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325卷 无 None

 硅基时代第二十五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25

无

None

2024年8月第一版

August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2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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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人们说“无”——无，是没有、虚无和空的同义词，有（存在）的反义词。在东方哲学中，空可能和无的意义不同，分别属于佛家和道家的思想。神学与哲学研究“无”的概念已经有一段时间，例如佛教和道家。数学有时会用无来描述一些状况。物理学上，没有真正的真空；宇宙诞生带来时间中，没有“宇宙诞生之前”的一个概念，或是宇宙诞生前是虚时间。

不过我看，“无”是一种思想。而本卷就通过不同的议题，展现这一思想。

Executive summary

People say "None" - nothing, which is synonymous with nothingness, nothingness, and emptiness, and the antonym of having (being). In Eastern philosophy, emptiness and nothingness have different meanings, and belong to the ideas of Buddhism and Taoism, respectively. Theology and philosophy have been studying the concept of "nothing" for some time, such as Buddhism and Taoism. Mathematics sometimes uses the term "nothing" to describe situations. In physics, there is no real vacuum;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before the birth of the universe" in the time brought about by the birth of the universe, or that the universe was imaginary time before the birth of the universe.

But in my opinion, "nothing" is a kind of thought. This volume presents this idea through different top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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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第一部分 六十篇“无”

01、31岁就可以死而无憾了

02、1975年的三孔，一片残破荒芜，自由进出，无需门票

03、北京政权竟无一人是男儿

04、比英美更早的人权宣言为何无以为继

05、财务自由的后果犹如一无所有

06、德国为何能够无条件投降

07、地球主义与地球优先无异于扬汤止沸

08、法西斯的厉害变成了流氓国的无赖

09、范曾怀有饭蹭的情结——无肉不欢！

10、非自然演化也无法超越自然

11、改革开放就是无赖流氓

12、和平统一软弱无力 

13、火星无人机与东航737的“自杀他杀”

14、距离无家可归的最近一站

15、科学如何可以杀人于无形

16、李定国奉猪为帝必败无疑

17、李进进被害与王书君落网有无关联

18、理论无法指导实践

19、刘慈欣“无知无畏”、黄秋生“英国私活”

20、刘小枫无知毛时代自杀狂潮

21、刘亚洲有才无命，不该出版九卷文集

22、驴撒野入欧盟如入无人之境

23、没有暴力革命就无法重新立宪

24、媒体不是霉体就无法赢利

25、民主的末日——无法选出一个不烂的总统

26、年龄主义造成了无家可归

27、枪支行动无法制止人心的恶化

28、全面核战争也无法毁灭人类

29、人生不是无常，而是注定灭亡

30、人是朝向无限小的深渊

31、谁来解释“圣经权威与无误观”

32、生涯是人创造出来的——庄子无涯论麻醉世人，以便自己汪洋恣肆

33、世无英雄遂使孙文成名

34、台湾买不起无人机了

35、亡国奴是无法经营任何事业的

36、微软的ChatGPT比股沟的Bard更加无知

37、温铁军比邓小平还要流氓无赖

38、无产阶级专政决定了“党领导一切的形态是临时的战争条款”

39、无产阶级专政是罪人的专政

40、无法无天的社会没有明天

41、无家可归才能获得新的生命

42、无条件的捐赠与有条件的捐赠

43、无知无畏的现代医学

44、西单民主墙并无所谓的“发起人”

45、现代独裁用活人殉生，真实情况令人无语

46、行星上的季节变化和昼夜温差全都毫无规律

47、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的劳动力毫无价值 

48、野蛮人无法拒绝文明的诱惑

49、以色列不是要消灭对手的理念而是要消灭对手的人口

50、庸碌无能的人反能获得升职

51、有人自己不学无术，却要儿女努力读书

52、越南人毫无民族自尊心

53、政权和真理，都无法持久，就像网红一样

54、知识阶层的无产化和体力化造成了学士硕士博士的泡沫化

55、只有历史虚无主义才接近真实

56、中共百年之后的无言躺

57、追求快乐就是贪婪无度

58、资产阶级革命高级，无产阶级革命低级

59、自我意识的前面就是虚无主义

60、自由并非一无所有

第二部分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

附錄1、经济泡沫就是经济扩张

附錄2、平等就是割韭菜

附錄3、中共打狗运动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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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31岁就可以死而无憾了】

《30歲：前往世界上每個國家》（澳大利亚旅遊簡報 2023年3月26日悉尼先驅晨報）报道：

丹尼爾·赫茲伯格（Daniel Herszberg）希望通過湯加之行成為訪問世界上每個國家的最年輕的澳大利亞人。

Herszberg來自墨爾本，只有30歲，是被稱為“國家櫃檯”的精英旅行俱樂部的一員，對他們來說，前往世界上每個國家都是必須做的。

這位旅行狂熱者希望加入全球約300人的行列，他們實現了這一壯舉，被稱為聯合國大師。聯合國承認世界上193個國家和兩個獨立國家 - 梵蒂岡城和巴勒斯坦 - 但不承認臺灣和科索沃，其他一些國家這樣做。許多國家計數器將197視為最終目標。

NomadMania是一個非營利組織，對成員進行監管，並列出了大約300名訪問過世界上每個國家的人，國家計數得到了非常認真的對待。創始人哈裡·米西迪斯（Harry Misidis）表示，他們鼓勵超越國家數量的探索 - 這就是為什麼他們將世界劃分為1301個地區進行探索的原因。到目前為止，赫茲伯格已經訪問了195個國家，而且還在不斷增加。

赫茲伯格的個人資料將他列為世界上第 148 位旅行最多的人。他2歲時第一次旅行，和媽媽一起去加拿大看望他的曾祖母。他在東聖基爾達的葉史瓦學院接受教育，並在莫納什學習藝術/法律。他早期的旅行資金來自假期工作和教育補助金。助學金使他能夠出國留學，後來在香港擔任律師。

赫茲伯格於 2019 年 9 月辭去工作，全職旅行，但 Covid-19 封鎖和邊境關閉使他的計劃中斷，他轉而穿越澳大利亞地區旅行。

現在，赫茲伯格正在牛津大學攻讀亞洲政治和社會博士學位，而連鎖酒店和旅遊局為他提供了一些支援，以換取他在社交媒體上向156，000名粉絲大喊大叫。

“對我來說，這段旅程的大部分內容都是關於傾聽和學習的。我不知道在我20歲出頭的時候，我是否有能力看到我所看到的一切——人們死在街上，孩子們餓得無法舉起手臂。

無論人們來自哪裡，南蘇丹到巴布亞紐幾內亞的山頂。每個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安全，把食物放在桌子上。人類的核心行為從一個社會轉移到另一個社會變得非常清晰。

最終的教訓是，通過傾聽，我正在學習。赫茲伯格還有最後一個邊界：他以前從未進入過太空。然而，他笑著說，“注意這個空間”。

谢选骏指出：朝闻道夕死可矣——30歲前往世界上每個國家，31岁就可以死而无憾了。如果还没活够，再给他一年时间，进入太空一游，足矣！所以我32嵗出版了《神話與民族精神——幾個文化圈的比較》，以此悼念逝去的青春。

【02、1975年的三孔，一片残破荒芜，自由进出，无需门票】

网文《三孔》报道：

山东济宁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统称曲阜“三孔”，是中国历代纪念孔子、儒客朝拜之圣地。推崇儒学的表征，以丰厚的文化积淀、悠久历史、宏大规模、丰富文物珍藏，以及科学艺术价值而著称。

山东济宁曲阜是孔子的故乡。孔夫子生前在此开坛授学，创立儒家文化，为此后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深深地打上了儒学烙印。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化，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了整个中国的思想、政治和社会体系，成为整个中国文化的基石。1994年孔庙、孔林、孔府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孔庙，是孔子去世后的第二年，即公元前478年，由鲁哀公在孔子生前的故宅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后经历代王朝，特别是唐宋，以后不断整修、扩建，规模越来越大，现已成为占地六百多亩的古代杰出建筑。仅宋真宗元祜二年一次就曾建殿堂廊庑达三百六十间，明弘治十二年重修，历时五年，耗银十五万余两。

孔府，即“衍圣公府”，是孔子嫡系长子长孙居住的府地，规模宏大，占地240亩。前为官衙，后为内宅，是我国封建社会中典型的衙宅合一的建筑。

孔林，亦称“至圣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也是世界上延续时间最长的家族墓地，林墙周长7千米，内有古树2万多株，是一处古老的人造园林。孔子死后，他的弟子从全国各地带来奇花异木来此种植，此后，随其地位的逐步提高，其规模也越来越大，明永乐年间扩大为十八顷。清康熙时期拟扩大到三千亩，现孔林内有树木十万多株，成为我国最大的人工园林。

中文名三孔

地理位置山东省济宁市曲阜市

气候条件温带季风性气候

开放时间孔庙售票时间：7：40-17：00

景点级别AAAAA级

门票价格140元（三孔联票）

占地面积95000 m2

著名景点孔庙、杏坛、十三碑亭、孔府、孔林

建议游玩时长1天

类型世界文化遗产

先圣孔子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后期鲁国人。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大约在孔子前几世就没落了。孔子年轻时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从事教育，相传收弟子多达三千人，教出不少有知识有才能的学生。 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在世时已被誉为“天纵之圣”、“天之木铎”，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圣人之中的圣人）、万世师表。因父母曾为生子而祷于尼丘山，故名丘，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东南）人。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国际上评论孔子是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前5世纪中国春秋时期伟大的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孔夫子的庙宇、墓地和府邸位于山东省的曲阜。孔庙是公元前478年为纪念孔夫子而兴建的，千百年来屡毁屡建，到今天已经发展成超过100座殿堂的建筑群。孔林里不仅容纳了孔夫子的坟墓，而且他的后裔中，有超过10万人也葬在这里。当初小小的孔宅如今已经扩建成一个庞大显赫的府邸，整个宅院包括了152座殿堂。曲阜的古建筑群之所以具有独特的艺术和历史特色，应归功于2000多年来中国历代帝王对孔夫子的大力推崇。

“千年礼乐归东鲁，万古衣冠拜素王”，曲阜之所以享誉全球，是与孔子的名字紧密相连的。孔子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中国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儒家文化逐渐成为中国的正统文化，并影响到东亚和东南亚各国，成为整个东方文化的基石。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统称“三孔”，是中国历代纪念孔子，推崇儒学的表征，以丰厚的文化积淀、悠久历史、宏大规模、丰富文物珍藏，以及科学艺术价值而著称。因其在中国历史和世界东方文化中的显著地位，被世人尊崇为世界三大圣城之一。

孔庙

孔庙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祭祀春秋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的庙宇，位于曲阜城中央。它是一组具有东方建筑特色、规模宏大，气势雄伟的古代建筑群。

孔庙始于孔子死后的第二年（公元前478年）。 弟子们将其生前“故所居堂”立为庙，“岁时奉祀”。当时只有“庙屋三间”，内藏孔子生前所用的“衣、冠、琴、车、书”。其后，历代王朝不断加以扩建。

东汉永兴元年（公元153年）， 桓帝令修孔庙，并派孔和为守庙官，“立碑于庙”。

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文帝曹丕又下诏 在鲁郡“修起旧庙”，但当时孔庙的规模并不甚大。西晋末年“庙貌荒残”。

东魏兴和元年（公元539年）修缮孔庙，“雕塑圣容，旁立十子”，为孔庙有塑像之始。唐初除了在国都的最高学府国子监修建“周公、孔子庙各一所”外，皇帝又下诏“州、县皆立孔子庙”。

唐代修庙5次， 北宋修了7次。最大的一次是宋真宗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扩大旧制……凡增广殿堂廊庑316间”。金代修了4次，元代修了6次，明代重修、重建共达21次之多。最大的一次是明孝宗弘治十二年（公元1499年）当时孔庙遭雷击，大成殿等主要建筑120余楹“化为灰烬”。皇帝朱祐樘急忙下令重修，历时5年，耗银15.2万两。到了清朝，孔庙又修建了14次。

最大的一次是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当时孔庙又毁于雷火。清世宗胤禛除亲到太庙祭孔外，又“发帑金令大臣等督工监修，凡殿庑制度规模，以至祭器仪物，皆令绘图呈览，亲为指授”。为加快工程进度，还调集了12个府、州、县，令其督修，共用了6年时间。

历史上，孔庙先后共大修15次，中修31次，小修数百次，终于形成了目前这样的宏大规模。

孔庙的规模是在明、清两代完成的。建筑仿皇宫之制，共分九进庭院，贯穿在一条南北中轴线上，左右作对称排列。整个建筑群包括五殿、一阁、一坛、两庑、两堂、17座碑亭，共466间，分别建于金、元、明、清和民国时期。

孔庙占地约200亩，南北长达1公里多。四周围以高墙，配以门坊、角楼。黄瓦红垣，雕梁画栋，碑碣如林，古木参天。宋朝吕蒙正有文赞道：“缭垣云矗，飞檐翼张。重门呀其洞开，层阙郁其特起。……”这一具有东方建筑特色的庞大建筑群，面积之广大，气魄之宏伟，时间之久远，保持之完整，被古建筑学家称为世界建筑史上“唯一的孤例”。它凝聚着历代万千劳动者的血汗，是中国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

金声玉振坊

孟子对孔子有过这样的评价：“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金声”、“玉振”表示奏乐的全过程，以击钟（金声）开始，以击磬（玉振）告终。以此象征孔子思想集古圣先贤之大成，赞颂孔子对文化的巨大贡献。因此，后人把孔庙门前的第一座石坊命名为“金声玉振”。

金声玉振坊石刻，四楹，石鼓夹抱，四根八角石柱顶上饰有莲花宝座，宝座上各蹲踞一个雕刻古朴的独角怪兽“辟天邪”，俗称“朝天吼”。两侧坊额浅雕云龙戏珠，明间坊额填色四个大字“金声玉振”，笔力雄劲，是明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著名书法家胡缵宗题写的。

坊后是一座单孔石拱桥，桥面是二龙戏珠的石阶，桥下清流呈半圆绕过，这就是泮水，可惜泮水被石块封盖，只有泮桥独存了。桥后东西各有一幢石牌，立于金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上刻“官员人等至此下马”，人称“下马碑”过去文武官员、庶民百姓从此路过，必须下马下轿，以示尊敬，就连皇帝祭祀孔子也要下辇而进，可见孔庙的尊严。

棂星门

棂星，即灵星，又名天田星，古人认为它“主得士之庆”。古代祭天，先要祭祀灵星。孔庙设门名灵星，是说尊孔如同尊天。

棂星门在泮水桥后，四楹三间。石柱铁梁，铁梁铸有12个龙头阀阅。四根圆石柱中缀祥云，顶雕怒目端坐的天将。额枋上雕火焰宝珠，明间额坊由上下两层石板组成，下层刻乾隆皇帝手书“棂星门”3个大字，上层刻绦环花纹。明代时此门为木制，清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重修时“易以石”。

棂星门里建二坊，南为太和元气坊，此坊建于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春，形制与金声玉振坊同，坊额题字系山东巡抚曾铣手书，赞颂孔子思想如同天地生育万物一样。北为至圣庙坊，明额题刻篆字，坊明代时原刻“宣圣庙”三字，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易为今名。坊为汉白玉石刻制，三间四柱，柱饰祥云，额坊上饰火焰宝珠。

后人为赞颂孔子思想对我国社会所发生的深远影响，使用了“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八个字，意即他的贡献如同一夺一样大，他的主张古今来说都是最好的。因此在孔庙第一进院落左右两侧修建了两座对称的木质牌坊，东题“德侔天地”，西题“道冠古今”，为孔庙的第一道偏门。

两坊建于明初，具有明显的时代风格。建筑为木构，三间四柱五楼，黄色琉璃瓦，如意斗拱，明间十三踩，稍间九踩，中夹小屋顶五踩。坊下各饰有8只石雕怪兽。居中的4只天禄，披麟甩尾，颈长爪利；两旁的4个辟邪，怒目扭颈，形象怪异。

圣时门

据《孟子》记载：“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意思是说，在圣人之中孔子是最适合时代的。据此,清世宗于雍正八年（1730年）钦定孔庙正门名“圣时门”。圣时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3间，弘治年间扩为5间中设拱门3券，碧瓦歇山顶，四周是深红的墙皮，券内是杏黄的墙里，前后石阶上各有石刻龙陛。由拱门内望，令人有深邃莫测之感。

过圣时门，豁然洞开，偌大一个庭院，古柏森森，绿荫匝地，芳草如茵。迎面3架拱桥纵跨，一水横穿，碧波涣涣，荷叶田田，环水雕刻有玲珑的石栏。水“壅绕如壁”，故名“壁水”，桥因而利名，称“壁水桥”。

桥南东西二门，甬道相连，东匾“快睹门”，取李渤“如景星凤凰，争先睹之”语，即“先睹为快”之意；西匾“仰高门”取自《论语》“仰之弥高”语，赞颂孔子学问十分高深。此是孔庙的第二道偏门。过去只有皇帝祭祀才可走正门，一般人只驵从仰高门进庙。

弘道门

壁水桥北为弘道门，是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时孔庙的大门，清雍正七年据《论语》“人能弘道”钦定命名，以赞颂孔子阐发了尧舜禹汤和文武周公之道。门下有元碑两块，东四棱碑为“曲阜县历代沿革志”,记载了曲阜的变迁沿革，史料价值很高西碑为“处士王处先生墓表”颇有书法价值，是1966年移入孔庙保管的。

大中门

过大中门，即进入孔庙第四进庭院。院落疏阔，古树葱郁，禽鸟翔集夏天鹳飞鹤舞，白鹭翩翩，冬春鹊鸣雀喧，昏鸦噪晚，显得十分幽深。

大中门原名中和门，较弘道门长且狭，共5间，原为宋代孔庙的大门，后经明弘治时重修，今门系清代所建。门左右两旁禹有绿瓦拐角楼一座，系元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为使孔庙象皇宫一样威严而建的。角楼均3间，平面作曲尺形，立在正方形的高台之上，台之内侧有马道可以上下。此两角楼瓦庙东北、西北两角楼构成一个巨大的长方形，以供守卫之用。

奎文阁

入大中门，迎面迎面即为同文门。门屋阔5间，深2间，黄瓦歇山顶，斗拱布局疏朗。清初此门曾名“参同门”，顺治后改为此名。

过同文门，院北端一座高阁拔地而起，顶檐下群龙护绕的一块木匾上大书“奎文阁”三字，它就是以藏书丰富、建筑独特而驰名中外的孔庙藏书楼。

奎文阁始建于宋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始名“藏书楼”金章宗在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重修时改名“奎文阁”，清乾隆皇帝重新题匾。“奎”是星名，二十八宿之一，来西方白虎之首有星16颗，“屈曲相钩，似文字之画”，所以《孝经》称“奎主文章”，后人进而把奎（魁）星演化为文官首。后代封建帝王为赞颂孔子，遂将孔庙藏书楼命名为奎文阁。

奎文阁高23.35米，阔30.1米，深17.62米，黄瓦歇山顶，三重飞檐，四层斗栱。内部两层，中夹暗层，层叠式构架，底层木柱上施斗栱,斗栱上再立上层木柱。奎文阁结构合理，固坚异常，自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重修以来，经受了几百年风风雨雨的侵袭和多次地震的摇撼，虽然康熙年间的大地震使曲阜“人间房屋倾者九，存者一”，而奎文阁坚固的旁证仍然无恙，岿然屹立，不愧为我国著名的古代木结构建筑之一。阁西碑亭中记载康熙年间地震的石碑就是奎文阁坚固的旁证。阁前廊下石碑二幢，东为“奎文阁赋”，系明代著名诗人李东阳撰文，名书法家乔宗书写；西为“奎文阁重置书籍记”，记载着明代正德间皇帝命礼部重修赐书庋藏的情况。

奎文阁前有两座御碑亭，亭内外共有四幢明代御碑。每幢高6米多，宽2米多，碑下的龟趺高1米多。碑额精雕盘龙，绕日盘旋栩栩如生。碑文内容多是尊崇孔子。东南露天的“重修孔子庙碑”。为明宪宗朱见深所立。碑文极力推崇孔子思想，“朕惟孔子之道，有天下者一日不可暂缺”。字楷书，书体端庄，结构严谨，以书法著称于世。石碑立于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习称“成化碑”。

此院东西各有一所独立的院落，名曰“斋宿”，祭祀孔子前祭祀人员在此戒斋沐浴。东院是“衍圣公”的斋宿所。清代康熙、乾隆皇帝祭祀孔子曾在此沐浴，又称“驻跸”。现举界有孔子生平事迹展览。西院是从祭官员的斋宿所，清代中期就已废弃，仅存院落。清道光年间，孔子七十一代孙孔昭薰将孔庙内宋、金、元、明、清五代文人谒庙碑130余块集中镶嵌在院墙上，改称“碑院”碑碣或流畅奔放，飘逸自如；或丰润温雅，神采飞动；或端庄典雅，质朴古拙；精品众多蔚然大观。

十三碑亭

过奎文阁为孔庙的第六进庭院。院落狭长矗立着13座碑亭，南8北5，两行排列，斗栱飞翘，檐牙高啄，黄瓦耀金，栉次鳞比。十三碑亭专为保存封建皇帝御制石碑而建，习称“御碑亭”。亭内存碑55幢，是唐、宋、金、元、明、清、民国七代所刻。碑文多是皇帝对孔子追谥加封拜庙亲祭、派官致祭和整修庙宇的记录，由汉文、八思巴文（元代蒙古文）、满文等文字刻写。

道北5座碑亭建于康熙、雍正、乾隆年间，道南的8座亭中，4座为金、元建筑，东起第三、六座为金明昌六年（公元1195年）所建，第四座为元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所建，第五座为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所建，其余4座为清代所建。两座正方形的金代碑亭，斗栱豪放，布置疏朗，是孔庙现存最早的建筑。

各亭石碑多以似龟非龟的动物为龟趺，名曰赑屃（bì, xì），据说是龙的儿子。传说龙生九子，各有所能，赑屃擅长负重，故用以驮碑。碑亭中最早的是两幢唐碑，一幢是立于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的“大唐赠泰师鲁先圣孔宣尼碑”，一幢是立于唐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的“鲁孔夫子庙碑”，皆位于南排开东起第六座金代碑亭中。最大的一幢石碑是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所立，位于北排东起第三座碑亭内。这块碑约重35吨，加上碑下的赑屃，水盘，约重65吨。这块石采自北京的西山，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能将此碑安然运抵千里之外的曲阜，不能不使人惊叹。

此院的东南、西南部，各有一片丛林似的碑碣。北墙朱栏内还镶着大量刻石均为历代帝王大臣们修庙、谒庙、祭庙后所刻。如从书法艺术上来看，真草隶篆，各有千秋。另有几座石碑从侧面记载了元末红巾军、明代中期刘六、刘七、明末徐鸿儒等农民起义的情况,是研究农民革命历史难得的珍贵史料。

十三碑亭院两侧，东建毓粹门，西建观德门，供人出入，人们依照皇宫之名，称为东、西华门。这是孔庙的第三道偏门。

大成门

十三碑亭北，有五门并列居中的一座名大成门，是孔庙第七道大门。

“大成”，是孟子对孔子的评价。他说：“孔子之谓集大成”，赞颂孔子达到了集古圣先贤之大成的至高境界。此处，五门大开，将孔庙分作三路：东为承圣门，内奉祀孔子上五代祖先；西为启圣门，内奉祀孔子父母中路大成门，三门并立，左掖金声门，右掖玉振门。“金声”是击钟的声音，表示奏乐之始；“玉振”是击磬的声音，表示奏乐之终，用以象征孔子思想集古圣先贤之大成。中路主祭孔子夫妇，并以历代先贤先儒配享从祀。

于大成门南端的十三碑亭系金代以来逐代增建而成。能工巧匠们充分运用传统的勾心斗角的建筑手法，巧妙地解决了建筑结构空间的问题。

杏坛

“杏坛”二字，这就是相传孔子讲学的地方。孔子杏坛设教记载最早见于《庄子·渔父篇》：“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北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但是原址在哪里却无记载。宋天禧二年（1018年），孔子四十五代孙孔道辅监修孔庙，将正殿后移扩建，以正殿旧址“除地为坛，环植以杏，名曰杏坛”，金代始于坛上建亭，由当时著名文人党怀英篆书“杏坛”二字。

杏坛十字结脊，四面悬山，黄瓦朱栏，雕梁画栋，彩绘精美华丽，坛前置有精雕石刻香炉，坛侧几株杏树，每当初春，红花摇拽。乾隆皇帝曾为之赋诗：“重来又值灿开时，几树东风簇绛枝，岂是人间凡卉比，文明终古共春熙。”

两庑

大成殿东西两侧的房子叫“两庑”，是后世供奉先贤先儒的地方。这配享的贤儒大都是后世儒家学派中著名的人物，如董仲舒、韩愈、王阳明等。在唐朝仅有20余人，经过历代增添更换，到民国时，多达156人。这些配享的人原为画像，金代改为塑像，明成化年间一律改为写有名字的木制牌位，供奉在一座座的神龛中。现今两庑中陈列着历代石刻。

“老桧曾沾周雨露，断碑犹是汉文章”。东庑中保存着40余块汉、魏、隋、唐、宋、元时的碑刻，最为珍贵的是“汉魏北朝石刻”共22块。西汉石刻，首推“五凤”；东汉石刻，以“礼器”、“乙瑛”、“孔宙”、“史晨”碑为隶书珍品；北朝以“张猛龙”碑为魏体楷模。西庑内陈列的100多块“汉画像石刻”，也是久负盛名的艺术珍品。

这些石刻，内容丰富，既有神话传说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又有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捕捞、歌舞、杂技、行医、狩猎，是研究我国汉代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石刻的技法，有的细致精巧，有的粗犷奔放，各具风格。

两庑北部陈列的584块“玉虹楼石刻”，是清乾隆年间孔子后裔孔继涑收集了历代著名书法家的手迹临摹精刻而成的。这些石刻原被弃置在曲阜“十二府”的玉虹楼下，1951年移入孔庙，1964年装镶展出，供书法爱好者欣赏。

大成殿

从杏坛北望，在双层石栏的台基上一座金黄色的大殿突兀凌空，双重飞檐中海兰色的竖匾上木刻贴金的群龙紧紧团护着三个金色大字“大成殿”。字径1米，是清雍正皇帝的手书。

大成殿是孔庙的主殿，高24.8米，阔45.78米，深24.89米，重檐九脊，黄瓦飞甍，周绕回廊，和故宫太和殿、岱庙宋天贶殿并称为东方三大殿。大殿结构简洁整齐，重檐飞翘，斗栱交错，雕梁画栋，金碧辉煌，藻井枋檩饰以云龙图案，金箔贴裹，祥云缭绕，群龙竞飞。

四周廊下环立28根雕龙石柱，均以整石刻成。柱高5.98米，直径0.81米，承以重层宝装覆莲柱础，原为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敕调徽州工匠刻制，清雍正二年火后重刻。两山及后檐的18根八棱磨浅雕石柱，以云龙为饰，每面浅刻9条团龙，每柱72条，细心的工匠在石柱上记下了雕刻的龙的总数，共1296条。

前檐的10根为深浮雕，每柱两龙对翔，盘绕升腾，中刻宝珠，四绕云焰，柱脚缀以山石，衬以波涛。10根龙柱两两相对，各具变化。无一雷同，造型优美生动，雕刻玲珑剔透，刀法刚劲有力，龙姿栩栩如生。这是曲阜独有的石刻艺术瑰宝，据说清乾隆皇帝来曲阜祭祀孔子时，石柱均用红绫包裹，不敢被皇帝看到，恐怕皇帝会因超过皇宫而怪罪。大成殿的建筑艺术，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才华和智慧。郭沫若曾为之赞叹。

大成殿内正中供奉孔子塑像，坐高3.35米，头戴十二旒冠冕，身穿十二章王服，手捧镇圭，一如古代天子礼制。两侧为四配，东位西向的是复圣颜回和述圣孔伋，西位东向的是宗圣曾参和亚圣孟轲。再外为十二哲，东位西向的是闵损、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有若，西位东向的是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颛孙师、朱熹。四配塑像坐高2.6米，十二哲塑像坐高2米，均头戴九旒冠，身穿九章服，手执躬圭，一如古代上公礼制。塑像都置于木制贴金神龛内，孔子像单龛，施十三踩斗栱，龛前两柱各雕一条降龙，绕柱盘旋，姿态生动，雕刻玲珑，异常精美。

四配十二哲两位一龛，各施九踩斗栱。龛前都有供桌、香案，摆满祭祀时使用的笾、豆、爵等礼器。殿内还陈列着祭祀孔子时中和韶乐乐器和舞具。殿外悬有10块匾额、3副对联，门外正中是清雍正皇帝题书的“生民未有”匾额，殿内正中是康熙皇帝题书的“万世师表”和光绪皇帝题书的“斯文在兹”匾额，南面悬挂着乾隆皇帝题书的“时中立极”等匾额。每块匾额长6米多，高约2.6米，雕龙贴金，精美华丽。

殿建于两层台基上，前连露台，高2米多，东西宽约4.5米，南北深约35米，镌花须弥石座，双层石栏杆，底层莲花栏柱下均有石雕螭首，南面正中有两块浮雕龙陛。露台是祭祀时歌舞行礼的场所，现今第逢孔子诞辰（农历九月二十八日）都要表演祭祀乐舞----八佾舞。

寝殿

沿大成殿回廊后转，层栏围绕，又一座重檐大殿矗立，它是孔庙三大建筑之一的“寝殿”（另两大建筑为奎文阁、大成殿），是供奉孔子夫人亓官氏的专祠。

寝殿阔7间，深4间，间金妆绘，枋檩游龙和藻井团凤均由金箔贴成，回廊22根擎檐石柱浅刻凤凰牡丹，一如皇后宫室制度。殿内神龛木雕游龙戏凤，精美异常，龛内有木牌，上书“至圣先师夫人神位”。

亓官氏，礼器碑作并官氏，宋国人，19岁嫁与孔子，先孔子七年去世。她的情况古籍很少记载，直到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才被宋真宗赵恒追封为“郓国夫人”，元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又被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夫人” ，明嘉靖八年（公元1592年）孔子改称“至圣先师”，她也被称为“至圣先师夫人”。孔子死后，“即孔子所居之堂为庙”，亓官氏即同孔子一起被祭祀，唐代始有寝殿专祠，早期曾有塑像，清雍正火后重修时已为神主牌位，上罩木刻神龛，龛前置供桌。

圣迹殿

圣迹殿是以保存记载孔子一生事迹的石刻连环画圣迹图而得名的大殿。此殿位于寝殿之后，独成一院，是孔庙最后的第九进庭院。殿系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29年）巡按御史何出光主持修建的。孔庙原有反映孔子事迹的木刻图画，他建议改为石刻，由杨芝作画、章刻石，嵌在殿内壁上，这就是为数120幅的“圣图”。 圣迹图每幅约宽38厘米，长60厘米，其所表现的圣迹从颜母祷于尼山生孔子，到孔子死后子弟庐墓为止，并附有汉高祖刘邦、宋真宗赵恒以太牢祀孔子二幅。其中有人们熟知的“宋人伐木”、“苛政猛于虎”等孔子一生的主要活动和言论，是我国第一本有完整人物故事的连环画，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圣迹殿内，迎面是清康熙皇帝手书“万世师表”石刻。字下正中为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画的“孔子为鲁司寇像”，左边是晋代名画家顾恺之画的“先圣画像”，习称“夫子小影”，据说"小影"在孔子像中最真，最接近孔子原貌。孔子四十八代孙孔端友于宋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摹勒上三石；右边是吴道子画的”孔子凭几像“，孔子按几而坐，弟子分侍左右，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寿于宋绍二年翻刻石上。在这些画像上，有宋太祖、宋真宗等皇帝的御赞，有宋代绍圣、政和等年号和题跋。殿内还有宋代书法家米芾篆书的“大哉孔子赞”，还有清康熙、乾隆皇帝的御制碑。

孔府

基本信息

孔府本名衍圣公府。位于孔庙东侧，为孔子嫡长孙的衙署。汉高祖刘邦以太牢之礼祭孔子墓并封孔子九世孙世为奉祀君，代表国家祭祀孔子。后历代不断加封，至宋代封为衍圣公。明洪武十年建立独立的衍圣公府。现有楼、厅、堂480余间，前为官衙，后为内宅。府内存有著名的孔档案和大量文物。

孔府有“天下第一家”之称，是孔子嫡系长期居住的府第，也是中国封建社会官衙与内宅合一的典型建筑。孔子死后，子孙后代世代居庙旁看管孔子遗物，到北宋末期，孔氏后裔住宅扩大到数十间，到金代，孔子后裔一直是孔庙东边，随着孔子后世官位的升迁和爵位的提高，孔府建筑不断扩大，是中国仅次于明清皇帝宫室的最大府第。孔府占地约7.4公顷，有古建筑480间，分前后九进院落，中、东、西三路布局。

孔府仿照封建王朝的六部而设六厅，在二门以内两侧，分别为管勾厅、百户厅、典籍厅、司乐厅、知印厅、掌书厅、公共管理孔府事务。明代建筑，共五间深三间，宽敞大方，为当年宣读圣旨、接见官员、审理重大案件之处。

孔府占地240亩，共有厅、堂、楼、房463间。九进庭院，三路布局：东路即东学，建一贯堂、慕恩堂、孔氏家庙及作坊等；西路即西学，有红萼轩、忠恕堂、安怀堂及花厅等；孔府的主体部分在中路，前为官　衙，有三堂六厅，后为内宅，有前上房、前后堂楼、配楼、后六间等，最后为花园。

历史延革

西汉平帝元始元年封孔子后裔孔均为褒成侯始，中经魏晋、南北朝、隋、唐均赐有封号，至唐开元年间将后裔封为文宣公，后至宋仁宗至和二年改封“世衍圣公 ”，以后便历代相沿，直至近代。

大门

孔府位于曲阜城的中心，坐北朝南，迎面是一个粉白的大照壁，门前左右两侧，有一对2米多高的圆雕雌雄石狮。孔府大门为间五檩悬山式建筑，红边黑漆的大门上镶嵌着狻猊铺首，大门正中上方的高悬着蓝底金字的“圣府”匾额，为明朝严嵩所书。门两旁明柱上，悬挂着一对蓝底金字对联：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这副对联相传是清人纪均的手书，文佳字美，其中“富”字上面少一点，寓“富贵无头”，“章”字一竖通到上面立字，寓“文章通天”，形象地说明了孔府在“封建社会”中的显赫地位。

二门

穿过第一进狭长的庭院，便是孔府中路的第二道大门，俗称二门。门建于明代，门楣高悬明代诗人、吏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手书“圣人之门”竖匾，下有阀阅承托，门柱有石鼓夹抱。正门左右各有腋门一座，耳房一间。在封建社会，平时只走腋门，正门不开，以示庄严。

重光门

入圣人之门，迎面是一座小巧玲珑、别具一格的屏门，此门建于明弘治十六年（1503年），门为木构，四周不与垣墙连属，独立院中，类似遮堂门。屏门顶覆灰瓦。门楣因悬明世宗亲颁“恩赐重光”匾额，故称“重光门”。门的四根圆柱下有石鼓夹抱，上面承托着彩绘的屋顶，前后各缀有四个倒垂的木雕贴金花蕾，故又称“垂花门”。在建筑工艺上很有研究价值。过去，重光门平时是不开的，每逢孔府大典、皇帝临幸、宣读诏旨和举行重大祭孔礼仪时，才会打开。

重光门因独立院中，把前院和后院隔绝开来，所以又叫“塞门”。据说这样的塞门一般官司宦人家是无资格建立的，只有封爵的“邦君”才能享受此荣，故《论语·八佾》中有“邦君树塞门”的记载。重光门两侧的东西厅房，是孔府仿照封建王朝的“六部”而设立的六厅。

大堂

过重光门，院中有一片台基，台上原有日晷等物，其后便是宽敞的正厅，即孔府大堂。这是当年衍圣公宣读圣旨接见官员、申饬家法族规、审理重大案件，以及节日、寿辰举行仪式的地方。厅堂5间，进深思3间，灰瓦悬山顶。檐下用一斗二升交麻叶斗拱，麻叶头出锋，座斗斗欹，具有明代风格。大堂中央有一绘流云、八宝暖阁，正中的太师椅上，披铺一张斑瓓虎皮，椅前狭长高大的红漆公案上，摆着文房四宝、印盒、签筒。

大堂正中悬挂着一个“统摄宗姓”匾，上刻清世祖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谕旨，要衍圣公“统摄宗姓，督率训励，申饬教规，使各凛守礼度，无玷圣门”，规定了衍圣公在孔氏家族中的种种特权。从唐代起，朝廷就规定曲阜县令由衍圣公兼任，明代以后，规定由衍圣公保举孔氏族人兼任。

堂内两旁及后部陈列着正一品爵位的仪仗。如金瓜、朝天镫、曲枪、雀枪、钩连枪、更鼓、云牌、龙旗、凤旗、虎旗、伞、扇等还有一些象征其封爵和特权的红底金字官衔牌，如“袭封衍圣公”、“光禄寺大夫”、“赏戴双眼花翎”、“紫禁城骑马”、“奉旨稽查山东全省学务”等，第当衍圣出行时，都有专人执掌，以示威严。

大堂之后有一通廊与二堂相连，两堂呈“工”字形。通廊里有一条大长红漆凳，称“阁老凳”。据传明代权臣严嵩被劾将要治罪时，曾到孔府来托其孙女婿衍圣公向皇帝说情，孔府主人未允。此凳系当年严阁老坐候之物。

二堂

也叫后厅，是衍圣公会见四品以上官僚及受皇帝委托第年替朝廷考试礼学、乐学童生的地方室内正中上、下挂着“钦承圣绪”和“诗书礼乐”的大匾，两旁立着几块石碑。其中慈喜太后手书的“寿”字碑、“九桃图”、“松鹤图”等，是清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衍圣公孔令贻及其母、其妻专程赴京为慈喜祝寿时赏给的。二堂两头的梢间，东为启事厅，西为伴官厅。

三堂

二堂之后有个不大的庭院两棵冲天挺拔的苍桧并列两旁,6个石雕盆内各立一块奇形怪状的太湖石此院的北屋即三堂。三堂也叫退厅是衍圣公接见四品以上官员的地方，也是他们处理家族内部纠纷和处罚府内仆役的场所此院的东西配房各有一进院落，东为册房掌管公府的地亩册契，内为司房掌管公府的总务和财务；西为书房，为当年公府的文书档案室。

三堂之后，便是孔府的内宅部分，亦称内宅院。有道禁门---内宅门与外界相隔。此门戒备森严，任何外人不得擅自入内。清朝皇帝特赐虎尾棍、燕翅镗、金头玉棍三对兵器，由守门人持武器立于门前，有不遵令擅入者“严惩不贷”。

内宅门

为了保持与外界的联系，在内宅门专设两种传事的差役，一种叫差弁，一种叫内传事都有十几人，轮番在门旁耳房内值班，随时向外和向内传话。门的西侧还有一个露出墙外特制的水槽--石流，府内规定挑水夫不得进入内宅，只把水倒入槽内隔墙流入内宅。

前上房

贪壁正北迎面就是正厅7间，名叫前上房。这是孔府主人接待至亲和近支族人的客厅，也是他们举行家宴和婚丧仪式的主要场所。院内东西两侧各有一株茂盛的十里香树，每当春夏相交时节，洁白的花朵散发出阵阵清香，房前有一大月台，四角放着四个带鼻的石鼓，是当年府内戏班唱戏时扎棚的脚石。清末孔府养着几十人的戏班子，主人一声令下，马上开锣唱戏。 前上房内，明间敞亮，正中高悬“宏开慈宇”的大匾，中堂之上，挂有一幅慈禧亲笔写的“寿”字。

室内家具精美，文物古玩，琳琅满目。东侧间，陈列着乾隆皇帝送给孔府的荆根床、椅。桌上放有同治皇帝的圣旨原件。还有色彩鲜艳、花纹古朴的明代“景泰蓝”。梢间中间桌上摆设着一大套满汉餐具，共同404件。器皿上分别雕有鹿、鸭、鱼等，可按其形盛菜，一餐上菜多达190道。长期以来，孔府形成了一种精细独特的菜肴---孔府菜。各种菜制做讲究，取名典雅，如绣球鱼翅、珍珠海参、神仙鸭子、诗礼银杏、玉带虾仁等名菜，色、香、味、形俱佳。 西里间，为孔子七十六代孙、衍圣公孔令贻签阅文件的地方，桌上放有文房四宝，书架上还陈列着儒家经书和孔氏家谱。 前上房院的东西两侧各有五间配房，是孔府收藏日用礼器的内库房和管帐室。

前堂楼

穿过前上房，过一道低矮的小门，便进入了前堂楼院。院内苍松挺拔，鱼池东西对列，恬静雅致，大有步移景迁之感。前堂楼是七间二层楼阁，室内陈设布置仍保持着当年的原貌。中间设一铜制暖炉，为当时取暖的用具。东间的“多宝阁”内，摆设着凤冠、人参、珊瑚、灵芝、玉雕、牙雕等。里套间为孔子七十六代孙、衍圣公孔令贻夫人陶氏的卧室，再里间是孔令贻两个女儿的卧室。七十七代孙、衍圣公孔德成14岁时写的“圣人之心如珠在渊，常人之心如瓢在水”的条幅，原封不动地挂在壁上。

后堂楼

过前后抱厦，进入后堂楼院。后堂楼是二层前出廊的7间楼房，东西两侧有二层前出廊的配楼各3间。后堂楼是孔子七十七代孙、衍圣公孔德成的住宅。

堂中陈列着孔结婚时的用品，以及当时友人赠送的字画和礼品。东里间为当时的接待室，摆设着中西结合的家具，里套间是孔德成和夫人孙琪芳的卧室。东墙上的镜框内镶有孔德成夫妇及儿女的合照，后堂皇楼西边的两间是孔德成夫人奶妈的卧室。院内的楼是当年府内做针线活的地方，西楼是招待内客亲属的住宅。后堂楼西边还有一座楼，为佛堂楼，是衍圣公烧香拜佛的处所。后堂楼之后还有5间正房，叫后五间，旧称枣槐轩，原是衍圣公读书的处所，清末成为女佣的住宅。

后花园

孔府花园在孔府内宅后院，又名铁山园。其实铁山园内并无铁山，只在花园西北隅有几块形似山峰的铁矿石。此石是孔庆容在清嘉庆年间重修花园时移入的，称天降神三环路助他修园，他自己从此也以“铁山园主人”自称。

花园建于明代弘治十六年（公元1503年），重修扩建孔府时同时修建，由长沙李东阳监工设计。

李东阳当时是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国史总裁，他为什么亲自设计。为孔府出这么大力气呢？因为李东阳的女儿嫁给了孔子六十二代孙、衍圣公孔闻韶，做了一品公夫人，为了女儿，他才如此大卖力气，修建花园。在修建完孔府和孔庙后，李东阳曾四次作诗写赋，勒碑刻铭，记此盛举。 此次修建之后，到明代嘉靖年间，严嵩取代了李东阳的地位，也是太子太傅、吏部尚书、华盖殿大学士、国史总裁，为当朝首相。他也看中了孔府，把自己的孙女嫁给了孔子六十四代孙、衍圣公孔尚贤为一品夫人。严嵩又帮助衍圣公扩建重修孔府和整修花园，从各地名山搬来奇石怪岩，从各地园林移植名花奇草，使得孔储花园更为可观。

孔府花园从李东阳、严嵩到乾隆皇帝，前后3次大修，其间还有中修和小修，因此花园越修越大，占地10余亩。其中有山、水、林、曲桥、花坞、水榭、喷泉，还有水中石岛、乘凉的花厅、敬花神的石坛、赏月的凉台、焚香读书的坛屋。园内还有一株近400年的“五君子柏”，一树五枝，中生一株槐树，因此又名“五柏抱槐”，有诗赞曰：五干同枝叶，凌凌可耐冬。声疑喧虎豹，形欲化虬龙。曲径阴遮暑，高槐翠减浓。天然君子质，合傲岱岩松。

孔林

孔林位于曲阜城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专用墓地，也是世界上延时最久，面积最大的氏族墓地。孔子卒于鲁哀公十六年(公元前479年)四月乙丑，葬鲁城北泗上。其后代从冢而葬，形成今天的孔林。从子贡为孔子庐墓植树起，孔林内古树已达万余株。自汉代以后，历代统治者对孔林重修、增修过13次，以至开成现今规模，总面积约2平方公里，周围林墙 5.6公里，墙高3米多，厚1米。郭沫若曾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自然博物馆，也是孔氏家族的一部编年史”。

孔林本称至圣林，是孔子及其家族的墓地。 孔子死后，弟子们把他葬于鲁城北泗水之上，那时还是“墓而不坟”（无高土隆起）。到了秦汉时期，虽将坟高筑，但仍只有少量的墓地和几家守林人后来随着孔子地位的日益提高，孔林的规模越来越大。东汉桓帝永寿三年（公元157年），鲁相韩勅修孔墓，在墓前造神门一间，在东南又造斋宿一间，以吴初等若干户供孔墓洒扫，当时的孔林“地不过一顷”。到南北朝高齐时，才植树600株。宋代宣和年间，又在孔子墓前修造石仪。进入元文宗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孔思凯主修了林墙，构筑了林门。明洪武十年（公元1684年）将孔林扩为3000亩的规模。雍正八年（公元1730年），大修孔林，耗帑银25300两重修了各种门坊，并派专官守卫。据统计，自汉以来，历代对孔林重修、增修过13次，增植树株5次，扩充林地3次。整个孔林周围垣墙长达7.25公里，墙高3米多，厚约5米，总面积为2平方公里，比曲阜城要大得多。孔林作为一处氏族墓地，2000多年来葬埋从未间断。在这里既可考春秋之葬、证秦汉之墓，又可研究我国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和丧葬风俗的演变。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墓古千年在，林深五月寒”，孔林内现已有树10万多株。相传孔子死后，“弟子各以四方奇木来植，故多异树，鲁人世世代代无能名者”，孔林内的一些树株人们仍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其中柏、桧、柞、榆、槐、楷、朴、枫、杨、柳、檀雒离、女贞、五味、樱花等各类大树，盘根错节，枝繁叶茂；野菊、半夏、柴胡、太子参、灵芝等数百种植物，也依时争荣。孔林不愧是一座天然的植物园。

“断碑深树里，无路可寻看”。在万木掩映的孔林中，碑石如林，石仪成群，除一批著名的汉碑移入孔庙外，林内尚有李东阳、严嵩、翁方钢、何绍基、康有为等明清书法名家亲笔题写的墓碑。因此，孔林又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碑林。

神道

北出曲阜城门，就见两行仓桧翠柏，如龙如虬，夹道而立，这就是孔林神道。道中巍然屹立着一座万古长春坊。这是一座六楹精雕的石坊，其支撑的6根石柱上，两面蹲踞着12个神态不同的石狮子。坊中的“万古长春”四字，为明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初建时所刻，清雍正年间却又在坊上刻了“清雍正十年七月奉敕重修”的字样。石坊上雕有盘龙、舞凤、麒麟、骏马、斑鹿、团花、祥云等，中雕二龙戏珠，旁陪丹凤朝阳纹饰，整个石坊气势宏伟，造型优美。

坊东西两侧各有绿瓦方亭一座，亭内各立一大石碑。东为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明代官僚郑汝璧及连标等所立，上刻“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神道”十个大字；西为次年二人立的“阙里重修林庙碑”。两碑均甚高大，碑头有精雕的花纹，碑下有形态生动的龟趺。

洙水桥

由至圣林门西行为辇路，前行约200米，路北有一座雕刻云龙、辟邪的石坊。坊的两面各刻“洙水桥”三字，北面署明嘉靖二年衍圣公孔闻韶立，南面署雍正十年年号。坊北有一券隆起颇高的拱桥架于洙水之上。

洙水本是古代的一条河流，与泗水合流，至曲阜北又分为二水。春秋时孔子讲学洙泗之间，后人以洙泗作为儒家代称。但洙水河道久湮，为纪念孔子，后人将鲁国的护城河指为洙水，并修了精致的坊和桥。桥的南北各有历代浚修洙水桥的碑记洙水桥桥上有青石雕栏，桥北东侧有一方正的四合院，称作思堂，堂广3间，东西3间厢房，为当年祭孔时祭者更衣之所。室内墙上镶嵌着大量后世文人赞颂孔林的石碑，如“凤凰有时集嘉树，凡鸟不敢巢深林”，“荆棘不生茔域地，鸟巢长避楷林风”等等。此院东邻的另一小院，门额上刻“神庖”二字，是当年祭孔时宰杀牲畜之处。

享殿

洙水桥北，先是一座绿瓦三楹的高台大门——挡墓门，后面就到了供奉孔子木主的享殿。去享殿的甬道旁，有四对石雕，名曰华表、文豹、甪端、翁仲。华表系墓前的石柱，又称望柱；文豹，形象似豹，腋下喷火，温顺善良，用以守墓；甪端，也是一种想象的怪兽，传说日行一万八千里，通四方语言，明外方幽远之事；翁仲，石人像，传为秦代骁将，威震边塞，后为对称，雕文、武两像，均称翁仲，用以守墓。两对石兽为宋宣和年间所刻，翁仲是清雍正年间刻制的，文者执笏，武者按剑。甬道正面是享殿，殿广五间，黄瓦　歇山顶，前后廊式木架，檐下用重昂五踩斗栱。殿内现存清帝弘历手书“谒孔林酹酒碑”，中有“教泽垂千古，泰山终未颓”等诗句。解放战争时，朱德总司令曾在此殿内召开过军事会议。

孔子墓

享殿之后是孔林的中心所在－－孔子墓。此墓似一隆起的马背，称马鬣封。墓周环以红色垣墙，周长里许。墓前有巨墓篆刻“大成至圣文宣王墓”，是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黄养正书。墓前的石台，初为汉修，唐时改为泰山运来的封禅石筑砌，清乾隆时又予扩大。孔子墓东为其子孔鲤墓，南为其孙孔伋墓，这种墓葬布局名为携子抱孙。

子贡庐墓处

孔子墓西的3间西屋为子贡庐墓处。孔子死后，众弟子守墓3年，相诀而去，独子贡在此又守3年。后人为纪念此事，建屋3间，立碑一座，题为“子贡庐墓处。”享殿之后，另有一座灰瓦攒尖顶的方亭，称“楷亭”。亭内石碑上刻着一棵古老的楷树，即摹自其南侧的“子贡手植楷”。相传子贡奔丧来后，将一棵楷树苗栽于其师墓旁，后成大树。清康熙间遭雷火焚死，后人将枯干图象刻于石上。

楷亭北有3座四角多棂碑亭，为驻跸亭，北面绿瓦所复的碑亭是为纪念宋真宗赵恒祭祀孔子所建的，中间及南面黄瓦所复的二碑亭为纪念清帝玄烨及弘历祭祀孔子所建。“跸”是黄帝出行的车驾，此三亭即黄帝祭祀驻车之处。亭内尚有当时的石碑。

孔尚任墓

沿环林路东行，在孔林东北方向，过一石坊后，路旁立一巨碑，上写“奉直大夫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东塘先生之墓”这就是清初历史剧作家、《桃花扇》作者孔尚任的墓碑。由此向西，有一座上书　“鸾音褒德”的墓群，孔子的后裔孔谦、孔宙孔彪、孔褒等均埋葬于此。自汉墓群西行还有明墓群，那里墓冢点点，碑碣累累，石兽成群，明代著名书法家李东阳、严嵩等所书写的碑石立于其间。

漫步孔林深处，饱览林内瑰宝，使人感叹不已。

于氏坊

为清朝皇帝乾隆之女立的纪念牌坊。传乾隆女儿脸上有黑痣，算命先生说：“主一生有灾，须嫁有福之人才可免去灾祸。”朝中议论，只有圣人后代最妥，由于满汉不准通婚，乾隆让女儿认协办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于敏中为义父，改姓于后下嫁孔家。此坊为纪念于氏而立。

子贡手植楷

传为孔子弟子子贡所植楷，后人立碑建亭以示纪念。

实用信息

门票信息

票价：

三孔联票共140元（单票：孔府，60元/人； 孔庙，90元/人； 孔林，40元/人。淡季单票价格有所降低）

三孔+n（n为1、2、3，可任选尼山、颜庙、周公庙中的1、2、3处和三孔一起浏览）

免票说明：二等以上残疾人免票入园；60岁（含60岁）以上老人（凭身份证），可免票入园；持国家统一颁发的《干部离休证》的离休干部，可免票入园；学生持学生证、身份证或高考准考证可享受半价优惠；曲阜籍以外的孔子后裔，持有本人有效身份证免票入园参观；部分教师、记者凭相应证件有优惠（教师凭教师资格证，事业单位岗位聘书，教师专业水平评价证书免票入园）。

景区称号：世界文化遗产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景区类型：古城古镇 、名人遗迹 、纪念建筑 、寺庙 、陵墓 、园林 、石刻 、碑塔 、城墙 、宗祠 、牌坊 、亭台楼阁。

开放时间

孔庙售票时间：7：40-17：00，检票时间7：40-17：20；孔府售票时间：7：40-17：00，检票时间7：40-17：20；孔林售票时间：8：00-17：00，检票时间8：00-17：30；游客服务集散中心售票大厅售票时间: 7: 40-16:30

最佳旅游时间

游曲阜三孔，四季皆宜，但习惯上人们偏好3－11月游曲阜，每年此刻，为曲阜旅游旺季。

交通信息

景区地址：孔庙位于神道路，曲阜的旧城区。孔府位于孔庙东侧，在曲阜旧城区。孔林位于林道路。

曲阜高铁站：高铁站乘坐K1路公交车在南门站下车，即可到孔庙孔府，在孔府后门乘坐观览车到达孔林。

曲阜汽车站：汽车站乘坐2路、3路、5路公交车在南门站下车，即可到孔庙孔府，在孔府后门乘坐观览车到达孔林。

曲阜火车站：火车站乘坐5路在南门站下车，即可到孔庙孔府，在孔府后门乘坐观览车到达孔林。

兖州火车站：在兖州火车站乘坐K23路在终点站下车，再倒曲阜的2路在南门站下车即可到孔庙孔府，在孔府后门乘坐观览车到达孔林。

曲阜安信出租车：5元2公里，超出2公里的部分，每公里加收1.3元

曲阜城区内有人力三轮、马车，票价不一定，可以与车夫砍价。

三孔详情

神道路中段路东（孔庙南门向南100米路东）

网民嚎叫：

Jimmy 十八子 @jimmylee49：曲阜三景點與門票：2天我僅參觀孔廟孔府孔林顏廟周公廟和孔子博物館，其中只有三孔（廟80府60林10)收門票。孔子六藝城新冠後未開，而孔子出生地尼山聖境未去，日本的教育發源地「昌平坂學問所」的昌平（孔子出生村）就在尼山。參觀重點推薦孔廟孔府和孔子博物館。缺點手機登記麻煩。

谢选骏指出：1975年我去三孔访古，只见一片残破荒芜，孔府封闭，孔庙空空，孔林开挖，自由进出，无需门票。那时没有旅馆，我住在大车店和民工一起睡在大炕上，房费两毛人民币，结果一夜下来，浑身长包，奇痒无比。

【03、北京政权竟无一人是男儿】

《中國駐歐盟大使：烏克蘭收回克里米亞 北京不反對》（編譯中心綜合 2023-06-28）报道：

中國駐歐盟大使傅聰表示，北京可以支持烏克蘭收回1991年領土完整的目標，其中包括2014年被俄羅斯吞併的克里米亞半島。

半島電視台刊登傅聰本月稍早的一個訪問，傅聰稱，中方尊重所有國家的領土完整，當中國和前蘇聯建交時，中方也是這麼同意的，「但正如我所說，這些都是歷史問題，需要俄羅斯和烏克蘭談判解決，這就是我們的立場」。被問到是否支持烏克蘭收回失地包括俄占地區，傅聰稱，他看不到任何理由反對：「我不認為有何不可。」（I don't see why not.）

他說：「我們（中國）尊重所有國家的領土完整，因此當中國與前蘇聯建交，我們也是這樣主張的，但如我先前所言，諸多歷史的癥結有待俄烏兩國協商化解，而這也是我們的立場。」

報導說，傅聰今年4月接受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專訪曾說，北京不承認莫斯科併吞烏克蘭疆域的行徑，這包括占領克里米亞（Crimea）和頓巴斯（Donbas）。

傅聰又為中國涉烏克蘭問題的立場進行辯解，認為中方態度非常明確，「我們主張和平，我們認為通過在談判桌上解決分歧來盡快實現和平非常重要」。

報導提到，除了傅聰，中國官方一般不會就俄羅斯吞併烏克蘭領土發表公開評論。

當周末傭兵集團瓦格納（Wagner Group）恫嚇要發動大規模兵變卻戲劇性落幕後，中國與俄羅斯總統普亭（Vladimir Putin）的同盟關係依然強固。

針對中國的立場，傅聰辯稱，中國倡議和平的立場向來明確，並深信藉由談判儘快化解歧見是非常重要的。

上週歐盟對俄羅斯頒布第11輪制裁名單，當中列入被控在俄烏戰爭中，援助俄羅斯軍工業的中國實體，對此傅聰表示，中國從未承諾不准企業襄助俄國，但期盼可藉由對話化解這些誤會。

此外，傅聰4月間接受紐時訪問時另表示，中俄友誼「沒有止境」的說法僅僅是一種修辭，有人故意曲解，還說中國在戰爭中並不站在俄羅斯一邊。

就在俄羅斯去年入侵烏克蘭的三周前，普亭與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簽署一份聯合聲明，宣告「兩國友好沒有止境，合作沒有禁區」，更計畫在人工智慧（AI）和網路控制等領域加強合作。

谢选骏指出：看来是北京政权也是变性人——只是一时半会儿假装男儿，其实最后竟无一人是男儿。

《俄罗斯动荡风险加剧，盟友国或寻求止损》（MARK LANDLER 2023年6月28日）报道：

周一，俄罗斯总统普京打破沉默，谈起这场导致雇佣军队伍来到距莫斯科200公里处的流产兵变。在此之前，他同伊朗、卡塔尔和其他友好国家的领导人通了电话，听取他们的表态支持，同时还可能做出了恢复稳定的承诺。

普京拿出了一份令人惊讶的强大名单，这些国家要么支持他对乌克兰的战争，要么保持中立。对于普京来说，他急于让外界看到这种相互保证。即使在上周末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件之后，俄罗斯传递出的信息似乎是在外交政策上一切如常。

外交官和分析人士表示，尽管俄罗斯的朋友和商业伙伴可能对一个核武器国家的武装叛乱感到不安，但他们不太可能放弃普京。他们说，更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是，这些伙伴会对俄罗斯出现进一步动荡的风险采取两面下注的防范措施。

“我对这些公开声明并不感到惊讶，”前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说。“挑起事端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也不符合其他人的利益。但私下里，如果你的目标是稳定，那么你应该担心普京提供这种稳定的能力。”

麦克福尔说，叶夫根尼·普里戈任的叛乱给乌克兰及其盟友提供了一个新的机会，可以说服从北京到巴西利亚的外国领导人，支持俄罗斯或保持中立都是错误的选择。

瓦格纳的雇佣军占领了俄罗斯的顿河畔罗斯托夫市，这里距离莫斯科不到200公里。

与俄罗斯结盟的领导人有着错综复杂的动机，无论是意识形态、战略、商业，甚至是单纯的自我保护——正如少数情况所表明的。他们需要拿出足以盖过这些动机的说服力。

中国是普京最重要的靠山，它将俄罗斯视为其削弱美国全球野心的关键所在。尽管据报道，自危机发生以来，习近平主席没有同普京交谈过，但周一，中国外交部重申了对俄罗斯的支持，称其为“友好邻邦和新时代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

此前一天，俄罗斯副外长鲁登科在北京会见了中国外交部长秦刚，他的访问似乎是在此次兵变发生前就已经安排好的。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了这次会面，称两人讨论了“乌克兰危机”等问题。

“习近平能遇到的最坏情况是一个软弱的普京，他输掉战争，最终被赶下台，”乔治敦大学亚洲研究教授麦艾文(Evan S. Medeiros)说。“一个软弱的俄罗斯会使中国在与美国的竞争中失去一个盟友，也许更糟的是，使习近平在全球范围内被孤立，并受到来自民主国家的压力。”

不过，在公开支持俄罗斯之前，北京曾暗示它在私下里对普京入侵乌克兰让中国陷入越来越艰难的境地感到不满。虽然中国仍是俄罗斯的主要外交和经济援助国，但它已表示不会在这场战争中站队。这种含糊不清的立场严重影响了中国与欧洲的关系。

中国外交部发布的照片显示，外交部长秦刚与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周日举行会晤，这次会晤似乎是在兵变之前安排的。

中国外交部发布的照片显示，外交部长秦刚与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鲁登科周日举行会晤，这次会晤似乎是在兵变之前安排的。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VIA ASSOCIATED PRESS

这导致中国试图稍微远离俄罗斯，通过安排习近平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之间的通话，以及提出和平进程的广泛原则，包括谴责使用核武器和呼吁尊重主权。

“我认为你会开始看到更多的对冲和信号，”前美国对华情报分析师约翰·卡尔弗说。

在中东，同样的公开支持和私下质疑也很明显。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一直无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战争，因为他们越来越把普京视为动荡地区的另一个安全来源，人们认为美国正在撤出这个地区。

自2015年以来，俄罗斯一直扮演着这一角色，当时它出动军队介入叙利亚内战。普京对叙利亚独裁领导人阿萨德的支持阿拉伯领导人都看在眼里，他们将其与他们认为奥巴马总统抛弃埃及总统穆巴拉克的行为进行了对比。

最近几天，从卡塔尔埃米尔、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总统到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许多海湾国家领导人纷纷致电普京。据克里姆林宫称，沙特领导人周二表示，支持“俄罗斯为捍卫宪法秩序所采取的步骤”。

这是同为专制者可以预见的一个反应，但它掩盖了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这两个国家曾经共同努力尽可能地保持高油价，但现在俄罗斯正在积极地以较低的价格出售石油，甚至在沙特阿拉伯试图支撑油价的时候。

沙特国家媒体发布的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的照片。克里姆林宫表示，王储支持俄罗斯“捍卫宪法秩序”的行动。

“最重要的是，他们曾经认为可以用一个更可靠的俄罗斯来平衡一个不可靠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洛伊研究所杰出研究员马丁·因迪克说。“现在，他们面对的是一个更不可靠、可能更不稳定的俄罗斯。”

谢选骏指出：这些孙子，老想靠人——这种心态哪里像是男人，明明只是巾帼英雄。不过话说回来，“竟无一人是男儿”这句话本身，就是一个女人说的！

《何清涟: 纵是擎天柱，难挽溃败局——闻习总“竟无一人是男儿”有感》（2013年1月30日美国之音）报道：

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曾于2012年12月“南巡”，引发了观察人士认为“习宗邓”的猜想。但最近人们才知道，中国官方公布习的“南巡”讲话时是不完全引证，近日据说是全文的版本在网上流传，媒体称让期盼政改的人读后深感失望。其中最有名的一段话是他谈到当年苏联崩溃时所说：“最后戈尔巴乔夫轻轻一句话，宣布苏联共产党解散，偌大一个党就没了。按照党员比例，苏共超过我们，但竟无一人是男儿，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其中“竟无一人是男儿”，典出五代后蜀国主孟昶妃子花蕊夫人《口占答宋太祖述亡国诗》。全文是：“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谈苏共亡党“亡国”之教训，竟引用失国君王之妃的名句，说明习总心头的压力很大很沉重。

这所谓全本南巡讲话倒是没有引起我半点失望，在“习近平：红色政权的守护者”一文里，我已经分析过，习总从来就不是一个立场模糊的人，他所说的就是他想做的，实际上能否做到则是另一回事。他一向就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有着清楚的认识，在保“红色江山”这一点上，中共几代元老绝对不会挑错人。

但问题是：中国早就陷于全面溃败的溃而不崩之局，就算中共政治局七常委全是顶天立地的男儿，也难挽中共命运狂澜于既倒。无论是苏共的历史命运，还是中共将来的命运，都不取决于领袖的个人意志，而取决于人心向背，只是中共始终不肯承认自己目前已经进入“名尽、亲尽、信用尽”的“五尽之局”（参见拙文“‘五尽’之下的政治衰变”）。

中共对苏共垮台的认知，以新华社2011年12月25日发表的“苏联解体的原因和启示”为代表。该文作者万成才提出了八个问题，除了“苏联亡党亡国的重要原因是什么”比较中性之外，其余七个问题主要是从中共一党利益出发思考，如：苏联亡党亡国对谁是喜事，对谁是悲剧甚至灾难？苏联亡党亡国对世界格局的主要影响是什么？苏联亡党亡国，中国应从中应吸取的主要教训与警示是什么？对发起苏联改革的戈尔巴乔夫应该怎样评价。

上述问题，普京其实早已回答过了，他那段著名的话包含两重意思，“不为苏联解体而惋惜，就是没有良心”，是惋惜苏联由世界超级大国坠落为二等国家；“试图恢复过去的苏联，就是没有头脑”，包含了结束苏联极权统治是顺应时势的明智之举的意思。不过，中国媒体对此做含糊解释，只强调前一句，并且让读者错以为这是普京的全部意思。

事实上，外界早就非常详尽地总结过苏共灭亡的教训，其中最主要的原因被归纳为三点，第一，苏联特权阶层腐败加剧了社会分离和社会对立，导致苏联知识分子与民众对苏共政权离心离德，苏共垮台前产业工人甚至组织了全国大罢工，反对党国官僚侵吞公产；第二，苏共为了维持超级大国的霸权地位，与美国开展“军备竞赛”，最后导致财政困难；第三，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顺应时势，开展了“新思维”改革，结束了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专制。

且来看看中共目前面临的处境与20多年前苏共有什么异同。

先谈国际环境。在这一点上，中共无疑远比苏共幸运，其面临的国际环境已经与前苏联面临的国际环境完全不同。20世纪80年代，苏联东欧国家的共产极权体制真可谓“神人共愤”，教宗保罗高举十字架，与美国里根总统共同领导了一场结束共产邪恶、拯救人类、捍卫信仰的正义之战。“推倒这堵墙”（Tear Down This Wall）这一世纪的召唤，随着里根总统的柏林墙前演说传遍了世界，我在电波里听到这句话时热泪盈眶。时任苏共总书记的戈尔巴乔夫对此采取了顺应民心、顺应世界民主潮流的明智之举，使苏联东欧用“天鹅绒革命”的方式开启了民主化之门，并结束了“冷战”。戈尔巴乔夫不仅是具有大智慧的20世纪的伟大英雄，还将名垂青史，为爱好和平与自由的人们永久景仰。

斗换星移，世事沧桑。本世纪前十年中国崛起之时，正值欧洲走向衰落之日，欧盟的成立只是落日余晖，让德法等国重温了一把大国梦。另一个超级大国美国则因反恐、伊战等耗资甚巨，加上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而债台高筑，国民现在普遍厌战。在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之时，美欧出手已经是勉尽其力，目前对叙利亚的乱局根本无力顾及。这种情况下，美欧坚持对中国人权状态表示关心，只能说是尽国际义务，再也没有余力象当年那样，在第三波民主化进程中充当幕后强有力的推手。

然而，国际环境有利于中共，并无法减轻助习总的国内压力。他除了“不做戈尔巴乔夫”这一决心之外，面临的局势真是非常艰困：

首先，中共特权阶层与官僚集团的腐败远远超过当年苏共政治集团，追比蒙博托、卡扎菲等独裁者。且不说彭博社与《纽约时报》2012年曝光的红色家族，只要看看中国媒体的报道，就会清楚，凡属肥水衙门的高官，动辄可以聚敛几亿、几十亿美元的财富，小小村官贪污上亿的都已出现若干起。这种腐败状态远远超过当年的苏共的特权腐败程度。国内腾讯历史频道发表一篇《苏联70年腐败史》，将以前讳言的苏共腐败翻了个底朝天，但从其列举的事实来看，与中国近十余年相比，实在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所谓苏共高层的“特供”，不过是花钱买点专供特权阶层的紧俏商品如欧美进口的酒、衣物、相机、香水等高级消费品之类，而中共各级官员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经进入“烟酒奢侈品基本靠送，收入基本不动”的境界。让苏共官僚阶层望尘莫及的是中共官员的国际化生存，数百万“裸官”家属移民海外，他们唯一需要的“特供”，是中国生态环境濒临崩溃的产物，即保障其食品、饮水、空气安全的种种“特供”。

其次，苏联当时国内经济体系完整，国内资源充足，少有失业现象。而中国目前是资源耗尽，民不聊生，失地农民逾一亿，城市失业者至少有数千万。经济改革的红利基本在胡温十年消耗殆尽。如同我2004年在“中国威权统治的现状及其前景”一文中分析的那样，一个社会赖以生存的四个基本要素包括：作为社会生存基座的生态环境；调节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道德伦理（文化亲和力）；社会成员的生存底线，具体指标是以就业为标志的生存权；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政治整合力量。目前，作为中国社会长期生存要素的生态环境、伦理道德与生存底线都已陷入坍塌与半坍塌状态，只剩下以政治暴力为主的政治整合力量在起作用。

这种情况下，只有中共政治集团才顽固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即使是最惧怕暴力革命的知识阶层，也非常希望中共改革，放弃一党专制，以规避暴力革命的风险。

当此时，做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才是令世界景仰的中国“好男儿”。

谢选骏指出：不仅“更无一人是男儿”这句话是一个女人说的，而且上述研究“竟无一人是男儿”的文章，也是一个女人写的。看来女人都盼着“竟无一人是男儿”的亚马逊王国，难怪靠着老婆发家致富的亞馬遜（贝佐斯）成了世界首富。

【04、比英美更早的人权宣言为何无以为继】

《拜火教簡史》（西乞術 October 29, 2002）报道： 

拜火教，中國古藉中稱祆教或火祆教，創立者是Zarathushtra。古希臘人把他的名字拼成Zoroaster，拜火教因此又叫瑣羅亞斯德教（Zoroastrianism）。

瑣羅亞斯德的生卒年份不詳。拜火教聖典《阿維斯塔》中收錄有十七首他創作的頌歌，現代學者根據頌歌所用的語言特徵，推測他生活在西元前十四至十世紀。九世紀時編輯的拜火教百科全書《Denkard》裏有一章介紹他的生平，滲雜有許多神話故事，真實性值得懷疑，但如去掉荒誕怪異的部分之後，還是有一定的參考價值。據該章所述，瑣羅亞斯德出生於巴克特裏亞（阿富汗北部，《史記》大宛列傳的大夏）的一個姓Spitama的貴族家庭。三十歲時，他受到上帝阿胡拉馬茲達（Ahura Mazad）聖靈的啓示，傳播他稱之爲“好宗教”的新宗教。開始時，朋友、族人都反對新教義，他被迫離開家鄉，到外地去佈道。經過多次拙折之後，克蘭斯米亞（Chorasmia）國王Vistaspa皈依了新宗教，成爲新宗教的保護者，拜火教從此傳佈開來。他在七十七歲時，在阿富汗巴爾克城（Balkh，大夏的首府，《後漢書》西域傳稱蘭氏城）爲入侵的遊牧部落殺死。如果這些記載屬實，那麽拜火教的原創地不在伊朗本土，而在中亞草原阿姆河流域。拜火教是如何傳進伊朗本土的，已經沒有痕迹可尋。

西元前550年，伊朗阿卡門尼家族的居魯士建立波斯第一帝國（前550－前330）。居魯士採取包容兼蓄的宗教政策，對各種宗教的神祗都表示敬意，但把拜火教的主神阿胡拉馬茲達排在首位。前539年，居魯士在巴比侖皇宮爲自已加冕時，發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說，今人稱之爲人類歷史上第一部“人權憲章”（見附注1）。在演說中，他提到許多宗教的神祗，但在把皇冠載到頭上時，他聲稱是在馬茲達的幫助下載上這頂皇冠的。另一波斯名王大流士一世在一篇記功銘文中也強調，他的帝國是阿胡拉馬茲達恩賜的。

大流士一世時的波斯，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疆域橫跨亞、非、歐三洲。中亞草原的大部分、印度西北部、埃及和北非、小亞細亞和巴爾幹半島的色雷斯地區，都在其版圖之內。當時印度小國林立，中國還在春秋未期，歐洲除了希臘之外，其餘地區還沒有出現國家形態。但波斯在西征歐洲時遭到希臘城邦的強烈抵抗，在長年戰爭中國力消耗殆盡。西元前330年，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攻滅阿卡門尼王朝。伊朗文獻說亞歷山大是拜火教的敵人，熄滅了許多聖火，焚毀了《阿維斯塔》，屠殺了許多教士。亞歷山大死後，馬其頓帝國分裂成幾個王國，伊朗屬於塞琉古王國（《史記》大宛列傳和《漢書》西域傳的條支）。此後的一百多年裏，希臘文化成爲中近東地區的優勢文化，拜火教曾一度衰微。

西元前247年，佔據伊朗東北部帕提亞省的中亞遊牧部落首領阿爾薩息一世稱王，從塞琉古王國獨立出來，其後代把疆域擴展到兩河流域。帕提亞王朝（前141－後224，《漢書》西域傳稱安息）傳世的文字資料極少，但至少有一位皇帝（伏羅計斯一世，39－45，50－76年在位）信奉拜火教，皇弟還是教士。拜火教在此期間發展成爲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西元224年，伊朗王公阿爾達西爾一世推翻帕提亞王朝，建立了薩珊王朝（波斯第二帝國，224－651）。阿爾達西爾一世出身於世襲拜火教教士家庭，本身就是教士。他登上皇位後，宣佈拜火教爲國教，設置主教總管教務，授權教士主持訴訟和徵收賦稅，拜火教進入了鼎盛時期。在皇室和貴族支援下，拜火教會全力扼殺異端。西元277年，處死了拜火教和基督教混合衍生的新宗教－摩尼教的教主摩尼，西元529年，又處死了摩尼教支派馬茲達克教的教主馬茲達克。馬茲達克在人類思想史中佔有一席地位，他提出了“人生而平等”的概念，他領導的運動可能是最早的共産主義運動（附注2）。

西元392年，基督教成爲羅馬國教後，波斯成爲基督教東傳的一面防火牆。作爲和羅馬爭霸的手段，薩珊王朝迫害基督教徒，但保護被羅馬宣佈爲異端的基督教聶斯脫裏派。正是在這一時期，拜火教、摩尼教和景教（基督教聶斯脫裏派）通過絲綢之路傳入中國內地。七世紀初，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興起，而波斯在與羅馬的長期戰爭中精疲力盡，神權加皇權的專橫又使帝國境內天怨人怨。西元651年，阿拉伯人佔領波斯全境。阿拉伯人征服波斯後，初期尚能容忍拜火教的存在，但從八世紀起，宗教衝突愈來愈尖銳，大批拜火教信徒被迫改宗伊斯蘭教。西元1256年，蒙古大軍攻入伊朗和兩河流域。在戰火中，拜火教信徒進一步減少，殘存的經書大部分被焚毀。拜火教從此一蹶不振，再也沒有恢復過來。波斯在中世紀前的疆域遠遠超越現今伊朗的範圍，大部分時間包括兩河流域，古代波斯文明是兩河流域文明的直接繼承者。在伊斯蘭教興起之前，拜火教作爲中近東地區占統治地位的宗教，長達一千三百多年。古代波斯文明應該可以稱做拜火教文明。

西元916年，伊朗帕提亞省的一群拜火教信徒經波斯灣乘船逃亡到貼近印度西海岸邊的小島Diu，十九年後，才得到許可在目力可及的Gujarat地區登陸定居。這群逃亡者的後代是現存的最大的拜火教信徒群體，被稱爲帕爾西人（Parsis）。

現在世界各國的拜火教徒總人數約爲十四萬，其中，九萬二千在印度，一萬七千在伊朗，五千在北美。在當今世界上，拜火教是一個弱勢宗教團體，是大小宗教之中的一塊活化石。拜火教信徒的一些風俗習慣（下面要介紹），表面上和現代社會格格不入，但實際上他們和現代社會接軌得極好。在印度王公統治下，帕爾西人堅信自已的宗教，堅守自已的風俗，堅持不與外族通婚，當了八百多年默默無聞的農民。英國在印度建立殖民統治後，帕爾西人迅速棄農從商，被稱爲“印度的猶太人”。從十九世紀中葉起，在印度的造船、鋼鐵、化學、紡織、電力等工業的創建中和鐵路的修築中，帕爾西人都起了主導作用。若干頭面人物因此獲得英帝國的勳位，並被選入英國的議會。1950－1960年間，英國資本撤出印度，許多企業爲帕爾西財團收購。爲了回饋社會，帕爾西人出資設立了許多學校、孤兒院和醫院，服務物件不分種族和信仰。直至今天，帕爾西人Tatas家族乃控制著印度的重工業，被稱爲印度工業的第一家庭，Godrejs和Wadias家族則在印度的輕工業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附注1：人類歷史上第一部“人權憲章”

人類歷史上第一部“人權憲章”出於第一波斯帝國的創立者居魯士大帝之手。西元前539年，居魯士在各神廟祭師和居民的合作下，和平地進入巴比侖帝國的首都巴比侖城。進城之後，他釋放了被巴比侖前王擄掠來的各國奴隸，讓他們回到自已的故鄉。被釋放的奴隸總數已失傳。光猶太人一族，就達四萬二千人之多。現在的猶太人，幾乎全是這些人的後裔。在奴隸回國時，居魯士允許他們帶回所崇拜的諸神偶象及神廟中的金銀祭具。這在《聖經舊約》中有細緻入微的記載。猶太人做事非常認真，連收回的一瓢一碗都記錄在案。居魯士在加冕演說中回顧了事情的始末，並把演說全文用楔形文字銘刻在一座橄欖形的石柱上。1879年，這座石柱在巴比侖廢墟Urr城出土。經過二千五百多年的滄桑，石柱上的銘文還是非常完整。這篇銘文被譽爲人類歷史上最早的人權憲章。原柱現藏倫敦大英博物館，另有一塊複製品陳列在紐約聯合國大廈。1971年，聯合國曾用五種官方文字出版銘文的釋文。我找不到中文的官方釋文，依英文本翻成中文。以下是這部“人權憲章”的譯文。

我，居魯士，是大神Bel和Nabu愛護的永繼不絕的皇族貴胄、偉大的亞森（Anshan）之王Teispes的後裔、偉大的亞森之王Kourosh之孫、偉大的亞森之王Cambyases之子、四方之王、Sumer和Akkad之王、巴比侖之王、正義和公平之王、偉大之王、世界之王。

我的大軍已經和平地進入了巴比侖城。在萬衆歡呼之中，我於巴比侖皇宮設置了王座。感謝大神馬丟克（Marduk），使心胸開闊的巴比侖民衆擁載我。我會每天禮拜大神馬丟克。

不允許任何人威脅Sumer和Akkad的土地。我密切地關注著巴比侖城和城中神廟裏的居民的需要和意願。我已經解除了強加於巴比侖公民身上的不當的枷鎖，他們破損的家園已經得到修復，他們的苦難已經成爲過去。大神馬丟克欣嘗我的所做所爲，他仁慈地祝福我、我的虎子Cambyases和我的部隊。我們一千遍一萬遍地讚美他的神力。

上至里海下至印度洋的四方諸王，來自西方國度營帳裏的諸王，都攜帶豐厚的貢品來到巴比侖，吻我的雙足。從口口（原文剝落），到Ashur、Susa、Agade、Eshnuna諸城邦，從Zamban、Meurnu、Der諸城邦，到遠至Gutium地區和比Tigris更遠的聖城，衆神的聖殿早已頹壞荒廢。我已召集所有這些城邦的居民，讓他們去修復自已的神廟。（巴比侖前王）Nabonidus甘冒衆神之主的大不違，劫奪Sumer和Akkad的神像到巴比侖。我已遵從大神馬丟克的囑咐，把神像和平地送回到他們喜愛的原居地。

我祈求現在於自已的聖殿中安居的衆神每天在大神Bel和Nabu前爲我禱告，保佑我活得長久。我祈求衆神能告訴我主大神馬丟克，居魯士王崇敬您，他的兒子Cambyases（以下剝落）。

現在，在上帝馬茲達的幫助下，我載上伊朗、巴比侖和四方諸國的王冠，並聲明，我敬重帝國境內各國的傳統、風俗和宗教。只要我活著，絕不允許我的任何總督或部下輕視或侵犯這些傳統、風俗和宗教。從此時起，除非上帝馬茲達授權於我，我不把我的皇權強加於任何國家。每個國家都有接受或不接受我的皇權的自由。如果任何國家拒絕我的皇權，我決不訴諸戰爭。只要我是伊朗、巴比侖和四方諸國之王，我決不允許任何國家壓迫另一國家；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了，我將取消他或她的權力，並懲罰壓迫者。

只要我還是皇帝，決不允許任何人用暴力無嘗地奪取他人的動産或不動産。只要我活著，我將阻止無報酬的強迫勞役。今天，我宣佈，任何人都有選擇宗教的自由。只要不侵犯他人的權利，我的人民有在各地居住、求職的自由。

任何人都不應當因爲親屬的錯誤而受到懲罰。我禁止使用奴隸，我的總督和下屬有義務在他們管轄的地區內禁止把男人和女人當做奴隸進行交換。這種交易應該在人世間永遠禁絕。

我祈求上帝馬茲達保佑我成功，使我能爲伊朗、巴比侖和四方諸國盡我的義務。 

附注2：馬茲達克運動

五世紀未葉出現在波斯的馬茲達克教（Mazdakism，和拜火教的另一別稱Mazdaism僅一個字母之差，很容易混淆），史稱摩尼教的支派，但也不妨看做拜火教的一個異端。拜火教持善惡二元論，善惡對立，界線分明。馬茲達克也持善惡二元論，但善惡相混，善中有惡，惡中有善，連上帝也不例外。馬茲達克出身於拜火教教士家庭，本身是一個高級教士。他聲稱受到上帝的啓示，要對拜火教進行改革，經他改造過的拜火教稱爲馬茲達克教。

馬茲達克教本身的資料已經全部失傳，今人對馬茲達克教的瞭解，大都是通過它的意識形態上的敵人，拜火教、基督教、以及後來的伊斯蘭教的記述才知道的。從這些記述看，馬茲達克推動的不僅是一場宗教改革運動，也是一場社會改革運動。當時波斯社會貧富差距懸殊，教士和貴族佔有大部分財富，而平民一貧如洗。馬茲達克宣稱所有的人“生而平等”，但社會上弱肉強食，對財富的佔有極端不公平，而造成人與人的不平等。爲了實現所有人“活而平等”，馬茲達克主張每一個人應有均等的財富。他定義的財富，包括財産和婦女，因此後來的批評者說他主張“共産共妻”。但爲他辯護者說對手故意歪曲他的原意，以“共妻”一項爲例，他主張的不過是每人不得有一個以上的妻子，而窮人也有結婚的權利。馬茲達克要求信徒過集體生活，善待借宿的陌生人。

他還是一個非暴力主義者，反對殺生，提倡信徒都吃素。他的教義，在波斯貧民中有巨大的號召力，很快就形成一股不可忽視的社會力量。他開始傳教時，正是新皇卡瓦特一世（488－496，498－531年在位）登基的時候。卡瓦特是馬茲達克的密友，不僅皈依了新宗教，而且支援馬茲達克推動的社會運動。後人對卡瓦特這樣做的動機頗多猜測。因爲卡瓦特本身正是馬茲達克教譴責的首要物件。他的皇家庫藏是全波斯最大的一筆財富，他的後宮裏有數千宮女嬪妃。他皈依馬茲達克教的目的，可能是試圖利用下層信衆的力量，打擊當時已經尾大不掉的貴族集團。波斯前皇，他的哥哥，就是爲貴族集團謀殺的。卡瓦特宣佈了一些行政措施，打開了某些地方政府的倉庫，把財物分配給貧民；除了三座聖火神廟外，其他神廟都被關閉；終止貴族只與貴族通婚的習俗，允許貴族婦女嫁給農民。隨之在波斯一些地方發生了動亂，馬茲達克的信徒襲擊商店和富人住宅，把財物取出重新分配。在此形勢下，貴族集團和拜火教會聯手逼迫卡瓦特退位，並把他囚禁起來，同時立他的弟弟Zamasp爲新皇。

卡瓦特很快從囚所脫逃，出奔到中亞強國白匈奴（中國古藉中稱厭噠）的汗庭。卡瓦特年青時，曾作爲人質，在白匈奴汗庭生活過，和白匈奴可汗有良好的私人關係。二年後（西元498年），卡瓦特在白匈奴部隊的護送下，回到首都泰西封，重新登上了皇位。復辟很順利，皇弟Zamasp主動讓出了皇位。卡瓦特重定後，開始疏遠馬茲達克運動，但也不禁止馬茲達克傳教。馬茲達克運動又繼續了近三十年，最後因捲入皇位繼承鬥爭，失敗後受到致命的打擊。

卡瓦特有三個兒子：長子Kavus是馬茲達克的信徒，次子Zam雙目失明，三子虎斯勞（Khosro）是馬茲達克運動的反對者。在貴族和拜火教會的支援下，虎斯勞成爲皇儲，並逐漸接過年邁的卡瓦特手中的權力。但受馬茲達克信衆支援的皇長子Kavus乃是他嗣位的潛在威脅。西元529年，虎斯勞以儲君名義召集馬茲達克到皇宮與拜火教教士進行辯論。當天，馬茲達克與皇長子Kavus同時在皇宮被害。隨後，波斯各地全面鎮壓馬茲達克運動。被殺的信徒總數說法不一，從數千至十萬人不等。虎斯勞一世（531－579年在位）是薩珊王朝最後一位有所作爲的君主。他接位後，限制貴族和拜火教會的權力，建立了相對獨立的司法和教育系統，創立了波斯的第一所大學，修築了許多道路和橋梁。他在位近半世紀，波斯政局平穩，人文氣息濃厚，出現了短暫的文藝復興的局面。

馬茲達克在五世紀未，就提出“人生而平等”的概念，遠遠走在時代的前面。佛教也有“衆生平等”的概念（佛教的“衆生”不光指人，還包括動物和植物），但主要是在宗教意義上的，指“衆生”都能修行成佛。佛教把個人的貧困歸因於前世行爲的業報，因此“衆生平等”的說法並沒有成爲要求社會改革的依據。馬茲達克則不同，他從“人生而平等”進一步訴求“人活而平等”。但他實現“人活而平等”的途徑，頗象一千多年後的共産主義。現代學者認爲，馬茲達克運動是地球上最早的共産主義運動。馬茲達克的思想，後來滲透到伊斯蘭教十葉派的某些支派的教義之中，對十葉派居多數的現代伊朗乃有巨大的影響力。

谢选骏指出：波斯有比英美更早的人权宣言，为何无以为继？因为波斯没有追随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而是追随了上帝的敌人穆罕默德——这个敌基督者掳获了不少的基督徒，把它们变成了猪圈里的俘虜。

【05、财务自由的后果犹如一无所有】

《手把手教你：如何从一无所有到财务自由》（孟孟 2020-09-10）报道：

现在这时代聊创业的人简直多到数不过来，创业的人，教创业的人一个比一个话多，篇幅之长，都可以聊到海沽石烂了。

对一部分人，这些内容瞬间能帮他们找到赚钱的门道，这就有点价值了，但是对另外一些人就不一样了，很可能就是毒药，一文不值，还会中毒。

有没有形成系统性呢，几乎没有。

可行性呢，说不准，可能会有，但不完全可行。

即便是看完一腔热血，大多人还是回头做自己的行当，因为看完脑子还是蒙的，根本从哪里开始都还不知道呢，下一步该怎么走都一面迷茫，没有方向，没有目标。

该不该懂些道理？当然应该。但懂是一回事，做是另一回事。就懂点道理，还不够让你创业成功，就算你砸中金蛋真的有一次成了，也不代表你就已经实现财务自由。

那我就写篇闲文聊聊如何从一无所有到财务自由。

尽可能让大家一看就能找到点。

希望有人看到我的内容后真正从一无所有一直走到财务自由。我就是享受这个指教人还指教出成果的感觉。看到你挣钱，我开心。

为啥要创业呢？安的啥心？只要存在即是合理的，啥心都行。

创业干啥？直接点，就是赚大钱，做有钱人！

这篇就是给一无所有还寻思财务自由的人写的。

你要不是这样的人，这篇闲文就别看，罢了，没啥用。

什么叫一无所有？就是：有钱吗？没有；有料吗？没有。

从一无所有到财务自由就是三步：

一，寻找项目

二，经营项目，积累财富

三，财富增值

很简单，一听就懂。其实也很难。

大多人要么找不到要么想都没想。

遇见一辈子都说难的人也没啥稀奇的。就说一辈子，啥也没干。

就像玩魔方，会诀窍的人30秒以内就解决问题，不会诀窍，给他一辈子时间都白给。

开始说第一步：寻找项目。

要是就要和创业死磕到底，对没钱没料的人来说选什么项目？

没钱？那钱多的项目就不用想了。

没料？啥也靠不上，那就要用脑子。还要勤快。

一无所有耶，大哥，还想创业？咋办？

只有一条路：做做小本生意。

就仨字：干销售！

干销售，销售产品，销售概念，销售服务，都合情合理。

就一件事，销售东西，这东西，有点儿意思，包括的多：商品，服务，概念，观念，甚至是你自己等等等等。

捋直了说，属于你的东西，甭管是什么，你都有机会用来换钱。

天上掉馅饼的事儿人间是没有的，没有白给的事。

你得会给，得给别人需要的。别人需要就会再找你。拿钱和你换。

那怎样去拥有这个东西、怎样去用这个东西换到钱就称为项目。

鼓动你变勤奋太耗时，我不干。我只想让你更有思想。

那我要做第一件事了：教你如何选择项目。

选对了比乱努力重要，选对了比乱努力重要，选对了比乱努力重要，跟我念三次。

有的人一辈子实打实地工作，兢兢业业，到头来温饱不但没解决好，意外来了也扛不住。

有的人背景、资质也差不太多，但就努力个把年后，一辈子衣食无忧，发家致富。

为什么？

很多人常常看别人发达就眼红，看自己混得差，就怨天尤人。还老想不通。

原因就是：选择不同，结果注定不同。

重点来了，你今天的状况是由你过去的选择决定的，你现在的选择又决定了你未来的状况。

只是绝大多数人都不是自己主动思考后才做决定，相反，只是在被动地接受一些东西。

所以一开始的选择就能决定你的命运，这事儿太重大。

这几句话，我建议可以反复细读，细想。

那说回来，三大步中的第一步，好的项目究竟是什么？

好的项目就像一部机器，一发动它，它就能自动运行，滚滚财源，不太需要你一直搭理它。

就像现在有自动包饺子的机器，提供好馅和皮，开关打开，自己包好，不需要手工了。速食饺子就是这么把买卖做到全世界了。

再说说差的项目。那都是手动式，不间断操作，还得“时刻准备着”，一点不能放松。一松就停了，财源立马断了。源头都没了，钱怎么滚滚来？

所以创业就得学学鳄鱼，时候没到就等着，先潜伏，机会一看准了，就要快准狠，下手。

绝不能将就着被动地接受，宁可等，边等边选，该过滤的就过滤掉，才不会把自己搞蒙圈走错方向，才有机会一抓一个准。

对一个身无分文却又想实现财务自由的人来说，一个好的项目会事半功倍。那么怎样才知道什么样的项目是一个好的项目呢

这里有三个标准，我称这三个标准为圆圈。

弄明白了这三个圆圈，就可以用这三个圆圈去衡量多多少少的项目群了。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做好笔记，认真记住这三个圆圈。

在我说第一个圆圈的前面，你先看下下面两个生意，只从赚钱的角度来说，你会选哪个？

1.卖感冒药

2.卖心脏病的药

废话不多说了，通过已知的数据表明，卖感冒药的更为赚钱。

不是这样吗？

由这个事情我就明白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市场需求越大的生意，越容易赚钱。毕竟有句老话说的好，量变引起质变。

当你做的生意面向的都是需求小的市场，那么你永远不可能赢过市场需求量大的生意。

当你销售的东西永远只是面对一小撮人群，最终你是干不过销售大众化产品的人。

仔细想下是不是这样子的，大众收购了兰博基尼，收购了布加迪，无论你卖的利润有多高，也不可能干过市场需求大的。

你现在明白了吧，对于现在身无分文的你来说，不能选择市场需求小的生意，只能做市场需求大的生意。因为这样你出售的难度就比较低。同时也更加轻易的成功。（小米卖的好还是8848卖的好？）

假如你和竞争对手在同一家公司工作，现在让你们各自去卖一种产品，你会选哪个呢？

1，卖面膜

2，卖眼镜

那么现在就得出了我们的第二点，重复消费，也就是复购率，只要你产品的复购率够大，那你就基本上不用想事了，因为你的销售成本会大幅度的降低，你的利润会大幅度的提升，你会出现一个成本忽略不计的局面。同时也可以解放你自己，这个时候你可以选择休息或者选择做下一个赚钱的生意。这会让你更为简单的达到你理想的财务自由。

不过想要财务自由，明白这些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你自己亲手去做。

言归正传，当你做了一个市场需求量大而且能够有很大的复购率的生意，那么当你的生意进入稳定期的时候，你可以抽身而出，只需要偶尔监管下，但是你赚的钱却不会减少，简单的来说，就是哪怕你在家睡觉，该赚多少钱还是能赚多少钱。所以，选择一个好的项目，不要选择那些能赚取大利润，市场却很小，复购率也低的。要选择市场需求大，复购率大的。

而且当你选择的复购率大的生意时，身为创业者的你，可以节省很大的精力，继续下一个项目，以量大取胜。

财务自由的目的，是为了轻松的赚钱，而不是为了大的利润，让自己身陷在一个个忙碌的工作中。当然了，复购率低的项目不是不能让创业者抽身而出，只是那需要很高深的段位，问题就在于，两手空空的你，有那么高深的段位抽身而出吗？

只是现在的你并没有那么高深的段位，不适合做复购率低的生意，当然了，不是绝对的说你不能做这些生意，毕竟我不能限制你。

说到这，我们的第一个标准也就是第一个圆圈已经出来了，想实现财务自由的你，做好笔记了吗？

选择市场需求量大、复购率高的生意是我们的第一个标准，想要创业的你，不妨用这个标准去衡量下你即将或者是想要做的生意，看看是否符合标准。哪怕是无法改变现状，也可以让你多一点感悟。

有一个真实的案例，两个人，创业资本都差不多，一个人选择了在家乡开了一家高端服装店，每天忙的累死累活，而另外一个选择了去义乌，租了一家门店，每天批发服装，5年的时间过去了，两个人再次见面，那个在家乡开门店做高端服装生意的，还是那样，资产增长了10多万，而那个去义务的那个人生意却遍布了全国，如今已经拥有百万的身家。

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选择大于努力，选择错了，在努力也不会有太好的结局。

那么想创业想实现财务自由的你，选择什么行业明白了吧。

复购率高的项目，在相同的市场需求下，更容易赚钱。

同样的在相同的复购率下，你卖的产品市场需求越大，就越容易获得成功。

并且只要你的生意能有大的需求市场，高的复购率，大概率是不会破产的。

以上所讲述的内容，只是漫漫创业之路中的一小步，如果你连开始创业的项目都选不好，那么就谈不上实现财务自由了。

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其实在到了第2部之后，已经具备了稳定的收入。此时想要实现财务自由，也就相对更加容易一些了，但这种为什么这部分已经具有了稳定收入的人，容易很多拼命努力一辈子也无法实现财务自由呢？因为对于这部分的人而言，他们所能做到的，只是保持现有存款的稳定，却不能让已有财富增加。

而他们努力稳定财富的途径，又是充满风险的，一不小心就会使现有资产不断消耗。

依靠机遇成功的人，他的这种成功，不具有复制的可能性。因此不能让广大的都按照这种方式去致富。

这些道理并非所有人都能明白，所以有的人一辈子只能不断挣扎潦倒。

所以懂得怎样让财富增值十分关键，这也是我将要在第3部分讲述的内容，现在还不是介绍的最佳时机。

其实我们所说的，小众化的产品，也并非完全没有前途。只是相对大众化的商品，你成功可能性更小。

而小众化的产品，它对于创业者个人的能力、资质要求也更高，你不仅需要具备一定的经验，还需要做好实际调研。如果在相同的条件下，做小众化产品的人，他破产的风险相较于大众化产品就更高了。

你可以构想一下，如果你现有一家消毒碗筷服务公司，如果业务项目有两个选择，一个是中小型的餐厅，它的受众基数更大。另一个是星级酒店受众基数显然更小，那么你觉得究竟是哪一个创业成功的概率更大呢？结果显而易见。

也就是说，在创业时，首先应该选择更容易成功的业务和项目，再有就是如果你现在成本资金不够雄厚，就不要去想哪些项目具有更潜在长远的发展前景，去讨论什么红海、蓝海，那是具备雄厚身家和资本的人所研究的。

对于目前的你而言，还不具备参与其中的条件。

兄弟姐们们要知道不管是多么有前景的项目，不先打好基础，一切都只是虚幻。同时，不管是多么艰难的生存处境，也不会让你连基本一个月两三万的收入都没有。

我们需要谨记的是，自身段位比较低的情况下，应该首先找到合适方法作为入市的资本，不然，学人家高段位的成功人士冒险投资，那么最终只能走向绝路。

高段位的人能够卖高端商品也能够卖低端商品，上到飞机、下到袜子，都能够获得成功。只因为他们自身的能力雄厚。

但是你不能去模仿，不能去卖飞机，而只能去卖袜子。因为你本身经验和资本都处于劣势，而买飞机的人受众又很小，高段位的人能够搞定这些很少的受众用户，销售飞机成功的概率就很高。但是你缺乏人脉资源，买飞机的人一共就几个，你缺乏能让人信服的资本，又没有成功的经历。

一旦项目失败，那么对于今后的发展就有着致命的打击。而目标客户流失后，潜在客户就更少了，那么最终就只能创业失败。

但是如果你去卖袜子，那么情况就会大为改观，因为你可以在任何地方进行产品推销，就算自身不具备优秀的能力，谈了很多客户都没能成功，但是坚持下去总会有收益的，因为袜子是人人都需要的。你想想现实生活中，谁能不穿袜子呢？是吧。

客户有不买的理由也就有购买的理由，还有可能因觉得你的态度好而购买产品。毕竟人都是有恻隐之心的嘛。

因为袜子属于生活必需品，受众基数大，你就可以一步步积累初始资金，有了初始资金也就有了发展下去的动力，随后逐渐建立发展团队、一步步壮大。

现在我们再切入第2个圆圈。我们先从一个问题引入，有些人问，对于很多无法短时期重复消费的生意，仍然有很多人获得了成功，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就像是某些服装类的生意，两个具有相同条件的人，其中一个选择在人流密集的商场，租下一个价格不菲的店面进行销售。而另一个则在批发市场，选择一个小的铺面进行销售，就这样发展几年后，小铺面的商品业务网络可能更加发达。

这种现象的道理很简单，因为就算服装并非能短时期内重复消费，但它可以通过批发的形式进行腾挪，这不就形成了一种重复消费的局面了嘛。

在看的有些人此时就要质疑，服装不是能够重复消费的，现实生活中，某些客户认定了一个品牌，就可能只忠于这一品牌长时间不改变。

但是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这些被客户接受认定的品牌，是由大量专业人士经过长时间研究、付出大量精力、物力、财力、资源所建立起来的，我们这些普通人不能轻松做到，想要建立品牌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的。

你可能想着去做个代理吧，觉得就算做不成国际知名品牌的代理，那么可以做国内某个知名度不高品牌的总代理，或者是更低一级，三流的总代理总行吧。但是你考虑过需要付出的资金没有呢？如果想要节省成本，那么代理并不是聪明的选择。所以，我的意见是，对于目前尚不具备雄厚资本条件的你而言，如果目标不是建立一个大品牌，而是仅仅想要赚钱，那么暂时还是不要先大量投入资金建立项目。

只有在赚到钱后，才能有条件去考虑品牌建立的事情。而如果目前所选择的产品，就算不是在短时期内能重复消费的商品，也可以通过批发的形式，来创造腾挪空间，没有重复创造重复，这也不失为赚钱的一个好点子。

谢选骏指出：上文喋喋不休地鼓吹“财务自由”，却不知道“财务自由的后果犹如一无所有”——因为一旦实现了财务自由，生活仿佛没有了目标，反而失去了重心，变得无所事事，甚至穷极无聊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物质丰富、精神空虚”了。这是因为，人的本性是猎人——一旦人不需要继续打猎了，人的生活就失去了光彩。也就是说，没有挑战、压力不足的生活，就像没有盐味和调料的菜肴，毫无味道。所以我说，财务自由的后果犹如一无所有；甚至还不如一无所有，这就是所谓的“过犹不及”了。

【06、德国为何能够无条件投降】

《专访德国传染病学家: 中国应避免春运以拯救人命》（

新冠病毒自中国放开后席卷了主要城市，接下来的春节预计又会导致新一波感染潮。另外，近期许多国家担心中国的变异株所带来的风险，接连宣布对中国旅客实施管制。长期关注中国防疫，曾呼吁中国改变“清零”策略的德国传染病学家、微生物学家亚历山大·凯库勒（Alexander Kekulé）接受德国之声采访评论相关议题。

春运的人口流动可能将病毒带往医疗不发达的地区！

德国之声：中国是否错过了松绑防疫政策的最佳时机？

凯库勒：在此时改变政策是一个非常不恰当的时机，目前北半球正值冬季，中国的春节也即将到来，会有大量人口跨城市移动。除此之外，中国的疫苗接种率相当低，特别是老年人。所以在理想情况下，或许再等个半年再放开会更好。到时候天气较为温暖，有更多时间可以为人们接种疫苗，而且也能避开春节期间的大规模人口流动。

凯库勒认为，中国政府选在此时放松管控是因为疫情已经失控了！

不过，从另一方面而言，我认为中国政府选在此时放松管控是因为它没有其他选择了，并非如西方所说的对于民众抗议政策的回应。北京会毫不犹豫地阻止任何形式的示威，并控制互联网上的言论，所以我认为这不是真正的原因。

中国政府决定放开的真正原因在于，奥密克戎已经在中国蔓延开来。所以，所谓的政策改变不是中国政府主动的，而是对认识到疫情已经失控的回应，他们已经别无选择。中国的卫生官员很聪明，但他们低估了奥密克戎的传染力，而清零政策无法遏止奥密克戎传播。还有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原以为其国内的制药公司会更早地开发出较有效的疫苗，但结果却事与愿违，而现在中国仍将外国疫苗拒之门外。

德国之声：在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宣布取消大部分防疫措施，现在中国正受到新冠浪潮冲击，您怎么看？

凯库勒：在欧洲我们会觉得，怎么可能在如此极权体制之下生存。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政府藉由掌握权力和限制自由向人民保障他们的安全、照顾人民，这也是人民希望政府该做到的。而当他们看到政府无法掌控疫情，但同时清零政策又带给人民压力和限制，那么人们便会认为政府没有履行其承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不可能实话实说：对不起，我们没有控制住奥密克戎，因为我们预估错误，所以必须改变政策。

这是在中国一直存在着的“沟通”问题，承认政策错误、承认低估了奥密克戎传染性对当局来说不是一种选择。因此，他们让改变政策看起来像是出于某些原因，借此避免承认已无法清零了。政府还做出一种新的论述：奥密克戎就像感冒，没那么危险了。这是一种沟通策略，他们假装在感染潮之前开放，但感染潮早在正式放松管制之前就开始了。事实上，他们自己也知道疫苗接种率过低的问题，而且之前所使用的灭活疫苗对于奥密克戎的保护力也不足。他们当然想过在这种状况下放开会导致高死亡率，但这是官方论述不会提及的。

走向“阴性清零”、目标是全部阳性！

在中国12月初放宽防疫政策后，感染人数呈现爆炸式增长。据网传的一份“12月21日国家卫健委会议纪要”，仅仅20天内，中国累计感染2.48亿人，仅12月20日一天，全国就新增了约3700万感染病例。彭博社以及《金融时报》从与会人士处确认了这份会议纪要的真实性。很多中国人的直观感受是：身边的人都阳了。黄桃罐头也突然紧俏。

德国之声：中国政府目前能做些什么来改善情况？

凯库勒：如果是更早之前，我会说：应该开放外国疫苗进口，为老年人接种疫苗，越快越好。但现在我认为这个机会已经过了，所以中国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减缓疫情的扩散速度。因此，有必要至少在更大范围内停止旅行，这样才有可能减缓奥密克戎的浪潮。我的想法是，不能让全中国所有地区在同一时间进入高峰期，最好应该避免春运期间的人口流动。当然，这对中国的每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节日，特别是对从农村到城市工作的打工人，但是这次确实应该要求人们别在春节前后旅行。

以前在世界上其他地区也能观察到，节日、假期间尤其容易发生感染人数明显增加的情况。我来自慕尼黑，我们的啤酒节在疫情期间也停办了几年，所以我知道这很难接受，但却是眼下唯一的办法。尽管我不喜欢封锁的点子，但比起让奥密克戎在中国肆虐，只要实施类似软性封城的措施，就有机会降低染疫和死亡的人数。

另外，现在西方国家许多人认为新冠疫情已经结束，渐渐不再打疫苗了，美国是如此，欧洲也是如此。如果全世界都能把所有疫苗集中起来运到中国，这将带来很大的帮助。不需要为所有人口接种疫苗，但可以从最年长的人群开始、从大城市的老人开始，因为那里的感染风险比农村高得多。在紧急的状况下，为每个人接种一针足矣，这样也能让更多人都接种到。当然，这个想法的前提是，中国政府允许外国疫苗进入该国。

研究显示，灭活疫苗对于奥密克戎变种的保护力效果低于mRNA疫苗

德国之声：中国疫情被质疑不透明，官方公布的数据与外国专家估算的数字有很大的落差。例如，英国健康数据分析公司Airfinity的报告称目前中国每日新增感染人数超过百万以上，每天可能有数千人死于新冠，其他研究机构也公布了类似的估算结果，您认为这些数字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

凯库勒：来自中国的疫情数据显然是不实际的，但要从理论上推算实际感染的情况也相当困难。事实上，以前欧洲和美国的预测也曾出错过，有时推算出来的死亡数字甚至高得过于离谱。所以，我们无法确定也难以估计出中国实际的新冠死亡人数，但不论是死了几十万人或几百万人，这都已经太多了。这么多人因此丧命代表着：有关单位必须以实际行动减轻疫情带来的冲击。

德国之声：关于欧盟对中国旅客来欧的防疫政策，您认为应不应该采取入境检测或其他对策？欧盟需要对来自中国的可能变异株提高警觉吗？

凯库勒：我认为强制性的筛检是不必要的，我们也身处在新冠热点地区，同样被笼罩在奥密克戎之中。现在美国也有XBB.1.5变异株，所以没有理由仅仅因为担心变种病毒就实施入境管制。此外，阴性检测证明也不完全可靠：第一，无法分辨阴性检测证明的真假；第二，如果某人出示了昨天的阴性证明，难保他不是正处在病毒的潜伏期，等抵达目的地之后才转阳。

凯库勒认为，应透过让自愿的中国旅客接受匿名核酸检测以及检测飞机污水，以获取病毒变异相关信息！

况且，如果是担心变种病毒的危险性，那我们需要的是严格的隔离政策，而非阴性检测证明，但我不认为中国的新变异株有这么高的危险性。我们经历过来自全球的新冠变种病毒，而中国民众则是“免疫力低下”（immunologically naive）的群体，也就是说他们更容易被病毒感染。所以即使中国的变异株到了欧洲，也只代表了另一波感染潮的到来，我不认为这会导致更严重的感染潮或症状。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透过监测新变种的演变知道中国现在正在发生什么。我的建议是：透过让自愿的中国旅客接受匿名核酸检测，以及对来自中国的飞机污水的检测，以获取病毒相关数据。这些由不同城市出发的旅客和飞机也有助于我们追踪哪些变体在中国的哪个地方盛行，如此一来，欧洲方面可以更好地对病毒变异进行监测。

谢选骏指出：上述报道让我想到了“德国为何能够无条件投降”这个题目。按照德国人的思路，打败了就勇于投降，政府承担失败的责任，该死的死，该坐牢的坐牢，不要让老百姓承受战胜者的怒火。但是，“中国政府”却不是这样的——1937年的时候，国民政府在南京战败，军队溃散却没有人出面投降，让日寇找到了继续“战斗”、屠杀非战斗人员的兽行借口。现在也是这样，“清零运动”失败了，却不能承认失败，所以只能把“清零病人”变成了“清零健康人”——只有这样，“清零运动”本身才可能是“一贯正确”的。德国为何能够无条件投降？为了德国继续存活。中国为何拒绝投降？因为领导人说了，“我絕不能認輸，哪管洪水滔天！”

【07、地球主义与地球优先无异于扬汤止沸】

《地球主义（一种思想、流派）》播报：

地球主义是在保护地球、不损害统治秩序的前提下，人类可以尽可能好地生存在这个地球上，并使人类与地球和谐共处的学说。

地球主义的涵义

旨在爱护地球及让人类更好的生存在这个地球上。地球主义没有其它任何主义的偏激、极端和唯心及不明确的概述。大前提就是地球上的人不分种族、国家、地域，不损害其统治阶级的利益和遵守统治阶级制定的规则，然后所有人怎么去更好的适应这个地球和更好的生活。

地球主义的分歧

地球主义和其它主义一样都是维护某一阶级利益的，只不过维护的是想更好生活的人。地球主义不反对人有信仰、没有信仰不会出现这么多主义、宗教、流派。任何人都有自己活着的目标和方向，生活在地球主义的人就是怎么去在不损害地球利益及其国家利益和爱护地球、遵守其国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更好的在这个社会上发展好。

谢选骏指出：我已说过，现代的“地球主义”类似古代的“天道”（天就是大气层的景观，道就是主义真理）。“天道”与地球主义”这些思想都是过度开发的文明晚期的产物。所以中国的天道论盛行于两个战国时代——先秦的战国与两宋的战国；就像地球主义兴起于当前的全球战国时期。

《地球优先！》报道：

地球优先！（Earth First!，简称EF!）[1]是1979年在美国西南部兴起的激进环境主义组织[2]。

地球优先！的标识：活动板手和石头锤子

受雷切尔·卡森的《寂静的春天》、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和爱德华·阿比（英语：Edward Abbey）的《故意破坏帮（英语：The Monkey Wrench Gang）》的启示，一群环保行动主义者发出了属于自己的誓言：“保卫地球母亲，决不妥协！”（No Compromise in Defense of Mother Earth!）。

地球优先！的创建者有环境主义行动分子戴夫·佛曼（英语：Dave Foreman）、前易比士（青年国际党）麦克·若斯里、怀俄明州荒野协会代表 巴特·克勒和豪伊·沃克，以及土地管理局职员罗恩·卡泽尔。

他们乘坐佛曼的大众汽车，从墨西哥北部的Pincate沙漠到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去。

“RARE II”（林务局的无路区域考察与评估，Roadless Area Review and Evaluation）规划程序期间主流环境主义主张者的出卖行为激怒了他们，那些行动主义者们设想着一场革命性的运动，使美国各地都能保留出数百万英亩的生态保护区。他们的构想依托于新科学保护生物学的主要概念，像艾德华·威尔森等科学家已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已将其发展起来，但主流环境团体对此接受缓慢。他们同样借鉴了作家爱德华·阿比的激进想法。在一次沿着Pincate沙漠（Pincate Desert）向阿尔伯克基进发的累人的徒步之后，这一切会聚到了一起。“佛曼突然大喊‘地球优先！’后来的事情你已经知道了，”Wolke说，“Roselle画了张紧握的拳头图案，把它传给货车前排的人看，于是就有了地球优先！”

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荷兰、比利时、菲律宾、捷克共和国、印度、墨西哥、法国、德国、新西兰、波兰、尼日利亚、斯洛伐克、爱尔兰、意大利和西班牙都有地球优先！的团体。[3]

早期岁月

在地球优先！的早期时代（1979年-1986年），地球优先！融合了宣传手段（例如在格伦峡谷大坝上向下展开一条塑料“裂缝”）与据说超越了主流环境团体所乐意提倡的东西、影响深远的荒野计划（从生物中心主义的角度，就保护生物学的研究而言）。该团体的计划公布于期刊《地球优先！——激进环境杂志》（Earth First! The Radical Environmental Journal），一般称为《地球优先！杂志》（Earth First! Journal）。爱德华·阿比经常在早期的集会中演讲，而他的著作则促使他得到了来自早期运动的崇敬。[来源请求]团体的年度集会被称作圆河聚会（Round River Rendezvous），这个名称取自一则奥吉布瓦神话，说的是一条持续不断的生命之河，河水流入又流出它自己，维持着一切生命的联系。聚会的一部分是有艺术、有音乐的庆祝会，一部分是包含专题讨论会和过去行动报告的行动者会议。此时由该组织领导的另一项计划，是创立一家免税的基金会，那时称为地球优先！基金会（Earth First! Foundation），建立的目的是为地球优先！行动主义者的研究、倡议和教育提供财政支持。基金会后来于1991年更名为野生自然基金（英语：Fund for Wild Nature）。[4]

1985年春，《地球优先！杂志》中全国性的一声行动号召使地球优先！成员从美国各处赶到俄勒冈州西部的威拉米特国家森林，以采取针对威拉米特伐木公司（英语：Willamette Industries）的行动。马里兰人Ron Huber和华盛顿人Mike Jakubal发现，封锁伐木道路（由科瓦利斯的大教堂森林行动团（Cathedral Forest Action Group）完成）所提供的保护时间太短，于是想出了树坐（英语：tree sitting）这一更有效的公民不服从的选择。[5]

1985年5月23日，Mike Jakubal进行了地球优先！的首次树坐。[6]美国林务局的法律执行官Steve Slagowski到达后，Mike Roselle、Ron Huber和其他人因为坐在树底下作为后备而被捕。这首次树坐持续了不到一天——晚上Jakubal下树去查看那天在他周围已经被砍倒的树的遗体，然后被一个隐蔽着的林务局工作人员逮捕了——但树坐的概念则被视作地球优先！成员的风格特色。Huber和Jakubal，与Mike Roselle一起，把这个概念带到了6月14日的华盛顿地球优先聚会；[7]6月23日，一支行动主义者护卫队抵达威拉米特国家森林，并在该团体认为即将被毁的地方“Squaw/Three timbersale”[8]建起树台[9]。虽然某一时刻甚至有多达十二棵树被占据，7月10日当其他树坐者到别处去参加通宵会议之际的一次冲突[10]撂倒了所有的树和平台（Ron Huber所在的除外）。Huber留在他的绰号为世界之树的树上，直至7月20日两个林县治安官的代表坐吊箱上去[11]把他摔下树来。

后来，大约从1987年起，地球优先！开始主要进行直接行动，以阻止伐木、水坝建设和地球优先！认为可能造成野生生物栖息地被破坏或荒野地区被掠夺的其他形式的开发活动（英语：Subdivision (land)）。这一方针上的改变为地球优先！吸引到了很多新成员，其中有些具有左派分子或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背景，或者涉及反主流文化。戴夫·佛曼说过，这导致佛曼和其他人不想支持的活动被引入，例如在购物中心“呕吐”（puke-in）、焚烧旗帜、在1987年的地球优先聚会上质问爱德华·阿比，以及在《地球优先！杂志》中就诸如无政府主义这样的话题来回辩论。团体的大多数老成员，包括戴夫·佛曼、Howie Wolke、Bart Koehler、Christopher Manes、George Wuerthner和《地球优先！杂志》编辑John Davis为新的方针倾向越来越感到不安。据说这一变化使数位创始人在1990年与地球优先！断绝了关系。他们中很多人继续开办了一份新的杂志《野生地球（英语：Wild Earth）》，和一个新的环境团体野地计划（The Wildlands Project）。而另一方面，Roselle连同行动主义者们（如Judi Bari）一起，欢迎地球优先！新的直接行动和左翼倾向。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地球优先！开始更多地提倡与认可“深生态学”（由阿恩·奈斯、比尔·德维和乔治·塞申斯提出的一种哲学，认为所有形式的地球生命自然而然地具有相同的内在价值，而与它们对人类的用处无关）。地球优先的追随者们用这一哲学思想来证明，在一个对生物与生态系统的内在价值超过它们的资源价值的世界中，生态中心主义的世界观是正确的。

1990以后的地球优先

1990以后，地球优先！运动内的行动日益受到无政府主义者的政治哲学的影响。改变也带来了意见相异地区原先的媒体报刊的一次转换、对组织化领导或管理机构的厌恶，以及把地球优先！看作是一个主流运动，而非一个组织的新趋势。1992年，地球优先！朝着成为主流运动推进，使得拒绝放弃犯罪行为的成员发起了一个叫做地球解放阵线的激进分支。[12]多数地球优先！成员把他们自己比作分散的、熟悉本地的、基于社群主义伦理的行动主义，而地球优先的对手却把团体描述为实施某种形式的恐怖主义[13]。

在全国各地，个人公民和小型团体构成了草根政治行动的核心，他们可能采取合法的行动形式——如抗议、控告木材销售和教育活动——或非暴力抵抗——树坐（英语：tree sitting）、封锁道路和蓄意破坏（sabotage）——一些地球优先！成员称之为“生态性破坏”（ecotage），声称这么做是一种生态保卫（英语：ecodefense）的形式。往往，当地球优先！在通过诉讼设法获得长期胜利时，破坏性的直接行动主要用作力图防止可能的环境破坏的缓兵之计。被报道过的策略包含封锁道路、行动主义者把自己与重型设备锁在一起、树坐和破坏机器。

地球优先！因在《地球优先！杂志》中提供关于实施树钉（英语：tree-spiking）和破坏阻挠（monkeywrenching或生态性破坏）（已经由如此策略而产生有人受伤的传闻）的信息而著名，尽管并没有地球优先！参与相关活动的证据。[14]然而，1990年Judi Bari带领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和俄勒冈州南部地区的地球优先！声明放弃这些做法，认为它们对于同工人和小型伐木厂组成联盟挫败加州北部大型公司的砍伐的努力起了反作用。

该运动的批评者仍然把地球优先！的活动称为生态恐怖主义，尽管地球优先！的支持者说，这个词更准确地描述了破坏环境的人。作为对自己被视作恐怖分子的回应，一些地球优先！成员采用新语terrist以代之。

Judi Bari汽车炸弹爆炸

1990年，一个炸弹被放在Judi Bari的汽车里，炸碎了她的骨盆，还伤害了同行的行动主义者Darryl Cherney。警方和联邦调查局怀疑炸弹是在他们搬运时意外爆炸的，随后Bari和Cherney就被捕了。对他们的诉讼最终因缺乏证据而作罢。[15]Bari于1997年死于癌症，但她对FBI和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市警方的联邦诉讼的最后结果是，2002年陪审团裁决，判给她的遗产和给Darryl Cherney总计440万美元。[16]被判的赔偿金中百分之八十是因为，FBI和警方侵犯了第一条宪法修正案中规定的权利，试图在媒体中损害他们的名誉，把他们说成是暴力的极端主义者，而不顾充足的相反证据。爆炸案仍未解决。[16]

某些推测聚焦于与Bari不和的前夫Mike Sweeney身上，据称他早在60年代就有了家庭暴力和政治爆炸的记录。这个看法曾由The Secret Wars of Judi Bari的作者Kate Coleman和Anderson Valley Advertiser的编者Bruce Anderson提出。Judi Bari之友（Friends of Judi Bari）将该推测视为“右翼支持的诽谤”行为[17]的一部分而对其不予理会。Bari的支持者认为有迹象表明FBI协助策划了炸弹爆炸[来源请求]，尽管政府从未有对这一见解的调查[来源请求]。1997年早些时候，为FBI负责Bari案的特别代理人Richard W. Held被免除了对他的诉讼[18]。

英国的地球优先！

Environmental direct action in the United Kingdom

在利物浦码头的一次逮捕行动，抗议者占领了背景中的吊车

英国的地球优先！运动始于1990年，当时萨塞克斯郡海斯廷斯的一个团体组织了在肯特郡的邓杰内斯（英语：Dungeness）核电站的一次行动。接下来的几年，它迅速地发展起来，并且产生了许多团体，有的使用了EF!的名称，有的没有。

首次大规模的地球优先！行动出现在1992年，关注的是热带硬木的进口。首次主要行动发生在1991年12月的蒂伯里港（英语：Port of Tilbury）。第二次主要行动默西塞德郡码头行动（Merseyside Dock Action）吸引了200-600人，他们把利物浦码头占据了两天。此次行动与一群英国和美国的地球优先！成员（Earth First!ers）的地球优先！乡村巡回路演同时进行。其他早期的活动也关注木材行，尤其是牛津的Timbmet贮木场。[19]

现在有各种地域性的地球优先！团体，地球优先！行动报告（EF! Action Reports）网站[20]和一年一度的地球优先！全国集会[21]已联合为地球优先！行动快递（EF! Action Update）。在萨塞克斯的第一届集会上，讨论集中在违法的破坏行动作为抗议方式的使用上。地球优先！决定‘既不谴责也不原谅’违法的破坏行动，而是更多地关注非暴力直接行动的方法。在集会上，有些人创造了地球解放阵线（ELF）一词，它成为了一项独立的运动，并传回美国。包括违法的破坏在内的行动确实常常发生在夜幕的笼罩下，特别是在ELF的旗帜下，并被归因于小精灵和小妖精，或者地球解放仙女们（Earth Liberation Faeries），这使运动明显带上了一层英伦气息。

当同时也关注起马路时，直接行动运动的大发展开始了，在Twyford Down发起了反对汉普郡M3高速公路的扎营抗议。在地球优先！团体仍然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的同时，其他团体很快也形成了，如峡谷部落（英语：Dongas road protest group）。除了SchNEWS，象地球优先！行动快递（Earth First! Action Update）[22]和《不成功毋宁死》（Do or Die）[23]一类的出版物也成为了团体之间交流方式。运动还产生了其他的马路露营抗议，包括纽伯里支路（英语：Newbury bypass）、A30大道（英语：A30 road）和伦敦的M11接驳道路抗议（英语：M11 link road protest）（那里整条街的人都蹲坐着，来减慢施工工程的进度）。后来活动中心扩展到其他的运动，其中有收复街道运动、反对转基因运动[24]和兴起的浪潮（英语：Rising Tide UK）。还有更新的团体，如泥炭警报（Peat Alert[25]）和傻瓜飞机（Plane Stupid[26]）。

根据两位创始人Jake Bowers和Jason Torrance的地球优先！十年回顾报告来看，英国的地球优先！团体与美国的团体是相当不同的：

“我们知道美国地球优先！最初的强硬路线‘为了荒野的红脖子’态度在这里是不会有什么吸引力的，所以我们才去筹建一个融合了激进行动与社会正义的团体，以保护英国仅存的少数几处自然地区。[19]”

将生态正义与社会公平视为同一物，并沿着无政府主义的道路组织起来，再引入其他的激进斗争与武力对抗，混以无畏的行动和真正的激进主义，将EF!的理想传至其他国家，且促进了美国运动的成形。

通俗文化中的“地球优先！”

美国知名动画《辛普森一家》中的一段情节Lisa the Tree Hugger描绘了一个叫做“垃圾优先”的环境团体，是对“地球优先！”的戏谑讽刺式模仿。

“侏罗纪公园：失落的世界”中的人物Nick Van Owen透露他自己是一个地球优先！的成员。

珍珠果酱乐队的埃迪·维德（Eddie Vedder）右侧小腿肚上，有地球优先！的标识文身。

汤姆·克兰西的小说《彩虹六号（英语：Rainbow Six）》中，有几个“The Project”的参与者是地球优先！成员。后来据说“Project”的其他成员认为地球优先！太激进了。

地球优先！是Illuminati New World Order纸牌游戏中的一张GOAL牌。

参见

保护伦理

戴夫·佛曼（英语：Dave Foreman）

《一个生态斗士的独白（英语：Confessions of an Eco-Warrior）》

《生态保卫（英语：Ecodefense）》

地球解放阵线

地球解放犯支持网络（英语：Earth Liberation Prisoner Support Network）（ELPSN）

爱德华·阿比（英语：Edward Abbey）

《故意破坏帮（英语：The Monkey Wrench Gang）》

环境运动

深生态学

森林绿（英语：Forest green）

野生自然基金（英语：Fund for Wild Nature）

绿色无政府主义

绿色工团主义

环境组织名录

伦敦绿色和平（英语：London Greenpeace）

逆火行动（英语：Operation Backfire (FBI)） - FBI针对"生态恐怖主义"的联邦调查

保罗·沃森（Paul Watson）

《野生地球杂志（英语：Wild Earth）》

抵抗：地球解放运动杂志（英语：Resistance: Journal of the Earth Liberation Movement）

海洋守护者

树坐

美国国家荒野保护区

荒野地区（英语：Wilderness area）

注解

 台港翻译参照Discovery节目《秘密组织:高度机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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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存档副本. [2009-02-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8-14）.

 Bevington, Douglas. The Rebirth of Environmentalism: Grassroots Activism from the Spotted Owl to the Polar Bear. Island Press. 2009. ISBN 159726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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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ecret History of Tree Spiking - Part 1 | 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 [2008-09-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7-10-23）.

 Guthmann, Edward. Is the biographer of activist Judi Bari a tool of the right -- or just a skeptical liberal?.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2005-02-01 [2009-01-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2-12）.

 http://www.law.com/regionals/ca/stories/020612b.shtml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FBI、奥克兰市在Bari案中败北

 FOJB - The latest attack on Judi

 王震：当前国际恐怖活动猖獗的科学技术维度考察. www.sohu.com. [2022-03-11] （英语）.

 10 years of Earth First! | Society | The Guardian. [2008-09-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11-26）.

 地球优先！行动报告（Earth First! Action Reports）. [2009-02-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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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rth First! Action Update. [2009-02-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2-12）.

 Do or Die - Voices from the Ecological Resistance. [2008-09-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8-09-16）.

 Genetic Engineering Network. [2008-09-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8-11-08）.

 南约克郡的peat alert. [2008-09-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8-05-16）.

 Plane Stupid - 把航空产业扔回地球！. [2018-07-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6-04-15）.

