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基时代第三十六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36
審判第三美國
Trial of the Third United States
2024年11月第一版
November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36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36
（另起一頁）
内容提要
美國在二十一世紀，以2001年的“九一一襲擊”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為標志，進入了第四個發展階段，被我稱為“第四美國”。在這個特殊的時刻，陳述結案一下1930年代開始的第三美國，也就是1929年華爾街崩潰及其帶來的“罗斯福新政”所開始的那個七十年周期——這是很有意義的歷史審判！
本卷包括了相關的八十篇文章及其點評，外加一個附錄《清華大學是個漢奸組織，立即取締！》。
Executive summary
In the 21st century, marked by the "911 attacks" in 2001 and the "financial crisis" in 2008, the United States entered the fourth stage of development, which I call the "fourth United States." At this particular moment, the 70-year cycle that began in the 1930s in the Third America, the Wall Street Collapse of 1929 and the "Roosevelt's New Deal" that began – is a very meaningful historical trial!
This volume includes 80 related articles and their comments, plus an appendix entitled "Tsinghua University is a Han Traitor Organization, Immediately Shut Down!" 》。
（另起一頁）
【目錄】
前言、1929年经济危机是一次大战的报应
01、罗斯福是个斯大林主义者
02、丘吉尔和斯大林乃是一丘之貉，都是死不悔改的吸血鬼子
03、英王和罗斯福家族都是毒贩
04、从罗斯福到布什的家族毒瘤
05、俄美需要合作镇压原住民
06、共产主义就是战争
07、共产主义的幽灵什么时候完蛋
08、共产党考研中的罗斯福新政，説明羅斯是個“共產黨的同路人”
09、南泥湾制毒贩毒，罗斯福熟视无睹
10、历史解密：希特勒、罗斯福与中国的外交旧闻
11、只有法西斯主义可以救美国
12、四大自由来源于四大家族
13、联合国来源于四大家族
14、在旧的与新的恐惧之间美國可能成爲帝國體制的溫床
15、蘇聯唆使中共入侵朝鮮，避免了和美國的直接衝突
16、我们还有办法抵抗纳粹主义浪潮吗
17、文化政策随着霸权起舞
18、斯大林与罗斯福的关系之谜
19、《租借法案》是通往终身总统的成魔之路
20、日军偷袭珍珠港，正中罗斯福下怀
21、梅毒上脑的罗斯福主导美苏密约狼狈为奸
22、毒品世家获得了梅毒报应
23、没有梅毒上脑就没有罗斯福
24、杜鲁门只能沿着罗斯福的错误道路继续前进
25、民主社会也离不开裙带关系
26、病夫治國拿社會做了典當行
27、纳粹主义开始复活
28、罗斯福不懂修昔底德陷阱
29、罗斯福像斯大林一样窃取了前任的成果
30、罗斯福像普京都是“总统专业户”
31、正常人都會警惕流浪狗
32、罗斯福出卖了东欧和东亚
33、罗斯福只会挽救他自己
34、罗斯福可以决定不给自己验尸
35、罗斯福可笑，蒋介石可悲
36、罗斯福坐视斯大林、丘吉尔二狗分食欧洲
37、罗斯福培养了一大堆希勒特
38、罗斯福想把最高法院搞残
39、罗斯福想让美国参战，以便自己能担任终身总统
40、罗斯福把美国变成苏联的第五纵队
41、罗斯福新政，或许还有更好方案
42、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都是国家主义
43、罗斯福新政使黑人主流转向了民主党
44、罗斯福新政及对中国的启事
45、罗斯福新政导致债务经济
46、罗斯福新政就是美国版的法西斯主义
47、罗斯福新政是第三美国的无奈之举
48、罗斯福新政的谎言如何成为真理
49、罗斯福昏庸在雅尔塔会上
50、罗斯福是一个毒贩家族的代表
51、罗斯福是个受贿大王
52、罗斯福是美国的斯大林
53、罗斯福本人就是苏联间谍
54、罗斯福用“民主”攻击宪政以便自己扩权
55、罗斯福的战后世界规划神经错乱
56、罗斯福的神经梅毒
57、羅斯福新政的“病態與掙扎”
58、美国向苏联提供多项援助奠定了冷战的基础
59、美国对苏贷款问题历史考察
60、美国总统，什么人都可以当当
61、美国条件下的法西斯专政
62、美英苏三大恶棍拜把兄弟
63、背着罗斯福才能救美，英國鴉片販惡有惡報
64、苏维埃、法西斯、纳粹——都是列宁同志的一卵三胞胎
65、苏联就是现代的蒙古突袭
66、苏联的共产主义是战场经济
67、蘇聯强盜走了，連廢墟都是美好的
68、裙带关系与神经梅毒
69、解密华尔街巨头对希特勒的金融援助
70、近代史上最大的不平等条约——从雅尔塔秘密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71、金土罂粟——漫谈纳粹德国兴起与华尔街金融集团
72、限任条款会被取消，罗斯福没有遭鞭尸
73、雅尔塔是三个恶棍的合作，罗斯福罪责难逃
74、苏联是美国“对苏贷款”所催肥的饿狼
75、斯大林是罗斯福一手扶植的打手
76、斯大林用白得的美元把自己的政权给撑死了
77、冷战就是罗斯福的主要遗产
78、罗斯福“新政”——親痛仇快之作
79、罗斯福连换三个副总统
80、罗斯福是条「披着毛毯的变色蜥蜴」
後記、中囶式改革与罗斯福新政都是极权主义的产物
附錄、清華大學是個漢奸組織，必須立即取締！
（另起一頁）
【前言、1929年经济危机是一次大战的报应】
《忽悠出来的1929大危机，但华尔街不是真正的凶手》（2022-12-17 吴三郎）报道：
对美国来说，一战后的时光是幸福的。
20世纪20年代，财富似乎向美国人敞开了大门，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一片喜庆。1928年12月4 日，柯立芝总统在国会发表国情咨文：“美国从未遇到比现在更加鼓舞人的繁荣。在国内、人民安居乐业，在国际方面，和平是主流”。总统认为“可以乐观地展望未来”。
这是一个财富时代，“五月花”号的梦想在这一刻实现了。柯立芝总统把财富的来源归因于“前所未有的繁荣主要有赖于美国人民的品质和团结”。
不过，对美国人来说，财富还有另外一种来源：投机。
佛罗里达州的气候总是比纽约好，甚至比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都要好，一到冬季富人如同候鸟一般到这里消磨幸福时光。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开始真的相信，整个佛罗里达半岛都会住满游客，无论海滩、沼泽、湿地，甚至灌木丛都是浪漫而又健康的居住地，这里的房产一定会升值！
度假胜地，投机天堂！
1923-1925年佛罗里达的地价出现了惊人的升幅，升幅为5~6倍，棕榈海滩上的每一块土地都成为资金争夺对象。开始只是距离海滩5英里的地方，逐渐到10英里、15英里……几乎整个佛罗里达州的地产都被炒作。
迈阿密市只有7.5万人口，却有2.5万名地产经纪人、2000多家地产公司，全市人的口头禅都是：“今天不买，明天就买不到了！”这话术耳熟不？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佛罗里达州的房地产经纪人，还是那些房地产经纪人，不可能经纪月球环形山，总归还是要靠当地的房地产过日子的。
一个城市，每个小区边上都是一片经纪公司，对经济整体来说，这些房产经纪不但不能创造财富，不能节约信息成本，就连居住功能都丧失了：真要是有人住，这些经纪人早失业了。
如果房产经纪的最大用途是增加投资人成本，就成了一群骗子，相信每个与房产中介打过交道的人都感同身受。如果一个行业整体以骗为生，那就是经济的毒瘤；如果城市居民都以骗为荣，或早或晚那是一定会出事情的。
无论多么绚丽的泡沫，总有破灭的一天。
1926年9月18日，一场台风卷走了迈阿密数千栋房子，海上游弋的游艇也被冲到市区大街上。最后，迈阿密市居然出现了1.5万名难民，也就是说，这个城市被毁灭了。
对地产行业来说，这是一个很充分的利空，佛罗里达州房地产骤然跌价。
尽管我没有找到地产下跌的幅度记载，但是迈阿密银行1928年的日结算资金量仅为1.4万美元，这个数字在 1925年曾经以百万为单位的！
伴随着地产泡沫破灭，1926 年美国经济已经出现疲态。《纽约时报》工业指数1925年年底为181点，1926年1月、2月连续下滑到172点。
如果这个时候美国祈求上帝保佑，也许就不会折腾出一个世界经济危机来。但上帝没有保佑美国，反而送来了三位不速之客。
1927年年初，英法德三国央行行长访美，历史记录了他们的名字：英格兰银行行长蒙泰古·诺曼、德意志银行行长雅尔玛·沙赫特和法兰西银行副行长查尔斯·李斯特。
三位央行行长此行目的是：游说美联储放松银根、降低利率，说穿了就是让美联储多印美元。真是黄鼠狼给鸡拜年！
此时、英法德三国经济不景气，他们需要阻止黄金流入美国，进而维持自己的经济景气。
美国增发货币是最好的选择，不过这仅对英、法、德而言。可能出于一种自大心理，当然更是为了攫取世界金融制高点，美联储就范了。
多年之后，美联储将此次行动称为“75年来联邦储备系统或其他银行系统所犯的代价最为昂贵的错误”。
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当时美国的货币政策属于宽松的货币政策；用直白的话来说就是：钱，多了！宽松的货币政策给华尔街注射了强心针，道琼斯指数一飞冲天，1927年全年都在暴涨，最高曾涨到380点。
1926-1927年美国汽车产量年增速仍然超过了10%，此时美国实业增长还能支撑华尔街的虚荣，投机者对经济前景仍然充满信心。
这，已经是幻灭前的最后一抹色彩。
1928年市场就不正常了，3月12日大盘甚至因为一只无线电新股股价飙升上涨18个点，次日开盘又上攻22个点位。尽管纽约交易所及时公布消息，准备调查这只股票，但仍未彻底遏制市场飙升，整个3月市场仍旧处于高位。
股民不是白痴，也知道凭营业收入不可能支撑一只股票在一年内价值翻几番，这比贩毒都划算。人们不再谈论公司价值，而是开始议论所谓的“大人物”。人们认为，市场之所以如此火爆，是有“大人物”联手哄抬。
大人物有很多，比如，通用汽车公司董事J.拉斯科布。1928年3月23日，拉斯科布预测，该年度后3个季度的汽车销售量将飙升，并说通用的股价应该不低于12倍市盈率（也就说达到这个价格，通用股价至少要上升30%左右）。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通用股票真的上涨了30%！市场盛传威廉·杜兰特（通用汽车公司的创始人之一）将携巨资进入股市；加拿大谷物投机大腕 W.卡腾将在年内投资美国市场…
这些人或许确实曾经在市场中搏杀，曾经毫无限制地做空，曾经联手坐庄自买自卖抬高股价，甚至他们卖空的数量早就超出股票实际数量，并把对手置于死地。
但是，我还是要说一句话，也希望大家理解：市场永远都没有大人物，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
如果真有大人物，市场就会永远赚钱（鉴于美国市场有做空机制，所以不会只涨不跌）。
任何大人物也只能控制一两只股票，不可能操纵整个市场，撬起道琼斯指数的是千万个投资者，任何“大人物”和市场相比都将微不足道。
在金融市场，判断对了大势，你就是大人物。
实际情况是，拉斯科布作为通用董事，理所当然看好自己的公司，当然也会对销售行情作出乐观预测；杜兰特确实是通用公司创始人之一，但他此时已经被通用开除出门。
卡腾确实曾经笑傲全球谷物市场，但此时他已经是行将就木的老人，国会听证会证明卡腾有着严重的失忆症和听力障碍……
投资者的市场认知在不断自我强化，1928年的每一天都是好日子。
1928年也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年，胡佛是忠实的多方。11月7日胡佛当选的第二天，纽约证券交易所创出了489万股的天量交易！
1929年年初，人们不再谈论自己有多少钱，而是琢磨能在经纪人那里融多少钱。
此时的华尔街，已经疯了。
面对危局，美联储终于拿出了勇气。1929年2月2日美联储函告银行界：商业银行可以向联储融资，但如果被联储发现这种融资用于市场投机，商业银行必须“承担严重的责任”。
2月7日美联储致函投资者：投机性信贷等于利用联储货币政策透支国家的未来，建议公众检举揭发此类行为，联储将竭尽全力调查。
整个3月美联邦储备委员会开始连续召开会议，却不对外透露任何消息。人们明明知道这些会议与市场有关，但记者却无法从联储官员口中获得只言片语。
尽管没有提高资金成本，美联储的行为却是一个严重的信号：银根即将收紧，货币市场不会再这么宽松。
3月货币市场终于开始紧缩银根，银行开始提前收回贷款，尤其是经纪人保证金贷款。更狠的是，银行断定联邦储备委员会打压行为会造成短期利率持续高位，这可是赚钱的好机会，于是，他们开始减少短期放款，证券经纪人贷款的利率上涨到了14%。
华尔街闻声而动。
3月25日美联储会议结束，道琼斯指数单日最高跌幅甚至达到20%；3月26日出现了天量抛盘，纽约证券交易所竟然有824.674万股换手，远远高于以往任何一天的交易纪录。当日、几乎所有投机者都接到了经纪人措辞强硬的电报，要求他们追加保证金。
胜利就在眼前，不过、真实的历史跟美国开了个玩笑。关键时刻，美联储服软了。
美联储之所以名震江湖，就是因为率意独行，不受总统、议会甚至党派左右。怂了的意思，就是说美联储失去独立性，关键时刻任人摆布了。就在3月26日美联储以官方名义公开发表了一篇类似散文的文章，以春秋笔法暗示美联储不能容忍如此高的拆借利率，现在市场头寸充足，拆借利率不应该如此高。
因为，总统胡佛对联储暗示：如此高的信贷利率，美联储是要为经济衰退负责的！另一个原因是美联储已经有心无力。
1929年年初美联储联邦债券仅剩2亿，每次在货币市场上仅仅能放出几百万美元，而美联储调控利息的方法不是直接指定利率，而是要货币市场上通过买卖债券调控市场利率。
3月27日，纽约国民城市银行宣布向短期拆借市场投放2500万美元（先以16%的利率投放500 万），然后以持续低一个百分点的利率依次追加贷款，以确保利率保持在“合理”的水平。货币市场拆借利率应声大幅下滑，华尔街也已经心领神会。
如果美联储持续反击政策，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阻止货币市场跟华尔街联合投机，1929年股灾也不至于如此严重。那时货币好像没有任何阻挡，洪水般冲入华尔街投机场。
1929年6月，美国布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耶鲁大学等几所大学联名发表了一篇臭名昭著的声明：“数百万投资者的评价对纽约证券交易所这个令人赞叹的市场产生了作用，他们的一致判断说明，现在的股票价格并没有被高估……股价将达到并维持在一个永久高位。”
8月经纪人贷款已经达到了170亿美元，华尔街似乎还没有看到尽头。没有尽头的是风险，也正因为风险未知，所以才最可怕。
9月的第一周，市场突然开始上蹿下跳，虽然多方似乎守住了阵地，但阴影已经笼罩华尔街。
9月5日，美国非著名“统计学家”巴布森在全美商业联合年会上发表演讲：“崩盘迟早会发生，而且难以遏制。”这犹如魔咒一般，当天下午2点纽约证券交易所放巨量下挫。
巴布森根本不是什么著名的股评人士，他的职业很多：教育工作者、哲学爱好者、教徒、统计工作者、占星术爱好者、经济学爱好者和万有引力定律的支持者，归结到一点，这人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忽悠。
现在看来，不是因为巴布森预测才使得市场下跌，而是因为市场下跌后人们才发现巴布森曾经这样大放厥词。
10月，美国联邦工业指数、钢铁指数全线下滑，很明显美国经济走入了下滑期。此时，几乎已经是一边倒地看空了，市场不停小幅下挫，而且没有像样的反弹。
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
纽约市场经历了有史以来最惨淡的一天，当天创出了1290万股天量交易纪录，上午11点后纽约证券市场终于出现恐慌性抛盘，顾盼之间已经银河落九天。
中午12点，记者们获悉J.P.摩根的总部正在召开会议，与会者名单很长，全部都是纽约银行家，他们在为拯救市场做最后一次挣扎。
下午1点30分，纽约证券交易所总裁惠尼特出现在交易大厅，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上午的最低成交价205美元买入万股美国钢铁公司股，整个下午他在交易大厅用掉了2000万美元。
纽约银行界英勇的救市行动还是给市场带来一丝暖意，市场奇迹般好转了，下午很多股票翻红报收。“疾在骨髓，司命之所属，无奈何也”——这个时候的市场，也就只有更惨，没有最惨。
1929年10月29日，星期二。
这一天，没有人再能挽救华尔街，当天股价指数已从最高点386点跌至298点，跌幅达22%。当天收市，股市创造了1641万股天量历史纪录，自动报价机打出的纸带超过1.5万英里，直到闭市后4个小时才打完。人们将这一天形容为“纽约交易所112年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天”。
这一天只是一个开端，旷日持久的经济危机终于到来了：1929-1933年，美国累计破产工业企业14万家、银行1万家，失业率高达32%。
据说，宾馆服务员总要问顾客一个问题：“您是要一个房间睡觉，还是要一个房间自杀？”
很多人、很多故事甚至很多教材告诉我们，1929年西方世界经济危机，华尔街是始作俑者，市场大鳄们无尽的贪婪击溃了西方世界……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投资者，没有人不贪婪；不贪婪的人，永远成不了市场赢家。
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1929年经济危机，华尔街不是真正的凶手。1929年全美证券交易所不过1,548,707个客户，还不包括重复计算的投资者；在150多万个账户里，只有保证金账户才能做投机交易，这样的投机账户不足50万个。
美国人口1.2亿，就算把所有的加到一起，华尔街也不可能造成如此大的损失。
该来的，有原因；不过，原因不是华尔街。
一战后美国推动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电气化在各个行业广泛应用。汽车、收音机、吸尘器、电冰箱已经不再是奢侈品，人们突然发现，这个世界如此美好，普通人也可以享受这个美好的世界……只是可惜，美好，永远是暂时的。
一个产业、一类产品如果能成为潮流，开始的时候是一定会有暴利的。
回想一下，我们20世纪80年代的电冰箱、90年代的空调……当时的价格折算到现在简直是天文数字。这个道理，在美国也一样。
20世纪20年代，汽车行业、化纤行业、电子行业……它们改变了世界，改变了人类生活，当然也带来了暴利。资本闻到血腥，那是一定会冲进去的，于是，整个产业就会扩张，产品的成本也在不断降低。
一旦一种产品普及到每一个家庭，那么、利润也就无多，市场也就开始萎缩了。但是，投资是不能收回的，前期的产能、广大干部职工都在，新产品出来了，市场却没有了，结果，只能滞销。
这就是一个耳熟能详的词汇“产能过剩”，马克思也曾经总结，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私有之间的矛盾”。
这是所有行业、所有产品的最后归宿，所有曾经辉煌的产业都会归于寂静。如果所有产业真的都长盛不衰，那停滞的就是人类进步。
也不是每次产业衰退都必然造成危机，如果前期暴利均匀分布在全体国民手中，衰退虽然痛苦，却迟早会催生新产业。
如果社会财富分配极其不均，那么衰退就是灾难。
1920-1929年美国是托拉斯的世界，1929年1%的美国人口占有95%的美国财富，整个美国都在为废除托拉斯而奋斗。
何况，分配不均已经不限于美国国内，美国占有世界上接近一半的黄金，欧洲已经穷到家了，战争贷款尚且还不起，何来资金购买美国商品？
在这种状况下，绝大部分人在繁荣时，尚能生存；没有任何储备，一旦衰退就会把普通人逼上绝路。
个把人很有钱，而且他们不是白痴，所以，他们的钱不可能回归到实体经济，于是、泡沫也就成为必然。不仅包括股市、房地产，还包括古董、玉石，甚至出租驾照……所有有概念的东西都有可能成为泡沫……
谢选骏指出：人说“忽悠出来的1929大危机，但华尔街不是真正的凶手”——我看1929年经济危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报应，因为美国参加一战是场投机成功的范例！食髓知味，繼續投機，結果自然，不见棺材不落泪！
【01、罗斯福是个斯大林主义者】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1934年7月23日 克·乌曼斯基 记录）》（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报道：
威尔斯：斯大林先生，承蒙接见，不胜感谢。不久以前我去过美国，和罗斯福总统作了次长谈，我想弄明白什么是他的领导思想。现在我来拜访你，是想详细地问一问：你在做些什么事情来改变世界……
斯大林：做得还很不够……
威尔斯：我有时候游历全世界，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观察在我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斯大林：象你这样的大活动家，并不是“普通人”。当然，只有历史才能表明一个大活动家的重要性，但是无论如何，你并不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观察世界的。
威尔斯：我不是故意谦逊。我是指我竭力用普通人的眼光，而不是用有党派的政治家或十分重要的国务活动家的眼光来看世界。这次美国之行，给了我极强烈的印象。旧的金融界在崩溃，全国的经济生活以新的方式在改造。列宁当年曾经说过，要“学习做生意”，要向资本家学习这一点。现在资本家应当向你们学习，以便领会社会主义精神。我以为，在美国，问题是在于进行深刻的改造，是在于建立计划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你和罗斯福是从两个不同的起点出发的。但是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有没有思想上的联系、思想上的血缘关系呢？例如，我在华盛顿就曾经看到了这里所进行的事情：扩大管理机关，建立许多新的国家调节机关，组织无所不包的社会服务部门。象贵国一样，那里也是领导本领不够。
斯大林：美国的目的和我们苏联的目的不同。美国人所追求的目的，是从经济紊乱、经济危机的基地上产生的。美国人希望不改变经济基础，而在私人资本主义活动的基础上摆脱危机。他们力求把现存的经济制度所招致的破坏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在我们国家里，你知道，旧的经济基础已被破坏，建立起了完全不同的新的经济基础。即使你所说的那些美国人能够部分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即把这种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不能消灭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无政府状态的根源。他们还保存着这种一定要导致而且不能不导致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制度。因此，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谈不到改造社会，谈不到消灭这种产生无政府状态和危机的旧的社会制度，而只是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坏的方面，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极端的表现。这些美国人主观上也许认为他们是在改造社会，但是客观上在他们那里还保留着现今的社会基础。所以，客观上是不可能对社会进行任何改造的。
计划经济也是不可能有的。什么是计划经济呢，它有一些什么特征呢？计划经济力求消灭失业现象。我们假定，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可以做到把失业现象减少到某种最低限度。但是不论哪一个资本家，从来不会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完全消灭失业现象，消灭失业后备军，因为失业后备军的使命，就是压制劳动市场，保证工资比较低廉的劳动力。你看，这已经是资产阶级社会“计划经济”中的一个破绽。其次，计划经济要求加强产品为人民群众所特别需要的那些工业部门的生产。可是你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扩大是按照完全不同的动机来进行的，哪一个经济部门的利润率比较高，资本就流向哪一个经济部门。你永远不能迫使资本家自己受损失，同意较低的利润率，以便满足人民的需要。如果不摆脱资本家，如果不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原则，那么你就不能建立计划经济。
威尔斯：你的话有好多我是同意的。但是我想着重指出，如果整个国家接受计划经济原则，如果政府逐渐地、一步步地开始彻底实行这个原则，那么最终金融寡头就会消灭，盎格鲁撒克逊人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就会建立起来。罗斯福的“新政”口号具有巨大的效果，而且据我看来，那是社会主义的口号。我觉得不要强调两个世界的对抗，要在当前环境下力求确立一切建设性力量间的共同语言。
斯大林：当我说在保存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下不可能实现计划经济原则时，我丝毫不想以此贬低罗斯福的卓越的个人品质——他的主动、勇敢和坚决。毫无疑问，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首脑中间，罗斯福是一个最有才能的人物。所以，我想再一次着重地说，我相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实行计划经济，但这个信念绝不意味着怀疑罗斯福总统个人的能力、才干和勇敢精神。但是一个最有才干的统帅，如果环境对他不利，他就不能达到你所说的那种目的。当然，在理论上并不排斥这样一点，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逐渐地、一步步地走向你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解释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个目的。但这种“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呢？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意味着稍微抑制一下个别最不受抑制的资本主义利润的代表者，稍微加强一下国民经济的调节原则。所有这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只要罗斯福或现代资产阶级世界的任何其他首脑，采取任何认真的办法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基础，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完全失败。要知道银行不在罗斯福手中，工业不在他手中，大企业、大农场不在他手中。要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私有财产。无论是铁路也好，商船也好，都掌握在私有主手中。最后，熟练劳动者大军、工程师和技师，他们也都不在罗斯福手中，而是在私有主手中，他们都是为私有主工作。不可忘记国家在资产阶级世界中的职能。这是一个组织国防、维持“秩序”的机关，征收捐税的机构。真正的经济是很少与资本主义国家有关系的，它并不在资本主义国家手中。相反地，国家是掌握在资本主义经济手中。因此，不管罗斯福有多大的精力和能力，我担心他不会达到你所说的目的，要是他真有这个目的的话。也许，经过几代以后，可以稍微接近于这个目的，但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很少有可能的。
威尔斯：也许我比你更相信从经济上说明政治。由于各种发明和现代科学，强大的力量得到了利用，这些力量导致把人类集体更好地组织起来，使它更好地发挥作用，即导致社会主义。不管社会理论如何，把个人行动加以组织和调整，已成为客观的必然。如果从国家监督银行开始，进而监督运输业，监督重工业，监督一般工业，监督商业等等，那么这种无所不包的监督就等于把国民经济一切部门国有化了。这也就是社会化的过程。要知道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并不是象黑与白那样水火不相容。它们之间有着许多中间阶段。有与土匪行为相近的个人主义，也有与社会主义意义相同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实现计划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经济组织者、熟练的技术知识分子，而这种知识分子是可以一步步地争取到社会主义组织原则方面来的。这是最主要的。因为首先是组织，然后才是社会主义。组织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组织，社会主义思想也就只是一种思想罢了。
斯大林：个人和集体之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应当有不可调和的对立。不应当有这种对立，是因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是不能撇开个人利益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给这种个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满足。此外，社会主义社会是保护个人利益的唯一可靠的保证。在这个意义下，“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对立。但是难道能否认阶级之间的对立，有产者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无产者阶级之间的对立吗？一方面是有产者阶级，他们掌握着银行、工厂、矿山、运输业、殖民地种植园。这些人除了自己的利益、自己追求利润的欲望以外，是什么都看不见的。他们不服从集体的意志，他们力求使任何集体都服从自己的意志。另一方面是穷人阶级、被剥削者阶级，他们没有工厂，没有银行，他们为了谋生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他们被剥夺了满足自己最起码的需要的可能性。这些互相对立的利益和欲望，怎么能调和起来呢？据我所知，罗斯福并没有找到调和这些利益的途径。经验告诉我们，这也是不可能的。你对于美国的情况要比我知道得清楚些，因为我没有去过美国，主要是根据书报来观察美国情形。但是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方面，我却有一点经验，这种经验告诉我，如果罗斯福真的企图牺牲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来满足无产者阶级的利益，那么资本家就会拿别的总统来代替他。资本家们会说，总统可以上台下台，我们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如果某一总统不能保卫我们的利益，我们就另找一个。总统能拿什么来反抗资本家阶级的意志呢？
威尔斯：我反对这样简单化地把人类分为穷人和富人。当然，有专以发财为目的的一类人。但是这些人，难道不也象在这里一样被认为是障碍物吗？有一些人不是以发财为目的，他们有一定数量的钱，希望投资，由此获得利润，但是根本不认为这是自己活动的目的，这种人难道在西方很少吗？这些人把投资看作一种很勉强的必要。有一些有才干的和忠心耿耿的工程师、经济组织者，他们的活动不是受发财而完全是受其他刺激推动的，这种工程师、经济组织者难道很少吗？据我看来，有一个为数众多的实在是能干的人们组成的阶级，他们意识到现存制度的不能令人满意，他们的使命是在将来社会主义社会里起巨大的作用。近几年来，关于必须在广大的工程师、飞行员中间和军事技术界等等宣传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想，我已做了许多，想了许多。对这些人作直截了当的阶级斗争宣传，是没有用的。这些人懂得这个变为血泊的世界是处在怎样的状态中，但是他们认为你们搞阶级斗争的那种粗陋的对立是毫无意义的。
斯大林：你反对简单化地把人分为富人和穷人。当然，有中间阶层，也有你所说的技术知识分子，在这种知识分子中间有很诚实的好人。在这种知识分子中间也有不诚实的坏人。什么人都有。但是人类社会首先是分为富人和穷人、有产者和被剥削者，撇开这个基本划分，撇开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就是撇开基本事实。我不否认中间阶层的存在，这些中间阶层不是站在这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中的一个阶级方面，便是在这一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或半中立的立场。但是，我重说一遍，撇开社会的这一基本划分和两个基本阶级间的这一基本斗争，就是忽视事实。这一斗争正在进行，而且还要进行下去。这一斗争的结果，是由无产者阶级、劳动者阶级来决定的。
威尔斯：但是劳动的、劳动效率很高的、可是并不穷的人难道很少吗？
斯大林：当然也有小土地占有者、手工业者、小商人，但决定各国命运的并不是这些人，而是生产社会一切必需品的劳动群众。
威尔斯：但是要知道有各种各样的资本家。有只想牟利、只想发财的资本家，也有甘愿牺牲的资本家。例如，老摩根，他就是只想发财，他简直是社会的寄生虫，他只是把财富聚积在自己手中。可是我们看一下洛克菲勒，他是出色的组织者，他是组织石油销售的模范，值得仿效的榜样。或者看一下福特。当然，福特是很狡猾的，自私自利的，但他不是你们正要学习的合理化生产的热情的组织者吗？我要着重指出，最近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里，对于苏联的社会舆论已经有了重大的转变。其原因首先就是日本的态度和德国的事件。但也有不单是从国际政治产生的其他一些原因。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广大的各界人民认识了以私人营利为基础的制度正在瓦解。在这些条件下，我以为不应该过于强调两个世界之间的对抗，而应该竭力把一切建设性运动、一切建设性力量尽可能地结合起来。我觉得我比你更左些，斯大林先生，我认为世界离开旧制度死亡的日子已经很近了。
斯大林：当我说到只想牟利、只想发财的资本家时，我根本不打算以此来说明，他们都是一无所能的最不中用的人。他们中间有好多人无疑是具有很大的组织能力的，这一点我绝不想否认。我们苏联人向资本家学习很多东西。就说这个被你说得那么糟糕的摩根，无疑也是优秀的能干的组织者。但是，如果说到立志改造世界的人们，那么，在那些一心一意专事营利的人中间，当然是找不到这种人的。我们和那些专事营利的人站在对立的两极上。你说到福特。当然，他是能干的生产组织者。可是难道你不知道他是怎样对待工人阶级的吗？难道你不知道他毫无道理地把多少工人抛到街头吗？资本家是和利润血肉相连的，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他和利润分开。资本主义将被工人阶级所消灭，而不是被生产“组织者”、不是被技术知识分子所消灭，因为这一阶层不能起独立的作用。要知道，工程师、生产组织者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愿望，而是按照别人的命令、按照主人的利益所要求的去做工作的。当然也有例外，这个阶层中间也有摆脱了资本主义欺骗的人。技术知识分子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创造“奇迹”，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利益。但是他们也能带来巨大的害处。我们苏联人对于技术知识分子有不少切身的经验。十月革命以后，一部分技术知识分子不愿意参加新社会的建设，抗拒这一建设，实行怠工。我们曾经多方努力把技术知识分子吸引到这一建设中来，对他们用了各种办法。经过不少的时间，我们的技术知识分子才走上了积极帮助新制度的道路。今天，他们当中优秀的一部分已站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最前列了。我们有了这一经验，就决不低估技术知识分子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我们知道，他们既能造成危害，又能创造“奇迹”。当然，如果经过一次突击就能使技术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脱离资本主义世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但这是空想。难道能够从技术知识分子中找到很多决心跟资产阶级世界决裂而献身于社会改造的人吗？据你看来，比方在英国和法国，这种人是很多的吗？不，愿意同自己的主人决裂而去改造世界的人是很少的呀!
此外，要改造世界，就应该有政权，这一点难道可以忽视吗？威尔斯先生，我觉得你非常低估政权问题，你根本没有想到它。要知道即使有美好愿望的人，如果不能提出夺取政权的问题和没有掌握政权，他们能做出什么来呢？最多他们只能协助夺取政权的新阶级，而他们自己是不能把世界翻转过来的。为此，就必须有一个巨大的阶级，这个阶级可以代替资本家阶级，成为象资本家阶级那样握有充分权力的主人。这样的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当然，应该接受技术知识分子的帮助，而反过来又应该给技术知识分子以帮助。但是不应该认为技术知识分子能起独立的历史作用。改造世界是一个巨大、复杂和痛苦的过程。要完成这个巨大的事业，必须有一个巨大的阶级。远航必须有大船。
威尔斯：是的，但要远航，就必须有船长和领航员。
斯大林：对的，但要远航，首先就必须有大船。要是没有船，那么领航员算什么呢？是一个没有事做的人。
威尔斯：大船就是人类，而并不是阶级。
斯大林：威尔斯先生，看来，你是从一切人都是好人这个前提出发的。可是我没有忘记，有很多的坏人。我不相信资产阶级的好心。
威尔斯：我回想起几十年以前技术知识分子的情形。那时候技术知识分子很少，但是事情很多，每个工程师、技师、知识分子都找得到应用自己知识的机会。因此，这是一个最不革命的阶级。今天技术知识分子太多，他们的情绪急剧地改变了。以前甚至听也不愿听革命言论的熟练知识分子，现在对革命言论感到兴趣了。不久以前我应邀参加了我们英国最大的科学团体皇家学会的宴会。主席的演说赞成社会计划化和科学管理。三十来年以前，该学会甚至没有人会听我刚才说的话。而现在领导该学会的，是具有革命观点和主张科学地改造人类社会的人。你们宣传阶级斗争，是没有估计到这些事实的。情绪在改变。
斯大林：是的，我知道这一点，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在陷入了绝境。资本家正在找寻但又找不到一个摆脱绝境的出路，这个出路是要符合这个阶级的尊严、这个阶级的利益的。他们可以部分地爬出危机，但是他们是找不到可以使他们昂着头走出来而根本不损害资本主义利益的出路的。当然，广大的技术知识界都感到了这一点。他们很大的一部分开始觉悟到，他们跟那个能够指出摆脱绝境的出路的阶级有共同的利益。
威尔斯：斯大林先生，什么是革命，而且在实践上是怎样，你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是否群众自己会在某个时候举行起义呢？你是否认为一切革命都是少数人进行的这一事实是确定的真理呢？
斯大林：要革命就必须有领导革命的少数人，但是最有才能、最忠诚和最有干劲的少数人，如果不依靠千百万人的哪怕是消极的支持，他们也会束手无策。
威尔斯：哪怕是消极的支持吗？也许是下意识的支持吧？
斯大林：部分地也依靠半本能的支持，依靠半自觉的支持。但是没有千百万人的支持，最优秀的少数人也是无能为力的。
威尔斯：我观察了西方的共产主义宣传，我觉得这种宣传在现代条件下听起来是完全不合时宜的，因为它宣传暴力行动。这种主张以暴力推翻社会制度的宣传，只有在某一暴政实行绝对统治的时代才是适当的。但是，在今天的条件下，统治的制度反正在毁坏，本来在解体，就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暴乱上，而应该放在效率上，放在本领上，放在生产率上。我觉得暴乱的调子已经陈腐了。在那些建设性地思考问题的人看来，西方的共产主义宣传是一种障碍。
斯大林：当然，旧制度是在毁坏，在解体。这是真的。然而人们正在作新的挣扎，正在用另一些方法、用所有的办法来捍卫、拯救这个正在灭亡的制度，这也是真的。你从正确的认识中作出了不正确的结论。你正确地认定旧世界是在毁坏。但是你认为它在自行崩溃，那就不对了。不，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革命过程。这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过程，这是斗争，这是与阶级冲突相联系的过程。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了，但是不能把它简单地跟一棵已经十分腐朽、自己一定会倒在地上的树相比。不，革命，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总是斗争，是痛苦的残酷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每当新世界的人们得到了政权，他们就应该保卫它，以防旧世界用暴力恢复旧制度，他们，新世界的人们总是应该保持戒备，准备回击旧世界对新制度的侵犯。
是的，你说旧社会制度在毁坏，这是对的，但是它不会自行崩溃。例如，就拿法西斯主义来说吧。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企图用暴力来维持旧世界的反动力量。你对法西斯分子将怎样办呢？劝告他们吗？说服他们吗？但要知道这对他们是不会有丝毫效力的。共产党人决不把暴力方法理想化。可是他们，共产党人，不愿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不能期待旧世界会自己离开舞台，他们看到旧制度是在用暴力保卫自己，因此共产党人向工人阶级说：准备以暴力回答暴力，尽力防止正在灭亡的旧制度击溃你们，别让旧制度给你们的双手戴上镣铐，你们是要用这双手去推翻这个旧制度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的过程，在共产党人看来，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和和平的过程，而是复杂的、长期的和暴力的过程。共产党人不能不估计到这些事实。
威尔斯：不过请你注意看一看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要知道这不简单地是制度的崩溃。这是那种蜕变为露骨暴徒行为的反动暴力的爆发。我觉得，在谈到跟这些反动的愚笨的暴徒冲突时，社会主义者应当诉诸法律，并且不要把警察看作敌人，而要支持警察跟反动分子作斗争。我觉得，不可简单地用旧的、呆板的、暴乱的社会主义所使用的那些方法来行动。
斯大林：共产党人是从丰富的历史经验出发的，这个历史经验教导我们，已经衰亡的阶级不会自愿地退出历史舞台。请你回忆一下十七世纪的英国历史。难道不是有很多人说过旧社会制度已经腐朽了吗？然而难道不需要克伦威尔用暴力去粉碎旧制度吗？
威尔斯：克伦威尔是依靠宪法和以立宪制度的名义行动的。
斯大林：为了宪法他采用了暴力，处决了国王，解散了议会，逮捕了一些人，杀了另一些人!
再从我国历史中举个例子吧。难道在一个长时期中人们不是知道沙皇制度在腐朽，在崩溃吗？然而为了推翻它，不知流了多少血啊!
而十月革命呢？难道知道只有我们布尔什维克才指出了唯一正确出路的人还少吗？难道人们不懂得俄国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了吗？但是你知道，为了保卫十月革命不受国内外一切敌人的侵害，我们进行了多么大的抵抗，我们流了多少血啊!
或者再看一看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在1789年以前很久，许多人就已经知道，王权和农奴制度腐朽到了什么地步。但是没有人民起义，没有阶级冲突，你对它们就没有办法而且也不可能有办法。
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那些应当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总是直到最后才相信他们的作用已经完结。要他们确信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他们以为，已经腐朽的旧制度建筑物上的裂口是可以填补的，正在毁坏的旧制度建筑物是可以修补和挽救的。因此，垂死的阶级拿起武器，开始用一切手段来保卫自己，使自己能够作为统治阶级生存下去。
威尔斯：但领导法国大革命的还有不少律师。
斯大林：难道你否认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吗？难道法国大革命是律师的革命，而不是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封建制度、保卫了第三等级的利益并取得了胜利的人民革命吗？难道法国大革命领袖中间的律师们，是按照旧制度的法律行动吗？难道他们没有建立新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法制吗？
丰富的历史经验教导我们，直到现在没有一个阶级曾经自愿让路给另一个阶级。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这种先例的。共产党人掌握了这个历史经验。共产党人是会欢迎资产阶级自愿地退出舞台的。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共产党人愿意作坏的准备，号召工人阶级警觉起来，作战斗的准备。谁需要那种麻痹自己军队的警觉性的统帅，那种不知道敌人决不会投降而应当加以击溃的统帅呢？作这样的统帅，就是欺骗和出卖工人阶级。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认为，你觉得不合时宜的东西，事实上对工人阶级来说，正是一种革命的合适方法。
威尔斯：我绝不否认暴力的必要性，但是我认为斗争形式应当最大限度地接近于现存法律所给予的可能性，应当保卫这种可能性不受反动的侵犯。旧秩序之所以用不着加以瓦解，是因为它本身正在充分地瓦解着。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觉得反对秩序、反对法律的斗争，是一种陈旧的、不合时宜的东西。而我有意地要夸张一点，以便更清楚地显示真理。我可以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如下：第一，我拥护秩序，第二，既然现存制度不保证秩序，我就要抨击它;第三，我认为宣传阶级斗争思想，会把社会主义同恰好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受过教育的人们隔离开来。
斯大林：为了进行巨大的严重的社会事业，必须有一个主力、支柱、革命阶级。其次，必须把辅佐力量对这个主力的援助组织起来，这个辅佐力量在目前情况下就是知识分子的优秀力量也可以加入的政党。你刚才说到“受过教育的人们”。但你所指的是哪一种受过教育的人呢？不论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在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在十月革命时代的俄国，难道站在旧秩序方面的受过教育的人是很少的吗？有很多受过很高教育的人站在旧制度方面，替旧制度服务，他们维护旧制度，反对新制度。要知道教育是一种武器，其效果是取决于谁把它掌握在手中，用这个武器去打击谁。当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需要受过很高教育的人。很明显，蠢才是不能帮助无产阶级去争取社会主义，建立新社会的。我并不低估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反地，我却强调他们的作用。问题只在于，说的是哪一种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是有各种各样的。
威尔斯：如果不根本改变国民教育制度，那就不可能有革命。只要举两个例子就够了：一个是德意志共和国的例子，它不曾触动旧的教育制度，因而它从未成为共和国;另一个是英国工党的例子，它坚持根本改变国民教育制度的决心不够。
斯大林：这是正确的意见。
现在让我来回答你所提出的三点：
第一，对于革命来说，主要的就是要有社会支柱。这个革命支柱就是工人阶级。
第二，必须有辅佐的力量，共产党人把这种力量称作党。具有知识的工人以及技术知识分子中间跟工人阶级有密切联系的分子，都可以加入这个党。知识分子只有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才能是强有力的。如果他们反对工人阶级，那么他们就变成毫不足道的人了。
第三，必须有政权作为改革的杠杆。新政权建立新法制、新秩序，这种秩序就是革命秩序。
我不是拥护任何的秩序。我只拥护与工人阶级利益一致的秩序。如果旧制度的某些法律可以被利用来为争取新秩序而斗争，那就应当也利用旧法制。你说既然现存制度不保证人民所必需的秩序，就应该加以抨击;对你的这个意见，我是没有丝毫异议的。
最后，如果你认为共产党人醉心于暴力，那就不对了。如果统治阶级同意让位给工人阶级，那么共产党人是会乐意放弃暴力方法的。但是历史经验是否定这个假设的。
威尔斯：但是在英国历史上就有过一个阶级自愿把政权让给另一个阶级的例子。在1830年到1870年这个时期中，未经过任何残酷斗争便发生了贵族自愿把政权转交给资产阶级的过程，贵族的影响到十八世纪末还是很大的，而资产阶级则是君主制的多情的支柱。政权的这一转移，后来便导向金融寡头统治的确立。
斯大林：可是你不知不觉地从革命问题转到改良问题了。这不是同一个东西。你是否认为宪章运动在十九世纪英国的改良事业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呢？
威尔斯：宪章派做的事情很少，而且已经消声匿迹了。
斯大林：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宪章派和他们所组织的罢工运动曾起了巨大作用，曾经迫使统治阶级在选举制度方面、在消灭所谓“衰败城镇”[“衰败城镇”，是指英国18世紀末和19世纪初一些人口减少但仍沿袭旧制享有选举议员权利的小城镇和乡村。这种特权后被取消。——编者注]和实行“宪章”某几条方面作了许多让步。宪章派曾经起了不小的历史作用，并且促使一部分统治阶级为了避免重大的震动而作了一些让步，实行了一些改良。一般地应该说，在一切统治阶级中间，英国的统治阶级，无论是贵族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从他们的阶级利益看来，从维持他们的政权看来，都是最聪明、最圆滑的。我们就从现代历史上举一个例子吧。比如1926年英国总罢工。当时工联总理事会号召罢工，任何资产阶级遇到这种事件，首先就会逮捕工联领袖。英国资产阶级没有这样做，从他们的利益看来，他们是做得很聪明的。不论在美国、德国、法国，我都不能想象资产阶级方面会有这样圆滑的阶级战略。为了确立自己的统治，英国统治阶级从来不惜实行若干小的让步和改良。但是以为这些改良是革命，那就错了。
威尔斯：关于我国的统治阶级，你的评价比我的要高。但是一般讲来，小的革命和大的改良之间的区别是不是很大呢？改良不是小的革命吗？
斯大林：由于从下面来的压力、群众的压力，资产阶级有时候可以实行某些局部的改良，而依然保存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他们在这样行动时，认为这些让步是为保存自己的阶级统治所必需的。改良的实质就在这里。革命则表示政权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因此，任何改良都不能叫作革命。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能期望社会制度的更替可以通过改良，通过统治阶级的让步，使一种制度悄悄地过渡到另一种制度来实现。
威尔斯：我很感谢你这次谈话，因为它对我有很大的意义。你在给我解释时，大概回忆起了你在革命前的地下小组里阐明社会主义原理的情形。现在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物，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每一句话是千百万人注意听的。这就是你和罗斯福。其他的人尽可以讲得天花乱坠，但不会有人登载，不会有人理会。我还不能评价贵国所进行的事情，因为我昨天才到这里。不过我已经看见了健康的人们的幸福面容，我知道你们正在进行一种非常重大的事业。跟1920年形成了惊人的对比。
斯大林：如果我们布尔什维克更聪明些，那么我们做的事情也许还多些。
威尔斯：不，如果人们全都更聪明些。不妨想出一个改造人类头脑的五年计划，因为人类头脑显然还缺少为完善的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很多东西。（笑声）
斯大林：你是不是打算出席苏联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呢？
威尔斯：可惜得很，我杂务在身，只能在苏联逗留一星期。我这次来是为了会晤你，我对我们的谈话深为满意。但是我打算跟我能够会见的苏联作家谈谈他们能否参加笔会的问题。这是高尔斯华绥所创立的一个国际作家组织，在他逝世以后我就担任了主席。这个组织还是很薄弱的，可是它在很多国家里都有分会，因而（这是更重要的）该会会员的言论可以广泛地发表出来。这个组织坚持有自由发表一切意见的权利，连反对的意见也在内。我打算和马克西姆·高尔基谈一谈这个问题。但是我不知道这里是否允许有这样广泛的自由。
斯大林：我们布尔什维克把这一点叫作“自我批评”。它在苏联是广泛地运用的。如果你有什么愿望的话，我是乐意帮助的。
威尔斯：谢谢。
斯大林：谢谢你和我的谈话。
谢选骏指出：斯大林是个马匪，他强调美国和苏联的差异，但他很清楚，和他建交的罗斯福，正是他的“同性伙伴”，是个潜伏美国的斯大林鬼子。罗斯福只是迫于美国的社会环境，不得不适当收敛自己，以便實現个人野心。
【02、丘吉尔和斯大林乃是一丘之貉，都是死不悔改的吸血鬼子】
《丘吉尔评说斯大林》（斯大林全集19卷附录）报道：
1959年12月21日，温斯顿·丘吉尔在英国议会上院发表演说，以纪念斯大林诞辰80周年。
他说：
对于俄国来说，其最大的幸运就是在艰难考验的年代里，有约瑟夫·斯大林这样一位天才和不屈不挠的统帅领导着她。他是一位完全与这一残酷的历史时期相应的杰出人才，在这一时期中他度过了自己整整的一生。
斯大林是一个具有不同凡响的精力和博学多才的人，他具有不屈不挠的意志力，不管在工作中还是在交谈中，他总是一个少有的、强硬的和毫不留情的人，即使我这样一个在英国议会中有修养的人也不能与之相比。
斯大林具有相当的幽默感和讥讽感，以及准确表达自己思想的能力。斯大林总是自己起草文章和发言稿，所以在他的文稿中总是能嗅到一股巨大的力量。在斯大林的身上，这股力量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在所有古往今来的国家和人民的领导者之中，只有他才是独特无比的。
斯大林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对人们的影响是无法抗拒的。当他走进雅尔塔会议大厅时，我们所有的人就像根据口令似地全部起立，而且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都挺直身体垂手而立。
他具有高深的智慧和处惊不变的才能。斯大林是善于在困难时刻从最最束手无策的境况中找到出路的一位再好不过的巨匠。在最悲惨的时刻，亦如在扬扬得意的日子，斯大林总是同样地审慎镇定，从不为错觉所迷。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
==========第368页==========
附录丘吉尔评说斯大林
359
斯大林缔造了一个庞大的帝国并使其臣服于自己。他是一个用自己的敌人之手消灭自己的敌人的人，甚至能使我们这些被其称为帝国主义者的人去同帝国主义者们作战。
斯大林是一个世界上无人可与之相比的最大的独裁者。他接手的是一个犁耕手种的俄国，而留下的却是装备有原子武器的苏联。不，无论我们如何评说斯大林，这一切，历史和人民都是不会忘记的。
==========第369页==========
斯大林给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对人们的影响是无法抗拒的。当他走进雅尔塔会议大厅时，我们所有的人就像根据口令似地全部起立，而且奇怪的是，不知为什么都挺直身体垂手而立。
一一温·丘吉尔
诸夏怀斯社
二O一六年九月制作
==========第370页==========
谢选骏指出：丘吉尔真是一个英格蘭下三滥！他明明知道苏联的“去斯大林化”，但他这个两脚畜生英国佬，却要反其道而行之，继续神话斯大林，由此可知，丘吉尔和斯大林乃是一丘之貉，都是勾結到死的吸血鬼子。
【03、英王和罗斯福家族都是毒贩】
《美媒曝暗黑史：英王和罗斯福家族在华卖鸦片发大财》（美国“智谋者”网站2015年5月1日）報道：
《曾支撑美国家族王朝的毒品》的报道称——
普利策奖获得者韦斯特布鲁克·佩格勒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强烈批评者。他曾撰文称，这位总统抨击美国富人的不当得利是一种可耻的伪善，因为罗斯福总统的“海盗”外祖父曾经营鸦片生意，“从悲惨的中国人民手中掠夺来的财富，让其家人过上了最奢华的生活。”
报道说，白宫拒绝就此事发表评论，但佩格勒是对的，而且这种情况不仅仅存在于罗斯福家族。19世纪中期，鸦片贸易让中国这个地球上最富裕的国家卑躬屈膝的同时，却使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成为“史上最大的毒贩”，而且还让沃伦·德拉诺及其他美国显赫家族的子孙变得非常富裕，1个世纪后德拉诺的外孙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上台掌权。
18世纪是中国作为一个中央帝国繁荣昌盛的时代。当时，这个欣欣向荣的国家的人口数量增加了2倍，达到3亿，而且它还可以向海外的贸易伙伴发号施令。正如詹姆斯·布拉德利在《皇帝的巡游：帝国与战争的秘密史》中所解释的那样，中国向西方国家销售了大量茶叶和丝绸，但拒绝从西方采购货物。1793年乾隆皇帝在致英国国王乔治三世的信中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报道称，对西方而言，幸运的是，大英帝国一位非常狡猾的总督——沃伦·黑斯廷斯在盛产罂粟的孟加拉地区任职时，认识了一种让人无法抗拒的东西——鸦片，这种东西推动产生了史上最大的贸易不平衡事件。19世纪初，从孟加拉到中国的鸦片贸易成为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商品交易线路，占当时大英帝国税收的15%至20%。信奉基督教的白人走私客在夜色掩护下，在珠江三角洲的“鬼船”上贩卖这种毒品。此后，大约有1200万中国人吸食被称为“耶稣鸦片”的毒品成瘾。这种非法毒品取得的效果甚至超过西方走私客的预想，它吸走了中国11%的货币供应量。随之而来的毒瘾泛滥还撕裂了中国的社会结构。
在家书中，德拉诺承认鸦片会产生“不好的作用”，他遇见了很多面色苍白、骨瘦如柴的瘾君子，但在谈及鸦片生意时，他说，“作为一名商人，我坚持认为它是公平、体面而且合理的”，就像烈酒对美国人的重要性一样。
由于当时的清朝政府一再取缔鸦片贸易，引发了1839年至1842年的第一场鸦片战争，而德拉诺则回到美国，在纽约的哈得孙河附近定居，开始投资房地产和铁路，并组建了家庭。值得注意的是，在1857年的经济危机中，德拉诺失去了大部分家产。那年他50岁，留下怀孕的妻子，又回到中国，想再碰碰运气，重新发大财。当时美国爆发内战，德拉诺的确又发了笔横财，他向美国战争部供应用于治疗联军士兵的医用鸦片。报道说，如今，美国的精英阶层手中握着大量通过毒品贸易赚来的资金——这提醒人们如果对一些巨富的家族图谱进行深入的挖掘，肯定会发现很多肮脏的东西。
谢选骏指出：人説“美媒曝暗黑史：英王和罗斯福家族在华卖鸦片发大财”……“曾支撑美国家族王朝的毒品”——我看古話説的好對，“英雄不問出身”，因爲山有多高，海有多深！表面多紅，内裏多黑！
【04、从罗斯福到布什的家族毒瘤】
《从罗斯福到布什 细数美国政坛“王朝政治”》（2015年06月17日 新华网）报道：
杰布·布什正式宣布参加２０１６年美国总统选举。新华社记者 殷博古 摄
美国佛罗里达州前州长杰布·布什（以下简称Ｊ布什）１５日正式宣布参加２０１６年美国总统选举。外界普遍猜测，这场选举可能演变成为布什、克林顿两大政治家族的再度对决。
美国历史上，“王朝政治”曾多次出现，从亚当斯到罗斯福，再到今天的克林顿和布什。
亚当斯家族
美国的“政治王朝”比共和国历史悠久。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亚当斯是堂兄弟，共同签署了美国独立宣言。建国后，约翰·亚当斯先是担任了两届副总统，后于１７９７年至１８０１年任总统。
约翰·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１８２５年至１８２９年出任第六任总统。
哈里森家族
威廉·亨利·哈里森１８４１年出任美国第９任总统。他发表了美国历史上最冗长的就职演讲，却在位仅一个月就病逝。他的孙子本杰明·哈里森继承祖父衣钵，１８８８年竞选总统成功，１８８９年至１８９３年出任第２３任总统。
罗斯福家族
罗斯福家族的两任总统跨越了党派。西奥多·罗斯福是共和党人，１９０１年至１９０９年任总统；他的远房表亲富兰克林·罗斯福是民主党人，１９３３年至１９４５年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是美国历史上唯一一位任期超过两届的总统。
肯尼迪家族
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肯尼迪家族的成员几乎扮演过美国政坛上的每一个重要角色：总统、议员、大使、市长。约翰·Ｆ·肯尼迪１９６１年起担任美国总统。１９６３年１１月２２日，他在达拉斯遇刺身亡；他的弟弟罗伯特１９６８年在参加总统竞选期间遇刺；肯尼迪最小的兄弟泰德１９８０年竞选总统失利，但此生出任了４７年的参议员；如今，小一辈的肯尼迪家族成员依然活跃在政治舞台，包括出任马萨诸塞州众议员的约瑟夫·肯尼迪三世、康涅狄格州参议员爱德华·小肯尼迪和美国驻日本大使卡罗琳·肯尼迪。
布什家族
Ｊ布什的父亲乔治·Ｈ·Ｗ·布什曾出任罗纳德·里根的副总统，后于１９８９年至１９９３年出任第４１任总统；Ｊ布什的哥哥乔治·Ｗ·布什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９年任两届总统。
克林顿家族
比尔·克林顿１９９３年至２００１年任总统，妻子希拉里曾出任参议员和国务卿，如果她赢得２０１６年总统选举，美国历史上将首次迎来“夫妻档”总统。
家族对决
尽管美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王朝政治”，但两大政治家族过招却十分罕见。如果这次希拉里和Ｊ布什分别赢得党内初选，将是克林顿和布什两大家族这些年来第二次过招。
两家族１９９２年首度交锋，当时老布什谋求连任，对阵的民主党候选人是克林顿，最终击败老布什。（杜鹃）（新华社特稿）布什家族
《美国布什家族：百年五代富，一门两总统「全球十大家族》报道：
2005年1月20日，乔治·W·布什宣誓连任美国总统。非同寻常的是，这是布什家族第五次在白宫宣誓（老布什两次当选副总统，一次当选总统；布什两次当选总统）。在这五次宣誓的背后，升腾起了一个主宰美国的家族——布什家族。他和父亲老布什就成为继亚当斯父子后，美国又一对“父子总统”，能够连任，更是史无前例。现在提及布什家族，美国媒体和公众都不约而同地使用同一个词——布什王朝。作为主宰美国的豪门世家，其影响之大可见一斑。在美国众多的豪门世家中，只有肯尼迪家族能与之媲美。
中文名布什家族，外文名bush family：
代表人物老布什、乔治·沃克·布什
焦点人物杰布·布什
后辈乔治·普雷斯科特·布什
“金钱是政治的母乳”，布什家族的政治成就自然离不开他们家厚厚的钱袋子。但因为家族的政治名声太大，已经无人有兴趣或认为有必要去搞清楚布什家族究竟有多少钱了。人们只需设想一下，布什的曾祖父就是制造业大亨，布什的祖母出身于金融巨头之家，布什家族的产业已遍及石油、银行、军工企业乃至体育项目，就可以为布什家族的财富规模勾勒出一个大概的轮廓。
对布什家族的内部运作方式，美国人常用“氏族”来形容。布什家族连续四代，特别是三代长子，均以扩充家族影响为己任，颇有“舍小我为大家”的味道。当然，家族中不是没有叛逆者，但结果不是被家族边缘化，就是“迷途知返”。前任总统布什，就是活生生的例子。他从一个青春期的叛逆者改正之后所走的人生道路和父亲的生活轨迹没多大差别：上耶鲁，经商挣钱，从政，直至当上总统。布什家族的核心人物是老布什。美国人认为，布什是在父亲的荫蔽下成长的。布什当年当选得克萨斯州州长，不少人说是选民看了他父亲的面子。如果说老布什是家族核心，芭芭拉就是家族的灵魂。芭芭拉对外以慈祥老祖母的形象示人，为家族赢得众多人心，对内则执掌大权，将儿孙调教得服服帖帖。布什当上总统后，照样要按老妈的规矩早上起来全家一起喝咖啡，照样挨老妈的训。总之，布什家族就像一个大的磁场，将家族成员牢牢地“吸”住。布什祖母的娘家沃克家族，虽然已经过了三代，仍每年和布什家族聚会。
在两代总统的家乡得克萨斯。布什家族牧场所在地克劳福德及其周边地区，甚至公路两旁每隔一段距离，都有巨幅广告牌，上面全是两代总统的大肖像。此时此地，令人们对布什王朝有了更切身的体会。
布什家族的发端应追溯至布什的曾祖父塞缪尔·布什。塞缪尔生于美国东北部俄亥俄州首府哥伦布市，该地以民风保守著称，这也使布什家族从一开始就带着正统色彩。塞缪尔最初经营钢铁制造业，不久就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了石油业的光明前景，迅速与洛克菲勒家族旗下的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从此发展起来。一战结束后，塞缪尔与华尔街金融大亨沃克结成莫逆之交。1921年8月，塞缪尔的儿子普雷斯科特与沃克的女儿多萝西结婚，成为布什家族史上的里程碑。沃克全名乔治·赫伯特·沃克，两代总统中，老布什全名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布什全名乔治·沃克·布什，单从这一细节，就可看出沃克对布什家族的意义。
普雷斯科特聪慧过人，婚后不久，岳父就放心地交给他一家投资公司。以此为基础，二战爆发后，普雷斯科特设法介入军工业，布什家族的财富迅速扩张。金钱滋养了普雷斯科特的政治雄心，也让他有可能与艾森豪威尔总统建立了私交，他开始竞选联邦参议员。几经挫折后，他终于在1950年梦想成真。
就在普雷斯科特积极进取的同时，他的儿子即后来的老布什迅速成长。老布什继承了父亲的头脑和智慧，读书、当兵、经商，都表现不凡。他同时继承了父亲的眼光和远见，二战刚结束，就放弃了在新英格兰的优越生活，带着新婚妻子到新崛起的石油大州得克萨斯创业。在舅舅的资助下，1951年老布什包办了自己的石油公司。1966年，老布什当选国会议员，之后当过中央情报局局长，1988年最后入主白宫。其子乔治·沃克·布什，即小布什1994年当选为得克萨斯州州长，1998年连任得州长，成为该州历史上第一位连任州长的人。2000年入住白宫，2004年连任美国总统。
1977年，梦想成为“富人”的小布什利用5万美元启动资金正式开了自己的第一家石油公司阿布斯托能源公司。小布什怂恿许多父亲的朋友进行投资，但后来石油勘探生意连油沫子也没找到，许多投资人血本无归。然而小布什并没有因此破产，1984年，在一些“贵人”的安排下，另一家叫作“光谱七”的石油勘探公司竟然心甘情愿地买下了小布什如同“垃圾股”一般的石油公司，“光谱七”公司随后又被更财大气粗的哈肯能源公司收购，转眼间，小布什不仅名列股东委员会，并且转眼间还拥有了价值53万美元的股票。1990年，父亲老布什任美国总统期间，小布什突然卖掉了“哈肯能源”的所有股票，获利近85万美元。不到两个月时间，伊拉克就入侵科威特，石油市场开始混乱，“哈肯能源”公司的股票狂跌，季度亏损达2300万美元，而小布什由于“提前抽身”而毫发无损。
1989年，小布什游说父亲的老友以8600万美元买下了得克萨斯“游骑兵棒球队”，小布什自己也投资了60万美元，但他却被指定为该球队的管理者，因为“游骑兵棒球队”的最大股东都是老布什的铁杆支持者。小布什后来卖掉了“游骑兵棒球队”，这次买卖让他净赚1500万美元。小布什能在数年间让60万美元变成1500万，显然和他父亲曾说过的“到时会有贵人相助”有关。
一分钱没出白得40%公司股份
老布什二儿子杰布·布什的事业是从搞房地产开始的，杰布也遇到了贵人——迈阿密房地产商科迪纳，他是老布什的慷慨捐资人和支持者。他和杰布合开了一家“科迪纳-布什房地产公司”，杰布尽管一分钱没出，但却凭空获得了该公司40%的股份以及各种投资收益。1994年杰布竞选佛罗里达州州长并败给劳顿·切利斯后，科迪纳再次欢迎杰布回到“科迪纳·布什房地产公司”来。正是这家公司让杰布成了“捡来的百万富翁”。1997年，这家公司让杰布赚了240万美元。
1988年，老布什成为总统后，杰布和共和党捐资人艾勒合伙到非洲做“水泵生意”。杰布来到尼日利亚，许诺他的父亲会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援助。杰布说动美国进出口银行贷给尼日利亚7400万美元的借款，好让他们有钱来买他的水泵。尼日利亚人花大钱买下了杰布的水泵，10多年后的今天，尼日利亚仍未还清那笔借款。
老三亏了1.32亿只罚5万美元
在小布什几个兄弟中，老三尼尔·马伦·布什也许算是最不顺利的一个。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尼尔只投资了几百美元，就和朋友合开了一家“JNB石油勘探公司”，自己充当公司总裁。当时尼尔还担任着丹佛市“西尔维拉多储蓄借贷银行”的主任，他将超过1亿美元的银行资金借给了“JNB石油勘探公司”的两名生意合伙人。由于公司生意失败，尼尔的两名合伙人无法偿还高达1.32亿美元的借款，导致“西尔维拉多储蓄借贷银行”破产倒闭，但“罪魁祸首”的尼尔甚至连警察局都没进，只是被象征性地罚了5万美元。1989年，尼尔抛弃了债务累累的“JNB石油勘探公司”，借贷230万美元开办一家“顶点能源公司”，尼尔同样只是私人投资了3000美元，就成了公司管理者。像“JNB石油勘探公司”一样，“顶点能源公司”很快也破了产，无法偿还银行的债务。这时“贵人”再次出现，一名老布什的主要捐资者及时向尼尔提供了一份丰厚的新工作。尼尔如今管理着一家总部位于休斯敦的“连锁经营公司”，公司地址和老布什的办公室在同一座建筑中，正是这家公司让尼尔财源广进，从此也像几个哥哥一样跻身富人行列。
老四靠“伊拉克战争”大发横财
四弟马文·皮尔斯·布什很少抛头露面，可以说是一个“闷声发大财”的类型。1998年，“一无所有”的马文不仅被任命为北弗吉尼亚一家投资公司“温斯顿合伙人集团”的经理，同时还被选入南佛罗里达一家蔬菜水果公司管理委员会。这家蔬菜水果公司的管理委员会中全是布什家族的朋友，其中包括休斯敦HCC财产保险公司总裁、布什王朝主要资金赞助者斯蒂芬·威等人，1999年，斯蒂芬·威邀请马文加入HCC的管理委员会，马文凭空获得了HCC公司12500股普通股票。
接着，马文又被邀请加入弗吉尼亚州一家秘密安全公司的委员会，这是一家专门为国际组织和政府服务的安全公司，公司中充斥着美国前安全人员和军事人员，公司的大主顾包括华盛顿附近的杜莱斯机场和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等，在“9·11”事件中轰然坍塌的纽约世贸大厦中的安全系统，正是由马文所在的安全公司提供的。当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萨达姆被推翻后，“温斯顿合伙人集团”下属的诺尔公司获得了8000万美元的伊拉克投资合同。
2004年1月，诺尔公司再次接到一笔价值3.27亿美元的美国国防部合同。然而由于诺尔公司此前压根儿就没有相关的经验，诺尔公司赢得这一合同的手段引来了美国国防部的调查，导致这一合同最后被重新竞标，诺尔公司只能眼睁睁看着到嘴的肥肉飞向别人的嘴巴。
布什家族现有老少24人。老一代老布什及其夫人芭芭拉在2018年相继离世，他们本来有六个孩子，但长女波林夭折，剩下的四子一女。长子布什有一对双胞胎女儿；次子杰布有二子一女；三子尼尔有一女和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四子马文的两个儿子和女儿多萝西的三子一女也都没有成年。
小布什的弟弟
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是共和党内的政治明星。1998年，杰布当选为佛罗里达州州长，2002年再次当选得佛州州长，是该州历史上第一位两次当选的共和党人。在任期间，杰布大力发展教育，推出“公开办公时间”措施，政绩不错，很受选民欢迎。考虑到选民可能对布什家族产生厌倦，杰布放弃了2008年参选的打算，不过很难说，4年，8年之后他不会向总统宝座发起冲击。对他来说，只要参加竞选，共和党内部几乎没有对手。（结果在2017年美国大选共和党候选人选举中首轮败给特朗普总统）
小布什弟弟的长子
而他的长子乔治·普雷斯科特·布什大有成为家族新一代“掌门人”之势。布什家族的下一代中，最耀眼的要算小布什的侄子乔治·普雷斯科特·布什。而他的父亲，就是佛州州长杰布·布什。“小小布什”的长相酷似拉丁歌王瑞奇·马丁，早在2000年共和党大会上，他的双语演讲就赢得大批年轻选民崇拜，人们将他视作布什家族的“政治传人”，并将他与约翰·肯尼迪之子小肯尼迪相提并论。乔治毕业于得克萨斯大学法学院，在美国著名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
从孩提时候起，乔治·普雷斯科特·布什就一直处身于祖辈和父辈政治竞选的环境中。他曾说自己最深刻的记忆就是站在一个“布什竞选总统”的广告气球旁，那时的他才4岁，是他爷爷老布什首次竞选总统。在爷爷那次失败的总统竞选中，他也似乎领悟到了政治舞台上的一丝得失成败的味道。在1994年他和家人一同经历了父亲杰布竞选佛罗里达州州长失利后的挫败感。随后为了支持大伯布什的总统竞选，连续参加了一系列布什的总统竞选活动，凭借自身一半的拉美血统为布什争取拉丁族裔选民的选票。乔治·普雷斯科特·布什曾高居美国“钻石王老五排行榜”第四位。这位经常出现在电视上的帅哥不知迷倒了多少做着豪门梦的美国少女。
2004年8月7日，相貌酷似瑞奇·马丁、有着贵族气质的州长之子告别了单身，在缅因州肯纳邦克波特的家中与相恋近4年的大学女友结婚了。新娘是一个名叫阿曼达·威廉姆斯的律师。布什家族三代成员一同出席了婚礼。乔治·普雷斯科特·布什身为美国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青年代表的主席。他曾经野心勃勃地宣称：他也要像祖父、父亲和伯父那样走上美国政坛！
塞缪尔·布什布什家族缔造者，美国前任总统小布什的曾祖父，钢铁石油大亨
普雷斯科特·布什小布什的祖父，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与艾森豪威尔总统过从甚密
多萝西·沃克·布什小布什的祖母，出身于华尔街金融巨头沃克家族
乔治·H·沃克·布什美国第41届总统，里根政府两任副总统，中央情报局局长
芭芭拉·皮尔斯小布什的母亲，美国第14届总统弗兰克林·皮尔斯的直系后裔
乔治·沃克·布什美国第43届总统，俗称小布什，曾任得克萨斯州州长
杰布·布什老布什的二儿子，1953年生，两次当选佛罗里达州州长。有3个子女
尼尔·布什老布什的三儿子，1955年生，职业银行家，石油商，有3个子女
马文·布什老布什的四儿子，1956年生，商人，投资顾问，有2个子女
多萝西·布什老布什的女儿，1959年生，一直致力于布什家族史研究
乔治·普雷斯科特·布什杰布·布什的儿子，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青年代表主席，得克萨斯州土地专员。
谢选骏：家族政治是个毒瘤，从罗斯福到布什家族的毒瘤滿貫，说明美国危矣！而不是美国唯一。
【05、俄美需要合作镇压原住民】
《俄学者：俄美外交80年 从未相互为敌》（2013年11月20日 美国之音白桦）报道：
今年4月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后，俄罗斯民众向美国表达慰问支持。一位行人当时在观看美国大使馆前莫斯科市民献的花。
莫斯科 — 在纪念俄罗斯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80周年之际，俄罗斯学者和媒体说，俄美两国历史上从来都不曾是敌人。两国的共同利益要远远大于分歧。而中国因素几十年来一直在俄美关系中占有重要位置。
*美国多年不承认布尔什维克政权*
11月16日是俄罗斯同美国建交80周年纪念日。十月革命之后，美国一直拒绝承认布尔什维克政府。直到1933年10月，当时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和苏联领导人加里宁相互通信表达了建立外交关系的愿望。苏联外交部人民委员（相当于外长）利特维诺夫随后对美国进行了历史性访问。1933年11月16日，罗斯福总统在白宫会晤利特维诺夫，双方互换了建交照会。
但外交界人士说，这只不过是两国重新恢复了外交关系。因为在更早的1807年，沙皇俄国就同美国建立了外交关系。阿拉斯加曾是19世纪俄美关系的一个主要议题。
*苏联工业化和经济大萧条推动建交*
美国是西方大国中最后一个承认布尔什维克共产党政权的国家。各种因素推动了双方建立外交关系。苏共政权为了摆脱当时的外交孤立和被包围局面，极力同世界列强缓和关系。与此同时，苏联开始工业化进程，急需美国的资金，技术和人才。
面临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美国当时也特别需要苏联市场。美国和欧洲的一些左翼知识分子那时天真地把苏联看成是人类世界实行共产主义制度的实验室，其中许多人甚至来苏联投身工业化建设。
*中国因素占据重要位置 或促俄美再次接近*
导致美国决定同苏联建交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纳粹希特勒开始在德国执政，以及日本侵略中国，国际形势的变化促使美国无法对横跨欧亚大陆的苏联继续置之不理。
俄罗斯学者说，中国因素一直在苏美和俄美关系中占有重要位置。冷战时代，美国曾联合中国对抗苏联。但今天随着中国影响力的扩大，对中国的猜疑，以及日益担心丧失远东和西伯利亚，却可能导致俄罗斯同美国接近。
*对抗中国影响 吸引美国开发远东*
俄罗斯战略学者苏斯洛夫说，美国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这为俄美再次合作提供契机。苏斯洛夫说，美国不但应在开发俄罗斯远东和西伯利亚的过程中扮演关键角色，美国更应成为俄罗斯在亚太地区排在中国之后的最重要的合作伙伴。苏斯洛夫认为，冷战遗留下来的互不信任的遗产仍然困扰俄美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困扰将逐渐减轻。
苏斯洛夫说：“我觉得俄罗斯和美国迟早都会建立起更密切的关系，两国会在亚太地区更积极互动对话。两国各自外交中遗留的传统思维方式仍然在影响俄美建立密切关系。美国继续把俄罗斯看成一个欧洲国家，而不是亚洲国家。俄罗斯则继续从不好的角度看待美国。但这种局面肯定会改变，美国早晚都会注意到俄罗斯在亚太地区的存在。”
*美国帮苏联工业化 打赢二战*
在俄美建交80周年之际，俄罗斯著名的美国与加拿大研究所所长罗戈夫发表文章说，在21世纪，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中国而不是俄罗斯。在国际关系中，俄罗斯同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相互为敌。他呼吁两国必须学会克服分歧，不应使两国关系重新意识形态化和再次充满军事色彩。罗戈夫特别提到，二次大战中，美国曾向苏联提供了大批战略物资，武器和食品等援助，这为苏联打赢战争发挥了重要作用。
俄罗斯前外长伊万诺夫也在官方的俄罗斯报上撰文说，俄美之间没有原则性的利益冲突和矛盾。伊万诺夫说，美国当年曾参与帮助苏联实行工业化，在二战中两国是盟友，接下来是冷战中的相互对抗，然后是关系缓和。俄美关系史中充满着希望与失望，历史性的成功与令人惋惜的错误，以及急速升温和令人意想不到的冷淡。
*俄美共同利益大于分歧*
官方的俄罗斯电视台引述美国驻俄罗斯大使麦克福尔的话说，双方之间的利益吻合点要远远多于分歧。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认为，俄美之间确实有扩大合作的可能来对抗共同的威胁和挑战。
*虽冷战对抗 但有理性和游戏规则*
俄罗斯的美国问题学者说，几十年来，苏美以及俄美关系一直在重复对抗，缓和，升温，冷淡，再次对抗，所以未来如何跳出这个循环圈子，是两国面临的一个挑战。另外，同冷战时代拥有游戏规则的苏美关系相比，今天的俄美关系充满了不确定性。
美国问题学者奥兹诺毕舍夫说，冷战时代双方虽然都拥有能摧毁对方无数次的核武器，但两国表现出了理性和克制，并在这个基础上制定出了一套游戏规则。
奥兹诺毕舍夫说：“双方那时的关系是一种潜在的，彼此限制的军备竞赛。两国都不允许对方过份超前，并不时地停下来谈判。”
*非敌非友 彼此较少兴趣*
俄罗斯学者形容今天的俄美关系是非敌非友。双边关系不好，但也不坏，处在停滞状态。另外，与中美和中俄密切的经贸联系相比，俄美之间贸易规模非常小，这更使两国彼此对对方较少兴趣。
由于多年的官方反美宣传，在民调中，俄罗斯社会对美国没有好感。但一名学者最近撰文说，在公开抨击美国的同时，许多俄罗斯精英又以去美国大使馆做客，参加同美国有关的各种社交活动为荣。9.11恐怖袭击等事件发生后，俄罗斯社会表现了对美国的同情和支持。两国目前在叙利亚，伊朗核问题等议题上在密切合作。
谢选骏指出：人说“俄美外交80年从未相互为敌”——我看這是以犧牲其他國家的利益爲代價的，前有中國，現有烏克蘭。此外我想，这也是因为俄美需要合作镇压原住民。但是现在，物種滅絕、氣候變遷生態平衡徹底破坏，大量美洲原住民从南美涌向北美。美国殖民者的处境岌岌可危。为了恢复人種平衡，需要分裂俄国，让俄国占领的亚洲民族获得解放！
【06、共产主义就是战争】
《罗斯福时代的国家共产主义机制》（2021-04-24 今日头条）报道：
一代名人罗斯福当任时，美国由于资本与国家经济体系的严重背离特别是国际金融资本对美国经济的严重干扰其中美西战争与美英的战争后期影响转为非常突出。成为当时复兴美国经济的一个个山一样难以克服的巨大障碍。直面障碍，借鉴稍早时马克思主义经济核心体系中的国家共产主义机制，罗斯福凭借优越的美国经济生产资源优势特别是一二战为美国发展带来的国际经济优势一举实现了美国经济远起世界平均水平的飞跃式发展。其国家共产主义机制现在看非常简明：通过国家超大规模的宏观工程与基建和军事投资，建设巨大的国家经济资源基础。该基础成为其后快速发展的汽车飞机等行业的有力经济运行的直接保障。并通过大量的投资使美国中产阶级快速从规模上飞跃发展实现民富后国强的国家共有资本的全民高水平共享。
超大规模的军事投入。与舍却资本以私有为基础的国家经济理论成就了二战及其以后美国的不凡。
私有资本的经济理论其经济基础一是具有经济权力的个人，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家庭与亲属间的经济法律规范。其起源仅仅是农历耕文明开始后近几千年。其中钱的作用使其历经初创到目前，发展为一个坚定的社会经济基础。而在社会中的国家、民族、城市等等被该经济体系所一概排斥或争锋。并很多转化为无数次残烈的战争。非常不幸的钱的战争。
共产经济始于智人成功击退直立人而成为人类群居的始祖。其后在长达近百万年的历程中群体生产与群体生存和战争成就了共产经济的坚实历史。这一历史在钱出现后并伴随着个体或家为基础更优越的农耕文明的经济形式的快速发展而发生了质的改变。
随着工业化、国家军事化及教育产业化的进程，群体经济行为成为一个更突出的现代化的经济组织形式，而更适于群体经济的共产主义机制便成为未来人类经济社会更先进更社会化文明的社会经济发展方向。这也自然成为一个社会科学所需要急切解决的理论难题，家大还是国大。家事重要还是事关国家生存的宪法的地位重要。这在社会经济层面的共识是非常倒置的。家。钱的私有。不能远超国家宪法的政治地位的一个非常急迫的社会政治经济问题。
《美国总统与医改：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到巴拉克·奥巴马》（詹姆斯·莫罗尼（James A Morone））报道：
摘要：2010年3月，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签署了医疗卫生改革法案，使之成为法律。促成这一法案花费了七十五年，自罗斯福总统开始，历任美国总统均致力于进行全国性的医疗改革，但大部分改革都失败了。本文探讨了奥巴马改革高度的政治化背景以及他运用的政治技巧。并将奥巴马取得的成绩与历届总统的经验进行了对比。今后，医疗改革的实施还将对民主党、共和党以及政治程序本身构成巨大的挑战。
罗斯福总统意识到，只有先获得民众的支持，全国性的医疗保险法案才可能在国会获得通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罗斯福已计划将医疗卫生改革列为下一项重大的政治改革目标，其智囊团也为此制定了相应的计划，但罗斯福不幸于二战结束前逝世，卫生改革的重任随之落在了哈利·杜鲁门总统以及随后的各届总统肩上。但直到最近，巴拉克·奥巴马总统获得胜利之前，只有林登·约翰逊总统（美国第三十六任总统）颁布了重大的卫生保健计划，即老年医疗保险计划（Medicare）和贫困人口医疗救助计划（Medicaid）。[1]
民主党人将奥巴马医疗卫生改革视为历史性的成就,是正确的。这项改革堪与美国现代历史上最重要的社会政策立法比肩,包括社会保障法案（1935年）和民权法案（1964年）。那么卫生改革法案是如何成功的呢？本文认为有七项重要的政治启示,可以供未来的改革者思考。
1 充满热情
实施重大医疗卫生改革是一个复杂过程，这中间涉及各方利益，需要重金支持，并且由于它难于解释，还经常伴随公众的焦虑。如果不作出巨大付出,没有一个总统能在此项改革中走得太远。奥巴马对医改的热情远超过他表现出来的冷静。在演讲中，他提到他的老祖母在接受由Medicare付费的人工髋关节手术时遭遇的种种麻烦。同时也在演讲和文章中提到,他母亲罹患癌症去世前不久,还在努力争取保留她的医疗保险偿付。[2]
1.1 在危机中坚持到底
尽管面临着经济危机、快速增长的财政赤字以及等待更好改革时机的呼声，奥巴马依然坚持进行卫生改革。当共和党人斯科特·布朗因赢得已故民主党人泰德·肯尼迪的参议院席位而震惊了整个华盛顿时——他明确承诺将对医改法案投反对票——很多民主党人也准备退出这场越来越危害自身的改革。但奥巴马总统勇往直前，用明确的目标和强大的勇气倡导改革。奥巴马承担了一个巨大的风险，因为改革的失败会大大削弱他的政府实力。
1.2 坚定的决心
这个经验极其明确：一项如此艰难的改革需要总统彻底而坚定的决心。如果没有对医疗改革的极大热情，什么样的总统会甘冒如此风险呢？
2 迅速行动
当林登·约翰逊以压倒性优势赢得1964年大选后，他召集医疗卫生改革小组成员并告诫他们：“我在位的每一天都会失去选票……我们要……快些行动（Medicare）。”
2.1 政治资本的削弱
约翰逊总统深知政治资本会快速消失，从任期的第二年开始，美国政府会更多地关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这使得重大的改革很难开展。总统所在政党通常会在选举中失去席位，这也令改革前景更为复杂。在过去10次中期选举中，执政党平均失去18.5个众议院席位和2.5个参议院席位。克林顿政府的一个致命错误是他将卫生改革法案延迟递交国会，使得法案直至执政第二年各议院才开始审议。
奥巴马总统利用每一次机会加速推进改革进程。尽管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戴契尔作为医疗改革关键人物放弃健康与人类服务部部长提名，总统依然拒绝了其顾问提出的将医疗改革搁置到后半个任期的意见。相反，他在总统任期第一年便通过了医改法案，并多次敦促为国会设定最后期限。
2.2 在参议院搁浅
但是，参议院议员麦克斯·鲍卡斯（D-MT）和查尔斯·格拉斯利（R-IA）长时间的协商令议案搁浅，并超出奥巴马的期限，使得辩论延至一整个充满喧嚣反对声的夏季之中。或许民主党任由他们两党合作的幻想模糊了他们的政治判断；或许他们不像林登·约翰逊等领导人一样具备帮助他们把握进退时机的政治本能；或许此时奥巴马总统才开始明白他肩头上的改革重担有多么沉重。
3掌握国会立法程序
美国国会可能是工业化国家中最复杂、最易被激怒以及最难以控制的立法机构。考虑到卫生改革必将是个艰苦的过程，在众议院，三个委员会形成两份较大差异的法案。通过长时间与包括民主党保守派“蓝狗”联盟、进步联线、黑人连线、西班牙裔连线及美国反堕胎人士在内的不同联盟协商， 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D-CA）最终将这三分草案合并为一体。在程序委员会设定辩论规则后，佩勒西将众议院版医改法案交付表决，并最终在2009年11月7日以220 ∶215的微弱优势获得通过。
在参议院，两个委员会又形成了另外两个法案，随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瑞德（D-NV）与单个参议员就法案内容重新协商，最终取得60票的支持，从而得以终止冗长辩论。2009年12月24日，参议院医改法案最终获得通过。按照常规，参议院和众议院将组成合议委员会，弥合两院医改法案不同之处并协商形成新法案，然后分别回到参议院和众议院进行表决，到时草案将会面对另外三次冗长辩论。
3.1 “破碎的一支”
美国国家机器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支，由于国会效率低下，常被人讽刺为“破碎的一支”，把香肠的制作过程用作比喻已经是妇孺皆知的事情，但对于那些声誉不佳的协商过程来说，这样的比喻却另有深意。通过法案是一个特别痛苦的过程。难怪政治学家将国会（特别是参议院）称为“破碎的一支”。[3]
美国民众自哈里·杜鲁门时代到克林顿时代一直在为国家健康保险体系投票。杜鲁门将这个议题作为他1948年大选的国内中心议题。在那次大选中，杜鲁门后来者居上，赢得了胜利。但是选举团的授权在国会程序中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样的结局告诉我们医改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学会掌握国会。
奥巴马政府获得的最显著的成就是使医改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历史学家们将会用很多年时间探究其中细节，但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我们却没有看到。国会的民主党人很少在公共场合与执政当局发生争论；在白宫召开的紧急会议通常能够在下一轮新闻报道前平息即将爆发的争论。这一点与先前的民主党政府有天壤之别。[1]
3.2 原则明确
一些观察家批评奥巴马政府“过度学习”了克林顿政府的教训，没有向国会提交更加详细的计划。这些批评恰好反应了他们对国会程序的看法是幼稚的。任何计划最关键的要素并不是那些国会重写很多遍的细节，而是计划的原则是否明确。
1964年，约翰逊总统多次告诉众议院捐税委员会主席威尔伯·米尔，“我并不想探究细节”。[1]类似地，乔治·布什为签署Medicare处方药改进和现代化法案也制订了一系列的原则。[1]约翰逊希望建立大规模的老年医疗保险服务，布什希望向老年医疗保险注入更多的私人成分和市场竞争。那么，奥巴马是否有类似明确的原则？或者他在协商过程中做了过多的妥协？
这里也存在商榷的空间，下面两种情况都存在风险：过于强硬，总统可能得不到需要的票数；过分妥协，法案就会被过分削减达不到预期目的。我们将在未来几年中看到，奥巴马总统是否会犯上述第二个错误。
无论如何，对未来改革者的启示很明确：规划的范围要广泛，制定并坚持明确的原则，由国会决定细节，并且管理好运行机制的每一个环节。
4 赢得民心
当民主党人关注国会辩论时，有些时候他们失去了对公众辩论的控制。右翼民粹主义者、自命为茶党的活动家们带着对所谓“政府死亡专案小组”的愤怒涌入了卫生政策的讨论。他们指责新医改是旧时“医疗社会化”主张的新变种，这样的责难十分辛辣、令人印象深刻、简单而且有效。
4.1 重拾话语权
政府努力重新获得公众的注意,尽量对这些指责进行有效的反击。在杜鲁门和克林顿时代,民主党人总是试图否认这些指责,回避对大政府若有若无的恐惧,并且将注意力集中到事实上来。他们指出,供大家参考的改革方案不会构成政府对医疗系统的接管。一些法案还有所后退，例如,一些医生会为参加老年医疗保险的病人提供临终咨询,而提议对这些医生进行支付的法案在众议院搁浅,却在参议院通过。反对医改的力量再一次赢得了公众的好感。
在过去,医改的反对力量来自圆滑而且富有公司的游说者。这一次,许多大公司的利益相关方都明确地表示支持医改,反对的声音就从草根阶层爆发出来。另外,除了不可避免的政治交易，没有其它办法能够通过法案，但这很容易就成为法案反对者的笑柄。经过多次辩论,白宫还是不能够产生足够的说服力来抵消茶党造成的冲击。这些得到话语权的反对者影响巨大,并且构成了民主党在马萨诸塞州败选的背景，而这次选举几乎让医改偏离了原先的轨道。
4.2 坚持到底而且雄辩的声音
这次颇具震撼力的事件似乎激怒了总统。在改革前景迅速恶化的情况下,奥巴马终于找到 了自己的话语权。借助一个发生时机恰到好处的事件：即Anthem Blue Cross宣布将它在加州八十万投保人的保险费增加39%,他清晰地指出了问题的所在。
更重要的是,奥巴马最后在全国性的辩论中加入了感人的故事。他用故事逐渐打动了他的听众并赢得了他们的心，就像他在2010年2月的民主党募捐会上讲的故事一样。一位来自圣路易斯州的奥巴马支持者正因乳腺癌挣扎于死亡边缘。在总统说到这位女士的情形时，他并没有提自己死于卵巢癌的母亲，当时她也没有医疗保险。这个竞选志愿者“坚持在她下葬的时候要穿着印有奥巴马名字的衬衫”，总统继续说道：我怎么忍心告诉她“你知道吗，我们要放弃了”？我怎么忍心告诉她的家人“这太难做了”？国会上的民主党人怎么忍心说“这在政治上太冒险了”？国会上的共和党人怎么忍心说“如果我们不让任何事成功，我们会过得更好”？
坚持到底而且雄辩的声音——在最初一年的辩论中找不到的声音——为今后的每一个改革都提供了典范。奥巴马找到一个拥有全部关键要素的消息：一个问题，一个解决方案，一个受害者和一个恶魔。
5 端正你的哲学观
医改触及了一些远远超过医疗政策本身范围的议题。所有通过全国性医疗保险法案的努力都变成了关于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辩论。最能触动人们心弦的敏感议题——移民，福利，政府的角色，堕胎，宗教，以及不可避免的，种族——这些议题都与医疗改革掺杂在了一起。
也许所有国家的医保系统都触及了国家重要的敏感神经，比如工人的工会，社会的公平，种族的仇恨，种族之间的紧张气氛，政府的角色，以及对资本主义的坚定信念。医疗保险在美国理所当然地提出了深深的疑问，而这样的疑问是大家共有的：我们是谁？什么是我们的基本价值观？
5.1 讨论深刻的问题
成功的总统总是会讨论深刻的问题。他们对定义我们国家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贡献良多。小罗斯福和肯尼迪强调相互的责任。里根则提供了另一个强有力的选择：个人主义、市场和抨击大政府。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主宰美国政治演讲的里根主义，已经被证明成功地阻拦了民主党的活动。
5.2 解释哲学
奥巴马的总统竞选挑战了里根主义。作为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告诉水管工乔（Joe）：“我认为当你将财富更广泛地分配时，每个人都会得到好处”。他引用了社会福音运动对社区和分享的古老看法。但是，在奥巴马上任后，他和曾经是他竞选主轴的社会福音运动失去了联系。
罗斯福、肯尼迪和里根将包罗万象的哲学投射到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都在被普遍忽视的一点上做得很好：解释政治计划中包含的哲学观点。
6 不要陷入细节不能自拔
吉米·卡特在对文件进行深思熟虑后，在备忘录的纸边上写道：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我们需要……让PSRO（审查老年人医疗保健中昂贵案例的医师委员会）开始工作。一个谈论PSRO的总统是过于关注政策细节的总统。成功的总统关注于制定大的规划，为全国性的辩论提供框架，并且掌控国会议事的程序。
虽然有在政策方面刻苦用功的名声，奥巴马关注的层面远在细节之上。在那些复杂的技术辩论中——比如是否提供“公共选项”（指由联邦政府承保的保险，在法案通过前已被抛弃），是否对“凯迪拉克”保险计划（指高端健康保险）课税，是否建立健康保险交易所（指民众可以在交易所比较各种保险的优劣，然后直接购买），或者是否要重新定义老年医疗保险应当包含的费用——白宫都回避了要求总统参加辩论的要求。
偶尔,奥巴马会从白宫发出一些测试气球：他支持公共计划（即前文提到的由联邦政府承保的保险）；他在强制个人购买保险的问题上体现了灵活性。但在多数情况下，当他最终卷起袖子做好准备的时候，他要做的是总统的工作：掌握政治动向，鼓励怯懦的蓝狗民主党人，重新赢得失望的自由主义者的支持。也许奥巴马应当更有力或者更早地进行干预。但是和他的前任不一样，他避免了过多关注细节的错误。
7 学会失败
最艰难的教训便是面对失败。哈里杜鲁门两次在医保改革问题上惨败。但是他并没有放弃战斗，这鼓舞了后来的改革者。与此相反，比尔·克林顿曾经雄辩地支持医疗改革，但是，一旦失败他就离开了战场——经过深思熟虑后认为当初应当尝试福利改革，而不是医疗改革。这个举动把历史的主动权完全交给了他的反对者。
奥巴马总统接受了这个最艰难的教训。他没有放弃，而是继续努力。他的声音变得更加洪亮、清晰，并且更加自信，即使是在民主党人陷入混乱的时候。“不要放弃改革”，他在2010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对国会说道“不是现在，不是在我们如此接近胜利的时候”。当事情开始恶化的时候——再一次地——他划出了底线，重新集合他的部队，并且坚持战斗。
8 接下来的任务
虽然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但前方仍面临巨大的障碍。执行这个复杂的法案带来的麻烦几 乎和通过它一样多——并且对改革的成功同样关键。但是，执行法案的政治运作模式是非常不同的，基本在媒体的视线之外，也没有激烈的投票和紧张的日程安排。
8.1 从政治到现实
让改革在国会得到通过需要一个接着一个的妥协：法案没有公共选项或者对 老年医保保险费的削减；对购买私人保险的人来说，成本控制被削弱了，补助也更少了。即使在做了这些妥协之后，法案还是没有得到一张共和党人的选票。对民主党人来说，前面的危险是明显的。如果这项立法被证明是不受欢迎或者行不通的话，他们要负起全责。
另外，根据这项改革，政府要解决大部分人口的医疗问题。要求全民为医保买单，这会使得私人保险的保险费成为一个公共政策问题。结果就是，这个计划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对将来出现的问题是否能作出有效的回应。
对共和党人来说，他们的政治考量以及面临的危险会更加明显。众议院里只有十个共和党人支持老年人医保法案，只有一个共和党人支持社会保障法。他们会对复杂的议会动议投反对票，但是当议案的通过已经不可避免时，他们会变换立场。这次，共和党的反对仍然是一致而不动摇的。但是当奥巴马的改革前进到实施阶段时，共和党人会面临难题。医保的实施不再是简单的赞成票或反对票，而是要协商细节。那么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共和党的反对会看起来像是顽固不化的阻挠？如果，尽管有共和党的反对，医保计划仍然行之有效并且受到欢迎（大部分医保计划都会受到欢迎），共和党的下场又是怎样的呢？
共和党的主流就会被迫去证明他们能够解决国家的医疗需求并且是这个受到欢迎的计划的守护者。结果，他们经常会走得更远来证明他们的医保计划是真实而且有诚意的。他们曾经创造性地思考过医疗保险改革：尼克松政府的全国健康保险计划很明显是克林顿计划的先驱；由共和党参议员多尔和Chafee发起的共和党对克林顿的反制计划，现在被称为奥巴马医保。另外，对老年医疗保险计划最大规模的扩充来自最保守的总统，罗纳德·里根（灾难保险）和乔治·布什（处方药）。
如果年轻的奥巴马改革坚持了下来，共和党可能会感觉到压力，从而保护、支持甚至扩大这项改革。
8.2 对政治体系的检验
在更深的层次，医保改革的执行本身就提供了一个检验我们政治体系的机会。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对医保的态度完全不同。国会的议事程序就是为这种不同哲学之间的冲撞而精心设计的；但法案实施的过程，不论国会的决定是怎样，都应当调整得更有效率。
虽然一些政治是不可避免的，但如果每一个政党都试图推翻由另一个党通过的法案，美国人就有很好的理由怀疑：“破碎的一支”所带来的麻烦已经在失效的政治体制里面四处转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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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Obama B. Preface to Dreams from my father: a story of race and inheritance[M]. New York: Three Rivers, 2004.
[3]Mann T, Ornstein N. The broken branch: how Congress is failing America[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4]Pear R, Herszenhorn D M. Democrats ask, can this health care bill be saved?[N]. New York Times， 2010-02-06.
[5]Kertzer D. Ritual, politics, and power[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8.
[6]Wilentz S. The age of Reagan: a history, 1974-2008[M]. New York: Harper, 2008.
[7]Clinton B. My life[M]. New York: Knopf， 2004.
谢选骏指出：人说“罗斯福时代的国家共产主义机制”，我看罗斯福就是美国条件下的斯大林。所以，共产主义就是不斷的战争！
【07、共产主义的幽灵什么时候完蛋】
《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连载二《“共产主义幽灵”在新大陆游荡》（［美］威廉·曼彻斯特 2009-03-28）报道：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在全球经济危机的影响下，美国进入了空前的大萧条时期。美国历史作家威廉·曼彻斯特的这部专著，以生动而不失严谨的叙事风格，描绘了大萧条对美国社会各方面产生的强烈冲击，揭示了罗斯福新政所经历的艰难险阻及其历史意义。
经济危机的持续加剧，在美国引发了严重的社会动荡。企业纷纷倒闭、工人大量失业、农民不断破产……从城镇到乡村，共产主义一时成为流行思潮。社会矛盾的激化令美国犹如巨大的火药桶，革命的浪潮仿佛随时会汹涌而至。
１．移民苏联很有吸引力
１９３２年６月，美国各名牌大学的应届毕业生步老学长的后尘，也在拼命找工作。那时，连在纽约百货公司开电梯也要有学士学位，而且对好些人来说，这已是最好的差使。不过，有些行业却分外兴隆：出售避孕药物的商家一年赚了２．５亿美元；在全国居民中，有一半以上每星期看一次电影；吸烟的人逐年增加；小型高尔夫球场和流动图书馆也很兴旺。
当然，以上种种都只是例外而已。因为觉得人穷丢脸，大家都遮遮掩掩，不想让邻居知道。某位衣冠楚楚、每天早上按时出门的青年律师，说不定是拣个偏僻地方，挨户兜售杂志、便宜领带、吸尘器、高压锅、“二合一”牌鞋油之类的东西去了。他甚至可能干脆换一套破衣服，到另一个街区向路人行乞。
人在街头流浪久了，也能找到一些窍门。譬如，花５分钱要一杯咖啡，然后白拿一杯开水，把柜台上的番茄酱同开水一搅和，就算是番茄汤了。冬天，报纸塞在衬衣里边是可以御寒的；如果料到在职业介绍所外要排上几个钟头的队，事先用麻包片把腿包起来就是了。鞋也是个问题，硬纸板可以衬鞋底，有些人还喜欢在鞋后跟垫上棉花，走水泥地少硌脚。
穷人家为了省钱度日想出的种种妙法，说来真了不起。男人的刮胡刀片磨了再用；自己动手卷纸烟；孩子们捡汽水瓶到铺子里退钱，一个两分；上面包店排队买隔夜的面包。妇女们把旧被单剪开再对折缝起来，这样就把中间磨损的地方移到两边去了；把自己的衣服改一改给女儿穿，在邻居面前不至于显得太寒碜。还有许多人家索性把收到的圣诞卡片保存起来，明年好改寄给别的亲友。
美国《商业周刊》曾做过调查，证实有不少人不再喜欢美国了，有的人已经离开美国，更多的正设法离开。上世纪３０年代初期，迁居国外的人数年年超过迁入的。苏联当时在纽约有个贸易机构，叫做苏美贸易公司，据说它平均每天收到３５０份申请书，要求移居苏联。有一次令人最难忘怀：他们登广告招募６０００名熟练技工，报名应聘的竟达１０万人之多！
２．千百万人像畜生般生活
目击那些最凄惨情况的还是教员，因为大萧条时期受害最惨的人就在教室里。１９３２年１０月，纽约市卫生局报告说：公立学校的小学生有２０％营养不良。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则表示，在俄亥俄、西弗吉尼亚、伊利诺伊、肯塔基和宾夕法尼亚州的矿区，营养不良的儿童有时达总数的９０％以上。
可胡佛总统仍然对记者们说：“并没有谁真正挨饿。拿那些流浪汉来说，他们吃的就比过去什么时候都好。纽约有一个流浪汉，一天吃了１０顿饭。”这当然是信口雌黄。活活饿死的事例，各主要媒体都记载了不少。胡佛在任上根本没有看到人民的痛苦，不过他卸任以后就免不了见识一下了：有一次他在落基山区钓鱼，有个本地人把他领到一间茅屋里，他看到一个孩子已经饿死，另外７个也奄奄一息了。
千百万人只因像畜生那样生活，才免于死亡。乡下人吃紫罗兰叶、野葱、蒲公英、野莴苣等一向专给牲口吃的野草。城里孩子的妈妈在码头上徘徊等待，一有腐烂的水果蔬菜扔出来，就上去同野狗争夺。中西部地区一所旅馆的厨师把一桶残菜剩羹放在厨房外的小巷里，立即有１０来个人从黑暗中冲出来抢。作家托马斯·沃尔夫在纽约街头亲眼看到，一群无家可归的人在饭馆附近来回踯躅，把泔水桶的盖子掀开找腐烂的东西吃。
那年头，富裕的美国人认为把剩饭施舍给没东西吃的同胞，就算是大发善心了。他们似乎从没想到，更富戏剧性的解决办法已近在眼前。托马斯·沃尔夫时常站在纽约的公厕里同那些处境悲惨的人们交谈，谈到再也不忍听下去，便站在人行道上凝望，只见“曼哈顿的摩天大厦在冬夜中闪闪发亮，再过去不远是华尔街的几家大银行，一律是巨石和钢铁筑成的堡垒。人间不平事，莫过于此了：这边是悲惨万状的地狱，一条马路之隔就是一座座灯火辉煌的高楼。这些高楼是权力的顶峰，全世界的大部分财富就深锁在它们坚固的库房里”。
３．“我们要建立工农共和国”
在上世纪３０年代初期，全国都听到了饥民示威游行的脚步声。纽约有３．５万人挤满了联邦广场，听共产党人演说。失业者越来越熟悉《国际歌》的曲调了。一位名叫路易斯·布登兹的激进分子，居然率领俄亥俄州的失业群众向哥伦布市议会大楼进军，他的口号是：“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
制度观念、权力观念和私有财产观念已经出现了崩溃的迹象。有人搞抗税运动，有人违法开采私有的煤层，这些都是不祥之兆。马萨诸塞州的一位市长望着２０００人的失业队伍在市政厅周围转来转去，写道：“只要来一颗火星，就可以使他们变成暴民。”芝加哥市长安东·舍马克听说伊利诺伊州不肯拨款救济芝加哥的６０万失业者，便告诉州议会：“要是你们想停办救济站，那就赶快把军队派来吧。”
劳工联合会的发言人在参议院作证时，也多次谈到“工业城市暴动此起彼伏的问题”。他说：“闹事的人大多数并不懂得什么叫共产主义，他们只是要面包。”城市里的商人们生怕铁路被切断，电话不通，公路受阻，因此纷纷组织起自卫委员会来。不少人开始囤积蜡烛和罐头食品。各大饭店发现，那些平时一到冷天就来市内租房过冬的阔气客人，现在都在乡村别墅里躲着了，有些人还在屋顶上架起了机关枪。
美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体，成了意见很有分歧的问题。许多知识分子向左转了。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还只不过是“中间道路”。政府里同左派人士眉来眼去的也不止一两个。明尼苏达州州长弗洛伊德·奥尔森更是直截了当，他对一位华盛顿政府官员说：“告诉你吧，本人正在给国民警卫队招募队员，谁要不是共产党，我就不收！”为了让对方明白他的意思，他还补充道，“要知道，明尼苏达可是个左翼的州。”
４．农民运动此起彼伏
农民运动也在不断扩展，弄得梅因市、康斯尔布拉夫斯市和奥马哈市跟外地的交通都断了。在威斯康星州，气势汹汹的农民一天之内就冲进一个牛奶场３次，把几万磅牛奶全都打翻在地，还把汽油倒进牛奶桶里。国会听取了俄克拉何马州人奥斯卡·阿默林格的证词，后者引用一位平时很保守的牧场主的说法：“我们美国也应该来一次像俄国那样的革命。”
在艾奥瓦州苏城东面４８英里的切洛基镇，米洛·雷诺领头的农民军营地被人用霰弹枪袭击。但雷诺恐吓说：“你们挡不住农民运动的，正如挡不住１７７６年的美国革命一样。”农民们使用武力反抗政府，这是合乎传统的，谁也不敢惩罚他们。康斯尔布拉夫斯市有６０人被逮捕，可很快招来１０００多武装农民围攻监狱，当局只好赶快放人。农民们认识到直接行动有效，便设法要回那些被取消了回赎权（出卖土地后，卖主保留回赎的权利）的土地。
在胡佛任期的最后一个冬季，艾奥瓦州的很多地方都因取消农场回赎权问题发生了暴动。其中的“勒马斯事件”特别吓人：穿着黑衬衫的农民自卫队冲进法院，把法官查尔斯·布雷德利蒙上眼睛，拉进汽车，开到一个偏僻的交叉路口。自卫队头头对他说：“你肯不肯发誓，以后再也不签署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了？”法官不答应，他们便打耳光，用脚踢，还用绳子绑住他的脖子绕在路标上，又把一个油污的轮毂盖盖在他的头上。不过，尽管挨了毒打，布雷德利过后却不敢对肇事者提起诉讼。
在法院签署了取消农场回赎权的文件后，往往会有好几百人突然出现在拍卖场上，大声嚷：“不准卖！”准备出价竞买的人随即被踢到一边，土地被扣押的人的邻居们用几块钱就把原来的土地买下，还给本主。代表保险公司下来打官司的律师们往往被绑架，或受到被绞死的威胁，弄得公司不得不同意暂缓扣押土地。１９３３年１月，全国农民协会主席约翰·辛普森告诉参议院农业委员会：“规模最大的革命，现在已经在全国各地露头了。”美国农业服务社联合会主席爱德华·奥尼尔三世则补充说：“除非给美国农民想点办法，不然的话，不出一年，整个农村就会天翻地覆。”
（节选自《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海南出版社２００９年３月第一版）
谢选骏指出：人说“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共产主义幽灵”在新大陆游荡。
我看从《共产党宣言》到罗斯福新政，八十多年；从罗斯福新政到现在2024年，也是八十多年。
共产主义的幽灵什么时候完蛋？
【08、共产党考研中的罗斯福新政，説明羅斯是個“共產黨的同路人”】
《高分答案解析！论述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及历史意义》（2022-08-13 山西）报道：
（1）主要内容有
①整顿财政金融。暂时关闭银行，经检验后，有偿付能力的银行才允许重新开业，防止挤兑风潮；成立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对小额存款实行保险，以恢复银行信誉；规定凡拥有百万美元资金以上的大银行都要参加联邦储备银行，扩大国家银行的权限和业务控制；放弃金本位，禁止黄金流通，使美元贬值41%，以加强出口能力。
②调整工业生产。1933年6月16日国会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协调国家、企业主及劳工间的关系，承认工人有权组织起来与雇主谈判；要求工业企业“公平竞争”，试图限制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由国家举办各种公共工程，减少失业。1935年7月5日颁布《全国劳工关系法》，重申被最高法院裁决为违宪的工业复兴法中关于劳资关系的条款。1938年6月25日颁布《公平劳动标准法》，规定了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
③节制农业发展。1933年5月12日国会通过《农业调整法》，由政府给予补贴的办法让农场主减耕减产，以缓和农产品过剩的压力，恢复农产品的价格；1933年6月16日通过《农业信贷法》，规定向农民提供信贷以防止破产。
④实行社会救济和以工代赈。国家成立从事垦植和建筑的民间资源保护队，为失业者提供就业机会；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加强公共工程；1935年8月14日通过《社会保险法》，对失业者、老人、残疾者提供社会保险。
⑤在政府体制改革方面。新政时期，罗斯福全面扩张了总统权力，逐步确立了以总统为中心的三权分立新格局。
⑥罗斯福政府还实行主要针对富有者的税收政策。一是从1934年起，实行高收入者的累进所得税制。1935年，年收入在100万美元以上者的所得税率达75%。二是加征遗产税和财产遗赠税。政府以此得来的资金用于社会救济和福利等开支。
⑦在对外政策上，罗斯福政府与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对拉丁美洲实行“睦邻政策”，加强美国与拉丁美洲的联系。在对外贸易方面，通过了《互惠贸易协定法》，削减高保护关税，以扩大对外贸易。对于日益加剧的法西斯战争危险，罗斯福政府实行“中立政策”，把主要注意力放到国内的经济恢复和改革上，但这一政策却起到了姑息纵容法西斯侵略的作用。
（2）影响。罗斯福新政作为资产阶级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生活的实验，具有一定的短期作用和深刻的长期影响。
①新政缓和了经济大危机对美国经济的严重破坏，促进了美国社会生产力的恢复。到1936年底，美国工业总产量超过危机前的年平均数，农业生产也有较大恢复。新政在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同时，也注意改善中下层民众的经济和社会地位，缓和了社会矛盾。新政还打击了美国的极端主义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人们对美国国家制度的信心，稳定了资本主义民主政体。解脱了由于经济危机造成的法西斯势力对美国的威胁。由于政府通过国会新的立法对美国社会经济生活实行前所未有的干预，从而大大扩大了联邦政府和总统的权力。二次大战以后的历届总统均继承了这笔“遗产”。
②从实质上说，1929-1933年经济大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同私人占有矛盾的大爆发。罗斯福新政是一场资本主义的体制改良运动，罗斯福政府在解救危机的过程中，摒弃了自由放任主义的传统原则，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干预经济和社会生活，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财产占有形式、生产调节方式、生产管理体制等方面向更高的层次调整，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开发了较大的空间。新政的实践也推动了凯恩斯国家干预理论的系统化和完整化。国家干预型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形成和凯恩斯主义的出现，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资本主义体制经过自我扬弃，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本题选自2023版历史学考研每日一练资料大全！
谢选骏指出：人说“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及历史意义”——我看“共产党考研中的罗斯福新政的主要内容及历史意义”，充滿種種同情褒揚阿諛奉承……説明羅斯是個“共產黨的同路人”。
【09、南泥湾制毒贩毒，罗斯福熟视无睹】
《“没有大烟土就没有共产党”是千真万确》（夜话中南海
2021.08.10）报道：
王震在中共无论党内和军队级别都不是特别高，但是功劳是最高的，连毛泽东都让他三分，原因是他救了中共两次命。一次是在延安南泥湾种鸦片，卖到国统区换粮换枪，才保住了所谓苏维埃政权。当时杨虎城给贩鸦片的中共大开绿灯，因为他的秘书即红岩里面小萝卜头的父亲就是共产党员，早就把杨虎城策反了。加之没有杨虎城和张学良的西安事变，国民党早就把中共灭了。所以蒋介石恨死了杨虎城，他放过了张学良，但把杨虎城灭了门，连尸体都被毁掉了。
“第二次救中共的命是北大荒和新疆的屯垦。中共取得政权后，中国大地满目疮痍，中共不但要养活军队，还需要大量的粮食去孝敬祖师爷老毛子。那时候他们还不敢横征暴敛，就是用这两大屯垦基地救了共产党的命。加之王震和邓小平的私人关系很好，子女关系也很好。这种情况下，邓小平上台那国家不就是他们家的？富可敌国，一点也不奇怪……。
既然有网友一提到王震就扒出了他的那段率领三五九旅种植鸦片养活中共延安割据政权和军队的黑历史，那么我们就先在本篇文章里详细介绍一下为什么说“鸦片是共产党的大救星”，而王震也不过是当年的中共贩毒集团里的一个小角色而已。
关于中共当年的军队制毒和武装贩毒的令人发指的祸国殃民罪行，陆续被曝光的相关史料已经越来越多。本文不妨从著名的《延安日记》说起。
1942年至1945年，一个叫彼得·巴菲诺维奇·弗拉基米洛夫的前苏联人，以共产国际驻延安联络员兼塔斯社记者的身份，在延安工作，与当时的毛泽东等中共高层有过密切接触。他所著的《延安日记》提到，“鸦片是当地贸易中最重要的一宗商品。”鸦片在上世纪40年代能充当中共延安政权“救世主”的角色，并不是一种突兀的历史现象和天才的经济设想，而是有其历史延续性。
笔者查找了许多相关资料，发现有确凿的史料证明，直到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整个中共地方割据史和建军扩军史就是一部武装贩毒史。包括毛泽东，邓小平以及习仲勋在内的所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人人有责。用当时的毛泽东的话说：鸦片起到了为中国革命“打先锋的作用”。到王震在延安率部种植罂粟，炮制鸦片的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中共各大地方割据集团就已经有了长达十年的武装贩毒运毒史了。
由美国作家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写于1986年，1989年在中国大陆公开翻译出版的《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里写道 ：有的红军战士回忆说，（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他们曾用鸦片当作货币去购买生活必需品。当时在贵州，鸦片通常代替货币流通。张国焘的军队没收地主财产时也没收鸦片，用来购买给养。
北京人民出版社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出版的由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编撰的《中共党史参考资料（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记载：1928年7月4日，湘西南特委军委毛泽东向中共湖南省委报告，反对省委将红四军主力调离井冈山，陈述了6条理由，其中说道：“从经济上讲，四军人数如此之多，每日至节俭需要现洋七百元。湘南各县焚杀之余，经济破产、土豪打尽。朱（德）部自二月抵耒阳时起即未能筹到一文，仅靠卖烟土吃饭。”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旗漫卷左右江 纪念百色起义、龙州起义80周年理论研讨会论文集》中收录的署名王福琨的研究文章《 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财政经济政策及其现实启迪》中记述：“邓小平、张云逸在右江苏区收取鸦片过境税，还派军队护送鸦片至南宁。红七军刚成立时，在百色扣留了10万两鸦片，并未销毁，而是采取收重税放行的方式，筹集了税款10余万，解决了根据地财政军需问题。”
西安的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出版的由梁星亮、杨洪、姚文琦合著的《陕甘宁边区史纲》中描述说：“陕北根据地早期的部队来源之一就是‘特货’即鸦片保运武装。1931年9月，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由于山西省政府徐永昌围剿，无法在山西立足，西渡黄河来到陕西，在三边（定边、靖边、安边）一带打土豪、分财物。10月初，红军收编了2只保运队伍（鸦片贸易武装押运），改编为陕北支队”，任命了刘志丹和习仲勋的同僚闫红彦为支队长。
而包括习仲勋在内的当时的中共陕北根据地的主要领导人之所以任命闫红彦掌管这支鸦片部队，可能是因为他本人与大烟土有缘，早在1928年他就“因为拦截杨虎城部的烟土被民国地方政府侦缉”。
中共建政之后的闫红彦官拜上将。当时的闫红彦已经转业地方，照规定不应授衔，但因为毛泽东一句“阎红彦是一位好同志。在陕北苏区、陕北红军、陕北党的建立过程中，除了刘志丹、谢子长，数阎红彦的贡献大”，所以他被破例授衔。
当时的毛泽东如此拔高闫红彦在当年陕北根据地的党建，军建的功劳，除了为否定高岗，同时也是为否定习仲勋。而现如今中共新编党史宣传材料中关于毛泽东当年是多么欣赏习仲勋的描述，笔者高度存疑。
而这个闫红彦因为当年在陕北红军里曾与高岗结怨，对习仲勋也非常不以为然，所以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在读到《刘志丹》一书时向康生告了一状，说是该书是习仲勋妄图给高岗翻案的铁证。康生将此事汇报给毛泽东，于是毛泽东一句“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把习仲勋打倒，由此引发的“反党小说《刘志丹》案”先后株连数万当年陕北老区的老干部甚至当地农民……。
1979年6月，在由中共中央组织部递交的为《刘志丹》案平反的报告里，该案被称为“一起株连甚广的现代文字狱”。在中共党史界，该案亦被认为是“文化大革命”的先声。
以上只是王震在延安奉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之命以“开展革命的大生产运动”为名，连续数年大规模种植鸦片之前的中共以贩毒为生的无数案例之一。
北京金融出版社2005年出版的高小琼撰写的《遵义城国币再发 共和国金融摇篮》一书中记录：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打下贵州遵义后，没收了当地军阀王家烈的十几万元的烟土与食盐，交由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充当准备金发行“苏维埃银行钞票”，在城中设立4个兑换点，并规定了卖烟土、食盐的方法：烟土、食盐等国家银行经手的物资，一律只收苏维埃银行钞票，以此筹集物资与军粮。
毛泽东及周恩来等人的“中央红军“进入陕北与当地所谓”陕北红军合流“之后，整个延安地方割据政权和共产党军队的半数甚至更鑫的经济来源都是贩毒收入。
中共党史资料《延川文史资料》1988年版的第三辑第99页中，记载了当年受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委派，专门在陇东专区负责鸦片贸易的梁爱民回忆：“1941年11月，我调到了财政厅禁烟督察处，被派往陇东专区，从此开始了商业贸易。为了增加收入，支援抗战，我们秘密经营大烟土。我党是严禁吸毒的，经营烟土必须秘密进行。为了方便，我们不叫大烟土，而称其为‘土货’或者‘特货’，后来称做‘肥皂’，论条论块，最后正式定名为‘土产’或‘特产’。”
上世纪90年代，历史学者陈永发对中共建政之前长达二十年的鸦片经济做了基础性研究，并完成专著《红太阳下的罂粟花：鸦片贸易与延安模式》。此后，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文章越来越多，新的资料陆续出现。比如前述《延安日记》就对当年中共延安政权的鸦片经济现象做了非常直观的描述。
1941年，中共下达种植令，辖区农民每户栽种五至十亩鸦片。对外销售，对内禁烟，是中共发展鸦片经济的方针。1941年底边区成立禁烟督察局，后改为禁烟督察处。据《延安日记》记载，任弼时被任命为“鸦片问题专员”。
1942年，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开始大量种植鸦片。两地气候适合种植鸦片，在清代、民国都有种植鸦片的历史。据学者陈永发的叙述，1942年，晋绥边区有河曲、保德、偏关、神池 、宁武、五寨、平鲁、朔县、岢岚等九处栽种鸦片。陕北分布更广，“除交通要道和接近国民政府地区外都有种植”。
1943年9月22日的《延安日记》记载了中共高层对鸦片经济的决策过程，“政治局讨论了经济困难问题，找出了一个相当别出心裁的办法。政治局批准，加强发展‘公营的鸦片生产与贸易’。同时决定，作为紧急措施，要在一年内为中央政府所辖各省的市场（叫作对外市场）至少提供一百二十万两鸦片。”
《延安日记》还记载了任弼时转述毛泽东的话，“任弼时说，毛泽东同志认为，种植、加工和出售鸦片不是件太好的事。可是，毛泽东同志说，在目前形势下，鸦片要起打先锋的、革命的作用，忽视这点就错了。政治局一致支持中共中央主席的看法。”
一篇标题为《大烟（毒品）是共产党的大救星》的综合报道文章也被改名为《中共：世界上最大的武装制毒贩毒集团》转载在几家海外网媒上。文中介绍说：在南泥湾，王震的三五九旅把好一点的地都被用来种了鸦片。而且，还专门雇来工匠，把收获的鸦片加工成烟土，然后交由陕甘宁边区财政厅集中保管，绝大部份边区烟土都被卖到国民党守备区，部份卖到民间，部份直接卖给国民党军队。毛泽东文章《为人民服务》中的主角张思德，事实上并不像《毛泽东选集》中注释的那样，在陕北安塞山中烧炭时因为炭窑崩塌而牺牲，而是被派到当地一处大烟加工厂参与烧制大烟时，因为烟窑崩塌而被活埋的。
习近平上台之后的2013年8月，当时还未被习近平下令查禁的《炎黄春秋》杂志还斗胆刊登了洪振快撰写的《延安时期的“特产”贸易》一文，文中引述1948年2月18日的中共西北财经办事处（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财经工作的领导机构）公布的一份报告——《抗战以来的陕甘宁边区财政概况》中的内容，其中对中共陕甘宁边区1941年起的财政困难，以及开展“特产”——鸦片贸易的“必要性和重要性“，都做了简洁、清晰的概述。
该文披露说：当年的西北财经办事处的报告有一附表，专门谈及特产也就是鸦片贸易在中共延安地方割据政权财政收支中的比例，其中1942年占岁入40.00%；1943年占岁入40.82%；1944年解决财政开支26.63%；1945年解决财政开支40.07%。
如上中共自己的史料记载，足以证明“没有大烟土就没有共产党”绝非夸张之言。
谢选骏指出：面对这样一个贩毒集团，罗斯福为何百般回护？因为罗斯福家族也是一个贩毒集团。毒贩能不包庇毒贩吗？
《布林肯IG贴文 点出了中国外交手段之“毒”》（2024-04-27 上报）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期间，特别在上海东方明珠外滩前拍摄一段IG影片，内容称：“我到中国，是为了在对美国人民最重要的议题上取得进展，包括抑制芬太尼贩运。”短短一句话，却让我们见识到中国反制美国手段上的“毒”。
这句话关键当然在“芬太尼”（fentanyl）。首先，芬太尼是一种合成类鸦片的药物，其对美国影响重大，在于自1999年起，已有超过100万美国人因过度吸食芬太尼死亡（包括混入假处方笺、海洛因和可卡因），它可谓美国有史以来最致命、最严重的毒品流行根源。
其次，布林肯为什么要特别宣布这一“进展”。重点就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即是美国芬太尼非法市场的主要供应者，模式包括：无良的中国中间商透过邮政和其他快递服务将芬太尼寄往美国的经销商（当然是非法），又或者是将芬太尼的前体化学品运往墨西哥，并在那里合成芬太尼，然后再走私到美国。
数天前，BBC甚而采访到一名中国教师，她因为发现在网上代销国内一家化工企业的产品“更有赚头”，从而“爱上这份工作”，还为此勤练英文。BBC且引述国际执法机构估计，在中国，可能有成千上万在线销售员正在为当地非法制药（如芬太尼）和化工企业工作。
BBC此一题为《芬太尼及类似产品：“中国造”合成类毒品泛滥为何难以遏制？》调查采访，是为4月16日，美国众议院跨党派的“中国问题特别委员会”调查报告后续。这份报告指称中国以直接补贴“海外非法芬太尼前体化学品生产销售”，加剧了美国的鸦片类药物危机，并引述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官网数据，显示部分与芬太尼相关的化学品退税额，最高可达13％；直到今年4月，中国政府仍在补贴贩毒集团所使用的两种芬太尼前体物质（NPP和ANPP）。
此外，在众议院公布调查报告之前（3月），参议院新兴威胁和支出监督小组委员会亦曾举办“加强国际合作阻止芬太尼流入美国”听证会，并请来布鲁金斯学会非法经济（包括毒品贸易）专家布朗作证。当时布朗除了警告美国正面临芬太尼毁灭性的危机外，更强调基于中国和墨西哥是“关键参与者”，因此若想控制供应（芬太尼），就必须和这两个国家合作，偏偏不幸地，要和这两个国家建立禁毒合作却深具挑战。
布林肯IG贴文 点出了中国外交手段之“毒”
布林肯于影片中提到，此行访中在抑制芬太尼贩运上有所进展。（图片撷取自布林肯IG）
其中就中国部分，布朗所谓的“深具挑战”，即自2022年8月到2023年11月这段期间，中国完全中止了和美方的禁毒合作，原因正在于“北京将『国际执法援助』（禁毒），当成了工具（外交）”。布朗没有明说这是什么意思，但我们只要回溯中国外交部2022年8月5日，针对佩洛西访问台湾时所宣布的“反制措施”，便可知道究竟怎么一回事。
布林肯IG贴文 点出了中国外交手段之“毒”
芬太尼可谓美国有史以来最致命、最严重的毒品流行根源。
当时中国外交部宣布了八大反制措施（对美），除了取消双边军事会谈、中止遣返非法移民（当然都是在美中国非法移民）和中止气候变迁谈判外，其中一项就是“暂停中美禁毒合作”。这一禁毒合作，对美国来说便兹事体大，说是中国基于其地缘政治战略，而对美国进行了某种型态的“鸦片战”也不为过。
因而，去年11月拜登和习近平会面，重启“中美禁毒（芬太尼）合作”当然就成了重要事项。在取得习近平初步承诺后，这回布林肯访问中国，任务之一就是确保中方履行诺言。而显然是有实际进展，布林肯才会特别拍摄IG宣布“成果”。倘若对芬太尼如何影响美国国人健康有一定的认识，应该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众议员拉格尔（Mike Gallagher）日前会说，“中国补贴芬太尼（相关物质），就是在告诉美国，中国共产党希望更多芬太尼进入美国……并希望借由芬太尼的大流行，去扩大美国的混乱和破坏”，以及，这也解释了布林肯在这支影片中，何以仿佛有种“松了口气”的感觉。
2022年佩洛西访台，尽管美国政坛、学界和舆论未必都支持，但不可否认，“中方反应”实则也帮助美国各界对今日中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包括中国手段之“毒”，竟可拿“暂停禁毒合作”作为外交反制，一来，这不只有失文明，二者，如此中国不也自证了自己就是美国芬太尼危机的源头，否则，他为什么认定“美国会怕”，而将这一条也列入正式外交反制措施，到今天，再以“解禁”不让布林肯抱憾而归？
谢选骏指出：美国现在毒品泛滥，就是罗斯福家族制毒贩毒的历史报应。
【10、历史解密：希特勒、罗斯福与中国的外交旧闻】
《历史解密：希特勒、罗斯福与中国的外交旧闻》（2004/11/24 罗斯福与国共和谈）報道：
只要一提到中国，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会兴致盎然地谈起他的外祖父沃伦·德拉诺——他1829年到过汕头、广州，后来还到了汉口，在对华贸易中赚到一百万美元，回国投资铁路亏蚀净尽；1856年他又去了中国，并在南北战争期间成为联邦政府在中国的代理人。罗斯福的母亲曾经在香港度过一段少女时光。在罗斯福孩提时代，家中摆满了从中国带回去的纪念品，从招呼全家人吃饭的铜锣，到少年罗斯福的第一本集邮册，不一而足。
1933年罗斯福当选为总统后，就把对中国的特有感情贯穿到他的对华政策上。在他长达12年的总统任期内，调停国共冲突、使中国避免内战和建立各党联合政府，曾是罗斯福苦心设计的对华外交的基石。曾任罗斯福侍卫的卡尔逊上尉是受美国政府派遣访问中共根据地的第一位美国军人，1937年春，他被派到中国时罗斯福总统专门接见了他，要他不时写信，直接寄往白宫，告诉自己那里发生的事情。卡尔逊到中国后，受到《西行漫记》的影响，决定亲自去延安一趟。1937至1938年，卡尔逊在华北、西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做了两次旅行访问，与毛泽东做过两次长谈，了解了八路军的军事组织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按照总统的嘱咐，他在给白宫的信中写道：“中共控制的地区没有国民党统治区的那种失败主义和腐败现象，中共的部队具有新的作风。”他还告诉总统，共产党人既是社会革命家，又是真诚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渴望同美国合作打败日本，重建中国。罗斯福对这些信件极感兴趣。他对伊克斯说，这些信件激起了他的想像力，描绘了一幅展示游击战争价值的激动人心的图景。
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罗斯福一直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合作。他认识到了中国战场的重要性，曾说：“如果我们从南方进军，每个月只能攻占一个岛屿……我估计要50年左右才能打败日本。”他不想在辽阔的太平洋上角逐，而要以中国为基地发动进攻。正由于这一点，罗斯福在这个时期调停国共之争，旨在促使国共共同抗日，并为将来反攻日本提供基地。
1941年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国共之争重起。罗斯福不赞成皖南事变，宣布暂停计划中的对华贷款的实施。当时国民党正把争取外援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在罗斯福的压力下，蒋介石只得表示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共之争。同时罗斯福也逐步认识到了蒋介石政权的种种弊端，关于国民党“腐败”、“失职”、“混乱”、“独裁”的报告源源不断地送到罗斯福的办公桌上。1942年宋美龄访美，罗斯福在与宋美龄的一次谈话中谈到了美国著名的“好斗”工会领袖约翰·L·刘易斯，他当时正在威胁要举行煤矿工人罢工。罗斯福问：如果碰上这种情况，在中国会怎样处理？宋美龄伸出她的纤纤玉手在脖子上一抹，罗斯福见了目瞪口呆。
在二战期间，罗斯福竭尽全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制约苏联。此举遭到了英国与苏联的强烈反对。丘吉尔觉得把中国同大英帝国相提并论，“实在难以忍受”。斯大林也说，“他怎么也看不到中国哪点与大国地位相称。”但罗斯福一直致力于使英、苏接受他关于中国大国地位的提议，这其实也就是接受他的关于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在罗斯福坚持下，中国成为开罗会议中四大国之一。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哈里·杜鲁门上台，这才开始了全面支持蒋介石的政策。
希特勒与蒋介石
1932年，蒋介石刚刚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这天，张静江、戴季陶来访，他们是早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搞投机买卖时的拜把兄弟。他们告诉蒋介石，现在德国有一股势力叫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其党魁阿道夫·希特勒主张铁血政策，他们似可吸取其的做法。
蒋介石听了介绍后，不久又叫来戴季陶，请他带代表团去德国考察，并表示，为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军队，还将分批派人到德国学习。戴季陶从德国回来后，再次力劝蒋介石学习希特勒，加强政治上的控制和军事上的准备，以外抗强权。蒋介石听了感叹道：“希特勒乃当今世界伟人也！我是一国最高领导人，应当学习希特勒。”为了稳妥，他又就独裁问题找来张学良详谈了一次。
于是蒋介石命心腹顾问黄郛创办《复兴月刊》，第一期就刊登了一篇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如何复兴的长文。由于蒋介石的提倡，3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盛行过一时，希特勒、墨索里尼像高悬于各处。国民党元老张继也曾公开推崇说：“蒋中正先生就是中国的希特勒。”此时黄埔系中一些骨干分子组成“蓝衣社”，仿效墨索里尼的黑衫党，一切惟“领袖”之命是从。CC系的“中央调查处”也是宣传法西斯主义的一个重要系统。
蒋介石政府与希特勒政权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蒋介石让中山大学校务委员朱家骅去德国，邀请了一批德国将领来华当军事顾问。1932年5月请来了67岁的塞克特，他1920年至1926年担任过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在塞克特的帮助下，蒋介石制定了第五次“围剿”的策略。由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错误，红军被迫长征。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还加紧组织农产品和战略物资向德国出口，第一批2000吨钨矿运往了德国。1936年4月8日，双方还在柏林签署了《易货协定之补充信贷合同》。美国《中国每周评论》很快发现了问题，立即指出：“我们对蒋介石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表示忧虑。”
蒋介石后来吃了日本法西斯的大亏，对自己先前的法西斯倾向开始讳莫如深。但事实一旦已成了历史，那终究是赖不掉的。
本文节摘自《外国首脑与中国》一书。
谢选骏指出：人説“历史解密：希特勒、罗斯福与中国的外交旧闻”——我看蔣介石的法西斯主義打不過共產黨的法西斯主義，因爲後者擁有蘇聯的奧援，而前者卻無法獲得國際援助。
【11、只有法西斯主义可以救美国】
《凯恩斯的“药方”与罗斯福新政：人们从大萧条学到了什么》（孙树强 2022-11-14）报道：
大萧条初期胡佛政府的理念
可以说，赫伯特·胡佛的运气是很差的，1929年初上任，仅仅半年之后就爆发了股市危机，随后就开始了近代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而且，胡佛对当时股市的投机行为颇为反感，在他被提名为共和党候选人的那一周，股市下跌了7%。但由于害怕股市大幅下跌伤害实体经济，胡佛也保持谨慎。1929年春天，胡佛邀请美国国内最大报纸的编辑们来华盛顿，怂恿他们反对股市的冒险行为。
美国在大萧条之前及大萧条发生后的一段时间内，盛行的是“清算主义”。清算主义认为，经济运行波动无法、也不应该用政策来调节，市场会自动清算过度的投资和产能，并使经济走向正轨。当时的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隆说到：“清算劳动力市场，清算股市，清算农场主，清算房地产市场。”很多人相信经济制度是没问题的，让市场自由发挥作用就可以了。有一次，梅隆在国际商会上说：“我不相信有任何快速或惊人的治疗方法，可以救治这个世界眼下所患的疾病；我也不相信，我们的社会制度存在任何根本性的错误，因为正是在这一制度下，我们在不同的工业国家实现了经济富裕，其程度在整个世界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胡佛政府执行财政平衡政策（罗斯巴德认为胡佛并不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批评其在大萧条初期的一些政策具有干预经济的倾向，并导致了大萧条愈加严重），即使罗斯福执政初期，也在一定程度上遵循财政平衡原则。1930年5月底，胡佛预计经济会在秋季恢复正常，他告诉为公共工程项目请愿的代表们：“先生们，你们晚来了60天，‘大萧条’已经结束了。”1932年5月，胡佛给一个公共工程倡导者写信说，美国“不能靠挥霍而使经济繁荣。”当民主党控制的国会通过了一项20亿美元的救市计划时，胡佛否决了它并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称之为“史无前例地滥用公共财产。”
《大撕裂时代》一书中写到：胡佛对政府抗击大萧条的直接行动心存疑虑，他更喜欢让经济自然地发展，他坚持认为：“经济不可能通过立法行动和行政决定来疗救。经济创伤必须通过经济体的细胞（生产者和消费者）的行动来治疗。”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的第一卷中写到：“他（胡佛）认为金本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以英国为首的18个国家已经将其废弃。他坚信，收支平衡是‘不可或缺的’，是‘绝对必要的’，是‘经济复苏的最重要因素’，是‘国家的第一要素’和‘所有公共和私人金融稳定性的基础’”。
金本位在彼时人们的意识中根深蒂固。罗斯福上台之后，一个重要举措就是解除金本位对货币政策的捆绑，但当时面临了较为强烈的反对。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的第一卷中写到：“现在看来，是因为人们对黄金的追崇根深蒂固。几个世纪以来，欧美各国一直严防黄金外流，把黄金视为西方文化的象征。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黄金是强国的象征，白银则是落后国家的标志。一些共和党人把货币贬值的策略描述为‘橡皮美元项目’……罗斯福的白宫预算办公室主任则说，此举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伯南克在《大萧条》一书中写到：“法国坚持金本位制是因为法国人希望不惜代价第努力保全庞加莱稳定带来的利益，并维护国内各集团的利益分配；也因为当时有种盛极一时的经济学观点，即长期看，币值稳定和财政紧缩是根治大萧条的良方；还因为坚持金本位制与法国的民族自豪感密切相关。”
政府干预经济
我们都知道大萧条促使凯恩斯提出了一套关于干预经济政策措施，并开启了宏观经济学研究进程，但事实上，在大萧条之前就有经济学家提出了在必要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干预经济。凯瑟琳·马什在《大萧条》一书中提到：“早在1928年，经济学家威廉·特鲁万特·福斯特和瓦迪尔·卡辛斯就提出警告，当经济萎缩时，政府干预将变得至关重要，以确保消费者有足够的钱购买产品。”
斯基德尔斯基在《凯恩斯传》中提到，凯恩斯于1932年1月在汉堡发表演讲时告诉公众，经济复苏的障碍并不在物质方面，而是在“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们的脑子里，也就是说，在于他们掌握知识的程度、判断能力和理念。”无独有偶，在斯特兹·特克尔所著的《艰难时代：亲历美国大萧条》一书中，加德纳·米恩斯口述到：“真正发生的是一场观念的革命。我们走进20世纪，却从19世纪的角度来描摹我们现实的经济。我们的经济是由高度集中化的大型公司组成的。这种经济无论如何是无法用经典的经济理论来描述的。罗斯福和‘新政’所做的就是转变观点，面对现实。”当大萧条把正统经济学打得丢盔弃甲的时候，非正统的观念看上去也不那么疯狂了。
在凯恩斯政策轨迹发展过程中，1933年初出版的小册子《通向繁荣的手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本小册子基本上已经形成了凯恩斯主义的思想轮廓。在书中，凯恩斯运用乘数理论论证了政府支出的必要性，按照凯恩斯的计算，英国的乘数为2，美国的乘数则大于2。凯恩斯也强调了国内政策的国际影响，认为一国国民收入增加将会通过对外贸易的途径对其他国家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在小册子的结尾，凯恩斯警告道：如果这类措施被拒绝的话，“我们就必须期待现存的契约体制和债务关系体制停止运转，而正统派的金融和政府机构的信誉将彻底垮台。最终会发生什么结果则很难预料。”
在凯恩斯的药方中，占主导地位的是财政赤字政策，而货币政策面临流动性陷阱和动物精神的约束，并不一定能够发挥作用。1933年12月31日，凯恩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致罗斯福总统的一封公开信》，写道：“无论如何，提高物价的正确方法是提高总购买力以刺激生产，而不是其他办法。答案是：赤字开支。”1934年6月，凯恩斯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一篇名为《总统的议事日程》的文章，写道：“最大的希望仍然是增加政府开支，通过乘数作用，每月4亿美元的开支将增加国民收入至此数的3至4倍。”
罗斯福上台之后，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来支持经济，主要包括放弃金本位、货币贬值、提高农产品价格、刺激就业、联邦救济、减轻债务负担、金融改革等，当时很多政策并没有系统性，一些政策甚至是彼此冲突的，但重要的是罗斯福没有奉行坐视不管的政策，而是采取了行动，激起了人们心底的希望。著名历史学家艾拉·卡茨尼尔森在《恐惧本身：罗斯福“新政”与当今世界格局的起源》一书中写到：“从富兰克林·罗斯福宣誓就职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政府大幅度扩大了其在国内的执政范围。一个曾经拥有57.2万员工的联邦政府部门仅仅在六年的时间里，员工人数增加到92万，部门开支由46亿美元增加至88亿美元，增加了近一倍。一大批新机构成立，一系列‘新政’计划开始实施。”
“经济体制的病极为复杂，很少被人理解。如今，出现了这样一位大夫，他的葫芦里有一大堆灵丹妙药，他举手投足有一种权威的派头，对待病人有和蔼而细心的态度；美国人民兴高采烈地欢呼他的出现。”（《大撕裂时代》）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大萧条中银行大规模倒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当数以千计的银行开始倒闭时，不仅消灭了巨大的借贷来源，也使许多存款人失去了毕生的积蓄。伯南克在《大萧条》一书中写到：“商业银行面临的问题才是最重要的，这既是由于它们数量众多，也是因为它们在金融系统中所发挥的核心作用。研究大萧条的学者都非常清楚，当时银行危机极端严重。从1930年到1933年，每年营业的银行倒闭的比例为 5.6%、10.5%、7.8%、和12.9%。由于倒闭和兼并，到1933年底，仍在坚持经营的银行只有1929年的一半多一点。幸存下来的银行也都损失惨重、苟延残喘。”
来自弗吉尼亚的民主党参议院卡特·格拉斯提出了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分离的想法，格拉斯在金融领域经验丰富，曾担任过财政部长。来自阿拉巴马州的众议院民主党议员亨利·巴斯科姆·斯蒂格尔支持格拉斯的想法，作为众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的主席，斯蒂格尔在金融领域的经验也十分丰富。但格拉斯和斯蒂格尔有一个重要区别，格拉斯反对将存款保险写入法案，但斯蒂格尔则支持将存款保险写入法案。最终，存款保险被写入了1933年6月发布的《1933年美国银行法》，即《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
但随着20世纪80年代之后金融自由化浪潮的兴起，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呼声不断，受法案的约束，美国银行界认为它们在与国外金融机构竞争时面临着巨大的劣势，《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一些条款逐渐被废除。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致命一击是花旗集团收购旅行者集团，根据《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规定，花旗集团应该在两年内出售旅行者集团的保险业务。为此，花旗集团发起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限制性条款的运动，并最终获得了成功。1999年，克林顿签署了《格雷姆-里奇-布莱利法案》（即《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主要条款，允许银行再次涉足投资、保险等领域，而这也被认为是2007-2009年金融危机的导火索之一。
2010年1月，奥巴马政府的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主席、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Volcker）提出以其名字命名的“沃尔克规则”，禁止银行业开展自营交易，将自营交易与商业银行业务分离，即禁止银行利用参加联邦存款保险的存款，进行自营交易、投资对冲基金或者私募基金。但随着金融危机的伤疤逐渐愈合，美国金融界又忘了疼痛，推动对“沃尔克规则”的修改甚至废除，从而对金融机构进行松绑。
苏联及社会主义受到青睐
人在无助的时候会诉诸于一些精神上的东西，如宗教，甚至迷信。在大萧条时期，长期糟糕的经济状况使美国人感到十分绝望，甚至求助于占卜，导致占卜一度十分流行。另外，既然资本主义出现了如此严重的问题，反观社会主义却运行的较好，那么社会主义道路似乎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威廉·曼彻斯特在《光荣与梦想》第一卷中写到：“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早期，国内向国外移民的数量超过入境移民量。苏美贸易公司是一家位于纽约的苏联交易机构，每天会收到350份美国人想定居苏联的申请。”美国著名评论家和作家埃德蒙·威尔逊说到：“苏联是‘世界上道德的最巅峰，那里的光芒永不熄灭。’”就连斯科特·菲茨杰拉德都在读马克思的著作，他写到：“要进行改革，可能必须加入共产党。”
斯基德尔斯基在《凯恩斯传》中写到：“哈罗德·尼克尔森在1931年9月24日的日记中记有‘史蒂文·斯班徳（英国著名诗人）同我的大部分朋友一样，变得有点布尔什维克化了’”。“安东尼·布朗特在罗马待了一年之后于1934年10月回到三一学院做研究员时发现：‘我的所有朋友……差不多所有的知识分子和来剑桥读书的有才华的年轻大学生们……这些‘最聪明和最优秀的人’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医治战争、法西斯主义和失业的良方。”
《大撕裂时代》中写到：“观念在不断改变，人们对苏联的实验有着强烈的兴趣……那些温文尔雅的自由主义者们，颇为自己的思想开明而自豪，他们互相安慰对方：‘毕竟，我们有些东西要向苏联学习’，尤其是关于‘计划’，很多更直率的自由主义者则干脆一头扎进了共产主义。”
二战彻底结束了美国经济萧条
罗斯福的新政成功了吗？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但如果从经济表现来看，只能说新政有效果，但还不能说完全挽救经济于水火。虽然罗斯福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使美国经济逐渐复苏，但复苏是不稳固的，经济还没有完全走出衰退的泥潭，依然步履蹒跚。失业率在10%以上，例如1937年美国的最低失业率为14.18%，并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不断恶化，1939年美国的失业率已经超过了17%。
二战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也对经济产生强烈冲击，但对于美国来说，这种冲击是正向的，产生了强大的需求力量，彻底将美国从衰退的泥潭中拉了出来。1940年6月，罗斯福签署了《海军扩充法案》，决定将美国海军吨位提高11%，增加国防开支。7月，又通过了85.5亿美元的海军扩建计划。与此同时，虽然美国1935年宣布中立，但允许交战国从美国私人公司购买武器。国防支出激增使数百万人的生活状况有所好转，同时也给经济带来了积极作用。1941年，美国有556万人失业，失业率为9.6%，比上一年的14.45%大幅减少，仅约为1939年的一半；至1944年，美国的失业人口降至仅为67万人。
约翰·戈登在《伟大的博弈》一书中认为，实际上，大萧条是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结束的。在1940-1944年，美国经济扩张了125%，成为其经济史上最令人注目的一段高速发展期。在这些年里，民用经济几乎在不间断地增长。
我们从大萧条学到了什么
人类的记忆具有两面性，即使非常久远的事情，也能深刻地印在脑海中；反之，有些较为近期的伤痛却很容易被遗忘。至少在经济和金融事务上，人类是健忘的，好了伤疤忘了疼是我们在经济金融事务上最容易出现的现象，否则我们也不会反复经历痛苦的经济金融危机。2007-2009年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来看很多经济金融指标再次出现了不合意的进展。
不平等持续恶化。从激励的角度看，适当的不平等会向社会提供一定程度的激励，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收入不平等或贫富差距扩大则会损害这种激励，对经济和社会产生负面影响。不幸的是，近年来，贫富差距扩大已成为全球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以美国为例，美联储的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二季度，美国前1%最富裕的家庭所拥有的的财产达43.27万亿美元，已经超过了9成美国家庭财产的总和，并且这些超级富人的财产在2020年疫情爆发后显著增加。从收入来看，全球不平等数据库（WID）的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顶层10％人群的收入占比为38％，中间40％人群的收入占比为42％，而底层50％人群的收入占比不足20％。全球债务屡攀新高。债务就如美酒，小饮怡情，酗酒伤身。
历史不幸地记载着，债务水平上升增加了债务危机的发生率。Rogoff等（2021）最新的研究显示，2020年，全球债务占GDP的比例上升了29个百分点，达到GDP的262%，是1970年以来最大的年度增幅。这种大幅增长是多方面的，在政府和私人债务、国内和外部债务以及大多数国家都很明显。在新兴市场国家，总债务已经达到GDP的206%，这是至少自197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在大约90%的新兴市场国家中，2020年的债务比2010年高，在一半新兴市场国家中，债务比GDP高出30个百分点以上。发达国家的总债务在2020年达到GDP的300%。一些国家的股市、房地产等领域持续繁荣。自从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部分发达经济体的宽松货币政策就一直在线，即使美国短暂收紧货币政策，但疫情又打开了宽松之门。且不论对实体经济产生何种影响，至少对股市等金融资产的刺激是立竿见影的。
以美国股市为例，如果忽略短期的调整，在美联储近期加息之前，美国股市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已经持续了超过10年的增长，已经有很多学者对股市这种上涨提出了警告。与此同时，房价在金融危机后也再次开启了上涨进程，不断触及新高，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所统计的37个富裕国家数据显示，实际房价在2019年第四季度至2020年第四季度间上涨了近7％，这是过去二十年间同比增幅最大的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金融稳定报告中警告，随着美联储和其他央行收回其在疫情期间提供的支持，全球股票价格和房屋价值面临骤降风险。金融监管再次经历轮回。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金融自由化退潮，世界进入了新一轮严监管的进程，各国陆续出台了宏观审慎措施平抑金融周期、抑制系统性风险。金融危机的伤疤似乎还在隐隐作痛，但金融业已经再次开始了狂欢。虽然各项宏观审慎政策在持续推进，但放松监管的呼声又再次响起，美国逐渐放松了沃尔克规则对金融机构的约束。例如，2020年6月美联储、美国货币监理署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批准了对沃尔克规则的修改，允许银行增加对风险投资基金的投资。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是人类社会演进过程中的一个休止符，其前后的经济乐章完全不同，政府在经济演奏中的角色也迥然有别。大萧条之前，政府似乎是经济演奏的旁观者，“不参与”是那一时代的信仰；但大萧条之后，政府成为经济演奏中的重要角色，有时甚至会左右经济演奏的乐章。
对于经历大萧条的那一段时期的很多人来说，生活是无望的，正如《大撕裂时代》一书中所说，关于大萧条，最糟糕的事情多半是它冷酷无情地持续了一年又一年。也正是因为人们生活如此悲惨，解救人们于痛苦的萧条之中似乎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大萧条完全改变了关于政府和市场之间关系的理念，这或许是大萧条最重要的遗产之一。凯恩斯在给朋友、剧作家乔治·萧伯纳的信中写到：“你要知道，我相信自己写作的这本经济学理论著作（《通论》）将会极大地革新——我想不是马上，而是在接下来的十年里——人们对于经济问题的思考方式。”在这一点上，凯恩斯略显保守，《通论》所蕴含的思想已经重塑了各国决策者看待经济问题的方式，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凯恩斯的思想依然会熠熠生辉。
但是，任何事情都要适可而止，政府在必要时候支持经济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如何准确地把握一个度。正如《大撕裂时代》一书中所说：“有一种愤世嫉俗的说法似乎不无道理：在1930年代应用于整个美国的经济良药中，只有两剂药被证明大抵有效，但这两种药都有成瘾的倾向，如果经常使用的话很可能是致命的，这两剂药就是通胀和支出。”
谢选骏指出：人问——凯恩斯的“药方”与罗斯福新政：人们从大萧条学到了什么？我看——人们从大萧条学到的似乎是，只有法西斯主义可以救美国！
【12、四大自由来源于四大家族】
《“罗斯福家族”风云300年，1人连当4届总统，2人跑中国猎杀大熊猫》（2018-11-15 子屠龙）报道：
17世纪初，当英国在北美开拓殖民地的时候，罗斯福家族就漂洋过海来扎根。
这个在新大陆超过300年历史的家族，最终发展成为美国赫赫有名的政治家族，尤其是诞生2位美国总统。
“经济决定政治”这句话，在学校的课堂上，我们一定学过。6个字说得有道理，罗斯福家族的发家，就离不开商业的成功。
纽约城初建立，罗斯福家族就拥有了城中的大部分地产，从曼哈顿第22大街到第46大街，从第5大道到哈德逊河畔。
此外，罗斯福家族在金融领域也搞得风生水起，家族成员除了管理家族资本外，还管理他人的委托资金。比如罗斯福信托基金，历史超过100年，在圈内口碑不错。
富兰克林·罗斯福（小罗斯福）
相对于经济上的成功，罗斯福家族在政治上的崛起，更会引起世人的关注。
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是第1个当上美国总统的家族成员，著名的“胡萝卜加大棒”就出自他的手笔。
1901年就任总统以后，他干活卖力得民心，后又连任1届。他是美国“扩张主义”的代表人物，大力加强建军事实力，积极干涉美洲事务。
富兰克林·罗斯福（小罗斯福），是老罗斯福的远房侄子（有人说是堂弟），也是美国历史上惟一连任4届总统的人，从1933年上任一直干到1945年去世。
小罗斯福的“新政”和“反法西斯”令人印象深刻，前者从经济危机中挽救美国，后者为击败二战法西斯国家做出重要贡献。
中美合作
罗斯福家族与中国的渊源，有好也有坏，好的让人感动、坏的让人发怒。
好的方面，最典型表现在小罗斯福身上，二战中对中国的援助，可谓是雪中送炭。援助的内容，涉及到各个领域，要钱给钱、要人给人。
而且，中国的联合国“五常”地位，还跟小罗斯福有关。起初，苏联、英国强烈反对中国担任常任理事国，结果小罗斯福3句话怼回去。
他说到的3点都很在理：一是最大洲没有常任理事国，恐怕不能服众；二是中国虽弱，但领土大、人口多，潜力无限；三是中国为牵制日本，付出巨大牺牲，理应享受战胜国权力。
谈不好的方面，罗斯福家族成员确实干过不少丑事，有些人甚至亲自跑到中国来。到底怎么回事呢？
小西奥多·罗斯福在中国
除去19世纪的鸦片生意之外，最惹中国人不高兴的事情，就是小西奥多·罗斯福兄弟俩的猎杀大熊猫行为。
西奥多·罗斯福、克米特·罗斯福是老罗斯福的2个儿子，就像父亲一样，特别喜欢狩猎野生动物。
1928年，小西奥多·罗斯福兄弟俩来到四川宝兴县，后经康定转到凉山，在这里首开西方人猎杀大熊猫的记录。
他们甚至想带2只活体熊猫，偷偷运回美国。可惜，大熊猫在途中病死，现标本保存在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
一年后，兄弟俩出了一本书《 Trailin g The Gran t Panda》（《追踪大熊猫》），详细讲解2个人和大熊猫的事情。
“罗斯福家族”是美国四大家族之一，你是如何看待它的，不妨留言来讨论一下？
谢选骏指出：我看四大自由来源于四大家族；四大家族七拐八拐地创造了四大自由的幻象。
【13、联合国来源于四大家族】
（一）四大家族的自由
《美国的四大家族有多厉害？产生了七个总统》（2019-12-16 历史政治风云人物）报道：
在美国诸多的政治世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四大家族。按照时间排列，分别是：亚当斯家族、罗斯福家族、肯尼迪家族和布什家族。
1、亚当斯家族
第一位是美国建国之初的亚当斯家族。这个家族中的约翰·亚当斯和约翰·昆西·亚当斯。父子俩先后担任过美国第二任和第六任总统。
亚当斯家族与美国历史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塞缪尔·亚当斯亲自参与了美国独立革命的发起和组织工作；约翰·亚当斯，是美国《独立宣言》的四个起草人之一，曾任第一届副总统，第二届总统；而约翰·亚当斯的儿子约翰·昆西·亚当斯，在美国独立后曾先后任驻普鲁士、荷兰和俄国的大使，众议院的议员，国务卿，后成为美国第六届总统。有人戏称亚当斯家族是“美国历史上的第一王朝”，这并不为过，因为能与之相比的只有华盛顿、富兰克林、杰斐逊等三位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始人，但他们都没有男性的合法继承人。
2、罗斯福家族
第二个家族是罗斯福家族。罗斯福家族在北美有超过300年的历史。当然，众所周知的有来自该家族的2位美国总统。这个家族中先后有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叔侄两人担任过美国总统。1901年西奥多·罗斯福任总统，年仅43岁。1905年他连任总统。著名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扩张主义政策就出自老罗斯福之手。
富兰克林·D·罗斯福是其远房侄子，他则更为人们熟知，他是美国历史上唯一连任4届总统的人，从1933年3月起，直到1945年4月去世时为止，任职长达12年。
富兰克林·D·罗斯福出生于纽约。父亲詹姆斯·罗斯福是一位百万富翁。母亲萨拉·德拉诺比父亲小26岁。小罗斯福曾就读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 1910年任纽约州参议员。1913年任海军部副部长。1921年因患脊髓灰质炎（俗称：小儿麻痹症）致残。1928年担任纽约州州长。1932年竞选总统获胜。执政后，他以“罗斯福新政”对付经济危机，颇有成效，故获得1936年、1940年、1944年大选连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初，美国采取不介入政策，对希特勒采取绥靖态度，但以“租借法”提供武器物资给同盟国。1941年底，美国参战。小罗斯福两次代表美国参加同盟国“三巨头”会议。小罗斯福63岁时由于脑溢血死在任上。
除了在政治上获得成功以外，罗斯福家族在商业领域同样声名显赫。在纽约建立之初，从美国的曼哈顿第22大街到第46大街，从第5大道到哈德逊河的地产大部分都是罗斯福家族的物业。在美国众多大都市均见以罗斯福家族命名的道路、高速公路和大厦，其中还包括在美国海军有名的罗斯福号航空母舰。自在19世纪，罗斯福家族在金融和投资方面开始发展并获得了重大的成就。罗斯福家族除了管理自己家族的资产以外，同时也管理来自他人委托的资金。罗斯福信托基金已有超过100年历史，在世界各地都有大量的投资。
3、肯尼迪家族
第三个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肯尼迪家族。肯尼迪家族是从爱尔兰来美国的移民后裔，肯尼迪的曾祖父是爱尔兰威克斯福德人，当过马萨诸塞州的议员。肯尼迪家族兴起于约瑟夫·帕特里克·肯尼迪时期。肯尼迪25岁时就担任波士顿一家银行的总裁。等到 他娶了波士顿市长的女儿，便开始进入当地政治的核心圈子。
后来由于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成功当选总统而得以出任美国驻英大使，他共育有子女九人，四子五女，约翰·肯尼迪是次子。肯尼迪家族有一个长久怀有的梦想：总统之梦，这个家族中一定要有人成为美国的总统。约瑟夫有一次在教堂里祈祷时曾发誓：我已登上了财富的最高峰，我要让儿子登上权力的最高峰。约瑟夫·肯尼迪的四个儿子，除了大儿子早年飞机失事身亡之外，其余的三个儿子都是政坛显赫一时的人物。
约翰·肯尼迪先是担任参议员，1961年当选美国第35任总统，1963年11月22日遇刺身亡。罗伯特·肯尼迪则先后担任参议员和司法部长，1968年6月5日早晨在洛杉矶一家旅馆内遭到枪击而死亡。最小的爱德华·肯尼迪也是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在1962年当选为参议员，他共担任美国参议员长达四十七年之久。美国历史上有五位参议员担任参议员的时间超过四十年，爱德华·肯尼迪就是其中之一。爱德华·肯尼迪是肯尼迪家族中看上去最有前途的一位，却没有成功的竞选上总统。不过美国政界人士却认为这也许是他的幸运，因为他是四兄弟中唯一正常死亡的人。正如有些人说的，他如果选上总统（甚至哪怕是获得提名去竞选总统），他也很可能步两位哥哥的后尘。
肯尼迪家族的下一代情况不太妙，有好几个人是疯狂吸毒的“瘾君子”，罗伯特·肯尼迪的儿子博比1983年因吸毒被判刑。他的弟弟戴维更糟糕，第二年因吸毒送命。 本来这个家族最后的希望都寄托在小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身上。他仪表堂堂，很有人缘，有振兴肯尼迪家族的实力。可是一次空难事故断绝了肯尼迪家族最后的指望。或许多灾多难的肯尼迪家族要把重新崛起的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1960年美国《幸福》杂志把肯尼迪家族列为美国第十二大家族，拥有资产2―4 亿美元（约合现在的70亿美元）。据统计，肯尼迪家族共有26人活跃在美国政界。
4、布什家族
第四个家族就是布什家族。布什家族从政至少可以追溯四代。
布什家族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一直上溯到英王亨利三世，是当之无愧的名门望族。在近代美国，布什家族的发展历史可以说是美国崛起的缩影。布什的曾祖父曾是美国制造业大亨，布什的祖母则出身于金融巨头之家。
时至今日，布什家族的产业已遍及石油、银行、军工企业乃至体育项目，足见家族影响力深远。布什家族励精图治，历代子弟均以扩充家族影响为己任，自上世纪50年代至今，布什家族成员担任了美国政府众多重要职务，其中包括国会议员、中央情报局局长、州长、副总统以及总统。罗马城并非一日之内建成，布什家族成员取得如今地位，与世代努力密不可分。
近代布什王朝的兴起可追溯至小布什的曾祖父塞缪尔·P·布什是钢铁石油大亨，曾担任过全美招商协会的会长、胡佛总统的顾问。第一个在政坛站稳脚跟的是布什的爷爷普雷斯科特·布什，他先经商后从政，当联邦参议员多年，结识了艾森豪威尔总统，为后辈从政打下了基础。
普雷斯科特之子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先后担任过国会议员、驻联合国大使、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等要职，在里根政府时期连任两届副总统，1989年当上美国总统。时至今日，他的两个儿子又成为美国政坛举足轻重的人物。长子乔治·沃克·布什的发展轨迹与父亲十分相像。他耶鲁大学毕业后，进入石油业发展，后来担任德克萨斯州州长，后连任两届美国总统。二儿子杰布·布什连任两届佛罗里达州州长。布什家族的下一代也热衷拓展家族政治版图，老布什的长孙乔治·普雷斯科特·布什是家族的政治传人，被称为“布什总统三世”。
谢选骏指出：美国的自由就是四大家族的自由——美国虽然没有君主制，但却是全球最大的霸权——这种压力迟早会产生“豪門政治”，以及“罗马共和国向罗马帝国的转化”。
（二）四大家族创造了联合国
四大自由，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941年在美国国会大厦发表演说时提出的的言论。
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1941年在美国国会大厦发表演说时提出的“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
人权的本质是自由和平等。
信仰的自由，表达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这是对于人的自由权的描述。
人的信仰自由是根本，设立国教不符合信仰自由。对于自由的信仰是根本，也是法律。任何信仰都不能破坏信仰自由的原则。
信仰自由需要通过表达而实现，表达的自由表现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示威\选举\罢免\创制\复议等。
免于恐惧的自由，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生存权的问题，包括持有武器的权利，包括住宅不受侵犯，包括通信自由，包括拒绝不确定未来的自由，包括拒绝无理搜查，拒绝有罪推定，拒绝侮辱和诽谤。
免于匮乏的自由，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发展权问题。涉及劳动、教育、经商、文化、休息等各方面。
而作为对自由最有力的制约和解释，就是平等。
人人生而平等，不仅在守法上人人平等，而且在立法上也是人人平等。
谢选骏指出：“人人生而平等？”錯了，与四大家族及其代表的1%100，人人绝不平等！所以，四大自由，其實是四大家族的自由。
《罗斯福的“四大自由”与联合国的诞生》（FT中文网2020年1月9日）报道：
79年前的1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提出了“四大自由”原则，对世界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纳粹德国就已征服了欧洲大部分国家。1940年9月德、意、日三国代表在柏林签署《三国盟约》，成立了以德、意、日为核心的军事集团——轴心国。与此同时，德国对英国城市已发动了大规模的空中轰炸。英国在温斯顿•丘吉尔为首相的战时内阁领导下，成了欧洲唯一坚持抵抗纳粹德国的民主国家。
尽管美国当时尚未参战，但也面临着战争逼近的威胁。1941年1月6日，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在国情咨文中指出：“我们的国家及其民主制度的未来和安全，已不可抗拒地被牵入远离我们国境的许多事件了”；“以武力保卫民主生存的战争，现正在四大洲英勇地进行”；“新情况不断地给我们的安全带来新的需要。……我还要求本届国授权并提供足够的经费，以便制造更多种类的弹药和战争用品，供给那些现已与侵略国实际作战的国家。我们最有效和最直接的任务，是充当他们和我们自己的兵工厂。”
可见，罗斯福在国会的演讲主要是希望说服分歧严重的美国国会支持他的提议，即增强军备，并向与侵略国实际作战的国家提供援助，从而让美国远离战争。为了捍卫民主生存和反对暴政，并回应希特勒为侵略英国而标榜的空洞和邪恶的“自由”，罗斯福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原则。罗斯福在演讲中这样说道：
在我们寻求确保安全的未来岁月里，我们期待一个建立在四项人类基本自由之上的世界。
第一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言论和表达的自由。
第二是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每个人以自己的方式崇拜上帝的自由。
第三是免于匮乏的自由——这种自由，意味着在全世界任何地方保证每个国家居民都过上健康与和平生活的经济融洽关系。
第四是免于恐惧的自由——这种自由，意味着世界性裁减军备进行到这样彻底的程度，以至于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没有一个国家有能力对邻国进行武力侵略。
这并非是对遥远的太平盛世的幻想。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和我们这一代人可以实现的有坚实基础的世界。这种世界与独裁者们寻求用炸弹来制造的暴政的所谓新秩序，是截然相反的。
自由意味着在任何地方，人权都是至高无上的。我们支持那些为取得和保持这种权利而斗争的人们。我们的力量在于我们的目标一致。
通过将在欧洲的战争定位为权利与压迫、自由与暴政之间的冲突，罗斯福找到了他的在大西洋彼岸的巨大冲突中支持一方的切实必要性和基本理由。这样，人权就成了美国战争与和平的核心议题。同时，罗斯福不顾一切地想要把美国从孤立主义中拉出来，他采取了公开支持英国的政策，与丘吉尔密切合作，形成反对德国的统一战线。为此，罗斯福运用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说服力描绘极权主义的危险，并提出了普世权利的积极愿景。
虽然国情咨文的大部分是总统的写作班子完成的，但关于四大自由的那一段结束语是由罗斯福自己动笔写的。在6个月前（1940年7月5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当被问及他的长期和平目标时，罗斯福提到五项自由，其中两项在“言论自由”的标题下。罗斯福没有想出第三种自由的名称，尽管他清楚第三种自由的社会意义。《费城问询报》记者哈克尼斯（R. L. Harkness）建议把它称为“免于匮乏的自由”（Freedom from Want）。罗斯福接受了记者的建议并在国情咨文中将五项自由压缩为四项自由。“四大自由”不仅包括民主国家传统的公民及政治权利（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也包括经济及社会权利（免于匮乏的自由），还包括和平的权利（免于恐怖的自由）。罗斯福关于“四大自由”的国情咨文意义极其深远，这不仅表明了美国反对侵略和暴政的明确立场，而且日后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反侵略战争的目标之一。直到1945年4月12日去世——反法西斯同盟国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夜，罗斯福一直把这场战争描述为一场“介于人类自由与人类奴役之间”的战争。美国参战后，四大自由成了罗斯福最钟爱的表述同盟国战争目的的语言。
1941年3月11日，罗斯福总统签署了《租借法案》，为美国充当与轴心国作战的国家“兵工厂”重任奠定了基础。同时，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原则也在一系列反法西斯同盟国之间的国际文件中体现出来。1941年8月14日，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大西洋纽芬兰阿根夏湾的美国巡洋舰“奥古斯塔”号上签署了《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的联合宣言》，即著名的《大西洋宪章》。在双方起草过程中，罗斯福就认为联合宣言应当是对他早些时候关于“四大自由”演讲中概述的目标的共同认可。《大西洋宪章》第6段宣称：“待纳粹暴政被最后毁灭后，两国希望可以重建和平，使各国俱能在其疆土以内安居乐业，并使全世界所有人类悉有自由生活，无所恐惧，亦不虞匮乏的保证。” 这里提到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大西洋宪章》第5段提到确保“改进劳动标准、经济进步和社会保障”的目标，是根据英国战时内阁的建议写进去的，也与“免于匮乏的自由”相联系。
在讨论联合宣言的过程中，丘吉尔与罗斯福对战后建立国际组织问题上存在分歧。在丘吉尔准备的原稿中提到“通过有效的国际组织，为所有国家和人民提供安居乐业的手段”。但“有效的国际组织”一词被罗斯福删去，因为他认为为时过早，担心这种说法会在美国引起怀疑和反对。但罗斯福同意将“建立一个更广泛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的表述包括在联合宣言内。尽管如此，《大西洋宪章》第8段关于建立“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这一提法，后来被战时同盟国普遍认为是未来国际组织的同义语，《大西洋宪章》各项规定也都为后来制定联合国宪章提供了思想依据。这是最初播下的联合国的种子。
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军偷袭珍珠港，将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派遣大量兵力到欧洲战场，以打击德国为战略重点。在丘吉尔建议下，英国两国首脑及三军参谋长于1941年12月22日至1942年1月14日在华盛顿举行代号为“阿卡迪亚”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全面商讨和制定两国联合作战的共同战略。在会议期间，美国倡议由所有对轴心国作战的国家签署一项共同宣言。宣言文稿是由美国国务院起草的，最后一处改动由罗斯福作出，他将“参战国”（Associated Powers）一词替换为他引以为傲的名称——“联合国”（United Nations）。 这是在国际文件中首次出现“联合国”一词。据时任美国国务卿赫尔回忆，1941年12月31日早上，罗斯福向住在白宫的丘吉尔建议将“联合宣言”的名称改为“联合国家宣言”，立即得到丘吉尔的赞同。1942年元旦，罗斯福、丘吉尔、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和中国外长宋子文在白宫签署了这份历史文件。次日，其他22国代表在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办公室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
由于《大西洋宪章》没有提到“四大自由”中的宗教自由，被美国孤立主义者批评罗斯福和丘吉尔屈从于无神论的苏联（1941年6月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入侵苏联，把苏联也推向反法西斯同盟国一边）。实际上《大西洋宪章》未提宗教自由是疏忽，所以在起草联合国家宣言时，罗斯福仔细地确保宗教自由也被包括在内（也得到俄国人的同意）。 这样，《联合国家宣言》前言明确地表明：“深信完全战胜它们的敌国对于保卫生命、自由、独立和宗教自由并对于保全本国和其他各国的人权和正义非常重要，同时，它们现在正对力图征服世界的野蛮和残暴的力量从事共同的斗争。” 这是在反法西斯同盟国文件中第一次直接提到人权。《联合国家宣言》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形成。在二战结束之前，又有21个国家加入了《联合国家宣言》。通过这个宣言，罗斯福确保人权在战争目标中占有很高的地位，并为同盟国广泛接受。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局经过中途岛战役、阿拉曼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发生了重大转变。反法西斯同盟国开始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战后创建国际组织问题也被提上议事日程。作为一个现实主义政治家，罗斯福尤其强调大国在战后国际组织的特殊作用。罗斯福不顾苏联和英国的反对，主张把中国也列为大国。1943年3月，罗斯福在与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两次会谈中都提到应把中国视为大国之一。罗斯福欲提升中国作为大国的地位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在远东会成为一个非常有用的大国，可帮助监督日本，他希望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来加强中国;二是牵制苏联，因为罗斯福感到在与苏联发生严重的政策冲突时，中国会毫无疑问地站在美国一边。罗斯福认为战后国际组织最后的真正决定应由美、英、俄、中做出，这四大国在未来的很多年里将监管世界。
1943年10月19日至30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及各自的政治、军事顾问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在此之前美英两国首脑在加拿大魁北克举行的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赫尔将美国国务院起草的一份“四国宣言”草案提交给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内容包括英、苏、中、美四大国共同处理战后事项，建立普遍性国际组织，四大国在国际组织成立前共同行动维持国际社会和平与安全。在莫斯科会议期间的10月21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建议会议通过“四国宣言”。英国外长艾登表示完全支持，但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表示由于中国未参加这次会议，建议先通过三国宣言，在会议结束前若能获得中国同意可转变为四国宣言。赫尔表示如果把中国排除，会对联合国家的团结带来有害的心理影响，最后会议同意用四大国名义发表宣言。 10月30日，苏、美、英三国外长和中国驻苏大使傅秉常签署了《关于普遍安全的宣言》（莫斯科宣言）。该宣言表示“一致决心，遵照1942年1月1日联合国家宣言及以后历次宣言，对它们现正分别与之作战的轴心国继续敌对行动，直至各轴心国在无条件投降基础上，放下武器为止”。同时宣布：“他们承认有必要在尽速可行的日期，根据一切爱好和平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有这些国家无论大小，均得加入为会员国，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 这是战时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联合宣言中第一次明确提出建立一个普遍性国际组织。
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了四天会晤，史称德黑兰会议。这是二战期间三大国首脑讨论盟国战略及战后和平问题的第一次会议。会议议题主要包括开辟第二战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战后处置德国以及波兰问题等事项。会议期间的11月29日，罗斯福在与斯大林谈话中，提到战争结束后，应成立以《联合国家宣言》签署国为基础的、维持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构想。该组织有三个主要机构：第一是所有成员国的“大会”;第二是由苏、美、英、中，以及欧洲两名代表、南美洲、中东、远东、英属殖民地各一名代表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负责处理诸如经济、粮食、卫生等一切非军事性问题;第三是由苏、美、英、中组成的“四大警察”作为执法机构（法国后来成为“第五大警察”），有权立即处理任何对和平的威胁或任何突发事件。 虽然德黑兰会议并未就成立国际组织达成正式的书面协议，罗斯福的上述构想，为构建联合国组织机构，即大会、经社理事会以及安理会提供了初步基础。1943年12月1日，苏、美、英三国首脑签署的《德黑兰宣言》维持《大西洋宪章》和《联合国家宣言》的基本精神，明确宣布：“消除暴政和奴役、迫害和压制”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目的之一。
1945年2月11日，在苏英美三国克里米亚（雅尔塔）会议公报中，三国领导人声明：“唯有我们三国之间以及一切爱好自由的各国之间，继续增进的合作与了解，才能够实现人类最崇高的愿望——一种安全而且持久的和平，用大西洋宪章的话来说，就是‘确保在所有一切土地上的所有一切人，都可以在不受恐惧、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度过一生’。”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性质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就具有侵略和反侵略、法西斯主义和反法西斯主义的战争性质。正是在反法西斯同盟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背景下，1945年4月，50国代表在美国旧金山召开了成立国际组织的会议。由于“联合国”这一名称是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最早提出的，1945年6月7日，在旧金山会议上一致通过用“联合国”作为新成立的国际组织的名称，以纪念一个多月前去世的罗斯福总统。
至今，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原则在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还远未实现。例如，“免于匮乏的自由”是罗斯福在美国推行新政（New Deal）提倡“第二权利法案”最主要的内容。但由于冷战的关系，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美国歇斯底里的反共时期，罗斯福新政尚未完成的许多议程，如全国医疗保险、社会改革等都被放弃了。反共不仅成为美国长期拒绝加入联合国人权条约的主要原因，还造成废除种族隔离的民权运动更加曲折。苏联东欧集团在冷战中败北的原因之一，是缺乏言论和信仰自由。尽管如此，不能否认，“四大自由”原则对建立一个保障和平与人权的国际组织而形成协商一致意见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体现在《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以及其他联合国人权条约中。所以，与1919年成立的国际联盟不同，由于反法西斯同盟国以“四大自由”作为反侵略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二战后成立的联合国以尊重人权为宗旨有其历史必然性。
谢选骏指出：四大家族创造了四大自由，四大自由又创造了联合国——那么是否可以说，四大家族创造了联合国？
【14、在旧的与新的恐惧之间美國可能成爲帝國體制的溫床】
《在旧的与新的恐惧之间：罗斯福新政如何重建了美国制度？》（界面新闻 2020年09月29日）报道：
01、
从某种意义上讲，经过罗斯福新政的洗礼，对于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来说，旧的恐惧消失了，但是新的恐惧却延续至今。
按：罗斯福曾说：我们唯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这一名言反映恐惧是美国二三十年代普遍的社会情绪。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卡茨尼尔森的新著《恐惧本身》即直接以“恐惧”为题，深入罗斯福新政实施的背景和过程，以丰富的细节来展示新政时面临的普遍性社会恐惧和自由民主制度遭遇的危机，也对新政带来的“军事独裁”、公共利益损害、个人自由被压制作了全面的披露，甚至认为新政是一场美国制度的重建，改变了此后的世界格局，并对美国政治影响至今。
读罢全书，更令人抚卷深思的是，历时二十年之久的“新政”，其历史性的影响已经不再局限在美国国内，而是极大地重塑了“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讲，经过“新政”的洗礼，对于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来说，旧的恐惧消失了，但是新的恐惧却延续至今。
02、
美国法学家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认为从宪法角度来讲，“新政”是一场没有增加宪法修正案的宪法革命，是美国历史上与建国、内战一样的“宪法时刻”。罗斯福总统经过美国人民的授权，通过政治压力迫使最高法院改变宪法教条，完成一次美国制度的浴火重生。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在“接近一场革命”的紧急时刻开始新政，建立起“美利坚第二共和国”。这样看来，应对恐惧的二十年新政，不再是传统认知的百日新政之类的改革举措，而是完成了美国制度的重建，一种对自由放任的传统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改造。
国家复兴管理局、预算管理局、全国资源管理委员会等联邦经济管理部门的相继成立，标志着联邦政府的扩权，以及对经济社会生活全面干预的开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不得不进行重新构建，这是美国体制重建最为显著的特征。“新政”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和飘扬着蓝色鹰旗的国家复兴管理局，开创了通过法律程序授予国家行政机关临时权力，以应对和处置紧急状态的模式，极大地扩展了联邦当局行政机构的权力。国家复兴管理局首任局长休·约翰逊（Hugh Johnson）上任伊始，就要求生产制造业迅速实施工业复兴法案。如果不积极配合，将会面临当局严重的惩罚。虽然复兴管理局强调其使命是鼓励、支持企业采取自律性措施，真正实现产业自治管理，而不是对企业实施政治上的控制，但是如果企业在国家复兴中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国家将不可避免地从政治上对私有企业进行控制。正是在复兴管理局的介入下，通过实施石油工业公平竞争法令，美国石油产业产量过剩、油价下跌等混乱局面才得以扭转，石油产业走上了安全、高效发展的全新轨道。
尽管在一九三五年国家复兴管理局被最高法院叫停，但是有美国学者指出，国家复兴管理局为美国政府开辟了新的执政途径，这一途径的非凡之处在于，美国政府放弃了过去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国内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立场，转而对经济进行全面的行政干预。在紧急状态下，总统获得了超乎寻常的支配权和决策权，这使得罗斯福享有了巨大的权威，联邦政府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经济规划机构，协调和策划企业的价格、工资和投入政策。共和党议员弗兰克·克劳瑟（Frank Crowther）曾经批评说，“与《全国工业复兴法》授予总统的权力相比，最大的独裁者墨索里尼有点像古埃及的木乃伊了，”甚至声称华盛顿当局正一板一眼地以权力管理经济，“效仿莫斯科”搞“五年计划”。
同样地，预算管理局在一九三九年划归总统直接管理后，最初只有四十五位专业人员，部门年度预算三十六万多美元，五年之后人员增加到三百五十二人，战争结束时更是达到五百一十二人，部门年度预算超过三百一十一万美元。其职能大大扩充，包括设立协调交通运输保障、人力资源调配、能源开发以及工业生产的应急制度。作为实施政府财政政策的有力工具，预算管理局很快成为总统办公室最为重要的部门。全国资源管理委员会虽然设立时间不长，其管辖范围却极其广泛，包括公共工程、交通运输、电力、住房、福利、技术、自然资源等，试图通过制订经济计划，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全国资源管理委员会也是美国迄今设立的管辖范围最广的资源规划组织。
联邦政府也开始积极干预劳动力市场，一九三三年在劳工部重新设立就业服务局，新的工作职责是为失业人口提供进入公共工程项目就业的机会。一九四二年初罗斯福下令联邦政府集中管理美国就业服务局，划归战时人力资源委员会管理。通过设立在全美各地的一千七百多个地方办理处，解决了一千两百万人的就业问题。联邦就业服务局一九四五年预算金额达到五千八百多万美元，员工编制从五千六百六十二人增至两万人。一九四六年的《就业法》更是要求维持全国的就业水平，最大限度地提高产值和购买力。对此，作者发出感慨称：“在这期间，为了高效配置劳动力资源，联邦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与预算管理局推行的财政政策相比，美国就业服务局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形式更具有集中性和支配性。”就业服务局承担了全国性就业管理部门的职能，为公开提出岗位人员需求的企业主配置劳动力，还可以直接对劳动力资源的供给进行调整，以满足战时军工生产的需要。
在时任预算管理局长哈罗德·史密斯（Harold Smith）看来，联邦政府是“一个巨大的服务性实体，它不仅要保护和关照个体，还要对商界施加影响，最大限度地降低商业行为对公民造成的不利影响”。而预算管理局的主要任务就是利用财政手段，稳定现时期的就业和物价。罗斯福本人也认为，全国资源规划委员会和预算管理局应当互相配合，共同把握好战争时期及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国家权力从国会转移到总统及行政部门，公共管理机关扩大的局面由此成了美国的长久特征。从罗斯福就职到“二战”爆发的六年里，联邦政府员额从五十七万扩编到九十二万，开支由四十六亿美元增长到八十八亿美元，整个政府膨胀了一倍，更不要提以后历任美国总统在位时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权势。本书承认：“像美国这样通过国家权力来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全面综合调整的案例在民主宪政制度下还从未发生过。甚至在由社会民主党掌权的国家也没有类似情况。”
这种体制重建，在当时还获得了不少社会舆论的认同。《新共和》杂志各位主编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对“新政”所采取的各项政策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回顾。他们对罗斯福总统前两届任期的成就给予了富有说服力的评价，认为“这两届政府对于国家和公民普遍性福利所做出的贡献超过了前任历届政府”。历史学家卡尔（E. H. Carr）也在这一年指出，“新政”的改革方案造就了一种至关重要的全球性民主模式。十年后，畅销书作者约翰·根室（John Gunther）称赞“新政”是“一次历史上罕见的渐进性改革典范”，具有重要的情感功效，大大提振了国民的精神状态，使人们内心燃起新的希望，对未来充满无限的憧憬与向往。牛津大学教授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一九五五年对“新政”进行回顾时说：“罗斯福先生的典范促使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事业得到加强，人们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个人自由未必意味着政府有效治理的终结。”
本书作者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认为“新政”超越传统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正统社会主义的局限性，实施有效的民主决策，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多种可行的选择模式。因此，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美利坚合众国。“新政”的最大成就在于，它充分表明以法制为核心的自由民主制度在国家遭遇重大危机时，可以有效地实施管理和控制。在与过去彻底决裂的过程中，“新政”不仅刻意打造了一套全新的政策措施，而且为美利坚合众国一百五十年前就已经发明的制度模式提供了全新的意义和话语表述形式，使得这一制度模式的有效实施成为可能。
03、
虽然人们对“新政”完成美国制度的重建评价甚高，但是毋庸讳言，“新政”产生的后果其实是不完美的。在对世界格局影响方面，经受过“新政”的洗礼，美国从一个时而宣扬门户开放、时而高呼孤立主义的非武装和平国家，逐渐变成了一个依赖于庞大暴力机器来暗地决定自己走向的军工国家，被卡茨尼尔森称为“罗斯福的军事独裁主义”。战时的美国转瞬之间变成了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军费开支占GDP比例从一九三九年的1.4%增加到一九四四年的43%。在空前的生产力暴涨中，美国军工业除了生产出大量武器，还率先研发成功原子弹。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美国的军事力量规模已经达到一九三九年的十倍。
正是因为“新政”塑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孤立主义时代的新美国，其迅猛增强的军事实力，不仅决定了“二战”的结局，而且彻底改变了战后的国际关系。战后的美国出于对未来战争的恐惧，在冷战开始后，继续维持庞大军力与苏联对峙。核武器的研发与使用更是使得战争恐惧加剧，正如政治学家克林顿·罗西特（Clinton Rossiter）所说：“在原子时代，人们面临严重恐惧，而这种恐惧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掩饰，它已经触及对其一无所知的人们。”米尔斯海默（J. Mearsheimer）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也强调，感到恐惧的国家特别卖命地寻找安全的出路，它倾向于用危险的政策达到这一目的。所以秉持着“新政”战时军工体系的美国，不得不盲目积累核弹威力与数量，与苏联进行毫无意义的毁灭性军备竞赛。“二战”后的人类社会真正具备了自我毁灭的能力，这是过去两次世界大战所无法实现的，也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无法克服的生存恐惧。
核威胁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反过来促使“二战”后的美国国家体制发生史无前例的变化。杜鲁门政府全面组建了与其他行政机构不同的国防部，设立了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空军司令部等机构。以保卫自由民主的名义，加强国家的军力建设，监控核武器的发展，搜集军事情报，大肆进行对外扩张。一九四九年的《中央情报法案》更是授予中央情报局无限的权力。这种新体制的破坏性对美国自身的影响同样巨大，主要体现在美国政治的利益集团化与社会分裂，以及为国家安全付出公民权利代价。
美国政治日益成为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围绕公共财政进行竞争和协商的舞台。院外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捐款、游说等方式，企图改变政策的方向，实现本集团的利益目标。利益集团本质上是狭隘与自私的。杜鲁门就强调美国公共利益的缺失，认为战后美国的政策和制度程序的安排缺乏对“国家整体利益”的关照。许多利益集团声称代表公众权益，但这些主张并没有在民族国家的制度安排框架内表明“美国实际存在的或可能出现的政治局势”。美国政治的利益集团化，直接造成三个恶果。第一，政治的影响范围被局限在狭隘的利益集团之间，而且这些利益集团有可能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人们的公民意识严重降低，政治组织丧失了公共目标和准则，容易导致利益冲突与政治僵局。第二，院外利益集团逐渐控制政策机构、国会委员会与政党。此外，由于政府对劳工组织的限制加强，贫穷与不平等问题愈加严重。第三，公共利益被私有权力吞没，政府公信力不断遭遇危机，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难以维持。“这一模式排除了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其形式上的中立特征，使国家非常容易受到私人权力泛滥和扭曲的困扰。”而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政府公共管理机构，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变得不知所措。
