居者无食，则财尽矣；不能用人、又不能自用，则功尽矣。国有此五者，无幸必亡。中山、齐皆当此。”若使中山之王与齐王闻五尽而更之，则必不亡矣。其患不闻，虽闻之又不信。然则人主之务，在乎善听而已矣。夫五割而与赵，悉起而距军乎济上，未有益也。是弃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

【译文】

凡是国家濒于灭亡的时候，有道之人一定会事先离开，古今都是一样的。土地的归属取决于城邑的归属，城邑的归属取决于人民的归属，人民的归属取决于贤人的归属。所以，贤明的君主得到贤人辅倥，人民自然就得到了，得到人民，城邑自然就得到了，得到城邑，土地自然就得到了。土地的获得难道一定要亲自巡视那里，一定要亲自劝说那里的人民吗？只要得到根本就够了。

朝的太史令终古拿出法典，抱着哭泣。夏桀执迷不悟，暴虐荒淫更加厉害。终古于是出逃投奔商。商汤高兴地告诉诸侯说：“夏王无道，残害百姓．逼迫父兄，侮辱功臣，轻慢贤人，抛弃礼义，听信谗言。众人都怨恨他，他的掌管法典的臣子已自行归顺了商。

殷商的内史向挚，看到纣王越来越淫乱昏惑，于是用车载着殷商法典出逃投奔周。武王非常高兴，把这事告诉诸侯说：“商王昏乱至极，溺干饮酒作乐，躲避疏远箕子，亲近妇女和小人，妲己参与致事，赏罚没有准则，不依法度行事，残杀了三个无辜的人，人民大为不服。他的掌管法典的臣子已出逃刊周的国都。”

晋国的太史屠黍，看到晋国混乱，晋国君主骄横而没有德义，于是带着晋国的法典归顺周国。周威公接见他时问道：“天下的诸侯国哪个先灭亡？”屠黍回答说：“晋国先灭亡。”威公问其原因，屠黍回答说：“我前一段在晋国的时候，不敢直言劝谏，我拿天象的异常，日月星辰的运行多不合度度的反常现象启示晋君，他说：‘这些又能怎么样？’我又拿人事的处理大多不符合道义，百姓都烦闷怨恨的情况启示他，他说：‘这些又能有什么妨害？，我又拿邻国不归服，贤人得不到举用的情况启示他，他说：‘这些又能有什么危害？’象这样，就是不了解所以灭亡的原因啊。所以我说晋国先灭亡。”过了三年，晋国果然灭亡了。威公又接见屠黍，问他说：“哪一国接着要灭亡？”屠黍回答说；“中山国接着要灭亡。”威公问其原因，屠黍回答说：“上天生下人来就让男女有别。男女有别，这是人伦大义，是人与禽兽麇鹿不周的地方，是君臣上下所以确立的基础。中山国的习俗，以日为夜，夜以继日，男女耳鬓厮磨，互相偎依，没有停止的时候，纵情安逸享乐，歌唱喜好悲声，对这种习俗，中山国的君主不知厌恶，这是亡国的风俗啊，所以我说中山国接着要灭亡。”过了两年，中山国果然灭亡了。威公又接见屠黍，问说。“哪一国接着要灭亡？”屠黍不回答。威公坚持问他，他回答说：“接着要灭亡的是您。”威公这才害怕了，访求国中德高望重的人，得到义莳、田邑，对他们以礼相待，得到史驎磷，赵骈，让他们作谏官，废除了苛刻的法令三十九条。成公把这些情况告诉了屠黍，屠黍回答说：“这大概可以保您一生平安吧！”又说：“我听说过，国家将若盛的时候，上天给它降下贤人和敢于直言相谏的人，国家将灭亡的时候，上天给它降下乱臣贼子和善于阿谀诌媚的人。”威公死了，暂殡九个月不得安葬，周国于是分裂为两个小国。所以有道之人的话，不可以不重视啊。

周鼎上铸上饕餮纹，有头没有身子，吃人来及下咽，祸害已连累自身，这是表明恶有恶报啊。做不善的事也是这样。

白圭到中山国，中山国的君主想要留下他，白圭坚决谢绝，乘车离开了。又到了齐国，齐国君主想耍留他做官，他又谢绝，离开了齐国。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这两个国家都将要灭亡。我听说有‘五尽’，什么叫‘五尽’？就是：没有人信任他，那么信义就丧尽了，没有人赞誉他，那幺名声就丧尽丁}没有人喜爱他，那么亲人就丧尽了，行路的人没有干粮、居家的人没有吃的，那么财物就丧尽了；不能任用人，女不能发挥自已的作用，那么功业就丧尽了，国家有这五种情况，必定灭亡，无可幸免。中山、齐国都正符合这五种情况。”假如让中山的君主和齐国的君主闻知“五尽”，并改正自己的恶行，那就一定不会灭亡了。他们的祸患在于没有听到这些话，即使听到了又不相信。这样看来，君主需要努力做的，在善于听取意见罢了。中山五次割让土地给赵国，齐滑王率领全部军队在济水一带抵御以燕国为首的五国军队，都没有什么益处，都没有逃脱国亡身死的下场。这是由于他们抛弃了那些能使国家生存的东西，而为自己准备下了灭亡的条件。

【先识览第四观世】

【原文】

二曰：天下虽有有道之士，国犹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一圣人，继踵也。士与圣人之所自来，若此其难也，而治必待之，治奚由至？虽幸而有，未必知也，不知则与无贤同。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乱世之所以长也。故王者不四，霸者不六，亡国相望，囚主相及。得士则无此之患。此周之所封四百馀，服国八百馀，今无存者矣。虽存，皆尝亡矣。贤主知其若此也，故日慎一日，以终其世。譬之若登山，登山者，处已高矣，左右视，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贤者之所与处，有似於此。身已贤矣，行已高矣，左右视，尚尽贤於己。故周公旦曰：“不如吾者，吾不与处，累我者也；与我齐者，吾不与处，无益我者也。”惟贤者必与贤於己者处。贤者之可得与处也，礼之也。主贤世治，则贤者在上；主不肖世乱，则贤者在下。今周室既灭，天子既废，乱莫大於无天子。无天子则强者胜弱，众者暴寡，以兵相刬，不得休息。而佞进。今之世当之矣。故欲求有道之士，则於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远幽闲之所，若此则幸於得之矣。太公钓於滋泉，遭纣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纣，天子也。天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与不知也。诸众齐民，不待知而使，不待礼而令。若夫有道之士，必礼必知，然後其智能可尽也。晏子之晋，见反裘负刍息於涂者。以为君子也，使人问焉，曰：“曷为而至此？”对曰：“齐人累之，名为越石父。”晏子曰：“嘻！”遽解左骖以赎之，载而与归。至舍，弗辞而入。越石父怒，请绝。晏子使人应之曰：“婴未尝得交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犹未邪？”越石父曰：“吾闻君子屈乎不己知者，而伸乎己知者。吾是以请绝也。”晏子乃出见之，曰：“向也见客之容而已，今也见客之志。婴闻察实者不留声，观行者不讥辞，婴可以辞而无弃乎？”越石父曰：“夫子礼之，敢不敬从。”晏子遂以为客。俗人有功则德，德则骄。今晏子功免人於厄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远矣。此令功之道也。子列子穷，容貌有饥色。客有言之於郑子阳者，曰：“列御寇，盖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国而穷，君无乃为不好士乎？”郑子阳令官遗之粟数十秉。子列子出见使者，再拜而辞。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曰：“闻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乐。今妻子有饥色矣，君过而遗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岂非命也哉？”子列子笑而谓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遗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难，杀子阳。受人之养而不死其难，则不义；死其难，则死无道也。死无道，逆也。子列子除不义、去逆也，岂不远哉？且方有饥寒之患矣，而犹不苟取，先见其化也。先见其化而已动，远乎性命之情也。

【译文】

天下虽然有有道之士，但本来就很少。如果方圆千里有一个士，那就很多了，可以称得上是肩靠着肩了，如果几代出一个圣人，那就不少了，可以称得上是脚挨着脚了。士和圣人的出现，竟这样的困难，可是国家的安定却一定得依靠他们，象这样，国家安定的局面怎么能到来？即使幸或有贤人。也未必被人知道。有贤人而不被人知晓，那就跟没有贤人一样。这就是安定的世道之所以很短、而混乱的世道之所以很长的原因啊。所以成就王业的人没有出现四位，称霸诸侯的人没有出现六位，被灭亡的国家一个连着一个，被囚禁的君主一个接着一个。得到士就没有这样的祸患了。这就是周朝所封的四百多个诸侯、归服的八百多个国家如今没有再存在的原因。即便有存在的，也都曾经灭亡过。贤明的君主知道情况是这样，所以一天比一天谨慎，以保自己终身平安。比如说登山，登山的人，登到的地方已经很高了，向左右看，高峻的山还在上边呢。贤人和人相处与此相似。自己已经很贤明了，品行已经很高尚了，向左右看，还尽是超过自己的人。所以周公旦说：“不如我的人，我不跟他在一起，这是牵累我的人，跟我一样的人，我不跟他在一起，这是对我没有益处的人。”只有贤人一定跟超过自己的人在一起。跟贤人在一起是能够办到的，那就是以礼对待他们。

君主贤明，世道安定，贤人就在上位，君主不肖，世道混乱，贤人就在下位，而奸佞小人受到提拔重用。现在周王室已经灭亡，天子已经废黜，世道混乱没有比无天子更严重的了。没有天子，强大的就胜过弱小的，人多势众的就欺凌势孤力单的，用军队互相残杀，无法止息。如今的世道就正是这样。所以想要访求有道之士，就应该到江海之滨，山谷之中，僻远幽静之处去访求，这样做就有幸或许能得到他们。太公望在滋泉边钓鱼，是因为正遭逢纣当政的时代，所以周文王得到了他。文王只是拥有千辆兵车的诸侯，纣是天子。然而天子失去了太公，而诸侯却得到了太公，这是因为文王了解太公，而纣不了解太公啊。平民百姓，无须了解就可以役健他们，无须礼遇就可以命令他们。至于有道之士，一定要礼遇他们，一定要了解他们，然后才可以让他们把智慧才能全都献出来。

晏子到晋国去，看见一个反穿皮衣背着草的人正在路边休息。晏子认为这个人是个君子，就派人问他说：“你为什么到了这里？”那个人回答说：“我给齐人为奴，名叫越石父。”晏子听了以后说：“噢！”立刻解下车左边的马把这个人赎了出来，跟他一起乘车回去。到了馆舍，晏子不向他告辞就进去了。越石父很生气，请求与晏子绝交。晏子派人回答他说：“我不曾跟你交朋友啊。现在我从患难中把你解救出来，我对你还不可以吗？”越石父说：“我听说君子在不了解自己的人而前可以忍受屈辱，在已经了解自己的人面前就要挺胸做人。因此，我要跟您绝交。”晏子于是出来见他说；“刚才只是看到客人的容貌罢了，现在才看到客人的心志。我听说考察人的实际的人不留意人的名声，观察人的行为的人不考虑人的言辞。我可阻向您谢罪而不被拒绝吗？”越石父说：“先生您上礼对待我，我怎敢恭敬从命。”晏子于是把他待为上宾。世俗之人有功劳就自以为对别人有恩德，自以为对别人有恩德就骄做。现在晏子有从困境中解教人的功劳，却反而对被救的人很谦卑，他超出世俗已经相当远了。述就是保全功劳的方法啊。

列子很贫困，脸上现出饥饿的气色。有个宾客把这种情况告诉给郑相子阳，说：“列御寇是个有道之士，居住在您的国家却很贫困，您恐怕是不喜欢士吧？”子阳让官吏送给列子几百石粮食。列子出来会见使者，拜而又拜，谢绝了。使者离开了，列子进了门，他的妻早怨恨地捶着胸脯说；“听说有道之人的妻子儿女都能得到安乐。如今妻子儿女已经面有饥色，相国派人探望并给先生您送来吃的，先生您又不接受。我们岂不是命中注定要受贫困吗？”列子笑着对她说：“相国自己并不了解我，是因为别人的话才送给我粮食，过不了多久，同样又将会因为别人的话治我的罪。这就是我不接受的原因。”结果人民果然发难，杀死了子阳。接受了人家的供养，却不为他遭难而去死，就是不义，为他遭难而去死，就是为无道之人而死。为无道之人而死，就是悖逆。列子免除不义、避开悖逆，岂不是很远吗？正当他有饥寒之苦的时候，尚且不肯随随便便地接受别人的馈赠，这是因为事先预见到了事情的发展变化。事先预见到事物的发展变化，从而采取相应的行动，这就通晓性命的真情了。

【先识览第四知接】

【原文】

三曰：人之目，以照见之也，以瞑则与不见，同。其所以为照、所以为瞑异。瞑士未尝照，故未尝见。瞑者目无由接也，无由接而言见，谎。智亦然。其所以接智、所以接不智同，其所能接、所不能接异。智者，其所能接远也；愚者，其所能接近也。所能接近而告之以远，奚由相得？无由相得，说者虽工，不能喻矣。戎人见暴布者而问之曰：“何以为之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可以为之莽莽也！”故亡国非无智士也，非无贤者也，其主无由接故也。无由接之患，自以为智，智必不接。今不接而自以为智，悖。若此则国无以存矣，主无以安矣。智无以接，而自知弗智，则不闻亡国，不闻危君。管仲有疾，桓公往问之，曰：“仲父之疾病矣，将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齐鄙人有谚曰：‘居者无载，行者无埋。’今臣将有远行，胡可以问？桓公曰：“愿仲父之无让也。”管仲对曰：“愿君之远易牙、竖刀、常之巫、卫公子启方。公曰：“易牙烹其子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将何？”有於君公又曰：“竖刀自宫以近寡人，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其身之忍，又将何有於君？”公又曰：“常之巫审於死生，能去苛病，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死生，命也。苛病，失也。君不任其命、守其本。而敢归巫，彼将以此无不为也。”公又曰：“卫公子启方事寡人十五年矣，其父死而不哭，犹尚可疑邪？”管仲对曰：“人之情，非不爱其父也，其父之忍，又将何有於君？”公曰：“诺。管仲死，尽逐之。食不甘，宫不治，苛病起，朝不肃。居三年公曰：“仲父不亦过乎！孰谓仲父尽之乎！”於是皆复召而反。明年，公有病，常之巫从中出曰：“公将以某日薨。”易牙、竖刀、常之巫相与作乱，塞宫门，筑高墙，不通人，矫以公令。有一妇人逾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妇人曰：“吾无所得。”公又曰：“我欲饮。”妇人曰：“吾无所得。”公曰：“何故？”对曰：“常之巫从中出曰：‘公将以某日薨。’易牙、竖刀常之巫相，与作乱塞高墙，不通人，故无所得。卫公子启方以书社四十下卫。”公慨焉叹，涕出曰：“嗟乎！圣人之所见，岂不远哉！若死者有知，我将何面目以见仲父衣乎？”蒙袂而绝乎寿宫。虫流出於户，上盖以杨门之扇，三月不葬。此不卒听管仲之言桓公非轻难而恶管子也，无由接见也。无由接，固却其忠言，而爱其所尊贵也。

【译文】

人的眼睛，因为明亮才能看见东西，失明就看不见，看见或看不见，眼睛是相同的，但接触外物时，或明亮、或失明却是不同的。失明的人眼睛未曾明亮过，所以从未看见过。失明的人眼睛无法与外物接触，无法与外物接触却说看见了，这是欺骗。智力也是达样。人们的智力达到或达不到，凭借的条件是相同的，但接触外物时，或聪明、或愚笨却是不同的。聪明的人，他们的智力能达到很远，愚笨的人，他们的智力所及范圈很近。智力所及很近的人，却告诉他长远的变化趋势，怎么能理解？对于无法理解的人，游说的人即使善辩，也无法让他明白了。有个戎人看到一个晒布的，就问他说；“用什么东西织得这样长大呢？”那个人指着麻让戎人看。戎人生气地说，“哪里有这样乱纷纷的东西可以织得这样长大呢！”所以灭亡的国家不是没有聪明之士，也不是没有贤德之人，而是因为亡国的君主智力不及，无法接触他们的缘故啊。无法接触他们所带来的祸患是自以为聪明，这样智力势必达不到。如果智力达不到却又自以为聪明，这是胡涂。象这样，国家就无法生存了，君主就无法安定了。如果君主智力达不到，而自知智力不及，那样就不会有灭亡的国家，不会有处于险境的君主了。

管仲生了重病，桓公去探望他，说：“仲父您的病很严重了，您有什么话教诲我呢？”管仲说；“齐国的鄙野之人有句谚语说；‘家居的人不用准备外出时车上装载的东西，行路的人不用准备家居时需要埋藏的东西。’我将要永远地走了，哪还值得询问？”桓公说：”希望仲父您不要推辞。”管仲回答说：“希望您疏远易牙、竖刀、常之巫，卫公子启方。”桓公说：“易牙不惜煮了自己的儿子以满足我的口味，这样的人还可以怀疑吗？”管仲回答说；“人的本性不是不爱自己的儿子啊，他连自己的儿子都狠心煮死了，对您又怎么能热爱呢？”桓公又说；“竖刀自己阉割了自己以便接近侍奉我，这样的人还可以怀疑吗？”管仲回答说：“人的本性不是不爱自己的身体啊，他连自身都狠心阉割了，对您又怎么能热爱呢？”桓公又说：“常之巫能明察死生，能驱除鬼降给人的疾病，这样的人还可以怀疑吗？”管仲回答说：“死生是命中注定的，鬼降给人的疾病是由于精神失守引起的。您不听凭天命，守住根本，却倚仗常之巫，他将借此无所不为了。”桓公又说：“卫公子启方侍奉我十五年了，他的父亲死了，他都不敢回去哭丧，这样的人还可以怀疑吗？”管仲回答说：“人的本性不是不爱自己的父亲啊，他连自己的父亲都那样狠心对待，对您又怎么能热爱呢？”桓公说：“好吧。”管仲死了，桓公把易牙等人全部驱遂了。桓公吃饭不香甜，后宫不安定，鬼病四起，朝政混乱。过了三年，桓公说；“仲父也太过分了吧！谁说仲父的话都得听从呢！”于是又把易牙等人都召了回来。第二年，桓公病了，常之巫从官内出来说：“君主将在某日去世。”易牙。竖刀、常之巫一起作乱，堵塞了宫门，筑起了高墙，不让人进去，假称这是桓公的命令。有一个妇人翻墙进入宫内，到了桓公那里。桓公说：“我想吃饭。”妇人说；“我没有地方能弄到饭。”桓公又说：“我想喝水。”妇人说：“我没有地方能弄到水。”桓公说：“这是为什么？”妇人回答说。“常之巫从官内出来说：‘君主将在某日去世。’易牙，竖刀，常之巫一起作乱，堵塞了宫门，筑起了高墙，不让人进来，所以没有地方能弄饭和水。卫公子启方带着四十社的土地和人口投降了卫国。”桓公慨然叹息，流着泪说：“唉！圣人所预见到的，难道不是很远吗？如果死者有知，我将有什么脸去见仲父呢？”于是用衣袖蒙住脸，死在寿官。尸虫爬出门外，尸体上盖着杨门的门扇，过了三个月不能停柩，过了九个月不能下葬。这是因为桓公不能始终听从管忡的话啊。桓公不是轻视灾难、厌恶管仲，而是智力不及，无法知道管仲的话是对的。正因为无法知道，所以不采纳管仲的忠言，反而亲近自己所宠信的那几个小人。

【先识览第四悔过】

【原文】

四曰：穴深寻，则人之臂必不能极矣。是何也？不至故也。智亦有所不至。公兴师以袭郑，蹇叔谏曰：“不可。臣闻之，袭国邑，以车不过百里，以人不过三十里，皆以其气之趫与力之盛至，是以犯敌能灭，去之能速。今行数千里，又绝诸侯之地以袭国，臣不知其可也。君其重图之。”缪公不听也。蹇叔送师於门外而哭曰：“师乎！见其出而不见其入也。”蹇叔有子曰申与视，与师偕行。蹇叔谓其子曰：“晋若遏师必於淆。女死，不於南方之岸，必於北方之岸，为吾尸女之易。”缪公闻之，使人让蹇叔曰：“寡人兴师，未知何如。今哭而送之，是哭吾师也。”蹇叔对曰：“臣不敢哭师也。臣老矣，有子二人，皆与师行。比其反也，非彼死，则臣必死矣，是故哭。”师行过周，王孙满要门而窥之，曰：“呜呼！是师必有疵。若无疵，吾不复言道矣。夫秦非他，周室之建国也。过天子之城，宜橐甲束兵，左右皆下，以为天子礼。今袀服回建，左不轼，而右之超乘者五百乘，力则多矣，然而寡礼，安得无疵？”师过周而东。郑贾人弦高、奚施将西市於周，道遇秦师，曰：“嘻！师所从来者远矣。此必袭郑。”遽使奚施归告，乃矫郑伯之命以劳之，曰：“寡君固闻大国之将至久矣。大国不至，寡君与士卒窃为大国忧，日无所与焉，惟恐士卒罢弊与糗粮匮乏。何其久也！使人臣犒劳以璧，膳以十二牛。”秦三帅对曰：“寡君之无使也，使其三臣丙也、术也、视也於东边候晋之道，过，是以迷惑，陷入大国之地。”不敢固辞，再拜稽首受之。三帅乃惧而谋曰：“我行数千里，数绝诸侯之地以袭人，未至而人已先知之矣，此其备必已盛矣。”还师去之。当是时也，晋文公适薨，未葬。先轸言於襄公曰：“秦师不可不击也，臣请击之。”襄公曰：“先君薨，尸在堂，见秦师利而因击之，无乃非为人子之道欤！”先轸曰：“不吊吾丧，不忧吾哀，是死吾君而弱其孤也。若是而击，可大强。臣请击之。”襄公不得已而许之。先轸遏秦师於淆而击之，大败之，获其三帅以归。缪公闻之，素服庙临，以说於众曰：“天不为秦国，使寡人不用蹇叔之谏，以至於此患。”此缪公非欲败於殽也，智不至也。智不至则不信。言之不信，师之不反也从此生。故不至之为害大矣。

【译文】

洞深八尺，那么人的手臂就不能探到底了。这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手达不到的缘故。智力也有达不到的地方。智力达不到，游说的人即使善辩，阐发的道理即使精微，也不能使他体会到。所以箕子被商纣囚禁，范蠡飘泊于三江五湖。

从前，秦穆公发兵偷袭郑国，蹇叔劝阻说：“不可以。我听说过，偷袭他国城邑，用战车不能超过百里，用步兵不能超过三十里，都是凭着士兵士气旺盛和力量强盛时到达，因此进攻敌人能够消灭他们，撤离战场能够迅速离去。现在行军几千里，又要穿越其他诸侯国的领土去时袭他国，我不知道那怎么可以呢！您还是仔细慎重地考虑考虑吧。”穆公不听从他的意见。蹇叔送军队出征送到城门外，哭着说；“将士们啊，我看到你们出去却看不到你们回来啦！”蹇叔的两个儿子申和视跟军队一起出征。蹇叔对他的儿子们说：“晋国如果阻击我军，一定在崤山。你们战死的话，不死在南山边，就一定要死在北山边，以便我给你们收尸时容易识别。”穆公听说了这件事，派人责备蹇叔说：“我发兵出征，还不知道胜负如何。现在你却哭着送行，这是给我的军队哭丧啊。”蹇叔回答说：“我不敢给军队哭丧啊。我老了，有两个儿子都和军队一起出征。等到军队回来的时候，不是他们战死，就一定是我死了，因此我才哭。”

秦军出征经过周的都城，王孙满美好城门上了闩，从门缝里观看秦军，说：“哎呀，这支军队必遭挫折。如果它不遭挫折，以后我就不再议论‘道’了。秦国非他国可比，它是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它的军队经过天子的都城，应该收藏起铠甲兵器，战车上驭者左右的甲士都应下车，以此表示向天子行礼。现在这支军队服装上下一色，兵车上建置混乱，左边的将士不凭轼致敬，右边的骖乘跃上车的有五百辆。这些人力气固然是很大了，然而缺少礼仪，这样的军队怎么能不遭挫折？”秦军过了周的都城向东行进。

郑国商人弦高、奚施西行到周的都城去做买卖，在路上遇到秦国军队，弦高说；“啊！这支军队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这一定是去偷袭郑国。”于是立即让奚施回郑国报告，自己就假托郑国国君的命令云慰劳秦军。弦高说：“我们国君本来很早就听说贵国军队要来了。贵军没有来，我们国君和士兵私下替贵军担忧，每天都为此而心情不愉快，惟恐责军士兵赢弱疲困，干粮缺乏。怎么这么久才到啊！我们国君派我用壁犒劳贵军，并献给贵军十二头牛作为膳食。”秦军三个主帅回答说；“我们的国君没有合适的人可派遣，派了他的三个臣子丙、术、视到东方察看晋国的道路。没想走过了头，因此迷了路，误人贵国境内。”不敢执意不收，拜而又拜，叩头于地，接受了犒劳的东西。秦军的三个主帅很担心，商议说；“我们行军几千里，多次穿越其他诸侯国的土地去偷袭人家，还没到，人家就已经先知道了，这样看来，他们的准备一定已经很充分了。”于是回师离开了郑国。

在这时，正赶上晋文公去世．还没有安葬。先轸对襄公说：“秦军不可不袭击，我情您允许我去袭击它。”襄公说：“先君去世，尸体还在堂上，看到秦军有利可图就去袭击它，这恐怕不是当儿子的应该遵循的原则吧！”先轸说：“秦国对我们的丧事不表示慰问，对我们的哀痛不表示忧伤，这是忘掉了我们的先君，欺侮您年幼。他们这样无情无义，我们去袭击它，可以使晋国大大强盛。我请您允许我去袭击它。”襄公不得已才答应了他。先轸在崤山截住并攻击秦军，把它打得大败，俘获了秦军的三个主帅而回。

秦穆公听到这个消息，身穿丧服，到宗庙里哭告祖先，向众人说道；“上天不帮助秦国，才让我没有听从蹇叔的劝谏，以至遭到这样的祸患。”这并不是穆公想在崤山被打败，而是因为智力达不到啊。智力达不到就不相信蹇叔的话。不相信蹇叔的话，结果导致了秦军全军覆没。所以，智力达不到带来的危害真是太大。

【先识览第四乐成】

【原文】

五曰：大智不形，大器晚成，大音希声。禹之决江水也，民聚瓦砾。事已成，功已立，为万世利。禹之所见者远也，而民莫之知。故民不可与虑化举始，而可以乐成功。孔子始用於鲁，鲁人鹥诵之曰：“麛裘而韠，投之无戾。韠而麛裘。投之无邮。”用三年，男子行乎涂右，女子行乎涂左，财物之遗者，民莫之举。大智之用，固难逾也。子产始治郑，使田有封洫，都鄙有服。民相与诵曰：“我有田畴，而子产赋之。我有衣冠，而子产贮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後三年，民又诵之曰：“我有田畴，而子产殖之。我有子弟，而子产诲之。子产若死，其使谁嗣之？”使郑简、鲁哀当民之诽訾也，而因弗遂用，则国必无功矣，子产、孔子必无能矣。非徒不能也，虽罪施，於民可也。今世皆称简公、哀公为贤，称子产、孔子为能。此二君者，达乎任人也。舟车之始见也，三世然後安之。夫开善岂易哉！故听无事治。事治之立也，人主贤也。魏攻中山，乐羊将。已得中山，还反报文侯，有贵功之色。文侯知之，命主书曰：“群臣宾客所献书者，操以进之。”主书举两箧以进。令将军视之，书尽难攻中山之事也。将军还走，北面再拜曰：“中山之举，非臣之力，君之功也。”当此时也，论士殆之日几矣，中山之不取也，奚宜二箧哉？一寸而亡矣。文侯，贤主也，而犹若此，又况於中主邪？中主之患，不能勿为，而不可与莫为。凡举无易之事，气志视听动作无非是者，人臣且孰敢以非是邪疑为哉？皆壹於为，则无败事矣。此汤、武之所以大立功於夏、商，而句践之所以能报其雠也。以小弱皆壹於为而犹若此，又况於以强大乎！魏襄王与群臣饮，酒酣，王为群臣祝，令群臣皆得志。史起兴而对曰：“群臣或贤或不肖，贤者得志则可，不肖者得志则不可。”王曰：“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对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而西门豹勿知用，是其愚也。知而弗言，是不忠也。愚与不忠，不可效也。”魏王无以应之。明日，召史起而问焉，曰：“漳水犹可以灌邺田乎？”史起对曰：“可。”王曰：“子何不为寡人为之？”史起曰：“臣恐王之不能为也。”王曰：“子诚能为寡人为之，寡人尽听子矣。”史起敬诺，言之於王曰：“臣为之，民必大怨臣，大者死，其次乃藉臣。臣虽死藉，愿王之使他人遂之也。王曰：“诺。”使之为邺令。史起因往为之。邺民大怨，欲藉史起。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与歌之曰：“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粱。”使民知可与不可，则无所用矣。贤主忠臣，不能导愚教陋，则名不冠後、实不及世矣。史起非不知化也，以忠于主也。魏襄王可谓能决善矣。诚能决善，众虽喧哗，而弗为变。功之难立也，其必由讻々邪！国之残亡，亦犹此也。故讻々之中，不可不味也。中主以之止善，贤主以之讻々也立功。

【译文】

最大的智慧不显现，担当大事的人成就较晚，最优美的乐音听来无声。

当禹疏导江水的时候，人们却堆积瓦砾加以阻挡。等到治水的事业完成，功业建立以后，给子孙万代带来了好处。禹目光远大，可是人们却没有谁知道这一点。所以，不可以跟普通的百姓商讨改变现状、进行创业开拓的大事，却可以跟他们享受成功的快乐。

孔子在鲁国开始被任用时，鲁国人怨恨地唱道：“穿着鹿皮衣又穿蔽膝，抛弃他没关系。穿着蔽膝又穿鹿皮裘，抛弃他没罪尤。”被任用三年之后，鲁国男子在道路右边行走，女子在遭路左边行走，遗失了的财物，没有人拾取。大智的运用，本来就难以让人知晓啊。

子产开始治理郑国时，让田地有沟渠疆界，让城邑、鄙野有规定的服色。人民一起怨恨地唱道；“我们有田亩，子产征军赋。我们有衣冠，子产收赋税。谁要杀子产，我们去帮助。”三年之后，人民又歌颂他说：“我们有田亩，子产让它增五谷。我们有子弟，子产对他们施教育。子产如果死了，还有谁能继承他？”

假使郑简公、鲁哀公面对人民的诽谤非议，就不再任用子产，孔子了，那么国家一定无所成就，子产，孔子也一定无法施展才能了。不只是不能施展才能，即使被治罪，人民也会赞同的。如今世上都称赞简公，哀公贤明，称赞子产、孔子有才能。这两位君主，很懂得任用人啊。舟、车开始出现的时候，人们都不习惯，过了三代人们才感到习惯。开始做好事难道容易吗？所以听信愚民之言，任何事都办不好。事业之所以成功，全在于君主贤明啊。

魏国攻打中山国，乐羊为将。乐羊攻下中山国以后，回国向魏文侯报告，显出夸功骄傲的神色。文侯察觉了这一点，就命令主管文书的官吏说。“群臣和宾客献上的书信，都拿来进上。”主管文书的官吏搬着两箱书信进上来。文侯让乐将军看这些书信。书信都是责难攻打中山国这件事的。乐将军转身退下几步，向北再拜说：“攻下中山国，不是我的力量，是君主您的功劳啊。”乐羊攻打中山国的时候，议论的人对这件事的危害一天比一无严重了，假使文侯相信了群臣宾客之言，认为中山国不可取，那么，哪里用得着两箱书信呢？只需一寸长的书信就足以让乐羊失去功劳了。文侯是贤明的君主，臣下尚且如此，更何况一般的君主呢？一般君主的祸患是，不能不让他去做，又不能让他中途不改。君主凡是去做中途不改变的事情，思想意志、视听行动无不认为正确，臣下谁还敢认为不对而横加怀疑呢？君臣都专心去敞，就没有做不成的事了。这就是汤，武王之所以在灭亡夏、商中大立功业，勾践之所以能够报仇的原因。只要君臣全都专心去做，凭仗弱小的国家尚且能如此，更何况凭仗强大的国家呢？

魏襄王跟臣子们一起喝酒，喝到正畅快的时候，魏王为臣子们祝酒，让臣子们都能得志。史起站起来回答说：“臣子有的贤明有的不肖，贤明的人得志可以，不肖的人得志就不可以。”魏王说：“让群臣都象西门豹当臣子那样。”史起回答说；“魏国分配给人民土地，每户一百亩，邺地偏偏给二百亩，这说明那里的土地不好。漳水在它的旁边，可是西门豹却不知利用，这说明他很愚蠢。知道这种情况却不报告，这说明他不忠。愚蠢和不忠，不可效法。”魏王无话回答他。第二天，召来史起问他说，“漳水还可以灌溉邺的田地吗？”史起回答说：“可以。”魏王说，“你何不替我去做这件事？”史起说；“我担心您不能做啊。”魏王说：“你如果真的能替我去做这件事，我全都听你的。”史超恭恭敬敬地答应了，并对魏王说：“我去做这件事，那里的人民一定非常怨恨我，严重了会弄死我，次之也会凌辱我。即使我被弄死或被凌辱，希望您派其他人继续完成这件事。”魏王说；“好吧。”派他去当邺令。史起于是去邺开始了引漳工程，邺地的人民非常怨恨史起，想要凌辱他，史起不敢出门，躲了起来。魏壬就派别人最终完成这一工程。水流到了田里，人民大大受益，一起歌颂他说；“邺地有贤令，此人是史公。引漳水，灌邺田。古来盐碱地，能长稻和谷。”假使人民知道什么可做，什么不可做，那就没有任用贤人的必要了，贤主忠臣，如果不能教导愚蠢鄙陋的人，那么名声就不能流传到后世，政绩也不能对当代有利了。史起不是不知道事物的发展趋势，他明知要遭到民众的怨恨，却还要治理漳水，是因为他忠于君主。魏襄王可说是能对善于做出决断了。如果真能对善行做出决断，那么众人即使喧哗，也不会因此而改变。功业之所以难于建立，大概一定是由于众人的吵吵闹闹吧！国家的残破灭亡，也是由于这个原因啊。所以在众人的吵吵闹闹之中，不可不加以研究体会。一般的君主以为众人的吵吵闹闹就停止了行善，贤明的君主却在众人的吵吵闹捅之中建立起功业。

【先识览第四察微】

【原文】

六曰：使治乱存亡若高山之与深溪，若白垩之与黑漆，则无所用智，虽愚犹可矣。且治乱存亡则不然。如可知，如可不知；如可见，如可不见。故智士贤者相与积心愁虑以求之，犹尚有管叔、蔡叔之事与东夷八国不听之谋。故治乱存亡，其始若秋毫。察其秋毫，则大物不过矣。鲁国之法，鲁人为人臣妾於诸侯，有能赎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贡赎鲁人於诸侯，来而让，不取其金。孔子曰：“赐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於行；不取其金，则不复赎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鲁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见之以细，观化远也。楚之边邑曰卑梁，其处女与吴之边邑处女桑於境上，戏而伤卑梁之处女。卑梁人操其伤子以让吴人，吴人应之不恭，怒，杀而去之。吴人往报之，尽屠其家。卑梁公怒，曰：“吴人焉敢攻吾邑？”举兵反攻之，老弱尽杀之矣。吴王夷昧闻之，怒，使人举兵侵楚之边邑，克夷而後去之。吴、楚以此大隆。吴公子光又率师与楚人战於鸡父，大败楚人，获其帅潘子臣、小帷子、陈夏啮。又反伐郢，得荆平王之夫人以归，实为鸡父之战。凡持国，太上知始，其次知终，其次知中。三者不能，国必危，身必穷。《孝经》曰：“高而不危，所以长守贵也；满而不溢，所以长守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楚不能之也。郑公子归生率师伐宋。宋华元率师应之大棘，羊斟御。明日将战，华元杀羊飨士，羊斟不与焉。明日战，怒谓华元曰：“昨日之事，子为制；今日之事，我为制。”遂驱入於郑师。宋师败绩，华元虏。夫弩机差以米则不发。战，大机也。飨士而忘其御也，将以此败而为虏，岂不宜哉！故凡战必悉熟偏备，知彼知己，然後可也。鲁季氏与郈氏斗鸡，郈氏介其鸡，季氏为之金距。季氏之鸡不胜，季平子怒，因归郈氏之宫，而益其宅。郈昭伯怒，伤之於昭公，曰：“禘於襄公之庙也，舞者二人而已，其馀尽舞於季氏。季氏之舞道，无上久矣。弗诛，必危社稷。”公怒，不审，乃使郈昭伯将师徒以攻季氏，遂入其宫。仲孙氏、叔孙氏相与谋曰：“无季氏，则吾族也死亡无日矣。”遂起甲以往，陷西北隅以入之，三家为一，郈昭伯不胜而死。昭公惧，遂出奔齐，卒於干侯。鲁昭听伤而不辩其义，惧以鲁国不胜季氏，而不知仲、叔氏之恐，而与季氏同患也。是不达乎人心也。不达乎人心，位虽尊。何益於安也？以鲁国恐不胜一季氏，况於三季？同恶固相助。权物若此其过也，非独仲、叔氏也，鲁国皆恐。鲁国皆恐，则是与一国为敌也，其得至干侯而卒犹远。

【译文】

假设治和乱、存和亡的区别象高山和漂谷，象白土和黑漆那样分明，那就社有必要运用智慧，即使蠢人也可以知道了。然而治和乱、存和亡的区别并不是这样。好象可知，又好象不可知，好象可见，又好象不可见。所以有才智的人、贤明的人都在千思百虑、用尽心思去探求治乱存亡的征兆，尽管如此，尚且有管叔、蔡衩的叛乱事件和东夷八国不听王命的阴谋。所以治乱存亡，它们刚刚出现的时候就象秋毫那样，能够明察秋毫，大事就不会出现过失了。

鲁国的法令规定，鲁国人在其它诸侯国给人当奴仆，有能赎出他们的，可以从国库中支取金钱。子贡从其它诸侯国赎出了做奴仆的鲁国人，回来却推辞，不支取金外。扎予说：“端木赐做错了。从今以后，鲁国人不会再赎人了。”支取金钱，对品行并没有损害，不支取金钱，就不会有人再赎人了。子路救了一个溺水的人，那个人用牛来酬谢他，子路收下了牛。孔子说；“鲁国人一定会救溺水的人了。”孔子能从细小处看到结果，这是由于他对事物的发展变化观察得远啊。

楚国有个边境城邑叫卑梁，那里的姑娘与吴国边境城邑的姑娘一起在边境上采桑叶，嬉戏时，吴国的姑娘伤了卑粱的蛄娘。卑梁人带着受伤的姑娘去责备吴国人，吴国人应答很不恭敬，卑梁人很恼怒，杀死了那个吴国人就走了。吴国人去报复，把那个楚国人全家都杀死了。卑粱的守邑大夫大怒，说；“吴国人怎么竟敢攻打我的城邑？”发兵去攻打吴国人，连老弱全都杀死了。吴王夷昧听到这事以后大怒，派人率兵侵犯楚国的边境城邑，攻克楚国边邑，把它夷为平地，然后才离开。吴国，楚国因此展开大战。吴公子光又率领军队在鸡父跟楚国军队交战，把楚军打得大殴，俘虏了楚军的主帅潘子臣、小帷子、以及陈国的夏啮。又接着攻打郢，得到了楚乎王的夫人，把她带回吴国。这实际上还是鸡父之战的继续。凡是要守住国家，最上等的是洞察事情的开端，其次是预见到事情的结局，再次是随着事情的发展了解它。这三样都做不到，国家一定危险，自身一定困窘。《孝经》上说：“高却不倾危，因此能够长期保住尊贵，满却不外溢，因此能够长期保住富足。富贵不离身，然后才能保住国家，使人民和谐。”楚国恰恰不能做到这些。

郑公子归生率领军队攻打宋同。宋国的华元率领军队在大军迎敌，羊斟给他怍驭手。第二天将要作战，华元杀了羊宴享甲士，羊斟却不在宴享的人中。第二天作战的时候，羊斟愤怒地对华元说：“昨天宴享的事由你掌握，今天驾车的事该由我掌握了。”于是把车一直赶进郑国军队里。宋国军队大败，华元被俘。弩牙相差一个米粒就不能发射。战争正象一个大的弩牙。宴享甲士却忘了自己的驭手，将帅因此战败被俘，难道不是麻该的吗？所以，凡作战一定要熟悉全部情况，做好全面准备，知己知彼，然后才可以作战。

鲁国的季氏与郈氏斗鸡，郈氏给他的鸡披上甲，季氏给鸡套上金属爪。季氏的鸡没有斗胜，季平子很生气，于是侵占郈氏的房屋，扩大自己的住宅。郈昭伯非常恼怒，就在昭公面前诋毁季氏说：“在襄公之庙举行大祭的时候，舞蹈的人仅有十六人而已，其余的人都到季氏家去跳舞了。季氏家舞蹈人数超过规格，他日无君主已经很长时间了。不杀掉他，一定会危害国家。”昭公大怒，不加详察，就派郈昭伯率辆军队去攻打季氏，攻入了他的庭院。仲孙氏、叔孙氏彼此商量说：“如果没有了季氏。那我们家接离灭亡就没有几天了。”于是发兵前往救助，攻破院墙的西北角进人庭院，三家合兵一处，郈昭伯不能取胜而被杀死。昭公害怕了，于是逃亡型齐国，后来死在干侯。鲁昭公听信诋毁季氏的话，却不分辨是否合乎道理，他只害怕凭着鲁国不能胜过季氏，却不知道仲孙氏，叔孙氏也很恐惧，他们与季孙氏是患难与共的。这是由于不了解人心啊。不了解人心，地位即便尊贵，对安全又有什么益处呢？凭借鲁国尚且害怕不能胜过一个季氏，更何况三个季氏呢？他们都厌恶昭公，本来就舍互相救助。昭公权衡事情错误到如此地步，不只是仲孙氏、叔孙氏，整个鲁国都会感到恐惧。整个鲁国都感到恐惧，这就是与整个国家为敌了。昭公与整个国家为敌，在国内就该被杀，今得以死在干侯，还算有幸死得远了呢！

【先识览第四去宥】

【原文】

七曰：东方之墨者谢子，将西见秦惠王。惠王问秦之墨者唐姑果。唐姑果恐王之亲谢子贤於己也，对曰：“谢子，东方之辩士也。其为人甚险，将奋於说，以取少主也。”王因藏怒以待之。谢子至，说王，王弗听。谢子不说，遂辞而行。凡听言以求善也，所言苟善，虽奋於取少主，何损？所言不善，虽不奋於取少主，何益？不以善为之悫，而徒以取少主为之悖，惠王失所以为听矣。用志若是，见客虽劳，耳目虽弊，犹不得所谓也。此史定所以得行其邪也，此史定所以得饰鬼以人、罪杀不辜，群臣扰乱，国几大危也。人之老也，形益衰而智益盛。今惠王之老也，形与智皆衰邪？荆威王学书於沈尹华，昭厘恶之。威王好制，有中谢佐制者，为昭厘谓威王曰：“国人皆曰：王乃沈尹华之弟子也。”王不说，因疏沈尹华。中谢，细人也，一言而令威王不闻先王之术，文学之士不得进，令昭厘得行其私。故细人之言，不可不察也。且数怒人主，以为奸人除路，奸路以除，而恶壅却，岂不难哉？夫激矢则远，激水则旱，激主则悖，悖则无君子矣。夫不可激者，其唯先有度。邻父有与人邻者，有枯梧树，其邻之父言梧树之不善也，邻人遽伐之。邻父因请而以为薪。其人不说曰：“邻者若此其险也，岂可为之邻哉？”此有所宥也。夫请以为薪与弗请，此不可以疑枯梧树之善与不善也。齐人有欲得金者，清旦，被衣冠，往鬻金者之所，见人操金，攫而夺之。吏搏而束缚之，问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故？”对吏曰：“殊不见人，徒见金耳。”此真大有所宥也。夫人有所宥者，固以昼为昏，以白为黑，以尧为桀。宥之为败亦大矣。亡国之主，其皆甚有所宥邪？故凡人必别宥然後知，别宥则能全其天矣。

【译文】

东方墨家学派的谢子，将要到西方去见秦惠王。惠王向秦国墨家学派的唐姑果打听谢子的情况。唐姑果担心秦王亲近谢子超过自己，就回答说：“谢子是东方能言善辩的人，他的为人很狡诈，他这次来，将竭力游说，以取得太子的欢心。”秦王于是心怀愤怒等待谢子的到来。谢子来了，劝说秦王，秦王不听从他的意见。谢子很不高兴，于是就告辞走了。凡听人议论是为了听取好的意见，所说的意见如果好，即便是竭力想取得太子的欢心，又有什么损害？所说的意见如果不好，即便不是要竭力取得太子的欢心，又有什么益处？不因为他的意见好认为他诚实，而只是困为他想取得太子的欢心就认为他悖逆，惠王丧失了所以耍听取意见的目的了。象这样动用心思，会见宾客目即使很劳苦，耳朵眼睛即使非常疲惫，还是得不到宾客言谈的要旨。这就是史定之所以能够干邪僻之事的原因，这就是史定之所以能用人装扮成鬼、加罪杀戮无辜之人，以致群臣骚乱、国家几乎危亡的原因。人到了年老的时候，身体越来越衰弱，可是智慧越来越旺盛。现在惠王已到了老年，难道身体和智慧都衰竭了吗？

楚威王向沈尹华学习文献典藉，昭厘对此很忌恨。威王喜好法制，有个帮助制定法令的中谢官替昭厘对威王说：“国人都说：‘王是沈尹华的弟子。’”威王很不高兴，于是就疏远了沈尹华。中谢官是地位卑贱的人，他说了一句话就让威王不能听到先王治国之道，使那些研习、精通古代文猷典籍的人不得重用，让昭整得以实现自己的阴谋。所以，对地位卑贱的人所说的话不可不明察啊。他们多次激怒人主，借此替奸人扫清仕进之路。奸人的仕进之路扫清了，却又厌恶贤人的仕进之路被阻塞，这难道不是很难吗？奋力向后引箭，箭就射得远，阻遏水流，水势就猛，激怒君主，君主就会悖谬，君主悖谬就没有君子辅佐了。不可激怒的，大概只有心中早有准则的君主吧。

有个人与别人为邻，家中有棵干枯的梧桐树，与他为邻的一位老者说之棵捂桐不好，他立刻就把它伐了。那位老者于是要那棵梧桐树，想拿去当柴烧。他不高兴地说：“这个邻居竞这样地险诈啊，怎么可以跟他作邻居呢？”这是有所蔽塞啊。要那棵梧桐把它作柴烧，或是不要，这些都不能作为怀疑梧桐树好还是不好的依据。

齐国有个一心想得到金子的人，清晨，穿上衣服，戴好帽子，到了卖金子的人那里，看见人拿着金子，抓住金子就夺了过来。吏役把他抓住捆了起来，问他说；“人都在这里，你就抓取人家的金子，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我根本没有看见人，只见到金子罢了。”这真是蔽塞到极点了。

有所蔽塞的人，本来就把白天当成黑夜，把白当成黑，把尧当成桀。蔽塞的害处真也太大了。亡国的君主大概都是蔽塞到极点了吧。所以，凡是人一定要能够区分什么是蔽塞，然后才能知道事物的全貌，能够区分什么是蔽塞就能保全自身了。

【先识览第四正名】

【原文】

八曰：名正则治，名丧则乱。使名丧者，淫说也。说淫则可不可而然不然，是不是而非不非。故君子之说也，足以言贤者之实、不肖者之充而已矣，足以喻治之所悖、乱之所由起而已矣，足以知物之情、人之所获以生而已矣。凡乱者，刑名不当也。人主虽不肖，犹若贤用，犹若听善，犹若为可者。其患在乎所谓贤从不肖也，所为善而从邪辟，所谓可从悖逆也。是刑名异充，而声实异谓也。夫贤不肖，善邪辟，可悖逆，国不乱，身不危，奚待也？齐湣王是以。知说士，而不知所谓士也。故尹文问其故，而王无以应。此公玉丹之所以见信、而卓齿之所以见任也。任卓齿而信公玉丹，岂非以自雠邪？尹文见齐王，齐王谓尹文曰：“寡人甚好士。”尹文曰：“愿闻何谓士？”王未有以应。尹文曰：“今有人於此，事亲则孝，事君则忠，交友则信，居乡则悌。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齐王曰：“此真所谓士已。”尹文曰：“王得若人，肯以为臣乎？”王曰：“所愿而不能得也。”尹文曰：“使若人於庙朝中深见侮而不斗，王将以为臣乎？”王曰：“否。大夫见侮而不斗，则是辱也，辱则寡人弗以为臣矣。”尹文曰：“虽见侮而不斗，未失其四行也。未失其四行者，是未失其所以为士一矣。未失其所以为士一，而王以为臣，失其所以为士一，而王不以为臣，则向之所谓士者，乃士乎”？王无以应。尹文曰：“今有人於此，将治其国，民有非则非之，民无非则非之民有罪则罚之，民无罪则罚之，而恶民之难治，可乎？”王曰：“不可。”尹文曰：“窃观下吏之治齐也，方若此也。”王曰：“使寡人治信若是，则民虽不治，寡人弗怨也。意者未至然乎！”尹文曰：“言之不敢无说，请言其说。王之令曰：‘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民有畏王之令、深见侮而不敢斗者，是全王之令也，而王曰：‘见侮而不敢斗，是辱也。’夫谓之辱者，非此之谓也。以为臣不以为臣者，罪之也。此无罪而王罚之也。”齐王无以应。论皆若此，故国残身危，走而之谷，如卫。齐湣王，周室之孟侯也，太公之所以老也。桓公尝以此霸矣，管仲之辩名实审也。

【译文】

名分合宜国家就治理得好，名分不正国家就混乱。使名分不正的是浮夸失实的言辞。言辞浮夸失实就会把不可以说成可以，而把不是这样说成这样，就会把不对说成对，而把不错说成错。所以君子的言辞，足以说出贤人的贤明，不肖之人的不肖就行了，足以讲明治世之所以兴盛、乱世由何引起的就行了，足以令人知晓事物的真情、人之所以能生存的原因就行了。

凡是混乱，都是由于名实不符造成的。君主即便不贤，也还是知道任用贤人，还是知道听从善言，还是知道做可行之事。他们的弊病就在于他们所认为的贤人只不过是不肖之人，他们所认为的善言只不过是邪僻之吉，他们所认为的可行之事只不过是悖逆之事。这就是形名异实、名实不符。把不肖当成贤明，把邪僻当成善良，把悖逆当成可行，象这样，国家不混乱，自身不危险，还等什么呢？

齐湣王就是这样。知道喜欢士，却不知道什么人才叫士。所以尹文问他什么叫士。湣王无话回答。这就是公玉丹之所以被信任，卓齿之所以被任用的原因。任用卓齿，信任公玉丹，难道不是给自己安排仇人吗？

尹文谒见齐王，齐王对尹文说；“我非常喜欢士。”尹文说：“我希望听您说说什么样的人叫做士。”齐王没有话来回答。尹文说：“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侍奉父母根孝顺，侍奉君主很忠诚，结交朋友棍守信用，住在乡里敬爱兄长。有这四种品行的人，可以叫做士吗？”齐说：“这真是所说的士了。”尹文说：“您得到这个人，肯用他作臣子吗？”齐王说；“这是我所希望的，但却不能得到。”尹文说：“假如这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中受到莫大侮辱却不争斗，您还将让他作臣子吗？”齐王说：“不。士受到侮辱却不争斗，这就是耻辱。甘心受辱，我就不让他作臣子了。”尹文说：“这个人虽然受到侮辱而不争斗，但他并没有丧失上述四种品行。没有丧失上述四种品行，这就是说没有丧失一点成为士的条件。没有丧失一点成为士的条件，可是大王您却不让他作臣子，那么您先前所认为的士还是士吗？”齐王无话回答。尹文说：“假如有这样一个人，将治理他的国家，人民有错误责备他们，人民没有错误也责备他们，人民有罪惩罚他们，人民没有罪也惩罚他们。这样做，反倒埋怨人民难以治理，可以吗？”齐王说：“不可以。”尹文说，“我私下观察您的臣属治理齐国正象这样。”齐王说：“假如我治理国家真地象这样，那么人民即使治理不好，我也不怨恨。或许我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步吧！”尹文说：“我既然这样说就不能没有理由，请允许我说一说理由。您的法令说：‘杀人的处死，伤人的受刑。’人民中有的敬畏您的法令，受到奠大侮辱而不敢争斗，这是顾全您的法令啊，可是您却说，‘受侮辱而不敢争斗，这是耻辱。’真正叫做耻辱的，不是说的这个。本该作臣子的，您却不让他作臣子，等于是惩罚他。这就是没有罪过而您却惩罚他啊。”齐王无话回答。君王的议论都象这样，所以国家残破，自身危急，逃到谷邑，又到了卫国。齐圄是周朝分封的诸侯之长，太公在这里得以寿终。桓公曾凭借齐国称霸诸侯，这是由于管仲辨察名实非常详明啊。

谢选骏指出：《先识览》讨论了先知先见的事迹和命运。但由于作者的想法属于无神论，所以见地普通，可谓人云亦云。由此可见，一个好的公议社会，必须信靠上帝的公义。这样，公议才具有公义，而不是私欲的掩护与集合。

【【审分览第五审分】】

【原文】

一曰：凡人主必审分，然後治可以至，奸伪邪辟之涂可以息，恶气苛疾无自至。夫治身与治国，一理之术也。今以众地者，公作则迟，有所匿其力也；分地则速，无所匿迟也。主亦有地，臣主同地，则臣有所匿其邪矣，主无所避其累矣。凡为善难，任善易。奚以知之？人与骥俱走，则人不胜骥矣；居於车上而任骥，则骥不胜人矣。人主好治人官之事，则是与骥俱走也，必多所不及矣。夫人主亦有居车，无去车，则众善皆尽力竭能矣，谄谀诐贼巧佞之人无所窜其奸矣，坚穷廉直忠敦之士毕竞劝骋骛矣。人主之车，所以乘物也。察乘物之理，则四极可有。不知乘物，而自怙恃，夺其智能，多其教诏，而好自以，若此则百官恫扰，少长相越，万邪并起。权威分移，不可以卒，不可以教，此亡国之风也。王良之所以使马者，约审之以控其辔，而四马莫敢不尽力。有道之主，其所以使群臣者亦有辔。其辔何如？正名审分，是治之辔已。故按其实而审其名，以求其情；听其言而察其类，无使方悖。夫名多不当其实，而事多不当其用者，故人主不可以不审名分也。不审名分，是恶壅而愈塞也。壅塞之任，不在臣下，在於人主。尧、舜之臣不独义，汤、禹之臣不独忠，得其数也；桀、纣之臣不独鄙，幽、厉之臣不独辟，失其理也。今有人於此，求牛则名马，求马则名牛，所求必不得矣，而因用威怒，有司必诽怨矣，牛马必扰乱矣。百官，众有司也；万物，群牛马也。不正其名，不分其职，而数用刑罚，乱莫大焉。夫说以智通，而实以过悗；誉以高贤，而充以卑下；赞以洁白，而随以污德；任以公法，而处以贪枉；用以勇敢，而堙以罢怯。此五者，皆以牛为马、以马为牛，名不正也。故名不正，则人主忧劳勤苦，而官职烦乱悖逆矣。国之亡也，名之伤也，从此生矣。白之顾益黑，求之愈不得者，其此义邪！故至治之务，在於正名。名正则人主不忧劳矣，不忧劳则不伤其耳目之主。问而不诏，知而不为，和而不矜，成而不处，止者不行，行者不止，因刑而任之，不制於物，无肯为使，清静以公，神通乎六合，德耀乎海外，意观乎无穷，誉流乎无止。此之谓定性於大湫，命之曰无有。故得道忘人，乃大得人也，夫其非道也？知德忘知，乃大得知也，夫其非德也？至知不几，静乃明几也。夫其不明也，大明不小事，假乃理事也，夫其不假也？莫人不能，全乃备能也，夫其不全也？是故於全乎去能，於假乎去事，於知乎去几，所知者妙矣。若此则能顺其天，意气得游乎寂寞之宇矣，形性得安乎自然之所矣。全乎万物而不宰，泽被天下而莫知其所自姓，虽不备五者，其好之者是也。

【译文】

凡是君主，一定要明察君臣的职分，然后国家的安定才可以实现，奸诈邪僻的渠道才可以堵塞，浊气恶疫才无法出现。修养自身与治理国家，其方法道理是一样的。现在用许多人耕种土地，共同耕作就缓慢，这是因为人们有办法藏匿自己的力气，分开耕作就迅速，这是因为人们无法藏匿力气，无法缓慢耕作。君主治理国家也象种地一样，臣子和君主共同治理，臣子就有办法藏匿自己的阴私，君主就无法避开负累了。

凡是亲自去做善事就困难，任用别人做善事就容易。凭什么知道是这样？人与千里马一块跑，那么人不能胜过千里马，人坐在车上驾驭千里马，那么千里马就不能胜过人了。君主喜欢处理官吏职权范围内的事，那么这就是与千里马一块跑啊，一定在很多方面都赶不上。君主也必须象驾车的人一样坐在车上，不要离开车子，那么所有做善事的人就都会尽心竭力了，阿谀奉承、邪恶奸巧的人就无法藏匿其奸了，刚强睿智、忠诚谆朴的人就会争相努力去奔走效劳了。君主的车子，是用来载物的。明察了载物的道理，那么四方边远之地都可以占有，不懂得载物的道理，仗仕恃自己的能力，夸耀自己的才智，教令下得很多，好凭自己的意图行事，这样，各级官吏就都恐惧骚乱，长幼失序，各种邪恶一起出现，权成分散下移，不可取善终，不可以施教，这是亡国的风俗啊。

王良驾马的方法是，明察驾马的要领，握住马缰绳，因而四匹马没有敢不用尽力气的。有道术的君主，他驾驭臣子们也有“缰绳”。那“缰绳”是什么？辨正名称，明察职分，这就是治理臣子们的“缰绳”。所以，依照实际审察名称，以便求得真情，听到言论要考察其所行之事，不要让它们彼此悖逆。名称有很多不符合实际，所行之事有很多不切合实用的，所以君主不可不辩明名分。不辨明名分，这就是厌恶壅闭反而更加阻塞啊。阻塞的责任，不在臣子，在于君主。尧、舜的臣子并不全仁义，汤、禹的臣子并不全忠诚，他们能称王天下，是因为驾驭臣子得法啊！桀，纣的臣子并不全鄙陋，幽王、厉王的臣子并不全邪僻，他们亡国丧身，是因为驾驭臣子不得法啊。

假如有这样一个人，想要牛却说马的名字，想要马却说牛的名字，那么他所要的一定不能得到，而他却因此生气发威风，主管人虽一定会责备怨恨他，牛马一定会受到扰乱。百官就如同众多的主管人员一样，万物就如同众多的牛马一样。不辨正他们的名称，不区别他们的职分，却频繁地使用刑罚，惑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称道一个人明智通达，实际上这人却愚蠢胡涂，称赞一个人高尚贤德，实际卜这人却很卑下，赞誉一个人品德高浩，这人紧跟着表露的却是污秽品德；委任一个人掌公法，这人做起事来却贪赃枉法，由于外表勇敢任用一个人，而他内心却疲弱怯懦。这五种情况，都是以牛为马、以马为牛，都是名分不正啊。所以，名分不正，那么君主就忧愁劳苦，百官就混乱乖逆了。国家被灭亡，名声受损害，就由此产生出来了。想要白，反倒更加黑了，想得到，却越发不能得到，大概都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国家大治需要做的事情，在于辨正名分。名分辨正了，那么君主就不受忧愁劳苦了。不受忧愁劳苦，那么就不会损伤耳目的天性了。多询问，却不专断地下指示。虽然知道怎样做，却不亲自去做。和谐万物，却不自夸。事情做成了，却不居功，静止的东西不让它运动，运动的东西不让它静止。依照事物的特点加以使用，不为外物所制约，不肯被外物役使。清静而公正，精神流传到天地四方，品德照耀到四海之外，思想永远不衰，美名流传不止。这就叫做把性命寄托在深邃幽远之处，命名为无形。所以，得道之人能忘掉别人，这样就非常得人心，那怎么能不算有道呢？知道自己有德，不在乎让人知道，这样就更能为人所知，那怎么能不算有德呢？非常有德的人外表不机敏，安然处之，机敏就会显露出来，那怎么能算不聪明呢？特别聪明的人不做小事，大事才去做，那怎么能不算伟大呢？修真得道的人无所能，但人们全都归附他，于是就无所不能了，那怎么能不算完美之人呢？因此，有了众人效力就无需事事都能做，做了大事就无需做小事，被人了解了就无需外表机敏，这样，所知道的就很微妙了，象这样，那就能顺应天性，意气就可以在空廓寂静的宇宙中遨游了，形体就可以在自然的境界里获得安适了。包容万物却不去主宰，恩泽覆盖天下却没有谁知道从哪里开始的。这样，即使不具备上面说的五种情况，也可以说是爱好这些了。