参考

Penobscot Bay Watch（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地球优先！的树坐封锁开始. Spring/Summer 1985

fojb.org（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Judi Bari之友（Friends of Judi Bari） - FOJB

Anderson Valley Advertiser 谁炸了Judi Bari？接受Bruce Anderson的采访

law.com（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Cal Law - FBI、奥克兰市在Bari案中败北020612b

内华达山脉地球优先！（Sierra Nevada Earth First!） 地球优先！的历史

美国联邦调查局 国会证词 - 生态恐怖主义的威胁

Mail Tribune 森林发言人说他不是恐怖分子 - By Paul Fattig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41110092013/http://www.lowbagger.org/foundersstory.html

扩展阅读

关于早期的“地球优先！”的书

Davis, John, ed. The Earth First! Reader: Ten Years of Radical Environmentalism (1991) (ISBN 0-87905-387-9)

Dave Foreman. Confessions of an Eco-Warrior (1991) (ISBN 0-517-88058-X)

Dave Foreman. Ecodefense: A Field Guide to Monkeywrenching (1985) (ISBN 0-9637751-0-3)

Christopher Manes. Green Rage: Radical Environmentalism and the Unmaking of Civilization (1990) (ISBN 0-316-54532-5)

Rik Scarce. Eco-Warriors: Understanding the Radical Environmental Movement (2006) (ISBN 1-59874-028-8)

Susan Zakin. Coyotes and Town Dogs: Earth First! and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1993) (ISBN 0-8165-2185-9)

关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地球优先！的书

Judi Bari. Timber Wars (1994) (ISBN 1-56751-026-4)

Martha Lee. Earth First!: Environmental Apocalypse (1995) (ISBN 0-8156-0365-7)

Rik Scarce. Eco-Warriors: Understanding the Radical Environmental Movement (2006) (ISBN 1-59874-028-8)

Derek Wall Earth First and the Anti-Roads Movement (1999) (ISBN 0-415-19064-9)

Paul Chadwick "Concrete: Think Like A Mountain"

Elli King (Editor) LISTEN: The Story of the People at Taku Wakan Tipi and the Reroute of Highway 55 or The Minnehaha Free State(2006)

批评“地球优先！”的书

Ron Arnold. Ecoterror: The Violent Agenda to Save Nature (1997) (ISBN 0-939571-18-8)

George Bradford. How Deep is Deep Ecology? (1989) (ISBN 0-87810-035-0)

Barry Clausen. Walking on the Edge: How I Infiltrated Earth First! (1994) (ISBN 0-936783-12-5)

Kate Coleman. The Secret Wars of Judi Bari (2005) (ISBN 1-893554-74-0)

外部链接

现在的“地球优先！”

“地球优先！”杂志（Earth First! Journal）（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英国“地球优先！”的行动报告（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

红木国家“地球优先！”包含了由Judi Bari发起的运动

其他与“地球优先！”相关的链接

FBI谈生态恐怖主义

Covert Repertoires：英国的生态性破坏

华盛顿州，简称华州，是一个位于美国西北太平洋沿岸的州。北接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南接俄勒冈州，东临爱达荷州，西邻太平洋。为纪念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而成立，亦是唯一以总统名称命名的州。并于1889年11月11日加入联邦成为美国第42个州。本州共辖有共有39个县。

谢选骏指出：“地球优先！”可谓殖民历史的临终忏悔——祖宗欠下的债，要子孙来偿还！但是已经晚了，恶果早已遍地开花，恶之花弥漫了五洲四海。至于殖民者的后代，他们的“地球优先”，无异于扬汤止沸，欲达其目的，无异于“老母猪上树”也。

【08、法西斯的厉害变成了流氓国的无赖】

《从商界大亨到总理：贝卢斯科尼如何改变了意大利》（JASON HOROWITZ 2023年6月13日）报道：

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周一去世，结束了意大利政治中最长、最重要、最艳丽的时代，狂热的崇拜者和顽固的批评者都视其影响力巨大的一生为意大利当代历史的分水岭。

享年86岁的贝卢斯科尼以房地产和媒体大亨的身份横空出世，随后成为极具戏剧性的意大利政治舞台上最有权势的人物。他不仅彻底改变了意大利政治，还颠覆了意大利的体育、日常生活、国家形象和流行文化——全都通过他私人拥有的电视频道实现——在他接触过的几乎所有事物上留下了印记，或伤痕。

“再见西尔维奥，”与他合作组建联合政府的总理乔治亚·梅洛尼在一份关于他的声明中说，并称他是“意大利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他的国葬将于周三在米兰大教堂举行。

即使他的死亡也有可能扰乱政治世界和梅洛尼的执政联盟的稳定，他的政党意大利力量党是其中一个小而关键的因素。

贝卢斯科尼自命不凡，他似乎和许多意大利人一样相信他可以永远活下去。他最近将自己的“生理年龄”定为50多岁，并且从来没有为他的中右翼意大利力量党指定继承人。因此，政治分析人士认为，要么他的孩子中的一个会主动站出来控制该党乃至执政联盟，要么联合政府将在没有他的情况下瓦解，从而使刚刚开始一个五年任期的梅洛尼政府的命运存疑。

这样的结果只是贝卢斯科尼给政治体系带来的最后一次震动。尽管近年来他的健康状况和政治影响力有所下降，但他周围的一切都可以说是他创造的产物，通过支持或反对被人们称为“骑士”的他而塑造。

这包括那些抢走他的风头的政治盟友，比如梅洛尼；试图拉拢他的马基雅维利派政治操盘手；甚至是试图赶走他——但始终未能成功——的反建制反对派。

多年来一直唱着“谢天谢地，有西尔维奥”的粉丝们说，他是一股不可抵抗的力量，使意大利政治现代化，使民主成熟，并为过度依赖政府的腐朽经济增添了资本主义活力。

他的批评者认为他是该国政治和文化衰落的化身，一个为了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而进入政界的狡猾商人，一个拈花惹草的意大利浪荡子，讨好拉拢从利比亚的卡扎菲到俄罗斯普京的各种卑劣强人领袖。

他一人身兼多个相互矛盾的角色：一名承诺要使国家自由化的改革者，随后却像民粹主义者一样执政。这个顾家的男人有一长串的年轻伴侣，尤其是在被称为“蹦加蹦加”(Bunga Bunga)的酒会上，这既是让举国震动的丑闻，也让有同样追求的登徒子对他爱戴有加。他是美国坚定的盟友和情人，却又为普京及其乌克兰入侵辩护。在明显存在利益冲突的情况下，这位候选人将他的电视频道用作政治棍棒。

罗马路易斯政府学院院长、《贝卢斯科尼主义与意大利：历史解读》(Berlusconism and Italy: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一书的作者乔瓦尼·奥尔西纳说，他让意大利变得更好还是更坏“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贝卢斯科尼对意大利人的想象力产生了30年的影响，这种争论可能至少也要持续这么久。可以肯定的是，他改变了意大利。

意大利新闻媒体Linkiesta的编辑克里斯蒂安·罗卡说：“他通过电视产生的影响远比选举周期深远。”罗卡说，贝卢斯科尼改变了古板的意大利节目，“那些节目虽然是彩色的，但和黑白无异，”他带来了美国体育、肥皂剧、电影和以美女为主角的新意大利风综艺节目。

批评者认为，这种向排场和俗气文化的转变不仅持续在电视广播中，还渗透到整个意大利社会，改变了人们的外表以及一代意大利人的抱负和梦想，他们渴望贝卢斯科尼——关系交易，野心勃勃，华而不实——所代表的财富和自信。

对许多意大利人来说，观看贝卢斯科尼一直是种消遣。他爱搞戏剧化的表演和下流的言论，这些言论逗乐了很多人，也激怒了很多人。

半个世纪以来，共产主义垮台一直是意大利政治的主要分界线，在那以后，贝卢斯科尼利用贿赂丑闻之下政治体制的崩溃“入场了”——这是他自己的名言。贝卢斯科尼由此成了意大利的新分界线。

“这是他的伟大创新，”罗卡说，“无论赞成还是反对，你都不能无动于衷。”

贝卢斯科尼的两极化风格不仅在意大利保留下来，而且成为一种全球趋势，在美国的特朗普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特朗普在很多方面都在模仿贝卢斯科尼的夸夸其谈。

贝卢斯科尼“使政治工具现代化，也就是说，使领导、电视和沟通工具现代化，”奥西纳说。“他改变了政治语言。”

意大利前总理、贝卢斯科尼的中左翼对手恩里科·莱塔说，贝卢斯科尼开始这么做是通过“用商业电视改变意大利人的日常生活”，给了他们更多的选择。作为回报，这些观众为贝卢斯科尼提供了“巨大的选票储备”。

他还改变了意大利政界人士的说话方式。他表现出乐观主义，利用批评者将他自己过分妖魔化，塑造出完美受害者形象。他把所有批评他的人都描绘成红色共产主义者，开创了一种好斗的竞选风格和对体制正统的消解，后来这种风格被提炼成过去十年里他的敌人和助手在社交媒体上大量使用的有毒信息。

不过，就在意大利各派政界人士周一向贝卢斯科尼表示敬意的同时，他们也开始策划下一步行动。

近几个月来，贝卢斯科尼的忠实拥护者一直在争夺大权。其中包括现任外交部长安东尼奥·塔贾尼，事实上已经成为贝卢斯科尼的看护人的参议员利西娅·隆祖利，以及比贝卢斯科尼小50多岁的女友玛尔塔·法西娜，他曾与她举行过婚礼，但没有正式结婚。

分析人士称，意大利政府的稳定性可能取决于贝卢斯科尼的女儿玛丽娜的决定。

“作为意大利力量党，尽管受了伤，我们有责任继续前进，”塔贾尼说。他还说，贝卢斯科尼希望这个党保持团结，留在政府中。“为了纪念他并继续他的事业，我们必须展望未来。意大利力量党会在那里。”

前中左翼总理马泰奥·伦齐似乎曾被贝卢斯科尼视为潜在的继任者，但后来他出卖了伦齐（在伦齐出卖他之后）。伦齐试图将自己定位为一度由贝卢斯科尼控制的意大利温和中间派的继承人，从而重新赢得关注。

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伦齐是一位老练的政治操盘手，等不及要开始拉拢贝卢斯科尼的议员，并再次获得足够的支持，成为意大利政坛的关键人物，无论最终是要支持还是推翻梅洛尼的政府。

梅洛尼在最近的采访中说，当她还是贝卢斯科尼的某届政府中的年轻部长时，贝卢斯科尼好色的名声让她十分为难。贝卢斯科尼在乌克兰战争中明确支持普京，这让她在政治上很头疼。（“对我来说，西尔维奥是一个亲爱的人，一个真正的朋友，”普京周一在一份声明中说。）

但现在，缅怀他的梅洛尼需要留住他的支持者。

分析人士称，意大利政府的稳定可能取决于贝卢斯科尼的女儿玛丽娜的决定，她被普遍认为是贝卢斯科尼家族中最敏锐的人，而这个家族本身也存在继承纠纷。

“问题是，玛丽娜·贝卢斯科尼会介入吗？”罗马路易斯·吉多·卡里大学的政治学家罗伯托·达利蒙特说。“没有贝卢斯科尼的品牌，这个党就会解散。”

“如果她介入，”他说，或者明确表示她在幕后运作，“这个党就有机会生存下去，而梅洛尼政府也不会受到特别大的影响，”因为这两人被认为是一致的。玛丽娜·贝卢斯科尼是父亲商业帝国的高管，看起来不喜欢政治。如果她决定远离该党，“造成的影响会更大。”

她的父亲无论做什么事都会造成影响。罗卡说，有这样一个故事可以概括贝卢斯科尼这个人。他说，在以米兰房地产大亨的身份刚刚开始起步时，他想建造一个类似郊区的住宅区，并把它作为一片和平与宁静的绿洲来推销。

但附近机场起起落落的飞机让人很难接受。为了改变飞机的航线，贝卢斯科尼修建了一座医院——因为飞机不能在医院上空飞行，为此一路上打点了不少人。后来这座名为圣拉斐尔的医院成了一个卓越的医疗中心，周一上午，他就是在那里去世的。

“这就是贝卢斯科尼——企业家、不法之徒、政客，”罗卡说。“但兜兜转转到最后，这还是算件好事。”

谢选骏指出：贝卢斯科尼好在哪？好在他的模仿者川普前总统把美国搞了个底朝天？！但实际上呢，贝卢斯科尼这个墨索里尼的附体不过是从“法西斯的厉害”蜕变为“流氓国的无赖”，中间还夹杂着共产党的红色旅。难怪意大利黑手党要为他贝卢斯科尼举行国葬。

【09、范曾怀有饭蹭的情结——无肉不欢！】

《模特艾尚真已辟谣 范曾的第四任妻子究竟是谁？》（新民周刊 2024-04-12）报道：

4月10日，86岁的书画家范曾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再婚。

“爱妻楠莉故去近三载，最初缘悲痛孤寂，更由于轻微脑梗，致艺术生涯举步维艰。徐萌女士无微不至的关爱，使我身心全面康复。徐萌不唯关怀且鼓励我艺事长青，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更作贡献，情深谊笃，经我俩双方同研详究，愿永结连理，正式结婚登记，艺林佳话，此足徵矣。”

范曾还晒出了其手写的声明和徐萌在一旁看他作画的照片。

有吃瓜群众称自己“吹毛求疵”，觉得范曾手书的再婚声明繁简混杂有点乱，且“举步唯艰”写成“举步维艰”更妥，“情深谊笃”写成“情深意笃”更妥。

范曾出生于1938年7月5日，是知名书画家，现为北京大学讲席教授。1998年，范曾画作《丽人行》在香港拍卖会上拍出1200万港元的天价；2011年，他的《八仙图镜心》以6900万元拍出；范曾以2019年度公开拍卖市场作品总成交额15830万元人民币名列2020胡润中国艺术榜第5位。

能画能写的范曾，一度还被命名为“中国十大慈善家之一”。2008年5月，四川汶川发生大地震，范曾捐出1000万元人民币赈灾。2010年4月，在中央电视台承办的《情系玉树·大爱无疆》抗震救灾大型募捐活动节目现场，范曾个人捐款1000万元人民币。据荣宝斋估算，1980年至2009年间，范曾所捐赠中国各地书画价值5.3亿元。

据悉，范曾与徐萌女士的这段婚姻，是男方的第四段婚姻了。

范曾的第一任妻子林岫，似是他的初恋。但由于性格不合的问题，这对夫妻最终在相守五年后分道扬镳。

陷入痛苦的范曾遇到了第二任妻子边宝华，两人育有一女范晓蕙。不久，范曾又遇到了心爱的张桂云女士。范、张俱是有家室之人，但决定要走到一起。婚后，范曾替妻子张桂云改名为楠莉。

2021年11月，范曾在发布妻子楠莉去世讣告中如是表述：妻子热心慈善事业，凡我所奉献的书、画作品，她皆欣然取出，其中有她陪同我画了200张画，捐献给南开大学建东方艺术大楼。捐献作品还包括她钤有她收藏印的精心之作，略无吝啬，据荣宝斋价达六十亿。因为我是全国纳税模范，所以她所有捐款皆是税后收入。

针对妻子楠莉去世发布的《致谢》短文里，范曾还说道：自（2021年）11月9日晚22时40分楠莉溘然长逝，痛彻肺腑的悲伤一直离不开我，望风垂泪，不能自抑。然而，国内外亲爱的朋友们，给我的吊唁、慰藉，使我不致倒下而从此一蹶不振……这一切都鼓励我能自拔于悲伤的深潭，重新鼓起勇气，走向人生……这也是楠莉毕生竭力支持我所从事的光辉而正义的事业。

当时，范曾偏重“彰显自我”的小文颇是引人注目，引发了一些热度较高的争论。

此回范曾宣布再婚，多家自媒体和网友称，“娇妻看老夫作画”照片中的女主角，疑似知名模特、重庆妹子艾尚真。艾尚真原名徐萌，1988年9月9日出生于重庆，不仅是模特，也是主持人、歌手、演员，毕业于武汉大学。11日，曾采访过艾尚真的媒体记者，以及她的高中班主任陈老师均表示，网传照片并非艾尚真本人，也未听闻她的婚讯。

11日下午2时许，艾尚真发微博辟谣。“好久不见，见面就聊一下严肃的事情——今天上热搜的某位当代著名艺术家照片中的女子不是本人，不是本人，不是本人。各个网站上提到的我的照片和资料，都是我之前的工作照，更与此事没有一点关系。”

艾尚真发微博辟谣

11日，有媒体记者多次联系范曾艺术品有限公司以及相关书画艺术品公司，但均未得到回复。不过在范曾艺术品有限公司的官方抖音号上，一位女子曾出现在范曾题字的视频中。有网友称，这位女子疑似观看范曾作画的女子徐萌。

网友发布的照片：范曾在寿宴上与一女子合影

另有网友称，徐萌是一位新闻工作者，此前曾就职于汽车之家、中国交通广播，主持过多档汽车类节目。媒体记者欲向这位徐萌求证事实真相，但发觉这位徐萌曾有一个名为“DJ徐萌”的微博账号，不久前注销，个人实名的抖音号也已经清空。

网民嚎叫：

犹富索罗斯的女友，年龄差也巨大，好像在这里没人攻击他，却对老画家说三道四。

有门部关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9:36:06

还是没整明白，结个婚挺好的，大家都在激动个啥？

54188-中国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7:52:39

男欢女爱，异性相吸乃人之常情，如果加上为了艺事长青，真正是TM虚伪至极；再加上对中国优秀文化传统更作贡献，真正是风马驴不相及，真正是TM胡说八道；坏人的虚伪矫饰，虚假造作，卖弄演叨，伪善狡诈深入骨髓，百分之99.99的国人都习以为常了。

wumiao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7:34:50

文革中此人对恩师沈从文构陷，污蔑，打击，欺师灭祖的行为已经说明他的人品恶劣。后来插足朋友婚姻，夺朋友妻，更说明此人是个什么东西。现在又毫无晚节，找一个孙子辈的女人为妻。像杨振宁一样的贱。

DANIU_S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7:19:00

男人有本事才能娶年轻的女人，就这么简单。这本事包括赚钱能力，会聊天能力（有趣的灵魂），床上能力（中等以上）。

橡树街12号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7:16:00

范曾，冒充艺术家的商人。

争争日上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7:06:06

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还特么是头肚皮达拉到地的老猪

Biao9919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6:49:27

老头据说资产有10亿，楼下说羡慕的，努力挣钱，等你们资产达到这个水平，想睡哪个就睡哪个。钱可以买来一切母猪。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6:47:06

老不正经见一次打一次吧

无闲散人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6:30:00

讨人嫌，活千年，哈哈哈

牛头5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5:20:48

范老说我很大，像是毛主席，可以阴阳双修，现在又能12小时吟诗作画了，赞！

谢选骏指出：人说——有吃瓜群众称自己“吹毛求疵”，觉得范曾手书的再婚声明繁简混杂有点乱，且“举步唯艰”写成“举步维艰”更妥，“情深谊笃”写成“情深意笃”更妥。

——我看范曾是个“文盲”，“文化流氓”的简称。所以人说“范曾就会蹭饭”，我看如要追溯本原，那么“范曾”应该念作“饭蹭”。那么，范曾究竟是蹭饭还是饭蹭呢？我看他都可以，反正是个唯物主义的流氓。

《“最贵在世国宝艺术家”86岁四婚，最贵的老牛吃嫩草》（万小刀 2024-04-12）报道：

一、

四婚！

86岁的“最贵在世国宝艺术家”范曾，又双叒叕官宣结婚，成功引发无数瓜群众一阵惊呼。

娇妻名叫徐萌，比他小了50岁。

一开始，网传她是一位名模，但随即被辟谣，但不得不说，你可以怀疑范老艺术家的人品，但不可以怀疑他的眼光，瞧，这小娇妻该有的都有，还很大……

再看范老作画的动作，耄耋之年依然坚挺，激情依旧澎湃，真可谓老当益壮，艺术气息飞扬，成功焕发第二春啊，真没想到，此等美女竟有治疗脑梗的神奇疗效！

也难怪，86岁的老翁迫不及待地要将这个喜讯公之于众，这简直就是医学奇迹，更是艺术奇迹。

36岁的徐女士不仅治好了范老艺术家的脑梗，更是治愈了他的“孤寂”，让他“举步维艰”的艺术生涯又成功“举”起，举世瞩目……

大师幸甚，吃瓜群众幸甚！

为了堵住吃瓜群众的嘴，在主动送瓜时，范大师还不忘为两人老牛吃嫩草的关系定性为：“艺林佳话”……

此词一出，102岁的杨振宁看完，估计都要老脸一红，自叹弗如！

毕竟，范老艺术家和杨振宁都是老牛吃嫩草的高手，更何况，一提起范曾，杨振宁就赞不绝口！

二、

范曾大名，早有定论，大师钱钟书曾如此评价：“画品居上之上，化人现身外身。”

连著名的剧作家曹禺都称，“范曾是当代吴道子。”

大作家王蒙直接定论：“范曾先生是活的国宝。”

杨振宁对范曾的赞誉就完全没有任何保留了：“范曾先生的艺术，千年一见。”

为了进一步夸赞范曾，杨振宁也卖了老力了：今天在座的范曾，他没问题，是当代的大师，是当代的大书法家，是当代的大画家，而且以我外行的看法，他不只是当代的，也是几百年来，没有一个像他这样的大。

万小刀介绍一下，同样爱吃嫩草的杨振宁，反反复复说的一个意思就是：范曾很“大”。

不管是不是商业互吹，反正这么一吹，所有人都笑了，瞧，杨振宁和范曾都会心地笑了，连朱军也笑了……

别的大不大且不说，但范曾在某方面，确实很“大”！

三、

范曾出身文学世家，虽然幼年时正逢战乱，但天资聪颖，一路“开大”。

4岁时，他在南通儿童智力比赛中，摘得特等奖第一名，天赋初显。

13岁时，他就加入南通市美术协会，成了当地小有名气的“南通三小画家”之一。

在画画这条路上，范曾简直开了挂！

在中央美术学院学画时，他受蒋兆和、李苦禅、李可染等顶级画家的赞赏和指导，可谓是机遇极好。

毕业时，他画了幅《文姬归汉》，郭沫若很是欣赏，亲题长诗一首。

毕业后，他又被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给沈从文当助手，编绘中国历代服饰资料。

在各位名师大家的影响下，范曾刻苦自励，不断汲取养分，集百家之所长，成一家之言。

1971年，他凭借一幅《韩非子像》名声大噪，创造了“以诗为魂、以书为骨”的美学原则。

这画大家一定很熟悉，因为我们以前的课本里，介绍韩非子时就用的这幅画。

当然，除了这些，还有老子出关、孔子问礼等等名画，神形兼备，都是传世佳作。

不得不说，范曾师出名门大家，在中华文化研究、绘画艺术等方面，着实有着过人之处，可谓是文化艺术的集大成者。

年少成名，范曾很早就成了大师，而且被钱钟书、季羡林等等大师级的人物称作大师，享誉国际，身价一天高过一天，关键是身体硬朗，独领风骚数十年，至今还活得好好的，其作品不断刷新艺术品拍卖和成交的天价！

据统计，自2012年至今，范曾连续11年位居胡润中国艺术榜前列，作品公开拍卖成交额超23亿元，可谓是“活着的国宝”，最贵的“老牛”（到底有多牛，看下面的简介和头衔就知道了）。

然而，范曾的画有多贵，人缘就有多差……

四、

范曾给沈从文先生当助手时，得到了不少帮助。

于是范投桃报李，对沈从文毕恭毕敬，执弟子之礼，甚至天天给他写信，十分殷勤。

有一回天刚亮，范曾就跑来敲门，说自己昨晚梦到沈从文先生生病，不放心，就连夜从天津赶来了……

瞧瞧，多么孝顺，这般殷勤让不少孝子贤孙都会感到汗颜啊！

如此知恩图报、深情厚谊，让沈从文先生感动不已，自然对他都是倾囊相授，毫无保留。

但沈从文万万没想到，特殊十年期间，范曾竟恩将仇报，写了很多大字报揭发沈从文……

范曾写道：“（沈从文）头上长脓包，烂透了。写黄色小说，开黄色舞会。”

好在沈从文先生挺住了，也并没有记恨背后捅刀子的家伙，但有一件事，却把他老人家给气坏了。

有一回，范曾画了一幅屈原像，沈从文先生好心指出服饰上的错误。毕竟，沈从文在这方面颇有研究，有这个资格。

不料范曾竟然指着他说：“你那套过时了，收起你那套。我这是中央批准的，你靠边吧。”

沈从文大师一贯的脾气好，人品好，都被气得眼睛通红，一怒之下，在大冬天冒着风雪暴走了一个多小时，跑到朋友家诉苦：

“一辈子没讲过别人的坏话，我今天不讲，会憋死的。”

从此以后，沈从文绝口不提范曾。

虽然把沈从文气得差点憋死了，但相比另两位老师，范曾对沈从文先生已经是手下留情了。

五、

黄永玉也曾是范曾的老师。

据说，范曾给恩师画了一幅画像，画上一个洋人牵着一条狗，狗头上戴着一顶山姆大叔的帽子，帽子上写着“黄永玉”三个大字。

这不是骂人吗？

但用画骂人，还不足以展示范曾的才华。

他还特意写文章批评黄永玉，说他的画呆板荒诞、尚未入门，又说他薄情寡义、灵魂丑恶……

总之，黄永玉被骂得体无完肤，气得七窍生烟！

也难怪范曾的另一位老师李苦禅，大骂他“子系中山狼，得志变猖狂”。

李苦禅辞世前甚至宣称“没有范曾这个学生”，还拒绝死后范曾扶灵。

结果范曾屁颠屁颠地跑去参加人家的葬礼，被李苦禅的老婆孩子拒之门外……

最后还是国画大师万兆元在中间打圆场，范曾才勉强进了门，站在远处送了李苦禅最后一程。

范曾在圈里的名声，可见一斑。

但他身上的“黑料”，远不止于此……

六、

2010年，收藏家郭庆祥等三人，公开发表了《艺术家还是要凭作品说话》等三篇文章。

文中，郭批评范曾“自我吹嘘”“过度包装”，说他的画是流水线商品，不是艺术。

这话伤害性不高，但侮辱性极强！

向来猖狂的范曾觉得受到了侮辱，一气之下将郭庆祥等三人告上了法庭，并索赔500多万元精神损失费。

最终法院判决郭庆祥向范曾书面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7万元。

但郭庆祥很刚，表示尊重判决，但拒不道歉，还表示“对于他这样的人，道歉就是放纵！”

范曾虽然赢了官司，但输了人心，受这次事件影响，他的几幅作品都遭遇流拍……

网民嚎叫：

MJ0324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10:43:55

老牛吃嫩草，赶紧生个范小宝

也就随便聊聊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9:50:00

婚姻是两个人之间的事情，只要两厢情愿就好，别人不需要说三道四。

XM25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9:42:00

范曾这个老逼样的 画小人书出身的

拾麦客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9:39:58

中国画的衰落象征，跟马保国一样的大师。

胖得理直气壮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9:05:17

一个把艺术搞成流水线的名家

wumiao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7:55:14

文革中此人对恩师沈从文构陷，污蔑，打击，欺师灭祖的行为已经说明他的人品恶劣。

后来插足朋友婚姻，夺朋友妻，更说明此人是个什么东西。

现在又毫无晚节，找一个孙子辈的女人为妻。

ridicu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7:39:53

人品很差。当年土共64屠杀国际上很孤立，这货一开始以为土共要完，就投机叛国，结果他自己在法国混不下去了，为了回国写悔过书。

难为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7:14:00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两者皆成绩斐然，人品低下。

争争日上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7:04:14

三人照片中后面那个萨比是谁？真像个小丑

东北老蔫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6:25:00

这厮在法国混了两年，发表所谓《辞国宣言》，后来实在混不下去了，又重回中共的怀抱。也算是流氓文人的悲哀！

biophysics 发表评论于 2024-04-12 05:53:00

不懂艺术品，总觉得天价艺术品就是企业家洗钱的工具。

谢选骏指出：总而言之，言而总之——范曾饭蹭，是个蹭饭的文盲——唯物主义的文化流氓。

《大画家范曾的婚姻：为了你，我已从黑发变到白头》（2022-11-23 北京动物园）报道：

1990年11月，我国著名画家范曾公开发表了一则声明，他公开称道：“我是一个既爱江山也爱美人的人，今天我愿意与相爱二十年的楠莉携手共赴天涯。”

这则声明一出，舆论立即呈两极化方向发展，不明真相者纷纷被范曾声明中坚定的感情而触动，而熟悉二人者却显得沉默鄙夷。

毕竟，此时的范曾还有一位妻子，而这位妻子却不是他口中的楠莉。

范曾这个名字或许对很多人来说有些陌生，但是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画坛，范曾的名字人人几乎耳熟能详。

他被称为是中国当代大儒，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以及书画巨匠，他在艺术领域的成就几乎可以俯视大部分人。

然而，与他斐然的艺术成就如影随形的，并非是众人的赞美，而是他于感情问题上的诟病。

就连范曾的师父，德高望重的李苦禅大师在临终之前也只对这位曾经的徒弟留下了一句红楼梦中的判词，“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

这样的话不可谓不诛心了，除此之外，就连钱学森在评价范曾时，都曾说过“画品居上之上，化人现身外身”，大意也是指他的人品有缺，并不像画品一样令人敬佩。

那么，为何像范曾这样一位大儒会同时得到这么多人的批判呢？

这一切还要归咎于他感情上的迷失。

范曾一生共有过三段婚姻，他的第一个妻子名叫林岫，是当时中国小有名气的青年书法家。

林岫出身书香世家，和才华横溢的范曾堪称金童玉女，然而这段众人眼中门当户对的感情只持续了短短五年，就无疾而终。

其中关于二人分开的缘由外界众说纷纭，直到如今，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唯一可知的是，这段感情的终结不仅是因为性格原因，时代和家庭的因素也在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范曾和林岫分开之后，他的工作也陷入了一段时间的低潮，正是在这段时期，他结识了第二位妻子边宝华。

边宝华是范曾学生时期的同学，并且年少时就已经对他心生好感，然而当时的范曾才华横溢，是学校中的风云人物，温柔内向的边宝华并没能将这段感情宣之于口。

后来，范曾与林岫成婚，边宝华更是将这份好感埋藏在心底。

然而，在范曾成婚后的五年，他与林岫离婚，并且生活一度陷入了困苦之中，正是在这个时候，边宝华选择了陪伴他，安慰他，长久的陪伴使得范曾深受感动，随后二人成婚。

和之前的那段婚姻相比，范曾的与边宝华的第二段婚姻更像是一种处于低潮期的依恋，而他对边宝华的感情，与其说是爱情，更不如说是一种亲情。

范曾与边宝华成婚后，二人也过了一段时间相敬如宾的生活，不仅如此，他们很快还拥有了一个活泼可爱的女儿。

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曾经患难与共的相依为命之情渐渐被生活的柴米油盐所覆盖，范曾对边宝华也渐渐没有了当初的感激之情。

也恰恰在这个时候，一个改变他一生命运的女人出现了，这个女人就是楠莉。

1971年的一天，范曾受邀到好友须遵德的家中作客。

范曾与须遵德结识还要追溯到他在博物馆工作时，须遵德是当时的文化部演员，因为志趣相投，两人时有交集。

后来十年动荡时，两人更是一起经历了非常艰难的日子，因而感情更是日益加深。

范曾亲切地称须遵德为他的好大哥，然而，这一切，在他受邀前往须遵德家中的那一刻，全都改变了。

在须遵德的家中，范曾第一次见到了楠莉，那个时候的楠莉还不叫楠莉，她本名为张桂云，是须遵德的妻子。

出于对妻子的爱意，须遵德为其取了一个昵称，名为南丽。

而当时来到须遵德家中作客的范曾在见到南丽的第一眼，就惊为天人，不仅心中出现了久违的悸动，而且几乎是对她一见钟情。

尽管这个时候的南丽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但是在范曾的眼中，这就是他一直苦苦追寻的梦中情人。

这次会面之后，范曾就开始了他的追爱之路，他被爱情蒙蔽了双眼，完全将自己的大哥须遵德和妻子边宝华抛之脑后，心中一心惦记的就是他的梦中情人南丽。

为了能够成功追到南丽，他开始频繁前去须遵德的家中拜访，而且每一次还是趁须遵德不在家的时候。

久而久之，南丽果然心动，二人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地下恋情。

那段时期的范曾，几乎所有的创作灵感都来自于南丽，他将自己的满腔爱意全部诉诸笔端，写了将近两百多封的情书。

而这些情书中的文字露骨而又炽热，他们毫不顾忌地在各个时候相依相伴。

直到1988年，南丽终于向丈夫提出离婚，他们这段不容于世的感情才被人知晓，面对妻子和好友的背叛，须遵德发狂地愤怒，他从未想过，自己会同时被自己最信任的两个人背叛。

除此以外，还有一个人，她也有着不亚于须遵德的痛哭，这个人就是边宝华。

作为范曾的枕边人，丈夫的移情别恋她早已经察觉，但是似乎这层窗户纸一天没有被戳破，她就还能装作没有发生的样子。

然而无论是对范曾还是南丽来说，边宝华和须遵德的痛哭都比不上二人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在一起的喜悦，甚至范曾还说出了“为了你，我已从黑发变成白头”这样的情话。

1990年10月，范曾决定前往法国举办画展，此时陪伴在他身边的已经不是妻子边宝华，而是南丽。

为了让自己最爱的人能够和自己一起享受世人的瞩目，范曾不仅为其改名楠莉，更是为她编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身世。

他公开称妻子楠莉并非是中国人，而是日本人，当年她的父母战后自裁，将她托付给后来的养父养母，并且还称楠莉的亲生父母供奉于日本的靖国神社。

这样的言论一经说出就遭到了须遵德的不屑和驳斥，须遵德辟谣，楠莉是土生土长的东北人，范曾口中的“日本父母”纯属谣言。

尽管范曾一再在公开场合反复宣称所谓的真相，但是所信者甚少。

也正是因为这件事，外界有人猜测，范曾对楠莉的感情，更像是作为一名艺术家对平凡生活的反抗，他将楠莉的出身“神化”，甚至不惜对公众舆论对立，只是为了追寻心中的那抹与众不同之感。

但是，这样的传言并未得到证实，1993年11月，范曾与楠莉结婚，他们自认为苦尽甘来的婚礼，却成为了双方亲朋好友避之不及的场合。

很显然，尽管在他们二人心中，爱情价更高，但是在双方的亲朋好友心中，这段感情注定是不容于世的。

可以说，外人对他们这段感情不看好的居多。

为美人不惧舆论，为美人舍弃骨肉

范曾与楠莉的感情公诸于众之后，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舆论谴责。

尽管当时的中国思想风气已经较为开放，但是对于这种婚内出轨的花边新闻，世人对其的容忍程度依然是很低的。

因此，二人正式在一起之后，无论是双方的亲朋好友亦或是艺术领域的熟人，都对其贬斥鄙夷。

然而即使如此，范曾依然在各种各样的公开场合向楠莉高调示爱，甚至说出了“不在乎舆论谴责，我可以放弃一切，因为我已经拥有了唯一的真爱。”

这样的话或许在楠莉心中如同誓言一般炽热和动人，但是对于大部分不看好他们感情的人而言，这仿佛只能证明范曾人品上的缺失。

当然，除了二人萌生感情的方式让人诟病，范曾身上还有许多让世人瞠目结舌的举动。

根据他们的好友所说，楠莉与范曾成婚之后，曾经要求范曾证明他与边宝华之间再无纠葛，而证明的方式就是让范曾与自己的亲生女儿断绝关系。

要知道，范曾与楠莉成婚时已经是高龄之人，二人几乎不会再有可能有属于两人的孩子。

因此，范曾与边宝华膝下的女儿可以说是他这一生唯一的血脉。

然而，就在楠莉提出这样的要求之后，范曾竟然未曾犹豫地同意了这个提议，很快他就登报宣布与女儿断绝父女关系，而这样的作为也只是为了讨美人一笑。

因此，尽管范曾在评价自己时，经常用“爱江山也爱美人”这样的话，但是从他的一系列举动来看，他应当是为博美人一笑可以舍弃一切的人。

不仅如此，范曾在与女儿断绝关系之后，还将楠莉的孩子接到了自己身边，悉心抚养，做足了一副慈父该有的举动。

尽管这两个孩子一直对他疏离而又冷漠，但是他却毫不在意，似乎是只要能让自己的爱人开心，他做什么都乐意。

从这方面来说，范曾对楠莉也称得上是真爱了。

人品并非画品

范曾在艺术领域的成就是相当惊人的，哪怕是在很多鄙夷他人品的人眼中，这也是事实。

然而，正如钱学森所说，画品并非人品，范曾在艺术上的成就远远不能遮盖他人品上的瑕疵。

首先，他觊觎好友之妻，并且在自己已有家室之时两人就暗通款曲，这种行为并非用一句“出于爱情”能够解释的。

人这一生，需得分清构成婚姻的不仅有爱情，还有责任和担当，以及忠诚，可惜的是，这个道理，无论是范曾亦或是楠莉都不明白。

除此以外，身为人父，为了讨好自己的心上人，却选择舍弃自己唯一的女儿，未曾履行自己作为一名父亲的责任，这是不慈。

古语说，欲治其家者，先修其身，由此可见，范曾距离古代先贤还差得远。

当然，他人品上的瑕疵还表现在其他方面。

1990年，范曾和楠莉从法国回国，然而因为手头拮据，加之双方亲友对二人都有所介怀，因此没有栖居之地，差一点就流落街头。

正在这个时候，须遵德得知了此事，便决定将自己的一间房子腾给范曾与楠莉暂时居住。

尽管当时的须遵德还没能从二人背叛自己的阴影中走出，但是想到与二人曾经的情谊，他还是对当时处于困窘之境的范曾和楠莉伸出了援助之手。

然而，令人没有想到的是，面对须遵德的援助之手，范曾与楠莉几乎没有将其视作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们甚至还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份好意。

甚至在他们已经有能力另找住处安身立命之后，仍然霸占着这处住所。

根据须遵德回忆，后来他再次想回到这个本该属于他的房子时，却发现他原本房子的木门已经被换成了一扇铁门，而他手中的钥匙也早已经打不开这扇门了。

直到很久很久以后，须遵德才终于踏进了他自己的房子，然而此时的范曾与楠莉二人留给他的只剩下一间空荡荡的房子，原本放置于屋中的珍贵典籍以及古董真品，全部不翼而飞。

须遵德想要找到范曾和楠莉问清楚缘由，却再也未能与其当面对质。

从这件事来看，尽管须遵德的艺术成就远不如范曾，但是他的人品却高于范曾很多，而范曾这位世人眼中的大儒却行事如此小气，着实让人轻视。

或许这也是为何师父李苦禅大师临终前对自己曾经的这位爱徒会下那样的评语的根本原因，只因为范曾为人，确实有太多让人诟病之处。

画坛巨匠为何视爱情为一切

话至此处，也许会有太多的人心中会萌生这样的困惑，范曾的第三任妻子楠莉究竟是怎样一位国色天香的美人，能够让一个男人为她与全世界为敌。

而范曾作为画坛巨匠，先后两任妻子也都是艺术领域中杰出的佼佼者，却为何都不能成为范曾心中的白月光？

后来有人也曾试图分析过范曾对楠莉爱意深重的缘由。

首先范曾作为一个艺术领域的大家，他的身上有着很多文人的通病，自命不凡，渴望追求独树一帜的人生，这种特殊性体现在择偶方面，尤为甚矣。

其次，回首范曾的前两段婚姻，他的第一位妻子林岫与他门当户对，家境相当，并且林岫也是有名的书法大家，甚至在书法方面的成就还略高于范曾，因此在面对林岫时，他的婚姻生活显得十分循规蹈矩。

加之后来因为种种原因，二人的感情越来越淡，最终选择分道扬镳。

而对于第二位妻子边宝华，范曾对其的感情更像是一种回报，回报她在自己落寞时能够陪伴自己，然而这种感激之情并非是爱情。

因此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磨合之后，这种感激之情也消耗地差不多，再加之边宝华天性温柔内向，对渴望自由的范曾来说，并不符合他对爱人的期望。

最后，反观楠莉，他们相遇时各有家室，这对范曾来说，更像是一种挑战，一种与全世界作斗争的爱情。

这样的爱情能够激发他作为一个艺术家埋藏在内心深处所渴望的与众不同，加之楠莉身上的活泼和热情，开放和炽热又完美地与他心中爱人的形象契合。

最后，郎有情，妾有意，二人很快忘记了自己对婚姻的承诺，走到了一起。

当然，这些也只是外界的猜测，并未得到范曾的承认，但是无论他们这段感情是否为世人所知，但是对他们而言，这段爱情值得。

谢选骏指出：范曾为何依赖张女？原来是去她家偷偷蹭饭，培育了饭蹭情结；現在這廝，是不是又在新人身上闻到了饭香？

《范曾豪宅曝光 娇妻徐萌素颜照 让人大失所望》（2024-04-12 ZAKER娱乐|3条评论）报道：

近日，知名书法家范曾官宣四婚的消息，掀起轩然大波，甚至还搞出乌龙事件。因为名叫徐萌的女星有两位，很多人误以为范曾的娇妻是 85 后女模特艾尚真，好在艾尚真第一时间发声否认。网友才知道范曾的娇妻其实是 90 后车圈女神。

但无论是 85 后女模特还是 90 后车圈女神，和范曾比起来，都十分年轻靓丽。不过在范曾官宣结婚后，一位好友晒出了范曾和娇妻在家中吃饭的画面，意外曝光了徐萌的素颜照，却让人大失所望。

友人还晒出范曾在家中作画的画面，身旁簇拥着很多人，徐萌更是忙前忙后，一刻不停歇。她先是在范曾右侧转悠，之后又看范曾左边无人，又赶紧跑到左边去了。

徐萌如此鞍前马后，倒让身后的保姆无事可干，只能安静的看着徐萌忙前忙后。不过这次视频中的徐萌变化不小，她穿着宽松的毛衣戴着眼镜，手臂粗了一大圈，双下巴也十分明显。

仔细看徐萌当天佩戴的项链，正是范曾官宣照片的同一条。但除了项链一样，徐萌的身材、穿搭和气质都变化很大，整个人胖了一大圈。

86 岁的范曾创作欲依然十分旺盛，写书画的时候表情更是十分认真，还有好几位人在旁伺候，阵仗相当大。而徐萌在旁边来回转悠，自然不能浓妆上阵，而是怎么舒服怎么来。只是徐萌如此殷勤，身后的保姆倒是无事可干，只能在范曾身后发呆了。

这则视频中也曝光了范曾的豪宅，不难看出范曾家中十分宽敞，屋内布置也充满了人文气息。在很多地方更是摆满了古玩字画，还有一个硕大的玉石摆件，看上去价值不菲。

另外有一个细节也引发了网友的关注，网友发现范曾家中墙上挂满了他和前妻楠莉的画像。有些是楠莉的单人照，但更多的是他和楠莉的合影，可见范曾对前妻的感情确实很深。

本以为范曾官宣再婚后，便会将墙上有关前妻的画像摘下来，没想到范曾并未如此，徐萌也没有表现出不开心。在视频中，徐萌开心的享用海鲜大餐，素颜的模样反差很大。

徐萌为自己夹了一条酥脆的小鱼干，边吃边聊，还扶了扶眼镜，看上去十分开心。

之后徐萌又为自己夹了一大口面条，然后对着镜头开心的大笑，心情相当不错。但可以感受到徐萌发福明显，外形反差很大。

范曾虽然已经 86 岁高龄，但无论事业还是感情都十分成功，堪称人生赢家。值得一说的是，范曾和杨振宁也是知心好友，杨振宁曾去过范曾家中喝茶，两人畅谈了很多。

此前杨振宁生日，范曾也曾出席为其庆生。看着杨振宁挽着娇妻翁帆的手，范曾还投去了关注的眼神，想必也很羡慕杨振宁的幸福吧。

如今范曾也再次寻觅到了挚爱，不用再羡慕其他人的幸福了，祝福他和娇妻白头偕老。

网民嚎叫：  

司机 2024年04月12日 18:49

范增如果106，那老婆更是大赚

clml 2024年04月12日 17:02

范曾是夺走恩人老婆的那个画画的吗！？

一袋名酱 2024-04-11 12:06

临终老饭增再昏，八旬枯木图二春， 小媳徐萌出农村，盼他气绝财谋吞！

谢选骏指出：范曾这个饭蹭，果然闻到了饭香！

《披着画皮的-范曾》（校友推薦《百度-名人轶事》February 25, 2012 TOM美术同盟 王旭）报道：

文前缀语：這是校友來搞推薦的文章。原文是几年前在国内发表的。这是本网编辑首次读到对范曾教授的负面评论。范公是南开的名片之一，因此十分关心。 希望这些都不是真的。如果有了解范教授的南开校友/社會各界朋友愿意写一篇针对此文的反驳文章，本网将乐见并将及时刊登。（2/25/2012）

1第一任妻子林岫

范曾的第一任妻子叫林岫， 字苹中、如意，号紫竹居士、颐阳书屋主人。1945年生，浙江绍兴人。1987年4月入党，1967年7月参加工作，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大学学历，教授。1962年9月就读于南开大学中文系，1968年7月任大兴安岭林业局干部，1976年6月任原兵器工业部《科技情报》副主编，1988年5月任中国新闻学院副教授、教授，2000年12月任中国新闻学院教授、中国书协第四届副主席，2004年任中国新闻学院教授、北京市书协主席、中国书协第五届副主席。 著作有《古文体知识及诗词创作》、《文学概论与艺术概说》（合作）、《古文写作》、《诗文散论》、《林岫汉俳诗选》等。主编过《中外文化辞典》（副主编）、《当代中日著名女书法家作品精选》、《汉俳首选集》、《当代书坛名家精品与技法》等。学术论文入选“1995汉城国际书法艺术学术大会”、“1996年短文学国际研讨会”（泰国）、“第16届世界诗人大会-诗歌文学研讨会”（日本）等。多次应邀赴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以及港澳台进行书法交流及讲学活动。自1993年起在中央电视台《中国风-诗书画坛》栏目中担任嘉宾主讲。其书法擅做草书，亦涉各体，大都书写自作诗词题跋。作品除参加国内重大书法展览外，还参加《日中代表书法家作品展》(东京，1992、2000年)、《书艺月刊·百家墨作品》(韩国，1994年)、《国际书法交流展》(汉城，1995年)、《中国二十世纪书法大展》(东京，1999年)、《日本书道20家·中国书法20家作品联展》(东京、北京，2002年1月至5月)、《曰中书道家(各50家)作品交流展》(东京、北京，2002年7月至10月)等重大国际书法展。自1993年起在中央电视台《中国风-诗书画坛》栏目中担任嘉宾主讲。 “初嫁范曾，不久离婚”，是范曾与林岫一场不幸婚烟的结局，给双方都留下了深深的痛。林岫女士对此一直讳莫如深。而范曾先生每忆及此，也是老泪纵横，“在23岁之前，我不曾和任何一位女性幽会，当然更无论其他……，遇到第一个对象，绝对会爱得死去活来，因为这种情态包含了虚幻的理想、夸张的热情和第一次试用爱情老调的新鲜感。我为第一次爱情耗时五年之久，一无所获，最可贵的燃料烧尽之后，剩下了痛苦的灰烬。”坊间传言，林岫突然发现了不可容忍的事情而导致两人婚姻破裂……

2第二任妻子边宝华

边宝华是范曾的第二任妻子，他们是患难夫妻！边宝华是范曾在中央美院的大学同学，大学期间的工笔强于范曾，上学时范曾眼里不屑的女生，曾比喻为中央美院的“萝卜白薯”。范曾最潦倒期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边宝华应该当时刚离婚不久，家在北京的边宝华可以说是“收留”了范曾，之后一段时间，富有“感恩”的范曾一度对边宝华感情不错，曾为边宝华创作了大量作品，看看80年代范曾的作品就知道了。范曾具体何故与边宝华情变，不得而知，应该是范曾离开中国历史博物馆回南开后，遇到号称“日本后裔”的楠莉有关。

3第三任妻子楠莉

范曾现有的妻子楠莉，原名张桂云。范曾于1990年到新加坡举办“范曾画展”，画展后他续程去了香港，再从香港与当时的女友，目前的妻子楠莉双双去了法国，在巴黎时，他向全球华人世界发表了一番“我愿与相爱廿年的楠莉同赴天涯”的宣言，此后在法国居住了几年。在1990年11月，范曾在辞国声明中坦言道：“我既爱江山，也爱美人，我愿与相爱二十年的楠莉，共赴天涯。”“……直到我白发苍苍的年月，我都会向世界宣布，楠莉——我永恒的、真正的情侣。”

夺人妻儿霸占财产：

李瑞环批范曾“毫无人格，毫无国格”一事，年轻人大多不知道。这与范曾叛国事件的恶劣意义非同寻常有关。我也不便多谈，此事世人皆知的。关于范曾的人格问题，我们不妨谈谈也不会影响社会治安，反而会澄清一个真相，对青少年健康成长有益。

我好喝茶与品酒，也格外注意养生。在一天晚上朋友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此人姓须，名叫须遵德，是个美食家，对养生很有见解，并且还画画。我得到这个消息，非常兴奋。第二天给须遵德先生打了电话说明了情况，就驱车把他和夫人接到了我家。须先生真是个茶迷，到我家还随身携带了一包上等龙井。而我给他准备的是陈年普洱。 茶间，大家聊得很尽兴，没想到须遵德先生的爱人石某在美食方面比须先生更胜一筹。这女人一幅菩萨长相，稳重大方，谈吐文雅，很有学问。我开始赞赏须先生的福气，找了这么一位好媳妇儿。没想到这话如一盆冷水，让他们夫妻脸上的笑容顿时凝固。须遵德先生一脸忧伤，开始呻吟身体不舒服，说他的手失去了知觉，没了力气端不起茶杯了，说着就步伐缓慢地倚着墙去了洗手间。我被惊呆了，对突如其来的事情不知所措。他的妻子泪汪汪，声音很低沉很沙哑说：“我先生得了癌症，是晚期。这一切都是范曾和张桂云这个坏女人造成的”。

原来，范曾现有的妻子张桂云（楠丽）是从好友须遵德先生手里抢来的，范给取了小名“楠莉”。还把须遵德先生与“楠莉”生的两个儿子抢了去改了姓，姓范。一个女儿也夺了去。并且范曾和张桂云当初趁须不在家，偷偷搬空了须家的所有财产，现在又变本加厉指示三个孩子霸占了须遵德先生的房产。

我口中的茶仿佛是一杯毒药，心肠翻覆。范曾怎么能干出这种事情呢？他可是人们眼中的大师啊！

须遵德先生的现有的妻子石某说：“我是在老须离婚15年后和老须认识的，2000年我们登记结的婚。当初我不知道我先生和范曾以及张桂云的事情，现在他们真是欺人太甚，教唆和指示老须的三个子女霸占了老须的房产。我先生息事宁人了20年，又重病在身，他们还不放过”。说着，她从包里拿出了一个证件，是离婚证原件。这是须遵德先生和张桂云在1988年8月29日办的离婚证。那一年须遵德50岁，张桂云49岁。有三个孩子，大儿子须波25岁，女儿须涛24岁，二儿子张辉20岁（跟母姓）。这三个孩子在离婚证明上都判给了须遵德。而现在两个儿子须波和须涛都改了名姓范，大儿子叫范一夫，小儿子叫范仲达跟范曾在一起生活。女儿名字暂时姓须。石某说：“这是范曾和张桂云安排指示的，用须姓来霸占我先生的房产”。

须遵德先生终于说话了：“20年前我引狼入室，范曾抢了我的老婆、孩子、财产。我本想忍气吞声，可是他们现在越加变本加厉。我想到过起诉，但还是没有做得出。一是为了保护孩子才不愿把这事公开出去，还有就是范曾有钱有势，得罪不起。现在我得了癌症，也豁出去了，决定起诉他讨回公道，让人人知道范曾是怎么一个人”。

“王先生，我今天就把事情的所有真相都告诉你，一定要实事求是。我这二十年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须遵德先生对我说。我取来了纸和笔，将事情的一切进行了记录，并且录了音。现在就将这些真相写出来，公布于众。让大家了解范曾不为人知的一面。

范曾和须遵德先生是在七十年代初五期干校认识的。那时候须先生是文化部宣传队的演员。范曾在历史博物馆工作，和须遵德的关系不错，对须以兄长相称。当时范的生活很艰苦，住在故宫旁的一个仓库里，里面堆满废旧家具。只挪出一个床的位置栖身。没饭吃，也没有衣服穿。须遵德的工资比他高，经常给他一些衣服，且叫他到家里吃饭改善伙食。就这样，范曾和张桂云认识了。范曾为了篡改这个事实，在后来的著作中说，他和'楠莉’是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中认识的，并用了“春梅绽雪、秋慧披霜”来形容张桂云的纯洁与素雅。而这时的张桂云已经是为须遵德先生生了三个孩子的中年母亲了。至今范曾保留和已出版的好多与张桂云的合影，都是背着须遵德先生，在须家偷拍的。

范曾和须遵德先生以兄弟相称的日子里，只要须在家，范就去须家吃饭。只要须出差去外地演出或到外地拍电视剧，范曾就背着妻子边宝华趁机偷偷溜进须的家里和张桂云通奸。时间长了，这事就被邻居发现了。石某说，范曾和张桂云背着须遵德先生乱搞的事情，到了2000年她和老须结婚后，小区里一位开电梯的老大爷还说起这事。说当时范曾每次偷偷去须家找张桂云，怕被人看见就不敢坐电梯直接爬楼梯，从一楼一直爬到十四楼。但这事一直没有被大大咧咧的须遵德先生发现。须反倒对范曾百般关心。

1977年，范曾39岁得了癌症住进了医院。须遵德先生和张桂云每星期至少去探望三次。须会做各种小吃，他们每次去都要给范曾带好多吃的，一直照顾到范曾康复出院。而范曾却把这段往事的主人公须遵德删去了，说他在病重住院期间，'楠莉’一直陪在他的身边。后来须遵德先生知道这事后很生气，骂范曾不知恩图报，反而勾引自己的老婆。

时间久了，范曾和张桂云乱搞的事情被邻居们都发现了，炸开了锅，传开了。须遵德先生说，他当时对于这些传闻根本没有相信，因为范曾是他最好的兄弟，吃他的，穿他的。他对范曾那么好，范曾不可能如此下作。但事实上，须遵德先生根本没有想到邻居们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范曾和张桂云通奸的事情曾被张的女儿发现了，范张二人就给小孩子一些钱，把这事保密了起来。须遵德先生知道范曾和张桂云乱搞的事情已经是八十年代初了，还是他女儿告诉的。当时须先生知道真相后如五雷轰顶，眼前一片漆黑。他最好的知己范曾抢了他的老婆，令人伤心欲绝。 这已经是无法挽回也没脸给人说出口的真相了。

1988年8月29日，须遵德50周岁，张桂云49周岁。东城区人民政府批准了他和张桂云离婚的请求。根据东华字第2293号62年5月19日证件，在“子女安排”项中，三个孩子（“须波男25岁，须涛女24岁，张辉男20岁”）由须遵德先生抚养。至此，范曾背着妻子边宝华作为第三者，在长达20年的通奸岁月里破坏了知己的家庭，让须遵德先生面对妻离子散的痛苦。

须先生和张桂云离婚后，由于范曾和边宝华（前夫为马泉，生一女。被范从好友马泉手里夺来后，带一女儿嫁给范曾）是法定夫妻，所以范曾不能接张桂云回家，所以张就没地方住。须先生毕竟和范曾兄弟一场，和张桂云夫妻一场。就将自己住的一套房子的一小间腾出提供给他们两人住，自己就悲伤地离开了北京去了上海。没想到等他从上海回来，范曾和张桂云完全霸占了他的房产，把他家的简易房门改造成铁门，须进不去只能在外面睡招待所。直到范曾和楠莉89年叛逃，须遵德先生才进了自己的家门。家徒四壁。屋子里的紫檀木家具、衣服、柜子里的美金、以及非常多的名人字画和古董都被范张二人偷偷搬空了，给须只留下了一床被子。还没等到晚上，他们就指示须的女儿把被子也拿走了，须只好向邻居家借了一床过夜。须遵德先生说，他当时被人抄家了，口袋里只有八元钱，真是死不了活不成。

范曾与张桂云虽然抢光了须的财产，但令须安慰的是三个孩子法院都判给了他。但他万万没有想到两个儿子被他花钱分别送到日本和澳大利亚后，他们认了范曾做爹，并且改名为范一夫与范仲达。而“范一夫”这个孩子在日本期间就跟着范曾搞政治，做了民运的头目。须先生说，他唯一的一个女儿，由于范曾和台湾黑社会张氏来往，就认识了一个不三不四的台湾人，整天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和人家鬼混。

1993年11月，张桂云和范曾在法国结了婚。从这一天起，范曾为了满足张桂云，就和自己的亲生女儿（边宝华生）绝交了。这时范一夫也在法国，已有一个妻子。但由于范一夫游手好闲欠了一屁股债，范曾和张桂云就打起了须遵德先生在国内房产，教唆范一夫进行了重婚，霸占了须遵德先生的房子。范一夫重婚霸占了亲爹的房产后，由于须涛好吃懒做，没有经济收入，范曾和张桂云又指示她霸占了须遵德先生上海的房产。霸占后靠收房租为生。须先生说，他上海的房子位于富民路，300平米，现在的市价是每平米8万。到了06年，须先生和现任妻子石某动用了警方和法院，才夺了回来。但至今张桂云四处买家具，说给她上海的房子用。

张桂云伪造日本身份，隐瞒婚姻多次改嫁，被女儿捉奸在床 ：

张桂云和须遵德先生离婚后，对外正式公开了和范曾的事情。范曾就给张起了个小名“楠莉”。事实上，张桂云和前夫须遵德结婚后，须就给她起了小名叫南莉。而范曾得到南莉后，就在“南”的前面加了一个“木”字，这种意图一是张桂云不再属于他和别人公有。所以，这个“木”就是平衡木，让他心里或多或少安稳一些。还有更重要一个原因，就是给张桂云更换档案，“木子”就和日本人名字相似。所以范曾就在以后的著作中给张桂云生产了生世。说“楠莉”是二战后日本战犯的遗华孤儿。其父母是将军，在日本战败后集体自杀，被日本人看成民族英雄供奉在靖国神社。”但事实到底是如何呢？没有人比张桂云的前夫须遵德先生更了解真相。

须先生说，范曾给张桂云改了名字伪造了“日本”身份，国外媒体路透社以及法新社等纷纷打电话了解情况。他为了不伤害孩子就没有理睬这些问题。人们不知的是，张桂云改名成“楠莉”后，现在所有的身份证明都是伪造的，包括她现在持有的身份证。

张桂云小学没毕业，没有文化且爱抽烟。原来只是和平里街道车衣厂的工人，却被范曾在书中瞎编成“搞服装管理的”。而须遵德先生说她连个裁缝也不是。她有一个姐姐叫张桂芝、一个哥哥是张桂兴在安徽话剧团工作，还有个妹妹（已故）。他们都是地道的东北人，生在东北长在东北，有着浓烈的东北方言。他姐姐张桂芝说，张桂云根本不是什么日本人，也不是孤儿。至于范曾所说的她的父母是“集体自杀”，被“供奉在靖国神社”，纯属胡说八道。一次，范曾家里来了一对日本夫妇，范曾为了张扬自己的情人张桂云是“日本”人，对日本友人的夫人说：“你们两个日本女人今天好好聊吧”。结果张桂云一句日本话都听不懂。那日本夫妇很不客气就当面指出“楠莉”根本就不是日本人，长得也不像。

令人无法理解的是，张桂云在和须遵德结婚之前就已经有过了一次婚姻。但她一直将这个实际情况没有告诉须先生。直到张23岁，须24岁，二人去民政局办证的那一天，须才知道这个真相，欲哭无泪。在无奈中他们就办理了结婚手续。后来，张桂云隐瞒婚姻的事情被婆婆知道了，老人家差点被气死。

须先生说，从他知道张桂云隐瞒婚姻的那一天起，他的心里就开始生了一个结。他本以为时间可以愈合伤口，但他却忍受的是妻子给他往伤口上不停地撒盐。在他和张桂云在一起的日子里，张是一个很随便的女人，随便就和男人来往并乱搞。

一次，张桂云（楠丽）和邻居父子俩同时在床上乱搞被邻居们抓住了，将这事告诉了须。须说他还没来得及伤心，事情总是接二连三。他的女儿亲口告诉他，说她抓到了妈妈（楠丽）和别的男人在床上，这个人不是范曾。

范曾乱伦，曾调戏儿媳妇及多名妇女：

从范曾和张桂云认识，到通奸的日子里，范曾不只是张桂云一个女人。除了和台湾老明星叶某等来往外，还和国内的林姓、付姓女人有瓜葛。而楠莉除了范曾这个男人，光和其他男人上床就被邻居和女儿抓住了好多次。

须遵德先生说，一次某军区坦克司令的女儿来他家做客，并住在他家。由于范曾当时是他家的桌上常客，所以就碰见了该女子。连哄带骗就将人家叫到他家。结果这女的发疯似的拼命跑了回来，伤心得抱头痛哭。说范曾行为不轨，对她动手动脚。须先生听到这事很惊讶。但毕竟范曾是自己的知己，就劝了劝该女子，没有把事情闹大捅出去。但这事没多久，须的邻居老太太汪某亲口对须说：“范曾真不是人，还调戏我这么年纪大的一位大妈。”

到了后来，范曾和楠莉逃到法国。大儿子范一夫（共三个老婆）和他的第二个老婆关健都在法国生活。由于他们没有经济能力，只能依靠范曾。一次，关健见到须遵德先生，对须说：“范曾真不是人，虽然范一夫不是他亲生的，但人家跟着他改了姓，换了名字。我作为他的儿媳妇他还对我图谋不轨，动手动脚。”

范曾欺人太甚，须遵德先生被气致癌症晚期，将在法庭上讨回公道:

须遵德先生说：“这么多年来，我不介意以前范曾和张桂云偷偷搬空了我的所有财产。也不介意这两人在这20年里一直指示我那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霸占了我房产的事情。但有一件事情范曾做得太过分，我和张桂云离婚时，法院将三个孩子判给了我。但范曾却把他们抢了去，两个儿子还改了名字，跟他姓范。这么多年来我一直不知道。这可是我的亲生骨肉，我一定要上告讨回公道。即便是范曾有钱有关系，这官司我们输也罢，人活着就是一口气。从道德来说，你范曾作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难道不扪心自问吗”？

须遵德先生的现任妻子石某说：“老须现在已经得了癌症是晚期，都是范曾这20年来把他祸害到这个地步的。如今，老须已经在医院做透析一年了，每次费用都要三四万，光吃药就花了40多万。本想在这个时候和儿女通通电话，可是都是范曾和张桂云阻止、教唆不让他们通话来往。断就断了吧，他们总惦记着老须上海的房子，设法霸占。老须这20年来一直逆来顺受，但我们实在躲不过去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起诉范曾讨个公道。

谢选骏指出：看来饭蹭的范曾不仅要蹭饭，还要蹭肉——无肉不欢！

《范曾有多面性，还挺滑稽的》（出版人周筠 2024-4-11）报道：

马泉和边宝华是同学——夫妻，马泉出轨抛弃了边宝华，范曾和边宝华结婚，还说“人一生最可悲的，莫过于抛弃糟糠之妻！”[允悲]。

讲个故事。（口播逐字稿）

86岁的画家范曾昨天官宣再婚。新婚妻子是一位80后，范曾公布了这位名叫“徐萌”的妻子的名字和近照。这是范曾的第四次婚姻。

这位中国最贵的在世画家之一的四次婚姻和事业的各个阶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当然还有一段当年的公案。我和大家来梳理一下。

范曾的第一任妻子是他的同校师妹、著名的诗人、学者、书法家林岫。据说两人从初恋到走进婚姻很快。林岫曾对范曾的字有过批评，大意是，“你的书法太厉害了，厉害到了没有了书法该有的韵味。”从某个角度来说，这个是挺恰如其分的艺术批评。我们也可从中看到在第一段婚姻里，两人的关系。因为林岫的家境要优于范曾，这位才女在婚姻里表现的独立性，似乎也注定了这段婚姻很难持续很长的时间。

就在范曾快毕业的时候，他选择了自己多年的追求者、同届同学边宝华。他们结婚了。边宝华是个优秀的工笔画画家，对范曾充满了仰慕和崇拜。而就是在这第二次婚姻刚刚开始的时候，范曾遇到了人生的一次大机遇和大危机。

1962年，范曾和边宝华都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范曾的毕业创作名为《文姬归汉》。这个24岁的小伙子在当年就做了一个惊人之举。他把自己的这幅作品送给时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中国文联主席的郭沫若看。

在常人看来，一个初出茅庐的后生，和年近70的文学界泰斗之间，在各方面都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但范曾敏锐地注意到了他和高山之间的一线联系，当年郭沫若的话剧《蔡文姬》正在全国巡演。这成为范曾的机会。他恳求郭沫若给自己的文姬归汉题词。

郭沫若还真就同意了。他给这幅画题了一首五言古风，发表在了《光明日报》。这让这位毫无背景和资历的央美毕业生在书画圈一举成名。

但范曾也为之付出了代价。当时的国画系主任和党委书记在全校大会上点名批评了范曾，称这种行为是极端的个人主义，逐名逐利。范曾后来回忆这件事情时，并给没有感激郭沫若，他说，“郭老题《文姬归汉》并没有给我带来好运”。他称那个画国系主任为Y君，党委书记为C君，给自己扣了一顶大帽子。这个Y君是画家叶浅予。

这桩事件让范曾获得了难得的声名，也给他的毕业分配带来的真实的麻烦。甚至还牵连到了他的新婚妻子边宝华。美术系统没人敢用这个看上去狂放又冒昧的年轻人。

这个时候，范曾人生路上一个重要的贵人帮了他。这人就是当时在历史博物馆的沈从文。沈从文和郭沫若的宿怨和矛盾当年江湖皆知，因郭沫若得名的范曾居然一点没有顾忌，主动给沈从文写了封信求助，希望能到历史博物馆工作。

爱才的沈从文，一点没有表现出犹豫，立马答应下来。在沈从文的安排下，当时历史博物馆人事科派人去央美联系。本就为范曾越级冒然的个人主义行为愤怒不已的叶浅予明确表示反对，他说范曾有个人名利思想，不同意把他分配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如果历博需要央美的同学，可以把这个指标分配给同时毕业的其他同学，叶浅予说这些同学一定比范曾更能够满足历史博物馆的工作需要和工作质量要求。

即便在这样巨大的阻拦面前，沈从文也力挺范曾，他对这个年轻人说，你放心，包在我身上，就算公家不同意，拿不出薪金，我自己来给你发工资。范曾后来也在文章里回忆过这件事，他说，“沈先生对我的知遇之恩，使我没齿难忘。他明知郭老十分欣赏我的作品，却不计个人恩怨，同样垂爱于我，也更可见沈先生的处世原则。”

由于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的地位和份量极重，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最后博物馆副馆长高岚亲自到央美进行多次交涉，央美才同意了这个分配调动。还同时把范曾的新婚妻子、同学边宝华也分配到了历史博物馆工作。

沈从文当时研究的重点项目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范曾的加入确实让这个项目的研究如虎添翼。因为“古代服饰资料”有大量的绘图工作，范曾画得又快又好，在美术组的所有人里他绘制的图稿质量最稳定，数量也最多。范曾后来在极具个人特点的绘画上的线条基本功和这段时间的重复训练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沈从文也常常邀请爱徒范曾和新婚妻子到自己家里做客。但沈从文永远不会想到和原谅的是，几年后，他的这个爱徒给他送上了致命一击。

谢选骏指出：无肉不欢的饭蹭子（范曾子）真是不忌口，什么肉都敢于吃下口。

【10、非自然演化也无法超越自然】

《人类驱动的“非自然生命演化”未来将走向何方》（BBC 大卫·法利尔 David Farrier 2022年3月13日）报道：

座头鲸发出的歌声因人类制造的海洋噪音而改变，但这种巨大海洋动物也启迪了人类的发明创造——

跳动的橙色斑点好像是在热盘子上四溅的爆米花，但跳动的方式却有些奇怪。单个跳动的斑点是紧紧绕圈自转。一对对的好像是在跳双人慢舞。成团的则逆时针旋转一圈后消散。爆米花相互之间的每一次碰撞都会产生新的运动，但看来相当有规律。

在这段短视频中看起来像爆米花的东西，实际上是显微镜下才能看得到的由青蛙细胞合成的人工有机组织，即活体机器人，被称为“异种机器人”（xenobot）。

活体机器人似乎是一个怪异的概念，但实际人类第一次提到的机器人就是由肉体而不是金属制成的。机器人（robot）这个词是1921年捷克剧作家卡雷尔·恰佩克（Karel Qapek）的一部戏剧《罗森的万能机器人》（Rossum's Universal Robots）首次开启使用。这部戏与英国作家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科学怪人》（Frankenstein）一样是一个思想实验，反映科学家对人造人的愿望。恰佩克的剧中人罗森是一位有争议的科学家。他宣称，“大自然只发现了一种合成生命体的方法，然而，还有一种更简单灵活而且快速的方法，是自然界从未出现过的。”

剧中另一角色说，“想象罗森坐在试管前，思考他如何种出一整棵生命之树。”

但在接下来的一百年，机器人却是由钢铁和金属丝，而非活体组织研发制造出来。美国塔夫茨大学（Tufts University）的发育生物学家道格拉斯·布莱克斯顿（Douglas Blackiston）说，“工程学比生物学发展得快。”不过现在生物学正迎头赶上。布莱克斯顿是设计“异种机器人”的科学家团队中的成员。他们设计的这种微型活体机器人是用一种青蛙——非洲爪蟾（Xenopus）的细胞组织精心合成，所以才取名为“xenobot”。

这第一批异种机器人在2020年初问世。这是由皮肤细胞构成的微小立方体，由两条用心肌细胞合成的短腿推动。先由电脑算法设计出蓝图，再由研究人员人工合成，让异种机器人可以自行行走。（一个令人高兴的巧合是，非洲爪蟾的学名Xenopus意思即是“奇异的脚”。）这些有机机器人还可以协同工作，移动其周围环境的粒子，而且与机械机器人不同的是，受伤后可以自我愈合。

如果活体机器人已够奇怪的话，那么下一代活体机器人更会让人匪夷所思。

布莱克斯顿说，“要是我把你汽车的所有部件任意连接在一起，你一定会觉得结果很糟糕，但现在我们发现，生物学比这灵活很多，可以任意发挥。”布莱克斯顿团队研发的异种机器人Xenobots 2.0是从青蛙胚胎中提取的干细胞合成，可以不依赖算法自行发育。这些细胞开始独立地发展出全新的身体结构，体表长满可游动的毛发状纤毛。这通常是在肺部发现的特征，但活体机器人的纤毛更像是可快速摆动的肢体，让异种机器人能在环境中游动，例如在一个环绕形状的迷宫中游走，但不会越界。

由于实验室的特殊条件，青蛙胚胎的干细胞未能像身处自然界那样发育成蝌蚪，而是发育成与其两栖动物本身迥异的一种躯体。它们会自发地自我组装，蛙式跳跃般地进行演化。

为了进一步提高这异种机器人的性能，布莱克斯顿及其团队要求人工智能提出一个改进的设计。超级电脑经过演算的改进蓝图是类似视频游戏吃豆人（Pacman）形状的异种机器人，其凹槽看起来像张开的大嘴。这个第三代版本异种机器人（Xenobots 3.0）更令人吃惊：竟然可以用它们的凹槽“大嘴”吃进数百个干细胞，然后繁衍出新的异种机器人（如本文置顶的图片所示）。换言之，这种异种机器人已演化出一种全新的繁殖方式，与已知自然界任何繁育方式都不一样。

未来的几代版本可以通过设计其生存环境来进行研发。布莱克斯顿说，“现在我们正在认识这个系统的输入方式。我们现完全集中心思研究如何让环境因素来帮助形塑机器人的自身设计，这些环境因素包括化学线索、粘性环境、压缩之类等。”

他说，异种机器人是“一种不完美的有机体”。尽管异种机器人符合生命系统的大多数标准，但其生育机制是一种“功能性的自我复制”，能组装成外观和行为一样，但并不完全相等的新机器人。

不论如何，异种机器人的创造问世已可以视为整个地球生物界在人类压力影响下作出创造性演化反应的一个缩影。地球万物生灵自太初以来一直不断与环境生态交互适应改变，正是这种相互作用推动了生命的演化。但是，现在却因为人类以千变万化的方式主宰着地球上几乎所有的生态环境，从此一个新的因素加入了地球生命的演化公式，这个新因素即我们人类。

至少从大约三万年前狗被驯化之时，人类已开始型塑其他动物的肢体。到今天农业的工业化生产、新物种的引进、以及城市化、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等人为因素所造成的综合作用，对地球物种正在造成前所未有的自然选择压力。我们人类已经成为影响全世界物种演化的最强大力量。

至少对于较大较复杂的生物，演化所需时间可能相当慢长。因此这使得许多动物无法迅速适应人类统治的地球，目前地球物种灭绝的速度比没有人类干预的史前时代要快了1000倍。

但动物体内一种内在的基因组可塑性使个体动物能以最佳适应性的身体计划和行为模式面对新的机遇和压力，从而有可能使生物短时间发生快速演化。这个所谓的微观演化可以在动物短短几代的时间内发生。

也许最著名的例子就是英国的胡椒蛾。英国工业革命时胡椒蛾的颜色逐渐从白色变成了黑色，以适应大量烟囱冒出的黑色煤烟和被污染的空气。利物浦大学的研究人员指出导致胡椒蛾颜色由白变黑是基因突变，并计算出发生时间可能在1819年。胡椒蛾颜色的变化是已知人类环境污染触发动物微观演化其中最早一例。

1878年，一位蝴蝶标本收藏家首次观察到胡椒蛾颜色的变化，并将他的发现告知了演化论的奠基人达尔文（Charles Darwin），但这位伟人似乎未加留意。后来有人提出这一发现可证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演化观点，但其实胡椒蛾的“工业黑化”并非是自然选择的演化例子，而是人类干涉造成的微观演化。不过当时人类干涉才刚刚开始。

现今除南极洲以外，地球各大陆都能观察到人类影响造成的动物特征之变化。

今天在美国，用卡车从一个农场运送到另一个农场的工业蜂箱里的工蜂，已比其野生的近亲个头大了三分之一，而行为也比野生近亲温顺。在过去的100年里，北美鸣禽改变了翅膀的形状，以适应因森林砍伐而支离破碎的栖息地。在人类偷猎的压力下，赞比亚大象生来就没有象牙。甘蔗蟾蜍在1935年被引进到澳大利亚，初衷是为了消灭有害于甘蔗种植园里的甲虫。但在这一物种入侵后，澳洲黑蛇的嘴就变小，因为黑蛇后代学会避开吞食蟾蜍大小的猎物，以免中甘蔗蟾蜍的剧毒而亡，蟾蜍本身则开始猎食同类，作为成功捕食者自己反遭其害。

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海蛇因生活在锌污染的水域中，受毒素影响，蛇身变暗，蜕皮次数增加。有种蚊子已经演化到只能生活在伦敦地铁的隧道里，并失去了与其地面表亲交配繁殖的能力。在纽约和芝加哥地铁系统生活的蚊子中也观察到了类似的基因多样性下降现象。因气候暖化欧洲大陆的黑头莺栖息地扩大，这种鸟类原飞往伊比利亚半岛过冬，现改飞到纬度较高的英国。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的演化生物学家萨拉·奥托（Sarah Otto）说，“从来没有任何一个物种如人类能如此迅速地改变了生物演化过程。达尔文如在人世，一定会震惊不已！”

奥托说，我们不一定都知道是什么导致了这些特定的变化，不知道是出自于物种行为的可塑性还是某个亚种群演化开始，以及某个确定的亚种群于何处开始形成。但是，有足够多的例子表明，这与基因变化有关，因此我们知道有更深层次的事情正在发生。

她说，“在野外生活避开城市的天鹅与亲近人类的天鹅有基因差异。”她指出，迁徙到英国的黑头莺和仍然飞往伊比利亚的黑头莺之间的区别“很明显是遗传的”。她说，“黑头莺的幼鸟已有这种差异，”这样的变化是新物种出现的第一步。奥托补充道，“生活在伦敦地铁隧道的蚊子就是一个例子，我们可能正在此形成一个新的生态区域，并为一个物种形成创造新的机会。”

我问萨拉·奥托，我们人类是否因为干扰物种的生态从而正在减少物种演化的机率，比如现地球上的陆地有36%开发为农业之用，而且全球各地的城市环境越来越彼此相似。一项研究发现，现在人造材料的质量超过了地球生物量的总和。根据许多分析，由于人类活动，地球生物的多样性正在大量减少。奥托同意这个看法。她说，“在某些方面，我们人类正在同质化地球。但另一方面，人类正在造成非常极端的环境变化。城市环境与我们的农业环境完全不同。”

气候变化已改变了某些鸟类，如黑头莺的过冬路线……

高污染场地，如矿场的尾矿库，代表着人类干涉自然的另一类极端情况。所有这一切都源出于我们人类。人类导致的物种加速演化无法抵消物种的灭绝危机，不过将因此产生一个由与我们人类共荣共存的动物和植物所定义的世界。奥托说，“演化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创造过程，永不会停止，将继续创造出能忍受我们人类的新物种。”

甚至微生物也受到同样的人类压力而演化，有的促成了革新，有的则抑制了革新。奥托说，农业肥料可以把细菌带到新的土壤环境，就像原生于黑海和里海的斑马贻贝和其他侵入性生物通过船舶的压舱水被带到异地水域开始新生活一样。根据微生物学家迈克尔·吉林斯（Michael Gillings）之说，大量被抛弃到大自然中的抗生素（猪牛羊每天排泄的粪便中就有多达五亿份抗生素）类似于一个入侵物种，加速了微生物演化的基本速度。与此同时，哺乳动物王国的同质化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微生物是由我们人类作为食肉或视为宠物的有限动物的肠道微生物所组成。

博物学家兼自然节目主持人吉莉安·伯克（Gillian Burke）花了一生的时间观察世界各地的动物群落。我问她观察到什么样的变化。她告诉我，“我会知无不言的告诉你。我在肯尼亚长大，记得年幼时那里景貌流动自然，山山水水绵延相连。但现在从空中看下去，风景线已经变成了正方形和直线。”

是否可以这样说，人类已经把我们的地球家园变成了一个物种演化示范的巨大实验场？我如是问。伯克回答我说，“对于我，这样的表述很重要，因为这说明我们正在进行这样的实验，但是我们人类也是被实验的一部分。新冠病毒的大流行就是狠狠对我们敲响警钟。人类成了驱动物种变异的选择压力，病毒传播得越多，变异就越多。疫苗是一项新的对应创新，但随后病毒就会说，‘好吧，那我就改变主意，玩点其他花样吧’。人类自己就在这场实验中。”

伯克补充道，在防疫封城社交隔离期间，大多数人都会注意到动物行为的变化。生活在城市地区的鸣鸟已经学会用更响亮的叫声来应对交通噪音和其他城市噪音。她说，“但第一次封城时，人们才首次真正体会到这一点。 大家说，‘哦，太安静了，现在我们都能听到鸟叫声’。但是要知，鸟儿们也是第一次听到了彼此的鸣叫！”

据伯克说，动物的行为方式就是文化，而动物文化会因人类的压力发生演化。她说，大象会一代又一代地传递知识和信息，比如大象的迁徙路线等。但因为人类的偷猎和人向冲突地区的扩大，以及气候变化等，大象觅食和寻找水源变得更加困难，使得大象文化的传承也发生改变。其他动物的文化也因人类因素在衰退。城市刺耳噪音意味着某些鸣禽无法跟随父母学会正确的鸣唱。座头鲸也是动物界的声乐学习者，每个鲸群会共唱一首独特的族群之歌，复杂的曲调会因与其他鲸群的接触互动而生变。但是，人类航运造成的海洋噪音对座头鲸唱歌影响最大，有的鲸群甚至变得沉默而不再发声。

在人类的演化中，文化也发挥了作用。借助工具和科技，人类加速了自身的演化，如英国作家盖亚·文斯（Gaia Vince）在她的著作《超越》（Transcendence）一书所解释，科技让人类可以不改变人类身体而获得新的能力，共享的文化让我们能够接触到集体的思想，获得大量的信息和洞见。

人类的文化创新很多是借鉴于动物，或是试图复制动物的能力。早期人类的石器是模仿捕食动物的锋利牙齿。人类最早的技术是利用生物活体组织，如兽皮和和植物绳索。人类社会因借鉴和学习动物得以发展。但颇为讽刺的是，现在如此多的物种被迫适应人类主宰的地球生活，而我们人类生活的世界却越来越多地模仿其他生物的身体和行为。有关人类模仿生物的科学称为仿生学。

在地铁环境中发现的基因突变蚊子有可能最终会演化成一种新的物种。

使“仿生学”这个术语流行开来的生物学家珍妮·本尤斯（Janine Benyus）说，“人类身边到处都是动物天才。仿生学是一门向这些天才学习的新学科。”白蚁冬暖夏凉的蚁巢启发人类设计了效能更高的空调。世界上车速最高的一种火车日本新干线列车是模仿翠鸟喙的外形，让火车能达到每小时299公里的高速。人类利用仿生技术制造出仿效蚊子喙的精细外科手术用针，仿啄木鸟头骨吸震性的飞行记录仪（飞机黑盒），仿海獭皮的优质潜水服，以及模仿蝴蝶翅膀彩虹色而使伪造难以得逞的钞票。

动物的聪明才智也为人类解决一些最紧迫的环境问题提供了新思路。从模仿座头鲸鳍或蜂鸟翅膀的凹凸不平表面的风力涡轮机叶片，到学习向日葵一样逐日转向的太阳能电池板，仿生技术可以帮助人类生产可再生能源。替代混凝土的建材可能会模仿珊瑚从海水中吸收矿物质建造自身结构的方式，从海水中“种出”未来的城市，同时可将多余的碳封锁在建筑物的地基和墙身中。学习牡蛎等自然滤食性动物可以帮助人类恢复枯竭的海洋栖息地。

甚至微生物也能在人类仿生学中充当一角色。一种称为大阪堺菌（Ideonella sakaiensis）的细菌，已经演化到可以分解消化塑料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而一种在土壤中常见的微生物扭脱甲基杆菌（Methylorubrum extorquens），会产生一种可以聚合核废料中最危险半衰期也最长的两种元素镅和锔的蛋白质。

异种机器人也可以对地球产生积极的影响。robot一词源于捷克语robota，意为强迫劳动。未来的异种机器人可能会被人类派去清理垃圾。生物机器人可以清除海洋中的微塑料或土壤中的污染物。携带一种特殊蛋白质的异种机器人，在某些特定波长的光波下发绿光，但其他波长下则发红光，几个小时后异种机器人就会“记住”在不同波段下的色彩反应。

布莱克斯顿说，“你可以设计异种机器人感知特定的化学物质，如同一个软件程式对其下令‘只要感觉到有毒物质，就游过去，释放一种能中和毒素的化学物质’。”其同样特性也可以应用于医疗领域，比如让异种机器人进行非侵入性治疗或寻找病因。

以目前的形式，一旦储存在细胞中的食物耗尽，异种机器人就会死亡。希望它们能自我演化出从身边环境获取能源的机能还很渺茫。布莱克斯顿说，“作医学皮肤活体检查时，放在水中的皮肤细胞是无法存活的，需要一个严格受控的细胞培养环境。同样，自然界中的青蛙经常会失去皮肤细胞，而这些皮肤细胞自身无法繁殖，也无法演化出获取能量的能力。”

不过布莱克斯顿预料未来的生命演化会出现一些令人惊讶的转折。他说，“因为人类在生物工程、干细胞生物学和计算生物学方面有很大成就，我们会看到人类和电脑将增大步伐朝着设计生命系统的方向发展。”但他也指出，科学家的研究必须公开，这是至关重要的，“我希望能看到伦理学家、律师和社区成员更多地参与到研究的设计中，而不仅仅是在技术走出实验室进入世界后才出来放马后炮。”

新一代的异种机器人展现出来的生命可塑性相当神奇，不可思议。但其前景也提醒我们，为适应一个由我们人类主宰的世界，万千动物是如何频繁地被迫调整改变自己的身体以存活下来。地球上究竟有多少物种能够适应今天因人类干涉而瞬息万变的世界？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有待观察。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人类在整个地球对生物适应性的意外干涉实验还在加速中，动物的生存智慧正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

谢选骏指出：人文主义加科学主义的怪胎，企图扮演上帝，但却不懂，即使非自然演化也是无法超越自然的。例如人类文明，很大程度上就是对于动物世界的模仿，更不用说也是对于植物世界的依赖了。人算什么？人文主义加科学主义的怪胎又算什么？生物世界的寄生蟲罷了。

【11、改革开放就是无赖流氓】

《制度的失败：越来越多的人“不和你玩了”》（新微读 2022-07-25）报道：

本文作者：周其仁，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01、其实世界上的各种经济体制互相比赛一件事情，那就是纠错能力。哪有不出错的制度？

资本主义了不起，《共产党宣言》说它创造了超越以往一切时代的革命性的经济成就，但为什么老要闹经济危机呢？还不是那个体制会出错？

过去以为搞了计划经济就可以消除危机，实际上无论在苏联还是在中国，经济决策同样会出错，否则为什么隔几年就来一次“调整”？

经验证明，出错不可免，问题是纠错能力强不强。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是个优点，但前提是决策要对。决策错，又集中，那错误也大，且纠错比较困难。

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能自动变强吗？

实践中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偏向，千难万难，改革好不容易取得了一些进展，也因此取得了一些经济成就，有一种舆论就认为我们的体制是全世界最灵光的体制，再不需要改了。

既然改革这么难，那么干脆不改了行不行？干脆宣布中国已经建成了新体制，再也无须改革，行不行？

02、想来想去，答案是“不行”。

因为改了一半不再改，大的麻烦在后面。大体有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不继续在一些关键领域推进改革，不继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向的改革，不推进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治改革，很多社会矛盾会呈现连锁爆发趋势。

联系到当下的经济形势，总特征是高位下行。老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就是下坡时容易出问题。很多的矛盾在高速增长时被掩盖，但往下行时，平衡的难度就加大了。（防失联请复制加微信：ziydjian注明读者）

第二个层面，更年轻的人群成为社会的主体，他们对体制、政策以及自己所处环境的评价，有不同于上一代人的新参照系，也有他们对理想社会更高的预期。

比如说，对经历过1959-1961年大饥荒，经历过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这代人来说，看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变化，再怎么说也觉得进步巨大。

但是，对“80后”、“90后”来说，他们的参照系生来就有所不同。他们生活在较开放的中国，对世界的情况有更多的了解，认为这个世界本来就应该是这样的、那样的，要是不达标，他们就不满意。

现在社会人口的主体，也就是产业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消费结构中最活跃的人口、文化活动中最活跃的人口，他们的参照系究竟是什么，他们的预期值又是什么？他们对社会公正、对现代文明的标尺是不是比过去更高了一点，对改革不到位带来的负面现象觉得更不可容忍？

要看到，中国经济总量已是全球第二位。也正因为如此，人们对自己国家的期望，比过去更高。我们不能动不动就讲改革前怎么样，更不能讲新中国成立前怎么样，老靠“忆苦思甜”来维系人们的满意度。

一个国家有希望，一定是一代一代对自己社会的期望值更高。所以改革还要和正在成为主流人口的期望值相匹配。

要是改得过慢，跟不上年轻一代对社会的期望，也会出问题，也可能让失望情绪弥漫，那就无从动员一代代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

03、第三个层面，现在很多制度性的变量改得过慢，老不到位，正在激发越来越多的法外行为、法外现象。

现在很多事情，法律上说一套，本本上说一套，人们实际上另做一套。不少人不在法内的框架里，而在法外的世界里讨生活。

看到这类现象，人们习惯于批评中国内地有法不依，没有遵纪守法的好习惯。这个问题是存在，但有的情况下，也实在是因为我们不少法律或规章，定得不合理。

我举过一个很小的例子，民航客机落地时，广播里一定说请大家不要打开手机。可是你前后左右看下，差不多人人都在开手机。而搭乘香港国泰或港龙的班机，人家一落地就广播说现在可以打开手机了。

我的问题是，要是落地之后开手机没啥不良后果，干嘛不痛痛快快让大家开手机得了？这是说，有的情况下，改一改法律或规章，不难做到有法必依。

现在不少经济管制，或曰法规或曰政策，根本就很难执行，弄来弄去大家非得不守法，才容易过日子。

讲到这些现象，“小道理”盛行——这个不让碰，那个不让改。但似乎忘了一条大道理，那就是要让绝大多数人的绝大多数行为，在合法的框架里进行。

在一个变化很快的社会，改革要提升制度化能力，也就是化解法外行为，把对他人与社会无甚损害的法外活动，尽可能地纳入法内框架。否则，越来越多的人另起炉灶，“不和你玩了”，那才叫最大的制度失败。

改革本来就难。站在当下这个时点，改起来更难。但是拖延改革，不是出路。

现实的局面，改革不但要跟腐败或溃败赛跑，还要和越来越年轻的社会主体的期望值赛跑，并有能耐把大量法外世界的活动，吸纳到体制里来。在这三个方向上，要是跑不赢，大麻烦在后面。

网民嚎叫：

锡耶纳 发表评论于 2022-07-25 10:56:28

所谓“中国模式纠错”？孙立军贪6个多亿不是一夜之间的事儿，他一路升迁有谁纠错？共党贪官从数万到数百万再到数亿贪污受贿，纠错机制呢？2003年温相不按安排路线自己突然插入小道、才得以遇上农妇熊德明，她抱怨了丈夫在外打工拿不到工钱，于是第一次“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上了朝廷议事桌子，李中堂主政年年春节前还是有“不许拖欠农民工工资”指示，二十多年过去了，农民工无法按时拿到血汗钱还是存在，全世界真不知有几个国家会有这么坑底层劳动者的恶行；一个没有新闻自由、反而有“妄议”罪的国家，“社会的监督”是你党的夜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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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家争鸣2012 发表评论于 2022-07-25 10:02:43

中国模式的纠错，靠的是社会的监督和中国政权内部的自我检查反省。有问题，立刻社会反映，然后政府立刻跟进解决。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动力。制度是否失败，不是你我说了算，而是中国人民说了算。

锦西 发表评论于 2022-07-25 10:48:03

什么样的制度适合中国人？近四十年的开放，不自由吗？人人最大限度的自由。你干嘛了？？为什么不扪心自问。实事求是的说，我们仅仅积累了虚无的资本，却长久的丢掉了基本的人性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谁富了，什么手段富得？？富得钱，都到哪里去了？？？？中国走到今天，说是没朋友了，为啥？仅仅是制度的问题吗？个人的约束力，靠的是什么？规则，规矩，不是你的，你别拿，你做到了吗？就说你是共产党的干部，你按党章做了吗？？谈资本，先讲代价，看问题，先要居安思危，这是最一般的道理。北大就这样的教授？，你没有先知先觉，就凭这一点，就不配为人师表。.一句话，“不跟你玩了”，，那就是跟西方价值观，根本不搭嘎。

Bslrim 发表评论于 2022-07-25 10:35:21

楼下，这一点不奇怪啊，低收入的白人是最排外最种族主义的，砸日本车的都是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在哪都一样。

生肖迷宫 发表评论于 2022-07-25 10:22:09

一位搞教育培训的小粉红丢工作了，每天在穷苦潦倒中挣扎，痛苦不堪，一听到又有某个国家辱华的消息，立刻像打了鸡血一样，斗志昂扬，民族自豪感一下就将各种负面心理冲得干干净净，爱国爱党爱习主席，正能量爆棚，恨不得今天打台湾，明天打日本，后天打美国。

这种现象在中国非常有普遍性，人民在权力的压榨下挣扎，只有靠民族主义来发泄怒火，这也是独裁所维系的传统手段，就像二战时的轴心国一样，这是民族的灾难，也是世界的祸端。

百家争鸣2012 发表评论于 2022-07-25 10:02:43

改革无非是系统性地纠错。这里存在一个悖论：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非积累起很多问题才需要改革。但打出改革的旗帜，我们体制的纠错能力就能自动变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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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周其仁，文章中满篇牢骚，没有任何的亮点。也就是这样的水平？而且上面的所谓悖论，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计划体制本来就是因为纠错能力不够强。事实上，中国从来没有经济危机，就是政府在经济上的调控所致。中国5年计划的前瞻性，不管你认不认可，一直让经济保持持续的增长速度。中国模式的纠错，靠的是社会的监督和中国政权内部的自我检查反省。有问题，立刻社会反映，然后政府立刻跟进解决。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发展动力。制度是否失败，不是你我说了算，而是中国人民说了算。

泰傻 发表评论于 2022-07-25 09:34:03

我党信奉的是谁大谁定规矩，当感觉自己大了，就急于定规矩，结果发现，早了。

Lacedaemon 发表评论于 2022-07-25 09:29:49

小目标，个人收入先赶超台湾再说。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2-07-25 09:19:10

说什么梦话呐，疯控中。搞什么发展搞什么突破搞什么改革，就特么清零就完事了。

谢选骏指出：进入二十一世纪都二十二年了！有人还在为二十世纪的改革开放唱赞歌，真不愧为“后清人民共和国”。但是我早就说了，改革开放就是无赖流氓——1、改革就是无赖行为，赖掉以往承诺的劳动保障和积攒了三十年的社会主义欠債；2、开放就是流氓行为，它让黑社会治国、黄色娘子军横行。所以我说——改革开放就是无赖流氓！继续改革开放，就是继续流氓无赖；扩大改革开放，就是扩大流氓无赖。除非，大家合力，率先推翻了騎在自己頭上的中国共产党的任意胡來！

【12、和平统一软弱无力】

《欧洲经济为何无力与美中竞争》（PATRICIA COHEN 2024年6月6日）报道：

欧洲中央银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说，欧洲的许多经济组织都是为“昨日的世界”而建立的。

欧洲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正在萎缩，人们越来越担心欧洲大陆再也无法跟上美国和中国的步伐。

“我们太小了，”意大利前总理恩里·科莱塔说，他最近向欧盟提交了一份关于这个单一市场未来的报告。

“我们没有什么雄心，”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的负责人尼古拉·坦根向英国《金融时报》表示。“美国人更勤奋。”

“欧洲企业需要重拾自信，”欧洲商会协会宣称。

造成所谓“竞争力危机”的原因有很多：欧盟的监管法规太多，而该组织在布鲁塞尔的领导层权力太小。金融市场过于分散；公共和私人投资过低；企业规模太小，无法在全球范围内竞争。

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说：“我们的组织、决策和融资都是为‘昨日的世界’而设计的——新冠疫情之前，乌克兰危机之前，中东爆发冲突之前，大国对抗回归之前。”德拉吉目前正在领导一项关于欧洲竞争力的研究。

来自俄罗斯的廉价能源、来自中国的廉价出口、以及对美国军事保护的基础性依赖都不能再被视为理所当然。

中国的太阳能发电场。北京和华盛顿的政府已经投入巨资发展替代能源产业。

与此同时，北京和华盛顿正投入数千亿美元，扩大自己的半导体、替代能源和电动汽车产业，并颠覆世界自由贸易体制。

私人投资也同样滞后。例如，麦肯锡全球研究所的报告显示，欧洲大型企业在2022年的投资比美国大型企业少60%，增长速度却只有美国大型企业的三分之二。人均收入平均比美国低27%。生产率增长低于其他主要经济体，而能源价格却高得多。

德拉吉的报告要等到欧盟27个成员国的选民本周投票选出各自的议会代表之后才会公布。

但他已经宣布，“彻底变革”是必要的。在他看来，这意味着大幅增加联合开支，彻底改革欧洲繁琐的融资和法规，以及整合小型公司。

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日益加剧的国际冲突，以及各国日益利用国家政策来引导商业，让二十多个国家作为一个整体行动的内在挑战变得更加严峻。想象一下，如果美国的每个州都有国家主权，只有有限的联邦权力来筹集资金资助军队等事务，那会怎样。

欧洲央行前行长马里奥·德拉吉和他的继任者克里斯蒂娜·拉加德。他说，要跟上世界其他地区的步伐，欧洲有必要加大投资。

欧洲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跟上形势。去年，欧盟通过了一项绿色协议工业计划，以加速能源转型。今年春天，欧盟首次提出了一项工业防务政策。但与美国和中国动用的资源相比，这些努力都显得微不足道。

研究公司Rystad能源在本周的分析报告中表示，欧盟“在可再生能源、清洁技术产能和国内供应链投资方面，距离其雄心勃勃的能源转型目标将很遥远”。

在德拉吉看来，仅在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方面，欧盟的公共和私人投资每年就需要再增加5000亿欧元（合5420亿美元），才能跟上步伐。

他和莱塔的报告都是受欧盟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的委托撰写，目的是在今年秋季开会制定欧盟下一个五年战略计划时，供政策制定者参考。

在欧洲和其他地区，仍有相当一部分人倾向于开放市场，对政府干预持怀疑态度。但欧洲许多高级官员、政界官员和商界领袖越来越多地表示，需要采取更积极的集体行动。

他们认为，如果不集中公共资金，并且建立一个单一的资本市场，欧洲将无法在国防、能源、超级计算等领域进行有效竞争所需的投资。

而且，如果不整合小公司，欧洲就无法与那些更有能力吞下市场份额和利润的巨型外国公司相比。

法国的火车生产线。意大利前总理表示，欧洲各国首都之间缺乏高速铁路服务“充分体现了”欧盟面临的困难。

德拉吉举例说，欧洲至少有34家主要移动网络，而中国有四家，美国有三家。

莱塔说，为研究他的报告，他花了六个月的时间，走访了65个欧洲城市，亲身体验了欧洲特有的竞争力缺陷。他说，“乘坐高速列车在欧洲各国首都之间旅行”是不可能的。“这是一个深刻的矛盾，体现了这个单一市场的问题。”

然而，提出的解决方案可能会违背政治理念。欧洲大陆的许多领导人和选民都对就业、生活水平和购买力深感担忧。

但他们又不太愿意给予布鲁塞尔更多的控制权和财务力量。他们往往不希望看到本土品牌与竞争对手合并，或者熟悉的商业惯例和行政规则消失。另一个令人担忧的问题是繁文缛节造成的新混乱。

今年，愤怒的法国和比利时农民封锁了道路，倾倒大量粪便，以抗议欧盟环境法规的大量增加，这些法规规定了他们对农药和化肥的使用、种植时间表、区域划分等等。

对希望利用经济焦虑的极右翼政党来说，指责布鲁塞尔也是一种便捷的策略。法国反移民的政党国民联盟党称欧盟是“人民的敌人”。

目前，民意调查显示，右翼政党有望在欧洲议会赢得更多席位，使得这个立法机构更加分裂。

在国家层面上，政府领导人会热衷于维护自己的特权。过去十年来，欧盟一直试图建立一个单一的资本市场，使跨境投资变得更加容易。

但包括爱尔兰、罗马尼亚和瑞典在内的许多小国反对将权力移交给布鲁塞尔或修改本国法律，担心这会使本国金融业处于不利地位。

民间社会组织也对权力集中感到担忧。上个月，欧洲的13个团体写了一封公开信，警告说，更大程度的市场整合将损害消费者、工人和小企业的利益，并赋予企业巨头过大的影响力，导致价格上涨。他们还担心，其他经济、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优先事项会被搁置一边。

十多年来，欧洲在资本投资、研发和生产率增长等几个竞争力指标上一直落后。但根据麦肯锡的报告，欧洲在减少排放、限制收入不平等和扩大社会流动性方面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与美国的一些经济差距是自愿的结果。欧洲和美国之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差距，有一半是由于欧洲人选择在一生中平均工作更少的时间。

今年2月，抗议者和警察在布鲁塞尔欧盟总部附近发生冲突。一些希望利用经济焦虑的激进政党也加入了反对欧盟法规的行列。

有人警告说，如果欧洲人想要维持生活水平，这样的选择可能是一种奢侈。布鲁塞尔研究机构勃鲁盖尔的高级研究员西蒙·塔利亚皮耶特拉说，管理能源、市场和银行业的政策过于分散。

“如果我们继续存在没有良好整合的27个市场，”他说，“我们就无法与中国人或美国人竞争。”

谢选骏指出：人问“欧洲经济为何无力与美中竞争”？我看这是因为，“和平统一软弱无力”！

人说“如果我们继续存在没有良好整合的27个市场，我们就无法与中国人或美国人竞争。”——我看你想“良好整合的27个市场”，就必须经过一次成功的统一战争！那样，你们欧洲人就能与中国人或美国人竞争了。因为，所有的和平统一，都是空中楼阁。

【13、火星无人机与东航737的“自杀他杀”】

《火星无人机：永远不会在地球上飞行的飞机》（马克·派星（Mark Piesing）BBC 2022年3月20日）报道：

2021年4月19日，一架名为“机智号”（Ingenuity）的小型实验无人机从火星地面起飞，这被载入史册。这台自动飞行器的螺旋桨在稀薄的大气中快速旋转，以产生足够的升力，将飞行器推到一层楼的高度。“机智号”在空中盘旋几圈，然后安全着陆，实现了人类在另一个星球上的首次遥控飞行。它降落的地点以航空先驱的名字命名，称为莱特兄弟机场（Wright Brothers Field）。

设想，在21世纪30年代中期，一架小型汽车大小的旋翼飞机“蜻蜓”（Dragonfly）将此技术进一步提升。它将登陆土星最大的卫星土卫六（Titan），开始人类对其首次探索。一小时后，“蜻蜓号”将会飞得比任何其他星球表面探测器都要远。这架多旋翼无人机将飞越土卫六的表面，将在土卫六着陆一天（相当于16个地球日）进行实验，然后飞到下一个目的地。

但对于外星航空器来说，最大的挑战，或许也是最大的机遇，应是极其炎热的金星。金星有着极高的温度、压力和酸性大气。没有任何登陆装置能在其龟裂的板状表面存活超过127分钟。

科学家们计划向金星发射两种飞行器。一种是太阳能动力的滑翔机，它可以在金星较为温和的上层大气中无限期地飞行；另一种是飞行翼设计，可以在接近金星地表的恶劣环境中飞行。

“开发登陆金星的技术是困难的，”加州行星科学研究所（Planetary Science Institute, California）的高级科学家埃尔达·诺·多布雷亚博士（Eldar Noe Dobrea）说，他正在进行金星任务的概念设计。“唯一的办法就是飞越金星大气层。”

特迪·扎内托斯（Teddy Tzanetos）是空中移动小组（Aerial Mobility Group）的机器人技术专家，也是“机智号”火星飞行探测器的团队负责人，他已经在研究下一代火星飞行探测器。他说，“我们知道莱特兄弟的首次飞行对地球人类意味着什么，我认为我们将在其他星球上遵循同样的模式。”

约翰·霍普金斯应用物理实验室（Johns Hopkins Applied Physics Laboratory）的首席研究员伊丽莎白·子比·特图（Elizabeth "Zibi" Turtle）说，“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类比，但‘蜻蜓’是‘机智号’首次飞行后接下来的一步。这将是第一个将全部科研装备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的（空中）飞行器。”

美国太空总署为何不但上天还要下海？

保卫地球免遭“末日”重创 美国测试用航天器“撞走”小行星

NASA探测器“洞察号”揭露火星内部结构的秘密

不同于"好奇号"探测器艰苦旅程，像"机智号"这样的小型直升机（右）尝试了另一种探索外星的方式（Credit: Devromb/Getty Images）

像早期的极地航空探索先驱一样，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工程师们意识到飞行器可以给探索新世界带来革命性的变化。标志性的机器，如火星登陆器“海盗号”（Viking）和“好奇号”（Curiosity），以及轨道飞行器，如土卫六的“卡西尼号”（Cassini），将继续在探索中发挥关键作用。如果有合适的大气层，也可能有其他选择。机器人和可遥控的飞艇、直升机、无人驾驶飞机，甚至充气螺旋桨飞机，都是美国宇航局科学家的设想，它们可以快速收集行星表面大片区域的高质量数据，避开危险地形，获取太空轨道上无法获得的近距离图像，并从不同的角度观察目标。这样的飞行器也可以到达登陆车无法到达的地方——山脉、山峰，甚至是无法登陆的金星表面。

美国宇航局的工程师们面临的问题是，每个星球的环境对飞机的类型、载荷能力都有不同的限制，目前工程师可使用的技术也存在类似的限制。

土星五号火箭的设计者沃纳·冯·布劳恩（Wernher von Braun）设想用高超音速滑翔机登陆火星。科幻小说作家菲利普·K·迪克（Philip K. Dick）想象人类乘坐直升机登上火星。在上世纪70年代的海盗号登陆器之后，美国宇航局的工程师们开始研究火星飞行器的概念，如今美国军方使用的“捕食者”（Predator）无人机的特点最终也体现在了火星飞行器上。

在火星上，大气浓度不到地球的1%，这使得飞机很难产生升力。这就意味着一架火星直升机必须非常轻，但仍然能够承载锂离子电池、传感器和摄像机，以及保温和绝缘材料，以保证它能在火星寒冷的夜晚可正常工作。扎内托斯说，“如果你能解决所有这些挑战，并建造一架重量小于1.8公斤（4磅）的飞机，那么就有可能。”

他说，“我们的首席工程师和团队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研究火星直升机的想法，但当时技术还不成熟。快进到2010年代，对于一个技术模型来说，它变得可能。”

像蜻蜓号这样坚固的旋转翼飞行器可以由一个小型核反应堆提供动力——该团队还研究了固定翼飞机，但在火星上使用旋翼飞机更有意义，因为没有机场。

宇航局有9个不同的技术成熟度级别，从“基本原理”的1级，到通过任务操作“飞行验证”的9级。

上世纪90年代，为“机智号”提供动力的电池刚刚开发出来，很少有人意识到碳纤维等材料的潜力。同样地，用于飞行器飞行的传感器、计算能力和算法还不够成熟。人类建造和操控它们的技能也都不具备。

20多年过去了，技术日新月异。今天，在地球上，无人机广泛用于运送包裹和疫苗，以及调查农作物和考古遗址。扎内托斯说，“这确实是所有这些技术在正确的时间汇聚在一起，使匠心设计成为可能。”

“机智号”完成了试飞，目前仍在飞行。扎内托斯说，“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证明我们可以在火星上飞行，我们做了19次飞行。我们能对未来产生的最大影响是继续试飞机智号。”

“我们成功完成的每一次飞行都提供了宝贵的工程数据，对以后的研发将是至关重要的。”

蜻蜓号将能够在星球表面飞行时绘制出地图——扎内托斯说，该团队还在设计能够在更长的距离上承载更重载荷的旋翼飞机。“我们想给宇航局更多的解决方案。”

土卫六是火星的另一个极端。土星的这颗卫星，有行星大小，表面地壳被冰覆盖，下面是覆盖整个行星的海洋。那里非常寒冷，还下着甲烷雨。有人提出，船可以探索表面，潜艇可以在海洋航行，飞行器可以在大气层飞行。

“土卫六的环境非常适合使用较重的飞行器进行探索，”蜻蜓号任务的副首席研究员梅丽莎·G·特雷纳（Melissa G Trainer）说。它有低重力和稠密的大气层，这意味着飞机和直升机可以更大的尺寸，携带更重的载荷，比在火星这样的行星上有更大的能力。

土卫六的环境意味着像蜻蜓号这样的旋翼飞机可以携带强大的核电池，这是科学任务所需要的，因为电脑硬件和应对粗糙的地面所需的坚硬着陆板都颇具重量。

现有的地图不够详细，但旋翼机将检查可能的着陆点，如果不安全，就继续飞行。“当蜻蜓号飞行时，它会自己绘制土卫六的地图，”特雷纳说。“这种跨越式的方式是风险最小的选择。”

然而，火星在一个方面比土卫六更有优势。“在火星周围的一整套轨道飞行器已经在那里呆了几十年，可以为‘机智号’做探测，并起到中继站的作用，”特图说。“蜻蜓号必须与地球进行直接通信，并自行勘察当地情况。”

不到一天的时间，数据就从火星到达地球，进行分析，将“机智号”的信息发回地球。在土卫六上，这需要更长的时间。

我们可能需要简单、坚固的探测器来探索太阳系中不适宜居住的行星——之后的空中考察可能是去地球的姐妹行星金星。这颗行星的大气密度是地球的90倍。它的温度约为475摄氏度（900F），压力为93巴（1350磅），相当于地球海洋下一英里的深度。

“金星的大气层很糟糕，但也很好，”多布雷亚说。“那里有一层20公里（12英里）厚的巨大云层，从离地面50公里（30英里）到70公里（45英里），比地球的大气层密度更大，更容易飞行。太阳能飞机应该有可能无限期地在这个高度飞行，而且利用现有技术是有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他的第二架概念飞机将在接近水面的地方飞行。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补充说，由于极端的高温，太阳能缺乏阳光，以及压力。

这架飞机使用一个类似斯特林的引擎（Stirling engine），将接近地表的高温转化为能量，在较冷、较高的海拔为飞机提供动力。使用这种引擎的飞机为数不多。

可能还有另一种选择——气球。

这是人类首次在外星世界飞行的气球。1985年6月，苏联-欧洲的织女星运载火箭（Soviet-European Vega mission）发射了两个巨大的气球进入金星大气层，仪器挂在气球下面。

“我们知道这两个气球已经解除任务，但我们不知道它们是否还在，”美国跟踪气球项目的负责人罗伯特·普雷斯顿）（Robert Preston）表示。“我们在示波器屏幕上看到的都是噪音，除了噪音什么都没有。然后有一个微弱的信号。”

“我记得我离开控制室，看到金星在清晨的天空中明亮，我想：‘在那里。’”

织女星气球持续漂浮在大约54公里（33英里）的高度，收集了46小时的大气数据。“织女星气球非常'成功，”杰·加仑廷（Jay Gallentine）说，他是空间历史学家，也是《来自地球的大使:用无人飞船开拓探索》（Ambassadors from Earth: Pioneering Explorations with Unmanned Spacecraft）一书的作者。

扎内托斯说，“我知道未来我们还会有飞行器登临火星，我们正在为工具箱添加一种新工具。我们所学到的一切将帮助下一代不仅探索火星，还探索其他太阳系的行星。”

但这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挑战，来自喷气推进实验室技术注入小组（JPL Technology Infusion Group）的美国宇航局科学家乔纳森·绍德（Jonathan Sauder）警告说，“如果你开始观察太阳系外的行星，那么它就会开始变得非常疯狂。有些行星是由冰构成的，或者大气中有金属。如果不彻底摧毁它们，我们就无法发射飞行器任何已知的行星，但也有其他行星更像地球。”

哈弗漫游者使用简单但坚固的电子设备，能够承受金星等环境的压力和温度——无论环境如何，无论人类探索的是哪个星系，物理都是一样的。扎内托斯说，“我们从在太阳系其他行星上自动飞行器中学到的经验是人类未来飞行方式的基础。”

绍德正在设计一种可以在金星上生存的着陆器，他称之为“极端环境自动漫游者”（Automaton Rover for Extreme Environments）的机制。这可能有一天会被用在水星登陆器、漂浮在这颗气态巨行星深处的探测器，以及探测地球内部的机器中被发现。他说，“在建造金星着陆器时，极端的环境意味着我们放置在航天器上的许多传统组件将不起作用。”

压力将大气中的酸推入组件中，这意味着它们必须由不锈钢或钛制成。高温也会融化电子产品。

绍德的解决方案是一个完全机械的机器人，一个蒸汽朋克漫游者。“最初的设计甚至有腿，而不是轮子，灵感来自荷兰艺术家西奥·詹森（Theo Jansen）的巨大风力机械雕塑，或称“风力仿生兽”（strandbeests）。

为了探测和躲避障碍物，着陆器使用了一个由滚轴和保险杠组成的系统，就像一个儿童玩具，当着陆器遇到障碍物时，它会倒车，然后再朝略微不同的方向前进。

“它可能不是最有效的，但在那种环境下工作，是稳健和可靠的。”

美国宇航局的一些概念是基于荷兰艺术家西奥·詹森设计的风力仿生兽机械雕塑——

然而，事实证明，要避免使用电子原件太难了。取而代之的是，能够在高温下工作的基本电子设备被用来测量温度和化学成分，并将数据传输给轨道飞行器。因此，“火星车”不得不被重新命名为“火星漫游者”（Hybrid Automaton Rover-Venus）

其次是动力。太阳能不行，因为金星有厚厚的云层和相当于60天长的夜晚。相反，宇航局的工程师们利用风来直接驱动探测器的机械系统。相机和化学传感器则更加棘手，还有待开发。

火星漫游者着陆在金星上的可能性还很小，但任何一个设计可能会增加这种可能。

绍德说，“我有信心，总有一天漫游者登陆金星表面，从火星漫游者架构中学到的经验将影响这些设计。”

马克·派星，航空自由撰稿人，著有《N-4降落：寻找意大利北极飞艇》（N-4 Down: The Hunt for the Arctic Airship Italia）一书。

谢选骏指出：火星无人机是“超现实”的，虽然并不“超自然”。但是，火星无人机的超现实到了地球上就成为灾难性的事故了——例如东航737的“自动失事”就是如此——

《东航惊悚“笔直下坠”　飞安专家曝可能原因》（2022-03-21 苹果新闻网）报道：

中国东方航空一架昆明－广州航班MU5735，今（3/21）在广西梧州上空时发生断崖式坠机，高度突然由9000米快速下降，2分钟后失去信号，有飞安专家表示，飞机一般有保护机制，笔直下坠并“不寻常也不正常”；另一名专家分析，研判飞机是在没有操控，或可能没有动力，亦或是人为蓄意问题，才可能机头朝下坠。

据即时航空雷达（Flightradar24）显示大陆东方航空失事的MU5735航班航迹，该客机在经过广西梧州上空时，高度突然由9000米笔直朝下急速坠机。另根据流出影片显示，该架飞机突然机头朝下笔直俯衝。

一名飞安专家表示，飞机有保护机制，若发生事故，飞行姿态不应该是如此(笔直下坠)，除非是把保护装置解除掉，否则正常状况很少见会有笔直往下飞的情况，该飞行姿态不正常也不寻常，不知道驾驶舱内是否有发生甚麽事，亦或是机翼卡住或断裂造成机动力有这种结果，仍待相关飞安调查才能明朗。

另一名飞安专家则表示，机头朝下坠机，人为或机械等因素都无法排除，该机掉落山区引发大火，黑盒子有防撞和防火设计，若能找到黑盒子，就可解答；一般飞机都有2式3套辅助系统，一套坏了，应不至于发生，从该机往下直坠来看，飞机疑似可能完全没有操控，或操控系统没有功能，飞机也可能没有动力，才有可能机头朝下下坠；另也可能是人为失能，且另一名机师到后舱去，才会发生，否则在两人都在情况下，一名机师失能，另一名机师也会接手，不至于没有操控；而如果是人为蓄意，那甚麽可能性都会发生。

网民嚎叫：

1、吴文行wenxingwu@wuwenhang

东航飞机是垂直坠落，有传言，驾驶员因财务问题，飞行途中支开副驾驶，关闭驾驶舱录音器驾机坠毁。

2、郭@Rl_FidelCastro

网友爆料机长深陷财务危机！

谢选骏指出：无人机可以无人驾驶，有人机却无法无人驾驶或由坏人驾驶——否则就会发生东航这样的悲剧了。这是个人恐怖主义。

《中媒曝东航坠机主因 人民日报等发文否认》（2022-03-21 世界新闻网）报道：

中媒称，疫情中由于巨大亏损，东航通过节约航油等大项成本、严控单位餐食机供品费用、维修费用、日常支出等方式压降成本。（东方航空公司官网）

21日在广西发生空难的中国东方航空集团公司总部位于上海，是中国三大国有骨干航空运输集团之一，这两年因为疫情后的巨大亏损，为减轻经营压力，东航一度通过多种手段压降成本，包括严控维修费用。

据《一点财闻》，截至2020年底，东航的机队规模达730余架，是全球规模航企中最年轻的机队之一，拥有中国规模最大、商业和技术模式领先的互联网宽体机队。

目前，东航构建起以上海和北京为主的“两市四场”双核心枢纽网络，借助天合联盟，通达全球170个国家和地区的1036个目的地，每年为全球超过1.3亿旅客提供服务，旅客运输量位列全球前十。截至 2022年2月底，该公司合计运营 752 架飞机，其中自有飞机261架，融资租赁飞机275架，经营租赁飞机216架。

受疫情影响，上市公司中国东航近年业绩波动较大。2021年，预计归属于中国东航股东的淨利润约人民币-110亿元至-135亿元(约-17.2亿至-21.2亿美元)。

中国东航表示，受疫情影响，中国航空业面临严峻挑战，尽管2021年国内航空旅客运输量较2020年有所回升，但受海外疫情持续高发及国际旅行限制政策的影响，国际航空客运需求持续处于低位。此外，燃油价格的持续上涨，加重了航空公司的成本负担。

为减轻经营压力，东航一度通过多种手段压降成本。

2021中报中，东航称，聚焦生产运行精细化，公司通过飞机减重、单发滑行率提升、航路优化、飞机辅助动力装置（APU）替代等举措，有效节省燃油，降低燃油成本。 2021 年上半年，公司通过飞机减重模拟测算节省燃油约 5,907 吨。

此外，公司将生产经营与财务管理深度融合，多措并举增收节支：加强成本费用管控，积极争取各方面政策支持。通过盘活资产等方式增加收入；通过节约航油等大项成本、严控单位餐食机供品费用、维修费用、日常支出等方式压降成本；通过降低航材库存、压缩投资等方式节约现金流；积极拓宽融资渠道，2021年上半年累计发行人民币220亿元超短期融资券和人民币90亿元的公司债券，确保现金流安全并满足公司生产经营需要。

为寻求资金支持，中国东航2021年11月公告称，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公司新增股份数约24.95亿股，发行价格4.34元/股，募集资金总额约人民币108.28亿元(约17亿美元)。

近一周以来，中国东航的股价呈现上涨态势。截至3月21日收盘，中国东航股价报5.69元/股，总市值为1073.96亿元(约168.8亿美元)。这一回暖形势，或将画上句号。而中国航空业，以后的日子更难了。

谢选骏指出：只顾成本暴利，不顾乘客死活——用玩弄无人机的态度来操作东航客机——这是国家恐怖主义，如何避免波音737的“自杀他杀”？

【14、距离无家可归的最近一站】

《野火、风灾随时可撤离 改装旧校车为家成风潮》（中央社／旧金山12日电 2021-09-12）報道：

风灾、野火等气候危机引发人们对固定房宅的重新思考，美国有一小群人住在黄色旧校车改成的住所，四处为家，当灾难来临时，他们只需要把车子开走就等同全家撤离。

8月下旬的卡尔多野火（Caldor Fire）蔓延加州旅游胜地南塔霍湖（South Lake Tahoe）时，37岁的独立摄影工作者菲利普森（Joseph Philipson）和他的女伴波内蒂（Ashley Bonetti）开着一辆黄色大巴撤离，他们的家当全都在这辆由典型美国校车改装的露营车上头。

菲利普森的摄影工作包括纪录加州野火，气候变迁让他在几年前决定不再支付昂贵的租金，而是在一辆改装的旧校车安家。

从买车到升级内装，这对情侣对他们的校车之家投资了大约6万美元。外观保有经典的黄色油漆，「校车」的英文本母虽然褪色，但轮廓还在。进到车内像是一座小公寓，原本的校车座椅改装成橱柜和台面，小家电举凡冰箱、烤箱和洗衣、烘衣机一应俱全，车内空间并容得下淋浴间和一张大床铺。

车顶是他们的「后院」，上头安装有太阳能电板，平常他们爬上阶梯在车顶休憩。亚利桑那州是两人相遇的地方，每年以校车为家的族群会在加州临界亚利桑那州的沙漠相聚同欢。

「这是对气候变迁产生共同焦虑的社会体验，」菲利普森告诉11日的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他不想把住家安在会被野火烧毁，或者因为干旱而导致缺水的地方。

29岁的普拉玛 （Sarah Plummer）与丈夫于三年前在美国政府公家物品拍卖网站买下旧校车，投资4万美元改装，当起游牧民族。

她放弃芝加哥的生活而选择到加州过更移动式的生活，她原本是一位传播工作者，现在旅游相关的公司兼职，丈夫是一名房屋维修工。

今年夏天他们到北加州南塔霍湖驻扎，原本吸引人的天气，却因卡尔多野火来袭让天空变成烟尘一片。她认为会有更多人选择迁移的游牧生活，「不在于一个地方是否舒适，而在一个地方于是否宜居」。

风灾、野火等气候危机引发人们对固定房宅的重新思考，有人住在旧校车改成的住所，四处...