而在新政后期，冷战开始以后，国家安全更是一度压倒了个人自由，一种新的国内恐惧开始产生。“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的遭遇就是一个明证。自担任原子所领导职务后，他的电话被窃听，邮件被跟踪。战争结束后，联邦调查局对奥本海默的监督跟踪行动并没有停止，针对其战前的社会交往，安装了更多的窃听装置。直到一九五三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仍然命令对其进行政治审查。尽管爱因斯坦数次在《纽约时报》等报刊上“抗议美国政府迫害原子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原子能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做证的大多数科学家都指出因对核政策持不同意见而受审是对于民主的基本原则的践踏，审查的结果也“没有发现他对国家有过不忠诚的行为”，但原子能委员会裁决他为国家安全危险分子，禁止他接触各类科研情报信息。奥本海默被迫离开原子所，最后抑郁而终。
正如《纽约书评》的一篇评论指出，人们不仅容易忘记“新政”时期美国国内以及国际形势是多么危险，也容易遗忘这一时期各种政策的后果如何使人们陷入了更糟糕的境地。卡茨尼尔森通过研究展现了一个宏大而又充满细节、让人感到新鲜而又有些陌生的“新政”。作为荣获美国历史学界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的著作，《恐惧本身》一书确实见解非凡，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新政”的已有认识。不仅如此，它还反复告诉人们，美国经历了制度的重建，“美国作为一个新型民主国家不可避免地将民主与独裁两个特征结合起来，两者互为依存”。美国的两面性政治，既吸纳了民主制的优点，又带有反民主性质的弊端。身处这个复杂的现实世界，回望当年的“新政”，可能它只是延缓了美国体制的危机而已。
谢选骏指出：人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在“接近一场革命”的紧急时刻开始新政，建立起“美利坚第二共和国”。
人说——欧洲民主政体的瓦解与自由希望的破灭，不可避免地扩散到美国。在“新政”实施初期的一九三〇年，大多数人认为，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自信与活力相比，议会民主政治显然是软弱无力的。一九三三年七月，一个戏剧性的场面甚至在美国出现。当意大利法西斯领导人伊塔洛·巴尔博（Italo Balbo）率领飞行队抵达芝加哥时，这位黑衫党的成员、墨索里尼的下属，竟然受到了美国本土民众与官方热情的欢迎：芝加哥用其名命名了一条大街以示纪念；为了欢迎这位意大利人，芝加哥人甚至全体起立示以纳粹举手礼。纽约民众继而在市中心集会欢迎他的到来，就连富兰克林·罗斯福也请他共进午餐。正如作者指出的，“新政”伊始，不少美国社会名流，甚至是决策圈里面的人，都被宣称已经拯救了资本主义的墨索里尼所吸引，认为意大利的政府改革值得重视与学习。二十世纪整个三十年代，美国与意大利交往密切，甚至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都派人赴意大利学习管理经验，该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是为总统提供联邦政府重组方案，以加强行政部门的执行能力，提高行政部门办事效率。
我看——美國成爲“反法西斯的堡壘”，其實有其偶然性。民主和自由是需要不斷流血保護的。二十一世紀的現在，更見美國極端勢力正蒸蒸日上，可能成爲帝國體制的溫床。
【15、蘇聯唆使中共入侵朝鮮，避免了和美國的直接衝突】
《朝鲜战争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影响》（郭钢 国际政治系九三零一班 国际关系学院 北京一九九七年五月三十日）報道：
提纲
引言：朝鲜战争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一、朝鲜战争以前美国对中国的错误估计
认为中国弱小，不敢与美国发生冲突。
认为中国是苏联的附庸。
因而美国的远东政策以苏联为中心，对华政策也从属于对苏政策。
二、朝鲜战争使美国转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
中国军事力量的强大。
中国经济恢复与重建。
中国政治影响和威望。
三、美国开始把中国摆到其远东政策的核心地位。
对待新中国的政策
(1) 对华政策从对苏政策中独立出来。
(2) 对中国更加强硬。
政治孤立
经济封锁
(3) 对中国更加重视。
日内瓦五大国会议
中美大使级会谈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
(1) 朝鲜战争前短暂的摇摆和观望。
(2) 朝鲜战争爆发后占领台湾，援助蒋介石。
对日政策的变化。
(1) 二战后美国单独占领日本。
(2) 朝鲜战争后开始利用和扶植日本遏制中国。
(3) 朝鲜战争后加紧缔结对日和约。
美国在远东构筑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体系。
美国调整了对待远东地区民族独立国家的政策。
(1) 民族国家一度附和追随美国。
(2) 朝鲜战争加强了它们的独立倾向。
(3) 美国试图以援助为手段将其纳入战略轨道。
四、美国远东政策调整对以后的影响。
朝鲜战争是“1950年6月25日至1953年7月27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反对美国侵略的祖国解放战争[1]，也是朝中人民共同抗击美国的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包括中美苏英法五大国在内的十几个国家的几百万军队进行了一场现代化程度空前的激烈较量。正如周恩来同志所说：“朝鲜战争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上有特殊意义的事件。朝鲜战争是局部性的，但是朝鲜战争的意义是世界性的。[2]”这场战争对国际间力量对比和大国的对外政策都有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中比较突出的一点就是它使美国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从而影响到了美国的远东政策。
一、 朝鲜战争以前美国对中国的错误估计
在朝鲜战争以前，美国统治阶级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一种意见就是认为中国弱小，不敢与美国发生冲突。例如遏制理论的创始人乔治·凯南于1948年提出美国对远东的战略估计，设想中国大陆局势的逆转对美国“不是致命的，中国不是一个强大的工业国，”短期内不会构成对美国的威胁[3]。确实，同美国相比，当时中国只是一个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使美国的工业和经济实力有了急剧的增长。美国的工业生产在二战中扩大了50%。战后初期美国生产将近世界一半的商品和劳务[4]。在朝鲜战争爆发的1950年，美国钢产量达8772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47%，是中国的144倍。当年美国的工农业总产值达1507亿美元，占全世界的2/3，而当时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仅人民币574亿元[5]。除此之外，美国的军事实力也远远超过中国。当时美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如杜勒斯、麦克阿瑟等人甚至主张在适当的时间和地点教训一下中国。例如，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个星期，杜勒斯还在叫嚣在台湾教训中国。1950年6月25日，《纽约先驱论坛报》称：“据盟军最高统帅部的意见，美国对台湾问题采取坚决立场，将有90%的把握阻止共产党对该岛的侵略，因为中国人自己并没有准备与美国的军事力量发生冲突共产党人甚至可能不敢发动对台湾的攻击。[6]”而麦克阿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还狂妄地“发誓说：如果赤色中国愚蠢地去进攻福摩萨，他将火速赶去负责指挥，‘使他们遭受惨败，从而使这场战斗成为世界上决定性的战斗之一。这将是他们的一场巨大的灾难，它将震撼亚洲，可能还会击退共产主义的浪潮。’至于红色中国是否会采取如此愚蠢的做法，他是表示怀疑的。但是，他说：‘我每个夜晚都祈祷赤色中国能这样做常常是跪下来在那里祈祷。’[7]”
在朝鲜战争前，美国对中国的另一种误解就是认为中国由于国力弱，只能依附于苏联。新中国建国前夕，毛泽东提出“一边倒”的战略方针；1950年2月14日，中苏两国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这更加深了他们的这一印象。1950年3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美国对亚洲的政策”演说中称：“具有光荣悠久历史的中国正被迫加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作为苏维埃政治体系和苏维埃经济的一个附属国。[8]”美国著名新闻工作者李普曼也认为：“艾奇逊不是把毛泽东当成一位独立的民族主义者，而是继续强调北京与莫斯科的联系，并暗指中国就是苏联的一个卫星国。负责远东问题的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把毛的中国贬为仅仅是一个‘俄国的殖民地政府，一个大型的斯拉夫满洲国’。[9]”
从这两点出发，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前，一直是把苏联作为远东地区的主要对手。当时对中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等对华政策，实际上是从属于美国的对苏政策的。例如，在美国内部关于台湾问题的争论中，麦克阿瑟在1950年5月和6月两次提到，台湾“就好比一艘不沉的航空母舰和潜艇供应站，其位置对苏联完成其进攻战略极为理想。”这一说法的前提是认为如果中共占有台湾，必然会供苏联使用[10]。美军在仁川登陆后，估计中国不会出兵。美国国防部长詹逊事后承认，当时“更多地估计了俄国的干预问题”[11]。甚至在中国出兵以后，杜鲁门和他的高级顾问们仍然“把中国的干涉看成是由苏联指挥的更大的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侵略的一部分。[12]”不仅美国，当时西方世界也普遍认为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1950年8月17日，在谈到朝鲜战争的时候戴高乐说，这种战祸很可能会蔓延到欧洲[13]。
二、朝鲜战争使美国转变了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
朝鲜战争中朝中人民的胜利，使美国朝野上下对中国的看法和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他们不得不对远东地区的形势作出重新估计。
朝鲜战争使美国直接体会到了中国军事力量的强大。
出兵抗美援朝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道，以绝对劣势的装备，在没有海军、空军掩护的情况下，连战连捷，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了38度线附近，使敌人遭到了“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失败”[14]。麦克阿瑟在其所谓“圣诞节攻势”一败涂地后，于1950年12月3日在向总统的报告中惊呼：美国是“在完全新的情况下，和一个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完全新的强国进行一次完全新的战争。[15]”从1950年到1954年，中国用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了107个陆军师，还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地建设起一支实力位居世界前列的空军。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于1951年11月21日在记者招待会上哀叹：“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世界上主要空军强国之一。[16]”此外，中国的炮兵、工程兵、通信兵等现代化技术兵种也得到了大力加强和实战锻炼，我军实现了由单一兵种作战向诸兵种联合作战的历史性转变。“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说：“我们的失败在于敌人仍然没有被击败，并且甚至比以前更为强大更具有威胁性。我说更为强大的意思，是指共产主义的亚洲陆军已学会如何打近代的陆地战争。[17]”
朝鲜战争还使美国改变了对中国积贫积弱的印象。
朝鲜战争对于经过长期战乱百废待兴的中国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的负担。在战争中中国共消耗各种物资560多万吨，开支战费人民币62亿元[18]。但是，与美国的预计相反，经过三年战争，全中国在抗美援朝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中国超额完成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业总产值由1949年的140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343亿元，粮食出口平均每年31亿斤，国家财政收入也由1950年的65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75亿元[19]。由于打退了美国对东北边境的威胁，南满电力也有了保障，东北工业基地的建设就可以放手进行了。朝鲜战争尚未结束，中苏就于1953年5月15日签署协定，由苏联帮助中国新建和改建141项重要企业工程，其中大部分在东北[20]。这些企业在五、六十年代一直是我国工业中的骨干企业。据估计，东北地区在1949年提供了34%的中国工业产品，在1952年提供了52%[21]。
朝鲜战争也使美国对中国的政治意志和国际影响有了新的认识。
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及其15个仆从国的军队，中国毅然决然出兵抗美援朝，显示了不畏牺牲勇于斗争的坚强意志。“联合国军”司令李奇微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深信我们的决策者十分清楚，如果红色中国人的领导下定了决心，那么红色中国人是能够激怒我们与他们打仗的我相信，我们军界的决策人再也不会由于错误地判断共产党中国人的意图而产生麻痹情绪了。[22]”这一点连苏联也不得不折服。接到中共中央决定出兵的通知后，斯大林非常感动，从此相信中国共产党人是敢于同帝国主义斗争的马列主义者[23]。瑞士学者卡普尔认为：“中国在朝鲜战争中的作用使他在国际体系中取得了一种独立自主的地位。不管中苏合作的程度如何（对合作的看法似乎有分歧），中国对其边界进行的成功的和独立的防御，以及把美国的军队困在战场上动弹不得，这一方面打破了美国关于中国是苏联一个卫星国的神话，而另一方面，又防止了苏联把中国置于依附地位的一切企图。[24]”朝鲜战争的胜利，使中国的国际威望和影响空前提高。《纽约时报》1951年1月5日社论认为：“共产党中国正获得巨大的威信，而西方人的威信则反而在衰微。[25]”战争期间，伍修权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当面痛斥美国罪行，这在全世界也是第一次。美国的盟国也开始改变态度。1953年5月12日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在英国下院发言时说：“它(指中国)那时不是大国但是现在，在一个不同的政府之下，它看来正在发展成为一个很有力的国家。它有权利列为五大国之一，并且我不认为应当拒不给予它的地位。[26]”时至今日，美国学者仍认为：“朝鲜战争标志着共产党中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出现。[27]”
三、美国开始把中国摆到其远东政策的核心地位
朝鲜战争后，面对远东地区的新形势，美国的政策作出了一些调整和变化，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开始把中国摆到了其远东政策的核心地位。
经过这场战争，美国对新中国更加强硬和敌对，同时也更加重视。
在战场上遭到迎头痛击之后，美国统治者认识到：在远东地区，中国是唯一既有实力又有决心同美国较量的国家，而真正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倒是苏联。1950年10月，正当中国人民志愿军整装待发之时，苏联驻华大使紧急约见周恩来，称原来商定的苏联方面出动空军部队配合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之事，以没有做好准备为由，决定暂缓出动[28]。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始终没有公开出兵。从此，美国的对华政策从对苏政策中独立出来，并把中国作为远东地区冷战“遏制”的中心。杜鲁门总统在1951年1月8日的第六篇国情咨文中还声称：“侵略朝鲜是俄国共产党独裁政权一步一步地征服世界企图的一个组成部分。[29]”到1952年1月9日的第七篇国情咨文中就成了：“在亚洲，新的共产党帝国每天都在威胁着千百万人民。[30]”1953年4月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制订了第148号文件，基本上确定了未来几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对华政策的基调。该文件指出：“美国在远东所面临的中心问题是与苏联紧密结盟、并得到苏联支持的中国共产党政权对美国及自由世界的威胁。[31]”杜勒斯宣称，中共是“过去和未来潜在的侵略朝鲜和印度支那的根源，是比苏联更具冒险性的敌人”[32]。
朝鲜战争使美国对中国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都愈演愈烈。在联合国，美国更加坚定地反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并于1951年2月1日操纵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污蔑受侵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非法决议案。在1954年4月的日内瓦五大国会议上，美国代表团成员不与中国人握手，甚至不惜拒绝中国提出并得到各方默认的和平谅解，极力孤立中国。在经济上，美国强化了对中国的制裁。朝鲜战争以前于1949年11月成立的15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协调委员会，直到1950年1月开始活动时还是一个非常设机构。后来为了加紧禁运在其下设“统筹委员会”，主要管理对苏联及东欧各国的贸易。朝鲜战争爆发后，1952年9月专门在其下另设“中国委员会”，管制对中国的贸易。中国禁单是对中国贸易的特别禁单，项目比苏联和东欧国家还多500余种[33]。1953年9月27日，美国对外援助事务管理署署长史塔生在关于执行巴特尔法情况致美国国会的半年度报告中声称：“对共产党中国全面禁运的政策，是美国的一贯立场。美国政府而且敦促其他自由国家采取同样立场。[34]”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正如基辛格所说：“20年中实际上存在的敌对状态，由于朝鲜战争而加剧了。[35]”
另一方面，经过朝鲜战争，美国也认识到：刚刚登上国际舞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成为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远东地区的任何重大问题，如果没有中国参加是解决不了的。1954年2月在柏林举行的美、英、法、苏外长会议最后决定：1954年4月举行的日内瓦会议讨论朝鲜问题和印度支那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会议的全过程。这是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国际问题。1955年7月13日，美国通过英国向中国提出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建议。经过磋商，会谈于1955年8月1日在日内瓦开始。
在台湾问题上，美国的政策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中国革命胜利以后，美国看到中国人民解放台湾已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1949年12月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如果没有美国的军事占领和控制，台湾“大约将于1950年底处于中共控制之下”[36]。因此，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朝鲜战争爆发期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曾经有一段短暂的摇摆和观望，甚至准备放弃台湾。美国国务院1949年12月23日在关于台湾的政策宣传指示中明确提出：“台湾在政治上、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应该利用一切材料来对付错误的印象，即美国无论如何有责任或有义务采取行动以拯救台湾。”“避免发表言论说台湾的最后地位须待对日和约来决定。[37]”美国总统杜鲁门在1950年1月5日关于台湾的声明中表示：“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同样地美国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38]”一周以后，艾奇逊在美国记者联谊会上发言说：“我们不可把中国人民对俄国人的正义愤怒和憎恨──它们一定会发展的──招引到我们自己头上来。这样做是愚蠢的。我们必须采取我们一贯的立场，那就是，任何破坏中国完整的人都是中国的敌人，也是违反我们自己的利益的。[39]”
不到半年，朝鲜战争爆发，他们又把自己的言论逐条推翻了，因为他们认识到，此时台湾作为“遏制”中国的前沿阵地，其在美国远东政策中的地位已远不可同年而语。6月27日，杜鲁门发表声明，推翻了他以前所作的表态，公然打出“台湾地位未定”的谬论。自即日起，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十余艘军舰占领台湾基隆、高雄两港口，并在台湾海峡进行“侦察巡逻”和作战演习。8月4日，美国空军第13航空队一批飞机进占台北空军基地。同时，美国驻远东军总部还设立了名为“驻台考察团”的指挥机构，统一指挥其侵台的海、空军[40]。李普曼认为“有一点与以往不同：美国在福摩萨海峡为蒋介石巡逻警戒，它已成为中国内战的参与者。[41]”除此之外，美国还开始大力扶植蒋介石，加强对国民党政权的军事、经济援助。从1950年7月至1954年6月，美国共向台湾当局提供了14亿美元以上的军事和经济援助[42]。在整个50年代，蒋介石集团平均每年从美国得到2.5亿美元的援助[43]。
除了对华政策以外，朝鲜战争对美国的对日政策也有很大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竭力造成了单独占领日本的局面。1945年9月23日，在美国国务院、陆军部和海军部“对盟国占领管制日本最高统帅部受降的基本指示”中，把对日占领的基本目的定为：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44]”。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美国占领当局完全按照美国的模式对日本进行了“民主改革”，迫使日本统治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都从属于美国。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本还是心存戒备的。美国迟迟不签署对日和约，长期对日本实行军事占领；1949年初，杜鲁门总统的特命全权公使、盟总经济顾问、美国银行家道奇在日本实施的经济路线，使日本经济限于通货紧缩而引起的停滞状态[45]。
新中国建立前后，美国已在考虑在远东地区用日本来代替蒋介石集团以抗衡苏联；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在军事上、经济上和政治上对美国的意义日益重大，美国要使日本成为美国在远东地区遏制中国的后方基地，同时要让日本重整军备，以便美国腾出手来对付其他地区的“共产主义扩张”。前一个目标很容易地就达到了。朝鲜战争一爆发，以军需物资为中心的世界商品市场立即活跃，出现了所谓“动乱景气”。日本的出口也剧增，日本成了出兵朝鲜的美军基地，也是美国战斗部队的集结地、休养地。军需物资的大部分在日本筹集，武器的修理也在日本进行。具有生产大量军需经验的发达工业国日本很容易地就适应了美国的要求。日本因朝鲜战争，从多种渠道获得了美元，这种美元收入被称为“特需”。日本贸易收支在1949年有1.92亿美元的赤字，但到了1950年反而有了3800万美元的黑字，其他的特需收入也达到了6200万美元。特需收入在1951年以后进一步增大，1953年达到8.03亿美元。1952年至1953年，特需收入超过出口总额的六成。日本学者正村公宏感叹道：“正是朝鲜的大杀戮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46]”但是美国的后一个目标却没有得逞，这主要是由于日本统治集团的抵制。以吉田首相为首的日本政府领导层担心重整军备会增加财政负担，从优先考虑日本经济重建的观点出发，抵制美国增强军备的要求。日本的实际重整军备进展非常缓慢，而防卫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从1950年度的3.3%降到了1960年度的1.0%[47]。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还加紧了缔结对日和约的步伐。负责对日媾和事务的国务院顾问杜勒斯在战争爆发后即指出：“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对日和约变得更为重要而不是更不重要了。”在谈到对日媾和的基本原则时，杜勒斯明确指出对日和约必须要“确保日本附属世界自由国家，确保它在抵御共产党帝国主义进一步扩张中充分发挥作用。[48]”其矛头显然是针对中国的。1951年9月8日，美国不顾世界各国人民的反对，在旧金山缔结了非法的片面对日和约，5个小时以后又与日本签订《日美安全条约》。次年2月28日，美日又签订了关于实施安全条约细则的《美日行政协定》。这样，美国就把日本纳入了自己在远东地区对抗中国的战略轨道。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加紧了在远东地区构筑军事同盟体系的步伐。
朝鲜战争以前，美国也曾有在远东地区构筑一个类似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军事同盟体系的想法，但当时的这一构想主要是针对苏联的，仍然承袭着乔治凯南的遏制政策思想。凯南在1948年8月20日评论美国对外政策总趋势时曾说：“我们应该先选定一些世界上我们不能听任落入敌手的地区：丙、日本和菲律宾。[49]”颇为巧合的是，艾奇逊1950年1月12日在美国记者联谊会上提到美国远东地区的防区时指出：“这个防区自阿留申起，经日本直至硫球群岛自硫球群岛起，到菲律宾止。[50]”李普曼写道：“艾奇逊宣布了美国在亚洲新的战略防御线，这条线伸展到日本和菲律宾，但好象把福摩萨和朝鲜都排除在外。[51]”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不仅大大加快了建立军事同盟体系的步伐，而且该体系的目标也明显地由遏制苏联转到了遏制中国。从1950年到1954年的短短四年间，美国就在中国周围拼凑起十几个军事条约或协定，把十几个国家拉入了远东地区的军事同盟体系。参见下表：
表1 1950-1954年间美国与远东国家或地区签订军事条约简表
签订时间
签订地点
参加国或地区
条约名称
1950年10月17日 曼谷 泰国、美国 关于军事援助协定
1950年12月23日 西贡 美国、柬埔寨、法国、老挝、南越 关于印度支那共同防御援助的协定
1951年8月30日 华盛顿 美国、菲律宾 军事同盟条约
1951年9月1日 旧金山 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 安全条约
1951年9月8日 旧金山 日本、美国 安全条约
1953年9月 台北 美国、台湾 军事协调谅解协定
1953年10月1日 华盛顿 韩国、美国 共同防御条约
1954年3月8日 东京 美国、日本 共同防御援助协定
1954年5月19日 卡拉奇 美国、巴基斯坦 共同防御援助协定
1954年9月8日 马尼拉 美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菲律宾、泰国、巴基斯坦 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太平洋宪章
1954年12月2日 华盛顿 美国、台湾 共同防御条约
1951年5月24日，杜鲁门在向国会提出的共同安全计划咨文中不无得意地宣称：“在亚洲，自由国家正在一个从阿富汗到朝鲜的广阔弧形地带同多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做斗争。[52]”从地图上就能看出，这条“弧形地带”所包围的正是中国。1952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美国在东南亚的目标和方针》认为，共产主义对亚洲的统治严重威胁美国的安全利益，要对中国对东南亚的“公开进攻”予以坚决反击[53]。到艾森豪威尔任职期间，更加变本加厉地从军事上包围中国。艾森豪威尔政府认为：共产主义正在亚洲取得进展，中国牌子的共产主义比苏联牌子的共产主义威胁更大[54]。1954年，杜勒斯把南朝鲜、台湾和印度划为“抵御中国共产党侵略”的三个重要保护地区，还要扶植日本成为对抗共产主义的战略基地和“反共经济堡垒”[55]。
朝鲜战争后，美国对远东地区民族独立国家的政策也作出了调整。
在朝鲜战争以前，远东地区新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曾经一度对美国有惧怕心理，在经济、军事、技术等方面也有求于美国，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附和和追随美国。例如在朝鲜战争初期，缅甸、巴基斯坦给联合国军送去了大米、小麦和橡胶，印度提供了医疗队，而泰国和土耳其则派出了军队充当美国的帮凶[56]。而此时美国对这些国家的态度却并不怎么热心。1949年1月20日，杜鲁门在其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中，提出了进行技术援助的“第四点计划”。由于得不到国会和垄断组织的支持，这项计划直到近一年半以后才被列入“对外经济援助法案”的第四节。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形势发生了逆转。新中国在军事和外交上取得了辉煌的胜利，美国记者也承认：“北平集团在邻国中的威望和影响得到了极大的增长。[57]”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打消了疑虑，加强了了它们在国际事务中独立自主的倾向，美国的指挥棒渐渐不灵了。1953年印度总理尼赫鲁在国会人民院发表关于印度参加朝鲜政治会议的演说中讲到：“亚洲国家，不论是怎样弱小，并不愿意被人忽视，也不愿意被人置之不理，更不愿意受人欺压。无论如何，旧时的帝国主义除了在零零落落地还在苟延片刻以外，已成为过去了。[58]”
面对这种形势，美国不得不改变策略，加紧执行第四点计划，同时援助的重点也从以经济为主转向以军事为主，从以欧洲为主转向以亚洲为主。这样以经济援助为诱饵，以军事援助为手段，美国就逐渐将远东地区的独立国家纳入其战略轨道上来了。朝鲜战争爆发后，杜鲁门宣布将给不发达国家以技术援助，提高它们的生活水平，目的是使那些“反对我们的国家会抛弃它们的妄想，参加到自由世界国家的行列中来。”1950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国际开展援助法案》，并拨款3500万美元用于计划第一年。到1953年4月，共有33个国家和地区接受这一计划。1950年12月14日，国家安全委员会在“美国国家安全目标与计划”报告的“对外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部分写道，美国目前正向中东、远东和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提供军事援助，以帮助它们“恢复和维持国内安全，有几个国家，在一旦出现重大外来侵略时，可以担负起有限的防务任务。”1951年5月24日，杜鲁门在向国会提出的共同安全计划咨文中要求1952财政年度拨款85亿用于对外援助，其中军事援助占62亿。1951年10月10日，美国国会通过《共同安全法》，取代了原来的《援外法案》，对外援助的重点从经济援助转向以军事援助为主，援助地区由欧洲向亚洲扩展。根据该法案，援助总额为521亿，其中亚洲占247亿，居各洲之首[59]。在上述杜鲁门的第七篇国情咨文中，杜鲁门大谈中国的威胁之后，提出：“我们能够并且必须增加我们对他们（指亚洲各独立国家──作者注）的援助。这意味着需要军事援助。同时这也意味着需要经济援助。”
四、美国远东政策调整对后来的影响
总之，朝鲜战争中中国人民的伟大胜利，使美国彻底改变了对中国的轻视，从此把中国摆到了其远东政策的核心位置，并围绕这一点作出了政策调整。这一调整对于美国和远东地区各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六十年代以后，面对苏联咄咄逼人的争霸态势，美国不得不调整其全球战略，考虑利用中国抗衡苏联，这与朝鲜战争后美国的政策调整是有直接联系的。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中朝人民的胜利，尼克松是请不来的。
现在，朝鲜战争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冷战以后国际格局的变化，美国又开始把中国摆到了突出的对手的位置。近年来，美国在人权问题、西藏问题和经济贸易等方面与中国作对，在台湾问题上也一再制造事端；与日本签订了新的安全保障宣言；大力鼓吹“中国威胁论”，煽动远东地区各国与中国为敌。对此我们还必须保持高度的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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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6]，第1371页。
同[3]，第147页。
谢选骏指出：人説“朝鲜战争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影响”——我看由於資訊的匱乏，上文不懂“蘇聯不但利用美國的綏靖政策奪取了中國大陸，而且唆使中共入侵朝鮮，避免了和美國的直接衝突”。只有毛澤東這樣的傻瓜，才會為蘇聯火中取栗，結果讓自己貧病交加了二十多年，直到1970年代與美國和解投靠，才緩過一口氣來，撒手人寰死掉了。
【16、我们还有办法抵抗纳粹主义浪潮吗】
《我们还有办法抵抗民粹主义浪潮吗》（DAVID BROOKS 2024年5月29日）报道：
关于美国例外论，我们曾经有过很长时间的论辩，讨论这个国家是否在众多国家中属于异类，我一直认为，大量证据表明确实如此。但如今，我们的政治态度相当普通。美国远非脱颖而出的民主捍卫者，一个欢迎移民、因为对美国梦的信念而永葆青春活力的国家，如今，它与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一样，陷入了阴郁的民粹主义情绪之中。
例如，今年早些时候，益普索调查公司发布了一份报告，基于去年11月和12月对包括南非、印度尼西亚、巴西和德国在内的28个国家的20630名成年人的采访。在一个又一个问题上，美国人的回答都——怎么说呢——非常普通。
我们的悲观程度处于平均水平。大约59%的美国人表示，他们认为自己的国家正在衰落，而在所有28个国家中，持这一观点的人占58%。60%的美国人同意“体制已经崩溃”的说法，而全球样本中有61%的人同意这一说法。
我们对精英的敌意处于平均水平。69%的美国人认为“政治和经济精英不关心辛勤工作的人”，在所有28个国家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为67%。63%的美国人同意“这个国家的专家不了解像我这样的人的生活”，而全球62%的受访者持这一观点。
美国人的专制倾向也处于平均水平。66%的美国人表示，美国“需要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把国家从富人和权贵手中夺回”，而在28个国家的受访者中，这一比例为63%。40%的美国人表示，他们认为我们需要一位敢于“打破常规”的强势领导人，这一比例仅略低于全球49%的受访者。
这些结果表明美国和世界各地的政治气候对右翼民粹主义者极其有利。这很重要，因为今年是一个决定之年，至少64个国家将举行全国选举。民粹主义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全球运动。
今年到目前为止，民粹主义者在一次又一次的选举中大获全胜。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现任民粹主义政权已经或即将连任。民粹主义政党在葡萄牙、斯洛伐克和荷兰表现出色，荷兰极右翼领导人海尔特·威尔德斯领导他的自由党掌权，震惊了世界。
欧洲精英们正在为下个月的欧洲议会选举做准备。如果民意调查可信，那么议会将急剧右倾，危及当前气候变化和乌克兰政策。专家们预测，在法国、意大利、奥地利、比利时、捷克、匈牙利、荷兰、波兰、斯洛伐克等九个成员国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反欧洲的民粹主义政党很有可能占据上风。在包括德国和西班牙在内的其他九个国家，这类政党很可能排在第二或第三位。
当然，还有特朗普在美国摇摆州微弱但稳定的领先优势。
有证据表明，民粹主义的势头依然不减。特朗普似乎正在扩大他在工薪阶层选民中的领先优势。在欧洲，民粹主义者不仅在老年人和幻想破灭的人群中，而且在年轻人中也取得了巨大进展。一项调查显示，在18岁至35岁的欧洲选民中，有41%的人已转向右翼或极右翼。在最近的葡萄牙选举中，年轻选民涌向右翼民粹主义政党“Chega”（够了），而它的竞争对手社会党近一半的支持者来自65岁以上的选民。
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是，只从美国的角度来分析我们的总统选举是错误的。拜登总统和特朗普正被远远超出他们控制的全球形势左右着。
这些趋势还表明，我们可能正处于世界历史上那种具有吸力的年份之一。历史上有一些特定的时刻，不同国家发生的事件似乎相辅相成，席卷一切的洪流让各国都发生类似的变化，全球意识似乎发生了转变，1848年和1989年就是如此。
当然，那些年份与2024年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在早先的那些关键时刻，世界经历了自由的扩张、民主的传播和自由价值观的推进。今年，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所有这一切的广泛后退。
有没有办法反击民粹主义浪潮？当然有，但首先要谦卑地认识到，作为民粹主义基础的观念是几十年来形成的，如今已经遍布全球。如果要重建社会信任，可能必须脚踏实地，自下而上地进行这项工作。至于主流候选人在这个大选年应该做些什么，胡佛研究所学者拉里·戴蒙德在2020年的《美国利益》（American Interest）杂志上提出的建议，我觉得很完善了：
· 不要试图比极化者更极化。如果你尖锐地谴责对方的民粹主义者，你只会令他的支持者动员起来，并且让自己看起来像是令人讨厌的建制派的一部分。
· 与支持者中的怀疑分子接触。不要质疑他支持者的人品，也不要显得高他们一等；而是要迎合他们的兴趣和积极的梦想。
· 避免针锋相对的辱骂。那是在玩他熟悉的游戏，让你显得渺小。
· 策划一个议题丰富的竞选活动。益普索的调查显示，即使是讨厌现行体制的人，也渴望能创造就业机会、改善教育、医疗保健和公共安全的计划。正如戴蒙德所说，“提供实质性的、实际的、非意识形态的政策建议。”
· 不要让民粹主义者占有爱国主义。提供一种自由派版本的民族自豪感，给人们一种跨越差异的归属感。
· 不要让自己显得无趣。争夺注意力的战斗是无情的。不要让那些顾问把他们的候选人变得可预测、隐蔽和安全。
今年的选举似乎将由支持变革的一方获胜。民粹主义者承诺摧毁各种体制。而自由主义者需要以一种全面和建设性的方式来改变它们。
谢选骏指出：人问——“我们还有办法抵抗民粹主义浪潮吗”？我看——我们没有办法抵抗民粹主义浪潮，因为民粹主义其实就是纳粹主义，而在历史上，纳粹主义并未失败，因为战胜纳粹主义的，其实是斯大林主义和罗斯福新政，这两个纳粹主义的变种。最后，它们用《慕尼黑协定》的变种《雅尔塔协定》擴大了《慕尼黑协定》，把“瓜分欧洲”升级为“瓜分全球”！所以可说，“二战结束是纳粹主义的进一步扩张”！看看中囶的惨状就略知一二了！
Henry Chang@HenryCh34283099：
民粹和纳粹是两码事。
纳粹是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德文缩写。社会主义国家唯恐和纳粹沾包，一直避免使用它的全称。
纳粹是共产邪教的变种。早在1920年代，希特勒曾加入德国共产党，在巴伐利亚成立苏维埃共和国。
民粹主义是一种在资本主义国家曾流行的资产阶级思潮。但是，它的宗旨不是共产主义。
谢选骏@xxj2040：
“资本主义国家”、“资产阶级思潮”这些词汇，都是马裂泡制的共产主义幽灵。納粹主義只是一種民粹。
【17、文化政策随着霸权起舞】
《美国文化政策的源起（1960年之前）》（2013-10-28 东方早报）报道：
从罗斯福到里根，美国经历了冷战，与在军事上一样，美国要在艺术上打赢对苏联的“文化冷战”，文化成为将美国价值观扩展到国外并赢得亲美派的一种手段。为何没有文化部的美国其文化却能影响全球？为何艺术在其他国家面临严重的经营困境而在美国却有持续不断的资金来源？为何美国的富豪热衷于捐赠艺术？答案都绕不过美国的文化政策和体制。这种干预模式至今仍广泛实行。
（一）
富兰克林·罗斯福1941年为华盛顿国家美术馆（National Gallery of Art）揭幕，这是美国少有的“公共”美术馆之一，他以此很好地概括了这种意识的形成。他在美国参战之前的几个月进行了重要演讲，这标志着美国在文化方面的劣势感的终结。在这一点上，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预先宣告了二战胜利后全球文化的美国化。罗斯福说：“曾经，这个国家的人们从未想象过历史的艺术遗产可能属于他们或他们可能拥有保护这一遗产的责任。几代人之前，人们对美国人说——作家、批评家和教师们不断重复这一点——艺术对于美国和他们自己来说是陌生的东西。这是某种来自另一个大陆的，来自另一个时代的，不属于他们的东西……但是，最近这几年来，他们看到大厅里满是由美国人创作的绘画。有些绘画是高品质的，有些不是，但是全都是他们自己国家的，是有人情味的、热情的和鲜活的。从此，这个国家的人们知道，不论人们过去是怎么教导他们的，艺术现在不仅是能够拥有的东西，而且是可以从事的事业。而构成艺术的东西，正是人们从事的艺术，而非人们占有的艺术。”说过这番话，罗斯福继续说，就像是要面对受威胁的欧洲艺术去开辟新时代：“这便是为何美国人民要关注古老的艺术遗产——这个世界遭到武装侵犯，一些国家被入侵，一些人被囚禁，他们的作品被毁掉。这便是为何美国人如今接受荷尔拜因和丢勒这样的德国画家的作品、波堤切利和拉斐尔这样的意大利画家和凡·戴克和伦勃朗这样的荷兰画家的作品、接受那些著名的法国人、西班牙人的作品。这便是为何美国人如今接受了对于过去的艺术作品负有责任，那就是以美国人民的名义去捍卫人类精神和思想的自由，即产生了伟大艺术作品和全部科学的自由，我们应该保证这些自由不被完全毁灭。”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这些话在今天的欧洲人听来，就像是一条有些令人痛苦的预言。罗斯福讲，不仅美国不再是“乡巴佬”，而且开始创造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将在后来的几十年中主导世界，最令人感到羞辱的是，美国人今后将上升到“文明”和欧洲艺术的伟大保护人的地位，在欧洲战火纷飞的时候欧洲人将受到自由的国度的欢迎。罗斯福永远站在那里，在华盛顿的这座巨大的美国公共美术馆里，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法国印象派的画作中间，他朴实无华，勇于实验，他的直觉超过知性，他让人们明白文化的欧洲这一篇章已经翻过去了。
（二）
自罗斯福执政时期产生的WPA的结束到约翰逊执政时期联邦艺术事务处的诞生，1943年至1965年经常被看作美国文化政策上“无所作为”的年代。政府的不关注、国会的轻视、被搁置的报告、没有结果的法律提案以及从未投票通过的预算，冷战时期成了一个“冷文化”的时期。然而，虽然在内政上如此，但是在外交上却不一定。
美国关于文化的官方话语最初是为了1930年代大萧条后的就业问题和后来1940年代的反纳粹斗争，在1945年之后则调整为用以应对共产主义的新危险。罗斯福的社会思想结束了，问题不再是将艺术家“公务员化”，现在要重新以创作自由为中心。
从罗斯福到里根，美国经历了冷战，就像是一次生存方式上的十字军东征，与在军事上一样，美国要在艺术上打赢对苏联的“文化冷战”。无可避免地，在杜鲁门的任期，特别是在艾森豪威尔的任期里，文化成为将“美国民主福音”扩展到国外并尝试在那里赢得亲美派的一种手段。这是国际文化交流的重要年代，或多或少受到（美国）国务院的远程遥控，或多或少由中央情报局就地领导。本书的主题不具体涉及美国的这种外交文化政策，对此的讨论可以成为一本单独的论著。此处，只需提及这种外交文化政策在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年代在国内产生的反响。因为，在任何历史时期，美国都没有如此程度地混同国内与国外文化问题，两者从未这样混杂过。
早在罗斯福的任期就设想出国内与国外文化攻心战的最初元素。1942年，一个“文化交流”计划——实际是纯粹的宣传——在“战争部”内部发起，不久，一个“文化合作”计划在（美国）国务院里制定。引用一位（美国）国务院高官的话，目的是向国外证明，“向所有认为美国是一个物质主义者的国家的那些人证明，这个产生杰出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国家同样产出一些有创造力的艺术家”。在这种战争宣传的逻辑下，美国人已经利用了他们的所有潜能，他们动员了好莱坞、唱片公司、各大出版社，建立“美国之音”电台，甚至鼓励推广一些展览会。这些措施的核心内容就是创作自由。
给艺术家自由，用美国的话来说，就是避免行政的任何干预、政府的任何控制，更明确地讲，即在内政中将对文化的资助交给慈善业、基金会和市场。担心中央集权可能会阻碍所有美国人都能接触到文化，担心官僚体系产生的一些上层建筑会消灭责任与创新；担心国家独断艺术标准而导致文化的政治化：这一切共同地限制着国家卷入文化。这背后针对的当然是共产主义的模式。
（三）
麦卡锡主义最自相矛盾的一页，或许也是最讽刺的一页，就是由国会进行的反对现代艺术的、特别是反对所谓“抽象表现主义”运动的战役。
这场斗争是自我矛盾的，因为它的目的是打击那些不代表美国精神的、或被怀疑为共产党的艺术家，然而抽象表现主义却是现代艺术中最具美国特色的，它很好地代表了冷战时期美国的意识形态——自由和个人主义，而且它比之前的任何其他造型艺术运动都更加有助于定义美国的文化认同，在文化方面，它是美国主要的冷战武器。
抽象表现主义是在大萧条结束时在纽约兴起的，其主要代言人马克·罗斯科和杰克逊·波拉克接受了罗斯福任期里由WPA建立的联邦艺术计划的奖助金。这一运动同样以“纽约画派”的称呼而闻名，它部分地是一种对“新政”之初那些艺术家主张的有些天真的写实主义的回应，是对WPA或多或少地强加的政治程式的反对。对于“联邦1号”的领导者来说，“新政”的艺术家被设想为社会工作者，他们应当是现实的，应当“教育”民众，选择一些接近平民生活的主题，并因此通过强调艺术的教育和社会功能而有助于将艺术扩展到尽可能多的人。与此相反，抽象表现主义的画家们想要更加非政治化，他们不追求写实，他们更加关注自己内在的和独特的艺术手段，而不是关注当代民众的苦难。
谢选骏指出：人说“美国文化政策的源起”，我看“文化政策随着霸权起舞”。
【18、斯大林与罗斯福的关系之谜】
《斯大林与罗斯福的关系之谜》（微史记2023年1月20日）報道：
写在前面 ：70年前的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病逝，享年74岁。斯大林的政治生涯，改变了一个时代；斯大林的猝然离世，也带来了一个时代的改变。我们特此刊登本号资深作者马雅女士的一篇文章，以志铭记。
1945年2月，当雅尔塔会议结束时，斯大林眼望着被轮椅推走渐行渐远的罗斯福，不禁失声叹息：“命运怎会对他这么不公！” 而斯大林不是个轻易流露感情的人。
1945年4月，雅尔塔会议后才几周，罗斯福离世。斯大林闻讯，竟然掉了泪。沉默许久后，斯大林说：“他一定是被人下了毒。” 斯大林声称，应对罗斯福进行尸检。
回溯1943年11月，美苏英“三巨头”在德黑兰举行第一次会谈，罗斯福与斯大林第一次见了面。
一开始，苏、英两国都向罗斯福发出邀请，入住本国的大使馆。但罗斯福为了避免偏向，选择留在美国公使馆。而由于罗斯福身体不便，苏方首席外交代表莫洛托夫则建议，会谈就在美国公使馆举行。可当天下午，莫洛托夫又紧急召见美、英驻苏大使，告知他们：“据苏联截获的情报，希特勒想趁“三巨头”聚会之机，把他们连锅端。” 莫洛托夫补充道，“特务们由降落伞空降，其中有几人已被捕，但仍有几人在逃。”于是，苏方又建议：罗斯福应当转移到苏联或者英国的大使馆内，以确保安全。
美方认为这情报多出于苏方的捏造，至少是夸大其词。但考虑到美公使馆地处德黑兰另一端，距离苏、英两国大使馆路途较远；美方一来不愿承担万一出事的责任，二来不愿给外界留下置斯大林和丘吉尔的安危于不顾的印象，所以同意了罗斯福的转移。
由于苏联大使馆有几千人的保卫，且临近英国大使馆，因此苏方提议，罗斯福不妨住进苏联大使馆的官邸。当然，此方案对苏联最有利。这样，斯大林既不必冒出门的风险，苏方还可方便地获取美方情报。
美方的保安和幕僚，显然对此安排有警觉。这不但把罗斯福完全“置于俄国人之手”，并且他与助手们的商谈，也很容易被苏方窃听。丘吉尔闻风后，更是嗤之以鼻。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罗斯福竟欣然应邀前往，住进了苏联驻伊朗的大使馆，妥妥地成为斯大林的“囊中之物”。
难道罗斯福一时心血来潮，正像丘吉尔眼里的二百五，对这老共党“投怀送抱”？为了解答疑问，读者有必要了解一下罗斯福其人其事。
罗斯福祖上是早期西欧（荷、法）移民北美的清教徒，有三百年的家世。其父系出过像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那样的能人；其母系中的姥爷，在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发过横财。罗斯福是在哈佛、哥伦比亚受的教育。早年，他担任海军部长助理时，曾被威尔逊总统世界大同的国际主义所熏陶。后来，罗斯福因罹患脊髓灰质炎，导致下肢瘫痪。
**罗斯福担任海军部长助理时期，1918年
在命运的至暗时刻，他抓住契机，从上流社会脱身，投入政治，重新开拓人生。时值美国的大萧条，初任纽约州长的罗斯福，马上启动了政府的救济项目。而自从1933年当选总统起，他再接再厉，对内推行“新政”，在美国开创了社会保险、医疗保障等一系列福利社会的先河。
外交上，罗斯福也不循规蹈矩。在他看来，苏联基本上还是俄国，而俄国不像欧洲其他列强那样，彼此不断争战，并不断地向海外扩张。固然，苏联搞阶级斗争和公有制，是个专制国家；但苏联对外来威胁的惧怕，恐甚于它向外输出革命的野心。同时，罗斯福相信，苏联的共产主义宣传与实践，有悖于美国的传统理念，美国人民也不吃那一套。
可罗斯福心里真正惦记的，还是怎样应对当时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因此，现实主义的他，认为应当利用俄国，来抗衡德日。当然，他也有别的盘算：苏联是广大的市场，有助于美国摆脱经济危机；况且，通过给苏联的经济援助，也好嘚瑟一下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市场的优越。
所以，罗斯福一上台，就承认了苏联，而且帮助苏联在30年代实现了工业化。尽管同期，斯大林在农村强制施行“集体化”，并对党政军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清洗”。1939年8月，苏联甚至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罗斯福小心翼翼地留有余地，并没把门对苏联封死。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对苏联发动了代号为“巴巴罗莎”的突然袭击，动用5百万左右的兵力，3600部坦克，2700架飞机，和7000门大炮，这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罗斯福的助手们大都预言：苏联顶多能撑几个月，但罗斯福不以为然。两天之内，他就下令给予苏联紧急援助。接着，他派亲信哈利.霍普金斯去莫斯科，面晤斯大林，实地考察。在国内，罗斯福游说国会，对苏联适用租赁条约，就像对盟友英国一样，享受慷慨的军援。
美国给苏联的军援，正取道伊朗，1941年
其后3年半，美国给了苏联110亿美元的战争援助。尽管这只占苏联战时国民生产总值的7%，但它至关重要。特别是战争的头一年，德军长驱直入，到年底已距离离莫斯科仅15英里之遥。在俄国生死存亡的关头，罗斯福政府雪里送炭，大大提高了苏联军民的士气。
其实，罗斯福的举措遭致国内强烈抵制。原因如下：如果苏联马上崩溃，这大量的军用物资，岂不落入德军之手？英国在1941年的秋夏，仍迫切需要援助；远东的局势也不容乐观，也需要足够的资源，以备万一；罗斯福还要加强美国本土的防务。且不说，民间的反共情绪，和孤立主义者们的指控：罗斯福支持苏联，他想拖美国下水，卷入欧战。
尽管阻力重重，罗斯福杀伐决断，因为他坚信：苏联在东线把纳粹拖得越久，英美盟军就越有可能扭转战争的走向。战争才爆发，他就对一个助手说：德国进攻俄国，这不只是战争暂时的重心转移，它可能意味着“欧洲从纳粹手中，得到解放”。
随着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美国直接参与二战，美国人自己也在战场上牺牲。这促使罗斯福将斯大林化敌为友的意愿，变得更为明确紧迫。他从军事和外交上，双管齐下：1942年，美国开辟了北非的“第二战场”，以减轻德国在东线对俄国的压力。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又宣布盟军只接受轴心国的“无条件投降”。这算对苏联表了态：盟军不会撂下苏联不管，而是把苏联与盟军绑定。
由于承认苏联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苏军最终在极其残酷的东线，牺牲了8百万以上的将士，以及判断美苏关系是战后世界稳定的基石，罗斯福遂刻意培育他与斯大林的私人关系。除了1941年夏，德国刚入侵苏联，罗斯福就派亲信作为私人代表，前往莫斯科，面见斯大林之外，当年10月，罗斯福又主动倡议：两国首脑应当尽早会晤。
再来看看斯大林其人其事：
不像叼着银勺出世的罗斯福，斯大林出生于沙俄格鲁吉亚的贫困家庭，只受过东方正教学校的教育。他早年参加革命时，为了筹募基金，曾抢劫银行获得巨款（相当于140万美元），但全部交公。他被捕过7次，被流放6次。后来，斯大林追随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以主办党报《真理报》和掩护列宁逃亡国外等业绩，引起了高层重视与提拔。
十月革命爆发时，斯大林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列宁组织暴动。革命成功后，他担任总书记，闷声管理党务与人事。他在党内的劲敌托洛斯基，则担任红军总司令，南征北战，声名在外。
托洛斯基，十月革命时期的红军总司令
斯大林的名字意为“钢铁”，他确实性格刚毅。因顾虑到斯大林为人处事的简单粗暴，列宁曾建议应把他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然而，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逐渐掌握了党政大权，清除了他党内的反对势力，包括被列宁看好的托洛斯基。（抛开权力之争，斯大林与托洛斯基的分歧是：托洛斯基主张世界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而斯大林则主张先在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然而，在世界经济大萧条中，许多西方的知识分子，出于对资本主义深度失望，把他们的目光移向苏联。这致使当年左翼思潮，在全球大流行。所以，不能排除，在罗斯福政府的决策层里，他的助手和顾问们，也深受其影响。
1934年7月，英国作家威尔斯对斯大林进行了专访。像他在著名的《联共党史》中那样，斯大林立场鲜明地宣扬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否认西方社会民主党的议会道路。但他倒是对罗斯福的“能力、才干和勇敢”，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只不过，斯大林认为：罗斯福枉费心机，他的改良主义挽救不了垂死的资本主义。
从1937年起，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斯大林在党内进行“大清洗”。肃反的扩大化，给苏联的党政军造成了重大损失。而基于对形势这种内忧外患的估计，为避免腹背受敌，1939年8月，斯大林又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但在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以闪电战突袭苏联。这完全出乎斯大林的意料，震惊的他，从公共视野消失了近两个星期。虽然，斯大林对局势有严重误判，而党政的高层，仍旧恳请他出来，继续做他们的领导。1941年11月7日，德国百万大军兵临城下。在纷飞的大雪中，斯大林在红场上举行盛大的阅兵式，还发表了激情的爱国主义的演讲。他列举历史上民族英雄，如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等俄国名将，民心大振。阅兵后，红军奔赴前方。
毕竟苏联的工业化，积累了雄厚的重工业和军工基础，加上保家卫国的人气，苏联人终于挺住纳粹的强攻。时至 1942年8月-1943年2月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苏联扭转了战争的趋势，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此战役的胜利，使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空前振奋。
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三巨头会面时，连反共老手丘吉尔，都以乔治六世的名义，献给斯大林铸有斯大林格勒字样的宝剑，来表达对苏联的敬意。而斯大林对罗斯福代表的国家，心存感念。在酒会上，斯大林举杯称颂：“如果没有美国的这些机器（原话），我们打不赢这场仗！” 而到了1944年6月，在接见美国商会会长时，斯大林还说：“我要是出生在美国，我就会做一个实业家。”
然而，在丘吉尔看来，罗斯福对斯大林过于轻信，就像未谙世故的大二学生，举止轻浮幼稚。熟谙欧洲地缘政治、经营数百年帝国的丘吉尔，当然明晰斯大林壶里买的是什么药：首先，他是推行推行革命的共产党，本来在意识形态上就是死对头。黄鼠狼给鸡拜年，能有什么好？其次，斯大林代表的是俄国——那个永远走不进欧洲文明，永远摆脱不掉荒蛮、暴政的国家。可在罗斯福眼里，丘吉尔虽是统治世界的盎撒精英，却“廉颇老矣”。他透着十九世纪政客那种机关算尽的老奸巨猾，常在战术上斤斤计较，耍一些雕虫小技，可缺乏二十世纪的战略眼光。罗斯福认为，丘吉尔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不过是为了保住大英帝国过时的既得利益。
按说，美英本是亲兄弟，照常理应当一起玩。因此，丘吉尔对罗斯福给斯大林献殷勤，一开始笑掉大牙，到后来却笑不出来。丘吉尔意识到，苏美两国力量的上升，会削减英国在战争和战后的地位。他的疑惧有道理。因为战争的头两年，英国在战场上有更多的抗德军队，所以在英美的伙伴关系中，英国是老大。等到了1943年11月，当“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聚会时，英美之间的位置已经互换，美国将在欧洲战场演主角儿。
进而，战局的发展，已让人们心知肚明：苏联不但能在战争中挺下来，而且在战后的作用，也举足轻重。所以，罗斯福一再向斯大林示意：美英不会背地里合伙另搞一套，来对付苏联。所以，罗斯福有意利用德黑兰会议，与斯大林建立颇为特殊的双边关系，而这关系独立于他原与丘吉尔之间的牢固纽带。
在德黑兰，罗斯福曾多次谋求与斯大林的私人会晤，却回避与丘吉尔私下讨论。他甚至不忌讳当着斯大林的面，表示不同意丘吉尔的意见。比如，罗斯福拒绝了丘吉尔企图加强英美在意大利和东部地中海联合行动的建议。相反，在美英应聚焦于1944年春夏诺曼底登陆的策划上，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倒达成了共识。仍在酝酿中的诺曼底登陆，有助于在东线作战的苏军，使之得到必要的喘息。
斯大林与罗斯福，1945年2月, 雅尔塔
罗斯福是不是昏了头，养虎为患？可罗斯福自信满满：不管是共产主义，还是帝国主义，他都有能力与之共事或“缠斗”，我行我自由民主之素。确实，罗斯福既没有丘吉尔老大帝国的历史包袱，也没有斯大林四面受敌的心理负担。在会议期间，为了活跃气氛，打开僵局，罗斯福惯于跟丘吉尔打趣，比如说：“ 昨晚温斯顿没睡好觉，情绪激惹，所以今儿一早就从床的另一边下了地。” 这类笑话连铁面人斯大林，也都能被逗得偷着乐。三人私下相处时，罗斯福带着斯大林，常拿丘吉尔寻开心。有时惹得丘吉尔不乐意了，他俩就在一起，好言哄劝。而在背地里，罗斯福又跟丘吉尔一起，管斯大林叫“乔叔叔”，引起斯大林假装不悦。
通过小恶作剧的人物互动，罗斯福用他的人格魅力去软化、拉拢斯大林，以期必要时来共同对付丘吉尔。这有点像几个住校的男生，组成了一个“三人帮”，凌驾在全班其他的男生们之上。而在这个“帮”里，还得细分谁跟谁是一头儿，谁又是真正的老大。斯大林对此心照不宣，配合默契。可还有什么比推举罗斯福当会议主席，能更贴切地表达心意？于是，当三巨头排排坐，拍正式合影时，罗斯福总是坐在正中央。
“三巨头”，1945年2月，雅尔塔
据罗斯福的印象，斯大林体格坚实，一双大手就跟垒球队员的一样，而他金色的目光如蜜。这当然不是阶级敌人们，从斯大林眼中所见的铁样冷光。然而，又不得不承认，罗斯福也真有两下子，曾短暂地打开过斯大林这扇紧闭的心灵之窗。
1945年2月，在雅尔塔“三巨头”再次相聚，这也是罗斯福与斯大林的第二次和最后一次见面。此时欧战对盟军来说，已经胜利在望；可日军仍在远东负隅顽抗，看来攻打日本的本土之战，势在必行。罗斯福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已经悄悄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在雅尔塔，罗斯福基本上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让苏联接受了联合国的原则，并让斯大林给他作出承诺：苏联在德国投降三个月之内，向日本开战。
然而，后来的人们，特别是共和党，谴责罗斯福背叛了东欧，导致“铁幕”的降落，导致其后几十年东欧与西方隔绝。事实上，在雅尔塔三巨头签署了欧洲解放宣言和对波兰的宣言，声称：所有原德占区的人民，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并在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波兰人民尽早地进行不受限制的自由普选。但是无可否认，英美确实同意了斯大林对波兰边界重新划分的要求：即苏联吞并波兰东部，而把波兰的边界向西推移，从战败的德国那里得到领土，来作为补偿。同时，英美也未能坚持恢复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要求。这三国原是在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被苏联一股脑儿地实行“苏维埃化”的。
可1945年严峻的现实却是：苏军通过漫长可怖的血战，直捣柏林，它实际上已经占据东欧大部。苏军以不计生命代价的方式，战胜了德军，赢得了地盘，其实力地位已然成为既成事实。除非英美组成联军对抗苏军，否则斯大林在东欧终究要占上风。事实上，这些落入斯大林之手的国家，没有自由选举的机会，只有接受苏式政权这一条出路。
话又说回来，那些谴责罗斯福取悦斯大林的政客们，如果当年自己在位，就能忍心把无数美英的子弟兵投入战争的绞肉机？而不宁愿把这血战的“殊荣”让给红军，让他们去攻克柏林？！
这正如同罗斯福允许苏联分裂中国的外蒙古，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以此作为交易，苏联同意出兵中国东北。从而，美军也避免了在中国土地上，与日军王牌——关东军寸土必争的惨烈前景。
这可好，苏军在欧洲、亚洲都替美军打了仗，美国少死了多少人！瞧瞧人家罗斯福与斯大林这朋友交的，不但合算，而且双赢。这就是领袖的素质。
在他最后的时光，罗斯福关注二战中美苏暂时的协同，是否会转化为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的持续力量。虽然他对苏联的体制不存幻想，但希望因两国在二战中的合作，会使日后一旦战争的危机来临，双方仍能享用曾经合作过的红利。
尽管罗斯福未能眼见二战的胜利及其他后果，但他主动与斯大林沟通，并伸出援手，确保了苏联在腥风血雨的二战中，同美国站在一起。知否知否：丘吉尔曾有过与纳粹结盟，把苏联灭掉的次选方案？
罗斯福被一些历史学家、他的政敌、甚至幕僚，描绘为冷酷、阴险、报复心强的政客。这些评价不全是政策上的歧见，也包括对他人格的诟病。
试举例如下：
1941年3月，他促使国会通过了“租赁条约”，使美国得以用50艘陈旧的驱逐舰，换取英国在加勒比海的海军基地，其目的是间接地在军事上支持与德国作战的英国。这其实违背了美国的宪法。因为国会通过的“中立法”，其一是要求美国政府在欧战中保持中立，其二此条约应当经过双方政府的批准，而不能由单边决定。罗斯福明知故犯，曾私下里对助手说：“我可能会因此被弹劾。”
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袭珍珠港。虽然美国政府至今未公开承认，但有解密的档案提示，罗斯福可能事先已获知相关情报。但为了让孤立主义者们闭嘴，并引导大多数美国人民支持参战，则必须有敌人对本土的攻击。其结果美军死亡2403人，受伤1178人；平民死伤百余人；同时被击沉4艘战列舰和2艘驱逐舰，被炸毁飞机188架，而受损的建筑、船只和飞机更多。
众所周知，在美对轴心国宣战以后，美国的日裔公民（主要在加州）被关入拘留营。同样是轴心国的德、意族裔公民，却大都能幸免于难。这里姑且不论有无种族主义的因素卷入，但历史学家争议，罗斯福需要德、意后裔，以及加州其他非日裔族群的选票，以确保他的连任。
1937年，罗斯福“新政”中的劳工法，曾遭到最高法院中保守势力的反对。于是，罗斯福背着国会和内阁，黑箱作业，企图以兑水的方式，稀释最高法院的名额，来达到其法案通过的目的。
为了实施其激进的新政，并使美国投身二战，罗斯福打破了华盛顿立下的不得连任两届美国总统的规矩，空前绝后地连任了四届。而且，他在竞选中，打压、排斥民主党内的同仁，对从前的恩师、战友乃至下属，也绝不手下留情。
诚然，在真正的保守派看来，罗斯福的“罪过”，还远不止于此。是他首先提出“房屋”“医疗”和“教育”，都是美国人权的概念。比如，他的“退伍军人权利法”，给二战的老兵们提供了诸多优惠。批评者说：罗斯福利用职权，拿各种甜头，收买选民。从此，政客们大行其道，导致当前国库的日益亏空。
更有甚者攻击他：“新政”从来没有把失业率降到8%以下，经济危机直到二战，才得到真正解决。由于战争，军工复合体（艾森豪威尔为此命名）得以横空出世，从此屡试不爽，独步天下。
也许正因如此，在罗斯福心目中，他跟斯大林都是一路杀来，斩关夺隘，威风凛凛的真男儿；又都代表着朝气蓬勃、地大物博的新生大国，而不似老气横秋的老大帝国。罗斯福的新政：他的凯恩斯主义，他的大政府小市场，他的福利社会的设想，虽不能与斯大林的五年计划等号，却多少似曾相识。顺带插一句，斯大林同样身有残疾，儿时的天花，给他留下麻脸、左臂变形和走路轻微一拐一瘸的缺陷。与此同时，这两人都深藏不露，自命心志高远，卓尔不群，所以不择手段。
再放眼世界，罗斯福望见了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美国可以与俄罗斯一起，把国际的大棋局推翻了重来。根据零和博弈论，有赢家必有输家。斯大林也定有此意。这相见恨晚，这天下英雄谁敌手的惺惺相惜，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在历史上，只有近三十年后，毛泽东与尼克松的握手，可与之类比，从此都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斯大林趣闻三则：
在德黑兰会议期间，一次三巨头共进晚餐，斯大林体恤译员们的幸苦，建议让他们也有机会休息一下，填填肚子。当即，丘吉尔举杯赞同：“来，全世界的译员联合起来！我们失去的只是听众，而我们得到的，将是整个的世界！” 对丘吉尔的机敏，斯大林报以微笑。
仍然在德黑兰，斯大林在会议上留意到，丘吉尔与他的外相艾登互递纸条，随后再搓成团抛进字纸篓。会议结束，斯大林令其部下，从字纸篓中拣出纸团，研究一下英国人到底鼓捣些啥名堂。结果打开来一看，艾登说：“温斯顿，你裤裆的链子开了。” 丘吉尔回答：“你放心，小鹰不会从窝里掉下来。” 斯大林听罢，哈哈大笑。
到了波茨坦会议时，丘吉尔已经落选，由工党的艾德里代替，外相是工会领袖贝文。一次，恰好贝文与斯大林同在洗手间。仗着工人背景，贝文跟斯大林卖弄他的幽默：“在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只有在这里，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生产工具。” 斯大林沉吟片刻，跟进道：“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也是一样滴。”
谢选骏指出：人説“斯大林与罗斯福的关系之谜”——我看“權力使人腐敗”，所以世界各國的掌權者，也都腐敗得差不多了，足以互相勾兌、沆瀣一氣。
【19、《租借法案》是通往终身总统的成魔之路】
《美国历史系列155：租借法案》（通过 2019 六月 25）报道：
1941年3月11日，罗斯福总统在白宫签署了著名的《租借法案》。该法案规定总统有权向英国、苏联等国提供军用及民生物资帮助。1941年5月6日，罗斯福又将法案扩大到中国，为中国的抗战提供了宝贵物资援助。到二战结束时，美国根据租借法案向同盟国提供了480亿美元（约合2012年6000多亿美元）的援助，其中英国获得316亿美元、苏联获得110亿美元、法国获得32.3亿美元、中国获得16亿美元。
租借法案（An Act to Promote the Def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又称Lend-Lease Act）规定总统可以向“其防务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出售、转让、交换、租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任何国防物资。”
二战期间美国利用租借法案向同盟国提供了大量紧缺军、民用物资，有力地帮助了同盟国的反法西斯战争。比如苏联非常依赖铁路运输，但在战争中几乎损失了所有铁路设备生产能力，战争期间只生产了446辆机车头，而美国则提供了1911辆机车头和11225辆车厢，为苏联在战时运送人员物资起到了关键作用。此外，苏军汽车的三分之一是美国制造的道奇卡车、吉普车、摩托车等，总数近48万辆。苏军还得到美国援助的1.8万架飞机，占苏联战时生产飞机的30%；得到美国援助的7000辆坦克（外加5000多辆英国坦克），占苏联战时生产坦克的8%。
根据俄罗斯历史学家鲍里斯·瓦迪莫维奇·索科洛夫的说法（Boris Vadimovich Sokolov），租借法案在赢得卫国战争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指出：如果没有租借法案提供的西方货物，苏联不仅不可能赢得伟大的卫国战争，它甚至不能抵抗德国入侵者，因为它本身不能生产足够数量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或充足的燃料和弹药供应。苏联当局非常清楚其对租借法案的依赖。
赫鲁晓夫也在他的回忆录中直接谈到了租借法案的重要性：“我想就斯大林关于红军和苏联能否应对纳粹德国并在没有美国和英国援助的情况下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观点表达我坦诚的看法。首先，我想谈谈斯大林在我们自己‘自由讨论’时所做的一些评论。他坦率地说，如果美国没有帮助我们，我们就不会赢得这场战争；如果我们不得不一对一地打击纳粹德国，我们就无法抵抗德国的压力，我们就会失去战争。”
斯大林在1943年的德黑兰会议期间也公开承认美国援助的重要性：“如果没有美国的生产，同盟国就永远不会赢得这场战争。”
美国由于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付出沉重代价，战后至1930年代孤立主义与非干涉主义思潮在国内盛行，在此大环境下，1930年代随着欧洲各国战争不断，美国国会通过多个中立法案（Neutrality Acts），禁止美国介入外国战争。
罗斯福在1940年总统竞选活动中，曾多次公开承诺不会介入国外的战争，他在竞选集会上表示：“我之前已经说过了，但我会再次地说你们的孩子不会被派往任何外国参与战争。”不过，罗斯福也在竞选中强烈表示，美国会尽力在物资上帮助英国反击德国，为此，罗斯福提出了美国是“民主的兵工厂”（Arsenal of Democracy）的口号。在1940年12月29日的电台广播中，罗斯福直接向听众提出了这一口号，这一口号在美国加入二战后广为流传，成为鼓舞人们的精神武器。
1940年7月，英国在10天内被德国海军击沉了11艘驱逐舰，新当选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请求罗斯福提供帮助。罗斯福的回应是向在加勒比海和纽芬兰的英国海军基地提供50艘驱逐舰，租期99年。罗斯福的回应触发了一场重大的外交政策辩论，即美国是否应该援助英国、是否应该保持严格的中立。这场辩论的结果最终导致了租借法案的通过。
1941年1月，罗斯福在履行竞选承诺（不参与外国战争）的同时，向国会提出了一项新的军事援助盟友的法案设想，在经过两个月的辩论后，国会最终通过了该法案，即租借法案。租借法案的实施，事实上终止了此前美国国会通过的各项中立法案。因此，反对该法案的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表示，该法案将“赋予总统权力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一场未宣布的战争。”
租借法案在二战结束时也基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谢选骏指出：人说“1941年3月11日，罗斯福总统在白宫签署了著名的《租借法案》。”——我看“《租借法案》是通往终身总统的成魔之路”。这让美国骑虎难下，卻让罗斯福稳坐白宮馬桶，直到他一命呜呼，可谓“终身总统不含糊”！
【20、日军偷袭珍珠港，正中罗斯福下怀】
《胡适被美国史学家视为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2017-01-29 胡萍）报道：
小编导语：毕尔在书中所说的大意是：美日之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罗斯福总统为了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才惹起日军前来偷袭珍珠港，最终把美国拖入了可怕的世界大战。
胡适得到了美国民众欢迎，自然引起日本人的惊恐与愤恨。特别注意收集资料的胡适，在日记中保存了1940年10月31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内中转述了东京英文《日本时报》的评论。这篇评论对美国国务院在幕后支持胡适大使于北美各地巡回演讲极表愤怒，指责胡适以大使身份到处演讲，是刻意激起民众对日本的仇恨，并将美国引入与日本可怕的战争之中。
对于这篇恨意咄咄的文章，史家余英时评论说：“这至少说明，在日本政府的眼中，胡适的演讲活动已构成美、日关系的一大威胁。可以想象，胡适平时与罗斯福和国务院高层领导人物之间的交谈，也必然强调与日本谈判并不可持，因为它绝不讲信义，这是他一贯坚持的看法。无论如何，1941年11月26日美日最后谈判的破裂，与胡适在最后一分钟的强烈争持是有关系的。”
胡适在最后一分钟争持的是什么，为何世界两个强大帝国由于胡适的争持而导致谈判破裂并爆发大战。
据美国新近解密的档案透露，当时的具体情形大致是：1941年9月，美日两国政府开始秘密谈判中国与西南太平洋的局势，为了挟击胡适，日方果然派了两位高手——野村与来栖大使在华盛顿执行谈判任务。胡适闻讯，立即上阵应战，在美国总统罗斯福与国务卿赫尔两位决策者之间展开攻势，防其在关健时刻做出有损于中国的举动。但美国为了自身利益，还是决定与日本妥协，无情地把中国抛了出去。此时中国与日本血战已达四年之久，“苦撑待变”几乎达到极限，若无外力介入，后果不堪设想。美国与日本的妥协，无疑将把中国推向崩溃的边缘。
9月24日，由于胡适的坚决请求，赫尔约见了胡适等中、英四国大使，极不情愿地出示了临时妥协草案的美方定稿。胡适看罢，极为震怒，当场向赫尔提出严正抗议。就当时胡适的怒容，如果不是自己个头矮小，打起架来不是对手，他会当场给赫尔几个耳光，然后将其按倒在地一顿暴打。危急之中，胡适立即求见罗斯福总统，请求对方出面阻止这一有害中国利益的方案，同时请求英国方面共同对这一决策提出抗议。
英国首相丘吉尔经过反复权衡，采纳了胡适的建议，致电罗斯福总统，明确反对美国于历史的紧要转折关头与日本妥协、利己害华的做法。丘吉尔极富政治远见地指出：“中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的危机。”由于英国方面与胡适的强烈反对，美国高层经过慎重考虑，认识到此前的错误，遂于11月26日决定撤销与日本的妥协方案，从而使满天风险的太平洋局势彻底翻盘。这就是胡适“在最后一分钟的强烈争持”之由来。
1941年12月7日，也就是珍珠港事件发生的当日，胡适正在纽约慷慨激昂地演说，罗斯福打来电话，约他速到白宫相见。胡匆匆来到白宫，罗斯福开门见山地说：“胡适，那两个家伙（指野村、来栖）方才离开这里，我把不能妥协的话坚定地告诉他们了，你可即刻电告蒋委员长。可是从此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事的可能，可能发生在菲律宾及关岛等处。”
此时的罗大总统只说对了一半，战事总要爆发，但不是菲律宾与关岛，而是美国本土。胡适离开白宫刚到使馆，就接到了罗斯福的电话。对方用激愤得有些颤抖的声音说道：“胡适，方才接到报告，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的序幕就此拉开。
几年后，美国著名史学家、哥伦比亚大学名教授查理·毕尔在他的名著《罗斯福总统与大战之序幕》一书中，视胡适为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罪魁祸首。毕尔在书中所说的大意是：美日之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而罗斯福总统为了维护美国资本家在亚洲的利益，不幸地上了那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圈套，才惹起日军前来偷袭珍珠港，最终把美国拖入了可怕的世界大战。
查理·毕尔所言虽不免过于夸张，但也透出了一个内在的事实，即胡适当年接受大使职务，便是为此一“大事因缘”而来。胡适“在大使任内，运用一切方式和力量推动美、日交恶，是众所周知的。他一心一意要把美国带进太平洋大战，使中国可以有‘翻身’的机会。”
谢选骏指出：史家余英时评论说——“这至少说明，在日本政府的眼中，胡适的演讲活动已构成美日关系的一大威胁。可以想象，胡适平时与罗斯福和国务院高层领导人物之间的交谈，也必然强调与日本谈判并不可持，因为它绝不讲信义，这是他一贯坚持的看法。无论如何，1941年11月26日美日最后谈判的破裂，与胡适在最后一分钟的强烈争持是有关系的。”
我看——“史家”余英时真的不懂历史，因为1941年11月26日美日最后谈判的破裂，是在罗斯福连任第三任期（1941年至1945年）確定之后，是其精心安排的长期布局，绝非一时心血来潮。所以日军偷袭珍珠港，正中罗斯福下怀，可以把美国拖入战争，让罗斯福建立續任總統的不世之功。
【21、梅毒上脑的罗斯福主导美苏密约狼狈为奸】
《解密时刻：日记中的蒋介石——美苏密约，割让外蒙秘辛（完整版）》（2012年9月30日 杜林 萧雨 昱杉）报道：
李肃：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蒋介石的一生伴随着现代中国的起落沉浮，而他所写的57年的日记为我们了解他的内心世界，从而进一步了解中国现代史，特别是国共两党从合作到对抗的历史提供了难得的途径。今天的《解密时刻》介绍蒋介石在1945年抗战结束后的日记内容。我们的嘉宾是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郭岱君女士。
画外音：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和共产党背后的最大支持者美国和苏联都希望中国能避免内战。于是，1945年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等中共代表应蒋介石之邀抵达重庆，与中央政府展开谈判，商讨中国前途问题，史称“重庆谈判”。双方于1945年10月10日签署协议《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又称《双十协定》，内容包括避免内战、和平建国、推动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以及组建多党制民主联合政府等。然而国共内战随即爆发，这个协议根本没有实施。
李肃：有人说，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的抗战，八年的战乱，好不容易迎来了和平。此时应该是安定，开始国内建设了。为什么在没有进行和平建设之前就已经开始策划内战了呢？是不是说这种想法是不符合大多数中国人的愿望的。
郭岱君：其实中国共产党的很多文件都是公开的，毛泽东也公开说，他感谢日本人掀起战争，因为中共才可以在这个时间发展嘛。毛在很多的公开的内部文件中都表示要保存实力，只要战争一结束我们就去占领地盘，扩张势力范围。所以国共之间虽然是合作，但国共中很多人当年都是同事，战友，彼此都很了解，也消息互通。国民党有很多人在共产党里面，共产党也有很多人在国民党里面，所谓《潜伏》嘛。所以大家心知肚明，这也是中国人的悲哀了。本来抗战胜利以后，不应再有内战的。但是因为共产党有自己的想法。国民党当然不能让，因为他觉得这个仗不管怎么说是他打下来的，而且蒋名义上是中国的领袖。所以很不幸双方相持不下，最后造成整个民族的悲哀。
李肃：蒋介石日记里面有没有反映当时一定会打起来，没办法和平？
郭岱君：他认为共产党一定是要再打仗，夺取土地和政权的。所以1945年的《双十协定》，毛泽东9月份去重庆和谈的时候，共产党提出了很多条件。当时国民党都准备要谈了嘛，美国人也一直在促成这件事。所以共产党提出11项条件。蒋介石在日记中就说，共产党贪得无厌。比如共产党要求承认解放区，那就等于说国中有国了。
李肃：这么说“一国两制”那个时候就有了。
郭岱君：蒋在日记中说“绝无可能”。另外就是共产党当时要华北五省的主席，要其他几省的副主席，要北京，天津和上海等市的市长，副市长等，还要北平行辕的主席。国民党就认为你要的超过你的实力，这个是国民党认为没办法接受的。
李肃：如果蒋当年认定一定会打起来，为什么还有重庆谈判呢？
郭岱君：重庆谈判最主要还是美国人希望能够促成国共的和谈。
李肃：那可不可以说蒋介石在当年重庆谈判前没有诚意呢？
郭岱君：这个很难说。我觉得所谓有没有诚意就是要看你有多少实力。你如果没有实力就没办法维持和平，就是一厢情愿了。所以重庆谈判之前蒋介石是欢迎毛泽东来的，可是等到谈判开始后他开始对毛泽东不耐烦了。他在日记中用了很多字眼来形容毛。例如他说毛贪得无厌，借抗战之名义而行破坏抗战之实，拥兵自卫，割据地盘等等。所以在蒋当时整个的日记里面，他几乎每天都在盘算到底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是要跟毛好好和谈，还是干脆把他抓起来？
李肃：他想抓毛泽东？
郭岱君：他是想抓毛泽东。因为中共提出条件后蒋觉得没有办法谈，因为他在日记中说，承认解放区是绝无可能。他在日记中说毛是“害国殃民，勾敌媾祸之第一人”，是罪魁祸首。他这时就想要“扣押毛，加以审治”。但他第二天又想，不能太孟浪，不能太鲁莽，想到答应过美国人，会不会因此而失信。他又害怕苏联，因为苏联如果火的话，那对于收复新疆和东北等地不利。因此他有很多的顾虑，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放毛。
李肃：当时重庆谈判双方实际上都没有什么信心。但是蒋介石是连发了三次的邀请电。他在他日记当中有没有说到他为什么要连发三次，既然他没有信心？
郭岱君：基本上蒋对共产党是不信任的。重庆谈判最后能够促成，一方面是苏俄那边给共产党压力，同时还有美国，因为美国特别希望能够促成国共之间的谈判。但是谈判的双方，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都各有各的盘算。所以基本上蒋在日记里面说他不看好，就算是最后签了协定，他也不认为这个协定能够真正发挥作用。
李肃：说到这个协定，最后的的确确签订了一个协定叫《双十协定》。这个双十协定既然已经签了，双方都认可，双方都同意，双方都希望能实现的，蒋介石日记里边有没有对《双十协定》有什么说法？
郭岱君：他认为这是没有用的。当时国民党很多人也希望是能够跟共产党谈出一个名堂来，希望能够谈的。但是蒋从头到尾对共产党是不信任的，他对毛泽东也不信任。他的日记讲，他说毛这个人“阴险叵测，绵里藏针，不可信任”。
李肃：当时据说在蒋介石和毛泽东举行宴会的时候，毛泽东还喊过“蒋委员长万岁”，这个日记里面有体现吗？
郭岱君：这个倒没有。
李肃：他只是说这个对毛泽东个人的看法并不好？
郭岱君：是，他不信任他，他基本上就是不可信。
李肃：那么达成这个双十协定，蒋又认为实现起来不太可能，那他为什么要达成？
郭岱君：这个是在各方的压力之下。他说“考量内外关系”。所以说是内部有压力，国民党里面，有中共那面，还有广大民众；外当然是像美国，还有苏俄，还有其他得像英国，他们都是有压力的。因为大家都不希望再有内战，可是实际上另一方面来讲，中共不以当时的情况为满足，极尽要扩充。蒋介石也很清楚对方要扩充，就以在谈判的时候，以共产党提出的条件来讲，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心很大。所以蒋认为他们贪得无厌，狮子大开口，认为是行不通，认为他们这个条件是行不通的。那怎么办呢，那当然最后只能打。
李肃：既然他认为这个东西行不通，当时他想怎么做呢，他当时是不是已经在积极备战了呢？
郭岱君：我相信双方都是的，都是一边在谈一边做准备。
画外音：史料记载，在重庆谈判期间，由于彼此存在根本的不信任，国共双方不仅都在积极备战，而且摩擦不断。《双十协定》签订后，国共两军在各地的冲突不断升级，最后发展成全面内战。1946年11月，国共关系全面破裂。第二年10月10日，共产党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
李肃：因为大陆的历史说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方面撕毁协议，发动内战，是这样的说法。
郭岱君：这个很难说，这是见仁见智。因为彼此之间能够和谐到什么程度，什么样的程度叫做违背合约？那你可以说中共军队马上进入东北跟华北等等，国民党也可以认为你不合作，你没有遵守当时的协议。所以这个很难说。但是基本上我想，国共两党，这个问题我也跟很多学者谈论过这个问题，就算当时能够达成某一种国共合作的协议，或者说一种模式，暂时把内战稳定下来，不再打了，最后两党还是要分道扬镳。因为彼此的愿望，欲望，他的对国家的控制是不一样的，另外更大的问题是国共两党基本的政治理念相差太远，所以很难组成一个联合政府。联合政府不管怎么说，基本上有个基本共识，对于某些政策有不同的意见。但是国共两党不是，他们在各个方面来讲都是南辕北辙，所以很难在一个政府里面共存。就算当时勉强有一个和平，这个和平也是非常短暂的。 当然很可惜，因为在45年49年那个时候，全世界的人类都不知道什么样的一个政治制度最是适合我们的。国民党要三民主义，共产党要实现共产主义，那么还有的国家是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各式各样。那么人类必须付出这么大代价，现在大家都比较清楚了，什么样的一个政治制度和经济发展的模式才比较适合我们。
画外音：1948年，蒋介石开始为撤退台湾做准备，并指示制定了一份“抢救大陆学人计划”，动员著名学者随国民政府撤退。先后撤往台湾的著名学者包括胡适、钱穆等思想家，也有吴大猷、钱思亮等科学家，还有张大千、苏雪林等艺术家。不过，这个计划的实施并不算成功，名单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去台湾。原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80多位院士中，有60多位留在了中国大陆。
李肃：当时在蒋介石准备撤往台湾的时候，他做了很多准备工作。其中一项就是他想把著名的学人学者这些著名学者，教授和专家们带到台湾去。这个计划在蒋介石的日记中有没有反映？
郭岱君：有的。回答你这个问题我想谈的更多一点。蒋介石在1948年秋天他已经开始要另起炉灶，他“找寻单纯之地，另起炉灶”。他已经有这么一个想法。
李肃：他已经想到要撤退的问题了。
郭岱君：第一个事不可违。第二个他对国民党很失望。他觉得大家党员没有主义没有信仰，军队的士气涣散，国民党里面的派系，同时整个战争打下来他已经觉得没有办法了。他已经想到另起炉灶了。所以他在1948年底他就准备下野。他下野之前，他思考什么，他做什么。他做了四个命令。在下野之前就是1948年12月。一个，当时陈诚正好因为生病台湾修养。所以他命令陈诚就地接任台湾省主席。当时是省主席是魏道明，是一个文人，他让陈诚就地接任，这是第一件事。那么第二件事他给文教方面，像朱家骅先生他们，请他们把这些重要的的学人，知识分子，请他们到南京，然后再到台湾去，把他们接出来。那么第三个，是他给俞鸿钧还有蒋经国的命令，就是把黄金储存在各地，并不是在一个地方，储存在各地的黄金运到台湾去。第四个，他就命令政府，命令他自己可信赖的人，他把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还有中央研究院的重要档案以及政府里面的重要档案，把它运到台湾去。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在下台之前想到的是什么，是文物，文化，教育，人才和经济。可是如果是换了人可能只想到黄金。
李肃：如果换了军阀，土匪可能是只想到黄金。
郭岱君：所以说，你刚才谈到学人的事情是四个重大指示之一。学人是好几批，特别是北京失陷了。胡适跟陈寅恪先生他们是第一批。因为胡适先生当然是最重要的人。当时共产党在他身上做了很多功夫，希望他留下来，可是胡适他还是选择离开，他走的非常匆忙，所以他的日记，很多私人的书信和非常大量的文件都留下来在他的住宅里面。胡适走了，陈寅恪先生也跟着胡适走。可是陈先生到了南京之后他就觉得说南方应该比较安全我也不想去国离乡，所以他就到了广州，那么他认为就是没有问题了，所以他就最后一步没有走。实际上很多很多学人当时选择不走的是占绝大多数。因为大部分人第一个很匆忙；第二个好不容易八年抗战结束了，真的想好好过一点日子，那么同时就是有家有小的，家里世世代代住在北京，不愿意走。当然也有一些学人对共产党有一些期望，也希望他们是真正的土地改革，真正为中国人民造福，他们愿意跟他在一起。当然后话我们就不必说了，因为去的跟留下来的，他们从此一生的生命是不一样的。不但他本人命运不一样，他的儿女的命运也不一样。
李肃：那么当年有这样一个计划，蒋介石他有没有说要强迫这些人走。
郭岱君：没有。
李肃：甚至说，有一些传说是，特务啊监视啊，绑架性质的给强制带到台湾。
郭岱君：那完全没有。没有必要。你想想看这个是烽火万里的时候，在打仗啊。他能够想到抢救学人已经是不容易了。他当时说飞机我就停在北京的西苑机场，教育部中央研究院通知各个学人，愿意去的就去，不愿意去的随便。因为实际上所有人要去他飞机也运不了那么多人，所以运了好几批。甚至于到了傅作义投共之后，照理由说他可以不让飞机再来运人了，可是双方还是有一个默契，最后还有一批人运走了。
李肃：他有没有设想过，当然我想他可能应该不会设想过台独对不对？设想过吗？
郭岱君：没有，他那个时候没有什么台独，那个时候还没有台独。基本上所谓的台独，在50年的时候，美国曾经认为台湾保不了，认为国民党没有办法生存，当时没有人看好，觉得国民党不可能在台湾生存，当时美国曾经有个想法想要把台湾托管，给联合国来托管，那么蒋介石非常生气，他在日记里说绝对不可能，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他认为美国驻台的总领事馆就是一个“倒蒋俱乐部”。他非常生气，他说这个事情我们中华民国绝对不可以做这个事情。当然后来随着韩战的发生，这个事情就没有了。
李肃：有没有他这样设想过“一边一国”？
郭岱君：没有，他不允许，他没有想过。你知道大家后来俗称的台独实际上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土地改革。因为陈诚他们执行土地改革，到最后是“耕者有其田”，每个农人都能有自己的地。政府把口袋里的地都发给农民了，没地了，怎么办呢？政府又没有钱，所以最后就想到公营企业的股票跟大地主换地，可是你想想看1953年谁看过证券啊？谁看过股票啊？所以很多大地主就非常生气，我这个绿油油的良田你给我换几张纸来，所以很多人就跑到日本，跑走了，就是后来所谓的这个台独是从这里开始的。当然了，信赖的跟政府合作的，比方说辜振甫家，辜家等等很多最后财产都是翻了几百倍。随着台湾经济的经济发展，他们自己的财产也急速地增加。
画外音：外蒙古是中国现代史中丢失的最大一块国土。迫于当时对日战争的需要和苏联的强大势力，蒋介石为首的中国政府和苏联在1945年8月14日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实际上以承认外蒙独立为条件，换取苏联“尊重东北的主权、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的内部事务；不援助中共”等条件。当时的中国外长宋子文曾经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并且愤而辞职。
李肃：在1949年之前，还有一个事情我们想问一下。就是蒙古国的独立问题。俗称”外蒙”。外蒙在独立过程中实际上已经是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的这个期间。当然，无论是中华民国政府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最后都是承认了蒙古国的独立。但是在最初的时候，的的确确是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期间蒙古国独立出去了。蒋介石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怎么处理的？
郭岱君：很多人都很关心这个问题。这个是《中苏友好条约》1945年，是宋子文率领的一个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谈。最主要的最羞辱的就是允许外蒙独立。另外当然就是旅顺大连这些港口继续地租借。所以宋子文谈完之后，他不愿意签，因为他觉得这是丧权辱国。至于中国为什么不能争取更好的条件呢，那时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弱国无外交。所以孤臣无力可回天。那些条件在雅尔塔会议后，美国、英国、法国已经暗自允许了苏联，要换取苏联能够参加战争，这个联盟国。
画外音：1945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夕，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苏联雅尔塔开会，讨论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的利益分配。美英两国为了争取苏联在远东地区参加对日作战，同意外蒙古独立，纳入苏联势力范围，并承认苏联在远东地区的战略利益，包括允许苏联继续租用旅顺港，以及与中国共同管理大连港和南满铁路等等。中国政府事先并不知道会议讨论了这些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的事务。
郭岱君：所以宋子文也没有办法。所以最后是王世杰，新的外交部长去签。蒋介石日记在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记载，他也做了各种的分析。实际上宋子文在苏联谈判，跟蒋介石每天都有电报往返。那么为什么同意外蒙，蒋介石他分析，外蒙其实在1920年代就已经不是我们的了。虽然名义上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苏联从1920年就驻兵了。所以整个是苏联的势力范围，我们根本进不去的。所以他就想宁愿让外蒙，因为他想反正不是我们的，我们也拿不回来，换取苏联东北和新疆的，交换东北和新疆给我们。因为他认为东北和新疆是我们可以掌握的。他怕苏联最后不肯把东北和新疆交回。所以他作了各种的斟酌，在日记里面左考虑右考虑。他觉得反正不是我们的了，只是一个名义上的丧权辱国，其实我们早就已经没有了。所以他最后同意外蒙独立。但是他有个条件，因为表面上你不能把领土让给人家，所以他有个条件，他说要让外蒙人民举行公投，如果外蒙人民选择他们要独立那我们也没办法。举行公投，这是唯一的。
李肃：据说这次公投好像说是百分之九十几的蒙古人赞同独立。
郭岱君：是的。他们赞同。因为他们本来就是苏联控制的，因为苏联有军队在那里。所以等到王世杰要去签的时候王世杰也很犹豫，他不愿意做这个丧权辱国的人。所以蒋介石还劝王世杰，他说你放心好了，他说外蒙早就不是我国领土，我们现在是以外蒙来交换东北跟新疆，这是他的一个考量。
李肃：如果说是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把外蒙给割让出去的。这个说法准确吗？
郭岱君：在中华民国政府的时候把外蒙给割让出去。
李肃：刚才我们讲过对蒙古国，蒋介石对蒙古国独立的看法。在中国还涉及到独立问题的还有西藏。西藏的问题蒋介石是怎么看的，他在日记中有没有写到西藏问题？
郭岱君：有的。西藏比外蒙的情况要单纯。因为外蒙实际上在2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被苏联占领，所以他的势力早就在那个地方，中国根本进都进不去。可是西藏不同。西藏是英国的势力范围，一直是英国人在控制。但是在抗战的时候，因为沿海被封锁，所以后来我们要盖驼峰，盖滇缅铁路，以及从西方的各种其他运输中，为了盖这些公路，曾经进入到西藏去，所以国民党的势力确实达于西藏，但是国民党从来没有达于外蒙。在盟国最高首长会议里好几次，在抗战时候，英国每次对西藏问题讲来讲去，好像是他的地方。宋子文都不客气地讲，首相先生，西藏是我们中国的领土，不需要你来教导我们怎么处理西藏问题。然后蒋介石日记里也讲了很多，他非常痛恨英国对西藏的染指，所以他跟宋子文也说绝对不可以让英国染指西藏，我们有自己的西藏政策。当然因为抗战胜利后，内战马上就出来了，而且整个内战我们看出，先是东北，华北然后华东，最后再往西南，所以西藏这一片国民党是鞭长莫及。但是蒋介石在各种场合都明示坚持西藏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这一点他们是很坚持，也因为如此，在日后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可以说是国民党当年奠定了法理的基础，所以西藏英国就没有多说什么，还给中国，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军队进去了。
画外音：抗日战争以后，共产党再次成为中国政府的主要威胁。蒋介石为了对付共产党，曾经与投降的侵华日军进行合作，并且参加因此保护过一些日本战犯。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以后，蒋介石还将日本军官请到台湾，协助训练军队。
李肃：刚才说到了一点点，在二战以后，蒋介石是跟侵华日军达成了某些谅解，由投降的侵华日军来帮助蒋介石的部队，帮助国民政府的部队对付共产党，这个可不可以再详细说一点？
郭岱君：在抗战尾期， 胜利在望，他想到和日本合作，第一个，因为接收的问题，国民党的军队在西南，占领地很多都是日本军队，他希望日本能够维持秩序，并且跟国民党交接，而不是跟共产党交接。第二个，他想下一步是内战，就是跟共产党打仗，日本跟共产党是有经验，日本人在占领区里面跟共产党打过仗，而且日本是反共的，可以协助剿共。在这点他认为美国人不可信，美国人没有经验，而且美国人早就被共产党那一套宣传被弄得昏头昏脑的，他觉得美国人帮不上忙。第三点很重要，抗战的时候，他看到，虽然是我们的敌人，抗战的时候他看到日本军人的军容，士气，训练，他批评自己，他说国军“士气荡然，将军都怕死”，“将军置士兵之生死于不顾”，但是日本从来没有发生这种事情，所以他觉得整个军队要重新训练，尤其是日本的这一套训练方式，他觉得是国军可以采纳的。基于这三点，希望日本人跟他合作，不只是在内战的时候，由日本专家叫根本博，他是个中将，他曾经是日本驻蒙古的总司令，他成为国民党的顾问来协助他，所以重庆保卫战的时候他就在的。当然内战很快就结束了，等到了台湾之后，蒋介石是认认真真地把日本的军事专家请到台湾来。可是那个时候还有美国在，这些人都是隐姓埋名。秘密来的，一方面有美国，二方面你说不过去嘛，他是我们的敌人，你现在让我们的军队跟他们学习，不要说军队不能接受，人民也不能接受。在台湾的联络人，他叫作富田直亮，所以他的化名叫作白鸿亮，后来我们叫“白团”，十几个七十几个都来了。
画外音：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以后，蒋介石邀请由几十名前日军中高级军官组成的“白鸿亮军事顾问团”到台湾，简称“白团”，对中华民国军队校级以上军官进行培训。“白团”还曾经协助蒋介石制定各种军事计划，包括反攻大陆的初期作战大纲等。在1958年的“八二三炮战”中，白团教官曾经亲赴前线督导。在美国的压力下，“白团”于1968年解散。
郭岱君：几乎国军高级将领大概有一万人以上都是受过日本人训练，当然美国是非常不高兴，所以在他日记里面好几次，美国军事顾问团蔡斯当面跟蒋介石说你不可以这样，让他们走。他说敷衍，最后拖拖拖。这个时间也相当久，前前后后大概有十几年。当然后来美国是完全不能容忍，所以慢慢最后就退掉。因为中间还有个插曲，就是日本的军官来训练台湾的军官，孙立人第一个反对，同时孙立人是训练新军，他用美式来训练，所以双方的想法是不同的。蒋介石日记里就骂他，心胸狭小。我们来做师对抗，你找你的师，我找日本的师，大家来彼此对抗，不单是陆军对抗，同时是两栖登陆对抗，那一次对抗日本训练的表现非常好，所以后来孙立人也没话说。
李肃：但是在蒋介石日记当中有没有反映这样的情况，就是说他从实际上来说，那当然是有用，就是实用主义可以这样来用，道义上面他有没有觉得自己这样是不对的？
郭岱君：我想倒没有这样考虑。你想那是生死存亡之战。当然我们要讲的更远一点，因为蒋介石自己是在日本军事训练，所以他了解日本人的长处跟短处，所以他想用日本军人的士气那是不用讲。他就觉得说国民党的失败是“士气荡然”嘛，没有士气了，所以他特别希望能够日本人来训练。另外就是日本人作战的这一套，他也觉得有可取之处。
李肃：那么是不是也因此，蒋介石有意识地保护了一些本来应该受到惩罚的日本战犯？
郭岱君：那当然，冈村宁次大将，他是中国战区的头号战犯，但是蒋介石保护他，把他送走了。所以他后来也感恩，好几个日本的军官，都是将领，感恩他们就组织了一个叫作“富士俱乐部”，名为富士俱乐部，实际上就是个军事研究院。专门搜集各种战役的资料给中华民国，给国军。不单是日本，最早的时候在1933，34，35年，帮助国民党军队训练的法肯豪森，德国的将军，他也是纽伦堡大审里面的战犯，可是最后蒋介石还是救了他，因为他对中国的军队有贡献。
画外音：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他打交道的外国列强以日本、德国、苏联和美国为最多。他早年曾经留学日本，在日本军校学习；曾经得到纳粹德国的军事援助；曾经以苏联为学习的榜样；后来则同美国结盟。蒋介石日记告诉你他与这些列强交往中的得失平衡。
李肃：说到当年德国支援中国，是一个挺有意思的情况。就是说日本侵略中国要占领中国这个野心是一直有的。而德国是跟日本结盟的国家。
郭岱君：那是后来，等到结盟以后德国就撤退了。德国为什么愿意支援中国，因为当时德国准备在欧洲要起事，他们开始要训练军队，筹备武器，但是德国缺少一个很重要的矿产叫作钨，一个金加一个乌鸦的乌。因为这个枪膛一定要钨，中国是一个钨矿很大的产地。中国也没有钱，只能拿这个钨矿跟德国换，所以是以钨易物，跟德国换武器是这样子的。那另一方面，德国当时也想拉拢中国，所以他也把他的军事顾问团派到中国来，帮助中国训练军队，可是等到真正的在欧战起来以后，德国跟日本结盟，那当然就没有办法了，所以法肯豪森才回去的，他们才离开了。
李肃：当时德国在纳粹统治之下，是既反西方，也反共产党的。而在当时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应该还是和苏联的关系蛮好的，德国人怎么会在这个情况下支援国民政府呢？
郭岱君：蒋介石在得到德国的军事支援之后，同时还接受着苏联的支援。
李肃：对啊，这个有点不可思议。
郭岱君：这个双方面来讲，第一个，双方各取所需。因为蒋介石准备备战，德国给他很多很多很好的帮助，而且德国军事训练，蒋介石我相信是心议的，他认为是好的。同时德国也需要中国能够作为他远东的盟国，第二个德国也需要中国这些矿产。国民党曾经考虑是不是要跟德国结盟，但是最后国民党决定不要跟德国结盟。这个不一定是蒋介石本人的决定。
李肃：蒋的日记里没有反映这个？
郭岱君：日记里有考虑过。有人建议说是不是走德国的路，但是蒋介石最后选择没有走德国这条路，因为法西斯这一套这一套不符合三民主义的一些想法，所以他最后还是选择走西方这条路。
李肃：但是当时在30年代的时候，蒋介石已经决定要走西方的路吗？
郭岱君：那个时候经济发展想走西方的路。因为30年代的时候军国主义其实是一个很盛行的，所以德国也好日本也好，当时都是世界上进步非常快，经济成长军事成长大家都很羡慕的嘛。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当时蒋介石也有这也考虑，所以当时很多人到德国读书嘛，蒋百里就是，很多人他们到德国去读书。曾经也有这么一个犹豫，包括宋子文国民党内部也有辩论，我们到底是不是要走，但是最后他觉得不能走法西斯这条道路。
李肃：蒋经国一开始是在苏联学习，后来还加入了苏联共产党。而且蒋经国回国后还跟他意见相左。
郭岱君：我想蒋介石对蒋经国在苏联的所作所为是理解的。他想念经国，他日记里面经常想念经国，尤其过年过节，说经儿不再身边。后来抗战以后经国终于回来了，他很高兴。可是回来以后他没有让蒋经国跟大家见面，先让他跟吴稚晖读书，因为他担心经国在俄国这么多年，会受到影响，所以先让他读一读中国的东西。但他对蒋经国是看中的，因为他在日记里面说：“经儿可教，纬儿可爱”。所以他对蒋经国的期望是不一样的。
李肃：他后来培养蒋经国担任各种重要的职务，一直到最后在台湾担任国防部长等。
郭岱君：还担任行政院副院长，院长，最后是总统。
李肃：就是说他毕竟是促成了一种子承父业的模式，这种模式和封建的世袭制相当类似，和他民主的选举制理念应该是不一致的。他怎么看？
郭岱君：我觉得蒋介石不管怎么说都是上个世纪的人。我们今天看历史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看一百年前的人，或是八十年前的人。很多人问我说他在日记里面谈到民主，你想他在抗战时期哪有什么民主？哪里还想到什么民主？真正的民主我想是到台湾以后慢慢的学习。所以当时有当时的时空，各种主客观的关系。所以说这也是蒋在后来很多人可以讨论，专家根据不同的资料，对蒋介石到台湾后有褒有贬，可以做各种分析。他当然是信任自己的儿子，至少他觉得蒋经国是他一手调教出来，不会违背他的政策方向，会忠实地执行他的政策方向。在他信任自己的儿子的时候别人的机会就难免相对少一些。这都是见仁见智。日记摊出来了，各种不同的答案现在都公开了，我想就是大家自己来看。
李肃：蒋介石后来由蒋经国继承了自己的事业，他当年在日记里面有没有肯定说蒋经国就是中华民国的总统？
郭岱君：没有。他走得时候蒋经国是做行政院院长。当然我们看得出来他把很多重要的任务交给蒋经国，表示对蒋经国的信任跟栽培。但没有明确地讲蒋经国要如何。很有意思的就是在1957年发生在台北的刘自然案，就是一位美国驻台湾的士官，把一位爬上他家墙上观看的台湾人给枪杀了，双方可能有误解。美国就判这个人无罪释放，然后很快就把这名军人送到关岛了。台湾就为此掀起轩然大波，很多青年学生就抗议示威，甚至砸毁美国大使馆，把美国国旗踩在地上。这件事情当时引发中美关系的一些紧张。蒋介石此时在日记中讲他认为蒋经国对这件事情处理不当。为什么？因为蒋经国当时是救国团主任，同时根据各方资讯显示，参加示威抗议的可能有一些是蒋经国的人在里面规划的，所以他认为做的太过了，把人家的大使馆给砸了，国旗踩在地上等。他认为经国还需要再磨练，不够沉稳。从这里虽然看不出来他对经国接班有什么样的期望，但我们可以揣测，他对经国是有一番有计划的，深具期望的培养。
*蒋陈矛盾*
李肃：他日记当中有没有任何地方显示，可能还有其他人选择，可能其他的接班人选择，不一定是蒋经国？
郭岱君：有的，比方说到台湾去以后，仅此于他的影响力，各方面的参与是陈诚。陈诚对台湾的贡献也非常的大，台湾的土地改革，经济发展，陈诚是最重要的主导人。陈诚从台湾省主席，行政院长，最后副总统，副总统又兼行政院长，同时又做国民党的副总裁，所以看起来陈诚就是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人物。而且蒋介石对陈诚一向是很信赖的，从大陆开始都非常信赖，可是问题是两人关系本来很好的，但是到了50年代，59年，60年的时候两人关系开始慢慢恶化，这是为什么呢，牵涉到1960年蒋介石想连任第三任总统，可是陈诚觉得我坐二应该望一，久久坐二不能望一。陈诚就开始有抱怨，在私底下公开下就抱怨，蒋日记里就开始批评陈诚了，说他心胸狭小，没有耐心，沉不住气等等。看起来他是想培养陈诚的，但是随着这种事情，两个人关系急速地恶化，到63年的时候蒋已经是容不下陈诚。所以最后63年，陈诚辞去了行政院长，由严家淦先生来接任，陈诚当然心情也不好，所以很快65年就过世了。
*对蒋评价*
李肃：蒋介石对于中国的近代史应该是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了。他从一开始的一个军人发展成一位政治人物，同时从弱小变强大，从成功最后变成失败，到底应该怎样评价蒋介石这个人？他是个什么人？一位英雄还是奸雄？还是一个大陆的说法是”人民公敌”？独夫民贼？您作为研究中国近代史，研究蒋家历史的学者，您怎么看？
郭岱君：我个人看蒋介石，我也是从他的日记开放以后我读他的日记，让我重新认识他。我是台湾长大的，我们过去在台湾对蒋介石印象非常模糊，他是伟大的军事家和政治家等等，很空洞，很空泛，甚至有点反感，因为宣传太多了。可是我读到他的日记，一点一滴地进入到他平凡的内心世界以后，我认识到一位不同的蒋介石。首先他是人，平凡的人，他也会哭，会难过，实在走投无路的时候会祷告。他跟上帝许诺，你若让我赢了衡阳会战，我一定盖一个最大的铁十字来荣耀你。他也会做这样的事情。
李肃：这个在基督教中似乎是不允许的。
郭岱君：是的。你不能贿赂嘛，不能谈条件。他没办法的时候也想自杀。他愤怒，嫉妒，多疑，这些他都有。另一方面来讲，蒋个人有很多让我意外的。第一，我们都说他是军人，您刚才也讲他是军人，以为他是一介武夫 ，可是我看来他的日记发现，他每天读书，西方的经济学等各种书他都读，基本是每天读书，很少例外。他还真不是一介武夫。你看他的日记了写了那么多东西，他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各种现状的了解等。但另一方面我也发现他个性上的一些弱点。比方说他疑虑，很多疑，另外就是很容易生气，心胸不宽。他在日记里好几次都说这是余一生最大的耻辱。别人批评他他就很生气，有的时候甚至于是善意的批评。例如魏德迈将军，魏德迈将军对国民党是非常友好的，他在离华时给了国民党政府一些非常忠实，善意的批评。但蒋介石非常不高兴，觉得不应该，是侮辱。他自己后来检讨也讲，他这个人容易发怒，大家都不敢跟他讲话。还有就是他多疑，使得有的人他该信任而不能信任。所以很多事情，决策他觉得做的不对。他偏听偏信，这也是他的问题之一。还有他本人生活非常廉洁， 可是对自己周围的人，甚至于国民党的高级干部，军队的高级将领1949年之前在大陆的贪污腐化，他没有办法制止。这种责任当然他要负。
谢选骏指出：人说“解密时刻：日记中的蒋介石——美苏密约，割让外蒙秘辛”；我看梅毒上脑的罗斯福，主导美苏密约狼狈为奸，瓜分世界、出卖中国，让蒋介石受到了致命摧残。但是老蒋这人也是乱七八糟，既没有真正的民族主义，而不是真正的基督徒，而是一个混合面做出来的包子。如果他再强大一些，就没有毛泽东下流的戏了。
总有一天，中国不仅要收回外蒙古，还要收回西伯利亚！
【22、毒品世家获得了梅毒报应】
《毒品世家：罗斯福家族的原始积累》（老墨 2024-03-06 千秋墨公众号）报道：
罗斯福家族对中国，从来没有什么“恩情”，相反却是满满地歧视与伤害。
罗斯福的姓氏在美国历史上名声响亮至极，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家族”之一。
西奥多·罗斯福的头像刻在“总统山”上，富兰克林·罗斯福更是二战时期赫赫有名的“战时总统”，这对叔侄，基本上等于小半部美国史。
不可否认，这两位罗斯福总统都是美国史上的卓越政客，但他们在中文互联网上的形象都被过度神话了。
鸦片贸易培养出来的“最伟大总统”
美国45任总统中，33任总统和鸦片贸易沾亲带故，占到总数的73%。
美国政治世家的原始积累，来自于美国对华的毒品贸易。
在美国费城、华盛顿、波士顿等等这些地方，但凡是100年以上的家族，你去看它的早期的资本来源，都是来自于对中国的鸦片贸易，通过贩毒得来的暴利。在美国的东海岸，那些如今享誉世界的著名高等学府：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在当年都得到了巨额鸦片贸易资金的支持。
复旦大学的范勇鹏教授曾经说过：“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上一门课的时候，一位历史学教授跟我讲了一个事儿，他说Doctor Fan，你知不知道，我们美国早期的工业化的资本积累，绝大多数来自于你们中国的鸦片贸易，我当时都不相信！”
我们提起鸦片战争、鸦片贸易，都会想起英国，但大家往往都会忽略了美国。
1805年，美国第一艘贩毒船满载一百二十四包另五十一箱烟土从土耳其的士麦那运往美国，再运往中国。在此之前，美国只能向中国出口毛皮和贵金属，并苦于茶叶、丝绸带来的巨大贸易逆差，赚不了中国的钱。跟随英国搞毒品贸易之后，美国人一下子“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1805~1834年期间，美国向中国共输入鸦片一万六千三百零五箱。1817-1818两年间，美国输入中国的鸦片占到了对华输送鸦片总数的42%。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百万富翁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就是在和中国的贸易中起家。
因为罪恶的鸦片贸易，美国社会产生了新的一批权贵精英，为第二次工业革命前的美国完成了初步的资本原始积累，对美国的工业化进程起了极大的推进作用。美国历史学家哈达德不得不承认：“鸦片确实是美国能够将中国经济实力转移到美国工业革命的一种方式。”
罗斯福总统的外公华伦·德拉诺，便是一位著名的鸦片贩子。美国学者布莱德利这样描述道：“对19世纪的美国精英而言，中国是贩毒的金库。沃伦·德拉诺，美国最伟大的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外祖父。他是中国的鸦片之王，也是美国最大的鸦片贩子”。
谢选骏指出：人说“毒品世家：罗斯福家族的原始积累”——我看恶有恶报，毒品世家获得了梅毒报应，小罗斯福因此致残发疯、死于违规的第四任总统的馬桶上。
【22、杜鲁门只能沿着罗斯福的错误道路继续前进】
“王缉思、于铁军、牛可谈《权力优势》：冷战与冷战改变的美国”（澎湃新闻 2020年2月3日）报道：
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国家的领导人应当时刻牢记这一点：他们不应当被拖进大国竞争的陷阱之中，最重要的事情是本国国内体制和生活方式的生存能力。
本文系2019年11月25日，王缉思（北京大学国关学院教授）、于铁军（北京大学国关学院副教授）、牛可（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三位教授在《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与冷战》新书发布会上的发言。经授权，私家历史编辑整理文字稿，以飨读者。
《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与冷战》，[美]梅尔文·P.莱弗勒著，孙建中译，商务印书馆2019年11月出版。
《权力优势》的“优势”：厚重而令人信服
于铁军：《权力优势：国家安全、杜鲁门与冷战》是商务印书馆的“国际关系史名著译丛”中最新出版的一种。作为丛书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我想介绍一下为什么要选这本书来翻译出版。此前丛书出版了加迪斯的《遏制战略：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评析》，这也是一本讨论冷战的名著，那为什么还要选莱弗勒的这本书呢？
首先，加迪斯的《遏制战略》对从二战后一直到冷战结束为止的历届美国政府的对苏战略进行了全面考察。而莱弗勒这本书的焦点是杜鲁门政府与冷战，时间范围是从1945年杜鲁门接替去世的罗斯福成为总统之后到1953年1月份他卸任为止，这七年是美国整个冷战体制建章立制、主要对苏大战略形成的关键阶段，尤为重要。
《权力优势》的英文版是1992年出版的，1993年获得美国历史与外交著作最高荣誉奖——班克罗夫特奖。这部书很厚重，英文原著有700余页，中文版有900余页，这是物理意义上的厚重。更重要的是内容上的厚重。该书网罗了当时能够收集到的美国国家安全各个部门的海量的档案材料，尤其是军方的档案，其中有许多是新解密的。在此基础上它把美国这7年的决策过程阐述得非常详细，资料非常扎实。大家看它后面的注释和参考文献，大概就有200页，这是莱弗勒作为一位杰出历史学家的基本盘。
其次，莱弗勒又是一位很有理论框架感、叙述逻辑也很清晰的历史学家，这是比较少见的。历史学家撰述写作时往往注重资料之翔实，但是在要素之间的关系、在阐释的逻辑性上有时并不是那么清晰，也不那么在意。莱弗勒讨论的问题特别庞大，也非常复杂。杜鲁门政府通过一种什么样的战略来实现美国的目标，涉及的领域非常多，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涉及的地域异常广阔，实际上是全球性的；涉及的部门是各个权力部门都有。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把情况讲述得很清楚？这个其实是很有挑战性的。这么多材料，你怎么来驾驭？不太成熟的学者如果面对像大海一样的材料往往会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下手之后也不能掌握彼此的轻重缓急，很容易就会走偏。而莱弗勒在处理这些问题时则显得游刃有余。从大的方面来说，他的观点和论述非常平衡，大家对他的一致评价是“全面、客观、系统、公允”，而在讨论具体问题时又非常扎实深入，丝丝入扣，900页的书读完以后丝毫没有杂乱的感觉。它的线索很清楚，按照时间顺序，杜鲁门政府的各个国家安全强力部门怎么围绕他所说的三个主题，即“恐惧、权力、战略”这样三个关键词来展开，对美国方面做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阐述和分析。
谢选骏指出：人说“王缉思、于铁军、牛可谈《权力优势》：冷战与冷战改变的美国”——我看黄俄摇身一变成为黄美，以为杜鲁门是个超级电脑，其实那台电脑里填满了错误的数据……這個癟三杜鲁门，只能沿着罗斯福的错误道路继续“前进”。
【23、没有梅毒上脑就没有罗斯福】
《二战后期，德军败局已定，罗斯福为什么还要大量援助苏联？》报道：
1943年，苏联已经超越德国，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军事大国。而且苏联和美国的意识形态对立。罗斯福为了毁灭德国，不惜一切代价支持苏联，让苏联崛起成为美国的冷战对手！希特勒的法西斯固然邪恶，但斯大林对东欧和亚洲的侵略扩张以及大清洗何尝不是邪恶的行为？
另外，我感觉罗斯福非常仇视德国。日本炸了珍珠港之后，他非要弄出个“先欧后亚政策”（当时有很多美国人都反对先欧后亚，比如麦克阿瑟）。而且罗斯福还打算用“摩根索计划”把德国碎尸万段（据说英国和苏联都反对摩根索计划）……罗斯福为何如此仇视德国？
题主其实反映了一种很令人深思的思维方式，那就是题主完全被二战乃至冷战、后冷战的意识形态宣传体系控制了，而对其背后的深层次利益所在缺乏认识。
而且苏联和美国的意识形态对立。罗斯福为了毁灭德国，不惜一切代价支持苏联，让苏联崛起成为美国的冷战对手！
你答对了。美国就是选了苏联做自己的冷战对手。
而且苏联一开始还未必是对手，反而是助手。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恰恰是美苏联手对抗英法。在二战后瓜分英法殖民帝国这件事上，美苏一贯是相当一致的。
什么，你说英法是盟友？英国人火烧白宫的时候把美国当盟友吗？英国不但是美国崛起的挑战对象，而且即使在衰落后也不甘屈居美国之下，法国更是搞出了戴高乐主义。如果苏联能帮助美国彻底压服两个老列强，使它们丧失卷土重来的机会，那不是更好吗？
对老欧洲其他国家也一样。1961-1974年的葡萄牙殖民地战争中，反殖运动一方的后台是美苏中连带不结盟运动。
葡萄牙：我容易吗我……
换句话说，美国人对和苏联合作瓜分老欧洲的全球势力范围非常乐意。毕竟对付苏联可比对付老欧洲容易得多。而且，苏联作为一个“稻草人”，也可以被美国用来威吓老欧洲，迫使它们不敢彻底和美国撕破脸皮，并逼迫它们和美国合作。同时美国还利用旧轴心国及其亲附势力对苏联的恐惧和仇恨，收编了弗朗哥西班牙、萨拉查葡萄牙两政权（不过对葡萄牙殖民地的瓜分自然还是要搞的，瓜分盟友的事，怎么能算瓜分？），以及大量旧轴心国技术专家（尤其是火箭、导弹等尖端技术方面的）、有经验的作战部队官兵（比如联邦国防军的大批旧德军成员）和政治人物（德国的一些人，还有克罗地亚独立国的那些流亡者），把他们整合到自己阵营的框架里。
但斯大林对东欧和亚洲的侵略扩张以及大清洗何尝不是邪恶的行为？
如果希特拉赢了，那美国就会被迫和占有整个欧洲大陆的希特拉较量。那样美国恐怕赢得冷战的几率大大下降，即使赢了，也会费力得多。
如果希特拉和斯大林打成平手呢？
那么希特拉可能会占有德国、奥地利、捷克、斯洛伐克、法国和意大利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也会和他走近。这样冷战就可能变成苏联-美英-德国三方势力角逐的较量。这很复杂，对美国来说，操作难度会陡然上升。而且这样一来，美国必须在欧洲事务上很大程度依赖英国，而没有别的选项，这对美国人来说是很不利的。
至于说美国是否可以夺下意大利和法国后不攻打德国呢？我觉得不把柏林这个轴心国的“头”拔除，美国人还是很麻烦。而且到1944年，失去了意大利和法国的希特拉还能和苏联对抗吗？即使苏德打成平手，谁又能确保1960年代不会爆发一波红色浪潮？到时候苏联不但和本位面一样夺得东欧，甚至比本位面净赚整个德国和奥地利，到时候事情怕是更不好解决了。
所以说给苏联原先就不发达的东欧，自己吞下西欧，难道不是赚翻了？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只取得东欧的苏联战胜不了整合了西欧的美国。
日本炸了珍珠港之后，他非要弄出个“先欧后亚政策”（当时有很多美国人都反对先欧后亚，比如麦克阿瑟）。
作为太平洋战场的美军将领之一，麦克阿瑟为自己讨要作战资源不是很正常吗？
而且日本本身就远比德国更弱小。德国及其盟国加起来是一个庞大的力量，而日本及其扶植的傀儡政权远比欧洲战场的那些国家弱小。日本甚至是一个大量战争原料都严重不能自给的国家，至少在这方面的状况比德国严重得多。
退一万步说，美国海军的舰队主力难道不是部署在太平洋战场吗？事实就是无论如何，就战略情况来看，1942年末-1945年初期间，大量资源向欧洲调度是一种必然，这是战略考量的结果，和什么爱恨情仇没什么关系。不要在战略方向判断上加上太多不着边际的个人情感的猜测。事实上，1945年欧战结束后，为了准备入侵日本本土，美国一样从欧洲战场向亚太战场抽调了大批陆军单位，只是由于日本在原子弹打击下投降，这些部队才没有发挥作用。
而且罗斯福还打算用“摩根索计划”把德国碎尸万段（据说英国和苏联都反对摩根索计划）……罗斯福为何如此仇视德国？
德国与美国都是都是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崛起的新兴强国，对美国来说，德国蕴含的潜力和战斗力远比老态龙钟的英法大得多，而德国的潜在实力也远比英法强大得多。因此，美国一定要打败德国，并且一定要让德国不能再度崛起。
不过美国很快有了新主意——在把德国削弱到没有威胁的前提下，尽可能多地攫取德国的遗产，并把德国变成自己在欧洲事务上的（英法之外的）第三个选择。因为只有这样，美国才能最大限度地强化自己，以对抗一切对手——无论是日薄西山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的英法，还是在1910-1920年代异军突起的苏联。事实也正是如此。在美国的控制下，那些前德军官兵组织起了庞大的联邦国防军，成为美国和北约欧陆战略的中坚力量；原先亲附德国的西班牙、葡萄牙也为了自保，加入了美国一方；那些从东欧逃亡西欧的前轴心国政治势力也纷纷在“反X”旗帜下团结到美国的营垒里，美国人可以说赚得盆满钵满，为自己赢得冷战赚到了足够的本钱。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有趣的现象：
1920年代，德国与美国都希望打败英法，成为新的霸主。
德国选择的做法是与自己的所有对手决一死战。然而他们势力不足，贪心有余。他们既不希望受《凡尔赛条约》控制，完全沦为英法的傀儡，又想要靠做对抗苏联的桥头堡谋取利益。
结果他们首先为了粉碎《凡尔赛条约》的控制，对英法及其盟友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低地国家开战。紧接着又在没有打败英国的情况下，贸然发动对苏战争；在莫斯科前线胜负未卜的1941年12月又对美国宣战，成功让自己成为群殴对象，最后被彻底打崩，一败涂地。
而美国则步步为营，利用自己的盟友和对手自相残杀坐收渔利，逐次淘汰了德国和英法，并将它们纳入麾下，最终以压倒性的实力优势压倒了苏联，坐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
请问诸位，是美国的手段高明，还是德国的手段高明呢？
当我们重新探寻租借法案的历程，不可避免的事实是：罗斯福本人为推动租借法案的通过使出浑身解数，并且租借法案本身也是相当具有“歧视性”的。租借法案对不同的盟友进行区别对待，同样的物资输送，政治附带条件完全不同-英国人要获得紧缺的驱逐舰，则必须事先承诺放弃英镑区特权。而俄国人需要紧缺的精密机床，西伯利亚铁路上便立即布满了载着美援的列车。这里还先不提肉罐头等生活消费品的“援助”计价了（不然大英要当场去世，之前看邱吉尔在回忆录中大肆吐槽，同样是一单位的肉罐头，英国所要付出的价格是俄国人的七倍……果然北美叛匪毫无英语民族的荣誉感）
看到这里，可能各位会觉得有点奇怪
是啊，为何同文同种，意识形态类似的英帝国，会在租借法案的实施过程中遭受如此刻意的价格歧视？
原因很简单：对于新兴的具有绝对工业优势的美国而言，倘若战后庞大而封闭的英法殖民地经济继续存在，其经济破坏性远甚于苏联。事实上，一战期间美国对欧陆战争的关键性介入并没有如所期望的那样换来战后构建新秩序的权力，这类教训也使得孤立主义在间战期间盛行
这也使得，在租借法案的施行过程中，尽全力“压榨”英法的外汇储备/黄金，迫使其放弃殖民地市场特权，也成为了一条贯穿战争始末的主线。
而苏联呢？
事实上，早在大萧条甚至国内战争结束期间，美国就一直试图向苏联输出其过剩产能。虽然苏联于工业化期间对美国伸来的橄榄枝相当重视，但毕竟意识形态的纠纷在当时远远不是一个可以忽视的问题（这里要展开就真的只能从巴伐利亚苏维埃讲起了，暂且不论），所以不论列宁/斯大林乃至托洛茨基等激进派中的激进派对美国的态度也总是“欲推还迎”-美利坚的确是“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度”，但它毕竟不如英国那般“反动而腐朽”
在这种环境下，苏德战争期间，苏联面临着巨大危机，实际上对捅破美苏特殊关系的窗户纸起到了关键作用。
加之东线于对德战争的决定性作用，美国为了援助苏联的确可以说是“不惜血本的” （其实看看租借法案的账面价值与实际运量的差距，就知道了，而且会顺带知道大英/法被坑的多惨……）
更重要的是，于罗斯福的构想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中，以美元为担保的货币，实际上还包括卢布。这种情况下，以部分让利换取苏联的信任是相当重要的。而于历史中，斯大林于战后秩序构建中的克制与冷战初期的积极性对话尝试，也说明了这位深知东方阵营实力实际上远未达到正面对抗“资本主义世界”的程度的现实主义政治家已然能接受这种以美国为主导，自身拥有一定特权，融入世界市场的新秩序。
谢选骏指出：人问“二战后期，德军败局已定，罗斯福为什么还要大量援助苏联？”——我看这个问题相當白痴，因为没有梅毒上脑，當然理解不了罗斯福！
【25、民主社会也离不开裙带关系】
《美国四大家族之罗斯福家族：出俩总统，一位还打破传统连任四届》（2019-10-08 深挖DIG）报道：
家族史比美国史还长
1649年，罗斯福家族的先祖，荷兰移民克莱斯·马腾森·范卢泽维尔特踏上了美洲大陆，来到了这片刚刚被欧洲殖民者发现的土地。
从此时算起，罗斯福家族在美国已经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比美国历史还长。
第二代：尼古拉斯·罗斯福
克莱斯和妻子一共生了六个孩子，其中一个夭折，长大成人的五个孩子中只有一个是男性，名字叫尼古拉斯·罗斯福。
尼古拉斯·罗斯福放弃了父辈开垦的土地，改行做起了毛皮商人，从中获利后，他回到纽约开了一家面粉厂，并且进入政界，当选为市参议员。
第三代：分家
尼古拉斯有两个儿子，一个叫约翰内斯，是罗斯福家族在奥伊斯特湾一支的始祖，另一个叫雅各布斯，是罗斯福家族在海德帕克一支的始祖。
虽然此时罗斯福家族分家了，但他们之间的往来还是比较密切的，家势也在继续上升。
约翰内斯五世孙：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
罗斯福家族的第四代、第五代处于美国初立时期，但此时的约翰内斯一支却开始专注于商业活动，而雅各布斯一支则钟情于田园生活。
西奥多·罗斯福，人称老罗斯福，昵称泰迪，于1858年出生，是罗斯福家族中约翰内斯的五世孙。
由于出生在富商之家，虽然从小体弱多病只接受了几个月学校教育的西奥多·罗斯福，仍然从家庭教师那得到了良好的教育，18岁进入哈佛大学学习，22岁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23岁时，由于得到了进入纽约下议院的机会，他从法学院退学，初入政坛。
39岁时，他被麦金莱总统任命为海军部副部长，由于海军部长长期不理政事，他独揽大权。由于致力于海军现代化，他的工作为后来的美西战争做了充分的准备。
1898年2月，美西战争爆发，西奥多·罗斯福不满足于在后方观战，他辞去海军部的工作，率领了一个骑兵团在古巴英勇作战，他很快就成为了战斗英雄。
回国后，他再度进入政界竞选州长获胜，42岁时，他作为副总统候选人进入白宫，次年，麦金莱总统遇刺身亡，他补位登上总统宝座，成为罗斯福家族历史上第一位美国总统。
他任期内最被人称道的就是反托拉斯行动：他要求国会立法限制垄断组织的发展，他的反垄断斗争使四十多家垄断企业遭到起诉、拆分，解除了铁路垄断、牛肉垄断、石油垄断和烟草垄断等。
他还成功调停了日俄战争，并因此获得了19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由于在总统任期内发动了以反垄断为主要内容的改革，西奥多·罗斯福多次在民调测验中被评为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之一。
雅各布斯六世孙：富兰克林·罗斯福（小罗斯福）
富兰克林·罗斯福，人称小罗斯福，是罗斯福家族中的另一支雅各布斯的六世孙。
小罗斯福，1882年出生，从小成绩优异，18岁进入哈佛大学，22岁进入哥伦比亚大学，23岁时与老罗斯福侄女埃莉诺结婚，25岁时成为一名律师。
28岁时，与身为共和党的老罗斯福不同，富兰克林·罗斯福以民主党的身份初涉政界。31岁，他成为海军助理部长，谁知本已顺风顺水的他却在39岁那年患上了脊髓灰质炎，有终身残疾的风险。
没有放弃理想和信念的小罗斯福通过坚持不懈的锻炼，慢慢恢复了行走和站立的能力。47岁那年，他顺利出任纽约州长。
1932年，深陷金融危机的美国举行了总统大选，小罗斯福以绝对优势击败胡佛，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也是罗斯福家族的第二位美国总统。
小罗斯福上任时，经济大萧条正席卷美国，工厂停工、银行倒闭、农民破产，他却表现出了绝对的自信，他告诉美国人民：
“我们唯一害怕的就是恐惧本身。”
他的“百日新政”全面恢复了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在他第一个任期快结束时，美国国民收入达到50%的增幅，1936年他再次当选总统。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此时的美国盛行孤立主义，小罗斯福虽然在1940年总统竞选时表示美国不介入国外战争，但他主张对希特勒采取强硬手段，并且提出美国可在财政上对盟国给予支持的法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小罗斯福打破传统连任第三届。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向日本宣战。参战后，小罗斯福动员全部工业力量从事军事生产，生产力为日德的总和，1944年达到轴心国的两倍，并且正式制定了代号为“曼哈顿”的绝密原子弹制造计划。
1944年，小罗斯福以53%的得票率第四次当选为美国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连任超过两届的总统。
1945年4月，在第四次连任总统后不久，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的他在修养期间突发脑溢血离世。
多数历史学家认为，小罗斯福与华盛顿、林肯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总统。
老罗斯福和小罗斯福之间的关系
罗斯福家族中的两位总统虽然血缘关系没那么亲密，但却有着很特殊的关系。
小罗斯福的妻子埃莉诺在十岁的时候父母双亡，她是在祖母和叔叔老罗斯福的看护下成长起来的。小罗斯福与埃莉诺结婚时，当时身为总统的老罗斯福是作为女方的第一家长参加的婚礼。所以小罗斯福不仅是老罗斯福的堂侄，还是他的侄女婿。
罗斯福家族的这两位总统几乎在每次民调中都能被评为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之一。2010年纽约西也纳学院的“最佳总统”评选中，富兰克林·罗斯福名列榜首，西奥多·罗斯福紧随其后，林肯、华盛顿和杰斐逊分列第三到五位。
罗斯福家族不仅在政治领域有傲人的成就，他们在商业领域同样声名显赫。他们除了管理自己家族的资产，还管理来自他人委托的资金，并在世界各地都有大量的投资。
谢选骏指出：人说“美国四大家族之罗斯福家族：出俩总统，一位还打破传统连任四届”——我看“民主社会也离不开裙带关系”！
【26、病夫治國拿社會做了典當行】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心身疾病》（湃客：上海精卫飘扬的绿丝带 2020-10-19 李广智）報道：
美国第3226、任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残疾人总统，四次当选，任职长达13年。他在驾驭政府与时代方面有着无与伦比的胆略和才能，由于他在内政方面的伟大建树和在与法西斯斗争中的不朽功绩，而被世人公认为同华盛顿、林肯相比肩的美国历届伟大的总统。他从一个带点贵族气的政坛新手成长为一位臻于完美的政治家的历程。他任总统期间，美国人民经历了经济大萧条，罗斯福建立了福利国家模式，给亿万人们带来希望；把孤立主义美国变成世界大联盟的领导者；在他的提倡和支持下，建立联合国，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病魔缠身
鲜为人知的是，总统的健康状况堪忧。任职期间，一直与病魔抗争。
不久前，美国神经专家史蒂芬·罗马佐和新闻记者埃里克·菲特曼经过5年的深入调查，合作出版了一本名为《罗斯福的“致命”秘密》的著作。书中披露，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罗斯福就已经患上了绝症——一种名叫黑素瘤的致命皮肤癌。4年间，黑素瘤慢慢地从他的左眼眉扩散，最终形成恶性肿瘤，导致他在1945年4月12日突然死亡。而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罗斯福系因突发脑溢血死在任上。
从二战期间拍摄的众多照片中，罗马佐和菲特曼发现了罗斯福总统皮肤病变的迹象，在他晚年，左眼出现了各种“可怕的”问题，据分析是右脑部被病毒破坏之后所引起的视觉神经瘫痪。1945年3月1日罗斯福在国会发表演讲的影像资料是重要佐证。很多人都对他的容貌感到震惊，他看上去又老又虚弱（当时实际年龄只有63岁），讲话无力，他几乎无法看清楚讲稿的边缘部分，而且不时出现语病。这段影像显示，“总统不仅左侧视力缺失，他的右脑功能也现出了障碍”。
外科专家哈里·戈德·史密斯详细查阅了罗斯福总统在战时所拍的照片，发现罗斯福的左眼部以及眼皮看上去都有损伤，根据经验判断，罗斯福很可能患上了皮肤癌。世界知名的皮肤病理学家伯纳德·阿克曼也持同样的观点。有确切资料显示，罗斯福在1944年至1945年间拜访过美国多位癌症治疗专家。在罗斯福死后，尸体没有进行公开检查，其医疗档案也神秘失踪了。
雅尔塔会议期间
《病夫治国》记载：1945年2月3日，会谈前夜，距雅尔塔最近的萨基机场上，他一下机场，“他的面貌使我大吃一惊，”“脸色难看，布满皱纹，反映出一种极度的疲劳。他皮肤发灰，好像半透明似的。”
一个玻璃做成的人，说话声音微弱。他与周围的人是多么的不同。
这些征候，医生看得出来，有时医学上的外行也看得出来。此外，霍顿中尉注意到罗斯福总统比人们预料的要消瘦得多。宽大的黑色斗篷裹着他，使他更显苍白。当斗篷张开的时候，他们看得很清楚，他的衣服是晃里晃当的。他喜欢穿领口不紧的衣服，这时，用不着解开领子，就能把手伸进去，直至胸脯。他冷得发抖，神情沮丧，仿佛是个影子，显然正在危险之中。他的身体的衰弱没有逃过英国首相的眼睛：“他已经没有他的权力所需要的体力了。”
晚年抑郁 影响认知
最新一期的《星期日泰唔士报》却爆出了惊人内幕——导致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议上把大片东欧土地拱手谦让给斯大林的恰恰是他那糟糕的健康原因，据他身边的医生透露，总统当时精神抑郁症发作，甚至神志不清。
提出这一观点的是美国一位名叫艾伦·萨勒里安（Alen Salerian）的精神病学家，他曾担任过FBI首席精神病学顾问。艾伦·萨勒里安仔细研究了罗斯福总统的那份被细心珍藏了50多年之久的病历，目击人的评说以及大量关于罗斯福总统的传记后得出结论，罗斯福总统曾患有严重的抑郁症，而这种抑郁症是罗斯福总统1921年患上的脊髓灰质炎留下的后遗症。在罗斯福总统晚年，这种抑郁症随着他的工作强度和年龄的增加而不断复发，时常折磨着罗斯福总统。据当年任白宫助手的查尔斯·保伦证实，就在雅尔塔会议前半个月，一次他走进总统办公室，发现罗斯福总统当时迷迷糊糊，人已经神志不清，甚至口吐白沫昏迷达30分钟之久。显然那时病魔就已经严重侵蚀了罗斯福的身体。
接下来的1945年2月至11月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盟国首脑的最后一次会议在苏联的雅尔塔召开。美英苏三国巨头罗斯福、邱吉尔和斯大林出席了这次历史盛会，就二战结束后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划界或者是“欧洲的重新划分”（萨勒里安的说法）进行讨价还价，雅尔塔会议后两个月，罗斯福便在任期内病逝。勒里安的研究还表明，就在雅尔塔会议进人最后的实质性阶段，罗斯福的精神抑郁症又一次复发，结果，在会议结束时，他竟然将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波兰的大片东欧土地都“拱手”让给了斯大林。萨勒里安的观点似乎与当年出席雅尔塔会议的丘吉尔私下的看法不谋而合，当时邱氏认为——当欧洲大陆被瓜分时，一个强大的美国总统可以将捷克或者匈牙利从俄罗斯人的统治下拯救出来。
研究罗斯福总统历史事迹多年的南加州大学历史系讲师安德鲁乔森表示，对于老盟友为何如此“慷慨”地在雅尔塔会议上向老对手苏联让出这么大的版图，当年与会的邱吉尔首相也真不明白。这个问题的谜底也许只能是罗斯福总统当时确实身心异常疲惫，而在无形中受到国务院中亲苏集团的影响。
抑郁发作损伤认知功能
情感低落常会影响患者的认知功能。认知症状：主要表现为近事记忆力下降、注意力障碍，抽象思维能力差、学习困难，空间知觉、眼手协调及思维灵活性等能力减退。许多抑郁障碍患者会描述自己注意力不集中、容易分心、信息加工能力减退、对自我和周国环境漠不关心。
既往认为这种抑郁性认知损害有些是一过性的，尤其是注意范围、注意力集中程度、记忆储存和再现能力等。神经心理测验或全面的精神检查可以发现这些认知损害表现。当抑郁症状缓解后这些一过性认知功能损害可恢复到病前正常水平。但最新研究发现某些认知症状即使在患者抑郁情绪恢复以后仍存在一定损害，不随抑郁症状的缓解而缓解。因此有学者提出认知功能损害可能是抑郁症的一种特征性症状，其与抑郁症的关系仍需进一步探究。需要注意的是，老年抑郁患者的情感症状可不典型，就诊时可能以认知损害为特征，严重者可达类痴呆程度，容易被误诊。因此，对于表现为类痴呆症状的患者，需要仔细识别和治疗潜在的抑郁障碍。
参考文献
1.（美）简·爱德华·史密斯，李文建译.罗斯福传.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版.
2.（法）皮埃尔·阿考斯，（瑞）皮埃尔·朗契尼克：《病夫治国》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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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煜：《盘点患精神病的历史名人：林肯丘吉尔严重抑郁》新京报，2011.8.14.
5.支林魁，郝晓梅.罗斯福病中“丧权”.北京：《人民文摘》（人民日报出版社主办），2003年第十一期.
6.沈渔邨.精神病学.第5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
7.陆 林：沈渔邨精神病学.第6版，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8.
在罗斯福的四次竞选中，每次都有人将其描述为赤色分子、秘密共产党党员、独裁者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美国上层富人对于罗斯福地攻击，为了反对罗斯福，他们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一些媒体和公司甚至在二战中勾结德国纳粹，从中找到任何攻击罗斯福的地方。
1944年10月《纽约太阳报》：美国历史上已有6位总统在任期内去世。点评：显而易见，他们认为罗斯福是第7位，不过它们确实称心如意了，罗斯福在1945年第4个任期内去世。
《时代周刊》：62岁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的确确是一位老人了。
《纽约每日新闻》：罗斯福已经62岁高龄，而托马斯·杜威才42岁。
人説“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心身疾病”……法国记者皮埃尔·阿考斯和瑞士医学博士皮埃尔·朗契尼克1976年所著的《病夫治国》一书中，20世纪那些鼎鼎大名的政治人物，多经受着病痛折磨，他们一边患病，一边做着决策，有时甚至在神智不清状态下，仍孜孜于国务，让人捏了一把汗。——我看這些病人想用“大事”來忘記死亡，結果把整個社會拿來做了典當行。
【27、纳粹主义开始复活】
《海啸般巨变！俄乌之外 更大的历史转向正在发生》（2022-02-28 VOA 你们的中产先生）报道：
此刻，我无比想念默大妈。
历史，总在意外之处发生。
俄乌正在焦灼，但是最大的影响却不在俄乌，长期奉行和平主义与反战主义的德国，向乌克兰提供导弹，这意味着欧洲的定海神针，对外政策正在改变，这将影响欧洲甚至整个世界的安全格局。
早在去年，默大妈卸任，我们曾说：默克尔，一个时代的落幕，没想到一语成谶。默大妈时代的德国，内部重塑了政治生态，保持了超强的稳定，同时还担任了欧洲救火员的角色，不管是经济上的欧债危机，还是政治上的冲突斡旋，默克尔总能在关键时刻，Hold住欧洲的局面。
在那篇推文的最后，我们提了一句话：
当前，世界正在被非理性裹挟，默克尔所表现出来的务实、灵活、理性和亲和，多少也会随着她的卸任一同离去。德国会如何走？欧洲失去这个稳定器，世界少了这个缓冲器，将往何处去？这是她卸任之后最大的悬念。
半年都不到，悬念没有了。
欧洲重启战火，但此刻已经没有了辗转华盛顿和莫斯科之后还要安抚乌克兰的救火员。
德国直接改变了长期奉行和平主义与反战主义，向战争地区出口致命武器，南联盟就别提了，默大妈还没出道呢。
随着俄乌开战，德国的国防政策也迎来了历史性改变，宣布大幅增加国防开支，批准1000亿欧元专项资金，每年国防开支将超过GDP的2%，从而实现北约的目标。
同时，为了制裁俄罗斯，默克尔花了多年心血启动北溪2天然气管道项目也暂停了，德国不再充当欧盟和俄罗斯之间的稳定器了。
十六年的苦心经营，一朝散尽。
这个路线转向意义是重大的。
俄乌之外，更大的历史转向正在发生
欧盟的独立性势必越来越弱，和美国的关系更加紧密，甚至比美国希望的走得更远。
后默克尔时代，德国将在欧洲扮演什么角色，在国际关系中扮演什么角色，还能保持谨慎乐观吗？
起码看上去没那么乐观。
世界和平已经快80年了，我希望再和平80年。
就这样。
延伸阅读：北约盟国几十年做不到普京几天便促成，德国外交政策海啸般巨变
来源：美国之音
2月27号，德国总理朔尔茨在联邦议会就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发表讲话。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广受国际社会的谴责，也促使德国外交政策突然发生巨变。德国总理朔尔茨宣布打破禁忌大力扩充军力，改变二战以来的外交政策，推行以强大军事为后盾的果断外交政策，以符合其作为世界强国的角色。而这正是其西方盟国，尤其是美国前总统川普近年极力推动却无法做到的。
去年12月接任德国总理的朔尔茨2月27日在一个标志德国外交及军事政策重大转变的历史性讲话中宣布，为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对欧洲安全造成的威胁，将大幅度提高军费支出。
朔尔茨表示，从现在开始，德国军费将从占GDP的约1.5%提高到超过2%，并设立一个1000亿欧元（约1120亿美元）的特别预算，用于重新装备军队，打造更先进和强大的武装力量。多年来，德国一直抵抗北约盟国的请求，不愿将军费提升至GDP的2%。
朔尔茨还列出将德国对俄罗斯天然气需求的依赖减半的计划。这增加了外界有关柏林在其对外贸易关系上能加大考虑区域战略忧虑的希望。而且朔尔茨还确认，德国还将直接向乌克兰援助武器。
数十年来，德国一直面对外界批评，指其在国际舞台上没有发挥与其作为欧洲最大经济体地位相称的作用，并在寻求经济贸易机遇上忽略区域战略考虑。
在整个俄罗斯与乌克兰危机酝酿过程中，德国的这一立场受到激烈的批评，导致一些观察家，特别是美国，指德国是北约军事联盟中的薄弱环节。
路透社援引设在柏林的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贝纳的分析说，“这个历史性的讲话标志德国外交政策突发性的彻底转变。这是作为德国国家安全战略进一步发生根本性重新思考一部分的开端，这也将需要包括被看作与俄罗斯串谋的中国所带来的挑战。”
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说，朔尔茨周日在德国议会就乌克兰危机举行的紧急会议上做出这一宣布时，震惊了整个议会。一些议员鼓掌欢迎、一些人发出嘘声，其他人看上去惊呆了。报道还表示，普京在几天当中就做到了北约盟国几十年来都无法做到的事情，促使德国大规模提高军费支出。这无疑是德国二战后外交政策最大的转变之一。
报道说，在俄罗斯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之前，类似的军事政策立场对大多数德国人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因为，传统上柏林更专注于外交和对话，而不是军事实力。历史上来讲，德国和俄罗斯之间一直有深厚的经济和文化联系。
许多德国人对俄罗斯有好感，并对其文化着迷。所以，有关俄罗斯的政治辩论总是多样化和微妙的，而许多德国人愿意，至少试图理解莫斯科的观点。报道表示，但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令德国政府和德国选民感到震惊，甚至目瞪口呆。一些开战前还同情俄罗斯立场的左翼政客都纷纷表示自己错了。
朔尔茨总理所属的社会民主党传统上一直坚信与俄罗斯对话的力量。但是，也正是朔尔茨本人星期天宣布德国在与莫斯科交往中陷入死胡同，并做出了德国前所未有的最强硬的对俄表态。
网民嚎叫：
盘桓 今天 15:18
在毛子的核导威胁下，山姆老头儿早就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现在拥有核武的国家越来越多，可以肯定地说，第一个使用核武的，必将被万弹齐发，彻底毁灭，何来“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德国是一个国家，普京是一个人，不是同类项，如何做比较？
jianggt 今天 14:43
刚刚的白宫记者招待会，在毛子的核导威胁下，山姆老头儿早就低下了高贵的头颅！
jianggt 今天 14:41
德国的秃头千万别伸得太突出，毛子的核蛋蛋正在寻觅目标呢！
jinpingxi 今天 14:16
我一直在说，默克尔这个老巫婆一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它根本改不了它共产党的本性！
七号洞 今天 13:43
德国比普京坏十倍！
BBC12 今天 13:18
啰啰嗦嗦， 不知道你要表达个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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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人. 今天 10:25
世界和平之维持，在于强权之间的平衡。二战期间建立起来的平衡冷战时期已经打破，美国一国独霸。随着美国国力减弱，各强权跃跃欲试。欧洲各国各族旧矛盾再次泛起，欧洲势力范围正在重新划分。不要打着高大上的名义，世人皆是罪人，侵略和鼓动战争，特别是鼓动他人，平民去战斗，等于鼓励自杀。平衡的消失，动荡来临，平民百姓是动荡的最大受害者。战争是政治的沿续，用杀人达到其政治目的，不是政治的成功，而是政治的失败。
BBC12 今天 13:17
前天俄罗斯乌拉尔原油报价9.8米刀一桶都无人问津，
国际油价100刀/捅， 哈哈哈， 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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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mother_1系列 今天 11:45
急什么，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俄乌战争将真正摧毁西方经济基础。就在这几天，西方物价将狂涨，每桶油价会打到200$;股市跌停. 最重要的是物价高昂会动摇生存信心，出现社会动乱。谁挺到最后就是胜利者
foxnews 今天 13:14
无论独裁也好，民主也罢，如果把一种好的政策或者趋势系于一人之身，总要坏事儿的。现在的乌克兰危机，岂不可以说是默克尔养虎为患的结果吗？？不要学老中医，什么都能治，什么都治不好，只能养着哈
千户侯 今天 12:16
欧洲从乌克兰看到了俄罗斯的可怕。所以转向事必然的。
祝福你_ 今天 12:15
鬼扯
smother_1系列 今天 11:45
急什么，让子弹再飞一会儿。俄乌战争将真正摧毁西方经济基础。就在这几天，西方物价将狂涨，每桶油价会打到200$;股市跌停. 最重要的是物价高昂会动摇生存信心，出现社会动乱。谁挺到最后就是胜利者
相食 今天 10:49
早在一年多前，刘仲敬已经明确指出：二战以来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在2022年以后，会不可逆地走向崩溃
不必当假 今天 10:43
默大妈根本就是东德秘密警察史塔西潜伏下来的第五纵队，直接听命莫斯科。只要看她与莫斯科勾勾搭搭，处处与美国和北大西洋组织唱对台戏。现在德国终于看清了俄罗斯的真面目，与默大妈彻底分割。欧盟和北大西洋组织就真正能发挥抵抗俄罗斯扩张侵略威胁。
镰斧帮 今天 10:42
默大媽正是造成德國依賴俄國的罪魁禍首
爱党妈 今天 10:30
普京、习猪结盟形成轴心国，对世界造成威胁。
广东人. 今天 10:25
世界和平之维持，在于强权之间的平衡。二战期间建立起来的平衡冷战时期已经打破，美国一国独霸。随着美国国力减弱，各强权跃跃欲试。欧洲各国各族旧矛盾再次泛起，欧洲势力范围正在重新划分。不要打着高大上的名义，世人皆是罪人，侵略和鼓动战争，特别是鼓动他人，平民去战斗，等于鼓励自杀。平衡的消失，动荡来临，平民百姓是动荡的最大受害者。战争是政治的沿续，用杀人达到其政治目的，不是政治的成功，而是政治的失败。
a自由人 今天 10:18
德国人， 你们欠我们美国纳税人 和我们一票一票选出来的川普总统 一个道歉！
a9785 今天 09:57
事实让他们清醒了。
亚里士 今天 09:56
难道默克尔犯的错误还少吗？这篇文章的立场很有问题。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被苏联强奸昏厥过去几十年的德国终于苏醒了，这个意味着纳粹主义开始复活。纳粹瘸子戈培尔死前说过，一百年后（2045年）的人们将公正地评价二战历史……现在还剩23年……那时候，战后秩序将全面瓦解了。
《福布斯：普京铸下的最大错误 唤醒沉睡中的猛兽》（东森新闻 2022-03-14）报道：
「普京入侵乌克兰正在沦为一场史诗级的惨败」，美国安全智库「莱辛顿机构」（Lexington Institute）CEO汤普森（Loren Thompson）表示，俄军在乌克兰屡屡发生强攻不下的新闻，暴露俄军外强中干的现实，也促进美国和欧洲的团结与警觉，但更令人担心的是，普京此举反倒帮助潜伏已久的德国清除前方阻碍，让德国有了再次回到欧洲中心军事强权的机会。
汤普森在《富比世》（Forbes）发表文章，《普京入侵乌克兰铸下的最大错误：为德国重新武装注入动力》。他表示在拜登政府富有技巧的活用各种外交管道之下，并与北约（NATO）共享情报促进对俄警觉，让俄罗斯的经济和国际地位出现「大幅衰退」。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果也证实，尽管俄军现代化一度让西方国家刮目相看，但整体实力实际上远逊于外表。俄乌战争牵扯欧洲历史，汤普森指出事实上普京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唤醒德国这头沉睡的巨兽，为德国重回其欧洲中心的传统地位清除了障碍，让德国有机会一路重返主宰欧洲军事强权的位置。
普京下令对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后，北约警觉普京入侵野心，德国更宣布未来几年内将大幅增加军费开支，并「立即释放」1000亿欧元的资金，为装备不足的军队进行军备更新。
汤普森指出，德国在两次世界大战中不论战术或战略层面都远胜于邻国，甚至两次大战都差点战胜，而且回顾历史，尽管两次战后德国都被解除武装，但总有办法将军队重建成为世界一流的军事力量。
俄罗斯前身苏联在二战期间遭到希特勒统治的纳粹德国入侵，之后苏联和俄罗斯都认为在西方与俄国之间有必要建立起缓冲国家和地区，而纳粹恶名也让战后的德国尽力避免再出现任何军事崛起的迹象，包括不配备长程攻击的武器或其他攻击性军备，而是纯粹的防御性武器。
不过事实上冷战期间，西德曾经又凝聚了一批将近50万军力的部队，且拥有超过4000辆主力战车，当时作为苏联和西方的前线，西德为了防止红色势力进犯，尽管距离二战不过数十年，却也曾武装了当时被视为是全球最具打击力量之一的军队。冷战结束后，德国才陆续裁军到三军总员仅约18.4万人，主力战车减少到300辆以下，军事支出的GDP占比也从3％降至1％。
尽管在过去多名总理任内，德国一直试图在东西方之间找到一个适当位置落脚，俄罗斯入侵乌克兰3天后，德国总理萧兹（Olaf Scholz）一扫德国过去数十年的反军事态度，宣布未来国防预算将提升至至少GDP的2％，直接把计画提前10年。
普京宣称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是因为西方长期忽略俄国边境安全和国安利益，加上乌克兰境内被新纳粹力量占据，才发起拯救当地俄裔人口的行动。然而汤普森表示普京这步失算将会让俄国的未来更加险峻，即便莫斯科当局最终拿下乌克兰并建立魁儡政权，「它的安全也会削弱，俄国最恐惧的区域力量正在复苏。」
网民嚎叫：
chinomango 发表评论于 2022-03-15 08:15:36
俺们的业余水准都超过这个愚蠢的发稿人。要能唤醒日本德国，我要偷着笑了。吃素的狼站在昔日的法西斯一边。
青衣侠 发表评论于 2022-03-15 08:12:45
「普京入侵乌克兰正在沦为一场史诗级的惨败」
——没关系，日本曾遭遇过一场史诗级的惨败，德国也曾遭遇过一场史诗级的惨败，现在轮到俄罗斯惨败一次，也没什么嘛。世界照样会向前走，人类也照样结婚生娃、繁衍子孙。
爱之昧 发表评论于 2022-03-15 04:04:53
照妖镜007 发表评论于 2022-03-14 17:38:52
德国重建军事力量，最终把美国挤出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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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结果对除了美国，英国和日本的和欧，亚，非大陆有一定距离的都是好事。
谢选骏指出：福布斯在我之后半个月姗姗来迟，也来评论纳粹的复苏……不过它没看到，德国和日本毕竟只是两只被美国阉割掉了“猛兽”。它们能不能够出来咬人，还要看看饲养员的态度。
【28、罗斯福不懂修昔底德陷阱】
《罗斯福曾多次强调：未来的世界秩序，要靠四个国家维护》（2023-03-27 混沌录）报道：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人民的一场浩劫，其中有不计其数的伤亡，空前巨大的财产损失，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的滞后发展，全球生物多样性的减少等不胜枚举。
战争过后最紧要的便是建立新的世界秩序，这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便提出了他基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的思考而构想和设计的“四大警察”理念，即依靠美国、英国、中国、苏联所建立起的大国间的重要合作，来稳定和维护新的世界秩序。
国际秩序新理念的起源
罗斯福所提出的“四大警察”理念的本质就是美国大多数政客所倾向和推崇的自由国际主义，事实上其初心是在加强美国政府对多边外交的重视，而这一核心理念也是美国自二战以来的主要对外战略。
在罗斯福的构想中，共同构建世界新秩序的国家需要通过协商谈判来解决诸如领土争端、民族冲突、政治纠纷此类的问题，而不是通过单边行动擅自了事，这一理念完全可以看作是将美国自由国际主义作为思想基础，再结合二战过程中以及二战后所得到的时间经验而建立的一项美国现实战略。
在这一战略中，美国自身的体系也需要与国际制度相结合，从而更好的实现美国的战略意义。
而自由国际主义的核心内容也比较易于理解，首先是美国必须维持较大规模的军队开支，其原因是美国必须以强盛的军备力量来维护国际与自身的正当利益，这就对美国现有的军事力量提出了较高要求。
事实上这或许也是美国如今较为极端的外交政策的初始形态，自由国际主义的这一点要求美国的军事必须在面对一切可能威胁这种国际秩序的力量出现时，美国必须拥有足够的能力进行干预和阻织。
在这种思维倾向之下，美国自然而然地确立了自身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并在任何自己认为有必要的时刻出手干预别国内政。
其次，自由国际主义战略在对外经济政策上往往主张推行自由贸易和金融国际主义，致力于构建一个开放和相互依赖的国际经济体系。
因此，在美国大多数政治家看来，发展自身经济的同时促进国际金融环境的改善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世界和平，对于美国国际地位的持续提高是百利而无一害的。
再者，美国作为世界贸易的最大份额所有国，拥有超强的商品竞争力，因此美国在向世界提供开放的市场和稳定的货币同时也可以从中获取最大的经济利益。
最后，自由国际主义战略还意味着广泛参与各类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通过构建一种基于制度的新型霸权，使美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地位能够超越自身实力的局限。
例如，通过在联合国、北约等多边政治、军事组织及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经济、贸易组织中发挥主导作用，美国不仅可以降低维持世界霸权的战略成本，而且可以使美国的霸权更容易被其他国家接受。
当然，这一选择也意味着美国在很多情况下不得不受制于国际制度和多边合作，从而减少了自由行动的空间。
综上所述，所谓自由国际主义，其实就是罗斯福总统基于二战时期种种政治、经济状况以及本国的外交实践，通过世界各国多边的全方位合作，来达到美国人所设想的价值体系，从而改造世界以实现本国利益。
国际秩序重整
基于这样的理念，美国也在总统罗斯福的带领下为此而做出了许多努力。
罗斯福政府清醒地知道，这种自由国际主义需要华盛顿较为持续的引导和控制，这也是美国建立一种美国样式的世界秩序的核心要素，正如美国所预想的一样，这种自由主义秩序将赋予美国更多的权力和控制力，但却无法按照美国的设想得到新的世界秩序，反而转化成为了美国模式。
然而当时的罗斯福政府可谓当局者迷，为准备建立新秩序的经济条件，美国于1932年以渥太华协定确立了英国的帝国特惠网络，旨在将将世界带入一个开放的贸易体系。
而英国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难以承受战后所面临的经济衰退和严重失业问题，相较于开放的贸易，英国政府此时明显更看重如今的社会经济不稳定状况。
英国两大政治派别就此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最终与美国达成了《布雷顿森林协议》，相较于此前的两种选择，布雷顿森林方案无疑是一种折中的选择。
尽管如此，考虑到英国此时衰弱的经济以及整个欧洲大陆经济的衰退，美国还是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向英国发放贷款。
然而就在此时斯大林发表了著名的“两个阵营”演说，将资本主义西方与社会主义世界的斗争搬上了历史舞台，随后世界形势变得更为紧张。
关于世界安全事务方面，罗斯福起初对建立国际安全组织的提议犹豫不决，但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和美国参战后便正式下定决心构建战后安全合作组织了。
1945年，联合国成立大会于旧金山召开，然而在此大会上所决议的宪章却并没有实现当时的构想，但却有人提出欧洲团结的政策，意在将欧洲建设成为美苏之外的第三股世界力量，以促进战后的多极体系，更好的稳定世界局势。
然而随着冷战的来临且美苏之间的敌对关系愈演愈烈，美国所设想的一切终究没有预料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发生，就这样，美国关于开放的自由主义秩序的愿景最终还是转变成为了一种以美国为中心的霸权主义。
但这种由美国领导的战后秩序形成后，美国提出通过提供安全、经济开放、保障规则来领导和管理国际秩序的建议则被其他国家默许。
而美国由自由主义秩序转变为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也是因为安全契约和政治契约的支撑。
安全契约来源于冷战时期，美国为在自身阵营的国家和团体提供军事保护、贸易支持和制度维护等优待。
这一契约的建立不仅为有关国家提供了安全的社会秩序，还在经济维度上促进了其他伙伴国家的发展和稳定，他们反过来也将以合作的态度支持美国拥有更大的全球领导地位。
与此同时，美国对伙伴国的保护和支持，在很大程度上也成为了促进欧洲和大西洋地区经济恢复和贸易投资繁荣的重要原因。
除此之外，美国的这一系统性举措，也将位于东亚的日本整合进了西方世界经济，冷战时期美国又将重点转移到促进日本经济增长和政治稳定的政策上来，并在此后的几年间将日本带入美国的安全和经济轨道。
在帮助日本在东南亚建立新的商业关系和寻找原材料市场，以弥补缺失中国和朝鲜市场后的损失发挥了领导性的作用。
事实上，美国为促进其他冷战盟国的发展并将他们拉入美国所领导的体系，甚至不惜开放自己的国内市场并忍受经济上的不公平待遇，可见其对于这一无声的战役的重视。
正如本杰明·科恩所指出的一样，为美国盟友所普遍认可的美国霸权体系虽然给予了美国在国际上单边行动以推进美国利益的特权，而相应的美国也需要允许他们利用该体系促进自己的经济繁荣，因此这种表面上的互利共赢实际上很大程度要靠美国付出相应代价才能够成为现实。
再者，自由主义霸权之下的政治契约则是更为含蓄内敛的，美国自愿将自己与其他同盟国相捆绑以实现自我开放，那么欧洲及东亚国家就必须接受美国在他们这个联盟中的领导地位，也不得不适应和习惯在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中发展和处理日常事务。
与美国直接撕开伪善的面孔霸权国际不同的是，其主要伙伴国均具有自由民主国家的特性，因此，他们在围绕多边主义、同盟伙伴关系、战略克制以及合作安全等原则所建立起来的同盟关系是较为稳定的，双方基于一定共识而达成的联盟也使得美国的权力和地位更加持久，对其他国家对威胁性也较小。
在美国于欧洲实施以北约为依托的多边主义战略时，它又同韩国等东南亚国家签署了一系列的双边安全协议，因此欧洲各国和东亚虽然都是美国的盟友，但却有着本质上的区别。
但是，即便欧洲与东亚存在着某些差异，他们共同与美国所缔结的政治契约还是构成了自由主义霸权秩序的保护伞和支柱，与此同时，美国也不断采取措施刺激欧洲和日本的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以求得更大的利益。
总之，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十年间确实逐渐确立了一种国际秩序，但在冷战的笼罩之下，世界强国间的关系瞬息万变，因此一种围绕着合作安全、受管制的开放市场、多边治理的美国自由主义霸权的领导地位所建立起来的西方秩序出现了。
不得不承认，在二战后的各个阶段内，美国受这一历史时期的变化影响，使得其本身所想要建立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在这一被逐渐拼凑起来的秩序中，美国、西欧、东亚均在不同程度上做出了妥协，让世界的政治、经济形势强行适应其所谓的秩序，这无疑是难以成功的。
在美国所领导的战后秩序中，最戏剧性的变化当属东欧剧变，冷战结束，自此一个时代也随之终结，而刚刚开启的则是完全不一样的另一个时代。
冷战的终结使得美国所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得到了巩固和扩展，但更为深刻的却是国际体系的宏大变化也为其领导带来了更严重的危机。
冷战结束后，罗斯福曾经提出的由美、英、中、苏四个国家共同维护国家秩序的构想彻底破灭，与此同时，冷战时期由美国和苏联各自领导的两极秩序也被打破了平衡，美国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也成为了一种外部秩序，扩展到了更大的全球体系。
然而，美国在扩大影响的同时也在慢慢启动新的危机。
如果说冷战时期美国是为了维护本国的权威而通过与苏联对抗，形成两极制衡以持续经营自由主义秩序，那么随着冷战落下帷幕，美国表面上的统治特性也会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争论。
因此，这种全球体系的深刻变化，是的美国不得不面临全新的困境和挑战，而这种潜在的暴力和不安全因素又会在全球范围内引起轩然大波，这将会严重破坏美国的霸权契约和制度。
曾有人预言：两极体系将随着冷战的逝去而消失，多极状态将成为新的国际秩序。这样的言论在当时的国际上不在少数，似乎这将成为一种历史必然。
然而令所有人意外的是，这些预言和观点最终都没有成为现实，冷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先进工业国之间的关系依旧是稳定和开放的。
甚至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北约的成员国不减反增，美日同盟至今依旧存在，世界没有重新进行权力分配而最终形成多极状态，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美国依然稳坐超级大国的位置，发展远超欧洲和日本。
再言之，美国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以居高临下的实力和地位展现了其霸权领导的多种优势，它不仅在全球力量中具有超群的地位，更在那几年间将其他发达经济体远远甩在身后，因此俄罗斯的衰败、欧盟的发展缓慢和日本经济的停滞均成为了其国力发展的优势所在。
因此，在这种优势加持之下，美元获得了储备货币的地位。
这种权利令其在战争爆发，国内支出陡然增加的情况下仍无需像其他国家一样担心负债累累，甚至无需通过利率来保护自己的货币，不会因为贸易的长期不平衡而备受压力，这或许也是美国可以在此后与伊拉克展开战争的同时仍能维持预算赤字和减税的原因。
时至今日，数十年前由罗斯福提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并没有完全意义上的结束。
首先，关于旧时世界推翻旧秩序重建新秩序的手段—战争，已无法再在目前的国际大国之间出现了，经过漫长的世界磨合期后，当代的国际关系无疑是历史上维持时间最久的和平时期，随着核武器的研发，大国之间爆发战争将会带来全球性的毁灭，这时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承受的。
而世界范围内自由民主国家的崛起也使得其主导地位在国际上确立起来，对于潜在为危机具有更为敏感的动向。
全球关系发展至今，美国所热衷的霸权终将无法实现，但在幻想破灭的同时却可以重新赢得权威和尊严，和平终归是国际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自由主义利维坦》 上海 http://find.nlc.cn/search/showDocDetails?docId=-3266109214613079562&dataSource=ucs01&query=自由主义利维坦
《社会联盟与二战后美国对外战略演化的逻辑》 上海 http://find.nlc.cn/search/showDocDetails?docId=7820561198101169183&dataSource=ucs01&query=社会联盟与二战后美国对外
谢选骏指出：人说“罗斯福曾多次强调：未来的世界秩序，要靠四个国家维护”——我看这个瘫子不懂修昔底德陷阱，不懂大国競爭才是战争的策源地。
【29、罗斯福像斯大林一样窃取了前任的成果】
《抗击大萧条：胡佛的新政》（[美]默里·罗斯巴德 2023-06-27）报道：
胡佛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动员者和经济规划者；一贯主张通过企业联盟化以及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以稳定工业发展；率先在工业界推广亲工会理念，以保障劳工合作；支持高工资标准，以维持购买力和商业繁荣；积极支持在经济萧条时期开展大规模公共工程项目；倡导通过政府项目提高农产品价格和促进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没有人能像赫伯特·克拉克·胡佛那样完美地胜任大萧条之初的总统职位，以及完美地应对大萧条，即提出被称为“新政”的激进中央集权计划。这正是赫伯特·胡佛做的事情。历史学中最具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就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的每一个政策措施的缔造者竟然被历史学家和普通大众奉为自由放任主义的最后一个坚定捍卫者。
让我们来看看新政。为应对严重的经济萧条，政府迅速加强了干预，其特点是：通过政府和企业的共同规划实现工业的企业联盟化；提高物价和工资标准，扩大信贷、大规模失业救济和公共工程项目，支持农产品价格，以及扶持薄弱和不稳定的商业。所有的这些政策措施都是由胡佛总统创立的。胡佛刻意地、深思熟虑地、剧烈而迅速地打破了美国对萧条采取自由放任主义政策的传统。正如胡佛在1932年总统竞选中宣称的那样：
……我们本可以什么都不做，那就彻底毁了。实际上，我们向私人企业和国会提出了共和国历史上最庞大的经济防御和反击计划。我们付诸实践。直到现在，华盛顿政府才认识到，在这种时候，它肩负着如此宽泛的领导责任……这是经济萧条历史上的第一次，股息、利润和生活成本在减薪之前已经下降……工资一直保持不变，直到生活成本下降和利润几乎消失。如今，美国的实际工资是世界上最高的。
1929年10月24日股市崩盘，胡佛立即开始实施他的“巨无霸”计划。其中最重要的举动是召集美国主要金融家和实业家参加一系列白宫会议（White House Conferences），敦促他们保证不降低工资标准并扩大投资。胡佛解释道，这些会议的总体目标是协调企业和政府机构一致行动。一个又一个行业团体承诺将维持工资标准不变。胡佛坚持认为，现在和之前的经济萧条完全不同，之前的工资标准快速、剧烈下降（我们可以做一个补充说明，当时的萧条很快就结束了），现在为了支撑大众购买力，工资标准必须是最后一个下降的。由此，经济衰退的全部负担落在了商业利润肩上。这一系列会议中最重要的一次发生在11月21日，当时亨利·福特（Henry Ford）、朱利叶斯·罗森沃尔德、沃尔特·蒂格尔、欧文·D.杨、小阿尔弗雷德·P.斯隆（Alfred P. Sloan，Jr）和皮埃尔·杜邦（Pierre du Pont）等重量级的工业领袖都承诺配合胡佛的计划。这些协议被公布于众，胡佛在12月5日的白宫会议上称赞这是“企业与公共福利之间的关系在整个观念上的进步……与三十或四十年前工业界的……专断和互撕的态度相去甚远”。美国劳工联合会对这个新发展表示赞许，宣称以前从未有工业领导人“被要求一起行动”。次年3月，美国劳工联合会报告说，大公司确实遵守了他们的协议，维持了工资标准不变。
1930年9月，胡佛采取了另一项缓解失业问题的措施，顺便提高了工资标准。胡佛实际上已经通过行政命令禁止了任何移民进入美国。为了与该政策的目标保持一致，即通过强迫某些人退出劳动力市场以解决失业问题，他刻意加速驱离“不受欢迎的”外来人口，每年被驱离的人数达到2万。
在灾难性的经济大萧条和史无前例的漫长大规模失业期间，工资协议得到了严格遵守。事实上，由于物价迅速下跌，那些足够幸运的没有失业的人的实际工资是急剧上升的。经济学家利奥·沃尔曼（Leo Wolman）指出，“事实上，在过去任何一个强度和跨度与1930年至1931年的大萧条相当的经济萧条期，工资都没能像后者期间那样保持那么长的时间未降低”。这是一个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自由主义者到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都为之欢呼的记录。1932年，经历了数年的严重萧条和灾难性失业之后，企业再也无法维持工资水平了。1931年秋季，美国钢铁公司鼓起勇气降低工资标准，尽管公司的总裁并不同意这样做，且威廉·格林也指责其违背了1929年对白宫所作的承诺。大公司们打破协议的速度缓慢，而且减薪也多发生在高管阶层，即失业概率最小的地方。尽管工资有所下降，但从1929年到1933年仅下降了23%，低于物价的下降水平。因此，实际工资在这段时间里还是上涨了，在主要的制造业中上涨率超过8%。1921年的经济萧条虽然更温和，但工资水平的下降却更迅速，涉及的人数也更多。但是，在创记录维持工资水平的同时，失业率大幅上涨。到1933年，失业率上升到劳动力的25%，主要制造业的失业率一度达到惊人的46%。不幸的是，只有少数评论员和经济学家认识到这些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 维持工资水平正是加深和延长大规模失业和经济大萧条的主要因素。
此外，胡佛竭尽全力推动了货币和信贷的大规模扩胀。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从1929年9月的3亿美元增加到1933年3月的18.4亿美元，增长了6倍。通常情况下，这会导致银行准备金增加6倍，货币供应大幅增加。但胡佛对通胀的推动被经济力量挫败。尽管美联储再贴现率急剧下降，但由于商业需求疲软，美联储再贴现仍下降了5亿美元；由于公众对不稳定和通胀的银行体系越来越不信任，流通中的现金增加了15亿美元；银行开始囤积超额准备金，因为他们害怕投资在企业倒闭的浪潮中被卷走。胡佛恼怒银行的行径，谴责“商业银行在推动信贷扩张方面……不予配合”。重建金融公司的领袖阿特利·波梅雷内（Atlee Pomerene）宣称，任何具备流动性但不发放贷款的银行都是“国家的寄生虫”。胡佛命令财政部部长奥格登·米尔斯成立一个由主要工业家和银行家组成的委员会，施压银行扩大信贷。该委员会的主席是通用电气的欧文·D.杨，其成员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沃尔特·吉福德、国民城市银行的查尔斯·E·米切尔（Charles E. Mitchell）和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沃尔特·蒂格尔。在其任期结束及其通胀计划彻底失败前，胡佛提出了一些典型的新政措施： 银行休假日和临时性银行存款联邦“保险”。
事实上，胡佛认真考虑过援引一项被遗忘的战时法律，从而把“囤积”黄金（即将美元兑换成黄金）变成一项刑事犯罪行为。此外，胡佛的财政部部长和副部长在任期结束前决定废除金本位制度。虽然他最终没有走到这一步，但他确实竭力阻挠了金本位制度的运转，谴责那些合法把美元兑换成黄金或把银行存款兑换成现金的人。1932年2月，胡佛成立了公民重建组织（Citizen‘s Re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该组织致力于谴责“黄金囤积者”和不爱国的“叛徒”，其领导人是芝加哥的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上校。主要的工业家和劳工领袖都加入了该组织。胡佛还试图悄悄阻止美国媒体刊登有关银行危机的全部真相以及公众对政府越来越多的批评。
胡佛在增加联邦政府的开支方面也毫不松懈。联邦支出从1929年财政年度的33亿美元增加到1932—1933年财政年度的46亿美元，增长了40%。与此同时，联邦预算收入减少了一半，从40亿美元下降到不到20亿美元。这表明胡佛是一个非常原始的凯恩斯主义者，他愿意承担近60%的预算赤字。到那时为止，这是美国历史上和平时期联邦政府出现的最大财政赤字。
正如人们所料，一部分大幅增长的联邦支出是用于公共工程。胡佛扩大公共工程（提出在1929年12月前增加6亿美元投入）的行动是如此迅速，以至于经济学家J.M.克拉克在1929年年底为胡佛“建筑业政治家的伟大尝试”欢呼。1931年2月，胡佛的就业紧急委员会在推动国会通过参议员瓦格纳的《就业稳定法》（Employment Stabilization Act）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法令设立了就业稳定委员会（Employment Stabilization Board），以在经济萧条时期扩大公共工程建设，并设立了一笔1.5亿美元的基金用于相关实施。胡佛愉快地签署了这项法令，并向资深的公共事业倡导者奥托·托德·梅勒里表达了赞赏。胡佛在回忆录中自豪地说，他领导的联邦政府建设的公共工程比联邦政府在过去的30年里建设的更多，是自己亲自说服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把它们的公共工程项目扩大了15亿美元规模。胡佛还启动了博尔德（Boulder）水坝、大古力（Grand Coulee水坝）和加利福尼亚中央谷地（California Central Valley）水坝工程。博尔德项目成为联邦第一个大规模、多用途流域项目。在1921年发起这个工程后，胡佛还与加拿大签署了修建圣罗伦斯航道（St. Lawrence Seaway）的协议，但该协议被参议院否决。
必须指出的是，胡佛，这位公共工程稳定派的资深先驱，在他任期的最后一年，发现公共工程快速发展的规模已经超出了他的设想。当评论家、经济学家、政治家、商人以及建筑业都在大声疾呼再向公共工程投入数十亿美元时，胡佛开始撤退。他意识到公共工程耗资巨大，而且只能给一部分人带来救济。胡佛开始偏向联邦援助拨款和可以收回成本并产生利润的公共工程。因此，联邦公共工程开支在1932年仅略有增加。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胡佛对公共工程的疑虑越来越多，这反映出他被加速发展的集体主义思想甩在了后面，这种思想是在他担任总统的最后一年发展起来的。
政府的另一项大型干预措施是胡佛总统根据1932年7月的《联邦住房贷款法》设立的住房贷款银行体系。该法令得到了建筑协会和贷款协会的大力支持，对这些协会而言，该法令就是自己行业的《联邦储备法》。财政部提供2500万美元的资本金，在联邦住房贷款委员会之下设了12家地区银行，作为建筑业和贷款业的法定中央抵押贷款贴现银行。胡佛最初提出了一个宏大的全国抵押贷款贴现体系计划，打算也纳入储蓄银行和保险公司，但后者拒绝了这个提议。事实上，胡佛曾抱怨，国会对联邦住房贷款委员会可以提供的贴现金额设置了过于严格的限制，他尽了最大努力推动该新体系的运作。
胡佛为新政奠定的最明显基础之一，是他在1932年1月创立的重建金融公司。战争期间的战争金融公司向企业提供紧急贷款，重建金融公司的设立显然是受到之前这家公司的启发，并以其为蓝本。重建金融公司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是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战争金融公司总经理小尤金·迈耶；战争金融公司的大多数老员工都受雇于这家新公司。
重建金融公司始于1931年秋设立的国家信贷公司（National Credit Corporation）。在胡佛及其助手参加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主要银行被劝说在美联储的协助下通过国家信贷公司向那些摇摇欲坠的银行提供信贷。当主要银行对这个安排支支吾吾时，胡佛威胁通过立法强制实施合作；作为他们同意国家信贷公司这种安排的答谢，胡佛政府答应国家信贷公司只是暂时的，很快会成立重建金融公司予以取代。
1932年1月，国会匆匆通过了重建金融公司法案。财政部向重建金融公司注资5亿美元，并授权它发行总额高达15亿美元的债券。迈耶成为这家新机构的董事长。在1932年上半年，重建金融公司以极为隐秘的方式发放了10亿美元的贷款，这些贷款中的大部分给了银行和铁路公司。铁路公司为了偿还大银行（主要是J.P.摩根公司和库恩-洛布公司）的债务，用去了其中的近5000万美元。这项政策的一位重要支持者是小尤金·迈耶，其理由是“促进经济复苏”，直白地说，就是“向银行注入更多资金”。迈耶如此积极主动，很可能是因为他的妹夫乔治·布卢门塔尔是J.P.摩根公司的高管，而他本人也曾是摩根银行的一名高管。
但是，胡佛仍然不满意重建金融公司项目的规模。他认为，重建金融公司应该向更宽泛的工业和农业受众提供贷款，而且应该能够提供资本贷款。1932年7月，国会通过了重建金融公司法修正案《紧急救济和建设法》（Emergency Relief and Construction Act）。该法令把重建金融公司的总资本从20亿美元增加到38亿美元，几乎增加了一倍，并大幅扩张了重建金融公司的贷款范围。1932年全年，重建金融公司发放贷款总额达23亿美元。
赫伯特·胡佛对政府援助工业和银行业的热情并没有延伸到对穷人的经济萧条救济；在这方面，他更多地倾向于自愿主义。胡佛坚持自愿救济的立场，直到1932年年中。1930年或1931年，亚瑟·伍兹（Arthur Woods）上校敦促胡佛实施联邦救济。伍兹上校是胡佛紧急就业委员会的主席，之前曾担任洛克菲勒普通教育委员会（General Education Board）委员。但是，真正发挥作用的是一批重要的芝加哥实业家。1932年年中，他们说服胡佛改变主意，建立联邦救济计划。胡佛的《紧急救济和建设法》不仅把重建金融公司贷款的范围扩大到工业企业，而且是美国第一部联邦救济立法。重建金融公司得到授权向各州发放贷款3亿美元，用于救济穷人。
在整个经济大萧条期间，赫伯特·胡佛显露出他对投机和股票市场的厌恶。1930年秋季，胡佛威胁对纽约证券交易所实施联邦监管。此前，纽约证券交易所一直被认为只接受所在州的监管。胡佛迫使该交易所“自愿”同意不发放用于卖空的贷款。1932年，胡佛再次发起攻击，声称联邦政府将对卖空行为采取行动。他还极力劝说参议院调查交易所的“恶意……空头袭击”。胡佛似乎认为，股票市场根据当前的（低）收益来判断股票价值的做法是一种有罪的背叛。胡佛接着提出了设立监管机构的建议，该建议后来落地为新政中的证券交易委员会。胡佛对这个监管机构公开表示赞许。
当经济大萧条来临时，胡佛的联邦农场委员会已经做好了行动准备，即实行其新政农业政策原型，设法提高和支撑农产品价格。
联邦农场委员会的第一个大型行动是针对小麦的。该委员会建议有意愿的小麦种植者像企业联盟一样行事： 简而言之，暂停小麦销售，等待价格的上涨。之后，它向小麦合作社发放贷款1亿美元，以保留小麦库存，从而抬高价格；它还建立了一个中央谷物公司，协调小麦合作社的行动。当发给合作社的贷款未能阻止小麦价格的下跌时，中央谷物公司开始自己购进小麦。联邦农场委员会的贷款和购买成功地把小麦价格维持了一段时间，但到了1930年春天，这种做法诱导农民扩大生产，加剧了小麦的过剩，唯一的结果是价格进一步下跌。
胡佛政府清楚地认识到，除非小麦产量下降，否则企业联盟化和抬价政策不会奏效。在美国农业部部长和联邦农场委员会的领导下，一轮典型的胡佛式道义劝说行动开始了；华盛顿派出一群经济学家敦促西北地区规模较小的小麦种植户——支撑小麦价格的最初倡导者——从种植小麦转向种植其他农作物。农业部部长亚瑟·M.海德（Arthur M. Hyde）和联邦农场委员会亚历山大·莱格访问了中西部地区，敦促农民减少小麦种植面积。但是，正如大家所料，这些道义劝说无济于事，小麦继续堆积，价格继续下跌。在11月之前，政府的谷物稳定公司（Grain Stabilization Corporation）购买了超过6500万蒲式耳小麦，试图阻止小麦市场价格下跌，但是收效甚微。接着，1930年11月，胡佛授权谷物稳定公司购买尽可能多的小麦，以阻止小麦价格的下跌。但是，经济的力量不会那么轻易被击败，小麦价格仍在下跌。最后，联邦农场委员会承认失败，抛售其囤积的小麦库存，进一步加剧了小麦价格的下跌。
类似的价格支撑计划也曾在棉花领域实施过，但带来的是同样的灾难性后果。联邦农场委员会主席詹姆斯·C.斯通甚至动员各州州长，把每三排棉花都犁掉一排，但是仍没有起到作用。在羊毛、黄油、葡萄和烟草行业，也发生过导致灾难性结果的类似企业联盟化尝试。
很明显，除非强制性限制生产，否则企业联盟计划是行不通的；农民太多了，自愿性的道义劝说起不到任何作用。胡佛总统开始沿着这个思路行动，他建议停止耕种肥沃的土地，把庄稼犁倒，宰杀未成熟的牲畜——所有这些都是为了解决胡佛价格支撑计划所导致的产品过剩。
与此同时，胡佛总统在其他领域推行的企业联盟化取得了较大的成功。1931年5月，胡佛下令停止签订以伐木为目的的联邦森林新租约。他还把超过200万英亩的林地从生产用地变成“国家森林”，从而把国家公园的面积增加了40%。
1930年4月，胡佛推动了《麦克纳里-瓦特斯法》（McNary Watres Act）的通过，该法令旨在利用邮政航空邮件扶持和管制把商业航线置于联邦的组织和控制之下。仰慕胡佛的传记作者写道，由于该法令的实施，“这些航线被整合成一个精心规划的全国商业航线系统……这个国家免于陷入复杂混乱的航线之中，这种乱象曾在铁路运输业的发展中出现过”。
胡佛还敦促国会制定第一部电力公司联邦监管法。胡佛最初的提议是授权联邦电力委员会（Federal Power Commission）与州电力委员会合作设定各州电力费率。国会拒绝了胡佛的这个提议；虽然联邦电力委员会的规模有所扩大，但其权力仍然限于河流的水力发电。
在煤炭行业，胡佛与销售额占阿巴拉契亚烟煤四分之三的阿巴拉契亚煤炭联合公司（Appalachian Coal combine）合作，试图提高煤炭价格，并分配各个煤矿的产量。胡佛呼吁减少煤炭行业盛行的“破坏性竞争”。
胡佛采取了更具体的措施帮助石油行业的企业联盟化。胡佛和内政部部长雷·莱曼·威尔伯（Ray Lyman Wilbur）鼓励得克萨斯和俄克拉荷马等州以“保护”的名义通过石油配额生产法，减少原油生产，提高价格，并制定州际契约就配额生产计划开展合作。为了促进这些法规的执行和实施，胡佛暂停了所有涉及公共土地的石油开采租赁新增契约，并向公共土地附近的石油生产商施压，敦促他们减少石油生产。
特别是在支持和鼓励配额生产法方面，胡佛与大型石油公司站在了一起。胡佛和威尔伯关于周日停止石油生产的建议，得到了大公司的认同，却因为小生产商的反对未获通过。小企业强烈要求对进口原油和石油产品征收保护性关税，胡佛在1932年同意了这个要求。关税使国内企业联盟和配额生产法能更好地发挥作用。关税是用来限制进口的，这也表明，制定配额生产法的动机并不是简单地保护国内石油储备，而是旨在减少国内市场的石油供应。
尽管胡佛采取了这么多措施，石油行业仍然不满足。石油行业想得到更多，它希望联邦立法直接支持生产限制和价格提高。因此，在这个行业，胡佛总统也开始失去对美国工业中加速发展的企业联盟化运动的领导力。
在棉纺织业，长期与胡佛保持密切关系的棉纺织协会，狡猾地举着“人道主义”幌子，推行垄断性减产。其方法是呼吁废除妇女和儿童的夜间工作；这种经过巧妙设计的方法既可以迎合胡佛（以及整个行业）的垄断理念，也符合胡佛的人道主义言论。棉纺织协会在1930年和1931年向各个工厂施压，要求废除妇女和儿童的夜间工作，这场运动得到了胡佛和他的商务部的大力支持，他们积极地“帮助鞭策非合作者就范”。胡佛公开表达了自己的坚决支持，商务部部长拉蒙特给棉纺织经营者寄去私人信件，敦促他们遵守行业决定。1931年和1932年，政府持续施加巨大的压力。拉蒙特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召集几位主要的银行家，并得到胡佛的支持，一起向拒不合作的经营者施压，迫使他们就范。
但是，这个企业联盟计划也失败了，因为棉纺织品价格继续下跌。减产的约定继而瓦解。企业联盟的失败原因与联邦农场委员会的失败原因类似： 尽管面临来自政府的巨大压力，减产仍然取决于自愿。只要政府不直接强制纺织企业遵守生产配额，价格就不会上涨。1932年，棉纺织业也对老朋友胡佛失去了耐心；该行业开始鼓动政府施加强制力，以使企业联盟化发挥作用。
1931年至1932年，棉纺织业、石油业和农业等行业的态度迅速蔓延至整个美国的各行各业： 对美国走向法团国家的速度不再抱有耐心。在经济大萧条的影响下，美国产业界与美国的知识分子和劳工领袖携手，疾呼建立一个彻底集体主义的法团国家——联邦把行业协会组织成强制性企业联盟，以限制生产和提高价格。
在呼吁建立强制性企业联盟化法团国家的人之中，最重要的是杰勒德·斯沃普，他是资深的法团自由主义人士，也是通用电气的负责人。1931年秋季，斯沃普在全美电器制造商协会（National Electrical Manufacturers Association）的会议中提出了著名的“斯沃普计划”，并在12月得到了美国商会的认可。美国商会主席亨利·I.哈里曼（Henry I. Harriman）对这个计划特别热心，宣称任何持反对意见的商人都会“被认为是特立独行的……会被孤立起来，烧上烙印，并且最终不得不跟随主流意见”。美国钢结构协会（American Institute of Steel Construction）的查尔斯·F.阿博特（Charles F. Abbott）称赞斯沃普计划是打击“自称有权为所欲为的狂妄之徒”的“公共安全措施”。美国劳工联合会支持一个类似的计划，该计划在全局控制中赋予工会稍微多一些的权力。特别积极推动此计划的是约翰·L.刘易斯和西德尼·希尔曼，他们后来组建了以新政为导向的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CIO）。
全国工业联合会的经济学家维吉尔·乔丹（Virgil Jordan）博士对商业舆情进行了总结。他以赞许的口吻得出结论，商人们已经准备好迎接“经济墨索里尼”。
鉴于赫伯特·胡佛对法团主义的长期实践，商界领袖自然希望胡佛能全心全意地支持商业集体主义新动向。但是，他们惊讶和懊恼地发现，胡佛从深渊中猛然抽身，不再追求他整个职业生涯一直遵循的逻辑。
革命吞噬其创始人和先驱者的事例并不罕见。随着革命进程的加速，早期领导人从他们毕生工作的隐含逻辑中抽身，跳出他们帮助发起的、正在加速发展的潮流。赫伯特·胡佛正是这样。胡佛毕生致力于法团主义，但他也一直喜欢用含糊的自愿主义掩盖他的法团国家强制性。他始终在传统自愿主义言辞的天鹅绒手套里寻求并使用强制手段。但是，现在他的老朋友和同事，如他的长期助手兼美国商会领导人朱利叶斯·巴恩斯（Julius Barnes）、铁路大亨丹尼尔·威拉德和实业家杰勒德·斯沃普等，都在敦促他扔掉自愿主义的外衣，接受赤裸裸的极端法团国家主义经济。赫伯特·胡佛无法迎合他们；当他发现这种新趋势时，他开始与之抗争，但从来没有放弃他以前的任何立场。赫伯特·胡佛走向了朝着中央集权主义加速迈进的反面。仅仅是因为以一种慢得多的步伐在向前推进，这位昔日的“进步”法团主义者，相对于迅速涌动的意识形态潮流，现在变成了一个胆小的温和派。这位领导者和舆论塑造者正在成为过客。
胡佛开始反击，坚持必须保留一定比例的个人主义和一定程度的旧“美国制度”。他指责斯沃普计划以及其他类似的计划将导致工业的完全垄断，将导致一个庞大的政府官僚机构的建立，并将导致社会的单一化。简而言之，就像胡佛气愤地对亨利·哈里曼说的那样，斯沃普-美国商会的计划简直就是“法西斯主义”。赫伯特·胡佛终于看到了极端中央集权主义深渊，却没有任何办法。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没有这样的顾忌。胡佛的决定产生了至关重要的政治影响。哈里曼在1932年竞选开始时直截了当地告诉胡佛，富兰克林·罗斯福接受了斯沃普计划——他会以《全国工业复兴法》和《农业调整法》充分证明自己。哈里曼警告说，如果胡佛固执己见，工商界，特别是大企业，将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胡佛干脆地予以拒绝，导致大企业实施了他们的威胁。那是赫伯特·胡佛最辉煌的时刻。随着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的到来，美国的法团自由主义者找到了他们的圣杯。他们永远不会原谅，也永远不会忘记赫伯特·胡佛在带领美国踏入“应许之地”时的畏缩不前。对愤怒的法团自由主义者来说，胡佛的谨慎看起来非常像老式的自由放任主义。因此，赫伯特·胡佛的自由放任个人主义坚定拥护者的形象深深地印入了公众的脑海。作为美国法团国家主义的伟大先驱，最后却留下这样一个形象，这对胡佛的职业生涯来说是一个讽刺性的结局。
（本文选摘自《现代美国的起源》，[美]默里·罗斯巴德著，[美]帕特里克·纽曼整理汇编）
谢选骏指出：人说“抗击大萧条：胡佛的新政”——我看罗斯福像斯大林一样窃取了前任（胡佛和托洛茨基）的成果。
【30、罗斯福像普京都是“总统专业户”】
《“美国英雄国家公园”暂定名单上为何没有罗斯福？》（2020-07-07 环球时报）报道：
面对近日的推雕像潮，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独立日纪念期间宣布建设“美国英雄国家公园”，法新社6日报道称，特朗普在未经过详细磋商的情况下突然公布的这一想法似乎很难平息严重分裂美国人民的党派情绪，还会引发美国人的质疑：这样的公园到底会是什么样子？当它在2026年7月4日开放时，会纪念哪些英雄人物？
英国广播公司（BBC）5日报道称，在白宫公布的特朗普行政令中，他坚持新的雕像必须栩栩如生，“而不是抽象的或现代主义的”，但特朗普对公园纪念历史人物的选择引发争议。行政令中暂定的“英雄名单”共提及了30个人，其中既包括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二战将领麦克阿瑟、非裔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还包括“对未来美国的发现、发展或独立做出实质性历史贡献”的非美国人，因此名单提到了对美国原住民来说绝称不上是英雄的哥伦布，却不见原住民或拉美裔美国人的踪影。
在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史教授杰利泽看来，特朗普关于美国英雄国家公园的想法纯粹是一种政治策略。他认为，暂定名单上的一些选择是直接面向右翼的，比如已故保守派大法官斯卡利亚，却没有富兰克林·罗斯福等任何现代左派历史人物。美国历史学会执行主席格罗斯曼5日告诉《华盛顿邮报》，“这些选择五花八门，有的古怪，有的可能不合适，有的可能具有挑衅意味。”格罗斯曼分析说，特朗普的行政令要求成立特别工作组，并在60天内提交报告，详细说明公园选址等计划，“这似乎是一种赤裸裸的试图抓住文化冲突来转移注意力的行为”。他认为，特朗普之所以这么着急建公园是因为选举即将来临，但这样做会破坏塑立雕像的初衷。他说：“首先，你可以咨询不同社区，了解他们心中的英雄是谁，而不是自己选择。你可能还想咨询专业人士，比如真正的历史学家。”
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夏洛特分校的历史学教授考克斯认为，也许比挑选英雄的随意更糟糕的是公园背后明显的政治动机，“它没有解决现实问题，没解决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的真正辩论和动荡”。BBC分析说，特朗普在3日的“总统山”演讲中猛烈抨击破坏国家文化遗产的抗议者，英雄公园则是他象征性的回应，这座公园将是特朗普对美国“例外主义”的华丽致敬，这也预示着秋季的总统竞选将是一场激烈的文化战争。
谢选骏指出：人问“美国英雄国家公园”暂定名单上为何没有罗斯福？我看这是因为，罗斯福不是英雄，只是个“总统专业户”。
《俄杜马议员称普京和罗斯福都是务实主义者》（俄新网莫斯科2007年2月9日）报道：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施政方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康斯坦丁·科萨切夫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施政方面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科萨切夫8日在纪念罗斯福诞生125周年的会议上发言时称，罗斯福"不是左派，不是右派，也不是中间派人士"。
他说："罗斯福没有研究过意识形态，他一贯实施他个人认为优先的任务。他用自己的务实主义将美国人民团结在一起。我认为，这正是俄罗斯现任总统普京与美国前总统罗斯福的主要共同点。"
他表示，罗斯福完全是从国家的利益出发行事，并不是以加强自身权利为目的。科萨切夫说："我认为，在这方面普京总统完全可以和当年的罗斯福相提并论"。
谢选骏指出：人説罗斯福“不是左派，不是右派，也不是中间派人士”——我看他像独裁者普京一样是個“总统专业户”，为了权力，不惜赌命押国运，进行全球性冒险。所以我说“罗斯福是美国条件下的斯大林”，难怪二狗，称兄道弟玩情誼。
【31、正常人都會警惕流浪狗】
《美国为何如此惧怕共产主义？》（天涯补刀君莫愁 2024-05-14）报道：
相信大家能感受到，这几年，美国政府和一些国家的政府对共产党的惧怕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深的程度。
在特朗普时期，美国政府甚至准备宣布全面禁止中共党员和他们的家属赴美旅行。不仅如此，身在美国的中共党员及家属也可能被驱逐出境。
美国为何如此惧怕共产主义？
您要知道，在中国可是有着高达9600万的共产党员。
现在的美国，已经被共产党吓得有点神经质了，竟然考虑限制中共党员及其家属赴美旅行！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美国现在存在严重的经济问题，而当经济出现严重问题的时候，社会主义的思想就非常容易得到底层老百姓的认同，这有可能对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造成严重的冲击！
其实，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缺点我们在以前已经给大家描述过很多次，今天我们再给大家深入的说说双方的制度问题。
我们现在的制度叫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制度与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有非常大的区别：苏联采取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完全的公有制，没有私有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采取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
当然了，我们这个社会制度与资本主义也有本质上的区别。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在网络上看过两个言论：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中国特色资本主义；
2、中国实际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这两个观点对不对？