【审分览第五君守】

【原文】

二曰：得道者必静，静者无知，知乃无知，可以言君道也。故曰中欲不出谓之扃，外欲不入谓之闭。既扃而又闭，天之用密。有准不以平，有绳不以正，天之大静。既静而又宁，可以为天下正。身以盛心，心以盛智，智乎深藏，而实莫得窥乎！《鸿范》曰：“惟天阴骘下民。”阴之者，所以发之也。故曰不出於户而知天下，不窥於牖而知天道。其出弥远者，其知弥少。故博闻之人、强识之士阙矣，事耳目、深思虑之务败矣，坚白之察、无厚之辩外矣。不出者，所以出之也；不为者，所以为之也。此之谓以阳召阳、以阴召阴。东海之极，水至而反；夏热之下，化而为寒。故曰天无形，而万物以成；至精无象，而万物以化；大圣无事，而千官尽能。此乃谓不教之教，无言之诏。故有以知君之狂也，以其言之当也；有以知君之惑也，以其言之得也。君也者，以无当为当，以无得为得者也。当与得不在於君，而在於臣。故善为君者无识，其次无事。有识则有不备矣，有事则有不恢矣。不备不恢，此官之所以疑，而邪之所从来也。今之为车者，数官然後成。夫国岂特为车哉？众智众能之所持也，不可以一物一方安车也。夫一能应万，无方而出之务者，唯有道者能之。鲁鄙人遗宋元王闭，元王号令於国，有巧者皆来解闭。人莫之能解。儿说之弟子请往解之，乃能解其一，不能解其一，且曰：“非可解而我不能解也，固不可解也。”问之鲁鄙人，鄙人曰：“然，固不可解也，我为之而知其不可解也。今不为而知其不可解也，是巧於我。”故如儿说之弟子者，以“不解”解之也。郑大师文终日鼓瑟而兴，再拜其瑟前曰：“我效於子，效於不穷也。”故若大师文者，以其兽者先之，所以中之也。故思虑自心伤也，智差自亡也，奋能自殃，其有处自狂也。故至神逍遥倏忽，而不见其容；至圣变习移俗，而莫知其所从；离世别群，而无不同；君民孤寡，而不可障壅。此则奸邪之情得，而险陂谗慝谄谀巧佞之人无由入。凡奸邪险陂之人，必有因也。何因哉？因主之为。人主好以己为，则守职者舍职而阿主之为矣。阿主之为，有过则主无以责之，则人主日侵，而人臣日得。是宜动者静，宜静者动也。尊之为卑，卑之为尊，从此生矣。此国之所以衰，而敌之所以攻之者也。奚仲作车，苍颉作书，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鲧作城。此六人者，所作当矣，然而非主道者。故曰作者忧，因者平。惟彼君道，得命之情，故任天下而不强，此之谓全人。

【译文】

得道的人一定平静，平静的人什么都不知道，知道就象不知道一样，这样就可以跟他谈论当君主的原则了。所以说，内心的欲望不显露出来叫做封锁，外面的欲望不进入内心叫做关闭。既封锁又关闭，天性由此得以密藏。有水准仪也不用它测平，有墨绳也不用它测直，天性因此非常清静。既清静又安宁，就可以当天下的主宰了。

身体是用来保藏心的，心是用来保藏智慧的。智慧被深深保藏着，因而实情就不能窥见到啦。《鸿范》上说：“只有上天庇护人民并让人民安定。”庇护人民，是为了让人民繁衍生息。所以说，不出门就能知道天下事，不从窗户向外望就能知道天的运行规律。那些出去越远的人，他们知道的就越少．所以，见闻广博，记忆力强的，他们的智慧就欠缺了，致力于耳聪目明、深思熟虑的，他们的智慧就毁坏了，考察“坚白”、论辩“无厚”的，他们的智慧就抛弃了。不出门，正是为了达到出门的效果，不做事，正是为了实现做事的目的。这就叫做用阴气召来阳气、用阳气召来阴气。东海那样远，水流到那里还会回来，过了夏天的炎热以后，就会慢慢变得寒冷。所以说，广漠的上天虽无形，可是万物靠了它能生成，最精微的元气虽无影，可是万物靠了它能化育，非常圣明的人虽不做事，可是所有官吏都把才能使出来。这就叫做不进行教化的教化，不说话的诏告。

所以，有办法知道君主狂妄，那就是根据他说的话恰当；有办法知道君主昏惑，那就是根据他说的话得体。所谓君主，就是以不求恰当为恰当、以不求得体为得体的人啊。恰当与得体不属于君主的范围，而属于臣子的范围。所以善于当君主的人不担当任何官职，其次是不做具体的事情。担当官职就会有不能完备的情况，做具体事情就会有不能周全的情况。不完备不周全，这是官吏之所以产生疑惑，邪僻之所以出现的原因。现在制造车子的，要经过许多有关部门然后才能造成。治理国家难道只象造车子吗？国家是靠众人的智慧和才能来维护的，不可以用一件事情一种方法使它安定下来。

能以不变应万变，没有方法却能做成事情的，只有有道之人才能这样。有个鲁国边鄙地区的人送给宋元王一个连环结，宋元王在国内传下号令，让灵巧的人都来解绳结。没有人能解开。儿说的学生请求去解绳结，只能解开其中的一个，不能解开另一个，并且说：“不是可以解开而我不能解开，这个绳结本来就不能解开。”向鲁国边鄙地区的人询问一下，他说，“是的，这个蝇结本来不能解开，我打的这连环结，因而知道它不能解开。现在这人没有打这连环结，却知道它不能解开，这就是比我巧啊。”所以象儿说的学生这样的八，是用“不可以解开”的回答解决了绳结的削题。郑国的太师文弹瑟弹了一整天，而后站起来。在瑟前拜了两拜说：“我学习你，学习你的音律变化无穷。”所以象太师文这样的人，先让自己的心如兽类一样冥然无知，所以才能掌握弹瑟的规律。

所以，思虑就会使自己受到损伤，智巧就会使自己遭到灭亡，自夸逞能就会使自己遭殃，担当职务就会使自己狂妄。所以神妙至极就能逍遥自得，转瞬即逝，但人们却看不到它的形体，圣明至极就能移风易俗，但人们却不知道是跟随着什么改变的，超群出世，但没有不和谐的，治理人民，称孤道寡，而不受阻塞壅闭。这样，奸邪的实情就能了解，阴险邪僻，善进谗言，阿谀奉承、机巧虚诈的人就无法靠近了。凡是奸邪险恶的人，一定要有所凭借。凭借什么呢？就是凭借君主的亲自做事。君主喜欢亲自做事，那么担当官职的人就会放弃自己的职责去曲从君主所做的事了。曲从君主所做的事，有了过错，君主也就无法责备他，这样，君主就会一天天受损害，臣子就会一天天得志。这样就是该运动的却安静，该安静的却运动。尊贵的变为卑下的，卑下的变为尊贵的，这种现象就由此产生了．这就是国家所以衰弱、敌国所以进犯的原因啊。

奚仲创造了车子，苍颉创造了文字，后稷发明了种庄稼，皋陶制定了刑法，昆吾创造了陶器，夏鲧发明了筑城。这六个人，他们所创造的东西都是适宜的，然而却不是君主所应做的。所以说，创造的人忙乱，靠别人创造的人平静。只有掌握了当君主的原则，才能了解性命的真情，所以驾驭天下而不感到费力，这样的人就叫做完人。

【审分览第五任数】

【原文】

三曰：凡官者，以治为任，以乱为罪。今乱而无责，则乱愈长矣。人主好暴示能，以好唱自奋，人臣以不争持位，以听从取容，是君代有司为有司也，是臣得後随以进其业。君臣不定，耳虽闻不可以听，目虽见不可以视，心虽知不可以举，势使之也。凡耳之闻也藉於静，目之见也藉於昭，心之知也藉於理。君臣易操，则上之三官者废矣。亡国之主，其耳非不可以闻也，其目非不可以见也，其心非不可以知也，君臣扰乱，上下不分别，虽闻曷闻？虽见曷见？虽知曷知？驰骋而因耳矣，此愚者之所不至也。不至则不知，不知则不信。无骨者不可令知冰。有土之君，能察此言也，则灾无由至矣。且夫耳目知巧固不足恃，惟修其数行其理为可。韩昭厘侯视所以祠庙之牲，其豕小，昭厘侯令官更之。官以是豕来也，昭厘侯曰：“是非向者之豕邪？”官无以对。命吏罪之。从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闻之，曰：“何以知其聋？以其耳之聪也；何以知其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当也。故曰去听无以闻则聪，去视无以见则明，去智无以知则公。去三者不任则治，三者任则乱。”以此言耳目心智之不足恃也。耳目心智，其所以知识甚阙，其所以闻见甚浅。以浅阙博居天下，安殊俗，治万民，其说固不行。十里之间，而耳不能闻；帷墙之外，而目不能见；三亩之宫，而心不能知。其以东至开梧，南抚多，西服寿靡，北怀儋耳，若之何哉？故君人者，不可不察此言也。治乱安危存亡，其道固无二也。故至智弃智，至仁忘仁，至德不德。无言无思，静以待时，时至而应，心暇者胜。凡应之理，清净公素，而正始卒。焉此治纪，无唱有和，无先有随。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因则静矣。因冬为寒，因夏为暑，君奚东哉？故曰君道无知无为，而贤於有知有为，则得之矣。有司请事於齐桓公，桓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请，公曰：“告仲父。”若是三。习者曰：“一则仲父，二则仲父，易哉为君！”桓公曰：“吾未得仲父则难，已得仲父之後，曷为其不易也？”桓公得管子，事犹大易，又况於得道术乎？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佯为不见之。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後馈。”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炱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饭之。”孔子叹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犹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犹不足恃。弟子记之：知人固不易矣。”故知非难也，孔子之所以知人难也。

【译文】

凡是任用官吏，把治理得好看成能胜任，把治理得混乱看成有罪。现在治理得混乱却不加责备，那么混乱就更加厉害了。君主以好炫耀来显示自己的才能，以好做先导来自夸，臣手以不劝谏君主来保持寺官职，以曲意听从来求得收容，这样就是君主代替主管官吏当主管官吏，这样就是臣子得以跟随着干那些保持官职、曲意求容的事情。君臣的正常关系不确定，耳朵即使能听也无法听清，眼睛即使能看也无法看清，内心即使知道也无法选取，这是情势使他这样的。耳朵能听见是凭借着寂静，眼睛能看见是凭借着光明，内心能知道是凭借着义理。君臣如果交换了各自的职守，那么上面说的三种器官的功用就被废弃了。亡国的君主，他的耳朵不是不可以听到，他的眼睛不是不可以看到，他的内心不是不可队知道，君臣的职分混乱，上下不加分别，即使听到，又能真正听到什，即使看到，又能真正看到什么？即使知道，又能真正知到什么？要达到随心所故无所不至的境界，就得有所凭借啊。这是愚蠢君主的智慧所不能达到的。不能达到就不能知道，不能知道就不相信这种情况。没有骨髂的虫子春生秋死，不可能让它知道有冰雪。拥有疆土的君主，能明察这些话，那么灾祸就无法到来了。

再说，耳目智巧，本来就不足以依靠，只有讲求驾驭臣下的方法，按照义理行事才可以依靠。韩昭厘侯察看用来祭祀宗庙的牺牲，那猪很小，昭厘侯让官员用大猪替换小猪。那官员又把这头猪拿了来，昭厘侯说；“这不是刚才的猪吗？”那官员无话回答。昭厘侯就命令官吏治他的罪。昭厘侯的侍从说：“君王您根据什么知道的？”昭厘侯说：“我是根据猪的耳朵识别出来的。”申不害听到了这件事，说：“根据什么知道他聋，根据他的听觉好，根据什么知道他瞎？根据他的视力好，根据什么知道他狂？根据他的话得当。所以说，去掉听觉无法听见了，那么听觉就灵敏了，去掉视觉无法看见了，那么目光就敏锐了；去掉智慧无法去知道了，那么内心就公正无私了。去掉这三种东西不使用，就治理得好，使用这三种东西，就治理得乱。”以此说明耳只心智不足阻依靠。耳目心智，它们所能了解认识的东西很贫乏，它们所能听到见到的东西很浮浅。凭着浮浅贫乏的知识占有广博的天下，使不同习俗的地区安定，治理全国人民，这种主张必定行不通。十里远的范围，耳朵就不能听到，帷幕墙壁的外面，眼睛就不能看见，三亩大的宫室里的情况，心就不能知道。凭着这些，往东到开梧国，往南安抚多国，往西让寿靡国归服，往北让儋耳国归依，那又该怎么办呢？所以当君主的，不可不明察这些话啊。

治乱安危存亡，本来就没有另外的道理。所以，最大的聪明是丢掉聪明，最大的仁慈是忘掉仁慈，最高的道德是不要道德。不说话，不思虑，清静地等待时机，时机到来再行动，内心闲暇的人就能取胜。几是行动，其准则是，清静无为，公正质朴，自始至终都端正。这样来整顿纲纪，就能做到虽然没有人倡导，但却有人应和，虽然没有人带头，但却有人跟随。古代称王的人。他们所做的事很少，所凭借的却很多．善用凭借，是当君主的方法，亲自做事，是当臣子的准则。亲自去做就会忙乱，善用凭借就会清静。顺应冬天而带来寒冷，顺应夏天而带来炎热，君主还要做什么事呢？所以说，当君主的原则是无知无为，却胜过有知有为。这样就算掌握了当君主的方法了。

主管官吏向齐桓公请示事情，恒公说；“把这事情告诉忡父去。”主管官吏又请示事情，桓公说：“告诉仲父去。”这种情况连续了三次。桓公的近臣说；“第一次请示，说让去找仲父，第二次请示，又说让去找仲父。这样看来，当君主太容易啦！”桓公说；“我没有得到仲父时很难，已经得到仲父之后，为什么不容易呢？”桓公得到管仲，做事情尚且非常容易，更何况得到道术呢？

孔子被困在陈国，蔡国之间，只能吃些没有米粒的野菜，七天没有吃到粮食。孔子白天躺着睡觉。颜回讨米，讨到米后烧火做饭，饭快熟了，孔子望见颜回抓取锅里的饭吃。过了一会儿，饭做熟了，颜回谒见孔子并且献上饭食，孔于假装没有看见颜回抓饭吃，起身说：“今天我梦见了先君，把饭食弄干净了然后去祭祀先君．”颜回回答说；“不行。刚才烟尘掉到钢锅，扔掉沾着烟尘的食物不吉利，我抓出来吃了。”孔子叹息着说：“所相信的是眼睛，可是眼睛看到的还是不可以相信，所依靠的是心，可是心里揣度的还是不足以依靠。学生们记住：了解人本来就不容易呀。”所以，有所知并不难，掌握知人之术就难了。

【审分览第五勿躬】

【原文】

四曰：人之意苟善，虽不知，可以为长。故李子曰：“非狗不得兔，兔化而狗，则不为兔。”人君而好为人官，有似於此。其臣蔽之，人时禁之；君自蔽，则莫之敢禁。夫自为人官，自蔽之精者也。祓篲日用而不藏於箧，故用则衰，动则暗，作则倦。衰、暗、倦，三者非君道也。大桡作甲子，黔如作虏首，容成作历，羲和作占日，尚仪作占月，后益作占岁，胡曹作衣，夷羿作弓，祝融作市，仪狄作酒，高元作室，虞姁作舟，伯益作井，赤冀作臼，乘雅作驾，寒哀作御，王冰作服牛，史皇作图，巫彭作医，巫咸作筮。此二十官者，圣人之所以治天下也。圣王不能二十官之事，然而使二十官尽其巧，毕其能，圣王在上故也。圣王之所不能也，所以能之也；所不知也，所以知之也。养其神、修其德而化矣，岂必劳形愁弊耳目哉？是故圣王之德，融乎若日之始出，极烛六合，而无所穷屈；昭乎若日之光，变化万物，而无所不行；神合乎太一，生无所屈，而意不可障；精通乎鬼神，深微玄妙。而莫见其形。今日南面，百邪自正，而天下皆反其情，黔首毕乐其志，安育其性，而莫为不成。故善为君者，矜服性命之情，而百官已治矣，黔首已亲矣，名号已章矣。管子复於桓公曰：“垦田大邑，辟土艺粟，尽地力之利，臣不若宁速。请置以为大田。登降辞让，进退闲习，臣不若隰朋，请置以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颜色，进谏必忠，不辟死亡，不重贵富，臣不如东郭牙，请置以为大谏臣。平原广城，车不结轨，士不旋踵，鼓之，三军之士视死如归，臣不若王子城父，请置以为大司马。决狱折中，不杀不辜，不诬无罪，臣不若弦章，请置以为大理。君若欲治国强兵，则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则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子。十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与五子之能也。管子，人臣也，不任己之不能，而以尽五子之能，况於人主乎？人主知能不能之可以君民也，则幽诡愚险之言无不职矣，百官有司之事毕力竭智矣。五帝三王之君民也，下固不过毕力竭智也。夫君人而知无恃其能勇力诚信，则近之矣。凡君也者，处平静，任德化，以听其要。若此则形性弥羸，而耳目愈精；百官慎职，而莫敢愉綖；人事其事，以充其名。名实相保，之谓知道。

【译文】

人的心意如果好，即使不懂得什么，也可以当君长。所以李悝说：“没有狗就不能捕获兔，兔如果变得和狗一样，那就无兔可捕了。”君主如果喜欢做臣子该做的事，就与此相似了。臣子蒙蔽君主，别人还能不断加以制止，君主自己蒙蔽自己，那就没有人敢于制止了。君主自己做臣子该做的事，这是最严重的自己蒙蔽自己的行为。

扫帚每天要使用，因而不把它藏在箱子里。所以，君主思虑臣子职权范围内的事，心志就会衰竭，亲自去做臣子职权范圈内的事，就会昏昧，亲自去做臣子该做的事，就会疲惫。衰竭、昏昧、疲惫，这三种情况，不是当君主应该实行的准则。

大桡创造了六十甲子记日，黔如创造了虏首计算法，容成创造了历法，羲和创造了计算日子的方法，尚仪创造了计算月分的方法，后益创造了计算年分的方法，胡曹创造了衣服，夷羿创造了弓，祝融创造了市肆，仪狄创造了酒，高元创造了房屋，虞姁创造了船，伯益创造了井，赤冀创造了舂米的臼，乘雅创造了用马架车，寒哀创造了架车的技术，王亥创造了驾牛的方法，史皇创造了绘画，巫彭创造了医术，巫成创造了占卜术。这二十位官员，正是圣人用来治理天下的依靠。圣贤的君王不能自己做二十位官员做的事，然而却能让二十位官员全部献出技艺和才能，这是因为圣贤君王居上位的缘故。圣贤君王有所不能，因此才有所能，有所不知，因此才有所知。修养自己的精神品德，自然就能化育万物了，哪里一定要使自身劳苦忧虑、把耳朵眼睛搞得疲惫不堪呢？因此，圣贤君王的品德，光灿灿地就象月亮刚出来，普遍地照耀天地四方，没有照不到的地方，明亮亮地就象太阳的光芒，能化育万物，没有做不到的事情，精神与道符合，生命不受挫折，因而心志不可阻挡；精气与鬼神相通，深微玄妙，没有人能看出其形体来。这样，一旦君主南面而冶，各种邪曲的事自然会得到匡正，天下的人都恢复自己的本性，老百姓都从内心感到高兴、安心培育自己的善性，因而做什么事就没有不成功的。所以，善于当君主的人，谨慎地保持住真情本性，因而各种官吏就能治理了，老百姓就能亲附了，名声就显赫了。

管子向桓公禀报说；“开垦田地，扩大城邑，开辟土地，种植谷物，充分利用地力，我不如宁速，请让他当大田。迎接宾客，熟悉升降、辞让，进退等各种礼仪，我不如隰朋，请让他当大行。早人朝，晚退朝，敢于触怒国君，忠心谏诤，不躲避死亡，不看重富贵，我不如东郭牙，请让他当大谏臣。在广阔的原野上作战，战车整齐行进而不错乱，士兵不退却，一击鼓进军，三军的士兵都视死如归，我不如王子城父，请让他当大司马。断案恰当，不杀无辜的人，不冤屈没有罪的人，我不如弦章，请让他当大理。您如果想治国强兵，那么这五个人就足够了，您要想成就霸王之业，那么有我在这里。”桓公说：“好。”就让五个人都担任了那些官职，接受管子的命令。过了十年，桓公多次盟会诸侯，使天下完全得到匡正，这些都是靠了管杰吾和五个人的才能啊。管子是臣子，他不担当自己不能做的事情，而让五个人把自己的才能都献出来，更何况君主呢？君主如果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与不能做什幺是可以治理人民的，那么隐蔽许伪欺骗危险的言论就没有不能识别的了，各种官吏对自己主管的事情就会尽心竭力了。五帝三王治理人民时，在下位的本来不过是尽心竭力罢了。治理人民如果懂得不要依仗自己的才能、勇武、有力、诚实、守信，那就接近于君道了。

凡是当君主的，应该处于平静之中，使用道德去教化人民，治理根本的东西。这样，从外表到内心就会更加宽实，就会越发耳聪目明，各种官吏就会谨慎地对待职守，没有敢于苟且懈怠的，就能人人做好自己应做的事情，切合自己的名声。名声和实际相符，述就叫做懂得了道。

【审分览第五知度】

【原文】

五曰：明君者，非遍见万物也，明於人主之所执也。有术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省而国治也。明於人主之所执，故权专而奸止。奸止则说者不来，而情谕矣。情者不饰，而事实见矣。此谓之至治。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虚辞，不好淫学流说。贤不肖各反其质，行其情，不雕其素，蒙厚纯朴，以事其上。若此则工拙愚智勇惧可得以故易官，易官则各当其任矣。故有职者安其职，不听其议；无职者责其实，以验其辞。此二者审，则无用之言不入於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爱恶之心，用虚无为本，以听有用之言，谓之朝。凡朝也者，相与召理义也，相与植法则也。上服性命之情，则理义之士至矣，法则之用植矣，枉辟邪挠之人退矣，贪得伪诈之曹远矣。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知性命。故子华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群众不周，而务成一能。尽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不周而周。此神农之所以长，而尧舜之所以章也。”人主自智而愚人，自巧而拙人，若此。则愚拙者请矣，巧智者诏矣。诏多则请者愈多矣，请者愈多，且无不请也。主虽巧智，未无不知也。以未无不知，应无不请，其道固穷。为人主而数穷於其下，将何以君人乎？穷而不知其穷，其患又将反以自多，是之谓重塞之主，无存国矣。故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使自司，以不知为道，以柰何为实。尧曰：“若何而为及日月之所烛？”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北，化九阳、奇怪之所际？赵襄子之时，以任登为中牟令。上计，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胆胥己，请见之。”襄子见而以为中大夫。相国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为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晋国之故。”襄子曰：“吾举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举，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遂不复问，而以为中大夫。襄子何为？任人，则贤者毕力。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与不知者议之也。绝江者托於船，致远者托於骥，霸王者托於贤。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此霸王者之船骥也。释父兄与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钓者与仇人仆虏，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犹大匠之为宫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数矣。故小臣、吕尚听，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听，而天下知齐、秦之霸也。岂特骥远哉？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国者亦有人。桀用羊辛，纣用恶来，宋用唐鞅，齐用苏秦，而天下知其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舜、禹犹若困。而况俗主乎？

【译文】

能明察的君主，不是普遍地明察万事万物，而是明察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有道术的君主，不是一切都亲自去做，而是要明瞭治理百官的根本。明瞭冶理百官的根本，所以事情少而国家太平。明察君主所应掌握的东西，因而大权蚀揽，奸邪止息。奸邪止息，那么游说的不来，而真情也能了解了。真情不加虚饰，而事实也能显现了。这就叫做最完美的政治。政冶最完美的社会，人民不好说空话假话，不好流言邪说。贤德的与不贤德的各自都恢复其本来面目，依照真情行事，对自己的本性不加雕饰，保持敦厚纯朴的品行，以此来侍奉自己的君主。这样，对灵巧的，拙笨的、愚蠢的、聪明的，勇敢的、怯懦的，就都可以因此而变动他们的官职。变动了官职，他们各自就能胜任自己的职务了。所以，对有职位的人就要求他们安于职位，不听他们的议论，对没有职位的人就要求他们的实际行动，用以检验他们的言论。这两种情况都明察了，那么无用之言就不能进入朝廷了。君主依照天性行事，去掉爱惜之心，以虚无为根本，来听取有用之言，这就叫做听朝。凡是听朝，都是君臣共同招致理义，共同确立法度。君主依照天性行事，那么讲求理义的人就会到来了，法度的效用就会确立了，乖僻邪曲之人就会退去了，贪婪诈伪之徒就会远离了。所以，治理天下的关键在于除掉奸邪，除掉奸邪的关键在于治理官吏，治理官吏的关键在于研习道术，研习道术的关键在于懂得天性。所以子华子说：“君主应该求深入而不求广博，谨慎地守住根本，喜爱正性。与众人不相同，而要致力于学得驾驭臣下的能力。完全学到了这种能力，四方就会平定．只有那些符合天道的人，不求相同却能达到相同。这就是神农之所以兴盛，尧、舜之所以名声卓著的原因。”

君主认为自己聪明却认为别人愚蠢，认为自己灵巧却认为别人笨拙，这样，那么愚蠢笨拙的人就请求指示了，灵巧聪明的人就要发布指示了。发布的指示越多，那么请求指示的就越多。请求指示的越多，就将无事不请求指示。君主即使灵巧聪明，也不能无所不知。凭着不能无所不知，应付无所不请，道术必定会穷尽。当君主却经常被臣下弄得道术穷尽，又将怎样治理人民昵？穷尽了却不知道自己穷尽了，又将犯自高自大的错误。这就叫做受到双重阻塞。受到双重阻塞的君主，就不能保佳国家了。所以有道术的君主，依靠臣子做事，自己却布亲自去做。要求臣子做事有成效，自己却不发布指示。去掉想象，去掉猜度，清静地等待时机。不代替臣子讲话，不抢夺臣子的事情做。审察名分和实际，官府之事让臣子自已管理。以不求知为根本，把询问臣子怎么办作为宝物。比如尧说；“怎样做才能象日月那样普照人间？”舜说；“怎样做才能使四方边远之处归服？”禹说；“怎样做才能治服青丘国，使九阳山、奇肱国受到教化？”

赵襄子当改之时，用任登当中牟令。他在上呈全年的帐簿时，向襄子推荐道：“中牟有个人叫胆胥己，请您召见他。”襄子召见胆胥己以后让他当中大夫。相国说；“我料想您对这个人只是耳闻，尚未亲眼见到其为人如何吧！当中大夫，竟是这样容易吗？这不是晋国的成法。”襄子说：“我提拔任登时，已经耳闻并且亲眼花缭乱见到他的情况了。任登所举荐的人，我如果还要耳闻并且亲眼见到这人的实际情况，这样，用耳朵听、用眼睛观察人就始终没有完了。”于是就不再询问，而让胆胥己当了中大夫。襄子还需做什么呢？他只是任用人，那么贤德的人就把力量全部献出来了。

君主的弊病，一定是委任人官职却不让他做事，或者让他做事却与不了解他的人议论他。横渡长江的人靠的是船，到远处去的人靠的是千里马，成就王霸之业的人靠的是贤人。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这些人就是成就王霸之业的人的船和千里马啊。不任用父兄与子弟，并不是疏远他们；任用厨师、钓鱼的人与仇人、奴仆，并不是偏爱他们。保住国家、建立功名的原则要求君主不得不这样啊。这就如同卓越的工匠建筑官室一样，测量一下官室的大小就知道需要的术材了，估量一下工程的大小尺寸就知道需要的人数了。所以小臣伊尹、吕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殷，周要成就王业了，管夷吾、百里奚被重用，天下人就知道齐、秦要成就霸业了。他们岂只是船和千里马啊？

成就王业霸业的当然要有人，亡国的也要有人。桀重用干辛，纣重用恶来，宋国重用唐鞅，齐国重用苏秦。因而天下人就知道他们要灭亡了。不任用贤人却想要建立功业，这就好象在夏至这一天却想让夜长，射鱼时冲着天却想射中一样。舜、禹对此尚且办不到，更何况平庸的君主呢？

【审分览第五慎势】

【原文】

六曰：失之乎数，求之乎信，疑；失之乎势，求之乎国，危。吞舟之鱼，陆处则不胜蝼蚁。权钧则不能相使，势等则不能相并，治乱齐则不能相正。故小大、轻重、少多、治乱，不可不察，此祸福之门也。凡冠带之国，舟车之所通，不用象、译、狄鞮，方三千里。古之王者，择天下之中而立国，择国之中而立宫，择宫之中而立庙。天下之地，方千里以为国，所以极治任也。非不能大也，其大不若小，其多不若少。众封建，非以私贤也，所以便势全威，所以博义。义博利则无敌，无敌者安。故观於上世，其封建众者，其福长，其名彰。神农十七世有天下，与天下同之也。王者之封建也，弥近弥大，弥远弥小。海上有十里之诸侯。以大使小，以重使轻，以众使寡，此王者之所以家以完也。故曰以滕、费则劳，以邹、鲁则逸，以宋、郑则犹倍日而驰也，以齐、楚则举而加纲旃而已矣。所用弥大，所欲弥易。汤其无郼，武其无岐，贤虽十全，不能成功。汤、武之贤。而犹藉知乎势，又况不及汤、武者乎？故以大畜小吉，以小畜大灭，以重使轻从，以轻使重凶。自此观之，夫欲定一世，安黔首之命，功名著乎盘盂，铭篆著乎壶鉴，其势不厌尊，其实不厌多。多实尊势，贤士制之，以遇乱世，王犹尚少。天下之民穷矣苦矣。民之穷苦弥甚，王者之弥易。凡王也者，穷苦之救也。水用舟，陆用车，涂用輴，沙用鸠，山用樏，因其势也者令行。位尊者其教受，威立者其奸止，此畜人之道也。故以万乘令乎千乘易，以千乘令乎一家易，以一家令乎一人易。尝识及此，虽尧、舜不能。诸侯不欲臣於人，而不得已。其势不便，则奚以易臣？权轻重，审大小，多建封，所以便其势也。王也者，势也。王也者，势无敌也。势有敌则王者废矣。有知小之愈於大、少之贤於多者，则知无敌矣。知无敌则似类嫌疑之道远矣。故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适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争，争生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无等则朝廷乱，妻妾不分则家室乱，适孽无别则宗族乱。慎子曰：“今一兔走，百人逐之，非一兔足为百人分也，由未定。由未定，尧且屈力，而况众人乎？积兔满市，行者不顾，非不欲兔也，分已定矣。分已定，人虽鄙，不争。”故治天下及国，在乎定分而已矣。庄王围宋九月，康王围宋五月，声王围宋十月。楚三围宋矣，而不能亡。非不可亡也，以宋攻楚，奚时止矣？凡功之立也，贤不肖强弱治乱异也。齐简公有臣曰诸御鞅，谏於简公曰：“陈成常与宰予，之二臣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也。相攻唯固，则危上矣。愿君之去一人也。”简公曰：“非而细人所能识也。”居无几何，陈成常果攻宰予於庭，即简公於庙。简公喟焉太息曰：“余不能用鞅之言，以至此患也。”失其数，无其势，虽悔无听鞅也，与无悔同。是不知恃可恃，而恃不恃也。周鼎著象，为其理之通也。理通，君道也。

【译文】

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要求人们诚信，这是胡涂的。失去了君主的权势，仗恃着享有国家，这是危险的。能吞下船的大鱼，居于陆地就不能胜过蝼蛄蚂蚁。权力相同就不能役使对方，势力相等就不能兼并对方，冶乱相同就不能匡正对方。所以对大小、轻重，多少、治乱等情况，不可不审察清楚，这是通向祸福的门径。

凡是戴帽子束带子的文明国家，车船所能达到的地方，不用象、译、狄鞮等官员做翻译的地方，有三千里见方。古代称王的人，选择天下的正中来建立京畿，选择京畿的正中来建立官廷，选择宫廷的正中来建立祖庙。在普天下，只把千里见方的地方作为京畿，是为了更好地担起治理国家的担子。京畿并不是不能扩大，但是大了不如小了好，多了不如少了好。多分封诸侯国，不是因为偏爱贤德之人，而是为了有利于权势，保全住威严，是为了使道义扩大。道义扩大了，那就没有人与之为敌了。没有人与之为敌的人就安全。所以对上世考察一下，那些分封诸侯国多的人，他们的福分就长久，他们的名声就显赫。神农享有天下十七世，是与天下人共同享有啊。

称王的人分封诸侯国，越近的就越大，越远的就越小。边远之处有十里大的诸侯国。用大的诸侯国役使小的诸侯国，用权势重的诸侯国役使权势轻的诸侯国，用人多的诸侯国役使人少的诸侯国，这就是称王的人能保全天下的原因。所以说，用滕、费役使别国就费力，用邹、鲁役使别国就省力，用宋、郑役使别国就加倍容易，用齐、楚役使别国就等于把纲纪加在它们身上罢了。所使用的诸侯国越大，实现自己的愿望就越容易。汤如果没有郼，武王如果没有岐，他们的贤德即使达到十全十美的程度，也不能成就功业。凭着汤、武王那样的贤德，尚且需要借助于权势，更何况赶不上汤、武王的人呢？所以，用大的诸侯国役使小的诸侯国就吉祥，用小的诸侯国役使大的诸侯国就会灭亡，用权势重的诸侯国役使权势轻的诸侯国就顺从，用权势轻酌诸侯国役使权势重的诸侯国就不吉祥。由此看来，想要使一世平定，使百姓安定使功名刻铸在盘盂上，铭刻在壶鉴上，这样的人，他们对权势尊贵从不满足，他们对实力雄厚从不满足。有雄厚的实力，有尊贵的权势，有贤德之人辅佐，凭着这些，遇上乱世，至少也能成就王业。

天下的人民很贫穷很困苦了。人民的贫穷田苦越厉害，称王的人成就王业就越容易。凡是称王的，都是挽牧人民的贫穷困苦啊。水里使用船，陆上使用车，泥泞路上使用輴，沙土路上使用鸩，山路上使用樏，这是为了顺应不同的形势。能因势利导的，命令就能执行。地位尊贵的，教化就能被接受，威严树立的，奸邪就能制止。这就是治理人的原则。所以，用拥有万辆兵车的国家对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发号施令就容易，用拥有千辆兵车的国家对大夫之家发号施令就容易，用大夫之家对一人发号施令就容易。如果认识到达一点，即使尧、舜都不能改变它。诸侯都不想臣服于人，可是却不得不这样。君王的地位如果不利，那么怎能轻易地使之臣服呢？称王的人权衡轻重，审察大小，多立诸侯，是为了使自己的地位有利。所谓称王，凭借的是权势。所谓称王，是权势无人与之抗衡。权势有人抗衡，那么称王的人就被废弃了。有知道小可以超过大．少可以胜过多的人，就知道怎样才能无人与之抗衡了。知道怎样才能无人与之抗衡，那么比拟僭越的事就会远远离开了。所以先王的法度是，立天子不让诸侯僭越，立诸侯不让大夫僭越，立嫡子不让庶子僭越。僭越就会产生争夺，争夺就会产生混乱。因此，诸侯丧失了爵位，那么天下就会混乱，大夫没有等级，那么朝廷就会混乱；妻妾不加区分，那么家庭就会混乱，嫡子庶子没有区别，那么宗族就会混乱。慎子说：“如果有一只兔子跑，就会有上百人追赶它，并不是一只兔子足以被上百份，是由于兔子的归属没有确定。归属没有确定，尧尚且台竭力追赶，更何况一般人呢？兔子摆满市，走路的人看都不看，并不是不想要兔子，是由于归属已经确定了。归属已经确定，人即使鄙陋，也不争夺。”所以治理天下及国家，只在于确定职分罢了。

楚庄王围困宋国九个月，楚康王围困宋国五个月，楚声王围困宋国十个月。楚国围困过宋国三次，却不能灰亡它。并不是不可取灭亡，拿一个象宋国一样无德的国家去攻打宋国，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昵？凡是功业的建立，都是因为贤与不肖、强与弱，治与乱不相同啊。

齐简公有个臣子叫诸御鞅，他向简公进谏说；“陈常与宰予，这两个臣子彼此非常仇恨。我担心他们互相攻打。他们一味固执地要互相攻打，就会危害到君王。希望您罢免一个人。”简公说“这不是你这样的浅陋之人所能知道的。”过了没多久，陈常果然在朝廷上攻打宰予，在宗庙里追上了简公。简公长叹着说，“我不能采纳诸御鞅的意见，以至于遭到这样的祸患。”失去了驾驭臣下的方法，丧失了君主的权势，虽然后悔没有听从诸御鞅的话，与不后悔的结果是一样的。这就是不知道依靠可以依靠的东西，却依靠不可依靠的东西。周鼎上刻铸物象，是为了让事理贯通。事理贯通，这是当君主应该掌握的原则啊。

【审分览第五不二】

【原文】

七曰：听群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何以知其然也？老耽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後。有金鼓，所以一耳；必同法令，所以一心也；智者不得巧，愚者不得拙，所以一众也；勇者不得先，惧者不得後，所以一力也。故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夫能齐万不同，愚智工拙皆尽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无术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强速贯习，不足以成也。

【译文】

听从众人的议论来治理国家，国家很快就会遭到危险。根据什么知道会是这样呢？老耽祟尚柔，孔子崇尚仁，墨翟崇尚廉，关尹崇尚清，列子崇尚虚，陈骈崇尚齐，阳生崇尚己，孙膑崇尚势，王廖崇尚先，儿良崇尚后。

军队里设置锣鼓，是为了用来统一士兵的听闻，法令一律，是为了用来统一人们的思想；聪明的人不得灵巧，愚蠢的人不得笨拙，是为了甩来统一众人的智力，勇敢的人不得抢先，胆怯的人不得落后，是为了用来统一大家的力量。所以，统一就治理得好，不统一就冶理得不好；统一就平安，不统一就危险。能够使众多不同的事物齐同，使愚蠢聪明灵巧笨拙的人都能用尽力气和才能，就象由一个起点出发一样的，大概只有圣人吧！没有驾驭臣下方法的智谋，不经过教化而具有的才能，依仗强力、敏捷，贯通、熟习，是不足以实现这些的．

【审分览第五执一】

【原文】

八曰：天地阴阳不革，而成万物不同。目不失其明，而见白黑之殊。耳不失其听，而闻清浊之声。王者执一，而为万物正。军必有将，所以一之也；国必有君，所以一之也；天下必有天子，所以一之也；天子必执一，所以抟之也。一则治，两则乱。今御骊马者，使四人人操一策，则不可以出於门闾者，不一也。楚王问为国於詹子，詹子对曰：“何闻为身，不闻为国。”詹子岂以国可无为哉？以为为国之本，在於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故曰以身为家，以家为国，以国为天下。此四者，异位同本。故圣人之事，广之则极宇宙，穷日月，约之则无出乎身者也。慈亲不能传於子，忠臣不能入於君，唯有其材者为近之。田骈以道术说齐，齐王应之曰：“寡人所有者，齐国也，愿闻齐国之政。”田骈对曰：“臣之言，无政而可以得政。譬之若林木，无材而可以得材。愿王之自取齐国之政也。”骈犹浅言之也，博言之，岂独齐国之政哉？变化应来而皆有章，因性任物而莫不宜当，彭祖以寿，三代以昌，五帝以昭，神农以鸿。吴起谓商文曰：“事君果有命矣夫！”商文曰：“何谓也？”吴起曰：“治四境之内，成训教，变习俗，使君臣有义，父子有序，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曰：“今日置质为臣，其主安重；今日释玺辞官，其主安轻。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曰：“士马成列，马与人敌，人在马前，援桴一鼓，使三军之士乐死若生，子与我孰贤？”商文曰：“吾不若子。”吴起曰：“三者子皆不吾若也，位则在吾上，命也夫事君！”商文曰：“善。子问我，我亦问子。世，变主少群臣相疑，黔首不定，属之子乎，属之我乎？”吴起默然不对，少选，曰：“与子。”商文曰：“是吾所以加於子之上已！”吴起见其所以长，而不见其所以短；知其所以贤，而不知其所以不肖。故胜於西河，而困於王错，倾造大难，身不得死焉。夫吴胜於齐，而不胜於越。齐胜於宋，而不胜於燕。故凡能全国完身者，其唯知长短赢绌之化邪！

【译文】

天地阴阳不改变规律，生成的万物却各不相同。眼睛不丧失视力，就能分辨出黑自的差别，耳朵不丧失听力，就能听出清浊不同的乐音。称王的人掌握住根本，就能成为万物的主宰。军队一定要有将帅，这是为了用来统一军队的行动，国家一定要有君主，这是为了用来统一全国的行动，天下一定要有天子，这是为了用来统一天下的行动，天子一定要掌握住根本，这是为了使权力集中。统一就能治理好天下，不统一就会造成天下大乱。譬如并排驾驭四匹马，让四个人每人拿一根马鞭，那就连街门都出不去，这是因为行动不统一啊。

楚王向詹何问如何治理国家，詹何回答说：“我只听说过如何修养自身，没有听说过如何治理国家。”詹何难道认为国家可以不要治理吗？他是认为冶理国家的根本在于修养自身。自身修养好了，家庭就能治理好。家庭治理好了，国家就能治理好。国家治理好了，天下就能治理好。所以说，靠自身的修养来治理家庭，靠家庭的洽理来治理国家，靠国家的冶理米冶理天下。这四种情况，所处的地位虽不一样，可根本却是相同的。所以圣人所做的事情，往大处说可以大到天地四方、日月所能照到之处，往简要处说没有离得开修养自身的。慈父慈母不一定能把好品德传给儿子，忠臣的意见不一定能被君主听取，只有修养自身的儿子和君主才接近于做到这一点。

田骈以道术劝说齐王，齐壬回答他说：“我所拥有的只是齐国，希望听听如何治理齐国的政事”。田骈回答说；“我说的虽然没有政事，但可以由此推知政事。这就好象树木一样，本身虽不是木材，但可以由此得到木材。希望您从我的话中自己选取治理齐国政事的道理。”田骈还是就浅显的方面说的，就广博的方面而言，岂只是治理齐国前政事是如此呢？万物的变化应和，都是有规律的，根据其本性来使用万物，就没有什么不恰当合适的，彭祖因此而长寿，三代因此而昌盛，五帝因此而卓著，神农因此而兴盛。

吴起对商文说：“侍奉君主真是靠命运吧！”商文说。“您说的是什么意思？”吴起说；“治理全国，完成教化，改变习俗，使君臣之间有道义，父子之间有次序，您跟我比哪一个强些？”商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一旦献身君主当臣子，君主的地位就尊贵，一旦交出印玺辞去官职，君主的地位就轻微。在这方面您跟我比哪一个强些？”商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兵士战马已经排成行列，战马与人相匹敢，人在马的前面将要发起进攻，拿起鼓槌一击鼓，让三军的兵士视死如归，在这方面您跟我比哪一个强些？”商文说：“我不如您。”吴起说。“这三样您都不如我，职位却在我之上，侍奉君主真是靠命运啊！”商文说：“好。您问我，我也问问您。世道改变，君主年少，臣子们疑虑重重，百姓们很不安定，遇到这种情况，把政权托付给您呢，还是托付给我呢？“吴起沉默不语，过了一会儿，说。“托付给您。”商文说；“这就是我的职位在您之上的原因啊。”吴起看到了自己的长处，却看不到自己的短处，知道自己的优点，却不知道自己的缺点。所以他能在西河打胜仗，但却被王错弄得处境困难，不久就遇到大难，自身不得善终。

吴国战胜了齐国，却不能胜过越国。齐国战胜了宋国，却不能战胜燕国。所以凡是能保全国家和自身不被灭亡的，大概只有知道长短伸屈的变化才能做到吧！

谢选骏指出：《审分览》议论的职分、名分、社会分寸等等，关键则落实于“知道长短伸屈的变化”。由此可知，其着眼点还是实用主义的、以治为本的；缺乏高级宗教的超越性。

【【审应览第六审应】】

【原文】

一曰：人主出声应容，不可不审。凡主有识，言不欲先。人唱我和，人先我随，以其出为之入，以其言为之名，取其实以责其名，则说者不敢妄言，而人主之所执其要矣。孔思请行，鲁君曰：“天下主亦犹寡人也，将焉之？”孔思对曰：“盖闻君子犹鸟也，骇则举。”鲁君曰：“主不肖而皆以然也，违不肖，过不肖，而自以为能论天下之主乎？凡鸟之举也，去骇从不骇。去骇从不骇，未可知也。去骇从骇，则鸟曷为举矣？”孔思之对鲁君也，亦过矣。魏惠王使人谓韩昭侯曰：“夫郑乃韩氏亡之也，愿君之封其後也。此所谓存亡继绝之义。君若封之，则大名。”昭侯患之，公子食我曰：“臣请往对之。”公子食我至於魏，见魏王，曰：“大国命弊邑封郑之後，弊邑不敢当也。弊邑为大国所患。昔出公之後声氏为晋公，拘於铜鞮，大国弗怜也，而使弊邑存亡继绝，弊邑不敢当也。”魏王惭曰：“固非寡人之志也，客请勿复言。”是举不义以行不义也。魏王虽无以应，韩之为不义，愈益厚也。公子食我之辩，适足以饰非遂过。魏昭王问於田诎曰：“寡人之在东宫之时，闻先生之议曰：‘为圣易。’有诸乎？”田诎对曰臣之所举也。”昭王曰：“然则先生圣于？”田诎对曰：“未有功而知其圣也，是尧之知舜也；待其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圣也。今诎未有功，而王问诎曰‘若圣乎’，敢问王亦其尧邪？”昭王无以应。田诎之对，昭王固非曰“我知圣也”耳，问曰“先生其圣乎”己因以知圣对昭王。昭王有非其有，田诎不察。赵惠王谓公孙龙曰：“寡人事偃兵十馀年矣，而不成，兵不可偃乎？”公孙龙对曰：“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兼爱天下，不可以虚名为也，必有其实。今蔺、离石入秦，而王缟素布总；东攻齐得城，而王加膳置酒。秦得地而王布总，齐亡地而王加膳，所非兼爱之心也。此偃兵之所以不成也。”今有人於此，无礼慢易而求敬，阿党不公而求令，烦号数变而求静，暴戾贪得而求定，虽黄帝犹若困。卫嗣君欲重税以聚粟，民弗安，以告薄疑曰：“民甚愚矣。夫聚粟也，将以为民也。其自藏之与在於上，奚择？”薄疑曰：“不然。其在於民而君弗知，其不如在上也；其在於上而民弗知，其不如在民也。”凡听必反诸己，审则令无不听矣。国久则固，固则难亡。今虞、夏、殷、周无存者，皆不知反诸己也。公子沓相周，申向说之而战。公子沓訾之曰：“申子说我而战，为吾相也夫？”申向曰：“向则不肖，虽然公子年二十而相，见老者而使之战，请问孰病哉？”公子沓无以应。战者，不习也；使人战者，严驵也。意者恭节而人犹战，任不在贵者矣。故人虽时有自失者，犹无以易恭节。自失不足以难，以严驵则可。

【译文】

君主对自己的言语神色，不可不慎重。凡是君主有见识的，言谈都不想先开口。别人唱，自己应和，别人先做，自己随着。根据他外在的表现，考察他的内心，根据他的言论，考察他的名声，根据他的实际，推求他的名声。这样，那么游说的人就不敢胡言乱语，而君主就能掌握住根本了。

孔思请求离开鲁国，鲁国君主说，“天下的君主也都象我一样啊，你将要到哪里去？”孔思回答说。“我听说君子就象鸟一样，受到惊吓就飞走。”鲁国君主说：“君主不贤德，天下都是这样啊。离开不贤德的君主，还到不贤德的君主那里去，你自己认为这是能了解天下的君主吗？凡鸟飞走，都是离开惊吓它的地方不惊吓它的地方去，惊吓与不惊吓，并不能知道，如果离开惊吓它的地方到惊吓它的地方去，那么鸟为什么要飞走呢？”孔思那样回答鲁国君主，是不对的。

魏惠王派人对韩昭侯说：“郑国是韩国灭亡的，希望您封郑国君主的后代。这就是所说的使灭亡的国家得以存在、使灭绝的诸侯得以延续的道义。您如果封郑国君主的后代，那么您的名声就会显赫。”昭侯对此感到忧虑，公子食我说：“我请您允许我去回答弛。”公子食我到了魏国，见到魏王以后说；“贵国命令我国封郑国君主的后代，我国不敢应承。我国一向被贵国视为祸患。从前晋出公的后代声氏当晋国君主，后来被囚禁在铜鞮，贵国不怜悯他，却让我国保存灭亡的国家、延续灭绝的诸侯，我国不敢应承。”魏王惭愧地说；“这本来不是我的意思，请客人不要再说了。”这是举出别人的不义行为来为自己做不义的事辩解。魏王虽然无话回答，但韩国做不义的事却更加厉害了。公子食我的善辩，恰好足以文过饰非。

魏昭王向田诎问道：“我在东宫当太子的时候，听到先生您议论说：‘当圣贤很容易。’有这样的话吗？”田诎回答说；“这是我说的话。”昭王说：“那么先生您是圣贤吗？”田诎回答说：“没有功绩就能知道这人是圣贤，这是尧对舜的了解，等到这人有了功绩然后才知道他是圣贤，这是一般人对舜的了解。现在我没有功绩，可是您却问我说‘你是圣贤吗’，请问您也是尧吗？”昭王无话回答。田诎回答昭王的时候，昭王本来不是说“我了解圣贤”，而是问他说“先生您是圣贤喝”，田诎自己于是就用了解圣贤的话回答昭王，这样，就使昭王享有了自己不应该享有的声誉，而田诎在对答时也不省察。

赵惠王对公孙龙说；“我致力于捎除战争有十多年了，可是却没有成功。战争不可以消除吗？”公孙龙回答说；“消除战争的本意，体现了兼爱天下人的思想。兼爱天下人，不可以靠虚名就能实现，一定要有实际。现在蔺，商石二县归属了秦国，您就穿上丧国之服，向东攻打齐国夺取了城邑，您就安排酒筵加餐庆贺。秦国得到土地您就穿上丧服，齐国丧失土地您就加餐庆贺，这都不符舍兼爱天下人的思想。这就是消除战争之所以不能成功的原因啊。”假如有这样个人，傲慢无礼却想受到尊敬，结党营私处事不公却想得到好名声，号令烦难屡次变更却想平静，乖良残暴贪得无厌却想安定，即使是黄帝也会束手无策的。

卫嗣君想加重赋税来聚积粮食，人民对此感到不安，他就把这种情况告诉薄疑说；“人民非常愚昧啊。我聚积粮食，是为人民着想。他们自己保存粮食与保存在官府里，有什么区别呢？”薄疑说：“不对。粮食保存在人民手里，您就不能得到，这就不如保存在官府里了；粮食保存在官府里，人民就不能得到，这就不如保存在人民手里了。”凡是听到某种意见一定要反躬自求，能详察，那么命令就没有不被听从的了。立国时间长了就稳固，国家稳固就难以灭亡。现在虞、夏、商、周没有存在的，都是因为不知道反躬自求啊。

公子沓当周国的相，申向劝说他时战栗不止。公子沓责备他说：“您劝说我时战粟不止，是困为我是相吧？”申向说：“我是很不贤德，虽说这样，但是您年纪二十岁就当了相，会见年老的人却让他战粟不止，请问这是谁的过错昵？”公子沓无话回答。战栗不止是因为不习惯见尊者，让人战栗不止是因为严厉骄横。倘或谦虚恭敬待人而别人还是战栗不止，那么责任就不在尊贵的人了。所以，别人虽说时常有犯过失的，但自己还是不能改变谦虚恭敬待人的志度。别人犯过失不足以责难，用严厉骄横的态度待人则应该责难。

【审应览第六重言】

【原文】

二曰：人主之言，不可不慎。高宗，天子也。即位，谅暗。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惧，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唯恐言之不类也，兹故不言。”古之天子，其重言如此，故言无遗者。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梧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女。”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於是遂封叔虞于晋。周公旦可谓善说矣，一称而令成王益重言，明爱弟之义，有辅王室之固。荆庄王立三年，不听而好讔。成公贾入谏，王曰：“不谷禁谏者，今子谏，何故？”对曰：“臣非敢谏也，愿与君王讔也。”王曰：“胡不设不谷矣？”对曰：“有鸟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动不飞不鸣，是何鸟也？”王射之，曰：“有鸟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动，将以定志意也；其不飞，将以长羽翼也；其不鸣，将以览民则也。是鸟虽无飞，飞将冲天；虽无鸣，鸣将骇人。贾出矣，不谷知之矣。”明日朝，所进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群臣大说，荆国之众相贺也。故《诗》曰：“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何其处也，必有与也。”其庄王之谓邪！成公贾之讔也，贤於太宰嚭之说也。太宰嚭之说，听乎夫差，而吴国为墟；成公贾之讔。喻乎荆王，而荆国以霸。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於国，桓公怪之，曰：“与仲父谋伐莒，谋未发而闻於国，其故何也？”管仲曰：“国必有圣人也。”桓公曰：“嘻！日之役者，有执蹠（木+台）而上视者，意者其是邪！”乃令复役，无得相代。少顷，东郭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宾者延之而上，分级而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对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也。”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显然喜乐者，钟鼓之色也；湫然清静者，衰绖之色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在台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君呿而不唫，所言者‘莒’也；君举臂而指，所当者莒也。臣窃以虑诸候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闻，以声也。今不闻其声，而以其容与臂，是东郭牙不以耳听而闻也。桓公、管仲虽善匿，弗能隐矣。故圣人听於无声，视於无形。詹何、田子方、老耽是也。

【译文】

君主说话，不可不慎重。殷高宗是天子，即位以后，守孝三年不说话。卿、大夫们很恐惧，对此感到忧虑。高宗这才说道；“凭我直己的力量使四方得到纠正，我唯恐说的话不恰当啊，因此才不说话。”古代的天子，他们对说话慎重到如此地步，所以说的话没有失误的。

周成王与唐叔虞闲居时，摘下梧桐叶子当珪，交给唐叔虞说：“我拿这个亲封你。”叔虞很高兴，把这事告诉了周公。周公向成王请示说：“天子您封叔虞了吧？”成王说。“我是跟叔虞开玩笑呢。”周公回答说：“我听说过，天子没有开玩笑的话。天子一说话，史官就记下来，乐人就吟诵，士就颂扬。”成王于是就把叔虞封在晋。周公旦可以说是善于劝说了，他一劝说就使成王对言谈更加慎重，使爱护弟弟这种道义彰明，又因为封叔虞于晋而使周王室更加稳固。

楚庄王立为国君三年，不理政事，却爱好隐语。成公贾入朝劝谏，庄王说：“我禁止人们来劝谏，现在你却来劝谏，这是为什么？”成公贾回答说；“我不敢来劝谏，我希望跟您讲隐语，”庄王说：“你何不对我讲隐语昵？”成公贾回答说：“有只鸟停在南方的土山上，三年不动不飞不呜，这是什么鸟啊？”庄王猜测说：“有只鸟停在南方的土山上，它之所以三年不动，是要借此安定意志，它之所以不飞，是要借此生长羽翼，它之所以不鸣，是要借此观察民间的法度。这鸟虽然不飞，一飞就将冲上天空，虽然不鸣，一鸣就将使入惊恐。你出去吧，栽知道隐语的含义了。”第二天上朝，提拔的有五个人，罢免的有十个人。臣子们都非常高兴，楚国的人们都互相庆贺。所以《诗》上说：“为什么这么久不行动呢，一定是有原因的。为什么安居不动呢，一定是有缘故的。”这大概说的就是庄王吧。成公贾讲的隐语，胜过太宰豁劝说的言论。太宰话劝说的言论被夫差听从了，吴国因此成为废墟，成公贾讲的隐语，被楚王理解了，楚国因此称霸诸侯。

齐桓公与管仲谋划攻打莒国，谋划的事尚未公布就被国人知道了，桓公感到很奇怪，蜕；“与仲父谋划攻打莒国，谋划的事尚未公布就被国人知道了，这是什么原因呢？”管仲说。“国内一定有聪明睿智的人。”柜公说：“嘻！那天服役的人有拿着来向上张望的，我料想大溉就是这个人吧！”干是就命令那天服役的人再来服役，不得替代。过了一会儿，东郭牙来了。管仲说：“这人一定是那个把消息传出去的有了。”于是就派礼宾官员领他上来，管仲和他分宾主在台阶上站定。管仲说：“传播攻打莒国消息的人是你吧？”东郭牙回菩说；“是的。”仲说；“我没有说过攻打莒国的话，你为什么要传播攻打莒菖国的消息呢？”东郭牙回答说：“我听说君子善于谋划，小人善干揣测，我是私下里揣测出来的。”管仲说；“我没有说过攻打莒国的话，你根据什么揣测出来的？”东郭牙回答说：“我听说君子有三种神色：面露喜悦之色，这是欣赏钟鼓等乐器时的神色，面带清冷安静之色，这是居丧时的神色，怒气冲冲、手足挥动，这是要用兵打仗的神色。那天哉=我望见您在台上怒气冲冲、手足挥动，这就是要用兵打仗的神色。您的嘴张开了，没有闭上，这表明您所说的是‘莒’。您举起胳膊指点，被指的正是莒国。我私下考虑，诸侯当中不肯归服齐国的，大溉只有莒国了吧，因此我就传播了攻打莒国的消息。”大凡耳朵能听到，是因为有声音。现在没有听到声音，却根据别人的面部表情与手臂动作了解别人的意图，这是东郭牙不靠耳朵就能听到别人的话啊。桓公、管仲虽然善于保守秘密，也不能掩盖住。所以，圣人能在无声之中有所听闻，能在无形之中有所察见。詹何，田子方、老耽就是这样喇。

【审应览第六精谕】

【原文】

三曰：圣人相谕不待言，有先言言者也。海上之人有好蜻者，每居海上，从蜻游，蜻之至者百数而不止，前後左右尽蜻也，终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闻蜻皆从女居，取而来，吾将玩之。”明日之海上，而蜻无至者矣。胜书说周公旦曰：“延小人众，徐言则不闻，疾言则人知之。徐言乎，疾言乎？”周公旦曰：“徐言。”胜书曰：“有事於此，而精言之而不明，勿言之而不成。精言乎，勿言乎？”周公旦曰：“勿言。”故胜书能以不言说，而周公旦能以不言听。此之谓不言之听。不言之谋，不闻之事，殷虽恶周，不能疵矣。口昬不言，以精相告，纣虽多心，弗能知矣。目视於无形，耳听於无声，商闻虽众，弗能窥矣。同恶同好，志皆有欲，虽为天子，弗能离矣。孔子见温伯雪子，不言而出。子贡曰：“夫子之欲见温伯雪子好矣，今也见之而不言，其故何也？”孔子曰：“若夫人者，目击而道存矣，不可以容声矣。”故未见其人而知其志，见其人而心与志皆见，天符同也。圣人之相知，岂待言哉？白公问於孔子曰：“人可与微言乎？”孔子不应。白公曰：“若以石投水，奚若？”孔子曰：“没人能取之。”白公曰：“若以水投水，奚若？”孔子曰：“淄、渑之合者，易牙尝而知之。”白公曰：“然则人不可与微言乎？”孔子曰：“胡为不可？唯知言之谓者为可耳。”白公弗得也。知谓则不以言矣。言者谓之属也。求鱼者濡，争兽者趋，非乐之也。故至言去言，至为无为。浅智者之所争则末矣。此白公之所以死於法室。齐桓公合诸侯，卫人後至。公朝而与管仲谋伐卫，退朝而入，卫姬望见君，下堂再拜，请卫君之罪。公曰：“吾於卫无故，子曷为请？”对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气强，有伐国之志也。见妾而有动色，伐卫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进之。管仲曰：“君舍卫乎？”公曰：“仲父安识之？”管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见臣而有惭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内，寡人知终不为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也，今管子乃以容貌音声，夫人乃以行步气志。桓公虽不言，若暗夜而烛燎也。晋襄公使人於周曰：“弊邑寡君寝疾，卜以守龟，曰：‘三涂为祟。’弊邑寡君使下臣愿藉途而祈福焉。”天子许之，朝，礼使者事毕，客出。苌弘谓刘康公曰：“夫祈福於三涂，而受礼於天子，此柔嘉之事也，而客武色，殆有他事，愿公备之也。”刘康公乃儆戎车卒士以待之。晋果使祭事先，因令杨子将卒十二万而随之，涉於棘津，袭聊、阮、梁蛮氏，灭三国焉。此形名不相当，圣人之所察也，苌弘则审矣。故言不足以断小事，唯知言之谓者可为。