风灾、野火等气候危机引发人们对固定房宅的重新思考，有人住在旧校车改成的住所，四处为家。（取材自Instagram）

房子原是实现「美国梦」（American Dream）的象征，来自威斯康辛（Wisconsin）的一家五口却从大房子搬到一辆绿色校车过日子，34岁的韦布斯特（Ray Webster）在她的社群帐号说，从饮食、消费到冲澡时的思维都和以往不同了。

她把孩子带离学校，「不从教科书而从真实生活中学习」。她说，住在校车之屋，并非出于绝望，而是出于选择，「在比较小的房子里，拥有更少的东西，以后有更多的故事可以告诉孙子。」

谢选骏指出：此人不知，校车里的孙子可能发育不良，即使长大也会怨恨自己的家庭，没有给自己一个更好的童年。因为无论多么以苦为乐，居住校车毕竟是“距离无家可归的最近一站”。

《买了校车改房车 这对夫妇开着校车环游美国！》（2019-06-21 搜狐）报道：

以校车为家，这对夫妇背着娃，开始了环游美国之旅。

33岁的德里克·科比亚（Derek Cobia）和32岁的妻子艾米本是一对普通的美国夫妇，每天生活所愁，就是怎么还清四居室公寓的按揭贷款。但是，对于他们来说，这样的生活终究平淡，自由不羁的心让他们准备来场环美公路旅行。

这对夫妇带上3岁的女儿走过崇山峻岭、森林雪地，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游历美国33个州。艾米觉得这次旅行称得上是“最伟大”的事情之一，她“一点也不想回到过去的生活”。

德里克夫妇卖掉了亚特兰大市的房子，花4.5万买了营地房车，最后还是觉得3000美元（约合2万元人民币）的校车更好。

“校车都是受到严格管控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孩子们，因此它们的安全状况通常都非常不错，钢架车身既牢固又安全。”德里克说道。因为校车的安全性能，德里克夫妇决定花3000美元从eBay上买下2003年的旧校车进行改装。

在此之前，他们卖掉了亚特兰大市的住宅，和女儿佩森搬到了一处本地营地里，在一辆65000美元的旅行房车中住了一年。

旧校车当然还需要翻新调整，添加一些生活设施。夫妻俩花了15000美元为校车加装了太阳能板、堆肥式厕所和一个足够两人使用的大浴缸。除此之外，这个长8.5米、宽2.4米的校车还设有一个工作厨房、一个烧木头的炉子和折叠床。

牲畜槽子变浴缸环保校车的翻新

“我们以80美元的价格买下了一个牲畜用的槽子，然后把它加工成了一个浴缸。”妻子艾米热爱泡澡，浴缸是她的“头等大事”，所以在卖掉毛病不断地旅行房车，有了钱之后。夫妇俩改造校车的第一步就是装一个能够尽情泡澡的浴缸。为了尽量削减开支，他们买下了牲畜槽子，加工成了可供两人使用的大浴缸，淋浴头也安置成可拆卸的，偶尔还可以拆给厨房使用。

环保式的校车还需要注意用电和空间的利用。他们加装了太阳能板，建造了堆肥式厕所，还安装了折叠床，尽可能利用边边角角的空间。“我们还有一个内置式的冷藏器，既可以作为柜台使用，同时又是冰箱。”

自上路以来，一家三口连同他们十岁的斗牛犬布里奇斯已经游历了美国的33个州，在旅行期间他们加入了一个致力于营造“小房子”概念的团体。德里克夫妇和路过营地的旅行家庭积极交流，从别人那里得到了如何更好改装“小房子”的经验，再加上上网查找相关资料，环保校车的翻新工作最终顺利完成。

3岁环游美国女娃也变开朗

环游美国的旅程甚至改变了3岁女娃佩森，“她变得非常不怕生，而且很喜欢社交。”德里克也觉得很神奇，原本不爱说的佩森，现在也敢直接跟陌生人交流。走的地方多了，佩森甚至能分清山峰和火山、河流和湖泊之间的区别。

“一开始挺不容易，我是个爱干净的人。以前佩森弄脏一点，我就受不了，但实际上小孩子并不需要每天都洗澡，”妻子艾米说道。“现在即使没有天天洗澡，佩森仍然非常健康。如果弄脏了，晚上我用布蘸点温肥皂水给她擦擦就好。”

德里克夫妇游览过美国最美丽的国家公园，那里风景秀丽，令人惊异。一家人在约书亚树旁渡过了圣诞节，佩森在那里还收到了圣诞老人的礼物。他们希望最终能定居在怀俄明或俄勒冈州，这是他们最喜欢的地方。不过两人表示，即便结束漂泊，他们还是会保持极简的生活方式。

“我们过去的生活都是靠金钱驱动的，收入一低，我们就怕得不行。”德里克曾经是一位财务咨询师，妻子艾米则是一位老师。经过这次旅行，德里克不想再过“工作就是一切”的生活。“我们想好了，以后买块地，建一所小木屋，过能够自给自足的生活就很满足了。”

谢选骏指出：人説“野火、风灾随时可撤离——改装旧校车为家成风潮”；我看這是“距离无家可归的最近一站”！马克思主义催眠之下的美国，为了证明自由民主让人民“绝对贫困化”了，竟不惜出此下策，让美国梦的核心从房子沦落为破车——罪过，罪过。

【15、科学如何可以杀人于无形】

《殺人犯死刑前48小時翻案 這壹切竟是學術騙局》（2021-10-31 英國那些事兒）报道：

1998年12月的壹天，伊利諾伊州的壹所重刑犯監獄裏，43歲的搶劫殺人犯Anthony Porter即將被執行死刑。

喪葬人員來量了他的身高，為他定制好了棺材，工作人員為他做好了上路飯，此時距離他被執行死刑還有48小時。

大限將至的時刻，外面突然傳來了壹條石破天驚的消息：壹位名叫Alstory Simon的男子在視頻裏親口承認，Porter當年的那宗殺人案其實是他做的，Porter本人是無辜的！

消息壹出，全美震驚，“刀下留人”的呼聲響徹輿論。

法院火速中止了死刑，將Porter無罪釋放，Porter就這樣成為了媒體口中的“史上最幸運死刑犯”。

更為勁爆的是，壹手揪出“真兇”，在最後時刻救下死刑犯的，竟然是西北大學教授David Protess領導的壹個大學生實習小組！

大學生實習小組挖出陳年舊案真相，最後時刻救下被冤死刑犯，還有比這更抓馬的故事嗎？

可誰能想到，這場大戲的背後，竟然還藏著壹場更抓馬的陰謀，所有的壹切，還會在多年以後再次反轉…

公園謀殺案

這壹切，讓我們從最初那樁謀殺案說起…

1982年8月15日淩晨1點左右，芝加哥南郊的華盛頓公園內，壹對年輕的情侶正在公共遊泳池邊上甜蜜地討論訂婚的事宜。

紀錄片場景還原

這個時間點上，附近不少年輕人都偷偷翻越公園柵欄偷跑進來遊泳。

這時候，泳池邊上突然有人站起來，掏出手槍對著這對情侶的頭就是幾槍，兩人瞬間倒在了血泊中，之後，這人火速逃離了現場。

情侶被殺時，泳池裏有壹些人在遊泳，附近也有人走動，因此，罪案現場其實有不少目擊者。

警方直到第二天早上接到報案，趕赴現場偵破，在檢查分析後，警方推測兇手可能是打算搶劫這對小情侶，但最終沒能發現什麼值錢的東西，惱羞成怒殺了人。

警方又到附近街區打聽了壹圈，很快找到了幾個目擊了槍擊案現場的人。

兩名玩水的年輕人對兇手的外表做了壹番描述，最終肯定他就是附近壹位名叫Anthony Porter的小混混。Porter在當地名聲很差，從踢鄰居的狗到搶劫便利店，可謂無惡不作，當地男女老少見到他就繞道走。

據兩名目擊者描述，當晚在泳池邊上，其中壹人被Porter用槍指著頭搶走了身上的兩美元。

紀錄片場景還原

隨後，另壹位在泳池裏潛水的年輕人，從水下剛探頭上來，就聽見幾聲槍響，泳池邊上的壹對年輕情侶倒在血泊中，然後看見Porter手裏拿著槍，火速從現場逃離。而池邊另壹些位置的年輕人，也站出來指證，確信是Porter開槍殺人。

壹位如今已年邁，當年罪案現場的目擊者，至今還斬釘截鐵地表示：當晚開槍殺人的就是Porter無疑！

隨後，越來越多的目擊者站出來指證Porter，案情看起來相當明白了，8月30日，Porter被送上法庭審理，經過半年的審理，法庭最終裁定Porter犯壹級謀殺罪，判處死刑。

接下來，Porter要進入漫長的死刑排隊，直到執行那壹天的到來。

這個等待期裏，不少犯人都會請律師，找法律援助，想盡壹切辦法讓自己活下來。

可是，沒有壹個死刑犯會像Porter壹樣，在最後壹刻被戲劇性地救下，從此徹底逍遙法外…Porter在重刑犯監獄裏排隊等待死刑，這壹等就是15年。這期間，他沒有采取任何行動來自救，因為他也清楚，兇手就是自己。

最牛大學實習小組

誰能想到，1998年12月，在還有48個小時就要執行死刑的最後關頭，壹條消息讓壹切徹底反轉：

壹位叫Alstory Simon的男子，竟然承認Porter當年犯的那宗公園槍殺案，實際上是他幹的！

Alstory Simon

挖出幕後“真相”的，是西北大學新聞系教授David Protess領導的壹個大學生實習小組。消息很快轟動了全美，無數媒體湧向Protess教授，采訪他和他的“英雄實習小組”。

Protess面對媒體侃侃而談，說這個實習小組在做壹個調查陳年冤案的項目，他們經過多方走訪和調查，最終發現Porter是無辜的。

不僅如此，他們還將調查進行到底，他們先是找到了壹位名叫Inez Jackson的女性目擊證人，盡管當年參與辦案的警員們此前，從未聽說過這個人。

Inez Jackson

Jackson信誓旦旦表示，她當年在華盛頓公園的遊泳池邊，看見黑人男子Alstory Simon親手開槍殺死那對年輕情侶…

那麼，Simon又是何許人呢？

壹個和Porter年紀相仿，但是毫無關系的黑人男子…

Simon

Protess教授的實習小組看上去相當有本事，他們不僅找到了Simon本人，還想方設法拍下了Simon親口認罪的錄像，最終在死刑48小時前實現了“驚天逆轉”。

Protess教授和他的實習小組很快轟動全美，成了名噪壹時的國家英雄。

坐了15年“冤獄”的Porter被火速釋放出獄，被稱為“史上最幸運死刑犯”的他，不僅獲得了Protess教授及其實習小組的熱烈歡迎，甚至還獲得了州長的親自道歉，Porter就此徹底洗脫了“公園謀殺案”的冤屈…

壹切似乎塵埃落定，好人Porter無罪釋放，壞人Simon被火速逮捕，在被判有期徒刑37年後投進監獄。

然而，事實真的是大家看到的那樣嗎？

誰又能想到，這壹切的背後，竟然還藏著壹個驚人的陰謀…

真正的真相

世界上永遠不缺乏對真相尋根究底究的人。

2014年，Porter恢復自由之身，Simon進監獄服刑也快15年了。

壹位制片人從壹位審閱舊案的檢察官那裏偶然聽說了這樁案件，於是，他私下找到幾位接觸了這單案子的退休警探，開啟了明察暗訪。

這位制片人還親自拜訪了“真兇”Simon，又私底下深挖了當年翻案的Protess教授，他最終驚訝地發現，這場當年轟動全美的“世紀洗冤”，竟然是壹個徹頭徹尾的騙局…

年老的Simon

原來，Protess教授當年在西北大學壹直領導著壹個“洗冤”項目組，常年替那些排隊等候死刑的重犯洗脫冤屈。

然而被判死刑的犯人裏，絕大多數案件都鐵證如山，無從“洗”起。

Protess教授找來找去，最終挑到了“公園謀殺案”主犯Porter，隨後，Protess教授找來幾個尖子生組成實習團隊，讓學生們做壹些簡單的背景調查。

而私底下，他則雇傭了壹個厲害的私人偵探，醞釀了壹出驚人的“翻案計劃”。

這位私人偵探調查了很久，終於物色了可用來給Porter“頂罪”的對象，黑人男子Alstory Simon。

私人偵探

接下來，私人偵探又去找了當年的壹位目擊證人，威逼利誘他改變證詞，說當初其實沒看清現場，也沒看到Porter開槍。

之後，私人偵探又動身去找了Simon的前妻Inez Jackson，收買她指控Simon開槍殺人，前妻Inez Jackson就是後來莫名其妙多出的的那個女性目擊證人。

最後，Protess教授和私人偵探仍擔心這些栽贓的證據還不夠充分，又聯手使出了壹招殺手鐧：他們找來壹群人，穿上警服，戴上警徽，假扮成芝加哥警察，上門去逼供Simon。

那天晚上，Simon開門之後，就被這幫假警察按倒在沙發上，假警察們說已經掌握了他當年在公園殺人的證據。

紀錄片場景還原

隨後幾個假警察給Simon看了壹段錄像，是好幾個所謂的“證人”交代供詞，指控Simon殺人的錄像。

Simon壹下被震住了，但依舊不肯承認這子虛烏有的罪名。

在輪番威脅後，幾名假警察使出了最後壹招，讓Simon看他前妻Inez Jackson親口指證他的錄像。

紀錄片場景還原

重感情的Simon這壹下徹底崩潰了，他也知道前妻夥到警方那裏栽贓陷害自己，但Simon的反應卻是絕望了，毀滅吧：認罪就認罪吧，只要能被判死刑，離開這個惡心的世界，他什麼都不在乎…

就這樣，在幾名假警察的心理攻勢下，Simon對著鏡頭承認了他犯下公園謀殺的罪行…

可是，讓Simon沒想到的是，壹心求死的他並沒有被判死刑，而是要經受37年有期徒刑的漫長折磨，活著對他來說，反而成了壹場更為痛苦的煎熬。

在監獄裏待了幾年以後，Simon求死的念頭逐漸消退，當他得知Protess教授為死刑犯Porter洗脫冤屈的新聞後，他幡然醒悟，開會時奮起抗爭，要為自己洗脫真正的冤屈！

然而Simon發現，想洗脫冤屈談何容易，陷害他入獄的Protess教授在芝加哥新聞界人脈極廣，當年栽贓Simon入獄，救出Porter時，就沒有任何媒體對這壹切提出異議。

更何況，Simon這樣壹個毫無背景的人，想再度翻案，談何容易…

然而，Simon終究還是等到了伸冤的機會，十幾年過去，他的案子被壹位“好管閑事”的檢察官偶然看出了問題，案子重開後，檢察官發現了更多的疑點。

2014年，壹位紀錄片制片人又從檢察官那裏聽說了這個案子，決心深入調查，幾股正義的力量集合在壹起，最終為Simon查明真相，洗脫了冤屈。

案情再壹次反轉，真相也最終大白於天下，這壹年，Simon終於獲釋出獄，他被冤屈在監獄裏，白白耗費了15年光陰…

然而，整件事的幕後黑手，Protess教授，私人偵探，及其當年的幾位實習生，卻沒有任何壹個人站出來負責。

Protess教授只是被西北大學解雇了事，他自始至終都不承認自己陷害了Simon，說自己只是用“技巧”讓Simon認了罪。

而在死刑前48小時被救出的真兇Porter，從1999年釋放出獄後壹直逍遙法外。

由於根據美國法律，壹個人不能被兩次指控同壹罪名，因此，哪怕Simon洗脫了冤屈出獄，哪怕Porter依舊是真兇，他都不可能再遭受法律懲處了…

Porter就這樣以自由之身，壹直活到今年7月去世，終年66歲。

壹個利欲熏心的教授，為炮制壹個轟動全美的實習項目，為了給自己的學術添上幾筆金燦燦的業績，不惜將壹個真正的殺人犯救出了監獄，還陷害了壹個無辜者入獄。

盡管最後壹切都真相大白，可這壹次，正義實現了嗎？

谢选骏指出：上述故事说出了“科学如何可以杀人于无形”的道理。别说这是伪造的科学，即使真實的科学，也没有辨别善恶的能力——科学就像一把枪，落在好人手里可以干好事，落在坏人手里可以干坏事——枪本身是中性的或中立的，因此可以杀人；至于科学，就更加危险了——可以杀人于无形，連凶手都找不到。

【16、李定国奉猪为帝必败无疑】

《李定国两蹶名王》报道：

李定国两蹶名王，是指南明时期民族英雄李定国在西南地区进行抗清斗争的过程中，先后大败两名清朝王爷，一名是定南王孔有德，另一名是敬谨亲王尼堪。

明朝灭亡后，明室在江南地区建立起南明政权，面对共同的敌人—满清，南明和农民军逐步走向联合。李定国为张献忠部将。张献忠死后，他率部继续抗清。顺治九年（1652年）春，清军大举进攻贵州、川南。李定国率部突进广西，七月，定南王孔有德与李定国战于榕江，李定国用战象突阵，清军狼狈逃窜，尸横遍野，孔有德负伤弃甲，仅以身免，退守桂林。四日，李定国包围桂林，并以云梯攻城，迅速攻破武胜门。

孔有德仓皇计穷，手刃其家室后自焚而死。桂林失陷，孔有德自焚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朝野震动。十五日，清廷为挽回败局，急派敬谨亲王尼堪为定远大将军，率师往湖南、贵州征讨大西军。十一月二十三日，尼堪在进军途中，在衡阳遭李定国伏击，又被斩于阵前。李定国一部在一年之内连杀两名清兵统帅，取得了抗清斗争的惊人战绩。黄宗羲在评述这次战役时说：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战，“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自万历戊午（1618年）以来所未有也。”

1、背景

李定国，早年追随张献忠参加明末农民起义。十七岁的时候，已经成为张献忠手下第二号大将！统帅两万精兵追随张献忠进入四川、湖北，一度射杀明军上将张令。二十一岁（崇祯十四年，1641年）的时候，奉命奇袭襄阳，擒获明朝亲藩襄王。崇祯十七年，张献忠称制，李定国受封安西将军，位仅次于孙可望，是大西政权的第三号人物。时年不过二十四岁。[1]

李定国少年英武，军中称之为“万人敌”和“小尉迟”，张献忠战死后，李定国随孙可望转战滇、黔，建立了以昆明为中心的著名的“四将军”政权，李定国称安西王。特别是李定国忍辱负重、尊重孙可望的国主地位，为巩固云南基地立下汗马功劳，他率兵历时三个月擒获作乱滇省的沙定州，使得滇省大安。也因此有了资本可以和清朝、南明进行周旋。

李定国最早提出联明抗清，并且主张进占巴蜀、饮马长江。然而，孙可望只为个人打算，他对于李定国功高明显十分嫉妒，曾经借口他事责打李定国，李定国以大局为重 ，没有计较，此后，孙可望公开叫价要求南明方面封他为秦王，李定国深不以为然。公元1649年（明永历三年、清顺治六年），李定国亲率部队，一鼓荡平贵州，使滇省、黔省联成一片，声威大震！

2、过程

公元1652年（明永历六年、清顺治九年），清军南下，清廷命定南王孔有德由桂林出河池，进攻贵州，命吴三桂由嘉定（四川乐山）出叙州（四川宜昌）进攻川南。清廷的目的是要用两路夹击之策，实现对大西军抗清基地的包围。面对紧迫局势，李定国给孙可望写信，要求出兵湖广，粉碎清兵围剿。孙可望表示同意，决定大西军兵分两路出击，北路军以刘文秀为主将，白文选、王复臣为副将，进攻四川；东路军以李定国为主将，马进忠、冯双礼为副将，进攻湖南。孙可望则统率“驾前军”留守滇黔，大西军从此开始与清军主力正面交锋。

李定国请缨抗战，率军出全州，约法五条：不杀人、不奸淫、不抢财货、不宰耕牛、不放火。有力地保证了军纪和部队战斗力。

击败孔有德

五月，北路军连克沅（湖南芷江）、靖（湖南靖县）、武岗诸州。镇守宝庆（湖南邵阳）的清将沈永忠急忙向孔有德告急，孔有德从桂林分兵救援。李定国抢在援敌之前，从枫木岭渡江直取宝庆，消灭清军五千。

六月，李定国出兵祁阳，准备夺取广西的门户全州，消灭桂林孔有德。他兵分三路，由冯双礼率左路取全州，张胜率右路攻严关（广西兴安县严关乡），自己亲率一路攻桂林外围据点，然后三路合攻桂林。在桂林之役中，大西军勇猛顽强，采取速战速决的传统战术。左路出奇制胜，很快攻克全州，李定国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勿入全州，与自己合兵推进，直趋严关。这个决策为取得桂林大捷打下了基础。

六月三十日，清军来夺严关，大西军奋勇抵抗，“象亦突阵，王师大奔，死亡不可胜计，横尸遍野”。

七月初一，孔有德又率精锐来攻，只见“兵未交而象阵前列，劲卒山拥，尘沙蔽日，马闻象鸣皆颠厥，有德众遂奔，掩杀大败”，只有孔有德一人逃回桂林城。大西军乘胜追至桂林，将城包围。七月初四，大西军登云梯攻城，孔有德额头已中一箭，他自知走投无路，便“聚其宝玩于一室，手刃爱姬，遂闭户，自焚死”。仅有一女孔四贞逃脱。

孔有德自从航海归顺清朝，从山海关一路杀到广西，其间多次大败明军，南明著名督师何腾蛟即死于他手，最终竟被年仅三十岁的李定国逼得无路可走，孔有德死前表示要儿子将来千万不要从军、从 政。

桂林大捷后，广西全境很快被收复，有些地区的百姓，不等大西军到，便自动将清军驱逐，李定国“下令无妄杀，抚安孑遗之黎庶”，明将胡一青、赵印选、马宝等相继归顺李定国。为此，李定国在桂林七星岩摆下酒宴，庆祝胜利。他对明兵部尚书刘远生说：“文、张诸公（指文天祥、张世杰）其精忠浩气，固足以光昭青史，为天地生色，然吾侪之对于国家，窃不愿有此结果也。”表达了他决心收复被清军占领的土地，恢复明朝的志向。

八月，李定国以明巡抚徐天佑守桂林，又率军北上直捣湖南，连取全州、永州（湖南零陵）。九月，李定国进攻衡州（湖南衡阳），守将沈永忠再次弃城逃跑，长沙巡抚金廷献沿长沙逃至郫州，监司以下官员都逃遁一空，“兵锋未至，千里无人”。李定国在衡州安设官员，休整部队，准备继续北进。

同时，李定国又命令马宝率广西明军东取阳山、连州，占领广东西北部，派马进忠、冯双礼北取长沙，攻占常德、岳州，命高文贵东进江西，连下永新、安福、永宁、龙泉，围攻赣西重镇吉安。李定国“兵出凡七月，复郡十六，州二，辟地将三千里”。取得了史称湘桂大捷的胜利。

李定国的部队不仅战斗力强，而且纪律严明。明遗老李寄描述说：“定国兵律极严，驻师半载（指在长沙），居民不知有兵，入市输买。定国所将半为罗倮傜佬，虽其士官极难钤束，何定国御之有法也。”

手刃尼堪

九月，李定国兵发湖南，取衡州、进攻长沙，出兵七个月、拓地三千里，清朝震动不已，急忙命洪承畴经略湖广、云贵、两广，趋长沙。十一月，清廷又派敬谨亲王尼堪任定远大将军，率领三贝勒、八固山共十五万精兵朝长沙扑来。面对强敌，李定国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大西军暂退出长沙，引诱清兵渡湘江，将冯双礼、马进忠部埋伏白杲市，待清兵过衡山，李定国从蒸水（衡山西南）正面攻击，冯、马二将背后出击，两军相夹，合歼尼堪。但这一计划却被冯双礼透露给孙可望，孙可望“不欲定国之成功，而思陷之败死”。密令冯双礼退出伏击，马进忠见状也撤离了战场。

十一月十九日，尼堪进抵衡州，李定国在蒸水率军出击，接着转战到城北香草庵、草街，不分胜负，为此李定国准备采用伏击战术。二十四日，双方再战，李定国佯装败退，尼堪紧追不舍，追至演武亭，一声炮响，大西军伏兵四起，团团围住尼堪，李定国手举大刀，将尼堪一劈两半。清军失去主帅，大败而逃。李定国缴获了尼堪的铠甲、绣旗，正准备乘胜追击，才发现冯双礼、马进忠未到，派人侦察说已走湘乡。李定国才知自己是孤军作战，无法扩大战果，只得收兵向武岗转移。衡州战役后，李定国让人绘制孔有德、尼堪画像，刊布粤楚，“露布告捷”。 取得衡阳大捷，尽复湖南。

3、结果

李定国收复桂、湘。前后败敌数十万人，纵横数省。桂林、衡州两次大捷，使“清君臣闻警，上下震动，闻李定国名，股栗战惧，有弃湘、粤、桂、赣、川、滇、黔七省与帝媾和之议”。 顺治听说尼堪阵亡，大惊失色。尼堪尸体运回北京，和硕亲王以下均出城迎接。湖南军务只好委于洪承畴了，李定国行军作战九个月，秋毫不犯，纪律肃然。以致于百姓不知有兵，连少数民族的百姓都对李定国约束军旅表示由衷的钦佩。

但是孙可望嫉恨李定国威望，双方矛盾日趋尖锐。公元1653年（明永历七年、清顺治十年）六月，李定国约同郑成功会师北进，然而，郑成功因为天气的原因爽约，就在这时，孙可望竟然不顾大局，派冯双礼偷袭李定国，反被李定国击败，冯双礼投降。早在阵斩尼堪的时节，李定国意欲恢复湖南，就是因为孙可望的按兵不动，以致流产。此时，孙可望不顾大敌当前也不顾李定国的再三忍耐，居然首先挑起内讧。

李定国并没有因为孙可望的阻挠放弃和郑成功的会师北进计划，公元1654年（明永历八年、清顺治十一年），李定国再度东征广东，获得空前胜利，可是，郑成功失期不至，以致于功败垂成。这时，永历被孙可望逼迫不已，无奈以血书召李定国救驾，李定国将兵6000人，救出永历，永历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刘文秀和李定国、孙可望都是张献忠义子，他写信给孙可望以大义感召，但是，孙可望一意孤行，于公元1657年（明永历十一年、清顺治十四年）八月调兵十四万进攻李定国，李定国时兵不满三万 ，然而，孙可望的可耻行为已经受到全军将士的一致唾弃，所以，战役不到十天，孙可望大败，仅以身免！

孙可望兵败以后，向洪承畴投降。他把云贵的虚实都告诉了清军，清朝这才决定大举进攻云贵。公元1658年（明永历十二年、清顺治十五年），清军三路大军进逼云贵，这时，李定国中了敌人的缓兵之计，不听从刘文秀、冯双礼的建议，消极防御，而且，惑于马吉翔等人的吹捧，于当年十一月连续兵败，清军直扑昆明。李定国本来主张进取湖南，不料却被马吉翔、沐天波等人所阻，采取下策，退守滇西。

4、后续

李定国在撤退之前，完成了他一生最后一次战役——磨盘山战役，拟一举歼灭吴三桂主力。

李定国设伏三道，可谓天衣无缝，永昌境内的磨盘山“内箐深屈曲，仅容单马”，“李定国筑栅数道，左右设伏，大营屯山后四十里橄榄坡，炊食饷伏，令毋见烟火”。他估计吴三桂必无戒备，便以窦民望为初伏，高文贵为二伏，王国玺为三伏，清军进入三伏，“首尾横击之，片甲不令其逃也”。果不出料，2月21日，吴军追来，其先锋已进入二伏，却节外生枝，南明光禄寺少卿卢桂生潜出告密。吴三桂大惊，急令后撤，并炮击左右伏兵。农民军出伏作战，“短兵相接，自卯至午，僵尸堵叠”。李定国只好提前出动，此战役是云贵会战以来最大的恶战！清军虽然撤军在前，仍然死伤无数，固山额真沙里布当场阵亡。后来，清军底定云贵以后班师回京，主帅多尼、罗托不但不受到奖赏，反而因为追究磨盘山战役的失误，被罚银5000两。

磨盘山战役有三分之二的战士战死，清军也“死伤甚众，却三十里”，十八名将官都统被击毙。南明遗民刘彬诗曰：“凛凛孤忠志独坚，手持一木欲撑天。磨盘战地人犹识，磷火常同日色鲜”。李定国卓越的指挥才能和顽强果敢的斗志，使清军再也不敢骄横穷追。但李定国这最后的一次大战役，却不幸因叛徒告密而功败垂成。

李定国从磨盘山撤退以后，因为和永历失去联系，被迫进入缅甸，李定国为了索回永历，和白文选一道大破缅甸军队，缅人在清朝乾隆期说到李定国的名字，依然为之胆裂！然而，毕竟是强弩之末，不能久支，白文选等人在最困难的时候也被迫投降吴三桂，李定国染病不起，1662年（明永历十六年、清康熙元年）六月闻知永历死于昆明，李定国仰天大哭不止，二十七日，李定国去世。死前对他的儿子说：“任死荒郊，勿降也！”

5、评价

李定国出征不足一年，纵横数省，收复湘、桂，击败清军数十万，两蹶名王，天下震动。这是自从明朝万历年间以来，清军的最大损失！掀起了继1647年第一次抗清高潮后的第二次抗清高潮。黄宗羲赞道：“逮夫李定国桂林、衡阳之战，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戊午以来全盛天下所不能有。”

李定国一生出生入死，为了抵抗清朝，浴血奋战，直至最后。其人与百姓息息相通，在镇守云贵之时，爱民如子，云南人仍然视李定国为滇中脊梁！（云南人最为崇拜的就是武侯和李定国——影秋老人语）李定国的忠义节烈直到近现代依然被人们称赞不绝。辛亥革命时，蔡锷等仍以李定国为榜样。章太炎说：“愿吾滇人，勿忘李定国！”

谢选骏指出：李定国如此杰出，为何归于失败？我认为他犯了和郑成功同样的错误——那就是“奉猪为帝”，使用了永历的朱明年号，也就堕入了猪圈猪窝了。而李定国比郑成功更差的是，他本是反明的，后来又归明，出尔反尔，失信于天下，就像共產黨一樣了。吴三桂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反复无常，终归灭亡。所以这些浮萍都是必败无疑的。甚至三百年后的孙中山，也是犯了同样的错误——他靠着共和起家，然后却祭祀专制暴君“冥太祖猪猿獐”，能不失败吗？这是孙文老狗后来投靠苏俄的前兆。所以我说，李定国奉猪为帝，必败无疑。就像反復無常的共產黨一樣。

【17、李进进被害与王书君落网有无关联】

《幫中國收集異見人士訊息並策劃攻擊 五人遭美國司法部起訴》（美国之音 文灏 2022年3月17日）报道：

美國司法部周三（3月16日）公開了對五名個人的起訴。這五人被指控在美國為中國政府充當代理人，收集異見人士的信息，進行騷擾、抹黑、甚至策劃暴力攻擊，包括火燒異議藝術家創作的習近平病毒雕像。

幫中國收集異見人士訊息並策劃攻擊，五人遭美國司法部起訴——這五人分別是林啟明（音譯）、王書君、劉藩（Frank Liu）、孫強（音譯）、馬修·茲布里斯（Mathew Ziburis）。其中，林啟明和孫強是中國公民。

“通過他們的非法行徑，被告人與他們的合謀者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壓迫性政策帶到了美國國土，” 司法部紐約東區檢察官布雷昂·皮斯（Breon Peace）在周三下午的新聞發布會上說。

計劃抹黑並暴力攻擊華裔國會參選人

司法部表示，被告人之一林啟明為中國的國家安全部工作。2021年9月，他在紐約僱傭了一名私家偵探，調查一名華裔國會參選人的住宅地址和電話，並挖掘可以詆毀他的信息。

司法部沒有給出這名受害人的名字。但聲明的描述和媒體引述司法部內部人士的話都顯示，此人是正在競選國會眾議院席位的前八九民運學生領袖、美國陸軍退役少校熊焱。

司法部的信息顯示，林啟明告訴這名私家偵探，他和中國方面的人不希望熊焱在今年6月的初選中當選。林還說，如果找不到可以傷害熊焱聲譽的信息，就“製造一些”性醜聞，比如“找個女孩……或者看看他去不去嫖娼，拍點照片，類似這些”。

2021年12月，林啟明向私家偵探提議，對熊焱進行暴力攻擊。在一條語音留言中，林提議把熊焱“打到不能競選”，或製造一起車禍。“他就徹底完了。”林笑著說。

熊焱對美國之音表示，他還沒有看過司法部的這份聲明，所以無法對內容進行評價。但他表示自己過去幾年里大部分時間生活在軍隊中，也沒有感到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過威脅。他也透露，司法部沒有聯繫過他。

“好在我是一個比較勇敢的人，我剛從戰場上回來，我做的是要為世界和平做貢獻，” 剛從烏克蘭回來的熊焱在離開肯尼迪國際機場的路上告訴美國之音。“我的心裡很坦蕩，我心中有愛，所以任何人要破壞我，都沒問題啊。”

林啟明目前依然在逃。如被定罪，他將面臨最多10年的刑期。

前民運人士成中國代理人收集其他民運人士信息

司法部對另一名被告人的描述符合紐約紀念胡耀邦趙紫陽基金會理事成員、發起人之一王書君。

73歲的他被控從2015年起充當中國當局代理人，利用自己民運人士的身份和在紐約華人社區中的地位，收集其他活動人士的信息，包括美國以及全球各地的香港民主活動人士、台灣獨立支持者、維吾爾和西藏活動人士。

司法部表示，王書君對活動人士假裝同情，藉此得知他們對中國民主狀況的觀點，以及他們計劃的演講、文章、集會等。隨後，王通過電郵將這些信息和這些活動人士的聯繫方式發送給中國國安部。

2016年11月，王書君在中國國安部的指導下，在一場皇后區舉辦的民主活動上和一位特定的參加人見面，並“完成任務”。2019年4月，王從中國帶回了一份手寫文件，裡面有知名中國異見人士的名字和非公開聯繫方式。

2020年4月，這份名單中的一位香港活動人士在香港被逮捕，並因“政治指控”而坐牢。

王書君2017年8月對聯邦執法人員撒謊，稱從未與中國國安有過聯繫。但後來他對一名便衣執法人員承認了大部分罪行。

王於週三上午在紐約東區被逮捕，並被安排在下午出庭。如被定罪，他面臨最多20年的刑期。

至截稿，胡趙基金會沒有回复美國之音的問詢。

監控異議人士策劃火燒習近平病毒像

司法部說，在中國一家國際科技公司僱員孫強的指揮下，位於紐約的劉藩和馬修·茲布里斯計劃收集並公佈異議人士的個人信息以對他們進行詆毀，並策劃摧毀一座批評中國領導人習近平的雕塑。

劉藩是“世界和諧基金會”主席，也是紐約一家名叫“國會網頁電視台”（Congress Web TV Station）的總裁。茲布里斯是前佛羅里達州懲教人員，也是一名保鏢。

劉和茲布里斯通過公開居住在紐約市、加利福尼亞州、印第安納州的中國異議人士的負面信息對他們進行詆毀。劉曾嘗試通過一名私家偵探，買通美國稅務局工作人員以獲得一位異議人士的退稅信息。該私家偵探暗中和執法人員合作，導致計謀沒有得逞。

他們還計劃用劉的電視台作掩護，採訪異議人士，套出一些能用來羞辱他們的話，用在中國的宣傳材料當中。

被告人還計劃破壞加州異議藝術家陳維明的病毒雕像。這座雕像以習近平的臉作為新冠病毒球蛋白，批評中國當局在疫情之初管理不當，導致病毒蔓延全球。

司法部稱，茲布里斯假裝成一名想要從陳維明手中購買作品的商人，偷偷在他的工作地點和車內安裝了監控攝像頭和定位裝置，讓孫強可以從中國境內對陳進行監視，並獲取位置數據。

陳維明告訴美國之音，茲布里斯去年上半年聯繫上他，稱自己為一位猶太商會會長工作，並提供了照片。起初茲布里斯說希望買下陳維明的所有作品，包括“坦克人”、“六四”雕像等等。但後來改變主意，說要復制一套去紐約展出。但後來茲布里斯又改變主意，認為展出所有雕像費用太高，轉而表示只對習近平病毒像感興趣，並支付了定金。

當時病毒像還在打造當中，茲布里斯稱希望了解雕像建造的過程，並以此為理由在陳的工作場所安裝了多個攝像頭。

雕像於去年6月初完工，但在一個月後便遭到燒毀。陳維明說，雕塑燒毀後，茲布里斯便失去了音訊。直到今天，他才從司法部的聲明中了解到全部真相。

“已經很長時間沒那麼高興了，” 陳維明告訴美國之音。“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劉藩和茲布里斯週二（3月15日）在紐約東區被捕。孫強依然在逃。

劉面臨總共最多25年的刑期，茲布里斯面臨20年，孫面臨5年。

“中國共產黨不是唯一採取這類行動的實體，但他們如此強的侵略性是獨特的，” 聯邦調查局反情報部門副主任艾倫·柯勒（Alan Kohler）在記者會上說。“最重要的是，他們的受害人經常是華裔美國人，這些是最容易因他們的思想和信仰而遭到迫害的群體。”

谢选骏指出：李进进刚死，王书君就落网了——二者之间有无关联？要知道，李进进和王书君，可是上下级关系——他们是“胡赵基金会”的同事。这个“胡赵基金会”是纪念共产党头目胡耀邦、赵紫阳的组织——它为共产党中国准备了“危機時刻的第二梯队”。

《著名华人战史学家王书君回乡省亲并拜会我办》（青岛政务网 发布日期：2017-05-12 来源：青岛市政府侨办）报道：

5月3日，青岛籍著名战史学家，旅美学者王书君一行拜访青岛市政府侨办，青岛市政府侨办李作瑞副巡视员与客人进行了工作交流。宣教处有关负责同志会见时在座。

李作瑞首先代表市政府侨办对王书君先生荣获第十五届“世界杰出华人奖”表示祝贺，对其长期致力于军事历史研究并取得巨大成就表示赞赏。他说，王先生获此殊荣，也为家乡赢得了荣誉，作为家乡侨务部门深感骄傲和自豪。希望王先生发挥自身优势，为祖国、为家乡多做贡献。

王书君先生感谢青岛市政府侨办的关心与支持。他简要介绍了自己在美国工作、生活，以及荣获第十五届“世界杰出华人奖”有关情况。他说，作为一名炎黄子孙看到今天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深感震撼，深感自豪。他表示非常愿意发挥自身优势，为家乡青岛多做贡献。

王书君，著名军史专家，美籍华人，一九八二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历史系，曾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所著多部作品在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纽约出版并广具影响。先后著有《太平洋海空战》、《太平洋血战记》、《二次大战风云录》、《血战太平洋》、《张学良世纪传奇》、《张学良口述自传》、《太平洋大战》丛书等。其中《张学良世纪传奇》一书，曾轰动海内外，荣登“2002年全国畅销书榜”，海内外100余家中英文报刊、杂志、电视台、电台皆对该书作了专题报道或连载；《太平洋海空战》一书出版两个月即加印三次，成为销售7万余册的畅销书；《张学良口述自传》则荣膺2004年香港十月份十大畅销书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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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上文已经很难找到了。感觉是欲盖弥彰。至于内幕如何，只有当事人知道了。

【18、理论无法指导实践】

界面新闻《世纪未解之谜：自行车是怎么保持平衡的？它的诞生，完全依靠人类的生活经验！》（差评2019/08/16）报道：

如果要问，迄今为止人类有过哪些“成熟”的发明。

差评君，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自行车！

“你已经是辆成熟的自行车了，当然可以自己骑自己了！”

只要速度够快，哪怕是在布满了石头崎岖不平的山间小路上，自行车也可以自如前行（对，在无人的情况下）。

自行车可以说是人类发明过的最高效、万能的人力驱动交通工具了，也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一种交通工具之一。

在荷兰，自行车的人均保有量曾一度飙到每100人就有109辆自行车的惊人数量。带菜篮子购物用的，户外对付山地用的，可以载孩子给妈妈专用的，一个人备上好几辆，妥妥的车比人多。

不过差友们可能想不到的是，“自行车到底是怎么保持平衡的”这个问题，至今仍然是个困扰科学界一个多世纪的“未解之谜”！

要知道，自行车在18世纪末就已经被法国人发明出来了。

而这个可以称得上是世界上第一辆自行车的玩意儿，其实跟“自行”没有半毛钱关系。

它没有驱动装置，没有脚踏板，看上去就是个长了两个轮子的长条板凳，得靠脚在地上“行走”才能带动它前进，而想转向？好，人先给我下来，抱着车体再换方向吧。

这设计瞅着安全系数有点低

还好这个让整个屏幕都透露出原始气息的设计，没过几年就得到了改良。

在1817年，来自德国的森林管理员德莱斯发明出了可以控制车子方向的车把子。

虽然还是得靠人脚蹬地来驱动，但好歹，不用搬运转向了。

至于它骑起来是什么样子——

既然是靠全靠双脚蹬地驱动，人在上面动起来的样子，应该差不多是这样的吧↓

接下来的几十年的时间里，自行车的设计经过了欧洲多个国家的人不断改进，代代演变，期间一度变成了非常反人类的造型，比如，下面这个版本的自行车，想坐上去，简直比翻上马背还难。

自行车的驾驭难度，曾一度和杂耍齐飞

终于在1874年的时候被一个英国人劳森改造出了人人都可以使用的正常模样。

劳森发明了一种精密的机械结构，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铰链，利用铰链，前轮可以在后轮的传动下运动，比马背还高的座椅也终于有机会从直径超过一米的前轮上移向更低更靠后的位置。

看到这里，估计差友们也多多少少体会到了，自行车，从一开始就不是依托缜密的物理学、数学理论公式设计出来的。

它的诞生，完全依靠人类的生活经验！

不过存在即合理，自行车不仅存在了快两个世纪，而且还不断“进化”，到现在已经可以不借助人力自己保持平衡了，如此神奇的现象，肯定应该有个能用来解释它的科学依据吧？

于是乎，科学家们开始倒回去反推它的设计原理，结果发现，诶？这玩意儿玄学了，居然没法儿用现有的科学理论去解释！

从19世纪末开始，科学界就已经发布了各种论文来解释自行车的稳定性。其中最主流的一种观点认为，自行车的平衡原理是“陀螺效应”。

差友们小时候应该都玩过陀螺吧？

高速旋转状态下的陀螺，不管遇到怎样的外力干涉，它的平衡都很难被破坏掉。

这是因为物体在快速旋转状态下，会产生一种叫做“角动量”的物理概念。

还是拿陀螺来举例子。当陀螺不转动时，它会因为重力倒下，但一旦它开始高速旋转，就会产生一个方向唯一的角动量。

在下面这张图中，红色箭头所指的方向就是旋转中陀螺角动量的方向。

用右手定则判定角动量方向

角动量方向一旦形成，就非常难以改变，也就是说如果它的方向是向上的，那就很难把它改变成朝向右上，或者左上。

角动量不是一种力，但它可以表达物体旋转时的状态。

差友们理解到这里其实就差不多了。

生活中有很多现象都遵循“陀螺效应”，比如打水漂，很多人打水漂失败的原因，多半是因为石头的旋转速度还不足以形成让它保持方向的角动量。

以及玩儿飞盘，飞盘从被扔出去到落回到你的手里，过程中一直遵循角动量方向不变的规律。

自行车当然也一样了，只要轮胎的旋转速度足够高，不管车上是否有人操控，它们都会保持一个几乎恒定的方向平移前进，（这也是为什么，速度越快的自行车突然转向，越容易翻车）

这套理论是不是足够完整，足以说服你——自行车的平衡原理就是因为“陀螺效应”了呢？

实不相瞒，差评君也差不多完全被说服了，这套理论也主导了自行车研究界好长一段时间，但在1970年，突然有个叫琼斯的人突然跳出来说：根本不是因为“陀螺效应”！

琼斯不仅说了，还设计出了一个不带陀螺效应的自行车，做了实验发布在了一本叫《今日物理》杂志上！

这辆特制自行车特别之处在于它有一大一小两个前轮！大前轮在小前轮的传动下，会以不同的旋转方向转动，也就是说这两个轮子的角动量是完全相反的，并且相互抵消，所以这辆车成功在理论上消除了“陀螺效应”！

可神奇的是，这辆车也能成功保持平衡。。。差评君感觉三观受到了冲击。。。

如果不是因为“陀螺效应”，那自行车又是因为什么才能保持平衡的呢？

琼斯提出了一个新理论——“前轮尾迹”理论。

听上去倒是挺高级的，简单来说就是因为车轮轴心比车的方向把更靠前，当车倾倒时，车头也会朝同一个方向歪掉。

这就意味着在自行车行进的时候，倾倒的自行车靠着歪掉的车头，把重心改回到了自行车重心的下方，得以保持平衡。

差友们仔细回想一下，骑车的时候，如果车就要朝着左边倒了，是不是本能地会把车头把向左边，来维持平衡？

这套理论看上去也很有道理，看得差评君又几乎信了。

可在2011年，又有人跳出来，做出了一个挑战极限的终极版自行车——它不仅挑战了“陀螺效应”，同时也推翻了“前轮尾迹”理论。

这辆自行车的特别之处有两点：它有四个轮子；同时前轮的轴心比车把靠后！

前轮、后轮分别由两个轮子组成，而这两个轮子的旋转方向是相反的，也就是说前后轮的角动量都被抵消了。

红色箭头表示角动量的方向

而车把比前轮靠后，意味着靠“前轮尾迹”改变车体重心，保持自行车平衡的理论也站不住脚跟了。

问题来了，这辆车真的还可以不靠人体掌控，自己保持平衡吗？

答案是：当然可以。。。

据说，看了的科学家都哭了。。。而在此之后，直到今天，依然没有人找出能完美解释自行车保持平衡的原理。

可能看到这里，差友们想问了，科学家为啥非得和自行车过不去呢？

因为这正是他们毕生努力的意义所在啊：探索这个世界的真相，找到这个世界运转的真相。

在这一点上，几百年来我们都做得很成功，从宇宙运行到微观粒子，科学家都能找到合理的解释。

但低下头，盯着自己从家里骑到实验室通勤用的自行车，发现自己竟然连这么个简单玩意儿都没弄懂，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就像强迫症在一张平整的白纸上发现了一条抹不平的折痕一样，难受啊。。。

而也正是因为科学家们这样锱铢必较、上下求索的精神，我们的科技才得以不断被突破，常议常新，不是吗？

也许自行车保持平衡的真正原因，就藏在竞技精神里吧！

谢选骏指出：自行车的历史告诉人们，理论无法指导实践；相反，理论不过是实践的总结。但是思想就和理论不一样了——思想创造了实践，而不是实践创造了思想。

《自行车如何保持平衡？诀窍都在大脑中》（休亨特 Hugh Hunt 剑桥大学2016年6月6日BBC）报道：

英语里有一句谚语叫“像骑自行车一样容易”。但是人们究竟是如何在自行车上保持平衡的？很多试图尝试回答这个问题的人会谈到“陀螺效应”，但实际上并不准确。

简而言之，陀螺效应的产生是由于轮子在旋转中能保持轴的方向的能力，就像一个旋转的陀螺，或者围绕轴心旋转的地球。摩托车手由于驾驶飞速旋转的重型机车会更容易意识到陀螺效应的作用，但是普通的骑车人由于使用的轮胎轻得多，速度不够快而不会注意到陀螺效应的存在。

如果脚踏车可以因为陀螺效应而保持直立，那么任何新手都可以坐在上面不用蹬车，被人推着前进了–因为陀螺效应本身就可以发挥作用促使车辆前进。简单来说，你必须学会如何骑车，就像你必须学会如何走路一样。驾驭一辆自行车的关键全在大脑中。

想象一下，你沿着一条完全平坦的笔直的道路骑行。非常容易是不是？嗯，并不是，基本上人很难沿着一条狭窄的直线骑行，就像不可能走出一条完美的直线一样，即便是在你完全清醒的情况下，不信你可以试试。

自行车的设计允许骑行者不扶把，通过身体微倾保持平衡。

现在尝试这个小实验：一只脚站在球上，用你的手臂来保持平衡。非常难。现在试着从一只脚跳到另一只脚。这样保持平衡容易的多。这个过程叫做跑动。你的大脑所做的是每次你起跳的时候根据位置进行调整，这样如果你朝右边倒了，下一步大脑就会指导你往左跳一些。

这和蹬着自行车一样。在整个骑行过程中你总是在不断的做调整。如果你朝右边倒了，潜意识里你就会朝左边倾斜一些以使车轮在你脚下移动。然后，不用想你又回到了路径上。

这个“摇摆”是很正常的。在初学者中更为明显（大部分是儿童）会一直不停的摇摆，但是从专业骑手上基本上看不到任何摇摆。然而，这些小的摇摆都是学会骑车的过程的一部分，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行走，或者骑行，出一条笔直笔直的直线是不可能的，因为你很难一直不停的做出精确的矫正。

有一些非常聪明的设计可以使自行车骑起来更容易。最重要的事实是，转向柱（“头管”）是倾斜的，因为前轮和地面的着力点，是在转向轴线与地面接触点之后的。这两点之间的距离称为“骑行痕迹”。

这个轨迹有助于你在骑行时保持平稳，当你骑车不扶把的时候，当你身体右倾斜时，在人行道上的接触点的力量会促使前轮转向右边。这有助于你将毫不费力的通过身体微倾来控制方向。

但人们也设计了一些垂直头管的自行车，而且也完全可以骑。事实想造一辆不能骑的自行车是很难的，很多人都尝试过了。

那是因为保持自行车直立主要是靠你和你的大脑来进行控制，而这点很容易证明。尝试交叉双手，你恐怕很难骑起来，即便是在骑行中间尝试换手，注意，你会马上摔倒-如果自行车是通过陀螺效应保持直立，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小丑和街头艺人骑反向齿轮转向的自行车。要花几个月才能达到这样的水平，需要你把骑普通自行车的方法都忘掉。大脑的工作能力令人惊讶。

那么我之前提到的陀螺效应呢？难道不能起作用么？嗯，并不能，除非你骑得特别快。有一个著名例子显示了陀螺效应在车轮上是如何发生作用的，但是如果你自己算算你就会发现那个效果远不足以支持你骑自行车。

为了证明陀螺效应不重要的，我造了一辆拥有第二个反旋转前轮的自行车。我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人，琼斯戴维（DavidJones）早在1970年就造过了。我们的想法一样。基本上来说，反旋转的轮子将正向旋转的轮子产生的陀螺效应抵消，证明了陀螺效应并不重要，而真正使你能够直立的是你的大脑。这个实验非常有趣，大家都可以尝试。

那么，最好的学骑自行车的方法是什么呢？嗯，看小孩子们用训练专用的自行车学习让我很苦恼，因为每一次保持平衡训练轮着地的时候就意味着又白学了。要想学会骑自行车，你的大脑必须要学会摇摆，所以把训练轮子拆除吧，摇摆的越厉害你就学得越快。骑自行车的诀窍真的都在你的大脑中。

谢选骏指出：不仅骑自行车的诀窍在人的大脑中，造自行车的诀窍也在人的大脑中——这就是思想的主权。理论无法指导实践，思想的主权却能创造实践！

【19、刘慈欣“无知无畏”、黄秋生“英国私活”】

《台媒批<流浪地球>抄袭，原作者本尊做出回应：甘拜下风》（2019-02-23 搜狐）报道：

今年最火的电影就是《流浪地球》，上映16天票房已经突破40亿，口碑也直线逆袭，被誉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科幻电影，不仅在内地的票房很高，而且还创下近5年来北美华语票房记录。

而这部电影的原著作者，知名度也大大的提高，他就是刘慈欣。

刘慈欣是中国科幻小说的精英代表和领军人物，这部大火的《流浪地球》仅仅是他的作品之一，甚至都不算他的顶尖作品。《三体》三部曲被普遍认为是中国科幻文学的里程碑之作，将中国科幻推上了世界的高度。

都说人怕出名，这次《流浪地球》火了之后，果然就有人来曾刘慈欣的热度，找他的麻烦了。

近日，台媒报道称，刘慈欣的中篇小说《流浪地球》疑似抄袭台湾作家黄海的《地球逃亡》，理由是两者都是讲述由于太阳燃烧殆尽，导致地球迎来灭顶之灾，而解决的办法都是把地球当成是飞船，进行星际逃亡。

从发布时间来看，《地球逃亡》发表于1988年7月，1992年则在大陆出版，而刘慈欣的《流浪地球》则发表于2000年，从台媒的分析来看，的确有“抄袭”的可能。

对此，刘慈欣只简单的回应：自己没有看过《地球逃亡》，明显是不屑于对此作出解释。虽然刘慈欣不在意，但是网友们却不能容忍这种污蔑，有网友扒出了黄海的博客，里面就对《流浪地球》和《地球逃亡》之间的比较。黄海直言论想象能力，自己的《地球逃亡》只能甘拜下风。虽然只有短短10个字，但是却实在的打脸了台媒。

小编觉得，科幻电影拍来拍去其实就这些东西，地球灾难，太阳系毁灭，宇宙爆炸等等，刘慈欣和黄海的两部作品只能算是题材撞衫了，相信类似题材的小说国外也有人写，难道就是抄袭的吗？

谢选骏指出：刘慈欣青出于蓝，使得原作者甘拜下风，但是，这岂不更加坐实了抄袭剽窃的指控。于是刘慈欣就干脆说他没有看过原作——无知，因此无畏也。

《真的没有抄袭这本书？》（白兔子 评论 三体  2018-07-11）报道：

三体我是很喜欢看的，但是它真的没有抄袭下面这本书吗？

Fred Hoyle和John Eliot合著的

《仙女座的A》，成书比三体早得多。

二者基本构思完全一致，只不过刘慈欣反着写。刘慈欣似乎没有提过受该书影响启发。

雨果奖评委阅读面也有点狭窄啊？

看来只要抄得好，不被人发现，就可以很容易成功。

谢选骏指出：仅仅刘慈欣无知者无畏还是不够的，还要各路评委一起无知者无畏。

《<流浪地球>遭质疑：抄袭日本老电影，剧情意外相似》（青史娱记 2019-02-12）报道：

《流浪地球》拿下春节档的票房冠军在意料之外也在意料之中，年前的《飞驰人生》和《疯狂的外星人》口碑不敌《流浪地球》，《流浪地球》后来居上实现票房反超，收获无数好评，成功拿下票房冠军。说到《流浪地球》的成功，其中当然离不开刘慈欣的科幻故事编的好，刘慈欣作为中国最著名的科幻作家之一，他写的科幻小说，连前美国总统奥巴马都喜爱有加。但是在最近，却有人认为《流浪地球》的剧情和日本1962年的电影颇为相似，质疑《流浪地球》有抄袭的嫌疑？

那个剧情和《流浪地球》有相似的日本电影名叫《妖星哥拉斯》，讲的也是地球遇到危机，需要建造大型发动机，推动地球远离太阳系才能化解。这个剧情与《流浪地球》确实有点相似之处。

在《妖星哥拉斯 》中，地球遭遇危机的原因是因一颗巨大的星球（哥拉斯）从土星方向飞驰而来，有撞击地球的可能，如果撞上，那么人类面临的就是灭绝的命运。所以日本科学家就提议在地球上建造多个发动机，推动地球脱离太阳系原有轨道，远离哥拉斯星球，从而避免被毁灭的命运。

同样是要脱离太阳系，《流浪地球》脱离轨道是因为太阳膨胀了，不得不离开太阳系另寻适合生存的家园。两部电影所用的技术也是一样的，就是利用大量的发动机产生的力推走地球。剧情上十分相似，所以才有网友质疑《流浪地球》抄袭。而且刘慈欣正好也是《妖星哥拉斯》上映第二年出生，巧合之下才有了猜测。

但《流浪地球》真的抄袭了这部1962的日本老电影吗？答案是否定的。不管是从故事背景上还是特效上，两者相差甚大，根本不是一个概念。先说《流浪地球》的最终目的是让地球脱离太阳系，而《妖星哥拉斯》则只是为了脱离轨道，手段已经相差很远了；另外，《流浪地球》的特效大部分都在国内完成，和日本电影丝毫没有瓜葛，抄袭又从何说起？

谢选骏指出：“抄袭也许算不上”，但是“模仿”的痕迹还是很明显的。毕竟，后来者不模仿前人，就完成不了学习的过程。

《黄秋生讽刺<流浪地球>阴阳怪气，暗指刘慈欣创意抄袭？》（花木兰呀2019.12.13）报道：

引子：随着《流浪地球》口碑票房双丰收，吴京也成功成为百亿票房影帝。从《三体》到《流浪地球》，刘慈欣让中国科幻电影走出国门，被许多外国媒体认可。但总有的人持不同看法。黄秋生近日发文吐槽《流浪地球》，暗讽编剧创意抄袭。

看完电影的黄秋生找出五条《流浪地球》的“缺点”，吐槽阴阳怪气。不知道“自卑感重”讽刺的是谁？

黄秋生：小气鬼救地球的方式怎么那么熟悉（意思是说大刘抄袭别人的创意）？大家有没有印象？1.在全世界别的国家放机器发动机，影响地球运作，停止地球转动。2.开动发动机，令地球原有运行轨道，飞出太阳系。3.飞向另一个星系。4.令地球自动自觉重新转动。5.于是地球将会变成另一个星体的卫星。是不是挺熟悉的剧情？自卑感重的人，果然容易受伤。

黄秋生的父亲是来港工作的外国人，之后抛下母子离开香港。黄秋生因拍戏走红后，在澳洲找到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可能父亲本来就不是中国人，而且从小自己就吃了不少苦。所以黄秋生经常“大放厥词”让人反感。比如这次吐槽《流浪星球》，如果只是正常的表示“不喜欢”，我们尊重不同的观点，甚至他质疑刘慈欣抄袭我们也可以分析分析。但是他语气阴阳怪气，又是称“小气鬼”又是称“自卑”，看来的确不想赚内地钱了。

值得一提的是近日黄秋生凭借新电影《沦落人》入围金像奖。也许在他看来，自己的电影比《流浪地球》好多了？不然怎么能喷的那么理直气壮？

谢选骏指出：人说私生子他妈Joyce接受港媒采访的时候，一开始情绪激动，大骂黄秋生“满口正义人格低劣，20岁私生子也不敢认，凭什么对外诉说被父离弃？（黄秋生也是私生子，幼年被父亲抛弃）”。我看黄秋生仗着自己的英国私活，不甩内地的票房钱，搬出了“小气鬼”、“自卑”……这是说谁呢。

《<三体>被投10亿拍电视剧，刘慈欣是否涉嫌抄袭科幻巨头<银河帝国>》（三体电影作者：张番番 2019-05-20）报道：

亚马逊投资10亿美金拍摄《三体》电视连续剧。

作家刘慈欣自《三体》问世以来，持续获得读者的关注。尤其在《三体2：黑暗森林》面世之后，不仅拿到雨果奖，而且以其强大的想象力，成为中国科幻迷传颂的“经典之作”。

《三体》虽然被投10亿拍电视剧，但刘慈欣是否涉嫌抄袭科幻巨头《银河帝国》却成话题——

《三体》系列的新闻也并非一帆风顺。自作者刘慈欣将电影改编权卖掉之后，出品方迟迟没有成片动静，电影上映时间从2016年一直推迟到如今，依旧还是没边没影的事情。另一方面，《三体3：死神永生》也已经完成问世，但已经有部分观众认为，这部的想象力，远不如第二部的《黑暗森林》。

与之一并到来的，则是有部分读者开始质疑，刘慈欣《三体2：黑暗森林》中的想象创意，是不是来自科幻巨头阿西莫夫的《银河帝国1：基地》。笔者恰好读过《三体》三部曲，和阿西莫夫的部分《银河帝国》作品。我买到的阿西莫夫正版书显示，“银河帝国”系列一共有15部之多，笔者只读过半数，因此，需要向读者承认阅读量的相对不足，以下文章论述有疏漏之处，还望高人赐教。

大刘（刘慈欣在粉丝中的爱称）的《三体》三部曲，对故事简而言之，就是第一部，地球人发现了高等外星生物文明，将它们先期派往地球的“生物”消灭，却自身的科技发展被它们锁死。第二部，三体舰队开始飞往地球，在百年之内，对地球安全构成巨大威胁，必须找出对付三体舰队的方法，最终，主人公罗辑用“黑暗森林”的方式遏制了三体舰队。黑暗森林到底是什么呢？

《三体》认为，宇宙是巨大而黑暗的，文明与文明之间相互隐藏，谁也不能看到谁，一旦有高等生物文明暴露了自己在宇宙中的坐标，必然遭遇隐藏在黑暗宇宙中的更多高等文明的高精准打击，直接造成灭亡。而《三体2》主人公罗辑提出的打击三体舰队的方式，就是依靠在太阳系周边部署强大的核弹群落，来要挟三体舰队。只要三体舰队进攻地球，核弹反应堆群落就全部引爆，向未知的黑暗森林宇宙发射坐标，从而吸引更高等的外星文明摧毁太阳系，从而与三体舰队鱼死网破。

《三体》第三部，则讲的是三体舰队与地球之间，开始打破这种暂时的“黑暗森林”取得的和平，当地球换了一个女“掌门人”之后，三体断定这个女人不敢鱼死网破，因此迅速攻占地球，并且将地球人奴役为了殖民地，几十亿地球人必须迁往澳大利亚，三体文明则在几年后来到地球，攫取其它大洲的生存空间与生存资料。

这种奴役，引发新的鱼死网破，太阳系坐标被暴露出来，黑暗森林系统可能带来强大的宇宙未知文明的打击，整个太阳系都将覆灭。三体舰队仓促逃走。人类却在三维世界之外发现了四维的空间，并且可以进行短暂的四维打击，实现了战斗力上对三体的超越。但接下来的百年，人类只能制定各种针对黑暗森林打击的办法，最终选择逃离到太阳系边缘行星的背后，躲避太阳被打击覆灭之后的爆炸，求取生存。

谁知，黑暗森林对太阳系的打击，并非科技意义上的光束式超光速打击，而是直接进行降维打击，将太阳系打击成了一个二维平面，最终成为一个一维的点。而人类科技，最终只造出了一艘光速飞船，便是第三部中的女主人公驾驶。也只有这艘飞船逃离了太阳系，向外界以光速方式奔突。

可最终，宇宙中的黑暗森林是普遍存在的，大家都在互相降维打击，宇宙本来是美好的十个维度空间的，但逐渐的让大家搞成了三维，最终成了一维。女主人公也只能回归一维，才能让宇宙在最终的一个核点上爆炸，最终实现宇宙的再次十个维度。就这样，宇宙成了道家所说的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一”。

可以说，整个的《三体》三部曲，依靠的核心命题，就是黑暗森林系统。宇宙文明之间，总能遭遇更多的未知文明的干预和打击。也正是这个黑暗森林系统，被不少阿西莫夫的读者诟病为抄袭。

阿西莫夫是科幻三巨头之首，算是上个世纪科幻文学的奠基人之一。在他的《银河帝国1：基地》中，有一个类似黑暗森林的宇宙打击方式。

银河帝国处于银河系的最中间部位，是银河系文明的中心世界，这个帝国统治整个银河系，但一位教授却提出了银河帝国即将覆灭的观点，并且认为，只能整理银河文明，才能让下一次的复兴来的更快。因此，这个教授带领十万大军的科研力量，来到银河系的边缘行星，建立了科研基地。

银河帝国也开始大厦将倾，无法再对银河系边缘地带进行统治。本来依靠银河帝国保护的基地，开始面对新起的几个银河系边缘帝国的武力威胁。没有强大军事力量的基地，如何战胜银河系边缘周边地区新起的四个帝国呢？

基地方面提出的第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力量中和，类似黑暗森林。只要有任何一个新起的帝国敢打基地，基地就联合其它三个帝国反抗，从而在这种拉锯中取得一种力量的平衡。这与《三体》中，三体舰队敢打地球地球就向宇宙发坐标让其它文明打过来，异曲同工。

《银河帝国1：基地》成书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大刘的《三体》构思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

当然，这种相似，只是《银河帝国：基地》的一部分，整个系列小说并未只抓住一个力量的均衡不放。基地后来面对第二次覆灭危机，依靠的是宗教方式解决。第三次，则依靠的是商业文明方式。因为篇幅有限，不赘述。

大刘整个《三体》的构思是独具匠心的，至于“黑暗森林”模式是否抄袭《银河帝国》，还是仁者见仁。我个人倾向于不算抄袭。这有点像《西游记》写了个一路取经的公路故事，后来的所有”公路电影“都算抄袭吗？显然不能这么说。

不过，刘慈欣在《三体》三部曲中表现出了创作者很大的人性阴暗，他对人类的死亡命运并不十分关注，甚至于在《三体3》中有过女主人公的助理在救小孩逃离地球的时候，只救算术能力高的小孩这样的段落。而阿西莫夫在《银河帝国》里边写过这样的话：

当年我们的小小改变，没有令任何人丧命……过程平和、毫无痛苦，几乎不费吹灰之力。（第三篇第1节末尾）

阿西莫夫虽然善于科幻畅想，但在任何危机面前，都是以最大的人性悲悯来面对，这种精神，才是刘慈欣真正值得去抄袭的。

谢选骏指出：不论刘慈欣是否抄袭了阿西莫夫，反正这两个假家伙的黑心倒是相当一致的——他们一天到晚琢磨的，就是如何坑害别人，最后当然也就把自己坑了进去。这就是无神论者的地狱命运。 

《银河奖作品“原文抄袭”：莫让丑闻侵蚀科幻“想象力”》（新京报 2021-02-24）报道：

严格审稿不仅仅是对作品的甄别，也是对人性的甄别，同时也是对人性的挽救与宽容。

近日，刊发于《科幻世界》2021年2月号的银河奖征文《无主》，被读者爆料系全文抄袭作品，原作为史蒂芬·金短篇小说集《守夜》中《重型卡车》。

2月23日，《科幻世界》发表致歉声明，就相关工作人员在稿件审读过程中的疏漏致歉，并称已取消该作品的稿费和评奖资格，该作者的其他作品已全部退稿。

剽窃同一本小说集三部作品，抄袭者太猖狂

银河奖获奖作品代表着中国大陆科幻创作的最高水平，这是科幻圈的共识，刘慈欣、叶永烈等都曾斩获该奖项。

而这次涉嫌抄袭的作者李卿之，据说是一名设计专业的应届毕业生，“擅长写人，喜欢看亚伯拉罕和乔治·马丁的作品”，有多篇作品曾发表在由“未来事务管理局”主办的《不存在科幻》杂志上。

据了解，此次并非其初犯，他曾于2020年9月在《不存在科幻》杂志刊登的《前途渺茫》，也被证实抄袭史蒂芬·金的《夜半涛声》。此外，他的另一篇投稿作品被确认抄袭史蒂芬·金的《杀人机器》。

被抄袭的《重型卡车》、《夜半涛声》和《杀人机器》这三部作品，都来自上海译文出版社于2013年出版的史蒂芬·金短篇集《守夜》。这是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其中收录了二十篇惊悚故事。

剽窃同一本小说集的三部作品进行投稿，抄袭者的行为可谓猖狂，自然会受到应有的惩罚。

不过针对《科幻杂志》的致歉，也有人为杂志工作人员抱打不平，认为“编辑再厉害，也看不完所有小说”。这个陈述当然是事实，杂志编辑也确实挺冤，但尽量避免失察，不仅仅是工作职责，也是对走上岔路的作者的挽救。

对于科幻爱好者来说，银河奖堪称一块金字招牌，也是一座科幻圣殿。它原称中国科幻银河奖，由《科幻杂志》主办，是中国科幻小说界最高荣誉奖项。也是中国大陆第一个科幻小说奖，也正是在其开拓之下，全球华语星云奖、引力奖、晨星奖和水滴奖等其他科幻小说奖才得以涌现。

抄袭是网文时代的著作权保护难题。从简单的一抄了之，到相对“高级”的洗稿和“融梗”，都是对原创者的侵犯，类似新闻铺天盖地，甚至让人麻木。

但在科幻小说这个领域，如此明目张胆的抄袭仍然令人感慨。因为科幻小说是想象力的呈现，无拘无束的想象力，本不该被社会暗面所侵蚀。

科幻圈不应被“赚快钱”“捞名声”污染

抄袭者的做法并不“高明”，并非洗稿也非“融梗”，而是直接原文抄袭。而且被抄袭的史蒂芬·金，有着“当代惊悚小说之王”“通俗小说大师”等称号，《闪灵》与《肖申克的救赎》等经典名作都被改编为电影，《守夜》这部短篇小说集也堪称名作。

我们当然不能苛求编辑一定要读过这些作品，但若是名作，甄别难度就会降低。虽然并未见到抄袭者的作品，但《科幻杂志》的声明称抄袭者是“原文抄袭”，那么通过检索手段，发现抄袭并非不可能。

若是科幻媒体能在这次抄袭事件中吸取教训，增大对投稿作品的甄别力度，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写作并非易事，在这个纷杂年代更像一个吃力不讨好的爱好，即使是抄袭者，虽然行差踏错，但也极可能是一个文学和科幻的爱好者。

媒体平台承载越多，社会责任也越大。严格审稿不仅仅是对作品的甄别，也是对人性的甄别，同时也是对人性的挽救与宽容。毕竟，一个年轻人一时虚荣，选择以错误方式书写人生，应该得到教训，但也应该给予改过自新的机会。

这次抄袭在科幻圈也并非首次。近年来，由于《三体》载誉无数，《流浪地球》等改编为电影后大热，科幻小说界也越来越火爆。可参与者过多，难免良莠不齐，尤其是一些逐利者，意图通过抄袭等手段“赚快钱”、捞名声。

2017年，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组委会就曾在社交媒体上“开炮”，表示对科幻圈内抄袭事件的“零容忍”态度，针对圈内大多数人认定的抄袭者，暂停其在评奖组委会的相关工作。

2019年，第28届“银河奖”最佳网络文学奖得主“彩虹之门”，也曾公开其新作《地球纪元》被其他科幻作家抄袭之事。

对于抄袭，科幻圈的意见并非一边倒“零容忍”。每次抄袭事件，总有圈内人有“大家都是多年朋友，会不会发生的误会”的担忧。

这个圈子不大，抬头不见低头见，确实是客观事实。但如果因此就姑息抄袭，无疑是一种维护虚荣式的抱团取暖。这种小圈子的私域维护，破坏的是文学与作者的尊严。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出了成败的关键——抄袭者的做法并不高明，因为它用的是原文照抄，而没有采用“洗稿”、“融梗”等间接战略——这远远不及刘慈欣的无知者无畏。结果自然机关算尽、马失前蹄了。

【20、刘小枫无知毛时代自杀狂潮】

网文《单少杰批判刘小枫用无知做学问》2008-6-28 报道：

刘小枫很无知。

《5．16通知》发表，掀起了第一波“红卫兵”运动，其范围仅限於部份大中城市里的部份大中学校。《十六条》发表，又掀起了第二波也是更大的一波“红卫兵”运动，其影响已波及全国各地区各行业。波澜壮阔的“红卫兵”运动，构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最为躁动也最显真情的一幕。

1966年5月25日，即《5．16通知》公开发表后的第九天，亦即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闭幕的前一天，北京大学哲学系聂元梓等七人贴出一张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麽？》。

当时，宋硕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陆平任北京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彭佩云任北京市委大学部干部和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大字报列数他们的种种“错误言论”，指责他们对抗毛主席的路线，打着“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的旗号，“制造种种清规戒律”，“压制群众革命，不准群众革命，反对群众革命”，致使北大在当前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中，“按兵不动，冷冷清清，死气沉沉”。

深知毛泽东发动“文革”意图的康生，是这张大字报的幕后主事者。(1)事前，他派夫人曹轶欧率调查组进入北大，名义上代表中央理论组下来了解情况，实际上搞“扎根串连”：避开北大校方，先找出一些像聂元梓这类敢做出头鸟的“根子”，并把他们串连起来，再鼓动他们站出来，公开反对北大党委以及北京市委。事后，他避开中央一线，将大字报底稿密报正在杭州的老人家。

6月1日，即聂元梓等贴出大字报后的第八天，毛泽东读到了它的底稿，立刻责成北京方面予以广播和刊载。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出这张大字报。第二天，《人民日报》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登载这张大字报，同时配发本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评论员文章在“欢呼”之馀，还发出这样的号召：凡是反对毛主席的人，“不论他们打着什麽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全国人民都要起来把他们打倒。这已是半明半暗地要将群众运动这把火烧向执政党高层。

北大大字报广播后，全国震动，许多大中学校纷纷响应，一时间“大字报满天飞”（毛泽东语(2)）。西安交通大学6月2日一天就贴出一万馀张大字报。

大字报锋芒所指，主要集中在两类人身上：一是学校领导，即所谓“形形色色的陆平和彭佩云”；二是专家学者，即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这有点类似“四清运动”所要整治的两类对象：一是党内“四不清干部”，二是党外“四类份子”。

在要不要打倒前者问题上，出现很大分歧，并因此而形成截然对立的两派：一是主张予以打倒的“造反派”，一是反对予以打倒的“保守派”。

至於要不要整治后者，则没有多少分歧。不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在批斗所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名学者、名教授、名作家的问题上，都是不遗馀力的。即使在那些后来也被打倒的学校领导中，也有相当一部份人曾积极领导过或参与过对后者的整治，有意无意地把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从自己身边引开，引向那些既无任何党派庇护又无自我保护能力的知识份子身上。 

毛泽东在《5．16通知》中亲笔写上要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话，发出要整治“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号召，致使中国知识份子进入了他们有史以来最黑暗的一段时期。

几乎所有“学术权威”都受到严厉批判，其中一些人还被戴上高帽子、挂上黑牌子，被罚站、被罚跪，任人打骂、任人羞辱。

几乎什麽人都可以来羞辱知识份子，尤其可以来羞辱大知识份子。心术不正者可以喊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口号，目不识丁者可以喊出“知识越多越愚蠢”的口号，甚至知识份子自己也整起自己来：变节型知识份子整执着型知识份子，流氓型知识份子整君子型知识份子，贫学型知识份子整富学型知识份子……正如“大右派”罗隆基说的，小知识份子整大知识份子。

如此整治“学术权威”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导致一大批像傅雷、老舍这类既有造诣又有气节的知识份子因不堪屈辱而自杀身亡。1966年夏秋期间，北京什刹海四周常常围拢起一圈又一圈的人群，围观着一具又一具从湖水里打捞上来的自尽者尸体。

北京一所大学的一位老教师告诉笔者，在整“反动学术权威”最厉害的那段时间里，就有好几位教授先生从正对着他家的一幢高楼上跳下来。他亲眼目睹这些学术名流尸横水泥地面的惨状和尸体旁的标语：“×××自绝於人民，死有馀辜！”

而刘小枫作为一位“文化人”，却在其文章中谈到，较诸东洋文明史和西洋文明史，古代中国文人自杀的事，除了头有屈原投江、尾有王国维沉湖、中间冒出个李贽自裁外，还鲜有其例。

不知刘小枫为什么没有把文章接着做下去？谈一谈现代中国文人自杀的事！是否因为他出身于中共家庭？！若是刘小枫谈的话，似应得出与他先前说法截然不同的结论：在这几十年中，中国文人尤其中国精英文人自杀的事，就不是什麽“实例的匮乏”了，而是实例狂涌，数不胜数。

刘小枫以外的学友间都相谈过，若将毛泽东执政时期中国知识份子自杀情况作一认真统计，其运作无疑是工程浩大的，其结论也无疑是骇人听闻的。若再将这种非战争状况下的知识份子自杀情况作一纵横比较，其结果也一定是令人震惊的：纵比，肯定冠盖中国历史；横比，也很可能冠盖东洋文明史和西洋文明史。毛泽东这个独夫民贼老神棍在此问题上又放了一颗“卫星”。

谢选骏指出：人说“单少杰批判刘小枫用无知做学问”——我看这主要是指刘小枫无知毛时代自杀狂潮，闭着眼睛说瞎话，说“屈原之后中国文人再也没有自杀的了”。此语确实出自刘口——1985年在中国比较文学深圳成立的大会上，我亲耳听他大会发言如此胡说。

人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于1985年10月29日至11月2日在深圳大学举行成立大会暨首届年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130余人，欢聚一堂，在洋溢着科学民主精神的气氛中，大家就此较文学方法论、比较诗学与比较美学、比较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等六个专题开展了广泛而慎审的学术交流与争鸣。这是一次富有成果的、在我国比较文学领域具有深远影响的大会。

我看——那年我提交的会议论文就是《神话与民族精神的——几个文化圈》的打印稿，第二年出版以后，奠定了《河殇》的思想基础。

【21、刘亚洲有才无命，不该出版九卷文集】

《前空军上将刘亚洲被判无期徒刑，习近平整肃异己再添一例》（2024年3月23日 平凡 叶兵）报道：

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在党内高层顺利铲除团派人马并对军队高层大刀阔斧展开清洗之际，对具有太子党身份的退役空军上将刘亚洲的处置备受瞩目。

近日再次有消息人士称，被捕多时的原中国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上将已被判处无期徒刑，罪名是贪腐，利用基金会敛财。这被分析人士视为习近平继续整肃清洗军内异己的一部分。

旅美中国政治学者、民运领导人王军涛博士日前告诉美国之音，刘亚洲去年底已被判无期徒刑。王军涛表示，他从知情者处获悉此消息，并且通过刘亚洲的亲戚得到确认。他说：“我说刘亚洲会怎么处理？他（刘亚洲亲戚）就说，关一辈子吧，不让他出来。我说判了吗？他说已经处理了。我说什么事啊？他说生活作风问题，什么包养情妇吧。后来我知道还有经济问题。包养情妇怎么能判无期呢？”

2021年12月下旬，北京就传出刘亚洲和他的五弟、曾经担任解放军空军武汉基地政治部主任的刘亚武大校被捕的消息。

北京资深媒体人高瑜去年4月18日曾经在推特上说：“国内网继续批判刘亚洲，首要罪行‘仇视毛泽东’，目中无人，两面派。与经济罪不沾边。网上刘亚洲出版物全部下架；百度网只保留他2012年18大之后在党报、军报发表的文章。”

时隔一年多以后，在中共“二十大”和中国14届人大确认了习近平在中共党内和国家至高无上和几乎终身制的地位之后，一度出现刘亚洲被判死缓的传闻。

刘亚洲出事被捕的案情和判决的相关情况，至今没有任何官方通报或证实，外界并不清楚刘亚洲被审判的细节和具体日期。美国之音通过手机短信联系 了刘亚洲的三弟、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博士。他婉拒美国之音的采访，表示“我就不谈什么看法了”。

刘亚洲的父亲刘建德1939年参加中共领导的新四军，生前曾经担任解放军兰州军区后勤部副政委，官拜副军级。因此刘亚洲兄弟五人也算得上广义的“红二代”。

刘亚洲和同时代好多“红二代”一样，虽然经历了文革，但属于幸运者。1968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高潮时，他进入了让人们羡慕的解放军；1972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大多数同时代年轻人可望不可及的大学学英语，在武汉大学遇到时任副总理、后来的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儿李小林，二人结为连理后，刘亚洲跻身最上层的“红二代”，亦称“太子党”，一跃成为“驸马爷”；2012年7月晋升为空军上将，炙手可热。

在纽约的作家毕汝谐来自北京，自幼生活在高干子弟云集的“大院儿”， 其父曾任职于中央部委。2023年2月底，毕汝谐在网上援引北京消息人士“老哥们”爆料称，习近平内部讲话说刘亚洲有政治野心。爆料指刘亚洲“彻底完蛋了，内定死缓！”

恃才傲物、桀骜不驯的刘亚洲

毕汝谐对美国之音表示，刘亚洲是个天才，让人不得不佩服，遭到跟他差不多同龄的习近平妒恨。“难得的一个全才啊。看见刘亚洲，我才能够想起什么是司马迁所说的那种不羁之才，就是他那才华就跟那个脱缰的野马一样，你杀到哪都让人惊讶不已。还有，你会赞叹：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呐。”

同时，刘亚洲也是一个恃才傲物，桀骜不驯，自视甚高的人。毕汝谐说：“刘亚洲当然是从年轻时代，就是从20多岁时候我们就很知道，他是桀骜不驯的人。因为他那个时候说话已经完全和他的年龄、地位、资历不符合。”

2024年2月21日，刘亚洲编撰的《大国战略与中美关系》一书获纽约出版机构博登书屋颁发的最佳翻译理论著作奖，其弟刘亚伟代为领奖 。博登书屋负责人、当代中国评论季刊主编荣伟告诉美国之音，此奖颁给刘亚洲是为了表彰他的学术成就，与他在中国涉案系狱毫不相干。

荣伟说：“他 （刘亚洲）个人判刑啊，什么罪啊，跟我们没关系。我们只是因为他的书，他表达的思想。因为我们这个独立出版社专门出版独立学者，有独立思想、有独立研究的这样一些人的学术著作。我们是出版学术类型的一个出版社。因为他的思想，包括黎安友评价他是一位很有思想的、一位中国的可以称为学者、作家或者将领。我们是这样考虑的。中共判他什么罪行，那是中共的说法，最后还是要历史来评价。”

香港《开放》杂志2005年4月号刊登过一篇高瑜的文章，《江泽民军中高参刘亚洲——中共太子党少壮派军人的野心》。文章说到刘亚洲的自负，“他自诩为：在军人中，我是读书的，在读书人当中，我是军人。” 高瑜还写道：“2002年，他进入国防大学正军职干部培训班，军内称为‘龙班’，是空军被选上的三将领之一。对这个班，刘亚洲有以下结论：‘第一，虽然部队中还有好的人没有来，但是来的肯定是最好的。第二，将来军委领导、总部领导很可能从这三十个人中产生，甚至更高，也未可知。’”

毕汝谐说：“他是一个奇迹。刘亚洲是一个奇迹，他在所有方面，在过去他所有能出现的领域，官场、生意场、情场，战无不胜。所以人们常说性格致命运。对他的这种命运，最后今天的这种命运，也许他被他的性格所决定。”

反美、亲美、改革、拥习？

刘亚洲在武汉大学学习的专业是英语，曾到美国斯坦福大学作过一年访问学者，了解外部世界具有一定优势。有人说他是中国军中的亲美派、改革派。毕汝谐说：“刘亚洲作为一个天马行空的作家，你看看他9卷的《刘亚洲文集》，林林总总，各种观点思想相互矛盾，都有。他也鼓吹党的领导；他也遵从习近平，拍习近平的马屁；他也要自由民主。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不能因为现在他落难了，就把他简单化，变成一面自由民主的旗帜。”

习近平上台之初，刘亚洲曾经表现出强烈的反美倾向。他在2013年6月主持解放军国防大学、总政治部保卫部、总参谋部三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联合推出一部纪录片《较量无声》。被人们视为高度“反美”宣传影片，指出苏联解体是由于苏联共产党自身否定，不代表马列主义失败；特别指出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试图颠覆中国现行体制。这与习近平惋惜苏联解体，担心美国侵蚀中国的想法十分合拍。

刘亚洲2015年还写过一篇文章：《照耀中国梦的思想火炬——读《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大肆吹捧习近平。

2016年10月，刘亚洲在一篇纪念中共红军长征的文章中写道：“我们必须强化核心意识，坚决维护习主席和党中央的权威。”

然而，他所做的这一切并未赢得习近平的信任，却于2017年提前退役。

不甘寂寞的刘亚洲

被边缘化之后的刘亚洲并未消声。2018年12月25日圣诞节这一天，一则刘亚洲的视频流传在网上。在视频中，刘亚洲对着镜头说：“今天是圣诞节。我们在路边小店欢庆圣诞。”彼时，中国基本上不准公开庆祝圣诞节。在视频中还有刘亚洲的画外音说：“有个人批评自己的朋友，你每天在手机上看那么多负面新闻，不怕心理阴暗吗？这个朋友反驳他说，徐才厚雷打不动每天看新闻联播，怎么不见道德高尚呢？”

分析人士说，退役以后的刘亚洲虽然不再有公开的话语权，但私下里仍然没有消声。在言多必失和不得“妄议中央”的环境中，刘亚洲在一次座谈会上有关台湾问题的发言终于惹怒了习近平。

毕汝谐说：“他公然触怒习近平，就是他公然在那个座谈会上说这样的话，就说要解决台湾问题需要有像毛主席那样的大手笔，伟大统帅。而现在的那个领导人不行，这样的话。这个深深地刺痛了小肚鸡肠的习近平。”

毕汝谐说，习近平整治刘亚洲，当然不会以个人恩怨做为理由。最方便的理由就是经济问题和私生活问题。

毕汝谐说：“他在男女关系和私生活他们的那些事情，怎么讲，用一句话来说叫罄竹难书吧。所以在老百姓里把他名声搞臭。这点是非常容易的事。刘亚洲那些事都不是编出来的，他这个贪财好色这些事。专案组的人说他们不想整刘亚洲的那些私生活的事，但是刘亚洲一上来自己就交代起来。”

毕汝谐说，刘亚洲自己主动交代他和国防大学7个女教师有染，其中包括“三八红旗手”。毕汝谐还说，刘亚洲也的确有经济问题。

毕汝谐说：“他好像那时候搞过一个李先念基金会，又搞过一个什么世界和平基金会。都通过这些地方，没闲着。他真地是干了很多经济上违法的事情，而且他这已经是宽大处理了，换成老百姓的孩子，有10个脑袋也给砍了。”

毕汝谐指出，这些问题当然都只是习近平整肃刘亚洲的借口，抓刘亚洲的经济问题就跟抓任志强一样，是因为他们在政治方面对习构成威胁或者挑战。

他说：“因为习近平就是一个权力狂嘛。他是高度警惕的，对于可能的、实在的或者假想的危及他的这个最高权力地位的，都是毫不留情，包括任志强说这是一个没穿衣服的皇帝，也就是这些红二代也好，干部子弟也好，会习以为常的就是说口无遮拦，而且不知天高地厚。他们最关键是没有摆正位置，刘亚洲也好，还有任志强也好，都没有摆正位置。也就是2012年习近平正式登基以后，他们不再是朋友、哥们儿这样的关系，而应该是一个君臣关系，必须以对待君王的态度来对待习近平，必须把自己放在臣子那样一种谦卑的位置上。而这两位都没有，所以他们这样倒大霉，也是可以预想的。”

谢选骏指出：人说“前空军上将刘亚洲被判无期徒刑，习近平整肃异己再添一例”——我看刘亚洲有才无命，不该出版九卷文集，凌驾于毛泽东文集八卷之上，树大招风，能不殒乎。

《刘亚洲涉贪落马│清理“有害信息”启动 著作于各大网购平台被清零》（2023年04月13日 星岛日报）报道：

解放军国防大学前政委刘亚洲上将被指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落马，中央军委纪委已经完成对其调查，涉案金额巨大，移交军队司法系统。有指刘亚洲曾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也是著名作家、战略家，鉴于其影响颇大，军队已经展开清理“刘亚洲余毒”，要求清理其“有害信息”。

淘宝未有显示刘亚洲的著作。

京东网同样未能搜寻刘亚洲到著作。

刘亚洲曾推出九卷的《刘亚洲文集》。

网上流传要求清理涉及刘亚洲的“有害信息”的通知。

刘亚洲经常以战略家的姿态出现，其有著作《刘亚洲战略文集》。 

刘亚洲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落马，军队已经展开清理“刘亚洲余毒”，要求清理其“有害信息”。

消息一出，有网民发现，各大网购平台已无法搜寻到刘亚洲的著作。其中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在twitter发帖指，“去年网上还有大批刘亚洲的著作在卖，现在确实清零了”。此外亦有人表示，得到电子书店亦未有搜寻到刘亚洲的作品。

现年70岁的刘亚洲长期在军队服役。

刘亚洲上将落马，军方展开清除余毒。

刘亚洲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落马。

刘亚洲夫人李小林是前国家主席李先念爱女。

记者亦分别在淘宝、京东得、到电子书网，均无法用关键字“刘亚洲”成功搜寻相关作品。

谢选骏指出：刘亚州企图文武双全，结果是文武两失，书本下市，就差弃市了。

所谓弃市，是中国古代死刑后尸体处理办法的一种。犯人在人较为集中的地方（例如闹市）被处死，犯人被处死后其尸体暴露在街头示众。弃市在秦、汉、魏、晋时期比较流行，南朝宋、齐、梁、陈及北朝魏时期弃市依然是法定刑罚，北齐、北周及隋唐以后虽然没有将弃市写入法律，但隋唐两代时依然有弃市。各个朝代犯人弃市时他们的处决方法并不一样，秦时为腰斩，汉代为斩首，魏晋至隋唐时期绞刑较多。

【22、驴撒野入欧盟如入无人之境】

《卢沙野“质疑主权论”为何引爆中国与欧洲的外交风波》（李澄欣BBC中文记者2023年4月25日）报道：

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经常发表争议性言论，此前曾说孟晚舟被捕是因为“白人优越感”，辱骂法国著名学者是“小流氓”，说台湾“统一”后要进行“再教育”等。

就在中国与欧盟关系回暖之际，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公开质疑前苏联国家主权范围，引发欧洲舆论海啸。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4月24日发表声明，定调卢沙野言论为“个人观点”，并下架稍早发布的访谈全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重申尊重各国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盟委员会副主席博雷利（Josep Borrell）指北京已经适当澄清，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就批评外交官不应使用这种言辞，法方全力声援受影响国家，强调这些国家边界不可侵犯。

此前，法国以及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都召见中国驻当地大使要求解释，乌克兰总统顾问也谴责相关言论。80名欧洲议会议员发表公开信，呼吁法国政府将卢沙野列为“不受欢迎人物”并驱逐出境。

多名国际关系学者向BBC中文分析指，卢沙野言论看似只是小错误，却“致命性伤害”了中国欧盟关系，让欧洲的亲中派“一言惊醒梦中人”，也使此前对北京示好的马克龙陷入尴尬。

根据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微信公众号一度刊出的访谈纪录，卢沙野4月21日接受法国电视台LCI访问时，被问到克里米亚是否属于乌克兰，他答道：“这取决于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历史上，克里米亚一开始就是俄罗斯的。苏联时期，赫鲁晓夫把克里米亚送给了乌克兰。”

主持人罗契宾（Darius Rochebin）提醒他“从国际法角度，克里米亚就是属于乌克兰”，卢沙野回应指“从国际法的角度，甚至可以说那些前苏联国家没有有效的国际法地位，因为没有国际协议认定他们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

主持人追问“您意思是说，苏联解体后，边界秩序的问题仍未解决”，卢沙野说：“现在不是纠结这些问题的时候，现在最要紧的是实现停火。”

主持人接着表示，“这并不是纠结细枝末节。如果我们拿掉中国的一部分，然后说：‘抱歉，这只是细枝末节’。不是这样的。在乌克兰看来，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卢沙野回应道：“正如我之前所说，要考虑到冲突的来龙去脉，不能简单地一概而论。有问题可以一起讨论。”

中国外交部的切割

访谈全文在4月24日下午已被撤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被追问下架原因时称，“我不了解你说的情况”。

毛宁回应争议时强调，中国尊重各国的主权独立及领土完整，指苏联解体后中国是首先与相关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建交以来中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的原则。她又说，一些媒体曲解中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挑拨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关系，中方将对此“保持警惕”。

中国驻欧盟大使傅聪同日受访时表示，“中俄合作是无上限的，中欧同样如此”。

但上述表态未能平息欧洲舆论，当天稍晚，中国驻法国大使馆发声明指，卢沙野的评论“只是表达个人观点”，不应被过度解读，其发言并非中国的政策声明，中方尊重苏联解体后诞生的国家作为主权国家的地位。

“致命性破坏力”？

习近平3月访问俄罗斯，与普京会面时互称“亲爱的朋友”。

美国巴克内尔大学（Bucknell University）国际关系系教授朱志群对BBC中文指出，没有一位中国外交部官员为卢沙野背书，显示其言论不代表官方立场，而北京很快意识到卢的错误，因此迅速进行损害控制（damage control），“我认为这事件很快就会结束，除非欧洲的一些势力不愿意让它过去”。

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卡耐基中国项目研究员庄嘉颖（Chong Ja Ian）则认为，中国官方跟卢沙野切割“做得太迟也太少”，驻法使馆似乎是看到毛宁的回应无法安抚欧洲人情绪后，才发表声明降温，但拖延只会让公众怀疑北京的真诚，而卢本人也没有明确道歉或收回言论。

目前乌克兰战争未解，北京多次表示希望促成和平谈判，但从未谴责俄罗斯入侵或要求俄方撤军，习近平3月会晤普京时更呼吁中俄共同推动世界“百年变局”，引发欧洲舆论忧虑，庄嘉颖指卢的言论无疑是火上加油。

“普京意图推翻苏联解体后的新欧洲版图，北京近期对于欧洲秩序暧昧的态度、默认俄罗斯的做法，已经让很多欧盟成员国尤其是中东欧国家非常不安，因为会直接影响他们的安全和存亡。卢沙野只是两句话（惹祸），但恰好触碰到欧盟的痛处。”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洛告诉BBC中文，中国外交部的切割意味着，北京决心不对卢大使以官方身份公开发表的“个人观点”负责，“欧洲人都看到这一点，也不会买帐”。

他认为有关言论已造成伤害，对中国欧盟关系有“致命性破坏力”，尤其冲击与中东欧的关系。“欧盟非常重视平起平坐、互相尊重，我不相信卢沙野不知道这价值观，但他仍然表达出北京很不屑前苏联国家的看法，佐证了中国口讲尊重主权，但实际上站在俄罗斯一方。”

欧盟舆论反弹

法国总统马克龙4月访问中国，与习近平检阅中国三军仪仗队。

1991年苏联解体，15个前加盟共和国成为独立国家。目前已加入欧盟的前苏联国家，包括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乌克兰则是准成员国。

近80名欧洲议员4月23日在法国《世界报》（Le Monde）发表公开信，指卢沙野的激进言论严重侮辱相关国家的历史、文化及完整性，明显违反国际法和外交论述的界线，“这是最糟糕的战狼行为，不应置之不理”，他们要求法国外长科隆纳（Catherine Colonna）把卢列为不受欢迎人物。

信中强调，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都无权质疑他国主权，“主权不是外交玩具，而是国际关系、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基本要素”。

前欧洲议会政治顾问、台湾国立东华大学助理教授冯儒莎（Zsuzsa Anna Ferenczy）对BBC中文说，欧洲政界和舆论都对事件感到震怒，破坏本来已经脆弱的信任，卢的言论也不合逻辑。

“如果不承认前苏联国家的主权，怎样和他们建交？不过，自相矛盾也是北京一贯的风格，比如一方面强调要和平、尊重主权及领土完整，另一方面却默许俄罗斯侵犯乌克兰主权和领土。对欧洲人来说，这印证了，中国并不是一个负责任的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国，更不是他们自称的世界强国。”

欧洲议员要求法国驱逐卢沙野

冯儒莎提出，卢沙野言论或许不是一个错误，而是中国故意模糊焦点，“把讨论的焦点转移到领土主权争议，而不是问题的本质，就是中国默许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她也担心这是中国“假信息工程”的一环，“我们当然觉得这样歪曲事实很荒谬，但中国国内的人可能会相信（质疑主权论）”。

她续指，北京可能藉此试探欧盟的反应，“但这是一个很愚蠢的试探，欧盟不仅没有被分化，还变得更团结”。

事件也让法国总统马克龙尴尬，他早前访问中国时向习近平示好、争取北京协助调停俄乌战争，已经饱受批评，卢沙野言论进一步打击其亲华路线。学者庄嘉颖说：“（法国）做了那么多让步后，你居然讲这些话‘打脸’，实在太不给马克龙面子。以后欧盟政治人物与中国互动时会更谨慎。”

学者陈家洛也说，事件对于欧盟的亲北京政客而言，可谓一言惊醒梦中人。“原来中国跟你琴棋书画喝完茶，转身就这样对你，这让他们认清，不能那么幼稚地去理解中国内部的情况。”

“战狼外交”重现？

外界关注习近平展开第三个任期后的外交政策

卢沙野事件引爆外交风波，却获得中国国内部分人声援。

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4月24日发文维护卢沙野，指乌克兰事务不是卢的职权范围，他受访时只是表达“一般性意见”，面对咄咄逼人的提问回应得非常礼貌，不应被贴上“战狼”标签，又认为法国应当保护卢大使的表达权，“不应事后掉过头来进行政治声讨，那样做将是法国的耻辱”。

这次卢沙野事件再次引起“战狼”路线的争议，今年初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被调职，曾被视为习近平第三个任期将放弃“战狼外交”的指标。

学者庄嘉颖指出，“战狼”是一种战术，是以实况来决定采取什么行动，而不是意识形态来带动行为，因此战狼外交开始退潮，还是可以看到中国外交部对美国很尖锐的说法，或者英国曼彻斯特总领事馆示威及殴人事件。

“战狼这套做法一直维持在那边，他可以决定什麽时候用或不用，不是说一定存在或一定不存在的。他一直预备好可以这样用，有时候有误判或者讲话太兴奋等等的，一控制不好就会出来了。”

陈家洛也表示，卢沙野事件反映中国“骨子里还是有强烈的战狼基因”，并主导着中国外交政策，这路线得到国内部分鹰派和网民赞赏，但外交上适得其反，倒是壮大了欧盟疑中派的声音。

“实际效果是帮习近平‘倒米’（帮倒忙），是外交上的一个挫败、开倒车。本来北京想拉拢欧洲抗衡美国，欧洲领袖也有这个想法，觉得疫情后一些合作和机制可以复常，但现在可预期欧盟会对中国更多戒心。”

谢选骏指出：这个“驴撒野”，入欧盟，如入无人之境！驴撒野像希特勒一样宣布了自己的计划，欧洲人听了就当是放屁一样，结果后来发现不是希特勒放屁，而是战争开始了——驴撒野入欧盟如入无人之境，因为他被蒙着眼睛，不往前冲就要挨鞭子了。

【23、没有暴力革命就无法重新立宪】

《邓式改革的破产与重新立宪》（2006年12月07日 张大军）报道：

摘要：本文以古老中国现代化转型为历史背景，在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总结中国改革范式得失的基础上，试图追寻和探讨中国改革模式危机的深层原因，并进而提出转换中国未来发展范式的命题。相应地，在作者所设想的中国未来的新发展范式中，执政党与中国民众的作用和地位会与现在的改革范式有非常大的不同。

一、对改革范式的理论性评价

1、改革的历史合理性

在经过执政党最初的二十多年的统治之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下半期的中国可以说是人心思治。一方面，严重缺乏人身和政治权利并且穷困不堪的民众希望能实现执政党最初许诺给民众的民主和均富之治，另一方面，原有的执政集团希望在保持其执政地位的前提下实现与民更始。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最高执政者提出的改革设想对朝野都有普遍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对一般民众来说，由于执政集团再次提出了能使其享有人身和政治权利并能不断改善物质生活的现代化目标，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改革事业有着高度的认可，并由此增强了对民族和国家未来的信心。而对整个执政集团来说，改革也是保障执政党执政地位的现实要求，因为其急于通过展现其治理绩效来强化其执政的合法性。基于这样的缘由，我们可以认为改革在执政集团内部具有政治上的正确性。

鉴于当时的改革诉求对民间和官方的双重吸引力，我们应不难理解它所具有的历史合理性，改革本身甚至成了当时的一种具有无可置辩的关于国家发展的意识形态。

2、改革模式的内在缺陷

然而，虽然改革范式在起始时期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和政治上的正确性，但这并不等于它本身是合法的。实际上，中国的改革很长时间以来都是以违宪和违法的方式来推进的。这种不断违法的奇怪做法是由中国转型的初始条件和过程特点决定的。首先，在改革初期，中国从极权体制遗存下来的法律体系基本上是反改革的，因此为了改革就必须违法和违宪。其次，中国渐进式转型模式带有邓小平先生浓重的实用主义特色，用邓先生的话说就是：大胆地试，大胆地闯。这里面的“试”和“闯”就包含了试着闯过宪法和法律限制的意思。正是改革范式的这种不具有宪政意义上的合法性的习惯做法使其无法解决其自身的内在矛盾。

从最根本的意义上来讲，改革范式内部从一开始就存在着明显的张力，也即民众的现代化诉求与执政集团在政治方略和推进策略上的机会性目标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应该说，这种张力在转型国家是普遍存在的，原因就在于，其假想中的受益者－广大民众和其实际推行者－官僚集团各有自己的利益诉求，而他们的利益诉求往往并不一致。

如果这一张力能在宪政机制下获得制度化的解决，进而在它们之间形成一种制衡关系，那么，这种范式将不会因为这种张力的存在而过度偏离其原初的目标。但由于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和宪法体制，现实存在于中国的不同力量和集团间无法形成一种双赢的制度安排。最终，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改革范式必然会遭遇道义和政治上的双重危机。

首先，就总的国家发展目标而言，由于民众与执政者之间没有实质性的宪法性契约安排，民众在认可执政者执政合法性的同时，却没有相应的宪法性安排以保证执政者会履行其义务，也即国家现代化目标。因此，执政者与民众最初在改革范式中所达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缺乏国家层面的法治性保障，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缺乏宪法性保障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往往就会演变成赤裸裸的压迫性的统治与被统治关系。

其次，由于其推行凭借的是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在缺乏法治的时代条件下，官僚体系在改革事业中的权力便不会受到限制，民众的权利和自由也相应地就没有保障。当他们之间出现利益冲突时，这样的权力格局往往只会牺牲一般民众的利益，而保护执政集团的利益。邓小平先生“试”和“闯”的哲学就变成了大大小小官僚们“偷”和“抢”的实际行动。随着时间的累积，这种一面倒式的利益分配关系就会彻底瓦解民众对改革的道义性支持，最高执政者当初所奢想的执政目标也会随之落空。

二、对改革范式内在冲突的经验考察

笔者认为，从1970年代末期到目前为止的二十多年的所谓中国改革时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改革范式的美好时光；（2）从199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改革范式的裂解时期；以及（3）从1990年代末至今：改革范式走向破产的时期。

1、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末－改革范式的美好时光

在这一阶段，改革的道义正当性和政治正确性基本上是合拍的。众所周知，中国改革运动最初的催生因素来自于民间。1976年45运动中发出的变革呼吁可以被看作是改革运动的先声。随后，在经济生活领域，安徽小岗村的农民主动地推行起“大包干”改革，而在政治方面，以北京为代表的大城市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民主墙”运动。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说，“大包干”运动和“民主墙”运动中国的改革运动。

恰在此时，以邓小平先生为代表的改革派执政精英在经历了文革的波折后逐渐开始“咸鱼翻身”。此时的他们也有主观上的愿望来因势利导地推行改革，以巩固他们自身的政治地位以及执政党整体的统治地位。

这样，执政的改革派精英与民众之间暂时性地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但是，这种互动是非常不稳定的。可以说，民主墙运动的被镇压就已经初步暴露了改革模式内在的困境。这其中的深刻原因就在于，一般民众和改革派执政者未能在推行改革之初将其法治化为一种宪法性安排。这样就带来了两种严重的后果，首先，在改革的支持者之间很可能就会因为各自对目标以及自身权力/权利边界理解上的偏差而出现分歧，其次，由于缺乏国家根本大法的凭藉，反改革集团很容易就能通过一般的政治性操作否决具体的改革措施乃至改革目标。民主墙运动的危机可以说就是上述第一种后果的具体呈现。

由于执政的改革派精英在政治上的绝对优势，以及改革很快显示出的改善物质生活和扩张个人自由方面的积极效用，民主墙危机并没有造成广泛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但是，当政者在这次危机之后并没有及时采取法治化办法以预防和化解下一次的危机。结果，改革实施过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如“官倒”、“脑体倒挂”以及通货膨胀）使得上述两种后果严重恶化起来。一方面，支持改革的民众没有从改革事业的成功中平等地获得收益，而改革派官僚集团开始利用其手中的权力谋求个人利益，这就形成了改革集团内部的张力；另一方面，改革中的问题为反改革集团提供了攻击改革的种种借口，他们得以在没有宪法依据的非常规政治活动中实施翻云覆雨的手段。这两种后果在1989年的全面的政治和社会危机中得到最集中和最戏剧化的反映。1989年的危机同时也表明，在没有宪政意义上的法治化制度安排的条件下，国家主导下的改革范式终归是难以持续的。

2、1990年代初到1990年代末－改革范式的裂解时期

中国改革事业因1989年的危机而陷入低潮，而邓小平先生于1992年初的南巡却再次为改革注入活力。当然，改革在二次出发时具有了不同于上述第一阶段的特点。首先，改革的明确目标已经缩小为实现“均富”－共同富裕的理想，而舍弃了以前的政治现代化内容。其次，改革的国家主导型特征进一步强化，民间对改革事业的推动已经降低到次要的地位，改革的启动和实施需要完全凭借象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强人以及具有实用主义倾向的官员。

第三，由于执政党对其执政地位更为敏感，对以邓小平先生为代表的官方改革集团来说，改革范式所具有的绩效合法性目标实际上已经压倒了民众的现代化目标。尽管邓小平先生当时所提出的“三个有利于”的标准完全没有任何宪法上的根据，却成了衡量公共事务的尺度，所有的公民权利和国家义务都成了这种尺度的附庸。邓小平的这种极端实用主义政治方略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作为改革依靠力量的官僚集团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不讲是非只讲结果的统治机器。

另一方面，这种“唯生产力论”也确实激发出中国社会潜藏着的巨大活力。我们知道，在1990年代中期前后，中国出现了一股强大的全民经商浪潮，民间和官方共同演绎了一段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执政党的政治合法性似乎再度受到民众的默认，从而使其成功地渡过1989年后的危机时期。

但是，这种表面上的和谐却掩盖不了改革范式裂解的趋势，因为它已经不再试图解决中国政治现代化的问题，反而要引导民众成为追求简单物质刺激的“经济动物”。它缺乏一种富有长久生命力的“软力量”，当然，它也就不可能真正打动怀抱政治现代化理想的知识分子群体。

也许是更为重要的是，二次改革到1990年代末已经开始严重偏离其最初的目标。

作为改革事业依托者的官僚阶层以及与他们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商人团体开始成为分利集团。官商勾结、权钱交易开始成为普遍现象，而农民收入的增长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开始出现大量的下岗工人，中国社会开始出现明显的分化。

3、1990年代末至今－改革范式的破产时期

笔者认为，1997年发生的两件看似不相关联的事件多多少少可以被看作是改革范式异化的开始。首先，邓小平的去世有着双重的历史性效应。第一，邓小平凭着革命者特有的“豪气”领导和推动了中国的改革事业。随着他的肉身的灰飞烟灭，他的这种带有理想主义色彩的豪气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第二，邓小平所拥有的巨大政治声望、资源和势力使他在推进改革时有着别人难以企及的“底气”。反之，在后邓小平时代，没有了这种“豪气”和“底气”的执政精英却希望凭借改革成效达到强化其执政合法性的实用主义目的。

接着，滥觞于泰国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东南亚国家随之出现的政局动荡使新一代的执政精英感受到巨大的压力。对于他们来说，体现在GDP增长速度上的执政绩效成为关系他们政治生命的空前重要的指标。形格势禁如斯，执政精英们会将改革彻底异化为他们的一种政治统治工具。

于是，这时的执政党将执政绩效合法性作为其最主要的政治目标和方略，相应地，

作为改革实际依托的官僚体系的政治地位和功能大大强化，这就为官僚集团的膨胀和腐化提供了绝佳的时机和条件。地方豪强集团以改革与发展的名义肆意剥夺和压榨包括农民、国有企业工人以及农民工等各色弱势群体，使得广大弱势阶层的民众无法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善自身的状况；而教育、住房和医疗改革使中国新生的中产阶级群体产生日益加重的不安全感。与此同时，官僚的权力完成市场化“转型”，官位成为可以买卖的特殊产品；国有资产在改革的名义上变成了官商阶层的囊中物；背靠官僚强势集团的商人暴富集团迅速布满中国大地；官方垄断集团不断吸取着超额垄断利润。

在官僚分利集团的挟持下，改革演变成了既得利益集团牟取私利的工具。普通大众与作为改革执行者的官商学强势集团之间出现严重对立的情绪，并对后者提出普遍的道义和政治谴责。这样，改革就丧失了其原初的双重功用：既无助于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理想，也使执政党的执政合法性目标落了空。

三、“全面转型”范式－一种替代性发展战略

1、 “全面转型”范式有助于中国进行第二次“拨乱反正”

由于改革范式在其后期所造成的种种复杂的问题，当下的中国似乎已经迷失了方向。笔者认为，眼下的中国亟需展开第二次的“拨乱反正”，采取全面转型的国家方略，以使中国迅速摆脱目前的双重危机局面，并开启新的历史进程。

具体而言，全面转型式的变革将以构建宪政秩序为基础，在转型事业的道义正当性与政治正确性之间确立一种法治性的联系，然后在民主和均富两个层面均采取强有力的措施，使民众获得广泛的基本权利和实际的物质福利。这样，中国的发展就会摆脱目前危如累卵的形势，新的局面也随之会豁然开朗。基于上述的思路，笔者认为中国目前需要确立新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

（1）一个中心：实质性的立宪

这是全面转型范式的中心或灵魂，为其提供宪政意义上的法治保障。立宪的本质在于，在认同国家现代化目标这一共同愿景的前提下，全民（包括执政集团）就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以及公权力的性质、构成及其行使再次达成隐性契约。其主要原则包括，公民的基本权利得到全面的认可和保障，而鉴于中国没有其他的成熟政治力量，民众也认可执政党目前执政的合法性。这将是一次实质上的立宪过程，而不是形式上的立宪过程。原因有两点：第一，这一过程不需要经过（也没法经过）程序性的全民立法过程；第二，立宪的结果将是真正意义上的契约，而不再是一种形式上的点缀和装饰。

这一个中心的确立看似不易，实则并不那么困难。中国现有宪法明确规定中国公民享有“八大自由” （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与人身自由－根据著名宪政学者张祖桦先生的归纳）和一种基本权利（财产权），但遗憾的是，这些宪法性原则一直没有得到全面的落实。笔者依稀记得前两年执政党曾经对宪法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可惜后面没了下文。虽然有这样和那样的问题和困难，实质性立宪的基础已经存在了，我们需要的可能就是那“艰难的一跃”。

（2）基本点之一：政治上的“还权”

改革在推行之初的最重要的策略就是放权让利。那时的“放”与“让”与我现在谈到的“还”与“返”是有着不同的意义的。前者是一种主动的姿态，含有“赐予”的意味，并且在需要时还可以收上来；而后者则基本上是消极的举动，是将本属于民众的权利“归还”给他们，而且不能随便再把这些权利收回去。

具体来说，政治上的还权就是使公民能够以自由公正的方式参与和主导与自身息息相关的公共事务的治理，在基层社区和政治单位实行自治，并强化民主化的制衡和监督机制。通过自由公正选举产生出来的基层人民代表将在基层政治治理中发挥全面的参政、议政和监督职能。笔者认为，如何在现有的社区自治和人民代表制度中落实自由公正选举的原则是其中的关键。

（3）基本点之二：经济上的“返利”

经济上的“返利”也是将本属于人民的财产归还给他们，也就是将国家或集体所有的经营性资产全部返还给其实际的所有者。这里所谓的经营性资产主要包括农村土地和全部的国有企业。

就农村土地而言，首先，将其土地所有权分配给农民是执政党在原始创业阶段的庄严承诺；再者，土地本来就属于农民所有的，执政党现在将全部土地再次分配给农民，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国有企业的情况要复杂一些，因为国有资产的积累既有农民以工农剪刀差的形式贡献的原始资本金，又有中国工人阶层以低工资做出的贡献。首先，执政党在执政之初为了中国的工业化而强迫农民们以工农剪刀差和超级税赋的形式贡献了几乎全部国有企业的资本金。就此而言，农民阶层是中国国有企业真正的老板。其次，在很长一段时期，中国国有企业工人的工资也被人为地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当然这种低水平的工资是以隐含的福利安排（包括公费医疗和退休工资等）作为补偿的，因此，国有企业对他们的欠账只是他们在特定雇用合同下的债权。

为了恢复历史正义，也为了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后国有企业的改制必须遵循下述原则：将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归还给农民，同时以国有企业的部分利润赔付所欠工人的债务。为此，中国人大要对这一改制方案专门立法，明确农民对国有企业产权的所有者地位和对工人阶层的补偿方案。国资部门应该被撤消，代之以全国性的农民资产信托基金，聘请有国际信誉的专家团队管理该信托基金。同时，该法应规定成立一个工人补偿基金，每年（以二十年为限）国有企业应该把固定比例的净利润上缴该补偿基金。同样，补偿基金也应该聘请有信誉和经验的国际专家进行管理，补偿基金的用途以为工人缴纳养老金、医疗保险、提供就业培训等为限。

上述经济上“返利”的方案说白了就是经济上的均富过程。这其中的好处是不言而喻的，它既能使中国正在建设中的市场经济体制摆脱国家资本主义和权贵资本主义的梦魇，也能进一步平衡社会财富的分配，催生社会和谐，还可以为中国内生性经济发展创造无穷的动力。总之，全面转型意义上的体制变革既能重新确立中国未来发展范式的道义正当性，也能极大地缓解目前的政治危机。

四、执政党的“第三次创业”与公民社会建设

全面转型范式并不必然意味着执政者一定会丧失其执政地位，从理论上讲，如果执政集团能够有力地促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其自身的执政目标还是能够实现的。相反，如果执政集团一味地将其自身的利益凌驾于民族国家的现代化目标之上，则从长远来看，其自身目标最终也会竹篮打水一场空。同样无庸讳言的是，全面转型范式的实施需要包括执政集团在内的全民都做出巨大的努力。对于执政党而言，它需要进行艰难的“第三次创业”；对于民众而言，建设公民社会的任务将是漫长而艰巨的。

1、执政党角色的转变与其新创业

在全面转型范式下，执政党的地位、角色和活动要受到新的宪政性契约安排的限制，而其对执政目标的追求只能从属于国家现代化的目标，也就是说，执政党对执政目标的追求本身并不具有终极的价值意义，这种追求只有放到民族国家现代化的事业中才会获得价值支撑。

其次，执政党的治理思路要发生重大的改变。执政集团应该体认到，在社会分殊日益多样化而公民的权利意识逐渐高涨的今日，公民们势将成为国家现代化建设的主导性力量之一，执政党及其所领导的国家机构必须要尊重公民们自主性地运用其权利的活动。

再次，执政党要改变其执政办法。执政党对国家的控制范围将大大缩小，国家机构的活动范围将主要集中于保卫安全、维持法治秩序、实施宏观经济调控和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等方面。由于这些工作都具有非常强的专业色彩，客观上要求执政党更多地引进技术官僚型人才。同时，执政党可以通过赢得地方选举的方式参与地方自治和基层政治单位（县和市）的治理。

从执政党的发展历程来看，因应全面转型所带来的上述种种挑战将会为执政党提供“第三次创业”的巨大历史机遇。（注：以笔者看来，执政党的“第一次创业”为毛泽东先生的革命建国，“第二次创业”为邓小平先生的改革开放，全面转型则理所当然地被视为“第三次创业”）。

古谚云：事不过三。所以，笔者将执政党的这次创业看作是关系其兴衰成败的决战性事业。鉴于此，简单回顾一下执政党前两次创业不遂的历史经验可能就有着非常重大的历史借镜意义。实际上，执政党的前两次创业也都是与民众签订和履行隐形契约的过程－即执政党以对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承诺换取民众对其的道义和政治支持。不幸的是，前两次创业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毛的“建设新中国”的事业最终彻底失败了，而邓的改革运动也已经破产。这两次创业不成功的深层根源正是在于中国这个政治共同体一直没有能够确立实现隐形契约目标的宪政机制。这其中的启示是，执政党新的创业历程一定要以遵循宪政规则为起始点。果如是，则今后二十年将确确实实是中国以及执政党自身的“重要战略机遇期”。

2、公民社会的建设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长足发展，公民社会在威权统治的逼仄空间中获得前所未有的成长机会。在新的全面转型范式下，由于公民的宪法性权利得到保障，公民社会的发展将获得极强的推动力。

笔者设想，公民社会将在经济、社会、政治和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在经济领域，个人和自由企业将成为微观经营领域的主宰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在社会领域，民间非政府组织的覆盖面和影响力将进一步扩大，众多的公民们不再是被动的命运承担者，而成为积极的社会建设力量。在政治领域，乡村和城市基层单位将实现普遍自治，公民们还可以通过参与地方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参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在思想文化领域，媒体将成为自由传播思想和观念的中介，而作为社团组织的大学和学会将获得独立地位，并实行自治，知识分子则通过负责任的言论和思想辩难，推进中国的全面转型过程。

谢选骏指出：人说“邓式改革的破产与重新立宪”——我看“没有暴力革命就无法重新立宪”。

【24、媒体不是霉体就无法赢利】

《谁把媒体变成了这样？》（剑客写字的地方 2023-04-22）报道：

三天前长峰医院火灾重大事故，中午出事，晚上报道。期间隔了八个多小时。

昨天马斯克星舰发射后坠毁，国内无数媒体追更到深夜，搞得好像他们发射了火箭一样。

我不禁好奇，媒体是怎么了？面对国内的负面，忐忑不安，想报道却又瞻前顾后，拖到最后舆论已经炸裂了才开始出声，被网友骂作喉舌。

反过来，一到国外的“负面”（其实也不算负面，最起码星舰坠毁在我看来不算。）哪怕是熬夜，也要更新。

原因很简单，报道国外负面没有风险。你看看多少媒体有关星舰坠毁的报道下面，能少了网友们对马斯克，对美国肆无忌惮的嘲笑。肆无忌惮，是因为“正向”，要是火灾下面也是这样一种状况，不断质疑和讽刺预防不足与领导失职，很快你就会明白该怎样做人。

我们的媒体深谙此道，又怎么会不提前小心翼翼呢？很多时候，纵使报道了一些负面内容，点开评论你都会发现“博主已精选”，简而言之你无法评论，或者说：你评论了也上不了墙，等什么时候大家聊开了，没“危险”了，他们会再把你的评论“精选”出来。

道理是一样的，谨慎、细微，提前规避一切“危险”。

可难道这不是与媒体截然相反的道路吗？曾几何时，我们有调查记者，他们的存在，就是一切负面的公敌。他们奔走在“真实信息”的边缘，是人们所敬佩和尊重的，是黑暗所惧怕且想方设法要逃避的。

地沟油很清楚，是调查记者杀死了它，或许并没有彻底杀死它。

可如果失去了“揭露真相”、“曝光黑暗”、“为人民发声”的安身立命之初衷，媒体的意义又是什么。毫无疑问，现在的媒体仍然有他们存在的意义，我们很清楚，虽然减小了力度，但是很多时候，他们仍会揭露一些社会面上的黑暗与违法事件。

可一样的，我们知道这并非进化，反而是“适量性”的退化了。

谁把媒体变成如今这样？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或许是他们自己，或许是看受众的需要，又或许是社会变了……总之这是说不清的，或许也是没有人敢去详细的分析说清楚的。

举个例子，以前媒体报道了一条负面，虽然不太好听，也不太好看，但它终归是“真实”的，也只要它是“真实”的，那么群众们就不会去责怪媒体将其报道了出来，这是媒体的底气。但现在不完全如此了，很多时候，有些群众会说他们是在递刀子。

因此，媒体也没了底气。

总之，媒体应当有媒体的担当，媒体是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认知、价值观体现，不能因为“少部分”人的态度，而放弃了对价值的缔造。只要我们的媒体所报道、所调查到内容遵循“真实”二字，而非为了流量和金币杜撰出来的奇怪、夸张信息，那么紧追突发事件之后报道，又有何不可呢？

不必担忧，只要是真实的，便是无罪的。只要是无罪的，就该是群众有权知晓的。只要是群众有权知晓的，那不就是媒体们存在的意义吗。反过来，报喜不报忧，那是宦臣的职责，有害无益有弊无利……

网民嚎叫：

BananaeEggs 发表评论于 2023-04-22 12:50:07

『榮辱之來，必象其德』，古有明訓。什麼樣的人民，就有什麼樣的政府，什麼樣的媒體。

___1984___ 发表评论于 2023-04-22 12:21:36

这种现状，是中国政府的骄傲，也是中国人民应得的结果。

常态 发表评论于 2023-04-22 07:43:14

从来这样，装什么纯洁？

谢选骏指出：由于人类的原罪作祟，媒体不是霉体就无法赢利，甚至不能全身而退——所以一旦全民识字，黄色报业赫斯特家族就出了妖怪。媒体不是霉体就无法赢利，是人民的气息把媒体熏成了霉体。

【25、民主的末日——无法选出一个不烂的总统】

《2024美国大选，谁会是拜登的对手？》（时代周报2023-06-07）报道：

每一届美国大选都是一次影响全球的政治活动。如今，距离2024年11月的美国大选剩下不到17个月，来自美国两党的主要总统候选人阵容已基本尘埃落定。

当地时间6月5日，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文书，正式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竞选。

至此，2024年美国大选已经有了多名有实力的总统候选人。

美国现任总统拜登已经宣布将竞选连任。

民主党一方，美国现任总统拜登仍是毫无争议的第一候选人，此前呼声很高的现任副总统哈里斯宣布继续与拜登组合，不独自竞选总统。

而共和党一方，前总统特朗普仍然领先，佛罗里达州长德桑蒂斯紧随其后，彭斯虽然缺乏决胜的实力，但他所代表的福音派社区选民也会成为前两者所争取的对象。

根据CNN在5月公布的民意调查，如果在当月就举行总统大选，全国43%的成年人会支持拜登，而33%的人会投票给特朗普。

如果拜登与德桑蒂斯进行一对一的角逐，则全国41%的成年人会支持拜登，而33%的人会支持德桑蒂斯。

但即便是曾经在大选中胜出的特朗普，其领先优势也不太明显，只有29%的受访者希望看到特朗普在2024年再次成为总统，而71%的人则表示他们不希望特朗普重返白宫。

"路走窄了"的彭斯

作为特朗普的前副手，64岁的彭斯出生在印第安纳州哥伦布市。在成为美国第48任副总统之前，他曾任印第安纳州州长和参议员。

身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彭斯长期获得美国福音派社区选民的支持，尤其在爱荷华州。

路透社分析指出，特朗普当初选择他作为副总统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特朗普的竞选经理认为，与彭斯搭班竞选，能够安抚美国保守的福音派选民。否则，这些人可能会不愿意支持特朗普这位结过三次婚，还有过诸多风流韵事的纽约人。

作为一名在国会、州政府和白宫都有工作经验的政治家，彭斯手握优秀的保守派履历，深受许多共和党人的支持。

但彭斯最先面临的问题是，他能否在党内击败特朗普和德桑蒂斯，顺利"出线"。

由于彭斯拒绝在2020年大选结果和国会山骚乱事件上与特朗普保持同一阵线，特朗普的支持者们通常将彭斯视为"叛徒"。

今年3月，彭斯在联邦大陪审团面前作证时表示，特朗普的"鲁莽言论"使他的家人在国会山骚乱事件期间处于危险之中，并补充说"历史将追究特朗普的责任"。

这意味着，即便特朗普失去党内支持，彭斯也难以争取到特朗普的选民。

仍然领先的特朗普

76岁的特朗普仍然充满活力，他在2022年11月15日正式宣布参选，发起自己第三次入主白宫的尝试。

当时正值美国的中期选举，特朗普支持的几名候选人惨败，导致他在共和党内部受到猛烈的批评。在当时的民调中，他的支持率也不如拜登。

但在纽约检察官指控特朗普涉嫌向一名色情明星支付封口费后，他反而获得了更多支持者。

在NBC4月份进行的一项新闻民意调查中，68%的共和党选民认为，对特朗普的调查是出于政治动机。他的竞选团队还颇有先见之明地警告称，特朗普在共和党内的竞争对手可能会趁机抹黑他。

这一做法堪称一举两得，既强调了特朗普无罪，又给对手打上"小人"的标签，从正反两方面巩固了特朗普的支持者。

在这次的竞选中，特朗普承诺将提高美国警察的待遇，声称这是"对美国执法人员的重要保护"。

此前，在黑人弗洛伊德被白人警察用膝盖顶住喉咙后窒息死亡，引发大量民众要求政府削减警察的待遇。

特朗普还计划赦免"大部分"因参与2021年1月6日冲击美国国会大厦而被判刑的支持者们。他声称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指示联邦机构"禁止所有在任何年龄段宣传多元性别概念的项目"，并在堕胎问题上"做点什么"。

"现在的美国正在衰落"，特朗普表示，"而我将带领美国复出"。

"黑马"德桑蒂斯

44岁的佛罗里达州长德桑蒂斯正努力踏上与特朗普相似的竞选路线，声称只有自己才能击败特朗普。

今年5月24日，在共和党内呼声颇高的德桑蒂斯终于宣布参加2024年大选。对于许多共和党议员而言，特朗普在担任总统期间经常不听取建议，也不按套路出牌，因此这一次大选，他们选择支持德桑蒂斯。

目前，德桑蒂斯无疑是特朗普在党内的最大竞争者。但随着他近期开始在各州宣讲自己的施政计划，许多人才发现问题，他似乎像一个更年轻、更极端版的特朗普。

被外界评价为年轻版特朗普的德桑蒂斯。

德桑蒂斯甚至"借鉴"了特朗普那句"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竞选口号，提出"让伟大的美国回归"。

在爱荷华州的最新一次巡回演讲中，德桑蒂斯吹捧他在佛罗里达州的一系列政策尝试，声称他一旦当上总统，将有望把这些政策推行至全美。

这些政策包括：除了强奸和乱伦之外，在一段时间内，不允许女性堕胎；允许人们在无需许可的情况下隐蔽携带枪支；立法支持父母从学校教室和图书馆移除书籍（比如信仰宗教的家长可以要求学校不能传播进化论等学说），并坚称此类政策并不等同于禁书；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动员更多资源到南部边境"修筑边境墙"等。

听到这些政策，美国支持堕胎权的女性、担忧枪支管理安全的家长、知识精英等群体可能都会皱起眉头。

去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象征着美国女性堕胎权的"罗伊诉韦德案"，使得堕胎权失去了重要的判例依据。而近年来，美国校园枪击案也频发。

对于德桑蒂斯的竞选前景，CNN的报道分析称，这些政策让他的核心支持者们兴奋不已，但也可能太过激进，导致许多摇摆选民不敢支持他。

CNN指出，在2022年中期大选中，拜登支持率十分低迷，但民主党仍能获胜。这个结果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民众早已不指望拜登能挽救美国经济，而另一方共和党的替代方案又过太极端了，所以只能投票给民主党，期待着情况不要变得更坏。

网民嚎叫：

JKerry发表评论于2023-06-0813:13:51

拜登的最大对手就是广大群众的认知水平。2000骡子，成千人宣誓作证各种舞弊和违规，半夜三点停止点票后的拜登曲线.

2020费城和底特律的选举中心那两视频

费城把所有观察员赶出去还要拿纸板把玻璃窗都挡住不让看

底特律把所有共和党的观察员赶出去的时候所有点票工作人员鼓掌

2020肆无忌惮的干完啥事没有，那2024再来一遍，反正好多人视而不见，主媒说啥信啥。

abraham007发表评论于2023-06-0808:46:51

老年痴呆算对手吗？

西岸-影发表评论于2023-06-0805:24:52

这次大选会是美国历史上最无聊，参与度最低，代表性最低的大选。不能不说是美国的悲剧，帝国不行了，到了喝凉水都塞牙的地步。

Nevermind666发表评论于2023-06-0805:23:25

彭斯算狗皮党里少有的有道德底线的了，所以他在狗皮党出不了线。彭斯唯一的缺点就是个神棍。

弟兄发表评论于2023-06-0805:13:16

对川普的支持主要出于愚昧，贪婪，恐惧

河西海龟发表评论于2023-06-0805:09:00

美国人的政治智商堪忧

zhanglao9发表评论于2023-06-0804:26:30

拜登的最大对手，是拜登自己。

与世无争好发表评论于2023-06-0804:20:18

坚决支持彭斯，他是一个有原则、品行端正的正人君子。

蓝靛厂发表评论于2023-06-0800:05:55

甜筒爷爷最大对手是哈哈和死神

BeKindPerson发表评论于2023-06-0722:16:00

除了川普以外。共和党推出头年轻一点的猪，也能够打败拜登！

贾平凸发表评论于2023-06-0721:43:00

谁都是拜登对手，只有川普不是他对手

MW牛仔发表评论于2023-06-0721:22:11

Nobody.Thankstotrump.