都是不对的！
我们的社会性质依旧是社会主义。
这个说起来比较麻烦，我们看下面的图，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阶段主要分为四步：
1、资本主义（完全是私有制）；
2、国家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公有制为补充）；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为补充）；
4、社会主义（公有制）。
美国为何如此惧怕共产主义？
这四个阶段，都曾有国家实践过。
1、私人资本主义：几乎全部是私有经济，采取市场经济，国家不干预经济的发展；
现在的美国采取的就是私人资本主义，无论是土地，还是企业，几乎全部是私有的，政府不干预经济发展，全部由市场自己来决定。
2、国家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主体，公有制作为私有制的必要补充，既有市场经济，也有少量计划经济，国家有限干预经济。
由于市场有时候是不冷静的，尤其是资本为了追求利益，经常会导致经济危机的发生。对于小的危机，市场可以通过自身调节来度过危机，但是有时候会出现大的经济危机，有可能导致市场直接崩溃，失去了“自我修复”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国家来干预经济。
比如，在1929年-1933年，美国发生一场大级别的经济危机，当时的美国总统胡佛依旧采取自由经济的模式，想让市场自动恢复，然而这导致了更大的灾难。于是，罗斯福以“新政”为竞选口号，击败了胡佛，并将美国从经济危机中带领了出来。
所谓的“罗斯福新政”就是指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的法案，对经济进行干预，引导市场走出危机。比如，罗斯福制定了《紧急银行法》、《农业调节法》、《国家产业复兴法》、《社会安全法》等法案。
罗斯福新政其实就已经属于国家资本主义的范围了。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私有制作为公有制的必要补充，市场经济在国家的指导下发展。
现在的中国，既有私有制，也有公有制，但是私有制是作为公有制的补充。
比如，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公有制经济占整个经济的比例达到99.1%，几乎没有任何的私有经济。改革开放以后，私有经济得到飞速的发展，目前私有经济占经济的比例已经超过60%。
或许有人会有疑问：公有制占经济的比重越来越低，私有制则越来越高，是不是说私有制就占主导了呢？
不是！
因为公有制控制了国家的核心部门，包括银行、电力、能源等关系国计民生的行业，私有企业发展的再大，也要受到这些部门的制衡。
4、社会主义：全部是公有制，没有私有制，采取的是计划经济，完全由国家主导。
前苏联和改革开放前的中国就采取的是这种模式，整个国家全部是公有制经济，经济的发展全部由国家进行规划。
看到这，或许又会有人有疑问：我们怎么走了“回头路”呢？
根本原因就是：纯粹的社会主义道路超出了时代的发展。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必须要符合时代的发展，否则无论它在理论上有多么先进，也必然会被时代所抛弃！
纯粹的社会主义有三个严重的问题：
第一，民主、自由和人权程度不足；
第二，竞争力相对低下；
第三，贪污腐败严重。
关于这三个方面，我心中有千言万语，但脑中却是“千丝万缕”，怎么也无法用文字将它们系统的描述出来。
这几天，我总是想尝试着能把它们描述到让每个人一下子就能看明白，然而每次写完后都不能让自己满意，于是只能不断的写，不断的删，再写、再删……最终，我不得不放弃。
虽然很难说明白，但是它们的原理却不复杂。
我们先说说民主、自由和人权的问题。
我现在是自由职业，主要工作就是写文，很多人都羡慕我，因为在他们的眼中：我想写就写，想玩就玩；我想写经济就写经济，想写政治就写政治……我拥有绝对的自由。
相反，如果我在国企里面工作，那么我可能就有任务了：我今天必须要写一篇文，而且是关于经济方面的，赞赏要达到500个，点击要达到10万+……这个自由程度明显要低了很多。
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私有经济：你想干就干，不想干就辞职；你擅长哪个方面，就可以去应聘拥有那个岗位的企业……
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公有经济：在国企，你能想干就干吗？你能想辞职就辞职吗？你能想干啥就干啥吗……
毫无疑问，社会主义没有资本主义那么多的自由的。
社会主义的第二问题是竞争力比较弱的问题。
这个问题似乎不难理解，在国企里面，如果你对薪酬和职位没有太多追求的话，那么你是可以“浑水摸鱼”，虽然没有在私企那么有民主、自由和人权，但是你也可以整天“混日子”——这样的人多了，自然没有竞争力了。
相反，私企就不一样了：在私企，你干的好奖励可能会非常丰厚，你干的不好，老板可能就会炒你鱿鱼——企业自然有竞争力了。
社会主义的第三个问题就是贪污和腐败的问题。
这个问题也不难理解。
如果企业是你自己的，你会去贪污自己公司的钱吗？你会拿着自己公司的钱去公款旅游和花天酒地吗？相反，国企不是你一个人的企业，你贪污了，钱就是你自己的；你出去公款旅游、花天酒地了，也花不到你自己的钱。
正是因为社会主义拥有“自由程度不足”“竞争力较低”“贪污腐败比较严重”这三个缺点，所以苏联才会被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实施“精准”攻击，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那么，是不是说资本主义制度就是比社会主义好呢？
不！
我们上面所说的是社会主义的缺点，而资本主义的缺点更多、更严重。
在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剥削”和“经济危机”的问题。
资本主义国家都是私企，你为资本家干活：如果你不能为资本家创造利益，那么资本家会毫不犹豫的裁掉你；如果你为资本家创造了100万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一定会想尽办法的给自己留的更多……
这个问题异常的严重，因为搞不好，真的能让整个社会“民不聊生”。
人类历史上，绝大多数的战争都是由于剥削导致民不聊生后而产生的——奴隶为了反抗奴隶主的剥削，农民为了反抗地主的剥削，工人为了反抗资本家的剥削，殖民地国家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
当你吃不饱饭的时候，其它的就都不重要了，谁给饭吃就跟着谁——不造反一定会饿死，造反则不一定会死，你是造反还是不造反？
其实，社会主义的思想在很久以前就有了。
在中国，春秋战国的时候，孔子在《礼记·礼运》中提到的“大同”其实就是社会主义的思想。
在欧洲，16世纪的时候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中就提出了“实行公有制”、“人人劳动、按需分配”等社会主义基本原则。
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社会主义都是“空想主义”，没有实际意义。
为什么？
其实，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导致的。
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初期，由于社会生产力不足，无法支持社会主义理念。
比如，一块土地上生产出来的粮食只够让100个最强的人吃饱，剩余的900个人只能吃半饱，那么就算那900个人联手把那100个人干掉也没有用，因为干掉他们以后依旧还是只有100个人吃饱，剩余的800个人还是吃不饱。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采取社会主义制度，那么就会出现所有人都吃不饱的情况。当所有人都吃不饱的时候，当生存存在威胁的时候，一些聪明人和强大的人就必然要去奴役和剥削其他人。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奴隶社会，奴隶无法生存下去推翻了奴隶主后，一部分奴隶就又成了奴隶主；在封建社会，农民无法生存下去推翻了地主阶级后，一部分农民就又成了地主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无法生存下去推翻了资产阶级，一部分工人就又成了资本家……
中国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一直处于封建社会，朝代不断的更迭，但是始终都没有摆脱封建社会的根本原因就在这——并不是说古人的思想就落后，而是因为生产力不足以支撑当时的社会向更高阶的社会转变。
那么，或许又有人会有疑问：封建社会为什么会替代了奴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为什么又替代了封建社会？
还是因为生产力的发展！
由于铁器的出现，让生产力得到了提高，于是才有了封建社会；由于机器的出现，让生产力得到了提高，于是才有资本主义社会……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随着技术的不断的发展，生产力不断的提高，让社会主义具备了从“空想主义”向现实的转变。
由于资本主义采取私有制，采取自由竞争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除了有剥削外，还必然会导致经济危机的产生。
这个道理也不难理解。
现在大家都缺少房子，开发商的利润非常高。由于房地产的利润非常高，大家就都去开发房地产，最终必然导致房子远大于需求。当房子远大于需求的时候，房价就会暴跌，大量的地产商就会严重亏损；房地产商严重亏损就还不起银行的贷款，银行就会倒闭；银行倒闭了，你的存款也拿不回来了，需要钱的企业也无法拿到贷款……最后就会形成严重的经济危机。
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以后，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理论上来说，人民最基本的生存是不存在问题了——生产的粮食足够所有人吃饱肚子的。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由于资本主义采取的是自由经济，这种模式无法避免经济危机的发生，而经济危机发生以后，出现了一个非常荒唐的现象：地主生产的粮食卖不出去，老百姓却吃不上饭……
下面这个段子就很能说明问题：
孩子：妈妈，我想喝牛奶。
母亲：宝贝，我们没有钱买。
孩子：为什么会没有钱？
母亲：因为你爸爸失业了。
孩子：爸爸为什么会失业？
母亲：因为牛奶太多了，卖不出去，你爸爸被解雇了。
现代经济危机的本质不是商品不足，而是商品严重过剩。
例如，1933年，美国有1040万英亩的棉花被毁在地里，巴西有2200万袋咖啡被销毁，丹麦有117000头牲畜被消灭……
例如，美国在1973～1975年的危机中，仅在1974年5月15日和16日两天内，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牛奶垄断组织就把38000多加仑的优质鲜奶倒入水沟中……
产能严重过剩，老百姓却吃不饱饭。
怎么办？
只能起来造反。
于是，社会主义就开始从“空想主义”向现实转变了，因为社会发展到这个阶段，已经具备了条件了——只要采取社会主义制度，那么是不存在吃不饱饭的问题的。
这个时候，共产党打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旗帜，振臂一呼，自然有广大的工人和农民阶级响应。
1917年苏联共产党带领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并建立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权。
虽然苏联共产党获得了政权，但是那个时候的共产党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还很弱。
真正加大共产党的影响力是接下来的世界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1929年10月，美国华尔街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市崩盘，随之而来的是股票市场的崩溃和银行的挤兑风潮，使美国经济陷入绝境，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全球性经济危机就这样爆发了。
随后，这场危机开始向世界扩散，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其中包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等资本主义国家。
美国为何如此惧怕共产主义？
然而，在这次危机中，却有一个国家非但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反而在危机中发展的非常的好——这个国家就是苏联。
苏联为什么没有受到影响？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列宁领导的共产党带领工人和农民阶级建立了这个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由于社会主义革了地主阶级和资本家的命，所以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非常的恐惧，害怕共产主义的思想在本国传播，于是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对苏联进行了严格的经济封锁——苏联成了当时世界上唯一的“红色孤岛”。
苏联的经济和世界隔绝了，自然不受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影响。
这场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非但给相关国家带来了严重的伤害，而且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重要诱因。
西方国家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引发了德国纳粹和意大利法西斯上台，从而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法西斯为什么能上台？
法西斯主义的理念和共产主义非常的像。
法西斯和共产主义的相同点主要是：它同样是反无政府主义、反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采取中央集权的方式，个人必须要服从于集体。
但是，法西斯和共产主义又有不同之处。
它们的不同点主要是：法西斯非常的极端，与共产主义相比，它带有强烈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思想。
什么叫做极端民族主义？
就是指把本民族的利益看的高于一切，认为本民族是最优秀的，其它民族的人都是低等的、愚昧的，都应该被本民族给剥削，甚至被消灭。
二战的时候，德国纳粹把民族主义看得高于一切，强调以牺牲其它所有种族来达成德意志民族的繁荣。比如，德国在二战的时候，就对犹太人进行了大屠杀。
同样，在二战的时候，日本法西斯也认为大和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亚洲其它国家的民族都是低等的，都应该接受日本的统一。比如，日本就提出了“大东亚共荣圈”，所有亚洲国家都应该由日本人掌控或部分掌控。
什么叫做军国主义？
所谓的“军国主义”就是指崇尚武力和军事扩张，将穷兵黩武和侵略扩张作为立国之本，将国家完全置于军事控制之下，使政治、经济、文教等各个方面均服务于扩军备战及对外战争的思想和政治制度。
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最大区别就在这里：共产主义认为所有民族、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最终应该建立一个不分国家、不分民族、不分人种的大同世界；法西斯认为本民族是最优秀的，其它国家、民族都应该接受本民族的统治。
所以，法西斯还有一个特点：反共产主义。
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发生后，资本主义国家民不聊生，这个时候德国纳粹党出来对说：地主阶级宁愿把土地荒着也不让我们耕种，宁愿将粮食烧掉也不给穷人吃；资本家宁愿将牛奶倒掉、宁愿将煤炭藏起来也不给穷人喝、不给穷人用。现在，我们要起来反抗，分了地主的土地、拿回工厂的控制权，将它们全国收归国有，然后所有人共同劳动、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建立一个大同世界……我们德意志人是这个世界最聪明的人，德意志族是世界上最优秀、最伟大的民族，其它民族、其它人种都是落后的、愚昧的，这些愚昧的民族和人种占据了不该拥有的资源，我们必须要用武力征服他们、消灭他们，建立一个以德意志人为主的、统一的欧洲……
上面这段话就是我根据法西斯的理念“编造”出来的，大家能想象出它有多大的威力吧。
事实上，希特勒的演讲远比这个要更加的动容、更加的煽情。
美国《展示》杂志曾列举近百年来世界八大最具有说服力的演说家，其中就有被誉为“最具有威力”的阿道夫·希特勒。
美国为何如此惧怕共产主义？
法西斯主义的理念非常的吸引人，所以在德国得到了不同层面的人口支持，包括农夫、民族主义者、心存不满的一战老兵、知识分子、保守派，以及一些允诺将给予工作和面包的贫穷人口，甚至得到了很大一部分地主和资本家的支持。
正是因为在法西斯理念的支撑下，德国人在二战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即使在苏联和美英联军打进德国的时候，希特勒及其领导核心仍拒不投降，要求所有德国人战死至最后一人。
直到希特勒自杀以后，德国才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和德国非常的相似：日本人在战争的过程中，非常的勇猛，很少有投降的，而且经常发动自杀式的袭击。即使到了二战的后期，日本已经丢掉了几乎所有的地盘，美苏准备进攻日本本土的时候，日本也是拒不投降，宣称要在日本本土继续和美国、苏联决一死战。
如果没有美国扔下的两颗原子弹，日本绝对不会投降的。
事实上，即使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在《终战诏书》也无一字提到“投降”或“战败”，只说同盟国如何使用“残虐之炸弹”，而“世界大势与我不利”，为了“亿兆之赤子”，“不得不接受中英美苏四国的共同宣言”等。
美国为何如此惧怕共产主义？
现在大家知道法西斯主义到底有多厉害了吧！
它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其理念非常容易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并愿为之付出一切，包括生命，因为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在做一件极其伟大的事业。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在以前的文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要做一个民族主义者，热爱自己的国家，但是我们千万不能做一个极端民族主义者。
事实上，在今天的网络上，也存在着大量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他们把其它国家、其它民族的文化、历史、制度说的一无是处。
这是非常可怕的。
下面，我要说一件可能颠覆大家理解的事情：二战后的苏联，某种意义上来说就已经有点脱离共产主义的理念了，非常的像“法西斯主义”了。
二战后，共产主义的思想开始广泛传播，很多国家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然而苏联却想要控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赫鲁晓夫上台后，大力批判斯大林主义与苏联共产党前领导人斯大林，并且对外奉行大国沙文主义。
所谓的“大国沙文主义”就是指大国和强国把本国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在同小国和弱国的关系上表现出大国民族优越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甚至粗暴干涉别国内政，不尊重以至侵犯别国的主权和独立。
苏联就曾想控制中国。
正是因为如此，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毛泽东认为苏联的做法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路线形成了新的帝国主义，于是开始称自己曾经的“老大哥”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
美国为何如此惧怕共产主义？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二战后，美苏争霸的时候，很多西方国家在宣传上把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划上了等号。
上面内容是额外的引申出来的，了解这些内容，你就能看懂很多新闻了。
比如，2019年9月，欧洲议会通过了一项将共产主义等同于“法西斯恶魔”的决议，该决议呼吁在整个欧洲清除所有“极权主义”的纪念物，其中也包括向红军致敬的纪念物。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法西斯能登上历史的舞台了吧：当你吃不饱饭的，无论是纳粹主义，还是共产主义的思想都能得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下面我们给大家看看纳粹党的一些纲领文件的内容：
第十三条，我们要求将一切托拉斯（垄断企业）收归国有。
第二十四条，本党深信只有以“先公后私”为原则，才能致力于我民族的永久的复活。
第二十五条，我们要求在联邦内建立强大的中央集权政府，以便实现本政党所主张的一切；中央和国会对于整个及其各种机关，应有绝对的权威；为了实施联邦所颁布的法律，应创设各种职业会议。本党的领导者，誓为完成上述目的而奋斗，必要时，即牺牲征途，也在所不惜。
……
是不是和共产主义思想非常的像？
这里说明下：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
回到前面的话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损失为1700亿美元，而在1929年-1933年的那场经济危机中，资本主义国家是损失达到了2500亿美元，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这场危机震撼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也再次暴露了自由市场经济的弊端（自由市场经济必然会产生经济危机），而苏联在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却在计划经济的引导下，获得突飞猛进的发展。
1928-1932年，苏联制定并实施了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
由于欧洲经济崩溃了，苏联却欣欣向荣，于是，大量的欧洲资本、技术和人才开始大量向苏联转移。
1933-1937年，在欧洲资本、技术和人才不断的涌向苏联的时候，苏联制定并实施了第二个五年计划。
“二五计划”结束的时候，苏联的工业产值已经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
当时，苏联的工业技术，几乎都是来自欧美的。
关于这点，在二战结束后，斯大林就曾告诉美国总统罗斯福：在苏联，有三分之二的大型企业利用的是美国技术。
苏联的“一五计划”重点发展农业，“二五计划”重点发展工业，“三五计划”是重点发展军事重工业。
1938年，苏联制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
到了1938年底的时候，苏联飞机产量比1937年翻了一番，达到7500架。
然而，这个计划并没有能够完全的实施，因为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开始了。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那时的苏联已经达到年产已经稳定在1万架的规模。
大家都知道，1939年德国在欧洲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一开始，苏联并没有参战。
苏联非但没有参战，反而在8月23日和德国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在前段时间，波兰就公开否定苏联在二战中的历史贡献，认为苏联曾在二战时与希特勒签订条约，认为苏联也是二战发起国。
美国为何如此惧怕共产主义？
事实上，我们在前面也给大家分析了：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它们又有着明显的区别，法西斯是反共产主义的。
其实，苏联早就知道和法西斯的战争是无法避免的。
既然苏联知道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还要和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答案就是：苏联在为了发展军事重工业赢得时间。
当年，斯大林的设想是：无论如何都要将和平延续到1942年。只要苏联能将和平延续到1942年，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那么苏联的军事将会异常强大，那时就不是害怕德国打进来，而是苏联要打出去——斯大林对领土扩张也有着强烈的欲望，这在后来的战争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苏联和德国签订了《条约》，为苏联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内，苏联修改了第三个五年计划进度，加大了投资：到了1940年，苏联的武器生产额达5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英美两国的总和，仅次于德国，位居世界第二；到了1941年，就以85亿美元的规模成为世界第一。
大家可能又有一个疑问：既然苏联和德国都知道它们之间的战争不可避免，德国又为什么和苏联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给苏联发展的时间呢？
答案就是：对于当时的德国来说，实力还不足以同时对整个欧洲发动全面的攻击。
德国为了避免陷入“东西两面作战”的境地，于是便和苏联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但是，随着战事的不断发展，德国很快就占领了整个西欧，仅仅只剩下一个有着海洋相隔的英国凭借海上和空中的优势还在拼死抵抗，不足为惧。
短期内难以拿下英国，这个时候，希特勒感到对付苏联的机会来临了！
希特勒相信，只要拿下了苏联，英国就会自动投降了。
于是，1941年的时候，德国制定了所谓的“巴巴罗萨计计划”，开始准备对苏联发动战争。
1941年6月22日，德国集结了190个师共550万人、4900架飞机、3700辆坦克、47000门大炮、190艘军舰，划分为三个集团军群，从北方、中央、南方三个方向以闪击战的方式对苏联发动袭击……
美国为何如此惧怕共产主义？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苏联通过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到1941年苏德战争（也被称为“苏联卫国战争”）爆发的时候，苏联的军事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苏联的军事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还没有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所以苏联在主观意愿上还不想和德国开战。
另外，再加上苏联错误的估计形势，导致在初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在德国进攻苏联之前，德军将没有装备装甲部队步兵先放到边界，让苏联错误的以为德军要防守，真正的目的是横渡英吉利海峡进攻英国。
由于苏联主观上不想对德开战，再加上错误的估计了形势，于是一场惨烈的战争在1941年6月22日正式打响。
战斗打响以后，苏联节节败退……
到1942年6月的时候，德军已经打到斯大林格勒附近……
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候，苏联制度的优势开始进一步的显现出来：在共产主义思想的支持下，苏联人民不畏牺牲，顽强抵抗，个个悍不畏死，连女人都上了战场；在强大的计划经济下，苏联的工业体系开始爆发出强大的生产力，各种先进的武器成批量的从乌拉尔山以东地区被生产出来，并源源不断的运到前线……
苏联逐渐开始扭转了被动局面……
到1943年8月的时候，苏联红军在库尔斯克会战中挫败德军在东线最后一次战略攻势，自此进入战略反攻阶段。
此后，苏军发动战略攻势收复全部国土进而从法西斯统治下解放东欧多国，最终于1945年4月30日攻占德国首都柏林。
1945年4月30日下午3时30分，希特勒在地下室里对准自己的太阳穴开枪自杀
1945年5月7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国家史无前例的经济危机，1939年9月~1945年9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让世界各国看到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强大力量，于是在二战后，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二战后，社会主义几乎遍布了整个世界，共产党纷纷获得国家的政权，即使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势力也非常的强大。
比如，在法国、希腊、土耳其等国家，共产党的势力也非常的大，不断的发起革命，这让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陷入了异常的恐惧之中。
现在大家知道共产主义为什么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由“空想主义”向现实转变了吧。
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生产力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世界虽然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生产力不足以让所有人都吃饱饭。
一战以后，科技得到了飞速的发展，尤其是拖拉机、化肥和农药的出现，让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保证人民吃饱饭是没有问题的。
以前的社会，生产力比较落后，即使你推翻奴隶主、地主阶级，土地上生产出来的粮食也不足以让所有人都吃饱饭，所以社会制度无法进化。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已经具备了这个条件。
第二，经济危机的持续发生；
由于经济危机的发生，大量商品严重过剩，然而地主和资本家却不将这些过剩的商品分给人民，导致民不聊生，连最基本的生存都无法维持，这加快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大家一起劳动，共同分配商品和食物，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
第三，世界大战的爆发。
由于商品严重过剩导致经济危机不断的发生，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就必须打开别人市场，将那些过剩的商品卖出去，消化经济危机。然而，其它国家为了保护本国产业，就必须控制外国商品的进入，于是战争就不可避免的发生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仅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严重的经济损失，这进一步促进了共产主义的发展。
共产主义是要革资本家的命，资本主义国家自然对共产党异常的恐惧！
于是，二战后，紧接着就开启了“美苏争霸”的模式，“冷战”开始了。
二战后，整个欧洲都被打烂了，民不聊生。
美国想要阻止那些欧洲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只有一个办法：对欧洲进行经济援助，帮助欧洲人摆脱经济困境——只要欧洲人能吃饱饭，那么就可能不会再“惦记”社会主义了，毕竟造反是要掉脑袋的。
于是，美国启动了“马歇尔计划”。
马歇尔计划的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
该计划于1947年7月正式启动，并整整持续了4个财政年度之久。在这段时期内，西欧各国通过参加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总共接受了美国包括金融、技术、设备等各种形式的援助合计131.5亿美元，其中90%是赠予，10%为贷款。
当然了，马歇尔计划还有控制欧洲政治和经济的考虑，这里我们不多说了，否则就又没完没了了。
正是有了马歇尔计划，资本主义在欧洲稳住了阵脚。
在美国的支持下，战后，欧洲的经济迅速的得到恢复，人民非但能吃饱饭了，而且工业也逐渐的开始恢复。
人，只要能吃饱肚子，就不会想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去“造反”；人，吃饱饭后，就懒惰了，就想要“自由”，那时，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奉献精神自然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
正是因为这两个原因，最终让苏联解体了。
下面的内容，我们就简单的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飞速发展，生产力进一步的得到提高。
生产力得到提高以后，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高福利和免费的食品券等方式保证了人民最基本的生存——至少不会饿肚子。
对于绝大多数的人来说，只要你努力工作，即使被资本家严重的剥削，你也能过上比较好的生活——除了吃饱饭以外，还拥有了自己的房子以及各种生产用品。
于是，人们就开始追求“自由”了。
这时，社会主义的弊端就出来了。
由于社会主义采取的是集体经济，个人必须服从集体，“自由”被极大程度的压制了。再加上，集体主义下贪污腐败严重。这些都加重了人民的不满！
于是，欧美国家利用“自由、民主、人权”和“腐败”问题上对苏联进行“精准”攻击，最终导致了苏联的解体。
苏联解体的原因很多，但是我一直认为苏联解体的最大原因就是：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性的弱点，没有对制度进行及时的调整，没有给与人民充分的自由、民主和人权，也没有严格的打击贪污腐败现象，最终被人民所抛弃。
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被苏联人民抛弃了！
那么，这时又出现一个重要的问题：社会主义作为一个高阶社会，为什么会被人民抛弃了呢？
答案依旧只有一个：生产力！
虽然二战后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但是远没有达到社会主义的要求。
试想：当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时候，每个农民只要干一天活就能生产出够一年吃的粮食，剩余的364天你都可以出去玩，没有人管你，是不是就有了充分的自由了？
试想：当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时候，每个工人只要干一天活就能生产出够一年用的工业产品，剩余的364天你都可以出去玩，没有人管你，是不是就有了充分的自由了？
试想：当生产力高度发达的时候，你想要什么就可以随便的去拿，那时钱还有用吗？你还有必要贪污腐败吗？还有人权、民主的问题吗？
所以，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就是：目前的社会生产力不足以支撑实现社会主义。
中国在社会主义实践的过程，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于是对我们的社会制度进行了及时的调整，从而避免了重蹈苏联的“覆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同于纯粹的资本主义，也不同于纯粹的社会主义，而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个阶段：资本主义采取私有经济，社会主义采取公有制经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既有私有制，也有公有制，公有制占主导。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介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一种主义（更倾向于社会主义），所以它既有社会主义的优点和缺点，也有资本主义的优点和缺点。
资本主义的缺点是无法避免经济危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可以对私有制进行“引导”和“制衡”，所以能极大程度的减缓经济危机。
比如，2008年美国发生了次贷危机，中国也受到了影响，但是影响程度远比资本主义国家要弱。
社会主义的缺点是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不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又采取了部分市场经济，如果你想要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你可以去搞市场经济。
其实，我认为有一个词能更好的描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这个词就是：中庸！
当然了，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采取的是“中庸”之道，所以它也不能充分发挥资本主义的优点和社会主义的优点。
比如，国企依旧存在贪污、腐败、竞争力不足的问题，自由、民主、人权、竞争力等还无法达到资本主义那种程度；
比如，由于市场经济比例越来越大，经济受市场影响比较大，出现问题后，调整难度比较大，无法像纯粹的社会主义那样容易调整；
……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一直的改革。
虽然我们在不停的改革，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制度不改变，这些矛盾只能是减缓，不能被根除。
其实，资本主义也很清楚自己的制度的弱点，它们也在不停的改革，但是它们也同样只能是减缓矛盾，而不能彻底的解决问题。
说实话，我们现在的制度仍有很多的缺点，如果让我慢慢的细说，我能说三天三夜。但是，如果你让我说资本主义的缺点，我也能说三天三夜。
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旧还有很多的缺点，但是这些缺点已经远比资本主义的缺点要少很多了。
改革开放后40多年的实践证明：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依旧有很多的缺点，但是它符合历史发展的进程，是目前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社会制度。
中国在短短的40年内就完成了资本主义国家要几百年才能完成的工业化道路，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我们是的GDP是美国的120%）；2008年，美国的次贷危机引爆了整个世界，中国受到的影响却非常的小；2019年底冠状病毒在中国爆发，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控制住了疫情的蔓延，然而世界却没有抵挡住……
现在的美国为什么那么害怕中国共产党？
因为现在的美国又发生了严重的经济危机，虽然不致于饿死人，但是它让无数的美国人处于病毒的危险之中，让无数的人破产、失去了住所、背负上巨额债务……
现在的美国，非常的害怕中国共产党在美国宣传我们的社会制度，害怕美国人民了解了我们制度的优越性后，起来推翻美国现有的制度。
现在的美国，就像1950年时候美国“麦卡锡”时代一样，对共产党充满了恐惧！
虽然我们的制度比资本主义制度更加的优越，但是我们并没有走苏联的老路，没有在世界上推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没有对外输出“意识形态”。
说句心里话：现在社会生产力还比较落后，我是非常不希望其它国家实施我们的这种制度，要是其它国家也实施了我们的这种制度，将会不利于我们的发展——存量的世界，别人多占一点，我们就会少占一点。
随着这些年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的成就，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学者开始深入研究中国的制度了。
当你越是研究这种制度的时候，你就越会感受到这种制度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每发生一次经济危机，世界就会加深了解一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最终，资本主义国家一定会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吸引！
说实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不难理解，甚至很多人都能推演出来。
它的真正难点在于：如何实施下去。
谢选骏指出：黄俄瞎问——“美国为何如此惧怕共产主义”？我看俗话说的好——“穿鞋的怕光脚的”，正常人都會警惕流浪狗；“共产主义就是野蛮社会，文明人类谁都厌恶它”。
【32、罗斯福出卖了东欧和东亚】
《罗斯福的失误让世界浪费了44年》（2022-09-22 读书札记：保罗·约翰逊的《摩登时代》）报道：
保罗·约翰逊的《摩登时代》（Modern Times: 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Nineties）是20世纪的叙事史，20世纪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大萧条，冷战、共产主义的兴起和灭亡，几个帝国的崩塌。许多历史事件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影响。盖棺仍未论定，对20世纪的解读必然深深影响我们对今天世界的展望。一本描写我们亲身经历的时代的叙事史。本书史实详实，文笔生动，洞见深邃，有许多正史没有的秘辛。是很少能读到的历史巨著。
雅尔塔会议：中国是雅尔塔的主要受害者，最终导致政权的颠覆。中国并没有出席雅尔塔会议，尽管它是盟友，直到8月14日才把会议条款详细告知中国。当时苏联已经宣战，协议已不可更改。斯大林什么都不付出便得到了他的漫天要价，美英怎么也不能证明放弃他们最重要的原则的道理，哪怕是以刚性的军事需要作为理由。
罗斯福把中国带入了“四巨头”体系；尽管方便的时候他总是把中国忽略掉，尤其是在至关重要的关于日本的雅尔塔秘密协定上，这一协定把苏联人带入了中国东北。后来，大概是感到内疚，他见到蒋介石，“我问蒋介石的第一件事情是：‘你想要印度支那吗？’他说：‘那对我们没什么用。我们不想要。它们不是中国的。’”
罗斯福说：关于斯大林“以他这样位高权重者的品德，他不会试图吞并任何地方，而且会为了一个民主与和平的世界跟我携手合作。”后来罗斯福抡起拳头猛捶自己的轮椅：“我们没法跟斯大林做生意。他违背了自己在雅尔塔许下的每一句诺言。”他告诉一位记者：斯大林要么并没有掌控一切，要么“是个说话不算数的家伙”。罗斯福满足了苏联的要求同意波兰选举，但他并不支持英国的要求：对投票进行国际监督。他宣布：所有美国军队都将在两年之内撤出欧洲；这正是斯大林想要听到的。冷战可以说是雅尔塔会议的直接后果，美国为罗斯福的错觉和轻浮付出高昂的代价。
罗斯福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鼓励艾森豪威尔迅速向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推进，像英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这样的观点：他的部队挺进的程度将事实上决定战后的地图。他强调：“我不愿意为了纯粹的政治的目的而让美国人冒生命危险。”蒙哥马利将军难过地写道：“美国人不懂，如果在政治上输掉这场战争的话，在战略上打赢战争就没多大用处。”艾森豪威尔屈从于苏联的反对，命令美军在距布拉格两个小时的地点止步不前，导致布拉格被苏联轻松地在三天后单独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从此被纳入苏联阵营。才有可能发生以后的布拉格之春和天鹅绒革命。捷克人民又失去了44年自由。与苏联的狡猾地违反协议相反，美国忠实而愚纳地遵守和苏联的协议。讽刺的是，苏联宣传后来把美军描绘为蓄意拒绝向布拉格进军，听任纳粹杀害捷克爱国者。
在解放欧洲期间落入盟军之手的任何苏联国民都必须归还给苏联，不管本人愿不愿意。10%的“德国”战俘实际上是苏联人。大多数人不想回去。结果，数十万人被交给斯大林。第一批一万人当中，只有12个人是自愿的。
丘吉尔通过他在1944年10月在莫斯科的讨价还价，从而有效地、几乎单枪匹马地把极权主义排除在地中海之外——这是他对人类自由最后的伟大贡献。
朝鲜战争：1950年1月12日，迪安·艾奇逊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一通十分愚蠢的演说。在演说中，他似乎把台湾、印度支那和朝鲜都排除在美国的防御圈之外。艾奇逊认为：中国和苏联很快就会互掐起来。苏联对“中国北方四省”（外蒙古、内蒙古、新疆和满洲）的“吞并”是一个最重要事实。美国千万不要与中国为敌，并因此把“正义的怒火和中国人民的仇恨从苏联人那里转移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事实上，艾奇逊得到的信息是错误的。他不知道，就在他发表演说的时候，苏联归还东北铁路和旅顺港的谈判正在进行。斯大林把新中国政权与苏联集团绑在一起，不是通过威胁恐吓和经济机器，而是通过提高远东的军事温度。苏联在朝鲜进行了一场有限的代理人战争，把中苏关系的决裂推迟了10年。
韩战的另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就是重整军备的加速。尽管捷克和柏林危机把美国推入了一套共同防御体系，但正是朝鲜，导致了持久的军备竞赛。杜鲁门发现，让国会为冷战拨款十分困难。1950财年的国防支出只有177亿美元。朝鲜战争彻底改变了国会和国民对国防的态度：国防拨款跃升至1952财年的440亿美元，第二年突破了500亿美元大关。军费增长使得战术核武器的发展、向德国增派4个师、海外空军基地的迅速建造、战略空军指挥部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核动力航母舰队和传统作战部队的机动能力成为可能。到1951年2月，美国飞机生产回到了1944年的最高水平。美国的盟国也开始重新武装自己，德国的重整军备成为现实。如果说冷战是从波兰开始的，那么它在朝鲜达到了成熟，并让全世界卷入其中。实际上，斯大林使世界两极化了。
麦卡锡主义能够施行由于两个因素：首先是美国诽谤法律的不完善，允许媒体发表未经证实的指控而不受惩罚。媒体把滥用变成了丑闻，正如1970年代它们把水门事件放大成了政治迫害。其次是某些机构在屈服于当时盛行的非理性上所表现出来的道德怯懦，尤其是在好莱坞和华盛顿。它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将在1965～1975年重蹈覆辙，表现为大学向学生暴力投降。把麦卡锡主义跟苏联相比较是富有教益的。麦卡锡没有警察。他没有执行权。相反，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政府都竭尽全力给他设置障碍。尤其是，麦卡锡并没有参与法律过程。他没有法庭。事实上，法庭完全不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法庭抵制麦卡锡主义，其行为根本不像20年后它们受到水门事件歇斯底里的强烈影响。作为最后的手段，麦卡锡的武器是大肆宣扬；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大肆宣扬是把双刃剑。麦卡锡被大肆宣扬给毁了。
艾森豪威尔是20世纪最成功的美国总统，他统治美国的时期（1953～1961年）是美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繁荣的几年。他试图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只不过是一个立宪君主，把决策权托付给他的同事们，托付给国会，热衷于尽可能把最多的时间用在打高尔夫球上。他被看作一个心肠很好、智力有限、愚昧无知、不善辞令的人，常常很软弱，始终很懒惰。艾森豪威尔搞的是假授权。他并没有把外交政策托付给国务卿杜勒斯，他从很多杜勒斯毫不知情的来源得到建议，并把一根秘密的缰绳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杜勒斯每天打电话向他汇报，即便身在国外。艾森豪威尔阅读了大量的官方文件，与外交界、商界和军界的高层朋友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他把杜勒斯当个仆人来用。杜勒斯和亚当斯是主角的看法是艾森豪威尔故意造成的，因为犯错时可以归咎于他们，因此保护了总统。反过来，艾森豪威尔有时候也利用他在政治上很天真这个名声，把下属的错误揽到自己身上，例如，当杜勒斯在1953年任命温斯罗普·奥尔德里奇为驻伦敦大使上犯了一连串错误的时候。他经常假装无知。实际上，他十分狡猾，在跟很难对付的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他总是假装误解他自己的翻译。他的秘密会议记录显示，他的思路清晰有力。他对演讲稿撰写人的草稿和杜勒斯演讲稿所做的修订表明，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英语。丘吉尔是能够欣赏他的真正价值的少数人之一。可以说，他们是20世纪中叶两位最伟大的政治家。
在美国，和平向来是一个赢得选票的话题。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记录中有一个富有教益的对比。1916年，威尔逊因为承诺让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而赢得了大选，第二年，美国成为交战国。1940年，罗斯福以同样的承诺赢得了同样的结果。1964年，林登·约翰逊以一份和平竞选政纲（反对共和党“战争贩子”）赢得大选，很快就把越南冲突变成了一场重要战争。1952年的艾森豪威尔和1972年的理查德·尼克松是20世纪仅有的兑现了和平承诺的总统。
第三世界：在一个政府反对者总是消失在夜幕中从此杳无音信的国家，很难看出甘地的方法如何能应用。如果没有自由的媒体和集会的权利，不仅诉诸外部舆论不可能，而且发起群众运动也是不可能的。在苏联，甘地这样的人在哪里呢？甘地的事业生涯所证明的只不过是：英国的统治是克制的，而且愿意让位。
苏加诺面对一个问题时总是用一个短语来解决。他会把短语变成首字母缩写，再由一群受过良好训练的文盲反复咏唱。他用Konsepsi（马来语：概念）治国。
纳赛尔是“万隆那一代”最典型的成员：擅长辞令，但别的方面乏善可陈。像苏加诺一样，他在发明口号和头衔上也才华横溢：他经常改变他所创立的那个党的名称，以及他所商谈的阿拉伯联邦的名称。他的特长是操纵群众。他夸夸其谈的修辞深受欢迎，尤其是对学生。他似乎有本事唆使开罗的乌合之众有节奏地反复呼喊他希望听到的口号，而这些口号经常天天花样翻新。
中东阿以冲突：英国和印度一样严厉措施使用得太少。数字表明，1945年8月至1947年9月（不算大卫王酒店的死亡人数），有141个英国人死于非命，44个阿拉伯人、25个犹太非恐怖分子、外加37个犹太恐怖分子在枪战中被杀，只有7个人被处死（两个人在监狱里自杀）。犹太恐怖主义让英国人转向反犹。当撤军开始时，官兵们都密谋把武器、岗哨和供应品交给阿拉伯人。实际上，犹太人的恐怖主义让犹太人付出了耶路撒冷老城和约旦河西岸的代价，这两个地方直到1967年才被占领。
阿以冲突产生了50多万阿拉伯难民（联合国的数字是大约65万；以色列的数字是53.8万）。也制造了数字相当的犹太难民。1948～1957年，10个阿拉伯国家的56.7万犹太人被迫逃离到以色列。到1960年，犹太难民已在以色列重新定居。阿拉伯难民原本也可以同样定居下来。然而，阿拉伯国家宁愿让难民一直待在难民营里，他们和他们的后代一直作为人证留在那里，直到夺回巴勒斯坦，而且，他们也是1956、1967和1973年发动进一步战争的正当理由。
在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中等强国靠良好的公共关系生存，而不是靠战舰。
长远来看，苏伊士运河危机真正的输家是美国。艾森豪威尔帮助准备好了一根强有力的鞭子，它将抽打美国自己的后背，这根鞭子就是“国际舆论”这个宣传性的概念，最早在万隆会议上被清楚地表达出来，如今，通过艾森豪威尔自己的行动，它被转交给了联合国。
突尼斯民族解放阵线真正痛恨的是自己一方的和平人士。在战争的前25年里，他们只杀死了1035个欧洲人，却杀死了6352个阿拉伯人。事实上，民族解放阵线的战略就是要把穆斯林群众置于恐怖的夹层中。一方面，民族解放阵线的杀手取代了温和派。另一方面，民族解放阵线的暴行就是打算激怒法国人实施野蛮的报复，并以此把穆斯林人口赶进极端主义的阵营。
罗斯福的最重大失误是对共产党的危害没有认识，相信斯大林，决策的失误。尤其是在中国东北问题上，不能以军事需要作为理由放弃最重要的原则。事实上，日本投降和苏军出兵东北没有关系。
谢选骏指出：人说“罗斯福的失误让世界浪费了44年”——我看“罗斯福出卖了东欧和东亚”。东欧已在35年前获得了自由，东亚现在还在奴役之中。所以，罗斯福的失误让东欧浪费了44年，却让东亚浪费至今，不知道还要多少年！
【33、罗斯福只会挽救他自己】
《罗斯福的救赎：挽救了美国，“误伤”了中国》（2024-01-28 天津）报道：
在上一篇文章《忽悠出来的1929大危机，但华尔街不是真正的凶手》和大家分享了1929年经济危机的发生的原因，背景、经过，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读读。
既然是经济危机，就不可能放任危机不管不顾，1929年大危机后，美国开始了艰难的自我救赎。当时的美国总统是胡佛，很多人认为胡佛信奉自由主义，对经济危机视而不见，所以危机日渐深重，终致救无可救。
实际情况不是这样的。
胡佛也制定了复兴大纲，成立了复兴金融公司等等，最主要内容也是增加联邦公共开支。电影《变形金刚》里幽禁狂派机器人首领“威震天”的那个胡佛大坝，就是当时公共支出的典型代表。
说到胡佛，就顺便多说一下，他和我们国家有着不浅的缘分。他是美国第31任总统，全名叫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他曾在清代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跑到河北省唐山的开滦煤矿去上班，下图就是唐山开滦煤矿的壹佰万英镑临时股份证明书，上面有胡佛的签名，他精通中文，给自己取名“胡华”。胡佛是美国历任总统中，唯一在中国工作过并且通晓中文的总统。
而胡佛的夫人卢·亨利（Lou Henry）更是拥有超强的语言天赋，中文说得溜的飞起，自己取中文名为“古鹿”，胡佛在1929年成为美国总统后，胡佛夫妇在白宫里为了防窃听，甚至很多时候直接用汉语交流。
言归正传、回到本文。
我们都学过历史，知道胡佛失败了。
胡佛坚定地认为不能直接补贴公民个人，而应集中财力挽救大机构。尽管胡佛坚信美国经济很快就会恢复，但对金融机构日复一日的救助却耗尽了人们对财富的企盼，也失去了全社会的信任。
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有个术语，叫作“预期”。“预期”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甚至可以指鹿为马，如果人们普遍预期经济衰退，那么，经济就会真的衰退。大家谁都不敢花钱，经济不衰退，才怪。反之，也成立。
1932年11月富兰克林·罗斯福作为民主党代表击败胡佛，当选美国第32任总统。1933年，罗斯福受命于危难之际，说出了那句震古烁今的名言：唯一不得不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
罗斯福在1933年发表了著名的就职演说，这里选取演说的部分内容：“货币兑换商已从文明庙宇的高处落荒而逃。我们要以千古不变的真理来重建这座庙宇。衡量这重建的尺度是我们体现比金钱利益更高尚的社会价值的程度。幸福并不在于单纯地占有金钱；幸福还在于取得成就后的喜悦，在于创造努力时的激情。务必不能再忘记劳动带来的喜悦和激励，而去疯狂地追逐那转瞬即逝的利润。”
忽悠完了，就该干活了。
罗斯福的第一招：开足马力，印刷钞票。
从1929年开始，美国便始终处于一个通货紧缩期，债务人负担不断加重，债权人也因为欠款难收回而破产，这对双方都不是什么好事。只有恢复物价上涨，才有可能恢复债权债务平衡，阻止经济继续崩溃。
联邦政府开始推行虚金本位，名义上35 美元仍可兑换1盎司黄金，实际上黄金和美元之间的兑换机制已经被切断。
而且、罗斯福宣布，联邦政府可以铸造银币，银币和美元间的兑换比例由联邦政府指定（因为这个政策倒大霉的是中国，后面提及）。
这就是凭空创造货币了！
罗斯福的第二招：扩大信贷投放。
胡佛曾经建立复兴金融公司，负责对即将破产的银行、铁路和其他机构提供贷款，罗斯福扩大了复兴金融公司权力，开始还只是收购银行业股权，恢复银行信誉，1934年6月后复兴金融公司开始对工业界直接贷款，刺激生产恢复。
1934年美国国会同时通过《农业抵押再放款法》、《农业抵押品取消赎回法》和《农场破产法》，三个法律只有一个目的，向农户贷款，《农场破产法》更是规定：即使破产的农场也可以靠信贷资金赎回农场。
罗斯福的第三招：增加财政赤字。
1933-1940年，美国联邦预算支出为592亿美元，其中252亿美元是赤字。自此，美国联邦财政赤字日高一日，终于在2021财年达到了3万多亿美元。今天、全世界人民都知道，相信美国平衡联邦预算，那是连圣诞节都会过错的。
绝招：国家管制，尤其是对金融业。
罗斯福不可能对银行有好印象，1933年3月4日他就任第一天，银行系统就给他上了生动的一课。2月14日情人节，相当富裕的密歇根州宣布全体银行业进入假期（停业），3月1日，联邦已经有15 个州宣布“银行假日”，3月4日罗斯福就任时，这个数字已经达到 25 个州。
银行休假对美国人是一个挑战，这个以自由经济著称的国度，再次开始了印第安人式的生活:以货易货、开办各种临时票证……
罗斯福总统宝座还没坐热，就得赶紧解决银行问题！
就职5天后，3月9日，美国国会召开特别会议，众议院仅用了38分钟就通过了提案，参议院也在同一天以绝对优势通过提案：授予罗斯福权力，他可以直接印刷纸币送往各银行，美联储回收黄金以维持货币信誉。
当晚，联邦政府所有印钞机全部开动，一晚上印刷了20 亿美元，并在第二天用飞机运往纽约储备银行，然后分送纽约各银行。
同时、美联储宣布，凡是在2月1日后提取黄金的人应该在1周内归还美联储，否则、美联储将采取温和的告诫方式：公开他们的姓名、住址和提取金额（不忽悠），以后提取黄金，均按3月9日官方兑换价兑换（纯忽悠）。
那可是危机时代，社会治安那是相当不太平，告诉别人您家藏有黄金，比什么劝试都好使！
很有效！
3月11日，美联储就收回了3亿美元黄金储备，并以此为基础又印刷了7.5亿新钞；3月中旬，财政部对全国银行完成了快速评估，并宣布全国3/4 以上的银行是健康的（纯属忽悠，一个星期能搞定全国银行评估，就是编也编不完，但是，谎言稳定了居民情绪）。
漂亮地处理了银行危机，就开始下黑手了。
6月国会通过《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即《1933年银行法》。从此、在美国，投资银行业务和商业银行业务必须严格分离，商业银行不再有证券业风险。
银行持有证券牌照，必须经美联储批准。这就是著名的银行、证券分业经营的模式，一直延续到 1999 年才被取消。
趁热打铁才能成功。
1933年罗斯福又主导通过了《证券法》，1934 年通过《证券交易法》。据此，联邦政府成立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即今天大名鼎鼎的 SEC。
SEC 有着非常大的权力：可以调查任何人、任何对象，当事人不得拒绝。想想这几年我国在美上市的中概股被SEC各种调查就知道了。
最离谱的是集体诉讼和辩方举证，集体诉讼即如果有一个股民诉讼获胜，所有利益相关者都要按此办理；辩方举证则把举证责任推给了被告，若被告不能证明自己无罪，则会被判有罪，即“疑罪从有”。
这两部法律和 SEC 完全违反了普通法原则，在崇尚自由、反对集权的美国是绝无仅有的，对普通法原则是致命的挑战。
这三部法律颁布至今，来自美国经济学界的骂声从来没有停止过。
管制显然是有代价的，尽管后来美国经济又有神奇的表现，一直到20世纪50年代，市场规模才恢复到 1929 年的水平，此时美国经济（国民生产总值）已经扩张了将近两倍。
华尔街为自己毫无限制的投机付出了至少 30 年的代价。1934 年，新政实施第二年，美国 GDP 较上年增长了17.02%，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15%…新政是美好的，仅对美国本土而言。
美元不顾一切贬值，美国货在全世界越来越便宜，欧洲亚洲国家经济深受其害；罗斯福开足马力印钞票，其他国家也只能跟着印。
1935年中国实行的是银本位，罗斯福却任意指定银币和黄金兑换比例，同时、在世界市场上大肆收购白银。当时我国是世界上唯一使用银本位的大国。稍微了解一下历史就知道，从明朝开始中国人就习惯用白银做交易，所以使用银本位是很自然的。
罗斯福的购银计划对中国是雪上加霜的打击，严重影响了中国对外贸易的正常进行，间接促使中国国内物价低落，导致大批工商业破产倒闭，币价高涨、通货紧缩。
与此同时、中国国的关税税率增加的速度又达不到汇率降低的速度，使中国的国际收支频频出超，使我国大量的库存白银外流。
罗斯福给出的解释居然是：“加速中国的危机，可以迫使中国人民一步步奋发图强，不再完全依赖欧洲和日本。”以不是为是，真无耻啊！
最终，中国被迫放弃银本位。
谢选骏指出：人说——罗斯福的救赎：挽救了美国，“误伤”了中国……我看——罗斯福哪里会挽救美国，他只想挽救他自己的病體。后来他连自己也挽救不了了，就突然之间嘎嘣死掉了。
【34、罗斯福可以决定不给自己验尸】
《就算是美国总统，也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葬礼》（2022年9月30日 | 百科）报道：
1960年代，杰西卡·米特福德写了一本关于殡葬业实践方面的畅销书。在她去世后的20年里，这本书仍然可以教我们如何应对死亡。最重要的是，她不满这一事实——死亡正在被美化和修饰，遮蔽了现实的残酷。《美国式死亡》最关注的其实是人们对待死亡的态度。——BBC
有这么一本书，凭借对美国殡葬业无情而深入的揭露，以一己之力推动相关立法，影响肯尼迪葬礼的操办，改变美国的殡葬价值观，入选《时代周刊》百大非虚构佳作。
这就是译文纪实近期推出的英国著名作家杰西卡·米特福德的著作《美国式死亡》。尖锐、幽默的语言，直击现代殡葬业乱象，被誉为20世纪“扒粪”新闻运动经典之作，引爆舆论惊呼：“你死得起吗？”
只有杰西卡·米特福德（Jessica Mitford，1917—1996）的敏锐和智慧，才能把对美国现代殡葬业的曝光变成一本既严肃又有趣的书。
1963年，《美国式死亡》首次出版时，这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调查性新闻报道力作成为超级畅销书，并推动了相关的立法保护。
1996年去世前，米特福德修订并更新了她的经典研究，重新审视美国式死亡面临的新趋势，包括职业游说者在华盛顿的成功、火葬成本的暴涨、预付费坟墓的电话营销，以及目前由跨国公司主导的殡葬行业垄断的影响。
特福德之后有关美国监狱产业、新生儿护理产业以及民权运动的作品，也获得了巨大的反响。
今天，与大家分享这部经典作品的精彩片段——罗斯福与肯尼迪的美国式葬礼。
罗斯福与肯尼迪的美国式葬礼
罗斯福的葬礼
在一段电台采访中，提问者说，有些州有法律规定，必须尊重死者对于葬礼方式的明确意愿。他问道，如果死者生前要求丧事简办，而死者家属坚持办得适当隆重一些，该怎么办？这位殡葬师以罕有的直率回答道：“嗯，在那种时候，你会听谁的？”
很有可能由殡葬师做出裁决，什么才是“合适的”葬礼。同时，死者这方面的遗愿不太可能具有最终发言权。哪怕他是美国总统。
富兰克林·D.罗斯福对自己“担任美国总统期间遭遇死亡后”举行的葬礼留下了相当详细而明确的指示。几条指示用铅笔写成，出现在一份日期为1937年12月26日——即他的第二届任期之初——的四页纸文件中，收件人是他的大儿子詹姆斯：
在白宫东厅举办一场至为简单的葬礼。
不进行遗体瞻仰。
全程使用炮架而非灵车。
棺材绝对简朴，黑木即可，遗体不做防腐处理，也不密封棺材。
坟墓不砌砖块、水泥或石头。
关于后面几条指令，詹姆斯·罗斯福这样写道：
“据我们所知，他从来没跟任何人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了解父亲，我们的推测是，他觉得遗体防腐处理是对个人隐私的可恶侵犯，他内心也许还很想举办一场传统的宗教仪式：‘尘归尘，土归土，让往生者安宁。’”
罗斯福家里没人知道这份文件。下葬几天后，文件才在他的一个私人保险柜里被发现。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普通人家里有人过世，殡葬要求或因为藏在保险箱而迟迟找不到，或因为写在遗嘱上而在葬礼举行后才得以宣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白宫也遭遇了这种不幸。此外，白宫负责安排葬礼细节的助手们似乎跟同样情况下的普通人一样措手不及，很容易受到殡葬师的左右。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的死讯传遍全世界，令很多人五味杂陈。对数百万美国人而言，代表着突然且灾难性地失去了20世纪一位最具领导能力的人，一个时代随他而去。而对家住亚特兰大，晚饭后在抽烟时听到电话铃声的殡葬师弗雷德·帕特森先生而言，那是（用《南方殡葬师》里的话来说）“一声召唤——或许是当代殡葬师最宏大最重要的一次体验”。
打来电话的是罗斯福在佐治亚州温泉市去世时在场的白宫助理威廉·哈塞特先生。罗斯福夫人给他的任务是购买棺材，因为对这种事情完全缺乏经验，他咨询了罗斯福的秘书格蕾丝·图丽小姐，以及在总统最后时刻一直承担照护任务的霍华德·布鲁恩医生。两个人都很确信，罗斯福先生希望像母亲那样，使用简单、庄重同时较为坚固的带铜质衬里的红杉木棺材。
从这口红杉木棺材的订购记录来看，很显然在殡葬师帕特森和几位焦躁的总统助理之间有过不止一次交谈。伯纳德·艾斯贝尔提供了哈塞特的下列对话记录：
“哈塞特说，他想买一口带铜质衬里的硬质红杉木棺材。帕特森告诉他，铜质衬里的在战争初期就找不到了。不过，他有一口普通的红杉木棺材——哈塞特插话问，是不是至少有6英尺4英寸长。帕特森说是的——但那口棺材已经卖出，第二天就要运往新泽西州交给另一个殡葬师。他补充说，他有一口上好的古铜色铜质棺材，可以——哈塞特以温和但态度相当坚定的佛蒙特人语气说，他希望立即将那口红杉木棺材送到温泉市。帕特森问，可否把两口棺材都带上，因为他觉得，万一他们会选中那口古铜色的铜质棺材呢。哈塞特说可以。”
帕特森在《南方殡葬师》杂志上描述了有关这口棺材的进一步对话，不过这次是跟布鲁恩医生：
“他（布鲁恩医生）跟哈塞特经过商量……要求只送那口红杉木棺材，但我提了个要求，万一需要更换呢，所以，他同意我们带上那口铜质棺材。”
这种情况下展现优秀而光荣的表现，在字里行间帕特森先生强烈地透出的这一愿望无可厚非。于是他出现在聚光灯下，站在同僚和全国人民的面前。在获准带着两口棺材来到小白宫之前，他一定经历了一个艰难时刻。
帕特森带了助手，开着两辆灵车来到温泉市，一辆装普通的红杉木棺材，另一辆装“上好的古铜色铜质棺材”，那是全国无缝铜棺公司编号21200的一口棺材。对于最终选择哪口棺材，帕特森讲述了问题的解决过程：“罗斯福夫人于11点25分到达，她看过总统遗体后，就安排葬礼召开了一次会议。有人问布鲁恩医生，棺材的事儿怎么办。他与跟随罗斯福夫人一同前来的海军中将麦金泰尔商量。交流中，据说海军中将提到了‘铜’这个字，因为那口铜质棺材就有铜质饰面，当然最后就用了它。”
尽管并不明显，几位总统助理有没有觉得被骗了？我们不得而知。
重要的是，罗斯福先生的要求都要遵照执行：不安排遗体瞻仰。罗斯福夫人确信，他一定不想这么做。她说：“我们经常交流这件事，国会大厦举行葬礼时，一个人躺在那里接受瞻仰，人们成群结队地从敞开的棺材边走过，我们都很讨厌这种做法；我们早就做过决定，永远不要这么做。”
某些要求未能执行，唯一的原因只能归咎于那个不幸的情况，即找到指令太晚。然而，比较罗斯福总统的文字和参与者的记录，是一件十分有趣的事情：
罗斯福先生：遗体不做防腐处理。
弗雷德·帕特森先生：三位助手不间断地工作五个小时，为总统化了合适的妆容，并确保做了足够的防护……这个案子很难，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我们相信，会在各个方面让所有人满意……星期六上午，威廉·高乐先生（来自华盛顿的一位殡葬师）打电话给我，说组织硬挺、肤色很好，那些瞻仰过他的人都说：“跟他老年时看起来一个样，显年轻。”
罗斯福先生：遗体……不密封棺材。
威廉·高乐：星期六晚上8点30分，棺材盖上，内盖拧上。外盖用水泥封口。
罗斯福先生：坟墓不砌砖块、水泥或石头。
詹姆斯·罗斯福先生：棺材放入水泥墓室。
罗斯福先生：全程使用炮架而非灵车。
帕特森先生：因为弹药车迟迟不来，棺材被放入我们那辆塞耶斯斯科维尔凯迪拉克灵车。
肯尼迪的葬礼
1963年11月，本书首版三个月时，为总统葬礼担任主管的几名总统助理再次领教了这项任务的困难程度。就达拉斯市几位殡葬师和华盛顿围绕约翰逊·肯尼迪葬礼的安排事宜的协商过程，两位作家描述了诸多细节。
阿瑟·施莱辛格在《罗伯特·肯尼迪和他的时代》（霍顿·米夫林出版公司，1978年）一书中描述了罗伯特·肯尼迪抵达贝塞斯达医院时的情景：
太多细节。死者家属想知道，棺材应该豪华到什么程度。“我受到的影响……就是有个女人写了一本关于（殡葬）开支的书……她叫杰西卡·米特福德（《美国式死亡》）……我记得，基于杰西卡·米特福德的书做了决定……我记得，事后想过这件事，是不是办得朴素了些，我还记得想过，每个人在做这种决定的时候，一定都十分艰难。”
得知高层吸取了我的意见，不用多说，我应感激不尽，但深入调查发现——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葬礼非常相似——罗伯特·肯尼迪和他助手们精心制定的计划进行得磕磕绊绊。占上风的毕竟是殡葬师。
威廉·曼彻斯特在《总统之死》（哈珀与罗出版公司，1967年）一书中，对葬礼的讨论有更多细节描写。他对达拉斯那位提供棺材将约翰·肯尼迪的遗体运回华盛顿的殡葬师做了如下描述：
在约翰·肯尼迪这件事情中，橡园草坪殡仪馆的维龙·奥尼尔是个有趣的角色。他个子矮胖，毛发浓密，职业性的沉默寡言，话语里带着浓厚的得克萨斯口音，油光可鉴、梳着背头的缕缕灰发一分两半，而他经营的殡仪馆的创办者可能是沃或者赫胥黎吧。殡仪馆里有铺着满屋地毯的“睡眠室”。里面播放着宗教背景音乐，还为饥肠辘辘的至亲配备了咖啡吧……（第291页）
约翰·肯尼迪的随从人员提出，用棺材把遗体运到达拉斯帕克兰纪念医院，奥尼尔得到指示后，一路小跑来到挑选间并选了一口最贵的棺材，是埃尔金棺材公司的“布莱塔尼亚”型产品，双层夹壁，密封式硬铜，重800磅。
场景转到华盛顿。戈弗雷·麦克休准将告诉罗伯特·肯尼迪，硬铜棺材在运输过程中损坏严重：“破损严重，一个把手掉了，装饰物严重变形。”罗伯特·肯尼迪决心坚定，“他不会允许用一口破旧的棺材举行国葬”。四位助理接受委派，找到同样历史悠久的高乐殡仪馆——位于华盛顿的这家殡仪馆曾经督办过罗斯福总统的葬礼。他们将结果向罗伯特·肯尼迪做了报告。
曼彻斯特对棺材价格协商过程的描述跟施莱辛格大致相当，但细节叙述更加具体：
罗伯特·肯尼迪读过米特福德小姐对于向死者家属漫天要价的翔实的曝光报道，同样读过的还有星期五下午与萨金特·施奈芙形影不离的“和平队”精神病医生约瑟夫·恩格里希博士。罗伯特·肯尼迪……觉得自己跟欧唐奈尔（总统的特别助理）……谈过价格问题……他清楚地记得有个女孩跟他说过……“棺材价格有500美元和1400美元，也有2000美元”。她还提到了防水和可选设备问题。在米特福德那本书的影响下，他对高价退避三舍。他要了一口1400美元的棺材，事后他想，自己是不是有点小气了；他觉得，人们在做这种决定的时候，一定非常不容易……（第432页）
曼彻斯特指出，这个价格差不多是仅仅两年前“棺材加葬礼”的平均收费标准……即1961年时708美元……的两倍。随着他的调查逐步深入，更糟糕的事情接踵而至。
后来，高乐耍了一把白宫的幕僚职员。他卖给他们一口“用五百年历史的硬质非洲红杉木手工打磨而成的马瑟鲁斯710型棺材”，并开出2400美元的账单。接着，他又加入殡仪馆价格最贵的套棺，开出一张“服务已提供费用已支付”的3160美元的总账单。
那么奥尼尔呢？在“服务已提供”被一位眼尖的注册会计师发现并一番讨价还价后，他最终向肯尼迪家族开出的账单是3495美元。于是，尽管罗伯特·肯尼迪为不被敲竹杠而做了令人称许的努力，但还是功亏一篑；最终这个家族向殡葬师的钱柜里一共投入6655美元。
被这些不道德交易激发好奇心的曼彻斯特继续调查，前往达拉斯的殡仪馆拜访了维龙·奥尼尔：
实际上，正如他向本书作者承认的那样，他一直想召回那口棺材。为了收回棺材，他跑了华盛顿两次。这事被传到相关部门，为避免事情公开，有人付了他一笔钱。棺材批发价是大家严守的商业秘密，但应作者的要求，一位注册殡葬师和一位陵园经理向埃尔金棺材公司就布莱塔尼亚型号产品价格提出了谨慎的询价申请。两人收到的报价一模一样：1150美元。如此一来，奥尼尔的账单意味着2345美元的利润。
最后，威廉·曼彻斯特记录了高乐殡仪馆的遗体防腐化妆术引发的反馈：
阿瑟·施莱辛格和南希·塔克曼穿过绿厅走了进来。“太可怕了，”阿瑟在报告里写道，“我越走近，看起来就越不像他。蜡质太重，妆化得太浓。”南希不住地低声咕哝，那张脸很像“商店里作为小玩意出售的橡皮面具”。他催促鲍勃“盖上棺材”。……沃尔顿（威廉·沃尔顿，艺术家，肯尼迪家族的朋友）打量了好一会儿，越看越生气。他对鲍勃说：“千万别让棺材敞着。看上去一点都不像总统。简直就是一件蜡模。”
于是，棺材就一直盖着。合众社（UPI）做了如下评论：
当杰奎琳·肯尼迪夫人做出让肯尼迪总统盖棺接受瞻仰的决定时，她的举动符合众多宗教领袖对死者家属的希望……他们觉得，专注于遗体是异教徒行为，不符合基督精神。值得指出的是，肯尼迪这场葬礼的其他细节，同样代表着人们对美国殡葬业促成的殡葬风潮的背离。应肯尼迪家族要求，没有鲜花。全程不见凯迪拉克灵车，棺材盖着国旗，由一辆炮架车拖行。
谢选骏指出：人说“就算是美国总统，也没有办法决定自己的葬礼”——我看罗斯福却可以决定不要给他自己验尸……因为他不想把自己的神经梅毒公诸于世。
【35、罗斯福可笑，蒋介石可悲】
《历史解密：希特勒、罗斯福与中国的外交旧闻》（2004/11/24 新浪文化）报道：
罗斯福与国共和谈
只要一提到中国，富兰克林·罗斯福就会兴致盎然地谈起他的外祖父沃伦·德拉诺——他1829年到过汕头、广州，后来还到了汉口，在对华贸易中赚到一百万美元，回国投资铁路亏蚀净尽；1856年他又去了中国，并在南北战争期间成为联邦政府在中国的代理人。罗斯福的母亲曾经在香港度过一段少女时光。在罗斯福孩提时代，家中摆满了从中国带回去的纪念品，从招呼全家人吃饭的铜锣，到少年罗斯福的第一本集邮册，不一而足。
1933年罗斯福当选为总统后，就把对中国的特有感情贯穿到他的对华政策上。在他长达12年的总统任期内，调停国共冲突、使中国避免内战和建立各党联合政府，曾是罗斯福苦心设计的对华外交的基石。曾任罗斯福侍卫的卡尔逊上尉是受美国政府派遣访问中共根据地的第一位美国军人，1937年春，他被派到中国时罗斯福总统专门接见了他，要他不时写信，直接寄往白宫，告诉自己那里发生的事情。卡尔逊到中国后，受到《西行漫记》的影响，决定亲自去延安一趟。1937至1938年，卡尔逊在华北、西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做了两次旅行访问，与毛泽东做过两次长谈，了解了八路军的军事组织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情况。按照总统的嘱咐，他在给白宫的信中写道：“中共控制的地区没有国民党统治区的那种失败主义和腐败现象，中共的部队具有新的作风。”他还告诉总统，共产党人既是社会革命家，又是真诚的民族主义者，他们渴望同美国合作打败日本，重建中国。罗斯福对这些信件极感兴趣。他对伊克斯说，这些信件激起了他的想像力，描绘了一幅展示游击战争价值的激动人心的图景。
基于对中国共产党的了解，罗斯福一直希望国共两党能够合作。他认识到了中国战场的重要性，曾说：“如果我们从南方进军，每个月只能攻占一个岛屿……我估计要50年左右才能打败日本。”他不想在辽阔的太平洋上角逐，而要以中国为基地发动进攻。正由于这一点，罗斯福在这个时期调停国共之争，旨在促使国共共同抗日，并为将来反攻日本提供基地。
1941年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国共之争重起。罗斯福不赞成皖南事变，宣布暂停计划中的对华贷款的实施。当时国民党正把争取外援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在罗斯福的压力下，蒋介石只得表示要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共之争。同时罗斯福也逐步认识到了蒋介石政权的种种弊端，关于国民党“腐败”、“失职”、“混乱”、“独裁”的报告源源不断地送到罗斯福的办公桌上。1942年宋美龄访美，罗斯福在与宋美龄的一次谈话中谈到了美国著名的“好斗”工会领袖约翰·L·刘易斯，他当时正在威胁要举行煤矿工人罢工。罗斯福问：如果碰上这种情况，在中国会怎样处理？宋美龄伸出她的纤纤玉手在脖子上一抹，罗斯福见了目瞪口呆。
在二战期间，罗斯福竭尽全力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以制约苏联。此举遭到了英国与苏联的强烈反对。丘吉尔觉得把中国同大英帝国相提并论，“实在难以忍受”。斯大林也说，“他怎么也看不到中国哪点与大国地位相称。”但罗斯福一直致力于使英、苏接受他关于中国大国地位的提议，这其实也就是接受他的关于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在罗斯福坚持下，中国成为开罗会议中四大国之一。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哈里·杜鲁门上台，这才开始了全面支持蒋介石的政策。
希特勒与蒋介石
1932年，蒋介石刚刚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这天，张静江、戴季陶来访，他们是早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搞投机买卖时的拜把兄弟。他们告诉蒋介石，现在德国有一股势力叫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简称纳粹党，其党魁阿道夫·希特勒主张铁血政策，他们似可吸取其的做法。
蒋介石听了介绍后，不久又叫来戴季陶，请他带代表团去德国考察，并表示，为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军队，还将分批派人到德国学习。戴季陶从德国回来后，再次力劝蒋介石学习希特勒，加强政治上的控制和军事上的准备，以外抗强权。蒋介石听了感叹道：“希特勒乃当今世界伟人也！我是一国最高领导人，应当学习希特勒。”为了稳妥，他又就独裁问题找来张学良详谈了一次。
于是蒋介石命心腹顾问黄郛创办《复兴月刊》，第一期就刊登了一篇论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如何复兴的长文。由于蒋介石的提倡，30年代法西斯主义在中国盛行过一时，希特勒、墨索里尼像高悬于各处。国民党元老张继也曾公开推崇说：“蒋中正先生就是中国的希特勒。”此时黄埔系中一些骨干分子组成“蓝衣社”，仿效墨索里尼的黑衫党，一切惟“领袖”之命是从。CC系的“中央调查处”也是宣传法西斯主义的一个重要系统。
蒋介石政府与希特勒政权之间的往来日益频繁，蒋介石让中山大学校务委员朱家骅去德国，邀请了一批德国将领来华当军事顾问。1932年5月请来了67岁的塞克特，他1920年至1926年担任过德国国防军总司令。在塞克特的帮助下，蒋介石制定了第五次“围剿”的策略。由于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错误，红军被迫长征。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还加紧组织农产品和战略物资向德国出口，第一批2000吨钨矿运往了德国。1936年4月8日，双方还在柏林签署了《易货协定之补充信贷合同》。美国《中国每周评论》很快发现了问题，立即指出：“我们对蒋介石在中国推行法西斯主义表示忧虑。”
蒋介石后来吃了日本法西斯的大亏，对自己先前的法西斯倾向开始讳莫如深。但事实一旦已成了历史，那终究是赖不掉的。
本文节摘自《外国首脑与中国》一书。
谢选骏指出：人说“历史解密：希特勒、罗斯福与中国的外交旧闻”——我看罗斯福一个瘫子，只能通过保镖去制定外交政策，太太太可笑了！
《开罗会议：罗斯福、丘吉尔与蒋介石》（易化）报道：
1943年夏季以后，欧洲与太平洋战场上盟军加强了对法西斯轴心国的反攻。9月8日，意大利无条件投降，法西斯轴心国开始瓦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局势渐趋明朗。美国总统罗斯福从战后局势安排考虑，力图把中国扶持为世界“四大强国”之一，他认为：有五亿人口的中国站在美英一边，这在“紧接着战争结束以后的时期”是会“非常有用的”。如果中、英两国站在美国一边，战后就可以孤立苏联。因此，罗斯福以极大的热情发起召开美、英、中、苏四大强国首脑会议，讨论同盟国在欧洲和太平洋战场上协同作战以及战后的远东安排，确立战后世界基本态势。
1943年10月28日，罗斯福电邀蒋介石参加四大国首脑会议，电文说：“我正促成中、英、苏、美同盟之团结。我尚不知斯大林能否与我相晤，但在任何情况下，我极想与阁下及丘吉尔能及早会晤于某处，时间为11月20日至25日之间。我想亚历山大（埃及海港）当为一良好地点……会议日期为三日。”针对美国人认为蒋介石政府“泄露机密是出名的”情况，罗斯福在电文中特别关照蒋介石“祈极守秘密为盼！”蒋介石接到电报，受宠若惊，立即回电罗斯福表示“同意”。
斯大林对于罗斯福要把中国捧为世界四大强国的设想予以抵制，迟迟不做出是否参加会议的答复。更主要的是，斯大林不愿意在此时与蒋介石坐在一起开会，以免因单方面破坏1941年4月与日本签订的《苏日中立条约》而使东部地区受到日本的攻击，陷于东西两线作战的困境。
英国首相丘吉尔对于罗斯福把蒋介石抬高到世界领袖地位颇不以为然。他认为：“在美国人的眼中，他（指蒋介石）是世界上的一个举足轻重的力量。他是‘新亚洲’的一个斗士……美国各界人士公认，在这次战争获胜以后，他将成为世界上第四个大国的领袖……我在当时并不同意人们这样过高地估计蒋介石的力量，或中国在未来的贡献。”丘吉尔虽说去了开罗，但他仅仅是为了保持战后英国在亚洲的殖民地和政治、经济利益，为了与罗斯福会面以及紧接着与罗斯福一起去德黑兰会晤斯大林、讨论欧洲战局，才同意与蒋介石会面。
为了安全起见，英国有8个空军中队驻在亚历山大港，以防备德国空军的袭击。在会议和首脑们下榻的金字塔附近，有一个步兵旅的兵力负责保卫，还有500门高射炮指向天空，可谓戒备森严。
1943年11月21日上午，蒋介石偕宋美龄抵达开罗；下午，丘吉尔也到达了。当天下午6时，蒋介石主动拜会了丘吉尔。罗斯福于第二天早晨抵达开罗。三位领袖带来的随员将近500人，开罗会议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一次政府间官员的聚会，能够眺望金字塔的米纳大旅馆人满为患。
11月23日，开罗会议（密码代号“六分仪”）在罗斯福总统下榻的别墅正式开幕。会议一开始就把亚洲战场的情况先提出来进行讨论。丘吉尔后来回忆说：“我们担心由于蒋介石的到来将会引起的问题，现在终于发生了。关于中国的那些冗长、复杂和琐碎的情况，严重地打乱了英美参谋长们的会议……结果，中国事务在开罗会议上不是最后，而是最先得到讨论。”
在会议上，罗斯福要求蒋介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必须继续对日本作战，以牵制住日本在中国大陆的军队，而美国将保证中国在战后取得大国的地位和利益。罗斯福还要求蒋介石在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停止与中国共产党的摩擦，希望能让中共领导的武装力量去打击日本军队，不要因为国共双方的摩擦而打乱在中国建立一个亲美政府的“战后秩序”。蒋介石则要求美国为他装备和训练90个师的军队，并要求翻越喜马拉雅山的物资空运量必须保持每月1万吨。为此，罗斯福与蒋介石于11月23日晚间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直到深夜12点。在场的只有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和罗斯福总统的秘书萨姆纳·韦尔斯。在谈到剥夺日本在太平洋侵占的岛屿时，罗斯福想到了琉球群岛，并对蒋说：“琉球是由许多岛屿组成的弧形群岛，日本当年用不正当手段抢夺了该岛，也应予剥夺。我考虑琉球在地理位置上离贵国很近，历史上与贵国有很紧密的联系，贵国如想得到琉球群岛，可以交给贵国管理。”
罗斯福突然提出将琉球群岛交给中国，大大出乎蒋的预料，蒋不知道如何回答。过了一会，他才对罗斯福说：“我觉得此群岛应由中美两国占领，然后两国共同管理为好。”蒋这么一说，罗斯福觉得蒋不想要琉球群岛，故未再往下说。
关于战后对日本的占领问题，罗斯福提议，应以中国军队为主体，但蒋介石表示此事应由美国主持，如需要中国派兵协助亦可。
蒋介石在与罗斯福会谈中所表现出来的低姿态，显然与中美之间的互信不足有关联。蒋介石1943年11月23日的日记里在述及回避罗斯福提出琉球问题的原因时说，“如此做是一以安美国之心”。而对于战后驻军日本问题，蒋认为，“罗斯福坚主由中国为主体，此其有深意存也。余亦未便明白表示可否也”。蒋介石似乎怀疑美国提出这些问题的诚意，担心美国是在探询中国对战后处置的胃口，不愿引起美国对中国的疑虑。
11月25日，蒋介石与罗斯福再度会晤时，又谈到琉球群岛问题。蒋还是坚持共同管理。蒋为什么不要琉球群岛？据后来跟蒋到开罗的国民党官吏分析，蒋去开罗主要是争东北、台湾及彭湖列岛，没有争琉球群岛的计划；另一方面，蒋怕中国得到琉球群岛后，日本战后找中国扯皮，中日两国再度结新怨。
罗、蒋会谈后，蒋介石说：“气氛融洽。”罗斯福却感到失望，他对他的秘书韦尔斯说，他在同蒋介石打交道的一年来遭到了“无数困难”，蒋介石是“非常神经质的”。罗斯福激愤地谈到蒋政权的“腐败无能”，他厌恶蒋政权“对中国人民大众的苦难无动于衷的态度”。但是罗斯福又认为，不管蒋介石的军事视野“多么有限”，“他的军队的作战情况多么糟糕”，他仍然是战后唯一能使中国人民保持团结的人。罗斯福对他儿子说：“尽管蒋氏夫妇的缺点很多，我们还是得依靠他们。”
在开罗，蒋介石与丘吉尔就反攻缅甸问题举行了会谈。蒋介石要求英国出动海空军，在南缅投入登陆作战，中国军队从北缅进军，南北夹击在缅甸的日军，从而恢复滇缅公路，确保中国的陆路补给线。这个计划得到了罗斯福的支持。而丘吉尔关心的重点在欧洲，为了确保有足够的海空军在法国的登陆作战，实现“霸王”作战计划，以便同苏联争夺战后在欧洲的地位，他拒绝在南缅使用海空军，却要求蒋介石单独在北缅发动进攻，以牵制日军，使之不能向英属印度进军。11月29日，丘吉尔用书面通知英国三军参谋长们：“首相希望将下列事实记录在案，即他明确拒绝蒋介石大元帅关于要我们在缅甸进行陆战战役的同时，负责发动一次两栖作战的请求。”
蒋介石与丘吉尔还就战后香港归属问题进行了交锋。蒋介石在会议上提出战后拒绝英国军舰驶入中国港口、取消英国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和收回租借地的问题。罗斯福支持了蒋介石的意见，又问蒋介石：“你对香港有什么打算？”蒋介石尚未回答，丘吉尔抢着大声疾呼：“请大家注意，香港是英国的领土。”蒋介石对罗斯福尊敬有加，对丘吉尔却很不客气，针锋相对地说：“英国以暴力入侵中国，与清廷所订的不平等条约，国民政府概不予承认，战后随时可以收回香港。”丘吉尔抱怨说：“盟国共同战胜日本，为什么英国也像残暴敌人日本一样，受到被剥夺土地的惩罚？”
在讨论太平洋战场对日作战问题时，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提出以美国海军陆战队与中国驻印军两个加强师在广州湾登陆。英国参谋总长艾伦·布鲁克说：“这是一件令人感觉奇异的事件，何以在广州湾登陆没有英国部队参战？谁都知道，那里的香港是英国的领土，英国必须参加广州湾登陆的战役。”蒋介石立即加以反驳，他说：“中国为独立自由而战，香港原是中国领土，在不平等条约下为英国霸占。英国曾被日本从这块土地上赶走，今天要以无数的中国生命，收复这块地方，香港必须归还中国。”布鲁克问蒋介石：“中、美、英协力在缅甸击败日本之后，缅甸仍属于英国，何以在广州湾击败日本之后，香港就应该属于中国？”蒋介石反驳说：“不能拿香港和缅甸相比，香港原是中国领土，中国必须收回，中国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布鲁克哑口无言。
事后，蒋介石在11月30日的日记中写道：“开罗会议之经验，英国绝不肯牺牲丝毫之利益以济他人”，“彼对于美国之主张亦绝不肯有所迁就，其与中国存亡之生死，则更不值一顾矣”，“英国之自私与贻害，诚不愧为帝国主义之楷模矣”。然而，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急于与共产党争夺抗战胜利果实，调兵去华北和东北，并且屈服于美国人的压力，放弃了战后收回香港的绝好机会。
1943年11月26日，中、美、英三国首脑通过了《开罗宣言》，并于12月1日在重庆、华盛顿、伦敦同时公布。《开罗宣言》全文如下：“罗斯福总统、蒋委员长、邱吉尔首相偕同各该国军事与外交顾问人员，在北非举行会议，业已完毕。兹发表概括之声明如下：
“三国军事方面人员，关于今后对日作战计划，已获得一致意见。我三大盟国决心以不松弛之压力，从海陆空各方面，加诸残暴之敌人，此项压力，已经在增长之中。
“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三国决不为自己图利，亦无拓展领土之意思。三国之宗旨在剥夺日本自从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所夺得或占领之一切岛屿；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东北四省、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其他日本以武力或贪欲攫取之土地，亦务将日本驱逐出境。我三大盟国稔知朝鲜人民所受之奴隶待遇，决定在相当时期，使朝鲜自由与独立。
“根据以上所认定之各项目标，并与其他对日作战之联合国目标一致，我三大盟国将坚忍进行其重大而长期之战争，以获得日本无条件投降。”
在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在波茨坦会议期间发表《中美英三国促命日本投降之波茨坦公告》中重申：“开罗会议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
1943年11月27日，蒋介石带着大国领袖的自豪感与宋美龄乘飞机回到重庆。报刊上发表了开罗会议上四位著名人物和幕僚们的合影。从照片上看，前排坐着的左起第一人是蒋介石，穿紧身军服，领上缀着三颗星，戴白手套，手里拿着一顶有青天白日圆形徽章的军帽。第二人是身着黑色西装的罗斯福，略微侧身面对蒋介石。世界第一强国的总统侧身于蒋介石，这种姿态无论是罗斯福高超外交技巧、有意安排，还是摄影师抢下的镜头，都无疑会大大提高蒋介石的地位，满足他的世界领袖欲和虚荣感。第三位是丘吉尔，身着一套白色西装、一双白色皮鞋，手里拿着一顶巴拿马礼帽，神情严肃，一副英国绅士的派头。最后是宋美龄，身穿黑色的缎子旗袍，外加一件白色短外套，脚上穿着一双饰有素雅蝴蝶结的白皮鞋，富有东方女性的魅力。
开罗会议刚结束，11月28日，罗斯福与丘吉尔飞赴德黑兰与斯大林举行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斯大林向美英保证，在战胜德国法西斯后，苏联将移师远东参加对日作战。这样一来，一个强大的对日攻击力量显然使战斗力不强的中国国民党军队相形失色，因而对中国的需要已经不像太平洋战争初期那么急迫了。丘吉尔以在欧洲和亚洲同时进行海陆进攻，登陆舰艇不敷应用为理由，向罗斯福提出取消反攻缅甸的计划，罗斯福宁可失信于中国，向英国作了让步。这是美国大力支持中国抗战政策的一个转折点，此后，由于苏联答应参加对日作战，美国对日作战的重点移至太平洋上，而中国战场只需维持牵制日军不致崩溃即可。
开罗会议是蒋介石外交的顶峰，从表面上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在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问题上，中美英三大国密切合作，中国的四强之一的地位再次得到肯定，成为不久成立的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蒋介石的国际地位也被抬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蒋介石的国际地位名不副实，美、英、苏从未把他当作平等的伙伴。1945年2月召开的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三巨头雅尔塔会议，蒋介石被排斥于门外；苏、美、英三国背着中国签订的《雅尔塔协定》，是美英以牺牲中国的利益换取苏联对日作战的承诺。蒋介石“四强”之一的遮羞布也就被揭去了。
谢选骏指出：人说“开罗会议：罗斯福、丘吉尔与蒋介石”——我看我看罗斯福信口开河，蒋介石只会惊愕，没有抓住历史机遇，让中国失去了抗战胜利的成果，太太太可悲了。
【36、罗斯福坐视斯大林、丘吉尔二狗分食欧洲】
《冷战教训：丘吉尔的“百分比”和俄罗斯的恐惧》（蒙克
BBC中文网2019年4月19日）报道：
丘吉尔对美国记者说，“斯大林从来没有对我食言。我们就巴尔干达成协议。我说他可以得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他说我们可以得到希腊…当我们1944年进入（希腊）时，斯大林并没有干涉。"
英国国家档案馆推出英国冷战历史的专题展览，纪念北约成立70周年，柏林墙倒塌30周年。档案馆的专家说，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冷战档案文件让人们了解冷战年代的秘密，猜疑，恐惧，东西方的政治紧张和意识形态对立。
展览陈列了被英国二战时的首相丘吉尔称为“淘气文件”的协议原件。那是丘吉尔与斯大林在二战即将结束时在东欧划分势力范围达成的“百分比协议”。
一年多以后，丘吉尔在美国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形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用铁幕笼罩起来”。“铁幕”演说成为冷战开始的重要标志之一。
丘吉尔在战争末期苏联红军仍然在推进时达成“百分比协议”中表现出的现实态度，与后来在1946年的“铁幕”演说中坚定的反共立场形成了对比。1947年，美苏两大阵营形成，冷战开始。
丘吉尔的"淘气文件"
1944年10月，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在第四次莫斯科会议期间讨论了战后东欧国家的势力范围划分问题。当时代表美国总统罗斯福参加会议的美驻苏大使哈里曼被排除在丘吉尔和斯大林的密谈外。
百分比协议：丘吉尔在纸上标出划分势力氛围的百分比，斯大林用蓝铅笔打了一个大勾。
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说，他把写这个百分比数字的一张纸递给斯大林，上面标明了英国和苏联在不同欧洲国家势力范围的百分比。根据卡尔顿（Carlton）在《丘吉尔和苏联》一书中记载，丘吉尔后来说，“斯大林拿着蓝铅笔在上面划了一个大勾，然后把纸递还给我们。”
英国要求在希腊拥有90%的控制，苏联被允许在罗马尼亚拥有90%的控制。在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双方各拥有50%的控制。在保加利亚，苏联的影响力为75%，英国为25%。
美国历史学者莱恩（Henry Butterfield Ryan）在《英美展望：美英同盟和冷战出现 1943-1946》一书中说，在随后的具体讨论中，英国外相艾登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像集市里买地毯谈价钱那样，按照百分比协议展开激烈的讨价还价。最后莫洛托夫成功地把丘吉尔的百分比作了修剪。
最后的数字显示苏联在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占据了80%的优势，而英国只有20%。苏联在罗马尼亚的控制也变成了100%。
莱恩在书中说，丘吉尔对美国迟迟没有同苏联达成欧洲势力范围相关协议感到焦虑，丘吉尔认为在同莫斯科达成正式协议前，在欧洲的苏联红军不会停止推进。
俄罗斯的恐惧
许多历史学者认为"百分比协议"的意义十分深远，有人将此协议同雅尔塔协议和波茨坦协议相提并论，说斯大林和丘吉尔达成的这些协议，把东欧置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内。
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越来越被西方当作威胁，许多人担心西方和俄罗斯会再次进入类似苏联时代的军事和意识形态对抗。
随着二战结束，英国全面控制希腊后，丘吉尔试图反悔“百分比协议”。历史学者勒弗勒尔（Melvyn Leffler）认为，丘吉尔和罗斯福都对与斯大林达成的协议保密，不让他们的继任者知道，说明了这两位领导人对协议的态度。
在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提议"百分比协议"中的内容应该由新成立的联合国决定。美国的建议令斯大林不悦，斯大林希望把东欧置于苏联控制之下。
斯大林希望通过和英美达成的一系列协议，能在战胜纳粹德国后在苏联欧洲边界外面的东欧地区建立战略缓冲区，防止欧洲再出现下一个拿破仑或希特勒。
最初斯大林对这个秘密协议充满了信心，他甚至认为“百分比协议”的重要性超过了雅尔塔公开协议。因此斯大林后来感到被英美背叛。
丘吉尔在1956年对美国著名记者苏兹贝格（C. L. Sulzberger）说，“斯大林从来没有对我食言。我们就巴尔干达成协议。我说他可以得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他说我们可以得到希腊…当我们1944年进入（希腊）时，斯大林并没有干涉。”
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创始人乔治·凯南在1946年的长篇电文中说，克里姆林宫神经质的世界事务看法背后是特有的不安全感。经常的恐惧和对遭受入侵的担忧贯穿苏联和俄罗斯外交政策。
吸取历史教训
柏林墙倒塌后德国统一，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坚持不能让统一的德国加入北约。他对美国国务卿贝克说，“北约从一开始就是敌视苏联的组织”，（苏联）不能接受北约的任何扩张。
本月早些时候北约成员国开会庆祝北约成立70周年。美国蓬佩奥说，在2014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后，北约要致力于对付俄罗斯。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继续在北约东扩问题上对美国施压。他对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说，北约吸纳前华约成员国“埋下不信任的种子”。叶利钦后来在1995年又对克林顿说，让俄罗斯领导人“同意北约边界扩展到俄罗斯，将是对俄罗斯人民的背叛”。
叶利钦的继任者普京执政期间的大部分努力都是在致力于恢复苏联的经济空间和安全疆界，对付扩大的北约和欧盟的扩张。2005年普京在国情咨文讲话中说，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
以色列前领导人佩雷斯说，普京不是美国和欧洲的敌人。2016年普京同佩雷斯有过一段私人谈话，“他们（美国人）需要北约是为了什么”，“他们想和哪个军队作战？他们认为我不知道克里米亚是俄罗斯的，赫鲁晓夫把它作为礼物送给了乌克兰？在你们需要把乌克兰加入北约之前，我不在乎。要它做什么？我没有碰他们。”
2014年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后，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越来越被西方当作新的威胁。去年俄罗斯前间谍在英国成为毒杀目标，引发两国互相指责并驱逐对方的外交人员，英俄关系降至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点。
许多评论认为当今世界已经进入新“冷战”，即类似于50年代初到80年代末苏联和西方的意识形态和军事对抗的局面再次出现。“百分比协议”是大国对力量对比现实的承认，这种实力政治让位给意识形态就是“冷战”的开始。
英国国家档案馆的展览最后向公众提问：你是否认为现在的世界更安全了？大多数人的回答是世界没有更安全。许多人说我们根本没有吸取历史教训。还有人评论说，“现在的世界或许稍微安全了一点，但必须要保持平衡，不要让俄罗斯和中国感到受威胁。”
谢选骏指出：人说——冷战教训：丘吉尔的“百分比”和俄罗斯的恐惧。我看——罗斯福坐视斯大林、丘吉尔二狗分食欧洲；罗斯福还把蒙古送给苏联，以便苏联继续甘做他的帮兇。
【37、罗斯福培养了一大堆希勒特】
《美国向苏联提供多项援助帮助赢得二战胜利》（2020年4月29日 ShareAmerica）报道：
美国在1941年12月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经在向苏联提供军火和设备援助，支持苏联反击纳粹入侵。
虽然苏联和德国在1939年8月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但是，1941年6月在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双方联盟崩溃。苏联与德国反目为敌，投入到对抗纳粹德国的战争中。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告诉美国国会，美国应向“对捍卫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提供军事援助。
他说，“我们不能够，我们也绝不会，只因为他们当下无力购买武器——我们知道他们绝对需要这些武器——而[对他们]说，他们必须投降”。
美国根据在加入二战前九个月通过的《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向英国、中国和苏联运送战争物资。虽然美国和苏联在其他领域存在分歧，但是，希特勒对世界的威胁使两国形成一个共同目标。
名义上说，美国是出借那些物资。罗斯福面对具有成本意识的美国人这样说：
“假设我邻居家的房子失火了。……如果他能把我浇花用的水龙带接到他的水龙头上，我也许可以帮他扑灭这场火。现在我怎么做？我不会在做之前先对他说，‘邻居，这条水龙带花了我15美元；你必须付我15美元’。我不想要15美元——我想让我的水龙带得到归还。换话句话说，如果你借出了某些军火，它们在战争后归还，这对你来说是可以的”。
最终，美国基本没有寻求或期待得到货币形式的偿还。一些战争债务后来以很低的利息了结。《租借法案》基本上是美国——这个被罗斯福称之为“民主的兵工厂”的国家——向反抗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伙伴国家提供的赠款。
纳粹德国1941年6月进攻苏联后，美国在8月份即向苏联运去了第一批物资。
美国援助的规模在俄罗斯政府报刊（《俄罗斯报》[Rossiyskaya Gazeta]）的在线刊物《焦点新闻外的俄罗斯》（Russia Beyond）上有详细介绍，也得到许多历史学家的记述，其中包括美国政策分析人士艾伯特·威克斯（Albert L. Weeks）2004年撰写的《俄罗斯救生线：二战对苏租借援助》（Russia’s Life-Saver: Lend-Lease Aid to the USSR in World War II）一书。
最终统计显示，美国向盟国俄罗斯运送了以下装备：
– 40万辆吉普车和卡车
– 14000架飞机
– 8000台拖拉机
– 13000辆坦克
此外还有下列物资：
– 150多万条盖毯
– 1500万双军靴
– 17.7万吨棉花
– 270万吨石油产品（用于飞机、卡车和坦克燃料）
– 450万吨食品
美国人还提供了枪支、弹药及爆炸装置，铜、钢、铝材料，医药、战地电台、雷达工具、书籍以及其他物品。
美国甚至将一个制造军用轮胎的福特公司（Ford Company）的整座轮胎厂搬到苏联。
从1941年至1945年，美国向苏联提供了113亿美元的物资和服务，相当于2016年时的1800亿美元。
1941年11月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在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说：
“总统先生，苏联政府怀着诚挚的谢意接受您决定向苏联提供的10亿美元无息信贷物资和原材料，这是对与共同敌人——嗜杀无度的希特勒主义——进行艰苦卓绝作战的苏联的亟需援助”。
1943年12月在德黑兰会议（Tehran Conference）期间，斯大林在与同盟国领导人的一次餐会上祝酒时还说，“美国……是机器之国。如果没有使用通过《租借》得到的那些机器，我们会输掉这场战争”。
1953年至1964年担任苏联领导人的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同意斯大林的评价。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描述了斯大林如何强调《租借》援助的重要作用：“他直截了当地说，如果美国没有帮助我们，我们不会打赢这场战争”。
展现被遗忘的历史
位于莫斯科的前“同盟国与《租借》博物馆”（Museum of the Allies and Lend-Lease）曾陈列着美国援助苏联对德作战的实物见证。
这座博物馆2004年开馆时，苏联将军罗科索夫斯基（K.K. Rokossovsky）的儿子将父亲二战时的美国造威利斯吉普车（Willys jeep）捐赠给博物馆。博物馆不仅展出这部仍可开动的吉普车，而且偶尔还让它上路行驶。博物馆也收藏了一批独特的军服纽扣，纽扣正面是苏联的标志，反面有“芝加哥制造”的字样。
现在这座博物馆已不再开放，但是，前馆长尼古拉·博罗金（Nikolai Borodin）仍然致力于传播《租借》史话。他说，美国除了提供军事援助外，还送给俄罗斯老百姓食品、衣物和玩具。
他说，根据《租借》，“要什么就得到了什么”。
领导人的回溯
2005年5月9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纪念同盟国战胜纳粹德国60周年的莫斯科游行检阅仪式上发表讲话，纪念俄罗斯人作出的牺牲——苏联在二战中的死伤人数超过任何一个参战国——同时指出盟国对赢得二战胜利的帮助。
普京提到，“61个国家和世界近80%的人口”受到这场战争的某种影响，盟国的支援对击败希特勒不可或缺。
普京说，“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从未将胜利分为我们的和他人的”。他说，“我们将永远牢记盟国的援助：美利坚合众国、英国、法国和反希特勒联盟的其他国家，[还有]德国和意大利的反法西斯人士”。
1945年4月，英国首相温斯顿·邱吉尔（Winston Churchill）在罗斯福总统逝世后不久在英国下院发表讲话时，赞扬这位美国已故总统在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中确保了美国向盟国提供援助。
邱吉尔说，罗斯福“设计出这个叫做《租借》的非凡的援助方案，它将作为历史上任何一国最无私和最无瑕的经济行动永载史册”。
而最令美国领导人欣慰的是，《租借法案》帮助实现了目标：打败希特勒。
谢选骏指出：罗斯福运用美国的力量打败了德国的希特勒，同时却培养了一群苏联的希特勒。罗斯福妙计安天下——“一个希勒特倒下去，一大堆希特勒站起来！”这些小希特勒，其中一直延續到了現在的普京。
【38、罗斯福想把最高法院搞残】
“伯樵评《至高权力》︱罗斯福vs最高法院：满盘皆输的胜利”（澎湃新闻 2020年2月19日）报道：
最高法院在1937年神奇的让步，既不是罗斯福的胜利，也不是最高法院的胜利，它甚至不是人民的胜利。只有那个名为“国家”的想象的共同体，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至高权力：罗斯福总统与最高法院的较量》，[美]杰夫·谢索。
1945年4月12日，刚到美国正为新书《通往奴役之路》做巡回演讲的哈耶克在费城出租车的广播里，震惊地听到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死讯。让哈耶克更震惊的是，费城出租车司机在表达完对罗斯福逝世的哀悼后，转而又说：“他不该跟最高法院对着干，他不能这么做！”
司机口中“跟最高法院对着干”指的是著名的1937年最高法院填塞计划（court-packing plan），罗斯福试图借增加大法官人数来扭转高院保守派占优的情况，并借此改变之前诸多针对美国大萧条的经济法案被最高法院判定违宪的尴尬局面。哈耶克吃惊的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居然也持对权力制衡的“匹夫有责”式观点。彼时美国刚刚走出大萧条的泥潭，在二战中奠定了胜局，罗斯福在美国社会的声望已臻巅峰，但费城“的哥”却能在“为逝者讳”的舆论氛围中批评罗斯福未能尊重三权分立，也难怪初来乍到的哈耶克大吃一惊。
其实哈耶克大可不必惊讶，这次奥地利人所受的“公民教育”洗礼可能也仅仅是一个偶发事件，费城出租车司机的政治学水准并不见得强于他们的北京同行。事实上，最高法院作为三权分立中最不受重视的一支，长期被美国百姓所忽视。由于高院的大法官们都是终身制任期，所以他们不必像民选官员那样争抢着要上媒体头条，二十一世纪前多数大法官也习惯了深居简出的低调生活，这也限制了他们的公众曝光。绝大多数美国人报不出在任的九位大法官的姓名，更别提能认出他们，有时甚至就连最高法院的出庭律师都会喊错大法官们的名字，遑论普通民众。虽说哈耶克对费城“的哥”表错了情，但毫无疑问，最高法院填塞计划确实是罗斯福显赫辉煌的政治生涯上最为人诟病的污点。
曾作为美国总统克林顿白宫撰稿人的杰夫·谢索（Jeff Shesol）于2010年出版的《至高权力：罗斯福总统与最高法院的较量》（Supreme Power: Franklin Roosevelt vs. the Supreme Court）一书，就旨在全方位展现白宫、国会、最高法院之间这场伤筋动骨的宪政拉锯战。
最高法院对新政的威胁
1929年，美国爆发大萧条。伴随着“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的，不仅是全球贸易断崖式的下跌，更是萦绕了美国整整一代人的苦难梦魇：失业率达到近百分之二十五，超过五千家银行宣告破产，数以十万计的人无家可归……时任美国总统的赫伯特·胡佛虽然也采取了一些救市措施，但整体施政作风保守胆怯，在经济跌入低谷之时并未大张旗鼓地为经济复苏注入信心，货币政策不进反退，甚至还和欧洲各国打起了贸易战，使得美国经济雪上加霜。直到任期最后一年（1932），胡佛才觉得通过《紧急救济和建设法》（Emergency Relief and Construction Act）时机成熟，但大势已去。
1932年，罗斯福以四百七十二比五十九的选举人票优势在总统大选中战胜胡佛。在就职典礼上，他发表了《我们唯一不得不感到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的著名演讲，并借此开始了轰轰烈烈的“百日新政”。罗斯福大刀阔斧地开展了日后被称为凯恩斯主义的施政措施：加大公共支出、大搞基础建设、禁止黄金外流、推出紧急银行法案解决挤兑问题……罗斯福第一次新政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效果仍不理想，很多措施以今天的眼光来看实际上起的反作用或许还大一些。在此前提下，罗斯福又推出了一系列以最低工资、促进就业、价格管制、银行破产保护为主的法案，以期稳定市场信心、扭转经济颓势。
但就在此时，新政遭遇了来自最高法院的潜在威胁。1934年1至3月，罗斯福政府在《抵押品延期赎回案》（Home Building & Loan Ass'n v. Blaisdell）和《牛奶价格管制案》（Nebbia v. New York）两起诉讼中赢得胜利，但都是以五比四的微弱优势涉险过关。美国最高法院共有九名法官，首席大法官统筹高院事务，但在投票时九位法官人人平等，获得五票的一方即为多数方，多数意见也随之成为判决定谳；但少数一方也可发表异议。当时最高法院九名法官不仅意识形态分野鲜明，而且名垂青史的大法官云集一处，被后人景仰的卡多佐、布兰代斯以及斯通是坚定的自由派大法官，他们更重视民间疾苦，对新政的态度更为亲善；而巴特勒、麦克雷诺兹、萨瑟兰、范德文特则构成了后世冠以“四骑士”（Four Horsemen）之称的保守派；而位于中间的则是首席大法官休斯和罗伯茨，两人在政治光谱上位于中间地带，但在投票上他们更多地倾向保守派。于是乎，五比四的判决在新政时期的最高法院如同家常便饭，九个老头表面上和和气气，但在司法辩论时往往剑拔弩张、寸步不让（当然麦克雷诺兹因布兰代斯的犹太人身份，除了公事外，几乎从不与后者讲话，甚至布兰代斯退休时，他都不愿在高院例行公事的祝贺荣休的告别信上签名）。
1935年1月，涉及《全国工业复兴法》（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中的热油条款被最高法院以八比一判为违宪，不过这项法案条款本身就有诸多不合理之处，新政并未伤筋动骨。2月，罗斯福迎来大考，最高法院就旨在废除“黄金结算条款”的新政法案进行表决，判决发布前形势暧昧不明，罗斯福甚至一度命令手下官员做好随时关停股市的准备，并提前写好了“金子并不总是发光”的败诉演说。最后高院颤颤巍巍地五比四判定罗斯福当局并不违宪——新政中极为核心的一步棋勉强保住了。但罗斯福的好运气也用尽了。
1935年5月，最高法院开始接连阻击新政法案——5月27日，史称“黑色星期一”：最高法院一天之间接连三场诉讼都做出了不利于新政的判决，否定了包括《农地破产法》（Frazier–Lemke Farm Bankruptcy Act）《全国工业复兴法案》（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在内多部法案的重要条款，而且票数都是无一例外的九比零全票通过。罗斯福震惊于连自己一直视为奥援的卡多佐和布兰代斯都反水了。
之后，1936年1至5月，新政在最高法院节节败退，包括作为百日新政政绩的《房屋业主贷款法》在内的诸多法规，如《农业调整法》《纽约最低工资法》纷纷以五比四被最高法院判定违宪。鉴于共和党在国会两院全面处于下风，而罗斯福又深得大多数美国媒体欢心，最高法院成为保守派的最后阵地。对亲新政的自由派来说，必须要同时争取到休斯和罗伯茨两位中间派大法官，才能取得主动；而对反新政的保守派来说，只要摇摆票中有一个人站在己方阵营就足矣。
虽然罗斯福第一次新政立法实施过程中的问题颇多，他和幕僚团队也在积极准备修订一系列法案，但来自最高法院的一份份违宪判决不仅让他颜面大损，更是给市场传递出了消极的信号：别说走出华盛顿了，罗斯福的政令是否能够走出白宫现在都是一个问题。罗斯福一边忙于1936年末的连任选举，一面也开始指示司法部长卡明斯（Homer S. Cummings）秘密召集人手研究应对之策：即如何巧妙地扭转白宫在最高法院长期处于少数派的局面？
1936年11月，第三十八届美国总统大选结束。罗斯福以碾压性的优势再次当选，选举人票五百二十三比八，在四十八个州中赢下了四十六个州，普选票也以百分之六十点八的份额遥遥领先对手的百分之三十六点五，同时罗斯福所在的民主党在参议院拿到了绝对多数的七十四席，在众议院则是以三百三十四比八十八的席位一骑绝尘……甚至有传闻说，某些民主党管理层觉得应该在党内再分化出两派，以平衡一边倒的政治局面。
胡佛与罗斯福
对罗斯福来说，这是对最高法院下手的最佳时机：坐拥巨大的民意基础，人们还沉浸在他如日中天的大选氛围之中，而国会两院民主党优势巨大得简直像是罗斯福的“橡皮图章”……经过四个月的酝酿和反复讨论，1937年2月8日罗斯福在新闻发布会上抛出了“最高法院填塞计划”，但改革的理由却冠冕堂皇：罗斯福认为最高法院事务繁剧，大法官们却都年事已高，不能胜任如此繁重的工作，所以在九人之外，每当有大法官超过七十岁，总统有权提名一位新的大法官，最终大法官总人数不超过十五人，以此“提高”效率、“减轻”负担。
进步派vs保守派的战役
计划一出，舆论大哗。首先发难的就是新闻界，无论是原本就站在罗斯福对立面的保守派媒体，还是在竞选中支持过罗斯福的进步派媒体，都对罗斯福的填塞计划极度不满——尤其这项提案的真实目的已是司马昭之心：增员增效是假，染指高院是真。国会的反应更有趣，共和党人不仅没有群起而攻之，相反还互相告诫要低调行事，因为民主党内部早已分裂成势均力敌的两派。之前为了保密，罗斯福一直将填塞计划的讨论控制在极小范围内，国会权势人物完全被排除出决策圈，这让很多民主党大佬极为不满。《华尔街日报》估计参院的支持/反对比例是五十三比四十三；而众院中填塞计划甚至略微落后。很多中立人士认为白宫已在罗斯福之手，国会也被民主党把持，如果最高法院再因这种“卑鄙”手段而失守的话，美国将沦为独裁政权。但支持罗斯福的声浪也不少，尤其是很多指望新政可以救其于水火之中的底层百姓，他们对新政的经济学和司法逻辑所知甚少，但对最高法院频繁阻击新政无疑是不满的。
3月29日，又一件关于“最低工资法”的新政案件在最高法院裁决，万众翘首以盼沉默寡言的最高法院将如何直面白宫挑衅。早在一年前，最高法院以五比四的投票否决了纽约的最低工资法，仅仅一年过去，一向尊重先例的最高法院会如何抉择呢？结果让保守派大跌眼镜，一直更倾向于保守派的中立大法官罗伯茨调转了阵营，在“西岸酒店诉帕里什案”（West Coast Hotel v. Parrish）中裁决最低工资法合宪。
无论对罗斯福还是保守派来说，这一判决都是喜忧参半：最高法院的转向对罗斯福无疑是个好消息（对保守派来说则相反），但高院这一判决从政治层面上来说却是以退为进，罗斯福填塞计划的合法性和目的性受到了挑战。紧接着5月份，七十八岁的保守派大法官范德文特宣布退休，这更是给填塞计划雪上加霜。5月底，最高法院再接再厉，以一串五比四接连做出有利于新政的判决。此时从新政的角度来说，填塞最高法院的计划已然意义不大，但罗斯福此时却有些下不了台：如果坚持法案，未免有些欺人太甚；但撤回法案，自己之前的改革前提又是高院老龄化而非因新政受挫，现在撤回未免出尔反尔。而此时，就连本该坚定站在总统一边的副总统加纳（John Nance Garner）都对填塞计划阳奉阴违。
6月14日，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内部投票中，委员会以十比八反对填塞计划，十个反对者中甚至七个是民主党人。而随着7月14日，罗斯福最为坚定的参院支持者，也是新一任大法官的候选人约瑟夫·罗宾逊（Joseph Robinson）因心脏病去世，填塞计划最终宣告胎死腹中。最终国会两方达成默契，参议院将法案留在议事日程上不予删除，但两方都不再进一步地辩论、表决——这样，名义上参议院并未否定罗斯福的提案，罗斯福保住了面子；反对派则获得了实质性的胜利。
但反对派真的胜利了么？对明眼人而言，罗斯福输了填塞计划的战役，但却赢了新政改革的战争，横亘在他面前的最后一座大山也被他搬去，接下来他可以腾出手来对付即将来到的1937年第二波大萧条。而国会也照常运转，与白宫保持着暧昧而合理的距离。反观“胜利”的最高法院，舆论对罗伯茨关键时刻的“反水”的看法多半是他屈从于了来自白宫的政治压力，为了政治目的的考虑，罗伯茨才修改了自己的司法意见。
最高法院自成立以来，一直试图扮演单纯的司法者形象，大法官们并不过多抛头露面，对政治事务更是三缄其口，以一副超然物外的司法哲学家面目示人。但在新政中，大法官们被迫走进了聚光灯下，接受来自白宫、国会、媒体乃至全民的审视，所以罗伯茨改变了一年多前自己在最低工资案上的态度才显得尤为让人侧目。
最高法院施行终身制，大法官由总统提名，经由参院通过，一旦就任，除非退休、死亡和严重违法行为，大法官将可以终身任职。罗斯福在第一任期中未能获得哪怕一次提名大法官的机会。然而1937年之后，短短两年时间内，先后五位大法官离职或去世，保守派“四骑士”中的三位（范德文特、萨瑟兰、巴特勒）都告别了最高法院，罗斯福才在真正意义上将进步派法官“填塞”进了最高法院。随着1941年麦克雷诺兹退休，“四骑士”正式告别司法舞台；而到1943年，罗斯福总共提名通过了八位大法官，彻底完成了最高法院的自由化进程。
进步派vs保守派的这场战役，阻击“填塞计划”只能算后者小小扳回一城，但以后见之明来看，罗斯福获得了几乎所有他想要的结果，唯一的损失是在名誉上的：毕竟他在国会吞下了苦果，在媒体那里收获了铺天盖地的批评之声，而他挂羊头、卖狗肉的司法改革理由不但没能成为华盛顿权术的遮羞布，相反成了连费城出租车司机都能识破的小把戏。
“拿到五票！”
二战后最高法院的自由派大法官小威廉·布伦南（William Joseph Brennan, Jr.）有次私下问法官助理：“联邦最高法院里，什么法最重要？”助理想了一堆重要的司法原则，都被布伦南一一否认。最后大法官揭晓谜底：“五票！五票法则！只要拿到五票，你就能在最高法院这个地方为所欲为！”
“拿到五票”说来容易，但对1936年的罗斯福来说，偏偏就是拿不到罗伯茨大法官的这第五票。直到罗斯福祭出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杀招之后，罗伯茨才决定在关键时刻转投改革派阵营，从客观上也挽救了最高法院九人的权威不受政治压力的侵蚀，在美国史上被称为“及时改变立场，最终拯救九人”（Switch in time and Save the Nine）。但自1937年以来，对罗伯茨法官真正转变立场的原因一直众说纷纭。
有的人认为，罗伯茨感受到了“填塞计划”的威胁，从而在关键时刻改变了判决。而另一些人则认为1936年罗斯福以压倒性的优势所取得的胜利，给罗伯茨造成了强大的心理影响，虽然大法官们一直要超脱于政治，但当民意如此汹涌之时，大法官也很难自外于现实。而1936年底，美国各地也爆发了大规模的罢工和示威游行，罗伯茨也很难忽视经济环境的步步紧逼。甚至还有学者认为罗伯茨是想竞选下一任美国总统，“变节”是为自己积攒政治资本。
罗伯茨
但另一些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虽然1937年3月罗伯茨最终倒向了改革派，但大法官们一般都是提前数月就审理案件，并举行关门会议商讨案情、撰写判决意见，所以3月的“最低工资案”早在2月罗斯福宣布“填塞计划”之前，大法官们基本就已完成判决意见，所以罗伯茨早在罗斯福发出威胁之前，就已经决定支持新政。更有法律学者抽丝剥茧，试图从罗伯茨之前的判决中寻找蛛丝马迹：他们认为罗伯茨在反新政的判决中，一般都会倾向于“窄化”判决，即就事论事，将判决意见缩小在很严苛的前提条件之下，这样可以在最大程度上不抵触新政法案。而他的其他一些司法观点，其实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对一名尊重先例的大法官而言，按部就班地调整自己的司法观点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
但有一点毋庸置疑，无论哪方都不欢迎罗伯茨的立场转变。进步派认为罗伯茨的投靠意味着最高法院开始沾染政治，对（至少看上去）“冰清玉洁”的最高法院来说，这意味着法律精神的堕落。而保守派更是认为罗伯茨的“变节”是没有骨气的表现，同时也是罗斯福权势熏天，要让美国滑向独裁统治的危险信号。
关于新政时期最高法院的研究
关于新政时期最高法院的研究专著就算称不上汗牛充栋，也是蔚为可观。仅以2000年后论，相关著作就多达两位数， 2000年爱德华·怀特（G. Edward White）的《宪法与新政》（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New Deal）关注新政在宪法革命中起到了多大作用；2010年前后更是诞生了两本重要著作，分别是诺亚·菲尔德曼（Noah Feldman）的《天蝎：罗斯福高院大法官的斗争与凯旋》（Scorpions: The Battles and Triumphs of FDR's Great Supreme Court Justices）和詹姆斯·西蒙（James F. Simon）所撰写的《罗斯福与首席大法官休斯：总统、最高法院与新政的史诗之战》（FDR and Chief Justice Hughes）。
如果说以上三本，还是以1933年至1944年罗斯福执政的时间轴来全面解析新政语境下的最高法院的话，那么专门研讨“填塞计划”的书则更是目不暇接：2000年较为激进的左翼学者詹姆斯·伯恩斯（James MacGregor Burns）撰写的《填塞高院：司法权的崛起和最高法院危机的来临》（Packing the Court: The Rise of Judicial Power and the Coming Crisis of the Supreme Court）对高院核心的司法审查权提出了质疑；2002年保守派学者麦肯娜·玛丽安（McKenna Marian）参考了当时司法部长卡明斯日记所著的《罗斯福与他的宪政之战：1937年最高法院填塞计划》（Franklin Roosevelt and the Great Constitutional War: The Court-Packing Crisis of 1937）全面批评了罗斯福在填塞计划期间的所作所为；2008年巴特·所罗门（Burt Solomon）所著《罗斯福v.宪法：填塞计划之战与民主的胜利》（FDR v. The Constitution: The Court-Packing Fight and the Triumph of Democracy），2014年凯米特·霍尔（Kermit L. Hall）主编的《最不危险的分支：分权与填塞计划》（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Court-Packing）以及Sebastian Edwards于2018年出版的研究新政黄金结算案的《美国违约：罗斯福、最高法院和黄金结算战未被言明的故事》（American Default: The Untold Story of FDR, the Supreme Court, and the Battle Over Gold）则从各个视角给出了政治、历史、个案研究式的解读。
谢索《至高权力》一书2010年甫一出版，各色书评纷纷出炉。当时保守派针对奥巴马医改法案的测试诉讼已经紧锣密鼓地展开，奥巴马的百日新政在可预见的未来将要在倾保守的最高法院舞台上遭受挑战（真正的判决在2012年6月），所以彼时多数书评人们的观点充满了“以古鉴今”的慨叹，对《至高权力》本书反而着墨不多。但有学者另辟蹊径，从另一个视角切入填塞计划。
《至高权力》出版不久，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教授巴里·卡什曼（Barry Cushmam）就针对此书发表了长达八十二页的书评。在欧美学界，如此长度的书评多半不是好评。卡什曼1998年曾出版了《新政法院再思考：宪政革命的结构》（Rethinking the New Deal Court: The Structure of a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一书，他与之后的G. Edward White和理查德·弗里德曼（Richard Friedman）等学者秉承了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新政高院论述视角。
传统的新政高院叙事认为，以罗斯福新政及填塞计划为契机，美国的宪法以及最高法院本身经历了一次脱胎换骨的转变，不仅大量以保护劳工权益、福利的立法得以通过，联邦政府在经济管制中的权限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州际贸易条款的门槛被降低；而最高法院对的宪法阐释也从原来更为尊重文本、原意和先例的传统，转变成以“活的宪法”重新在新时代、新环境下来解释宪法的变革时代。“使人民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成为了并未写诸纸面的“第二权利法案”（桑斯坦语，他本人也曾担任奥巴马政府白宫信息和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2009-2012]），而新政背景下的最高法院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因填塞计划的横空出世而进行了一次积极的转向——对最高法院这样一个拥有宪法审查权，同时人员更迭速度缓慢的权力分支而言，这种转向的长远意义远远超过了罗斯福的四届任期。诸如爱德华·考文（Edward Corwin）、威廉·洛克滕堡（William E. Leuchtenburg）、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和凯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等坐镇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的主流政法学者都倾向于这种观点。
但卡什曼、怀特和弗里德曼等学者却不同意主流叙事更为政治化的看法：他们倾向于从法律内部来寻找宪政改革的根源，淡化填塞计划在美国宪政改革中的作用。在这些学者看来，美国从1910年至1930年这二十年间就已有宪法改革的萌芽，新政不过是顺势而为，真正的宪政改革要等到二战进入尾声才接近完成。他们举出大量1934年前最高法院“自由化”的例证，比如1915年最高法院就曾裁定政府不得立法禁止工人加入工会，而且在上世纪二十年代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和劳工生存境遇的恶化，包括行政分支、国会、最高法院在内的政府各机构纷纷出台、支持了很多旨在保护劳工权益、扩大联邦政府经济权力的法案，而1934年至1937年间一系列“反新政”的判决只是一股逆流而已，不过因为被放在“大萧条”宏大的叙事语境之中，反而被赋予了独特的意义。
卡什曼的书评每页都梳理引用了五到八处《至高权力》原文，整篇书评粗略估算可能有近五百条引述，卡什曼认为这些事实陈述要么含混不清，要么彼此矛盾，但最关键的是，谢索太过执着于以政治性的视角来看待填塞计划，从而忽略了是九位大法官“内在”（internalist）的司法哲学最终使得新政在最高法院中产生了完全不同的走向。卡什曼并不孤单，持类似司法“内在”视角的学者不在少数，在他们看来，填塞计划乃至新政对美国宪政改革的推动作用被夸大了。比如怀特就指出，对四名保守派大法官敌意甚重的“四骑士”一词（来源于《圣经·启示录》，代表了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其实直到1955年弗雷特·罗德尔（Fred Rodell）的《九人》（Nine Men）一书才首次出现，之前虽然很多媒体、民众反感保守派大法官，但并未给他们贴上邪恶的标签。只是二战后，历史学家们在叙述历史时，“四骑士”被作为了阻碍时代巨轮前行的反面人物，开始被深度污名化了，反过来这也凸显了“填塞计划”对新政时期最高法院司法转向的独特意义。
波斯纳（Richard A. Posner）对“填塞计划”的看法一针见血，他认为最高法院反对的并不是新政本身，而是罗斯福的行政分支对立法权的过多干涉；而罗斯福所恐惧的，也不是被否定掉的那些新政法案一城一地、一案一法的得失（事实上，罗斯福自己也承认很多新政有不合理之处，理当进行更替），他所担心的是最高法院的司法态度对之后新政法案的冲击，以及对市场信心不利的影响。无论1937年短命的填塞计划，还是肇兴于1910年至1930年间、结束于二战后的美国宪政改革，这都不仅仅是一个司法问题——美国人擅长于将所有问题都转化为司法问题，但司法问题技术层面的背后，其核心仍旧是剪不断理还乱的美国政治。
罗斯福挑战最高法院的意义
罗斯福挑战最高法院的深远意义，不止于它推动了一系列“使人民有免于恐惧的自由”的宪政改革，同时也是一场盛大的公民教育。在填塞计划中“以退为进”的最高法院，虽然面子稍损，但之后填塞法案低迷的支持率最终折戟参议院，这反而加强了司法审查权不可动摇的权威性、在大众心中巍然不动的绝对正确性，甚至还变相让人们认识到了最高法院超然于白宫和国会山的独立性。
如此，美国总统、两院如果不是挟全体民意的话，是决然不敢再次挑战最高法院的权威地位的。也正因此，1953年沃伦法院（Warren Court）可以在美国的保守派仍旧占据多数的大环境下，仍不受顾忌地为民权运动推波助澜。这也使得最高法院在日后成为政客们否决政敌立法的快速通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为福山（Francis Fukuyama）所说的“否定政治”（vetocracy）提供了一个多、快、好、省的利器。奥巴马医保案就是最好的例证，如果不是首席大法官小罗伯茨（John Roberts Jr.）作出了有违其一贯立场的窄判决的话，医保早已胎死腹中；而当特朗普成功提名卡瓦诺（Brett Kavanaugh）进入高院后，反堕胎派组织又紧锣密鼓地在各地着手准备测试性案件，以求一举推翻罗伊案、凯西案以来堕胎合法化的判决先例。
最高法院在1937年神奇的让步，既不是罗斯福的胜利，也不是国会的胜利，更不是最高法院的胜利，它甚至也不是人民的胜利。在某种意义上，只有那个以三权分立为根本的名为“国家”的想象的共同体，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谢选骏指出：人说——“至高权力：罗斯福总统与最高法院的较量”、“罗斯福vs最高法院：满盘皆输的胜利”……
我看——罗斯福虽然未能把最高法院搞残，但最后还是成功绑架了最高法院。
【39、罗斯福想让美国参战，以便自己能担任终身总统】
《罗斯福三十年代的外交政策》（2011年10月1日 建国史话（185） 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自建国以来，美国绝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卷入国际争端。直到二十世纪，美国才成为世界上一个强大的，有影响的国家。西奥多·罗斯福是第一个把美国视为这种大国的总统。几年后，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想让美国进一步介入国际事务。
许多美国人持反对意见。他们想置身于国际冲突之外。威尔逊之后的几任美国总统始终关心国际事务，但他们不像罗斯福或威尔逊那样愿意参与到这些事务中去。1929年经济大萧条开始后，美国人对国际事务更加缺少兴趣了。
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年就任总统，他和大多数美国人不同，他通过亲身经历对世界局势十分了解。他和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一样，想让美国的对外政策更活跃，影响更广泛。然而，可怕的经济大萧条使他不得不集中精力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对国际问题，只能慢慢来。
罗斯福总统夫人伊莲娜·罗斯福1934年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与该国总统拉斐尔·特鲁希略与夫人在一起
罗斯福总统夫人伊莲娜·罗斯福1934年在多米尼加共和国与该国总统拉斐尔·特鲁希略与夫人在一起
罗斯福最早采取的重要对外行动之一是改善美国与拉丁美洲各国之间的关系。三十年前，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曾经说过，美国有权干涉拉丁美洲各国的事务。此后，美国曾先后向多个拉美国家派过兵。拉美国家的许多政治领导人指责美国像对孩子一样对待他们的国家。
在1928年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拉美各地领导人猛烈批评美国。富兰克林·罗斯福当选总统后，承诺要把拉美各国当朋友看待，并称其为他的“友邦”政策。
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讲到：“我将让美国致力于奉行友好邻邦的政策，做一个决心自重并因此而尊重它国的国家。做一个履行义务，尊重与世界各友邦所签协议神圣性的国家。”
然而，罗斯福的新政策却有个不友好的开端。美国政府拒绝承认反美的古巴政府，反而帮助一个亲美的古巴新政府上台。然而，自那以后，罗斯福总统开始遵照诺言，改善与拉美各国的关系。
例如，罗斯福政府加快了从海地撤军的速度，否决了原先签订的允许美国干涉古巴事务的条约，承认了萨尔瓦多的革命政府，认可巴拿马有权帮助经营和保护巴拿马运河，并且帮助建立了进出口银行，以促进整个美洲的贸易发展。
罗斯福政府所采取的这些行动改善了拉美各国领导人对美国的看法。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新的对外政策所面临的最大考验在墨西哥。墨西哥政府夺取了美国投资者所拥有的石油公司的控制权。一些很有影响力的美国人要求总统采取强硬措施，但罗斯福拒绝了。他只同意敦促墨西哥政府赔偿美国投资者在石油公司中的股份金额。
富兰克林·罗斯福上台后，开始实行积极扩张的对外政策，让美国参与国际事务。他通过“友邦政策”改善了同拉美各国的关系，然而与此同时，美国与英国的关系却出现了问题。
英国认为，富兰克林·罗斯福应该为1933年一次国际经济会议的失败负责。英国还觉得，美国国会对一些国家的国际侵略行为不愿采取强硬立场。有些英国领导人丝毫不信任罗斯福，他们希望抛开美国，同日本合作。然而，日本的新领导人很快就让英国人打消了念头。日本人提出，如果要合作，英国必须满足日本非常苛刻的军事要求，英国政府只好放弃了一切同日本合作的念头。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对外政策上的一个重大问题是如何处理与苏联的关系。1917年布尔什维克掌权后，美国拒绝承认莫斯科政府。然而，富兰克林·罗斯福认识到，如果欧亚的紧张局势引发战争的话，苏联可能成为美国的盟友。
基于这个原因，他在华盛顿与苏联一位高级官员举行会谈。1933年，正式承认苏联政府。罗斯福希望这么做能改善两国关系，但美国与苏联互不信任，很快开始在许多问题上发生争执。
不到两年，美国驻苏联大使就敦促罗斯福断绝与苏联的外交关系。但罗斯福拒绝这么做。此后，美国与苏联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但是罗斯福坚持保持两国关系，以备不时之需，而不时之需----第二次世界大战──几年后真的发生了。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初期，经济问题在美国对外政策走向上扮演了重要角色。1933年，一个重要的国际经济会议在伦敦举行。法国和意大利挑头，主张将所有国家的货币都与黄金价格挂钩，参加会议的美国代表反对。他们说，这么做会减缓美国经济从大萧条中复苏的速度。结果，伦敦会议以失败告终。
尽管罗斯福反对将美元与黄金价格挂钩，但他并不反对国际贸易。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他领导下的政府与二十多个国家签订了新的国际贸易协定。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欧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罗斯福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这些事态的发展。
1938年时的墨索里尼（左）和希特勒
1938年时的墨索里尼（左）和希特勒
在日本，军方领导人掌控了政府，他们的目标是要让日本成为亚洲头号强国。在意大利，法西斯头子墨索里尼成为政府首脑，而另一个法西斯分子弗朗西斯科·佛朗哥则夺取了西班牙政权。更为重要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和他的纳粹党在德国的力量日益强大。富兰克林·罗斯福比大多数西方国家领导人更早地看出了这些新的领导层意味着怎样的威胁。
大多数美国人与罗斯福同样不喜欢这一新的法西斯浪潮，然而，美国人的另一种情绪占了上风，那就是他们渴望置身于战争之外。第一次世界大战才结束15年，许多美国人对一战记忆犹新。绝大多数美国人反对任何可能将美国卷入另一场血腥冲突的政策。
1937年美国一项民意调查发现，百分之7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错误。所以，当国会通过立法，要求美国政府在世界冲突面前保持中立的时候，罗斯福并不感到惊讶。美国国会还否决了政府建议加入国际法庭的提案。
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其他美国人一样，也希望美国能置身于外国冲突之外。然而，阿道夫·希特勒和其他法西斯势力不断强大，形势发展迫使美国开始考虑加强其军事力量的必要性。
美国人不想卷入另一场世界大战，他们呼吁罗斯福总统和国会议员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中立。但德国和日本的侵略将迫使美国人在要民主还是要和平中做出选择。
谢选骏指出：人说“美国人不想卷入另一场世界大战，他们呼吁罗斯福总统和国会议员在国际事务中保持中立。”——我看这是真的。人说“但德国和日本的侵略将迫使美国人在要民主还是要和平中做出选择。”——我看这是罗斯福想让美国参战，以便自己能夠篡國成功、担任终身总统。
【40、罗斯福把美国变成苏联的第五纵队】
《狠起来自己人都得给骂死，罗斯福总统深陷“通苏门”中》（2021-04-08 李连利）报道：
富兰克林·罗斯福（1882年1月30日－1945年4月12日）总统，应该是大凡对美国历史知道些的人都知道的人物。作为唯一一位超过两届总统任期（第四任只当了39天就去世了）的总统，他带领美国走出了大萧条、又带领美国打赢了“二战”。然而，就是这样一位令人尊敬的美国总统，却被许多他们的美国同胞各种污蔑、中伤。
其实，这和美国的两党斗争，以及与罗斯福所走道路有着严重背离的资本力量的反对严密相关。
美国其实很多极化，看似很文明，造谣、中伤他人、他国的能力和频率比一般人、一般的国家要厉害得多。美国人的能力在对待罗斯福身上显示的淋漓尽致。
罗斯福是美国历史上受恶毒中伤最多的总统，他的死也是两党竞争的结果
作为一名政治人物，罗斯福是挺悲惨的。悲惨第一就在于美国大选本身。美国的选举是一场戏，有的主打悲情牌、有的主打疯子牌，而小罗斯福富兰克林这位竞选老手儿玩的就是命！在这其中，各种谣言满天飞。虽然没有现在的中国喷子儿多，但无耻程度不相上下。例如
第四次竞选总统时，罗斯福因为已经62岁了，人们对他的身体进行攻击，当然，罗斯福的身体也确实出现问题，为了竞选被掩盖了。但为了战争的最后胜利，罗斯福选择默认这种做法。
他曾经在1944年11月的的竞选中，两次站在雨中淋雨各四五个小时，为了显示自己并不老身体还很棒，他是在以生命作为赌博。结果，五个多月后的1945年4月12日，因为脑溢血抢救无效死去。
有的人会说，五个月后死亡跟淋雨有关系？这个还真拿说，两次淋大雨是否对他的身体机能造成严重破坏，为了竞选、为了战争用药物费力地扛着而已。如果换做普通人，恐怕早已经没了。
同理，因为在罗斯福作为总统的十二年多里，别人对他谣言、恶意的中伤等等，对他的心理、生理造成的损害对他的身体自然会有伤害。
它们之间当然有各种联系。
罗斯福死后，这些人还是不肯放过他，继续编造更恶毒的谣言。不仅仅是罗斯福，他的继任者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都曾受到过这种中伤
罗斯福生前的各种谣言：与黑人群混老婆、犹太人祖先、通共、通德的背后，他对美国应对“大萧条”的贡献被忽略了
罗斯福在应对“大萧条”“二战”前态势方面，对于黑人权利的关注、对于犹太人多有保护，这就使得国内的白人至上主义者非常反感，因此，他们除了说罗斯福的祖先是犹太人外，一个更恶毒的谣言就出来了。
有这么一则恶意攻击谣言：某黑人与罗斯福的老婆安娜·埃莉诺·罗斯福（1884年10月11日－1962年11月7日）睡觉，结果很幸运得了艾滋病。但安娜丝毫不介意，还是去帮助黑人，她前往克里姆林宫回见了斯大林。从苏联回来后，她就不断地去找男人练习房中术。
罗斯福第一次总统竞选时就有人在1932年4月13日，说罗斯福：（我要）与那些挑动教唆（指罗斯福）美国劳工自寻死路，搞阶级对立、让穷人去斗有钱人的人拼到底！
罗斯福的老婆
这个就是罗斯福“通共”言语的起初，因为罗斯福经济上有“凯恩斯主义”思想的基础、对资本与劳工之间对立对国家的损害希求降低的愿望，这些都损害了“资本至上主义”的人的强烈不满。他们希望资本勇往无敌、无人（包括政府）抑制，通过资本（市场）自身的万能的调节作用来摆平一切，更视“大政府”“调控”等为洪水猛兽，只要是“有效政府”、“调控”就是苏联的主张，就是在向苏联学习。
因此，从那时起，罗斯福的总统生涯就一直有着敌视的目光。罗斯福在经济危机当中的《紧急银行法》、《联邦紧急救济法》、《农业调整法》、《国家工业复兴法》、《田纳西河流域管理法》等法律调整的“新政”，使得美国虽然没有走出“大萧条”（真正走出大萧条的是“二战”战争中前期的所谓“中立”下，其国内的扩大再生产，以及战争中的更加庞大的生产能力）。但问题却没有变得更糟，例如它的生产能力没有下降，这就很不容易了。
如果没有罗斯福的“新政”，美国将会演变成更严重的动乱，更加危险更左或更右的人出现，将使得美国变成另外模样。那么，“二战”也将是另外一个结果。在这两个可能中，前者甚至可能演变成内战。
如果没有罗斯福用国家的力量去帮助美国工人、妇女、孩子们，将会有更多的人因为饥寒交迫而走向抗震，特别是黑白种族问题下，这足以让美国乱成一锅粥。要知道，相对于欧洲的各国、日本来说，美国的国内问题其实更严重。欧洲各国、日本没有种族问题，但美国有。
但是，他们并不这么认为，例如马萨诸塞州的参议员罗伯特就称“救济法”是“社会主义”的办法，罗斯福的脑袋里充满了社会主义、赤色思想。然而，“救济金”的发放对象却并不是他们斥责的一群懒汉。“懒汉”肯定有。
但人的贫穷并不仅仅因为懒，而是因从小就生下来的因为教育不公、阶层不公而带动的“先天性”不公平。你可能会拿奥巴马来说事儿，但这是21世纪的奥巴马，而且奥巴马的比例又是多大？
其后，因为罗斯福与苏联关系的拉近，更是被人们抓住把柄——通苏成为必然。从1932年，他就亲共、亲苏了，而“二战”前他的形象在某些人眼中已经定型。
谢选骏指出：人说——狠起来自己人都得给骂死，罗斯福总统深陷“通苏门”；我看——无风不起浪，谣言即预言。
《罗斯福时代，美国上下亲苏到什么程度？真实情况与所想相去甚远》（2018-12-27 历史）报道：
历史上，美国与苏联好像打完二战，彼此就成了死敌，丘吉尔的铁幕演说，更是拉开了美苏冷战的大幕，世界由此划分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
其实，美苏并不是宿敌，在二战快要结束前，美国一度对苏联表示宽容，罗斯福总统是个不折不扣的亲苏派，他坚信英国会跟美国争霸，重现日不落帝国的荣光，而且英国的威胁比苏联大，苏联没有海外殖民地，轻工业比不上美国，农业更是美国农产品的市场，唯一拿得出手的，只有重工业，二战初，苏联两个五年计划已经将日本远远甩在身后，12多万辆坦克产量就是最好的说明。
于是，扶苏抑英就成了罗斯福政府的既定战略，1943年，美国财政部就向苏联提出，在未来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给予苏联7.63亿美元，后来还加到了12亿美元，甚至布雷顿森林方案的美国主谈代表怀特，在给罗斯福的备忘录里建议，美国应该向苏联提供100亿美元的援助贷款，偿还期为35年，利息降到2%。
与亲苏交相辉映的是亲共，皖南事变后，美国军政界普遍同情八路军新四军，给蒋介石施加压力，促使其收敛锋芒，不仅如此，美国还向八路军提供物资，亲身传授防空、通信、爆破、特种作战战术等。抗战胜利后，国共双方都要迅速派人到前方去受降，我军高级领导就是乘坐美军观察组的飞机从陕西赶赴前方的。
可惜这一切都是短暂的，罗斯福总统逝世后，杜鲁门总统上台，主张对苏对华强硬的"冷战鼻祖"——乔治·凯南洋洋洒洒写了8000字的电报，建议杜鲁门勿做"张伯伦第二"，美国从此进了意识形态的死胡同。
谢选骏指出：人说“罗斯福时代，美国上下亲苏到什么程度？真实情况与所想相去甚远”——我看“罗斯福把美国变成苏联的第五纵队”，并让美国的盟国因此失去了中国大陆。
【41、罗斯福新政，或许还有更好方案】
《罗斯福新政，或许还有更好方案》（任寿根）報道：
凯恩斯主义发轫于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这个重大经济事件。当经济出现下行压力时，政府应当干预，甚至可以采取赤字政策，这是凯恩斯主义的“标签”和核心。当前，经济学各大流派就经济出现衰退时政府应果断干预这个问题已经达成共识。但就政府如何干预、稳定经济应选择哪个关键环节，尚未达成共识，而这又是不容回避的问题。要正确认识稳定经济的关键环节在哪里，需要反思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的来龙去脉，反思罗斯福新政。这其中有不少误解，从而扰乱了政府稳定经济主攻方向的确定。
在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之前，美国出现了“柯立芝繁荣”，以股市为代表的泡沫经济和以工业为代表的实体经济都出现了空前的“高涨”局面。自1923年至1929年，许多美国居民利用杠杆投资股市楼市，纽交所上市公司股票市值由270亿美元上升至87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超过20%；1925年美国新房建筑许可证发放量比1919年上升了208%，自1919年到1927年房地产投资占GDP的比重年均超过10%，1923年至1926年还出现了著名的佛罗里达州房地产大泡沫。在“柯立芝繁荣”期间，居民通过股市楼市投资以及正常就业，积累了财富，大量购买汽车、电视、冰箱等，参与各种娱乐活动，包括看电影、听音乐等。“繁荣”的背后常常隐藏着巨大的危机。在“柯立芝繁荣”之后，美国爆发了历史上最大的一场经济危机。
关于1929年至1933年的大危机，至今有两个误解或错误的认识，而纠正这两个误解或错误的认识，对于找到稳定经济的关键环节至关重要。
第一个是对造成这次大萧条的关键原因没有搞清楚。一般观点认为造成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的根本原因是生产严重过剩。其实这只是表象，内在的原因是经济周期在后面作祟，即经济繁荣过后便是衰退和萧条，泡沫越大，衰退和萧条就越严重。造成当时美国产能严重过剩的原因有多种。比如，垄断造成经济的无序竞争。又如，出口需求大幅萎缩，当时美国的商品出口到欧洲，两个因素导致欧洲对美国商品的需求大幅缩减，一个是美国与欧洲爆发贸易战，另一个为因战债问题美国关闭了对英法的金融市场，致使英法缺乏美国的金融支持，经济受到重大影响而减少了对美国的进口。但最为关键的原因为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在乘数效应的作用下，大幅萎缩。而造成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萎缩的关键原因为股市楼市崩盘。正是由于股市楼市崩盘，当时美国居民财富大幅缩水，无力消费和投资，进而造成生产严重过剩。所以，归根结蒂，造成1929年至1933年大萧条、生产严重过剩的核心原因为股市楼市崩盘。
第二个是误以为大萧条结束是因为罗斯福听取并采用了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主张。凯恩斯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着重研究大萧条问题，因为20世纪20年代的英国陷入较长时间的萧条当中，实体经济萎靡不振，失业率超过10%。有观点指出，罗斯福为了对付大萧条，听从了凯恩斯的建议，推行新政，实施了政府大规模干预经济的政策。而事实是，罗斯福开始推行新政的时间为1933年，凯恩斯的传世之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1936年才出版，其间罗斯福见了凯恩斯几次，罗斯福觉得凯恩斯更像个数学家，所以并没有过多在意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罗斯福推行新政主要还是他自己的主意。而且，据凯恩斯本人讲，《通论》中有不少内容是根据他的演讲稿整理而成，整个理论系统并不是很完整，逻辑性也需要提高。因此，凯恩斯理论对罗斯福新政产生的影响被后世的经济学家夸大了。凯恩斯理论和政策主张真正产生“革命”性的影响是在“二战”结束之后。
凯恩斯在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和流动性偏好三大心理规律的基础上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导致大萧条的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凯恩斯进而认为，在萧条时期，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的效果更明显、更好，政府应主要通过发行公债融资扩大采购和投资，政府投资主要的方向为兴办公共工程。凯恩斯对大萧条的解释是对的，但他并没有真正搞清楚为什么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所以他的政策主张只停留在通过扩大政府需求弥补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上面。凯恩斯最大的疏忽在于将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不足的原因归结为三个心理规律上。实际上，当时导致美国有效需求严重不足的根本原因在股市楼市崩盘了，而居民的财富主要为股票和不动产，居民的财富因此遭到血洗，已经没有能力扩大消费和投资了。1929年美国居民的消费总量占GNP的比重超过70%，消费不足必然导致生产过剩和大萧条。1932年美国的失业率达到25%。罗斯福实施的“新政”确与凯恩斯的主张不谋而合，但历史学家指出，罗斯福新政有效缓解了经济危机，避免了经济危机的进一步恶化，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和经济危机，美国真正全面走出经济危机是“二战”之后的事。更何况，在罗斯福实施其新政之前，胡佛也采取了一系列对付大萧条的政策，其中包括扩大信贷（自1929年到1933年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持有的政府债券增长了6倍）、实施大规模失业救济、兴建公共工程、支持农产品价格、扶持不稳定的商业；等等。胡佛对付大萧条打出的“组合拳”，有不少与罗斯福新政内容是一样的。后人实际上误会了胡佛总统。胡佛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不要政府工资的总统，他获得的第一桶金是在中国，他的妻子中文讲得很好。1929年10月美国股市崩盘以及之后发生的几年大萧条不能把责任都归咎于胡佛，其根本原因为在柯立芝繁荣期间美国泡沫经济的泡沫过大。柯立芝繁荣期间泡沫经济的泡沫早晚都会破，只不过正好发生在胡佛总统在任期间。这个“锅”本来是柯立芝背的，但柯立芝听从了哈佛大学教授瑞普利的建议，放弃了连任1929年至1933年总统的竞选。基于上述分析，对付大萧条或稳定经济，究竟将核心环节放在何处，需要再思考。
正是由于美国股市楼市崩盘导致居民财富巨额缩水，导致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大规模减少，进而引发大萧条，所以稳定经济的核心环节还是应放在股市和楼市方面，尤其是应放在股市方面。股市逐步繁荣了，有助于居民财富的增长和投资热情的高涨。居民财富增长了，就会消费，就会投资，就会购买住房，如此对实体经济和泡沫经济都是利好，如此就形成了良性循环，经济就会趋于稳定。以美国为例。美国经济强的时期，都是美国股市强的时期。若美国股市崩盘，美国经济必定崩盘。如果时间回到1933年，罗斯福将大量投资于公共工程的钱，用于救股市、楼市，美国居民的收入由此恢复上涨，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自然会被再次激活，那么，这是不是也是一种思路或是一种更好、更快、更低成本摆脱大萧条的方法呢。美国曾在2020年上半年将稳定经济的主攻方向放在股市上，并采取了极端的稳定股市政策，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摆脱了金融危机，之后的几年美国经济得以稳定增长。
谢选骏指出：黃俄說“罗斯福新政，或许还有更好方案”——我看那就要推薦毛澤東的“新中國”了——餓死億萬人民沒商量！
【42、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都是国家主义】
网文《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刘绪贻）报道：
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的理论基础，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和罗斯福所处的时代以及他的生活经历关系密切。本文不打算论述这种复杂性，只想就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关系这个人们谈得较多而意见很不一致的问题，谈一些我自己的看法。
关于这个问题的几种不同意见
根据我所接触到的材料，对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关系，大体有以下一些看法。有的人认为新政是以凯恩斯主义为理论基础的，美国共产党前主席威廉·福斯特说：“新政大部分是以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思想为依据的。”〔1〕法国米歇尔·博德教授说：“凯恩斯叙述了一条经济理论，这条经济理论有助于为各项新政策提供合理依据，依靠这些政策就会找到劳动界深入结合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办法，并使之部分地完成。这在美国已经如此进行……。”〔2〕我国学人指出：“当时，罗斯福总统推行了一整套所谓‘新政’，对工业、农业、贸易、财政信贷等各个方面给予严格的管制与监督这是根据凯恩斯理论创立起来的和平时期从未有过的广泛的国家干预经济的政策。”〔3〕苏联历史学者指出：“罗斯福政府的活动，是以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的思想为基础的。”〔4〕
有的人认为新政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或一部分新政派受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史学家约翰·加勒蒂说：“罗斯福从来没有接受凯恩斯的理论，但萧条的紧急情况迫使他的政府开支超过他的政府的税收。这样，他就部分地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办法。”〔5〕塞缪尔·莫里逊等史学家说：“凯恩斯对罗斯福几无影响，他主要是加强了新政派已有的一些观点。”〔6〕著名新政史学家威廉·洛克滕堡说：“〔马里纳·〕埃克尔斯的话表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影响。有些新政派政府开支论者、特别是劳克林·柯里显然接受过凯恩斯学说，而另一些则无疑间接受到凯恩斯影响。”〔7〕美国经济史学家哈罗德·福克纳说：“如果说‘新政’时期的年轻经济学家们受到任何理论支配的话，这些理论便是英国经济学家约翰·凯恩斯的理论。”〔8〕罗斯福政府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说：“罗斯福自己不熟悉凯恩斯的经济学，政府中其他的人阅读过他的著作，但是他的学说没有得到普遍的接受。”〔9〕我国学人认为，“‘新政’带有凯恩斯主义的痕迹，或者说受到它的某些影响，‘新政’规划班子中有一些人在不同程度上接受凯恩斯的观点。”〔10〕
有的人认为，只是后期新政才受到凯恩斯主义的影响。美国著名史学家小阿瑟·施莱辛格说，１９３５年以后，“即使凯恩斯对罗斯福的影响从来不大，但他的思想日益令人信服。这些思想日益指出了代替第一次新政的道路，提供了美国经济政策中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的解释。”〔11〕戴维·布罗迪教授说，“３０年代晚期，凯恩斯思想开始渗入白宫班底。这种新经济学由于１９３７年剧减政府开支接着就发生衰退，由于国防开支出现的繁荣，得到牢固的肯定。”〔12〕
有的人与上述几种看法相反，认为罗斯福新政的理论基础不是凯恩斯主义。美国经济史学家吉尔伯特·菲特和吉姆·里斯说，“尽管凯恩斯会见过罗斯福总统，但看不出什么迹象表明他的一套理论对罗斯福‘新政’政策有什么影响。相反，‘新政’基本上是一种按照实际需要制订出来的实用主义的计划。”〔13〕史学家拉尔夫·德·贝茨说，“凯恩斯最有影响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到１９３６年方才问世，故新政的经济理论中并无所谓‘凯恩斯’这样一个学派，含有这些概念的某些新政措施早在该书出版前就已付诸实践了。”〔14〕我国学人厉以宁则对新政的理论依据另有说法。他说：“……究竟什么是罗斯福‘新政’的经济理论依据……７０年代内，经过一些美国经济学家的重新探讨，一些人认为美国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作为罗斯福‘新政’的建议者，当时起了重要的作用。我觉得这种观点是可信的。”〔15〕在主张这类看法的学者中，有的人虽然认为新政的理论基础不是凯恩斯主义，却认为罗斯福新政是符合凯恩斯主义的。早期新政时罗斯福智囊团的骨干之一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说：“为什么凯恩斯理论和富兰克林政策之间在学者们看起来是一种因果关系，这是因为：罗斯福生活于一种不仅是凯恩斯也是考虑同样问题的许多人创造出来的知识气候之中。从这方面说，他们都是异端、先锋。他们的思想来自对一些特殊问题的研究，而这些特殊问题乃是在已经过时的思潮之中达到技术上成熟的工商业体制引起的。韦斯利·Ｃ·米切尔〔16〕和他的同僚是商业周期的探索者，他们孜孜不倦的工作和他们试探性结论正向整个知识界传播，在新的事实压力面前，正统的经济学和政治学正逐渐让位。富兰克林尽管没有读过原著，但他对这些变化是敏感的；而且由于他和智囊团对萧条的探索，他的敏感加强了。”〔17〕从特格韦尔的这一段话我们可以看出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政策都是在工商业体制达到技术上成熟而旧思潮已经过时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因此，苏联史学家H.B.西瓦切夫和E.Ф.亚济科夫认为，“就其本质而言，‘新政’的社会经济措施在很大程度上同凯恩斯的药方不谋而合。”〔18〕我国也有学人认为：虽然“罗斯福及其‘智囊团’实行‘新政’的指导思想是采用当时美国芝加哥学派的观点，它是和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凯恩斯的‘理论’或‘凯恩斯主义’相吻合的。”〔19〕
还有一些人认为，凯恩斯主义和罗斯福新政是交互影响的。前面提到的拉尔夫·德·贝茨说：“凯恩斯与新政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而不是一方立于另一方的基础之上。”〔20〕美国罗斯福传记权威作者弗兰克·弗雷德尔说：１９３７年美国经济衰退以前的经济复兴，是罗斯福的政府开支刺激经济的结果，“从这种经验中产生一些新的经济理论，其中心思想是：政府通过慷慨开支可帮助国家摆脱萧条。由此类推，政府能通过紧缩政策帮助制止通货膨胀性突然兴旺。这种新经济理论后来被称为凯恩斯主义。”到１９３８年再一次实行大规模政府开支时，“新政进入了它的最后改革阶段，它将凯恩斯这种新理论和进步主义旧理论结合了起来。”〔21〕小施莱辛格也提出了与此类似的看法。〔22〕
根据我了解的情况，我认为说新政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或说新政与凯恩斯主义无关，都是不恰当的；其他的一些说法则陷于片面。我认为，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都是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的典型产物，两者是不谋而合的。这是主要的方面。但是，两者也相互影响。只有这样看，才能全面阐明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的关系。至于说罗斯福新政的理论基础是当时芝加哥学派观点，似乎也根据不足。
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同是垄断资本主义向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过程的典型产物
特格韦尔的论点可说是有见地的。他认为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都是工商业体制达到技术上成熟而旧思潮过时的社会环境的产物。这里，让我们根据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加以说明。资本主义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进入垄断阶段的。这时，垄断代替了竞争，资本主义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基本矛盾更加尖锐，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更加频繁而严重，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斗争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更加剧烈。到１９１７年，发生了震撼世界的十月革命，俄帝国主义被推翻，给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打开了一个大缺口。紧接着，资本主义各国掀起了革命高潮，并相继成立了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小组。在此基础上，共产国际在１９１９年宣告成立。１９１８年至１９２３年间，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展开了夺取政权的斗争。１９１８年１月，芬兰一度推翻了资产阶级政府，建立了苏维埃政权。秋天，奥匈帝国瓦解。１１月，德国人民推翻了德意志帝国，并曾于１９１９年４月一度建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１９１９年３月，匈牙利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一度建立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６月，斯洛伐克一度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１９２０年７月，波兰曾经建立波兰临时革命委员会——波兰劳动人民的第一个政权。
１９１８至１９２０年间,中、东欧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斗争虽未成功，但到１９２３年又出现新的革命高潮。德国、保加利亚、波兰再次爆发工人起义和人民起义，抵抗资产阶级的进攻。
垄断资本主义力量较强的西欧、美国和日本，虽未出现无产阶级夺权斗争，但也出现革命高潮。英、法、美等国无产阶级展开强大罢工运动和“不准干涉俄国”运动；意大利工人展开夺取工厂运动、农民展开夺取土地运动；日本爆发全国范围抢米运动，参加人数达１０００万，运动后期还带有反天皇和反资产阶级政府统治的性质。
与此同时，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一个新时期。这些运动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震撼着垄断资本主义的统治。
１９２４至１９２８年，垄断资本主义统治虽然出现暂时相对稳定时期，但却酝酿着更加尖锐的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的矛盾，预示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近于顶点。１９２９年到１９３３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陷入空前严重经济危机，首先出现了股票市场的崩溃，接着金融体系瓦解，工业生产缩减３０－４０％，农业危机严重，国际贸易减少１／３，共有４０００多万工人失业和数千万农民破产，阶级矛盾和斗争空前激化。特别是美国，从１９２９至１９３２年，约发生２７００次罢工，有的激进分子甚至喊出“我们必须夺取政权，建立工农共和国”的口号。农民除罢工外，有的还进行武装反抗斗争。知识分子向左转，许多著名文化人公开拥护共产主义，主张向俄国人学习。
为抑制共产主义运动，维护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意大利和德国建立起法西斯政权，其余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右派狂人也到处煽起法西斯的星星之火。垄断资本主义走投无路，只好利用它的代理人和赌徒孤注一掷。
由此可见，当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确已发展到顶点，它的生产关系已完全成为生产力的桎梏。如果不改变生产关系，垄断资本主义便没有前途。出路就是改变生产关系。从当时情况看，改变生产关系的现成道路有两条。一条是像苏联那样，按照共产主义理论，彻底改变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另一条是按照法西斯主义理论，局部改变生产关系，建立法西斯主义。但是，当时英、美、法等国由于具有较深厚的资产阶级民主传统，由于长期向外掠夺或得天独厚而具有较雄厚的经济基础，它们的统治阶级和人民大多数还不愿走孤注一掷的法西斯道路，因为他们要保存资产阶级民主；更不愿走社会主义道路，因为要保存资本主义。那么，他们还有没有改变生产关系的途径呢？从我们现在来看，这是很清楚的。那就是局部改变生产关系，将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列宁早就指出过：“战争和经济破坏逼迫各国从垄断资本主义走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是客观的形势。”〔23〕我曾以列宁这一论点为指导，结合列宁逝世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实际，对垄断资本的这一发展规律，进行了比较详细的论述。〔24〕但是，垄断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学者不相信马列主义，因而也不理解这种发展规律。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占优势的传统经济理论“是以马歇尔的新古典学派自由放任经济学说为代表的，它的理论基础是萨伊定律——供给会创造它自身的需求。……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普遍意义的生产过剩经济危机。据说，由于经济局部或偶然失调，均衡受到破坏，通过市场作用的自动调节，均衡就可以得到恢复。……经济危机不会十分严重，也不会持续很久。这样，当经济危机爆发时，根本用不着政府干预，只是主要依靠市场供求作用的自动调节，辅之以温和的信用调节，就会恢复均衡。如果政府要进行干预，非但徒劳无益，而且有损于均衡的正常恢复。……失业也被认为：在数量上不会太大，在性质上不外是磨擦性失业或自愿性失业，通过市场机制（特别是工资）的调节，失业问题就可得到解决。”〔25〕
这种传统的自由放任经济学说以及据此学说制定的经济对策，对付３０年代以前的经济危机，尚可勉强应付，但对付３０年代这次空前严重经济危机，就完全无能为力。１９２９年初至１９３３年初美国胡佛政府应付经济危机理论和政策的彻底失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26〕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就是这种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到顶点而旧经济理论已经过时因而不得不寻找新理论新政策的时代的产物。而且，由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时代的美国“是最先全面实施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的国家”，〔27〕所以罗斯福新政具有典型性。〔28〕
关于凯恩斯主义，１９５５年苏联学者就指出：“当资本主义在经济危机的困境中挣扎时，……垄断资产阶级需要欺骗群众的新手段和新方法，他们于是便向自己的御用学者预订相应的定货。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完成了这种定货。”〔29〕
我国学人也有类似看法。高鸿业在其为劳伦斯·克莱因著《凯恩斯的革命》（中译本）写的中译本序言中说：“在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过程中，垄断资产阶级“需要一套理论来支持他们利用资本主义的国家机器来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同时，特别在１９２９年以后，严重和经常性的失业使得传统庸俗经济学的关于失业问题的说法彻底破产，很难在宣传上发生作用，垄断资本家也需要一套新的理论来掩饰严重的、经常性的失业问题。凯恩斯于１９３６年出版的《通论》〔30〕正好迎合了上述需要。”〔31〕仇启华等人更进一步指出了凯恩斯主义的普遍意义。他们说，“凯恩斯主义是在英国产生的，但在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除了英国以外，在其他西方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类似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思想，其中最典型的是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学派和美国早期芝加哥学派。……这种思潮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这种思潮之所以获得凯恩斯主义的名称，不过是因为凯恩斯的《通论》建立了‘有效需求’的理论，对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思潮作了系统的理论上的‘论证’。”〔32〕这也就是说凯恩斯主义是当时同类经济理论的典型。
对于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产生于同一历史社会背景的这一事实，我在“关于罗斯福新政的寿命问题”一文中曾概括如下：“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发生了一次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制度摇摇欲坠。当时，害怕社会主义革命而又较有远见的资产阶级统治者和理论家，为了挽救垄断资本主义制度，认识到自由放任主义确实已经过时，只有将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推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才有希望。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这样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是这样一位理论家。”〔33〕
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的相互影响
除为同一历史社会背景产物外，根据历史事实，我们不能同意美国历史学家德·贝茨的意见，认为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１９３６年才发表，因此罗斯福新政理论中没有凯恩斯主义这样一个学派。实际上，如他所说两者是相互影响的。《通论》虽然到１９３６年才发表，但是，如克莱因所说，凯恩斯在１９１９年出版的《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已“开始发表他的理论体系，他对经济政策的独创的贡献即以此体系为基础”。〔34〕到“２０年代，凯恩斯已清楚表明了他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怀疑”。〔35〕１９２３年出版了《货币改革论》，竭力反对恢复战前的金本位制，主张政府用通货管理、一定程度通货膨胀来稳定物价和生产水平。１９２６年发表“自由放任主义的终结”一文，提出对资本主义经济实行明智管理的必要性。１９２９年说服英国自由党和戴维·劳合·乔治提出自由主义的竞选纲领，主张由政府举办公共工程（筑路、建造住宅、实施电气化、开垦荒地等）以克服失业。１９３０年，他出版了著名的《货币论》，论证当投资超过储蓄时就繁荣，当储蓄超过投资时就萧条。因此，谋求复兴就需要将投资量恢复到再一次与储蓄均衡的水平，而这就要大幅度降低利率、全面提高物价和举办大规模公共工程。１９３１年，他发表广播致词，要求增加开支以抵制萧条；攻击节俭这一传统美德，呼吁主妇花钱、政府增加公共工程开支。同年夏，他在芝加哥哈里斯纪念基金会主持的讲演会中发表的演说，１９３２年发表的“对与转换方案有关的长期利率的意见”一文，基本上重复了《货币论》的中心思想。１９３３年的《繁荣之道》这部著作，则吸收了理查德·Ｆ·卡恩乘数论的观点，对运用赤字开支以摆脱萧条提出了新论点，使他的经济理论更接近于《通论》的主旨。１９３４年，他和著名的哈罗德·拉斯基教授就“美国能否通过花钱导致复兴”这一问题进行争论，他说没有一个具备常识的人能对此产生怀疑；经济活动就是为花钱而生产，如果认为拒绝花钱可以刺激经济，该多么荒唐！１９３５年，他在《新共和》杂志发表“一个自行调整的经济体系？”一文。虽然此文还未提出他的新理论的完善大纲，但充分谈到了他的理论的中心概念，离《通论》更近了。〔36〕
由此可见，凯恩斯的《通论》并不是１９３６年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长期演进的结果。由于凯恩斯当时在西方学术界享有盛名，由于他的思想和罗斯福新政针对的都是如何克服经济危机、维护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问题，由于他对新政的密切关心，我们不可能想像一定要等到１９３６年，罗斯福及其政府人员才接触到凯恩斯思想。而且如克莱因所指出，凯恩斯关于运用财政政策以克服失业与经济危机的系统经济理论固然要在《通论》中才出现，但他这方面的政策思想早在１９２９年以来的有关文章和演说中已经提出了。〔37〕如果要证明新政未受凯恩斯思想的影响，也不能以《通论》到１９３６年才发表为理由。更何况，１９３６年以后，罗斯福政府仍在实行新政呢？
现在，我们来看看罗斯福政府与凯恩斯主义的具体关系，１９２９年以来，凯恩斯就密切关心美国对付大萧条的各种措施。１９３２年，不知他是否忧心于罗斯福和民主党竞选言行中一再强调平衡预算和健全货币，在是年５月号的《大西洋》杂志发表“世界经济展望”一文，告诉美国“这不是贫穷危机，这是丰裕危机”。有些人坚持摆脱之道是紧缩与节约，“只要可能就不用世界上的潜在生产力”，他认为这是“蠢人与疯子的言论”；只要这种气氛不改变，美国在近期内就不会有繁荣。１９３３年３月罗斯福就任总统不久，凯恩斯又在《繁荣之道》中更加有力地详细论证运用政府开支以摆脱萧条的道理，说明用于公共工程的赤字开支每直接雇佣一人，便可间接再雇佣两人。他还批驳罗斯福主张的平衡预算的政策，鼓吹减税，认为预算平衡只能依靠扩大国民收入，而这就要求增加就业。由于鼓吹大胆试验的罗斯福上台初期并未实行赤字开支，使凯恩斯在４月间著文慨叹“其道不行”。但是，１９３３年７月３日罗斯福致伦敦国际经济会议的电报，却鼓舞了凯恩斯。因为，这次会议原来的主要目的是恢复国际金本位，稳定各国货币和汇率，事前曾得到罗斯福进行合作的含糊保证。但凯恩斯是不同意这一会议主旨的。他反对恢复金本位制，并在１９３１年撰文批评过胡佛恢复金本位的活动，因为金本位制阻碍各国实行货币管理，举办大规模公共工程；进行有限通货膨胀以提高物价，促进生产。他还在１９３３年６月号《耶鲁评论》上发表“民族自足自给”一文，主张在萧条时期各国应制订与实行自己的复兴计划，以免受外界经济变动的影响。
罗斯福为了提高物价，促进出口，减轻农民和抵押房产者的债务负担，已于４月１８日宣布放弃金本位，准备实行有限通货膨胀。罗斯福和他的智囊团认为大萧条的根本原因在国内，所以不能通过稳定汇率来摆脱萧条。但是，罗斯福的这种政策思想，不独在国内有很大阻力，就是以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为首的参加伦敦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也不理解。6月12日仁义开始后，恢复国际金本位的意见在会上占了压倒优势，赫尔国务卿则致力于减少国际贸易障碍的活动。一星期后，罗斯福派他的智囊团首要人物雷蒙德·莫利去伦敦。行前，总统告诉莫利：“你的根本任务是，让美国代表团和其他人得到一个印象：我在国际上的首要目标是提高世界物价水平。”〔38〕为得到当时声誉卓著的凯恩斯的支持，莫利问到伦敦后是否可往访凯恩斯，“罗斯福同意，认为这可能有助于就美国政府货币方面的目标教育美国代表团。”〔39〕莫利到达伦敦后，会议提出一项以国际金本位为基础固定英、美、法等国汇率的声明，莫利认为该声明降低了美元汇价，对美国出口贸易有利，可以同意。但这时罗斯福受了凯恩斯“国际商品货币单位”（international commodity dollar）、乔治·Ｆ·沃伦教授“商品美元论”以及纽约美元升值等的影响，〔40〕于７月３日打电报给该会议，以非常果断的语言反对恢复金本位，要求美元贬值。一时之间，各国代表和舆论界大都表示愤怒，认为美国应负破坏会议之责，而凯恩斯则在《每日邮件》上写文章，盛赞“罗斯福总统做得极其正确”。同时凯恩斯还应莫利之请，代罗斯福起草了一份提纲，并和莫利、沃尔特·李普曼〔41〕等人一道，据此提纲起草一份声明，委婉解释罗斯福意图，并缓和会议气氛，使美国免于受到公开谴责。
如果我们了解这件事情是美国后来实行赤字财政的必要条件，我们在研究新政和凯恩斯主义的关系时，就不能像一般人那样等闲视之。
９月间，凯恩斯虽对美国迟迟不实行赤字开支，却把主要精力放在实施全国工业复兴法上表示失望，但新政政策显示出的灵活性与勇气仍使他高兴。同时，凯恩斯和当时在牛津大学、后来成为罗斯福重要顾问的哈佛大学教授弗兰克·弗兰克福特往来频繁，后者改变了他平衡预算的意见，相信了凯恩斯的补充性财政政策思想，并于１２月将凯恩斯定于年底在《纽约时报》发表的致罗斯福公开信事前寄给总统。这封信除劝总统先集中精力于复兴工作以外，并指出：“无论如何，提高物价的正确方法，是提高总购买力以刺激生产，而不是其他办法。答案是：赤字开支。”〔42〕罗斯福对此信反应如何，无记录可考。
１９３４年５月２８日，凯恩斯带着弗兰克福特的介绍信到白宫会见罗斯福，冀图说服他放手实行赤字开支，但根据各种材料，这次会见并不很成功：罗斯福说凯恩斯是个数学家，不是政治经济学家；凯恩斯说罗斯福对经济学所知不多。
经智囊团另一重要人物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的周旋，凯恩斯拜访了一些较年轻人物，告诉他们要敢于花钱：每月两亿美元赤字，将再把美国推向萧条深渊；３亿美元赤字将使萧条维持在现有水平；４亿美元赤字将带来复兴。几天以后，凯恩斯将另一篇为《纽约时报》写的文章“总统的议事日程”的草稿寄给总统。文中说：最大的希望仍然是增加政府开支；通过乘数作用，每月４亿美元赤字开支将增加国民收入至此数的３到４倍。文章最后还说：“在所有创建新秩序的试验中，只有年轻美国的试验吸引我最深刻的同情，因为这些试验是力图使经济秩序运行良好，而又保存个人首创精神的自由发展和思想与评论的自由。”
此后，舆论界迅即将１９３４年夏季美国政府开支的增加归因于凯恩斯，但小施莱辛格认为：“无疑凯恩斯加强了总统做他将要做的事情的意向，无疑他告诉了政府中较低级年轻官员们如何将一种权宜之计转变为政策的途径，但是，不能说没有凯恩斯的干预罗斯福政府就不会增加开支，也不能说罗斯福政府增加开支是由于凯恩斯的原因。１９３４和１９３５年新政花钱是不得已而为之。赤字是环境逼成的，不是由理论指引的。”〔43〕
根据小施莱辛格的看法，１９３５年虽然形势的发展日益有利于凯恩斯思想，但这一年凯恩斯只“是一种潜在的而不是实际的影响”。〔44〕不过，有一件事是值得一提的。１９３４年１１月，罗斯福任命非正统银行家马里纳·埃克尔斯为联邦储备委员会董事。他原来未读凯恩斯著作，但有些类似凯恩斯的思想。１９３５年２月，由他主持制定的银行法提交国会。此法目的在于将控制联邦储备体系的权力从纽约银行家手中夺来，交联邦政府掌握，以便联邦政府运用储备体系有意识地控制金融机制。此法不独反映他的思想，也反映他的助手劳克林·柯里教授的思想，而柯里则是个真正的凯恩斯信徒。所以反对此法的前财政部顾问詹姆斯·沃伯格斥此法为“柯里式的凯恩斯”法、“加了大量劳克林·柯里教授制作的酱油的一大块夹生的凯恩斯面团”。此法后来虽由参议员卡特·格拉斯修正，但主旨仍然保留下来，并在１９３５年５月成为第二次百日新政的一个重要立法。
由上所述，足见凯恩斯思想不能说对罗斯福新政没有影响。反之，１９３６年出版的凯恩斯的《通论》也不能说与新政无关。比如美国６位著名史学家在其所著书中说：在新政第二阶段，“通过运用联邦预算来复兴经济的新理论开始在政府内冒头。这种新观点的主要代言人是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马里纳·埃克尔斯”；“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影响很大的著作《就业通论》中将埃克尔斯的主张首次发展为一种理论，予以肯定。”〔45〕
“１９３７年，当我们开始削减公共工程和救济开支时，他（指凯恩斯）预言我们将又有一次衰退，后来情况正是这样。”〔46〕１９３７年秋，美国经济危机日甚，到年底更厉害。当时美国政府中出现克服危机的五派意见。“其中一派人数虽不多，但日益得势。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劳克林·柯里、阿尔文·汉森等。他们认为现有的制度结构是可行的，但要用赤字开支来稳定它。现在，他们有凯恩斯的《通论》作为武器，有了新的信心和团结。”〔47〕这“许多比较年轻的新政派越来越觉得凯恩斯的主张与自己想法相投合，他们与补偿性的挥霍派（亦译开支派或花钱派。——笔者）结为同盟，这对新政政策的最后演变起了决定性的作用。”〔48〕
１９３８年春，“民主党内高谈凯恩斯学说的与日俱增。……１９３８年２月１日凯恩斯远从英国寄来长信劝他（指罗斯福）实行大量的赤字开支，他……并不以为然。……大量的赤字开支是办不到的。……不过，有限的赤字罗斯福倒是试过而且行得通。”〔49〕现在，“白宫的顾问既然推荐凯恩斯的对策，经济衰退又逐月加深，罗斯福只好屈从。４月……他发表炉边谈话，对全国说明，他计划要求国会拨款３０亿美元增办公共工程、救济事业、防洪设施和兴建房屋。”〔50〕虽然这种开支还没有达到凯恩斯理论要求的水平，但到６月间，情况已开始好转起来。
综上所述，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交互影响的说法，看来是可以成立的。
早期芝加哥学派理论似乎不能说是新政的理论基础
关于早期芝加哥学派与罗斯福新政的关系，我们除前面引过厉以宁教授一段话外，这里再引一段他关于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的关系的话：“‘新政’主要是受当时美国社会上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受罗斯福周围的一批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影响，而不是受凯恩斯的影响。”〔51〕厉以宁教授作出这一结论的主要根据，似乎是来自他让我们参看的《新经济学和旧经济学家们》一书。〔52〕我们看了他提示的有关内容，感到根据这些内容并不能有力地证实他的结论。下面谈谈我们的看法。
１．关于罗斯福新政是否受过凯恩斯思想影响的问题。我们前面说过，认为新政的理论基础是凯恩斯主义，这是根据不足的。但是，根据厉以宁教授让我们参看的材料，也不能证明新政完全未受凯恩斯思想的影响。这些材料大体有三方面。首先是凯恩斯１９３４年与罗斯福的会见并不很成功。如我们前面所论证，凯恩斯与罗斯福新政打交道的时间很长，决不能以一次会见的结果来断定凯恩斯思想与新政无关。其次是罗斯福早期顾问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说的“凯恩斯主义神话”。所谓“凯恩斯主义神话”，特格韦尔指的是“３０年代后期将新政的财政政策归因于凯恩斯影响的普遍看法”。〔53〕且不说我们不能仅据此孤论就完全否定凯恩斯理论对新政的影响，我们还应体会特格韦尔这里只是反对人们把新政财政政策完全归因于凯恩斯影响，他似乎并不认为新政与凯恩斯完全无关，我们前面引过他的话：“罗斯福生活于一种不仅是凯恩斯也是考虑同样问题的许多人创造出来的知识气候之中”，这就意味着罗斯福是不能免于凯恩斯的影响的。再次是“有些人，例如雅各布·瓦伊纳，#W1怀疑#w（重点是本文作者加的）罗斯福曾经受到新经济学（指凯恩斯经济学及与之类似经济学）的激发。”〔54〕当然，我们不能在没有足够证据的情况下，仅仅根据#W1怀疑#w就断定凯恩斯对新政完全没有影响。而且，我们在本文上一节中已对这种影响进行了论述，这里不再重复。
２．关于早期芝加哥学派与罗斯福新政的关系。厉以宁教授说“‘新政’主要是受当时美国社会上要求政府干预经济的资产阶级思潮的影响”。谁是这种思潮的主要代表呢？根据我们前面所引厉以宁的另一段话，我们知道首先是“芝加哥大学的一些经济学家”，即早期芝加哥学派。美国系统论述这一观点的，似乎是厉以宁教授所引《新经济学和旧经济学家们》一书作者Ｊ·龙尼·戴维斯。他说，新政期间，“包括罗斯福在内的政府中那些按我们现在称为‘凯恩斯风格’行动的人，更可能是由于芝加哥经济学家们的影响而如此的。”〔55〕这些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是些什么人呢？戴维斯说，“芝加哥经济学派具体形成于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和雅各布·瓦伊纳时期”〔56〕，瓦伊纳特别活跃而且热心。的确，芝加哥学派诸人虽然没有提出像凯恩斯《通论》那样系统的理论，他们却有过政府必须运用财政金融政策干预经济生活的言论。厉以宁教授的讲演中引了许多，〔57〕大家可以参看。问题是，有这种言论是一回事，是否为罗斯福政府所采用并对新政产生影响，则是另一回事。戴维斯书中只提出一个例子，那就是３０年代芝加哥经济学家西米恩·利兰的回忆：“我写过一封鼓吹不必平衡联邦预算的信或一页备忘录，由〔路易斯·〕布朗洛送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这封信有助于说服总统必须这样做……罗斯福的第二次预算是不平衡的，我以为芝加哥集团对此起了作用……凯恩斯对此政策的采用未作出任何直接贡献。”〔58〕这段回忆是凯恩斯逝世后２０年、即１９６６年为攻击凯恩斯、并为早期芝加哥学派辩护而写的，难免有感情的成分。而且如利兰自己所承认，他说芝加哥集团对罗斯福第二次预算不平衡起了作用只是他“以为”，并没有直接的证据。而且，当时罗斯福接到的类似信件是不计其数的。
尤有进者，早期芝加哥学派在萧条时期虽有与新政思想类似的言论，但其主要思想倾向是与新政思想背道而驰的。“芝加哥学派泛指在美国芝加哥大学任教，并倡导‘自由放任’和市场竞争的一些经济学家所形成的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流派。它的主要代表者在３０年代前后有弗兰克·奈特、亨利·西蒙斯、雅各布·瓦伊纳等。”〔59〕再从早期芝加哥学派的这三个主要成员来看。据特格韦尔记载，雅各布·瓦伊纳是罗斯福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周围的人，他的“经济学偏见为人所熟知；这些思想是完全与罗斯福的观点相冲突的，也是与罗斯福看来仍然最易被其吸引的建议不相容的。”〔60〕弗兰克·奈特“怀疑制度学派的大多数思想，而且敌视新政式社会改革建议。“这些，像他经常强调的自由价值一样，把奈特和〔米尔顿·〕弗里德曼联系起来。”〔61〕我们知道，制度学派对早期新政是有影响的，而米尔顿·弗里德曼则是反对新政的战后芝加哥学派的代表人物。“亨利·西蒙斯直言不讳地反对工会势力，赞成将扩大货币发行量作为克服萧条的政策，但是反对随意性经济干预。”〔62〕
从早期芝加哥学派的这种主要思想倾向看，如果认为早期芝加哥学派思想是罗斯福新政的理论基础，似乎是很难自圆其说的。１９７４年，美国詹姆斯·Ｅ·萨金特就作过研究，认为“无论是〔刘易斯·〕道格拉斯（罗斯福政府早期预算局长）和罗斯福，都没掌握３０年代早期以来美国主要经济学家开始提出的补偿性开支基本原理。”〔63〕这些３０年代早期美国主要经济学家，主要就指戴维斯说的早期芝加哥学派诸人。
３．关于罗斯福周围一批经济学家与新政的关系。厉以宁教授还说，新政“受罗斯福周围的一批美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影响”。不过，这些人不是芝加哥的经济学家。研究罗斯福新政的人一般都知道，在第一次新政期间，罗斯福周围最亲密的顾问，１９３２年３月至１９３３年３月间为他草拟竞选演说和制订新政纲领、后来又在罗斯福政府任职的智囊团的头头雷蒙德·莫利，和其他两个主要成员特格韦尔和阿道夫·伯利，都是来自哥伦比亚大学；这些人的确对早期新政起了重要作用。莫利的《第一次新政》和埃利奥特·罗森的《胡佛、罗斯福与智囊团：从萧条到新政》两书，用充分的材料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说明。而且，莫利还承认他读过凯恩斯的许多著作，并把《货币论》的最后一章推荐给别人看。〔64〕但是，他没有提到他和早期芝加哥学派发生过什么关系。在第二次新政期间，罗斯福的一些主要顾问如弗兰克·弗兰克福特、本杰明·科亨、托马斯·科科兰都是从哈佛大学来的；劳克林·柯里、马里纳·埃克尔斯、利昂·亨德森等人也不是从芝加哥大学来的。而且，这些人多数是凯恩斯主义者，有的人转而相信凯恩斯主义，有的人则具有与凯恩斯类似的见解。
从以上情况看，虽可以说新政受罗斯福周围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影响，但不能说新政的理论基础是早期芝加哥学派的理论。
注释：
〔1〕见所著《美国共产党史》（中译本），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第３１４页。
〔2〕见所著《资本主义史，１５００－１９８０》（中译本），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２１６页。
〔3〕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编：《现代美国经济问题简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１２０页。
〔4〕谢沃斯季扬诺夫主编：《美国现代史纲》（中译本），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７５年，上册，第２７１页。
〔5〕见所著《美国简史》（John A. Garraty, A Short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Nation），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４６０页。
〔6〕见所著《美利坚共和国简史》（Samuel E. Morison，et al, 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Republic），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６１８页。
〔7〕见所著《富兰克林·罗斯福与新政，１９３２－１９４０》（William Leuchteubury,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1932-1940）, 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１９６３年，#FS 第２４５页。
〔8〕见所著《美国经济史》（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下卷，第３７５页。
〔9〕见所著《我所知道的罗斯福》（Frances Perkins, The Roosevelt I Knew），纽约，瓦伊金出版社，１９４６年，第２２５页。
〔10〕见所著《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１１９页。
〔11〕见所著《动荡的政治》（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Politics of Upheaval）, 美国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１９６０年，第４０８页。
〔12〕见所著“新政与第二次世界大战”（David Brody, “The New Deal and World War II”）一文，载约翰·布雷曼等著《国家级新政》（John Braeman et al, The New Deal: The National Lerel），美国哥伦布市，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第３０１页。
〔13〕见所著《美国经济史》（中译本），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６６３页。
〔14〕见所著《１９３３－１９７３年美国史》（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６７页。
〔15〕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出版的《外国经济思想史讲座》，第３８５页。
〔16〕３０年代美国研究商业周期的权威经济学家。
〔17〕见所著《民主主义者罗斯福》（Rexford Tugwell, The Democratic Roosevelt: A Biography of Franklin D. Roosevelt）,纽约加登城，道布尔戴公司，１９５７年，第３７４页。
〔18〕见所著《美国现代史》（中译本），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１４页。
〔19〕黄绍湘：《美国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５６３页。
〔20〕同注（１４）。
〔21〕以上两段引文俱见所著《２０世纪的美国》（Frank Freidel, Americ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纽约，克诺普夫公司，１９７６年，第２０５－２０６页。
〔22〕参阅约翰·布卢姆等著：《美国的历程》（中译本），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８年，下册第２分册，第４０３页。
〔23〕《列宁全集》（旧版），第２６卷，第１５０页。
〔24〕参阅刘绪贻主编：《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现代美国社会发展简史》，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章：“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史的两个新规律”。
〔25〕刘涤源、谭崇台主编：《当代西方经济学说》，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１１页。
〔26〕请参阅刘绪贻：“试论胡佛政府对付１９２９－１９３３年经济危机的政策”，《历史教学》，１９８６年第１１期。
〔27〕仇启华等：“论西方保守主义经济思潮兴起的背景及其历史命运”，《世界经济》，１９８１年第６期，第９页。
〔28〕参阅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３年版《世界史便览》第４９９页。这里作者将法国的人民阵线政府政策也作为典型，但我们认为它的典型性不能和新政相提并论。
〔29〕〔苏〕库兹敏诺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中译本），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３２８页。
〔30〕全名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31〕〔美〕克莱因著：《凯恩斯的革命》（中译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２年，中译本序言，第２－３页。
〔32〕同注〔２７〕，第６页。
〔33〕见《世界史研究动态》杂志，１９８４年第５期，第１０页。
〔34〕同注〔３１〕，第７页。
〔35〕同注〔１１〕，第４０２页。
〔36〕参阅克莱因：前引书，第１章和第２章第１节。
〔37〕同上，第３６－３８页。
〔38〕〔39〕小阿瑟·施莱辛格：《新政的到来》（The Coming of the New Deal），美国波士顿，霍顿·米夫林公司，１９５８年，第２１６－２１７页。
〔40〕参阅上引书，第２１９－２２０页。
〔41〕美国著名记者和政论家。他于６月２３日到伦敦采访，２４日会见凯恩斯，两人共进午餐。凯恩斯说工业化国家应放弃金本位，将通货贬值１／３，以提高物价，刺激储蓄与投资。李普曼将此论点作为６月２９日专栏文章重点。凯恩斯还向李普曼详细阐述了他后来在《通论》的主要论点，从此李普曼就放弃了平衡预算的意见。
〔42〕同注〔１１〕，第４０５页。这封信还批评了总统购买黄金的政策。１９３４年初，罗斯福总统停止购买黄金，这两件事有否因果关系，未见证据。
〔43〕〔44〕同注〔１１〕，第４０７页、第４０８页。