【译文】

圣人相互晓谕不须言语，有先于言语表达思想的东西。

海上有个喜欢蜻蜒的人，每当他停留在海上，总跟蜻蜒在一起嬉戏，来的蜻蜓数以百计都不止，前后左右尽是蜻蜒，整天玩赏它们它们都不离开。他的父亲告诉他说：“听说蜻蜒都跟你在一起，你把它们带来，我也要玩赏它们。”第二天到了海上，蜻蜒没有一个来的了。

胜书劝说周公旦道：“廷堂小而人很多，轻声说您不能听到，大声说别人就会知道。是轻声说呢，还是大声说呢？”周公旦说：“轻声说。”胜书说：“假如有件事情，隐微地说不能说明白，不说就不能办成。是隐微地说呢，还是不说呢？”周公旦说：“不说。”所以胜书能凭着不言劝说周公，而周公旦也能凭着对方的不言听懂他的意思。这就叫做不用别人说话就能听情。不说出亲的计谋，听不到的事情，商虽然厌恶周，也不能挑毛病。嘴巴不讲话，通过神情告诉对方，纣虽然多心，也不能知道周的计谋。眼晴看到的都是无形的东西，耳朵听到的都是无声的东西，商探听消息的人虽然很多，也不能窥见周的秘密。听者与说者好恶相同，志欲一样，虽然是天于，也不能把他们隔断。

孔子去见温伯雪子，不说话就出来了。子贡说：“先生您希望见到温怕雪子已经很久了，现在见到了却不说话，这是什么原因呢？”孔子说：“象他那样的人，用眼一看就知道他是有道之人，不着再讲话了。”所以，还没有见到那个人就能知道他的志向，见到那个人以后他的内心与志向都能看清楚，这是因为彼此都与天道相合。圣人相互了解，哪里要等待言语呢？

白公向孔干问道：“人可以跟他讲隐秘的话吗？”孔子不同答。白公说“讲的隐秘的话就如同把石头投入水中一样不为人所知，怎么样？”孔子说：“在水中潜行的人能得到它。”白公说；“就如同把水倒入水中一样不为人所知，怎么样？”孔子说：“淄水、渑水汇台在一起，易牙尝尝就能区分它们。”白公说：“这样说来，那么人不可以跟他讲隐秘的话了吗？”孔子说；“为什么不可以？只有懂得说的话的意思的人才可以啊。”白公不懂得说的话的意思。懂得意思就可以不用言语了，因为言语是表达思想的。捕鱼的要沾湿衣服，争抢野兽的要奔跑，并不是他们愿意沾湿衣服或奔跑。所以，最高境界的言语是抛弃言语，最高境界的作为是无所作为。才智短浅的人他们所争的已是很渺小了．这就是白公后来死在监狱里的原因。

齐桓公盟会诸侯，卫国人来晚了。桓公上朝时与管仲谋划攻打卫国。退朝以后进入内室，卫姬望见君主，下堂拜了两拜，为卫国君主请罪。柜公说：“我对卫国没有事，你为什么要请罪？”卫姬回答说：“我望见您进来的时候，迈着大步，怒气冲冲，有攻打别国的意思。见到我就变了脸色，这表明是要攻打卫国啊。”第二天桓公上朝，向管仲作揖请他进来。管仲说：“您不攻打卫国了吧？”桓公说。“仲父您怎么知道的？”管仲说；“您升朝时作揖很恭敬，见到我面有愧色，我因此知道的。”桓公说：“好。仲父治理宫外的事情，夫人治理宫内的事情，我知道自己终究不会被诸侯们耻笑了。”桓公用以掩盖自己意图的办法是不说话，现在管子却凭着容貌声音、夫人却凭着走路气质察觉到了。桓公虽然不说话，他的意图就象黑夜点燃烛火一样看得清楚明白。

晋襄公派人去周朝说：“我国君主卧病不起，用龟甲占卜，卜兆说；‘是三涂山山神降下灾祸。’我国君主派我来，希望借条路去向三涂山山神求福。”周天子答应了他，于是升朝，按礼节接待完使者，宾客出去了。苌弘对刘康公说：“向三涂山山神求福，在天子这里受礼遇，这是温和美善的事情，可是宾客却表现出勇武之色，恐怕有别的事情，希望您加以防备。”刘康公就让战车士卒做好戒备等待着。晋国果然先做祭祀的事，趁机派杨子率领十二万士兵跟随着，渡过棘津，袭击聊，阮、粱等蛮人居住的城邑，灭掉了这三国。这就是实际和名称不相符，这种情况是圣人所能明察的，苌弘对此就审察清楚了。所以单凭说的话不足以决断事情，只有懂得说的话的意思才可以决断事情。

【审应览第六离谓】

【原文】

四曰：言者以谕意也。言意相离，凶也。乱国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顾其实，务以相毁，务以相誉，毁誉成党，众口熏天，贤不肖不分。以此治国，贤主犹惑之也，又况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为惑，故惑惑之中有晓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国之主，不自以为惑，故与桀、纣、幽、厉皆也。然有亡者国，无二道矣。郑国多相县以书者，子产令无县书，邓析致之。子产令无致书，邓析倚之。令无穷，则邓析应之亦无穷矣。是可不可无辩也。可不可无辩，而以赏罚，其罚愈疾，其乱愈疾。此为国之禁也。故辩而不当理则伪，知而不当理则诈。诈伪之民，先王之所诛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洧水甚大，郑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请赎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邓析，邓析曰：“安之。人必莫之卖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邓析，邓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无所更买矣。”夫伤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无功不得民，则以其无功不得民伤之；有功得民，则又以其有功得民伤之。人主之无度者，无以知此，岂不悲哉？比干、苌弘以此死，箕子、商容以此穷，周公、召公以此疑，范蠡、子胥以此流，死生存亡安危，从此生矣。子产治郑，邓析务难之，与民之有狱者约：大狱一衣，小狱襦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郑国大乱，民口喧哗。子产患之，於是杀邓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国，而莫之诛邓析之类，此所以欲治而愈乱也。齐有事人者，所事有难而弗死也。遇故人於涂，故人曰：“固不死乎？”对曰：“然。凡事人，以为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见人乎？”对曰：“子以死为顾可以见人乎？”是者数传。不死於其君长，大不义也，其辞犹不可服，辞之不足以断事也明矣。夫辞者，意之表也。鉴其表而弃其意，悖。故古之人，得其意则舍其言矣。听言者以言观意也，听言而意不可知，其与桥言无择。齐人有淳于髡者，以从说魏王。魏王辨之，约车十乘，将使之荆。辞而行，有以横说魏王，魏王乃止其行。失从之意，又失横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辩不若无辩。周鼎著倕而龁其指，先王有以见大巧之不可为也。

【译文】

说的话是为了表达意思的。说的话和意思相违背，是凶险的。造成国家混乱的习俗是，流言很多，却不顾事实如何，一些人极力互相诋毁，一些人极力互相吹捧，诋毁的，吹捧的分别结成朋党，众口喧嚣，气势冲天，贤与不肖不能分辨。靠着这些来治理国家，贤明的君主尚且会感到疑惑，更何况不贤明的君主呢？疑惑之人的祸患是，自己不感到疑惑。所以得道之人能在疑惑之中悟出事物的道理，能在昏暗之中看到光明的境界。亡国的君主，自己不感到疑惑，所以就与夏桀、商村、周幽王、周厉王一样了。这样看来，那些遭到灭亡的国家，都是沿着这条路走的了。

郑国很多人把新法令悬挂起来，子产命令不要悬挂法令，邓析就对新法加以修饰。子产命令不要修饰新法，邓析就把新法弄得很偏颇。子产的命令无穷无尽，邓析对付的办法也就无穷无尽。这样一来，可以的与不可以的就无法辨别了。可以的与不可以的无法辨别，却用以施加赏罚，那么赏罚越厉害，混乱就会越厉害。这是治理国家的禁忌。所以，如果善辩但却不符合事理就会奸巧，如果聪明但却不符合事理就会狡诈。狡诈奸巧的人，是先王所惩处的人。事理，是判断是非的根本啊。

清水很大，郑国有个富人淹死了，有个人得到了这人的尸体。富人家里请求赎买尸体，得到尸体的那个人要的钱很多。富人家里把这情况告诉了邓析，邓析说：“你安心等待。那个人一定无处去卖尸体了。”得到尸体的人对此很担忧，把这情况告诉了邓析，邓析又回答说：“你安心等待。这人一定无处再去买尸体了。”那些诋毁忠臣的人，与此很相似。忠臣没有功劳不能得到人民拥护，就拿他们没有功劳不能得到人民拥护诋毁他们，他们有功劳得到人民拥护，就又拿他们有功努得到人民拥护诋毁他们。君主中没有原则的，就无了解这种情况。无法了解这种情况，难道不是很可悲吗？比干、苌弘就是因此而被杀死的，箕子、商容就是因此受到猜疑的，范蠡、伍子胥就是因此而泛舟五湖、流尸干江的，生死，存亡、安危，都由此产生出来了。

子产治理郑国，邓析极力刁难他，跟有狱讼的人约定：学习大的狱讼要送上一伴上衣，学习小的张讼要耍送上短衣下衣。献上上衣短衣下衣以便学习狱讼的人不可胜数。把错的当成对的，把对的当成错的，对的错的没有标准，可以的与不可以的每天都在改变。想让人诉讼胜了就能让人诉讼胜了，想让人获罪就能让人获罪。郑国大乱，人民吵吵嚷嚷。子产对此感到忧虑，于是就杀死了邓析并且陈尸示众，民心才顺服了，是非才确定了，法律才实行了。如今世上的人，大都想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可是却不杀掉邓析之类的人，这就是想把国家冶理好而国家却更加混乱的原因啊。

齐国有个侍奉人的人，所侍奉的人遇难他却不殉死。这人在路上遇到熟人，熟人说：“你果真不殉死吗？”这个人回答说：“是的。凡是侍奉人，都是为了谋利。殉死不利，所以不殉死。”熟人说说；“您选样还可以见人吗？”这个人回答说：“你认为殉死以后倒可以见人吗？”这样的话他多次传述。不为自己的君主上司殉死，是非常不义的，可是这个人还振振有词。凭言辞不足以决断事情，是很清楚的了。

言辞是思想的外在表现，欣赏外在表现却抛弃思想，这是胡涂的。所以古人懂得了人的思想就用不着听他的言语了。听别人讲话是要通过其言语观察其思想。听别人讲话却不了解他的思想，那样的言语就与乖戾之言没有区别了。

齐国人有个叫淳于髡的，他用合纵之术劝说魏王。魏王认为他说得好，就套好十辆车，要派他到楚国去。他告辞要走的时侯，又用连横之术劝说魏王，魏王于是就不让他去了。既让合纵的主张落空，又让连横的事落空，那么他才能多就不如才能少，他有辩才就不如没有辩才。周鼎刻铸上倕的图像却让他咬新自己的手指，先王以此表明大巧是不可取的。

【审应览第六淫辞】

【原文】

五曰：非辞无以相期，从辞则乱。乱辞之中又有辞焉，心之谓也。言不欺心，则近之矣。凡言者以谕心也。言心相离，而上无以参之，则下多所言非所行也，所行非所言也。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空雄之遇，秦、赵相与约，约曰：“自今以来，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居无几何，秦兴兵攻魏，赵欲救之。秦王不说，使人让赵王曰：“约曰：‘秦之所欲为，赵助之；赵之所欲为，秦助之。’今秦欲攻魏，而赵因欲救之，此非约也。”赵王以告平原君，平原君以告公孙龙，公孙龙曰：“亦可以发使而让秦王曰：‘赵欲救之，今秦王独不助赵，此非约也。’”孔穿、公孙龙相与论於平原君所，深而辩，至於藏三牙，公孙龙言藏之三牙深辩。孔穿不应，少选，辞而出。明日，孔穿朝，平原君谓孔穿曰：“昔者公孙龙之言甚辩。”孔穿曰：“然。几能令藏三牙矣。虽然难。愿得有问於君：谓藏三牙甚难而实非也，谓藏两牙甚易而实是也。不知君将从易而是者乎，将从难而非者乎？”平原君不应。明日，谓公孙龙曰：“公无与孔穿辩。”荆柱国庄伯令其父视曰，日“在天”；视其奚如，曰“正圆”；视其时，日“当今”。令谒者驾，曰“无马”。令涓人取冠，“进上”。问马齿，圉人曰“齿十二与牙三十”。人有任臣不亡者，臣亡，庄白决之，任者无罪。宋有澄子者，亡缁衣。求之涂，见妇人衣缁衣，援而弗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缁衣。”妇人曰：“公虽亡缁衣，此实吾所自为也。”澄子曰：“子不如速与我衣。昔吾所亡者，纺缁也；今子之衣，禅缁也。以禅缁当纺缁，子岂不得哉？”宋王谓其相唐鞅曰：“寡人所杀戮者众矣，而群臣愈不畏，其故何也？”唐鞅对曰：“王之所罪，尽不善者也。罪不善，善者故为不畏。王欲群臣之畏也，不若无辨其善与不善而时罪之，若此则群臣畏矣。”居无几何，宋君杀唐鞅。唐鞅之对也，不若无对。惠子为魏惠王为法。为法已成，以示诸民人，民人皆善之。献之惠王，惠王善之，以示翟翦，翟翦曰：“善也。”惠王曰：“可行邪？”翟翦曰：“不可。”惠王曰：“善而不可行，何故？”翟翦对曰：“今举大木者，前乎舆謣，後亦应之，此其於举大木者善矣。岂无郑、卫之音哉？然不若此其宜也。夫国亦木之大者也。”

【译文】

没有言辞就无法互相交往，只听信言辞就会发生混乱。言辞之中又有言辞，这指的就是思想。言语不违背思想，那就差不多了。凡是说的话，都是为了表达思想的。说的话和思想相背离，可是在上位的却无法考察，那么在下位的就会有很多说的话与做的事不相符，做的事与说的话不相符的情况。言行互相背离，没有什么比这更不吉祥的了。

在空洛盟会的时候，秦国，赵国相互订立盟约，盟约说；“从今以后，秦国想做的事，赵国予以帮助，赵国想做的事，秦国予以帮助。”过了不久，秦国发兵攻打魏国，赵国想援救魏国。秦王很不高兴，派人责备赵王说：“盟约说；‘秦国想做的事，赵国予以帮助，赵国想做的事，秦国予以帮助。’现在秦国想攻打燕国，而赵国却想援救它，这不符合台盟约。”赵王把这些话告诉了平原君，平原君把这些话告诉了公孙龙，公孙龙说：“赵王也可以派使臣去责备秦王说：‘赵国想援救魏国，现在泰国却偏偏不帮助赵国，这不符合盟约。”

孔穿、公孙龙在平原君那里互相辩论，言辞精深而雄辩，谈到羊有三耳的命题，公孙龙说羊有三耳，说得头头是道。孔穿不回答，过了一会儿，就告辞走了。第二天，孔穿来朝见，平原君对孔穿说：“昨天公孙龙说的话非常雄辩。”孔穿说，“是的。几乎能让羊有三耳了。尽管这说法很难成立。我愿问问您，说羊有三耳难度很大，而实际上却不是这样，说羊有两耳很容易，而事实确实是这样。不知您将赞同容易而正确的说法呢，还是赞同困难而不正确的说法呢？”平原君不回答。第二天，平原君对公孙龙说：“你不要跟孔穿辩论了”。

楚国的柱国庄伯让父亲去看看太阳是早是晚，父亲却说“在天上”，看看太阳怎么样了，却说“正圆”，看看是什么时辰，却说“正是现在”。让谒者去传令驾车，却回答说“没有马”。让涓人去拿帽子，回答说“呈上去了”。问马的年齿，日人却说“齿十二个，加上牙共三十个”。有个担保人家的奴仆不逃跑的人，奴仆逃跑了，庄伯判决，担保的人却没有罪。

宋国有个叫澄子的，丢了一件黑色衣服。他到路上去寻找，看见一个妇女穿着黑色衣服，就抓住她不放手，要脱掉她的衣服，说；“如今我丢了件黑色农服。”妇女说；“您虽然丢了黑色衣服，不过这件衣服确实是我自己做的。”澄子说；“你不如赶快把衣服给我。昨天我丢的是纺丝的黑衣服，如今你的衣服是单面的黑衣服。用单面的黑衣服抵偿纺丝的黑衣服，你难道还不占便宜吗？

宋王对他的相唐鞅说：“我杀死的人很多了，可是臣子们却越发不是惧我，这是什么原因呢？”唐鞅回答说。“您治罪的，都是不好的人。对不好的人治罪，所以好人不畏惧。您想让臣子们畏惧您，不如不要区分好与不好，不断地治罪臣子，这样，臣子们就会是惧了。”过了不久，宋国君主杀死了唐鞅。唐鞅的回答，还不如不回答。

惠子给魏惠王制定法令。法令已经制定完了，拿来给人们看，人们都认为法令很好。把法令献给惠王，惠王认为法令很好，拿来让翟翦看，翟翦说：“好啊。”惠王说：“可以实行吗？”翟翦说：“不可以。”惠王说：“好却不可以实行，为什么？”翟翦回答说：“如今抬大木头的，前面的唱号子，后面的来应和，这号子对于推大木头的来说是很好了。难道没有郑国、卫国那样人民喜爱的音乐可唱吗？然而唱那个不如唱这个适宜。治理国家也象抬大木头一样自有其适宜的法令啊。”

【审应览第六不屈】

【原文】

六曰：察士以为得道则未也，虽然，其应物也，辞难穷矣。辞虽穷，其为祸福犹未可知。察而以达理明义，则察为福矣；察而以饰非惑愚，则察为祸矣。古者之贵善御也，以逐暴禁邪也。魏惠王谓惠子曰：“上世之有国，必贤者也。今寡人实不若先生，愿得传国。”惠子辞。王又固请曰：“寡人莫有之国於此者也，而传之贤者，民之贪争之心止矣。欲先生之以此听寡人也。”惠子曰：“若王之言，则施不可而听矣。王固万乘之主也，以国与人犹尚可。今施，布衣也，可以有万乘之国而辞之，此其止贪争之心愈甚也。”惠王谓惠子曰：古之有国者，必贤者也。夫受而贤者，舜也，是欲惠子之为舜也；夫辞而贤者，许由也，是惠子欲为许由也；传而贤者，尧也，是惠王欲为尧也。尧、舜、许由之作，非独传舜而由辞也，他行称此。今无其他，而欲为尧、舜、许由，故惠王布冠而拘于鄄，齐威王几弗受；惠子易衣变冠，乘舆而走，几不出乎魏境。凡自行不可以幸为，必诚。匡章谓惠子於魏王之前曰：“蝗螟，农夫得而杀之，奚故？为其害稼也。今公行，多者数百乘，步者数百人；少者数十乘，步者数十人。此无耕而食者，其害稼亦甚矣。”惠王曰：“惠子施也难以辞与公相应。虽然，请言其志。”惠子曰：“今之城者，或者操大筑乎城上，或负畚而赴乎城下，或操表掇以善睎望。若施者，其操表掇者也。使工女化而为丝，不能治丝；使大匠化而为木，不能治木；使圣人化而为农夫，不能治农夫。施而治农夫者也，公何事比施於螣螟乎？”惠子之治魏为本，其治不治。当惠王之时，五十战而二十败，所杀者不可胜数，大将、爱子有禽者也。大术之愚，为天下笑，得举其讳。乃请令周太史更著其名。围邯郸三年而弗能取，士民罢潞，国家空虚，天下之兵四至，众庶诽谤，诸侯不誉。谢於翟翦，而更听其谋，社稷乃存。名宝散出，土地四削，魏国从此衰矣。仲父，大名也；让国，大实也。说以不听不信。听而若此，不可谓工矣。不工而治，贼天下莫大焉。幸而独听於魏也。以贼天下为实，以治之为名，匡章之非，不亦可乎！白圭新与惠子相见也，惠子说之以强，白圭无以应。惠子出，白圭告人曰：“人有新取妇者，妇至，宜安矜烟视媚行。竖子操蕉火而钜，新妇曰：‘蕉火大钜’。入於门，门中有敛陷，新妇曰：‘塞之！将伤人之足。’此非不便之家氏也，然而有大甚者。今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说我有大甚者。”惠子闻之，曰：“不然。《诗》曰：‘恺悌君子，民之父母。’恺者大也，悌者长也。君子之德，长且大者，则为民父母。父母之教子也，岂待久哉？何事比我於新妇乎？《诗》岂曰‘恺悌新妇’哉？”诽污因污，诽辟因辟，是诽者与所非同也。白圭曰：惠子之遇我尚新，其说我有大甚者。惠子闻而诽之，因自以为为之父母，其非有甚於白圭亦有大甚者。

【译文】

明察的士人，认为他得到了道术那倒未必。虽说这样，可是他对答事物，言辞是难以穷尽的。言辞即使穷尽了，这到底是祸是福还是不可以知道。明察如果用以通晓事理弄清道义，那么明察就是福了，明察如果用以掩饰错误愚弄蠢人，那么明察就是祸了。古代之所以看重善于驾车的，是因为可以借以驱逐残暴的人，制止邪恶的事。

魏惠王对惠子说：“前代享有国家的，一定是贤德的人。如今我确实不如先生您，我希望能把国家传给您。”惠手谢绝了，魏王又坚决请求道；“假如我不享有这个国家，而把它传给贤德的人，人们贪婪争夺的想法就可以制止了。希望先生您因此而听从我的话。”惠子说：“象您说的这样，那我就不能听从您的话了。您本来是大国的君主，把国家让给别人尚且可以制止人们贪婪争夺的想法，如今我是个平民，可以享有大国却谢绝了，这样，那就更能制止人们贪婪争夺的想法了。”惠王对惠子说；古代享有国家的，一定是贤德的人。接受别人的国家而且自己又贤德的，是舜，这样就是想让惠子成为舜那样的人，谢绝享有别人的国家而且自己又贤德的，是许由，这样就是惠子想成为许由那样的人；把国家传给别人而且自己又贤德的，是尧，这就是惠王想成为尧那样的人，尧、舜、许由所以名闻天下，不单单是尧把帝位传给舜而舜接受了，尧把帝位传给许由而许由谢绝了，他们其他的行为也与此相称。如今没有其他的行为，却想成为尧、舜、许由那样的人，所以惠王穿着丧国之服把自己拘禁在鄄请求归服齐国，齐威王几乎不肯接受他的归服，惠子改换了衣帽，乘车逃走，几乎逃不出魏国国境。大凡自己的行为，不可以凭侥幸之心去行动，一定要诚恳。

匡章在惠王面前惠子说：“螟虫，农夫捉住就弄死它，为什么？因为它损害庄稼。如今您一行动，多的时候跟随若几百辆车、几百个步行的人，少的时候跟随着几十辆车、几十个步行的人。这些都是不耕而食的人，他们损害庄稼也太厉害了。”惠王说；“惠子很难用言辞回答您，虽然如此，还是请惠子谈谈自己的想法。”惠子说：“如今修筑城墙的，有的拿着大杵在墟上捣士。有的背着畚箕在城下来来往往运土，有的拿着标志仔细观望方位的斜正。象我这样的，就是拿着标志的人啊。让善于织丝的女子变成丝，就不能织丝了，让巧匠变成木材，就不能处置木材了，让圣人变成农夫，就不能管理农夫了。我就是能管理农夫的人啊。您为什么把我比做螟虫呢？”惠子以治理魏国为根本，他却治理得不好。在惠王的时代，作战五十次却失败了二十次，被杀死的人不计其数，惠王的大将、爱子有被俘虏的。惠子治国之术的愚惑，被天下人耻笑，天下人部得以称举他的过错。惠王这才请求让周天子的太史改变惠子仲父的名号。惠王包围邯郸三年却不能攻下来，兵士和人民很疲惫，国家弄得很空虚，天下诸侯的救兵从四面到来解救邯郸之围，百姓们责难他，诸侯们不赞誉他。他向翟翦道歉，重新听取翟翦的计谋，国家才保存住。名贵的宝物都失散到国外，土地被四邻割去，魏国从此衰弱了。仲父是显赫的名号，把国家让给别人是高尚的行动。惠子用不可听不可信之言劝说惠王。惠王如此听从意见，不以叫做善于听取意见。不善于听取意见却来治理国家，对天下人的危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幸好惠子的话只是被魏国听从了。以危害天下人为实，却以治理国家为名，匡章非难惠子，不是应该的吗！

白圭刚与惠子相见，惠子就用如何使国家强大来劝说他，白圭无话回答。惠子出去阻后，白圭告诉别人说；“有个刚娶媳妇的人，媳妇到来时，应该安稳持重，微视慢行。童仆拿的火把烧得太旺，新媳妇说：‘火把太旺。’进了门，门里有陷坎，新媳妇说；‘填上它！它将跌伤人的腿。’这对于她的夫家不是没有利，然而太过分了些。如今惠子刚刚见到我，他劝说我的话太过分了些。”惠子听到这话以后，说：“不对。《诗》上说：‘具有恺悌之风的君子，如同人民的父母。’恺是大的意思，悌是长的意思。君子的品德，高尚盛大的，就可以成为人民的父母。父母教育孩子，哪里要等好久呢？为什么把我比做新媳妇呢？《诗》上难道说过‘具有恺悌之风的薪媳妇’吗？”用污秽责难污秽，用邪僻责难邪僻，这样就是责难的人与被责难的人相同了。白圭说，惠子刚刚见到我，他劝说我的话太过分了些。惠子听到达话以后就责难他，于是自认为可以成为他的父母，那惠子的错误比白圭说的太过分了还要严重得多。

【审应览第六应言】

【原文】

七曰：白圭谓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鸡，多洎之则淡而不可食，少洎之则焦而不熟，然而视之蝺焉美，无所可用。惠子之言，有似於此。”惠子闻之，曰：“不然。使三军饥而居鼎旁，适为之甑。则莫宜之此鼎矣。”白圭闻之，曰：“无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甑邪？”白圭之论自悖，其少魏王大甚。以惠子之言蝺焉美，无所可用，是魏王以言无所可用者为仲父也，是以言无所用者为美也。公孙龙说燕昭王以偃兵，昭王曰：“甚善。寡人愿与客计之。”公孙龙曰：“窃意大王之弗为也。”王曰：“何故？”公孙龙曰：“日者大王欲破齐，诸天下之士其欲破齐者，大王尽养之；知齐之险阻要塞、君臣之际者，大王尽养之；虽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犹若弗养。其卒果破齐以为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尽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为也。王无以应。”司马喜难墨者师於中山王前以非攻，曰：“先生之所术非攻夫？”墨者师曰：“然。”曰：“今王兴兵而攻燕，先生将非王乎？”墨者师对曰：“然则相国是攻之乎？”司马喜曰：“然。”墨者师曰：“今赵兴兵而攻中山，相国将是之乎？”司马喜无以应。路说谓周颇曰“公不爱赵，天下必从。”周颇曰“固欲天下之从也。天下从，则秦利也。路说应之曰：“然则公欲秦之利夫？”周颇曰：“欲之。”路说曰：“公欲之，则胡不为从矣？”魏令孟卬割绛、汾、安邑之地以与秦王。王喜，令起贾为孟卬求司徒於魏王。魏王不说，应起贾曰：“卬，寡人之臣也。寡人宁以臧为司徒，无用卬。愿大王之更以他人诏之也。”起贾出，遇孟卬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贾曰：“公甚贱子公之主。公之主曰：宁用臧为司徒，无用公。”孟卬入见，谓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女为司徒。”孟卬曰：“王应之谓何？”王曰：“宁以臧，无用卬也。”孟卬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绛、汾、安邑令负牛书与秦，犹乃善牛也。卬虽不肖，独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将军为臣先，曰‘视卬如身’，是重臣也。令二轻臣也，令臣责，卬虽贤，固能乎？”居三日，魏王乃听起贾。凡人主之与其大官也，为有益也。今割国之锱锤矣，而因得大官，且何地以给之？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卬令秦得其所欲，秦亦令孟卬得其所欲，责以偿矣，尚有何责？魏虽强，犹不能责无责，又况於弱？魏王之令乎孟卬为司徒，以弃其责，则拙也。秦王立帝，宜阳许绾诞魏王，魏王将入秦。魏敬谓王曰：“以河内孰与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与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内，则王将与之乎？”王曰：“弗与也。”魏敬曰：“河内，三论之下也；身，三论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听，索其上而王听之，臣窃不取也。”王曰：“甚然。”乃辍行。秦虽大胜於长平，三年然後决，士民倦，粮食。当此时也，两周全，其北存，魏举陶削卫，地方六百，有之势是而入，大蚤，奚待於魏敬之说也？夫未可以入而入，其患有将可以入而不入。入与不入之时，不可不熟论也。

【译文】

自圭对魏王说：“用帝丘出产的大鼎来煮鸡，多加汤汁就会淡得没法吃，少加汤汁就会烧焦可是却不熟，然而这鼎看起来非常高大漂亮，不过没有什么用处。惠子的话，就跟这大鼎相似。”惠子听到这话以后，说；“不对。假使三军士兵饥饿了停留在鼎旁边，恰好弄到了蒸饭用的大甑，那么和甑搭配起来蒸饭就没有比这鼎更合适的了。”白圭听到这话以后，说；“没有什么用处的东西，想来只能在上面放上甑蒸饭用啦！”白圭的评论自然是错的，他太轻视魏王了。认为惠子的话只是说得漂亮，但没什么用处，这样就是魏王把说话没什么用处的人当成仲父了，这样就是把说话没什用处的人当成完美的人了。

公孙龙用如何消除战争的话劝说燕昭王，昭王说；“很好。我愿意跟宾客们商议这件事。”公孙龙说；“我私下里估计大王您不会消除战争的。”昭王说；“为什么？”公孙龙说：“从前大王您想打败齐国，天下杰出的人士中那些想打败齐国的人，大壬您全都收养了他们，那些了解齐国的险阻要塞和君臣之间关系的人，大王您全都收养了他们；那些虽然了解这些情况但却不想打赃齐国的人，大王您还是不肯收养他们，最后果然打败了齐国，并以此为功劳。如今大王您说，我很赞成消除战争。可是其他诸侯国的人士在大王您朝廷里的，都是善于用兵的人。我因此知道大王您不会消除战争的。”昭王无话回答。

司马喜在中山国王前就“非攻”的主张诘责墨家学派名叫师的人，说；“先生您所主张的是‘非攻’吧？”师说：“是的。”司马喜说；“假如国王发兵攻打燕国，先生您将责备国王吗？一师回答说：“这样说来，那么相国您赞成攻打燕国吗？”司马喜说：“是的。”师说；“假如赵国发兵攻打中山国，相国您也将赞成攻打中山国吗？”司马喜无话回答。

路说对周颇说：“您如果不爱赵国，那么天下人一定会跟随您。”周颇说：“我本来想让天下人跟随我啊。天下人跟随我，那么秦国就有利。”路说回答他说；“这样说来，那么您想让秦国有利啦？”周颇说：“想让秦国有利。”路说说；“您想让秦国有利，那么为什么不因此而让天下人跟随您呢？”

魏王派孟卯割让绛、窃、安邑等地给秦王。秦王很高兴，让起贾去向魏王为孟卯请求司徒的官职。魏王很不高兴，回答起贾说：“孟卯是我的臣子。我宁肯用奴仆当司徒，也不用孟卯。希望大王另用其他的人诏示我。”起贾出来，在庭院里遇到孟卯。孟卯说：“您说的事情怎么样？”超贾说：“您太受您的君主轻视了。您的君主说宁肯用奴仆当司徒，也不用您。”孟卯进去谒见，对魏王说：“秦国客人说什么？”魏王说：“请求用你当司徒。”孟卯说；“您怎样回答他的？”魏_上说；“我说‘宁肯任用奴仆，也不用孟卯，。”孟卯长叹道：“您受秦国控制是应该的了，秦国善待我，您对此为什么要猜疑呢？把绛、窃、安邑的地图让牛驮者献给秦国，秦国尚且会好好对待牛。我虽然不好，难道还不如牛吗？况且，您让三位将军先去秦国为我致意，说‘看待孟卯如同看待我一样’，这是重视我啊。如今您轻视我，以后让我击索取秦国答应过的东西，我即使贤德，难道还能做到吗？”过了三天，魏王才答应了起贾的请求。大凡君主给人大的官职，是因为他有益于国家。如今割让国家少量土地，因而得到了大的官职，以后哪有那么多土地供给他割让？大的官职，是臣子所希望得到的。孟卯让秦国得到了它所希望的土地，秦国也让孟卯得到了他所希望的官职。对方所欠的债已经偿还了，还有什么可索取的呢？魏国即使强大，也还不能向不欠债的素取债务，更何况它本身是弱小的国家呢？魏王让孟卯当了司徒，从而失掉了自己向秦国提出要求的地位，这就很笨拙了。

秦王立为帝，宜阳令许绾骗魏王，魏王要去秦朝拜。魏敬对魏王说：“拿河内和大梁比，哪一个重要？”魏王说：“大梁要。”魏敬又说；“大粱跟您自身比，哪一个重要？”魏王说：“自身重要。”魏敬又说：“假如秦国索取河内，那么您将给它码？”魏王说。“不给它。”巍敬说：“河内在三者之中占最下等，您自身在三者之中占最上等。秦国索取最下等的您不答应，索取最上等的您却答应了。我私下里对此是不赞成的。”魏王说，“很对。”这才不去秦国。秦国虽然在长平打了大胜仗，但打了三年然后才决定胜负，它的兵士和人民很疲惫，粮食很匮乏。正当那个时候，东、西周尚束灭亡，大粱以北的地区尚未失去，魏国攻下了陶，夺取了卫国城邑，土地有六百里见方。具有这样的形势，却要去秦朝拜，那是太早了，何必要等魏敬劝说之后才不去秦朝拜呢？在不可去的时候却要去，这种祸患与将来可以去的时候却不去是一样的。去与不去的时机，不可不仔细考察啊！

【审应览第六具备】

【原文】

八曰：今有羿、蜂蒙、繁弱於此，而无弦，则必不能中也。中非独弦也，而弦为弓中之具也。夫立功名亦有具，不得其具，贤虽过汤、武。则劳而无功矣。汤尝约於郼、薄矣，武王尝穷於毕、裎矣，伊尹尝居於庖厨矣，太公尝隐於钓鱼矣。贤非衰也，智非愚也，皆无其具也。故凡立功名，虽贤，必有其具，然後可成。宓子贱治亶父，恐鲁君之听谗人，而令己不得行其术也，将辞而行，请近吏二人於鲁君与之俱。至於亶父，邑吏皆朝。宓子贱令吏二人书。吏方将书，宓子贱从旁时掣摇其肘，吏书之不善，则宓子贱为之怒。吏甚患之，辞而请归。宓子贱曰：“子之书甚不善，子勉归矣！”二吏归报於君，曰：“宓子不得为书。”君曰：“何故？”吏对曰：“宓子使臣书，而时掣摇臣之肘，书恶而有甚怒，吏皆笑宓子。此臣所以辞而去也。”鲁君太息而叹曰：“宓子以此谏寡人之不肖也。寡人之乱子，而令宓子不得行其术，必数有之矣。微二人，寡人几过。”遂发所爱而令之亶父，告宓子曰：“自今以来，亶父非寡人之有也，子之有也。有便於亶父者，子决为之矣。五岁而言其要。”宓子敬诺，乃得行其术於亶父。三年，巫马旗短褐衣弊裘而往观化於亶父，见夜渔者，得则舍之。巫马旗问焉，曰：“渔为得也，今子得而舍之，何也？”对曰：“宓子不欲人之取小鱼也。所舍者小鱼也。”巫马旗归，告孔子曰：“宓子之德至矣，使民暗行若有严刑於旁。敢问宓子何以至於此？”孔子曰：“丘尝与之言曰：‘诚乎此者刑乎彼。’宓子必行此术於亶父也。”夫宓子之得行此术也，鲁君後得之也。鲁君後得之者，宓子先有其备也。先有其备，岂遽必哉？此鲁君之贤也。三月婴儿，轩冕在前，弗知欲也；斧钺在後，弗知恶也；慈母之爱，谕焉。诚也。故诚有诚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天，水木石之性，皆可动也，又况於有血气者乎？故凡说与治之务莫若诚。听言哀者，不若见其哭也；听言怒者，不若见其斗也。说与治不诚，其动人心不神。

【译文】

假如有羿、蜂蒙这样的善射之人和繁弱这样的良弓，却没有弓弦，那么必定不能射中。射中不但仅是靠了弓弦，可弓弦是射中的条件。建立功名也要有条件。不具备条件，即使贤德超过了汤、武王，那也会劳而无功。汤曾经在郼、亳受贫困，武王曾经在毕、裎受困窘，伊尹曾经在厨房里当仆隶，太公望曾经隐居钓鱼。他们的贤德并不是衰微了，他们的才智并不是愚蠢了，都是因为没有具备条件。所以凡是建立功名，即使贤德，也必定要具备条件，然后才可以成功。

宓子贱去治理堂父，担心鲁国君主听信谗人的坏话，从而使自己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将要告辞走的时候，向鲁国君主请求君主身边的两个官吏跟自己一起去．到了堂父，堂父的官吏都来朝见，宓子贱让那两个官吏书写。官吏刚要书写，宓子贱从旁边不时地摇动他们的胳膊肘，官吏写得很不好，宓必子贱就为此而发怒。官吏对此厌恨，就告辞请求回去。宓手贱说：“你们写得很不好，你们赶快回去吧！”两个官吏回去以后向鲁国君主禀报说：”宓子这个人不可以给他书写。”鲁国君主说：“为什么？”官吏回答说：“宓子让我们书写，却不时地摇动我们的胳膊肘，写得不好又大发脾气，堂父的官吏都因宓子这样做而发笑。这就是们所以要告辞离开的原因。”鲁国君主长叹道：“宓子是用这种方式对我的缺点进行劝谏啊。我扰乱宓子，使宓子不能实行自己的主张，这样的事一定多次发生过了。假如没有这两个人，我几乎要犯错误。”于是就派所喜欢的人让他去亶父，告诉宓子说；“从今以后，亶父不归我所有，归你所有。有对亶父蟹父有利的事情，你自己决断去做吧。五以吼后报告施政的要点。”宓子恭敬地答应了，这才得以在亶父实行自己的主张。过了三年，巫马旗穿着粗劣的衣服和破旧的皮衣，到亶父去观察施行教化的情况，看到夜里捕鱼的人，得到鱼“就扔回水里。巫马旗问他说：“捕鱼是为了得到鱼，现在你得到鱼却把它扔回水里，这是为什？”那人回答说：“宓子不想让人们捕取小鱼。我扔回水虽的都是小鱼。”巫马旗回去以后，告诉孔子说：“宓子的德政达到极点了，他能让人们黑夜中独自做事，就象有严刑在身旁一样不敢为非作歹。请问宓子用什么办法达到这种境地的？”孔子说：“我曾经跟他说过：‘自己心诚的，就能在外实行。’宓子一定是在亶父实行这个主张了。”宓子得以实行这个主张，是因为鲁国君主后来领悟到这一点。鲁国君主之所以后来能领悟到这一点，是因为宓子事先有了准备。事先有了准备，难道就一定能让君主领悟到吗？这就是鲁国君主的贤明之处啊。

三个月的婴儿，轩冕在前边不知道羡慕，斧铖在后边不知道厌恶，对慈母的爱却能懂得。这是因为婴儿的心赤诚意啊，所以诚而又诚才合乎真情，精而又精才与天性相通。与天性相通，水、木，石的本性都可以改变，更何况有血气的人呢？所以凡是劝说别人与治理政事，要做的事没有比赤诚更重要的了。听别人说的话很悲哀，不如看到他哭泣，听别人说的话很愤怒，不如看到他搏斗，劝说别人与治理政事不赤诚，那就不能感化人心。

谢选骏指出：《审应览》认为君主对自己的言语神色需要慎重，而且基本上只应该是对外界的反应，而不该采取主动行为。这种态度应该是先秦公议社会的特点，而不是秦汉强盗社会的特点。而公议社会的基本特点，就是赤诚；而要做到赤诚和容忍赤诚，就需要一个自由社会的配套。

【【离俗览第七离俗】】

【原文】

一曰：世之所不足者，理义也；所有馀者，妄苟也。民之情，贵所不足，贱所有馀，故布衣、人臣之行，洁白清廉中绳，愈穷愈荣，虽死，天下愈高之，所不足也。然而以理义斫削，神农、黄帝犹有可非，微独舜、汤。飞兔、要褭，古之骏马也，材犹有短。故以绳墨取木，则宫室不成矣。舜让其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曰：“棬棬乎后之为人也！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为未至也，於是乎夫负妻戴，携子以入於海，去之终身不反。舜又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曰：“异哉后之为人也！居於畎亩之中，而游入於尧之门。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我羞之。”而自投於苍领之渊。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随辞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卞随曰：“吾不知也。”汤又因务光而谋，务光曰：“非吾事也。”汤曰：“孰可？”务光曰：“吾不知也。”汤曰：“伊尹何如？”务光曰：“强力忍诟，吾不知其他也。”汤遂与伊尹谋夏伐桀，克之。以让卞随，卞随辞曰：“后之伐桀也，谋乎我，必以我为贼也；胜桀而让我，必以我为贪也。吾生乎乱世，而无道之人再来诟我，吾不忍数闻也。”乃自投於颍水而死。汤又让於务光曰：“智者谋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胡不位之？请相吾子。”务光辞曰：“废上，非义也；杀民，非仁也；人犯其难，我享其利，非廉也。吾闻之，非其义，不受其利；无道之世，不践其土。况於尊我乎？吾不忍久见也。”乃负石而沈於募水。故如石户之农、北人无择、卞随、务光者，其视天下，若六合之外，人之所不能察。其视贵富也，苟可得已，则必不之赖。高节厉行，独乐其意，而物莫之害。不漫於利，不牵於埶，而羞居浊世。惟此四士者之节。若夫舜、汤，则苞裹覆容，缘不得已而动，因时而为，以爱利为本，以万民为义。譬之若钓者，鱼有小大，饵有宜适，羽有动静。齐、晋相与战，平阿之馀子亡戟得矛，却而去，不自快，谓路之人曰：“亡戟得矛，可以归乎？”路之人曰：“戟亦兵也，矛亦兵也，亡兵得兵，何为不可以归？”去行，心犹不自快，遇高唐之孤叔无孙，当其马前曰：“今者战，亡戟得矛，可以归乎？”叔无孙曰：“矛非戟也，戟非矛也，亡戟得矛，岂亢责也哉？”平阿之馀子曰：“嘻！”还反战，趋尚及之，遂战而死。叔无孙曰：“吾闻之，君子济人於患，必离其难。”疾驱而从之，亦死而不反。令此将众，亦必不北矣；令此处人主之旁，亦必死义矣。今死矣而无大功，其任小故也。任小者，不知大也。今焉知天下之无平阿馀子与叔无孙也？故人主之欲得廉士者，不可不务求。齐庄公之时，有士曰宾卑聚。梦有壮子，白缟之冠，丹绩之衤旬。东布之衣，新素履，墨剑室，从而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徒梦也。终夜坐，不自快。明日，召其友而告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而无所挫辱。今夜辱，吾将索其形，期得之则可，不得将死之。”每朝与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殁。谓此当务则未也，虽然，其心之不辱也，有可以加乎？

【译文】

社会上不足的东西，是理义，有余的东西，是胡作非为。人之常情是，以不足的东西为贵，以有余的东西为贱。所以平民、臣子的品行，应该纯洁清廉，合乎法度，越穷困越感到荣耀，即使死了，天下的人也越发尊崇他们，这是因为社会上这种品行不足啊。然而如果按照理义的标准来衡量，连神农、黄帝都还有可以非难的地方，不仅仅是舜，汤而已。飞免、要褭，是古代的骏马，它们的力气尚且有所不足。所以如果用墨绳严格地量取木材，那么房屋就不能建成。

舜把带位让给自己的朋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说：“君王您的为人真是孜孜不倦啊！是个勤劳任力的人。”认为舜的品德尚未完备，于是丈夫背着东西，妻子头顶着东西，领着孩子去海上隐居，离开了舜，终身不再回来。舜又把帝位让给自己的朋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说：“君王您的为人真是与众不同啊，本来居住在乡野之中，却到尧那里继承了王位。不仅仅是这样就罢了，又想用自己耻辱的行为玷污我，我对此感到羞耻。”因而自己跳到苍领的深渊中。

汤将要讨伐桀，去找卞随谋划，卞随谢绝说：“这不是我的事情。”汤说：“谁可以谋划？”卞随说：“我不知道。”汤又去找务光谋划，务光说；“这不是我的事情。”汤说，“谁可以谋划？”务光说：“我不知道。”扬说；“伊尹怎么样？”务光说；“他能奋力做事，忍受耻辱，我不知道他别的情况了。”扬子是就跟伊尹谋划讨伐夏桀，战胜了夏桀。汤把王位让给卞随，卞随谢绝说；“君王您讨伐桀的时候，要跟我谋划，一定是认为我残忍，战胜桀后要把王位让给我，一定是认为我贪婪。我生在乱世，而无道之人两次来污辱我，我不忍心屡次听这样的话。”于是就自己就跳入颖水而死。汤又把王位让给务光，说：“聪明的人谋划它，勇武的人实现它，仁德的人享有它，这是自古以来的原则。您何不居王位呢？我甘愿辅佐您。”务光谢绝说：“废弃君主桀，这是不义的行为，作战杀死人民，这是不仁的行为，别人冒战争的危难，我享受战争的利益，这是不廉洁的行为。我听说过这样的话，不符合义，就不接受利益，不符合道义的社会，就不踏上它的土地。我不忍心长久地看到这种情况。”于是就背负石头沉没在募水之中。

所以象石户之农、北人无择、卞随、务光这样的人，他们看待天下，就如同天外之物一样，这是一般人所不能理解的。他们看待富贵，即使可以得到，也一定不把它当作有利的事。他们节操高尚，品行坚贞，独自为坚持自己的理想而感到快乐，因而外物没有什么可以危害他们。他们不为利益玷污，不受权势牵制，以居于污浊的社会为耻。只有这四位贤士具有这样的节操。

至于舜，汤，则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因为迫不得已而采取行动，顺应时势而有所作为，把爱和利怍为根本，把为万民作为义的准则。这就如同钓鱼的人一样，鱼有小有大，钓饵与之相应，钓浮有动有静，都要相机而行。

齐国、晋国相互怍战，平阿邑的士卒丢失了戟截，得到了矛，后退时，自己很不高兴，对路上的人说：“我丢失了戟，得到了矛，可以回去吗？”路上的人说；“戟也是兵器，矛也是兵器，丢失了兵器又得到了兵器，为什么不可以回去？”士卒又往回走，自己心里还是不高兴，遇到高唐邑的守邑大夫叔无孙，就在他的马前说：“今天作战时，我丢失了戡，得到了矛，可以回去码？”叔无孙说：“矛不是戟，戟不是矛，丢失了戟，得到了矛，怎么能交待得了呢？”那个士卒说了声：“嘿！”又返回去作战，跑到战场，还赶上作战，终千战死丁。叔无孙说：“我听说过，君子让人遭受祸患，自己一定要跟他共患难。”急速赶马去追他，也死在战场上没有回来。假使让这两个人统率军队，也必定不会战败逃跑，假使让他们处于君主身边，也必定会为道义而献身。如今他们死了，却没有什么大功劳，这是因为他们职位小的缘故。职位小的人是不考虑大事情的。现在怎么知道天下没有平阿的士卒与叔无孙那样的人呢？所以君主中那些希望得到廉正之士的人，不可不努力寻求这样的人。

齐庄公时，有个士人名叫宾卑聚。他梦见有个强壮的男子，藏着白绢做的帽子，系着红麻线做的帽带，穿着熟绢做的衣服，白色的新鞋，佩带着黑鞘宝剑，走上前来叱责他，用唾沫吐他的脸。他吓醒了，原来只是一个梦。坐了整整一夜，自己很不高兴。第二天，召来他的朋友告诉说。“我年轻时就爱好勇力，年纪六十了，没有遭受过挫折悔辱。现在夜里遭到悔辱，我将寻求这个人的形迹，如期得到还可以，如果得不到我将为此而死。”每天早晨跟他的朋友一起站在四通八达的街道上，过了三天没有得到，回去以后就自刎而死。要说这是应当尽力去做的却未必，虽说如此，但是他的内心不可受辱，这一点还有能超过的吗？

【离俗览第七高义】

【原文】

二曰：君子之自行也，动必缘义，行必诚义，俗虽谓之穷，通也。行不诚义，动不缘义，俗虽谓之通，穷也。然则君子之穷通，有异乎俗者也。故当功以受赏，当罪以受罚。赏不当，虽与之必辞；罚诚当，虽赦之不外。度之於国，必利长久。长久之於主，必宜内反於心不惭然後动。孔子见齐景公，景公致廪丘以为养。孔子辞不受，入谓弟子曰：“吾闻君子当功以受禄。今说景公，景公未之行而赐之廪丘，其不知丘亦甚矣！”令弟子趣驾，辞而行。孔子，布衣也，官在鲁司寇，万乘难与比行，三王之佐不显焉，取舍不苟也夫！子墨子游公上过於越。公上过语墨子之义，越王说之，谓公上过曰：“子之师苟肯至越，请以故吴之地阴江之浦书社三百以封夫子。”公上过往复於子墨子，子墨子曰：“子之观越王也，能听吾言、用吾道乎？”公上过曰：“殆未能也。”墨子曰：“不唯越王不知翟之意，虽子亦不知翟之意。若越王听吾言用吾道，翟度身而衣，量腹而食，比於宾萌，未敢求仕。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虽全越以与我，吾无所用之。越王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受其国，是以义翟也。义翟何必越，虽於中国亦可。”凡人不可不熟论。秦之野人，以小利之故，弟兄相狱，亲戚相忍。今可得其国，恐亏其义而辞之，可谓能守行矣。其与秦之野人相去亦远矣。荆人与吴人将战，荆师寡，吴师众。荆将军子囊曰：“我与吴人战，必败。败王师，辱王名，亏壤土，忠臣不忍为也。”不复於王而遁。至於郊，使人复於王曰：“臣请死。”王曰：“将军之遁也，以其为利也。今诚利，将军何死？”子囊曰：“遁者无罪，则後世之为王臣者，将皆依不利之名而效臣遁。若是，则荆国终为天下挠。”遂伏剑而死。王曰：“请成将军之义。”乃为之桐棺三寸，加斧锧其上。人主之患，存而不知所以存，亡而不知所以亡。此存亡之所以数至也。郼、岐之广也，万国之顺也，从此生矣。荆之为四十二世矣，尝有干溪、白公之乱矣，尝有郑襄、州侯之避矣，而今犹为万乘之大国，其时有臣如子囊与！子囊之节，非独厉一世之人臣也。荆昭王之时，有士焉曰石渚。其为人也，公直无私，王使为政。道有杀人者，石渚追之，则其父也。还车而反，立於廷曰：“杀人者，仆之父也。以父行法，不忍；阿有罪，废国法，不可。失法伏罪，人臣之义也。”於是乎伏斧锧，请死於王。王曰：“追而不及，岂必伏罪哉！子复事矣。”石渚辞曰：“不私其亲，不可谓孝子；事君枉法，不可谓忠臣。君令赦之，上之惠也；不敢废法，臣之行也。”不去斧锧，殁头乎王廷。正法枉必死，父犯法而不忍，王赦之而不肯，石渚之为人臣也，可谓忠且孝矣。

【译文】

君子自身的所作所为，举动必须遵循卫的原则，行为必须忠于义的原则，世俗虽然认为行不通，但君子认为行得通。行为不忠于义的原则，举动不遵循义的原则，世俗虽然认为行得通，但君子认为行不通。这样看来，那么君子的所谓行不通或行得通，就跟世俗不同了。所以有功就接受相应的奖赏，有罪就接受相应的惩罚。如果不该受赏，那么即使赏给自己，也一定谢绝，如果应该受罚，那么即使赦免自己，也不躲避惩罚．用这种原则考虑国家大事，一定会对国家有长远的利益。要对君主有长远的利益，君子一定应该内心反省不感到惭愧然后才行动。

孔子谒见齐景公，景公送给他廪丘作为食邑。孔子谢绝了，不肯接受，出来以后对学生们说：“我听说君子有功因而接受俸禄，现在我劝悦景公听从我的主张，景公还没有实行，却要赏赐给我廪丘，他太不了解我了。”让学生们赶快套好车，告辞以后就走了。孔子这时是平民，他在鲁国只当过司寇的官，然而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君主难以跟他相提并论，三位帝王的辅佐之臣不比他显赫，这是因为他取舍都不苟且啊！

墨子让公上过到越国游说。公上过讲述了墨子的主张，越王很喜欢，对公上过说：“您的老师如果肯到越国来，我愿把过去吴国的土地阴江沿岸三百社的地方封给他老先生，”公上过回去禀报给墨子，墨子说；“你看越王能听从我的话、采纳我的主张吗？”公上过说：“恐怕不能。”墨子说：“不仅越王不了解我的心意，就是你也不了解我的心意。假如越王听从我的话、采纳我的主张，我衡量自己的身体穿衣，估量自己的肚子吃饭，我将处于客居之民的地位，不敢要求做官，假如越王不听从我的话、不采纳我的主张，即使把整个越国给我，我也用不着它。越王不听从我的话，不采纳我的主张，我却接受他的国家，选就是拿原则做交易。拿原则做交易，何必到越国去？即使是中原之国也是可以的。”大凡对于人不可不仔细考察。秦国的鄙野之人，因为一点小利的缘故，弟兄之间就相互打官司，亲人之间就相互残害。现在墨子可以得到越王的国土，却担心损害了自己的道义，因而谢绝了，这可以说是能保持操行了。秦国的鄙野之人与他相距也太远了。

楚国人与吴国人将要作战，楚国军队人少，吴国军队人多。楚国将军子囊说：“我国与吴国人作战，必定失败。让君主的军队失败，让君主的名声受辱，使国家的土地受损失，忠臣不忍心这样做。”没有向楚王禀告就跑回来了。到了郊外，派人向楚王禀告说；“我请求被处死。”楚王说：“将军你跑回来，是认为这样做有利啊。现在确实有利，将军你为什么要死呢？”子翼说；“跑回来的如果不加惩处，那么后世当君主将领的人，都会借口作战不利而效法我逃跑。达样，那么楚国最终就会被天下的诸侯挫败。”于是就用剑自杀而死。楚王说：“让我成全他的道义。”就给他做了三寸厚的桐木棺表示惩处，把斧子砧子等刑具放在棺上表示处以死刑。君主的弊病是，保存住国家却不知道为什么会保存住，丧失掉国家却不知道为什么会丧失掉。这就是保存住国家与丧失掉国家的情况频繁出现的原因。郼、岐的扩大，各国的归顺，由此就产生了。楚国成为国家已经四十二代了，曾经有过灵王被迫在干溪自缢而死、白公胜杀死子西子旗攻陷楚都那样的祸乱，曾经有过郑袖、州侯帮楚王行邪僻的事情，可是如今仍然是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这大概就是因为它经常有象子囊那样的臣子吧！子囊的气节，不只是磨砺一代的臣子啊！

楚昭王时，有个贤士名叫石渚。他为人公正无私，昭王让他治理政事。有个在道上杀人的人，石渚去追赶这个人，原来是他父亲。他掉转车子返回来，站在朝廷上说：“杀人的人是我父亲。对父亲施刑法，我不忍心偏袒有罪之人，废弃国家刑法，这不可以。执法有失要受惩处，这是臣子应遵守的道义。”于是就趴伏在刑具上，请求在昭王面前受死。昭王说：“追赶杀人的人没有追上，哪里一定要受惩处呢？你重新担任职务吧。”石渚说：“不偏爱自己的父亲，不可以叫做孝子，侍奉君主而违法曲断，不可以叫做忠臣。您命令赦免我，这是君主的恩惠，不教废弃刑法，这是臣子的操行。”他不让拿掉刑具，在昭王朝廷上自刎而死。按照公正的刑法，违法必定处死，父亲犯法，自己不忍心处以死刑，君主教免了自己，却不肯接受赦免。石渚作为臣子，可以说是又忠又孝了。

【离俗览第七上德】

【原文】

三曰：为天下及国，莫如以德，莫如行义。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劝，不罚而邪止。此神农、黄帝之政也。以德以义，则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亢矣；太华之高，会稽之险，不能障矣；阖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故古之王者，德回乎天地，澹乎四海，东西南北，极日月之所烛。天覆地载，爱恶不臧。虚素以公，小民皆之，其之敌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谓顺天。教变容改俗，而莫得其所受之，此之谓顺情。故古之人，身隐而功著，形息而名彰，说通而化奋，利行乎天下，而民不识，岂必以严罚厚赏哉？严罚厚赏，此衰世之政也。三苗不服，禹请攻之，舜曰：“以德可也。”行德三年，而三苗服。孔子闻之，曰：“通乎德之情，则孟门、太行不为险矣。故曰德之速，疾乎以邮传命。”周明堂金在其後，有以见先德後武也。舜其犹此乎！其臧武通於周矣。晋献公为丽姬远太子。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丽姬谓太子曰：“往昔君梦见姜氏。”太子祠而膳于公，丽姬易之。公将尝膳，姬曰：“所由远，请使人尝之。”尝人，人死；食狗，狗死。故诛太子。太子不肯自释，曰：“君非丽姬，居不安，食不甘。”遂以剑死。公子夷吾自屈奔梁。公子重耳自蒲奔翟。去翟过卫，卫文公无礼焉。过五鹿，如齐，齐桓公死。去齐之曹，曹共公视其骈胁，使袒而捕池鱼。去曹过宋，宋襄公加礼焉。之郑，郑文公不敬，被瞻谏曰：“臣闻贤主不穷穷。今晋公子之从者，皆贤者也。君不礼也，不如杀之。”郑君不听。去郑之荆，荆成王慢焉。去荆之秦，秦缪公入之。晋既定，兴师攻郑，求被瞻。被瞻谓郑君曰：“不若以臣与之。”郑君曰：“此孤之过也。”被瞻曰：“杀臣以免国，臣愿之。”被瞻入晋军，文公将烹之，被瞻据镬而呼曰：“三军之士皆听瞻也：自今以来，无有忠於其君，忠於其君者将烹。”文公谢焉，罢师，归之於郑。且被瞻忠於其君，而君免於晋患也；行义於郑，而见说於文公也。故义之为利博矣。墨者钜子孟胜，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於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於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於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於阳城君也，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於墨者矣，求贤友必不於墨者矣，求良臣必不於墨者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钜子於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还殁头前於孟胜。因使二人传钜子於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百八十。三人以致令於田襄子，欲反死孟胜於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钜子於我矣，当听。”遂反死之。墨者以为不听钜子不察。严罚厚赏，不足以致此。今世之言治，多以严罚厚赏，此上世之若客也。

【译文】

治理天下和国家，莫过于用德，莫过于行义。用德用义，不靠赏赐人民就会努力向善，不靠刑罚邪恶就能制止。这是神农、黄帝的政治。用德用义，那么四海的广大，长江黄河的流水，都不能抵御，华山的高大，会稽山的险峻，都不能阻挡，阖庐的教化，孙武、吴起的军队，都不能抵挡。所以古代称王的人，他们的道德布满天地之间，充满四海之内，东西南北，一直到达日月所能照耀刊的地方。他们的道德象天一样覆盖万物，象地一样承载万物，无论对喜爱的还是厌恶的，都不藏匿其道德。他们恬淡质朴，处事公正，小民们也都随之公正，小民与王一起公正处事，自己却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这就叫做顺应了天性。王的教化改变了小民的面貌和习俗，小民自己却不知道受了教化，这就叫做顺应了人情。所以古代的人，他们自身隐没了，可是功绩却卓著，他们本身死了，可是名声却显扬。他们的主张畅通，教化大行。他们给天下人带来利益，可是人民并不能察觉到。哪里一定要用严刑厚赏呢？严刑厚赏，这是衰落社会的政治。

三苗不归服，禹请求攻打它，舜说，“用德政就可以了。”实行德政三年，三苗就归服了。孔子听到了这件事，说：“通晓了德教的实质，那么孟门、太行山都算不得险峻了。所以说德教的迅速，比用驿车传递命令还快。”周代的朝堂把金属乐器和器物摆在后边，这是用来表示先行德教后用武力啊。舜大概就是这样做的吧，他不轻易动用武力的精神流传到周代了。