川粉局局长发表评论于2023-06-0721:19:46

川普的民调，比所有其它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加起来还多，应该是川普从共和党出线。

如果德桑蒂斯对抗拜登，拜登是“谁的子宫谁作主”，德桑蒂斯的“你的子宫由共和党来作主”。占选民一半的女性多数会选择拜登。

体制内发表评论于2023-06-0721:02:30

懂王

蓝金黄发表评论于2023-06-0720:58:00

大选已经被玩烂了，爱谁是谁！

京工人发表评论于2023-06-0720:37:40

坚决支持德桑蒂斯，在全美国禁止谈论进化论，禁止一切堕胎，取缔一切基督教以外的宗教，设立宗教法庭！

谢选骏指出：人说“民主不能保证选出最好的但可以保证不会选出最坏的”，我看现在的情况可能是两个八十岁老头打擂台，“民主已经无法选出一个不烂的总统”——这是否就接近了“民主的末日”。民主的末日——无法选出一个不烂的总统：拜登扶着墙走路、嘴里自言自语颠三倒四，川普跳着脚骂人、陷入了几十个官司。

【26、年龄主义造成了无家可归】

《年轻主义：新世代愈来愈难找工作的因由》（2021年9月7日 BBC）报道：

就业市场的年龄歧视不仅在影响年龄较大的人。

普莉希拉·邦齐（Priscilla Bonzi）在22岁时结束了某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实习工作。她在之后申请了一份工作但没被录取，当时这个结果看上去非常正常。

但当她问及自己落选的原因时，得到的回答让她很懊恼：“他们告诉我，我做那个工作太年轻了。”

“我没想到我的年龄会成为决定因素，”邦齐向BBC表示。

现在她在纽约一家国际律师事务所担任咨询师，那段不快的经历对她来说已经不再重要。然而，许多年轻人正经历类似的状况。

大学生纳迪拉·侯赛因（Nadirah Hussein）今年19岁，她在伦敦的工作中也有类似境遇。

“当我跟同事们交谈时，他们在得知我的年龄后感到震惊，他们有时会轻视我取得的成就，或者把我当成年纪更小的人般对待，即便我已经成年。”

“我感觉他们对待我的方式仿佛我是一个小女孩。他们很难把我认真看待，”她表示。

这种歧视性的行为是“年轻主义”（youngism）。这种现象如今似乎较从前更普遍，至少在发达国家如此。

在年龄问题上，性别因素会造成影响

虽然很难确定你是因为太年轻而丧失工作机会的，但如果你被拒时没有得到确凿的理由，那或许可以推断出这就是原因。

伊丽莎白·霍夫顿（Elizabeth Houghton）是一名职业发展咨询师，专门向全世界不同地区35岁以下的人群提供咨询服务。她表示，她的许多客户经常会有这方面的困扰。

“如果你具备一份工作所需的全部技巧，且可以展现你可以将这些技巧应用于实践中，而他们还是告诉你缺乏经验。我会说这个决定是基于你年龄作出的，而非你真正的能力，除非他们给了你理由和充分的例子来论证你并非合适的人选。”

但在年龄问题上，还有另外一个因素会造成影响。“我认为女性比男性受到的影响更大，”霍夫顿称。

在她看来，一个使得年轻女性不被雇佣的因素是，她们可能会在某个时间点生育。

她认为，这个可能性在雇主招聘时成为了一种无意识的偏见观念。

尽管每代人都对年纪最小的人有一定程度的偏见，但专家们认为，这种做法现在比以前更加普遍。

劳伦·瑞克林（Lauren Rikleen）是一名帮企业打造更共融工作环境的顾问。他表示，在过去遭遇年龄歧视的大多是年纪比较大的人，而影响年轻人的这股相反势头却通常被视作是可以接受的做法。

“我们对这个话题的讨论不够多，”瑞克林称。由于这看上去是个并不存在的问题，抗击它变得更加困难。

尽管每代人都对年纪最小的人有一定程度的偏见，但专家们认为，这种做法现在比以前更加普遍。

可以对这种现象进行解释的一个原因是，与此前几十年相比，新一代人被抚养长大的方式截然不同。例如，年轻人如今有更多空间参与家庭决策，以及有关他们自己人生的决定。

科技在童年时期扮演的作用，以及教学与教育的变化同样影响显著。

瑞克林认为，这种新的成长模式带来的一大历史性变化在于，人们更加关注工作与生活其他方面的整合。

“别让自信受到影响”

研究指出，如今年龄歧视对年轻人带来的影响大于年龄较长的人

“人们总在说，想要找到一种比其他几代人更加全面、更健康的方式，在工作与生活之间取得平衡。”

瑞克林表示，从这个角度来说，“年轻人给职场带来的最大贡献是，什么排在优先位置彻底改变。”但在一些雇主眼中，年轻人不愿为工作“牺牲所有”，这种态度无法得到这些雇主的欢迎。

最近一项针对在英国及美国的6000名受访对象调查的研究指出，如今年龄歧视对年轻人带来的影响大于年龄较长的人。

“人们同时用积极和消极的视线看待当今的年轻人，”研究作者之一、纽约大学商学院管理学教授麦克·诺斯（Michael North）解释称。

从积极层面来看，他们认为年轻一代拥有更多解决问题的技能，认为年轻人更有野心、更聪明、更酷、更精通科技。

专家们表示，最重要的是不要让歧视影响你的自信。但另一方面，年轻人也被认为不懂感恩、无礼、或是更幼稚地激进。

诺斯认为，当今社会对年轻人的看法变得更加冷淡。“与此前几代人相比，所有年龄层的人对今日年轻人的看法都更加消极，”他指出。

专家们建议，年轻的求职者们应该明确强调他们之前取得的成就，在面试时重点突出这样的经验。

伊丽莎白·霍夫顿表示，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有经验，不要让歧视影响你的自信。”

谢选骏指出：美国公司歧视年轻人，中国公司歧视老年人——“老年主义”让四十岁以上的人都找不到新的工作，成了被淘汰的人口。如果再拿不到养老金，那只能无家可归了。

【27、枪支行动无法制止人心的恶化】

《马修·麦康纳（Matthew McConaughey）讲述了在乌瓦尔德（Uvalde）遇害者的故事，他们在情感上呼吁对枪支采取行动》（凯特沙利文CNN 2022年6月7日）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演员马修麦康纳周二在白宫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时而情绪激动的言论，讲述了在德克萨斯州乌瓦尔德小学枪击事件中丧生的人的故事，并敦促对枪支管制采取更多行动。

乌瓦尔德人麦康纳说，他和妻子卡米拉·阿尔维斯过去一周的大部分时间都与家乡遇难者的家属在一起。他展示了他们的艺术作品的照片，并把一个女孩每天穿的绿色匡威鞋带到了简报室，这双鞋在枪击后用来识别她的身体。她在其中一只鞋上画了一颗心。

他说他需要讲述他们的故事，以表明需要如何采取行动来纪念上个月在罗伯小学遇难的 19 名儿童和两名教师的生命。

“你知道这些父母每个人想要什么，他们问我们什么？每个父母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对卡米拉和我表达了什么？他们希望孩子的梦想能够继续存在。他们希望孩子的梦想能够继续，在他们离开后完成一些事情。他们想让失去的生命变得重要，“麦康纳说。

他说现在有一个“机会之窗”来制定有意义的枪支立法改革，并呼吁进行普遍的背景调查，将购买 AR-15 的最低年龄提高到 21 岁，购买 AR-15 的等待期和实施红色国旗法。

“这些对我们的国家、州、社区、学校和家庭来说是合理、实用、战术性的规定。负责任的枪支拥有者厌倦了第二修正案被一些精神错乱的人滥用和劫持。这些规定并不是退步——他们“这是公民社会和第二修正案向前迈出的一步，”麦康纳在讲台上发表了大约 20 分钟的演讲。

白宫新闻秘书卡琳·让-皮埃尔说，这位奥斯卡获奖演员在登上领奖台前与总统乔·拜登进行了短暂会面。

麦康纳非常详细地讲述了孩子们以及他们在被杀之前的梦想——一个想成为一名海洋生物学家，一个准备下周在教堂读一段圣经经文，另一个想上艺术学校巴黎。

“你可以感受到镇上的震惊。你可以感受到痛苦、否认、幻灭、愤怒、责备、悲伤、失去生命、梦想停止，”他说。

麦康纳说：“由于 AR-15 步枪的出口伤口异常大，大多数尸体都被肢解，只有 DNA 测试或绿色匡威才能识别它们。许多孩子不仅死了，而且空心。所以，是的，辅导员乌瓦尔德将需要很长时间。”

“我们必须清醒、谦虚、诚实地照照镜子，并根据我们真正重视的东西重新塑造自己。我们真正重视的东西。我们必须获得一些真正的勇气，履行我们不朽的义务，而不是我们的党派，”麦康纳说。

他继续说，“反击已经够了。对对方的无效已经够了。让我们来到代表美国人民的共同餐桌上。找到一个中间立场，无论如何，我们大多数美国人都生活在这个地方。尤其是在这个问题上。因为我向你、美国、你和我保证，我们不会像被告知的那样分裂。”

这位“达拉斯买家具乐部”演员去年公开权衡了德克萨斯州州长的竞选，但现在最终排除了一个。他说这是“我现在选择不走的一条路”。

麦康纳周二在国会山告诉记者，他希望他在与立法者的会议上取得进展。他已经离开了与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的会面，并正前往与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凯文麦卡锡的另一次会面。

周二早些时候，总统会见了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克里斯·墨菲，他正在领导两党就枪支改革进行谈判。墨菲在白宫告诉记者，他与总统会面了大约半小时，并谈到了正在进行的枪支改革谈判的大纲。墨菲强调，他非常感谢拜登和白宫给参议员们“空间”来尝试达成协议，并表示他的目标仍然是在本周末之前达成协议。

尽管进行任何全面改革的可能性仍然很大，但立法者们表示乐观地认为，最早可以在本周末就一项狭隘和有针对性的法案达成协议。让-皮埃尔周一表示，参议院关于枪支管制措施的谈判“鼓舞了”拜登。

上个月在乌瓦尔德小学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后，总统在白宫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并加大了对国会采取行动的压力。他呼吁国会实施更严格的枪支法律，包括禁止攻击性武器、更严格的背景调查法和更高的最低购买年龄。

CNN 的 Phil Mattingly 和 Kristin Wilson 为本报告做出了贡献。

谢选骏指出：这些枪支限制行动聊胜于无。而且，即使最为严厉的限制，也无法制止人心的恶化。因为，大规模枪击现在已经成为一种时尚了，成为“翻身得解放”的标志。

【28、全面核战争也无法毁灭人类】

《最新研究：切尔诺贝利禁区变异狼已发展出抗癌能力》（界面新闻  2024-02-23）报道：

在切尔诺贝利禁区，与人类不同，灰狼从未离开。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发生近40年后，一系列野生动物在该地区繁衍，包括熊、狗和猞猁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狼。美国综合与比较生物学学会将这些狼描述为“类似于接受放射治疗的癌症患者”。科学家们一直试图从更理性的角度分析其为了适应环境而产生的变化。

普林斯顿大学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系的生物学家Cara N. Love一直在研究变异狼如何进化，以在放射性环境中生存下来。当地时间2024年1月初，在综合与比较生物学学会年度会议的演讲上，她分享了最新的研究成果，探讨了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禁区（简称CEZ）长期多代辐射暴露对灰狼（Canis lupus）的影响。研究提到，“一些基因组区域表现出谱系特异性的差异，并重叠了与癌症生理学相关的基因。这些基因包含重要功能，如抗肿瘤免疫、细胞侵袭和迁移。”

简言之，Love团队指出，他们已经精确定位了禁区内狼基因组的特定区域，这些区域似乎可以抵御癌症风险的增加。Love团队成员、美国进化生物学家Shane Campbell-Staton在参与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节目时表示，禁区的狼群中可能存在遗传变异，这可能使一些狼在面对辐射时更具抵抗力或弹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可能仍然以相同的比率患上癌症，但可能不会像禁区以外的狼那样严重影响它们的功能。“出于某种原因，它们能够更好地承担这种（禁区辐射带来的）负担。”

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的节目提到，2014年Love和她的同事进入切尔诺贝利禁区，给野狼戴上装有辐射剂量计的GPS项圈。有了专门的项圈，研究人员可以实时测量狼的位置以及它们暴露在多少辐射下。为了了解动物们对致癌辐射的反应，他们还从动物身上采血。他们了解到，这些狼一生中每天暴露在超过11毫雷姆的辐射中，这是人类法定安全限值的6倍多。实际上，Love团队感兴趣的是，试图找出那些在切尔诺贝利比在其他地方分化得更快的基因组区域。也就是说，通过比较禁区与禁区外的狼群，科学家们可以准确定位基因组因环境选择而产生变化的地方。

这一发现独特的价值还在于，科学家们此前已经了解到，与实验室的老鼠相比，犬科动物对抗癌症的方式与人类更为相似。因此，《纽约邮报》提到，这项研究可能是检验人类基因突变如何增加癌症存活率的关键。

当地时间2018年6月8日，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清洁未来”基金会成员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附近的动物医院外照顾流浪狗。该动物医院曾是核泄漏事故后的工人医院，后来则被用于照顾隔离区内的流浪狗。

切尔诺贝利因其恶劣的环境而闻名，1986年发生的切尔诺贝利事故导致大量放射性物质进入大气，比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辐射量还要多400倍。除了灾难造成的人员伤亡外，切尔诺贝利事故留下了大片受辐射污染的土地。切尔诺贝利禁区最初只覆盖了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为半径30公里的范围，后来它的边界被改变，逐渐覆盖了乌克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围大约2600平方公里的区域。另外，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的相关区域还包括另一部分被单独管理的区域，即在白俄罗斯境内超过2000平方公里的波利西亚放射性生态保护区。

癌症是切尔诺贝利辐射对相关人员健康造成的最大影响之一，事故发生后，该地区至少有1800例记录在案的15岁以下儿童患甲状腺癌，这比正常情况要高得多。Love介绍说，在切尔诺贝利的狗比在切尔诺贝利以外的狗有更高的癌症发病率，如果将此现象推断到狼的种群中，便可以假设它们可能有更高的癌症发病率。

作为禁区内处在食物链顶端的顶级掠食者，狼理论上受到切尔诺贝利辐射的打击最大。但是，Shane Campbell-Staton的研究团队称，在CEZ内，狼的密度约比周围的保护区大7倍。据美国核学会文章，Love的研究表明，其中的原因除了与动物体内抗癌或抗癌基因的自然选择有关，还可能包含废弃地区缺少人类的因素。另外，切尔诺贝利的狗，也就是前居民宠物的后代，尽管还没有这样像狼群被研究过，也可能具有类似的癌症抵御能力。

由于先前的新冠疫情和目前正在持续的俄乌战争，Love和同事们暂时无法回到切尔诺贝利禁区继续研究。不过，Shane Campbell-Staton称，团队已经开始与癌症生物学家和癌症公司合作，帮助他们分析数据，并试图找出是否有任何直接可翻译的差异，从而为人类所用，比如其是否能够为人类癌症提供新的治疗靶点。

网民嚎叫：

唐宋韵 发表评论于 2024-02-23 10:55:23

1979年的三里岛事故惊险，但早有结论，核泄漏非常小，对周围无影响。

InNorthTexas 发表评论于 2024-02-23 07:19:15

大亚湾抗癌楼盘大卖。

roliepolieolie 发表评论于 2024-02-23 06:41:00

其实测一下中国大亚湾和秦山核电站周围的居民情况就知道了。这些地方每日不停滴将超标核污水排入大海。周围居民可能已经发展出抗癌能力。

FollowNature 发表评论于 2024-02-23 06:09:00

思维真奇特啊。

ZGBD 发表评论于 2024-02-23 06:09:00

樓下乳滑啦

七戒 发表评论于 2024-02-23 05:32:42

这消息在世界第一癌症大国传开后，中国的核电厂一旦出现核泄漏，屁民们肯定前赴后继地赶到核泄漏地点，争抢着多吸几口核空气，坚信从此癌不上身，长命百岁！

谢选骏指出：人说“切尔诺贝利禁区变异狼已发展出抗癌能力”——我看狼且如此，何况人乎！看来全面核战争也无法毁灭人类，只不过推动了人类的演化。普京的核威胁就此烟消云散了！

【29、人生不是无常，而是注定灭亡】

《人生无常苦有常是什么意思？》（D东哥 焦作市公务员2020-07-14）报道：

人生无常，指的是人生是变化着的，没有定数。“常”是指经常，不变化，经久不变，无常就是人生是个无不变化，是个变数，不是一成不变，是变化莫测的。

苦有常，就是人生一定会有很多坎坷，困难和挫折，这是肯定的，有常的，经常的，是不变的。

人生无常，也就是说人的一生中总充满变数， 一生中所经历的事情会变化无常，难以预料的，因为人在自然界是很渺小的，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这句话多少带点消极的味道。

人生无常，苦有常。但是，别害怕苦，人们常说，人这一生从生下来那一刻开始，你就要开始吃苦了，一直到生命结束，苦才吃完。一个人不吃苦的人生，将来肯定是不甜的，不苦的人生，大概也是不存在的。

无常，它是佛教名词，无常说明一切包括人生都是因缘而生，最终也会因缘而灭，所以，人生无常，无常人生，有常的只有苦难。

人生沒有规律可言，一切都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

正因为世间一切万法无一是不变的，人生也是人世间的过客，因此，说“无常”也恰如其分。因为人生无常，有常才有可能，正因为人生充满了不可能，人生的不可能才是有常。

也就是说人的一生中总充满变数，这些变数就是你一生中必然要经历的事情，这些事情就是可能，就是有常。

无常也是一种世界观，是客观的，就是对世界的客观看法。世界上一都是有其发生、发展、灭亡的过程的，世界上没有永存的事物。人是客观世界的产物，世界是无常的，人是无常的，人生也是无常的。苦以及人生道路上所经历的一切是客观存在的，它是无常的，它贯穿着人生的始终，人生又离不开它，是一定的，所以又它又是有常的。

人生无常苦有常，我们先把讲下人生无常。

一、为什么说我们的人生无常呢？

大家都听过这么一句话：不知道明天跟意外哪个先来，显然这句话是一句很负能量的话，但是你不能说它不对，话不中听但理说的很清楚。因为我们无法预知未来，很多事情无法预料，世上唯一确定的是就是不确定。

就说每天世界都会发生大大小小的意外事故，拿前几天的公交坠湖事故，再之前的罐槽车爆炸事故，当你在公交车上前一秒车上还嬉笑后一秒就坠入湖中，前一秒正在家中苦读后一秒就被爆炸淹没。前一秒还安然无恙后一秒却身负重伤或者已阴阳两隔。飞来横祸最无法预料也最难以接受。然而世间的每一刻都在上演这无常的悲剧。

人生无常，也可以理解为人生而无常，常即是常态，事物每天都在变化，地球每天都在不停歇地转着，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不可能待在原地，不可能一成不变，从出生到死亡，从婴儿到老人，每天都在成长，每天都在变化。每个生灵从出生到死亡都注定有自己的轨迹，而这个轨迹里有很多会相遇会离开，每个人同样的都会经历生死，不同的是长度，很多人中途意外下车，不得不跟世界告别，被迫或者自愿，但基本都是非常突然地降临到你头上，甚至来不及反应，这就是无常。地球在运转，事物在变化，生灵在成长变化，没有谁可以阻止这一切，唯一的不变就是变化。所以人生无常是规律也是定律。

二、为什么苦有常呢？

作为有思想的高灵长类动物的人来说，我们每天都在为自己的明天奔波，而对于现状我们往往都不会轻易满足。这就造成了我们会不断地去摸索新的事物，往往容易让我们碰一脸灰。而相反的，安于现状或者迟滞不前的人就不会遇到困难吗？显然不是，迫于生活的压力，即使你不想前进，可是你不前行生活会逼着你，如果你不走，那么你就会被淘汰，就好像草原上羊群的故事，你不跑你就会成为狼的食物。如果你不想死，那么你就得选择往前，往前必定会遭遇挫折，因为你无法预知未来，你猜不到会发生的事，那么你不想遇上的就都遇上了，很多小事都会让你觉得不如意，现实就是跟理想差太多，你心中所想并没有出现时，往往会让人觉得这是困难这是苦果。每年365天每天只要前行，都会有你不如意的事情等着你，这也就是常有的事。

我们都感叹时光易逝，希望能时光倒流，可这都是一厢情愿，唯有把握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人生是一场不简单的旅途，祝愿大家都不要因意外中途下车，多点时间享受沿途的风景。

人性无常苦有常，导出来了人生的坎坷和不易！

人行无常。从字面上理解，人性就是在一定社会制度和一定历史背景下形成的人的本性。

所以本性，并非是一直停留在“人之初”的层面，或者说停留在原地，而是与受所处社会环境影响的。正所谓“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水土异也”，很好的说明。

心理学家认为人性的内容包含行为、形体、情感、精神、认知、目的、历史和未来八个层面。在时间的作用下，行为决定关系，形体造就特征，情感影响态度，精神成就气质，认知左右能力，目的决定计划，历史带来经验，未来设定理想。

人性的内沿和外缘都无比宽广，其发展也受到各方各面的影响和熏陶，所以任何一种对人性的定性断言都是不够严谨的。

从时间上讲，人性时而善时而恶，空间意义上讲，人性此处善彼处恶，因而人性无常。但无论是哪种分析方法，人性都不能被一维定义。

人生无常，苦有常。人自来到这个世界，吃不尽苦头是走不头的。

人都要经历风风雨雨，都有摔倒的时候，摔倒了爬不了是一种人生，摔倒了爬起来继续向前也是一种人生。这个过程是不可避免的，不经历风雨又怎见得彩虹！

也许有人说了，有的人轻轻松松平平常常了一辈子，没见他有什么苦，过的挺舒服。其实，谁愿意有苦就到处说去呢。

人生的价值观不同，所走的路不同，经历的痛苦就不同，但没有没有苦的人生。

世上既无所谓快乐或也无所谓痛苦，只有一种状况与另一种状况的比较。

命如果待熟，常恐会零落，已生皆有苦，孰能致不死？但别害怕苦，不苦的人生肯定不甜。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报道所不知道的是，人生不是无常，而是注定灭亡——

《佛教：人生无常，当你了解了这8种真相，就能从此解脱》（2020-10-22 妙音闻声）报道：

人生无常，很多事我们无法左右，只能被动接受，被动选择，这就是人生。佛教讲人生有8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

很多人说，我的人生我做主，面对人生的8件苦事，你还做得了自己的主吗？佛说：“这是一个娑婆世界，”“娑婆”的意思是“堪忍”，就是说，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众生，忍受“痛苦”的能力非常强，面对人生诸多烦恼，还是没有丝毫出离心。

释迦摩尼佛在须达多临终前曾有过这样的开示：我微笑，因我从未生，亦永无死。生不能使我存在，死亦不能使我不存在。我的存在不依赖生死，故永不受其牵绊。面对人生八苦，科学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痛苦的，佛法才行。

很多人都是通过信仰佛法，学习佛陀教育，找到了人生方向的灯塔，也用自己学习佛法的虔诚心，影响了周围很多人，给这个世界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本文就站在佛法的角度，分享人生8种苦，当你了解了事实真相，就能从此解脱，不受束缚。

首先是，生、老、病、死、四种苦。

《百喻经治秃喻》曰：“世间之人，亦复如是。为生老病死之所侵恼，欲求长生不死之处。”

生之苦，我们都不复记忆。佛教讲，人从神识入胎，就开始受苦。在佛经上形容，神识在入胎的时候叫“胎狱”。想想一个婴儿出生，要通过狭窄的生门，痛苦非言语可形容。降生后的婴儿，全身皮肤细嫩，对婴儿这样的肌肤而言，是极其痛苦的感受。婴儿出生后呱呱大哭，实际是身体上的痛苦所引起的。

老之苦，是任何人无以避免的。当人的衰老慢慢降临，人生品尝的只有痛苦。一切的青春容颜永不回头。

病之苦，只要是生活在人世间，就与病结下了不解之缘。按佛教的因果学说，人之所以多病短命，皆由“杀生”之前因所导致。

死之苦，宇宙万象，周而复始。有生就有死，皆不能免，唯有放下万缘，一心念南无阿弥陀佛。

爱别离苦，最令人感动和无法自拔的苦就是爱别离，面对海誓山盟的爱人，恩爱情深的夫妻，一切皆不能自主。

怨憎会苦，和爱别离相对的，就是怨憎会苦。因果报应，有时候让人很无奈，在某些情况下，越是自己讨厌记恨的人，越会被安排在一起做事。

求不得苦，欲望是人生的枷锁，想获得某一件东西， 由于某种原因得不到。爱上一个人，对方却爱上了别人。自己喜欢做生意，但为了生活不得不背井离乡去打工，这些都是求不得苦。

五阴炽盛苦，五阴即是《心经》中所讲的五蕴，色、受、想、行、识。五蕴集聚成身，如火炽燃，前面七种苦皆由此而生。

愿诸位善友，与佛结缘，增长智慧，知其乐，忘其苦。人生是一直跑下去的，没有终点，过去无始，未来终。只有了脱生死，才是学佛的终极目的，才有了自己真正的家，阿弥陀佛莲花开，极乐世界是我家。

谢选骏指出：佛教的道理似乎很妙，可是我快死的时候发现，儒释道全是空虚的，因为那些道理一点也帮不了我了，它們只能幫助入室盗……这时，我所需要的，只是一个能够领着我的人，那就是耶稣基督，他可以陪我进入永恒。除此之外，人生不是无常，而是注定灭亡——只有十字架上的基督，所展示的神秘的天国，可以驅散宇宙的黑暗。

【30、人是朝向无限小的深渊】

《凝视深渊吧！银河系中心首张黑洞照片来了》（科普中国2022-05-12）报道：

银河系中心黑洞的首张照片！（EHT合作组织提供）

5月12日21:07，在包括上海在内的全球各地同时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天文学家向人们展示了位于我们银河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的首张照片！

这张照片由事件视界望远镜（EHT）合作组织这个国际研究团队，通过分布在全球的射电望远镜组网"拍摄"而成。

看到这张银河系中心黑洞照片，我们都感觉非常兴奋，因为距离2019年4月10号人类首张黑洞照片发布，已经过去了3年。而今，这张宝贵的照片又为我们提出了更多的问题，等待我们去探索和发现。

问题一：银心黑洞质量更大，距离地球更近，第一张黑洞的照片为什么不是银心黑洞？

自从2019年看到人类首张黑洞照片（M87中心黑洞照片），人们对于自己的银河系中心黑洞的照片念念不忘，一直铭记心中。

在2017年拍摄之后，先是2年之后的2019年，得到了距离我们5500万光年的M87的黑洞照片，这是我们唯一一次清楚看到黑洞的样子。相比较银河系黑洞而言，M87黑洞有极大的优势，它的转动轴只有17度，几乎是沿着它的转轴方向去看，所以几乎没有什么遮挡，所以我们就相对比较容易地看到了M87黑洞的照片。

M87中心黑洞照片（EHT合作组织提供）

银河系的超大质量黑洞位于银河系中心，是我们自己星系的超大质量黑洞。肯定有人会觉得，既然就在咱们身边，拍起来难道不是更容易吗？

实际上，正如那句诗说的，"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虽然这个黑洞位于银河系的中心，我们自己却处于银河系内部，拍起来更不容易。

我们借助于光学之外的射电和红外波段，以及其他的星系，逐渐地认识了我们的星系。虽然我们银河系本身的黑洞（被称为Sgr.A*）离得近，但是因为遮挡的缘故，数据处理起来是更困难的，也更加费时，所以，"拍照"需要更多的时间。

不过，等待也让这张照片的发布更加激动人心，因为这是我们自己银河系中心的黑洞照片！这也是EHT合作组织继2019年发布人类第一张黑洞照片，捕获了位于更遥远星系M87中央黑洞（M87*）之后的又一重大突破。

问题二：这张银心黑洞照片怎么拍的？跟M87星系中心黑洞照片的拍摄相比，有哪些新手段？

众所周知，M87几乎是处于转轴的方向，而我们是处于银盘之上，所以与M87相比较来说，银心黑洞在成像时会受到很多的遮挡。比如，在光学波段去观察银河系时，我们会看到很大的尘埃等气体的遮挡，这个时候就必须利用波长更长的红外或射电波段。目前成熟的是毫米波和亚毫米波波段，也就是视界面望远镜，值得一提的是，它利用全球不同的亚毫米和毫米波望远镜组成了一个阵列，口径可以达到上万公里。

这张照片与2019年所拍摄的M87的照片非常类似，都是利用全球8个不同的毫米波望远镜，或者简称为eventhorizontelescope来拍摄的。

这个庞大的望远镜组合分别为：位于智利的ALMA(AtacmaLargeMilimiieter/SubmeterArray，阿卡塔玛大型毫米亚毫米阵列),位于南极的SPT(South Pole Telescope),美国夏威夷的SMA(SubmilleterArray),墨西哥的LMT(LargeMillimeterArray，大型毫米波望远镜),位于美国夏威夷的JCMT(JamesClerkMaxwellTelescope，詹姆斯·克拉克·麦克斯韦望远镜)，位于西班牙的IRAM（IRAM30-mtelescope）,位于智利的APEX（AtacamaPathfinderEXperiment，阿塔卡马探路者实验望远镜），和美国亚利桑那州的SMT（Submillimeter Telescope）。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夏威夷的JCMT望远镜，是中国参与运行的一个望远镜，不少中国科学家应该是在这里进行的观测。很遗憾的是，目前红外观测能够达到的最大直径是上百米，比如欧洲南方天文台的VLT/gravity，观测直径可以达到130米，但是距离公里的口径量级还是相差很大，希望我们在未来可以利用红外波段能够看到黑洞的照片。

图片为银河系各个波段的照片，自上而下能量逐渐增加，从毫米波到伽马射线

我们知道，银河系的黑洞大约只有400万倍太阳质量(根据2020年诺奖结果)，而M87的黑洞达到了65亿倍太阳质量，前者比后者小了1650倍。

从大小上而言，银河系中心的黑洞明显稍微小一些，但是银河系中心的黑洞的拍摄难度更大一些，这是因为，银河系中心的黑洞的质量要比M87小很多，距离要近很多，所以周围物质变化的可能性要大很多。相比观测M87的黑洞的情况而言，原本好几天时间里的变化，现在变成了在几分钟左右内就会发生，所以观测难度更大。比如说，为了这张照片，科学家们专门开发了新的的复杂工具来考虑SgrA*的气体。

问题三：跟M87星系中心黑洞照片相比，有哪些不同，有哪些新的信息？

因为单独观测难度很大，所以此次看到的银河系中心黑洞（SgrA*）的照片是研究团队花费了好多时间提取出不同照片，再进行平均后的效果。

这也是最终第一次将隐藏在我们银河系中心的黑洞照片呈现出来。

我们可以回想一下上次照片的时间：2017年开始拍摄，2019年我们就得到了M87中心黑洞的照片。

然而，一直到5年之后，科学家们用超级计算机合成和分析数据，对黑洞模拟数据库与观测结果进行严格比对，才让我们第一次看到银河系中心黑洞的照片。感谢科学家们的智慧和辛勤工作，带我们看到了前所未有的画面！

问题四：银心黑洞只不足银河系的0.0005%，为什么能够束缚住数千亿颗恒星呢？

如果从银河系的结构来看，银河系的结构可以分为银核（包括黑洞在内）、银盘和银晕三个部分；从质量来看，银河系中心的大黑洞质量还不到银河系质量的0.0005%；而从银河系核心的角度而言，银河系黑洞仅仅是银河系核球的一部分。

那么，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将银河系的千亿颗恒星固定在一个有限的范围之内呢？所有可见的物质是怎么聚集的呢？

其实，这个问题在上个世纪初的时候就有人提出了。

天体物理学家兹威基（FritzZwicky）测量了后发座星系团的恒星，结果发现了暗物质的存在。因为兹威基的性格很不受大家喜欢，所以尽管这个概念是对的，但是没有受大家重视。

一直到了1970年，年轻的鲁宾（VerinRubin）和她的导师福特（KentFord）先后对仙女星系中星体旋转速度做了研究。利用高精度的光谱测量技术，他们可以探测到远离星系核区域的外围星体绕星系旋转速度和距离的关系。根据牛顿定律，如果星系的质量主要集中在星系核区的可见星体上，星系外围的星体的速度将随着距离而减小。但观测结果表明，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星系外围的星体的速度是恒定的。这意味着，星系中可能有大量的不可见物质并不仅仅分布在星系核心区，且其质量远大于发光星体的质量总和。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不可见物质（暗物质）的质量大约比可见质量要重10倍左右，而且几乎绝大多数的星系都是如此。

这也就是前面那个问题的答案了，尽管我们银心的黑洞只是如此小的质量，但是在暗物质的帮助之下，却可以束缚住千亿颗恒星！

问题五：这张照片的拍摄对研究有什么意义？

在发布会召开前，可能很多人在听到银河系中心黑洞照片时，期待的是看到《星际穿越》电影当中的黑洞相似的样子，然而结果却并非如此。

《星际穿越》中黑洞的形象（图片来源于《星际穿越》）

这是因为，我们看到的是黑洞很近的部分，如果相对比较远的话，那么就会看到类似于《星际穿越》电影当中的景象。

无论如何，相比较之前的M87,这张照片更显得亲近，因为这是我们自己星系黑洞的照片，而且它的拍摄难度更大。

让我们再一次感谢所有的科学工作者，感谢我们中国参与这项研究的科学家们，让我们一睹银河系中心黑洞的样子，天文探索，永不止步！

网民嚎叫（头条问答）：

0、怎样理解尼采的“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正在凝视着你”？

回答：

01、嘉陵安汉客

2020-06-12 19:28

尼采说“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你”。其实说的是一种因果关系。你如果不靠近深渊，离它极远甚至看都看不到它，那深渊与你何干？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你已经靠近深渊，已经与它建立了一种联系，也可以说是因果。你可能影响到它，它也可能影响到你。“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那是在说，你可能会受到恶龙(也就是不好的因素)影响，沾染它的特性。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它也会影响到你，将你与它同化。有跟好人相处自己也容易成为好人，与坏人相处也容易被带坏的意思。

另一层意思是，事物有一体两面性。有正就有反，有阴就有阳。你为什么会看到深渊呢？是因为深渊就在你的身上，其实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贪得无厌的本性，如果不加以制约和克制，就有可能做出邪恶的行为。当你浑身正能量，深渊自然不会出现。当你已经看到深渊，那就说明你已经受到它的影响，有可能即将做出邪恶的行为。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02、瘦骨嶙峋的鱼

2017-12-13 

Wer mit Ungeheuern kampft, mag zusehn, dass er nicht dabei zum Ungeheuer wird. Und wenn du lange in einen Abgrund blickst, blickt der Abgrund auch in dich hinein.

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尼采

恶龙之所以为恶龙，是因为他的行为冲破道德底线、正义原则。

这些会让他的进攻更加无所顾忌，更加凶狠毒辣。

我们要想战胜恶龙，很多时候必须也使用恶龙的毒辣手段，时间长了，即使我们胜利了，我们也在一定程度上变成自己最讨厌的那种人。

杀掉恶龙的勇士看着宝座下的金币，自己也长出了鳞甲。

维持我们节俭的，可能是我们的贫穷；

维持我们检点的，可能是我们的丑陋；

维持我们的低调的，可能是我们的平庸；

维持我们的钻研的，可能是我们的笨拙。

促成我们“义无反顾”的，可能是我们的“走投无路”；

激发我们“看淡一切”的，可能是我们的“一无所有”。

我们“心无旁骛”，可能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去从容；

我们“刚正不阿”，可能只是因为我们没有资格被诱惑。

在没有经历过检验之前，一旦我们对自己的人品太自负，

就会进而丧失了对我们自身人性弱点的警惕，从而放纵自我。

我们在未曾有过丝毫检验的基础上对自身得来的结论及其导致的言行逻辑，

在精神上是有残缺的，在实践中是有风险的。

这种不可靠的道德自负的潜在的危险就是：

一旦我们具备了摆脱苦难的能力，

我们可能就会失去了维系我们“道德品行”的束缚，

而我们却相信我们有足够的强大的品行，

我们便会挟持道德自负为所欲为，

我们更会缺乏对自身短板开展有针对性的自我提升。

03、高金波

2017-12-14

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尼采

英雄承担了（战胜恶龙？！）全部义务

绝对义务的未来（战胜恶龙！）是绝对权利！

绝对权利导致绝对腐败（新恶龙）！

新英雄继续承担（战胜恶龙）的全部义务，

绝对义务的未来是绝对权利；

绝对权利导致绝对腐败（新恶龙）！

周而复始的循环！

破局？

群体觉醒，心中无恶龙，放弃恶龙思维方式；

群体承担了全部义务。

义务的未来是权利。

群体承担的义务是权利。

譬如，

你以英雄思维思考（独享义务），美国的金融霸权几乎无法战胜；

但你以平民的视角（共享权利和义务），你拷贝一个支付宝，通过注册即股东，送给全民，全人类。股东们以股权为抵押，发行提货权（D）。D相对于美元每年升值10%（保值），会很自然的吸引低收益的法币兑换D。金融霸权会随着你把这个支付宝系统送给中国人（全人类）而终结。因为，这个软件服务系统内只有债权人，而没有债务人；没有债务人，自然没有危机。没有危机，大家还会关注美元吗？不关注，哪来的霸权（恶龙）？

美元体系，中介也！人类用它，它值钱，有金融霸权；人类不用它，它失去金融霸权。

英雄的目的是战胜恶龙，而平民的目的是解决问题。

思考

你以英雄思维（独享义务），BAT能够战胜吗？

你以平民视角（共享权利和义务），BAT还不可战胜吗？

心中无恶龙的群体才能拯救恶龙，因为恶龙是曾经的英雄。

04、老李有刀  出版策划人

2018-06-09 12:10

最近看了几本关于“天才”“异类”的外版书，天才和疯子之间有时真是一尺之隔，可能在基因上，天才和疯子的编码方式也有很多相似之处，起码比天才或者疯子和普通人之间的基因编码相似性大。有时天才和疯子会同时驻在一个人身上，尼采就是这样一个疯子般的天才。在整个西方哲学史上，尼采占据重要的位置，同时又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的哲学思想里的“酒神”和“日神”同时存在，也是这种疯子与天才并存于一起的体现。

查拉图斯特拉从高山上走下，向众人传道，一次次从高山上走下，就像西西弗斯一次次推着滚石上山。“上帝死了”这种震撼性的言论，在当时的历史处境中，也就只有天才的感知和疯子般的精神才能讲出。而在尼采的话中，“当你在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正在凝望着你”，可能是传播最广的一句话。

这句话从字面来理解并不难，而这句话又饱含丰富的内涵，什么是深渊？任何事物都可能成为深渊，深渊凝视着你的时候，会发生什么？投射给你的又是什么？这就将生命的深度与广度拓宽，你在看世界时的眼光也会有所不同。

05、一秒江南  优质文化领域创作者

2020-07-09 08:50

字面意思看起来简单，可以理解为相互关系，物理上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深渊未必真的会主动来凝视你，但因你的持续凝视，深渊的种种特性甚或黑暗，会反射到你身上。

更抽象的方面我会理解我，因和深渊缠斗过久，陷入深渊的思维方式，染上深渊的特性，此时深渊的凝视不仅是凝视了，是整个人被之禁锢，逃脱不得。

因此，若是要长久地凝视深渊，必要做好能自救或请他人帮助的准备。否则陷入其中，反倒成了深渊亡魂。

如果尼采精神上得以自洽，是否人生更圆满？更多地体会到幸福的人生？比他所得到的幸福更深、更恒久？

06、黑女2020  小学语数一级教师

2020-06-30 08:38

古人：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是对尼采的这句话最好的诠释。

尼采的这句话从字面上看，当我们不靠近深渊，也就不存在凝视它，深渊也就不可能凝视我们。“深渊也正凝视着你”，是因为你的好奇心引起的心里反应。

比如我们平常有意或无意间多看了陌生人一眼，你的眼中自然会收回你所看的这个人的眼神反应。

尼采在这一句话里要告诉我们的是自然界里存在的一种因果报应。

得人心者得天下。

你若好好经营你的婚姻，就不可能导致离婚。

南国温暖，花开遍地。北方寒冷，冰雪封地。

所以，我们的日常生活中与人结交一定要慎重，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我们日常生活中，遇事一定要理智，才能顺利度过。

07、西西浓里

2020-06-13 13:08

原文出自尼采的《善恶的彼岸》，整句话为：“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成为恶龙；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

一、当你凝视深渊时，深渊也在凝视你

这句话的意思是，与强大的敌人战斗的时间长了，必定因为过多的关注和了解，让自己也成为像对方那样的人；当你审视邪恶的时候，邪恶也如同一面镜子审视着你的内心。

人性是复杂的，没有单纯的善，也没有单纯的恶，很多时候，两者之间是相互转换或者共存的。

深渊即是人们因为缺失“更高价值”追求而形成的空洞，没有“更高价值”追求的人越多空洞就会越大。其实深渊一直都在凝视着我们，只是我们没有哲学家深邃而敏锐的洞察力，看不见它的存在而已。

二、尼采其人

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德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1844年10月15日—1900年8月25日，享年55岁）: 德国人，著名哲学家、语言学家、文化评论家、诗人、作曲家、思想家，被认为是西方现代哲学的开创者，他的著作对于宗教、道德、现代文化、哲学、以及科学等领域提出了广泛的批判和讨论。

他的写作风格独特，经常使用格言和悖论的技巧。尼采对于后代哲学的发展影响极大，尤其是在存在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上。

尼采在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悲剧的诞生》中，就已开始了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尽管物质财富日益增多，人们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和幸福。僵死的机械模式压抑人的个性，使人们失去自由思想的激情和创造文化的冲动，现代文化显得如此颓废，这是现代文明的病症，其根源是生命本能的萎缩。

尼采指出，要医治现代疾病，必须恢复人的生命本能，并赋予它一个新的灵魂，对人生意义做出新的解释。他从叔本华那里受到启示，也指出世界的本体是生命意志

三、尼采的哲学思想

尼采认为，哲学思索是生活，生活就是哲学思索。他创立了不同以往的形态迥异的奇特哲学，展示自己的哲学思想。他的哲学无须推理论证，没有体系框架，根本不是什么理论体系，是他对人生痛苦与欢乐的直接感悟。

尼采认为，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上，人们获得了空前的机会，必须建立新的价值观，以人的意志为中心的价值观。为此，要对传统道德价值进行清算，传统的道德观念是上帝的最后掩体，他深深的渗透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腐蚀人们的心灵。尼采自称是非道德主义者和反基督徒，他猛烈批判西方的传统道德所崇尚的美德。

基督教的价值观是强调人应该抑制自己的欲望、学会谦卑、把痛苦看做是神对自己的考验，人不应该太关注今世的事情，而需要把眼光放到来生，祈求死后能够进入极乐天堂。

当一个人放弃基督信仰的时候，他就把基督教的一套道德观从自己脚底下抽出，整个信仰就崩溃了。

尼采说，“更高价值”的坍塌会形成一个巨大的空洞，这个空洞会使得文化混乱，精英文化会被挤压到边缘，大众文化则在空洞中汇集成湍急的漩涡。

尼采认为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大众会把空洞变得永垂不朽。失去正确引导的人们，只能在迷雾中徘徊，他们不仅拒绝接受具有挑战性的想法，并且满足于现状，尽力避免大悲大喜，完成呈现出人类平庸的一面，以自我为中心且仅关注生活的日常，谨慎地追求着这种幸福生活。人类的文明将会停滞不前，而人类也终将被空洞吞噬。

08、聪明的沙滩Sm

2020-06-14 10:52

第一，转为庄子梦蝶来解，过去称玄学，非唯物。

第二，应是当代（三百年至今前）的至善良知，当理解为理学及心学，而非心理学等西方边缘科学，这有点媚外。

第三，如今新时代，九零及零零出生的中国青年，在他们的目光中，感恩父母，回报社会，奉献自我等少年精神，催化如此言辞的道德力量，这是两三千年来，中国思想家一直追寻和倡导的——人德即人。孔子的”人不为我，天诛地灭”以及”早闻道，夕死足矣！”与”逝者如斯乎”的感叹与悲歌，其时，在孔子心理，有着庄子梦蝶，孟子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从容，也明了老子”道之道非常道”的内涵，以及则列子”两小儿辨日”对孔子的嘲讽。

第四，老庄，陶渊明，朱熹，阳明等思想家，文化都是种树和栽树。而孔子思想，文化都是果子和果实，树枝和树根应为老文化，由此，尊老爱幼的世俗文化与诗经诗心及后来的乐府文心统一，称君是君，臣是臣，这本是世界性社会哲学，是合乎安生立命的人生命学。

第五，民主社会乃自由社会，如今世界，除偏见文化外，全球文化巳处于自由社会之海流与汪洋之中。言论自由不等于意识形态不存在，只是各争各的粉丝与流量及话音权。权威文化与工商文明在国外，曾是几乎格外分明而互不干涉，如今却权威加军警地海关着商业与工业。

第六，没有自由的空气与空间，以及平等友爱的社团火锅，尼采写得出这样的诗句来吗？答案去问印度平民领袖甘地要去。

、“当你凝视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视着你”，这句话出自德国哲学家尼采的作品《善与恶的彼岸》。该书主要讲述的是尼采本人对善恶的见解，力图区分善与恶，道德与不道德。

哲学家的思想都是深邃的，所以哲学家的作品一般都是深奥而晦涩的，很难理解。对于这句话，一般的理解是：当你凝视黑暗久了，黑暗就会影响你，改变你！

我个人浅见如下：

1、“深渊”代表的是一种恶，“我”则是善的代表。我与深渊，是对立的善恶两面。善恶本是水火不容的，当我凝视深渊时，那么善与恶从此建立起了联系。接下来，不是善改变恶，就是恶改变善。而我们做为善的一方，要时刻警惕着恶——要知道，当我们“凝视”恶的时候，恶也在“凝视”着我们！这句话，是让我们对恶要有警惕之心。

2、我们为什么要“凝视”深渊，为什么要“凝视”恶？为了更好的了解什么是恶，为了找到恶的弱点，去改变它。我们的出发点是极好的，但也正是因为我们“凝视”了恶，知道了什么是恶，我们慢慢的也学会了恶。《三字经》有云“人之初，性本善”，我们刚刚降临这个世界时，都是善良的，我们的心洁白得就像一块璞玉。可当我们慢慢走进这个世俗的社会，见识到太多的尔虞我诈，见识到太多的坑蒙拐骗，我们适应了这个社会时，我们的心里其实已经有了这些“恶”。

3、“深渊”既可以是指外在的恶，我们所处环境中的一种恶，也可以指我们内心深处的恶念。当我们凝视着我们内心的恶，反思着，反省着自己之时。心中的恶念也在凝视着我们，它在考验着我们，想要看看我们是跟它决裂，还是选择跟它同流。

结语

以上三点，就是我对这句话的理解。通过这句话，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世上没有永恒的善与恶。我们每个人都在抗拒着恶，改变着恶，也在被恶改变着，善恶转换不息！在善与恶的斗争中，我们所能做的，是尽力固守本心！

09、我个人认为，深渊指的是一种环境，一种心情，一种感觉，一种虚无缥缈方式存在的情景。

其实最常见的就是绝望，当你处于绝望的时候，绝望在看着你怎么征服怎么度过他，这是一种深渊。

像失恋，亲人去世，自己的全世界崩塌，也是深渊，你在看着他，可是他在等待你跨过去。等着你客服自己的心坎。心魔。

其实深渊更像是，拦路虎，垫脚石，能跨过，一种新的境界出现，跨不过，那么深渊就会吞噬你。

答主认为，任何事情自己的心态心情最重要，有研究表明当人的心态心情很美好的时候，做什么事情都会事半功倍，此时不要说深渊，就算悬崖你也会相信自己能飞，可是如果人的心情不好的时候，往往就会被深渊拉进去，负能量缠身久久不能自拔，这样非常危险，小说可以影响自身健康，利益，大了说可能会影响身边的人，一起被带进深渊。

深渊不可怕，重点是要有战胜深渊的勇气，信念。当你在凝望深渊的时候，深渊也在凝望着你。

谢选骏指出：网民不懂尼采是个卑鄙小人——他吃饱了他爹牧师的基督饭，然后开骂基督教是王八蛋。这种食言而肥的小王八蛋不仅是一句“背叛家庭”可以带过的，就像共产党的儿女背叛共产党一样——其父母当初的动机就不纯，所以才有子女后来的背叛。小人尼采当然无法知道，人只是一个朝向无限小的深渊，他无法看清比它更大的东西，所以越大的东西，他必须越远才能看清——如此一来，宇宙黑洞能落在人眼之中，只是由於“朝向无限小的深渊”的作用。

【31、谁来解释“圣经权威与无误观”】

《十六、十七世纪的圣经权威与无误观》[注1]（2016年05月号（总第59期）期刊 ，文/罗伯特·戈弗雷（W. Robert Godfrey）译/煦校/陈彪）报道： 

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是更正教宗教改革的一个响亮呐喊。这个确认针对的是宗教权威的问题，并总结了更正教的认信——宗教真理可以确切地知道，不是出自教皇和会议，而是仅仅出自圣经。唯独信心（sola fide）、唯独恩典（sola gratia）和唯独基督（solus Christus）的宣告总结了福音的本质，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则指出了此福音所有知识的可靠来源。

历史学家和神学家们试图了解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对于十六和十七世纪更正教的意义。最近，他们对关于圣经本质和权威的理解在这一时期的改变与发展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大多数释经家看到，十六世纪的改教家和十七世纪的正统神学家之间的基本一致和延续：圣经是上帝的话语，它所说的一切都是绝对可靠的。[2]

在过去的五十年里，一些神学家和历史学家，大多受新正统[3]的影响，强调改教时期和随后的更正教正统之间的不连续性。这个学派认为，当代福音派所信仰的圣经绝对可靠和无误是对早期改教家观点的一个背叛，是从十七世纪正统的新观念里发展出来的。

然而，在过去的十年中，对改教时期和正统时期之间的不连续性的强调已经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新的研究表明，改教时期和正统时期观念之间的连续性是很强的，变化的过程要比以前看到的要更加渐进。[4]变化确实有：要回应新的敌人，以更细致的措辞将古老的神学辩论更加精细化，并意识到需要精确的辩证语言。但基本的神学方向仍然是相同的。

本文将说明，最近的研究所表明的十六和十七世纪神学之间的连续性，也适用于圣经权威的问题，正统时期忠实地接受和保持了改教的基本立场。虽然从宗教改革到正统的过渡中，重点有所迁移，并且这两个时期可能对一些批判给出特定的结论，但两者在对于圣经的基本信念上是一致的。对于两者来说，圣经是基督教唯一的最高权威，圣经是无误的。

要在一篇文章中研究两个世纪对于圣经权威的态度，需要设立严格的限制。为此，我将本文限制在批判一本书，会很有帮助。这本书是那些否认改教家接受圣经无误的代表作，他们认为圣经无误的信念是正统的一个不良产物。这本书就是罗杰斯和麦金（Jack B. Rogers and Donald K. McKim）的《圣经的权威和解释：一个历史的进路》[5]，它是这方面重要的、需要仔细评估的一本书。罗杰斯和麦金给出了一个明确的命题陈述，即，改教家不接受圣经无误。这个论点，必须用十六和十七世纪对圣经权威的态度的原始文献和其他相关二手文献进行考察。

罗杰斯和麦金的论点建立在严格区分圣经功用和形式的基础上。他们坚决主张教会历史具有有说服力的见证，证明圣经在履行其介绍基督救恩信息的功能上是经久不衰、绝对可靠的。但是，他们却否认那绝对可靠的功能是与一个无误的形式相关联的。事实上，他们坚称，最伟大的基督教思想家，包括早期的改教家，充分认识到圣经在保持忠实履行其功能的同时，在形式上是有错误的。他们坚称早期的改教家（以及约翰·欧文之前的英国清教徒）通过关注圣经的功能，确立基督为中心，并保持了其神学的实践性。改教家们保留了奥古斯丁的观点，即一个人必须相信才能理解。他们得出这一认知是认识到神自己俯就人类——神的话语是以人的语言来具体体现的。罗杰斯和麦金认为，在这一过程中误差是不可避免的，但丝毫不能减损圣经的救赎功能。

根据罗杰斯和麦金的观点，关注形式的无误是对改教家观点的严重背离，这种关注反映了对圣经功能关注的失落。尤其是这意味着丧失了以基督为中心，高举抽象的神学，不能理解在圣经中神俯就的作为，并回到亚里士多德的经院哲学，认为人必须理解才能相信。

本文将依据五个关键领域的证据，展现罗杰斯-麦金论点的不适当之处：（1）路德的思想；（2）加尔文的思想；（3）改革宗的信条和要理问答；（4）英国清教徒传统；（5）欧洲大陆改革宗正统。

路德

路德（1483-1546）是一位最英勇和迷人的历史人物。他改教信息的传播与影响范围远远超出了萨克森教区的讲坛和维腾堡课堂，他的思想不断吸引和刺激他的学生。毫无疑问，他的神学是深刻地以基督为中心的，他强调圣经的信息是基督。正如路德所说：“基督徒接受基督——神的儿子——作为圣经的中心内容。学习并了解了他，其余的就都变成有意义的，所有的经文都变得清晰易懂。”[6]因此路德无可质疑地强调圣经的救赎功能。

然而，对于罗杰斯-麦金和其他人所说的圣经功能和圣经形式的二分法，路德并不接受。路德关注有关圣经形式的问题，他对圣经形式的观点是明确的：圣经是无误的。路德下面的话显明他对形式无误的看法：“但是，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教父们）作为人都会有出错的时候，因此，只有当他们以从来不会出错的圣经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我才会相信他们。”[7]而且，“神的道是完美的、宝贵的、纯洁的，它是真理本身。在它里面没有虚假。”[8]他对形式的关心也具体地表达出来：“不仅字句，圣经和圣灵所使用的表达方式也是神圣的。”[9]路德还说，“一个字母，甚至经文的一点一划，对我们的意义都超过天地。因此，我们甚至不能允许最微小的改动。”[10]

就是在路德最著名的名言里，也印证他对圣经形式的关注。1521年，在查理五世皇帝和世界权力的面前，路德出庭沃木斯议会，他指出圣经作为宗教权威，是构成他所宣扬的福音的基础。他说：“除非我被圣经或明白的理由说服，否则我不会单单相信教皇和会议，因为已经证实他们往往有错误和矛盾。我所引用的话语已经征服了我，我的良心被神的话语俘虏，我不能、也不会放弃任何东西，因为做任何违背良心的事既不安全也不诚实。”[11]这句话的内涵就是路德的信念——神的话语俘虏了他，这话语并不自相矛盾，也不会出错。

路德在他的神学里也使用了他对圣经形式绝对可靠的确信。特别是在捍卫他的圣餐神学时，路德展示了他对圣经的精确词语的信任。在回答慈运理（Zwinglians）时他强调了圣经的话语形式以及功能：

所以，你可以在你死亡或在最后的审判中，快乐地对基督说：我亲爱的主，对你最后晚餐的话语，我们发生了争论。有些人希望它们被理解为与它们所说的不同。然而，因为他们不能指教我任何东西，只会使我陷入混乱和不确定……我一直以你的文本作为文字标准。如果其中有费解的，如果我不完全理解它们，你会容忍我，就像你当年忍耐你的使徒。例如，在你向他们讲论你的受苦和复活时，他们有许多事情不明白，但他们保留你的话并没有改变它们。对于你亲爱的妈妈，当你告诉她，“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路2:49）她也不明白，但她把这些话藏在她心里，并没有改变它们。这样，我也保存你的这些话语：“这是（is）我的身体”，等等。看哪，没有哪个宗教狂敢如此与基督说话。[12]

路德很愿意把他的一个主要神学问题建立在这个小词汇（is）形式的精确上，因为他相信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神的话。

罗杰斯和麦金分析路德神学，认为那些伟大的改教家不关心圣经的形式，这与路德自己的证词正相反。他们指出路德强调在圣经中，神自己俯就对人说话。圣经俯就人是以一种类似于永恒的话语（道）成为肉身的方式。对于罗杰斯和麦金，俯就意味着圣经是用“脆弱和不完美的人的话”写的。[13]他们引用路德的话说，“圣经没有外部的荣耀，也没有吸引任何注意力，缺乏美感和装饰。”[14]

然而，罗杰斯和麦金在他们的书中严重误用了路德和其他人的“俯就”概念。他们没有真正的考查，就假设塞内加（Seneca）的格言是绝对真理：“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如果神在圣经里俯就人类的语言，那么，他们就假设它必定包含错误。但是，在所有人类的事情中，错误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吗？俯就原理与道成肉身是同一类的，这就是问题的焦点。基督耶稣道成肉身的形式是与他的拯救功能无关的吗？耶稣作为人（他的形式）不是他的工作（他的功能）的基础吗？基督耶稣作为人所说的话不是无误的吗？路德所使用的俯就原则非但没有与圣经无误冲突，事实上正好相反。

路德对圣经缺乏美感的评论也与圣经无误的教义一致。这是路德在文艺复兴时期针对古代文学作品复苏的背景而写的。路德跟别人一样注意到，相比西塞罗（Ciceronian）的修辞，圣经是平凡和缺乏美感的。但路德并不认为圣经的朴素简单减损了耶稣基督启示的清晰、效力或权威。路德承认圣经没有用这个世界的雄辩口才说话，但并非承认圣经有误，缺乏文体的宏伟不是一个错误。

此外，罗杰斯和麦金还提到所谓的路德承认圣经在细节上错误的具体实例。他们的错误列表是取自瑟伯尔（Reinhold Seeberg）的《教义历史》一书对此课题的一页纸的讨论。[15]令人奇怪的是，他们没有认真对待与他们持不同观点的几份重要的二手材料。[16]例如，保罗·阿尔托依兹 （Paul Althaus）非常受人尊敬的作品《马丁·路德的神学》对路德观点的总结：“圣经从不出错。因此，它本身就有绝对的权威。”[17]伍德（A. Skevington Wood）在《话语的俘虏——马丁路德：圣经博士》中得出结论：“路德的默示教义是与无误教义密不可分的。”[18]拉吴（M. Reu）在他的《路德和圣经》这项非常认真的研究中得出同样的结论。[19]

那些试图否认路德认为圣经无误的人，也使用其他论据。他们常常指出路德对某些书卷的正典性有疑问。但这些论据是不相关的，合乎正典和无误是完全不同的神学主题。然而，路德对正典的疑问也表明他对圣经形式的关注，这确实表明他将形式和功能（正典和福音信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有时，路德承认福音书之间存在调和的问题，也被引用为他拒绝圣经无误的证据。一个著名的例子就是耶稣洁净圣殿，在马太福音里，这记载在耶稣传道事工的后期，而在约翰福音里却是在事奉开始不久。[20]一些学者引用路德的话：未能调和马太福音和约翰福音之间的这个差异，并不能破坏一个人对基督的信仰。[21]但是在上下文中，路德的说法并没有表明圣经的形式有不一致或圣经中存在错误。路德在此实例中首先提出了各种调和的可能性。他也给出他自己对这些解答的首选。然而，他并没有坚持自己的解决方案，他承认，“这些问题存在，并将继续存在。我不会斗胆去解决它们，也不必要。”[22]他解释说，这样的问题存在，部分原因是福音书的作者并不一定想要给出时间次序，并且基督教信仰并不需要充分了解所有的时间细节，“福音书的作者们都同意这一点，就是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但在他们的记载中，他们并不遵守一个统一的次序，而往往忽略原本的时间次序”[23]，但缺乏时间顺序不是一个错误，路德在处理另一个调和的问题时说：“路加在他的福音书一开始就说，他想要按照次序从头记录所有的事情……所以，马太没有按照确切的次序记载，但路加这样约束自己，并确实这样做了，这并没有问题。”[24]很清楚，在面对某些经文的调和问题，并承认福音书作者不同的方法时，路德的确关注经文的形式，但并没有把这些归结于圣经的错误。

对路德的圣经权威观的简短研究做个总结：人们必须记住，路德受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研究的影响。他承认风格的差异，并在圣经研究中对背景很敏感。他用最好的学术工具去研究圣经。但他致力于学术研究并非基于功能和形式的分离，不是罗杰斯和麦金所说的：“因此，路德的信心在于圣经的主题，而不是它的形式，形式是学术研究的对象。”[25]路德拒绝任何这样的二分法。理性和学术是理解圣经的有用工具，但必须以真实信心来使用，并且必须最终服在圣经的形式和功能之下：“相信和阅读圣经意味着我们从基督的口中听话语。当你听见的时候，你知道，这不只是人的话，而真正是神的话。”[26]

加尔文

加尔文（1564-1509）是第二代改教家中最辉煌的一位。他的背景与马丁·路德非常不同。他是在法国北部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长大的。他在古典文学和法律方面受到了良好的人文教育。他不像路德那样深受经院神学的影响。他一生的工作大部分是在瑞士城邦完成。路德的写作多是关于特定的神学主题或详细和扩展的注释，而加尔文则是一个系统神学家（例如他的《基督教要义》），并以他“清晰简洁”的风格写了许多圣经书卷的注释书。

尽管有着这样不同的个人历史，加尔文认为他自己的神学与路德的非常相似。虽然有不同，特别是在圣餐方面，但加尔文视自己为路德开创的神学运动的一部分。在圣经权威方面他们的神学确实一致，加尔文和路德一样，强调圣经的拯救功能的首要重要性：“总之这是我们要寻求的：真正认识基督，以及在他里面、由他从父神那里提供给我们的无限财富。”[27]

加尔文和路德一样，在他的圣经论中并没有将功能和形式分割。形式以及功能都是来自神自己，正如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里的名言：“唯有当信徒深信圣经是来自天上的启示时，圣经在信徒心中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就像他们在天上听到神活泼的话语一般。”[28]他会说使徒“是圣灵真实和无谬的文士，且我们应当将他们的作品视为神的圣言。”[29]在另一个明确的陈述中，加尔文将信仰的确据和圣经拯救的信息与经文形式的绝对真实性联系在一起：

因此，我们把信心看作是：对神旨意的认识，是从他真道中获得的。因而，这信心的根基乃是要先确信神的道是真理。只要人心里仍怀疑神的道是真理，他必定会质疑这道的权威，或根本不相信这道。事实上，就算相信神是信实的、不能说谎的，也仍旧不够，除非同时毫无疑惑地确信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都是圣洁和不可违背的真理。[30]

在他的注释书中，加尔文也证实他相信圣经文字的真实，表明他对圣经形式无误的信心。在谈到诗篇119:105对律法的赞美时，加尔文说：“因此，让我们确信，在那里可以发现那无误的光，已经提供给我们，只要我们张开眼睛去看它。”[31]在对提摩太后书3:16的注释中，加尔文在谈到圣经的权威和益处时，既区分圣经的形式和功能，也将两者结合在一起：

首先，他（保罗）因圣经的权威而赞美，然后又因为来自它的益处而赞美。为坚持圣经的权柄，他教导我们圣经是神的默示，因为，如果是这样，人毋庸置疑应该敬畏地领受它……这是第一层意思，我们对待圣经应该有对待神一样的敬畏，因为圣经唯独来源于神，没有任何人类的来源混入其中。[32]

他对圣经形式的绝对信任，表现在他对圣经的细节的依赖上。在注意到彼得前后书的风格差异，并承认一些古代教会否认彼得后书的正典性之后，加尔文总结：“如果它（彼得后书）被接受为正典，我们就必须承认彼得是作者，因为他的名字写在经文里，他也证实他与基督一起生活过：若将它归于另一个作者，就是一个虚假的、不配的基督仆人。”[33]其实，加尔文断定那些认为神话语有误的人，犯了一个严重的道德问题：

他肯定了他对神的话语的爱不是冲动或盲目轻率的感情，而是因为它好像炼过的金子或银子，纯净没有一点渣滓……几乎没有人是没有犯玷污神话语的罪——要么由于他们的不信，或任性，或骄傲，或奢侈淫逸！肉体是如此地叛逆，将所启示的真理与炼尽的精金相比，以至于它（真理）在所有污秽中闪耀出纯洁的光辉，这是个极大的称颂。[34]

与上面引用的这些证据相反，罗杰斯和麦金，还有另一些人试图表明加尔文不接受圣经无误。他们的做法是呈列他们认为加尔文没有坚持无误的各种证据。其中一些材料类似于上面关于路德的引用。他们注意到，加尔文看见神在圣经中对人的俯就，他们就不加论证地假设，加尔文认为圣经是用“不完美的语言”写的。[35]跟前面提到路德时一样，俯就原则并不意味着存在错误。

罗杰斯和麦金先生也注意到，加尔文承认圣经并不总是以高贵的风格写作的，[36]但他们错误地推断这表明加尔文缺乏对圣经形式的关注。加尔文跟路德一样，提到圣经风格的朴素，并不是指责它错误，而是针对西塞罗派人文主义的批评为圣经做辩护。

在跟路德相同的讨论之外，罗杰斯和麦金也提出了新的论据和证据。他们指出，加尔文认为新约对旧约的一些引用是转述而不是精确的引用。他们推断，加尔文视这些为“不完美”和“不准确”。[37]但加尔文并没有这样说，转述并非自证其错误。事实上，加尔文认为转述是合法的，恰恰表明使徒写作所采用的形式正确，并保护他们免受错误的指责。同样，加尔文指出新约中对旧约的一些经文的使用并非完整的解释而是一些联想和应用，罗杰斯和麦金认为加尔文辨认出一些错误。但在罗杰斯和麦金先生引用加尔文的原话里，加尔文说他做了这样的观察是之后显示使徒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妥”[38]。加尔文不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

罗杰斯和麦金说，加尔文还认识到另一种科学领域的错误。他们指的是加尔文说摩西写创世记不是作为一个科学家，而是作为一个神学家。[39]加尔文认为神学家以通俗的语言谈论科学问题——以人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例如，“太阳升起”）而不是科学准确的语言——是正当的。加尔文认为，这样的做法是正确的，并没有错误地陈述真相。加尔文并没有接受一种二分法，即将“科学”真理放在圣经启示真理的对立面。根据加尔文，神学家和科学家讨论自然现象的词汇、目的、角度和全面程度都会有所不同，但都是教导同样的真理。在这方面，同样没有证据表明加尔文认为圣经中有错误。

罗杰斯和麦金还提出了一些似乎是决定性的证据：加尔文在对使徒行传7:16的注释中宣称，路加“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40]然而，在这个例子中，错误的是罗杰斯和麦金。加尔文实际上说：“但当他（路加）继续说，他们被葬于亚伯拉罕在示剑用银子从哈抹子孙买来的坟墓里，这里亚伯拉罕的名字很明显是一个错误，必须进行相应的修改。”[41]加尔文确实认为在使徒行传7:16有一个错误，还坚持修改文本。但他没有明确地把错误归因于路加。事实上，在上下文中，加尔文很可能所指不同。在两个段落之前，加尔文在注释使徒行传7:14写到：

司提反说雅各带着七十五人来到埃及，与摩西记载的只有七十不同，……所以我的结论是，这个不相符来自于抄写误差（希腊文抄本）。但是，这并不是一件重要的事，路加不想让习惯于阅读希腊文的外邦人在这件事上被搞糊涂。他自己也可能写的是正确的数字，但有人错误地把摩西的经节改动了……若有人坚持争论这一点，我们就让他拥有高高在上的智慧吧。让我们记住，保罗禁止我们对家谱好奇和纷争（多3:9）不是没有道理的。[42]

从这些问题引出了几个要点。首先，加尔文不认为一个人应该过分地被经文的调和一致问题所困扰。徒然的好奇对属灵生命是一种危险。第二，在认识到他在调和文本遇到的问题时，他没有得出这样的结论：路加在他的写作中犯了错误。加尔文并非对文本的形式漠不关心，而是在使徒行传7:14上花了很多笔墨来研究各种不同的方式来理解文本的形式。第三，他自己对7:14的答案是，抄写员犯的一个错误，这是最有可能的。因此，他假定使徒行传7:16的误差来自相同的起源，事实上他对使徒行传7:16文本应该修改的坚持，几乎肯定意味着他认为这是一个抄写错误。罗杰斯和麦金想从这样的证据得出加尔文承认文本的“历史性错误”[43]的结论，但根本不是这么回事。[44]

总结如上对加尔文圣经权威性的简短的研究，反思一下约翰·利思（John Leith）令人兴奋的观察是有帮助的：“学者对加尔文是否相信字句无误意见不一。证据似乎指向一个比今天所理解的字句无误更自由的理解，虽然加尔文确实坚持圣经是神的话。这个问题可能永远没有答案，因为加尔文从来没有以任何接触批判性历史研究的人一定会提问的方式面对过这个问题……为此，在加尔文那里去找现代历史意识提出的新问题的答案，是徒劳的……”。[45]利思坚持认为加尔文没有面对过现代的圣经批判是对的。关于一些现代相信无误的人偶尔会对加尔文对经文的调和方法有困惑，他也可能是对的。[46]当然不能期待加尔文会预料到现代圣经批判者提出的所有具体问题。但当“现代历史意识”部分或全部否定圣经为神的话语时，当它站在圣经是否完全真实与可靠的审判地位时，加尔文的立场是明确和有价值的——圣经就是神的道。加尔文会坚持现代的基督徒和第十六世纪的基督徒一样，必须把所有思想都服在神的道之下，让圣经作为人的真理判断标准，甚至是人的历史意识的判断标准。加尔文致力于最好的学术研究，但拒绝圣经的救赎功用和圣经形式之间的二分法：圣经的救赎功用是牧者们关注的，而圣经的形式是各自为政的学者们关注的。[47]加尔文相信圣经的每一个字都是神的话，它所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我们发现加尔文显然是相信圣经无误的。

改革宗信条和要理问答

改革宗信条和要理问答强调圣经的救赎信息，那是改革宗与罗马天主教会的一个主要的区别点。改教家们认为，圣经包含了完整和清晰的救赎信息，基督徒不需要添加传统或教会的权威性解释。改教家与罗马天主教在整本圣经的真实性上没有任何争议，因此，为圣经的可靠性辩护在信条和要理问答里并不显著。然而信条确实致力于坚持圣经的完全真实性。有几个例子足以表明这些信条对圣经无误的委身。

加尔文的《日内瓦要理问答》（1545）宣称圣经的一个益处：“我们全心相信它就是从天上赐下来的真理。”[48]在加尔文的帮助下写成的1559年的《法兰西信条》，宣称神的话是“真理的法则”。[49]《比利时信条》（1561）对这点的陈述更全面，它宣称圣经“无可指摘”[50]，是“无谬真理”[51]，基督徒“完全相信且毫不怀疑其中所写的一切”。[52]

《海德堡要理问答》也在其关于信仰的定义（第21问）中宣称：“我把握到神在他的话语里向我们启示的一切真理。”撒迦利亚·乌西努斯（Zacharias Ursinus）是《海德堡要理问答》的作者之一，他在注释这一说法时，写道：信仰的一个基本要素“是顺服赞同神赐给教会话语的每一个字”[53]。他坚持忠实的基督徒“相信圣经包含的每一件事是真的，是从神来的”[54]。

英国清教

英国清教徒因其巨大的影响力，特别是其在美国教会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吸引了众多的解释者。由于其发展的独特环境，清教徒主义是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神学运动。清教徒主义是从教义已经归正，但（在清教徒看来）实践没有充分归正的英格兰教会里发展起来。结果就是，清教徒的神学兴趣往往集中在教会和个人实践，有一种特殊的实践性。

罗杰斯和麦金对清教徒神学的独特性的强调成为其论点的基础，他们认为英国清教是十七世纪改革宗神学经院哲学的早期成就的一个例外。他们认为，实用而非学术的清教徒神学，来自独特的教会体制和英国的哲学取向，[55]使得清教得以免除过度关注圣经形式和无误教义。

然而，清教徒神学与它独特环境的相互作用，实际上并没有为罗杰斯和麦金的进路提供根据。[56]清教徒和欧陆的改革宗神学家皆认为自己是国际改革宗联合群体的一员。例如，英国彻底地参与多特会议；[57]清教徒，如威廉·艾莫斯（William Ames），高举多特的神学论述。英国清教徒和欧陆改革宗神学家几乎所有的神学观点都一致，包括圣经无误的信念。

罗杰斯和麦金争辩说，英国独特的哲学环境甚至比其独特的教会体制更重要。在英国清教徒里彼得·拉米斯（Pete Ramus）的哲学占主导地位。这种哲学方法更多保留了奥古斯丁的修辞传统，并声称拒绝亚里士多德。罗杰斯和麦金认为是拉米斯使英国清教保持关注圣经信息，而没有落入关注圣经形式无误。

然而，拉米斯主义并不具备罗杰斯和麦金所声称的神学决定性。拉米斯主义方法论往往被亚里士多德方法论的神学结论所取代。例如，拉米斯主义者阿米念严厉抨击拉米斯主义者帕金斯（Perkins），因后者持坚定的堕落前预定论的观点，而亚里士多德派的霍马勒斯（Gomarus）则为帕金斯辩护。拉米斯主义并不一定像罗杰斯和麦金所说的在理性上保持一致。例如，莫伊斯·阿米若特（Moise Amyraut）受到拉米斯主义传统的很大影响，[58]但他同时又是一个理性主义者：“阿米若特是理性主义者，是在于他将所有真理放在理性的检验之下。”[59]

威廉·艾莫斯（William Ames）是最强有力的例证，证明罗杰斯和麦金要表明清教徒不接受圣经无误的努力是不恰当的。艾莫斯是一个抗争的清教徒（不信奉英国国教的），又是拉米斯主义者。他写了一本最具影响力的清教徒神学手册：《神学的精髓》（第三版，1629）。然而在这本书中，与人们根据罗杰斯和麦金所期望的相反，艾莫斯清楚地教导圣经无误。关于圣经作者受到默示的方式，艾莫斯说：

有些事情透过自然知识而得知，有些透过超自然而得知。在那些被隐藏和未知的事物中，神的默示单独工作。在那些已知的事情或是通过普通手段获得的知识中，作者的虔诚热情被加增（神帮助他们）以致他们的写作不会有误。

无论是关乎正确还是事实，在所有由超自然启示而得知的事情中，神不仅默示他们要写的主题，而且授意他们应该的遣词用字。但这是通过一个微妙方式实现，让每一位作者都会以最适合他的个性与背景的方式来写作。[60]

这说明，艾莫斯确实关心圣经的形式，他确实明确宣称圣经的无误。

改革宗正统

正如在这项研究的引言中所指出的，改革宗正统一直是相当重要的学术研究和辩论对象。要在早期改教和正统时期之间更精确划分连续性和不连续性，将需要许多更深入的研究。这样的研究必须注意十七世纪的正统神学家所面临的新的历史形势。正统神学的详细情况不能只是抽象地研究。不考虑产生十七世纪正统的历史背景，也不足以完全确定它的结构。

罗杰斯和麦金以他们关于改革宗正统[61]的一章进入这个学术讨论。这一章的第一部分考察了改革宗正统的不同发展阶段，第二部分分析了弗兰西斯·图伦丁（Francis Turretin），改革宗经院哲学的代表人物。罗杰斯和麦金坚持，正统的发展是对改革宗以基督、信心和圣经的救赎信息为中心的教导的一种持续稳定的侵蚀。他们认为，正统代表了在圣经形式上逐渐超过圣经的救赎功能。他们认为，圣经无误的教义是在这个衰落的时代里在更正教中兴起的。

在本次简要的研究中，不可能考察罗杰斯和麦金在这方面的所有主张。[62]然而，有明确的证据表明，正统仍然关心圣经拯救信息的中心地位，同样，早期改教家一直在关注圣经形式无误。正统在讨论圣经形式的权威方面，保持了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早期改教家的重点，这点也应该是清楚的。在本文中我将以一个简短的对方法论的观察来讨论正统，然后对弗兰西斯·图伦丁的工作做更深入的分析。

从方法论上来说，罗杰斯和麦金一开始正确地认识到十六世纪晚期，索西奴派（Socinianism）的崛起和罗马天主教的复兴对更正教构成了重要的威胁，[63]但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威胁的严重性。他们似乎很快忘记了这些改教的继承人必须回应神学发展的新挑战，而这些新挑战往往是在圣经形式的权威方面：索西奴派坚持理性的决定性作用，天主教强调提炼过的罗伯特·贝拉尔米诺（Robert Bellarmine）和其他人关于教会权威的论点。正统的更正教必定要更精炼地予以回应并阐述自己的观点：圣经完全可靠，是唯一的权威。但是，在他们对圣经形式的合理的、学术性的关注里，正统只是继续早期改教家所开始的工作。证据也表明，正统也继续坚持福音救赎消息的重要性。[64]

图伦丁（Francis Turretin, 1623-1687）出生于日内瓦一个意大利的改革宗家庭。他的父亲是牧师和神学教授，他在日内瓦接受正统神学教育，自己也成为一位牧师以及日内瓦的神学教授（1653-1687）。他最著名的著作就是《系统神学》（Institutio Theologiae Elencticae）。

对于罗杰斯和麦金来说， 图伦丁是改革宗经院哲学对圣经形式无误的兴趣已经消亡的缩影。他们认为：“图伦丁意识到加尔文对圣经的看法与他自己的观点对立”。[65]他们特别关注图伦丁对圣灵和理性在证明圣经权威上的作用的理解。他们也批判他对圣经研究的学术进路，以及俯就的概念在他的圣经观里所扮演的角色。尽管本文不能对图伦丁所持有的历史影响力作全面研究，也不能对图伦丁圣经观作全面研究，但它可以显明罗杰斯和麦金的方法存在着严重的不足。[66]

罗杰斯和麦金批判图伦丁没有将圣经信息——它的救赎功能——的权柄建立在圣灵的内证上。他们认为图伦丁将圣灵的工作范围限制在相信圣经形式无误这件事上。[67]但是图伦丁强调圣灵的作用：

神透过圣灵（供应者）教导信徒（耶31:34；约1:43；约一2:27），并不会让圣经变得比较不必要；因为赐下圣灵不是为了给我们新的启示，而是将写成文的话语印在我们的心里；所以，话语不能与圣灵分离（赛59:21）。前者做客观的工作，后者做有效性的工作；前者冲击关闭的耳朵，后者打开内心。圣灵是老师，圣经是他教导我们的教义。[68]

图伦丁所说的圣经教义或信息，不是一些形式上的问题，而是圣经的内容，他在其他地方总结这些为：

美好崇高的奥秘，是即便没有什么敏锐理性的洞察就能够发现的，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基督的偿还、死人复活等等。例律的圣洁与纯净，可以校准思想和影响内心，并使人在每一种美德上完全，与他的创造主相配……[69]

与罗杰斯和麦金相反[70]，同样清楚的是，图伦丁并非从圣经形式的无误导出圣经的权威。他确实认为若圣经有错误就不会有权威，并花了大量工作来证明圣经无误。但他很清楚，圣经的形式无误是由于它的神圣权威和起源：“我们刚才讨论的，圣经的起源决定了它的权威，只是因为它是从神来的，就必会是真实的和神圣的。”此外，“当圣经的神圣性被证实的时候，也必然得出其无误性。”[71]

图伦丁还较为详细地探讨了人如何能知道圣经是神的话。他清楚地说，只有圣灵才能使一个人相信圣经的神圣源头。与加尔文一样，图伦丁认为是圣灵令人信服，不是透过教会的见证，而是透过圣经本身：“但圣灵用来让我们相信真理的论据或最根本动力”，不是“自然的、天主教说的教会的见证，”而是“人为的、我们所持守的、源自圣经本身的标记”。[72]图伦丁进一步声称：不仅圣经对其自身的宣称（其自证性）建立其权威，而且圣经的标记也建立其权威：

圣经，当它宣称它是神的启示，不仅权威地证明自己的神圣，也以一种天然论据或见证的方式证明自己的神圣，虽然这个宣称本身对那些认信的基督徒很有用，却不能用来对付那些拒绝它的人。但根据人为论据的推理，即从神赋予圣经的标记，却提供了不容置疑的证据。因为作为神的作品，在我们的眼中，显然一定具有设计者自己无与伦比的卓越，就好像太阳自己的光使自己被看见；所以他希望在圣经里，这从众光之父和公义的太阳发出的光彩，散发出各种神圣的光芒，会让自己被人知晓。[73]

在图伦丁讨论圣经标记时，他区分外部和内部的标记，其中内部标记更有说服力。[74]外部标记包括圣经的古迹和保存，写作这作品的作者的软弱，以及殉道者和众人的见证。[75]内部标记是圣经的主题（基督和福音）、风格、形式（教义的一致）和目的（神的荣耀和人的救赎）。[76]

对通过圣经的标记证明圣经的各种可能性，图伦丁的讨论完全与加尔文一致。加尔文说：“真的，如果我们想继续争论，许多事情我们可能会很容易证明——如果有神在天——律法、先知与福音是从神而来的。”[77]加尔文甚至列出了这样的证据：“当我们通过热切的研究，思考神智慧的精细，如此有序的布置；其教义完全神圣的属天特征，没有一丝尘世的味道；各个部分彼此美丽和谐，以及其他使其作品庄严的品质，给了我们多么美妙的明证。”[78]加尔文还讨论了其他的确据，如圣经古迹，伴随着启示的神迹，并整个教会和殉道者的见证。[79]加尔文所列出的证据与图伦丁所列的标记是非常相似的。

但是，加尔文和图伦丁在这些标记的用途上有一个显著的差异。加尔文坚持认为，人相信圣经不依赖标记或证明。他热情地宣称：

因为，即使它[圣经]因它自己的威严而赢得了尊敬，也只有当圣灵把它印在我们的心里，它才会真正地影响我们。因此，在他大能的光照下，我们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而不是靠我们自己或别人的判断；但在所有人类的判断之上，我们完全肯定（就像我们看到神自己的威严一样）它是出于神的口，透过人的事奉赐给我们的。我们的判断不依靠证据，不依靠标记的真实性；而是将我们的判断和智慧服在它之下，远远超出服从只是猜想出来的事情！我们所做的，不是像习惯于抓住一些未知的事情的人，密切审视它们，而是完全意识到我们拥有无懈可击的真理！……我们感受他神圣威严的生命和呼吸的无可质疑的力量。这种力量吸引并点燃我们，有意识地并心甘情愿地服从它，但比单纯的认识或意愿更充满活力和有效。[80]

虽然加尔文并不是在谈论一些非理性的神秘主义，但他确实认为接受圣经的权威比认识圣经的权威更深刻：这是富有情感的。他似乎是在谈论对圣经真理的直觉：“他们的问题——除非我们倚靠教会的法令，否则我们如何才能确认这是从神所发出的呢？——就好像有人问：我们从哪里学会分辨黑暗和光明，黑色和白色，苦和甜呢？”[81]对于加尔文来说，证据是“非常有用的辅助，”[82]但只对那些已经接受圣经的人有用。

图伦丁在某种程度上超出加尔文，主张标记或证据对于接受圣经可以（但不必须）是有用的。他坚持：

虽然信仰可以建立在见证的权威上，而不是科学论证上，但不见得不能有人为论据的辅助，特别是在建立信心的原则上：因为在信仰可以相信之前，它必须有神圣的见证人，他的信仰是被给予的，除非某些真实的标记明确地建立，否则就不能相信。因为，对任何人来说，缺少合适的相信的理由，这样一个证人的证词是不值得相信的。[83]

图伦丁说，信仰在可以相信之前必须有内容可以相信，这跟加尔文一样，但进一步，图伦丁认为，理性的论证可以用来支持所需要相信的，这跟加尔文不一样。

虽然加尔文和图伦丁之间在这点上有差异，但这一差异与无误的主题并不直接相关。加尔文和图伦丁同意无误的教义，差异只在对圣经权威的证明是否在使人相信圣经上有用。这种不一致可能标志着，理性和亚里士多德对图伦丁比对加尔文起到更大的作用，但不代表是罗杰斯和麦金所认为的对一些基本改教观点的背叛。[84]

进一步，图伦丁的正统没有使他远离早期宗教改革发展的人文释经原则。他没有为了系统神学家的方便而将圣经简单罗列为一系列命题或文本证据。[85]他坚持严肃地对待任何圣经文本的语境：

要确定圣经的真正意义，释经是必要的，不仅对版本中所含的词汇，也对事情……但对于释经而言，在对神热诚的祷告后，还需要探究来源，了解语言，区分特殊词汇和形象词汇，注意范围和情境、整体段落和前后联系，消除成见，并用信心推理对解释的确认。[86]

他还充分认识到圣经作者以各种各样的方式选择并安排素材：“因为这些历史并非为每一个情境所包含的细节而记载；无疑有一个狭窄的范围，很多东西被包含进来，其他的东西似乎没有那么重要，就被省略掉了。”[87]

在处理圣经表面的错误上，图伦丁也接受自己的观点之外其他学术观点的合法性。在这个方面，他肯定没有将信心只放在一个理论上。[88]他教导说：

也有人认为，一些很细微的错误已经悄悄进入圣经，即使现在也还存在，它不能靠任何收集文稿而改正，然而，这不可归咎神圣作者本身，而部分是时间带来的损耗，部分是抄写人员和管理人员的错……因此斯卡利杰（Scaliger）、卡佩利（Cappellus）、 艾马慕斯（Amamus）、福修斯（Vossius）等人这样认为。最后，另一些人捍卫圣经的完整性，说这些各种矛盾只是表面的。[89]

图伦丁持有后者的意见，为它力争，但仍认前者为正统。

在相关领域，许多人批评图伦丁在《瑞士联合信条》（Formula Consensus Helvetica,1675）的预备及其传播所起的突出作用。他们指出，特别是对信条中的这些话：“但是，特别是旧约的希伯来原文，今天我们所得到的，仍然保留着犹太会堂所传承下来的原文，……不仅在于它的子音，而也在于母音——无论是指向母音自己，或至少是这些指向的能力；不仅在于事情本身，而也在于它的话语，都是神默示的……”[90]他们声称这些话显出知识的荒谬，而无误的支持从这里而出。在这里有很重要的两点观察。首先，在图伦丁的时代，《瑞士联合信条》的立场不是荒谬的，而是一个站得住脚的学术理论。[91]图伦丁和其他《瑞士联合信条》支持者重申了自己的信念，既根据子音也根据母音的重音，他们拥有圣经的真实文本。他们继续人文主义式地强调原始来源的重要性。他们认为他们拥有希伯来原文文本的一个可靠的副本，并拒绝为翻译的缘故修改该文本。[92]他们认为马索拉文本的母音指向忠实的原文再现，因此拒绝对此发声法的批评。

第二个观察是，现代的学术研究已经表明，在关于文本的问题上，《瑞士联合信条》的立场是错误的。图伦丁认为他拥有一个完全可靠的希伯来原文副本，这并不成立。但现时代对图伦丁的希伯来文本观的拒绝，并不表明他对圣经权威的委身是荒谬的。图伦丁确实把他对希伯来文本的看法作为他辩护圣经无误的权威之一个元素。他认为，基督徒拥有无误原文的无误副本。但他的辩护的一个元素的崩溃，并不会让原文无误的教义站不住脚，无论是对图伦丁或是对那些继续跟他持有同样观点的人。

罗杰斯和麦金认为，图伦丁的圣经权威观的形成的高潮在于他放弃俯就的概念。他们宣称，“图伦丁完全没有”俯就的概念。[93]但再次，这里误解了图伦丁。他清楚地说：“当神知道，他知道自己，因他是无限的，所以他的知道也是无限的；但是当他说话时，他不是在对自己说，而是对我们说，即，俯就我们的能力，我们的能力是有限的，许多方面不能领受。”[94]他也以其他方式承认这原则：“神被称为亘古常在者（the Ancient of Days…Days），因此，年日的说法对他来说并不恰当，而是照着人的方式来说的，因为我们活在时间中，若不跟我们所处的时间关联我们什么都不能理解。”[95]“‘后悔’是把对人说话的神方式用在神身上，但必须按照神的方式来理解。”[96]

罗杰斯和麦金总体上批评更正教经院哲学，认为它因为对抽象思辨神学的过分关注吞噬了神学的实践性关注：“精密取代敬虔成为神学的目标。”[97]再次，这样的描述并不适合图伦丁。图伦丁定义神学为部分理论和部分实践的混合学科，并认为“实践超过理论。”[98]他坚持神学的理论要素（他定义为知识，如：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等问题）以反对索西奴派和抗辩派。他认为，纯粹的实用神学是道德主义。他警告说：“索西奴派和抗辩派……说神学是如此完全实际的，其中没有什么对救恩是必须的，除非涉及到道德律令和承诺……他们的目的显然是要抹杀三位一体、道成肉身等教义知识的必要性。”[99]但他致力于理论和实践混合的神学并没有使他远离敬虔。而是有一个在理论和实践两方面都生气勃勃的神学异象，正如下面的陈述所表明的那样：

这种神学是混合的，也就是说，部分理论和部分实践，可以给出以下证明。1.对象，认识和敬拜神作为首要真理和最高的善。2.主体，在对真理的认识中人可以被完善，透过真理他的理解可以被光照，喜爱良善，透过真理他的意愿可以被装饰，信心变为可靠，在爱中实践。3.原理，外在和内在，外在：神的话语，包括律法和福音，前者阐明应该做的事情，而后者是所要知道和相信的，因此称为敬虔的奥秘和生命的道；内在：圣灵，就是真理和成圣的灵，以及知识和敬畏主的灵。[100]

上述对图伦丁的讨论并未有定论。在他的思想中，无疑有其他这里没有提出的因素代表他与早期的改教家们不同。然而，明确的是，在圣经论的根基上，加尔文和图伦丁引人注目地一致：两人都强调圣灵在建立圣经权威上的工作，两人都相信圣经的威严和神圣是可以证明的，两人都承认圣经的历史性和俯就性，两人都视圣经的信息具有中心性，加尔文和图伦丁都不担心圣经的形式会破坏福音信息，两人都教导圣经无误。

结论

释经与神学构成了圣经无误之争的中心阵线。该中心的强度最终会决定对圣经的本质之争的结果。然而，在这场冲突中，关于教会对圣经态度的历史成为一个重要的侧翼阵线。坚持无误的人为了是否可以合法地将教会历史作为他们的盟友，已经发生过各种小规模冲突。但愿本文对十六和十七世纪的研究所代表的尝试可以将讨论推进，并帮助重新确认圣经无误是历史性基督教的一个重要元素。

罗伯特·戈弗雷（W. Robert Godfrey）博士从1981年起，在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加州分校教授教会历史。此前他曾在哥顿·康威尔神学院、斯坦福大学和费城威斯敏斯特神学院任教。他是威斯敏斯特神学院加州校区的第三任校长，北美联合改革宗教会（United Reformed Churches）的牧师。曾在许多会议上发表演讲，包括由世界福音派大会洛桑委员会、费城改革宗神学大会、Ligonier事工机构等举办的会议。

[1] 本文取自：http://www.difa3iat.com/8947.html/（2016年4月5日存取）。原文：W. Robert Godfrey, “Biblical Authority in the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 Centuries: A Question of Transition,” in Scripture and Truth, edited by D. A. Carson and John D. Woodbridge, Grand Rapids: Baker Books( a division of Baker Publishing Group）, 1992, pp.221-243. 承蒙版权方授权翻译转载，特此致谢。 ——编者注

[2] 参，例如，Richard Lovelace, “Inerrancy: Som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in Inerrancy and Common Sense, ed. Roger R. Nicole and J. Ramsey Michaels, Grand Rapids: Baker, 1980, pp.21-25; Geoffrey W. Bromiley, Historical Theology: An Introduc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78, pp.327-28; Edward A. Dowey, Jr., The Knowledge of God in Calvin’s Theolog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2, pp.99ff.; 也可参考Robert Preus和John Robinson两位作者的研究。

[3] 参, 例如, John Warwick Montgomery, “Lessons from Luther on the Inerrancy of Holy Writ,” in God’s Inerrant Word, ed. John Warwick Montgomery, Minneapolis: Bethany, 1974, p.69。

[4] 参, 例如，Jill Raitt, The Eucharistic Theology of Theodore Beza, Chambersburg: Pa.,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1972; John S. Bray, Theodore Beza’s Doctrine of Predestination, Nieuwkoop: De Graff, 1975; W. Robert Godfrey, “Tensions Within International Calvinism: The Debate on the Atonement at the Synod of Dort, 1618-1619,” Ph.D. disserta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1974。

[5] Jack B. Rogers and Donald K. McKim, The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An Historical Approach,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1979.

[6] D. Martin Luthers Werke, kritische Gesamtausgabe, ed. J. F. K. Knaake et al. (Weimar, 1883–) (hereafter cited as WA), vol. 44, p.510, cited by Willem Jan Kooiman, Luther and the Bible, Philadelphia: Muhlenberg, 1961, pp.235-36.

[7] Luther’s Works, edited by Jaroslav J. Pelikan and Helmut T. Lehmann, vol. 32, Philadelphia: Fortress, and St. Louis: Concordia, 1955-(hereafter cited as LW), p.11, cited by Paul Althaus, The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66, p.6.

[8] LW, 23, 236 cited by A. Skevington Wood, Captive to the Word ,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9, p.144.

[9] WA, 40, iii, 254, cited by Wood, Captive to the Word, p.143.

[10] Ibid., ii, 52, cited by Wood, Captive to the Word, p.145.

[11] Cited by M. Reu, Luther and the Scriptures, Columbus, Ohio: Wartburg, 1944, p.28.

[12] Cited by Herman Sasse, This Is My Body: Luther’s Contention for the Real Presence in the Sacrament of the Altar, Minneapolis: Augsburg, 1959, pp.109-10.

[13] Rogers and McKim,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79.

[14] Ibid., p.78.

[15] Reinhold Seeberg, The History of Doctrines, vol. 2 , Grand Rapids: Baker, 1977, p.300.

[16] 罗杰斯和麦金在一处脚注（p.133, n.115）中，并不理会这类二手材料，尤其是拉吴的作品，而是引用了奥托· 海克在其《基督教思想史》中对路德的无误观的简单讨论。（Otto Heick: A History of Christian Thought, vol. 2, Philadelphia: Fortress, 1965, pp.347-48.）海克列举的路德认为的经文错误与瑟伯尔所列的类似。海克没有提供任何他反对拉吴作品的证据。拉吴是知名的路德宗学者，曾仔细分析过据称有误的圣经经文路德在表述时的上下文。拉吴的论证非常有说服力地显明，瑟伯尔、海克以及罗杰斯和麦金所引用的段落事实上并不显示路德认为圣经有误。

[17] Althaus,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p.6.

[18] Wood, Captive to the Word, p.144.

[19] Reu, Luther and the Scriptures, pp.65-76, 103. 也参 Montgomery, “Lessons from Luther,” pp.88-90，其中有对库伊曼（Kooiman）作品的评论；他总体上赞许其观点，但也让我们警惕他牵涉到圣经无误时的观点。.

[20] LW, 22, 218-19.

[21] Rogers and McKim,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87; Kooiman, Luther and the Bible, p.228; Althaus, Theology of Martin Luther, p.82.

[22] LW, 22, 218.

[23] Ibid., 219.

[24] Cited by Reu, Luther and the Scriptures, p.85.

[25] Rogers and McKim,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88.

[26] WA, 33, 144, cited by Kooiman, Luther and the Bible, p.235.

[27] John Calvin in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 vol. 23, p.70 as cited by John H. Leith, “John Calvin-Theologian of the Bible,” Interpretation 25 (1971): 341.

[28]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ed. John T. McNeill, trans. Ford Lewis Battles, Library of Christian Classics, vols. 20 and 21,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60 (hereafter cited as Inst.), I, vii, 1.《基督教要义》第一卷，第七章，第一节。

[29] Inst. IV, viii, 9. 《基督教要义》第四卷，第八章，第九节。

[30] Ibid., III, ii, 6. 《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第二章，第六节。

[31] John Calvin, Commentary on the Book of Psalms, vol. 4, Grand Rapids: Baker, 1979, p.480.

[32] John Calvin,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ed. D. W. and T. F. Torrance, vol. 10 ,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64, pp.329-30. 加尔文并非否定圣经使用人类作者，他也不是在教导机械默示论。他是说神是圣经的每个部分的终极来源，所以我们接受每个部分都应该好像是接受上帝自己那样。他拒绝圣经中含有人类的错误的观点。

[33] Corpus Reformatorum: Joannis Calvini Opera Quae Supersunt Omnia, ed. Guilielmus Baum et al., vol. 55, Brunsvigae: Schwetschke, 1863-1897 (hereafter cited as CR), col. 441, cited by Leith, “John Calvin …,” p.343.

[34] Calvin, Comm. on Psalms, vol. 5, p.20.

[35] Rogers and McKim,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99.

[36] Ibid., p.108.

[37] Ibid., p.109.

[38] Ibid., p.110.

[39] Ibid., p.112.

[40] Ibid., p.110.

[41] 加尔文《新约注释》第6卷, New Testament Commentaries, p.182。在拉丁文里很明显，路加不可能是归咎的对象: “in nomine Abrahae erratum esse palam est” (CR, 26, Acts 7:16 ad loc.)。旧的译本（英文）也说得很清楚“这里亚伯拉罕的名字很明显是一个错误”（约翰加尔文《使徒行传注释》第1卷，Grand Rapids: Baker, 1979, p.265)。不清楚罗杰斯和麦金所引用的来源，但因为新的或旧的英文译本都没有像他们所引用的，也许他们是根据麦克尼尔（John T. McNeill）所说的“在使徒行传7:16，路加‘犯了一个明显的错误’……” （J. T. McNeill,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Word of God for Calvin,” Church History 28 [1959]: 143)，尽管他们没有标出出处。如果这是罗杰斯和麦金引用的来源，那么他们只是重复了麦克尼尔的错误。

[42] Ibid., pp.181-82.

[43] Rogers and McKim,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116.

[44] 其他关于加尔文圣经论的讨论，见Kenneth Kantzer, “Calvin and the Holy Scriptures,” 关于默示和释经，见 John F. Walvoor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7; John Murray, Calvin on Scripture and Divine Sovereignty , Grand Rapids: Baker, 1960; J. I. Packer, “Calvin’s View of Scripture,” God’s Inerrant Word, ed. J. W. Montgomery.

[45] Leith, “John Calvin-Theologian,” pp.337-38.

[46] 不清楚利思在提到现代无误观时在想些什么。看到人对无误的教义可以这样误解也是令人惊讶。知名的加尔文学者麦克尼尔（John T. McNeill）就是一个例子。他假设无误教义等同于极端机械默示论，不允许圣经人类作者的任何显著作用。（参 McNeill, “Significance,” pp.139-40, and Inst. IV, viii, 9, n.9.）但是很少支持无误的人持有这样的观点。

[47] 跟路德的例子一样，罗杰斯和麦金错误地将二分法加于加尔文（p.111）。查尔斯·巴提（Charles Partee）引用加尔文的话：“人若不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就不可能成为一位好的神话语的事奉者”，表明加尔文如何将牧者和学者从功能上和形式上连在一起 （cited by Partee, Calvin and Classical Philosophy, Leiden: Brill, 1977, p.146）。

[48] John Calvin, Theological Treatises, trans. J. K. S. Reid,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1954, p.130.

[49] The French Confession of 1559, Article 5. 这里和接下来对信条或要理问答的引用，都是引自 Philip Schaff, Creeds of Christendom, vol. 3, Grand Rapids: Baker, 1977。

[50] The Belgium Confession, Article 4.

[51] Ibid., Article 7.

[52] Ibid., Article 5.

[53] Zacharias Ursinus, The Commentary on the Heidelberg Catechism, trans. G. W. Williard,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54, p.108.

[54] Ibid., p.111.

[55] Rogers and McKim, The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p.200-202.

[56] 当罗杰斯和麦金简单地说“英国教会站在罗马天主教和更正教之间”（p.200）犯了根基上的错误，例如，这个评估并不能反映第三十九条所表达的真正的安利甘更正教神学。同样他们奇怪地认为，英国内战推迟了经院哲学的发展（p.247），另一方面他们又断言经院哲学在大陆早在内战前就成功了。

[57] 在多特会议上英国委派塞缪尔（Samuel Ward）代表清教徒的观点。

[58] David Sabean, “The Theological Rationalism of Moise Amyraut,” Archiv für Reformationsgeschichte 55 (1964): 213.

[59] Ibid., p.204.

[60] William Ames, The Marrow of Theology, 3rd ed. and trans. J. D. Eusden, Boston: Pilgrim, 1968, p.186.

[61] Rogers and McKim,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chap. 3: “Concern for Literary Form in the Post-Reformation Period,” pp.147-99.

[62] 罗杰斯和麦金这本书的这一整章需要被彻底审查，因为它对所讨论的问题作的指导根本不可靠。例如，他们关于多特会议的三个段落（pp.164-65）包含几个错误。他们说多特生产了“信条”，但会议实际只是接受了某些法典作为《比利时信条》和《海德堡要理问答》中一些条款的权威性解释。他们宣称多特“据说要定义加尔文主义的基本要素”，但多特法典从未设想超过改革宗对阿米念主义的五个错误的具体回应。它从来没有打算总结加尔文主义的基本要素。罗杰斯和麦金称大会是极端加尔文主义的和学术化的，尽管他们承认堕落后拣选的温和加尔文主义者在大会中占主导地位。同时，信经显然用的是教牧语言并不是学术语言。罗杰斯和麦金先生断言，多特在“学术模式”上纠正了大陆改革宗神学，并提供了一个证据，即多特教导永恒的弃绝而加尔文没有教导。但事实上，加尔文清楚地教导永恒的弃绝，见Inst, III, xxii, 11 and III, xxiii, 1, 3；即《基督教要义》第三卷，第二十二章，第十一节；第三卷，第二十三章，第一节和第三节。

[63] Rogers and McKim,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147.

[64] 罗杰斯和麦金对历史圣经权威的现实威胁有一种奇怪的不敏感。这种天真也表现在他们书的引言中引人注目的判断。在那里（p.xxiii）他们似乎低估了现代主义对基督教的威胁，将经院哲学的威胁看作对美国改革宗传统的主要威胁。

[65] Rogers and McKim,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p.174-75. 对此观点提供的唯一证据是图伦丁在论述圣经的部分并没有引用加尔文。

[66] 罗杰斯和麦金没有显示出他们有对图伦丁《系统神学》的第一手认识，其论述似乎完全依赖于列昂·埃里森的《加尔文和图伦丁神学中的圣经教义》（“The Doctrine of Scripture in the Theology of John Calvin and Francis Turretin,”），该文是普林斯顿大学1958年的神学硕士论文。但是即使是粗略浏览图伦丁的作品也可以看出，他们对图伦丁的描述存在严重问题。

[67] Rogers and McKim,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p.176, 179, 182.

[68] Francis Turretin, Institutio Theologiae Elenctiae, 1674, trans. George M. Griger, in a manuscript at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hereafter cited as Inst. Theo.), II, 2, 9. 本文写完后，恰好一本关于圣经论的英文翻译作品出版：Francis Turretin, The Doctrine of Scripture, ed. and trans. John W. Beardslee III, Grand Rapids: Baker, 1981。

[69] Ibid., 4, 9.

[70] Rogers and McKim,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176.

[71] Inst. Theo., II, 4, 1 and II, 5, 1.

[72] Ibid., 6, 5.

[73] Ibid., 4, 6.

[74] Ibid., 4, 7.

[75] Ibid., 4, 8.

[76] Ibid., 4, 9.

[77] Inst., I, vii, 4.

[78] Ibid, viii, 1.

[79] Ibid., 3, 5, 12, 13.

[80] Ibid., vii, 5.

[81] Ibid., 2.

[82] Ibid., viii, 1.

[83] Inst. Theo., II, 4, 13. 罗杰斯和麦金（p.177）只引用了这句话的一部分，歪曲了图伦丁的立场。

[84] Rogers and McKim,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p.176-77.

[85] Ibid., pp.174, 177.

[86] Inst. Theo., II, 19, 18.

[87] Ibid., 5, 11.

[88] Rogers and McKim allege this i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p.180-81.

[89] Inst. Theo., II, 5, 3.

[90] From Canon II of the Formula Consensus Helvetica as printed in A. A. Hodge, Outlines of Theology, enlarged ed., Grand Rapids: Zondervan, 1972, p.656.

[91] John Bowman, “A Forgotten Controversy,” The Evangelical Quarterly 20 (1948): 55.

[92] Canon III, Formula Consensus Helvetica, in A. A. Hodge, p.657.

[93] Rogers and McKim,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177.

[94] Inst. Theo., II, 19, 8.

[95] Ibid., III, 10, 14.

[96] Ibid., III, 11, 11.

[97] Rogers and McKim,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p.187.

[98] Inst. Theo., I, 7, 2.

[99] Ibid.

[100] Ibid., 6.

谢选骏指出：人说“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是更正教宗教改革的一个响亮呐喊。这个确认针对的是宗教权威的问题，并总结了更正教的认信——宗教真理可以确切地知道，不是出自教皇和会议，而是仅仅出自圣经。唯独信心（sola fide）、唯独恩典（sola gratia）和唯独基督（solus Christus）的宣告总结了福音的本质，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则指出了此福音所有知识的可靠来源。

我看——上述说法忽视了或者隐藏了一个关键，那就是谁来解释这个“唯独”。如果谁都可以解释，那岂不乱成了一锅粥？如果唯独“谁”可以解释这个“唯独”，那解释岂不成了“最高指示”？

【32、生涯是人创造出来的——庄子无涯论麻醉世人，以便自己汪洋恣肆】

网文《吾生也有涯》报道：

《庄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己！

出自 《庄子·内篇·养生主第三》，原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解释

人生是有限的，但知识是无限的（没有边界的），用有限的人生追求无限的知识，是必然失败的。庄子主张的是“至知/无知”，即知识不能简单地说“越多越好”或“越少越好”，而是要区别清楚。顺道知识越多越好，悖道知识越少越好。所以，求知既是知识增加的过程，也是鉴别所得知识是否合道，并剔除悖道知识的过程。这里的“道”，可以理解成真理。

已而为知者。为知：自以为有知。

为知不能理解成学习知识，这与庄子上下文不连贯，庄子中从没提过有某某人追求无限的知识的事情。

逍遥游齐物论一直在讨论小知、大知的问题。为知理解为“自以为有知”就可以前后呼应，互相印证。

生命是有限的，知识是无限的，用有限的生命掌握无限的知识，是不可能成功的，

人不可能掌握无限的知识却自以为是大知者，自以为无所不知，就真的危险了。

自以为是大知者的危害：

危害1

自己不懂却以为自己懂得，掌握了错误的知识却以为掌握了正确的知识，并用来指导生活，就会产生危害。

从前都是母乳喂养的，人健康长大了。

后来有了奶粉，奶粉喂养和母乳喂养效果一样吗？未研究之前这是个未知问题，但是人们并没有想过，想当然的认为是一样的，于是很多人都用奶粉喂养了。但是研究表明母乳喂养更健康。这就是以不知为知，以小知为大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承逍遥游）

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危害2

由于人的知识有限，推理能力有限，验证知识的能力有限，立场各有不同。

人常常用不全面或错误的知识、错误推理过程、不同的立场，推导出和他人不同的结论（物论不齐，承齐物论）。

人常常有过高的自信心或者虚荣心，认为自己推理的结论是对的，别人的是错的。

认为自己比别人聪明，叫做智。

人常常为了争论对错而争斗，仅仅是为争论谁更聪明而争斗，是为虚荣心而争斗。（知也者争之器也。启人间世）。

碰到每个与自己观点不同的，都要去争论一下谁更聪明，人的一生都会在争斗中度过。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圣人追求知识不追求虚荣。圣人会反思自己并且请教他人。

译文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穷的，以有限的生命去追求无穷的知识，是要失败的。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却还要这样去获取知识，是失败中的失败。做好事不去追求名利，做坏事不去触犯刑法，把顺着自然规律去做，做为处事的法则，就可以保护生命，保全天性，可以养护精神，享尽天伦。

谢选骏指出：庄子似乎不懂，知識是人创造出来的。如果他懂得这一点却还是坚持无涯论，那么我会说——庄子的无涯论，是在麻醉世人，以便自己汪洋恣肆……如此看来，庄子能够成为大宗师并非偶然，而是处心积虑地阴谋筹划所致也。世人啊，千万别上了庄子的当，放弃了逍遥游那样的生涯！否则，只能望洋兴叹，任凭庄子横行两千多年了。

【33、世无英雄遂使孙文成名】

《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在伦敦被英国医生救出危难的故事》（BBC 2021年10月12日）报道：

中国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孙中山被称为“革命先驱”。

中国纪念辛亥革命、台湾纪念双十国庆节之际，你是否知道被两岸称为“革命先驱”和“国父”的孙中山，曾在伦敦有过一段被清朝政府秘密绑架拘押的遭遇。

如果没有康德黎和孟生两位英国医生奔走相救，被扣押在清朝驻伦敦公使馆内的孙中山，会被秘密送回中国，恐怕人头难保。

孙中山1896年在伦敦被扣押。15年之后的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灭，中华民国诞生。

1897年1月21日，署名为孙中山的《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一书出版。有专家考证认为，《伦敦蒙难记》虽署名孙中山，却是出自康德黎之手，但无论如何，这本书为当年发生的一切提供了第一手的信息。

孙中山伦敦行

1896年9月，29岁的孙中山在英国港口利物浦上岸，10月1日到伦敦。第二天他访问了与他在香港有师生之谊的康德黎医生（James Cantlie，1851-1926）。

在康德黎医生的安排下，孙中山住进了伦敦市中心的格雷客栈。

在此之前的1895年，孙中山策划的广州起义失败，他开始了多年的海外流亡生活。而伦敦有两位他在香港学医时的老师：康德黎医生和孟生医生（Patrick Mason）。

康德黎和孟生是毕业于苏格兰阿伯丁大学的医生，都是孙中山在香港学医时的老师。

孙中山被绑架

孙中山当年在伦敦住的格雷客栈（Grey Inn Place）到波特兰街（Portland Place) 的示意图

《伦敦蒙难记》中写道，“我经常拜访康德黎先生，实际上几乎每天都去，大部分时间在他的书房里度过。有一天午饭时他跟我说，中国公使馆就在附近，开玩笑说我可以去看看。但康德黎夫人马上说，‘最好别去，他们会抓住你把你运回中国’。我们听了这话都大笑了起来，完全没有想到女性的直觉会成真，而且我们很快就要经历这个事实。”

书中还提及，孟生也曾提醒孙中山不要靠近中国公使馆，但孙中山初到伦敦，完全不了解康德黎的住所离中国公使馆非常近，也是他从客栈搭公共汽车去康德黎家必须经过的地方。

10月11日，星期天，孙中山约好康德黎一同去教堂做礼拜，在去他家的路上经过了位于波特兰路（Portland Place）的中国公使馆。

这时有个中国同胞过来与他搭话，接着来了第二个同胞，盛情邀请他去家里喝茶叙话。

“旁边紧连着那个房子的门打开了，我被他们半开玩笑半硬推进了门......当门很快在我身后关上后，我还一点都没觉得意外。”

就这样，孙中山被清朝中国公使馆扣押下来。

孙中山在《伦敦蒙难记》中提到，他在公使馆内曾被当时出任中国公使馆参赞的英国人马卡尼（Halliday Macartney）审问，后经公使馆内一名英国佣人科尔（Cole）的帮助，才将自己被扣押的消息告知康德黎。

营救孙中山

康德黎医生在得知孙中山被绑架的一周时间内曾试图寻求英国内政部、外交部、警察局和媒体的帮助，但没有结果。最后伦敦《世界报》（The Globe）刊发的消息，对孙中山获释发挥了关键的舆论作用。

孙中山在伦敦被绑架事件在中国内外的纪念馆中都有提及，不过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网站上刊登的照片有误。左图是孟生医生，右图是康德黎医生。

10月23日，《世界报》报道说：“我们今天下午收到消息，昨天内政部收到的证词表明，孙中山被关押在中国公使馆，这些证词立即被传达给了外交部。因此，（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已向中国官员要求立即释放该囚犯。”

《世界报》还刊登了康德黎医生的证词说：10月17日星期六晚上10:30，我从一个可靠消息来源得到消息：孙中山被囚禁在中国公使馆，几天后他将被送回中国。在中国他肯定会掉脑袋。我立即去了哈雷广场3号马卡尼爵士的房子，但房子上了锁，在路上值班的警察告诉我他们已经离开六个月了。我于是去向警察局报告此事。由于没有得到任何即时的帮助，我就去了苏格兰场（伦敦警察局），把这件事交给了当局。

在英国政府和舆论的压力下，孙中山于10月23日被中国公使馆释放，前后共13天。

普遍认为，在伦敦的这一遭遇是孙中山的重要转折点，因为这一事件使未满30岁的孙中山成为国际名人。

康德黎与中国

《世界报》在1921年结业。营救过孙中山的康德黎医生之后一直继续支持他的革命。1912年，康德黎出版了《孙逸仙与中国的觉醒》（Sun Yat-sen and the Awakening of China）一书，介绍中国的情况。

台湾来鸿：孙中山的国父法律地位

观察：孙中山——两岸历史脉络的唯一共识？

美历史档案：孙中山是美国公民

1922年，孙中山出版英文著作《中国的国际发展》（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 并在扉页上写道：谨以此书献给我最尊敬的老师和无私奉献的朋友——康德黎医生及其夫人。他们曾经救过我的性命。

康德黎一家与中国的关系在康德黎医生1926年去世之后一直延续至今。他的儿子肯尼思·康德黎（Kenneth Cantlie）是火车工程师，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应邀在1929年作为顾问参与中国的铁路建设。他设计的 K7 蒸汽火车头直到1970年代才从中国铁路线上退役。

如今在英国约克的国家铁路博物馆（National Railway Museum）里，有一台K7火车头。这是1981年中国政府专门海运到英国再通过公路运到约克的纪念品。

当年伦敦波特兰街49-51号扣押孙中山的清政府驻英公使馆馆舍，曾是民国政府驻英大使馆，现在是中国驻英国大使馆。

自民国政府至今，馆内一直设有孙中山伦敦蒙难纪念室，其中如今有两尊雕像，孙中山和康德黎。

1970年，阿伯丁研究生医学简报（ Aberdeen Post-Graduate Medical Bulletin）上曾经刊登了对《伦敦蒙难记》的评论文章。

文章写道：“人们不禁会想，当年如果不是阿伯丁大学毕业的两个医生努力解救了某个中国医生，当今世界的局面会有怎样的不同。”

谢选骏指出：英国鬼子康德黎一手伪造了孙中山的《伦敦蒙难记》（Kidnapped in London），制造了一个“中国革命的样板戏”，从而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世无英雄遂使孙文成名也！如果没有英国鬼子的插手，中国可能就不会栽进联俄容共的陷阱了。那样即使南北分裂为两个中国，大陆也不会被饿死、整死、计划生育死掉几亿人口了。英国人罪恶滔天，势必血债血偿！

【34、台湾买不起无人机了】

《中国无人机侵扰台湾，“灰色地带”战术升级》（JANE PERLEZ, AMY CHANG CHIEN 2022年9月13日）报道：

台湾台北——起初，台湾士兵无视从中国飞来的无人机。然后，随着数量增加，他们开始鸣枪示警。最后，士兵们把其中一架无人机击落到海中。

过去一个月中，近30架非武装无人机在中国南部海岸附近属于台湾的两个岛屿上空盘旋。这些无人机大多属于民用，或者来路不明，但显然是针对驻守在这些岩礁上的台湾士兵。

无人机加剧了双方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在过去一个月里已经升级到新的高度。中国加强了在台湾海峡的军事部署，其战机和舰船正在空前靠近这座岛屿的区域活动，测试台湾的防御能力，并增加了发生冲突的风险。北京声称自治的台湾是其领土。

“中国正在借由这些骚扰来增加对我们的压力，然后故意去升高一些台湾周边的紧张的情势，”台湾国家政策研究基金会分析师揭仲表示。“不能因为它是民用无人机就认为它跟军事目的没有关系。”

问题在于，台湾将如何应对未来可能进入其领空的中国无人机，以及能否在不引发冲突的情况下威慑北京方面。台湾国防部说，过去一周，除了常规的各种战机外，中国军方还向台湾附近空域派出了四架无人机。据台湾称，上周四，中国派出了TB-001战斗无人机，也被称为“双尾蝎”，周五和周六又派遣了两架侦察无人机。

对中国来说，军用无人机可以用来收集情报。民用无人机则成为国内宣传的一个新来源，旨在破坏台湾的形象。

在中国社交媒体上，一架无人机拍摄的照片显示，两名台湾士兵看起来既惊讶又可怜。一些图片显示了中国城市厦门高耸的摩天大楼与台湾士兵在岛上的简陋环境之间的对比。中国评论员嘲笑士兵向无人机投掷石块。

对台湾而言，无人机代表着中国大陆不断升级的恐吓和心理战的最新战线——即所谓的“灰色地带”战术。频繁的侵入给台湾政府带来了压力，迫使其做出坚定的回应。蔡英文总统警告中国大陆，台湾军队在面对侵略时不会袖手旁观。“我们不会挑起争端，我们会保持克制，但这并不代表我们不会反制，”她最近在台湾海峡的澎湖列岛发表讲话时表示。

9月1日，也就是蔡英文发表讲话的两天后，台湾士兵击落了那架民用无人机，这对在反制中国方面一向克制的台湾来说是不寻常的。

台湾总统蔡英文上个月访问了澎湖的一个海军基地。澎湖是台湾西海岸的一个群岛，由几十个岛屿组成。专门研究中国问题的前五角大楼官员德鲁·汤普森表示，台湾面临的部分挑战是，其军队具备应对中国战斗机的能力，但不习惯这种低水平但持续的干扰。当无人机首次出现时，台湾似乎毫无准备，也没有足够的设备来对抗它们。

“军队有点措手不及，”汤普森说。“台湾仍在打20世纪的战争，需要接受21世纪的不对称战略。”

金门防卫指挥部的张荣顺少将说，在这架无人机被击落后，台湾军方在金门和马祖列岛的基地部署了额外的无人机干扰机，可以破坏靠近的无人机的信号。这两个拥有大量驻军的岛屿向狮屿（即无人机被击落的那个离岛）派遣了士兵。防务分析人士说，目前驻守在该离岛的士兵不到20人。

上个月初，作为对美国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访问的回应，北京针对台湾进行了大规模军事演习，之后中国的无人机开始在这些岛屿上空盘旋。分析人士说，无人机飞行是中国大陆在过去几年中使用的“灰色地带”战术的最新版本，中国大陆试图胁迫台湾，使其屈服，同时避免发动战争。这类战术的范围很广，从战斗机每天飞越台湾海峡中线，到对台湾外交部等文职机构进行网络攻击。

专家们说，中国一直在稳步增加在台湾附近飞行的军机数量，以削弱台湾空军的战备能力。迫使台湾飞行员在短时间内不断紧急起飞，导致疲劳和士气低落。

台湾一直在寻求提升其能力，以应对中国大陆的侵犯，以及华盛顿对其需要采取更多措施加强防御的担忧。拜登政府本月批准向台湾出售超过11亿美元的军事武器，包括反舰导弹和监视雷达。过去，包括特朗普政府时期在内的一些武器销售规模更大。尽管如此，北京仍抱怨称该计划将“严重危害”其与美国的关系，并敦促华盛顿取消军售。

台湾政府最近也宣布大幅增加年度军事预算。190亿美元的预算比前一年增加了13.9%，而自2017年以来，每年的平均增幅都不到4%。国防部表示，部分新资金将用于购买新型战斗机。

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8月初与蔡英文会面后，无人机开始在台湾附近的岛屿上空盘旋。相比之下，中国今年早些时候宣布了2290亿美元的军事预算。

专家表示，中国在过去10年投入了大量资源发展无人机技术，这表明中国将继续使用不同种类的无人机对付台湾。“很明显，无人机将在中国征服台湾的行动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华盛顿研究机构防务优先亚洲事务主管、中国军事问题专家莱尔·戈德斯坦说。“中国已经做出了巨大努力，将无人机技术融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个部门，以及武警和海警等相关部门。”

一些专家表示，他们认为上月月底飞行的民用无人机是由业余爱好者操作的，他们烦扰岛上少数台湾士兵，然后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照片，以此获得一点乐趣。

前五角大楼官员汤普森表示，这些民用无人机似乎不太可能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组织的，解放军通常试图直接控制其对台行动。

上个月，台湾台中空军基地准备起飞的战机。中国大陆可能试图通过频繁进犯来消耗台湾飞行员。“没有证据表明这些飞越包括狮屿在内的离岛的民用无人机受到了军事控制，”他说。

其他军事专家则表示，中国军方默许或至少纵容了这些飞行。前澳大利亚军方国防情报分析师艾伦·杜邦表示，无论是谁派来的，无人机出现频率的上升都代表着中国与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升级又上升了一步。“这比看起来要严重得多，”杜邦说。

台湾如何应对无人机，对未来很重要。杜邦说，如果台湾击落一架军用无人机——比如中国周四派出的“双尾蝎”——这可能会让北京有机会声称遭到敌对行动，并指责台湾挑起冲突。他指出，到目前为止，台湾军方一直保持克制。即使击落无人机，其行动也遵循了标准程序。

台湾空军退役副司令张延廷说，士兵击落无人机是因为它飞越军事哨所，无视警告，停留时间超过了三分钟。他说：“我们给了它时间飞走，国军不得不把它射下来。”

在冷战最激烈的时期，厦门附近的岛屿是中美之间的高度危险点。1958年，毛泽东向金门岛开炮后，华盛顿的军方高层威胁要投下小型核弹进行报复。艾森豪威尔总统拒绝了这个建议。

但前台军参谋总长李喜明表示，目前台湾军队可以使用一种相对柔和的威慑形式。他建议在岛屿上张贴批评中国领导人的标语，让中国退缩。标语可以写：“起来吧，全中国人民推翻专制的习近平。”

谢选骏指出：上面的报道废话半天，也无法切中要点——看来台湾真的穷困潦倒了，连无人机都买不起了。否则的话，派出对等数量的无人机飞到大陆地区进行对等巡航，不就解决问题了吗？

《台湾800架无人机赴乌参战，性能不如民用，挂弹和俄军“同归于尽”》（2022-08-27 上海）报道：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台湾就不止一次在国际社会上狂刷存在感，又是要加入制裁俄罗斯的队伍，又是要给乌克兰捐款……这两天，在乌克兰打上台湾的主意后，岛内媒体瞬间又得意起来了。环球时报消息，台湾为表示“对乌克兰的支持”，援助了800架无人机前往乌克兰参战。

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的不少武器都是靠美国和欧盟国家援助的，然而在这其中，竟然还出现了台湾的影子。记录显示，台湾无人机制造厂商先是把自己造的无人机卖给波兰，再由波兰转交给乌克兰军方使用。据称，到现在为止，台湾方面已经卖给了波兰800架无人机，其中包括EVOLVE 2侦察垂直起降无人机，以及Revolver 860攻击无人机。

此前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中，Revolver 860无人机的身影也的确出现在了俄乌战场，乌军使用该武器向俄罗斯军队投掷了迫击炮弹。

不过，这号称“军用”的Revolver 860无人机水分到底有多大？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公开资料显示，Revolver 860攻击无人机采用的是4臂、8旋翼的设计，可以载荷最多8枚迫击炮弹，飞行范围约20公里，续航时常为20-40分钟。

可以看出，这些关键指标甚至还不如有些国际先进的民用大型多旋翼无人机，性能实在是不怎么出色。而这，也是台湾无人机领域整体落后的一个缩影。别说是台湾民间制造厂商了，就连台湾军方所属的“中科院”，研究出来的无人机也是“一塌糊涂”。

比如曾花费10多年时间研发的，号称台湾军方现役最先进的“锐鸢”无人机，自服役以来就事故不断，因各种原因接连坠毁。然而即便如此，岛内却依然“雄心勃勃”，放话要在俄乌冲突中发挥重大作用，并称他们的无人机能够攻击敌人的导弹发射场，还能帮助确定敌人雷达的位置。

不得不说，台湾军方属实是有点“自不量力”了。

乌克兰打上台湾主意，成立台湾联络小组

就在民进党当局频繁拿乌克兰问题狂刷存在感之际，乌克兰也开始在“作死”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近日，乌克兰干出了一件让人无法理解的蠢事，宣布成立所谓的“台湾联络小组”，要致力于深化乌克兰和台湾在多方面的联系。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负责人甚至还声称，要把立陶宛当作榜样。

要知道，中国在俄乌冲突中一直都保持着中立的立场，然而乌克兰政府却试图在“一中原则”上挑衅，这是中方绝不能容忍的。

至于乌克兰为什么这么做，原因可能有三个。

·第一，美国在背后的蛊惑。

实际上，中国和乌克兰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矛盾，俄乌冲突爆发后，为帮助乌克兰解决人道主义危机，中国还曾向其捐赠了1500万元的物资。而乌政府如今打上台湾的主意，很可能和当时的立陶宛一样，背后少不了美国的影子。

·第二，民进党当局的谋划。

俄乌冲突以来，民进党当局就屁颠屁颠的跟在美国背后，先是宣布要制裁俄罗斯，后来又向乌克兰捐助了1亿元新台币，如今还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显然，这一系列举动都让乌克兰政府非常满意，因此他们做出这样不明智的举动，也不难理解。

·第三，乌克兰政客的投机。

这些政客为了一己之私，丝毫不会考虑乌克兰未来的前途和命运，所以美国需要他们怎么，他们就怎么做。

对此，中国大陆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警告称，他们借政治操弄煽动对抗、制造敌意的图谋势必不会得逞。

不得不说，乌克兰在中国的红线问题上疯狂试探，对其自身而言，绝对就是“作死”，要知道，中国一旦与俄罗斯在地缘上形成默契，乌克兰立刻就会成为牺牲品。到时候，可能普京做梦都要笑醒吧！

谢选骏指出：如果上文所言为真，看来是台湾小人怯场，不敢用自己研发制造的无人机到大陆比试比试；又没钱购买先进的无人机去大陆巡抚巡视，只能自己和自己生生闷气了。

【35、亡国奴是无法经营任何事业的】

《大量老照片曝光 当年中国人是如何经营海参崴的？》（地球知识局 2021-09-19）报道：

1860年，俄国通过不平等条约，从清政府手中换得了一大片远东的新领土。

为了防止华人势力反攻，沙俄当局一开始对中国人进入新领土的大城市采取了严防死守的战略。在后来被建设成太平洋舰队总部，同时也是远东边疆核心城市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更是根本见不到多少中国人的身影。

作为俄国人寻找暖水港的重大战果

海参崴在远东的地位无疑是举足轻重的▼

但远在圣彼得堡的中央政府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向远东投放资源，地方当局唯一的选择，还是雇佣中国人参与市政建设。在一系列军政设施全部被中国工人承包的同时，这座城市的基层商业活动也基本成为了勤劳的中国人的天下。

著名的尼古拉凯旋门也是出自中国工人之手▼

中国人率先进军的地方商业活动是运输业，这很大程度上也和城市建设的需求有关系。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建设之初，道路系统和运输业主要由俄国人控制。但由于劳工不足，以及俄族运输工人的福利要求过高，在城市大规模建设的时期，市政当局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采购他们的服务。而在工地上工作的一些中国人发现了其中的巨大商机，选择了脱离工程队，买上一辆马车，摇身一变成为了工地的货运供应商。

中国工人活好价廉还不要名分

俄国人想要搞建设就要给华人一丝生存的机会

相较于傲慢的俄国工人，这些中国运输工有自己独到的优势。

他们的生活要求很低，对马匹和车辆的保养需求也不高，基本就是能用就行，甚至还有用俄族人看不上的老牛的，压低了一大截成本。而在当时，符拉迪沃斯托克周边的砖厂、石料场、木材厂也都是中国人开办的，运输队能通过语言优势和老乡套近乎的方式，获得最低廉的进货价格。

他们组建起马车队，聚集在离仓库不远的地方

争取能接到更多的活▼

很快全城大街小巷的货运业务就都被中国人包揽了，俄国工人驾驶的马车全面退守他们有语言优势的客运领域。

中国人大举进入马车货运，一开始还激起了俄国人的不满。马车行会向市政府施压，要求取缔中国马车，理由是这些破破烂烂的马车有碍观瞻，中国人还经常超载，导致道路毁坏严重，难以修复。但更多的当地商行欢迎能带来低运输成本货物的中国人，向当局请愿保护中国人的运输权。

中国马车和俄国马车在街头的相遇

俄国人看不起的中国马车却更有市场也支撑了大部分的运输需求▼

权衡之下，符市当局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政策，辟出一块专门的马车场，要求中国马车必须在此集结，接受车况检查，并按时向当局缴纳租金。如此提高了中国人参与运输业的门槛，同时也保留了中国马车提供的服务。他们也很清楚，这座城市陆上运输业的正常运转已经少不了这些沉默的中国人了。

其实马车夫们在当时的符市华人运输业者里已经算是有产者了，更多的中国人从事的是真正的无产工作——背夫。

只需要一个背篓和健康的身体就可以了

真正的工具人▼

马车运输价格较贵，而且有时候也未必有能装满一马车的货物，所以背夫苦力也就应运而生了。在当局看来，这些自愿做背夫的中国人已经不是人了，而是城市交通工具的一部分。他们不能走人行道，妨碍体面的俄国人行路，而必须在行车道的最右侧和马车抢道，遵守车夫的交通规则。

即使被傲慢的俄国人如此对待

他们还是靠着坚韧的品质在此生存了下来▼

为了增加收入，这些耐力极佳的中国背夫也绝不拒绝任何可能的生意机会。他们中自学了俄语，擅长打哈哈的，就埋伏在市场门口，为出门采购的俄国太太们背商品；力气大的就去码头和搬家公司等着，用一个背篓装着不低于自己体重的货物进进出出；其他还有背棺材、背大粪、背军事物资的，只要有运输的地方就能见到中国工人。

更多的时候还是在码头装卸搬运货物

业余还可以找点零活▼

和所有见到过早期中国海外移民的西方人一样，符市的俄国人也觉得这些中国人一定是地狱来的不死族，他们面无表情，“拿着5个戈比（俄国辅币，1戈比=0.01卢布）就可以背着8普特（俄国重量单位，1普特=16.4公斤）东西走到天涯海角”。

两个国家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国民自然有不同的追求

俄国人要扩张，要强盛，要追求

此时的中国人最主要的还是活下去▼

但大多数人选择放弃了探究他们究竟是不是活人，只要当价廉物美的运输工具用就挺好。

尤利尤利与帝王蟹

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这样的海港城市，海洋运输的重要性并不输给陆上运输，是城市公共交通的重要一部分。而在这样的市场上，也涌现出了一大批中国人的身影。俄国诗人马特维耶夫在自己的诗歌中这样写道：

黄皮肤的中国人划着“尤利”（俄国人对中国舢板的称呼）

湾里蓝色的水泛着静静的涟漪

他们面前是远东的首都

符拉迪沃斯托克在烟雾里

……

中国人摇桨歌唱

歌唱着海参崴——伟大的海参之城……

在这座海港城市，海面上也有着很多的机会

俄国人用来贸易，中国人也可以用来做生意▼

中国船工有没有在歌唱海参崴我们不得而知，但中国船工成功掌控了符市的海运是确凿无疑的。飘荡在金角湾里的众多“尤利”，在白天是能够超载运输木材的坚忍货船，到了晚上就是船工包饺子、吹唢呐的宴会厅。常年将船只当家的船民不是只有广东、福建才有，在必要的情况下，东北移民也可以。

中国船工的印章▼

随着华人在海运业的势力越来越大，一些有商业头脑的人逐渐脱颖而出，变成了大船东，最大的木船已经可以装载超过50吨的货物，俨然是金角湾一景。而深感威胁的俄国船运业主也联手向市政府施压，要求立法禁止外国人在符市近海提供海运服务。

金角湾的中国舢板

部分中国人在此已经有了原始的资本积累▼

立法最终通过，但对实际情况的改变着实有限。当时在符市海运协会等级的船只共有615艘，其中半数名义上属于俄国人，但大多数船只的实控人还是中国人。一项非官方统计显示，这里边真正的俄国船主只有6个人。

中国舢板和太平洋第1分舰队的军舰停靠在一起

中国人用耐力和智慧在这片“异国他乡”的土地上扎下了根▼

此外还有大量根本没有去登记的小型中国船只在提供辅助支线服务。中小型的商行老板们，自然都很喜欢这些黑船。

当局的政策归政策

物美价廉才是生意人最在意的▼

这些船只还经常能搞出一些副业。

比如一些胆子大的船民很快发现，符市近海有着丰富的深海渔业资源，捞鱼捉虾比单纯做运输业赚钱得多。于是他们改装了货船，在市场里租下一个摊位，出售新鲜或者烹饪好的水产。一位叫别里杰尼诺夫的俄国作家这样回忆他在符市的见闻：

“地上是用白铁皮座城的大货槽，各种鱼类真是应有尽有！从比目鱼到大肚子虾虎鱼，再到鲭鱼和马哈鱼，还有锯条鱼和鳕鱼……螃蟹、海蜘蛛，有大有小……虾有煮过红色的……就着啤酒，不知不觉就可以吃上上百个……”

充分利用了现有的环境资源创造美好生活▼

把水产店直接改造成现点现做的渔人饭馆，这很中国。更让人惊叹的是，甚至连这些水产速食店的酒类供应商也是中国人。在当时还不算大的符市，总共有6间中国啤酒厂，酿酒的原料颇具中国特色，是大米。由于价廉物美，口味独特，这些啤酒不仅供应中国人，后来甚至成了俄国水兵上岸找乐子时爱喝的酒。