〔45〕以上两段引文见约翰·布卢姆等：前引书，第４０２、４０３页。
〔46〕同注〔９〕。
〔47〕埃利斯·霍利：“新政与企业”（Ellis W. Hawley, The New Deal and Business），载约翰·布雷曼等著：前引书，第７２－７３页。
〔48〕约翰·布卢姆等：前引书，第４０３页。
〔49〕〔50〕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中译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８年，第１册，第２３４页，第２３５页。
〔51〕凯恩斯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译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６月北京第４次印刷，中译本前言，第７页。
〔52〕见Ｊ·龙尼·戴维斯：《新经济学和旧经济学家们》（J. Ronnie Davis, The New Economics and the Old Economists）, 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第１５１－１５２页。
〔53〕同注〔１７〕。
〔54〕同注〔５２〕，·第１５２页。
〔55〕〔56〕同注〔５２〕，第３９页，第１５１页。
〔57〕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５年出版的《外国经济思想史讲座》中厉以宁的讲演。
〔58〕１９６６年１０月２６日利兰的信件，转引自Ｊ·龙尼·戴维斯：前引书，第１５２页。
〔59〕许涤新主编《政治经济学辞典》，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中册，第５３８页。
〔60〕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前引书，第４４２页。
〔61〕〔62〕格伦·波特编：《美国经济史百科全书》（Glenn Porter, e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纽约，查尔斯·斯克里纳公司，１９８０年，第１卷，第４８１页。
〔63〕萨金特：“富兰克林·罗斯福与刘易斯·道格拉斯：预算平衡与早期新政”（James F. Sargent, “FDR and Lewis W. Douglas: Budget Balancing and the Early New Deal”）, 载《序幕》（Prologue）杂志，１９７４年春季号。
〔64〕莫利：《第一次新政》（Raymond Moley, The First New Deal）, 纽约，哈考特·布雷斯公司，１９６６年，第４８７页。
谢选骏指出：人说“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我看“罗斯福新政与凯恩斯主义都是国家主义”——这是极权主义的美国变种。
【43、罗斯福新政使黑人主流转向了民主党】
《在纽约罗斯福图书馆，回看八十年前的美国种族问题》（文／Jennifer Schuessler；编译／澎湃新闻记者 陆林汉 2023-08-05）报道：
随着美国一系列反种族歧视运动出现，反种族歧视这些年早已成为各地文化场馆、双年展、主题展等聚焦的重点话题。近日，位于美国纽约的罗斯福总统图书馆的展览将这一话题拨到了八十余年前，以文献展示的方式探讨了美国总统罗斯福在民权方面“好坏参半”的记录。
1935年10月，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让他的政府致函全美数千名神职人员，询问他们新政是否帮助到了他们的社区。
1936年10月，罗斯福的黑人支持者离开哈莱姆区，前往纽约州各地开展竞选活动。在当年的总统竞选中，许多黑人选民转向民主党。
即使是来自罗斯福崇拜者的回信，也并不总是好消息。阿肯色州温泉镇的黑人牧师 J.H. 埃利斯（J.H. Ellis）在回信中写道，“当地的管理者并没有执行你的意愿和目标，尤其是在黑人群体方面”。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的非洲裔牧师J.W. 赫尔斯顿（J.W. Hairston）感叹道，在南方 ，“有两个州和两个城市，一个是白人的，一个是黑人的”。与此同时，北方黑人报刊则更加直言不讳。多家报纸宣称，新政是一项“粗暴的交易”。
在八十余年后的今天，这一指控仍然悬而未决。长期以来，保守派一直抨击新政，认为这从根本上扩大了政府对经济的参与，是大政府越权的缩影。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进步人士认为，20世纪自由主义的这一支柱是建立在“吉姆·克劳法（种族歧视）”的基础之上的，并为今天黑人贫富差距悬殊的现状奠定了基础。
罗斯福图书馆，成立于1941年，是美国总统捐赠给国家档案馆的文件和藏品的存放处——
现在，位于美国纽约海德公园的罗斯福总统图书馆的新展正参与了这场争论。展览“美国黑人、民权与罗斯福夫妇（1932-1962）”将展至2024年12月。这一展览以坦率、深入研究的视角展示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埃莉诺·罗斯福夫妇在种族问题上的记录：包括从他们的个人态度到他们倡导的政策。同时，这一展览也关注民权领袖和普通公民。
罗斯福图书馆馆长威廉·哈里斯（William A. Harris）称这是总统史研究方法的“范式转变”的一部分。“这里不仅是一个建筑物的名字。这里也需要讲述每个人的故事。”哈里斯说，这种转变需要一种更加坦诚的方式，而不是通常的与总统图书馆相关的党派性、选择性历史。“为公民教育和讨论提供一个平台是一项基本责任，而不是为了歌功颂德和政治商业化”。
罗斯福图书馆于1941年对开放，是联邦系统中历史最悠久的图书馆。该馆的目的是存放罗斯福捐赠给国家档案馆的文件。最初，这一场馆的展厅展示的是罗斯福个人收藏的邮票、船模和其他纪念品。
随着时间的推移，该场馆增加了对于其政治生涯的讨论。2013年，历经耗资600万美元的场馆更新，以及与外部历史学家协商制作的关于日裔美国人被监禁和罗斯福对大屠杀的反应等主题的新展区。
展览入口处，展示了一张1933年黑人市民在白宫外抗议的照片。
理查德·尼克松图书馆前馆长蒂莫西·纳夫塔利（Timothy Naftali）表示，目前的展览反映了联邦国防研究局图书馆作为联邦系统内独立、批判性历史的标杆与记录。“做无党派的公共历史真的很难。并非所有基金会都对此感兴趣。”
据悉，在罗斯福图书馆前任馆长保罗·斯帕罗（Paul Sparrow）的领导下，这一展览于2019年开始筹备，但在2020年的种族主义的抗议活动中受到阻碍。在保罗·斯帕罗的领导下，该展览的计划于 2019年开始，但在2020年的种族歧视的抗议活动中又有了新的紧迫性。“黑人行动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故事的核心”，哈里斯说，“今天发生的一切直接受到那个时代有意和无意后果的影响。”
哈里斯和博物馆项目主管赫尔曼·埃伯哈特（Herman Eberhardt）组建了一个由 11名学术顾问组成的团队，而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则在克尔斯滕·斯特里格尔·卡特（Kirsten Strigel Carter）的带领下，开始梳理图书馆收藏的1700多万件文件和文物。与美国黑人有关的资料并不仅仅存在于白宫标有的“有色人种事务”档案中，而是遍布整个图书馆，其中包括数十万封普通美国人写给罗斯福的信件。埃伯哈特说：“我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来真正挖掘整个藏品。”
1932年，罗斯福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接受总统提名。此次展览指出，所有代表都是白人。
在入口处的放大照片显示，1933年5月，黑人游行人员在白宫外，举着要求“黑人完全平等！”的标语牌。在拐角处，你可以看到罗斯福。他在1932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而墙上的文字说明，提名他的代表都是白人。旁边是一张1932年阿拉巴马州的选票，上面有该州民主党的徽章：一只公鸡站在“白人至上”的字样下。同时，展墙上的文字标题明确提出了中心问题：“所有美国人的新政？”
几十年来，这个问题一直是学术研究的主流。但最近，由于艾拉·卡兹内尔森（Ira Katznelson）的《当平权法案是白人的时候》（When Affirmative Action Was White）和理查德·罗斯坦（Richard Rothstein）的《法律的颜色》（The Color of Law: A Forgotten History of How Our Government Segregated America）等书的出版，这个问题被更广泛的公众所关注。
一张1932年的阿拉巴马州选举选票，当时美国黑人仍主要投票给共和党。
展馆内的一位讲解员引导参观者走向一个“令人惊叹的东西”——一张1937年波基普西市附近的房屋所有者贷款公司地图，上面标注了以黑人为主的地区对贷款人来说是“危险”的。
1935年，新成立的联邦住房管理局发布了一份贷款人手册，认可了红线（因危险地区的粉红色阴影而得名），并警告说，不应批准黑人家庭在白人地区申请抵押贷款。手册内容为，“不相容的种族群体不应被允许居住在同一社区。”历史学家普遍认为，住房政策是新政中的失败案例之一，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政策极大地加深了住宅隔阂。不过，展览在直言不讳地论述这一问题的同时，也避免了将整个新政简化为是种族主义的反面论述。
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学家帕特里夏·沙利文（Patricia Sullivan）说，这种失败是真实存在的。但她也认为，罗斯福时代是经济和政治机会扩大的时代，因为美国的黑人在新政中看到了真正的希望，并要求将他们包括在内。“这是一场混乱的大酝酿。从中，你可以看到罗斯福家族的演变，以及他们面对和回应黑人激进主义的方式。”
在谈及新政最大的项目——社会保障时，展览复杂化的是观众普遍认为的将农业工人和家庭佣工排除在外是出于种族动机。展墙上的文字说明，虽然从事这些工作的黑人比例过高，但将近75%被排除在外的工人是白人。
展览想要说明的是，种族歧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变化，它在不同的计划中各不相同。由于州一级的管理者，黑人农民基本上被排除在1933年农业调整管理局的项目之外，这也导致了许多人失去了土地。但在一些就业项目中，如“平民保护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和“工程进度管理局”（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中，还是有黑人农民代表的。
抗议者要求将家庭佣工纳入1935 年《社会保障法》和全国最低工资的新政立法。
展览中，直接涉及的，被图书馆称为罗斯福种族记录“最大污点”的内容是他拒绝公开支持联邦反私刑立法，因为他担心这会疏远在国会中占主导地位的南方民主党人，并危及新政。
展览详细介绍了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对法律的公开支持，以及她与玛丽·麦克里奥德·白求恩（Mary McLeod Bethune）等黑人领袖建立的紧密联盟。玛丽·麦克里奥德·白求恩是总统非正式“黑人内阁”的实际领导人。但有一点是明确的：机会的增加是由于美国黑人的要求。
活动家菲利普·伦道夫（A. Philip Randolph）在1941年宣称：”在这个强权政治时期，除了压力、更大的压力外，什么都不重要”。这种压力也来自投票箱，因为黑人选民开始质疑他们对共和党的传统忠诚。
展览现场，展示埃莉诺-罗斯福与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非正式“黑人内阁”成员、亲密盟友玛丽·麦克莱奥德·白求恩的合影。
1932年，《匹兹堡信使报》的编辑罗伯特·李·范恩（Robert Lee Vann）呼吁非洲裔美国人：“我的朋友们，去把林肯的肖像挂在墙上吧。”那一年，美国黑人以 2:1 的票数支持罗斯福的共和党对手、但是的总统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但在1934年的中期选举中，黑人选票决定性地转向了民主党。因为非洲裔美国人向北部和西部移民，他们在那里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投票群体。1940年，罗斯福赢得了三分之二的黑人选票。此次展览的观点是，这部分是因为罗斯福的政策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而这些成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得到了扩大，罗斯福迫于激进分子的压力颁布了第 8802号行政命令，禁止国防工业中的歧视行为。
但直到1948年，军队本身仍然存在种族隔离的。黑人退伍军人实际上是被排除在许多战后福利之外，其中最著名的是住房福利。在纸面上，大兵法案是种族中立的。但在现实中，如同展览所展示的那样，银行经常拒绝黑人退伍军人的申请。在纽约和新泽西州北部郊区，根据《大兵法案》投保的67,000笔抵押贷款中，只有不到100笔经费提供给了非白人的申请人。
1942年，海军改变了规定，允许只有担任餐厅服务员的黑人新兵接受更广泛的职责培训。多丽丝·多莉·米勒是海军食堂的一名黑人工作人员，她在珍珠港袭击事件中操作了一门防空炮。
展览结束前的视频讲述了这些政策所带来的持续不平等的状态。但同时，展览也强调了社会学家威廉·爱德华·伯格哈特·杜波依斯（W.E.B. DuBois）的判断，他在1945年4月罗斯福逝世后不久说，罗斯福的政府“让美国黑人在政治生活中获得了一种黑人从未获得过的认可”。
哈里斯说，展览结束后，展出的部分材料将被纳入永久展览。他说：“档案馆或博物馆永远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学术研究是持续不断发展的。”
（本文编译自《纽约时报》，作者珍妮弗-舒斯勒（Jennifer Schuessler）为文化记者）
谢选骏指出：人说“在纽约罗斯福图书馆，回看八十年前的美国种族问题”——我看“是罗斯福新政（共和党称之为“粗暴的交易”），使得黑人主流转向了民主党”。
【44、罗斯福新政及对中国的启事】
《罗斯福新政及对中国的启示》（2009年05月26日 中国经济时报高世楫 张军扩）报道：
罗斯福新政的重要意义
虽然罗斯福新政时期一些立法和政策一直存在争议，但新政对美国应对大萧条仍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新政所推行的变革，从观念、立法和政策到政府体制改革，都对美国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１．成功地实现了社会预期管理、重建社会信心。
罗斯福成功地稳定了国民情绪，重建了国民信心，带领美国在全球性经济危机中艰难度日，并最终走出困境。罗斯福反对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理念，坚定地认为在经济衰退时期政府应该有所作为，这给那些因为政府无所作为而对经济前景极为失望的民众带来了希望，为市场提供了信心。
２．调整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建立了监管型市场经济制度。
作为一个立国时间较短的国家，美国在１９世纪基本上实行的是自由放任式的市场经济制度。１９世纪后半叶，由于铁路、轮船、电报等技术进步及由此推进的迅速的工业化，美国进入了一个收入差距扩大、财富向少数人聚集的镀金时代。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所兴起的进步运动，在推动联邦政府在维护有效竞争和社会公平上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如１９０６年成立了食品药品监管机构，１９１３年建立了联邦储备银行、联邦贸易委员会，开征家庭收入所得税，１９０８年为联邦雇员提供工伤赔偿，１９２０年为联邦雇员建立养老保险，１９１８年成立协调处理劳资纠纷的联邦机构，同时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也增加了在提供教育、保护妇女儿童、处理劳资关系等方面的职能。由于大萧条暴露了美国市场体制运行中的一些内在矛盾，存在严重的市场失灵，罗斯福推动社会各界就调整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达成共识。罗斯福从执政开始就系统全面地主张公民的经济权利，认为联邦政府有义务保障公民免予匮乏的自由，即必须保障公民的就业权、受教育权、就医权、合理收入权、公平竞争权等等。他把人民获得经济权利看作是美国的第二次权利革命，在１９４４年国情咨文中进行了系统的阐述。
保障宏观经济稳定。除了肯定联邦储备银行作为中央银行在经济调控中的作用外，还确立了政府在经济危机时期通过扩大开支刺激经济、实行反周期调节的作用。虽然后来的研究表明，罗斯福新政中用扩大政府财政支出的方式刺激经济的力度低于将经济从萧条中拯救出来的需要，但新政开启了政府系统地、大规模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应对危机的先河。
实施市场监管。在新政期间，美国通过立法确定了联邦政府在市场监管方面的法律地位，成立了一批金融监管机构（ＳＥＣ、ＦＤＩＣ、ＰＵＣＨＡ），网络基础设施监管机构（ＦＥＲＣ、ＦＣＣ），加强了食品药品安全监管（ＦＤＡ）。此前，在世纪之初，美国各州都陆续成立了公用事业监管委员会，对电话、电力、水、公共交通等公用事业的价格、质量、普遍服务等实施监管。１９３５年的《瓦格纳法案》和随后成立的全国劳工关系署确立了政府对劳动力市场实施监管的法律地位。
提供社会保障。在新政以前，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就承担了提供基础教育及实施社会救济的责任。大萧条使罗斯福等人认识到，在高度分工和大规模生产的现代社会，以家庭或小型社区相互依靠而提供安全保障的方法不足以应对现代经济震荡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必须由政府承担或组织。新政所通过的１９３５年的社会保障法正是罗斯福时代最重要的立法，奠定了美国现代福利社会的雏形，经过其后几任民主党总统的努力、特别是林登·约翰逊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美国的福利制度得到完善。
３．调整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的关系，建立了中央适当集权的现代国家制度。
美国的联邦政府在新政前职能有限，除了国防、外交和保障宪法统一外，政府仅在少数跨州的经济社会事务中承担一定的职能。大萧条暴露了美国经济的种种问题，无论是防范金融市场的系统风险，还是要解决全社会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都需要在国家层次、全国范围内采取行动，这自然要求联邦政府集中行使权力。在新政期间，联邦政府加强了市场监管的权力，新设立的政府部门和独立监管机构有十多个。联邦政府还将社会保障作为联邦政府最重要的职责之一，成立了社会保障署负责相关事务。
从收入和支出结构看，美国各级政府总收入在ＧＤＰ的比重在１９００年大约为７％，联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支出比例为３∶１∶６。１９３２年各级政府总收入占ＧＤＰ的比例为１７％，支出为２２％，三级政府支出比例为３∶２∶５。新政扩大了政府在经济社会事务中的职能，政府收入相应扩大，１９３８年各级政府总收入占ＧＤＰ的比重提高到２０％，三级政府的收入比例为４∶３∶３，支出比例为４∶２∶４。其后的几十年中，政府职能不断扩大，联邦政府职能不断加强，到共和党总统里根执政的最后一年即１９８８年，美国政府收入和支出占ＧＤＰ的比例分别达到３４．８％和３７．６％，三级政府的支出比例大致为６∶２∶２。其后政府收入和支出占ＧＤＰ的比例一直保持在３３％—３７％之间，三级政府支出比例大致为５∶２．５∶２．５。
罗斯福新政对我国制度建设的几点启示
发生在８０年前的那次美国股市大崩溃引发了长达１０年的大萧条。罗斯福政府应对这次危机所采取的措施，不但避免了经济危机带来全面的社会危机，而且通过系统的制度建设，修正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种种严重弊端，创造了美国式混合经济的模式，为其后半个世纪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
罗斯福新政通过财政政策刺激经济的做法，同后来凯恩斯创设的应对经济萧条的理论相一致，为目前全世界应对日益恶化的经济衰退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除了要重视危机时期的预期管理、充分利用货币、财政政策工具扩大需求和促进经济回升以外，罗斯福新政的种种做法，对于中国应对这次危机以及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长期制度建设有如下重要意义。
第一，扩大需求的政策要高度重视保民生、保就业，那些有利于改善民生、创造就业的项目应该得到优先支持。罗斯福政府从第一轮新政开始，就十分重视对受经济危机冲击而陷入贫困的人口的救济，并通过直接救济和以工代赈等多种方式提供援助。在特殊时期，政府投资既要考虑其效用和效率，更要注重创造就业岗位。在这次美国政府出台的经济振兴计划中，即使不赞成使用财政政策的共和党人，也对那些能够产生就业的公共工程表示支持。从当前中国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来看，应当尽可能多地增加以工代赈项目，在增加就业、保障民生的同时，鼓励民众通过劳动获得收入。
第二，充分把握和利用好经济危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着力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我国收入分配格局不合理，既体现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群之间，更体现在资本、劳动及政府的分配关系之间。这种状况发展下去，既不符合发展成果由全民共享、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也严重阻滞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扩大，从而也会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形成制约。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取决于许多深层次的体制和政策根源，比如财产分布格局、劳动组织和保护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税收制度、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等等，涉及十分敏感的利益关系，调整起来绝非易事。但不对此作出调整，不仅经济难以实现真正的良性循环和可持续发展，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也会受到影响。罗斯福新政期间及此后几十年的发展经验说明，虽然一些带有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对于短期经济恢复作用有限，但对于消除或缓解导致危机的根源，保障以后的长期持续增长，却至关重要。罗斯福新政的经验还说明，危机期间社会最容易形成共识，是推进收入分配格局调整的最佳时机。
第三，加大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力度，大幅度提升基本保障水平。随着人类进入专业化分工、大规模生产的现代社会，个人和家庭难以承担由于经济周期或其他因素冲击造成系统性危机所带来的风险，必须通过组织化的方式建立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政府应该履行的重要职责。在危机时期，民众对教育、医疗、就业等方面的基本保障需求尤其强烈，是完善社会政策和推进制度建设的大好时机。我们需要通过系统化的制度建设，提高基本保障水平，推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为此需要完善税收制度，以保障政府有必要的财力履行公共服务。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增加政府对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是经济危机时期最有利于把扩内需、保增长、保就业、保民生很好地结合起来的政策，因而也是今后需要重点加强的政策。
第四，加强政府对市场的监管职能。在市场竞争条件下，由于不完全竞争、不对称信息和存在外部性带来的市场失灵可能产生巨大的破坏性作用，所以政府必须对市场交易进行有效监管。按照市场发展到哪里、监管制度就应该覆盖到哪里的原则，美国联邦政府承担了对全国市场实施统一监管的职能。我们也应该根据我国市场发育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建立专业化的政府监管机构，并提高监管能力。关键是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清晰界定政府监管的职能、执法程序和执法责任，减少执法的随意性和自由裁量权，按照“公平、公开、专业、可问责”的原则实施监管，避免以行政手段随意干预市场运作甚至“寻租”的行为。
第五，进一步完善社会政策，促进和谐社会建设。改革开放３０年来，在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人民生活从总体上得到极大改善的同时，贫富差距扩大，特别是利益诉求出现了分化，城乡分割的格局没有从观念、制度上得到根本转变。在全球经济危机对我们经济增长的冲击日益显现、国内失业人口大幅增加之时，我们不但要采取果断措施保增长、保民生，更要抓住机会转变增长方式，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模式，加快和谐社会建设步伐。党的十七大提出了使全国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目标，这是党和政府对公民基本经济权利的庄严承诺。现在，在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更应该以公开承诺保障全中国人民平等的经济权利来凝聚民族力量、振奋民族精神，并在认真研究、周密部署的基础上，加强领导，狠抓落实，使我们在建国６０周年的新的历史时刻，怀着更加重大的使命感进入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建设和谐社会的新征程。
谢选骏指出：人说“罗斯福新政及对中国的启示”，我看这是“罗斯福新政及对共产党专政的启事”——二十世纪的罗斯福新政是自由主义转向法西斯主义，二十一世纪的中囶是共产主义转向法西斯主义……殊途同归，在此宣告。
【45、罗斯福新政导致债务经济】
《美国联储局降息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渺茫了…》（安邦智库每日金融·2024-06-03）报道：
5月22日，美国联储局公布了4月30日至5月1日召开的货币政策会议的会议纪要。当时的会议决定维持利率不变，但市场人士仍然关心会议纪要所透露的对未来政策走向的判断和预期。与联储局主席鲍威尔在会议结束后谈话的相对温和态度有所不同，此次会议纪要所透露的讯息，在市场看来要更为“鹰派”，意味着联储局对降息的看法，和市场预期有着更为显著的差异。
和当时的会议决定所透露的讯息一致，会议纪要透露，多位与会决策者都提到，如果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成为现实并使进一步收紧政策变得适当，他们愿意採取行动。与会决策者表示，未来的政策路径将取决于即将公布的数据、不断变化的前景和风险平衡状况。不过，据媒体报道，此次会议纪要的一些细节，令市场感到担心。一方面，“多数与会者”质疑政策的限制性是否足以将通胀率降至目标水平。
这一内容实际上意味着在高通胀下，联储局不仅不会降息，甚至有一定的可能性继续加息。这一点出乎市场的意料。另一方面，联储局官员们认同，最近令人失望的第一季度通胀数据，以及经济势头强劲的迹象表明需要更长时间，才能获得降息的信心。这和近期一些联储局官员讲话所透露的情况类似，实际上意味着降息的时间会进一步延后。
在会议纪要公布之前，芝加哥联储主席古尔斯比表示，必须对通胀数据进行更长时间的观察，要保持耐心。波士顿联储主席柯林斯也称，保持耐心很重要，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看到调整利率所需的进展。目前，一些媒体评论认为，这是为此次会议纪要所披露的鹰派讯息提前“打预防针”，而不至于“吓坏”市场。会议纪要发布之后，市场的确有所反应，美股持续上涨之后出现回落，而此前大幅上涨的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下跌。一方面意味着美元强势将维持一段时间，另一方面预示着全球市场需求随之下降。
在此之前，其实资本市场对于联储局扼制通胀信心十足。在联储局暴力加息的背景之下，去年美国通胀的快速回落，使得市场对于联储局今年启动降息充满期待。儘管去年末，联储局预期今年将降息三次，但当时市场一度预期联储局将降息6次（每次25个基点）。今年以来，市场的预期随着通胀维持在高位而不断下调。一方面，联储局开始降息的时间节点，从3月份一路延后至9月份，而降息的频次，也降至1-2次。联储局5月份纪要发布后，市场对联储局的降息预期再次降温。9月降息的概率为59%，低于上一交易日的65.7%。全年降息幅度大约38个基点，前一日收盘时为41个基点。高盛甚至更为悲观地预计，联储局今年可能不会降息。而之所以包括联储局在内，对降息的预期一拖再拖，变成了“海市蜃楼”，其实还是在于美国通胀走势表现出来的出乎意料的顽强。
今年以来，如安邦智库（ANBOUND）的研究人员所警告的，美国通胀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粘性。美国经济在高利率之下正在表现出放缓的迹象。数据显示，美国2024年一季度实际GDP按月折年率为1.6%，较上个季度的3.4%的按月增幅明显放缓，且低于市场预期的2.5%左右。虽然一季度GDP的按年增速达到3.0%，与去年三、四季度变化不大，但按月增幅的放缓可能更意味着经济在高利率之下表现出减速的态势。与此同时，美国第一季度的CPI按年增速3.48%，预期增加3.4%，前值增加3.15%，有所抬头。在这种“滞胀”威胁之下，联储局5月份虽然继续坚持维持高利率不变，但从会议纪要透露的讯息来看，联储局官员对于货币政策抑制通胀的效果越来越“缺乏信心”。这不仅表明未来美国通胀的“顽疾”在相当长时间内难以克制，更令人担心的是联储局的紧缩政策变得没有效果。
虽然联储局会议之后公布的4月份通胀数据有所回落，核心CPI按年增长3.6%，低于前值的3.8%，但仍远高于联储局2%的通胀目标。同时，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这种回落更多还是供给端的一些长期因素改变所带来的“随机漫步”，并非联储局货币政策的功劳。这种情况下，联储局货币政策调整与否，可能对于资本市场的影响远大于对通胀和实体经济的影响程度。这恐怕是目前美国高度金融化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而联储局决策对经济的影响也变得“不可预测”了。联储局失去对美国经济的掌控和预见能力，可以说是目前美国新的货币政策框架所面临的挑战。
联储局坚持维持政策不变，与其说其更具预见性，倒不如说其难以作出决策。那么，从引导预期到落后于事实，联储局何时降息的难解之谜，也变得更加没有答案。目前来看，这种不确定性正在对全球带来影响，特别是亚洲地区作为对外贸易依存度较高的国家，经济和资本市场随着美元汇率的波动而不断震盪，饱受联储局不确定货币政策的冲击。
安邦智库的研究人员此前曾提到，联储局降息的不确定性正在成为全球经济不确定性的主要政策风险。在其他国家通胀回落、经济低迷而不得不开始降息的情况下，联储局货币政策的不确定性实际上会继续推高美元，也会使得各国受联储局政策影响变得更大。
最终分析结论：联储局货币政策会议纪要透露出联储局对通胀和降息更为谨慎的态度。这不仅意味着美国通胀的粘性超乎想象，也意味着联储局货币政策变得“缺乏信心”。这些变化使得联储局降息的可能性更为渺茫。而这种不确定性正随着全球经济重新放缓，以及央行货币政策差异的扩大而对全球经济更具威胁。
网民嚎叫：
5mslj 发表评论于 2024-06-04 09:37:49
alextelltale 发表评论于 2024-06-03 17:16:00
只要一降息资金就流出美国，只有报假消息，才能维持利率。所有经济增长数据隔月都会下修，通胀数据则会上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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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降息，你们说美国输出通胀，美国升息，你们说美国割全世界韭菜。你这货能不能想清楚了再发言？
只影向谁去 发表评论于 2024-06-04 06:21:59
美国最大的问题在于联邦政府无节制的发债。最近每100天联邦政府的债务就增加1万亿美元，相当于每一百天每个美国人就增加3千多美元量化宽松。这么大的注水量，池子里的水越来越多，而中间实际的商品量并没有增加，那么增加的就只能是价格，也就是通货膨胀了。现在美联储以高利率抑制消费来控制价格，治标不治本。一旦稍微降息，通胀将会比上一波更加汹涌。但不降息，那么美国政府连国债利息的要还不起了。基本上就是降息是死，不降息也得死。
只看不回贴1208 发表评论于 2024-06-04 05:42:00
199 美金的鞋，给中国抄了，卖60美金。能不加税吗？不然美国公司倒闭，工人失业，钱去中国，造导弹打你。
谢选骏指出：安邦智库，鼠目寸光，还不如网民说的清楚——“美国最大的问题在于联邦政府无节制的发债。最近每100天联邦政府的债务就增加1万亿美元，相当于每一百天每个美国人就增加3千多美元量化宽松。这么大的注水量，池子里的水越来越多，而中间实际的商品量并没有增加，那么增加的就只能是价格，也就是通货膨胀了。现在美联储以高利率抑制消费来控制价格，治标不治本。一旦稍微降息，通胀将会比上一波更加汹涌。但不降息，那么美国政府连国债利息的要还不起了。基本上就是降息是死，不降息也得死。”——而这一切灾难的源头，都是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的债务经济。
《罗斯福“新政”中的金融政策》（2007-01-20 CEN论坛）报道：
罗斯福“新政”的背景
1929-1933年空前的经济危机使美国国民收入普遍锐减，从1929-1932年，总共有5761家银行因亏本而破产，使其存户的35.53亿美元存款化为灰烬；同期，商号因亏本而破产的达109.371家，其负债总额近30亿美元；私营公司纯利润从80亿美元降为34亿美元。此外，由于股票市场的崩溃，到1933年7月，美国股民损失了约740亿美元。
罗斯福“新政”简介
罗斯福“新政”是美国新中产阶级精英在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发动的一场重大改革，其目的是改革资本主义制度，重新确定以中产阶级社会为核心的美国现代化道路。
罗斯福“新政”主要由两个“百日维新”构成。第一个“百日”是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主要目的在于复兴，所采取的措施包括维持银行信用、实现美元贬值、维持农产品价格、规定协定价格以减少企业间的竞争 等。第二个“百日”始于1935年5月，主要目的是改革，所采取的措施包括兴建公共工程、以工代赈、以扩大就业来提高社会购买力、改革税制、使受益者范围广泛。
罗斯福“新政”是从整顿金融入手的。许多挽救金融业的立法都发布于1933年3月9日到6月16日之间，即第一个“新政时期”。本文着重考察罗斯福“新政”中的金融政策。
“新政”中的金融政策
对银行业的整顿 《紧急银行法》（1933年）批准了总统3月6日关于关闭银行的行政命令，而且授予了总统以更大的权力来处理信贷和货币问题；授权财政部长把所有的黄金和黄金证券转入国库，用纸币与之兑换；授权通货管理审计长任命监督官员负责审查，重开或清算被关闭的银行 ；授权联邦储备银行发行联邦储备券以抵付政府债券、商业债券及银行的兑换；授权银行发行符合复兴金融公司认购条件的免税的优先股票；允许联邦储备银行在一年内以高于现行贴现率1%的条件，在确有财产作抵押的情况下贷款。3月10日，总统命令禁止金币、金条和黄金证券的出口，除非有财政部长签发的许可证。为防止投机，银行被禁止进行外汇交易。
为了恢复公众对银行信任，罗斯福于3月12日发表了第一次“炉边谈话”。他告诉公众，从3月13日起，经过政府审查合格的银行将陆续重新开业。他呼吁人们不要去挤兑现金，尽管银行能够满足一切兑现金的需求。
根据《紧急银行法》的规定，2500万美元的联邦储备券立即进入了流通，到12月份，进入流通的联邦储备券超过2亿美元；复兴金融公司购买了13亿美元的银行股票。联邦储备银行也贷给非储备银行和托拉斯，帮他们恢复信用。银行重新开业当天，发行了一种国库券，一天之内就被超额认购。银行重新开业后，存款超过了取款，恐慌被制止了，银行恢复了信用。
效果 到4月的第一个星期，已有10余亿美元回流到银行，储蓄超过提款；储藏者也陆续将黄金送返联邦储备银行。金融资本的统治基本稳定了。1933--1940年，破产的非储备系统银行平均每年为45个，而联邦储备系统的银行仅有3个 ；这两项数字在1933年时则分别为2725个和1275个。
放弃金本位 1933年3月商品批发价格指数仅及1926年水平的59.6%，农产品价格指数只有1926年的40.6%。这使得定约在以前较高价格水平上的公私债务的负荷异常沉重。为了提高国内商品价格，减轻公司债务负担，罗斯福决意要放弃或暂时终止美国当时实行的金本位制，实行通货膨胀。
4月20日和28日，罗斯福连续发布行政命令，把禁止黄金出口的规定范围扩大到了一切黄金国际交易中，并规定，除联邦储备银行外，任何团体和个人均不得握有黄金和黄金证券，对收藏者有特殊价值的金币及用于艺术品中的100美元以下的黄金证券除外。6月5日，国会通过了一项两院联合决议，宣布废除公司债务中的“黄金支付条款”，规定政府和私人债务中的黄金可用“法定货币”偿还，债主必须接受。这样，美国正式取消了金本位制。
效果 放弃金本位促使了商品价格的提高 ；消除了银行挤兑的因素，从而帮助了银行结构的恢复，它割断了国外经济因素的纠缠和制肘，使美国在提高国内商品价格时能自由行动，不必为维持国际汇率而降低国内的物价水平；它也使美国在提高国内商品价格的时候，必不担心黄金的外流。事实上，联邦储备系统的黄金储备在3月8日至4月5日期间，从27亿美元增至33亿美元，准备金比率则从45.6%上升到59.7%。由于黄金储备在国库中，资金无法抽逃，财力未被分散，为日后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投资和赤字财政的实行准备了一个雄厚的资金基础。
美元贬值 罗斯福找到一个内战时期般的允许政府以可变价格购买黄金的未被废除的法令，从而使自己获得了购买黄金的权力。同时，他还运用《复兴金融公司法》，在该公司之下成立了一个独立的公司，让其担负购买黄金的任务，购来的黄金则被用来作为国库向该公司贷款的担保。
10月22日，罗斯福宣布政府购买黄金的计划。此后，联邦政府多次以不断上涨的价格购买黄金。由于每一盎司黄金所值美元的数量持续上调，流通中的货币数量也就不断增加，而美元的价值则不断下降。从购买黄金运动一开始，黄金价格便从9月份的每盎司20.67美元上涨到10月25日的31.36美元，到12月，又上涨到每盎司35美元。1934年，罗斯福宣布美元贬值为原值的59.06%，与黄金比价为每盎司黄金35美元。
效果 从政府购买黄金开始，到美元重新定值的三个月（1933.10-1934.1）中，美元贬值40.94%，同期国内商品批发价格指数上涨22%。
美元的贬值使对外贸易获利，使债务人、特别是农民的债务负担减轻了将近一半，而国库则由于保有黄金，从美元的贬值中获利28亿美元。这笔款项除主要部分20亿美元被用作稳定国际汇兑中美元比价的稳定基金外，6.45亿美元被用来付清国民银行的债券，1.39亿美元用作联邦储备银行向工业贷款的基金。除了经济上利益外，购买黄金和美元贬值还是联邦政府一步一步获得了实际拥有黄金的权力，宣布公私合同中黄金支付条款无效的权力以及固定黄金价格的权力，从而使联邦政府逐步从私人大银行家手中夺得了对国家货币政策的主导权。加上后来制定的银行法和证券法，可以说，联邦政府控制了国家的货币政策。
对证券业的管制措施：1933年《证券法》 1933年5月27日国会通过了《证券法》。该法规定，公开发行新证券必须先填写证券交易委员会发放的登记表。登记表中的一切信息从填写之日起便向公众公布，同时要给所有的证券购买者一份包括登记表摘要内容在内的说明书；为使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公众在该证券上市前有时间来验证登记表中的各项信息，在登记后20天方准许该证券上市；如果上市的公司为已建立的公司，登记表中须提供的信息包括：该公司业务的性质和范围、公司的结构、发行证券所筹资本的具体使用目标，最近三年来公司营业和盈利状况及资产负债表，公司职员的直接和间接工资收入，有关股票买卖特权的各种安排，证券包销合同的性质，等等。如果上市公司为新创建的公司，那么则需要提供公司发起人的详细情况（包括其收入）以及其他有关公司创办程序上的详细情况。一旦调查显示登记表中的信息不实或不充分，证券交易委员会有权发布终止令撤销登记或使证券延期上市。如果违反终止令，证券交易委员会则可要求法庭发布禁令，或向司法部门正式起诉。故意违反该法律要被判处5千美元以下罚款或5年以下监禁，或两刑并处。
1935年《证券交易法》 该法考虑要达到的目标有三个：一是“使有关上市公司的事务等信息能让投资者很方便地得到”；二是“防止国家信贷资金大量的转移到证券交易中”；三是“消除证券市场中的操纵和其他弊端”。
为了达到第一个目标，《证券交易法》把《证券法》对新上市股票须发布公司的财务、经营等状况的要求扩大到所有在国家和公司自己的交易场所进行交易的股票；为了达到第二个目标，《证券交易法》授权联邦储备委员会规定购买证券的保证金要求 的比例数额。为了实现第三个目标，《证券交易法》罗列了大量的操纵市场和不公平交易行为，并且授权证券交易委员会稽查和管制。
为了防止内幕知情人利用公司信息，法律规定所有公司主管、官员及拥有该公司登记上市的普通股票10%以上的人员，必须填写他们的股票交易及交易所获利润的月报表。此外，证券交易委员会对卖空行为以及场外交易市场拥有管制权，并且对某种股票的登记拥有暂时中止或撤销的权力；对参与场外交易的经纪人和中间商拥有废除其等级资格的权力；如果某交易所拒绝执行法律的规定，它将拥有将其制定的交易规则在该交易所强制执行的权力。
复兴金融公司的新职能 《紧急银行法》授权复兴金融公司购买银行优先股票，但银行家们却因担心政府的投资政策中所包含的控制银行的威胁而不愿合作。联邦政府推出存款保险计划后情况得到了改变，由于加入这个计划的银行由于客户存款能获保险而自然会在公众心目中恢复信用，但要加入该计划则必须先取得具备偿债能力的证明书，而要取得证明书则必须拥有足够的资金。这样，银行家对复兴金融公司购买其优先股的抵抗被击溃。到1935年，复兴金融公司已拥有全国近半数银行的10多亿美元的优先股。这些新资本的注入确实的防止了银行的破产，并使银行的存款保险成为可能，从而拯救了美国的金融体系。
复兴金融公司的资金，除了法定的资本、即联邦预算的拨款外，主要来源于自身的周转基金和通过财政部向公众发售的证券，以及自身经营中所赚得的钱。因此它在财政上基本上是独立的，由此复兴融公司能够在新政期间把贷款范围扩大到了几乎所有经济领域。
改革银行制度：1933年《银行法》 该法又称“格拉斯--斯蒂高尔法”，归结起来有以下几点：1、使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分离 ；2、建立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对个人储蓄存款提供保险；3、对银行向投机业的贷款作出了限制；4、扩大了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权力；5、建立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由每个储备银行出一人组成。
1935年《银行法》 该法又称为“埃克尔斯法”，主要内容包括：1、解散原有的联邦储备委员会，由新的联邦储备系统总裁委员会取代；总裁委员会由总统商得参议院同意后任命的7名成员组成，任期14年，任满后不适合再任；财政部长和通货管理审计长不再作为总裁委员会的当然成员；2、每个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为该行首长，由该行董事会任命，但须经总裁委员会批准；3、建立总裁委员会7名成员和12家联邦储备银行中的5名行长组成的新的公开市场委员会，委员中留给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5个席位，除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为当然成员外，其余4席由其他11家储备银行行长轮流占有，任期1年；4、总裁委员会有权规定任何地区的法定提存准备金比率，其幅度对于乡村银行为7-14%，城市银行为10-20%，城市储备银行为13-26%；5、授权总裁委员会管理联邦储备系统成员银行的定期存款利率；6、每一个储备银行所制定的贴现率均需经总裁委员会批准，并由该储备银行每二周公布一次；7、允许国民银行提供为期10年的不动产贷款，其款额不得超过该不动产估值的60%；8、任何地区的储备银行均可向储备系统成员银行提供为期4个月的纸币贷款，其利息至少应高于规定贴现率的0.5%；9、拥有100万美元以上存款的非储备系统成员银行在1942年7月以前必须成为储备系统成员银行，否则将丧失其享有的联邦储蓄保险。
效果 《银行法》加强了联邦政府对银行和金融业的控制，使得政府能够比较容易的为其开支计划筹集资金。因此，这项法律实际上为罗斯福政府日后的赤字开支政策的执行提供了一个极为有利的条件。
对货币政策的评价
第二个“百日”新政结束后，失业人数比1933年初减少了400万，至少提供了600万个工作岗位。1935年，农民的全部现金收入从1932年的40亿美元上升到近70亿美元。1936年工商界倒闭厂家数目只有四年前的三分之一。联邦储备委员会所发表的工业生产调整指数，1932年是58，1936年上升到121。各保险公司资产总值增加了30亿美元。银行早已渡过难关。国民收入和公司利润增加了一半以上，道琼斯股票指数上升了80%。
“新政”货币政策的不足：首先，“新政”没有证实它能在和平时期完全克服大萧条。它在1939年结束，但迟至1941年，失业人数仍有600万，而且直到战争期间的1943年，失业大军才最后消失。其次，“新政”的货币政策种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新型经济危机即“滞胀”危机的种子。
谢选骏指出：上文属于马列主义的“资本主义分析”，没有说到“罗斯福新政导致债务经济”，只有最后一句有点参考价值——“新政”的货币政策种下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新型经济危机即“滞胀”危机的种子。
《鲍盛刚：罗斯福新政为美国衰退埋下种子》（2011-08-17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报道：
决定大国兴衰有许多因素，其中制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历史上往往打败一个大国的不是敌人，而是大国自己的制度。上世纪30年代美国罗斯福新政目的是拯救资本主义，那么罗斯福新政拯救美国了吗？不错，从短期来看，罗斯福新政使美国走出了经济大萧条，同时罗斯福新政使冷酷的资本主义趋于公平和人性化。但是从长期来看，罗斯福新政并没有拯救美国，而是使美国陷入消费大国的陷阱，走向非理性经济繁荣，最后导致目前的债务危机。
罗斯福新政的基础是凯恩斯经济理论，扩大消费以拉动经济增长和继续繁荣是凯恩斯理论的核心，凯恩斯有句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将完蛋”，所以面对危机我们应该解决短期和眼前的问题，以便我们能够长期生存下去，而为了解决短期和眼前的问题，其主要方法就是扩大消费以刺激经济的复苏。从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美国和西方国家相继遵循凯恩斯理论，扩大消费以拉动经济的继续增长，提高社会福利以缩小贫富差距。从短期来看，它们都度过了经济危机，活了下来，但是从长期来看，它们都由此陷入了消费大国的陷阱或者凯恩斯陷阱，经济发展趋于衰退并且面临巨大的债务危机。因为凯恩斯理论只是一种急救方法，而无法根本改变危机发生的原因，其观点是以未来换取现在的利益，眼前我们是活了下来，但是从长期来看，我们依然会完蛋，显然以未来换取现在的利益，只能使问题在未来更加严重，不可救药。对此正如经济学家哈耶克批判的那样，凯恩斯以未来换取现在的利益观点是对经济学家主要责任的背叛，是对我们文明的威胁。
那为什么罗斯福新政没有能够从长期拯救美国，相反目前的美国危机可以追溯到罗斯福新政？扩大消费为何不能推动经济增长，反而是陷入消费大国的陷阱，趋于经济的衰退？首先，过度消费导致债务的上升，因为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其二，过度消费导致创新能力的下降，因为有了消费，人们就不急于去创新了，消费显然比创新容易。其三，过度消费导致社会对政府的过度依赖，导致政府福利开支的据增。其四，过度消费导致政府对市场干预力度的加大，进而扭曲了市场自身的恢复功能。其五，过度消费导致社会伦理道德的丧失，人们尽情享乐，忘记了节俭的美德，不再以债务而担忧。其六，过度消费导致国内产业的转移，因为扩大消费最终并不能彻底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相反导致生产和劳动力成本的提高，为了生存和更高的利润，企业只能选择大逃离，而企业和资本的大逃离和大转移导致美国和西方国家国内产业空洞化，失业率居高不下，中产阶级生活每况愈下。另一方面，美国和西方资本和产业的转移直接推动了全球经济中心由西向东的变化以及新兴经济体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最后，在产业转移和外包的情况下，继续遵循凯恩斯理论，以扩大消费拉动生产和经济增长，事实上拉动的是其它国家的就业率和经济增长，以及进口和贸易赤字的攀升，如2008年以来，美国一直持续进口大于出口，因此为外国制造了更多的盈利机会和就业岗位，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印度在21世纪初期所出现的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都是以美国消费和从这些国家的进口商品增长为基础的，反过来美国的消费的扩大只能是其债务规模的不断扩大，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随着人类经济活动的无国界化趋势，凯恩斯理论显然已经不能完全解释相关的经济现象。
影响大国兴衰有许多因素，军事上的成败，经济上的创新和科技进步，贸易线路和市场的开辟，劳动的分工和新能源的发现等等，但是在这些因素之外，制度应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决定性因素，因为制度决定一个国家的精神，积极还是消极，负责任还是敷衍了事，勤奋还是偷懒，由此决定的人类经济行为和态度无疑将影响经济的增长速度和规模。
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是效率最高的经济制度，它是一只会生金蛋的母鸡，首先，市场经济能够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类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此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和社会财富的累积，在市场经济建立和推行后的一个世纪里，它导致产生的财富远远超过之前人类创造财富的总和，人类面临的问题不再是有效供应不足，而是有效需求不足，有效需求不足成为经济增长的瓶颈。其次，市场经济开创了在机会面前人人平等的开放社会，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老板，但是老板也可能一不小心沦为劳动者，每个人都有机会成为总统，但是也可能沦为平民。然而遗憾的是在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有两大致命的弱点，一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二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正是市场经济自身的这两大弱点限制了市场经济自身的充分发展，导致政府的干预和所谓的拯救计划，但是政府对市场经济的干预和拯救并没有完全避免经济发展和增长中出现的问题，相反有限制的市场经济偏离了市场经济的逻辑和运行轨迹，它消磨和扼杀了市场经济制度所激发的人类经济行为的那种激情和创造性，试设想一下，如果人类失去了投资，劳动和创新的激情，而是沉迷于消费，享乐和分配，经济还能快速发展和增长吗？1922年时任美国总统胡佛讲到，“三个世纪以来个人主义是美国文明的基本动力，它在所有这些年代里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和精神提供了动力。”而从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后，美国制度一直未真正摆脱危机带来的阴影，美国社会逐步失去了以往拥有的冒险，节俭，勤奋和雄心，美国由此也一步一步从强盛走向衰退。·
谢选骏指出：毋庸置疑，罗斯福新政导致目前的债务经济，但问题是，下一步该怎么走呢？
《债务经济模式》（经济学术语）报道：
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不断增加负债能力居然已经变成美国对世界的一种义务——一种可以不劳而获的经济方式，而美国只要印美元（发行债务）就可以购买世界。
这个“债务经济模式”的提出者是格林斯潘。
其形成背景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
简介
所谓债务经济模式，是格林斯潘提出的概念，即“美国增加债务能力是全球化的一种职能，因为负债能力的显著提高与成本的降低以及国际金融载体范围的扩大休戚相关。”概括来讲就是，一个国家不再需要一般性实业企业，除食品，尖端产品外，其它商品都从国际市场购买，并借此向世界输出本国货币；其他国家为了国际贸易结算顺利进行，不得不持有相当数量的该国货币储备；为了该种货币储备保值增值，这些国家又不得不去购买该国债券或其他所谓安全的该国货币资产。如此循环往复，该国欠下的债务就永远不必归还。从理论上说，这是“只需付息、不必还本”的债务。另外，只要国际贸易量不断增加，该货币债务也将随之不断增大，这将创造出该国的经济增长。值得一提的一点是，该国货币必须是国际结算货币，外国政府永远需要该国货币储备。
经济实质
美国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曾经道出了美国债务经济模式的实质：“美国增加债务能力是全球化的一种职能，因为负债能力的显著提高与成本的降低以及国际金融载体范围的扩大休戚相关。”这样的债务经济模式当然对美国有着巨大的好处：不用从事生产又可以获得远高于他国的经济效率。对美国而言，花钱买外国人的商品，这是一笔货币的第一次使用；发行国债或企业债券又把这笔钱收回来变成政府或公司的债务收入，再花出去。这等于一笔钱被使用了两次。但对贸易对手国而言，赚回的美元又借给美国，对自己除了一点点利息收入以外，别无它用。
由此可见，美国的债务经济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之下，不断增加负债能力变成了美国对世界的一种义务，一种可以不劳而获的经济方式。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都需要通过付出资源和劳动去赚美元，美国只需要印制美元就可以购买世界所有物品，而美国发行国家债务和企业债务收回美元，最后美国以贸易赤字为名要求出口国提高汇率，美元大肆贬值，从而使国发行国家债务和企业债务贬值，达到债务的数不变，而实质却发生了变化，当时的100美元，现在只能买50美元的东西。这就是美国的债务经济模式的强盗实质。
形成背景
美国债务经济模式到底是怎么回事？这要从20世纪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说起。“越战”所导致的美国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让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此前，美国的“双赤字”使得欧洲国家不再信任美元，而大规模地用美元换回黄金，这迫使当时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废除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中35美元与1盎司黄金的自由兑换的约定。由此，引发了历史上第一次美元危机。这场危机曾让世界苦不堪言。
1973年该体系解体后，美元并没有丧失国际货币霸主的地位，这一方面是基于美国强大的综合国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另一方面在于美国成功地游说石油输出国组织把美元作为了国际石油贸易的唯一结算货币，美元与石油绑在了一起。这意味着，任何国家想要进口石油，就必须拥有美元，而你要获取美元，就必须出口商品到美国。
失去黄金限制的美元可以任意印刷，而与石油挂钩的美元又可长久地保证世界各国对美元的需求。这就使得美国进入印钱购物的时代成为可能，美国人从此不必再干活，只需要夜以继日地印刷美元发到百姓手中，然后去全世界购买生活用品。世界各国为了获得美元，不得不大量出口商品给美国，即便明知道美元就是印刷出来的废纸，你也没办法，因为没有美元你没法购买石油啊。
既然只需要印刷美元就可以过上好日子，继续过富裕生活，那么美国人还需要干活吗？当然不需要，美国人再也不用生产产品。所以，从1973年之后的几十年间，美国几乎把绝大多数的产品生产都赶出了国境，只保留了几个事关美国霸权地位的产业在本土生产：汽车、航空航天业、军事工业、金融服务业、娱乐业等。今天的美国，物质产品的产值只占美国GDP的10%～20%之间。
美国人不用干活了，可以通过美元霸权奴役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民为他们干活，印刷美元发给民众去买就行了。美国是怎么把钱发到民众手中的呢？美国政府当然不能直接挨家挨户去发钱啊，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太鄙视其他国家的智商了。直接发钱，显然会引起别国质疑，从而会引发对美元的质疑，有可能引发美元危机。
那该怎么办呢？美国是靠高工资的服务业把钱发到民众手中的。什么叫服务业呢？那就是今天我帮你开一下车门，你给我高额小费；明天你帮我搬家，我给你按分钟计费……总之，凡是用到人工的地方，就一定付给变态的高报酬。当然，服务的种类是五花八门的，我举的是日常生活中比较“低端”的例子，还有各种服务啊，比如家教、通下水道、心理咨询、私人律师、股票经纪和其他金融服务等，无论高端低端，共同的特点是不生产物质产品，还有高工资拿。钱首先发到为政府提供服务的人手中，这包括政府的公务员和庞大的为政府提供劳务的人和企业。然后，美国民众之间互相服务，再互相发高工资。
我们来看看这种经济模式的形成过程和运行过程。美国这种经济模式的形成有一个前提条件和三个诱发因素。前提条件就是美元与黄金脱钩而与石油挂钩，美元成为纯粹的国家信用货币，同时美元世界货币霸主地位不倒，任何国家都必须储存美元外汇（这样才能在国际市场上买到石油等物资）。下面说说这三个诱发因素。
第一，美国的工会制度。各位知道美国工会的外号是什么吗？吸血鬼，工会吸血鬼。美国工会就像吸血鬼一样附在每一个企业、机构和政府身上，你只要雇人，就要面对强大的工会。他们将为工人的工资福利血战到底，工人的待遇只许升，不许降。这一点导致两个后果，一方面美国企业在绝大部分工业品的生产上都将处于劣势，高成本下它们一定竞争不过外国同类企业，这些产业将不断地倒闭和迁到国外，到最后美国经济空壳化；既然生产产品在美国不行，美国政府开始引导绝大多数人从事“服务业”，而每一个从事服务业的美国人都拿着高得不得了的工资和报酬。一句话，工会制度保障了美国人的高收入，使得美元可以高效率地发到美国人手中。在美国只要是个人，随便找一个工作，年薪也有3万美元左右，折算成人民币就是20万元左右，相当于中国第一层次的高收入群体。
第二，发达的信贷消费。如果靠自己的职业（主要是服务业）获得的高收入仍然不足以满足美国人的消费需求的话，美国还有发达的信贷消费弥补。你没钱，那政府和银行为你想办法，借给你。美国自从19世纪50年代缝纫机行业开始大规模推行分期付款，从此信贷消费扩散到所有行业，所有东西都可以按揭。时至今日，每一个美国人都有好多张信用卡，鸡毛蒜皮的商品也要“贷款”买（刷信用卡）。
第三，喜欢玩赤字财政的美国政府。美国政府的作用就是为美国人的印钱购物融资，除了印钱“发给”百姓之外，美国政府还负责借钱，在全球发放美国国债，比如中国就买了近万亿美元美国国债，这些钱，都回到了美国，借给了美国百姓花。
由于美国工会的强大力量，所以，钱源源不断地大规模地从政府流向私人部门。这样，政府印刷的货币就高效率地发到了居民手中。所以，美国债务经济模式的整个流程就是，美国政府通过各种手段（重点是支付给政府雇佣人员的报酬），把钱发到了民众手中，同时通过信贷加以补充，使得美国人手中有花不完的钱，他们拿着这些钱疯狂购买中国商品，过着富足的生活。
谢选骏指出：上文是共产党中囶人写的，属于一面之词。所以它就没有看到，这个债务经济模式是无以为继的，总有崩溃的一天。不信看看，現在南北极的冰山都被过热的全球经济给融化了，何况是债务经济的模式呢？
于是有人主张，美国最终必须赖债不还，还有人主张发动战争把世界各国掀个底朝天……但是这些都是治标，不是治本。
所以我看，在现行制度之下，想要根治债务问题是无解的。换言之，债务问题将是普世价值（普适价值）、大众民主制度的死穴——花钱收买选票，就是自掘坟墓。
【46、罗斯福新政就是美国版的法西斯主义】
《罗斯福“新政”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开端》（《美国研究》2006年第2期 陈启懋）报道：
〔内容提要〕罗斯福“新政”是为了挽救垂危的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进行的一次系统的、激进的改革。“新政”局部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使资本主义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垂死的、腐朽的状态，重新恢复了生机。“新政”标志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从传统资本主义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虽未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与传统资本主义在经济调控和国家职能方面有重大区别。
罗斯福“新政”是在1929~1933年资本主义大危机的背景下出台的。没有这次大危机的特殊历史条件，很难想象，美国这样一个头号的资本主义大国会允许进行这样一场激进的甚至被不少人误认为是“社会主义”的改革。
关于1929~1933年大危机，记载和论述的书籍已有很多，此处无庸赘述。需要指出的一点是，这次大危机是资本主义崩溃性的大危机。在这次危机中，资本主义不是如同某些历史书中说的，“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而是如同罗斯福所说的，已经到了“毁灭的边缘”[注释]罗斯福总统1936年演说，引自“The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 Roosevelt”，第5卷，第448页。[注尾]，或者如斯大林所说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毁灭，在解体”[注释]《斯大林文选，1934~1952》，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8月版，第11页。[注尾]。当时最发达、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的情况就最明显地表现出这一点。例如，1929年到1932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从1040亿美元降到410亿美元，降幅达60%，国民收入下降50%；工业下降46%，失业人数达1700万人，在业职工的工资也下降35~40%；农业收入下降60%，100多万农户破产；5500多家银行倒闭，至1932年6月，32个州的银行全部倒闭，出现了大规模的挤兑风潮。28%的城市人口和1000多万农民没有收入，出现了饿死人的情况，还有千百万人象牲畜一样勉强维持生存。[注释]以上材料主要摘自刘绪贻等译的《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何顺果：《美国通史论》，学林出版社，2001年11月版；程国强：《美国史，1901~1985》，台北·华欣文化事业中心，1984年11月版。[注尾] 这一切表明，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处在分崩离析中。英、法、德、日等资本主义列强的情况也大体如此。当时资本主义确实已经到了气息奄奄、朝不保夕的垂危状态。对许多人来说，似乎“世界末日”到来了。
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危机形势下，1929年到1932年任美国总统的胡佛在反危机失败后黯然下台。富兰克林·罗斯福入主白宫。他在竞选期间就打出“新政”的旗号，一上任就要求召开国会特别会议，为“新政”立法。在国会特别会议的短短的一百天内就通过了70项法案，其中包括15项重要法案，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当时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和他们在国会的代表面临绝境，惊慌失措，为了避免毁灭而为这些法律的通过开了绿灯。罗斯福政府正是根据这些法律所采取的紧急措施遏止住了美国经济的进一步崩溃，并为一场深刻的改革打下了基础。
一、挽救垂危资本主义的两种探索
面对崩溃性的资本主义世界大危机，出现了两种挽救资本主义命运的探索和努力。一种是法西斯主义，即通过疯狂对外侵略、扩张来摆脱危机，以德、意、日为代表。另一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大规模的改革，同时实行扩展性的财政、经济政策，刺激经济，扩大就业，缓和矛盾，摆脱危机。以罗斯福的“新政”为代表。
德、日、意走上法西斯道路各有自己的特色，但也有若干共同点。即它们都是在1929~1933年大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都得到本国垄断资产阶级和一切旧势力的大力支持；都企图用对内在政治上实行专制独裁，经济上实行国民经济军事化，对外扩张侵略来摆脱危机，挽救本国崩溃中的资本主义制度。法西斯的疯狂扩张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日、意法西斯最终遭到彻底失败，企图通过法西斯主义来挽救垂危的资本主义的努力宣告破产。
然而，危机最严重的美国却走了另一条道路。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美国并不是没有法西斯主义的冲动和危险。在资本主义土崩瓦解的情况下，美国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革命形势。失业人员和饥饿民众到处示威游行，罢工浪潮高涨，有些城市发生了占领市议会大厦、政府大厦，冲击银行等激烈行动。在农村，“愤怒的火花”到处传播，一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武装反抗斗争。与此同时，美国内的各种法西斯组织在某些垄断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乘机大肆活动，要求仿效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美国建立法西斯政权，来挽救垂危的资本主义。可是当时美国并没有像德、日、意那样走法西斯道路，也没有发生革命，罗斯福“新政”使美国走了一条改革、改良的道路。这决不是偶然的。
首先，与德、日、意不同，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比较彻底，旧势力比较弱。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民主改革不彻底，军部势力一直很强大。军部势力和拥有大量军工产业的老财阀、皇室贵族、官僚集团勾结在一起，控制着国家大权，面临严重危机很容易走上法西斯道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进行了一些民主改革，但容克贵族等旧势力仍很强大。同时德国民众对凡尔赛条约的严格束缚极为不满，极端民族主义滋长，这为法西斯主义的猖獗创造了有利条件，一遇机会就比较容易地夺取了政权。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没有封建主义的传统。独立战争后建立了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体制，经过南北战争又取缔了奴隶制度，进一步打击了旧的传统势力。国内虽也有些法西斯组织和活动，但成不了大气候。
其次，美国有改革、改良的传统。特别是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正当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转型的时期，美国兴起了一场影响广泛、历时很长（1890~1914）的“进步主义”运动。这场运动的锋芒，主要针对资本主义早期出现的问题。运动的动力是广大人民对制度中所暴露出黑暗现象的不满和斗争。运动的方式是通过新闻媒体、文学艺术，大力揭露社会黑暗面，大造舆论，推动国会和州、市、县议会立法，通过政府执行，革除那些最突出的弊端。运动的内容广泛，包括：（1）经济改革。如制定“反托拉斯法”， 对垄断进行一定限制；确定合理的铁路运价；开征累进的所得税等。（2）政治改革。如州政体制改革，市政体制改革，给妇女以选举权等。[注释]1900年前除4个州外，美国大多数妇女无选举权。经过斗争，1918年美国会通过第19条宪法修正案。禁止各州以性别为理由拒绝给予女性公民选举权。[注尾]（3）社会改革。如制定法律使罢工合法化；建立工伤补助、老年退休年金；建立调解劳资纠纷的专门机构；救济孤儿寡妇，等等。[注释]有关材料主要摘自《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美国通史论》。[注尾] 进步主义运动虽然只是消除了资本主义某些突出弊端，并没有触动垄断资本主义的根本，但它开了改革的先河，为日后“新政”的大规模改革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再次，美国毕竟国土辽阔，资源丰富，气候良好，地理环境优越，得天独厚,在长期的和平条件下积累了大量财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又发了大财，家底很厚。因此虽然遭到了危机毁灭性的打击，但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广大人民虽然非常不满，但大多数人对原有制度没有到绝望的地步。虽然有些激进派提出要“夺取政权”，要向俄国学习，“建立工农共和国”，但总体上革命的条件并不成熟，多数人希望通过在原有制度下的改革来摆脱危机。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罗斯福“新政”进行了另一种性质的探索，对资本主义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改革，并取得了成功。
二、“新政”标志着资本主义进入现代资本主义阶段
“新政”自1933年罗斯福上任之日起大体上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33年起至1934年底，主要是遏止资本主义制度的进一步崩溃，恢复经济，救助失业、困难群体。所通过的法律和采取的措施多属紧急和暂时性的，涉及社会、经济改革的不多。第二阶段自1935初至1939年，侧重社会、经济改革。综合这两个阶段，“新政”的内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七大类：银行整顿和金融改革；大规模举办公共工程，开展以工代赈，大力举办社会救济事业；农业调控与改革；工业改革与劳资关系的调整；建立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对公共服务业的监督和管理；税制改革。关于改革的具体内容，国内外学界已多有论述，本文在此毋庸详述。
对于罗斯福“新政”的评价，国内外学界看法不一。·在罗斯福推行“新政”时期，一些保守派人士攻击“新政”是搞“社会主义”，美国最高法院两次判决新政的一些重大措施是“违宪”而加以废止。有些左翼人士，如与斯大林讨论过“新政”的著名英国作家威尔斯也认为“新政”如能得到“彻底实行”，“财政寡头就会消灭”，“社会主义就会建立起来”[注释]《斯大林文选，1934~1952》，第3页。[注尾]。我认为，这种看法显然不符合实际。罗斯福本人就很清楚地说过，他坚信“私人企业、私有财产和私人利润制度”，“新政”把这个制度“从深渊中拉出来”。[注释]《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第29页。[注尾]“新政”确实局部改变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但并未触动这个制度的根本。
在我国，对“新政”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一种较流行的看法是认为“新政”就是政府进行大规模的公共投资，解决就业问题，以刺激经济，摆脱危机。这种看法只看到“新政”所包含的属于紧急性和暂时性的措施这一面，而没有看到“新政”所包含的许多具有深刻影响的社会、经济改革这一面，显然是不全面的。与这种看法相联系的一种流行的看法是认为“新政”无非就是凯恩斯主义的实践。这种看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够全面。罗斯福“新政”中的许多措施确实与凯恩斯主义相符，但“新政”并不限于凯恩斯主义，而是有更广泛、更深刻的内容，如限制垄断、“限制旧的社会制度个别的坏的方面”[注释]斯大林语，见《斯大林文选，1934~1952》，第2页。[注尾]、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等等。事实上“新政”出台于1933年，早于凯恩斯主义的形成。[注释]1936年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问世，一般认为是凯恩斯主义形成的标志。[注尾] 罗斯福本人也不相信凯恩斯主义，这也证明不能简单说“新政”就是凯恩斯主义。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新政”是“彻头彻尾的为垄断资产阶级服务的反人民的反动措施”。这是一种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错误的“左”倾观点。
也有学者认为1937年美国再次发生经济危机（“特种萧条”），因而“新政”“彻底失败”。我认为，这亦不符合事实。不错，由于只是改良而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新政”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但不能因此否定“新政”的巨大成就。事实上1937年第四季度的那次危机仅持续不到一年，到1938年7月经济就开始回升。1933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415亿美元，1939年达到2094亿美元。[注释]《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第79页。[注尾] 1929年到1941年，年收入在2000美元以下的贫困家庭比例下降了22%。[注释]同上，第39页。[注尾] 至于“新政”所实施的许多法律和政策措施对美国经济战后的持续增长的积极影响，“新政”期间所建设的许多基础设施和环保工程对美国发展的重大作用，这更是人所共见的事实。
资本主义自萌芽之日起，先后经历了原始积累、自由资本主义、垄断资本主义等阶段，经过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段时间里的高速发展和改革，资本主义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克服了列宁指出的垂死的、腐朽的状态，重新恢复了生机。目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不仅经济文化高度发达，而且在长期的反复和挫折中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和成熟的政治、法律体制，经济、政治运作规范、有序，不会因政党或领导人的兴衰变更而影响社会的正常运转,也不大可能发生政变。经济危机虽然仍旧发生，但程度减轻，时间缩短。阶级矛盾缓和，社会相对稳定。这是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历史性的进步，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部分的但是重要的质变，标志资本主义已经从传统的资本主义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现代资本主义与传统资本主义的区别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
首先，国家对经济实行系统的宏观调控和干预，这是现代资本主义与传统资本主义的主要区别之一。宏观调控的手段多种多样，包括：利用调节利率、税收、汇率和货币发行量来影响经济的运行；通过财政预算对国民收入的分配作某些调整；搞指导性的经济发展计划；采取政策措施推动科技革命并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使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制定反垄断法，防止产业垄断，限制垄断价格；利用经济补贴对农业生产的规模、产量进行调整控制，等等。这种宏观调控和干预以市场经济为基础。传统资本主义历来崇尚“自由的市场经济”，主张由市场这个“无形的手”来调节一切，反对一切政府干预（战争状况除外）。1929~1933大危机暴露了绝对市场经济的弊端，于是出现罗斯福“新政”。在市场经济基础上对国民经济实行宏观调控和行政干预，已成为当今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行做法。
其次，国家职能的变化，即国家不再是单纯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维护者，而且是国民经济的管理者、各种经济法规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在传统的资本主义下，国家的职能主要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美国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在罗斯福前奉行“小政府”的方针，主张限制政府的规模和权力，反对政府干预私营经济。罗斯福“新政”，使政府特别是联邦政府的职能和权力有了空前的扩展。联邦政府设立了许多管理经济的机构，如“国家产业复兴局”、“国家劳工关系局”、“农业经济调整署”、“农业信贷总署”、“防止水土流失局”、“公共工程管理局”、“联邦紧急救济署”、“证券交易委员会”、“海运委员会”、“民航局”、“联邦房屋管理局”，等等。这些机构虽然有些后来被取消，但大部分保留了下来。联邦政府还加强了中央银行—联邦储备银行，建立了联邦储备体系；建立了“联邦储蓄保险公司”；加强了管理跨州交通运输的州间商务委员会。国家职能因此发生重大变化。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但它又是凌驾于各个垄断资产阶级集团利益之上的国民经济管理者，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的协调人。
第三，普遍建立国民社会保障体系，这是现代资本主义与传统资本主义又一重要区别。传统资本主义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人类社会像自然界一样，适者生存。当然传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也存在一些慈善救济、社会福利团体。罗斯福在1933年的就职演说中把“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与“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并列为“四大自由”，这是资本主义政治理念的重大发展，是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否定。“新政”期间的一系列社会保障的立法，其内容涉及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最低工资、最高工时、最低存款保险、对困难户的住房保障和廉价住房供应，等等，为建立较为完整的福利制度奠定了基础。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建立了福利制度，不少国家社会福利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大大超过美国，被称为“福利国家”。
第四，社会阶级关系的调整和中间阶层的壮大。在自由竞争法则下，传统资本主义无论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还是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社会阶级结构的特点是金字塔型，贫富悬殊，处于塔顶的是少数大资产阶级，处于塔底的是广大贫苦群众。这是传统资本主义下阶级矛盾尖锐，社会动荡不定并引发革命的基本原因。罗斯福“新政”起建立了社会保障制度，又通过累进税、遗产税和财产转赠税等措施适当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通过反垄断法、限制垄断价格、财政支持等办法扶植中小企业，结果是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使社会结构变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即富人和穷人都是少数，中等收入的中间阶层占大多数。所谓中间阶层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但目前在西方国家，很多人认为自己属于中间阶层，生活不错。这样就使阶级矛盾得到缓和，社会趋于稳定。
第五，建立调节世界经济的国际机制，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又一个重要的标志。在1929~1931大危机期间，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提高关税，高筑壁垒，限制进口；同时又相继贬低币值，加强出口，对外倾销，以邻为壑。这使危机在短时期内扩展到全球，而且严重性大大增加。鉴于这种教训，罗斯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倡议建立调节世界经济的国际机构。布雷顿森林体系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使调节世界经济的国际体系在战后得以确立。虽然体系中存在一些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因素，但它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需要，为经过第三次科技革命后的全球生产力的发展开辟了更大的空间。正是在这种体系下，战后跨国公司大发展，经济全球化蓬勃向前。
第六，殖民体系的废弃，是现代资本主义区别于传统资本主义的又一重要标志。资本主义自其诞生之日起就到处侵略后进国家，使之沦为其殖民地、附属国或半殖民地。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确保垄断利润，确保稳定的资源、市场和投资场所，更加剧了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争夺，至20世纪初，已经把世界瓜分完毕,并不断为重新分割世界而进行激烈争夺，由此引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然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科技因素的作用越来越大，获取垄断利润不再需要压迫殖民地的形式，而代之以较为“文明”、较为“平等”的形式。
当然，现代资本主义没有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相反，由于科技革命和跨国经济的发展，生产社会化进一步发展为生产的全球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显得更为突出。由此在全球范围内导致了贫富差距扩大，富国越富，穷国越穷[注释]这里的穷国主要指联合国确定的最不发达国家。由于中国、印度、巴西及其他许多南方国家近些年来经济的发展，南北差距总体上有所缩小。但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的差距仍在扩大。[注尾]。
三、现代资本主义在美国及全球范围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40年3月罗斯福签署“租借法”法案，拨款70亿美元向反法西斯国家进行援助，美国经济逐步转入战时体制。1941年罗斯福宣布，停止实行“新政”。这并不是说取消实施“新政”期间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而是指暂停进行新的改革。这是罗斯福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同时也是为了缓和与反对派的关系、团结各界共同对敌而做出的战略决策。经过“新政”形成的资本主义体系——现代资本主义已经成为美国社会制度的根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基本保存了下来，并在战后进一步得到发展。
战后的第一任总统杜鲁门在国内他继承和扩大了“新政”以来的改革，推行“公平施政”，巩固并扩大了“新政”的成果。肯尼迪总统的“新边疆”，同样继续了罗斯福的社会经济改革。除了实行赤字财政和减税，以刺激经济，解决失业问题，应对危机外，肯尼迪还提出了“向贫困开战”计划，制定了“人力发展与训练法”大力开展人力培训。约翰逊总统（1963~1968）继“新政”“公平施政”“新边疆”之后提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计划。这是美国继罗斯福“新政”后对资本主义体系又一次较大规模的改革。这次改革把国家干预扩大到空前规模，把美国进一步推向“福利国家”的道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高度。
在美国被认为是代表大财团的共和党历来奉行政府不干预或少干预社会经济问题的政策主张。但战后执政的历届共和党政府没有也未能撼动以“新政”为基础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而是采取调和折衷的方针，或根据经济形势对某些政策作些调整。例如艾森霍华尔任总统期间就在“现代共和党主义”的口号下搞“中间道路”，既承袭了政府不干预社会经济问题的共和党传统思想，又认可甚至扩大罗斯福实行的社会经济改革。如1954、1956年两次修订“社会保障法”，把拿工资的和独立开业的专业人员、农场经营者和农场工人、办事员、军人、家庭雇工和宗教人员都列入社保范围。1958年颁布“国际教育法”，对大学生提供长期教育贷款。尼克松执政时国会由民主党控制。尼克松没有也没有改变“新政”改革的成果。他自称是“凯恩斯主义者”，用类似“新政”的办法应对经济危机。他搞的“新联邦主义”，只是针对“新政”后联邦政府过分扩权后出现的矛盾，对联邦与州的关系作些调整。
20世纪70年代起美国经济出现了滞胀。福特政府和卡特政府力图克服滞胀，但均未获成功。与此同时，经过越战失败挫折的美国在国际上又面临苏联对外扩张咄咄逼人的挑战，其霸权地位呈下降趋势。在此背景下以极端保守著称的里根总统上台。他采取供应学派主张，反对“新政”以来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各种干预。里根的经济政策取得了一定成绩。自1983年起美国暂时摆脱了滞胀，出现了回升和较长时间的增长，但也造成了更大的财政赤字。
总体上看，自罗斯福“新政”到约翰逊“伟大的社会”，现代资本主义在美国已基本定型。其后历届共和党政府做的只是一些调整。这种调整有时对现代资本主义的巩固和发展也是必要的。克林顿执政期间，通过综合治理，在维护原来的社会福利制度的同时消灭了财政赤字，证明了现代资本主义并不是一定要建筑在庞大财政赤字的基础上，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项重要成就。
从世界范围看，战后现代资本主义首先扩展到欧洲。首先是英国。欧洲战事结束后不久，英国举行了大选。战时执政的保守党和邱吉尔意外地遭到失败，工党获得压倒性胜利。工党抓住英国战后初期的困难和民众在大选中反映出来的强烈的要求社会公正的情绪，推动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这些改革奠定了英国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基础。
法国从传统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是在战争经济恢复的条件下进行的。法国在战争中经济遭受严重破坏，工业生产濒于解体，以法共为首的左翼势力因坚持抗战力量相对强大，大企业中许多人因犯勾结纳粹罪行而声名狼藉。在此情况下，战后初期法国的几届政府对煤炭、运输、电力、保险公司、大银行实行国有化，并建立了社会福利制度。其后随着执政党的变更和经济形势的变化虽然也作过不少调整，但战后建立的新体系基本上保存了下来。
联邦德国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的形成也是在战后经济恢复和救济的基础上进行的，但又具有不同于英、法的特点。一是盟国在德国推行非纳粹化运动，推进了德国的民主化进程，并解散了鲁尔、法本等大财团，为以后联邦德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创造了条件。二是德国没有像英、法那样实行大规模的国有化，而是推行“社会市场经济”，强调让市场成为支配经济运行的主要力量，政府对经济的控制要放松，干预要适当。为了提高企业的竞争力，政府还适当降低了进口关税，让企业直接面对国际竞争。三是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制定了“共同决定法”，规定千人以上的大企业由工人与资方共同组织监事会作为企业的领导机构，实行对等的共同决定制度。四是从救济、帮助广大的贫困居民着手，逐步形成一套复杂的较完整的社会保险制度。
北欧的几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素以高收入、高税收、高福利、高消费著称。这些国家历史上社会民主主义的影响一直较大。社会民主党主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通过税收，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实行高福利，保证社会公平。这些实践基本上是成功的。
日本从传统资本主义向现代资本主义的转型是在美国的占领下起步的。以麦克阿瑟为首的美国军事当局进驻后对日本进行了自上而下的民主改革，为日本原来封建性很强的垄断资本主义向现代化转变创造了条件。朝鲜战争爆发后日本利用美国的扶植和军需订货，使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其后日本搞了几个经济发展计划，其中最著名的是池田内阁搞的“国民收入所得倍增计划”。在经济起飞的基础上，日本仿照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养老、医疗事业，实行国民健康保险、养老保险、长期护理保险和就业保险制度，并征收高额的累进税、遗产税，建立了现代资本主义体系。
到20世纪60年代，现代资本主义体系已在所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起来。
四、结语
列宁在1917年在《帝国主义论》和其他重要著作中，在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的特征后指出：帝国主义是“寄生的或腐朽的资本主义”，“垂死的资本主义”[注释]列宁：《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列宁全集》，第23卷。[注尾]“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注释]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全集》，第22卷。[注尾] 帝国主义时代是“资本主义崩溃的条件已经成熟和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群众已经存在的时代”。[注释]列宁：《俄国的休特古姆派》，《列宁全集》，第21卷。[注尾]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战后60年来，资本主义不仅没有崩溃，而且许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科学技术、物质、文化各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提高，政治、社会相对稳定，至今也看不出垂死的迹象。原因在于罗斯福“新政”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从传统资本主义转化为现代资本主义，为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有学者认为战后西方国家进入了一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阶段。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首先，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顾名思义，就是指国家对社会资本实行垄断，或者说，国家企业对经济生活实行垄断。而事实上在有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美国和联邦德国，国家企业从来没有得到很大的发展。有些国家，如英国和法国，战后初期国家企业比例较高，但最高也不超过30%，且此后它们又都实行了程度不同的私有化，国家企业比例有很大下降。实行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垄断从来没有成为这些国家的主流。事实上战后也没有出现过国家资本垄断经济生活的资本主义国家。
其次，有学者把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和干预作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依据。这也值得商榷。国家宏观调控和干预与国家垄断不是一回事。事实上国家调控、干预包括限制垄断。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立法限制垄断，不仅是限制私人垄断，也限制国家垄断。
笔者对把战后资本主义的发展概括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提出了质疑，但还没有能力提出自己的观点。这篇文章主要是提出问题，以期引起学界对现代资本主义研究的重视和讨论。
谢选骏指出：黄俄鬼子说——罗斯福“新政”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开端”；我看——罗斯福新政就是“美国版的法西斯主义”。
【47、罗斯福新政是第三美国的无奈之举】
网文《罗斯福新政》报道：
罗斯福总统于1935年8月14日签署《社会保障法案》，社会保障成为美国社会福利制度的一部分。
罗斯福新政（The New Deal）是指1933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小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后实行的一系列经济政策，核心是三个R：救济（Relief）、复兴（Recovery）和改革（Reform），因此亦称三R新政。
“新政”于1933年-1938年实行，1933-1934年为“第一次新政”，1935-1938年为“第二次新政”。“救济”针对穷人与失业者，“复兴”是将经济恢复到正常水准，“改革”针对金融系统，预防再次发生大萧条。
“第一次新政”处理范围广泛，从金融与铁路到工业与农业，要求经济上的协助以生存，例如联邦紧急救援署提供给各州与城市5亿美元用于救济。“第二次新政”就包括确保组织工会的《国家劳资关系法案》、公共事业振兴署（联邦政府成为最大的单一雇主）、《社会安全法》、以及帮助佃农与移工的新计划。“新政”最后一项重要立法，是1937年成立美国住宅局与农业安全局，以及1938年的《劳动公平标准法》，设定多数劳工的最高工时与最低工资。
“新政”以增加政府对经济直接或间接干预的方式，大大缓解大萧条所带来的经济危机与社会矛盾。通过国会制定了《紧急银行法》、《农业调节法》、《国家产业复兴法》、《社会安全法》等法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新政基本结束，但罗斯福新政时期产生的一些制度或机构如社会安全保障基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美国住宅局 、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等至今仍产生着影响。
背景：大萧条
经济崩溃（1929-1933年）
1929至1933年间，工业的产出下降了三分之一。价格下降了20%，造成通货紧缩，使得偿还债务更为困难。美国的失业率从4%增加到25%。除此之外，所有受雇者中的三分之一被调降为支领较低薪资的临时工作。综合起来说，全国几乎达50%的人力闲置。
美国于大萧条期间的失业率与近百年失业率的比较
新政之前，银行内的存款没有保险，当数以千计的银行倒闭时，存户也损失了他们的存款。当时没有国家安全网、没有公共失业保险、也没有社会安全法案。救济穷人的责任在于家庭、私人慈善机构、与地方政府，但是年复一年却每况愈下，需求直升、救济的资源远远供不应求。
萧条的经济摧毁了这个国家。当罗斯福在1933年宣誓就职时，州政府已经关闭了所有的银行，没有人可以兑现支票或取得他们的存款。失业率大约是25%，而且在主要的工业或矿业中心更高。1929年农业的收入下降超过50%。1930到1933年间，844,000件非农场房贷被扣押，总计达五百万美元。政治与商业领袖都害怕即将发生革命以及后续的无政府状态。在大萧条期间仍旧很富裕的老约瑟夫·P·肯尼迪在数年之后说道：“在那些日子里，我曾说过我愿意分出一半的财产──如果我可以确定法律与秩序能让我保有剩下的一半的话。”
新政
罗斯福在1932年接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时，他允诺了“一项为了美国人民的新措施”。
“遍布全国、在政府的政治哲学中遭到遗忘的男人和女人，期望我们起而领导他们，也冀望有更公平的机会可以分享国家财富的配额……我保证将提出一项为了美国人民的新措施。这不仅是政治性的竞选活动，这是一次战斗。”
罗斯福当选时并未有一套特别的计划来处理大萧条，所以他如同国会般听取各种意见。在罗斯福的顾问中，最有名的是“国策智库（Brain Trust），这群人倾向于正面看待政府对经济务实性的干预。他所选用的劳工部长弗朗西丝·珀金斯大幅度地影响了他的想法，她对工作的各种应具备性质的名单如：“一周工时40小时、最低工资、工人的补偿、失业补偿、禁止童工的联邦法律、直接来自于联邦的失业救济、社会安全法案、再兴劳工委员会与健康保险”。
第一次新政融合了各种团体提出的建议（不包括影响力几乎被摧毁的美国社会党）。新政第一个阶段的特征还有财政政策的保守主义，与实验使用多种不同、有时甚至相冲突的解药来治疗经济的病灶。其结果并不平均。有些计划──尤其是国家工业复兴总署（NRA）与银本位计划被广泛地视为失败的政策，其他可能持续了十年，有些甚至成为永久的政策。在罗斯福的第一个任期内经济向上反转，这是史上GDP成长最快的时期之一。虽然在1937-38年间经济又转下坡引起对于这些政策成功程度的质疑，但是多数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都同意它们整体上是有益的。
新政面对保守派的直接反对。1934年出现第一个有组织的反对，例如1924年与192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威廉·戴维斯与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等保守的民主党员领导的美国自由联盟。还有一个大型但是松散的新政反对者联盟，一般被称为“古老权利”。这个团体包括了各种哲学立场的政治家、学者、作家、与报社编辑，其所持立场包括了古典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也包括了民主党与共和党人。
新政代表政治与本土政策的巨幅转向，特别造成联邦政府对经济的调节措施增加。它也标志了复杂社会计划及工会权力增长的起始。新政的冲击至今仍有争议，在经济学家与历史学家中充满争论。
世界性的比较
大萧条的起源
“大萧条”的起因没有确切定论，议题亦极有政治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断言，市场经济必然造成极端贫富差距，变得不稳定且在繁荣与萧条的循环中崩溃。
奥地利经济学派的学者如弗里德里希·海耶克与穆瑞·罗斯巴德指，1920年代间由债务引发的扭曲造成繁荣景象──此将终结于一阵短促的萧条。他们认为美国萧条维持长时间，正是因为胡佛与罗斯福史无前例的政府投资所致，就其看来，如此阻止了经济的自我调适。但是这些观点就证据上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胡佛其实采取平衡预算的方式──现在被称为紧缩（Austerity），直到其总统任期末尾前也未以刺激性的支出进行干预，最后才推出了紧急救济和建设法（Emergency Relief and Construction Act）。然后随着新政的起始，失业率开始下降，下降的情况只有在新政支出停止而货币供应冻结时有中断，此情况也造成了1937年的衰退。当新一波刺激性支出随着战争支出启动时，失业率比1920年代更低。
奥地利学派有关中央银行轻易提供贷款的理论，只解释了如此银行将拥有资金，却未解释他们将如何使用，所以也未解释何以资金转入股票市场，在1920年代形成的股市泡沫。相反的，凯因斯主义经济学与货币学派等学者如米尔顿·傅利曼及班·柏南克认为危机的原因是美国联邦准备银行严格遵守金本位之故。约翰·梅纳德·凯因斯是当代经济学家中，最早提倡货币扩张政策者之一，这类似往后傅利曼等人之学说所宣称应该采行的策略。与货币学派相反，凯因斯学派坚称市场可能无法自我矫正，投资可能因为预期长期缺乏需求而枯竭，进而导致持续的高失业率。
国际的反应
欧洲
英国：大萧条的影响相对较小，因为英国在1931年退出“金本位制度”，但英国无法就停止萧条的主要计划达成共识，造成工党政府崩溃，1931年由保守派主导的国家联盟取代。
法国：由莱昂·布鲁姆领导的左翼“人民阵线”政府于1936-38年执政，推动社会改革。这个联盟联合了从温和左派到共产党的代表，右翼反对势力也非常强大，社会动乱也使“人民阵线”的执政蒙上阴影。这个分歧让国家在1938-39年间经历痛苦的分裂。
德国：正值魏玛共和国执政期间，经济不断探底，导致政治危机以及纳粹党在1933年崛起。希特勒上台后，借由封闭经济、对经济伙伴施压、控制薪资、价格控制、与如公共工程与军事支出等支出计划来寻求经济复苏。
西班牙︰左翼共和政府受到右翼势力的旧政府、保王党及亲王室的军人抵制，仍在尖锐的政治危机中，导致1936年的西班牙内战。
意大利：本尼托·墨索里尼加紧实行法西斯主义独裁统治，加强国家社会主义对经济的控制。
苏联：在1930年代中，大多独立于世界贸易体系之外。
加拿大与加勒比海地区
加拿大：1929-39年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40%（美国是37%）。1933年大萧条最严重时，失业率高达28%，企业获利从1929年的3.96亿加拿大元，在1933年变成损失9800万加拿大元；同时间出口萎缩50%。受冲击最大的是依赖农业、矿业、与林业等初级产业的地区，众多家庭发现价格下降，资产消失，债务变得更重。地方与省政府启动救济计划，但是并没有全国性、类似新政的计划。保守派政府总理理察·贝德福德·贝内特为了报复斯姆特-霍利关税法而提高对美国的关税，但是调降对大英帝国的关税，令经济更加困难。贝内特在1935年提出一系列类似新政的计划，但是全部遭到否决，造成他在1935年落选。
加勒比海地区︰对美国的出口货量减少加上价格下降，1930年代出现最高的失业率。
亚洲
中国：1930年代中，多数时间都在反抗日本侵略，以及蒋中正领导的国民党与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之间的内部斗争。
日本：在现代化后，经济以每年5%速率扩张，制造业与矿业达到GDP的30%以上──超过农业时代的两倍以上。多数工业成长用于扩张军事力量，从1937年在中国侵占大量土地起，逐步扩及东南亚与太平洋地带，日本夺取并发展各种天然资源，例如菲律宾的蔗糖、缅甸与印尼的石油、印尼与马来西亚的锡与铝氧矿石、以及中国的煤矿（产量从1936年的1500万吨上升到1942年的5800万吨）。由于利用大量从他国掠夺的资源，日本扩张的早期经济大幅度地扩张；铁的产量从1937年的335.5万吨上升到1943年的614.8万吨，钢的产量也从644.2万吨上升到883.8万吨。1941年，日本的航空工业可以每年制造出10,000架飞机。从1941年到1944年9月，国防产值（包括飞机与船舰）提升94%。
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澳大利亚：1930年代，保守党与工党领导的政府都专注于削减支出与减少国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澳洲政府引入类似新政的凯因斯主义政策：加税来提供刺激性支出、经济监管/调节、与对石化制品进行配给等，都是澳洲关于政府角色观念的转变。许多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进行。来自工党的总理班·奇夫利于其“山丘上的光辉”一席演讲中提出了这些政策。
新西兰：在1935年选出第一个工党政府，采取一系列类似新政的经济与社会政策。
第一次新政（1933-1935年）
第一个百日
美国人民对于破碎的经济、大量失业、薪水与收益减少感到极端不满，尤其是诸如斯姆特-霍利关税法与1932年的税收法案等胡佛的政策。罗斯福入住白宫时拥有大量的政治资本。各种政治立场的美国人都在要求立刻的作为，罗斯福也在“第一个百日”中以一系列非凡的新计划回应。在此立法的100天中，国会同意了罗斯福所要求的每一个要求，也只通过的少数其所反对的计划（例如确保银行账户的FDIC）。从此之后，每个总统都被与罗斯福比较：他们在第一个百日中完成了什么。沃尔特·李普曼著名的发言：
“二月底，我们还是一团毫无秩序、为恐慌重击的群众与团体之组合。从三月到六月间的一百天，我们又再度成为一个充满秩序的国家，对于保障我们的安全以及把握自己的命运充满信心。 ”
经济在1933年3月触底，然后开始反弹。经济的图表显示出经济在3月1日抵达最低点后，出现陡峭的复苏。联邦储备银行的工业生产指数在1932年七月降到最低点52.8，到1933年的三月时仍是几乎没有变化的54.3，但是到1933年七月时，已经达到85.5──在四个月内出现57%犹如戏剧性的反弹。复苏直到1937年都呈现强势而稳定的态势。除了就业率，1937年之前的经济已经超过1920年代晚期的情况了。1937年的衰退是一个短暂的下沉。私人部门的就业率──尤其是制造业，已经回复到1920年代的程度，但直到战时都无法更进一步超越。
财政政策
由预算主管路易斯·道格拉斯起草的经济法于1933年3月14日通过。此法案计划平衡“寻常性（非紧急）”的联邦预算，方法是减少政府雇员的薪水以及退伍军人的退休金达15%。如此每年省下了5亿美元，并且让如道格拉斯等憎恶赤字的鹰派角色放心：新的总统在财政上属于保守派。罗斯福则认为有两种预算，他要平衡“寻常性”的联邦预算，而“紧急预算”则是用来击败萧条，他们会暂时无法达成平衡。
罗斯福起初偏向平衡预算，但是他很快就发现他正在借由运作支出赤字来资助各种他所建立计划。道格拉斯则反对寻常性与紧急预算的区别，他在1934年辞职并且成为有力的新政反对者。罗斯福竭力反对给予一战退伍军人现金红利的红利法案。国会最后还是在1936年通过这项法案，财政部就在1936年选举前支出了15亿元的现金给4百万位退伍军人。
新政的支持者从未接受凯因斯学派的论点：政府支出是复兴的载具。那个时代中多数的经济学家，以及财政部的小亨利·摩根索都拒绝凯因斯式的解决方案，且偏好平衡预算。
金融改革
在大萧条的初期，经济因为金融系统失灵以及随后的信用紧缩而不稳定。起初的原因是金融投资大量损失，紧接着就发生了挤兑。当挤兑越来越严重，许多银行已经到即将破产的地步。在1929到1933年间，所有银行中的40%（23697间银行中的9490间）已经破产。大萧条中许多经济上的伤害直接源于挤兑。
胡佛已经考虑利用银行假期来避免更多挤兑，但是又因为担心发生恐慌而拒绝了这个想法。然而罗斯福则利用炉边谈话、以简单的词汇向向大众解释了金融危机的起因、政府计划如何应对、以及大家可以如何帮助。他关闭了乡村所有的银行，并且维持其关闭直到通过新的立法。
罗斯福在3月9日向国会提出紧急银行法案──大部分是由胡佛的首席顾问所起草，该法案在当天就通过并签署。此法案提供了一个由财政部监管重新开张银行之健全系统，而且有联邦贷款防备不时之需。在联邦储备系统中四分之三的银行在接下来的三天中重新开张。数十亿美元的现金与黄金在一个月内就回流到各家银行，进而稳定金融系统。在1933年结束之前，4,004座小型地区银行永久的关闭并且并入较大的银行。其总存款量为36亿美元，而存户丧失了5亿4千万美元，也就是说存户取回了85%的存款。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限制商业银行的证券活动以及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券商）间的联合，以管理投机行为。这个法案也建立了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最高保险额为2,500美元，终结了挤兑的风险。这项金融改革提供了未预料到的稳定：在1920年代间，每年有超过500间银行破产，但是在1933年之后每年少于10间。
货币改革
美国在金本位下维持美金与黄金的兑换。如果黄金储量减少，联邦准备系统就被迫要减少货币供应。1920年代晚期，美国面临黄金大量流出，因此联邦储备系统从1928年开始提高贴现率来阻止美国黄金的外流。此紧缩通货的政策成功地保留黄金储量，但是也限制了经济动能。1970年代的货币主义学家米尔顿·傅利曼认为，贴现率在1931年由1.5%上升至3.5%本身就造成工业生产下降25%。
政府于3月与4月间以一连串的法律与行政命令中止了金本位制度。罗斯福借由禁止黄金出口──除非有财政部的许可，进而遏止黄金外流。任何持有大量金币者可以依现存的固定价格将黄金换成美金，之后美国将不再因为对美金的需求来支付黄金，而黄金也不再被视为私人或公共合约之法偿。
美金价值允许在外汇市场浮动，而不再以黄金保证其价值。随着1934年通过了《黄金储备法案》，黄金的名义价格从每金衡盎司20.67美元被调整成35元。这些措施确保联邦储备系统可以因应经济需求而增加货币供应量。市场立即对金本位的终止出现良好反应──期望价格的下降终将停止。克里斯蒂娜·罗默（Christina Romer）于其作品《什么终结了大萧条》（1992）中表示，此政策直到1937年为止，提升了工业生产达25%，到1942年达到50%。
证券管理
在1929年华尔街股灾以前，证券市场几乎没有任何管理制度。甚至有公开交易证券的公司未定期公布报告，甚至公布基于任意挑选资料而成的误导性的报告。《1933年证券法》施行便是为了避免再次发生华尔街崩盘。该法案要求公开资产负债表、损益表、公司管理人员的姓名与薪资、交易证券的公司。除此之外，这些报告必须由独立的稽核人员认证。1934年成立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来管理股票市场，避免与证券买卖及企业报告相关的企业犯罪。
废除禁酒令
新政获得广大的支持，罗斯福在1933年3月13日进一步提出其于1920年代最具有文化性争议的措施。就在他签署了使酒精饮料之制造与销售合法化的法案后九天，等待禁酒令废除的过渡期，美国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也正在进行中。该修正案在1933年中稍后通过。州政府与城市获得额外的新收入，而在支持或允许合法制造贩售酒精饮料的诸多城市中，罗斯福确保了他的支持度。
救济
救济试图帮助受到大萧条打击最沉重、占人口达三分之一的人民，也试图提供受难与失业的美国人予暂时的协助。对于救济计划，新政计划成立了平民保护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CCC）来帮助未婚青年，并支付他们每天 1 美元从事艰苦的户外劳动。 此外，公共工程管理局（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PWA） 使用公共资金为建筑业和建筑行业的工人创造就业机会。
公共工程
罗斯福执政期间，为了提供经济活力以及削减失业率，NIRA创建了公共工程局来组织与提供资金建造有用的工程，例如政府建筑、机场、医院、学校、道路、桥梁、与水坝。自1933年至1935年，公共工程局支出33亿美元给私人公司来建设34,599项工程计划，其中许多是相当大型的工程。许多失业民众进入由政府资助的许多公共计划的工作中。借由植林与洪水控制，从腐蚀与废弃中重新获得了数百万公顷的土地。
农业与乡村计划
1920年代，多亏了机械化、更有效的杀虫剂与肥料使用的增加，农业产量出现戏剧性的上升。因为农产品的过度生产，农民面临严重的长期农业萧条。大萧条更进一步恶化了农业的危机。1933年初的农产市场已经几乎崩溃。农产价格之低，蒙大拿的农民宁愿让小麦在田野中腐烂也不愿意在不敷成本的情况下采收。而在俄勒冈，绵羊被宰杀并留给野禽啃食，因为肉类的价格不如其运送至市场的成本。
罗斯福与其充满活力的农业部长亨利·阿加德·华莱士非常重视美国的农村。罗斯福相信经济的完全复苏需仰赖农业的复原，而提高农产品价格是主要的手段──即使如此将造成城市中穷人所需的食物之价格上升。罗斯福针对农民推出了许多不同的计划。第一个百日中，农民保障法案借由减少总农业产出而提升农民获得的价值，进而抬高农业收入。农业调整法案（AAA）在1933年五月创建了农业调整局。此法案回应了主要农业机构领导的请求，尤其是农会，也反映了诸如农业部长亨利·阿加德·华莱士、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等农业顾问间的讨论。
AAA的目标是借由人为造成的缺乏以提高价格。其利用“国内分配”系统来设定玉米、棉花、乳制品、猪肉、稻米、烟草与小麦的总产出量。农民本身可以在政府制定规定的程序中发表意见，以利其收入。在对食物处理上课以新税目的情况下，AAA对地主闲置的土地发给补助。为了迫使农业价格提升到“平价”的程度，正在生长中的棉花有40,000平方公里被犁除、茂盛的玉米没有采收而任其腐烂、六百万只小猪被宰杀遗弃。事实上农业过度生产的问题仍旧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尤其是棉花与食物，而AAA只是降低了过度生产的程度。AAA为联邦政府在规划经济中的农业分量中创建了一个重要而且长期的角色，也是第一个针对危机重重的农业经济、达如此规模的计划。原初的AAA并未考虑可能失业的佃农、租借或农业劳工，但是在其他新政的计划中有特别针对这群人的部分。
许多农村的人口活在极端的贫穷中，尤其是南方人。对应其需求的主要计划包括了徙置局（Resettlement Administration）、农村电气化局（Rural Electrification Administration）、WPA资助的乡村福利计划、国家青年局（National Youth Administration）、森林署与公民保育团，内容包括学校午餐、兴建新学校、开辟道路至偏远地带、植林、以及购买边疆土地以扩大国有林。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在1933年成立，此涉及一项规模空前的水坝建造计划，以求遏止洪水、发电、并且使美国南部的田纳西河谷一带的贫穷农庄现代化。基于1933年的农民救济法案，政府会补偿产量减少的农民，因此提高价格。因为这项法律，农民的平均收入在1937年前几乎倍增。
华盛顿邮报中一篇盖洛普民调显示多数美国大众反对AAA。最高法院在1936年宣布AAA违宪，表示其为“控管农业生产的法律性计划、超过联邦政府所代表的权力”。AAA被类似的计划取代，该计划获得法院的批准。此计划补助农民栽种可以使地力恢复的作物，例如苜蓿芽等不会在市场上贩卖者，取代只是让土地荒废的计划。联邦政府对农业生产的管理经历了许多调整，无论如何，至2012年仍有钜额的补助。
新政最后一项关于农业的重要立法为1937年的农场租种法案，其创建了农业安全管理局（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来取代徒置局。
1939年的食物券计划为一项新的重大福利计划。虽然国会在1943年废除了这项计划，可是在1961年又重新启动，而且一直持续到21世纪而几乎没有争议，这是因为它对城市中的穷人、食物制造商、食物零售商、批发商、以及农民都有利，所以赢得自由派与保守派国会议员两方的支持。
复兴
复兴是一连串的计划，试图帮助经济自萧条中反弹。到1937年时多数的经济指标已经达成目标──除了失业率之外，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为止仍就居高不下。
“蓝鹰”运动
罗斯福的顾问们相信过多的竞争与科技的进步造成了过度生产，并降低了薪资与价格，他们认为因此减少了需求与就业（通货紧缩）。他宣称政府的经济计划作为以下情况的补救措施有其必要：
“...单纯建立更多工厂、铺设更多铁路系统、组织更多企业，与救济一样可能是危险的。我们的任务...不必要创造更多货物。我们已经经营著各种资源与工厂──以较为朴实不浮夸的商业形式。 ”
在1929至33年间，工业经济一直受到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所苦。从1931年起，美国商业总会就一直推动抗通缩的计划，让贸易联盟与政府促成的卡特尔组织合作，来稳定其工业的价格。商会发现虽然固有反托拉斯法明确地禁止如此行为，但罗斯福的政府愿意聆听他们的意见。
蓝鹰运动
新政的经济学家认为割喉般的竞争已经伤害了许多商业，并造成价格下降了20%以上，而通货紧缩则进一步恶化了债务问题并将延迟复兴。他们反对国会中一项强而有力的行动：将一周工时限制在30小时之内。NIRA了取代与大企业合作的措施。这项计划包括了针对WPA的支出之刺激性基金，以试图提高价格，也给予工会更多的协商能力（因此工人可以要求更多），并减少有害的竞争。NIRA的中心是国家劳工复兴总署（NRA），由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担任经济官员的休·强森领导（Hugh Johnson）。强森招集所有商业组织，以求其接受权宜之计：介于每小时20至45分的最低薪资、一周最高工时则为35至45小时并且废除童工。强森与罗斯福主张此政策可以提升消费者的购买力并增加就业。
为了取得对NRA在政治上的支持，强森发动了“NRA蓝鹰”的宣传运动来促进他所称的“工业自主管理”。NRA聚集了个别工业的领导者，以设计针对这些工业的特定法律。其中最重要的规定是一项抗通缩底限──没有任何公司可以降低价格或薪水可以低于此底限，以及维持就业与生产的协议。NRA在相当短的时间中就宣布了几乎针对每个主要工业的协议。到1934年三月，工业的产量已经比1933年三月高出45%。取代强森作为NRA首席的唐若·里查柏格（Donald Richberg）说：
“对于美国的商业而言，在睿智地计划下不加以控制的工业营运、与回到假装是“坚持的个人主义”、镀金一般的无政府状态间并不存在选择...除非企业的私人拥有者及经理人可以让企业符合社会的需求，让大型的基本工业可以在契合公众利益的的公共义务下运作，否则对私有企业进行政治性控制的进展将是无法避免的。 ”
在NRA于1935年5月结束之前，工业产值已经比1933年5月高出55%。除此之外，超过2百万位雇主接受了由NRA发布的新标准，引进最低薪资与一天工时8小时，并废除童工。但是在1935年5月27日，最高法院在Schechter v. United States的案例中无异议地判定NRA违宪。同一天，最高法院也将新政的一部分：弗雷泽－莱姆克农场破产法案判定为违宪。NRA结束以后，由美国德州铁路委员会（Texas Railroad Commission）根据汤姆·康纳莱（Tom Connally）的1935年紧急石油法（Hot Oil Act）固定石化工业的配额，保证不会有非法的石油销售。
私有工业部门的就业情况在1937年恢复到1920年代的水准，但是直到大战来临前都没有继续成长，战争开始后制造业的就业人数从1940年的110万人跳增到1943年的180万人。
房地产面向
新政对于房地产领域有重大的影响，其追随并且扩大了胡佛总统的措施，刺激私有房屋建筑业，也增加了拥有房屋的人数。新政设置了两个房地产部门：屋主贷款公司（Home Owners' Loan Corporation, HOLC）与联邦房屋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 FHA）。HOLC统一了全国估价的方法并简化房贷的手续，而FHA创立了全国性的住房建造标准。
新政之前只有十分之四的美国人拥有房屋，这是因为标准型的房贷只能持续5至10年，而且利息高达8%，这样的情况大幅限制了美国人拥有房屋的可得性。因为新政，美国人可以取得30年的房贷，标准化的估价与建造准则有助于房地产市场对更多美国人开放。
第二次新政（1935-1938年）
内容
举办救济和推动一系列公共工程（例如公共事业振兴署、田纳西河谷管理局兴办的一些基建项目）。
整顿银行业，克服金融危机。新政从整顿银行开始，罗斯福在就职的第三天便下令所有银行停业整顿。3月9日，国会通过《紧急银行法》，该法宣布停止黄金的兑换和出口，授权联邦银行增发钞票以解决货币饥荒，并改造联邦储备银行以加强国家对银行的管理和控制。该法的实施使银行与金融秩序恢复了正常，人们恢复了对银行的信心。
恢复工业与农业的生产。1933年5月，国会通过《农业调整法》，成立农业调整署调控市场，规定国家向减耕减产的农民提供补贴，以提高农产品价格。政府用行政手段调节农业生产，减少农产品过剩，保证农民利益，对农业复苏起到积极作用。6月，国会通过《国家工业复兴法》，该法以恢复工业生产为目标，将生产的各个环节置于国家监督之下，以减少盲目生产，并由国家干预，调节企业关系和劳资关系，为企业复兴创造良好条件。
保护劳工权利，制定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规定。制定《联邦紧急救济法》并成立联邦紧急救济署，此后又将救济改成“以工代赈”，解决失业问题。促请国会通过“民间资源保护队计划”，吸收年轻人从事公共设施建设，此后还创立工程兴办署和全国青年总署，创造就业机会。
建立社会保障体系。通过《社会保险法》、《全国劳工关系法》、《公用事业法》、《公平劳动法》、《税收法》等法规，同时推动工会建设，这些工会后来成为民主党的坚定支持者。
历史评价
该政策同时受到左右派的争议，很多历史学家[来源请求]认为罗斯福为上千万绝望的民众重建了希望与自尊，创建工会、提升公共设施、保存了资本主义──如果将银行与铁路国有化时可能会摧毁之。但也有些左派[来源请求]则谴责罗斯福在有机会将银行、铁路与其他工业国有化时，实际上却在拯救资本主义。还有人[来源请求]抱怨他扩张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创建工会且削弱商会的力量。
历史学家们基本上同意新政并未改变美国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权力分布──除了工会的建立之外。“新政对国家内权力结构改变的影响甚微。”新政在一个充满不确定与危机的时代中保留了美国的民主自由市场制度，而不致如其他国家的民主一样地垮台或变质。
自由市场的理论家，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认为社团主义是与他们所主张的资本主义形式完全不容的。在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里，国家只能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政府在经济里所扮演的角色仅限于保卫自由市场能够自由的运作。在这样的观点下，社团主义就如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般，是和资本主义完全相反的意识形态。其他一些批评者则认为这种社团主义的机制排除了某些群体—尤其是失业者，也因此应该替高失业率负责。
在美国一些人认为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新政是朝向社团主义国家的政策。反对新政的人士，尤其是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新政代表的是一种新的而广泛的社团主义试验。新政的部分政策被美国最高法院判定违宪。
政治板块
“新政”让美国政治版图重新排列，民主党在国会两院拥有绝对多数（只在1947－1949年及1953－1955年失去控制权），以及在1933年至1969年间九个总统任期中，七次掌握白宫，其根基为自由主义思想、南方白人、传统的民主党员、大城市中的技师、以及被赋予权力的劳工联盟及少数族群。共和党则分裂为两派：一派为反对整个新政的保守派，他们认为新政是商业与经济成长的敌人；另一派则接受大部分的新政，并试图使之更有效率。政治版图的重划，形成了“新政联盟”，他们主宰总统大选直至1960年代；而反对新政的保守派联盟则在1937年到1963年间主掌国会。“自由派”通常指新政的支持者，而“保守派”则指其反对者，两派均有民主党和共和党成员。
1937-38年间经济的下跌，以及美国劳工联合会与产业工会联合会的分裂，导致共和党赢得了1938年的国会选举。保守的共和党员与民主党员加入了非正式的保守派联盟。在1942-43年间，他们停止了诸如公共事业振兴署与平民保育团等救济计划，并阻挡了多数自由主义性的提案。罗斯福自己则将注意力转移到战争的准备，并且分别在1940年与1944年再度赢得选举。美国最高法院宣布国家复兴署与《农业调节法》违宪，不过后者后来重审并且获得支持。罗斯福之后第一位共和党的总统德怀特·艾森豪也大体上保留了完整的新政各措施，甚至扩张了其中某些领域。1960年代中，林登·詹森总统的伟大社会计划便是受到新政的启发，大幅地扩张自由主义式的计划，而共和党的理查·尼克森总统也大致保留了这项政策；但是在1974年之后，减少对经济的干预获得了两党的支持。新政中规范金融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1990年代取消。
财政政策
朱利安·齐理泽（Julian Zelizer）认为财政上的保守主义是新政的核心。其财政上的保守措施获得华尔街、本地投资者以及多数商会的支持，而主流的经济学者与大多数的民众也都信任这样的措施。偏好平衡预算并且反对加税的南方保守派民主党人控制了国会与多数的委员会；当时就连自由派的民主党员也认为平衡预算在长期而言对经济的稳定很重要，虽然他们较为愿意接受短期的赤字。一如齐理泽所提到的，民意调查总是反对赤字与举债。在罗斯福的任期中，他招募了财政上的保守派，最有名的是在1933-34间任预算主管的路易斯·道格拉斯，与1934-45年间任财政部长的小亨利·摩根索，他们依预算支出与税收量来制定政策，而非需求、权利、义务、或政治上的益处。总统以个人的身份支持他们的保守财政措施，政治上，他也了解财政上的保守主义享有选民、许多民主党员以及商人的广大支持。另一方面却有巨大的压力驱策其行动──以及每周花数百万美元来支付高能见度的工作计划。
道格拉斯不够有弹性，他在1934年辞职；摩根索的最高指导原则则是紧随罗斯福。一如许多“古老权利（Old Right）”支持者的想法，道格拉斯从根本上不信任政治人物，对于政府的花费也有着根深蒂固的恐惧──他认为那总是带着某些程度的捐献与贪腐，这将会违背他对效率的认知。在1933年通过的经济法案是道格拉斯的一大成就，这个法案借由缩减退伍军人给付以及联邦政府的薪水而减少了联邦政府5亿美元的支出。道格拉斯借由行政命令砍除政府的花费，包括1.25亿美元的军事预算、还有从邮局、政府薪资各砍7千5百万等等。弗里德尔的结论是：“1933年的春天并非经济计划中的小小脱轨，也不是对保守派的虚伪让步，而是罗斯福整个新政中整合的一部分。”
岁收低到必须要借款，因此道格拉斯怨恨救济计划，他认为这减少了商业信心、威胁到政府未来的信用、“把有自尊的美国公民变成乞丐上有着毁灭性的心理作用”。霍普金斯与易克斯让罗斯福倾向更多的支出，而当1936年选举将近时，罗斯福也决定攻击大企业来赢得选票。
摩根索随着罗斯福转向，但是他又总是试着维持财政的可靠性：他相信的是平衡预算、稳定的货币、减少国债、并且需要更多私人投资。华格纳法案正符合摩根索的需求，因为这个法案强化政党的政治基础又不用多花钱。与道格拉斯相反，摩根索同意罗斯福双重预算的合法性，所谓双重预算指的是平衡的平常性预算，以及支应如WPA、PWW与CCC等单位的“紧急”预算，这些预算属于暂时性──直到完全复苏在望时。他抗拒退伍军人的额外津贴，直到国会最终推翻了罗斯福的否决权，并且在1936年发放了22亿美元。他最大的胜利是新的社会安全计划，他将原本由一般性岁入支应的提案，坚持修改为由受雇者的新税目支出。摩根索坚持在社会安全计划中排除农民与家庭雇佣，因为没有在工厂就业的工人会有负债。
救济
新政扩张了联邦政府的权力及角色，特别是在帮助穷人、失业者、年轻人、老人与贫困的乡村社区。胡佛的政府启动了资助州政府救济计划的系统，使州政府基于救济计划来雇用人们。而联邦政府也因为1933年CCC与1935年WPA政策涉入基于救济而直接雇用劳工的政策。综合联邦政府、州政府、与地方在救济计划上的花费，于1929年时占GNP的3.9%，然后上升至1932年的6.4%、1934年达到9.7%，经济终于在1944年恢复荣景之后则降低至4.1%。在1935-40年间，福利支出占了联邦政府、州政府及地方政府预算的49%。米尔顿·傅利曼根据记忆认为新政的救济计划是一种合适的反映──他与他的妻子虽然没有受到救济，可是被WPA雇用为统计学家。
复兴
凯因斯主义学派的解读
在大萧条开始时，许多经济学家基于传统的想法，认为政府的赤字开支会排挤私人投资与支出，因此不会对经济有任何影响──这是所谓的财政部观点。凯因斯学派的经济学家驳斥这个观点，他们认为政府借由更高的开支──由财政措施，可以对需求面的刺激产生多元的效果。如果没有这些刺激，商人并不会雇用更多人，尤其是仅有低技能或是已失业多年并失去原有工作技能、而被视为“无技能”者。凯因斯在1934年拜访白宫，力促罗斯福总统增加赤字开支。后来罗斯福抱怨道“他留下了一堆无聊的图表，他一定是一位数学家、而非政治经济学家。”
新政中尝试借由公共工程、农业补贴、以及其他种种方式来削减失业，但罗斯福从未完全放弃平衡预算的企图。1933至1941年间，联邦政府每年平均的预算赤字为3%。罗斯福没有完全利用赤字开支的方式。联邦公共工程支出的效果在相当程度上被胡佛于1932年的大幅增税所抵销，后者完全的效果第一次呈现于1933年，削减开支──尤其是经济法案、则减弱了其效果。根据凯因斯学者如保罗·克鲁曼的说法，新政因此在短期而言不如长期来看得那么成功。
货币主义学派的解读
如米尔顿·傅利曼等货币学派的观点，在近年于经济学界的影响力日渐增加，这涵括了他称为“大紧缩”时代中全尺度的货币史。傅利曼专注于1933年以前的错误，他指出1929年至32年间，联邦准备系统允许货币供给下降了三分之一，这看来是造成正常衰退变成大萧条的主因。傅利曼尤其批评胡佛与联准会不愿意拯救即将破产的银行此一决定。货币学派表示，改善金融与货币制度是必须的也足够回应此一危机了，他们驳斥凯因斯学派的赤字开支一路。
1933-1941年的经济成长与失业率
在1933至1941年间，经济规模以每年平均7.7%的速率扩张，而失业率的下降则显得较为缓慢。约翰·梅纳德·凯因斯认为这个状况是“就业过少性的均衡（Underemployment equilibrium）”，商人对未来展望充满怀疑，而使公司行号不愿意雇用新的劳工，这是周期性失业的一种形式。
当然也有不同的假说。根据李察·强森（Richard L. Jensen）的看法，周期性失业作为一项主要的议题只有到1935年为止，1935至41年时结构性失业变成更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工会提高工资的要求成功后，促使管理阶层需要引入新的效率导向之雇用标准。如此终结了没有效率的劳动──例如童工、领取低于最低工资的无技术临时工，以及劳力剥削工厂。长期而言，转变成效率工资带来了高创造力、高薪资、与高生活水准，但这种情况也需要受过良好教育、训练精良、工作努力的劳动力。无技能的劳动力（造成结构性失业者）造成战前无法完全就业。
对大萧条的效果
根据凯因斯学派的共识（一直持续到1970年代），传统上认为联邦财政政策与战争带来完全就业的结果，而货币政策只是协助这个进程。布雷福.德隆（J. Bradford DeLong）、劳伦斯·萨默斯、与克里斯蒂娜·罗默则挑战这个传统观点，他们认为经济的复兴基本上在1942年以前便已经完成，而货币政策为此复兴的重要缘由。
根据彼得·谭明（Peter Temin）、贝利·卫格摩尔（Barry Wigmore）、高地·艾格特森（Gauti B. Eggertsson）与克里斯蒂娜·罗默的看法，新政在经济上最大的影响、以及复兴与终结大萧条的关键，在于成功地处理了公众的期望。在第一次新政的措施之前，群众预期紧缩性的经济状况将持续（衰退、通货紧缩）；罗斯福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转向，有助于使其政策目标更加可信，期望也因而转向扩张性的经济发展（经济成长、通货膨胀）。对于未来将有更高的收入与通膨的期望，刺激了需求与投资。黄金准则般的政策信条：平衡预算与小政府，此分析认为此信条的消除从内引发了期望的转向，在产出与价格复兴的原因中占了七至八成。如果策略没有转向、胡佛的政策持续下去，则1933年的经济会继续自由落体，1937年的产出会比1933年再低三成。
有一群经济学家认为新政实际上造成大萧条持续了更久，哈洛德·柯尔（Harold L. Cole）与李·欧尼昂（Lee E. Ohanian）正是其中两位，他们在研究中的结论称“新政的劳工与工业政策没有如罗斯福总统及其经济规划者所期望的、将经济从大萧条中拉升”，反而“新政的政策是大萧条持续的重要因素。”他们宣称新政是“企业联盟垄断式的政策，是疲弱复兴背后的关键因素。”他们说“放弃这些政策时正好是经济强劲复兴的1940年代。”柯尔与欧尼昂宣称罗斯福的政策造成大萧条延长了7年。不过柯尔与欧尼昂的论点仰赖于某些假设，包括一个在1936年以前终结大萧条有其必要却无法预测的经济成长率，并且不计算透过新政计划所雇用的工人──这些计划建造或改善了2,500间医院、45,000间学校、13,000座公园与游乐场、7,800座桥梁、1,100,000公里的公路、1,000座机场，并透过重建整个国家的乡村学校系统之计划来雇用了50,000名教师。劳威尔·盖勒威（Lowell E. Gallaway）与李察·伟德（Richard K. Vedder）认为“大萧条因为新政各计划的影响而在长度与程度上都明显地加长、加深。”他们指出，若没有社会安全法案、工作救济、失业保险、法定最低工资、也没有政府赋予工会的特权的话，企业可能会雇用更多劳工，而新政期间的失业率可以是6.7%而非17.2%。而经济史学家布雷德.德隆则回应盖勒威与伟德的论点，视之“实际上根本没有意义”，此两人基于“错误的基础”得出“错误的结论”，其基础根本是“一滩烂泥”。
一份由维克弗斯特大学教授、经济史学家罗伯特·惠普斯（Robert Whaples）主导的调查计划寄到经济史学会的会员手中，希望他们对以下文句表达不同意、同意、或有但书的同意：“整体而言，新政中政府的政策造成大萧条延长且加深。”在其大学任职于历史学系的经济史学家中，只有6%同意这个说法，但是任职于经济学系者则有27%认同。而两群学者中有但书的同意者则有几乎相同的比例（21%与22%），而74%任职于历史学系者与51%于经济学系者则完全不同意这个说法。
改革
经济改革的目标主要在于挽救资本主义体系，其方式为创造一个更合理的架构以供其运作。金融系统变得较为强健：对股票市场的管理、与避免某些法人滥售证券解决了毫无节制的浪费。罗斯福让工会可以参与劳动关系，并且建立介于雇主、雇员与政府间的三角关系。
大卫·肯尼迪（David M. Kennedy）如此写道：“新政年间的成就确实决定了战后繁荣的程度与长度。”
克鲁曼表示新政期间建立的机构，至今仍是美国经济稳定度的基石。他说若新政的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没有为多数银行存款作保，2007至2012年的全球金融风暴可能会更严重，如果没有社会安全法案，老美国人会更没有安全感。1960年后，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傅利曼从自由市场的观点攻击社会安全法案，认为它造成了对福利的依赖。
谢选骏指出：人说“罗斯福新政”——我看这是第三美国的无奈之举。
【48、罗斯福新政的谎言如何成为真理】
早在2010年，《罗斯福新政的谎言》就在中国大陆由“华夏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经济历史学家伯顿·W．福尔索姆（Burton W. Forsom），他在书中本批评了罗斯福的新政，观点犀利而新颖。它用大量事实证明，大萧条时期的政府政策，延缓了经济的复苏，甚至对当今的美国仍有负面影响。
在这本令人震惊的著作中，福尔索姆揭露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那史诗般神话传奇的实质。福尔索姆认为，罗斯福的道德品质很成问题。他对企业界精英充满仇恨，他所开创的新政，具有缺乏计划性、浪费性支出严重和为获取政治利益而投机的特点。
罗斯福的一系列政策虽然改善了公众对政府的评价，却未能实现经济的复苏，而这才是当时的美国所迫切需要的。福尔索姆对罗斯福总统及其经济政策和个人生活持批判态度。
1932年当选总统的罗斯福，在执政期间遭逢美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经济大萧条。他采取了一系列政府干预经济的措施，但他的大部分举措，对当时和以后的美国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在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中，西方国家为拯救本国经济，纷纷效仿罗斯福，采取政府干预的手段。当今美国广泛建设的政府项目，都能在新政中找到根源。如农业补贴、最低工资，等等。这些措施实际上都阻滞了经济的增长，并导致生产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罗斯福对总统职务的专横态度永久性地改变了美国的政治格局。他操纵公众舆论。使得美国公民在不知不觉中成为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停滞的同谋。在罗斯福去世60多年后。奥巴马喊出了“我们相信变革”的口号，而他所实施的“新”新政计划。也恰恰成了新政的延续。时至今日，美国及世界各国至今仍然无法摆脱罗斯福政治遗产巨大的负面影响。
《罗斯福新政的谎言》的作者伯顿·W.福尔索姆，目前生活在密歇根州，曼希尔斯代尔学院的历史学教授，也是纽约欧文顿经济教育基金会的高级历史学家。他经常为《自由人》、《华尔街日报》、《美国观众》以及其他出版物撰写文章。
我认为，这本书有助于证明《罗斯福是80年世纪共祸的祸首——拜登还要再救习近平》的主题，值得一读。
第一章 神话的形成：罗斯福与“新政”
第二章 罗斯福的政治手腕与野心
第三章 是什么引发了大萧条？
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
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
第六章 失业者并未真正受益
第七章 更多失败的公共计划
第八章 干预金融
第九章 以保护工人的名义损害劳工利益
第十章 奇高的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第十一章 罗斯福的私人武器
第十二章 当资助变成政治工具
第十三章 罗斯福并不总是赢家
第十四章 罗斯福的欺骗行为对总统职位的永久性损害
第十五章 罗斯福本应做的事
第十六章 是什么终结了大萧条？
第十七章 历史学家们错了
第十八章 新政对当今美国的影响
《罗斯福新政的谎言》·伯顿.W.小福尔索姆
简介：《New Deal of Raw Deal? How FDR’s Economic Legacy Has Damaged America》
这是一本批评罗斯福新政的书，它用大量事实证明，大萧条时期的政府政策的确延缓了经济的复苏, 甚至对当今的美国仍有负面影响。而且罗斯福和新政的力量，已经永久性地改变了美国的政治和经济生活。
缘起：有感于前几日与madox的交流，对当今美国向社会主义极速滑落，道德的下降感到困惑。受到鼓励，将近半年来看过的书，文章做一笔记，有助于理解美国政治变化的脉络。
之所以从罗斯福新政介绍起，因为正是美国进步左派理念占上风，逐渐背离美国建国基础的拐点。
从伍德罗.威尔逊任总统期间开始，被美国人信奉的“进步主义历史观”与美国建国之初的制宪者理念，实际上是不同的两种自由观（以后会展开说的）
制宪者：
重视的是程序而不是结果
我们不会有完美的社会（那是不完美的人类永远都无法实现的梦想），但我们能为人们提供运用各自天赋的人权去获取财富和个人幸福的机会。其结果可能是明显的收人不平等，但严格程序将确保每个人都有机会；
制宪者认为应该限制政府的权力，以保护公民权利。制宪者们对人的本性心存疑虑，在制宪者的历史观里，并不存在良好愿望这件事。宪政论者相信，跟政府比较起来，纳税人才是自己钱款的更好的管家；
宪政论者强调忠于程序，服从规则，强调义务与正直的重要性。规则的持续实施，就意味着人们知道该期待什么，如何安排自己的事务和生活；
诚实的领导人有助于确立制度的连续性，是人们效法的榜样。在宪政论者看来，总统最好还是别提什么乌托邦，而应按制度办事，恪守义务的约束，起好模范带头作用，好让千千万万美国人能够作出自己的经济选择，遵循供求规律，而不是授权少数决策者按照他们认为符合公共利益的方式来确定价格和安排生产。
伍德罗.威尔逊和罗斯福-“进步主义历史观”
重要的是结果而不是程序；
他们认为分权的唯一后果，就是造就了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
美国需要一个强有力的行政机关，以用公共政策的形式实现公民利益；
总统是意见领袖，是“国家真正立场和目标的代言人”，而国家所需要的是“一个与公民要求更为契合的人”， 一个了解其时代和国家需要的人。进步主义者对总统或者小部分政府管理人员能够运用政府为美国人创建美好生活、维护公民自由这一点乐观不已；
为了履行责任，就必然需要扩大政府的规模，向某些公民征税，以向另一些公民提供新的“权利”；
结果比程序更重要，良好的愿望比保护天赋权利更重要，计划和新的想法比经验更重要。
本书简要概括：
罗斯福开创的新政，具有缺乏计划性，浪费性支出严重和为获取政治利益而投机的特点；
他采取了—系列政府干预经济的措施，大部分举措，对当时和以后的美国都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当今美国广泛建设的政府项目， 都能在新政中找到根源，如农业补贴，最低工资等等。这些措施实际上都阻滞了经济的增长，并导致生产率下降和失业率上升，并未取得预期效果；
基于帮助穷人和失业者这良好而崇高愿望的计划：最低工资法，劳动关系法，社会保障法给人们造成的痛苦和损失，比20世纪美国的其他任何计划都要多。
罗斯福成为利用美国国税局作为政治报复手段的第—人，并通过政府救急援助和资金，国家项目的分配，打击对手，扶持拥护者， 玩弄政治手腕。
其结果是：
在罗斯福头两个任期里，平均失业率都高于12％。20世纪30年代末美国的工业生产总值和国民收人几乎下降了三分之一。直到１９４０年股市还没有从1929年l0月的那个黑色星期二完全恢复过来；
20世纪30年代后八年里产生的国债，比此前150年国债的总和还要多；
１９３３年罗斯福当选总统时，美国人的预期寿命是63.3岁。而且在整个30年代，自杀率都很高。到1940年，经过七年的新政以后，美国人的平均寿命反而降到了62.9岁；
30年代在工业生产，失业，国债和税收的四个指标中，美国的表现极为差劲，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应对大萧条的表现也都好于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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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章节介绍：
第三章：是什么引发了大萧条？
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消极后果。
关税：《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确定了美国历史上最高的关税。
美联储行为失当。宪法授权政府铸造货币并调控其价值。1928年至l929年，美联储曾经四次提高利率。从3.5％提高到了6％。这使商人们很难借到投资所需的款项，因此阻碍了经济的增长。
所有这三个原因都跟政府有关，而非跟自由市场有关。战争债务，高关税和失效的货币管理体系,全都是由于政府的愚蠢所致。
急于找到恢复经济的办法的罗斯福，死抓住消费不足的概念不放，并把改善消费不足作为竞选总统时的一个杀手铜。他以改善消费不足来对抗胡佛的主张。罗斯福在亚特兰大一次演讲中，谈到了低工资，消费者购买力不足及需要政府介人以便为我们处于混乱中的经济注人活力，并且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国民收人分配系统“。
第四章 价格垄断损害了美国的商业
意在促进工业复苏的《国家工业复兴法案》，极大地阻碍了工业发展。它允许美国的各行业工业家共同确定其产品的价格，甚至包括影响价格的工资和工时。按照美国传统的自由市场制度，企业通过竞争和创新来销售各自不同价格，不同档次的产品的制度被颠覆。按照该法，行业里的商人不论他参加与否，他都受到守则条款的约束；如果他违反了守则，轻者要被罚款，重者会被送进监狱。
钢铁和汽车工业强劲发展的历程，告诉我们三点经验：一是要想让新的，更便宜的产品出现在市场上，必须依靠竞争。二是竞争是确定价格和工资的灵敏的途径。三是许多生意人想避免竞争—确保自己的市场份额。因为价格行业内的垄断，中小企业被排挤，失去创新能力和源泉，导致消费者将会支付更高的生活成本。
这一段强烈建议读小说：安.兰德的《阿特拉斯耸耸肩》（Atlas Shrugged）.本城“文取心”网友力荐，也是我读政经类书籍的起始。
第五章 阻碍农业发展
起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严重的农业危机：一方面是农产品生产过剩；另—方面是农产品的价格过低。罗斯福为农业设计的计划《农业调整法案》，由政府部门确定农产品价格，付钱给农民休耕农地，由磨坊主和农产品加工业主支付大部分费用。结果管理部门膨胀等严重，政治家决操纵农作物的价格，农民获得了利益，消费者却吃了亏。《农业调整法案》成为法律后，食物和布匹的价格都上涨了。因为美国仍然深陷大萧条之中，这就意味着许多贫困的美国人只好饿肚子、穿破衣。由于出售的衣服，牛肉和面包越来越少，纺织企业、肉类加工企业和面粉厂就不得不裁员，这导致了更多的失业。
第六章 失业者并未真正受益
联邦救济和公共事业振兴署并没有真正帮到失业的人，它最终沦为一种政治筹码。那些支持民主党，支持罗斯福的州。往往能获得更多的联邦救济和公共事业振兴署的项目，那些最需要救济的州,则未必能得到相应资助。
制宪者全都视救济为地方的，自愿的事务，宪法也没规定联邦政府在提供慈善方面有任何职责。他们认为如果把救济确定为联邦政府的职责，那么救济过程将被政治化，政客们和需要救济的人就会串通—气，以食物换取选票。这样的援助“会混淆联邦与地方各自管理和照看的事项的界限”。
1933年，罗斯福推行联邦救济政策。他签署了法案，大幅提高了为各州准备的资金。几乎所有的州长和许多市长再次展开游说，想从罗斯福新设立的联邦紧急救济署获得尽可能多的资金。将联邦资金用于地方的救济项目这个历史性的转变，改变了美国人的职业道德。在新政期间，各州觉得应该靠联邦政府来满足他们的救济需要。他们不努力在本地筹款，而是向联邦政府夸大自己的需求，这样，他们就能为本州要来更多的钱，将提高税率以筹措这些基金的成本转嫁到其他州。
联邦政府的3亿美元救济款都是通过向企业和个人的收人征税，以及通过向汽车，香烟和电影票征收消费税得来的。不论给予救济的正当依据是什么，救济基金最后都成了政府玩弄政治手腕的最大、最有用的一笔政治资产。
1935罗斯福年放弃了联邦紧急救济署，设立公共事业振兴署。公共事业振兴署使救济政治化了。按照新的规则，罗斯福总统可以更随意地派发救济款。他在挑选特定项目，确定哪个州将获得联邦救济款这些问题上，有了更大的决定权。它将救济变成了政治家操纵的工具，尤其是那些对民主党未来的胜利很关键，又为两党所争夺的州：比如宾夕法尼亚州，新泽西州等。特别显著的是新泽西州，联邦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基金从穷州肯塔基，田纳西州反流向富裕州：以振兴署支付技术工人的时薪为例，Kentucky, Tennessee等的每小时35美分，摇摆州新泽西的每小时2.25美元，最终民主党在新州大选中取得微弱优势。
第九章 以保护工人的名义损害劳工利益
罗斯福出于保护工人的思考，制定了最低工资法，社会保障计划和劳动关系法，但这些决定却引发了一系列负面效应。
最低工资法
最低工资和社会保障相关的法案的影响—直持续到现在，罗斯福当政之初就赞成这两个法案。事实上，他说最低工资制是他整个规划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它导致该法本想保护的那些人失业。这个法案背后的推动力量，不是贫苦工人，而是新英格兰的那些工资很高的纺织工人，因为他们急于利用政府的力量来保护自己。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美国的纺织工业就已经开始从新英格兰向南方转移。因为南方的生活水平较低，南方的工人能以较低的工资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北方的工业试图阻止南方的工业发展。”南方民主党议员注意到：“如果这个法案（《最低工资法》）能通过，这就等于给南方产品设置了—个关税壁垒。
许多国会议员出于宪法和其他方面的考虑而反对它，因为他们担心它在大萧条时期可能导致更高的失业率，因为它违反了“契约自由”原则。他们认为“1918年的《最低工资法》不过是一部“价格垄断法”。“它禁止双方当事人根据一方意愿向另一方提供服务的价格，在纯粹私人的雇佣关系中自由签约”
该法会对那些技术有限，急于在工作阶梯上迈出第一步的工人造成最大的伤害。
参见视频：
社会保障计划
罗斯福的社会保障计划带来了一系列问题。第—，从1937年到1940年，雇主和雇员都要向政府缴付一定额度的社会保障金，导致失业加剧，延缓了美国从大萧条中恢复的进程。。第二，从财政的角度来看，社会保障计划不可靠。它跟寿险保单不同，工人必须得活到62岁才能得到福利，而1930年美国人的平均寿命才是60岁。罗斯福解释说: “我猜想从经济的角度考虑你是对的，可是这个税根本就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个政治问题。 有这些税款在国库放着，任何政客都不敢取消我的社会保障计划。”并阻止了克拉克修正案（允许私营企业退出政府的社会保障计划）
劳动关系法
新政期间，劳资关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大萧条之前，“契约自由”是根本的原则。“不管集体谈判有什么优点，除非双方都是自愿的，否则它根本不能说是谈判。最高法院大法官马伦·皮特尼在1917年写道：“要允许工人组建并加人工会，通过工会跟雇主进行谈判，要允许工人独立于工会，并允许一些雇主不去雇用忠诚于或者服从于工会的任何人。”
《国家劳动关系法》（也叫《瓦格纳法》）为大力改变工人的状况，从根本上改变了契约自由的原则。规定雇主不得阻止任何工会的组成，不得以工人是工会会员为由解雇他，而且应当同意与工会代表举行集体谈判。如果某个行业30％的雇员想组建工会，他们就可以投票表决，无论他们选择哪个工会，该工会就是所有工人的代表。行业里所有的雇员必须是那个工会的会员，在与雇主谈判时必须由工会代表工人进行谈判。
《瓦格纳法》显然偏爱工会。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随着组建工会的步伐加快，美国的罢工事件层出不穷。在新组建了工会的行业中，许多工人的工资当然也增加了。但是，从大萧条和整个就业的角度来看，新的劳资关系也有问题。因为对许多企业来说，过高的工资对于生产经营来说是沉重的负担，所以只要有可能，企业就会减少雇工其雇员总量。工会一般都歧视黑人，因此黑人从新的劳动关系法中得到的好处最少。美国产品在世界市场的竞争力也因此下降了。该法还减少了销售量和工作机会，这些都延长了大萧条持续的时间。
第十章 奇高的消费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
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消费税的征收是一种退步，因为它对低收入者的打击要比对高收入者的打击大得多。罗斯福政府所征收的消费税更是如此。
罗斯福当政时期，消费税征收范围越来越广，消费税税率越来越高，消费税成了财政收入的主要组成部分。
他也疯狂地向富人征税，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也奇高。这让很多富人为了逃避交税而减少投资，或者是打擦边球降低应付税的收入，进而延缓了经济复苏。比如1935年的《税收法》是他在第一阶段的一个大动作。该法规定对企业所得征收累进税，对大型遗产征收70％的税，还规定要征收赠予税，并新增了对超过500万美元的个人收人部分征收79％的所得税。
罗斯福的下一个动作，是对企业所有未分配的利润征税。该法的意图是强迫公司以红利和工资的方式分配利润，这样政府就能够对红利和工资征税。可是许多公司更愿意将利润留在企业，以扩大生产规模，购买新的设备，进行新的研究和改进工作。
深陷大萧条之时，罗斯福想通过赤字支出刺激经济的发展。他还相信高税率能产生财政的高收人，以便于政府计划者能够扶植工业、减少农业产量、将救济事务联邦化。结果导致他执政期间产生的国债，比此前150年国债的总和还要多。
第十一章 罗斯福的私人武器
艾略特·罗斯福说到他那位著名的父亲时讲：“我的父亲可能是利用美国国税局作为政治报复手段的第—人。” 美国国税局成了罗斯福惩治反对者的工具。对于那些支持者，即使其税务问题很严重，罗斯福也可以保护他们；而对于那些相对清廉的人，如果反对罗斯福，意昧着他们将大难临头。
第十二章 当资助变成政治工具
罗斯福在推行了许多损害经济和美国公民利益的政策之后，还能得到如此高的支持率，很重要的原因是，他掌握着联邦资助款的投放方向。支持罗斯福，就意昧着可以获得高额资助款项。
在新政时期，罗斯福设立了许多新的联邦机构—其中包括《农业调整法案》，联邦紧急救济署，民兵预备役师以及后来的公共事业振兴署。这些项目为美国的选民提供了数百万个为政府工作的机会。罗斯福主要是从有利于民主党的角度考虑，来分配在这些机构中的工作岗位的。罗斯福不光运用资助款帮助民主党人，还用它来惩戒那些不听话的国会议员。“钱款，时间和努力不能浪费，只应用于那些只有50％把握的州，以便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多的选票。”
罗斯福＋联邦资助＝连任
其他：
口口声声说着自由主义的罗斯福，对推进黑人的民权运动却几乎什么也没做。1937年和1939年，他拒绝批准那个被南方的民主党参议员以拖延战术阻挠的反私刑法案；还公开拒绝支持—项废除人头税的宪法修正案（几十年来，人头税一直是剥夺黑人选举权的手段）。
在我看来，其实所有“罗斯福新政”都是宣传口号。这些“新政”都是胡佛时代的翻版。《罗斯福新政的谎言》就可说明，罗斯福 4 年新政的内容大多来自胡佛，但是他一意孤行、不计副作用，最终把好事变成了坏事。到1936年，经济危机再现，股票大跌，说明所谓“罗斯福新政”失败。
现在拜登政府也是沿袭了罗斯福的这个路子，对外绥靖共产党，对内花钱买选票。
（二）
回到1932年，深陷金融危机的美国举行了总统大选，小罗斯福击败胡佛成为美国第32任总统，也是罗斯福家族的第二位美国总统。
小罗斯福上任时，经济大萧条正席卷美国，工厂停工、银行倒闭、农民破产，他却表现出了绝对的自信，他告诉美国人民：
“我们唯一害怕的就是恐惧本身。”
他声称，“百日新政”全面恢复了公众对政府的信心，在他第一个任期快结束时，美国国民收入达到50%的增幅，1936年他再次当选总统。
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此时的美国盛行孤立主义，小罗斯福虽然在1940年总统竞选时表示美国不介入国外战争，但他主张对希特勒采取强硬手段，并且提出美国可在财政上对盟国给予支持的法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小罗斯福打破传统连任第三届。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向日本宣战。参战后，小罗斯福动员全部工业力量从事军事生产，生产力为日德的总和，1944年达到轴心国的两倍，并且正式制定了代号为“曼哈顿”的绝密原子弹制造计划。
1944年，小罗斯福以53%的得票率第四次当选为美国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连任超过两届的总统。
1945年4月，在第四次连任总统后不久，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的他在修养期间突发脑溢血离世。
谢选骏指出：以上就是“官方历史”对罗斯福的溢美之词，“主流历史学家”也认为，小罗斯福与华盛顿、林肯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三位总统。但我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三人正好处在历史关口。而罗斯福本人却是一个“利用危机、篡夺国家”的人。就是这样，罗斯福新政的谎言就成了真理。
【49、罗斯福昏庸在雅尔塔会上】
美国沃克斯网站2015年2月4日发表文章，题目为《雅尔塔会议上的美酒、臭虫和卫生间》，作者为菲尔·爱德华兹，全文编译如下：
有时候，国际外交涉及检查有没有虱子。70年前1945年2月4日，雅尔塔会议开幕。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和约瑟夫·斯大林在一周之内就规划了战后世界的命运。他们必须要把一个被战火撕裂的大洲缝合起来，并在此过程中妥协彼此竞争的国内和国际利益。但是，他们也不得不在一个地方共同度过一周，这意味着聚餐、喝醉以及躲开臭虫。
雅尔塔是克里米亚半岛的一处旅游胜地，要去那里极为困难，按照美国国务院的记录，丘吉尔曾说：“全世界都找不出比这更坏的地方。”
那次会议一半是走钢丝般的国际谈判，一半是狂欢派对。每位领袖及随行都各居一宫：利瓦季亚宫接待富兰克林·罗斯福和美国人；丘吉尔一行住在沃龙佐夫宫；斯大林和随行人员住尤苏波夫宫。从某种角度说，三巨头过得很奢侈。
但是，在这些奢华之外，他们也不得不面对拥挤的居住空间、满目疮痍的战后景象和种种远离家乡的琐碎烦恼。据说，丘吉尔把雅尔塔称作“阎王的度假地”。宴会的菜一道接着一道，可上卫生间得排几小时的队。
雅尔塔是一个“肮脏的”外交悖论：有时候，决定历史的协议并非就那么达成了，而是需要很多的闲聊和烈酒。
有些代表在雅尔塔感受到了历史的压力，丘吉尔却借此机会大喝特喝。丘吉尔喜欢晚睡，像雅尔塔的很多与会者一样，他在房间里也有一瓶富于异国情调的烈酒——伏特加。罗斯福的顾问哈里·霍普金斯的文章称，丘吉尔还认为，威士忌“能治斑疹伤寒，并且对虱子有致命的作用”。
他还自带了最喜欢的雪茄匣，随行人员随时向他供货：里克·阿特金森的书《末日的枪》里说，英国人当时带了500支雪茄。
无论算不算宫殿，雅尔塔的设施都不适合接纳数百人居住，这包括卫生间。在利瓦季亚宫，100多人只有九个卫生间。额外的卫生间是在一个鹿苑里挖沟“修建”的。
利瓦季亚宫按理说做过去虱处理，但像安娜·罗斯福说的，臭虫、虱子和其他“恐怖的爬虫”泛滥成灾。就连吃饭也不安全，因为蚊子躲在桌子底下。在整个雅尔塔之行，美英代表团都瘙痒难耐，他们的解决办法也好不了多少：士兵们在居住区喷洒滴滴涕。
6到9个人挤一间屋子，床垫像纸一样薄，安娜说，“太薄了，我都能感觉到弹簧”。
领袖们在各自住处举行宴会。无一例外，这都是轻松愉快、觥筹交错的场面，外加一点压抑着的地缘政治紧张气氛。
第一天的宴会后，罗斯福惹恼了斯大林，因为他透露自己开玩笑地叫他“乔大叔”。不过，“乔大叔”克制了受伤感，后来变得比较随和了。
2月8日，斯大林邀请美英代表团到自己下榻的公馆聚餐。外交官埃夫里尔·哈里曼的女儿凯瑟琳·哈里曼说，斯大林“过得很开心，是一位出色的主人，3篇主要演讲都棒极了”。各方都写到，这位主人心情很好。斯大林频频发表漫长的祝酒词（喝得也很多，但谣传他只抿掉一半的伏特加，然后咕咚咕咚地喝水）。
丘吉尔和罗斯福很高兴投桃报李，回报斯大林酒气冲天的赞美。在一轮鸡尾酒后，罗斯福说，当时的气氛仿佛“一家人”。
2月9日那著名的合影之后不久（为照顾罗斯福的残疾，斯大林和丘吉尔也都坐着）雅尔塔又成了一座鬼城。就像约瑟夫·珀西科在《罗斯福的百夫长》以及国务院文件中描述的，他们彼此交换了许多礼物。美国人得到的礼物包括葡萄酒、鱼子酱和劲很大的雪茄，苏联人照例得到纪念章。英美客人得到的建议是，给服务人员香烟、糖果和口香糖而不是小费。
但是，聚会没有持续。2月11日，罗斯福于下午4点匆匆离开，本来计划多待一些时候的丘吉尔也以最快速度走人了。萨拉·丘吉尔称，斯大林也“像个精灵一样消失了”。
就这样，这个臭虫肆虐、酩酊大醉、严重缺乏卫生间的称作雅尔塔的地方载入了历史。（编译/赵菲菲）
美国和苏联、英国、中国四国首脑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后，罗斯福总统就开始着手战后设想，迫切希望在政治方面补充德黑兰会议在军事方面的收获。于是与苏联领导人进行第二次会晤显得非常迫切。
但是众所周知，罗斯福曾患过梅毒造成的脊髓灰质炎，终身残疾，之后瘫痪，坐在轮椅上走完其政治生涯。
从1943年起，开始频繁感冒，他患上了一种由动脉硬化引起的动脉高血压和并发症，其症状表现为，轻微眩晕、动作失调，语言障碍，神经麻痹，脾气变坏，写字不清，常有莫名其妙的疲倦，精神恍惚，头昏眼花，感觉错乱，神智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性格开朗，彬彬有礼而受人赞扬的人，也会变得内向孤僻。
1944年，罗斯福第四次竞选总统，只是在终点线上才险胜共和党的托马斯。杜威，那时他的行动已经艰难，费了很大的劲，才完成就职演说。
丘吉尔抱怨道，“他已经没有他的权力所需要的体力了。”还有人称，“人们思索着，总统是否应该在这次重要的会议前引退，丘吉尔和斯大林是否利用了罗斯福的病。”
罗斯福的神智模糊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想成为和平缔造者，以这样的名义被载入史册，比凯撒更伟大，比苏格拉底更明智。他翻来覆去讲这些东西；二是加重了对对手的误判，特别是对斯大林。斯大林的人格让他着迷，他欣赏斯大林，认为对方也一样爱他。为了使斯大林同意他的看法，他已准备好多做让步。但苏联方面在住宿安排上，将斯大林的别墅排在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以限制美英领导人之间的私下会晤，因为他们将被迫从斯大林的窗下经过。罗斯福的“爱”，显然是一厢情愿。
罗斯福曾经对战后怎样瓜分世界有过设想：“远东归，他在我们的帮助下统治中国，太平洋吗？归美国，非洲？归英国……欧洲，归苏联，我希望斯大林进入欧洲时不要显得太粗暴。”——历史学家们认为，他那时在对外政治方面已经没有看法了，只有几条模糊的建立在幻觉之上的行动原则。
在接下来的八天会晤中，罗斯福经常不在状态，思路分散，稀里糊涂，精力无法集中，甚至会晤时打瞌睡。两个月后，罗斯福与世长辞。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深明罗斯福的意图，罗斯福的每一个提议，都被搪塞、拒绝，直至1944年11月，才提出在敖德萨召开，罗斯福犹豫不决，苏联方面又提出雅尔塔方案，但其实，这里不过比敖德萨少走区区若干公里的路程而已。
罗斯福为何犹犹豫豫？因为身体不行了。
在1942年之前，罗斯福的身体还没有什么其他危機。但从1943年起，开始频繁感冒，他患上了一种由动脉硬化引起的动脉高血压和并发症，其症状表现为，轻微眩晕、动作失调，语言障碍，神经麻痹，脾气变坏，写字不清，常有莫名其妙的疲倦，精神恍惚，头昏眼花，感觉错乱，神智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性格开朗，彬彬有礼而受人赞扬的人，也会变得内向孤僻。
1944年，罗斯福第四次竞选总统，只是在终点线上才险胜共和党的托马斯。杜威，那时他的行动已经艰难，费了很大的劲，才完成就职演说。
赶赴雅尔塔的路途是艰辛的。首先要坐军舰通过寒冷的大西洋，军舰虽性能不错，但设施较差，然后还要坐长途飞机。在路上，他读了一大堆平时喜欢看的侦探小说，也翻看了他收集的邮票珍品，但是却没有打开国务院为他准备的当时世界上领土争执的材料，他感到十分疲倦，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上面去。
几经周折，罗斯福于1945年2月3日抵达雅尔塔。由侍从抱下飞机，抱进汽车，看得出他已筋疲力尽，“脸色难看，布满皱纹，反映出一种极度的疲劳，皮肤发灰，好像半透明似的。”他冷得发抖，神情沮丧，仿佛是个影子，显然正处在危险之中。
如果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上是清醒的，战后世界格局会怎样？
谢选骏指出：人説“雅尔塔会议上的美酒、臭虫和卫生间”，人又问“如果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上是清醒的，战后世界格局会怎样？”——我看这个问题只有“神经梅毒的病理专家”可以回答。
【50、罗斯福是一个毒贩家族的代表】
《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中国观》（《美国研究》2002年第2期 赵志辉）报道：
〔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罗斯福总统从他的外交理念和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又基于他对中国的深刻认识，提出了中国大国地位的思想；但罗斯福并没有真正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他的蒋介石观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严重的损害；他对共产党的认识虽然比较客观，但意识形态的隔阂使他放弃了对共产党的承认和支持。罗斯福的中国观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也存在极大的局限性。·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是中美两国关系史上唯一的战略结盟时期，而作为当时美国外交最高决策人的罗斯福总统，不仅其家族与中国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而且连任四届总统、长达13年之久的执政也使他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对华思想。本文对罗斯福的中国观的探讨，希望能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战时美国的对华政策。
一、罗斯福的中国情结
罗斯福在执政时期，屡次提到他的家族与中国的关系。许多美国史家在分析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时，也都强调这一点。那么，罗斯福与中国到底有怎样的特殊关系？它对美国的对华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罗斯福的外祖父沃伦·德拉诺是一位商人，在1857年美国经济危机中损失惨重。为了发财，他来到中国做鸦片和茶叶生意，达五年之久，获利甚丰。其间，沃伦·德拉诺又将全家带到香港，罗斯福的母亲萨拉·德拉诺因此在中国居住两年，后因回国读书离开中国。[注释]关于德拉诺家族与中国的关系，参见邓蜀生：《罗斯福》，浙江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6页；Nathan Miller, The Roosevelt Chronicles: The Story of a Great American Family（New York, 1979）, pp.182-183.[注尾]德拉诺家族在中国的经商史在罗斯福的脑海中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在他孩提时代的家中，摆满了从中国带回的纪念品，他对外公的在华贸易经历和母亲在香港度过的一段少女生活颇感兴趣，也因而对中国产生良好的印象。担任总统后，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私下，他总情不自禁地谈起他的外公、母亲与中国的关系，也谈及他对中国的情感。正如埃利奥特·罗斯福在其回忆录中写道：“父亲一向对中国人民怀有崇高的敬意，并且对他们的问题和开发他们潜在资源的可能性有浓厚的兴趣。”[注释]Elliot Roosevelt, As He Saw It（New York: Duell,Sloan and Pearce, 1946）, p.158.[注尾]
罗斯福的中国情结的确时常反映在他的对华政策上，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一次是在1933年1月9日，罗斯福还未上任，就约见了当时的国务卿史汀生，表示他支持“不承认主义”的对日政策。罗斯福的顾问如莫利、特格韦尔对他的做法大惑不解，问他为什么接受史汀生的远东政策，罗斯福则津津有味地谈论他的外祖父同中国做生意的故事，然后说：“我总是深深地同情中国人，你们怎么能期望我不同意史汀生的对日政策呢？”[注释]Charles Bear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Making, 1932-1940（New Heaven, 1947）, p.142.[注尾]只是由于当时美国国内外各种因素的掣肘，罗斯福在援华制日政策上不可能走得很远。另一次是在开罗会议期间，当史迪威问起他的对华政策时，罗斯福又大谈其外祖父从前在中国经商的老话：“不错，我们早已和中国交了多年的朋友，你们知道，我也有一段与中国有关的历史。我祖父到过那里……他赚了100万美元……”。满腔怒火的史迪威在他的日记中写道：“老天爷，他真是糟糕透顶，我们走出门的时候快要呕吐了。”[注释]Theodore H.White, ed., The Stilwell Papers（New York: William Sloane, 1948）, p.251.[注尾]
对罗斯福中国情结颇有微词的并非史迪威一人。许多人认为，罗斯福“在中国事务上感情用事、肤浅、不现实”。[注释]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下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761页。[注尾]英国外相艾登抱怨道：“我们有强烈的印象，认为只是由于他们对中国的感情，总统才力图引导他的人民承担国际责任”（指罗斯福主张建立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组织——笔者注）。[注释]安东尼·艾登：《艾登回忆录》（清算，中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657页。[注尾]其实，罗斯福的中国情结并不是一种浅薄，而是一种深思熟虑的策略。他之所以“把那些早年的对中国所有事物的持久感情作为他对华政策的基础”，[注释]罗伯特·梅斯尔：《罗斯福、杜鲁门和中国》，袁明、哈里·哈丁主编：《中美关系史上沉重的一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99页。[注尾]除了由于他的家族和中国的贸易关系，还有两个更重要的原因。
首先，罗斯福通过宣称他对这个追溯到先辈们的话题有着长期亲身的了解，以确定自己对中国政策的垄断。[注释]罗伯特·梅斯尔：前引文，第99页。[注尾]罗斯福总是派特使访华，在中美之间建立特殊的联系，而不是依靠国务院的官员。通过这种“特使外交”，罗斯福直接控制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从1938年到1945年他去世时为止，罗斯福先后派出大约十多个特使，充当他在中国的耳目，”[注释]迈克尔·沙勒：《美国十字军在中国（1938-1945）》，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3页。[注尾]其中有些人对罗斯福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其次，更重要的是，罗斯福的中国情结源于他对中国的深刻认识。
（1）他认识到中国不仅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而且是一个热爱和平的伟大民族，它“既不会侵略，也不会成为帝国主义”。[注释]安东尼·艾登：前引书，第657页。[注尾]1941年3月14日，罗斯福与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会谈时指出：“有数千年悠久文化的中国，日本是不可能加以统治的。”[注释]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2册），台北·中央日报社，1978年版，第148-149页。[注尾]他希望中国逐步走向民族独立，建立一个“新中国”[注释]参见Edgar B.Nixon, ed., Franklin D. Franklin Roosevelt and Foreign Affairs, 1882-1945,（Cambri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Vol.II, p.306.[注尾]
（2）罗斯福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历史已发展到一个转折的关头。尽管中国当时还很贫穷和落后，但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复兴即将到来。许多人对他这种“浪漫的中国幻想”不可思议，但他对此仍矢志不渝。在公开的外交场合，他多次强调：就人口而言，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就领土而言，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虽然它因长期的治理不当而蒙受了挫折，目前的地位软弱，但这个拥有五亿勤劳人民的古老大国注定要成为远东的强国，为人类的文明与发展作出贡献。 [注释]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与斯大林的谈话、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期间与中国代表顾维钧的谈话，以及与他的儿子埃利奥特·罗斯福的谈话中都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参见Unite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ed., Foreign Relatl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hereafter cited as FRUS）, 1943, The Conference at Cairo and Tehran（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1）, p.532；巴巴拉·W·塔齐曼：《史迪威与美国在华经验》（1911-1945），重庆出版社1997年版，第310页；《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413-414页。[注尾]
（3）在对华政策上，罗斯福认为，时代的发展要求美国应该重新定位它的对华关系。就像他对副国务卿韦尔斯所说的：殖民帝国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为了自身的安全，西方世界必须抛弃亚洲人是劣等民族的看法。平等地对待中国是防止未来东西方之间产生根本对立的最好办法。”[注释]Sumner Welles, Seven Major Decisions（London: Hamish Hamilton,1951）, p.153.[注尾]1943年，罗斯福不仅签署了《中美新约》，而且敦促国会废除歧视中国的“排华法案”。此外，他还在开罗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上多次要求丘吉尔将香港归还给中国，因为“那里的居民90％以上是中国人，加之又十分靠近广州。”[注释]FRUS, 1943, 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ran, p.554. 《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14页。[注尾]
当然，探讨罗斯福的中国情结的同时，并不影响对其中国政策作全面的评价。尽管罗斯福总统对中国表示同情，但他的对华政策无疑要服从于美国的国家利益。1934年，罗斯福为了缓和美国的金融危机，采取提高银价、收购白银的政策，这使实行银本位的中国深受其害。尽管中国政府一再抗议，并提出交涉，罗斯福却丝毫不为所动，他宣布这个问题是“中国自己的事，并非我们的事。他们如果愿意，尽可制止白银外流，而我们不能只因为中国人不能保护自己就改变我们的政策。”[注释]孔华润：《美国对中国的反应》，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2页。[注尾]在整个30年代，尽管他不时侈谈对中国的感情，但他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对中国的命运并不关心，认定美国在华利益微不足道，他不愿承认日本霸占中国会危及美国的利益。[注释]孔华润：前引书，第138-139页。[注尾]
二、罗斯福的中国大国地位思想
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有两个方面：一是他的军事战略，即联合中国对日作战；二是他的政治战略，就是承认和支持中国的大国地位。因此，扶植中国的大国地位是罗斯福对华思想的重要方面。具体地说，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注释]美国国务卿赫尔谈到战时美国对华政策时说：“对于中国，我们有两个目标：第一，有效地共同对日作战；第二，在战时和战后，为了筹建国际组织和在东方实现稳定和繁荣，承认和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与俄、英、美三个强大的西方盟国具有同等地位的大国。”笔者认为，赫尔的言论较客观地概括了抗战时期罗斯福的对华政策。参见Cordell Hull, Memoirs of Cordell Hull, Vol.I（New York: Macmillan, 1948）, p.1583.[注尾]
首先，罗斯福相信，通过抗战，中国在战时和战后将成为一个军事大国。他认为，虽然中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但是人口众多，地域辽阔，资源丰富，加上美国现代化的武器和装备，便可造就一支所向无敌的战斗力量，在击败日本法西斯的战斗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回答英国首相丘吉尔对中国抗战力量质疑时，罗斯福说：中国有五亿人民，如果这样众多的人口能像日本在前一世纪里那样蓬勃发展起来，并且取得现代化武器，那时候会怎样呢？[注释]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8页；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四卷），时代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注尾]
依照罗斯福的对华军事思想，中国军事力量的强大不仅是战时的需要，也是维持战后亚洲和平与安全的需要。由于中国在对日作战中的重要性，在美国的援助下，中国将不仅为反日本法西斯战争作出重大贡献，而且也将因此崛起为一个军事强国，成为美国在远东的军事屏障。美国曾设想在中国的领土上建立强大的反苏军事基地。开罗会议前夕，罗斯福和美国军方就曾建议蒋介石讨论借助租借法案为中国训练和装备90个师的问题。据美国史书披露，此举是希望“在远东建立一支能够在西伯利亚与红军对抗的强大军队。”[注释]Charles F.Romar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Command Problems（Washington D.C., 1956）, p.58.[注尾]可见，中国的军事崛起是罗斯福中国大国地位思想的重要基础。
其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在政治上一直积极支持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注释]关于罗斯福政治上支持中国大国地位，请参见拙作《也谈开罗会议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折》，《世界历史》2000年第2期。[注尾]具体表现为：
第一，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罗斯福认为，中国将取代日本，作为战后东亚的主要大国。因为通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必将崩溃，“日本将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失去作为一个东方大国的资格，唯一真正的东方大国就是中国了……因而，如果要确保远东稳定的话，任何安排都应以中国为中心来进行。”[注释]Cordell Hull, op.cit., Vol.II p.1587.[注尾]他说：“在将来，一个仍然不可战胜的中国将不仅在东亚，而且在全世界，起到维护和平与繁荣的适当作用。”[注释]FRUS, 1942, China, pp.44-45.[注尾]他认为，中国应同美、英、苏三大国一道，共同承担维持国际社会和平的职责，尤其在亚洲，发挥其特殊的领导作用。
第二，罗斯福认为，中国将是战后的主要托管国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严重冲击了亚洲的殖民体系。在讨论殖民地的未来时，罗斯福评论道：“白人国家不能再指望长期占领这些殖民地”，但是既然他们还没有准备自治，那么最好建立国际托管制，由中美英苏四大国共同管理。[注释]Akira Iriye, Power and Culture：The JapaneseAmerican War, 1941-1945（Cambri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53-54.[注尾]在战后亚洲，面对摆脱宗主国统治的殖民地托管问题，美国需要一个强大、友好的中国帮助它，中国将是联合国在亚洲的重要托管国。
罗斯福的中国大国地位观集中体现了他的国际关系理念——集体安全的思想，这是威尔逊自由国际主义政治哲学的继承与发展，其核心是成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集体安全而非结盟、以和谐而非均势为基础建立国际合作秩序。与威尔逊国际联盟不同的是，罗斯福倡导的联合国是以“警察委员会”作为支柱，他设想把世界划分为几个地区，每个地区都有一个或几个大国维持秩序，这些大国在本地区具有特殊的权利和责任。然而，罗斯福主张各个地区都是开放的，而不是封闭的，这样从全球来看又是一个门户开放的世界。罗斯福认为，美、苏、英、中四个国家可以担当大国的角色，美国主宰西半球，英国管理西欧，并托管其前殖民地，苏联维护东欧及东北亚地区的安全，中国在亚洲，尤其在远东地区发挥作用，而有关全球性的和平和安全问题，四大国将共同协商解决，这就是罗斯福的“四警”制思想。
罗斯福的中国大国地位思想表明：中国是实现罗斯福的战后世界集体安全的主要国家之一，美国扶植中国的大国地位，并成为战后“四警”中的一员，正是这个集体安全计划的一部分。
罗斯福关于中国大国地位的构想并非是为了中国的崛起，它不仅体现了罗斯福的外交理念，更重要的是反映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首先，罗斯福的中国大国地位思想符合美国的政治利益。尽管罗斯福不断地强调大国合作，但他现实地意识到美国和其他国家冲突的不可避免性。因此，他极力拉拢与美国矛盾较少的中国合作，以保证在与英、苏的对抗中占上风。中国不仅可以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成为遏制“苏联共产主义扩张”的力量，而且将阻止苏联势力在远东的渗透。在坚持中国成为大国理事会的成员时，罗斯福总统对艾登说：“当我们与俄国发生严重的政策冲突时，中国将毫无疑问地站在我们一边。”[注释]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350页。[注尾]在对英关系上，中美两国有共同的利益基础，就是瓦解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因此，中国是大国政治中的重要砝码。
其次，罗斯福的中国大国地位思想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中国是美国心目中巨大而潜在的市场，开拓这个市场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如果说，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目标之一是致力于建立一个现代化的中国，那么这种政策绝非像有的学者所说的是利他主义的，而是因为，只有建立一个统一、稳定、民主和适度强大的中国，诱人的中国市场才有可能从“神话”变成现实。理解了这一点，才能真正把握美国对华政策的基本动因。历史学家孔华润指出：“如果要实现在中国扩展贸易与投资的愿望，必须除去帝国主义的枷锁，中国必须实现现代化，对于一个落后的、被列强统治着的中国，美国是没有什么可指望的。”[注释]孔华润：前引书，第193页。[注尾]它只能是美国的“负担”和“潜在的麻烦”。
第三，罗斯福还认为，要使他亲手建立的联合国被世界各国承认，必须使这个组织具有真正的国际性。他说：“中国作为世界组织的最高理事会的一个成员，就会使这个组织具有世界性，而不是纯属欧洲地区，这就有利于把亚洲号召起来，使其效忠于这个组织。”[注释]邹谠：前引书，第34页。[注尾]同时，中国成为世界大国还可以使中国站在西方列强一边，抵消日本关于“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的种族宣传，[注释]约瑟夫·W·埃谢里克编著：《在中国失掉的机会：美国前驻华外交官约翰·S·谢伟思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报告》，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54-155页。[注尾]避免未来东西方之间的冲突。
三、罗斯福的蒋介石观
蒋介石是抗战时期中国政府的领导人，因此，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态度和他的对华政策息息相关。罗斯福的对华政策是以支持蒋介石政府的统治为政治基础的，尽管罗斯福有过怀疑和动摇，但直到他去世为止，他始终没有改变“蒋介石就是中国”的片面看法，给美国对华政策带来了悲剧性的影响。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象征着中国国内的团结和统一，伟大的中国抗战又博得了西方国家的高度重视。伴随着对中国抗战的一片赞扬，蒋介石作为总统无疑成为美国心目中最重要的公众人物，“舆论使他成为民族统一意志的象征”，[注释]《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138页。[注尾]蒋介石的形象开始被过分美化。他的基督教徒身份，与受过美国教育的宋氏家族联姻，及其反共亲美主张都深得美国的好感。蒋介石被视为美国文化熏陶的结果，是未来中国的希望。新闻媒体大王亨利·卢斯通过他的《生活》、《时代》杂志，以极其高超的手法塑造了一个圣徒的形象，这种形象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和中美两国的战略结盟达到了顶点，从1938—1945年蒋介石曾先后六次登上《时代》杂志的封面。
罗斯福对蒋介石的看法不仅深受上述美国公众舆论的影响，而且主要与中国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有关，因此，中美的战略结盟使蒋介石成为罗斯福心目中的一个重要盟国的领导人。从美国的对华战略利益和维护盟国团结的角度出发，罗斯福极力维护蒋介石作为中国领导人的形象。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不久，面对美国政府内部对蒋介石独裁统治的批评，罗斯福在与《西行漫记》的作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不能一提到蒋介石就说他是个“野蛮的头子”。[注释]巴巴拉·W·塔齐曼：前引书，第311页。[注尾]当史迪威和蒋介石发生冲突时，罗斯福站在蒋介石一边，为他辩护。1943年3月8日，他给马歇尔信中的一段评论概括了他在抗战时期对蒋介石的基本态度：
“史迪威对待蒋委员长的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蒋委员长毕竟是中国人，所以我们自然不可能期望他也采取和我们完全相同的处事方法。史迪威说蒋委员长容易发怒，不易对付，以及经常提高（对美国的）要求等确属事实，但其所谓必须以强硬办法对付蒋委员长的主张则显然谬误。我们大家必须牢记，这位委员长历尽艰辛才成为四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袖，从各行各界领导人物中取得此种统一领导地位确非易事，……此种情形我们非一、二百年不能成功，而蒋委员长竟于一极短暂的时间内在中国完成。何况蒋委员长自然必须维持其最高地位，你我两人设身处地亦必如此。他是一国的行政首脑兼最高统帅，对于这样一个人是不能对他痛加训斥，也不可能像我们对摩洛哥苏丹作的那样逼迫他作出某种承诺。”[注释]Charles F.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Washington D.C.,1953）, pp.279-280.[注尾]
为了表示对蒋介石的支持，罗斯福力排众议，在无条件对华贷款、在史迪威和陈纳德的对华战略之争等问题上坚定地支持蒋介石。当中美两国在援华问题上出现分歧时，罗斯福对蒋介石总是采取安抚、迁就的策略，依靠他的“通信外交”、“特使外交”平息蒋介石的怨气，化解双方矛盾。
实际上，罗斯福并不是没有意识到蒋介石的弱点，随着在华外交官、新闻记者与援华军事人员陆续递交大量关于中国的报道，蒋介石的圣徒形象受到了质疑。以史迪威为代表的驻华美国军事官员和以高思为代表的一批驻华外交官和新闻记者提出：蒋介石政府不能完全代表中国，美国对蒋介石的支持应当是有条件的，当它不符合美国在华利益时，美国可随时推翻蒋介石的统治，并扶持他的异己。这一派的观点在1944年逐步得到了验证，蒋介石政权的政治腐败、经济危机和军事溃败开始充分暴露出来。这导致了1944年罗斯福对蒋介石的压力政策。罗斯福拒绝五亿美元的对华新贷款、逼迫蒋介石无条件出兵缅甸、派美国军事观察团到延安、要求由史迪威统一中国军队的指挥权等等就是这种压力政策的具体体现。[注释]关于罗斯福对蒋介石的压力政策，中外史著已有大量论述，在此不再赘述。[注尾]
罗斯福的压力政策虽然取得一定的成效，但随着美国对华军事战略的转折，中国在美国远东战场的地位大大下降，罗斯福更多地是从政治而不是从军事角度考虑制定新的对华政策。他更关心的是战后中国的统一和稳定，而不是逼迫蒋介石就范。史迪威事件发生后，罗斯福又重新回到无条件支持蒋介石政策道路上来，这种政策一直延续到他去世。与1944年以前支持蒋介石政策所不同的是，罗斯福这时更多的是从战后的政治考虑，而军事上的考虑大大减少了。
综观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政策，除了在1944年的一段时期里采取了压力政策外，在中美结盟的大部分时间里，罗斯福实行的是无条件支持蒋介石的政策。“蒋介石就是中国”的看法，始终支配着他的对华政策理念，而美国对华政策的执行者赫尔利等人在抗战后期又把这种政策推向了极端。魏德迈要求他的下属服从总统的命令，必须支持现有的中国政府，凡是没有得到蒋介石的明确同意，一律不得向中国的任何“分子”提供援助，不管其决定看起来是否明智。赫尔利声称，美国人呆在中国是为了确保一切军事和政治派别都团结在蒋介石的领导之下，[注释]迈克尔·沙勒：前引书，第206、207页。[注尾]这样美国一步步走到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上来。
一方面，罗斯福清楚地知道蒋介石政权的弱点，另一方面，他又坚持“蒋介石就是中国”的看法，这种矛盾的心理是如何形成的？
第一，抗战的需要。罗斯福对蒋介石的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中国人民英勇抗战的基础上。由于中国战区的重要意义，罗斯福非常关心中国战场的稳定，因此他十分担心蒋介石与日本实行单独媾和，破坏美国的远东战略。[注释]B.B.沃龙佐夫：《中国的拿破仑：蒋介石之命运》，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版，第196、201页。[注尾]而由于日本不断发动对华“和平攻势”，试图分裂国民党，他们一方面拉拢亲日反美派的何应钦，另一方面还以汪精卫傀儡政府为中间人诱使蒋介石媾和。美国医药援华局局长斯莱克博士对总统说：中国的士气正在恶化，蒋介石失去权力和中日妥协的危险正在增长[注释]巴巴拉·W·塔齐曼：前引书，第421页。[注尾]。因此为了抗战的需要，罗斯福承认：“目前在中国有谁能替代蒋介石的地位呢？根本就没有其他的领袖。虽然蒋氏夫妇有很多缺点，可是我们还不得不依靠他们。”[注释]Elliot Roosevelt, op.cit., p.154.[注尾]
第二，东亚政治合作的需要。在维护战后东亚的和平和安全、反对欧洲殖民主义、托管殖民地和遏制苏联在亚洲的势力扩张等方面，罗斯福和蒋介石的看法有许多共同之处，罗斯福希望得到蒋介石的合作。罗斯福担心，一旦蒋介石下台，则会严重破坏他的战后和平体制计划，况且为了限制苏联的影响与扩张，他不能欢迎出现一个中共政府的前景，罗斯福必须支持成立一个在蒋介石控制下联合政府。[注释]参见罗伯特·达莱克：前引书，第762-763页。[注尾]因此，罗斯福明知蒋介石政权腐败无能，但在大国会议上，罗斯福不断提高蒋介石的身份，吹嘘他是一个大国的领袖，以赢得他在国际政治上的合作。
第三，罗斯福乐观地相信，一个经过改革的国民党中国可以同美国合作，保证战后亚洲的稳定。而要改造中国，非蒋介石莫属。罗斯福说：“尽管蒋介石的军事眼光有局限，他的军队仗打得不好，但他是中国唯一能使中国军队在战场上与日本作战并在战后把中国人民团结在一起的人。”[注释]Sumner Welles, op.cit., pp.150-151.[注尾]因此，从长远眼光看，“美国必须支持和迁就蒋介石。”[注释]迈克尔·沙勒：前引书，第99页。[注尾]
罗斯福的扶蒋政策表明：他对蒋介石的认识是肤浅的。[注释]1945年3月3日，罗斯福在同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承认：“蒋这个人——我根本没有接触到他的思想。”引自裘克安编：《斯诺在中国》，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72页。[注尾]他用美国的政治传统和文化观念来解读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便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误读，给两国关系的发展带来损害。比如，妥协是美国政治中司空见惯的现象，因此，罗斯福“无法理解国共斗争的尖锐性，他们为什么不能像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那样合作呢？”[注释]Gaddis Smith, American Diplomacy During the Second World War, 1941-1945（New York: Alfred A.Knopf,1985）, p.11.[注尾]“共产党人和国民党的党员都是中国人，他们基本上是朋友，朋友之间总有商量的余地。”他还认为，如果双方不能够一致，他们可以“找一个朋友”斡旋，并且表示他可能充当那个朋友。[注释]《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一辑），第573页。[注尾]罗斯福固执地认为：国共两党妥协，组建联合政府是顺理成章的事。他还错误地认为，蒋介石独裁政府可以改造成为其心目中的自由民主政体，他没有认识到专制的国民党在政权问题上是坚决不与共产党分享的，联合政府是不可能的事。美国无条件地一味支持蒋介石政权，只会导致其对华政策的失败。
四、罗斯福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
抗战时期，罗斯福对共产党的看法和当时美国对共产党的政策是不完全一致的。二者之间既有相同的方面，也有不同的方面。这大抵有两个原因：一是美国对共产党政策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而作为罗斯福总统个人对共产党的看法是相对独立的；二是因为罗斯福去世时，抗战仍未结束，罗斯福虽然采取扶蒋的政策，但对中共采取了基本上联共容共的态度。从1945年4月罗斯福去世到抗战胜利，虽然只有短短的几个月，但对华政策有较明显的变化，美国反共的倾向逐渐明显。但总体看来，罗斯福本人对共产党的认识是比较客观的。
第一，罗斯福对共产党的认识。
首先，罗斯福认为，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和主张含有民主的、进步的成分。尽管他始终难以确定中国共产党是否仅仅是“土地改革者”或是“人造黄油式”的共产党，直到1945年3月，他还询问记者埃德加·斯诺：中国共产党是“真正的共产党吗？”“俄国人在指挥他们吗？”[注释]罗伯特·达莱克：前引书，第763页。[注尾]但他从派往中国的特使递交的报告中了解到，共产党在解放区实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卓有成效；共产党提倡政治民主、实行男女平等深受群众欢迎；他们要求维护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的主张是符合反法西斯战争形势的，也符合美国的对华战略。因此，罗斯福“赞同他们（指共产党）对农民、对妇女与对日本的态度”。[注释]董显光：《蒋总统传》（第三册），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2年版，第455页。[注尾]1943年8月，他告诉宋子文：“我真诚希望……不要对八路军使用武力，在他们身上，存在着合理社会主义和民主的萌芽，你不要毁灭这些有价值的思想。”[注释]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oong and Roosevelt, 30 August 1943, T. V. Soong Papers box 32.引自Liu Xiaoyuan, A Partnership For Disorder: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ir Policies for the Postwar Disposition of the Japanese Empire, 1941-1945（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117.[注尾]
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在国共谈判中提出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等合理要求，都被蒋介石以各种理由拒绝。在评价国共谈判时，罗斯福说：蒋介石对延安要求的基本权利保证“提出了一些十分荒谬的反对意见”。在他看来，延安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注释]裘克安编：前引书，第172页。[注尾]罗斯福的这个认识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其次，他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抗日的部队。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告诉他的儿子：“蒋介石想使我们相信中国的共产党并无抗击日本军队的行动，但是我们所了解的却与他所说的完全不同。”[注释]Elliot Roosevelt, op.cit., p.163.[注尾]1944年当国民党战场大溃败时，为了挽救中国军事危机，罗斯福大胆要求蒋介石允许派遣美国军事团到延安。尽管罗斯福的目的有各种各样，但这个事件本身已经说明，不管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是什么，他相信，既然共产党是坚持抗日的，美国应该给予支持。