晋献公为了丽姬的缘故而疏远了太子。太子申生住在曲沃，公子重耳住在蒲城，公子夷吾住在屈邑。丽姬对太子说：“前几天夜里君主梦见了姜氏。”太子就祭祀姜氏，并把食品奉献给献公，丽姬用毒食替换了膳食。献公要吃膳食，丽姬说：“膳食从远处进来的，请让人先尝尝。”让人尝，人死了，让狗吃，狗死了。所以要杀死太子。太子不肯为自己申辩，说；“君主如果没有丽姬，睡觉就不安稳，吃饭就不香甜。”于是就用剑自杀了。公子夷吾从屈邑逃到粱国。公子重耳从蒲城逃到翟。离开翟，经过卫国，卫文公不以礼相待。经过五鹿，到了齐国，正赶上齐桓公死了．又离开齐国到了曹国，曹共公想看看他紧紧相连的肋骨，就让他脱了衣服去捕池里的鱼。离开曹国，经过宋国，宋襄公以礼相待。到了郑国，郑文公不尊重他，被瞻劝告说；“我听说贤明的君主不会永远困厄。现在晋公子随行的人，都是贤德之人。您不以礼相待，不如杀了他。”郑国君主不听从他的劝告。离开郑国，到了楚国，楚成王对他很不敬。离开楚国，到了秦国，秦穆公把他进回晋国。重耳即位以后，发兵攻打郑国，索取被瞻。被瞻对郑国君主说：“不如把我交给晋国。”郑国君主说：“这是我的过错。”被瞻说；“杀死我从而使国家免于灾难，我愿意这样做。”被瞻到了晋国军队里，晋文公要煮死他，被瞻抓住大锅喊遭：“三军的兵士都听我说：从今以后，不要再忠于自己的君主了，忠子自己君主的人将被煮死。”文公向他道歉，撤回了军队，让被瞻回到了郑国。被瞻忠于自己的君主，因而君主避免了晋国的祸患；他在郑国按义的原则行事，因而受到了晋文公的喜欢。所以义带来的利益太大了。

墨家学派的钜子孟胜，与楚国的阳城君友好。阳城君让他守卫自己的食邑，剖分开璜玉作为符信，与他约定说：“合符以后才能听从命令。”楚王死了，大臣们攻打吴起，在停丧的地方动起了兵器，阳城君参与了这件事。楚国治罪这些大臣，阳城君逃走了。楚国要收回他的食邑。孟胜说；“我接受了人家的食邑，与人家有符信为凭证。现在没有见到符信，而自己的力量又不能禁止楚国收回食邑，不能为此而死，是不行的。”他的学生徐弱劝阻他说：“死了如果对阳城君有好处，那么为此而死是可以的，如果对阳城君没有好处，却使墨家在社会上断绝了，这不可以。”孟胜说；“不对。我对于阳城君来说，不是老师就是朋友，不是朋友就是臣子。如果不为此而死，从今以后，寻求严师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寻求贤友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寻求良臣一定不会从墨家中寻求了。为此而死，正是为了实行墨家的道义从而使墨家的事业得以继续啊！我将把钜子的职务托付给宋国的田襄子。田襄于是贤德的人，哪里用得若担心墨家在社会上断绝呢？”徐弱说：“象先生您说的这样，那我请求先死以便扫清道路。”转过身去在孟胜之前刎颈而死。孟胜于是就派两个人把钜子的职务传给田襄子。孟胜死了，学生们为他殉死的有一百八十人。那两个人把孟胜的命令传达绐田襄子，想返回去在楚国为孟胜殉死，田襄子制止他们说：“孟于已把钜子的职务传给我了，你们应当听我的。两个人终于返回去为孟胜殉死。墨家认为不听从自己的钜子的话就是不知墨家之义。严刑厚赏，不足以达到这样的地步。现在社会上谈到治理天下国家，大都认为要用严刑厚赏，这就是古代所认为的以繁烦苛酷为明察啊。

【离俗览第七用民】

【原文】

四曰：凡用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其义则不足死，赏罚则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无有。民无常用也，无常不用也，唯得其道为可。阖庐之用兵也，不过三万。吴起之用兵也，不过五万。万乘之国，其为三万五万尚多，今外之则不可以拒敌，内之则不可以守国，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国虽大，势虽便，卒虽众，何益？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为用也。用民之论，不可不熟。剑不徒断，车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种麦而得麦，种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种，不审其种，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当禹之时，天下万国，至於汤而三千馀国，今无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赏罚不充也。汤、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齐、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民之用也有故，得其故，民无所不用。用民有纪有纲。壹引其纪，万目皆起；壹引其纲，万目皆张。为民纪纲者何也？欲也恶也。何欲何恶？欲荣利，恶辱害。辱害所以为罚充也，荣利所以为赏实也。赏罚皆有充实，则民无不用矣。阖庐试其民於五湖，剑皆加於肩，地流血几不可止。句践试其民於寝宫，民争入水火，死者千馀矣，遽击金而却之。赏罚有充也。莫邪不为勇者兴惧者变，勇者以工，惧者以拙，能与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归神农。密须之民，自缚其主而与文王。汤、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己之民。能用非己之民，国虽小，卒虽少，功名犹可立。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三代之道无二，以信为管。宋人有取道者，其马不进，倒而投之鸂水。又复取道，其马不进，又倒而投之鸂水。如此三者。虽造父之所以威马，不过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无益於御。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亡国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譬之若盐之於味，凡盐之用，有所托也。不适，则败托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托，然後可行。恶乎托？托於爱利。爱利之心谕，威乃可行。威太甚则爱利之心息，爱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此殷、夏之所以绝也。君利势也，次官也。处次官，执利势，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深见此论邪！

【译文】

凡使用人民，最上等的是用义，其次是用赏罚。义如果不足以让人民效死，赏罚如果不足以让人民去恶向善，这样却能使用自己人民的，从古到今都没有。人民并不永远被使用，也不永远不被使用，只有掌握了正确的方法，人民才可以被使用。阖庐用兵，不超过三万。吴起用兵，不超过五万。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它们用兵比三万五万还多，可是如今对外不可以御敌，对内不可以保国，它们的人民并不是不可以使用，只是没有掌握恰当的使用人民的方法。没有掌握恰当的使用人民的方法，国家即使很大，形势即使很有利，士兵即使很多，有什么益处？古代有很多享有天下可是最后却遭到灭亡的，就是因为人民不被他们使用啊。使用人民的道理，不可不详尽了解。

剑不会自己凭空砍断东西，车不会自己行走，是有人让它们这样的。播种麦子就收获麦子，播种糜子就收获糜子，人们对此并不感到奇怪。使用人民也有播什么种子的问题，不考察播下什么种子，却要求人民被使用，没有比这更胡涂的了。

在禹那个时代，天下有上万个诸侯国，到汤那个时代有三千多个诸侯国，这些诸侯国现在没有存在的了，都是因为不能使用自己的人民啊。人民不受使用，是因为赏罚不能兑现。汤、武王凭惜的是夏朝、商朝的人民，这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恰当的使用人民的方法。管忡、商鞅也是凭借的齐国、秦国的人民，这是因为他们掌握了恰当的使用人民的方法。人民被使用是有原因的，懂得了这原因，人民就会听凭使用了。使用人民也有纲，一举起纲来，万目都随之张开。成为人民的纲的是什么呢？是希望和厌恶。希望什么厌恶什么？希望荣耀利益，厌恶耻辱祸害。耻辱祸害是用来实现惩罚的，荣耀利益是用来实现赏赐的。赏赐惩罚都能实现，那人民就没有不被使用的了。阖庐在五湖检验他的人民，剑都刺到了肩头，血流遍地，几乎都不能制止人民前进。勾践在寝官着火时检验他的人民，人民争着赴汤蹈火，死的人有一千多，赶紧鸣金才能让人民后退。这是因为赏罚都能兑现。莫邪那样的良剑不因为勇敢的人与怯懦的人而改变锋利的程度，勇敢的人靠了它更加灵巧，怯懦的人靠了它更加笨拙，这是由于他们善于使用或不善于使用造成的。

夙沙国的人民，自己杀死自己的君主来归附神农。密须国的人民，自己捆上自己的君主来归附周文王。汤、武王不只是能他用自己的人民，还能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人民。能使用不属于自己的人民，国家即使小，士兵即使少，功名仍然可以建立。古代有很多由平民而平定天下的人，这是因为他们都能使用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人民啊。使用不属于自己所有的人民这种心思，是不可不考察清楚的根本啊。夏，商、周三代的法则没有别的，就是把信用作为准绳。

宋国有个赶路的人，他的马不肯前进，就杀死它把它扔到溪水里。又重新赶路，他的马不肯前进，又杀死它把它扔到溪水里。这样反复了三次。即使是造父对马村立威严的方法，也不过如此。那个宋国人没有学到造父驭马的方法，却仅仅学到了威严，这对于驾驭马没有什么好处。君主当中那些不贤德的人，与此相似。他们没有学到当君主的方法，却仅仅学到很多当君主的威严。威严越多，人民越不被使用。亡国的君主，大都凭着威严使用人民。所以威严不可以没有，也不足以专门依仗。这就譬如盐对于味道一样，凡是使用盐，一定要有凭借的东西。用量不适度，就毁坏了所凭借的东西，因而就不可食用了。威严也是这样，一定要有所凭借，然后才可以施以威严。凭借什么？凭借爱和利。爱和利的心被人晓喻了，威严才可以施行。威严太过分了，那爱和利的心就会消失。爱和利的心消失了，却只是厉行威严，自身必定遭殃。这就是夏、商之所以灭亡的原因。君主有利有势，能决定官吏的等级。处于决定官吏等级的地位，掌握着利益和权势，君主对这种情况不可不审察清楚。不须刑罚禁止就能禁止人们为非的，大概只有深刻地认识到达个道理才能做到吧。

【离俗览第七适威】

【原文】

五曰：先王之使其民，若御良马，轻任新节，欲走不得，故致千里。善用其民者亦然。民日夜祈用而不可得，苟得为上用，民之走之也，若决积水於千仞之溪，其谁能当之？《周书》曰：“民，善之则畜也，不善则雠也。”有雠而众，不若无有。厉王，天子也，有雠而众，故流于彘，祸及子孙，微召公虎而绝无後嗣。今世之人主，多欲众之，而不知善，此多其雠也。不善则不有。有必缘其心，爱之谓也。有其形不可为有之。舜布衣而有天下，桀，天子也，而不得息，由此生矣。有无之论，不可不熟。汤、武通於此论，故功名立。古之君民者，仁义以治之，爱利以安之，忠信以导之，务除其灾，思致其福。故民之於上也，若玺之於涂也，抑之以方则方，抑之以圜则圜；若五种之於地也，必应其类，而蕃息於百倍。此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也。身已终矣，而後世化之如神，其人事审也。魏武侯之居中山也，问於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对曰：“骤战而骤胜。”武侯曰：“骤战而骤胜，国家之福也，其独以亡，何故？”对曰：“骤战则民罢，骤胜则主骄。以骄主使罢民，然而国不亡者，天下少矣。骄则恣，恣则极物；罢则怨，怨则极虑。上下俱极，吴之亡犹晚。此夫差之所以自殁於干隧也。”东野稷以御见庄公，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庄公曰：“善。”以为造父不过也。使之钩百而少及焉。颜阖入见，庄公曰：“子遇东野稷乎？”对曰：“然，臣遇之。其马必败。”庄公曰：“将何败？”少顷，东野之马败而至。庄公召颜阖而问之曰：“子何以知其败也？”颜阖对曰：“夫进退中绳，左右旋中规，造父之御，无以过焉。乡臣遇之，犹求其马，臣是以知其败也。”故乱国之使其民，不论人之性，不反人之情，烦为教而过不识，数为令而非不从，巨为危而罪不敢，重为任而罚不胜。民进则欲其赏，退则畏其罪。知其能力之不足也，则以为继矣。以为继，知，则上又从而罪之，是以罪召罪。上下之相雠也，由是起矣。故礼烦则不庄，业烦则无功，令苛则不听，禁多则不行。桀、纣之禁，不可胜数，故民因而身为戮，极也，不能用威适。子阳极也好严，有过而折弓者，恐必死，遂应猘狗而弑子阳，极也。周鼎有窃曲，状甚长，上下皆曲，以见极之败也。

【译文】

先王役使自己的百姓，就象驾驭好马一样，让马拉着轻载，手里拿着马鞭，马想尽情跑也办不到，所以能达到千里远的地方。善于役使自己的百姓的人也是这样。百姓日夜祈求被使用可是却不能够被使用，如果能够被君主使用，百姓为君主奔走，就象积水从万丈深的溪中决口冲出来，谁又能阻挡得住呢？

《周书》上说；“百姓，善待他们，他们就和君主友好，不善待他们，他们就和君主成为仇人。”有很多仇人，就不如没有好。周厉王是天子，他有很多仇人，所以被放逐到彘，灾祸连累到子孙，如果没有召公虎，就断绝了后嗣。现世上的君主，大都想使自己百姓众多，却不知道善待百姓，这只是使仇人增多啊。不善待百姓，就不能得到百姓拥护。得到百姓拥护，必须让百姓从内心里拥护，这就是所说的爱戴了。只占有百姓的躯体不能叫做得到了百姓拥护。舜是平民，却占有了天下。桀是天子，却不得安居其位。这些都是从能否得民心这里产生出来的。得失民心的道理，不可不认真审察。汤、武王精通达个道理，所以功成名就。

古代当君主的人，用仁和义治理百蛀，用爱和利使百姓安定，用忠和信引导百姓，致力于为民除害，想着为民造福。所以百姓对于君主来说，就象把玺印打在封泥上一样，用方形的按压就成为方形的，用圆形的按压就成为圆形的，就象把五谷种在土地上一样，收获的果实必定与种子同类，而且能成百倍地增长。这就是五帝三王之所以无敌于天下的原因。他们自己虽然去世了，可是后世蒙受他们的教化如同神灵一般，这是因为他们对人世间的各种事情实行的准则经过认真审察。

魏武侯当中山君的时候，向李克问道：“吴国之所以灭亡的原因是什么呢？”李克回答说：“是因为屡战屡胜。”武侯说：“屡战屡胜，这是国家的福分，它却偏偏因此灭亡，是什么原因呢？”李克回答说，“多次作战百姓就疲惫，多次胜利君主就骄傲。用骄傲的君主役使疲惫的百姓，选样国家却不灭亡的，天下太少了。骄傲就会放纵，放纵就会用尽所欲之物，疲惫就会怨恨，怨恨就会用尽巧诈之心。君主和百姓都达到极点，吴国被灭亡还算晚了呢。这就是夫差之所以在干隧自刎的原因。

东野稷在庄公面前表演自己的驾车技术，前进后退都符合规则，左转右转都台乎规矩。庄公说：“好。”认为造父也不能超过他。又让他的马绕一百个圈之后再回来。过了一会儿，颜阖来谒见庄公，庄公说。“你遇到东野稷了吗？”颜阖回答说：“是的，我遇到了他。他的马一定要累坏。”庄公说；“怎么会累坏呢？”过了一会儿，东野稷把马累坏回来了。庄公召米颜阖问他说：“你怎么知道他的马要累坏呢？”颜阖回答说：“前进后退部符合规则，左转右转都合乎规矩，造父驾车的技术都无法超过他了。刚才我遇到他，他还在无止境地要求自己的马，我因此知道他的马要累坏。”

所以，混乱的国家役使自己的百姓，不了解人的本性，不反求人的常情。频繁地制订教令，而对人们不能掌握却加以责备，屡次下达命令，而对人们不能听从却加以非难，制造巨大的危难，而对人们不敢迎难而上却加以治罪；把任务弄得十分繁重，而对人们不能胜任却加以惩罚。百姓前进就希望得到赏赐，后退就害怕受到惩处，当知道自己的能力不足时，就会做虚假的事了。做虚假的事，君主知道了，跟着又加以惩处。这样就是因为畏罪而获罪。君主和百姓相互仇恨，就由此产生了。

所以，礼节繁琐就不庄重，事情繁琐就不能成功，命令严苛就不被听从，禁令多了就行不通。桀、纣的禁令不可胜数，所以百姓因此而背叛，他们自己也被杀死，这是因为他们过分到极点了。子阳喜好严厉，每个人犯了过失弄断了弓，担心一定会被杀死，于是就乘追赶疯狗之机杀死了子阳，这是因为他过分到极点了。周鼎上铸有窃曲形的花纹，花纹很长，上下都是弯曲的，以此表明过分到极点的害处。

【离俗览第七为欲】

【原文】

六曰：使民无欲，上虽贤，犹不能用。夫无欲者，其视为天子也，与为舆隶同；其视有天下也，与无立锥之地同；其视为彭祖也，与为殇子同。天子，至贵也；天下，至富也；彭祖，至寿也。诚无欲，则是三者不足以劝。舆隶，至贱也；无立锥之地，至贫也；殇子，至夭也。诚无欲，则是三者不足以禁。会有一欲，则北至大夏，南至北户，西至三危，东至扶木，不敢乱矣；犯白刃，冒流矢，趣水火，不敢却也；晨寤兴，务耕疾庸，巽为烦辱，不敢休矣。故人之欲多者，其可得用亦多；人之欲少者，其得用亦少；无欲者，不可得用也；人之欲虽多，而上无以令之，人虽得其欲，人犹不可用也。令人得欲之道，不可不审矣。善为上者，能令人得欲无穷，故人之可得用亦无穷也。蛮夷反舌殊俗异习之国，其衣服冠带、宫室居处、舟车器械、声色滋味皆异，其为欲使一也。三王不能革，不能革而功成者，顺其天也；桀、纣不能离。不能离而国亡者，逆其天也。逆而不知其逆也，湛於俗也。久湛而不去则若性。性异非性，不可不熟。不闻道者，何以去非性哉？无以去非性，则欲未尝正矣。欲不正，以治身则夭，以治国则亡。故古之圣王，审顺其天而以行欲，则民无不令矣，功无不立矣。圣王执一，四夷皆至者，其此之谓也！执一者至贵也，至贵者无敌。圣王托於无敌，故民命敌焉。群狗相与居，皆静无争。投以炙鸡，则相与争矣。或折其骨，或绝其筋，争术存也。争术存，因争；不争之术存，因不争。取争之术而相与争，万国无一。凡治国，令其民争行义也；乱国，令其民争为不义也。强国，令其民争乐用也；弱国，令其民争竞不用也。夫争行义乐用与争为不义竞不用，此其为祸福也，天不能覆，地不能载。晋文公伐原，与士期七日。七日而原不下，命去之。谋士言曰：“原将下矣。”师吏请待之，公曰：”信，国之宝也。得原失宝，吾不为也。”遂去之。明年，复伐之，与士期必得原然後反。原人闻之，乃下。卫人闻之，以文公之信为至矣，乃归文公。故曰“攻原得卫”者，此之谓也。文公非不欲得原也，以不信得原，不若勿得也。必诚信以得之。归之者非独卫也。文公可谓知求欲矣。

【译文】

假使人们没有欲望，君主即使贤明，还是不能使用他们。没有欲望的人，他们看待当天子，跟当奴仆相同，他们看待享有天下，跟没有立锥之地相同，他们看待当个彭祖那样长寿的人，跟当个夭折的孩子相同。天子是最尊贵的了，天下是最富饶的了，彭祖是最长寿的了，如果没有欲望，那么这三种情况都不足以鼓励人们，奴仆是最低贱的了，没有立锥之地是最贫穷的了，夭折的孩子是最短命的了，如果没有欲望，那么这三种情况都不足以禁止人们。如果有一种欲望，那向北到大夏，向南到北户，向西刮三危，向东到扶桑，人们就都不敢作乱了，迎着闪光的刀，冒着飞来的箭，奔赴水火之中，人们也不敢后退，清早就起身，致力于耕种，受人雇佣，从事繁杂劳昔的耕作，也不敢休息。所以，欲望多的人，可以使用的地方也就多，欲望少的人，可以使用的地方也就少，没有欲望的人，就不可以使用了。人们的欲望即使很多，可是君主没有恰当的方法役使他们，人们虽然得到了自己的欲望，还是不可以使用。让人们得到欲望的方法，不可不审察清楚。

善于当君主的人，能够让人们无穷无尽地得到欲望，所以人们也就可以无穷无尽地被役使。言语、风俗，习惯与华夏都不同的蛮夷之国，他们的衣服、帽子、衣带，房屋、住处，车船、器物，声音、颜色、饮食，都与华夏不同，但是他们为欲望所驱使却与华夏是一样的。三王不能改变这种情况，不能改变这种情况而能成就功业，这是因为顺应了人们的天性，桀、纣不能背离这种情况，不能背离这种情况而国家遭到灭亡，这是因为违背了人们的天性。违背了天性可是却还不知道，这是因为沉溺在习俗中了。长期沉弱在习俗中而不能自拔，那就变成自己的习性了。本性与非本性不同，这是不可不认真分辨清楚的。不懂得让人们得到欲望的方法的人，怎么能去掉非本性的东西呢？没有办法去掉非本性的东西，那么欲望就不会正当了。欲望不正当，用它来治理自身就会夭折，用它来治理国家就会亡国。所以古代的圣贤君主，审察并顺应人们的天性，以便满足人们的欲望，那么人们就没有不听从命令的了，功业就没有不建立的了。圣贤的君王执守根本，四方部族都来归服，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吧！执守根本的人是最尊贵的，最尊贵的人没有对手。圣贤的君主立身于没有对手的境地，所以人们的命运就都依附于他们了。

一群狗相互呆在一起，都安安静静地无所争夺。把烤熟的鸡扔给它们，就相互争夺了。有的被咬折了骨，有的被咬断了筋，这是因为存在着争夺的条件。存在着争夺的条件，就争夺，不存在争夺的条件，就不争夺。不存在争夺的条件却相互争夺，所有的国家没有任何一国有这样的事。

凡是安定的国家，都是让人们争着做符合道义的事，混乱的国家，都是让人们争着傲不符合道义的事。强大的国家，都是让人们争着乐于为君主所使用，弱小的国家，都是让人们争着不为君主所使用。争着做符合道义的事、争着为君主所使用与争着做不符合道义的事、争着不为君主所使用，这两种情况带来的祸和福，天都不能覆盖住，地都不能承载起。

晋文公攻打原国，与士兵约定七天为期。过了七天可是原国却不投降，文公就命令离开。将士们说：“原国就要投降了。”军官们都请求等待一下，文公说：“信用是国家的珍宝。得到原国失掉珍宝，我不这样做。”终于离开了。第二年，又攻打原国，与士兵约定一定得到原国然后才返回。原国人听到这约定，于是就投降了。卫国人听到过件事，认为文公的信用真是达到极点了，就归顺了文公。所以人们说的“攻打原国同时得到了卫国”，指的就是这个。文公并不是不想得到原国，以不守信用为代价得到原国，不如不得到。一定要靠诚信来得到：归顺的不仅仅是卫国啊，文公可以说是懂得如何实现自己的欲望了。

【离俗览第七贵信】

【原文】

七曰：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故《周书》曰：“允哉！允哉！”以言非信则百事不满也。故信之为功大矣。信立则虚言可以赏矣。虚言可以赏，则六合之内皆为己府矣。信之所及，尽制之矣。制之而不用，人之有也；制之而用之，己之有也。己有之，则天地之物毕为用矣。人主有见此论者，其王不久矣；人臣有知此论者，可以为王者佐矣。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大。春之德风；风不信，其华不盛，华不盛，则果实不生。夏之德暑，暑不信，其土不肥，土不肥，则长遂不精。秋之德雨，雨不信，其谷不坚，谷不坚，则五种不成。冬之德寒，寒不信，其地不刚，地不刚，则冻闭不开。天地之大，四时之化，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君臣不信，则百姓诽谤，社稷不宁。处官不信，则少不畏长，贵贱相轻。赏罚不信，则民易犯法，不可使令。交友不信，则离散郁怨，不能相亲。百工不信，则器械苦伪，丹漆染色不贞。夫可与为始，可与为终，可与尊通，可与卑穷者，其唯信乎！信而又信，重袭於身，乃通於天。以此治人，则膏雨甘露降矣，寒暑四时当矣。齐桓公伐鲁。鲁人不敢轻战，去鲁国五十里而封之。鲁请比关内侯以听，桓公许之。曹翙谓鲁庄公曰：“君宁死而又死乎，其宁生而又生乎？”庄公曰：“何谓也？”曹翙曰：“听臣之言，国必广大，身必安乐，是生而又生也；不听臣之言，国必灭亡，身必危辱，是死而又死也。”庄公曰：“请从。”於是明日将盟，庄公与曹翙皆怀剑至於坛上。庄公左搏桓公，右抽剑以自承，曰：“鲁国去境数百里。今去境五十里，亦无生矣。钧其死也，戮於君前。”管仲、鲍叔进。曹翙按剑当两陛之间曰：“且二君将改图，毋或进者！”庄公曰：“封於汶则可，不则请死。”管仲曰：“以地卫君，非以君卫地。君其许之！乃遂封於汶南，与之盟。归而欲勿予，管仲曰：“不可。人特劫君而不盟，君不知，不可谓智；临难而不能勿听，不可谓勇；许之而不予，不可谓信。不智不勇不信，有此三者，不可以立功名。予之，虽亡地，亦得信。以四百里之地见信於天下，君犹得也。”庄公，仇也；曹翙，贼也。信於仇贼，又况於非仇贼者乎？夫九合之而合，壹匡之而听，从此生矣。管仲可谓能因物矣。以辱为荣，以穷为通，虽失乎前，可谓後得之矣。物固不可全也。

【译文】

凡是君主一定要诚信，诚信了再诚信，谁能不亲附呢？所以《周书》上说：“诚信啊！诚信啊！”这是说如果不诚信，那么所有的事情都不能成功。因此，诚信所产生的功效太大了。诚信树立了，那么虚假的话就可以鉴别了。虚假的话可以鉴别，那么整个天下就都成为自己的了。诚信所达到的地方，就都能够控制了。能够控制却不加以利用，仍然会为他人所有，能够控制而又加以利用，才会为自己所有。为自己所有，那么天地间的事物就全都为自己所用了。君主有知道这个道理的，那他很快就能称王了，臣子如有知道这个道理的，就可以当帝王的辅佐了。

天的运行不遵循规律，就不能形成岁时；地的运行不遵循规律，草木就不能长大。春天的特征是风，风不能按时到来，花就不能盛开，花不能盛开，那么果实就不能生长。夏天的特征是炎热，炎热不能按时到来，土地就不肥沃，土地不肥沃，那么植物生长成熟的情况就不好．秋天的特征是雨，雨不能按时降下，谷粒就不坚实饱满？谷粒不坚实饱满，那么五谷就不能成熟。冬天的特征是寒冷，寒冷不能按时到来，地冻得就不坚固，地冻得不坚固，那么就不能冻开裂缝。天地如此之大，四时如此变化，尚且不能以不遵循规律生成万物，更何况人事呢？

君臣不诚信，那百姓就会批评指责，国家就不得安宁。当官不诚信，那年轻的就不敬畏年长昀，地位尊贵的和地位低下的就会互相轻视。赏罚不诚信，那么百姓就会轻易地犯法，不可以役使。结交朋友不诚信，那么就会离散怨恨，不能互相亲近。各种工匠不诚信，那么制造器物就会粗劣作假，丹和漆等颜料就不纯正。可以跟它一块开始可以跟它一块终止，可以跟它一块尊贵显达，可以跟它一块卑微穷困的，大概只有诚信吧！诚信了再诚信，诚信重叠于身，就能与天意相通。靠这个来治理人，那么滋润涡大地的雨水和甜美的露水就会降下来，寒暑四季就会得当了。

齐桓公攻打鲁国冒。鲁国人不敢轻率作战，离鲁国都城五十里封土为界。鲁国请求象齐国的封邑大臣一样服从齐国，桓公答应了。曹翙对鲁庄公说；“您是愿意死而又死呢，还是愿意生而又生？”庄公说；“你说的是什幺意思呢？”曹翙说：“您听从我的话，国土必定广大，您自身必定安乐，这就是生而又生，若不听从我的话，国家必定灭亡，您自身必定遭到危险耻辱，这就是死而又死。”庄公说；“我愿意听从你的话。”于是第二天将要盟会时，庄公与曹翙都怀揣着剑到了盟会的土坛上。庄公左手抓住桓公，右手抽出剑来指向自己，说：“鲁国都城本来离边境几百里。如今离边境只有五十里，反正也无法生存了。削减领土不能生存与跟你拼命同样是死，让我死在您而前。”管仲、鲍叔要上去，曹翙手接着剑站在两阶之上说。“两位君主将另作商量，谁都不许上去。”庄公说：“在汶水封土为界就可以，不然的话就请求一死。”管仲对桓公说：“是用领土保卫君主，不是用君主保卫领土。您还是答应了吧！”于是终于在汶水之南封士为界，跟鲁国订立丁盟约。桓公回国以后想不还给鲁国土地，管仲说：“不可以。人家只是要劫持您，并不想跟您订立盟约，可是您却不知道，这不能说是聪明，面对危难却不能不受人家胁迫，这不能说是勇敢，答应了人家却不还给人家土地，这不能算作诚信。不聪明、不勇敢、不诚信，有这三种行为的，不可以建立功名。还给它土地，这样虽说失去了土地，也还能得到．诚信的名声。用四百里土地就在天下人面前显示出诚信来，您还是舍算的。”庄公是仇人，曹翙是敌人，对仇人敌人都讲诚信，更何况对不是仇人敌人的人呢？桓公多次盟会诸侯而能成功，使天下一切都得到匡正而天下能听从，就由此产生出来了。管仲可以说是能因势利导了。他把耻辱变成光荣，把困窘变成通达。虽说前边有所失，不过可以说后来有所得了。事情本来就不可能十全十美啊。

【离俗览第七举难】

【原文】

八曰：以全举人固难，物之情也。人伤尧以不慈之名，舜以卑父之号，禹以贪位之意，汤、武以放弑之谋，五伯以侵夺之事。由此观之，物岂可全哉？故君子责人则以人，自责则以义。责人以人则易足，易足则得人；自责以义则难为非，难为非则行饰。故任天地而有馀。不肖者则不然。责人则以义，自责则以人。责人以义责难瞻，难瞻则失亲；自责以人则易为，易为则行苟。故天下之大而不容也，身取危，国取亡焉。此桀、纣、幽、厉之行也。尺之木必有节目，寸之玉必有瑕适。先王知物之不可全也，故择务而贵取一也。季孙氏劫公家，孔子欲谕术则见外，於是受养而便说。鲁国以訾。孔子曰：“龙食乎清而游乎清，螭食乎清而游乎浊，鱼食乎浊而游乎浊。今丘上不及龙，下不若鱼，丘其螭邪！”夫欲立功者，岂得中绳哉？救溺者濡，追逃者趋。魏文侯弟曰季成，友曰翟璜。文侯欲相之，而未能决，以问李克，李克对曰：“君欲置相，则问乐腾与王孙苟端孰贤。”文侯曰：“善。”以王孙苟端为不肖，翟璜进之；以乐腾为贤，季成进之。故相季成。凡听於主，言人不可不慎。季成，弟也，翟璜，友也，而犹不能知，何由知乐腾与王孙苟端哉？疏贱者知，亲习者不知，理无自然。自然而断相，过。李克之对文侯也亦过。虽皆过，譬之若金之与木，金虽柔，犹坚於木。孟尝君问於白圭曰：“魏文侯名过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对曰：“文侯师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过桓公也。卜相曰‘成与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相也者，百官之长也。择者欲其博也。今择而不去二人，与用其雠亦远矣。且师友也者，公可也；戚爱也者，私安也。以私胜公，衰国之政也。然而名号显荣者，三士羽翼之也。”宁戚欲干齐桓公，穷困无以自进，於是为商旅将任车以至齐，暮宿於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任车，爝火甚盛，从者甚众。宁戚饭牛居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车载之。桓公反，至，从者以请。桓公赐之衣冠，将见之。宁戚见，说桓公以治境内。明日复见，说桓公以为天下。桓公大说，将任之。群臣争之曰：“客，卫人也。卫之去齐不远，君不若使人问之。而固贤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问之，患其有小恶。以人之小恶，亡人之大美，此人主之所以失天下之士也已。”凡听必有以矣，今听而不复问，合其所以也。且人固难全，权而用其长者，当举也。桓公得之矣。

【译文】

用十全十美的标准举荐人必然很难，这是事物的实情。有人用不爱儿子的名声诋毁尧，用不孝顺父亲的称号诋毁舜，用内心贪图帝位来诋毁禹，用谋划放逐、杀死君主来诋毁汤、武王，用侵吞掠夺别国来诋毁五霸。由此看来，事物怎么能十全十美呢？所以，君子要求别人按照一般的标准，要求自己按照义的标准。按照一般的标准要求别人就容易得到满足，容易得到满足就能受别人民拥护，按照义的标准要求自己就难以做错事，难做错事行为就严正。所以他们承担天地间的重任还游刃有余。不贤德的人就不是这样了。他们要求别人按照义的标准，要求自己按照一般的标准。按照义的标准要求别人就难以满足，难以满足就连最亲近的人也会失去；按照一般的标准要求自己就容易做到，容易做到行为就苟且。所以天下如此之大他们却不能容身，自己召致危险，国家召致灭亡。这就是桀、纣、周幽王、周厉王的所作所为啊。一尺长的树木必定有节结，一寸大的玉石必定有瑕疵。先王知道事物不可能十全十美，所以对事物的选择只看重其长处。

季孙氏把持公室政权，孔子想晓之以理，但这样就会被疏远，于是就去接受他的衣食，以便向他进言。鲁国人因此都责备孔子。孔子说：“龙在清澈的水里吃东西，在清澈的水里游动，螭在清澈的水里吃东西，在浑浊的水里游动，鱼茌浑浊的水里吃东西，在浑浊的水里游动。现在我往上赶不上龙，往下不象鱼那样，我大概象螭一样吧！”那些想建立功业的人，哪能处处都合乎规则呢？援救溺水之人的人要沾湿衣服，追赶逃跑之人的人要奔跑。

魏文侯的弟弟名叫季成，朋友名叫翟璜。文侯想让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当相，可是不能决断，就询问李克，李克回答说；“您想立相，那么看看乐腾与王孙苟端哪一个好些就可以了。文侯说：“好。”文侯认为王孙苟端不好，而他是翟璜举荐的，认为乐腾好，而他是季成举荐的。所以就让季成当了相。凡是言沦被君主听从的人，谈论别人不可不慎重。季成是弟弟，翟璜是明友，而文侯尚且不能了解，又怎么能够了解乐腾与王孙苟端呢？对疏远低贱的人却了解，对亲近熟悉的人却不了解，没有这样的道理。没有这样的道理却要以此决断相位，这就措了。李克同答文侯的话也错了。他们虽然都错了，但是就如同金和木一样，金虽然软，但还是此木碣。

孟尝君向白圭问道：“魏文侯名声超过了齐桓公，可是功业却赶不上五霸，这是为什幺呢？”白圭回答说；“文侯以子夏为师，以田子方为友，敬重段干木，这就是他的名声超过桓公的原因。选择相的时候说‘季成与翟璜哪一个可以’，这就是他的功业赶不上五霸的原因。相是百官之长。选择时要从众人中挑选。现在选择相却离不开那两个人，这跟桓公任用自己的仇人管仲为相相差太远了。况且以师友为相，是为了公利，以亲属宠爱的人为相，是为了私利。把私利放在公利之上，这是衰微国家的政治。然而他的名声却显赫荣耀，这是因为有三位贤士辅佐他。

宁戚想向齐桓公谋求官职，但处境穷困，没有办法使自己得到举荐，于是就给商人赶着装载货物的车子到了齐国，傍晚住往城门外。桓公到郊外迎客，夜里打开城门，让装载货物的车子躲开，火把很明亮，跟随的人很多。宁戚在车下喂牛，望见桓公，心里很悲伤，就敲着牛角大声唱起歌来。桓公听到歌声，抚摸着自己车夫的手说：“真是与众不同啊！这个唱歌的不是一般人！就命令副车载着他。桓公回去，到了朝廷里，跟随的人请示桓公如何安置宁戚。桓公赐给他衣服帽子，准备召见他。宁戚见到桓公，用如何治理国家的话劝说桓公。第二天又碍见恒公，用如何治理天下的话劝说桓公。桓公非常高兴，准备任用他。臣子们劝谏说：“这个客人是卫国人。卫国离齐国不远，您不如去询问一下。如果确实是贤德的人，再任用他也不晚。”桓公说：“不是这样。去询问，担心他有小毛病。因为人家的小毛病，丢掉人家的大优点，这是君主失掉天下杰出人才的原因。”凡是听取别人的主张一定是有根据的了，现在听从了他的主张而不再去追究他的为人如何，这是因为其主张符合听者心目中的标准。况且人本来就难以十全十美，衡量以后用其所长，这是举荐人才的恰当做法。桓公算是掌握住这个原则了。

谢选骏指出：《离俗览》列举的道德标准，对于公议社会至关重要。但是在我看来，道德仅仅离俗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帝的指引。而《吕氏春秋》显然已经追随了《孟子》，从十伦的高度堕落了下来，仅仅在人伦的范围之内行事了。《礼记·祭统》：“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此之谓十伦。”（郑玄 注：“伦犹义也。”）五伦是指古代中国的五种人伦关系和言行准则，即古人所谓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用忠、孝、悌、忍、善为“五伦”关系准则。

【【恃君览第八恃君】】

【原文】

一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於群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则利出於群，而人备可完矣。昔太古尝无君矣，其民聚生群处，知母不知父，无亲戚兄弟夫妻男女之别，无上下长幼之道，无进退揖让之礼，无衣服履带宫室畜积之便，无器械舟车城郭险阻之备。此无君之患。故君臣之义，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来，天下亡国多矣，而君道不废者，天下之利也。故废其非君，而立其行君道者。君道何如？利而物利章。非滨之东，夷秽之乡，大解、陵鱼、其、鹿野、摇山、扬岛、大人之居，多无君；扬、汉之南，百越之际，敝凯诸、夫风、馀靡之地，缚娄、阳禺、驩兜之国，多无君；氐、羌、呼唐、离水之西，僰人、野人、篇笮之川，舟人、送龙、突人之乡，多无君；雁门之北，鹰隼、所鸷、须窥之国，饕餮、穷奇之地，叔逆之所，儋耳之居，多无君。此四方之无君者也。其民麋鹿禽兽，少者使长，长者畏壮，有力者贤，暴傲者尊，日夜相残，无时休息，以尽其类。圣人深见此患也，故为天下长虑，莫如置天子也；为一国长虑，莫如置君也。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德衰世乱，然後天子利天下，国君利国，官长利官。此国所以递兴递废也，乱难之所以时作也。故忠臣廉士，内之则谏其君之过也，外之则死人臣之义也。豫让欲杀赵襄子，灭须去眉，自刑以变其容，为乞人而往乞於其妻之所。其妻曰：“状貌无似吾夫者，其音何类吾夫之甚也？”又吞炭以变其音。其友谓之曰：“子之所道甚难而无功。谓子有志则然矣，谓子智则不然。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襄子必近子。子得近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让笑而应之曰：“是先知报後知也，为故君贼新君矣，大乱君臣之义者无此，失吾所为为之矣。凡吾所为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非从易也。”柱厉叔事莒敖公，自以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夏日则食菱芡，冬日则食橡栗。莒敖公有难，柱厉叔辞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为不知故去’今又往死之，是知与不知无异别也。”柱厉叔曰：“不然。自以为不知故去，今死而弗往死，是果知我也。吾将死之，以丑後世人主之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厉人主之节也。行激节厉，忠臣幸於得察。忠臣察则君道固矣。”

【译文】

就人的本能来说，爪平不足以保卫自己，肌肤不足以抵御寒暑。筋骨不足以使人趋利避害，勇敢不足以使人击退凶猛制止强悍之物。然而人还是能够主宰万物，制服毒虫猛兽，使寒暑燥湿不能为害，这不正是人们事先有准备，并且能聚集吗？人们可以聚集，是因为彼此都能使对方得利。人们在群聚中能够相互得利，君主的原则就确立了。所以，君主的原则确立了，那利益就会从群聚中产生出来了，而人事方面的准备就可以齐全了。

从前，远古时期没有君主，那时的人民过着群居的生括，只知道母亲而不知道父亲，没有父母兄弟夫妻男女的区别，没有上下长幼的准则，没有进退揖让的礼节，没有衣服鞋子衣带房屋积蓄这些方便人的东西，不具备器械车船城郭险隘这些东西。这就是没有君主的祸患。所以君臣之问的原则，不可不明察啊。

从上古以来，天下灭亡的国家很多了，可是君主的原则却不废掉，因为这是对天下有利的。所以要废掉那些不按君主原则行事的人，拥立那些按君主原则行事的人。君主的原则是什么？就是把为人民谋利而自己不谋私利作为准则。

非滨以东，夷人居住的秽国，大解、陵鱼，其、鹿野、摇山、扬岛、大人等部族居住的地方，大都没有君主；扬州，汉水以南，百越人住的地方，敝凯诸，夫风、余靡等部族那里，缚娄、阳禺、驩兜等国家，大都没有君主，氐族、羌族，呼唐、离水以西，僰人、野人、篇笮川那里，舟人、送龙、突人等部族居住的地方，大都没有君主，雁门以北，鹰隼、所鸷、须窥等国家，饕餮、穷奇等部族那里，叔逆族那里，儋耳族居住的地方，大都没有君主。这是四方没有君主的地方。那里的人民象麇鹿禽兽一样，年轻人役使老年人，老年人畏惧牡年人，有力气的人就被认为贤德，残暴骄横的人就受到尊重，人们日夜互相残害，没有停息的时候，以此来灭绝自己的同类，圣人清楚地看到这样做的危害，所以为天下做长远的考虑，没有比设立天子更好的了，为一国做长远的考虑，没有比设立国君更好的了。设立国君不是为了让国君谋私利，设立天子不是为了让天子谋私利，设立官长不是为了让官长谋私利。等到道德衰微世道混乱的时代，然后天子才凭借天下谋私利，国君才凭惜国家谋私制，官长才凭借官职谋私利。这就是国家一个接一个兴起、一个接一个灭掉的原因，这就是混乱灾难所以时时发生的原因。所以忠臣和廉正之士，对内就要敢于劝谏自己国君的过错，对外就要敢于为维护臣子的道义而献身。

豫让想刺杀赵襄子，就剃掉胡须眉毛，自己动手毁坏了面容，装扮成乞丐去他妻子那里乞讨。他的妻子说：“这个人相貌没有象我丈夫的地方，他的声音怎么这样象我的丈夫呀？”他又吞炭改变了自己的声音。他的朋友对他说；“您所选取的道路很艰难而且没有什么功效。要说您有决心那是对的，要说您聪明那就不对了。凭着您的才干去请求侍奉襄子，襄子必定亲近您。您受到亲近然后再做您想做的事，这样就会很容易而且必定能成功。”豫让笑着回答他说：“你说的这种做法是为了先知遇自己的人而去报复后知遇自己的人，是为了过去的主人而去杀害新的主人，使君臣之间的准则大乱的事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就失去我所以要行刺的目的了。我要行刺的目的，是为了让君臣之间的道义彰明，并不是要抛弃君臣之义选取容易的道路。”

柱厉叔侍奉莒敖公，自己认为不被知遇，因而离开敖公到海边居住。夏天吃菱角芡实，冬天吃橡树籽。莒敖公遇难，柱厉叔辞别他的朋友要为敖公击死。他的朋友说：“您自己认为不被知遇所以离开他，如争又要为他去死，这样看来，被知遇与不被知遇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柱厉叔说；“不是这样。我自己认为不被知遇，所既离开了他，如今他死了我却不为他去死，这就表明他果真了解我是不忠不义之臣了。我将为他而死，以便使后世当君主却不了解自己臣子的人感到惭愧，用以激励君主的品行，磨砺君主的节操。君主的品行得到激励，节操受到磨砺，忠臣就有可能被了解，忠臣被了解，那么为君之道就牢固了。”

【恃君览第八长利】

【原文】

二曰：天下之士也者，虑天下之长利，而固处之以身若也。利虽倍於今，而不便於後，弗为也；安虽长久，而以私其子孙，弗行也。自此观之，陈无宇之可丑亦重矣，其与伯成子高、周公旦、戎夷也，形虽同，取舍之殊，岂不远哉？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诸侯而耕。禹往见之，则耕在野。禹趋就下风而问曰：“尧理天下，吾子立为诸侯。今至於我而辞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当尧之时，未赏而民劝，未罚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说，愉愉其如赤子。今赏罚甚数，而民争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乱自此始。夫子盍行乎？无虑吾农事！”协而櫌，遂不顾。夫为诸侯，名显荣，实佚乐，继嗣皆得其泽，伯成子高不待问而知之，然而辞为诸侯者，以禁後世之乱也。辛宽见鲁缪公曰：“臣而今而後，知吾先君周公之不若太公望封之知也。昔者太公望封於营丘之渚，海阻山高，险固之地也。是故地日广，子孙弥隆。吾先君周公封於鲁，无山林溪谷之险，诸侯四面以达。是故地日削，子孙弥杀。”辛宽出，南宫括入见。公曰：“今者宽也非周公，其辞若是也。”南宫括对曰：“宽少者，弗识也。君独不闻成王之定成周之说乎？其辞曰：‘惟余一人，营居于成周。惟余一人，有善易得而见也，有不善易得而诛也。’故曰善者得之，不善者失之，古之道也。夫贤者岂欲其子孙之阻山林之险以长为无道哉？小人哉宽也！”今使燕爵为鸿鹄凤皇虑，则必不得矣。其所求者，瓦之间隙，屋之翳蔚也，与一举则有千里之志，德不盛、义不大则不至其郊。愚庳之民，其为贤者虑，亦犹此也。固妄诽訾，岂不悲哉？戎夷违齐如鲁，天大寒而後门，与弟子一人宿於郭外。寒愈甚，谓其弟子曰：“子与我衣，我活也；我与子衣，子活也。我，国士也，为天下惜死；子，不肖人也，不足爱也。子与我子之衣。”弟子曰：“夫不肖人也，又恶能与国士之衣哉？”戎夷大息叹曰：“嗟乎！道其不济夫！”解衣与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谓戎夷其能必定一世，则未之识。若夫欲利人之心，不可以加矣。达乎分，仁爱之心识也，故能以必死见其义。

【译文】

天下杰出的凡士，考虑的是天下长远的利益，而自己必定要身体力行。即使对现在有加倍的利益，只要对后世不利，也不去做，即使能长久安定，只要这些是为自己的子孙谋利，也不去做。由此看来，陈无宇的贪婪可耻也很严重了，他与伯成子高、周公旦、式夷相比，虽然同是人，但取舍的不同，相差难道不是很远吗？

尧管理天下时，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把帝位让给舜，舜把帝位让给禹，伯成子高就辞去诸侯去耕种。禹去见他，他正在田里耕种。禹快步走到下风头问道：“尧管理天下时，您立为诸侯。现在传到我这里您却辞去诸侯，这是什么原因呢？”伯成子高说：“尧的时候，不奖赏可是人们却勉力向善，不惩罚可是人们却畏惧为非。人们不知道什么是怨恨，不知道什么是高兴，就象小孩子一样和悦。现在奖赏和惩罚很频繁，可是人们却争利而且不顺服，道德从此衰微了，谋私利的事从此兴起了，后世的混乱从此开始了。先生您为什么不走呢？您不要打扰我耕种的事。”说罢，面带和悦之色来覆盖种子，不再回头看禹。当个诸侯，名声显赫荣耀，实际情况又很安逸快乐，后嗣都能得到恩惠，这些，伯成子高不须问便能知道，然而却推辞不当诸侯，这是为了以此制止后世的混乱啊！

辛宽见到鲁穆公以后说：“我从今以后，知道了我们先君周公在受封的问题上不如太公望聪明。从前太公望被封到营丘一带滨海之地，那里是海阻山高，险要坚固的地方，所以地域日益广大，子孙越来越昌盛。我们先君周公被封到鲁国，这里没有山林溪谷之险，诸侯从四面都可以侵入，所以地域日益缩小，子孙越来越衰撤。”辛宽出去以后，南官括进来见穆公。穆公说：“刚才辛宽责备周公，他的话是如此如此说的。”南宫括回答说：“辛宽是个年幼无知的人，不懂道理，您难道没有听说过成王建成成周时说的话吗？他说的是：‘我营建并居住在成周，我有好地方容易被发现，不好的地方容易受责备。’所以说，做好事的人得天下，干坏事的人失天下，这是自古以来的规律。贤德的人难道想让自己的子孙凭借山林之险来长久地干无道之事吗？辛宽是个小人啊！”如果让燕雀为鸿鹄凤凰谋划，那一定不会得当。它们所谋求的，只不过是瓦缝之间、屋檐之下罢了，哪里比得上鸿鹄凤凰一飞就有飞千里的志向，如果君主品德不隆厚、道义不宏大，就不飞到他的郊野。愚昧卑下的入，他们为贤德的入谋划，也和这相同。固陋狂妄，横加诽谤，难道不是很可悲吗？

式夷离开齐国到鲁国去，天气非常冷，城门关闭后才到达，就跟一个学生露宿城外。冷得越来越厉害了，他就对自己的学生说；“你把衣服给我，我就能活命；我把衣服给你，你就能活命。我是国家杰出的人，为天下着想会不得死，你是个不贤德的人，不值得爱惜生命。你把你的衣服给我吧。”学生说。“不贤德的人，又怎么能给国家杰出的人衣服呢？”式夷长叹一声说：“哎！道义大概行不通啦！”说罢就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了学生，半夜里冻死了。学生终于括命了。要说式夷的才能一定能让整个社会安定，那是不能知道的。至于他想对别人有利的思想，那是无以复加了。他通晓死和生的区别，仁爱之心是很诚恳的，所以他能用必死的行为来显示自己的道义。

【恃君览第八知分】

【原文】

三曰：达士者，达乎死生之分，达乎死生之分。则利害存亡弗能惑矣。故晏子与崔杼盟而不变其义。延陵季子，吴人愿以为王而不肯。孙叔敖三为令尹而不喜，三去令尹而不忧。皆有所达也。有所达则物弗能惑。荆有次非者，得宝剑于干遂。还反涉江，至於中流，有两蛟夹绕其船。次非谓舟人曰：“子尝见两蛟绕船能两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见也。”次非攘臂袪衣，拔宝剑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弃剑以全己，余奚爱焉！”於是赴江刺蛟，杀之而复上船。舟中之人皆得活。荆王闻之，仕之执圭。孔子闻之曰：“夫善哉！不以腐肉朽骨而弃剑者，其次非之谓乎！”禹南省，方济乎江，黄龙负舟。舟中之人五色无主。禹仰视天而叹曰：“吾受命於天，竭力以养人。生，性也；死，命也。余何忧於龙焉？龙俯耳低尾而逝。”则禹达子死生之分、利害之经也。凡人物者、阴阳之化也。阴阳者，造乎天而成者也。天固有衰嗛废伏，有盛盈坌息；人亦有困穷屈匮，有充实达遂。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数也。古圣人不以感私伤神，俞然而以待耳。晏子与崔杼盟。其辞曰：“不与崔氏而与公孙氏者，受其不祥！”晏子俯而饮血，仰而呼天曰：“不与公孙氏而与崔氏者，受此不祥！”崔杼不说，直兵造胸，句兵钩颈，谓晏子曰：“子变子言，则齐国吾与子共之；子不变子言，则今是已！”晏子曰：“崔子，子独不为夫《诗》乎！《诗》曰：莫莫葛藟，延于条枚。凯弟君子，求福不回。’婴且可以回而求福乎？子惟之矣！”崔杼曰：“此贤者，不可杀也。”罢兵而去。晏子援绥而乘，其仆将驰，晏子抚其仆之手曰：“安之！毋失节！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而命悬於厨。今婴之命有所悬矣。”晏子可谓知命矣，命也者。不知所以然而然者也。人事智巧以举错者，不得与焉。故命也者，就之未得，去之未失，国士知其若此也，故以义为之决而安处之。白圭问於邹公子夏后启曰：“践绳之节，四上之志，三晋之事，此天下之豪英。以处於晋，而迭闻晋事，未尝闻践绳之节、四上之志。愿得而闻之。”夏后启曰：“鄙人也，焉足以问？”白圭曰：“愿公子之毋让也！”夏后启曰：“以为可为，故为之，为之，天下弗能禁矣；以为不可为，故释之，释之，天下弗能使矣。”白圭曰：“利弗能使乎？威弗能禁乎？”夏后启曰：“生不足以使之，则利曷足以使之矣？死不足以禁之，则害曷足以禁之矣？”白圭无以应。夏后启辞而出。凡使贤不肖异：使不肖以赏罚，使贤以义。故贤主之使其下也必义，审赏罚，然後贤不肖尽为用矣。

【译文】

通达事理的人士，通晓死生之义。通晓死生之义，那么利害存亡就不能使之迷惑了。所以，晏子与崔杼盟誓时，能够不改变自己遵守的道义；廷陵季子，吴国人愿意让他当王他却不肯当，孙叔敖几次当令尹并不显得高兴，几次不当令尹并不显得忧愁。这是因为他们都通晓理义啊。通晓理义，那么外物就不能使之迷惑了。

楚国有个叫次非的，在干遂得到了一把宝剑。回来的时候渡长江，到了江心，有两条蛟龙从两也缠绕住他乘坐的船。次非对船工说。“你曾见到过两条蛟龙缠绕住船、龙和船上的人都能活命的吗？”船工蜕：“没有见到过。”次非捋起袖子，伸出胳膊，撩起衣服，拔出宝剑，说，“我至多不过成为江中的腐肉朽骨罢了，如果丢掉剑能保全自己，我何必要舍不得宝剑呢？”于是跳到江里去刺蛟龙，杀死蛟龙后又上了船。船里的人全都得以活命了。楚王听到这事以后，封他为执圭之爵。孔子听到这事以后说：“好啊，不因为将成为腐内朽骨而丢掉宝剑的，大概只有次非能做到吧！”

禹到南方巡视，当他渡江的时候，一条黄龙把他乘的船驮了起来。船上的人大惊失色。禹仰脸朝天感慨地说：“我从上天接受使命，尽力养育人民。生和死都是命中注定的。我对龙有什么害怕的呢？”龙伏下耳朵垂下尾巴游开了。这样看来，禹是通晓死生之义、利害之道了。

凡是人和物，都是阴阳他育而成的。阴阳是由天创造而形成的。天本来就有衰微、亏缺、毁弃、隐伏，有兴盛、盈余、聚积，生息；人也有困顿、窘迫、贫穷、匮乏，有充足、富饶、显贵、成功。这些都是天包容万物的原则，是命运不得不如此的规律。古代的圣人不因自己的私念伤害神性，只是安然地对待罢了。

晏予与崔杼盟誓。崔杼的誓词说：“不亲附崔氏而亲附齐国公室的，遭受祸殃！”晏子低下头含了血，仰起头向上天呼告说，“不亲附齐国公室而亲附崔氏的，遭受这祸殃！”崔杼很不高兴，用矛顶着他的胸，用戟勾住他的颈，对晏子说；“你改变你的话。那么我跟你共同享有齐国；你不改变你的话，那么现在就杀死你！”晏子说：”崔子，你难道没有学过《诗》吗？《诗》中说：‘密麻麻的葛藤，爬上树干桂头。和悦近人的君子，不以邪道求福。’我难道能够以邪道求福吗？你考虑考虑这些话吧！”崔杼说；“这是个贤德的人，不可以杀死他。”于是崔杼撒去兵器离开了。晏子拉着车上的绳索上了车，他的车夫要赶马快跑，晏子抚摸着车夫的手说：“安稳点，不要失去常态！快了不一定就能活，慢了不一定就会死。鹿生长在山上，可是它的命却掌握在厨师手里。如今我的命也有人掌握着了。”晏子可以说是懂得命了。命指的是不知为什么会这样但却终于这样了。靠耍聪明乖巧来做事的人，是不能领会这些的。所以命这东西，靠近它未必能得到，离开它未必能失去。国家杰出的人知道命是如此，所以按照义的原则决断，安然地对待它。

白圭向邹公子夏后启问道；“正直之士的节操，平民百姓的志向，三家分晋的事情，这些都是天下最杰出的。因为我住在晋国，所以能经常听到晋国的事情，不曾听到过正直之士的节操、平民百姓的志向。希望能听您说一说。”夏后启说；“我是鄙陋之人，哪里值得问？”白圭说；“希望您不要推辞。”夏后启说：“认为可以做，所以就去做，做了，天下谁都不能禁止他，认为不可以做，所以就不去做，他不去做，夭下谁都不能驱使池。”白圭说；“利益也不能驱使他吗？威严也不能禁止他吗？”夏后启说；“就连生存都不能驱使他，那么利益又怎么足以驱使他呢？连死亡都不足阻禁止他，那么祸害又怎么足以禁止他呢？”白圭无话回答。夏后启告辞走了。

役使贤德之人和不肖之人方法不同：役使不肖之人用赏罚，役使贤德之人用道义。所以贤明的君主役使自己的臣属一定要根据道义，慎重地施行赏罚，然后贤德之人和不肖之人就都能为自己所使用了。

【恃君览第八召类】

【原文】

四曰：类同相召，气同则合，声比则应。故鼓宫而宫应，鼓角而角动。以龙致雨，以形逐影。祸福之所自来，众人以为命，焉不知其所由。故国乱非独乱，有必召寇。独乱未必亡也，召寇则无以存矣。凡兵之用也，用於利，用於义。攻乱则服，服则攻者利；攻乱则义，义则攻者荣。荣且利，中主犹且为之，有况於贤主乎？故割地宝器戈剑、卑辞屈服，不足以止攻，唯治为足。治则为利者不攻矣，为名者不伐矣。凡人之攻伐也，非为利则固为名也。名实不得，国虽强大，则无为攻矣。兵所自来者久矣。尧战於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禹攻曹、魏、屈骜、有扈，以行其教。三王以上，固皆用兵也。乱则用，治则止。治而攻之，不祥莫大焉；乱而弗讨，害民莫长焉。此治乱之化也，文武之所由起也。文者爱之徵也，武者恶之表也。爱恶循义，文武有常，圣人之元也。譬之若寒暑之序，时至而事生之。圣人不能为时，而能以事适时。事适於时者，其功大。士尹池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觞之。南家之墙信絭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径其宫而不止。士尹池问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为鞔者也。吾将徙之，其父曰：‘吾恃为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国之求鞔者不知吾处也，吾将不食。愿相国之忧吾不食也。’为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宫庳，潦之经吾宫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归荆，荆王适兴兵而攻宋，士尹池谏於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贤，其相仁。贤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国攻之，其无功而为天下笑乎！”故释宋而攻郑。孔子闻之曰：“夫修之於庙堂之上，而折冲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谓乎！”宋在三大万乘之间，子罕之时，无所相侵，边境四益，相平公、元公、景公以终其身，其唯仁且节与？故仁节之为功大矣。故明堂茅茨蒿柱，土阶三等，以见节俭。赵简子将袭卫，使史默往睹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赵简子曰：“何其久也？”史默曰：“谋利而得害，犹弗察也。今蘧伯玉为相，史鳅佐焉，孔子为客，子贡使令於君前，甚听。《易》曰：‘涣其群，元吉。’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赵简子按兵而不动。凡谋者，疑也。疑则从义断事。从义断事，则谋不亏。谋不亏，则名实从之。贤主之举也，岂必旗偾将毙而乃知胜败哉？察其理而得失荣辱定矣。故三代之所贵，无若贤也。

【译文】

物类相同的就互相招引，气味相同的就互相投合，声音相同的就互相应和。所以敲击宫则其他的宫与之共鸣，敲击角则其他的角与之共振。用龙就能招来雨，凭形体就能找到影子。祸与福的到来，一般人认为是天命，哪里知道它们到来的原因？所以国家混乱不仅仅是内部混乱，又必定会招致外患。国家仅仅是内部混乱未必会灭亡，招致外患就无法保存了。

凡是用兵作战，应该用在有利的地方，用在符合道义的地方。攻打混乱的国家就能使之屈服，敌国屈服，那幺进攻的国家就有利；攻打混乱的国家就符台道义，符台道义，都么进攻的国家就荣耀。既荣耀又有利，中等才能的君主尚且会去做，更何况贤明的君主呢？所以割让土地，献出宝器，奉上金戈利剑，言辞卑谦，屈服于人，这些都不足以制止别国的进攻，只有国家治理得好才足以制止别国的进攻。国家治理得好，那么图利的就不来进攻了，图名的就不来讨伐了。凡是发动攻伐的，不是图利就一定是图名。名利都得不到，国家即使强大，也不会发动进攻了。