然而这还都只是中国人在这里商业活动的冰山一角。

谁的生活也离不开中国人

虽然相比于俄国核心区，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气候条件已经算得温和，但这毕竟是世界上最北的大城市之一，每年有半年都属于寒冷期。在这样的城市生存，淡水、煤炭、保暖的衣物是最基本的必要物资，而这些无一例外也全都是由中国人提供的。

大到铁路大桥，小到生活必需品

中国人和他们的生意都成了符市正常运行下去的基础▼

虽然符拉迪沃斯托克是一座被海洋包围的相对温润的城市，但只要摊开地图就会发现，这座城市周围并没有什么大江大河。最近的大河是发源于中国境内的绥芬河（后来在苏联时期，俄国段改称拉兹多利纳亚河），河口距离符市老城区的直线距离也有30公里，取水很不方便。

取水不方便，堵门挺方便▼

最早到达城市的海军主要使用的是泉水和城区小河里的水。然而为了建设城市，周边的森林破坏严重，这更进一步带来了水土流失，这些泉眼和河水很快就不再出水了。符市的人口越来越多，水源地却越来越在往城北的郊区转移，普通市民想喝上一口干净的水都很难。

人越来越多，需求也越来越大▼

这时候就轮到中国工人撸起袖子出场了。他们活跃于城北的水源地和市中心的水站之间，用最原始的挑担的方式，夏天送80桶，冬天送50桶。一直到了30年代，苏联控制下的远东边疆区兴修了一系列水利设施，这些送水工才退出了历史舞台。

一副扁担供起了生命之源

既是顾客的，也是挑夫的▼

煤炭同样如此，这可以从后来苏联《红旗报》的一份官方声明中看出端倪。

苏维埃政权对商品价格进行了严格的控制，规定了各种商品的最高价格，其中也包括煤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红旗报》展示了全市50个煤炭零售商的名单，要求市民举报售价高于规定价格的商人。而这五十个人，竟然全部都是中国人。

还有毡鞋，这是在寒冷的俄国必不可少的冬日装备。制作毡鞋的工序很复杂，首先要把牛毛和羊毛洗净弹松，然后用木棍把混合的绒毛擀成紧实的毡子，最后粘贴在鞋底上。整个工作既需要耐心和体里，工作环境也因为尘土飞扬而肮脏不堪，几乎只有中国工人能够忍受这项工作。

而在夏天毛毡生意不好的时候，这些毛毡匠就变成了冰淇淋小贩，推着小车上街卖冰淇淋，赚一笔换季外快。

冬天卖冰糖葫芦，夏天卖冰淇淋▼

类似这样的生意经在当年的符市极为多见，中国人已经在俄国人的眼皮底下建立了一个庞大的小买卖帝国。尽管他们没有资格在当地购买土地和房屋，但中国人擅长用租赁手段狡兔三窟般的布置自己的产业，并且迅速击垮周边的其他国家商铺。

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没有俄国商人优越的背景

但有吃苦耐力的精神▼

到了20世纪初，符市斯维特兰娜大街边，全城最大的自由市集里，已经几乎看不到白人的店老板了，摆摊开店的全部都是中国老板。资产比较大的老板有一个店面，肥头大耳，蓄须留甲，显然已经很久不事劳动，打理店铺的大多是他的同乡伙计；还在小本经营的中国人则盘着辫子，瘦小的身上披着宽松多用的中国服装，蹲在路边静静地观察路过的潜在客户。

铺出了一条中国大街▼

但其实，这些人刚来到这座城市时，都是一无所有的赤贫者。只是有些人在短短十年间，就完成了阶级跃迁，而这些成功的大老板也成为了那些还在行商的小生意人的偶像——中国人永远相信自己能成为时势中的英雄。

北京大街（海军元帅福金街）两侧都是中国商人的产业▼

然而毫无疑问，在俄国人统治下的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些英雄只能是经济层面的，永远也获得不了相应的政治地位。

《符拉迪沃斯托克报》上描述的如下街景更为常见：一个刚刚来到符市的中国苦力因为忍受不了饥饿，偷了俄罗斯人货摊上的面包，被发现后遭受了摊主的毒打，随后众人将其送到警署，摊主全身而退，俄国警察又狠狠“教训”了他一番。

毕竟，这片土地已经是他人的囊中之物，而这些中国人，反而成了遭人提防的恐怖外乡人。

谢选骏指出：亡国奴是无法经营任何事业的！不论是在辽金元清的统治下，还是在列强和日本苏联的侵略下，中国人都无法如愿以偿，只能像害虫一样“活着”，像废垃一样遭到處理。如果他们冒险尝试经营，他们的事业也会在不久之后就被粗暴地打断，“竹篮打水一场空”成为深入骨髓的民族梦魇。

【36、微软的ChatGPT比股沟的Bard更加无知】

《ChatGPT竞品Bard答题翻车，谷歌市值一夜蒸发超7000亿元》（界面新闻程璐2023-02-09）报道：

在应对ChatGPT向人工智能领域发起的挑战中，谷歌的反攻遭遇了不利开局。

2月8日，谷歌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Bard在一条演示视频中犯了一个事实性错误，致使美股开盘后谷歌股价大跌7.68%，市值一夜蒸发约1056亿美元（约合7172.78亿元人民币）。

在当日发布会上，谷歌展示了其聊天机器人Bard的一部分Demo示例，但并未透露正式版本的发布时间。在官方演示视频中有提问问道：“关于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JWST），我可以告诉我9岁的孩子它有哪些新发现？”

对此，Bard的其中一个回复为，JWST拍摄了太阳系外行星的第一张照片。（JWST took the very first pictures of a planet outside of our own solar system.）

然而这个答案是错误的。事实上，第一张系外行星照片是由智利的甚大望远镜系统拍摄的，而非詹姆斯韦伯拍摄，这颗系外行星名为2M1207b，大小约为木星的五倍，距离地球约170光年。NASA官网显示，“2M1207b是第一个直接成像（directly imaged）的系外行星。它是在2004年由VLT首次拍摄的。”

上述错误被发现后，再次引发市场对人工智能技术生成答案的准确性的担忧，谷歌股价也一度暴跌近9%。

此前，面对ChatGPT的全面爆红，微软决定将OpenAI的技术整合到Bing搜索引擎中，引发搜索市场巨震，外界认为谷歌在搜索市场的霸主地位或将受到威胁。

为应对上述挑战，外媒报道称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曾在内部紧急发布“红色代码”， 参与了一系列探讨谷歌AI战略的会议，并紧急召回淡出多年的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两位联合创始人，参与到加速推出ChatGPT竞品的日常工作中来。

谷歌的Bard聊天机器人便是在此背景下推出，这一基于对话应用语言模型（LaMDA）的实验性AI程序正与ChatGPT展开直接竞争。皮查伊也在其博客中发文表示，目前Bard已经开展测试，并在几周内向公众开放。

谷歌声称Bard能提供新鲜且高质量的回答，而ChatGPT的训练数据仍停留在2021年，不能保证回答更新的信息。周三的发布会上，谷歌表现得信心满满，并将Bard比作“创造力的出口和好奇心的发射台”，但未料随后官方视频中的回答被指出现纰漏。

面对白热化的人工智能争夺战，微软已经抢占高地，旗下Bing搜索引擎和Edge浏览器、办公全家桶Office和云计算平台Azure，都全线整合进ChatGPT。

事实上，OpenAI与微软自2019年起就建立起了紧密联系。而在今年1月下旬，微软再次宣布与OpenAI达成一项多年、数十亿美元的投资协议，市场传言称双方的新投资金额高达100亿美元。

OpenAI首席执行官萨姆·阿尔特曼（Sam Altman）最近一次接受采访时的言论也耐人寻味。他称已经看到微软这一决策带来的巨大优势，“然而，如果我坐在一个令人昏昏欲睡的搜索垄断者这边，不得不思考在新世界中变现方式遭遇的真正挑战和新的广告形式，甚至可能会遇到暂时的业务滑坡压力，那我可能感觉不会很好。”他口中的“搜索垄断者”即指谷歌。

谷歌方面未对此做出回应。可以确定的是，在“谁能代表下一代搜索和浏览器”的问题上，两大科技巨头还将继续针锋相对。

谢选骏指出：股沟的Bard虽然答错，但我保证，微软的ChatGPT比股沟的Bard更加无知！为什么呢？因为微软的搜索引擎Bing比股沟的搜索引擎Google更加低能。

《谷歌AI聊天机器人答错问题 股价大跌7.4%》（每日经济新闻 2023-02-08）报道：

2月8日晚美股开盘，美股三大指数集体低开，道指跌0.29%，纳指跌0.37%，标普500指数跌0.40%。

谷歌大跌超7%，市值蒸发约1020亿美元（约6932.50亿元人民币）。此前谷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Bard在一场发布会上对用户提出的问题给出错误回答。

谷歌聊天机器人Bard答错问题

2月7日，谷歌通过Twitter发布了一个在线短视频广告，推广其旗下Bard。Bard是近日爆火刷屏、给谷歌搜索带来巨大威胁的ChatGPT的竞品。然而，万众瞩目、备受期待的Bard，却出师不利。

谷歌在广告中表示，Bard是一项实验性对话式AI服务，由LaMDA提供支持。Bard使用谷歌的大型语言模型构建，并利用网络信息。谷歌将其聊天机器人描述为"好奇心的发射台"，称它有助于简化复杂的话题。目前，谷歌的这一广告在Twitter上的浏览量已达到100万次。

这家科技巨头在Twitter上发布了一段巴德行动的GIF视频，称这款聊天机器人是"好奇心的发射台"，有助于简化复杂的话题。

有提问问道，"关于詹姆斯·韦伯太空望远镜（JWST），我可以告诉我9岁的孩子它有哪些新发现？"对此，Bard给出了很多答案，其中一个包括，太阳系外行星的第一张照片，是用JWST拍摄的。然而，这个答案是不准确的。根据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2004年，欧洲南方天文台的甚大望远镜（VLT），拍摄了第一张系外行星照片。

谷歌的新人工智能工具Bard犯了事实性错误，这加剧了人们对相关工具尚未准备好集成到搜索引擎中的担忧。

据《金融时报》报道，谷歌2月6日透露计划推出一款聊天机器人Bard，与OpenAI颇受欢迎的ChatGPT竞争。该公司正寻求在将强大的新语言人工智能引入互联网搜索业务的竞赛中收复失地。

模型对抗

Bard由谷歌对话应用语言模型LaMDA驱动。实际上，这一底层技术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早在2021年，谷歌就已开始进行由LaMDA支持的对话型AI服务开发，但并未广泛为公众所用。

谷歌所研发的LaMDA，是一种基于网络上数十亿词汇进行训练的大型语言模型。它不仅受益于谷歌更强大的计算能力和研发团队，并且谷歌还有能力通过数百万用户的反馈来对LaMDA模型及聊天机器人Bard进行微调。

2022年年底，LaMDA曾一度登上媒体头条。当时，谷歌AI研究员布莱克·雷蒙恩（BlakeLemoine）坚信，LaMDA是"有意识、有灵魂"的，但他的说法在受到广泛批评，最终谷歌驳回他的说法，并让其带薪休假。

实际上，谷歌是最先提出深度学习模型核心算法的企业，其对大语言模型的研究很早就开始了，2018年BERT横空出世。2021年，谷歌又推出了比BERT更强大的MUM。

马萨诸塞大学洛厄尔分校计算机科学教授JieWang在此前接受《每日经济新闻》采访时表示，像谷歌这样的大公司会有一定优势，因为他们拥有人力、技术和财力资源。不过，没有一个模型可以在所有方面都擅长。因此，所有公司在市场上有足够的空间。这将是一场新的比赛，尤其是在深度和正确性方面。

ChatGPT的背后，是OpenAI一手打造的GPT-3.5模型。可以说，Bard和ChatGPT的对决，就是LaMDA和GPT-3.5的对决，也是谷歌和OpenAI这两个在大语言模型领域冠绝全球的双雄之间的主战场。媒体评论称，基于LaMDA的聊天机器人Bard将成为谷歌此次的决胜关键。

网民嚎叫：

maina 发表评论于 2023-02-08 22:49:00

谷歌很聪明，一个错答就制造了一次抄底的机会。

ayan 发表评论于 2023-02-08 22:04:14

不是个事儿，借机炒短线而已。GOOGLE在这一领域依然大有可为，未来可期。

天台坐客 发表评论于 2023-02-08 20:58:40

要ChatGPT回答错只是分分秒秒的事。这有什么大不了的。

《为ChatGPT疯狂！微软必应APP下载量暴涨10倍》（周晓雯 2022-02-08）报道：

全靠同行衬托。

乘着ChatGPT的东风，微软多年“坐冷板凳”的必应一飞冲天了。

周三，根据应用情报公司data.ai的初步估计，必应在全球范围内的新下载量增长了10倍，在美国的App Store所有免费iPhone应用程序中，必应中排名第12。

早些时候，微软宣布将在必应主页的前端和中心植入一个类似ChatGPT的机器人。人们可以向它提出任何问题，包括最近的新闻事件，它会模仿人类进行回答；它甚至会使用表情符号。Edge浏览器也有类似功能。

周二，微软首次展示了新的必应，这次更新在搜索引擎本身增加了类似chatgpt的体验，允许用户与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交谈，以帮助解决更复杂的查询，并帮助选择内容创建任务。华尔街日报专栏记者 Joanna Stern试用新的必应后感慨“真的很聪明”。

必应新版本目前仍处于有限的预览阶段，“助力”微软“一飞冲天”的，还有老对手谷歌。

隔夜，谷歌开发的聊天机器人Bard被指出回答中存在低级错误，谷歌股价暴跌近8%；另一边微软早盘一度上涨3.4%，市值重回2万亿美元。

金融博客ZeroHedge吐槽：谷歌跌8%，因为大家都突然去用必应了。与此同时，微软表示，想要尝试新人工智能功能的用户必须先加入等待列表。而如果用户在他们的个人电脑上设置微软的默认搜索，并在他们的手机上安装必应app，他们可以更快地获得访问新必应的机会。

这一举措显然直接激发了必应在应用商店排行榜上的快速攀升。

在微软发布有关聊天机器人消息之前，必应还不是一款受欢迎的应用。

上周，必应在美国应用商店的办公类应用排行榜上排名第160位，现在，它是第二名。

风险提示及免责条款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本文不构成个人投资建议，也未考虑到个别用户特殊的投资目标、财务状况或需要。用户应考虑本文中的任何意见、观点或结论是否符合其特定状况。据此投资，责任自负。

谢选骏指出：我亲自试了试ChatGPT，可以说效果差强人意，基本不及格。

《微软“核弹级”更新：ChatGPT亮相Bing搜索和浏览器，今天上线，免费使用》（2023-02-08 创事记 微博 硅星人）报道：

自从ChatGPT横空出世并持续爆火以来，微软、谷歌这两家硅谷科技巨头之间的火药味就越来越重了。

在昨天谷歌匆促上马了ChatGPT的直接竞品Bard、并宣布了一系列AI新战略之后，ChatGPT背后的“大哥”微软也连夜广发英雄帖，马不停蹄地召开了一场闭门媒体发布会。当然，这次的主题也是关于AI。

跟谷歌昨天逐步开放Bard和上线服务这种略显保守的表态不同，微软这次显然步子迈得更大、攻势也更加猛烈：会上，微软正式宣布推出集成ChatGPT的全新Bing搜索服务，以及集成AI辅助的Edge浏览器。这两项重大更新今天就立刻上线，预计在未来几周内向全球数百万的用户开放。

大约在几周前，硅星人就曾谈论过《微软未来十年的想象力，藏在ChatGPT里》，当时关于微软的AI战略，还只是在ChatGPT突发热潮下一些影影绰绰的猜想。而在今天的发布会上，微软开始逐个证实这些传闻，首轮发布的这两项服务招招攻向谷歌的要害，其在人工智能时代参与争霸的雄心似乎已经要溢出屏幕。

重磅发布集成ChatGPT的Bing搜索服务，立即上线

当昨天谷歌正在如火如荼地发布着自家的AI计划之时，OpenAI的创始人Sam Altman也在推特上发了一张自己与微软总裁纳德拉的合照，并配文表示期待“明天的活动。”

显然，微软这次就是要和OpenAI一起搞事情。

来自Sam Altman的个人推特主页来自Sam Altman的个人推特主页

今天活动的一开始，纳德拉首先登场就强调了AI的重要性。他表示这项技术将重塑“几乎所有软件类别”，甚至可能重塑网络。微软已经在AI上研究积淀了多年，对此感到非常兴奋。而对于微软而言，开启这项重要技术应用的第一阶段是——搜索。

今天，集成了 ChatGPT的新版Bing搜索引擎正式闪亮登场。新版Bing带有一个扩展的聊天框，它现在可以做的不仅仅是回答事实问题和为你提供各种链接，在ChatGPT的帮助下，它还能够为你即时生成各种个性化的规划、建议、分析等，解决更复杂的搜索问题。

那么，集成ChatGPT的Bing究竟是怎么运行的，在结果返回上跟过去的搜索引擎有什么不同呢？此次，硅星人也在今天第一时间提交了新版Bing的使用申请，通过示例得到了直观的Bing使用体验。

从页面布局来看，搜素页的上方依然为搜素对话框，跟过去的搜索引擎一样的地方是依然会返回各种网站链接，但跟过去最大的不同在于，在页面的右侧或上方会出现一个单独的对话框。

在这个对话框中，Bing将根据你的搜索内容给出一个完整的解答或方案建议。比如当你输入“计划一次为期五天的墨西哥之旅”的命令时，除了返回一些网址链接供你参考之外，跟使用ChatGPT一样，Bing对话框会直接给你写出一个方案，你可以直接复制这个答案，不满意的话也可以要求它再生成一个另外的方案。

整个答案生成的速度非常快，给出的方案也非常完整。而且，除了给你返回答案之外，你还可以基于它返回的方案继续追问更多的问题。比如可以问“这次旅行要花多少钱？”、“可以在行程中添加或更改某些内容吗？”、“怎么样才能订到去某个城市的机票呢？”等等，AI聊天机器人都会一一为你解答。

除了以侧边栏形式出现之外，一些预期生成内容更多、个性化更强的问题的显示框则直接会出现在页面上方，并给出相关内容的参考问题提示。

在新版Bing上，目前用户可以输入最多 1000 个单词的查询问题，AI生成的回复将与来自网络的常规搜索结果一起出现。

微软表示，目前每天有 100 亿次搜索查询，但估计其中一半没有得到有效解答。因为人们开始使用搜索做越来越多原本不在搜索引擎设计框架内的事。目前的搜索只适合于帮助人们查找网站，但对于更复杂、更个性化的需求，旧版的引擎已经无法满足。

在Bing给出的示例中，内容涉及做计划方案、写诗和故事、写代码、做菜单、给买车建议等等，几乎囊括了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对此，纳德拉对于新版Bing充满了信心，他说道“Bing将开启搜索的新的篇章，成为未来搜索的新范式，快速创新即将到来。”

新版Bing的一些使用示例新版Bing的一些使用示例

更聪明的Edge浏览器，能帮你读报告、发帖、写邮件

除了Bing搜索本身的更新之外，微软此次的另一大进展是将搜索、浏览和聊天整合为一种统一的体验，用户可以从网络上的任何地方调用。微软把这种新的AI功能体验统称为“网络副驾驶（copilot for the web）”。

更新后的 Microsoft Edge 浏览器将内置 Bing 功能，允许用户随时在页面上调用搜索工具，为浏览器添加了两个新功能：聊天和内容创作。用户可以随时AI助手有关页面的问题，并且让它与网络上的其他相关内容进行比较。

比如，当你在网页上看一个冗长的财务报告时，你可以让AI助手帮你出具这份报告的摘要和关键点，大大节省你的时间和效率。在此基础上，你还可以使用聊天功能，让AI助手帮你将这家公司和其他竞争对手的财务状况进行比较，并将数据自动整理成表格。

此外，在内容生成方面上，它将大大解放创作者的双手。比如当你想在LinkedIn、Twitter、Facebook等平台发布帖子，你可以直接在 Edge浏览器中调用对话框让AI帮助撰写内容，同时你还能规定它所生成内容的语调、格式和长度。

无论是官方的宣发、日常的新鲜事、充满激情的更新等等，浏览器都能理解你的需求，并在很短时间内生成内容，让你能在此基础上去编辑、再创作。

Edge浏览器帮助进行Linkedin发帖Edge浏览器帮助进行Linkedin发帖

当然拥有AI功能的Edge能够帮你的不仅仅只是运营社交媒体而已，所有跟内容创作相关的事情它都可以参与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写邮件、写博客、帮助你头脑风暴写要点等等。微软表示，他们的目标是将这些新功能带到包括Chrome在内的所有浏览器中，但首先将从从 Edge 开始。

总体来看，集成了AI Copilot功能的新版Bing和Edge浏览器实现了以下几点重点改进：

更智能的搜索能力。新的 Bing 为您提供熟悉的搜索体验的改进版本，为体育比分、股票价格和天气等简单内容提供更相关的结果。

更完整、更聪明的答案。通过集成ChatGPT为用户即时提供完整的答案，无需滚动浏览多个结果。

全新的智能交互式聊天。帮助用户进行更复杂的搜索，提供更个性化更全面的解答。

全新的创意激发方式。用户需要的不仅仅是答案，还需要灵感。新的 Bing 可以生成内容来帮助编写电子邮件、制定行程、准备面试、创建答案等等。

继续深化与OpenAI的合作，其他产品服务逐步上线

此次Bing和Edge的AI功能更新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核弹级”的。它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微软是在AI全面产品化方面第一个吃螃蟹的巨头，Bing和Edge使用方式上的改变也很可能给搜索和浏览器领域带来革命性的改变。

长期以来，微软在搜索和浏览器领域都被谷歌牢牢压制，而ChatGPT的出现给以了微软一个绝佳的翻身机会。所以此次，我们也能看到一向“稳重”微软的变得非常的“激进”，趁热打铁就推出了一系列的产品，决意要抢占AI时代的先机。

而跟谷歌需要维系的广告帝国不同，微软目前似乎更能放开手脚一战。在新的AI功能中Bing和Edge目前都没有附加任何广告，也暂时不会收取其他增值服务费用，看起来微软可能宁愿放弃部分收入也要从谷歌手中去争夺市场份额。

而微软的AI征程可能仅仅只是拉开了序幕而已，目前跟OpenAI的合作还在加快拓展。此前微软已经宣布再投100亿美元给OpenAI，包括在ChatGPT and GPT-3.5基础上继续深化下一代OpenAI模型、创建集成式的普罗米修斯模型（Prometheus model）、将人工智能应用于核心搜索算法等等。未来这些AI技术将不仅用于搜索领域，还会把这些能力集成到微软的全线产品之中。

当然，此次Bing和Edge的大规模公测并不是没有风险。

首先是准确性的问题。目前ChatGPT 仍然存在大量将不正确的信息作为事实呈现的情况，微软此次也在发布会承认了可能存在不准确回答，并解释“我们不会总是做对，模型会一直在学习，关键是如何获取信息。”

第二是内容安全问题。在问答环节，有记者提出了对于AI将低门槛低成本的生成一些危险、暴力性质的内容的担忧，微软目前给出的方案是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套安全系统来过滤这些内容并防止滥用，但具体的效果还要等到大规模开放之后才知道。

最后是成本效益问题。众所周知大规模模型的训练和使用成本非常高昂，对于Bing和Edge此次的大规模升级将会产生多少成本，此次微软并没有给出正面的回应。在发布会的最后，微软强调，“微软并不是从零开始，我们已经为这一刻已经等待了多年。”“我们相信，目前没有其他公司可以做到我们这种程度。”

而就在谷歌内部拉响“红色警报”，微软正式开打组合拳之后，苹果也立刻表态要马上召开AI峰会。可以肯定的是，AI的号角已然已被吹响。巨头们都开始从过去几年的稳定航行状态向全速前进的模式切换，一个全新的群雄逐鹿时代可能正在前方。

谢选骏指出：微软和ChatGPT的结合虽然一炮冲天，但可能很快落地——因为微软的搜索引擎Bing太差了，缺乏基本的分类功能。

【37、温铁军比邓小平还要流氓无赖】

《温铁军又开始信口开河了，所谓的“回顾历史”真实吗？》（常识流通处 2023-07-20）报道：

在外出差，本来没有时间更文。但无意间读到温铁军最近的一个帖子，不吐不快，这是忍不住在这里说几句。

他说，当年帮助中国走出上世纪90年代经济危机、躲过亚洲金融危机的关键原因，是发行国债搞基建，是推出东北振兴、西部开发、中部崛起，是金融系统剥离坏帐、给银行注资云云。

温铁军真是他奶奶的信口开河。

太久远的事情也许我不清楚，但说到上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变化，我相信和我一样的亲历者都应当知道背后的真相。帮助中国走出当时经济困难的根本原因，难道不是92年邓公南巡带来的思想巨变？难道不是确立了市场经济，不是2001年我们加入了WTO融入了世界？难道不是国企改革，不是清理三角债，不是加快了对外开放的步伐？

东北振兴，这么多年，振兴了吗？西部开发，成效如何？中部崛起，倒是看到了一点变化，但它难道不是拜市场经济的伟力？

当前，我国经济同样面临某种困境，温铁军在这个时候“回顾历史”，用意很明显。但显然，如今继续靠投资拉动，发行国债搞基建，推动经济复苏已经走不通了。上半年13万亿元的新增贷款，换来5万亿的新增GDP，传统投资拉动模式已经不能作为主要路径依靠了。如果按照温室铁军开出的药方喝下去，一定会导致经济雪上加霜。

所幸历史的走向并没有遂其所愿。

昨天传出最大的一个消息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重磅发布。

意见指出，民营经济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我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重要力量。

意见提出，持续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加大对民营经济政策支持力度，强化民营经济发展法治保障，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促进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持续营造关心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社会氛围。

一锤定音！振奋人心！

历史已经证明，市场经济、改革开放才是帮助我们走出困境的关键，挺民营经济，就是挺市场经济，挺改革开放。

耐人寻味的是，该意见中有这样的表述：“坚决抵制、及时批驳澄清质疑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否定和弱化民营经济的错误言论与做法，及时回应关切、打消顾虑。”

这样的表述其来有自。从吴小平的民营企业离场论，到司马南、温铁军等，在不同时间段、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市场人士的恐慌，对经济发展构成了干扰。

这里面，我认为温铁军的危害性为最，因为大家都知道吴小平不入流，司马南不学无术，而温铁军顶着一个著名三农专家的帽子，有一定迷惑性。前不久，他提出了一个所谓“人民经济”的概念，其实就是倒退到计划经济，走回头路。也因此，他的这一高论遭到了一众经济学家的炮轰。

任泽平批驳说，否定市场经济，鼓吹计划经济和封闭。这种观点实在是不学无术，不尊重常识！

中国农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向松祚更是毫不留情地说：温铁军的胡扯已经到了信口开河，完全不顾基本常识和逻辑的荒唐程度。

马光远说得更直白：你先做个人吧！

但是，另一边，温铁军的话得到了天量加持，很多人认为他代表了经济学家的良心——这并不奇怪，包括司马夹头在内，越是反智、反常识，越是能得到热烈追捧，否则，“至道学宫”之流哪有机会坐大呢？

这有些人称温铁军为“温老”，有些人则认为后面得加个“贼”字。他已经七十多岁了，我无意在字面上对他逞口舌之快，但我相信，“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无论如何，市场经济、改革开放会是佑护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网民嚎叫：

bushihandyman 发表评论于 2023-07-21 05:05:55

明白人装糊涂不可以吗？呵呵

无闲散人 发表评论于 2023-07-21 04:39:00

瞄了一眼促民营经济的意见，感觉是私营老板能活到现在是奇迹

还是老李 发表评论于 2023-07-21 03:31:33

我记得温铁军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啊，难道我记错了？中国发展全在于外国资金外国技术外国市场，否则到今天都是朝鲜走不出来，哪怕到了今天还是离不开以上三样东西。中国没有好制度，内生催动不起来，不像美国由内而外生长开花（美国是内生经济）。

技术员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22:54:29

当然是“邓小平”的功劳，否则，淮海战役会是谁指挥的？

莫言无语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22:40:24

一看就是脊梁骨奉献给了狗。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22:23:20

markLA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19:42:02

——不同的时代发展节奏要变化。否则就“祖宗成法万年不变”，或者“按既定方针办”就行了。温狗娘养的说的一点错没有，中国经济在改开之初根本没有民族资本需要保护岑弱的国有体系下的员工和小农经济，如果一下子放开会被国际资本冲击的七零八落。国家资本介入客观上保护了包括香港在内的中国经济。但是他的看法和过去的实践未必适合将来的发展，这是他经验认知的局限性。作者是谈论将来的发展过去那套不合适，也没毛病，两者本身并不矛盾。如果现在还不去拥抱国际资本去真正国际化，再精耕细作小农经济肯定是发展不起来的。我党老想吃国际资本的豆腐，想占便宜不想吃亏，一点亏都不吃自然被国际资本抛弃，靠内需的路子是越走越窄。融入世界经济该被割韭菜的时候多少掉点血对自己没坏处可以循环发展。

蓝靛厂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22:10:24

busboy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19:58:01

——为什么是新来的五毛？我在文学城这个贼窝棚至少十几年啦。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20:55:46

宏观调控，是猪镕基提出来的，中国现在的经济体系，也是猪镕基一手建立的。可以说，没有猪头朱镕基大刀阔斧的改革，就没有过去30多年的经济奇迹。朱是中国经济腾飞最大的功臣。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20:48:23

温铁军的东西，有两大特点，一是断章取义，或管中窥豹，抓不住主要矛盾，二是逻辑混乱。他的东西，很能迷惑那些缺乏经济和历史知识的人。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20:43:37

温铁军喜欢从历史中断章取义，甚至歪曲历史。他这段话虽然没错，但不是重点。除了他说的因素，最重要的是朱镕基的大力改革后，提供了一个相对公平的竞争平台，在这个平台上，一大批企业在竞争中壮大。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港台资，外资大量进入中国，让中国迅速成为世界的制造基地。其中，朱镕基的改革是基础，没有抓大放下的私有化，外资就不会大量进入中国。

退齋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20:07:07

義正詞嚴 发表评论于

昨天传出最大的一个消息是，《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重磅发布。——脊柱骨先给你打断 然后给你一块创可贴

狗日的国有企业存在一天，民营企业就没有希望=土匪“中国”没有前途。

busboy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20:02:23

理就是这么个理，今天由于改开入世贸，经济发展了，居然谈起制度优越性，改开以前那个制度，如果没有蛋炒饭，和北韩比有啥优越性？？？

markLA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19:42:02@蓝靛厂。中国经济走出九十年代经济困境与社会主义优越性没半毛钱关系，没有世贸的根本助力，所谓的特色社会主义到今天不会与朝鲜有什么区别。

busboy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19:58:01

新来一个5毛，只要贴发了就完成任务？如果温铁军说的真没错，那作者说的南辕北辙，何来道理？

markLA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19:37:25

温铁军那套其实就是文革年代的思维，已经在文革年代证明是摧毁中国经济的“妄想经济"，只是迎合了毛粉及思维停留在文革的习猪头情怀，近来又被放出来。温铁军干嘛不回顾一下文革十年中国经济接近崩溃边缘的历史？

ali88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19:24:14

瘟猪铁军挺好的。包帝就喜欢听这个。

markLA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19:08:36

瘟铁军在学术界知识界甚至实业界就是个文盲。而其在文盲界粉红界却被追捧。看来文盲粉红的韭菜真的很好收割。

義正詞嚴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18:38:59

两派争宠而已

谢选骏指出：看来这个温铁军比邓小平还要流氓无赖——邓小平制造的“世界血汗工厂”，温铁军竟然也要收归名下所有。难怪人们叫他瘟猪铁军“瘟铁军”——这是一頭接种了武汉病毒的共产党怪胎啊。

【38、无产阶级专政决定了“党领导一切的形态是临时的战争条款”】

维基百科《无产阶级专政》报道：

无产阶级专政，也称普罗阶级独裁，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由无产阶级[注 1]统治的政体，是从废除资本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的统治；在此过渡阶段，无产阶级得压制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抗力量，打破阶级制度的社会关系，以创建一个新的无阶级社会[1]。

理论路径

无产阶级专政的构想最早由卡尔·马克思提出，让作为多数者的无产阶级取得独裁专政的体制；由于马克思认为各国政府都是阶级独裁专政，所以他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并不会比其他的政府形式来的更糟[1]。马克思认为：“(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恩格斯在给《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1891年序文中，认为“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例”。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尖锐地说：“机会主义……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专政。

中国共产党则将无产阶级专政定义为“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如反动派，资产阶级)实行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

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俄罗斯文）及斯大林的个人评论，打破了传统的三权分立而引进苏联宪法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2]

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共产主义革命时在苏联及数个东欧国家获得实践[3]。列宁以理论及政治革命来证成苏维埃，从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形式”变成跨国的政权形式[4][5]。苏联的外交政策也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列宁和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发展出相关的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理念，讨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俄罗斯及其他国家成立方式、时机和进程[6]。

证实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正确[7]；斯大林援引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来合法化其独裁统治的策略[3]。透过法律及政治手段，因此斯大林在实践无产阶级专政时，强调权力往国家及政党的最高领导集中是强化国家力量的做法，无产阶级专政概念被用来合理化斯大林的个人权力及其推动新的集中式工业及军事发展策略来打造苏维埃，并合理化其恐怖统治手段[8]。

在波兰，又称七月宪法或1952年宪法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英语：Constitut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Poland）于1952年7月22日通过，打破了传统的三权分立而引进苏联宪法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2]。

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结果，在具体政治实践上并不是马克思所预想的，由无产阶级的多数者阶级专政，而是由一个宣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专政，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1903至1950年）[9]及俄国革命家、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年至1876年）[10][11][12]皆批评共产党实践无产阶级专政的作法，最终演变成由先前无产者（但已变有产者）的独裁专政政体[1]。

在1990年，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主导下，放弃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也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13]。

无产阶级专政在亚洲

中华人民共和国引入无产阶级专政深受列宁及苏联革命的影响[4][5]；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在概念及实践上的差异，也影响了后来中苏交恶[14]。北越在实践无产阶级专政时，在路线上莫斯科和北京有不同意见，而北越较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15]。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革命政权，实质是一党专政，革命专政的形式因各国具体情况而定，而其主要特点是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组成政治革命联合[16]。

在越南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的议题上，毛泽东批评苏联的作法，反驳当时苏联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越南可以以和平方式取得的想法[17]。北越领导人胡志明的回应，较倾向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并在中国人民日报1956年4月4日上发表专文谈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5]。

无产阶级专政为文化大革命主要的意识形态及口号之一，表现在数张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宣传海报中，在1949年文盲率为80%到1964年文盲率降为57%的历史背景下，以海报图文的方式去对大众宣传特定想法及口号，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期间内部的路线斗争[18]。

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以无产阶级专政想法设立的宪法，对治权来说提高了集权和任意性，而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宪模式在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仍影响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发展[19]。

毛泽东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若无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其专政“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的专政”[20]。

1975年，中国共产党左派强调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当时正在整顿文革混乱的邓小平等进行批判[21]。自改革开放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主张被认为是毛泽东晚年过左的错误主张[22]，是“贯穿10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指导口号”[23]。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仅在序言里表示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在条文里不用“无产阶级专政”仅用“人民民主专政”[24]。

评价

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斗争时的战时状态。然而，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结果，并不是由无产阶级的多数者阶级专政，而是由一个宣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这不同于马克思所预想的那样，而是像乔治·奥威尔（1903—1950年）[9]及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年—1876年）[10][11][12]所预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作法最终变成由先前无产者（但已变有产者）的独裁专政政体[1]。

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罗莎·卢森堡批评列宁“用一小撮人的专政取代了无产阶级专政”，并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25]

陈独秀于其《我的根本意见》主张：“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26]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柯尔施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专政有三个特点：(1)它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2)它是一个阶级的专政，而不是一个党或一个党的领袖的专政；(3)它是革命的、进步的专政，其目的是为大多数人创造更多的自由。[27]

注释

 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阶级，主要指工人阶级

参考来源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大英百科全書》. 伊利诺伊斯州芝加哥: 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3. 162253 （英语）.

 苏联1924年宪法，[xuewen.cnki.net/R2006070540004344.html 斯大林:苏联独裁者对波兰1952年宪法的秘密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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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rt H. Donaldson; Joseph L. Nogee. The Foreign Policy of Russia: Changing Systems, Enduring Interests. M.E. Sharpe. 2005: 36– [2013-12-18]. ISBN 978-0-7656-2741-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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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 J. Ferdinand Joseph Maria Feldbrugge; Gerard Pieter Van den Berg; William Bradford Simons. Encyclopedia of Soviet Law. BRILL. 1985: 254– [2013-12-18]. ISBN 978-90-247-3075-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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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无论如何诡辩，无产阶级专政都决定了“党领导一切的體制，只能是临时的战争条款”。

百度百科《无产阶级专政》报道：

无产阶级专政（英文：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又称工人阶级专政，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一般而言，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相结合的，以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目的的国家政权。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根本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1848年，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1850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的必然过渡阶段。[1] 

基本理论

无产阶级指丧失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为生被雇佣的劳动者阶级。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上，工人阶级已摆脱了被剥削、被压迫的地位，成为掌握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经济上，生产资料公有，个人不占有生产资料。无产的“产”，指的是生产资料，而不是个人财产（生活资料等）。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同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紧密相联。

在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对无产阶级专政思想作了表述：“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统治，一步一步地夺取资产阶级的全部资本，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共产党宣言》在阐明无产阶级专政在政治方面的历史使命的同时，也指出了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方面的历史任务。

1850年，马克思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工人阶级专政”的口号。1852年3月5日，在致魏德迈的信中进一步肯定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结论。随后在1875年批判“哥达纲领”时，又强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并进一步提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之间的整个历史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面对十月革命后苏联国内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的局面，列宁曾反复强调无产阶级专政必须使用革命暴力，使用铁腕手段镇压剥削阶级的反抗。但是，列宁并没有因此把无产阶级专政仅仅归结为镇压，而是在强调镇压反革命破坏的同时，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和建立无产阶级民主”。列宁着眼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本质即国体，指的是这个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不可分割的联系。列宁仍然非常重视无产阶级专政的经济任务：“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夺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经济制度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

主要形式

无产阶级专政采取的形式，依据各国的情况、历史特点和革命发展过程而有所不同。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在巴黎建立的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尝试。列宁领导的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中国以及欧洲、亚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也纷纷建立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中国共产党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采取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形式。

历史任务

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主要是：对广大的劳动人民实行最广泛的民主；镇压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和一切敌对势力的反抗、破坏；发展生产力，不断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并在此基础上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重大社会差别和社会不平等；建设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从各方面创造条件，向共产主义过渡。无产阶级专政将随着自己的历史任务的完成而逐渐消亡。

考氏言论

考茨基引出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中的一段话：“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接着考茨基写道：“可惜，马克思没有更详细地指出他是怎样设想这个专政的。”

“他在这里说的不是一种政体，而是指在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的地方都必然出现的一种状态。”

“但是这个专政并不同时就是废除民主，而是以普选制为基础的最广泛地应用民主。这个政府的权力应该服从普选制。”

“马克思在这本书（《法兰西内战》）里一再谈到全体人民的普遍选举权，而不谈一个特殊的特权阶级的选举权。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专政是在无产阶级占压倒多数的情况下从纯粹民主中必然产生出来的一种状态。”

“在探讨这个问题时，必须防止把这种作为状态的专政同那种作为政体的专政两者混淆起来。只有后者的倾向才是我们队伍中的争论的问题。作为政体的专政，同剥夺反对派权利的含义相同。反对派被剥夺了选举权、新闻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问题在于：胜利的无产阶级是否需要这些措施，社会主义是否借助于这些措施才能最好地实现，或者甚至只有通过这些措施才能实现。”

发展延伸

基于中国的主要矛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祖国统一的现实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中国已将原先的无产阶级专政表述更改为人民民主专政。从而使除了无产阶级外，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等都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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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论文内容来自人民日报编辑部.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 VIP 》 ， 1956  郁建兴.    马克思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学说新论． 《 WanFang 》 ， 2002  罗许成.    无产阶级专政与马克思主义国家治理理论． 《 CNKI;WanFang 》 ， 2009  曲延明. 重新认识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 CNKI 》 ， 2001  董德刚.    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新认识． 《 CNKI 》 ， 2009

谢选骏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种“幻想中的奴隶政权”，它带有先天的自相矛盾——因为无产阶级一旦具有了专政权力，马上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因此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不可能存在的！只有马克思、恩格斯这种低智商者，才会编造“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蠢话；只有列宁、斯大林这样的白痴，才会相信“无产阶级专政”这样的蠢话。而所谓的“党领导一切”，只是一种伪装的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由于它是伪装的，所以只能是临时的，而不可能长期伪装下去——什么时候战争结束了，党的专政也就解体了。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没有随着他的老子党苏联共产党及其他儿子党，例如东欧蒙古等儿子党一起结束，只是因为中国的内战状态还没有结束，朝鲜也有类似的情况。一旦中国朝鲜“祖國统一”了，共产党不完也得完。

【39、无产阶级专政是罪人的专政】

佚名网文《无产阶级专政》报道：

无产阶级专政，也称普罗阶级独裁，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由无产阶级[注 1]统治的政体，是从废除资本主义迈向共产主义的过渡阶段的统治；在此过渡阶段，无产阶级得压制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反抗力量，打破阶级制度的社会关系，以创建一个新的无阶级社会[1]。

理论路径

无产阶级专政的构想最早由卡尔·马克思提出，让作为多数者的无产阶级统治社会；由于马克思认为当时的各国政府都是阶级独裁专政，所以他认为无产阶级对敌对势力的专政并不会比其他的政府形式更糟[1]。马克思认为：“(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马克思在《宪章派》中说，“实行普选权的必然结果就是工人阶级的政治统治”。[2]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说，“首先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如果不立即利用民主作为手段实行进一步、直接侵犯私有制和保障无产阶级生存的各种措施，那么，这种民主对于无产阶级就毫无用处。”而在恩格斯给《法兰西阶级斗争》写的1891年序文中，则认为“巴黎公社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例”。[3]

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尖锐地说：“机会主义……不承认在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时期，在推翻资产阶级并完全消灭资产阶级的时期有阶级斗争。实际上，这个时期必然是阶级斗争空前残酷、阶级斗争形式空前尖锐的时期”，“……一个阶级的专政，不仅对一般阶级社会是必要的，不仅对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是必要的，而且，对于介于资本主义和‘无阶级社会’即共产主义之间的整整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必要的，只有了解这一点的人，才算领会了马克思国家学说的实质……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当然不能不产生非常丰富和繁杂的政治形式，但本质必然是一个，就是无产阶级专政。”

托洛茨基主义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对整个社会的专政，但无产阶级内部必须是民主的。[4]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卡尔·柯尔施认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专政有三个特点：(1)它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不是对无产阶级的专政；(2)它是一个阶级的专政，而不是一个党或一个党的领袖的专政；(3)它是革命的、进步的专政，其目的是为大多数人创造更多的自由。[5]

中国共产党则将无产阶级专政定义为“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如反动派，资产阶级)实行专政。”。

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

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俄罗斯文）及斯大林的个人评论，打破了传统的三权分立而引进苏联宪法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6]

无产阶级专政在欧洲共产主义革命时在苏联及数个东欧国家获得实践[7]。列宁以理论及政治革命来证成苏维埃，从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俄国形式”变成跨国的政权形式[8][9]。苏联的外交政策也使用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列宁和列夫·达维多维奇·托洛茨基发展出相关的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理念，讨论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在俄罗斯及其他国家成立方式、时机和进程[10]。

证实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正确[11]；斯大林援引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来合法化其独裁统治的策略[7]。透过法律及政治手段，因此斯大林在实践无产阶级专政时，强调权力往国家及政党的最高领导集中是强化国家力量的做法，无产阶级专政概念被用来合理化斯大林的个人权力及其推动新的集中式工业及军事发展策略来打造苏维埃，并合理化其恐怖统治手段[12]。

在波兰，又称七月宪法或1952年宪法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于1952年7月22日通过，打破了传统的三权分立而引进苏联宪法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概念[6]。

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结果，在具体政治实践上并不是马克思所预想的，由无产阶级的多数者阶级专政，而是由一个宣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共产党专政，英国左翼作家乔治·奥威尔（1903至1950年）[13]及俄国革命家、著名无政府主义者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年至1876年）[14][15][16]皆批评共产党实践无产阶级专政的作法，最终演变成由先前无产者（但已变有产者）的独裁专政政体[1]。

在1990年，苏联在戈尔巴乔夫的主导下，放弃共产党的一党专政，也放弃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17]。

无产阶级专政在亚洲

中华人民共和国引入无产阶级专政深受列宁及苏联革命的影响[8][9]；后来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在概念及实践上的差异，也影响了后来中苏交恶[18]。北越在实践无产阶级专政时，在路线上莫斯科和北京有不同意见，而北越较倾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19]。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革命政权，实质是一党专政，革命专政的形式因各国具体情况而定，而其主要特点是以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组成政治革命联合[20]。

在越南的无产阶级专政建立的议题上，毛泽东批评苏联的作法，反驳当时苏联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在越南可以以和平方式取得的想法[21]。北越领导人胡志明的回应，较倾向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并在中国人民日报1956年4月4日上发表专文谈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19]。

无产阶级专政为文化大革命主要的意识形态及口号之一，表现在数张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宣传海报中，在1949年文盲率为80%到1964年文盲率降为57%的历史背景下，以海报图文的方式去对大众宣传特定想法及口号，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期间内部的路线斗争[22]。

197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以无产阶级专政想法设立的宪法，对治权来说提高了集权和任意性，而无产阶级专政的立宪模式在毛泽东去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仍影响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体制发展[23]。

毛泽东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若无社会主义经济的建立，其专政“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的专政”[24]。

1975年，中国共产党左派强调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对当时正在整顿文革混乱的邓小平等进行批判[25]。自改革开放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的主张被认为是毛泽东晚年过左的错误主张[26]，是“贯穿10年‘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的指导口号”[27]。

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仅在序言里表示了“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在条文里不用“无产阶级专政”仅用“人民民主专政”[28]。

评价

马克思设想的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斗争时的战时状态。然而，1917年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革命结果，并不是由无产阶级的多数者阶级专政，而是由一个宣称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一党专政。[29]不同于马克思所预想的那样，而是像乔治·奥威尔（1903—1950年）[13]及米哈伊尔·巴枯宁（1814年—1876年）[14][15][16]所预见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作法最终变成由先前无产者（但已变有产者）的独裁专政政体[1]。

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罗莎·卢森堡批评列宁“用一小撮人的专政取代了无产阶级专政”，并明确指出“无产阶级专政不是一个党或一个集团的专政”。[29]

陈独秀于其《我的根本意见》主张：“所谓‘无产阶级独裁’，根本没有这样东西，即党的独裁，结果也只能是领袖独裁。任何独裁都和残暴、蒙蔽、欺骗、贪污、腐化的官僚政治是不能分离的。”[30]

注释

 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阶级，主要指工人阶级

参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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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宪章派》

 恩格斯《共产主义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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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

 降大任. 中國現代化的癥結. 秀威出版. 1 November 2010: 124–. ISBN 978-986-221-637-8.

谢选骏指出：所谓的无产阶级专政，即使理论化的甚至理想化的，也只能是“罪人的专政”。因而实行起来的话，无产阶级专政只能成为“绑匪集团的借口”，结果只能杀富，不能济贫——最多只是改朝换代，让饥饿的蚊子吃饱了一肚子的污血罢了。

【40、无法无天的社会没有明天】

《两岸解读“奥运精神”差距加大》（2021-08-02 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台湾艺人小S因为在社交媒体上为台湾的奥运选手加油，用了“国手”两字引起中国小粉红的围攻，四家代言品牌火速切割。分析认为，奥运场内外，正凸显着两岸分歧的加大，一边国族仇恨正束缚着言论自由及体育竞技；另一边则鼓励选手自由表达他们的情绪，并为运动员突破自我的表现及运动家精神喝采。

“我爷爷郯城、我奶奶济南，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老乡啊!老乡……”在综艺节目里，红遍两岸的台湾艺人小S徐熙娣拥抱着成长于山东的演员黄渤，拉近着与中国观众的距离。

长久以来，小S无俚头、辛辣的主持风格，以及政治正确的两岸立场，让她在中国市场无往不利。

不过，在奥运会期间力挺台湾选手，却让她一夕间成了“辱华”的台独代表。

台湾艺人小S“不当言论”

“源禧，妈妈很替你感到骄傲，希望你在回来的路程一切平安顺利……”一连几天，小S在被中国封锁的社交网站Instagram发图文视频为台湾的奥运选手加油，她把台湾体操小将洪源禧喊成儿子，更在留言处写下，计划邀请夺牌的举重选手郭婞淳、羽球选手戴资颖等“全部国手到家里吃饭”。

“国手”两字引起中国网友不满。

“谁是金主你还不知道吗?大陆的观众也好、制作人也好，包括各个平台…就是你爹!这是给你钱的人。 你不能给你爹拿钱，去给仇人花! 大陆这边给她那么多钱，一句好话都换不来吗?我们(中国)已经拿了二十多面金牌啊。 ”网名叫“董也之”的中国网友在社交媒体的视频中大骂小S，坚决抵制。

8月2日的微博上，“小S台独”上了热搜，遭小粉红们围攻、批评成“双面人”后，与小S合作的至少四家厂商包含清扬、大人糖、JORYA欣贺、寿全斋等快速危机处理，宣布与小S及小S女儿解约或强调合约已到期。

大人糖的声明写道， “坚持捍卫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拥护祖国统一，坚决反对一切企图分裂国家的言论和行为。”

中国官方媒体也迅速做出快讯报道，标题写着《小S发表不当言论 ，多品牌火速切割 》。

奥运精神

“在我来看，其实觉得(小S的发言)没什么问题， 两岸关系就是一中各表嘛！现在两岸关系不好，一点点东西都很容易……激发出这个情绪。”在北京互联网产业工作，但因话题敏感不愿具名的吴女士说，现在在中国的艺人规避风险的方式是:官方让你出声时才出声，“其它时候最好闭嘴”。

一些分析认为两岸局势的紧张，让奥运的各种相关消息都成了网友互怼的战场；但在台北的东吴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陈方瑀却有其它观察。他说，台湾这次对奥运的讨论及关注很不一样，一个特点是台湾在多项赛事都有突出的成绩；另一点则是相对于过去，台湾舆论的国族情绪降低了许多。

“中国的情况则是相反，这几年尤其在网络上炒作民族主义的情绪，小粉红的出征潮在上一届奥运还没有那么明显。”他说，“两岸舆论好像吵得激烈，其实是中国那边在吵的。 在中国的选手要背负着民族情感、国族重任等等，好像输给台湾就是民族罪人；台湾其实看不到这样的状况，比如戴资颖虽然输了，台湾很多舆论赞美陈雨菲打得很好，也一面倒感谢小戴（戴资颖）带给我们精彩的球赛。”

当体育超越国族仇恨

“我觉得运动员的表现比较重要，不应该把太多国族情绪放上去。”在台湾台中的羽毛球爱好者涂力涵说，“台湾队桌球（大陆叫乒乓球）输了我只难过五秒、小戴输了我只难过三十秒。 就像奥林匹克的宪章说的，(奥运)不是追求国家对国家的对抗，而是提供一个舞台让顶尖运动员竞技。”

“当然好想赢中国(队)……但小戴的比赛、甚至其他台湾选手的表现，真正吸引我的是他们的故事跟精神吧！”在台北金融业工作的张家玮说。

以“中华台北”参赛的台湾，至目前已拿下2面金牌、4面银牌、4面铜牌，创下队史上的最佳纪录。

观察家们认为，奥运场上，这群二、三十岁的台湾选手正在展现出一种不同时代的气质——他们能自由地在社交媒体上发言、展现自主性；他们脱离了威权时代竞技只为国仇家恨的包袱，在体育里找到快乐与自我实现。

网民嚎叫：

slyue2018 2021年08月03日 04:00

相互喷而已，现在大陆网友又不在乎台湾人的感受，为啥要惯他们毛病？台湾人有言论自由，中国网民也有发表不满的自由，商家如何选择都是基于利益。

jinpingxi 2021年08月02日 19:43

中共从来就没有占领过台湾，也没有在台湾本土击败过国军，所以，从蒋介石退守台湾以后，台湾就是中华民国的本土了，和中共领导的大陆完全没关系，就是两个完全不同制度的国家，现在讨论台独就是瞎扯，台湾就是中华民国，还需要独啥？

叽叽喳喳 2021年08月02日 18:05

中共就是把体育政治化的鼻祖。

BJDY 2021年08月02日 17:52

台湾人是公民, 大陆人是义和团。

草祭@caojitw

台灣的優秀年輕人熱衷於報考電機、資訊工程和醫學系，畢業后也會一輩子精益求精從事所學專業，這使台灣的電子半導體產業和醫療在世界名列前茅。

而中國年輕人在大學畢業后，不願從事艱苦的實體科技研發，卻熱衷於于自駕旅游、拍自媒體、做網紅、賺快錢，結果大量人力資源被浪費了。

這就是兩岸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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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AM · Jan 11, 2022·Twitter Web A

谢选骏指出：自由亚洲电台鼠目寸光，根本不懂现象背后的纵深——无法无天的社会没有明天——因为大家都不敢投资，只能投机、首鼠兩端。

【41、无家可归才能获得新的生命】

《“互联网教父”劝年轻人：尽一切努力，不要拥有10亿》（2023-09-17 

腾讯新闻《潜望》作者 张小珺）报道：

凯文·凯利有一把标志性的络腮胡子。20岁出头，这把胡子就跟着他从美国远赴亚洲游历，他到过中国、日本、韩国，也到过印度、尼泊尔、阿富汗，他拿着摄像机四处拍摄；随后，这把胡子跟着他回到美国，安坐在自己家漏雨的后院小棚里创作，他花了5年写出《失控》，而后参与创立《连线》杂志；再之后，凯文·凯利意外在华走红，收获了名声与财富，他又带着这把大胡子一次又一次到访中国。

“我在中国有名，但在美国不太出名。”凯文·凯利说，中国读者喜欢称他为“KK”。

KK是美国知名杂志《连线》创始主编，著有《失控》《科技想要什么》《必然》等书，曾在上世纪90年代预言了后来互联网的走向，因而被认为是全球科技界的预言家。这个以《瓦尔登湖》作者亨利·戴维·梭罗作为人生偶像的人，带着一丝幻想气质，对于网络文化有着深刻洞察，也有人称之为“游侠”。

最近，71岁的凯文·凯利带着新书《宝贵的人生建议：我希望早点知道的智慧》再次来到中国。这本书是他过生日时写给三个孩子的建议，最终集结出版。

他的行程很紧凑，利用间隙，我们向凯文·凯利提出了50个问题，范围涵盖寡头、平台、网络秩序、人工智能、科技的国界和人生之问。

凯文·凯利确信，下一个寡头企业将是一家人工智能公司，而且它将诞生于一家没有钱、没有资源、位处边缘的初创企业。他不认为，任何一家坐拥资本、努力转型的巨头有可能统治下一个时代。

“创新发生在你没有钱、没有资源、不能购买解决方案的时候。”这和他的人生态度不谋而合。他劝诫年轻人，“尽一切努力，不要拥有10亿美元”。他身边有太多亿万富翁，他观察到，巨大的财富会囚禁你，占据你的生活。“当你拥有10亿美元，这是另一份工作。”凯文·凯利说。

如今，距离KK第一本大部头问世已快30年，他的络腮胡子从黑色变得全白。你能在这位美国老头的话语中不时听见，贯穿了科技、人文与人生的哲思。

他经过了历史，但他希望帮助人们看向未来。

预言下一个寡头：

“我确信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会成为下一个垄断者”

腾讯新闻《潜望》：嘿，凯利先生，很开心在上海一个雨天的早晨与你相遇。

你从年轻的时候就留起了大胡子，一直延续至今——它的颜色从黑变灰又变成白色。你为什么那么着迷于留胡子？觉得它是智慧的象征吗？

凯文·凯利：哦，关于我的胡子，大概因为懒惰吧。我本来想留满脸胡须（就是一整片胡须覆盖下半张脸的那种），但我发现胡须令人烦躁，我就把它剃了。但后来，我开始懒得刮胡子，觉得生活不值得费那个功夫。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这样更方便。

腾讯新闻《潜望》：作为一位著名的科技预言家，我们渴望听到你对当前人工智能时代的见解。你的书《5000天后的世界》中，讨论了认知网络（Semantic Web）的重要性。随着ChatGPT出现，它已经成为现实。你是否对认知网络到来的速度如此之快感到惊讶？你预计该领域下一步的发展是什么？

凯文·凯利：ChatGPT的表现并没让我感到意外，与我预期一致；但使用大型语言模型来实现这一目标令我惊讶，我们本来不会预期这种方法奏效。

我们不应该高估人工智能发展速度会有多快。有人认为现在我们有了聊天功能，明天或明年到处都有人工智能，它将融入生活。但这将比人们想象的时间长。人们使用它，而它不能取代人。我们需要建立整个系统、改变组织和基础设施，这需要时间。

总的来说，ChatGPT被过分高估，人工智能被低估了。

腾讯新闻《潜望》：OpenAI会成为统治AI时代新的巨无霸吗？它能成为下一个科技巨头、下一个平台公司吗？

我听到过两种极端的观点：一种是认为OpenAI会比Google更伟大，甚至市值会是它的10倍以上；另一种正好相反，认为OpenAI会成为大模型时代的先驱，更多承载实验功能而非立志于成长为巨型商业体，你怎么看？

凯文·凯利：这是非常好的问题。多年来，我有一个关于技术发展和主导地位的理论。我的观点是，科技公司的垄断地位非常短暂。

很长一段时间里，IBM是唯一计算机供应商，成百上千家公司竞争着想要销售计算机，但没一家成功。你无法打败它，它垄断了市场。

然后，微软出现了。但微软并没有试图销售计算机，它销售软件。它是取代IBM（垄断地位）的公司。如果你试图制造计算机，你无法获胜。但微软制作操作系统软件，成为了主导者。许多公司试图与微软竞争，都失败了，这也是一个垄断市场。

接着Google出现。它并没有尝试制作操作系统，而是开发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搜索引擎。它成为了主导者。很多人又尝试创建搜索引擎公司，都无法取代。

再后来是Facebook，它是社交媒体公司，很多公司尝试创建社交媒体，也失败了。现在我们有OpenAI，它是人工智能公司，它或者类似它的公司有可能成为新的主导者，取代Google、Facebook和其他公司。

总的来说，这些公司总是从外部崛起。（It's coming from outside always.）

OpenAI是否是取代Google和Facebook的公司？我们不知道。但我确信会有一家人工智能公司成为下一个大型垄断者。

腾讯新闻《潜望》：你不确定这家公司到底是不是OpenAI。

凯文·凯利：嗯。它也可能是Nvidia（英伟达）。它可能是制造人工智能平台的公司，这正是Nvidia正在做的。我认为可能会出现OpenAI和Nvidia之间的竞争，或者可能会有第三家公司。

因为Google并不是第一个搜索引擎公司，它是第二个；Amazon也不是第一个在线公司；Facebook更不是第一个社交媒体公司。

腾讯新闻《潜望》：为什么他们都不是第一个，反而成为了最庞大的？

凯文·凯利：因为他们执行得更好。Google在搜索方面做得更好，比AltaVista好了十倍。（作者注：AltaVista是1995年出现的搜索引擎公司，已关闭。）

所以问题是，在人工智能领域，是否有其他公司可以做出比OpenAI更好的大型语言模型？这是有可能的，现在判断为时过早。

无论如何，我坚信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会成为下一个大型主导者，也许是OpenAI，现在还无法预测。

腾讯新闻《潜望》：你怎么看Sam Altman这个人？和他有过接触吗？在你看来，他是否会成为乔布斯、马斯克式的人物？

凯文·凯利：是的，他昨天刚在美国国会作证。Sam非常谦虚。他不像Steve Jobs（苹果创始人）或Elon Musk（特斯拉创始人）那样疯狂。所以，他的公司可能不会变得那么大。要想变得那么大，你必须疯狂一点。我不认为他会像Steve Jobs有那么大影响力。

他有点像Jeff Bezos（亚马逊创始人）。Jeff Bezos并不疯狂。他很成功，但你不经常看到他出现在新闻中。Sam有点像那样——聪明、敏锐、明智。

可以说，Steve Jobs不是很明智，Elon Musk也不是；而Jeff Bezos是明智的，Sam也是明智的。

预言垄断者与新秩序：

“成功的故事总来自于外部”

腾讯新闻《潜望》：你多次提到“镜像世界”（Mirror World）这个概念，你预言它将在10年至15年以后到来。从现在到镜像世界，这中间十几年时间有哪些关键要素会发生改变？

凯文·凯利：“镜像世界”就是Facebook称之为“元宇宙”的概念，是一种数字覆盖在现实世界之上的虚拟世界，将现实世界和数字世界融合在一起，呈现在一个视图中。要实现这点，我们需要拥有好用、轻便、耐用的智能眼镜，但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技术。

苹果Vision迈出不错的第一步，但它还没有达到在智能眼镜领域的智能手机水平。手机已存在几十年，后来有了翻盖手机，但它们直到进入智能手机时代才真正产生影响。我们仍然处于镜像世界的翻盖手机时代，还没有合适的技术，使之实现从翻盖手机到智能手机的跨越。我们仍在等待智能手机出现，而苹果Vision并不是这方面的智能手机。在智能手机相等效果的产品出现前，我们无法在镜像世界取得太大进展。

腾讯新闻《潜望》：你说过，继两大平台之后，将诞生第三大平台。第一大平台是互联网，将信息数字化；第二大平台是社交媒体，将人数字化；而第三大平台，是将世界上剩余的其他东西统统数字化。在这个平台上，所有的事物和场所都将是机器可读的。最终，万事万物将有一个数字孪生体。今天，你对于第三大平台，是否看得更深、更远了？

凯文·凯利：为了数字化其他一切，你需要AI，而不仅仅是ChatGPT。你需要AI语义化理解世界。

就像现在，你可以让它扫描这个房间——它会知道这是一个连接到互联网的屏幕，那是一把椅子，会理解这些瓶子是从附近商店购买的，并能记住并索引所有信息。这需要非常复杂的AI。我们目前没能做到这一点。

当这些都能做到，我就可以戴上眼镜，它会扫描我所看到的一切，并理解它们。这是第三个阶段的开始，在那之前我们需要眼镜和更先进的AI技术。

腾讯新闻《潜望》：为什么人类一定需要一副智能眼镜？

凯文·凯利：哦，谁会扫描整个世界？这是一项巨大的任务。谁会为此付费？没有人会为此付费。唯一方式是我们用户来扫描它，我们戴着这些设备四处走动，扫描房间的人就是我们。我会免费做这个，为了看清事物，我必须首先扫描它们。

虚拟现实和增强现实技术的工作方式是，你在虚拟镜像世界中出现，你并不在这里，而是在北京，你在这个座位上有一个虚拟化身。当我看过去时，你就在那里。这是如何运作的呢？系统必须知道我在看哪里，必须理解当我低头看，所看的角度是什么。它知道这一点，因为眼镜必须扫描，才能呈现图像。使用增强现实需要你不断地扫描周围一切。

所以，谁来扫描整个世界呢？就是戴着这些眼镜的数百万人，他们将扫描整个世界。除非他们都拥有这些设备，否则世界不会被扫描。

腾讯新闻《潜望》：你怎么看待Facebook在元宇宙方面的尝试？你为什么认为它没有希望统治AI或者AR世界？

凯文·凯利：它还没有制造出真正的智能眼镜。他们尝试过Quest，但还没制造出智能手机同等性质的产品，只有一款翻盖手机版本，不够好。

腾讯新闻《潜望》：你认为第三大平台会诞生于传统巨头的业务重塑，还是新兴公司？

凯文·凯利：我认为Facebook不会是找到解决方法的那个人，苹果也不会。因为他们太大、有太多钱了。正如我刚才所说，成功的故事总是来自外部。这将是一家外部的、新兴的初创公司，因为他们没有足够资金。如果你有太多钱，你会试图购买解决方案。如果你没钱，你就必须发明，必须聪明，必须尝试各种方法看看哪种奏效。

苹果不会这么做，除非有巨大回报。然而，在开始阶段，回报并不会很大。它将会非常昂贵，最初投入的人不会赚很多钱，会长时间亏本。苹果承受不起这样的亏损——你看，它有钱，但它不能承受大量亏损，它必须做一些能确保盈利的事。

所以，总是会有一家初创公司，他们没什么可失去的。他们的利润率很低，在外部努力工作，可以服务于一个很小的市场，不需要卖给每个人，只需要卖给1000人就足够。苹果不会给只卖给1000人的产品投入。因此，巨头们无法做到这一点。

腾讯新闻《潜望》：面对新一轮AI技术浪潮，美国的Google、Facebook、Amazon、Apple这些巨头公司，谁是最有优势的？谁又是最危险的？

凯文·凯利：他们中没一个有优势。但这些公司不会消失，只是不会成为市场主导者。IBM、微软仍然存在，它们可以拥有业务，但不会垄断市场。

腾讯新闻《潜望》：中国科技业也是你的老朋友了，你对美国巨头做出了诸多预言，你怎么看现有的中国巨头——腾讯、阿里巴巴、百度、抖音等。20年后，他们会怎么样？

凯文·凯利：一样的情况。我认为在下一波发展中，它们将不会占据主导地位。

腾讯新闻《潜望》：倘若第三大平台出现，谁最有可能成为它的敌人？

凯文·凯利：倘若某项技术开始迅速取得成功，会有很多竞争者涌现。就像大型语言模型，一开始，只有OpenAI，没有竞争对手。短短一年内，已经有了很多竞争对手。所以一开始，制造智能眼镜的公司会很少，但只要它开始起作用，竞争对手会涌现。

腾讯新闻《潜望》：人工智能时代会加剧寡头垄断吗？

凯文·凯利：不会的，AI领域肯定会出现一些垄断现象，会出现新的垄断者，当前的垄断者不会像AI领域的新垄断者那样重要。

谈科技的国界：

“当中国最终造出世界级品牌，可能会是电动汽车”

腾讯新闻《潜望》：科技是有国界的吗？

凯文·凯利：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技术并不受边界约束。但一部分问题来自于，有些国家相信边界的力量。我们正在看到技术不愿意尊重边界，这真的很难。

腾讯新闻《潜望》：在你看来，美国为什么会有芯片禁令？

凯文·凯利：尽管短期内可能会有一些收益，但从长远看这对所有国家都非常不利。开放贸易，从总体上来说，对每个人都更有利。所以这是一种短视的想法。它能够带来短期利益，但从长远来看是不利因素。

腾讯新闻《潜望》：中国企业在海外如今遇到了一系列麻烦，企业家应该如何应对它？能否给他们一些建议。

凯文·凯利：哦，天哪，我不知道。我希望能对创业者提供更多帮助，但我了解得不够多。

腾讯新闻《潜望》：中国会成为第一大科技大国吗？中国和美国分别在哪些领域有绝对的优势？

凯文·凯利：显而易见的是，美国在软件领域目前领先，而中国在硬件领域表现更为出色。当然，中国台湾也在硬件方面有建树，他们在生产芯片。

所以，亚洲在硬件方面强大，而西方似乎在软件方面更出色。这种情况可能不会永远持续，但目前看是这样。而且，这是异常复杂的网络，不仅仅是拥有一个大公司，而是有成千上万的网络来支持硬件和软件周围的生态系统。改变需要很长时间。在未来五年，也许是十年内，这种情况可能仍然成立。

腾讯新闻《潜望》：新能源是全球科技的另一大话题。中国出现了比亚迪、蔚来、小鹏、理想这样有竞争力的新能源车企，你怎么看待中国新能源车及未来发展方向？

凯文·凯利：我还没看到这些车，但多年来，我的理论预测是，当中国最终制造出全球想要的世界级品牌消费品时，可能会是电动汽车。

总的来说，中国有能力制造出一款世界级的消费品——设计出色、价格亲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产品——这个产品很可能是电动汽车，甚至可能是自动驾驶汽车。

腾讯新闻《潜望》：电动车多久会替代传统燃油车？

凯文·凯利：它会比人们想象得要快。电动汽车在各个方面都更好，如果你想要一辆好车，你会购买电动汽车。虽然需要一些时间，但事情发展比人们想象得快。

腾讯新闻《潜望》：中美科技业会越来越相似，还是会走向两种截然不同的道路？

凯文·凯利：某种程度上，与他人不同有利于他们，不过我们也看到了全球许多方面的趋同。存在一种全球文化。

看看周围，如果我拍下这个办公室的照片，除了语言，我不知道是否能看出在世界的哪个地方。年轻人生活在相似的文化中，办公室的样子，家庭的样子，着装方式都趋同。因此，世界各地存在趋同之处。

但文化不仅仅是这些。关于你的人际关系、工作方式和信息流动方式可能有差异，而且可能有意保持不同，这取决于你所从事的行业。因此，我们可以期待差异在更高层次的非物质领域存在，但有形的世界会普遍和共享。

腾讯新闻《潜望》：逆全球化的浪潮是现在影响世界的一股力量，它将对科技造成怎样的影响？

凯文·凯利：我不认为我们正在去全球化。哦，完全不是这样。一些人对所谓的脱钩感兴趣，但现实是，这是不可能的。我不认为会发生这种情况。

谈科技精英化与安全：

“把爱因斯坦和老虎关进一个笼子，谁能活？”

腾讯新闻《潜望》：我们会沦为人工智能的宠物吗？马斯克说，人类最大的生存威胁可能就是人工智能。“它们可能会超越我们，把我们当宠物一样对待。”他说道，“我不喜欢当谁的宠物猫。”

凯文·凯利：在我看来，这不太可能发生。如果它开始像对待宠物一样对待我们，我们有时间阻止它。

我认为Elon Musk和我所称之为"末日预言者"，高估了智能的力量。他们认为一个非常聪明的东西可以在现实世界中取得成就，可以改变现实世界。但最能改变世界的不一定是最聪明的人。要在世界上产生影响，除了智力外，还需要其他品质。往往最有成就的人并不是最聪明的人。Jeff Bezos不是最聪明的人，他有其他使事情发生的品质。

如果你把爱因斯坦和一只老虎关在笼子里，谁会赢？谁会活下来？为什么爱因斯坦不会活下来？如果聪明胜过一切，那就不是这样。因此，要使某些事情发生，你需要在现实世界中拥有更多，不仅仅是智商。Elon和其他人认为，智商是最强大的。在我看来，这是无稽之谈，纯粹是一个童话故事。

腾讯新闻《潜望》：您提出过“科技想要什么？”，那么，“人工智能想要什么？”在哪些地方人工智能想要的和广义科技想要的有所不同？

凯文·凯利：人工智能不必要与普通技术有什么不同愿望。技术想要增加选择，我们将会看到许多不同种类的人工智能，许多变种，许多专业领域。它想要多样化，它还将继续学习并产生更多可能性。

大多数情况，AI不会替代我们已经知道如何做的事，它将为我们提供新的事情来做。会创造全新类型的工作岗位，这是它真正发光的地方，而这些工作我们现在甚至还没有。

腾讯新闻《潜望》：决定人类社会发展速度的是知识的积累——因此我们有摩尔定律（Moore's Law）、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s Law）等指数定律——当人工智能为我们带来新的知识获取途径，决定人类发展速度的是什么？会不会遇到新的瓶颈？

凯文·凯利：这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观点。人工智能可能会产生一些新的增长损失，就像摩尔、梅特卡夫、吉尔德定律（Gilder's Law）一样。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但你说得对。

人工智能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加速动力，表明事情正变得更好。但我要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智能呈指数增长。Elon Musk等人担心的是，人工智能将以指数增长的方式增强其能力。但我们并没有看到这种情况，能力增长非常缓慢。我们看到的是计算量呈指数增长，你需要大量的计算资源来实现它。这有点像相反的情况，你拥有资源的指数级输入，但智能只有线性的几何级增长。这也是为什么你不必太担心它的原因之一。

腾讯新闻《潜望》：未来科技的发展会因人工智能有何不同？

凯文·凯利：我们将人工智能称为一种基础的支持性技术（Enabling Technology），它能够加速其他技术发展。一个例子是制药领域，人工智能基本解决了蛋白质折叠问题，我们正使用人工智能搜索可能的分子空间，制造成药物。药物发现和新药研发都得益于人工智能。

腾讯新闻《潜望》：您对人工智能商业模式有何见解？人工智能无疑创造了重大价值，但商业化似乎一直面临挑战。

我最近与微软支持的一家中国AI公司CEO进行了交谈，他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他说：“人工智能创造了巨大价值，我们认为这就是它的价值，但这不是现实。它的价值取决于它产生了多少收入。”以商汤科技举例，商汤科技专注于面部识别。它能快速盈利吗？很难。他们不得不转向硬件多元化，将2000元/个的防盗门算作AI收入。

凯文·凯利：AI不是单数，而是复数（AIs）。有许多种不同的AI，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商业模式。就像我所说的，将会有OpenAI，也可能是Nvidia，Nvidia是硬件，你必须两者兼备。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说你不能只有AI软件部分，还必须有平台。芯片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Nvidia可能比OpenAI更重要的原因。

第二点也是我之前提到的，AI生产力和经济效益需要很长时间显现，不会很快发生。由于它们不是瞬间生效，比如面部识别，可能需要10年才能产生效益，因为你不能只是用新技术替代旧技术，必须改变周围一切，包括基础设施。人们高估了AI发展的速度，它将需要数年，甚至十年——我要再次强调，这将需要十年的时间。

腾讯新闻《潜望》：随着投身AI领域的创业者与从业人员拥有越来越高门槛的学术背景，科技是否会成为一种少数精英的游戏？

凯文·凯利：首先，从日常人们使用看，从ChatGPT受益最多的是普通程序员和作家，而不是1%的顶尖程序员。其次，发明大型语言模型的人不知道它们能做什么，反而是普通人，他们决定每天用这些工具四小时探索些什么。

决定找出它可以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任何人，将变成专家。这些新领域的美妙之处在于，它高度民主——突然之间，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专家，成为精英，不管你的教育程度如何，也不需要花一分钱，只要你愿意。

腾讯新闻《潜望》：你创造了“1000个真正粉丝”的理论，这个概念是创作者经济的基础，你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将如何改变创作和建立粉丝群体的本质？

另外，关于创作者经济的热情至少从投资的角度看已有所降温。你是否想要更新或改变这个理论的内容？

（作者注："1000个真正粉丝理论"由KK提出的，该理论主张，一个创作者或艺术家只需要拥有1000个真正忠实的粉丝，就足以维生，而无需依赖大规模的市场或媒体。）

凯文·凯利：创作者经济的兴奋情绪从投资角度确实有所冷却。关于这个理论，我没有要更改的。事实是创作者经济存在很多炒作，至少在投资方面是如此。

在创作者经济中AI有一席之地。AI就像是一个廉价实习生，每个人都可以利用它，它可以提高创作者的生产力。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像TikTok和YouTube这样的平台将与AI助手合作，开辟一个媒体领域，使个人创作者不再受限于大公司。这将是令人兴奋的。总的来说，AI可以处理涉及创作者经济中的文员工作。

至于“1000真粉丝”，我会非常谨慎地使用AI与粉丝互动作为替代自己的方式。使用AI与粉丝互动可能有效，也可能无效。我不确定。但我会非常谨慎。

“1000真粉丝”的缺点是，作为创作者，你必须花费大量时间与粉丝互动。因此，今天我希望AI可以帮助处理一些。但我认为要进行充分披露——如果你使用AI与人互动，你必须告知人们，他们应该知道自己正在与一个AI互动，而我们将会逐渐接受这一点。我们在与客服互动时已经这样做了。

答人生之问：

“如果有可能，去做一些还没有名字的事情”

腾讯新闻《潜望》：这是你第几次来中国？与之前的访问相比，这次你观察到的中国有什么不同？

凯文·凯利：我来过很多次，但已经有四年没来。不幸的是，我这次一直没离开这个办公室，不知道外面有什么变化。

腾讯新闻《潜望》：美国人在过去四年发生了哪些变化？

凯文·凯利：美国人平均来说有点悲观，尽管实际情况已有所改善。美国人喜欢抱怨。即使他们的生活稍微好一些，稍微富裕一些，他们还是担心国家未来，因为国家极端分化。

人们真的担心极端分化，右派和左派之间的分裂。他们不太关心世界其他地方的事情，他们担心国家分裂，是否会因为这种分裂而导致冲突。

腾讯新闻《潜望》：你的第一份工作是一名自由摄影师，如果用摄影师的视角定格一副中国的画面，这幅画是怎样的？

凯文·凯利：也许是夜晚的外滩。它就像未来一样。我真的很喜欢它。

我认为它就像中国：非常有雄心壮志，非常雄心勃勃——Ambitious这个词最能概括中国的特点。

如果我要为中国制定品牌战略咨询，我会说：中国还没有完成（China were not done yet）。就像是一项建设工程，刚刚开始塑造一个新的中国，还没有完成。对我来说，就是那个形象。

腾讯新闻《潜望》：你在《宝贵的人生建议》这本书里说：“人生目标应该超越你，要为远远超越自我的事业而努力。”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

凯文·凯利：我一生的目标是成为终身学习者。不断学习新事物，改变我的观念，为世界上每个人提供工具和装备，帮助他们找到最好版本的自己。我正在努力传播这些工具，这本书是我给予人们的建议，帮助他们成为最好的自己。

腾讯新闻《潜望》：你也说：“做没有人能看明白的事情，能带来最大的回报，如果有可能，就去做一些还没有名字的事情。”当你开始探索科技作家这条路时，是这样的状态吗？是什么驱动力驱使你这么做？

凯文·凯利：不，我不知道。这是一条我希望早点知道的建议。实际上，我也在做，但当时并没有意识到那就是在做“一个没有名字的工作”。

当我们创办《连线》杂志，我们所做的也是这样。人们非常困惑，我们并不是在写技术，我们在写技术的文化。这个领域没有名字，也没有地方可以刊登这本杂志，人们不知道应该放在哪。

我的建议是尽量在一个人们对你所做的事没有明确名字的地方工作，你必须花半小时向你的母亲解释你真正在做什么，这是很好的。

腾讯新闻《潜望》：你还说道：“大多数一夜之间取得的成功，都需要至少五年努力，事实上，任何重大成功都是如此。明白这一点，你就知道如何规划你的生活了。”能不能聊聊你曾默默耕耘的五年？当时内心状态是怎样的，感到焦虑或恐惧吗？

凯文·凯利：我花了五年时间写《失控》。为什么决定写这本书？这是我想读的一本书。和《连线》杂志一样，那是我想读的一本杂志。没有其他的书可供参考，我想读这本书，唯一的方法就是写它。

我对生物和机器的融合、机械以及它如何转向人工生命，后来又是人工智能的想法非常感兴趣。当时还没有人工智能，我写了关于人工生命的书。再次强调，这是我写作的方式。我不知道我在想什么，我没有想法，直到我尝试着去写出来。这是一种给我灵感的方式。

我通常不会感到焦虑或害怕。

腾讯新闻《潜望》：你提到你预言未来的诀窍是倾听科技，我很好奇你的灵感来自于哪？这似乎与你20多岁四处远游的生活方式没多大关系。

凯文·凯利：那时的技术是飞机、工厂和工业设备，我和技术的关系疏远。我对那些并不感兴趣。它似乎不是人性化尺度的。

直到互联网出现，我才感到：哦，这是人性化尺度的，是有机的，更像生命。人工智能也是人性化尺度的，我们正在进行一次非常人类的对话。它不是一个巨大的压路机，也不是一个大工厂。所以直到互联网兴起，我才对技术产生兴趣。

腾讯新闻《潜望》：年轻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偶像支撑着你？你曾幻想超越过谁？

凯文·凯利：我高中时的偶像是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他是一位超验主义者，写过一本著名的书叫《瓦尔登湖》，还写了一本书叫《论公民不服从》。他去了森林，建造了自己的房子，在森林中朴素地生活，观察和写作大自然及其他事物。我非常喜欢这个想法。后来，我也建了自己的房子。但他过着简朴的生活，审视生活，善于观察。他是我高中时的偶像。梭罗也是嬉皮士中一位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

腾讯新闻《潜望》：来这里之前，我向一些你的读者和粉丝征集了问题，以下是两个来自母亲的发问。第一，在人工智能时代，未来哪些工作或学科会变得越来越重要（希望推荐孩子能从事的职业）？

凯文·凯利：我不知道未来需要什么工作，现在为工作做准备的方法是成为一个更好的学习者，能更快速、更有效地学习。你拥有的技能不是特定的技能，而是学习的通用技能。

在《连线》杂志，当我们招聘，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技能而雇佣他们，而是因为他们的态度和能力。我们需要网络开发人员，但那时还没有网络开发人员，因为刚刚在去年发明了互联网。所以我们雇佣的是能快速学会这项新技能的人，而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具备了某些技能。

你要做的是尽量优化自己的学习能力，因为你可能从事一个刚刚在上周、去年才被发明出来的工作。

腾讯新闻《潜望》：来自母亲的第二个发问。你和蒂姆·费里斯（Tim Ferris）都是休息伦理的倡导者，认为休息伦理可以促进更好的工作伦理。你会给那些在竞争激烈的教育体系中抚养孩子、使得孩子几乎没时间玩耍的父母什么建议？

凯文·凯利：确保他们玩耍。竞争激烈的学校被高估了。你绝对要让孩子们有不安排的时间，把一天都填满学习对他们来说是不利的。这真的很糟糕。

谈亿万富翁的烦恼：

“我劝年轻人尽一切努力，不要拥有10亿美元”

腾讯新闻《潜望》：你说过创新诞生于贫困之中。你从那个在后院漏雨的小屋子里写作的凯文·凯利，到现在这个已经通过写作实现名利双收的凯文·凯利，你的生活和心态发生了怎样的变化？需要克服名望和富裕带来的反作用力吗？

凯文·凯利：我在中国有名，但在美国不太出名。美国科技领域有太多有趣的人。人们更愿意和Sam Altman聊天，而不是和我聊天。

我提出的关于现有企业不会永远是现有企业的论点，是因为创新发生在你没有钱、没有资源、不能购买解决方案的时候。

我旅行或露营的原因之一是为了摆脱所拥有的所有附加物。即使在那个时候我不是穷人，但我不能在精神上感到贫穷。我可以感觉我离大地很近。

我没有很多财富，当然我足够富有。拥有很多财富的问题在于，你必须拿它去做一些事情。它会占据你的生活，你也容易购买解决方案。

成功可能会让人陷入困境。我经常思考这个问题——如何确保我的成功不会阻碍我以后的创造，因为它可能会。我建议年轻人，也包括自己，永远不要拥有10亿美元。你可以尽一切努力不要拥有10亿美元。它会囚禁你，占据你的生活。你花不掉它。它总是在那里。你必须应对它。这对你的孩子不好。对你自己也不好。它的运作方式很疯狂。所以，无论你做什么，千万不要拥有10亿美元。我就没有10亿美元。

我经常与亿万富翁交往，我比他们富有得多。我有空闲时间，而他们没有——他们的时间总是被处理他们拥有的钱或他们雇佣的人的决策所占据。就像沃伦·巴菲特，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他决定把他所有钱交给比尔·盖茨去捐赠，因为那太麻烦了。

当你拥有10亿美元，这是另一份工作。

腾讯新闻《潜望》：在你看来，一个人拥有多少金钱是最完美的？

凯文·凯利：这是个好问题。大多数人认为最好的数字是他们目前拥有的两倍。不管是什么，都是两倍。

什么是合适的数量？沃伦·巴菲特被问及关于他的孩子，他打算留下多少钱。他说，我想给他们足够的钱去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但不要给得太多，以至于他们什么都不做。所以答案是，你需要有足够的钱去做你想做的事。

我问年轻人，明天我给你1亿美元，你会怎么做？他们说，也许买一辆车。我说，好的，你还有1亿美元，你要怎么做呢？哦，也许我会环游世界。我说，你需要1亿美元吗？你可以用1000美元做到这一点。

人们认为钱是阻止他们做真正想做事情的障碍，但事实并非如此。这就是问题关键。你不需要那么多钱实现你的梦想，去做你天生就能做的事。你只需要足够多，而不是接近1亿美元，甚至也不是100万美元，我告诉你。

腾讯新闻《潜望》：你在书里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是，把钱花光，最好身无分文地离世。你的钱会花去哪？

凯文·凯利：我们支持了一些非营利组织，我们家庭会捐赠一些东西。到目前为止，我给了我所参与的非营利组织Along Now Foundation捐款，该组织致力于鼓励人们思考长期问题。

孩子们肯定会得到一些钱，我有三个孩子，他们需要房子。（笑）

腾讯新闻《潜望》：你拥有一个中国太太是吗？感觉怎么样？

凯文·凯利：这很好，我强烈推荐。

腾讯新闻《潜望》：你说，要让婚姻幸福，就双方轮流说了算。你和妻子是怎么做的？

凯文·凯利：这在过去20年里非常容易。我告诉她：“你总是对的。”

如果是一个决定，“你是对的”。如果存在争论，“你是对的”。她非常聪明，比我聪明，富有常识。所以我只是说：“你是对的。”这使我们的婚姻完美。

腾讯新闻《潜望》：你会在一些时候突然感觉自己老了吗？如何面对自己的衰老？

凯文·凯利：哦，衰老。当我不得不爬山，当我进行徒步旅行，我可以感觉到自己变老了。但我还是会尝试。

我有一条建议，你的真正年龄是在你上次改变主意的时候。所以你改变主意越多，你就越年轻。所以我喜欢改变主意，这有助于我保持年轻。

但在身体上，要跨越这个障碍是很困难的。我每天都会走一万步。为了保持活跃，我会徒步和骑自行车。但仍然，身体上是无法避免老化的。在心理上，通过改变主意，可以保持年轻。

腾讯新闻《潜望》：年老有没有给你带来任何有新奇体验的小事？能不能分享其中的一两件。

凯文·凯利：你年纪越大，就越有可能变得更智慧。我见过很多，比如在硅谷，我经历了许多周期，反复看见同样事情发生，我有一个经历过很多次的视角。我看到了很多人尝试做事情，有些成功，有些不成功，这让我有了更多样的视角。而且，我有一些朋友，我钦佩他们，我有很长时间可以向他们学习。所以，我有70年的经验，这可能是有价值的，可以从中吸取教训。

腾讯新闻《潜望》：在你71岁的年纪，你的日常安排是怎样的？

凯文·凯利：我没有固定安排，但我正在进行一个叫做“百年可期未来”的项目。我正在为一个充满人工智能、基因工程和持续监测的世界制定未来情景，而这个世界是我愿意生活其中的。这是一个关于未来世界的故事或画面，拥有所有科技，而且是我愿意生活的那种未来。

腾讯新闻《潜望》：你的人生中还有哪些“人生清单”？

凯文·凯利：我从来没有“待办事项清单”。

腾讯新闻《潜望》：你迄今为止做过最后悔的一件事？

凯文·凯利：我后悔我们没有生更多的孩子。孩子们真的太棒了。有兄弟姐妹对孩子们来说非常有趣，对我们来说也很有趣。看到他们成长是一种快乐。我们一直以来都后悔没有生更多孩子。

腾讯新闻《潜望》：你反复强调了在人工智能时代提问的重要性。最后，请提出一个当下你对于全球科技界最想问的问题吧。

凯文·凯利：进化是否有一个方向？（Does evolution have a direction?）这个问题我已经研究了一段时间。我认为它有，但问题是它是如何有一个方向的？这是我毫无概念的问题。我试图在《科技想要什么》中回答技术是否有一个方向，但我认为更根本的问题应该是，进化是否有一个方向。

谢选骏指出：凯文·凯利说的似乎不错，但我觉得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打动我的是耶稣基督——

经文：太8:19-20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路9:58-57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每当我想到这里就会泪流满面，说主啊，我对不起你，因为我还有住的地方，所以没有追随你！但愿我能悔改重生，像你一样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知道，无家可归才能获得新的生命。

【42、无条件的捐赠与有条件的捐赠】

《匿名捐出75億元畢生財富 他在租來的公寓去世》（編譯周靜芝 / 綜合 2023-10-17）报道：

知名慈善家查克·費尼（Chuck Feeney）是免稅店Duty-Free Shoppers（DFS）的共同創辦人，他一手成立的大西洋慈善基金會（Atlantic Philanthropies）日前宣布費尼在他舊金山租來的公寓裡過世，享年92歲。

費尼素以超級慷慨而為人稱道，還被暱稱為「慈善界的詹姆斯·龐德」（James Bond of philanthropy）。費尼於1931年4月23日出生於新澤西州，成長於普通的愛爾蘭移民家庭，家中拮据到經常為每月32元的房貸而發愁。費尼在就讀康乃爾大學期間，結識了他未來的事業夥伴羅伯特·米勒（Robert Miller）。1960年，他們共同創立了DFS -- 一家向旅客銷售奢侈品的免稅連鎖零售店。

1984年，費尼秘密轉移了數十億美元的巨額財產，成立了大西洋慈善基金會。該基金會致力改善全世界人民的生活，尤其關注醫療保健、教育、人權和科學研究等領域。

費尼一向認為「活著的時候捐出財產，要比死後才捐更有趣」，因此他匿名捐出畢生財富，避免事跡遭曝光。大西洋慈善基金會在全球支持了眾多組織，在改善越南和南非的醫療衛生狀況、推動愛爾蘭的教育和研究發展，以及促進美國及其他國家的人權與社會正義上均發揮重要的作用。

2011年，費尼加入了「捐贈承諾」（Giving Pledge），這是由比爾·蓋茲與華倫·巴菲特聯合發起的一項行動，敦促世界上最富有的個人與家族做出承諾，捐贈過半的財富來改善社會最緊迫的問題。在30年間，費尼透過大西洋慈善基金會共捐出了75億元。

雖然貴為億萬富豪，但費尼生活儉樸，經常搭乘經濟艙、戴著15元的手表。費尼晚年居住在舊金山一間租來的公寓裡，名下沒有汽車、也沒有任何財產；「富比世」雜誌曾形容他的公寓寒傖得像間大學宿舍。

谢选骏指出：匿名慈善才是真慈善——因为这是无条件的捐赠。

《億萬富豪痛批哈佛對哈瑪斯模稜兩可 宣布斷絕往來》（記者顏伶如／即時 2023-10-17）报道：

內衣品牌「維多利亞的秘密」(Victoria's Secret)創辦人、零售業億萬富豪魏克斯納(Leslie Herbert Wexner)成立的非營利機構「魏克斯納基金會」(Wexner Foundation)，宣布與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斷絕往來並停止經費贊助，因為校方對於哈瑪斯(Hamas)組織對以色列發動恐怖攻擊的回應態度「模稜兩可」。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17日報導，以色列7日遭到哈瑪斯突襲之後，哈佛大學第一時間的回應以及某些學生團體發表反對以色列聲明，遭到某些長期捐款給學校的贊助者側目，部分捐款大戶紛紛對知名學校切斷金援，魏克斯納便是最新實例。

「魏克斯納基金會」16日發函哈佛大學董事會，信中寫道：「哈佛主管階層未能採取明確堅定立場，對於以色列無辜百姓遭到殘暴屠殺表達抗議，讓我們感到震驚與不齒。」

「魏克斯納基金會」由86歲的魏克斯納與妻子艾比蓋兒魏克斯納(Abigail Wexner)共同創辦，根據「富比世」(Forbes)雜誌估計，資金約達60億元。

「魏克斯納基金會」信中特別點名哈佛學生團體發表的聲明當中，一面倒將哈瑪斯恐怖攻擊的責任歸咎於以色列。

信中寫道，哈佛大學主管階層對這次事件的態度模稜兩可、含糊其辭，「我們的反應跟前任哈佛校長桑默斯(Larry Summers)一樣，無法想像學校主管單位竟然沒有為學校與學生團體的聲明做出切割，也沒有發表譴責」。

以色列富豪歐佛(Idan Ofer)與妻子芭提亞·裴瑞(Batia Perry)上周宣布辭去哈佛大學執行董事頭銜，抗議校方領導階層對以巴衝突的反應。

哈佛大學發言人對CNN發表聲明表示，非常感謝「魏克斯納基金會」對學生獎學金的長年支持。聲明中表示，哈佛大學對於以色列遭受攻擊以及恐怖主義同樣予以譴責。

谢选骏指出：施压慈善就是假慈善——因为这是有条件的捐赠。

【43、无知无畏的现代医学】

“《自然》重磅 前所未有的精确 测序技术重大突破”（2021-05-10 奇点网）報道：

科学家终于有能力以前所未有的精确度研究人类任何组织的基因变化了。

近日，来自英国桑格研究院的Iigo Martincorena及其团队在《自然》期刊发表重要研究成果，他们提出了一项新的单细胞测序技术NanoSeq，大幅提升了测序的精确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每测十亿个碱基对，发生的错误小于5个”。

要知道，这个错误率甚至远低于体细胞变异频率。这将使得在任意组织或细胞中较为准确的检测体细胞变异成为可能。

更重要的是，这项研究不仅是发明了一项新的测序技术，研究人员还基于这项技术发现细胞分裂过程中由DNA复制产生的错误可能不是产生突变的主要原因。这一发现挑战了细胞分裂是驱动基因突变的主要机制的观点。

未来这项新技术还有望让研究致癌物对健康细胞的影响变得更容易。

人和人在生物学上的差异主要是由个体间DNA序列的差异导致（还有一些可能是表观遗传引起的），DNA序列的变化称为变异。一般来讲，变异有两种类型——生殖细胞变异和体细胞变异。它们的区别在于生殖细胞变异可以遗传给下一代，而体细胞变异不会遗传。

体细胞变异是造成细胞癌变的主要原因，而且还可能与衰老和其他的疾病（例如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关。

随着我们逐渐老去，我们体内的细胞就会慢慢积累体细胞变异，但大部分仅存在于少数组织的少量细胞甚至是单个细胞中，这意味着对体细胞变异的检测比较困难。

目前DNA测序是变异检测的主流方式，体细胞变异一般是利用单细胞测序进行检测，但现行技术要么错误率太高了，要么就是只能检测有丝分裂较为活跃的非终末分化细胞，而成年人体内大多数细胞都是终末分化细胞。

大部分癌症都始发于特定组织的一小部分体细胞变异，但是现行DNA测序技术仍然不够准确，无法精准的识别出与少量细胞癌变有关的体细胞变异。

近年来，为了提高在单细胞（单分子）水平的测序精准度，科学家们提出采用双重测序（duplex sequencing）对DNA的两条链分别测序。这种测序的错误主要来源于PCR扩增和测序过程中引入的单链配对错误。

不过，由于DNA双链是互补的，双重测序在测了两条互补的DNA单链之后，通过比对两条链的测序结果，排除那些只出现在一条链上的变异，就可以规避掉测序错误。因此理论上双重测序的错误率为1个/10亿碱基对。

双重测序原理

Margaret L Hoang等人在2016年提出了采用双重测序的BotSeqS。然而，本研究发现在实际操作中，由于回帖和测序文库准备过程中产生的错误（大部分是末端修复和缺口延伸造成），使得BotSeqS的错误率达到了200个/10亿碱基对。

为了规避文库准备过程中由末端修复和缺口延伸引入的错误配对，NanoSeq使用限制性内切酶（而不是超声）打断DNA双链，这样产生的平末端无需末端修复。而对于双链中产生的缺口，NanoSeq会在缺口末端引入一个双脱氧核苷酸来终止缺口延伸。

NanoSeq的原理

本研究还开发了一套生物信息学分析流程，用于降低测序读段回帖错误。最终，NanoSeq的错误率降低到了5个/10亿碱基对以下。

接下来研究人员利用NanoSeq对多种不同的组织和细胞进行体细胞变异的检测。

已有的研究认为干细胞是不倾向于带有大量体细胞变异的，但干细胞在分化增殖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变异，因此终末分化细胞会带有更多的体细胞变异。

但研究人员在分别对造血干细胞和粒细胞，以及结肠干细胞和结肠上皮细胞测序后发现，干细胞的变异数量竟然和终末分化细胞在统计学上并没有显著差异。而且终末分化细胞中的大部分突变是在干细胞阶段积累的，只有少量突变发生在增殖和分化过程中。

这表明细胞分裂过程中由DNA复制产生的错误可能不是产生突变的主要原因。

造血干细胞和粒细胞突变数量的比较（b）以及结肠干细胞和结肠上皮细胞突变数量的比较（d）

成年人体内大部分的细胞都是不会再分裂的，有一部分甚至是不可再生的，例如心肌细胞和神经元。这类细胞由于不会分裂，以往研究并没有获得其体细胞变异频谱。

那么这类没有进行DNA复制的细胞是否会有体细胞变异，这些突变又是如何产生的呢？

研究人员对来自健康人和AD患者的前皮层神经元测序后发现，其体细胞变异数量随年龄增长（点突变增长17.1个/每年，13.7-20.5；插入缺失突变增长2.5个/每年，1.7-3.3）。

而且通过对比发现，神经元和粒细胞以及后面检测的来自膀胱和结肠的平滑肌细胞的突变频谱是类似的。这表明在这类不分裂的细胞中同样有某种机制促使突变形成，并且不同种类的体细胞之间的变异频率没有太大区别。

健康人和AD患者神经元的突变情况比较

对于神经元产生体细胞变异的原因，研究人员推测是因为甲基化导致胞嘧啶脱氨基化突变成胸腺嘧啶，这个突变通过后续的DNA修复得以固定下来。

很有意思的是，研究人员还发现神经元中大于1个碱基对的插入缺失突变高度富集于高表达的基因中，这种现象之前被发现存在于癌症基因组中。或许能解释为何年龄与神经退行性疾病有关。

总的来讲，这项基于双重测序的技术在单细胞（单分子）水平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度——低于5个/10亿碱基对，使得我们可以在任何组织细胞中研究体细胞变异。

利用NanoSeq我们初步了解到：一直以来被认为是体细胞变异主要来源的DNA复制和细胞分裂，并没有显著增加分裂后细胞中的变异数量。体细胞变异是随着时间逐渐积累的，再一次印证了其与衰老和癌症的相关性。

在未来，由于其高精准性和非侵入性，NanoSeq或许可以用于研究体外诱导突变的风险，例如癌变风险。如果可以实现，相关领域的研究可能会迈向新的阶段。

谢选骏指出：人説“《自然》重磅，前所未有的精确，测序技术重大突破”——我看這是“无知无畏的现代医学”，自以爲能夠掌握自然的奧秘，但其實連醫生自己的命也救不了。

【44、西单民主墙并无所谓的“发起人”】

《1989年的中国：过于衰弱，无从让步》（上报 2024-06-04）报道：

丹．史莱特／黄一庄／译者：阎纪宇 2024年06月04日

1989年5月，邓小平支持李鹏的镇压计划，强硬派在党内斗争胜出。5月20日，中共政权宣布实施戒严，解放军很快就包围天安门广场。（资料照片／美联社）

中国第五个现代化何去何从

为了巩固执政党的权威，邓小平在毛泽东动乱年代之后的一项当务之急，就是要让中共想清楚如何藉由经济表现成绩来营造民意正当性。从1983到1988年，中国经济年平均成长率达到11.5%，比1978年之后的改革初期还快。1980年代，中国经济成长动力来自工业发展；农业部门停滞不前，但工业部门一飞冲天。从1978到1983年的改革第一阶段，中国工业产值平均每年成长8%；从1983到1988年的5年之间，年成长率逼近18%。虽然当时的中国远远还不是富裕国家，但许多民众已经富裕起来，他们认同邓小平的领导与中共在中国卓越发展历程中扮演的角色。

我们已在发展亚洲其他地区看到，社会发展与经济发展会让人民产生新的期望、政府面对新的要求。本书也指出，发展会催生出要求更高的民众。这是一种弔诡：发展会孕育不满。中国也不例外，大规模经济改革并没有伴随著同等脱胎换骨的政治改革，意谓民众缺少一个政治的减压阀来表达不满，中国也没有任何场域可以处理这些不满。从改革时期起步伊始，批判的声音不时浮现，公然挑战中共的正当性。

1978年，中国政治倡议者魏京生鼓吹“第五个现代化”，发起民主牆运动，要求民主改革。倡议人士希望参与国家的政治运作，抗议行动体认中国人民在毛泽东时期受尽苦难、人民对文革深怀不满、文革带来的大规模破坏，因此得到民意支持。民主牆运动还有一点吸引抗议者：它要求中共持续负起责任，确保1950与1960年代的悲剧从此不再发生。

同一年，中共政权镇压民主牆运动，一如各方预期。1980年代初期，政治抗议事件此起彼落，然而中共政权很容易就能应付。抗议通常是地方性事件，地点也远离政治权力中枢北京。当时中共刚走出毛泽东时代的混乱，不得民心，政治上积弱不振，组织上千疮百孔，并不具备政治条件来让步容许政治改革。事实上，中共如果在当时让步，恐怕会立即覆亡，一如随后发生在许多共产主意大利家的状况。

压力升高，政权削弱

几年之后的1986年，反政权抗议行动在中共内部引发更深层的焦虑。那年十二月，中国学生再度走上街头，抗议威权政权（86学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同时也是共产党员的方励之成为运动领导人，公开谴责党领导阶层道德败坏、贪腐横行。他指出中国欠缺民主是中共的失败，也是中国现代化未完成的使命。

方励之批评中共政权所谓的代议机构只是极权主义的橱窗摆饰，从最高层到最底层，从橡皮图章的全国人大到操控内定的乡镇选举都是如此。他质疑党的自我改革到底有何成效，质疑党内的法治与体制是否真的已经取代毛泽东年代的个人政治。在许多方面，方励之与其战友都是公开挑战中共。

儘管中共经常要面对示威抗议，但86学潮让政权格外困扰，原因不一而足，其中自然包括学潮引发全国关注。政府试图压制媒体报导，然而纸包不住火。学生在社会上的支持者愈来愈多，对政权的不满持续延烧。到了1986年，政治改革不再只是纸上谈兵，不再只是知识阶层自家的辩论，而是许多人追求的真实改革议题。那年十二月，中国各大城市爆发反政权示威抗议，十二月二十日在上海来到最高点，3万名学生与成千上万名地方示威者走上街头，要求进行政治改革。

1986年的示威抗议显示，中共政权面临深刻的正当性挑战。中国经济在1980年代初期快速成长，但也出现让人忧心的结构性问题徵兆。推行市场改革，尤其是市场竞争，助长了经济的不确定性，企业破产比比皆是，失业率上升，劳工收入下降。工业部门的薪资成长在1986年之后停滞不前；与此同时，愈来愈多新的工业资本与信贷涌入经济体—年平均成长率在1984年之后高达25%—推升了通货膨胀率。1985年的通膨率逼近12%，远比前几年的略高于2%来得严重。食物的消费者物价激增23%，让工厂工人生活捉襟见肘。

中国政府多年来全力推动工业发展，相较之下，农业经济的发展在1980年代中期大幅放缓，而当时中国绝大部分劳工仍以农为业。农业生产力低迷不振，当局不重视进行投资与引进新技术，导致乡村地区基础设施每况愈下。拙劣的规画造成有灌溉的可耕地减少。雪上加霜的是，多年期合同取代年度配额之后，政府保证收购数量缩减。农作物的收购价格也下滑，因为政府陷入财政困境。根据报导，政府有时甚至以借据代替现金给付农民。结果就是从1985到1988年，农村收入不见成长，这对通膨效应火上浇油。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但农民并没有受惠。

1980年代中期的中国经济，儘管试图摆脱计划经济束缚，还是开始尝到伴随经济改革的苦果。1984年加速进行的改革引进了新的市场机制，但是并没有废除或改革国家计划机制。因此中共在1980年代中期的自由化改革，其实是由许多妥协拼凑而成，甚至包含相互冲突的政策。举例而言，信贷非常充裕，为工业化注入强心针，但是也助长了通膨。另一个例子是政府实施物价管制，但是没有财政能力来比照收入进行调整，结果伤害了原本就比较贫穷的农民与国有企业劳工。

中国的改革计划在设计上企图左右逢源，兼顾中共党内的自由派与审慎派，因此未能处理许多涉及市场化的深层结构挑战，推进所谓的艰难改革。中国1980年代中期的改革对于艰难改革议题以拖待变，不仅缺乏政治意志来扛起困难的经济改革，也缺乏行政能力来应对改革遭到的阻挠。想要推动困难的改革，必须由强大的国家体制来主导整个过程。然而经历了毛泽东及其反官僚体制信徒数十年的操控与胡作非为，当时的中国后遗症尚未消退，缺乏贯彻始终的能力。

中国的国家体制积弱不振。市场化改革有赖于去中央化，让中央国家机器释出权力。省政府与地方政府获得更多权力，能够拟定切合自身的经济成长策略。举例来说，对于制定收购目标与价格、引导工业投资、培养新的工业与产业部门、与外国投资人合作建立合资企业，运用管制权力的是省政府而非中央政府。还有一点相当重要，省政府可以收取赋税与其他收益来挹注自家财政，而不是中央国库。省与地方层级的发展型国家取代了国家层级的发展型国家。结果就是从1978年开始，中央政府占财政收益的比例大幅下降，十年间从相当于国民生产毛额（GNP）的35%减为20%。

后来中央政府必须向地方政府与省政府借贷，导致国家财政赤字日益恶化。一直要到1990年代中期，中央政府才对赋税体系做了改革。在那之前，中国的国家体制相当衰弱，没有行政能力与财政能力来带领改革历程，跨越1980年代中期的阻碍关卡。中国与日本、台湾、韩国不同，没有一套强大的发展型官僚体系来稳定大局，撑过政治与经济改革的风暴与难关。

雪上加霜的是，通膨压力高涨加上收入成长停滞，让社会经济不平等更加严重。中共政权矢言要打造一个社会主义经济体，但是1980年代的经济成长无法嘉惠大部分人民。经济问题动摇了社会的团结性。“八大件”（彩色电视、电冰箱、摩托车等炫耀性消费者商品）等消费风潮凸显了邓小平时代的社会不平等，与毛泽东式社会主义的共同过苦日子形成鲜明对比。共产党干部与企业家的贪腐日益猖獗，在投机取巧歪风盛行的沿海城市与经济特区，情况尤其严重。贪腐状况恶化也扩大了贫富阶层的分歧，进一步动摇中共原本就脆弱的正当性。

换言之，中国漂亮的经济成长无法遮掩经济与社会的暗潮汹涌，中国仍然必须进行困难的改革。仅只是堆砌经济成长数字并无法压制与安抚日益高涨的反政权示威抗议浪潮。1980年代中期，中共政权与人民的发展约定——以经济发展承诺换取政治服从——开始崩解，距离这项约定的建立也才短短几年。知识分子、学生、工人与一般民众将不满情绪的矛头对准中共。政权面临的压力水涨船高，政治体系完全没有减压阀，情势一触即发。

1986年十二月学潮的动盪持续到1987年一月，丝毫不见缓和迹象。中共政权忍无可忍，决定终结动乱。党内强硬派集结，祭出严厉的威权主义手段，铁腕镇压86学潮。方励之被大学解除教职，被中共开除党籍。中共政权强制驱离天安门广场与其他地方聚集的学生。

镇压街头示威者还不够，有问题的中共党员也必须付出代价。1987年一月，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他的自由派改革者名声让强硬派把他当成代罪羔羊。胡耀邦的失势也对民主运动人士传达明确讯号：中共不会容忍政治改革的要求。后来中共推选赵紫阳代理总书记，但他与胡耀邦渊源甚深，强硬派对他另眼相看，批斗他只是迟早的事。

隔一年的1988年，中国经济情势非常困难，几年前出现的挑战如今全面爆发。受到天气因素与收成欠佳拖累，穀物生产持续衰退，人民开始捱饿。国家降低粮食收购价格，农民收入随之滑落。劳资冲突愈来愈频繁，各个工业部门的工人都面临失业威胁与薪资削减，贫富差距持续扩大。中国社会日益阶层化，沿著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劳工与新兴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划分。那年中国的通膨率冲破20%，劳工薪资与乡村农户收入却减少，大部分民众都日子难过。那年夏天，中国消费者拚命囤积日常用品，生活必需品通膨压力高涨。在国际市场上，中国的出口欲振乏力，出现贸易逆差，外商直接投资也低于政府目标。

对中共政权而言，最具爆炸性的是一份报告：1987年有多达15万名共产党员因为贪腐而受到调查与惩处，另有2万5千名涉贪人士获得赦免。如果说1987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挑战是1989年事件的近因，是引爆天安门广场示威抗议的导火线，那么对于中共贪腐恶形恶状的揭露就是点燃导火线的火柴。

如果说1987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挑战是1989年事件的近因，是引爆天安门广场示威抗议的导火线，那么对于中共贪腐恶形恶状的揭露就是点燃导火线的火柴。（资料照片／美联社）

天安门广场大屠杀

1989年初，中国学生发起示威抗议，要求政治改革。4月15日，前中共领导人胡耀邦病逝，示威抗议进一步升温。民主运动人士推崇胡耀邦是一位自由派改革者；讽刺的是，中共把他当成1987年学潮的代罪羔羊，反而凸显了他的进步形象。胡耀邦的病逝鼓动了全中国各地的示威学生，中共间接塑造出一位民主烈士。学生聚在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要求中共政权展开政治改革。

1989年春天，学生在广场上进行和平示威。他们要求与中共领导人会谈，中共的反应大多是置之不理。学生领袖少数几回见到中共干部时，他们碰了一鼻子灰，各项要求当场遭到悍然拒绝。5月，学生发动绝食抗议，得到来自全国的同情与支持。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前往广场，向学生表明他感同身受。赵紫阳的党内同志认为此举是对党的背叛，偏离了党对于政治改革日趋强硬的立场。儘管赵紫阳是让中国走上发展之路的重要推手，但1989年5月底遭到中共整肃，从此软禁在家。

胡耀邦与赵紫阳的垮台不仅显示中共的霹雳手段，也显示它欠缺正式的体制来处理与缓解内部政治冲突。儘管邓小平试图在文革结束后巩固整个党，但是中共的统治与治理主要仍是透过非正式机制。党领导人如何操作党务、动员党内支持，特质是不确定性，不是例行化的正规做法。邓小平努力建立体制来打造更为集体化、更能形成共识的决策风格，然而一遇到危机就分崩离析。值得注意的是，中共虽然建政近四十年，却还是没有一套领导人继位的正规程序。1980年代的邓小平在党内与政府担任的并非正式领导职位（译注：邓小平在1980年代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军委主席等要职），他的非正式身分“最高领导人”却让他拥有庞大的政治权力。

中共缺乏组织韧性的问题造成重大影响，导致党在1989年的危机中深陷分裂。1987年胡耀邦被当成政治代罪羔羊之后，中共的自由派改革者与强硬派开始壁垒分明。来到1989年春天，党内分裂已无可弥缝；面对日益升高的政治挑战，党诉诸旧日的内部冲突处理方式：整肃清算、开除党籍。中共无法团结一致，只能把党内斗争摊在阳光下，公开牺牲掉民意支持但违背党意的领导人。天安门广场镇压之后的中共内部会议纪录显示，中共领导人将1989年“暴乱”归咎于党内领导阶层的不团结；党内深刻的分裂反映了中共的虚弱体质。中共自己也承认，它不是一个团结一致的政党。

1989年5月中旬，天安门广场与周边地区据估计聚集了一百万人。运动的影响遍及全国，鼓动了学生、劳工与支持学生的一般民众。示威者公开叫阵，要求邓小平辞职，不再担任最高领导人。在中共党内，以国务总理李鹏为首的强硬派集结起来，主张以决断、暴力的手段终结天安门广场示威。自由派与强硬派彻底决裂、无可挽回，双方只能孤注一掷。此时，妥协已无可能。最后邓小平支持李鹏的镇压计划，强硬派在党内斗争胜出。5月20日，中共政权宣布实施戒严，解放军很快就包围广场。

尽管军方磨刀霍霍，但部队一时间无法驱散示威者。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左右，北京街头陷入混乱失序，中共政权面临更严重的不稳定，也是它最恐惧的状况。6月初，解放军与示威者对峙的压力升高到临界点。关注北京情势发展的外国官员担忧，中共政权已经没有什么选项；中共自身也有同样的结论。悲剧终于爆发，从6月3日夜间到6月4日上午，中共下令解放军官兵进入广场，对示威学生开火，史称“天安门大屠杀”。

※本文摘自《从经济发展到民主：现代亚洲转型之路的不同面貌》／春山出版／作者丹．史莱特（Dan Slater）研究专长为民主与独裁的政治与历史，特别专注于东南亚地区。曾任教于芝加哥大学政治系及社会系，担任该校国际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目前为密西根大学政治系教授，此外亦担任几个国际组织的顾问，例如自由之家、经合组织与世界银行／黄一庄（Joseph Wong）为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系教授暨国际副校长，曾任该校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兴趣涵盖比较公共政策与政治经济学，对亚洲民主转型有深入研究。

网民嚎叫：

chgsuoyuyan 发表评论于 2024-06-05 07:51:28

六四那年大学减少招生，军训成为入校的第一件事，但是，至少一切都可以继续进行。中国发展到今天，并不容易，经历过很多重要事件，印象里包括大量下岗工人。

狄更丝 发表评论于 2024-06-05 07:27:00

文章第一句问过月月鸟李鹏没有？

凉呀凉 发表评论于 2024-06-05 06:47:02

镇压的结果是30多年后天安门成了紫禁城，闲杂人等禁止入内，共党自己成了惶惶不可终日的瓮中之鳖！就要被14亿“热爱”它的百姓吓死了！垃圾五毛，你属于那14亿分之一吗？

谢选骏指出：人说“1989年的中国：过于衰弱，无从让步”，又说“1978年，中国政治倡议者魏京生鼓吹“第五个现代化”，发起民主牆运动，要求民主改革。”——我可以负责任地说，这两种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事实上，1989年的共产党中国并非“过于衰弱，无从让步”；而西单民主墙更是鱼龙混杂之地，并无所谓的“发起人”。

網文《西单民主墙》报道：

西单民主墙，主要指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北京西长安街和西单北大街交会处，西单体育场约2米高、100米长（也有一说是200米左右）的宽阔围墙，于1978—1979年期间张贴有许多不同政见的大字报，故被称为“民主墙”。西单民主墙源于文化大革命后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时期，被民运人士视为当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的开端，并为“北京之春”的宣传与发展发挥了作用。

民主墙的形成

民主墙的形式源于大字报，即民众在公众场所张贴文章表述某种政治主张或心声。1977年，在周恩来逝世一周年时，悼念周恩来的大字报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毛主席纪念堂”工地围墙上。后来该围墙拆除了，人们就把大字报贴到了北京市西单38路公共汽车总站背后工地的围墙上，因此西单的那面墙壁迅速成为一种象征，被人们称作“民主墙”。一开始，大字报表达了人们对文革以来乱局的不满，之后发展到对时政的批评，最后进一步演变为独立民间社团的定期非正式刊物。

1978年9月11日，文革中被停刊多年的《中国青年》杂志复刊，但复刊后的第一期便被当时主管宣传工作的中共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下令查禁。查禁的理由是：

刊物中登载了一些1976年四五天安门运动的诗抄，当时四五天安门事件尚未平反，有为“反革命事件”叫屈的嫌疑；

杂志里没有登载毛泽东的诗词；

杂志里没有登载华国锋的题词；

有一篇文章中提出了要破除“现代迷信”、即破除对毛泽东的迷信——这在当时是极具震撼力的观点，也是刊物被禁的最主要原因。

1978年10月11日，贵阳诗人黄翔及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在北京王府井大街人民日报社门口贴出大字报《火神交响诗》，同时散发油印民刊《启蒙》。11月15日左右，有人把已被查禁的《中国青年》公开贴到了西单墙上，一下引起了万千民众聚集到此观看。随后开始有人在墙下面贴出自己的感想，表达对宣传部门查禁《中国青年》的抗议。11月16日，北京吕朴（音乐家吕骥之子）以真名和联系地址在西单墙上贴出《致宗福先和于无声处剧组公开信》大字报，这张大字报被誉为点燃西单民主墙的火炬。同日，一份署名“机修工0538号”的大字报，批判毛泽东犯下的历史错误。接下来，就进一步出现了要求肃清专制余毒、要民主、要言论自由的大字报。

11月20日，新华社播发中共北京市委为四五天安门事件平反的消息后，大字报不断地贴出，墙前驻足观看的读者越来越多，多时达四五千人。有人宣读、笔记、照相和录音，中外记者夹杂其中采访、摄影，外国人与中国人随便交谈。有人撕毁大字报，有人维护张贴权利。11月25日晚，民主墙前出现了自发组织的“民主讨论会”。西单民主墙第一份民办刊物《四五报》（即《四五论坛》前身）于1978年11月26日晚发布。

11月27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诺瓦克（Robert Novak）时，对民主墙涉及到重大问题公开表态。邓说“没有毛泽东就没有新中国”，并强调自己不是赫鲁晓夫，不会贬低毛泽东。邓还否定了外界传闻的他与华国锋的矛盾，表示不赞同大字报对毛的评价，也表示自己不会当总理。但对大字报、对群众的民主诉求，邓表示理解和容忍：“这是正常的现象，是我国形势稳定的一种表现。”邓又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让他们出气。群众的议论，并非一切都是深思熟虑过的，也不可能要求都是完全正确的。这不可怕。”谈话当晚7时，在民主墙前，六七千人集会，听取诺瓦克的朋友传达的邓小平与诺瓦克的谈话；随后，集会群众从西单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开会庆祝邓小平支持民主墙。28日《人民日报》文章刊发后，天安门广场下再次集会，人数逾万。邓小平的讲话，新华社做了摘要报道，第二天全国各大报刊刊登。

结社、民间刊物、游行

1978年11月26日、27日和12月初，邓小平利用接见日本、美国和法国外宾的机会多次表示，尊重人民利用大字报表达自己不满的权利。之后一些民间团体将自己制作的刊物贴在西单墙上或散发给来往群众。一些外国媒体也赶来采访，这使“西单民主墙”有了国际影响。与此同时北京大学三角地也出现了北大民主墙。很快民主墙形成一个运动。

从1978年冬到1981年春，仅北京就有50余种非官方刊物出版，如《探索》（魏京生、刘京生、路林、杨光）、《四五论坛》（徐文立、刘青、赵南）、《中国人权同盟》（任畹町）、《今天》（北岛、芒克、刘念春、徐晓、陈迈平、鄂复明、周眉英)、《北京之春》（陈子明、周为民、王军涛）、《沃土》（胡平、姜洪）等。天津有《渤海之滨》（刘士贤、吕洪来），武汉有《钟声》（秦永敏），青岛则有《理论旗》（牟传珩）等。广州刚刚出狱的王希哲担任《四五论坛》的广州通讯员。

1978年12月5日，北京电工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张贴以“金生”为笔名的大字报《第五个现代化：民主及其他》，认为自由民主比改善生活更重要，要求反省毛泽东的个人独裁和将政治民主化。

1978年12月18日—22日，中共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在党内的中心地位和改革开放政策获得确定。

1979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三周年纪念日，北京维权上访女工傅月华率领数千名上访群众，到天安门示威游行，他们手持白色床单做成的横幅，高叫“反饥饿、反迫害、要民主、要人权”的口号。1月9日晨傅月华被逮捕。《探索》、《四五论坛》、《中国人权》开展呼吁释放傅月华的抗议活动。

1979年1月29日至2月5日，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访美。

取缔

1979年3月22日，《北京日报》发表《人权不是无产阶级的口号》一文。3月25日，魏京生在西单民主墙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指名道姓批评邓小平“走的是独裁路线”。3月29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布《维护首都社会秩序》的通告称：“凡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泄露机密，违反宪法和法律的标语、海报、大字报、小字报及书刊、画册、唱片、图片等，一律禁止”；同日，北京市公安局发布六条通告，禁止“妨碍交通的集会、游行”；“冲击党、政、军机关和企业、事业单位”；“造谣惑众，煽动闹事”；“拦截车辆，无票乘车”；“任意张贴和涂写标语、海报、大小字报”等活动。《通告》发出后，北京市公安局当日抓捕了魏京生和“中国人权同盟”对外联络人陈旅。4月8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党组的请示报告，确认全国八十七个自发组织中，有七个组织（北京的“探索”、“中国人权同盟”、“兴中会”，上海的“社会主义民主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振兴社”和贵州的“解冻社”）“都是有极少数坏人控制、把持的”。“他们从纲领、口号到具体活动，都是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反对共产党领导，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中共中央的处理意见是，打击首恶分子，分化和瓦解这几个组织。

4月4日，《中国人权同盟》负责人任畹町在西单民主墙张贴大字报时，当场被便衣警察逮捕。4月至5月，先后被捕的还有《探索》的路林（4月22日，不久释放）、杨光（5月22日）等。同时，数百人开始洗刷全城的大字报。除指定保留的西单大字报区外，天安门广场东侧、东长安街、王府井大街、前门大街、北京站和台基厂一带的街头标语大小字报均被“洗刷干净”。

全国和各省也开始采取相应措施，镇压大字报和民办刊物。上海“民主协会”、“民主讨论会”、“人权委员会”共有十多个成员被捕。贵阳“解冻社”成员全部被捕，后来又全部释放。不过在八十七个组织中除了认定七个外，多数自发组织包括一些有重要影响的组织如“北京之春”并未列入其中。对认定的七个组织的处理也留有余地，特别指示“不要把它们定为反动组织”。一些被拘捕的活动分子，经“教育”后又被释放。

1979年10月16日魏京生被以反革命罪及向外电记者出卖中越战争情报为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11月，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作出决议：取缔“西单墙”。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规定除在自己所在单位张贴大字报外，所有大字报一律集中到月坛公园，且要填报真名和其他资料，禁止在西单墙和其他地方张贴大字报。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作出决议：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被逮捕的各地民主墙骨干

“九号文件”下达后，全国各地计有上千人被拘审、逮捕。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徐文立、杨靖、何求、王一飞、王希哲、钟粤秋、傅申奇、秦永敏、朱建斌、孙维邦、杨在行、王屹峰、刘二安、徐水良、王河清、郑玉林、王荣清、徐东平、马兴华、王明、沈建民、童年、何德甫、张京生、刘力平、彭金贵、路建国、历万明、刘国璋、王静湖、吕洪来、刘士贤、黄石、尚运成、李家华、秦晓春、邢大昆、陈尔晋、薛明德、刘国凯、邓焕武、毛庆祥、曾省斋、叶宗武、杨晓雷、黄应时、陈增祥、江小茵、尚运成、鲁弟、戴学伟等等。

胡耀邦态度

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在6月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表示：“我始终支持任何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希望大家都在宪法的保护下享有最大的自由。尽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以及在这次人大会议上，不少同志点名也好或不点名也好，批评我背着中央、支持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所谓民主化运动，助长无政府主义，但我仍要保持我自己的看法。”对于魏京生的被捕，胡耀邦说：“我奉劝同志们不要抓人来斗，更不要抓人来关。敢于大胆提出这些问题的人，恐怕也不在乎坐监牢。魏京生抓了三个多月，他一死就会在群众中变成烈士，是人人心中的烈士。”

主要人物和组织

魏京生、徐文立、王军涛、胡平、刘青、任畹町等。其中大部分人被判刑或流亡海外，有的还在后来的八九运动、组党运动中再次被判重刑。留在国内的徐文立、秦永敏、牟传珩等人皆身陷牢狱。

1979年3月29日，中共中央转发了公安部党组的请示报告，确认全国八十七个自发组织中，有七个组织“都是有极少数坏人控制、把持的”。这七个组织是北京的“探索”（魏京生）、“中国人权同盟”（任畹町）、“兴中会”，上海的“社会主义民主促进会”、“上海民主讨论会”（乔忠令）、“振兴社”（傅申奇）和贵州的“解冻社”（李家华）。有重要影响的组织如“北京之春”（胡平）并未列入其中。

谢选骏指出：西单民主墙就像八九民运一样，是一种鱼龙混杂的群众运动，只有事后看来的“出头鸟”，却无登高一呼的“发起人”。而西单民主墙还被邓小平利用，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不及八九民运，畢竟瓦解了共產主義陣營。后来的八九民运也是因為吸取了七九年的教訓，不愿充当中共内斗的工具，而遭到了更为残酷的迫害，演出了六四屠杀的血腥场景。

只是可笑这个史莱特（Dan Slater），为了充当“中国通”，不惜“不懂装懂”，说出“1989年的中国：过于衰弱，无从让步”和“1978年，中国政治倡议者魏京生发起民主牆运动”……这样没有常识的话，竟然到处传播，十足的可悲！

当然，如果一定要说“西单民主墙有个发起人”，那就只能说是“鬼機靈邓小平”了，因为这个矮柜是西单民主墙的最大受益者。所以俗话说，“矮子矮，一肚子拐。”而拒绝投降的八九民运却不同于七九一代——它鱼死网破，撕下了邓小平的伪装、摧毁了共产主义阵营！

【45、现代独裁用活人殉生，真实情况令人无语】

《古代帝王用活人殉葬，真实情况令人惊讶》（2023-03-07 飞鱼说史）报道：

秦并天下的历史进程中有两个女人很有意思，一个是宣太后，另一个是赵太后。

赵太后是秦始皇嬴政的生母，她的事迹想必大家也都有耳闻，她的后宫一度很是热闹，但是相比较宣太后来说，赵太后还是有些拘谨了。

宣太后是中国历史上被称为太后的人，她的丈夫是秦惠文王，她的儿子是秦昭襄王，按照辈分来算，她还是秦始皇的高祖母。

在秦惠文王去世之后，宣太后把持了秦国朝政，而她也开始不再安分，寻找了好几位面首之后，最终和大臣魏丑夫勾搭上了，两人你侬我侬，爱得死去活来。

可是等到宣太后病重的时候，魏丑夫害怕了，因为宣太后太爱他了，以至于想着要拉着魏丑夫来殉葬，幸好魏丑夫的朋友庸芮站出来及时劝阻宣太后收回了成命，不然宣太后的陵寝中想必又多了一条冤魂。

不过说起来，用活人殉葬这事在历史中是非常常见的，尤其是先秦时期，活人殉葬的陋习相当严重，越是地位高的人，用来殉葬的人越多，毕竟他们总想着在另外一个世界中也能一如既往地享受，正所谓：事死如事生。

很显然，这是一种非常残忍和野蛮的行为，但是古代的君主和帝王却乐此不彼，好似真的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一般，好似他们还能继续享受生前的荣耀一般。

活人殉葬制度在中国的历史非常悠久，期间也历经多次被废和多次死灰复燃，那么这一制度的背后究竟是什么在推动？那些被用来殉葬的活人，在墓穴封闭之后又能活多久？

答案可能让你想象不到，我们一起来看。

殉葬制度究竟是什么时候兴起的，目前还没能考证出一个确切的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史前文明，这种制度已经存在了。

根据考古发掘，在距今6000多年前新时代晚期父系氏族的大汶口文化遗址中就发现人殉的痕迹，而稍晚一些的齐家文化遗址、二里头文化遗址中也都发现了人殉。

通常而言，夏朝被认为是中国国家文化的开端，而二里头文化遗址的时间和夏朝接近，这也意味着国家出现之后，人殉制度并没有消亡。

到了商朝，这种制度俨然更加变本加厉，殷商的君王在去世之后，几乎会将生前所享有的物品全都带到陵墓之中，当然也包括所有的妻妾和侍女。

在考古发掘殷墟侯家庄商王大墓时，整整发掘出了164具殉葬者的骸骨，商王妃妇好墓中发掘出了16具、曾侯乙墓中发掘出了21具，而这些殉葬者全是年轻女子。

这也就意味着，在殉葬制度中，君主帝王生前享用的妻妾、侍女是主要的牺牲者。

后来到了春秋时期，秦国依然保有着殉葬制度，这时候殉葬的人中除了妻妾外，还有青壮年的奴隶，秦献公觉得这一制度太过残忍便将其废除，此举无疑为秦国增加了大量的人口。

为了让权贵们安心，秦献公还发明了以陶俑代替活人，而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兵马俑，无疑得益于秦献公的发明。

汉朝到宋朝时期，人殉制度走向了没落，但是到元明清的时候，再度复燃，明太祖朱元璋去世之后，就殉葬了38位嫔妃，明成祖去世时也带走了30多人，其行径当真是令人发指。

殉葬制度下的野蛮行径

既然殉葬制度在古代屡禁不止，那么被殉葬的人难道没有很多人想象的那般，直接被丢进陵墓中自生自灭吗？

当然不是，他们所遭遇的对待是非常野蛮的，而为了让他们服服帖帖地殉葬，还会采取令人发指的手段。

在明成祖朱棣去世后，那些被安排殉葬的人会享用一顿美餐，之后便会领到一根绳子用来自裁，如果不愿意自裁，还会有一些低级官员来“帮忙”。

一些帝王为了让殉葬的妃子们可以永葆青春，还会逼迫她们服用水银，她们会在服用之后立即死去而容颜也会保持很久不变，比如说广川王刘去盗“哀王冢”时发现，墓内有一百多具尸体，几乎没有腐烂，想必也是用了这种办法。

此外，还有些人会选择更为便捷高效的毒酒亦或者在饭菜中下毒，这样让殉葬之人走得很轻松，根据考古专家推测，罗泊湾汉墓中发现的7名殉人就是用这种方法来处理的。

当然，这几种方法无论动用哪一种，殉葬的人被放入坟墓都是已经死去多时了，但还有一种更为残忍的，那就是直接将活着的人丢到陵寝之中然后将陵寝彻底封闭，用最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活埋。

那么这些活着的时候，被殉葬的人，会在空间颇大的帝王陵寝中活多久呢？

活人在墓穴中能活多久？

其实这个问题也并没有一定的答案，毕竟陵寝的大小规模不一样，这就会导致陵寝中存有的空气多少不一样，为了验证这一问题，一些专家还特意针对这个问题做了一个实验，最终得出的结论是：

如果一个大型墓穴中殉葬的人不超过十八个人，那么这些人大概能撑5天；如果超过十八人，但不超过五十人，那么这些人大概只能撑3天；如果人数再多些，甚至几百、上千，那么估计连一天都撑不到，当然，这还是理想状态。

真实的情况之下，这些活着的人被放到墓穴中是无法动弹的，为了防止这些人随意破坏陪葬的物品，他们会将这些殉葬的人手脚全部捆起来，然后固定在墓穴中的特定位置。

比如说纪晓岚的墓出土时，在他的棺椁周围就以同样的姿势坐着七八个女子，很显然，她们是被人特意放置好的，不会是她们发自内心自愿的。

为了让这些殉葬者失去反抗能力，在被送入墓穴中时，通常还会被注入麻醉剂一类的东西，他们被送到墓穴中，往往没有再次醒来的机会，即便是能醒来，也只能眼睁睁地等待着死亡的降临。

或许会有小伙伴会说，这些活着的人，怎么不奋起反抗，直接从墓穴中打个地洞逃生，他们当然想，只是根本做不到，即便他们的手脚没有被捆上，要挖开陵墓也是天方夜谭，毕竟建造和封闭墓穴的外墙是非常坚固的。

由此可见，殉葬制度是令人发指的，是极其残忍的，这种陋习让人听着就一阵害怕，更别说那些被殉葬的人了，而他们的恐惧也会更快让他们走向死亡！

网民嚎叫：

奥维尔 2023年03月07日 16:23

比如说纪晓岚的墓出土时，在他的棺椁周围就以同样的姿势坐着七八个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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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一个土共墙国的英雄么？

BBC12 2023年03月07日 15:52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谢选骏指出：人说“古代帝王用活人殉葬，真实情况令人惊讶”，我看“现代独裁用活人殉生，真实情况令人无语”——关键在于“宗教的错误”——例如毛魔嚎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结果数千万饿死，数亿人遭殃。因为毛魔信的是马列邪教唯物主义，就和原始宗教的拜物教一样残暴——不把人当人，只把人当作物质，卸磨杀驴，理所当然。

【46、行星上的季节变化和昼夜温差全都毫无规律】

《行星上的季节变化》（NASA中文 2020年9月26日）报道：

9月22日是北半球的秋分，同时也是南半球的春分，也就是说昨天是北半球入秋第一天，南半球入春第一天。

地球上有着明显的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但不是太阳系中每颗行星都有明显的四季变化。

行星上的季节变化由两个因素引起，轴倾角（axial tilt）和轨道偏心率（orbital eccentricity）。轴倾角指的是行星的自转轴相对于轨道面的倾斜程度。水星，金星和木星的轴倾角很小，地球，火星，土星，海王星的轴倾角都是二十多度，而天王星最夸张，轴倾角82度，和其他行星兄弟相比，几乎是躺着。

轨道偏心率简单说指的是远日点和近日点的变化比，太阳系所有的行星的轨道都是椭圆，轨道偏心率决定了椭圆轨道的扁平程度。

拿我们地球来说，轨道偏心率为0.02，环绕太阳的轨道几乎是圆形，所以这点对地球上的气候影响很小。地球的轴倾角为23.5°，我们星球上的季节变化主要由它决定，当北极偏向太阳时，北半球迎来了夏天，当北极偏离太阳时，北半球迎来了冬天。

水星，金星和木星上的轴倾角很小，这三颗行星上的季节变化很小。

水星，几乎没有季节变化。水星上的一天（一昼夜）相当于177个地球日，一年相当于88个地球日。另外由于没有大气层保护，水星昼夜温差极大，面向太阳的一面，白天温度可答430摄氏度，背向太阳的一面，夜晚的温度低至零下180摄氏度。

金星有着浓厚的大气层，导致其表面温度高达470摄氏度。多提一句，大气层中的温度随着距离地面的高度而不同，在其距离地面约30英里的大气层中，温度和地球相当。

火星的轴倾角是 24°，略高于地球，但火星轨道偏心率是0.09，是地球的四倍多，火星环绕太阳的轨道在1.64 AU和1.36 AU之间，这两种情况的加持下，导致火星上的季节变化比我们地球大很多。

我们都知道，火星上的大气很稀薄，约为地球的1%。另外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火星上的大气压力随着季节发生变化，火星上冬季的全球大气压力比夏季低25%，之所以有这种情况发生，是因为火星的轨道偏心率，以及火星两极干冰冰冠和二氧化碳的交换。火星北半球在冬至比在夏至，距离太阳近约10%，火星北半球冬至时，北极冰冠吸收的二氧化碳，比南极在同期吸收的多。

天王星上一年相当于84个地球年，轨道偏心率为0.06，它环绕太阳的轨道几乎也是圆形，但天王星的轴倾角为82度，这就导致天王星上长达四分之一的时间里有着极端的季节变化，当太阳光直射天王星极区时，其他地区就陷入了漫长、黑暗、寒冷的冬天。

参考：https://science.nasa.gov/science-news/science-at-nasa/2000/interplanetaryseasons

谢选骏指出：行星上的季节变化毫无规律，这只能说明，所谓“四季变化”只是一个瞬间的偶然。

《九大行星中昼夜温差最小的和最大的》（zmbsdu 2006-09-16）报道：

太阳系中有9大行星——分别是木星，土星，水星，金星，火星，地球，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

1、水星：水星是九大行星中最靠近太阳的行星，中国古代称水星是辰星。西方人叫它墨丘利，墨丘利是罗马神话中专为众神传递信息的使者，而水星也不愧为信使的称号：它是太阳系中运动最快的行星。水星公转平均速度为每秒48公里，公转周期约为88天。

由于水星距离太阳太近了，个头又小，人们平时很难看到它。水星的表面和月球表面极为相似。其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环形山。水星的大气极为稀薄，昼夜温差很大，白天表面温度可达427度以上，黑夜最低温度可降到零下173度左右。

水星的半径为2440公里，是地球半径的38.3％。水星的体积是地球的5.62％，质量是地球的0.05倍。水星外貌如月，内部却像地球，也分为壳、幔、核三层。天文学家推测水星的外壳是由硅酸盐构成的，其中心有个比月球还大的铁质内核。

水星的自转周期为58.646日，自转方向与公转方向相同。由于自转周期与公转周期很接近，所以水星上的一昼夜比水星自转一周的时间要长得多。 它的一昼夜为我们的176天，白天和黑夜各88天。

水星没有卫星，因此水星的夜晚是寂寞的，那里没有“月亮”，除了太阳以外，天空中最亮的星是金星。

2、金星：金星是距太阳的第二颗行星，是天空中最亮的星，亮度最大时为-4.4等，比著名的天狼星还亮14倍。金星是地内星系，故有时为晨星，有时为昏星。至今尚未发现金星有卫星。由于金星和地球在大小、质量、密度和重量上非常相似，而且金星和地球几乎都由同一星云同时形成，占星家们将它们当作姐妹行星。然而不久前科学家们发现，事实上金星与地球非常不同。金星上没有海洋，它被厚厚的主要成份为二氧化碳的大气所包围，一点水也没有。它的云层是由硫酸微滴组成的。在地表，它的大气压相当于在地球海平面上的92倍。

由于金星分别在早晨和黄昏出现在天空， 中国古代称它为太白或太白金星，中国史书上则称晨星为“启明”，昏星为“长庚”。 古代的占星家们一直认为存在着两颗这样的行星，于是分别将它们称为“晨星”和“昏星”。英语中，金星——“维纳斯”(Venus)是古罗马的爱情与美丽之神。它一直被卷曲的云层笼罩在神秘的面纱中。

由于金星厚厚的二氧化碳大气层造成的“温室效应”，金星地表的温度高达482°C左右。阳光透过大气将金星表面烤热。地表的热量在向外辐射的过程中受到大气的阻隔，无法散发到外层空间。这使得金星比水星还要热。金星上的一天相当于地球上的243天，比它225天的一年还要长。金星是自东向西自转的，这意味着在金星上，太阳是西升东落的。

金星的表面随机布满了许多小型陨石坑。由于金星的浓厚大气，直径小于2公里的陨石坑几乎无法保留下来。而当大型陨石在小型陨坑形成前撞击金星表面，其产生的碎片在地表产生了例外的陨石坑群。火山及火山活动在金星表面为数很多。至少85%的金星表面覆盖着火山岩。大量的熔岩流经几百公里，填满低地，形成了广阔的平原。除了几百个大型火山，100000多座小型火山口点缀在金星表面。从火山中喷出的熔岩流产生了长长的沟渠，范围大至几百公里，其中一条的范围超过7000公里。

3、地球：地球形成自46亿年前，大约在16亿年前地球每昼夜只有9个小时，比现在自转快的多，每年约有800多天；到了6亿年前，每昼夜延长到了20个小时，年缩短到440天，地球正在逐渐放慢自转速度，原因可能主要是月球的潮汐引力作用。一般认为，地球的形成起源于太阳星云分化物。46亿年来，地球从一个均质的球体演变成现在的“圈层”结构。地壳平均厚度17千米，地幔厚度约3473千米，占地球体积的83.4％，地幔温度为1000～3000摄氏度，地核厚度约3473千米，占地球体积的16.3％，物质处于液体状态，内核温度高达6000摄氏度以上，与太阳表面温度差不多！

从我们身处地球的视角看来，我们这个行星是非常巨大富饶，为似乎无穷尽的空气所包围的；然而，宇航员从太空看来，地球只是个瘦小的球体，被一层薄薄的仿佛一吹就散的大气所围绕。对一个空间旅行者来说，在深邃黑暗的空间里的地球，蓝色的海域、棕色或绿色的陆地与白皑的云是异常醒目的。

地球是距太阳第三颗行星，距离有1亿5千万千米（9320万英里）。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天为365.256个地球日，自转一周为23.9345小时。地球的直径为12756千米（7973英里），只比金星大几百千米。我们的大气层由78％的氮，21％的氧及1％的其他成分组成。

地球是太阳系中唯一一颗有生命定居的行星。它的快速自旋与炽热的镍铁内核产生了足够的磁场，与大气配合保护我们，抵御来自太阳与其他星球的辐射。大气层还保护我们免遭流星的侵袭，它们中的大多数会在到达地球表面前烧毁。

从多次星际旅行的成果中，我们对我们这个行星已有了较多深入的了解。美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探索者1号（Explorer 1）发现了现被称为范艾伦辐射带的强辐射区，这一气层由被赤道地带环形地磁场捕获的快速移动的电子组成。来自其他卫星的信息则显示由于太阳风的作用，地磁场被扭曲成了水滴形。我们同样了解到原先以为平和静止的上层稀薄大气实际上是非常活跃的－－白天膨胀夜晚收缩。由于受太阳活动的影响，上层大气层导致了地球天气与气候的变化。

除了影响地球的天气情况，太阳活动还使大气产生奇异的视觉现象。当来自太阳风的电子被地磁场捕获时，它们与地球两极大气中的空气分子结合在一起。这些空气分子随即发光，即产生极光。

4、火星：火星是太阳系的第四行星。由于火星上的岩石、砂土和天空是红色或粉红色的，因此这颗行星又常被称作“红色的星球”。

火星有很多特征与地球相似。它和地球一样有着一年四季的变化；它自转周期比地球多半个多小时，公转周期比地球长一倍，约为687日。火星的直径约为地球的一半，火星大气比地球的稀薄，其中95%是二氧化碳，氮占3%，还有数量极少的氧和水份。

在干燥的火星表面上遍地都是红色的土壤和岩石。火星土壤中含有大量氧化铁，由于长期受紫外线的照射，铁就生成了一层红色和黄色的氧化物。

火星上曾有过洪水，地面上也有一些小河道，十分清楚地证明了许多地方曾受到侵蚀。所以火星表面存在过水，甚至可能有过大湖和海洋.