第二，罗斯福任内坚决主张国共合作，建立联合政府。
中国共产党“团结内外、一致抗日”的一贯政治主张符合美国的对华政策，因此，罗斯福坚决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早在1941年2月8日，罗斯福在致蒋介石的信中说：“在万里之外的我们看来……这所谓共产党与国民政府间，相同之点殆多于相异者。我们希望双方能够消泯歧见，更密切合作，以有利于对日本作战的共同目标。”[注释]董显光：前引书，第455页。[注尾]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罗斯福更加关注中国的政治局势，他害怕国共关系的日益恶化将导致内战。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在回顾他于1943年9月与罗斯福总统的一次谈话时讲到，罗斯福对中国的政局表示担忧，但是他（罗斯福总统）最担心的是在击败日本后爆发内战；那时的危险是苏联将站在共产党人的一边进行干涉，西方列强将出于自身的利益被吸引或者被迫而支持反共的一方。他说，那时我们就可以看到与我们曾经目睹的、内战中的西班牙十分相似的情景，所不同的是战争的规模更大。[注释]Sumner Welles, op.cit., pp.151-152.[注尾]
为了防止国共分裂，在开罗会议上，罗斯福的重要议题之一就是劝说蒋介石维持国内统一。与蒋介石会谈后，罗斯福告诉他的儿子：蒋介石“不能解释他为什么把大批最精锐的军队屯在西北部——红色中国的边境上。”[注释]Elliot Roosevelt, op.cit., p.142.[注尾]为了迫使蒋介石就范，罗斯福以支持中国收回英国在上海、广州等地的治外法权为条件，要求蒋介石“还在战争继续进行的时期，与延安的共产党人组织一个联合政府”。[注释]Elliot Roosevelt, op.cit.,p.164.[注尾]从目前已揭秘的档案来看，这是罗斯福第一次提出建立国共联合政府的主张，也是抗战时期提出建立国共联合政府的第一个人。[注释]1944年9月，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发展，开始明确提出建立国共联合政府的主张。[注尾]
1944年，罗斯福采取一系列行动促成国共联合政府的建立，其主要表现在：派遣华莱士访华，直接调处国共矛盾；派遣军事观察团到延安；建议蒋介石交由史迪威统一指挥包括共产党军队在内的所有中国军队；委任赫尔利主持国共谈判。面对难以弥合的国共两党纷争，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对斯大林说：在他看来，责任主要在国民党和重庆政府，而不在所谓的共产党。[注释]赫伯特·菲斯：《中国的纠葛》，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71页。[注尾]罗斯福在当时作出这样实事求是的评价的确难能可贵。直到1945年3月3日，罗斯福仍没有放弃他的努力，他告诉埃德加·斯诺：“我一直同那里的两个政府打交道，我打算继续这样做，直到把他们两方拉到一起为止。”[注释]裘克安编：前引书，第173页。[注尾]蒋介石对罗斯福在共产党问题上的看法极为不满，罗斯福去世后的第二天，他在日记中虽然给予罗斯福很高的评价，但仍坚持认为，罗斯福对共产党采取了“绥靖”政策。[注释]Cornelis A. vanMinnen and John F. Sears, eds., FDR and His Contemporaries: Foreign Conceptions of an American President（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2）, p.142.[注尾]
罗斯福坚持国共合作，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蒋介石反共的野心，延缓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时间，有利于中国的政治稳定和团结抗战。当然，他不可能完全支持和承认一个与自己意识形态相反的政党，这不仅与美国的政治传统和文化观念有关，也是由当时美国的国家利益所决定的。他所提倡的联合政府也是蒋介石主导下的联合政府。所以，到抗日战争后期，随着中共力量壮大，罗斯福从美国的全球战略考虑，为了保证在中国建立一个非共产党国家，他一方面维护蒋介石政权的主导地位，另一方面，又从国际上寻求苏联和英国对蒋介石的支持，孤立中国共产党。他错误地以为，一纸雅尔塔协定便可使中国共产党就范[注释]罗伯特·达莱克：前引书，第741页。[注尾]，但中国共产党决不会因为苏美都放弃对他的支持而松懈自己的斗志。罗斯福的悲剧在于，“在他努力要在中国建立一套新秩序时，就把美国与一个腐朽的政府结了盟，这个政府类似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发现把自己拴在奥地利那具‘僵尸’上一样。”[注释]迈克尔·沙勒：《20世纪美国与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注尾]事实证明，罗斯福的扶蒋政策遭到了失败。
五、对罗斯福中国观的评价
在评价罗斯福的对华思想时，首先应当看到，罗斯福是一位具有远见的政治家，他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采取现实主义态度，适时调整美国对华政策，公正客观地对待中国和评价中国的抗战，采取树立中国大国地位的政策。美国史学家詹姆斯·伯恩斯认为：“罗斯福把中国看作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和自治的亚洲国家体制中的主要支柱，因而是他的自由战略的最高范例和试验。”[注释]James MacGregor Burns, Roosevelt: The soldier of Freedom（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0）, p.378.[注尾]罗斯福逝世后，顾维钧在日记中写道：“罗斯福为中国坚定之良友。屡次不顾政府各部部长，尤其军事当局之反对，断然采取有利于中国之决策。……不愧为战时之伟大领袖与理想主义之政治家。”[注释]《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500页。[注尾]罗斯福的中国大国地位思想曾遭到过当时许多政治家（如丘吉尔）和后来的史学家们的嘲讽，面对人们的质疑，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上说：他之所以把中国列为四大国之一，“并不是他没有意识中国现在的软弱，而是着眼于将来，……毕竟中国是一个有四亿人口的国家，我们最好把它当作朋友看待，而不能使它成为麻烦的潜在来源。”[注释]FRUS, 1943 , The Conference at Cairo and Tehran, p.532.[注尾]在雅尔塔会议上，他说：“中国要成为一个大国，至少需要三代人的教育和训练。”[注释]FRUS, 1945 , The Conference at Malta and Yalta, p.544.[注尾]当年丘吉尔把罗斯福的中国大国地位设想斥之为“浪漫的美国幻想”。历史发展到21世纪，中国目前正处于罗斯福所说的第“三代人”时期，13亿人口的中国已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重要力量，与丘吉尔对中国的蔑视相比，所谓罗斯福的“美国幻想”是不是更为明智、更有远见呢？
其次，罗斯福虽然洞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中国历史变革和中美关系重新定位的必然性，但他并没有从根本上抓住这场变革的实质，以至给战时和战后的中美关系带来了悲剧性的后果。罗斯福毕竟是西方政治家，由于他所处的时代和他的视野的局限，他的中国观仍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程度的偏见。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认为：“虽然罗斯福对中国持有某种进步观点，但这一观点也带有某些比较陈腐的保守和传统的色彩，他认为中国人是劣等人。”[注释]矶野富士子整理：《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5页。[注尾]与此同时，他对华政策的前提是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不管历史学家们如何为他辩护，[注释]其代表作是John L.Snell, ed., The Meaning of Yalta: Big Three Diplomacy and the New Balance of Power（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6）, chapter 4.[注尾]他在雅尔塔会议上的秘密交易损害了中国利益的事实是无法改变的。在此，我们只需引用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的一段话就可说明问题。赫尔利于1945年2月底看到雅尔塔条约副本之后，为太过离谱的内容而大吃一惊，乃抄录了原文，在空白之处写出下面一些话送呈罗斯福总统过目：“美国是否有权割让另一个主权国家的一部分领土？是否破坏了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所宣告的一切原则和目标（联合国宣言等）？”[注释]古屋奎二：前引书，第179页。[注尾]
谢选骏指出：人说“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中国观”——我看小罗斯福是一个毒贩家族的代表，他的中国观，就是一个毒贩家族对于吸毒民族的蔑视。黄俄没有辜负这一蔑视，继续信奉割掉中国领土的苏维埃匪帮及其马列主义。
【51、罗斯福是个受贿大王】
《俄媒：苏联为买军火曾贿赂罗斯福》（朱剑利 2013-03-19）报道：
1930年代，为利用美国技术建造新型军舰，苏联领导人特批从国库划拨50万美元的“行政经费”（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供一家苏联外贸公司使用，以便打通美国高层关节。但这笔钱最终打了水漂，并连累不少人获罪，俄罗斯《权力》杂志日前刊文披露了这段秘闻。
1924年，苏联在美国注册成立了阿姆外贸集团公司，专门从事苏美贸易。当时美苏尚未正式建交，阿姆外贸集团公司可以说垄断了两国的贸易活动。到了1933年，在苏联的要求下，同时也是为了迎合热心开拓苏联市场的美国工商界人士，美国新总统罗斯福正式承认苏联的合法性。
当时，美国经济仍然萧条。美国商人都清楚，阿姆外贸集团公司的订单就是苏联政府的订单，意味着苏联政府的财政支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美国人认为，与这家公司签订合同就意味着与一个最敌对的国家开展贸易活动，所以特别警惕向该公司提供先进敏感的军事技术。鉴于此，莫斯科决定建立一个纯美国式的公司，找一个可靠的代理人。
被选中的人叫卡尔普，一个有俄国血统的美国人。卡尔普出生在沙俄时期一个贫穷的裁缝家庭，1911年移居美国后，做过各种杂工，后做起石油生意。上世纪20年代末经济危机爆发后，卡尔普陷入困境，1933年，他不得不把自己的几个加油站低价处理。随后，他决定去莫斯科，看能否找到“在俄罗斯赚美元”的机会。正是在莫斯科，他结识了苏联对外贸易部官员，并受委托开始帮助苏联采购先进设备。
但有不少人对卡尔普的能力表示怀疑。在1936年8月2日向时任苏联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的汇报中，苏联驻美国的军事参赞布尔津尤说：“这个人（指卡尔普）行为举止欠稳妥，令人担忧。譬如，他到任何一个地方都随身携带虽说不是官方正式文件但都涉及我国采购设备的清单，甚至公开给一些有业务联系的企业和转售商看这些文件。这样做严重违反保密条款规定。总之，他一有机会就向人喋喋不休地介绍我国需求情况。”这名参赞还提到卡尔普的特别背景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妻子热姆丘任娜的弟弟。
尽管有人打了“黑报告”，卡尔普仍得到上面的信任。在与阿姆外贸集团公司达成划分采购权限的协议后，他顺利地完成了一些采购任务。卡尔普一有机会就向人们讲他与莫洛托夫的关系，并散布从苏联高层那儿得到的一些重要采购信息，去找他的客商很快便络绎不绝。卡尔普一下子成了一个“神奇”的商人。
1937年5月14日，阿姆外贸集团公司董事会主席罗佐夫向莫斯科发去一份紧急密码文件。文件称：“卡尔普今日向我报告，美国政府已拟订向我出售配置16英寸火炮系统战列舰以及火炮中央控制器的文件。为获得这份文件他需要50万美元用以补偿相关人士。”莫斯科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做这个交易。
苏联方面先划拨了30万美元，后来又增补了20万。这笔汇款的收款人一开始定为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一个重要人物以及总统的助手。此外，苏联人还想将这笔款项交到美国各部委员会负责军工技术产品审批事项的官员手中。事实上，这笔巨额资金最终到了罗斯福总统的儿子手里，为的是通过他将这笔钱送到罗斯福手中。
没想到，卡尔普所办的事情被新闻界曝光了，连续几天美国各大新闻社、报刊都报道说苏联将在美国采购巨额军事装备，很多报刊不惜笔墨将该事件描绘成已经开始执行的订单。此外，在美国国务院办妥向苏联发运军事装备的批文后，涉及采购战列舰相关技术设备的麻烦越来越多。1937年11月3日，莫斯科接到报告说：“卡尔普拿到的批文对采购战列舰专用的涡轮根本不起作用。通用电气作为海军部供应发动机的主要商家，根本不想接受我们的货物订单，而且还必须得到海军部的正式批文。造船厂在媒体的一阵旋风式报道后，也想从苏联贸易代表处拿到战列舰设计费用。”
据档案记载，莫斯科决定还是让卡尔普去做说客，并由苏联商贸代表特罗扬诺夫斯基约见美国总统。1937年11月27日，特罗扬诺夫斯基见到了罗斯福。据他事后向莫洛托夫报告，他向罗斯福抱怨美国海军部对苏方订单态度冷淡，罗斯福则表示会给负责海军事务的长官下指示，总统还建议直接在美国建船坞，并称会按照美国海军现役军舰标准为苏联设计建造战舰专用装甲钢板。
事实上，这件事没有任何转机，在长时间的摩擦后，苏联人既没有得到驱逐舰，也没得到有关驱逐舰的任何技术设计图纸。经过苦口婆心的工作，美国人最后同意苏方带走有关建造战列舰的技术图纸。但苏联专家鉴定后表示，这些图纸完全不符合苏方的技术要求。
1938年，美国国会成立了一个专门调查反美思潮的机构，卡尔普引起该机构的高度关注。他后来供出使用50万美元的细节，他本人从中擅自扣留了 10万美元。卡尔普的姐姐热姆丘任娜也未能幸免，1939年被控与“人民公敌”合作。1940年，阿姆外贸集团公司董事会主席罗佐夫被捕，被指控从事间谍活动，不断向卡尔普拨付苏共政治局决定的境外行政支出款项。1945年年底，美苏同盟关系名存实亡，这起让苏联人恼火的采购事件也被认为是源头之一。
《罗斯福为什么主动和苏联建交？》（环球网 2023-11-22）報道：
罗斯福为什么主动和苏联建交？他为什么数次打破常规，不顾美方此前的矜持直接下场？建交后却并没有很快对这一成就加以刻意利用？有一些解释认为，罗斯福只不过是喜欢亲自参与外交活动；有初掌大权想在外交领域做出成绩的考虑；渴望系统性扩大总统权力，等等。
笔者以为，以上解释都有合理之处，在这之外还有几点值得我们关注：一是罗斯福推行的政策被认为与“凯恩斯主义”高度契合，强调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应该起到相应作用——在这个层面上，欣欣向荣、尚未显露出巨大弊端的苏联发展模式可被美国借鉴，从而在政治、舆情等方面让罗斯福的新政获得更多支持。
第二，美国周边没有“天敌”，可算是个“大海岛国”，长期对英国的策略进行放大复制，在其他国家的混战中最大限度保证美国利益。作为一个海岛国家，英国深谙“离岸制衡”的门道——若欧洲大陆上某国崛起，英国则联合其他国家予以打压，如联合各国反对拿破仑的法国；组建协约国击垮雄心勃勃的德国……始终保持自己相对超然又进退自如的位置。罗斯福对待苏联若即若离的态度，即是这种策略的具体体现。
第三，在1933年前后的时局中，头号强国英国衰相进一步显露，霸权眼看旁落。“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美国当时虽然早已是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却在一战后世界体系划分中未获取相应好处，正蓄势待发。与包括苏联在内的各国交好，美国“进”可更多参与世界性事务的管理，深度了解其他对手，“退”可以国内“孤立主义”为借口置身事外。这个战略“稳赚不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经过长期忍耐、精密计算，美国就有机会找准时机，一跃得“秦鹿”。
谢选骏指出：人说苏联为买军火曾贿赂罗斯福，我看罗斯福是个受贿大王，若不营私舞弊，他如何连赢四次总统大选呢？
【52、罗斯福是美国的斯大林】
《历史回顾：罗斯福鞠躬尽瘁后美国赶紧限制总统任期》（2018年2月28日 美国之音）报道：
美国总统罗斯福带领美国渡过了经济大萧条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部分时间。但是他的12年总统任期也让他成为美国历史上引起争议的总统之一。他的四次当选促使国会制定宪法修正案，明文规定总统任期不得超过两届。我们下面和罗斯福总统纪念公园的解说员一起去了解一下那段历史。
1940年11月5日，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赢得第三个总统任期。四年后，他又赢得第四次总统大选，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的一位四连任总统。他虽然功绩斐然，深受拥护，但也充满争议。
国家公园管理员海蒂·迪茨（Heidi Dietz）说：“罗斯福当时就具有争议。在他的四届任期期间，他就是一位非常有争议的总统。1932年，罗斯福在选票上横扫当时的在任总统胡佛，1936年，他赢得了60%的普选选票，是历届总统中第二多的，仅次于1960年的林登·约翰逊。”
“此后的1940年和1944年，他面临很多对手，不仅有民主党党内的，还有其他党派的，他们不满罗斯福寻求第三和第四个总统任期。1940年，他寻求第三任时的（共和党）对手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曾说，如果你让一个人不可或缺，那么这会让我们所有人都不自由。1944年，他寻求第四任时的（共和党）对手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说，四个总统任期是对我们自由最危险的威胁。美国民众基本上也是认同这样的看法的。到1944年，罗斯福的支持盘是在逐渐缩小的，只是他仍然能够赢得不错的票数。”
迪茨接着说：“在罗斯福时期，美国没有限制总统任期的宪法修正案。在1787年的制宪会议上，有很多有关是否将限制总统任期明确写进宪法的讨论，但是当时决定不写进去。不过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以及他之后的四位总统中的三位都只担任了两届总统。杰斐逊说，他不要寻求第三任。他说，他不想看到总统变成君主，因为他们刚刚打赢了独立战争，从英国君主统治中解放出来，他不想要新的民主国家回到那种政府形式。这无疑是加强了总统只担任两届的传统，他之后的大多数总统也都遵循这个传统。也有几位总统寻求过第三任期，比如格兰特、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但他们得到的支持远远赶不上富兰克林·罗斯福。”
“对罗斯福来说，时机不一样，因为战争改变了一切。盖洛普民调在1940年大选后做的民调显示，假如欧洲没有爆发战争，威尔基将会赢得大选。所以是世界局势让罗斯福赢得了大选。人们也对罗斯福有信心，因为他刚带领国家渡过了大萧条，人们信任他。”
“但在罗斯福1945年在任上去世后，立即就有人行动起来，于1947年提出限制总统任期的宪法修正案，而后提交给各州批准，最终于1951年获得通过。可以说是很快的。在此之后就再也没有像罗斯福这样任期超过两届的总统了。”
她说，此后也有人试图推翻这个第22条宪法修正案，但是都无疾而终。
海蒂·迪茨认为：“作为一个民主国家，我认为，两届任期是最好的。时代会变，支持会变，思想会变，技术会变。如果要让民主保鲜，让共和国强大，我们就需要轮替，让不同的人来带领这个国家前进。”
去年，当支持者在奥巴马总统的活动上大声呼喊“再来四年”、“再来四年”时，即将届满卸任总统的奥巴马笑答：“我不能这样做。”
谢选骏指出：人说“历史回顾：罗斯福鞠躬尽瘁后美国赶紧限制总统任期”——我看总有一天限任条款会被取消，因为罗斯福没有遭鞭尸。那時，美國總統就是終身職務了，而且還可以世襲！
人说“斯大林与罗斯福的关系之谜”——我看“斯大林与罗斯福的关系之谜的谜底就在于，‘斯大林是苏联的罗斯福，罗斯福是美国的斯大林’”！
【53、罗斯福本人就是苏联间谍】
《二战解密：罗斯福被共谍欺骗的后果——罗斯福被共谍欺骗 致苏联侵占中国和日本权益》（2023-04-14 公开历史）报道：
1945年2月，美英苏三国首脑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秘密签订“雅尔塔协定”。
日本历史学者根据解密的二战资料指出，战后日本之所以未能收回“北方领土”（俄称南千岛群岛），原因是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身边存在重量级的“苏联间谍”，导致总统没有阅读到国务院的重要参考文件，使“原属于日本的北方领土”被拱手让给了苏联。这一“重量级间谍”就是当时担任罗斯福总统顾问的阿尔杰·希斯，其伪证案在上世纪40年代末曾震惊美国。
日本杂志报导说，根据早稻田大学教授有马哲夫的研究，美国国务院官员阿尔杰·希斯在北方四岛被苏联占有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欺骗了罗斯福总统，将日本的领土转让给苏联”。根据有马的研究，希斯在上世纪30年代时就与苏联政府频繁来往，“以美国政府官员的身份行间谍之实”。
阿尔杰·希斯1936年进入美国国务院，1944年就任国务院特殊问题政治局局长。1945年2月，他以顾问身份陪同罗斯福总统，出席在苏联举行的美英苏三国首脑会议——雅尔塔会议。
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和苏联斯大林制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方针，形成了“雅尔塔体系”，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局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许多人批评雅尔塔会议，使苏联及各国共产党得以控制中欧、东欧以及亚洲许多国家。罗斯福和丘吉尔为争取苏联红军对日本宣战，向斯大林妥协，未尊重蒋介石中华民国的意愿，会议部分内容侵犯损害蒋介石中华民国权益甚大。
虽然无法确定雅尔塔会议开始前和会议期间，阿尔杰·希斯给予了斯大林多少一手情报。但是可以确定的是，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上处处得到先机，而且似乎美国的底牌都很清楚，雅尔塔会议对苏联来说占尽优势。在雅尔塔会议上，美苏通过密约形式，确认苏联战后获得日本千岛列岛，并让斯大林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并占据瓜分中国的权利，这直接严重损害了蒋介石中华民国的权利。
至于北方四岛，美国国务院内部认为，南千岛群岛由于历史与原居民民族关系，不应被列入转交给苏联的领土范围。并据此向总统提交了建议书。根据事后调查，罗斯福并未阅读到该建议书，而是采纳了希斯的建议，将南千岛群岛作为北海道的一部分“整体移交给苏联”。这也成为日苏领土争端的根源。
希斯的间谍行为一直都没有被美国察觉，直到在“麦卡锡运动”中被指控为共产党分子和苏联间谍。1948年8月，《时代》周刊编辑、前美国共产党员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向美国政府举报阿尔杰·希斯，称希斯企图在政府机关内安插共产党员及其同情者，并向苏联提供国务院机密。
当时的《时代周刊》刊登了这个世纪新闻，因为涉及到核心人物，一时之间全美国都沸腾了。舆论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认为阿尔杰·希斯就是苏联共产党的间谍，要求严惩；另一派则宣称他是无辜的，是被共和党政客和苏联特工给陷害了。
美国法庭拿阿尔杰·希斯很无奈，因为共和党人提交的指控材料（文件、微缩胶片、打字机）是1938年之前的，美国法律规定间谍罪的追诉时效只有10年。换句话说，这些证据无法定他的罪。
美国政府并不甘心，以伪证罪判处希斯5年有期徒刑。希斯在监狱中仅服了4年零8个月刑，被提前释放。
阿尔杰·希斯间谍一案，突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共产党对美国政府的渗透和破坏。
谢选骏指出：人说“二战解密：罗斯福被共谍欺骗的后果——罗斯福被共谍欺骗，致苏联侵占中国和日本权益”——我看“罗斯福本人就是苏联间谍”……否則的話，试问哪个苏联间谍，完成了罗斯福这样沉重的“斯大林任务”？
【54、罗斯福用“民主”攻击宪政以便自己扩权】
《一九三七：美国最高法院到了最危险的时刻》（田雷2017-07-15）报道：
罗斯福总统终于下定决心，是时候对不识时务的最高法院亮剑了。
在一九三六年的总统大选中，罗斯福取得了一场摧枯拉朽的胜利，拿下了除缅因州和佛蒙特州以外的全部选举人团票，以空前的优势击败了来自共和党的挑战者。与此同时，民主党进一步巩固了在国会两院内的多数地位。一九三七年一月二十日，罗斯福面对首席大法官休斯做就职宣誓：“我将……竭尽全力维持、保护和捍卫合众国宪法。”但典礼一结束，总统却对他的助理关门说话：“首席大法官领我宣读誓词，当他读到 ‘捍卫合众国宪法 ’时，我心里就在说：‘嗯，但这是我所理解的宪法，它灵活性十足，可以应对民主提出的任何新问题——而不是你们最高法院所树立的那部宪法，纯粹是进步和民主的路障。’”
在罗斯福执政的头四年，最高法院屡屡宣布关键的新政立法违宪无效，是改革派在政府内的心腹大患。现在，既然美国人民已经万众一心团结在自己身边，罗斯福也下决心扫荡新政路上的最后路障。二月五日，他拿出了酝酿已久的“填塞法院”议案。接下来的半年时间，全美人民都将目光投向华盛顿：最高法院因其对罗斯福新政的负隅顽抗而引火烧身，现在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个司法殿堂究竟能否维系它在美国宪制内的独立，就视乎这场“那一代人的政治大戏”如何演出了。
故事就是这样开始的。
一、
罗斯福之心，世人皆知。填塞最高法院的方案，当然不是像罗斯福所讲的那样清白——只是为了向老态龙钟的最高法院补充一点新鲜血液，为主掌司法最高殿堂的九位老人减负，让他们更从容地应对案头的诉讼议程。此举意在通过“填塞”而实现对最高法院的改组。按照所拟方案，总统可为每一位年过七旬的大法官配备一名与之平起平坐的助理大法官，在最高法院当时的九老中，仅有斯通、罗伯茨和卡多佐未到古稀之年，这也就意味着，只要国会通过了罗斯福的方案，他就可以一举向最高法院任命六位自己人。填塞后，新政改革派在最高法院内将成为无可动摇的新多数，如此重组的十五人裁判庭也将唯总统马首是瞻，成为新政立法的橡皮图章。故事会如此这般发展下去吗？
三月九日那天，罗斯福温暖的声音通过广播传至千家万户，在第九次炉边谈话中，总统为守候在收音机前的普罗大众解释了他的良苦用心。如罗斯福所言，美国的三权分立政体，好比三匹马拉动的一辆马车。“现如今，其中的两匹马在协力前行，但第三匹马却拒绝跟进”，“因为最高法院，联邦政府之间的权力平衡已经被彻底打破”，“我的目的就是要恢复这种平衡”。最高法院此前的所作所为，已经让他们成为“经济保皇党”路线的代言人，现在“是时候采取行动，从最高法院手里挽救宪法了。我们必须要找到一种方式，诉诸宪法自身，而不是听任最高法院来决策。我们所要的最高法院，是根据宪法施行正义的，不是践踏宪法的 ……我们想要一个法治的政府，不是人治的政府”。归根到底，罗斯福诉诸美国人民，仍意在表明心迹：填塞法院，并不是要摧毁宪法所确立的司法独立，反而是他在履行自己的护法誓言——只是这部宪法，如罗斯福再三所示，“是一部门外汉的文件，而不是法律人的契约”。
总统挟民意以令法院，旗帜鲜明地向法官亮剑，在美国政治中不是小事。回望罗斯福的第一任期，虽然集万千民意于一身，但苦等了四年，最高法院也未出现人事更迭，罗斯福终究无法通过常规手段，用改革派的“小鲜肉”来扩充自由派的阵营。时至一九三七年，华盛顿的政治局面一言蔽之，就是新与旧之间的对峙：一位以改革为天命的新政总统，面对着由前朝旧臣主宰的最高法院。此时的九人，平均年龄高达七十二岁，是不折不扣的九老（保守派的四大骑士，悉数年过古稀）。当一位五十五岁的新政总统向一家平均年龄达七十二岁的法院宣战时，这不仅是政治和司法分支在竞争宪法领导权，还隐藏着新时代和旧秩序在分水岭时刻的撕裂。
在美国司法的历史坐标系上，三十年代已经是洛克纳时代的尾巴了。这段声名狼藉的司法史，因一九〇五年的洛克纳诉纽约州而得名。麦克洛斯基教授曾如此刻画洛克纳时代的最高法院 :“镀金的马刺和宝剑已准备就绪，世人满怀期待。这个骑士会立即发动勇敢的进攻，将所有 ‘社会主义 ’恶龙斩于马下，拯救所有 ‘自由企业 ’淑女吗？”在洛克纳时代的三十年，当审查摆在面前的社会经济立法时，最高法院虽然谈不上一个都不放过，但总是时刻保持着警惕。在信仰放任自由的大法官看来，这些新奇的管制立法是对普通法秩序的背弃，是社会主义的洪水猛兽，是邪恶的阶级立法，如果大法官此时袖手旁观的话，借用洛克纳判决中多数意见的一句话——“我们所有人岂不要任由立法多数派摆布。”正是因此，洛克纳时代的大法官以笔为刀，他们横刀立马，严防美国人走向通往奴役的道路——新政立法，当然要手起刀落。
二、
如此说来，这是一场注定要发生的对峙，并不以罗斯福或大法官的个人意愿为转移。一方面是积三十年之功的司法心智，法官应当肩负守护自由宪法的时代重托；另一方面却是罗斯福的“百日维新”，如他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所言：“国家要求行动起来，现在就行动起来。”在这种场景内，罗斯福在就职百日内通过的一系列立法，能否通过大法官的这道关，从一开始就是新政改革的命门所在。
公允地说，最高法院对新政之变的恨与怕，由来有自。新政伊始，大法官放过了几部颇具风向标意义的新举措。一九三四年，最高法院维持了明尼苏达州的一部债务豁免立法，在判词中，休斯写道：“虽然紧急状态并不创造权力，但它可能提供了权力行使的场景。”由此可见，面对着大萧条这样的艰难时世，如休斯这样的中间派大法官至少承认一点：即便宪法这部“经”仍不可变，或者说虽然宪法这部“经”尚未发生文本变动，但政府的干预之手却仍有从“权”而动的空间。一九三五年，又是一个分裂的五比四判决，最高法院维持了联邦政府放弃金本位制的决定，以至于麦克雷诺茨在反对意见中一度痛心疾首：“至于说宪法，说它已经被扼杀也不为过。我们今天应痛感羞耻和悲哀。”
“蜜月期”如果有的话，也总是转瞬即逝，余下的日子就是同床异梦了。决裂的时刻发生在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在这个“黑色星期一”，最高法院上演帽子戏法，一连将罗斯福的三部新政立法斩落马下。甚至到了岁末，报纸编辑都将“最高法院下达判决，怒怼新政”选为一九三五年的年度新闻。三项判决中，最重要的要数关涉《全国工业复兴法》之命运的谢克特家禽公司诉合众国案。也是在此案中，最高法院结成统一战线，全体一致地撤销了工业复兴法，归根到底还是休斯主笔意见内的这句话：“紧急状况并不创造或扩大宪法权力。”谢克特案判决做出后，罗斯福第一时间就召开一场别开生面的新闻发布会，称此案“比我此生所经历过的任何一件法院判决都更重要”，罗斯福的发言持续了一个半小时，批评纵有万语千言，矛头却始终对准大法官的封闭僵化：“难道我们只能固守马车时代的州际贸易概念？”
战场已经划定，这是新旧两种宪法观之间你死我活的冲突。新政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建立在一种整全的政治学说之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新政自由主义”。罗斯福的全部诉求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旧的、以放任自由为基础的宪法秩序已死；新的，在新政自由主义指导下的政治秩序当立。但在此革故鼎新的宪法时刻，大法官以法治之名垄断了对宪法的解释，成为新政宪法的最大敌人。正因此，罗斯福主张“活”宪法：一部制定于马车时代的宪法要想在二十世纪仍有生命力，生生不息的奥秘就在于与时俱进。但最高法院内的反对派当然不这么想，活宪法恰是他们所抗拒的异端邪说。如“四大骑士”之一的萨瑟兰大法官所言，作为宪法的守护者，大法官的职责就是要拒腐防变：“宪法不可能一会儿是这个意思，一会儿又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意思。”
三、
休斯大法官在宪法史上最著名的一句话，出现在他出掌最高法院之前。一九〇七年，距离洛克纳案只不过两年光景，时任纽约州州长的休斯对本州商会致辞：“我们生活在一部宪法之下，但这部宪法是什么意思，却是由法官说了算的。”三十年后，当休斯主持罗斯福的第二次就职典礼时，他执掌的法院却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如罗斯福心头暗语，总统当然要守护宪法，但总统所守护的只能是总统“所理解的宪法”。即便大多数时候，总统和大法官在宪法解释上是相安无事的，甚至总统也乐意大法官去“说了算”，但路线之争一旦露出峥嵘，最高法院才发现自己还是汉密尔顿在《联邦党人》中所说的那个“最不危险的分支”：既不控制钱袋子，也不掌握枪杆子。
按照耶鲁法学教授阿克曼的说法，“我们人民”，虽然是整部宪法的主语，但却是寻常看不见的，只有在“宪法时刻”才登场。罗斯福有理由相信，一九三六年的总统大选就是一次人民出场的宪法时刻。在大选前，总统和法院之间的宪法分歧已经向大众选民发出信号：即将到来的大选是对罗斯福新政的民主复决。如当时一位纽约律师在辩论中提到：“现在，每个人都在谈论宪法。所有人都是 ‘宪法自觉 ’的。”来自内布拉斯加州的参议员诺里斯在国会内讲得明白：“我们的宪法，应当基于当下的文明之光来进行解释，而不应该被禁锢在一个多世纪之前所缝制的紧身衣内。”如果说新政是基于新文明之光的，那么大法官就是落后保守的老顽固。有人在一九三六年写信给罗斯福：“大法官们落后于时代，太显而易见了——你只要看看休斯留的那连鬓胡子就行了。”当年十月，一本名为《九位老男人》（The Nine Old Men）的书风行一时。情势如此，一九三六年总统大选过后，华盛顿的政治格局就为之一变。当最高法院的保守派还在固守封闭僵化的老路时，美国人民却已改旗易帜，围绕着罗斯福新政而团结起来。到了这时，大法官再也没有理由以护法之名来阻挡改革进程了，活宪法的学说取得了胜利。时代在日新月异地进步，如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梅里安姆所言：“在历史上大概从未有过这样的时代，社会变革如当下之迅猛，对变革和调整的需要如当下之迫切。”因此新政改革者的当务之急，是要让大法官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毕竟，新政已成浩荡的大势，逆之者亡！
国会山上早已是暗流涌动，民主党议员拿出了修改宪法的方案，要剥夺大法官对违宪立法的终审权。按照所拟方案，最高法院虽然可以否决国会立法，但如果国会两院以三分之二的多数重新通过该立法，就可以完成对大法官否决的否决。但罗斯福并不愿对宪法文本动手术，在他看来，症结仍在于走封闭僵化之老路的大法官，是他们念歪了宪法这部经，所以通过人事填塞而改组最高法院，反而是对美国宪制系统扰动最小的方法。当罗斯福在二月五日抛出填塞方案时，他相信自己考虑到了历史的进程，毕竟，宪法文本从未规定最高法院必须是九个人的编制，建国一个半世纪以来，大法官的人数发生过六次变动。前辈总统做到的，罗斯福有何理由做不得？
“那一代人的政治大戏”开演了，最高法院在接下来的半年内成为全国政治的“风暴眼”。领衔主演当然是罗斯福总统，虽一意孤行但却时刻不忘对民众循循善诱，还有长袖善舞者如休斯大法官，他可谓是共和国内“法律人 —政治家”的典范，恰逢其时地担任司法掌门人，若是没有他四处奔走的公关，最高法院就未必能躲过这一劫。国会内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更是各怀心思，民主党内不少议员公然对抗罗斯福；而共和党则乐得作壁上观，让民主党自己反对自己。这出剧比《纸牌屋》还精彩，历来是美国通俗史学家乐此不疲的创作题材。盖洛普民调当时还是新事物，民众对华盛顿政治的态度竟可以如实时滚动的股票市场一样展示出来，正反方的民意胶着在一起，整整五个月，最高法院能否逃过这一劫都悬而未决。
整出大戏的落幕，即七月二十二日参议院驳回填塞方案，是众所周知的结局。但回头去看，罗斯福为什么功败垂成，并不是因他撼动司法独立的企图是可笑不自量的，非但没能训诫最高法院，反而招致本党议员离心离德，最终反戈一击。如里根时代的首席大法官伦奎斯特所言：“罗斯福总统输掉了填塞法院这一战役，但却赢得了控制最高法院的这场战争。”整出戏的转折点出现在三月二十九日，在万众瞩目的西滨旅社诉帕里什一案中，最年轻的罗伯茨大法官一反常态，舍弃了保守派四大骑士，转而同布兰代斯、斯通、卡多佐，以及同为中间派的休斯组成了新多数，此案以五比四维持了华盛顿州的一部女性最低工资立法。四月十二日，以同样的五比四，最高法院放过了另一部关键的新政立法《全国劳资关系法》。罗伯特 ·杰克逊此时还是司法部的高级官员，曾在参议院就填塞方案听证时代表政府陈情，数年后，在他被任命至最高法院前夕，回望一九三七年时他这样写道：“联邦最高法院已经成为井底之蛙，放任自由的旧世界在全世界都已经被宣告死亡——除了法院。”而现在，当休斯大法官在判词内痛陈契约自由如何成为血汗工厂的庇护时，放任自由的最后堡垒也已经向新政自由主义举起了白旗。就此而言，美国现代宪法秩序诞生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九日，也即杰克逊所说的“白色星期一”。既然旧法院已经崩溃，总统的填塞方案就实属多余——罗斯福不战即可屈人之兵。最后出手挽救最高法院的是罗伯茨，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宪法史上的“一人转向，挽救九人”（the switch in time that saved nine）。
当然，罗伯茨的转向来得正是时候，让人无法不怀疑这纯粹是一次政治重压之下的司法屈从，是耶非耶，历来是美国宪法史上的一桩悬案，后世学者莫衷一是。罗伯茨变脸后，保守派的范德万特大法官也心灰意冷，在五月十八日宣布自己将在本开庭期结束后退休。人算不如天算，接下来的四年，从一九三七到一九四一年，罗斯福获得了七次大法官任命机会，当他的司法部长杰克逊在一九四一年夏天被任命至最高法院时，眼前的法院早已换了天地。四大骑士都已成俱往，当年对抗新政的九人中，仅存的一位也是自由派的斯通，他与罗斯福任命的布莱克、法兰克福特、道格拉斯、杰克逊，构成了新法院的中流砥柱，用大法官的笔奠定了罗斯福新政的宪法基础。按照阿克曼的说法，新政是一次不成文的宪法革命：新政的宪法成就并不在于文本上的修正案，而是由大法官在一九三七年后一系列的里程碑判决所书写的。
哈佛宪法学者托马斯 ·里德 ·鲍威尔曾讲过一个笑话，当他在最高法院开庭期内给学生讲授宪法时，课堂上必须时刻看手表，才能告诉学生法律是什么——那几年的变化就是如此令人应接不暇。
四、
因不满最高法院的宪法判决而对大法官亮剑，罗斯福既不是前无古人，也非后无来者。回顾美国历史，越是积极有为的伟大总统，越有可能留下挑战最高法院的历史记录。倘若我们把“大法官说了算”设为美国宪法的一项根本原则，那么这些伟大的政治家却背弃了他们的誓言，非但没有保卫宪法，反而是在颠覆美利坚赖以立国的基本原则。为什么伟大的总统往往是反法治的？为什么反法治——在此定义为对最高法院之宪法领导权的挑战——丝毫无损于这些总统的伟大声名？甚至是，理解他们的成就恰恰无法回避他们对司法权威的挑战——有时是轻蔑的践踏。难道我们读到的都是假历史，还是说我们对美国法治的理解从一开始就有偏差？
杰斐逊总统在一八〇〇年革命后上台，首先拿联邦党人的大法官蔡斯开刀，在他看来，让大法官在宪法问题上说了算，这是“一种着实危险的学说”。一代人后，杰克逊总统和马歇尔大法官的故事众所周知，当马歇尔又一次在判决中重申联邦主权时，据传杰克逊曾说过：“马歇尔做出了他的判决，那现在就让他去执行吧。”无论判词多么惊天动地，最高法院还是那个既不控制钱袋子，也不掌握枪杆子，而只能动动笔杆子的机构。内战前夜，林肯总统也在就职演说中批评最高法院，大法官若是垄断了宪法解释，就意味着“人民不再是他们自己的主人了”。到了进步主义时代，当休斯州长在纽约州商会宴席的觥筹交错间主张“大法官说了算”时，进步主义者却在酝酿着种种旨在限制司法权的民主改革。三十年后，正是在休斯的领导下，最高法院在最危险的时刻完成了一次转弯，不放弃大法官说了算的态度，未必就能自保。
但又不能因此以偏概全，认为大法官在面对强势总统时无独立可言。毕竟，在大多数时候，总统会按照常例，尊重最高法院的宪法决策，至少没必要耗费自己的政治资源去做无益的干预。但另一方面，总会有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总统一反常态，挑战大法官的宪法解释权威，由此造成的宪法危机往往是以司法的退让而收场的。安全的说法也许只能是：大法官说了算，除了他们说了不算的时候。如果说这场一九三七年的危机告诉我们什么，那就是我们应当正确地提出问题：与其不断重复大法官说了算这样的口号，表明自己支持某种版本的司法独立，不如思考为什么在且仅在某些时候大法官说了不算。换言之，总统和大法官之间的宪法冲突，虽然是历史的例外，但却不是理论的边缘，恰恰相反，思考这种例外的宪法场景，正是我们真正把握美国宪法政治的学术切口。
政治学家斯科罗内克对此有一解，按照他的总统类型学，有一种总统叫作改革型总统，他们在旧宪法秩序摇摇欲坠的时候登上历史舞台，担当着革故鼎新的宪法使命，如杰斐逊、杰克逊、林肯和罗斯福，都是典型的改革型总统。他们在任上做出干预最高法院的大动作，无关乎总统的私德，而是一种内置于宪法结构的冲突。当以革新为天命的总统遭遇到以守旧为职分的大法官时，新与旧之间的冲突就会在三权分立政体内激化为寻常看不见的宪法危机。民主要求政治家倾听民众当下的声音，而法治的要义却在于遵守历史形成的既成政治规范，在此意义上，我们经常挂在嘴边的“宪政”与“民主”恰恰是水火不相容的，两者间的调和之道在于我们要区分两种政治时间。平常时候，民主政府要循常规行事，民主的决策过程要发生在由宪法所确定的政治框架内；但每经过一段较长的历史时期，当既定的宪法规范已经成为进步的桎梏时，革新和守旧之间的冲突就会激化为宪法层面的撕裂。在新旧交替之际，民选总统最能感受到当下的民众呼声，是宪法改革的火车头，而大法官因其任期终身，注定要扮演前朝宪法守护者的角色，当下的呼声和历史的规范在此时刻发生了结构性的对撞。故此，每一次亮剑，非但不是理论上应予屏蔽的例外，反而更像是美国三权分立宪制下的规定动作，是宪法发展机制的关键一环。三权既然分立，相互之间就并不总是温良恭俭让的，回看美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宪政转型，哪次少得了三权之间的激烈对抗？只不过有时是总统对法院亮剑，有时却是国会要弹劾总统而已。
谢选骏指出：人説“一九三七：美国最高法院到了最危险的时刻”——我看罗斯福利用“民主”攻击宪政，以便自己扩大總統权力。
【55、罗斯福的战后世界规划神经错乱】
《罗斯福的战后世界规划：联合国制度是如何产生的》（王立新 2015-09-27）报道：
二战结束已经70年了，但其遗产仍然影响着当代国际关系和人类生活。二战遗产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际秩序，我们仍然生活在二战结束前后建立的国际秩序中。这一秩序是在美国主导下建立的，并深深地打上了美国价值观和政治文化的烙印。
大体说来，美国在战后建立的国际秩序包含以下三个方面：在国际安全领域奉行大国合作和集体安全原则，由联合国负责实施；在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采取有监管的自由贸易和市场开放的原则，布雷顿森林体系集中体现了这一原则；在国家内部治理中倡导民主、社会正义和保障人权，并将人权的国际保障作为与安全和贸易并列的国际关系常规议题。由于篇幅所限，本文集中讨论第一个方面，即联合国制度是如何在吸取国联教训基础上建立的。
国联不能维护世界和平，世界怎么办？
自20世纪初期以来，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国际秩序思想是自由国际主义，威尔逊在一战时期倡导的自由国际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国际秩序的演进，以至于有学者认为，从国际关系的视角，20世纪实际上是“威尔逊的世纪”。那么，这一思想如何主导了美国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
作为曾担任过威尔逊政府助理海军部长的民主党人，罗斯福是威尔逊的追随者和自由国际主义的信徒。按照历史学家弗兰克·宁科维奇的说法，威尔逊是国际主义的耶稣，而罗斯福则是圣徒保罗。但是，威尔逊设计的国联并未成功地制止侵略和维护和平，加之二战初期民主国家在轴心国侵略面前的孱弱，这都使罗斯福感到单纯依靠国际组织和国际法是不够的，应该承认国际政治是一种权力政治（power politics）。
罗斯福认为大国（而不是所有国家）应当承担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特殊责任，他最初设想是大国合作管理世界。所谓“大国”，即美苏英中，也就是他所说的“四强”，或“四警察”（Four Policemen）。罗斯福认为小国建立军备纯粹是一种浪费，因为如果发生战争，小国的军备“面对大国的现代军事装备是毫无价值的”，而在和平时期对小国却是一个“沉重的负担”。他设想，战后轴心国将被解除军备，而小国则将放弃军备，只有四大国保持足够的军备以维护国际和平，并负责保证小国的安全。
这种大国合作维护和平的思想受到了历史教训的深刻影响。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德国两次让世界陷入战争，在罗斯福看来，战争的根源在于德国，因此必须彻底消除其战争能力，只要战胜国在战后继续合作，承担起维护和平的任务，那么和平就可以保持。虽然，罗斯福曾经是国联的拥护者，但从1930年代中期开始对他国联的看法就发生了变化。在他看来，国联这样的组织过于庞大，无法承担起维护和平的责任。1941年8月11日与丘吉尔讨论是否在战后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组织时，罗斯福就认为“没有什么比重建国际联盟大会这样的机构更无用了”，维护国际和平的责任应该由大国来承担。
“四警察”计划：美苏中英主宰世界
1942年5月29日，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访美与罗斯福会谈时，罗斯福对莫洛托夫说，丘吉尔曾建议战后重新建立一个像国联那样的国际组织，但他自己认为“这样的组织是无用的”，“因为参与的国家太多”，他建议战后由美苏英或许还有中国，充当“世界的警察”，“四国在战后保持足够的武装力量来强制实施和平，……如果任何国家威胁和平的话，将对其封锁，如果该国还不服从的话，则对其进行轰炸”。除了四大国外，所有其他国家都应该解除武装。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保持25年的和平。这一安全思想的核心是保持战时联盟作为维护战后和平的基础，让四大国来垄断武力的使用，以避免德国和日本的重新崛起和发动战争。
1942年11月13日，罗斯福在与国际组织特别小组委员会成员、国联协会主席克拉克·艾克尔伯格（Clark Eichelberger）谈话时说：美国、苏联、英国和中国应该承担起维护战后和平的责任，而其他国家无论是盟国还是轴心国将被解除武装。英国外相艾登1943年3月访问美国时，罗斯福对艾登说，将来不管成立什么样的国际组织，关于和平与安全的真正决定都应由美英俄中四国做出，四国将在今后很多年“负责世界的安全”。在1943年11－12月的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与斯大林继续讨论这一问题。罗斯福提出战后应该建立一个可以称为“四警察”的国际组织，由苏美英中四国组成，“有权力及时处理任何对和平的威胁和需要采取行动的突发紧急事态”，“如果（对和平的）来自小国的革命和动荡，可以采取防疫隔离的办法，封锁问题国家的边界或实施禁运。……如果威胁较为严重，四大国可以充当警察的角色，向问题国家发出最后通牒，如果遭到拒绝，则可以对该国立即进行轰炸，甚至可能发动进攻。”如果对和平的威胁发生在欧洲，美国国会可能不允许美国派陆军到欧洲，但“美国可以派军舰和飞机，而英国和苏联则可提供地面部队”。
罗斯福的这一思想主要是在外交和私下场合表达出来，当时美国公众和舆论并不清楚。1943年4月，《星期六晚邮报》（ Saturday Evening Post）记者福里斯特·戴维斯在采访罗斯福后将这一思想披露了出来。戴维斯在该杂志刊文称：
目前罗斯福先生主要关心的不是“四大自由”演讲和《大西洋宪章》中同丘吉尔一起阐述过的更美好世界的理想，而是用来让那些理想得以落实的冷静的、现实主义的策略或工具。这意味着他正集中关注权力，处理与专家们所描述的福利政治（welfare politics ）截然不同的权力政治的问题。
罗斯福的妥协：“四警察”变身联合国
罗斯福的计划被披露后遭到一些国际主义者的激烈反对。国际主义者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像国联那样的基于国家平等的普遍性集体安全组织来维护世界和平，所有的国家在经济和军事上共同合作，来制止侵略者，而不是大国共管和垄断武力。一些国际主义者指责罗斯福的计划是恢复传统的势力范围和均势。赫尔也提醒罗斯福，国内舆论，特别是当时影响甚大的国际主义者不会支持大国组成的集团。与罗斯福重视大国共管维护战后和平不同，赫尔更加强调主权平等和各国共同承担责任的原则。
在这种情况下，罗斯福做出了妥协，指示赫尔在1943年10月的莫斯科会议上，争取英国和苏联对战后建立一个基于主权平等原则的普遍性国际组织的支持。会议通过的四国宣言宣布，“为了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有必要在尽早可行的时间在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基础上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成为该组织的成员”。赫尔从莫斯科回国后在国会演讲称，“不论大小和实力，作为未来普遍安全体系中的伙伴，所有热爱和平的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将是未来国际组织建立的基石”，“今后不再需要势力范围、联盟、力量均衡或任何其他特殊的安排。”他在1944年6月1日的新闻发布会上重申“国家主权平等原则将是未来国际组织建立的基石”，并宣布“那是我们的目标”。
从莫斯科会议开始，罗斯福意识到，为了让国会和公众支持美国在战后参与国际事务和承担领导角色，建立类似国联那样的国际组织是必不可少的。换言之，在罗斯福看来，即使未来的国际组织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不那么有效，但它可以起到让美国永久性参与国际事务的作用。罗斯福逐渐修正其大国共管的思想，开始把其大国共管思想和自由国际主义者提出的以普遍性国际组织为核心的集体安全思想融合起来，模糊其“四警察”计划与自由国际主义者集体安全思想之间的界限。
1943年12月29日，赫尔向罗斯福总统提交了含有《建立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的计划》的备忘录，该计划于1944年2月3日经总统签署，成为美国官方的政策。赫尔在备忘录中称，该计划的基础是两大核心设想：“第一，四大国将承诺并承担道德义务保证相互之间不发动战争或针对其他国家发动战争，并相互合作以及与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合作以维护和平；第二，四大国将保持足够的武装力量并在形势需要时愿意使用该力量去防止或制止出现的任何侵略行为。”
该计划让四大国在未来国际组织执行理事会中“承担维护国际安全的特别责任，并因此拥有无限期的永久性席位”，实际上也就是让四大国扮演国际警察的角色。在这份计划中，赫尔将罗斯福的“四警察”构想转化为联合国安理会体制，得到罗斯福的支持。最终，赫尔的理想主义与罗斯福的实用主义相结合，共同塑造了战后国际秩序，特别是集体安全机制与联合国。其结果就是联合国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的双重设计，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机制的设计体现了大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中的特殊责任，而联合国大会则体现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
1945年10月24日，联合国宣告正式成立。2005年10月22日，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的联合国总部大楼亮起“UN60”的字样，以纪念联合国成立60周年。
冷战的发生：罗斯福的意想之外
罗斯福设计联合国有两个主要的目标：其一是针对美国，通过让美国加入这一组织，承担国际义务以避免孤立主义死灰复燃；其二是针对苏联，让苏联加入这一联合国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这样的大国俱乐部的成员，可以促使苏联与美国一道来维持战后国际秩序，从而避免战争，实现持久和平。也就是说，在罗斯福看来，联合国的主要作用是让美国永久性地参与国际事务以及作为大国合作，特别是美苏合作的机制，而不在于联合国本身能带来和平。
现实主义者批评罗斯福的联合国计划过于威尔逊主义，而自由国际主义者则批评罗斯福实际上是一个现实主义者。这两种批评实际上都错误地理解了罗斯福，前者没有看到罗斯福思想中的权力政治成分，后者则低估了罗斯福试图改造国际秩序的决心。罗斯福的联合国计划实际上融合了权力政治现实主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设计）和威尔逊的自由国际主义（联合国大会的设计）。而现实主义思想被罗斯福所吸收则主要基于国联的教训，正是国联的全体一致原则（即任何国家都有对国联决议的否决权）使国联无法真正承担起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任务。
罗斯福和赫尔构建的战后集体安全组织虽然吸纳了权力政治现实主义的要素，但本质上仍然是自由国际主义的体现。四强机制虽然与国家平等的原则相去深远，但它并不是传统现实主义的均势机制，并非地缘政治设计，罗斯福也没有从地缘政治的视角来思考战后问题，更没有一个清晰的地缘政治战略来指导战后重建。按照地缘政治的原则，战后美国应该扮演的是平衡者（balancer）的角色，即英国曾经扮演的角色，以防止某一强国主导欧亚大陆，但是罗斯福不打算让美国扮演过去由英国扮演的那种角色，其思想的基调仍然是美苏合作，而非相互制衡。
罗斯福的“四警察”思想虽然有实用主义的成分，但并没有完全背离集体安全：四大国中的任何一国都不能以牺牲其他国家的安全为代价来追求自身安全的最大化，安全是一种集体福利，而不是仅由某些国家享受而拒绝其他国家享受的好处。换言之，罗斯福设计的四强机制在大国合作基础上的责任分担机制。
联合国关于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基本设想是四大国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或侵略他国，四大国都是爱好和平的国家，是和平的捍卫者。在四国领导人的思想中，未来的侵略者可能是复活的德国和日本，而不可能是他们其中的任何一国。罗斯福似乎没有考虑过四大国中的国家是否会成为侵略者的问题，他把战后的大国合作视为当然的，他似乎也没有看到苏联崛起产生的影响，误以为权力政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设想是错误的，恰恰是大国（美苏）之间的敌对导致了后来国际形势的紧张和冷战的发生，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
反映美苏冷战的漫画作品
罗斯福和赫尔等美国领导人在按照自由主义原则来构建国际秩序时曾信心满满，相信这一秩序能保证持久的和平。但战争结束后不到两年，美、苏由合作走向对抗，整个世界分裂成两大阵营，大国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联合国的集体安全机制基本上无法发挥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作用。实际上，在整个冷战时期，联合国成功地维护和平与安全的例子是极少的，冷战时期大国之间的和平依赖于美苏两大阵营之间的均势（两级体系）以及核恐怖平衡，也就是现实主义原则而非自由主义原则。
谢选骏指出：罗斯福的“四警察”思想音犹在耳，转眼就出卖了中国……由此可见，这个病入膏肓的神经梅毒患者，已经神经错乱了。他的联合国设计，一开始就陷入了混乱。
【56、罗斯福的神经梅毒】
（一）
小罗斯福总统第一次竞选时，有人指出他患有梅毒；当他过世时，却没有验尸，于是“谣言”再度流传。
罗斯福下肢瘫痪的元凶，曾经一度以为是小儿麻痹症。且听史学资料中对于疾病发生的记载：
1921年8月10日，罗斯福带全家在坎波贝洛岛休假。回家途中，孩子们发现从坎波贝洛旁边的一个小岛上冒出一缕细烟。当大家望去时，烟柱正在散开。“林火！”罗斯福说。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战斗，终于扑灭了火灾。全家人弄得汗流泱背，浑身烟灰。罗斯福热得要命，跳进水里洗个澡，不料芬迪湾的水冰凉刺骨，寒气似乎一下直钻入他的脏腑。他赶紧上岸，一边喊孩子们，一边跑回家。
他觉得两腿的肌肉酸痛，浑身冷得发抖，牙齿在格格作响，夜里连续发高烧，暂时失去了对身体机能的控制。乡村医生贝内特大夫，他断定罗斯福得的是重感冒。可是他的病情急剧恶化，把医生也弄得摸不着头脑了。剧烈的疼痛扩散到他的背部和双腿，不久他胸部以下的肌肉都没法动了。
第三天，疼痛和麻木的感觉扩展到罗斯福的肩部、手臂，甚至到了手指。路易斯·豪从缅因州度假胜地请来了费城著名的诊断专家威廉·W·基恩。
他开始断定是一种疯瘫，后来又说也许是脊髓灰质炎。这在当时还没有治愈的办法。在此后的生命中，罗斯福一直拒绝接受这一事实，并进行了大量的治疗。
1924年夏天，罗斯福听说佐治亚西部有一处温泉疗养地。那儿的泉水曾治好了一位因患小儿麻痹症而下肢瘫痪的年轻人。
罗斯福对此很感兴趣，决定前去试一试。当他一泡到地中充满矿物质的水里时，他马上被流经他瘫痪的双腿的泉水吸引住了。「多舒服啊！」他喊道。温泉水浮力不小，他能接连几个小时呆在池里而不感觉累。经过一周的水疗，他第一次觉到脚趾有活力了。
2003年，一项医学界同行评审的研究发现，罗斯福所患的麻痹性疾病实际上是格林——巴利综合征，而非脊髓灰质炎。
格林－巴利综合症是一种罕见疾病。格林－巴利综合症以法国神经病学医师 Georges Guillain 与 Jean Alexandre Barré（Jean Alexandre Barré）的姓氏命名，两位医师与 André Strohl（André Strohl）医师在1916年共同描述该疾病。Strohl 之所以不在之列，是因为他是个病理科医生，被两个神经科医生排挤了。
Guillain Barré syndrome（下文称为 GBS） 的发病机制主要是感染后自身抗体攻击自己的周围神经组织。
通常疾病发生在感染之后，几个月之内会处于一个平台期，然后慢慢恢复。有些人可以完全恢复，而有些不幸的人，可能会留下终身残疾，也有些人会因为并发症（如呼吸肌受累）而去世。
目前的诊断主要依靠临床表现，脑脊液、肌电图等检查。常用的标准是 Brighton 标准。
主要的治疗还是支持治疗为主，早期可以应用 IVIg（intravenous immunoglobulin），病重者可使用血浆置换。如果罗斯福生活在我们这个年代，他可能可以站起来；至少，他会知道他得的不是脊髓灰质炎。
格林—巴利综合征通常首先可见上升性的，相对对称的弛缓性无力。
起初，根据病史和检查结果，可与引起类似症状的其他疾病（如重症肌无力、肉毒中毒、蜱瘫痪、西尼罗河病毒感染、代谢性神经病；在美国境外的如脊髓灰质炎）相鉴别。
做电诊法和 CSF 分析，即使诊断主要是临床性的。
约70%的患者可完全恢复，但3%～10%可进展为慢性炎性脱髓鞘多发性神经根神经病（CIDP）。
强化支持性护理是恢复的关键。
首先尝试 IVIG，如果无效，则进行血浆置换。
（二）
人说一个黑人和罗斯福的老婆睡了觉，结果艾莉诺把梅毒传染给了罗斯福。即使在罗斯福受病魔折磨的时候，艾莉诺仍然在全国各地挽着各种肤色的人到处游荡。罗斯福死后，艾莉诺想把美国交给苏联人。因此，她前往苏联克里姆林宫见到了斯大林。之后，艾莉诺就潜心学习房中术了。
《警惕极易误诊漏诊的神经梅毒》
中国现代神经疾病杂志
大约公元1505年（511年前）梅毒传入我国，当时称“杨梅疮”或“广疮”。我国最早有关梅毒的专著是明代韩懋编著的《杨梅疮论治方》，最早有关神经梅毒的论著则见于程玉麐教授于1939年编著、因抗日战争推迟于 1948年出版的我国首部《神经病学》专著中。新中国成立前，列强入侵、国弱民穷，鸦片和娼妓泛滥， 梅毒十分猖獗；新中国成立后，立即严禁吸毒、封闭妓院，积极对梅毒患者进行治疗，并组织医疗队深入梅毒重患区进行驱梅治疗，加之当时青霉素已经问世，对抗梅毒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65年，我国向全世界宣布已基本消灭性传播疾病。此后，全国各医学院校的课程中略去神经梅毒相关内容，临床常规检测项目中也去除梅毒相关检查。然而，近二三十年来，临床常发现梅毒病例，且有升高趋势，截至2012年，我国已有梅毒患者超过41万例。国外由于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AIDS，亦称艾滋病）发病率升高，梅毒及艾滋病伴发梅毒发病率均升高。因神经梅毒临床症状复杂多样、无特异性，潜伏期从数年至数十年不等，加之患者常隐瞒冶游史或不洁性生活史，易导致误诊和漏诊（55.60%-80.95%）。为引起全国同道重视神经梅毒的再次蔓延，特书此文以供参考。
一、梅毒的病因、 传播途径和临床分期
梅毒系梅毒螺旋体（TP）感染所致，由于梅毒螺旋体不易着色，又称苍白密螺旋体。梅毒螺旋体离开人体后不易生存，一般将其种植于家兔睾丸中保存和传代，煮沸、干燥、日光、肥皂水和普通消毒剂均可将其迅速杀灭；但其耐寒力较强，于4℃可存活3天，于-78℃可保存数年。
梅毒患者是唯一传染源，梅毒螺旋体可存在于患者皮肤、血液、精液、乳汁和唾液中。约95%的患者通过性接触经皮肤黏膜微小破溃处感染。未经治疗的患者梅毒螺旋体感染后1-2年传染性最强，此后逐渐减弱，感染后4年基本无传染性。另一传播途径是垂直传播，即梅毒孕妇通过胎盘、脐带将梅毒螺旋体传递给胎儿，引起死胎、流产、早产或胎传梅毒。未经治疗的梅毒孕妇，垂直传播率一期为70%-100%、早期潜伏为40%、晚期潜伏为10%。胎儿通过产道时被擦伤也可感染梅毒螺旋体。极少通过输血、医原性、接吻、握手、接触被患者污染的衣物或用具而感染梅毒螺旋体。
梅毒的临床分期共分为三期：一期梅毒，主要表现为硬下疳和硬性淋巴结炎， 前者好发于梅毒螺旋体侵入部位即外生殖器，后者多见于单侧腹股沟或患处附近淋巴结，治疗者于1-2周、未经治疗者于3-4周消失。二期梅毒，系一期梅毒未经治疗或治疗不彻底，梅毒螺旋体由淋巴系统进入血液循环而播散至全身， 皮肤黏膜和全身各器官系统均可受累，此期的中枢神经系统损害主要为无症状性神经梅毒、脑（脊）膜血管梅毒；三期梅毒，属晚期梅毒（病程>2年），系早期梅毒（病程<2年）未经治疗或治疗不彻底所致，此期的神经梅毒多发生于梅毒螺旋体感染后3-20年，发生率约为10%，包括无症状性神经梅毒、脑（脊）膜血管梅毒、实质型梅毒（麻痹性痴呆和脊髓痨）。
二、神经梅毒的临床表现
由于梅毒可侵犯神经系统的各部位，导致临床症状复杂多样，极易误诊和漏诊。为了尽可能阐明神经梅毒各临床分型的特点，笔者结合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2011-2013年明确诊断的37例神经梅毒患者的临床资料（剔除4例伴发艾滋病患者，最终纳入33例患者），由于33例中仅1例脊髓痨病例，再结合笔者1962年报告的74例脊髓痨患者的临床资料，共计107例神经梅毒患者，进行综合分析。
根据神经梅毒侵犯部位和临床症状，可以分为无症状性神经梅毒；间质型梅毒[即脑（脊）膜血管梅毒]；实质型梅毒（包括麻痹性痴呆和脊髓痨）。
1. 无症状性神经梅毒·梅毒侵犯中枢神经系统，但未形成病变或病变很小未出现神经系统症状；脑脊液抗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阳性；可发生于二期或三期梅毒患者。由于本组患者均为有临床症状而就诊，故无此型病例。
2. 间质型梅毒·梅毒主要侵犯脑膜、脊膜及血管。共16例患者，男性10例，女性6例；年龄为21-76岁、平均45岁，21-39岁5例、40-59岁9例、≥60岁2例； 病程7小时至2个月，脑血管型患者均呈急性脑卒中样发作，脑脊膜脊髓炎型患者病程多为数天，最长达2个月；8例有不洁性生活史；首发症状主要为肢体无力（8例）、头痛发热（6例）、步态不稳和腹部疼痛（各1例）。此型可见于早期和晚期梅毒，潜伏期相对较短，以中青年多见。（1）脑血管型：8例患者，均呈脑卒中样发作，急性期出现单侧肢体瘫痪，1例反复出现短暂性脑缺血发作（TIA），1例先出现发热和精神症状、20天后突然出现左侧肢体偏瘫；伴发热4例、颈项强直4例、精神异常2例、抽搐发作2例、头痛2例。腰椎穿刺脑脊液压力增高6例（200-280mmH2O，1mmH2O=9.81×10^-3 kPa），白细胞计数增加5例，其中轻度增加3例[（18-42）×10^6/L]、显著增加2例（760×10^6/L和637 × 10^6/L），蛋白定量均升高（600-1350mg/L）。典型病例参见例1。值得注意的是，此型患者较脑血管病患者年龄轻，除脑卒中样发作外，还可伴发热、抽搐发作和精神异常等症状。（2）脑（脊）膜炎型：8例患者，首发症状主要为头痛发热（4例）、四肢无力（2例）、步态不稳和腹壁疼痛（各1例）。根据其临床表现可以进一步分为以下3种类型。①脑膜炎型，4例患者均以头痛发热起病，体温37.8-39.5℃，病程7天至18个月，脑膜刺激征不明显（仅1例呈阳性），病程中可以伴有脑神经麻痹，其中动眼神经麻痹1例、周围性面瘫1例、耳鸣耳聋1例，均于疾病早期出现。腰椎穿刺脑脊液检查：压力增高1例（280 mmH2O），白细胞计数均增加[（30-760）×10^6/L]，蛋白定量均升高（730-1050mg/L），葡萄糖水平降低2例（1.05和2.30mmol/L）。其中2例初次诊断为结核性脑膜炎。典型病例参见例2。值得注意的是，此型患者病史可长可短， 一般状况良好，多于疾病早期伴脑神经麻痹。②脊膜炎型，3例患者均急性出现四肢无力、腱反射减退或消失，可伴脑神经麻痹症状，如眼肌麻痹、吞咽困难等。其中2例类似吉兰-巴雷综合征（GBS）。典型病例参见例3。③脊髓炎型， 1例患者病程1个月，先表现为病变处疼痛，后出现不典型脊髓半离断症状。典型病例参见例4。
例1·男性，61岁。患者入院前3天出现言语笨拙，2天前左侧肢体肌力减弱，入院当晚胡言乱语，入院当日抽搐发作2次，发作时双眼向左侧凝视、左侧面部和左侧肢体抽搐，持续10-20分钟。体格检查：体温38.5℃；双侧瞳孔不等大， 左侧∶右侧为3mm∶2mm，对光反射迟钝； 左侧肌力4级，左侧Chaddock征阳性。实验室检查：腰椎穿刺脑脊液压力200mmH2O，白细胞计数6×10^6/L，蛋白定量780mg/L；血清快速血浆反应素试验（RPR）滴度1∶32，梅毒螺旋体明胶凝集试验（TPPA）阳性；脑脊液 RPR试验滴度1∶8，TPPA试验阳性。临床明确诊断为神经梅毒（脑血管型）。予规范驱梅治疗1年余，电话随访时临床症状消失、血清抗梅毒螺旋体特异性抗体阴性。
例2·女性，38岁，再婚。患者于1.50年前出现头痛和右侧眼部疼痛，3天后出现复视、右上睑下垂，当地诊断为“动眼神经麻痹”，予激素和中药制剂治疗后未见好转。发病后6个月先后至两家医院就诊，仍诊断为 “动眼神经麻痹”，治疗效果不佳。发病后8个月至我院就诊。体格检查：右侧动眼神经全瘫；双侧瞳孔等大、等圆，直径约3mm；四肢活动正常，腱反射对称引出，无脑膜刺激征。实验室检查：腰椎穿刺脑脊液压力150mmH2O，白细胞计数66×10^6/L，单核细胞比例0.90、多核细胞比例0.10，蛋白定量860mg/L、葡萄糖2.60mmol/L， IgG 271mg/L。临床诊断为 “脑膜炎（原因待查）”，建议试验性抗结核治疗。治疗6个月（发病后18个月）门诊复查，右侧动眼神经麻痹无好转，余无其他明显不适。体格检查：双侧瞳孔边缘不整，对光反射消失，方考虑应除外梅毒；遂实验室检查血清和脑脊液RPR试验和TPPA试验均呈阳性；追问病史得知其前夫有不洁性生活史，临床诊断为神经梅毒（脑膜炎型）。予驱梅治疗，青霉素治疗1周后右上睑下垂好转，继续治疗10天后睑裂正常，眼球各向运动逐渐好转，1个月后眼球各项运动基本正常、脑脊液各项指标亦恢复正常。
例3·男性，38岁。患者入院前7天出现四肢无力、蹲下难以站立，6天前视物成双、吞咽困难、饮水呛咳。体格检查： 双眼外展、右眼上下运动受限，四肢肌力4级，腱反射减弱，病理征未引出。因病程仅1周未行脑脊液检查，考虑吉兰-巴雷综合征，予激素治疗无效。遂行腰椎穿刺脑脊液检查，压力140mmH2O， 白细胞计数42×10^6/L，单核细胞比例0.70、多核细胞比例0.30，蛋白定量 930mg/L、葡萄糖4mmol/L；血清和脑脊液RPR试验和TPPA试验均呈阳性。临床诊断为神经梅毒（脊膜炎型），予规范驱梅治疗后好转出院。
例4·女性，50岁。患者入院前1个月出现腹部皮肤疼痛，10天前出现双下肢麻木、左下肢活动不便，7天前出现排尿困难。体格检查：脑神经检查未见异常； 双上肢肌力正常，左下肢肌力4级、右下肢5级；双下肢腱反射活跃，左侧 Babinski征阳性、右侧可疑阳性；右下肢痛觉稍减退，左侧深感觉障碍。实验室检查： 腰椎穿刺脑脊液白细胞计数36 ×10^6/L，单核细胞比例0.92、多核细胞比例0.08，蛋白定量990mg/L；血清和脑脊液RPR试验滴度均1∶8，TPPA试验均呈阳性。影像学检查：胸椎 MRI显示，T1-10髓内长T2信号，T6平面病灶内可见斑点状低信号影，增强扫描斑点状低信号影呈异常强化征象，即 “烛光征”（图1），考虑炎性肉芽肿。临床诊断为神经梅毒（脊髓炎型）。予青霉素驱梅治疗后好转出院。
3. 实质型梅毒·属于三期梅毒，包括麻痹性痴呆和脊髓痨。潜伏期较长，多于梅毒螺旋体感染后3-30年发病。（1）麻痹性痴呆：共计15例患者，男性11例， 女性4例；年龄34-69岁、平均50.5岁，40-49岁居多（11例）；病程2个月至 4年，平均10个月；6例有不洁性生活史；首发症状主要为精神行为异常（6例），表现为反应迟钝、糊涂、胡言乱语，记忆力减退（5例）、抽搐发作（3例）、步态不稳（1例）。临床均表现为日益加重的精神症状，多例初次诊断为精神病，其中2例曾在精神病院住院治疗。本组15例均智力逐渐减退，开始为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后为计算力和定向力减退，不认识人等；6例出现人格改变，表现为不知羞耻、不洗脸、不刷牙、随地大小便、破坏别人东西、触碰女性、乱捡烟头等；5例有兴奋躁狂症状，表现为言语增多、躁动不安、挤眉弄眼；2例出现明显夸大言语，如说自己钱多成堆等。在精神病症状基础上，出现癫痫发作3例、阿-罗瞳孔2例、病理反射阳性3例（双侧1例、 单侧 2例）、轻度脑膜刺激征2例、构音障碍2例。腰椎穿刺脑脊液压力均正常，白细胞计数轻至中度升高12例[（12-130）×10^6/L]，蛋白定量均轻至中度升高（510-1780 mg/L），其中10例<1000mg/L。影像学检查显示，脑组织斑点状或斑片状异常信号7例，多位于额颞顶叶，其中1例病变位于双侧额顶叶内侧和近大脑镰灰质处，考虑脑炎；多发性腔梗性梗死灶和缺血灶4例。有4例行脑电图检查，2例正常，2例可见θ波或δ波。15例患者均予驱梅治疗，6例好转，出院后继续治疗， 其中3例6个月后电话随访能够生活自理，1例3.50年后门诊随访，复查脑脊液各项指标正常，RPR试验阴性，仍遗留认知功能障碍[简易智能状态检查量表（MMSE）评分19分、蒙特利尔认知评价量表（MoCA）评分10分）]。典型病例参见例5。（2）脊髓痨：根据笔者1962年报告的74例脊髓痨患者[包括北京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现为北京大学第一医院）1948-1958年收治的50例和吉林医科大学第一临床学院（现为吉林大学第一医院）1949-1962年收治的24例]临床资料，潜伏期较长（3-30年），其中77%潜伏期为10-30年，且潜伏期越长、 病程越长。吉林大学第一医院 2011-2013年收治的 33例神经梅毒患者中仅1例脊髓痨病例，考虑可能与潜伏期不够长有关。病程2周至34年，其中以1-10年居多；大多呈慢性病程，少数呈亚急性发病；病变主要侵及脊髓后根和后索，故首发症状多为下肢闪电样疼痛（51.3%），其次为步态不稳（27%），系脊髓后索病变引起的感觉性共济失调。临床主要表现为：①感觉障碍，以疼痛最为常见，多于其他症状出现前数月或数年即存在，主要表现为闪电样疼痛（66.2%）、束带感（66.2%）、下肢蚁行感（69%）、麻木感（33.7%）；深感觉障碍占98.4%，尤以下肢显著。②运动障碍，表现为感觉性共济失调（87%），尤以下肢显著；肌张力降低 （56.2%），严重者下肢呈反膝现象； 腱反射减弱或消失（92%）。③自主神经功能障碍，表现为膀胱功能障碍 （78%）、性功能障碍（9.4%），还可以出现胃危象（4%）、穿通性溃疡和 Charcot关节（各1例）。④脑神经症状，表现为阿·罗瞳孔（81%）、原发性视神经萎缩（23%）、眼肌麻痹（6.7%）、听力减退（6.7%）。腰椎穿刺脑脊液各项指标异常占58%， 包括白细胞计数增加（48.2%）、多为轻度增加，蛋白定量升高（58%）、多为轻度升高，而且，病程越短、脑脊液异常率越高，病程<1年者中9/10例脑脊液异常、病程1-5年者中50%脑脊液异常、病程>15年者中仅1/7例脑脊液异常。典型病例参见例6。
例5·男性，69岁。患者1.50年前因智力减退和阵发性抽搐发作在我院诊断为神经梅毒（麻痹性痴呆）；癫痫。予以驱梅治疗后未再抽搐，仍遗留痴呆，理解力和语言能力下降，生活尚可自理，以后未规范治疗。6个月前出现记忆力减退加重、情绪改变、乱花钱，3个月前出现行为异常、挤眉弄眼、下颌抽动、夸大事实、说自己钱多成堆。体格检查：双侧阿-罗瞳孔，四肢活动正常。实验室检查：腰椎穿刺脑脊液白细胞计数12×10^6/L，蛋白定量510mg/L，RPR试验滴度 1∶32、TPPA试验阳性。影像学检查：头部MRI显示左侧颞叶、额叶外侧、双侧海马、岛叶、左侧尾状核多发片状长T1、长T2异常信号。临床诊断为神经梅毒（麻痹性痴呆）复发。继续规范驱梅治疗。
例6·男性，57岁，司机。患者10年来间断出现阵发性双下肢不定位闪电样疼痛，数秒后好转，反复出现，有时一天发作数千次，严重时甚至几秒发作1次， 有时2个月不发作。多次在外院治疗无效。追问病史，10余年前有不洁性生活史。体格检查：双侧瞳孔缩小，直径约2mm，对光反应消失，调节反应正常（阿·罗瞳孔）；双下肢肌力正常，双侧跟腱反射减低，深浅感觉正常。实验室检查：腰椎穿刺脑脊液压力150mmH2O，白细胞计数36×10^6/L，蛋白定量840mg/L、葡萄糖水平2.70mmol/L，IgG 243mg/L；血清和脑脊液TPPA试验均阳性。临床诊断为神经梅毒（脊髓痨），经规范驱梅治疗后好转。
除上述临床分型外，还包括梅毒性树胶肿，临床表现类似占位性病变或脓肿， 还可表现为帕金森综合征，类似进行性核上性麻痹（PSP）、皮质基底节变性（CBD）、舞蹈病症状，部分患者还可出现肌阵挛、小脑共济失调等，亦有部分患者可出现听力障碍或视神经萎缩。
三、神经梅毒的诊断与鉴别诊断
由于神经梅毒临床表现多样，与多种神经科疾病和部分精神科疾病的症状相似，影像学无特异性，故称为 “伟大的模仿者（great imitator）”。目前尚缺乏诊断 “金标准”，美国1996年版神经梅毒诊断标准为：（1）临床存在梅毒螺旋体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感染证据。（2）梅毒血清学试验阳性（包括RPR 试验和 TPPA 试验），以及脑脊液RPR试验和TPPA试验阳性。（3）可能的神经梅毒，任何阶段的梅毒，脑脊液RPR试验阴性，并具备以下两项条件，即无其他已知原因引起的脑脊液白细胞计数增加和蛋白定量升高、无其他已知原因导致的符合神经梅毒的临床症状与体征。（4）确诊的神经梅毒，任何阶段的梅毒，符合神经梅毒的实验室诊断标准。2010年，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制定的神经梅毒诊断标准仍以实验室检查结果结合临床表现为诊断依据。
神经梅毒的临床表现多样，为明确与其他疾病的鉴别诊断要点，根据其临床表现归纳为以下7种类型。（1）神经精神障碍： 应与多种脑炎（如病毒性脑炎、 免疫性脑炎等）和多种精神病（如躁狂、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等）相鉴别。（2）脑卒中样发作：应与动脉粥样硬化性缺血性卒中和各种血管炎导致的脑卒中相鉴别。（3）脑膜与脑神经病变：应与各种脑膜炎相鉴别，特别是结核性、病毒性、真菌性脑膜炎和各种原因导致的单个脑神经损伤。（4）脊膜脊髓病变：应与吉兰-巴雷综合征、脊髓炎、脱髓鞘疾病、脊髓血管病等相鉴别。脊髓痨患者还应与糖尿病导致的假性脊髓痨、脊髓亚急性联合变性（SCD）相鉴别。（5）脑内树胶肿：应与颅内肿瘤、脑脓肿等相鉴别。（6）癫痫：应与各种原因导致的癫痫相鉴别。（7）其他：出现各种锥体束症状时应与相应疾病相鉴别。
总之，神经梅毒临床症状多样，部分患者亦可伴发艾滋病，临床医师应提高警惕。如果患者年龄与相似疾病不符（如年轻的脑卒中）、临床症状多样（如发热、抽搐、精神症状等同时或相继出现）、病程与相似疾病不符或治疗效果不佳， 均应注意除外神经梅毒。阿-罗瞳孔对明确诊断神经梅毒有较大帮助。血清 RPR试验价格低廉，可为梅毒筛查提供有力证据，明确诊断须行血清TPPA试验和梅毒脑脊液检测。
临床常用的梅毒筛查方法包括：（1）血清RPR试验。是非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梅毒螺旋体感染后，抗心磷脂抗体水平升高，通过免疫方法可检测出，此种方法简便、快速，8分钟即出结果，可作为梅毒筛查试验，敏感性高、特异性低。类似方法还有性病研究实验室试验（VDRL）、不加热血清反应素试验（USR）和甲苯胺红不加热血清试验（TRUST）等，现多被RPR试验替代。（2）血清TPPA试验。是梅毒螺旋体血清学试验。将从感染梅毒螺旋体家兔睾丸中提取的梅毒螺旋体纯化，粉碎后作为抗原与血液中抗体相结合进行凝集反应，阳性结果即可明确诊断。
四、梅毒的治疗
青霉素仍是首选治疗药物，治疗方案为：水剂青霉素1800-2400万U/d（1次/4-6h）静脉滴注，连续治疗10-14天，再苄星青霉素240万U（1次/周）肌肉注射，连续治疗4周。对于青霉素过敏患者可以头孢曲松钠替代，剂量为2g/d静脉滴注，连续治疗14天。四环素类和大环内酯类抗生素亦可替代，但效果较差。为防止赫氏反应（Jarisch-Herxheimer reaction），于驱梅治疗前1天开始予以甲泼尼龙0.50mg/（kg·d）口服，连续服用3天。治疗后1、3、6、12、18和24个月复查血清和脑脊液指标，2年后每年复查1次，若出现阳性结果，仍需重复治疗，直至连续2次脑脊液指标正常，梅毒血清学和脑脊液检测均阴性。
中国现代神经疾病杂志·2016年7月第16卷第7期
作者：饶明俐 黄朔 付希英（吉林大学第一医院神经内科）
谢选骏指出：综合种种迹象判断，罗斯福就是个神经梅毒患者。
【57、羅斯福新政的“病態與掙扎”】
《揭开罗斯福“新政”的另一面：恐惧与危机》（澎湃新闻 2018-11-02）報道：
对于“新政”的评价，人们也不能只关注其成效，人们更应当关注“新政”的最大缺陷给人们带来的深远影响，努力思考这些缺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
本文节选自《恐惧本身》一书前言，[美]艾拉·卡茨尼尔森著，彭海涛译，书海出版社2018年9月出版，现标题为编者所拟。
一位目光敏锐的文学评论家曾经这样评价莎士比亚著名戏剧《李尔王》：“这部著作的真正伟大之处在于最大限度地放大其本身的缺陷……这些缺陷存在于某些特定场景与其可能达到的完美状态之间。”同样，对于“新政”的评价，人们也不能只关注其成效。与以往各种溢美之词恰恰相反，人们更应当关注“新政”的最大缺陷给人们带来的深远影响，努力思考这些缺陷产生的深层次原因。本书力求充分理解“新政”所取得的显而易见的成就，同时探讨其弊端与局限性，挖掘政治民主与个人独裁之间、政治民主与种族偏见之间错综复杂甚至是荒谬不羁的关系。在论述过程中，本书摒弃把内政与外交截然分开的传统研究方法，努力审视自由文明存在与发展的边缘领域或交叉地带，进而探讨国内外与自由民主主义背道而驰的狭隘民族主义政治秩序对“新政”决策过程的影响。
“新政”的一个严重后果是使得紧张与恐惧气氛到处弥漫，整个世界陷入严峻的危机时刻。希腊人经常在自己的文章中用法学、神学、医学等术语表示危机对人们做出重大抉择所产生的影响。“这些重大抉择包括：大是大非问题的抉择、上天堂与下地狱的抉择、生与死的抉择。”正如伟大的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说，“如果德国在二战中获胜，世界各国积极参与的国际秩序重建将化为泡影；有的只是为新生的法老独裁统治者所建立的等级制度金字塔”。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人类做出完美抉择的能力已经丧失。起源于远古时期的摩尼教哲学所信奉的对与错、是与非界限分明，不容协商的信条已经无法维系。世界上不再有绝对完美无暇的合作伙伴。没有务实而不违背道德水准的妥协，人们很难就某一重大问题形成决议。
在当时，人们还完全不清楚美国的宪政国家体制是否具备应对时代挑战、做出有效决断的手段。早在1940年战火尚未蔓延到欧洲以外的时候，哈佛大学著名政治学家彭德尔顿·赫林（Pendleton Herring）就曾这样描述当时世界所面临的挑战：
我们面临一个约束性、组织性和权力集中性领先于个体自由和对政府权力进行限制的世界。种种国内经济问题的解决确实需要公共政策保持高度的持续性和一致性。然而，最初的政府设计并不包含如此复杂的职能需求。那么我们对于承担如此重负的现有政府又能做些什么呢？我们的政府能否应对极权主义的挑战而坚持自由民主道路呢？立法机关与行政部门之间的分权是否符合政府行使职权的需要呢？为了追求强有力的领导权威，我们是否会无形之中陷入独裁统治的危险呢？
本书讨论的主题是关于自由民主政治与人们的内心恐惧这一话题。在危机关头，“新政”采取紧急措施对享有一定的自由同时又在某些方面缺乏自由的边疆地区实施了管控。在探讨“新政”如何应对这类挑战的过程中，本书不仅涉及“新政”所取得的成效，同时深入挖掘了采取这些必要措施，保持自由民主体制，捍卫自由民主价值所付出的巨大代价和成本。
为了阐述“新政”造成的恐惧对人们性格的影响，以及自由民主体制本身的适应性，本书作者认为有必要对“新政”历史所囊括的地理范围进行重新界定，使得“新政”所涉及的地域范围更加广泛，进而使对于相关问题的研究更加细致和深入。也就是说，要把美国这一时期的发展放在更宽广的全球语境内进行探讨。因而，我把“新政”对于美国社会的影响与法国大革命对于法国社会的影响相提并论。这样，“新政”不仅仅是美国历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件，而且是20世纪大众政治时代代议制民主体制的最重要试验场。关于这一时期的传统叙事，更为人们所熟知的方式通常是重点探讨总统制及政府行政部门的运行情况，但我对这一传统叙事方式进行了改造，把叙事重点集中于国会立法过程以及相关政策和决议的具体内容。
本书既不是传统历史著作，也不是通常的政治学著作。其宗旨是以更加敏锐的视觉对“新政”的一些重要方面加以呈现，进而对一些容易模糊甚至有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的特征加以阐释。通过把“新政”提升到全球舞台进行审视，本书摒弃了将国内事务与国际事务割裂开来进行研究的路数，它史无前例地把“新政”的时间跨度延长至杜鲁门总统执政时期，在更加宽广的历史语境中对“新政”进行分析与研究。这样，本书不再把“新政”的时间跨度压缩在二战以前或罗斯福总统执政时期，这实际上改变了人们认识和研究“新政”的固有模式，使得它的历史跨度涵盖各种灾难性事件接连对美国民主政治构成严重挑战甚至使民族国家体制面临剧烈变革的年代。通过把注意力转移到国会及其通过选举方式重新制订国家的政策与制度，本书强调立法机构对于充满活力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的至关重要性，它还把关注目光集中在参众两院国会议员作用的发挥，强调美国最严重的南北区域分化是如何改变国家历史走向的。同时，书中还阐明了美国南部各州致力于等级种族秩序对于“新政”政策制定及其成效造成的全面影响。
本书对“新政”中必要的邪恶和“肮脏的黑手”等过去经常被回避的一些问题给予正面审视。“肮脏的黑手”一词常表示因为正确的原因而采取错误的行为。作为一个无法奢求坚持崇高道德诚信标准的自由民主政治体制，美国也与国内外一些可疑的盟友产生过瓜葛。尽管美国向全球提供了唯一的自由民主政治制度典范，并成功地抵抗住了极权统治，但在与一些极权政府或国内种族歧视者打交道的过程中，它无法——事实上，也不可能免受其影响。本书集中论述了面临严峻的挑战，“新政”时期的民主政治是如何开始的，同时对这些违背自由民族制度的盟友所带来的影响也进行了客观评价。当然，这些盟友对于当时的美国来说是必要的，但却常常让美国付出昂贵的代价。
“新政”时期一位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小亚瑟·斯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曾在离世前不久提醒人们说，“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是其自身经验的囚徒和自身所固有的先入为主之见的奴仆”，他若有所思地回忆自己一生的论著，尤其是在回忆其深入人心的三卷本巨著《罗斯福时代》时说，“一切都是以我当时所处的历史时代为条件的”。他写道：
人们过去的观点和看法绝不是一成不变的。事实上，这些观点和看法在不断地被时代的紧急事件所修正。当新的紧急事件在我们所处的时代和生活中发生时，历史学家们关注的焦点却发生了转移。他们转而对过去的事件在人们记忆中的影子进行研究，让这些人们记忆中的影子重新发亮与突显。然而，在早先历史学家的记忆中，这些事件早已不知不觉地消失了。因而，新的声音从历史的昏暗阴影里发出声时，会格外引人注目。
斯莱辛格的历史巨著《罗斯福时代》对于“新政”的记述主要是围绕20世纪美国最重要的政治领袖罗斯福总统这位富有争议的公众人物展开的。书中详细记录了罗斯福总统动员本地美国人与外来移民、白人种族与黑人种族、南方各州与北方各州等不同阶层选民组成选战联盟参加总统选举的过程。通过本书，读者可以了解“新政”采取措施化解公众对于商业阶层的怨恨与不满的过程，也可以了解“新政”应对主流社会对工人、农民和少数民族人口加以排斥或歧视等棘手问题的处置措施。书中还记录了美国社会在公共政策引导下成功向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与过渡的过程，充分展示了现代民族国家采取切实有效的尝试和举措，增强危机处置能力，妥善应对史无前例的经济困境，从而帮助人们克服恐惧心理，摆脱危机阴影的成效与业绩。斯莱辛格对于增强政府力量、抑制无序商业竞争、续写美利坚机遇与成功乐土新篇章等主题的描述，即使在几十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生动有力，感人至深。但这些论述也不是没有不足之处。
《罗斯福时代》
考虑到近期资本主义社会仍面临的经济波动、宗教狂热和军事威胁等现实问题，《罗斯福时代》一书以及许多其他有关“新政”的研究文献中的一些观点的确显得过于孤立与狭隘。当今时代同样存在各种焦虑与恐惧，其程度虽然不能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同日而语，但在我看来，这些焦虑与恐惧以同样的方式考验人们的应对与处置能力。不论是“新政”时期还是当今时代，人们所面临的恐惧与尴尬与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笔下法国19世纪50年代自由与暴政给人们心理造成的恐惧与不安没有什么两样。在美国，人们通常只是把托克维尔的名字与其1835年和1840年的巨著《论美国的民主》一书联系起来。当谈到1789年发生在法国的那场“扭转乾坤”的巨变时，托克维尔为随后几十年法国变幻无常的政治进程所震撼，他坚定地相信“今天我们处于一个最合适的位置，来对这一伟大事件做出最佳审视和判断”。他坚持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大革命的认识也会不断有新的洞见涌现出来。人们将亲眼目睹崭新的行动，提出崭新的问题。过去人们认为确定无疑的东西，可能需要重新认识和考虑。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作者不断回到托克维尔的著作中，重温那些不同寻常的论述。因为，今天我们所处的时代距离“新政”时期的历史时间跨度与托克维尔所处的时代距离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历史时间跨度大致相当。托克维尔写于19世纪中叶的论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宣称，如果曾经令革命者感到痛苦与困扰的革命激情只是在人们头脑中一闪而过，那“远远不是大革命所期望留下的遗产”，但“我们……实际上能够更紧密地向大革命的遗产靠拢，理解和领会导致大革命爆发的精神动力”。虽然内心怀有强烈的紧迫感，托克维尔还是认识到经过一段时期的历史沉淀后再书写那段历史，见解或许会更具有启发意义。因此《旧制度与大革命》所书写的“不是一部关于法国大革命历史的书籍，因为人们对于这一历史的讲述，可谓已经发挥到极致，我很难想象自己会重复同样的历史记述”，托克维尔所书写的是“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研究与思考”，而且“这一研究与思考永远没有脱离现代社会的视野”。在书写过程中，托克维尔把温情与共鸣融入理性的超脱和冷静的思考之中，以历史学家的敏锐眼光密切考察这一历史事件，以便对自己的研究主题——民主与自由之间的脆弱关系进行深入解读。他解释说，“我对于这部书的写作，不带有任何个人偏见。但我也不想把自己伪装成一位冷漠无情的写作者”。“我写作本书的目的是，准确地描绘一幅内涵深刻的革命画卷。”
像法国大革命对法国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样，在美国历史上的重要关头，“新政”动摇了美国社会的基本政治面貌和格局，一些基本的政治制度、政治性语言、政治性价值判断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托克维尔曾教导人们说，事物总是随着时间条件的改变而发生变化。在这一深刻教诲的影响和感染下，我在本书中，尽力让自己对于“新政”这一历史时期的描绘更加准确，但我也同样不会成为一名冷漠无情的写作者。正如历史学家伯纳德·贝林（Bernard Bailyn）在总结自己的写作目标与追求时所说，只是“首先抛开一砖一瓦，站在更高的视角”，“审视一座建筑物的整体轮廓，然后，才动笔勾画这座建筑物的每一个线条——这是对一座建筑物进行重新设计应当坚持的一条重要原则”。我希望能够改进和调整过去人们对历史事件进行整体性把握和理解的方法，让“新政”这一至今仍然对美国社会具有重要影响的历史性事件闪发出新的光辉。
谢选骏指出：人説——揭开罗斯福“新政”的另一面：恐惧与危机；我看“恐惧与危机”的背後是“病態與掙扎”。
【58、美国向苏联提供多项援助奠定了冷战的基础】
《美国向苏联提供多项援助帮助赢得二战胜利》（ShareAmerica 2023 五月 02）报道：
2011年在莫斯科的高尔基公园（Gorky Park），90岁的俄罗斯二战退伍军人斯特潘·佩图霍夫（Stepan Petukhov）坐在二战年代美国制造的威利斯吉普车上。（Alexander Zemlianichenko Jr）
美国在1941年12月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已经在向苏联提供军火和设备援助，支持苏联反击纳粹入侵。
虽然苏联和德国在1939年8月签署了互不侵犯条约，但是，1941年6月在德国向苏联发动进攻，双方联盟崩溃。苏联与德国反目为敌，投入到对抗纳粹德国的战争中。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告诉美国国会，美国应向“对捍卫美国至关重要的”国家提供军事援助。
他说，“我们不能够，我们也绝不会，只因为他们当下无力购买武器——我们知道他们绝对需要这些武器——而[对他们]说，他们必须投降”。
美国根据在加入二战前九个月通过的《租借法案》（Lend-Lease Act），向英国、中国和苏联运送战争物资。虽然美国和苏联在其他领域存在分歧，但是，希特勒对世界的威胁使两国形成一个共同目标。
1943年2月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Belgorod）的列宁街（Lenin Street）上，苏联红军士兵站在一辆美国制造的坦克车旁。
名义上说，美国是出借那些物资。罗斯福面对具有成本意识的美国人这样说：
“假设我邻居家的房子失火了。……如果他能把我浇花用的水龙带接到他的水龙头上，我也许可以帮他扑灭这场火。现在我怎么做？我不会在做之前先对他说，‘邻居，这条水龙带花了我15美元；你必须付我15美元’。我不想要15美元——我想让我的水龙带得到归还。换话句话说，如果你借出了某些军火，它们在战争后归还，这对你来说是可以的”。
最终，美国基本没有寻求或期待得到货币形式的偿还。一些战争债务后来以很低的利息了结。《租借法案》基本上是美国——这个被罗斯福称之为“民主的兵工厂”的国家——向反抗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伙伴国家提供的赠款。
提供红军装备
Soldiers move anti-tank guns, trucks follow（Sovfoto/Universal）
1942年9月苏军在北高加索地区布置反坦克炮，旁边是一队通过美国租借法案提供的美国制造的卡车。（Sovfoto/Universal）
纳粹德国1941年6月进攻苏联后，美国在8月份即向苏联运去了第一批物资。
美国援助的规模在俄罗斯政府报刊（《俄罗斯报》[Rossiyskaya Gazeta]）的在线刊物《焦点新闻外的俄罗斯》（Russia Beyond）上有详细介绍，也得到许多历史学家的记述，其中包括美国政策分析人士艾伯特·威克斯（Albert L. Weeks）2004年撰写的《俄罗斯救生线：二战对苏租借援助》（Russia’s Life-Saver: Lend-Lease Aid to the USSR in World War II）一书。
最终统计显示，美国向盟国俄罗斯运送了以下装备：
– 40万辆吉普车和卡车
– 14000架飞机
– 8000台拖拉机
– 13000辆坦克
Four air crew members in front of aircraft
二战中苏军夜袭机组成员站在美国制造的道格拉斯A-20浩劫（Douglas A-20 Havoc）轰炸机前。
此外还有下列物资：
– 150多万条盖毯
– 1500万双军靴
– 17.7万吨棉花
– 270万吨石油产品（用于飞机、卡车和坦克燃料）
– 450万吨食品
1943年6月，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Cincinnati, Ohio）的克罗格（Kroger）食品杂货和面包公司，工人在制作基于《租借法案》运往苏联的猪肉罐头（俄文：svinaia tushonka ）。（Library of Congress/U.S. Farm Security Administration/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Howard R. Hollem）
美国人还提供了枪支、弹药及爆炸装置，铜、钢、铝材料，医药、战地电台、雷达工具、书籍以及其他物品。
美国甚至将一个制造军用轮胎的福特公司（Ford Company）的整座轮胎厂搬到苏联。
从1941年至1945年，美国向苏联提供了113亿美元的物资和服务，相当于2016年时的1800亿美元。
援助产生的影响
展现被遗忘的历史
位于莫斯科的前“同盟国与《租借》博物馆”（Museum of the Allies and Lend-Lease）曾陈列着美国援助苏联对德作战的实物见证。
这座博物馆2004年开馆时，苏联将军罗科索夫斯基（K.K. Rokossovsky）的儿子将父亲二战时的美国造威利斯吉普车（Willys jeep）捐赠给博物馆。博物馆不仅展出这部仍可开动的吉普车，而且偶尔还让它上路行驶。博物馆也收藏了一批独特的军服纽扣，纽扣正面是苏联的标志，反面有“芝加哥制造”的字样。
现在这座博物馆已不再开放，但是，前馆长尼古拉·博罗金（Nikolai Borodin）仍然致力于传播《租借》史话。他说，美国除了提供军事援助外，还送给俄罗斯老百姓食品、衣物和玩具。
他说，根据《租借》，“要什么就得到了什么”。
领导人的回溯
2005年5月9日，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在纪念同盟国战胜纳粹德国60周年的莫斯科游行检阅仪式上发表讲话，纪念俄罗斯人作出的牺牲——苏联在二战中的死伤人数超过任何一个参战国——同时指出盟国对赢得二战胜利的帮助。
普京提到，“61个国家和世界近80%的人口”受到这场战争的某种影响，盟国的支援对击败希特勒不可或缺。
邱吉尔说，罗斯福“设计出这个叫做《租借》的非凡的援助方案，它将作为历史上任何一国最无私和最无瑕的经济行动永载史册”。
而最令美国领导人欣慰的是，《租借法案》帮助实现了目标：打败希特勒。
本文最初刊发于2020年4月29日。
ShareAmerica本网站由美国国务院（U.S. Department of State）国际信息局（全球公共事务局）管理。
谢选骏指出：这哪里是什么“美国向苏联提供多项援助帮助赢得二战胜利”？这是“美国向苏联提供多项援助奠定了冷战的基础”！罗斯福这条丧心病狂的瘸狗，就这样害惨了中国人民！毕福剑说，“毛泽东那个老屄养的把我们都害惨了！”我看，罗斯福那个鴉片販子的脑残後代也不遑多让，而且是個始作俑者。
【59、美国对苏贷款问题历史考察】
《美国对苏贷款问题历史考察（1943-1946）——关于美苏经济冷战起源的研究（之一）》（沈志华2019年12月27日《俄罗斯研究》）報道：
摘要：在美苏双方希望和推进战后经济合作的氛围中，苏联提出了战后重建的贷款问题。由于苏联期待更优惠的贷款条件而美国有意把经济援助作为外交工具，雅尔塔会议没有提出贷款问题，从而错过了历史最佳时机。杜鲁门执政后，美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和苏联对自身经济体制和国际经济形势的认知偏差，导致双方在贷款问题上长期交涉但最终未果。贷款流产成为苏联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切割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冷战起源和战后美苏关系的变化，始终是国际学界关注较多的研究课题。人们从外交、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各个层面介入对这一主题的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关于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或者经济冷战起源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不过，相对于其他层面，经济冷战起源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尤其是对新出现的俄国和东欧档案的利用不足，有些问题还没有说清楚，甚至有的史实在学界尚未取得共识。
實際上，在整个冷战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美苏之间经济实力的对比和经济关系的变化，始终是一个基本的因素，尽管直到苏联解体前夕人们才真正意识到苏联经济实力脆弱的全面含义。历史已经证明，苏联发展相对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问题（特别是经济体制）。追根寻源，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构建的苏联与美国和西方的新型关系，已经为苏联调整和改革其经济体制创造了客观条件，而苏联领导层却没能抓住这次历史机遇。究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首先要搞清楚的是，面对战后美苏两强不对称的特征——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经济——苏联是如何设想并处理与美国（以及西方）之间的经济关系的。这里涉及诸多问题，例如信用贷款、布雷顿森林体系、租借清算、战后赔偿、马歇尔计划、经互会、莫斯科国际贸易会议以及苏联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等等。笔者拟在学界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近年来开放的俄国档案，逐一讨论这些问题。本文主要考察的是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美国对苏联的贷款问题。
美国对苏贷款问题在冷战开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引起学者注意。随着档案文献的解密，这一问题到20世纪60年代末渐渐被“放在一个更加突出的地位”。特别是俄国档案开放以后，贷款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关注。尽管如此，这里仍然存在着很多有争议的看法，如苏联是否真正需要美国的贷款？美国为何拒绝向苏联提供贷款？苏联未能如愿取得美国贷款造成了什么结果？这一结果与冷战起源究竟是什么关系？悬念确实存在，正如当年国务卿斯退丁纽斯所说，“这种贷款能否使苏联成为战后世界更加合理和合作的国家，将是历史上最大的‘如果’问题之一”。
一、战后美苏经济合作的政治经济基础
虽然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政权迟迟没有得到美国的承认，但在利益的驱动下，许多美国商人对苏联采取了“政经分离”的态度——政治上不承认而经济上保持往来。特别是在1921年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的主张以后，苏联经济体制的改变和国内市场的出现，吸引了众多的美国资本家，尽管没有得到美国政府通常为对外贸易提供的便利和保护，企业家们还是积极进行对苏贸易和投资。石油大亨阿曼德·哈默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到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对苏贸易额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增长了2倍，对苏出口贸易额达到最高点：1930年的1.113亿美元和1931年的1.034亿美元。
1933年11月17日，美国出于基本的政治原因在外交上承认了苏联。罗斯福总统还试图通过取消对苏联产品的特别限制、接受购买从苏联直接运来的黄金等措施推动美苏贸易。然而，由于美国国务院试图把美苏债务问题作为“一种杠杆”，以获取苏联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让步，并迫使苏联遵守国际经济关系中有关财产和合同安全的准则，而苏联则坚持拒绝在美国同意延长贷款期限之前解决债务问题，双方关系再次进入紧张状态。随着美苏债务问题谈判破裂，加上苏联抛弃“新经济政策”后国内经济环境的改变，美苏经济关系陷入低谷。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约翰逊法案禁止私人或机构向欠债国提供贷款，也是导致美苏贸易下滑的重要因素。战前，苏联唯一得到的一次美国贷款是1933年复兴信贷公司提供的400万美元（购买美国棉花），利息5%，期限一年。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加入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后，美苏关系急速升温。战争期间，美苏之间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租借。1941年3月美国通过了“租借法案”，授权总统向“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出售、转让、租用、借用或以其他方式处置”防务用品。据此，美国向英国、苏联以及中国等盟国提供了大量军事和其他物资援助，奠定了战时美英苏中四大国合作的基础。据统计，美国用于租借援助的资金达436亿美元，约占二战期间国防开支总额的14%。其中，近110亿美元提供给了苏联，约占国防开支的3.5%。美苏贸易由此大幅提升。1935年至1939年间，苏联在美国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不到2%，在美国进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大约1%。在战争期间，由于租借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出口，苏联在美国出口贸易中的份额已达20%左右。
在接到美国向苏联提供第一批租借物资的通知后，1941年11月4日，斯大林致电罗斯福：“对于您有关向苏联提供10亿美元无息贷款用以支付武器和原材料供应的决定，苏联政府不胜感激，并将其视为……对苏联的最大支持。受苏联政府委托，我对您所述的向苏联提供此种债务的条件完全赞同，即这些债务应在战争结束5年之后开始偿还，并在这5年期结束后的10年逐步还清。苏联政府准备尽一切必要的努力，向美国提供苏联所掌控的美国所需的商品和原料。”11月6日获悉了斯大林信函的内容后，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当晚给苏联驻美临时代办葛罗米柯打电话说，“不会有比这个更好的莫斯科回信了”。
在美国领导人看来，一个自由贸易的、没有关税差别待遇的国际经济环境，即“门户开放”，将给世界带来和平竞争，并会使各国保持稳定、和平和民主。“一个按照公平合理和无差别待遇原则进行运转的健全完整的世界贸易体系，是世界和平和安全结构的基石”。为此，美国极力倡导国际经济合作，其中特别是与苏联的合作。早在1941年8月14日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共同发表的《大西洋宪章》中，除了强调放弃以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并建立一个"更广泛和永久的普遍安全体系"，还提出希望"促成一切国家在经济方面最全面的合作"，以实现“经济进步和社会安全”。在1943年10月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赫尔提交了两份备忘录，认为战后各国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应当以合作和联合行动为基础”，并提出了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美国主张采取的具体措施：创建国际贷款机构；为在非歧视的基础上扩大国际贸易而缔结贸易总协定；调节和最后废除旨在限制个人消费品生产与贸易的措施；确立固定的国际货币兑换率和自由兑换货币，以及在资源开发、航运、空运、电讯等领域开展国际合作。1944年2月23日，罗斯福致函斯大林，再次提出战后经济合作问题，认为“迫切需要一个联合国家机构用以共同制定程序，借此研究国际经济合作的各个领域、应予以讨论的问题、讨论程序以及现有协议与拟达成协议及未来活动的协调手段”。
虽然存在积极的合作愿望，然而，美国人也明白，在考虑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时候，所谓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原则，是对各种自成体系的经济形式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直接挑战，这里既针对英国，也包括苏联。正如助理国务卿艾奇逊1944年12月11日在众议院战后经济政策和规划特别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指出的，在“同一世界”的自由贸易必须取消关税、配额、禁运和其他人为的障碍。关于苏联，艾奇逊指出，美国必须制定“公平的贸易规则，这涉及政府的垄断和国家贸易，也包括私营企业盛行的国家与由国家管理的对外贸易之间的贸易”。
除了安全问题，经济问题——战后重建和国际经济秩序——也是苏联领导人优先考虑的重大问题之一。早在1941年12月26日，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就提出秘密建立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估算苏联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以便确定战败国如何在经济上对苏联做出赔偿。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很快就接受了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并于1942年1月28日做出决议，成立以莫洛托夫为主席的外交资料筹备委员会，负责收集和整理一切涉及战后安排的现行协议及有关计划和方案，其中包括“战后经济安排的设想，工业和农业原料产地的再分配计划，成立关税联盟、消灭关税壁垒、统一货币制度、建立货币集团的方案，以及关于拟订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国际'计划'的设想和其他战后经济问题”。
在精心和全面准备战后安排事宜的同时，苏联对美国提出的国际经济合作问题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在1943年莫斯科会议期间，美国战时生产总局局长纳尔逊访问苏联。在其逗留的10天里，“与他接触的所有苏联官员都表现出极端的热诚和非凡的合作”。10月16日，在与纳尔逊进行的一个半小时的单独谈话中，斯大林对美国的产品，特别是苏联是否能够赊购美国货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甚至提出了一个初步的货单。斯大林赞同纳尔逊关于美国商人与苏联政府商谈两国在和平时期贸易计划的建议，并提出应成立美苏联合委员会讨论这一问题。或许是为了消除美国人对过去债务问题的记忆，斯大林还几次提到，苏联政府一定会履行义务，绝不会只是“象征性地”付款。
苏联表现出来的与美国开展经济合作的热情并非心血来潮。1944年1月11日，从伦敦归来3个月的原驻英国大使迈斯基向莫洛托夫递交了一份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长篇报告，其中讲述了他对处理战后美苏经济关系的深层思考。迈斯基指出，战后“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决定权将掌握在苏联、美国和英国手中，而事态发展的进程在极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三大国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美国是“最有活力的帝国主义国家”，其迅猛增长的生产实力将导致不可避免的经济扩张。美国的这种“扩张”势头首先冲击的是正在衰落的英国，而英国将力图用和平的方式同美国进行艰苦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美苏之间没有领土纠纷，“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基本上不涉及我们”，相反，美国“会希望苏联至少保持中立”。至于英国，在其与美国的斗争中，“应当越来越向苏联靠近”。因此，只要战后的欧洲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那么，“无论从战后经济恢复的需要出发，还是从必须维护和平出发，苏联都希望同美国和英国维持良好的关系，因为要达到上述目的，同这两个国家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说到经济关系，迈斯基认为，美英“这两个大国在未来的国际商品流通领域里必然要发挥极其重大的作用”，而特别重要的是，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成为对苏联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给予援助的十分重要的来源”。所以，苏联必须在“战争气氛”的影响下，立即着手与美英进行会谈，要求美英（特别是美国）从对盟国义务的认识出发，保证在战后5-10年的时间内，通过租借法案的方式，向苏联提供对其重建至关重要的商品，而其他较为次要的商品则根据长期贷款的原则提供。
迈斯基的分析可谓精细、周全、深入，所提措施也很到位。对此，斯大林心知肚明。在1944年3月10日答复上述罗斯福2月23日来电时，斯大林写道：“毫无疑问，……在经济领域展开国际合作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值得关注。我认为，现在完全适宜建立一个联合国家的机构，用以研究这些问题，以制定研究根据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决议开展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的各种条件和程序。”这无疑也对美国起到了推动作用，总统收到信后交给国务卿赫尔，并附言：“我们接下来做些什么？”
1944年6月美国商会会长约翰斯顿对莫斯科和乌拉尔地区的访问，显然是美苏双方有意推动经济合作的举措。6月27日凌晨4点，斯大林会见了约翰斯顿，并同他进行了2个小时饶有兴趣的谈话。斯大林赞扬美国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向苏联工业提供的援助，并说苏联所有大型工业企业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国帮助或技术援助下建造的，还表示欢迎美国在商品销售方式方面提供帮助。斯大林说，战后苏联进口的主要是工业设备和机械，而不是消费品。不过，这些设备的一部分将用于生产消费品。出口在苏联经济中绝不会发挥很大作用，除非为了进口。苏联可以从美国订购数十亿美元的货物，如果了解美国的需要，苏联可以向美国出口原料和消费品。最后，斯大林还对美国的大选表示关心：苏联担心一旦共和党上台会影响当前的美苏关系，特别是影响已经签署的经济协议的实施。约翰斯顿表示，罗斯福继续当选的机会很大，无论如何，他本人会尽一切努力发展美苏之间的经济合作，并使苏联得到长期贷款。据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在一旁观察，斯大林态度“和蔼可亲”，显然很喜欢这位商会会长和他所说的话。约翰斯顿也深受感动，回到美国后不久给斯大林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他还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称：战后的苏联，“即使不是我们最大的客户，至少也是我们最热切的客户”。
尽管存在种种分歧和矛盾，但直到1945年初，盟国之间的关系总体说来还是十分融洽的，美苏战后经济合作的前景也颇为乐观。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苏联提出了为战后重建而要求美国提供长期信用贷款的问题。
二、苏联对贷款的期望与美国的反应
苏联的战后重建的确面临极大困难，四年的战争给苏联带来了极其重大的损失。关于苏联在战争中的损失有不同的估计，据俄国档案披露的数字，战后赔偿委员会主席迈斯基1944年提供的“直接物质损失”为7000-8000亿卢布（约合1320-1500亿美元），这“超过了整个英国或德国的国家财富，相当于整个美国国家财富的三分之一”。其中固定资产的损失，据美国国务院财政金融司司长科拉多1945年1月的估算为160亿美元，约占战前总资产的四分之一，此外还有库存资产损失40亿美元。1943年11月，哈里曼向国务院报告说，据他观察，“苏联政府认为重建问题是他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苏联领导层很早就认识到，取得国外提供的长期贷款是战后经济重建最重要的条件和前提。1943年7月，针对美国提出的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第一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指出，美国试图建立的稳定基金“根本无法解决我们尤其关心的提供长期贷款的问题”。在强调必须修改美国草案中对苏联不利的那些条款后，维辛斯基认为，“苏联参加稳定基金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那就是基金将被赋予长期信贷的国际组织职能，或者在其建立的同时便将组建联合国长期信贷银行”。对此，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也有同感：无论是美国提出的稳定基金组织，还是英国主张的外汇清算同盟，对于苏联而言其意义都是有限的，因为它们可以提供的只是用于维持支付平衡的贷款和实质上带有短期性质的信贷，“而苏联此时实际需要的乃是长期性贷款”。不过，米高扬也指出，这两个组织都有贷款利率较低（仅1%）的价格优势，可以成为苏联的信贷来源，况且也是苏联参与战后国际组织的形式之一。
苏联人很快但隐晦地向美国传达这个想法。1943年11月5日，在与刚到任的哈里曼大使的会谈中，米高扬对租借物资有可能成为“主要用于战后重建的物资”这一话题表现出极大兴趣。他说，苏联对重建铁路系统、冶金厂、煤矿和发电站所急需的设备和材料的需求正在增加，而且还会不断增加。米高扬还提出，在最近美苏达成的第三个租借协议中已经列入一些项目，但“肯定需要提出更多的要求”，价值3亿美元的额外订单是不够的。哈里曼解释说，从法律上讲，租借法案规定只能供应与战争性质直接有关的设备和材料。不过，总统和华盛顿有关方面倾向于对该法案做出“一个合理而宽泛的解释”。接着哈里曼提出，或许可以开始讨论为苏联重建“提供贷款和财政援助”的问题。对此，米高扬回答说，对比英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设备，苏联人更喜欢美国设备，因为它们质量好且标准化程度高，但苏联的订单取决于贷款条件和货物价格。苏联的确非常需要美国的贷款，但是正如迈斯基在报告中所说的，此时莫斯科考虑更多的是“按尽可能优惠的条件获得援助，能以租借法案的形式给予供应最为理想”。
根据俄国学者波波夫的研究，无论是出于经济还是政治方面的考虑，当时苏联领导人非常重视外部资源对于苏联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但对美国货物的大规模订单只能等待相应的贷款到来，在此之前，需要关心的是“根据租借法案灵活地调整与美国的结算业务”。毕竟当时租借物资也是苏联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据统计，1945年苏联国家预算收入总计2980亿卢布，其中租借法案收益310亿卢布，占10.4%。或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美英苏三巨头第一次聚会讨论战时和战后诸多重大议题的德黑兰会议上，苏联没有提出战后重建和贷款问题。在一次与罗斯福的会谈中，斯大林只是在罗斯福谈到战后美苏将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时提到，“如果美国人向我们提供装备，我们可以供应他们原料”。尽管知道租借限于战争时期，此时苏联人还是期望通过条件优惠而手续简单的租借方式取得尽可能多的外部资源。
德黑兰会议以后，随着战争接近胜利的尾声，苏联越来越关注战后重建问题，对于长期贷款的要求也日益强烈。1943年12月7日，外贸人民委员会的专家向米高扬提交了一份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的指示草案，草案指出，美国“只有向苏联政府提供大规模长期政府贷款”，才能得到恢复苏联经济所需要的大量美国工业产品订单。在对复兴银行（世界银行）方案的修改意见中，则需要包括如下内容：“大部分领土被占领的国家，应该拥有不经一般程序即获得长期贷款的权利，贷款数额无论如何不少于缴纳额的150%。”维辛斯基也认为，只要美国同意苏联的修改意见，苏联可以接受美国关于稳定基金的计划，“因为我们的主要利益在于获得长期贷款，而这一需求可以通过该银行（指复兴银行——引者）完成”。莫洛托夫在12月31日与哈里曼的会谈中，主动提出了美国在苏联经济恢复中提供援助的问题。哈里曼表示，根据《租借法案》，美国政府只能提供战争所需的物资，因此必须找到其他方法来满足苏联的重建需要。具体来说就是：（1）美国政府机构有可能向苏联政府提供贷款，以购买用于重建的美国设备和产品；（2）希望苏联政府告知最迫切需要的设备和物资清单以及交货时间；（3）邀请美国专家来苏联帮助进行规划。哈里曼向国务卿报告说，莫洛托夫对此表现出强烈的兴趣，通过他的问题和评论表明，他理解并赞同我概述的方法，莫斯科高度重视美苏在经济领域“最紧密的合作”。苏联当然非常需要贷款，但关键是条件。
1944年2月1日，米高扬试探性地向美国大使提出了苏联所需要的贷款及其条件：第一期10亿美元，利息0.5%，期限25年，从第16年开始以年均等额分期偿还。苏联人考虑的主要是条件问题，与（战前）苏联从德国、英国和瑞典得到的贷款的条件——额度少（不足1亿美元）、期限短（5年）、年利高（5.5%-6%）——相比，米高扬的要价的确是惊人的。不过，此时美国人考虑的主要是法律问题。
对于向苏联提供贷款的问题，美国当时并没有明确和一致的政策。国务院接到报告后通知哈里曼，财政部的建议与驻苏使馆基本一致，即应在莫斯科进行帮助苏联战后重建的讨论。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正在考虑以租借形式提供3亿美元商品的问题，也有人认为，与苏联的谈判应通过定期的外交渠道进行，并应成为美苏整体关系的组成部分。国务院的初步考虑是，“在消除某些法律限制之前”，目前美国不能为战后贸易的贷款问题做出任何明确的安排。因此，在与苏联当局讨论信用贷款时，使馆只能泛泛而谈。所谓“法律限制”，首先是指1934年1月1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的约翰逊法案规定，禁止向拖欠美国政府或公民债务的国家提供贷款。而在1933年11月的苏美建交谈判中，双方未能就债务问题（苏俄政府拒绝支付临时政府拖欠的美国债务和实行国有化时没收的美国资产）达成协议。其次是2月8日国务卿通知哈里曼，总统已经批准了如下行动程序：继续向苏联政府表明美国政府将尽可能协助苏联战后重建的愿望，并要求苏联政府尽快提供所需物资数量和类型的准确信息；美国正在研究如何解决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遇到的法律限制问题（指约翰逊法案和租借法案），以及美国进出口银行贷款授权的最高限额问题；美国将成立一个由各部门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以研究和协调在两国谈判中所产生的一切问题。
然而，将近一年的贷款交涉没有任何进展，却呈现出一种混乱局面，美苏双方内部都存在不同的主张。在苏联内部，米高扬与约翰斯顿谈判后于6月拿出的具体贷款方案，遭到了苏联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的反对，莫洛托夫则没有明确表态，因为他不知道“风会往哪个方向刮”。美国内部分歧意见更大，财政部长摩根索全力支持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建议的金额高达50-100亿美元，甚至同意取消利息。商务部负责官员罗普斯也认为，美国在一项慷慨的长期信贷政策中的受益将与苏联一样多，而国务院和对外经济管理局则完全拒绝这种可能性。受到孤立主义和保守势力的影响，反对意见在政府和社会上都普遍存在。这场争论甚至在美国的媒体上反映出来，一些报纸杂志刊登了各不相同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战后长期大额贷款问题的谈判自然不会取得进展，而是进入了“休眠状态”。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在1944年仍然以租借的方式继续进行。3月18日，苏联与美国签订了第三次租借协议。毕竟，战争还在进行中。
刚刚进入1945年，事情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月1日，摩根索致函罗斯福说，财政部一直在制定一项计划，以期在苏联重建期间向其提供全面援助。这“不是考虑增加租借或任何形式的救济，而是一种对美国和俄国都将产生长远利益的安排”。摩根索还说，他从驻苏使馆那里了解到，“俄国人不愿采取主动，但欢迎我们提出一项建设性计划”。因此建议，美国应该“现在就站出来，向俄国人提出在重建期间援助他们的具体计划”。然而，没等华盛顿采取行动，苏联就“挺身而出”了。1月3日，莫洛托夫以外交照会的形式向哈里曼提交了苏联关于长期贷款的方案：额度60亿美元，期限30年，年息2.25%，从第9年末开始偿还。此外，对于战争结束前的订货，要求美国在价格上给予苏联20%的折扣。莫洛托夫强调，苏联政府非常希望“在长期贷款的基础上发展苏美经济关系”，苏联这样做是为了帮助美国在过渡时期和战后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这一方案的提出，也是考虑到美国活动家多次表示，希望在战后得到大量的苏联订货。哈里曼后来回忆说，这是一份“惊人的荒诞无稽的书面照会”，是“他生平所遇到的最奇特的要求”。莫洛托夫之所以采取如此姿态提出问题，一方面是出于谈判策略，更主要的是在当时苏联人的理念中有一种盲目的自信：战后美国将进入经济危机，资本过剩和大量失业会迫使美国求助于苏联。
与米高扬一年前的试探不同，这是苏联政府第一次正式向美国提出贷款要求，白宫必须认真对待并做出官方回应。对于苏联照会，哈里曼首先提出，对其不寻常的性质和不合理的条款应该“完全置之不理”，但他“感觉到一种暗示”，即美苏“友好关系的发展将取决于慷慨的信贷”。因此必须向莫斯科表明，美国愿意合作，全心全意地帮助苏联解决重大的重建问题。美国应该尽其所能“通过信贷帮助苏联发展健全的经济”，并且已经到了提出具体政策的时候。另一方面也要让俄国人明白，这一切“将取决于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为此，“美国政府应保留对所发放的任何信贷的控制权，以便保留政治优势”。国务院在向总统转交哈里曼的意见时强调了三点：（1）协助苏联经济发展符合我们的利益；（2）俄国人应该理解，我们在这方面的合作将取决于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3）对长期信用贷款的讨论应与当前的租借谈判完全分开。
不过，财政部的意见完全不同，摩根索于1月10日向罗斯福提交的贷款方案，甚至比苏联方案所要求的还要优惠：为期35年的100亿美元贷款，年息2%。摩根索强调，苏联完全有能力偿还这笔贷款，而且这样做将为美国在战后制造6000万人的就业机会。“国务院各部门对这一方案表示强烈反对，理由是：在国会取消法律限制之前不可能向苏联提供战后贷款；大规模贷款是解决美苏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唯一的具体谈判杠杆”，现在放弃在战术上是有害的；对于如此大量的贷款，苏联的偿还能力存在问题。商务部的看法大体相同，只是口气缓和一些。罗斯福本人非常支持对苏联战后重建提供经济援助，也表现出对贷款问题的“浓厚兴趣”。不过，贷款面临的国内法律问题是绕不过去的障碍，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只能在租借方面想办法。罗斯福在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说：“俄国仍然是击败德国的主要因素。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支持苏联。”目前已经要求苏联对涵盖1945年7月1日至1946年6月30日的第五个租借协议做出陈述。希望国务院在现有资源的限制下，尽一切努力满足这些要求。在签署第五个协议之前，要“尽一切努力继续向苏联提供充分和不间断的物资。”至于战后贷款问题，正如加迪斯指出的，罗斯福也倾向于以此作为美国与苏联打交道的一种“外交工具”。与国务院和哈里曼等人不同的是，他不愿意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使用这种手段。所以，罗斯福不主张在即将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提出战后贷款问题：“在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之前，我们要有所保留，不要给他们任何资金上的承诺，这是非常重要的。”
1945年1月27日，美国对苏联的照会做出了正式答复：关于莫洛托夫提出的战后贷款安排问题，“本政府目前正在研究提供战后长期贷款的方式和方法，但颁布相关立法以及决定相应拨款额度尚需时日。在这些步骤完成之前，我们无法在纯粹的战后贷款问题上达成任何明确的协议。战后的长期贷款是我们两国战后关系的重要内容，本政府对此深信不疑。在完成必要的立法程序期间，我们希望苏联将所有可能的信息都发给我们，包括苏联政府准备提出的偿还条款以及贷款需求的数量和范围。就目前而言，苏联政府从我国获取财政支持的唯一合法途径依然是租借法案中的条款。”
雅尔塔会议果然没有涉及长期贷款的话题，莫洛托夫只是在2月5日三国外长的午餐会上提到，苏联希望从美国得到长期贷款，而斯退丁纽斯回答说，美国愿意随时在莫斯科或华盛顿讨论这个问题。斯大林在雅尔塔也没有提战后贷款问题，只是在2月8日与罗斯福单独会谈时说，希望美国把一些剩余航运物资卖给苏联。总统说，这需要对立法进行一些修改，以使战后美国和英国不需要的过剩物资可以不加任何利息地以信贷方式进行转移。斯大林马上赞扬说，租借法案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对战争胜利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在同日的三巨头会议上，斯大林再次高度评价说，“租借是总统在组建反希特勒联盟方面最显著和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显然，斯大林从法律方面领会和理解了罗斯福的立场，因而专注于通过租借方式取得经济援助。当然，雅尔塔会议讨论最多的对德索赔问题，实际上也是构成苏联战后重建的主要外部资源之一，斯大林或许是担心此时提出贷款问题不仅无效，还会干扰关于苏联必争的重要资源问题的讨论。贷款条件肯定也在莫斯科的考虑之中。1944年12月米高扬建议不接受10亿克朗（约2.38亿美元）的瑞典贷款，其理由就是条件不好（3.5%的利率、25%用现金支付等）。还有学者提出了其他可能的原因。无论如何，这次最重要的三巨头第二次聚会再次避开了贷款问题。
罗斯福的确有意尽快排除美国关于贷款问题的立法障碍，雅尔塔会议刚结束，总统就强烈要求国会立即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要求美国马上响应建立国际银行的建议，其理由之一就是国际银行将对成员国“重建和开发计划的外汇需要提供可靠的贷款或对这种贷款提供保证”。准备提交国会通过的还有扩大和加强1934年贸易法、缔结关于降低贸易壁垒的国际协定、修改进出口银行章程以及废除约翰逊法案等。然而，病魔缠身的罗斯福未能看到这些结果，更没有机会处理战后对苏贷款的问题——他在两个月后病逝了。罗斯福应该后悔他做出的在雅尔塔会议不讨论对苏贷款问题的决定。无论如何，世界三巨头会议的决议会对以后事情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即使战后贷款问题无法看到直接和明确的结果，一个意向性的文件也会约束继任总统的行事方向和范围。事实是，担任副总统仅83天的杜鲁门接管白宫权力后不久，与罗斯福的对苏外交路线便渐行渐远了。
三、美国拒绝贷款与苏联的强硬态度
努力与美国签署租借结束和清算协议；（4）批准苏美友好贸易和航运条约草案；（5）在促进国际贸易的问题上，苏联政府不反对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政府合作，但这种合作的范围应该不与苏联经济的基础相矛盾，其中包括不与国家对对外贸易的垄断相矛盾；（6）上述协议和条约顺利签署后，可以听取美方对其他问题的陈述，并告知将进行研究；（7）如果美国政府同意我们的建议，并签署了贷款协议、租借清算协议，代表团应该表示，苏联愿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的成员，也愿意成为联合国粮食组织的成员。
上述态度强硬、用词尖锐的文件显然是为苏联代表团进行贷款谈判准备的，但是，尽管斯大林认为苏联那个照会已经做出了无法容忍的重大让步，美国却并未接受苏方5月17日的建议。6月13日诺维科夫收到一份照会，美国在照会中仍然坚持先前提出的同时进行“其他问题”的谈判，并再次重申，希望苏联就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问题表达意见，而这将有助于顺利完成对金融和经济问题的讨论。对此，7月9日，米高扬向斯大林提交了答复草稿，其内容与以前的文件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调整了一下讨论问题的顺序。但是，似乎苏联并没有向美国提交这个答复照会。7月18日在总统新闻发布会上答复有关“是否根本就不存在提前为苏联申请贷款的计划”这一问题时，杜鲁门痛快而简捷地答道：“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7月下旬《纽约时报》连续公开报道：美国没有承诺向苏联贷款；关于对苏贷款问题的讨论，从未超过“初步阶段”。
以后，虽然苏联还对贷款抱有一线希望，但美苏之间再也没有就战后重建的贷款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正式的贷款谈判也从来没有举行。
四、几点结论和思考
从战争结束到1947年7月宣布马歇尔计划前，以租借贷款和信用贷款两种方式，美国对外贷款有几十亿美元。苏联是最早提出贷款要求的，但最后只得到区区2亿美元的剩余租借物资贷款。相比之下，英国1945年9月开始与美国讨论贷款问题，谈判（也很艰苦）的结果，得到了37.5亿美元的贷款，利息2%（如果算上5年的付息宽限期，实际为1.63%），此外作为租借“收尾”计划追加的贷款，还有6.5亿美元。得到美国贷款（美元）的欧洲国家还有法国（19亿）、意大利（5.13亿）、波兰（2.251亿）、丹麦（2.72亿）和希腊（1.61亿）。除希腊外，贷款额度都比苏联多。即使远在亚洲的中国，得到的美国贷款也比苏联多得多：至1947年6月30日，中国政府仅得到的租借贷款就有约7.8亿美元，还有1亿多信用贷款。事情怎么会是如此结局？从本文对历史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出：
第一，罗斯福主政美国时期，美苏双方都对战后的合作（包括经济合作）充满热情和希望，尽管苏联有些疑虑，但还是积极响应美国建立国际经济合作机制的建议，希望在保证苏联经济安全的前提下获取经济实惠。如果不是罗斯福突然去世，美国对苏联的贷款问题在雅尔塔会议之后便会提上议事日程，并很有可能得到顺利解决。
第二，为实现战后经济重建的宏大目标，取得美国提供的长期大额信用贷款是苏联最重要的外部资源。对这一点，克里姆林宫和各级官员都有共识。但是，受到政治经济学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期待美国战后爆发经济危机，以此为自己创造最佳贷款条件，导致苏联不愿主动也未能及时正式提出合理的贷款要求。这也是雅尔塔会议未能讨论美苏贷款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罗斯福不愿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但如果斯大林主动提出，罗斯福也不太可能回避。
第三，美国对外贷款的法律障碍是一个问题，但它不是针对苏联一个国家的，尽管美国政府一开始就向苏方提出了这个问题。结果，美国的法律问题解决或规避后，其他国家都得到了贷款，唯独苏联除外。所以，法律限制不是苏联未能得到贷款的原因。
第四，具有右翼倾向的杜鲁门接管白宫、战后美国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情绪蔓延、对苏联某些政治举措（主要是波兰和东欧问题）日益不满，这些意识形态偏见导致美国政府愈来愈倾向于把经济援助（主要是贷款）作为一种外交工具和杠杆，而主张“政经分离”的苏联政府对此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在这方面，苏联的立场在客观上具有合理性，否则美国主张的国际经济合作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在逻辑上就说不过去。 第五，苏联领导人最大的问题在于认知偏差，就是没有看到战后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大趋势，不愿承认美国的经济实力必然导致其主导未来世界经济的现实，更没有意识到苏联自身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而这种体制不经过逐渐的调整和改革就无法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事实上，加入国际货币组织和贸易组织后，解决贷款问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第六，贷款问题对于苏联战后重建的重要性，必然导致贷款流产后果的严重性。在最后的谈判和交涉中，美国把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对苏贷款的前提之一，而苏联则把实现贷款作为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条件，形成僵局。如果把战后苏联经济走向封闭看作一个历史过程，那么美国对苏贷款流产就是美苏经济关系恶化、苏联与世界经济体系进行切割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如此看来，经济摩擦和纠葛是冷战起源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谢选骏指出：黃俄胡説，“经济摩擦和纠葛是冷战起源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其實呢？明明是斯大林的獸性導致盟軍的分裂；經濟摩擦并非分裂的基礎！因爲這個所謂的二戰盟國，本來就是一種野獸的組合——英美勾結紅色法西斯，打敗了德意日。他們兩邊的互撕，遲早的事。
【60、美国总统，什么人都可以当当】
《历史解密：艾森豪威尔是将柏林拱手让给斯大林》（2005/01/26 彭宁）报道：
（一）
1945年3月，纳粹德国即将战败，盟军胜利的曙光已经在眼前。
蒙哥马利率领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在盟军的配合下顺利完成了诺曼底登陆计划，大军势如破竹，一举收复法国，直逼纳粹德国疆土。
就在大军稳步向德国境内纵深推进的时候，蒙哥马利将军突然收到艾森豪威尔的来电，来电称盟军的作战计划已经变动，现在要立即改变盟军的主攻方向，由原来主攻柏林改为攻击东南方向的慕尼黑和莱比锡，并且主攻任务由原来的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改为布莱德雷的第十二集团军。蒙哥马利的第二十一集团军改为向东北，占领位于汉堡正北的波罗的海巨港卢贝克湾，以切断德国军队逃往丹麦和挪威的退路。占领柏林的任务交给前苏联人去完成。
此时，正踌躇满志准备全力攻打柏林的蒙哥马利被这样一份电报内容惊得目瞪口呆。他不禁怒火中烧，故意将这份让其部队做配角的电文向部下作了宣传。顿时，在英军中掀起一股指责美国人的狂潮。参谋部的指挥军官们没有征求首相丘吉尔的意见就给华盛顿的美军联合指挥部发去了一份长长的电报，指责美国人擅自决定改变进攻方向是一个严重的错误，并对由前苏联人独自攻占柏林不能让人理解……
美国陆军参谋长五星上将马歇尔面对这份措词激烈的电文，焦急万分，他也感到艾森豪威尔做事有些冲动，于是以私人的名义给艾森豪威尔发去电报，对英国人的指责要求其作出解释。
面对激烈的反对者，艾森豪威尔也有些犹豫了……
在兰斯郊外的一个别墅里，艾森豪威尔凝视着一张大比例的作战地图出神。自从诺曼底登陆以来，盟军制定了直捣柏林的作战计划，目前他的部队距离柏林有480公里的路程，并且还要越过雄伟的哈尔茨山脉和波涛滚滚的易北河。然而，此时的前苏联红军在朱可夫的带领下，先头部队已经在离德国总理府仅60公里的奥德河上建立起桥头堡。因此，想抢在前苏联红军的前头进入柏林，恐怕已经没有半点可能。而且，柏林本身目前实际上已经成了一座无足轻重的城市，德国的重兵团都已经转移到了南部，如果把主攻方向仍然指向柏林不仅没有丝毫的意义，而且会使美军部队受牵制而动弹不得，因此，现在有改变原来作战计划的必要了。
艾森豪威尔把参谋长史密斯找来，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给这位得力的助手。史密斯初闻也甚感突然，但仔细想想又认为艾森豪威尔的设想有一定的道理，美军放弃柏林将有利于美军在德国的南部大展宏图。
两人一拍即合，于是便讨论制定了放弃柏林，转而攻击德国南部的计划。
史密斯对这样的计划给英国的蒙哥马利带来的误解和怒火已经料到，他对艾森豪威尔说：“我担心英国人会反对这个计划。”
艾森豪威尔道：“自诺曼底登陆以来，我一直迁就他们，把英国人放在主攻的位置上，美军长期担任配角，现在应该换换位置了。”
史密斯不无担心地说：“如果蒙哥马利不接受这个计划怎么办？”
艾森豪威尔提高了嗓门道：“别忘了，我是最高统帅。”
史密斯无奈，只好按艾森豪威尔的指示，草拟了给蒙哥马利的电文。艾森豪威尔接过电文审查了一遍后，点头表示同意发出。同时跟史密斯商量，觉得既然前苏联肯定先于美军进入柏林，何不做个顺水人情，主动给前苏联方面发个电报，告诉斯大林，美军主动把柏林让给前苏联。史密斯表示同意，于是又草拟了给斯大林的电报。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见到蒙哥马利发来的电报后，也觉得艾森豪威尔干了一件大蠢事，在战争初期，他也曾像罗斯福一样迫不及待地想要一下子就打垮希特勒，因而，他常常放弃一些政治上的考虑，但是，自从雅尔塔会晤后，他越来越坚信以前苏联为首的东方面临的问题将是西方世界面临的危险。随着胜利的临近，政治问题也就显现出极大的重要意义。因此，丘吉尔认为柏林不仅不能放弃，而且应该作为英美联军的首要目标。
于是，丘吉尔给艾森豪威尔发去了阐明自己观点的电报，并对艾森豪威尔此时此刻忽视柏林的政治问题表示质疑。
他在电文中说：
“我不明白不越过易北河有什么好处。如果敌人的抵抗就像现实一样削弱下去的话，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跨过易北河，尽可能地向东挺进？当我们把柏林主动让给南部的俄国人，而俄国人一旦进入柏林的时候，就将产生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因为这一切都将使他们产生‘天下是俄国人打下来的’意识。
另外，我并不认为柏林现在已经失去了它的军事意义，更不认为它失去了其政治意义。柏林的陷落将对整个德国的抵抗在心理上产生巨大的震动，一旦柏林陷落，大多数的德国人就会自动地放弃抵抗。
所以，我更倾向于第二十一集团军向易北河挺进，攻占柏林。这同您准备攻打鲁尔以南的攻势并不矛盾，只是把部队的任务向北移动了一些罢了。这样也可以使英国军队免于陷入意外的狭窄地带……”
不久，丘吉尔收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回电，他重复了自己对于放弃柏林决定的论据，并说让前苏联人去攻打柏林会减少数万人的伤亡。针对丘吉尔说到的使英国军队陷入狭窄地带的说法，艾森豪威尔给予了回击。他在回电中说：
“您推测的‘使英国军队陷入意外的狭窄地带’与我的想法是风马牛不相及的，我认为我这两年来所做的工作，应该消除这种想法才对。此外，我也没有觉得我的调动就会损害英国军队的作用和威望……”
丘吉尔不明白，美国人的政治眼光怎么会这么短浅，只看到眼前的军事利益，而没有看到将来包括军事利益在内的政治利益。丘吉尔见说服不了艾森豪威尔，就专门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了自己的想法。
然而，美国的态度是不会有什么转变了。无奈之下，丘吉尔为了不破坏兄弟友情，给艾森豪威尔发去了通情达理的友好电报，希望盟国军队能在尽可能靠东的地方与俄国人会师，这样是有着超乎一切的重要性的。
就在艾森豪威尔和丘吉尔相互通过电报说服对方的时候，前苏联统帅斯大林也接到了美国人让其攻打柏林的电报。斯大林只是淡淡地一笑，不动声色地说：“艾森豪威尔的计划似乎不错。”
第二天，斯大林的回电传到了艾森豪威尔的办公桌上：
“阁下的使贵军与苏军会师从而把德军一分为二的计划甚好，与苏联最高统帅部的想法完全一致。我完全同意贵军同苏军在埃尔伏特、莱比锡和德雷斯顿会师。苏联最高统帅部认为苏联军队的主攻点也应该在这个方向。
柏林已经失去了往日战略的重要性，因此苏联最高统帅部准备派次要的部队攻打柏林……”
至此，前苏联红军独自完成了对纳粹德国首都柏林的攻占，并于1945年5月2日占领了柏林。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看到斯大林给艾森豪威尔的电报后，知道生米已经煮成了熟饭，无法更改，不禁痛心疾首。
二战后，德国被分成东西两个国家，一个亲西方，一个亲东方。这与当年这项决定也许有某种关系，至少有某些影响。
后来，人们在评论这个事件的时候总是会觉得，论政治远见，丘吉尔似乎要略胜艾森豪威尔一筹。
艾森豪威尔却毅然决然地放弃进攻柏林城，拱手把这一世纪荣誉让给了苏军，他的这一做法连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都十分恼火。
1945年初，德怀特 艾森豪威尔率领英美盟军胜利抵达了西距柏林城几十公里的易北河沿岸，而朱可夫率领的苏联红军百万之众也快速推进到了东距柏林城仅几十公里的奥得河、尼斯河一线，两军已经形成了对纳粹德国首都两面夹击之势，攻克柏林已经指日可待。客观地说，攻占柏林在政治上无疑具有获取二战胜利这顶皇冠上璀璨明珠的意义，也是青史留名的绝佳机会。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艾森豪威尔却毅然决然地放弃进攻柏林城，拱手把这一世纪荣誉让给了苏军，他的这一做法连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都十分恼火。艾森豪威尔完全改变了此前突击柏林的作战计划，这是当年爆炸性的事件。那么，艾森豪威尔为什么不打柏林呢？
原来，艾森豪威尔深入研究了德军在柏林城的防御部署后，认为希特勒还在柏林困兽犹斗，盟军要想强攻柏林城，至少要付出10万人的重大伤亡代价。实际上，后来苏军在柏林之战中共伤亡了30万人。同时，在仔细研究了德国的行政区划分之后，他敏锐意识到战后东西方阵营对德国占领区的划分肯定要以把德国从南到北一分为二的易北河为界。如此一来，即便盟军费尽千辛万苦打下柏林城，将来战后也必然要交还苏联，那又何必为人作嫁而大动干戈呢？所以，他对柏林城这颗熟透了的桃子毫不动心，断然放弃攻打柏林城。后来的史实演变果然不出艾森豪威尔所料。从这一案例中，我们不难看出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应该具备的几点素质。
一是要有敏锐的政治洞察力。军事与政治自古以来密切相关。19世纪德国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曾经深刻指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要使整个战争或者我们称之为战局的战争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达到光辉目标，就必须对较高层次的国家关系有远大见识，在这里军事和政治就合二为一，统帅同时也就成为政治家”。艾森豪威尔在柏林攻坚战前就洞悉了二战后世界政治形势大格局，弃攻柏林表面看似无所作为“十分可惜”，实际上不但避免了官兵无谓牺牲，而且使其他方向作战力量得以加强，从而使其“尽量多用美国军队去占领德国领土”的政治意图得以实现。通观古今中外良将名帅，无一不是像艾森豪威尔这样具有敏锐的政治鉴别力和洞察力，政治上的雄才大略与军事上的“智信仁勇严”相得益彰。
二是要有清醒的决策应变力。敢于和善于决断，是杰出将帅必备的才能和显著特点之一。战场形势瞬息万变，战机稍纵即逝，决断能力十分重要。二战当时的英国名将蒙哥马利也认为：“犹豫不决，对于任何军官来说，都是致命伤，对于司令官来说，不啻是犯罪。”艾森豪威尔在兵临柏林城下时清醒看到，美英盟军和苏联红军在争夺柏林的比赛中并不占优势。艾森豪威尔认为，与其条件不够成熟就仓促上阵与友军争夺杀戮一只垂死挣扎的困兽，不如另辟战场去杀伤其他残敌，尽可能占领更多德国领土，夺取更多实际利益。虽然盟军一些高级将领不解，甚至丘吉尔等英国军政要人还不断责难，但是艾森豪威尔顶着压力不为所动，最终历史证明了他的决策是对的。
三是要有冷静的淡泊名利心。我国古诗有云：一将功成万骨枯。然而，艾森豪威尔认为，仅仅为了一己虚名就把成千上万的盟军士兵往火坑里推，无论如何不可以。正如他自己读史感悟到的：当拿破仑开始为拿破仑而战时，法国垮台了。在他看来，以最小的伤亡最低的代价彻底消灭其余德军，干净利落地结束这场战争，才是应该追求的最终目标。正因为有这种对部属生命的真诚关爱和悲悯情怀，有这种不耽于名利的宽阔胸襟和高尚品格，他才在兵临柏林城下时头脑依然保持了理性，顶住了蒙哥马利等众多部将的踊跃请战和英国首相丘吉尔等政界高层的责难，坚持不打柏林城。爱人者，人恒爱之。果不其然，在二战结束后不到10年的1953年，艾森豪威尔就因战功卓著、德高望重、深得民心而被选举为美国第43届总统，达到了他事业的顶峰。那些投票给他的美国民众中，不乏众多曾经跟随他东征西讨的美军将士及其家人们。历史又一次证明，只有把部属的生命和利益举过头顶，部属才会由衷钦佩地把这样的领导者举过头顶。
谢选骏指出：人说“历史解密：艾森豪威尔将柏林拱手让给斯大林”——我看猪一样的艾森豪威尔，后来还能当上美国总统！由此可见，美国总统，什么人都可以当当。残废的罗斯福都可以当，怯懦的叛徒艾森豪豬又为何不能当。
（二）
当时，艾森豪威尔带领英美盟军成功抵达了西距柏林城几十公里的易北河沿岸，而朱可夫带领的百万苏联红军也快速推动到了东距柏林城仅几十公里的尼斯河一线，两军已经形成了对纳粹德国首都两面夹击之势，双方一度几乎等距。凭借着美英等国的武器装备（尤其是空军）优势，是可以尝试赶在苏联之前攻克柏林的。事实上，当时的英军统帅蒙哥马利也有此打算，其所率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在1945年的3月对柏林展开了攻击阵型，一副要抢先摘桃子的架势。但就在此时，蒙哥马利收到了一份令他目瞪口呆的电报，该电报是由盟军欧洲战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发出的，电文称盟军的作战计划已经变动，主攻方向由原来的柏林改为东南方向的慕尼黑和莱比锡。至于英国人念兹在兹的“攻克柏林”，艾森豪威尔在信中洒脱地说:就“让给”苏联人去完成吧。
艾森豪威尔这封电报，是当年爆炸性的事件。不仅蒙哥马利大为光火，英美两国的领导人也纷纷表示“看不懂”。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获知该消息后评价他“毫无政治头脑”，而英国首相丘吉尔则直言不讳地指责说:“俄国人（丘吉尔对苏联私下里的一贯称呼）一旦进入柏林的时候，就将产生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这一切都将使世界产生‘天下是俄国人打下来’的错觉。”
作为纳粹德国政治的心脏，攻占柏林在政治上无疑具备相当重要的意义。艾森豪威尔为什么要将这项荣誉拱手让人呢？其实，作为后来问鼎美国总统的“军中政治家”，艾森豪威尔不但并非政治白痴，反而比他的同僚们看得都远。这位盟军最高统帅的决定主要是顾虑了攻克柏林所需付出的人员伤亡代价。困兽犹斗的纳粹德国此时已经将柏林打造成一座布满碉堡铁丝网的“钢铁堡垒”，艾森豪威尔认为攻克柏林至少将让盟军损失10万士兵。在他看来，在战事已成定局的当下，再如此浪费士兵的生命去争取虚幻的荣誉是不符合美国价值观的，这对自己的政治前途没有帮助。更何况，他意识到战后东西方阵营对德国占领区的划分肯定要以把德国从南到北一分为二的易北河为界。如此一来，即便盟军费尽千辛万苦打下柏林城，将来战后也必然要交还苏联，既然如此何必为他人做嫁衣呢？
艾森豪威尔“出让”柏林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美军此时已经开始与纳粹德国就投降问题讨价还价，预判到了德军在穷途陌路时一定会率先向美国人无条件投降的可能性。如此一来，对德的投降仪式依然将由西方主导，苏联辛苦打下的柏林，将是一座没有政治意义的空城。
后来事情的发展验证了艾森豪威尔的预判，当年4月16日，苏军发起对柏林的总攻，29日，希特勒在绝望中自杀。5月3日，苏军在付出30万人伤亡的代价后完成了对柏林的占领。然而，打下柏林的苏联人却没等来德国的投降代表。不仅如此，他们之后还愤怒地获知，德国正式的投降代表已经在前往美英占区的路上了。
原来，希特勒在自杀前，任命了德国海军元帅邓尼茨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作为二战中德军潜艇战的名将，机智的邓尼茨在“即位”后显然头疼于怎么收拾德国的烂摊子。可能是因为苏德战争过于惨烈，苏联红军在占领德国东部后实行了十分恐怖的报复。鉴于这一局势，如果德国先向苏联投降，在东线作战的几百万德军都由苏联受降，这些投降者恐怕很难活着回到德国。为了避免战后的德国再丧失本已所剩不多的青壮年，邓尼茨决心尝试同盟军单独媾和，尽快在西线实现停火。
就在柏林被攻克的5月3日，邓尼茨的专使——新任海军总司令弗里德堡已经到达盟军第二十一集团军驻地。第二天，弗里德堡就与蒙哥马利签署了西线局部投降书。投降书签署后，弗里德堡马不停蹄地赶往盟军总司令部所在地法国兰斯，想探一探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对于与其单独媾和的口风。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艾森豪威尔以弗里德堡级别太低为由拒绝与其会谈，邓尼茨不得不改派名将约德尔前往兰斯，全权代表德方商谈投降事宜。会谈就这样被拖到了5月6日才开始。
面对德国人主动“上门投降”，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先摆了个架子，真正原因是还没做好演这出戏的准备。考虑到苏联强大的力量和在二战中所做出的无法否定的贡献，美英想与德国单独媾和显然是不现实的，但白白放过德国主动投降的机会，又无法弥补将柏林让给苏联人的遗憾。思考再三后，艾森豪威尔耍了个手腕，他特意找到苏军在兰斯的联络官、名不见经传的苏斯洛巴罗夫少将，建议由他代表苏联签署“兰斯投降书”。艾森豪威尔显然知道，作为二战欧洲战场的总投降仪式，一个身为联络官的少将显然是不够格的，但这样的安排恰好能够起到压低苏联为战争胜利所做贡献的作用。
面对艾森豪威尔突如其来的邀请，苏斯洛巴罗夫少将赶忙向莫斯科做了汇报，但莫斯科却没能及时给予回复，后来历史学家认为，这可能是因为苏斯洛巴罗夫根本没有权力直接同克里姆林宫联系，他的请示转了好几道手才到达斯大林的办公桌上，所以延误了不少时间。
可怜的苏斯洛巴罗夫少将此时陷入两难之中，在没有得到斯大林具体指示的情况下，他贸然签署这份协定固然不妥，但如果选择拒绝，苏联就要冒纳粹德国单独同西方盟国媾和的风险，这对苏联战后获取战胜国利益将是巨大的损害。权衡再三之后，苏斯洛巴罗夫少将不得不硬着头皮参与了谈判，并代表苏联在投降书上签了字。据苏斯洛巴罗夫后来回忆：“我虽然签了字，但附加了一个说明，那就是如果任何一个盟国请求，新的投降仪式还可以在别的地方举行。”不过，在当时，他这句话显然没受到什么重视。
1945年5月7日，德国政府代表约德尔上将在驻法国兰斯的盟军最高司令部同美国、英国、苏联三国代表签署德国无条件投降书。5月7日当天，投降仪式现场呈现的是非常奇葩的一幕——美、英、德等国出席投降仪式的都是战场名宿，唯独苏联代表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少将，坐在一堆名将中显得气场十分不足。这个细节给了西方媒体极大的解读空间，纷纷质疑苏联在二战中的作用，认为盟军才是击败纳粹德国的主力，东线只是牵制德军兵力的次要战场。就这样，苏联在这场投降仪式中，把攻克柏林的风光劲儿又输了回去。
谢选骏指出：历史是任人解读的，关于艾森豪威尔這頭豪豬为何将柏林拱手让给了苏联，他自説自話编造了一套掩耳盜鈴的说法，騙騙新聞界的騙子們就可以敷衍了事了。
【61、美国条件下的法西斯专政】
《在旧的与新的恐惧之间：罗斯福新政如何重建了美国制度？》（界面新闻 2020年09月29日）报道：
从某种意义上讲，经过罗斯福新政的洗礼，对于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来说，旧的恐惧消失了，但是新的恐惧却延续至今。
按：罗斯福曾说：我们唯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这一名言反映恐惧是美国二三十年代普遍的社会情绪。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卡茨尼尔森的新著《恐惧本身》即直接以“恐惧”为题，深入罗斯福新政实施的背景和过程，以丰富的细节来展示新政时面临的普遍性社会恐惧和自由民主制度遭遇的危机，也对新政带来的“军事独裁”、公共利益损害、个人自由被压制作了全面的披露，甚至认为新政是一场美国制度的重建，改变了此后的世界格局，并对美国政治影响至今。
罗斯福“新政”是一个经久不息的话题，近年来新的见解也层出不穷，其中不乏批评性的看法，如美国经济史学家伯顿·W.福尔索姆（Burton W. Forsom）的著作名称就是《罗斯福新政的谎言》，从中不难看出作者的立场。与已有的研究不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艾拉·卡茨尼尔森（Ira Katznelson）二〇一四年出版的《恐惧本身：罗斯福“新政”与当今世界格局的起源》尝试回到“新政”的历史过程之中，探讨那个至暗时刻美国体制演变的复杂性与可能性。
读罢全书，更令人抚卷深思的是，历时二十年之久的“新政”，其历史性的影响已经不再局限在美国国内，而是极大地重塑了“二战”后的世界格局。从某种意义上讲，经过“新政”的洗礼，对于这个不完美的世界来说，旧的恐惧消失了，但是新的恐惧却延续至今。
01、
在罗斯福就职时的一九三三年，除了英国、法国与一些北欧国家以外，德国、意大利、葡萄牙、奥地利、波兰、匈牙利等欧洲多国，均已经变成极权、独裁或法西斯政权。英国历史学家马克·马佐尔（Mark Mazowe）的《黑暗大陆：二十世纪的欧洲》一书认为，这一切均与“一战”后欧洲国家民主化进程中的混乱局面有关。一九一八年后的欧洲各国内阁，平均寿命不足一年。多党制普遍缺乏两党制立法的稳定性，缺乏赢得大众绝对支持的能力。有统计表明，“一战”实行代议制的二十八个欧洲国家，到一九二五年，其中八个已经实行独裁统治。到一九三三年，又有五个加入独裁国家行列。五年后的一九三八年，欧洲只剩下十个民主国家。
民主衰退这一趋势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表现为，大多数的欧洲国家不愿意再为民主这一信条而奋斗，野心勃勃的非民主的政治选择，被认为能够更好地应对现代化所带来的挑战。欧洲各国发现，独裁统治在整合社会、加速工业化、促进技术进步等方面更具效率。正如墨索里尼在一次演讲中所说：“法西斯主义抛弃了民主中政治平等这个约定俗成的谎言，抛弃了个人主义的思想，打破了民主关于实现幸福的神话……我们不能夸大自由主义在上个世纪的重要性，并把它作为人类现在和未来的信仰；实际上在上个世纪，民主只是众多信条中的一个……现在自由主义就像一个即将废弃的荒芜天堂……本世纪是权威的时代、权力的时代、法西斯的时代。”
欧洲民主政体的瓦解与自由希望的破灭不可避免地扩散到美国。在“新政”实施初期的一九三〇年，大多数人认为，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自信与活力相比，议会民主政治显然是软弱无力的。一九三三年七月，一个戏剧性的场面甚至在美国出现。当意大利法西斯领导人伊塔洛·巴尔博（Italo Balbo）率领飞行队抵达芝加哥时，这位黑衫党的成员、墨索里尼的下属，竟然受到了美国本土民众与官方热情的欢迎：芝加哥用其名命名了一条大街以示纪念；为了欢迎这位意大利人，芝加哥人甚至全体起立示以纳粹举手礼。纽约民众继而在市中心集会欢迎他的到来，就连富兰克林·罗斯福也请他共进午餐。正如作者指出的，“新政”伊始，不少美国社会名流，甚至是决策圈里面的人，都被宣称已经拯救了资本主义的墨索里尼所吸引，认为意大利的政府改革值得重视与学习。二十世纪整个三十年代，美国与意大利交往密切，甚至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都派人赴意大利学习管理经验，该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是为总统提供联邦政府重组方案，以加强行政部门的执行能力，提高行政部门办事效率。
即使是在“新政”开始两年之后，美国国内的形势仍然不容乐观。书中特别描绘了一幅三十年代美国的末日景象：暴力在全国各地变得稀松平常，集权势力威胁自由民主，政治局势充满了不稳定性与不确定性，反犹主义重新抬头，民众情绪极易被煽动蛊惑。美国国会的政客们深惧所倚重的南方利益格局被破坏，从而全力维持种族隔离政策，不容许任何挑战黑白种族等级的举措，并将他们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带到华盛顿的政治舞台上。黑人为自己的生命安全感到深深的恐惧，私刑被到处滥用，而为了获取政策的支持，罗斯福总统不得不向这些保守的政治势力妥协而牺牲有色人种的权利。美国处于一个怀疑与恐惧的巨大困境之中，未来发展充满了不确定性，一个美国政治体制的至暗时刻不幸地来临。
02、
美国法学家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认为从宪法角度来讲，“新政”是一场没有增加宪法修正案的宪法革命，是美国历史上与建国、内战一样的“宪法时刻”。罗斯福总统经过美国人民的授权，通过政治压力迫使最高法院改变宪法教条，完成一次美国制度的浴火重生。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在“接近一场革命”的紧急时刻开始新政，建立起“美利坚第二共和国”。这样看来，应对恐惧的二十年新政，不再是传统认知的百日新政之类的改革举措，而是完成了美国制度的重建，一种对自由放任的传统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面改造。
国家复兴管理局、预算管理局、全国资源管理委员会等联邦经济管理部门的相继成立，标志着联邦政府的扩权，以及对经济社会生活全面干预的开始，国家与市场的关系不得不进行重新构建，这是美国体制重建最为显著的特征。“新政”通过《全国工业复兴法》和飘扬着蓝色鹰旗的国家复兴管理局，开创了通过法律程序授予国家行政机关临时权力，以应对和处置紧急状态的模式，极大地扩展了联邦当局行政机构的权力。国家复兴管理局首任局长休·约翰逊（Hugh Johnson）上任伊始，就要求生产制造业迅速实施工业复兴法案。如果不积极配合，将会面临当局严重的惩罚。虽然复兴管理局强调其使命是鼓励、支持企业采取自律性措施，真正实现产业自治管理，而不是对企业实施政治上的控制，但是如果企业在国家复兴中不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国家将不可避免地从政治上对私有企业进行控制。正是在复兴管理局的介入下，通过实施石油工业公平竞争法令，美国石油产业产量过剩、油价下跌等混乱局面才得以扭转，石油产业走上了安全、高效发展的全新轨道。
尽管在一九三五年国家复兴管理局被最高法院叫停，但是有美国学者指出，国家复兴管理局为美国政府开辟了新的执政途径，这一途径的非凡之处在于，美国政府放弃了过去最大限度地减少对国内市场经济进行干预的立场，转而对经济进行全面的行政干预。在紧急状态下，总统获得了超乎寻常的支配权和决策权，这使得罗斯福享有了巨大的权威，联邦政府成为一个强有力的经济规划机构，协调和策划企业的价格、工资和投入政策。共和党议员弗兰克·克劳瑟（Frank Crowther）曾经批评说，“与《全国工业复兴法》授予总统的权力相比，最大的独裁者墨索里尼有点像古埃及的木乃伊了，”甚至声称华盛顿当局正一板一眼地以权力管理经济，“效仿莫斯科”搞“五年计划”。
同样地，预算管理局在一九三九年划归总统直接管理后，最初只有四十五位专业人员，部门年度预算三十六万多美元，五年之后人员增加到三百五十二人，战争结束时更是达到五百一十二人，部门年度预算超过三百一十一万美元。其职能大大扩充，包括设立协调交通运输保障、人力资源调配、能源开发以及工业生产的应急制度。作为实施政府财政政策的有力工具，预算管理局很快成为总统办公室最为重要的部门。全国资源管理委员会虽然设立时间不长，其管辖范围却极其广泛，包括公共工程、交通运输、电力、住房、福利、技术、自然资源等，试图通过制订经济计划，促进经济效益的提高。全国资源管理委员会也是美国迄今设立的管辖范围最广的资源规划组织。
联邦政府也开始积极干预劳动力市场，一九三三年在劳工部重新设立就业服务局，新的工作职责是为失业人口提供进入公共工程项目就业的机会。一九四二年初罗斯福下令联邦政府集中管理美国就业服务局，划归战时人力资源委员会管理。通过设立在全美各地的一千七百多个地方办理处，解决了一千两百万人的就业问题。联邦就业服务局一九四五年预算金额达到五千八百多万美元，员工编制从五千六百六十二人增至两万人。一九四六年的《就业法》更是要求维持全国的就业水平，最大限度地提高产值和购买力。对此，作者发出感慨称：“在这期间，为了高效配置劳动力资源，联邦政府干预劳动力市场的能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与预算管理局推行的财政政策相比，美国就业服务局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形式更具有集中性和支配性。”就业服务局承担了全国性就业管理部门的职能，为公开提出岗位人员需求的企业主配置劳动力，还可以直接对劳动力资源的供给进行调整，以满足战时军工生产的需要。
在时任预算管理局长哈罗德·史密斯（Harold Smith）看来，联邦政府是“一个巨大的服务性实体，它不仅要保护和关照个体，还要对商界施加影响，最大限度地降低商业行为对公民造成的不利影响”。而预算管理局的主要任务就是利用财政手段，稳定现时期的就业和物价。罗斯福本人也认为，全国资源规划委员会和预算管理局应当互相配合，共同把握好战争时期及战后美国经济发展的方向。国家权力从国会转移到总统及行政部门，公共管理机关扩大的局面由此成了美国的长久特征。从罗斯福就职到“二战”爆发的六年里，联邦政府员额从五十七万扩编到九十二万，开支由四十六亿美元增长到八十八亿美元，整个政府膨胀了一倍，更不要提以后历任美国总统在位时呼风唤雨、不可一世的权势。本书承认：“像美国这样通过国家权力来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全面综合调整的案例在民主宪政制度下还从未发生过。甚至在由社会民主党掌权的国家也没有类似情况。”
这种体制重建，在当时还获得了不少社会舆论的认同。《新共和》杂志各位主编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对“新政”所采取的各项政策进行了全面总结和回顾。他们对罗斯福总统前两届任期的成就给予了富有说服力的评价，认为“这两届政府对于国家和公民普遍性福利所做出的贡献超过了前任历届政府”。历史学家卡尔（E. H. Carr）也在这一年指出，“新政”的改革方案造就了一种至关重要的全球性民主模式。十年后，畅销书作者约翰·根室（John Gunther）称赞“新政”是“一次历史上罕见的渐进性改革典范”，具有重要的情感功效，大大提振了国民的精神状态，使人们内心燃起新的希望，对未来充满无限的憧憬与向往。牛津大学教授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一九五五年对“新政”进行回顾时说：“罗斯福先生的典范促使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事业得到加强，人们开始接受这样一种观点：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和个人自由未必意味着政府有效治理的终结。”
本书作者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认为“新政”超越传统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和正统社会主义的局限性，实施有效的民主决策，为国家治理提供了多种可行的选择模式。因此，其影响远远超出了美利坚合众国。“新政”的最大成就在于，它充分表明以法制为核心的自由民主制度在国家遭遇重大危机时，可以有效地实施管理和控制。在与过去彻底决裂的过程中，“新政”不仅刻意打造了一套全新的政策措施，而且为美利坚合众国一百五十年前就已经发明的制度模式提供了全新的意义和话语表述形式，使得这一制度模式的有效实施成为可能。
03、
虽然人们对“新政”完成美国制度的重建评价甚高，但是毋庸讳言，“新政”产生的后果其实是不完美的。在对世界格局影响方面，经受过“新政”的洗礼，美国从一个时而宣扬门户开放、时而高呼孤立主义的非武装和平国家，逐渐变成了一个依赖于庞大暴力机器来暗地决定自己走向的军工国家，被卡茨尼尔森称为“罗斯福的军事独裁主义”。战时的美国转瞬之间变成了民主国家的“兵工厂”，军费开支占GDP比例从一九三九年的1.4%增加到一九四四年的43%。在空前的生产力暴涨中，美国军工业除了生产出大量武器，还率先研发成功原子弹。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美国的军事力量规模已经达到一九三九年的十倍。
正是因为“新政”塑造了一个完全不同于孤立主义时代的新美国，其迅猛增强的军事实力，不仅决定了“二战”的结局，而且彻底改变了战后的国际关系。战后的美国出于对未来战争的恐惧，在冷战开始后，继续维持庞大军力与苏联对峙。核武器的研发与使用更是使得战争恐惧加剧，正如政治学家克林顿·罗西特（Clinton Rossiter）所说：“在原子时代，人们面临严重恐惧，而这种恐惧正变得越来越难以掩饰，它已经触及对其一无所知的人们。”米尔斯海默（J. Mearsheimer）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也强调，感到恐惧的国家特别卖命地寻找安全的出路，它倾向于用危险的政策达到这一目的。所以秉持着“新政”战时军工体系的美国，不得不盲目积累核弹威力与数量，与苏联进行毫无意义的毁灭性军备竞赛。“二战”后的人类社会真正具备了自我毁灭的能力，这是过去两次世界大战所无法实现的，也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人类无法克服的生存恐惧。
核威胁带来的国家安全问题，反过来促使“二战”后的美国国家体制发生史无前例的变化。杜鲁门政府全面组建了与其他行政机构不同的国防部，设立了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空军司令部等机构。以保卫自由民主的名义，加强国家的军力建设，监控核武器的发展，搜集军事情报，大肆进行对外扩张。一九四九年的《中央情报法案》更是授予中央情报局无限的权力。这种新体制的破坏性对美国自身的影响同样巨大，主要体现在美国政治的利益集团化与社会分裂，以及为国家安全付出公民权利代价。
美国政治日益成为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围绕公共财政进行竞争和协商的舞台。院外利益集团通过政治捐款、游说等方式，企图改变政策的方向，实现本集团的利益目标。利益集团本质上是狭隘与自私的。杜鲁门就强调美国公共利益的缺失，认为战后美国的政策和制度程序的安排缺乏对“国家整体利益”的关照。许多利益集团声称代表公众权益，但这些主张并没有在民族国家的制度安排框架内表明“美国实际存在的或可能出现的政治局势”。美国政治的利益集团化，直接造成三个恶果。第一，政治的影响范围被局限在狭隘的利益集团之间，而且这些利益集团有可能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现象。人们的公民意识严重降低，政治组织丧失了公共目标和准则，容易导致利益冲突与政治僵局。第二，院外利益集团逐渐控制政策机构、国会委员会与政党。此外，由于政府对劳工组织的限制加强，贫穷与不平等问题愈加严重。第三，公共利益被私有权力吞没，政府公信力不断遭遇危机，公民政治参与的热情难以维持。“这一模式排除了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其形式上的中立特征，使国家非常容易受到私人权力泛滥和扭曲的困扰。”而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的政府公共管理机构，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变得不知所措。
而在新政后期，冷战开始以后，国家安全更是一度压倒了个人自由，一种新的国内恐惧开始产生。“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的遭遇就是一个明证。自担任原子所领导职务后，他的电话被窃听，邮件被跟踪。战争结束后，联邦调查局对奥本海默的监督跟踪行动并没有停止，针对其战前的社会交往，安装了更多的窃听装置。直到一九五三年，艾森豪威尔总统仍然命令对其进行政治审查。尽管爱因斯坦数次在《纽约时报》等报刊上“抗议美国政府迫害原子物理学家奥本海默”，原子能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做证的大多数科学家都指出因对核政策持不同意见而受审是对于民主的基本原则的践踏，审查的结果也“没有发现他对国家有过不忠诚的行为”，但原子能委员会裁决他为国家安全危险分子，禁止他接触各类科研情报信息。奥本海默被迫离开原子所，最后抑郁而终。
正如《纽约书评》的一篇评论指出，人们不仅容易忘记“新政”时期美国国内以及国际形势是多么危险，也容易遗忘这一时期各种政策的后果如何使人们陷入了更糟糕的境地。卡茨尼尔森通过研究展现了一个宏大而又充满细节、让人感到新鲜而又有些陌生的“新政”。作为荣获美国历史学界最高奖班克罗夫特奖的著作，《恐惧本身》一书确实见解非凡，彻底改变了人们对“新政”的已有认识。不仅如此，它还反复告诉人们，美国经历了制度的重建，“美国作为一个新型民主国家不可避免地将民主与独裁两个特征结合起来，两者互为依存”。美国的两面性政治，既吸纳了民主制的优点，又带有反民主性质的弊端。身处这个复杂的现实世界，回望当年的“新政”，可能它只是延缓了美国体制的危机而已。
谢选骏指出：人说——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在“接近一场革命”的紧急时刻开始新政，建立起“美利坚第二共和国”。我看——这人错把罗斯福开始的“第三美国”叫做“美利坚第二共和国”，因为我的书《第四美国的诞生》（The Birth of the Fourth United States）2017年就已指出，林肯发动的内战才是“第二美国”的诞生。
人说——欧洲民主政体的瓦解与自由希望的破灭不可避免地扩散到美国。在“新政”实施初期的一九三〇年，大多数人认为，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德国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的自信与活力相比，议会民主政治显然是软弱无力的。一九三三年七月，一个戏剧性的场面甚至在美国出现。当意大利法西斯领导人伊塔洛·巴尔博（Italo Balbo）率领飞行队抵达芝加哥时，这位黑衫党的成员、墨索里尼的下属，竟然受到了美国本土民众与官方热情的欢迎：芝加哥用其名命名了一条大街以示纪念；为了欢迎这位意大利人，芝加哥人甚至全体起立示以纳粹举手礼。纽约民众继而在市中心集会欢迎他的到来，就连富兰克林·罗斯福也请他共进午餐。正如作者指出的，“新政”伊始，不少美国社会名流，甚至是决策圈里面的人，都被宣称已经拯救了资本主义的墨索里尼所吸引，认为意大利的政府改革值得重视与学习。二十世纪整个三十年代，美国与意大利交往密切，甚至总统行政管理委员会都派人赴意大利学习管理经验，该管理委员会主要职责是为总统提供联邦政府重组方案，以加强行政部门的执行能力，提高行政部门办事效率……
我看——罗斯福新政就是“美国条件下的法西斯专政”。
【62、美英苏三大恶棍拜把兄弟】
《若没有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桃园三结义，世界历史可能会被改写》（云帆新语 评论 克里姆林宫的信件 2023-07-09）報道：
列宁说：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
看看现在紧张的美俄关系，让我们回顾一下二战时，同盟国苏联、英国、美国三国巨头斯大林、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亲密友谊。从1941年到1945年8月三巨头互通信件，共同对付法西斯的侵略。
我们曾经在历史课本中，对于他们三个联盟的事件，可能就用了半页纸的时间就学完了。可是由于三个国家各个的意识形态不同，加之当时希特勒法西斯从中阻挠，三个国家要沟通起来困难重重。为此，把他们称作桃园三结义。
一、善变的斯大林
斯大林曾笑着说，有人把我们三个关系形容为圣灵、圣父、圣子三位一体。丘吉尔就是圣灵，因为他总是飞来飞去。
三位巨头之间每个月都有信件往来。他们会就战争情况互通信息，互相说出自己的诉求，及自己的情绪。他们三方尽量做到了坦诚相见。
而轴心国之间却几乎没有往来。希特勒很瞧不起意大利的墨索里尼，而且希特勒也和没有和日本的东条英机有任何信件来往。
在这三人中，罗斯福一直处于比较超然的，狡猾的状态。斯大林对罗斯福的态度比较好，对他抱有更多的尊重，他说话总是和和气气。
丘吉尔则是一个顽固派，斯大林和丘吉尔关系总是很紧张。斯大林对丘吉尔的态度也是很强硬。
罗斯福的顾问哈里曼，在战争期间与斯大林交谈过几十次。1975年，他回忆，斯大林说是他所知道的最莫测高深最矛盾的人物。斯大林频繁的在礼貌和粗鲁之间转化让人琢磨不透。
其实呢，这也正是伟人的性格之一，伟人都比较容易爱翻脸，他们为了坚持自己的主张，当断则断，果断坚定。
斯大林有时说话也非常有幽默感。他的性情相当急躁。在我们的印象里，他总是拿着一个大烟斗。
三个巨头中，斯大林的身高是1.62米，丘吉尔是1.63米。斯大林的相貌平平，脸上有天花痘痕，因童年受伤，左臂经常弯曲变形，斯大林是近代俄罗斯历史上杰出的人物。
3个巨头的身体都不好，罗斯福算是年龄最小的了，也就40多岁，他的双腿却残疾了，身体状况最不好。丘吉尔和斯大林都是接近花甲。
英国将军克拉克科尔在1932年3月份，去苏联和斯大林进行了会谈，他在自己的私人信中写道，我原以为斯大林是一个高大而魁梧的人，谁知道却是一个矮小消瘦的，背部弯曲，且头发灰白的男人，头部很大，有着硕大的发白的双手。
他的目光几乎是偷偷的盯着我的肩膀，而不是我的面孔，总是避免直视对方的眼睛。他们两个人的相处就像两个老顽童。毫无疑问，斯大林非常喜欢科尔这个有趣的人。
斯大林在苏联当时虽然也热爱个人崇拜，但是他对他人，对他们的团队的依赖非常强。他的团队之间的那是协同工作，这些人对他也很忠诚。
斯大林另一个特点就是语言能力卓越，能够轻松的驾驭语言。这得益于他早年的学习。虽然他能够用武力来维护自己的权威，并实现目标，但他也认识到，笔常常比刀剑更有力。
在他年轻的时候，斯大林就是格鲁吉亚的诗人，他也在东正教的神学院学过几年，精通俄语。他也做过几年编辑的工作。在他写的信件中，他非常注重细节，注重语法标点和风格。但更为重要的是，他关注大局。
和丘吉尔一样，他也坚信，如果你把历史的裁决权留给别人，他们就会把你从他们中的叙述中抹去。
二、顽固的英国老头
丘吉尔，大家都很清熟悉，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出了很多本书，又会画画。曾经说如果战争结束后，他要去当个历史学家。在二战以前呢，他就以写作为生，经常撰写低俗的新闻，尖锐的政治评论以及大量的历史传记和回忆录作品。
他在政治上也比较特立独行，曾经两次换过政党。一次是工业党，一次是保守党党员。因此，大家都认为他是个策略上的机会主义者，在判断上反复无常。
事实证明，对于二战，对于希特勒的问题，丘吉尔很有洞察力，是很正确的。当时英国已经出现了大量的投降派，正是由于丘吉尔的主战派思想，才使英国保持了他以往的荣誉。
二战期间，丘吉尔乘飞机旅行了十万多英里，经常是乘坐改装过的轰炸机。这些轰炸机没有加压装置，机舱的温度都很高，而且连个正常的座位都没有，他只是坐在机舱上铺的一些报纸上面。轰炸机经常要绕飞在敌军领空的边缘，也很危险。丘吉尔曾经四次访问苏联，多次会见罗斯福。
和斯大林的那种简短犀利的编辑风格不同，丘吉尔倾向于更广泛的讨论政策和问题，长篇大论。正如他常说的那样，起草信函从口到手，他都是送给秘书们，然后他再编辑修改他们的草稿。
因为他认为这些信件资料都是要传给后代的，所以他常要对比好几个版本。
三巨头通信的好多信件也并非都是丘吉尔亲手写的，他的外交部参谋长委员会和私人办公室也替他写了好多信。
当时的英国也是比较艰难，英国是一个岛国，再从敦刻尔克大撤退以后。英国的军队也要重新组建。在四年多的时间里，通过北极护航船队，他给苏联提供了5千多台的坦克飞机，物资。这些物资里面也有美国的一部分。
丘吉尔擅长的是打牌，而不是下棋。在战争的最后阶段，他缺乏斯大林的耐心和计谋。
在这三边关系中，更多的是双边关系，比如英苏、英美、苏美关系。而且这个三角形也是不等边的。
三、超脱的罗斯福
罗斯福和苏联的关系比较融洽一些，主要也是因为英国和苏联在欧洲有地缘政治的影响，双方都有势力范围。
在当时，罗斯福对于欧洲的态度是，尤其是在1943年11月底的德黑兰会议上，他明确表示，只要苏联提供民主的表象，美国就不会阻碍苏联恢复对波罗的海诸国的控制，也不会质疑苏联在波兰和东欧的霸权争端。
而且罗斯福也一再坚持，他决心不卷入欧洲的领土争端，不让美国军队驻扎在欧洲一两年以上。也反映了斯大林的世界观。
当时罗斯福感兴趣的是全球合作的宏伟架构，而不是欧洲不断变化的边界的棋盘外交。
所以呢，斯大林对罗斯福很尊敬，然后信件也是写的很轻松。苏联和英国在巴尔干地区，地中海地区都有势力范围的争夺，所以英国和苏联的关系就比较紧张一些。
罗斯福的身体本来就不好。在1943年底的时候，他又非要坚持三个巨头的会面。认为大家会面，一些问题会更加容易解决。领导人会面，彼此的关系也会更密切一些。
但是罗斯福却忽略了他的身体健康。1943年12月，他从美国飞到英国，然后从英国又飞到巴尔干地区的伊朗。旅途长远，这是使他的身体非常劳累。健康受到了重大的影响，再也没有恢复过来。
他也像也想像丘吉尔一样，四处飞行，那身体不允许。可是他非常喜欢写信，他认为写信书面交流，总是能够促进情感和思想的真正交流。由于他不能四处走动，他在三巨头的联系中，他依靠的就是他的助手霍普金斯和商业大亨哈里曼。
由于美国远在北美洲，是否认为美国人民有孤立主义的思想。他为了把美国拉到欧亚政治圈来，提议三方成立一个战后的联合国。
罗斯福一直要求苏联加入进来。但苏联说，他在1933年时被联大剔除了出去。这一次不会这么轻易的加入，直到1954年，苏联才加入联合国。
罗斯福的前任总统威尔逊这双腿残疾，后期一直在白宫瘫痪工作。罗斯福在1944年9月看到电影《威尔逊》的时候，他说天呐，这种事不会发生在我身上吧。他被威尔逊总统中风的场景震撼了。
在1945年2月，罗斯福又去亚尔塔参加三巨头会议。他完全不顾自己的身体状况。也加速了他的死亡。
在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应大面积脑出血，阖然长逝。
克里姆林宫三巨头信件，美好值得回忆。
谢选骏指出：人说“若没有丘吉尔，斯大林，罗斯福桃园三结义，世界历史可能会被改写”——我看“美英苏三大恶棍拜把兄弟”，转眼就是兄弟阋墙的开打闹剧。
【63、背着罗斯福才能救美，英國鴉片販惡有惡報】
《1943年，有人背着罗斯福启动了一项绝密计划》（2022-03-25 竹君历史）報道：
1942年2月1日，美国陆军信号情报局，偷偷地启动了一个绝密计划，贵为总统的罗斯福都被排除在外，哪怕在1944年去世的时候，他也不知道有过这样一个项目。
这项计划的起初目的，是要摸清苏联政府是否存在和纳粹德国单独媾和的可能，二战结束后，这个本应停止的项目，却变成了对苏联间谍的无限作战。
1941年6月22日，德国自从发动对苏联的战争后，仓促应战的苏联差点被德军碾碎。美国和英国对此一直惴惴不安，担心苏联扛不住德国的进攻压力，向纳粹德国妥协。
在战争爆发前，斯大林不顾英美两国的反对，和希特勒签订了互不侵犯协议，有传言说，斯大林暗中和希特勒实际上缔造了瓜分世界的协定。
战场上苏军一边倒的局面，让美国和英国对斯大林的立场，产生了怀疑，苏联是否有向德国俯首称臣，割地求和的的可能。
陆军信号情报局为了摸清苏联对德国的态度，偷偷开展了代号为“VENONA”的项目，通过窃听苏联外交人员的通信，掌握苏联的官方动态。
鉴于罗斯福总统的亲苏倾向，所有任务的进行，都是在罗斯福不知情的情况下完成的，包括副总统杜鲁门，对此也知之甚少。
“VENONA”一经开启，美国惊人的发现，苏联对美国的渗透已经无孔不入，建立了波及经济、外交和军事的庞大间谍网络。
自此，“VENONA”的任务，特别在二战结束后，彻底转向了肃清苏联间谍上。“VENONA”的巨大成功，一定程度上挽救了英国的情报危机。
谁能想到，作为资深的反苏斗士丘吉尔，居然为了苏联的存亡，拉下脸皮向美国求取援助。
在苏联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丘吉尔是最热衷于消灭苏联的狂热分子，现在丘吉尔心里非常清楚，如果苏联垮了，德国又会掉过头来将英国胖揍一顿，到了那时英国就没有上次的好运了。
上一次英国能撑住，不过是丘吉尔换了军情五处的掌门人，将国内的德国间谍网一扫而空，导致希特勒不知虚实而已。
如果德国从苏联腾过手来，对英国而言，必定是灭顶之灾。英国在向苏联靠拢，把德国当作主要敌人的同时，却不知道自己情报网已经千疮百孔，这个始作俑者正是苏联。
二战前，英国情报机构是举世公认最出色的情报组织，莱因哈德.海德里希筹建德国秘密警察组织的时候，就是以超越英国情报组织为目标的。
殊不知，两虎相争，渔翁得利，苏联的情报组织就是在这样悄无声息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英国面临纳粹德国的威胁时，过多把精力放在了德国人身上，苏联情报组织在英国埋下的火种，却如同寄生虫一样在英国重要位置蔓延开来。
多年以后，英国多名高官被证实是苏联间谍。英国军情六处副局长金.菲儿比，是美国利用“VENONA”计划，发现了英国外交官唐纳德.麦克莱恩是苏联间谍后，被牵连下水的，否则他还会隐藏更长时间。
到了20世纪50年代，英国国内的苏联间谍案层出不穷，英国情报机构内部都已是草木皆兵，其军情五处的总干事罗杰.霍利斯，和副总干事格雷厄姆.米切尔，纷纷被怀疑是苏联间谍。英国情报部门无法自查的时候，美国“VENONA”计划的可靠性显得非常重要。
此时的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国内反苏情绪掀起了新高潮。
对苏联追捕过程中，“VENONA”计划提供的证据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一大批记录在案的苏联间谍纷纷浮出水面。
1948年，“VENONA”计划的成就，已经开始引起联邦调查局的重视，成为联邦调查局清理国内间谍网一把利器。联邦调查局通过它确定了100多名苏联间谍成员，并将40多罪证确凿的人，立案审查了。
1952年，一直嘴馋的美国中情局，终于获得联邦调查局的授权，也接受了“VENONA”计划资料的共享。
中情局之所以索要“VENONA”计划资料的授权，是为了自查，中情局的前身是罗斯福时代的战略情报局，据情报显示，苏联间谍对此渗透极为严重，他的第一任领导人任用了大批共产主义倾向非常明显的人。
随着对“VENONA”计划的深入挖掘，潜入曼哈顿计划的克劳斯.福克斯被挖出，与他一起共谋的“原子间谍案”疑犯接连落网；罗斯福时代的外交官阿尔杰.希斯，在雅尔塔三巨头会议上，因偷偷泄露美国底牌，被揭露出来而问责。
苏联方面最早知道“VENONA”计划，可能源于一名叫作威廉.韦斯班德的美军军官泄密。一直到后来，负责和美国进行情报沟通的英国情报官金.菲儿比，也发现了美国“VENONA”计划的端倪，1944年他还主动向苏联情报机构反映了这一情况。
苏联方面得知美国对他们的监视和窃听后，在情报的安全性上，并没有做出实质的改变，只是尽量将留存在美国的重要资料和间谍人员档案，转移到莫斯科安置。
虽然这些只是微乎其微的改变，还是为苏联的渗透工作挽回了大量损失，加大了联邦调查局的破译难度，藏在“VENONA”计划中的一些人，一直是简单的代号而已，真人到现在已经无法得知。
“VENONA”计划的保密程度之高，是美国历史上罕见的，直到1995年这项计划才向全世界解密。这项计划的执行，能把美国两届总统罗斯福和杜鲁门哄骗过去，可见计划的执行者是多么的谨慎。
令人讽刺的是，正是由于这种高度的保密性，“VENONA”计划提供的证据，并不能作为法庭上对苏联间谍的指控。
在大多数案件中，肇事者都是先将苏联间谍的信息，透露一知半解给媒体或者其他可以煽动舆论造势的人，再对案件审理设下陷阱，让受审人迫于压力而伏法。作为“VENONA”计划的受害者，前文提到的“原子间谍案”克劳斯.福克斯教授，是在证据不足情况下，被诱降的。
“VENONA”计划几乎主导了美国50年代对苏联间谍的围捕活动，是麦卡锡主义送给苏联间谍的祭品，也是苏联间谍从鼎盛慢慢走上衰落的时代，而美国主导的情报时代已经开始到来。
谢选骏指出：人説“1943年，有人背着罗斯福启动了一项绝密计划”——我看老賊丘吉爾就因爲夥同羅斯福拯救蘇聯，從而親手斷送了大英帝國。這真是“背着罗斯福才能救美，英國鴉片販惡有惡報”！
【64、苏维埃、法西斯、纳粹——都是列宁同志的一卵三胞胎】
《福利国家冒起引发的惶恐心理、经济危机与政治联盟》（By YueChim Richard On 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载于信报财经新闻）报道：
本栏先前数篇文章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探讨近百年来福利国家当道下，民主工业化国家的政经分裂局面，而未有考虑其历史背景。欧洲的福利国家趋势不限于民主国家，但民主政治发展确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历史学家眼中，这种趋势实为工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及至十九世纪，更由此引致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短兵相接，各自演绎大不相同的现代经济关系。
自由主义强调个人自由，维护自由贸易、公平竞争、有限政府、私有产权以及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强调平等、鼓吹工人阶级与资本家之间的阶级斗争、否定市场、废除私有产权、鼓吹集体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即属革命性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二十世纪前后在俄罗斯及中国大行其道。
时移世易 自由变色
上述两种意识形态矛盾日深，欧洲各国劳资双方龃龉频生，社会福利国家随之应运而生。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在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当政时期，德国政府实施种种社会保障计划以争取民心，与社会主义政党分庭抗礼，得到保守派的支持。英国自由党则于1906年至1914年间在济贫法（Poor Law）以外推行社会福利改革，舍十九世纪的古典自由主义，在二十世纪实行崭新的现代自由主义。
古典自由主义视政府威权与专横为自由的主要威胁，强调政府职能在于维护自由；现代自由主义则视个人自由的威胁源于国家以外范畴，例如资金过度集中、中央集权，以及贫病、长者一无所有的困局。现代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助长有为政府，鼓吹以政府援助为自由最佳保障。
美国及至上世纪三十年代才开始实行现代自由主义的各种主张，而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总统自1932年推出的各项「新政」（New Deal）措施，则标志着美国社会福利国家发展的转折点。罗斯福总统为何实施「新政」？「新政」内容为何？
了解「新政」的种种，应从当年的环球形势入手。无论在理念或实际层面，经济大萧条对古典自由主义及各地民主政治均构成根本威胁。面对同一经济危机，德国、意大利分别沦为国民社会主义及法西斯主义温床，共产主义则早已在俄罗斯落地生根。当年德、意、俄三国既实行计划经济，亦相继变为极权国家。在罗斯福总统首任期内，三国更有硬将其独裁政制施诸别国之势。
独裁统治 民主失色
民主政制在美国的生存空间也一度成疑。有「围堵政策之父」（father of containment）之称的乔治·凯南（George F. Kennan），既是杜鲁门主义的始创人，对发动冷战也发挥关键作用，他私底下曾认为美国应成为极权国家。美国作家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罗斯福正式就任总统一个月前拜会他时，也亲口对罗斯福进言道：「现在正是关键时刻，你除了实行独裁统治已别无选择。」
即使在公开场合，各方头面人物均纷纷赞扬在欧洲兴起的另类政制，对意大利法西斯主义更尤其推崇。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会长以及诺贝尔和平奖得主Nicholas Murray Butler，当年亦曾对哥大新生表示，独裁政权下产生的领袖较民主国家领袖有过之而无不及。
极权国家势力扩张揭开序幕，对自由民主的威胁臻于史无前例的程度。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国际间的一场角力赛由此展开，在全球陷入极左与极右两大阵营之争的形势下，自由民主国家难免前景堪虞。
同期，自由民主国家经济陷于萧条状态，银行纷纷濒临倒闭，饱受饥饿失业煎熬者数以百万计。相较之下，基于中央集权计划而非利伯维尔场的法西斯主义及共产主义制度，却似能确保全面就业及经济繁荣，对于自由主义来说，无论政治或经济前景皆面临重大危机。
矫枉过正 社政祸生
说美国民主制度陷于崩溃边缘而或改行计划经济，未免言过其实，但在当时国民惶恐心态作祟下，福利国家以及国家安全方针自然日受重视，「新政」亦以此为两大原则。
经济大萧条难关令先前连续执政十二年的共和党晚哲不保，为罗斯福及民主党人创造一举取而代之的契机。罗斯福以由政府带动的崭新经济计划复兴美国经济。国家工业平权署（The 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 NRA）、平民保育团（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 CCC）、田纳西河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TVA），以及其他各类「新政」机构均由国会成立，以便在经济事务上赋予政府较大行政权力。
美国宪法旨在维护古典自由主义理念，包含不少保障个人权利免受政府侵扰的条文，上述种种「新政」计划难免因有违宪法精神之嫌而受到法律挑战，但国会并未因此退缩，反而在改革上勇往直前，通过美国民主发展史上最大胆的一项法案，即1935年的《国家劳资关系法案》（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又称《华格纳法案》（Wagner Act）；为大规模工会化运动订立法律条件。与此同时，美国政府亦就全国最低工资立法采取相关步骤。
除了宣布各项「新政」计划并承诺尽全力扫除经济隐忧以外，罗斯福亦制定国家安全大计，带领美国为对抗法西斯主义而战，其继任人杜鲁门（Harry S. Truman）则在围堵苏联的冷战作领军。因此，在1932年至1952年间冒起而随即称雄全球的美国，可说具备两方面历史功绩：一、抵抗法西斯主义及共产主义；二、重新打造资本主义，从古典自由主义轨迹迈向现代自由主义之路。
有关「新政」的历史往往强调罗斯福的个人功绩、以其为首的崭新官僚架构、助其扶摇直上的社会运动，以及他面对的各方外来威胁。罗斯福也一直被视为地位足与华盛顿、林肯相提并论的伟大总统，带领饱受经济萧条困扰的美国称雄于世，同时令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制度得以保全。
国会中种种政治联盟的形成，是美国历史及政治经济发展中的一大元素，对福利国家趋势在该国兴起及其特性，均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近人研究历史的重点已转移，集中于罗斯福总统任内的国会在福利国家及国家安全至上趋势的发展。
权宜之盟 「新政」关键
美国南方各州对成就「新政」的作用不可或缺，由于南北战争及重建时期的关系，南方一向属于民主党阵营。1877年，根据结束重建的政治协议，共和党入主白宫，民主党则获联邦军队撤离南方各州，非裔美国人从此不再有法定选举权。即使延至1938年，南方各州非裔美国人中得以登记为选民者仍不足4%。
南方各州感恩戴德，对民主党一直拥护有加，直至该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一改初衷，转为支持当时的民权立法。相反，在「新政」实施初期，基于同一理由，只能在南方以外州份投票的黑人选民，其中大部分则一直投票支持共和党。
南方各州民粹主义、种族主义兼爱国心重的民主党人，与罗斯福结为二十世纪美国自由主义盟友。「新政」时期的国会中人绝大部分为民主党人，而把持其中各委员会的民主党人主要来自种族主义强烈的南方各州，在「新政」激进运动中发挥领军作用，对罗斯福政府经济计划及工会化实验全力支持。
罗斯福总统甘于接受与南方各州民主党人的「魔鬼交易」，容许在新政措施中烙下该党有违自由作风的印记。南方经济有赖黑人充当的廉价劳工，因而设法确保「新政」经济计划及劳工权益法案将大量务农及当家佣的黑奴剔除在外。有关经济计划的设计，亦以惠及南方各州为首要目标。
在日军偷袭珍珠港以前，美国的军备优势有赖以南方各州为首，针对德、日法西斯军事扩张的反抗行动。德国法西斯主义者本欲借助美国南方民主党人的种族主义特性，藉以争取美国在二战中维持中立。不过，除却尚武爱国主义文化与德国相近以外，南方各州基于在经济上对农业出口的依赖，向来拥护自由贸易，成为其极力反对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动力。
国安社福 相辅相成
因此，美国鼓吹「白人至上」的种族主义人士，带头推翻约制美国在战事必须保持中立的法案，并推动美国首次于和平时期强制国民服兵役，以及推行大型军备武装计划。事实上，在罗斯福呼吁一举催毁纳粹暴政之前，南方各州民主党人就已采取上述行动。罗斯福后来也不免来一次「魔鬼交易」，为对抗希特拉而与斯大林结盟。
及至冷战初期，南方各州的爱国主义、经济利益与种族主义倾向，仍继续主导美国资本主义及外交政策。另一方面，在内忧外患交迫心理影响下，更衍生出恶名昭彰的麦卡锡（McCarthy）「猎巫」（witch-hunt）行动，藉以铲除国内共产党分子。事实上，美国政府并无真正染指经济事务，而计划经济亦从未在美国出现。不过，美国政府确曾通过以私营或公营伙伴合作方式为基础并极具政治、经济本钱的组织，以期对经济活动作出主导。整体而言，美国经济的规划程度也因而有所提高。
二十世纪下半叶，在南方民主党政客密切注视下，美国对外援助及国防开支大增程度史无前例、核武装备大幅扩充，而政府机关、工会及民权组织又大举清除左翼分子。以反共产主义为由，美国介入国际事务变得冠冕堂皇，但这个超级大国在复兴欧洲的同时，却又陷入后殖民时期环球纷争的困境。
「新政」在伦理道德上所作的妥协，也是美国所以展现有违公平与自由原则倾向的根源所在。美国制定各类种族主义法例，更终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酿成波澜壮阔的黑人民权运动。而导致美国进一步以社会福利及国家安全为国策，相信与约翰逊个人的南方民主党保守派背景不无关系。 1963年，在肯尼迪（John Kennedy）总统遇弒之后，美国副总统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随即继任总统之职。约翰逊任内有两大壮举：一为「抗贫战争」（War against Poverty），二为越南战争。两者导致美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经济危机，陷入滞胀。
现代美国自由主义诞生于经济大萧条及两次世界大战时期，其中结合多元民主理念、受规管资本主义经济、过度膨胀而又已成改革烫手山芋的社会福利国家国策，而在罗斯福当政时期制定的国家安全至上方针，既曾有助战胜法西斯主义及共产主义，至今仍不时供美国藉以扮演自由世界警察角色。欧美的福利国家趋势除了源于先前在本栏探讨的政治经济可悲逻辑以外，也是近百年来历史背景的产物，其中引发例如沉重公债以及低收入单亲家庭种种问题，势将在本世纪继续影响各地民生。
参考文献：
Jonathan Alter, The Defining Moment: FDR’s Hundred Days and the Triumph of Hope, Simon & Schuster, 2007
Ira Katznelson, Fear Itself: The New Deal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 Liveright, 2013
谢选骏指出：历史上，俄罗斯是德国纳粹的盟友，1939年9月共同入侵波兰，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到来的5月9日，俄罗斯将在一年一度的阅兵式上继续掩盖这段历史，假装他们拯救了世界免于纳粹迫害。
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然后瓜分波兰、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写入历史教科书多年的事实。
但是罗斯福却积极援助苏联！
罗斯福显然是个“通俄门”的高级鼹鼠！
【65、苏联就是现代的蒙古突袭】
评《失败的帝国：冷战中的苏联，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书评 2012-09-02）报道：
《失败的帝国：冷战中的苏联，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英]埃文·毛德斯莱 著 王立秋 试译）报道：
弗拉季斯拉夫·祖波克（Vladislav Zubok）：《失败的帝国：冷战中的苏联，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A Failed Empire: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Cold War from Stalin to Gorbachev）, Chapel Hill, NC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7. Pp. xvi, 467. $39.95（US）.