战争的由来已经很久了。尧在丹水边作战，以便使南蛮归服，舜击退了苗民，改变了他们的习俗，禹攻打曹、魏，屈骜，有扈，以便推行自己的教化。由三王往上，本来都用过是。对发生混乱的国家就用兵，对治理得好的国家就不用兵。一个国家冶理得很好却去攻打它，没有比这更不吉祥的了，一个国家发生混乱却不去讨伐它，对人民的残害没有比这更大的了。这就是根据治乱不同而采取的不同策略，用文和用武就是由此发生的。用文是喜爱的表露，用武是厌恶的表现。喜爱或厌恶都遵循道义的原则，用文或用武都有常规，这是圣人的根本。这就如同寒暑的更造一样，时令到了就做相应的事情。圣人不能改变时令，却能使所做的事情适应时令。做的事情适应时令，取得的功效就大。

士尹池为楚国出使到宋国去，司城子罕宴请他。子罕南边邻居的墙向前突出却不拆了它取直，西边邻居家的积水流过子罕的院子却不加制止。士尹池询问这是为什么，司城子罕说：“南边邻居家是工匠，是做鞋的。我要让他搬家，他的父亲说：‘我家靠做鞋谋生已经三代了，现在如果搬家，那么宋国那些要买鞋的，就不知道我的住处了，我将不能谋生。希望相国您怜悯我。’因为这个缘故，我没有让他搬家。两边邻居家院子地势高，我家院子地势低，积水流过我家院子很便利，所以没有加以制止。”士尹池回到楚国，楚王正要发兵攻打宋国，士尹池劝阻楚王说；“不可攻打宋国。它的君主贤明，它的国相仁慈。贤明的凡能得民心，仁慈的人别人能为他出力。楚国去攻打它，大概不会有功，而且还要为天下所耻笑吧！。所以楚国放弃了宋国而击攻打郑国。孔子听到这事以后说。“在朝廷上修养自己的品德，却能制胜敌军于千里之外，这大概说的就是司城子罕吧！”宋国处在三个拥有万辆兵车的大国之间，子罕当相的时候，一直没有受到侵犯，四方边境都很安宁，子罕辅佐平公、元公、最公一直到身终，这大概正是因为他既仁慈又节俭吧！所以仁慈和节俭的功效太大了。因此，天子理事的朝堂用茅草覆盖屋顶，用蒿杆做柱子，土台阶只有三级，用这些来表示节俭。

赵简子要攻打卫国，派史默去卫国观察动静，约定一个月为期。过了六个月史默才回来！赵简子说；“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呢？”史默说：“您要攻打卫国是为了谋取利益，结果反要遭受祸害，这个情况您还不了解啊。如今卫国蘧伯玉当相，史鳅辅佐卫君，孔子当宾客，子贡在卫君面前供茬邋，他们都很受卫君信任。《周易》中说：‘涣其群，元吉。’‘涣’是贤德的意思，‘群’是众多的意思，‘元’是吉的开始的意思。‘涣其群元吉’，是说他的辅佐有很多贤德之人。”于是赵简子才按兵不动

凡是进行谋划，都是因为有疑惑。有疑惑，就要按照义的原则决断事情。按照义的原则决断事情，那么谋划就不会失当。谋划不失当，那么名声和实利就会跟着到来。贤明君主行事，难道一定要弄得旗倒将死然后才知道胜败吗？明察事理，得失荣辱就能确定了。所以夏商周三代所尊崇的，没有什么比得上贤德。

【恃君览第八达郁】

【原文】

五曰：凡人三百六十节，九窍、五藏、六府。肌肤欲其比也，血脉欲其通也，筋骨欲其固也，心志欲其和也，精气欲其行也。若此则病无所居，而恶无由生矣。病之留、恶之生也，精气郁也。故水郁则为污，树郁则为蠹，草郁则为蒉。国亦有郁。主德不通，民欲不达，此国之郁也。国郁处久，则百恶并起，而万灾丛至矣。上下之相忍也，由此出矣。故圣王之贵豪士於忠臣也，为其敢直言而决郁塞也。周厉王虐民，国人皆谤。召公以告，曰：“民不堪命矣！”王使卫巫监谤者，得则杀之。国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以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召公曰：“是障之也，非弭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溃，败人必多。夫民犹是也。是故治川者决之使导，治民者宣之使言。是故天子听政，使公卿列士正谏，好学博闻献诗，矇箴，师诵，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而後王斟酌焉。是以下无遗善，上无过举。今王塞下之口，而遂上之过，恐为社稷忧。”王弗听也。三年，国人流王于彘。此郁之败也。郁者不阳也。周鼎著鼠，令马履之，为其不阳也。不阳者，亡国之俗也。管仲觞桓公。日暮矣，桓公乐之而徵烛。管仲曰：“臣卜其昼，未卜其夜。君可以出矣。”公不说，曰：“仲父年老矣，寡人与仲父为乐将几之！请夜之。”管仲曰：“君过矣。夫厚於味者薄於德，沈於乐者反於忧。壮而怠则失时，老而解则无名。臣乃今将为君勉之，若何其沈於酒也！”管仲可谓能立行矣。凡行之堕也於乐，今乐而益饬；行之坏也於贵，今主欲留而不许。伸志行理，贵乐弗为变，以事其主。此桓公之所以霜也。列精子高听行乎齐湣王，善衣东布衣，白缟冠，颡推之履，特会朝雨袪步堂下，谓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丽。”列精子高因步而窥於井，粲然恶丈夫之状也。喟然叹曰：“侍者为吾听行於齐王也，夫何阿哉！又况於所听行乎？万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无所镜，其残亡无日矣。孰当可而镜？其唯士乎！人皆知说镜之明己也，而恶士之明己也。镜之明己也功细，士之明己也功大。得其细，失其大，不知类耳。赵简子曰：“厥也爱我，铎也不爱我。厥之谏我也，必於无人之所；铎之谏我也，喜质我於人中，必使我丑。”尹铎对曰：“厥也爱君之丑也，而不爱君之过也；铎也爱君之过也，而不爱君之丑也。臣尝闻相人於师，敦颜而土色者忍丑。不质君於人中，恐君之不变也。”此简子之贤也。人主贤则人臣之言刻。简子不贤，铎也卒不居赵地，有况乎在简子之侧哉！

【译文】

凡是人都有三百六十个骨节，有九窍、五脏，六腑。肌肤应该让它细密，血脉应该让它通畅，筋骨应该让它强壮，心志应该让它平和，精气应该让它运行。这样，病痛就无处滞留，恶疾就无法产生了。病痛的滞留；恶疾的产生，是因为精气闭结。所以，水闭结就会变污浊，树闭结就会生蛀虫，草闭结就会枯死。国家也有闭结的情形。君主的道德不通达，百姓的愿望不能实现，这就是国家的闭结。国家的闭结长期存在，那么各种邪恶都会一齐产生，所有灾难都会一起到来了。高官与下民的互相残害，就由此产生了。所以圣贤的君壬尊重豪杰和忠臣，这是因为他们敢于直言劝谏而且能排除阻塞。

周厉王残害百姓，国人都指责他。召公把这情况告诉丁周厉王，说；“百姓们不能忍受您的政令了！”厉王派卫国的巫者监视敢于指责的人，抓到以后就杀掉。都城内没有人敢再讲话，彼此在道上相遇只是用眼看看而已。厉王很高兴，把这种情况告诉了召公，说：“我能消除人们的怨言了！”召公说：“这只是阻止人们的指责，并不是消除人们的怨言啊。堵塞人们的嘴，其危害比堵寒流水还厉害。流水被堵塞，一旦决口，伤人必定很多。人民也是这样。因此，治水的人应该排除阻塞，使水畅流，治理凡民的人应该引导人民，让人民尽情讲话。所以，天子处理政事，让公卿列士直言劝谏，让好学博闻之人献上讽谏诗歌，让乐官进箴言，让乐师吟诵讽谏之诗，让平民把意见转达上来，让身边的臣子把规劝的话全讲出来，让同宗的大臣弥补天子的过失、监督天子的政事，然后由天子斟酌去取，加以实行。因此，下边没有遗漏的善言，上边没有错误的举动。如争您堵住下边人的嘴，从而铸成君王的过错，恐怕要成为国家的忧患。”厉壬不听他的劝告。过了三年，国人把厉王放遂到彘地。这就是闭结造成的祸害。闭结就是丧失阳气。周鼎上刻铸着鼠形图案，让马踩着它，就是因为它属阴。丧失阳气，这是亡国的特征。

管仲宴请齐桓公。天已经黑了，桓公喝得很高兴，让点上烛火接着喝。管仲说：“白天招待您喝酒，我占卜过，至于晚上喝酒，我没有占卜过。您可以走了。”桓公很不高兴，说。“仲父您年老了，我跟您一块享乐还能有多久呢！希望夜里继续喝酒。”管仲说：“您错了。贪图美昧的人道德就微薄，沉湎于享乐的人最终要忧伤。壮年懈怠就会失去时机，老年懈怠就会丧失功名。我从现在开始将对您加以勉励，怎么可以沉湎在饮酒中呢！”管仲可以说是能树立品行了。凡是品行的堕落在于过分享乐，现在虽然宴乐，态度却越发严正，品行的败坏在于过分尊贵，现在君主想留下，他却不答应。他申明白己的意志，按照原则行事，不因为尊贵和享乐就加以改变，用这种态度来侍奉自己的君主。这就是桓公之所以成就霸业的原因啊。

齐湣王对列精子高言听计从。有一次列精子高穿着熟绢做的衣服，戴着白绢做的帽子，穿着粗劣的鞋子，天刚亮就特意在堂下撩起衣服走来走去，对自己的侍从说：“我的样子怎么样？”侍从说：“您又美好又漂亮。”列精子高子是走到井边去照看，分明是个丑陋男子的形象。他慨叹者说：“侍从因为齐王对我言听计从，就这样的曲意迎合我啊！更何况对于听信实行我的主张的齐王呢？”对大国君主来说，人们曲意迎合他，也就更厉害了，可他自己却无法看见自己的缺点，这样，国破身亡也就没有多久了。谁能够帮他照见自己的缺点，大概只有贤士吧！人都知道喜欢镜子能照出自己的形象，却厌恶贤士指明自己的缺点。镜子能照出自己的形象，功用很小，贤士能指明自己的缺点，功绩很大。如果只知得到小的，而丢掉大的，这是不知道类比啊。

赵简子说：“赵厥热爱我，尹铎不热爱我。赵厥劝谏我的时候，一定在没有人的地方；尹铎劝谏我的时候，喜欢当着别人的面纠正我，一定让我出丑。”尹铎回答说，“赵厥顾惜您的出丑，却不顾惜您的过错，我顾惜您的过错，却不顾惜您的出丑。我曾经从老师那里听到过如何观察人的相貌。相貌敦厚而且是黄色的能够承受住出丑。我如果不在别人面前纠正您，恐怕您不能改正啊。”这就是简子的贤明之处。君主贤明，那么臣子的谏言就严刻。如果简子不贤聪，那么尹铎最终连在赵地存身都不能，更何况呆在简子身边呢？

【恃君览第八行论】

【原文】

六曰：人主之行，与布衣异。势不便，时不利，事雠以求存。执民之命。执民之命，重任也，不得以快志为故。故布衣行此指於国，不容乡曲。尧以天下让舜。鲧为诸侯，怒於尧曰：“得天之道者为帝，得帝之道者为三公。今我得地之道，而不以我为三公。”以尧为失论，欲得三公。怒甚猛兽，欲以为乱。比兽之角，能以为城；举其尾，能以为旌。召之不来，仿佯於野以患帝。舜於是殛之於羽山，副之以吴刀。禹不敢怨，而反事之。官为司空，以通水潦。颜色黎黑，步不相过，窍气不通，以中帝心。昔者纣为无道，杀梅伯而醢之，杀鬼侯而脯之，以礼诸侯於庙。文王流涕而咨之。纣恐其畔，欲杀文王而灭周。文王曰：“父虽无道，子敢不事父乎？君虽不惠，臣敢不事君乎？孰王而可畔也？”纣乃赦之。天下闻之，以文王为畏上而哀下也。《诗》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怀多福。”齐攻宋，燕王使张魁将燕兵以从焉，齐王杀之。燕王闻之，泣数行而下，召有司而告之曰：“余兴事而齐杀我使，请令举兵以攻齐也。”使受命矣。凡繇进见，争之曰：“贤王故愿为臣。今王非贤主也，愿辞不为臣。”昭王曰：“是何也？”对曰：“松下乱，先君以不安弃群臣也。王苦痛之，而事齐者，力不足也。今魁死而王攻齐，是视魁而贤於先君。”王曰：“诺。”请王止兵，王曰：“然则若何？”凡繇对曰：“请王缟素辟舍於郊，遣使於齐，客而谢焉，曰：‘此尽寡人之罪也。大王贤主也，岂尽杀诸侯之使者哉？然而燕之使者独死，此弊邑之择人不谨也。愿得变更请罪。’”使者行至齐，齐王方大饮，左右官实御者甚众，因令使者进报。使者报，言燕王之甚恐惧而请罪也。毕，又复之，以矜左右官实。因乃发小使以反令燕王复舍。此济上之所以败，齐国以虚也。七十城，微田单，固几不反。湣王以大齐骄而残，田单以即墨城而立功。诗曰：“将欲毁之，必重累之；将欲踣之，必高举之。”其此之谓乎！累矣而不毁，举矣而不踣，其唯有道者乎！楚庄王使文无畏於齐，过於宋，不先假道。还反，华元言於宋昭公曰：“往不假道，来不假道，是以宋为野鄙也。楚之会田也，故鞭君之仆於孟诸。请诛之。”乃杀文无畏於扬梁之堤。庄王方削袂，闻之曰：“嘻！”投袂而起。履及诸庭，剑及诸门，车及之蒲疏之市。遂舍於郊。兴师围宋九月。宋人易子而食之，析骨而爨之。宋公肉袒执牺，委服告病，曰：“大国若宥图之，唯命是听。”庄王曰：“情矣宋公之言也！”乃为却四十里，而舍於卢门之阖，所以为成而归也。凡事之本在人主，人主之患，在先事而简人。简人则事穷矣。今人臣死而不当，亲帅士民以讨其故，可谓不简人矣。宋公服以病告而还师，可谓不穷矣。夫舍诸侯於汉阳而饮至者，其以义进退邪！强不足以成此也。

【译文】

君主的所作所为，与平民不同。形势不好，时机不利，可以恃奉仇敌以便求得生存。君主掌握着人民的命运。掌握着人民的命运，是重大的责任，不能以恣心所欲为能事。平民如果在国内也这样做，那就不能在乡里容身了。

尧把帝位让给了舜。鲧当诸侯，他对尧发怒说：“符合天道的就当帝王，符合地道的就当三公。如今我符合地道，却不让我当三公。”鲧认为尧这样做是丧失了原则，想得到三公的职位。他的愤怒超过了猛兽，想发动叛乱。他象猛兽把角并排起来一样固城自守，象猛兽举起尾巴一样立旗为号。舜召见他他不来，在野外游荡，以便给舜制造祸患。舜于是在羽山杀死了他，用锋利的吴刀肢解丁他。禹对此不敢怨恨，反而侍奉舜。他担任了司空之职，疏导洪水。他晒得面孔黧黑，累得步履艰难，七窍不能畅通．因而很得舜的欢心。

从前纣王暴虐无遭，杀死梅伯把他做成肉酱，杀死鬼侯把他做成肉干，在宗庙里用来宴请诸侯。文王流着眼泪为此叹息。纣王担心他背叛自己，想杀死文王灭掉周国。文王说，“父亲即使无道，儿子敢不侍奉父亲吗？君主即使无道，臣子敢不恃奉君主吗？君主怎么可以背叛呢？”纣王于是赦免了他。天下人听到这件事，认为文王畏惧在上位的人而哀怜在下位的人。所以《诗经》中说；“就是这个周文王，言与行小心翼翼。心地光明侍奉上帝。因而得来大福大吉。”

齐国攻打宋国，燕王派张魁率领燕国士兵去帮助齐国，齐王却杀死丁张魁。燕王听到送梢息，眼泪一行行落下来，召来有关官员告诉他说：“我派是参战可是齐国却杀死了我的使臣，我要立即发兵攻打齐国。”官员接受了命令。凡繇进来谒见燕王，劝谏说：“从前认为您是贤德的君主，所以我愿意当您的臣子。现在看来您不是贤德的君主，所以我希望辞官不再当您的臣子。”燕昭王说：“这是什么原因呢？”凡繇回答说：“松下之难，我们的先君不得安宁而被俘。您对此感到痛苦，但却侍奉齐国，是因为力量不足啊。如今张魁被杀死，您却要攻打齐国，这是把张魁看得比先君还重。”燕王说；“好吧。”凡繇请燕王停止出兵，燕王说：“然而应该怎么办？”几繇回答说；“请您穿上丧服离开官室住到郊外，派遣使臣到齐国，以客人的身分去谢罪，说：‘这都是我的罪过。大王您是贤德的君主，哪能全部杀死诸侯们的使臣呢？然而燕国的使臣独被杀死，这是我国选择人不慎重啊。希望能够让我改换使臣以表示请罪。”使臣到了齐国，齐王正在举行盛大宴会，参加宴会的近臣、官员、待从很多，于是让使臣前来禀告。使臣禀告，说是燕王非常恐惧，因而来请罪。使臣说完了，齐王又让他重复一遍，以此来向近臣，官员、侍从炫耀。于是齐王就派出地位低微的使臣去让燕王返回宫室届住。这就是后来齐国之所以在济水一带被燕国打败的原困，齐国因而变得很虚弱。七十余座被攻下的城邑，如果没有田单，几乎不能收复。齐湣王凭借着强大的齐国，因为骄横而使国家残破，田单凭借着即墨城，却能立下大功。古诗说：“要想毁坏它，必先把它重叠起；要想摔倒它，必先把它高举起。”大概说的就是这个吧！重叠起来却能不被毁坏，高举起来却能不被摔倒，大概只有有道之人能做到吧！

楚庄王派文无畏出使齐国，途经宋国，没有事先借道。等他返回的时傧，华元对宋昭公说：“他去的时候不借道，回来的时候也不借道，这是把宋国当成楚国的边远城邑了。从前楚王眼您会猎时，在孟诸故意鞭打您的车夫。请您允许杀掉文无畏。”于是就在扬粱的堤防上杀死了文无畏。楚庄王正悠闲地把手揣在衣袖里，听到达消息后说；“哼！”就拂袖而起，来不及穿鞋、佩剑、乘车，奉鞋的侍从追到庭院中才给他穿上鞋，奉剑的侍从追到寝门才给他佩上剑，驾车的驭者追到蒲疏街市上才让他乘上车。接着住在了郊外。发兵围困宋国九个月。宋国人彼此交换孩子杀了吃掉，劈开尸骨来烧火傲饭。宋国君主脱去衣服，露出臂膀，牵着纯色牲，表示屈服，述说困苦状况，说：“贵国如果打算赦免我的罪过，我将唯命是从。”庄王说：“宋国君主的话很诚恳啊！”因此就后退了四十里，驻扎在卢门那里，两国媾和以后就返回去了。大凡事情的根本在于君主，君主的弊病，在于重事而轻人。轻视人，那么事情就会处于困境。现在臣子死得不应该，楚庄王亲自率领士兵加以讨伐，可以说是不轻视人了。宋国君主表示屈服述说困苦状况之后，楚庄王就退军了，可以说是不会处于困境了。他在汉水之北盟会诸侯，回国之后用饮至之礼向祖先报功，所以能如此，大概是因为他一进一退都根据义的原则吧，单凭强大是不足以达到这个地步的。

【恃君览第八骄恣】

【原文】

七曰：亡国之主，必自骄，必自智，必轻物。自骄则简士，自智则专独，轻物则无备。无备召祸，专独位危，简士壅塞。欲无壅塞，必礼士；欲位无危，必得众；欲无召祸，必完备。三者，人君之大经也。晋厉公侈淫，好听谗人，欲尽去其大臣而立其左右。胥童谓厉公曰：“必先杀三郄。族大多怨，去大族不逼。公曰：“诺。”乃使长鱼矫杀郄犨、郄锜、郄至于朝，而陈其尸。於是厉公游于匠丽氏，栾书、中行偃劫而幽之。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杀之。人主之患，患在知能害人，而不知害人之不当而反自及也。是何也？智短也。智短则不知化，不知化者举自危。魏武侯谋事而当，攘臂疾言於庭曰：“大夫之虑，莫如寡人矣！”立有间，再三言。李悝趋进曰：“昔者楚庄王谋事而当，有大功，退朝而有忧色。左右曰：‘王有大功，退朝而有忧色，敢问其说？’王曰：‘仲虺有言，不谷说之。曰：“诸侯之德，能自为取师者王，能自取友者存，其所择而莫如己者亡。”今以不谷之不肖也，群臣之谋又莫吾及也，我其亡乎！’”曰：“此霸王之所忧也，而君独伐之，其可乎！”武侯曰：“善。”人主之患也，不在於自少，而在於自多。自多则辞受，辞受则原竭。李悝可谓能谏其君矣，壹称而令武侯益知君人之道。齐宣王为大室，大益百亩，堂上三百户。以齐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群臣莫敢谏王。春居问於宣王曰：“荆王释先王之礼乐，而乐为轻，敢问荆国为有主乎？”王曰：“为无主。”“贤臣以千数而莫敢谏，敢问荆国为有臣乎？”王曰：“为无臣。”“今王为大室，其大益百亩，堂上三百户。以齐国之大，具之三年而弗能成。群臣莫敢谏，敢问王为有臣乎？”王曰：“为无臣。”春居曰：“臣请辟矣！”趋而出。王曰：“春子！春子！反！何谏寡人之晚也？寡人请今止之。”遽召掌书曰：“书之！寡人不肖，而好为大室。春子止寡人。”箴谏不可不熟。莫敢谏若，非弗欲也。春居之所以欲之与人同，其所以入之与人异。宣王微春居，几为天下笑矣。由是论之，失国之主，多如宣王，然患在乎无春居。故忠臣之谏者，亦从入之，不可不慎。此得失之本也。赵简子沈鸾徼於河，曰：“吾尝好声色矣，而鸾徼致之；吾尝好宫室台榭矣，而鸾徼为之；吾尝好良马善御矣，而鸾徼来之。今吾好士六年矣，而鸾徼未尝进一人也。是长吾过而绌善也。”故若简子者，能厚以理督责於其臣矣。以理督责於其臣，则人主可与为善，而不可与为非；可与为直，而不可与为枉。此三代之盛教。

【译文】

亡国的君主，必然骄傲自满，必然自以为聪明，必然轻视外物。骄傲自满就会傲视贤士，自以为聪明就会独断专行，看轻外物就会没有准备。没有准备就会召致祸患，独断专行君位就会危险，傲视贤士听闻就会闭塞。要想不闭塞，必须礼贤下士；要想君位不危险，必须得到众人辅佐，要想不召致祸患，必须准备齐全。这三条，是君主治理国家的最大原则。

晋厉公奢侈放纵，喜欢听信谗人之言，他想把他的大臣们都除掉，提拔他身迎的人为官。胥童对厉公说。“一定要先杀掉三个姓郄的。他们家族大，对公室有很多怨恨，除掉大家族，就不会威逼公室了。”厉公说；“好吧。”于是就派长鱼矫在朝廷上杀死了郄犨、郄锜、郄至，陈列他们的尸体示众。接着厉公到匠丽氏那里游乐，栾书，中行偃劫持并囚禁了他。诸侯们没有人援救他，百姓们没有几哀怜他。过了三个月，就把他杀死了。君主的弊病，在于只知道自己能危害别人，却不知道如果所害的人是不该害的反而会自己遭殃。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智谋短浅啊。智谋短浅就不知道事物的变化，不知道事物变化的人一举一动都会危害自己。

魏武侯谋划事情总是很得当，有一次他在朝廷中捋袖伸臂大声说：“大夫们的谋虑，没有人赶得上我了。”只站了一会儿，这句话就说了好几遍。李悝快步走上前说：“从前楚庄王谋划事情很得当，成就了很大功业，退朝以后却面有忧色。身军官的人说：‘大王您成就了很大的功业，退朝以后却面有忧色，请问这是什幺原因？’庄王说：‘仲虺有话，我很喜欢。他税：“诸侯的品德，能为自己选取老师的，就会称王天下，能为自己选取朋友的，就会保存自身，所选取的人不如自己的，就会遭到灭亡。”如今凭着我这样不贤德，臣子们的谋划，又都赶不上我，我大概要灭亡了吧！’”李悝接着又说道：“这就是成就霸王之业的人所忧虑的，可是您却偏偏自夸，那怎么可以呢？”武侯说：“你说的好。”君主的弊病，不在于自己看轻自己，而在于自己看重自己。自己看重自己，那么该接受的意见就会加以拒绝。该接受的意见加以拒绝，那么进谏之路就堵塞了。李悝可以说是善于劝谏自己的君主了，他一劝谏，就让武侯更加懂得了当君主的原则。

齐宣王修建大宫室，规模之大超过了一百亩，堂上设置三百座门。凭着齐国选样的大国，修建了三年还没有能修建成。臣子们没有人敢劝阻齐王。春居向宣王说：“楚王抛弃了先王的礼乐，音乐因此变得轻浮了，请问楚国算是有贤明君主吗？”宣王说；“没有贤明君主。”春居说：“所谓的贤臣数以千计，却没有人敢劝谏，请问楚国算有贤臣吗？”宣壬说：“没有贤臣。”春居说：“如争您修建大富室，富室之大超过了一百亩，堂上设置三百座门。凭着齐国这样的大国，修建了三年仍不能够修建成。臣子们没有人敢劝阻，请问您算是有贤臣吗？”宣王说；“没有贤臣。”春居说：“我请您允许我离开吧！”说完就快步走出去。宣壬说；“春子！春子！回来，为什么这么晚才劝阻我呢？”赶紧召来记事的官员说，“写上，我不贤德，喜欢修建大官室。春子阻止了我。”对于劝谏，不可不认真考虑。不敢劝谏的人，并不是不想劝谏。春居想要做的跟别人相同，而他采用的劝谏的方法跟别人不一样。宣王如果没有春居，几乎要被天下人耻笑了。由此说来，亡国的君主，大都象宣王一样，然而他们的祸患在于没有春居那样的臣子。所以那些敢于劝谏的忠臣，也应顺势加以劝谏，这是不可不慎重对待的。这是成败的根本啊。

赵简子把鸾徼沉没到黄河里，说；“我曾经爱好音乐女色，鸾徼就给我弄来，我曾经爱好宫室台榭，鸾徼就给我修建，我曾经爱好良马好驭手，鸾徼就陪我找来。如今我爱好贤士六年了，可鸾徼不曾举荐过一个人。这是助长我的过错、磨灭我的长处啊。”所以像简子这样的人，是能严格地依照原则审察责求自己的臣子了。对自己的臣子依照原则审察责求，那么就可以跟他一起为善，而不可以跟他一起为非，可跟他一起做正直的事，而不可以跟他一起做邪曲的事。这是夏商周三代的美好教化。

【恃君览第八观表】

【原文】

八曰：凡论人心，观事传，不可不熟，不可不深。天为高矣，而日月星辰云气雨露未尝休也；地为大矣，而水泉草木毛羽裸鳞未尝息也。凡居於天地之间、六合之内者，其务为相安利也，夫为相害危者，不可胜数。人事皆然。事随心，心随欲。欲无度者，其心无度。心无度者，则其所为不可知矣。人之心隐匿难见，渊深难测。故圣人於事志焉。圣人之所以过人以先知，先知必审徵表。无徵表而欲先知，尧、舜与众人同等。徵虽易，表虽难，圣人则不可以飘矣。众人则无道至焉。无道至则以为神，以为幸。非神非幸，其数不得不然。郈成子、吴起近之矣。郈成子为鲁聘於晋，过卫，右宰谷臣止而觞之。陈乐而不乐，酒酣而送之以璧。顾反，过而弗辞。其仆曰：“向者右宰谷臣之觞吾子也甚欢，今侯渫过而弗辞？”郈成子曰：“夫止而觞我，与我欢也。陈乐而不乐，告我忧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由是观之，卫其有乱乎！”倍卫三十里，闻甯喜之难作，右宰谷臣死之，还车而临，三举而归。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异之，分禄而食之。其子长而反其璧。孔子闻之，曰：“夫智可以微谋、仁可以托财者，其郈成子之谓乎！”郈成子之观右宰谷臣也，深矣妙矣。不观其事而观其志，可谓能观人矣。吴起治西河之外，王错谮之於魏武侯，武侯使人召之。吴起至於岸门，止车而休，望西河，泣数行而下。其仆谓之曰：“窃观公之志，视舍天下若舍屣。今去西河而泣，何也？”吴起雪泣而应之曰：“子弗识也。君诚知我，而使我毕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今君听谗人之议，而不知我，西河之为秦也不久矣，魏国从此削矣。”吴起果去魏入荆，而西河毕入秦。魏日以削，秦日益大。此吴起之所以先见而泣也。古之善相马者，寒风是相口齿，麻朝相颊，子女厉相目，卫忌相髭，许鄙相尻，投伐褐相胸胁，管青相膹吻，陈悲相股脚，秦牙相前，赞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其所以相者不同，见马之一徵也，而知节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坚脆，能之长短。非独相马然也，人亦有徵，事与国皆有徵。圣人上知千岁，下知千岁，非意之也，盖有自云也。绿图幡薄，从此生矣。

【译文】

凡是衡量人心，观察事物，不可不精审，不可不深人。天算是很高了，而日月星辰云气雨露却不曾休止过，地算是很大了，而水泉草木飞禽走兽却不曾灭绝过。凡是处于天地之问四方之内的，本来都应该尽力做到互安互利，可是它们之间互相危害的，却数不胜数。人和事情也都是如此。事情取决于人心，人心取决于欲望。欲望投有限度的，人心也役有限度。人心没有限度的，那么他的新作所为就不可以被了解了。人的心思隐藏着，难以窥见，就象深渊难以测量一样。所以圣人考察事情必先观察行事之人的志向。圣人之所以超过一般人，是因为能先知先置，要先知先觉必须审察征兆和表象。没有征兆表象却想先知先觉，就是尧、舜也和一般人一样不可能做到。虽然真象易于观察，假象难于考查，圣人不论对哪种情况都不可以匆忙下结论。一般人不能审察征兆和表象，所以就无法达到先知先觉了。无法达到先知先觉，就认为先知者是靠神力，是靠侥幸。其实先知并不是靠神力，并不是靠侥幸，而是圣人根据征兆表象看到事理不得不如此。郈成子、吴起就接近于先知先觉了。

郈成子为鲁国聘问晋国，路过卫国，卫国的右宰谷臣留下并宴请他，右宰谷臣陈列上乐器奏乐，乐曲却不欢快，喝酒喝到畅快之际，把璧玉送给了郈成手。郈成子从晋国回来，经过卫国，却不向右宰谷臣告别。他的车夫说；“先前右宰谷臣宴请您，感情很欢洽，如今为什么重新经过这里却不向他告别？”郈成子说：“他留下我并宴请我，是要跟我欢乐一番。可陈列上乐器奏乐，乐曲却不欢快，这是向我表示他的忧愁啊。喝洒喝的正畅快之际，他把璧玉送给了我，这是把璧玉托付给我啊。如果从这些迹象来看，卫国大概有祸乱吧！”郈成子离开卫国三十里，听到宁喜作乱杀死卫君，右宰谷臣为卫君殉难，就掉转车子回去哭悼谷臣，哭了三次然后才回国。到了鲁国，派人去接右宰谷臣的妻子孩子，把住宅隔开让他们与自己分开居住，分出自己的俸禄来养活他们。右宰谷臣的族子长大了，郈成子把鐾玉还给了他。孔子听到这件事，说；“论智慧可以通过隐微的方式跟他进行谋划，论仁德可以托付给他财物的，大概就是郈成子吧！”郈成子观察右宰谷臣，真是深人精妙了。不观察他做的事情，而观察他的思想，可以说是能观察人了。

吴起冶理西河郡，王错向魏武侯诬陷他，武侯派人召他回来。吴起到了岸门，停下车子休息，望着西河，眼泪一行行流了下来。他的车夫对他说：“我私下观察您的志向，您把抛弃天下看得象抛弃鞋子一样。如今离开西河却哭泣，这是为什么昵？”吴起擦掉眼泪回答他说：“你不知道啊。国君如果真的了解我，让我把自己的才能都发挥出来，一定可以灭掉秦国，凭着西河就可以成就王业。现在国君听信谗人之言，不了解我，西河不久就会成为秦国的了，魏国从此就要削弱了。”结果吴起离开魏国到了楚国，西河全部归人秦国。魏国一天天削弱，秦国一天比一天强大。这就是吴起事先预见到这种情况固而哭泣的原因啊。

古代善子相马的人，寒风是观察品评马的口齿，麻朝观察品评马的面颊，子女厉现察品评马的眼睛，卫忌观察品评马的须髭，许鄙观察品评马的臀部，投伐褐观察晶评马的胸肋．管青观察品评马的嘴唇，陈悲观察品评马腿，秦牙观察品评马的前部，赞君现察品评马的后部。所有这十个人，都是天下的良工巧匠。也们用来相马的方法不同，但他们看到马的一处征象，就能知道马骨节的高低，腿脚的快慢，体质的强弱，才能的高下。不仅相马是这样，凡也有征兆，事情和国家都有征兆。圣人往上知道千年以前的事，往下知道千年以后的事，并不是靠猜想，而是有根据的。绿图幡薄这些吉祥征兆，就从此产生了。

谢选骏指出：《恃君览》说出了君主制度的好处——“故君道立则利出於群，而人备可完矣。”相比之下，赵简子只会治罪臣子，却不会治罪自己，不合为君之道，所以不能立国持久。吕不韦（公元前290-公元前235）早于韩非（约前281年－前233年），所以他的君主理论势必影响了韩非。但是显然，韩非的君主理论走过了头，变成了力排公议的暴君理论，直接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如果按照吕不韦受到公议约束的君主理论走下去，情况就会有所不同的。

（另起一页）

【【六论】】

（另起一页）

【【开春论第一开春】】

【原文】

一曰：开春始雷，则蛰虫动矣。时雨降，则草木育矣。饮食居处适，则九窍百节千脉皆通利矣。王者厚其德，积众善，而凤皇圣人皆来至矣。共伯和修其行，好贤仁，而海内皆以来为稽矣。周厉之难，天子旷绝，而天下皆来谓矣。以此言物之相应也，故曰行也成也。善说者亦然。言尽理而得失利害定矣，岂为一人言哉！魏惠王死，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於牛目。群臣多谏於太子者，曰：“雪甚如此而行葬，民必甚疾之，官费又恐不给，请弛期更日。”太子曰：“为人子者，以民劳与官费用之故，而不行先王之葬，不义也。子勿复言。”群臣皆莫敢谏，而以告犀首。犀首曰：“吾末有以言之。是其唯惠公乎！请告惠公。”惠公曰：“诺。”驾而见太子曰：“葬有日矣？”太子曰：“然。”惠公曰：“昔王季历葬於涡山之尾，{亦水}水啮其墓，见棺之前和。文王曰：‘嘻！先君必欲一见群臣百姓也天，故使{亦水}水见之。’於是出而为之张朝，百姓皆见之，三日而後更葬。此文王之义也。今葬有日矣，而雪甚，及牛目，难以行。太子为及日之故，得无嫌於欲亟葬乎？愿太子易日。先王必欲少留而抚社稷安黔首也，故使雨雪甚。因弛期而更为日，此文王之义也。若此而不为，意者羞法文王也？”太子曰：“甚善。敬弛期，更择葬日。”惠子不徒行说也，又令魏太子未葬其先君而因有说文王之义。说文王之义以示天下，岂小功也哉！韩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乔为司空，有一县後二日，段乔执其吏而囚之。囚者之子走告封人子高曰：生能活臣父之死，愿委之先生。”封人子高曰：“诺。”乃见段乔。自扶而上城。封人子高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子必有厚赏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也，而能无有罪戮者，未尝有也。”封人子高出，段乔使人夜解其吏之束缚也而出之。故曰封人子高为之言也，而匿己之为而为也；段乔听而行之也，匿己之行而行也。说之行若此其精也，封人子高可谓善说矣。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栾盈。栾盈有罪於晋，晋诛羊舌虎，叔向为之奴而朡。祈奚曰：“吾闻小人得位，不争不祥；君子在忧，不救不祥。”乃往见范宣子而说也，曰：“闻善为国者，赏不过而刑不慢。赏过则惧及淫人，刑慢则惧及君子。与其不幸而过，宁过而赏淫人，毋过而刑君子。故尧之刑也殛鲧，於虞而用禹；周之刑也戮管蔡，而相周公：不慢刑也。”宣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不避烦辱，犹不能免；今祈奚论先王之德，而叔向得免焉。学岂可以已哉！类多若此。

【译文】

开春刚刚响起雷声，蛰伏的动物就苏醒了。应时之雨降落下来，草木就滋生了。饮食居处适度，身体各种器官和骨节经脉就都通畅了。治理天下的人增加自己的美德，积累各种善行，凤凰和圣人就都到他身边来了。共伯和修养他的品行，喜好贤士仁人，海内就都西此来归附了。厉王之乱，王位废缺，天下诸侯就都来朝见共伯和了。这些事情说明事物是互相应和的，所以任何行为都有其相应的结果。善于说服别人的人也是这样。把道理说透，事情最终的得失利害就确定了，他们的议论哪里是为了某一个人随意而发呢！

魏惠王死了，安葬的日期已经临近。正遇上下大雪，深得几乎埋住牛的眼睛。臣子们有很多人劝谏太子，说；“雪下得这样大还要举行葬礼，百姓们一定感到非常困苦，国家的费用也恐怕不够。请您把日期推迟，改日安葬。”太子说；“做子女的，如果因为百姓劳苦和国家费用不足的缘故就不举行先王的葬礼，这是不义的。你们不要再说了。”臣子们都不敢再劝谏，就把达件事告诉了犀首。犀首说：“我也没有办法去劝说，能做这件事的恐怕只有惠公吧，请让我告诉惠公。”惠公听了说：“好吧。”就坐着车来见太子，说：“安葬的日期临近了吗？”太子说：“是的。”惠公说；“从前王季历葬在涡山脚下，渗漏下来的水流浸坍了他的坟墓，露出了棺木的前脸。周文王说；‘啊，先王一定是想看一看臣下和百姓吧，所以才让漏水把棺木露出来。’于是就把棺木挖出，给它设置帷幕，举行朝会，百姓都来谒见，三天以后才改葬。这是文王的直呀！现在安葬的日期已经临近，但雪大得几乎埋住牛的眼睛，路难以行走，太子您为了赶上既定日期的缘故坚持要安葬，恐怕有想快点安葬了事之嫌吧？希望您改个日子。先王一定是想稍作停留以便安抚国家和百姓，所以才使雪下得这样大。据此推迟葬期另择日子，这样估做正是文王的义啊！象目前这种情况还不改日安葬，想来是把效法文王当作羞耻了？”太子说：“您说得太好了，我谨奉命缓期，另选安葬的日子。”惠子不仅使自己的主张得以实行，又使魏太子由不葬先王进而喜好文王之义。喜好文王之义，并以此显示于天下，哪里是小功劳呢！

韩国修筑新城的城墙，规定十五天完成。段乔做司空，主管这件事，有一个县拖延了两天，段乔就逮捕了这个县的主管官员，把他囚禁起来。这个官员的儿子跑来告诉封人子高，说。“只有先生您才能把我父亲从死罪中拯救出来，我想把这件事托付给先生。”封人子高说；“好吧。”就去拜见段乔。子高自己攀登上城墙，向左右张望说：“这城墙修得真漂呀！真算得上一件大功了，您一定能得到重赏了。从古到今，功劳这样大又能不处罚杀戮一个人，这种人还没有过。”封人子高离开以后，段乔就派人在夜里解开被囚禁的官员的绳索，释放了他。所以可以说，封人子高说服别人．说了又不让人看出是在说服他，段乔听从别人的意见并加以实行，做了又不让人看出是自己做的。说服别人的做法如此精妙，封人子高可算是善于说服别人了。

叔向的弟弟羊舌虎与栾盈友善，栾盈在晋国犯了罪，晋国杀了羊舌虎，叔向为此没入官府为奴，戴上了刑具。祈奚说。“我听说当小人得到官位时，不谏争是不善，当君子处于忧患时，不援救是不善。”于是就去拜见范宣子，劝他说。“我听说善于治国的人，行赏不过度，施刑不轻忽。行赏过度，恐怕会赏到奸人，施刑轻忽，恐怕会处罚到君子。如果不得已做得过分了，那么宁可行赏过度赏赐了奸人，也不要施刑过度处罚了君子。所以尧施刑罚杀死了鲧，而在舜的时候却仍起用了鲧的儿子禹，周施刑罚诛杀了管叔蔡叔，而仍任用他们的弟兄周公。这都是施刑不轻忽啊！”于是范宣子命令官吏把叔向放了出来。解救别人危难的人，冒着危险和困苦，不怕麻烦和屈辱，有时仍然不能使人免于患难，如今祈奚论说先王的德政，叔向却因而得以免遭危难。由此看来，学习怎么能废止呢！很多事情都象这种情形一样。

【开春论第一察贤】

【原文】

二曰：今有良医於此，治十人而起九人。所以求之万也。故贤者之致功名也，比乎良医，而君人者不知疾求，岂不过哉！今夫塞者，勇力时日卜筮祷祠无事焉，善者必胜。立功名亦然，要在得贤。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国治身逸。天下之贤主，岂必苦形愁虑哉！执其要而已矣。雪霜雨露时，则万物育矣，人民修矣，疾病妖厉去矣。故曰尧之容若委衣裘，以言少事也。宓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其故於宓子，宓子曰：“我之谓任人，子之谓任力；任力者故劳，任人者故逸。”宓子则君子矣。逸四肢，全耳目，平心气，而百官以治，义矣，任其数而已矣。巫马期则不然，弊生事精，劳手足，烦教诏，虽治犹未至也。

【译文】

假如有这样一个良医，给十个人治病治好了九个，找他治病的人必定会成千上万。贤人能为君主求致功名，就好比良医能给人治好病一样，可是当君主的却不知赶快去寻找，这难道不是错了吗？如今下棋人，用不着凭借勇力、时机、占卜、祭祷，技巧高的一定获胜。建立功名也是如此，关键在于得到贤人。魏文侯以卜子夏为师，与田子方交友，对段干木礼敬尊崇，就使得国家太平，自身安逸。天下贤明的君主哪里必定要劳身费心呢？掌握冶国要领就行了。霜雪雨露合乎时节，万物就会生长了，人们就会舒适了，疾病和怪异灾祸就不会发生了。所以人们说到尧的仪表形容，就说他穿着宽大下垂的衣服，这是说他很少有政务啊！

宓子贱治理单父，每天在堂上静坐弹琴，单父就治理得很好。巫马期披星戴月，早朝晚退，昼夜不闲，亲自处理各种政务，肆父也治理得很好。巫马期向宓子询问其中的缘故。宓子说：“我的做法叫做使用人才，你的做法叫傲使用力气。使用力气的人当然劳苦，使用人才的人当然安逸。”宓子算得上君子了。使四肢安逸，耳目保全，心气平和，而官府的各种事务处理得很好，这是应该的了，他只不过使用正确的方法罢了。巫马期却不是这样。他损伤生命，耗费精气，手足疲劳，教令烦琐，尽管也治理得不错，但还未达到最高境界。

【开春论第一期贤】

【原文】

三曰：今夫龠蝉者，务在乎明其火、振其树而已。火不明，虽振其树，何益？明火不独在乎火，在於暗。当今之时，世暗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归之也，若蝉之走明火也。凡国不徒安，名不徒显，必得贤士。赵简子昼居，喟然太息曰：“异哉！吾欲伐卫十年矣，而卫不伐。”侍者曰：“以赵之大而伐卫之细，君若不欲则可也；君若欲之，请令伐之。”简子曰：“不如而言也。卫有士十人於吾所，吾乃且伐之，十人者其言不义也，而我伐之，是我为不义也。”故简子之时，卫以十人者按赵之兵，殁简子之身。卫可谓知用人矣，游十士而国家得安。简子可谓好从谏矣，听十士而无侵小夺弱之名。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闾而轼之，其仆曰：“君胡为轼？”曰：“此非段干木之闾欤？段干木盖贤者也，吾安敢不轼？且吾闻段干木未尝肯以己易寡人也，吾安敢骄之？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富乎义，寡人富乎财。”其仆曰：“然则君何不相之？”於是君请相之，段干木不肯受。则君乃致禄百万，而时往馆之。於是国人皆喜，相与诵之曰：“吾君好正，段干木之敬；吾君好忠，段干木之隆。”居无几何，秦兴兵欲攻魏，司马唐谏秦君曰：“段干木贤者也，而魏礼之，天下莫不闻，无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为然，乃按兵，辍不敢攻之。魏文侯可谓善用兵矣。尝闻君子之用兵，莫见其形，其功已成，其此之谓也。野人之用兵也，鼓声则似雷，号呼则动地，尘气充天，流矢如雨，扶伤舆死，履肠涉血，无罪之民，其死者量於泽矣，而国之存亡、主之死生犹不可知也。其离仁义亦远矣。

【译文】

如今以火照蝉的人，要做的事只在于弄亮火光、摇动树木罢了。火光不明，即使摇动那些树木，又有什么用处？弄亮火光，不仅在于火光本身，还在于黑暗的映衬。现在这个时候，社会黑暗到极点了，国君中如有能昭明自己德行的，天下的士人归附他，就象蝉奔向明亮的火光那样。凡国家都不会无缘无故地安定，国君的名声都不会无缘无故地显赫，一定要得到贤士才行。

赵简子白日闲坐，慨然长叹，说：“真是不寻常啊，我想伐卫已经有十年丁，可是卫国总是伐不成。”侍从的人说，“凭赵国这样的大国来伐卫国那样的小国，您要是不想伐它也就罢丁，您要是想这样做，只管立即动手就是丁。”赵简子说；“事情不象你说的那样啊，卫国有十位士人在我这里。我确实想伐卫，可是这十个人都说伐卫不义，如果我还硬去伐它，那我就是做不义的事了。”所以说，赵简子的时候，卫国用十个人就遏止了赵国的军队，直到简子去世。卫国可以算是懂得使用人才了。让十位士人出游赵国，国家就获得了安全。简子可以算是喜欢听从劝谏了，接受十位士人的意见，从而避免了侵夺弱小的坏名声。

魏文侯从段干木居住的里巷前经过，手扶车轼表示敬意。他的车夫说：“您为什么要挟轼致敬？”魏文侯；“这不是段千木住的里巷吗？段干木是个贤者呀，我怎么敢不致敬？而且我听说，段干木把操守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即使拿我的君位同他的操守相交换，他也绝不会同意，我怎么敢对他骄慢无礼呢？段干木是在德行上显耀，而我只是在地位上显耀，段干木是在道义上富有，而我只是在财物上富有。”他的车夫说。“既然如此，那么您为什么不让他敞国相呢？”于是魏文侯就请段干木做国相，段干木不肯接受这个职位。文侯就给了他丰厚的俸禄，并且时常到家里去探望他。于是国人都很高兴，共同吟咏道；“我们国君喜欢廉正，把段干木来敬重，我们国君喜欢忠诚，把段干木来推崇。”过了没多久，秦国出兵，想去攻魏，司马唐劝谏秦君说：“段干木是个贤者，魏国礼敬他，天下没有谁不知道，恐怕不能对魏国动兵吧？”秦君认为司马唐说得很对，于是止住军队，不再攻魏。魏文侯可以说是善于用兵了。曾听说君子用兵，没有人看见军队的举动，大功却已告成，恐怕说的就是魏文侯这种情况。鄙陋无知的人用兵，则是鼓声如雷，喊声动地，烟尘满天，飞箭如雨，扶救伤兵，抬运死尸，踩着尸体，踏着血泊，使无辜百姓尸横遍野。尽管这样，国家的存亡、君主的生死仍然不可料定。这种做法离仁义实在是太远了。

【开春论第一审为】

【原文】

四曰：身者，所为也；天下者，所以为也。审所以为，而轻重得矣。今有人於此，断首以易冠，杀身以易衣，世必惑之。是何也？冠，所以饰首也，衣，所以饰身也，杀所饰要所以饰，则不知所为矣。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伤生，刈颈断头以徇利，则亦不知所为也。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事以珠玉而不肯，狄人之所求者，地也。太王亶父曰：“与人之兄居而杀其弟，与人之父处而杀其子，吾不忍为也。皆勉处矣！为吾臣与狄人臣，奚以异？且吾闻之，不以所以养害所养。”杖策而去。民相连而从之，遂成国於岐山之下。太王亶父可谓能尊生矣。能尊生，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今受其先人之爵禄，则必重失之。生之所自来者久矣，而轻失之，岂不惑哉！韩魏相与争侵地。子华子见昭运釐侯，昭釐侯有忧色。子华子曰：“今使天下书铭於君之前，书之曰：‘左手攫之则右手废，右手攫之则左手废，然而攫之必有天下。’君将攫之乎？亡其不与？”昭釐侯曰：“寡人不攫也。”子华子曰：“甚善。自是观之，两臂重於天下也。身又重於两臂。韩之轻於天下远；今之所争者，其轻於韩又远。君固愁身伤生以忧之，戚不得也。”昭釐侯曰：“善。教寡人者众矣，未尝得闻此言也。”子华子可谓知轻重矣。知轻重，故论不过。中山公子牟谓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柰何？”詹子曰：“重生。重生则轻利。”中山公子牟曰：“虽知之，犹不能自胜也。”詹子曰：“不能自胜则纵之，神无恶乎！不能自胜而强不纵者，此之谓重伤。重伤之人无寿类矣。”

【译文】

自身的生命是目的，天下是用亲保养生命的凭借。弄清哪个是目的，哪个是凭借，二者的轻重位置就能摆恰当了。假如有这样一个人，为了换帽子而砍掉头颅，为了换衣服而残杀身躯，世上的人一定认为他胡涂。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帽子是用来打扮头部的，衣服是用来打扮身体的，残杀要打扮的头颅身躯以求得作打扮用的衣帽的完好，这就是不懂得自己的行动该以什么为目的了。世上的人趋向财利跟这种情形相似。他们危害身体，损伤生命，甚至不惜割断脖子、砍掉头颅来追求财利，这也是不懂得该以什么为目的。

太王亶父居于邠地，北方狄人攻打他。太王亶父用皮毛丝帛侍奉他们，狄人不接受，用珍珠美玉侍奉他们，狄人不应允。狄人所要的是土地。而如果为此同狄人争战，一定含使很多年轻人战死。太王亶父说：“跟人家的哥哥在一起，却使他的弟弟被杀，跟人家的父亲在一起，却使他的儿子被杀，我不忍心这样做。你们都好好在这里住下去吧，给我做臣民和给狄人做臣民有什么不同呢？而且我听说，不为用以养育民众的土地危害所养育的民众。”于是拄着手杖离开了邠。百姓们成群结队地跟着他，终于在岐山下又建起了国家。太王亶父可算是能够看重生命了。能够看重生命，即使富贵，也不因为供养丰足损害生命，即使贫贱，也不为了财利而拖累身体，假如人们继承了先人的官爵俸禄，一定舍不得失去。而生命的由来长久多了，人们却不把失去生命放在心上，达难道不是胡涂吗？

韩魏两国互相争夺侵占来的土地。子华子拜见韩昭釐侯，昭釐侯面有忧色。子华子悦：“假使现在天下人在您面前写下铭文，这样写道：‘左手抓取这篇铭文就砍击右手，右手抓取这篇铭文就砍去左手，但是抓取了就一定占有天下。’您是抓取呢，还是不抓取呢？”昭釐侯说：“我是不抓取的。”子华子说；“您说得很好。由此看来，两臂比天下重要。而身体又比两臂重要。韩国比天下次要得多，现在您争夺的土地又比韩国次要得多。您丢掉两臂占有天下尚且不愿去做，反倒要劳神伤生为得不到这些土地而忧虑，这恐怕是不得当的。”昭釐侯说；“好，教诲我的人已有很多了，但我从未听刘过这样的话。”子华子可说是知道轻重了。知道轻重，所以议论不犯错误。

中公子牟对詹子说：“我身居江海之上，可是心却在朝廷之中，该怎么办？”詹于说；“看重生命。看重生命就会轻视名利了。中山公子牟说：“虽然知道这个道理，还是不能克制自己。”詹子说；“不能克制自己就放纵它，这样，精神就没什么伤害了吧，不能克制自己又硬不放纵，这叫做双重损伤，双重损伤的人没有长寿的。”

【开春论第一爱类】

【原文】

五曰：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为仁。不仁於他物，独仁於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无不行也。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绩，所以见致民利也。贤人之不远海内之路，而时往来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以民为务故也。人主有能以民为务者，则天下归之矣。王也者，非必坚甲利兵选卒练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杀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众矣，而事皆不同，其当世之急，忧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公输般为高云梯，欲以攻宋。墨子闻之，自鲁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见荆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闻大王将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义犹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义，则曷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输般，天下之巧工也。已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请令公输般试攻之，臣请试守之。”於是公输般设攻宋之械，墨子设守宋之备。公输般九攻之，墨子九却之，不能入。故荆辍不攻宋。墨子能以术御荆免宋之难者，此之谓也。圣王通士，不出於利民者无有。昔上古龙门未开，吕梁未发，河出孟门，大溢逆流，无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尽皆灭之，名曰“鸿水”。禹於是疏河决江，为彭蠡之障，干东土，所活者千八百国。此禹之功也。勤劳为民，无苦乎禹者矣。匡章谓惠子曰：“公之学去尊，今又王齐王，何其到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击其爱子之头，石可以代之－－”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与？”“施取代之。子头，所重也；石，所轻也。击其所轻以免其所重，岂不可哉！”匡章曰：“齐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击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齐王而寿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爱子头也，何为不为？”民，寒则欲火，暑则欲冰，燥则欲湿，湿则欲燥。寒暑燥湿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岂一道哉！当其时而已矣。

【译文】

对其他物类仁爱，对人却不仁爱，不能算是仁，对其他物类不仁爱，只是对人仁爱，仍然算是仁。所谓仁，就是对自己的同类仁爱。所以仁德的人对于百姓，只要可以使他们得利，就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去做的。

神农的教令说：“男子如果有人正当成年却不种田，那么天下就会有人因此而挨饿，女子如果有人正当成年却不缉麻，那么天下就会有人因此而受冻。”所以神农自己亲自种田，妻子亲自缉麻，以此表示要为百姓谋利。贤人不嫌海内路途遥远，时来时往于君主的朝廷，并不是以此谋求私利，而是要努力为百姓谋利的缘故。国君如有能努力为百姓谋利益，那么天下就会归附他了。统一天下，并不一定要靠坚利的武器铠甲和经过挑选的精兵猛士，不一定非要毁坏人家的城郭杀戮人家的臣民。上古统一天下的人很多，他们的情形都不相同，但他们承担社会的急难，关心百姓的利益，消除百姓的祸害，这是相同的。

公输般制作高大的云梯，想用来进攻宋国。墨子听说这件事，从鲁国出发步行到楚国去。他撕了衣裳裹脚，日夜不停地走，一直走了十天十夜才到达郢都。墨子拜见楚王，说：“我是北方的鄙野之人，听说大王想进攻宋国，确实有这回事吗？”楚王说；“有，”墨子说：“您是认为一定能得到宋国才进攻它呢，还是即使得不到宋国并且要落下不义的名声仍要进攻它呢？”楚王说：“如果一定不能得到宋国而且有不义的名声，那么为什么还进攻它？”墨子说：“您说得很好。我认为您一定不能得到宋国。”楚王说，“公输般是天下最有名的巧匠，已经制作出进攻宋国的器械了。”墨子说：“请您让公输般试着攻一攻，我来试着守一守。”于是公输般设置攻宋的器械，墨子设置守宋的设备。公输般多次进攻，墨于多次把他打遇，公输般不能攻人城中，所以楚国不再进攻宋国。所谓墨子能够设法抵御楚国而解救宋国的危难，说的就是这件事。

圣明的君主和通达的士人，言行不出自为民谋利的人是没有的。上古时代，龙门山尚未开凿，吕粱山尚来打通，黄河从孟门山漫过，大水泛滥横流，不管丘陵、沃野、平原、高山，全都淹没，人们把它叫做“鸿水”。于是禹疏通黄河，导引长江，筑起彭蠡泽的堤防，使东方洪水消退，拯救的国家有一千八百多个。这是禹的功绩啊！为百姓辛苦操劳，没有比得上禹的了。

匡章对意子说；“您的学说主张废弃尊位，现在却尊齐王为王，为什么言行如此矛盾昵？”惠子说：“假如有这样一个人，迫不得已，一定得击打自己的爱子之头，而爱子之头又可以用石头代替——”匡章接过来说：“您是拿石头代替呢，还是不这样做呢？”惠子说：“我是要拿石头来代替爱子之头的。爱子之头是重要的，石头是轻贱的，击打轻贱之物使重要之物避免受害，为什么不可以呢？”匡章又问：“齐王用兵不休，攻战不止，是什么缘故呢？”惠子说：“因为这样做功效大的话可以称王天下，次一等也可以称霸诸侯。现在可以用尊齐王为王的方法使齐王罢兵，使百姓得以寿终，免于死亡，这正是用石头代替受子之头啊！为什么不去做呢？”百姓寒冷了就希望得到火，炎热了就希望得到冰，干燥了就希望潮湿些，潮湿了就希望干燥些。寒冷与炎热、干燥与潮湿互相对立，但它们在利于百姓方面是一样的。为民谋利岂止一种办法呢？只不过要适合时宜罢了。

【开春论第一贵卒】

【原文】

六曰：力贵突，智贵卒。得之同则速为上，胜之同则湿为下。所为贵骥者，为其一日千里也；旬日取之，与驽骀同。所为贵镞矢者，为其应声而至；终日而至，则与无至同。吴起谓荆王曰：“荆所有馀者，地也；所不足者，民也。今君王以所不足益所有馀，臣不得而为也。”於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皆甚苦之。荆王死，贵人皆来。尸在堂上，贵人相与射吴起。吴起号呼曰：“吾示子吾用兵也。”拔矢而走，伏尸插矢而疾言曰：“群臣乱王！”吴起死矣，且荆国之法，丽兵於王尸者尽加重罪，逮三族。吴起之智可谓捷矣。齐襄公即位，憎公孙无知，收其禄。无知不说，杀襄公。公子纠走鲁，公子小白奔莒。既而国杀无知，未有君，公子纠与公子小白皆归，俱至，争先入公家。管仲扞弓射公子小白，中钩。鲍叔御公子小白僵。管子以为小白死，告公子纠曰：“安之，公孙小白已死矣！”鲍叔因疾驱先入，故公子小白得以为君。鲍叔之智应射而令公子小白僵也，其智若镞矢也。周武君使人刺伶悝於东周。伶悝僵，令其子速哭曰：“以谁刺我父也？”刺者闻，以为死也。周以为不信，因厚罪之。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窎。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也。几至将所而後死。

【译文】

用力贵在突发，用智贵在敏捷。同样获得一物，速度快的为优，同样哉畦对手，拖延久的为劣。人们看重骐骥，是因为它能日行千里，如果走上十天才能到达，就与劣马相同了。人们看重利箭，是因为它能应声而至；如果整整一天才能到达，就跟没有达到目标结果相同了。

吴起对楚王说：“楚国有余的是土地，不足的是百姓。现在您想用本就不足的百姓作战来增加本就有余的土地，我是无法办到的。”于是下令显贵们迁居到荒无人烟的地方去。显贵们都深以为苦。楚王死了，显贵们都回到京城。楚王尸体停在堂上，显贵们共同射吴起。吴起高喊着说。“我让你们看看我怎样用兵！”拔下箭跑到堂上，趴在楚王尸体上，一面把箭插于王尸，一面大声说道：“臣子们作乱射王尸！”吴起虽说死了，而楚国的法律，武器碰到君王身体的都要处以重罪，连及三族。吴起用智可算是敏捷。

齐襄公即位，厌恶公孙无知，收回了他的禄位。无知很不高兴，杀死了襄公。公子纠投奔到鲁国，公子小白出逃到莒国。不久国内杀死了无知，齐国没有君主。公子纠与公子小白都动身回国，二人同时到达国内，争先入主朝廷。管仲开弓射公子小白，射中了衣带钩。鲍叔牙让公子小白仰面倒下去。管仲以为小白死了，告诉公子纠说；“从从容容地走吧，公子小白已经死了。”鲍叔牙乘机赶车快跑，首先进入朝廷，所以公子小白得以做国君。鲍叔牙机智地对付管仲射来的箭让公子小白仰面倒下，他用起智来象箭一样快啊！