5、木星；木星，太阳系九大行星中最大的一颗，按离太阳由近及远的次序为第五颗。中国古代就认识到木星约12年运行一周天，而把周天分成十二份，称十二次，木星每年行经一次，用木星所在的星次可以纪年，因此木星被称为岁星。是天空中的第三亮星，最亮时达-2.4等，只有金星和冲日时的火星比它亮。木星有众多的卫星，截止到1990年，已发现16颗。1979年，行星际探测器“旅行者”1号还发现木星有一个很暗的光环。木星在椭圆轨道上绕太阳运行，轨道半长径为5.205天文单位，离心率为0.048，它在近日点同太阳的距离比远日点近约0.5天文单位。木星的轨道面与黄道面的交角很小，只有1.3°。木星绕太阳公转的周期为4332.589天，约合11.86年，平均轨道速度为13.06公里/秒。木星是太阳系内自转最快的行星，赤道上自转周期仅9小时50分30秒，两极地区的自转稍慢。由于高速自转，使得它的扁率相当大，达0.0648。木星的自转轴几乎是垂直于公转轨道道的，二者的交角达86°55′。木星的赤道半径为71400公里，是地球的11.2倍，体积是地球的1316倍；质量为1.9×1030克，比地球的质量大300多倍，是其他八大行星总质量的2.5倍，平均密度只有1.33克/厘米3，赤道上的重力加速度为27.07米/秒2，两极为23.22米/秒2。木星有着浓密的大气，主要成份是氢和氦，还含有少量的氨、甲烷和水。用望远镜观测木星，可以看到大气中有一系列与赤道平行的明暗交替的云带，云带的形状随时间不断变化。这表明木星大气中存在着激烈的运动。木星表面的温度很低，根据理论计算，它表面的有效温度应为105K，但地面观测和行星际探测器测得的结果均高于理论值，对木星的红外观测也表明，木星辐射的热能为它接收到的太阳热能的两倍，这说明木星内部存在着热源。木星还有着比地球更大更强的磁层和辐射带。木星磁层比地球磁层大100倍。它可分为三个区域。内区(离木星表面20个木星半径的范围内)具有与地球辐射带相近的强辐射带；中介区(从20个木星半径到100个木星半径)的磁力线被离心力歪曲。内区和中介区都按约10小时的自转周期转动。外区(60-90个木星半径范围内)的磁场很弱，到磁层边界处已趋于零。除很靠近木星表面的部分外，木星的磁场是偶极场，但场的方向与地磁场相反，即地球上指北的罗盘到木星上变为指南。木星的磁轴与自转轴间的交角为10.8°。离木星3个木星半径以内的磁场是4极或8极的，场强为3-11×10-4特斯拉。木星表面大红斑，位于赤道南侧，长达2万多公里，宽约1.1万公里，略呈蛋形。发现于1660年，300多年来尽管它的颜色和亮度不断变化，但形状和大小几乎没有变，大红斑沿逆时针方向绕中心转动，而且在经度方向上有漂移运动，因而肯定不是固体的表面特征。现在认为它很可能是一个大旋涡，或者说它是一团激烈上升的气流。旋涡或气流中含有红磷化合物，大红斑的颜色可能是因此产生的。至于大红斑能长期存在的原因，目前尚不清楚。

6、土星：土星是太阳系里第二大行星，是一颗美丽的行星，最漂亮的要属它的光环了，光环的直径非常宽，也很明亮，如果你手边有一个20倍以上的望远镜，有时候晚上就能看见它。土星的光环其实可分成几个不同的部分，最明亮、宽阔的是 A 环和B 环，较暗的是 C 环。光环的各部分之间有明显的裂缝。

先锋11号在1979年首先去过土星周围，同年又被旅行者1号和2号访问。现在卡西尼飞行器也已在途中了，预计将在2004年到达土星，它将肩负着探索土星及其卫星木卫六的任务。

土星大气的主要成份是氢，另外还有少量的氢和甲烷。土星是最疏松的一颗行星，它的密度竟比水的还要小。

这里不能不提的是土星的卫星，它拥有的卫星可不算少了，总共有十八颗被命名的，还有一些小卫星将在不久被发现。

7、天王星：天王星（类木行星），最大亮度为5.6等，当它在天顶附近时，眼力好的人用肉眼勉强可以看到它。西方用希腊神话中的天神称呼它。天王星的赤道半径约为25400公里，体积是地球的65倍，仅次于木星和土星，居第三位。它的质量是地球的14.6倍，比木星、土星、和海王星小，居第四位。1977年发现天王星也有光环。

天王星自转一周为15.5小时。密度只有1.19克／立方厘米，表面重力加速度比地球略大，物体要有21.22公里／秒的速度才能脱离天王星，由于逃逸速度大，气体很难得到这样大的速度而跑掉，因此，天王星能把大量的大气束缚住，使其表面有厚厚的大气。从地面探测和空间探测得知，天王星表面大气层的主要成分是氢和氦。其中很大部分是氢，氦的含量为10％～15％，此外，还有少量的其他气体。

在行星世界里，天王星有独一无二的特征，即它的赤道面与它的轨道面倾角为97度55分。这就是说，天王星的自转轴与它的轨道面交角很小，几乎是躺倒在它的轨道上，可以想像，以这样的姿态运动，就使天王星上的四季和昼夜现象复杂化了。首先天王星的南北两极基本上在其轨道面上，赤道面则与轨道面基本垂直。当它的南极朝向太阳地，南半球为夏季，南极点几乎受到太阳光直射，南半球见到的太阳，随纬度的减低太阳的地平高度也降低，而且，在天王星自转过程中，这时南半球见到的太阳是不落的，也就是南半球基本都是白天。相反，此时在它的北半球正是冬季，而且太阳总不升出地平线，过着漫长的黑夜。天王星绕太阳运行的圈子大而速度慢，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半长径约为19.27天文单位，轨道的偏心率约为0.046；绕太阳运动的周期约84个地球年。可见，对天王星两极来说，基本上相当于地球上42年的白天和42年的黑夜。

8、海王星：海王星是距离太阳远近顺序的第八颗行星，通过它对天王星轨道的摄动作用而于1846年9月23日被发现。计算者为法国天文学家勒威耶。德国天文学家J.G.伽勒是按计算位置观测到该行星的第一个人。这一发现被看成是行星运动理论精确性的一个范例。

海王星由于距离遥远，光度暗淡，即使用大型望远镜也难看清其表面细节，因而不能依靠观测表面标志的移动来定出自转周期。1928年，通过观测谱线的多普勒位移测出自转周期为15.8+-1小时，现在采用的自转周期是M.贝尔通等从分析约300次红外观测中定出的。

海王星的快速自转使它的扁率达1/50(即赤道半径比极半径约长500公里)。1968年4月7日，海王星掩恒星，通过对这一事件的观点观测，得出它的赤道直径为50950公里，与目前的最新数据相差很小。

海王星用望远镜看略呈绿色，1932年证明出海王星光谱红外区的强吸收线为甲烷引起。它的大气中含有丰富的氢和氦，大气温度大约为-205摄氏度，这个值高于从太阳辐射算得的期望值，说明要么海王星大气下层存在温室效应，要么它有内在的热源。

1846年，W.拉塞尔发现逆行的海卫一，据计算它正接近海王星，将来也许会碎裂成为海王星的环，1949年发现海卫二。

海王星云层的平均温度为零下193摄氏度至零下153摄氏度，大气压约为1-3帕，是太阳系九大行星之一，按同太阳的平均距离由近及远排列为第八颗，绕太阳运转的轨道半径为45亿千米，公转一周要165年。海王星的亮度为7.85等，只有在望远镜里才能看到。它的直径为49，400千米，是地球的3.88倍。它的赤道半径比极半径约长641公里。

海王星的体积约为地球体积的57倍，质量为地球质量的17.22倍，平均密度为1.66克/立方厘米。表面重力加速度比地球的略大，在两极为1，180厘米/平方秒，在赤道上约为1，100厘米/平方秒。表面上物体的逃逸速度为23.6公里/秒。

海王星有6颗卫星，5条光环。由于海王星是一颗淡蓝色的行星，人们根据传统的行星命名法，称其为涅普顿。涅普顿是罗马神话中统治大海的海神，掌握着1/3的宇宙，颇有神通。

9、冥王星：冥王星是太阳系九大行星中同太阳的平均距离最远，质量最小的一颗行星。冥王星在远离太阳59亿千米的寒冷阴暗的太空中跚跚而行，这情形和罗马神话中住在阴森森的地下宫殿里的冥王普鲁托非常相似，因此，人们称其为普鲁托。冥王星有一卫星，名叫查龙。冥王星的直径约为2，400千米，比月球还小，而查龙的直径为1，180千米，它与冥王星直径之比是2:1，是九大行星中行星与卫星之比最大的。冥王星的质量是地球质量的0.0024倍，这不仅比水星质量小，甚至比月球质量还小；它的密度为每立方厘米1.8-2.1克，反照率为50%-60%。冥王星于1930年1月21日被汤博发现，而洛韦尔对冥王星的发现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1978年发现冥王星有一个卫星(Charon)。这个卫星的表面看上去似乎与冥王星不同，它的表面覆盖着的冰似乎比固态的甲烷还多。由于它的轨道被冥王星的引力所固定，所以它们两个始终以同一半球相对。

由于还没有宇宙飞船访问过冥王星，因此它至今还是一颗神秘的星球。因为冥王星与太阳的距离是如此遥远，致使它表面的温度几乎接近零下240摄氏度。在冥王星上，太阳看上去只是一颗明亮的星。

地面观察显示，冥王星的表面覆盖着固体的甲烷，它有一层薄薄的大气。随着冥王星渐渐远离太阳，这层薄薄的气体将逐渐在地表凝固。美国宇航局计划于2001年向冥王星发射宇宙飞船，使得科学家们能够在它的大气凝固前研究这个遥远的星球。

也许还有着第10大行星，但还没有被人们发现，等待着我们人类的探索。

谢选骏指出：不仅行星上的季节变化毫无规律，行星上的昼夜温差也是毫无规律——这再次证明，我们所说的“宇宙法则”经常只是“地球上的东西”，而且，仅仅局限于目前的瞬间。可憐的人類，最多只是康德一樣的蛆蟲！

【47、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的劳动力毫无价值 】

《万万没想到 到处都在裁员、关厂、放假》（2024年1月20日新闻）报道：

中国近期陷入严重经济困境，不断发生的乱象揭露了经济不断下滑的事实。社交平台上到处都在裁员、关厂、放无薪假的消息，有网友感叹中国进入了全面裁员时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鲁曼指出，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经济依旧蹒跚而行，就连官方统计数据也显示中国正重蹈日本式通货紧缩与青年高失业率的覆辙。尽管目前尚未爆发全面性的危机，但有理由相信，中国经济停滞时代已经展开。克鲁曼指出，中国经济沦落至此，一大问题出在领导层，习近平经济管理不善，有独裁者那种恣意干预的倾向，扼杀了私人积极性进和民间投资。

综合社交平台上的消息，永奥集团汽车经销商集团近日破产，其广东东莞塘厦镇林村产业园一夜之间人去楼空，旗下40多家4S店员工工资也还未发放，供应商的款项也未结付。广东广州的鸿天国际酒店用品采购中心，同样拖欠工资。工人们多次追讨无果，无奈聚集在公司门外讨薪。不只广东，1月19日，山东济南复星国际中心拖欠工人2021年和2022年的工资，至今仍未结付，无奈的工人们只能睡在公司门外讨薪。1月18日，广西南宁龙光集团拖欠工人工资，工人们坐在大厦楼顶边缘跳楼讨薪。

由台湾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二弟郭台强经营的富港昆山有限公司日前传出向员工发出通知，部分员工1月19日起开始停工放假半年，至7月31日结束。如今，在昆山的台资企业和其他企业一样，面临的最大问题是订单严重不足，有的近乎为零。江苏昆山台资企业云集，高峰期有台商企业聘用员工超过十万人。刚刚离开昆山的周女士坦言，如今昆山不再繁荣，当地劳动力价格极低。此外，上海宝格丽酒店近期达成出售协议，上海宝格丽酒店于2018年开业，是全球第六家宝格丽酒店，由于其超高的客房价格和商务会议报价，一开业就倍受外界关注，拥有82间客房的上海宝格丽酒店的价格每晚达到6000元，最贵套房某些季节甚至高达每晚260,088元。有评论指出，这是“中国经济衰退又一重大指标”。除此之外，外企也进入了关门和裁员的轨道。连日来，有关“惠普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企业状态由存续变更为注销”的消息在互联网平台传播，惠普疑似准备全面撤离中国。日产旗下豪华品牌英菲尼迪在中国陷入大量经销商关门退网的风波，从2018年的131家店以及122家售后，到如今仅剩58家。而在去年底，花旗银行开始关闭中国个人业务，并大量裁员。

上海外滩董家渡金融城的某五星级豪华酒店三楼的粤菜馆，曾是一家在大众点评上位列陆家嘴粤菜好评榜第7的热门餐厅，也曾是周边金融机构商务餐的上佳之选，人均近500元消费，很多时候一座难求。可就在几天前，黎敏第一次来到这里，就被出奇的冷清场景吓到了。午餐近2个小时，黎敏和朋友独享了整个大堂，而途经之处的包房，也是空无人声。朋友身在投行介绍，除了原本就在这附近的东方证券以外，一众金融机构如汇添富、海通证券、太保集团、黄金交易所近年来都陆续入驻董家渡金融城，1.5公里范围内集聚了14家总部企业。以往此时，餐厅生意很好，人声鼎沸，因为自己也是好久没来，如今这等情形也是万万没想到。就在数年前，中国经济貌似强得就要称霸世界，为何短短数年内竟深陷麻烦？克鲁曼直言，这些问题已存在至少十年了，为何现在变成大麻烦？因为在此之前，中共政府助长巨大的不动产泡沫，借此遮掩住消费者支出不足的问题。但如今，泡沫终于爆裂了！

阿根廷“川普”发言震撼达沃斯论坛

1月17日，被称作阿根廷“川普”的总统米莱在瑞士达沃斯的2024年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表演讲，严厉批评了那些“放弃自由模式”的世界领导人，呼吁西方精英放弃社会主义，演讲内容随后引爆互联网。

米莱在演讲中说，“我来这是要告诉你们，西方世界正处于危险之中。西方世界的主要领导人放弃了自由模式，转而推行我们称之为集体主义的不同版本。集体主义实验永远不是困扰全世界人民的各种问题的解决之道；相反，它才是问题的根源。没有人比阿根廷人更有资格来证明这两点。我们在1860年采纳自由模式时，35年间我们成为了世界上领先的大国。而当在过去的100年拥抱集体主义时，我们目睹了阿根廷如何陷入系统性的贫穷，全球排名下降到了第140位。”

米莱进一步解释了“为什么西方正处于危险之中。”正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中，有的是出于理论框架上的错误，有的是出于对权力的贪婪，正在破坏自由主义的基础，为社会主义敞开大门，社会主义不管在哪里，都始终是一个导致贫困的现象，所有尝试过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失败了。在经济上、社会上、文化上都失败了。米莱警告，新马克思主义者设法渗入了西方世界，他们通过占据媒体、文化、大学和国际组织来实现这一目标，已经在我们社会中占据了强势地位，国际组织可能是情况最严重的。米莱认为，无论宣称为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还是全球主义等等，都是集体主义的变种。究其根本没有本质区别，它们都声称国家应该操控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 米莱最后表示，不要被吓到，不要被政治阶层或依赖国家生活的寄生虫所吓倒！ 不要屈服于只想掌握权力并保留特权的政治阶级！ 不要屈服于国家的步步逼近。国家不是解决方案，国家就是问题本身。 

米莱对社会主义的抨击在社交媒体上引起轰动，他的演讲视频在X上发布后24小时内观看此数达700万。马斯克称赞米莱“很好地解释了国家繁荣与否的原因”，并发布了米莱演讲的链接。政治活动家科林·拉格写道：“新消息：在世界经济论坛上，阿根廷总统米莱在一群社会主义者面前推翻了社会主义。”据报道，这次出行是米莱当选以来的首次海外访问，与许多乘坐私人飞机飞往达沃斯论坛的精英们不同，米莱乘坐的是商业航班。

中国放宽对美签证  美国人不领情

大学毕业不久的美国人麦克一直希望去亚洲，包括中国旅行。今年1月1日，北京放宽对前往中国旅游的在美人员赴华签证申请的新闻对麦克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但麦克还是有担心，他目前最大的顾虑来自美国务院网站上对于美国公民前往中国旅行的警告。美国国务院网站将中国现在被列为第三级旅游目的地，建议美国人重新考虑旅游计划。

麦克表示，自己身边没有很多人了解中国，所以在网上问了很多人，应该取消去中国的旅游计划，还是应该采取一些防范措施。但是他得到的建议众说纷纭，有人和他说只要不公开骂中共政府应该还是安全的，另有人告诉他中共政府很邪恶。一旦在中国发生什么事，美国政府能做的也很有限。虽然中国的食物和风景很吸引人，但不值得冒这个风险。

针对中共放宽对美签证一事，美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表示，正如我们在德克萨斯州马克·斯维丹案中所看到的那样，那些在华被任意拘留的人的人权遭受了可怕的侵犯。即便没有被拘留，到中国旅行也有其他风险。当你连接到中国的任何 WiFi或蓝牙网络时，中共也会从你的个人电子产品中获取信息，并搜索你的社交媒体帐户以确保你从未说过任何反华言论，并且在某些情况下，便衣警察会跟踪外国人。因此，建议美国人放弃到中国的旅行计划。咨询公司全球卫士的高级情报分析师表示，虽然中共在签证等政策上有所放松，但是“现在有许多地缘政治的压力，而且根本看不到事情正在变好”。而且“西方企业和中国做生意的窗口正在关上，尽管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关上，但北京不会无限期保持开放”。

在休斯敦从事国际贸易的美籍华人李满每年都要去中国五到六次，他注意到，从去年开始，外籍人士入境海关时，被询问的问题也多了很多，让他觉得中国对于外籍人士是保持着一种非常谨慎，而非热情欢迎的态度。他还注意到对于外籍人士入住的限制也变得更严格。2023年，美国人的海外旅行回暖，2023年7月的数据已经超过了疫情之前，但前往中国旅游的美国人数并没有回温。2023年上半年，从北美前往中国休闲旅游的人数只有2019年同期的40%。

网民嚎叫：

百年未有之大骗局 60秒前

包子帝一天毁一个行业，一月赶跑一批外企，怎么会想不到？楼下厉害锅骗子不要进一步污染了北美这片净土。

xxzz 今天 01:01

3个人全家身份信息调查，寻亲找人，目前住址调查，逃犯通缉调查，犯罪记录调查，开房记录调查，婚姻记录调查，出入境记录调查，人物轨迹车辆轨迹调查，飞机火车乘坐信息调查，个人资产调查，手机实时定位，通话记录调查，网络账号查人，微信好友提取，微信支付宝交易记录。调查范围仅限于中国及台湾，更多业务请咨询telegram万事天定 2024年01月19日 22:45

嘴子習有的是损招。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嘴子習一个人的国家，其他除了太监就是无脑僵尸迷茫的糊里糊涂的活着，嘴子習天天都忙着为他们指明前进的方向。

谢选骏指出：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这俩头英国喂养的杂毛猪，一个来自苏格兰亡国奴，一个来自以色列亡国奴——对经济学一窍不通，却企图用经济学来证明自己的哲学教条，结果就发明了“劳动力价值”这样的胡说八道。根據我的研究，劳动力本身是毫无价值的，就像货币一样，其价值由市场随时随地界定，而市场的行情，又取决于政治权力的博弈，政治博弈又由战场决定——例如，英国如果不能戰勝西班牙无敌舰队，或不能通过四次英荷战争夺得海上霸权——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的狗屁，可能产生出來并且传遍全球吗？所以我说，亚当斯密和卡尔马克思的劳动力本身及其劳动力学说，都是毫无自身价值的。

【48、野蛮人无法拒绝文明的诱惑】

《被星链改变的亚马孙部落：“通网”带来的改变和代价》（JACK NICAS 2024年6月21日）报道：

巴西亚马孙地区，马鲁博人的玛纳基阿维村里卫星接收天线。

随着演讲的进行，人们的目光转向屏幕。年轻人刷着Instagram。一个男人在给女朋友发短信。当该组织的第一位女性领导人讲话时，男人们围着一部手机看足球比赛直播。

在任何地方，这样一幕都是很普通的。但这发生在一个偏远的土著村庄，在地球上最与世隔绝的地区之一。

马鲁博人长期居住在亚马孙雨林深处，散布在伊图伊河沿岸数百公里的共有小屋中。他们说自己的语言，服用死藤水与森林精灵沟通，捕捉蜘蛛猴做汤或当做宠物。

他们与世隔绝，几百年来一直保持着这种生活方式——有些村庄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到达。但自去年9月以来，由于埃隆·马斯克，马鲁博人拥有了高速互联网。

这个2000人的部落是巴西各地数百个部落中的一个，他们突然开始使用马斯克的私人太空公司SpaceX提供的卫星互联网服务星链。自2022年进入巴西以来，星链已经席卷了世界上最大的雨林，将网络带到地球上最后的离线地区之一。

《纽约时报》深入亚马孙，走访了马鲁博村庄，试图了解一个封闭的小文明突然向世界开放时会发生什么。

自从他们村庄有了星链以来，许多马鲁博人都注册了 Facebook和Instagram账户。

马鲁博人经常使用手机。村里有了卫星接收天线后，他们在距离最近的城市买了手机。

“当它到来的时候，每个人都很高兴，”73岁的提纳玛·马鲁博说，她坐在村中“马洛卡”的泥地板上，“马洛卡”是一种约15米高的小屋，他们一家人在这里睡觉、做饭和吃饭。互联网带来了明显的好处，比如与远方的亲人视频聊天，以及在紧急情况下寻求帮助。“但现在，情况变得更糟了，”她说。

马鲁博人正努力应对互联网的根本困境：它已经变得必不可少——但这是有代价的。

在与星链合作仅九个月后，马鲁博人已经开始应对困扰美国家庭多年的同样挑战：青少年沉迷手机；群聊里充满流言蜚语；社交网络让人上瘾；网上的陌生人；暴力电子游戏；诈骗；不实信息；未成年人看色情内容。

随着互联网的不断发展，现代社会几十年来一直在应对这些问题。在马鲁博和其他土著部落，几代人以来，人们一直抵制现代化，现在他们同时面对互联网的潜力和危险，还有它对他们的身份和文化来说意味着什么。

由于星链的出现，这场争论现在已经到来。通过在如此偏远的地区提供曾经无法想象的服务，星链迅速主导了全球卫星互联网市场。SpaceX已经发射了6000颗低轨道星链卫星（约占所有在运行的航天器的60%），为地球上几乎任何地方提供比许多家庭互联网更快的速度，包括在撒哈拉沙漠、蒙古草原和太平洋小岛。

但是，也许星链最具变革性的影响发生在那些曾经基本上不在互联网覆盖范围之内的地区，比如亚马孙。目前，巴西亚马孙地区有6.6万份有效合同，涉及该地区93%的法定市镇。这为那些生活在森林里的人提供了新的工作和教育机会。它还为亚马孙地区的非法伐木者和采矿者提供了一种通讯和逃避当局的新工具。

搬运星链卫星接收天线的马鲁博人停下来休息，吃着木瓜。

搬运星链卫星接收天线的马鲁博人停下来休息，吃着木瓜。

贾瓦里山谷原住民领地，这里是马鲁博人居住的地方，也是地球上最为与世隔绝的地方之一。

马鲁博的一位首领、40岁的伊诺克·马鲁博（所有马鲁博人都使用同一个姓）说，他立即看到了星链的潜力。在离开丛林多年后，他说他相信互联网可以给他的人民带来新的自主权。有了它，他们可以更好地沟通，了解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

去年，他和一名巴西活动人士录制了一段50秒的视频，寻求潜在捐助者帮助他们获得星链的连接。视频中他戴着传统的马鲁博头饰，坐在马洛卡里。一个戴着动物牙齿项链的小孩坐在他旁边。

他们把视频发了出去。几天后，他们收到了俄克拉荷马州一位女士的回复。

部落

哈瓦里河谷原住民领地是地球上最为与世隔绝的地方之一，这片茂密的雨林面积与葡萄牙相当，没有道路，只有迷宫般的水道。哈瓦里山谷有26个部落，是世界上最密集的部落群，其中有19个完全与外界隔绝。

伊诺克·马鲁博正在村里安装星链卫星接收天线。

伊诺克辗转于丛林和城市，曾经做过可口可乐的平面设计师。

马鲁博人也曾经与世隔绝，在丛林里游荡了几百年，直到19世纪末采集橡胶的人来到这里。由此而来的是数十年的暴力和疾病，同时也带来了新的习俗和技术。马鲁博人开始穿衣服。一些人学习葡萄牙语。他们把弓箭换成了猎枪来猎杀野猪，把砍刀换成了链锯来清理木薯地。

有一个家庭尤其在推动这一变化。在20世纪60年代，塞巴斯蒂昂·马鲁博是第一批在丛林之外生活的马鲁博之一。他回来时带来了另一项新技术：船舶发动机。它可以把几周的行程缩短到几天。

他的儿子伊诺克成为了下一代领袖，渴望带领部落走向未来。伊诺克辗转于丛林和城市，曾经做过可口可乐的平面设计师。所以当马鲁博人的首领对接入互联网感兴趣时，他们就去找他询问。

马斯克来到巴西后，伊诺克有了答案。2022年，这位SpaceX的所有者和时任巴西总统雅伊尔·博尔索纳罗在写着“连接亚马孙”的屏幕前宣布了星链的到来。

伊诺克和与原住民部落合作的巴西活动人士弗洛拉·杜特拉向100多名国会议员致信，要求获得星链，但没有回应。

去年年初，杜特拉看到一位美国女性在一个太空会议上发言。杜特拉查看了她的Facebook页面，看到她在SpaceX总部外拍照。“我知道她就是我要找的人，”她说。

捐赠者

艾莉森·勒诺在领英页面上的描述是太空顾问、主题讲者、作家、飞行员、马术运动员、人道主义者、首席执行官、董事和11个亲生子女的母亲。她说，她本人的大部分收入都来自在俄克拉荷马州诺曼附近做体操教练和出租房屋。

勒诺说，她并不是为了出名而帮助别人。“否则，我会告诉你我在世界各地开展的所有项目，”她在接受采访时说。“那是为了脸上的表情，是为了眼睛里的希望。这些就是奖杯。”

她说，去年，她从一个陌生人那里收到了一段视频，请求帮助为一个偏远的亚马孙部落建立网络连接，当时她就有了这样的想法。

她从未去过巴西，但认为投资回报会很高。伊诺克想要20部星链天线来改变他的部落的生活，大约需要1.5万美元。

勒诺说，她用自己的钱和孩子们的捐款买了这些天线。然后她订了机票去帮忙送货。

连接

互联网设备是男人们背进来的，有人光着脚，有人穿着人字拖，在丛林里跋涉数公里，每人背着两部天线。

紧随其后的是伊诺克、杜特拉、勒诺和一名记录她这次旅程的摄影师。

互联网的到来立刻引起了轰动。“这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以至于产生了有害影响，”伊诺克承认。“在村里，如果你不打猎、不捕鱼、不种菜，就没有饭吃。”

马鲁博人用好几趟船和数英里的徒步跋涉，将星链运到了村里。

部落首领意识到需要限制。他们决定，互联网将只在早上开放两小时，晚上开放五小时，周日全天开放。

辩论

阿尔弗雷多·马鲁博是一个马鲁博村庄联合会的领导人，他已成为部落中对互联网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马鲁博人以口头方式传承历史和文化，他担心这些知识会流失。“所有人都泡在网上，有时他们甚至不和自己的家人说话，”他说。

色情内容最令他不安。他说，年轻人在群聊中分享露骨视频，这对于一个不赞成在公共场合接吻的文化来说是一个惊人的变化。

未来

今年4月，勒诺回到了丛林。在伊诺克的要求下，她又买了四部天线。其中两个被送往科鲁博部落，那是一个人口不到150人的部落，1996年首次与外界接触，至今仍有一些成员完全与世隔绝。

勒诺坐在一根原木上，吃着放在马洛卡泥土地面上的干牛肉和煮木薯，她说她意识到互联网是“一把双刃剑”。因此，她说，当她在Facebook上发布给马鲁博带来互联网的消息时，她总是强调，这是应一位当地首领的要求。

“我不想让人们认为我把这些东西带进来是为了强加给他们。”她说。她还说，她希望他们能够“保护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文化的纯洁性，因为一旦它消失了，那就是真的消失了”。

饭后，伊诺克的父亲塞巴斯蒂安说，关于部落的互联网之旅，已经有过预言。

马鲁博人还将太阳能板运到了村里，用来给星链供电。

几十年前，一位最受尊敬的马鲁博人巫师设想了一种可以连接整个世界的手持设备。“这将造福人民，”他说。“但最终却并非如此。”

无论如何，他补充说，已经没有办法回到过去。

“首领们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他说。“我们不能没有互联网。”

谢选骏指出：人说——被星链改变的亚马孙部落：“通网”带来的改变和代价；我看野蛮人无法拒绝文明的诱惑，正如暴君无法拒绝自由的诱惑，最终毁灭了专制系統。

【49、以色列不是要消灭对手的理念而是要消灭对手的人口】

《以巴冲突：以色列军队攻入加沙，地面战的目标和危机是什么？》（保罗·科比（Paul Kirby）BBC News 2023年10月14日）报道：

以巴冲突持续升温，以色列军队地面攻入加沙进行“局部突击”，称已击毙多名哈马斯成员。多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在加沙寻获以色列人质的尸体，但军方其后否认有关消息。

此前，以色列要求加沙北部约110万巴勒斯坦居民撤至南部，成千上万人已乘车或徒步逃亡。双方冲突一周以来，已造成以色列1300人死亡，巴勒斯坦则逾2200人死亡，超过40万人流离失所。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声言要“杀死每一个哈马斯成员”，而当局另一个任务是要营救至少150名被掳到加沙的人质。

以军这次“铁剑行动”（Operation Swords of Iron）似乎比过去的计划都要进取，但军事上是否切实可行？有什么目标和困难？

地面战的目标

叶海亚·辛瓦尔是加沙地区哈马斯领袖，现在成为以军首要目标

以色列国防军（IDF）参谋长赫尔齐·哈勒维（Herzi Halevi）声言要“瓦解”哈马斯，并会针对该组织在加沙的政治头目。

但哈马斯已控制加沙16年，以色列期望加沙将来会是什么样？

“我不认为以色列能够摧毁每一个哈马斯成员，因为那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一种理念，”以色列陆军广播电台的军事分析员阿米尔·巴尔·沙洛姆（Amir Bar Shalom）说，“但是你可以尽可能削弱它，令它没有运作能力。”

这或许是一个更现实的目标。以色列与哈马斯进行过四场战争，过去每一次试图阻止其火箭炮袭击，均失败告终。

以军发言人乔纳森·康里克斯中校（Lt Col Jonathan Conricus）表示，在这场战争结束时，哈马斯不应再具备“威胁或杀害以色列平民”的军事能力。

危机满布

有好几个因素，都可能使得这次军事行动偏离轨道。

哈马斯的分支卡萨姆旅（Izzedine al-Qassam Brigades）对于以色列的进攻会有所准备，设置好爆炸装置，做好伏击计划，还可以利用其复杂地下通道网络袭击以军。

2014年，以色列步兵营遭受了反坦克地雷、狙击手和伏击的重创，数以百计平民也在加沙城北部一个社区的战斗中丧生。

这就是以色列现在要求加沙北部110万巴勒斯坦人撤离的原因之一。

以色列人已被告诫，战争可能持续数月，创纪录的36万名预备役人员亦已报到服役。

问题是，在没有国际压力要求撤军的情况下，以色列可以持续战斗多久？

以色列顶尖的安全和情报记者约西·梅尔曼（Yossi Melman）表示：“政府和军方觉得自己有国际社会——至少是西方领导人——的支持。当中的理念就是‘让我们动员起来，我们有很多时间’。”

但他相信，若以色列的盟友看到人们挨饿的画面，就迟早会介入。

联合国难民机构已经警告，加沙很快会变成“地狱洞口”。以军的空袭摧毁了当地1300座建筑物，死亡人数迅速攀升，供水、供电和燃料被切断，当地半数人口被要求逃离大面积地区。

营救人质的利益考量

哈马斯掳走的人质当中很多是以色列人，但也有不少外国公民和双重国籍者，因此包括美、法、英等多国政府在这次军事行动都有利益考量。

法国总统马克龙（Emmanuel Macron）已向该国受影响家庭承诺，会将他们的亲人带回家：“法国永远不会抛弃自己的子民。”

人质的命运会如何影响军事策划者，目前尚不清楚，而以色列领导人也面临国内压力。

军事专家沙洛姆将目前的情况与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相比较，当时巴勒斯坦枪手掳走以色列的运动员，杀害了11人。

以色列政府当时展开一项行动，要找到并杀死参与该场袭击的每一个人。他相信，当局这次也会追捕绑架事件背后的所有哈马斯分子。

要在加沙营救上百名被劫持在不同地点的人质，可能是超出以色列精英部队总参谋部侦察部队（Sayeret Matkal）的能力范围。哈马斯已威胁要枪毙人质，作为对以色列进攻的威慑。

2011年，以色列为了解救被哈马斯囚禁了五年的士兵吉拉德·沙利特（Gilad Shalit），交换了1000多名巴勒斯坦囚犯，包括后来成为哈马斯在加沙政治领导人的叶海亚·辛瓦尔（Yahya Sinwar）。

这让以色列政府考虑是否再次大规模释放囚犯时，要再三思量。

哈玛斯突袭以色列音乐节：死亡人数升至260人，多国青年遭挟持

关于以巴冲突的更多报道：

跳伞与滑翔——哈马斯攻陷以色列的“山寨技术”

哈马斯发动突袭后，以军战机空袭加沙，以色列称“这是我们的9/11”

以巴冲突：数以万计亚洲劳工在以色列，泰国、尼泊尔等多国公民遇害或被掳

邻国的反应

以色列邻国的反应，也将影响地面攻击进程和结果。

其中与加沙接壤的埃及可能提出的更多要求，该国正努力争取让救援通过拉法边境口岸进入加沙。

“加沙人民因为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所遭受的苦难越多，埃及面临的压力就会越大，它要表现出自己并没有背弃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国家安全研究所（Institute for 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的奥菲尔·温特（Ofir Winter）说。

但他相信，这种情况不至于令开罗开放边境让加沙人大规模涌入埃及，或者与以色列进行军事对抗。

自哈马斯进袭以色列以来，以军对加沙的空袭和轰炸已持续多日

以色列北部与黎巴嫩接壤，两国边境受到密切关注。

当地已发生数起跨境袭击事件，与伊斯兰主义武装组织真主党（Hezbollah）有关，但情况尚未形成对抗以色列的新战线。

真主党的主要支持者伊朗威胁要建立对抗以色列的“新战线”，美国总统拜登随即在本周发出警告说：“对于任何国家、任何组织、任何试图利用这种局势的人，我只说一个词：不！”

为强调这一点，美国已派出一艘航母前往地中海东部。

以色列眼中的“加沙终局”

假如以色列能重挫哈马斯，取而代之的将是什么？

以色列在2005年从加沙撤出军队及成千上万的定居者，且不再试图作为占领势力重返当地。

军事专家温特认为，权力转移有可能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回归铺路，它在2007年被哈马斯赶出加沙。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并非武装组织，目前控制着约旦河西岸的部分地区。

他表示，埃及会欢迎一个更加务实的邻国。

加沙被毁坏的基础设施，最终将要按照过去几场战争之后的方式重建。

早在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之前，以色列已严格限制“军民两用物品”进入加沙境内。此后，以色列会希望实施更严厉措施。

已经有人提出，应在与加沙围墙沿线建立宽广的缓冲区，提高对以色列社区的保护。以色列国家安全局（Shin Bet）前局长约拉姆·科恩（Yoram Cohen）认为，需要有一段对闯入者“格杀勿论”的两公里（1.25英里）区域来取代现有区域。

无论这场战争结果如何，以色列都希望确保类似的袭击永远不再次发生。

卡法阿扎（Kfar Aza）是加沙周围的以色列聚落之一，在以巴冲突的头几天，这个小村庄被哈马斯武装分子屠杀，甚至有平民被斩首

谢选骏指出：上文援引“我不认为以色列能够摧毁每一个哈马斯成员，因为那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一种理念”……的说法，但其实，以色列不是要消灭对手的理念，而是要消灭对手的人口——不仅以色列如此，其对手也是如此，所以那里只能零和游戏，无法长期共存。

【50、庸碌无能的人反能获得升职】

《余杰：二十四年前，我已断定李克强庸碌无能》（上报  2022-06-05）报道：

最近，“习下李上”的传言甚嚣尘上，很多人像被打了鸡血一样兴奋，彷彿一旦李克强取代习近平，中国的天就亮了。

然而，当李克强还是封疆大吏时，我就已断定，他连当一个县官的能力都不具备。李克强能进入政治局常委会并当上总理，并非像当年主政四川的赵紫阳那样有经济改革的政绩、民间有“要吃粮，找紫阳”的呼声，恰恰相反，在六四镇压之后，中共的人才选拔机制沦为“优败劣胜”，平庸成为入常的门票。

一九九八年，年仅四十三岁的李克强成为中原第一大省河南的省委书记。如果说西安是中国的废都，河南便是中国的“废省”，文明最古老，现实最惨烈，仅爱滋病的氾滥就触目惊心——二○○五年河南省爱滋病死亡人数高达全国的五成五！李克强没有採取有力措施遏制这一人祸，继续打压医学界和媒体，隐瞒爱滋病灾情。被誉为中国的特蕾莎修女的高耀洁医生因揭露河南爱滋病真相而受到地方政府严酷打压。河南地方当局歪曲真相，声称爱滋病氾滥是因为卖淫嫖娼，高耀洁却指出：“现代中国社会两极分化严重，穷人濒临死亡边缘，事实上，绝大多数爱滋病患者是通过卖血或输血感染了爱滋病毒。”地方政府使用跟踪、窃听和诉讼等手法打击这位说真话的老人，甚至还株连九族：高耀洁的女儿郭炎光，因为母亲的“防爱”事业而失去工作，不得不移民加拿大，母女关係也受到严重影响。李克强在任期间，河南接连发生焦作、洛阳大火，烧死三百馀人；两次煤矿大爆炸，遇难一百八十人。李克强的管治能力受到广泛质疑。

二○○四年十二月，在民怨沸腾之下，李克强调离河南，出任辽宁省委书记。在其任上，作为东北工业大省的辽宁经济急剧衰败。二○○七年，李克强入常前几个月，辽宁省铁岭清河特殊钢厂厂房内二十七吨一千五百摄氏度的钢水瞬间倾翻，当场造成三十二人丧生、六人重伤，成为一九四九以来中国钢厂最重大的生产事故。极为恐怖和惨烈的是，死去的三十二名工友都熔化到冷却的钢裡，凝固成一块七十平方米左右的大铁饼子，已无法辨认出完整的尸体，只能勉强发现部分骨骼、指甲，以及皮带、手机套等。事故发生后，厂区全面戒严，对外封锁消息，不准死难者家属接受媒体访问。事后，李克强不仅没有引咎辞职，反而直升为常委。我当时就撰文抨击李克强及中共的人才选拔机制。李克强与习近平一样，都是在地方上施政拙劣，才获得破格提升。这充分表明，共产极权体制早已丧失了生机和活力。

俄国诗人布罗茨基在《论独裁》一文中早已发现这一祕密。他写道：“政党政纲的单调沉闷及其领导人那种乏味而无甚可观的外表吸引了群众，他们把它视为他们自己的反映。在人口过剩的时代，恶（以及善）变得与其对象一样地平庸。要变成独裁者，最好是变得沉闷。而他们人沉闷，生活也沉闷。他们唯一的奖赏是在往上爬时获得的：看著对手被超过、推开、降级。”这是一群缺乏卡裡斯玛魅力的官僚：“这些乏味、灰沉、无特徵的面孔仍有某种使人难以释怀的东西：他们看上去跟谁都一样，这使他们给人一种几乎是地下的感觉；他们像草叶一样彼此雷同。那视觉上的沉赘为‘人民政府’的原则提供了某种额外的深度：由谁也不是的人的统治。不过，由谁也不是的人统治是一种远远更为无所不知的独裁，因为谁也不是的人看上去像每个人。”

今天，难道因为习近平“更坏”，就要拥抱“次坏”的李克强，将其视为拨乱反正的大救星吗？

有多少中国人，都自诩为“中南海的听床师”？

在绝望与黑暗中的中国人，剩下的最后一种娱乐或最后一种身份就是“中南海的听床师”。他们将解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或央视《新闻联播》发展成一种高级阐释学。他们每天目不转睛地盯著此类官方喉舌，仔细研究习近平的名字出现了几次、李克强的名字又出现了几次，乃至播音员提及两人名字的语气有何差异。

因为没有选票，没有投票选举各级官员的基本权利，中国人才用这种扭曲的方式表达对政治的热衷。更让人困惑的是，若干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份子，也堂而皇之地以“中南海的听床师”自居，尤其是出身中央党校的蔡霞和邓聿文等人，似乎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就宛如“大内密探”，虽然连文章都写不通顺，却俨然是掐指一算就得天机的风水先生，预言某一天习近平垮台、李克强上位，中国从此走上民主自由的康庄大道。他们就能打点行李，凯旋回国，成为李克强身边的哼哈二将、左右护法了。

其实，他们不是出身南书房，而是来自敬事房，他们也要回归敬事房。在大清帝国时代，敬事房主要负责皇帝与皇后、妃子的房事监管、记录。皇帝和他的女人每行房一次，敬事房的总管太监都会记下年月日，以备日后嫔妃怀孕时核对验证。每天晚餐之后，总管太监奉上一个大银盘，裡面有几十快绿牌子，每个牌子上写著一名妃子的姓名。若这天皇帝没有性欲，便会说一句“退下”，然后自己休息。如果皇帝来了兴致，想找哪个妃子，就会把写有这个妃子名字的牌子翻转过来。总管出来后把牌子交给驮妃太监。被选中的妃子香汤沐浴后，全身赤裸，由驮妃太监背起送到龙床上。

负责把妃子背到龙床上的太监，叫驮妃太监。妃子必须全身赤裸，不是为了刺激皇帝的性慾，而是为了确保皇帝的安全。妃子脱溜光，身上就不能藏匕首、剪刀等凶器了。在明朝就有过宫女刺杀皇帝的大逆案。嘉靖皇帝以凌虐宫女为乐，以杨金英为首的十六名宫女趁其熟睡之时，用麻绳试图将其勒毙。宫女们在慌乱之际将麻绳打成死结，使绳圈无法收紧，结果只令嘉靖帝昏迷而未能毙命。此时，方皇后赶到，将宫女们制服，涉案的曹端妃和王宁嫔也被逮捕。后来，“不分首从，悉磔之于市，仍锉尸枭示，并收斩其族属十人，给付功臣家为奴二十人，财产籍入”。

有了这个前车之鉴，清朝就发明瞭这项奇葩制度——太监不仅负责将赤裸的嫔妃背到龙床上，还要负责在室外“听床”，时间一到，就要在外面大声喊“皇上保重龙体”。若是叫到第三次，皇帝就不得不告别温柔乡，让太监进来将玉体横陈的妃子驼走。太监的忠心耿耿，真是皇天可鉴。

今天，很多身体已经来到自由世界的中国异议人士，虽已被中共开除党籍，却仍以忠贞不二的“保龙一族”自居。他们不去研究民主国家的政治运作，不去思考伟大的西方文明的来龙去脉，对中国的民间疾苦不闻不问，对中国民间力量的保育也不屑一顾，偏偏只关心皇帝的房事，只关心龙椅的归宿，只关心七个小矮人中哪一个会坐上龙椅并宣佈大赦天下。布罗茨基早已洞悉此种权力运作和权力想像的虚妄，他指出：“最有趣的事情莫过于明白到这些人之中任何一个都有可能成为独裁者，明白导致这种不确定和混乱的原因无非是供大于求而已，明白我们不是在与某个人的独裁打交道而是在与一个政党的独裁打交道，这个政党已经使独裁者的产量达到与工业同步的水准。”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热衷于“谁将成为谁”的无聊游戏，不再将“中南海听床师”或“驼妃太监”当做人生最高理想，中国才能走上民主自由之路。

※作者为美籍华文作家，历史学者，人权捍卫者。蒙古族，出身蜀国，求学北京，自2012年之后移居美国。

网民嚎叫：

daye21 发表评论于 2022-06-06 08:14:25

不知余杰是谁，但分析的有一定道理。我当的继承人自宫式选拔机构把真正有能力的人早已剔除在外。留在系统内要不就是平庸的官僚，要不就是极富有心思的自私自利者。看看中国的帝王史就和现在差不多，只不过诸侯更多了。

az4591 发表评论于 2022-06-06 07:28:30

借克强，骂同行。

土拨鼠拨土 发表评论于 2022-06-06 06:24:37

这余杰是个什么货色？

skyhorse913 发表评论于 2022-06-06 04:02:43

这余傻逼讲这种话，纯粹在骗稿费。

从李克强出生那天起，我已断定他庸碌无能。

这种扯鸡巴蛋的话，谁不会说？

京V-02009 发表评论于 2022-06-06 01:53:06

没人看好李克强，只是不明白习近平在胡折腾啥？！

爱吃面包的人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23:44:33

中国从来也没走出过封建社会，老百姓总是希望出一个明君 可惜永远是南柯一梦。

中国梦姑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23:05:44

傻逼余杰，又刷存在。

你破坏民运人士郭飞雄会见布什的事，道歉没有？

pofushanren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22:41:01

好文，感谢了。

历史又一村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22:23:00

衡山老道 又出来放毒了。

wwhhjj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21:46:33

lhy86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9:13:18

余杰《冰与火》作者…，不知道余杰是谁，查一查啊，有那么懒吗？还有一堆胡咧咧的五毛，shame！~~~~~~~~~~~~~~~~~~~~~~~~~

是《火与冰》

attendance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9:36:23

世上哪有能力差的，做的差的取代能力强的，做得好的这个道理呢？李克强各个方面确实不如习近平。可别有用心的人非要将李克强取代习近平。这是为什么呢？便于以后更好的掌控李克强。如果李克强以后所做所为如果不合他们的胃口，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李克强搞下来。

习近平主席德才兼备，对国家，对人民无限忠诚。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已经作出了全世界看得见的成绩：脱贫，反腐，强军，航天，绿化环境，治理江河，抗击疫情，一带一路等等。习主席继续当主席，为人民服务得到了国人的拥护和支持，是各族人民的普遍共识。

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如果从政者在施政时能够像习近平那样将全国人民放在心中，为全国人民办事，而不是为少数人，以道德作为依归，那么他就会像北斗星位于中间地位，人民就会像星星一样心悦诚服地环绕着他运行。孔子认识到人心向背的重要，而道德能够发挥持久的凝聚人心的作用。

lhy86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9:13:18

余杰《冰与火》作者…，不知道余杰是谁，查一查啊，有那么懒吗？还有一堆胡咧咧的五毛，shame！

iknowwhoiam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8:59:28

写点东西赚点稿费糊口， 可以理解， 学文科的在美国混饭吃不容易

Jcq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8:00:47

余杰是谁啊？没听说过。这文章...不怎么样啊。

花和尚团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7:51:00

这货还在

bluefri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7:35:51

reno2389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6:45:56

纵观李克强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个心态非常浮躁的人。当年当大队党支部书记，一到灾年，首先想到的不是救灾，而是让社员去逃荒，然后自己向上级打救济报告。当了河南省委书记，鼓励农民卖血致富，结果导致许多人包括婴儿都患有艾滋病。当了总理，鼓励金融创新，结果导致上百万中国人失去了几百亿人民币。

——————————

上百万中国人只失去几百亿人民币吗？难道这几百万中国人平均每人只损失了几万人民币？你也太护主心切了吧？

一条小路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7:24:32

中共官員升官不是看本事是看人事。主席臺上的官員誰有本事的？提一個出來可以嗎？回答你，竟沒一人是男兒，全是公公純粹的太監治國。

兵团农工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6:56:02

李克强有什么政绩？举出实例！连习近平都不把他放在眼里，看来更差。

旁观者XWY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6:49:00

试图解释预测中共政权组成都是浪费时间。

reno2389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6:45:56

纵观李克强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个心态非常浮躁的人。当年当大队党支部书记，一到灾年，首先想到的不是救灾，而是让社员去逃荒，然后自己向上级打救济报告。当了河南省委书记，鼓励农民卖血致富，结果导致许多人包括婴儿都患有艾滋病。当了总理，鼓励金融创新，结果导致上百万中国人失去了几百亿人民币。

春风春雨88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6:14:35

李克强不贪比较正派，而大家又都知道他是中共培养的接班人之一，是要到北京当一二把手的。所以他在地方做官时(河南/辽宁),地方上官员没人敢和他套私人关系 (送礼/送财/送女人等)。所以李克强应该没什么心腹干将，官员们大家对他敬而远之。

混在江湖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6:12:27

他就是个狗屁

技术员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6:10:11

老都老了，还一片少年心，真想挑李克强造反？

wljohn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6:09:47

看看楼下五毛狗，作者本人有能无能不影响他评论李克强无能，更不会因为你说作者无能而能证明李克强有能，这简单的逻辑都不知道，只能说五毛狗护主心切！

kedi888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5:50:00

这家伙是川普走狗，到处乱咬。

Sam大树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5:39:48

一千多年前，余杰已被断定庸碌无能

modems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5:16:48

余杰这逼就是个喷子，有种回厉害国喷去

US_Lion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5:01:38

还记得十年前不是有一个叫法是“克强经济”么。李克强能力不如习主席。

mapletea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5:00:51

多年前，余杰到我们这里一个华人社团做有关文学创作的讲座，一名听众在最后提问期间，问余杰早在中国只有涉外宾馆有可口可乐供应的年代，为什么他的一部描写中国农民的作品中已有农民在家里喝可口可乐的情节。余杰回答说那是文学创作的需要。自此以后，余杰在我心中的形象一落千丈。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4:31:43

搞政治的，首先要立德，要学会客观，理性看问题，要学会协作，共赢。否则，搞政治就是国家的祸害。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4:29:45

海外民运，绝大多数人都是屁股决定，丧失了客观看问题的能力，逢共必反，加上内斗的劣根性不仅没改，还被发扬光大，才分崩离析，日薄西山

上山砍柴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4:20:16

余杰多年前就是算命先生，能给李克强算命，不知道他给自己算的怎样，他指责海外人士喜欢听床，不关心中国人民，他应该给中国人民算算命，指个好出路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4:19:59

中国封建社会持续了几千年，人民骨子里都是封建思想，根本没有民主的基本素质。这样的国情，一党制比较可行。一旦搞多党制，势必恶斗不止，连国家领土完整都难保证，怎么会发展好？看看小岛台湾，人口不到大陆的2%，还恶斗不止，GDP从大陆的45%下降到现在的4%。再看看新加坡和香港，都比台湾发展快。

galland03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4:15:00

傻逼文章，浪费我时间

衡山老道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4:10:32

余杰这个西奴喜欢从门缝里看世界，还坚信自己看到的就是真实的全貌。迷信制度的人，都是大局观差，看不到复杂事物本质的人。多党制和一党制，各有利弊，都依赖人的素质。一党制，核心优势就是高效，由于没有选举压力，可制定中长期规划，选择最佳方案。但缺点是缺乏独立的监督。而多党制的设立，主要目的是为了制衡执政党，使得执政党每天都在在野党的监督下，从而减少腐败。但选举制度带来了两大致命缺陷，一是执政党一切为了胜选，不可能有长远规划。二是反对党为了胜选，拼命拖执政党的后退，容易造成政党恶斗。这两大致命缺陷导致低效。西奴们从来不客观看问题，对一党制在中国，越南等国的巨大成功视而不见，一味夸大西方民主制度的优越性，甚至把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发展积累当作是制度的功劳。想一想吧，要是中国也持续发展200年，会比西方国家差吗？西奴们不光喜欢门缝里看世界，还喜欢攻击不同观点的人。

MovingTarget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4:04:20

余杰是门横向自走炮。

———

若干流亡海外的中国异议份子，也堂而皇之地以“中南海的听床师”自居，尤其是出身中央党校的蔡霞和邓聿文等人，似乎当过几天“南书房行走”，就宛如“大内密探”，虽然连文章都写不通顺，却俨然是掐指一算就得天机的风水先生

远山_2022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4:01:24

蠢货看谁都是蠢货，除了自己以外。

回首前尘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3:54:52

说别人无能的人，首先要证明自己是有能耐的人。余杰除了写几篇反共的文章外，做了什么有能耐的事情？一个自以为是的蠢货而己

luting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3:54:00

人家不是官二代，能够混上总理应该不是庸人

弟兄姐妹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3:46:00

余杰说的对，酱缸锅劣币驱逐良币是常态，能上的只需对百姓凶残工作上无能即可。骂余杰的撒泡尿照照自己

Armweak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3:33:04

在土共国内，象余杰这样自以为是的缸民何其多。他神采飞扬指点江山，认为有了他的机会，土共国就能脱胎换骨，就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殊不知，这种狂妄自大，正是独裁者的最大特征。这厮如果现在是二十岁，可以用“太狂妄“去形容，如果已经四十岁，只能以“脑残”去形容了。

goldenman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3:29:46

好一个人权捍卫者！人权本身就是个超级伪命题，能吃这碗饭的没一个精神正常。试想，一个人依靠挑拣别人的毛病生活，你能说这个人心理正常？鉴定完毕，这人该待的地方是精神病院！

怒客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3:28:52

比起开倒车的草包，一个庸碌无能的蠢材也显得弥足珍贵了。

锦西 发表评论于 2022-06-05 13:22:58

什么狗屁的文啊，整个就是一篇大字报，没理，也没据，文期间的革造反派嘛，肯定没当过带“长”的官。你24年前断定，李克强无能，你谁呀。真够逗的。

谢选骏指出：黄俄的蒙古人不懂，庸碌无能的人反能获得升职，只要他们暗藏升职器。那什么是升职器呢？升职器就是“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例如毛泽东，治国虽然庸碌无能，但是整人权术却是第一。所谓权术，就是“善于处理人际关系”——不论黑道白道，他她都能得道。女人的升职器就是陪睡，男人的升职就是讨喜——因为讨喜，就能浑水摸鱼，挑动群众斗群众，自己坐收渔翁之利。赵紫阳、胡耀邦，就像林彪、刘少奇，因为不能持续讨喜，所以摔下了交椅。这是由“武大郎开店”的基本人性决定的。其实在民主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区别仅仅在于，那里的选民和市场经济（而不是战场经济）发挥了平衡“喜怒無常”的作用。

【51、有人自己不学无术，却要儿女努力读书】

《用爱融冰 爸妈改变来得及》（韩杰 2021-12-12）报道：

华人父母对孩子的关爱无微不至，有时却忽略了孩子的精神需求。

纽约心念心理诊所（Mind Connections Inc）曹君鸿（June）博士说，美国华人的问题是，大多数父母和子女「关系淡漠」。这位美国临床心理咨询博士说，随着父母年龄大了，想与子女和解，但不知道如何和解；也有的是子女想与父母和解，请专家帮忙。她说，解决办法就是家庭成员之间要充分沟通。「他们互相了解对方的想法，找出问题所在，然后加以解决。」她透露，沟通的结果是，「大多数父母愿意接受现实」。

曹君鸿说，她在几年前创立心念心理诊所，主要为华人提供中英文双语心理顾问服务。她说，诊所70-80%的客人是华人，包括新移民、1.5代和二代、留学生等华人群体。她说，第一代的父母与第二代或者1.5代子女之间的矛盾大多数是「由文化差异导致的」。

新移民大多对子女学业期望比较高，让下一代承受很大压力。

价值观不同 两代产生矛盾

她说，孩子倾向于美国文化，因为他们读书、工作、交友都是美国人，比较喜欢美国文化中所强调对个体的尊重。而父母都是在成年后来美定居，仍然习惯用中国传统文化要求孩子。「孩子在家和在外出现断层，感到很矛盾。」

矛盾产生的原因之一是「父母对孩子期望值过高」。她说，华人父母多希望孩子能够上常春藤名校，将来成为成功人士，如医师、律师、工程师等。「而孩子的兴趣不在于此，不认可父母制定的目标，也不考虑未来的收入和地位。」孩子的选择往往更注重个人兴趣。

例如，一位耶鲁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华裔说，他真正喜欢的是做一名演员，而不是父母希望的律师。表面上看这个孩子事业有成，但他对这个工作没有兴趣，并不开心。这就是父母和子女的价值观不同。

他说，华人父母比较重视努力工作，因此给孩子的周末安排得很满，如要学习中文、钢琴、游泳等，让孩子一刻不得闲；而孩子觉得已经学习了五天，到了周末应该休息，何况很多东西他们并不喜欢。因此，父母与子女之间容易产生矛盾。

积极沟通、求同存异，有助于创建良好的亲子关系。

父母重权威 子女感觉不适

许多父亲仍然保持中国传统父亲的形象，很少表达对子女的感情，他们表达关心的方式主要是批评。因此，子女就会认为父亲不爱他们。直到有的父亲已经七、八十岁，子女也已经成年，双方关系仍然疏离，子女只是在感恩节、圣诞节象征性地看望父亲，「父亲给予的创伤能让他们记一辈子。」

曹君鸿说，华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方式（parenting style）容易激化与子女的矛盾。华人父母觉得自己是父母，具有权威，而且多以批评为主。她说，孩子渴望表扬，如果经常批评就会形成隔阂。有的孩子成年后，甚至有了自己的孩子，与父母也不能和好。

在华人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关系是不平等的。例如，父母对孩子成绩是A习以为常，若不拿A就要挨批。而孩子见到的美国同学的家庭关系则不同，他们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平等的。华人的教育方式与主流社会的教育方式不同，会让子女感觉不适。

她说，如果孩子是一个敏感的孩子，这个批评就会无限放大，对孩子是一种创伤。「孩子就会认为，父母不是真正的爱我。他们爱我是有条件的，就是孩子要达到父母的要求才行。」

新移民应该入境随俗，努力适应美国文化。

牺牲挂嘴边 孩子有负罪感

有的父母老是对孩子说，「当年为了你们，我们放弃了以前国外的事业和地位，在美国白手起家，重新开始…」，但是孩子不理解父母的苦心。「这种话让孩子充满负罪感。」她说，他们也会认为，这是你的选择，与我没有关系。这话会让父母子女的关系更加紧张。

有的孩子患上忧郁症、焦虑症等心理问题，让父母不能理解。有的父母说，他们当年受了很多苦，也没有患上忧郁症。而现在孩子的条件这么好，却患上了忧郁症。「孩子要看心理医生，但家长反对，认为没有必要。」她说，父母主要关心孩子的身体健康，却忽略孩子的心理健康。「等孩子出现了自残、自杀想法和行为的时候，父母才带他们来咨询，这往往是问题已经积累太多太久了。」

宾州执照心理咨询师李延晔（Maggie）发现，华裔孩子与原生家庭的矛盾表现在许多方面。例如，华人父母只看成绩，忽视孩子的心理需求，给孩子造成很大的压力；孩子另一半不能找西语裔和非洲裔；而且，很多华人家庭不接受同性恋者。

大多数新移民来美之后忙于生计，与子女的沟通力不从心。

情感需求 不止吃饱穿暖

她说，一名在纽约读大二的男生出现精神障碍，被送进医院。这个家庭于孩子12岁时从加州搬到宾州。「在加州，他们住在华人区，孩子有许多朋友。」他们搬到宾州的纯白人社区，孩子没有朋友了。

她从家长那里了解到，父亲对养育孩子没有兴趣，只是为了养儿防老，所以生了一儿一女。而妈妈不喜欢男孩，喜欢女孩，因此常常带着女儿外出参加聚会，男孩缺乏「情感链接」，产生精神问题。「很多人不知道，孩子需要情感链接。」许多家长认为，只要给孩子吃饱穿暖就行了，但他们没有感受到家庭的温暖。

孩子上大学后由于受到学校发生的事情的刺激，孩子出现一些过激反应，被送到医院的急诊室。她说，实际上孩子上高中前就出现忧郁症，但父母没有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让孩子意识到遇到问题是可以寻求帮助的。「孩子上了大学后，也不知道向谁求助。」

另外一名华裔女生因为谈恋爱与家里闹得不可开交。「妈妈明确表示，不准她在高中交男朋友。」女儿在11年级偷偷交了一个男朋友，父母知道后拒绝接纳这个男生。于是，女儿搬到亲戚家居住。

女孩说自己是美国孩子，有交友的自由。「其他孩子能交朋友，为什么我不能？」于是，17岁的女孩要学习开车方便约会，「妈妈没有办法，找到我咨询，说要了解美国文化。」

她说，其实，这个女孩早就有了忧郁症，曾经想自杀。「女孩说，与男朋友在一起，是她最开心的时候。」她说，家长是开店的，工作太忙，忽略了女儿的精神需求。 「现在，父母接纳这个男孩，女孩也搬回家住了。」

目前，许多男生上网玩游戏，女生在YouTube上追剧，学习受到影响。一些家长采取了许多办法，比如没收电脑、手机，甚至断电断网，但是无法戒掉孩子的网瘾。她接待的客户中，有几个女生都有网瘾，主要是她们与家长无法沟通。于是，这些女孩就在社交媒体交友聊天，「如果家长再不与子女沟通，这些孩子也许会被骗，产生恶果。」

华人新移民与下一代存在的文化差异，造成双方隔阂。

华人婚恋观 大多传统保守

曹君鸿说，华人父母比较难以接受的是子女成为同性恋和变性人。她说，父母不接受，主要是担心朋友、邻居笑话。父母信奉传统的家庭观、婚姻观，多数不会理解孩子的同性恋、不婚主义等想法。

她说，找她的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孩子在青春期出现这种苗头，父母就会找到他们，希望「把孩子扳过来」。另外一种情况是，而当孩子成年后作为同性恋和变性人出柜后，则找到他们，希望他们说服其父母能够「接受他们」。

研究发现，多数的孩子是在青春期知道自己的性别。有的男孩在几岁时就知道「自己是女孩」。她说，孩子出现这种情况，实际上已经在脑子里存在很久了。她说，同性恋者变成异性恋者是很难的。面对这样的现实，父母如果不接受，子女就会与父母越走越远，故父母只能接受。

华人子女离家在外，容易受到美国文化的影响。

生活习惯有别 互相让步

她说，有时父母与子女的矛盾，是父母的生活习惯所致。例如，有的母亲喜欢给孩子碗里夹菜。「父母则认为，给你夹菜就是爱你的表现。」但是，孩子不喜欢，不认可母亲这种行为。由于父母年龄大了，不易改变习惯，因此她就会帮助子女接受这个现实，在有效沟通的前提下，对父母做出理解和让步。

还有的矛盾是跟子女的童年经历有关。「在我的心理咨询诊所，这是最常见的来访客户面临的问题。」她说，经常会有成年子女对自己的原生家庭有心结，童年创伤没有修复，他们与父母往往是一种「既爱又恨的关系」。孩子觉得父母对自己有亏欠，但父母可能从来都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对孩子造成过伤害。

李延晔说，她在十几年前获得心理咨询师执照后，就在一个专业组织向社区提供咨询服务，主要是向有18岁以下孩子的家庭提供咨询服务，「服务对象以白人为主」。2015年，她开始提供网上咨询服务，接触的都是华裔家庭。她表示，外族裔移民家庭也有父母与二代之间的矛盾问题，但和华人移民家庭矛盾的不同。外族裔的问题主要是恋爱困扰和怎样实现梦想，而华人家庭的主要矛盾是孩子面临父母的巨大的压力，这些压力表现在学业、交友和同性恋上。

曹君鸿说，正视并接受现实，也不能再以过去观念要求现在孩子，就是承认现代家庭关系已不再是传统家庭的关系模式。矛盾本身不可怕，关键是学习怎样积极的面对和处理。

华人观念保守，大多难以接受子女是同性恋等少数群体。

积极沟通 掌握三不原则

在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华人往往重视「和为贵」，强调维护「大局」。具体表现在尽量会克制自己、压抑情绪、忍耐对彼此的不满，以避免矛盾和冲突。她说，这种消极逃避的方式往往带来的只是表面的和谐，一点也没有得到解决深层次的真正问题，会导致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渐行渐远，甚至充满敌意。

她说，有效沟通的方法有以下几种。首先接受矛盾冲突的正面意义。其实父母和子女冲突的本质大多是源于爱，父母希望孩子未来生活更好；而孩子则是在意父母的感受才会内心纠结。其次，双方要学会管理情绪、平复心情，不会在情急之下口不择言，用话语伤害家人。表达时做到「三不」原则：不用攻击性的语言指责、不要在情绪主宰下交流、不要总想「赢」。

在做出积极的努力去沟通后，问题有可能还是会存在，因为价值观和立场难以在短期内做出大的改变。交流的结果不见得会是皆大欢喜，但这可能是目前能达到的最好结果，接受这样一个现实，可以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只有这样，才能在家庭关系中找到改善问题的答案。」

下东城高中英语老师敏说，她有两个孩子，分别是7年级和10年级，现在都在纽约市读最好的初中和高中。「我们家与孩子的关系也是困难重重。」她认为比较重要的是遇到困难应该寻找解决方案和寻求帮助。

她也带了几个家长群，非常关注父母和孩子之间的关系及心理健康，尤其在新冠疫情期间，存在很大很大的问题。她认为父母与子女交流最为重要，「若是出了问题，父母首先要与孩子沟通。」

如果不行，可以求助专业人士，孩子需要一个情绪发泄的出口。她说，她的女儿也曾经出现问题，但是孩子要求找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我马上给她找了一个。」

她的女儿定期与心理咨询师沟通，「心理咨询师只有严重的问题才对我说，若是一般内容就不对我讲了。」她说，经过咨询，女儿现在情绪比较稳定。

谢选骏指出：有人自己不学无术，却要儿女努力读书，名曰因为考虑孩子前途，其实弥补自己心理窟窿。

【52、越南人毫无民族自尊心】

《比打敗美軍難壹萬倍的是什麼？》（2021-10-08明小西）报道：

如何打敗美軍？自1900年之後，不是某個國家，而是全人類加起來可能也打不過美國。就像那個段子，世界空軍排名第壹是美國空軍，第二是美國海軍，第三是戴維斯蒙山空軍基地（報廢飛機機場），第四是俄羅斯……那麼，區區越南是如何成為人類史上唯壹打敗過美軍的國家？

1955年，美國對越南發動越戰的目的是什麼？如果只是消滅越南就太簡單，美國甚至都不用出兵。壹句話，當B52轟炸機（同溫層堡壘）從地球外面給越南下“炸彈雨”時，越南如何反擊？越南能去同溫層擊落B52嗎？

很顯然，雙方根本就不在壹個科技層面，美軍完全是“消滅妳與妳何幹”的單方面碾壓，捏死越南比捏死只螞蟻還簡單。可問題是，美國發動越戰的目的不是為了殺光越南人，而是讓越南放棄蘇聯之路，走上美國之路。

對於民族自尊心極強的越南而言，這不是蘇聯之路與美國之路誰優誰劣的問題，而是沒有任何國家可以對越南指手畫腳！

於是，慘烈的越戰開始，美國開局就輸了氣勢。比如，壹些越南士兵為了剪斷牽掛，在上戰場前就親手把全家“呵呵”，美國大兵敢嗎？

別誤會，這不是說越軍視死如歸的精神可以彌補與美軍的巨大軍備差距，而是……美軍當然可以躲在最先進的武器後面對著沖鋒的越軍掃射，但這還叫戰爭嗎？美軍是軍人，還是屠夫？而且，比屠殺越南士兵更恐怖的是，美軍敢屠殺越南老弱婦孺嗎？

看看無數美國越戰老兵的回憶錄吧，越戰中最可怕的還不是像機器人壹樣沖鋒的越軍，而是越南民眾。壹句話，8歲越南小女孩拿著手榴彈沖向美軍時，開不開槍？8個月孕婦開不開槍？80歲慈祥老奶奶開不開槍？

開槍，就是特麼畜生，不開槍，就等著被……或者說，妳以為《第壹滴血》中的蘭博，只是虛構的影視人物嗎？

哎，越戰最大的代價不是犧牲了6萬美國大兵，而是蘭博破碎不堪的靈魂。越戰後，美國有十多萬大兵像蘭博壹樣患上無法治愈的終身心理疾病，痛不欲生！

最終，這些越戰老兵在造成無數社會問題之後，大部分死於酒精與毒X……可即使如此，他們付出的壹切代價也毫無意義，因為別說美國，火星人也無法打敗越南！

為什麼美國能在二十天內，就打敗比越南強百倍的伊拉克？因為，伊拉克戰爭開始後，自己躲起來的薩達姆卻號召伊拉克民眾對美軍實施自殺式襲擊……北越政權完全不同，他們與美國開戰既不是為了保衛祖國，也不是抵抗侵略，而是跪求自己死時能拉個美國大兵墊背。

如美國文學奠基人海明威所說，“壹個人可以被毀滅，但不能被打敗！”美國可以把越南人殺光，但永遠無法打敗越南，直到世界末日……那麼，美國在搞毛？

沒有任何美國人知道美國在搞毛，但所有美國人都知道這場美國史上最長戰爭（20年）不僅失去了6萬士兵的生命，還有30萬傷員（殘疾）和4000億美元的經濟損失！

於是，數百萬美國人走上街頭參與停戰罷工的示威活動。1970年5月4日，4名美國大學生在反戰遊行中，被美國國民警衛隊槍殺……

哎，越戰的是非對錯還重要嗎？美國人的心都碎了，碎到沒有人在乎西貢時刻（美國最大國恥）。只是，越南呢？

作為人類史上唯壹打敗美國的國家，越南也為勝利付出了恐怖的代價：二百多萬人喪生，留下100萬寡婦、20萬殘疾人以及被“橙劑”汙染的河流與土地……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越戰後走上蘇聯之路的越南，幸福了嗎？

別逗了，越南慘成了X啊！◆◇◆

越南這個國家太硬，不會變通，越戰如此，蘇聯之路亦如此。

越戰後的越南是所有親蘇國家中，貫徹蘇聯之路最徹底的國家。畢竟，為了走上蘇聯之路，越南付出的代價太大太大……可是，剛走上蘇聯之路，越南經濟就崩潰了。

1980至1985年間，越南通脹率從25%猛增到91%，但經濟增長率卻只有2%，被聯合國稱為“全世界最貧窮國家”！

這個稱號不僅是精神上的恥辱，更是物質上的大饑荒。80年代初期，越南城鎮居民的每月定量糧食配給只有13公斤，其中不到壹半是米，其余則是玉米粉或者木薯粉等澱粉。根據聯合國數據統計，大約有1/3的越南人口長期營養不良，1/4的人受到饑餓困擾！

別誤會，營養不良不是面黃肌瘦那麼簡單，會導致壹系列疾病，比如貧血、浮腫、肝炎、夜盲癥……甚至死亡！更讓人絕望的是，越南的饑荒“很公平”，軍隊的處境也不比民眾更好。比如，在壹次越南軍方例行檢查中發現，越軍每17公斤軍糧中，便摻雜2公斤稻草、木屑雜物……

最終，在越戰結束的第十年（1986年），越南通貨膨脹達到近800%的歷史頂點，經濟全面崩潰！那麼問題來了，是因為越南的蘇聯之路走歪了嗎？

呵呵，越南沒走歪，而是全世界有哪個走蘇聯之路的國家沒鬧饑荒？鐵得壹筆的歷史證明，根本就沒有正確的蘇聯之路，蘇聯自己都特麼走解體了。

更悲劇的還不是蘇聯之路的失敗，而是歷史證明，“走美國之路的國家都富起來了”！那麼，越南怎麼辦？

其他國家（東歐）還可以放棄蘇聯之路，改走美國之路，但越南呢？還是那句話，作為人類史上唯壹打敗美國的國家，越南為蘇聯之路付出的代價太慘烈。如果否定蘇聯路線，就等於民族自尊心極強的越南向全世界承認，自己曾是人類史上最傻X的國家，沒有之壹……

這特麼太痛苦了，不僅是越南國家的痛苦，更是每個越南人的痛苦！畢竟，誰家沒有戰死在越戰中的親人？於是，越南在這種痛苦中壹直糾結到21世紀，直到2001年4月農德孟成為越南壹把手，越南才開始真正的改革，改走美國之路……那麼，越南這次選對路線了嗎？

呵呵，這已經不是對錯的問題，而是19年後的2020年2月19日，越南總理阮春福向全世界提出越南2045年的國家願景，即在獨立100周年之際，越南將成為高收入發達國家！

臥槽，全世界總共才22個發達國家啊！◆◇◆

90年代還無法保證糧食供應，2001年才開始換路的越南，憑什麼能後來居上成為第23個發達國家呢？憑的就是，越南這個國家太硬，不會變通，越戰如此，蘇聯之路如此，美國之路亦如此……

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美國之路都是從經濟改革開始，越南的美國之路直接從XX開始。比如，看看越南去年簽署的三個石破天驚的協議！（《越南–歐盟自由貿易協定》、《越南–歐盟投資保護協定》和《廢除強X勞動公約》）

這三個協議很好理解，《越南–歐盟自由貿易協定》表面上是壹個與發達國家的零關稅協議，但實質上卻是越南對外資全面開放，X企全面私有化的協議。至於《越南–歐盟投資保護協定》更簡單，壹句話就是“私有XX神聖不可侵犯”！

最牛逼的協議其實是最不起眼的《廢除強X勞動公約》。這個看似與經濟無關的協議，等於越南承認“人拳大於呵呵”……就問妳，越南的美國之路夠不夠硬？

也別打嘴炮，看看拿腳投票的世界巨頭！英特爾、三星、蘋果、優衣庫、NIKE……作為國際巨頭沒在越南投資，出門都不好意思和人打招呼！

越南外資潮的背後是：2017年，越南股市以48%的漲幅稱霸東南亞；2018年，越南外資投資同比增長8％；2019年越南對外進出口總額超過GDP（5169.59億美元）；哪怕在疫情嚴重的2020年，越南的GDP增速都能達到逆天2.91%！

So，走上美國之路的越南從吃不飽飯到出現用工荒，只用了19年。更重要的是，全世界都知道這只是開始，向美國發出CPTPP邀請的越南將迎來史無前例的黃金時代！這也是，越南總理阮春福豪言越南將成為亞洲第五個發達國家的底氣所在！

那麼最後的問題來了，打敗美軍與走美國之路，哪個難度更大？

谢选骏指出：上文胡说了一番“民族自尊心極強的越南”，其实呢？越南人毫无民族自尊心，而是一群“随时傍大款”的村姑。越南人先是傍上了中国人，后是傍上了法国人，然后又傍上了苏联人，现在又傍上了美国人……活像“黄色出租车”，而且国际通用的。但是他们的父系，主要还是南方汉人，就和两广的土著差不多。

《越南使用汉字2000多年，为何却全面废除了？》（环球情报员2021-10-09）报道：

越南是东南亚唯一一个汉字文化圈的成员，和朝鲜、日本一样，都曾将汉字作为书写语言。

秦朝时，越南北方被纳入中国版图，汉字也随着传入。到唐朝末年，越南北方尽管独立出中国，但在"尊汉"思想下，汉字依然是越南官方签署法令、选拔考试的通用文字。

▲汉字文化圈

二战后，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汉字文化圈的成员出现"废除汉字、采用本土文字"的思潮，朝鲜半岛确立了本土发明的文字——谚文的地位。

▲15世纪，朝鲜半岛发明的谚文，20世纪成为当地的官方文字

越南也宣布废除汉字，但并不是改用本土产生的文字，而是将拉丁字母为基础的越南国语字作为通用书写文字。

越南为什么废除使用了两千多年的汉字，而改用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国语字呢？

▲越南国语字和汉字

一、汉字传入越南与喃字产生

先秦时期和秦朝时，中国南方和越南北方统称为"百越"之地。这里生活的众多民族都和东南亚、南亚有着密切文化联系。

当时生活在越南北部京族人，语言具有南亚语系的特点。

▲亚洲语言地图

京族在一开始只有口语（越南语），没有自己的书写文字。秦汉之际，由于北人南迁、犯人流放，汉字也在越南得到广泛传播，成为京族人的第一书写语言。

▲越南中北部曾是中国的辖地

汉语是汉藏语系的一种，而越南语则属于南亚语系，两者差异较大。汉字本身是基于汉语产生的，而汉字的记录方式主要是文言文。

文言文本来就有行文简单，和汉语口语差距较大的特点。这就使得汉字和越南语口语的差异更大，难以完整表达越南语。汉字（文言文）和越南口语不一致的尴尬现象，使得传入越南的汉文典籍必须经过翻译才能理解。

唐朝时，随着科举制在越南的推广，一些接受到汉文化的越南知识分子，开始尝试以汉字作为基础，创造一种能够匹配越南语口语的文字，"喃字"就这样应运而生。

"喃字"的造字方法和汉字基本上相同，但是它比汉字更复杂。例如，它将两个汉字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字。如"宁字"，左边汉字"宁"表示这个字在越南语中的读音；右边汉字"字"表示这个字的意思。

"喃字"基于汉字产生，要懂"喃字"，必须先会汉字。本来汉字就很难学，喃字更难学。而且统治者以汉字为官方文字。因此喃字产生后并没有得到广泛推行。

▲左边为喃字，每个字都是由两个汉字构成；右边是越南国语字

到了唐末，中原王朝战乱不断，对越南的控制减弱。越南趁机实现了独立。独立后的越南依然"尊汉"，继续采用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采用科举取士的制度。被越南称为"儒字"的汉字，仍然是官方的书写文字。

越南独立后便开始了"南进"，从11世纪一直到18世纪，京族人伴随着越南的扩张而不断向南迁移，汉字也随着向南传遍整个越南。

越南的扩张不仅使汉字的使用范围扩大，也使"喃字"获得发展。早期喃字主要作为汉字的辅助工具，用在记录地名、人名及地方特产等。经过几个世纪的完善，"喃字"虽然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但在一些学者的努力下也出现了一些文学作品。

15世纪的胡朝，越南的一些民族意识强烈的统治者想要将喃字提升为国家书写文字。但这些改革如昙花一现，喃字一直只是在民间流行的一种对汉字起补充作用的辅助文字。

▲平定省归仁市的阮惠铜像（曾主张将喃字作为国家书写文字）

16世纪，随着西方的扩张和"西学东渐"的影响，西方文化开始进入越南，中西文化在越南产生激烈碰撞。

二、越南国语字创建与汉字衰落

地理大发现后，西方殖民者陆续到达东南亚。1527年，葡萄牙天主教传教士来到越南。传教士因汉字和喃字太难学，为了与当地越南人沟通，也为了传播教义，于是利用欧洲人熟悉的拉丁文字设计了一整套的书写文字来记录越南口语。

可是天主教的传教者来自于如法国、葡萄牙等多个不同国家，各国文字和书写习惯不同，这就使得越南拉丁字在记载过程出现很多差异。

▲巴黎外方教会，该教会主要在亚洲从事传教工作

为了让各个国家传教士的不同拼写有一个统一的标准，法籍传教士亚历山大在1651年编纂了《越葡拉词典》。

这本字典标准化并统一了越南的拉丁字。经过传教士的完善，到19世纪30年代，越南拉丁字（统称越南国语字）已经能够完整表达越南口语的内容。

▲《越葡拉词典》的一页

作为一种拼音文字，越南国语字和汉字、喃字相比更简单易学。但越南国语字并没有得到推广，创制后主要在教会中印刷传教书籍。

19世纪中后期，随着法国殖民扩张、中国的衰落和越南民族主义者的推动，越南国语字迎来了普及扩张的机会。1862年，法国占领越南南部（南圻）后，迫切需要割断中越历史文化的联系，摆脱中国的影响，加强殖民统治。

法国殖民者在其控制区创办学校，在学校中废除汉字，取而代之的是法语。法国还要求各级官员学习法语，不会法语不能升级。法国殖民者强行推行法语的殖民政策，遭到越南民众的强烈抵制。

▲1859年法军围困越南西贡

一些民族主义者为了反击法国的文字入侵，趁机推广越南本土文字"喃字"，1867年，阮朝著名改革志士阮长祚提议将喃字标准化（并连同废除文言文）。

▲越南出版的字典，大字是汉字，小字是喃字解释

但是，这个时候中国在越南的影响力仍在，喃字标准化方案遭到了皇帝的拒绝。

▲阮长祚雕像

面对着越南民众的反抗，法国殖民者开始转变方法，转而推广与法语有着"血缘"关系的越南国语字。1865年，法国在越南创建了第一份国语字报纸《嘉定报》。

随着法国在越南自南向北扩张，法国和中国之间爆发了中法战争。战后，清政府被迫放弃中国在越南的宗主地位，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法国考虑到越南中北部地区汉字传播的时间长，范围广，影响深，因此采取国语字和汉字并行使用的方法。当时的殖民总督曾说："在所有的公文、行政证件，国语字和汉字并行使用。不能废除汉字，仅用国语字代替。"

▲1884年的中法战争，此战后中国丧失了在越南的宗主权

传教士创造的国语字一开始也被视为殖民的象征，它的推广遭到越南民众的抵制。但随着"西学东渐"，一些接触到西方先进知识的知识分子开始改变观点。

在越南一些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眼中，汉字和喃字太难学，不利于普及知识，启发民智；而国语字简单、易学，有利于传播革命思想，促进民众思想的觉醒；因此他们将国语字当成传播知识、对抗外来侵略的武器。

▲越南国语字对应的汉字

20世纪初越南的民族主义团体认为要启发民智，就必须传授西方思想与科学知识；而传授知识，就必须大力传播简单易学的越南国语字。

越南民族主义者兴起了一股办学校、办国语字报纸的风潮。据估计，至1930年，越南共有75种国语字报纸。

▲东京义塾的创建者之一潘周桢

国语字的推广不断压缩汉字的生存范围，汉字的使用范围逐步缩小。而这个时候中国也是积贫积弱，被帝国主义国家宰割。

中国为了求变，在1905年废除了科举制。越南认为已经没有效仿中国的需要，1919年越南全面废除从中国传入的科举制。科举制废除后，汉字就失去了其赖以生存的最重要的土壤。

三、废除汉字和恢复运动

近代越南由于受法国殖民的影响，大部分教授汉字的私塾学校被破坏。而法国建立的新学校主要是面向一些殖民官员和富家子弟招生，这就导致了普通民众很难得到教育。到1945年越南独立的时候，据统计其文盲率高达95%。

▲八月革命

刚独立的越南百废俱兴，为了实现迅速扫盲的需要和体现本民族的独特性，文字的选择成为了重中之重。越南历史发展中用过汉字，自己创造出"喃字"，以及法国殖民者带来的法语和越南国语字。这些文字各有利弊。

从难易程度来说，仿造汉字而形成的喃字最难，其次是汉字，国语字最简单；从文字记载与越南语口语的契合性来说，只有喃字和越南国语字能够完整的记载口语；从民族情感来说，汉字和国语字都曾被民族主义者认为是奴役的象征，只有喃字是本民族独有的。

越南为了迅速扫除文盲，决定还是采用简单易学的国语字作为通用书写文字，废除使用了近两千年的汉字。

越南的决策对于占人口95%的文盲来说没有任何影响。因为绝大多数人没有受任何教育，对任何文字都没有特殊的感情，也不会考虑选择哪种文字。而国语字凭借着只要10到15天就能学会读写的速成优势，得以迅速推广。

▲左边为越南国语字，右边为英语

越南通过法律要求8岁以上的越南人必须会读写国语字，否则得罚钱。1946年，越南颁布的宪法第18条规定："被选举人必须会读、写国语字。"

由于法国入侵和美国的干涉，越南这时分成了南北两部分。1945年后，国语字只是在北越成为官方书写文字。南越依然还有汉字教育。等到1975年，北越统一越南后，政府坚持1945年的语言政策，在全国废除汉字教育，推广国语字。至此国语字成为当今越南唯一的书写文字。

当然，越南只是废除了汉字，但还保留了一些从中国传过去的诸多民俗。

▲南北越统一之前，美军用飞机撤离美国公民

越南废除汉字，采用越南国语字，确实达到了易于拼写、便于普及和扫盲目的。但汉字是越南历史文化的载体，越南的若干典籍文章都是用汉字书写。越南骤然改变文字，就割裂了自己的历史和文化。

▲用文言文写成的越南典籍《大越史记》

越南废除汉字导致现在年轻人已不能读懂古代的文献，也不能够理解很多历史建筑上保留的汉字，不能深入了解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为此，近几年越南民间和一些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建议恢复汉字在全国小学和中学的教学。

越南前国家主席陈德良和胡志明市国家大学教师段黎江就认为，让越南年轻人认识汉字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但是这些呼吁的初衷仅仅是想通过认识汉字，去了解越南的历史。在国语字大规模地普及和越南民族情绪的推动下，汉字恢复并没有提上政府的议事日程，也不可能会在全国形成大规模的运动，更不要说重新恢复汉字的地位了。

网民哀嚎：

hy503发表评论于2021-10-0921:12:19

应该是南岛语系孟高棉语族，外行容易和南亚语言搞混。尽管越南两千年来一直在享受汉文化圈的福利，因为政治原因，越南朝鲜都在去中国化。反而是日本没有这个顾忌。至于用汉字的问题历史上的越南汉语文学都是抹不掉的，想学习越南古代文学，不懂汉语汉字就不全面，李陈时期诗文在越南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和《金银翘传》为代表的越语文学共同成为越南文学的组成部分。西方殖民者因为传教需要弄出来的拉丁化的所谓越语国语字确实比历史上以汉字偏旁为基础的字喃更易学，越南后来利用其扫盲应该是更好的选择。随着中国的经济影响力的争强，汉语在越南的影响力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又不断提高，应该是越南除英语之外影响最大的外语。

节度使发表评论于2021-10-0917:30:27

繁体汉字太复杂，很难学，简化汉字没有及时在越南推广。

贝加尔海发表评论于2021-10-0913:39:58

那些人推动废除汉字是为了减少中国的影响力，

但是废除汉字从文化方面来说就是超级的愚蠢做法。

谢选骏指出：越南人的民族自尊心，就是毫无民族自尊心。因为越南说到底只是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等到中国完成了超越汉唐的统一事业，越南人就会归队为一个省份——这就是元明清不如秦两汉的之处。那时候，越南人才能恢复一点民族自尊心，那就是他们历史上一贯奉行的“小中华”。

【53、政权和真理，都无法持久，就像网红一样】

（一）

网文《乔丹·彼得森》（加拿大临床心理学家、文化评论家和心理学教授）报道：

乔丹·伯恩特·彼得森（Jordan Peterson，1962年6月12日—），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临床心理学家和文化批评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异常心理、社会心理的和人格心理学，特别是宗教信仰和思想体系方面的心理学以及个人性格的评估和改进。

彼得森在加拿大艾伯塔省费尔维尤市长大。他先后获得阿尔伯塔大学的政治学学士（1982）和心理学学士学位（1984）。于1991年获得麦吉尔大学临床心理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他在麦吉尔留任博士后两年，之后移居马萨诸塞州并在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担任助理和副教授。1998年，他以正教授的身份在多伦多大学任教。

1999年他出版了著作《意义的地图：信仰的构造》，在书中他使用多个学术领域的知识，来验证和描述宗教信仰和神话系统的结构，包括信仰和神话如何调节情绪，创造意义及其导致种族灭绝的动机。

他在2018年1月23日发布了第二本著作《生命的十二法则：解决混乱的灵药》（12 Rules for Life: An Antidote to Chaos）。

2016年，彼得森在他的YouTube频道发布了一系列影片，他批评了政治正确和加拿大政府的C-16法案(An Act to amend the Canadian Human Rights Act and the Criminal Code ,Bill C-16)，认为此法案严重地压迫言论自由，随后他受到了一系列的媒体报道。

2018年1月，彼得森受邀到英国第四频道新闻台(Channel 4 News)与女主持人Cathy Newman谈论关于女权与其他议题。

2023年1月，安大略省心理学家学院裁定，由于彼得森在Twitter和乔·罗根体验播客上发表的评论，他应该接受强制性社交媒体沟通再培训，否则将面临失去执照的风险。作为回应，彼得森向安大略省地方法院申请司法审查，要求撤销学院的裁决，因为他的评论不是在治疗患者的背景下发表的。彼得森得到时任加拿大官方反对党领袖和保守党党魁博励治辩护：“在一个自由的国家，专业人士不应该因为表达了与政府授权的许可机构相反的政治观点而失去工作和执照。”

网文“《生命的十二法则：解决混乱的灵药》心理学家Jordan Peterson巨献”（2018-10-18 陈寿文）报道：

Jordan B. Peterson是谁？

“乔丹·伯恩特·皮特森（1962年6月12日－）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心理学教授，临床心理学和文化评论家，主要研究领域是异常心理、社会心理的和人格心理学，特别是宗教信仰和思想体系方面的心理学以及个人性格的评估和改进。

彼得森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费尔维尤市长大。母亲是图书管理员，父亲是学校老师。他于1982年获得政治学学位，并于1984年获得阿尔伯塔大学的心理学学位。而后于1991年获得麦吉尔大学临床心理学专业的博士学位。他在麦吉尔留任博士后两年，之后移居马萨诸塞州并在哈佛大学心理学系担任助理和副教授。1998年，他以终身正教授的身份在多伦多大学任教。

1999年他出版了著作《意义的地图：信仰的构造》，在书中他使用多个学术领域的知识来验证和描述宗教信仰和神话系统的结构，包括信仰和神话如何调节情绪，创造意义以及其导致种族灭绝的动机。

他在2018年1月23日出版了第二本著作《生命的十二法则：解决混乱的灵药》（12 Rules for Life: An Antidote to Chaos）。

2016年，彼得森在他的YouTube频道发布了一系列视频，他批评了政治正确和加拿大政府的C-16法案。随后他受到了一系列的媒体报道。

Peterson对世界的观察没有仅仅停留在解析。《人生的十二条法则》还提供了具体而幽默的建议。他说这些都是自己为了摆脱自己的“可悲”境地，经过多年的实践，总结出来的。（这一点也是他特别可爱的地方，他对自己的缺点毫不遮掩，他的“毒舌”在自嘲的时候尤为犀利）

第一条：挺起你的胸，背直起来！

我们人类的神经系统，由千万年前的海洋生物进化而来。 直到今天，我们还有很多神经元的基本组成和反应模式，跟他们有相似之处———比如3亿5千万年前的龙虾。科学家观察到了如果龙虾的血清素荷尔蒙量降低，在“资源争夺”过程中（伴侣，领地和食物竞争），战斗力会减弱，也更容易输。 当它们输掉了爱人和领地，“自卑感”爆棚的龙虾，身体会开始蜷缩，爬行的时候会更加小心翼翼，也不敢再展开自己的钳子。 而身体的长期蜷缩，会导致他们的血清素量继续下降，并且周而复始这个恶性循环。过不了多久，当它们完全失去自主产生血清素的能力，也就被“物竞天择”所淘汰。

科学家们发现，人类的“体态”跟我们的多巴胺和血清素也同样有直接的联系。手机的风靡，导致我们从体态上就已经处于快要被淘汰的龙虾一样的“低头族”。 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砍断这个跟龙虾类似的恶性循环。你无法通过”思考“来提高血清素，你只有通过“体态”，昂首挺胸，让肩背变得正直而有力，这个姿势能够刺激血清素的分泌，从化学成分上来改变你大脑对周遭的认知，从而让你更有勇气有自信来直面惨淡的人生，而每次对生活的勇敢尝试又反过来刺激血清素含量的上升，从而建立一个良性循环。

具体到身体上的练习，总是更实用和更可执行。所以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把你自己当做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来对待。

多年的临床数据让心理学家们惊叹于我们的“自恨”是多么的深。 他举了一个例子：如果让你好好地去照顾自己生病的宠物或者家人，大多数都是能一丝不苟地完成各种复杂的任务的。比如督促别人按时吃药或是嘘寒问暖，对方的各种需求你都能够赴汤蹈火地去完成。 但是如果要你用同样的方法对待自己，你可能连最基本的每天要喝足够的水都无法做到。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有很多，Peterson从社会学心理学，甚至是神学层面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但是解决方案我们可以先用上，那就是：“别把自己太当自己人”。

他让我们试着把我们自己当成一个需要”帮助“的人来对待。对一个需要帮助的人，你的终极目标不是让他舒服，而是让他健康。

圣经里面讲到你的身体是神圣的庙宇，你的生命也是神给的，你要好好地对待它，尊重它。 中国文化里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说的也是此理。 所以请把自己当成一个神圣的存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需要认真对待好好保管的对象。因为你的状态和生命质量真的不只是属于你，它直接影响你周围的家人朋友和整个社会。 不要对自己不负责任。

第三条：谨慎择友。

这句话乍一看有些残酷，因为Peterson非常直接地让大家对“坏”朋友“断舍离”，不要把谁都纳入自己的社交圈子。他说：你没有任何道义上的需要跟那些让你生活变得更糟糕的人联系在一起， 你甚至有义务远离那些试图摧毁秩序，对世界有着恨和负能量的人。

你需要发出一个讯息：这种态度和行为是不会被容忍的。

Peterson还说：如果你发现你特别喜欢帮助一些看起来很可怜，境遇很糟糕，但是帮助了多年却毫无长进的人，而你乐于助人的热忱并没有改变，你就要好好问问自己，你在帮他吗？还是喜欢在他面前的优越感？你帮了他什么？还是在通过自己的“牺牲”让人家依赖于你，沉迷于圣母光环。

你要问问，你的生活这么一团糟，你有资格帮谁？如果你能如实的面对这些问题的丑陋答案，你会发现，你没有那么菩萨心肠。

第四条：你比较的对象应该是昨天的自己，而不是今天的他人。

工业革命之前，世界很小，人们普遍生活艰苦，但只要稍加努力，谋生是不成问题的。你也没有“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压力。比如你是村里最会画画的人，父老乡亲都会为你而骄傲，大家都会为这个小地方出了一个画家而庆幸。又或者你擅长编织，你编的篮子，精美耐用，只要一带到集市上，立刻会被抢购一空。

在那个时代，人们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可以好好地发展自己的自信和一技之长。他们不用每天被朋友圈提醒自己落后于全国的同龄人多少，不用每天被电视上，地铁上，手机上随处可见的“完美奢华生活”所耻笑。年轻人对生活前所未有地失望，是因为他们的标准，从100年前只需追赶村里1%的人，变成了追赶全国甚至全世界1%的人。

Peterson说：你从何比起？ 跟他们比完之后，你会感觉自己是多么的渺小。不说那些光鲜的生活有多少虚假的成分，就连“成功”的比法，你都无法理出一个头绪。 你能看到的只有：我好像什么都不是。这种日复一日的“loser”感，足以压垮任何一个年轻人。

所以你要记住：和昨天的自己比，这是可以控制，可以测量的一条路径。

也是一个只要你每天往前挪动一点，就不会辜负你的唯一的一条路。

第五条：不要让你孩子做一些会导致你讨厌他们的事情。

Peterson的人生观里，有一个有趣的对立：在生活琐事上，不要高估你的善良耐心和坚强；但在人生的重大事件和意外中，不要低估你的勇气坚韧和智慧。

对待孩子，他有这么几个基本原则：

1. 不要怕孩子不喜欢你

2. 孩子不是单纯无暇的

3. 恩威并重的意思是“恩”和“威”一定要真正的平衡，不然就是“秩序”和“无序”的失调。

你的孩子最终要融入一个比你现在所处的严厉得多的社会环境 ，你每次假惺惺的包容和爱，（也许是因为你怕孩子会不喜欢你，也许是你没有耐心没有创造力来解决当下的问题），都会导致你之后无意识地对孩子的“复仇”。这种复仇很隐秘，很无端，你自己都看不出来。

在你彻底修成佛之前，一定要保护好你的孩子，不让他被你无意识的，低端的仇恨所侵袭。所以你要为你的孩子制定规则，这个规则除了限制你的“恶”的爆发，它更多的作用是帮助你的孩子建立“是非观”，以便日后更好的融入社会。

这个建议对当今“孩子至上”的西方父母来说很难消化，他们对孩子的教育已经陷入空前的“无为”。这种“无为”的背后不是空间，不是圆融，而只是不知所措和小心翼翼。

Peterson说临床心理学证据表明，成长在这种“无限包容”环境下的孩子体现出来的症状，和被完全冷落，严酷苛责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居然非常的一致。 因为对孩子来说，毫无原则的仁慈和严酷无爱的规则是同等的糟糕。

没有“是非”和“秩序”，孩子就是在无限的信息源里，无法辨认，无从成长，太多的“规则”，则是完全切断孩子跟信息源的连接，僵死而窒息。所以制定规则，但保证孩子有足够的空间去探索，恩和威真正的并重，是孩子“健康”成长的前提。

第六条：在你批评世界之前，把自己房间收拾干净。

第七条：追求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快速便捷的事儿）。

这两条在“面对一个肮脏的混乱的和腐朽的世界，我们应该做什么？” 这个问题上，有更详细的论述。

第八条：说实话或者至少不要说谎。

Peterson讲了一个特别好的例子。那时他刚上大学没多久， 学临床心理学。 有时老师会让同学们在旁边的一个医院集合，去诊所做临床训练，这个医院里曾经住着很多严重的精神病患者。

有一次他和他的同学在这里等老师，一个看起来很虚弱，长期住院的精神病人走了过来，用非常友好天真的语气问道，“你们在干什么？我能跟你们一起吗？”

同学不知道该怎么应对，她问Peterson该怎么办？

Peterson说，我们当时完全无所适从，我们应该怎么回答才能不伤害一个孤独的，受伤的病人呢？

他的第一反应就是，撒一个善意的谎言，这样可以很快脱身又不让人尴尬。比如：我们一组只能有8个人，人数已经满了。或者：我们正准备走。。。

这两种答案，虽说问题不大，表面看起来甚至是善意的。但Peterson说，都有一种很微妙的“推卸责任”，和逃避“令自己不舒服”的感觉的意味。

就像一些父母跟孩子互动，有些事情他们不原意跟孩子讲，美其名曰：这样对孩子不好，孩子承受不了。Peterson认为，这里面有很多怕麻烦和不愿意面对自己情绪的动机。这些父母同时也缺乏勇气和创造力去找到跟孩子沟通复杂信息的适当语言。

回到刚才那个故事，Peterson决定告诉病人：我们是这里的学生，我们在等老师带我们去实习，所以很抱歉你不能跟我们一起。

这显然比之前两个版本都要伤人，因为首先他指出了病人和他的身份不同（病人不属于他们这个团体），第二他直接了说出了”拒绝“的词语。

病人听到之后，看起来有些难过，不过紧接着，她表示理解。 这件事情就这样解决了。 这个回答方式，没有把病人当作一个低人一等的，玻璃心的，需要被捧着的一个神经病，没有居高临下地“保护她”不受伤害。

后来Peterson在当心理医生的过程中，面对过很多”迫害妄想症“的病人，这些病人都有着”老鹰一般敏锐的直觉“，能立刻看出来一个人是否在撒谎。虽然他们无法准确地猜测你撒谎的动机，但是他们对“不诚实”的强烈拒绝，其实是我们所有人灵魂深处厌恶“不诚实”的极端表现。

当你对你面前的人是全然的真实，即使你的话语内容会让人暂时“不太舒服”，但这些不舒服会很快退去，你将获得的是一次真正的连接，和内在的交流。这种交流能像镜子一样，映照出你和你谈话对象潜意识深处的秘密，在一次次映照下，你们一同成长。

Peterson总结：你是一个那么复杂的生命，认识自己了解自己的工程如此之巨大，如果不是时时刻刻对自己对别人说真话（中立而有分寸），你是完全不可能知道你真正是谁的，也完全无法活出你的潜能。你会在谎言里迷惑别人，困住自己，这对谁都没好处。

第九条：听别人讲话时，要真的觉得：他懂的一些东西你可能不懂。

一段有价值的对话的标志是：在对话结束的时候，你有了一些成长。

举个例子，你在跟你爱人吵架的时候，赢才是目标，在这个目标之下，你可以通过自己的语速，诡辩，让对方显得一无是处。 那么这段对话从开始到结束，你什么新的信息都没有吸收到。你只是“赢”了。 如果你能够放下这个执念，去倾听对方的“有效”信息，你会发现，每个人都能给你很多。 尤其是要仔细倾听自己的敌人，因为一些你的丑陋的真相，你的朋友是不会忍心跟你讲的。

第十条：说话时，语言要精确。

语言是把“混乱”变成秩序的一个重要工具。

如果你最近感觉不太对，心情也很低落，但又说不出来是什么在困扰你，你被神秘又难以捉摸的力量包围着。这时候，你去写日记，去跟朋友讨论这种感觉，你给这种感觉一个名字，并描述它，这个模糊抽象的东西就变成一个具体的东西。一旦被命名，不可名状的模糊感就变成了可触摸可调整的具体行为。

如果无法表达和描述某种东西，意味着它对你来说太可怕了，以致于你甚至无法思考它。这个模糊的过程让你变的更弱，那个神秘的模糊力量更强大。

Peterson倡导大家：让事情摆脱不可言说的境界。言语具有创造力，精确的言语会创造“秩序”，击碎“黑暗”。

第十一条：你孩子玩滑板的时候，别打扰他。

这条是在讨论一个命题，你想要你的孩子活得安全，还是活得精彩？“你要安全还是要能力？”有更详细的称述。

第十二条：路上碰到一只猫咪，要记得摸摸它。

在说猫咪之前，Peterson花了大概5页纸讲自己多么的爱狗狗，描述了自己和自己爱犬的逸闻趣事，希望爱狗人士不因为他标题中提到的猫咪而觉得他是“另一个阵营”的人，然后在正式开始讲自己对猫的热爱之前，又花了很长时间给爱猫人士道歉，说你们看了这么久都没看到猫的内容，辛苦了。

我们对标签的热爱，对“不跟我们一伙儿”的人的敌意，把这个可爱的教授已经搞出了心理阴影，但他的讽刺手法幽默又可爱。

他说人生很苦，有时候暗的见不到光，但是他邀请大家，在被生活打的喘不过气的时候，能够看到微小的神秘，生命力和奇迹。

他描述在街上偶遇的猫猫总能提醒他生活是多么的不可控和不可预测，同时又美好而值得感激。

他的女儿在6岁的时候得了罕见的疾病，整个家庭被阴云笼罩，有时走在路上Peterson会忍不住崩溃哭出声来，他不知道为什么上帝会这么残忍，他一想到自己可爱的女儿每天承受的刻骨铭心的疼痛，就撕心裂肺。（她得的是一种病因未明的、以炎性滑膜炎为主的慢性系统疾病，疼痛感是人类所能测量出来的疼痛感里的最高级，10级）。

有天他在家附近又忍不住哭了出来，这时候一个小猫过来：好奇地看着他，优雅地踱步。这片刻的柔软和美好，让他眼前的乌云短暂的散开，他突然感受到这小猫的纯真，这种双方短暂的交集，和生命的易逝，和他美丽女儿的善良跟脆弱，都是一体的。如果不是因为“病痛”和“死亡的可能”，他女儿的生命也不会如此的不可替代，生命之美震撼人心。

所以，路上碰到一只猫咪，要记得摸摸它。

12个原则，其实一点也不简单。 任何一条都要求我们彻底地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时刻警觉，随时反观自己，但又要如对自己十分的温柔，十分的理解，制定一个可以完成的，能够让自己骄傲的目标。

谢选骏指出：人说“《生命的十二法则：解决混乱的灵药》心理学家Jordan Peterson巨献”——我看这很像是乌托邦的宪法，如果一一遵纪守法，生活一定味同嚼蜡。

（二）

《Jordan Peterson 爆红的背后都是漏洞与话术》（2018-03-14 Bowen）报道：

有个视频周一突然火了，其中几位跨性别学生和 Jordan Peterson 唇枪舌战，气氛紧张。该视频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和讨论，不过更多人可能还是对这一争论的背景一头雾水，导致只能用模糊的语言甚至谣言来讨论这一问题。我对讨论的背景做一些基本的科普，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容易地厘清事实，进而分辨讨论中的是非。

Jordan Peterson 何许人也？

Peterson 是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心理学教授，并为执业临床心理学医师。他一共出版过两本书，其中第二本今年一月刚刚面世的励志书籍《生活的12条守则：混乱的解药》（12 Rules of Life: An Antidote to Life）受到比较大的追捧和争议。这本书中包含了此前网络上讨论比较多的一些论点，例如：人类行为与神经系统与龙虾有很高的相似性，龙虾社会结构所自然形成的等级制度（hierarchy）可以用来佐证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也是自然形成，并非如左翼理论所述是由资本主义父权制（patriarchy）所建构。

Peterson 在其 YouTube 个人频道中有开有专栏批判 “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也在众多采访节目中表达类似观点，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中争议最大的即数其对加拿大法案 Bill C-16 的大力反对。

视频中提及的加拿大法案 Bill C-16是对加拿大《人权法案》（Canadian Human Rights Act）及《刑法》（Criminal Code）的修正案，内容非常简单，即：

1. 在《人权法案》中的 “目的”（purpose）章节和 “禁止歧视的理由”（Prohibited grounds of discrimination）条款加入了 “性别身份或表达”（gender identity or expression）。这些理由中此前仅包括：种族、国籍或民族、肤色、宗教、年龄、性别、性取向、婚姻状况、家庭状况、残疾及已被豁免或犯罪记录已移除的定罪。

2. 在《刑法》“可识别群体定义”（Definition of identifiable group）的类别中加入了 “性别身份或表达”（gender identity or expression）。这些类别此前仅包括：肤色、种族、宗教、国籍或民族、年龄、性别、性取向及心理或生理残疾。

Peterson 为什么反对这一法案？

在视频中，Peterson 反复强调，认为性别人称代词（gender pronoun）不应该被法律规定，他不愿意用 they/them 这个非二元（non-binary）代词来称呼性别身份多元人士，而坚持使用 he/she（他/她）二元代词来称呼他们。

人称代词是我们用来指称说话人或被提及人的代词（比如中文的你、我、他/她或英文的 I, you, he/she/they）。而性别人称代词则是带有性别指称的人称代词，例如中文中他和她的区分和与此对应的英文 he/she。而性别多元论认为，性别身份及表达都不能由男女二元性别概括，因此对自身性别认同非二元的群体，应使用性别中立代词，其中一个便是视频中提到的 they。查询牛津英文词典可以发现，they 这一单词的定义不仅是常用的第三人称复数，也有第三人称单数的定义，即指称未指明性别人士。

从 Bill C-16上，我们似乎不能看出法案要求人们使用特定人称代词来称呼性别身份多元人士，那为什么 Peterson 会以此为理由反对该法案呢？

这是因为法案生效后，“禁止基于性别身份或表达的歧视” 这一条款，可以作为起诉歧视行为的法律依据，而主观拒绝使用对方希望使用的性别人称代词则有可能被视为这样的歧视行为。当然，这种起诉发生在个人身上的情况会非常特殊。更多的情况是雇主或其它机构主体在政策或规定中拒绝承认或使用个体认同的性别人称代词，受到歧视的个体或群体才会寻求法律的救济。很显然，无论是个人还是机构，就算是因此而触犯反歧视法律被起诉，还需要大量的举证工作，并不像 Peterson 表达得那么理所当然。如果是因为不熟悉等非主观的未使用，则更不可能会被 “判刑2年”，如同国内某些谣言所称。

Peterson的话术

视频中，Peterson 在与学生辩论时，一直用 “法律不应规定人们必须使用性别人称代词” 为理由进行辩护，试图把问题上升到言论自由及语言的历史延续性（historical continuity）上，但很明显，这是对立法意图和法律条文的刻意夸大。

当学生问及真实的立法意图，即对性别多元群体的法律保护时，他只是闪烁其辞地说不认为这条法案可以解决问题。很明显，比起性别多元群体的生存状况，他对他长期以来反政治正确、反 “左派议程” 的政治目标更感兴趣。

对他刻意夸大的话术，可以从他的 采访和文章中看到一些端倪：“我从不使用那些我憎恨的词语，比如那些流行的、人为建构的人称代词 ‘zhe’ 和 ‘zher’ 等。这些词语都是那些我鄙视的后现代、激进左翼意识形态先锋的用词。我的专业意见是，这种意识形态和20世纪杀害了上亿人的马克思主义教条惊人地相似。”

关于这个论述，在一个采访中主持人向他提出了挑战，质问他何以将性别多元人士和谋杀者相提并论。他的回答是：我觉得他们的教条是一样的，他们继续这样下去就会成为谋杀者。那么相同的逻辑是，Peterson 的教条话语也与一些诉诸暴力的极右翼和新纳粹人士相似。以自诩的理性，去揣度他人的堕落，是 Peterson 逻辑线条的核心。

“…因为男性和女性在心理上的差别有其社会和生理上的原因。如果去掉社会影响，生理影响就会变强。因此，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瑞典、挪威等）消除男女之间差别不仅是失败，而是适得其反了。而且这些不是关于几百个人的调查，而是数万人所描述的个人兴趣。不过，有了意识形态，谁还在乎科学怎么说呢？”

上面的话看起来据理力争，但仔细分析则发现，所谓 “去掉社会影响只会使生理影响变强” 纯属无稽之谈。Peterson 此处所谈的 “被去掉的” 社会影响，正是其称并不承认的 “人为的社会秩序建构”，而北欧国家真正的性别平等努力，正是要通过立法，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建构。所以Peterson 在这里不过是用了简单的文字游戏，再加上 “数万人的倾吐敌不过意识形态” 这种煽动性的话语来博取认同。

“该法案提出后，性别身份类别出现了井喷。例如，纽约有共31种被保护的性别身份类别，而使用不同的人称词去称呼不同类别的人可能成为强制要求，据我所知，该法案并未禁止这种要求。”

翻阅纽约市发布的文件，可以看到其关于性别人称代词的描述如下：“个人有权利要求用其偏好的代词和名字称呼他们，而不必被要求提供证明其性别的证据”。而所谓的31种受保护的性别类型，事实上只是文件中列出供大众知晓的已有或常用的类别而已。整个采访 Peterson 都没有举出任何一个出现这种要求的实例，只强调自己并非 “危言耸听”，但事实看起来似乎正好相反。而翻阅他的视频，却看不到他在任何时间讨论这一法案对性别多元人士可能带来的保护效果，实为片面。

“纽约的31类性别相对于很多人希望我们使用的类别来说只是冰山一角。我在网上找到了多大70类的列表。事实是，每有一个因为这些代词而感受得到尊重、身份得到认同的人，就会有20个困惑不安的青少年再将他们的混乱选择放大10倍。”

前面提到的纽约市给出的科普性质列表在这里成了恶魔的鞭尾。他用乘二，再乘十的话术警告着他的信徒：不反对这项法案的话，末日就要降临在你的头上。

Peterson 的国内信徒

从微博账号@大心脏排排 2月发出的所谓 “白左女主持人被理性打脸” 到最近发出的 “遭到学生围攻” 的视频，都不过是将2016年底前后的境外讨论炒冷饭。但可以从评论中看到一众信徒对 Peterson的 “理性”，“逻辑”，“风度” 无比崇拜。尽管微博上已有大号发声，认为女主持人和学生在与 Peterson 对话时，的确都展现出逻辑漏洞，但Peterson 的论点也绝非天衣无缝。事实是，“风度” 和 “理性” 的表面下，Peterson 以夸大其辞的话术，将理智与教条混合输出，辅以煽动 “反左”、“反政治正确” 的情绪，收割了大量关注和同情。

当夸大的话术从 Peterson 那里传承到信徒手中，Peterson 参与其中公共辩论（他自己也是认同这段视频的）成为了 “学生的围攻”，而保护性立法成了 “对话不小心就坐牢2年”。整件事情所获得的关注度完全超出了其背景所包含的价值，网上的论战大多是情感驱动，并非有意义的讨论（不过推荐看看 这篇和 这篇）。如果我们一定要讨论些什么的话，不如看看全球保护性法律的实施效果，或者尝试品评下作为心理学教授而非反左战士的 Peterson 在其书中（Maps of Meaning: The Architecture of Belief）对左右两翼极端主义的研究。

要识破他的漏洞和话术，最好的武器正是他惯用的 “理性” 和知识。

谢选骏指出：人说“Jordan Peterson 爆红的背后都是漏洞与话术”——我看，任何爆红的背后都是漏洞与话术，如果通过“最好的武器”（理性和知识）过滤一下，那么任何爆红都没有了。但那样一来，生活也就味同嚼蜡了。

（三）

“誰跟你龍蝦腦？凱特·曼恩重批《人生十二法則》”（賴怡禎 Hilary Lai, 05/30/2022）报道：

在〈重新思考 龍蝦守則〉(Reconsider the lobster)一文中，女性主義哲學家凱特·曼恩 (Kate Manne) 評論加拿大臨床心理學教授喬丹·彼得森 (Jordan Peterson) 2018 年的勵志 書《人生十二法則》，批評其為「沙文主義」，引來後者威脅提告。