这本书涵盖了《克里姆林宫的冷战局内》（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 1996; rev. ante, xix[1997], 233）同样的范围，后者是弗拉季斯拉夫·祖波克与康斯坦丁·普列沙科夫合著的；那本书依然是这个主题上最重要的两三部著作之一。本书明显的差异是，它也涉及了从1964年到1991年的时期。然而这不仅仅是一部续集；它更加深入地，从更长远的角度来探讨了这个主题。本书在很大程度上（但不是完全）基于共产主义时期之后俄国出版的一系列文献，自1996年初版后更多的材料变得可用。《失败的帝国》也使用了一些档案资源，而祖波克——作为研究者，他在莫斯科的美加研究机构工作——可以接触到一些关键的政策制定者和顾问。他也展示了他为探讨西方在许多问题上的争论状态的准备，并标明他自己的阐释有所不同。
一些主题贯穿了整部著作，其中的一个主题就是“帝国”。就像在《克里姆林宫的冷战局内》那里那样，本书大量论述了“革命-帝国的范式”。“帝国（主义）”的一面涉及对外部世界的越来越多的介入，并以导致“帝国过度扩张”的愚蠢的政策而告终；“帝国”也对莫斯科依次的附庸——南斯拉夫，中国，朝鲜，古巴，越南等等——产生了影响。最终，帝国的幸存对苏联体系的幸存来说变得必不可少，而米哈伊·戈尔巴乔夫太过于轻易地放弃了帝国。本书很好地展示了，从莫斯科的视角来看，“帝国”的广泛的不同的部分是如何彼此关联的，比如说中国与伊朗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或埃及与阿富汗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是如何关联在一起的。另一个主题是，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即这个范式的“革命的”一面。在这点上祖波克当然是正确的，即苏联的外交政策只有从意识形态方面来看才能得到理解，意识形态对苏联的经营来说是“他们的集体认同的核心”（p. 337）。
这引向了本书的另一个核心主题，个人领导。祖波克是“伟人”历史学派的坦率的拥护者，每个重要的苏联领导人都被给予了一种决定性的角色。可能，在把约瑟夫·斯大林看作一个犬儒而实用主义的人，一个会把从巴库到德黑兰会议路上的三天时间花在思考上——他注视着火车车厢的窗外——的“外交游戏”的玩家的时候，祖波克太过于老套了。斯大林总体的世界观实际上突出为列宁主义。然而，这么说也是合理的，即斯大林会以与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令人满意的总体关系为代价来换取零碎的利益。这里，和在其他地方一样，祖波克站在大战争论的传统主义者一边而非修正主义者一边，他认为斯大林的政策促进了美国向霸权的运动。
祖波克对尼基塔·赫鲁晓夫相当苛责，后者被描述为一个没有清晰目标的人和一个不负责任的冒险家——他差一点走向了核战争。最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他对列昂尼德·勃烈日列夫的处理，后者被描述为对命运最敏感的，“第一个和平缔造者”（p.339），一个实用主义者以及一个富有吸引力的人。悲剧的是，勃列日涅夫为反对他的政治力量，以及他自己身体上的虚弱所压倒。戈尔巴乔夫的肖像——与赫鲁晓夫有着很大的不同——则更为老套，尽管在书中也得到了更大篇幅的阐发。戈尔巴乔夫太过于“浪漫主义”，他“对观念太过于严肃”（p. 309），而且缺乏一种体系化的进路。戈尔巴乔夫并不是（留给苏联的）唯一的选择，而没有他的话苏联的体系，如果说还不是苏联帝国的话，可能会继续凝聚在一起。
祖波克的阐释大体上说是传统主义的（而不是修正主义的），但他也对美国的政策提供了有益的批判。美国的遏制战略导致克里姆林宫认为它唯一的选择是抵抗或者无条件的头像。祖波克也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缓和的崩溃的大量责任放到了美国政客身上；他对杰克森-范尼克修正案高度批判。然而，他认为，罗纳德·里根的战略防御计划在苏联的崩溃中只扮演了一个“苦涩的游戏者”（p. 343）的角色。
一部中等篇幅的、可读的著作不可能涉及这样一个广大主题的方方面面。祖波克在开篇已为一些限制——关于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因素——致歉。尽管实际上这些因素很难说遭到了忽视，更完整的处理将有利于一种更加结构化的对事件的进路并给他对“精英”的指涉以更多的实质。本书的章节结构是可以探讨的。第三章，关于晚期斯大林主义的章节，是围绕东德组织起来的，同时也包括了相对较少的关于南斯拉夫的分裂，共产主义力量在东欧其他部分的巩固，或莫斯科与在野共产党得关系。（顺便说一句，祖波克关于德国的结论，是斯大林从来就没有把一个统一但中立的德国看作可供选择的选项。）人们可能会质疑再单列一个章节（第六章）来讨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解冻”和内部的改革的必要。这无疑是一个重要的主题，也是许多戈尔巴乔夫的“新思想家”，包括他的妻子赖莎·玛拉菲娜的智识出生地，但这是一个在其他地方已经得到过多的讲述的故事。
在一部如此长度的著作中要全面地处理苏联外交关系的方方面面是不可能的。祖波克选出了许多最重要的特征并令人信服地论述了它们。这个故事流利且得到了权威的讲述。
谢选骏指出：人说“失败的帝国：冷战中的苏联，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我看“苏联就是现代蒙古”。这与其说是“失败的帝国”，不如说是“成功的突袭”……而且这帮牲口的突袭竟然延续了七十多年（1917-1991年）！并且至今还在中囶、越南、朝鲜、古巴……其他地区余波荡漾。
【66、苏联的共产主义是战场经济】
《历史回眸：苏联何以成为经济大萧条中的大赢家？》（2008年10月29日 青年参考）报道：
当前席卷全球的国际金融危机，经常被国外媒体拿来和1929～1933年的经济大萧条相提并论。那么，中国在这波金融动荡中能否有所作为，化“危”为“机”呢？在这方面，大萧条时期的历史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发：当时，有一个大国不仅没陷入危机，反而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这就是当时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1.西方闹危机，苏联获良机
1921年，俄国终于结束了长达7年的一战和内战。到1926年，在“新经济政策”推行5年之后，工农业产量已经达到1914年一战以前的水平。1928年，苏联开始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在1929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席卷西方各国的时候，苏联正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前期。西方的经济危机，恰恰成了苏联大国崛起的良机。
当时的苏联采取了下面的对外经济政策：
第一，引进技术。
1929年，苏联同西方专家签订的技术援助协定已达70多个项目，涉及冶金、工业机械、金属加工、燃料动力、石油化工、交通运输、农业机械、农业灌溉工程、汽车、轮船和飞机制造等多个重要经济部门。截至1931年，苏联接受技术援助的项目增加到124个，总值为8300万卢布（当时，1卢布约合0.5美元）。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建立的一大批现代化骨干企业，尤其是在钢铁、机械、燃料动力、化工、汽车、拖拉机、飞机、造船等新的工业部门，许多是利用西方先进设备技术，甚至是在外国专家的直接帮助下建立的。据美国人萨顿《西方技术与苏联经济的发展（1930～1945年）》一书介绍，斯大林曾说，“在苏联，约有2／3的大型企业是在美国的帮助或技术援助下建成的……其余的，也大多是在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的技术援助下建立的。”
第二，大量进口机器。
这个时期，苏联成为世界市场上机器的最大买主。1931年，美国出口的机器设备中，有50%是卖给苏联。1929 ～1930年，英国机器出口总量的70%是销往苏联，到1932年这个数字为90%。1931年，世界机器出口总量的 30%是销往苏联，1932年这个数字上升到50%。在苏联的进口总额中，1929年机器设备的进口占了30.1%， 1932年则高达55.7%。1929～1932年，苏联进口机器设备的资金总计60.1亿卢布。
第三，重视“智力进口”。
西方在经济危机中，出现了大量的失业技术人员，他们被招聘到苏联工作。1932年，在苏联工作的外国专家达1919 人，技术人员10655人，分别比1928年增加了4倍多和20多倍。同时，苏联也通过“技术援助协定”等渠道，派遣人员出国学习。1929～1933年，仅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派往国外学习的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就达2000人。
第四，吸引国外贷款。
1929年之前，西方大国都不愿贷款给苏联，即使贷款也附有苛刻的条件。但西方在经济危机中出现了大量的过剩资本，使得苏联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处于有利地位。1929～1931年，苏联先后从德国、奥地利、英国、意大利、美国、芬兰、日本、挪威、瑞典、丹麦、比利时、法国等十几个国家的私人银行获得贷款，到1933年底，苏联获得的贷款总计已达14亿卢布。
第五，在国际经济关系中，提出合作共赢的建议。
1933年6月，苏联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上，提出一项发展对外贸易，加强国际经济合作的计划，建议西方国家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以保证苏联正常出口，苏联则准备在短期内向国外提供总值约为10亿美元的订单，并可能在近期内购买1亿美元的有色金属，2亿美元的黑色金属，约1亿美元的纺织品、皮革原料和橡胶，约4亿美元的设备和5000万美元的消费品。这些建议，既有利于苏联经济发展，也有利于西方国家缓解危机，应该说展现了在国际舞台上负责任的大国形象。
2.错误政策导致乌克兰大饥荒
大萧条时期，苏联的一些经济政策也有争议：
第一，加强对外汇和关税的管理，构建经济安全的“防火墙”。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一度允许有限的私人外汇业务，1930年则实行了对外贸、外汇、关税在国家垄断下进行严格管制的制度，完全取缔外汇和有价证券交易所的一切活动。这一临时性措施在当时有利于防止金融危机向苏联本土扩散，但在国际经济危机结束后，特别是在二战后没有放宽，反而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经济应有的重要特征。这些稳定经济秩序的积极措施，最终转变为阻碍经济发展的因素。
第二，逐步取消租让制度，赎买外资企业。
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苏联曾鼓励外资以租让企业的形式在苏联存在。1930年，苏联颁布了废除租让制的法令。在大萧条期间，苏联利用外资的方式，逐渐由吸收外国直接投资为主，变为向国外借贷和有偿技术引进为主。但借外债需要支付利息，容易造成偿还压力；有偿技术引进的效果，往往不如开办合资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直接学习。苏联日益孤立于发达国家扩大相互投资的潮流之外，长远来看阻碍了经济发展。
第三，初级产品价格暴跌，却扩大出口。
斯大林当时判断，下一次世界大战正在酝酿。因此，他要求全党全国人民必须努力在10～15年内基本完成工业化，为此不惜忍受暂时的艰苦生活。苏联为了加速工业化，不得不依靠农产品和原料出口来换取外汇，以支付机器设备等进口费用。当时国际市场上的农产品和原料价格都暴跌，苏联却扩大出口，因此蒙受巨大经济损失。特别可怕的是，苏联扩大农产品出口时，国内农产品大幅减产。而随着工业化的进展，需要供养的城镇人口却大量增长。
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粮食、肉、奶的供应都严重短缺，不得不开始凭证供应。这样，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不大，一些地区有所下降，乌克兰甚至出现大饥荒。乌克兰在20世纪90年代独立后，议会通过了“以反人类罪谴责斯大林领导的苏联政府在乌克兰政策”的法案。
3.苏联是大萧条时期的大赢家
苏联人民的艰苦努力和苏联领导人基本正确的对外经济政策，使得苏联成为大萧条时期的大赢家。
到1932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工业产量已从世界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这一惊人的激增不仅是因为苏联生产率的提高，也是因为大萧条造成的西方各国生产率的下降。1933年与1928年相比，美国工业生产下降了44 %，德国下降45%，法国下降25%，英国下降20%。从当时标志国家工业实力的重要指标——钢铁产量来看，苏联的生铁产量从1928年的330万吨增加到1932年的620万吨，钢产量从430万吨增加到590万吨，轧钢生产从340 万吨增加到440万吨。机器制造业的水平也达到世界第二位。
与苏联经济的高歌猛进相对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制度的影响力也随之上升。
在西方经济崩溃的同时，苏联的成就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社会主义不再被看作空想家的美梦，而被认为是发展中的事业。美国著名新闻记者林肯·斯蒂芬从苏联回国后发表声明：“我看到了未来，它行得通。”在西方大量失业的情况下，苏联在1930年消灭了失业者。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人都在认真思考并坦率讨论着西方的社会制度也许会失败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
1933年，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威廉·福斯特参加总统竞选，获得了美共有史以来的最高选票。当时，美国失业工人甚至到苏联驻美使馆排队领取签证。德国共产党主席台尔曼在1932年的德国总统选举中排名第三。
当时的法国《时报》写道：“共产主义正在用极快的速度完成改造事业……布尔什维克在和我们的比赛中成为胜利者。”
1933年，美苏复交的谈判在华盛顿举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先后与美国总统罗斯福、国务卿赫尔和代理国防部长摩根索会谈，双方表示遵守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互相保证不支持旨在反对对方政治制度的一切活动。1933年11 月16日，美苏宣布恢复邦交。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推动了其他国家与苏联关系的改善。1934年，苏联加入国际联盟，并成为国际联盟行政院的常任理事国。
4.苏联总结出错误的“经验”
斯大林执政前期的苏联，本不是一个闭关锁国的国家。但苏联后来却很少提及对外经济关系对“一五”计划的重要作用。1960年苏联社会经济出版社出版的《苏联国民经济史讲义》，就突出表现出这种倾向。该书总结说：“苏联不能指望资本主义国家的帮助。资本主义国家竭力阻碍和破坏我国的工业化……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资金的惟一方法是依靠内部源泉的资金积累。”于是，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对外贸易又恢复到较小的规模。
苏联在大萧条中的经济政策，对今天的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不过，也要注意到，目前发生的只是国际金融危机，尚未引起全面的世界经济危机，特别是没有引发全球性的物价暴跌。像苏联当年那样大买技术、机器设备的条件尚不具备。不过，苏联的一些经验教训还是很有启发价值的。
苏联能基本避免大萧条的冲击，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实行了前无古人的五年计划。目前，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并非简单的转轨，而是制度创新。笔者认为，建立适合本国在一定时期内具体情况的体制，而不迷信某种在别国曾经成功的制度，是战胜危机的关键。
另外，大萧条中，迷信自由市场的西方国家损失惨重。苏联当时处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公有制经济与民营经济相结合的阶段，却获得成功。然而，苏联后来却错误地总结“经验”，走上单一的计划经济道路。而西方国家则加强了国家管制，逐步在经济发展上超过苏联。
谢选骏指出：人问“历史回眸：苏联何以成为经济大萧条中的大赢家”？我看这是因为，苏联的共产主义是战场经济，但在和平时期就尾大不掉了。
【67、蘇聯强盜走了，連廢墟都是美好的】
《在今天这个纪念日上，美国人该对苏联说声谢谢》（环球时报官方澎湃号 2022-08-15）報道：
北京时间8月15日，是日本投降77周年的纪念日。不过，大洋彼岸的美国，在当地时间的8月14日也迎来了一个纪念日，那就是美国社保制度诞生87周年的纪念日。
在1935年8月14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签署了美国的《社会保障法案》，从而正式在美国联邦层面建立起社保制度。
然而，这个如今已有87年历史的制度的诞生，其实离不开一些美国人非常抵触的社会主义和苏联的“帮助”。
耿直哥关注到这个话题，是因为今天在美国的社交网络“推特”上，“社会保障“一词一度上了该社交平台的“热搜”。同时，我在这个热搜里看到了一位名叫妮娜·特纳（Nina Turner）的美国非裔政客发布的一则帖文。
她在这则贴文中写道：87年前，（美国的）社保制度诞生。当时，这个制度曾被（反对者）称作“社会主义”，以恐吓人们。
特纳还贴出了一张图片，内容似乎是1935年时反对社保制度的人打出的一段政治标语，内容为：对“社会主义”说不，告诉罗斯福不要搞社保制度。
可为什么那些87年前反对社保制度的美国人，会想到用“社会主义”这个标签，来煽动人们去抵制这个如今已经是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现代国家必不可少的社会制度呢？
从美国主流媒体的报道、国际劳工组织（ILO）以及大量历史文献给出的公开资料来看，这其实与社会主义和苏联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简单来说，美国政府决定在1935年建立社保制度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为了缓解当时美国遭遇的经济大萧条。那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深陷经济危机之中。可在东方，苏联却凭借着计划经济制度，展现出良好的经济状态。这不仅令苏联成为当时不少美国普通人眼中的“灯塔”——其中《纽约时报》在1931年时就称当时美国想移民苏联的人已经挤破了头，更令社会主义在美国受到热捧。
不仅如此，从国际劳工组织给出的关于俄罗斯社保制度的历史文件、以及大量其他西方学者关于苏联社会保障制度的历史资料来看，在1917年10月之后，苏联这个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国家，确实在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上，走在了美国的前面。
尽管当时苏联的社会保障制度覆盖面比较有限，自身也存在不少问题，这种制度也并不是以一个专门的“社保制度”体现的，而是由一系列社会主义福利构成，但这些早在上世纪20年代已经陆续建立起的、针对工人、军人和公务员的国家层面的社会保障制度、确实能给包括遭遇因病无法工作、怀孕、生育、照看儿童和照看病人等情况提供应急保障，另外还有免费医疗、免费受教育等。
而美国虽然当时也在研究社保制度，一些地方和企业也在进行一些尝试，但这些尝试要么直接失败，要么阻碍很大，美国在联邦层面更是没有任何全国性质的社保制度。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没有社保制度兜底的失业和贫困问题，都进一步加剧着美国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的不满，并进一步增强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在美国的吸引力。
美国那些资本主义体制的拥护者们自然对此感到紧张。在这一背景下，承诺会用自己的“新政策”带领人们走出大萧条的罗斯福于1933年上台了。而他这些“新政策”中关键的一项，就是给美国建立一个全国性质的“社保制度”。
不过，从美国《洛杉矶时报》一篇2019年2月13日的文章来看，当1934年罗斯福准备推进他的“社保法案”时，他的政策不仅被反对者打上了 “社会主义”的标签，罗斯福本人也被视作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毕竟，罗斯福当时要让美国建立的社保制度，的确与苏联有几分相似。
罗斯福的反对者甚至宣称，他的政策会让美国的首都变成莫斯科，让美国的星条旗变成不信仰上帝的苏联国旗。
但务实的罗斯福并没有理会这些意识形态上的攻击。凭借民主党当时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拥有的多数席位，他成功通过了社保法案，并在1935年8月14日签字生效，从而为美国的社会福利体制改革开启了重要的历史篇章。历史后来则证明，社保制度等罗斯福重要的新政，最终挽救了大萧条时期的美国。
当然，促使美国社保制度诞生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美国城市化人口和原子家庭的不断增加。但在经济大萧条的背景下，苏联当时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以及社会主义给美国带来的冲击，同样是不容忽视的因素——即便美国人并不愿意这么承认。
美国政治资讯网站Politico在一篇2019年8月16日的文章中提及罗斯福当年的新政时，就在不断淡化着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Politico强调说，罗斯福很讨厌别人说他的做法有“意识形态动机”，曾多次辩解自己是在用一种实用主义的做法去解决正在发生变化的美国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Politico还称，罗斯福其实是很警惕共产主义的，但他也清楚如果不想让“极端主义”在美国“生根发芽”，美国的现状就需要被改变，美国政府的角色就需要被改变。
其实，在2022年的今天，面对后来走上错误道路、自我腐化、并最终分崩离析、成为历史的苏联，认为自己打赢了与苏联制度大战的美国，自然也有理由去否认87年前苏联给自己带来的那些冲击。
可正如一句在中国网络上很有名的话所说：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谢选骏指出：馬列鬼子說“在今天这个纪念日上，美国人该对苏联说声谢谢”——我看只要强盜走了，連廢墟都是美好的！連僵尸都值得感謝！
【68、裙带关系与神经梅毒】
《两位总统，一位第一夫人，罗斯福家族的辉煌》（2020-03-03 周元）报道：
美国自1776年建国以来一直是联邦共和制，尽管美国不断对外宣传“民主”，号称自己是“民主典范”，而且也表示历届总统选举，公民享有民主权，但真正控制经济的还是那些豪门世家，肯尼迪、罗斯福、汉密尔顿、布什等姓氏伴随着美国两百多年的历史。美国政治学家们也毫不犹豫地指出：“治理美国的是精英，而不是民众”。
美国宪法第一条说：“合众国不得授予任何贵族头衔。”当然，这只是怀揣精英政治理想而诞生的国家的美好图景而已，但事实上，家族政治一直以来都是美国的一部分。当年美国的开国元勋们一致认为政府不应该在一个家族手中代代相传，但他们并不反对将政治作为家族事务。
上期的权力家族说到的亚当斯家族，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产生了父子总统的家族。这期我们聊一聊产生了叔侄总统的政治家族——罗斯福家族。
罗斯福是英语化的荷兰姓vanRosevelt或vanRosenvelt，原意为“玫瑰田”。罗斯福家族是荷兰移民的后裔，作为研究家族谱系的学者，富兰克林·罗斯福曾说过：“关于我国罗斯福家族的起源问题，我只知道一点，那就是所有具有这个姓氏的支系显然都来源于一个叫做克莱斯·马顿曾·范·罗斯福的人，他是在1648年——甚至这个年代也是不确定的——以前的某个时候从荷兰迁来的。我不知道他从荷兰的什么地方来，也不知道他的父母是谁……”
在新大陆开拓，除了要勇于开拓，也要更多地繁衍后代，克莱斯·马顿曾·范·罗斯福和妻子有6个孩子，其中5个长到了成年，不过儿子只有一个，叫做尼古拉斯，他是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最近的一个共同祖先。他在这里成为毛皮商人。从毛皮生意获利后，他回到了纽约，开了一家面粉厂，开始购置房地产并进入政界，当选为市参议员。其两个儿子一个叫约翰尼斯，另一个叫雅各布斯。两人都为家族带来了巨额财富，约翰尼斯从事贸易，也是曼哈顿的建筑商；雅各布斯投资房地产。兄弟俩共生育了27个孩子。约翰尼斯的后代在今天属于纽约市的长岛定居下来，成为牡蛎湾罗斯福分支，这一分支后来出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雅各布斯的后代则迁移到哈德逊河畔，成为海德公园罗斯福，这一分支则出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
美国独立战争
到独立战争期间，罗斯福家族已经发展到了第四代，虽然没有约翰·亚当斯、托马斯·杰斐逊、本杰明· 富兰克林那样的赫赫功绩，但也为美国诞生立下了许多功勋。不过他们的后代却并没有借此机会在政坛大展拳脚。直到第七代的小詹姆斯，他是哈佛大学的高材生，20多岁就漂洋过海去欧洲游历，还参加了意大利统一战争。回国后，继承了家业，开始积极投入到商业活动中，是外交界和商业界的活跃人物。
小詹姆斯与儿子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小詹姆斯很宠爱的小儿子叫做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出生于1882年，半个世纪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成为了美国总统，而且是美国历史上首位连任四届（病逝于第四届任期中）的总统。不过他并不是罗斯福家族的第一位总统，家族的首位总统来自约翰尼斯一系，他的名字叫西奥多·罗斯福，被称为老罗斯福。
西奥多·罗斯福1858年生于纽约的富商之家，年幼时体弱多病，但父母一直鼓励他。尤其是父亲，创造一切条件让他进行身体锻炼。正因为体弱，父母请了家庭教师在家中授课，西奥多成绩不错，历史、生物、德语和法语是其强项，1876年考入哈佛大学。
哈佛大学毕业后，西奥多选择从政，进入纽约州下议院。此后近二十年的岁月中，西奥多经历了许多跌宕起伏，不过和他青梅竹马的妻子伊狄斯始终陪伴着他一起度过了很多风雨。对于历史的喜爱，西奥多在历史学方面也颇有建树，他的著作《1812年战争中的海战》成为两代人的教科书。关于西部开发史的四卷大部头著作《The Winning of the West（征服西部）》也是其代表作，对史学史有重要影响。后来，他还当选为美国历史学会主席。
1900年大选，共和党推举他做麦金莱的副总统候选人。麦金莱赢得了大选，西奥多作为副总统进了白宫。这段时期，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是那句“温言在口，大棒在手”的名言。一年后，麦金莱总统被无政府主义者刺杀后不治身亡。罗斯福补位登上总统宝座，成为美国第26任总统，也是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
西奥多·罗斯福在总统任期内，对国内的主要贡献是建立资源保护政策，保护了森林、矿物、石油等资源；建立公平交易法案，推动劳工与资本家和解。面对来自政党内部、政府内部、外部企业界、金融界等各方的阻挠干扰，他的改革信心始终不倒。对外奉行门罗主义，实行扩张政策，建设强大军队，干涉美洲事务。罗斯福因成功地调停了日俄战争，获得19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是第一个获得此奖项的美国人。
1908年卸任后，西奥多·罗斯福还在第二年前往非洲探险，这次旅程引发了世界媒体的关注，西奥多对这次科学考察非常兴奋，还撰写了详细的日志。大量动物被制成标本后运往华盛顿。标本的数量巨大，光是装货就用了一年时间。罗斯福自嘲道：“国家博物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类似的动物研究机构之存在性可以被谴责的话，我才可受谴责。”
1912年，西奥多决定成立进步党，称“雄麋党”，因为西奥多号称自己“像雄麋一样顽强”，并代表进步党再次参选。他在促选活动中被子弹击伤了还坚持完成了演说，但最终还是没有赢得大选。
西奥多·罗斯福和他的四个儿子
竞选失败后，西奥多不顾家人的劝阻，带着儿子去南美丛林探险，染上疟疾，差点一命呜呼。虽然被医生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但在此后的日子里，他经常因为疟疾和腿伤而住院治疗。尽管晚年疾病缠身，但老罗斯福还是很乐观，1918年小儿子参加空军赴法国作战，在战争中阵亡，丧子之痛使罗斯福的身体再未完全康复。1919年1月6日，老罗斯福在自己的居所内平静地离世，享年61岁。
西奥多·罗斯福全家福
在老罗斯福逐渐淡出政坛之后，另一位家族英杰成长起来了，他就是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也被称为小罗斯福。不过与拥有直接血缘关系（父子、祖孙）的总统相比，罗斯福家族两位总统之间的血缘关系没有那么亲密，以至于有些人并不将两人视为同一家族，因为老罗斯福与小罗斯福属于远房叔侄的关系，不过两人的关系并不仅限于此，小罗斯福还娶了老罗斯福的亲侄女为妻子。
富兰克林·罗斯福
富兰克林·罗斯福生于1882年，据说小罗斯福5岁时跟随父亲去见当时的总统克利夫兰，总统曾给他一个奇怪的祝愿：“祈求上帝永远不要让你当美国总统。”可是他却成了美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统，也是最有威望的总统之一。
富兰克林·罗斯福同样毕业于哈佛大学，之后他又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在这时，他爱上了安娜·埃莉诺·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侄女。1905年，两人结婚，总统亲自参加了结婚仪式，使得婚礼非常隆重，但富兰克林发现，大多数人都是因总统而来，由此激发了他从政的决心。
1908年，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妻子安娜·埃莉诺·罗斯福及两个孩子
颇有意思的是，富兰克林·罗斯福后来踏入政界时，却没有站在西奥多叔叔的共和党阵营，而是选择了民主党，这让当时正在竞争总统宝座的叔叔十分恼怒，骂道：“你这个卑鄙的小兔崽子！你这个叛徒……”不过富兰克林·罗斯福没有改变前进方向，最终当选了纽约参议员。
此后，小罗斯福的政治发展路径基本与叔叔相似，议员、议长、州长、海军部长都干过。但就在他也准备在年近四十时向总统宝座发起冲刺时，却突然患上脊髓灰质炎，高烧、疼痛、麻木以及终生残疾的前景，并没有使他放弃理想和信念，他一直坚持不懈地锻炼，企图恢复行走和站立能力。治疗和锻炼的结果是他虽然不能再度站立起来，却让上身极其强壮，更给周围人和外界一种强力的感染。1928年，在夫人的理解与支持下，小罗斯福重返政界，参加州长竞选而险胜，1929年出任纽约州州长。
1933年，小罗斯福以绝对的优势击败了胡佛，成为美国总统。但当时正值经济大萧条的风暴席卷全美，到处是失业、破产、倒闭、暴跌，小罗斯福对内积极推行以救济、改革和复兴为主要内容的“罗斯福新政”。“新政”抛弃了传统的自由放任主义，加强政府对经济领域的干预，实行赤字财政，大力发展公共事业来刺激经济，从经济危机的深渊中挽救了美国，他所发起的一些计划仍继续在国家的商贸中扮演重要角色。
富兰克林·罗斯福宣誓就职
在二战的烽烟之中，小罗斯福又作为盟国重要力量的最高统帅，运筹帷幄，协调各方关系，为最终击败法西斯作出了巨大贡献。1941年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罗斯福力主对日本宣战，并引进了价格管制和配给。罗斯福以租借法案使美国转变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使美国成为同盟国主要的军火供应商和融资者，也使得美国国内产业大幅扩张，实现充分就业。二战后期同盟国逐渐扭转形势后，罗斯福对塑造战后世界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其影响力在雅尔塔会议及联合国的成立中尤其明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非常状态使美国人民赋予他巨大的权力，二战结束后，美国的实力达到了巅峰。
在二战中，小罗斯福将自己的五个儿子都送上了战场。五个儿子也都发奋进取，靠着自己的勇敢和自信，在残酷的战场上存活了下来，他们以自己的表现让世人明白：罗斯福家族没有孬种。最出色的当属三子艾略特，他于60年代当选为迈阿密市市长，而长子詹姆斯也担任了六届洛杉矶国会选区的众议院议员。
小罗斯福希望建立一个有效的国际组织，即联合国，以维护战后和平。他原拟参加预定于1945年4月27日在旧金山开幕的联合国成立大会。但自1944年以来健康情况每况愈下。1944年在总统竞选中，小罗斯福战胜杜威州长，第四次连任总统。任职后不久即赴温泉休养。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在佐治亚州的温泉因突发脑溢血去世。在临终那天，他写下了这样两句话：“唯一阻碍着我们实现明天目标的就是对今天的疑虑。让我们怀着坚强而积极的信心奋勇前进吧！”
作为纽约州最富有和最古老的家族之一，除了在政治上获得成功以外,罗斯福家族在商业领域同样声名显赫。在纽约建立之初，从美国的曼哈顿第22大街到第46大街，从第五大道到哈德逊河的地产大部分都是罗斯福家族的物业。在商业，金融领域他们也做的风声水起，直到现在，在美国的众多大都市都处处可见以他们家族命名的物业。
谢选骏指出：人说“两位总统，一位第一夫人，罗斯福家族的辉煌”——我看罗斯福这个神经梅毒患者把病毒传播到了不少地方，在中囶也感染了不少香蕉。看来，裙带关系確確實實有助于传播神经梅毒！
【69、解密华尔街巨头对希特勒的金融援助】
《解密华尔街巨头对希特勒的金融援助》（2009年09月01日 河北经济日报）報道：
华尔街的巨头们信奉的就是“在资本的欺骗中，我们可以得到一切。”凯恩斯则认为，世界是由“最睿智”金融家支配的。希特勒则是个藐视一切的狂徒。
第一战、华尔街在柏林的胜利——文明的掠夺：
一次大战后，大量的美国公司在德国做各种投机生意，当然这些投机公司主要是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控股，英法美诸国要求德国支付数额巨大的战争赔款，但是刚刚从战争中走出来的德国，显然无法筹集这批款项，于是只好全力开动印钞机，就这样，历史上最疯狂的金融灾难在德国发生了，超级通货膨胀席卷整个国家。当在德国人被超级通货膨胀洗劫得一贫如洗时，华尔街和英国的金融家们却在热火朝天地发着大财。
如此可怕的通货膨胀犹如"巨大的财富收割机"，在德国货币剧烈的贬值过程中发生了大规模的财富转移。与以往任何武力驱动的赤裸裸的掠夺相比，这种转移更文明也更残酷。“任何一个手上有一些美元或英镑的外国人，在德国都可以生活得像国王。几个美元可以使人过得如同百万富翁一般。外国人蜂拥而至，四处以便宜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价格， 抢购（德国人的）家庭财富，不动产，珠宝和艺术品。"
巨大的社会财富遭到疯狂的无形洗劫，无数德国人倾家荡产，美元或英镑的购买力被成无数倍的放大，巨大的财富在这美元英镑与马克间的狂跌和暴涨过程中，悄然易手。凯恩斯洋洋得意的说道，“用这种办法（超级通货膨胀）可以任意剥夺人民的财富，在使多数人贫穷的过程中，却使少数人暴富… 这个过程潜在地积聚了各种经济规律中的破坏因素，一百万人中也不会有一个人看得出问题的根源。”
但是，他说错了，此时，在巴伐利亚的监狱里，一个未来的恶魔就提到:“黄金本位和货币对比是造成德国人民灾难的根源。”
第二战、相互利用的交易----奸商和魔鬼:
胡佛总统在解决德国任何债务解决方案都会首先征求法国的意见，于是他在金融家圈子里失宠了，于是，他下台。
为什么呢？
在赔偿问题上，法国的态度是如此的让华尔街的巨头们难过，法国政府在德国赔偿问题上的高压政策使得美国的贷款和投资在德国和奥地利有相当一部分被德国当局冻结了，而且法国得到了德国赔偿的主要部分，而这些钱的最终来源是华尔街，这样，华尔街的钱就通过德国流到了法国，而德国却无法偿还美国钱，仿佛按次投资，金融巨头们的钱就在无形之中化为无有。看法国越来越不爽的华尔街银行家们在1929年召开会议，摩根系、洛克菲勒系的银行家和美联储的超级金融讹诈专家们聚在一起，商议该如何使德国从法国的高压之下“拯救”出来。会议达成一致意见，必须通过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达到这个目的。这个被选中领袖就是希特勒。西德尼受命去和希特勒进行接触。
在初次会议上，华尔街银行家开出的条件是“主张进攻性的外交政策，煽动报复法国的情绪”，希特勒的要求则更不含糊，只要给1 亿马克，什么都答应。西德尼把希特勒的报价传回银行家们，巨头们觉得希特勒太贪心了，1亿马克元实在高得离谱，他们提出降低一半的反报价。还未成气候的希特勒也不计较，立即答应下来。
1931年10月，华尔街的银行家召开了又一次会议，与会者还有英格兰银行的董事长诺曼。他们认为花在希特勒身上的100万美元已经够多了，于是会议最终决定进一步支持希特勒。期间，华尔街为希特勒支付了足够的金钱以使其可以扩大冲锋队的武装和政治影响。
1933年2月27日，德国国会纵火案发生，希特勒向银行家们提出还需要至少1亿马克来完成最后的夺权行动，华尔街支付了5900万马克。
于是，希魔当上了德国的独裁者。
第三战、被恶魔敲骨吸髓的敲诈——仅仅只是做嫁衣：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离开盈利饱和的本国市场，华尔街资本开始在德国大量投资，希望收回他们在希特勒身上下的本钱。
而作为缺乏最起码的经济实力的德国总理的希某人则毫不客气地利用他们的钱重振德国的经济，并充分调度自己的骗人天赋给予他们美好许诺。摩根系的美国通用电气总裁欧文，联合欧洲投资公司最主要的金融投资者。从1924年到1931年，华尔街总共向德国提供了1380亿马克的贷款，而德国在此期间总共仅支付了860亿马克的战争赔款，所以德国实际上是得到了一笔美国资助的520亿马克的巨额金融资助，整个德国军事工业得以迅猛发展。
更离谱的是，在希魔的诱惑下，自以为精明的金融巨头们，除了在纽约商业票据贴现市场上对德国工业提供低息的短期融资，还不惜将大量的黄金储备直接运往德国。
而希特勒也实行了金融制度改革，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从德国私有中央银行手中收回了货币发行权。在摆脱了以国债为抵押才能发行货币的低效率高消耗程序之后，在华尔街资本的帮助下，德国的经济疯狂上升，德国的失业率在1933年时高达30%之多，到1938年竟然出现了劳工紧缺。
“本属于美国银行储户的数量巨大的金钱被送给了德国，而且没有任何抵押。美联储委员会和美联储银行仅仅是靠德国人的商业票据就发放美国货币。几十亿美元的资金被注入进德国的经济体，这个过程到今天仍在继续。德国廉价的商业票据在这里（纽约）被定价和延期，被抵押的是美国政府的信誉，而支付费用的是美国人民。1932年4月27日，美联储运出了价值75万美元的本属于美国人民的黄金给德国。一个星期之后，另外30万美元的黄金以同样的方式运往德国。仅在5月中旬就有高达1200万美元的黄金被美联储委员会和美联储银行运往德国。几乎每个星期都有驶往德国的黄金运输船。主席先生，我相信美国银行的储蓄者有权知道美联储用他们的钱在干什么。”——议员麦克法丹质疑美联储主席问话。
但是希特勒则完全没有与华尔街大亨们合作的诚意，因为希特勒认为，“只要国际货币制度还是以黄金为本位的，则一个能够垄断黄金的国家（美英）就能使缺乏黄金的国家（德国）屈服，它所用的手段就是吸干其外汇来源，迫使它们必须靠借贷来维持生产。”
为此，希特勒提出他的理论，他说：“一个国家并不靠货币的表面价值来维持生活，而是要靠真正的生产，而生产才能使货币获得价值。生产才是货币的真正准备，银行保险箱中存满了黄金并无意义。”所以他玩了一个无比阴损的手段：1、以生产为德国货币的基础，而不以黄金为本位。2、用直接易货的方式来进行进出口贸易。3、停止所谓“外汇自由”，即准许在货币方面实行赌博并按照政治情况，把私有的财产由国移到彼国。4、当有了可以工作的人力和物资时，就制造货币，而不向外国借债。由于当时（现在也是）国际金融主要获利的方式就是向经济困难的国家放债营利，希特勒的新经济政策对之便如当心一剑。
而这种政策就是将德国的经济还款以物品出口为手段，用美英金融大亨们资本扶植起来的德国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去赚美英的钱，将振兴德国经济的经济负担巧妙地转嫁到西方各国的身上，而西方各国则因为其拥有利用美英资本建立起的强大武力而无可奈何。
于是美国国务卿赫尔愤怒的说：“真的没有比希特勒更加无耻的了。”
四、纳粹德国的崛起——西方世界的经济牺牲：
于是，德国不仅完全摆脱了自1923年以来超级通货膨胀带来的经济灾难，也从席卷全球的严重衰退中第一个快速恢复过来，以惊人的速度装备起来欧洲最强大的武装力量。
而这一切，都是以西方列强的经济大衰退为代价的，世界第一强国美国又因为希特勒的金融转嫁陷入了1929年以来又一次金融大衰退的泥沼，失业率上升到17%，英法诸国更是因此中苦苦挣扎。直到1941年美国直接参战，美国的经济状况才得到根本扭转。
当纳粹德国一排排崭新的现代化工厂建立起来的时候，武装了强大的军队，美英法诸国却在大衰退中，勉强维持着锈迹斑斑的生产车间，难怪美国议员麦克法丹痛斥华尔街银行家和美联储拿着美国纳税人的金钱去资助德国的经济战争机器，可是，他不知道的是，这些巨头们也是受害者之一。
1939年9月1日，希魔趁西方处于经济低潮时，凭借强大的武力，发动了战争，世界进入了死亡的漩涡。
德国的保守势力、英国的贵族、美国的金融家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都曾无一例外的企图利用魔鬼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他们这样做得唯一结果就是最终为魔鬼所欺骗。
就像一个哲人说的那样：当你想利用魔鬼的时候，实际上你已经成为他的奴隶。
希特勒高举民族主义1919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国齐聚凡尔赛，签订了影响世界历史的凡尔赛和约。此和约之荒谬和恶劣可以说是史无前例，不仅违背了同盟国在休战前对德国的所有承诺，同时也分裂了奥匈帝国，树立了众多的东欧小国，导致东欧出现权力真空。这样不仅破坏了欧洲原先的政治均势的传统，更无法从根本上阻止德国的再次崛起。
而对于德国人来说，这是一种屈辱，在许多德国人的心中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并没有输，而是被当权者出卖了。而凡尔赛和约对德国的种种惩罚、限制，则是侮辱德国的标志，再加上数次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德国哀鸿遍野，这个原先富裕的欧洲强国现在变成了一片废墟。
正是在这种贫穷、屈辱的社会中，产生了纳粹主义，每一个德国人都要求摆脱屈辱找回大国的自信，而希特勒正是一种精神上的寄托，但是希特勒却带给德国又一次深重的灾难。正如联军总司令福煦元帅所说的那样:“凡尔赛和约不代表和平，这只不过是20年的休战期而已。”
在凡尔赛和约的屈辱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纳粹提出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增加就业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其反犹太人的狂热，废除凡尔赛和约、恢复德国大国地位的许诺有着相当广泛的民意支持。
二战前的欧洲政治国际环境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创造了限制战争的两个东西，这就是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国际联盟。国际联盟是一战后最重要的国际性政治体制，它却有自身所无法弥合的缺陷，那就是这个国际组织建立的宗旨是消除国家间的敌对，维持和平路线。但这种宗旨或者理念却是一种硬性的规定，这种宗旨与当时各国的历史、政治和经济都是背道而驰的。不仅如此，国际联盟还有自身结构上的缺陷，那就是高谈和平理论却没有行之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机制。
国际联盟不仅不能维持和平，反而助长了世界性的摩擦和冲突。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入侵。中国政府要求国际联盟对日本进行制裁，并要求日本立即退出中国领土。但国际联盟没有任何举动，只是组成了个“李顿委员会”调查，除此之外没有任何行动。这充分暴露了国际联盟在国际事务上的无为，这也给那些不满当时现有国际秩序并希望改变秩序的国家以力量与野心。
随着德国军事力量的增长，法国作为欧洲第二大军事强国面对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法国其实自己清楚自己军事力量，虽然表面上强大，但实际上不仅装备落后，而且部队士气低落、训练不足，所以只能靠数量弥补自身的缺陷。面对德国军事力量的增长，英国不但没有同法国结盟阻止德国的再次崛起，却视法国为欧洲和平的破坏因素，联合德国共同遏制法国。英国的这一政策不仅没有带来和平，反而鼓励和纵容了德国军事力量的再次崛起。1933年希特勒正式接任德国总理，后来又成为第三帝国的元首。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失败，对于许多德国人来说是一次民族的灾难。魏玛共和国在外交和政治上的懦弱，引起了德国民族主义的愤怒情绪。再加上凡尔赛和约中对德国侮辱和惩罚，更加深了整个德国社会民众的不满。这样高举德意志民族主义大旗的希特勒正好应合了德国民众压抑许久的心理。
希特勒的目标是充满血腥和暴力的。他要以德国为中心建立一个日耳曼大陆体系，他要联合所有的日耳曼民族共同组成一个第三帝国，在东欧和苏联建立一个庞大的“生存空间”，满足整个第三帝国对原料的需要。希特勒认为这都是为了发展德意志民族，对此无论有多少个大国与德国相抗衡都必须这么做。这种充满暴力、斗争和憎恨的思想体系，与德国人心中那种找回昔日辉煌的情怀巧妙地融合在了一起。不仅变成希特勒国家经济军事化的民意基础，而且造成了整个世界的再次灾难。
希特勒虽然带领着全体德国人将国民经济军事化，但凡尔赛和约和国际联盟仍然阻挡着德国前进的步伐，为此希特勒决定用强硬的态度铲除这些障碍。1933年10月，希特勒宣布由于国际联盟在国际事务上的无为，德国退出国际联盟；为了巩固德国的侧翼，希特勒与波兰签订了为期10年的和平条约。1935年，希特勒撕毁了凡尔赛和约，重新恢复征兵制，理由是遏制苏联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
虽然希特勒的政策令人不安，但德国的军事力量还是要比法国和苏联虚弱很多。所以英国在这一问题上采取了放任的态度。面对德国咄咄逼人的气势，再加上英国偏袒德国的态度，法国只能自己寻找牵制德国的力量。为此法国和苏联很快就签订了互助条约来遏制德国。但这一行动遭到了英国的反对，为此英德双方签订了海军条约，以抵制法国和苏联。这样，一方面，英国对法、苏联表现出极大的不安；另一方面，法国也对英、德海军协议感到非常的沮丧。从两个方面暴露了英法两国对于欧洲安全理解的不同与差异。这就给了希特勒一个机会，让他在政治、军事上的冒险可以走的更远更快。
1935年欧洲爆发了一次让国际联盟名声扫地的事件，这就是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事件（详见《意大利人在埃塞俄比亚的入侵1935——1936》）。原先根据一战后的密约规定，阿比西尼亚的经济特权归属意大利所有，结果墨索里尼并不满足，于1935年10月3日侵入阿比西尼亚，由英国出面领导的国际联盟开始对意大利进行经济制裁。但这种制裁是非常有限，尤其是对于重要的军用物资—石油，并不在制裁之列，这样就等于变相地支持意大利的侵略行动。制裁不仅没有制止意大利的行动，却让墨索里尼投入了希特勒的怀抱，结果国际联盟从此名誉扫地。
由于国际联盟事实上的解体，再加上英法两国政策的分歧，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开始了又一次军事、政治冒险，那就是公开占领了非武装的莱茵河地区。而英法除了一些口头上的谴责外没有任何实际行动。这一事件不仅增强了希特勒冒险的勇气和信心，并且大大增强了希特勒在德国国内的权力和影响。
随着德军正式占领莱茵地区，欧洲原先的政治制衡力量却一再地虚弱下去。凡尔赛和约的力量已经衰弱，洛加诺公约已经被放弃，同时国际联盟也由于阿比西尼亚事件、西班牙内战和1937年的卢沟桥事件的没有作为而受到各国的唾弃。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国际性的条约制衡德国了，只有靠世界大国才能遏制世界大战的再次爆发。但1937年没有一个大国能担负起这一重任。美国由于经济危机日益孤立；法国经过1937年不仅经济倒退，政治也是四分五裂；苏联则陷入大清洗的白色恐怖之中无法自拔。现在只有英国才能有效遏制德国的扩张政策。
1937年5月张伯伦代替鲍尔温担任英国首相。上台伊始，张伯伦由于担心英国经济和战略的脆弱性，并且在英国民众中广泛流行的厌战情绪和他个人对战争前景的担忧和恐惧，于是他觉得应该实行不同以往的外交政策，即借助绥靖政策以获得持久的和平。这位首相看到德国的危险性，决定改善与意大利的关系，希望能将意大利从轴心国中分离出来。结果这一政策不仅在英国国内引起了极大的反弹，而且引起华盛顿和莫斯科对于英国政策的怀疑。
其实这种政策从根本上就行不通，因为希特勒根本就是不能绥靖的，希特勒是要颠覆现有国际秩序，建立新的有利于德国的国际新秩序，这种现有秩序的小规模调整是永远不能满足希特勒那巨大的胃口的。
人説“解密华尔街巨头对希特勒的金融援助”——我看“华尔街巨头对共產黨的金融援助”。綜合來看华尔街，確實是個萬惡源！
【70、近代史上最大的不平等条约——从雅尔塔秘密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5年中美苏关系的一幕——从雅尔塔秘密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陶文钊）報道：
１９４５年２月美、苏、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关于远东的秘密协定（以下简称协定），和以此为蓝本于８月缔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两个重要的历史文件。它们是在大战末期这个重要的转折关头，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达成的。研究这两个文件，对我们了解这一时期的中美苏关系至为重要。
一
协定后来在美国受到许多亲蒋反共人士的严厉批评。曾任驻华大使的赫尔利（Patrick Hurley）１９５１年在国会作证时说：协定“绘出了共产党征服中国的蓝图”，曾任驻苏、驻法大使的蒲立德（William C. Bullitt）称：“这是一位美国总统所签署的最无必要、最丢人和最具潜在灾难的文件”，是罗斯福在“病魔缠身，心力交瘁”，以致“常常难于形成自己思想”时犯的错误。〔１〕国民党人后来也指责协定“是一个巨大的、灾难性的错误”。〔２〕有的历史学家也说，协定是“罗斯福在雅尔塔犯的最大的错误”，〔３〕要不是罗斯福“累得要命，而且急于要避免更多的争辩，他不致于同意作出那个最后的坚定的许诺”。〔４〕事过４５年之后我们冷静地回顾这段历史，便会看到事情并不如这些批评家说的那样。与斯大林达成这个协定是罗斯福经过深思熟虑后采取的行动，协定的酝酿由来已久。
１９４１年４月，苏联为了在一旦遭到德国入侵时保障东部边境的安全，避免腹背受敌，与日本签订了为期５年的中立条约，彼此承诺互不侵犯对方领土，在对方陷入战争时保守中立。但斯大林却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对蒋介石、１９４２年８月对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W. Averell Harriman）、１２月对罗斯福总统特使赫尔利、１９４３年１０月对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一再表示，苏联将参加对日作战。〔５〕在１９４３年１２月举行的美、苏、英三国首脑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向罗斯福当面表示，一旦德国打败，他就准备把他在西伯利亚的兵力增加两倍，并在最后打败日本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６〕１９４４年１０月，斯大林更明确地向哈里曼保证，苏联将在战胜德国二三个月后对日本发起进攻。〔７〕而且实际上，从１９４４年初起，苏联已经开始秘密地把租借物资运送到远东，部署在中苏边境。
斯大林的上述提议自然受到美国欢迎。1944年7月，参谋长联席会议制定了进攻日本本土、迫使日本投降的计划。在９月的魁北克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根据两国参谋长的估计，把日本投降的日子定在欧战结束后的１８个月。参谋长们还估计，在日本本土作战，将是一场殊死的战斗，可能使美军遭到１００万人的伤亡。〔８〕美国军方对关东军特别担心。他们认为这是一支独立的、装备精良的精锐部队，再加上中国东北的资源和工业基础，在日本本土被盟军占领以后，关东军仍可以负隅顽抗一段时间。从参谋长联席会议到西太平洋战场美军司令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都希望苏联尽早参战，在美军在日本本土登陆（预定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１日在九州登陆）至少三个月之前参战，把日本陆军的主力钳制、消灭在亚洲大陆，以大大减少美军伤亡。就在雅尔塔会议前夕，１月２３日，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向总统表示，“俄国尽早参战并根据其能力发起进攻性战役，对我们的太平洋战役提供最大限度的支援，实属必要。”〔９〕由此可见，在军事方面，美国有求于苏联。
在政治方面，情况也是这样。
第一，罗斯福认为，势力范围是美国没有力量去消灭的现实问题。〔１０〕既然如此，美国的目标便是力求缩小别国的势力范围，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长期以来是列强共管的半殖民地。经过战争，别国的势力不是被摧毁了就是削弱了，而美国则通过提供财政、物资、军事援助同国民党政权建立了特殊关系。美国认为，国民政府也这样表示，中国战后的重建离不开美国，因此美国既需要、也可能把中国保持在美国势力范围之内。在这方面，美国担心的正是苏联。按照斯大林的设想，苏军不但要在东北，而且要在关内作战，“要取得真正的成果，还必须有侧翼包围——进攻张家口和北京，否则只在满洲进攻就不能产生重要成果。”〔１１〕当哈里曼把斯大林的上述打算向总统汇报时，罗斯福担心地问：“如果俄国人进去了，他们还肯出来吗？”〔１２〕雅尔塔会议前夕，罗斯福告诉他的亲信，除非在雅尔塔与斯大林达成范围广泛的协议，否则苏联会在欧洲和中国的若干部分横行，并建立起自己的势力范围。〔１３〕美国要把苏军的军事行动，把苏联的势力限制在关外。
第二，大战末期，罗斯福固然考虑到战后可能与战争中的盟国发生麻烦，产生争端，但他基本上是以大国合作主宰世界的设想来勾画战后世界蓝图的。苏联和中国是在亚洲起重要作用的两个大国，美国认为，“中苏两国的合作是远东和平和踩木员匾奶跫薄+[〔１４〕但抗战后期的中苏关系却使罗斯福感到不安。１９４２年盛世才投靠蒋介石后，新疆地方当局与苏联的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利用新疆人民对盛世才恐怖统治的强烈不满，从各方面支持伊犁、塔城、阿山三区革命，甚至直接出兵参战。国民党对此极为恼火。１９４４年３月１７日，蒋介石向罗斯福告状，认为这种事态“严重影响远东作战”。罗斯福４月８日复信说：“任何足以有害吾人联合作战之行动或态度，均非所宜，凭善意与自制，则联合国分子中发生之误解，本人深信可以消除”，他要求蒋介石“表现现实政治风范……冻结最近事件，直至战争结束”。〔１５〕６月，美国副总统华莱士（Henry A. Wallace）访华。他在与蒋介石的谈话中一再提到中苏关系，并称：“任何可能导致中苏两国冲突的问题都不应悬而未决”，美国“十分愿意”在两国间“进行斡旋”。〔１６〕总之，罗斯福希望中苏改善关系，而不给美国战后亚洲蓝图的实现造成妨碍。
第三，美国一直关注着中国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担心战后中国爆发内战。罗斯福希望成立一个以蒋介石为首的联合政府，使战后中国成为一个统一的亲美的国家，并于１９４４年９月派了赫尔利来华调处国共冲突。美国的这一政策有赖于苏联的支持。美国密切注视着苏联与中共的关系。早在１９４４年１月，美国驻华使馆二秘戴维斯（John Davis）就估计，如果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华北和东北“有可能变成俄国的卫星国”。〔１７〕哈里曼在１２月警告说，如果在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以前中苏两国政府间没有达成一种安排，“苏联将支持北方的共产党人，并把红军解放的中国领土的行政管理权交给他们”。〔１８〕９月当中国驻英大使顾维钧访问美国时，罗斯福的行政助理居里（Lauchlin Currie）也对顾强调了苏联充当中共后盾、并支持他们深入东北的可能。〔１９〕果真发生这种情况，美国对华政策就难以实行。雅尔塔会议前夕，国务院在给总统的备忘录中说：“要争取苏联对中国最大限度的联合的支持”，“应当敦促苏联运用其对中共的影响促使中共与国民政府达成协定。”〔２０〕
总之，美国既需要苏联军事上的支持，又要限制苏联的军事行动；在战后亚洲既需要苏联的合作，又要限制苏联势力在中国的扩张。美苏之间和中苏之间达成事先的安排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既然美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有求于苏联，苏联就处于一种非常有利的地位了。早在１９４３年１２月，斯大林就在德黑兰会议期间向罗斯福表示，他对远东有一些要求。他含混地说，大连应当成为国际自由港，苏联西伯利亚的输出入贸易应能通过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经由大连港进行。〔２１〕１９４４年１２月，斯大林则更明确地向哈里曼提出，要求将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归还苏联，要求租借旅顺、大连和中东铁路，要求承认外蒙古的现状，同时，他保证苏联不干涉中国对东北的主权。〔２２〕正因为罗斯福早已知道苏联的条件，因此在雅尔塔会议上，当２月８日斯大林在与罗斯福的单独秘密会谈中提出这些要求时，双方很快就协定大致内容达成一致意见。罗斯福并没有要求斯大林就在中国内争中支持国民党作出明确保证，但斯大林显然已经猜透了对方的心思，主动表示，为了建设抗日统一战线，“蒋介石应当担任领导”。〔２３〕此后两天，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与哈里曼进行磋商，拟订了协定草案。文本再经罗斯福与斯大林讨论，并征得丘吉尔同意，遂于２月１１日由三巨头签署。协定的主要内容是：
三国领导人同意，苏联在欧战结束二至三个月后参加对日作战，条件是：
１．维持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现状；
２．恢复１９０４年日本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权利：
（１）库页岛南部及毗连岛屿归还苏联；
（２）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之优越权益须予确保，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
（３）设立中苏合营公司，共管中东铁路及南满铁路，苏联在该路的优越权益应予保障，而中国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
３．千岛群岛交给苏联。
苏联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缔结一项友好同盟条约，帮助中国从日本枷锁下解放出来。〔２４〕
协定还规定，罗斯福将采取步骤使蒋介石同意苏联的条件。罗斯福之所以敢承担这一义务，是因为他早已了解蒋介石的心思。蒋介石担心苏联对东北和新疆的意图，担心苏联支持中共。当罗斯福在开罗会议期间要求蒋介石组成一个联合政府时，蒋表示，只要苏联同意尊重东北的边界，他就接受罗斯福的建议。〔２５〕为了防范苏联对中共的支持，国民政府早在１９４４年春就着手拟订计划，以便在苏军在东北和华北对日军作战时，切断苏军与中共武装之间的联系。〔２６〕尽管１９４４年６月斯大林在同哈里曼的谈话中、９月莫洛托夫在同赫尔利的谈话中都表示不支持中国共产党，并称蒋介石是中国最佳的领导人选，蒋也从华莱士和赫尔利那里获悉了这一表态，他仍然“急于证实”苏联领导人的这一立场没有改变，这是苏联确定无疑的对华政策，为此，他不惜作出外交上的让步。正是在雅尔塔会议之前，赫尔利于２月４日报告国务院，中国政府考虑派外交部长宋子文作为蒋的私人代表前往莫斯科商谈。〔２７〕
协定签订后，苏联大大加强了它在远东的军事实力，在苏军发起对日进攻前，已经在远东集结了１５０万人的军队，２．９万门大炮和迫击炮、５２００多辆坦克和自动推进炮，近５２００架作战飞机。〔２８〕苏联出兵对日作战，是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致命一击。协定对于加速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协定事关中国主权，可是中国政府却被排除在会议之外。美、苏两国背着中国政府和人民，把中国利益私相授受，这就足以证明，名义上作为四大国之一的中国在国际交往中，甚至在直接涉及本国主权的交往中，仍然处于无权地位，中国仍然是大国强权政治的牺牲品。
协定既是美苏两国在远东实现了某种均势的表现，又是为了维护这种均势而缔结的，是两国在划分势力范围上的一次妥协与合作。根据这个协定，苏联恢复了沙俄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权益，建立起了沿蒙古到我国东北、直至远东海上的安全带，得以有效阻止美国向临近苏联边境的远东地区的渗透；美国通过确认苏联的势力范围，换取苏联出兵对日作战，同时，换取苏联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支持美国对华政策，并实际上承诺苏联势力不向关内扩张，也就是承认中国的绝大部分为美国势力范围。协定就是这样一个美苏在远东互相争夺和互相限制的产物。
二
国民政府对三大国的雅尔塔会晤自然是十分关心的。但罗斯福与斯大林约定，协定暂向中国保密，因此会议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政府得不到关于协定的准确消息。当３月１２日驻美大使魏道明询问雅尔塔会议关于远东问题的讨论情况时，罗斯福只是说，斯大林在对日作战问题上作了更明确的表示，并提了三点。但他没有原原本本端出斯大林的要求，而是轻描淡写地解释说，维持外蒙现状，主权仍属中国；南满铁路主权属于中国，苏联只要求业务管理权；苏联希望得到一不冻港，但这是将来的事，无须太急。对于协定罗斯福更是讳莫如深。〔２９〕
罗斯福去世后，赫尔利曾经催促美国政府及早把协定正式通知国民政府。〔３０〕但杜鲁门和国务院都认为时机未到。他们认为会议以后苏联对罗马尼亚和波兰的政策违反了雅尔塔达成的协议，因此对苏联的远东政策也产生了怀疑。
５月下旬，杜鲁门派先总统的亲信顾问、病体未愈的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访问莫斯科，一则是为了表示，他继续奉行罗斯福的政策，二则，更重要的，是为了就广泛的国际问题摸苏联的底。斯大林在谈到中国问题时表示，苏联无意侵犯中国主权，它对中国（包括东北和新疆）没有领土要求；一旦红军开进东北，他将主动请中国政府指派代表，组织地方政府，管理民政。斯大林还说，他对中国任何领导人都不大了解，但他觉得，蒋介石在中国领导人中是最好的，并将承当起统一中国的责任，他不认为中共领导人有蒋·那样好，也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实现中国的统一。他进而表示，国共关系是中国的内政，与苏联无关。他还提到，战后苏联将自顾不暇，英国亦将忙于别处的事情，美国是唯一拥有足够的资本和人才、能对中国真正有所帮助的国家。斯大林希望宋子文７月１日前往苏联谈判，并称，如果中国接受苏联的政治条件，红军将于８月参加对日作战。〔３１〕
斯大林所重申的苏联对华政策使杜鲁门感到放心和满意。６月９日，他指示代理国务卿格鲁（Joseph Grew）致电赫尔利；电文前半部分转述了斯大林与霍普金斯的会谈情况，后半部分是协定条款；他要赫尔利在６月１５日正式将协定与苏联承担的义务作为他建议的中苏条约·纲要通知蒋介石，并竭力取得后者的同意。他强调说，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并支持苏联的要求，他本人支持这个协定。〔３２〕
这样，美苏两国就把协定这个既成事实强加给了中国。对于两大国的联合意旨国民政府是不可能违抗的，但蒋介石希望增强他与苏联讨价还价的地位，竭力想拉美国参加中苏谈判，并以一项多边条约来代替中苏双边条约。他提出，美国如有共同使用旅顺口的意向，中国可以使之成为四强共用的军港。这一建议显然不符合美苏在雅尔塔达成的谅解，并会使事情变得复杂化，于是美国表示无意共用旅顺港，不便参与中苏条约谈判。〔３３〕美国这时只想让中国去落实协定，而不愿再生枝节。
６月３０日，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蒋经国、外交部次长胡世泽、驻苏大使傅秉常抵达莫斯科，中苏条约谈判正式开始。谈判分两段进行：第一段，自６月３０日至７月１２日，会谈６次；第二段，８月７日至１４日，会谈４次。苏方参加谈判的有斯大林、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驻华大使彼得洛夫等。
在头两次会谈中，斯大林再次确认了他在雅尔塔会议上，在与霍普金斯谈话中所表示的对华政策立场，并说，中国应当容纳自由分子（包括共产党人和其他自由分子）参加政府；但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这是中国自己的事。宋子文说，如果搞联合政府，一党退出，政府便将倾倒，因此国民党不愿有联合政府。斯大林说：“此为国民党正当之愿望”。〔３４〕
在讨论苏联的具体要求时，双方在外蒙问题上相持不下。中方认为，允许外蒙独立，则有损中国领土完整。苏方坚持说，从战略上看，外蒙的地位对苏联远东领土的安全至为重要，如果有一个军事力量（斯大林承认他指的是美国）从外蒙向苏联进攻，西伯利亚铁路一断，苏联就完了。〔３５〕显然，苏联是要把外蒙作为保卫西伯利亚的屏障。
美国政府虽没有介入谈判，但一直关注着谈判的进展；宋子文每天都向哈里曼通报谈判情况，哈里曼又及时向总统和国务院报告。当谈判在外蒙问题上出现僵局后，宋子文于３日会晤哈里曼，询问在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对维持外蒙现状这一条作何解释，美国政府如今又作何解释。次日，国务卿贝尔纳斯（James F. Byrnes）回电说，在雅尔塔会议上对这一条没有进行讨论，这一条的字面意思是：外蒙古现在的实际状况和法律状况应予维持。他特别指出，美国政府不能对协定文本进行解释，哈里曼可能向宋子文提供的情况是非正式的，不能用于同斯大林的讨论。〔３６〕哈里曼随即把国务卿的回电通知宋子文，并敦促他与苏联达成协定。
贝尔纳斯在这里对“维持外蒙现状”的解释仍然是笼统的、含混的，而不是具体的、明确的。他电报中一段哈里曼不得外传的说明倒是道出了个中道理。他说：“据我们理解，现状是指，在法律上外蒙古的主权属于中国，但实际上这一主权没有实施。依据１９２２年的《九国公约》，美国政府审慎地避免作出任何表示，即认为如同外蒙古这样的中国边远地区与中国其他部分处于不同地位。”这段话有这样几层意思：（１）外蒙古的法律状况和实际状况是矛盾的，可见贝尔纳斯自己说的两种状况都要维持只是搪塞中国的遁词；（２）既然雅尔塔协定上白纸黑字写着：“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字样，这就表明美国实际已经承认外蒙古与中国其他部分处于不同地位；（３）美国明知这样做是违背《九国公约》关于“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的规定的，因此总感到心虚，为了保全面子，不愿把事情点破说穿，因此总是含糊其词，使人不得要领；（４）美国还担心，外蒙古的事情可能在别的边远地区引起连锁反应，尤其是可能影响当时正在开展革命斗争的新疆。贝尔纳斯的这段话确也道出了美国的苦衷。
整个谈判期间，蒋介石对宋子文进行遥控。接到宋子文７月３日关于如何打开外蒙古问题僵局的请示电后，蒋介石及其阁僚绞尽脑汁，然后于６日答复说，中国政府可以承认外蒙古在战后独立，条件是：（１）苏联完全尊重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及领土与行政完整，即旅顺军港由中苏共用，但行政管理权归中国；大连为自由港，行政管理权属中国；中东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但属中国所有、归中国管理；（２）苏联承诺不给中共以任何支持；（３）恢复中国对新疆各地的主权，苏联不再支持新疆的革命活动。〔３７〕
接到蒋介石的指示后，宋子文立即找哈里曼征询意见。哈里曼说，蒋的有些要求是不现实的，如果蒋真愿让苏联在旅顺建立海军基地，则该港应由苏联管理和防卫；对于大连，中国只宜争行政权，码头仓库可由中苏共同管理；对于铁路，中国宜争所有权，而应准苏联参加管理。哈里曼分析谈判成败的利弊得失说，如果中苏现在不达成协定，则苏联进兵东北，将无所约束，对中国更加不利；如果两国达成协定，则苏联“将帮助国府，统一中国”。〔３８〕但哈里曼声明，这是他个人的意见。当他向国务院汇报这次谈话后，国务院没有给予纠正或作出新的指示，可见这些意见得到了国务院的认可。
７月９日的会谈打破了外蒙问题上的僵局。斯大林同意了蒋介石上述６日电报中提出的后两条要求，也原则同意尊重中国在东三省的主权，但在铁路和港口问题上仍然基本坚持原先要求：铁路归苏联所有，两国共管，苏联经营；大连应划入旅顺租借地（但不用租借名义）军事区域之内，由中苏共同控制。他只是答应把原先要求的关于铁路和港口的协定期限从４０年减为３０年，并作了其他一些小的让步。７月１１、１３日的会谈也未能根本消除双方的分歧。〔３９〕由于斯大林、莫洛托夫要在１４日启程去参加波茨坦会议，谈判告一段落。宋子文一行于１４日回重庆。
国民政府在中苏第一阶段谈判中虽未能得到美国支持，但它在大战中已经习惯于依赖美国的援助和支持，而且认定美国不会作壁上观，因此仍然指望在下一阶段谈判中取得美国的同情和支持。７月１９日，蒋介石致电杜鲁门说，中国在谈判中作出的让步已经超过了协定的要求，也可能已经超过了中国舆论能够容忍和支持的程度，他希望杜鲁门在波茨坦向斯大林说明，中国迄今所采取的立场是合情合理的，劝斯大林不要坚持不现实的要求。〔４０〕
关于美国应当干预中苏谈判的建议也来自美国政府内部。哈里曼虽曾不断劝宋子文作出让步，但他认为斯大林的要求也确实过分了。他在参加波茨坦会议到达巴贝尔斯贝格（柏林郊区，美国代表团驻地）后，于７月１８、２８、３１日三次给国务卿写备忘录，详细介绍中苏谈判的情况，指出，中方在谈判中的让步已经完全履行了协定的要求，苏方的条件超过了协定的规定，而中方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是无法抵制苏联的过分要求的。他认为，既然协定已经使美国介入了中苏谈判，美国理应就双方仍有分歧意见的协定条款作出解释，不然，“宋子文将被迫作出违反我们基本的对华政策、有损美国国家利益的让步”。他要求苏联保证在东北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并为此草拟了《议定书》。〔４１〕国务院官员杜曼（Eugene Dooman）和中国科科长范宣德（John Vincent）在７月１７、１９、２３日四次给国务卿和助理国务卿写备忘录，表达了与哈里曼相同的意见，建议总统和国务卿借波茨坦会议的机会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面谈中苏谈判之事，必要时把宋子文请来一起参加讨论。陆军部长史汀生（Henry Stimson）也于１５、１６日分别敦促总统和国务卿说，一定要确信，不能因为苏联控制了铁路而使美国在东北的贸易受到障碍。〔４２〕
波茨坦会议前夕，７月１６日，美国在新墨西哥州的首次原子弹爆炸试验取得成功。得知这个消息后，杜鲁门询问马歇尔，在太平洋战场是否仍然需要苏联的帮助。马歇尔没有正面作答。他的意见是，由于有了原子弹，美国不再需要依仗苏联帮助来征服日本，但有这种帮助将使胜利来得快些，美军伤亡少些；再说，反正苏联会取得对中国东北的控制，因此请苏联参战仍是可取的。〔４３〕这就是说，苏联的参战对美国来说不再像５个多月前那样是必不可少的了。既然如此，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不再主动提出这个问题，而斯大林则首先说起此事。在三国首脑７月１７日的第一次会谈中，斯大林首先重申了他在雅尔塔作出的对日作战的保证，并说，苏联将在８月中旬作好准备。接着，他介绍了中苏谈判的情况，并且抱怨说，中国人的毛病在于“不懂得讨价还价后互相让步的诀窍”，他们在每一个小问题上斤斤计较，·而看不到全局。当时，杜鲁门的注意力几乎完全被欧洲的那些麻烦事占据了，对于中苏谈判他分不出多少精力。他只是简单地谈到大连问题，说，美国希望确信，大连将成为一个开放港。斯大林回答说，如果苏联取得对该港的控制，它将是一个开放港。贝尔纳斯接着说，根据雅尔塔协定，大连港的控制权仍归中国。〔４４〕除了第一次会上这样简短的意见交换外，会议期间再未提到中苏谈判问题。
２３日，杜鲁门答复蒋介石１９日的电报说：“我曾要求你履行雅尔塔协定，但不曾要求你作出超过协定的让步，如果你和斯大林元帅在对协定的正确解释方面存在分歧，我希望你将安排宋子文返回莫斯科，继续你的努力以取得完全的谅解。”〔４５〕这个答复暗示，对于斯大林提出的过分要求，美国支持国民政府予以抵制，但它没有说明，哪些要求是过分的，而只是要求中苏两国自己去谈。因此这个答复仍然是含混其词的。
７月２６日，美、英、中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发表；苏联正忙于调兵遣将，紧张进行对日作战的准备。贝尔纳斯感到，在苏联参战之前，中苏必须谈成条约。２８日，他致电赫尔利，要他催促宋子文尽早返回莫斯科继续谈判。
８月８日，宋子文与新任外长王世杰继续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会谈。当时，战争形势在迅速发展。６日，美国在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８日，苏联对日宣战，向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１０日，美国在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国民政府也在忙着组织军事和民政人员，以便在苏军解放东北时进入那里。在这种情况下，中、美、苏都希望尽快达成中苏条约。当中苏双方在１０日谈判中仍为条款争持不下时，斯大林威胁说，中方最好还是尽快达成协定，不然，“共产党人就要进入满洲了”。〔４６〕这个威胁正中国民党人的要害。８月９日，毛泽东已经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他号召“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４７〕蒋介石担心中共得到苏联支持后迅速扩大势力，占据东北、内蒙等地。在这种情况下他唯有再作让步。８月１１、１３日，他两次致电宋子文等，准予他们“权宜处置”“未决事项”。〔４８〕
在第二阶段，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中苏谈判。贝尔纳斯于８月５、９、１１日三次指示哈里曼说，宋子文已经履行了协定的规定，斯大林不应再迫使他作更多的让步；大连不能包括在旅顺的军事区域之内成为苏联海军基地；苏联在与中国订约的同时，应作出在东北遵守门户开放政策的书面保证，该保证书应与中苏条约同时公布。哈里曼于８月８、１４日会见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并于８月１２日致函莫洛托夫进行交涉。〔４９〕在美国的干预下，苏方也不得不再作些妥协。
８月１４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４项附加协定（以下总称中苏条约）签订。〔５０〕中国方面作出的主要承诺是：承认外蒙古独立，战后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以证实这种愿望；中东铁路、南满铁路改名为中国长春铁路，为中苏两国共同平均所有，由两国合办公司共同经营，铁路理事会、监事会中苏成员各半，中方人员任理事长，苏方人员任监·事长和路局局长，其他重要职员由双方平均充任；旅顺作为海军基地，仅供两国使用，具体事项由中苏合组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苏方担任）处理，海军基地由苏方防护，民事行政属于中国；大连战时划入旅顺军事区，平时为自由港，行政权属于中国，港口主任由苏方担任，中国允将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苏联方面在条约中作出的主要保证是：苏联政府的道义支持和物资援助（尤其是军需品），“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苏联尊重中国对东三省之充分主权及领土与行政完整；关于新疆事变，苏联不干涉中国内政。中苏条约有效期为３０年。
三
简单回顾从雅尔塔协定到中苏条约的中美苏三国关系，我们不难得出下面一些看法。
大战末期，美、苏两国都在考虑战后世界的安排。虽然英国是大战中的主要盟国之一，中国也号称是“四强”之一，但美、苏两国主要还是从两国主宰世界的角度出发来考虑问题的。两国的利益无疑是有矛盾的，争夺自始至终存在着，但当时，两国合作的设想无疑是首要的和主要的。正如有的美国历史学家所说的，“当包括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在内的美国代表离开雅尔塔时，他们的心情可以说是十分兴高采烈的。他们确信……这是一次最令人鼓舞的会议”。〔５１〕霍普金斯自己也这样说到雅尔塔会议：“我们确实在我们的思想中相信，这是我们大家多年来祈求和谈论的新的一日的曙光。……俄国人已经证明，他们可以是通情达理和有远见的，总统的或我们任何人的脑子里都完全没有疑问，……我们是能够同他们一起生活而且和平共处的。”〔５２〕在波茨坦，尽管使战时盟国结合在一起的粘合剂已经越来越少，但会议的主调仍然是妥协和合作，而不是争夺和对抗，因为当时美苏双方都需要和平和安全，都承认只有它们的继续合作才能达到这些目的。这是美苏确定对华政策和美国确定对中苏谈判立场的大背景。在中苏谈判的两个阶段中，美国的态度前后有变化，它的主要注意力由压中方作出让步转为帮中方抵制苏联的某些要求，这种转变的主要原因是美国担心苏联在中国东北实行门户关闭。美国后期对谈判的干涉，不是为了维护中国主权，而是为了维护美国在东北的利益。
处在美苏合作安排世界事务的大气候下，国民政府面临着两国的联合压力。对于协定，国民政府不论理解与否、愿意与否，都是要执行的。因为在大战中，美国通过财政、物资和军事援助，已经同国民政府建立了特殊关系，国民政府已经离不开美国，不能没有它的支持，而只能听从它的安排。国民政府尤其不能既违背美国的意旨，又对抗苏联的要求。这几个月的中美苏交涉证明，号称“四强”之一的中国，其实只不过是美苏两国布下的“国际象棋”中的一枚棋子，这枚棋子是不自由的，它只能听从棋手的摆布。中国作为二次大战的主要参战国之一，在按照庄严的《开罗宣言》的规定收复被日本侵占的领土之前，却已经有一部分主权被让出去了。就在中国经过八年浴血苦斗赢得抗日战争最后胜利前夕，美苏两国联合起来，把一个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强加给了中国，中国的无权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但这并不是说，国民政府签订中苏条约完全是出于被迫的。
实际上，条约谈判是两方一桩讨价还价的买卖。在这场美苏之间、中美之间的交涉中，苏联手中的筹码显然比它的对手多些，它看准了国民党担心苏联支持中共这个致命伤，乘人之危，损人利己，表现了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的倾向。国民党为了战后孤立中共、消灭中共的需要，不惜出让民族利益。交涉的结果，美、苏、中三方居然都对中苏条约表示满意。贝尔纳斯向新闻界发表谈话说，美国政府欢迎这一条约，把它看作是“继续和睦和互助的一个实例”，是“今后中苏关系的一个重要步骤”。后来责难这个条约的赫尔利也曾在９月６日致电国务院说：“这些文件（指中苏条约）的公布确凿无疑地表明，苏联支持中国的国民政府，两国政府对满洲达成了一致意见。”苏联官员和报纸把中苏条约看作是苏联希望和平、友谊和正义的又一证明。宋子文在离开莫斯科之前在机场发表讲话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表现的诚意鼓励了我对巩固中苏关系的信心”。蒋介石也对赫尔利表示，他对条约“总的说来是满意的”。〔５３〕美苏满意这个条约，是因为它实现了雅尔塔协定的规定，把战后远东的雅尔塔格局落实了下来，国民政府满意这个条约，是因为它描绘的不是“共产党征服中国的蓝图”，而恰恰是国民党统一中国的蓝图。
自然，后来中美苏三国关系并没有按照当时各方所预期的那样发展，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不愿任随大国的摆布，要追求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也是因为苏联执行两面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国共产党，援助中国革命，但那是后话了，已经不属于协定和条约本身的范围。
注释：
〔1〕理查德·芬诺编：《雅尔塔会议》（Richard F. Fenno, Jr., ed. The Yalta Conference），第５６、５１页，波士顿１９５５年版；爱德华·斯退丁纽斯：《罗斯福与俄国人》（Edward R. Stettinus, Jr.,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 The Yalta Conference），第１５页，伦敦，１９５０年版。
〔2〕安东尼·库贝克：《远东是怎样丢失的》（Anthony Kubek, How the Far East Was Lost），第１１２页，芝加哥１９6３年版。
〔3〕威廉·纽曼：《胜利之后：丘吉尔、罗斯福、斯大林与和平的缔造》（William L. Neumann, After Victory: Churchill, Roosevelt, Stalin and the Making of the Peace），第１５４页，纽约１９６７年版。
〔4〕舍伍德著,福建师范大学外语系编：《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５２７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
〔5〕罗曼纳斯、桑德兰：《史迪威使华》（Charles F. Romanus and Riley Sunderland, Stilwell's Mission to China），第５１页，华盛顿１９５３年版；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１９４１－１９５０）》（Tang Tsou, 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1941-50），第２４１页，芝加哥１９６３年版。布海特认为斯大林在１９４２年１１月对赫尔利的谈话是苏联可能对日作战的第一次表示，这一说法不确。见布海特：《雅尔塔的决定》（Russell D. Buhite, Decisions at Yalta, An Appraisal of Summit Diplomacy），第８７页，威尔明顿１９８６年版。
〔6〕艾夫里尔·哈里曼、伊利·艾贝尔合著：《特使——与丘吉尔、斯大林周旋记》（以下简称《特使》）（W. Averel Harriman and Elle Abel, Speci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 1941-1946），第２６６页，纽约１９７５年版。
〔7〕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外交文件：马耳他与雅尔塔会议（１９４５）》（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以下简称《马耳他与雅尔塔会议》），第３６９页。
〔8〕史汀生、邦迪：《在平时与战时积极效力》（Henry L. Stimson and McGeorge Bundy, On Active Service in Peace and War），第61８－６１９页，纽约１９４８年版。
〔9〕《马耳他与雅尔塔会议》，第３９６页。
〔10〕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１９３２－１９４５）》，第７２１页，北京１９８４年版。
〔11〕赫伯特·菲斯著,林海等译：《中国的纠葛》，第２５８页，北京１９５３年版。
〔12〕《特使》，第３７０页。
〔13〕吉姆·比休普：《罗斯福的最后一年（１９４４年４月－１９４５年４月）》（Jim Bishop, FDR's Last Year, April 1944-April 1945），第２６７页，纽约１９７４年版。
〔14〕《马耳他与雅尔塔会议》，第３５６－３５７页。
〔15〕郭荣赵编：《蒋委员长与罗斯福总统战时通讯》，第２０６－２０８页，台北１９７８年版。
〔16〕美国国务院编：《美中关系白皮书》（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Relations with Chin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Period 1944-1949），第５５０页，华盛顿１９４９年版。
〔17〕同上，第５６４页。
〔18〕《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４年第６卷，第７３７－７３８页。
〔19〕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４３２页，中华书局１９８７年版。
〔20〕《罗斯福的最后一年》，第２７４页。
〔21〕《美国外交文件：开罗与德黑兰会议》（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eran, 1943），第５６７、８６９页。
〔22〕《特使》，第３９７页。
〔23〕《马耳他与雅尔塔会议》，第９８４页。
〔24〕《美中关系白皮书》，第１１３－１１４页。
〔25〕埃利奥特·罗斯福：《如他所见》（Elliott Roosevelt, As He Saw It），第１６４页，纽约１９４６年版。
〔26〕《马耳他与雅尔塔会议》，第３５１页。
〔27〕《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８５１页。
〔28〕鲍里索夫、科洛斯科夫合著,肖东川等译：《苏中关系》，第１１页，三联书店１９８２年版。
〔29〕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三编《战时外交》（以下简称《战时外交》）（二），第５４２页，台北１９８１年版。
〔30〕《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８６７－８６８页。３月２４日，罗斯福把锁在总统保险柜里的协定文本给回国述职的赫尔利看了。
〔31〕《战时外交》（二），第５６５页；《特使》，第４７２－４７３页。
〔32〕《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８９７－８９８页；《战时外交》（二），第５６８页。
〔33〕《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０３－９０４页，９０６－９０７页。
〔34〕《战时外交》（二），第５７７－５８８页；梁敬：“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签订与其影响”，《传记文学》，第２４卷第４期，第７页。
〔35〕《传记文学》，第２４卷第４期，第７页；蒋经国：《负重致远》，第６７页，台北幼狮书店印行。
〔36〕《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１２－９１５页。
〔37〕《美国外交文件》，第９１８页；《战时外交》（二），第５９４页。
〔38〕《战时外交》（二），第６０８－６０９页；《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２４－９２５页；《传记文学》，第２４卷第４期，第８页。
〔39〕《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１２－９１３、９２７－９２８、９３２－９３４页。
〔40〕《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４８－９４９页。
〔41〕同上，第９４４－９４８、９５０－９５２、９５３－９５４页。
〔42〕《中国的纠葛》，第３６２、３６７页。
〔43〕菲斯：《在战争与和平之间——波茨坦会议》（Herbert Feis, Between War and Peace. The Potsdam Conference），第１８０页，普林斯顿１９６０年版。
〔44〕小查尔斯·米：《波茨坦会议》（Charles L. Mee, Jr., Meeting at Potsdam），第７４页，纽约１９７５年版；贝尔纳斯：《坦率直言》（James F. Byrnes, Speaking Frankly），第２０５页，纽约１９４７年版。
〔45〕《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５０页。
〔46〕同上，第９６８页。
〔47〕《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１０１８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８年版。
〔48〕《战时外交》（二），第６４６、６４９页。
〔49〕《美国外交文件》，１９４５年第７卷，第９５５－９５６，９６０－９６6，９６９－９７４页。
〔50〕条约全文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第１３２７－１３３８页。
〔51〕《雅尔塔会议》，第３９页。
〔52〕《罗斯福与霍普金斯》，第５３０页。
〔53〕《雅尔塔会议》，第６８－６９页；《中国的纠葛》，第３８２页。
谢选骏指出：人说“1945年中美苏关系的一幕——从雅尔塔秘密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我看这是“近代史上最大的不平等条约——从雅尔塔秘密协定到《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71、金土罂粟——漫谈纳粹德国兴起与华尔街金融集团】
《金土罂粟——漫谈纳粹德国兴起与华尔街金融集团》（2008年11月13日孟来）報道：
前奏：上帝保佑打败仗的人民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一战硝烟远去未久，古老的德国笼罩在一片几乎毫无希望的风雨凄迷中。人们尚未来得及摆脱战败的沮丧和羞辱，严峻的生计问题就紧逼了上来。德国在战争中丧失了总人口的10％和将近七分之一的土地，换来的是每年1320亿金马克的赔款，相当于1921年德国商品出口总值的四分之一。
德国拿不出这笔钱，法国就伙着比利时波兰，毫不客气地进占了德国经济命脉鲁尔工业区，是为“鲁尔危机”。正倒着霉的时候，你往往想不到有一天还能更加倒霉，于是手忙脚乱的政府采取了千古不变的饮鸩止渴老办法：增发纸币。
真正的灾难开始了。随着印刷机全速开动，1921年1月31日，世界金融史上前所未有的恶性通货膨胀，如同张开翅膀的死神，扑向了已经奄奄一息的德国经济。美元与马克的比率从1921年1月的1:64，到1923年11月已经崩溃为1:4,200,000,000,000。如此骇人的程度，即使到今天，也只有1946年的墨西哥和1949年的中国可以相提并论（顺便说一下，到目前为止中国还保持着这项领先记录）。
到了这个地步，德国的日常生活可想而知。薪水得按天给，要不然到了月末你会发现本来买面包的钱只能买面包渣了。发工资前大家都要活动一下腿脚，准备好起跑姿势，钱一到手，立刻拿出百米冲刺的激情和速度——冲向市场与杂货店。腿脚慢点的，往往就难以买到足够的生活必需品。农产品和工业品生产都在急遽萎缩，市面上商品短缺，唯一不缺的就是钱，纸钱！没有购买力的纸币像没有生殖力的性器官，叫人想着就伤心，孩子们在街上大捆大捆地拿它们堆房子玩。1923年《每日快报》上刊登过一则轶事：一对老夫妇金婚之喜，市政府发来贺信，通知他们将按照普鲁士风俗得到一笔礼金。第二天，市长带着一众随从隆重而来，庄严地以国家名义赠给他们1,000,000,000,000马克——或者半个便士。
对于德国的悲惨境地，它一战中的对手们反应并不一致。老对头法国自然是盼着这个强邻兼宿敌越倒霉越好，在赔款问题上咬紧牙关毫不让步；苏联因为社会制度被西方排除在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外，割地赔款全没它的份，又刚刚跟波兰打了一场败仗，希望借助德国的先进军事经验，1922年开始就与德国秘密合作（结果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20年后的脚）；英国秉承一贯的老奸巨猾，继续“均衡势力”品牌之大陆政策，不希望德国过分削弱而使法国坐大。小国家们有的内部爆发民族革命自顾不暇，有的在老大中间小心翼翼找个位置坐下观看演出，有机会也诈点汤喝喝。战败者付出代价，古来皆然。历史上没事就打来打去的欧洲，利益变幻翻云覆雨，沾亲带故反目成仇，一千多年下来戏码反复，不过如此。
然而，这次的确有点不同。
现在的人们讨论一战远远没有二战兴趣浓厚，但是事实上，今天国际关系和文明准则的基础，大部分是由一战奠定的，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真正摧毁了传统世界的根基，而二战是一战遗留矛盾的延续和清算。如果说从前欧洲的战争是国王和贵族的战争，那么一战就是第一次现代意义上国家之间的战争，从它的政治根源、战争动员、兵役体制和战后安排上，无不体现出鲜明的现代国家主义特点。不管主动还是被动，战争成为全民对国家的事务的参与，惩罚也成为有理论依据的全民责任。这样，每个人难免要反思一下，打了这个仗，对每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另外，通过一战，人类在自相残杀方面的创造力表现得没有最强，只有更强。在凡尔登的绞肉机和索姆河的坦克面前，19世纪天真的乐观情绪，对主流古典人文主义的自信土崩瓦解了。新的思潮纷纷登上舞台，直截了当，冷酷无情，与这个铁血强权的时代宾主相得一拍即合。
潘多拉的盒子打开了，古老的欧洲现在到处都是打碎的坛坛罐罐，德国的巴掌挨得最响亮，然而他们要报复的并不仅仅是从普鲁士时代延续下来的那些敌人们。在这个产生过无数哲学巨人的民族，思考活动一向壮丽而可怖，短暂的痛苦过后，将化身为钢铁的洪流，无论说它邪恶还是野蛮，它是从我们自以为是的文明中生长出来的，让我们前所未闻，目瞪口呆。
完成这个过程，它需要的只有一种力量：金钱。
帝国银行里的华尔街精英
1923年11月，德国发生了两桩对历史有深远影响的事件。第一件是阿道夫·希特勒发动了以失败告终的慕尼黑啤酒馆政变。尽管此前他爱国愤青的风头一时无贰，甚至原陆军总司令、德高望重的鲁登道夫将军都稀里糊涂地被拉上了他的检阅台；在德国普通人眼里，恐怕这位热血沸腾的老兄当时也和一个比较抢镜的行为艺术家差不了多少。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年代，又何尝缺乏大胆冒险的事件，和昙花一现的赌徒呢？于是未来的元首只好郁闷地在监狱里写他的奋斗。比较有趣的是，希特勒提到了他对通货膨胀及其原因的看法。
“政府镇定沉着地继续印发这些废纸，因为，如果停止印发的话，政府就完蛋了，因为一旦印刷机停止转动——而这是稳定马克的先决条件——骗局马上就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如果受惊的人民注意到，他们即使有几十亿马克，也只有挨饿的份儿，那他们一定会作出这个结论：我们不能再听命于一个建筑在骗人的多数决定的玩意儿上面的国家了：我们需要独裁。”（转引自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
从这段有意思的话里头，我们能够看到古往今来煽动艺术的精髓。凭心而论，希特勒确实颇有几分洞察力，他看出马克的疯狂贬值被有意利用来应对外债（赔款是用马克计算的），政府也的确难辞其咎，然而由此得出结论——“民主不如独裁”就莫名其妙了。煽动的诀窍偏偏就在于此，观点必须够震撼，论据必须够彪悍——那么从论据到论点到底是什么逻辑，基本上就没多少人注意了。不信你看看史料，从教皇的十字军演讲，到姚文元的大批判文章，莫不多有印证。
同时发生的第二件事，可要比那位退役下士的表现吸引力大多了。甚至可以说，停战以来，德国人民第一次听见了好消息。持续将近三年的恶性通胀，在1923年底开始得到缓解和控制。
历史学家们将这个功绩与1923年11月的一个任命联系起来：46岁的德意志帝国银行董事亚尔马·霍雷斯·格里雷·沙赫特被任命为国家货币流通专员。
沙赫特1877年1月生于特因利夫（原属德国，现属丹麦），父亲是德裔美国公民，母亲是丹麦裔。他的父亲为纽约公平信托公司工作了将近30年，亚尔马之所以在德国而不是美国出生，只是因为他母亲当时患病必须全家回德国治疗。和今天的众多移民一样，老沙赫特觉得美国的月亮特别圆，为了聊表对第二祖国的热爱之情，居然把一位美国反蓄奴制政治家的名字嵌进了儿子的姓名中间，这就是他奇怪的中间名的来由。在日耳曼的命名方法里，中间名本应是父名和祖父名，这个独特的做法如同一个奇异的预言，在他的一生中深深刻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国印记。
小亚尔马聪明而勤奋，具有德意志历史上那些百科全书式学者的天资气质，他先后专门学习过医学、哲学和政治科学，年仅22岁就得到了经济学博士头衔。年轻的沙赫特博士秉承父业，进入德雷斯顿银行。他本人出众的能力加上老头子在金融界广泛的人际关系，沙赫特一帆风顺，很快成为引起关注的金融精英。1916年，他成为德国国家银行的董事之一。1923年，沙赫特临危受命，拯救灾难中的德国货币流通体系。货币崩溃的根源在于沉重的赔款负担，沙赫特当然清楚，一切金融改革的举措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只会引发更可怕的动荡。他上任之后，立刻从两个方面齐头并进：一边寻求外国金融资本的支持，一边改革货币，用新的地产抵押马克（Rentenmark）取代极度滥发的旧马克。那么该向谁寻求帮助呢？哪个国家有能力又有意愿帮助德国呢？欧洲的邻居和对手们要么心怀叵测，要么自己也穷得够呛，沙赫特也根本不指望它们，他的目光越过浩瀚的大西洋，精准地投向了自己的精神故乡——美国。
一次大战最重要的后果，既不是霍亨斯陶格、哈布斯堡、罗曼诺夫三大欧洲王室的垮台，也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兴起，而是美国作为国际经济政治关系中最强有力，甚至决定性的一端，羽翼丰满，开始闪亮登场。巴黎和会和国际联盟提供了它的出场秀，然而要真正深化美国对世界的控制能力，向欧洲大陆的经济渗透是一个重要途径。德国伸过来的求援之手，与华尔街的金色魔杖正好一拍即合。
二十年代的华尔街，宛如现实版的迪斯尼乐园，不断在狂欢的气氛中迎来繁荣奇迹，几大主要银行财团积累下来的资本迫切要向外扩张。马克思曾有言道，300%的利润下资本就敢冒上绞架的危险，绞架尚且不怕，何况区区一个德国。1924年，以美国银行的查尔斯道斯为首的委员会推出了“道斯计划”，1924-1928年内总计8亿美元贷款流向德国，帮助它偿还凡尔赛条约的赔款，利息收益直接投资于德国市场。同时，国联调停法比两国撤军，接管鲁尔工业区。时来天地皆同力，沙赫特一旦心中有底，立刻果断地行动起来，用国家银行黄金储备为基础的新马克，以一比三十亿的悬殊比率兑换旧马克，到1924年8月这个过程基本完成，马克汇率开始在国际市场上稳定下来，国际投机者逐渐停止了对它的攻击。折磨德国的漫长通货膨胀结束了，乱云犹飞，千山已渡，沙赫特经此一役，证明自己不愧为金融奇才！
1928年，沙赫特率领德国国家银行代表团，与美国为首的国联赔款委员会谈判签订了“杨计划”，它是道斯计划的延续，德国每年只要付赔款额的1/3，剩下的部分可以推迟。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之后，胡佛总统干脆提议暂停德国赔款的90%。等到1933年纳粹上台，就压根一分钱都不给了。
道斯计划和杨计划背后，都站着华尔街金融巨鳄J·P·摩根的庞大身影。道斯计划，据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关系教授卡罗尔·奎格雷的研究结果，“很大程度上是一个J·P·摩根产物”，而杨计划的这位“杨”——OwenYoung，直接就是J·P·摩根派出的代表。这两个计划最大程度保证了美国金融资本的利益，在1934年分业法案之前，像摩根这种巨无霸的金融恐龙一手控制信贷，一手承销证券，去了德国的贷款在华尔街发行成债券，巨额佣金收入滚滚而来，像金雨一样幸福地淋在华尔街精英高贵的脑袋上。
然而，道斯和杨计划的另一个结果，却是双方始料未及的。那就是“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的美国资本赤裸裸占领了德国实业界，将德国私人资本严重排挤出去。一方面，德国中小企业破产，实业资本流失，造成了大面积失业，刚刚稳定的经济又面对考验，大家伙出得狼窝入虎穴，使纳粹的蛊惑宣传有了民意基础；另一方面，美国资本集中在电力、钢铁、化工几个大的行业中，大展拳脚滚雪球，恰恰是这里生长出的垄断寡头，为希特勒的竞选活动提供了主要资助，进而为他发动的战争承担经济支持。
从沙赫特其人来看，他与华尔街的渊源明显而深刻，他父亲就职的纽约公平信托公司就是被摩根财团控股的。早在1905年，他随同德累斯顿银行董事会访美时，就会晤过J·P·摩根本人。他英语说得比德语都流利，以至于几十年后对他的审判是采用英德双语进行的。从广义上讲，沙赫特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精英圈子里的一分子，一个“大人物”。资本没有国家之界，只有利益之别，资本家何尝不是一样？纽伦堡法庭上，只有三个被告指控没有成立，当庭释放，当过纳粹财政部长和中央银行首脑，为整个战争筹集资金的沙赫特就是其中之一，苏联代表尖刻地指责“资本家永远不会受惩罚”，此言未必正确，但西方对他的偏袒却毋庸置疑。
然而，成为沟通华尔街金融集团和纳粹德国核心圈子的关键人物，20年代离沙赫特尚颇遥远，就是说起来都匪夷所思。那个粗俗的流浪汉出身，政变未遂的小头目？大概他连帝国银行的门往哪儿开都没搞清呢，在这些衣冠楚楚手握经济命脉的绅士们中间，谁会给他一个正眼呢？然而历史的魅力就在于此，昨日言犹在耳，今朝沧海桑田；聚光灯下，王子与贫儿的游戏不断被命运慷慨刷新，只不过每次付出代价的，永远都是黑暗里的芸芸众生。
三．资助希特勒的工业寡头们
国王死了，国王万岁。此时一战勇士穷途潦倒，二战豪杰尚未登上舞台，灯光下活跃的是一批当代英雄。德国需要钱，华尔街需要能赚更多钱的钱。货币和货币的交流没有语言文化制度历史种种障碍，是世界上最亲密无间直截了当的尔虞我诈。
1924年到1933年，在道斯计划和杨计划之下，通过华尔街的国际财团经手流入德国的贷款总额为330亿马克，其中的最大三笔款项，分别建立和帮助了三家大工业卡特尔。“卡特尔”这种垄断形式最早就源于德国，词根也是德语，指的是把小生产厂家由统一定价限量的协议联合起来，控制某一种行业的整个市场，比方说OPEC组织就是一个卡特尔。卡特尔的特点是简单有效，缺点是不够稳定，每人都有破坏协议的动机。但是在德国这种持重守信的地方比较合适，它从汉撒同盟时期开始就有一个悠久的信用传统，背信弃义的事不太流行。美国的资本进来之后，很快就看中了这种垄断形式。银行家们的操纵方法很简单，控股其中最强的一个或几个企业，让它们在一两种基本产品上占绝对优势，进而控制整个卡特尔。这三家卡特尔分别是德国通用电力（A.E.G），联合钢铁，I.G.法本，它们分别控制了电力、钢铁和化工行业，把握了德国的工业命脉。到1937年，联合钢铁和IG法本生产的爆炸物加起来占全国总量的95％，著名的克虏伯军火公司也在它们控制之下。这个不仅得益于美国贷款，还有美国的技术。美国的投资者直接进了它们的董事会，顺便说一句，战后他们都没有因为给希特勒的政治献金受到审问。
这三个卡特尔的美国债主子和经手人皆为华尔街银行中最显贵的名字——迪隆·里德（Dillon Read）;哈里斯福布斯（Harris，Forbes）；国家城市公司（nationalcity）公平信托（Equitabletrust）……
美国资本促进了德国工业的迅速卡特尔化，除了上一节提到的，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经济环境和金钱资助之外，这个结果本身也被上台后的纳粹当作宝贵遗产和大好经验继承下来。纳粹的经济政策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在工业界大搞卡特尔，用巨额订单喂养它们，整合出几个高效又听话的巨型战争齿轮来，纳粹党人可从来不是自由市场经济的Fans。
这是后话，目前还轮不到希特勒说三道四。中学政治课本告诉我们，垄断资本家阶级挑选了代理人某某，旁边还常给配个图：一个大腹便便穿燕尾服的和一个干瘪猴瘦戴礼帽的，俩家伙正在弹冠相庆。话倒没说错，不过和没说差不多，反正我感兴趣的是某某怎样被招聘录用为资本家代理人的，这种好事怎么才能赶上哪。
希特勒也不是个第一眼帅哥，开始没人觉得他能成气候。当时德国政坛风起云涌，政党林立，国会席位非常分散，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投票难以出现优势多数，几个党联盟起来可以有简单多数，但是中间一出个反水的，马上优势就没了，这种状况正好给小党派提供了砝码，在分裂和混乱中找到机会出头。1930年，希特勒赢得了选举中的第一次胜利，取得107席，成为德国议会第二大党。这个胜利令人吃惊，也来之不易，1928年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才只有可怜的12席，但是毛主席说得好，世上事怕就怕认真二字。希特勒全国奔波，四处演讲，外加到处赠送他的大作《我的奋斗》，功夫不负苦心人，渐渐他的周围也聚集了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包括他的早期资助者，上面提到过的卡特尔——“联合钢铁”老板弗里茨·蒂森，以及鲁尔煤矿大王埃米尔·寇道夫。这些工业家之所以靠近希特勒，是因为他强烈支持禁止罢工和工会活动。老鼠和猫，钱和选票，一样都不能少。希特勒转身讨好工人用的许诺是消灭失业，提高福利。这个诺言当时听来格外动人，因为1929年从美国开始，席卷世界的经济危机爆发了。经过6年的资本输出，现在德国总共欠了美国70多亿美元，整个国民经济高度依赖美资。华尔街一崩溃，银行出现挤兑，开始从国外急调资金回国，多米诺骨牌效应立刻把德国拉进了深渊，生产收缩，失业率骤增。那边凡尔赛赔款还没完呢，杨计划规定每年必还的那三分之一，是用商品消费税保证的，结果结结实实转嫁在了民众身上。末世而妖言用，本来希特勒的极右翼主张在主流社会总是被当作笑柄，现在却有不少人真的追随他了，希特勒的煽动迷人之处在于简单直接——不还钱！赔款和债务是由这些外国资本家、犹太佬和卖国贼造成的，老百姓凭什么负责。
然而，听得热血冲脑，怒发冲冠的人们哪里想到，希特勒这时正在紧锣密鼓地想办法扩大外国资本对他的支持。仿佛命运在冥冥之中的安排，正在他选举胜利的前几个月，亚尔马·沙赫特博士从德国国家银行主席的职位上辞职了。
沙赫特辞职和杨计划后续谈判中与政府的摩擦有关，他对政府作出的一些新让步十分不满，在没有通知政府的情况下，他给J·P·摩根写了一封信威胁要退出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这封信在美国报纸上发表后，德国政府大为震惊和丢脸，财政部长公开和他闹翻了，在兴登堡总统的压力下，沙赫特愤然辞职。这次离职对沙赫特的影响是微妙的，首先深觉羞辱，他是第一个没到任期就被赶下台的帝国银行主席；同时也委屈和愤怒，且不说当年力挽狂澜拯救通胀的功劳，就是这两年领着谈判队伍，寸土必争一条一条争取到的利益被政府漠视，也让他觉得寒心。他离职后马上去了美国，应邀在各大学里演讲，会见各界名流尤其是华尔街的同事，抨击凡尔赛条约，鼓吹德国经济复兴。就在这次旅途上，沙赫特读到了《我的奋斗》。尽管他评价希特勒的文笔在糟踏德语，但是对里面表达的观点却心中一动。软弱无能的魏玛政府不再让他寄托希望了，那么换一剂猛药如何？1930年底，沙赫特会见了纳粹党二号人物戈林，1931年初，沙赫特与希特勒见面了。
沙赫特对未来元首的感觉还不错，希特勒在这次会晤中表现得“真诚而谦虚”，他的自信和敢于行动的决心给沙赫特留下了很深印象，滔滔不绝的口才也名不虚传。沙赫特显得很有兴趣地听着，然后给了个小小建议，推荐一位金融记者瓦尔特·丰克给希特勒讲授一些基本的经济学知识（此人后来接替沙赫特担任纳粹经济部长）。我看沙赫特回忆录写到这里，想象博士忍耐着这位对经济学一窍不通还特别能侃的主儿，顿觉情景可笑。沙赫特是何等阅人无数老奸巨滑的人物，怎么会被希特勒那套古怪混乱的理论忽悠了去呢？答案似乎出现了一点影子，1931年春天，沙赫特会见希特勒的新闻在金融家圈子里不胫而走，人们猜测他政治上向右转的同时，还大胆预测他要借助纳粹的力量竞选下一任德国总统。沙赫特自己的话也加剧了这种猜测，当他的朋友、一位美国女记者问他会不会帮助纳粹统治德国经济之时，沙赫特回答“不，纳粹不会统治，但我会通过他们统治。”共谋！考察每一个历史关键时刻的背后，各种目的与意志盘根错节纠集在一起，我们看到只不过是一个合力的表现而已。希特勒、沙赫特，投票给希特勒的德国老百姓还有与纳粹合作的美国资本家，都怀着各自目的处于合力当中。能造时势的英雄，就是在这个巨大的拼图游戏里有幸拿到最后一块图版的人。不管出于良好的愿望还是勃勃的野心，在历史的转折关头，沙赫特帮希特勒弄到了那块最后的拼图。
1931年之后，沙赫特开始运用他的声望、人脉和杰出的理财本领，为希特勒经营竞选资金。1932年11月，沙赫特成功发动了一次德国工业和金融界大规模联名上书，由他领衔，要求兴登堡总统任命希特勒为帝国总理。1933年1月底，希特勒戏剧性地当上台，2月宣布竞选总统，沙赫特为他组织了一个晚会，在他的惊人能量作用下，与会者涵盖了工业界的大部分巨头，包括I·G·法本及其美国分公司，克虏伯军火公司，通用电力，德国汽车协会，联合钢铁公司，电报电话公司；当场筹资3百万马克。希特勒在财运上终于告别诸多蝌蚪，遇见了一群牛蛙。这笔钱十分阔绰地解决了竞选资金问题，选完之后还剩了大约60万。除了筹资，更重要的是，这是一个显著的信号，表达了德国工业寡头，以及站在背后的美国金融资本对希特勒上台和进一步统治的认可。就拿占总献金额30%的法本（如果再加上它的美国子公司就占45%了）来说，此时它的董事会包括了华尔街和美国实业界最显赫的一批人：福特汽车公司的老板，纽约联储银行的董事，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曼哈顿银行总裁，以及弗兰克林罗斯福温泉基金的主席。
风雷动，鱼龙惨，魏玛共和国就这样不知不觉走到了尽头，这个夹在两个铁血帝国时期之间，德国历史上罕见柔仁的民主共和国，既生不逢时又先天不足。它失败的最深刻的根源，是它始终建筑在一个极不稳定的经济基础上，畸形的资本结构，沉重的外债负担，脆弱的货币体系，以及对德国中小企业和国内贸易传统的破坏，使任何一点经济波动都有可能引发灾难性的动荡，最后摧毁上层建筑。从《魏玛宪法》到希特勒上台，它的民主从最完善的文本开始，用最糟糕的实践结束。在历史的吊诡里，人人看到开头却总是猜不中这结局，国会大厦巨大的阴影倾斜在柏林的夕阳下，犹如共和国无声的挽歌，的确，它作为殉葬品的命运也很快就要宣判了。
谁为战争付了钱？
国会纵火案为魏玛共和国钉入了棺材的最后一颗钉子，1934年8月2日，兴登堡总统去世，孤独而衰老的帝国元帅在风雨飘摇中撑了很久终于还是放弃了，漫长的高寿并未给他带来荣光。现在希特勒坐在总统府里，正在对老总统留下的遗嘱——复辟霍亨斯陶格王室——嗤之以鼻，他的最新头衔是元首兼国家总理，在这个国家和这个世界上，再没有任何人能阻止他全速开动国家机器，实现他壮丽而恐怖的千年帝国之梦。
老朋友得到了回报，就在同一天——8月2日，沙赫特博士成为了内阁经济部长。在此之前，他已经回到帝国银行那间熟悉的主席办公室，把三年前替代他的路德博士赶到了国外当大使。卷土重来如此之迅速，使当初黯然去职的心情都变成了欣慰的回忆，他证明了德国多么需要他，并且凭经济学家的本能开始为一个全新的舞台摩拳擦掌。
华尔街故人无恙否？他们用什么眼光考虑这件事呢？其实上一节我们已经提到，华尔街通过所控制的德国寡头企业向希特勒提供了支持。然而，华尔街还有更为直接的动作，这就是当时希特勒得到神秘资助的所谓“西德尼·瓦伯格”之谜。1933年11月，在荷兰突然出现了一本小册子，其中有一位名为“西德尼·瓦伯格”的银行家与希特勒的数段对话，里面披露了美国最顶端的工业家和金融家，包括洛克菲勒与亨利福特，在希特勒上台前后，通过JP摩根与洛克菲勒大通银行集团向他提供了数额达到三千二百万美元之巨的资助。这本书在1934年就立刻被查禁了，它所影射的法本公司美国和德国的董事瓦伯格兄弟也矢口否认和这本书有关，但是，书中翔实的细节却和很多现实资料一致，遂成疑云，普遍被人们认为是华尔街的国际投资者们与纳粹合作的一项佐证。
希特勒的上台令民主世界舆论哗然，1933年5月沙赫特访问美国，还没下船就被蜂拥而至的美国记者包围起来，围追堵截质问他对反犹暴行的看法，沙赫特被烦得罕见地大发了一次脾气，把记者递给他的一份《纽约时报》狠狠扔在了甲板上。开头不妙，他的使命看起来前途暗淡。沙赫特是来要求推迟支付美国银行贷款的，大萧条已经延续了三年多，罗斯福新政尚在福祸未卜，大家谁的日子也不好过，美国政府和华尔街还能象前几年一样好说话吗？
莎士比亚说过，别借钱给你的朋友，要么你会失去钱，要么失去朋友。沙赫特这次又赌赢了，美国选择了前者。一方面，美国资本已经在德国陷得太深，太多利益攸关彼此纠缠；另一方面，德国重整军备扩大采购的过程，对美国经济恢复是一个良好的刺激。至于买了军火要对付谁，反正不是美国。沙赫特博士给了一个多么容易理解的理由啊，“如果德国能够获得它自己的原料而在经济上得到发展，这只会有助于刺激一般的世界贸易。它将帮助增加消费，促进繁荣，不仅提高德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且将提高整个工业世界的生活水平"沙赫特甚至还把反犹行为的原因归于“一个民族处于经济绝望和可怕困境时的表现”，并且保证“一旦德国享有公平与繁荣后，这些表现就会完全消失”。（沙赫特在《外交事务》上的文章）
罗斯福总统对沙赫特印象并不好，他觉得对方傲慢自大；对希特勒也非常不感冒，就在沙赫特访问结束的时候，他还几乎故意任命一位犹太人去柏林当大使。但是令人遗憾，也是我们很少提到的是，罗斯福在他第一任任期里，与绥靖主义者的主张并没有什么本质分歧。在他的施政纲领中，国内经济是第一位的，对外交只简单提一个“睦邻关系”，保住拉美后院不起火足矣。这不仅仅为了迎合孤立主义势力，罗斯福本人也是一个灵活的务实主义者，并不介意握脏了手，在他上任不久就和苏联建交了，让欧洲自相钳制，何乐而不为呢。
1933年8月，美国银行协会同希特勒德国就贷款问题进行谈判。美国银行同意德国延期偿还以前的贷款，并且保证今后美国在德国的资本和产业的全部收入只在德国使用，并用此来兴建新的军事企业或者改建原来的军工企业。
纳粹德国没有食言，作为一个好胃口的买家，立刻把这些延期支付的贷款派上了用场，从1933年到1939年，在德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的6年时间里，杜邦财团与化学公司、洛克菲勒财团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财团及它控制的电报电话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亨利福特本人由于与纳粹的合作还得到了十字鹰徽勋章）争先恐后跟德国签下了巨额的战略原料和军工项目的订单。仅仅飞机一项，1934年8个月中美国对德国的出口数量就比1933年增加了不止5倍。33年到39年间，在纳粹德国的军事机构中营业的美国公司超过60家。在技术输出贸易上也毫不含糊，杜邦公司通过I.G.法本把氯丁橡胶和飞机防爆剂的技术卖给德国；坦克润滑油的技术是从美孚石油公司得到的；希特勒发展空军的重要帮助来自于美孚在德国设立的一家飞机专用汽油厂；电报电话公司参加了德国新型飞机的研制。后来在战争中，连美国的海军部长都承认是美国向希特勒提供了最先进的飞机发动机。
一个不可思议的诡异循环出现了，华尔街借出去的钱，被希特勒拿过来，从华尔街金融资本控制下的工业托拉斯购买军火和技术，得到的利润又用于向德国的军工行业继续扩大投资。金钱的血液周而复始不分昼夜地流动着，结果是一端生长出了武装到牙齿的德国军备，另一端美国的诸多庞大工业帝国，在艰难时世中维持甚至扩大了生产和市场，罗斯福新政能够奏效，也未尝不对此多赖借助。然而真有这么轻巧的双赢吗？世界上没有任何事情是无缘无故发生的，哪怕是从天上掉下来一块陨石也不例外。人们永远没有完全决定眼前事务的能力，路径依赖的力量常常比想象中大得多。美国与德国战前资本融合的惯性，一步步导向如今的政策，不是当政者不懂养虎遗患、尾大不掉，谁都知道希特勒是什么人，但是形势如此，加深这种合作关系比破坏它更为划算。经济学家梅纳德·凯恩斯说破了残酷的真理：“在长期，大家都死了。”千年田易八百主，所谓长期打算、远大目光往往成了政治家的高调，立竿见影的利益却是人人难以抗拒。金融资本的盲目性尤其明显。金融市场上每一天时间都在用贴现率表达着它的价值，今天能挣的钱就不能留到明天，活在当下是华尔街唯一永恒的真理，其他的，包括战争，都可以往后放。上世纪末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各国对经济安全人人自危，殊不知金融资本从来就是见血就上拔腿就跑，不择手段不计后果的角色，现在如此，当年也差不多，上演的都是鬼打墙的老故事。
既已暗渡了陈仓，就不怕明修它栈道。德国撕毁凡尔赛条约限制，恢复普遍兵役制，扩充常备军，进入莱因非武装区。美国对此听之任之，生意做得更加热火朝天。其实别的国家又何尝不是一样呢？英国和德国也有合作，并且是美国的一个主要竞争对手，对这些举动不过嘴上谴责一下。法国虽然是德国的传统敌人，但是战前正赶上右翼上台正在严防共产党，外加殖民地麻烦一大堆，还指望着希特勒对付苏联。回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夜，我们会目瞪口呆地看到美、英、法、苏争相和自己未来的侵略者眉来眼去，比赛着为它添砖加瓦的奇异景象，希特勒不打这场战争简直都对不起老天的眷顾。
象最深沉的梦魇，清醒者无法动弹地看着深渊越来越逼近，又象一场荒诞派戏剧，各方势力挤在十字路口上等待自己的戈多。经济复兴？遏制共产主义？均衡的欧洲？互不侵犯？
戈多没有来，来的是希特勒。纳粹德国带着华尔街的金钱，美英的技术和装备，苏联训练出来的军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序幕。
镀金时代的秘密与巫师的命运
纳粹德国的“复兴奇迹”一直是第三帝国Fans津津乐道的题目。希特勒以前的内阁总理换来换去，愿许得真不少，每次但听环佩响，不见美人来；佳人不来，也就罢了，可是今天通胀明天衰退加上还不完的外债，来的都是这种牛鬼蛇神，真叫人无语凝噎。希特勒上台4年，失业率从高于30%下降到几乎为0，国民经济总值增长超过100%，同时完成了全国高速公路网的建设，重整了重工业基础体系，还装备了一支现代化军队。如果你看过雷妮·里芬斯塔尔那部著名的《奥林匹克》，一定会对1936年德国综合国力和精神状态留下深刻印象，那响彻云霄的欢呼，如林屹立的手臂，气势宏伟的建筑，健美如神祗的运动员，无一不暗示着隐然志在天下的实力与霸气。希特勒的个人威望也达到了顶峰，他甚至不再需要早年那样的演讲才华，只消在公共场合露露小脸，成千上万群众就宛如自动催眠一般立马如醉如痴。
那么，如果这时候希特勒有幸意外死亡的话，是不是就“生得伟大，死得光荣”了，然后以民族救星的形象名垂青史？
希特勒是如何创造经济奇迹的呢？
对比希特勒政府和罗斯福政府在1933年之后的经济政策，不难发现它们何其相似乃尔。同样的国家干涉，兴建公共项目，发行公债，贬值货币，扩大卡特尔组织；甚至连名字都差不多，罗斯福的叫“新政”（NewDeal），希特勒的叫“新计划”（NewPlan）。诚然，在世界范围经济危机条件下，大家面对的问题大同小异，比较行之有效的也无非国家垄断主义那一套。然而，同样的照方抓药，各国家底不同，人家吃独味人参，你可能只弄得起点参须，贾府的方子刘姥姥看了也是干瞪眼。美国的广阔幅员、丰富资源、生产潜力没有一条德国能望其项背，这且不提，单单说通货这一块，它就是一战最大的获利者，加上延续下来一贯的高保护关税政策，资本对外扩张多年带来的惊人收益，它的国际收支平衡表和战后年年赔款的德国怎么比？有黄金和外汇的保障，人家可以搞货币贬值而不引起通货膨胀，可以玩赤字游戏而不导致财政破产；换了你行吗？摆在经济部长沙赫特博士面前的就是这样一顿无米之炊。
然而，和十年之前一样，这个老巫师如同听到召唤的战马，再一次奔向危机时刻的舞台，一样的雄心勃勃，一样的自信不疑。他的确带来了新节目，电光火石间只见他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纵横捭阖，原汤化原食，空手套白狼，一系列动作令人眼花缭乱——“德国欠你的钱越多，你就越想和它做生意。”——沙赫特用魔术般的手段创造了信用。
纳粹德国没有食言，作为一个好胃口的买家，立刻把这些延期支付的贷款派上了用场：从1933年到1939年，在德国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的6年时间里，杜邦财团与化学公司、洛克菲勒财团和美孚石油公司、摩根财团及它控制的电报电话公司、福特汽车公司（亨利福特本人由于与纳粹的合作还得到了十字鹰徽勋章）争先恐后跟德国签下了巨额的战略原料和军工项目的订单。仅仅飞机一项，1934年8个月中美国对德国的出口数量就比1933年增加了不止5倍。33年到39年间，在纳粹德国的军事机构中营业的美国公司超过60家。在技术输出贸易上也毫不含糊。
在一个基本没什么财政准备金的国家里干事，只能使上点无中生有的办法，这个`“生”法有文的，也有武的。武的就是明抢，只不过大盗剪径变成了国家没收，受害者自然是可怜的犹太人；文的就不那么简单了，沙赫特一开始必须有节制地使用印钞机来做启动。我查阅的中文史料中，有限地提到沙赫特的几次，大多都说他为了重整纳粹军备，怎么热衷搞通货膨胀，仿佛他是个金融狂人。这个印象之由来，以我自己的猜测，可能和中央银行主席孔祥熙博士有关。他1937年拜访沙赫特，对军备资金问题交谈之后，大概自以为深受启发，抗战后期也效仿人家搞货币增发，结果演砸了，真的变成了通货膨胀。孔博士虽然堂堂名校海龟，贵为两位国家元首的连襟，理财的本事还是比不上敛财的本事。沙赫特开动过印钞机是不假，但是他的政策总体上却是紧银根的，这意味着严格控制物价和外汇汇率，而且将大量增发的银行券的用在非生产领域，也就是基建和军工，尽量减少对一般市场流通的压力，比如著名的“米福”（Mefo）军用券，就是由国家保证，专门支付军火商的，由银行秘密贴现，不入财政报告。这种办法兼顾了解决就业、不造成生产过剩和军事保密要求，将“拖”字诀发挥到了极致。沙赫特所创造的信用奇迹还包括，为了避免外汇流失，他同几十个国家谈判了（对德国）“惊人有利”的物物交易（夏伊勒语）。到1936年中，德国已经建了28个清算协定，在与这些国家贸易中，德国用马克支付进口款项，并把款额与该国购入德国制成品的款项保持齐平，这样，这些依赖德国市场的国家（大多是南欧和美洲的原料输出国）没有办法，为了清算马克欠款，只好允许德国继续购货。
沙赫特在“新计划”期间之卖力，确实有几分“士为知己者死”的味道。为了给德国弄到更多外汇，他甚至不惜损害自己在国际金融中的信誉，在进口商品以后千方百计阻挠付款，或者代之以物物交换，连华尔街的老朋友都在指责这种“金融强盗行径”。
可是，随着时光飞转，随着军队强大起来的脚步，这个精明的老巫师没想到的是，希特勒的目标并不是让德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和贸易霸主，他把经济全权交给他，是因为他自己根本不感兴趣。赌桌上再有千般计较，总还要按理出牌，然而，他已经等不及了，他要的比沙赫特能给他的更多，更直截了当。
1936年开始，形势看上去正是莺歌燕舞一片大好，沙赫特却开始隐隐感到问题不妙，像一个在舞台上停留过长时间的魔术师，他发觉帽子里已经没有新兔子可以变了。首先是德国在军备上的畸形投资，占用了他千方百计从国际金融界弄来的，和从国内人民牙缝里抠出来的大部分外汇，他主持修订的经济法律严厉到对私藏外汇可以判处死刑，却仍然难以应付军队巨大的钢铁胃袋；另一方面，重整军备的动静实在太大，其他国家虽然有跟着起哄沾光的一面，却也有惊心警惕的时候，德国的国际环境悄然逐步恶化，国际贸易越来越不好做。特别是，华尔街虽然慷慨给了钱和技术，但是像过去杨计划中发生过的一样，它们在合作中试图控制德国伙伴，而为战争做准备的德国工业寡头，还有它们的政治靠山，当然不会答应，政治原因带来的摩擦也影响了经济关系，使沙赫特大为头痛。
沙赫特最深刻的不安来自，希特勒和他对经济政策的要求在本质上有分歧。希特勒对经济完全持一种实用主义态度。如果把纳粹党和希特勒本人对经济问题发表的零星高论放在一起看，就会发现简直没有他们没主张过的观点：支持国有化、支持私有化、主张自由竞争、主张计划经济、打击垄断、保护垄断、限制利息、反对限制利息……总而言之，看上去矛盾百出，实际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为政治要求服务。虽然沙赫特很知趣地在报纸上撰文，说元首“领导了每一个经济计划、参加了每一项法令制度的修订”，其实希特勒在其中的贡献，也就和金日成同志对《卖花姑娘》音乐创作的贡献差不多。沙赫特将高帽子奉送得这么慷慨大方，恰恰因为希特勒当时没太多插手他的工作；而一旦领导打算亲切关怀了，沙赫特与纳粹的蜜月期也就开始面临危机。
1936年秋，戈林被任命为“四年计划”全权代表，这个“四年计划全权机关”与帝国经济部产生了严重的机构重叠，最后不可避免地引向了沙赫特与戈林之间的冲突。沙赫特从这个“四年计划”诞生开始就对它深恶痛绝，不仅因为它的掣肘争权，更因为它是一个完全以战争着眼的，策划德国4年后勉强自给自足的计划。虽然沙赫特肯定不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自由贸易信奉者，但是国际贸易和金融对德国的致命意义他是再清楚不过了，德国没有广大殖民地作为廉价原料来源和产品市场，去消化国内的经济波动，因此一举一动都和国际金融市场息息相关，要不他那么辛苦节省外汇干什么？一旦风吹草动，马克受到攻击，以当前国内的信用“圆环套圆环”遍地打白条的现实，这场热热闹闹的“经济复兴”搞不好立马变成镜花水月！“四年计划”在他不仅达不到什么自给自足的目的，反而会摧毁辛苦建立的国际贸易成就，并且引发国际金融市场对德国信用的怀疑。沙赫特愤然指责戈林“你的外汇政策，你的生产政策和你的财政政策是靠不住的”，而希特勒在这场争执中会支持哪一方呢？看看这位元首风向标式的言论吧。“在德国，往往是在政治力量高涨的时候，经济情况才开始改善；反过来，往往在经济成了我国人民生活中唯一内容，窒息了思想力量的时候，国家就趋于崩溃，而且在很短时间内，把经济生活也拖着一起崩溃……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避开一切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政策的尝试，代之以集中一切力量，旨在为它的人民在下一世纪分配获得一块立足的生存空间开辟出一条生存之路……”
另一个使人不安的征兆是，杨计划和道斯计划债券在1935到1936年的价格大幅度下降，道斯债券从79美元下降到37美元，杨债券从59美元下降到29美元。这意味着华尔街对德国发生动荡的深深忧虑。铅云低垂，斜阳诡异，沙赫特独坐在帝国经济部办公室里，看着多年围绕在他鞍前马后的工业家们，蜂拥着向戈林的订单扑去，不祥的预感在心中升起，海天之间一场新的风暴就要来临，他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1937年8月，沙赫特向希特勒递交了辞呈，12月正式从经济部长任上离职；1939年1月，他被免除帝国银行总裁职务，虽然还保留着内阁成员的虚衔，事实上已经离开了德国的权力中心，虽然他之后的人生依然颇有戏剧性，但已不再对历史发生真正的影响。沙赫特的命运是一个富有深意的象征。他终身未加入纳粹党，但是在纳粹上台和准备战争过程中的作用却可能超过了任何纳粹高官。他本人的浮沉，就是国际金融资本与德国政治势力关系的生动历史。如同传说中的双头蛇，政治与经济的逻辑相互推动也相互反噬。沙赫特尽管清楚地知道自己在为侵略战争筹资（这一点无可置辩），而且在奥地利合并和捷克事件中他都把帝国银行的手伸了进去，但是从本质上他是按照国际金融资本——当然也包括德国金融资本——的利益去行动的。然而，“大炮和黄油”是政治发展的逻辑，有自身合理的惯性，对一种成型的政治文化来说，经济力量可以是发动机，却从来不是刹车。何况这“惊险的一跳”在好日子里难道没有露出过征兆吗？希特勒也许是个魔鬼，但很难说是个骗子，他的基本主张——种族主义和生存空间扩展论从来直言不讳，这样的理论基础最后必将引向战争。发现这一点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洞察力，只不过，象十日谈里古老的故事一样，希图利用魔鬼的最后难免沦为魔鬼的奴隶，或者，魔鬼和人类本来就没什么真正的界限？
纽伦堡的美国人放过了沙赫特，他的祖国却没有原谅他，战后巴伐利亚拒绝他居住，他漫长的后半生背负着纳粹帮凶的骂名。然而华尔街呢？J。P。摩根财团呢？那些显赫的信托银行呢？洛克菲勒、亨利福特、杜邦这些工业帝国呢？伯尔尼和日内瓦赚得钵满盆满的金融家和军火中间商呢？即使在战败的德国，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托拉斯们，总电力公司、法本、联合钢铁，谁又受到任何真正的触动了呢？在两极格局的战后世界中，又一轮金钱和控制的奇妙博弈开始了……你看你看世界的脸。“波丽娜，她无处不在，她就是社会……”——巴尔扎克《驴皮记》
这篇大而无当的文章结束之前，不妨再对沙赫特苍老的背影目送一程。这个精装的伏冷脱，失去法术的老巫师，最后一次见到希特勒是在1941年一个公开场合上。希特勒的问题依然和华尔街有关，他问他是否能再去美国一次，争取华尔街新的贷款。这次沙赫特没有丝毫犹豫地告诉他，在《租借法案》生效之后，已经完全不可能。
这是他对希特勒说的最后一句话，也是华尔街与纳粹德国这出人间喜剧的最后落幕。
亚尔马·沙赫特1944年被牵扯进谋害希特勒的720事件，被送进达豪集中营。1945年达豪被盟军占领。1948年受审无罪释放后，先后担任印度尼西亚、埃及的经济顾问，1952年在阿以中东战争中作为埃及的顾问，1953年后回到德国重新投入金融界，同时写作回忆录《我的前76年》、《一个老巫师的告白》。1970年6月4日，在希特勒和罗斯福死去整整25年后，93岁高龄的沙赫特去世。他象一只从树上掉下来的猫，姿态难看却总能安全地四脚落地，一时的凶险也变成了因祸得福的契机。读他那洋洋洒洒一册又一册的回忆录，你很难相信这个耄耋老人身上有如此过人的精力和记忆力。甚至还在监狱他就和出版商定了合同，在儿子战死，自己等待受审、前途未卜的日子里，我看到这个71岁的老巫师写道：“我一直雄心勃勃，现在我依然如此。”
不知为什么，这种过于强烈的生命意志，令我反感，就像对第三帝国那种狞厉嚣张的美。也许唯一例外的是这个细节。当写到他的爱子Jen在苏联战俘营里失踪，文风铺张华丽的沙赫特只淡淡说了一句：他是个温和而内向的孩子，本该是个很好的经济学家。可是呢？老不死的他卻活到了93岁，然而包括他的孩子在内，几千万年青人死于这场战争。他一生梦想着德国的强大复兴，在临死前，他看到的是自己帮助发动的战争制造出的一道柏林墙。
谢选骏指出：人説“金土罂粟——漫谈纳粹德国兴起与华尔街金融集团”；我看這個老不死的沙赫特，真像大家熟悉的毛澤東——他苟活的，是他自己孩子的狗命！
【72、限任条款会被取消，罗斯福没有遭鞭尸】
《富兰克林·罗斯福连任四届总统及其法律依据》（通过 2016 三月 28）报道：
美国历史上迄今一共有43位总统，其中只有富兰克林·罗斯福（小罗斯福总统）一人连任四届，其他所有人最多任两届。因此有读者提出疑问：“一直想知道当年罗斯福总统4届是通过什么方式呢？特别法案么？”其实，小罗斯福总统连任四届总统时，并没有法律明文限定总统的连任期限，所以也没有什么特别法案，在他去世以后两年的1947年3月，国会才通过宪法第22修正案，明确规定任何人不得担任两届以上的总统，并在1951年2月经过四分之三州的批准，正式成为法律。
宪法第22修正案通过之前，虽然没有法律规定总统的任期期限，但传统上人们一直认为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即总统任期不应该超过两届，有人将这个传统归之于建国之父、第一任总统华盛顿，称华盛顿在第二届总统任期期满前，拒绝寻求第3次连任，为以后的继任者树立了榜样。在他之后，第3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曾明确表示总统任期应有限制，杰斐逊的继承者、第4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以及第5任总统詹姆斯·门罗都赞同担任两届为好的原则。
从历史上看，担任总统不过两届虽然是传统，但因为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也有人曾尝试寻求第3次连任，比如第18任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他在连任2届后于1877年退休，但在1880年计划第三度参选总统，打破华盛顿以来担任总统不超过两届的传统，可惜没有成功。此外，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老罗斯福）在连任两届总统于1909年退休后，也曾在1912年的大选中再次复出竞选，寻求第三次担任总统，但也没有成功。
根据宪法第22修正案的规定，没有人可以通过竞选担任总统两届以上，这样就限制了担任总统的次数；同时还规定“在他人当选的总统任期内，接任或代理总统职务两年以上者，不得当选担任总统职务一次以上”。这项规定指的是总统在任职期间一旦遭遇不幸、辞世、被国会罢免、辞职或因故不能履行职务，将由指定继承人接替或代理总统职务，按规定第一顺位继承人是副总统、第二顺位继承人是众议院议长，第三顺位继承人是参议院临时议长，等等。假定某人接替去世的总统成为新总统或代理总统，并在总统职位上工作超过两年，则按一届计算，因此只能通过竞选再担任一次总统；如果工作不到两年，则可以竞选担任两届总统。有宪法学者认为，宪法第22修正案在总统任职期限上的规定虽然严密，但还是有考虑不周的地方，如果有人担任两届总统退休后，再担任副总统时，遇到需要接替总统的情况如何处理？不过迄今还没有这样的情况。
宪法第22修正案通过以来的半个多世纪，一直有人希望废除该法案，也有国会议员因此多次提出立法提案，但都没有成功。来自纽约州的国会民主党众议员恩里克·塞拉诺（José Enrique Serrano）自1997年以来，在每一届国会都要提案废除宪法第22修正案，不过都没有成功。
谢选骏指出：人说“富兰克林·罗斯福连任四届总统及其法律依据”——我看罗斯福不死，就会一直选下去，最后成为终身总统——所以我说，罗斯福就是“美国（条件下）的斯大林”。
【73、雅尔塔是三个恶棍的合作，罗斯福罪责难逃】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的相似之处——表象和本质》（BBC 2022年3月26日）报道：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的破坏、残酷，对人道的摧残举世震惊。西方对俄罗斯实施制裁且力度不断加大，俄国央行也被列入打击目标，俄罗斯经济和民众生计严重受损，乌克兰数百万人流离失所沦为战争难民。
这场战争的规模无法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相提并论，但开战后大量评论指向历史的回音、隔时空遥相呼应、“过去和现在”的各种相似之处，从街头巷战的风格、武器到历史沿革和时代背景，不一而足。
有一点相似之处言者不多——在经济学者眼里，目前的乌克兰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相似之处实际上并不在表面，而在更深层次。
伦敦大学城市学院国际政治学教授罗南·帕兰（Ronen Palan）撰文分析， 两场战争的根源都是“主义”之争，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体现在现实世界的，是破坏性冲击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危机和战争爆发之间大约相隔十年，1929年和2008年都是如此。
帕兰写道：“重大金融危机和战争都是社会更深层次结构问题的征兆——潜在的构造运动造成了表面上的这些裂缝。”
BBC资深记者艾伦·利特尔（Allan Little）评论，俄乌战争实际上是“雅尔塔”和“赫尔辛基”之争，或者说，民主与专制政权之争。
1929-39年——四大模式之争
1929年金融危机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一系列小规模金融恐慌之后的一次大爆发。危机爆发后，出现了四种不同的解决方案，分别代表各自赖以立足的产业模式。
帕兰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四种工业模式之间的一场巨大的战斗，每种工业模式都为这个问题提供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英国——试图重建一战前以英国为中心的帝国经济，乌克兰和俄罗斯在其中负责提供粮食；
苏联——斯大林拒绝了英国将苏联拉进国际商贸体系的努力，实行计划经济，国家组织工业生产；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决策者设计并推行一种混合模式：半计划经济，关键行业与工会都国有化，但基本体制是资本主义；
美国——罗斯福"新政"，在私有财产权和民主政体的基础上，将国有化的公用事业，国防、教育和养老金系统与大型企业集团掌控的"有计划的公司经济"相结合。
这四种解决方案付诸实施，10年里兜兜转转，最后于1939年在二战战场上相遇相杀。世界天翻地覆，1945年德国及其盟友战败，美国模式胜出。
随后几十年世界新格局逐渐建立、稳固，全球化趋势日渐壮大，而全球化程度不断加深及其带来的输赢对立和各种矛盾使它受到质疑，并成为帕兰所称的"当今意识形态之争的核心"。
2008-2022年——资本主义的未来之争
跟二战一样，在帕兰看来，眼下这场战争的根源在2008年金融危机，它破坏了二战后欧美推动下主导世界的市场资本主义经济模式。
战后欧美推崇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主导世界数十年，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体制一直被作为硬币的两面向选民和世界推销，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和消费者选择自由结合，跨国大公司主导"自由市场"，从业务、税赋和债务等各方面衡量，这些跨国大公司都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帕兰指出。
“正统”资本主义到20世纪后期开始出现“变体”：
俄罗斯模式——国家主导资本主义：在苏联解体、经济被毁灭性的"休克疗法"摧垮后，这种解决方案成为普京提告声望巩固权力的基础。这种20 世纪后期出现资本主义形式与新自由经济的理论基础有部分相同。
中国模式——共产党管控的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具有市场元素，国有和私有并存，政权高于资本。
海湾模式——威权资本主义：敞开国门吸纳私营企业和投资资金进来，但经济主体始终掌握在少数酋长和统治家族手中。
进入21世纪，前10年里这些资本主义“变体”表面上持续上升，但2008金融危机削弱了每个人对市场有能力解决问题的信念，也损害了人们对政治阶层和民主本身的信心，而相形之下中国、俄罗斯或某种西方民粹主义的主张显得颇具吸引力，被很多人认为可能代表了未来。
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了很多变化，各国政府的量化宽松纾困、零利率和紧缩财政以减少危机造成的破坏，但代价高昂，尤其是通胀和普遍的贫富差距加剧，为民粹主义、极端思潮和社会动荡埋下伏笔。
“赫尔辛基”与“雅尔塔”之争
在政治和历史学者看来，这次乌克兰战争是一场民主政权与专制政权之间的战争，两种对抗理念之间的战争，涉及到国际关系准则的维护。
牛津大学学者阿什（Timothy Garton Ash）说，这两种世界观可以用两个词来表达——赫尔辛基与雅尔塔。
1945年在雅尔塔，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将战后的欧洲划分为“势力范围”——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属于苏联，西方属于跨大西洋联盟，该联盟将着手重建欧洲的民主政体。
赫尔辛基则描述了一个由独立主权国家组成的欧洲，每个国家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联盟。它源于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Helsinki Final Act），并逐渐演变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乌克兰的捍卫者正在为“赫尔辛基”而战。普京已派出军队强力推行现代版的“雅尔塔”——这将扼杀乌克兰的独立，使其处于俄罗斯的统治之下。
因此，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被政治经济学家视为专制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之间爆发的代理人战争。
俄乌战争如何论输赢
BBC资深记者艾伦·利特尔（Allen Little）分析，俄罗斯这次入侵乌克兰，北约东扩和由来已久的不安全感（一马平川，没有天然安全屏障）是主要原因之一，但以美欧为首的西方制裁实际上划分了世界，“相当于竖立起一个新的经济铁幕，将俄罗斯与西方隔开”。
他指出，俄罗斯已经高度融入全球经济，世界依赖它的石油、天然气，它的工业依赖进口产品和零部件。将俄国排除在富裕世界和全球经贸圈之外，俄国和民众受重创，世界也一样。
利特尔说，“我们都会因此受到影响。这可能导致冷战结束后出现的全球化经济出现倒退。 ”
在很大程度，局势走向取决于中国如何应对这一新的世界格局。中国和俄罗斯因反对美国的实力而抱团取暖，北京和莫斯科坚信最大的威胁来自一个恢复活力、更加统一的民主世界。
中国不希望看到普京被削弱，或者西方得到巩固。 然而，这正是乌克兰战争所产生的影响。
中国和海湾国家，还有印度和南美等新兴经济体，代表了帕兰所说的"资本主义变体"。
普京的战争可能会重新划分国际金融版图。
牛津学者阿什认为，在“赫尔辛基”和“雅尔塔”理念之争中，西方在捍卫赫尔辛基价值观方面过于三心二意——它正式承认乌克兰有权在未来某个日期可以加入北约，但从未打算实现这一目标。而普京也有他的疏忽和大意之处。
帕兰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也可以被视为一场“为资本主义未来而进行的代理战争”。
他断言：”除非并且直到西方真正重构资本主义，比如设计一个 21世纪20年代版本的新政，那么类似的代理人战争也许会不断在新的战场爆发。“
乌克兰简介：
乌克兰地处东欧，位于俄罗斯与欧盟/北约成员国波兰、斯洛伐克、匈牙利和罗马尼亚之间，北部与白俄罗斯接壤，南部与摩尔多瓦接壤。至关重要的是，乌克兰与俄罗斯接壤。
乌克兰曾经是前苏联一部分，1991年苏联解体后和俄罗斯一样成为两个独立国家。但作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与俄罗斯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和经济联系。
乌克兰语是独立的乌克兰唯一的官方语言。然而，直到最近，大多数城市中心和工业区主要用俄语，讲乌克兰语的只是最西部地区。进入21世纪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更多年轻人在正规教育系统中学习乌克兰语。
俄罗斯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是二战以来欧洲国家第一次吞并另一个国家的领土。尽管俄罗斯政府予以否认，但在靠近俄罗斯边境的顿巴斯地区，两个自称亲俄的“人民共和国”中有俄罗斯“志愿军”和正规军。
2022年2月，俄国从东北南三个方向对乌克兰发动军事攻击。
20世纪前的乌克兰
乌克兰的诞生 —— 大约在9世纪，一群北欧人进入今天的俄罗斯西北部，征服了当地的东斯拉夫部落，然后沿第聂伯河迁徙到今天的基辅市，即今天的乌克兰首都。那个中世纪城邦史称基辅罗斯。今天乌克兰中部地区就是当年罗斯国的中心。
莫斯科诞生于12世纪。988年，弗洛迪默大公接受了来自拜占庭的基督教。他们使用的多种东斯拉夫方言后来演变成乌克兰语、白俄罗斯语和俄语。
罗斯公国13世纪被蒙古帝国征服。14世纪蒙古帝国衰落后，莫斯科大公国和立陶宛大公国瓜分了罗斯公国的土地。立陶宛大公国后来与波兰合并。在波兰南部边境，一个新的乌克兰哥萨克社群开始兴起。乌克兰哥萨克是一群人数众多的自由人，其中许多是逃跑的农奴；他们守卫着波兰南部草原边界，抵御土耳其和鞑靼人的袭击。
17世纪，反抗波兰统治的哥萨克叛乱演变成一场大规模社会和宗教战争，最后建立了酋长国——名义上在波兰国王统治下自治但实际上独立的哥萨克政体。这个过程中，反对波兰天主教统治的哥萨克反叛力量接受了信奉东正教的俄国沙皇的“保护”。
史学界对这个“保护”的内涵外延至今仍有争论。
1764年，叶卡捷琳娜二世（1729-96） 废除了酋长国，力图消灭乌克兰自治的最后残余，俄罗斯军队摧毁了第聂伯河上的哥萨克据点。哥萨克军官可以宣称自己的贵族身份——帝国同意接受他们与俄罗斯贵族平等，只要他们能提供相关的文书工作——但乌克兰农民最终被奴役。
18世纪，沙皇俄国征服波兰过程中，乌克兰民族复兴思潮开始抬头，民族复兴运动从波兰转移到奥匈帝国最西面的前罗斯公国地域。俄罗斯当局推行文化同化，1876年颁布《埃姆斯法案》，禁止一切乌克兰语出版物。
谢选骏指出：牛津大学学者阿什（Timothy Garton Ash）说，这两种世界观可以用两个词来表达——赫尔辛基与雅尔塔。1945年在雅尔塔，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将战后的欧洲划分为“势力范围”——东欧的大部分地区属于苏联，西方属于跨大西洋联盟，该联盟将着手重建欧洲的民主政体。赫尔辛基则描述了一个由独立主权国家组成的欧洲，每个国家都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联盟。它源于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Helsinki Final Act），并逐渐演变为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乌克兰的捍卫者正在为“赫尔辛基”而战。普京已派出军队强力推行现代版的“雅尔塔”——这将扼杀乌克兰的独立，使其处于俄罗斯的统治之下。
我看——雅尔塔秘密协定是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等三个恶棍的合作，其中罗斯福主導，罪责难逃！
【74、苏联是美国“对苏贷款”所催肥的饿狼】
《沈志华：美国对苏贷款问题历史考察（1943-1946）——关于美苏经济冷战起源的研究》（2019年12月27日《俄罗斯研究》沈志华）报道：
摘要：在美苏双方希望和推进战后经济合作的氛围中，苏联提出了战后重建的贷款问题。由于苏联期待更优惠的贷款条件而美国有意把经济援助作为外交工具，雅尔塔会议没有提出贷款问题，从而错过了历史最佳时机。杜鲁门执政后，美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和苏联对自身经济体制和国际经济形势的认知偏差，导致双方在贷款问题上长期交涉但最终未果。贷款流产成为苏联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切割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冷战起源和战后美苏关系的变化，始终是国际学界关注较多的研究课题。人们从外交、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各个层面介入对这一主题的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关于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或者经济冷战起源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不过，相对于其他层面，经济冷战起源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尤其是对新出现的俄国和东欧档案的利用不足，有些问题还没有说清楚，甚至有的史实在学界尚未取得共识。
实际上，在整个冷战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美苏之间经济实力的对比和经济关系的变化，始终是一个基本的因素，尽管直到苏联解体前夕人们才真正意识到苏联经济实力脆弱的全面含义。历史已经证明，苏联发展相对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问题（特别是经济体制）。追根寻源，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构建的苏联与美国和西方的新型关系，已经为苏联调整和改革其经济体制创造了客观条件，而苏联领导层却没能抓住这次历史机遇。究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首先要搞清楚的是，面对战后美苏两强不对称的特征——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经济——苏联是如何设想并处理与美国（以及西方）之间的经济关系的。这里涉及诸多问题，例如信用贷款、布雷顿森林体系、租借清算、战后赔偿、马歇尔计划、经互会、莫斯科国际贸易会议以及苏联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等等。笔者拟在学界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近年来开放的俄国档案，逐一讨论这些问题。本文主要考察的是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美国对苏联的贷款问题。
美国对苏贷款问题在冷战开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引起学者注意。随着档案文献的解密，这一问题到20世纪60年代末渐渐被“放在一个更加突出的地位”。特别是俄国档案开放以后，贷款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关注。尽管如此，这里仍然存在着很多有争议的看法，如苏联是否真正需要美国的贷款？美国为何拒绝向苏联提供贷款？苏联未能如愿取得美国贷款造成了什么结果？这一结果与冷战起源究竟是什么关系？悬念确实存在，正如当年国务卿斯退丁纽斯所说，“这种贷款能否使苏联成为战后世界更加合理和合作的国家，将是历史上最大的‘如果’问题之一”。
一、战后美苏经济合作的政治经济基础
虽然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政权迟迟没有得到美国的承认，但在利益的驱动下，许多美国商人对苏联采取了“政经分离”的态度——政治上不承认而经济上保持往来。特别是在1921年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的主张以后，苏联经济体制的改变和国内市场的出现，吸引了众多的美国资本家，尽管没有得到美国政府通常为对外贸易提供的便利和保护，企业家们还是积极进行对苏贸易和投资。石油大亨阿曼德·哈默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到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对苏贸易额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增长了2倍，对苏出口贸易额达到最高点：1930年的1.113亿美元和1931年的1.034亿美元。
1933年11月17日，美国出于基本的政治原因在外交上承认了苏联。罗斯福总统还试图通过取消对苏联产品的特别限制、接受购买从苏联直接运来的黄金等措施推动美苏贸易。然而，由于美国国务院试图把美苏债务问题作为“一种杠杆”，以获取苏联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让步，并迫使苏联遵守国际经济关系中有关财产和合同安全的准则，而苏联则坚持拒绝在美国同意延长贷款期限之前解决债务问题，双方关系再次进入紧张状态。随着美苏债务问题谈判破裂，加上苏联抛弃“新经济政策”后国内经济环境的改变，美苏经济关系陷入低谷。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约翰逊法案禁止私人或机构向欠债国提供贷款，也是导致美苏贸易下滑的重要因素。战前，苏联唯一得到的一次美国贷款是1933年复兴信贷公司提供的400万美元（购买美国棉花），利息5%，期限一年。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加入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后，美苏关系急速升温。战争期间，美苏之间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租借。1941年3月美国通过了“租借法案”，授权总统向“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出售、转让、租用、借用或以其他方式处置”防务用品。据此，美国向英国、苏联以及中国等盟国提供了大量军事和其他物资援助，奠定了战时美英苏中四大国合作的基础。据统计，美国用于租借援助的资金达436亿美元，约占二战期间国防开支总额的14%。其中，近110亿美元提供给了苏联，约占国防开支的3.5%。美苏贸易由此大幅提升。1935年至1939年间，苏联在美国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不到2%，在美国进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大约1%。在战争期间，由于租借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出口，苏联在美国出口贸易中的份额已达20%左右。
在接到美国向苏联提供第一批租借物资的通知后，1941年11月4日，斯大林致电罗斯福：“对于您有关向苏联提供10亿美元无息贷款用以支付武器和原材料供应的决定，苏联政府不胜感激，并将其视为……对苏联的最大支持。受苏联政府委托，我对您所述的向苏联提供此种债务的条件完全赞同，即这些债务应在战争结束5年之后开始偿还，并在这5年期结束后的10年逐步还清。苏联政府准备尽一切必要的努力，向美国提供苏联所掌控的美国所需的商品和原料。”11月6日获悉了斯大林信函的内容后，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当晚给苏联驻美临时代办葛罗米柯打电话说，“不会有比这个更好的莫斯科回信了”。
美国的经济实力在战争中突飞猛进，堪称“生产奇迹”。与战前（1937-1939）工业指数相比，1944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1.23倍，其产量相当于三个轴心国的两倍。出口贸易也急剧增加，从31.9亿美元增加到153.4亿美元。国外投资从1940年的123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168亿美元。美国的黄金储备从1938年的145.1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200.8亿美元，约占资本主义世界（谢选骏指出：“资本主义世界”在共产党的术语中特指“自由法治世界”。）黄金储备量的59%。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在战争后期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构建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战略构想，其主要内容为：以美国的政策目标和计划为基础，制定一系列基本的多边国际规则，如国际贸易领域的削减贸易壁垒原则和非歧视原则（即多边自由贸易原则）等；在美国的主导下创建一系列多边的国际组织机构和国际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
在美国领导人看来，一个自由贸易的、没有关税差别待遇的国际经济环境，即“门户开放”，将给世界带来和平竞争，并会使各国保持稳定、和平和民主。“一个按照公平合理和无差别待遇原则进行运转的健全完整的世界贸易体系，是世界和平和安全结构的基石”。为此，美国极力倡导国际经济合作，其中特别是与苏联的合作。早在1941年8月14日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共同发表的《大西洋宪章》中，除了强调放弃以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并建立一个"更广泛和永久的普遍安全体系"，还提出希望"促成一切国家在经济方面最全面的合作"，以实现“经济进步和社会安全”。在1943年10月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赫尔提交了两份备忘录，认为战后各国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应当以合作和联合行动为基础”，并提出了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美国主张采取的具体措施：创建国际贷款机构；为在非歧视的基础上扩大国际贸易而缔结贸易总协定；调节和最后废除旨在限制个人消费品生产与贸易的措施；确立固定的国际货币兑换率和自由兑换货币，以及在资源开发、航运、空运、电讯等领域开展国际合作。1944年2月23日，罗斯福致函斯大林，再次提出战后经济合作问题，认为“迫切需要一个联合国家机构用以共同制定程序，借此研究国际经济合作的各个领域、应予以讨论的问题、讨论程序以及现有协议与拟达成协议及未来活动的协调手段”。
罗斯福本人对于战后国际经济合作的愿望十分强烈。1944年11月24日，他在向国会报告租借问题时宣称：这个“法案是一个系统性的军事供给体系。它们应该与战争一同结束，然而我们联合国家的伙伴关系应该延续，并应变得更加牢固”。1945年2月22日，罗斯福在要求国会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所发表的咨文中指出，“如果我们要以担当战争任务的同样气质来担当和平任务，我们就必须保证使和平的组织稳定地建立在国际上政治和经济合作的坚实基础上”。罗斯福指出，在经济领域里，各国的“宗旨和利益是统一的”。美国与其他联合国家所需要的“是互相符合的——扩大生产、就业、交换和消费，换言之，就是生产更多的商品，提供更多的就业，进行更多的贸易，以及大家都有更高的生活水平”。
虽然存在积极的合作愿望，然而，美国人也明白，在考虑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时候，所谓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原则，是对各种自成体系的经济形式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直接挑战，这里既针对英国，也包括苏联。正如助理国务卿艾奇逊1944年12月11日在众议院战后经济政策和规划特别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指出的，在“同一世界”的自由贸易必须取消关税、配额、禁运和其他人为的障碍。关于苏联，艾奇逊指出，美国必须制定“公平的贸易规则，这涉及政府的垄断和国家贸易，也包括私营企业盛行的国家与由国家管理的对外贸易之间的贸易”。
除了安全问题，经济问题——战后重建和国际经济秩序——也是苏联领导人优先考虑的重大问题之一。早在1941年12月26日，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就提出秘密建立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估算苏联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以便确定战败国如何在经济上对苏联做出赔偿。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很快就接受了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并于1942年1月28日做出决议，成立以莫洛托夫为主席的外交资料筹备委员会，负责收集和整理一切涉及战后安排的现行协议及有关计划和方案，其中包括“战后经济安排的设想，工业和农业原料产地的再分配计划，成立关税联盟、消灭关税壁垒、统一货币制度、建立货币集团的方案，以及关于拟订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国际'计划'的设想和其他战后经济问题”。
在精心和全面准备战后安排事宜的同时，苏联对美国提出的国际经济合作问题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在1943年莫斯科会议期间，美国战时生产总局局长纳尔逊访问苏联。在其逗留的10天里，“与他接触的所有苏联官员都表现出极端的热诚和非凡的合作”。10月16日，在与纳尔逊进行的一个半小时的单独谈话中，斯大林对美国的产品，特别是苏联是否能够赊购美国货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甚至提出了一个初步的货单。斯大林赞同纳尔逊关于美国商人与苏联政府商谈两国在和平时期贸易计划的建议，并提出应成立美苏联合委员会讨论这一问题。或许是为了消除美国人对过去债务问题的记忆，斯大林还几次提到，苏联政府一定会履行义务，绝不会只是“象征性地”付款。
苏联表现出来的与美国开展经济合作的热情并非心血来潮。1944年1月11日，从伦敦归来3个月的原驻英国大使迈斯基向莫洛托夫递交了一份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长篇报告，其中讲述了他对处理战后美苏经济关系的深层思考。迈斯基指出，战后“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决定权将掌握在苏联、美国和英国手中，而事态发展的进程在极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三大国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美国是“最有活力的帝国主义国家”，其迅猛增长的生产实力将导致不可避免的经济扩张。美国的这种“扩张”势头首先冲击的是正在衰落的英国，而英国将力图用和平的方式同美国进行艰苦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美苏之间没有领土纠纷，“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基本上不涉及我们”，相反，美国“会希望苏联至少保持中立”。至于英国，在其与美国的斗争中，“应当越来越向苏联靠近”。因此，只要战后的欧洲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那么，“无论从战后经济恢复的需要出发，还是从必须维护和平出发，苏联都希望同美国和英国维持良好的关系，因为要达到上述目的，同这两个国家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说到经济关系，迈斯基认为，美英“这两个大国在未来的国际商品流通领域里必然要发挥极其重大的作用”，而特别重要的是，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成为对苏联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给予援助的十分重要的来源”。所以，苏联必须在“战争气氛”的影响下，立即着手与美英进行会谈，要求美英（特别是美国）从对盟国义务的认识出发，保证在战后5-10年的时间内，通过租借法案的方式，向苏联提供对其重建至关重要的商品，而其他较为次要的商品则根据长期贷款的原则提供。
迈斯基的分析可谓精细、周全、深入，所提措施也很到位。对此，斯大林心知肚明。在1944年3月10日答复上述罗斯福2月23日来电时，斯大林写道：“毫无疑问，……在经济领域展开国际合作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值得关注。我认为，现在完全适宜建立一个联合国家的机构，用以研究这些问题，以制定研究根据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决议开展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的各种条件和程序。”这无疑也对美国起到了推动作用，总统收到信后交给国务卿赫尔，并附言：“我们接下来做些什么？”
1944年6月美国商会会长约翰斯顿对莫斯科和乌拉尔地区的访问，显然是美苏双方有意推动经济合作的举措。6月27日凌晨4点，斯大林会见了约翰斯顿，并同他进行了2个小时饶有兴趣的谈话。斯大林赞扬美国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向苏联工业提供的援助，并说苏联所有大型工业企业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国帮助或技术援助下建造的，还表示欢迎美国在商品销售方式方面提供帮助。斯大林说，战后苏联进口的主要是工业设备和机械，而不是消费品。不过，这些设备的一部分将用于生产消费品。出口在苏联经济中绝不会发挥很大作用，除非为了进口。苏联可以从美国订购数十亿美元的货物，如果了解美国的需要，苏联可以向美国出口原料和消费品。最后，斯大林还对美国的大选表示关心：苏联担心一旦共和党上台会影响当前的美苏关系，特别是影响已经签署的经济协议的实施。约翰斯顿表示，罗斯福继续当选的机会很大，无论如何，他本人会尽一切努力发展美苏之间的经济合作，并使苏联得到长期贷款。据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在一旁观察，斯大林态度“和蔼可亲”，显然很喜欢这位商会会长和他所说的话。约翰斯顿也深受感动，回到美国后不久给斯大林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他还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称：战后的苏联，“即使不是我们最大的客户，至少也是我们最热切的客户”。
尽管存在种种分歧和矛盾，但直到1945年初，盟国之间的关系总体说来还是十分融洽的，美苏战后经济合作的前景也颇为乐观。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苏联提出了为战后重建而要求美国提供长期信用贷款的问题。
二、苏联对贷款的期望与美国的反应
苏联的战后重建的确面临极大困难，四年的战争给苏联带来了极其重大的损失。关于苏联在战争中的损失有不同的估计，据俄国档案披露的数字，战后赔偿委员会主席迈斯基1944年提供的“直接物质损失”为7000-8000亿卢布（约合1320-1500亿美元），这“超过了整个英国或德国的国家财富，相当于整个美国国家财富的三分之一”。其中固定资产的损失，据美国国务院财政金融司司长科拉多1945年1月的估算为160亿美元，约占战前总资产的四分之一，此外还有库存资产损失40亿美元。1943年11月，哈里曼向国务院报告说，据他观察，“苏联政府认为重建问题是他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苏联领导层很早就认识到，取得国外提供的长期贷款是战后经济重建最重要的条件和前提。1943年7月，针对美国提出的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第一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指出，美国试图建立的稳定基金“根本无法解决我们尤其关心的提供长期贷款的问题”。在强调必须修改美国草案中对苏联不利的那些条款后，维辛斯基认为，“苏联参加稳定基金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那就是基金将被赋予长期信贷的国际组织职能，或者在其建立的同时便将组建联合国长期信贷银行”。对此，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也有同感：无论是美国提出的稳定基金组织，还是英国主张的外汇清算同盟，对于苏联而言其意义都是有限的，因为它们可以提供的只是用于维持支付平衡的贷款和实质上带有短期性质的信贷，“而苏联此时实际需要的乃是长期性贷款”。不过，米高扬也指出，这两个组织都有贷款利率较低（仅1%）的价格优势，可以成为苏联的信贷来源，况且也是苏联参与战后国际组织的形式之一。
苏联人很快但隐晦地向美国传达这个想法。1943年11月5日，在与刚到任的哈里曼大使的会谈中，米高扬对租借物资有可能成为“主要用于战后重建的物资”这一话题表现出极大兴趣。他说，苏联对重建铁路系统、冶金厂、煤矿和发电站所急需的设备和材料的需求正在增加，而且还会不断增加。米高扬还提出，在最近美苏达成的第三个租借协议中已经列入一些项目，但“肯定需要提出更多的要求”，价值3亿美元的额外订单是不够的。哈里曼解释说，从法律上讲，租借法案规定只能供应与战争性质直接有关的设备和材料。不过，总统和华盛顿有关方面倾向于对该法案做出“一个合理而宽泛的解释”。接着哈里曼提出，或许可以开始讨论为苏联重建“提供贷款和财政援助”的问题。对此，米高扬回答说，对比英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设备，苏联人更喜欢美国设备，因为它们质量好且标准化程度高，但苏联的订单取决于贷款条件和货物价格。苏联的确非常需要美国的贷款，但是正如迈斯基在报告中所说的，此时莫斯科考虑更多的是“按尽可能优惠的条件获得援助，能以租借法案的形式给予供应最为理想”。
根据俄国学者波波夫的研究，无论是出于经济还是政治方面的考虑，当时苏联领导人非常重视外部资源对于苏联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但对美国货物的大规模订单只能等待相应的贷款到来，在此之前，需要关心的是“根据租借法案灵活地调整与美国的结算业务”。毕竟当时租借物资也是苏联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据统计，1945年苏联国家预算收入总计2980亿卢布，其中租借法案收益310亿卢布，占10.4%。或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美英苏三巨头第一次聚会讨论战时和战后诸多重大议题的德黑兰会议上，苏联没有提出战后重建和贷款问题。在一次与罗斯福的会谈中，斯大林只是在罗斯福谈到战后美苏将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时提到，“如果美国人向我们提供装备，我们可以供应他们原料”。尽管知道租借限于战争时期，此时苏联人还是期望通过条件优惠而手续简单的租借方式取得尽可能多的外部资源。
德黑兰会议以后，随着战争接近胜利的尾声，苏联越来越关注战后重建问题，对于长期贷款的要求也日益强烈。1943年12月7日，外贸人民委员会的专家向米高扬提交了一份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的指示草案，草案指出，美国“只有向苏联政府提供大规模长期政府贷款”，才能得到恢复苏联经济所需要的大量美国工业产品订单。在对复兴银行（世界银行）方案的修改意见中，则需要包括如下内容：“大部分领土被占领的国家，应该拥有不经一般程序即获得长期贷款的权利，贷款数额无论如何不少于缴纳额的150%。”维辛斯基也认为，只要美国同意苏联的修改意见，苏联可以接受美国关于稳定基金的计划，“因为我们的主要利益在于获得长期贷款，而这一需求可以通过该银行（指复兴银行——引者）完成”。莫洛托夫在12月31日与哈里曼的会谈中，主动提出了美国在苏联经济恢复中提供援助的问题。哈里曼表示，根据《租借法案》，美国政府只能提供战争所需的物资，因此必须找到其他方法来满足苏联的重建需要。具体来说就是：（1）美国政府机构有可能向苏联政府提供贷款，以购买用于重建的美国设备和产品；（2）希望苏联政府告知最迫切需要的设备和物资清单以及交货时间；（3）邀请美国专家来苏联帮助进行规划。哈里曼向国务卿报告说，莫洛托夫对此表现出强烈的兴趣，通过他的问题和评论表明，他理解并赞同我概述的方法，莫斯科高度重视美苏在经济领域“最紧密的合作”。苏联当然非常需要贷款，但关键是条件。
1944年2月1日，米高扬试探性地向美国大使提出了苏联所需要的贷款及其条件：第一期10亿美元，利息0.5%，期限25年，从第16年开始以年均等额分期偿还。苏联人考虑的主要是条件问题，与（战前）苏联从德国、英国和瑞典得到的贷款的条件——额度少（不足1亿美元）、期限短（5年）、年利高（5.5%-6%）——相比，米高扬的要价的确是惊人的。不过，此时美国人考虑的主要是法律问题。
对于向苏联提供贷款的问题，美国当时并没有明确和一致的政策。国务院接到报告后通知哈里曼，财政部的建议与驻苏使馆基本一致，即应在莫斯科进行帮助苏联战后重建的讨论。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正在考虑以租借形式提供3亿美元商品的问题，也有人认为，与苏联的谈判应通过定期的外交渠道进行，并应成为美苏整体关系的组成部分。国务院的初步考虑是，“在消除某些法律限制之前”，目前美国不能为战后贸易的贷款问题做出任何明确的安排。因此，在与苏联当局讨论信用贷款时，使馆只能泛泛而谈。所谓“法律限制”，首先是指1934年1月1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的约翰逊法案规定，禁止向拖欠美国政府或公民债务的国家提供贷款。而在1933年11月的苏美建交谈判中，双方未能就债务问题（苏俄政府拒绝支付临时政府拖欠的美国债务和实行国有化时没收的美国资产）达成协议。其次是2月8日国务卿通知哈里曼，总统已经批准了如下行动程序：继续向苏联政府表明美国政府将尽可能协助苏联战后重建的愿望，并要求苏联政府尽快提供所需物资数量和类型的准确信息；美国正在研究如何解决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遇到的法律限制问题（指约翰逊法案和租借法案），以及美国进出口银行贷款授权的最高限额问题；美国将成立一个由各部门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以研究和协调在两国谈判中所产生的一切问题。
然而，将近一年的贷款交涉没有任何进展，却呈现出一种混乱局面，美苏双方内部都存在不同的主张。在苏联内部，米高扬与约翰斯顿谈判后于6月拿出的具体贷款方案，遭到了苏联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的反对，莫洛托夫则没有明确表态，因为他不知道“风会往哪个方向刮”。美国内部分歧意见更大，财政部长摩根索全力支持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建议的金额高达50-100亿美元，甚至同意取消利息。商务部负责官员罗普斯也认为，美国在一项慷慨的长期信贷政策中的受益将与苏联一样多，而国务院和对外经济管理局则完全拒绝这种可能性。受到孤立主义和保守势力的影响，反对意见在政府和社会上都普遍存在。这场争论甚至在美国的媒体上反映出来，一些报纸杂志刊登了各不相同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战后长期大额贷款问题的谈判自然不会取得进展，而是进入了“休眠状态”。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在1944年仍然以租借的方式继续进行。3月18日，苏联与美国签订了第三次租借协议。毕竟，战争还在进行中。
刚刚进入1945年，事情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月1日，摩根索致函罗斯福说，财政部一直在制定一项计划，以期在苏联重建期间向其提供全面援助。这“不是考虑增加租借或任何形式的救济，而是一种对美国和俄国都将产生长远利益的安排”。摩根索还说，他从驻苏使馆那里了解到，“俄国人不愿采取主动，但欢迎我们提出一项建设性计划”。因此建议，美国应该“现在就站出来，向俄国人提出在重建期间援助他们的具体计划”。然而，没等华盛顿采取行动，苏联就“挺身而出”了。1月3日，莫洛托夫以外交照会的形式向哈里曼提交了苏联关于长期贷款的方案：额度60亿美元，期限30年，年息2.25%，从第9年末开始偿还。此外，对于战争结束前的订货，要求美国在价格上给予苏联20%的折扣。莫洛托夫强调，苏联政府非常希望“在长期贷款的基础上发展苏美经济关系”，苏联这样做是为了帮助美国在过渡时期和战后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这一方案的提出，也是考虑到美国活动家多次表示，希望在战后得到大量的苏联订货。哈里曼后来回忆说，这是一份“惊人的荒诞无稽的书面照会”，是“他生平所遇到的最奇特的要求”。莫洛托夫之所以采取如此姿态提出问题，一方面是出于谈判策略，更主要的是在当时苏联人的理念中有一种盲目的自信：战后美国将进入经济危机，资本过剩和大量失业会迫使美国求助于苏联。
与米高扬一年前的试探不同，这是苏联政府第一次正式向美国提出贷款要求，白宫必须认真对待并做出官方回应。对于苏联照会，哈里曼首先提出，对其不寻常的性质和不合理的条款应该“完全置之不理”，但他“感觉到一种暗示”，即美苏“友好关系的发展将取决于慷慨的信贷”。因此必须向莫斯科表明，美国愿意合作，全心全意地帮助苏联解决重大的重建问题。美国应该尽其所能“通过信贷帮助苏联发展健全的经济”，并且已经到了提出具体政策的时候。另一方面也要让俄国人明白，这一切“将取决于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为此，“美国政府应保留对所发放的任何信贷的控制权，以便保留政治优势”。国务院在向总统转交哈里曼的意见时强调了三点：（1）协助苏联经济发展符合我们的利益；（2）俄国人应该理解，我们在这方面的合作将取决于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3）对长期信用贷款的讨论应与当前的租借谈判完全分开。
不过，财政部的意见完全不同，摩根索于1月10日向罗斯福提交的贷款方案，甚至比苏联方案所要求的还要优惠：为期35年的100亿美元贷款，年息2%。摩根索强调，苏联完全有能力偿还这笔贷款，而且这样做将为美国在战后制造6000万人的就业机会。“国务院各部门对这一方案表示强烈反对，理由是：在国会取消法律限制之前不可能向苏联提供战后贷款；大规模贷款是解决美苏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唯一的具体谈判杠杆”，现在放弃在战术上是有害的；对于如此大量的贷款，苏联的偿还能力存在问题。商务部的看法大体相同，只是口气缓和一些。罗斯福本人非常支持对苏联战后重建提供经济援助，也表现出对贷款问题的“浓厚兴趣”。不过，贷款面临的国内法律问题是绕不过去的障碍，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只能在租借方面想办法。罗斯福在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说：“俄国仍然是击败德国的主要因素。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支持苏联。”目前已经要求苏联对涵盖1945年7月1日至1946年6月30日的第五个租借协议做出陈述。希望国务院在现有资源的限制下，尽一切努力满足这些要求。在签署第五个协议之前，要“尽一切努力继续向苏联提供充分和不间断的物资。”至于战后贷款问题，正如加迪斯指出的，罗斯福也倾向于以此作为美国与苏联打交道的一种“外交工具”。与国务院和哈里曼等人不同的是，他不愿意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使用这种手段。所以，罗斯福不主张在即将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提出战后贷款问题：“在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之前，我们要有所保留，不要给他们任何资金上的承诺，这是非常重要的。”
1945年1月27日，美国对苏联的照会做出了正式答复：关于莫洛托夫提出的战后贷款安排问题，“本政府目前正在研究提供战后长期贷款的方式和方法，但颁布相关立法以及决定相应拨款额度尚需时日。在这些步骤完成之前，我们无法在纯粹的战后贷款问题上达成任何明确的协议。战后的长期贷款是我们两国战后关系的重要内容，本政府对此深信不疑。在完成必要的立法程序期间，我们希望苏联将所有可能的信息都发给我们，包括苏联政府准备提出的偿还条款以及贷款需求的数量和范围。就目前而言，苏联政府从我国获取财政支持的唯一合法途径依然是租借法案中的条款。”
雅尔塔会议果然没有涉及长期贷款的话题，莫洛托夫只是在2月5日三国外长的午餐会上提到，苏联希望从美国得到长期贷款，而斯退丁纽斯回答说，美国愿意随时在莫斯科或华盛顿讨论这个问题。斯大林在雅尔塔也没有提战后贷款问题，只是在2月8日与罗斯福单独会谈时说，希望美国把一些剩余航运物资卖给苏联。总统说，这需要对立法进行一些修改，以使战后美国和英国不需要的过剩物资可以不加任何利息地以信贷方式进行转移。斯大林马上赞扬说，租借法案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对战争胜利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在同日的三巨头会议上，斯大林再次高度评价说，“租借是总统在组建反希特勒联盟方面最显著和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显然，斯大林从法律方面领会和理解了罗斯福的立场，因而专注于通过租借方式取得经济援助。当然，雅尔塔会议讨论最多的对德索赔问题，实际上也是构成苏联战后重建的主要外部资源之一，斯大林或许是担心此时提出贷款问题不仅无效，还会干扰关于苏联必争的重要资源问题的讨论。贷款条件肯定也在莫斯科的考虑之中。1944年12月米高扬建议不接受10亿克朗（约2.38亿美元）的瑞典贷款，其理由就是条件不好（3.5%的利率、25%用现金支付等）。还有学者提出了其他可能的原因。无论如何，这次最重要的三巨头第二次聚会再次避开了贷款问题。
罗斯福的确有意尽快排除美国关于贷款问题的立法障碍，雅尔塔会议刚结束，总统就强烈要求国会立即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要求美国马上响应建立国际银行的建议，其理由之一就是国际银行将对成员国“重建和开发计划的外汇需要提供可靠的贷款或对这种贷款提供保证”。准备提交国会通过的还有扩大和加强1934年贸易法、缔结关于降低贸易壁垒的国际协定、修改进出口银行章程以及废除约翰逊法案等。然而，病魔缠身的罗斯福未能看到这些结果，更没有机会处理战后对苏贷款的问题——他在两个月后病逝了。罗斯福应该后悔他做出的在雅尔塔会议不讨论对苏贷款问题的决定。无论如何，世界三巨头会议的决议会对以后事情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即使战后贷款问题无法看到直接和明确的结果，一个意向性的文件也会约束继任总统的行事方向和范围。事实是，担任副总统仅83天的杜鲁门接管白宫权力后不久，与罗斯福的对苏外交路线便渐行渐远了。
三、美国拒绝贷款与苏联的强硬态度
哈里·杜鲁门是民主党内的右翼，其对苏联的思想和主张都属“鹰派”。就在德国进攻苏联后不久，据后来成为苏联外交部部长的葛罗米柯说，当时作为参议员的杜鲁门宣称，应该“先让两国尽可能地互相残杀”，美国再施以援手。另一方面，欧洲战事临近结束、苏联在处理波兰和东欧事务中的强硬态度以及罗斯福的去世，使美国国内受到压抑的孤立主义和反苏情绪迅速蔓延，尤其在国务院和国会。这种政治氛围无疑进一步助长了美国对苏政策中把经济援助作为外交工具的倾向。1945年4月23日杜鲁门与莫洛托夫会谈时的讲话，可能并非如他所回忆的那样粗鲁、无礼，但确是强硬和冷漠的。5月10日杜鲁门草率地批准“立即停止”对苏联的租借援助，确属经验不足（没考虑到对日作战），也非刻意针对苏联（英国接到了同样的通知），而且在莫斯科抗议后立即收回了成命。不过，这些无知举动也表明了其下意识中对苏联的不满情绪。无论如何，在对日作战结束以后，经历了几个月的反复试探和磋商，美国对苏联的租借贷款走到了尽头，关于信用贷款的谈判也无果而终。
尽管雅尔塔会议没有涉及贷款问题，但美国总要给苏联一个答复，所以政府内部的讨论仍在继续。4月11日，哈里曼建议，“应该尽一切努力从国会获得贷款授权”，尽快“主动与苏联政府进行谈判”。但必须表明，这种合作“取决于苏联政府在其他事务上对等合作的态度。”4月19日，金融和发展政策办公室主任科拉多建议：在“政治条件”有利的前提下，与苏联开始由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10亿美元贷款的谈判，但利率不应接受苏联提出的2.25%的特殊要求；考虑将来部分通过世界银行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的可行性。5月9日，斯退丁纽斯提交了将向总统报告的有关租借物资的原则意见：对西方盟友的援助应优先于苏联；开始削减对苏联的租借物资；给予苏联的对日作战物资继续大力推进；在租借及类似问题上对苏态度要坚定，同时避免任何威胁暗示或政治谈判的迹象。
在6月11日与米高扬的会谈中，美国驻苏代办佩奇通知并再次强调：根据美国法律规定，战争结束后租借就将停止；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战后贷款问题，但必须得到国会的授权。这个难题已经拖延了一年多，现在总算开始解决了。1945年7月，杜鲁门要求国会将进出口银行的贷款权限从7亿美元增加到35亿美元，并提出如果能按照租借协定中的3-C条款达成一项贷款协议，其中的10亿美元将专门拨给苏联（据金融和发展政策办公室的设想，通过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总计28-33亿美元），以后可能还需要10亿或20亿美元。《进出口银行法》经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后，于1945年7月31日开始实施。这样，限制向苏联贷款的一个法律障碍（进出口银行的贷款额度）已经消除，而采用租借贷款形式则可以规避约翰逊法案。但与此同时，美国越来越倾向于对贷款问题实施政治干预，正如新任国务卿贝尔纳斯所说，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将进出口银行的计划与“美国外交政策框架相联系的重要性”，而且已经参与了世界银行重大贷款政策的制定及与特定国家的每一步信贷谈判。
在为波茨坦会议准备的经济问题清单中，国务院在苏联项下列出的第一条就是信用贷款问题。由于史料不足，目前尚不清楚波茨坦会议为何也没有讨论美国对苏贷款问题。不过，哈里曼还是在8月9日通知苏联政府，美国进出口银行准备向苏联提供贷款。于是，在美国的苏联政府采购委员会主席鲁登科正式提出，苏联政府同意以贷款的方式采购约4亿美元的美国剩余租借物资，还希望通过华盛顿进出口银行获得一笔10亿美元的信贷，期限30年，从第9年末开始还贷，年利率2.375%。此外，苏联还要求美方在目前合同价格的基础上给予10%的折扣。显然，苏联已经从原来的提案退缩，基本上接受了美国的经济条件。然而，这时美国的要价却大大提高，特别是附加了许多政治条件。
1945年9月，以密西西比州众议员科尔默为首的国会众议员代表团和参议员佩珀访问苏联，关于贷款问题，美国提出了很多政治条件，如提供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国民经济情况，从东欧撤出其占领军，保证东欧地区的言论和迁徙自由等。根据哈里曼的记录，在9月14日分别与科尔默和佩珀会谈时，斯大林抱怨说，苏联曾提出60亿美元的贷款要求，但至今没有得到美方的答复；苏美在贷款利率上有些分歧，而价格将是一个更大的难题。斯大林详细讲述了苏联战后重建所需要的援助项目，并说苏联可以用谷物、肉类、原材料和黄金偿还美国贷款。斯大林还强调，必须先在原则上就贷款问题做出决定，再由专家们讨论细节问题。会谈结束后，斯大林私下拉住凯南说：“告诉你的伙伴们，不要为那些东欧国家担心。我们的军队会离开那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最后一句“多余的话”，明显是为了打消国会议员们的政治顾虑。参议员佩珀在9月21日与维辛斯基会谈时讲到，美国人民了解战争给苏联带来的巨大损失，但社会上确实存在对苏联“批评”的声音，认为苏联想无偿地从美国得到贷款。佩珀还特意提到，美国希望苏联对周边弱小国家继续推行友好政策，避免给人造成苏联想要割占这些国家领土的印象。显然，美国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把贷款作为推行其外交政策的手段和迫使苏联改变对东欧政策的杠杆，尽管苏联一再表示出对贷款的强烈要求。这一轮谈判几乎也是无果而终。根据俄国档案，10月15日美苏签订了一项协定，美国同意向苏联支付一笔贷款，用于支付战后剩余的按照租借法案供应的设备和材料。不过金额只有苏联对于租借贷款要求的一半：这批设备和材料的价值2.4亿美元，如果去掉美国尚未提供的物资和供应不配套的设备，仅剩2亿美元。
此后，美国的态度更加强硬。以科尔默为首的美国国会关于战后经济政策和计划特别委员会于11月提出的报告指出，与苏联进行经济合作的前提条件有六点：必须保证援助不得用于军事目的；苏联应该“全面和坦率地披露”他们的生产统计数据；苏联必须从东欧撤出其占领军；苏联必须披露与东欧国家贸易条约的条款；苏联不得从东欧榨取救济物资；在向东欧国家提供任何贷款之前，美国的财产必须得到保护。此外还提到许多与“门户开放”有关的事项。这实际上等于宣布关闭了向苏联提供贷款的闸门。贝尔纳斯承认，对于苏联提出的10亿美元的贷款要求，美国政府没有做进一步的讨论，“国务院一直奉行不鼓励积极讨论的政策，目前此事处于休眠状态”。面对美国的态度和立场，11月15日迈斯基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警告说，租借和贷款就是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手段”。
当然，与此同时，在美国也有一些不同声音。副国务卿艾奇逊认为，美苏之间的根本利益不会发生冲突。商务部长华莱士指出，那些对我们的盟友产生怀疑并在国家之间制造敌意的人是美国的敌人。美苏友好全国委员会前主席拉蒙特则呼吁，苏联新的五年计划证明了其“和平意图，这对美国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机会”。驻苏大使哈里曼也感到，到目前为止的美国对苏经济政策增加了苏联对美国的误解，助长了苏联“采取单边行动的倾向”，甚至还可能促成“他们对红军占领或解放的国家的贪婪政策”。苏联还是需要贷款的，只是不能忍受美国以政治条件进行要挟。斯大林在1946年1月23日接见即将离任的哈里曼时明确表示，苏联准备与美国开始关于贷款问题的谈判，但是不会接受美国众议院代表团访苏（1945年9月）回国时提出的条件，并宣称，苏联政府根本不会考虑那些“侮辱性的”条件。
除了政治要求，美国拖延解决贷款问题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促使苏联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苏联虽然派代表出席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也签署了协议书，但是直到1945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最后期限，苏联都没有宣布参加这一组织。美国最初的想法是构建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贸易体系，这没有苏联的参加自然不行。于是，美国决定对苏联放宽期限，并于1946年1月初通知驻苏使馆，美国已向苏联提出参加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的邀请。国务院认为，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苏联不再争取贷款和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有一点很清楚，“如果苏联不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当然很难向苏联提供重建贷款”。此外，如上所述，斯大林已经明确讲过，苏联希望先在原则上确定贷款问题，再讨论细节和其他问题，美国则反复要求苏方提供库存清单等材料，并在2月21日提出，美国要求在贷款谈判中同时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经济问题，希望苏联政府早日答复。
1946年3月15日，苏联在复照中提出，同意在贷款谈判中与美国讨论如下问题：（1）美国给予苏联长期政府贷款的数额和条件；（2）签署苏美贸易和通航条约：（3）落实美国关于扩大世界贸易和就业协议第七条的办法；（4）签署结束租借和清算的协议。苏联政府认为，将任何其他问题与信用贷款问题的讨论联系起来是不合适的，在上述问题解决之后，苏联愿意讨论美国提出的其他问题。4月10日，美国新任驻苏大使史密斯拜会副外长李维诺夫时提到，苏联会得到贷款，但需要“某种条件”。4月18日美国在照会中答复，同意先讨论苏联提出的贷款和租借问题，但同时还必须讨论美国提出的其他经济问题。谈判应于5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照会还表示，美国对苏联派观察员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表示欢迎，并希望苏联利用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加入该机构。然而，会谈尚未开始，甚至还没有接到苏联的答复，在美国国家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就有人提出将准备贷给苏联的10亿美元挪为他用的问题，理由是与苏联的贷款谈判已经一年多了，这次是否会有结果是令人怀疑的，尤其是苏联不可能在贸易政策、东欧和中国东北等一系列问题上做出让步。此后不久，美国新闻报道中便传出美国政府可能不再向苏联提供10亿美元的消息，当诺维科夫询问时，美方解释说，进出口银行的贷款额度确实告罄，但总统正在要求国会再为银行批准12.5亿美元的额度。