周武君派人刹东周刺杀伶悝。伶悝仰面倒下，让他的儿子赶快装哭，边哭边说；“这是谁刺杀了我的父亲啊？”行刺的人听到哭声，以为伶悝已经死了。周武君认为刺客的话不诚实，于是重重地治了他的罪。

赵国进攻中山。中山国有个力士叫吾丘鸩，穿着铁甲，拿着铁杖作战。打到什么，什么就被打碎，冲向哪里，哪里就被冲垮。举起车来投击敌方的战车，举起人来投击敌方的将士。尽管几乎打到赵军主帅所在之处，也还是被杀死了。

谢选骏指出：《开春论》与其说是论，不如说是注解，搜罗了一些历史故事，很像马克思《资本论》附录《剩余价值学说史》那样，是一些文献卡片的摘录。可笑的是，“剩余价值”这个学说，并非马克思发明的。书商广告说“《剩余价值学说史：《资本论》第四卷(套装全三册)》依据原著者马克思原来的计划是《资本论》第三卷。恩格斯后来曾计划把它编成《资本论》第四卷。最后考茨基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为书名编成出版时，是和《资本论》一样包含三巨卷。”——我看仿佛这样一说，马克思就发明了剩余价值学说。真是掩耳盗铃之至。

【【慎行论第二慎行】】

【原文】

一曰：行不可不孰。不孰，如赴深溪，虽悔无及。君子计行虑义，小人计行其利，乃不利。有知不利之利者，则可与言理矣。荆平王有臣曰费无忌，害太子建，欲去之。王为建取妻於秦而美，无忌劝王夺。王已夺之，而疏太子。无忌说王曰：“晋之霸也，近於诸夏；而荆僻也，故不能与争。不若大城城父而置太子焉，以求北方，王收南方，是得天下也。”王说，使太子居于城父。居一年，乃恶之曰：“建与连尹将以方城外反。”王曰：“已为我子矣，又尚奚求？”对曰：“以妻事怨，且自以为犹宋也。齐晋又辅之。将以害荆，其事已集矣。”王信之，使执连尹，太子建出奔。左尹郄宛，国人说之。无忌又欲杀之，谓令尹子常曰：“郄宛欲饮令尹酒。”又谓郄宛曰：“令尹欲饮酒於子之家。”郄宛曰：“我贱人也，不足以辱令尹。令尹必来辱，我且何以给待之？”无忌曰：“令尹好甲兵，子出而寘之门，令尹至，必观之己，因以为酬。”及飨日，惟门左右而置甲兵焉。无忌因谓令尹曰：“吾几祸令尹。郄宛将杀令尹，甲在们矣。”令尹使人视之，信。遂攻郄宛，杀之。国人大怨．动作者莫不非令尹。沈尹戍谓令尹曰：“夫无忌，荆之谗人也。亡夫太子建，杀连尹奢，屏王之耳目。今令尹又用之杀众不辜，以兴大谤，患几及令尹。”令尹子常曰：“是吾罪也，敢不良图？”乃杀费无忌，尽灭其族，以说其国。动而不论其义，知害人而不知人害己也，以灭其族，费无忌之谓乎！崔杼与庆封谋杀齐庄公。庄公死，更立景公，崔杼相之。庆封又欲杀崔杼而代之相，於是扌豕崔杼之子，令之争後。崔杼之子相与私哄。崔杼往见庆封而告之。庆封谓崔杼曰：“且留，吾将兴甲以杀之。”因令卢满嫳兴甲以诛之。尽杀崔杼之妻子及枝属，烧其室屋，报崔杼曰：“吾已诛之矣。”崔杼归，无归。因而自绞也。庆封相景公，景公苦之。庆封出猎，景公与陈无宇、公孙灶、公孙虿诛封。庆封以其属斗，不胜，走如鲁。齐人以为让，又去鲁而如吴，王予之朱方。荆灵王闻之，率诸侯以攻吴，围朱方，拔之。得庆封，负之斧质，以徇於诸侯军，因令其呼之曰：“毋或如齐庆封，弑其君而弱其孤，以亡其大夫。”乃杀之。黄帝之贵而死，尧舜之贤而死，孟贲之勇而死，人固皆死，若庆封者，可谓重死矣。身为戮，支属不可以见，行忮之故也。凡乱人之动也，其始相助，後必相恶。为义者则不然，始而相与，久而相信，卒而相亲，後世以为法程。

【译文】

行动不可不深思熟虑。不深思熟虑，就会象奔向深谷，即使后悔也来不及。君子谋划行动时考虑道义，小人谋划行动时期求利益，结果反而不利。假如有人懂得不谋求利益实际上就包含着利益，那么就可以跟他谈论道义了。

楚平王有个臣子叫费无忌，嫉恨太子建，想除掉他。平王为太子建从秦国娶了个妻子，长得很美，费无忌就鼓动平王强占为己有。平王强占这个女子以后，就疏远了太子。费无忌又劝平王说：“晋国称霸，是因为靠近华夏各国，而楚国地域偏远，所以不能同晋国争霸。不如大建城父，把太子安置在那里，以谋求北方各国的尊奉，您自己收取南方各国这样就能得到天下了。”平王很高兴，使太子居住在城父。过了一年，费无忌又诋毁太子建说：“太子建和连尹伍奢将凭借方城以外作乱。”平王说。“他已经做了我的太子了，还谋求什么？”费无忌回答说。“他固为娶妻的事怨恨您，而且自以为就象宋国这样的独立小国一样。齐国和晋国又帮助他。他将要以此危害楚国，事情肯定要成功了。”平王相信了费无忌的话，派人逮捕了连尹伍奢。太子建出逃到国外。左尹郄宛很得国人爱戴，费无忌又想杀掉郄宛。他对令尹子常说：“郄宛想请令尹您喝酒。”又对郄宛说：“令尹想到你家来喝酒。”郄宛说：“我是个卑贱的人，不值得令尹光临。假如令尹一定屈尊光临，我该拿什么酬报他、招待他呢？”费无忌说。“令尹喜欢铠甲兵器，你把这些东西搬出来放在门口，令尹来了一定会观赏它们，你就乘势把这些东西作为礼物进献给他。”等到宴享这天，郄宛把门口两旁用帷幕遮起来，把铠甲兵器放在里边。费无忌于是对令尹说。“我差一点害了您。郄宛想杀您，已经把铠甲兵器藏在门口了。”令尹派人去察看，真是这样。于是派兵进攻郄宛，杀死了他。国人非常痛恨令尹，卿大夫没有一个人不指责他。沈尹戍对令尹说；“费无忌是楚国的谗谀小人，使太子建出亡，连尹伍奢被杀，掩蔽国君的耳目。现在您又听信他的话杀害无辜的人们，从而招致了各种严厉的指责，祸害很快就会来到您身上。”令尹子常说；“这是我的罪过，怎么敢不好好地想法对付呢？”于是就杀死了费无忌，并把他的宗族全部诛灭，取此取悦于国人。做事情不讲道义，只知道害别人却不知道别人也会害自己致使宗族被诛灭，指的就是费无忌吧！

崔杼和庆封合谋杀死了齐庄公。庄公死后，二人另立景公为君，由崔杼给他做相。庆封又想杀掉崔杼，自己代他为相。于是就挑拨崔杼的儿子们，让他们争夺做后嗣的资格。崔杼的儿子们私自争斗起来。崔杼去见庆封，告诉他这件事。庆封对崔杼说：“你姑且留在这里，我将派兵去把他们杀掉。”于是派了卢满嫳起兵去诛杀他们。卢满嫳把崔杼的妻儿老小以及宗族亲属全部杀光，烧了他的房屋住宅，回报崔杼说：“我已经把他们杀死了。”崔杼回去，已经无家可归，因而自缢而死。庆封做了齐景公的相，景公深以为苦。庆封外出打猎，景公乘机与陈无宇、公孙灶、公孙虿起兵讨伐庆封。庆封率领自己的家丁同景公交战，未能取胜，就逃到鲁国。齐国就这件事责备鲁国。庆封又离开鲁国去吴国，吴王把朱方邑封给了他。楚灵王听说了，就率领诸侯进攻吴国，包围朱方，攻占了它。灵王俘获了庆封，让他背着斧质在诸侯军中遛行示众，并让他喊道：“不要象齐国庆封那样，杀害他的君主，欺凌丧父的新君，强迫大夫盟誓！”然后才杀死了他。黄帝那样尊贵，最后也要死亡，尧舜那样贤圣，最后也要死亡，孟贲那样勇武，最后也要死亡，人本来都要死亡，但象庆封这样的人，受尽凌辱而死，可以说是死而又死了。自己被杀，宗族亲属也不能保全，这是嫉妒别人的缘故。

太凡邪恶的小人做事，开始的时候互相帮忙，而到后来一定互相憎恶。坚守道义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开始时互相帮助，时间越长越互相信任，最后更是互相亲近。后代把这种做法当作准则。

【慎行论第二无义】

【原文】

二曰：先王之於论也极之矣。故义者，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不及则不知，不知趋利。趋利固不可必也。公孙鞅、郑平、续经、公孙竭是已。以义动则无旷事矣，人臣与人臣谋为奸，犹或与之，又况乎人主与其臣谋为义，其孰不与者？非独其臣也，天下皆且与之。公孙鞅之於秦，非父兄也，非有故也，以能用也。欲堙之责，非攻无以。於是为秦将而攻魏。魏使公子卬将而当之。公孙鞅之居魏也，固善公子卬。使人谓公子卬曰：“凡所为游而欲贵者，以公子之故也。今秦令鞅将，魏令公子当之，岂且忍相与战哉？公子言之公子之主，鞅请亦言之主，而皆罢军。”於是将归矣，使人谓公子曰：“归未有时相见，愿与公子坐而相去别也。”公子曰：“诺。”魏吏争之曰：“不可。”公子不听，遂相与坐。公孙鞅因伏卒与车骑以取公子卬。秦孝公薨，惠王立，以此疑公孙鞅之行，欲加罪焉。公孙鞅以其私属与母归魏，襄疵不受，曰：“以君之反公子卬也，吾无道知君。”故士自行不可不审也。郑平於秦王，臣也；其於应侯，交也。欺交反主，为利故也。方其为秦将也，天下所贵之无不以者，重也。重以得之，轻必失之。去秦将，入赵魏，天下所贱之无不以也，所可羞无不以也。行方可贱可羞，而无秦将之重，不穷奚待？赵急求李欬。李言、续经与之俱如卫，抵公孙与。公孙与见而与入。续经因告卫吏使捕之。续经以仕赵五大夫。人莫与同朝，子孙不可以交友。公孙竭与阴君之事，而反告之樗里相国，以仕秦五大夫。功非不大也，然而不得入三都，又况乎无此其功而有行乎！

【译文】

先王对于事理论述得非常透彻了。义是各种事情的开端，是一切利益的本源，这是才智平庸的人认识不到的。认识不到就不明事理，不明事理就会追求私利。追求私利的做法肯定是靠不住的。公孙鞅、郑平，续经、公孙竭等人的情形就是这样。根据道义去行动就不会有做不成的事情了。臣子与臣子谋划做坏事，尚且有人赞同，又何况国君和他的臣子谋划施行道义，还会有谁不赞同呢？不只是臣子们赞同，天下的人都将赞同他。

公孙鞅对于秦王来说，并不是宗亲，并没有旧谊，只是凭着才能被任用的。他要对秦国尽职，除了进攻别的国家没有其他办法。于是公孙鞅就为泰国统兵进攻魏国。魏国派公子卬率兵抵御他。公孙鞅在魏国时，原本和公子卬很要好。他派人对公子卬说：“我所以出游并希望显贵，都是为了公子您的缘故。现在秦国让我统兵，魏国让公子同我相拒，我们怎么忍心互相交战呢？请公子向公子的君主报告，我也向我的君主报告，让双方都罢兵。”双方都准备回师的时候，公孙鞅又派人对公子卬说；“回去以后再也无日相见希望同公子聚一聚再离别。”公于说：“好吧。”魏国的军校们谏诤说：“不能这样做。”公子卬不听。于是两人相聚叙旧，公孙鞅乘机埋伏下步卒车骑俘虏了公子卬。秦孝公死后，惠王即位，因为这件事而怀疑公孙鞅的品行，想加罪于公孙鞅。公孙鞅带着自己的家众与母亲回魏国去，魏国大臣襄疵不接纳，说：“因为您对公子卬背倍弃义，我无法了解您。”所以，士人对自己的行为不可不审慎。

郑平对秦王来说是臣子，对应侯来说是朋友。他欺骗朋友，背叛君主，是因为追求私利的缘故。当他做秦将的时候，天下认为尊贵显耀的事情没有一件不能做，这是因为他位尊权重。靠位尊权重得到的东西，权去身轻时一定要丧失。邯平离开秦将的地位，进入赵国和魏国以后，天下认为轻贱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做，天下认为羞耻的事情没有一件不做，行为降至可贱可耻一流，又没有做秦将的重极高位，不潦倒还等什么？

赵国紧急搜捕李教，李言、续经跟他一起去卫国投奔公孙与。公孙与会见并同意接纳他们。续经乘机向卫国官员告发了这件事，让他们逮捕了李数。续经靠这个在赵国做了五大夫。人们没有谁愿意跟他同朝为官，就连他的子孙也交不到朋友。

公孙竭参与阴君之事，却又反过来向相国樗里疾告发，靠这个在秦做了五大夫。他的功劳并不是不大，但却为人们所鄙夷不能进人赵、卫、魏三国国都。公孙竭告密立功尚且如此，又何况没有这种功劳却有他那样行为的人昵！

【慎行论第二疑似】

【原文】

三曰：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剑者之所患，患剑之似吴干者；贤主之所患，患人之博闻辩言而似通者。亡国之主似智，亡国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圣人之所加虑也，故墨子见歧道而哭之。周宅酆、镐，近戎人。与诸侯约：为高葆祷於王路，置鼓其上，远近相闻。即戎寇至，传鼓相告，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当至，幽王击鼓，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说，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数击鼓，诸侯之兵数至而无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击鼓，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於丽山之下，为天下笑。此夫以无寇失真寇者也。贤者有小恶以致大恶，褒姒之败，乃令幽王好小说以致大灭。故形骸相离，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东徙也，秦襄晋文之所以劳王劳而赐地也。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侄昆弟之状，邑丈人有之市而醉归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状，扶而道苦之。丈人归，酒醒，而诮其子曰：“吾为汝父也，岂谓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触地曰：“孽矣！无此事也。昔也往责於东邑，人可问也。”其父信之，曰：“嘻！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尝闻之矣。”明日端复饮於市，欲遇而刺杀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剑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杀于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为御，尧为左，禹为右，入於泽而问牧童，入於水而问渔师，奚故也？其知之审也。夫孪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识之，知之审也。

【译文】

让人深感迷惑的，一定是相似的事物。玉工所忧虑的，是象玉一样的石头，相剑的人所忧虑的，是象吴干一样的剑，贤明的君主所忧虑的，是见闻广博、能言善辩象是通达事理的人。亡国的君主好象很聪明，亡国的臣子好象很忠诚。相似的事物，是愚昧的人深感迷惑、圣人也要用心思索的，所以墨子才看见歧路为之哭泣。

周建都于丰、镐，靠近戎人。和诸侯约定。在大路上修筑高大的土堡，上面设置大鼓，使远近都能听到鼓声。如果戎兵入侵，就由近及远击鼓传告，诸侯的军队就都来援救天子。戎兵曾经入侵，周幽王击鼓，诸侯军队都如约而至，褒嫩看了非常高兴，很喜欢幽王这种做法，幽王希望看到褒姒的笺靥，于是屡屡击鼓，诸侯的军队多次到来，却没有敌兵。到后来戎兵真的来了，幽王击鼓，但诸接的军队不再到来，幽王于是被杀死在骊山之下，为天下人耻笑。这是因为没有敌寇乱击鼓而误了真的敌寇啊！贤明的人有小的过失尚且会招致大的灾祸，叉何况不肖的人呢？褒姒败坏国事，是让幽王喜好无足轻重的欢乐而导致杀身亡国。所以幽王身首分离，三公九卿出逃。这也是褒姒所以身死，平王所以东迁的原因，是秦襄公、晋文侯所以起兵勤王、被赐以土地的原因。

梁国北部有个黎丘乡，那里有个奇鬼，善于模仿人的子孙兄弟的样子。乡中有个老者到市上去，喝醉了酒往家走，黎丘奇鬼模仿他儿子的样子，搀扶他回家，在路上苦苦折磨他。老者回到家里，酒醒以后责问他的儿子说：“我作为你的父亲，难道能说不慈爱吗？我喝醉了，你在路上苦苦折磨我，这是为什么？”他的儿子哭着以头碰地说：“您遇到鬼怪了！没有这回事呀！昨天我去东多讨债，这是可以问别人的。”父亲相信了儿子的话，说。“噢，这一定是那个奇鬼作怪了！我本来就听人说起过它。”第二天老者特意又到市上饮酒，希望再次遇见奇鬼，把它杀死。天刚亮就到市上去，又喝醉了，他的儿子怕父亲回不了家，就去接他。老者望见儿子，拔剑就刺。老者的思想被象他儿子的奇鬼所迷惑，而杀死了自己的真儿子。那些被象是贤士的人所迷惑的人，错过了真正的贤士，这种思想正象黎丘老者一样啊！

对于令人疑惑的相似的现象，不能不审察清楚。审察这种现象，一定要找适当的人。即使舜做车夫，尧做主人，禹做车右，进入草泽也要问牧童，到了水边也要阅渔夫。什么缘故呢？固为他们对情况了解得清楚。孪生子长得很相象，但他们的母亲总是能够辨认，这是因为母亲对他们了解得清楚。

【慎行论第二壹行】

【原文】

四曰：先王所恶，无恶於不可知。不可知，则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际败矣。十际皆败，乱莫大焉。凡人伦，以十际为安者也，释十际则与麋鹿虎狼无以异，多勇者则为制耳矣。不可知，则知无安君、无乐亲矣，无荣兄、无亲友、无尊夫矣。强大未必王也，而王必强大。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与其利。非强大则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则不足以禁也，其利不利则不足以劝也，故贤主必使其威利无敌。故以禁则必止，以劝则必为。威利敌，而忧苦民、行可知者王，威利无敌，而以行不知者亡。小弱而不可知，则强大疑之矣。人之情不能爱其所疑，小弱而大不爱，则无以存。故不可知之道，王者行之，废；强大行之，危；小弱行之，灭。今行者见大树，必解衣悬冠倚剑而寝其下。大树非人之情亲知交也，而安之若此者，信也。陵上巨木，人以为期，易知故也。又况於士乎？士义可知故也，则期为必矣。又况强大之国？强大之国诚可知，则其王不难矣。人之所乘船者，为其能浮而不能沈也。世之所以贤君子者，为其能行义而不能行邪辟也。孔子卜，得贲。孔子曰：“不吉。”子贡曰：“夫贲亦好矣，何谓不吉乎？”孔子曰：“夫白而白，黑而黑，夫贲又何好乎？”故贤者所恶於物，无恶於无处。夫天下之所以恶，莫恶於不可知也。夫不可知，盗不与期，贼不与谋。盗贼大奸也，而犹所得匹偶，又况於欲成大功乎？夫欲成大功，令天下皆轻劝而助之，必之士可知。

【译文】

先王所厌恶的，莫过于言行不可察知。不可察知，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各自的界限就要被破坏。十者的界限都遭到破坏，祸乱没有比这再大的。大凡人与人之闻的伦理关系，是靠十者的界限保持安定的。舍弃这些界限，人和麋鹿虎狼就没什么区别了，勇悍多力的人就会辖制别人了。不可察知，就没有人安定国君了，没有人取悦父母了，没有人敬重兄长了，没有人亲近朋友了，没有人尊敬丈夫了。

国家强大不一定能够统一天下，但统一天下一定要强大才行。统一天下的人赖以成功的是什么呢？是凭借他的威势和给人的利益。国家不强大，他的威势就不能使人敬畏，他的利益就不能给人好处，威势不能使人敬畏，就不足禁止人们为恶，利益不能给人好处．就不足“鼓励人们行善。所以贤明的君主一定要使自己的威势和给人的利益都无可匹敌。因此，用以禁止，人们就一定住手；用以鼓动，人们就一定去做。威势和利益彼此相当，那么为百姓忧虑辛劳、言行诚信可知的人就会统一天下；威势和利益无可匹敌，但言行不可察知，这样的人就会灭亡。国家弱小而又不可察知，强大的国家就会猜疑它了。人之常情，不能爱自己猜疑的人，国家弱小而又不被大国喜爱，就没有办法生存。所以，言行让人不可察知的做法，统治天下的人实行它就会衰落，强大的国家实行它就会危险，弱小的国家实行它就会灭亡。

行路的人看见大树，就一定会来到树下，脱下衣服，挂上帽子，把宝剑靠在树边，躺在树下休息。大树并不是人们的亲朋好友，但人们却对它如此放心，是因为大树可以信赖。高山上的大树，人们常用来做为约会之处，是因为它容易看到的缘故。树木尚且如此，又何况士人呢！士人的道义如果诚信可知，那么他为人所瞩目就是必然的了。士人尚且如此，又何况强大的国家呢！强大的国家如果确实诚信可知，那么它统一天下就不难了。

人们所以乘船，是周为它能浮在水上而不会沉下去；世间所以敬重君子，是因为他能实行信义而不会做邪恶的事。孔子占卜，得剜贲卦。孔子说：“不吉利。”子贡说：“贲卦也很好了，为什么说不吉利呢？”孔子说：“白就应该是白，黑就应该是黑，贲卦赶驳不纯，又好在哪里呢？”所以贤者对于事物，所厌恶的莫过于它不可辨察审度。

天下所厌恶的，莫过于不可察知。一个人如果不可察知，就连窃贼也不约他结伙，就连强盗也不与他谋议。窃贼强盗是非常邪恶的人，尚且要找合适的伙伴，又何况打算成就大功的人呢！打算成就大功，让天下人都竞相努力来帮助自己的，一定要依赖于世士的诚信可知。

【慎行论第二求人】

【原文】

五曰：身定、国安、天下治，必贤人。古之有天下也者七十一圣，观於《春秋》，自鲁隐公以至哀公十有二世，其所以得之，所以失之，其术一也：得贤人，国无不安，名无不荣；失贤人，国无不危，名无不辱。先王之索贤人，无不以也。极卑极贱，极远极劳。虞用宫之奇、吴用伍子胥之言，此二国者，虽至於今存可也。则是国可寿也。有能益人之寿者，则人莫不愿之；今寿国有道，而君人者而不求，过矣。尧传天下於舜，礼之诸侯，妻以二女，臣以十子，身请北面朝之：至卑也。伊尹，庖厨之臣也；傅说，殷之胥靡也，皆上相天子：至贱也。禹东至榑木之地，日出九津，青羌之野，攒树之所，扌昬天之山，鸟谷、青丘之乡，黑齿之国；南至交址、孙朴续樠之国，丹粟漆树沸水漂漂九阳之山，羽人、裸民之处，不死之乡；西至三危之国，巫山之下，饮露吸气之民，积金之山，其肱、一臂、三面之乡；北至人正之国，夏海之穷，衡山之上，太戎之国，夸父之野，禺强之所，积水、积石之山。不有懈堕，忧其黔首，颜色黎黑，窍藏不通，步不相过，以求贤人，欲尽地利：至劳也。得陶、化益、真窥、横革、之交五人佐禹，故功绩铭乎金石，著於盘盂。昔者尧朝许由於沛泽之中，曰：“十日出而焦火不息，不亦劳乎？夫子为天子，而天下已治矣，请属天下於夫子。”许由辞曰：“为天下之不治与？而既已治矣。自为与？啁噍巢於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於河，不过满腹。归已，君乎！恶用天下？”遂之箕山之下，颍水之阳，耕而食，终身无经天下之色。故贤主之於贤者也，物莫之妨，戚爱习故不以害之，故贤者聚焉。贤者所聚，天地不坏，鬼神不害，人事不谋，此五常之本事也。皋子，众疑取国，召南宫虔、孔伯产而众口止。晋人欲攻郑，令叔向聘焉，视其有人与无人。子产为之诗曰：“子惠思我，蹇裳涉洧，子不我思，岂无他士！”叔向归曰：“郑有人，子产在焉，不可攻也。秦、荆近，其诗有异心，不可攻也。”晋人乃辍攻郑。孔子曰：“《诗》云：‘无竞惟人。’子产一称而郑国免。”

【译文】

要使自身安定，国家安宁、天下太平，必须依靠贤人。古代治理天下的共有七十一位圣王，从《春秋》看，自鲁隐公到鲁哀公共十二代，在这期间，诸侯获得君位和失去君位，其道理是一样的：得到贤人，国家没有不安定的，名声没有不显荣的，失去贤人，国家没有不危险的，名声没有不耻辱的。

先王为了寻求贤人，是无所不做的：他们可以对贤人极其谦卑，可以举用极为卑贱的人，可以到极远的地方去，可阻付出极大的辛劳。假如虞国采用宫之奇的意见，吴国采用伍子胥的意见，这两个国家存在到今天也是可能的。由此看来，国运是可以使之长久的。如果有人能延长人的寿命，那么人们没有人不愿意；现在有办法使国运长久，而做君主的却不去努力寻求，这就错了。

尧把天下传给舜，在诸侯面前礼敬他，把两个女儿嫁给他，让自己的十个儿子给他做臣属，自己要求以臣子身分朝拜他；这是把自己降到最低下的地位了。伊尹是在厨房中服役的奴隶，傅说是殷商的刑徒，两个人都做了天子之相：这是举用最卑贱的人了。禹东行到达樽木之地，太阳升起的九津之山，青羌之野，林术茂密之处，耸人云天之山，鸟谷青丘之国，黑齿之国，南行到达交耻，孙朴续椭之国，盛产丹砂、生长漆树、泉水喷涌的九阳之山，羽人、裸民之国，不死之国，西行到达三危之国，巫山之下，故露暖气之民所居之处，积金之山，奇肱、一臂、三面之国：北行到达人正之国，_人海之滨，断山之上，犬戎之国，夸父逐日之野，禺强居住之所，积水、积石之山。他四处奔走，毫不懈怠，为百姓忧虑，面色黧黑，周身不适，步履艰难，去寻求贤人，想要充分发挥土地的效益：这是辛劳到极点了。结果得到皋陶，怕益、直成、横革、之交五人为佐，所以功绩刻于金石，书予盘盂，流传后世。

从前尧到大泽之中拜见许由，说。“十个太阳都出来了，火把却还不熄灭，不是徒劳吗？您来做天子，天下一定能够大治，我愿把天下交给您治理。”许由推辞说：“这是为什和呢？要说是因为天下还不太平吧，可如今天下已经太平了；说是为了自己吧，须知鹤鹩在树林中筑巢，树木再多，自己也只不过占据一棵树枝；鼹鼠到河里喝水，河水再多，自己也只不过喝饱肚皮。您回去吧！我哪里用得着天下？”说罢，就去箕山脚下、颖水北岸种田为生，终生也没有过问天下的表示。所以贤明的君主任用贤者，不因外界事物使它受到妨害，不因亲人、爱幸、近习，故旧使之受到破坏，因而贤者聚集到他这里来。贤者所聚之处，天地不会降灾，鬼神不会作祟，人们不去谋算。这是五教的根本。

人们怀疑皋子窃国，皋子把贤者南官虔、孔伯产召来，人们就停止了议论。

晋君想进攻郑国，派叔向到郑国聘问，借以察看郑国有没有贤人。子产对叔向诵诗说：“如果你心里思念我，就请提起衣服涉过洧河，如果你不再把我思念，难道我没有其他伴侣可选？”叔向回到晋国，说：“郑国有贤人，那里有子产在，进攻不得。郑国跟秦国楚国临近，子产赋的诗又流露出二心，郑国攻不得。”晋国于是停止攻郑。孔子说：“《诗经》上说：‘国家强大完全在于有贤人’，子产只是诵诗一首，郑国就免遭灾难！．”

【慎行论第二察传】

【原文】

六曰：夫得言不可以不察。数传而白为黑，黑为白。故狗似玃，玃似母猴，母猴似人，人之与狗则远矣。此愚者之所以大过也。闻而审，则为福矣，闻而不审，不若无闻矣。齐桓公闻管子於鲍叔，楚庄闻孙叔敖於沈尹筮，审之也。故国霸诸侯也。吴王闻越王句践於太宰嚭，智伯闻赵襄子於张武，不审也，故国亡身死也。凡闻言必熟论，其於人必验之以理。鲁哀公问於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孔子曰：“昔者舜欲以乐传教於天下，乃令重黎举夔於草莽之中而进之，舜以为乐正。夔於是正六律，和五声，以通八风，而天下大服。重黎又欲益求人，舜曰：‘夫乐，天地之精也，得失之节也，故唯圣人为能和。乐之本也。夔能和之以平天下，若夔者一而足矣。’故曰‘夔一足’，非‘一足’也。”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於宋君。宋君令人问之於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於井中也。”求能之若此，不若无闻也。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至於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辞多类非而是，多类是而非。是非之经，不可不分。此圣人之所慎也。然则何以慎？缘物之情及人之情以为所闻，则得之矣。

【译文】

听到传闻不可不审察清楚。多次辗转相传，白的就成了黑的，黑的就成了白的。狗象玃，玃象母猴，母猴象人，但是人和狗就差远了。这是愚蠢的人造成大误的原因。

听到传闻如果加以审察，就会带来好处，听到传闻如果不加审察，就不如没有听到。齐桓公从鲍叔那里听到关于管仲的情况，楚庄王从沈尹篮那里听到关于孙叔敖的情况，听到以后加以审察，所以称霸诸侯，吴王夫差从太宰嚭那里听到关于越王勾践的议论，智伯从张武那里听到关于赵襄子的议论，听到以后不加审察，所以国破身亡。

凡是听到传闻一定要深人考察，关于人的传闻一定要用事理加以验证。鲁哀公问孔子说：“听说舜的乐正夔只有一只脚，是真的吗？”孔子说：“从前舜想利用音乐把教化传布到天下，于是让重黎把夔从民间选拔出来，进荐给君主。舜任用他为乐正。于是夔正定六律，和谐五声，以调和八风，因而天下完全归服。重黎还想多找些象夔这样的人，舜说：‘音乐是天地之气的精华，政治得失的关键，所以只有圣人才能使音乐和谐，而和谐是音乐的根本。夔能使昔乐和谐，以此安定天下。象夔这样的人，有一个就足够了。’所以说‘夔一足’，并不是说夔只有一只脚啊！”宋国的丁氏，家里没有井，要外出打水，经常有一个专人在外。等到他家挖了井，就告诉别人说：“我挖井得到一个人。”有人听到了，传言说；“丁氏挖井挖得一个人。”国人谈论这件事，让宋国国君昕到了，派人去问丁氏。丁氏说；“我是说得到一个人使唤，并不是从井里挖到一个人。”对传闻如果这样不得法地寻根究底，就不如没有听到。子夏到晋国去，路过卫国。听到有人读史书，说：“晋国军队三豕渡过黄河。”子夏说：“这是不对的。‘三豕’应是‘己亥’。‘己’和‘三’形体相近，‘豕’和‘亥’写法类似。”到了晋国一问，果然回答说晋国军队己亥这天渡过黄河。

言辞有很多似乎错误其实是正确的，也有很多似乎正确其实是错误的。正确和错误的界限，不能不分清。这是连圣人都要慎重对待的。那么怎样慎重对待呢？就是要顺着自然和人事的情理来考察听到的传闻，这样就可以得到真实的情况了。

谢选骏指出：《慎行论》讲的是在公议的压力之下，人们不得不谨言慎行，尤其是慎行。但是在我看来，谨言慎行和公议社会其实有一种内在的紧张，中国历史上，帝国时代出现的文字狱和党锢之祸，就是一种这种内在紧张所导致的剧烈冲突。最后的结果是玉石俱焚。

【【贵直论第三贵直】】

【原文】

一曰：贤主所贵莫如士。所以贵士，为其直言也。言直则枉者见矣。人主之患，欲闻枉而恶直言。是障其源而欲其水也，水奚自至？是贱其所欲而贵其所恶也，所欲奚自来？能意见齐宣王。宣王曰：“寡人闻子好直，有之乎？”对曰：“意恶能直？意闻好直之士，家不处乱国，身不见污君。身今得见王，而家宅乎齐，意恶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将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长而行之，王胡不能与野士乎，将以彰其所好耶？”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谨乎论於主之侧，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岂少哉？此贤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恶也。狐援说齐湣王曰：“殷之鼎陈於周之廷，其社盖於周之屏，其干戚之音在人之游。亡国之音不得至於庙，亡国之社不得见於天，亡国之器陈於廷，所以为戒。王必勉之！其无使齐之大吕陈之廷，无使太公之社盖之屏，无使齐音充人之游。”齐王不受。狐援出而哭国三日，其辞曰：“先出也，衣絺纻；後出也，满囹圄。吾今见民之洋洋然东走而不知所处。”齐王问吏曰：“哭国之法若何？”吏曰：“斮。”王曰：“行法！”吏陈斧质于东闾，不欲杀之，而欲去之。狐援闻而蹶往过之。吏曰：“哭国之法斮，先生之老欤？昏欤？”狐援曰：“曷为昏哉？”於是乃言曰：“有人自南方来，鲋入而鲵居，使人之朝为草而国为墟。殷有比干，吴有子胥，齐有狐援。已不用若言，又斮之东闾，每斮者以吾参夫二子者乎！”狐援非乐斮也，国已乱矣，上已悖矣，哀社稷与民人，故出若言。出若言非平论也，将以救败也，固嫌於危。此触子之所以去之也，达子之所以死之也。赵简子攻卫，附郭。自将兵，及战，且远立，又居於犀蔽屏橹之下。鼓之而士不起。简子投桴而叹曰：“呜呼！士之速弊一若此乎！”行人烛过免胄横戈而进曰：“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简子艴然作色曰：“寡人之无使，而身自将是众也，子亲谓寡人之无能，有说则可，无说则死！”对曰：“昔吾先君献公即位五年，兼国十九，用此士也。惠公即位二年，淫色暴慢，身好玉女，秦人袭我，逊去绛七十，用此士也。文公即位二年，厎之以勇，故三年而士尽果敢；城濮之战，五败荆人，围卫取曹，拔石社，定天子之位，成尊名於天下，用此士也。亦有君不能耳，士何弊之有？”简子乃去犀蔽屏橹，而立於矢石之所及，一鼓而士毕乘之。简子曰：“与吾得革车千乘也，不如闻行人烛过之一言。”行人烛过可谓能谏其君矣。战斗之上，桴鼓方用，赏不加厚，罚不加重，一言而士皆乐为其上死。

【译文】

贤主所崇尚的莫过于士人。之所以崇尚士人，是因为他们言谈正直。言谈正直，邪曲就会显现出来了。君主的弊病，在于想闻知邪曲却又厌恶正直之言，这就等于阻塞水源又想得到水，水又从何而至：这就等于轻贱自己想要得到的而尊尚自己所厌恶的，所要得到的又从何而来？

能意见齐宣王。宣王说：“我听说你喜好正直，有这样的事吗？”能意回答说：“我哪里能做到正直？找听说喜好正直的士人，家不居于政治混乱的国家，自己不见德行污浊的君主。如果我来见您，家又住在齐国，我哪里能算得上正直！”宣王生气地说：“真是个鄙野的家伙！”打算治他的罪。能意说：“我年轻时最好直言争辩，成年以后一直这样做，您为什么不能听取鄙野之士的言论，来彰明他们的爱好呢？”宣王于是赦免了他。象能意这样的人，如果让他在君主身边谨慎地议事，一定不会曲从君主。不曲从君主，君主得到的教益难道会少吗？这是贤明的君主所追求的，不肖的君主所厌恶的。

狐援劝齐滑王说：“殷商的九鼎被周摆放在朝廷，它的神社被周罩盖上庐棚，它的舞乐波被人们用在游乐中。亡国的音乐不准进入宗庙，它的神社不准见到天日，它的重器被摆放在朝廷，这些都是用来警戒后人的。您一定要好自为之啊！千万不要让齐国的大吕摆在别国的朝廷，不要让太公建起的神社被人罩盖上庐棚，不要让齐国的音乐充斥在别人的游乐之中。”齐王不听他的劝谏。狐援离开朝廷以后，为国家即将到来的灾难哭了三天，哭道：“先离开的，尚可穿布衣；后离开的，遭难满监狱。我马上就会看到百姓仓惶东逃，不知道在哪里安居。”齐王问狱官说：“国家太平无事却给它哭丧的，按法令该治什么罪？”狱官回答龇：“当斩。”齐王说：“照法令行事！”狱官把刑具摆在国都东门，不愿真的杀死狐援，只想把他吓跑。狐援听到这个消息，反倒自己趺跌撞撞地去见狱官。狱官说：“为国事痛哭的依法当斩，先生不知道吗？您这样做，是老胡涂了呢，还是头脑发昏呢？”狐援说：“怎么是发昏呢！”于是进一步说道；“有人从南方亲，进来时象鲫鱼那样恭顺谦卑，住下以后却象鲸鲵那样凶狠残暴，使别人朝廷变为草莽，国都变为废墟。殷商有个比干，吴国有个伍子胥，齐国有个狐援。既不听我的这些话，又要在东门把我杀掉，这是要把我向比干，伍子胥比并为三吧！”狐援并不是乐于被杀。国家太混乱了，君主太昏愦了，他哀怜国家和人民，所以才说这样的话。这些话并不是持平之论，因为想以此挽救国家的危亡，所以必定近于危言耸听。滑王不纳忠言却戮辱直士。这正是触子弃之而去的原因，也正是达子战败而死于齐难的原因。

赵简子进攻卫国，迫近了外城。他亲自统率军队，可是到了交战的时候，却站得远远的，躲在屏障和盾牌后面。简子击鼓，士率却动也不动。简子扔下鼓植感叹道。“哎！士卒变坏竟然快到这个地步！”行人烛过摘下头盔，横拿着戈走到他面前说：“只不过是您有些地方设能做到罢了，士卒有什么不好！”简子气得勃然变色，说：“我不委派他人而亲自统率逸些士卒，你却当面说我有些地方没能做到。你的话有理便罢，没理就治你死罪！”烛过回答说：“从前我们先君献公，即位五年就兼井了十九个国家，用的就是这样的士卒。惠公即位二年，纵情声色，残暴傲慢，喜好美女，秦人袭击我国，晋军绩逃到离绛城只有七十里的地方，用的也是这样的士卒。文公即位二年，以勇武砥砺士卒，所以三年之后士卒都变得非常坚毅果敢，城濮之战，五次打败楚军，围困卫国，夺取曹国，攻占石社，安定天子的王位，显赫的名声扬于天下，用的还是这样的士卒。所以说只不过是您有些地方没能做对罢了，士卒有什么不好？”简子于是离开屏障和盾牌，站到弓箭石磐的射程以内，只击鼓一次士卒就全都登上了城墙。简子说：“与其让我获得兵车千辆，不如听到行人烛过一句话！”行人烛过可算得上能劝谏他的君主了。正当击鼓酣战之时，赏赐不增多，刑罚不加重，只说了一句话，就使士卒都乐于为长上效死。

【贵直论第三直谏】

【原文】

二曰：言极则怒，怒则说者危。非贤者孰肯犯危？而非贤者也，将以要利矣；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无贤者。无贤则不闻极言，不闻极言，则奸人比周，百邪悉起。若此则无以存矣。凡国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不知所以，虽存必亡，虽安必危。所以不可不论也。齐桓公、管仲、鲍叔、甯戚相与饮。酒酣，桓公谓鲍叔曰：“何不起为寿？”鲍叔奉杯而进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使管仲毋忘束缚而在於鲁也，使甯戚毋忘其饭牛而居於车下。”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与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则齐国之社稷幸於不殆矣！”当此时也，桓公可与言极言矣。可与言极言，故可与为霸。荆文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矰，以畋於云梦，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葆申曰：“先王卜以臣为葆，吉。今王得茹黄之狗，宛路之矰，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听朝。王之罪当笞。”王曰：“不谷免衣襁褓而齿於诸侯，愿请变更而无笞。”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废也。王不受笞，是废先王之令也。臣宁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诺。”引席，王伏。葆申束细荆五十，跪而加之于背，如此者再，谓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闻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变，痛之何益？”葆申趣出，自流於渊，请死罪。文王曰：“此不谷之过也，葆申何罪？”王乃变更，召葆申，杀茹黄之狗，析宛路之矰，放丹之姬。後荆国兼国三十九。令荆国广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极言之功也。

【译文】

臣下言谈尽情，君主就会发怒。君主发怒，劝谏的人就危险。除了贤明的人，谁肯去冒这危险？如果是不贤明的人，就要凭着进言谋求私利了。对于谋求私利的人来说，冒这危险有什么好处？所以不贤的君主身边没有贤人。没有贤人就听不到尽情之言，听不到尽情之言，奸人就会结党营私，各种邪说恶行就会一起产生。这样国家就无法生存了。凡是国家的生存，君主的平安，肯定是有原因的。不了解这个原因，即使目前生存也必定要灭亡，即使目前平安也必定遭遇危险。国存主安的原因是不可不察知的。

齐桓公、管仲、鲍叔牙、宁成在一起喝酒。喝得正高兴，桓公对鲍叔说。“何不起身敬酒祝寿？”鲍叔捧起酒杯敬酒，说；“希望您不要忘记逃亡在莒国的情景，希望管仲不要忘记被囚禁在鲁国的情景，希望宁成不要忘记自己喂牛住在车下的情景。”桓公离席对鲍叔再拜，说；“如果我和各位大夫能都不忘记您说的话，那么齐国的江山也许就不危险了！”在这个时候，桓公是可以尽情进言的了。正因为可以尽情进言，所以可以跟他一起成就霸业。

楚文王得到茹黄之狗和宽路之箭，就用它们到云梦泽打猎，三个月不回来。得到丹地的美女，纵情女色，整整一年不上朝听政。葆申说：“先王占卜让我做太葆，卦象吉利。如今您得到如黄之狗和宛路之箭，前去打猎，三个月不回来。得到丹地的美女，纵情女色，一年不上朝听政。您的罪应该施以鞭刑。”文王说：“我从离开襁褓就列位于诸侯，请您换一种刑法，不要鞭打我。”葆申说；“我敬受先王之命，不敢废弃。您不接受鞭刑，这是我废弃了先王之命。我宁可获罪于您，不能获罪于先王。”文王说：“遵命。”于是葆申拉过席子，文王伏在上面。葆申把五十根细荆条捆在一起，跪着放在文王的背上，再拿起来。这样反复做了两次，对文王说：“请您起来吧！”文王说。“同样是有了受鞭刑的名声，索性真的打我一顿吧！”葆申说：“我听说，对于君子，要使他心里感到羞耻，对于小人，要让他皮内觉得疼痛。如果让他感到羞耻仍不能改正，那么让他觉得疼痛又有什么用处？”葆申说完，快步离开了朝廷，自行流放到澡渊边上，请求文王治自己死罪。文王说；“这是我的过错，葆申有什么罪？”于是改弦更张，召回葆申，杀了茹黄之狗，折了宛路之箭，打发了丹地的美女。后来楚国兼并了三十九个国家。使楚国疆土广阔到这种程度，这是葆申的力量，是直言劝谏的功效。

【贵直论第三知化】

【原文】

三曰：夫以勇事人者，以死也。未死而言死，不论。以虽知之，与勿知同。凡智之贵也，贵知化也。人主之惑者则不然。化未至则不知；化已至，虽知之，与勿知一贯也。事有可以过者，有不可以过者。而身死国亡，则胡可以过？此贤主之所重，惑主之所轻也。所轻，国恶得不危？身恶得不困？危困之道，身死国亡，在於不先知化也。吴王夫差是也。子胥非不先知化也，谏而不听，故吴为丘墟，祸及阖庐。吴王夫差将伐齐，子胥曰：“不可。夫齐之与吴也，习俗不同，言语不通，我得其地不能处，得其民不得使。夫吴之与越也，接土邻境，壤交通属，习俗同，言语通，我得其地能处之，得其民能使之，越於我亦然。夫吴越之势不两立。越之於吴也，譬若心腹之疾也，虽无作，其伤深而在内也。夫齐之於吴也，疥癣之病也，不苦其已也，且其无伤也。今释越而伐齐，譬之犹惧虎而刺猏，虽胜之，其後患未央。”太宰嚭曰：“不可。君王之令所以不行於上国者，齐、晋也。君王若伐齐而胜之，徙其兵以临晋，晋必听命矣。是君王一举而服两国也，君王之令必行於上国。”夫差以为然，不听子胥之言，而用太宰嚭之谋。子胥曰：“天将亡吴矣，则使君王战而胜；天将不亡吴矣，则使君王战而不胜。”夫差不听。子胥两袪高蹶而出於廷，曰：“嗟乎！吴朝必生荆棘矣！”夫差兴师伐齐，战於艾陵，大败齐师，反而诛子胥。子胥将死，曰：“与吾安得一目以视越人之入吴也？”乃自杀。夫差乃取其身而流之江，抉其目，著之东门，曰：“女胡视越人之入我也？”居数年，越报吴，残其国，绝其世，灭其社稷，夷其宗庙。夫差身为禽。夫差将死，曰：“死者如有知也，吾何面以见子胥於地下？”乃为幎以冒面死。夫患未至，则不可告也；患既至，虽知之无及矣。故夫差之知惭於子胥也，不若勿知。

【译文】

以勇力侍奉别人的人，也就是以死侍奉别人。勇士没有死的时候谈论以死侍奉别人，人们不会了解，等到勇士真的死了以后，人们虽然已经了解了他，但为时已晚，和不了解是一样的。太凡智慧的可贵，就贵在能事先察知事物的变化上。君主中的胡涂人却不是这样，变化没有到来时惜然无知，变化出现后，虽然知道了却又为时已晚，和不知道是一样的。

事情有些是可以失误的，有些是不可以失误的。对于会导致身死国亡的大事，怎么能够失误呢！这是贤明的君主所重视的，胡涂的君主所轻忽的。轻忽这一点，国家怎么能不危险，自身怎么能不困厄？行于危险困厄之道，遭致身死国亡，在于不能事先察知事物的发展变化。吴王夫差就是这样。伍子胥并不是事先没有察知事物的变化，但他劝谏夫差而夫差不听，所以吴国成为废墟，殃及先君阖庐。

吴王夫差要伐齐国，伍子胥说：“不行。齐国和吴国习俗不同，言语不同，即使我们得到齐国的土地也不能居住，得到齐国的百姓也不能役使。而吴国和越国疆土毗邻，田地交错，道路相连，习俗一样，言语相通。我们得到越国的土地能够居住，得到越国的百姓能够役使。越国对于我国也是如此。吴越两国从情势上看不能并存。越国对于吴国如同心腹之疾，即使一时没有发作，但它造成的伤害严重而且处于体内。而齐国对于吴国只是癣疥之疾，不愁治不好，再说治不好也没什么妨害。现在舍弃越国去进攻齐国，这就象担心虎患却去猎杀野猪一样，虽然可能获胜，但后患无穷。”太宰豁说：“伍子胥的话不可听信。君王您的命令所以不能推行到中原各国，就是由于齐晋的缘故。君王如果进攻齐国弗战胜它，然后移兵，以大军压晋国国境，晋国一定会俯首听命。这是君王一举降服两个国家啊！这样，君王的命令一定可以在中原各国推行。”夫差认为太宰豁说得对，不听从子胥的意见，而采用了太宰船的计谋。伍子胥说；“上天如果想要灭亡吴国的话，就会让君王打胜仗；上天如果不想灭亡吴国的话，就会让君王打不了胜仗。”夫差不听。伍子胥提起衣服，迈着大步从朝廷中走了出去，说：“唉！吴国的朝廷一定耍生荆棘了！”夫整兴兵伐齐，和齐军在艾陵交战，把齐军打得大败。回来以后就杀伍子胥。伍子胥说；“我怎么才能留下一只眼睛看着越军入吴呢？”说完就自杀了。夫差把他的尸体投到江中冲走，把他的眼睛挖出来挂在国都的东门，说：“你怎么能看到越军侵入我的吴国？”过了几年，越人报复吴国，攻破了吴国的国都，灭绝了吴国的世系，毁灭了吴国的社稷，夷平了吴国的宗庙，夫差本人也被活捉。夫差临死时说；“死人如果有知的话，我在地下有什么脸面见子胥呢？”于是用巾盖上睑自杀了。胡涂的君主，祸患还没有到来时无法使他明白；祸患到来以后，他们虽然明白过来也来不及了。所以夫差死到临头才知道愧对伍子胥，这种知道就还不如不知道。

【贵直论第三过理】

【原文】

四曰：亡国之主一贯。天时虽异，其事虽殊，所以亡同者，乐不适也。乐不适则不可以存。糟丘酒池，肉圃为格，雕柱而桔诸侯，不适也。刑鬼侯之女而取其环，截涉者胫而视其髓，杀梅伯而遗文王其醢，不适也。文王貌受以告诸侯。作为璇室，筑为顷宫，剖孕妇而观其化，杀比干而视其心，不适也。孔子闻之曰：“其窍通则比干不死矣。”夏、商之所以亡也。晋灵公无道，从上弹人，而观其避丸也。使宰人臑熊蹯，不熟，杀之，令妇人载而过朝以示威，不适也。赵盾骤谏而不听，公恶之，乃使沮{鹿弥}。沮{鹿弥}见之不忍贼，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一於此，不若死。”乃触廷槐而死。齐湣王亡居卫，谓公王丹曰：“我何如主也？”王丹对曰：“王贤主也。臣闻古人有辞天下而无恨色者，臣闻其声，於王而见其实。王名称东帝，实辨天下。去国居卫，容貌充满，颜色发扬，无重国之意。”王曰：“甚善！丹知寡人。寡人自去国居卫也，带益三副矣。”宋王筑为蘖帝，鸱夷血，高悬之，射著甲胄，从下，血坠流地。左右皆贺曰：“王之贤过汤、武矣。汤、武胜人，今王胜天，贤不可以加矣。”宋王大说，饮酒。室中有呼万岁者，堂上尽应。堂上已应，堂下尽应。闻外庭中闻之，莫敢不应。不适也。

【译文】

亡国的君主都是一样的。天时虽然各异，行事虽然不同，但他们灭亡的原因相同，都是把不合礼义当作快乐。把不合礼义当作快乐，就不能存在。

商纣设置糟丘、酒池、肉圃、炮格，铸造铜柱以虐害诸侯，杀死鬼侯的女儿摘取她的玉环，截断涉水者的小腿观看他的骨髓，这是不合礼义的。杀害梅伯，把用他的尸体制作的内酱送给文王，这是不合礼义的。文王表面接受下来，暗中把它告诉了其他诸侯。建造璇室，修筑顷宫，刨开孕妇之腹观看她的胎儿，杀死比干观看他的心脏，这是不合礼义的。孔子听到商纣的暴行，说：“他的心窍如果通达，比干就不会被杀了。”这是商纣灭亡的原因。

晋灵公暴虐无道，从高处用弹弓射人，看人怎样躲避弹丸。让厨师煮熊掌，熊掌没有煮熟，就把厨师杀死，命令妇人用车子拉着尸体从朝廷中经过，借以显示淫威。赵盾多次劝谏也不听。灵公厌恶赵盾，就派沮麑去刺杀他。沮麑看到赵盾，不忍心杀他，说：“时刻不忘恭谨，这是百姓的主宰啊！杀害百姓的主宰，这是对百姓的不忠！抛弃国君的命令，这是对国君不守信用。两条中有一条，就不如死了好。”于是就在院中槐树上撞死了。

齐湣王出亡，高居卫国，对公玉丹说，“我是怎样的一个君主呢？”公玉丹回答说：“大王是个贤明的君主啊！我听说古时有人抛弃天下也没有憾色，从前我只是耳闻共名，今天在您身上才眼见其实。您名义上称为东帝，实际是平治天下，但离开齐国住到卫国以后，体貌丰盈，容光焕发，毫无舍不得国家的念头。”湣王悦：“说得太好了！还是公玉丹了解我呀！我自从离开齐国到了卫国，衣带已经增加三倍了！”

宋康王筑起高台，用大皮口袋盛上血，给它穿上铠甲头盔，高高地悬挂起来当作天帝，站在下迎射它，血一直流到地上。他的左右侍从都祝贺说；“您的贤明超过商汤和周武王了！商汤周武只能胜人，如今您却能胜天，您的贤明无法超越了！”宋康王非常高兴，于是设宴饮酒。室中有人喊万岁，堂上的人都应和。堂上一应和，堂下的人也都应和，门外和院中的人听到了，没有一个人敢不应和。这是不合礼义的。

【贵直论第三壅塞】

【原文】

五曰：亡国之主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则过无道闻，而善无自至矣。无自至则壅。秦缪公时，戎强大。秦缪公遗之女乐二八与良宰焉。戎主大喜，以其故数饮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秦寇果至，戎主醉而卧於樽下，卒生缚而擒之。未擒则不可知，已擒则又不知。虽善说者，犹若此何哉？齐攻宋，宋王使人候齐寇之所至。使者还，曰：“齐寇近矣，国人恐矣。”左右皆谓宋王曰：“此所谓‘肉自生虫’者也。以宋之强，齐兵之弱，恶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诎杀之。又使人往视齐寇，使者报如前，宋王又怒诎杀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视。齐寇近矣，国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国危甚矣，若将安适？”其弟曰：“为王视齐寇。不意其近而国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乡之先视齐寇者，皆以寇之近也报而死；今也报其情，死，不报其情，又恐死。将若何？”其兄曰：“如报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於是报於王曰：“殊不知齐寇之所在，国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乡之死者宜矣。”王多赐之金。寇至，王自投车上，驰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国。夫登山而视牛若羊，视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若豚，所自视之势过也。而因怒於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赏罚，此戴氏之所以绝也。齐王欲以淳于髡傅太子，髡辞曰：“臣不肖，不足以当此大任也，王不若择国之长者而使之。”齐王曰：“子无辞也。寡人岂责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为寡人令太子如尧乎？其如舜也？”凡说之行也，道不智听智，从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贤过於尧舜，彼且胡可以开说哉？说必不入，不闻存君。齐宣王好射，说人之谓己能用强弓也。其尝所用不过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试引之，中关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所用不过三石，而终身自以为用九石，岂不悲哉！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胜众，数也。故乱国之主，患存乎用三石为九石也。

【译文】

亡国的君主，不可直言相谏。君主不可直言相谏，过失就无法听到，贤人就无从到来。贤人无从到来，君主的思想就会壅塞不通。

秦穆公时，戎人势力强大。秦穆公就送给他们两队女子歌舞队和一些高明的厨师，戎王十分高兴。因为这个缘故，不管白天黑夜．不停地大吃大喝。身边有谁说秦军将会到来，戎王就开弓射他。后来秦军果然到了，这时戎王正喝得大酵躺在酒尊下面睡觉，结果被秦军活活地捆起来捉住了。戎王被捉以前，不可能使他知道将会被捉；就是被捉以后，自己还睡在梦中，仍然不知道已经被捉。对于这种人，即使是善于劝谏的人又有什么办法呢？

齐国进攻宋国，宋王派人去侦察齐军到了什么地方。派去的人回来说：“齐寇已经临近了，国人已经恐慌了。”左右近臣都对宋王说：“这完全是俗话说的‘肉自己生出蛆虫’啊！凭着宋国的强大，齐兵的虚弱，怎么可能这样？”于是宋王大怒，把派去的人屈杀了。接着又派人去察看，派去的人的回报仍象前一个人一样，宋王又大怒，把他屈杀了。这样的事接连发生了三次，之后又派人去察看。其实，那时齐军确实已经临近了，国人确实已经恐慌了。派去的人路上遇见了他的哥哥。他的哥哥说；“国家已经十分危险了，你还要到哪儿去？”弟弟说；“去替君主察看齐寇。没想到齐寇已经离得这么近，国人已经这么恐慌。现在我担心的是，先前察看齐军动静的人，都是因为回报齐军迫近被屈杀了。如今我回报真情是死，不回报真情恐怕也是一死。这该怎么办呢？”他的哥哥说：“如果回报真情，你又将比国破后被杀和逃亡的人先遭受灾难。”于是派击的人回报宋王说；“根本没看到齐寇在哪里，国人也非常安定。”宋王十分高兴。左右近臣都说：“可见先前被杀的人是该杀了。”宋王就赏赐这个人大量钱财。齐军一到，宋王自己己奔到车上，赶着车飞跑，急急忙忙逃命去了，这个人得以徒居他国，生活非常富足。登上高山往下看，就会觉得牛象羊一样，羊象小猪一样。牛实际上不象羊那样小，羊实际上不象小猪那样小，之所以觉得它们象羊或小猪一样，是因为观察它们时站的地势不对。如果因此对牛羊这样小而发怒，这种人可算是头等的征夫。在狂乱状态下施行赏罚，这是宋国所以灭绝的原因。

齐王想用淳于髡为太子的老师，淳于髡推辞说：“我才德低下，不足以担当这样的重任，您不如挑选国中德高望重的人予以委派。”齐王说：“你不要推辞了。我哪能要求你让太子一定象我一样呢！我的贤德本来是天生就具备的。你替我把太子教得象尧那样，或者象舜那样就行了。”凡是臣下的主张得以实行，都是因为君主能够从自以为愚的认识出发去听从别人高明的见解，能够从自以为非的认识出发去接受别人正确的意见。现在齐王自以为贤明超过了尧舜，这还怎么让人对他陈说劝谏呢？对臣下的劝谏如果一点也听不进去，没听说过这样的君主还能享有国家的。

齐宣王爱好射箭，喜欢别人说自己能用硬弓。他平时所使用的弓力量不过三石，拿给左右侍从看，侍从们试着拉这张弓，都只拉到一半就停了下来，说：“这张弓的弓力不低于九石，除了您，谁还能用这样的弓！”宣王的实际情况是所用的弓不超过三石，但一辈子都自认为用的弓是九石，这岂不可悲吗！除了正直之士，还有谁能不奉迎君主？世上的正直之士寡不敌众，这是情势注定的。所以给国家造成祸乱的君主，他们的弊病就在于用的弓实有三石而自以为用九石啊！

【贵直论第三原乱】

【原文】

六曰：乱必有弟，大乱五，小乱三，（讠刂）乱三。故《诗》曰“毋过乱门”。所以远之也。虑福未及，虑祸之，所以完之也。武王以武得之，以文持之，倒戈弛弓，示天下不用兵，所以守之也。晋献公立骊姬以为夫人，以奚齐为太子。里克率国人以攻杀之。荀息立其弟公子卓。己葬，里克又率国人攻杀之。於是晋无君。公子夷吾重赂秦以地而求入，秦缪公率师以纳之。晋人立以为君，是为惠公。惠公既定於晋，背秦德而不予地。秦缪公率师攻晋，晋惠公逆之，与秦人战於韩原。晋师大败，秦获惠公以归，囚之於灵台。十月，乃与晋成，归惠公而质太子圉。太子圉逃归也。惠公死，圉立为君，是为怀公。秦缪公怒其逃归也，起奉公子重耳以攻怀公，杀之於高梁，而立重耳，是为文公。文公施舍，振废滞，匡乏困，救灾患，禁淫慝，薄赋敛，宥罪戾，节器用，用民以时，败荆人于城濮，定襄王，释宋，出谷戍，外内皆服，而後晋乱止。故献公听骊姬，近梁五、优施，杀太子申生，而大难随之者五，三君死，一君虏，大臣卿士之死者以百数，离咎二十年。自上世以来，乱未尝一。而乱人之患也，皆曰一而已，此事虑不同情也。事虑不同情者，心异也。故凡作乱之人，祸希不及身。

【译文】

祸乱一定按等次顺序而至。大乱多次发生以后，还会有数次小乱，然后经过数次讨乱，祸乱才能平息。所以古诗中说“不要从作乱者门前经过”，这是远离祸乱的方法。对福祉宁可估计不足，对灾祸宁可估计过分，这是保全自身的方法。武王以武力得天下，以文德治天下，倒置干戈，松开弓弦，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这是保有天下的方法。

晋献公立骊姬为夫人，以奚齐为太子。献公刚死，里克就率领同人攻杀了奚齐。苟息又立奚齐的弟弟公子卓为君。安葬献公子卓，里克又率领国人攻杀了公子卓。这时晋国莫有君主，公子夷吾拿土地给秦国送厚礼，以求回国为君。秦穆公带领军队把他送入晋国。晋人直赴吾为国君，这就是惠公。惠公在晋国安定下来以后，背弃秦国之恩，不给秦国土地。素穆公率领军队进攻晋国，晋惠公迎做敌，与秦军战于韩原。晋军大败，秦俘获晋惠公带回秦国，囚禁在灵台。到了十月，才同晋媾和，释放惠公回国，而以他的太子圉为人质。后来太子圉逃回晋国。惠公死了，圉立为国君，这就是怀公。泰穆公对圉逃归很恼怒，就扶植公子重耳，帮助他进攻怀公，把怀公杀死在高梁，立重耳为国君，这就是文公。文公施布德惠，举用被废黜的旧臣和长期不得进用的人，救助钱财匮乏生活困难的人，赈济遭受灾荒祸患的人，禁绝邪恶，减轻赋税，赦免罪犯，减省所用器物，按一定时令使役民众，在城濮打败楚军，安定周襄王的王位，为宋国解围，使戍守谷邑的楚军撤离，国外国内都很敬服，而后晋国祸乱才停息。所以献公听信骊姬，宠幸梁五、优施，杀害太子申生，随之而来的大祸有五次，三个国君被杀，一个国君被俘，大臣卿士死于祸乱的数以百计，使晋国遭受灾祸二十年之久。