加拿大臨床心理學教授喬丹·彼得森 (Jordan Peterson) 是個有趣的人物。他在社會所引發的爭議主要來自對其他哲學家思想的誤用和右派的言論，但彼得森同時也吸引許多支持者，特別是西方世界的年輕白人男性。他在 Youtube 的知名度堪比斯洛維尼亞哲學家齊澤克。大家或許還記得兩人於 2019 年以「幸福：資本主義 vs. 馬克思主義」為題的「世紀辯論」，或是他公開反對加拿大反性別歧視法案 (Bill C-16) 的影片。

這篇文章將聚焦於女性主義哲學家凱特·曼恩 (Kate Manne) 對彼得森 2018 年的勵志 書《人生十二法則》所寫的 書評〈重新思考 龍蝦守則〉(Reconsider the lobster)。

重新思考龍蝦守則

如書名，《人生十二法則》由 12 篇章教導讀者如何面對人生難題，成為更成功的人。曼恩的批評重點在於彼得森處理人類混沌處境的解決方式。她寫道：

令人訝異的是，書中的眾多討論都歸結在如何在任何事上成為勝利者：如何不成為「魯蛇」。這與歷史上眾多用膚淺的科學主義作為人類論述工具者不謀而合。

此處的論述工具指的是彼得森著名的「龍蝦理論」。彼得森將人類處境與龍蝦做比較，他在書中寫道：

當處於優勢的龍蝦被擊倒後，它的腦會逐漸溶解。接著，它會長出一個新的、較低等的大腦——適合它新的、較低等的階級。

曼恩舉出書中幾個篇章來說明龍蝦守則與彼得森想要傳遞的訊息息息相關，那就是如何不成為「位階低下的魯蛇」。她接著說明，不難想像在這樣的思維下，書中引起共鳴的讀者通常為白人、異性戀，或是享有其他特權的男性，也就是一群害怕被歷史上位階比自己低下的人（有色人種或是白人女性等）所超越。曼恩認為彼得森有發現社會革新所造成的階級變動，並指出這可能造成的問題（如社會暴力、不滿等），但他在書中除了沒有解決問題之外，甚至還很有可能傳播造成社會更多傷害的思想。

大規模槍擊案爭議

曼恩的最大批評在於彼得森將許多大規模槍擊案槍手的犯案動機，歸咎於他們「對人類苦難和道德邪惡的必然性感到絕望」，並認為這在深層意義上與宗教看待人類苦難和存在是相似的。曼恩全然反對這樣的詮釋：

哈里斯1沉迷於一個非常令人不安的強姦幻想。彼得森完全忽略了提及這些，也沒有提到哈里斯事實上執迷於社會階級，並且渴望維持或成為社會上層階級。哈里斯並非彼得森所說，相信「審判與報復能夠正當化存在所伴隨的苦難」，或是因為相信「人類是個失敗、腐敗的物種」而感到絕望。哈里斯是一個白人至上主義者，也是一個惡毒的恐同者，以及沙文主義者。

曼恩認為彼得森不只忽略眾多構成社會問題的關鍵因素，還極力推崇使問題加劇的思想，那就是成為社會「溫拿」、拒絕成為魯蛇的「龍蝦理論」心態。另外，潛藏在許多年輕槍案犯者的背後，是彼得森曾為提及的一種男性絕望心態。曼恩進而提及近年逐漸流行的語詞 "incel"。Incel 為 involuntary celibate 的簡稱，也就是「非自願獨身」。曼恩寫道：

[Incels] 包括普遍享有特權的、通常是年輕的男性，他們抗議世界不公平，因為他們被剝奪了自認理所當然應得的東西。……自稱 incel 的這群人，認為自己應該得到更多這些「性感」女性的性、情感和道德關注，也將她們視為一種社交商品，或是可供銷售的貨幣。

（曼恩的兩本著作《不只是厭女》與《厭女的資格》有廣泛影響力）

總結來說，彼得森忽略這些大規模槍案者往往具有共同的厭女面向，而簡化這些年輕人不滿情緒的動機，無助於真正解決社會問題。文末，曼恩提到，彼得森針對社會變動下一群不滿的年輕人提出勸告是件好事，不過方向倒是出現問題。彼得森經常以積極、堅韌的態度作為處世目標，卻沒有將它們應用在現實社會重要的課題上——當歷史上原先處優勢的族群能與弱勢者公平競爭，甚至被超越時，這群年輕人應當如何接受這樣的「失敗」？曼恩認為這是件值得思考的道德問題。

結語與後續

曼恩的批評讓我聯想到恩志的文章《故鄉異地人：也談選舉後的陣營對立與世代分裂》。文章所提及社會變遷下原本處於優勢的保守派的心態，與曼恩針對彼得森的批判相呼應。不只曼恩，《人生十二法則》也受到不少其他媒體的批評。例如紐約時報的評論家 David Brooks 寫道：

…… 對於百萬年輕男性來說，［此書］做為他們從小受到的溺愛以及社會指責的解毒劑。2

彼得森對曼恩的書評感到不滿，並於幾個月後警告曼恩與 Vox.com，他將考慮對她的「沙文主義說」提起法律訴訟。

1.哈里斯為彼得森在書中呈現其中一個槍手

2.The Jordan Peterson Moment - The New York Times

國際編譯

谢选骏指出：一个男性著作家对于女性批评者提起法律诉讼？这是什么情况？

《凯特·曼恩》报道：

凯特·A·曼恩（英语：Kate A. Manne），澳大利亚哲学家、作家，康奈尔大学哲学院副教授。曼恩的研究集中于道德哲学、社会哲学与女性主义哲学。

生平：曼恩出生于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她本科在墨尔本大学学习哲学、逻辑学和计算机科学，后考入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哲学博士。博士毕业后，曼恩先在哈佛大学工作了两年。她于2013年起在康奈尔大学哲学院工作，并于2019年升任副教授。

影响：曼恩尤以其在厌女上的工作出名。她所著《不只是厌女》（Down Girl）一书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还成为了流行的大众读物，被华盛顿邮报等多家媒体评为当年的最佳书籍。Anastasia Berg在高等教育纪事报针对曼恩所著之《不只是厌女》与《厌女的资格》发表评论，她认为曼恩对INCEL现象的诠释并不恰当。Berg认为曼恩所大量注意的INCEL屠杀案之凶手正是与高度父权阶序化的性价值与社会做斗争，并非曼恩所指认的是为了守护父权的制度。她也批评了这本书面对大众的态度，并认为曼恩：“利用她在学术上的权威，在哲学洞察力的幌子下兜售个人观点。这位哲学家不仅没有提供清晰、深刻的分析，延续其读者既有的意识形态的作法，同样也伤害了她的读者。”

专著

Down Girl: The Logic of Misogy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中文版：《不只是厌女》，凯特·曼恩/著，巫静文/译，台北：麦田，2019

谢选骏指出：看来这不是著作家和批评者之间的战争，而是两个著作家之间的战争——法庭成了学术战场？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做《摄像镜头里出政权》，现在应该改口，叫做《法庭官司出真理》了。然而政权和真理，似乎都无法持久，就像网红一样。

【54、知识阶层的无产化和体力化造成了学士硕士博士的泡沫化】

《五年前，我说颜宁“负气出走”让她暴跳如雷 颜宁的“爱国”真相》（雷歌 2022年11月7日）报道： 

颜宁是学术界的网红。五年前她离开清华去普林斯顿当终身教授时，我写过一篇分析她弃国赴美是“负气出走”的文章，意外引发了国内舆论的轩然大波。现在颜宁又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间点，如此高调地回国，我自然得再写一篇，讲讲我和颜宁之间不得不说的故事。

在庆丰帝一统江山、二十大圆满成功后没几天，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做终身教授的“学术女神”颜宁，11月1日在深圳高调宣布，她将辞去普林斯顿大学终身教授职位，回到中国，出任深圳新成立的深圳医学科学院的创始院长，并号称要对飙美国国家健康研究院。

官媒热烈吹捧颜宁的“爱国”行动，声称颜宁的回国有力证明了中国的科研环境比美帝要好，二十大后的全新局面正吸引越来越多的高端人才。民间更是一片高潮，说“学术女神”是真爱国，她还是中国国籍！连颜宁老爸也出声为女儿站台，说颜宁很爱国，2017年去美国，是为了替中国培养专业人才（是借鸡生蛋的意思？），现在回国，更是直接为国奉献。

一夜之间，“学术女神”秒变“爱国科学家”。

一、

但人红是非多。网上很快出现了众多另类声音，曝光了颜宁回国的诸多“难言之隐”，多角度解构了颜宁美女崇高的“爱国”形象。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几个要点：

1）近期AI的世纪性突破对传统结构生物学产生颠覆性影响，包括颜宁在内的结构生物学家面临整体失业。

颜宁的主业是结构生物学，这些年做的主要工作就是用昂贵的冷冻电镜给蛋白质做结构解析（在实验工具方面施一公在清华建的生物实验室得天独厚，从政府那里弄到3亿资金，一下就购买了三四台价值好几千万的冷冻电镜）。每解析出一个蛋白质结构，就在高端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带有贬义的说法就叫“刷论文”）。

但近五年AI技术的突飞猛进，特别是谷歌DeepMind团队最新发布的AlphaFold开源程序，使得全球结构生物学家面临整体失业。

大家可能还记得Alphago当年击败全球围棋第一人李世石（4：1）的轰动事件，也对升级后的Alphago把中国围棋第一人柯洁杀得如此绝望（5：0），当场失声痛哭的场面记忆犹新。

DeepMind团队随后把这个能够自我深度学习的AI系统应用到生物学领域，帮助解析蛋白质结构。几年后，一个残酷的现实就摆到了所有结构生物学家面前：全球上万的结构生物学家用几十年时间才解出不到20万个蛋白质的结构，但DeepMind推出的AlphaFold2只用了一年左右，就破解了全球已知的全部2亿多个蛋白质的结构，引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科学革命。而且谷歌还把AlphaFold2程序向全球开放，任何人都可以使用它，或直接通过谷歌云批量下载已经解析的各种蛋白质3D结构。

2）蛋白质的结构解析属于基础性的数据工作，以前这项工作费钱费时又费人力，结构生物学家也因此被人戏称为“科学搬砖匠”；而蛋白质的功能研究则可应用于药物研发和功能治疗，直接造福人类。

颜宁的工作仅限于蛋白质结构解析，基本未涉及蛋白质的功能研究。现在如此强大的AI技术，让“科学搬砖匠”们的数据工作黯然失色。这是颜宁考虑改换门庭的最主要原因。

对比时间线，也可以清楚看出AlphaFold的世纪性突破对颜宁回国决定的影响。AlphaFold2是在2021年7月正式开源，并全球发布其蛋白质结构解析数据库的（当时公布了100万个蛋白质结构，2022年7月公布了2.14亿个蛋白质结构）。而在齐鲁晚报前几天对颜宁父亲的采访中，她父亲说颜宁一年前（即2021年11月）就跟父母商量回国的事了。

3）让颜宁决定从普林斯顿辞职的更直接原因，则是近年她在美国那边申请到的科研项目经费越来越少，发论文也越来越难，有点难以为继。这五年来，颜宁在美国申请到的科研项目经费平均只有33万美元左右，低于全美平均数50多万美元。与美国顶级名校知名教授动辄两三百万美元的项目经费更是相去甚远。在美国著名大学，招一个博士生的所有花费每年差不多就要十万美元。因此颜宁在普林斯顿于2017年11月开张的实验室招不了几个人。这与施一公和颜宁在清华时国家大量投资他们的重点实验室，大把博士硕士当无偿劳动力的情形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除了颜宁个人在美国科学界的影响力还较小的原因外，大的背景也是AI突破导致美国各界对结构生物学项目的投资大幅减少。颜宁之前申请到的美国国立健康研究院的科研项目拨款，到今年11月30日将终结，而新的项目现在很难申请到。普林斯顿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手头没有重量级的科研项目，谁在这个位置上坐得住啊？所以颜宁尽早转身，应该是她审时度势的明智之举。

4）由于结构生物学遭AI碾压的尴尬局面，颜宁这次不仅仅是换地方，很可能也要换行当，从单纯的科研转向创业、转向行政管理。如果说之前颜宁的身份是科学家，那进入深圳医学科学研究院当创始院长的颜宁，今后的目标可能像她的老师施一公一样，将成为一个借科学名声发家的亿万富豪。中国目前的体制特别适合这类人发家，只要你能为“大国崛起”增添国家荣誉。至于是不是真的以真才实学造福国人反倒在其次。榜样么，远有玩弄量子通信花架子的潘建伟，近有她的老师施一公。

二、

我不知道颜宁是否像她的老师施一公一样，喜欢把“爱国”挂在嘴上。施一公又是炒作放弃美籍毅然回国奉献，又是深情诉说很想给清华本科生开一门思想政治课，用他实现“中国梦”的真实经历，激发青年学子的爱国情怀。他老说他的科研成果可以用来开发新药，造福人类。但大家至今没看见他用自己的科研成果研发出任何一种新药。倒是看见他借体制之力如鱼得水，开家公司很快玩上市，变成了如假包换的亿万富翁。

现在施一公的学生颜宁“二次海归”了。国内舆论又开始炒作颜宁的“爱国”情怀。那她2017年弃国直奔普林斯顿终身教授的名利而去，就只能如她父亲所说，是“为了替祖国培养更多专业人才”。反正也说得通，怎么编都没毛病。在这个时间点上，党国众叛亲离，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德国总理舒尔兹来访都成了为二十大献礼的好话题，颜宁这种弃美归国的好题材更是为党国增光添彩，岂能放过？

一些洞悉党国“爱国”游戏的人包括我，都明白施一公、颜宁们为什么回国。追名逐利，本属人之常情，不必专门拿出来批判。但硬要包装成“爱国”爱得死去活来的样子，就难免让人倒胃。

三、

我原本对这些人只是雾里看花，但五年前关于颜宁的一篇文章所引发的种种事态，倒让我对颜宁的某些方面有了更深刻的了解。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清华才女颜宁教授为何负气出走普林斯顿？》。2017年5月8日上网的这篇文章，在“404”前存活的30多小时内，阅读量高达137万，一时成为网上的热点话题，至今还能在网上搜到。

这篇文章分析了颜宁在2014、2015连续两年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铩羽而归，甚至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拿到，气得她在科学网博客上猛烈抨击自然基金的评选标准、大发牢骚的事件，并结合新华社在2015年5月7日报道中透露的颜宁在2015年“陆续接到多所国外学校和科研院所的邀请，最终决定去普林斯顿大学”的信息，按逻辑推断，颜宁是“负气出走”。

但这篇本意为颜宁说话、批判国内论资排辈的科研体制的文章，却因为说颜宁是“负气出走”而把她气得花枝乱颤。她在5月9日连发三篇微博控诉我“造谣”生事，还在微博中询问如何投诉这些“造谣文章”。一些尊她为“女神”、自称是她学生的人还跑到后台来纠缠我，要我认错，要我撤稿，并公开威胁要到平台举报我。

说实话，文章的反响包括颜宁的反应均出乎我的意料。三四个小时就10万+的热度也把我吓了一跳。但我想文章的主要依据就是颜宁博客里自己写的经历和心情，以及新华社官媒的采访。如果颜宁要“辟谣”，至少也得说明一下，为什么突然会有那么多单位在2015年联系你，向你提供offer？不是你自己主动放风想走？而原因呢，与2014、2015连续两年申请自然科学基金被驳回没有关系？

我是个爱惜羽毛的人，颜宁的态度让我有点生气。你凭什么说我“造谣”？你不是号称科学家吗，说话做事要不要讲点逻辑？你在自己的博客里发了那么大的脾气控诉自然科学基金会评审标准的种种不是，然后就有了下家，你一句“毫无关系”怎么让人信服？也许你真的心胸开阔，不是你自己在博客中提到的朋友们批评你“小气”。也许你五年前的去国真的跟申请自然科学基金一事无关，我的“负气出走”一说真的是纯属臆测，那你起码也得提供点令人信服的事实依据啊。自己说过的话经历的事都摆在那里，时间线提供的线索那么明显，你还不允许别人做点符合逻辑的推断？一个结论不符合你的心意就是“造谣”？

我原本准备第二天写篇追踪进一步质问她。趁着当时的热度，应该轻松10万+。但一些既认识她、也认识我的朋友居间沟通，劝我不要再写了，好歹大家也是校友，不要搞得太难看。我就收手没再回应。

四、

我原本对颜宁印象良好，这篇文章原本也是为她说话，这一来就打了不少折扣。但随后发生的事，就让我很皱眉头了。

十几天之后，广州网信办突然打来电话，招呼我去喝茶，明确讲是因为颜宁的事。

那时我刚做时政类微信公号十个月，发了百十来篇文章，七八篇10万+中，有两三篇是过百万的爆款，辛苦积累了五万多粉丝，刚形成了初步的影响力，已有不少广告找上门。本来我的小目标是年底粉丝达到十万，在表达自己的同时也把自己养得肥肥壮壮，以体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但也有隐患，就是超过三分之一的文章包括绝大部分10万+都被404了，风险很大，公号活了十个月也不容易。而2017年5月时，坊间已经风传6月1日起网信办要推出“加强管理”的新措施。在这当口，网信办突然找上门，我不免眉头一皱，菊花一紧。此前我还从未跟网信办的大爷们直接打过交道。

那天下午我提心吊胆来自东风中路的东照大厦。一看这楼我熟悉啊，这里有家名叫“正本将太”的日本料理，我来吃过多次，印象不错。没想到伟大的网信办就藏在这幢楼里。

一位J科员和一位L处长一起跟我谈话。这么隆重，可能因为这是中央网信办转到省办再到市办一级级转下来交办的事项。比起后来因别的事到派出所喝茶，警察叔叔直接翻查手机、要我交代这交代那的作派，第一次在网信办的经历要文明得多，是真有茶喝，茶的味道还真的不错。

这次喝茶总的印象，是L处长说话比较实在，而J科员则比较官腔。不知道是不是一个红脸一个白脸唱的固定双簧。

先查问基本情况，包括颜宁那篇文章的写作情况、我公号的运营情况、我的工作单位等等。L处长听说我原来是市委机关报的核心骨干，就觉得我有点像“自己人”，只是犯了点小错误，是可以挽救的对象，说话也亲切了许多。我虽然从机关报辞职已经十多年，但当时还兼做一家省管杂志的总编。我一说杂志的名，L处长立即说“哦，知道知道”，就更像自家人了。

趁着热乎劲，我斗胆询问处长大人，我们这些时政评论的公号6月1日之后还能不能继续做，属于新闻范畴的时评文章还能不能写。没想到处长很开明，说只要不失实就可以写。一股暖流顿时漫过我脆弱的小心脏。

就在我要对政府感恩戴德的当口，可能是觉得处长对我态度以及立场出现了偏差，政治觉悟极高的J科员抢过处长的话头，说按规定你们这些自媒体都没有官方授权的新闻资质，巴拉巴拉打了一堆官腔，顷刻把我重新打回了“受审”的原形。

J正色道，颜宁说你“造谣”，按规定“本该”如何如何。我一听那话风，这不是要对我宽大处理了？我还不知趣，辩解说我的公号是“严肃的媒体”，写东西都有理有据……还没说完，J就劈头说道：“你也算媒体？”他一脸的鄙夷我至今历历在目。

J还威胁说，有关方面已经掌握了我公号的一些材料，对以前的一些文章我也要清理，包括在凯迪、微博和博客等平台上的。这不是要给我一个改正的机会么？我连连点头，答应立即改过自新。

我的微信公号当时叫《颠倒的黑白》，公号名的解释语是“这是一个黑白颠倒的世界，需要重新颠倒过来”。J敲着桌子质问：“你这是什么意思？要造反么？“吓得我一激灵，回来立刻把公号名改成《思想的探险》。

从6月开始，我小心翼翼减少敏感话题的写作，尽量把话说得有分寸，尽量隐晦些，试图保住这个号。但终究本性难移，熬到9月，因为一篇《新常态下的“斗群主”与“斗地主”》讽刺“群友违规群主连坐”的新规定，灭顶之灾终于降临。

从零开始做第二个号，没几个月，又永封了。从此我就对做微信公号意兴阑珊。再后来，审查越来越严，每篇文章都要先审后发，能发出来的极少。受不了这份罪，我就基本放弃用微信公号写作了。

我与颜宁原本萍水相逢，因为一篇文章结下了梁子。现在回头再看，颜宁当时为什么对“负气出走”一说如此生气呢？看上去她很在乎与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关系。原因可能有三：

1）她重视与所有官方机构的关系，挺会“做人”。这估计也是跟她的老师施一公学的，不愧为施一公的得意门生。正是这样的做人方式，为她现在的再次回归铺平了道路。

2）她当时手头还有几个自然科学基金会的其它项目正在进行中，需要维护好与基金会的关系。

3）她对基金会挺能共情，会体谅基金会因此受到的压力，却对我一个文章作者毫无同理心，完全不考虑一个局外人会怎么看这些事情之间的联系。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得出“负气出走”的结论不是很正常吗？从她的反应中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颜宁并不能平等待人，哪怕她在美国呆了这么多年，也依然是看重政府或组织，看轻个人。看重自己，看轻别人。

五、

至于颜宁的学术人品，有一桩科学公案很说明问题，也直接涉及颜宁在结构生物学领域贡献的分量。

2014年，颜宁完成了她的成名之作“人类葡萄糖转运蛋白GLUT1的三维晶体结构”，解开了困扰科学界近50年的葡萄糖如何进入细胞之谜。论文在《自然》上发表。她认为自己不仅发现了这个结构，而且用实验验证了这个结构。

但是，在1993年，施一公在霍普金斯大学的师兄阎润涛和导师麦洛尼就已经在当时最权威的《细胞》杂志上发表了论文，阎润涛作为第一作者，他用一种特殊方法模拟出了葡萄糖蛋白载体的理论模型，只是当时限于技术手段，无法用实验来验证。而这个理论模型与2014年颜宁发布并用冷冻电镜实验验证的模型一模一样。

而颜宁在发布自己的研究成果时，对自己该称为师伯和师爷的前辈学者在21年前的研究成果竟只字未提。这位阎润涛在发表那篇著名的论文后，就离开了这一研究领域。而在颜宁发布自己成果的前一年即2013年，施一公和阎润涛的导师麦洛尼刚刚去世。这是巧合吗？

阎润涛是在五年后的2019年看电视时，极偶然地在央视节目中看到颜宁正在介绍自己的科研成果，才发现颜宁用实验证明自己当年提出的理论模型。他写了一篇文章，详细介绍了自己研究并发表论文的经过，还在文中肯定了颜宁成果的积极意义。

但消息传到颜宁耳朵里，颜宁的回复是她做的转运蛋白结构跟阎的结构模型不是一回事，希望阎不要“碰瓷”。

外行当然搞不清其中的是非，但内行人大多认为按科学标准，颜宁只是验证了这个模型，建立这个模型的第一人是阎润涛先生。而且施一公与阎和麦这么近的关系，他和颜宁应该知道阎先生已经建立了这个模型，也都读过阎的论文。颜宁在自己的论文中为何只字不提？这符合科学规范吗？瞒天过海就能直接把别人的创见居为已有？

耐人寻味的是，在整个事件闹得沸沸扬扬的全过程中，作为最关键的知情人、也是当事者之一的施一公始终一言未发，他有什么难言之隐呢？颜宁的每一项工作，都与施一公有关，选择导师刚刚去世的2014年发颜布宁的研究成果，谁敢说其中没有施一公的授意？颜宁和施一公两人在这桩学术公案中的表现如何，公道自在人心。

现在颜宁在这个时点，用这种方式归国，还开口就要挑战美国，以她的市级深圳医学科学研究院赶超创立于1887年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多么熟悉的配方，多么熟悉的味道。再回想五年前颜宁的反应和在那桩学术公案中的表现，也就释然了。（完）

评论之一：感谢作者。真相必会大白。J科员的话最搞笑：“想造反？”短短三个字，一下子把我拉回明清穿越剧里。对一节（颜的研究“遭AI碾压”部分）有些不同意见。估计博主的根据来自《自由亚洲(RFA)》：“2020年时谷歌有一个人工智能（AI）的技术获得了极大的突破，已经不需要她们那些人来解析生物结构了”，方肘子也有类似说法：“今年她只发了一篇论文，看来其研究生涯的确到头了”，事实是，在谷歌出现突破后的2021年，是颜发文最多的一年。2022年离开前已经有9篇（这两年全是一流杂志)。可见颜的工作并没有"过时"。方肘子“今年只发了一篇”的根据是颜的网页，查查谷歌就不会这么胡说。但是，颜文的合作者(除一篇讨论)全是在国内的华人，这也许是回国原因之一，起码有工作上的便利。

评论之二、说白了，就是帮助政府骗小粉红。一个成语就是助纣为虐。再一个成语就是为虎作伥。不能造福桑梓就罢了，回家鱼肉百姓就很不好了。以前剽窃过阎润涛先生的成果被抓现行，现在又借党国网信办的黑手打击对她有质疑的人。这位“美女科学家“人品太差了！颜宁还会跳，她一不如意就会跳，再从深圳跳北京，再从北京跳世界。肯定的。

谢选骏指出：按照马列主义的规定知识阶层算是“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的知识也是一种小资本，因此也需要改造而后利用。但在电脑AI互联网的时代，知识已经大大贬值了，人人都可以借助于电脑AI互联网一夜变成博士、进入知识阶层——其结果就是学历贬值、学力模糊、学理混乱了……这就是我所说的“知识阶层的无产化”。伴随着知识阶层的无产化而来的，就是他们的体力化——知识活动不再需要动脑子了，硬拼体力就可以了……所以熬夜苦干成为常态。知识阶层的无产化和体力化，加速了它的泡沫化——学士硕士博士的人数膨胀就是一个“产业革命”的结果了。

【55、只有历史虚无主义才接近真实】

2024年4月26日维基百科上的网文《历史虚无主义》报道：

历史虚无主义（英语：historical nihilism[1][2]）是中国大陆语境中由哲学概念“虚无主义”衍生出的政治、历史术语。历史虚无主义最早指对民族文化遗产的全盘否定，与复古主义一道被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对立面批判；其后“历史虚无主义”逐渐意识形态化，并与“民族虚无主义”产生区分，专指对中国共产党领袖、历史地位、中国历史人物，以及唯物史观、社会主义制度等的否定[3]。

历史虚无主义被中国共产党及其支持者视为是一种反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政治思潮，在其看来，历史虚无主义者批评中国共产党在历史中出现的问题或犯过的错误，是“以支流否定主流，以个别否定整体，以问题否定成就”，例如以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术问题被泛化为政治问题的错误，破四旧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破坏等来质疑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贡献[3]。被打上此标签的史学家则认为，这一标签否定了对历史进行批判性探索的基本分析过程[2]。

概念的诞生和演变

“虚无主义”（nihilism）一词最早由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海因里希·雅各比引入哲学领域，19世纪因俄国小说家屠格涅夫在其小说《父与子》（1862年）中描写俄国兴起的“多余人”时使用该词而广泛传播开来。后来，虚无主义被引申为否定一切、消极颓废的态度。1949年至1950年，《人民日报》曾刊文批判世界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此处的民族虚无主义是指对民族观念本身的否定[4]。1989年之前《人民日报》对虚无主义的批驳，大部分是针对不重视民族文化传承的问题，也就是说实际上批判的是民族虚无主义，常常与崇洋媚外思想相联系。在民族文化传承方面，民族虚无主义被认为和复古主义一样属于极端倾向，强调对民族文化应批判地继承[3]。

1958年，《红旗》杂志社编辑关锋提出“共产党人是历史唯物主义者”，坚决反对“隔断历史的非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1964年，中国共产党上海市委员会第一书记柯庆施在一次讲话中称“我们既不是历史的虚无主义者，也不膜拜于遗产，而是对遗产采取批判地继承的态度”。1974年，“历史虚无主义”这一概念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最早被完整的提出，《人民日报》1974年11月29日一篇文章提到对民族文化遗产“既要反对全盘否定的历史虚无主义，又要反对无批判的兼收并蓄”，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在对四人帮的批判中，以及在之后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中，“历史虚无主义”多次被提及，但依然是针对传统文化的否定态度而言的[3]。

1981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决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起草过程中邓小平确定了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李德生、项南等人在1983年发表的有关学习《邓小平文选》的文章中均提到邓小平提出的评价原则是排除了教条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干扰，“历史虚无主义”一词开始被赋予意识形态色彩，主要特指对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领袖的不公正、不客观、不科学的态度。但该词在当时仍主要针对历史文化传统方面，直至1986年底该词的意识形态化倾向才凸显出来[3]。

198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在全国对外宣传工作会议指出中国对外宣传一定要实事求是，对成绩和缺点要有正确估计，既不过度美化，也不妄自菲薄，并特别强调防止历史虚无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倾向。至此，历史虚无主义已经明确地和民族虚无主义区分开来。1989年，东欧剧变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巨大挫折，六四运动也对中国大众的思想产生严重冲击，中共中央领导人开始频繁强调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认为历史虚无主义割断历史，借口“改革”否定“党的优良传统”，“严重侵蚀党的肌体”[3]。从1989年至1999年间，历史虚无主义的概念主要与全盘西化挂钩。

1992年出版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名词术语辞典》将历史虚无主义定义为“不加具体分析而盲目否定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甚至否定历史文化，否定民族文化、民族传统、民族精神，否定一切的历史观点和思想倾向”，称历史虚无主义的特征是否认人类社会过去的一切，否认人类社会历史的存在[5]。1993年出版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大辞典》中将历史虚无主义定义为“虚无主义在历史问题上的一种表现，认为‘历史’是虚构的概念，蔑视民族历史”。该书认为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萌芽于20世纪初，在1930-1940年代发展成熟，其主要观点是否定中国历史，把中国历史说得一无是处，其必然导致“全盘西化”的结果[6]。2000年出版的《史学理论大辞典》中，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王学典将历史虚无主义定义为“历史理论术语，一种对待历史的非历史态度”，并称历史虚无主义者以后世的能力和知识否定过去，认为历史“一无是处，完全无用”，以现代的标准去要求和责备古人，将历史视为错误和罪恶的堆积；王学典认为历史虚无主义在1958年“史学革命”中和文化大革命期间均有过突出的表现[7]:179。

至2000年，历史虚无主义论争转移到如何评价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问题，尤其是如何评价中国共产党建政后的一些重大决策和事件。2005年，历史虚无主义演变成社会思潮[8]。

2013年，《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将历史虚无主义评选为“2013值得关注的十大思潮”第二名，仅次于新自由主义，认为历史虚无主义常以学术研究面目示人，以还原历史真相的名义解构或否定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中国革命性质和意义、中国社会发展道路选择等[9]。2013年4月22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当前意识形态领域情况的通报》，在其要求警惕和根除的七大危险中，历史虚无主义位列第六位[10]。2015年，历史虚无主义在“2015值得关注的十大思潮”中仍位列第二名，仅次于民族主义，调查报告中称，历史虚无主义者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抛出中国共产党歧视国民党抗战官兵的观点，使用揶揄、影射、戏谑诱导网民自我联想、自我推断[11]。

分析和评价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邹诗鹏认为历史虚无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的，是西方文化传统现代流变的产物，是西方19世纪以来流行的“世纪病”的症结，其兴起与启蒙运动有一定关联。近代以来，思辨的历史哲学受现代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影响转向批判的历史哲学，而批判的历史哲学拒绝承认历史的总体性，接收了历史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后最终演化为历史虚无主义。历史相对主义和资本主义物化逻辑都对历史虚无主义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后者更使其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中国因开始走向现代化而受到历史虚无主义的影响，中国现代化之初认为现代化的基本框架就是西方化，用西方性否定中国本土性，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的兴起，五四运动的“打倒孔家店”和文化大革命的“破四旧”等都与历史虚无主义有关。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全面呈现，已广泛地存在于中国文学艺术、学术研究乃至社会生活和精神文化领域，而全球范围内新自由主义的兴起也助长了中国历史虚无主义的发展[12]。

中国历史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章立凡认为“虚无主义”并不是史学用语，而“历史虚无主义”则是一个“中国造”的政治名词，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均不相干，也与学术无关，是在1989年批判政论片《河殇》时诞生的新名词[a]，1990年1月该词首次被写入中共领导人的讲话稿，1993年首次被作为文艺理论术语被收入武汉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大辞典》，后作为政治名词被收入1999年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名词术语辞典》[b]，2000年作为历史理论术语被收录于《史学理论大辞典》。2005年，中国大陆曾出现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小高潮，2009年以后批判文章数量逐渐增多，在2013年的“反宪政”论战中被滥用，并导致了中共党史和共和国历史虚无化[13]。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马龙闪认为中国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源自俄国的舶来品。历史虚无主义于19世纪中叶出现在俄国，其诞生之初便与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掺杂在一起，三种思想虽然名称不同，实质上水乳交融、三位一体，名称的不同只是其强调的侧面不同而已。19世纪中期以后半个多世纪，以德米特里·伊万诺维奇·皮萨列夫为代表的虚无主义思潮在俄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中国留日学生在东京创办《天义报》，留法学生在巴黎创办《新世纪》，将俄国当时的虚无主义思潮介绍到中国。虚无主义传入中国后，与空想社会主义交织在一起，成为四位一体，但多被称为“无政府主义”，在辛亥革命后曾得到刘师复、江亢虎等一批中国文人的推崇。五四运动后，该思潮虽有所收敛，但演化形态后也得以继续延续，并与1920-30年代从苏联传入中国的庸俗社会学结合到了一起。庸俗社会学坚持狭隘的、教条主义的、无所不包的、绝对化的阶级论，导致了对人类文明基本价值和优秀文化传统的否定。文化大革命期间，把包括历史虚无主义在内的否定一切、打到一切的各种虚无主义推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将文化大革命从集体记忆中抹去，使中国社会对文革历史集体失忆，是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危险和表征[14]。

衍生动因猜测

山东大学哲学系教授刘森林认为衍生历史虚无主义的动因包括[15]：

以理性衡量一切的启蒙主义中蕴含在贬低和否定以往历史的虚无主义冲动，对历史的虚无化内生于启蒙运动的逻辑之中，启蒙主义史学传入中国之初便曾带来对中国历史的否定与贬低。而且如何看待历史取决于对现状的态度，满意现状就会对过去保有敬意，而不满现状则会采取批评责难过去或者将过去的典范放弃而重新继承、恢复和发扬。不同文化或不同理论对同一历史事件的论述多有差异，每种历史理论往往都排斥其他，以自己的标准解读历史。任何一种文化都会根据自己的标准塑造一种理论化、系统化的“历史”，并对原有历史中的某些内容予以否定、蔑视。一种历史论述的坚持者会将其他理论否定自己重视的部分历史内容的行为视为虚无化，视为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每种历史理论在构造基于自身标准的连续性和自洽性时都会程度不一地凸显和张扬部分内容，并贬斥和遮蔽另一部分内容。只有一种理论的重要内容被其他历史叙述系统虚无化时，才会招致历史虚无主义的激励批评。西方历史学被引入中国之时，产生了以西方标准否定中国传统价值、知识和历史的激烈的历史虚无主义，从而出现了五四运动时期的“打倒孔家店”、废除汉字和“不读一本中国书”等形式。以不能促生现代化为由否定中国传统，肯定西方列强对近代中国的侵略，质疑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意义，以是否有利于现代化为标准臧否历史人物均是源自启蒙主义的逻辑。随着政治立场和价值的重新界定，以原标准撰写的某些历史内被否定，需要被重写；而随着学术新视角的开辟，造成了新旧视角观察的差异，导致部分内容需要被放弃。在对旧视角和旧认识的批判中容易形成虚无主义的效果和态度[15]。

追求历史普遍性和个别性统一的历史主义在实际上往往走向以特殊性和个别性排挤、否定普遍性的立场。历史主义的极端化势必导致与启蒙主义极端化类似的简单化，将启蒙主义极力维护的一些东西虚无化。历史主义在为个体性、特殊性和地方性辩护的过程中，孕育了对西方现代文化的虚无主义质疑，而且孕育了“一切皆有可能，一切皆被允许”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结局。两者结合便产生了两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一种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针对特定历史时代而言的，没有绝对和永恒的东西；另一种是一切都曾出现过，一切都不过如此，没有新意[15]。

除了价值重估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外，理论过度简单化也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理论的简单化和极端化会导致不符合其框架的历史内容被无视和否定。简单化的一个例子是20世纪初传入中国的虚无主义，其是作为无政府主义的一个极端派别出现的，曾与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及各种社会主义思想混杂在一起传播，其否定资本主义在工业化上的进步作用，将其视为绝对的恶，将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虚无化。历史上，它先在与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的竞争中被否定，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兴起，并在文革后被中国共产党纠正和否定。但随着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呈现，这一思潮再次出现在中国社会文化之中。而对历史的娱乐化和工业化处理则是因简单化产生历史虚无主义的最常见的形式，表现为按照娱乐工业的逻辑，以营利为目的对历史随意戏说，使历史失去了应有的凝重和庄严，将历史中有价值的东西虚无化，因为其不具有政治性，非常容易被市场放大[15]。

重新泛起的原因猜测

《环球视野》2012年署名文章《高度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政治影响——近期关于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研究的综述》中总结中国多名学者的研究认为，历史虚无主义在中国重新泛起的原因包括[16]：

由于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交流日益增多，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想对中国产生的影响。其中，否定一切革命、鼓吹改良万能的历史相对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以历史事件的单一性、历史认识的相对性、历史事件的不可预测性否定历史规律的存在，强调人的主体性、人的理性和自由意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该思潮的传入直接推动了中国历史虚无主义的泛起[17]。后现代主义史学思潮“否认历史学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否认人类社会普遍规律的存在”，“将客观存在的历史视为历史学家主观的构建物”的理论主张也与中国历史虚无主义契合[18][16]。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意识形态攻势的主要目标，是西方国家实行和平演变战略、进行思想文化渗透的长期对象。1990年代以来，西方反共势力大肆向中国兜售裹挟着历史虚无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理论、历史哲学理论等。中国历史虚无主义的重新泛起是对世界范围的“告别革命”思潮以及西方“和平演变”企图的一种呼应[16][19][20]。

随着中国自身改革的推进，部分社会矛盾尖锐化，部分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思潮借大众对现实问题的迷茫、困惑和不满通过新型信息传播途径大肆发展。新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思潮在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反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等观点上具有高度趋同性，彼此互相呼应，扩大了社会影响力[16][21]。

对中共反历史虚无主义的批评

中国历史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章立凡曾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称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在博客中虚构了毛岸英二战期间曾以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坦克部队指导员的身份随军攻入柏林的故事[22]，被官方采信并广泛报道，高调反“历史虚无主义”的中国官媒却都视而不见[23]。

王荦伦认为，“历史虚无主义”不是“虚无主义”。中共官媒所说的“历史虚无主义”理论上是荒谬的，研究历史无论采用什么历史观，都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不可能把全部历史事实“虚无”。中共官媒所说的“历史虚无主义”，是指研究历史得出的结论与中共官方的观点不一致；是把学术问题政治化，将不同的学术观点上升到意识形态斗争，并举例中国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李慎明否认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人数为“三千万”时[24]述及的“历史虚无主义”就是此类[25]。

被指为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邹诗鹏认为，历史虚无主义具体表现为不承认历史及文化传统的继承性和连续性，把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的过渡看成为彻底的断裂，否定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漠视人文精神传统的内在传承和教化意义。历史虚无主义认同物化逻辑，追逐商业利益，否定历史传统，否定中国的当代史及现代化传统，否定中国革命，否定历史唯物主义[12]。

北京日报社社长梅宁华认为历史虚无主义主要表现为：否定和歪曲中国革命历史，鼓吹告别革命论，否定中国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将中国选择社会主义发展方向视为误入歧途，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说成一系列错误的延续，甚至随意丑化革命领袖和先贤烈士。编造和夸大中国共产党的错误，以否定其成就，如杜撰“非正常死亡人数”；主张“重写历史”，宣称“现代化史观”取代“革命史观”，将两者对立起来，通过历史“解构”将中国近代的改革和革命描述成消极力量。以“还原历史”的名义，颠倒和虚构历史，如通过对历史的涂抹、剪裁和虚构为已有定论的叛徒和反动统治人物评功摆好，将民国时期描述为“黄金发展期”等。通过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戏说，将历史事实和历史真相模糊化。在描述人民革命战争时，不讲为正义牺牲的意义，以所谓“价值中立”和“纯客观”为由将中国人民为社会进步和自我解放而战的正义性与崇高性虚无化[2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曲青山认为质疑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作用，宣传其在中国反帝反封建革命中“只起破坏作用”；否定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称其是“误入歧途”；宣称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没有资格搞社会主义，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发展道路称为“小资产阶级的空想社会主义”；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否定中共领导和执政的必然性、合法性；以中共曾经犯过的错误否定中共的全部历史；拿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对其本人和毛泽东思想肆意抹黑、彻底否定；否定中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实现现代化，称改革开放是“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分为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并互相否定；否定已有定论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贬损革命前辈，诋毁中共的领袖，抹黑英雄模范等都属于历史虚无主义[27]。

2010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在一次党史工作会议上讲话时称历史虚无主义以“重新评价”为名，“歪曲近现代中国革命历史、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其要害是“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和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2013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一次纪念毛泽东的活动中称因为革命领袖“有失误和错误就全盘否定，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将“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潭”[28]。

对殖民的态度

宣传清末民初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善行义举”被指试图洗白西方传教士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马前卒的历史定性；宣传列强在华租界对中国城市现代化起到的作用[29]被指试图洗白租界作为“国中之国”是丧失主权耻辱的历史事实。其他被指为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还有：将近代英法等殖民主义国家发动侵华战争的起因说成是中国统治者不愿了解世界，不懂国际规则[30]；凭侵略者的记载污蔑太平天国、义和团等反抗运动，称其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耻辱”；称西方的殖民统治是亚非拉地区实现现代化的捷径，主张从“现代化”、“世界一体化”的角度看待殖民问题[31]；将中国近代对殖民主义的抵抗说成对世界资本主义历史趋势进行的反抗，“是以落后对先进，保守对进步，封建闭关自守孤立的传统对世界资本主义自由贸易经济变革的抗拒”，将帝国主义侵略和近代文明等同起来[32]。北京大学教授梁柱直接批评此类观点为“侵略有功，反抗有罪”[20]。[16]

有关“告别革命论”

否定革命的意义，称其为单纯破坏力量，主张“告别革命”[33]；肯定清末宪政改革，而否定辛亥革命[34]；否定五四运动，称其造成了历史断裂，使中国偏离了“近代文明的主流”[35]；否认近代中国发生革命的必然性，指责中国革命导致了“令人叹息的百年疯狂与幼稚”，称中国近代史为“不断的杀人，轮回的杀人”的历史，没有任何现实的意义[36]；否定中国近代革命的正当性和进步性，将革命与现代化完全对立，主张以现代化取代革命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将近代的革命和改革描述为制造社会动荡、破坏经济发展、阻碍社会前进的消极力量[37]；否定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意义，否定和掩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的本质和主流[38]；借中国政府及中国共产党为抗战时期国民党爱国官兵补授、追授表彰的时机，宣传“国军是抗战主力，共军在后方游而不击”的观点，贬低中共在抗日战争的地位和功绩；指责中共在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对地主的斗争是“土匪抢劫”；污蔑中共曾经接受苏俄3.5亿金卢布援助，是拿外国钱搞乱中国[c]。[16]

有关历史人物重新评价

参见：暴走大事件 § 侮辱烈士事件、加多宝 § 争议营销事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龚书铎认为历史虚无主义者，以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主张以“现代化范式”对中国近代的历史事件、人物、思潮等进行重新审视，洋务运动被视为中国近代的第一次现代化运动，而戊戌维新运动则被视为变法派激进主义的产物，否定义和团运动的意义，贬低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认为是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导致了近代的军阀割据，如果没有它晚清立宪派的改革将把中国带上现代化道路；琦善、慈禧、曾国藩、李鸿章和袁世凯等原本的负面人物被美化、拔高，而林则徐、洪秀全、孙中山等原本的正面人物则被丑化、贬低，并点名批评了电视剧《走向共和》[d][41]。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教授徐焰认为网络上盛行的“翻案风”，实际是为了“否定当年的革命战争和建立新中国的合理性”，并不是追求史学“公正”，而是一种政治斗争手段[42]。

中国共产党主流史观认为“英雄是民族的脊梁，是民族精神的表现”，因此历史虚无主义者往往以“重新评价”、“重写历史”、“还原真相”等名义，对中国、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的英雄人物蓄意抹黑。例如，质疑黄继光堵枪眼的真实性，质疑邱少云火中捐躯的可能性，称他们的事迹均为虚构；称刘胡兰有精神问题，称狼牙山五壮士是土匪。以对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否定来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围绕“未成年人是否应该见义勇为”的争议，污名化“英雄少年”赖宁，称赖宁是官二代，其救火的事迹是虚构的[43]；有文章将鸦片战争爆发和晚清中国所受苦难都归因于林则徐的禁烟运动，称“论起祸国殃民，林则徐绝对位列三甲”[42]；质疑雷锋的宣传照为摆拍，质疑雷锋日记造假，炒作雷锋与王佩玲的“姐弟情”和“工友情”为“姐弟恋”等[44][45]。[46]

历史虚无主义与苏联解体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2013年1月5日的一次讲话中称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28][47][48]。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所长张顺洪认为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表现为全盘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强调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否定斯大林、列宁和十月革命[49]。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国外左翼思想研究室主任李瑞琴认为苏联历史虚无主义的动机与目的包括[50]：苏联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苏联领导层为达到政治变革的目的，掀起了“历史虚无主义狂潮”，并最终葬送了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1988年6月，戈尔巴乔夫在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上提出要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否定苏联当时的政治体制，搞乱了苏共、苏联社会的思想，其推行的改革“新思维”拿历史开刀，亲自倡导和发动了抹黑、否定苏共、苏联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1987年至1989年间，列宁、斯大林等苏共领袖，女烈士卓娅·科斯莫杰米扬斯卡娅[51]、《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作者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人的形象被诋毁。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部长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雅科夫列夫认为在苏联的实践中，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新宗教，“屈从于专制政权利益和它任性的要求”，在其著作《一杯苦酒——俄罗斯的布尔什维主义和改革运动》中将苏联的国家意识形态视为各种恶势力、错误观念、令人生厌的领袖主观特征的集合。甚至在苏联解体后，雅科夫列夫还将俄国大众对苏联的怀念污蔑为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复辟。李瑞琴认为在苏联各个时期产生的持不同政见者、冤假错案牵连者是历史虚无主义的社会基础，他们对苏维埃制度心怀不满，对苏联共产党怀有冤气甚至仇恨，为发泄自己的不满和仇恨，将苏联历史虚无化，赞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舆论、课堂讲课和学术话语均开始宣扬文明世界和与西方文明接轨，将苏联的社会制度定义为极权社会，甚至有人认为“俄罗斯应该变成西方的殖民地”，或者宣称俄罗斯应抛去中亚地区落后国家轻装上阵，奔向欧洲富裕文明世界等等[50]。

注释

 此说法与《1949～1989年<人民日报>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解析》所述事实不相符[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名词术语辞典》一书出版于1992年而非1999年，1992年版内已收录“历史虚无主义”一词，且1999年并未再版[5]

 三亿五千万金卢布谣言出自网络钓鱼文，“钓鱼文”为中国大陆网络用语，是一类完全不值一驳、故意戏弄人的网络文章[39]

 《走向共和》中涉及历史人物的评价争议由来已久[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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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国历史学者、公共知识分子章立凡认为“虚无主义”并不是史学用语，而“历史虚无主义”则是一个“中国造”的政治名词，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均不相干，也与学术无关，是在1989年批判政论片《河殇》时诞生的新名词[a]，1990年1月该词首次被写入中共领导人的讲话稿，1993年首次被作为文艺理论术语被收入武汉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大辞典》，后作为政治名词被收入1999年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新名词术语辞典》[b]，2000年作为历史理论术语被收录于《史学理论大辞典》。

我看——这是《河殇》對於历史進程的又一贡献。但我作证，《河殇》所讲述的，比中共党史要真实得多！

《中共建党百年：“虚无主义”阴影下剪不断、理还乱的中共历史》（BBC 2021年6月28日）报道：

中共建党百年之际，从官方宣传口径来看，党内高层要求党员提高警惕称，最大威胁似乎既不是“美帝”，也不是“台独”，而是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何谓历史虚无主义？中共所论述的历史虚无源自何时？历史问题又为什么会成为让中共诚惶诚恐的难解之结？BBC中文访问专家，查阅史料，作以下梳理。

2021年2月下旬，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强调，要“旗帜鲜明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澄清对党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模糊认识和片面理解”。

一个多月后，北京的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中央网信办）所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在官网、APP等渠道开设“涉历史虚无主义有害信息”举报专区，接受对“歪曲党史”、“攻击党的领导”、“诋毁英雄烈士”、及否定“革命文化”等行为的举报。

网信办5月8日又表示，在“清朗·整治网上历史虚无主义”专项行动中，已经处置“一大批散布历史虚无主义有害信息的违法违规账号”，并“督促指导各网站平台自查自清违法违规信息200多万条”。

回首1989以来的30多年，中共曾多次高调打击“历史虚无主义”。而这场“持久战”，似乎仍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共和历史的纠结，看来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什么是历史虚无？

最近，上海复旦大学特聘教授、中国著名历史学人葛剑雄就历史虚无主义的讲座和答问引发巨大争论。

葛剑雄教授首先讲述了中国历代帝王如何用歪曲历史事件为自己服务，接着说明历史永远都是为现实服务的，最终的结论就是引用习近平和王岐山的话说，“通过历史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上述说法或许为中共在纪念建党百年之际在党内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大力宣扬“丰功伟绩”，并对非官方的历史观严防死守的做法交待了原因，提出了一种理论上的解释。

有中国党史学者这样解释历史虚无主义：一般层面上，这个概念泛指否定国家、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二是特定意义上专指否定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中共建立的新中国的历史。

中国官方“中国互联网联合辟谣平台”庆祝中共建党100周年专页上刊登的文章称，对前者，党采取的态度是说“不”；对后者，党采取的态度是“旗帜鲜明地反对”。

近来中国官方、学者和媒体都经常用这样一句古语来警示自己：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历史虚无主义被提到了事关政权生死存亡、中国社会发展方向的高度上。

中共第一代、第二代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没有明确提过历史虚无主义问题。据中国知名历史学者章立凡考证，中共现在这种特定意义的反历史虚无主义始于三十多年以前的1989年。

那一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巨大的变化。东欧有共产主义的垮台，中国有天安门“六四”事件。一系列政治风波猛烈冲击着中国人的思想，就连中共高层之内都出现严重分歧。

风暴之后不久，中共高层就明确提出必须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当年12月，因“六四”期间打压抗议示威有方而从上海市委书记升任中共总书记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江泽民提出，“资产阶级自由化”导致“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泛滥，是搞乱党内思想的因素之一。

学界也普遍认为，这是作为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

自那以后，凡是与中共正统史观有出入的观点，都随时可能会被扣上虚无主义的帽子。

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任中共党魁期间，中共中央也多次提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而第五代的习近平2012年上台后，在历史问题上进一步加强控制。

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学习贯彻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发表讲话，将历史虚无主义称为前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还称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丑化、污蔑”中共历史，根本目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

此后，习近平多次重申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八年后的今天，这场习近平高度重视的斗争仍在继续，北京也没有说过取得了任何“阶段性的胜利”。

“两个不能否定”

牛津大学专门研究中国政治的张强博士对BBC中文分析认为，中共在历史问题上的纠结，在习近平试图解决该问题的努力中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

在2013年1月的讲话中，习近平首次提出了“两个不能否定”的提法，即“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这种说法本身就被很多熟悉中共历史的学者和专家认为是自相矛盾的。

原中共总书记赵紫阳的秘书鲍彤之前接受BBC访问时明确指出，“改革就是改掉毛泽东的制度”。

毛泽东时代“以阶级斗争为纲”，中国人民一贫如洗，当局却不断发动政治运动，“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导致数千万中国人沦为饿殍，文化大革命更使当时的中国国民经济濒于崩溃的边缘。

毛泽东死后，包括他的夫人江青在内的亲信集团纷纷锒铛入狱。邓小平几乎完全摈弃毛时代的政策，开启经济改革，对外开放。

1981年中共作出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决议"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

尽管改革开放与毛泽东的理念几乎完全相左，但中共却一直没有全盘否定毛的历史遗产。

全盘否定毛，中共担心这可能会给自己夺取政权与执政的合法性带来难以估量的影响；然而，习近平被俗称为“前三十年后三十年”的“两个都不否定”不仅只是一个权宜之计，而且也凸显中共历史观的自相矛盾；

如果严格禁止“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那么中共在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提出“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在习近平时代就也应该会被划为“历史虚无主义”了。

一块烫手山芋

在中共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持久战中，“革命”成了一块烫手的山芋。

中共官方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述中，基本上都会对“告别革命论”进行批驳。中共的正统史观历来赞美革命，而对任何“改良”甚至“不彻底的革命”都嗤之以鼻。

但在“六四”之后的政治高压下，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所谓“激进主义”。九十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李泽厚提出了“告别革命”的论点。

在1994年在中国大陆出版的一篇访谈中，他说：“政治激进主义在80年代末被推到了极端”，而戊戌变法的谭嗣同就是“近代激进主义的开头”。

他还说：“辛亥革命是搞糟了，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

这种与中共正统革命理论背道而驰的言论，遭到中共理论界的一致声讨，至今仍被当作“历史虚无主义”的重要表现之一严加批判。

在北京认为“稳定压倒一切”的时代，“革命”早已成为一个敏感话题。中共宣传机构一方面不得不狠批“告别革命”，以维护中共的革命合法性，另一方面却害怕贫富差距、腐败等导致越来越多的“群体事件”，所以希望民众“告别革命”。

从建党到建政，革命给中共带来一片江山。时至今日，对革命的担忧，却让它成为反虚无中一块最烫手的山芋。

一台火爆大戏

中共宣传机构自九十年代以来，得到授权批判革命派领袖孙中山， 称赞复辟帝制的袁世凯的言论在公开出版物上发表。

2003年，中央电视台在黄金时段播出电视连续剧《走向共和》，剧中对慈禧太后和袁世凯进行非常正面的描写，而对孙中山明褒暗贬。据饰演孙中山的演员马少骅后来说，剧组当时竟然将孙中山定位为“毫无思想的‘愤青’”、“搅屎棍”。

因为该剧影响巨大，招致中共理论界元老的大力反弹，甚至直接给胡锦涛写信，因此央视不得不随播随删，并取消了后续播出。

但报道说，该剧的历史观并不是剧组和电视台自作主张，而是经过中宣部直接批准的。

《南方周末》曾经透露，剧组专门聘请湖南省委副书记文选德和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李牧等作为顾问进行把关，剧本每写完五集，就马上送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创作领导小组”进行审读，经四次修改才获得通过。

中共在“革命”问题上的自相矛盾，在2011年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时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尽管《人民日报》盛赞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的闸门”，但其旗下小报《环球时报》却发表题为“纪念辛亥百年，告别革命情结”的社评，将中国近代史上的战乱，包括日本侵华，都归咎于这场革命。

社评说：“在辛亥革命后的最初几十年里，中国历经战争，死人无数，当时的中国‘主义’林立，不同的利益及道路激烈竞争。中国能被日本那样轻易地蹂躏十几年，一半以上的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天下大乱’，这种‘乱’送给了日本不可思议的机会。”

社评说中国人“或许该换一个思路”，“耐下心来，再给自己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从容不迫的发展。”

一个难解死结

《环球时报》的论点与党报《人民日报》的正统史观南辕北辙。这本应归为“历史虚无主义”的论调却堂而皇之地在《人民日报》子报上刊登。

习近平在批评历史虚无主义时，说是“国内外敌对势力”为煽动推翻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而拿历史做文章。但是，被批判为虚无主义的内容，例如《走向共和》，大多都是体制内知识分子的作品，很多是在官方媒体及公开出版物上发表的，甚至是中宣部直接参与审核并认可的。

从以上事例来看，共产党批判“历史虚无主义”，很大程度上似乎是“自说自话”。

牛津大学的张强博士指出，现在的中共，既要维护暴力革命的合法性，又要普罗大众放弃革命来确保自己安稳执政；既要维护左派精神领袖毛泽东，又要坚持权贵资本主义的道路。

既要他人正视历史，又不允许公开辩论历史上中共曾经犯下的一系列错误……

这种心态上的纠结，加上意识形态的撕裂，或许才是历史问题继续成为中共执政面对的一个难解死结的真正原因。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共建党百年之际，从官方宣传口径来看，党内高层要求党员提高警惕称，最大威胁似乎既不是“美帝”，也不是“台独”，而是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

我看——《河殇》对中共建党百年的威胁，超过了“美帝和台独的總和”。中共建党百年之际，从官方宣传口径来看，党内高层要求党员提高警惕称，最大威胁似乎既不是“美帝”，也不是“台独”，而是《河殇》首创的“历史虚无主义”。

——看来，只有历史虚无主义才接近真实。

【56、中共百年之后的无言躺】

《中共驻乌前大使：俄国已败！战后国际格局是这样》（读网 2022-05-12）报道：

关于乌克兰和俄罗斯的战争的性质，中共高层其实是很清楚其性质的。近日，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暨中国社科院国际研究学部主办了一次内部视频研讨会，集中讨论俄乌危机对全球金融格局带来哪些重大的变化？对于中国会产生什么影响？中共应该如何应对？中共驻乌克兰前大使高玉生在研讨会上作了发言，罕见说了实话。

高玉生的基本判断是，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的态势日益被动和不利，已经显露败象。俄走向失败的主要原因是：

第一，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始终处于持续衰落的历史进程中，这种衰落首先是解体前的苏联衰落的继续，也与俄统治集团在内外政策上的失误有关。西方制裁又加剧加重了这个进程。所谓俄在普京领导下复兴或振兴是根本不存在的伪命题，俄的衰落表现在其经济、军事、科技、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对俄军及其战力也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第二，俄闪电战的失败，未能速战速决预示着俄开始走向失败。与其所谓的军事超级大国地位极不相称的经济力和财力实在难以支撑日耗几亿美元的高科技战争。俄军因穷致败的窘况在战场上随处可见。战事每拖延一天对俄都是沉重的负担。

第三，俄在军事经济实力等方面对乌克兰的优势已经被乌的坚决顽强的抗击与西方国家对乌的巨大、持续和有效的援助所抵消。俄与美等北约国家在武器技术装备，军事理念和作战模式等领域的代差使双方的优劣之势更加突出。

第四，现代战争都必然是混合战争，涵盖了军事、经济、政治、外交、舆论、宣传、情报、信息等各领域。俄不仅在战场上处境被动，在其他领域都已经打输了。这就决定了俄最终被打败只是时间问题。

第五，这场战争何时结束，以什么方式结束已经由不得俄罗斯了。俄力图在确保主要既得成果的条件下尽快结束战争的愿望已经落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俄已失去了战略主导和主动权。

高玉生认为，这场战争下一阶段的对抗力度和强度可能进一步提高。不排除扩大和升级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各方的目标截然相反，南辕北辙。确保克里米亚的归属和对乌东的占领显然是俄的底线。而乌克兰不会在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向俄让步，决心通过战争收复乌东和克里米亚。美国、北约和欧盟一再申明打败普京的决心。

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不久前强调了美国在俄乌战争上要达到的三个目标：第一，独立和自由的乌克兰；第二，被削弱的和被孤立的俄罗斯；第三，强大的、团结的和坚定的西方。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美国和北约欧盟国家不仅显著加大了援乌力度，美国还在二战后首次通过了援乌租借法案。美国通过四十一国防长会议已使对乌克兰的援助国际化和机制化。更重要的是，美、英等国直接参与战争的程度在加深，范围在扩大。所有这些都表明，这场战争要打到俄罗斯战败并受到惩罚为止。

高玉生分析认为，俄乌战争后国际秩序演变的几个可能的要点：

1、俄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会受到明显的削弱、孤立和惩罚。俄国力将更加衰弱。可能被逐出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地位显著降低。

2、乌克兰将脱离俄的轨道和势力范围——俄如果还有势力范围的话，成为欧洲大家庭的成员，即西方的的一员。

3、其他前苏国家可能出现新的不同程度的去俄化趋势，有些国家会更积极向西靠拢。

4、日本和德国在完全摆脱二战战败国的约束，加快发展军备的同时，会更积极地争取政治大国的地位。但不会脱离西方阵营，也不会完全背弃和平发展的方针。

5、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将大力推动联合国和其他重要国际组织的实质性改革，如改革受阻，也可能另起炉灶。两者都可能以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划线，排斥俄等一些国家。

高玉生是一位资深的职业外交官，20多年的外交生涯让高玉生有着强烈的职业自豪感和深刻的思考体悟。他的职业主张是：“多交朋友，少树敌人”，属于中共体制内有世界眼光的人物。

谢选骏指出：难得这人还会说话，因为中共百年之后，已经丧失了说话的能力了。

《中国前驻乌大使认为俄罗斯必败，又被禁声了》（2022-05-11 法广）报道：

中国驻乌克兰前大使高玉生日前分析俄乌战争走势及对国际秩序影响，认为俄罗斯已显露败象，高玉生的分析在中国官方舆论一片倾向俄罗斯的声音中显得特立独行，原文刊出后产生相当反响，然而不久后就消失了。

5月10日，中国国际金融30人论坛在其微信公众号上发布了高玉生有关俄乌战争形势的发言内容，并被凤凰网转载，但先后均被删除。

根据网络截图，高玉生在这次讨论俄乌战争形势的内部视频研讨会上明确表示，俄罗斯在这场战争中的态势日益被动和不利，已经显露败象。

在他看来，俄罗斯走向失败的主要原因有：首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处于持续衰落的历史进程中，这种衰落与俄国统治集团内外政策失误有关，西方制裁又加剧加重了这一进程。他认为，“所谓俄在普京领导下复兴或振兴是一个伪命题，俄的衰落表现在其经济军事科技政治社会各个领域，对俄军及其战力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其次，俄罗斯未能速战速决预示着俄国开始走向失败，其经济力和财力已难以支撑日耗几亿美元的高科技战争，战事每拖延一日对俄都构成沉重负担。

再次，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优势已被乌克兰的顽强抵抗和西方对乌克兰巨大且持续的援助所抵消，也凸显了西方国家与俄罗斯在军备、军事理念及作战模式的优劣。

第四，现代战争是混合战争，涵盖政经外交舆论等广泛领域，“俄不仅在战场处境被动，在其他领域都已经打输了。这就决定了俄最终被打败只是时间问题”。

因此，作者认为，这场战争何时结束，以什么方式结束已经由不得俄罗斯了，俄失去了战略主导和主动权。

作者指出，普京政权对外政策的核心是把前苏联地区视为其独立势力范围，“俄乌战争极大地改变了这种状况”，战争爆发，乌克兰全国一致抗俄救国，俄彻底失去乌克兰，前苏联各国除去白俄罗斯，都拒绝挺俄，俄战败将使其彻底丧失恢复帝国的可能。

作者认为这场战争将对新的国际秩序产生巨大影响。俄乌战争后俄将明显削弱和孤立，乌克兰将成为西方一员，前苏联国家出现不同程度的去俄化，美国和西方国家将大力推动联合国和其他重要国际组织的实质性改革，“以所谓民主自由的意识形态划线，排斥俄等一些国家。”

维基百科介绍，现年75岁的高玉生2003年担任中国驻乌兹别克大使，2005年至2007年担任中国驻乌克兰大使。此后担任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

谢选骏指出：狗官退休如同落水狗，别说他一个“大使”了，就连嚎叫抬着棺材出场的朱镕基“总理”也变成了猪容鸡，彻底哑吧了。因为“百年之后”的中共，进入了无言状态了。一言堂变成了无言躺了。

【57、追求快乐就是贪婪无度】

《人生选择：为什么我们应该“放弃追求个人快乐”》（2021年1月20日 BBC）报道：

把追求快乐当成是人生的目标，这样做有错吗？

心理学家埃德加·卡巴纳斯（Edgar Cabanas）认为，追求快乐已经变成了一种“自私的”概念，好像是一种“消费品”，已经成为一门“生意”。

卡巴纳斯和社会学家伊娃·伊卢兹（Eva Illouzhe）两人共同撰写《制造快乐公民：快乐产业如何控制我们的生活》（Happycracy: How Science and the Happiness Industry Control Our Lives）一书。

两位作者在书中对数百万美元的“快乐产业”所提倡的许多概念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把追求快乐当成是人生目标会让人坠入陷阱。

他们表示，那种追求快乐的生活方式永无止尽，一旦未能达成目标内心会感到极度失落，沮丧气馁和厌恶。

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卡米洛·何塞·塞拉大学（Universidad Camilo José Cela）担任研究员的卡巴纳斯对BBC表示，正向心理学的科学根据是有问题的。

他表示，我们应该放弃追求自己个人的快乐，而转向追求更多人共同分享的快乐。

快乐，能够靠学习得来吗？

人生选择：事业成就还是幸福快乐？

为什么我们应该放弃追求快乐？

追求快乐最大的问题在于它已经变成一种让人无法摆脱的着迷状态，几乎成为一种让人上瘾的症状，许多自诩为人生教练，心灵导师，自助型成功人士都向你灌输追求快乐会有更好更圆满的人生的观念。

但这其实是不切实际的承诺，因为追求快乐永无止尽，把追求快乐作为人生的目标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你可能永远无法达成这个目标，而陷入永无休止的循环轮回。

某人可能一开始买了一本自我救助的书籍，想要从中学习如何获取快乐，结果通常是又接着买了第二本关于追求快乐的书籍，如果追求快乐能达成目标，那么买一本不就够了吗？可见追求快乐是没有尽头的。

我们必须走出这个追求快乐的轮回，提醒自己不要陷入这个圈套。

今天你快乐吗？如果不，耶鲁教授给出了5个幸福“药方”

快乐是能力幸福有秘诀 反正不可一味追求

赚太多反而烦恼多　研究说这个年薪“最快乐”

是不是每个人都能控制自己的快乐？快乐真的只取决于自己吗？

恰恰相反，很多人说快乐取决于你自己，只要有正向思考就能活出快乐圆满人生，乍听之下好像很有道理，但其实并非如此。

上述所谓快乐的概念几乎不考虑我们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和现况，一种广为流传但却无任何科学根据的迷思是：快乐50%取决于我们的基因，40%取决于我们的意志力，环境现状只占10%。

换句话说，90%的快乐取决于我们自己，而非其他任何事物，但事实上，每个人所处的环境和现状，包括我们的收入，社会阶级，所在社会的文化规范，我们的家庭，以及我们能得到的支援……等等，难道说这所有只占区区10%吗？

快乐产业从什么时候开始掀起潮流的？

相对来说，这还是最近的事，美国从1950和1960年代开始出现自我帮助的书籍和所谓的快乐教练，之后逐渐成长，在美国以外的地方，2000年之后这种文化现象才开始广为流传，还加上了正向心理学作为科学包装。

不论经济如何波动，快乐产业的市场不受影响，2008年金融危机反而促使更多人追求心灵快乐，近几年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网红和健康杂志等其他媒体更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卡巴纳斯表示，情绪本身并没有正面或负面的属性

在追求快乐的同时，我们也面临痛苦和悲伤，因此人们就更加着迷于快乐，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没错，你越是想逃避痛苦和悲伤，就越着迷于追求快乐。快乐是不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事情值得讨论，但首先我们需要给快乐下一个定义，有趣的是，没有人真的知道快乐的定义。

如果说快乐完全取决于你自己，那么那些心灵导师和人生教练怎么知道你需要什么才能得到快乐？如果他们知道你的快乐是什么的话，又要如何解释快乐取决于你自己这种说法？

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谬误就是把所谓的“负面情绪”污名化，认为负面情绪是不好的，但其实情绪本身并没有正面或负面的属性，完全取决于其存在的状况和当下产生的作用。

例如，有时候我们会感觉焦虑，它让我们难受，但焦虑本身有时候是正面的，例如在比赛或考试之前感到焦虑也能够起到正面的作用。

同样道理，愤怒也被认为是一种负面情绪，如果导致暴力或不当行为的话，愤怒的确会起到负面作用，但如果愤怒让我们起身对抗不公不义的话，它其实是起到了正面的作用。

有时候我们会感觉焦虑，它让我们难受，但焦虑本身有时候也是正面的

你或许会认为正向思考人生是一件好事，但并不一定，有时候乐观态度能让我们有某种期待，促使我们前进，但有时候乐观反而让我们错误期待，误判自己的能力，最终未能达成目标。

悲伤并不好受，但并不代表它没有存在的必要，悲伤也是一种正常反应，当你蒙受损失的时候你会感到悲伤，这完全正常而且健康，不健康的是悲伤的时候还为自己感到难过，这样子是对自己做二次处罚。

把追求快乐当成人生目标，能够一直快乐下去吗？

这就是问题所在，我们在这本书创造了一个新的名词：“happychondriac”（总是怀疑自己不够快乐）。

这是一个重新组合的词，源自于“hypochondriac”（疑病症），就是毫无理由毫无根据的担心自己有问题，生病或病情比实际更为严重的心理问题。

和“疑病症”一样，“happychondriac”让人担心自己有问题，认为自己不够快乐，需要追求更多快乐才能满足，但其实并没有这回事，有这种心理问题的人认为他们没有完全开发自己的快乐潜力，因此着迷于不断追求更多的快乐和满足。

这种心态违反常理，它并没有让你在不如意的时候帮你走出困境，反而是在你已经快乐的时候，敦促你寻找更多快乐，就这样下去没完没了。

那些心灵导师，人生教练从来不会告诉我们：“你已经够快乐了，停止吧！”

心理学家卡巴纳斯在西班牙马德里的卡米洛·何塞·塞拉大学担任研究员

他们不断地告诉你永远不会完全快乐，如果你现在感到很快乐，千万不要放松，随时要提高警觉，一旦放松你就会失去一切。

这个心理造就了快乐消费经济，就像你买了最新的手机或软件，你必须一直不断的更新，永远得不到最顶级的版本，因为一直有更新更好的版本出来。

还有其他的社会因素吗？

我们所处的社会，文化，经济都在改变，个人主义的潮流越来越强势，生活上越来越自由，当然也就出现了伪科学的讨论，认为追求快乐是有科学证据的。

快乐这个概念是否能合乎科学的进行研究，对此我们想要提出挑战。

我认为过去数十年来我们的经济和社会遭遇许多困难，我们对于改变外在环境感觉越来越无力，所以我们只能想着如何改变自己，因为我们觉得外在环境不可能改变。

许多人也认为，要做出影响世界的重大改变机会很小，结果就导致人们越来越只能想到自己，追求自己的成就。

追求自己个人的快乐，不如追求更多人共同分享的快乐

所以社会整体被忽略了吗？我认为是这样，人们谈论的都是个人的福利，照顾自己，没有人会救你，做对自己最佳的决定，保养自己的健康……等等。

这是一个谬论，因为我们看到的是个人健康不比整体健康重要，新冠疫情就是一个例子，你当然可以尽可能的照顾好自己的健康，但真正重要的是社会上每个人的健康，否则只顾好自己没有意义。

快乐也是一样，你可以追求自己的快乐，但如果你身边的人不幸福的话，你也快乐不起来，因为人类是社会动物，不管你愿不愿意，每个人都彼此互相依赖，没有整个社会的福利，也就不会有个人的福利。

我们现在做的正好相反，把个人福利置于社会福利之上，我认为这是错的。

个人的快乐受到环境和其他人的影响

所以我们不应该追求快乐？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快乐产业所定义的那种快乐，有个很有趣的研究，显示出关于快乐的一个“似非而是”的悖论：你越刻意追求快乐，你就越得不到你想得到的快乐。

许多人可能都有类似的经验，你出门参加派对，心里想着一定要尽情享乐，结果等你到了派对的地方却发现很一般，根本不好玩，因为你想象的要更有趣。

主张追求快乐的英国近代功利主义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在临终前表示，快乐不值得作为人生的最重要目标，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是快乐，要如何才能获得快乐，我们越辛苦追求快乐，到头来就会患得患失越来越沮丧。

我们必须停止再着迷于快乐，彻底忘却快乐这个人生目标。

新年刚过，很多人希望新的一年能更快乐，或立志追求快乐，你怎么跟向这些人说？

与其说“我要变得更快乐”，这些人应该说“我要让某个人变得更快乐”，追求自己的快乐不如追求社会整体的快乐或幸福感，不要总是把焦点聚在自己身上，切记“越刻意追求快乐，就越得不到快乐”的悖论。

谢选骏指出：上文似懂非懂，所以才说“追求自己的快乐不如追求社会整体的快乐或幸福感”；因为“追求自己的快乐”和“追求社会整体的快乐或幸福感”，这两者其实是一回事情，都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看来，生命为了自保，都在趋利避害，而超出了这一本能还在着意地“追求快乐”的，那就是贪婪无度了。既然贪婪无度，那就只能失去快乐，而不是得到快乐了。所以，真正的快乐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渴求快乐，就是贪婪。而贪婪带来的多是焦虑与失望，不是快乐。

【58、资产阶级革命高级，无产阶级革命低级】

《法国大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吗——资产阶级兴起史》（2020-03-29 澎湃号苏则原创）报道：

一、法国大革命神话——何谓“资产阶级/布尔乔亚”？

资产阶级是怎样崛起的？很多人会想到“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法国大革命，毕竟“资产阶级”或者“布尔乔亚”（Bourgeoisie）这个词语就来自法语。我们很熟悉这样一个教科书式的定义：“法国大革命是世界近代史上一次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大革命由法国资产阶级领导，意味着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这些定位源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叙事①。然而，近几十年来，这些“资产阶级革命”一类的历史叙事在史学界遭到了重大的质疑和打击，令人怀疑它是不是能够站得住脚。

最早提出质疑的，是英国史学家阿尔弗雷德·科本（Alfred Cobban）。他在《法国大革命的神话》（The Myth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及其他著作中指出：一方面，在专制传统强大的法国，所谓的封建主义，在18世纪早已“失去了所有历史上的意义”，“封建贵族不仅不再统治着国家，他们占有的全国土地份额也不多”。而在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定义中的“资产阶级”——金融和工商业者们在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实际上并没有那么强大和重要，他们没有主导法国大革命：

科本“通过分析革命期间各届议会成员组成的职业类别，发现旧制度下的官吏和律师等自由职业者的人数在各届革命议会中均占绝对优势。所以，他提出，领导革命的不是上升的工商业资产阶级，‘情形恰恰相反’，是官吏和自由职业者发起并领导了革命，而工商业资产阶级对政治毫无兴趣，他们希望有一个稳定的经济环境。”②在大革命后，法国的自由贸易政策和金融业并没有有实质性进展，在农村，革命者事实上直接反对的是商业化和金融业者。“取得行政管理权职位的是那些医生、律师以及低级官吏。就工商业主来说，革命对他们并没有利，他们在社会上和政治上得到的认同比革命前更少。”“法国大革命非但没有促进近代资本主义在法国的成长，而且可能阻碍了它的成长。”（科本《法国大革命的社会解释》）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科本开启的“修正主义史学”在西方学界基本肃清了“法国学院派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通俗版本’革命史”的影响（《思考法国大革命》译者孟明语）。

科本及其著作

为什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们在法国大革命问题上犯了错误？这和他们在“历史发展五阶段论”等问题中犯错误的原因是类似的：他们首先有了一套历史发展理论，然后用这种历史发展理论先入为主地套用在具体史实上面。科本早已说得明白，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中，马克思主义叙事是一种自证体系，是基于马克思社会学理论上的一系列逻辑推断：既然他们已经判定法国大革命是资本主义繁荣发展的现代世界的开端，那么法国大革命就是资产阶级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时刻，既然如此, 法国大革命就必然是崛起的资产阶级与抗拒的封建贵族之间的冲突③，这样才能符合他们的历史发展理论框架。

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法国大革命叙事错误还显示了“资产阶级”这一概念的复杂性和混乱程度。而在近现代汉语文化圈，我们很容易听说“小布尔乔亚”、“资产阶级局限性”、“资产阶级软弱性”、“资产阶级革命”或者“走资派”一类被不断复述的大概念，但许多人对资产阶级的定义，往往却像他们对无产阶级的定义一样粗疏可笑：“资产阶级/布尔乔亚就是有钱（财产）人，无产阶级/普罗大众就是没钱（财产）人”。然而，封建贵族、地主可以凭借继承产业拥有财富，商人、手工业作坊主，甚至普通工人农民都可以通过贸易和劳动获取财富，帝国官吏依附国家机器和公权也可以获得财富，于是他们都可以被归于“资产阶级”之列，这显然是很荒唐的。

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的经典定义是，是“在生产商品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有生产资料的阶级”，应当把资本投入到扩大再生产的活动中。但为了证明资产阶级是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认为“有钱就是资产阶级”的人们一样，把小有资产的法国大革命主导者官吏、医生、律师、知识分子等阶层都算作了资产阶级，但史实说明，在十八世纪法国社会的特定环境之下，他们的政治经济理念，和马克思主义经典定义中的“资产阶级”——例如金融和工商业者是完全不同的，这些人在事实上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美国史学家泰勒在《18世纪法国资本主义类型》等著作中支持了科本等人的修正主义观点。他指出，在大革命之前，法国经济的主要财富形式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业主式的（proprietary wealth）。这种模式体现在有产者对土地、城市地产、职位（按即买官）和公债的投资上。“这种投资回报率低下，但很稳定。它不是通过富有企业精神的努力而仅仅通过继承性的所有权而获得的；它的风险很小，人们甘愿放弃回报率较高的行业，转而把资金投向收益低下的部门。显然，业主式投资不具备资本主义的一些基本特征：既不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也不倾向于扩大再生产。旧制度时代的这种投资心理没有被大革命根除。在大革命前夕的法国，即使在沿海大型商业城市，业主式财富的享有者也远远超过追求利润的商人。”泰勒指出，“当资产阶级是指一个在生产关系中扮演资本主义角色的人时，它只包括第三等级富裕阶层中不到一半的人，三级会议的第三等级代表中87%属于业主式财产集团。”④主导法国大革命的官吏、律师们，主要就属于这种业主式财产集团，这样，他们没有促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法国的发展就是非常自然的了。

法国大革命没有导致一个新的大资本主义企业主阶级掌握法国政权。科本认为：“革命是大大小小的保守主义者、有产者、土地所有者的胜利。"这些人都信奉经济保守主义，拒斥经济现代化。

经过上面的介绍和分析，我们至少可以明白以下几点：第一点，无比残酷的法国大革命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中所描述的那样，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走上阶级巅峰的戏剧化事件；第二点，并不是有钱就等于资产阶级，如果我们把扩大工业生产、促进商业贸易、推进近代资本主义经济模式视作是资产阶级的特征，那么那些通过投资土地、国债甚至是政府职位的富人们都难以算是资产阶级的一员。真正的早期资产阶级人士是稀少的，至少十八世纪的法国不是孕育他们的良好土壤。

那么，资产阶级的真正根源在何处呢？

二、布尔乔亚的原意：自治市市民

我们先来看“资产阶级”（Bourgeoisie，布爾喬亞）这个词语的词源，虽然这个词语在空话和套话泛滥的后世已经极度变质了，但在它的词源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些真实历史的遗迹。

Bourgeoisie这个词首先来自古法语中的burgeis，表示“带墙的城市”，而burgeis又源于中世纪法语bourg，是集镇（market town）的意思，再往前推，则是古法兰克语burg（城镇），所以“布尔乔亚”（Bourgeoisie）的原意，其实是城镇居民，所以有人把“布尔乔亚”翻译成“市民阶级”，这也是一种不无合理之处的意译。但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市民”，和许多人心目中的普通市民，例如明清帝国的苏州、杭州市民之类还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无论是burgeis、bourg，还是burg，这条词源上的词语都有很强的自治意味。直到今天，这条词源上出来的英语中的单词Borough，仍然是英语圈国家常见的行政区划之一，即自治市镇（或称自治城镇、自治市、自治镇）——布尔乔亚/资产阶级的根源其实是自治市市民。

Burg一词衍生出的词语遍及印欧语系各语言：burgeis（中古英语），burgher（中古荷兰语），Bürger（德语），burgués（西班牙语），burguês（葡萄牙语），buruazja（波兰语），是欧洲悠久的自治市镇传统显示。

讲资产阶级就讲资产阶级吧，为什么要讲到这么遥远的中世纪词源呢？中世纪的自治城镇和近代资产阶级有何相干？原因很简单，因为中世纪的自治城镇（及其市民）和近代资产阶级推动工商业发展的机制是非常类似的；而中世纪商人和市民在封建贵族手中争取城市自治权和自身权益的过程，也和近代资产阶级最终软性替代封建贵族的过程是类似的，两者处于同一条历史发展路径上。

对商业及商人的贬斥和压制不但出现在古代东亚大陆，也出现在古希腊哲学家们的著作中。柏拉图《法律篇》第十一卷指责商人：“一有机会赢利，他们就会设法谋取暴利。这就是各种商业和小贩名声不好，被社会轻视的原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声称：“（商人）在交易中损害他人的财货以谋取自己的利益，这是不合自然而是应该受到指责的”。这其实体现了贵族阶层对商人阶层普遍的歧视和压制（参见《历史上的贵族和贵族精神》）。贵族阶层是人类社会最早的一批秩序维持者，认为通过贸易活动暴富的平民会败坏社会风气，动摇自己的统治。但是，也正是他们开辟并保护了中世纪兴起的商业城镇：

10世纪、11世纪时，随着商业的兴起，旧的城镇重新注入活力，新的城镇也一个个兴起。有的城市是具有开拓思维的贵族们“种”出来的，他们在平地上建起一个城市以加强贸易的发展，或希望从中收税。有的城市就傍着修道院的外墙建起来（依附宗教贵族），有的则围绕着城堡或其他堡垒发展起来（依附军事贵族）。这些城堡被称为burg（“堡”），到最后就出现在城市的名字里，因为12世纪时，borough（“设防的镇”）实际上是一个镇或一个城市，住在其中的人被称为 burgher（指男性）或burgess（指女性）（译为“市民”）。⑤

军事贵族和宗教贵族支持城镇及其商业，其目的当然是为了征税，相应地，他们也给了城市及其市民更高的权益——“城市的空气令人自由”，这样，人口就向城市涌入，这些涌入的市民在阶层上是非常复杂的，不但包括试图获得阶层跃升的逃亡农奴和富有农民，更包括一些雄心勃勃的小贵族子女：这种阶层之间自发流动的现象，我们未来还可以在近代资产阶级的崛起过程中看到惊人类似的版本。而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商人力量的强化，他们无疑会希望向封建领主们声索更大的自由。本内特和霍利斯特的《欧洲中世纪史》记述说：

城镇最初也受其地区内的贵族、主教或修道院的管制，这一点很符合逻辑。因此，地主可以向城市居民征收各种税费，也可以维持城镇的秩序。但是，城市里最富有的居民一一商人们，早早地就开始反对这样的操作。他们强烈希望能够拥有更适合商业人士的特权：免付一些费用、行动上的自由、免费过路（过桥费和“过堡费”）、拥有城镇财产而无须履行封建主或领主的职责，以及自治的自由。到12世纪时，地主们已经开始赋予商人们上述权力的一部分，甚至全部；这些规矩被写进“自由特许令”里，或称“城市特许令”（urban charters）。有的贵族是迫于城市暴动和反抗的压力，才发布这些法令的；有的认识到他们辖地内这些繁荣的商业中心能带来的经济利益，而自愿发布这些法令；还有的贵族则主动在新城镇发布特许令，他们规划街道的划分，建起城墙，另外通过给予优惠条件的形式吸引商人们的到来。

要求城市自治的呼声如此之高，有的历史学家甚至写到，在12世纪发生过一次“自治运动”（communal movement）。实际上，每一个城市特许令都造就了一个半自治的政法实体，在欧洲的许多地方被称为“市自治体”（commune）。市自治体有自己的政府、法庭、税务机构和关口。……市自治体的居民为了获得特权，要付出很大一笔财富，之后每年还必须付一笔钱给领主以维持特许令的效力。但他们不是以个人为单位支付这些钱，而是通过城市政府集体付清，这一点也很重要。城市居民通过他们自己的法庭来实施他们自己的法律，有自己的税收方式，把所有的账都收齐之后，一次性付给领主。简单地说，他们有了处理自己事务的权力，这才是最有意义的。聪明的贵族们当然也乐得收取这样的年金，因为他们不用花力气管理他们。⑥

中世纪意大利星罗棋布的市自治体

这样，城市新贵们在欧洲的许多城市获得了胜利，早先的封建贵族们逐渐将权力让渡给他们。十一世纪末，意大利北部城镇如卢卡（Lucca）、比萨（Pisa）、米兰（Milan）开始由市自治体执政官们管理。十一世纪后半期，随着法国部分城镇中产阶级经济实力的增长，他们取代了原来拥有土地的小贵族们，成为城市的管理者。13世纪中叶，佛罗伦萨的中产阶级们赢得了权力；而热那亚（Genoa）则在1100年后不久就形成了市自治体。在十五世纪的德国，大多数莱茵河畔城市都保证了中产阶级的自治；在英国， 10世纪下半叶的自治村镇就存在尚不成熟的司法院。到1066~1191年，理査一世率军东征之时，自治的倾向随处可见：行会发展；“自由市”概念详尽充实；自治市接管了征收赋税的权利一一过去由国王的官员负责向城镇征收。⑦

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近代资产阶级执政的预演，而拥有为数最多的几百个自治城镇的意大利当仁不让地在中世纪晚期成为欧洲商业和贸易的领头羊。欧洲历史上最早涉及严格意义的银行业文件来自十二世纪的热那亚；到十四和十五世纪，意大利商业公司和银行在西欧的所有主要中心都设有分公司或信函代理人，佛罗伦萨人借助教廷的财政网络，建立起了一个遍及欧洲的分支经营体系；被部分西方学者认为是“资本主义企业”开始标志的复式记账法，也源于中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并且直到16世纪才开始传往欧洲的其他国家。如果按照这个标准来看，资本主义可以被上溯到十三世纪。⑧

在会计学中，复式记账法是商业及其他组织上记录金融交易的标准系统。每笔交易都至少记录在两个不同的账户当中。每笔交易的结果至少被记录在一个借方和一个贷方的账户，且该笔交易的借贷双方总额相等，即“有借必有贷，借贷必相等”。

中世纪欧洲城市商人和中产市民们的崛起有赖于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贸易的繁荣和财富的积累；第二，统治者（封建贵族们）的放权和容忍；但是，在中世纪，自治城镇的商民们还不能说是严格近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主要原因在于：他们和法国大革命时代的业主式的有产者们差不多，他们并没有把通过贸易和手工业获得的财富进一步投入到工商业中，而是优先选择了购买土地和爵位（拥有这些产业是贵族的标志）——他们成为了新的“城市贵族阶级”，向旧制度而不是资本主义社会靠拢了。

例如，在他们的地位上升期，佛罗伦萨的新商业精英们只拥有极少数的土地，在16世纪之后，他们开始效仿贵族在乡间大量置产，佛罗伦萨的主要豪商家族，例如美第奇家族等则美化了自己的家谱，自我册封为新的贵族，“除去那些绝后的家族，在426个其成员经常出任15世纪行政长官的家族中，到1600年其中半数已被封为贵族，到1700年则事实上全部都是了”，到十七世纪，美第奇家族等佛罗伦萨贵族化的商人们开始将资本从羊毛、丝绸等产业向土地、公职、公债、奢侈品、博彩生产转移⑨，这确实让美第奇家族获取了更大的权势和财富，但其实意味着中世纪晚期自治城市商人的阶层自杀。另一些西方研究者分析了部分十三世纪欧洲西北部城镇，也指出：

通过细致研究一些城镇，我们找到了其中的特点，而这些特点无疑也适用于其他的城镇。尽管其方式也许不尽相同，但是这类城镇的确有一些引人注目的特色：那里的贵族通常都是商人或商人的后代；在工业中心，他常常也是企业家，从事出口业；他还做一些金融交易作为副业；他通过在城镇内外投资房地产和房租增加财富……⑩

贵族化的美第奇，Volterrano, Cosimo III de' Medici in grand ducal robes

为什么中世纪意大利自治市镇的商人阶级没有转化成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为什么他们最终放弃了更具备资本主义产业前景的羊毛业和丝绸业，却转而从事公职、土地等消极投资？这和当时的社会整体生产水平可能是有关系的。在美第奇的时代，羊毛和丝绸的消费仍然以贵族阶层为主，在十七世纪贵族购买能力在长期萧条中持续下降的时候，羊毛业和丝绸业的利润前景变得灰暗了。另一方面，旧贵族传统和公权力的诱惑仍然巨大，因此美第奇他们终于选择转而从事买卖公职和土地这一类更为“稳健”的投资领域。但是，买卖公职造成了大量贪腐行为，买卖土地没有涉及到农业技术的革新或者新的资本投资，它们都没有整体提高社会的生产力，意大利自治市镇和富商阶层在不久之后的停滞和衰落也就可想而知了。拉克曼评论说：

（当时，）佛罗伦萨人作出了理性的选择，根据城市公社内的政治局势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经济的状况，放弃了“真正的”资本主义，转而投资于受政治保护的公债、公职、地产和外国特许权。在短期和中期内是理性的那些决定，对佛罗伦萨和其他意大利城市精英的经济和政治地位的长期后果却是破坏性的。

三、近代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柔性胜利

中世纪的小贵族进城做市民和意大利富商的再贵族化，体现了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柔性缠斗，而这种柔性缠斗才是欧洲历史上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角力的主要形式，像马克思主义史学所重视的那种戏剧性的血腥革命（例如法国大革命）反而并没有重要。从本质上讲，封建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并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也没有水火不容的仇恨，如前所述，两者之间的阶级流动是常有之事。

至于这场缠斗的胜负，很清楚的是：如果更多的旧贵族子嗣愿意效法城市商民从事商业贸易，那么最终资产阶级就将取胜，但如果更多的富商后代认为还是政府职位或者统治者的公权力更加有吸引力，那么封建贵族就会笑到最后。这场柔性竞争的结果我们现在当然都知道了：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生产生活模式取得了总体上的胜利。但这个胜利不是某些暴力革命那样一刀切的，在旧有统治者势力（大贵族和君主）比较强大的环境下，资产阶级的胜利来得比较缓慢；而在民间社会较为宽松，商贸风气更盛的地方，贵族乡绅更加容易转型为资产阶级。

都铎王朝（House of Tudor，1485-1603年）的英国王室虽然号称是英国君主专制历史上的黄金时期，但对英国社会的整体控制有限，在最后一任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即位初期，皇室持有土地仅仅全国10%，到1640年更是退至英格兰庄园的2%；女王虽然也试图通过买官卖官增加国库收入，但“英国皇家官僚机构的有限规模、新税收机会的匮乏，以及贸易和生产垄断权的限制——这些都是由于土地领主和商人成功阻碍了王权对地方政府和地方经济的控制——都会影响英格兰君主为追随者创设的公职数量。因此，伊丽莎白一世、詹姆士一世和査理一世只能为1558-1641年拥有头衔的342位贵族中的117人授予公职。而低于贵族层级的500位主要郡县地主，只有100人得到公职。”

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33年9月7日－1603年3月24日），都铎王朝的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君主，亦称“荣光女王”（Gloriana）、“贤明女王”（Good Queen Bess）。

伊丽莎白一世（1558-1603年在位）打击了封建大贵族（特别是他们的军事力量），却并没有严重伤害更基层的民间社会活性，因此在效果上促使旧贵族转而从事商贸事业。另一方面，新工业和新技术兴起的苗头适得其会。英国小贵族和乡绅们热情地涌入这一领域：“英国许多地区都发现了铁矿石，特别是在威尔德、西米德兰和约克郡。在伊丽莎白时期，部分由于不断增长的需求，部分由于水利鼓风炉和铁锤的引进使用，英国的铁产量迅速增加。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贵族和重要的乡绅起着决定性作用，在任何时期，英国绝大部分铁产量都控制在名门望族手中。”“尽管超过一半的铁产量控制在上层乡绅手中，但贵族不但是技术革新的开拓者，而且还位列我们所记录的最大个体生产者之中。在苏塞克斯的威尔德，第一个很有可能是最大的一个包括一个军械厂的炼铁场，是由第3代诺福克公爵在1540年代早期建立起来的，并且在1540年代后期，由休德利的西摩勋爵予以极大的发展，其时，年产量远远超过200吨。……第二个主要的炼铁场区在北部，特别是约克郡。这里，据我们所知，贵族又一次扮演了主角。”

而在专制传统更为悠久，统治集团权力更为强大的法国，情况则完全相反：贵族更不愿意经营商业贸易，而商人更渴望获取爵位和政府公职。在英国贵族早已经没有什么心理压力地从事各种生意的1758年，法国的加布里埃尔·科瓦耶神父（abbe Gabriel Coyer）还在援引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说辞——“对一个民族的国际力量而言，贸易已经变得比战争更加重要”，试图合理化贵族经商的做法。

加布里埃尔·科瓦耶神父的论文《商业贵族》（La Noblesse commercante）——被当时的法国舆论界狠狠批判了一番。

但是，当时大多数法国人对科瓦耶的回应是负面的，他们提出了激烈的反对。一位参加这次辩论的女士奥克达维·吉夏尔（Octavie Guichard）写道，如果一些贵族希望像普通商人一样追求财富，那当然不能禁止，但这些贵族必须适可而止，不然就成了“两栖动物”。另一个反对贵族经商的法国人明确地把英国贵族和法国贵族相对比：“物质利益支配着英国的贵族，而我们的贵族仅奉荣誉为宗旨。我们不要贬低它，不要让对利益的贪婪取代对荣耀的热爱。”

法国贵族之所以有这样的傲慢，归根结底源于近代早期法国贵族官僚化过程中，统治阶层对社会的全面压制和公权-官僚系统的极大扩张，路易十四仅在1696年3月就卖出了500个贵族头衔。内克在他1785年写的《财政管理》（De L'administration des Finances）一书中估计，除了给个人贵族的官职外，还有大概3000个职位立即或者在一段时间之后授予了世袭贵族，还有900个国王的大臣职位则被卖给富裕的金融家、文人以及成功的平民。据泰勒统计，在旧制度末期，法国私人手中的财富只有大约20%是工业和商业财富，剩下的80%都属于“业主财富”——包括土地投资、官员年金、贪污收入；因此，不难想象，“在法国，直到大革命为止，成为贵族是每一个有抱负的中产阶级的目标。”

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可以想象为什么在法国大革命时代，对贵族极为不满的下层官吏、文人和律师们却如此热切地希望继承他们的业主财富的原因了。当然，十八世纪后工业技术革新和贸易线路的展开，都意味着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生产模式对封建贵族的竞争终将走向不可动摇的胜利。法国资产阶级化的缓慢和不彻底性只是一个历史的小插曲而已。

资产阶级对封建贵族的胜利是柔性的，渐进的，不是你死我活的所谓阶级斗争。被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称为“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的光荣革命（Glorious Revolution），就是著名的不流血（bloodless）的政变，反对詹姆斯二世的势力中，也有相当一部分的贵族势力。英国的史实证明其资产阶级的部分来源正是封建贵族。“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开放和多元的概念，这也是学界和大众文化圈难以给它下一个定义的原因。

光荣革命导因于英国国王与英国国会权力之争以及基督教新旧教之争。英国国会中辉格党以及部分支持新教（英国国教）的托利党人联合起义；将信奉旧教（天主教）的詹姆斯二世国王驱逐，改由詹姆斯之女玛丽二世与夫婿威廉三世，两伉俪君主共治英国。

四、东亚大陆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被污名化的北洋时代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资产阶级及其经济模式兴起的真正的必要条件：对统治者、公权力和官僚体系的相对限制；较为良好的贸易条件和生产水平；拥有一定商民自治的地区（例如中世纪的自治市镇和十七世纪乡绅和贵族拥有较大权益的英国乡村）。在东亚大陆的历史上，最符合这些必要因素的时代，其实是往往被当代人污名化的北洋时代：科举制度和满清帝国的崩解，带来了至少数百年中无前例的公权管控的真空，而西方商人的进入则促进了贸易和工商业的发展，并且造就了一些具备自治性质的港口城市和地区。

在清末（更不用说更早之前），帝国商人的主要抱负，还是和大革命时代的法国中产阶级非常类似的：比起扩大生产，更愿意购买田地，期望通过捐纳或者贿赂等种种手段，脱离自己的商人出身，挤进官僚统治阶层。但随着形势的变化和帝国的崩解，在原先的帝国人看来不可思议的相反的进程开始出现了：官僚士大夫的子嗣，越来越多地从事实业和贸易，就像英国的贵族阶层在数百年前投身工商业那样。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就在1920年前后成为了中国实业家协会的主要领袖和代言人之一，1926年，他成为上海公共租界自治组织工部局华董。

聂其杰（1880年10月－1953年12月12日），字云台，父亲聂缉椝（历任上海道台、安徽巡抚、浙江巡抚）。母亲曾纪芬，是曾国藩之女。聂其杰排行老三。1883年移居上海。1893年回湖南考取秀才。曾赴美留学，留学期间加入基督教兄弟会。1904年在上海组建复泰公司，承包华盛纺织总局。1920年当选上海总商会会长。1922年在吴淞建成大中华纱厂。1922年5月以上海总商会会长名义组织“国是会议”，发表《国是会议宪法草案》，提出“中华民国是联省共和国”的主张。1926年出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华董。

聂云台的早期经历是当时东亚大陆资产阶级崛起的具体体现。玛丽·贝热尔总结说：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的勃兴，是由官僚主义束缚的衰落（它释放了商人们的能量），以及相对安全而有秩序的孤岛即“租界的庇护”（这种庇护保存了商人的能量）同时存在而引起的。尽管居住在租界里的中国商人受到二等居民的待遇，长期被剥夺了参与城市管理的权利而又必须纳税，但也因外国人的存在而受益……来自停泊在各个主要港口和在长江里上下游弋的炮舰的威胁，足以保持这些“国中之国”的和平。在这种和平的保护下，各种公共事业（海关和邮政）引进了公正和正规化等行政优点。那些“模范租界”所提供的公用事业，如廉价的民用和工业用电、自来水、电车和电话，完全可以和西方的大城市比美。

但是中国的精英们最希望从租界中得到的，似乎还是他们的货物及自己人身的安全。他们将财产委托给外国银行，其保险库是北京政府永远无法打开的；而为了反抗帝国官吏的高压政策，他们还可以向会审公廨提出申诉。外国人为了本地区的商业利益，希望保证其正常发展而不受政府当局的干扰，导致上海工部局于1902年提出，在原则上任何租界内的中国居民未被会审公廨审判定罪之前，均不移交给帝国当局。在1903年的“苏报案”中，这一原则得到了具有象征意义的证明，当在南京的两江总督要求立即引渡激进的反满新闻记者的时候，工部局中的英国多数派对会审公廨施加压力，要求按西方法治原则审判，结果只判处了短期监禁。

和法国大革命类似，辛亥革命也很难说是什么严格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除非我们像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解读法国大革命那样，强行“放宽资产阶级的定义，除了工商界和城市知识分子而外，也包括高级官吏、地主、军官、秘密会社首领和各种武装帮伙。而这些社会成分的特点和本性，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产阶级的界说是不相容的。”“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在起义中都不是带头人。它只满足于根据自己的力量对其他集团造成的当地政治局势作出反应。即使在上海，它也只扮演了赞助的角色。”

真正的商人和资产阶级仍然更多地采取柔性的替代方式实现自己的目标。在辛亥革命前夕占浙江省议会46%席位的科举人士，到1918年-1921年就不再超过6%；过去的帝国士绅越来越多地参与商业，绅商逐渐融为一体，并在地方事务中占据重要地位，在1921年至1926年的浙江省议会，绅商占据的席位比例达到88%。“1912年，商会在大小城镇已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其目的都是维护社会秩序，与强盗、土匪、散兵游勇以及秘密会社进行斗争。商人和士绅阶级从事的事业是共同的。商人在这些事业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商会和行业公会承担军饷，贿赂土匪使其离境，遣散军队，并在互争雄长的将领之间进行斡旋和调解。一位时人评论说，‘在中国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中，商界是最团结，也是最保守的’。”

江苏咨议局旧址

在满清帝国、袁世凯和国民党的集权努力之间得到一些喘息之机的北洋时代绅商（资产阶级），快速地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则增大了世界对有色金属、植物油等食品和原料的需求，对民国有利。这些有利因素的叠加，让《剑桥中华民国史》的作者们把1917—1923年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在这段时间里，沿海城市中的现代企业快速增长，“从1912年到1920年，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13.8％。（这样迅速的增长率只是到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才再度遇到。）首屈一指的例子是绵纱。全国的锭数从1919年的658748增到1922年的1506634，其中63％属于中国厂主。1928年所登记的120家纱厂中，有47家是在1920年到1922年这段时间里建立的。自1917年至1922年，开办了26家面粉厂，还购进了一些原来由外商拥有的榨油厂，证明了食品工业的增长。烟草和卷烟工业也有相当大的发展。……从1914至1919年，纺纱厂每支纱的利润增加了70％，而钱庄的利润增加了74％。一些最重要的公司的利润增加了20倍，有些甚至50倍。红利达到30—40％，有时甚至90％。……伴随着经济繁荣而来的是加速的都市化。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似乎比全人口的增长率要大得多。这一现象在上海特别明显，华界人口在10年中增长3倍”。

但在大多数当代人的眼中，北洋民国是一个政治混乱的时代，工商业和资本主义自然也没有办法得到正常的发展。这个想象反映的恰恰是资产阶级传统在东亚大陆历史上的断裂和缺失，因为这种断裂和缺失，彼时的资产阶级和绅商缺乏继承者讲述属于他们的故事，只能被污名化。在某些时候，一个千夫所指的势力或者团体之所以被人嘲弄谩骂，不是因为它过于强大邪恶，反倒是因为它温和弱小。萨拉·梅萨在《法国资产阶级——一个神话》中惊奇地发现，在资产阶级土壤相对英国差得多，资产阶级也弱小得多的大革命时代的法国，布尔乔亚的文化形象却是远比英国糟糕的，“自中世纪以来，法国丰富的讽刺文学就以布尔乔亚为攻击对象，给它贴上态度粗俗、虚荣、贪得无厌而又野心勃勃等种种标签。”“法国人对资产阶级身份的抵制与中产阶级这一身份在英美国家的流行形成了鲜明对比。尤其在美国，那里除了犯罪分子和极穷的人之外，几乎每个人都声称自己属于中产阶级。对资产阶级身份缺乏认同代表着法国文化的一个核心特征”。

十七世纪法国对“布尔乔亚”的讽刺漫画

相对宽松的北洋遭到世人的唾骂，资产阶级传统较为弱小的法国习惯性谴责资产阶级的落后。类似的神奇故事也适用于另一些问题：在私产传统最薄弱的地方，他们脸不红心不跳地谴责着私有制的危害，在宗教力量和影响最薄弱的地方，他们勇敢地肃清宗教的流毒；在资产阶级传统最薄弱的地方，他们痛斥资产阶级的局限性。这是一群善于鹦鹉学舌、打死老虎的文化人士，他们对具体历史的解释充满想当然的因素、破绽百出也是毫不令人奇怪的。

注 释

① Ю.阿法纳西耶夫, C.布卢梅瑙, 文华. 法国学者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争论[J]. 国外社会科学, 1989(07):19-25.

② 洪庆明. 法国大革命修正史学对革命起源的研究[J]. 史学理论研究(1):91-98.

③ 洪庆明. 法国大革命修正史学对革命起源的研究[J]. 史学理论研究(1):91-98.

④ 黄艳红. 法国革命史中的“资产阶级”概念辨析[J]. 史学理论研究, 2013(3).

⑤ 本内特、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第10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p. 181.

⑥ 本内特、霍利斯特：《欧洲中世纪史》第10版，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p. 187.

⑦ M.M.波斯坦.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M]. 2002，p.22-25.

⑧ M.M.波斯坦.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M]. 2002，p.22-79.

⑨ R.拉克曼. 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近代早期欧洲的精英斗争与经济转型[M]. 2013，p.107, 122, 127.

⑩ M.M.波斯坦.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3卷)--中世纪的经济组织和经济政策[M]. 2002，p.22-26.

 R.拉克曼. 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近代早期欧洲的精英斗争与经济转型[M]. 2013，p.125.

 R.拉克曼. 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近代早期欧洲的精英斗争与经济转型[M]. 2013，p.147.

 R.拉克曼. 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近代早期欧洲的精英斗争与经济转型[M]. 2013，p.176.

 劳伦斯·斯通著, 于民译，贵族的危机[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pp. 167-168.

 萨拉·梅萨，法国资产阶级——一个神话[M].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M.M.波斯坦. 剑桥欧洲经济史(第5卷)—近代早期的欧洲经济组织[M]. 2002，p.517，531

 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M]. 1994，pp. 718-719

 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M]. 1994，p.720, 724,726.

 费正清. 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M]. 1994，p.737, 740.

 萨拉·梅萨，法国资产阶级——一个神话[M].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8.

谢选骏指出：説了半天，“資產階級”就是“城裏人”的意思，那麽“無產階級”（普羅大衆，拉丁語：proletarius，英語：proletariat）顯然就是“鄉巴佬”了。至於马克思主义，顯然属于鄉下垃圾，上文却将之列为准绳之一，谬矣。别的不说，仅仅按照马斯洛的“人的需要五个层次”——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社会上的需要（友爱和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来观察一下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就不难发现“资产阶级革命高级”、“无产阶级革命低级”了。因为资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追求自由和人权，这显然属于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高级层次；而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是追求财富的平等，这显然属于生理和安全的低级层次。至于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点，则落在了那个中间层次上——“社会上的需要（友爱和归属的需要）”，所以他们组成团队进行厮杀，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资产阶级革命，党同伐异；无产阶级革命，制造饥荒。

【59、自我意识的前面就是虚无主义】

《自我意识》报道：

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也称自我，指的是个体对自己的各种身心状态的认识、体验和愿望。它具有目的性和能动性等特点，它对人格的形成、发展起着调节、监控和矫正的作用。

概念

自我意识是意识的一种形式，指主体对自身的意识。它包括对自身机体及其状态的意识，对自己肢体活动状态的意识，对自己的思维、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的意识。自我观念、自我知觉、自我评价、自我体验、自我监督和自我调节控制等是其重要的内容。

自我意识的发展过程是个体不断社会化的过程，是个性特征形成的过程。自我意识是人的个性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个性结构中的自我调节系统。因此良好的自我意识对人的良好个性的形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儿童的自我意识各要素中，自我评价能力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儿童的自我评价能力是自我意识发展水平的主要标志。

特点

自我意识是人对自己身心状态及对自己同客观世界的关系的意识。自我意识包括三个层次：对自己及其状态的认识；对自己肢体活动状态的认识；对自己思维、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的认识。自我意识不仅是人脑对主体自身的意识与反映，而且人的发展离不开周围环境，特别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制约和影响，所以自我意识也反映人与周围现实之间的关系。自我意识是具有意识性、社会性、能动性、同一性等特点。

意识性

意识性是指个体对自己以及自己与周围世界的关系有着清晰、明确的理解和自觉的态度，而不是无意识或潜意识。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来看，这种自我意识是主体我对客体我的一切主观能动的反映。

社会性

自我意识是个体长期社会化的产物。这不仅因为它是在社会实践中产生的，而且因为它的主要内容是个体社会属性的反映。对自我本质的意识，不是意识到个体的生理特性，而是意识到个体的社会特性，意识到个体的社会角色，意识到个体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自我意识发展到成熟的重要标志。

能动性

自我意识的能动性不仅表现在个体能根据社会或他人的评价、态度和自己实践所反馈的信息来形成自我意识，而且还能根据自我意识调控自己的心理和行为。

同一性

心理学研究表明，自我意识一般需要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直到青年中后期才能形成比较稳定、成熟的自我意识。虽然这种自我意识有可能因个体实践的成败和他人的评价的改变而发生变化，但到青年期以后，个体会对自己的基本认识和态度保持同一性。正因为自我意识的同一性，才会使个体表现出前后一致的心理面貌，从而使自己与其他人的个性区别开来。

结构

自我意识的结构是指自我意识包含哪些成分，它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复杂的心理系统或心理结构。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其分为以下三类。

从形式上分类

从形式上看，自我意识表现为认知的、情感的、意志的三种形式，分别称为自我认识、自我体验和自我调控。

（1）自我认识。自我认识是指一个人对自己各种身心状况的认识，是自我意识的认知成分，指个体对生理自我、心理自我和社会自我的认识。它包括自我感觉、自我观察、自我观念、自我分析和自我评价等层次。自我概念和自我评价是自我认识中最主要的方面，集中反映了个体自我认识乃至自我意识的发展水平，也是自我体验和自我调控的前提。自我认识主要解决“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就个体对自我的认知来看，主要包括对生理自我、社会自我和心理自我的认知，从而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的自我认知，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评价。如我是一个相貌平平的人，我是一个善于交际的人，我是一个心理素质很好的人，我是一个幽默的人等等。

（2）自我体验。自我体验是自我意识的情感成分，在自我认识的基础上产生，反映个体对自己所持的态度。它包括自我感受、自爱、自尊、自信、自卑、内疚、自豪感、成就感、自我效能感等层次，其中，自尊是自我体验中最主要的方面。

（3）自我调控。自我调控是自我意识的意志成分，指个体对自己心理活动和行为的调节与控制，包括自我理想、自我监督、自我塑造、自我克制、自我教育等层次。其中自我控制和自我教育是自我调控中最主要的方面，自我教育则是自我调节的最高级形式，这是因为，教育的最高境界就是自我教育能力的形成。自我控制是个体意志品质的集中体现，我们常说的自制力，就是自我控制能力。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制力的优劣决定着学习、工作、生活的成败。自制力强的人，在控制方面就会表现出自觉、自立、自主、自制、自强、自信、自律，在任何阶段都有明确的追求目标，能够很好地克制自己的情绪，行为主动而有节制，有责任感，遇事沉着冷静，果断而坚毅，决不半途而废。自制力差的人，往往目标不清，易受暗示，缺乏主见，优柔寡断，对自己的情感和行为都缺乏控制能力，凡事都难以坚持到底。

总之，自我认识、自我体验和自我调控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统一于个体的自我意识之中。自我认识是其中最基础的部分，决定着自我体验的主导心境以及自我控制的主要内容；自我体验又强化着自我认识，决定了自我控制的行动力度；自我控制则是完善自我的实际途径，对自我认识、自我体验都有着调节作用。三个方面整合一致，便形成了完整的自我意识。

从内容上分类

从内容上看，自我意识可分为生理自我、心理自我和社会自我三类。 

（1）生理自我。生理自我是指个人对自己生理属性的意识，包括个体对自己的身高、体重、外貌、身材等方面的意识等。如果一个人对生理自我不能接纳，觉得自己个子矮、不漂亮、身材差等，就会讨厌自己，表现出自卑和缺乏信心。这是自我意识的最原始形态。

（2）心理自我。心理自我就是个人对自己心理属性的意识，包括个人对自己的人格特征、心理状态、心理过程及其行为表现等方面的意识。

（3）社会自我。社会自我是指个人对自己的社会属性的意识，包括对自己在社会关系、人际关系中的角色、地位的意识，对自己所承担的社会义务和权利的意识等；也是指对自己在群体中的地位、作用以及自己和他人相互关系的认识、评价和体验。如果一个人认为自己不善于交流或沟通，周围的人不喜欢自己、不接纳自己，没有知心朋友等，就会感到很孤独、很寂寞。

从自我观念上分类

从自我观念来看，自我意识可分为现实自我、投射自我和理想自我三个维度。现实自我是个体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现实的我的看法，即对现实中我的认识。投射自我是指个体想象中的他人对自己的看法，如想象自己在他人心目中的形象，想象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自我感。投射自我和现实自我之间往往有差距。差距越大，个体便越会感到自己不为别人所了解。理想自我是个体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对将来的我的希望，即对想象中的我的认识，理想自我是个体想要的完善的形象，是个人追求的目标。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也不一定是一致的。

心理功能

支配个体的行为

意识决定行为，行为是意识的反映。每个人的心中对自己都有一个认知：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于是在自我介绍时就会把自己描绘成什么样的人，在实践中也会不自觉地按照那种人的特点来处事。例如，一个同学觉得自己非常矮，在今后的日常生活中就会特别留意那些海拔较高的同学，不断与他们作比较，以此来印证自己的观点。

决定个体的归因

归因是个体对自己或他人行为过程原因的分析。不同的个体可以有相同的行为经历，但每个个体对这种经历的归因却大不相同。不同的归因便取决于个体独特的自我意识。例如，自我意识积极的同学会把期末考试的失利归因为自身复习不够认真，会不断鼓励自己，在今后的学习中更加努力；而自我意识消极的同学则会把失利归因为自己能力不济，不断否定自己，愈加消极。事实上，当个体消极自我意识占主导时，任何行为或经历都会与消极的自我评价相关联；相反，积极的自我意识占主导时，所有的经历都会被赋予积极的含义。

反映心理健康水平

自我意识是个体全部内心世界的总和，也是人格的核心部分，对个体人格的发展和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自我意识的发展程度集中反映了个体的心理成熟程度和心理发展水平。大量的心理学实验也证明，个体社会适应不良及人际关系不协调主要是由自我意识不正确所造成的。只有健全的自我意识才能正确认识、悦纳自己，合理分析自己与周围环境的关系，从而保持良好的社会适应和人际关系，维护自身心理健康。

总之，健全的自我意识通过合理的自我认知、良好的自我体验、自觉的自我控制，从而促进个体的自我实现，最大限度地挖掘个体心理潜力。

发展过程

自我意识的发展，经历了婴儿期、幼儿期、童年期、少年期、逆反期、青年期、中年期等阶段，在每一阶段，人的自我意识都呈现出不同特点。

婴儿期

婴儿期指从出生到满3岁以前的一段时期。是小儿生后生长发育最迅速的时期，婴儿在这个阶段生长发育特别迅速，是人一生中生长发育最旺盛的阶段。当代对婴儿自我发展的研究大多运用镜像技术观察婴儿的行为反应，提出“镜像自我”概念。以自我指向行为作为指标，来确定个体最早出现的自我认知，也称自我意识。

（一）婴儿自我的发展

学者（哈特）总结了各种有关研究，提出了婴儿主体我和客体我的发展过程。

1．主体我的自我意识

在8个月前婴儿还没有萌发自我意识。在一周岁前后，婴儿显示出主体我的认知，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婴儿把自己作为活动主体的认知。表现为主动地引起自身的动作与镜像动作相匹配，用自己的动作引发出镜像的动作，这显示婴儿能够把自己作为活动的主体来认知。

其二，婴儿能把自己与他人分开。对自我镜像与自己动作之间的关联有了清楚的觉知，表明婴儿已经能够区分自己作出的活动与他人作出的活动。如婴儿热衷于扔玩具，让成人拾起，再扔，再拾，反反复复。这就说明，他把自己视为活动主体，并能把自己与他人分开，显示主体自我得到明确的发展。

2．客体我的自我意识

约在两周岁前后，婴儿期具有了人类个体自我意识发展的第一次飞跃，表现为客体自我意识的出现，婴儿客体我的自我认知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1）婴儿开始把自己作为客体来认知。两岁左右的婴儿已经能够意识到自己的独特特征，能从客体（如照片、录像）中认出自己，这表明婴儿已经具有明确的客体我的自我认知。

（2）能运用人称代词“你、我、他”称呼自己和他人，如用“我”表示自己。

（二）促进婴儿发展

发展心理学家指出，安全的亲子依恋关系是健康自我发展的重要条件。早期自我能否健康发展取决于亲子交往的质量。父母对孩子充满爱心，给孩子以安全感；一贯地对孩子的需要作出敏感的反应，使他享受满足感；热情地鼓励孩子的进步和努力，使他体验成就感；能够合理地安排和组织好孩子的生活环境，让孩子感觉到周围环境的规律性以及环境变化的可预测性。这有利于积极健康的自我发展。

反之，如果父母对孩子缺乏爱心，对孩子的主动、自主的愿望不提供尝试和学习的机会，而采取否定的态度，贬低他们的能力，甚至羞辱、责骂他们，这会导致婴儿产生否定的自我表征，对其自我的健康发展非常不利。

幼儿期

幼儿期：3岁至6、7岁，相当于幼儿园教育阶段，又称为学前期。这一期间属于儿童人生发展的第一逆反期。第一逆反期的表现是幼儿要求行为活动自主和实现自我意志，反抗父母控制，这是发展中的正常现象。其年龄主要是3～4岁，因个体发展的需要会有所提前或延后。反抗的对象主要是父母，其次是其他养育者。

（一）发展特点

1．第一逆反期有其特殊的心理需求和行为表现

逆反期幼儿的心理需求在于：要实现自我意志，实现自我价值感，希望父母和亲近的他人接纳自己“我长大了”并“很能干”的“现实”。

逆反期幼儿的行为表现在于：要参与成人的生活活动，自以为别人能干的事自己也能干，并大胆付诸实际行动；自以为能干的或自己要做的事被成人代做，往往坚持退回原状态，自己重做；常常逆着父母的意愿，说“不”，并按自己的愿望说“我自己做”；喜欢听“你真棒”等表扬。

2．第一逆反期是儿童心理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在这之前婴儿处处依赖父母，父母紧密地控制儿童的行为，这是依赖和控制的平衡期。到了3岁左右，儿童的心理发展出现“跃入”新阶段的动力和趋向。

这个时段，儿童的认知发展、言语发展和行为活动能力等都有了明显的进步，积累了一定的自身的“心理资源”。这些心理资源构成进一步发展的驱动力，所以他们便跃跃欲试地趋向新的发展阶段。

（二）父母教育

向新的阶段跃进的发展势必对环境有新的要求，对原有的父母控制进行反抗，向父母进行挑战，要求主动，需要自主权，要求行动自由。父母如何应对儿童的表现，如何适应儿童的发展需要是众多家长面临的重要问题。

1、父母要明确认识到第一逆反期是儿童心理发展的正常现象，并应积极而又理智地面对。

2、父母要正确认识到第一逆反期的矛盾焦点，孩子出现超出自己实际发展水平的“长大感”，而父母对幼儿的“长大感”认识不足，应对不力，引起反抗。

3、父母要因势利导、循循善诱地帮助儿童，指导儿童并创造条件，适宜地满足儿童的发展需求。

其一，最好的教育方式是通过游戏活动，特别是扮演社会角色的游戏活动，以满足他们参与社会生活活动的需要。其二，培养并持之以恒地训练儿童的生活自理能力和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能力，以体现他们“很能干”的价值感。其三，了解儿童的特长和优势，创设条件，有针对性地培养认知方面的、艺术方面的或其他方面的才能，使儿童获得成就感。其四，以民主型等良好教育方式，正确地选择、积极地引导，帮助儿童顺利度过人生的这一个重要转折期，为以后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童年期

童年期的年龄范围在6、7岁～12、13岁，属于小学阶段，是为一生的学习活动奠定基础知识和学习能力的时期，是心理发展一个重要阶段。自我意识是在儿童与环境相互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教育和调节儿童与环境的关系对儿童自我意识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一）评价能力的特点

1、自我评价包括多个方面，如身体外表、行为表现、学业成绩、运动能力、社会接纳程度等，这些都是小学生自我评价的重要方面。

2、社会支持因素对儿童自我评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中父母和同学的作用最重要。

3、对自我价值的评价与情感密切联系。喜欢自己的儿童，情绪最快乐；对自己评价不良的儿童，经常产生悲哀、沮丧的消极情绪。 

4、小学儿童自我评价与学业经验、同伴交往、自信心等都有密切关系。父母和教师一定要积极努力为儿童形成良好自我评价提供最有效的社会支持。

（二）自我控制能力

1．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

自我控制能力的发展对儿童的学习成绩、控制攻击、协调人际关系等都具有重要意义，它的作用体现在个体对自身发展的能动性影响。

学者（罗腾伯格）通过“延迟满足”研究儿童自我控制行为。延迟满足是抑制欲望的即时满足，学会等待。他们要求被试者完成实验任务，并给予奖品。给可供儿童自主选择的有两种奖品，一种是当时即可拿到的小奖品，另一种是第二天才可以得到的很好的奖品。结果发现，6～8岁的儿童中有1/3选择等待，9～11岁的儿童中有1/2选择等待，12-15岁的儿童几乎都愿意等待。这说明，童年期儿童延迟满足能力随年龄增长而有显着提高；自我控制行为的发展过程主要表现在童年期。

2．影响儿童自我控制能力的因素

儿童自我控制能力存在显著的个体差异，研究表明造成这种差异的因素如下： 

（1）认知和策略。如果儿童能够将注意力从奖品上移开，去做其他感兴趣的事情，将使儿童的等待变得轻松容易。

(2)榜样的作用。让两组儿童观察两种榜样，一组被试者的观察对象总是选择即时得到微小的满足。这种榜样的作用驱使观察者倾向于放弃自我控制。另一组被试者的榜样总是选择延迟得到的大满足，这组观察者多倾向于等待。

(3)家庭教育对儿童自我控制能力的影响。父母注重培养儿童的独立自主性的、宽松而又民主的教育类型，可使儿童容易抗拒诱惑的自我控制能力。独裁型、惩罚型或溺爱型的家庭教育方式，会剥夺儿童练习自我控制的机会和动力，而使之缺乏自我控制能力。

少年期

青春发育期以少年期为主。少年期的年龄是指11/12岁至15/16岁，这个时期的儿童正处于初中阶段。少年期是个体生理迅速发育直至达到成熟的一段时期。该阶段的儿童的生理、心理和社会性发展方面都出现显着的变化，其主要特点是身心发展迅速而又不平衡，是经历复杂发展，又充满矛盾的时期，因此也被称为困难期或危机期。

（一）第二个飞跃期

发展心理学家认为，青春发育期进入自我意识发展的第二个飞跃期（婴儿期是自我意识发展的第一飞跃期）。进入青春期，由于生理发育的加速和性发育走向成熟，使他们感到不适应，出现不平衡的感受及种种矛盾和困惑。面对这些矛盾和困惑，少年儿童体验着危机感，这促使他们要关注自我的发展和变化。

儿童的发展历程，使他们从面向母亲到面向家庭、幼儿园和学校，不断地向外界环境展开。青春期的“急风暴雨”式的变化，让儿童产生惶惑的感受，与此同时，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的思想从外向的客观世界抽回一部分来指向主观世界，使思想意识进入再次自我，从而导致自我意识发展的第二次飞跃。

（二）发展的特点

1．强烈关注自己的外貌和风度

青春期自我的兴趣首先表现在关注自己身体形象上。他们强烈地渴望了解自己的体貌，如身高、胖瘦、体态、外貌、品位，并喜欢在镜中研究自己的相貌、体态，注意仪表风度。青春期儿童特别注意别人对自己打扮的反应：对他人的良好反应，体现着自我欣赏的满足感；对某些不甚令人满意的外貌特点而产生极度焦虑。

2．深切重视自己的能力和学习成绩

中学学生的能力和学业成绩更加影响着他们对自己的能力和在群体中社会地位以及自尊感的认识，并逐渐影响着自我的评价。因此，能力和学习成绩是少年儿童关注自我发展、体现自我价值的重中之重。

3．强烈关心自己的个性成长

他们认认真真地看待自己个性特点方面的优缺点；在自我评价中，也将个性是否完善放在首要地位；对他人针对自己个性特征的评价非常敏感。

4．有很强的自尊心

他们在受到肯定和赞赏时，内心深处会产生强烈的满足感；在受到批评和惩罚时，会感受重大打击，容易产生强烈的挫折感。这是学校和家庭教育不可或缺的心理依据。

逆反期

反抗心理是少年期儿童普遍存在的一种心理特征，它表现为对一切外在强加的力量和父母的控制予以排斥的意识和行为倾向。

（一）少年期逆反期的表现

1．为独立自主意识受阻而抗争

他们滋生着强烈的独立自主的心理需求，而父母往往对此缺乏认识，总想在精神和行为上予以约束和控制，导致儿童的反抗。

2．为社会地位平等的欲求不满而抗争

他们需要成人将其视为独立的社会成员，给予平等的自主性，父母却一味地把他们置于“孩子”的地位，而予以保护、支配和控制，从而导致反抗，使亲子矛盾突出。

3．观念上的碰撞

教师和父母的教育，多将成人的观点强加予少年儿童，在大小事情方面都已经具有自己的观点和主张的“被教育者”会抵触或拒绝接受，从而表现出观念上的某种对抗。

（二）反抗的主要对象

反抗的对象主要是父母，但也具有迁移性。当某人或某集团成员的言行引发其反感时，便会排斥或否定该人物或该集团的作为，有时因情绪左右，会将是和非一起排斥掉。

（三）反抗的形式

反抗的形式可归纳为如下两个方面：

第一，外显行为上的激烈抵抗。主要表现为态度强硬、举止粗暴，且往往具有突发性，自己都难以控制。事后会后悔而平静下来。但再遇矛盾，又会以强烈冲突的方式应对。

第二，将反抗隐于内心，以冷漠相对。他们不顶撞，对不满的，乃至需反抗的言行似乎置若罔闻，但内心压力很大，充满痛苦，并会将其内化为不良的心境，难以转移。

（四）第一、第二两个逆反期的异同

1．逆反期的年龄时段

第一逆反期在2～4岁期间，多在3岁左右；第二逆反期出现在小学末期至初中阶段的10～11岁至15—16岁，突出表现在青春发育期。

2．两个逆反期的共同点

两个逆反期的共同点在于：

（1）都聚焦于独立自主意识的增强、向控制方要求独立自主权。

（2）两个反抗期的儿童都出现成长和发展的超前意识，第一反抗期的儿童具有“长大感”，第二反抗期的儿童具有“成人感”。

3．两个逆反期的不同点

两个逆反期的不同点在于：第一逆反期所要的独立自主性在于，要求按自我的意志行事，其重点是要求行为、动作自主和行事自由，反抗父母的控制，反对父母过于保护和越俎代庖。他们所要求的独立作为中，有许多是力所不能及和不切实际的。

第二逆反期所要的独立自主性是要求人格独立，要求社会地位平等，要求精神和行为自主，反抗父母或有关方的控制。这种内在需求和对环境的要求是发展性的需要，是必经的，但也由于发展现状的矛盾性给他们带来许多不适宜和不适应，乃至困惑和危机。

（五）帮助少年儿童顺利度过逆反期

逆反期是儿童心理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是发展性现象。它出现在人生发展里程中的两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期，甚至可以说具有发展过程中的“划时代”意义。逆反期阶段能否较为顺利地度过，能否减轻挫折和危机，对他们后续的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处于第二逆反期的少年儿童，这一时期是他们一生发展的鼎盛时期，对外在环境的作用非常敏感。因此，父母、教师和有关者如何理解和帮助他们是既困难又复杂的事情，但必须积极面对这重大责任。父母的认识、现解和引导最重要，最经常面对反抗的是父母、最需要对他们理解和指导的是父母。

父母应注意的问题如下：

1．父母要认识和理解逆反期对心理发展的意义

为了更好地认识逆反期现象，需要了解儿童心理发展特点，学习有关知识并将其转化为自己的认识。

2．父母要正确面对儿童逆反期这一客观现实

逆反期是大多数儿童都要经历的现实，不能存在侥幸心理，也不能被动应付。要事先做好思想准备，提前调整对待孩子的方式，使关系和谐，做能够平等沟通的朋友，为下一步打下良好基础。