苏联不想放弃这次机会，5月17日诺维科夫通知美国，苏联政府准备开始贷款等问题谈判，至于与此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经济问题，也准备在谈判期间初步交换意见。然而，此时苏联内部出了问题。据米高扬回忆，苏联5月17日的照会既未经斯大林审阅，也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而只是由米高扬和莫洛托夫批准的。斯大林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其错误在对美国做出了重大让步。5月23日，米高扬、维辛斯基等人根据5月18日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起草了关于贷款谈判的指示，主要内容如下：（1）首先声明苏联代表团授权谈判的只是苏联照会中提到的4个问题，把美国照会中提到的"其他问题"作为贷款谈判的条件会被视为拒绝向苏联提供贷款，因此这些问题应该在贷款额度和条件以及租借清算达成协议之后进行讨论；（2）关于10亿美元的贷款，苏联政府接受美国的提议（但贷款年息须降为2%）；（3）努力与美国签署租借结束和清算协议；（4）批准苏美友好贸易和航运条约草案；（5）在促进国际贸易的问题上，苏联政府不反对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政府合作，但这种合作的范围应该不与苏联经济的基础相矛盾，其中包括不与国家对对外贸易的垄断相矛盾；（6）上述协议和条约顺利签署后，可以听取美方对其他问题的陈述，并告知将进行研究；（7）如果美国政府同意我们的建议，并签署了贷款协议、租借清算协议，代表团应该表示，苏联愿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的成员，也愿意成为联合国粮食组织的成员。
上述态度强硬、用词尖锐的文件显然是为苏联代表团进行贷款谈判准备的，但是，尽管斯大林认为苏联那个照会已经做出了无法容忍的重大让步，美国却并未接受苏方5月17日的建议。6月13日诺维科夫收到一份照会，美国在照会中仍然坚持先前提出的同时进行“其他问题”的谈判，并再次重申，希望苏联就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问题表达意见，而这将有助于顺利完成对金融和经济问题的讨论。对此，7月9日，米高扬向斯大林提交了答复草稿，其内容与以前的文件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调整了一下讨论问题的顺序。但是，似乎苏联并没有向美国提交这个答复照会。7月18日在总统新闻发布会上答复有关“是否根本就不存在提前为苏联申请贷款的计划”这一问题时，杜鲁门痛快而简捷地答道：“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7月下旬《纽约时报》连续公开报道：美国没有承诺向苏联贷款；关于对苏贷款问题的讨论，从未超过“初步阶段”。
以后，虽然苏联还对贷款抱有一线希望，但美苏之间再也没有就战后重建的贷款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正式的贷款谈判也从来没有举行。
四、几点结论和思考
从战争结束到1947年7月宣布马歇尔计划前，以租借贷款和信用贷款两种方式，美国对外贷款有几十亿美元。苏联是最早提出贷款要求的，但最后只得到区区2亿美元的剩余租借物资贷款。相比之下，英国1945年9月开始与美国讨论贷款问题，谈判（也很艰苦）的结果，得到了37.5亿美元的贷款，利息2%（如果算上5年的付息宽限期，实际为1.63%），此外作为租借“收尾”计划追加的贷款，还有6.5亿美元。得到美国贷款（美元）的欧洲国家还有法国（19亿）、意大利（5.13亿）、波兰（2.251亿）、丹麦（2.72亿）和希腊（1.61亿）。除希腊外，贷款额度都比苏联多。即使远在亚洲的中国，得到的美国贷款也比苏联多得多：至1947年6月30日，中国政府仅得到的租借贷款就有约7.8亿美元，还有1亿多信用贷款。事情怎么会是如此结局？从本文对历史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出：
第一，罗斯福主政美国时期，美苏双方都对战后的合作（包括经济合作）充满热情和希望，尽管苏联有些疑虑，但还是积极响应美国建立国际经济合作机制的建议，希望在保证苏联经济安全的前提下获取经济实惠。如果不是罗斯福突然去世，美国对苏联的贷款问题在雅尔塔会议之后便会提上议事日程，并很有可能得到顺利解决。
第二，为实现战后经济重建的宏大目标，取得美国提供的长期大额信用贷款是苏联最重要的外部资源。对这一点，克里姆林宫和各级官员都有共识。但是，受到政治经济学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期待美国战后爆发经济危机，以此为自己创造最佳贷款条件，导致苏联不愿主动也未能及时正式提出合理的贷款要求。这也是雅尔塔会议未能讨论美苏贷款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罗斯福不愿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但如果斯大林主动提出，罗斯福也不太可能回避。
第三，美国对外贷款的法律障碍是一个问题，但它不是针对苏联一个国家的，尽管美国政府一开始就向苏方提出了这个问题。结果，美国的法律问题解决或规避后，其他国家都得到了贷款，唯独苏联除外。所以，法律限制不是苏联未能得到贷款的原因。
第四，具有右翼倾向的杜鲁门接管白宫、战后美国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情绪蔓延、对苏联某些政治举措（主要是波兰和东欧问题）日益不满，这些意识形态偏见导致美国政府愈来愈倾向于把经济援助（主要是贷款）作为一种外交工具和杠杆，而主张“政经分离”的苏联政府对此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在这方面，苏联的立场在客观上具有合理性，否则美国主张的国际经济合作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在逻辑上就说不过去。 第五，苏联领导人最大的问题在于认知偏差，就是没有看到战后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大趋势，不愿承认美国的经济实力必然导致其主导未来世界经济的现实，更没有意识到苏联自身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而这种体制不经过逐渐的调整和改革就无法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事实上，加入国际货币组织和贸易组织后，解决贷款问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第六，贷款问题对于苏联战后重建的重要性，必然导致贷款流产后果的严重性。在最后的谈判和交涉中，美国把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对苏贷款的前提之一，而苏联则把实现贷款作为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条件，形成僵局。如果把战后苏联经济走向封闭看作一个历史过程，那么美国对苏贷款流产就是美苏经济关系恶化、苏联与世界经济体系进行切割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如此看来，经济摩擦和纠葛是冷战起源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谢选骏指出：人说“美国对苏贷款问题历史考察（1943-1946）——关于美苏经济冷战起源的研究”，我看“苏联是美国‘对苏贷款’所催肥的饿狼”——一旦吃饱立即发起冷战热战，差点把西方国家打入了地狱。
【75、斯大林是罗斯福一手扶植的打手】
《斯大林是如何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2023-04-17 沈志华）报道：
中美关系，因特朗普在那里瞎折腾，很紧张。现在大家都在说是不是要开始新的冷战。我不是研究现实问题的，但是冷战我还是研究了20年，所以说新冷战或者马上要开始，或者已经开始，这个说法我不赞同。冷战的概念是什么？美苏之间在过去半个世纪当中，使用除了战争以外所有的手段要击跨对方。这是两个基本的条件，现在这两个基本的条件不存在。一是美苏之间当时 ，从意识形态到国家制度是替代性的、抑制性的，性质完全相反，而且一个要替代一个。我的生存是以你的灭亡为前提的，这个现在中美之间不是这个问题。至少现在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第二个条件就是不是美苏两个国家之间的对抗，而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两个集团之间的对抗，现在也不存在这个条件。中国有盟国吗？没有。就一个朝鲜，你敢认吗？你也不敢认。他也不认你。美国倒是有，北约、日本、韩国。但是如果中国和美国真的干起来，他们会跟着美国来打中国吗？我觉得不大可能。别说英国、法国，日本、韩国都不会，过两天安倍就会来了？干什么来了？调和。
所以现在跟美国进入了冷战状态或者是新冷战，这个说法不确切。可能有人这样想，但是实际不是这个情况。反过来讲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如果事态恶化下去，处理不当，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看斯大林是怎么跟美国走上冷战道路，这个对我们冷静地考虑一下中国的出境和应对的方针是有好处的。这就是我自己研究的专业所以我讲讲这个题目。斯大林是如何掉进修昔底德陷阱，战后美苏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
先讲第一个问题，战后世界的格局，二战结束的时候。
当时美国和苏联，当然也有英国，在某种程度上包括中国共同缔造了一个战后的国际秩序。一个规则、一个体系就是雅尔塔体系。雅尔塔体系基本的原则就是大国合作和大国一致，这是非常重要的。形式就是建立一个国际统一的组织、建立统一的体系，包括安全体系、经济、贸易、金融，大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担负起自己的责任，美国管美洲、苏联管东欧、英国管西欧、中国管亚洲，这是当时罗斯福设计的。当然后来把法国又拉进来，到了雅尔塔谈判后期。后来五个常任理事国大国一致的原则，对比原来的凡尔赛体系，凡尔赛体系除了重新瓜分殖民地以外，没有形成一个世界整体的平台、规则。所以很快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爆发了。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主要是为了防止今后人类再走向战争。主导思想是美国罗斯福提出来的，从《大西洋宪章》到《联合国宣言》，从开罗会议到雅尔塔会议，再到波斯坦会议等等，都是大国领袖之间反复地磋商。
罗斯福是比较左翼，从上台执政就搞罗斯福新政，一直到二战。所以在战争期间他对苏联的态度要比英国友好的多。这样才有这种可能。因为二战前苏联跟美国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十月革命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就是要推翻资本主义。所以二战以后和过程当中，法西斯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结果出了一个法西斯，法西斯连你们俩都要消灭，所以他们俩联合起来把法西斯消灭。法西斯消灭以后，面临战后是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还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罗斯福设计的这个想法就是要消除大国之间对抗和战争的根源。
关键是苏联的态度，斯大林对这一套完全支持、完全赞同。为什么？其实斯大林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非常现实的一个政治家。他的目的就是要苏联安全，要发展，什么主义其实无所谓。我们看到二战结束时，美国答应给苏联的条件要超过苏联自己的需求，他渴望得到的东西。这个体系能保证你的安全，还能保证你的发展，他何乐不为。苏联在1917年十月革命以后一直到二战，就处于一个非常孤独、被资本主义包围的一种状态下，所以他有一种孤岛意识：周围都是资本主义，我要把人家全消灭，人家要把我消灭。所以他没有安全感。在战前这个局面就出现了，面临法西斯的威胁时，他曾经想跟英美合作消灭法西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合作消灭法西斯，但是谈不拢，他的要求人家没法答应。他要求什么？波罗的海三国要归我，芬兰挨着列宁格勒港口的土地要归我，要换一块。英法怎么能答应？我们是民主国家，我们怎么能决定人家国家的命运。希特勒说我答应，所以1937年就签订了苏德秘密条约，德国答应波罗的海三国都给你，我不管，你打芬兰我也不管。还有他们俩还商量好，波兰咱们分了算了。现在不讲了，因为苏联站到盟国这边，仔细想想二战怎么爆发，要是没有苏德秘密条约，希特勒会打波兰吗？如果希特勒不打波兰英国会宣战吗？但是现在提这个不太好，都是盟国，又不提这个事。但是实际情况是这样。
结果希特勒打了波兰，苏联趁机瓜分一半。但是很多人问一个问题，既然这样为什么希特勒后来打苏联？实际因为斯大林有了进一步的安全需求，但是这个需求又希特勒无法答应。当时德国、日本、意大利搞反共同盟（轴心国），斯大林要求加入。您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加入反共联盟？奇怪吧？不奇怪。他有条件，我加入反共联盟巴尔干给我。进一步要求苏联南部边境整个巴尔干给他。希特勒就不答应。你们要替意大利想一想，你可以往东边去，印度、阿富汗，再往东归日本，这样意大利、苏联、德国瓜分世界，很好。斯大林不干，非要巴尔干。所以到1940年底最后谈不成。为什么希特勒没有拿下英国就要打苏联，说斯大林这小子比我还黑。所以苏德战争爆发。但是二战后的结果希特勒没有给斯大林的，罗斯福都给了，整个东欧国家全是他的势力范围，南斯拉夫的情况比较特殊一点。所以雅尔塔体系对苏联来讲他是受益的，包括远东地区也是一样，日本海的问题、蒙古的问题，一会讲到亚洲的时候再说。
这样斯大林很容易也很愿意接受美国的思路，当然他也要表示出相应的诚意，你不能在你的势力范围内搞一党制，必须搞多党、民主选举制，斯大林说这个很容易。所以1943年为什么斯大林要解散共产国际？二战还没有结束。共产国际要说解散早该解散，那个时候共产国际在欧洲共产党已经声名狼藉。一天到晚就是莫斯科的传声筒，苏联和英法合作的时候，给欧洲各国共产党下指示，说法西斯现在是最危险的敌人，你们要支持本国政府，反对法西斯。到了1939年他跟希特勒签订秘密条约的时候又下指示，说法西斯还是可以的，是你们本国政府最反动，具有欺骗性，所以你们要起来，推翻本国政府。这样就把各国共产党推到悬崖边上。所以多列士（法国共产党总书记）为什么被通缉，因为他要反政府。到1941年希特勒一进攻，苏联共产国际又下指示，说其实还是法西斯最坏，都没有信誉了。但是苏德战争爆发，斯大林都没有解散共产国际，但是到1943年5月突然解散共产国际。近的来说是为了推动英美开辟第二战场，远的来说就是要建立起和西方国家、英美的一种互信关系：我不搞世界革命，我不会再推翻资本主义。他主要是传递这个信号，因为现在学界研究共产国际解散的也不少，因为共产国际有很大的资源，共产国际解散以后资源都转到了苏共中央国际部，所以他们说解散共产国际是假的，是换汤不换药。不对。资源当然不能浪费，转到苏维埃国际部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关键在表明苏联战后的方针不再搞世界革命，不再针对资本主义。
另外为了建立雅尔塔体系，斯大林建立对外政策是和西方合作，特别是跟美国合作。为了达到这一点，所以苏联在所有自己势力范围内（东欧这些国家），全部搞的是多党制。除了南斯拉夫，它的情况比较特殊。但是南斯拉夫表面上也有一个人民战线，其他匈牙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都是搞多党制。本来（各国）共产党非常高兴，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盼来了，说政权交给我们？不行，你们有农民党、民主党、自由党。都跑了。跑了叫回来，没有的马上建。就是要建立一个多党制、选举制。
另外在其他不是苏联势力范围，法国，当时法国共产党在二战期间势力特别大。掌握民族军50万人，意大利共产党也有25万人的军队，还有希腊共产党，这是欧洲三个最大的党。斯大林分别通知，多列士、陶里亚蒂（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全叫到莫斯科，回去以后解散军队，你们都加入政府。所以法国共产党交枪了，意大利、希腊共产党都交枪了，都加入政府。中国也是，所以为什么给毛泽东发电报，你必须到重庆去，跟蒋介石谈判建立联合政府。当时毛泽东都下了命令，八路军、新四军立刻占领华北、华南各大城市，中共中央任命了上海市的市长、南京市的市长，江南五省的省长都是共产党员。斯大林说你这样干就是要打内战，你不行，赶快到重庆，就是建立联合政府、建立多党制。
所以总体上斯大林是要维护雅尔塔体系，维持跟美国的合作，除了安全问题，经济上还指着美国给贷款，好歹给100亿、50亿，战后恢复经济建设。苏联的战后需求也是赞同雅尔塔体系。为什么没有维持住这种关系？1945年二战结束到1947年两年，冷战爆发。冷战爆发的标志是美国提出了杜鲁门宣言。有人说彭斯（现任美国副总统）的讲话是不是铁幕演说，铁幕演说不对。铁幕演说是丘吉尔到美国做的，他只是说苏联非常危险，要威胁到欧洲，重点是讲英美的特殊关系，因为美国回到北美，欧洲没有美国什么事。实际上苏联和西方发生的矛盾主要是和英国的矛盾，跟欧洲的矛盾。对美国一点都没有碰，一点都没有占。丘吉尔就是担心这个，劝说美国人要管这个事。彭斯的讲话更像杜鲁门宣言，就是说美国要管欧洲的事，所以苏联在哪里扩张都不行，都得管。
对应的就是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到（1947年）9月份苏联成立了共产党情报局，宣布两个阵营，就到了1947年夏天、秋天。所以两年，为什么？这个是要特别注意的。现在我们研究历史材料，可以看到关于冷战到底谁负责任、谁挑起的争论特别大，就这几十年各种说法都有。我个人觉得看了这么多材料，我觉得还是美国是主导和主要的方面。美国和西方主要是英国，英国在这里挑逗的作用非常大。最后美国信了丘吉尔。
从逻辑上苏联不可能挑战美国，他什么都不如美国怎么挑战，军事不行、经济不行，没有实力，没事闲着跟人家挑战？逻辑上讲不通。事实上也没有。二战后期发生的所有矛盾，苏联和西方都不是冲着美国去的，没有一条，现在谁能够拿出一条来斯大林要对应美国去的？不是，主要是跟英国。为什么？因为苏联在欧洲，英国也在欧洲，他们矛盾是欧洲内部的矛盾，跟北美没有关系，涉及不到。唯一有冲突的是日本，一会我们讲到亚洲的时候再说。但是那时候已经到了波斯坦会议，美国的情况也会发生变化。所以事实上他不可能主动向美国挑战。
既然这样美国负主要责任，是不是苏联就没有责任了？苏联就是无辜的呢？也不是。可以这样讲，苏联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刺激了美国、刺激了西方。本质的问题还是意识形态的分歧造成了这种双方的疑虑。主要是在罗斯福去世以后，罗斯福这个人特别重要。但是罗斯福是美国连任四届的总统，就他一个，当时威望特别高，但是他明显是左翼。到二战后期时他已经压抑不住，美国就这样，不能两个党老是你执政，你做得再正确也得靠边，也得换。到第四届大选时美国罗斯福党内就对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原来第三届当总统的时候，搭档是谁？是华莱士副总统，比罗斯福还左，很有民主党的传统观念，比较左翼。结果到第四任选举时都没有选他，但是换了杜鲁门，杜鲁门在民主党内比较中性，本事也不大，平时也不大说话，就让他当。结果罗斯福一死，右翼势力立刻抬头，国会、民主党内的右翼势力。杜鲁门又没有什么主见，所以美国国内的右翼势力抬头。他们再看苏联时怎么看怎么别扭，说得错是错，说得对也打个问号。国务卿也换了，财务部长也换了，华莱士后来当了商务部长。美国右翼势力抬头的情况下就开始猜忌苏联。
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如果估计到这种情况，你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要非常慎重，不要给右翼再增加筹码。苏联政策在执行过程当中很多问题加剧了美国对苏联的战略疑虑，主要三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苏联的国内政策跟国际政策完全背离。对外政策想得很好，这种报告很多，包括斯大林的批示，跟美国合作、跟西方合作搞经济安全等等各个方面。跟过去不一样，美国的电影、杂志也可以进来，双方科学家往来都可以。但是国内政策非常保守。因为二战接近尾声时，苏联社会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这个变化主要是因为苏联人开始走出国际，原来都不许出去，苏联跟咱们文革前差不多，出差得拿介绍信，有单位批准。特别是农民，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证，不能随便走。二战一打几百万人去了欧洲，一到欧洲发现原来世界是这样的。所以这些人回国不是农民就是工人，回国以后来回写信，那个时候苏联的公安局都有邮检，写一封信先到公安局，公安局拆开看了以后没有问题再封上发出去。现在全都是档案，我看到公安局邮检留下的文件，都是讲他们在欧洲所见所闻。有些人说到匈牙利，占领了匈牙利，见了洛米卡，说家里还挂着壁毯，那是苏联贵族家里才有，他们家里还有马桶。怎么战败的资本主义比战胜的社会主义国家生活水平还高，不是说我们是最好的吗？所以老百姓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一传十、十传百，再一个农民对集体农庄的反感、厌恶，到战后已经可以随便讲，过去谁也不敢讲。一是希特勒来破坏了很多，再加上战争，对农民的束缚也放松了。再一个知识分子可以出来说话，因为跟西方可以交往，所以写文章都可以。最重要的是干部，在干部当中也有一批人觉得苏联要变革，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我发现一个1947年2月起草的文件，苏共十九大报告的提纲，我们都知道十九大后来没有开。我还没有找到更多的文件，但是可以推想，这个时候要开十九大了（1947年初），有什么方针呢？一看这个文件就知道，和苏共二十大的文件非常相似，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要放权简政，都是这些措施和想法。当然后来没有执行。是1952年开的十九大，不是我们这个十九大，是苏共十九大。说法和做法完全不一样。说明了什么？说明在党内也有一批人认为苏联应该进行变革。
当时整个苏联国民经济体系到了崩溃的边缘，如果要重整，无论国内、对外，都是苏联体制进行变革最好的一次机会，这个时候比列宁那个时候好。顺便说一句苏联最后垮台核心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因为任何一种制度都要随着社会的发展、生产力、科技发展不断的调整。但是苏联错过了一次又一次机会。二十年代搞新经济政策是一次，列宁去世的比较早没有搞下去。第二次就是战后，这个机会比20年代还好。至少有国际环境，二十年代时没有国际环境。第三次没有搞成就是赫鲁晓夫（60年代），没有走上改革调整的道路。为什么？他担心政权不稳。斯大林认为这些都是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改变苏联的社会制度就是要推翻苏共的领导。所以从这一点担心出发，对国内加强控制，日丹诺夫主义就是这个时候出来的（1946年初）。所谓日丹诺夫是苏共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书记，拧紧螺丝钉，对言论、出版严格限制，提出了反对世界主义的口号，检查文学作品、文章、报纸，鸡飞狗跳。
特别是斯大林出来站台，1946年2月9号斯大林公开发表了一个讲话，这个讲话非常重要，他在莫斯科的选举演说，公开讲，说苏联老百姓不要胡思乱想，苏联的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没有这个制度我们能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吗？没有这个制度，我们不把国家的精力都放在重工业、军事上，我们能抵得住法西斯的入侵吗？所以二战的胜利证明了苏维埃制度的优越性。这是第一个主要观点。第二个主要观点，当今世界仍然是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的时代。资本主义就是战争，把原来列宁讲的一套又拿出来，腐朽的、没落的，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因为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所以我们要准备打仗，因为我们要准备打仗，所以你们还得过苦日子，还得把国家的财力集中到重工业、军事工业。大概意思是这个。
这个话本来是说给国内的人听，说给老百姓听。但是在美国人听起来感觉苏联又要打仗，跟谁打？跟资本主义打，至少在美国人的理解当中，他认为苏联又回到战前的状态。所以斯大林讲完，没多久丘吉尔就出来了，到美国发表了富尔顿演说，说铁幕已经拉响，就叫“铁幕演说”因为铁幕演说比较有名，所以现在大家都知道铁幕演说，其实当时并不重要，对美国没有特别大的影响。苏联驻美国大使、驻英国大使当时都写回来很多报告，给斯大林，说不要担心，虽然丘吉尔在这里说话、放狠话，但是西方社会没有太受影响。为什么？就是因为丘吉尔挑拨性的语言美国人不大爱听，他们本来在北美待的个好，非得弄到欧洲去跟苏联对抗，什么意思。所以美国人本能有一种抵触。当然有人很赞同，比如说杜鲁门一天到晚拉着他到处走。但是从舆论报刊到多数人不大在意。
后来又一个比较重要的文件，凯南的电报，这个对美国政界影响非常大。凯南原来是一个大学教授，一直搞苏联问题研究，很有权威性，当时他在外交部门只是一个参赞，在苏联大使馆。丘吉尔铁幕演说以后，美国国务院要求评估一下到底现在苏联是什么状态？是不是要进攻美国？要做评估，正好大使史密斯不在，就交给凯南，凯南发回一封8000字的电报，那是一篇论文呀。他写的什么呢？苏联的行为及其根源，首先定义苏联是一个扩张型的国家，为什么？从历史上看俄罗斯怎么从一个大公国一点点扩大，欧亚大陆，所以这个民族传统就是扩张。第二苏联共产党意识形态就是扩张，因为他要搞世界革命，要搞共产主义，当然要扩张，把全世界资本主义都消灭，所以苏维埃的俄国一定是扩张的。把苏联的行为确定为扩张，苏联行为的根源就是传统和意识形态上的扩张主义，所以美国怎么办？遏制。必须得遏制他，不能让他随随便便想去哪里就去哪里，遏制战略就是这么出来的。其实这个是没有道理的。当时影响非常大，国务院如获至宝，印发给各个部门，大家一看这分析多透彻，其实很不是这么回事。为什么？就是凯南说的这两条都不是现实存在，而是从意识、理论上（来讲）。第一，扩张，苏联那时已经不需要扩张了，需要的东西都得到了。原来彼得大帝设想三个出海口他至少拿到两个，土耳其海峡至少也有通航权，波罗的海没有问题，加上太平洋，苏联周围都是他的势力范围还扩张什么呀？一扩张势必跟西方产生冲突，所以没有扩张的需要。第二苏联的观念也发生变化，你说他是共产主义，那会早就放弃了，解散共产国际就说明斯大林放弃了世界革命的主张、方针。所以本来凯南这个电报没有多大道理，但是正好迎合了美国右翼势力的思路，就广为传播。这样美国的反对声音更大。回过头来看当然这是斯大林讲话引起的，本来斯大林不是说给美国人听的，他是说给苏联人听的，美国人听了很不舒服。英国人又折腾，一步步造成了美国国内的对“苏联威胁论”的定位。这是很重要的部分。
什么做法？斯大林对周边国家，主要是指东欧、欧洲势力范围内，责任区范围内的不放心，过度干涉人家的内政。为什么？他不是允许东欧各国搞多党选举制吗，但是自己不知道什么叫选举，苏联的选举都是假的，斯大林选举演说，还用说吗？不用说也得选你，敢选别人吗？东欧就不一样。东欧真是几个党在那里争，但是苏联又不熟悉这个，专制惯了，没有搞过选举，说这东西不太好，一会让资产阶级上（去了）。一开始斯大林给东欧出的主意，他说“你们就占住几个主要的部长，比如说安全部长、国防部长，其他的都给他们，教育部、农业部都给他们。”想得太简单了。从1944年开始到1946年底，因为解放的时间不一样，在东欧几个（国家的）选举当中，苏联看着操作，操作又不大会，弄得漂亮一点，要么改选票，要么把选举的人给逮捕了，让人家特别反感：说咱们这还是选举吗？民主党、自由党人家不行就跑了，跑到西方去，这又是逼走了。
斯大林本来对东欧的设计挺好，树立一捷克斯洛伐克的样本，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当时的总统贝奈斯比较亲俄，恨西方。捷克斯洛伐克就是因为德国打捷克，结果英法不管，结果先占领捷克，然后才打的波兰。所以捷克人本身就有一种对西方的反感，苏联解放了，所以对苏联很亲近。贝奈斯这个人在捷克的威望特别高，所以斯大林想借助贝奈斯总统，在东欧设计一个模式，看起来不是共产党在这里管，但实际上共产党说了算。但是很难实行，主要没有搞过民主制、没有搞过选举。一会波兰出事、一会匈牙利出事、一会保加利亚。西方人认为你的承诺都是假的，说什么搞多党制、选举制，都是假的。这里还有一个因素，东欧共产党在这里鼓动，一会“上眼药”（编者注：比喻添油加醋地打小报告）、一会谎报军情，夸大敌对势力。所以苏联也担心，这样就造成了在东欧国家的民主选举制的问题上，引起了西方极大的反感和不满。这也是很大的原因，走到制度性的分歧和对抗边缘。
第三个因素，对外政策斯大林总体和西方合作，对雅尔塔体系很满意，但是这个人太贪婪，而且特别机会主义。有便宜他一定要占，有便宜不占你傻呀。表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伊朗问题，一个是土耳其问题。怎么有便宜呢？当时伊朗油田担心被德国人控制，所以英国和苏联出兵占了伊朗，当时商定二战结束以后三个月撤军，英国人撤走了，苏联不走。为什么不走？他跟伊朗说，北部的油田你得租给我。这个本来就是一个商业的事，得慢慢谈。但是他不，把军队往这里一搁，你不租给我，军队就不走。伊朗当然也不愿意、也有西方撑腰，就硬顶着。他就煽动库尔德人自治，建立了库尔德人民党。你再不同意，别说油田，这块地都是我的。结果伊朗一纸状告到联合国，说苏联斯大林欺负人。
现在俄国档案都解密，关于伊朗危机一开始怎么想、怎么策划，其实很简单就是要石油，要石油就要石油，为什么一会弄军队，一会策动人家自治，还煽动人家党，其实他没有做任何占领的准备。伊朗一告，美国就不高兴，说你是仗势欺人。杜鲁门一个电报打给斯大林，你不能这样做。斯大林那会不愿意跟美国闹翻，所以立刻回电说，多大的事，不去就完了，不要了，给谁都行。美国也劝伊朗，说你跟苏联签一个合同就可以了。结果两个国家就签了租用油田协议，这个事就没了，没了以后人家就把合同撕了，也没有达到苏联的目的。但是这个事在美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说斯大林仗势欺人，美国你不敢碰，但是你不能对周边想欺负谁就欺负谁。
这个事结束以后又出现了土耳其危机，也是很简单的一个事。1922年，20年代初当时所有黑海沿岸的国家和土耳其共同签订了一个《蒙特勒公约》，规定凡是黑海沿岸的国家都可以自由通行土耳其海峡、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亚海峡。二战后期的时候土耳其和英国的关系走得比较近，斯大林就有点担心。说这个要让英国控制了土耳其，我的黑海舰队就出不去了。因为舰队必须要经过土耳其海峡才能达到爱琴海，再到地中海。所以他就跟土耳其政府建议，你得让我在海峡地区建一个军事基地，要一个军港。土耳其说不行，这是我们的领土，你怎么可以说在这里建就建。说不行那好，我们两国有领土问题，马上划出一块地，这些人是俄罗斯的，就翻历史旧帐。土耳其就害怕了，海峡不给你，你就划领土，又一纸状告联合国。美国一看又来了，第六舰队开过来了。斯大林一看“至于吗，就算了算了”，这事就完了，这就是土耳其危机。但是这个事让英国人抓住了，说这就是苏联扩张的表现。
还有一件事，跟土耳其危机同时发生的是希腊危机，希腊危机是冤枉苏联。原来档案没有解密谁也不知道。英国这么说，说希腊危机就是苏联造成的。怎么回事？原来希腊共产党加入政府，放下武器，但是他们在政府里面待着憋屈，就像资产阶级政党在东欧待着憋屈一样，因为希腊是英国的势力范围。早在1944年10月有一个百分比协定，丘吉尔到莫斯科和斯大林两个人坐在那里喝茶，说将来东欧怎么分？丘吉尔拿了一张纸画，罗马尼亚我50%，你50%，哪里哪里我80%，你90%等等。斯大林拿着红蓝铅笔打一勾，后来否认，但是这张纸找到了。档案一解密又翻出来了，确实有，当然后来有些变化。在那个时候斯大林已经确定，英国你把东欧让给我，我把希腊让给你，包括希腊共产党全给你，不要了。所以当时谈好了。斯大林这个人还是比较守信用，他不能自己违反。所以希腊共产党在政府里待不住，几个人一商量还是拉杆子上山打游击，拉出来就找苏联，你得支持。当年你把武器让我们都交了，现在受气，又出来。苏联说现在不行，国际关系很复杂，什么时候你们夺取了政权，建立了政府我们就承认。说建政府还不容易，第二天上山拉杆子，第二天希腊民主共和国成立了。承认吧。苏联说我们先看看，等别人承认我们再承认。所以这个谈判对希腊共产党，苏联道义上不能不支持，都是共产党。但是实际上他又不想惹事。因为这是明摆着跟英国对着干，所以就不想让他们折腾。钱象征性的给一点，吃的、喝的总得给，但是武器装备绝对没有。所以英国人、西方人完全是一种印象、一种概念，共产党背后肯定都是苏联支持，没有别人。所以就把这个事安到苏联头上。也说明意识形态对立会造成一种占领互疑，不管什么事都会往最坏的方向考虑。希腊危机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这样到了1947年年初时，美国接受了英国的鼓动，杜鲁门发表了一个宣言，其实就是在国会有一个讲演，讲演的目的是说，我们要援助欧洲，支持欧洲。丘吉尔的言词比较能打动人，1946年欧洲特别冷，缺煤、缺粮食，战后社会混乱。所以他有一个结论，贫穷、饥饿、寒冷那就是混乱，混乱的结局就是革命，就会给苏联一个可乘之机，到那时候整个西欧就会丢给苏联，这样一讲美国人就接受。这样杜鲁门宣言的结果就是美国重返欧洲，原来苏联跟欧洲的矛盾就变成了跟美国的矛盾，这个问题就严重了。其实杜鲁门宣言发表以后，苏联还是采取了让步的政策，没有全面的抵制，斯大林还是抱有一线希望，5月份在莫斯科开会，莫洛托夫态度强硬，跟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谈判，所以会议不欢而散，斯大林下来专门找马歇尔谈了一次，这个谈话也解密了，可以看出来斯大林还是想力挽狂澜，当时氛围非常紧张，还是想说服美国，苏联没有想挑战美国的意图，所以还是要合作。苏联内部也很紧张。苏联本身想加入西方这个体系，但是太不熟悉，就特别谨慎。比如布林顿森林会议要建立国际的经济体系，要搞世界银行等等。苏联开始也派代表去，其实他对整个资本主义运行不大懂，回来以后各种各样的意见，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还是小心为上，不去了，免得让人给玩了。所以就没有加入，除了加入安理会（安全理事会），其他的一概不参加。苏联的经济运作还是按照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自己在体制内循环，不想加入国际经济体系。其实如果那个时候加入，后来的状况就完全不一样，前期它非常谨慎。
这时美国已经下了决心，所以马歇尔回国以后就到哈佛大学做了演说，著名的“马歇尔计划”，6月5号发表的。马歇尔计划的发表就是杜鲁门宣言的经济版，杜鲁门是一个政治宣言，但是得有实际行动，就是马歇尔计划，拿大笔的钱援助欧洲，恢复经济搞建设。
但是苏联不知道怎么回事，马歇尔计划到底是什么？让他们的瓦尔加（经济学家）、莫洛托夫，美国大使、英国大使，说你们研究研究马歇尔计划是什么？研究完了以后一致认为，根据资本论的描述，这就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危机爆发，他们资本过剩、钱太多，没有地方去，资本输出。斯大林说既然是资本输出，就给咱们输出一点，咱们去要钱。莫洛托夫带着200多人去英国要钱，而且鼓动东欧所有的国家，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要钱去。结果道理根本谈不拢。明里面讲这个援助是包括苏联和东欧，也包括西德（德国问题一会再讲），其实内心不想给苏联。苏联的想法很简单，你钱都没有地方用，借给我，我要多少你给我多少，我连本带息还给你。就这么简单。美国人说不行。拿这钱干什么？你要盖工厂还是要修水坝，你得把水文、地址资料拿过来，要有可行性报告。苏联说这怎么行，我们一分钱都没有拿到，就要把情报给你了，怎么都谈不拢。其实那个时候美国人就下决心不能给苏联。苏联一厢情愿。这个时候斯大林得到克格勃的一个情报，在巴黎的苏联特工窃听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谈话记录，人家两个人商量以后才知道，原本就不想给我们，还把我们全忽悠来。就全走了，全撤了。撤了以后因为没有谈成，还想第二轮什么时候谈。他们回来一商量，以后也不要去了，去了也不给你。这样第二轮东欧国家都去，目的就是把这个事搅黄了，我得不到谁也不能得不到。第二天斯大林起来想到不行，别这些人去了为了自己的利益，把我甩到一边，谁都不许去。第二轮谈判东欧国家都不许去。他越走这一招越错。马歇尔计划的目的就是要跟苏联做经济上的切割。你是你，我是我，我们没有经济关系。本来要是把东欧留在这里，东欧留在这里还有一点连带关系，但是他又担心，挖墙脚，控制不住东欧。所以整个做了切割，不让去。后来确实没有去，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又出了一个事。
出了什么事，波兰说苏联是苏共中央发的通知，不许去，共产党接到了，但是我们外交部长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他不听。捷克共产党也接到通知也不行，为什么？议会通不过。斯大林一想这弄的什么联合政府政策，这不是作茧自缚吗？现在我说话都没有人听了。把捷克斯洛伐克领导人全部拉到莫斯科关到一屋里，好好想，搞不清楚谁也别出来，饭也不给吃，关了一夜，这样没有办法，给贝奈斯打电话，鼓动议会通过了。结果波兰议会部长跳楼自杀了，怎么死的也不知道，反正是死了，这个障碍排除了。大家都拒绝了马歇尔计划。但是实际上这个结果对苏联非常不利，对苏联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发展非常不利，完全就被排除在世界经济发展潮流和科技发展潮流之外。
带来另外一个结果就是，斯大林认为联合政府的政策不能再执行下去，说话没有人听，还是得搞一党制，一句话说完大家都跟着走，好办事。所以在东欧各国重新推行一党制，做法是让社会党和共产党合并，选举上就占了多数。东欧没有叫共产党，至少开始没有，后来70年代罗马尼亚改名，原来都是社会党、统一社会党、工人党、劳动党，就是因为共产党和社会党合并。所以对东欧的政策开始发生变化，再加上这个时候西欧也出问题。法国共产党多列士这个人比较狂，法国共产党势力确实很大，有四个内阁部长，而且还当了副总理，所以在内阁里面经常跟人家挑事、闹事，美国早就烦了，背后让社会党把他给卖了，他自己不知道。后来越南胡志明成立一个民主共产党，到底承认还是不承认？那是法国殖民地。再一个汽车工人工资的问题，好几个事加在一起，双方闹起来多列士带着人退出政府，他以为退出就是内阁倒台，重新选举。人家早就做好准备，你退出正好社会党上来，就把共产党排除出去。意大利也是这样，陶里亚蒂也被人赶出去。这样在欧洲无论是东欧还是西欧，斯大林原来设计的联合政府政策就彻底破产。
斯大林认为这样不行，必须重振旗鼓，所以在9月份召开了共产党情报员会议，共产党都不听话了怎么行？原来好在有第三国际，有组织，有领导和被领导关系，说话你得执行。共产党情报局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从策略上讲斯大林还是比较明白、比较聪明的人，他知道不能跟西方对抗，现在没有这个实力，所以设计的策略是内线进攻，外线防御。所谓内线进攻，就是把势力范围内的党管好、步调一致，凡事请示汇报等等，恢复到原来共产国际有上下级关系的状态，表面上没有这么说，但是实际上是这样。对外不要到处出击。所以共产党情报局成立的时候希腊共产党不让参加，说你一直要搞革命。共产党情报局口号、战略上要重新革命，搞世界革命，但是希腊共产党正在革命，不让参加。中国共产党也在革命，1947年内战，在报告里面提都不提。所以成立这个组织不是策划向西方进攻，而是要守住自己的阵脚。它的战略是和美国对抗，就提出两个方针，这两个方针最要命。一个方针是建立社会主义阵营，日丹诺夫的报告讲，整个世界划成两个阵营，社会主义阵营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资本主义阵营。在这种情况下激活和重新提出世界革命的方针。因为在两个阵营当中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当中还有广阔的中间地带，亚洲大部分地区既不是资本主义阵营也不是社会主义阵营，中间地带就被裹胁了，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名义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就是这么加入。还有各国共产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越南等等，各国共产党都提出来要归苏联领导，导致冷战向亚洲的转移。苏联共产党设计对抗美国的战略目标，实际上就把自己推到了一个无法回头的道路上。又重新回到你死我活的状态，两个国家你死我活就不可能和解，我要生存你必须得死。这就是共产党情报局当时确定的美国冷战的战略，重新提出世界革命的口号，重新搞共产主义国际运动，这时候冷战在欧洲就定格。冷战在欧洲定格的过程当中，斯大林不想在欧洲跟西方发生冲突。因为自己的实力不行，最典型的就是1948年柏林危机。柏林危机是美国步步为营，斯大林有一个错误的认为，柏林分为四个区，西方连一块，西战区、苏战区，但是柏林是在苏战区，为了名义上表明公平，柏林也分了四块，那个时候没有柏林墙，就是一条街，这边是东柏林，那边是西柏林，随便过，西柏林喝酒，东柏林上班。柏林在让苏联很不舒服，眼中钉肉中刺，老想把他们赶出去，而且他认为这没有什么，本来就是个名义上，你非得在柏林弄一个西柏林。所以就封锁柏林，加上柏林的问题也比较复杂，经济问题。西方想把自己的货币马克统一，苏联不干，最后就吵。苏联封锁柏林，他认为封锁完美国就撤走了，但是美国不但不撤，还封锁东西德。结果把东德就锁了，西德经济比较发达，很多人上班在西德。而且柏林也封锁不住，人家弄一个空中走廊，每天几百架次往这里送大米、白面、自来水，全是空投、空运，弄了一段时间，斯大林一看不对，最后宣布解除，而且无条件解除。这个事苏联就感觉到跟美国对抗力不从心，步步失招。
就在这个时候亚洲的事情出来了，给苏联一个强心针，就是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本来苏联跟美国都不想在亚洲发生碰撞，本来到欧洲就有点迫不得已，不想来。再弄一个亚洲，那么大又贫穷落后，不大想管，苏联也不大想管。原来说好苏联的势力范围在远东地区有三块，一是日本海，千岛群岛和南萨哈林群岛，还在日俄战争时被日本夺走的。二是外蒙古独立，苏联跟中国就有一个中间地带，和东欧的作用是一样，是他的卫星国。第三是苏联控制东北，主要就是旅顺港、大连港和中长铁路（即中国长春铁路），两个港加上一个铁路为苏联在太平洋提供了一个出海口、不动港，这是整个远东设计，设计的非常好，而且美国都同意，雅尔塔远东秘密协定就是这个。而且美苏合作逼着蒋介石签了一个中苏同盟合约，这样就合法化。这些在亚洲地区双方都是满意的，不满意的就是日本。苏联在波斯坦开会时说好，日本本土和太平洋的日军由美国人去消灭，大陆关东军由苏联去消灭，苏联也同意，所以出了150万大兵去打关东军。但是朝鲜没有说好，朝鲜到底是谁占领。实际上是苏联占领。因为苏联离得近。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来，马上从陆地军进入到朝鲜，再加上海上，两路军一起。所以到日本投降时，苏联军队已经过了三八线。美国就着急了，好歹你得给点面子，朝鲜受降有一个地盘。美国人设计了一下，其实三八线是特别随意划就是把朝鲜一分两半，美国人想的苏联会讨价还价，我提三八线他肯定不同意，美国都准备接受，汉城给你，汉江给你，到三六线都可以。没有想到斯大林没有讨价还价，说行，就三八线。美国人当时就傻了，斯大林这么精明的人怎么脑子进水了。其实没有，斯大林脑子很清楚，三八线向西延伸就是旅顺、大连，都在三八线椅背，包括内蒙的大部分地区，三八线向东延伸就是日本、北海道。他的主要目的是想苏联要在日本本土登陆军队，结果美国人耍花招，杜鲁门说这事不归我管，你得问麦克阿瑟，他是远东盟军总司令。结果阿鲁诺夫（编者注：疑为马利诺夫斯基，时任苏联远东军区总司令）找麦克阿瑟，他就不同意，说不可能。结果苏联就吃了一个哑巴亏。所以后来为什么战后在日本问题上，苏联没有发言权？主要是在本土没有驻军，如果苏联在日本本土有驻军，现在国际局势完全不一样。
吃亏就吃亏了，也认了，总体上斯大林是满意的。但是国共内战一打就把这个事给搅了，主要是共产党打赢了，共产党打输了倒没有什么，共产党打赢了。苏联的想法特别简单，原来是根本不搭理共产党，说他们都是农民，也不是真正的共产党，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他跟美国人就把中国的问题处理了。而且跟蒋介石条约也签了，东北是我占领的，别让第三国来。发生了什么事？日本突然宣布投降。谁也没有想到。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八路军、新四军离东北近，从陕西、河北就去了，国民党还远着呢，在缅甸、云南大后方。所以苏联就面临一个问题，共产党先来的，给还是不给？不能给，给了共产党，我就违约了，所以把共产党就赶走了，赶到农村。东北可以待，我看不见的地方就行。离大城市至少50公里以外，别让我看到。就想等着国民党来接受，履行条约，东北就是苏联的势力范围，他就满足了。但是没有想到蒋介石信不过苏联，而且他要跟共产党争东北就很着急，他没有办法，只能借美国的飞机和军舰，自己没有。这下就犯了斯大林大忌，自己来就可以了，你坐美国的军舰、美国的飞机什么意思？迫不得已，苏联就得打中共这张牌。所以到了长春机场，美国飞机下不来，为什么？他把机场交给共产党了，说你赶快，要不然国民党就下来了。等国民党走了又把共产党给赶走了，还是去农村待着吧。军舰也是，国民党军队坐着苏联军舰来，登陆了，赶快通知共产党，说国民党马上来，你们赶快进入阵地，他就跑了。国民党登陆不了，这边老是开炮，说怎么回事？不知道，可能是土匪吧。
结果折腾一阵，后来还是没有挡住，国民党的飞机、海上（不行），就从陆地上走。国民党新一军、新六军都是从陆地上一步一步往北开，挡不住，全是美式装备。结果四平一战打不过。这个时候马歇尔来调停，苏联也希望别打了。中共最后提出一个，干脆我们建立一个东北自治共和国，由中共领导，中共把河北、山东苏北根据地全部放弃。很像日内瓦会议解决越南问题，17度线。结果美国也觉得可以。苏联当然赞同。苏联不赞同，美国提不出这个方案，就是蒋介石不同意。蒋介石太过高的估计自己，他认为三个月共产党就完了，我刚丢了一个外蒙古，再丢一个东北，还算领袖吗？不行，坚决不干，不干就打。结果打输了。共产党一进关就出了问题，过了长城就不是苏联的势力范围。在东北没有问题，美国也不会干预，但是在中原打起来，苏联管还是不管。这个时候苏联和美国思路完全一样，苏联不想管，他怕苏联管了美国有借口出兵，本来美国军队，青岛都有，是派增兵、空军来，这不成了苏联和美国在中国打仗。美国其实也不想干预这事，美国担心的是，如果我去了苏联就有借口出兵了，关键是美国跟苏联都不想在亚洲这里碰撞。所以给了共产党机会，中共就把蒋介石打败了，打败了以后问题更大了。
1949年年初，基本上大局已定，国民党三大主力都被消灭了。百万大军陈兵长江，过去有一个说法不对，说斯大林阻止中共过江，其实不是，来来往往的电报都公布了，其实不是阻止中共过江，只是当时国务院提出和谈，他不想让美国主导和谈，而让苏联来主导和谈，因为到12月苏联已经做了基本判断，美国不会进行军事干预，如果要干预早就干预了，现在国民党主力都没有了，美国人来干什么，不会来。但是很可能美国要政治干预，如果共产党拿了天下，美国跟共产党勾搭起来对苏联就是威胁，东北美国都要染手。所以斯大林主要目的不是阻止中共过江而是阻止美国主导国共和谈，所以他给毛发了电报，说我接到电报照会，他们要和谈，你不能让美国人来，所以我给你起草了一个电报，你把电报发出去。他给毛泽东起草了电报，谁都能调停，就是美国不行，而且我们主张是由苏联调停受。这么一封报告。没成想毛泽东根本就不想谈，谈什么谈，我过了长江天下就是我的了，我谈什么。所以他给斯大林回了一个电报，说没什么，和平谈判那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阴谋诡计，是人都看得出来，这事你还不明白？我给你起草一个回电，你就这么答复国民政府，他替斯大林起草了一个回电，说苏联不干涉别国内政。斯大林一拿哭笑不得。领导苏联世界革命这么多年，哪有人给我起草电报。但是这个时候主动权在中共手里，中共势大，所以他没有办法，你理解错了，不是说非让你和谈，只是和谈的旗子你应该抓过来，你只要提一些他们不能接受的和谈条件也谈不成，你想打过江就过江。毛泽东一看这个电报也顺坡下，既然这样没有问题，我已经提了八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惩治战犯，第一个战犯就是蒋介石。后来这个事就过去了。
过去以后斯大林就嘀咕，毛泽东究竟是什么人？从1947年毛泽东就发电报给斯大林，三番五次，一直到1948年11月三番五次要去莫斯科见斯大林，斯大林就不让他来，为什么不让他来？他怕担任，中共革命马上就要胜利了，你这个时候到莫斯科不就是告诉人家这个事是我做的。这会更不能让他来，不了解这是什么人呀。米高扬去一趟，就有米高扬秘密访问西北坡，1949年2月，这个结果非常好，中共和米高扬所有的谈话记录和斯大林来往的记录都解密，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又能做事又会说话，涉及到中共利益的寸步不让，但是到这会好话说尽，你看这谈话记录就是吹，吹苏联，说苏联走过的路就是我们要走的路，中共共产党就是要跟着苏联走，你们让我们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我就是斯大林同志的学生。这话说了三遍。所以米高扬一反馈，斯大林觉得还不错，所以苏联真正决定要跟中国共产党结盟，就是米高扬回去以后。一个证据就是，原来苏联对中国的援助都是党的系统决定，你看档案全部是在党的会议上做决议，政府从来不干预这事。因为你不是政府部门，你是在野党，但是1949年4月，苏联部长会议做了决议，援助中国政权。说明苏联也开始公开化。但是当时毛泽东并不知道，我说了这么多好话，米高扬也没有表态就走了，斯大林是接受我还是不接受？所以就说你刘少奇你赶紧去一趟莫斯科，咱们也秘密访问。后来历史上这个事闹了很大的误会，因为档案没有解密，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刘少奇什么时候去的，但是都知道毛泽东6月30号发表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宣言，这个都知道，但是什么因果关系呢？大家不清楚，后来1949年写回忆录，说刘少奇是7月4号去，就是毛泽东宣布向苏联一边倒以后刘少奇去的莫斯科，因果关系就是中国先向苏联一边倒，然后刘少奇再去征求苏联的意见。其实不是，刘少奇是4月27号去当天晚上就跟斯大林谈了，谈得结果非常好，斯大林说刘少奇有什么要求，说。刘少奇要钱要枪要炮要海军、空军，开了一大单。斯大林说没有问题，我都给你准备好了，要什么给什么。第二天4月28号刘少奇把电报发给毛泽东，谈得非常好，斯大林完全接受了我们，这样毛泽东才下了决心发表一边倒的宣言。
这个当中还有一个事，美国人当时也在探中国共产党是跟着苏联还是不跟他走，还是怎么着，也想摸这个情况。南京解放的时候司徒雷登没有走，周恩来当然知道什么意思，所以他就派黄华去跟司徒雷登接触，而且告诉司徒雷登你到北平有可能见到中共的高级领导人。不知道为什么司徒雷登没有把这个事告诉白宫，我查了他的日记还有很多美国档案。（周恩来）也可能觉得传话可靠真实还是怎么样，不是直接跟他说，托人传话。所以23号他要回国述职时，黄华给周恩来发了电报，说司徒雷登要回国了，上次跟他说来北京的事，他也没有回音，是不是再问问他。他走之前让他来一趟。时间是6月23号，毛泽东亲自在周恩来的回电上加了一句，请转告司徒雷登还有北上这件事，在适当的时候。那个时候毛泽东也留了一手，当然已经宣布要向苏联靠拢，这个在党内已经讲了，但还是不知道苏联的态度，万一一脚踩空，留一手。回去以后司徒雷登一看这个消息是真实的，马上告诉白宫，让我去北平，去还是不去，美国正好是中期选举，也怕这个事透露出来，做得非常慎重。发了电报以后就跟黄华讲，去也可以（没有得到批准的时候），我不坐火车去，坐飞机，而且要坐美国航班，你们看怎么办？黄华28号把这个电报打过来，结果电报到了周恩来那里，毛泽东已经接到刘少奇的电报，拿到电报一看又加了一句话，告诉司徒雷登爱来不来，来也没有什么好谈的。这个时候6月份中共就已经回绝了美国，已经宣布向苏联靠拢。但是美国人还是有点（想法），他对言论看得不是很重，看实质问题。所以美国内部还在讨论，因为那个时候蒋介石还在重庆、云南，一直到年底，毛泽东到了莫斯科要跟斯大林谈，但是都没有结果、没有音信。因为毛去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废除1949年条约，就要重新签订条约，斯大林不干，不干就不走了。所以所有共产党领导人都走了，就毛泽东住在那里不走，他也不出门，一天到晚看电视。所以美国人觉得这又是机会，29号最后安全委员会讨论，决定放弃蒋介石。当时美国军人一派意见，美国国务院一派意见，军人主要是军事角度，觉得台湾不能丢，台湾得在美国人的控制下，所以得保护国民党，但是艾奇逊说不能这么看，关键不是台湾归谁，而是中共跟谁，说美国在亚洲的敌人是苏联，不是中国人，以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分裂中苏，让中共靠近美国，或者让他中立。怎么办？很容易，你把蒋介石卖了，就完了。毛泽东现在最想统一台湾，让他统一就可以了。这样杜鲁门就在（1950年）1月5号发表了宣言，1月12号艾奇逊发表讲话，他和彭斯的讲话差不多，我们对中国人多好，历史上怎么样。我们只有租界地，又没有八国联军，谁欺负你们，你们150万平方公里土地谁给夺走了，谁在新疆给你们捣乱，谁把外蒙古捣鼓出去的。就刺激了斯大林，美国的想法想要离间中苏，但是他刺激的是斯大林，斯大林本来不想答应毛泽东这些条件，最后没有办法都答应了。所以签了一个新条约，而且按照中国的要求，1952年要归还旅顺港，条约签订之日起归还大连港，1952年还要归还中长铁路，所以中美关系很有意思。
美国人反而帮了中国的忙，但是他帮了中国的忙又导致另外一个结果，帮了忙以后这个中苏条约就签了。签了以后美国又变了，本来想拉中国没有拉着，给推出去了。中苏同盟条约一签，美国一看坏了，整个世界格局就发生了变化。原来共产党的势力在欧洲，现在到了亚洲，而且到了太平洋边上，而且跟美国面对面。所以1950年4月份美国确定了一个新的战略方针，国家安全委员会68号文件确定的，全面围堵。原来在欧洲遏制，现在在亚洲。在这种情况下从大的格局来看，美国已经做好了准备，只要共产党在任何一个方向上闹事都是一个危机。其实朝鲜战争是非常偶然的，朝鲜战争、中共打台湾、越南胡志明都一样，美国都会反击，为什么？4月份已经确定，而且美国顾问又回到台湾，这都是在朝鲜战争之前发生的事，如果朝鲜战争不爆发可能冲突会推迟，但是美国的政策已经定了，那就是看社会主义阵营有没有动作？果然有动作，就是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的爆发，我们看亚洲冷战，是以热战的面目出现。先是朝鲜战争，后来，又是越南战争，又是金门，全是热战。亚洲朝鲜战争的爆发大的背景是美苏已经全面对抗，但是导火索不是美苏之间的事，而是中苏之间的事。是因为斯大林丢掉了旅顺和大连、中长路以后，又不能不跟中国签订条约协定，所以只能想一个办法就是既保证跟中国的同盟关系，又能维持住在远东地区的出海口和不动港。怎么办？在远东制造紧张局势。为什么做这个判断，也是中国提供的一个启示，周恩来递给斯大林的方案有一条，前面是讲你要归还什么。最后一条如果远东地区发生战争或者战争危险，苏联军队可以继续留在旅顺港，1月26号周恩来把这个方案交给苏联人。1月28号苏联回复同意了这个方案。背景就是刚才说的美国的压力。同时苏联又加了一个补充议定书就一句话“如果远东地区发生战争或者有战争危险，苏联军队可以沿中长路自由调动”，最后中国同意了。说明什么，结果是什么？中苏同盟条约按照中国的意见签了，但是这个时候如果远东地区出现了紧张的局面、战争的局面，我们可以不履行这个协议，苏联还可以继续留在旅顺港、中长路仍然由苏联控制，这就是朝鲜战争爆发的导火索。1月28号苏联把这个方案交给中国以后第三天，1月30号斯大林给金日成发了电报，“我同意你的情报，但是这件事你到莫斯科来我们仔细商量”。在此之前斯大林都不同意，金日成三番五次要开战，要这个要那个，毛泽东不同意，斯大林也不同意，毛泽东甚至跟斯大林说，把这个小子换了算了。但是30号斯大林就突然改变了主意。后来朝鲜战争爆发。现在来看朝鲜战争爆发是亚洲冷战的一个标志，其实起因是中苏同盟，如果中国不跟苏联结成同盟，美国整个亚洲战略不会发生变化，按照原来的计划。很多人说，是不是美国人也在讨论是不是失去了机会。回过头来说，中共很难做出（决定）要跟美国合作，如果是1944年可以，1944年真有机会，结果美国人没有抓住，“迪克西”使团到延安的时候，毛泽东话都说到家了，跟美国人讲，我们要跟美国学习，别看我们是共产党，我们现在不搞社会主义。我们所有的政策没有一件是美国企业家不能接受的，我们共产党的目的跟美国总统林肯一样就是解放黑奴。当时中国战区蒋介石跟史迪威矛盾特别大，朱德说中国战区特别需要统一智慧，而且最好由美国人指挥，美国一听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强多了。中国共产党还说希望美国在延安建个使领馆，办签证就方便了。但是这个机会美国没有抓住。1949年中共已经没得选择。他又不了解，我刚才说的是这些档案已经解密了很清楚，所以历史学家都是事后诸葛亮，他不知道当时这个事情，他知道的就是美国人支持蒋介石打内战，要消灭共产党，苏联跟美国势不两立，如果不靠中国共产党何以维持政权。亚洲的冷战归根到底是因为苏联确定了方针以后，把中间地带——中国、朝鲜都是中间地带，把中间地带裹胁进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就使得冷战在全球爆发。
回过头来归纳一下，可以看出来在这个过程当中，冷战主动方面是美国，这个不错。但是苏联很多应对的方略失策，还有当时的状况是因为他没有进入到这个体系。很容易，现在中国跟当年苏联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就是中国现在跟美国在一个国际体系下，不管是安全问题、贸易问题、金融、期货等等，所以在一个体系运作，要想分开谈何容易，斯大林当年跟美国就是谈恋爱、谈两年没有谈成，两个人分手了，现在您跟美国领了结婚证，想离婚，哪那么容易。这房子归谁、汽车归谁？搞不好还有两个孩子呢。真是这样。所以美国人想打中国人一拳，不知道哪一拳打到自己身上。所以现在中国和美国状况，要真正进入冷战还有日子。至少得做清楚的切割才行，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就给中美两国领导人留下一个思考的空间、时间，好好想想是不是真要走到这一步，真到这一步对谁有好处？
谢选骏指出：黃俄胡問——斯大林是如何掉进“修昔底德陷阱”的？黃俄胡説——战后苏美从合作走向对抗的路径和原因……
至於我看——斯大林不过是罗斯福一手扶植的國際打手。但是罗斯福患有梅毒，变成了脑残，结果行为失控，让打手平起平坐，变成了犯上作乱的国际歹徒，拿走中华民国的蒙古不夠，还要继续横行霸道，圈禁了东欧和东亚。
【76、斯大林用白得的美元把自己的政权给撑死了】
《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读书频道 2014-07-28）报道：
[美]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
译者：李晓江
弗拉季斯拉夫·祖博克（Vladislav M. Zubok），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史教授，著名的冷战与苏联—俄国历史学家，曾获得莱昂内尔·盖尔伯与马歇尔·舒尔曼奖（Lionel Gelber and Marshall Schulman prizes）。代表作包括《失败的帝国：从斯大林到戈尔巴乔夫》《日瓦戈的孩子：俄国最后的知识分子》。祖博克作为顾问参与了获得巨大成功的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制作的24集纪录片《冷战风云录》（Cold War）。
译者简介
李晓江，北京大学哲学博士。爱书。教书、读书之余，亦以译书为乐。
内容简介
通过说明克里姆林宫领导人和苏联精英们的利益、抱负、幻想、恐惧以及误解，祖博克对这个20世纪最大的僵局提供了一种苏方的观察。除其他资源之外，他还利用最近解密的政治局记录、密码电报、日记和谈话录音，使本书成为从苏方出发对冷战进行完整地描述的第一部英文著作。《失败的帝国》呈现出的历史与西方胜利者所写的大不相同。
媒体评论
“这是一本既适合专家也适合有着广泛兴趣的人阅读的书……它应该会重新激发起对于苏联解体原因的严肃讨论。”——历史图书俱乐部（History Book Club）
“这本书中发人深思的描述也许是迄今为止有关冷战中苏联一方写得最为全面和扣人心弦的。”——《弗吉尼亚评论季刊》（Virginia Quarterly Review）
“祖博克的书确立了用来衡量未来历史研究的重要标杆。”——长谷川毅（Tsuyoshi Hasegawa），《外交与国际关系史圆桌评论》（H-Diplo Roundtable Reviews）
“这是苏联一方有关冷战史的最好的书。祖博克的分析远不止是一种概要性的叙述，而是以最前沿的历史研究为基础的。他利用了最新获得的原始资料并对它们作了极其敏锐的解读。”——威廉·陶布曼（William Taubman），安默斯特学院（Amherst College）
“（它）利用了新的重要的原始资料，但也为影响双方政策形成的因素提供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研究路径。”——《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目录
中文版序
序言一
序言二
1. 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苏联人民和斯大林，1945
2.斯大林的冷战之路，1945-1948
3.德国的僵局，1945-1953
4.克里姆林宫的政治斗争与“和平共处”，1953-1957
5.赫鲁晓夫的核教育，1953-1963
6.苏联的国内战线：最初的裂隙，1953-1968
7.勃列日涅夫与缓和之路，1965-1972
8.缓和的衰退与苏联的扩张，1973-1979
9.老近卫军的谢幕，1980-1987
10.戈尔巴乔夫与苏联的终结，1988-1991
结束语
缩略语
注释
参考文献
索引
精彩书摘 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苏联人民和斯大林，1945
当时，罗斯福相信俄国人会点头哈腰地向美国乞讨，因为俄国是个穷国，没有工业，没有面包。但我们不这么看。我们的人民已经为牺牲和斗争做好了准备。——莫洛托夫，1976年6月
我们不是被情绪牵着走，而是遵从理性、分析和计算。——斯大林，1945年1月9日
1945年6月24日早晨，红场上大雨如注，但数万名苏军精锐部队的士兵对此几乎浑然不觉。他们军容整肃，准备列队通过广场，庆祝对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胜利。十点整，骑着一匹白色牡马的格奥尔吉·朱可夫（Georgy Zhukov）元帅出现在克里姆林宫门口，发出胜利阅兵开始的信号。在庆祝活动的高潮，佩戴军功章的军官们把缴获的两百多面德军军旗掼在列宁陵墓的基座上。阅兵的盛况让人印象深刻，但也会让人产生误解。实际上，尽管胜利了，但苏维埃巨人已是精疲力竭。“斯大林的帝国是靠无数苏联人的流血牺牲赢得的，”英国历史学家理查德·奥弗里（Richard Overy）认为。究竟流了多少血，军事历史学家和人口学家还在争论。与西方通常的看法相反，苏联的人力储备并不是取之不竭的；到二战的尾声，苏军的人力资源跟德军的一样极为紧张。难怪苏联的领导层和专家对纳粹入侵给苏联造成的财产损失锱铢必较，却害怕公开人员伤亡的真实数字。1946年2月，斯大林说苏联损失了700万人。1961年，尼基塔·赫鲁晓夫把该数字“升级”到2000万。1990年以来，经过官方调查，人员损失的数量已经上升到2660万，其中穿制服的人员有866.84万。但即便是这个数字，现在仍有争议。一些俄罗斯学者声称该统计并不完整。事后看来，苏联对纳粹德国赢得的真是一场皮洛士式的胜利。
处于战争与和平之间的苏联人民和斯大林，1945
巨大的战斗损失和平民损失既是由于纳粹的入侵与暴行，也是由于苏联的政治和军事领导层采取的总体战策略。苏联在进行这场战争时从头至尾都表现出对人的生命的惊人漠视。相形之下，美国在欧洲和太平洋这两个战场上的总的人员损失也不超过29.3万人。
苏联解体后得到的证据证实了美国情报机构早先认为苏联经济薄弱的估计。当时官方估计的总损失为6790亿卢布。按照这一估计，该数字“超过了英国或德国的国民财富，是美国总的国民财富的1/3”。与对人员损失的估计一样，对物资损失的估计也同样巨大。苏联后来的测算估计战争的代价是2.6万亿卢布。
新的证据表明，当时绝大多数苏联官员和人民并不想与西方对抗，而是更愿意集中精力进行和平重建。然而，就像我们知道的那样，二战结束后，苏联在东欧的行为是蛮横的。在中东和远东，苏联也竭力想获得军事基地、石油特许权和势力范围。所有这一切，连同意识形态的说辞，逐渐使莫斯科与美、英两国发生对抗。一个元气大伤、满目疮痍的国家怎么可能对抗得了西方呢？苏联的国际行为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国内外因素呢？斯大林的目标与战略又是什么呢？
胜利与宿醉
对苏联的公众来说，抗击纳粹的战争有一种解放作用。在20世纪30年代，不问青红皂白的国家恐怖常常模糊了善恶的界限。一个人可能今天是“苏维埃儿女”，明天就成了“人民的敌人”。这种大恐怖给社会造成的麻木不仁在战争的煎熬中消失了，许多人又开始了独立思考与行动。人们在战壕中再次建立起了同志友爱和彼此的信任。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就跟一战时的欧洲各国一样，苏联也出现了“前线的一代”或者说“胜利的一代”。这些人属于这样一个群体：他们满足了在国内难以得到满足的对友谊、团结、合作的需要。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他们一生最重要的体验。
战争还有其他深刻的影响。在苏联1941~1942年的大后退期间，官方的无能、失误、自私和谎言，削弱了党政机构以及许多官员的权威性。东欧的解放让许多人摆脱了苏联那种患有恐外症的环境，第一次看到了别样的世界。战争的牺牲证明了在志愿参军的青年知识分子最优秀的代表中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价值。反抗纳粹主义的正义之战的精神以及国外的经历，使他们梦想着政治与文化的自由化。苏联与西方民主国家的结盟似乎让人看到了开始注重公民自由与人权的希望。即便是那些头脑冷静的名人，也有了相同的梦想。在与记者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的交谈中，作家阿列克谢·托尔斯泰（Alexei Tolstoy）想知道：“战后会怎样？因为人民已今非昔比。”曾经属于斯大林小圈子的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在20世纪60年代回忆说，许多从西方归来的苏联人都 “变得不一样了，眼界开阔了，要求也不同了”。当时到处洋溢着一种新的感觉：觉得应该得到当局更好的对待。
1945年，苏军中有一些受过教育、思想高尚的军官，感觉就像“十二月党人”一样（从对拿破仑的战争中回国的、受政治自由主义思想浸染的优秀的俄罗斯青年军官，后来成了 “十二月党人”，即反抗独裁统治的武装叛乱的组织者）。他们中的一个人回忆说：“当时在我看来，就跟1812年战争后一样，继伟大的卫国战争之后，必然也是社会与文学的活泼泼的复兴，而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参与到这场复兴之中。”这位年青的战争老兵期望国家“不只是用免费的乘车券，而是用更大的信任和更多的参与权”来回报他们的苦难和牺牲。在他们当中就有未来的自由思想者——他们将参与斯大林死后社会文化的“解冻”，并将最终成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支持者。
战争的体验对于塑造苏联人国家认同的影响，超过了自俄国革命以来的任何事件，而这对于俄罗斯族人来说尤其如此——他们的国家意识相对于苏联的其他族群而言，一向相当淡漠。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人成了党政官僚系统中新成员的主体，俄罗斯的历史也成了官方新的爱国主义思想的支柱。电影、小说和历史书籍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描写成俄罗斯帝国的继承者。大公与沙皇，也就是这个大帝国的“聚拢者”，取代了英雄万神殿中“国际无产阶级”的位置。但是，正是德国的入侵让俄罗斯人对国家团结有了新的认识。尼古拉·伊诺泽姆采夫（Nikolai Inozemtsev），炮兵情报军士和莫斯科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学院未来的院长，1944年7月在日记中写道：“俄罗斯人前途无量，他们属于世界上最有才能、最有天赋的民族。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家，尽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缺点和离经叛道的行为。”在胜利日这一天，他写道：“我们所有人的心中都洋溢着自豪与喜悦：‘我们俄罗斯人无所不能！’现在，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而这是我们未来安全的最好保证。”
战争也暴露了苏军各种丑陋和被压抑的方面。斯大林主义不仅使苏联人民深受其害，还令他们的体面与正派荡然无存。苏军的许多新兵都曾经是街头的小混混和贫民窟的儿童，从来没有养成文明的城市生活习惯。在数百万苏军官兵越过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德意志第三帝国的边界时，其中有些人就丧失了自己的道德意识，疯狂地抢劫、酗酒、破坏财物、杀害平民和强奸。在德国和奥地利的其他地方，这支军队针对平民和财产的暴行也是一再发生。在战争行将结束的时候，“经历过从斯大林格勒到柏林的战火的那些英雄们的丑行”，让苏联军事记者格里戈里·波梅兰茨Grigory Pomerants（1918~2013），出生于立陶宛维尔纽斯的犹太人，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哲学、文学与艺术学院，参加过卫国战争，后被开除苏共党籍并被捕入狱，斯大林死后因大赦而被释放。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成为著名的异见人士，其哲学著作作为地下出版物被广为传阅。——译者注深感震惊。要是俄罗斯人民在争取公民权利时也表现出同样的干劲就好了。
带有俄罗斯中心论色彩的新的爱国主义，养成了一种优越感和自以为是的残暴。柏林战役奠定了俄罗斯人这种新的伟大感的基础。战无不胜的新神话压抑了对刚刚过去的浴血厮杀的记忆（从军事角度来看，这种记忆没有必要），压抑了对针对平民的暴行的记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许多人心甘情愿的——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都一样。战争老兵、作家维克托·涅克拉索夫（Viktor Nekrasov）回忆说：“胜利者不受审判。我们当时原谅了斯大林的所有罪行！”几十年来，许多战争老兵一直把胜利日当作国家的节日来庆祝，他们中有许多人都是把斯大林当作领导他们取得战争胜利的人为他干杯。
在现实生活中，战争造成的种种积极和消极的影响都混杂在一起，很难把它们分开。从欧洲带回家的小饰物、衣服、手表等战利品，与租借法案提供的美国产品有着相同的效果。它们让俄罗斯军人、工人及其家属进一步意识到：与国家的宣传相反，他们并不是生活在可能生活得最好的世界中。同样还是这些公开抢掠和骚扰欧洲平民的战争老兵，对内务部和 “间谍死神”这两个令人生畏的秘密警察机构的官员也开始不放在眼里。他们中有人当众质疑官方的宣传人员，而且在党的会议上也不愿再保持沉默。大量的报告提到：官兵与地方当局发生冲突，甚至散发传单，号召“推翻不公正的政权”。“间谍死神”的报告说，有些军官发牢骚，“要把社会主义妓院炸上天”。在驻奥地利、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军中，这种情绪特别明显。
这种反叛的情绪从来没有变成反叛的行动。在竭尽全力打赢了战争之后，多数老兵在社会中又陷入了麻木，并试图让自己适应日常的生活。波梅兰茨回忆说，“1946年秋，许多复员的官兵都丧失了他们的意志力，变得懦弱了”。在战后生活中，他认为，“我们所有人，连同我们的军功章、奖章和嘉奖，都变得一文不值”。在农村，在小镇，以及在城市的贫民区，许多人变成了酒鬼、懒汉和窃贼。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等大城市，那些未来会成为领导人的年轻老兵们发现，参加党的工作是他们在社会和政治上实现自己抱负的唯一出路。有些人选择了这条路。另外也有许多人通过紧张的教育以及青年人喜欢做的事情即恋爱和娱乐找到了逃路。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消沉是由于许多老兵在回家后感受到的震撼与疲惫。刚从军队复员不久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Yakovlev），未来苏共统治机器中的一分子和戈尔巴乔夫的支持者，站在自己家乡的火车站，看着把苏联人的战俘从德国运往西伯利亚的一节节车厢，突然开始意识到苏联生活中其他残酷的现实：挨饿的儿童、把农民的粮食充公、稍有违法就要坐牢。“越来越明显的是，所有人都撒了谎，”他回忆道——这指的是有关民众在战后的优越感和必胜信念的宣传。另一位老兵、未来的哲学家亚历山大·季诺维耶夫（Alexander Zinoviev）回忆说，“事实证明，国内的情况要比我们根据道听途说想象的差多了，［与国外的苏联占领军在一起的］生活太舒服了。战争把国家完全给吸干了”。战争给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农村带来的灾难尤为深重，有些地区失去了过半数的“集体农庄的农民”，而且大多是男人。
当时，美国的退伍军人一般都能找到较好的出路并重新融入国内的家庭生活。与他们不同，苏联的战争老兵回去后要面对的是被毁掉的生活中的无数的悲剧、伤残者的痛苦和许许多多的孤儿寡妇的破碎的生活。官方承认的有生理或心理障碍的“伤残退伍军人”就有近两百万。就连表面上很健康的老兵，也由于莫名其妙的疾病而垮掉了。医院里挤满了年轻的病人。
战后的苏联人民渴望和平与稳定。在苏联的城市和农村，人们普遍厌倦战争和军人的价值观。20世纪30年代后期曾经激励过年轻人尤其是受过教育的年轻人的那种沙文主义和浪漫的爱国主义不见了。与此同时，患有恐外症的文化与有关受到敌对势力包围的斯大林主义神话，在群众中依然根深蒂固。普通公民往往会相信官方的宣传，认为当前的生活之所以没有得到改善，战争的结果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原因在于西方盟国。最重要的是，要想把在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就已经开始的“悄悄的去斯大林化”继续下去，苏联人民既没有精力，也没有这样的习惯。他们中有许多人对伟大领袖斯大林的敬畏要比以往更甚。特别是俄罗斯人，他们未能把自己在战争期间表现出的惊人的国家意识，转变为一种关于个体自尊和公民自主行动的文化。对俄罗斯社会中的许多人来说，二战的胜利与大国观念、集体荣耀以及对死者的仪式化的悼念活动是永远联系在一起的。当冷战开始的时候，民众的这些情绪就可以为斯大林所用。它们有助于他推行自己的对外政策并在国内消除潜在的不满与异议。
“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的诱惑 苏联的精英们觉得，这场胜利是他们共同奋斗的结果，而不只是由于斯大林的领导。１９４５年５月２４日，在为红军指挥官举行的盛大宴会上，这种情绪可以说十分明显，而斯大林似乎也默认了。内务部特工和战时游击运动的组织者巴维尔·苏多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回忆说：“他看着我们这些年轻的将军，就像是他抚养大的一代，像是他的孩子和他的继承人。”斯大林会不会像他在战争中学会去依靠他们那样，同意与这个新的统治阶层（这些由党任命的高级干部）一起去治理国家呢？
与此同时，这场胜利以及苏联向欧洲心脏地带史无前例的推进，也使得精英们与斯大林之间的纽带变得更加牢固。米高扬回想起自己因战时在斯大林周围再次出现的同志般的合作关系而感到的喜悦。他当时相信，不会再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种血腥的清洗了。他回忆说，那些与斯大林一起共事的人，“又一次”对他有了好感并信任他的判断力了。军界、政界和经济界的其他许多官员也有同样的感觉。作为军政官员中的多数，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化的人，不仅把斯大林当作战争领袖，也把他当作国家领袖来尊崇。在战争期间，“大国”（derzhava）这个字眼进入了官方的词汇。电影和小说颂扬那些面对内忧外患建立了强大的俄罗斯国家的俄罗斯大公和沙皇。就在同一次宴会上，苏多普拉托夫写道，斯大林提议“为俄罗斯人民的健康”干杯。斯大林赞扬了俄罗斯人对其政权的无与伦比的坚忍与忠诚。俄罗斯人用他们“清醒的头脑、坚定与忍耐”做出了伟大的牺牲，因而成为“确保这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胜利的决定力量”。所以，斯大林首先提拔的不是所有苏联官员，而是俄罗斯人。
当时在苏联新的边境地区，尤其是波罗的海地区和乌克兰，开展了俄罗斯化运动。这不仅意味着文化上的压力，实际上，还有几十万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爱沙尼亚人和西乌克兰人被强制流放到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数万名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和讲俄语的东乌克兰的移民占据了他们的房屋。秘密警察以及卷土重来的、牧首由国家控制的东正教，采取措施争夺信奉天主教的边境地区以及乌克兰的服从教皇权威、受梵蒂冈控制的东仪天主教的牧区。
俄罗斯人取代非俄罗斯人，尤其是犹太人，被提拔进国家机器中最关键最敏感的部门。在战争期间，斯大林的统治机器发现，就如同尤里·斯列兹金（Yuri Slezkine）说的那样，“作为苏联民族之一的犹太人，现在成了一个异族族群”，他们在国外的亲属太多。这也就意味着，以犹太人居多的苏联知识分子，“并不是真正的俄罗斯人，因而也不完全是苏联人”。甚至在苏军在波兰发现纳粹的灭绝营之前，苏联主管宣传的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Alexander Scherbakov）就按照斯大林的命令，发动了一场秘密的运动，为的是从党和政府中“清除”犹太人。犹太人在战争中的英勇事迹和纳粹屠杀犹太人的骇人听闻的证据，都被禁止公开。许多苏联公民都开始把犹太人看作懦夫，向后撤退时跑在最前面，到前线去就落在最后面。由于得到了官方的怂恿和支持，基层的反犹情绪便像火一般蔓延开来。战后对国家机器中犹太人的有计划的清洗，迅速蔓延至整个苏联的公共机构。
从长远来看，对传统的象征与习俗的操纵以及官方反犹主义的兴起，对斯大林主义的国家来说有很大的风险。俄罗斯人歌颂伟大领袖，但乌克兰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就会觉得受到轻视，甚至可以说受到冒犯。许多官员和公众人物，不管是不是犹太人，都觉得这个国家的反犹主义对自己的共产主义的“国际主义”信念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斯大林对民族主义情绪的操纵将导致苏联官僚系统核心部分的分裂，只是那要到很久以后才会看出来。
大国沙文主义和扩张主义倾向构成了克里姆林宫的领袖与苏联精英之间的另一条共同的纽带。在取得斯大林格勒的胜利之后，苏联在各大国的同盟中唱起了主角，这让苏联许多高级干部都有点忘乎所以。就连伊万·麦斯基（Ivan Maisky）和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这样的老布尔什维克，也开始用帝国主义扩张的腔调说话了。他们计划建立苏联的势力范围，并获取海上战略通道。1944年1月，麦斯基写信给斯大林和外交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认为苏联在战后必须把自己摆在这样一个位置：要让欧亚国家无论怎么联合都“不可能”对苏联的安全构成威胁。麦斯基建议从日本那里吞并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他还提出，苏联在芬兰和罗马尼亚要有“足够的陆、海、空军事基地”，而且要拥有经伊朗进入波斯湾的战略通道。1944年11月，李维诺夫交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一份备忘录，认为苏联战后在欧洲的势力范围（没有说明“势力”的性质）应当包括芬兰、瑞典、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国家以及土耳其”。在1945年的6月和7月，李维诺夫提出，苏联应该向英国传统的势力范围渗透，如苏伊士运河地区、叙利亚、利比亚和巴勒斯坦。
前第三国际总书记、如今负责苏共国际情报部的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Georgy Dimitrov）认为，苏联红军是比革命运动更重要的历史工具。1945年7月底，当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波茨坦与西方领导人谈判的时候，季米特洛夫和他的副手亚历山大·帕纽什金（Alexander Panyushkin）写信给他们说：“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中东国家的重要性不断增加，因而迫切需要我们的密切关注。我们应当主动研究这些国家的状况，并采取一定的措施维护我国的利益。”
苏联官员中的“社会主义的帝国主义”倾向与斯大林的意图及野心有重叠之处。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将利用这种倾向，因为他在战后要把苏联继续建设成军事超级大国。
对于多数苏联官员来说，斯大林关于所有斯拉夫人必须团结起来、防止将来德国威胁卷土重来的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话，是很有吸引力的。当坦克工业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马雷舍夫（Vyacheslav Malyshev）听到斯大林在1945年3月讲到“新的斯拉夫主义和列宁主义者”的时候，他在自己的日记中激动地写下了“未来几年的完整的纲要”。革命前的泛斯拉夫主义的新版本在莫斯科的官员当中迅速流传。由国家赞助的泛斯拉夫人委员会主席、俄罗斯人亚历山大·古德罗夫将军（Alexander Gundorov），计划在1946年初召开首次斯拉夫人代表大会。他向政治局保证说，群众性的“新的斯拉夫人运动”已经开始了。苏共中央机构中负责监督泛斯拉夫人委员会的列昂尼德·巴拉诺夫（Leonid Baranov），把俄罗斯人说成是波兰人的老大哥。莫洛托夫一直到死都把俄罗斯人看作唯一“内心里”想干“大事”的民族。许多俄罗斯官员逐渐模糊了苏联出于意识形态和安全原因而进行的开疆拓土和扩张势力与俄罗斯传统的大国沙文主义之间的区别。
在被占领的欧洲，对于苏联许多军事指挥官和其他高级官员来说，帝国主义就是谋取私利。他们把布尔什维克提倡的谦逊和对财产的厌恶抛诸脑后，像16世纪的西班牙征服者那样聚敛战利品。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把他在俄罗斯的几个家都变成了博物馆，里面有珍贵的瓷器、皮毛、绘画、天鹅绒、黄金和丝绸。空军元帅亚历山大·戈洛瓦诺夫（Alexander Golovanov）把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家的乡间别墅给拆了并空运到俄罗斯。“间谍死神”的伊万·谢罗夫（Ivan Serov）将军私吞了无主的金银财宝，里面据说有比利时国王的王冠。［38］苏联的其他元帅、将军和秘密警察的头头脑脑们，也都往家里成飞机地运送女人的内衣、餐具和家具，还有黄金、古董和绘画。苏联人——主要是指挥官和官员——在占领之初浑水摸鱼，从德国运走了10万车皮的各式各样的“建材”和“家居用品”，其中包括6万架钢琴、45.9万台收音机、18.8万张地毯、将近100万件“家具”、26.4万架壁钟和立钟、6000节车皮的纸质材料、588节车皮的瓷器和其他餐具、330万双鞋、120万件大衣、100万顶帽子，以及710万件外套、外衣、衬衫和内衣。对苏联人来说，德国就是个他们在那里无须付账的大卖场。
战争给苏联人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和巨大的伤亡，所以，即便是不怎么贪财的官员也认为，战后从德国及其卫星国获得赔偿是理所当然的。处理战争赔偿问题的苏联特别工作小组的负责人伊万·麦斯基，1945年2月在途经俄罗斯和乌克兰前去参加雅尔塔会议时，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一路上到处都是战争的痕迹：两旁的残垣断壁、东倒西歪的围栏、烧毁的村庄、破裂的水管、砖头瓦砾和被炸毁的桥梁。”麦斯基认为，由于苏联人民遭受的苦难，所以有理由要求获得更高的战争赔偿并把德国的工业设备运往苏联。还有一种看法是，由于苏联的巨大损失，所以它在战后的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行为也是合理的。在列宁格勒，秘密警察的线人报告说：有一位哲学教授讲，“我不是个沙文主义者，但在我们受了那么大的伤亡后，波兰的领土问题，以及我们与邻国的关系问题，我就很关心了”。后来，人们最喜欢摆出这条理由，以证明苏联在东欧的统治地位和对邻国的领土要求是合理的。
历史学家尤里·斯列兹金把斯大林的苏联比作一套“共有的公寓房”，所有的主要民族（“资格”）都拥有单独的“房间”，但包括军队、安全及对外政策在内，都属于“共享设施”。然而，就像在现实生活中苏联的公寓居民都会在他们对集体主义精神的口头忠诚背后隐藏着自己的特殊利益一样，各个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也是如此。实际上，他们都把二战的胜利看作通过损害邻国来扩张自己疆界的契机。在苏联官员中，那些乌克兰、白俄罗斯、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人，也滋生了一种夹杂着民族主义目的的帝国主义渴望。苏共高级干部中乌克兰人的数量与地位仅次于俄罗斯人。1939年，在苏德条约签订之后，西乌克兰成了苏联的一部分，他们对此欢欣鼓舞。1945年，斯大林吞并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鲁塞尼亚（Ruthenia）和布科维纳（Bukovina），并把它们也划给了乌克兰。共产党政权对乌克兰人民犯下了许多可怕的罪行，尽管如此，乌克兰的共产党官员此时仍对斯大林感恩戴德，因为他把乌克兰的各片领土拢在了一起。斯大林也有意助长这种倾向。有一次，当着俄罗斯和非俄罗斯官员的面，他看着战后的苏联地图满意地说，他把一度在外国统治下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的“自古以来的领土”收回给他们了。
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官员，可能没有扮演民族主义游说团体的角色，但也主张自己的议程，以作为建设伟大苏联的一部分。当苏军打到苏联西部边境地区并完成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统一”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官员就开始说，该从土耳其和伊朗收回“祖辈的土地”，并与居住在那里的同种同源的兄弟团聚。莫洛托夫在20世纪70年代回忆说，1945年，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的各位领导人“想用从伊朗那里得到的土地让自己共和国的领土翻一番。我们还准备对巴图姆（Batum）南边的地区提出主权要求，因为土耳其的那个地方曾经是格鲁吉亚人居住的。阿塞拜疆人想要得到属于阿塞拜疆的部分，格鲁吉亚人要求得到属于格鲁吉亚的部分。而我们想把亚拉腊地区（Ararat）还给亚美尼亚人”。档案的证据显示，当斯大林的战略目标与来自南高加索的苏共官员的民族主义野心协同作用的时候，就产生了更大的效应（参见第2章）。
新的领土与势力范围让苏联官员——不管是不是俄罗斯人——心中滋生了扩张主义和民族主义邪念，这为战后斯大林的在苏联强权之下的世界和平工程提供了它所需要的能量。只要党和国家的精英觊觎邻国的领土并参与对德国的掠夺，斯大林就能比较容易地控制住他们。那些力量若不被帝国的事业所吸收，也许就会起来反抗斯大林主义政权。
苏联与美国 希特勒在1941年6月22日对苏联发动进攻，日本人也在1941年12月7日对美国发动进攻，这让这两个国家第一次走到了一起。苏联得到了一个强大且资源丰富的盟友。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及新政的支持者，成了斯大林在反对轴心国的伟大同盟中的战略伙伴，很可能还是他曾经有过的最慷慨的伙伴。即便当纳粹向伏尔加河两岸推进的时候，罗斯福还邀请苏联成为战后安全共同体的共同组织者。1942年5月底，美国总统在华盛顿的谈判中告诉莫洛托夫，“必须建立一支国际警察力量”，这样才能“在接下来的25~30年内”防止战争。罗斯福继续说，在战后，“美、英、苏这些战胜国必须保持它们的军事力量”，德国以及它的那些卫星国——日本、法国、意大利、罗马尼亚、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必须解除武装”。罗斯福的“四大警察”——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将用武力来维持和平”。这个不同寻常的提议让莫洛托夫非常意外，但两天后，斯大林指示他“立即向罗斯福声明”：总统的提议绝对正确。在总结1942年的苏美谈判时，斯大林特别强调，“就战后成立国际军事力量和防止侵略的问题与罗斯福达成了一致”。
为了避开反苏保守派的宣扬与批评，罗斯福和自己的亲信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以及其他新政支持者，与克里姆林宫保持了正式和非正式的沟通渠道。后来，由于他们表现得特别坦诚，以至于有人声称在新政支持者当中，有人（也许甚至是霍普金斯）实际上就是苏联的代理人。美国政府的这种“透明”以及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特别是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4~12日）上对苏联人显而易见的友好态度，似乎表明他非常想在战后保持长久的伙伴关系。
作为政府部门形形色色的精英中的代表，苏联官员对美国这个盟友的态度是复杂而且往往是矛盾的。长期以来，美国一直让有技术头脑的苏联精英心怀敬意。他们从20世纪20年代起，就立志要把俄罗斯变成“一个更美好的新美国”。苏联的工业管理者和工程师经常把泰勒主义和福特主义［得名于弗里德里克·泰勒（Frederick Taylor）和亨利·福特（Henry Ford），他们是有组织的生产技术的最重要的理论家和实践者］挂在嘴上。斯大林本人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还提倡苏联的干部把“俄罗斯人的革命标准”与“美国人的做事方式”结合起来。在1928~1936年的工业化浪潮中，几百名红色主管和工程师，其中包括政治局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到美国学习机器制造、冶金、肉类加工、乳品业等现代工业的大规模生产和管理知识。苏联大批引进美国的技术，例如冰淇淋、热狗、软性饮料和大型百货公司［模仿美国的梅西公司（Macy’s）］的整套技术。
战时的交往，尤其是租借法案提供的物资，证实了一个广泛流传的看法：美国是个具有超常的经济与技术力量的国家。甚至斯大林也对自己身边的人坦言，在1941~1942年，如果美国人和英国人“没有提供租借物资帮助我们，我们就对付不了德国，因为我们的损失太大了”。本来打算给平民的衣服和其他消费品，大部分都被官员私吞了。所剩无几的一点点让领到的人千恩万谢。战时的宣传节目和租借物资还使美国的文化影响力有机会渗透到苏联社会。高级官员及其家人可以看到包括《卡萨布兰卡》在内的好莱坞电影。在美国大使馆，对于西方有能力影响俄罗斯持怀疑态度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承认，“不能低估”放映的电影所产生的善意。在1941~1945年间，数千名苏联军方的官员、贸易代表和情报人员奔波于美国各地。美国生活方式的活力与标准让来访者心中五味杂陈：迷恋、困惑、嫉妒，再加上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在此后的几十年，苏联访问者都对自己的美国之行无法忘怀，而且还跟子女和亲戚一起分享他们的印象。
不过，苏联精英对美国和美国人的看法，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己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成见。苏联官员当中很少有人清楚美国政府和社会的运转方式，连那些高级官员也是如此。苏联驻美大使亚历山大·特罗扬诺夫斯基（Alexander Troyanovsky）——他也曾担任过驻日本大使——表达过他的困惑：“如果说可以把日本比作钢琴的话，那美国就是个完整的交响乐团。”苏联官员绝大多数都是在一种排外而恐外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说的是没有办法翻译成其他语言的苏联的“新话”。有些苏联官员觉得，美国的上层社会对待他们——往好里说——有一种屈尊俯就的意味，一种物质与文化上的优越感。率领苏联军事代表团访问美国的总参情报总局（GRU）局长费奥多尔·戈利科夫（Fedor Golikov）元帅对哈里·霍普金斯很生气。后者是罗斯福的助手，也是美苏伙伴关系最坚定的支持者。戈利科夫在自己的日记中把霍普金斯说成是“无耻的伪君子”：“这位大人物的小听差”觉得，“我们这些苏联人在他面前就该像乞丐一样，对主人桌上的残羹剩饭必须耐心等待，千恩万谢”。很久以后，莫洛托夫也表达了他对罗斯福本人的类似的感觉：“当时，罗斯福相信俄国人会低三下四、点头哈腰地向美国乞讨，因为［俄国］是个穷国，没有工业，没有面包——所以他们没有别的办法。但我们不这么看。我们的人民已经为牺牲和斗争做好了准备。”
尽管有了从北冰洋运来的援助，但苏联官员和军方中仍然有许多人认为，美国是在有意拖延，要等到俄国人消灭了大部分德军之后，或者也许是德国人消灭了大部分苏军之后，自己才会在欧洲发动攻势。在苏联精英看来，苏联为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美援乃是对它的回报；因此，他们从未觉得有必要表示感谢并对自己的美国盟友礼尚往来。这也是让与他们打交道的美国人十分不满的原因之一。1945年1月，莫洛托夫正式向美国提出贷款请求，只是它听起来更像是要求而非有求于人的请求。这让一些美国人很是反感，也让其他美国人愤愤不平。结果，莫洛托夫又一次拒绝了“讨要主人桌上的残羹剩饭”。在苏联高层还有一种看法，认为给苏联贷款符合美国的利益，因为这样可以预防美国经济在战后不可避免的衰落。在一群理想主义同情者的帮助下，苏联情报人员刺探到了美国的工业和技术秘密。苏联人就像是这样一群客人——他们得到了主人的慷慨帮助和热情招待，但即便这样还是无礼地偷走了主人作为奖品得到的宝贝。
罗斯福把苏联当作平等的伙伴和大国来对待的政策，骄纵了苏联官僚。1944年底，斯大林要罗斯福同意恢复“被日本在1904年的背信弃义的进攻所侵犯的俄国以前的权利”。罗斯福同意了，甚至都没有坚持要仔细考虑一下。斯大林对苏联驻美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满意地说：“美国采取了正确的立场。从我们与美国未来的关系来看，这一点很重要。”莫斯科有许多人指望苏联在东欧的计划也会得到类似的迁就。1944年底，苏联情报部门的首脑们认为：“对于这些（东欧）国家战后的前途，无论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都没有清晰的政策。”
大部分苏联官员都相信，美苏之间的合作在战后还会继续，尽管这其中可能会遇到一些波折。1944年7月，葛罗米柯认为，“在我们与美国的交往中，虽然有可能会时不时地出现这样那样的困难，但两国之间战后继续合作的条件肯定是存在的”。李维诺夫把“防止英美结成反苏集团”视为苏联对外政策的主要任务。他期待在美国退出欧洲之后，伦敦与莫斯科之间有可能达成“友好协议”。而莫洛托夫本人当时也这么想：“与美国保持同盟关系对我们是有利的。这一点很重要。”
无数的苏联精英与普通公民当时是怎么想的，这方面只有一些零星的资料。不过，苏联报纸和中央当局在1945年收到的许多来信中都问到一个问题：“美国在战后还会帮助我们吗？”
在罗斯福的帮助下，雅尔塔会议成了斯大林在政治上最辉煌的胜利。苏联官方从上到下都显得信心满满。外交人民委员部在驻外苏联外交官中传阅的雅尔塔会议成果备忘录中写道：“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谋求妥协的倾向明显。我们认为此次会议是非常积极的，尤其是在波兰和南斯拉夫问题上，以及在战争赔偿问题上。” 1945年4月，美国人甚至也没有与苏联人争着攻打柏林。斯大林为此还私下里夸奖了欧洲盟军司令德怀特·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将军的“骑士风度”。
事实上，就在罗斯福对苏方意图的怀疑开始与他想在战后继续合作的愿望发生冲突的时候，他去世了。罗斯福在听说了苏联人在东欧的占领手段后十分愤慨。他气愤地与斯大林就所谓的柏林事件交换了意见。总统在1945年4月12日的突然辞世，也让克里姆林宫非常意外。莫洛托夫到美国人在莫斯科的驻地斯帕索宫（Spaso House）吊唁时，“看上去深感悲痛和不安”。斯大林的传记作者之一表示，就连斯大林对于罗斯福的去世也是心绪烦乱。这位战时的伟大而熟悉的伙伴，并且在和平时期也有可能如此的伙伴走了。新总统哈里·杜鲁门（Harry S.Truman）怎么样，还是个未知数。这位密苏里州的政治家有些话让苏联人听起来很刺耳。莫洛托夫对于自己1945年4月23日与杜鲁门第一次打交道就发生激烈冲突所做出的反应，正是出于这种担心。杜鲁门当时指责苏联人违反了在雅尔塔就波兰问题达成的协议，而且甚至没等到莫洛托夫的抗辩就中止了会谈。震惊不安的莫洛托夫在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花了几个小时的时间，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电报，汇报此次会谈的情况。当时也参加会谈的葛罗米柯觉得莫洛托夫“担心斯大林在这件事上会拿他当替罪羊”。最后，莫洛托夫决定让这件事过去：在他的与杜鲁门会谈的记录上，对于总统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和莫洛托夫的灰溜溜的离开只字未提。
很快，在美国的苏联情报人员就开始报告说，华盛顿对苏联的态度发生了危险的转变。他们了解到那里有许多集团，尤其是天主教组织和劳工组织，再加上两大政党中大批反对新政的组织，在美苏结成伟大同盟期间，骨子里仍然反共反苏。这些集团一心想断绝与苏联的任何联系。一些军队指挥官［柯蒂斯·勒梅少将（Curtis Le May）和乔治·巴顿将军（George Patton）等人］公开说，打败了“德国佬”和“日本人”之后，就“干掉红军”。
1945年4月底，在莫斯科响起了最初的警报：杜鲁门政府事先没有通知就突然停止了给苏联的租借物资的供应。由此造成的总计达3.81亿美元的物资损失，对本已极度紧张的苏联经济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国防委员会（GKO）——战争期间取代苏共政治局的国家机构——决定从黄金储备中拿出1.13亿美元来弥补损失的部分物资。在莫斯科提出抗议后，美国恢复了租借物资的供应，说是有关部门搞错了；但这并没有打消苏联方面的怀疑。驻美的苏联代表和莫斯科的许多官员，有节制地表达了自己的愤慨；他们全都把此事看作企图在政治上向苏联施压。莫洛托夫没有隐瞒他的愤怒，而是严令苏联大使：“不要去求他们。如果美国想切断物资供应，那对他们来说会更糟。”这件事在感情上助长了单边主义政策，克里姆林宫决心依靠它自己的力量。
5月底，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NKGB，前身是内务人民委员部（NKVD）］纽约情报站站长打电报给莫斯科说，以前对罗斯福的对外政策没有影响力的“经济圈中的人”，正在进行“有组织的活动，以改变［美国］对苏政策”。从在美国的“朋友”、共产党人和同情者那里，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得知，杜鲁门与美国参议院中的“极端反动派”，如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伯顿·惠勒（Burton K.Wheeler）、阿尔本·巴克利（Alben Barkley）等人，保持着友好关系。电报还说，“反动派特别寄希望于有可能把［美国］对外政策的方向完全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这部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杜鲁门］在这些事情上没有经验，也不了解情况”。电报最后说：“［杜鲁门］接任总统预计会给［美国］对外政策带来相当大的变化，首当其冲的是对苏关系。”
驻英国的苏联情报官员和外交官员也向莫斯科报告说，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对苏联在东欧尤其是波兰的行动又开始挑事了。驻伦敦的苏联大使费奥多尔·古谢夫（Fedor Gusev）向斯大林报告说：“丘吉尔在提到迪里雅斯特（Trieste）和波兰问题时非常恼火，透着明显的恶意。我们现在在跟一个不讲原则的冒险家打交道——因为与和平相比，他更喜欢战争。”与此同时，总参情报总局也截获了丘吉尔给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陆军元帅的命令——收存缴获的德军武器，有可能要重新武装向西方盟国投降的德军。据总参情报总局高级官员米哈伊尔·米尔斯坦（Mikhail Milstein）说，这份报告加重了克里姆林宫的怀疑。
到1945年7月，乌云似乎要散去了。杜鲁门想让苏联加入对日战争并想让所有人都相信他在继续奉行罗斯福的对苏政策。哈里·霍普金斯作为杜鲁门的特使去了一趟莫斯科——这是他最后一次去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了数小时，返回时自认为在波兰等让伟大同盟开始出现分裂的问题上达成了妥协。克里姆林宫和外交及情报圈中的警报声逐渐平息下来。然而，波茨坦会议（1945年7月17日~8月2日）的头几天乃是这种自鸣得意的最后时光。美苏伙伴关系就要到头了，战后同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即将升级。
斯大林的因素 苏联外交官阿纳托利·多勃雷宁曾带着崇敬之情回忆说，1943年，在从莫斯科到巴库（Baku）的火车上，斯大林（他要从巴库换乘飞机参加德黑兰的三巨头会议）吩咐不要打搅他，让他一个人留在自己的车厢里。“他没有批阅文件，而是像大家知道的那样，在里面坐了三天，只是盯着窗外，全神贯注地考虑问题。”我们很可能永远无从知晓，看着被战火蹂躏的国家从窗外闪过，他在想什么。关于斯大林1945年时的想法，这方面的证据如同拼图游戏中的材料那样，东一块，西一块。斯大林更喜欢和少数几个亲密副手口头商议。只是在像遥控指挥外交谈判这种没有别的办法的情况下，他才会把他的想法写下来。结果，对于他的意图和计划，就连他的副手也不知道或者说不完全理解。就连最有经验的观察家和分析家，对斯大林也是既印象深刻，又摸不透、看不准。
斯大林这个人具有多重身份。他生长在动荡不宁、有仇必报的多民族的高加索地区，这得使他具备一种戴多副面具和扮演多种角色的能力。他是格鲁吉亚的“金托”（Kinto）（一个罗宾汉式的令人敬仰的强盗）、革命的银行抢劫犯、列宁的谦逊而虔诚的学生、布尔什维克党的“铁人”、伟大的战争领袖和“科学合唱团的领唱”。斯大林甚至自己选择了俄罗斯人的身份。在对外事务方面，他还自认为是个“现实主义的”国务活动家，而且他设法让许多观察家都相信了他的“现实主义”。1943~1945年的美国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1891~1986），美国民主党政治家、商人和外交家，从1941年春开始担任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的欧洲特使，负责协调租借法案计划，后来又担任过驻苏大使（1943.10~1946.1）和驻英大使（1946）。——译者注回忆说，他觉得斯大林“比罗斯福消息更灵通，比丘吉尔更现实，在某些方面是战争领袖中作用最大的人”。很久以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写道，关于对外政策的处理方式，斯大林的观点“完全是旧时代实用政治的观点”，就跟俄国国务活动家沿用了几个世纪的那种差不多。
斯大林真的是个“现实主义者”吗？1935年9月的一封由黑海——斯大林正在那里度假——发往莫斯科的电报把斯大林在国际关系方面的思维方式揭示得清清楚楚。当时，希特勒在德国已经上台两年，而法西斯意大利则公然挑战国际联盟，对非洲的阿比西尼亚发动了残忍而野蛮的进攻。外交部部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认为，应该与西方民主国家——英国和法国——结盟，以保障苏联的安全，对抗狼狈为奸的法西斯意大利和纳粹德国带来的日益严重的危险。作为一个有着犹太血统并信奉世界主义的老布尔什维克，李维诺夫觉得未来的轴心国是对苏联及欧洲和平的致命威胁。在斯大林的大清洗那段最糟糕的日子里，李维诺夫因为反对法西斯和纳粹的侵略战争、维护欧洲的集体安全而在国际联盟中为苏联赢得了许多朋友。斯大林——就像一些学者一直怀疑的那样——发现李维诺夫的外交活动是有用的，但在对世界潮流的解读上却与自己很不一致。在他给莫洛托夫和另外一位政治局委员拉扎·卡冈诺维奇（Lazar Kaganovich）的信中，反映出一种相反的安全观：“有两个同盟正在形成：意大利与法国组成的集团，以及英国与德国组成的集团。它们之间斗得越厉害，对苏联就越好。我们可以把面包卖给双方，那他们就可以继续打下去。如果一方现在就把另一方给打败了，那对我们没有好处。让这场争斗尽可能地打下去，而且一方不能很快地战胜另一方，那对我们是有利的。”
斯大林希望这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长期对抗下去，重演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一幕。1938年的英德慕尼黑协定让斯大林更加确信自己的判断。1939年的苏德条约是他的一个企图，想让欧洲的两个帝国主义集团之间的这场“争斗”继续打下去，尽管事实证明这两个集团的构成跟他预言的完全不同。对于自己有关希特勒的意图的灾难性误判，这位克里姆林宫的战略家永远也不会认账，他也不会承认事实证明李维诺夫的路线是正确的。
在国际事务方面，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理论对于斯大林早期看法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与欧洲主张实用政治的政治家们相反，布尔什维克是透过意识形态的激进主义眼镜来看待力量均势和武力使用的。他们利用外交游戏来保存苏联，使之成为世界革命的策源地。［80］作为乐观主义者，布尔什维克相信自由资本主义秩序即将崩溃。他们还相信自己是用马克思的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这一点使他们优越于自由资本主义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对于权力游戏和争夺势力范围的传统做法，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试图提出一种多边主义主张，而布尔什维克对此却不屑一顾。对他们而言，威尔逊主义要么是伪善，要么是愚蠢的理想主义。在与西方民主国家的自由派代表打交道时，政治局自始至终都喜欢蒙骗他们。在1925~1927年与反对派的权力斗争中，在把国民党的中国国民政府转变成共产主义政权的可能性问题上，斯大林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乐观主义革命立场。1927~1933年间，斯大林及其支持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推行“第三阶段”理论：它预言新一轮的革命和战争即将到来，它们“远超过1918~1919年的浪潮，必定会砸烂这个世界”，并导致“无产阶级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胜利”。
然而，斯大林的世界观并非只是布尔什维克观点的复制品。它是一种不断演变的混合物，汲取着不同的来源。其中之一就是斯大林国内政治斗争的经验。在经历了克里姆林宫的权力斗争、消灭对手和努力进行国家建设的岁月之后，斯大林学会了耐心，学会了对机遇做出灵活的反应和避免用任何具体的立场束缚自己的手脚。詹姆斯·戈德盖尔（James Goldgeier）认为，斯大林“除非觉得胜券在握，否则不会出手”。在权力问题上，他永远是个机会主义者。在国内，他与自己的某些对手联合起来打击别的对手，然后再把他们全都除掉。在对外事务上，想必他也会采取同样的手法。
斯大林阴暗多疑的心理和残忍的、有仇必报的个性，对他在国际关系问题上的看法有很大的影响。与许多持有世界主义观点的乐观的布尔什维克截然不同，他具有强烈的权力欲，恐惧并排斥外来的东西，而且越来越犬儒化（cynical）。对他而言，这个世界就像共产党的政治一样，充满了敌意和危险。在斯大林的世界里，没有人可以完全信任。任何合作迟早都可能变成零和游戏。作为处理对外事务的方法，单边主义和武力永远要比协议和外交手段更可靠。莫洛托夫后来说，他和斯大林“不靠任何人，只靠我们自己的力量”。1947年10月，正在黑海度假的斯大林对看望他的一群亲苏的英国工党议员和盘托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说，支配当代国际生活的并不是“同情”，而是“个人的利益”。如果一个国家觉得自己能够占领并征服另一个国家，那它就会那样做。如果美国或别的国家意识到英国完全依赖于它，意识到它没有别的出路，那它就会把英国吞掉。“没有人同情或尊重弱者。尊重只留给强者。”
在20世纪30年代，沙俄——历史上苏联的前身——的地缘政治遗产成了斯大林对外政策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源头。作为历史文献的如饥似渴的读者，斯大林逐渐相信，他继承了沙皇们曾经遇到过的那些地缘政治难题。在一战前夕和一战期间，他尤其喜欢阅读有关俄国外交和国际事务方面的文献。他还密切关注叶夫根尼·塔尔列（Evgeny Tarle）、阿尔卡季·叶鲁萨利姆斯基（Arkady Yerusalimsky）等苏联历史学家的研究，他们所写的都是关于欧洲实用政治、大国同盟以及开疆拓土方面的内容。当党刊想要重印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文章时——沙俄的对外政策在文中被说成是扩张主义的和危险的——斯大林是与沙俄的政策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创始人的观点站在一边的。［88］在193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纪念活动中，斯大林说，俄国的沙皇们“也做了件好事——他们建立了一个绵延至堪察加半岛（Kamchatka）的庞大国家。我们继承了这个国家”。苏联是大俄罗斯帝国的继承者，该主题成了斯大林对外政策与国内宣传的支柱之一。斯大林甚至挤出时间来批评和修改俄罗斯历史教科书草案，使之符合自己已经改变的信念。赫鲁晓夫回忆说，1945年，“斯大林相信自己处在跟打败拿破仑之后的亚历山大一世同样的位置，相信他可以为整个欧洲制定规则”。
从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最初掌握政权起，他们就必须协调好自己的革命理想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这是苏联的“革命与帝国范式”的起源。斯大林对该范式提出了新的、也许更可靠而有效的理解。在20世纪20年代，布尔什维克曾经把苏联看作世界革命的策源地，而斯大林则开始把苏联视为“社会主义帝国”。其世界观的焦点是苏联的安全与扩充势力。同时，按照斯大林的看法，这些核心目标最终需要改变与苏联接壤的那些国家的政权及其社会经济秩序。
斯大林确信当时国际事务的特点是资本主义竞争与危机的逐步发展，相信整个世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然性。还有两点也是源自这个总的信念。第一，在斯大林看来，西方列强很可能在短期内策划针对苏联的阴谋。第二，凭借自己的治国术、谨慎与耐心，斯大林认为苏联有把握战胜资本主义列强的任何联合。在纳粹入侵的最艰难的日子里，斯大林依然设法保持着对伟大同盟范围内的外交事务的掌控。当苏联从落后与低人一等的状态迅速变得强大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的时候，对于苏联的野心与界限，斯大林就不想再把它们限于安全方面的需要了。他让它们处于开口（open-ended）状态，就跟俄国在沙皇时代的扩张一样。斯大林的革命与帝国范式和丘吉尔的实用政治之间发生碰撞的一个典型例子，就是1944年10月的苏英“百分比协定”1944年10月9日，丘吉尔第二次来到莫斯科，并在当晚的宴会期间在“半张纸”上与斯大林就巴尔干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达成了一致。由于内容涉及苏、英等国在罗马尼亚、希腊、南斯拉夫、匈牙利、保加利亚这些国家的事务中主导权的比例关系，故称“百分比协定”。那位英国领导人想谋求东欧的力量均势，于是就巴尔干地区势力范围的划分问题主动向斯大林提出了一种外交安排。斯大林同意了丘吉尔的“百分比协定”，但他后来的政策表明，他想把英国彻底赶出东欧，并依靠红军的力量在那里建立友好的共产党政权。
在与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等国共产党的会谈中，斯大林喜欢披上他“现实主义者”的斗篷，给自己那些缺乏经验的小伙伴上课。1945年1月，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教训一群南斯拉夫共产党人说：“列宁活着的时候做梦也想不到，我们在这次战争中会像这样把各种力量联合起来。列宁一直想着所有人都可能宣布反对我们，要是哪个遥远的国家——例如美国——保持中立，那就好了。可现在的情况是，一个资产阶级集团宣布反对我们，另一个集团却跟我们站在一起。”几天后，在南斯拉夫人和前第三国际领导人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面前，斯大林又重复了同样的看法。不过这一次他还预言说：“现在我们是在跟一派结盟反对另一派，将来我们也会跟这个资本主义派别做斗争。”
在对待自己的卫星国时，斯大林摆出一副稳健的“现实主义者”的样子，相信苏联军队可以帮助共产党在中欧和巴尔干地区的任何地方夺取政权。当瓦西里·科拉罗夫（Vasil Kolarov）——一个为建立亲苏的保加利亚而与季米特洛夫并肩工作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建议把希腊的部分沿海地区并入保加利亚时，苏联人拒绝了。“这不可能，”莫洛托夫后来说，“我得到了［斯大林的］指示，被告知不要这么做，时机不合适。所以，尽管科拉罗夫催得很紧，我们还是只能保持沉默。”斯大林在一次谈到希腊共产党时说：“他们以为红军会打到爱琴海，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们不可能那样做。我们不可能把我们的军队派到希腊。希腊人犯了个愚蠢的错误。”就希腊而言，斯大林恪守与丘吉尔达成的“百分比协定”，承认它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克里姆林宫的这位领导人认为，在还没有把苏联战时的好处收入囊中之前就在巴尔干地区跟英国人翻脸，是个“愚蠢的错误”。还有些要优先考虑的目标，而这些目标需要英国人的合作，或者至少是中立。他不想在时机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就与同盟国“资本主义集团”中的某个大国发生冲突。这样的策略很管用：丘吉尔投桃报李，在此后的几个月中对于苏联在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违反雅尔塔原则的行为，一直隐忍不发，没有进行公开的批评。
1945年春，斯大林的治国术对于其西方伙伴的优势看起来是无可置疑的。随着苏军连同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横扫巴尔干地区，丘吉尔的实用政治以惨败而告终。莫洛托夫满意地回忆说，英国人直到“半个欧洲脱离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之后才如梦方醒：“他们失算了。他们不像我们那样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时候，斯大林的自大一定是达到了顶峰。在苏联人民和精英甚至还没有开始庆祝二战结束的时候，斯大林就已经忙于构建“社会主义帝国”了。
建设帝国 斯大林当时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将东欧置于苏联的控制之下，这一点现在已没有任何疑问。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从战略的角度出发，把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看作苏联用来防范西方的潜在的安全缓冲区。欧洲的地理和历史，包括最近的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决定了苏联扩张的两个主要方向：一是经波兰往欧洲的心脏——德国方向，另外就是经罗马尼亚、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往巴尔干地区和奥地利方向。同时，就像斯大林与外国共产党的会谈所反映的那样，他是用意识形态的语言来定义苏联的安全的。他还认为，通过在东欧国家推行以苏联为样板的新的社会政治秩序，苏联会而且必定会保障自己在那里的势力范围的安全。
对斯大林而言，苏联在东欧的目标的这两个方面——安全与政权建设——是同一枚硬币的两个面。不过，真正的问题在于，怎样去实现这两个目标。有些苏联领导人，其中也包括尼基塔·赫鲁晓夫，希望整个欧洲在战后都转向共产主义。斯大林也想这样，但他知道，力量的均势不会让他实现这个目标。他很清楚，当同盟国军队占领西欧的时候，法国或意大利的共产党是没有机会夺取政权的。所以，这位克里姆林宫的“现实主义者”决定在伟大同盟的框架范围内采取行动，尽可能把他的资本主义的临时伙伴挤出去。
莫洛托夫回忆说，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斯大林极为看重《关于被解放欧洲的宣言》。罗斯福有关这份文件的最直接的动机是，想要安抚一下国内潜在的批评者——那些人准备攻击他与斯大林沆瀣一气。罗斯福仍然相信，与其因为苏联在东欧的镇压而与斯大林撕破脸皮，不如继续与斯大林保持合作。同时，总统还希望，让斯大林在这份文件上签字，也许会使苏联人有所忌惮，不会采取更加露骨的侵略行为，特别是在波兰。然而，斯大林把《宣言》理解为罗斯福承认苏联有权利在东欧获得势力范围。在更早的时候，总统还承认了苏联在远东的战略利益。莫洛托夫对美方草案的措辞感到不踏实，但斯大林告诉他：“不用担心。后面我们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现在的关键是把各种力量联合起来。”
苏联人及其共产党合作者在东欧采取了两种政策。首先是看得见的社会政治改革：消灭旧有的所有者阶层（其中有些因为与德国人合作而受到牵连并逃离了自己的国家）；把土地分配给农民；工业的国有化；建立多党的议会制或“人民民主制”。其次，对于站在对立面的民族主义武装进行无情的镇压；创建日后可以取代多党制的“人民民主制”的组织，并为共产党政权打下基础。后者通常意味着苏联的代理人对安全机构、警察和军队的控制，苏联的同路人对其他部委和政党的渗透，以及非共产党政治活动家和新闻记者的妥协、循规蹈矩及最终的消灭。
通过与东欧共产党的会晤和通信，或者是借助自己的副手，斯大林为这些政策提供了总的指导路线。他把这些政策在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日常的执行工作，委托给安德烈·日丹诺夫（Andrei Zhdanov）、克莱门特·伏罗希洛夫（Klement Voroshilov）和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能够反映出这些人角色的准帝国色彩的是，在莫斯科的权力圈子中，都是用“总督”来指代他们。在东欧各国国内，克里姆林宫依靠的是苏联的军事当局、秘密警察和那些原籍东欧的共产党人——其中有许多是犹太人，他们跟在苏军后面返回了自己的祖国。
在东欧，混乱、战争的蹂躏以及民族主义情绪有助于斯大林和苏联人实现他们在那里的目标。在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纳粹德国曾经的三心二意的盟友——苏军的到来成了社会和意识形态尖锐分化的开始。有害的民族主义、种族对立以及历史积怨充斥各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一心想除掉作为潜在的危险分子的少数民族，首先就是德意志人。在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领导人的谈话中，斯大林常常把德国说成是“斯拉夫人不共戴天的敌人”。他让南斯拉夫人和罗马尼亚人相信，他支持他们的领土野心。他还支持东欧政治斗争中的种族清洗。直到1945年12月为止，斯大林都在考虑采取泛斯拉夫方案，把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组成若干个多民族的邦联。不过，这位苏联领导人后来放弃了这个打算，至于出于什么原因，现在还不清楚。也许是他觉得，相对于多民族的邦联而言，对较小的民族国家分而治之更容易。
在确立苏联对东欧最初的控制方面，苏联军队和秘密警察的活动依然是关键。在波兰，地下军（AK）坚决拒绝斯大林有关波兰的计划。在雅尔塔会议上以及在那之后，围绕波兰的前途问题，苏联与西方同盟国之间首次出现了分歧。丘吉尔指责波兰亲苏政府的权力“靠的是苏联人的刺刀”。他说得绝对正确。雅尔塔会议一结束，“间谍死神”的代表伊万·谢罗夫就从波兰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报告说，波共想要除掉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人斯坦尼斯瓦夫·米柯瓦依契克（Stanislaw Mikolajczyk）。斯大林批准逮捕了地下军的16名领袖，但命令谢罗夫不要动米柯瓦依契克。尽管采取了这一预防措施，但苏联人拙劣的手段还是适得其反。丘吉尔和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对苏联人“恶劣的”行为提出了抗议。让斯大林特别恼火的是，杜鲁门也与丘吉尔一起抗议逮捕地下军的领袖。在斯大林的公开答复中，他说之所以必须逮捕那些人，是为了“保护红军前线的后方”。逮捕并没有停止。到1945年底，苏联人关押了2万名波兰地下组织的成员，而这些人在战前是波兰剩下的精英和公务员。
罗马尼亚也令莫斯科头疼。该国的政治精英公开向英国人和美国人寻求帮助。总理尼古拉·莱德斯库（Nicolae Radescu）和“历史上的”国家农民党及国家自由党的领袖们，毫不掩饰他们对苏联的恐惧。从莫斯科返回布加勒斯特的罗马尼亚共产党成立了民族民主阵线。他们在苏联的暗中支持下，发动了推翻莱德斯库的政变，并在1945年2月底把国家带到了内战边缘。斯大林将其最可憎的心腹和在20世纪30年代的审判中臭名昭著的迫害者之一安德烈·维辛斯基派往布加勒斯特，并给米哈伊尔国王下了最后通牒：莱德斯库必须下台，代之以亲苏的政治家彼得鲁·格罗查（Petru Grozu）。斯大林为此还命令两个师的部队进入布加勒斯特附近的阵地。西方列强没有干预，但包括国务院特使伯顿·贝里（Burton Berry）、美国军事代表团团长考特兰特·范·伦塞勒·斯凯勒（Courtlandt Van Rensselaer Schuyler）在内的美国代表都非常震惊，并和罗马尼亚的精英们一样，开始对苏联的统治感到担忧。由于西方越来越感到不满，斯大林决定不动米哈伊尔国王和“历史上的”两党领袖。
再往南，在巴尔干地区，斯大林与南斯拉夫这个重要的盟友合作，建立了苏联的势力范围。1944~1945年，斯大林认为，成立由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的斯拉夫各族人民的邦联这个想法，是在中欧建设社会主义的一着妙手；这样做还可以分散西方列强的注意力，使之不去盯着苏联在那里的政治和社会经济体制改造计划。然而，获胜的南斯拉夫游击队领导人约瑟普·布罗兹·铁托（Josip Broz Tito）野心太大。具体来说，他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其他成员想要斯大林支持他们对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领土要求。他们还谋求莫斯科支持其“大南斯拉夫”计划——它将把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都包括在内。斯大林暂时没有表示不满。1945年1月，他建议南斯拉夫共产党与保加利亚人成立一个二元制国家，“就像奥匈帝国那样”。
南斯拉夫与意大利从1919年开始就对迪里雅斯特及其周边地区有争议，而在1945年5月，在苏联与西方盟国的关系中，迪里雅斯特有成为另一个分歧焦点的危险。为了与英美一起解决这个问题，斯大林竭力劝说南斯拉夫人降低他们的要求。南斯拉夫领导层勉强同意，但铁托克制不住自己的挫败感。他在一次公开的讲话中表示，南斯拉夫人不想成为“利益范围政治交易”中的“小零头”。这话在斯大林眼里可是大逆不道。肯定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对铁托起了疑心。尽管如此，在1946年围绕德国卫星国和约问题与西方列强进行艰难的讨价还价的时候，克里姆林宫的领导层还是自始至终维护南斯拉夫对迪里雅斯特的领土要求。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因为苏俄官员执迷于泛斯拉夫的想法，也可能是因为南斯拉夫在苏联安全线南翼的位置至关重要。
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斯大林的单边主义行动非常坚决，毫无顾忌。与此同时，他又审时度势，有进有退，避免过早地与西方列强发生冲突，从而避免殃及其他重要的对外政策目标。特别是，斯大林必须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的任务与建立一个亲苏的德国之间保持平衡（参见第3章）。另一个目标是将来的对日作战。
雅尔塔会议之后的数月是斯大林在远东地区捞取战利品的大好机会。1945年，斯大林和苏联外交官都把中国视为美国的扈从国，并认为需要扩张苏联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以防美国取代日本成为那里的主宰。他们的目标是让中国东北地区成为苏联在远东的环形安全区的一部分。在5月24日与军队指挥官一起举行的祝捷宴会上，斯大林说“好的外交”有时“比两三个集团军还管用”。斯大林1945年7~8月在莫斯科与中国国民党政府的谈判，证明了他这样说是什么意思。雅尔塔协定——杜鲁门对此是承认的——让克里姆林宫的领导人对国民党拥有巨大的优势。斯大林毫不留情地对他们施压，催促他们接受苏联作为他们的保护国以对付日本。他对中国时任外交部部长宋子文说，苏联在亚瑟港、中东铁路、萨哈林岛南部和外蒙古的要求，“都是基于巩固我们对付日本的战略阵地的考虑”。
在与国民党讨价还价方面，斯大林在中国国内有一些力量可以利用。在国民党与控制着毗邻外蒙古的中国北方的中共之间，莫斯科是唯一的调解人。苏联人还有一张没太声张的牌：他们在新疆与苏联接壤的一些地区秘密资助并武装了维吾尔分离主义团体。在莫斯科谈判期间，斯大林提出可以保证中国的完整以换取大的让步。“至于中共，”斯大林对宋子文博士说，“我们不支持也不想支持他们。我们认为中国只有一个政府。我们想诚实地对待中国和各个盟国。”
国民党领导层坚决抵制，尤其是在外蒙古问题上。然而，蒋介石——中国的领导人26——与宋子文博士没有选择的余地。他们知道，按计划，苏联红军将在欧洲战事结束三个月后进攻中国东北。他们害怕苏联人到时候会把中国东北交给中共。于是，他们就在8月14日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起初，斯大林似乎是守信用的：中共被迫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停战谈判。中共后来声称斯大林背叛他们、破坏他们的革命战略。不过在当时，毛泽东不得不同意斯大林的逻辑：美国在支持国民党，如果苏联介入并站在中共一边，那就意味着美苏伙伴关系的迅速终结。
除苏联即将对中国东北发起进攻之外，美苏在雅尔塔和波茨坦的合作也给苏联人提供了在那里索取特殊权利的理由。杜鲁门不可能公开反对苏联对外蒙古的控制，只是要求遵循门户开放政策。哈里曼私下里要宋子文不要屈服于斯大林的压力，但即便是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不会再有机会以同样有利的条件与斯大林达成协议”。结果，斯大林从国民党那里得到的让步在某些方面超出了雅尔塔协定的授权。
对于日本，斯大林也一样野心勃勃。在1945年6月26~27日夜里，斯大林召集政治局成员以及最高统帅部成员商讨对日战争计划。基里尔·梅列茨科夫（Kirill Meretskov）元帅和尼基塔·赫鲁晓夫想要苏军在北海道的北部登陆。莫洛托夫表示反对，他认为这样就违反了与罗斯福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批评该计划从军事角度来看是个冒险的赌博。然而斯大林却支持这个计划。他以为这样就可以使苏联在对日本的占领方面据有一席之地。控制日本，防止它在军事上东山再起，这对于斯大林来说就跟控制德国一样重要。
1945年6月27日，《真理报》宣布斯大林就任大元帅。这是这位克里姆林宫领袖执政生涯的顶峰。三周之后，波茨坦会议再次确认了雅尔塔三大国之间的合作框架。这是个对斯大林的外交以及帝国主义政策极为有利的框架。以丘吉尔——在他大选失败之后又以新的工党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和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为首的英国代表团，起初反对苏联到处伸手。他们特别尖锐地批评了苏联在波兰的行动，并反对苏联从鲁尔区得到一些工业设备作为战争赔偿。杜鲁门的许多顾问，其中包括驻苏联大使埃夫里尔·哈里曼，怂恿总统和他的国务卿詹姆斯·拜恩斯（James Byrnes）支持英国的强硬路线。然而，杜鲁门在对日战争中仍然需要苏联的帮助，所以就没有听从这一建议。杜鲁门和拜恩斯还接受了斯大林要从西方在德国的占领区得到一份战争赔偿的要求，并同意在德国成立中央政府。为了对批评者有个交代，杜鲁门建议委派一个同盟国的委员会去监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希腊等国的选举。但当斯大林指出美国人并没有邀请苏联去监督意大利的选举因而表示反对的时候，总统对这件事很快就不提了。在波茨坦会议之后，莫洛托夫通知季米特洛夫说，“此次会议的主要决议对我们有利”。他说，巴尔干地区将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西方列强再次确认了这一点。
霹雳 1945年8月6日，第一颗原子弹摧毁了广岛；三天后，另一颗原子弹把长崎化为灰烬。杰出的核物理学家尤里·哈里顿（Yuli Khariton）回忆说，在莫斯科，苏联领导人把这件事看作“是对苏联的核讹诈，是威胁要发动新的、可以说更可怕的毁灭性的战争”。在苏联精英中，无所不能的感觉让位于新的不确定感。有些苏联官员告诉英国记者亚历山大·沃斯（Alexander Werth），他们对德国千辛万苦取得的胜利现在“差不多白费了”。
1945年8月20日，克里姆林宫的大元帅成立了一个制造原子武器的特别委员会，并决定这件事必须“由全党”来进行——这对党和国家的整个统治阶层来说，意味着这个新任务是重中之重，就像先前20世纪30年代的集体化和工业化一样。该计划成了战后的首次大动员，一场高度机密的、花费巨大的运动。战时工业的首脑们，包括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Dmitry Ustinov）、维亚切斯拉夫·马雷舍夫、鲍里斯·万尼科夫（Boris Vannikov）以及其他许多人，又回到了他们在对德战争中从头到尾都在过的那种紧张忙碌的生活。许多参与者都将其与伟大的卫国战争相提并论；有一位亲历者回忆说：“工作量很大，大得难以置信！”另外两个重新装备的宏伟计划——一个是导弹方面的，另一个是防空方面的——接着也很快上马了。
美国的历史学家仍然认为，杜鲁门之所以决定使用原子弹，可能有苏联方面的原因。［124］不管是不是有意为之，原子弹对苏联人造成了很大影响。先前所有的警报现在交织成一种危险的新图案。美国仍然是盟友，但它会不会再次成为敌人呢？正当苏联取得辉煌胜利之时，原子时代的不期而至，加剧了笼罩着整个苏联的不确定感。这种不确定感迫使苏联的精英们集合在他们的领袖周围。28斯大林无与伦比的权力依靠的不仅是神话和恐惧，还有那些指望他反击外部威胁的精英和苏联人民。在广岛轰炸后，苏联精英们一齐虚张声势，作勇敢之状，企图以此来掩饰他们再次陷入的孱弱感。
这些精英们还希望，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包括新的“社会主义帝国”在内的苏联的伟大的胜利果实，不会被拒不承认。而且在苏联社会中，许许多多由于最近这场血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而遭受精神创伤、深感和平来之不易的人，都强烈希望不会再有战争，而且信任克里姆林宫领袖的智慧。
谢选骏指出：斯大林说，“我们不是被情绪牵着走，而是遵从理性、分析和计算。”——我看這個格魯吉亞來的蘇俄流氓，机关算尽，不仅丢了自己的性命，还搭上了苏联这个邪恶帝国。斯大林要不是贪得无厌，也就不会用白得的美元把自己及其政权给活活撑死中風了。
【77、冷战就是罗斯福的主要遗产】
《冷战前奏：美国对苏联战略认知陷入误区——关于美苏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沈志华 2022年11月07日）报道：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和战后初期，美苏之间矛盾和分歧频发，但双方做事都留有余地。1946年二三月，斯大林的选举演说、凯南给国务院的“长电报”和丘吉尔在美国富尔顿的“铁幕演说”，在苏联与英美之间引发了激烈的对立和宣传战。然而，斯大林演说并非针对美国，而是要解决国内的问题；凯南电报在华盛顿被普遍接受，但其对苏联外交政策的分析存在缺陷，结论过于偏激；丘吉尔演说的背后有白宫的阴影，虽迎合了部分美国人的意愿，也引发了热烈的社会争论。总之，1946年春夏之交美苏紧张关系加剧，美国对苏联战略认知陷入误区，但对抗与妥协并存，且双方都还没有形成确定的、完整的对外政策。因此，事情并非没有转圜的余地。
美苏之间的冷战是何时开始的？或者说，战后两极对抗的世界格局是何时形成的？这是国际学界在冷战史研究中长期争辩的问题。20年前笔者曾参与这一问题的讨论，并提出从概念上界定冷战开启的两个标志：即对抗的双方（而不是任一单方）已经出台比较完整的冷战政策；并在这一政策基础上各自在一定势力范围内组建了国际政治集团。由此判定，《杜鲁门宣言》和《马歇尔计划》的提出以及苏联拒绝《马歇尔计划》并建立欧洲共产党、工人党情报局表明，美苏双方的对抗战略已经出台，两极格局初步形成。1947年3—9月，是冷战开始的过程。
近年来，中美关系的走向和态势引发了社会和学界的热议——新冷战是否已经开始？在笔者看来，目前中美之间“剑拔弩张”的表象与1946年春夏美苏关系的状况非常相似。2月9日斯大林（Й.В.Сталин）发表选举演说激起美英社会舆论哗然，2月22日凯南（G. F. Kennan）从莫斯科发回的“长电报”在白宫和国会山引起热烈反响，3月5日丘吉尔（W. Churchill）在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遭到苏联报刊和斯大林本人的全面反击和严厉斥责。一时间，苏联与英美相互指责和攻击，国际形势极为紧张，似乎进入了白热化状态。很多历史研究者对此做出判断：有人认为斯大林进行了“冷战动员”，有人认为凯南启动了冷战“机制”，更多的人认为丘吉尔发出了“冷战宣言”。总之，在很多学者看来，冷战在1946年春天便已经开始了。实际情况是这样吗？判定冷战爆发的标准又是什么？
笔者坚持冷战形成界定的两个标准，因此需要回答的问题是：1946年初苏联、美国和英国的这三次举动的个人目的是什么？实际结果又如何？它们之间产生了怎样的互动关系？如果说冷战已经形成，那么应如何判定美苏双方此时的政策目标？如果说冷战尚未形成，那么这些举动对后来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关键的问题是，在此时刻美苏两国决策层如何认定对方的战略和政策，并如何决定己方的外交目标和行为走向。
一 战后初期美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
不能说苏联与美国和西方的战时同盟关系没有缺陷，更不能否定美苏之间在战时就出现了分歧和矛盾。但是总体来讲，罗斯福总统掌管白宫期间，在美国政府和国会中，主张对苏友好合作的倾向始终占据美国政治的主导地位。在罗斯福眼中，美苏关系甚至重于英美关系，道理很简单——反法西斯战争欧洲战场的主力是苏联。唯其如此，在“华沙起义”问题上，美国才劝导和压服英国容忍了苏联红军“袖手旁观”的行为；在雅尔塔会议讨论波兰问题时，罗斯福才站在斯大林一边化解了苏英之间的激烈争执。随着战争走向胜利，苏联与英美之间的猜忌不断加剧，如战俘处理问题、情报交换问题、机场使用问题等，最典型、最严重的莫过于“伯尔尼事件”——英美军方代表在瑞士与德国代表谈判意大利北部战场德军投降事宜，苏联怀疑西方盟国阴谋与纳粹单独媾和，以加强欧洲东部战场对苏军的压力。直到罗斯福亲自出面反复解释和保证，才打消了斯大林的疑虑。4月11日，“伯尔尼事件”画上了句号。尽管如此，罗斯福处理的美苏关系中这最后一件麻烦事，使他对未来盟国团结合作的信心受到沉重打击。
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去世，对于开始动摇的美苏关系不啻雪上加霜，甚至可以认为这是导致美国国内政治迅速右转的重大因素。民主党长期执政早已引起共和党的忌恨，罗斯福政府的亲苏政策在国会两院也一直有人质疑，但是战争需要白宫有一个强势掌舵人。随着战争进入尾声，美国右翼政治势力和反苏反共倾向日益抬头。罗斯福在参加其第四次竞选美国总统时，放弃比他更加左倾的华莱士（H. Wallace），而选择民主党右翼代表杜鲁门（H.S.Truman）做搭档，就已经可以看出美国政治改变的苗头。杜鲁门入主白宫后不久，大量更换主要政府官员，逐渐改变罗斯福的政策，并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往往过度甚至错误地理解和认知苏联的战略意图。在这种情况下，美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进一步爆发出来，但其结果显示，美苏关系并非没有回转的余地。
德国宣布投降的第二天（1945年5月9日），美国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情况下突然对苏联采取了中止租借援助的举措，甚至召回已在途中的运输船只。尽管从法律的角度讲美国的租借政策只适用于战时，而造成混乱的主要原因则在于执行官员的反苏情绪，但白宫无视罗斯福对苏联“无条件援助”的方针，丝毫不顾及盟国感情和尊严的处事方式，严重刺激和伤害了斯大林。苏联对美国新政府战后对苏政策的怀疑和担忧由此而生。然而，杜鲁门马上采取补救措施，紧急派遣已病入膏肓的前罗斯福私人顾问霍普金斯（H. Hopkins）访问莫斯科，当面向斯大林解释和道歉。结果是，不仅租借援助在对日作战中继续进行，而且在战事结束后不久（10月15日），美苏签署“管道”协议，以租借贷款方式解决了对苏租借剩余物资的生产和运输问题。租借是美苏战时合作的基石，现在似乎也可以成为战后美苏和平相处的起点。
杜鲁门政府对原子弹问题的处理方式也大大加深了苏联对美国的不信任感。作为共同对日作战的盟国，美国对原子弹试验成功这一非常敏感的消息，没有经正式外交渠道向苏联通报，而是在波茨坦会议三巨头聚会时似乎是不经意地向斯大林做出暗示。特别是在日本本土投放原子弹这一重大的军事举措，事先竟未对苏联透露半点风声。原子弹是威力空前的毁灭性武器，当苏联极大地加强了军事和政治实力，并通过获取势力范围建立起“纵深防御”，从而摆脱了“孤岛意识”时，美国这种“原子外交”的做法无异于暗中向苏联表明，其刚刚取得的战略优势在原子弹面前将荡然无存。正如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A. Harriman）指出的那样，原子弹对苏联是一种“心理”压力，使他们“恢复了以往的危机感”。英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罗伯茨（F. Roberts）也认为，“原子弹的阴影使我们（指西方与苏联——引者）的关系变得暗淡”。为了安抚苏联，美国在1945年底的莫斯科会议期间呼吁国际原子能合作，否认美国“利用原子弹作为对任何国家的外交或军事威胁”的传言。苏联则接受了美国的建议，同意在联合国成立一个原子能委员会。
对日本的占领和管制突出表现了美苏战后在远东地区的矛盾和分歧。在斯大林看来，《雅尔塔密约》确认了苏联在远东地区北纬38°线以北的势力范围，这不仅包括外蒙古、中国东北和千岛群岛，而且应该扩展到日本本土。因此，当美国提出以三八线为界确定美苏双方在朝鲜半岛的受降区域时，斯大林毫不犹豫就答应了，尽管此时苏军先头部队已经到达汉城。但同时，苏联提出三八线应向东延伸，即允许苏军在日本本土北海道登陆，却遭到美国拒绝。杜鲁门此时已下定决心：“对日本的占领不能重蹈德国的覆辙”，不允许再出现分区占领的情况。对日本的管制当然也决不能让苏联染指。苏联在1945年9月伦敦外长会议上建议成立由四大国组成的对日管制委员会，美国坚决反对。会后双方反复讨论，没有结果。直到12月的莫斯科外长会议，才决定成立由十几个国家组成的远东委员会，仅负责有关日本投降书中涉及事务的政策和原则的制定，委员会不得干预在日本的军事行动和领土调整，尊重美国在日本的现有管制机制。同时成立一个由美国成员担任总司令的盟国委员会，而总司令是盟国唯一能在日本行使行政权力的人。苏联虽有发言权，但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在对日占领和管制之外。斯大林对此不满，也只能接受。
与日本相比，从地缘政治角度考虑，斯大林更重视东欧和巴尔干。但就是在这个西方认可的势力范围内，美苏关系也遇到了麻烦。美国并不否认由苏联“管辖”东欧，但是雅尔塔会议公布的《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在谈到欧洲秩序的确立时，强调应通过自由选举建立民主的政府。斯大林接受了这一原则，也的确在东欧各国建立了“联合政府”，不过前提是该政府必须是亲苏的和苏联能够控制的。杜鲁门政府则要求东欧和巴尔干成为“开放的领域”，并以此为借口迟迟不承认在苏军占领下成立的匈牙利和巴尔干各国政府。波茨坦会议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伦敦会议吵得更凶，苏联外长莫洛托夫（В.М.Молотов）甚至以退出外长会议相要挟。直到1945年底的莫斯科会议，双方才各让一步，达成妥协：美国同意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签订和平条约，苏联同意与意大利签订和约，并放弃在日本问题上的争论。苏联于1945年11月出人意料地接受美国提议，同意从捷克斯洛伐克撤出占领军。这一举动说明，必要时，即使在东欧问题上，斯大林也会审时度势做出让步。
如果以为苏联在安全问题上凭借军事占领的优势而态度强硬，但在经济问题上因有求于美国就会轻易让步，那就错了。受到美国法律的限制，苏联为战后重建向美国提出的经济援助要求在战时只能通过租借贷款的方式来满足。战争刚一结束，哈里曼就通知苏联政府，美国进出口银行准备向苏联提供信用贷款。然而，尽管财政部长摩根索（H. Morgenthau，Jr.）坚持对苏贷款应给予优惠条件，而苏联也已经基本接受此前谈判时美方提出的标准，美国还是提出了新的贷款条件：将东欧言论自由和民主选举作为对苏信用贷款的政治前提。苏联迫切需要美国的贷款，但绝不考虑那些“侮辱性的”条件。1946年初，美苏贷款谈判在一种不祥的气氛中艰难地开始了。
战后对德国的占领政策是美苏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之一，双方都采取了比较谨慎的政策，而美苏各自驻德军事管制机构的态度则更加宽容。苏联在苏占区采取单边行动，肆无忌惮地抢夺“战利品”，引起美国强烈不满；美国坚持并强行将赔偿委员会从莫斯科迁至柏林，也遭到苏联的反对。但是美苏双方都不愿意在德国问题上撕破脸皮，1946年1月初，在苏方谈判代表和专家组的坚持下，莫斯科同意在德国战后工业水平谈判中的“核心问题”——钢铁产量标准上做出让步，对德统一赔偿计划的制订露出一线曙光。
为了战后世界的稳定、和平、发展，大国领袖们设计了安全和经济两个运作系统，即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布雷顿森林体系（最初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和国际贸易组织）。国际安全组织虽也遇到阻力，最后在大国之间的妥协下还是成功建立起来了。国际经济组织的情况就不一样了。1944年7月苏联代表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签署了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复兴开发银行的协定，这令美国人兴奋不已。随着战后美苏分歧的扩大，特别是苏联在经济理论上陷入误区（对计划经济体制盲目自信、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将到来），莫斯科宣布暂不加入世界经济组织。对此，虽然艾奇逊和国务院很多经济顾问还主张给予苏联经济帮助，以促其加入国际贸易体系，但多数美国人对苏联立场的出发点感到困惑、不解和怀疑。
总体看来，到1945年和1946年之交，从政治到经济，从欧洲到远东，美苏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已经在各方面显露出来，彼此都有受到威胁的感觉，相互之间的猜忌和不满正在加深。不过，在政策趋向强硬和生硬的同时，战后大国合作的总方针尚未放弃，为此双方在这个或那个问题均有所妥协和让步，因此才有莫斯科会议令人产生希望的结局。然而，1946年初的两篇公开讲话和一封秘密电报，又使得美苏之间的紧张气氛突然升温。
二 斯大林选举演说的背景和实质内容
1946年2月9日，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发表了著名的“选举演说”。在这篇公开的讲话中，斯大林用大量篇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了总结，重点是论证苏联现行制度的优越性和战前经济政策的正确性。斯大林指出，战争的胜利表明，苏维埃社会制度比任何一种非苏维埃社会制度“更优越、更稳固”、是“更有生命力的社会组织形式”；“苏维埃国家制度是多民族国家的模范”，“是把民族问题和各民族合作的问题解决得比其他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都好的国家组织体系”。斯大林特别强调，苏联能够战胜法西斯德国还因为拥有强大的军队和“绝对必需的物质条件”，而这一切都来源于苏联的工业化政策和农业集体化道路，其特点和优点就是在“工业国有化和银行国有化”的基础上，“迅速地聚集资金”，首先发展重工业。因为“没有重工业，便无法保持国家的独立；没有重工业，苏维埃制度就会灭亡”。这是根本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最后，谈到苏联即将来临的新的五年计划时，演说虽然也提了一句“废除配给制”，“扩大日用品生产”，但重点和落脚点还在发展重工业：大概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生产5 000万吨生铁、6 000万吨钢、5亿吨煤、6 000万吨石油。只有这样，苏联才“有了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的保障”。这里的“意外事件”，显然指的是演说开篇所讲的帝国主义战争：“在现今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条件下”，由于发展的不平稳和不平衡，经济危机和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斯大林的讲话——至少其字面所表达的意思——让华盛顿感到震惊，美国官员普遍认为，斯大林在宣示一种与西方资本主义为敌的苏联对外政策新方针。美国国务院欧洲事务办公室主任马修斯（H.F. Matthews）称其为“战后苏联政策最重要、最权威的指南”，并且“将成为全世界共产主义者及其追随者的《圣经》”。这个讲话应该“在国务院内部供所有人传阅”。美国国务院东欧事务司司长杜布罗（E. Durbrow）在致国务卿等人的备忘录中指出，讲话是一个“新方针”，也是“对全世界的一种警告”。“作为一种宣言”，斯大林表示苏联将维持庞大军备，建立起强大的战争潜力“以确保能够应对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美国副国务卿艾奇逊（D. Acheson）则认为，斯大林“正在把苏联的外交政策引往一个不祥的方向”，这个讲话是对美国和西方的“宣战”，是“冷战的开始”。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道格拉斯（W.O. Douglas）的说法更加耸人听闻：这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
鉴于战后美苏关系出现的恶化趋势，美国官员们敏感地认为斯大林的讲话是在宣布苏联对美国和西方政策的新方针，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美国政治精英都过度和错误解读了斯大林演说的本意。
要真正理解斯大林演说的实质内容，不仅要了解苏联的对外关系，更需要搞清楚战后苏联的国内状况，以及苏联领导人对美国和西方的担心所在。其实，斯大林并不愿意看到苏美关系恶化，或许正是为了避免引起误会，讲话在开篇谈到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引发战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时，斯大林话锋一转：“第二次世界大战按其性质来说，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不同的”，而且特别强调，“它一开始就带有反法西斯战争、解放战争的性质”，苏联的参加只是“加强了”这种性质；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苏美英以及其他爱好自由国家的反法西斯同盟”，在取得战争胜利方面“起了决定的作用”。显然，斯大林在此有意突出苏联与英美的合作和同盟关系。那么，为什么演说最后又要强调警惕和防备“帝国主义战争”呢？这就需要看看苏联国内在战后发生了什么情况。毕竟，斯大林讲话的对象是苏联民众。
四年的残酷战争给苏联社会带来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是战时合作关系允许美国电影、书籍、杂志、广播乃至爵士乐和可口可乐大量涌入苏联，一方面是几百万苏联士兵（带枪的工人和农民）开进东欧和巴尔干各国，一向封闭的苏联社会突然开放了。人们终于亲眼看到了苏联以外的真实世界，苏联社会受到的冲击和苏联民众的思想变化是前所未有的。这种变化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出现了比较普遍的亲西方情绪。
西方（特别是美国）文化在战时进入苏联，官方的政策略显矛盾，而年轻人则受到很大影响。那些从中东欧回来的士兵，很自然地将这些国家的生活水平同自己祖国的生活条件进行了比较。于是，关于“西方”文明比较优越的情绪，连同战利品、缴获来的科技设备以及简直是抢劫来的生活日用品一道在全国传播开来。
这种亲西方的情绪在知识分子及其作品中有更多的反映。戏剧《库图佐夫元帅》的作者、战地记者索洛维约夫（Л.В.Соловьев）说：“我们在经济方面处于灾难性的境地……没有美国人的帮助我们早就走投无路了。”《红星报》报社记者巴甫连科（П.А.Павленко）认为：“没有同盟国我们不可能将德国人赶出俄罗斯。……我们的命运最后取决于我们盟友的意志、行为和善良。”诗人阿谢夫（Н. Асеев）在其作品《胜利的火焰》中则表达了对《大西洋宪章》、美国“民主秩序”和“各种自由”的崇拜和向往，并设想保持“永久的联盟”。
美国档案中也记载了不少美国士兵和在苏工作人员的感受：俄国人“对美国特别感兴趣”，俄国妇女迫不急待地期待看美国的时尚杂志；美国的生活方式是俄国士兵“始终感兴趣”的话题，他们“经常为这方面情况而争执不休”。美国驻苏使馆官员也认为，在俄国“民众中普遍可以看到对美国和美国人的真挚好感和赞叹”。哈里曼大使直到1945年11月其任期结束时仍然相信，“俄国人对任何与美国生活方式有关的事情都非常感兴趣”。
第二，要求民主、自由和公开性，这主要反映在知识阶层。
一个封闭的房间突然打开了门窗，人们首先感受到的是可以呼吸民主和自由的空气。战后的苏联正是如此，只是那些教授、作家和记者说得比较直白。在1943年底向克里姆林宫呈交的一份公众情绪报告中，刚刚解放的哈尔科夫的一位大学教授断言：“正在进行的变革必须进一步走向国家生活的更大民主化。”《旗帜》杂志主编维什涅夫斯基（В.Вишневский）在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呼吁，斯大林宪法应该解决“对我们所有人都十分迫切的言论自由问题”，“我们战斗了，我们斗争了，请给我们言论自由”。
1943年7月，国家安全委员会把以下言论作为“反动政治情绪”的表现：如诗人乌特金（И.П.Уткин）说：“现在我们充满希望，就是我们将生活在一个自由民主的俄罗斯，没有同盟者我们是不能够拯救俄罗斯的”；我们国家有“最好的宪法”和“最差的制度，这种制度完全剥夺了人们的自由”。《青年近卫军》杂志编辑萨福诺夫（Б.А. Сафнов）说：希望“战后各种自由将会来临，我们将轻松地生活和呼吸”。
1944年10月底，国家安全人民委员梅尔库洛夫（В.Н. Меркулов）报告了很多作家“打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原则”的“自由化”言论。如左琴科（М.М.Зощенко）：“创作应该是自由的，我们所有人现在都是听从命令完成任务，在某种压力下从事写作。”楚科夫斯基（К.И.Чуковский）：“我生活在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在政府专横的条件下，俄罗斯文学会渐渐失去活力，最终走向灭亡。”维尔塔（Н.Е.Вирта）：“对于书刊检查机关来讲，现在作家成为了他们最大的障碍，作家的创作过去依赖的是这些人的观点。”
在1945年底开始的最高苏维埃选举活动中，人们提出了许多让党和政府头疼的问题：“我们的宪法是最民主的，为什么不允许工人从一个企业自由地转到另外一个企业里呢？”“苏维埃国家是最民主的国家，但这里是一党专政，而在其他国家却存在着许多党派，这是为什么？”“东正教最高会议能否推荐自己的代表候选人，如果不能的话，那么，这是否触犯了民主制度？”也有普通工人和农民坦言：“在我们俄罗斯，只有克伦斯基时代才有自由的选举”，“人民是不会投票赞成这个政权和共产党员的，因为人们生活得非常不好，什么也没有，布尔什维克分子使国家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三，民众对苏联政治经济制度的怀疑和不满时有表露。
“胜利者是不受审判的”，这是斯大林经常挂在嘴边的俄国典故。正如俄国学者所言，因为胜利，斯大林和共产党的威望得到极大提升，“每一个人都真诚地感谢斯大林同志，感谢他的英明领导”。然而，苏联人民可以“原谅斯大林的一切”，但是“再也不能重复过去的战前而非战时的血腥现实了”。
几百万穿着军装的俄国工人和农民到了柏林、维也纳、布拉格、布达佩斯，他们看到，即使经过几年战争破坏和希特勒占领之后，那里的生活水平也远远好过苏联。不仅在东普鲁士，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农家的地窖里也都挂着整块火腿，还有香肠和奶酪，而身处“社会主义优越制度”下的苏联人民，“早已不记得这些东西了”。被遣送回国的苏联公民被认为是农民中产生反集体农庄情绪的另一渠道。这些被遣送回国者和前线战士一样，了解组织农业生活和劳动的另外一种体系。一位从立陶宛被遣送回来的妇女对自己的邻居说：“立陶宛所有的农民都过得很好，最穷的农民平均也有三四头牛羊、两匹马。”“在立陶宛没有集体农庄，农民是自己的主人，而现在回到家，只能为集体农庄干活，不得不再次受苦了。”
战争后期，有关集体农庄即将解散、必须解散的说法在苏联农村普遍流传，甚至传言这一措施“将根据丘吉尔和杜鲁门的要求和斯大林同志的许诺”而实施。联共（布）中央组织部1945年7月的调查表明，“大家都在期待军队复员回家，解散集体农庄”，有些地区甚至要求分掉集体农庄的财产。联共（布）中央农业部关于库尔斯克州的调查报告则显示，由于集体农庄将被解散的谣言流传，“占有集体农庄土地已经成为普遍现象”，将国家土地变为私人宅旁园地，这样的农户在有的地区竟高达58%。
解散共产国际和恢复东正教是出现这种看法的重要原因，甚至许多党员和干部都对传统的思维模式和行动方针产生了动摇，一种新的观念——“罗斯福式”的“经过改造而生成的”资本主义是更具生命力和爱好和平的制度，已渗透到了苏联权威学术刊物之中。也有老布尔什维克从党的立场出发，直接给斯大林写信，要求在苏联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因为战争已经向全世界表明，“苏联人民是成熟和强大的”，“共产主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所以“国家民主制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道路”。
第四，在残酷而紧张的战争状态结束后，人民普遍要求提高生活质量和水平。
德国投降后，奔萨州酒精厂原料部主任说出了很多人的心里话：“战后苏联生活将发生根本变化，应该彻底改变经济结构。因为苏维埃政权27年来，什么也没看到。这样下去不行。”苏联工人普遍强烈要求取消两班制，恢复三班制，恢复休息日，将11小时的工作时间减少到8小时。在莫斯科的一些工厂，工人们对战争已经结束仍然不能按时发放工资十分不满：“我们期待着胜利，并认为我们最终会按时收到工资，但结果却不是这样。现在的生活很困难。”
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1945年9月19日报告，对鄂木斯克市工厂工人私人信件进行秘密检查发现，135封信中对日常物质生活水平有所抱怨：“没有过冬的棉衣”，“下班后没有替换的衣服”，“报酬很低，什么票证也没发”，“所有人都厌倦了这里的生活”，有成批的工人（大约400人）逃离工厂，尽管抓回后将受到审判。类似的情况在联共（布）中央关于企业劳动纪律问题的综合报告（10月15日）中也比比皆是。
联共（布）中央组织指导工作部11月28日的报告承认，大量的事实表明，工人、教师、医生和农民日常物质生活方面的状况“不能令人满意”，工资被拖欠，棉布、服装、鞋子短缺，食品供应还不如战争时期，配给票证中的份额很低，而且经常不能按时发放。他们发出呼喊：“为什么日常生活状况没有随着战争的结束而得到改善呢？”“为什么面包的供应经常被中断，为什么要排长队购买面包？”“今年是否能够取消票证制度？”“什么时候才能够在商店里进行自由贸易？”
在最高苏维埃选举活动中，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收集到的问题有：“我们的人民被战争折磨得很苦。将如何发展轻工业，尤其是纺织工业呢？”“为什么战争已经结束了还要加强我们国家的防御力量呢？”“英美与苏联的战争是否很快就会爆发？”“我们的军队要在德国呆多久？”“为什么战争已经结束了，而我们的物质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改善呢？”据内务人民委员部报告，这些不满情绪在很多地区已经发展为犯罪行为，出现了大量反动传单和反动言论，甚至有暴力事件发生。
战后的苏联，在国际上已经成为政治和军事强国，但在国内却出现了严重的信仰危机，普遍存在的要求变革的社会心理正在或者已经衍生出对现存政权和制度的不满。这就是斯大林的党和政府面对的社会问题，是他们绕不过去和必须回答的问题。关键在于，苏联领导人没有顺应民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考虑如何吐故纳新，对原有体制、政策的弊端进行必要的改革，而是因循守旧，试图回到战前，并且把一切“罪恶”的源泉归结于西方（主要是美国）的外来影响。于是，一场针对西方的意识形态斗争在战时就已经悄悄开始了。
早在1943年12月2日，联共（布）中央书记处就发出了“关于监察文艺杂志”的决议，要求在内部对各种文艺杂志进行监管。1944年7月26日，联共（布）中央组织部又作出了“关闭苏联作家文学院的决议”。1945年5月22日，苏联宣传部门领导人在内部会议上强调要“加强意识形态斗争”。战争刚刚结束，《布尔什维克》杂志编辑部的文章就指出，“苏联人民正在继续完成一项实现建立一个无阶级的社会并逐步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宏伟任务”。9月29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善苏联境外宣传工作》的决议，责成中央宣传鼓动部，“在一个月期限内研究苏联境外宣传和情报工作的状况，并向中央提交关于苏联在境外国家的宣传和情报工作安排的决议草案”。尽管这些指示和决议都只在内部传达，但美国使馆在1944年夏天已经意识到，美国电影已经很难进入苏联的影剧院。1945年9月15日凯南报告说，苏联已经“恢复了战前的宣传风格”。
在这方面，斯大林对莫洛托夫的指责很有意思，也颇具代表性。1945年11月上旬，苏联报刊登载了丘吉尔在下院的讲话，其中不乏对斯大林的赞美之词。12月初，西方报纸又刊出消息，在西方记者集体投诉后，苏联对外国记者的审查制度显得宽松了。正在南方休养的斯大林得知这些情况后，连续给负责此项工作的莫洛托夫及其他几位政治局委员发去电报，严厉指责莫洛托夫“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出奴性”，试图“用个人权力来改变我们的外交路线”，是“篡夺了权力”，还讽刺说，也许允许西方的“污蔑和诽谤”，“也是他工作计划的一部分”？这一事件的结果是，1946年2月25日，联共（布）中央发出指令，收回外交人民委员部对驻苏外国记者发出的信息的审查权和控制权，将其转给专门的保密委员会。
斯大林对他在战时的第一副手莫洛托夫如此严厉的指责和羞辱，很难说其中没有“功高盖主”的猜忌成分，正像他在军队中对朱可夫的处理一样。不过，抓住莫洛托夫对西方“奴颜婢膝”的错误不放，的确很符合斯大林当时的心态。其实，斯大林此时并不希望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翻脸，在外交领域（中国、伊朗、朝鲜、原子能以及一系列和约问题），特别是在经济领域（赔偿、贷款、贸易等问题），如上所述，苏联还需要美国的合作和帮助。但是，一方面，西方报纸对苏联（主要是苏军在国外）行为大量的负面报道，让苏联宣传部门不得不“反击”；另一方面，清除西方思想文化的影响也要求开展批判“崇洋媚外”、宣扬“爱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为了国内的稳定和政权的巩固，斯大林不得不在宣传领域把美国和西方作为标靶，不得不在苏联人民面前树立起“敌人形象”——是不是真有这个敌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从稳定国内情绪的角度需要这样一个敌人。
1946年2月1日，政治局批准了《联共（布）中央致全体选民的呼吁书》，拟定了以下主要任务：最迅速地恢复国民经济，保持国防实力，必须“巩固所取得的胜利”，“坚决地捍卫苏联的利益”以及“与其他国家的民主力量一起进行争取加强爱好和平国家合作的斗争”。这就是斯大林2月演说的实质内容，它既不是苏联对外政策的新方针，更不是所谓“冷战的宣言”，而只是苏联党和政府近期在国内要做的事情：在国民中树立起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对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方针的自信，告诫人们还要继续勒紧裤腰带，准备过苦日子——因为存在帝国主义和战争危险。其实，斯大林在1月23日为哈里曼送行的会见中已经说明了这一点：美苏“社会和政治理念不同”，但这“只与两国的内部政策有关”，而在外交事务上双方“可以找到共同的基础”。
苏联战后的经济政策存在重大舛误，本文无意为其辩护，这里只是要说，美国政府的确误读了斯大林演说，而凯南对苏联对外政策原因和目标的分析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误读。
三 凯南“长电”及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
尽管斯大林的讲话在白宫引起了震动和不安，但是公众舆论对此却有异议，很多人重读这个讲话并未发现令人恐惧的内容。因此，斯大林演说并未直接导致美国对苏政策的改变。莱夫勒根据当时民意调查的结果分析说，直到1946年2月底以前，美国的精英们在对待苏联的态度上分歧很大，甚至那些主张对苏奉行强硬政策的人也承认，美国民众可能不会欢迎这样一种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国务院急需对斯大林讲话所反映的苏联“外交新方针”有一个深度的解释和说明，于是就找到了被认为是“苏联事务首席评论员”的美国驻苏使馆代办乔治·凯南。
凯南已经在国外生活了18年，此时急于回家，但哈里曼走后新任大使史密斯（W.B. Smith）尚未到任，他只能在莫斯科等待。作为一名学者型官员，凯南认为美国“缺乏通晓苏联事务、具备权威性、客观性和勇气的人才”，他不想再做外交官，而宁愿回国写一本关于苏联政权结构的书。斯大林的演说发表后，凯南认为“太老套”，所以只是按照一般工作程序于2月12日向国务院发出一封简单概括演说内容的电报。这当然不符合国务院官员的需要，2月13日，经国务卿贝尔纳斯（J.F.Byrnes）批准，国务院给凯南发出一封电报：鉴于斯大林的讲话已经激起美国媒体和公众“前所未有”的反应，希望他对苏联的外交政策做出预期性的论证和分析。凯南是最早提出警惕苏联单边主义行为、美苏合作已无法实现的外交官之一，他的看法虽受到哈里曼的赏识，但在华盛顿一直遭遇冷落。现在机会来了。于是，凯南拖着病体开始口述，并在数日内将他对苏联政策的长期思考写成了这封“长电报”。
凯南电报的宗旨是分析和解释苏联对外政策的性质和特征，为美国的对苏战略提供理论依据。凯南首先指出苏联战后外交思维的基本特征：“苏联仍处于敌对的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由于世界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中心“争夺世界经济主导权”的斗争，苏联“与资本主义不可能保持永久的和平共处”；“资本主义内部的冲突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战争”，“精明的资本家”倾向于“摆脱”资本主义内部的战争而发动“对社会主义的侵略战争”，苏联对此“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予以制止”。在此基础上凯南推断，苏联对外政策必定是“千方百计提高（自身的）相对实力”，“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和影响”，“致力于利用和加深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并最终将帝国主义战争转变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起义”。凯南认为，苏联外交路线并非基于“对外部局势的客观分析”，而是“国内统治的政治需要”，其认知的根源首先在于“俄国传统的、本能的不安全感”，因为“生活在广袤而无法设防的平原上的农业民族与凶悍的游牧民族为邻”。近代以来，俄国面对“更强大、更发达、组织更严密的”西方社会，又增加了一种新的“恐惧感”。因此，俄国统治者“一向惧怕来自外部的渗透，惧怕与西方世界直接接触，对俄国人民一旦了解了外部世界的真相或是外国人民了解了俄国内部的真相所可能带来的后果，担忧不已”。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主张革命和暴力的马克思主义在俄国能取得成功，“绝非偶然”，它“成为激发不安全感的无与伦比的动力”。因为外部是一个“罪恶的、充满敌视、威胁着苏联的世界”，所以内部需要独裁、专制和暴力，这样才能对外部世界给以“社会主义力量的致命一击”，从而迎来“一个新的、更美好的世界”。凯南进一步指出这种外交思维在政策层面的反映：“强化军事工业化进程，最大限度地发展武装力量”；“在时机成熟和成功有望的时候，努力实现苏联政权势力范围的扩张”；“不惜通过退出联合国而与其他国家决裂，将对其目标和安全有威胁的联合国变成一个无效机构”；在殖民地、附属国和落后地区削弱西方的影响，以利于“苏联支持的共产主义势力的渗透”；在国际经济领域注重于其势力范围内的经济联系并使苏联处于主导地位，而对国际经济合作采取漠视态度。凯南最后指出，美国面对的苏联，是一个坚信“与美国根本不可能有持久的妥协”，必须消灭美国“赖以生存的传统生活方式”的国家，这是美国“外交上从未经历过的”，也将是美国“未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至于对策建议，凯南提出了几个原则：“必须有勇气去面对”美苏关系出现的危机，而且“越早越有利”，因为美苏之间目前没有什么令美国难以下手的经济瓜葛，而且苏联的现实主义考虑也会让它在强硬立场面前知难而退；解决好内部的问题，提高美国“社会的健康和活力”，不给苏联和共产主义世界可乘之机；必须给其他国家“提供指导”，并描绘出一个美国“所希望看到的，比以前更加积极、更加富有建设性的世界的前景”。
凯南电报并非简单解答国务院对斯大林演说的疑问，而是对苏联战后外交思维、外交政策及其历史渊源进行了深入分析，具有一般外交官难以望其项背的学术性和理论性，因此在华盛顿引起强烈的和积极的反响。国务卿贝尔纳斯“怀着极大的兴趣读完了”这封电报，赞叹说：“真是一篇绝妙的分析。”欧洲事务办公室主任马修斯认为这是他所看到的“写得最好的分析报告”，是未来美国对苏政策的“基本纲领”。凯南电报就像遇到春风的野火在华盛顿和美国驻外机构迅速蔓延。哈里曼看后拿给对苏联事务颇感兴趣的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J. Forrestal），后者将电报复制分发给了“内阁中与外交和军事事务有关的所有成员”，甚至杜鲁门本人。国务院的官员还把这封电报拿给战争部的规划人员，并敦促他们让陆军高层进行认真研究。电报也被分发到美国驻海外的外交和军事机构，各种赞美之词很快就传回华盛顿，驻古巴大使诺韦布（H.Norweb）的评论最具代表性：这是一篇“全面思考问题的杰作”，每位大使读后都希望“这样一份报告是出自他自己的办公室”。所以，如同马修斯预言斯大林演说将成为共产主义者的《圣经》一样，美国学者耶金（D. Yergin）把凯南电报说成是“美国决策者的《圣经》”。凯南本人也由此从一般外交官进入决策层，成为美国外交界红极一时的人物。
尽管有不同的声音，但总体上凯南电报在美国政界、军界和国会得到普遍的接受和赞誉，其主要原因就在于这种带有理论性和历史感的分析来得恰逢其时。正如凯南自己后来在回忆录中所说，如果国务院在半年前看到这封电报，很可能会嗤之以鼻，而在半年后这个报告听起来可能是多余的。战后数月，随着美苏之间分歧的扩大，从白宫到国会山，不乏主张对苏采取强硬政策之人，但是美国整体对外政策仍然受制于雅尔塔体系和社会舆论，即使右翼和鹰派也不愿贸然提出与苏联决裂的方针，至少不能因公开喊出反苏口号而承担破坏盟国团结合作的道义上的责任。凯南的分析则为这种政策转变提供了理论上的合法性依据。首先，苏联是一个怀有“险恶目的”的政治国家；其次，苏联通过扩张和渗透对美国和世界构成了实际威胁；最后，苏联永远不会与美国和平相处。这样，美国就可以摆脱雅尔塔藩篱，堂而皇之地对苏联采取强硬和对抗的政策，同时说服美国和世界舆论，占领道德的制高点。凯南电报助长了美国对苏新方针的形成，正如美国另一位苏联问题专家波伦（C.Bolen）在3月13日的备忘录中所说，再也不需要“对现行苏联政策的动机或理由进行长篇大论的分析了”，凯南的电报已经说明了一切。这个新方针就是“遏制”政策。
1947年7月，凯南化名“X先生”发表了《苏联外交行为的根源》一文，明确提出了对苏“遏制”政策，即“在凡是有迹象表明苏联破坏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地方”，美国便给予“坚定不移的反击”。在2月22日电报中，凯南没有使用“遏制”一词，但对这一政策的根据和内容，尤其是其合理性和必要性，已经大体上做了原则性说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凯南电报的广泛传播推动了美国对苏强硬的外交立场和政策日臻成熟。鉴于共和党议员范登堡（A.H.Vandenberg）2月27日演说对民主党政府外交政策表示的强烈不满，杜鲁门要求贝尔纳斯站在美国政府的立场发表讲话，必须表示与苏联针锋相对，绝不做任何妥协。第二天，贝尔纳斯在纽约的海外新闻俱乐部发表演讲，宣布了一个基于“耐心和坚定”的对外政策新方针。国务卿说，美国期盼友谊，但不会接受“单边主义”，并要“捍卫”《大西洋宪章》；美国将抵御包括政治颠覆在内的一切“侵略”，并在必要时使用武力，且不受联合国安理会否决权的限制；美国作为一个大国，不仅要“确保自己的安全”，也要“维护世界的和平”。尽管没有点出苏联的名字，但这一带有“重大声明”性质的讲话被美国报纸看作是“对俄罗斯的警告”，并表明了“美国国际关系的新方向”。3月29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向国务院提交的文件（SWN4096）《美国的外交政策》强调：“我们强烈赞成‘在与苏联政府打交道的时候采取坚定和友好的态度’，但是重点要放在‘坚定’上。”正如美国著名的冷战史专家加迪斯（J.L. Gaddis）正确指出的，“耐心和坚定”成了此后一年里美国“同苏联打交道的格言”。这个新方针在美国处理伊朗和土耳其危机、解决德国赔偿和缔结和约问题乃至日本和朝鲜的占领问题时，都有所体现。
凯南无疑是一位睿智和善于思考的外交官，但他也有失误的时候。加迪斯非常推崇凯南，他认为，凯南几乎是当时了解斯大林冷战战略的“唯一”一人，只有凯南对苏联行为的解释“能站得住脚”。而按照加迪斯的说法，这个解释就是“早在1917年列宁就对资本主义世界发动了‘冷战’，但直到斯大林时期才制定出赢取这次战争的大战略”。在笔者看来，作为凯南理论起点的这个“长电”，虽然对苏联外交思维及其渊源的分析不无道理，但其结论却显得过于偏激和简单。根据凯南的逻辑，俄罗斯传统的不安全感和主张“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导致苏联必然采取不断和无限扩张的政策，战后苏联在政治和军事上的强盛为这种扩张奠定了基础，因此苏联的外交政策已经构成对美国的挑战和威胁，而且永远不会和解，所以美国必须应战，必须遏制。凯南把苏联看作是冷战的发动者，同时也为美国推卸了破坏美苏共同缔造的雅尔塔体系的道义责任。然而，这个逻辑存在以下几点漏洞，或至少是值得讨论的问题：
其一，苏联和美国虽然都是战后仅存的政治军事大国，但二者实力相差悬殊。在军事上，美国掌握着世界上唯一的原子弹及绝大多数的航空母舰和战略轰炸机，而这些战略性武器苏联都没有；在经济上，美国的黄金储备为200亿美元，几乎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二，世界一半以上的制造业在美国，其各种产品占世界总量的三分之一，并成为世界最大的贸易出口国。那么，苏联自知实力大不如人（这一点电报中略有提及），是否会主动向美国挑战？
其二，大量史实表明，苏联战后的不安全感主要来自内部而不是外部（这一点电报中也有提及），可见上文对斯大林演说的分析。既然如此，苏联是否会在解决国内问题之前或同时就将主要矛头和力量指向美国？如果这样做，苏联岂不是更不安全？实际上，也没有证据表明此时苏联就已经制定出针对美国的战略方针——无论是外交的，还是军事的。直到1946年9月27日，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Н.В.Новиков）才发出一封对美国外交政策进行全面分析的电报，并确认美国已经将苏联锁定为攻击的目标，苏联必须反击。在冷战史学界，这封电报被称为凯南电报的“镜像”，与凯南电报“如出一辙”。
其三，俄罗斯在历史上的确是一个扩张型国家，凯南电报对其扩张动机和根源的分析也十分中肯，但其忽略的一点是，到战争结束时，斯大林的地缘政治诉求已经全部得到满足（芬兰、波罗的海三国、东欧、巴尔干和远东），俄国沙皇梦寐以求的三个出海口苏联已完全掌控（太平洋、波罗的海）或得到基本保障（黑海），而所有这一切的国际法依据就是雅尔塔体系，其保障机制就是联合国——这两者恰恰是战后美苏合作的基础和平台。在这种情况下，苏联有什么理由主动破坏雅尔塔体系，抛弃联合国？
其四，从理论上讲，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势不两立，是一种无法共存的替代关系，苏联的确也曾高举“世界革命”大旗冲击资本主义世界，凯南电报对此讲述得十分清楚。但同时还要注意的是，自从提出“一国社会主义”理论后，共产主义理想和世界革命已经成为苏联外交的工具，斯大林1943年解散共产国际、1944年推行“联合政府”政策，都是证明。如果说苏联在战后具有融入国际社会的意愿、动力和条件，那么断言苏联与美国已经没有共同目标，并且永远没有“和平共处”的机会，是否过于偏激？
无论如何，凯南电报对华盛顿影响的最终结果是多数人认定对苏联已经没有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有任何妥协的余地。对于这种误导的结果，福雷斯特尔的读后感最说明问题：“从此以后他（指福雷斯特尔——引者）日益感觉到不能再根据俄国问题可以和平解决的假定来制定政策了。”在他看来：“对于任何细心思考的人来说，如果接受这个分析（指凯南电报——引者），那么就必须放弃同这个黑暗的、由俄罗斯过去的幽灵所笼罩着的独裁政权建立常规的或‘正常’的国际关系的一切希望；它使得下面的观点显得愚蠢，这种观点在以后曾盛行一时，认为通过让步，通过‘国家首脑’的一次会晤，或者通过诸如此类的形式，在会议桌上和平地进行合理的讨价还价，就能解决一切问题。”
外交的本质就是妥协，因此凯南电报必然导致一种错误观念，即在敌对国家之间不需要外交。对此，美国著名记者和政治评论家李普曼（W. Lippmann）在1947年批评“X”文章时有一段精辟的论述：“在一个有敌对势力存在的世界，外交处理的方法是，建立一种力量平衡，使敌对势力无论多么缺乏亲密关系，无论多么对共同的呼吁无动于衷，都无法看到侵略成功的前景。”“作为一个外交家，如果认为敌对和不友好国家之间无法达成和解，那就等于忘记了外交是干什么的。”所以，凯南想要阻止美国政府中存在着的一种无限度向苏联让步的主张没有错误（这种让步只能刺激苏联进一步提出要求），美国选择对苏联采取“遏制”政策本身也没有错误（特别是后来凯南强调这种遏制的重点不在军事而在政治），但如果只有“遏制”而排斥妥协，排除继续沟通和谈判的渠道，就未免过于简单化了。
最后，在凯南电报所引发的美国对苏政策转变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即贝尔纳斯代表政府宣示美国外交政策新方针时，避免公开提到苏联。这表明政府对公众舆论是否接受这一转变没有把握。实际上，在此之前美国的民意调查反映了公众对苏联的矛盾心理。例如，《财富》杂志在1945年12月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50%的受访者认为在未来25至30年内有可能避免一场大规模战争，只有16.6%的人认为苏联会发动这样一场战争。1946年初的一项盖洛普民意调查发现，只有26%的人认为俄国人寻求统治世界，13%的人仍然把这种野心归咎于英国人。哈伯特（F.J.Harbutt）因此认为，虽然存在明显的反苏趋势，但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对保持“雅尔塔愿景的合作态度”仍有信心，“或至少是希望”。或许正是因为这一点，杜鲁门才决定邀请丘吉尔到富尔顿讲演，用英国人的公开言论来试探美国舆论的反应。
四 丘吉尔“铁幕演说”的背景和结果
铁幕（Iron Curtain）一词并非丘吉尔创造，但却因他的一次演说而家喻户晓。1946年3月5日，这位已经下台的英国前首相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了一个震动世界的演说。面对威斯敏斯特学院3 000多听众，并通过英美两国的无线电广播，丘吉尔首先讲述了在“战争和暴政”面前英语世界团结的必要性，特别是英美关系的特殊性：“兄弟般的联合”要求双方军事上全面合作，“包括联合使用两国在世界各地掌握的所有海空基地，使现有的设施继续用于共同安全的目的”。接着丘吉尔描绘了一幅紧张而恐怖的画面：“没有人知道苏俄及其共产主义国际组织在最近的将来打算干些什么，以及它们扩张和传教的边界在哪里”，但欧洲面对的现实就是“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即什切青——引者）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道铁幕横跨欧洲大陆”。铁幕后面的中欧、东欧和巴尔干国家都受到苏联的影响和控制，在所有这些国家，共产党的地位和权力正在提升，并且“到处寻求极权主义的控制”。在铁幕的另一边，“共产党或第五纵队对基督教文明构成了越来越大的挑战和危险”。面对这种状况，丘吉尔说：“我不相信苏俄希望战争。他们希望的是战争的果实以及他们权力和主义的无限扩张。”演说最后又回到英美联合对抗苏联的呼吁：“倘若英国所有道义上、物质上的力量和信念，都同你们的力量和信念兄弟般地联合在一起，那么，就将不仅为我们、为我们的时代，而且为所有的人，为未来的世纪，带来一个广阔的前程。”
这个演说之所引起世界震动，是因为战后丘吉尔在世界公众面前首次公开点名指责苏联，并号召英美乃至英语世界联合起来对抗苏联。作为一个具有世界影响的政治人物，一个曾经的大国领袖和三大国合作的创始人，丘吉尔公然背离战时形成的大国合作原则，公然挑战雅尔塔体系的精神，此举非常人所能为，难怪丘吉尔本人把这个讲话称为自己“职业生涯中一次最重要的讲话”。不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如此重要一个讲话，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丘吉尔这样一个非政府人物的个人行为，其背后存在着与美国政府、英国政府之间隐秘而复杂的联系。
丘吉尔是著名的保守派和反共政治家。早在德国战败之际，丘吉尔就把苏联作为下一个敌对的目标了。1945年5月22日，英国军方根据丘吉尔的指示制订了代号“不可想象的行动”的军事计划。该计划以苏联已成为“对自由世界的致命威胁”为前提，目的是在柏林、布拉格、华沙和贝尔格莱德建立起一道防止苏联继续西进的“新战线”，通过一场“全面的战争”，“迫使俄国屈服于美国和大英帝国的意志”。这个计划因“超出我们的能力”而并未实施，甚至没有迹象表明曾将计划交给了美国人，但是它的存在已经说明丘吉尔的反苏心态。如果考虑到那时英国民意调查的结果，即主张对苏联友好的英国人占70%，甚至超过了主张对美国友好的人（45%），那么保守党在议会选举中失败的原因之一很可能就是其对抗苏联的立场。一时失魂落魄的丘吉尔很快就振作起来，并作为反对党领袖活跃于英国政坛。到1945年秋末冬初，丘吉尔喊出了英美团结共同反苏的口号。恰恰这一点被美国总统杜鲁门看中了。杜鲁门对国务卿贝尔纳斯在莫斯科会议的表现颇为不满，认为对苏联让步过多。1946年1月5日，杜鲁门把贝尔纳斯叫到白宫训了一顿。杜鲁门历数了苏联在东欧、伊朗、土耳其等问题上的“暴行”后说，苏联“所了解的只有一种语言——‘你究竟有多少个师？’”，“我认为我们不应该再作任何妥协”，“我已经厌倦了笼络苏联人”。可以看出，杜鲁门后来亲自为丘吉尔的讲演站台助威绝非偶然。
1946年1月29日受邀来到美国的丘吉尔写信给杜鲁门，说他“有一个信息要传递给贵国和世界”，并认为“我们很可能会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杜鲁门立刻心领神会地回信说，他知道有“一个重要信息要传递”。2月10日晚两人在白宫进行了一个半小时的会面。根据总统军事顾问李海（W. D. Leahy）的详细记录，丘吉尔告诉杜鲁门，讲演的主题是英国和美国之间有必要进行全面的军事合作，以维护世界和平，直到联合国能够完全负起维持和平的责任，而这将是在遥远将来的某个时候。丘吉尔还提出，为了英美的安全，两国联合参谋部应该继续工作下去。会面后，李海陪同丘吉尔回到英国使馆，与哈利法克斯（Lord Halifax）大使一直谈到深夜。丘吉尔告诉哈利法克斯，杜鲁门“对他发表他心目中的那种兄弟会的演讲相当满意，非常高兴”。3月3日，杜鲁门邀请丘吉尔乘总统专列从华盛顿同往富尔顿。在列车上，丘吉尔向贝尔纳斯和李海出示了几乎已经完成的讲稿，他们都很热情，感到兴奋，“没有提出任何修改意见”。据总统助手克利福德（C. Clifford）回忆，在贝尔纳斯向杜鲁门详细介绍讲稿内容时，他一开始表示拒绝阅读文本，但是当打印好的最终文本分发给白宫工作人员和随行记者时，总统还是“无法克制地阅读了它”。丘吉尔在给艾德礼（C.R.Attlee）首相和贝文（E. Bevin）外交大臣的电报里描述了杜鲁门当时的反应：“他告诉我，这个演讲令他钦佩，虽然可能引起轰动，但只会带来好处。”显然，杜鲁门不仅事先知道讲演的内容，而且对最后的讲稿也十分赞成。不仅如此，杜鲁门实际上希望“引起轰动”。早在1945年12月20日，美国国务院就宣布丘吉尔即将发表的演讲是一个重要事件，而关于丘吉尔与白宫接触的大量新闻报道也激起了公众对它的兴趣。可以说，杜鲁门是这场闹剧的幕后导演，丘吉尔只是演员而已。
然而，在公开场合，杜鲁门又希望与丘吉尔保持一定的距离。作为丘吉尔讲演的主持人，杜鲁门事先指示克利福德“在他的开幕词中插入几句关于斯大林的正面话语”。正像很多研究者指出的，富尔顿讲演实际上成为美国政府“战略的一部分”。当美国政府开始转变对苏联立场而倾向强硬政策时，艾德礼政府采取的立场则比丘吉尔政府更接近罗斯福的大国合作方针，而丘吉尔本人作为罗斯福的朋友和伙伴，在美国公众眼里还是著名的二战英雄和功臣，他可能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能力促进美国外交政策的预期变化，或者进一步说，使正在发生的变化合法化。杜鲁门不过是把这次讲演作为一种“试探性气球”，对于如此急速的外交政策转变，一方面观察苏联政府的反应，另一方面掌握美国舆论的走向，可谓“一石二鸟”。
据西方学者考察，英国政府事先知道并赞成丘吉尔在美国发表讲演，他们希望凭借丘吉尔的个人影响加强英美关系以获得美国贷款，但艾德礼和贝文都不了解讲演的具体内容，丘吉尔（包括知道内情的哈利法克斯）没有向他们提供讲稿或提纲，他们也没有要求这样做。富尔顿讲演的宗旨当然背离了英国新政府的外交路线，尽管贝文坚持对苏联采取“坚定而直率”的态度和策略，但是他并不愿意在强硬路线上走得太远，以免彻底破坏英苏关系。当2月21日英国下议院讨论外交问题时，有人提出西方大国应“联合起来对付俄国”，贝文则建议让苏联参与英美之间的讨论和信息交流，他甚至提出将1942年签署的英苏友好条约从20年延长到50年。所以，不管丘吉尔讲什么，英国政府也乐见其成，关键是看美英的社会反应和苏联政府的态度，再决定英国的立场。
铁幕演说发表后，美国社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十分强烈的反响和热烈的讨论。情况之复杂，以至有学者将美国舆论对铁幕演说的反应分为四大类——“现实主义派”“左翼自由主义派”“孤立主义派”和“温和主义派”。总体来说，这个演说与美国意识形态有很强的共鸣。丘吉尔最成功的地方就在于激发了美国人对苏联极权主义无限扩张的忧虑感和恐惧感。《纽约时报》用列表的方式显示了除控制东欧外苏联在战后吞并的结果：27.39万平方英里领土和2 435.55万人口，这更加深了人们对苏联是“帝国主义的象征”的印象。在这种情绪下，大多数人赞同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就毫不奇怪了。3月13日的民意调查发现，60%的人认为美国对苏联的政策“太软”，只有3%的人认为“太硬”。
尽管如此，很多人并不赞成丘吉尔提出的采取英美军事联盟的方式对抗苏联——这显然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世界的分裂，而认为美苏之间仍具备合作条件的还大有人在。英国驻美使馆的分析报告认为，“大部分媒体和国会显然不愿意认可它是解决当前问题的适当办法”，“自由主义者和左翼人士”谴责这是“毫无道理的敌意”，是“使美国为英帝国力量的罪恶提供担保的计划”，中间派和温和派则“担心联合国组织因此而受到伤害”，保守派虽同意丘吉尔的分析，但也“不愿意接受（他）所提供的解决办法”。民意调查显示，对于美国是否可以继续与苏联合作的问卷，丘吉尔演说前（2月）同意者占35%，反对者占52%；演说后（4月）同意者上升至45%，反对者下降至38%。最后，铁幕演说在得到美国保守派和右翼赞美的同时，也导致“一个强大的左翼阵线开始出现”——从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到工会组织、新闻界和知识分子，以及美国共产党。尽管无法为苏联的行为辩护，但他们认为丘吉尔“既不代表美国人民或其政府，也不代表英国人民或其政府”，富尔顿是“一场灾难”，正在把美国的命运“转向危险的方向”，拟议中的英美联盟将“割断联合国组织的喉咙”。
面对社会和舆论出现的分裂趋势，美国政府急忙站出来表态，一方面撇清与丘吉尔演说的关系，一方面表明美国的立场。在3月8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杜鲁门和贝尔纳斯都否认事先看过讲稿，并声称美国政府与此无关。杜鲁门重申了美国对联合国的承诺，并说他不认为苏联会走一条单行道。不过，杜鲁门并不否认丘吉尔在自由的国家有自由讲话的权利，也没有拒绝英美联盟的说法，甚至还表示在宣布战争正式结束前，通过联合参谋长会议进行的英美军事合作将继续下去。在随后几个月里，美国内部自由派和保守派的意见分歧仍然十分激烈，“两极分化”的程度也越来越严重。
丘吉尔演说发表后，英国政府似乎也陷入了尴尬的境地。“英国外交部的第一反应是震惊，”艾德礼在3月9日回答议会的质询时说，“国王陛下的政府事先并不知道演讲的内容”，英国大使也没有“被要求事先批准或不批准这个演讲”。当有人追问政府对演说内容是否赞成时，艾德礼巧妙地回答说：“陛下的政府没有被要求对一个私人在另一个国家发表的演讲表达任何意见。英国政府的政策已经由外交大臣在众议院中完全明确地阐述了。”关于驻美大使与讲演稿的关系，英国使馆新闻处官员的解释是：“大使有机会看到丘吉尔先生的演讲稿，尽管不是最后的形式。由于丘吉尔先生明确表示他只是个人讲话，哈利法克斯勋爵不觉得有必要表示赞同或反对，就像他在任何其他著名的公民私人访问美国的情况一样。”英国官方采取如此回避的态度，与前述工党政府处理与苏联关系时的矛盾心理有直接关系——既不想得罪美国，也不愿疏远苏联。
苏联最初的反应似乎很平静，3月7日莫斯科广播电台简单地提到了富尔顿演说，第二天报纸上也只有简短的报道和评论，说丘吉尔发表了“反苏讲演”。经过一番准备，当美国报纸的热潮刚刚退去，3月11日苏联报刊开始了反击。《真理报》头版头条发表了社论《丘吉尔挥起军刀》，第４版摘要刊登了富尔顿演说的内容。社论的矛头直指丘吉尔，称他为“反动派”“战争贩子”、挑衅者和诽谤者。社论特别提到“英美联盟”，指责丘吉尔“紧紧追随山姆大叔，尽管只是充当一个小伙伴的角色，希望英美军事联盟使英帝国能够继续帝国主义的扩张政策”，并指出这一联盟“注定要彻底失败”。凯南的印象是，由于富尔顿演说没有在美英政府和舆论界得到明显支持，苏联似乎对“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在这些问题上普遍存在巨大的不团结和意见分歧”感到“欣慰”。苏联老百姓可能更敏感一些。《真理报》的社论通过电台在全国各地广播后，引起苏联人对丘吉尔的愤怒，同时也引发了对战争危险的担心，甚至出现了恐慌情绪。
苏联宣传部门根据外交情报得出的结论也是如此：铁幕演说“在美国大多数人民中未能引起丘吉尔所希望的煽动”。尽管如此，面对丘吉尔的挑战，莫斯科也不得不认真对待。3月13日，斯大林亲自出面驳斥丘吉尔。以答《真理报》记者问的方式，斯大林开宗明义地指出：“这个演说是危险的行动，其目的是要在盟国中间散播纠纷的种子。”斯大林把丘吉尔比作希特勒，指责他“站在战争挑拨者的立场上”，利用“种族论”，“号召同苏联开战”。斯大林还用大量篇幅严厉反驳了丘吉尔对苏联和东欧国家民主制度的攻击，认为共产党在欧洲影响的增长，是“历史发展规律”使然。斯大林最后断言，即使丘吉尔“和他的朋友们”能够组织起新的“讨伐”进军，也一定会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后14国武装干涉苏联那样被击败。这篇讲话被《时代》周刊称为“和平时期一位政治家对另一位政治家最严厉的攻击之一”。在英国驻苏联公使罗伯茨看来，斯大林的反驳“牵强而苍白”，很难令人相信，因此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苏联民众讲话：他们必须准备好迎接未来的压力和考验。在这篇文章之后，联共（布）中央对外政策部召开了对外宣传积极分子会议，部署“加强揭露英美分子反苏阴谋的工作”，日丹诺夫在会上号召要坚决放弃那种“战争之后应该让人们休息”的立场。苏联宣传的调子随之发生急剧变化，很多中性的词汇和语言被激烈的谴责所代替，批判英美的文章大量增长。
十天后，3月22日，斯大林以答美联社记者问的形式，对外界发表了简短的政策性声明。斯大林首先指出，联合国“是维持和平和国家安全的重要工具”，以此表明苏联希望在联合国的框架内解决国际争端问题，但前提是联合国必须建立在国家平等的原则上。斯大林“声明”的另一个重点是：深信“任何民族，任何民族的军队都不希望有新的战争发生，他们要和平，他们力图保障和平”，为此需要各国组织广泛的反战宣传。这个因伊朗危机爆发而做出的表态显然温和了许多。苏联从来没有设想和准备发动战争，斯大林也未必真的相信西方会诉诸武力，但是被丘吉尔煽动和助长的反苏情绪的确构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外来威胁，何况此时苏联国内也遇到了难以摆脱的麻烦。所以，与西方尤其是美国的紧张关系应该缓解。这就是斯大林发表第二个答记者问的目的。
斯大林的讲话对于安抚国内很起作用，但对于国外的反苏情绪就不是几句话能打发的，莫斯科必须有所行动。那么，这三件相互关联的事情发生后，美苏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五 1946年春夏之交美苏关系的困境
如果把这一时段的历史事件做成剖面图，就会发现美国与苏联之间互动关系处于相当复杂的状态，就像一个万花筒。
在舆论宣传方面，如上所述，自１９４６年3月以来，苏联国内报纸杂志普遍加强了针对英美的指责和批评，表现出一种“新的强硬路线”。但是这仅限于国内宣传，由苏联情报部主管的对外宣传工作的调子并没有立即转变，对“三国同盟”仍然保持着“谨慎乐观”的方针。在苏联领导人的指示中，暂时还没有把“反动集团”“某些反动分子”与西方国家的官方政策直接联系起来。美国对苏联的俄语广播仍在正常播送。4月4日苏联政治局做出决定，批准由《真理报》《消息报》和《红星报》人员组成的苏联代表团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报业编辑协会会议。4月23日，苏联接受美国的要求，同意将画报《美国》在苏联的发行量增加到５万份。直到1946年6月，苏联情报部通过的发往境外的稿件，“几乎没有一篇谈论苏联政策的文章”，甚至对“斯大林同志就丘吉尔富尔顿讲话所发表的演说”也只字未提!