从上古以来，祸乱从来没有只发生一次就停息的。而作乱的人的弊病，正在于全都认为祸乱只发生一次就会停息。这是想法和事实不一致。想法和事实不一致，都是由于思想不符合实际。所以凡是作乱的人，灾祸很少不降到自己身上。

谢选骏指出：《贵直论》是对《慎行论》的补充——贵直论有点言论自由的意思，主张在慎行的同时，宽容直率的言论。这样可以缓和“谨言慎行和公议社会之间存在的内在紧张，从而缓和可能出现的社会冲突。

【【不苟论第四不苟】】

【原文】

一曰：贤者之事也，虽贵不苟为，虽听不自阿，必中理然後动，必当义然後举。此忠臣之行也，贤主之所说，而不肖主之所不说。非恶其声也。人主虽不肖，其说忠臣之声与贤主同，行其实则与贤主有异。异，故其功名祸福亦异。异，故子胥见说於阖闾，而恶乎夫差；比干生而恶於商，死而见说乎周。武王至殷郊，系堕。五人御於前，莫肯之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系也。”武王左释白羽，右释黄钺，勉而自为系。孔子闻之曰：“此五人者之所以为王者佐也，不肖主之所弗安也。”故天子有不胜细民者，天下有不胜千乘者。秦缪公见戎由余，说而欲留之，由余不肯。缪公以告蹇叔。蹇叔曰：“君以告内史廖。”内史廖对曰：“戎人不达於五音与五味，君不若遗之。”缪公以女乐二八人与良宰遗之。戎王喜，迷惑大乱，饮酒昼夜不休。由余骤谏而不听，因怒而归缪公也。蹇叔非不能为内史廖之所为也，其义不行也。缪公能令人臣时立其正义，故雪殽之耻，而西至河雍也。秦缪公相百里奚。晋使叔虎、齐使东郭蹇如秦，公孙枝请见之。公曰：“请见客，子之事欤？”对曰：“非也。”“相国使子乎？”对曰：“不也。”公曰：“然则子事非子之事也。秦国僻陋戎夷，事服其任，人事其事，犹惧为诸侯笑，今子为非子之事！退！将论而罪。”公孙枝出，自敷於百里氏。百里奚请之。公曰：“此所闻於相国欤？枝无罪，奚请？有罪，奚请焉？”百里奚归，辞公孙枝。公孙枝徙，自敷於街。百里奚令吏行其罪。定分官，此古人之所以为法也。今缪公乡之矣。其霸西戎，岂不宜哉？晋文公将伐邺，赵衰言所以胜邺之术。文公用之，果胜。还，将行赏。衰曰：“君将赏其本乎？赏其末乎？赏其末，则骑乘者存；赏其本，则臣闻之郤子虎。”文公召郤子虎曰：“衰言所以胜邺，邺既胜，将赏之，曰‘盖闻之於子虎，请赏子虎。’”子虎曰：“言之易，行之难，臣言之者也。”公曰：“子无辞。”郤子虎不敢固辞，乃受矣。凡行赏欲其博也，博则多助。今虎非亲言者也，而赏犹及之，此疏远者之所以尽能竭智者也。晋文公亡久矣，归而因大乱之馀，犹能以霸，其由此欤。

【译文】

贤明的人做事，即使使地位尊贵也不随意而行，即使为君主所听信也不借以谋私，一定要合于事理才行动，符合道义才去做。这是忠臣的德行，是贤明的君主所赏识的，不肖的君主所厌恶的。不肖的君主并不是厌恶忠臣的声音。他们虽然不肖，喜欢忠臣的声音跟贤君还是相同的，但实际做起来却跟贤君不同。实际行动不同，所以他们的功名祸福也就不同。实际行动不同，所以伍子胥被闽闾赏识，却被夫差厌恶；比干活着时被商厌恶，死后却受到周的赞赏。

周武王率大军伐纣，到了殷都郊外，袜带掉了下来。当时他的五个辅臣都在身边陪侍，没有一个人肯替他把带子系上，他们说：“我用来侍奉君主的，并不是替他系带子。”武王左手放下白羽，右手放下黄锇，自己费力地把带子系上了。后来孔子听到这件事，说：“这正是五个人成为王者辅臣的原因，也正是不肖的君主所不能容忍的。”由于忠正耿介的臣民在，所以天子有时不能胜过小民，占有天下有时不能胜过一个普通国家。

秦穆公见到戎国的由余，很赏识他，想把他留下。由余不答应。穆公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了蹇叔。蹇叔说：“您去把它告诉内史廖。”内史廖听了，回答说：“戎人不懂得音乐和美味，您不如把这些东西送给他们。”穆公就把两队女乐和高明的厨师送给了戎人。戎王十分高兴，神魂颠倒，任意胡为，饮酒昼夜不止。由余多次劝谏不听，一怒之下归附了秦穆公。蹇叔并不是不能做内史廖做的事，而是他所遵守的道义不允许这洋做。秦穆公能让臣下时时坚持自己应遵守的道义，所以能洗刷殽之战的耻辱，把疆土向西开拓到雍州。

秦穆公任百里奚为相国。这时，晋派叔虎，齐派东郭蹇出使秦国，公孙枝请求会见他们。穆公说：“请求会见客人．这是你职分内的事吗？”公孙枝回答说：“不是。”穆公叉说：“是相国委派你了吗？”回答|兑说；“没有。”秦穆公说：“这样看来，你是要做不该你做的事。秦国偏僻荒远，处于戎夷之地，即使是事事都有专职，人人备守其责，仍然怕被诸侯耻笑，而现在你竟然要做不该你做的事！下去吧！我要对你的罪过审理惩治！”公孙枝出朝，到百里奚那里陈述事情的原委。百里奚替他向穆公求情。穆公说；“这样的事是相国该过问的吗？公孙枝没有罪的话，有什么必要求情？要是有罪的话，求情又有什么用？”百里奚回来，回绝了公孙枝。公孙枝转而又到闹市中去陈诉。百里奚就命令官吏对公孙枝论罪行罚。确定官员的名分职守，这是古人实行法治的方法。如果秦穆公已朝这个方向努力了。他称霸西戎，岂不是情理之中的吗？

晋文公将要伐邶，赵袁向文公建白胜邺的方法。文公采纳了他的建议，果然取得了胜利，伐邶回来，文公准备赏赐他。赵袁说：“您是要赏赐根本呢，还是要赏赐末节呢？如果赏赐末节，那么有参战的将士在；如果赏赐根本，那么我的建议是从郁子虎那里听来的。”文公召见椰子虎，说：“赵衰建白胜邺的方法，现在邺已被战胜，我要赏赐他，他说：‘我是从子虎那里听来的，请赏赐予虎。”，椰子虎说，“事情谈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而我只不过是个谈了几句话的人。”文公说；“你就不耍推辞了。”椰子虎不敢坚决推辞，这才接受了赏赐。凡是行赏，赏赐的范围应该越大越好，范围太，得到的帮助就多。如今椰子虎并不是直接进言的人，而仍然赏赐到他，这是疏远的人为君主竭尽才智的原因。晋文公在外流亡很久，回国后继承的又是大乱以后的残破局面，但仍能凭这种条件成就霸业，恐怕就是这个原因吧！

【不苟论第四赞能】

【原文】

二曰：贤者善人以人，中人以事，不肖者以财。得十良马，不若得一伯乐；得十良剑，不若得一欧冶；得地千里，不若得一圣人。舜得皋陶而舜授之，汤得伊尹而有夏民，文王得吕望而服殷商。夫得圣人，岂有里数哉？管子束缚在鲁，桓公欲相鲍叔。鲍叔曰：“吾君欲霸王，则管夷吾在彼。臣弗若也。”桓公曰：“夷吾，寡人之贼也，射我者也，不可。”鲍叔曰：“夷吾，为其君射人者也。君若得而臣之，则彼亦将为君射人。”桓公不听，强相鲍叔。固辞让，而相桓公果听之。於是乎使人告鲁曰：“管夷吾，寡人之雠也，愿得之而亲加手焉。”鲁君许诺，乃使吏郭其拳，胶其目，盛之以鸱夷，置之车中。至齐境，桓公使人以朝车迎之，祓以爟火，衅以牺猳焉，生与之如国。命有司除庙筵几，而荐之曰：“自孤之闻夷吾之言也，目益明，耳益聪。孤弗敢专，敢以告于先君。”因顾而命管子曰：“夷吾佐予！”管仲还走，再拜稽首，受令而出。管子治齐国，举事有功，桓公必先赏鲍叔，曰：“使齐国得管子者，鲍叔也。”桓公可谓知行赏矣。凡行赏欲其本也，本则过无由生矣。孙叔敖、沈尹茎相与友。叔敖游於郢三年，声问不知，修行不闻。沈尹茎谓孙叔敖曰：“说义以听，方术信行，能令人主上至於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说义调均，以适主心，子不如我也。子何以不归耕乎？吾将为子游。”沈尹茎游於郢五年，荆王欲以为令尹，沈尹茎辞曰：“期思之鄙人有孙叔敖者，圣人也。王必用之，臣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舆迎叔敖，以为令尹，十二年而庄王霸。此沈尹茎之力也。功无大乎进贤。

【译文】

贤明的人同人亲善是根据这个人的仁德，一般的人同人亲善是根据这个人的功业，不肖的人同人亲善是根据这个人的财富。得到十匹好马，不如得到一个伯乐；得到十口宝剑，不如得到一个欧冶；得到千里土地，不如得到一个圣人。舜得到皋陶就用他治好了天下，扬得到伊尹就拥有了夏的民众，周文壬王得到吕望就征服了殷商。得到了圣人，所得土地哪里有里数的限制呢！

管仲被四禁在鲁国的时候，齐桓公想用鲍叔牙为相。鲍叔说：“您如果想成就王霸之业，那么有管夷吾在鲁国，我不如他。”桓公说：“管夷吾是杀害我的凶手，用箭射过我的人，不能用他。”鲍叔说：“夷吾是为他的君主射人的人，您如果得到他，用他为臣，他也会为您射别人。”桓公不听，坚持要用鲍叔为相。鲍叔坚辞，最后，桓公终于听从了鲍叔的意见。于是派人告诉鲁周说。“管吏吾是我的仇敌，希望能得到他，亲手把他杀死。”鲁君答应了，派官吏用皮革套住管仲的双手，用胶粘上他的眼睛，把他装在大皮口袋里，放在车上给齐国送去。到了齐国边境，齐桓公派人用朝车来迎接管仲。点起火把拔除不祥，杀了公猪举行血祭。恢复了他的自由，跟他一起回到国都。桓公命令主管官吏扫除宗庙，设置筵几，把管仲进荐给祖先，说；“辊我自从听了夷吾的谈论，目光越发明亮，耳朵越发灵敏。我准备用他为相，不敢擅自决定，冒眯地以此告请先君。”恒公说完，就回过头来命令管仲悦：“夷吾辅佐我！”管仲退避了几步，向恒公再拜叩头，接受了命令，而后离开了宗庙。管仲治理齐国，只要做事有功，桓公就一定先赏鲍叔，说：“使齐国得到管子的是鲍叔啊！”桓公可算得上知道如何行赏了。凡是行赏，应该赏赐根本，赏赐根本，过失就无从发出了。

孙叔敖和沈尹茎彼此交好。孙叔敖到郢都出游了三年，名声不为人所知，美德不为人了解。沈尹茎对孙叔敖说：“陈说道理能使人听从，所持方策必定能够实行，能使君主上至于称王天下，下至于称霸诸侯，这方面我不如你。随顺社会，附和世俗，陈说道理调和莲中，以投合君主的心意，这方面你不如我，你何不先回去耕田隐居呢？我将为你在这里奔走。”沈尹茎在郢都奔走了五年，楚王想用他为令尹。洗尹茎辞让说；“期思有个叫孙权艘的草野上民，是个圣人。请您一定要任用他，我比不上他。”于是楚王派人用王车把孙叔敖接来，用他做了令尹，过了十二年楚庄王成就了霸业。这是沈尹茎的力量啊！功劳没有比举荐贤人再大的了。

【不苟论第四自知】

【原文】

三曰：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人主欲自知，则必直士。故天子立辅弼，设师保，所以举过也。夫人故不能自知，人主犹其。存亡安危，勿求於外，务在自知。尧有欲谏之鼓，舜有诽谤之木，汤有司过之士，武王有戒慎之鼗，犹恐不能自知。今贤非尧舜汤武也，而有掩蔽之道，奚繇自知哉！荆成、齐庄不自知而杀，吴王、智伯不自知而亡，宋、中山不自知而灭，晋惠公、赵括不自知而虏，钻荼、庞涓、太子申不自知而死，败莫大於不自知。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锺者。欲负而走，则锺大不可负。以椎毁之，锺况然有音。恐人闻之而夺己也，遽掩其耳。恶人闻之可也，恶己自闻之，悖矣。为人主而恶闻其过，非犹此也？恶人闻其过尚犹可。魏文侯燕饮，皆令诸大夫论己。或言君之智也。至於任座，任座曰：“君不肖君也。得中山不以封君之弟，而以封君之子，是以知君之不肖也。”文侯不说，知於颜色。任座趋而出。次及翟黄，翟黄曰：“君贤君也。臣闻其主贤者，其臣之言直。今者任座之言直，是以知君之贤也。”文侯喜曰：“可反欤？”翟黄对曰：“奚为不可？臣闻忠臣毕其忠，而不敢远其死。座殆尚在於门。”翟黄往视之，任座在於门，以君令召之。任座入，文侯下阶而迎之，终座以为上客。文侯微翟黄，则几失忠臣矣。上顺乎主心以显贤者，其唯翟黄乎？

【译文】

要知道平直，一定要依靠水准墨线;要知道方圆，一定要依靠圆规矩尺，君主要想了解自己的过失，一定要依靠正直之士。所以天子设立辅弼，设置师保，这是用来举发天子过错的，人本来就不能了解自己的过失，天子尤为严重。国存身安不用到外部寻求，关键在于了解自己的过失。尧有供想进谏的人敲击的鼓，舜有供书写批评意见的木柱，汤有主管纠正过失的官吏，武王有供告诫君主的人所甩的摇鼓。即使选样，他们仍担心不能了解自已的过失。而当今的君主，贤能并比不上尧舜汤武，却采取掩蔽视听的做法，这还靠什么了解自己的过失？楚成王、齐庄公因为不了解自己的过失而被杀，吴王，智伯因为不了解自己的过失而灭亡，宋、中山因为不了解自己的过失而绝国，晋惠公、赵括因为不了解自己的过失而被俘，钻荼、庞涓、太子申因为不了解自己的过失而兵败身死。所以没有比不了解自己的过失更坏事的了。

范氏出亡的时候，有个百姓得到了他的一口钟。这个人想背着钟快点跑开，可是钟太大，没法背，于是就想把钟打碎弄走。拿术槌一敲，钟轰然作响。他怕别人听见钟声来同自己争夺，就急忙把耳朵捂了起来。不愿别人听到钟声是可以的，不愿目己听到就是胡涂了。做君主却不愿听到自己的过失，不正象这种情况一样吗？不愿别人听到自己的过失倒还可以。

魏文侯宴饮，让大夫们评论自己。有的人说君主很仁义，有的人说君主很英明。轮到任座，任座说；“您是个不肖的君主。得到中山国，不把它封给您的弟弟，却把它封给您的儿子，因此知道您不肖，”文侯听了很不高兴，脸色上表现了出来。任座快步走了出去。按次序轮到翟黄，翟黄说：“您是个贤君。我听说君主贤明的，他的臣子言语就直率。现在任座的言语直率，因此我知道您贤明。”文侯很高兴，说；“还能让他回来吗？”翟黄回答说：“怎么不能？我听说忠臣竭尽自己的忠心，即使因此获得死罪也不敢躲避。任座恐怕还在门口。”翟黄出去一看，任座当真还在门口。翟黄就以君主的命令叫他进去。任座进来了，文侯走下台阶来迎接他，此后终生都把任座待为上宾。文侯如果没有翟黄，就差点儿失掉了忠臣。对上能够顺应君主的心意来尊显贤者，大概正是说的翟黄吧！

【不苟论第四当赏】

【原文】

四曰：民无道知天，民以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知天。四时寒暑日月星辰之行当，则诸生有血气之类皆为得其处而安其产。人臣亦无道知主，人臣以赏罚爵禄之所加知主。主之赏罚爵禄之所加者宜，则亲疏远近贤不肖皆尽其力而以为用矣。晋文侯反国，赏从亡者，而陶狐不与。左右曰：“君反国家，爵禄三出，而陶狐不与，敢问其说。”文公曰：“辅我以义，导我以礼者，吾以为上赏；教我以善，强我以贤者，吾以为次赏，拂吾所欲，数举吾过者，吾以为末赏。三者。所以赏有功之臣也。若赏唐国之劳徒，则陶狐将为首矣。”周内史兴闻之曰：“晋公其霸乎！昔者圣王先德而後力，晋公其当之矣！”秦小主夫人用奄变，群贤不说自匿，百姓郁怨非上。公子连亡在魏，闻之，欲入，因群臣与民从郑所之塞。右主然守塞，弗入，曰：“臣有义，不两主，公子勉去矣！”公子连去，入翟，从焉氏塞，菌改入之。夫人闻之，大骇，令吏兴卒。奉命曰：“寇在边。”卒与吏其始发也，皆曰：“往击寇。”中道，因变曰：“非击寇也，迎主君也。”公子连因与卒俱来，至雍，围夫人，夫人自杀。公子连立，是为献公。怨右主然，而将重罪之；德菌改，而欲厚赏之。监突争之曰：“不可。秦公子之在外者众，若此，则人臣争入亡公子矣，此不便主。”献公以为然，故复右主然之罪，而赐菌改官大夫，赐守塞者人米二十石。献公可谓能用赏罚矣。凡赏非以爱之也，罚非以恶之也，用观归也。所归善，虽恶之，赏；所归不善，虽爱之，罚。此先王之所以治乱安危也。

【译文】

人民没有别的途径了解上天，人民依据四季寒暑日月星辰的运行了解上天。四季寒暑日月星辰的运行适宜，那么各种有生命有血气的物类，就能各得其所、各安其生了。臣下也没有别的途径了解君主．臣下依据君主赏罚爵禄如何施予来了解君主。君主赏罚爵禄施予得恰当，那么亲疏远近、贤和不肖的人就都竭尽其力为君主所用了。

晋文公回到晋国，赏赐跟随自己流亡的人，而陶狐不在其中。文公的左右侍从说：“您回到晋国，三次拿出爵禄赏人，陶狐却不在其中，想冒昧地请教您这样做的道理。”文公说；“用义来辅佐我，用礼来引导我的，我给他最高的赏赐；用善道来教育我，用贤德来约束我的，我给他次一等的赏赐；违背我的意愿，多次举发我的过失的，我给他末等的赏赐。这三种赏踢，是用来赏有功之臣的。如果赏赐晋国辛劳的隶役，那就要把陶狐放在首位了。”周内史兴听到这件事，说：“晋侯大概会成就霸业吧！从前圣王把德行放在首位，而把力量放在其次，晋侯的做法与此相符了！”

秦小主夫人任用奄变，贤人们心中不快，隐匿不出；百姓们忧郁怨恨，指责君主。公子连这时正亡居魏国，听到这种情况，打算乘机入秦，取代小主为君，于是借臣下和百姓的帮助到郑所这个要塞去。右主然把守着要塞．不放他进击，说；“我要坚守道义，不同时侍奉两个君主，公子您快点离开吧！”公子连离开郑所塞，进人北狄，去往焉氏塞。守塞的菌改把他放了进去。小主夫人听到这个稍息，大吃一惊，命令将帅起兵去拦阻。将士们接到命令说；“敌寇在边境上。”这些将士刚出发的时候，都说：“去迎击敌寇。”走到半路，乘机发动哗变，说；“不是去迎击敌寇，而是去迎接君主。”于是公子连与士卒一起回来，到了雍城，包围了小主夫人，小主夫人自杀了。公子连立为国君，这就是献公。献公怨恨右主然，想重重地处罚他，感激菌改，想多多地赏赐他。监突谏争说：“这样做不行。秦公子流亡在外的很多，如果这样做，那么臣子们就会争相把流亡的公子放进来了。这对您是不利的。”献公认为他说的对，所以赦免了右主然的罪，而赐给菌改官大夫的爵位，赏给守塞的士卒每人二十石米。献公可说是能够使用赏罚了。大凡赏赐一个人，并不是因为喜爱他，处罚一个人，并不是因为憎恶他。赏罚是看一个人的行为将会导致什么结果来决定的。导致的结果好，即使憎恶他，也要给予赏赐，导致的结果不好，即使喜爱他，也要给予处罚。这是先王使乱世转为太平、使危局转为平安的方法。

【不苟论第四博志】

【原文】

五曰：先王有大务，去其害之者，故所欲以必得，所恶以必除，此功名之所以立也。俗主则不然，有大务而不能去其害之者，此所以无能成也。夫去害务与不能去害务，此贤不肖之所以分也。使獐疾走，马弗及至，己而得者，其时顾也。骥一日千里，车轻也；以重载则不能数里，任重也。贤者之举事也，不闻无功，然而名不大立、利不及世者，愚不肖为之任也。冬与夏不能两刑，草与稼不能两成，新谷熟而陈谷亏，凡有角者无上齿，果实繁者木必庳，用智褊者无遂功，天之数也。故天子不处全，不处极，不处盈。全则必缺，极则必反，盈则必亏。先王知物之不可两大，故择务，当而处之。孔、墨、甯越，皆布衣之士也，虑於天下，以为无若先王之术者，故日夜学之。有便於学者，无不为也；有不便於学者，无肯为也。盖闻孔丘、墨翟，昼日讽诵习业，夜亲见文王、周公旦而问焉。用志如此其精也，何事而不达？何为而不成？故曰：“精而熟之，鬼将告之。”非鬼告之也，精而熟之也。今有宝剑良马於此，玩之不厌，视之无倦；宝行良道，一而弗复。欲身之安也，名之章也，不亦难乎！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劳，谓其友曰：“何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学。学三十岁则可以达矣。”甯越曰：“请以十五岁。人将休，吾将不敢休；人将卧，吾将不敢卧。”十五岁而周威公师之。矢之速也，而不过二里，止也；步之迟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不止，其为诸侯师，岂不宜哉？养由基、尹儒，皆文艺之人也。荆廷尝有神白猿，荆之善射者莫之能中，荆王请养由基射之。养由基矫弓操矢而往，未之射而括中之矣，发之则猿应矢而下，则养由基有先中中之者矣。尹儒学御，三年而不得焉，苦痛之，夜梦受秋驾於其师。明日往朝其师。望而谓之曰：“吾非爱道也，恐子之未可与也。今日将教子以秋驾。”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今昔臣梦受之。”先为其师言所梦，所梦固秋驾已。上二士者，可谓能学矣，可谓无害之矣，此其所以观後世已。

【译文】

先王有了大事，就要消除妨害它的因素，所以他所要求的一定能得到，他所憎恶的一定能除掉，这是功成名立的原因，平庸的君主却不是这样，有了大事却不能消除妨害它的因素，这是他不能成功的原因。能不能消除妨害事务的因素，这是贤和不肖判然不同的原因。

假使獐飞快地奔逃，马是追不上它的。但是不久就被捕获，这是因为它时时回头张望。骥日行千里，是因为车轻，拉重载就一天走不了几里，是因为负担重。贤明的人做事，决不是没有成效，但是名声不能显赫、福泽不能传及后世，是因为有愚昧不肖的人做了他的拖累。

冬夏两季不能同时形成，野草与庄稼不能一起长大，新粮成熟陈粮就必已亏缺，凡是长角的动物就没有上齿，果实繁多的树木一定长得低矮，思想偏狭的人做事就不会成功，这些都是自然的定则。所以卫天子做事情，不做得很完美，不做得很极端，不做得很圆满。完美就会转向缺损，极端就会转向反面，满盈就会转向亏失。先王知道事物不能两方面同时发展壮大，所以对于事务要加以选择，适宜做的才做。

孔丘、墨翟、宁越，都是没有地位的读书人。他们就天下所有事务考虑，认为没有比先王道术冉再重要的，所以就日夜学习。据说孔丘墨翟白天背诵经典研习学业，夜里就亲眼见到了史王和周公，当面向他们请教。他们用心如此精探，还有什么做不到？还有什幺办不成？所以说：“精心习熟，鬼将告知。”并不是真的有鬼神告知，是因为精心习熟啊！假如有宝剑良马，人们一定会把玩起来不知满足，观赏起来不觉疲倦。而对于嘉言懿行，却稍加尝试就不再钻研实行。这样做，还想使自身平安，名声显扬，不是太困难了吗？

宁越是中牟的草野之民，苦于耕作的辛劳，对他的友人说：“怎样做才能免除这种痛苦呢？”他的友人说；“做什么也比不上学习。学习三十年就可以显达了。”宁越悦：“让我用十五年来实现。别人休息，我不敢休息；别人睡觉，我不敢睡觉。”学了十五年，周威公拜他做了老师。箭的速度很快，射程却不超过二里，因为它飞一段就停了下来。步行速度很慢，却可以走到几百里之外，因为脚步不停。如果凭宁越的才干，又长久不停地努力，他成为诸侯的老师，难道不正应该吗？

养由基和尹懦都是精通技艺的人。楚国朝廷中曾有一个白色的神猿，楚国善射的人没有一个人能射中，楚王就请养由基来射它。养由基拿着弓箭去了。还没开弓，实际上就把白猿射中了，箭一射出去，白猿就应声坠落。由此看来，养由基具有在射中目标以前就能从精神上把它射中的技艺。尹儒学习驾车，学了三年仍无所得，为此很苦恼。夜里做梦，梦见从老师那里学习秋驾的技艺。第二天去拜见老师。老师看见他，就说；“我从前并不是吝惜技艺舍不得教你，是怕你还不可教授。今天我将教给你锹驾的方法。”尹需转身后退几步，向北再拜说，“这种技艺我昨天夜里在梦中已经学了。”他先向老师叙述自己所梦到的，梦到的正是秋驾的技艺。以上述两位士人，可算是能学习了，可以说没有什们东西能妨害他们了，这正是他们扬名后世的原因啊！

【不苟论第四贵当】

【原文】

六曰：名号大显，不可强求，必繇其道。治物者，不於物於人。治人者，不於事於君。治君者，不於君於天子。治天子者，不於天子於欲。治欲者，不於欲於性。性者，万物之本也，不可长，不可短，因其固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窥赤肉而鸟鹊聚，狸处堂而众鼠散，衰绖陈而民知丧，竽瑟陈而民知乐，汤武修其行而天下从，桀纣慢其行而天下畔，岂待其言哉？君子审在己者而已矣。荆有善相人者，所言无遗策，闻於国。庄王见而问焉。对曰：“臣非能相人也，能观人之友也。观布衣也，其友皆孝悌纯谨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荣矣，所谓吉人也。观事君者也，其友皆诚信有行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职日进，此所谓吉臣也。观人主也，其朝臣多贤，左右多忠，主有失，皆交争证谏，如此者，国日安，主日尊，天下日服。此所谓吉主也。臣非能相人也，能观人之友也。”庄王善之，於是疾收士，日夜不懈，遂霸天下。故贤主之时见文艺之人也，非特具之而已也，所以就大务也。夫事无大小，固相与通。田猎驰骋，弋射走狗，贤者非不为也，为之而智日得焉，不肖主为之而智日惑焉。志曰：“骄惑之事，不亡奚待？”齐人有好猎者，旷日持久而不得兽，入则愧其家室。出则愧其知友州里。惟其所以不得之故，则狗恶也。欲得良狗，则家贫无以。於是还疾耕。疾耕则家富，家富则有以求良狗，狗良则数得兽矣，田猎之获常过人矣。非独猎也，百事也尽然。霸王有不先耕而成霸王者，古今无有。此贤者不肖之所以殊也。贤不肖之所欲与人同，尧、桀、幽、厉皆然，所以为之异。故贤主察之，以为不可，弗为；以为可，故为之。为之必繇其道，物莫之能害，此功之所以相万也。

【译文】

名声显赫是不能强求的，必须避循恰当的途径才能实现。整治器物，不在于器物本身而在于人，治理人民，不在于人民本身而在于诸侯，辖制诸侯，不在于诸侯本身而在于天子；制约天子，不在于天子本身而在于他的欲望；节制欲望，不在于欲望本身而在于天性。天性是万物的根本，它不能增益，不能减损，只能顺应它的本性加以引导，这是自然的定则。瞥见鲜红的血肉乌鹊就会聚合，猫在堂上老鼠就舍逃散，穿丧服出来人们就知道有了丧事，摆出乐器来人们就知道有了喜事，商汤周武修养自己的德行天下就顺从他们，夏桀商纣轻忽自己的道德修养天下就叛离他们，这些难道还用说吗？所以君子只要详察存在于自身的因素就行了。

楚国有个善于给人看相的人，他的判断不曾有过失误，名声闻于全国。楚庄王召见他，向他询问这件事。他回答说；“我并不能给人看相，而是能观察人们的朋友。观察平民，如果他的朋友都很孝教和顺，忠厚恭谨、敬畏王命，这样的平民，他家里一定会日益富足，自身一定会日益显荣，这是所谓的古人。观察侍奉君主的臣子，如果他的朋友都很忠诚可靠，品德高尚，喜欢行善，这样的臣子，侍奉君主就会日益有所进益，官职就会日益得到升迁，这是所谓的吉臣。观察君主，如果他的朝臣多是贤能，侍从多是忠良，君主有过失都争相进谏，这样的君主，他的国家就会日益安定，自身就会日益尊贵，天下就会日益敬服，这是所谓的吉主。我并不是能给人看相，而是能观察人们的朋友啊！”庄王认为他说的很好，于是大力收罗贤士，日夜坚持不懈，从而称霸于天下。所以贤明的君主时时召见擅长各种技艺的人，并不只是做做样子就罢了，而是要借以成就大业的。事情不论大小，道理本来都是彼此相通的。鹰飞犬逐，驰骋射猎，这些事贤明的君主不是不做，而是做了能使思想上日有所得。不肖的君主做了，却使思想越发昏惑。古书上说：“做事骄慢昏惑，不灭亡还等什么！”

齐国有个好打猎的人，荒废了很长时日也没有猎到野兽，在家愧对家人，在外愧对邻里朋友。他琢磨自己猎获不到野兽的原因，发现原来是猎狗不好。想弄到好猎狗，家里又穷得没钱买。于是他就回家奋力耕作。奋力耕作，家里就富足了；家里富足了，就有了钱买好猎驹，猎狗好了，就屡屡猎到野兽，打措的收获就经常超过别人了。不只是打猎，各种事情都是如此。成就王霸之业的人，不经过象这个齐人一样的努力就获得成功的，古往今来不曾有过。这是贤明的君主和不肖的君主判然不同的原因。贤明的君主和不肖的君主，他们的欲望跟常人相同，尧这样的圣王和夏桀、周幽王、周厉王这样的昏君都是如此，但他们用来实现目的的做法不同。贤聪的君主对事情加以审察，认为不能做就不去做，认为可以做就去做。做时一定遵循恰当的途径，所以外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妨害他，这是他们的功业远远超过不肖君主的原因。　

谢选骏指出：现代中国之所以积弱不振，就在于它来自一个传统的苟且社会——元明清的暴政。而古代中国的公议社会，则是一个“前帝国”的不苟社会，典型的是“夏商周三代”也就是“第一期中国文明的三代”，非典型的是魏晋南北朝唐宋的“第二期中国文明的三代”。为何说后者是“非典型的不苟社会”？因为他已经受到了秦汉帝国苟且社会的污染。而不苟社会，其实就是公议社会。

【【似顺论第五似顺】】

【原文】

一曰：事多似倒而顺，多似顺而倒。有知顺之为倒、倒之为顺者，则可与言化矣。至长反短，至短反长，天之道也。荆庄王欲伐陈，使人视之。使者曰：“陈不可伐也。”庄王曰：“何故？”对曰：“城郭高，沟洫深，蓄积多也。”宁国曰：“陈可伐也。夫陈，小国也，而蓄积多，赋敛重也，则民怨上矣。城郭高，沟洫深，则民力罢矣。兴兵伐之，陈可取也。”庄王听之，遂取陈焉。田成子之所以得有国至今者，有兄曰完子，仁且有勇。越人兴师诛田成子，曰：“奚故杀君而取国？”田成子患之。完子请率士大夫以逆越师，请必战，战请必败，败请必死。田成子曰：“夫必与越战可也，战必败，败必死，寡人疑焉。”完子曰：“君之有国也，百姓怨上，贤良又有死之臣蒙耻。以完观之也，国已惧矣。今越人起师，臣与之战，战而败，贤良尽死，不死者不敢入於国。君与诸孤处於国，以臣观之，国必安矣。”完子行，田成子泣而遗之。夫死败，人之所恶也，而反以为安，岂一道哉？故人主之听者与士之学者，不可不博。尹铎为晋阳，下，有请於赵简子。简子曰：“往而夷夫垒。我将往，往而见垒，是见中行寅与范吉射也。”铎往而增之。简子上之晋阳，望见垒而怒曰：“嘻！铎也欺我！”於是乃舍於郊，将使人诛铎也。孙明进谏曰：“以臣私之，铎可赏也。铎之言固曰：见乐则淫侈，见忧则诤治，此人之道也。今君见垒念忧患，而况群臣与民乎？夫便国而利於主，虽兼於罪，铎为之。夫顺令以取容者，众能之，而况铎欤？君其图之！”简子曰：“微子之言，寡人几过。”於是乃以免难之赏赏尹铎。人主太上喜怒必循理，其次不循理，必数更，虽未至大贤，犹足以盖浊世矣。简子当此。世主之患，耻不知而矜自用，好愎过而恶听谏，以至於危。耻无大乎危者。

【译文】

事情有很多似乎悖理其实是合理的，有很多似乎合理其实是悖理的。如果有人知道表面合理其实悖理、表面悖理其实合理的道理，就可以跟他谈论事物的发展变化了。白天到了最长的时候就要反过来变短，到了最短的时候就要反过来变长，这是自然的规律。

楚庄王打算进攻陈国，派人去察看陈国的情况。派去的人回来说：“陈国不能进攻。”庄王说：“什么缘故？”回答说：“陈国城墙很高，护城河很深，蓄积的粮食财物很多。”宁国说：“照这样说，陈国是可以进功的。陈国是个小国，蓄积的粮食财物却很多，说明它的赋税繁重，那么人民就怨恨君主了。城墙高，护城河深，那么民力就凋敞了。起兵进攻它，陈国是可以攻取的。”庄王听从了宁国的意见，于是攻取了陈国。

田成子所以能够享有齐国直至今天，原因是这样的。他有个哥哥叫完子，仁爱而且勇敢。越国起兵讨伐田成子，说：“为什么杀死国君而夺取他的国家？”田成子对此很忧虑。完子请求率领士大夫迎击越军，并且要求准许自己一定同越军交战，交战还要一定战败，战败还要一定战死。田成子说，“一定同越国交战是可以的，交战一定要战败，战败还要一定战死，这我就不明白了。”完子说：“你据有齐国，百姓怨恨你，贤良之中又有敢死之臣认为蒙受了耻辱。据我看来，国家已经令人忧惧了。如今越国起兵，我去同他们交战，如果交战失败，随我去的贤良之人就会全部死掉，即使不死的人也不敢回到齐国来。你和他们的遗孤居于齐国，据我看来，国家一定会安定了。”完子出发，田成子哭着为他送别。死亡和失败，这是人们所厌恶的，而完子反使齐国借此得以安定。做事情岂止有一种方法呢！所以听取意见的君主和学习道术的士人，所听所学不可不广博。

尹铎治理晋阳，到新绛向简子请示事情。简子说：“去把那些营垒拆平。我将到晋阳去，如果去了看见营垒，这就象看见中行寅和范吉射似的。”尹铎回去以后，反倒把营垒增高了。简子上行到晋阳，望见营垒，生气地说：“哼！尹铎欺骗了我！”于是住在郊外，要派人把尹锋杀掉。孙明进谏说；“据我私下考虑，尹铎是该奖赏的。尹锋的意思本来是说：遇见享乐之事就会恣意放纵，遇见忧患之事就会励精图治，这是人之常理。如交君主见到营垒就想到了忧患，又何况群臣和百姓呢！有利于国家和君主的事，即使加倍获罪，尹锋也宁愿去做。顺从命令以取悦于君主，一般人都能做到，又何况尹铎呢！希望您好好考虑一下。”简子说；“如果没有你这一番话，我几乎犯了错误。”于是就按使君主免于患难的赏赐赏了尹铎。德行最高的君主，喜怒一定依理而行，次一等的，虽然有时不依理而行，但一定经常改正。这样的君主虽然还

没有达到大贤的境地，仍足以超过乱世的君主了，简子跟这类人相当。当今君主的弊病，在于把不知当作羞耻，把自行其是当作荣耀，喜欢坚持错误而厌恶听取规谏之言，以至于陷入危险的境地。耻辱当中没有比使自己陷入危险再大的。

【似顺论第五别类】

【原文】

二曰：知不知，上矣。过者之患，不知而自以为知。物多类然而不然，故亡国戮民无已。夫草有莘有藟，独食之则杀人，合而食之则益寿。万堇不杀，漆淖水淖，合两淖则为蹇，湿之则为干。金柔锡柔，合两柔则为刚，燔之则为淖。或湿而干，或燔而淖，类固不必，可推知也？小方，大方之类也；小马，大马之类也；小智，非大智之类也。鲁人有公孙绰者，告人曰：“我能起死人。”人问其故，对曰：“我固能治偏枯，今吾倍所以为偏枯之药，则可以起死人矣。”物固有可以为小，不可以为大，可以为半，不可以为全者也。相剑者曰：“白所以为坚也，黄所以为牣也，黄白杂则坚且牣，良剑也。”难者曰：“白所以为不牣也，黄所以为不坚也，黄白杂。则不坚且不牣也。又柔则锩，坚则折。剑折且锩，焉得为利剑？”剑之情未革，而或以为良，或以为恶，说使之也。故有以聪明听说，则妄说者止；无以聪明听说，则尧、桀无别矣。此忠臣之所患也，贤者之所以废也。义，小为之则小有福，大为之则大有福。於祸则不然，小有之不若其亡也。射招者欲其中小也，射兽者欲其中大也。物固不必，安可推也？高阳应将为室家，匠对曰：“未可也。木尚生，加涂其上，必将挠。以生为室，今虽善，後将必败。”高阳应曰：“缘子之言，则室不败也。木益枯则劲，涂益干则轻，以益劲任益轻，则不败。”匠人无辞而对。受令而为之。室之始成也善，其後果败。高阳应好小察，而不通乎大理也。骥、骜、绿耳背日而西走，至乎夕则日在其前矣。目固有不见也，智固有不知也，数固有不及也。不知其说所以然而然，圣人因而兴制，不事心焉。

【译文】

知道自己有所不知，就可说是高明了。犯错误人的弊病，正在于不知却自以为知。很多事物都是好象如此其实并不如此，很多人也是似乎很聪明其实并不聪明，所以国家被灭亡、百姓被杀戮的事情才接连不断地发生。药草有莘有藟，单独服用会致死，合在一起服用却会益寿。蝎子和紫堇都是毒药，配在一起反倒毒不死人。漆是流体，水也是流体，漆与水相遇却会凝固，越是潮湿就干得越快。铜很柔软，锡也很柔软，二者熔合起来却会变硬，而用火焚烧又会变成流体。有的东西弄湿反倒变得干燥，有的东西焚烧反倒变成流体，物类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怎么能够推知呢？

小的方形跟大的方形是同类的，小马跟大马是同类的，小聪明跟太聪明却不是同类的。

鲁国有个叫公孙绰的人，告诉别人说；“我能使死人复活。”别人问他是什么缘故，他回答说：“我本来就能治疗偏瘫，现在我把治疗偏瘫的药加倍，就可以使死人复活了。”公孙绰并不懂得，有的事物本来就只能在小处起作用却不能在大处起作用，只能对局部起作用却不能对全局起作用。

相剑的人说；“白色是表示剑坚硬的，黄色是表示剑柔韧的，黄白相杂，就表示既坚硬又柔韧，就是好剑。”反驳的人说；“白色是表示剑不柔韧的，黄色是表示剑不坚硬的，黄白相杂，就表示既不坚硬又不柔韧。而且柔韧就会卷刃，坚硬就会折断，剑既易折又卷刃，怎幺能算利剑？”剑的实质没有变化，而有的认为好，有的认为不好，这是人为的议论造成的。所以，如果能凭耳聪目明来听取议论，那么胡乱议论的人就得住口；不能凭耳聪目明听取议论，就会连议论的人是尧是桀也分辨不清了。这正是忠臣对君主感到忧虑的地方，也是贤人被废弃不用的原因。符合道义的事，小做就得小福，大做就得犬福。灾祸则不是这样，稍有灾祸也不如没有好。射靶子的人希望射中的目标越小越好，射野兽的人则希望射中的野兽越大越好。事物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怎么能够推知呢？

高阳应打算建造房舍，术匠答复说。“现在还不行。木料还湿，上面再加上泥，一定会被压弯。用湿术科盖房子，现时虽然很好，以后一定要倒坍。”高阳应说：“照你所说，房子恰恰不会倒坍。木料越干就会越结实有力，泥越干就会越轻，用越来越结实的东西承担越来越轻的东西，肯定不会倒坍。”木匠无言以对，只好奉命而行。房子刚落成时很好，后来果然倒坍了。高阳应是喜在小处明察，却不懂得大道理啊！

骥、骜、绿耳等良马背朝太阳向西奔跑，到了傍晚，太阳仍在它们的前方。眼睛本来就有看不到的东西，智慧本来就有弄不明白的道理，道术本来就有解释不了的地方。人们不知道一些事物的所以然，但它们确实就是这样。圣人就顺应自然创制制度，不在一时不懂的地方主观判断。

【似顺论第五有度】

【原文】

三曰：贤主有度而听，故不过。有度而以听，则不可欺矣，不可惶矣，不可恐矣，不可喜矣。以凡人之知，不昏乎其所已知，而昏乎其所未知，则人之易欺矣，可惶矣，可恐矣，可喜矣，知之不审也。客有问季子曰：“奚以知舜之能也？”季子曰：“尧固已治天下矣，舜言治天下而合己之符，是以知其能也。”“若虽知之，奚道知其不为私？”季子曰：“诸能治天下者，固必通乎性命之情者，当无私矣。”夏不衣裘，非爱裘也，暖有馀也。冬不用{翣}。非爱{翣}也，清有馀也。圣人之不为私也，非爱费也，节乎己也。节己，虽贪污之心犹若止，又况乎圣人？许由非强也，有所乎通也。有所通则贪污之利外矣。孔墨之弟子徒属充满天下，皆以仁义之术教导於天下，然而无所行。教者术犹不能行，又况乎所教？是何也？仁义之术外也。夫以外胜内，匹夫徒步不能行，又况乎人主？唯通乎性命之情，而仁义之术自行矣。先王不能尽知，执一而万物治。使人不能执一者，物惑之也。故曰：通意之悖，解心之缪，去德之累，通道之塞。贵富显严名利，六者悖意者也。容动色理气意，六者缪心者也。恶欲喜怒哀乐，六者累德者也。智能去就取舍，六者塞道者也。此四六者不荡乎胸中则正。正则静，静则清明，清明则虚，虚则无为而无不为也。

【译文】

贤明的君主坚持一定的准则听取议论，所以不犯错误。坚持一定的准则并依据它来听取议论，就不可以欺骗了，不可以疑惧了，不可以恐吓了，不可以取悦了。普通人的智慧，对于自己已经了解的不胡涂，对于自己还不了解的却是胡涂的。如果凭着这种智慧听取议论，就容易被别人欺骗了，就可以疑惧了，可以恐吓了，可以取悦了。这是了解得不清楚造成的。

有个客人问季子说：“根据什么知道舜有才能？”季子说：“尧本来已经治理好天下了，舜谈论治理天下符合尧的想法，因此知道他有才能。”客人问：“你虽然知道他有才能，又根据什么知道他不会谋求私利呢？”季子说；“那些能治理天下的人，一定是通晓生命本性的人，应该是没有私心的了。”夏天不穿皮裘，并不是爱惜皮裘，而是因为温暖有余。冬天不用扇子，并不是爱惜扇子，而是因为寒凉有余。圣人不谋求私利，并不是爱惜财货，而是因为要节制自己。如能节制自己，贪心浊欲尚且能够抑止，又何况圣人呢？

许由辞让天下并不是勉强做出来的，而是因为对生命本性有所通晓。有所通晓，就会屏弃不义不洁之利了。孔丘墨翟的弟子门徒布满天下，他们都用仁义之道教导天下的人，但是他们的主张在哪个地方也得不到推行。教导他们的孔丘墨翟尚且不能使自己的主张得到推行，又何况这些被教导的弟子？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仁义之道是外在的。用外在的仁义克服内在的私心，平民百姓尚且做不到，又何况君主！只要通晓生命本性，仁义之道自然就能得以推行了。

先王不能无所不知，他们坚守根本之道，就把天下万物治理好了。使人不能执守根本之道的原因，是外物的扰动。所以说，要弄通思想上的惑乱，解开心志上的纠结，去掉德行上的拖累，打通大道上的阻塞。高贵、富有、显荣，威严、声名、财利，这六种东西是惑乱思想的。容貌、举止、神情、辞理、意气，情意，这六种东西是缠绕心志的。嫌恶、爱恋、欣喜、愤怒、悲伤、欢乐，这六种东西是拖累德行的。智慧、才能、背离、趋就、择取、含弃，这六种东西是阻塞大道的。这四类东西不在心中扰动，思想就纯正了。纯正就会平静，平静就会清净明彻，清净明彻就会虚无，做到虚无就会无所不为了。

【似顺论第五分职】

【原文】

四曰：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处虚素服而无智，故能使众智也。智反无能，故能使众能也。能执无为，故能使众为也。无智无能无为，此君之所执也。人主之所惑者则不然。以其智强智，以其能强能，以其为强为。此处人臣之职也。处人臣之职，而欲无壅塞，虽舜不能为。武王之佐五人，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无能也，然而世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则能令智者谋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辩者语矣。夫马者，伯乐相之，造父御之，贤主乘之，一日千里。无御相之劳而有其功，则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乐己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使众能与众贤，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为宫室，必任巧匠，奚故？曰：匠不巧则宫室不善。夫国，重物也，其不善也岂特宫室哉！巧匠为宫室，为圆必以规，为方必以矩，为平直必以准绳。功已就，不知规矩绳墨，而赏匠巧匠之。宫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宫室也。”此不可不察也。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则不然。自为人则不能，任贤者则恶之，与不肖者议之。此功名之所以伤，国家之所以危。枣，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枣，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己有之。汤武一日而尽有夏商之民，尽有夏商之地，尽有夏商之财。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说；以其财赏，而天下皆竞。无费乎郼与岐周，而天下称大仁，称大义，通乎用非其有。白公胜得荆国，不能以其府库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不能分人则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九日，叶公入，乃发太府之货予众，出高库之兵以赋民，因攻之。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国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谓至贪矣。不能为人，又不能自为，可谓至愚矣。譬白公之啬，若枭之爱其子也。卫灵公天寒凿池，宛春谏曰：“天寒起役，恐伤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灶，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补，履决不组，君则不寒矣，民则寒矣。”公曰：“善。”令罢役。左右以谏曰：“君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罢之，福将归於春也，而怨将归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鲁国之匹夫也，而我举之，夫民未有见焉。今将令民以此见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欤？”灵公之论宛春，可谓知君道矣。君者固无任，而以职受任。工拙，下也；赏罚，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则受赏者无德，而抵诛者无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

【译文】

先王使用不是自身所有的东西就象自己所有的一样，这是因为他们通晓为君之道。君主这种人，居于清虚，执守素朴，看来没有什么智慧，所以能使用众人的智慧。智慧回归到无所能的境地，所以能使用众人的才能。能执守无所作为的原则，所以能使用众人的作为。这种无智、无能、无为，是君主所执守的。君主中的胡涂人却不是这样。他们硬凭自己有限的智慧逞聪明，硬凭自己有限的才能逞能干，硬凭自己有限的作为做事情。这是使自己处于人臣的职位。使自己处于人臣的职位，又想不耳目闭塞；就是舜也办不到。

周武王的辅佐大臣有五个人，武王对于这五个人的职事一样也做不来，但世上都说取天下的是武王。武王取用不是他自身所有的东西就象自己所有的一样，这是通晓为君之道啊！通晓为君之道，就能让聪明的人谋划了，就能让勇武的人振奋了，就能让善于言辞的人议论了。

马，伯乐这种人相察它，造父这种人驾御它，贤明的君主乘坐马车，可以日行千里。没有相察和驾御的辛劳，却有一日千里的功效，这就是知道乘马之道了。譬如召请客人，饮酒酣畅之际，倡优歌舞弹唱。第二天，客人不拜酣使自己快乐的倡优，而拜酣主人，因为是主人命他们这样做的。先王建立功名与此相似，使用各位能人和贤人，在世上功名卓著，人们不把功名归干辅佐他的人，而归于君主，因为是君主使辅臣这样做的。这就象建造官室一定要任用巧匠一样．什幺缘故呢？回答是；工匠不巧，宫室就造不好。国家是极重要的东西，如果国家治理不好，所带来的危害岂止象官室建造不好那样呢！巧匠建造宫室的时候，划圆一定要用圆规，划方一定要用矩尺，取平直一定要用水准墨线。事情完成以后，主人不知圆规、矩尺和水准墨线，只是赏埸巧匠。官室造好以后，人们不知巧匠，而都说：“造得好，这是某某君主、某某帝王的官室。”这个道理是不可不体察的。

君主中不通晓为君之道的人则不是这样。自己去做做不了，任用贤者又对他们不放心，跟不肖的人议论他们。这是功名所以毁败、国家所以倾危的原因。

枣子是酸枣树结的，皮裘是狐皮做的。而人们吃酸枣树结的枣子，穿狐皮做的皮裘，先王当然也要把不是自身所有的当作自己所有来使用。商汤、周武王在短短的时间内就完全占有了夏商的百姓，完全占有了夏商的土地，完全占有了复商的财富。他们凭惜夏商的百姓安定自身，天下没有人敢惫害他们，他们利用夏商的土地分封诸侯，天下没有人敢表示不悦；他们利用夏商的财富赏赐臣下，天下就都争相效力。没有耗费自己一点东西，可是天下都称颂他们大仁，称颂他们大义，这是因为他们通晓了使用不是自身所有东西的道理。

白公胜作乱，控制了楚国，舍不得把楚国仓库的财物分给别人。事发七天，石乞说：“祸患就要到了，舍不得分给别人就把它烧掉，不要让别人利用它来危害我们。”白公胜又舍不得这样做。到了第九天，叶公进入国都，就发放太府的材物给予民众，拿出高库的兵器分配给百姓，借以进攻白公。事发十九天白公就失败而死。国家不是自己所有的，却想占有它，可以说是贪婪到极点了。占有了国家，不能用来为别人谋利，又不能用来为自己谋利，可以说是愚蠢到极点了。给白公的吝啬打个比喻，就好象猫头鹰疼爱自己的子女最后反被子女吃掉一样。

卫灵公让民众在天冷时挖池，宛春劝谏说：“天冷时兴办工程，恐怕损害百姓。”曼公说：“天冷吗？”宛春说；“您穿着狐皮裘，坐着熊皮席，屋角又有火灶，所以不觉得冷。如今百姓衣服破旧不得缝补，鞋子坏了不得编织，您是不冷了，百姓可冷呢！”灵公说：“你说得好。”就下令停止工程。侍从们劝谏说：“您下令挖池，不知道天冷，宛春却知道。因为宛春知道就下令停止工程，好处将归于宛春，而怨恨将归于您。”灵公说；“不是这样。宛春只是鲁国的一个平民，我举用了他，百姓对他还没有什么了解。现在要让百姓通过这件事了解他。而且宛春有善行就如同我有一样，宛春的善行不就是我的善行吗？”灵公这样议论宛春，可算是懂得为君之道了。

做君主的人，本来就没有具体职责，而是要根据臣下的职位委派他们责任。事情做得好坏，由臣下负责，该赏该罚，由法律规定。君主何必亲自去做呢？只要规定臣下的职分就够了。这样，受赏的人就无须感激谁，被处死的人也无须怨恨谁，人人都反躬自省就够了。这是治理国家的最高明的做法。

【似顺论第五处方】

【原文】

五曰：凡为治必先定分：君臣父子夫妇。君臣父子夫妇六者当位，则下不逾节而上不苟为矣，少不悍辟而长不简慢矣。金木异任，水火殊事，阴阳不同，其为民利一也。故异所以安同也，同所以危异也。同异之分，贵贱之别，长少之义，此先王之所慎，而治乱之纪也。今夫射者仪豪而失墙，画者仪发而易貌，言审本也。本不审，虽尧舜不能以治。故凡乱也者，必始乎近而後及远，必始乎本而後及末。治亦然。故百里奚处乎虞而虞亡，处乎秦而秦霸；向挚处乎商而商灭，处乎周而周王。百里奚之处乎虞，智非愚也；向挚之处乎商，典非恶也：无其本也。其处於秦也，智非加益也；其处於周也，典非加善也：有其本也。其本也者，定分之谓也。齐令章子将而与韩魏攻荆，荆令唐蔑将而应之。军相当，六月而不战。齐令周最趣章子急战，其辞甚刻。章子对周最曰：“杀之免之，残其家，王能得此於臣。不可以战而战，可以战而不战，王不能得此於臣。”与荆人夹沘水而军。章子令人视水可绝者，荆人射之，水不可得近。有刍水旁者，告齐候者曰：“水浅深易知。荆人所盛守，尽其浅者也；所简守，皆其深者也。”候者载刍者，与见章子。章子甚喜，因练卒以夜奄荆人之所盛守，果杀唐蔑。章子可谓知将分矣。韩昭釐侯出弋，靷偏缓。昭釐侯居车上。谓其仆：“靷不偏缓乎？”其仆曰：“然”至，舍昭釐侯射鸟，其右摄其一靷，适之。昭釐侯已射，驾而归。上车，选间，曰：“乡者釐偏缓，今适，何也？”其右从後对裕曰：“今者臣适之。”昭釐侯至，诘车令，各避舍。故擅为妄意之道，虽当，贤主不由也。今有人於此，擅矫行则免国家，利轻重则若衡石，为方圜则若规矩，此则工矣巧矣，而不足法。法也者，众之所同也，贤不肖之所以其力也。谋出乎不可用，事出乎不可同，此为先王之所舍也。

【译文】

凡治国一定要先确定名分，使君臣父子夫妇名实相副。君臣父子夫妇六种人备居其位，那么地位低下的就不会超越礼法、地位尊贵的就不会随意而行了，晚辈就不会凶暴邪僻、长者就不会怠惰轻忽了。

金木功用各异，水火用途有别，阴阳性质不同，但它们作为对人们有用之物则是相同的。所以说，差异是保证同一的，同一是危害差异的。同一和差异的区分，尊贵和卑贱的区别，长辈和晚辈的伦理，这是先王所慎重的，是国家太平或者混乱的关键。

而今射箭的人，仔细观察毫毛就会看不见墙壁；画画的人，仔细观察毛发就会忽略容貌。这说明要弄清根本。根本的东西不弄清，即使尧舜也不能治理好天下。所以凡是祸乱，一定先从身边产生而后延及远处，一定先从根本产生而后延及微未。国家太平也是如此。百里奚处在虞国而虞国灭亡，处在秦国而秦国称霸。向挚处在殷商而殷商覆灭，处在周国而周国称王。百里奚处在虞国的时候，他的才智并不低下，向挚处在殷商的时候，他所掌管的典籍并不是不好。虞、商所以灭亡，是因为没有治国之本。百里奚处在秦国的时侯，他的才智并没有进一步增加；向挚处在周国的时候，他的典籍并没有进一步完善。秦、周所以兴盛，是因为具有治国之本。所谓治国之本，说的就是确定名分啊！

齐王命令章子率兵同韩魏两国攻楚，楚命唐篾率乓应敌。两军对峙，六个月不交战。齐王命周最催促章子迅速开战，言辞非常峻切。章子回答周最说：“杀死我，罢免我，杀戮我的全族，这些齐王对我都可以做到，不可交战硬让交战，可以交战不让交战，这些，齐王在我这里办不到。”齐军与楚军隔沘水驻军对垒。章子派人察看河水可以横渡之处，楚军放箭，齐军的侦察兵无法靠近河边。有一个人在河边割草，告诉齐军侦察兵说；“河水的深浅很容易知道。凡是楚军防守严密的，都是水浅的地方；防守粗疏的，都是水深的地方。”齐军侦察兵让割草的人坐上车，和他一起来见章子。章子非常高兴，于是就乘着黑夜用精兵突袭楚军严密防守的地方，果然大胜，杀死了唐篾。章子可算是知道为将的职分了。

韩昭釐侯外出射猎，边马拉车盼皮带有一侧松了。昭釐侯在车上，对他的车夫说：“皮带不是有一侧松了吗？”车夫说：“是的。”到了猎场，车停了下来，昭釐侯去射鸟，他的车右把那侧松了的皮带重新拴紧，使它长短适宜。昭釐侯射猎结束以后，套好车回去。昭麓侯上了车，过了一会儿，说；“先前皮带有一侧松了，现在长短适宜，这是怎么回事？”他的车右从身后回答说；“刚才我把它拴合适了。”昭釐侯回到朝中，就此事责问车令，车令和车右都惶恐地离开住室请罪。所以，擅自行动、凭空猜测的做法，即使恰当，贤主也不照此而行。

假如有这样一个人，擅自假托君命行事可使国家免于祸患，确定轻重可以象衡器那样准确，画方圆可以象用圆规矩尺那样标准，这种人精巧是很精巧，但是不值得效法。所谓法，是众人共同遵守的，是使贤与不肖都竭尽其力的。计谋想出来不能采用，事情做敞出来不能普遍推行，这是先王所舍弃的。

【似顺论第五慎小】

【原文】

六曰：上尊下卑。卑则不得以小观上。尊则恣，恣则轻小物，轻小物则上无道知下，下无道知上。上下不相知，则上非下，下怨上矣。人臣之情，不能为所怨；人主之情，不能爱所非。此上下大相失道也。故贤主谨小物以论好恶。巨防容蝼，而漂邑杀人。突泄一熛，而焚宫烧积。将失一令。而军破身死。主过一言，而国残名辱，为後世笑。卫献公戒孙林父、甯殖食。鸿集于囿，虞人以告，公如囿射鸿。二子待君，日晏，公不来至。来，不释皮冠而见二子。二子不说，逐献公，立公子黚。卫庄公立，欲逐石圃。登台以望，见戎州，而问之曰：“是何为者也？”侍者曰：“戎州也。”庄公曰：“我姬姓也，戎人安敢居国？”使夺之宅，残其州。晋人适攻卫，戎州人因与石圃杀庄公，立公子起。此小物不审也。人之情，不蹶於山而蹶於垤。齐桓公即位，三年三言，而天下称贤，群臣皆说。去肉食之兽，去食粟之鸟，去丝罝之网。吴起治西河，欲谕其信於民，夜日置表於南门之外，令於邑中曰：“明日有人偾南门之外表者，仕长大夫。”明日日晏矣，莫有偾表者。民相谓曰：“此必不信。”有一人曰：“试往偾表，不得赏而已，何伤？”往偾表，来谒吴起。吴起自见而出，仕之长大夫。夜日又复立表，又令於邑中如前。邑人守门争表，表加植，不得所赏。自是之後，民信吴起之赏罚。赏罚信乎民，何事而不成，岂独兵乎？

【译文】

主上地位尊贵，臣下地位低贱。地位低贱就不能通过小事观察了解主上。地位尊贵就会骄恣，骄恣就会忽视小事，忽视小事，主上就没有途径了解臣下，臣下也没有途径了解主上。上下互相不了解，主上就会责怪臣下，臣下就会怨恨主上了。就人臣的常情来说，不能为自己所怨恨的君主尽忠竭力；就君主的常情来说，也不能喜爱自己所责怪的臣下。这是造成上下严重隔膜的原因。所以贤明的君主慎重对待小事，以表明自己的爱憎。