很显然，此时苏联舆论宣传工作的重点在于教育国内民众，至于对外宣传，苏联暂时还不想与西方撕破脸皮。
1946年年初以后，美国对苏联的政策趋向强硬和对抗，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这并没有妨碍美苏高层的密切接触，因为此时美国采取这种立场的目标并非要向莫斯科宣战，而是想通过外交谈判迫使苏联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3月5日，即丘吉尔发表演说的当天，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起草了给莫洛托夫的电报，建议4月15日在巴黎举行外长会议，为巴黎和会准备草案。3月19日杜鲁门起草了致斯大林函，表示对美苏关系的“现状担心”，并希望斯大林访问美国。3月27日，美国新任驻苏大使史密斯赴任路经德国，在与苏联驻盟国对德管制委员会代表会谈时表示，“美国无意与英国建立正式联盟，也不会加入任何针对苏联的联盟或集团”，并坚持认为“苏联和美国不存在无法通过达成协议并在加强联合国办事处任务框架内解决的矛盾”。史密斯还为杜鲁门带话说，“美国已准备好满足苏联的利益”。3月30日，史密斯在礼节性拜访莫洛托夫时说：“斯大林元帅在美国非常受尊敬，美国人民相信斯大林元帅说的话。”又说：“如果苏联和美国能够友好合作，那世界就不会存在危险。”莫洛托夫表示同意，回答说：“和平取决于苏联与美国的友好关系，苏方对与美国友好合作充满诚意。” 4月4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正式接见史密斯。史密斯说话软中带硬：“美国愿意并渴望与苏联实现妥协，因为我们相信，如果我们两国相互理解和合作，世界和平就会得到保证。……如果美国人民有一天确信我们面临着任何强大国家或国家集团不断的侵略浪潮，我们会像过去那样作出反应。”史密斯还表示：如果美苏“两国仍然相互担心和猜疑”，可能都会发现自己走上了代价昂贵的重整军备的政策，“而这正是我们希望避免的”。斯大林没有正面交锋，只是强烈地谴责了丘吉尔的演说，认为这是“对他本人和苏联的无端攻击，如果这是针对美国的，在俄罗斯是绝对不允许的”。斯大林一再解释苏联在中国、伊朗和土耳其问题上的政策，并重申了他对和平和遵守联合国原则的愿望。最后，以身体不适为由，斯大林婉言拒绝了访美的邀请。史密斯带着紧张的心情进入克里姆林宫，会见结束时感到“气氛融洽”。同一天，美国大使递交了关于召开巴黎外长会议的信函，莫洛托夫4月7日答复，同意贝尔纳斯的提议。4月10日苏联副外长李维诺夫（М.М.Литвинов）接见史密斯，双方再次表达了美苏之间应加强沟通、加深了解的意愿。4月12日，在罗斯福逝世一周年之际，根据诺维科夫的建议，斯大林致函纽约的美俄关系研究所，追忆“这位伟大的政治家”，并认为“各国人民也应该感谢美国与苏联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同一天，史密斯转交了杜鲁门给斯大林的回信，信中对斯大林关于联合国组织重要性的声明表示“特别高兴”，认为这“与美国政府和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人们的态度完全一致”。在美苏关系正在日益恶化的背景下，这些言论和表态，显然主要意在争取国际舆论和抢占道德制高点，有些话语恐怕也是言不由衷的。不过，也可以看出，双方还是为对抗留下了谈判和妥协的空间，至少在客观上是如此。
为了缓解美国的敌意和国际舆论压力，苏联也的确释放出一些缓和关系的信号。1945年底苏联未能在规定的时间批准《布雷顿森林协定》，引起美国疑虑。1946年2月21日美国照会苏联，邀请苏联派“观察员”参加定于3月8日在美国佐治亚州萨凡纳举行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银行第一次会议。是否出席这次会议在苏联内部引起了激烈争论。不过，当会议如期召开时，苏联代表团还是在会场出现了，尽管只是“观察”。美国报纸评论说，这可能只是“大国博弈中的花招”，但也可能是苏联改变政策的“第一个证据”。人们希望苏联开始认识到“单边行动”的后果，并“相应调整其政策”。
最令人感兴趣的举动是莫斯科宣布从中国、伊朗和丹麦的领土撤军，这显然是对丘吉尔指责苏联“无限扩张”做出的直接反应。2月26日，苏联在东北占领军司令部发表声明，解释说苏军推迟撤离是因为中国接管的军队未能到达和交通上的困难。美国报纸认为，这个声明暗示：只要美国军队还留在中国，苏军就不会撤离。《纽约时报》还报道说，沈阳苏军守备部队有所增加，据信将长期驻扎。就在丘吉尔发表讲演的当天，贝尔纳斯遥相呼应，发表声明指责苏联军队在满洲的掠夺和破坏行为。几天后，3月10日《纽约时报》就发出了完全相反的报道：苏军正在从沈阳撤军，这有望成为全面撤军的开始。果然，3月24日苏联宣布，苏联占领军将在１９４６年4月底之前全部撤离中国。
苏联从伊朗的撤军也在这个时间点发生了戏剧性变化。3月2日是盟国约定的从伊朗撤走占领军的最后期限，当时英美军队均已撤离，苏联却在此前一天宣布，苏军3月2日将开始从伊朗“相对平静的地区”撤离，而伊朗北部其他地区的苏军在“局势明朗之前”将继续留驻。第二天，伊朗政府向苏联提出抗议。然而，苏军不仅没有撤退，反而增加了装甲部队，驻在保加利亚的苏军也开始向南调动，在伊朗的苏军则开始了“全面的战斗部署”。并非巧合，也在3月5日这一天，贝尔纳斯向驻莫斯科使馆发出了给苏联的抗议照会，呼吁苏联尊重联合国的宣言和原则，立即无条件从伊朗撤军。照会特别提到，美国对苏联违反规定而造成的局面“不能无动于衷”。尽管称不上是“最后通牒”，但美国施加的压力显而易见。3月8日美国再发照会，口气更加强硬，要求苏联解释为何不是从伊朗撤军而是增派部队。3月18日，鉴于苏联没有退让的表示，伊朗政府在美国和英国的支持和鼓励下，将“诉状”提交到联合国安理会。3月22日，如前所述，斯大林发表了和解性的答美国记者问。3月25日，即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朗问题举行听证的前一天，塔斯社发布公告：根据与伊朗政府的协议，苏联于24日已开始撤离在伊朗的剩余部队，如果没有意外，撤军将于5—6周内完成。同一天，斯大林致电美联社社长证实了这一消息。伊朗危机由此缓解。
令美国感到意外的是苏联突然宣布从丹麦的博恩霍尔姆岛撤军。战争后期，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的一些官员提出了在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主要是丹麦和挪威）扩大苏联影响，甚至建立苏联势力范围的建议和计划。1944年7月,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С.А.Лозовски）在内部会议上提出，苏联需要在丹麦的博恩霍尔姆岛建立军事基地。8月，欧洲第五司司长奥尔洛夫（П.Д.Орлов）提交的报告也认为，苏联在丹麦拥有“特殊利益”，因为该国“处于波罗的海出海口的要冲位置”。1945年5月7日和8日苏联飞机轰炸了博恩霍尔姆岛上的德军，5月9日苏军登陆占领该岛。
当时美国军事情报部门认为，苏军对博恩霍尔姆岛的占领是苏联控制波罗的海的“第一步”，并预测“苏联不会离开该岛了”。
然而美国人没有想到，1946年3月4日丹麦政府的照会要求苏联撤军，第二天莫洛托夫便接见丹麦公使并声明，如果丹麦已有能力使用本国军队保卫博恩霍尔姆岛并在那里建立起行政机构，苏联将召回自己的军队。
3月17日，美国报纸报道了苏联宣布从该岛撤军并已经开始撤军的消息。
就是在美苏一直争执不下的的里雅斯特地位问题上，苏联也在巴黎外长会议上做出了让步。的里雅斯特位于亚得里亚海北岸，拥有地中海地区一个繁华的港口，原属奥匈帝国，后归入意大利。1945年5月铁托（J.B.Tito）指挥的南斯拉夫军队抢先占领了的里雅斯特大部分地区，并与随后赶来的英美特遣部队形成对峙。虽然美苏都不希望在这一地区发生军事冲突，但苏联支持南斯拉夫占有该地区，而英美坚决反对。9月，伦敦外长会议的激烈讨论没有结果。1946年5月，巴黎外长会议前期，莫洛托夫提出南斯拉夫可以放弃对意大利的战争赔款要求，来交换的里雅斯特，贝尔纳斯拒不接受，双方僵持不下。6月23日斯大林电告莫洛托夫，苏联可以让步，同意美国的国际共管方案。会议以妥协性的决议——宣布的里雅斯特为“自由区”（西方的最后方案）而结束了争吵。
当然，苏联并非处处都愿意做出妥协。在那些涉及苏联根本利益的重大问题上，莫斯科寸步不让，例如德国赔偿问题。虽然1946年初美苏就德国赔偿计划达成一致意见，但该计划的执行却阻力重重，特别是美国又提出了尽快签订对德和约问题。在执行赔偿计划方面，分歧的实质是美国要求在保障德国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实现赔偿，而苏联则坚持先完成赔偿再考虑德国经济问题。对于美国提出的尽快建立统一的德国政府并签订对德和约的建议，苏联实际上采取了抵制立场，明确提出苏联只有在得到100亿美元赔偿的情况下才会考虑美国的建议，甚至要求从德国西部地区收取“现有产品”作为对苏联的赔偿。巴黎外长会议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取得任何进展，迫使美国提出英美占领区合并的方案。美苏在德国问题上的分裂由此开启。
在十分敏感的核武器研制和国际管制问题上，美苏也走上了尖锐对立的道路。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UNAEC）于1946年年初成立，在6月14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议上，美国就抛出了一个原子能国际管制建议，即著名的“巴鲁克计划”。该计划的核心要点有两条：联合国有权对不遵守原子能协议条款的国家实行包括使用武力在内的制裁；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不得对这种制裁使用否决权。在美国是全世界核武器唯一拥有者的情况下，这无异于维护其垄断地位，因此遭到苏联反对。6月19日，苏联也向委员会提交了一个建议，主旨是禁止使用核武器，并销毁现有的所有核反应堆。从此，联合国内关于核武器国际控制的问题便进入了漫长而毫无结果的谈判。1949年8月苏联原子弹爆炸成功以后，美苏就开始了令人恐惧的核军备竞赛。
这就是1946年春夏之交美苏关系的历史剖面图：对抗有之，妥协亦有之，强硬有之，让步亦有之。
简短的结论
到1946年的春天，美苏关系处于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双方充满敌意，并开始宣传战，但都尚未形成明确的政策方针。苏联的对美方针处在犹豫之中，不想树敌又必须树敌，意识形态与现实政策陷入矛盾；政治上的防线已经建立，但经济沟通和交往还在继续，并希望有所收获。美国因对苏
战略认知陷入误区而采取强硬方针，但目的并非决裂，仍希望和等待苏联做出退让；世界“霸权”意识已经抬头，但孤立主义情绪并未完全褪去；反苏反共势力上升，但仍有不少对苏友好和与苏合作的声音。总之，政府、国会和社会舆论之间尚未形成一致意见。
斯大林的选举演说：“攘外”是假，“安内”是真，“攘外”是为了“安内”。演说的内在动机因正在形成的敌对关系被掩盖或误读。其结果引起了外部猜忌，在客观上打击了美国左翼力量，助长了美国右翼势力，造成了更不安全的外部环境。
凯南的“长电报”：与正处在上升趋势的美国右翼心态十分吻合，受到政府和国会中“鹰派”的欢迎。但其过于情绪化的理论分析，没有强调苏联战后的不安全感主要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内部，关于放弃与苏联通过沟通和谈判解决争端的结论，更是过于偏激而脱离现实。
丘吉尔的“铁幕演说”：自知英国力竭，借助“钟馗打鬼”，鼓动英美联合对付苏联，不乏大英帝国传统外交的老到和精明，也迎合美国右翼势力的心理，但同时引发了美国舆论的担心和忧虑。这些话如果晚一年再说，或许恰逢其时。
1946年上半年发生的种种事件表明，美苏关系的症结主要是意识形态对立导致的战略性互疑。苏联的核心利益在欧洲，与其直接对立的主要是英国，除了德国赔偿问题，美国与苏联在欧洲并没有地缘政治的交集。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贷款、赔偿、贸易、租借清算和国际经济组织，所有的谈判还在进行中，也就是说，双方经济关系尚未切割。因此，以“阵营对抗”、两极分化为特点的冷战政策和局面都还没有最终形成。冷战的前奏已经吹响，但冷战本身并没有开始。
以后事态的发展变化，关键是看双方决策者是否能准确判断对方的战略目标和政策底线，而这恰恰是对抗与妥协转换的临界点。从历史上看，社会制度异质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之间是可以共处的，也是可以合作的，但如果双方在战略判断上出现错误，后果就会很严重。不幸的是，此时美苏之间都有战略性误判：苏联认定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必然到来，美国则认定苏联的目标就是无限扩张，双方都在这种判断的基础上制定对外政策，其结果自然就是走向对抗。如果这种误判不能纠正而继续发展下去，冷战就是不可避免的结局。然而，更加不幸的是，1946年下半年和1947年上半年的历史就是沿着这条线索发展的。
谢选骏指出：人说“冷战前奏：美国对苏联战略认知陷入误区——关于美苏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我看“冷战就是罗斯福的主要遗产”，所以戰後秩序也像罗斯福残缺不全的身体——一瘸一拐、终生轮椅。
【78、罗斯福“新政”——親痛仇快之作】
《罗斯福“新政”在世界史上的地位》（刘绪贻）報道：
１９８３年，我在《世界历史》是年第２期上发表了“罗斯福‘新政’的历史地位”一文，论述了罗斯福“新政”在美国历史上的地位。这篇短文，拟根据现在我已收集到的资料，对罗斯福“新政 ”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进行初步探索，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
３０年代空前严重经济危机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应付办法，都是大力将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但是，由于国情不同，这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也不一样。大体上说，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德、意、日的纳粹型或法西斯型，即对内实行专制独裁、对外实行疯狂扩张的类型。季米特洛夫在第７次共产国际会议上的报告中称之为：金融资本中最反动的、最沙文主义的和最帝国主义的分子的公开的、恐怖主义的独裁。它是一种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另一种是以美国“新政”为典型的类型，即“福利国家”类型。
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虽曾得逞于一时，但它与全世界人民为敌，失道寡助，必然在国内国际的阶级斗争中遭到毁灭。这正是德、意、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亦即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主义战争中的命运。由此可见，法西斯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最终是不能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的。只有“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才能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到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请参阅刘绪贻：“罗斯福‘新政’对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作用”，《历史教学》，１９８１年第９期。日本著名进步经济学家大内力教授运用“资本积累从根本上说意味着劳动力隶属于资本”的论点，得出了类似的结论。请参阅〔日〕大内力著：《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结构的破产》中译本，中共中央党校科研办公室，１９８６年，第２章。还可参阅〔苏〕西瓦切夫、雅济科夫：《美国现代史》，莫斯科：高等学校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２５－１２９页。）
“新政”还不仅延长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１９３３年末，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给罗斯福的公开信中说，“你已经使自己成为各国力求在现有社会制度的范围内运用明智试验以纠正我们社会弊病的人们的信托人。
“如果你失败，合理的改革办法将在全世界受到严重损害，只好让正统观念和革命去互相厮杀出一条路来。
“如果你成功，各地将进行新的更雄心勃勃的试验，而我们也可以把你任总统之日起作为一个新经济时代的开端。”
如我们在《当代美国总统与社会》（湖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一书中所论述，既然罗斯福从事的这场战争，也就是“新政”是有成就的，所以它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具有影响。其“最重要成就之一，是它成功地使如此众多的美国人、欧洲人相信：民主改革可以代替极权主义的制度。”（阿朗索·Ｌ·汉比编：《“新政”的分析与解释》，Alonzo L. Hamby, ed., The New Deal: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纽约，朗曼公司１９８１年版，第４页。）加拿大理查德·伯内特政府１９３５年初起实施的关于社会立法的纲领，被反对派谴责为“伯内特的新政”。虽然伯内特纲领受到攻击，但加拿大“有些省的确引进了类似于“新政”立法的法律。”（〔加〕威廉·Ｊ·麦克安德鲁：《加拿大、罗斯福与“新政”：就美国３０年代改革试验来看加拿大人对改革的态度》，William J. McAndrew, Canada,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Canadian Attitudes to Reform in Relation to the American Reform Experiments in the 1930's，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１９６７年未发表博士论文。）１９３５年３月至１９３７年１０月比利时的保罗·范齐兰的国民统一政府，被反对派谴责为“盲目抄袭美国的‘新政’。”１９３６年５月到１９３７年６月执政的第一届法国人民阵线初期实行的社会改革，被称为“法国的新政”。１９３３年３月２２日，英国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在下议院说：“仅在几个星期以前，任何注视美国形势的人，只能心怀极其沉重的忧虑。今天有新总统的倡导、勇气和智慧，已经发生了几乎可以说是奇迹般的变化。新的有希望的感觉和对于未来的期望正在回到美国人民心中，这种信心正在伦敦引起反响。……”（查尔斯·Ｔ·哈利南：“欧洲人看罗斯福”，Charles T. Hallinan, "Roosevelt as Europe Sees Him"，载《论坛》杂志第LxxxIx卷，１９３３，第３４８页。）英国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一个关于失业与复兴的决议，敦促英国政府效法罗斯福实行“新政”；１９３５年，英国自由党的戴维·劳合·乔治在罗斯福“新政”的鼓舞下，又要求英国实行“新政”，先后被保守党政府拒绝。但是，广大群众很是不满。因此，一俟战争结束，１９４５年７月大选时，刚刚领导英国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丘吉尔政府就被赶下台，宣称将实行重大社会改革的工党取得了胜利。这决不是偶然的，而是英国垄断资产阶级在强大工人运动面前，不得不把“福利国家”当作施政目标，也就是实行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罗斯福“新政”对战后日本、德国的影响更为明显。１９８７年，美国出版了《改造日本：作为“新政”的美国对日占领》一书，它的作者是西奥多·科恩。科恩是美国对日占领计划的制订与执行者之一，他以大量翔实的史料证明：美军以盟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在日本实行的占领政策，是严格按照占领军总司令、美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１９４５年９月１８日及１０月２２日分两次收到的美国秘密命令制订的。这个训令原名“对盟军总司令在日本投降后初期占领与管制日本的基本训令”，其编号为参谋长联席会议第１３８０／１５号。它“在形式和语言上是军事的，在精神和实质上却是富兰克林·罗斯福‘新政’时代的产物。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为首的司令部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多年以来不接触美国政治潮流的日本人更难想像到个中情况。不过，日本人无法避免如此强大胜利者的时代思潮对他们这个战败国的影响。”（Theodore Cohen, Remaking Jap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美国自由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４页。#FS）
科恩还切实证明，参谋长联席会议第１３８０／１５号训令，是在陆军民政事务处处长约翰·Ｆ·希尔德林具体组织下拟定的。这个处里有几个能干的“新政”派：欧内斯特·格罗斯少校、戴维·马库斯中校和查尔斯·卡迪斯中校。与此训令密切相关的，还有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的远东小组委员会，和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参谋班子。前者的具体负责人是约翰·Ｃ·文森特，后者的具体负责人是埃德温·马丁。两人都是“新政”派，马丁更是热烈的“新政”派。参谋长联席会议第１３８０／１５号训令初稿是格罗斯、文森特、马丁三人起草的（马丁后来说格罗斯是主要起草人），还经过“新政”派宠儿、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的仔细润色。后来虽然经过修改，但最后文本仍是一种改革方案。“这种激进改革的方向，是‘新政’……的思想和经验提供的。政治民主长期以来已经是每个美国人一致皈依的信念，但通过政府行动扩大经济所有权、鼓励工会、拆散过大企业、消灭——读为清洗——‘为富不仁’者、加强家庭农场所有制，这些都是‘新政’的政策。”（Theodore Cohen, Remaking Japan: The American Occupation as New Deal。美国自由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版。第４８页。）
科恩认为占领军对日本的改革取得相当成功。它促进了政治上的民主，加强了日本普通人民的公民地位；实行了经济民主，为日本现时大规模消费社会奠定了基础。
参谋长联席会议对艾森豪威尔的第１０６７号对德占领训令，也是“新政”派拟订的。１９４２年，副总统亨利·华莱士被任命为经济战委员会主席之后，任命马克思·洛温撒尔为他的副手。洛温撒尔在该委员会建立一个经济制度研究部，其人员完全由“新政”派充任。第二位继洛温撒尔职务的艾伦·罗森堡知道国务院有关部门不能向希尔德林提供他所需要材料和意见，就主动向他提供一系列按“新政”方针草拟的对德占领的“民政事务指南”。１９４４年８、９月间，罗斯福总统在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请求下，否定了艾森豪威尔总司令部对德占领手册。这个手册是根据国务院与英国协议拟订的，它几乎没有提到非纳粹化的问题，还主张保留德国工业机制。陆军部长亨利·Ｌ·史汀生根据罗斯福指示另拟一个方案，最后从希尔德林那里得到一全套经济制度研究部所拟的对德民政事务指南。总统看到这份指南后，基本上是满意的。１０月间，希尔德林的民政事务处拟订出参谋长联席会议的第１０６７号、即给艾森豪威尔的对德占领训令初稿。这就是希尔德林民政事务处拟订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第１３８０／１５号训令的样本。许多人参加了两份训令的草拟工作，所以两份训令的内容有许多是相同的。
拉丁美洲也受到“新政”影响。“１９３６年，罗斯福旅行到南美时，他发现自己被当作‘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像偶象一般地受人崇拜；他的‘新政’成为拉丁美洲所需的改革样板。”（威廉·洛克滕堡：《富兰克林·Ｄ·罗斯福与“新政”，１９３２－１９４０》，William E. Leuchtenburg,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1932-1940，纽约：哈珀与罗出版社，１９６３， 第２０８－２０９页。）
由上所述，足见罗斯福“新政”不独通过大力加强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变延长了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生命，还为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提供样板，帮助它们通过同样途径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这就是说，罗斯福“新政”在世界历史上地位，是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摸索出一条延长垄断资本主义生命的唯一可行途径，即大力发展非法西斯式的、走所谓“福利国家”道路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罗斯福“新政”式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与罗斯福“新政”》（李存训）報道：
自从罗斯福推行新政起，美国政府就对工业、农业、贸易、财政信贷和劳资关系等各个方面实行广泛的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和调节的政策，美国的垄断资本主义迅速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过渡。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促使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形成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除兴建大批企业外，它的调节和管理还更深入地渗入所有主要经济部门。主要表现在：联邦政府建立一系列调节和管理经济的机构，统管战时经济；国家投资兴办大批军事工厂；联邦政府采购商品和劳务达到巨大规模；国家直接控制工资、物价和房租；战时对外贸易和国际国内交通运输业务全部由联邦政府控制；国家加强对科学研究的管理和支持；总之，战时联邦政府干预、调节经济的范围和形式，比新政时期有所加深和扩大，并具有军事性质。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新政”的关系，罗斯福把争取战争的胜利与国内的社会经济改革两者分开，认为对付３０年代的大萧条主要靠“新政医生”，而对付战争危机主要靠“胜利医生”。大敌当前，国家安全和世界和平受到严重威胁，“新政医生”应该让位于“胜利医生”。
１９４３年１２月８日，罗斯福总统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新政”的关系时，他幽默地说，自１９３３年以来，“新政医生”这个内科专家，把这个国家的急性内科病（指３０年代大萧条）医治好了。可是，这个病人康复之后，又在１９４１年１２月７日碰到一场严重意外事故折断了骨头，“新政医生”对这种病完全是外行，于是它就把病人介绍给“胜利医生”这个外科专家。（约翰·布雷曼等编：《新政》第一卷，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５年版，第２７０页。）因此，自１９３９年１月至１９４３年底，在这整整５年期间里，除１９４１年８月１２日，罗斯福同丘吉尔一起发表了大西洋宪章，保证当时处于殖民地状态的所有民族将在战后获得独立；１９４１年１月６日，他致７７届国会年度咨文中，强调美国对“四大自由”（言论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的义务；１９４１年６月２５日，总统颁布第８８０２号行政命令，成立公平就业实施委员会，并重申一切人员，不分种族、信仰、肤色或籍贯，全部参加国家防务计划的政策外，基本上就再也没有提出其他新的改革法案或建立新的“新政”机构。战争虽然基本上巩固了“新政”成果，但却未能将“新政”的社会经济改革推向前进。其主要原因是，罗斯福政府在战时更关心的是准备战争和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而不是社会经济的彻底改革。
作为一位战时总统，罗斯福认为，要打赢这场战争，更可取的办法是：暂停国内改革，号召各阶级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自由派对此提出反对意见：压制社会改革精神，联合各阶级进行战争，这将使企业家在政府中恢复权势，并有使新政的一切社会改革前功尽弃的危险。他们争辩说，利用战争可以推进社会改革，利用改革可以最充分地动员美国人民的智慧与道义力量，激发群众的战争热情。罗斯福不赞同自由派这些分析，认为这样就会疏远那些企业界领袖，而那些企业界领袖的合作对战时的军工生产是绝对不可缺少的。这种疑虑严重地限制了罗斯福在战争期间本来可能进行改革的意向。
１９４２年初，罗斯福拒绝了一委员会劝他改善种族关系的所谓“早熟”的建议。他回答说：“我们必须开始赢得这场战争……然后再为将来拟订总体规划。”（约翰·布雷等编：《新政》，第１卷，第２７０页。）他力图避免导致脱离“战争现实的规划”。“我深信，在这个危机时刻，我们不可能既是战争的现实主义者，又是未来的设计者”。（《美国历史杂志》第５５卷（１９６８－１９６９），第１０５－１０６页。）罗斯福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写道：“哈里·霍普金斯把指挥战争摆在任何其他一切事情前面。就他而论，战争的需要是至高无上的。我的丈夫也持类似观点”。她不同意他们的看法，认为新政使美国人民具有战斗精神，战争也会继续推进新政。既要彻底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又要继续为少数民族权利而斗争，同时也应该为战后扩大保健计划奠定基础。
何以罗斯福和霍普金斯看不到战争和改革之间的关系呢？美国学者戴维·布罗迪认为，主要是新政缺乏全面改革的蓝图。新政本质上是反应性的。大萧条给予它以方向和动力。欧战爆发迅速消除了促使新政采取行动的因素。随着１９４０－１９４１年失业人数急剧减少和１９４３年失业现象实际消失，随着１９４３年农民购买力比１９３９年几乎增加一倍，随着１９３９年工业生产达到创纪录水平，战争开支解决萧条后果，美国出现战时繁荣时，他们就觉得好像改革没有迫切必要了。（《美国历史杂志》第５５卷（１９６８－１９６９），第２７１页。）
布罗迪的上述分析是有一定说服力的。罗斯福总统在战时甚至对自由派发动的改革也不积极支持。１９４３年６月，国会中的自由派发起一场改革运动。他们提出了要求推进国内改革的瓦尔纳—默里—丁格尔法案。该法案建议全面修订美国社会保障体系：在国家控制下使那些领域国有化；改善救济金发放制度，并扩大现有计划发放范围；增加强制性保健保险，为退伍军人提供抚恤金。尽管该法案迅速成为新政派争取战后前途的希望的焦点，但罗斯福政府未给予它以任何支持。
国会中保守派力量的加强，是导致战时美国国内改革陷于停顿的另一个重要原因。１９３８年１１月国会选举结果，共和党在中部和远西部取得巨大成功，在参院得到７席和众院得到８席；自１９３２年以来第一次成为一支可怕的力量。在下届国会中，罗斯福总统极需南部民主党人支持他的外交政策。他不能冒险在国内改革问题上再与他们为敌，把他们赶到共和党人那一边去。因此，他在１９３９年１月致国会的年度咨文中，除请求继续实行赤字开支直到复兴以外，他不要求再制订新的改革立法，第二次新政改革运动陷于停顿。
罗斯福本人在１９４０年总统选举的成功，没有改变国会中新政派和保守派力量的对比。１９４２年中期选举，新政派损失更为惨重。共和党人在众议院增加４７席，在参议院增加９席；而且，民主党人在北方损失，相对地加强了南部民主党人的力量。
１９４３年１月第７８届国会组成后，许多南方民主党人站在共和党人一边，形成国会中的保守派多数联盟，并左右立法方针。这届国会以极端仇视新政而引人注目，它力图尽量迅速消除新政影响，并撤销了与新政联系在一起的许多机构，包括民间资源保护队（Civilian Conservation Corps）、公共工程署（Public Works Adm）、全国青年署（National Youth Ad）、缩减了农场保障局（Farm Security Ad），并阻挠战时情报局散发那些表示同情少数民族的小册子。
在至关重要的税收问题上，保守派控制的国会迫使罗斯福和财政部长摩根索同意削减税收。罗斯福进行了反击，否决了１９４４年税收法案，因为该法案降低了公司和高收入者个人的税率。在绝大多数问题上，他都避免同国会进行消耗精力的斗争，允许保守派暂时取得反对新政的一些小胜利，只要这些胜利不致危及新政的核心。
1943年是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转折的一年。德黑兰会议后，罗斯福对同盟国有共同决心打嬴这场战争充满了信心。战场形势的好转又重新激发了他的改革热情。他认为，“除非国内这里安全，世界上就不可能有持久的和平。”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和安全，就不存在真正的个人自由。“贫困的人不是自由的人”。因此，“我们现在就有责任制订计划，以确定赢得持久和平的战略和建立比前此任何时候更高的美国生活水平。”
１９４４年１月１１日，罗斯福总统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发表了著名的关于经济权利法案的庄严声明，宣称根据该项法案可以为所有的人_——_不分地位、种族或信仰——建立一个新的安全和繁荣的基础。
这些权利包括：
有在国内工厂、商店、农场或矿山从事有益的工作和获得报酬的权利；
挣得足以提供充足衣食和娱乐的收入的权利；
每一个农场主有生产和出售产品足以保障自己和家庭在生活上过得去的权利；
每一个商人，不分大小，都有在自由的环境中从事贸易，不受国内外垄断集团不公正竞争的控制的权利；
每一个家庭拥有体面住宅的权利；
人民有获得充分医疗照顾和有机会获得并保持健康身体的权利；
享受充分保障，不必在经济上担心老、病、事故和失业的权利；
获得良好教育的权利。
所有这一切权利都意味着安全。而在这次战争打赢以后，我们必须准备在实现这些权利中进而达到新的人类幸福和康乐的目标。（巴顿·伯恩斯坦、艾伦·马图索编：《杜鲁门政府，一部文献史》，纽约１９６６年版，第８９－９０页。）
罗斯福总统的传记作者詹姆斯·Ｍ·伯恩斯评论说：“这是罗斯福总统一生中发表的最激进的演说。以前他从未如此直率和大胆地陈述所有美国人的经济权利，以前他从来未如此明确地把对着政府的旧的政治权利法案和通过政府获得的新的经济权利法案联系起来。”（詹姆斯·Ｍ·伯恩斯：《罗斯福：自由战士》，纽约１９７０年版，第４２５－４２６页。）
１９４５年１月６日，罗斯福总统在致国会的国情咨文中，重申一年前提出的美国经济权利法案是为所有的人建立一个安宁的繁荣的新基础；强调在这些经济权利当中，最基本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他权利能否实现的是：充分就业。反过来，美国公民的其他经济权利如果得到实现，就会对于达到充分就业水平作出重要的贡献；强调联邦政府必须——在各州、各市、企业、劳工和农场的帮助下——保证这些权利成为现实；“在战争期间，我们实现了充分就业”，“在战后，我们必须在政府履行和平时期职能的情况下维持充分就业”，这就将需要为每一个愿意并且能够工作的人解决工作——而这意味着差不多是６０００万个工作岗位。（《罗斯福选集》，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２年版，第４９６页。）
罗斯福总统在战时不断地高举经济权利法案的旗帜，大大地有助于巩固新政的成果。他告诉反对新政的宿敌，丢掉一切拖延改革的幻想，协商同意接受新政的条件。当然，要使经济权利的概念变为国会的立法，有一段长距离的路要走。但是，罗斯福的经济权利法案已为战后美国国内的社会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为１９４６年的就业法铺平了道路，为健康、教育和住房改革指明了方向。哈里·杜鲁门总统很理解经济权利法案的精神和实质，并认为实现罗斯福总统留下的遗产是他的光荣使命。１９４５年９月６日，杜鲁门向国会提交的第一个关于内政问题的综合性咨文中，重申了已故总统罗斯福关于经济权利法案的庄严声明，强调这个经济权利法案概括了美国“在各项长期计划中所追求的国内经济的目标”，决心在战后美国经济生活中为实现这些权利而努力。这个咨文中的许多建议，“可追溯到１９４４年竞选运动期间罗斯福的经济权利法案”。（拉尔夫·德·贝茨：《近代美国史》，第２卷，第４１页。）
综上所说，罗斯福“新政”使美国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迅速转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第二次世界大战又促使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形成军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联邦政府干预、调节经济的范围和形式，都比“新政”时期有所加深和扩大。战争前期，罗斯福政府更关心的是准备战争和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而不是社会经济的彻底改革。因此，自１９３９年１月至１９４３年底，基本上就没有提出新的改革法案或建立新的“新政”机构。“新政医生”虽然让位于“胜利医生”，但“新政”并没有消亡，“新政”成果在战时基本保留下来。战争后期，罗斯福总统不断高举经济权利法案的大旗，大大有助于巩固新政的成果，并为战后美国国内的社会经济改革奠定了基础。
谢选骏指出：人説罗斯福“新政”——我看那是親痛仇快之作也！
【79、罗斯福连换三个副总统】
网文《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报道：
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第32任美国总统，任期1933年3月4日—1945年4月12日。
副总统 约翰·南斯·加纳（1933年－1941年）
亨利·阿加德·华莱士（1941年－1945年）
哈里·S·杜鲁门（1945年）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英语：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年1月30日—1945年4月12日，姓名简称为FDR），民主党籍政治人物，第32任美国总统，荷兰裔美国人，纽约市罗斯福家族出身。是美国1920至1930年代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中心人物之一。从1933年至1945年间，连续出任四届美国总统，且是唯一连任超过两届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远房堂兄西奥多·罗斯福是第26任美国总统，故在中文世界经常称呼富兰克林·罗斯福为“小罗斯福”总统。
在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期间，罗斯福推行新政以提供失业救济与复苏经济，并成立如公共事业振兴署（WPA）、国家复兴管理局（NRA）和农业调整管理局（AAA）等机构来改革经济和银行体系[3]。虽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美国的经济仍未能完全复苏，但是他所发起的一些计划，如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田纳西河谷管理局（TVA）以及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仍继续在国家的商贸中扮演重要角色。除此之外，在其任内设立的一些制度，包括社会安全系统和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NLRB）等等，仍然保留至今。
早在1941年12月以前，英国正与纳粹德国作战，而美军还未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际，罗斯福已经利用租借法案援助丘吉尔领导的英国政府及英国军方。在后方，他引进了价格管制和配给，并将大约11万位日裔美国人强制扣留。1941年罗斯福以租借法案使美国转变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罗斯福与他的助手哈里·霍普金斯紧密合作，使美国成为同盟国主要的军火供应商和融资者，也使得美国国内产业大幅扩张，实现充分就业，并为非裔和妇女制造了新的机会。而随着经济渐有起色，国会内的保守派联盟（Conservative Coalition）主张失业已经消失，促使不少如公共事业振兴署（WPA）与平民保育团（CCC）等救济计划被解散。踏入二战后期，同盟国逐渐扭转形势后，罗斯福对塑造战后世界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其影响力在雅尔塔会议及联合国的成立中尤其明显。后来，在美国协助下，盟军击败纳粹德国、意大利王国和大日本帝国。
罗斯福被广泛认为是20世纪的最重要、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对往后美国甚至世界影响深远。国内方面曾促成了政党重组，大胆地利用联邦政府导致新政联盟的建立，政治学家称之为“第五政党制度”；该联盟主导美国政治近半个世纪，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罗斯福推出的新政，影响到所有的收入群体，改变曰后美国经济发展的方向，为日后的福利主义奠下基础；虽受保守派的强烈反击，但罗斯福领导的新政联盟仍常占优势，直到他在1937年试图填塞最高法院，期间，罗斯福善用媒体宣传自己和国家政策，创立边炉谈话，令总统的声音首次通过收音机同步留人民间，因此成为政府公关的范例，后来更首次代表美国政府公开支持美国好莱坞电影的发展，使好莱坞作为政治宣传和美国文化对外输出的工具，把好莱坞电影与政治连结一起。他与其妻埃莉诺·罗斯福至今仍是美国现代自由主义的典范。罗斯福政府重新定义了自由主义，并根据他的新政联盟重组了民主党，使民主党独掌政擅超过三十年直至1969年尼克松上台为止（中问虽有共和党总统上台，但民主党新政联盟仍在政府、国会发挥巨大影响力）。国外方面，罗斯福通过二战成功不但带领令美国彻底走出大萧条阴影，更令成为超级大国和真正意义的全球领袖至今，取代英国的“日不落帝国”地位，开启“美国世纪”重新塑造国际格局，其所创立“联合国”、“雅尔塔体系”、“世界警察”等体制成为国际秩序日后的规范，对欧亚和全球秩序影响深远，使美国在全球拥有压倒性优势。然而罗斯福与往后的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丘吉尔、自由法国领导人戴高乐等同期西方领导人不同，他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等始终保持友好关系，多次与斯大林保持密切联击，在许多政策上也倾向对苏妥协（雅尔塔协定），尽管对苏联并不是完全没防备和警惕，但还是倾向对苏联合作，视苏联为美国的未来盟友之一，始终以友善态度对待社会主义，这为苏联和共产主义日后在欧亚得以扩张埋下伏笔，亦为冷战埋下祸根，这令罗斯福遭不少垢病，被认为过于亲苏。另外，罗斯福也是第一位将飞机作为交通工具的美国总统，1943年他到摩洛哥参加卡萨布兰卡会议，为了避免乘坐客轮可能遭到纳粹德国潜艇袭击的威胁，他搭乘波音公司的波音314“狄克西快艇号”，飞行了5,500英里抵达目的地。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因脑溢血在佐治亚州逝世，死后由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哈里·杜鲁门接任美国总统。
罗斯福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美国在线曾于2005年举办“最伟大的美国人”票选活动，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被选为美国最伟大的人物中的第十位[4]然而，罗斯福的新政实行“凯恩斯主义”，这被认为是违反传统“小政府，大巿场”的不干预原则而遭受部分小保守派批评和不满，而且罗斯福在私刑立法问题上拖延不决和打破自华盛顿时代开始实行总统不得连任多于一次的不成文惯例被认为是破坏民权和专制，加上其左倾亲苏的外交态度而饱受时人和后人非议。
个人生涯
姓氏
罗斯福是英语化的荷兰姓“van Rosevelt”或“van Rosenvelt”，原意为“玫瑰原野”[5]。作为纽约州最富有和最古老的家族之一，罗斯福家族在政治以外的其他领域也卓然有成。罗斯福的堂姐埃伦·罗斯福是1890年美国国家网球锦标赛女子单打和双打冠军，并入选国际网球名人堂。
罗斯福的母亲用她最喜欢的叔父富兰克林·德拉诺的名字为罗斯福取名[6]。德拉诺家族的祖先于1621年来到美洲，名为菲利普·德拉诺耶（Philipe de la Noye），是第一位登陆新大陆的克尔文派结盟宗教徒。其家族姓氏随后盎格鲁化，变成了德拉诺（Delano）[7]。
早期生活
参见：罗斯福家族和德拉诺家族
1884年，未行穿裤礼、2岁时的罗斯福的照片
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于1882年1月30日出生在纽约州哈得孙河谷中的海德公园。其父亲老詹姆斯·罗斯福和母亲萨拉·罗斯福分别来自纽约州富裕的荷兰裔和法裔大家族。富兰克林是他们唯一的孩子。他的祖母玛丽·丽贝卡·阿斯平沃尔（Mary Rebecca Aspinwall），是第五届美国总统詹姆斯·门罗的妻子伊丽莎白·门罗的第一表亲。他的祖先之一是约翰·洛思罗普，亦是贝内迪克特·阿诺德和约瑟·斯密的祖先。他母亲一方的一位远亲是作家劳拉·英格尔斯·怀尔德。他的外祖父小沃伦·德拉诺在澳门、广州及香港的12年期间由茶叶贸易中赚取了100多万美元。但返美后，德拉诺二世在1857年经济大恐慌失去了所有。1860年，他回到中国，借着鸦片贸易而大发横财[8]。他为当时正处于南北战争中的美国战争部销售以鸦片为基材的药物，但并非垄断[9]。
罗斯福5岁时跟随父亲去见当时的总统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曾给他一个奇怪的祝愿：“祈求上帝永远不要让你当美国总统”。可是他却成了美国历史上执政时间最长的总统，也是最有威望的总统之一。
1899年，年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与他的父亲老詹姆斯·罗斯福和姐姐海伦·R·罗斯福坐船航行
罗斯福在优越的环境下长大。萨拉是一个有支配欲的母亲，而詹姆斯则是一个年老而冷淡的父亲（罗斯福出生时他已54岁）。萨拉对罗斯福的早年生活有着决定性的影响[10]。频繁的欧洲旅行使得罗斯福对德语和法语熟稔。罗斯福还学会了骑马、射击、划船、打马球和网球。
罗斯福入读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圣公会寄宿制的格罗顿学校。当时的学校校长恩迪科持·皮博迪认为基督教徒应帮助穷人并积极投身公共服务，罗斯福深受其影响。罗斯福进入哈佛大学后，居住在豪华的宿舍并成为Alpha Delta Phi兄弟会成员。他还曾担任《哈佛深红报》的总裁。在校期间，罗斯福的远房堂兄西奥多·罗斯福就任美国总统，而西奥多精力旺盛的领导作风和改革的热情使得罗斯福以他为英雄榜样。1902年，罗斯福在白宫招待会上遇到了其未来的妻子，即西奥多的侄女埃莉诺·罗斯福（他们曾在儿时见过，不过这次是他们第一次真心邂逅）。埃莉诺和富兰克林是隔了五代的亲戚，彼此间曾经分开过一段时间[11]。他们都是克拉斯·马滕斯·范卢森斐（Claes Martensz van Rosenvelt）的后裔。卢森斐是在1640年代从荷兰移民到新阿姆斯特丹（曼哈顿）。卢森斐的两个孙子约翰内斯和雅各布分别开始了长岛和哈得逊河的罗斯福家族分支。埃莉诺和西奥多·罗斯福来自约翰内斯的一支，而富兰克林·罗斯福则来自雅各布的一支[11]。
罗斯福1903年取得哈佛大学历史学士，于1904年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但于1907年辍学（没有毕业），因为他已通过纽约州律师考试。1908年，他为声誉卓著的华尔街卡特·莱迪亚德和米尔本律师事务所所雇用，主要处理有关公司法的事务。
婚姻与家庭
参见：罗斯福家族
1905年3月17日，尽管母亲强力反对，但罗斯福还是与埃莉诺·罗斯福结婚。埃莉诺的二伯父西奥多·罗斯福代埃莉诺已去世的父亲埃利奥特·布洛克·罗斯福出席婚礼。这对年轻夫妇搬进罗斯福家族产业斯普林伍德庄园。后来罗斯福的母亲成了家中常客，这造成了埃莉诺的苦恼。罗斯福是一个富有魅力、英俊并热衷于社交活动的人，而埃莉诺则是一个害羞和讨厌社交活动的人，最初她只是待在家中抚养他们的六个孩子。
这六个子女是：
安娜·埃莉诺（1906年至1975年，享年69岁）
詹姆斯（1907至1991年，享年84岁）
小富兰克林·德拉诺（1909年3月3日至1909年11月7日；在世仅249天）
埃利奥特（1910年至1990年，享年80岁）
第二个小富兰克林·德拉诺（1914年至1988年，享年74岁）
约翰·阿斯平沃尔（1916年至1981年，享年65岁）
1905年，罗斯福与埃莉诺在加拿大坎波贝洛岛
罗斯福的婚外生活很精彩，埃莉诺的社交秘书露西·默塞尔·拉瑟弗德便是与其有染的几个女人之一。他们的关系从1914年露西刚被雇用后不久即开始。1918年9月，埃莉诺在刚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归来的罗斯福行李中发现两人的信件，风流韵事因此被揭发。根据罗斯福家族记载，埃莉诺想和罗斯福离婚，这样他就可以与他所爱的女人在一起了。但是露西是个天主教徒，不能把自己嫁给一位离过婚还外带有五个子女的男子。另一方面，露西的亲属则坚持认为她想结婚，但“埃莉诺不愿意让步”。根据罗斯福传记作家让·爱德华·史密斯表示，一般大众较倾向埃莉诺确实愿意“给罗斯福自由”[12]。不过，他们在罗斯福顾问路易斯·麦克亨利·豪非正式地调停下勉强合好，并且罗斯福答应永不再见到露西。罗斯福母亲莎拉亦加入调停，并且告诉罗斯福说如果他离婚的话，家族会因此而蒙羞，并且“不会再给他一分钱”[12]。埃莉诺在瓦尔基尔的海德公园建造了一幢独立的房屋独自居住。他们的婚姻在美国被称做“权宜婚姻（marriage of convenience）”[13]。
罗斯福和露西间仍保持了礼貌性地书信来往，但他们也没有去看对方，一直到1941年。露西被美国特勤处授予代号“约翰逊夫人”[14]。直到20世纪60年代大众才知晓这个绯闻。
罗斯福与埃莉诺的五个子女在罗斯福的阴影下过着纷乱的生活。四个儿子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军并因英勇作战而获得勋章。其中两人当选过美国众议院议员—小富兰克林代表曼哈顿上西边担任众议员，詹姆斯则代表加州第26区担任众议员，两者皆数次寻求更高职位但都遭遇失败[15][16][17][18]。
罗斯福的狗，法拉，也成为当罗斯福在白宫期间众所周知的一个伴侣，并被称为“世界上最上镜的狗”[19]。
早期政治生涯
州参议员
1910年，罗斯福自达切斯县海德公园选区当选纽约州参议员，而民主党自1884年以来就从未染指过这一位置。他挟著罗斯福家族的盛名，以及财富、威望和在哈德逊河谷的影响、以及那年民主党选举的大胜把他送进了纽约州州府奥尔巴尼。1911年1月1日，罗斯福进入州参议院，并很快成为反对坦慕尼协会的改革集团的领袖，该协会是控制民主党的曼哈顿政治机器。罗斯福很快成为纽约州民主党的党内之星。罗斯福于1912年11月5日再次当选州参议员，而在1913年3月17日辞去职务[20][21]。
海军助理部长
时任海军助理部长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
1913年，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任命罗斯福为海军助理部长，协助部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工作。1914年，罗斯福在竞选美国参议院议员的民主党党内初选中，被有坦慕尼协会背景的詹姆斯·W·杰勒德击败。在任助理部长期间，罗斯福一直致力于扩大美国海军规模，并建立了美国海军预备队。威尔逊总统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调往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国家以干涉其内政。在为竞选1920年美国副总统而发表的一系列演讲中，罗斯福宣称身为海军助理部长的他，在拉丁美洲政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在1915年促使将美国向海地征税的条款写进了后者的宪法中[22]。
罗斯福在海军中建立了终其一生的影响。他展示出了卓越的管理能力，并迅速学会了如何与国会和其他政府部门谈判以争取财政预算。罗斯福是潜艇的积极推动者，并为打击威胁盟军航运的德国潜艇，而建议在挪威至苏格兰之间的北海海域中建立起水雷阵。1918年，罗斯福前往英国和法国视察美国海军的军事设施。视察期间，他第一次遇到了温斯顿·丘吉尔。虽然他反对完全解散海军的计划，但在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罗斯福仍被指派去处理军队复员事务。1920年7月，罗斯福辞去海军助理部长一职。
竞选副总统
考克斯／罗斯福海报
在1920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罗斯福被推举为美国副总统候选人，与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米德尔顿·考克斯搭档共同参加1920年美国总统选举，但最终被共和党候选人沃伦·加梅利尔·哈定击败。选举后，罗斯福回到纽约法律界，仅有少数几人认为他会很快再竞选公职。
疾病瘫痪
主条目：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麻痹性疾病
已知的罗斯福坐轮椅的少量照片之一，怀抱中的为其爱犬法拉
1921年8月，在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坎波贝洛岛度假的罗斯福突患疾病并被确症为脊髓灰质炎，导致其腰部以下完全永久性瘫痪。在此后的生命中，罗斯福一直拒绝接受这一事实，并进行了大量的治疗，包括水疗。而在1926年，罗斯福购买了佐治亚州沃姆斯普林斯的一处温泉并建立起一个专为脊髓灰质炎患者进行治疗的水疗中心。如今这个中心由罗斯福沃姆斯普林斯康复机构负责运作。在成为总统后，罗斯福又协助建立了美国国家脊髓灰质炎基金（现为美国出生缺陷基金会）。他对这个组织的领导建设是罗斯福头像被放上10美分硬币以玆纪念的原因之一[23][24]。
当时，罗斯福能够使许多人相信他的身体状况实际上越来越好。而且他相信如果竞选公职，身体状况良好是必不可少的。罗斯福使用金属支柱来支持臀部和腿部，艰苦地利用旋转躯体并借助拐杖支撑以作短距离的移动。在私下场合，他使用轮椅，但他在公共场合会格外谨慎以免被他人看到。在公众面前，罗斯福通常由助手或儿子搀扶着笔直站立。当时的美国媒体也从不报导罗斯福已经无法自己站立，所以大多数美国人在罗斯福生前皆不知他们的总统有肢体障碍。
2003年，一项医学界同行评审的研究认为，罗斯福所患的麻痹性疾病实际上是格林-巴利综合症，而非脊髓灰质炎[25]。
纽约州州长（1929年至1932年）
主条目：富兰克林·D·罗斯福的纽约州州长任期
1930年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D·罗斯福与前州长、1928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阿尔·史密斯（Al Smith）于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公开照。
1920年代，罗斯福在民主党内小心地维护着与各方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纽约。虽然罗斯福认为自己是纽约市坦慕尼协会的对手，然而他仍能与其妥协以寻求支持。他帮助艾尔弗雷德·E·史密斯于1922年当选纽约州州长。在1924年和1928年民主党代表大会上罗斯福为史密斯发表助选演说[26]。1928年，史密斯成为1928年大选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史密斯反过来邀请罗斯福竞选州长。虽然史密斯在大选中惨败，甚至在他的家乡州被击垮，罗斯福还是勉强地当选为州长。
作为一位革新的州长，罗斯福推行了许多新的社会计划，弗朗西丝·珀金斯和哈里·霍普金斯都是其顾问。
在1930年州长选举期间，为了能够再次当选，罗斯福需要纽约市坦慕尼协会的善意支持；但是他的共和党对手查尔斯·H·塔特尔，使用坦慕尼协会的腐败作为罗斯福的软肋以攻击之。随着选举的逼近，罗斯福成立了一个司法调查小组以调查州政府的腐败问题。最终，他再次当选，与对手差距超过70万票[27]。
童子军支持者
自1915年开始，罗斯福就是童军的坚定支持者。1924年，他担任了纽约市童军基金会主席，并在1924年至1928年间领导开发了十英里河童军营地以服务纽约市的童军[28]。1930年罗斯福担任州长后，为表彰其贡献，美国童军向他颁发了成人最高荣誉奖章：银水牛奖。该奖为国家级奖项，用于表彰支持青少年的杰出人士[29]。后来，罗斯福就职美国总统后，他亦荣任美国童军名誉会长，并于1937年出席了在华盛顿特区举办的第一次童军全国大露营[30]。
1932年总统选举
主条目：1932年美国总统选举
罗斯福在美国人口最多的纽约州政治基础坚实，这使得他理所当然地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民主党内初选战况激烈，胜出者很有可能赢得之后的总统选举，因为当时在位的总统共和党人赫伯特·胡佛于1932年美国总统选举时已是只待宰羔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之一的阿尔·史密斯虽然得到了一些城市的政党领袖的支持，但却将纽约州民主党的控制权拱手让给了罗斯福。罗斯福通过与报业大王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爱尔兰裔领袖老约瑟夫·P·肯尼迪及加州民主党领袖威廉·吉布斯·麦卡杜等人的私人关系建立起自己的全国联盟。当得克萨斯州民主党领袖约翰·南斯·加纳转为支持他时，罗斯福获得了提名，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罗斯福在获得提名时说道：
“全国各地的人们，把政府的政治哲学纷纷扰扰抛诸脑后，在此期待我们的引导以及更公平的机会来共享国家财富分配...我向你们保证，我向自己保证，为美国人民寻求一个新的政策...这不仅仅是一次政治造势；这是一场战斗的集结号[31]。 ”
竞选活动在大萧条以及为其创建的新联盟阴影下进行。罗斯福和民主党动员了各式各样的社会阶层，如穷人以及劳工组织、少数民族、城市居民以及南方白人以建立新政同盟。在竞选期间，罗斯福说：“我向你保证，我向自己保证，为美国人民寻求一个新的政策”，这个新口号后来被写进他的立法纲领并被新政联盟所采用[32]。
经济学家马里纳·斯托达德·埃克尔斯指出：“后来的事态发展是，两人的竞选演说读起来经常就像一个巨大的印刷错误：罗斯福和胡佛互相讲对方的词[33]。”罗斯福谴责胡佛无法恢复景气甚至无法阻止经济下滑，又对胡佛的巨额赤字加以嘲笑。罗斯福推销其民主平台，鼓吹“立即大幅度削减所有的公共支出”、“废除无用的委员会和政府机关，精简支局机构并消除支局单位开销”和一种“在所有不利情况下都必须维持健全的货币”。9月23日，罗斯福作出悲观地评论说，“我们的工厂已经建了很多；在现今情况下我们的问题是这些工厂已建造过度。我们国土边界早已无地扩展[34]。”胡佛指责这种悲观论调为对“美国生活光明前景”以及“在绝望里对忠告”的拒绝[35]。”另一方面，禁酒令的问题巩固了罗斯福的票源，而他指出废除禁酒令将带来新的税收。
最终，罗斯福赢得57％的选票，并拿下了除6个州以外的其他所有州，选举人票赢得472张，较胡佛的59张多。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认为1932年至1936年的选举为政治重组，该选举结束自林肯1860年当选总统以来共和党的长期执政，为民主党创造了一个新多数联盟，从而使美国政治开始所谓的“新政政党制度”或（由政治学家所称的）第五政党制度[36]。
选举结束后，罗斯福拒绝了胡佛要求举行会谈并拿出联合计划（以便阻止经济恶性循环和安抚投资者的请求）的邀请；他声称这将会绑手绑脚。随着胡佛的任期结束，经济恶性循环一直持续到全国银行体系被迫完全关闭为止[37]。
1933年2月，尚未就任总统的罗斯福逃过朱塞佩·赞加拉的暗杀企图（但这次暗杀行动杀死了坐在他旁边的芝加哥市长安东·瑟马克[38]。）罗斯福设计政策时强力倚赖他的学者顾问“智囊团”，特别是雷蒙德·莫利；他提供内阁职位给众多候选人（有时一次给两个），但大部分被回绝。内阁成员中具有强烈民主党独立基础的是科德尔·赫尔。威廉·哈特曼·伍丁原任财政部长，但很快被更强势的小亨利·摩根索取代[39]。
第一任期（1933年－1937年）
1933年的罗斯福总统和其夫人，摄于就职日
参见：罗斯福新政
当罗斯福于1933年3月就职时，美国正位于史上大萧条的最谷底。有四分之一的劳动人口失业。农民随着农产品价格下降了60％正处于水深火热中。工业生产下降了自1929年以来的一半以上。有200万人无家可归。时至3月4日晚间为止，48州中的32州以及哥伦比亚特区当地银行都已关闭。[40]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无法在5日开门，因为巨额国库存款已被几天前恐慌的客户挤兑一空。[41]在罗斯福的就职演说中，他指责经济危机祸首在于银行家和金融家对利润的追求、以及建立在自身利益基础上的资本主义：
“这主要是因为主宰人类物资交换的统治者们失败了，他们固执己见而又无能为力，因而已经认定失败了，并撒手不管了。贪得无厌的货币兑换商的种种行径，将受到舆论与法庭的起诉，将受到人类心灵理智的唾弃。是的，他们是努力过，然而他们用的是一种完全过时的方法。面对信贷的失败，他们只是提议借出更多的钱。人民追随他们的错误领导，被他们当诱饵剥光。没有了这些人民，他们只得求助于讲道，含泪祈求人民重新给予他们信心……货币兑换商已从我们文明庙宇的高处落荒而逃。我们要以千古不变的真理来重建这座庙宇。衡量这重建的尺度是我们体现比金钱利益更高尚社会价值的程度。幸福并不在于单纯地占有金钱；幸福还在于取得成就后的喜悦，在于创造努力时的激情。务必不能再忘记劳动带来的喜悦和激励，而去疯狂地追逐那转瞬即逝的利润。[42] ”
历史学家把罗斯福的计划定位为“救济、复兴和改革”。救济是为了解决数以千万失业人口的迫切需要。复兴指的是刺激经济以恢复常态。改革则意味着制定长期方案以修正出错的体系，特别是金融和银行制度。罗斯福一系列的收音机广播，即著名的炉边谈话，直接向美国大众诉说了他的理念。[43]
新政第一阶段（1933年至1934年）
罗斯福的“新就任百日”集中在他战略里的第一部分：紧急救援。自1933年3月9日到6月16日为止，他向国会提交了史无前例、大量的法案，所有这些法案皆轻松过关。为了要提出计划，罗斯福得倚赖国会里几位参议员领袖，如乔治·诺里斯、罗伯特·华格纳和雨果·布莱克，以及他的学者顾问智囊团。跟胡佛看法类似，他认为之所以造成大萧条，一部分原因是由于人们不再支出或投资，因为他们害怕失去手头的钱。
罗斯福1933年3月4日的就职正好发生在银行挤兑的当头，因此，他在此情势下发表了名言：“我们唯一要恐惧的是恐惧本身。”[44]第二天，他宣布“银行假日”，并宣布一项计划让银行得以重新开放。然而，在“假日”后开门的银行比假日之前的要少。[45]这是他第一个提出的经济恢复步骤。
多罗西亚·兰格的《移民母亲》照片，描绘出在加利福尼亚州大萧条时期的贫困采豆人：佛罗伦萨·欧文斯·汤普森（Florence Owens Thompson）一位有七个孩子的母亲，她当时32岁。1936年3月摄。
救济措施包括继续胡佛为失业人士量身订做的主要救济计划，不过赋予新的名称：联邦紧急救济总署。所有新政机构中最受欢迎的、同时也是罗斯福喜爱的，是公民保护队。该队雇用失业青年25万人进行地方性农村工作计划。国会亦授与联邦贸易委员会新而广泛的监管权力，并提供抵押贷款以救济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和业主。罗斯福扩充一个胡佛时代的机构：复兴银行公司（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使其成为铁路和工业主要的融资来源。罗斯福将农业救济置于高度优先，并建立了第一个农业调整署（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dministration，简称AAA）。该农业调整署以支付收割谷物农民以及减少放牧人的方式，试图强行将物资价格推高。
经济改革是1933年全国产业复兴法案（National Industrial Recovery Act，简称NIRA）的目标。它试图结束公司间残酷的竞争，并迫使产业拿出行规。行规的意义就是在特定产业对所有公司建立了业务规则，如最低价格、无竞争协议、与生产限制等等。产业领袖需进行行规谈判，而谈判得出的行规得由当时的NIRA官员批准。而产业需要提高工资以做为一个被批准的条件。该法案鼓励联盟，并中止反托拉斯法。1935年5月27日全国产业复兴法案被美国最高法院一致判决为违宪。罗斯福反对该项决定，他说：“全国产业复兴法案最根本的宗旨和原则是健全的。我无法想像把它们放弃。若放弃的话，意味着我们将返回产业和劳动密集型的混乱。”[46]1933年，主要的新银行条例获得通过。1934年，证券交易委员会设立，其作用是监管华尔街，而由1932年大选筹款人老约瑟夫·P·肯尼迪负责证交会事务。
恢复政策是透过“政府开销”[47]（即联邦支出）达成。全国产业复兴法案包括了透过公共工程管理局的33亿美元开支，以达成刺激经济的目标。这部分由内政部长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Ickes）负责。罗斯福与共和党参议员乔治·诺里斯合作，建立起美国史上最大的国有产业企业：田纳西河谷管理局（简称TVA）。该局建立水坝和发电站、控制洪水、并将长期以来贫困的田纳西河谷区域农业现代化与改善当地住户家庭条件。禁酒令的废止也带来了新的税收收入，并协助罗斯福兑现其主要竞选支票。
与上面对比起来较有争议的措施是罗斯福颁布的6102号行政命令，使所有美国公民私人持有的黄金变成美国财政部的财产。对此没收黄金的行政命令，有人认为是违反宪法的。但是罗斯福的行政命令声称当局这样做的原因是根据1917年的“对敌贸易法”。美国人不得拥有黄金一直持续到福特总统于1974年撤销该命令为止。[48][49][50][51]
罗斯福以削减经常性联邦预算的方式，试图保持其竞选承诺。其中包括削减40％退伍军人福利和削减整体军事开支。他将50万退伍军人和寡妇从退休津贴里除名，并削减剩下符合资格者的福利。这项措施引发了由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的抗议。虽然罗斯福坚持其立场，但是愤怒的退伍军人还是让罗斯福遭到了挫败，他们与参议员休伊·皮尔斯·朗结盟，并促使国会通过一个巨大红利法案而压过了总统的否决权。另一方面他成功地削减联邦政府雇员薪资，及陆军和海军的预算。他也减少了在研究和教育上的开支。
罗斯福亦保持他的承诺，推动废除禁酒令。1933年4月，他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重新界定了3.2％作为所准许的最大酒精含量。该命令在第21次宪法修正案之前于国会起草并表决，而美国宪法第二十一修正案于该年后不久通过。
新政第二阶段（1935年至1936年）
于1930年代期间，沙尘暴是很频繁的。这是发生在1935年得克萨斯州的尘暴。请参见条目黑色风暴事件。
1934年国会中期选举后，罗斯福领导的民主党拥有参众两院绝大多数，这造成新一波的新政立法。这些法案中包括国家救济机构公共事业振兴署（WPA）的设立。振兴署雇用了200万家庭的一家之主。然而，即使在1938年振兴署营运高峰期间，根据迈克尔·达比（Michael Darby）的统计数字，失业率仍为12.5％。[52]新政立法中的社会保障法案建立起社会安全体系，它为老人、穷人和病人提供经济保障。参议员罗伯特·华格纳写下瓦格纳法案，正式成为国家劳动关系法。该法案确立了工人的联邦权利，像组织工会、进行集体谈判、以及参与罢工等。
虽然1933年新政第一阶段已受到大多数部门的广泛支持，新政第二阶段挑战的目标却是商业界。阿尔·史密斯率领保守民主党人组成美国自由联盟，展开对罗斯福凶猛的反击。他们把罗斯福和马克思与列宁相提并论。[53]不过史密斯过分高估手上的牌，而且他华而不实的修辞让罗斯福得以孤立他的对手，并将他们定位为富裕并反对新政施行的既得利益者。这让罗斯福在1936年大选大获全胜。[54]相形之下，工会受瓦格纳法的雨露滋润，签署加入的新会员数以百万计，并成为1936年、1940年和1944年总统改选时罗斯福的主要支持者。[55]
经济环境
参见：失业 § 新政在美国（1933年至1940年）和大萧条（美国） § 影响
新政执行期间政府开支增加，从1932年胡佛在职期间的国民生产总值（GNP）8.0％，到1936年的10.2％。由于经济萧条，国债依照其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来算，从胡佛统治下从16％上升到1932年的33.6％，增加了一倍。虽然罗斯福打平了“经常性”预算，由国债支撑的紧急预算在1936年增加至40.9 ％，然后持平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战后紧急预算迅速升级。至于国债，它在胡佛任期间上升，然后在罗斯福就职后保持稳定，直至战争开始，如图表1所示。[56]
美国国债情况，时间从罗斯福就任前四年到他于任期间过世的五年后
赤字开支在过去已由一些经济学家所推荐，最著名者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一些经济学家在回顾历史时，争论国家劳动关系法和农业调整管理局的政策是否无效，因为这两个机构得依靠操纵价格达成目的。[57]国民生产总值在1936年比起1932年高出34％，而1940年战争前夕比起1932年则高出58 ％。也就是说，从1932年到1940年8年间和平时期经济增长了58％，然后1940年到1945年5年战争时期经济增长了56 ％。但是，经济复苏并没有吸收所有胡佛留下的失业率。失业率在罗斯福的第一任期内暴跌，从就职时的25％到1937年的14.3％。然而后来它上升到1938年的19.0％（经济学家所谓的“大萧条中的小萧条”）、1939年的17.2％，由于各种税收增加（1936年3月的未分配利润税法，和1937年的社会保障工薪税法，外加瓦格纳法、公平劳动标准法案和其他一连串联邦法规的影响），并仍保持高失业率，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失业率几乎消失。当时之前统计上的失业人口都被征召入伍，这种做法将这些人从潜在劳动供给数目中移除。[58]
战时经济在与平时经济外在环境差异巨大下运转，故与之相较是不可能的。不过，罗斯福了解到新政政策是他所留下社会事业的中心，他在1944年国情咨文里鼓吹，美国人应该考虑把基本经济权作为第二权利法案。
罗斯福在担任总统的任期期间，美国经济快速增长。[59]然而，尽管走出了经济萧条，这种增长还是伴随着持续的高失业率；新政期间失业率中值为17.2％。在他整个任期内，包括战时，平均失业率为13％。[60][61]总就业人数在罗斯福的总统任期内扩大到1831万，在他治理之下每年平均就业机会增加5.3％。[62]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前罗斯福并没有提高所得税。但是工资税还是于1937年引进，以提供新社会保障计划的资金来源。他还得到美国国会给予多种不同方案项目的批准与金援。而这些都是在过去美国史上从所未见的。然而，在经济萧条下带来的岁入压力，大多数州为打平得增加税目或者提高税收。其中包括销售税以及所得税。1936至1937年罗斯福建议新科征的企业储金税引起了极大争议，后来被国会否决。二战时，他推动甚至更高的个人暨企业所得税税率（达到个人最低课税率91％），并限制管理人员的高薪资收入。为了筹措战争经费，美国国会扩大了赋税基本条件，使几乎每一个员工皆须缴纳所得税给联邦政府，并于1943年引进了预扣所得税。
1929年1月至1941年1月美国国民生产毛额
失业率 （ ％的劳动力）
年份 列伯卡德 达比[63]
1933 24.9 20.6
1934 21.7 16.0
1935 20.1 14.2
1936 16.9 9.9
1937 14.3 9.1
1938 19.0 12.5
1939 17.2 11.3
1940 14.6 9.5
1941 9.9 8.0
1942 4.7 4.7
1943 1.9 1.9
1944 1.2 1.2
1945 1.9 1.9
外交政策（1933年至1937年）
1919年美国国会对国际联盟条约的反对，显示其孤立主义思想支配了美国对世界组织的态度。尽管罗斯福不见得与其出身于威尔逊自决主义背景意见相同，他和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得非常小心行事，不要挑起孤立主义情绪。罗斯福在1933年世界货币会议演说投下了“重磅炸弹”，有效地结束与世界大国进行合作，以终结全世界经济萧条的任何重大努力，这让他腾出手来处理美国国内经济政策。[64]
罗斯福的第一个任期内主要的外交政策是睦邻政策。这是一个美国自己对其拉丁美洲政策的重新评估。自1823年门罗主义以来，美国视拉丁美洲领域为其势力范围。美国军队撤出海地，并和古巴与巴拿马缔结新约，结束了他们跟美国之间的被保护国关系。1933年12月，罗斯福签署蒙特维多国家权利义务公约，放弃了对拉丁美洲国家进行单方面干预事务的权力。[65]
再次压倒性当选（1936年）
主条目：1936年美国总统选举
在1936年美国总统选举中，罗斯福挟其新政余威与共和党的堪萨斯州州长阿尔夫·兰登竞选总统宝座。兰登接受了许多新政的措施，但仍加以反对，认为这是对企业敌视并牵涉到太多的浪费。罗斯福和加纳赢得60.8％的选票，除缅因州和佛蒙特州外取得了所有州的选举人票。受新政祝福的民主党人在国会赢得更多的席次。罗斯福深受广大选民爱戴。其中包括全国各地的传统民主党人、小农民、“扎实的南方”州、天主教徒、大城市机器、工会、北部非裔美国人、犹太人、知识分子和自由派。这个经常被称为新政联盟的联盟族群，在民主党内基本上保持原封不动约40年，一直到1960年代。[66]依据美国宪法第二十修正案，此次选举后总统就职日期由3月4日提前到1月20日。
第二任期（1937年至1941年）
第二任期与第一任期对比鲜明的是，仅有少数几项重大立法在第二任内通过。这几件重大立法有：1937年的美国房屋管理局设立法案、1938年的第二次农业调整法和公平劳动标准法（Fair Labor Standard Act，简称FLSA）。公平劳动标准法确立了最低工资标准。当在1937年年底经济情况开始再次恶化时，罗斯福以积极的刺激经济计划回应。他要求国会批准50亿美元的WPA纾困和公共工程计划。这些措施的出台最终在1938年之前创造了高达330万个WPA工作。
当时偏向保守派的最高法院是罗斯福在他第二任期内计划的主要障碍。最高法院推翻了他的多项计划，特别是在1935年。当时法院一致裁定，国家复兴法案（NRA）所衍生出来的机构是一个违宪的、代理总统行使立法权的政府机构。在1937年年初，罗斯福提出了一项震惊国会的司法改组法案。这法案让他任命5名新法官，即他称之为“持续注入新血”的措施。[67]这种“打发走最高法院”的计划自己民主党内遭遇到了激烈的，由副总统加纳带头的政治反对声浪，因为它似乎打破三权分立原则，使总统控制最高法院。罗斯福的提案虽挫，不过最高法院亦透过宣告劳工关系与社会保障法案合宪，以撤销与这些法案的衍生政府机构对抗。后来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死亡和退休，让罗斯福可以几乎没有争议地自行任命顶替人选。1937年至1941年间，他总共任命了8位最高法院大法官。[68]
在过去，罗斯福有着来自成长迅速工会的大力支持，不过现在他们分裂成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工会联合会两派。后者由约翰·L·路易斯（John L. Lewis）领导，两派彼此竞争激烈。罗斯福明言“这是参众两院之祸”，但分裂削弱了民主党从1938年到1946年选举时的凝聚力。[69]
罗斯福决心要克服保守派民主党国会议员的反对势力（主要是来自南方），他亲自参与在1938年的民主党初选，积极争取较支持新政改革的挑战者。他的对手谴责罗斯福试图接管民主党，并利用这种论点证明他们是独立的以赢得大选。罗斯福的巨大努力皆付诸流水，仅仅达成一个目标：击败一位来自纽约市的保守民主党员。[55]
在1938年11月中期选举里，民主党失去了6个参议院席位和71个众议院席位。损失都集中在支持新政的民主党员。1939年当国会重新召集时，以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为首与南方民主党人组成了保守派联盟，几乎结束了罗斯福将草案转为法律的能力。1938年的最低工资法是国会所通过最后实质性的新政改革法案。[70]
外交政策（1937年至1941年）
罗斯福总统在华盛顿特区欢迎第二任菲律宾总统曼努·鲁亦斯·奎松来访。
纳粹德国元首阿道夫·希特勒的扩权引起了世人对引发新世界战争的担心。1935年，在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的时候，美国国会通过中立法案，强制禁运军火从美国到任何参与战斗的国家。罗斯福反对此法，理由是它惩罚被侵略的受害者（如埃塞俄比亚）而且限制他作为总统协助友好国家的权利。但由于公众压倒性的支持，故他不得不签署该案。1937年，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更为严格的法案。但在1937年，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舆论开始倒向中华民国，故罗斯福得以用各种方式协助中国。[71]
1937年10月，罗斯福发表隔离演说旨在遏制扮演侵略者的国家。他提议，好战的国家应被视为一种对国际社会健全性的威胁，并应该将其“隔离”。[72]与此同时，他加速建立可封锁日本的远程潜艇秘密计划。
1938年5月，在巴西发生了法西斯整体主义运动份子引导的未遂政变。政变失败后，巴西政府声称，德国驻巴西大使卡尔·里特尔博士曾参与未遂政变，并宣布他为不受欢迎的人士。巴西指控德国支持整体主义份子政变。这件事影响了罗斯福政府，因为它引起了美国对纳粹德国的野心并不只局限于欧洲，而是整个世界的担忧。这反过来又导致罗斯福政府改变其以往的观点。该观点认为他们虽然对纳粹政权政治制度不尽满意，但是基本上并不是美国的问题。
1938年9月4日时值欧战即将一触即发，该危机又在慕尼黑协定签定时达到最高点。美国驻法大使暨罗斯福的密友威廉·布利特说：“不管在战时与平时，法国和美国都将团结在一起。”这句话引起了媒体揣测：如果战火真的波及捷克斯洛伐克，那美国是否会加入同盟国的一边并肩作战？[73]罗斯福在9月9日新闻发布会驳斥这种对布利特谈话的解读。他指出这是“100％错误”，美国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将加入“制止希特勒集团”。而且他澄清，一旦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美国将保持中立。[73]当内维尔·张伯伦从慕尼黑会议返回伦敦，罗斯福给他拍了两个单字的电报：“好人”（Good Man）。这举动一直受到许多学者争论。大部分学者看法是，电报的含义仅是表达祝贺；而少数学者反对这种看法。[74]
1938年10月，罗斯福开始与法国当局秘密会谈，就如何绕过美国中立法并允许法国购买美国飞机，以弥补法国飞机产业生产力不足的问题展开谈判。[75]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于1938年10月发表评论说，“如果我有3千或4千架飞机，慕尼黑协定就永远不会发生。”法国如此急于购买美国战机的原因是，这是强化法国空军唯一途径。[76]在法美会谈的主要问题是法国如何支付购买美国战机的费用，以及如何绕过美国中立法案。[77]此外，美国1934年约翰逊法案禁止已拖欠第一次世界大战债务的国家再次贷款。这为当时形势加入了一个更加复杂的因素（法国已在1932年拖欠了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债务）。[78]1939年2月，法国表示愿意放弃他们在加勒比和太平洋地区的财物，一次性支付完一百亿法郎，以换取无限制购买美国飞机的信用贷款的权利。[79]经过曲折的谈判，协定终于在1939年春天出台，美国允许法国对美国飞机产业下巨额的订单；虽然大多数飞机订购在1940年以前仍没有抵达法国，罗斯福仍安排了将法国的订单转移到英国制造。[80]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于1939年爆发，罗斯福扬弃了威尔逊自决主义的中立立场，并寻求如何以军事行动帮助英国和法国。他开始于1939年9月经常与第一海务大臣温斯顿·丘吉尔秘密书信往来，讨论如何支持英国。罗斯福与丘吉尔彼此间结成了密友关系，而丘吉尔在1940年5月当选为英国首相。
1940年4月，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后来在5月入侵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德国在西欧的一连串胜利，使得英国势单力孤。罗斯福认为英国不应该被打败，在当时利用迅速变化的公众舆论扶植已秘密进行的军援。巴黎于1940年6月的陷落震惊美国舆论界，孤立主义情绪因而有所下降。当时政坛对军费开支已应大大扩展的共识已很明显。不过美国应该冒着多少卷入战争危险以帮助英国的意见并没有达成一致。1940年7月，罗斯福任命了两名带干预主义色彩的共和党领袖，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和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分别担任战争部长和海军部长。共和党民主党双方都支持他迅速扩军的计划。但孤立主义者警告说，罗斯福将使美国卷入与德国间不必要的战争。1940年他成功地敦促国会颁布在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时征兵草案（这法案随后在1941年再次于国会表决）。罗斯福的政策是由援助盟军保卫美国委员会（Committee to Defend America by Aiding the Allies）所支持，并且受到美国优先委员会（America First Committee）的反对。[81]
罗斯福利用他的个人魅力，以建立支持干预的政治势力。他这样告诉他的炉边谈话听众说，美国应该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82]1940年9月2日，罗斯福公然违抗中立法案，通过了基地驱逐舰协定（Destroyers for Bases Agreement）。这让美国提供50艘驱逐舰给英国，以换取在英属加勒比岛屿和纽芬兰的军事基本权利。这是1941年3月租借条款的先驱，意味着美国开始直接大规模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同盟国。对于外国政策咨询，罗斯福则向哈里·霍普金斯求教。当时霍普金斯担任他的战时首席顾问。他们寻求创新的方式，以帮助英国。英国在1940年年底时财政资源就已经用尽了，当时参众两院的孤立主义情绪已消退，而美国国会在1941年3月通过租借法案，允许美国向英国、中华民国和后来的苏联输送军用物资。国会表决承诺自1941年至1945年间投资500亿美元的军事物资。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贷款计划，租借法案战后不需要归还。罗斯福是一个终身的自由贸易和反帝国主义人士，结束欧洲殖民主义是他的人生目标之一。
第三任期（1941年至1945年）
1940年总统选举
主条目：1940年美国总统选举
自从乔治华盛顿在1796年拒绝就任第三任期以来，美国总统连任只限两任一直是不成文的传统（直到罗斯福担任总统后才打破）。而过去曾有两届美国总统，尤利塞斯·S·格兰特与西奥多·罗斯福，皆曾因企图取得第三次与前次不连续的任期而饱受抨击。罗斯福有组织有计划地削弱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里的杰出人士。这些人士包括两名内阁阁员：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和詹姆斯·法利（James Farley）。法利是罗斯福1932年与1936年大选的竞选经理、美国邮政部长暨民主党党魁。罗斯福把民主党大会移到芝加哥举行。在那里他有城市机器的大力支援（礼堂音效系统由城市官员控制）。在大会上反对势力组织松散，不过法利的党羽仍塞满礼堂整整几层座位。罗斯福表示他不会参与竞选，除非党征召他，故州代表们可以自由投票给任何人。州代表们大吃一惊；然后礼堂喇叭大声广播着“我们要罗斯福……世界需要罗斯福！”最后州代表歇斯底里的以946票对147票，让罗斯福当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新的副总统候选人是亨利·A·华莱士。他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曾任农业部长。[83]
在罗斯福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一役里，罗斯福强调他已受过考验的领导经验，以及他打算尽一切可能让美国远离战争的打算。他赢得了1940年大选55％的大众选票以及48个州中的38州选举人票。此次大选中透过提名亨利·A·华莱士为副总统以取代保守的得州人约翰·南斯·加纳显示罗斯福政府内部政治立场转向左翼。加纳在1937年后成为罗斯福头痛的对手。
政策
1941年，罗斯福在纽芬兰阿根蒂亚海军基地登上威尔士亲王号会见温斯顿·丘吉尔并进行秘密会谈，以发展大西洋宪章。
罗斯福第三任期主要重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区以及太平洋战区。罗斯福自1938年开始慢慢地重新备战，因为他当时正面临强大的孤立主义情绪的领导人如参议员领袖威廉·博拉（William Borah）和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这两者皆支持重新备战。到了1940年，在两党的支持下，备战进行得如火如荼。部分是扩军和重新装备美国陆军和海军，部分是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以支持英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中华民国和（1941年6月之后的）苏联。正当罗斯福总统采取了坚定的立场对抗轴心国时，美国的孤立主义者—包括查尔斯·林德伯格和美国优先委员会—攻击总统是个不负责任的好战份子。罗斯福并未受这些批评影响，同时怀抱着对他外交政策举措看法的自信，他继续其整军备战和援助盟军的双重政策。1940年12月29日，他发表了其民主兵工厂的炉边谈话，他在谈话中敦促美国人民直接参与。而在一个星期之后的1941年1月，他发表了著名的四大自由演说，进一步规划出美国在世界各地捍卫基本权利的蓝图。
军事发展刺激了经济增长。到了1941年，失业人口已下降到低于1百万人。在整个国家主要制造中心的劳动力短缺越来越普遍，加快了来自美国南部的非裔美国工人，与来自全国各地农村地区和小城镇等地就业不足农民和工人的大迁徙（Great Migration）。整个战争期间大后方社会不断动荡，虽然国内问题不再是罗斯福最紧急政策所关注的焦点。
当纳粹德国在1941年6月入侵苏联时，罗斯福为苏联延长租借期限。在1941年期间，罗斯福亦同意让美国海军护航同盟国舰队物资往东最远到大不列颠，而且若德国船只或纳粹德国海军潜艇（U-潜艇）在美国海军区域内攻击同盟国船舰，美国海军可开火还击。此外，截至1941年为止，美国海军航空母舰在英国本土与地中海战区间偷运英国战斗机，而且英国皇家海军都在美国海军基地进行维修和补给。
因此，到了1941年中期，罗斯福承诺美国对盟军方面的政策是“所有援助都为了缩短战争”。[84]1941年8月14日，罗斯福会见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以发展大西洋宪章。这是第一个召开的战时会议。1941年7月，罗斯福总统下令战争部长亨利·刘易斯·史汀生，开始规划美国完全军事介入战争。在阿尔伯特·魏德迈的指导下，由此产生的“胜利方案”，提供给总统需要动员多少人力、工业和后勤才能击败美国的“潜在敌人”。[85]该方案还计划大幅度对同盟国增援1千万武装士兵，其中一半将于1943年准备好派往国外部署。罗斯福坚定地致力于盟军事业，而这些计划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就已经成形。[86]
珍珠港事件
罗斯福总统于国会大厦发表国耻演说，后方为副总统华莱士（右）和众议院议长山姆·雷伯恩。在总统旁边的是他的儿子詹姆斯。
罗斯福总统签署对日战争声明，1941年12月8日摄。
参见：珍珠港事件和欧洲优先
在1940年年底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时，他授权对中华民国增援。1941年7月，日本占领剩余的印度支那，他切断石油销售。因此，日本失去了95％以上的石油供应。罗斯福继续与日本政府进行谈判。与此同时，他开始把长程B-17轰炸机部队部署在菲律宾。[87]
1941年12月4日，芝加哥论坛报披露罗斯福总统的命令下所拟定的“彩虹五号”绝密作战计划。“彩虹五号”要求10万军队在1943年与英国和苏联同一阵线反攻欧洲。[88]
1941年12月6日，罗斯福总统阅读截获的日本密电，并告诉他的助手哈里·霍普金斯：“这意味着战争。”[89]他在收到该密电后并未在偷袭珍珠港发生之前警告当时海军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官哈斯本·金梅尔上将或陆军夏威夷军区（Hawaiian Department）司令沃尔特·肖特中将。
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了在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毁损16艘军舰，包括舰队大部分的战舰，并造成超过2400名美国军事人员和平民的伤亡。在偷袭发生后几周，日本征服了菲律宾，以及英属与荷属东南亚的殖民地，1942年2月拿下新加坡，并在5月前从缅甸推进到英属印度的边境，切断了中华民国的陆路补给线。美国大众的决战情绪一夜之间形成，并团结在罗斯福的领导下。正逢此时，罗斯福发表了其著名的“国耻演说”。
尽管珍珠港事变后愤怒浪潮席卷美国，然而罗斯福打从一开始就以打败纳粹德国为优先。1941年12月11日，当德国和意大利向美国宣战时，这个战略决策更容易实施。[90]罗斯福在12月下旬会见了丘吉尔，并在美国、大英帝国、中华民国和苏联之间计划进行广泛的非正式同盟关系。同盟的三个目标是，阻止纳粹德国在苏联和北非的不断扩张；发动西欧攻势，粉碎纳粹德国之间的两条战线；以及击败日本拯救中国。
日本人拘留
主条目：日裔美国人囚禁
由于担心恐怖主义、间谍活动、以及珍珠港袭击事件引起了公众对日裔美国人破坏的可能性的担忧，在社会上鼓吹关押在美国西海岸的日本人和日裔美国人的声浪越来越大。以罗伯茨委员会（Roberts Commission）的调查结果助长了这种怀疑。罗伯茨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偷袭珍珠港得到了日本间谍的协助。1942年2月19日，罗斯福总统签署9066号行政命令，囚禁一世（日语罗马拼音Issei，第一代移民美国的日本人）和他们的子女二世（日语罗马拼音Nisei，生为美国公民）。重新安置了11万日裔美国公民及移民，其中大部分居住在太平洋海岸。[91]他们被迫变卖自己的财产和生意，被关押在位于内陆、环境恶劣的仓促搭建的拘留营里。许多德国和意大利公民也被逮捕或关进拘留营。[92]
战略
1943年中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中正（左）、罗斯福（中）和丘吉尔（右）在开罗会议
参见：冷战起源
“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连同蒋中正间非正式合作；美国和英国的部队集中在西部战线，苏联军队在东方战线作战，而中英美三国军队则在太平洋地区作战。同盟国透过一系列高层会议，以及军事外交途径间相互联系以规划出战略。罗斯福保证，美国将是“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他将会输送500亿美元的租借物资，主要是给英国，而苏联、中国以及其他同盟国亦包括在内。
罗斯福承认，美国人在传统上对大英帝国反感。在《在华盛顿的一个圣诞节》一书中，[93]描述了罗斯福与丘吉尔的晚餐会晤，其中引述罗斯福说：
“它是在美国传统中，这种不信任，这种厌恶甚至仇恨英国—我们的革命，你知道的，以及1812年战争；印度战争与布尔战争，以及这一切。美国人当然有许多种，但作为一个民族，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反对帝国主义—我们不能忍受它。 ”
美国战争部认为，最快击败德国的方式是由英吉利海峡入侵法国。丘吉尔担心这会引起过多的伤亡，因而偏好较间接的方法：从地中海向北推进。罗斯福拒绝了该计划。另一方面，斯大林主张尽可能早点开拓西部战线，此乃因1942至1944年大部分的战斗是在苏联领土上。
盟军在1942年11月攻入法属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火炬行动），在1943年7月攻入西西里岛（哈士奇行动），以及在1943年9月攻入意大利（雪崩行动）。战略轰炸行动在1944年升级，粉碎所有德国主要城市以及切断石油供应。该行动一半由美国一半由英国负责。罗斯福挑选德怀特·艾森豪威尔而不是乔治·卡特莱特·马歇尔以领导盟军跨海峡进行代号大君主行动登陆战。该行动于1944年6月6日D日揭开序幕。一些整个战争里损伤最大的战役在攻入后接踵而来，而盟军于1944年12月在德国边境的“突出部之役”被挡下。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去世时，盟军部队正在包围柏林。
与此同时，在太平洋战区，日本提前在1942年6月之前达到其势力最大范围，之后则因美国海军在中途岛海战击败大日本帝国海军得到决定性胜利而退却。美国和澳大利亚部队随后开始缓慢且代价昂贵的跳岛推进，其目的是获得可对日本施压的战略空军基地，以至最终入侵日本本土。这战略是罗斯福对持续希望花更多精力在日本的民众与国会作出让步，因为他个人始终坚持对德国优先。
战后规划
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的“三巨头”盟军领导人（由左至右）：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
1943年年底，盟军将战胜纳粹德国的形势变得明显，同盟国高层领导人有关战争取向以及战后欧洲政治未来的决策渐形重要。1943年11月，罗斯福在开罗会议上会见了英国首相丘吉尔和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然后前往德黑兰与丘吉尔和斯大林磋商。在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与丘吉尔告知斯大林，盟军将于1944年攻打法国的计划，而罗斯福亦提及了其战后成立新国际组织的计划。斯大林坚持要求重新划分波兰的边界，但支持罗斯福设立联合国的计划，并承诺在打败德国90天后对日宣战。
到1945年年初，盟军军队推进到德国境内，苏联亦已控制波兰，问题开始表面化。该年2月，罗斯福在健康不断恶化的状况下，仍前往位于苏联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再次与斯大林和丘吉尔会晤。在战后，东欧裔美国人批评雅尔塔会议让苏联控制东欧国家得到合法化；而罗斯福总统则因感到局势失去控制，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战后跟斯大林谈判。罗斯福希望在战时与斯大林保持良好的关系，可能是他不愿意遵循丘吉尔的建议去违背斯大林的意愿以帮助波兰人在华沙起义，以及压下乔治·厄尔指控苏联得为卡廷大屠杀负责的报告因素之一。[94]
第四任期与逝世（1945年）
1944年总统选举
主条目：1944年美国总统选举
罗斯福到1944年时已经62岁，自1940年时健康状况就逐渐下滑。超过20年以上瘫痪所造成的紧张以及补偿瘫痪所需体力消耗，再加上经年的压力与终其一生的老烟枪毛病腐蚀了他的身体。时至1944年时，罗斯福已经疾病缠身，包括慢性高血压、肺气肿、动脉粥状硬化、心绞痛、以及末期心脏病。时任纽约市西奈山医院助理病理学家埃马纽埃尔·李普曼医生，在看过出现在新闻纪录片里的罗斯福后表示：“不管罗斯福再次当选与否，他将在6个月内死于脑溢血。”[95]
由于意识到罗斯福会在第四任期内过世的危险，民主党中坚份子坚持提名时任副总统亨利·A·华莱士，但他被认为过于亲苏而被取消副总统资格。在考虑过南卡罗来纳州州长詹姆斯·F·伯恩斯以及遭印第安纳州州长亨利·F·徐玉克（Henry F. Schricker）婉拒后，罗斯福以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参议员哈利·S·杜鲁门取代华莱士。同年美国总统选举，罗斯福和杜鲁门赢得53％的选票以及36个州。对手是纽约州州长托马斯·杜威。
最后几天、过世和纪念
1945年2月12日罗斯福总统离开雅尔塔会议飞往埃及，并登上在苏伊士运河附近大苦湖航行的昆西号巡洋舰。在昆西号上的第二天，他会见埃及国王法鲁克一世及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2月14日，他举办与沙特阿拉伯奠基者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的历史性会晤，这次会议对美沙关系来说即使在今天来说也是意义深远。[96]在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最后一次会议之后，昆西号驶向阿尔及尔。2月18日抵港。当时罗斯福与美国驻英、法、和意大利大使会谈。[97]在雅尔塔，首相丘吉尔的医生莫兰男爵，就罗斯福健康状况不佳表示：“他病得很重。他有所有脑血管硬化后期的症状。因此，我认为他只能活几个月。”[98]
罗斯福在大苦湖昆西号巡洋舰上会见沙特阿拉伯国王阿卜杜勒-阿齐兹
当罗斯福返回美国后，他在3月1日向美国国会汇报雅尔塔会议。[99]然而许多人对看到当时外表苍老又枯槁的罗斯福感到震惊。他在国会发表谈话时是坐在扶手椅上的，这是对其身体能力前所未有的让步。但在精神上，他对自己仍旧是紧抓不放。“克里米亚会议”他坚定地说，“应该是意味着片面行动、独占联盟、势力范围、权力平衡、及其他经几世纪以来尝试仍失败的权宜之计等等现行国际社会体系的终止。我们建议一个世界性组织将取代这些种种的不公，而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最终将有机会参与。”[100]
1945年3月，他措辞强烈地指责斯大林，表示他打破了在雅尔塔种种对波兰、德国、战俘和其他问题的承诺。当斯大林指责西方盟国阴谋筹画一个有着希特勒独裁影子、脱离现实的和平时，罗斯福回答说：“我实在无法避免的对你的线人—不管他们是谁—对我自己或者我所信赖属下的行动，以如此下流的手段扭曲感到既悲惨又愤慨。”[101]
1945年3月30日，罗斯福前往沃姆斯普林斯小憩以便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4月12日下午，罗斯福说：“我头痛得要命。”，并被搀扶进了卧室。医生诊断说，他有大量的脑出血。罗斯福在当晚去世。正如小说家艾伦·德鲁里（Allen Drury）所说的：“一个时代以此而结束，另一个时代以此而开始。”一篇纽约时报的社论在罗斯福死后表示，“从现在开始后的一百年，人们会跪下感谢上帝，赐给了他们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带领他们度过难关。”[102]罗斯福去世时，远在欧洲的阿道夫·希特勒欣喜若狂，他狂叫道：“我先前预料的奇迹发生了。现在谁说了算？我们还没失去这场战争！”[103]
在罗斯福脑溢血发作时，他正在正襟危坐让画家伊丽莎白·舒马托夫（Elizabeth Shoumatoff）描绘肖像，这就是著名的《未完成的罗斯福肖像》之由来。
罗斯福的出殡
当罗斯福晚年在白宫时，他日渐超时工作，而他的女儿安娜·罗斯福·伯蒂格（Anna Roosevelt Boettiger）则搬进白宫以陪伴并支持父亲。安娜还安排她的父亲同他的前情妇当时寡居的露西·默瑟见面。与罗斯福与默瑟两者都保持好友关系的邵曼托夫，在罗斯福脑溢血发作时将默瑟急急送走，以避免负面宣传和不忠的臆测。当埃莉诺听到她丈夫的死讯时，她也得同时面对媒体有关安娜为何安排这些与默瑟的见面，以及默瑟在罗斯福死亡时为何在场的质疑。
如罗斯福生前所愿，他被安葬在罗斯福家族于海德公园史普林伍德宅院的玫瑰花园。1962年11月埃莉诺过世后，她被葬于罗斯福身伴。
争议
主条目：对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争议
民权争议
罗斯福的民权记录一直受到很大争议。他对广大的弱势族群来说是一个英雄，特别是当时的非裔美国人、天主教徒、以及犹太人。在新政救济程序中对非裔和原住民有不错的待遇，尽管他们都不在WPA与CCC担任重大的领导角色。由于罗斯福需要南方民主党人支持他的新政计划，因此，他决定不推动反私刑立法，因为那样一来可能会危及他所提最优先项目的通过。罗斯福非常成功地吸引了绝大多数的黑人、犹太人、天主教徒加入民主党的新政联盟。从1941年起，罗斯福颁布了一系列行政命令，旨在保障种族、宗教、少数民族平等分享新的战时工作。他推动政府接纳非裔美国人在军界中担任更好的职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于1942年作出最后决定下令拘留日裔、意大利裔、和德裔美国人（许多人一直到战后才释放）。自1960年代起他被指控[104]与其他欧洲国家一样不采取果断的行动制止德国纳粹大屠杀造成6百万犹太人死亡。批评者指出，在1939年大屠杀发生时，936位犹太难民在圣路易斯号客轮上被剥夺了庇护权，不允许其进入美国。
外交争议
自1980年代起他被由苏联占据的国家逃到西方国家的难民批评与温斯顿·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对斯大林的侵略坐视不理，导致东欧被苏联及其扶植的极权政权统治数十年。1986年8月23日，加拿大的中欧和东欧社群发起黑丝带日游行以示抗议[105]。另外在雅尔塔与丘吉尔、斯大林会面并签订《雅尔塔密约》，也令使中华民国、英国部分政治人物和美国共和党参议员不满，因为正是《雅尔塔密约》造成了冷战的开端。
任期争议
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总统制的国家，宪政视野下的总统限任制便始于美国。总统限任制启蒙于托马斯·潘恩对君主制、终身制和世袭制的批判。1787年制宪会议前后，美国对总统任期及能否连选连任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最终宪法正文未规定总统限任制。华盛顿、杰斐逊等做出榜样，任满两届，即告退休，形成了“总统任期不超过两届”这一不成文的传统。
1933年至1945年，罗斯福连续四次担任总统，打破了这一传统。1947年，美国国会通过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总统任期不超过两届”的传统，该修正案于1951年最终生效。
内阁与最高法院任命（1933年－1945年）
职务 姓名 任期
总统 富兰克林·D·罗斯福 1933年－1945年
副总统 约翰·N·加纳 1933年－1941年
亨利·A·华莱士 1941年－1945年
哈利·S·杜鲁门 1945年
国务卿 科德尔·赫尔 1933年－1944年
小爱德华·斯特蒂纽斯 1944年－1945年
战争部长 乔治·德恩 1933年－1936年
哈利·H·伍德林 1936年－1940年
亨利·L·斯廷森 1940年－1945年
财政部长 威廉·H·伍丁 1933年－1934年
小亨利·摩根索 1934年－1945年
司法部长 霍默·S·卡明斯 1933年－1939年
弗兰克·墨菲 1939年－1940年
罗伯特·H·杰克逊 1940年－1941年
弗朗西斯·B·比德尔 1941年－1945年
邮政部长 詹姆斯·A·法利 1933年－1940年
弗兰克·C·沃克 1940年－1945年
海军部长 克劳德·A·斯旺森 1933年－1939年
查尔斯·爱迪生 1940年
弗兰克·诺克斯 1940年－1944年
詹姆斯·V·福里斯特尔 1944年－1945年
内政部长 哈罗德·L·伊克斯 1933年－1945年
农业部长 亨利·A·华莱士 1933年－1940年
克劳德·R·威卡德 1940年－1945年
商务部长 丹尼尔·C·罗珀 1933年－1938年
哈利·L·霍普金斯 1939年－1940年
杰西·H·琼斯 1940年－1945年
亨利·A·华莱士 1945年
劳工部长 弗朗西丝·C·珀金斯 1933年－1945年
罗斯福总统共任命了8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数量仅次于乔治·华盛顿任命的10位。到1941年，9位大法官中的8位为罗斯福所任命。哈伦·菲斯克·斯通由罗斯福从副法官升格为首席大法官。
1937年：雨果·布莱克
1938年：斯坦利·F·里德
1939年：弗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威廉·O·道格拉斯
1940年：弗兰克·墨菲
1941年：哈伦·F·斯通（首席大法官）、詹姆斯·F·伯恩斯、罗伯特·H·杰克逊
1943年：威利·B·拉特利奇
罗斯福任命的大法官不见得与其意识形态相同，像雨果·布莱克与弗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彼此间将成为“终身的对手”。[106]法兰克福特甚至称呼他较自由主义的同事们如拉特利奇、墨菲、布莱克、和道格拉斯是一个“邪恶轴心”反对他的保守司法议程。[107]
著作
《罗斯福总统公开文件和讲演集》共13卷
《罗斯福见闻秘录》，中文版1947新群出版社
《罗斯福选集》，中文版1982商务印书馆。从《罗斯福总统公开文件和讲演集》中选译
遗产
在华盛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纪念馆里刻在墙上四大自由，由上而下是：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
惠顿玻璃工业为纪念罗斯福的成就，在其总统酒瓶珍藏里将罗斯福刁著烟斗的图像铸在正面，而反面则刻着“...我们只惧怕恐惧本身。”
在罗斯福家族位于海德公园家玫瑰花园中的罗斯福和埃莉诺墓地
罗斯福始终被列为史上最伟大的美国总统之一，与亚伯拉罕·林肯和乔治·华盛顿并列。[108] 1999年C-SPAN的民调发现，学术界的历史学者广泛地认为亚伯拉罕·林肯、乔治·华盛顿和罗斯福是三位最伟大美国总统，这与其他的民调结果相符。[109]
根据盖洛普民调结果，罗斯福是第六位20世纪以来最受美国公民尊敬的人。[110]
在罗斯福当政期间以及其过世后，对罗斯福的批评不只是质疑其政策和立场，而且还质疑其巩固权力的做法独裁。这都是因为他长期担任总统、于两个重大危机时对人民的贡献、以及他个人强大的人气。罗斯福任内迅速扩大的政府重新定义在美国政府所应扮演的角色，并且罗斯福所宣传的社会计划重新定义子孙后代心目中的自由主义。[111]
罗斯福扎实地确立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的领导作用，并就如他四大自由演说所揭橥的，在战时及战后为美国所扮演积极角色奠立了基础。然而，对罗斯福政府内部重大的间谍指控，如阿尔杰·希斯和哈里·迪克特·怀特，导致某些人指责罗斯福政府过于迁就斯大林。
在罗斯福死后对美国和世界政治而言，其妻埃莉诺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存在。她出席会议决定联合国设立，并且捍卫公民权利。许多罗斯福政府的旧成员在杜鲁门政府、肯尼迪政府、以及约翰逊政府担任主导的作用，这些人没有一个不是怀抱着罗斯福的政治遗产。[112]
罗斯福在海德公园的家现在是一个国家历史遗址暨其总统图书馆所在地。他在佐治亚州沃姆斯普林斯的休息所，目前是座由佐治亚州营运的博物馆。他在坎波贝洛岛的夏天别墅目前名为罗斯福坎波贝洛国际公园由美国和加拿大政府所共同维护。该公园可经由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桥抵达。
罗斯福纪念馆坐落于华盛顿特区，与位于潮汐湖（Tidal Basin）旁的杰斐逊纪念堂为邻，并且他的头像出现在10美分硬币上（美国人亦称其为罗斯福10美分）。许多公园和学校，以及一艘航空母舰和一座巴黎的地铁站以及在美国及世界各个角落数以百计的街道和广场都以他的名字命名。
深思罗斯福的总统任内，“带领美国走过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迈入繁荣的未来”，罗斯福的传记作家让·爱德华·史密斯（Jean Edward Smith）在2007年如此说，“他把自己从轮椅上举起，把整个国家自屈服中解放。”[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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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政策与二次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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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nrichs, Waldo. Threshold of War.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nd American Entry into World War II（1988）.
Kimball, Warren. The Juggler: Franklin Roosevelt as World Statesman（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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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rrabee, Eric. Commander in Chie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His Lieutenants, and Their War.罗斯福如何处理战争的历史
Weinberg, Gerhard L. A World at Arms: 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1994）。总体战争史，强调罗斯福和其他主要领导人的外交
Woods, Randall Bennett. A Changing of the Guard: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941–1946（1990）
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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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st, Gary Dean. The Retreat from Liberalism: Collectivists versus Progressives in the New Deal Years（2002）批评支持罗斯福的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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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kin, Paul K. New Deal（1975），来自左派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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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lynn, John T. The Roosevelt Myth（1948），前社会主义人士谴责罗斯福所有观点。
Moley, Raymond. After Seven Years（1939）转成保守派的前智囊团内部回忆录。
Russett, Bruce M. No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A Skeptical 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Entry into World War II 2nd ed.（1997）叙述美国应该让苏联和德国互相毁灭。
Plaud, Joseph J.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on Franklin D. Roosevelt,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nd the Holocaust（2005）.Archived at the FDR American Heritage Center Museum Website
Powell, Jim. FDR's Folly: How Roosevelt and His New Deal Prolonged the Great Depression.（2003），对罗斯福所有政策的攻击。
Robinson, Greg. By Order of the President: FDR and the Internment of Japanese Americans（2001）说罗斯福的种族主义是主要该谴责的地方。
Schivelbusch, Wolfgang. Three New Deals: Reflections on Roosevelt's America, Mussolini's Italy, and Hitler's Germany, 1933–1939（2006）比较家长主义者和平民主义者的特性。
Smiley, Gene. Rethinking the Great Depression（1993）经济学家的短文著作，同时指责胡佛和罗斯福的政策。
Wyman, David S. The Abandonment Of The Jews: America and the Holocaust Pantheon Books, 1984.攻击罗斯福消极性共谋姑息，让大屠杀发生。
罗斯福发表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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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elzner, Hermann G. "'War Message,' December 8, 1941: An Approach to Language."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33（1966）: 419–437.
谢选骏指出：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善于弄权，这个“第32任美国总统”，却是唯一连任四届病死于任上的“美国的斯大林”，任期1933年3月4日—1945年4月12日不算，还连换了三个副总统——1、副总统约翰·南斯·加纳（1933年－1941年），2、亨利·阿加德·华莱士（1941年－1945年），3、哈里·S·杜鲁门（1945年），真是空前绝后。但其實呢？前前後後，幹得都還不如希特勒長久！
【80、罗斯福是条「披着毛毯的变色蜥蜴」】
美国史上最尴尬的五次白宫易主交接
2016年11月11日
随着当选候任总统特朗普（川普）做客白宫，例行短暂拜会即将离任的奥巴马，美国历史上又一次估计会十分尴尬的总统交接班已经开始了。
尽管这两个日前还相互抨击对方是「历史最差总统」、「难以胜任总统一职」的政敌，见面之后礼貌形容会晤「成功」与「融洽」，甚至称对方是「好人」，但估计各方心知肚明的是这次奥巴马向特朗普交班绝不可能是顺心顺意、兴高采烈的。
其实，在美国先后45届总统中，类似这种矛盾尖锐的政敌很不情愿地交出白宫钥匙事件已经发生了多次。
BBC中文网回顾历次美国总统交接过程中五次最为尴尬与不情愿的白宫易主。
亚当斯和杰弗逊
1800年，脱离英帝国独立不久的美国仍在就推行中央集权还是联邦分权制展开激辩。
是年大选，在主张集权的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和主张联邦分权的副总统托马斯·杰弗逊之间展开。二人互不相容，相互抨击争斗激烈。
大选结果双方竟然平分秋色，最后是国会议员再次投票决定选举杰弗逊为总统。
两位美国独立运动的先驱和好友因此彻底断绝关系。亚当斯还赶在第三任总统杰弗逊就职典礼前就远远逃离了华盛顿。
罗斯福和胡佛
美国第32任总统弗兰克林·罗斯福和他的前任赫伯特·胡佛也在由于政见相去甚远而一度相互攻击激烈。
罗斯福公开骂胡佛是「肥胖、怯懦的阉鸡」；胡佛则形容罗斯福是「披着毛毯的变色蜥蜴」。
1932年大选时的美国正陷于严峻的经济危机深渊。经济不景和民怨沸腾最终导致胡佛选举大败，并被罗斯福一方指责为无能之辈。
为充分显示胡佛的「无能」，罗斯福多次拒绝了胡佛提出的「共商国是」，并在新总统接任前推出应急财政经济计划的提议。
在交接过程和最终的新总统宣誓就职仪式期间，二人始终相互无言，目不直视。
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
尽管哈里·杜鲁门总统和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在二战期间曾精诚合作，二人在战后还共同发起创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但是据称二人由于1948年的一次白宫会晤而最终反目成仇。
据介绍，杜鲁门最初希望劝说艾森豪威尔以民主党候选人身份竞选总统；岂知，此举被这位战功卓著的五星上将看作是一种人格侮辱。
二人的异见与争执很快扩展到外交与军事政策方面。艾森豪威尔甚至公开抨击杜鲁门总统的韩战政策与战略，并承诺亲往第一线为美国赢得战争胜利。
除上述分歧外，杜鲁门也对艾森豪威尔拒绝谴责参议员麦卡锡的极端「清共」言行；他甚至不惜对艾森豪威尔展开人身攻击，指责后者根本不配作总统。
当选总统之后，艾森豪威尔拒绝了杜鲁门的圣诞节白宫晚宴邀请，并且在宣誓就职典礼上也拒绝与杜鲁门寒暄。
有分析人指出，长期军旅生涯的大将艾森豪威尔可能习惯于对属下发号施令，因此当文官总统「数落」他时可能会极为反感与不适应；而这点与长期拥有自家公司，平日说一不二的特朗普有很多相似之处。
卡特和里根
1981年岁末，当选共和党候任总统罗纳德·里根前往白宫礼节性拜会大选中一败涂地的民主党总统吉米·卡特。据《纽约时报》当年的报道称，里根对当时还是白宫主人的卡特简直不屑一顾。
当卡特正在向里根介绍中央情报局官员每天早上七时整会前来通报当日国家安全等事宜时，据说里根打断卡特讲话说：「嗯，我来之后他就得多等一会儿了」。
观察人士指出，这一句话就说明了两任总统性格和办事方式的截然不同。
克林顿和布什
2000年，乔治·布什以不到537票的优势争议性地拿下佛罗里达并与民主党由于重新点票而变得水火不容。
布什以凖时凖点著称，结果克林顿交接过程中和最终的新总统就职典礼上都拖延、迟到，故意给布什上眼药。
另外，由于克林顿1992年击败了布什的父亲，因此二人之间的恩怨可以说是世仇。
布什在就职讲话中高调宣称要恢复白宫椭圆办公室的「荣耀与尊严」，等于当中戳克林顿的后脊，暗骂他在总统办公室有「不尊严」的行为。
谢选骏指出：人说——罗斯福公开骂胡佛是「肥胖、怯懦的阉鸡」；胡佛则形容罗斯福是「披着毛毯的变色蜥蜴」。
我看他们的最高指示都是画龙点睛。罗斯福这条「披着毛毯的变色蜥蜴」后来还得以连任四届。爲害美國，禍亂全球。
【後記、中囶式改革与罗斯福新政都是极权主义的产物】
《中国式罗斯福新政》（2011-07-20 中国选举与治理网》报道：
罗斯福新政和中国改革都是源于对原有社会治理模式不完美的改革和拯救，前者是给资本主义带上一个社会主义的氧气面罩，后者是给社会主义加上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动机，从而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趋于融合，使单纯的制度趋于一种混合经济状态，它们都由此解决了旧问题，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但同时也留下了许多新问题。
资本主义完美吗？无疑资本主义在创造财富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它充分发挥了人类的想象力，竞争机制导致科技的迅速进步，人类历史上的科技革命都是由资本主义体制导致的，而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导致人类财富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它彻底改变了世界。其次，资本主义主张天赋人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和文明的象征。但是资本主义在另一方面有两大致命的弱点，一是社会不平等，它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贫穷。根据亚当？斯密的设计，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应该不存在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驱动力是利己主义，正是这种利己主义引发了人类的创造力，导致财富的激增，同时利己主义可以被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转化为一种道德高尚，如屠夫和面包师为我们提供食物，不是出于他们的善良，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即从我们这里得到对肉和面包的支付。然而在实际过程中，资本主义历史没有那么简单纯朴，而是充满尔虞我诈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第二个致命弱点是供需不平衡，表现为经常性的经济危机。根据亚当？斯密的设计，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也是不应该发生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可以自我调节的体系，该体系不需要外在的政府干预，然而在实际过程中，资本主义这架机器经常发生故障。
那么社会主义完美吗？首先，社会主义是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弱点批判的产物，作为社会形态，它应该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站。其次，社会主义基础是社会公有制，资本主义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和逻辑起点，这是导致不平等的根源，与此相对，社会主义通过对剥夺者剥夺的方式，将社会基础从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从而奠定了社会平等的基础。其三，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按需生产，按劳分配，这样就可以保证经济平衡发展，不会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发生。但是理论上的完美并不等于实际过程中没有问题，根据马克思设计，社会主义应该出现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但是目前世界上社会主义的出现并不是如此，这就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先天性不足。另外，社会主义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社会平等，人民当家作主，没有资本家，地主，大家都是劳动者，但这并不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相反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大家吃大锅饭。最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消除了资本主义供大于求的经济危机，但导致了另一种经济危机的出现，即有效供应极度不足。
资本主义创造了惊人的财富，但同时也创造了巨大的社会不平等。社会主义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社会平等，但同时也导致了社会财富的极度匮乏，于是人们寻找第三条道路，试图混合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将两者优点结合起来，形成完美的社会治理模式。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彻底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心，美国和西方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美国实施罗斯福新政，面对经济危机，他们开始启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贫富差距，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提高社会福利。那么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否因此得以解决了呢？遗憾的是并没有，凯恩斯方案只是一种止痛剂，它并不能彻底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社会不平等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依然存在，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还染上了社会主义的毛病，高福利，低效率。于是经济学家呼吁回归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预，因为干预扭曲和破坏了市场经济自身调节的功能，他们只知道拆开机器，不知道如何再安装。但是凯恩斯主义马上反驳道，如果政府不拯救，我们都将完蛋,面对危机和毁灭，人们更多选择逃亡和拯救，而不是创造性毁灭。
与此相对，社会主义随着上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和东欧的危机，也经历了痛苦的反思和改革。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即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进市场和竞争机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此打破大锅饭，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提供生产效率，增加社会财富。正因为如此，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经济总量指标上，到2010年，中国GDP按照现有市场汇率已经达到6.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中国改革开放或者称之为邓小平新政的成功堪比美国罗斯福新政对于资本主义的拯救。那么这是否意味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中国找到了一种最理想的和最完美的社会治理模式？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中国引进市场机制，社会财富增加了，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首先是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大部分人还在期待，收入差距拉大。其次，供应不足问题解决了，但是内需不足问题产生了，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中国正在染上资本主义的毛病即不平等与有效需求不足，当然中国不可能因为现在的不平等，再回到过去绝对平等的年代，因为中国人穷怕了，但是习惯于平等的中国人，对于不平等的容忍显然又是非常有限的。
什么是完美社会治理模式？完美的社会治理模式应该是既能确保经济的发展，同时又能保持社会的平等，在效率与平等之间形成一种近乎完美的平衡。但是现实世界中资本主义具有效率优势，但缺憾是不平等，而社会主义能够确保平等，但无效率。效率还是平等？这是一个两难的选择，要效率，就要牺牲平等，要平等，就要牺牲效率，不可以两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显然都不是，因为它们都有自己固有的毛病，资本主义的固有缺陷是不平等地分享上帝的恩施，社会主义的固有美德是共享苦难。所以理想社会模式只能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而不是谁代替谁的问题，事实上，在当今世界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也不存在纯粹的社会主义，只有两者的混合。所谓混合经济与第三条道路就是要提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长处，即效率与平等，但是事情没有这么简单，因为在混合双方长处的时候，它们又染上了对方的毛病，即低效率与不平等。那么应该如何混合搭配呢？在这种混合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比例应该是如何呢？效率与平等的最佳平衡点在哪里呢？这个问题依然困扰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边的人们，而一个既发展繁荣，又平等公平的社会治理模式依然是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和目标。·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国式罗斯福新政”——我看中囶式改革与罗斯福新政乃是一丘之貉，都是极权主义的产物。
【附錄、清華大學是個漢奸組織，立即取締！】
網文《清華大學》報道：
清華大學（英語：Tsinghua University，縮寫：THU），簡稱清華，舊稱清華學堂、游美肄業館、清華學校、國立清華大學，是一所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海淀區清華園的公立大學。始建於1911年，因北京西北郊清華園而得名[20]，初為清政府利用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所建「遊美學務處」及附設「呂偉翔紀念館」，1925年始設大學部[21]。抗日戰爭爆發後，清華大學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南遷長沙，組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國立長沙臨時大學內遷昆明，易名國立西南聯合大學。1946年清華大學部分遷回北京清華園復校，擁有文、法、理、工、農等5個學院。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國立清華大學歸屬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更名「清華大學」；而國立清華大學則於1956年由原大陸時期校長梅貽琦，在台灣新竹復校，仍沿用原名。
1952年，高校院系調整，清華大學文、法、理、農、航天等院系外遷，吸納外校工科，轉為多科性工業大學，在土木、水利、計算機、核能等領域貢獻卓越，被譽為「工程師的搖籃」。1978年後，逐步恢復理科、人文社科、經濟管理類學科。1999年，原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併入，成立美術學院。2006年，與北京協和醫學院合作辦學，培養臨床醫學專業學生。2012年，原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併入，成立五道口金融學院。2013年，黑石集團捐助成立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及獎學金，與著名的牛津大學羅德獎學金及劍橋大學蓋茲獎學金在捐助規模及名聲上皆相當[22][23]。
清華大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頂尖的高校之一，現屬於「QS世界百強大學」、「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百強大學」、「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世界百強大學」及「軟科世界百強大學」，是「雙一流A類」和原「985工程」、原「211工程」重點建設大學。[24]在2025年《QS世界大學排名》和《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中，清華大學分列世界第20名、第12名。[25][26]截至2022年8月，清華大學擁有美術館、博物館、圖書館、21個學院。清華大學還擁有433個科研機構、數家校辦產業以及一個科技園區，分別為清華控股及其旗下的誠志集團、清華科技園等[27][28][29][10]。
校名
毛澤東親自書寫清華大學，缺角的右下角成為清華正式校名字體
中文校名
校名「清華」二字乃因「清華園」得名[30]。而「清華園」的命名，則有兩種說法[31]。第一種來自取義「水木清華」，此詞最早來自東晉謝混作《游西池》詩，有「景昃鳴禽集，水木湛清華」（「湛」通「沉」，音chén），意指「夕陽斜照，鳴叫的鳥兒歸林；清澈的水色與華美的草木，已經淹沒在暮色之中。」原為感嘆時光流逝之意。[注 1][32]後引申出「水木清華」一詞，並賦予「池水清澈，樹木華美」之意[33]，工字廳北側建築主體景觀後廈，正廊上懸掛「水木清華」四字匾額[34]。另一種說法，則是明清以來的皇家園林，以「清華」二字命名者，皆來源李世民作《大唐三藏聖教序》中「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珠，詎能方其朗潤」句[35][36]，比如明萬曆年間建皇家園林清華園（今暢春園）[37]。
清康熙年間建熙春園，後分為近春園、熙春園兩部[38]，咸豐帝為熙春園親書匾額改為「清華園」[38]。1910年，遊美學務處將附屬肄業館改為學堂，依據所在地而定名「清華學堂」（Tsing Hua Imperial College）[39][40]，後沿襲更名「清華學校」（Tsing Hua College）[41]。1928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掌控北京後準備改辦大學，由於清華接收美國退還庚款，對羅家倫校長的委任狀中定名為「清華大學」，未加「國立」二字，後經羅家倫多次爭取，最終定名為國立清華大學[42]。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奉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令[43]，去掉「國立」二字，並延續至今[44][45]。
英文校名
「清華」二字按照晚清流行的威妥瑪拼音寫為「ch'ing hua」[46]，但當時尖團音尚未合流[47][48][49]，「清」還讀作「cing」，用威妥瑪拼音表示為「ts'ing」。而「清華園」作為地名，採用地名通用的郵政式拼音拼寫。郵政式拼音建立在威妥瑪拼音基礎之上，取消「送氣符」，從「ts'i」被改變為「tsi」，因此郵政式拼音清華的拼寫為「tsing hua」，便沿用至今[50]。在1949年之前，基本將校名寫為「Tsing Hua」，漢語拼音「Qīng Huá」推行後也依舊沿用原名，1981年，校方正式確定校名英文寫為「Tsinghua University」[51]。1977年第三屆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決定使用漢語拼音拼寫中國地名[52]，1987年12月經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發出《關於地名標誌不得採用威妥瑪式等舊拼法和外文的通知》，所以在一般意義上、從譯名規範性的角度講「清華大學」的翻譯應為「Qinghua University」，但出於對約定俗稱的習慣尊重、減少宣傳成本，尤其是上述採用威妥瑪式拼音的學校幾乎都是百年老字號，其威妥瑪式拼音名稱早已深入人心，尤其在海外比漢語拼音令人更容易識別[53]，故而清華大學官方仍然沿用威妥瑪式拼音演變而來的譯稱「Tsinghua University」，對此，仍然有人對此持有不同意見[54][55]。
校名商標
今日中文校名手寫體為1950年毛澤東手書[56]。1997年開始，學校為毛體「清華」、毛體「清華大學」、「TSINGHUA」、「Tsinghua University」、校徽、清華鐘徽、二校門圖案等在內地、香港等近40個國家地區獲得註冊商標，其中「清華」於2006年成為國家馳名商標，是中國大陸高校首個馳名商標[57]，為打擊眾多以清華名義宣傳甚至作假的產品服務提供了法律依據[58][59]。
1909年遊美學務處第一期留美生
清華大學源於辛丑條約約定的庚子賠款。1904至1905年（光緒三十年至三十一年），大清駐美公使梁誠在與美國國務卿海約翰商議以黃金還是白銀為準還款時，得知美國政府認為賠款已超過美國應得到的部分，索要過多。梁誠得知後，幾番據理力爭要求美國退回[60]，幾經遊說之後，1908年12月28日，美國總統老羅斯福決定返還賠款基數定為一千餘萬美元，逐年退還。賠款用於人才培養和赴美留學[21][61]。
1909年（宣統元年），美國開始退還庚款。為統籌考核留學生，外務部與學部上奏設立「遊美學務處」並附設「肄業館」。7月17日（六月初一）遊美學務處正式建立[注 2]，後任命外務部署左丞、左參議兼學部丞參上行走周自齊擔任總辦，學部員外郎范源濂和外務部候補主事唐國安，駐美公使館參贊容揆任駐美學生監督，三年間共組織三批近200人赴美留學。[62]
外務部選定清華園後，修繕工字廳、建造校門、一院、二院、三院、同方部、北院、校醫院，1911年竣工，校園佔地450畝。[62][63]1911年2月，肄業館改稱「清華學堂」，由軍機大臣那桐題寫校名[64]，總辦周自齊兼任監督，會辦范源濂、唐國安兼任副監督。3月30日（三月初一）暫行開學儀式（中等科），4月1日高等科開學，教師多從美國聘請，遊美學務處也遷入工字廳辦公[61][65]。10月，武昌起義爆發，清政府挪用退還賠款彌補軍費，學堂經費斷絕，原定正式開學儀式取消，11月9日正式停課[65][61]。1912年5月1日復課[66]。
清華學校時期
國立清華大學大門（今二校門）
國恥紀念會誓詞
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後，裁撤遊美學務處，學堂改名為清華學校，分中等科四年、高等科四年共計八年學制。唐國安為第一任校長，周詒春為教務長，在校生約500人，教員30餘人，以「培植全材，增進國力」為宗旨培養「領袖人才」[61]。1913年春，近春園、長春園東南隅[67]、水磨村部分地段併入清華大學[68][69][70]。1914年10月，美國建築師墨菲與丹納為學校規劃校園，佈置留美預備學校和綜合大學。1916年至1920年，建成圖書館、體育館、科學館、大禮堂等早期建築[21]。此期間，經費充足、園林優美，學習環境十分理想。學校強調體育鍛煉和強健體魄，設立體操課，午後「強迫運動」，開辦童子軍訓練和軍事訓練（兵操）[71]；參加菲律賓第一屆遠東運動會；清華、協和、匯文合辦的「三角運動會」為北京最早校際大賽[72][73]。
1914年11月5日，時任參政院參政梁啓超先生在清華學校同方部作的題為「君子」演講，引述易經中兩個象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及「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對清華學子給予厚望。後來「自強不息、厚德載物」被定為校訓[74]。
1913年3月初，唐國安校長病逝，周詒春繼任，任內勤勉，增加設備建築，擴充留美名額，於1918年1月辭職。此後因受到政局變化以及學生反對，直到1931年校長更迭頻繁，史稱「清華校長更迭風波」[75]。早期先後有范源濂（美國駐華公使反對）、趙國材（代理）、張煜全（被迫辭職）、羅忠詒（學生拒絕）、嚴鶴齡（代理）、金邦正（離校赴美）、曹雲祥（代理）被任命校長[76]。
1924年5月，曹雲祥成為正式校長，在任6年中，將清華從中等留美預備學校改辦為綜合性大學，辦學目的也從從派遣留學逐步轉為培養本國人才[77]，1925年春成立國學研究院，聘請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等導師[78]。1925年5月成立大學部，始創四年制本科教育，開始招收大學一年級生，稱為新制生，而留美預備部學生為舊制生[79][61][21][62][80]，之後清華學校由留美預備部、大學部、國學研究院三個部分組成，並逐步向綜合性大學過渡。至1926年，大學部共成立17個學系，包含中國文學系、西洋文學系、歷史學系、經濟學系、教育心理學系、物理學系、工程學系、體育學系、音樂系等。[81]至此，清華改辦大學的初步框架形成[75]。
清華學校的課程、教材等均仿照「美國學堂」，許多教師來自美國。1911年2月，共有17名美籍教師在清華執教，是清華第一批外籍教師，並承擔大部分教學工作。外籍教師在清華主導教學工作，一直到大學部創立，許多清華留美生返校服務，中國教師才逐步取代外籍教師的優勢地位，成為教師隊伍的主角[74]。清華學校的體育、兵操、課外活動等大多模仿美國學校；學校的行政組織形式，比如董事會、評議會、教授會等，也是仿照美國。英語是校內通用語言文字[74]。英國哲學家羅素訪問清華時表示：「清華學校恰像一個由美國移植到中國來的大學校」[82]。
1919年5月4日，五四運動爆發，北京城內十多所學校示威遊行。清華學生組織演講、會見公使、致電巴黎和會。9日，校內掛半旗，全體同學在體育館舉行「國恥紀念會」，並焚燒校內日貨。共同宣誓「願犧牲生命，以保護中華民國人民、土地、主權」[83][84]。「五四」運動後，更多新思潮湧入清華，促進了清華學生的覺醒[85]。1926年3月13日，舉行紀念孫中山逝世周年大會，李大釗、陳毅來校演講。3月18日，北京民眾為反日本入侵遊行請願，遭段祺瑞政府打壓，開槍掃射學生，是為三·一八慘案[86]，其中清華學生韋傑三犧牲[87]。1927年6月，國學大師王國維憂憤國事，於北京昆明湖自殺，震驚全國[88]。梁啟超亦因病離校就醫。同月教務長張彭春遭反對勢力攻擊而辭職，校園爆發「挽張去惡」風潮，學生遊行要求改造清華[89]，曹雲祥校長被迫接受「教授治校」的治校原則[90][91]。
國立清華大學初期
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
中國第一個航空風洞
1928年，南京國民政府取代北洋政府掌控北京後，任命孫科為清華校長，被孫科婉拒。國民政府遂改派羅家倫為校長，將學校易名為「國立清華大學」。羅家倫於校長就職演講中，提出要四化辦學（廉潔化、學術化、平民化、紀律化），並實行軍營化管理，遭學校師生拒絕[92]。任職期間，羅家倫對學校組織結構大加整改，[93]延請蔣廷黻、張奚若、蕭公權、馮友蘭、張子高等幾十位著名教授[94]。1929年4月，羅家倫因查出清華基金帳目虧空，要求改革，與清華大學董事會發生矛盾，提出辭職。同月，清華大學師生發起解散董事會，回歸教育部管轄運動。5月，清華重歸教育部管轄；6月，清華大學董事會解散，清華基金改由中華教育文教基金會保管。成立研究院，先辦文法兩科，次辦理工農科[94]。1929年6月21日，學校在大禮堂舉辦最後一屆留美預備部、國學研究院以及第一屆大學部學生畢業典禮[95]，留美預備部與國學研究院在此年停辦[96]。
1930年5月，中原大戰爆發，蔣介石在北方失勢，北平落入閻錫山之手，校內親閻錫山勢力醞釀「倒羅運動」，再加上羅家倫長期與學校師生意見不合[97]，5月20日請辭離去。閻錫山指派同為山西人的清華校友喬萬選為清華校長，但是遭到清華師生以反對軍閥力量把持校政為由，拒絕喬萬選。6月25日，喬萬選企圖以武力接收清華，遭學生阻擋，並簽下「永不任清華校長」承諾書。清華校務暫由校務會議維持，清華進入長達十至十一月的無校長時期[98][89]。1931年4月，教育部任命吳南軒為校長，然而吳南軒擅自解聘教授，任用私人，攜印入城[89]，斷絕學校資金並暗示武力解決，引起全校師生不滿，學生護校委員會和教授會迫使教育部將其撤職[99]。
1931年10月14日，梅貽琦被任命為校長，12月3日，在校長就職典禮上提出「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的理念，此理念對清華有着深遠的影響[61][100][21]。梅貽琦擔任清華校長長達17年，為清華最久任的校長，且對學校建設貢獻巨大，確定了清華著名學府地位[101]，被稱為清華永遠的校長[79]。
此時期，梅貽琦大力延聘名師，讓此時的清華園名師雲集，如文學院的馮友蘭、朱自清、聞一多、陳寅恪、吳宓、金岳霖等；理學院的葉企孫、吳有訓、周培源、陳省身、楊武之、黃子卿等；法學院有陳岱孫；工學院有顧毓琇、施嘉煬、劉仙洲、章名濤、任之恭等，體育部還有著名體育教育學家馬約翰。在治校理念上，確立「民主治校原則」，也稱為「教授治校」，清華的教授會、評議會、校務會以及各種專門委員會，多由教授擔任，讓教授能積極參與學校事務[102]。
這些學術大師在清華創造出許多研究成果。在自然科學方面，熊慶來的熊氏無窮數[103]、孫光遠對微分幾何的研究、吳有訓對X射線的研究[104]、趙忠堯對γ射線散射的研究[105]、周培源對流體力學湍流的研究、黃子卿在等張比容測定的研究等，在當時都是中國一流研究[106]；在工程方面，機械系教授王士倬建造中國第一座航空風洞；人文方面，朱自清的散文、聞一多在《詩經》、《楚辭》的研究、俞平伯關於《紅樓夢》的研究、王力在聲韻學、訓詁學的研究等，在學術界影響深遠[102]。
告全國民眾書
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清華大學救國會告全國民眾書
1935年秋天，在日軍危及華北之時，部分清華學生成立學生自治會救國委員會[107]，學生蔣南翔草擬《告全國民眾書》[108]，喊出：「華北之大，已經安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109][83]1935年12月9日，一二·九運動爆發，清華大批學生參加運動，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等口號。[110][111]12月16日，更大規模遊行展開。次日，美國《紐約先驅論壇報》頭版頭條刊登報道：「5000中國人奮起反對日本統治，警察擊倒60——北平學生被打，『貞德』被捕」，其中將清華女學生陸璀譽為「中國的貞德」[83][112]。
1936年，因日本侵華戰爭，學校於長沙嶽麓山興建校舍，並將學校珍貴圖書器材南遷，同時決定籌辦特種研究所。2月19日，參予學生運動的救國會與學校教授會為了上學期期末考試補考問題發生對立，教授集體辭職。22日，由學生會與用功讀書學生組成之護校團發起挽留教授。23日，梅貽琦自南京回校，處分救國會帶頭分子，並慰留所有教授。29日，冀察政務委員長宋哲元派兵進入校園逮捕二十一名左派學運學生，後經校方多方奔走，獲得保釋。12月，西安事變爆發，校園左右派學生對立。28日，由潘光旦教務長宣佈解散校園一切學生運動[89]。
抗戰時期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校門
1937年發生七七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8月5日，日軍即佔領清華園。9月10日，清華大學奉令與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在長沙組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10月25日，臨大開學，共有文、理、工、法商等四院十七系，文學院另於南嶽上課。1938年1月，因戰爭吃緊，決議搬遷至昆明，臨大組織師生分三路艱難到達昆明，校名改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梅貽琦任設常務委員會主席[113]。5月4日，聯大開課，三校師生在條件極其艱苦的情況下開展教學、科研工作[注 3][114][115][116]。1939年因戰局吃緊，政府宣佈停付庚款。清華農業、航空、無線電、金屬、社會調查五研究所自行設法維持。8月，清華決定恢復文科研究所，設中文、外文、歷史、哲學四部[117]。1940年，因聯大校園屢遭日軍轟炸，教育部命聯大遷川。8月，聯大決定於四川敘永設立分校，命一年級及先修班新生前往上課。11月，為了培養大後方中小學教師，聯大成立師院附設學校。[117]1941年1月，敘永分校開始上課。4月，清華大學成立卅年，師生於昆明舉行紀念會，出版學報紀念專刊。8月，敘永分校結束運作，學生返回昆明。10月，文科研究所於昆明東郊龍泉鎮司家營成立，由馮友蘭教授出任校長。11月，與盟軍合作於昆明成立譯員訓練班，並成立師範學院初級部。[117]聯大期間，學生參與青年從軍運動，應徵飛虎隊翻譯、入緬作戰、參加印度遠征軍[118]。
聯大期間，清華單獨設立昆明辦事處、研究院、特種研究所。研究院自1939年起逐漸恢復，設有文科、理科、法科3個研究所共12個學部，招收研究生。特種研究所依靠庚款基金利息，擁有農業、航空、無線電、金屬、國情普查五個研究所，服務軍事研究，研製軍用飛機、軍事通信，研製出中國第一個電子管。抗戰勝利後，各研究所併入相關各系[116][118][119]。
戰爭中，清華園遭到嚴重破壞，建築物40%以上損壞，各類設備全部損壞，未南遷圖書八成被損。1937年夏，清華園陷落後，少量留守教職工成立清華大學保管委員會保護學校。1939年春，日軍野戰醫院152病院進駐清華園。佔領期間，以各系館為傷病住房，以圖書館為治療室、手術室，以體育館為馬廄，以新南院為妓館，殺害留守教職工[120]。
國立清華大學復員時期
國立西南聯合大學有關三校復校的佈告
1945年日本投降後，學校開始修繕清華園。次年聯大結束，三校復員。清華在戰爭傷痕下努力恢復發展，1946年2月，部分系所勉強於北平清華園重新復課[121]。5月4日，西南聯大結束，學生依志願分發，入清華者932人，入北大者644人，入南開者65人。三校於昆明立碑紀念八年之艱苦合作。師生陸續北返，只留下師範學院改為國立昆明師範學院。7月，清華中文系教授聞一多遭國民黨特務刺殺，昆明發生學潮，梅校長赴滇解決。10月10日，正式於清華園上課，收集補充圖書儀器設備，並招考新生。[117]1948年，清華大學擴充農學、氣象學、法學、航空工程等院系[122][123]。同年11月24日，在中國人民解放軍進攻下，國民政府教育部督學前來談遷校事宜，並接走清華5位教師[124]。12月13日，解放軍進軍至西郊，繞開圓明園和清華、燕大，佔領豐臺。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毛澤東指示保護清華、燕京等校。解放軍與國軍戰於學校牆外，不久後國軍退守城內。15日，解放軍進駐海淀鎮，清華園成為最早被解放軍佔領並宣告解放的國立大學[125]。12月18日，解放軍第13兵團政治部張貼佈告宣佈嚴加保護學校，阻止搶掠[126][127]。梅貽琦校長於12月14日因公入城，留在城內，後於21日乘飛機前往南京。12月17日，校務會議推舉馮友蘭為臨時主席，代理主持校務[127][128]。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
參見：國立清華大學
1952年院系調整
1949年1月10日，北平市軍管會接管清華，5月4日，成立以葉企孫為主席的校務委員會，主持校務。國立清華大學時任校長梅貽琦赴歐洲，後往紐約。1955年，梅貽琦在中華民國臺灣省新竹市主持國立清華大學在台復校。1990年代以來，臺灣國立清華大學和北京清華大學交往頻繁，有「一筆寫不出兩個清華」的說法[127][129][130][131]，美國許多地區的清華校友會同時為北京清華和新竹清華校友服務[132][133][134][135]。
1950年6月，營建系主任梁思成為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設計新國徽[126]。1952年，中國高等教育體系仿照蘇聯社會主義模式進行院系調整，清華法、文、理、農、航空和工學部分院系劃歸北京大學、北京農業大學、北京航空學院等校，北京大學等校部分工學專業劃歸清華。清華大學從一所全科目綜合類大學變成僅有八個工程系的工程技術大學[136]。這一強制改革把人文教育趕出校園對清華發展造成很大程度的傷害[137]，同一時候的三反五反開始控制教授們思想和學術自由[138]。
60年代的實驗核子反應堆
1953年起，清華着手進行以「學習蘇聯先進教育經驗」為藍本的教學改革，按計劃培養技術人才，從學分制轉為學年制，學制延長到6年，建立嚴格統一的教學大綱，翻譯大量蘇聯教材，加強基礎科目，聘請蘇聯專家，學者教授[139]。1955年後，增設實驗核物理、放射性稀有元素工藝學等當時的尖端技術專業，以為工業和國防現代化，尤其是核武器計劃儲備和培訓人才[140]。1958年後，開展教育領域「大躍進」[注 4][141]。實行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勤工儉學、教育支援農業，清華師生承擔了密雲水庫、中國革命歷史博物館等實踐工作，前往上莊公社等地區參加農業、水利、機械等工作[139][142]。
1957年至1958年春的反右鬥爭中，清華571人被劃右派。[141]清華逐漸形成「又紅又專」（政治上忠誠，學術上優秀）的特色，從1953年起率先實行「政治輔導員」制度，讓優秀學生黨員「雙肩挑」（專業學習和政治工作），延續至今。當時的清華被稱為「紅色工程師的搖籃」。[143]1957年11月29日，蔣南翔校長提出「爭取健康地為祖國工作五十年」口號，使得清華學生在德智體全面發展[144]，並激勵清華人至今。在馬約翰等優秀體育教師帶領下，1954年成立體育代表隊[145]，在北京市高校運動會上連奪6次男子團體第一和5次女子團體第一[143]。
共和國初期，學校校園不斷擴大，原貫穿校園的京張鐵路東移800米至今五道口處[146]。新建中央主樓、西主樓、東主樓、工程物理系館、精密儀器系館（9003大樓）、各類實驗室和校辦工廠。在昌平新建原子能研究基地（今清華大學核能與新能源技術研究院）[147]。
文化大革命時期
主條目：清華大學文革歷史
正在被拉倒的二校門[148]
清華附中是文革紅衛兵激進學生運動的發源地[149]。1966年5月29日晚，一些對舊教育制度不滿的清華附中學生，討論北大聶元梓等七人所貼的大字報，其中一位學生提議以紅衛兵為名字寫大字報，受到其他同學的贊同，中國第一個紅衛兵組織誕生[150]。1966年6月2日，清華大學附屬中學紅衛兵貼出大字報並在同年8月2號得到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回信支持。紅衛兵開始「破四舊」、「大串聯」，將運動推向全國[151]。
1966年6月8日[注 5]，工作組進駐清華，將各級幹部打為「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牛鬼蛇神」，13日工作組停止校長蔣南翔的工作並接管清華，批評並壓制以蒯大富為首的造反學生[152][153]。7月，毛澤東回京，形式扭轉，不久工作組撤回[154]。1966年8月24日，二校門被紅衛兵拉倒，並於次年建立全國第一座大型毛主席塑像[155][151][156]。1966年12月19日，經「無產階級司令部」授意，一統清華「文革」的井岡山兵團成立，蒯大富為第一把手。12月25日，5000多師生開展「反劉少奇、鄧小平」遊行，即「一二·二五大行動」[154]。1967年4月10日，召開旨在揭露劉少奇的「批鬥王光美萬人大會」[154][157][158]。1967年4月14日，因對文革一系列重大問題存在分歧，井岡山兵團分裂為「兵團總部」（「團派」）和「四一四串聯隊」（「414派」或「四派」），矛盾日益激烈。5月29日晚，「414派」成立「清華大學井岡山四一四總部」，與「團派」正式對立。「團派」屬極端造反派，「414派」屬造反派中的保守派[159][160]。1968年3月，「楊、余、傅事件」後，兩派矛盾膨脹，引發清華大學百日大武鬥，是北京最為嚴重的武鬥事件[161]，致使18人死亡，1100多人受傷，30多人終身殘疾，直接經濟損失1000餘萬元人民幣[154][162][163]，全校1萬多名師生紛紛逃離清華[164]。1968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派出工宣隊進駐清華。「團派」襲擊工宣隊工人，導致5人被殺、731人受傷，震動北京城，史稱「七·二七事件」，直接導致毛澤東終止全國群眾武鬥[161][165][166]。
1968年底，為「清理階級隊伍」，工宣隊進行「人人排隊、層層摸底」的高壓運動，造成非正常死亡約16人[注 6][167]。工宣隊被作為北京「六廠二校」典範推廣全國。1969年，在江西南昌鯉魚洲建立試驗農場，上千教職工感染血吸蟲病，實行「勞動改造」和「思想批判」[注 7][151][166][168]。直到1976年，工宣隊以學軍、學農、學工方式來「再教育」和「改造」學生和教職工，採用「兩個估計」政策對待知識分子[注 8][169][170]。
1975年，鄧小平主持工作後，清華黨委副書記劉冰等人寫信給毛澤東，斥責清華一二把手遲群、謝靜宜飛揚跋扈。這被毛澤東看做「文革」翻案，加以批評，後演變為「教育革命大辯論」[154][171]。12月，演變為全國性「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數十萬群眾和機關幹部前來清華「學習」、「參觀」，教學工作癱瘓，貼出十萬多份大字報[154][172][173]。1976年10月，「四人幫」倒台。16日，中共北京市委整頓學校。次年4月29日，劉達任黨委書記兼革委會主任，開始整頓領導班子、糾正冤假錯案、改善教職工隊伍結構，不久後取消革委會[174]。
改革開放初期
鄧小平聽取清華大學情況匯報紀錄
1978年2月，恢復高考之後招收的800多名新生到校。6月23日，鄧小平聽取清華大學情況匯報，並指示辦重點學校、擴大學校規模[175]。1979年，制定五年制教學計劃，更重視基礎訓練，增加選修課。1981年9月，正式實施計劃培養與按學分累計成績的方法。學校迅速恢復教學、科研能力，1978年恢復招收碩士研究生，1980年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到1982年，在校學生數量超過8800人[174]。1978年-1982年，學校獲得各級科技獎、專利獎250項，一批科研項目獲得成功，如：新型焊接電弧控制法、紫外曝光精縮機、大規模集成電路、數字式電可控頻率捷變系統、20萬千瓦大型發電機組電子計算機模擬系統[174]。
「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口號牆
1979年5月，化72班團支部綜合意見提出「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多做貢獻」的口號。1980年4月17日的《人民日報》轉載化72班口號相關文章；1981年3月20日的《中國青年報》第三次發表社論《為社會主義祖國前途而奮鬥是當代青年最崇高的使命和榮譽——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介紹化72班事跡。這句口號迅速被傳遍全國[176][177]。
清華大學二校門
1981年10月，校長工作會議決定清華英文譯名為「Tsinghua University」[51]。1982年7月，第六次黨代會明確辦學指導方針為「一個根本、兩個中心、三方面結合」。即：學校的根本任務是培養人；學校即是教育中心，又是科學研究中心；教學、科研、生產開發及社會實踐相結合。學校的重心逐步從「階級鬥爭」轉移到教學、科研中[178]。1985年8月，第七次黨代會，第一次明確提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目標：「從現在起的十年，是把清華大學逐步建設成為世界第一流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學的重要發展階段。」[179]
學校陸續撤銷綿陽分校、水利系三門峽基地、團河農場、西山林場，並逐步確定「理工結合，文理滲透」的發展策略，逐步增設眾多理科、文科、管理學科等類院系[180][179]。理科方面，1979年成立應用數學系、1982年6月恢復物理系、1984年6月成立生物科學與技術系、1985年10月恢復化學系、1985年12月恢復理學院建制，周光召兼任院長；人文社科方面，1983年7月恢復外語系、1984年4月建立社會科學系、1985年3月恢復中國語言文學系；管理學科方面：1979年成立經濟管理工程系；1984年擴建為經濟管理學院，朱鎔基任院長。其他方面，1984年建立研究生院、1985年成立中國第一個繼續教育學院[181]。
1986年12月23日晚6時30分，部分學生因民主主張在大禮堂前聚會，兩三千人圍觀，8時20分左右，近千人出西門進入北大、人大遊行。次日，學校廣播指出學生行為「是一件嚴重的錯誤事件」。26日，北京市出台《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暫行規定》，限定遊行流程、秩序。29日，北師大部分學生遊行進入人大、清華、北大鼓動遊行[182][183][184]。
應校友的要求，校方決定拆除毛澤東像，但同時決定在主樓大廳北牆上建立永久性的毛澤東青銅浮雕像[注 9]，以緬懷毛澤東同志。1987年8月26日，毛澤東浮雕像揭幕[185]，8月29日，拆除位於原二校門位置的毛主席塑像。1990年3月底，校友會決定校友集資重建二校門，並於1991年80周年校慶前重建完成[156][182]。
1989年4月15日，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去世，校內出現輓聯、標語及大字報。23日，3000餘人集會成立「清華大學和平請願組織委員會」，24日起罷課。24日，和平請願組織委員會提出與國務院負責人對話，但最終未赴約。26日，《人民日報》發佈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學校申明「不贊成罷課」。27日，大量學生出校參與四二七大遊行，後得到市民、教職工、報紙的客觀認可。5月4日，約1000人參加高自聯五四大遊行，並宣佈高校複課。13日，部分清華學生參加廣場絕食[186]。5月20日，國務院宣佈北京戒嚴[187]，28日，學生參加高自聯組織的「全球華人大遊行」。6月4日凌晨戒嚴清場後，學生開始撤離[188]，凌晨3時起，學校派車前往各醫院查找，最終查明清華學生在復興門等處死亡4人[189][190]，受傷19人[注 10][191][192][193]。5日，清華下半旗，部分教授、市民參與悼念。7日，校方安排複課。21日，校方要求「高自聯」、「工自聯」、「籌委會」、「清華人之聲」廣播台等骨幹主動向公安交代情況[182][194][195]。 7月10日，校黨委召開全校清查清理工作會議。8月1日起，學校在清華核研院召開黨政幹部會議，學習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精神，對此次風波進行反思，之後組織全校師生進行學習。9月22日，清華大禮堂舉行平息風波戒嚴部隊英模事跡報告會。1990年開展黨員重新登記試點[注 11][182]。
建設世界一流大學前期
第一個九年（1994—2002年）
清華科技園
逸夫圖書館
逸夫科技樓
環境節能樓
1990年代是清華建設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關鍵時期[196]，「211工程」的制定開啟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序幕，為清華發展帶來極大動力[178][197]。
1993年2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頒佈《中國教育改革和發展綱要》[198]，8月23日，暑期黨政幹部會上，學校提出：「到2011年，清華大學建校100周年，爭取把清華大學建成世界第一流的、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學」[178]。1994年，學校制定《清華大學「211工程」整體規劃》[199]，1996年9月開始實施，總投資4.6億元[200]。1995年3月，學校開始制定「九五」事業發展規劃，建設目標確定為：「到2000年，清華大學將在人才培養、學科建設、科學研究、管理方面成為國際著名的、處於亞洲前列的大學，部分學科接近或達到世界一流大學的水平，為實現學校總的奮鬥目標奠定全面而堅實的基礎。」[201][178][202]。
1998年5月，江澤民總書記提出建設若干所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一流大學目標，國家開始實施「985工程」。8月，清華最終制定《清華大學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規劃（1999-2001）》，即「985」計劃，並於2003年通過一期驗收[203]。
為了邁向世界一流大學，清華進行部分院系調整。1993年12月恢復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建制；1994年整合建立信息學院；1996年整合建立機械工程學院；1999年恢復法學院；1999年併入原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為美術學院；2000年整合建立土木水利學院建制，同年建立公共管理學院[180][4]；2001年6月8日，清華大學深圳研究生院掛牌成立，成為清華第一個異地辦學實體[204]；2001年建立醫學院，同年工業工程專業從精密儀器系分離出來建立工業工程系；2002年建立新聞與傳播學院。[205][206][4][180]
科研方面，1999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召開表彰為研製「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大會，授予為「兩彈一星」事業作出突出貢獻的23名科技專家「兩彈一星功勳獎章」，其中14位專家曾在清華學習或工作過[注 12][207][208]。
2001年4月29日是清華大學90周年校慶日，海峽兩岸的北京清華和新竹清華首次合辦校慶。4月22日，北京清華校長王大中率團訪問台灣，26日，新竹清華校長劉炯朗率團訪問北京。此外，兩校之間還舉行學生排球友誼賽等諸多慶祝活動[209]。清華的九十周年建校大會在新建成的綜合體育館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國務院總理朱鎔基、中央書記處書記胡錦濤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出席，海內外及兄弟院校領導、有緊密聯繫的國內外企業代表、輸送優秀生源的中學校長，以及最早為1931年畢業的各級校友出席。江澤民發表講話，激勵青年學子創造時代業績，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是中國綜合國力的重要體現[210]。
第二個九年（2003—2011年）
2003年初，清華明確「三個九年，分三步走」總體戰略，即1994年至2002年，調整結構，初步向綜合性研究型大學過渡；2003年至2011年，重點突破，躋身世界一流大學行列；2012年至2020年，整體推進，在總體上達到世界一流大學水平。最終到2050年中國基本實現現代化，爭取達到或接近世界著名一流大學的水平[178]。
2003年以來，為了邁向世界一流大學，清華繼續進行部分院系調整。2004年在工程力學系、宇航技術研究中心等基礎上建立航天航空學院；2006年，與中國協和醫科大學緊密合作辦學[205]，成立北京協和醫學院—清華大學醫學部[206]；2008年恢復心理學系，同年成立馬克思主義學院，邢賁思任院長；2009年成立教育研究院和生命科學學院，同年復建清華國學研究院，由著名哲學家陳來任院長[4][180]。2011年，成立環境學院。[211]
科技方面，清華開展科研攻關，例如在2003年的非典期間，清華實行封校措施，取消校慶活動，嚴密控制出校、返校人員，保證師生教學科研安全[212]。同時全校科研機構開展緊急非典科研攻關，生物系饒子和教授領導實驗室研究「非典」冠狀病毒全基因組蛋白質及相關多肽的大規模表達[213]，環境系、清華同方、深圳清華大學研究院等開展醫院垃圾無害化處理[214]和紅外線快速體溫檢測儀器研製生產，並大規模投入使用[215]。清華同方還為附中、附小建設網絡教育平台，並對外免費開放遠程教育[216]。
然而清華在建設一流大學的同時，也遇到一些困境[217]。學科建設方面，人文學科規模不大，醫學部分一直無法與協和合併[218]；青年教師住房問題長期無法妥善解決[219][220]；2005年的水木清華BBS事件讓學生與校方嚴重對立[221][222][223][224]，最終學生在校外創辦水木社區（「新水」，與校方「舊水」對應）[225][注 13]。
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第三個九年與百年校慶
根據清華明確的「三個九年，分三步走」總體戰略，2012年至2020年是清華大學建設世界一流大學的第三個九年，戰略提出清華大學應整體推進，在總體上達到世界一流大學水平。最終到2050年中國基本實現現代化，爭取達到或接近世界著名一流大學的水平[178]。
清華大學校史館
2010年，清華在校慶日上宣佈啟動「百年校慶年」，發佈校慶標識，公佈校內道路命名方案，開始舉辦各類學術活動、社會服務、校友互動等[226]。同年7月，北京清華大學和新竹清華大學組成「兩岸聯合登山隊」共同攀登唐古拉山脈中段的各拉丹東雪山[227]。2011年4月24日上午，「慶祝清華大學建校100周年大會」於人民大會堂召開，胡錦濤（1965屆水利系校友）、吳邦國（1967屆無線電電子學系校友）、溫家寶、賈慶林、習近平（1979屆工程化學系校友）、李克強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北京大學校長周其鳳等國內大學代表，耶魯大學校長萊文等國外大學代表，國內外知名學者代表，台灣新竹清華大學代表團，清華校友代表和師生代表，共8000多人出席大會[228]。校慶前後，胡錦濤、朱鎔基（1951屆校友、經管學院首任院長）先後回校考察訪談[229][230]，深圳大運會聖火採集儀式在清華舉行[231]，全球130餘所大學校長齊聚清華參加「2011大學校長全球峰會暨環太平洋大學聯盟第15屆校長年會」[232]，世界知名經濟學者齊聚清華參加「國際經濟學會第16屆全球大會」[233]，清華校友、社會人士成立清華新百年發展基金支持清華發展[234]。
百年校慶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提出新的建設一流大學計劃[235]，稱為2011計劃[236]，與985工程、211工程不同，此計劃取消終身制[237]。百年校慶後，清華又接連入選一系列建設名單，2015年，習近平推出雙一流建設[238][239][240]。2016年，985工程、211工程相繼取消[241][242]。2017年9月21日，教育部公佈雙一流建設名單，清華入選為一流大學建設A類高校[243]，並同時有34個學科入選一流學科[244]。2017年12月28日，清華正式發佈《「雙一流」建設方案》[245]。
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
百年校慶之後，清華在辦學上也同樣有所突破，2012年，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併入成為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246]，成立人文學院、社會科學學院、材料學院。[211]2013年4月，美國黑石集團董事長蘇世民宣佈向清華大學個人捐贈1億美元，並籌集2億美元創建「清華大學蘇世民學者項目」[247]，2015年6月18日，清華大學與美國華盛頓大學和微軟公司合作創建全球創新學院，這是中國大學第一次到美國辦學，建立第一個實體校區和教育科研平台[248]，同年，成立藥學院。[211] 2016年成立專門培養未來的世界領導者的蘇世民書院，並招收第一屆學生[249]。2018年，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與香港大學簽約合辦本科雙學位課程，2019年，成立天文系、車輛與運載學院；與香港中文大學簽約合辦本科雙學位課程[250]，2020年，成立清華大學萬科公共衛生與健康學院、清華大學人工智能國際治理研究院、清華大學智能產業研究院。[251][211][252] 2021年，成立清華大學求真書院；成立清華大學集成電路學院[211]；建立通用人工智能實驗班[253]；成立清華大學北京市中醫藥交叉研究所[254]；成立清華大學健康中國研究院[255]；成立清華大學碳中和研究院[256]；成立清華大學-中國長江三峽集團有限公司氣候變化治理機制與綠色低碳轉型戰略聯合研究中心[257]；入選國家智能社會治理實驗基地教育特色基地。[258]成立清華大學-中國電子數據治理工程聯合研究院[259]。2022年，組建清華大學聞泰科技工業與車規半導體晶片聯合研究中心[260]；成立為先書院[261]。
110週年大會
百年校慶之後，清華在教學上進行一些改革。2014年12月，清華大學成立本科生課程諮詢委員會（簡稱課咨委）[262]，成為中國大陸第一個學生參與學校教學管理的學生組織。2015年7月8日正式成立的清華大學教學委員會，就在委員會章程中規定，對於涉及本科生的決議，應該通過課咨委徵求學生意見[263]。2015年，進行學分績改革，此年入學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新生開始，學期成績從百分制改為等級制[264]，在選課制度上，執行「候選隊列」方案[265]，取消退課費，並延長退課時間，讓選課更有彈性，降低學生壓力[266]。2017年開始，清華實施大類招生與大類培養，將原本的本科專業分為16個大類，目的是打破學科界限，培養交叉復合型人才[267]。2018年起，本科生中開設「寫作與溝通」必修課程，以提升學生的寫作能力、溝通能力、邏輯思維和批判性思維能力[268]。成立語言教學中心，以提升學生用非母語交流的能力，並從2019年開始，第二外語成為本科生的必修課[269]。
辦學概況
清華大禮堂
清華大學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直屬高等學校[270]，名列211工程、985工程、一流A類大學[271][272]。被公認為是中國大陸最出色的高等學府之一[273][274]。
傳統上，清華大學為文理並重[275]。1952年院系調整後，文理科移出，成為一所工科強勢的學校[276]。改革開放以後，開始致力於建設多學科的綜合性大學[277]，在保持工程領域的優勢的形勢下，其理[278][279][280]、商[281]、法[282]、新聞[283]、管理[284]、生物[285]、藝術[286]等類專業進入世界前百。近幾十年來，清華大學常被比喻為中國的麻省理工學院[287][288][289]，但是在2017年，根據《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的世界大學排名，清華大學在工科領域（機械、航天、土木、電子電機）以及計算機科學排名世界第一[290][291]，超越麻省理工學院、史丹福大學等名校[292]。
對高中畢業生來說，清華是中國大陸競爭最激烈的兩所學校之一，與北京大學並稱清北，每年只有中國各省市高考成績最優秀的高中畢業生才有機會被清華錄取[293]。清華大學的本科生畢業後相當一部分到美國的院校攻讀博士學位，在2006年，清華是獲得美國院校博士學位最多的本科生生源院校[294]。
清華大學也是國家工程科研的重要中心之一，在航空航天、信息產業、計算科學、核物理、應用物理、生命科技等眾多領域不斷創造國家頂尖技術[295]。
學科
截至2022年8月，清華大學現有21個學院、59個系[13]，包含建築、土木水利、環境、機械、航天航空、信息、理學、生命科學、醫學、藥學、公衛、經管、人文、社科、法學、美術、公管、新聞、馬克思主義、金融、材料等。本科專業共有有88個[注 14][296]，第二學士學位18個，碩士專業有66個，博士專業則有有60個[注 15]。清華入選雙一流學科分別是法學、政治學、馬克思主義理論、數學、物理學、化學、生物學、力學、機械工程、儀器科學與技術、材料科學與工程、動力工程及工程熱物理、電氣工程、信息與通信工程、控制科學與工程、計算機科學與技術、建築學、土木工程、水利工程、化學工程與技術、核科學與技術、環境科學與工程、生物醫學工程、城鄉規劃學、風景園林學、軟件工程、管理科學與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設計學、會計與金融、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統計學與運籌學、現代語言學等34個學科[297]。
院系專業[296]
本科專業 學院（系） 本科專業 學院（系）
建築學 清華大學建築學院 經濟學 清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
城鄉規劃 社會學
風景園林 國際政治
建築環境與能源應用工程 國際政治（國際事務與全球治理方向）
土木工程 清華大學土木水利學院 心理學
工程管理 政治學與行政學
交通工程 哲學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日新書院
水利水電工程 歷史學
水利科學與工程 漢語言文學
土木、水利與海洋工程 科學史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
環境工程 清華大學環境學院 英語
環境工程（全球環境國際班） 英語（世界文學與文化實驗班）
給排水科學與工程 日語
測控技術與儀器 清華大學機械工程學院、為先書院 法學 清華大學法學院
機械工程 清華大學機械工程學院 法學（國際班）
機械工程（實驗班） 新聞學 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
微機電系統工程 馬克思主義理論 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日新書院
車輛工程 廣告學 清華大學美術學院
車輛工程（車身方向） 藝術史論
工業工程 動畫
統計學 繪畫
能源與動力工程 雕塑
能源與動力工程 清華大學航天航空學院 攝影
工程力學 中國畫
航空航天工程 藝術設計學
航空航天工程（飛行學員班） 視覺傳達設計
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 清華大學電機工程與應用電子技術系 環境設計
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能源互聯網國際班） 產品設計
電子信息科學與技術 清華大學信息科學技術學院 服裝與服飾設計
電子信息工程 公共藝術
電子科學與技術 工藝美術
微電子科學與工程 數字媒體藝術
自動化 藝術與科技
軟件工程 陶瓷藝術設計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 工業設計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計算機科學實驗班） 清華大學交叉信息研究院 藥學 清華大學藥學院
人工智能 生物醫學工程 清華大學醫學院、為先書院
工程物理 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 臨床醫學（八年制） 清華大學醫學院
工程物理（能源實驗班） 臨床醫學 北京協和醫學院－清華大學醫學部
核工程與核技術 政治學、經濟學與哲學 清華大學新雅書院
高分子材料與工程 清華大學化學工程系 智能工程與創意設計
化學工程與工業生物工程 理論與應用力學（錢學森力學班） 清華大學行健書院
材料科學與工程 清華大學材料學院、為先書院 化學 清華大學理學院化學系
數學與應用數學 清華大學理學院數學科學系 化學生物學
數學與應用數學 清華大學致理書院 化學生物學（藥學方向） 清華大學探微書院
信息與計算科學 生物科學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
數理基礎科學 生物技術
物理學 行政管理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化學 信息管理與信息系統 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化學生物學 經濟與金融
生物科學 會計學
數學與應用數學（英才計劃） 清華大學求真書院 工商管理
數學與應用數學（領軍計劃）本博貫通 金融學
數理基礎科學 清華大學理學院物理系
物理學 經濟學（學堂班）
應用物理學
雙學士學位及交叉培養項目[296]
項目名稱 學院（系）
計算機與金融 清華大學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系，經濟管理學院
數理基礎科學+建築環境與能源應用工程 清華大學未央書院
數理基礎科學+土木水利與海洋工程
數理基礎科學+環境工程
數理基礎科學+機械工程
數理基礎科學+測控技術與儀器
數理基礎科學+能源與動力工程
數理基礎科學+工業工程
數理基礎科學+電氣工程及其自動化
數理基礎科學+微電子科學與工程
數理基礎科學+工程物理
數理基礎科學+材料科學與工程
數理基礎科學+軟件工程
化學生物學+環境工程 清華大學探微書院
化學生物學+給排水科學與工程
化學生物學+化學工程與工業生物工程
化學生物學+高分子材料與工程
化學生物學+生醫工程
理論與應用力學+土木水利與海洋工程 清華大學行健書院
理論與應用力學+車輛工程
理論與應用力學+航空航天工程
理論與應用力學+能源與動力工程（烽火班）
理論與應用力學+能源與動力工程（航空航天）
中外文化綜合班 清華大學人文學院外國語言文學系
師生
姚期智，圖靈獎得主
楊振寧，物理諾貝爾獎得主
截至2022年8月31日，清華在校生共有59270人，其中本科生16320人（國際生946人），碩士生22423人（國際生1659人），博士生20527人[注 16]（國際生467人）[298]。清華的港澳台僑學生共1001人。清華大學國際化程度高[299]，留學生數量居中國高校前列[300][301]，留學生共有3440名，其中本科生41%、碩士生28%、博士生8%、交換生15%、中文進修生8%，分別來自126個國家，其中韓國、美國、德國、日本、法國、加拿大、巴基斯坦、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澳大利亞、英國、伊朗、印尼的留學生人數居前十四位[302]。
截至2022年8月31日，清華的教職員工共有16270人，其中教師3803人、職工9695人、博士後在站2772人[298]，在職教師中，有諾貝爾獎獲得者1名（楊振寧）、圖靈獎獲得者1名（姚期智），中國科學院院士54人，中國工程院院士38人[注 17][13][303]。
教學科研機構
主條目：清華大學院系
清華大學共有21個學院、59個系，是擁有理學、工學、醫學、文學、歷史學、哲學、法學、經濟學、管理學、教育學、藝術學等學科的綜合性研究型大學。[304]
學院 系 系館 學院 系 系館 學院 系 系館
建築學院
[305][306] 建築系 梁銶琚樓 美術學院
[307] 藝術史論系 美術學院大樓 航天航空學院
[308] 航空宇航工程系 蒙民偉科技大樓
城市規劃系 工業設計系 工程力學系
建築技術科學系 環境藝術設計系 機械工程學院
[305][309][310]
[311][312][313] 機械工程系 李兆基科技大樓
景觀學系 陶瓷藝術設計系 基礎訓練中心
社會科學學院
[314][315][316][317] 社會學系 熊知行樓 視覺傳達設計系 車輛與運載學院
心理學系 偉清樓 服裝藝術設計系 精密儀器系 曾憲梓樓
政治學系 明齋 信息藝術設計系 能動工程系 動力機械館
國際關係學系 工藝美術系 工業工程系 舜德樓
經濟學研究所 繪畫系 人文學院
[318][319] 中國語言文學系 蒙民偉人文樓
經濟管理學院 會計系 偉倫樓[320] 雕塑系 哲學系
經濟系 理學院
[321][322] 數學系 理科樓
[323][324] 歷史系
金融系 物理系 科學史系
市場營銷系 化學系 何添樓 外國語言文學系 文南樓
組織管理系 地球系統科學系 蒙民偉科技大樓 醫學院 基礎醫學系 醫學科學樓
[325][326]
創業戰略系 天文系 生物醫學工程系
管理科學系 土木水利學院
[305][327] 土木工程系 何善衡樓 臨床醫學院
信息科學技術學院
[328][329][330][331] 電子工程系 羅姆樓 建設管理系 藥學院
集成電路學院[332] 東主樓 水利水電工程系 新水利館 衛健學院 明理樓[333]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系 環境學院 環境工程系 環境節能樓[334] 材料學院[335] 逸夫技術科學樓
軟件學院 環境科學系 生命科學學院[336] 生命科學館
自動化系 中央主樓 環境規劃與管理系 電機工程系[337] 西主樓
信息國家研究中心 信科大樓 新聞與傳播學院[338] 宏盟樓 工程物理系 劉卿樓[305]
網絡研究院[339] 中央主樓 法學院[340] 明理樓 化學工程系 英士樓[305]
馬克思主義學院[341] 善齋 公共管理學院[注 18][342] 伍舜德樓[305] 交叉信息研究院[343] 信科大樓
五道口金融學院[344] 蘇世民書院[345] 教育研究院[346] 文南樓
書院
新雅書院[347] 日新書院 未央書院 探微書院 致理書院 行健書院 求真書院 為先書院
實體科研機構
核能與新能源技術研究院[348] 高等研究院[349] 丘成桐數學科學中心[350] 航空發動機研究院 低碳能源實驗室
生物醫學交叉研究院 未來實驗室 腦與智能實驗室 智能產業研究院 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
學科評估
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學位與研究生教育發展中心組織的第四輪學科評估中，清華大學共有54個一級學科參加，其中共有21個學科評為A+，數量居高校首位[351]。第四輪學科評的結果按照「分檔」呈現，將排名前70%的學科分成9檔：前2%（或前2名）為A+、2%～5%為A（不含2%，下同）、5%～10%為A-、10%～20%為B+、20%～30%為B、30%～40%為B-、40%～50%為C+、50%～60%為C、60%～70%為C-[352][353]。
結果 學科代號 學科 參評大學數 結果 學科代號 學科 參評大學數 結果 學科代號 學科 參評大學數
A+ 0305 馬克思主義理論 231 A+ 1202 工商管理 240 A- 1304 美術學 93
0703 化學 150 1204 公共管理 143 B+ 0101 哲學 84
0710 生物學 161 1305 設計學 94 0201 理論經濟學 90
0801 力學 80 A 0301 法學 144 0401 教育學 101
0802 機械工程 189 0701 數學 182 0403 體育學 78
0804 儀器科學與技術 73 0702 物理學 127 0501 中國語言文學 148
0805 材料科學與工程 172 0809 電子科學與技術 106 0602 中國史 82
0807 動力工程及工程熱物理 84 0810 信息與通信工程 137 0713 生態學 100
0808 電氣工程 84 0814 土木工程 134 0714 統計學 120
0811 控制科學與工程 162 0817 化學工程與技術 144 0803 光學工程 80
0812 計算機科學與技術 238 0835 軟件工程 165 0837 安全科學與工程 52
0813 建築學 54 A- 0202 應用經濟學 155 B- 0603 世界史 58
0815 水利工程 49 0302 政治學 76 0825 航空宇航科學與技術 25
0827 核科學與技術 20 0303 社會學 65 C+ 0706 大氣科學 14
0830 環境科學與工程 155 0502 外國語言文學 163 0712 科學技術史 21
0833 城鄉規劃學 51 0503 新聞傳播學 81 C- 0402 心理學 51
0834 風景園林學 56 0831 生物醫學工程 70 0823 交通運輸工程 52
1201 管理科學與工程 187 1301 藝術學理論 50 其他 0704 天文學 8
科研成就
抗戰時期，清華主要服務軍事研究，1939年起，清華研製了軍用飛機、軍事通信，研製出中國第一個電子管。抗戰勝利後，各研究所併入相關各系。[118][119]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科研多受到蘇聯的幫助，在此期間，清華增設實驗核物理、放射性稀有元素工藝學等當時的尖端技術專業，從事工業和國防現代化的科研，尤其是核武器[140]。1958年後，開展教育領域「大躍進」[注 4][141]。為適應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清華進行農業、水利、機械等方面的科研工作[139][142]。文化大革命時期，清華大學科研受阻。改革開放後，清華大學科研進一步走向現代化，1978年-1982年，學校獲得各級科技獎、專利獎250項，一批科研項目獲得成功，如：新型焊接電弧控制法、紫外曝光精縮機、大規模集成電路、數字式電可控頻率捷變系統、20萬千瓦大型發電機組電子計算機模擬系統[174]。
改革開放後，清華在許多科研領域有所突破。1994年，清華大學國家CIMS工程中心（National CIMS Engineering Research Center）獲美國製造工程師學會的大學領先獎[354]。2000年6月28日18時37分，「航天清華一號」微小衛星順利發射升空[355]。2004年4月18日23時59分，首顆自主研發納型衛星「納星一號」在西昌成功發射。[356]2001年，工物系與清華同方研製同方威視大型集裝箱檢查系統，裝備各地海關、機場並出口多國[357][358]，但後捲入行賄事件[359]。核研院於2000年12月建成世界首座模塊式高溫氣冷實驗堆，實現滿功率運行和併網發電，為安全民用核能與核潛艇事業奠定基礎[360]。物理系研究高溫超導技術，建成產業化生產線，與中國聯通合作建立高溫超導濾波系統示範CDMA移動通信基站[361][362]。2008年，校友向清華大學捐贈2388枚竹簡。清華大學成立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對其進行研究，經測定為戰國中期偏晚（公元前305±30年）竹簡，大多為歷史類書籍，包括焚書坑儒後失傳的《尚書》，具備極高的歷史價值，稱之為「清華簡」[363]。2012年，由清華大學主持、北京品馳醫療設備有限公司和北京天壇醫院參與共建的神經調控技術國家工程實驗室成立，完成了「腦起搏器關鍵技術、系統與臨床應用」項目[364]。2013年1月，清華大學交叉信息研究院姚期智教授宣佈研製出世界上第一個量子路由器，並在實驗室成功演示[365]；同年3月，薛其坤院士團隊首次發現量子反常霍爾效應[366]。
清華大學的科研規模宏大，在2010至2014年共發表37342篇論文[367]，其中高被引論文有1177篇，是中國大陸高校第一[368]，論文平均年引用次為1.298次[369]，高被引學者有109位，是中國大陸高校第一[370]。根據中國科學技術信息研究所2021年12月公佈的數據，2011-2020年清華大學被SCI收錄的論文中有43908篇論文被引用1013820次，居全國高校第二位。2019年，清華大學被網絡版SCI收錄論文數為5983篇，居中國大陸高校第九位；被工程索引（EI）收錄論文5794篇，保持中國大陸高校排名第一位；被科學技術會議錄索引（CPCI-S）收錄論文874篇，在中國大陸高校排名第一。[371]
科研項目方面，2021年，清華獲批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各類項目689個，國家重點研發計劃項目34個，國家2030重大項目立項項目11個，國家發改委、工信部、建設部、環保部等部委項目161個，北京市各類科技計劃基金項目77個。全年合同額超過29億元。同年，清華文科院系新增課題904項，到款經費超過4億元。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立項11項，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攻關項目立項1項。[372]
在科研獲獎方面，2017年共有18項科研成果獲得國家科學技術獎勵，其中國家自然科學獎3項，國家技術發明獎5項，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10項。其中作為第一單位獲獎有11項，數量高居高校首位[373]。[10]2020年共獲得國家自然科學獎3項，國家技術發明獎2項，國家科技進步獎10項，省部級科技獎48項，其他各類科技專項獎298項，發表科技論文9808篇，其中國際會議1357篇，國內會議194篇，國外刊物5665篇，全國刊物2592篇。出版專著76本。SCI收錄5968篇，EI收錄4944篇，CPCI-S收錄1493篇。申請大陸專利3860項，授權專利3535項；申請國外專利586項，授權專利311項；軟件登記364項。科研經費收入74.36億元。海外科技合作新簽298項，合同金額5.5億人民幣，海外科技合作到款432項，金額4.27億人民幣[374]。截至2020年底，清華累計獲國家科學技術獎勵607項，其中：國家最高科技獎獲獎者2人、國家自然科學獎84項、國家技術發明獎159項、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獎362項[375]。
國際交流
清華大學歷史上與國際交流頻繁，1909年（宣統元年），外務部與學部上奏設立肄業館（清華大學前身）之後，於7月17日（六月初一）正式建立了遊美學務處[注 2]，三年間共組織三批近200人赴美留學。[62] 1914年10月，美國建築師墨菲與丹納為學校規劃校園，佈置留美預備學校和綜合大學。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1953年起，清華着手聘請大量蘇聯專家，學者教授[139]。改革開放後，1978年6月23日，因鄧小平指示，清華大學經過嚴格考核，選拔，於1978年12月向美國派遣了改革開放後第一批留學人員52名，其中清華大學校教師9名，從而拉開了中國教育領域改革開放的序幕。[376]
近年來，清華更加重視國際交流。清華大學與國際院校合作開設了54項聯合培養雙授聯授學位項目和28個全英文講授研究生學位項目，與全球50個國家的293所大學與研究機構簽署校際合作協議。清華-瑞典皇家工學院核學科雙碩士學位項目、清華-亞琛高端裝備創新設計製造國際領軍人才培養項目、精準醫學與公共健康博士研究生聯合培養項目等11個項目入選國家留學基金委「創新型人才國際合作培養項目」，清華-瑞士日內瓦大學可持續發展公共政策雙碩士學位項目和清華-耶魯環境雙碩士學位項目入選中國國家留學基金委「國際組織後備人才培養項目」。清華大學還設立了博士生出席國際會議基金，派研究生出席高水平會議或赴國際一流大學訪學研究。自2017年啟動國際組織人才推送工作至2021年底，清華大學累計有300餘名學生赴國際組織實習任職，其中60%實習地點在海外。[377]
2007年，清華與比利時魯汶大學相互舉辦「清華－魯汶周」和「魯汶－清華周」[378]，2008年和2010年，與日本東京大學相互舉辦「清華－東大周」和「東大－清華周」[379]，與美國伯克利大學相互舉辦「清華－伯克利周」和「伯克利－清華周」[380]，舉行各類學術研討會和校園文化交流活動。2010年4月，作為99周年校慶項目，清華組織大批教授和學生藝術團訪美交流。6月，清華與麻省理工學院、香港中文大學三校聯合成立理論計算機科學研究中心[381]，廣泛開展學生交換、師資交流和國際研究項目[382]。
在國際化辦學部分清華也取得重要的進展[383]。2014年5月，清華與以色列特拉維夫大學簽署合作協議，創建並啟動交叉創新中心，聯合開展創新性研究與教育[384]。2014年9月7日，清華與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深圳市聯合創辦清華-伯克利深圳學院，打造全球教育創新平台[385]，同年，清華-耶魯環境、清華-約翰霍普金斯全球政治與經濟、清華-哥倫比亞商務分析等學位項目相繼設立[383]。2017年，清華與米蘭理工大學合作，在意大利成立米蘭藝術設計學院以及中意設計創新基地[386]，是清華首次在歐洲設立的教育科研基地[387]。
清華大學還屢次發起高校聯盟。17年發起，成立亞洲大學聯盟並擔任主席單位。2019年倡議成立世界大學氣候變化聯盟並擔任主席學校，包括劍橋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東京大學在內的9個國家12所大學成為聯盟成員。2020年12月，發起成立「世界慕課聯盟」，擔任主席單位；2021年12月，「世界慕課與在線教育大會」舉辦，聯盟更名為「世界慕課與在線教育聯盟」。[377]
科研合作方面，2017—2021年期間，清華與300家國際企業累計開展1000項科研合作，目前運行的涉外校企聯合研究機構為23家，涉外校校聯合機構10家。截至2021年底，與英國劍橋大學、帝國理工學院、日本東京大學、東北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阿爾伯塔大學、俄羅斯聖彼得堡帝國理工大學、德國亞琛工業大學等16所大學和科研機構簽署戰略科研合作協議，並啟動聯合種子基金項目170餘項。[377]
國際生源方面，2017年，清華在本科國際學生招生中採取國際通行的「綜合考核」制。2018年，調整國際博士生招生錄取，設立國際學生學者中心，改革國際學生的管理機制。將國際學生納入學生發展支持體系，提供入學教育、職業發展支持、學習發展指導、團體心理輔導等服務。2018年1月9日，部署啟動「國際化能力提升計劃」（簡稱「2020計劃」），並由學校20餘個職能部門共同參加。從2017年至2020年，「2020計劃」共完成603項任務，其中涉及信息化相關問題116項，涉及多語言多文化問題157項，涉及學習和學術研究問題330項。[377]
排名聲譽
主條目：大學排名
大學排名
清華大學
全球排名
《泰晤士》世界排名[388] 12名（2025）
《QS》世界排名[389] 20名（2025）
《US NEWS》世界排名[390] 16名（2024）
《ARWU》世界排名[391] 22名（2024）
清華大學作為中國近代史上具有深刻影響的大學[392]，學術水平位於中國前沿，以自然科學及工程技術見長[393][394]。
與北京大學並稱「清華北大/北大清華」，獲廣泛認為是中國大陸最高學府之一[395]。
清華大學得到世界上眾多排名機構的高度認可，多次位列中國第一與亞洲第一。
大學排行榜 排名年份 排行榜總排名 兩岸四地排名 前一名兩岸四地大學 後一名兩岸四地大學
QS世界大學排名 2022-23年[396] 14 2 北京大學 香港大學
QS亞洲大學排名 2020年[397] 2 1
-
香港大學
QS金磚五國大學排名 2016年[398] 1 1[注 19]
-
北京大學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 2021-22年[399] 16 1
-
北京大學
泰晤士高等教育亞洲大學排名 2019年[400] 1 1
-
香港科技大學
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聲譽排名》 2021年[401] 10 1
-
北京大學
世界大學學術排名 2021年[402] 28 1
-
北京大學
世界大學學術排名《附屬排名》[注 20] 2015年[403] 80 1
-
北京大學
世界大學學術排名《兩岸四地排名》 2017年[404] 1 1
北京大學
USNEWS世界大學排名 2022-23年[405] 23 1
北京大學
資產
清華大學老館正門
清華大學是2020年兩岸四地辦學經費最多的大學[406]，根據校方統計[10]，2020年清華擁有固定資產240.23億元，2021年的辦學預算為317.28億元[407]。清華大學校園面積廣大，校園面積為442.12公頃[注 21]，建築面積287.69萬平方米[注 22]，是中國大陸綜合性大學的第一[408]。
校園裏政府批准的科研機構有161個、學校自設的科研機構有148個、聯合共建科研機構有138個、境外合作科研機構有14個，其中國家研究中心1個，國家重點實驗室13個，國家工程實驗室11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16個，北京市重點實驗室19個，含有儀器設備共38.28萬台件，折合價值113.91億元[13]。清華大學圖書館總館由老館、逸夫館以及李文正館（又稱北館）組成[409][410][411]，此外清華還擁有六個專業圖書館，分別為經管圖書館、建築圖書館、法律圖書館、文科圖書館、美術圖書館、金融圖書館[412]，總建築面積7.86萬平方公尺，閱覽座位4094餘席[413]。截止到2020年底，清華圖書館共藏書548.46萬冊，古籍線裝書22.24萬冊、期刊合訂本約60.84萬冊，還擁有校館統籌年訂購印刷型中外文報刊2,466種，研究生論文16.82萬篇、縮微資料2.82萬種、各類數據庫913個、電子期刊17.16萬種、電子圖書696.84萬冊、電子版學位論文1252.04萬篇[414][415]。
為了增加學校收入，清華創立了三家工廠、一家後勤服務企業，以及2015年中國最大的校辦企業清華控股有限公司[416]，其總資產超過3500億人民幣，總市值達到3054.53億人民幣[417]，旗下控股上市公司有誠志股份有限公司等[418][28]，在2013年凈利潤總額為19.13億元，是中國最賺錢的校辦企業[419]。
傳統
理念
在中國的大學中，清華的校園文化獨具特色[420]。因前身是留美預備學校，受美國文化影響很深[421]，但同時擁有悠久的中華文化傳統，中西文化在校園內和諧共生[422][423]。
傳統 內容 解釋與來源
校訓 自強不息 厚德載物[424] 1914年，梁啓超先生到清華以「君子」為題做演講，以《周易》「乾」、「坤」二卦的象辭「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為中心內容激勵清華學子發奮圖強。此後，學校即以「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尊為校訓，制定校徽。1917年修建大禮堂即以巨徽嵌於正額，以壯觀瞻，同時期產生的校徽中也已有此八字。[425]
校風 行勝於言 來源於1920級畢業紀念物——位於大禮堂前草坪南端的日晷上的中文銘言[426][427]。
學風 嚴謹勤奮 求實創新 1985年五月，清華校黨委書記李傳信在第二十四屆學生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說[428]，提出要發揚嚴謹、勤奮、求實與創新的優良學風[429]。
校箴 人文日新[430] 清華大禮堂南牆上方懸掛匾額：「人文日新」，體現了清華人的勇於求新、不斷求新的精神[431]。
清華精神 愛國奉獻 追求卓越 在紀念90周年校慶期間，全校開展了整整一年的「清華精神」大討論，但最終沒有得出明確的定義[431][432]，直到2003年，清華校長顧秉林在任職致詞中正式提到清華精神為「愛國奉獻、追求卓越」才確立[433]。
辦學風格 中西融會 古今貫通 文理滲透[434] 清華早年延續傳統，無論是中文國學，還是外文西學，無論是通古文化，還是現代科技，無論是人文社科，還是理學工程，都應融會貫通，認真鑽研[435]。
育人理念 又紅又專 全面發展[436] 理念來自於蔣南翔校長所倡導，讓清華學生具備完整的共產主義思想，更加專注於科研，全面發展為共和國的工程棟樑[437]。
清華大學日晷：行勝於言
位於三教的學風
校訓：自強不息 厚德載物
位於大禮堂的人文日新
校旗與校色
北洋政府五色旗與清華校旗（右，底色為紫，圖案為白）
清華早期確定的校旗與校色均對應英文「Color」一詞，指以特定顏色制定的學校旗幟、綬帶等[438]。1916年秋，清華學校為增強學生體魄，成立兵操訓練營，但此時少一面軍旗。1916年12月28日《清華周刊》的消息稱：「兵操軍旗式現已繪定。旗系紫色，中間置白色圓圈，內有『自強不息，厚德載物』八個字。圈下繪槍兩支，亦系白色[439]。」此消息並沒有提到此旗如何創造的，創意緣由和設計者也沒提及[440]。1917年6月，《清華年刊》（Tsinghuapper）刊登兵操軍旗式，兵操軍旗即成為清華校旗，在隆重場合懸掛使用[440]。
但在一般場合或印刷品上，通常採用長三角型校旗，該校旗依舊為紫、白兩色，印有中文、英文校名。校旗深受學生尊重，經常被歌頌[438]。時至今日，老校旗不再被使用，一般活動中懸掛旗幟即為今校徽與毛體清華中英文校名圖樣[441][442]。
清華事實上一直以紫色、白色作為校色，但1949年前無準確學校規定[443][438]。在建校初期的英文校歌中，即有「O Tsing Hua, fair Tsing Hua, our college bright, May we be loyal to the purple and the white.（中文：噫清華，嘻清華，吾校巋巍，美哉吾校旗，願日增汝之光輝）」這樣的詞句，說明最初已形成紫、白校色的文化[438]。紫色是由紅藍兩色混合而成的，紅色代表中國；藍色象徵西土，紅藍相融蘊含着中西文化的融合，符合清華文化的特徵[444]。如今在北京清華官網上，規定了準確的校色[445]。
長三角形清華校旗（顏色復原）
位於清華大學校史館的舊校旗
顏色 CMYK色彩 RGB色彩
紫色 C=58%,M=90%,Y=0,K=0 #82318E
白色 C=0,M=0,Y=0,K=0 #FFFFFF
校徽與校標
1918年第13-14期《清華周刊》封面，用上徽標
1917年6月，《清華年刊》刊登兵操軍旗的同時，將其中圓圈內部分作為年刊封面，但未說明此標誌。[440]1918年到1919年期間的《清華周刊》封面上也採用此標誌，略有不同，但沒有對這個圖案作任何文字說明。[440]1926年11月25日，校評議會議決：「通過校徽之格式：圓形、斜十字」[446]。1928年9月，清華學校改為國立清華大學，11月末《清華周刊》目錄頁出現國立清華大學校徽圖案，但孟凡茂認為，此圖案並非正式校徽。[440]1932年3月《國立清華大學校刊》刊登啟事，向全校師生徵求校徽圖案。1934年6月1日《清華周刊》刊登國立清華大學校徽圖案，成為目前校徽的基本形制。[440]
1949年，改為清華大學，後調整校徽至今。清華現有校徽為圓形，最中心為五角星，中間層為校訓「自強不息，厚德載物」，最外層為「清華大學」及英文與建立年份「1911」字樣。[445] 1949年後，梁鴻文根據清華聞亭內的古鐘樣式，製作成新校標（或稱鐘形徽），示意警鐘長鳴，亦顯端重大方。[447]如今在清華官方網站上，同樣確定為官方校標，其顏色與校徽相同。[445]校標同樣為圓形，相比校徽裝飾較少，圈內環繞清華大學英文字樣，中心為古鐘樣式，內部書寫篆體「清華」二字，下標明成立年份「1911」。[447]1998年，以「清華鍾型圖案」為名，被註冊為在教育和科研領域類的服務商標，是清華大學第二個服務商標[448]。
校歌
主條目：清華大學校歌
清華學校校歌原稿，刊於1924年3月28日《清華周刊》
清華大學建校之初即制定校歌。第一首校歌由清華學校聘請的美籍音樂教師卡瑟琳·西理（Katharine Elizabeth Seelye）所作[449][450]，歌詞為英文，題名「Tsing Hua College Song」，歌詞首次於1914年刊[451]，詞曲刊登在1916年出版的清華年刊上[449]。1917年通過徵文，將其譯為中文，刊登在1917年6月的《清華周刊·增刊》上[452][453]。「Tsing Hua College Song」的歌曲詞譜以及中文譯文均不理想[454]。同時期還產生「清華優勝歌」，歌詞亦為英文，名為「Cheer for Old Tsinghua」，深為師生喜愛，但不宜作為校歌[453]。後出現《清華愛國歌》、《清華進行曲》（March Forward Tsing Hua）等歌頌清華歌曲，但仍然不適合做校歌[455]。
1923年前後，清華大學重新公開徵集校歌，最終採用汪鸞翔用文言文寫成的歌詞，並由何林一夫人張麗珍[注 23]譜曲[456]。於1924年3月18日全體練習試唱，3月20日在大禮堂正式合唱，刊載於1924年3月28日《清華周刊》第307期。為幫助學生理解，汪鸞翔於1925年秋在《清華周刊》上發表《清華中文校歌之真義》，對校歌逐段作解析[457]。賀麟先生言之：「可以表示中國文化之精神。而同時又能符合校訓，達出清華教育的宗旨。且校歌措詞亦頗得體，……而大家均覺欣賞此歌。」[458][459] 此後英文校歌由中文校歌取而代之，中間一度被遺忘，後重新拾起，並沿用至今[452]。目前中文校歌在學校內認同率很高[注 24][460]。
1930年5月4日，國立清華大學19周年校慶遊藝晚會上，校長羅家倫宣佈製作新歌，楊振聲、吳宓修正，趙元任譜曲，並在晚會上請練習者登台一唱，獲得滿堂喝彩，但半個月後羅家倫被部分學生驅趕而辭職，新校歌不了了之。[452]1939年，西南聯大常委會核定《滿江紅》（羅庸作詞，張清常作曲）為聯大校歌。[452]新中國成立後，舊校歌因為不符合新社會的要求，不能繼續使用，改革開放後才恢復校歌的地位。[452]
校花
紫荊花——清華校花之一
清華大學的校花是紫荊花和丁香花[461]。紫荊和丁香視為清華的校花的時間不可考，至少在1949年前便已約定俗成，其理由最早可能來自1916年除夕[462]，聞一多及其班上同學公開表演莎士比亞演劇「Much Ado about Nothing」，中文題名為《紫荊魂》[463]。
之所以將其看做校花，首先紫荊花為紫色、丁香花有紫和白兩種，與校色、校旗相同；再者，清華園內種植許多紫荊花及丁香花，並且均在校慶日（4月底）前後開放[464]；同時，紫荊花形簇簇群擁，在中國古代象徵着和睦、團結之意[465]，也代表清華學子親密相處、共發芬芳[464]。
清華校內有眾多設施、機構被以「紫荊」或「丁香」命名，目前供部分本科生、博士生與留學生居住的公寓群被稱為「紫荊學生公寓」[466]，還有紫荊園[467]、丁香園食堂等[468]。
校慶日
李健在校慶日回母校開演唱會
清華大學目前公認的校慶日為四月最後一個星期日[469]，追溯到1911年清華學堂建立[470]。
對於清華學堂開學日，歷來說法各異，通常有「1911年4月29日（四月初一）」[471][472]、「1911年4月1日」[473]、「1911年4月29日（陰曆三月初一日）」[474]、「3月24或25日，即陽曆四月二十九日」[475]、「1911年3月30日（三月初一）先行開學」[476]。
根據清宮檔案《外務部為訂立清華學堂章程事奏摺稿》[477]、《吳宓日記》[478]等記載，清華學堂於1911年3月30日（陰曆三月初一，星期四）上午11時舉行暫行開學儀式（可能只有中等科），4月1日（星期六）高等科在工字廳舉行開學儀式，並計劃暑假後的10月16日（陰曆八月二十五日）舉行正式開學儀式，但由於辛亥革命而未能舉行。4月3日（星期一）開始上課[479]。
建校初期，由於民國成立改換公曆紀年，將陽曆四月初一混作陰曆，即以為4月29日（星期六），校內書刊誤傳，各類慶祝活動均定於四月末舉行，又因美式傳統，定做4月最末的星期日，延續至今[480]。
校慶日活動通常有校友返校[481]，各系館、實驗室、圖書館開放參觀[482][483]，以及舉行「馬約翰運動會」等等[484]。早年還有開放女生宿舍供男生參觀的節目[485]。
班號與級號
清華以入學年份最後數字命名為「幾字班」[486]，比如2017年入學的，稱為「七字班」[487]。清華的班號命名方式與級號和專業有關。「班號」的是以「專業代號（漢字）+級號代碼+班級序號」。級號代碼是通常是1位數，班級序號一般為1位數，也有2位數的情況。比如化72班，其中「化」是專業代號，代表化學工程學專業；「7」代表7字班，入學年份最後數字為「7」；「2」為班級序號，是此專業的第2班[488]。
清華「級號」稱呼在不同時代有不同命名方式。最早的稱呼，為第幾批庚款留美生，共有三批。清華學校時期，「級號」為畢業年份，並且農曆年號和西元年號並用，例如1920年畢業生的級號為「庚申級」或「1920級」。1925年創立大學部之後，招收新制生，1925年入學的為「第一級」，1926年入學為「第二級」（亦稱1930級），以此類推，一直到抗戰發生前的「第十二級」（亦稱1940級）為止。西南聯大時期，則以公元畢業年為級號。[488]
院系調整之後，以入學年為「級」，以畢業年為「屆」，並且以「屆」為級號，並把畢業年的尾數稱為「某字班」，「某」為級號代碼。比如，胡錦濤1959年入學，學制6年，1965年畢業，則稱為1965屆（簡稱65屆），5字班[489]。1970年招收工農兵學員之後，以入學年為級號，並以入學年尾數為「某字班」，並延續至今。[488]
學生活動
社團活動
主條目：清華大學學生社團協會
紫荊公寓前百團大戰
清華學生社團具有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底蘊[490]，自1912年成立第一個社團至今已有百年的發展。在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就已經有數十家社團，科學社、文學社、唯真學會、美術社、戲劇社等學生社團留下了創辦者葉企孫、聞一多、梁實秋等前輩的足跡。改革開放後，清華學生社團蓬勃發展，出現一批在校園內外具有影響的優秀社團。[491]社團已成為清華學生成長的「第二集體」，具有豐富校園文化、培養興趣愛好、促進全面發展等重要作用[492]。
2016年統計，清華大學有學生社團共245家，分別類屬文化、藝術、體育、科創、公益和素質拓展等六大領域，社團成員總數超過3.2萬人次，平均每位本科生參加2.5個社團。清華社團活動十分活躍，每學期初舉辦的「百團大戰」聯合招新都吸引逾萬人次關注[493]，社團文化節、「地球村」國際文化交流活動[494]、「夢想學校」公益社會實踐項目、學生創業計劃大賽等活動也是較具影響力的社團活動[491][495]。
體育活動
為祖國健康工作50年
清華大學有着深厚的體育鍛煉傳統，從建校之始就認識只有身體強壯，才能擔負起國家社會的重責大任[496]。新中國成立後，時任校長蔣南翔提出「為祖國健康工作五十年」，延續體育鍛鍊的傳統，清華的運動氛圍再次熱烈起來[497]。每年清華都會舉辦大型運動會——馬約翰杯，此活動將持續一年，全校的師生、教職員工，甚至校友代表，都會組隊參加賽事，比賽項目有田徑、各種球類以及棋類等各種項目。除了大型活動，每個院系內都會舉辦班級間的籃球賽與足球賽，也會組建各種賽事的體育俱樂部和愛好者協會。清華對體育的要求十分高，本科生需完成「陽光長跑」計劃和大一體育專項等，有時被學生戲稱為「五道口體校」[498]，從2017級本科新生開始，需要學會游泳才能畢業[499]。每年的畢業季，清華大學還有「畢業長跑」活動。[500]
楊倩參加2020年東京奧運，並獲得金牌
2001年5月，在第三屆北大—清華賽艇對抗賽中，清華以18分50秒41戰勝北大代表隊。7月10日，清華大學登山隊5名隊員成功登頂念青唐古拉山中央峰[501]。9月23日，在首屆世界名校賽艇對抗賽決賽中，最終耶魯大學代表隊奪冠，清華獲得亞軍[502]。12月，經管學院諸宸再次奪得國際象棋女子世界冠軍[503]。在2001年11月舉行的九運會上，清華參賽選手奪得2金、3銀、1銅；在2005年舉行的十運會上，清華參賽選手奪得4金、5銀、1銅[504][505]。從2000年開始，清華開始組織學生參加北京國際馬拉松賽，2004年參加人數增加到6447人，佔總參賽人數2萬5千人的四分之一，其中770人向全程衝刺，627人跑完全程[506]。1999年開始，清華與國家射擊射箭運動管理中心開展合作，將清華大學射擊隊列入國家射擊訓練隊管理體系，由王義夫擔任教練。到2009年底，在十年中，射擊隊在國內外比賽中奪得149塊金牌、111塊銀牌、58塊銅牌[507]。2005年8月，經管學院體育特長生胡凱在伊茲密爾第23屆夏季世界大學生運動會奪得男子100米賽跑冠軍，被稱為「眼鏡飛人」，王穎奪得女子三級跳金牌[508]。2008年北京奧運會期間，胡凱作為參賽運動員闖入男子4×100米接力決賽，清華3700餘同學參與志願服務，總服務時長超過52萬小時。環境系郝吉明院士作為「北京奧運空氣質素保障研究領銜專家」開展北京空氣質素研究，陳明游泳館運營團隊接待248批次訓練運動員，體育部主任陳偉強擔任北京奧運會田徑比賽總裁判長，校長辦副主任黃曉霞擔任國家游泳中心場館團隊觀眾服務經理[509]。2012年7月，經濟管理學院2011級學生易思玲在第30屆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女子10米氣步槍決賽中為中國隊奪得本屆奧運會首金[510]。2021年7月24日，經濟管理學院2018級學生楊倩在2020年東京奧運女子10米氣步槍決賽中為中國隊奪得本屆奧運會首金，並以251.8環的成績破奧運紀錄。[511][512]
學生節日
男生節的橫幅
參見：清華大學男生節和清華大學女生節
男生節與女生節是清華大學重要的學生活動[513]，在這兩天男女同學會相互表達祝福及友情[514]。每年的11月12日為男生節[515]，3月7日為女生節[516][517]。其寓意是祝福男生們度過「光棍」（11月11日）找到所屬[518]，女生們永遠保持青春活力不步入婦女階段（3月8日為國際婦女節）[519]。
清華男生節始於2002年，設立它的初衷是在清華校園內男多於女的情況下，營造男女雙方良好的溝通氛圍[520]。男生節的常規活動有：女生在校園四處張貼祝賀男生節的橫幅、男生宿舍樓下獻歌、創意佈置男生寢室、給男生送早餐或獨特禮物[521]、玩轉紫荊活動等[522]。
清華女生節始於1993年，當時的女生節活動主要是關愛女生的系列講座以及女生節晚會。2010年，清華掛出第一條女生節橫幅，2012年起，充滿創意女生節橫幅照片受到媒體的廣泛關注[523]，紅色的橫幅成為女生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517]。除了掛橫幅，節日當天會舉辦「心願牆」、趣味遊戲、「青鳥傳書」等活動，學校部分院系的男女比例不平衡，一些理工科女生們甚至收到三十份禮物[517]。
集體建設
清華大學集體主義文化濃厚，「班集體」與「共青團支部」是清華學生在校生活的重要一部份，許多集體活動如男生節、女生節、主題教育[524]等，都是以班級為單位。班級是同學的第一集體，清華學生在此共同學習和集體生活並一起成長，展開豐富的班級文化[491]。
主題教育是清華學生培養的重要工作，每年不同的班級進行不一樣的主題，通過開展團日、報告會、社會實踐、志願服務等多種形式，完成思想教育工作[525][524]。自2013年開始，清華創新主題教育形式，展開面向大一新生的新生夢想秀活動，時間為大一軍訓期間，截至2016年，共有800多位新生向師生展示自己的夢想[526][524]。團支部等級評估（甲團）是清華每個班級團支部的年度重要大事，在此活動中，班級團支部會展示在一年中，班級進行的各種集體活動與成果[527][524]
社會實踐
社會實踐是清華學生假期生活的重要一部份[491]。自1981年開始，清華學生社會實踐已經有30多年歷史。1981年二月，清華大學團委組織學生到京郊平谷縣進行經濟調查，並撰寫「平谷縣農村經濟情況調查報告」。此後，每年寒暑假、雙休日，清華學生到各地參與各種社會實踐，從中瞭解社會與服務社會。2006年以來，每年參與社會實踐的總人數均突破一萬人，特色實踐活動包括扶貧支教、社會調研、校友訪談、科技服務，以及與世界著名大學聯合開展的中外支教[528]。
2016年寒暑假期間，清華本科生共組織721個支隊、人數6702人進行社會實踐；研究生出行支隊168支、人次數達到1643人，創歷史新高。實踐地點涵蓋33個省級行政區，以及亞洲、非洲、歐洲、北美、南美等五大洲20多個國家，其中博士生必修課實踐也首次前往肯雅的蒙內鐵路進行考察[529]。2016年，清華組織「學習調研團」社會實踐，共有294支支隊、2800餘人次深入各地調研宣講[530]；同年，整合校內生科技教育交流協會、書脊支教團、粉刷匠工作室三大公益社團資源，推出「清華夢想學校」項目，到各地從事鄉村教師培訓、學生夏令營、校園環境改造、鄉村調研等方面為當地提升整體教育水平[491]。
文藝活動
清華校內有豐富的文藝文化活動，如校園歌手大賽，是清華校內最受歡迎的文藝活動之一，也是北京高校規模最大的學生活動之一[531]，每年有將近500名音樂愛好者參賽[532]；秋季學期有「一二九合唱比賽」，以及「一二九文化周」系列活動；每年各院系還會舉辦學生節，展現學生自編自演的文藝晚會[533]；「新年聯歡晚會」是清華師生迎接新年的大型文藝活動，每年的晚會上有抽獎、各類協會社團表演等環節，以及播放新年賀歲電影[534][491]。
清華大學學生藝術團轄下的十二支隊伍是清華的藝術代表隊，是清華藝術教育成果的集中體現[535]。學生藝術團負責管理的「白楊計劃」是專門培養優秀學生主持人的項目，於2015年啟動，2016年舉辦首屆清華大學校園主持人大賽，展現項目成果[536]。清華師生創作了許多優秀的文藝作品，如話劇《馬蘭花開》[537]、舞蹈《馬蘭花魂》[538]、國標舞《我們的歌》[539]、相聲《胡同趣聞》和《海峽見聞》等[540][491]。
公益服務
主條目：清華大學紫荊志願者服務總隊
紫荊總隊成立於1996年，是清華大學負責公益項目的學生組織[541]，截至2016年底，紫荊總隊共有76個下級註冊團體，19767名志願者，累積項目1556個，累計志願工時359049小時。清華校內有眾多的志願者服務團，提供各式公益服務，如校園義務講解[542]、展開「情系母校」回高中母校交流[543]、「紫荊信箱」回復聯繫中學生[544]、「學友計劃」（Buddy Program）幫助支持國際交換生等等。[545][491]
清華為大型活動提供志願服務，如G20峰會第一次協調人會議、世界洲際月季大會、環青海湖國際公路自行車賽等。每年清華會在國際志願者日舉辦志願公益嘉年華[546]，12月的第一周舉辦清華大學公益文化周[547]，在此活動中展現校園優秀志願活動[491]。清華從2006年開始，每兩年評選一次「十佳紫荊志願者」，選出10位清華紫荊志願者中的優秀代表，是清華大學授予校內優秀志願者的最高榮譽[548]。
校園環境
主條目：清華大學校園
清華大學校園地圖2022年
清華荷塘
古月堂
清華校河，即萬泉河
水木清華
清華學堂
清華大學校園基本為一個整體，形狀呈長方形，南北長2.5公里，東西寬2公里，位於北京市海淀區，北四環與北五環之間，東臨地鐵13號線，西臨北京大學、圓明園。此外，建築中的光華路校區[549]、核研院（北京昌平）、深圳研究生院、附屬醫院以及少量療養所、教工住宅位於校本部之外。[550]
清華校園按照南門主路（學堂路）分為東區、西區。西區校園為老校區，以美式的校園佈局和眾多西洋風格的磚石結構歷史建築為特色。大禮堂為中心景觀，圖書館（一、二、三期工程）、科學館、清華學堂、同方部、西體育館及理學院等建築分佈其間，原王府庭園工字廳、古月堂、水木清華等古建築及朱自清先生在《荷塘月色》中描述的「荷花池」（近春園遺址）則展示了中國傳統的園林風格。東區則以1950年代興建的蘇式主樓為主體，以及建築館、明理樓、經管學院、逸夫科技館等現代風格的建築物。[550]
西區老校區多為美式紅磚建築，東區多為白色的現代建築[551]，因此曾被一代人戲稱為「紅區」、「白區」[552]，此外東北部為紫荊學生公寓區、西北部為教工生活區與清華附中、西南部為照瀾院社區[550]。
清華校園內綠化程度高[553]，各個不同時期的建築形成不同風格的建築群落[554]。截至2010年底，校園內共有喬木4.5萬株、灌木20萬株、竹子8.7萬棵、宿根花卉4.4萬株、色塊27.4萬株、百年以上老樹240棵。校園內的樹木種類達1210種，全校綠化面積135公頃，綠化程度54.8%[555]。
清華校園內教學與生活設施完善，全校共有6座教學樓，兩個階梯教室，面積達到5.3公頃、教室276間、座位數22806個，其中第六教學樓建築面積3.4公頃，可容納7500餘人上課[556]；清華擁有的學生公寓面積為50公頃，共1.457萬間[413]，新建的紫荊學生公寓佔地約28.6公頃，總建築面積約37萬平方米，位於校園北邊偏東，紫荊學生公寓區內有c樓，提供超市、銀行、郵局等服務；校園內共有19個食堂與餐廳，其中建築面積為1.3萬平方米的「紫荊園」是大陸高校較大的學生食堂，可容納3000餘人同時就餐[556]。
清華體育氛圍濃厚，校內體育設施先進且齊全[557]。體育運動場地面積達22萬平方公尺[558]，有游泳館、射擊館等專業場館，也還有手球、沙灘排球、攀岩、排球、籃球、足球、棒球等專業的戶外設施。擁有三個體育館，分別是西區體育館、東區體育館、綜合體育館（又稱為「曹光彪體育中心」）；擁有3個操場，分別是東大操場、西大操場、紫荊操場；游泳館兩個，分別是西湖游泳池、陳明游泳館[559]；一個棒壘球場「北操」[560]、一個射擊館「維學館」[561]。
2010年3月，美國財經雜誌《福布斯》評選出「全球最美大學校園」。入選的14個校園中，10個來自美國，3個來自歐洲，唯一上榜的亞洲院校是清華大學。福布斯認為自然環境對於校園十分重要，清華所擁有的皇家園林清華園舊址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緊靠頤和園，既有傳統中國式景觀建築，又有傳統西式建築和現代景觀建築。[562][563]
早期建築
清華大學早期的建築物現存有二十座，比較著名的有清華學堂、清華圖書館、體育館、清華大禮堂、清華科學館等。清華位於原為清代康熙時期修建的熙春園。道光二年的時候，熙春園被分為東西兩園，咸豐年間將東園改名為清華園。[564]早期的建築物分成三批建設：
第一期於1909年開工建設，仿製文藝復興券柱式大門的新校門（今二校門）以及清華學堂、校醫院、二院、三院等建築。沿用清代的工字廳、怡春院和古月堂三組傳統四合院建築，另外修建的一院（今清華學堂西半部）、二院（部分已拆）、三院（已拆）、校醫院、同方部等，於1912年基本完工。一院採用德國古典建築風格，為二層磚木結構樓房。二院為行列式平房，三院為折中式平房。[564]
第二期則從1914年開始建設，周詒春校長委託美國建築師墨菲擬定首個校園規劃，將一院向東擴建為清華學堂，另外修建圖書館、科學館、體育館（前館）和大禮堂，這四座建築被稱為「清華學校之四大建築」。四大建築均採用當時美國流行的大學建築風格，科學館為紅色磚牆，屋頂鋪設石板瓦，大禮堂也是紅磚外牆，入口處有大理石柱廊，圖書館室內則採用磨光花崗石裝飾。[564]1917年至1927年興建舊甲所、舊乙所（已拆）、舊丙所、舊丁所（已拆）[565]、南院（今照瀾院）、西院（舊）[566]、工藝館（今舊土木館）等[567]。
1928年改名為國立清華大學，清華聘請設計師重新規劃校園，興建一些建築，例如西校門、氣象台以及學生宿舍，另外還擴建了體育館、圖書館等建築[564]。第三期是1930-1936年間興建的建築，其風格採用美國近代折衷式的校園建築風格，特點是磚混結構，外形對稱，比例端莊，立面三段式劃分，利用清水磚牆面砌出線腳。[564]
現代建築區
中央主樓
藝術博物館
現代建築區位於清華東部，屬於白區，是1950年代京張鐵路東移後的新校區，由學堂路、至善路、日新路、荷清路所圍成的長方形區域。清華大部分的院系系館、第三至第六教學樓皆位於此[568]。現代建築區的大部分建築都在王大中校長任內完成，佔當時的清華園所建校舍的54%，可謂跨越式發展，主要經費來源為國家撥款、社會捐贈以及銀行貸款[568]。
東區以中央主樓為中心，主樓前面有個巨大的綠色草皮，呈現十字狀，綠地周邊環繞四座建築物，西側是經管偉倫樓與法學明理樓；東側是建築學院與逸夫技術科學樓。主樓後面則是綜合體育館、東大操場、東區體育中心，以及羅姆樓、蒙民偉科技大樓、土木何善衡樓、工物館等系館。主樓的東側則有美術學院、環境節能樓、藝術博物館；西側則是新清華學堂、蒙民偉音樂廳以及校史館[568]。
歷史名人故居區
朱自清故居，北院16號
歷史名人故居區位於清華大學西南邊，為教工生活區域，有大量住宅，具有早期四座教授住宅院：照瀾院、西院、新林院以及勝因院。此區域由清華路、學堂路、成府路、清華南路圍成的方形區域，許多清華著名教授都曾住在這[568]。這些教授住宅院，被北京市政府列為北京市第一批歷史建築[569]。
老清華的住宅名稱最初以東南西北為命名，分別有北院、南院、西院。之後隨着校園的擴大，出現了「新南院」、「新新南院」。抗戰勝利後，朱自清提議，根據諧音將舊南院改為照瀾院，新南院改為「新林院」。根據陳岱孫回憶，在昆明的清華委員會為了紀念清華某些研究所曾經設在「大普吉村」，把「新新南院」正式定名為普吉院。因抗戰時期西南聯大曾經租借昆明的勝因寺為校舍，因此出現了「勝因院」為教授住宅院。於是在1948年，清華有北院、西院、照瀾院、新林院、勝因院五座教授住宅院，以及一個職工住宅「普吉院」[568]。
1990年代，清華擴建圖書館，北院逐漸成為教學區的孤立住宅，於是逐漸被拆除，目前僅存原為朱自清故居的北院16號，現已改建成後勤辦公室[568]。
紫荊學生公寓區
紫荊學生公寓區
紫荊學生公寓區位於清華東北部，由荷清路、清華校河、紫荊路圍成的梯形區域，包含紫荊公寓1至23號樓、老樓31至37號樓，以及一些運動場館[568]。
2000年以來，學校宿舍、教室數量與質量逐漸無法滿足越來越多的學生要求，開始籌劃建設新學生公寓。在王大中校長的努力下，清華全額向銀行貸款，整個工程動態投資14.5億元，並於2000年12月15日開工，由同濟大學建築設計研究院負責設計，設計可容納學生為2萬2240人，其中本科1萬4千人、碩士3千人、博士1240人、留學生和繼續教育學員各2000人。[570]。
學校在清華校園北的大石橋地區的預留發展用地處徵地，並於2001年初開始建設「大石橋學生公寓」，後依照清華校花之一「紫荊花」更名為「紫荊學生公寓」。2002年9月，近4萬平方米的一期工程建成，並迎來本科生新生入住；本科生二期工程於2003年9月前竣工；2004年，留學生、博士生、繼續教育學員公寓建成。[568]
紫荊學生公寓採用筒子樓式佈局。本科生柱紫荊1至13號樓，為7層坡屋頂，平面以折線分佈，內部設計為四人一間，上鋪下居，插座、網絡端口到桌，每兩間宿舍合用一間小廳，配置電話和電視接口；研究生住平面呈「W」型的白色15層大樓，為紫荊14至17號樓，同時也是清華最高的樓層，內部設計為為一人一間，並配有獨立衛生間與浴室；留學生居住在沿荷清路自北向南排列的6座11層板式樓，為紫荊18至23號樓。全部公寓架空2.2米作為零層，存放自行車。[568][571]
此外，在紫荊學生公寓區，配置桃李園和紫荊園兩個大型食堂，在留學生公寓部分還有芝蘭園與玉樹園兩個食堂[572]。配置紫荊公寓學生服務中心（「C樓」）提供各類社區服務、商業服務以及活動場地[573]，配置紫荊操場，擁有足球場、籃球場、網球場等眾多體育場地[574]，東北角還有氣膜館提供桌球與羽球場地[575]。
清華大學紫荊公寓區紫荊園前全景圖。
行政管理
行政隸屬
1909年所建遊美學務處及其附設肄業館，隸屬清政府外務部與學部共同管轄。1911年，肄業館改名清華學堂後，隸屬關係未變。1912年5月23日，北洋政府外交部、教育部撤銷遊美學務處，同期北洋政府教育總長范源濂提議清華歸外交部，不再隸屬教育部[576]。
1928年6月，南京國民政府進入北京後，宣佈接管清華，更名「國立清華大學」，幾經磋商後由中華民國大學院會同國民政府外交部共同管理，聘任董事會管理學校。1929年4月，董事會宣佈集體辭職，後召開全體學生大會和教授會議，最終報批南京國民政府，清華僅隸屬教育部。[576]
1949年1月10日，北平軍管會文化接管委員會宣佈接管清華大學，6月，隸屬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11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成立後，隸屬教育部。1952年，國家成立高等教育部，清華隸屬之；1958年，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合併為教育部；1963年，再次分設教育部和高等教育部，清華隸屬高等教育部；1966年，兩部再次合併；1970年6月，撤銷教育部，成立國務院科教組，清華隸屬之；1975年1月，撤銷國務院科教組，恢復教育部，清華隸屬之；1985年6月，撤銷教育部，設立國家教育委員會，清華隸屬之；1998年，撤銷國家教育委員會，恢復教育部，清華隸屬之至今。[576]
主要負責人
主條目：清華大學校長
文革後的校長與校黨委書記[577][578][579]
校長 任期 校黨委書記 任期
劉達 1978年6月 - 1983年5月 劉達 1977年4月 - 1982年7月
高景德 1983年5月 - 1988年10月 林克 1982年7月 - 1984年2月
李傳信 1984年2月 - 1988年9月
張孝文 1988年10月 - 1994年1月 方惠堅 1988年9月 - 1995年9月
王大中 1994年1月 - 2003年4月 賀美英 1995年9月 - 2002年2月
顧秉林 2003年4月 - 2012年2月 陳希 2002年2月 - 2008年12月
陳吉寧 2012年2月 - 2015年3月 胡和平 2008年12月 - 2013年11月
邱勇 2015年3月 - 2022年2月 陳旭 2013年12月 - 2022年2月
王希勤 2022年2月 - 2023年12月 邱勇 2022年2月
李路明 2023年12月 -
清華在不同時期主要負責人有不同名稱與職權，在清華學堂時期，主要負責人叫做監督，負責校內一切行政，改制為清華學校時，負責人為校長。1917年9月，北洋政府為了加強對清華經費的控制，清華逐步推行董事會領導制度，由外交部選任10人擔任董事，負責除了教務以外的事物。然而隨着董事的權力逐步的增大，與學校師生之間的矛盾逐漸擴大，使得校長人事不穩定，多次更迭[576]。
1929年6月29日，教育部宣佈取消清華大學董事會，實施校長領導制，並規定校長負責綜理清華校務，校長由教育部長提請國民政府任命，然而因為政權不穩定，國民政府選派的人選有時與師生產生衝突，校長人事仍然不穩，1930年5月至1931年4月，清華甚至沒有校長，學校事務由校務會議處理，直到1931年梅貽琦擔任校長，人事才算穩定[576]。
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清華大學、北京大學與南開大學在長沙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教育部派定蔣夢麟、胡適、梅貽琦、張伯苓、傅斯年等11人組成籌備委員會，三校的校長擔任籌備委員會常委，並依照籌備委員會決議處理校務[576]。1938年初，學校由長沙遷往昆明，更名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領導體制與臨大相同。1938年12月21日，常委會決議，由梅貽琦擔任常委會主席，原本應由三校校長輪流擔任，但因其他兩校校長通常不在昆明，實際校務由梅貽琦主持[576]。
1946年8月，清華回到清華園，領導體制與抗戰期間相同。1948年12月15日，北平由解放軍佔領，梅貽琦離開北平，學校由校務委員會主持工作，並設置主席，1952年6月，由教育部通知成立清華籌備會，主持院系調整期間的工作，1952年10月清華籌備會工作結束。1952年10月，教育部任命蔣南翔為校長，並實施校長負責制，之後在文革之前，領導體制經過三次變更，1956年，蔣南翔擔任清華黨委書記，實施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1959年，改為黨委領導下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1962年，改為黨委領導下的以校長為首的校務委員會負責制[576]。
1966年，文革爆發，清華的領導體制數次變更，由同年6月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組、8月的文革籌備臨時委員會、12月以蒯大富為首的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奪取部分行政權力，之後清華持續的混亂，直到1968年7月27工宣隊進校，穩定局勢，掌管學校全部權力，1969年，清華大學革命委員會成立，全面領導學校工作，直至改革開放[576]。
1978年6月，學校取消革命委員會體制，實施黨委領導下的校長分工負責制（黨委決定，校長執行[580]），並逐漸朝校長負責制過度，1988年9月之後，實施校長負責制至今[576]。1992年開始，清華大學成為副部級大學[581]，校長與校黨委書記行政級別均為副部級，並且須由由中共中央任命、中共中央組織部負責宣佈任命結果[582]。
經費
庚子賠款債券
美國退還庚款[583]
年度 原賠款額（美金） 保留額（美金） 退款額（美金）
1909-1910 1,022,683 539,588 483,094
1911-1914 1,080,787 539,588 1,264,582
1915 1,264,582 539,588 724,993
1916-1931 1,329,784 539,588 790,196
1932-1939 1,919,967 539,588 1,380,378
1940 1,923,374 539,588 1,380,378
總計 46,189,359 17,266,840 28,922,519
清華前身遊美學務處本因庚子賠款的美國「退款」而立。根據1901年八國聯軍迫使清政府簽署的《辛丑條約》，共賠償各國白銀45,000萬兩，分39年還清，年息4厘，本息合計98,223.815萬兩，其中美國分得32,939,055兩，按當時1:0.742折算，合美金24,440,778.81元，39年本息合計美元53,551,551.15元[584]。美國總統羅斯福、國務卿海約翰認為賠款「實屬過多」，最終美國國會於1908年5月25日決定賠款限定為13,655,492.69美元，年息4%，後確定其中差額全部用於辦學和赴美留學。[585]從1909年到1914年，每年約還款50萬美元，1915年到1931年，每年近80萬美元，1932年至1937年，每年約138萬美元。1916年之前，清華方面支出無定額，剩餘部分存至外交部，作為「清華基金」。1917年後經費定額每年約70萬美元。1929年8月，清華全部基金移交「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中基會）代管。當年確定的校務進行計劃大綱規定：美國退款除留美經費外，全部作為清華經費，每年約40餘萬美元。1932年後，限定清華經費為國幣120萬元。[585]1932年，國民政府停付美國庚款一年，清華經費突然中斷，後由財務部墊付國幣100萬作為維持。1933年7月起，中基會開始每月撥付清華經費國幣10萬元。此期間，加上少量直接收入，學校每年收入約124萬元，經常支出約100萬元，故剩餘部分費用增建建築。[585]
清華大學經費
年度 預算（億人民幣） 決算（億人民幣）
2012年 未公佈[注 25][586] 161.3[587]
2013年 113.77[588] 177.3[589]
2014年 164.1[590] 175.6[591]
2015年 174.9[592] 205.5[593]
2016年 182.1[594] 218.8[595]
2017年 233.3[596] 247.7[597]
2018年 269.4[598] 276.4[599]
2019年 297.2[600] 319.6[601]
2020年 310.7[602]
2021年 317.3[603]
2022年 362.1[604]
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因抗戰將各院校經費按七成支付，長沙臨大的日常費用由各校七成經費中抽出一半支付。1938年西南聯大初期，三校撥付七成經費中4/7撥至聯大，剩餘3/7上交教育部它用。1939年後西南聯大完全由政府負擔，三校不再單獨撥款。此時期，聯大每年預算約為國幣180萬，但國幣不斷貶值，預算猛增致使政府無法撥付，校方只好向銀行高額借貸。同時，清華除併入聯大外的留美學務與特種研究所仍需經費，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學校在美存款又被凍結，只得由政府擔保不斷向銀行貸款，每年高達數百萬。[585]1946年7月，學校遷回清華園，由政府撥款，但由於貨幣貶值而極度困難，學校不得不動用清華基金利息。1946年底政府撥款39.22餘億元（折戰前國幣45萬餘元）；1947年撥款276億餘元（折戰前國幣46萬餘元）；1948年撥款金圓券255萬餘元（折戰前國幣約24萬元）。存於美國銀行的清華基金每年約十三四萬美金。1949年，學校向北平軍管會報告稱「基金存於紐約華美協進社及銀行」，由梅貽琦親自經管，無從查考支付。後於1950年，梅貽琦先生在美國繼續經營清華基金，並於1955年使用清華基金在台灣籌辦「原子科學研究所」，後發展為台灣清華大學。[585]
1949年初，整理結款共200餘萬元，折合人民券20餘萬元。從1949年底到1979年，清華經費均依賴政府撥款。其中教育事業費方面，從建國初到1958年大躍進期間，政府撥款迅速從108.9萬元上升到800.8萬元，1959年增至1437.9萬元。由於三年大饑荒，1962年撥款降至971.9萬元，之後迅速恢復。1966年「文革」開始後，經費逐漸降至1969年的677萬元。改革開放後，政府撥款逐步增加，從1978年的2195.2萬元到1990年的5247.5萬元。[585]1981年至1991年，世界銀行向清華貸款四次，其中1981年到1987年的大學發展項目貸款實際執行1.52億美元，用於重點學科實驗室；1989年的教材開發項目貸款，實際執行65.1萬美元；1991年的重點學科建設貸款約140萬美元，重點學科發展項目信貸約853萬美元。[585]1980年後，學校逐步通過校辦企業、校辦工廠、科技成果轉化、對外服務等獲得收入。到2000年，學校產業經營收入65億元，利潤6.45億元，總資產達到122億元，科研經費收入7.3億元。到2009年，科技經費收入達到24.45億元[605]。2014年，清華年度決算175.6億人民幣，年度收入123.57億人民幣，辦學經費82億人民幣，科研經費近40億人民幣，居兩岸四地第一，經費來源大多來自政府[606][607]。2015年，收入總計達149.78億元，與2014年相比，增加26.21億元，增長21.21%。另外總共接受捐贈5.06億元[608]。
校友
主分類：清華大學校友
自建校以來，清華已經培養了20萬名以上的學生，湧現一大批「學術大師」、「興業英才」、「治國棟樑」等各領域的傑出校友[609]，為社會進步做出貢獻[413]。
根據清華大學章程第三十七條[610]，清華校友是在清華學習或工作過的師生，或是獲得清華授予的名譽學位或榮譽職銜人士。根據2009年版的清華大學校友總會章程，清華校友包含新竹清華大學師生[611]。
同方部-校友總會所在地
校友會
主條目：清華大學校友總會
校友總會前身是清華學校留美同學會，成立於1913年6月29日，1981年改為現名[612]。校友總會廣泛聯絡校友，校友聯繫率超過80%，並建立各種校友相關組織。截至2014年，建立各年級校友組織、理事會六十多個；海內外校友會組織196個，其中中國大陸各省市140個，港澳台3個；海外清華校友會組織53個，包括美國、加拿大、英國、法國、德國、荷蘭、比利時、澳大利亞、新西蘭、日本、韓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泰國等14個國家[613]。2003年之後，陸續成立20個行業協會以及校友攝影俱樂部、校友合唱團、校友羽毛球協會等多個組織[612]。
學術界
在學術界中，清華校友包括楊振寧與李政道兩位物理諾貝爾獎得主，兩位曾就讀於西南聯合大學；8位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獲得者，分別是黃昆、金怡濂、劉東生、王永志、葉篤正、吳征鎰、吳良鏞[614]、鄭哲敏[615]；23位獲兩彈一星功勳獎章的人當中，有14人來自清華[616]，其中包含兩彈元勛鄧稼先以及王淦昌、趙九章、彭桓武、錢三強、錢學森、王大珩、陳芳允、郭永懷、屠守鍔、楊嘉墀、王希季、朱光亞、周光召[617]。人民科學家[618]、世界最大無線電望遠鏡FAST總工程師南仁東也是清華校友[619][620]。
院士部分，中央研究院院士曾就學於清華的有59人[621]，畢業於清華的則有32位[622]。截至2011年，共有333名清華校友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147名清華校友榮膺中國工程院院士[623]。自1977年恢復高考以來，共有40位兩院院士畢業於清華[624]。美國院士部分，10位清華校友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9位校友當選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625]。
軍政界
在政治方面，清華大學培養了中國共產黨第四代領導人胡錦濤、第五任領導人習近平，自1977年以來，有8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出身清華，包括朱鎔基、吳邦國、姚依林、吳官正、黃菊、宋平，為中國高校之最[626]。政治局委員或候補委員部分有劉延東[627]、曾培炎、王漢斌、胡喬木、李錫銘[628]、陳希[629]、黃坤明、陳吉寧、李干傑等[630]。
軍事部分，有抗日名將孫立人[631]、馮仲雲[632]，被毛澤東譽為「一個人能頂幾個師」的著名情報員熊向暉[633]。
商界與其他
清華大學校友中有諸多成功的企業家，其中包含搜狐創辦人張朝陽、美團創辦人王興[634]、紫光集團董事長趙偉國[635]、中國女首富、碧桂園集團董事局副主席楊惠妍等[636][637]。根據中國校友會網調查，清華共培養132個億萬富豪，為中國大陸高校最多[638]。根據Wealth-X公司的調查，清華校友成為超高淨值富豪（淨資產達超過3000萬美元）共有1090人，排名世界第31名，中國第一[639]。其他行業中，知名校友有亞洲第一位女性雨果獎得主郝景芳[640]、音樂人高曉松[641]、歌手李健[642]、世界圍棋冠軍古力[643]。
註釋
南朝梁蕭統編《文選》中，唐李善注引《倉頡篇》曰：「湛，水不流也」；唐《五臣注文選》李周翰註：「湛，澄，華麗也。」；但按照《說文解字》所載：「湛，沒也。從水甚聲」，按照上下文，一般認為更正確的理解為「與上文『昃』對應，應為『沉』意，表沉沒於暮色中」，這與全詩表達感嘆時光流逝意境相同。
有「遊美學務處」建立於「6月或7月」、「六月初四日」等說法，但根據《遊美學務處為報宣統元年全年經費事致外務部呈文》，應為「六月初一」，即1909年7月17日。
西南聯大時期，畢業生分清華、北大、南開、聯大四種學籍，合併前學生擁有原校學籍，合併後招生為聯大學籍，其中清華學籍畢業生為723人。
1958年9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佈《關於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教育事業大躍進的目標為：「全國應在3年到5年時間內，基本上完成掃除文盲、普及中學教育、農業合作社社社有中學和使學齡前兒童大多數都能入托兒所和幼兒園的任務。應大力發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爭取在15年左右的時間內，基本上做到使全國的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條件和自願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我們將以15年左右的時間普及高等教育，然後再以15年左右的時間從事提高工作。
一說是6月13日
根據統計，清華文革期間非正常死亡總人數為52人。
《無罪流放——66位知識分子在五·七幹校告白》一書中有人回憶：「在江西鯉魚洲清華大學試驗農場，勞動被當成對知識分子的懲罰，只有對工宣隊表現得俯首帖耳才算改造好了，完全是一種奴化式的改造。在勞動改造和思想批判的嚴酷考驗下，知識分子的人格問題，成為整個運動的焦點。」
「兩個估計」政策，即：一、文革前十七年教育界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二、教師隊伍包括解放後培養的大批學生，「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出自1971年8月《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紀要》）
2002年後，浮雕像改為清華校徽。
此處死亡、受傷人數根據《清華大學志》大事記（2001年版，819頁），在1994年丁子霖教授出版《六四受難者名冊》中亦為4人，分別為段昌隆（化工系84級應屆畢業生）、劉弘（環保專業88級研究生）、鍾慶（精儀系86級6班）、周德平（無線電電子學系碩士研究生，7月6日被校方確認）。但1989年6月底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李錫銘所做報告為清華大學死亡3人，可能由於後者統計時周德平尚未被校方確認。
1990年， 根據《中共中央組織部關於在部分單位進行黨員重新登記工作的意見》，清華試點黨員重新登記。全校正式黨員5125名，重新登記5069名，31名未登記（其中開除黨籍8名、聲明退黨18名、不申請登記3名、不予以登記2名），14名緩期登記，留黨察看1名，其他黨籍處分9名，因經濟問題未結尚待登記1名。此外，在329名預備黨員中，24名取消預備黨員資格。
北大官方宣稱兩彈一星功勳中有12名北大校友，清華官方宣稱有14名清華校友，但名單中均包括大量西南聯大師生。則若僅按照學籍區分，北大擁有4名畢業生，清華擁有8名畢業生，為王淦昌、趙九章、彭桓武、錢三強、錢學森、王大珩、陳芳允（聯大清華學籍）、屠守鍔（聯大清華學籍）。
2005年分裂之前，水木清華BBS最高在線人數曾超過2萬人；2005年後站務組於校外獨立運營的水木社區（新水）於2010年4月19日在線人數突破3萬人；校方掌控後的水木清華BBS（舊水），截止2010年11月，最高在線人數為4781人。
包括北京協和醫學院-清華大學醫學部的臨床醫學專業。
包括北京協和醫學院-清華大學醫學部的臨床醫學學位。
包括北京協和醫學院合作學生。
不包含北京協和醫學院-清華大學醫學部，協和醫學院的中國科學院院士5人，中國工程院院士18人。
紫色代表院沒有本科。
榜單中的「中國」部分只包括中國大陸的大學。
此排名撇除了各院校獎項的折合數，其他一切維持不變。
校本部306.0公頃，核研院71.3公頃，不含附屬醫院。
不含附屬醫院。
因何林一夫人不是清華正式教職員，因此其姓名在不同來源中有不同說法，後經張家家屬更正，確認譜曲者姓名正確寫法為「張麗珍」。
據2008年中國傳媒大學碩士生魏曉凡的一份校園隨機樣本調查，16人全部都知道清華校歌，15人會唱，大多數人從開學軍訓或一二·九合唱學得。
教育部規定公開財務信息從2013年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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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大學校史研究室. 清华漫话, 第 1 卷.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06: 5 [2016-09-10]. ISBN 978-730-212-865-6.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1-11） （中文（中國大陸））. 1911年4月29日（清宣統三年四月初一日），清華學堂在清華園正式開學，這就是清華歷史的開端，以後，學校規定每年四月最末的星期日為校慶日，延續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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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人説清華大學——“咸豐帝御筆清華園匾額位於工字廳正門……”——我看“清華大學”不叫“中華大學”而叫“清華大學”，竟然把滿清放在中華前面；這顯然是在紀念滿清，至今百年不改，可見反動透頂。這個“清華大學”爲何能夠長期存在？因其符合了“後清人民共和國”的漢奸身份。因此我宣佈：清華大學是個漢奸組織，立即取締！至於台灣“國立清華大學”，也是滿清遺老遺少聯俄容共的產物，所以同流合污不改“清華”謬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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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硅基时代第三十六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36
審判第三美國
Trial of the Third United States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Inc.
700 Park Offices Drive Suite 250
Research Triangle, NC 27709
1（919） 459-5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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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统一书号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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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1月第一版
November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36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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