大堤中伏藏一只蝼蛄，就会引起水灾，冲毁城邑，淹死民众。烟囱里漏出一个火星，就会引起大火，焚毁宫室，烧掉积聚。将领下错一道命令，就会召致兵败身死。君主说错一句话，就会导致国破名辱，被后世讥笑。

卫献公约孙林父、宁殖吃饭。正巧有雁群落在苑囿，虞人把它报告给献公，献公就去苑囿射雁。孙林父、宁殖两个人等待国君，天色已晚，献公还不回来。回来以后，又连皮冠也不摘就与二人见礼。孙林父和宁殖很不高兴，就驱逐了献公，立公子甜为君。

卫庄公立为国君，打算驱逐石圃。有一次，他登上高台远望，看到了戎州，就问道；“这是做什么的？”侍从说：“这是戎州。”庄公说：“我和周天子同为姬姓，戎人怎么敢住在我的国家？”派人抢夺戎人的住宅，毁坏他们的州邑。这时恰好晋国攻卫，戎州人乘机跟石圃一起攻杀庄公，立公子起为君。这是由于对小事不谨慎造成的。人之常情都是如此，谁也不会被高山绊倒，却往往会被蚁封绊倒。

齐桓公做了国君，三年只说了三句话，天下就称颂他的贤德，群臣也都很高兴。这三句话是：去掉苑囿中吃肉的野兽，去掉宫廷中吃粮食的鸟雀，去掉用丝编织的兽网。

吴起治理西河，想向百姓表明自己的信用，就派人前一天在南门外树起一棵木柱，对全喊百姓下令说：“明天如果有人能把南门外的木柱扳倒，就让他做长大夫。”第二天直到天黑，也没有入去扳倒木柱。人们一起议论说；“这些话一定不是真的。”有一个人说：“我去把木柱扳倒试试，最多得不到赏赐罢了，有什么妨害？”这个人去扳倒了木柱，来禀告吴起。吴起亲自接见他，把他送出来，任他为长大夫。而后又在前一天立起木柱，象前一次一样又对全城百姓下了命令。全城人都围在南门争相去扳木柱，木柱埋得很深，谁也没有得到赏赐。从此以后，百姓相信了吴起的赏罚。赏罚取信于百姓，做什么做不成？岂止是用兵呢！

谢选骏指出：“事情有很多似乎悖理其实是合理的，有很多似乎合理其实是悖理的。如果有人知道表面合理其实悖理、表面悖理其实合理的道理，就可以跟他谈论事物的发展变化了。”——这是礼崩乐坏时代的流行病。它以“刻舟求剑”的罪名抛弃了传统，但又不可能妥当地把握现实。至于说到“贤明的君主慎重对待小事，以表明自己的爱憎。”——我认为这是过高地要求君主了。因为像这样的超人君主，是百年不遇的。如果一个社会要仰赖这样的君主来进行统治，那肯定会是治理的时候少而混乱的时候多了。

【【士容论第六士容】】

【原文】

一曰：士不偏不党。柔而坚，虚而实。其状朗然不儇，若失其一。傲小物而志属於大，似无勇而未可恐狼，执固横敢而不可辱害。临患涉难而处义不越，南面称寡而不以侈大。今日君民而欲服海外，节物甚高而细利弗赖。耳目遗俗而可与定世，富贵弗就而贫贱弗朅。德行尊理而羞用巧卫。宽裕不訾而中心甚厉，难动以物而必不妄折。此国士之容也。齐有善相狗者，其邻假以买取鼠之狗。期年乃得之，曰：“是良狗也。”其邻畜之数年，而不取鼠，以告相者。相者曰：“此良狗也。其志在獐麋豕鹿，不在鼠，欲其取鼠也则桎之。”其邻桎其后足，狗乃取鼠。夫骥骜之气，鸿鹄之志，有谕乎人心者，诚也。人亦然，诚有之则神应乎人矣，言岂足以谕之哉？此谓不言之言也。客有见田骈者，被服中法，进退中度，趋翔闲雅，辞令逊敏。田骈听之毕而辞之。客出，田骈送之以目。弟子谓田骈曰：“客士欤？”田骈曰：“殆乎非士也。今者客所弇敛，士所术施也；士所弇敛，客所术施也。客殆乎非士也。”故火烛一隅，则室偏无光。骨节蚤成，空窍哭历，身必不长。众无谋方，乞谨视见多故不良。志必不公，不能立功。好得恶予，国虽大不为王，祸灾日至。故君子之容，纯乎其若锺山之玉，桔乎其若陵上之木；淳淳乎慎谨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悦，而心甚素朴。唐尚敌年为史，其故人谓唐尚愿之，以谓唐尚。唐尚曰：“吾非不得为史也羞而不为也。”其故人不信也。及魏围邯郸，唐尚说惠王而解之围，以与伯阳，其故人乃信其羞为史也。居有间，其故人为其兄请，唐尚曰：“卫君死，吾将汝兄以代之。”其故人反兴再拜而信之。夫可信而不信，不可信而信，此愚者之患也。知人情不能自遗，以此为君，虽有天下何益？故败莫大於愚。愚之患，在必自用。自用则戆陋之人从而贺之。有国若此，不若无有。古之与贤从此生矣。非恶其子孙也，非徼而矜其名也，反其实也。

【译文】

士人不偏私不结党。柔弱而又刚强，清虚而又充实。他们看上去光明磊落而不刁滑乖巧，好象忘记了自身的存在。他们藐视琐事而专心于远大目标，似乎没有胆气却又不可恐吓威胁，坚定勇悍而不可污辱伤害。遭遇患难能够守义不失，南面称王也不傲慢恣睢。一旦君临天下就准备收服海外，行事高瞻远瞩而不热衷小利。视听超尘绝俗可以安定社会，不追求富贵不屏弃贫贱。德行尊重理义而羞于使用奸巧诈伪，胸怀宽广不诋毁他人而心志非常高远，难用外物打动而决不妄自屈节。这些就是国土的仪表风范。

齐国有个擅长相狗的人，邻居委托他买一条捕鼠的狗。他整整一年时间才买到，对邻居说；“这是一条出色的狗啊！”他的邻居喂养了好几年，狗却不捕鼠，邻居就把这种情况告诉了相狗的人。相狗的人说；“这是一条出色的拘。它的志向在措取獐麇猪鹿，不在捕鼠。想让它捕鼠就要把它绊住。”邻居绊住了驹的后腿，狗这才捕鼠。骥骜的气质，鸿鹄的心志，能够使人们知晓，是因为这种气质和心志确实存在。人也是如此，确实具备了，精神就能使别人感知了，言语哪能完全使人相信呢？这叫做不言之言啊！

有个前来拜见田骈的客人，服饰合于法式，进退合于礼仪，举止娴静文雅，言辞恭顺敏捷。田骈刚听他说完，便谢绝了他。客人离去的时候，田骈一直注视着他。弟子们对田骈说；“来客是位士吧？”田骈说：“恐怕不是士啊！刚才来客掩蔽收藏的地方，正是士申说施行的地方，而士掩蔽收藏的地方，也正是来客申说施行的地方，来客恐怕不是个士啊！”所以说，火光只照一个角落，就有半间房屋没有光亮。骨骼过早长成，质地就疏松不实，身材一定长不高大。常人不谋求道义，只是拘谨于外部仪表，就会巧诈多端。心志如果不正，就不能建立功业。喜好聚敛而不愿施舍，国家再大也不能统一天下，灾祸就会天天发生。所以，君子的仪容风范．象昆仑山的玉石一样美好，象高山上的大树一样挺拔他们朴朴实实，言行谨慎，敬畏教令，而不敢骄傲自满；他们孜孜不倦，取舍严肃不苟，而心地非常淳朴。

唐尚的同龄人有的做了史官，他的旧友以为他也希望这样，就把消息告诉给了唐尚。唐尚说：“我并不是没有机会做史官，而是感到羞耻不去做。”他的旧友并不相信。到了魏国围困邯郸的时候，唐尚通过劝说魏惠王解了邯郸之围，赵国就把伯阳邑给了唐尚。他的旧友这才相信他真的羞于做史官。过了一些日子，这个旧友又为自己的哥哥请求官职。唐尚说：“等卫国君主死了，我让你哥哥代替他。”他的旧友起身离席，退避再拜，竟然信以为真。这个人对可信的不相信，对不可信的反倒相信，这是蠢人的弊病。知道别人贪求私利，自己却不能去掉这种欲望，靠这个做君主，即使据有天下，又有什么益处？所以没有比愚蠢再能坏事的了。愚蠢的弊病，在于师心自用。师心自用，憨直无知的人就会都跑来祝贺他。象这样据有国家，就不如没有。古代让贤的事情就是由此产生的。让贤的人并不是憎恶自己的子孙，并不是追求和夸耀这个名声，而是基于实际情况才这样做的。

【士容论第六务大】

【原文】

二曰：尝试观於上志，三王之佐，其名无不荣者，其实无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实也与三王之佐同，其名无不辱者，其实无不危者，无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贵於其国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贵於天下也，此所以欲荣而逾辱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燕爵争善处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区区焉相乐也，自以为安矣。灶突决，上栋焚，燕爵颜色不变，是何也？不知祸之将及之也。不亦愚乎？为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为人臣者，进其爵禄富贵，父子兄弟相与比周於一国，区区焉相乐也，而以危其社稷，其为灶突近矣，而终不知也，其与燕爵之智不异。”故曰：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此之谓也。故细之安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细大贱贵交相为赞，然后皆得其所乐。薄疑说卫嗣君以王术，嗣君应之曰：“所有者千乘也，愿以受教。”薄疑对曰：“乌获举千钧，又况一斤？”杜赫以安天下说周昭文君，昭文君谓杜赫曰：“愿学所以安周。”杜赫对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则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则周自安矣。”此所谓以弗安而安者也。郑君问於被瞻曰：“闻先生之义，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被瞻对曰：“有之。夫言不听，道不行，则固不事君也。若言听道行，又何死亡哉？”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贤乎其死亡者也。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内矣。汤、武欲继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达矣。五伯欲继汤、武而不成，既足以为诸侯长矣。孔、墨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显荣矣。夫大义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务事大。

【译文】

试看古代记载，禹，扬，文、武的辅佐之臣，名声没有不荣耀的，地位没有不安稳的，这是因为功大的缘故。平庸君主的辅佐之臣，他们希望获得荣耀的名声和安稳的地位，这和三王的辅佐之臣是相同的，但名声没有不耻辱的，地位没有不危险的，这是因为没有功劳的缘故。他们都担心自身不显贵于本国，却不担心君主不显贵干天下，这是他们希望荣耀反而更加耻辱、希望安定反而更加危险的原因。

孔子说：“燕雀争相在屋檐下好地方筑巢，母鸟喂养着小鸟，怡然自得地一起嬉戏，自以为很安全了。即使烟囱破裂，头上的房梁燃烧起来，燕雀仍然面不改色，这是什么缘故呢？是因为它们不知道灾祸将廷及自身啊！这不是很愚蠢的吗？做臣子的，能够避免燕雀这种见识的人太少了，那些做臣子的人，增益他们的爵禄富贵，父子兄弟一起在国中结党营私，怡然自得地一起游乐，以此危害国家。他们离烟囱很近了，但始终也察觉不到，这同燕雀的见识恐怕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说，天下大乱，就没有安定的国家，国家大乱，就没有安定的家室，家室大乱，就没有安定的个人。这些话说的就是上述情况。所以，局部的安定，一定要靠全局的安定，全局的安定，也一定要靠局部的安定。全局和局部、尊贵和卑贱互相赞助，然后才能各自都实现自己的愿望。

薄疑用统一天下的方略游说卫嗣君，卫嗣君对他说：“我拥有的只是个有着千辆兵车的小国，希望就此听取您的指教。”薄疑回答说：“假如能象乌获那样力举千钧，那么又何况一呢？”杜赫用安定天下游说周昭文君，昭文君对杜赫说；“我希望学习安定周国的方法。”杜赫回答说：“我所说的如果您做不到，那么周国也就不能安定，我所说的您做到了，那么周国自然就会安定了。”杜赫的这种方法，就是所谓不去安定它而使它自然得以安定啊！

郑君问被瞻说。“听说您的主张是不为君主而死，不为君主出亡，真的有这样的话吗？”被瞻说：“有。如果言论不被听从，主张不被实行，那么这本来就不算侍奉君主，如果言论被听从，主张被实行，君主自然身安，又哪里用为他去死、为他出亡呢？”所以，被膳不为君主死难出亡，胜过那些为君主死难出亡的人。

从前舜想牧服海外而没有成功，但已足以成就帝业了，禹想成就帝业而没有成功，但已足以统一海内了，商汤周武想继承禹而没有成功，但已足以统一人力舟车所能到达的地区了；五霸想继承商汤周武而没有成功，但已足以做诸侯之长了，孔丘墨翟想在天下实行大道而没有成功，但己足以成为显荣之人了。大事不能成功，结果还是会有所成就，所以一定要致力干大事。

【士容论第六上农】

【原文】

三曰：古先圣王之所以导其民者，先务於农。民农非徒为地利也，贵其志也。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少私义则公法立，力专一。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重徙则死处而无二虑。舍本而事末则不令，不令则不可以守，不可以战。民舍本而事末则其产约，其产约则轻迁徙，轻迁徙则国家有患皆有远志，无有居心。民舍本而事末则好智，好智则多诈，多诈则巧法令，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后稷曰：“所以务耕织者，以为本教也。”是故天子亲率诸侯耕帝藉田，大夫士皆有功业。是故当时之务，农不见于国，以教民尊地产也，后妃率九嫔蚕於郊，桑於公田，是以春秋冬夏皆有麻枲丝茧之功，以力妇教也。是故丈夫不织而衣，妇人不耕而食，男女贸功以长生，此圣人之制也。故敬时爱日，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以损。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此大任地之道也。故当时之务，不兴土功，不作师徒，庶人不冠弁、娶妻、嫁女、享祀，不酒醴聚众；农不上闻，不敢私藉於庸。为害於时也。然后制野禁。苟非同姓，农不出御，女不外嫁，以安农也。野禁有五：地未辟易，不操麻，不出粪；齿年未长，不敢为园囿；量力不足，不敢渠地而耕；农不敢行贾；不敢为异事。为害於时也。然后制四时之禁：山不敢伐材下木，泽人不敢灰僇，缳网罝罦不敢出於门，罛罟不敢入於渊，泽非舟虞不敢缘名。为害其时也。若民不力田，墨乃家畜。国家难治，三疑乃极。是谓背本反则，失毁其国。凡民自七尺以上，属诸三官：农攻粟，工攻器，贾攻货。时事不共，是谓大凶。夺之以土功，是谓稽，不绝忧唯，必丧其秕；夺之以水事，是谓籥，丧以继乐，四邻来虚；夺之以兵事，是谓厉，祸因胥岁，不举铚艾。数夺民时，大饥乃来。野有寝耒，或谈或歌，旦则有昏，丧粟甚多。皆知其末，莫知其本真。

【译文】

古代圣王引导他的百姓的方法，首先是致力于农业。使百姓从事农业，不仅是为了地理的出产，而且是为了陶冶他们的心志，持重就会很少私下发表议论，很少私下发表议论，国家的法制就能确立，民力就能专一。百姓从事农业家产就繁多，家产繁多就会害怕迁徙，害怕迁徙就会老死故乡而没有别的考虑。百姓舍弃农业而从事工商就会不昕从命令，不昕从命令就不能依靠他们防守，不能依靠他们攻战。百姓舍弃农业从事工商家产就简单，家产简单就会随意迁徙，随意迁徙，国家遭遇患难就会都想远走高飞，没有安居之心。百姓舍弃农业从事工商，就会喜好耍弄智谋，喜好耍弄智谋行为就诡诈多端，行为诡诈多端就会在法令上耍机巧，把对的说威错的，把错的说成对的。

后稷说；“所以要致力于耕织，是因为这是教化的根本。”因此天子亲自率领诸侯耕种籍田，大夫，士也都有各自的职事。正当农事大忙的时候，农民不得在都邑出现，以此教育他们重视田地里的生产。后妃率领九嫔到郊外养蚕，到公田采桑，因而一年四季都有绩麻缫丝等事情要做，以此来尽力于对妇女的教化。所以男子不织布却有衣穿，妇女不种田却有饭吃，男女交换劳动所得以维持生活。这是圣人的法度。

所以，要慎守农时，爱惜光阴，不是年老不得停止劳作，不是患病不得休息，不到死日不得弃舍农事。种上等田地，每个农夫要供养九个人，种下等田地，每个农夫要供养五个人，供养的人数只能增加，不能减少。总之，一个人种田，要供十个人消费，饲养的各种家畜都包括在这一要求之内，可以折合计算。这是充分利用土地的方法。

所以，正当农事大忙的时候，不要大兴土木，不要进行战争。平民如果不是加冠、娶妻，嫁女，祭祀，就不得摆酒聚会。农民如果不是名字通于官府，就不得私自雇人代耕。因为这些事都妨害农时。如果不是因为同姓的缘故，男子就不得从外地娶妻，女子也不得出嫁到外地，以便使农民安居一地。然后要规定关于乡野的禁令。乡野的禁令有五条：土地尚未整治，不得绩麻，不得扫除污秽；未上年纪，不得从事园囿中的劳动；估计力量不足，不得扩大耕地，农民不得经商，不得去做其他的事情。因为这些事都妨害农时。还要规定各个季节的禁令：不到适当季节，山中不得伐木取材，水泽地区不得烧灰割草，捕取鸟兽的罗网不得带出门外，鱼网不得下水，不是主管舟船的官员不得借口行船。因为这些事都妨害农时。如果百姓不尽力于农耕，就投收他们的家产。因为不这样做，农、工、商就会互相仿效，国家难予以理就会达到极点。这就叫做背离根本，违反法则，就会导致国家的丧亡毁灭。

凡是百姓，自成年以上，就分别归属于农，工、商三种职业。农民生产粮食，工匠制作器物，商人经营货物。举措与农时不相适应，这叫做不祥之至。以大兴土木侵夺农时，叫做“延误”，百姓就会忧思不断，田里一定连税谷也收不到。以治理水患侵夺农时，叫做“浸泡”，悲丧就会继欢乐之后来到，四方邻国就会来侵害。用进行战争侵夺农时，叫做“虐害”，灾祸就会终年不断，根本不用开镰收割。连续侵夺百姓农时，严重的饥荒就会发生。田中到处是闲置的农具，农民有的闲谈，有的唱歌，早上看是如此，到傍晚仍照旧。农民人人无心劳动，损失的粮食必定很多。人们看到了这种现象，却没有谁知道重农这个根本。

【士容论第六任地】

【原文】

四曰：后稷曰：子能以窐为突乎？子能藏其恶而揖之以阴乎？子能使吾士靖而甽浴士乎？子能使保湿安地而处乎？子能使雚夷毋淫乎？子能使子之野尽为泠风乎？子能使藁数节而茎坚乎？子能使穗大而坚均乎？子能使粟圜而薄糠乎？子能使米多沃而食之强乎？无之若何？凡耕之大方：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上田弃亩，下田弃甽。五耕五耨，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蜮。今兹美禾，来兹美麦。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其博八寸，所以成甽也；耨柄尺，此其度也；其耨六寸，所以间稼也。地可使肥，又可使棘。人肥必以泽，使苗坚而地隙；人耨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草諯大月。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百草之先生者也。於是始耕。孟夏之昔，杀三叶而获大麦。日至，苦菜死而资生，而树麻与菽。此告民地宝尽死。凡草生藏，日中出，犭希首生而麦无叶，而从事於蓄藏。此告民究也。五时见生而树生，见死而获死。天下时，地生财，不与民谋。有年瘗土，无年瘗土。无失民时，无使之治下。知贫富利器，皆时至而作，渴时而止。是以老弱之力可尽起，其用日半，其功可使倍。不知事者，时未至而逆之，时既往而慕之，当时而薄之，使其民而郄之。民既郄，乃以良时慕，此从事之下也。操事则苦。不知高下，民乃逾处。种稑禾不为稑，种重禾不为重，是以粟少而失功。

【译文】

后稷说：“你能把洼地改造成高地吗？你能把劣土除掉而代之以湿润的土吗？你能使土地状况合宜并用垄沟排水吗？你能使籽种播得深浅适度并在土里保持湿润吗？你能使田里的杂草不滋长蔓延吗？你能使你的田地吹遍和风吗？你能使谷物节多而茎秆坚挺吗？你能使庄稼穗大而且坚实均匀吗？你能使籽粒饱满麸皮又薄吗？你能使谷米油性大吃着有咬劲吗？

这些应该怎样做到呢？

耕作的大原则是：刚硬的土地要使它柔和些，柔和的土地要使它刚硬些，休闲的土地要频种，频种的土地要休耕，贫瘠的土地要使它肥沃，过肥的土地耍使它贫瘠些，坚实的土地要使它疏松些，疏松的土地要使它坚实些，过湿的土地要使它干燥些，干燥的土地要使它湿润些。高处的田地，不要把庄稼种在田垄上，低洼的田地，不要把庄稼种在垄构里。播种之前耕五次，播种之后锄五次，一定要做得仔细彻底。耕种的深度，以见到湿土为准。这样，田垦就不生杂草，又没有各种害虫。今年种谷子，就收好谷子，明年种麦子，就收好麦子。

耜的长度六尺，是为了用来测定田垄的宽窄，它的刃宽八寸，是为了用来挖出标准的垄沟。锄的柄长一尺，这是作物行距的标准；它的刃宽六寸，这是为了便于间苗。土地，可以使它肥沃，也可以使它贫瘠。耕地一定要趁混润，这样可使土中有空隙，苗根扎得牢固；锄地一定要在旱时，这样可使地表疏松，保持土壤肥力。

草类到十月就要枯萎。冬至以看五十七天，菖蒲开始萌生。菖蒲是百草中最先萌生的。这时开始耕地。四月下旬，荠、葶苈、菥萁枯死，这时就要收获大麦。夏至，苦菜枯死，蒺藜长出，这时就要种植麻和小豆。这是告诉人们种地的宝贵时节已到尽头。秋分，猾首生出，谷子黄熟，这时就要进行收打蓄藏。这是告诉人们一年的农事已毕。百草的生死可作农事活动的依据。一年四季，见到某种草类出生，就要种植应在选时萌生的作物，见到某种草类桔死，就要收获正当这时成熟的作物。上天降四时，土地生财富，这是自然之道，不同下民商量的。丰收要祭祀土神，欠收也要祭祀土神。不要使百姓丧失农时，不要使他们做蠢事。要使民众懂得致富之道，做到时令一到就行动，时令结束就停止。这样连老弱的力量都可以完垒调动起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

不懂农事的人，农时未到就提前行动，农时已过思念不已，而正当农时却叉毫不在意，役使百姓而延误农时。已经把百姓的农时延误了，事后却又因此对大好时光思念不已。这是管理农事最愚笨的方法。这样就会把事情办坏。不知怎样做是高明，怎样做是愚笨，百姓就会苟且偷安。种早庄稼不象个早庄稼，种晚庄稼不象个晓庄稼，因而收的粮食甚少，没有什么成效。

【士容论第六辩土】

【原文】

五曰：凡耕之道，必始於垆，为其寡泽而后枯。必厚其靹，为其唯厚而及。饱者{艹纴}之，坚者耕之，泽其靹而后之。上田则被其处，下田则尽其污。无与三盗任地。夫四序参发，大甽小亩，为青鱼胠，苗若直猎，地窃之也。既种而无行，耕而不长，则苗相窃也。弗除则芜，除之则虚，则草窃之也。故去此三盗者，而后粟可多也。所谓今之耕也营而无获者，其蚤者先时，晚者不及时，寒暑不节，稼乃多菑。实其为亩也，高而危则泽夺，陂则埒，见风则亻厥，高培则拔，寒则雕，热则脩，一时而五六死，故不能为来。不俱生而俱死，虚稼先死，众盗乃窃，望之似有馀，就之则虚。农夫知其田之易也，不知其稼之疏而不适也；知其田之际也，不知其稼居地之虚也。不除则芜，除之则虚，此事之伤也。故亩欲广以平，甽欲小以深，下得阴，上得阳，然后咸生。稼欲生於尘而殖於坚者。慎其种，勿使数，亦无使疏。於其施土，无使不足，亦无使有馀。熟有耰也，必务其培，其耰也植，植者其生也必先。其施土也均，均者其生也必坚。是以亩广以平则不丧本。茎生於地者，五分之以地。茎生有行，故速长；弱不相害；故速大。衡行必得，纵行必术。正其行，通其风，夬心中央，帅为泠风。苗，其弱也欲孤，其长也欲相与居，其熟也欲相扶。是故三以为族，乃多粟。凡禾之患，不俱生而俱死。是以先生者美米，后生者为秕。是故其耨也，长其兄而去其弟。树肥无使扶疏，树墝不欲专生而族居。肥而扶疏则多秕，墝而专居则多死。不知稼者，其耨也，去其兄而养其弟，不收其粟而收其秕。上下不安，则禾多死。厚土则孽不通，薄土则蕃轓而不发。垆埴冥色，刚土柔种，免耕杀匿，使农事得。

【译文】

耕地的原则是：一定要从垆土开始，因为这种土水分少，干土层厚。一定要把柔润的地放到后面耕，因为这种土即使拖延一下也还来得及耕。水分饱和的土地要缓耕，坚硬的土地要立即耕，柔润的土地要放在一边推迟耕。高处的土地耕后要把地面耙平，低湿的土地首先要把积水排净。不要让“三盗”和自己一起使用土地。四时依次出现，是和农事相参验的。有些人田畦做得太窄，垄沟做得太宽，田畦看上去就象一条条被困在地上的青鱼，上面的禾苗长得象兽颈上的鬃毛，这是地盗，地把苗侵吞了。庄稼种下去却密密麻麻地没有行列，尽力耕耘也难以长大，这是苗盗，苗与苗相互侵吞了。不除杂草地就要荒芜，清除杂草又会弄活苗根，这是草盗，草把苗侵吞了。所以必须除掉这三盗，然后才能多打粮食。

当今有些人从事农耕，尽力经营却没有收获，这是因为他们行动早的先于农时，行动迟的赶不上农时，四季的劳作不合时节，所以庄稼多遭灾害。他们修治田哇，修得又高又陡，这样水分就容易散失；畦坡过于斜险，畦面就容易倾塌。庄稼种在这样的田畦上，遇风就会倒伏，培土过高就会连根拔出，天气冷一点就会凋零，天气热一点就会枯萎。同时有五六种致死的途径，所以不可能有好收成。庄稼不同时出土，却同时成熟。现在根虚活的提前死掉，于是地盗、苗盗、草盗就会发生。这种庄稼，远望似乎长势很旺，走近一看，原来没有什么籽实。农夫只知道他的田地已经整过，却不知道他的庄稼过于稀疏，密度不够，只知道他的田地已经管过，却不知道他的庄稼在地里扎根不牢。杂草不除，土地就要荒芜；清除杂草，又会弄活苗根。这是农事的大害。

所以，田畦应该又宽又平，垄沟应该又小又深。这样，庄稼下得水分，上得阳光，才能苗全苗壮。庄稼应在细软的土中萌发，而在坚实的土中生长。播种一定要小心，不要使它过密，也不要使它过稀。在覆土盖种方面，不要使土不足，也不要使土过厚。这件事要仔细去做，一定要在盖种的土上多下功夫。盖种的土要打得细碎，细碎了庄稼出苗就一定快}盖种的土要撒得均匀，均匀了庄稼扎根就一定牢。所以，田哇又宽又平，就能使庄稼根部不受损害。禾苗生于畦中，把田畦均分为五分。禾苗出土成行，所以迅速生长；小时互不妨害，所以发育很快。横行一定要恰当，纵行一定要端直。要使行列端正，和风通畅，一定注意疏通田地的中心，使田中到处吹到和风。禾苗幼小时以独生为宜，长起来以后应靠拢在一起，成熟时应互相依扶。禾苗三四株长成一簇，就能多打粮食。

农作物的难处，在于尽管不同时出苗，时令一到却要同时死去。所以先出土的结粒就好，后出土的就多是秕子。因此，锄草问苗的时候，要安养先生的牡苗，去掉后生的弱苗。在肥沃的土地上种植，不要种得过稀而使庄橡疯长；在贫瘠的土地上种植，不要种得过密而使庄稼挤在一起。土地肥沃庄稼又长势过旺，秕子就会结得多，土地贫瘠庄稼叉挤在一起，禾苗就会死得多。不会种田的人，他们间苗时，去掉先生的壮苗而留下后生的弱苗，结果收不到粮食而只能收些秕子。对禾苗和土地都处理不当，庄稼就会大量死亡。覆土过厚，萌芽就钻不出地面；覆土过薄，种子就会遭到闭锢而不能发芽。

垆土埴土颜色发暗，这些刚硬的土地要使它软熟以后再种，要勤加翻耕以消灭宿草害虫，使农事活动进行得得当。

【士容论第六审时】

【原文】

六曰：凡农之道，厚之为宝。斩木不时，不折必穗；稼就而不获，必遇天菑。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是以人稼之容足，耨之容耨，据之容手。此之谓耕道。是以得时之禾，长秱长穗，大本而茎杀，疏穖而穗大，其粟圆而薄糠，其米多沃而食之强。如此者不风。先时者，茎叶带芒以短衡，穗钜而芳夺，秮米而不香。后时者，茎叶带芒而末衡，穗阅而青零，多秕而不满。得时之黍，芒茎而徼下，穗芒以长，抟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不噮而香。如此者不饴。先时者，大本而华，茎杀而不遂，叶藁短穗。后时者。小茎而麻长。短穗而厚糠，小米钳而不香。得时之稻，大本而茎葆，长秱疏穖。穗如马尾，大粒无芒，抟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先时者，本大而茎叶格对，短秱短穗，多秕厚糠，薄米多芒。后时者，纤茎而不滋，厚糠多秕，辟米，不得恃定熟，卬天而死。得时之麻，必芒以长，疏节而色阳，小本而茎坚，厚枲以均，后熟多荣，日夜分复生。如此者不蝗。得时之菽，长茎而短足，其荚二七以为族，多枝数节，竞叶蕃实，大菽则圆，小菽则抟以芳，称之重，食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虫。先时者，必长以蔓，浮叶疏节，小荚不实。后时者，短茎疏节，本虚不实。得时之麦，秱长而颈黑，二七以为行，而服薄而赤色，称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泽且有力。如此者不蚼蛆。先时者，暑雨未至，胕动蚼蛆而多疾，其次羊以节。后时者，弱苗而穗苍狼，薄色而美芒。是故得时之穗兴，失时之稼约。茎相若，称之，得时者重，粟之多。量粟相若而舂之，得时者多米。量米相若而食之，得时者忍饥。是故得时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气章，百日食之，耳目聪明，心意睿智，四卫变强，气不入，身无苛殃。黄帝曰：“四时之不正也，正五谷而已矣。”

【译文】

农作的原则，以笃守天时最为重要。伐木不顺应天时，木材不是折断就是弯曲。庄稼熟了不及时收获，一定会遭到天灾。庄稼，种它的是人，生它的是地，养它的是天。所以播种要使田问放得下脚，锄地要使田问伸得进锄，收摘要使田间插得进手。这叫做耕作之道。

因此，种得适时的谷子，穗的总梗长，穗子也长，根部发达，秸秆较矮，谷码疏落，各粒圆而皮薄，米有油性，吃着有咬共，这样的谷子，籽粒不因刮风而散落。种得过早的谷子，秸秆和叶子上布i蔫细毛，穗子总梗短，穗子犬但子房脱落，米容易变味，又没有香气。种得过迟的谷子，秸秆和叶子布满细毛，总梗短，谷穗尖而颜色发青，秕子多，籽粒不饱满。

种得适时的黍子，秸秆布满细毛，底部不出枝权，米粒圆而外皮薄，舂起来容易，吃起来香而不腻。这样的黍子，做出饭来不易变味。种得过早的黍子，根部发达，植株阔大，秸秆低矮而不荣畅，叶子肥厚，穗子短小。种得过晚的黍子，茎秆又细又小，穗子短，棘皮厚，米粒小而颜色发黑，又没有香气。

种得适时的稻子，根部发达，茎秆丛生，总梗长，谷码稀，穗子象马尾，籽粒大，稻芒少，米粒圆，糠皮薄，舂起来容易，吃起来香。这样的稻子，吃着适口。种得过早的稻子，根部发达，秸秆和叶子挤在一起，总梗和穗予短，秕子多，糠皮厚，籽粒少而稻芒多。种得过晚的稻子，秸秆细又不分蘖，糠皮厚，秕子多。籽粒不实，等不到成熟，就仰首朝天枯死。

种得适时的麻，必定带有细毛而且较长，茎节稀疏，色泽鲜亮，根部小但茎秆坚实，纤维又厚又均匀，成熟晚的开花多，到了秋分麻果累累。这样的麻不招蝗虫。

种得适时的豆子，分枝长而总干短，豆荚二七成为一簇。分枝多，举节密，叶子繁茂，籽实盛多，大豆籽粒滚圆，小豆籽粒鼓胀，而且有香气，称起来重，吃起来有嚼头而且很香。这样的豆子不着虫。种得过早的豆子，一定长得过长而且爬蔓，叶子虚弱，茎节稀疏，豆荚小又不长粒。种得过晚的豆予，分枝短，茎节稀，根子弱，不长粒。

种得适时的小麦，总梗长，穗子深绿，麦粒二七排成一行，麦壳薄，麦粒颜色发红，称起来重，吃起来特别香而且有嚼头，使人肌肤润泽而且有力。这样的麦子不生蚼蛆。种得过早的麦子，夏雨没到就发生病虫害，麦粒又瘦又小。种得太晚的麦子，麦苗弱，穗子发青，颜色暗，只是麦芒长得好。

所以，种植适时的庄稼就兴旺高产，种植不适时的庄稼就衰弱低产。种法不同，茎秆数量相等，称一称，种植适时的分量重；脱了粒，种植适时的打粮多。同样多的粮食，舂出米来，种植适时的出米多。同样多的米，做出饭来，种植适时的吃了禁饿。所以，种植适时的庄稼，它的气昧香，它的味道美，它的咬劲大。吃上一百天，就能耳聪目明，心神清爽，四肢强健，邪气不入，不生灾病。黄帝说；“四时之气不正，只要使所吃五谷纯正就可以了。”

谢选骏指出：“士”是社会的中间阶层，当然也是社会的中坚阶层——可以说，一个社会的风貌是由其士人决定的。当一个社会的士人阶层趋于式微的时候，也就是其文明开始解体的时候——古代的帝国前夕、当今的西方社会，就是这样的怪圈。《吕氏春秋》诞生的时候，就是一个这样的时候，第一期中国文明正在走向帝国时代。士人阶层正在垂死挣扎，《吕氏春秋》似乎就是这样的努力。它的努力虽然在秦国失败了，却在汉朝获得了某些影响，并且穿越时空，多多少少地传承了下去。

（另起一页）

【【后记】】

网文《吕不韦》报道：

吕不韦（？—前235年），姜姓，吕氏，名不韦，卫国濮阳（今河南省安阳市滑县）人。 [1-3]   战国末年卫国商人、政治家、思想家，后为秦国丞相，姜子牙的二十三世孙。

早年经商于阳翟，将秦国质子异人带回秦国，扶植其成为秦庄襄王后，被拜为相国，封文信侯，食邑河南洛阳十万户。带兵攻取周国、赵国、卫国土地，分别设立三川郡、太原郡、东郡，对秦王嬴政兼并六国的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庄襄王去世后，迎立太子嬴政即位，拜为相邦，尊称“仲父”，权倾天下。受到嫪毐集团叛乱牵连，罢相归国，全家流放蜀郡，途中饮鸩自尽。

主持编纂《吕氏春秋》（又名《吕览》），包含八览、六论、十二纪，汇合了先秦诸子各派学说，“兼儒墨，合名法”，史称“杂家”。

人物生平

奇货可居

吕不韦是阳翟（今河南禹州市）的大商人，他往来各地，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积累起千金的家产。

公元前267年（秦昭王四十年），秦国悼太子死在魏国，运回国葬在芷阳。公元前265年（昭王四十二年），他的第二个儿子安国君被立为太子。而安国君有二十多个儿子。安国君有个非常宠爱的妃子，立她正夫人，称之为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没有儿子，安国君有个排行居中的儿子名叫异人，异人的母亲叫夏姬，不受宠爱。异人作为秦国的人质被派到赵国。因为秦赵世仇，秦国多次攻打赵国，赵国并不礼遇异人。 [5]  作为秦王庶出的孙子，不受重视，被打发来赵国当人质，他乘的车马和日常的财用都不富足，生活困窘。

吕不韦到邯郸去做生意，见到异人后大喜，说：“异人就像一件奇货，可以囤积居奇，以待高价售出。”（成语“奇货可居”的出典）。

吕不韦于是归家与父亲说：“耕田可获利几倍呢？”父亲说：“十倍。”吕不韦又问：“贩卖珠玉，或获利几倍呢？”父亲说：“百倍。”吕不韦又问：“立一个国家的君主，可获利几倍呢？”父亲说：“无数。”吕不韦说：“如今努力耕田劳作，还不能做到丰衣足食；若是拥君建国则可泽被后世。我决定去做这笔买卖。” [6] 

说服异人

于是他就前去拜访异人，道：“我能光大您的门庭。”异人笑着说：“你姑且先光大自己的门庭，然后再来光大我的门庭吧！”吕不韦顺势回复：“我的门庭要等待您的门庭光大了才能光大。”异人马上就明白吕不韦所言之意，就与他坐在一起深谈。

吕不韦说：“秦王已经老了，您的父亲安国君被立为太子。安国君现在意属您的兄弟子傒，子傒又有母亲在后宫照应，而您排行中间，母亲又不受宠，秦王死后，安国君继位为王，您也不要指望同您长兄和早晚都在秦王身边的其他兄弟们争太子之位。您自己又处于祸福难测的敌国，一旦秦赵开战，公子您的性命将难以保全。”

异人叹道：“是这样，但该怎么办呢？”

吕不韦说：“如果公子听信我，我倒有办法让您回国，且能继承王位。我私下听说安国君非常宠爱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但她能参与选立太子，只能从她身上下手。您很贫窘，又客居在此，也拿不出什么来献给亲长，结交宾客。我吕不韦虽然不富有，但我愿意拿出千金来为你西去秦国游说，侍奉安国君和华阳夫人，让他们立您为太子。”异人于是叩头拜谢道：“如果实现了您的计划，我愿意分秦国的土地和您共享。” [7] 

吕不韦于是拿出五百金给异人，作为异人在赵国日常生活和交结宾客之用。吕不韦又拿出五百金买珍奇玩物，自己带着西去秦国游说，他决定从下往上，各个击破。第一步是先说服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和姐姐。

游说秦国

吕不韦先去拜访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献上好礼，然后说：“阁下可知？阁下罪已至死！您门下的宾客无不位高势尊，相反太子门下无一显贵。而且阁下府中珍宝、骏马、佳丽多不可数，老实说，这可不是什么好事。如今大王年事已高，一旦驾崩，太子执政，阁下则危如累卵，生死在旦夕之间。”

阳泉君大惊。吕不韦又道：“小人倒有条权宜之计，可令阁下富贵万年且稳如泰山，绝无后顾之忧。”

阳泉君赶忙让座施礼，恭敬地表示请教。

吕不韦献策说：“大王年事已高，您姐姐华阳夫人却无子嗣，有资格继承王位的子傒继位后一定重用秦臣士仓，到时候华阳王后的门庭必定长满蒿野草，萧条冷落。现在在赵国为质的公子异人才德兼备，可惜没有母亲在宫中庇护，每每翘首西望家邦，极想回到秦国来。王后倘若能立异人为太子，这样一来，不是储君的异人也能继位为王，他肯定会感念华阳夫人的恩德，而无子的华阳夫人也因此有了日后的依靠。”

阳泉君说：“对，有道理！”便让吕不韦进宫与华阳夫人谈话。吕不韦谈及异人聪明贤能，所结交的诸侯宾客，遍及天下，常常说“我异人把夫人看成亲母一般，日夜哭泣思念太子和夫人”。夫人非常高兴。吕不韦乘机又让华阳夫人姐姐劝说华阳夫人道：“我听说用美色来侍奉别人的，一旦色衰，宠爱也就随之减少。（“以色侍人者，色衰而爱弛”出处）现在夫人您侍奉太子，甚被宠爱，却没有儿子，不趁这时早一点在太子的儿子中结交一个有才能而孝顺的人，立他为继承人而又像亲生儿子一样对待他，那么，丈夫在世时受到尊重，丈夫死后，自己立的儿子继位为王，最终也不会失势，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一句话能得到万世的好处啊。不在容貌美丽之时树立根本，假使等到容貌衰竭，宠爱失去后，虽然想和太子说上一句话，还有可能吗？现在子楚贤能，而自己也知道排行居中，按次序是不能被立为继承人的，而他的生母又不受宠爱，自己就会主动依附于夫人，夫人若真能在此时提拔他为继承人，那么夫人您一生在秦国都要受到尊宠。” [8] 

华阳夫人听了认为是这样，就趁安国君方便的时候，委婉地谈到在赵国做人质的异人非常有才能，来往的宾客都称赞他。接着就哭着说：“我有幸能填充后宫，但非常遗憾的是没有儿子，我希望能立子楚为继承人，以便我日后有个依靠。”安国君就和夫人刻下玉符，又送好多礼物给在赵国的异人，请吕不韦教导他，因此异人的名声在诸侯中越来越大。 [9] 

邯郸献姬

吕不韦有一个绝美而善舞的姬妾，异人在吕不韦家中筵席上看到此女后非常喜欢，就站起身来向吕不韦祝酒，请求把此女赐给他。吕不韦很生气，但转念一想，已经为异人破费了大量家产，为的借以钓取奇货，于是就献出了这个女子。十月（一说十二月）后，此女生下儿子名政（即秦始皇嬴政），异人就立此姬为夫人。 [10] 

归秦为臣

华阳夫人和安国君要求赵国将公子异人遣返秦国，赵国不肯放行。吕不韦就去游说赵王：“公子异人是秦王宠爱的儿郎，只是失去了母亲照顾，现在华阳王后想让他作儿子。大王试想，假如秦国真的要攻打赵国，也不会因为一个王子的缘故而耽误灭赵大计，赵国不是空有人质了吗？但如果让其回国继位为王，赵国以厚礼好生相送，公子是不会忘记大王的恩义的，这是以礼相交的作法。如今秦昭王已经老迈， [11]  一旦驾崩，赵国虽仍有异人为质，也没有资历与秦相国亲近了。”于是，赵王打算将异人送回秦国，但不久后秦赵爆发战争。

公元前257年（秦昭王五十年），派王齮围攻邯郸，情况非常紧急，赵国想杀死异人。异人就和吕不韦密谋，拿出六百斤金子送给守城官吏，得以脱身，逃到秦军大营，这才得以顺利回国。赵国又想杀异人的妻子和儿子政，以异人夫人是赵国富豪人家的女儿，才得以藏起来，因此母子二人竟得活命。

楚服认子

公子异人回国后，吕不韦让他身着楚服晋见原是楚国人的华阳夫人。华阳夫人对他的打扮十分高兴，认为他很有心，并特地亲近说：“我是楚国人。”于是把公子异人认作儿子，并替他更名为“楚”。

公元前251年（秦昭王五十六年），秦昭王去世，太子安国君继位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有一天秦王令子楚试诵诗书。子楚推辞说：“孩儿自小生长于赵国，没有师傅教导传习，不长于背诵。”秦王也就罢了，让他留宿宫中。一次，子楚乘秦王空闲时，进言道：“陛下也曾羁留赵国，赵国豪杰之士知道陛下大名的不在少数。如今陛下返秦为君，他们都惦念着您，可是陛下却连一个使臣未曾遣派去抚慰他们。孩儿担心他们会心生怨恨之心。希望大王将边境城门迟开而早闭，防患于未然。”秦王觉得他说话极有道理，为他的奇谋感到惊讶。华阳夫人乘机劝秦王立之为太子。秦王召来丞相，下诏说：“寡人的儿子数子楚最能干。”于是立子楚为太子。

尔后赵国也护送子楚的夫人和儿子政回到秦国。 [12] 

安国君继秦王位，加冕才三天就突发疾病去世了，谥号为孝文王。

封侯拜相

子楚继位，为秦庄襄王。庄襄王尊奉为母的华阳王后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被尊称为夏太后。公元前249年（庄襄王元年），任命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河南洛阳十万户作为他的食邑。吕不韦家有奴仆万人。 [13] 

庄襄王即位三年之后死去，太子政继立为王，尊奉吕不韦为相邦，称他为“仲父”。秦王年纪还小，太后常常和吕不韦私通。 [14] 

一字千金

当时，魏国有信陵君，楚国有春申君，赵国有平原君，齐国有孟尝君，被称为“四公子”他们都礼贤下士，结交宾客，名扬四海。并在这方面要争个高低上下。吕不韦认为秦国如此强大，而自己也是堂堂秦国丞相、秦王的仲父，不应该被他们比下去，所以他也招来了文人学士，给他们优厚的待遇，门下食客多达三千人。那时各诸侯国有许多才辩之士，像荀卿那班人，著书立说，流行天下。吕不韦就命他的食客各自将所见所闻记下，综合在一起成为八览、六论、十二纪，共二十多万字。自己认为其中包括了天地万物古往今来的事理，所以号称《吕氏春秋》。他还把书的内容写在布匹上，并将之刊布在咸阳的城门，上面悬挂着一千金的赏金，遍请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若有人能增删一字，就给予一千金的奖励。但是最后也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 [15] 

祸乱宫闱

据《史记》记载，秦王政长大后，赵太后仍“淫（乱）不止”。吕不韦唯恐事情败露，灾祸降临，就暗地寻求了一个阴茎特别大的人（“大阴人”）嫪毐作为门客，不时让演员歌舞取乐，据说还让嫪毐用他的阴茎穿在桐木车轮上，使之转动而行（“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并想法让赵太后知道此事，以此事引诱她。太后听说之后，真的想在暗中占有他。吕不韦就进献嫪毐，假装让人告发他犯下了该受宫刑的罪。吕不韦又暗中对赵太后说：“你可以让嫪毐假装受了宫刑，就可以在供职宫中的人员中得到他。”赵太后就偷偷地送给主持宫刑的官吏许多东西，假装处罚嫪毐，拔掉了他的胡须假充宦官，这就得以侍奉赵太后。赵太后暗和他通奸，特别喜爱他。后来赵太后怀孕在身，恐怕别人知道，假称算卦不吉，需要换一个环境来躲避一下，就迁移到雍地的宫殿中居住。嫪毐一直跟着赵太后，得到的赏赐非常丰厚，而太后凡事也都由嫪毐决定。嫪毐的仆人有数千人，希望做官而自愿成为嫪毐门客的，也有上千人。 [16] 

公元前240年（秦王政七年），庄襄王的生母夏太后去世。孝文王后叫华阳太后，和孝文王合葬在寿陵。夏太后的儿子庄襄王葬在芷阳，所以夏太后另外单独埋葬在杜原之东，称“向东可以看到我的儿子，向西可以看到我的丈夫。在百年之后，旁边定会有个万户的城邑”。

公元前238年（秦王政九年），有人告发嫪毐实际并不是宦官，常常和赵太后淫乱私通，并生下两个儿子，都把他们隐藏起来，还和赵太后密谋说“若是秦王死去，就立这儿子继位”。于是秦王命法官严查此事，把事情真相全部弄清，事情牵连到相国吕不韦。这年九月，把嫪毐家三族人众全部杀死，又杀太后所生的两个儿子，并把赵太后迁到雍地居住。 [17] 

饮鸩自尽

秦王想杀掉相国吕不韦，但因他侍奉先王有很大功劳，还有很多宾客辩士为他说情，所以秦王不忍心处罚吕不韦。

公元前237年（秦王政十年）十月，免去了吕不韦的相邦职务。等到齐人茅焦劝说秦王，秦王这才到雍地迎接赵太后，使她又回归咸阳，但把吕不韦遣出京城，前往河南的封地。 [18] 

又过了一年多，各诸侯国的宾客使者络绎不绝，前来问候吕不韦。秦王恐怕他发动叛乱，就写信给吕不韦说：“你对秦国有何功劳？秦国封你在河南，食邑十万户。你对秦王有什么血缘关系？而号称仲父。你与家属都一概迁到蜀地去居住！”吕不韦一想到自己已经逐渐被逼迫，害怕日后被杀，就喝下酖酒自杀而死。 [19]  秦王所痛恨的吕不韦、嫪毐都已死去，就让迁徙到蜀地的嫪毐门客都回到京城。 [20] 

思想主张

先秦风气，名士所养门客人数越众越说明名士声誉高。比如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魏有信陵君，都是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的政治名人，在列国间享有极高声望。吕不韦认为，自己身为强秦相国，比上述诸人自愧不如，因此也招贤纳士，对前来跟随的门客礼遇有加，给予厚待，欲与上述名士的门客相竞。当时各国名士又常以所养宾客能著书立说为荣，所以吕不韦也命门客编纂其所知见闻，一部辉煌的集体创作横空出世，后以他的名义发表，这就是《吕氏春秋》。这是吕不韦执政期间所做的一件大事。

在先秦诸子著作中，《吕氏春秋》被列为杂家，其实，这个“杂”不是杂乱无章，而是兼收并蓄，博采众家之长，用自己的主导思想将其贯穿。这部书以黄老思想为中心，“兼儒墨，合名法”，提倡在君主集权下实行无为而治，顺其自然，无为而无不为。用这一思想治理国家对于缓和社会矛盾，使百姓获得休养生息，恢复经济发展非常有利。 [21] 

吕不韦编著《吕氏春秋》既是他的治国纲领，又给即将亲政的秦始皇提供了执政的借鉴。可惜，由于吕不韦个人的过失，使秦始皇对这部书弃而不用，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吕氏春秋》的价值逐渐为后人领悟，成为了解战国诸子思想的重要资料。

人物评价

司马迁：①“不韦及嫪毐贵，封号文信侯。人之告嫪毐，毐闻之。秦王验左右，未发。上之雍郊，毐恐祸起，乃与党谋，矫太后玺发卒以反蕲年宫。发吏攻毐，毐败亡走，追斩之好畤，遂灭其宗。而吕不韦由此绌矣。孔子之所谓‘闻’者，其吕子乎？” [22-23]  ②“结子楚亲，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 [24] 

司马贞：“不韦钓奇，委质子楚。华阳立嗣，邯郸献女。及封河南，乃号仲父。徙蜀惩谤，悬金作语。筹策既成，富贵斯取。” [23] 

刘克庄：“豫建无长虑，旁窥有贩心。绝嬴由吕相，继马乃牛金。” [25] 

徐钧：“谋立储君谁孕姬，巨商贩鬻巧观时。十年富贵随轻覆，奇货元来祸更奇。” [26] 

张载：“秦市金悬鲁史修，措辞当日两难求。书传果在西迁后，锥口诸儒未必休。” [27] 

王世贞：“自古至今以术取富贵秉权势者，毋如吕不韦之秽且卑，然亦无有如不韦之巧者也。凡不韦之所筹筴，皆凿空至难期，而其应若响，彼故自天幸，亦其术有以摄之。” [28] 

王士禛：“余素不喜李贽之学，其《藏书》、《续藏书》未尝寓目。近偶观之，其最害道者莫如《论狂狷》一篇。其言谓放勋狂而帝，文王狂而王，泰伯狂而伯，皆狂也。舜也、禹也、汤、武也、太公、周、召，皆狂也。汉高帝，狂之神；文帝，狂之圣也。此等谬论，正如醉梦中呓语，而当时诸名士极推尊之，何哉？若以李斯、桑弘羊、吕不韦、李园、贾诩、董昭为名臣，温峤为逆贼，所谓好恶拂人之性者也。以扬雄、胡广、谯周、冯道为吏隐外臣，亦大谬。” [29] 

后世纪念

吕不韦墓，位于洛阳市东约20公里的偃师市南蔡庄大冢头村东。 [30] 

吕不韦死后，他的门客害怕秦王，当时叫吕母墓，所以当时秦王派人寻找吕不韦坟墓而一无所获。

河南省偃师市首阳山镇有一大冢头村，因秦相国吕不韦的墓冢在村边而得名。冢顶过去有房屋数十间，驻扎过镇公所、区干队，可知封土之高大。如今墓冢圈进偃师第一高中院内，虽已残损，仍存其岿然气势。1994年12月，首阳山镇为其立纪念碑一座，原西北大学校长、中国思想史研究所所长张岂之教授来偃讲学，参观了吕不韦墓冢并为吕不韦纪念碑奠基，并应偃师古都学会之请，撰写了《秦相国吕不韦墓碑记》，成为一处名人故迹。 [30] 

参考资料

1  滑县历史名人之吕不韦．滑州在线网[引用日期2013-12-21]

2  吕不韦．央视网[引用日期2013-12-21]

3  吕不韦：风险投资第一人．和讯网[引用日期2013-12-21]

4  《史记》：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

5  《史记》：秦昭王四十年，太子死。其四十二年，以其次子安国君。安国君有子二十馀人。安国君有所甚爱姬，立以为正夫人，号曰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安国君中男名子楚，子楚母曰夏姬，毋爱。子楚为秦质。子於赵。秦数攻赵，赵不甚礼子楚。

6  战国策·秦五·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好网角[引用日期2017-09-07]

7  《史记》：子楚，秦诸庶孽孙，质於诸侯，车乘进用不饶，居处困，不得意。吕不韦贾邯郸，见而怜之，曰“此奇货可居”。乃往见子楚，说曰：“吾能大子之门。”子楚笑曰：“且自大君之门，而乃大吾门！”吕不韦曰：“子不知也，吾门待子门而大。”子楚心知所谓，乃引与坐，深语。吕不韦曰：“秦王老矣，安国君得为太子。窃闻安国君爱幸华阳夫人，华阳夫人无子，能立适嗣者独华阳夫人耳。今子兄弟二十馀人，子又居中，不甚见幸，久质诸侯。即大王薨，安国君立为王，则子毋几得与长子及诸子旦暮在前者争为太子矣。”子楚曰：“然。为之柰何？”吕不韦曰：“子贫，客於此，非有以奉献於亲及结宾客也。不韦虽贫，请以千金为子西游，事安国君及华阳夫人，立子为适嗣。”子楚乃顿首曰：“必如君策，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

8  《史记》：吕不韦乃以五百金与子楚，为进用，结宾客；而复以五百金买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见华阳夫人姊，而皆以其物献华阳夫人。因言子楚贤智，结诸侯宾客遍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为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韦因使其姊说夫人曰：“吾闻之，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今夫人事太子，甚爱而无子，不以此时蚤自结於诸子中贤孝者，举立以为适而子之，夫在则重尊，夫百岁之後，所子者为王，终不失势，此所谓一言而万世之利也。不以繁华时树本，即色衰爱弛後，虽欲开一语，尚可得乎？今子楚贤，而自知中男也，次不得为适，其母又不得幸，自附夫人，夫人诚以此时拔以为适，夫人则竟世有宠於秦矣。”

9  《史记》：华阳夫人以为然，承太子间，从容言子楚质於赵者绝贤，来往者皆称誉之。乃因涕泣曰：“妾幸得充後宫，不幸无子，原得子楚立以为适嗣，以讬妾身。”安国君许之，乃与夫人刻玉符，约以为适嗣。安国君及夫人因厚餽遗子楚，而请吕不韦傅之，子楚以此名誉益盛於诸侯。

10  《史记》：吕不韦取邯郸诸姬绝好善舞者与居，知有身。子楚从不韦饮，见而说之，因起为寿，请之。吕不韦怒，念业已破家为子楚，欲以钓奇，乃遂献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时，生子政。子楚遂立姬为夫人。

11  孟庆东．中华帝王将相 第3卷：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4.10：第791页

12  《史记》：秦昭王五十年，使王齮围邯郸，急，赵欲杀子楚。子楚与吕不韦谋，行金六百斤予守者吏，得脱，亡赴秦军，遂以得归。赵欲杀子楚妻子，子楚夫人赵豪家女也，得匿，以故母子竟得活。秦昭王五十六年，薨，太子安国君立为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赵亦奉子楚夫人及子政归秦。

13  《史记》：秦王立一年，薨，谥为孝文王。太子子楚代立，是为庄襄王。庄襄王所母华阳后为华阳太后，真母夏姬尊以为夏太后。庄襄王元年，以吕不韦为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河南雒阳十万户。

14  《史记》：庄襄王即位三年，薨，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时时窃私通吕不韦。不韦家僮万人。

15  《史记》：迥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彊，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馀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

16  《史记》：始皇帝益壮，太后淫不止。吕不韦恐觉祸及己，乃私求大阴人嫪毐以为舍人，时纵倡乐，使毐以其阴关桐轮而行，令太后闻之，以啗太后。太后闻，果欲私得之。吕不韦乃进嫪毐，诈令人以腐罪告之。不韦又阴谓太后曰：“可事诈腐，则得给事中。”太后乃阴厚赐主腐者吏，诈论之，拔其须眉为宦者，遂得侍太后。太后私与通，绝爱之。有身，太后恐人知之，诈卜当避时，徙宫居雍。嫪毐常从，赏赐甚厚，事皆决於嫪毐。嫪毐家僮数千人，诸客求宦为嫪毐舍人千馀人。

17  《史记》：始皇七年，庄襄王母夏太后薨。孝文王后曰华阳太后，与孝文王会葬寿陵。夏太后子庄襄王葬芷阳，故夏太后独别葬杜东，曰“东望吾子，西望吾夫。後百年，旁当有万家邑”。始皇九年，有告嫪毐实非宦者，常与太后私乱，生子二人，皆匿之。与太后谋曰“王即薨，以子为後”。於是秦王下吏治，具得情实，事连相国吕不韦。九月，夷嫪毐三族，杀太后所生两子，而遂迁太后於雍。诸嫪毐舍人皆没其家而迁之蜀。

18  《史记》：王欲诛相国，为其奉先王功大，及宾客辩士为游说者众，王不忍致法。太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国吕不韦。及齐人茅焦说秦王，秦王乃迎太后於雍，归复咸阳，而出文信侯就国河南。

19  解读《史记》：揭吕不韦之死   ．中国网[引用日期2013-03-14]

20  《史记》：岁馀，诸侯宾客使者相望於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於秦？号称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酖而死。秦王所加怒吕不韦、嫪毐皆已死，乃皆复归嫪毐舍人迁蜀者。

21  以小博大：《吕氏春秋》一字千金传后世．畅享网[引用日期2013-03-14]

22  太史公说：吕不韦带及嫪毐贵显，吕不韦封号文信侯。有人告发嫪毐，嫪毐听到此事。秦始皇查讯左右，事情还未败露。秦王到雍地祭天，嫪毐害怕大祸临头，就和亲信同党密谋，盗用太后的大印调集士兵在蕲年宫造反。秦王调动官兵攻打嫪毐，嫪毐失败逃走，追到好畤将其斩首，就把他满门抄斩。而吕不韦也由此被贬斥。孔子所说的“闻”，指的正是吕不韦这样的人吧。

23  《史记·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国学网[引用日期2013-11-13]

24  《太史公自序》：“结子楚亲，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作吕不韦列传第二十五。”

25  吕不韦．文献网[引用日期2013-11-13]

26  吕不韦．文献网[引用日期2013-11-13]

27  吕不韦春秋．文献网[引用日期2013-11-13]

28  王弇州先生崇论卷之一．文献网[引用日期2014-06-13]

29  《古夫于亭杂录》．国学导航[引用日期2014-06-23]

30  大冢头村：“奇货可居”吕不韦 归葬邙山留墓冢   ．洛阳网[引用日期2013-03-14]

31  演吕不韦的吕良伟．长沙晚报[引用日期2013-11-14]

32  四十集香港电视连续剧《寻秦记》．网易娱乐[引用日期2013-03-14]

33  高明刘威孙立群14日13时共聊电视剧《秦始皇》．新浪网[引用日期2013-03-14]

34  主演《吕不韦传奇》 宁静张铁林成都吐真言．新浪娱乐[引用日期2013-03-14]

35  《大秦帝国》新作更名为《大秦赋》，12月1日央八播出   ．新京报[引用日期2020-12-03]

36  电影《刺客荣耀—荆轲》（爱奇艺版/2018）片尾字幕1小时12分01秒   ．爱奇艺视频[引用日期2021-11-19]

谢选骏指出：王士禛不懂，所谓“狂”并非疯了，而是创造历史了。吕不韦有一百个不是，但他所体现的“公议传统”，却比嬴政高出百倍。

（另起一页）

书名

中国公议社会

China Public Discussion Society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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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2月第一版

December 2022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13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