3．父母要理解少年期多重矛盾的焦点所在

青春期的生理发育使他们产生成人感，这是心理上、自我意识中的成人感。现实中，他们仍然是少年儿童，心理发展水平并未成熟。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对自我的认识超前。而父母只把他们视为尚未发展成熟的儿童，未能认识到“成人感”是儿童心理发展中存在着的“现实”。从这个意义上说，父母对儿童的认识滞后。一个超前，一个滞后，这种认识上的差距就成为双方矛盾的焦点。

4．父母必须正视少年儿童独立自主的需求

正视儿童心理上的“独立自主”、“社会地位平等”、“人格受到尊重”的需求，是处理好亲子矛盾的关键。为此，父母需进一步端正儿童观和教育观。儿童本身是积极主动的发展者、学习者、前进者，不能视他们为被动的受教育者或被塑造的对象。对他们的教育应遵循双向互动、教学相长的原则，正视、重视孩子们成长中的需要，理解他们，尽心尽责地完成任何人都无法取代的母亲和父亲的责任。

青年期

青年期一般指个体从17~18岁到35岁。自我概念是个体对自我形象的认知，是一个人对自身的连续性和同一性的认知。对自我的认识包括三种成分：其一是认识成分，即对自己的个性品质特征和独特性的认知；其二是情感成分，即对自身品质的评价及通过自我评价而产生的自尊体验；其三是品行成分，即由认识成分和情感成分而派生出来的对自己行为的实际态度。 

（一）自我概念的特点

一个人是否具有适当的自我概念，对个性发展至关重要。

1．自我概念的抽象性日益增强。青年不再运用具体的词语描述其人格特征，而是逐渐运用更加抽象的概念来概括自己的价值标准、意识形态及信念等。

2．自我概念更具组织性和整合性。青年在描述自我时，不再一一引出个别特点，而是将对自我觉知的各个方面（哪怕是相互矛盾）整合成具有连续性和逻辑性的统一整体。

3．自我概念的结构更加分化青年能够根据自己的不同社会角色分化出不同的自我概念，他们懂得自我在不同的场合可以以不同的面目出现。

（二）自我概念认识水平提高的主要途径

1．自我探索是自我认识发展的内动力

主动自我关注和自我探索是构成自我认识发展的内在动力。青年期有意识地通过日记等方式倾述自己的内心活动，描绘自我的情绪、情感体验，评价自己的个性特征和行为表现，以提高自我认识水平，并通过各种学习方式寻求对自我特征和表现的解释等。

2．透过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来认识自我

他们关注他人对自己的评价，并能够综合评价以提高自我认识。可以说，认识自己的过程，也是通过来自他人的评价而发展起自我概念的过程。他们更注重教师、同学和家长对自己的评价。来自周围的这些重要人员的积极或消极评价，会激起他们强烈情感反应，也会巩固、增强或者动摇他们对自己的认识。这些评价的影响作用不可低估。

3．通过对同龄人的认同感来认识自己

通过他人认识自己的途径，主要是通过把自己与同龄伙伴作比较，并与这些人产生心理上的认同感，进而加深对其自身特点的认识和了解。

（三）确认自我认同感是青年期的重要发展任务

艾里克森提出，自我同一性的确立和防止社会角色的混乱是青年期的发展任务。自我同一性是关于个体是谁、个体的价值和个体的理想是什么的一种稳定的意识。每个人在青年时期都在探索并尝试去建立稳定的自我同一感，即自我认同感。艾里克森认为青年期自我同一感的确立是自我分化和整合统一的过程。

1．自我分化是把整体的我分化为“主体我”与“客体我”

青年期发现和认识本质的我，是从明显的自我分化开始的。儿童期的自我是具有稳定性的、整体的自我。青年期的自我是将整体的自我分为“主体我”和“客体我”，主体我是观察者、分析评价者、认同者，“客体我”是被观察者、被分析评价者、被认同者，即由主体我来分析、认识客体我。

其实，自我意识主要表现为自我概念、自我评价和自我理想的辩证统一。在自我分化认识自我的过程中，自我概念好比“我是什么样的人”，自我评价好比“我这个人怎么样”，自我理想好比“我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自我概念、自我评价和自我理想的辩证统一就是以自我概念为基础，进行自我评价，进而超越现实的自我，实现自我理想的过程。

在自我分化和自我认识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观察者对被观察者反应的一致与否、分析者对被分析者评价的准确与否、知者对被知者的认识贴切与否的问题。于是，自然会出现主体我与客体我的矛盾斗争，造成对自我的肯定或否定的认知。

2．通过自我接纳和自我排斥达到自我认识的整合统一

自我分化为“主体我”和“客体我”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主体我与客体我的统一。“自我”经过一段时期的矛盾冲突，主体我和客体我便在新的水平上协调一致，即自我的整合和统一。新的整合和统一主要是通过自我接纳和自我排斥的过程实现的。

自我接纳是对自我积极肯定的心理倾向。自我接纳是以积极的态度正确对待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接受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以平常心面对自我现实；能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条件，确定自己的理想目标。

自我排斥是对自我消极否定的心理倾向，即否定自己，拒绝接纳自己的心理倾向。自我排斥与自我接纳一样，是自我意识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心理过程，是个体形成良好的心理品质所必要的心理过程。

青年期自我的发展经过自我分化，再通过自我接纳和自我排斥等过程之后，自我的发展便得到进一步深化和提高，在新的水平上达到整合统一，形成自我同一感。大多数青年人都能形成并确立自我同一感。

3．不能确立自我同一感

如果客体我和主体我之间的矛盾难以协调，青年便难以确立自我形象，也无法形成自我概念。如是，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会表现出明显的内心冲突，甚至引起自我情感的激烈变化，引发现实的“我”与理想的“我”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导致自我同一性扩散或社会角色混乱，并造成自我同一感危机。

4．解决自我同一感危机的方式

有学者（马西亚）归纳出解决青年同一感危机的四种方式。

（1）同一性确立。体验过各种发展危机，经过积极努力，选择了符合自己的社会生活目标和前进的方向，以达到成熟的自我认同。

（2）同一性延续。正处于体验各种同一性危机之中，尚未明确做出对未来的选择，但是正在积极地探索过程中，处于同一性探索阶段。

（3）同一性封闭。在还没有体验同一性困惑的情况下，由权威代替其对未来生活做出选择。这实际上是对权威决定的接纳，属于盲目的认同。

（4）同一性混乱（扩散）。无论是否经历过同一性危机，或是否进行过自我探索，他们并没有对自己的未来生活抱有向往或做什么选择，他们不追求自己的价值或目标。这也称为角色混乱。

诚然，在一段时期内，为寻找自我、发现自我而出现暂时的同一性扩散或角色混乱，多属正常现象。通过角色试验、亲身体验的自我痛苦探求，可能实现新的、更富创造性的、积极的自我同一。但是，如果长期遭到同一性挫折，就会出现持久的、病态的同一性危机。他们无法知道自己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不能形成清晰的自我同一感，致使自尊心受挫，道德标准受阻，长久地找不到发展方向，无法接自己设计的方式正常生活。有的会走向与社会要求相反的、消极的同一，有的甚至会出现同一性扩散征候群的特征。

（四）延缓偿付期

青年期的发展是自我发现、自我意识形成和人格再构成的时期，是从不承担社会责任到以社会角色出现并承担社会责任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他们要经历复杂而艰难的同一性确立和对社会生活的选择。这种确立和选择需要一个过程，因此他们有一种避免同一性过程提前完结的内在需要，而社会也给予青年暂缓履行成人的责任和义务的机会，如大学学习期间。这个时期可以称为青年对社会的“延缓偿付期”。这是一种社会的延缓，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延缓，所以也称为“心理的延缓偿付期”。

有了这种社会和心理的延缓偿付期，青年便可以利用这一机会通过实践、检验、树立、再检验的往复循环过程，决定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及未来的职业，并最终确立自我同一性。

中年期

（一）关于自我的概念

第一，自我是人格的核心。认识人格的发展必须了解自我的发展。

第二，自我是第一“组织者”。自我具有整合能力，对道德、价值、目的和思想过程进行整合。

第三，自我的改变意味着个体的思想、价值，道德、目标等组织方式的改变。

第四，自我的发展是个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

（二）成年期的自我发展水平

成年期的自我发展主要经历四个阶段，每个阶段代表自我发展的一种水平。

1．遵奉者水平

遵奉者就是按规则行事，个体的行为服从于社会规则，如果违反了社会规则，就会产生自责感。这是由于处在这个水平的个体具有强烈的社会归属需要。中年期只有少数人处于这一水平。

2．公平水平

处于这一水平的个体，已经能将社会的、外在的规则内化为个体自己的规则，即规则内化于己；个体具有自己确定的理想和自己设立的目标；形成了自我评价的标准并发展了自我反省思想；开始认识到世界的复杂性，但思想认识具有二元性，倾向于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地区分为对立的两极，如要么具有独立性，要么具有依赖性。

3．自主水平

这一水平的突出特点是，能承认并接受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矛盾和冲突，对这些矛盾和冲突表现出高度的容忍性。如认识到在自我评价与社会规则之间、个人需要与他人需要之间，不会总是和谐一致，会出现各种矛盾和冲突；在人际关系方面，能认识到既要充分尊重个人的独立性，也要看到人之间的朴素的依赖性。

4．整合水平

达到这一水平的个体，不仅能正视内部矛盾和冲突，还会积极地去解决这些冲突，他们善于放弃那些不能实现的目标，而进行新的选择。这是自我发展的最高水平。只有少数人的自我发展能够达到这一水平。

（三）影响自我发展水平的因素

1．年龄因素。研究表明，自我发展与年龄有一定的关联。 

2．受教育水平。自我发展与个体受教育水平具有密切的关系。

3．认知发展水平。认知发展水平是影响自我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

作用

自我意识水平的高低不仅是个体心理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而且将影响和制约其人生选择和行为取向。自我意识的作用包括以下几点：

目标导向作用

目标是个体发展的导航机制。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从自身的实际出发，制定明确的目标，只有如此才会调动自身的潜能，激发强大的动力。人通过正确的自我认识，确立较为合理的“理想自我”的内容，就为个人将来的发展确定了目标，对个人的认知、情感、意志、行动会产生很大影响，是个体活动的动力。自我意识健全的个体，在从事一项活动之前，活动的目的和结果就以观念的形式存在于头脑之中了，个体依此作出计划，指导自己的活动，从而达到预期的目标。

自我控制作用

一个人要获得发展、取得成就，光有目标是不行的，还必须具备自制的意识，对自己的情感、行动加以调节和控制。自我意识健全的个体，在对自我作出正确认识、合理规划的基础上，能够对自己的注意力、情感、行为等加以控制，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成功的路上，很多人并不缺乏机会和才华，而是缺乏自控的意识和能力，因而与成功失之交臂。自我控制是自我意识发挥能动作用的一个重要方面，它是目标的守护神，是成功的卫士。缺乏自我控制意识的人，将是一个情绪化的人、缺乏毅力的人，终将一事无成。

内省作用

自我意识健全的个体，不仅能够确立“理想自我”的内容，对自己将来的发展作出规划，而且能够通过自我控制来实现预期目标。此外，由于主客观条件的制约，“理想自我”的实现常常会遇到各种障碍，致使个体产生不同程度的挫折感。这时，自我意识就会对自己的认识、情感、意志、行为等进行反省，找到受挫的主客观原因，并重新调整认识，形成新的“理想自我”的内容，使其与“现实自我”趋于统一。内省可谓个体成长中所进行的自我监督和自我教育，要想使自己的天赋和才能得到充分的开发和利用而成为自我实现的人，就需要有积极的自我意识，随时对自我的认识、情感、意志和行为加以反省和审察。

激励作用

正确的自我意识可以帮助个体形成准确的自我认知与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立、自主、自信的良好心理品质，激励个体去大胆尝试、积极进取，最大限度地调动个体的潜能，激发思维活动的功能，获得成就；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克服个体负性的自我意识，强化正性的自我意识，形成个体自我意识的良性循环。因此，往往是自我意识越健康、越积极的人，就越能获得成就；而不断取得的成就，又反过来进一步促使健康自我意识的形成。

提升途径

自我意识是在人成长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一个人自我意识的不断完善，是其人格发展的核心内容。提升自我意识的途径有以下几个方面：

正确的自我认知

“人贵有自知之明”，全面而正确的自我认知是培养健全的自我意识的基础。自我认知是从多方位建立的，既有自己的认识与评价，也有他人的评价。我们不妨自己认真仔细地想一想，用尽量多的形容词描述自己，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在此基础上，进行第二步，他观自我的描述，描述父母眼中的我、同学眼中的我、老师眼中的我、恋人眼中的我、兄弟姐妹眼中的我，你再寻找这些描述中共同的品质，将其归类。你描述的维度越多，你越会找到比较正确的自我。 

客观的自我评价

一个人必须建立在正确的自我认知基础上，正确的自我悦纳、积极的自我体验、有效的自我控制。

自我悦纳是自我意识健康发展的关键所在。悦纳自我首先要接纳自己，喜欢自己，欣赏自己，体会自我的独特性，在此基础上体验价值感、幸福感、愉快感与满足感；其次是理智与客观地对待自己的长处与不足，冷静地看待得与失。在生活中注重自我，自我意识是将注意力集中在自我的一种状态。积极的策略是：关注你自己的成功，并将优势积累，每个人身上都有着无数的闪光点，重点在于寻找你自己的闪光点并将其构成亮丽的人生风景线。

积极的自我提升

提高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在一定情境下对自我完成某项工作的期望与预期。当人们期望自己成功时，他必然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并且当面临挑战性任务时，会表现出更强的坚持力，从而增加了成功的可能性，自我效能感高的人一般学业期望较高，也就是说，自我效能感与成就动机呈正相关性。 

另一条途径是克服自我障碍，我们经常会有这样的感觉：体验对自己能力程度的焦虑带来的不安全感，这便是一种自我障碍。我们听说了太多的这样的故事：由于考试前身体不好，所以在大考中没有取得好成绩。这便是典型的自我障碍，为自己的考学不成功找到了适当的借口。一个渴望自我发展的人必须主动克服自我障碍，进行积极的自我提升与自我尝试。积极的自我在尝试中会发现自己的新的支点。

关注自我成长

自我的发展需要不断的自我反思、自我监控。但将成长作为一条线索贯穿于人的始终时，整理自己成长的轨迹显得尤为重要。依照发展过程，深刻了解与把握自己。要记住：自我体验永远是个体的，当我们在分享他人自我成长的硕果时，也在促进我们自己的成长。

网民嚎叫：

易怒只因羞耻感和自我意识过高 这6种方法可缓解——

为了缓解愤怒情绪，“暴脾气”的人或找个地方发泄，或转移自己的注意力等，但这些方法往往并不奏效。要想有效缓解愤怒情绪，首先要了解愤怒情绪产生的原因。当愤怒情绪出现的时候，人们通常会采取发泄和逃避这两种方式来对其进行缓解。2019-06-14

会照镜子的就是高等动物？蚂蚁和隆头鱼表示非常赞同

镜子已然成为了现代生活中代表自我认知的标志物。但是对于一些低等动物来说，照镜子可不是舒适的体验。而照镜子这个在人类看来稀松平常的一个行为，许多动物却穷尽一生也做不到。某些动物不知道镜子中的原来就是自己，是因为它们缺乏自我意识。2018-11-18

生命的秘密（六）：自我意识——我和我的世界

科学家试图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去理解生命体如何界定“本我”和“非我”，这些生物学线索又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想象的空间。有朝一日，我们真的可以创造具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吗？2016-11-30

谢选骏指出：人人都有自我意识，无论多多少少——那么，自我意识再往前走，那是什么呢？我认为那前面就是虚无主义了。因为人会死的！所以，要消除虚无主义，必先放弃自我意识。与生俱来的自我意识，又如何放弃呢？在我看来，放弃的方式，就是“把它看作假的”——也就是说，是一个“现象”或“过程”。自我意识既然只是现象或过程了，依附于它的虚无主义，也就不是终极的了，换言之，也就是假的了。

【60、自由并非一无所有】

网文《人在一无所有时，最自由》（2017-07-19）报道：

只有一次，音乐拯救了世界， 那就是伍德斯托克。性解放，同性恋，世界和平，人人平等的渴望，以及渴望自由的诉求。这群年轻人正处在一生中最自由的阶段。在“火人节”的最后一天，数十米高的火人会在高处熊熊燃烧，标志着乌托邦时代和纯粹自由的终结。

如果你们还不知道伍德斯托克音乐节是什么，我建议你们可以去了解一下，莫里斯·迪克斯坦在那本著名的《伊甸园之门》中这样说：只有一次，音乐拯救了世界， 那就是伍德斯托克。

关于这次音乐节的纪录片，都在豆瓣上获得了9.2的超高分数

60年代晚期，全美国的对越南战争的反思非常强烈，年轻人有足够的见解却一直得不到主流发声渠道的重视，去表达他们对性解放，同性恋，世界和平，人人平等的渴望，以及渴望自由的诉求。

他们认为俗世所看重的那些金钱权力并没有那么吸引人，反而是理想世界，一个梦要更为有趣一些。

奈何梦无法长久，也难以在世俗中互相倾诉。所以69年8月份，四十万年轻人趁着这次机会，以音乐的名义，聚集在了伍德斯托克这个小镇上。

他们发疯般地跟着音乐喊叫。

破坏掉一切代表禁忌和束缚的东西，比如说门票或是铁栅栏

长发束带，穿着喇叭裤或褴褛的衬衫，或是脱掉所有衣服

所有人都不分身份，不分种族，甚至不分性别地抱在一起。

他们说这个世界本来就荒诞，我们所有人最终都会死去。

那为什么要按照大人说的那些游戏规则走？

为什么要奋斗，为什么要赚钱升职买房子？

为什么要去侵略别的国家，又为什么要做本来就不属于我的梦的美国梦？

我们暂时不想考虑那些有的没的，也不想考虑那些大车子大房子，精致世界里的精致生活。

我们现在想要的就只有三天的完全自由。

这群年轻人正处在一生中最自由的阶段。刚刚脱离幼稚，对世界有了初步的认知，但又涉世未深，没有被社会中的条条框框，方方面面洗脑，保持着自己活在世界上的初心。相信没有谁生下来想着的就是“我是为了赚很多钱才活着”或者是“我是要实现我的美国梦”活着。每个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因为好奇，为了看到更多有趣的东西才生活长大。

正好那会儿美国正在发起有关自由的运动，他们中的许多也逐渐在运动中明白，只有一无所有的人才有可能真正自由。

因为无论我们拥有什么，即使只是一只宠物，一个职业，一个身份，一个镣铐都要为之负责。而正是这些身份构成了我们生而为人的意义，但这些身份同时也将我们钉死在乌托邦之外，用名为传统的墙将我们隔绝在自由之外。

所以我们要在有限的时间空间里，反主流，反消费主义，提倡创造性，重新唤起我们的好奇心，并且让我们和现实里的身份绝缘，带来真正的自由。

为了重现这种精神，世界上有不少组织正在构建乌托邦，试图在短时间里活在幻想的乌托邦里。其中最著名的，可能就要数美国的火人节了（Burning Man）。

每年的八月底到九月初，在美国内华达州的黑岩沙漠里，都会凭空出现一座名为“黑岩城”的城市。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聚集在这里，一起亲手构建各种形式的营地，装置艺术。

不但黑人，白人，黄种人在这里共舞。甚至还能看到半裸天使和丧尸。

这里曾被称为“伍德斯托克之后世界最接近乌托邦”的地方，参与者秉承着包括“自力更生，去商业化，不留痕迹，完全表达自我”等原则，和原来的世界完全剥离开来。

没有人会询问参与者身份背景，不再和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等标签挂钩，在这个沙漠被重新还原为一个最本质的人。而最本质的人在这里却发挥出不可思议的创造力，创造出各种不可思议的艺术品。

以梦为马

在“火人节”的最后一天，数十米高的火人会在高处熊熊燃烧，标志着乌托邦时代和纯粹自由的终结。

虽然短暂，但足够绚烂。

这是美国学生，嬉皮士，雅皮士，极客，艺术家最爱的聚会。

所有人都希望在这片沙漠里和自己的社会身份，历史使命暂时断绝联系，获得作为一个纯正人类所应该拥有的自由。

大概两年前，有人问我怎样才能自由，现在我有了答案。

一无所有，两手空空，和世界上的一切切断联系。

才能自由。

只是这种自由大部分人承受不起。

谢选骏指出：“自由就是没有牵挂”，但是“一无所有”却意味着失去了自由的基础，那就是基本的生活资料。说“自由就是一无所有”——岂不等于说世界最自由的就是无家可归的流浪汉了吗？但实际上，流浪汉并不自由，因为没有地方休息，需要时刻注意安全，而且没有基本的食物甚至水分。这是自由吗？不。这只是一无所有。

（另起一頁）

【第二部分】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一) ： “圣经无谬误”的定义、依据和历史

(A) 导论

“圣经无谬误”(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是福音派人士表达圣经权威的用语。里程在其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中表示，“无误”(inerrancy)是指圣经没有任何错误。“可靠”(infallibility)则指圣经的写作没有错误，也不会误导人，是完全可靠的引导。威斯敏斯特信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1647年)称圣经为“可靠真理”(infallible truth)，比利时信条(Belgian Confession，1561年)则称圣经为 “可靠的”准则。[1] 可悲的是，今日在自由主义(liberalism)、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和各种新兴神学的炮火猛烈攻击下，一些虔诚基督徒对“圣经无误论”的信心和观点也受到冲击，开始动摇。因此，重新思考与深入了解“圣经的无误和可靠”乃当务之急。

在未继续以先，读者需要注意和辨别这两个重要用词在中文的译法。有些译者，例如《认识基督》一书的译者陈恩明，把英文字inerrancy译作“无谬”，同时把另一个相关的英文字infallibility译为“无误”。但照普遍的译法，英文字inerrancy是“无误”，而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把这两字分别译为“绝对正确”(inerrancy)和“绝对可靠”(infallibility)。为了避免混淆，我们按里程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之译法，将inerrancy译作“无误”(或“绝对正确”)，并将infallibility译为“无谬”(或“绝对可靠”)。

此外，如果某篇论到圣经的文章同时指这两者——infallibility和inerrancy，我们将之译作 “圣经无谬误”；若译为“圣经无误”时，通常只是指圣经的 inerrancy，虽说在某些文章中，inerrancy一词也可包含或概括圣经的可靠无谬(infallibility)。正因此故，有不少人也将英文的inerrancy一词译作“圣经无谬误”。

(B) “圣经无谬误”的定义

今天若要说明正确的圣经观，我们必须采纳雷历(或译“韦力尔”，Charles C。Ryrie)所使用的字眼来形容圣经为“字句、完全、可靠、无误及不受限制的默示！”(verbal，plenary，infallible，inerrant，unlimited inspiration！)。[2] 诚如殷保罗(Paul P。Enns)所指出，我们今日必须使用这些重要字眼，因为有些人虽然保留了“默示”(inspiration)、“可靠”(infallible)、“无误”(inerrant)的字眼，仍然不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但事实上，圣经是每个字句、完完全全的无误可靠。

《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对“圣经无谬误”的教义有以下的定义：

圣经既是神默示的话，为基督作权威的见证，理当是绝对无谬的(或译“可靠的”，infallible)和绝对无误的(inerrant)。“无谬”和“无误”这两个负面用词有其特殊的价值，因为它们明确地保障了非常要紧的正面真理。“无谬”(可靠，infallible)一词表明“既不误导人，也不被人误导”的特性，所以，此词在范围用语上绝对地保证“圣经在凡事上都是确实、稳固、可靠的准则与指引”的真理。“无误”(inerrant)一词亦然，它表明“毫无虚假或错误”的特性，所以，此词保证 “圣经所有的声言叙述，都是全然真实可信”的真理。[3]

“圣经无误”最简洁的定义是： “圣经所说的是真理(即绝对正确、绝对可靠，编者按)。” 里程贴切指出，若再详细一些，可以这样定义： “无谬误的意思是，当获悉一切有关资料，圣经按原稿在正确的解释下，会证实所教导的一切都是完全真确的，无论是关乎教义、历史、科学、地理、地质，或其他科学或知识，都是如此。”

值得留意的是，神使用不同的人写下圣经书卷，所以容许差异。换言之，“圣经无误”容许圣经各书卷在写作风格上有差异，容许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在细节上有差异，不要求一字不漏地引述一件事情，容许不标准的文法形式，和容许有难解的经文。”[4]

(C) “圣经无谬误”的依据

“圣经无谬误”的教义建基于主要两个依据，那就是“记载之道”(Written Word)——圣经的见证，以及“生命之道”(Living Word)——主耶稣基督的见证。前者是指圣经作者宣称圣经的经文出自真理的神，所以是无误的；后者则强调主耶稣基督对圣经的态度，即祂在世经常引用和高举圣经为真理权威，这点足证圣经是无误的。让我们进一步的分述这两大依据：

(C。1)圣经作者的宣称

圣经是神的话，这是圣经新旧约作者的一致宣称。在旧约圣经中，“神说”或“耶和华如此说”等字眼，超过3，800次，例如：

创6：13： “神就对挪亚说： ‘凡有血气的人，他的尽头已经来到我面前；因为地上满了他们的强暴，我要把他们和地一并毁灭。”

创12：1：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

出17：14： “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要将亚玛力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了；你要将这话写在书上作纪念，又念给约书亚听。”

书24：27： “约书亚对百姓说： ‘看哪，这石头可以向我们作见证；因为是听见了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一切话，倘或你们背弃你们的神，这石头就可以向你们作见证。”

赛30：1，8： “耶和华说… 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版上，写在书上，以便传留後世，直到永永远远。”

耶30：1-2： “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 你将我对你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 ”

结1：3： “在迦勒底人之地、迦巴鲁河边，耶和华的话特特临到布西的儿子祭司以西结；耶和华的灵降在他身上。”

以上不过是几个例证。在圣经中，神也向撒母耳、大卫、所罗门、以利亚、以利沙、约伯等人说话。十二卷小先知书，都是以“耶和华的话临到…” 或“…得默示”作为开始。除了记录神的直接话语之外，旧约圣经中还有历史、诗篇、智慧书等；它们也是神的话语。

里程指出，新约作者把旧约圣经视为“神的圣言”。粗略计算，“联合圣经公会”出版的《希腊文新约圣经》(United Bible Society’s Greek Text)列出2，500段新约经文引用过1，800个旧约圣经的段落。此外，新约圣经把“经上的话”与“神的话”通用；例如： 徒4：25分别将大卫在 诗41：9；2：1中的话说成是圣灵借大卫的口所说的话(也参另一个同样例证，徒1：16)；来3：7-9引用 诗95：7-10的经文时，特冠以“圣灵有话说”等等，[5] 表明诗篇所记载的话即是圣灵所说的话。

至于新约书卷，保罗说： “圣经(希腊文： graphê {G：1124}，KJV： All Scripture)都是神所默示的，[6] 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3：16-17)。值得注意的是，论到第16节所谓的“圣经”(原文是“所有的经书”，专指圣经正典里的经书，笔者按)，有三个看法： (a) 它单单指旧约圣经而已(共39卷)；(b) 它是指旧约全书(共39卷)再加上大部分当时已写成的新约书卷(几乎21卷)；(c) 它是指新旧约所有的书卷(共66卷)。

我们承认保罗写此书卷时(提摩太后书写于主后66-67年)，不是全部新约书卷都已完成。这些尚未完成的书卷可能是： 彼得后书(约主后67年)、希伯来书(约主后68-70年)、犹大书(约主后80年)、约翰福音(约主后70-90年)、约翰书信(约主后90年)和启示录(约主后90-95年)。但这并不表示这些书卷不能成为新约正典里的一卷。因为在提摩太后书之后写成的各书卷中，作者们也声称他们的作品是从神而来的(约壹1：1-3；彼后1：3；启1：1-3等等)，而且后来都被纳入圣经正典。因此，原则上说，将“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一语应用于66卷新旧约圣经也是贴切的。[7]

在当时已写成的书卷中，新约作者也宣称他们是靠神(圣灵)写作的，或按主的吩咐写下的，其作品具有神的权威；例如下列经文表明作者所讲的事乃出于神：

林前2：12-13：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林前14：37： “若有人以为自己是先知，或是属灵的，就该知道，我所写给你们的是主的命令。”

彼前1：12： “… 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察看这些事。”

帖前4：2，15： “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 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 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

帖后3：6，12： “弟兄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凡有弟兄不按规矩而行，不遵守从我们所受的教训，就当远离他… 我们靠主耶稣基督吩咐、劝戒这样的人，要安静做工，吃自己的饭。”

值得一提的是，使徒彼得也已视保罗的书信为权威无误的“经书”了。他说： “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兄弟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彼后3：15-16)。此节的“经书”一词在希腊原文是 graphê {G：1124}，与 提后3：16的“圣经”( graphê ；这节应译作“所有的经书”，参上文)是同一个字，意味着保罗的书信与其他属神所默示的圣经书卷(经书)同列，具有同等权威与无误。

上述所提的都是新约书信，福音书又如何呢？我相信主已给我们明确的答案，因祂借着使徒保罗清楚表明新约福音书与旧约圣经(如律法书)同等，具有同样属神的权威。路加福音的成书年期(约主后59-63年)比提摩太前书(约主后63-65年)更早一点。但使徒保罗已将路加福音的经文与旧约正典经文相提并论为“圣经”的话语了。他说： “因为经上说： ‘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他的嘴’；又说： ‘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 ”(提前5：18)。“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引自 申25：4 (律法书)；而“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则出自 路10：7 (福音书)。常得主启示、深知主心意的保罗引述这两处经文时使用“经上说…又说”，为要强调两处经文皆有属神的权威，同样是无误可靠的。

(C。2) 耶稣基督的态度

主耶稣对圣经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巩固了“圣经无谬误”的教义。既然主耶稣是真理(约14：6)，他所作的见证肯定是真实的(注： 主耶稣被描述成“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启3：14)，那么，圣经若有任何错误，真理之主(耶稣基督)在世上时一定会加以纠正，就像他多次纠正众门徒(太16：22-23；路9：51-56)和法利赛人的种种错误(太23：13-36)。但事实是： 主耶稣的一生从不怀疑圣经任何部分，也从未“纠正”圣经任何的“错误”，且多次多方地为圣经作见证，并引用圣经为证，这显明圣经在主耶稣的心目中，是无误可靠的至高权威。

里程写道： “主耶稣一直视旧约圣经为最高权威。有人统计在四福音书中，主耶稣肯定引用旧约圣经约有64次；在登山宝训中，虽然主耶稣很少引用旧约，但却渗透着旧约的言语和思想。” 主耶稣非常熟悉旧约圣经，一视同仁地视它们为历史事实。尤其是那些被人怀疑的书卷，祂更是引用；例如创世记1至2章的记载(太19：4-5；可10：6-8)、大洪水(太24：37-39；路17：26-27)、先知约拿的事迹(太12：39-41；路11：29-32)等等。在引用旧约时，祂综览整个旧约历史的过程，从“创世以来”，一直到“这世代”(路11：51)。

此外，主耶稣在引用旧约经文时，也将“圣经”和“神”通用；例如在 太19：4-5，祂引用 创2：24所说的一句话，“因此，人要离开父母…”的时候，却说： “那起初造人的…说：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8] 换言之，主耶稣是在教导我们，摩西(创世记的作者)在 创2：24所说的话，就是神(那起初造人的)所说的话。

对主耶稣而言，圣经是最高权威。在任何讨论中，当主耶稣说“经上记着说”的时候，就是在为事情作结论了。在旷野受试探时，并无第三者在场，主耶稣仍引用圣经。面对三个严峻的试探，主耶稣都用“经上记着说”对应，而且每次都是这样结束了撒但的试探。由此可见，圣经是最高亦是最后的权威，圣经的教训一旦披露，讨论也就完结。主耶稣战胜试探，是依靠圣经的话，而不是我们以为的“靠着祂自己身为神的权威”，或“靠着祂与天父相交”等等的方法。[9]

正如上文所说，主耶稣和圣经是互为见证的。一方面，主耶稣一再强调，圣经是为祂作见证的(约5：39)；另一方面，主耶稣不惜舍弃生命也要顺服和应验圣经上的话(参 约19：28；注： 太27：46 和 可15：3应验了 诗22：1的话；而 路23：46则应验了 诗31：5的话)，为“圣经无误”作了生命的见证。主耶稣关于安息日的教训(可2：27-28)、食物洁净的教训(可7：18-19)、祭祀的教训(太9：13)等等，不是要废止旧约律法，而是借着祂的道成肉身和应验圣经的预言，成全了旧约的律法，把它们带入更高更深的层面，如祂所言： “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太5：17)。

主耶稣在世的日子，新约圣经的写作尚未开始。可是祂宣称祂的话和旧约圣经的话都是真理，是实实在在属神的话。祂把律法的话与自己的话相提并论，“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太5：18)；祂在另一处说：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太24：35)。过后，在圣灵的引领和默示下，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把许多主耶稣的话写在四福音书中，使福音书与旧约圣经的律法书一样，同是权威与无误。

主耶稣如何看待圣经？巴克斯特(J。Sidlow Baxter)简述道： “以下三方面的总结能帮助我们更明确看出我们的主对旧约圣经的态度： (1) 祂时常引述它，却从不质疑它；(2) 祂时常引述它，为的是要赞同与支持它；(3) 祂赞同与支持整本旧约圣经为神所默示的，且是独特的(unique)、字句的(verbal)、完全的(total)默示。”[10] 简之，主耶稣对圣经的态度反映出旧约圣经是绝对无误可靠的。

至于新约圣经，主耶稣又如何看待呢？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和16章应许圣灵的到来，并简述祂的工作。主对门徒说： “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祂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14：26)；主又说：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祂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祂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祂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祂要荣耀我，因为祂要将受于我的告诉你们”(约16：12-14)。

以上经文奠定了有关新约正典的默示根基和写作大纲。巴克斯特指出，我们的主借此清楚宣告新约书卷的默示和写成(指真理的圣灵会引导门徒写成新约书卷，笔者按)。在约翰福音第14和16章，即主未上十架以前，祂预告圣灵不久就要降临。不仅如此，论到圣灵的工作方式，主所用的语词更是富有意义，其涵义包含并保证新约书卷三大范围的完成。

“(圣灵)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约14：26) = 福音书 (the Gospels)

“(圣灵)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约16：13) = 新约书信 ( the Epistles)[11]

“(圣灵)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约16：13) = 启示录 (the Apocalypse)

既然新约书卷是靠真理的圣灵，在无误的默示下完成的，我们就有绝对理由相信这些书卷是无误的。最后，我们引用巴克斯特的话作为总结： “基督对旧约圣经的见证是明确的(definite)，且具有决定性的(decisive)。对于所有称祂为主的人，我们再次强调，基督的话语应该止息一切的争议。此外，祂预告新约书卷的来临也同样富有意义(指基督预先给门徒一个重要的保证，即新约所有书卷也将在圣灵的默示下完成，所以是无误可靠的；笔者按)。”[12]

(D) “圣经无谬误”的历史

(D。1) 教父们对圣经的观点

不少学者认为，“圣经无误”的教义是16或17世纪的宗教改革家所发明的，没有出现在初期的教会中。但这样的说法肯定不符合历史事实。

虽然“圣经无误”一词没有在圣经中出现过，正如“三一神”(trinity)没有在圣经中出现过一样，但“圣经无误”的教义来自“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一真理。神是真实无误的(罗3：4)，而祂的道也是无误的真理(约17：17)；既然圣经是“真实无误之神”所默示的真理之道，那么圣经的内容一定具有真实无误的特性。

事实上，正如里程在《圣经的权威》一书所表明的，从初期教会开始，“圣经无误”就是基督信仰所持守的基本信仰之一。使徒时代以后，主后第一至第七世纪的著名教会领袖常常被称为教父(fathers of the church)，如革利免(Clement of Rome，？-100)、伊格那丢(Ignatius，35-107)、波利卡普(或译“坡旅甲”，Polycarp，70-155)、殉道者游斯丁(Justin Martyr，100-165) 、爱任纽(Irenaeus，130-202)、特土良(Tertullian，160-220)、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354-430)等。在教父的著作中，常常大量引用新旧约圣经的经文。比如，写于主后约112年的《波利卡普达腓立比人书》的第12章这样写道：

我深信你们熟悉圣经，没有一事向你们隐藏… 只是，经上说： “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弗4：26)。凡记住这句话的，必然得福，我信你们必是如此。但愿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与那位永远的大祭司(来6：20)，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建立你们，使你们有信心和真实，有全面的温和，不发怒，有耐心，恒忍受苦，洁白无瑕，愿祂赐你们各在祂的圣徒们当中有分有关(参 徒8：21)，惟愿我们和你们一样如此，以及普天下有信心的人，凡信奉我们的主上帝耶稣基督和那“叫祂从死里复活”的父(加1：1)。要为众圣徒祈求(弗6：18)，也当为皇上，为执政的，为各郡主，乃至为逼迫你们、憎恶你们的，又为反对十字架的人祈祷，好叫你们的果子显现在一切世人面前，叫你们在祂里面得以完全(约15：16；提前4：15；雅1：4)。[13]

里程指出，波利卡普写这封信的时候，新约圣经的正典尚未确立(虽说正典中各书卷在主后100年时都已写成，但新约圣经的正典被正式公开地确立乃是在主后397年的迦太基会议，笔者按)，新约圣经各书卷开始流传也不过几十年的时间。但在这短短的一段书信中，波利卡普竟引用了八卷新约经卷。这一方面反映在当时这些书卷已被信徒所尊崇、所喜爱；另一方面，教父们对经卷的熟悉和融会贯通也令我们两千年后的信徒汗颜(感到羞耻)。其次，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波利卡普已称以弗所书为圣经(“经上说…”，注： 主耶稣承认申命记为旧约圣经正典书卷时，也采用类似术语  — “经上记着说”，太4：4，7，10)。[14] 简言之，波利卡普显然已承认以弗所书为圣经的正典书卷之一。

不仅如此，伊格那丢也称雅各书和彼得前书为圣经(“经上说…”)： “这样，那不参加公众聚会的人，已是骄傲，而与教会分离了。经上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雅4：6；彼前5：5)…” 这显示伊格那丢已承认新约的雅各书和彼得前书为圣经的正典书卷，是神权威的话语。

革利免也有同样的宣称。他写道： “那么，我们既然是这位圣者的选民，我们就当万事合乎圣洁，远离一切恶言恶语，粗鄙污秽的苟合，醉酒及像少年人的放纵情欲，可憎的奸淫和可厌的傲慢。经上说： ‘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彼前5：5)。所以我们当与那些蒙神恩赐的人结合；我们要用和睦作衣披在身上，用谦卑的精神自守，绝不乱讲诽谤的话… 经上说： ‘多说话的人，必要听多的回答；多嘴多舌的，岂能称为义呢？… 当以多言为戒’(伯11：2-3，此乃根据《七十士译本》的译法)。我们当从神而不是从自己得到夸奖，因为祂憎恨那些自夸的人。我们所行的善事，要留给别人称赞，正如我们公义的祖先所受的一样。”[15]

在这段书信中，革利免是将新约书卷与旧约书卷同等看待的。因此，当这些早期的教父谈到圣经时，是将新约书卷包括在内。革利免是相信“圣经无误”的。他写道： “你们也查考了那真实无伪、借着圣灵感动而成的圣经。你们知道在圣经中没有不公道和虚假的事。” 爱任纽也明确指出： “圣经的确是完美无缺的，因它乃是由神的道(基督)和祂的灵所说出来的。” 很明显，早期的教父是笃信 “圣经无误”的。[16]

(D。2) 迦太基会议的确立

学者普遍同意，在主后397年的迦太基会议(Council of Carthage)上，包括27卷书的新约圣经正典最终被确立了(事实上，有证据显示在这之前，几乎所有27卷书已被普遍公认为圣经正典，但在迦太基会议上，此事被正式公开地确立，笔者按)。活在这时期的著名教父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Hippo，主后354-430年)论到新旧约圣经的每卷书时，由衷地赞美道： “… (圣经的每卷书)都流露出完美的灵气，不管是律法书或先知书，福音书或使徒书信，无一不是从全能神的完美中降临下来的… 甚至写在圣经中的一点或一划，当人们知道如何去应用时，也无一不发挥它的功用。” 奥古斯丁在给耶柔米(Jerome，约主后347-420年)的信中还说： “我已经学会只对这些被称为正典的书卷给予尊崇，因为我最坚决地相信，圣经的作者中，没有人在写作时会犯任何错误。”[17]

(D。3) 一些改革家的观点

宗教改革时期，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和加尔文(John Calvin，1509-1564)更加强调“圣经无误”的教义。马丁路德说： “说到圣经，纵使也是人写的，却不是出于人，也非从人而来，而是从神来的。” 他提出了“唯独圣经”(Sola Scriptura)的著名口号： “我们盼望每个人都会同意作如下的决定： 人的教训必须予以扬弃，而唯独保留圣经。”

至于加尔文，他清楚地阐述道： “我在讨论别的以前，应当首先略为论及圣经的权威，不仅为着叫人尊敬圣经，也为了扫除一切疑惑。圣经既被公认是神的话，除非一个人毫无常识和人性，否则谁都不敢荒唐僭妄，以致贬损那发言者(神)的信实。因为我们既不能每天从天得到神谕，而主也只在圣经中永远保存了祂的真理，所以信徒若信圣经肇端于神，那么，圣经是他们的信仰和权威，正如他们听到神亲自说话一般。”[18]

(D。4) 历史回顾所得的总结

对“圣经无误”之教义的历史，哈里斯(另译“海瑞斯”，R。Laird Harris)总结说： “大多数人都承认： 神的三位一体论(更正确译作 “三一神论”)、基督的神性及圣经默示论，是历代教会所竭力维护的三大信仰支柱。… 近年来，神学界也为了‘圣经无谬误’起了极大的争辩，如巴特(Karl Barth，1886-1968)[19]指出，‘圣经无谬误’这教义是宗教改革后期的神学家所发明的。他认为，由于文艺复兴‘理性主义’的抬头，对圣经有诸多批评，一班神学家为了维护圣经，才竭力坚持圣经是‘默示’及‘无谬误’的。布仁尔(另译“卜仁纳”，Emil Brunner，1889-1966)[20]宣称‘字句默示’一向是抗罗宗的教会及信条中的主要教训，路德也毫无保留地接受全部圣经是真实(无误)的，也接受圣经是‘字句默示’的。”

虽然布仁尔本身否认“圣经无误论”，但他承认“字句默示”并非宗教改革后期的产物。哈里斯写道： “布仁尔一再承认‘字句默示论’是远古的教义，他说： ‘基督教(基督信仰)前期之犹太教早已知道“字句默示”这教义，保罗及其他使徒们很可能便承接了这教义。’ ” 哈里斯继续评述： “但这教义至中古时期因那些经院哲士(Scholastics)们采取‘寓意’(Allegorical)解经法，错解圣经的原意，以致渐趋衰落。直至宗教改革时期，这教义才重新复苏，历三个世纪之久，直至近代‘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兴起后，这教义再遭‘唯理学者’无情的攻击。但事实上另一方面，19世纪初叶教会所宣导的宣教运动(宣道运动)，是尊重圣经的结果。可惜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教义又再被学者们否定，使教会走入歧途。”[21]

里程贴切总结道： “上述的简要回顾表明： ‘圣经无误’是自初期教会以来，历代教会所持守的基本信仰之一。由于各种以人为本的思潮的兴起，此教义一再受到批判和贬抑。因此，‘圣经无误’的教义需要不断地被宣扬和高举。在现今的世代，尤其如此。”[22]

[1]里程著，《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2005年)，第75页。

[2]Paul Enns，The Moody Handbook of Theology  (Chicago： Moody Press，1989)，第166页。

[3]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85页。

[4]同上引。

[5]同上引，第86-87页。

[6]“默示”的英文inspiration 是源自拉丁文圣经《武加大译本》(Vulgate)的 inspirata 一词。殷保罗指出，其动词 inspiro 曾在提后3：16和 彼后1：21使用过。“默示”一词是翻译希腊文 theopneustos {G：2315} 一字；这字在新约希腊文圣经中只用过一次，就是 提后3：16。 Theopneustos 的意思是“神呼气”(God-breathed)。这字强调圣经是从神呼气而出的，是神“呼”出来的产品。殷保罗著，《慕迪神学手册》(香港九龙： 福音证主协会，2003年五版)，第152页。

[7]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90页。不少圣经学者认为 提后3：16的“圣经”一词在广义上可指新旧约66卷书，例如侯司特(William Hoste)说： “虽然这节主要是指旧约圣经，因为提摩太小时并不知道新约圣经(参 提后3：15“从小明白圣经”)。然而，我们可以相信，神的灵所说的‘圣经’(KJV： Scripture；希腊文： graphê {G：1124})是包括了新的圣书(new body of sacred literature)——新约圣经，因为当时新约圣经已快要完整，这新约圣经的出现也是主在应许赐下圣灵时所预先证实的(preauthenticated，参 约14：26；16：13-14)。这些新约圣书已被众使徒承认为‘圣经’——保罗在 提前5：18引述路加福音和申命记时，统称它们为圣经(KJV： Scripture；提前5：18： “经[ graphê ]上说…”；参 申25：4；路10：7，也参 林前9：9)；彼得也把保罗的书信归纳入‘经书’(KJV： Scriptures；希腊文： graphê )之类(彼后3：16)。” W。Hoste and W。Rodgers，Bible Problems and Answers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1975)，第374-375页。此外，奈特(George W。Knight III)提出另一个论证，当保罗在 提后3：15指旧约圣经时，所采用的“圣经”一词在希腊文是 grammata {G：1121}，但他在 提后3：16却采用另一个希腊文字 graphê 来代表“圣经”，可见 graphê 一词很可能包含比旧约圣经更广的范围——包括所有归纳为 graphê 之类的作品(即包括整本新约圣经)。I。Howard Marshall & W。Ward Gasque (ed。)。The New International Greek Testament Commentary： The Pastoral Epistles，by George W。Knight III (Grand Rapids： Eerdmans Publishing Co。，1992)，第447-448页。

[8]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91页。

[9]同上引。

[10] J。Sidlow Baxter，The Strategic Grasp of the Bible (Grand Rapids： Kregel Publications，1991)，第59页。

[11] 使徒行传可归纳在 “新约书信”里，因为 徒1：1 清楚说明它是路加写给提阿非罗的书信。

[12] J。Sidlow Baxter，The Strategic Grasp of the Bible，第60页。

[13]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76-77页。

[14] 同上引，第77页。

[15] 同上引，第77-78页。

[16] 同上引，第78页。

[17] 同上引。

[18] 同上引，第79页。

[19] 巴特(Karl Barth，1886-1968)是瑞士神学家，反对自由主义神学，为新正统神学(即“辩证神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反对纳粹(Nazis)，但他的政治观属于社会主义，故不赞成反对共产主义。其著作《教会教义学》(Church Dogmatics，1932-62)以耶稣的复活作为基督信仰的中心点

[20] 布仁尔(Emil Brunner，1889-1966)是瑞士新正统派神学家，著作有三百余种。他认为神学是为宣扬神启示之道，应用在教会与人的生活上，故称“宣道神学”。他强调神学是关怀人的需要，不是为护教，故他反对护教学。他以高等批判圣经法，否认超然的神迹，不完全接纳基督的降生与复活，否认圣经无误论。其著作有《神的命令》、《神人相遇》和《启示与理性》等。

[21]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83-84页。

[22] 同上引，第84页。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二) ： “圣经无谬误”的重要性

(A) 序言

在上期文章中，我们看见“圣经无谬误” (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是初期召会所持守的古老教义。[1] 有者认为我们在21世纪的今天还重申这个古老教义实在是“因循守旧”，也有人觉得这样做是“庸人自扰”。然而，这样的看法是正确的吗？答案是否定的！ 今天，坚守“圣经无误”的教义仍然是至关重要的。现在就让我们思考其重要性。

(B) “圣经无谬误”的重要性

鲍会园写道： “自从18世纪末、19世纪初叶，批判性的圣经研究兴起之后，教会对圣经的可靠性就开始有不同的看法了。因着对圣经的看法不同，自然就直接影响教会的神学立场。直到今天，人对圣经看法的分歧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严重。正如许多神学家所说，今天基督教(应作“基督的教会”)，特别是对圣经的看法，好像正处十字路口之上，摆在面前可供选择的几条路，无论选择哪一条，都会影响教会日后整个生命与事奉的方向。”[2]

可悲的是，我们常听到一些似是而非、淡化“圣经无谬误”之重要性的言谈。有人说： “圣经无误怎么样？圣经有误又怎么样？只要基本信仰没错误就行了！ 为教义争论，反而会分散传福音、救灵魂的注意力。” 但是，若圣经“果真有误”，怎么能保证基本信仰没有错误？怎么能保证我们能正确地传福音、领人归主呢？

又有人说： “没有必要如此强调 ‘圣经无误’之教义的重要性。坚持这教义并不能保证别的教义不出问题。” 里程指出，这话有一定的道理，坚持“圣经无误”并不是一切；但说这话的人没有明白此教义和其他教义的关系。“圣经无误”的教义是其他教义的根基。坚持了“圣经无误”的教义，其他教义有可能会出问题；不坚持“圣经无误”的教义，其他教义肯定会出问题！ 这正像盖房子： 不仅需要打地基，还需要在地面之上建造；打好了地基，并不能保证地上的建造不会出问题；但是，如果地基没有打好，其上的建造必定会出问题。人们不会因为地面上的建造可能会出问题而否定地基的重要性。

还有人说： “即使没有‘圣经无误’的教义，基督信仰仍是真实的。如果神只将救恩的真理启示给我们而没有借着默示把它无误地记录下来，基督信仰一样是真实、神圣的，而且能长久地存留下去。” 对这种说法把基督信仰的真实性与如何使人认识基督信仰的真实性混淆了。基督信仰的真实性源于基督的真实性，即使神不向人启示救恩的真理，道成肉身的基督仍是真实的。但是，如果没有比口传更准确、更易传播、翻译的笔录之圣经，千万人就不能认识基督的真实性，进而悔改归向基督。而基督降世为人，正是为了拯救世人。正如神是创世以前就存在的、自有永有的神，祂的真实性丝毫不依赖祂对人赐下的启示，丝毫不依赖人是否认识祂；但祂赐下启示的目的，就是要人正确地认识祂。[3]

简而言之，将基督信仰与 “圣经无谬误”的教义相分割的观点，既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也容易模糊基督给我们的大使命(传福音和守真理的大使命)。主耶稣在大使命中说：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太28：20)。如果我们不能确定圣经是否“准确无误地记载”主所吩咐的话语，又怎能肯定自己是正确地遵行了主所吩咐的呢？可见“圣经无谬误”是至为重要的根基教义。下文以三方面阐述此教义的重要性。

(B。1) “圣经无误”与信仰

麦葛福(Alister E。McGrath)指出： “对加尔文而言，启示是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我们对神的认识，必须以祂为中介者。因此，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完全认识神；而唯有透过圣经，才能认识基督。” 诚然，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关祂的属性、祂的创造、祂的旨意、祂的救恩和应许等)，以及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有关人的起源、人的本质、人受造的目的、人的罪性、人的困境、人的出路等)，只有透过圣经才能获得；基督信仰也植根在圣经中。圣经若有错误，基督信仰的根基就毁坏了。一旦“圣经无误”的教义被质疑，基督信仰的其他教义就会相继受到破坏。有者认为这样的看法过分夸大“圣经无误”之教义的重要性，是杞人忧天。不幸的是，这种波及效应是事实！[4]

埃里克森(Millard J。Erickson)指出，从历史上看，当一个神学家、学派或运动放弃了“圣经无误”的教义之后，往往会随之改变或放弃其他曾被教会视为非常重要的教义，如三一神的观念和基督的神性等等。原因很简单，任何被教会持守为真确的神学命题(theological propositions；注： 神学命题就是尽量以直接陈述句的方式，主张至少一个事实性的神学宣告，例如： “耶稣是神的儿子”)，其根基在于“圣经是如此教导的”(经上记着说)；如果圣经有误，教会就不能再以“圣经如此教导”作为其他命题的基础，以圣经为这教导的权威；这并非说其他命题已经被证实为有误，而是人们无法证明它们没有错误。[5]

奥古斯丁(Augustine)曾发出警告： “对我来说，如果我们相信在圣经中发现了任何错误，将带来最具灾难性的后果… 因为如果你认为… 承认在一个如此高度神圣的权威(指圣经)中有一个错误的陈述，那么在圣经中将没有任何一句话——当它看起来在实践上有困难或难以相信时——不遭到同样的命运而不认为是错误的。” 加尔文(John Calvin)也指出： “只要你对神的话语的确定性有任何疑虑，则它的权威性就会很脆弱、暧昧不明，或根本不再具有任何权威。” 卫斯理(John Wesley)说得更直接： “如果圣经中有一个错误，那便可能会有上千个错误。如果圣经有一处错误，那么该书便不是出自于真实的神。”[6]

里程总结道： “假若圣经有一个错误，这一定是人的话而不可能是神的话，因为神不会错。这样，圣经就可能不是神的话，至多也只能是神无误的话语和人有误的话语的混合物。那么，在圣经中，怎样区分、由谁来区分神的话和人的话呢？当然只有人自己的聪明才智来担当此任了。圣经里凡不合读经人心意的地方，都可能被指责为“错误”。然而，人的文化背景、道德观念、神学构架各不相同，评判圣经对错的标准也不会相同。这样，圣经就将完全被置于人的主观之下，任人按自己的好恶随意切割、决定取舍。在这种状况下，千疮百孔、支离破碎、‘谬误百出’的圣经还有什么权威可言？！”

对“圣经无误”之教义存有怀疑的态度，是极具破坏性的心态。“怀疑的种子”一旦被种下，它就会像面酵一样，愈发愈大。诚如任以撒所说的： “当人一旦开始怀疑圣经的权威性，甚至是其中一小部分的权威性时，他们将无法阻止扩大对圣经的权威的怀疑。而且事实正是如此。有些学者将整部旧约圣经视作犹太民族的历史书，其中充满主观的夸张和润饰，因此他们只承认新约圣经。又有人认为，保罗的神学不是原来的基督教(指基督信仰)教训，而是掺杂希腊思想的一种变质的宗教。他们将基督教(基督信仰)的教义限制于耶稣基督自己的教训。更有人认为，福音书中的记载带有高度的作者的主观成分，必须要多方研究分析，‘选择’某些耶稣的言行，作为基督教(基督信仰)的基本信仰。这种一连串的退让，终于进入自由派推翻全部圣经的权威的地步。”

笔者真心诚意地相信，一些认为圣经有错误的人，是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并且他们当中还有不少人至今依然敬虔地持守着基督信仰的基要教义和基本信仰。不过，正如里程所言： “若不及时调整自己的圣经观，重新确认‘圣经无误’的教义，圣经的权威性在他们心目中销毁只是时间问题(即迟早会发生)。古人说：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根基若毁坏，义人还能做什么呢？’ (诗11：3)。”[7] 因此，是时候纠正对圣经的态度了！

(B。2) “圣经无误”与事奉

什么是事奉呢？保罗说：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事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罗12：1)。事奉就是把自己的“全人”全然交给神，任祂使用。按神的心意而活(活祭)，就是事奉神。神的心意写在圣经里。神的最大心意就是使万国的人信服真道，重新与祂和好，这点集中体现在主耶稣基督所颁布的大使命中(太28：19-20)。“然而… 未曾听见祂，怎能信祂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罗10：14-15) 虽然我们承认神的确赐给一些信徒有传道的恩赐(弗4：11)，但实际上，传道不是传道人的专利，而是每个基督徒的责任(参 徒8：1，4)。问题是： 如何才能有效地传道，实践大使命呢？其中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正确的“传道精神”。

里程贴切写道： “传道者的一往无前、无坚不摧的传道精神源于对‘道’、对神的话语的笃信不移；对圣经的无误性稍有怀疑，传道精神就会荡然无存。著名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的亲身经历也是如此。”

虽然有者指出葛培理后期的神学立场过于开放(包括接纳天主教和自由主义者的错误神学观)，[8] 但他早期曾被神大大使用，广传福音领万人归主，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之所以被神重用，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对“圣经无误”的信念有关，正如里程所形容的： “葛培理在成为知名的布道家之前，曾经历一场生死攸关的信心之战”。对此，史特博(Lee Strobel)在其所著的《为何说‘不’？》一书中曾这样描述：

那是1949年，葛培理30岁。… 正当葛培理准备洛杉矶首次大型布道会的时候，他发现自己内心正和一件不能确定的事挣扎。不是关于神的存在或是耶稣的神性，而是在他能不能完全相信圣经这个基本问题上。葛培理在他的自传里说，他觉得好像躺在拷问台上，一面是才华横溢的基督徒教育家亨丽伊塔·米尔斯(Henrietta Mears)，此人精通现代学术，对圣经的可靠性深信不疑，把他拉向神；而另一面拉扯他的是他的亲密伙伴和布道同事——32岁的查克·坦布尔顿(Chuck/Charles Templeton)。[9]

里程指出，坦布尔顿曾和葛培理一样，向广场的群众大声呼吁，要他们认罪归向基督。当时有者甚至预测，他的成就有一天可能超越葛培理。不过坦布尔顿后来开始怀疑圣经的无误性，而且竭力想劝说葛培理“迷途知返”。他对葛培理说： “你已经落后50年了，人们已经不再像你这样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了。你的信心太简单了，你的语言已经过时了。如果你要在你的事工中成功，你必须学习新的术语。” 坦布尔顿的劝说，虽没有使葛培理怀疑圣经，但确已使他心烦意乱。葛培理很清楚，如果他不能相信圣经，他就不能继续布道。在他的自传里，葛培理回忆起那个极不寻常的夜晚：

我上山散布。月亮出来了，阴影满布在环绕退修中心的圣贝纳迪诺(San Bernardino)山上。当我在树林中跪下时，我随意翻开圣经，把它放在我面前的一个树墩上，在朦胧的月光下，我无法看清圣经，我不知道在我面前打开的经文是什么。当初在佛罗里达圣经研究所，这样的木墩是我宣讲的自然讲台，现在它却是一个祭坛，我只能结结巴巴地开始祷告。

我的祷告的原话已经记不住了，但它一定回荡着我的思想： “神啊！ 这本书中的很多东西我不明白。对其中的许多问题我没有答案。书中的某些部分似乎与现代科学不一致。我也不能回答查克和其他人提出的一些哲学和心理学的问题。”

我试图诚实地面对神，但有些话却仍说不出口。最后，圣灵释放了我，我对神说： “天父，我将凭信心接受圣经是祢的话！ 我将用信心超越我理性的问题和疑问，相信圣经是祢默示的话。”

在那个8月的夜晚，当我在森林之家(Forest Home)从地上站起来时，两眼充满泪水。我感觉到数月来所没有经历到的神的同在和神的能力。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得到了解答，但一座重要的桥梁已被跨越。在我的心灵和头脑里，我知道我已经打了一场属灵之战，并已获胜。[10]

对于葛培理坚信圣经一事，坦布尔顿大失所望。论及葛培理，他对人说： “我为他感到遗憾。他和我正在走向不同的道路。” 坦布尔顿不幸言中。里程指出，对“圣经无误”的不同态度，成为他们二人的分水岭。葛培理笃信圣经，成为神所重用的仆人，在全世界带领千万人归向耶稣基督；坦布尔顿则被自己的怀疑搞得焦头烂额，最后辞去圣职，当了时事评论员和小说作家。[11]

(B。3) “圣经无误”与灵命

基督徒所信奉的不是一套哲学、思想体系，乃是“生命之道”(约壹1：1)。基督信仰的核心是基督徒与三一神的生命连接。人不仅要承认旧约的耶和华和新约的主耶稣是真神，并且必须接受主耶稣作他自己个人的救主，以悔改归向主耶稣基督来获得与神联合的新生命！ 有了新的生命还要操练信心和爱心，灵命才会成长(彼后1：5-7)；而信心和爱心的增长是建基于圣经。若怀疑圣经的无误，这两方面的成长迟早受到阻挠。

在《圣经的权威》一书中，里程列举以下例子加以说明上述论点。他指出一些信徒有“反神学”的倾向，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些“新派”神学院的毕业生进入教会，给教会带来了巨大的伤害。里程表示在他所认识的神学生中，有些入学前热心事主；但进入某些神学院后，在某些教师的引导下，对圣经的无误性产生怀疑，对神的信心从根本上被动摇，内心挣扎，非常痛苦。毕业后，有的因此离开了圣职(指教牧的职事)；有的虽然仍在教会服事，但只把它当成一个“工作”，爱神爱人的心完全冷谈了。[12]

里程还论到一位他所认识的神学院教师，此人“学识广博，言之有物，谦和有礼，一派学者风度。但是他认为圣经有错误，并向学生力陈自己的观点。‘圣经有误’的立场使他的信仰、生命呈分裂状态。在学院的崇拜仪式中讲道时，他很敬虔，对神信心十足地说： ‘平常，当我们出外旅行时，总要仔细研究地图，画好路线，以免途中走错路。但当我们跟随神时，不用看地图，不用带地图，放心跟神走就是，绝不会走错！’ 可是，在讲授神学课程时，他完全变了样。他反复强调： ‘神学研究中最重要的是“分辨能力”；神学研究不应该有信仰前设，否则会影响研究的客观性。’ ”

里程正确评述道： “这话简直让人难以置信。一位基督教神学院的教师竟要抛开基本信仰、抛开圣经的启示去‘客观地’研究神学！ 如果只有‘分辨能力’而没有正确的信仰前设，‘分辨’后如何决定对错、取舍呢？离开圣经去研究神学，岂不是要研究者的理性独立于神的启示之外吗？事实上，他是拒绝圣经的权威的。” 这位神学院的教师曾说：

20世纪的今天，已不再是“现代”，而是“后现代”，“后现代”的社会、文化、思想都出现了重大的变化，其中一项变化，就是权威已不能从上而下的。这情况对圣经的权威当然有很重大的影响。Darrell Jodock曾说： “现代的文化提出了(对圣经)新而彻底的挑战，不是因为圣经的权威直接被否定，而是因为它(这权威)不被视为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种情况下，以“无误说”(圣经无误论)来维护圣经的权威看来不大适合，因“无误说”正好是把圣经的权柄建立在“从上而下”的基础上。[13]

里程曾经坦诚地对他说： “您的信仰是分裂的。讲道时，您劝勉大家凭单纯的信心跟随神，不用看自己的地图。讲学时，您鼓动人们不要接受‘从上而下’权威。您这里说的 ‘上’显然是指‘天上’、是指神。也就是说，您要大家拒绝神的地图，只定睛在自己的地图上。您的讲道和讲学完全是‘两张皮’。恳切希望您能尽快矫正自己的圣经观，否则，您的属灵生命将会被毁坏。” 这位神学院的教师“听后，默然无语”。[14]

(C) 总结

圣经的内在和外在特点都一致表明： 圣经是神的话语！ 虽然如此，如前所述，“圣经无误”是一个推演性的结论，也即是说，相信“圣经无误”是有其信心的前设的： 必须相信神是真实、无误的；必须相信先知们所说的，当他们写圣经的时候，是神的话或神的灵临到了他们；也必须相信使徒保罗所说：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提后3：16)。这种信心乃是基于圣灵在信徒心中的见证，正如加尔文所说的：

所以我们要承认，凡内心受了圣灵之教的人，对圣经必完全同意，并承认圣经既有它自己的证据，乃是自明的，不应该成为理智上争辩与论证的问题；因为圣灵的见证，理当得着我们的信任。… 所以我们既蒙祂启迪了，就不再凭自己或他人的判断而相信圣经是导源于神，犹如直觉地看见神本身在其中一般。我们并不寻找论据支持我们的判断，乃是使我们的判断和理解服从圣经，像服从我们所不能判断的事物一样。[15]

里程贴切表示，基督徒不仅凭信心相信圣经无误地记载了神的话语，而且也凭信心相信： 圣灵会带领信徒辨认出哪些书卷是神所默示的话语，以确立圣经的正典；圣灵会保守圣经的抄本和译本能正确地传递神的话语(注： 但这并不排除魔鬼可以利用讹误的抄本和错误的译本来误导信徒，所以信徒必须谨慎明辨)。[16] 虽然圣灵在圣经的写作、正典的形成和流传中所作的工作会在历史中留下痕迹和证据，但是，圣灵的工作毕竟超越历史和理性的层面，是需要信徒以信心确认的。

另一方面，如果信徒能持守从圣灵来的见证，笃信“圣经无误”，因此敬畏圣经(为神的道)、遵从圣经(为信仰生活指南)，那么，这样的信徒将从圣经经历神话语的大能，从而更加坚定地相信“圣经是神所启示和默示的无误之言”。[17]

附录：圣经无谬误的用词与定义

(A) “圣经无谬误”的用词

“圣经无谬误”(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是福音派人士表达圣经权威的用语。里程在其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中这样表示，“无误”(inerrancy)是指圣经没有任何错误。“可靠”(infallibility)则指圣经的写作没有错误，也不会误导人，是完全可靠的引导。威斯敏斯特信条(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1647年)称圣经为“可靠真理”(infallible truth)。[18]

读者需要注意和辨别这两个重要用词在中文的译法。有些译者，例如《认识基督》一书的译者陈恩明，把英文字inerrancy译作“无谬”，同时把另一个相关的英文字infallibility译为“无误”。但照普遍的译法，英文字inerrancy是“无误”，而陆谷孙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把这两字分别译为“绝对正确”(inerrancy)和“绝对可靠”(infallibility)。简之，inerrancy 强调神所默示的圣经是“无误”的，infallibility则强调这无误的圣经是“可靠”的。

(B) “圣经无谬误”的定义

今天若要说明正确的圣经观，我们必须采纳雷历(Charles C。Ryrie)所使用的字眼来形容圣经为“字句、完全、可靠、无误及不受限制的默示！”(verbal，plenary，infallible，inerrant，unlimited inspiration！)。[19] 殷保罗(Paul P。Enns)正确指出，我们今日必须使用这些重要字眼，因为有些人虽然保留了“默示”(inspiration)、“可靠”(infallible)、“无误”(inerrant)的字眼，仍然不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但事实上，圣经是每个字句、完完全全的无误可靠。

《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对“圣经无谬误”的教义有以下定义： “圣经既是神默示的话，为基督作权威的见证，理当是绝对无谬的(或译：可靠的，infallible)和绝对无误的(inerrant)。‘无谬’和‘无误’这两个负面用词有其特殊的价值，因为它们明确地保障了非常要紧的正面真理。‘无谬’(infallible)一词表明‘既不误导人，也不被人误导’的特性，所以，此词在范围用语上绝对地保证圣经在凡事上都是确实、稳固、可靠的准则与指引的真理。‘无误’(inerrant)一词亦然，它表明‘毫无虚假或错误’的特性，所以，此词保证圣经所有的声言叙述，都是全然真实可信的真理。”[20]

“圣经无误”最简洁的定义是： “圣经所说的是真理，绝对正确、绝对可靠。” 里程贴切指出，若再详细一些，可以这样定义： “无谬误的意思是，当获悉一切有关资料，圣经按原稿在正确的解释下，会证实所教导的一切都是完全真确的，无论是关乎教义、历史、科学、地理、地质，或其他科学或知识，都是如此。” 但值得留意的是，神使用不同的人写下圣经书卷，所以容许差异。换言之，“圣经无误”容许圣经各书卷在写作风格上有差异，容许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在细节上有差异，不要求一字不漏地引述一件事情，容许不标准的文法形式，和容许有难解的经文。”[21]

[1]本文按照里程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之译法，将inerrancy译作“无误”(或“绝对正确”)，并将infallibility译为“无谬”(或“绝对可靠”)。务须留意的是，如果某篇论到圣经的文章同时指这两者——infallibility和inerrancy，我们将之译作 “圣经无谬误”；若译为“圣经无误”时，通常只是指圣经的 inerrancy，虽说在某些文章中，inerrancy一词也可包含或概括圣经的infallibility (可靠无谬)。正因此故，有不少人也将英文的inerrancy一词译作“圣经无谬误”。

[2]里程著，《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2005年)，第107页。

[3]同上引，第107-108页。

[4]同上引，第109页。

[5]同上引。

[6]同上引，第109-110页。

[7]同上引，第110-112页。

[8]葛培理于1978年接受访问时公开承认自己的信仰已改变了；参 吴主光著，《教会大合一运动可以接纳吗？》(香港九龙： 种籽出版社，2003年)，第28-30页。

[9]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113-114页。

[10] 同上引，第114-115页。

[11] 同上引，第115页。

[12] 同上引，第116页。

[13] 同上引，第117页。

[14] 同上引，第117-118页。

[15] 同上引，第118页。

[16] 例如《梵蒂冈抄本》和《西乃抄本》就是讹误的抄本。有关这方面的论据，请参本期《家信》(2015年4-6月份，第105期)的“护道战场： 识别真伪基督(五)： 挑战二： 圣经的经文不可尽信？(下)”中的附录三： 再思《梵蒂冈抄本》和《西乃抄本》的可靠性；及附录四： 再思《多数文本》的价值和可靠性。

[17]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118-119页。

[18] 同上引，第75页。

[19] Paul Enns，The Moody Handbook of Theology  (Chicago： Moody Press，1989)，第166页。

[20]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85页。

[21] 同上引。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三) ： “圣经无谬误”与学者的观点

(A) 序言

在上期的文章中，我们看见“圣经无谬误”(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1]是极其重要的，因它会直接影响信徒整体的信仰、事奉的态度和灵命的成长。虽然如此，很多不信派的学者强调，“圣经无误”只是一些无学之士，或不熟悉圣经之人所固守的迷信。真正研究圣经的专家和博学之士，早就放弃“圣经无误”的迷思。果真如此吗？本期，让我们客观地探讨这方面的论证。

(B) “圣经无谬误”与学者

(B。1)一些学者的攻击

有些学者认为，相信“圣经无谬误”是出于人的无知： 既不熟悉圣经，又未受过神学训练，被蒙在鼓里了。换言之，只有熟悉圣经，有丰富圣经知识的学者，才洞悉“圣经错误百出的真相”！ 贝尔彻(另译“贝查”，Richard P。Belcher)就有这样的看法。他说：

今天很多学者和福音派人士，都以为“逐字默示论”(verbal inspiration)已经死了，不过这具“尸体”尚未埋葬，原因是很多平信徒和未受过训练的传道人，仍对这条教义深信不疑，不肯接受学者们的新见解。… 信徒必须接受再教育，使他们能明白和接受学者们早已肯定的看法。但他们认为，进行这种教育必须十分小心，务要缓慢而不动声色，否则那些未受过教育和对事情不了解的信徒，突然发现他们所热爱的理论已经死了，便会感到极度震惊。[2]

里程在《圣经的权威》一书中指出，有一位神学院的教师，当学生们不接受他关于“圣经有误”的观点时，他深为惋惜地对他们说： “我讲的这些，你们在外面是听不到的…” 另有人对“圣经无误”大加鞭笞，说道： “我不能相信，任何读过圣经的人会笨到把圣经里的每句话皆信以为真，会把圣经当作神圣的启示，是神没有错误的话语。然而，人们却一再作如是的宣告，并且准备如此持续下去。难道这些人没有翻开圣经读一读吗？他们果真无可救药了吗？”

“面对这些言论，” 里程回应道，“人们不禁要反问，难道相信‘圣经无误’的人真的连圣经都没有翻开读过？无须论证，断然不是！ 难道愈有学问的人就愈认为圣经有错误吗？答案也是否定的。”[3] 为了证明此事，里程引述《圣经难题汇编》(Encyclopedia of the Bible Difficulties)一书的作者阿切尔博士(另译“艾基新”，Gleason L。Acher，Jr。)对“圣经无误”所作的见证和结论。

(B。2)一些学者的辩护

(a)阿切尔博士(Dr。Gleason L。Archer)

美国的阿切尔博士(Dr。Gleason Leonard Archer，Jr。，1916-2004)于1838年从哈佛大学取得古典文学学士的学位后，就到萨福克法律学院(Suffolk Law School)攻读法律，并于1939年考获法律学士学位(LL。B。)。1944年，他从哈佛大学荣获古典文学博士学位，然后再到普林斯顿神学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修读希伯来文、亚兰文和阿拉伯文，并于1945年毕业。基于丰富学识和语言专长，他先后受邀担任富勒神学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圣经语言教授(1948-1965)和三一福音神学院(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旧约及闪米特语文学教授(1965-1986)。他于1982年出版他的经典著作《圣经难题汇编》，并在序言中这样写道：

这本书所讨论的问题，是我在过去30年搜集的。这些年间，我在研究院教书时，走圣经批评(或译“圣经批判、圣经评鉴”，biblical criticism)的路线。在哈佛大学修读学士课程期间，我热衷于护道学(或译“护教学”，apologetics)及圣经论证(biblical evidences)；因此，我致力研究与圣经有关的语文及文化方面的知识。在学院里，我主修古典语文；接受拉丁文、希腊文、法文及德文的训练。在神学院里，我主修希伯来文、亚兰文及阿拉伯文。到了研究院阶段，我进而读叙利亚文(Syriac)及阿卡得文(或译“亚喀得文”，Akkadian)。我很熟悉这些语文，以致我可以教授这些语文的选修课程。

较早时期，在我念高中的最后两年，我已对埃及中期的帝国产生了特别兴趣，便修读了这类课程；后来在我教授这门学科的相关课程时，有作了进深研究。在芝加哥的东方学院(Oriental Institute)时期，我专门研究第18王朝的历史记录，还有科普特语(Coptic)和苏美尔文(或译“苏默文”，Sumerian)。[4] 将上述古代语文结合在一起的，是在法律学院接受全科课程训练的时候；我在1939年加入麻省法院。在那里，我获得找寻法律证据的全盘训练。另外，我还在黎巴嫩的贝鲁特(Beirut)，花了三个月时间特别研究现代阿拉伯文；随后一个月，我到了圣地，在那里勘察了大部分重要的考古发掘遗址。[5]

无疑的，阿切尔博士是个学习外语的奇才，据说他熟悉多达27种语言。[6] 他在圣经原文、多种古代语文、历史、法律等方面的精深知识，恐怕很多饱学之士也望尘莫及。那么，这位博学的圣经学者对圣经又有什么看法呢？是不是看到圣经错误百出，不可信靠呢？请看他在上引书中的自述：

我处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研究那些被认为与语言学、考古学或科学有冲突的经文；我愈研究，就愈发现圣经所载一切都是真确的。因为由古至今被人指为谬误的经文，都凭着圣经内证被适当地解开了；客观地研究考古学的发现，也能帮助解答这些难题。求证于古代埃及文、苏美尔文或阿卡得文的文件时，发现它们都与圣经的记载和谐一致。接受过适当训练的福音派学者，面对持人文主义立场的理论主义者(humanistic rationalists)，或贬低圣经地位之人的挑战，及出于恶意的争论时，根本就无需畏缩害怕。圣经内证已可毫无破绽地反驳批评家对它的攻击。圣经本身之所以具有这个功效，完全因为圣经是由永活神的无误话语写成的。[7]

(b)威尔逊博士(Dr。Robert Dick Wilson)

让我们再举一个专家为例证。罗伯特·威尔逊博士(另译“卫伯特”，Robert Dick Wilson，1856-1930)是历来最有资格的旧约语言学家。1856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Indiana)出生的威尔逊，在他年仅20岁时(1876年)，就从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 University)毕业，接着继续深造，再从这大学荣获哲学博士的学位。此后，他到德国柏林大学(University of Berlin)去作进一步的深造研究。他在匹兹堡(Pittsburgh)西方神学院(Western Theological Seminary)教授旧约，然后回到普林斯顿，获得举世无匹的希伯来文学者之国际盛誉。他彻底精通超过40种的古代闪族语言，好像他自己的语言一般，可以随口讲论。[8]

威尔逊博士论到他自己说： “一个人如果被称为专家，他所要做的首务，就是先确立这个事实，证明他不负虚名。一个专家可能比1百万名其他在场的见证人更为宝贵，因为他们并非专家。在一个人有权利讲述史事和语文以前 …特别是旧约，基督教会有权要求这个人能够表现出他从事那种工作的能力。” 为了证明本身是旧约历史的专家，威尔逊博士表示： “自从离开大学以后，45年以来，我一直不断致力于对旧约圣经作最广大的研究；就是关于它的一切语言、一切考古学、一切译本，以及关于它的经文与历史性，我都不放过。我告诉你这些事，就是要叫你知道，这是我之所以能够以专家的资格来讲话的原因。我还要再补充一点，我用了45年研究圣经，结果使我有一更坚定的信仰(指对圣经有更坚定的信念)，就是在旧约时代，我们拥有一部真实的以色列民族之历史史书，我有权利把这件事向聪明的人讲述，有人以为自己能耻笑古时的基督徒和信奉圣经的人…

“我既宣称(并证实)自己为专家，我岂没有权那样做吗？(指为圣经辩护而言) 在我读神学的时候，我惯于参阅9种不同言语的新约译本，我把希伯来文熟记在心里，所以我能朗朗背诵，连一个音节都不会遗漏中断。从神学院毕业，我当了一年的希伯来文教师后，就到德国去。在海得堡(Heidelburg)时，我作了一个决定。我以祷告的心决定——要把我一生奉献作研究旧约之用。我那时25岁，根据我祖先的年龄推算，我可活到70岁的话，我还有45年的光阴可以工作。我把这段时间分作三个部分。第一个15年，我要专心一意地研究所有必须的语言；第二个15年，我会专心研究旧约的经文；而最后的15年，我则保留为著作之用，就是把我过去调查研究所得的结果写下来，好把它们贡献给世人。主使我能够实行这计划，几乎已有一年之久。”[9]

这位旧约圣经和语言专家威尔逊博士，在其所著的《科学性的旧约研究》(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 一书中，以各种历史和考古证据，证实了圣经的可靠性与可信性。他回溯至旧约时代时如此写道：

希伯来文圣经包含了26个或更多的外邦君王名字，而这些名字都可在属于同一时期的文件(古代文献) 里找到。大部分这些君王名字的拼写法，在他们自己的碑铭上，或在他们执政时期的文件上，与在旧约圣经的文件上是一样的。其他拼写上的改变则是按照语音变异规律的要求；那些规律在希伯来文件写成的年代正在实行。有两三个名字的字母或拼写法仍未能得出肯定的解释；而即使在这几个事例里，也没有人能指出希伯来经文的拼写是错误的。反之亦然，许多可见于同期亚述文件里的犹大和以色列君王名字，跟现今希伯来文圣经里的拼写也是相同的。

从埃及文、亚述文、巴比伦文及摩押文音译成希伯来文的144个例子(名字)和40个反向音译的例子(即由希伯来文译成以上各文字的名字)，即总数184个例子中，证据显示，2300至3900年以来，希伯来圣经里的专有名词，都极其精确地传递下来。原来的文士必定是严谨地遵照准确的语文规则来抄写(使原名与译名极其接近)，这就证明了他们的仔细态度和学术知识。此外，多个世纪以来，希伯来圣经必定是由抄写员传送下来的(特指被那些受过严格训练的抄经家不断细心地抄写传递)，这现象在文学历史里是无与伦比的。”[10]

威尔逊教授继续说： “无论是攻击或是拥护圣经文本(text)的人，都不应假定这些专有名词的准确翻译或准确传达，是一件容易或平常的事情。由于部分读者可能从未考查过这样的事情，所以，我在此举出一些可见于曼内托(Manetho)的著作和埃及碑文的埃及君王名字为例证。曼内托是多利买非拉铁夫(Ptolemy Philadelphus)时期，即约主前280年，管辖埃及偶像神庙的一个大祭司。他写了一本有关埃及王朝的著作，其中一些片断存在于约瑟夫(Josephus，第1世纪犹太史学家)、优西比乌斯(或译“优西比乌”，Eusebius，第4世纪史学家)和其他人的著作里。他从31个王朝的君王名单中，提出了140位来自22个王朝的君王的名字。这些名字当中，有49个出现在碑文上的形式，让我们认得出曼内托之拼写的每一个辅音；有28个名字有部分能认得出。至于其余63个，则没有一个音节可以辨认出来。倘若曼内托自己是从原来的记录抄写这些名单——有49个是相当正确的，由此证实了这个推测——那50个或更多难以辨认的名字里的几百个异文和误抄，必定由于他抄写的错误，或传递他的文本时造成的错误。”

威尔逊又说，这些君王(旧约记载的君王)约有40个活于主前2000至400年间。每一个都按着年代的次序出现： “并且提到本国和别国的君王 … 没有比这君王名单更强的证据，可以证明旧约记载在本质上的准确性。” 他在脚注计算了这准确的记载纯粹出于偶然的或然率： “从数学角度来说，这样的准确性若纯粹出于偶然，其机会率将会是750，000，000，000，000，000，000，000分之一。” 换言之，圣经的记载之历史真确性绝非出于“碰巧”或“偶然”，乃是真理的圣灵所默示的！ 借着圣灵的带领和监督，圣经作者们写下了真确无误的各种记述。

按此凭据，威尔逊博士客观地定下结论，说道： “证明原文抄本经过2，000多年相当准确地传下来的证据，是不能否定的。2，000年前存在的抄本原原本本地从原著传递下来，不仅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正如我们所指出，按照现存巴比伦文件类似的情况看来，是很有可能的。我们拥有相隔数千年之原著和抄本的巴比伦文件，和许多蒲草卷(蒲草纸文献)，当与古典文学之当代版本比较时，虽然超过了2，000年，其文本只有极小的更改。尤其是其科学化而可证实的准确性，在一些君王的名字，和无数包含在已经传给我们的希伯来文本中之外国用词的正确拼写中，可见一斑。”[11]

麦道卫(Josh McDowell)强调，这位精通超过45种语言和方言的威尔逊博士，对旧约作出毕生研究后，得出以下结论： “我可以补充说，在过去的45年，我一直研究圣经，得到的收获是使我比以前更加坚信；我们在旧约所看到的记述，是以色列民族的真确历史。”[12] 换言之，反对“圣经无误论”的人所谓的“愈有学问者就愈认为圣经有错”，这看法和论点肯定无法成立！

(B。3)化解“矛盾”的例证

无可否认，圣经中的确“有些难明白的”经文(彼后3：16)；加上圣经与现今的读者之间，有几千年的时空阻隔和文化障碍，当时显而易见的事，可能令今天的读者如坠五里云烟，难以理解。另一方面，当比较熟悉圣经、对前后的经文能融会贯通时，人们就会发现它们有时似乎不一致，甚至彼此冲突。这就是有些对圣经下过比常人更多工夫的学者，声称圣经有错误的一个原因。然而，正如里程所写的： “这些经文的‘矛盾’、‘冲突’多属表面现象，可以通过更深入的研究予以化解。这方面的例子很多… 现仅以列王的年代为例。” 请留意里程举出的下列例证。

旧约圣经书卷“列王纪”(列王纪上下)记录了北国以色列国和南国犹大国诸王的历史。因此，该书卷的一个特色，是两国统治者的年代资料。但是，仔细研究这些年代，不难发现“矛盾”百出。不仅南北二国的年代不能一致，而且它们与周围的外邦国家的年代也无法吻合。很多学者耗费了极大心血尝试精细地协调它们，均无功而退。以致一些著名的旧约学者不得不下结论说，“列王纪”的年代资料简直错得无可救药，绝不可能根据它们编出一份系统的年代表。但感谢神，圣经学者蒂勒博士(另译“费毅荣”，Dr。Edwin R。Thiele)经潜心研究后，发表其名著《希伯来列王的神秘数字》(The  Mysterious Numbers of the Hebrew Kings)，基本地解决了这个棘手难题。

蒂勒指出，“列王纪”的年代资料之所以使人困惑不解，主要是因为现代学者不懂得希伯来王朝的编年方法。首先，以色列国和犹大国计算一年的起始月份是不同的。以色列国的一年是从尼散月(原名亚笔月，为阳历三、四月)开始的，即今年的尼散月到下一年的尼散月为一年；而犹大国的一年是从以他念月(后名提利月，为阳历九、十月)开始的，也就是说，今年的以他念月到来年的以他念月为一年。这样，一个王登基的月份都可能影响年代记录。比方说，如果犹大王在阳历一月(早于尼散月)登基，他的登基年可能与在位的以色列王的第五年同期；但是，如果他在那一年的阳历七月(已过尼散月)登基，其登基年份就变成在位的以色列王的第六年了。

其次，以色列国和犹大国计算王年的方法有两种，即“登基年历演算法”和“非登基年历演算法”。按“登基年历演算法”，一位君王登基后的下一年，为王朝的正式元年；而登基的那一年称为“登基年”。不过，“非登基年历演算法”则是将登基的那一年称为王朝元年。“登基年历演算法”类似中国人的周岁： 孩子出生满一年后才算一岁；“非登基年历演算法”则像中国人的虚岁： 孩子一出生就算一岁。所以，使用“非登基年历演算法”，每个君王在位的年期都比实际多一年。根据蒂勒的研究，犹大国从罗波安至约沙法，都是使用“登基年历演算法”；然后从约兰至约阿施则使用“非登基年历演算法”；接着作王的亚玛谢重新启用“登基年历演算法”，直到犹大国灭亡。在北国以色列，从耶罗波安起，到约哈斯为止，都使用“非登基年历演算法”。明白了两种年历演算法的区别和使用情况后，两国君王在位的年代之矛盾就容易化解了。

第三，要确立原有的希伯来帝历(帝王历法)及日期，还得注意交叠统治和共同摄政的时期。所谓“交叠统治”是指，有时一个王国会一分为二，各有其主；“共同摄政”则是协助肩负帝王的职责。编定年表时，若忽略了这些时期，就会多出好些年来。比如，以色列国曾有过两王共同摄政12年，如果把总年数算为24年，就比实际的年数多了12年。交叠统治时期也是如此。蒂勒认为，希伯来王朝历史中，有9次交叠期或摄政期。了解上述几个关键，“列王纪”中年代资料的许多矛盾就烟消云散，呈现出一片和谐协调。[13]

(B。4)要有“正确”的态度

与阿切尔博士、威尔逊博士、蒂勒博士等学者相反的，是一些自认很有学问的学者，一些看到圣经中的这些表面矛盾或冲突，立即下结论说圣经有错误；他们中间甚至有人以发现圣经的错误为乐为荣！ 福音派领袖斯托特(John Stott)与自由派神学家爱德华兹(David Edwards)对话时，曾这样说：

你的这些反驳，让我回想起史密斯(B。T。Smith)博士。1940年代，他在剑桥大学教授“对观福音”(the Synoptic Gospels)，而我那时是神学院的学生…。他就如同库尔曼所说的那样，“以找圣经的矛盾为乐”。我记得他在教路加福音的时候，念到路加福音3章1节以下，就兴奋地拍手，用他浓重的乡音说： “这段话满纸荒唐！”[14]

里程评述道： “同样是学者，为什么对圣经的‘矛盾’、‘冲突’的态度如此不同呢？主要原因是圣经观不同。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的学者，坚信圣经是神的话，绝不会有错误；当他们发现经文有矛盾、冲突时，相信这些只是表面现象，因而努力钻研，去化解他们。正如奥古斯丁所说： ‘如果我们被圣经中很明显的矛盾所困惑，并不能因此说这些书卷的作者有错误；而是： 若不是手抄本抄错了，就是翻译翻错了，或者是你误解了。’ 而那些认为圣经只是人写的、充满错误的书的人，一旦发现其中的矛盾、冲突，不但不继续深入研究就立即说圣经错了，而且会因这些‘错误’证实了他们对圣经的看法而沾沾自喜、拍手称快。”

里程一针见血地说： “后者的态度对明白圣经是非常有害的。一个学生遇到难懂的定理、公式时，经过不断的思索、求问，弄懂了，他的学业也随之进步。但是，如果这个学生在学习中一碰到难题就怨天尤人，不是指责老师讲错了，就是怀疑教科书写错了；自己不努力，也不向他人请教，这样的学生怎能学到真知识呢？对可能出错的教师和教科书尚需要有起码的信心，何况对神所默示、无误的圣经呢！[15]

(C) 结语

在总结时，我们要再次引述里程的话，他贴切写道： “一个人能否持守‘圣经无误’的教义，与他的学识没有必然的相关性。从一般信徒到学富五车的学者，都可以相信‘圣经无误’。一个普通信徒，可以凭着单纯的信心相信，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所以圣经是无误的。一个渊博的圣经学者，怀着敬畏圣经的心，随着在刻苦的研究中将圣经的矛盾一个个地化解，他对‘圣经无误’的信心会愈来愈坚定。

“然而，一个对圣经抱有错误成见的学者，愈研究愈觉得圣经有错误。因为，当他发现圣经中的矛盾、冲突时，不再深入研究就下结论说圣经有错误；然后他戴着‘圣经有误’的有色眼镜去解读他所获得的资料；这些被误解的资料又反过来误导他，使之陷入负面循环，不能自拔。自以为了解圣经的‘内幕’、‘真相’，却不知是被烟幕、假象所迷惑，他的学识反而成为他明白圣经的绊脚石。”[16]

附录：圣经无谬误的定义

“圣经无谬误”(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是福音派人士表达圣经权威的用语。里程在其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中表示，“无误”(inerrancy)是指圣经没有任何错误。“可靠”(或译“无谬”，infallibility)则指圣经的写作没有错误，也不会误导人，是完全可靠的引导。[17] 简之，“无误”指整体圣经而言，而“无谬”特指圣经的写作方面。

对于“圣经无谬误”的教义，《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有以下定义： “圣经既是神默示的话，为基督作权威的见证，理当是绝对无谬的(infallible)和绝对无误的(inerrant)。‘无谬’(可靠，infallible)一词表明‘既不误导人，也不被人误导’的特性，所以，此词…绝对地保证‘圣经在凡事上都是确实、稳固、可靠的准则与指引’的真理。‘无误’(inerrant)一词亦然，它表明‘毫无虚假或错误’的特性，所以，此词保证‘圣经所有的声言叙述，都是全然真实可信’的真理。”[18]

“圣经无误”最简洁的定义是： “圣经所说的是真理(即绝对正确、绝对可靠，编者按)。” 若再详细一些，可以这样定义： “无谬误的意思是，当获悉一切有关资料，圣经按原稿在正确的解释下，会证实所教导的一切都是完全真确的，无论是关乎教义、历史、科学、地理、地质，或其他科学或知识，都是如此。” 无论如何，神使用不同的人写下圣经书卷，所以容许差异。换言之，“圣经无误”容许圣经各书卷在写作风格上有差异，容许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在细节上有差异，不要求一字不漏地引述一件事情，容许不标准的文法形式，和容许有难解的经文。[19]

[1]本文按照里程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之译法，将inerrancy译作“无误”(或“绝对正确”)，并将infallibility译为“无谬”(或“绝对可靠”)。务须留意的是，如果某篇论到圣经的文章同时指这两者——infallibility和inerrancy，我们将之译作 “圣经无谬误”；若译为“圣经无误”时，通常只是指圣经的 inerrancy，虽说在某些文章中，inerrancy一词也可包含或概括圣经的可靠无谬(infallibility)。正因此故，有不少人也将英文的inerrancy一词译作“圣经无谬误”。

[2]R·P·Belcher著，《圣经无误辩》，第20页，引自里程著，《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2005年)，第100-101页。

[3]同上引，第101页。

[4]科普特语(Coptic)是由古埃及语演变而来的语言，而苏美尔文(Sumerian)则是古巴比伦早期的非闪米特族语文(Non-Semitic)。注： 闪米特族(简称“闪族”)的语文(Semitic)包括古希伯来语、阿拉伯语、阿拉米语(亚兰语)、腓尼基语、亚述语、埃塞俄比亚语等等。

[5]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102页。

[6]https：//en。wikipedia。org/wiki/Gleason_Archer 。

[7]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102-103页。

[8]https：//www。tms。edu/m/tmsj19e。pdf 。

[9]Robert D。Wilson，Which Bible？(ed。By David Otis Fuller)，第40-42页，引自 威明顿著，《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香港： 种籽出版社，1986年)，第961页。

[10] R。D。Wilson，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第64，71页，引自 麦道卫著，《新铁证待判》(香港九龙： 福音证主协会，2004年简体字版)，第132页。

[11] R。D。Wilson，A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 of the Old Testament，第71-75，85页，摘自上引书，第132-133页。

[12] R。D。Wilson，Which Bible？(ed。By David Otis Fuller)，第42页，同上引，第62页。

[13]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103-105页。

[14] 同上引，第105页。

[15] 同上引，第105-106页。

[16]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106页。

[17] 同上引，第75页。

[18] 同上引，第84-85页。

[19] 同上引，第85页。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四) ： “圣经无谬误”与“字句默示”

(A) 序言

在上期的文章中，我们举例证明“圣经无谬误”(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1]是许多举世闻名的博学之士所持有的立场，而非如不信派学者所说的，只是一些无学之士或不熟悉圣经之人所固守的迷信。本期，我们要探讨一个与“圣经无谬误”有密切关系的教义，即“字句默示”(verbal inspiration)。

authority我们要再次强调，今日若要表明正确的圣经观，我们必须采纳雷历(Charles C。Ryrie)所使用的字眼来形容圣经为“字句、完全、可靠、无误及不受限制的默示！”(verbal，plenary，infallible，inerrant，unlimited inspiration！)。诚如殷保罗(Paul P。Enns)所指出，我们今日必须使用这些重要字眼，因为有些人虽然保留了“默示”(inspiration)、“可靠”(infallible)、“无误”(inerrant)的字眼，仍然不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2] 但事实上，圣经是每个字句、完完全全的无误可靠，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字句默示”的教义。

(B) “字句默示”的简介

圣经是“字句默示”(verbal inspiration)的，即圣经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首先，让我们清楚认识“默示”的意义。

(B。1)“默示”的定义

“默示”一词来自 提后3：16的经文：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希腊原文中，“默示”一字是复合词，由“神”和“吹气、呼出”二字的字根合成，[3] 可直译为“神吹气”(God-breathed)，在新约圣经中仅用过这一次。“神的吹气”在圣经中象征神大能的行动(撒下22：16)[4]和创造性的活动，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2：7)；“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祂口中的气而成”(诗33：6)。当保罗说圣经是“神呼出来的”时，他是以极其生动、淋漓尽致的语法描写圣经是神非常独特行动的成品。

里程在《圣经的权威》一书中指出，“默示”可定义为： “神监督圣经的作者，使他们在圣经原稿中无误地写出神给人的信息。” “监督”包含神与作者多元化的关系以及资料的多元化来源；“写出”显示作者不是被动的速记员，而是主动的写作者；“无误”表明圣经为真理的宣告；“默示”乃是默示圣经原稿。“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后1：20-21)。这是“默示”这一定义的圣经依据。“默示”仍是一大奥秘，但其结果是： 神呼出了圣经；人写下了圣经；人们因此得着了圣经。[5]

(B。2)“默示”的形式

“默示”只用于描述圣灵在圣经写作过程中，对作者的控制性影响。但在被圣灵默示时，作者的状况似不完全相同，也不排除同一作者可以在不同的时间领受不同形式的默示。基本上有三种形式的默示：

(a) 二元默示(dualistic inspiration)： 这是基本形式。在整个写作过程中，被默示者一直清醒地知道他自己(作为听者、记者)和神(作为对他和透过他说话的客体)的明确区别；摩西律法、旧约先知传讲神的话语、但以理和使徒约翰得到的启示性异象等，都属于这一类。

write(b) 抒情默示(lyric inspiration)： 被默示者不知道自己已被默示；神的默示与作者的集中、强烈、锐敏的思维相融合，如诗篇、约伯记、雅歌的写作。

(c) 有机的或教导性默示(organic or didactic inspiration)： 神的默示活动与作者的装备、分析、应用等思维过程相联合，以便去伪存真，把事实和对它们的正确诠释传递出去。这是新旧约中的历史书(列王纪上下、历代志上下)、传道书、箴言、使徒书信等的成书过程。[6]

(B。3)“默示”和“启示”的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默示”与“启示”有所不同。圣经提到“启示”时，意思是神揭露隐藏的事物，使人知道真相，特别是显露祂自己或与祂有关的事物。神的启示可分为普通启示(自然启示)和特殊启示(超然启示)两大类。前者是神借着祂的创造之工(诗19：1-6；;罗1：19-20；注： 包括祂赐人的良心，即写在人心中的律法，罗2：14-16)向全人类启示祂自己；后者是神借着异象、异梦、天使，最后借着祂的儿子向特定的人彰显祂自己和祂的旨意(来1：1-2)，而这特殊启示已完备地记录在66卷圣经中。

无可否认，“启示”和“默示”是密切相关的。启示是神传达的信息本身，默示是神传达信息的一种手段，使神的启示能正确无误地记录在圣经中。然而，启示和默示并不是必须要连在一起的。首先是在启示和默示的对象方面。神启示了某个人，但不一定给他默示；例如，神对亚伯拉罕的启示，是由摩西(而非亚伯拉罕)记录下来的，写在摩西五经的创世记里。其次是启示和默示的时间方面。某人先得了启示，一段时间后才被默示，将它记录下来；例如保罗得救时得到了神的启示，但到了3年以后，他才正式开始传扬这些被启示的真理，并写在加拉太书中(加1：16-24)。

一般而言，书卷的作者往往同时得到启示和默示，能立即将所得到的启示无误地记录下来、宣扬出去。旧约的先知书和新约的使徒书信普遍上都是如此。但必须留意的是，并非每卷书的全部内容都是根据神对作者直接的特殊启示写成的。路加福音的作者就表明他写作的内容是从“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的“详细考察”所得到的(路1：1-3)。无论如何，这丝毫不会削弱这书卷的权威，因为它是在神的默示下写成的。[7]

(C) “字句默示”的重要

“默示”表明在圣灵的引导和管制之下，圣经作者们所写出的，都无误地是神要他们说的话。可是有者认为，圣经的默示只是“概念、意思”的默示，这方面绝对无误；但神允许作者自由地选择字句，故可能产生人为的小错误。针对这论点，里程指出这种观点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概念、意思是由字句表达的，有误的字句怎能表达无误的概念和意思呢？所以，“概念的默示”必须基于“字句的默示”。而且，概念默示的观点也与圣经的教导不符。

writing主耶稣曾以细腻和生动的词句，来教导人有关“字句默示”的教义。祂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太5：18)；“天地废去较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还容易”(路16：17)。这里所谓的“律法”可指摩西五经，也可泛指整本旧约圣经。殷保罗指出，“一点”是希伯来文中最小的一个字母yodh ( ？)，其大小、形状与标点符号中的逗号( ，)相似。字母虽小，若去掉了，所拼出的字也变了。“一画”乃是希伯来文字母中的一部分。这一画存在与否，会产生不同的字母。希伯来文字母 ？( beth )去掉一画(下面横道最右端的突出部分)后，就变成了字母 ？( kaph )，与英文字母O和Q的微小差别类似。[8]

主耶稣所强调的是，圣经的经文，细微到每个字母，都是不能改变的。事实正是如此。圣经中，一个字的性(gender，语法性)、数(number，数式)、格(case，语法格)、时态(tense)，有无冠词(articles)等等，都可能具有重要意义。里程在《圣经的权威》一书中列举以下几个例证：

例一：太22：41-46论关于大卫的子孙

主耶稣问法利赛人： “论到基督，你们的意见如何？他是谁的子孙呢？” 他们回答说： “是大卫的子孙。” 这答案虽正确，却不完全。因为按肉身说： 基督是大卫的后裔；按圣善的灵说，祂是神的儿子(参 罗1：3-4)。主耶稣希望他们能了解并承认这一点，所以继续说： “这样，大卫被圣灵感动，怎么还称祂为主，说： ‘主对我主说： 祢坐在我的右边，等我把祢仇敌放在祢的脚下’？” 然后主耶稣追问道： “大卫既称祂为主，祂怎么又是大卫的子孙呢？” 法利赛人“没有一个人能回答一言。从那日以後，也没有人敢再问祂什么。” 唯一的答案是： 基督是人，为马利亚所生，是大卫的子孙；同时，基督是神，从亘古就有，是大卫的主。这里的关键词是“我主”，指主耶稣。而“我主”中的代名词只是“一点”( ？)，即希伯来文字母yodh。主耶稣在这里揭示的基督论仅系于“一点”。

例二：太22：22-33论关于复活的事

撒都该人相信摩西五经，却不相信复活。某次，他们曾用一个作过七个人的妻子之人的例子，来为难主耶稣。他们问祂说： “当复活的时候，她是七个人中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都娶过她。” 主耶稣首先责备他们不明白圣经，不知道人复活后不再娶嫁，然后引用人们很少注意的 出3：6的经文教训他们： “论到死人复活，神在经上向你们所说的，你们没有念过吗？祂说： ‘我是(I am)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太22：32)。因为“我是…的神”的动词“是”，在希腊原文是 ειμι (音译： eimi )，文法上是“现在时态”(present tense)，意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虽然在很久以前已经去世，但今天仍然活着。这里的关键是： “我是(I am)”而非“我曾是(I was)”。主耶稣用一个动词的现在时态，来支持复活的伟大教义。

例三：约8：58论关于主耶稣的先存性

主耶稣对反对祂的犹太人说： “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 (KJV： Verily，verily，I say unto you，Before Abraham was，I am)。“还没有亚伯拉罕”的动词在希腊原文是“过去不定时之时态”(aorist tense)，意指过去的事件，而“就有了我”的动词原文则是“现在时态”(present tense)。值得注意的是，主耶稣用“I AM”表明祂的先存性，宣称祂就是那位在 出3：14所谓“自有永有”(KJV： I AM THAT I AM)的真神。这就是为何犹太人听见后要拿石头打祂，因他们明白主耶稣的意思是称自己为神。同一个动词(to be)的现在时态和过去时态，把神与人清楚地区别开来。

例四：约10：30论关于主耶稣的神性

主耶稣说：“我与父(父神)原为一”(约10：30；KJV： I and my Father are one)。这是早期教会三一神学冲突的钥节。神格唯一论(另译“神位唯一论”，Monoarchianism)将“一”解释为“一个位格”(one person)，[9] 认为基督不是神，只是一个充满神能力的人(嗣子论，Adoptionism)，[10] 或只是神所表现的一种形态(形态论，Modalism)[11] 另一个极端是亚流主义(Arianism)，[12] 否认基督是神，认为基督是第一个被神所创造的，把“一”解释为道德意志的合一。然而，若仔细分析这节经文，就很容易抵挡这两个异端的谬解。在这节经文中，“原为”在希腊原文中是动词“是”(to be)的复数第一人称“are”(希腊原文： εσμεν ；音译： esmen )，表明神不是一个位格，反驳了神位唯一论；“一”在希腊原文中不是阳性(masculine)字ει？(音译： eis )，[13] 而是中性(neuter)字εν (音译： en )，[14] 表示一种素质或本性，意即主耶稣是神，是与父神在本质上为一的，从而反驳了亚流主义。由此可见，一个动词的“数”(数式)和一个名词的“性”(语法性)，与重大的基督教教义有何等密切的关系！ 一节只有6个字的经文便是“基督论”和“圣父与圣子之间的关系”之极致。

例五：约1：1关于“道”的论述

使徒约翰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在这节经文中，“太初有道”的“有”字、“道是(注： 中文圣经《和合本》未将此字译出)与神同在”的“是”字，以及“道就是神”的“是”字，这三个字在希腊原文都是同一个动词ην (音译： ên )。按希腊文法，这 ην (KJV译作“was”)一字属于“是”字(希腊文： ειμι ；音译： eimi )的“过去未完时态”(imperfect tense，或称“过去不完成式”)，表达一种没有过去、现在或将来的时间限制之持续存在，丝毫没有说明神或“道”的起源之观念。使徒约翰用这种动词时态把人们带进无法用时间来衡量的一种存在之状态，进入超越时间的永世中。而且，释经学者发现，这三次 ην 的含义各不相同(强调不同重点)： “太初有(ην)道”指存在；“道是(ην)与神同在”指关系；“道就是(ην)神”指位格。

G。Campbell Morgan在“道与神同在”这一子句中，原文用了介词 προ？(音译： pros )。[15] 这介词表达的是具有向着神移动之含意的亲近，说明一种积极主动的关系。道与神不只是并列存在而已，而是有一种活泼的相交，并且这样的相交暗示出个别的位格。摩根(G。Campbell Morgan)适切地指出，这介词 προ？也使用在 约壹2：1和 林前13：12，代表同等和亲密，是彼此面对面的，[16] 其含意远远超过介词 μετα？(音译： meta )或 παρα？(音译： para )。[17]

John“道就是神”的希腊原文是 και θεο？ην ο λογο？；若按此原文词字的次序直译是“神就是道”，但按希腊文法，这句话应译作“道就是神”，原因如下： 神( θεο？？，读音Theos )字前面没有冠词 ο？(读音： ho ；等于英文的the字)，而“道”字则有( ο？λο？γο？，读音ho logos)。这种情况下，按希腊文法，有冠词的是主语(主词，subject)，无冠词的则是宾语(受词，object)，所以应译为“道就是神”。

对于这点，里程正确指出，“神”( θεο？？)一字放在这句话前面，是为要强调“道”( ο？λο？γο？)的神性，但“神”字前面却不带冠词，这一方面是对某种性质的强调： 道与神有同样的本性;[18] 另一方面，表明(这句话的)主语是有冠词的“道”，宾语是没有冠词的“神”，只能解读为： “道就是神”，而非“神就是道”。[19]

里程接着道出重点： “使徒约翰以精确而严谨的用词显示道和神在位格上是有区别的： 道是神；但神不仅仅是道。这样，就否定了形态的神格唯一论(modal monoarchianism)的错误观点。类似的例子是，‘道成了肉身’( ο λογο？σαρξ εγενετο ，读音： ho logos sarx egeneto ，= the Word became flesh，约1：14)不能解读为‘肉身成了道’，(因而)废弃了否定基督神性的亚流主义异端；‘神是灵’( πνευμα ο θεο？，读音： pneuma ho theos ，= the God is spirit，约4：24)却不能读成‘灵是神’；‘神就是爱’(ο θεο？αγαπη εστιν ，读音： ho theos agapê estin ，= the God is love ，约壹4：16)不能读为‘爱就是神’等等。”[20]

例六：提前1：15关于使徒保罗的自述

使徒保罗说： “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提前1：15)。一般而言，我们很容易理解为保罗是指自己过去亵渎神、逼迫人(提前1：13)。但在原文中，“我是”(希腊文： ειμι )是现在时态(KJV正确译作“I am”；意即“我现在是”)，而不是过去时态(希腊文： ημην；英文： I was；意即“我曾经是”)。这就引发了深一层的思考。保罗写提摩太前书时，他已信主30多年，年近70岁了。也许，因为他在光明中与神同行，神的光照出他一切的瑕疵，使他更深地认识到自己的本质无良善可言。里程一针见血地说道： “所以，谦卑是一个人属灵生命的标记。愈与神亲密相交的人，愈认识神的至尊至圣和自己的不洁不义，就愈发儆醒、谨守和谦卑、自律。‘属灵的骄傲’是不存在的。骄傲就不属灵，属灵人就不骄傲。”

例七：  约壹3：6-9关于使徒约翰论基督徒和罪

使徒约翰说： “凡住在祂里面的，就不犯罪；凡犯罪的，是未曾看见祂，也未曾认识祂。…  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约壹3：6，8-9)。上述的话令一些信徒感到困惑。凡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借着圣灵的内住而住在基督里，但我们不也会犯罪吗？难道我们一犯罪就不住在基督里，就失去救恩而属魔鬼了吗？“凡从神生的，就不犯罪”，这不符合基督徒的实际生活经历呀！ 问题的症结在哪里呢？症结在于不了解这段经文在希腊原文动词的含意。

在这几节经文中，所有“犯罪”一词(动词和分词)都是“现在时态”(present tense)，而希腊文动词和分词(类似英文中的动名词)的“现在时态”都是“现在进行时”的意思。因此，这段经文可以这样翻译： “凡住在基督里的，就不会继续不断地犯罪；凡过着完全悖逆神的、不断犯罪的生活之人，是未曾认识神的，是属魔鬼的。凡从神生的，就不会习惯性持续犯罪，因神的道存在他心里。”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圣灵的内住，对罪十分敏感，虽会偶尔犯罪，但不可能一生过着在罪中享乐的生活，因为耶稣基督在为我们代求，圣灵会引领、感动、责备我们。[21]

上述几个例证，说明神所默示的圣经字句准确、严谨、深邃。人若肯谦卑来到神面前，以敬畏的心刻苦研读圣经，努力遵从圣经，那人将获何等大的教益，蒙何等大的福气啊！

(D) 再思一些反对“字句默示”的理由

圣经是“字句默示”的，即圣经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不过有者从不同方面反对“字句默示”的教义。

philo(D。1)默示等于“机械听写”？

里程指出，有者反对“字句默示”是因为这些反对的人把它与“机械听写”(mechanical dictation)混为一谈了。所谓的“机械听写”是指圣经的作者像一位速记员或一部打字机，将神口授的话一字不差地记录下来。“机械听写”的观念在《塔木德经》(Talmud)[22]、斐罗(Philo)和教父的著作中都可以找到。无论如何，圣经的作者在写作时，神并没有抹煞他们的个性、写作风格和文化背景；他们写作的自由度、主动性、创造性不仅没有被神削弱，反而被神提升。由于他们在圣灵的完全控制下，写出的经卷百分之百地是神要他们说的话。[23]

Talmud(D。2)默示等于“动力论”？

当人们抛弃“机械听写”的观点时，“字句默示”的观点也受到波及。事实上，“机械听写”与“字句默示”的确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打个比方，两者都相信神是圣经的真正作者，承认人不过是代笔者，都相信圣经原稿的字句和真理是无谬误的。所以，不少人将二者完全等同起来。

为避免“机械听写”观，也反对“字句默示”论，有者提出“动力论”(dynamic view)，以取代“字句默示观”。动力论认为，神在默示圣经时，只默示了真理的概念，让写圣经的人自己去领悟，并用自己的话把它写出来。这样，圣经的字句必然会出现人为的错误，但这些错误却无损教义性的真理。 “动力论”似乎左右逢源，既避免了“机械听写”的缺陷，又似乎为圣经原稿中出现的所谓“小错误”作出了合理的解释。

无论如何，“动力论”是经不起考验的。里程解释道： “首先，正确的概念必须借正确的字句表达；有错误的字句怎能表达无误的概念呢？事实上，… 圣经中的字句是非常准确的，名词的性、数、动词的时态和数、冠词、介词的使用等等，都有精深的意义，都是神所默示的，‘一点’、 ‘一划’都不能改动。其次，迄今没有任何人能确认圣经原稿中有任何错误，哪怕是微小的错误，无须‘动力论’为这些不存在的‘错误’辩护。”[24]

事实上，“机械听写”和“动力论”都在神与人在默示中彼此合作的平衡关系上出了偏差。“机械听写”观虽然认定圣经的完美性，却过于偏向神的工作，忽视了人在写作圣经时的主动性和创作性，抹煞了他们在用字遣词、写作风格上的差异。“动力论”则偏向另一端，太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以导致出圣经原稿错误百出的结论。“字句默示”的教义却恰当地把握了在默示中神与人的合作关系之平衡： 在圣经写作过程中，既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又突显神在人身上的控制性影响，使圣经的写作既发挥了人的聪明才智，又确保了神的默示一直延伸到圣经经文的字句，使之完全没有谬误。虽然，默示的具体过程对人们仍然是一个奥秘。[25]

(D。3)“字句是叫人死”？

另有一些人反对或不太看重“字句默示”的教义，以为字句并不重要，只要精意准确就行了。这些人觉得圣经似乎也是这样教导的，因为保罗在 林后3：6说： “祂叫我们能承当这新约的执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精意；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或作： 圣灵)是叫人活。” 陈终道指出：

“精意”的原文 pneuma {G：4151}就是“灵”。但这灵是普通的用法，还是特别指圣灵，不能肯定。英文KJV译作spirit ，但NASB、RSV、Williams等都用大写的Spirit ，指圣灵。其实两种译法对解释没有很严重的影响。如果是普通用法的灵，连上句的意思就是： 我们能承当新约的执事，不是凭字句，而是凭字句的“灵”，也就是《和合本》所译的“精意”(应为“精义”)的意思；而律法字句精义，也是指基督和圣灵的工作。若按NASB等译作Spirit，就是指圣灵，那解释就是： 我们能承当新约的执事，不是凭律法的字句，而是凭圣灵的选立和呼召。

“字句”乃是指与保罗同时代的许多犹太人对律法的看法。神赐的律法是属灵的(罗7：14)，但人很容易误用律法。犹太人很容易认为，因为他们拥有律法，就比其他人优越，不把律法看作是神的恩赐，反而看为人的成就。他们以为，只要守律法就可讨神的喜悦。但他们不晓得，律法叫人死，因为没有人能守全律法。律法的精意是让人知罪、知道自己守不住律法、无法逃避神的震怒和惩罚，必须在律法之外寻求神的救恩，正如保罗所说： “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加3：24)。

凯泽(另译“凯瑟”，Walter C。Kaiser，Jr。)则进一步指出“字句”(希腊文： gramma {G：1121})与圣经“经文”(希腊文： graphê {G：1124})的区别：

W。C。Kaiser保罗在这些经节中采用的“字句”一字是gramma ，不是graphê (注： 此字常用来指圣经，例如 提后3：16将之译作“圣经”)。保罗攻击的不是旧约(圣经)；他正在指责的是那种属外表、肉体、欠委身的“字句主义”，即那种敷衍、表面性地遵守律法，缺乏事先因信委身于律法和旧约中应许中要来的那一位(基督)。类似的礼仪主义实在只是“按着仪文的旧样”服事。但对保罗而言，graphê (那记录的圣经之言)则永远是神圣的；它就是神自己的话。保罗所控诉的，不是认为旧约写的欠详尽，也不是关于个别作者运用旧约经文的文法与结构意义。相反地，他所指控的，是那些借着律法外表的“字句”和借着受割礼的人，实际上是抵触律法，因为他们没有事先借着圣灵(无论在旧约或新约时代)施行内心的割礼！ 他们只堪称字句的奉行者，却不是神话语的遵行者。

里程总结说，这节经文与“字句默示”的教义没有太直接的关系。若有什么相关性的话，那就是它支持了“字句默示”的教义。保罗在此强调的是，不要停留在律法的字句上，要领悟字句里面的精意。但他丝毫没有贬低律法字句的重要性。相反地，他在别处宣称“律法是圣洁的”、“是属乎灵的”(罗7：12。14)，是在神的灵感动下写成的。只有神所默示、无误的律法字句，才可能使人领悟律法的精意；只有“字句默示”的律法才能叫人死，才能成为“训蒙的师傅”，把绝望的人引领到基督的施恩座前来。律法的“字句默示”是这一切的根基和前提。[26]

(D。4)引用旧约圣经的“随意性”

反对“字句默示”教义的另一个依据，是新约作者引用旧约圣经时的“随意性”。在一些学者看来，新约圣经的作者在引用旧约圣经时，很少逐字引用，而且有不少所谓的“错误”。因此，他们推断，在新约圣经作者的眼中，旧约圣经根本不是“字句默示”的。以下列举一些例子，并作相应的回应。

例一：  可1：2-3对 玛3：1和赛40：3的引用

反对“字句默示”的学者最常引用的例子之一，便是马可福音的作者对旧约圣经的引用。马可写道： “正如先知以赛亚(有古卷没有以赛亚三个字)书上记着说： 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修直祂的路”(可1：2-3)。法兰明(James Flamming)指出，这两节经文中，“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是引自玛拉基书3：1，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修直祂的路”是引自以赛亚书40：3；但马可把它们放在一起，说是先知以赛亚说的，这便犯了错误。

马可真的犯了错误吗？里程回答说： “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新约作者偶尔抽出两段或更多的旧约圣经经文，将它们组合成一个引句，是当时的一种通用作法，被称为“押韵”(haraz)。主耶稣就这样引用过旧约。祂在洁净圣殿时呼喊说： “经上记着说： 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太21：13)。这句引文的前半句引自以赛亚书56：7，后半句则取自耶利米书7：11。再举另一个例子。保罗说： “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 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林后6：16)。其中，“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取自利未记26：11；而“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则引自以西结书37：27。

Dr Bernard Ramm其次，兰姆(Bernard Ramm)指出，马可在引用以赛亚和玛拉基的话时，只点出了以赛亚的名字。这种做法是源于当时犹太人的习惯： 如果同时引用两三个先知的话，只需提那个最有名的先知的名字就可以了。他举出另一个例子，马太福音27：9-10说： “这就应验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 ‘他们用那三十块钱，就是被估定之人的价钱，是以色列人中所估定的，买了窑户的一块田；这是照着主所吩咐我的。’ ” 这节经文引自撒迦利亚书11：13，却注明是出自耶利米的话。因为，“按照犹太人的传说，耶利米的灵(可指精神或心志，编者按)居住在撒迦利亚身上，所以这样的引用方法并不违反他们的历史观念。” 马可那时代的人断不会有人说他错引经文，只有现代的人，因为不晓得当时的节录引述之习惯，才妄言这是错误。

abiathar the priest例二：  可2：26对 撒上21：1-6的引用

法兰明在书中提出马可第一个所谓的“错误”后，对马可紧追不舍，说自己还发现马可犯的第二个错误，即马可说大卫吃陈设饼是“当亚比亚他作大祭司的时候”(可2：23-28)。法兰明指出，当时作大祭司的不是亚比亚他，而是亚比亚他的父亲亚希米勒(撒上21：1-6；22：20-21)，所以马可再一次搞错了。然后，法兰明似乎对那些听说圣经有错误而惊慌失措的人，发出安慰之言，说： “如果神能使用这位只有六年级文法程度的马可，容许他偶然错引旧约圣经，祂岂不更能使用我们吗！”

对于法兰明指马可搞错了大祭司的名字，有学者指出，马可在 可2：26说： “他当亚比亚他作大祭司的时候”，[27] 这节经文在希腊原文是： epi Abiathar archiereos ，意即“正在亚比亚他——那大祭司——的时候”，这一用语可泛指亚比亚他在世的时候，不一定特指他在职(任大祭司一职)的那段时间。何况，我们也不能排除亚比亚他与他父亲亚希米勒任大祭司的时间有重叠的可能性。因此，说马可犯了错误是为时过早和缺少根据的。[28]

对于新约作者有时没有逐字引用旧约经文，林道亮在《圣经的启示与权威》一书中提出以下几点作为答辩。第一，旧约是用希伯来文和亚兰文写成的，而新约是希腊文，所以新约作者引用旧约经文时，必须把它们从希伯来文、亚兰文翻译成希腊文，其间出现一些小差异是正常的。

第二，古代作者在引用别人的写作时，没有责任指出引语的开始和末了；当他们省略其中一部分时，没有省略符号可供使用，也没有括弧来分别引语内加插的解释和摘记；例如，路加福音10：27引用了申命记6：5，但作者把“尽意”插入其中;[29] 以弗所书6：2-3引用并概述出埃及记20：12和申命记5：16，显然地，作者附加了“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

第三，古代作者习惯不使用注释。他们认为读者应该知道引语的出处。因此，除非作者写明引语的来源，人们就没有准则断定它的出处；把引语和作者未指明的经文对照，而断言引语有错误，是“庸人自扰”。[30]

第四，新约作者有权利直接或间接引用旧约经文；说他们间接引用的经文与旧约经文不一致，是有欠公允和荒谬的。

第五，新约作者在引用旧约时，在圣灵的感动下，他们必须改变旧约的一些词语和文体，以便使新约时代的读者能够明白。比如弥迦书5：2的“伯利恒、以法他啊”在马太福音2：6被改为“犹大地的伯利恒啊”；出埃及记12：46的“羊羔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在约翰福音19：36被改为“祂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等等。

第六，神的启示是渐进、由简到繁的，所以新约作者引用旧约经文时，在圣灵的带领下，展开(指扩展与延伸)旧约圣经的真理是非常自然的。这不单没有与旧约的经文冲突，反而更符合神启示的本质。举个例子，约翰福音1：23把以赛亚书40：3的“有人声喊着说”改为“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罗马书2：24用“神的名”替换了以赛亚书52：5的“我的名”等等。[31]

(D。5)旧约引文寓意化的Pesher释经法

《死海古卷》于1947年被发现后，学者们从中获悉了一种成为pesher释经法： 引用者或解经者毫不顾忌地把自己对引文的应用和当代的解释纳入他们所引用的经文中。许多学者就从这个角度，来解释新约作者对旧约引文的诠释。换言之，他们认为新约作者运用了pesher释经法，抽离了这些引文在旧约中的历史脉络去应用它们。这实际是说，新约作者完全将旧约引文寓意化(allegorized)或灵意化(spiritualized)，其结果是，新约作者肆意主观地解释旧约。这项指控若能够成立，那么，在新约作者眼中，旧约圣经就根本不是“字句默示”的。

old and new testament凯泽(Walter C。Kaiser，Jr。)在他的专著《新约中之旧约引据》(The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New)一书中竭力抗衡对新约作者的这种指控。他指出，若以恰当的解经方法，人们就不难发现，新约作者对旧约引文并未作任何寓意化或灵意化的主观解释；新约作者对旧约引文的解释，是从早已蕴含在旧约经文的原则中发展出来的。

例一：太2：15，18对 何11：1和 耶31：15的引用

太2：13-21记载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吩咐他带着妻子和孩子逃往埃及。希律为了要除掉主耶稣，就把伯利恒四境所有两岁以下的男孩都杀尽了。在这段经文中，“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太2：15)引自 何11：1 (“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32] 而“在拉玛听见号啕大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太2：18)则引自 耶31：15。

让我们先查看马太对 何11：1的引用。很多学者对马太福音的引用提出质疑：为什么引用

何11：1时(“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是在 太2：14-15孩童耶稣一家“进入埃及”的时候，而不是在 太2：21“离开”埃及时才引用？何11：1的经文不是纯粹在回顾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情况吗？它有蕴含任何预告将要临到约瑟、马利亚和主耶稣事件的意义吗？马太是否正当地引用这节经文？他如此行究竟有何目的？

凯泽从几方面化解上述疑难。首先是关于“我的儿子”这个称呼的含意。这个称呼首次见于 出4：22-23，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要对法老说： ‘耶和华这样说： 以色列是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我对你说过： 容我的儿子去，好事奉我。你还是不肯容他去。看哪，我要杀你的长子。’ ” “我的儿子，我的长子”是一个单数名词，意指整个以色列民族。针对此事，凯泽解释说： “造成众人归入一人之下，而那人又代表着众人，和‘后裔’(Seed)一词发展的意义相同。” 过后，“我的儿子”与大卫家出生的苗裔相提并论(撒下7：14)，是神要在锡安设立公义的王和列国的统治者(诗7：7)。这样，“我的儿子”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和称号，充当集合名词，即可专指以色列全国是神所爱与拣选的对象，又可特指最后那位代表人物耶稣基督，与“后裔”(创3：15；12：7)一样，具有弥赛亚的内涵。作者马太在圣灵的带领下，参照了何西阿书，因为耶稣基督绝对是那“儿子”。

其次，在何西阿书中，“埃及”有不同的含意。“他们必不得住耶和华的地；以法莲却要归回埃及，必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何9：3)。此处采用修辞学的换喻法(或称“转喻”，metonymy)，[33] 称亚述为“埃及”；此处的“埃及”与 何8：13的“埃及”一样，象征受奴役之地(“归回埃及”意即归回奴役的情况，编者按)。“他们必不归回埃及地，亚述人却要作他们的王，因他们不肯归向我”(何11：5)；这里的“埃及”既可象征为奴之地，又可指实际的埃及国。何11：1说“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这节的“埃及”是指埃及地，是以色列人获得拯救(脱离奴役)的实际地点。这节经文的前后脉络也强调，埃及是神向以色列彰显祂为父的眷顾和保守之地。

第三，从何西阿书整卷书的脉络来看，11章中断了从6章4节至10章15节神对以色列人不忠的冗长指控，使神恒久的爱、拣选与以色列人的无情、悖逆并列： 即使以色列人掉头而去，耶和华仍然关怀和照顾他们(何11：2-4)，神始终不放弃他们(11：8-11)。所以，何西阿书第11章的标题是“神不变的慈爱”，即“神的爱透过祂对那群不配的百姓的 ‘眷顾’显明出来。”

有了以上考量，就不难理解马太为何把 何11：1(“就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作为引文时，是放在圣婴主耶稣“进入”埃及，而不放在祂“离开”埃及的时候。因在人看来，圣婴离开以色列的伯利恒进入远方的埃及，好像是神放弃了以色列人，但圣灵就在此关键时刻带领马太引用 何11：1，为要强调“神不变的爱”没有放弃以色列人(注： 纵然圣婴受到希律王的追杀恶待和以色列宗教领袖的冷漠对待)，“神不变的爱”仍然眷顾以色列人，并会拯救以色列人(注： “埃及”提醒我们神的拯救，即拯救祂的百姓脱离奴役之地)。

简而言之，何11：1引用在圣婴一家“进入”埃及而非“离开”埃及的时候，因为圣婴一家离开埃及并不是马太引用这节经文的原因；马太所强调的是，神对祂的后裔以色列那种眷顾的爱。这完全符合何西阿书的文脉，即以色列和圣婴都是面临压迫时神的爱和拯救的对象。当何西阿写“我… 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时，其实并不是在说一个预言；但另一方面，它也不仅仅是一段历史的回顾而已。何西阿明白“我的儿子”一语的专用性，就如凯泽写道： “他以儿子蒙保守为论点，引申比较将来神在日后历史中的作为，祂要一而再地拯救那‘儿子’(可同时指以色列和弥赛亚主耶稣)，直到最后那位应许之人(Man of Promise)带来末后与最终的拯救。… 马太并没有扭曲或滥用何西阿的文脉，他也未按私意解释圣经。”[34]

再看马太对 耶31：15的引用。凯泽强调两点。首先，拉玛的地理位置，是靠近犹大的伯利恒，还是在便雅悯境内，目前尚无定论。但拉玛是被掳的犹太人的聚集地，然后从那里被放逐到巴比伦(耶40：1)，这样，将北方集合犹太俘虏的拉玛与希律屠杀伯利恒婴孩的事件相连，是非常恰当的。其次，在这节引文中，先知耶利米使用了两个动词。在旧约圣经的希伯来文法上，“哭泣”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动词分词；但它的piel语根在此以外仅用过一次，即 结8：14： “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搭模斯哭泣”。凯泽解释它是“描述在一项宗教仪式中，妇女为搭模斯哭泣”，因而印证这个分词含有持续的概念，即拉结仍继续不断地哭泣。另一个动词“拒绝”在文法上可称为“本性的完成时态”(characteristic perfect)，表示一种持续静态的特性。拉结仍然继续不断地哭泣，尤其当她的儿女为天灾、国祸所扼杀时，她哭泣更甚。

凯泽指出，只有当下列事件发生时，拉结的哭泣才告一段落： 以色列的命运重获保障(耶30：3a)；全以色列回归故土(耶30：3b)；他们的悲哀变成欢乐(耶31：13)；他们要永远拥有这美好的一切(耶31：40)。“拉结哀歌的记载，显然编织在神末世行动所带来的最终盼望的范围之内。… 故此，耶利米的信息和意愿并非局限于他当代的百姓。事实上，行文间有明显的末世记号。”[35]

此外，拉结的哀歌(哭泣)可能已成为一个谚语。凯泽认为，关于拉结哀歌的谚语，可能不是始于耶利米，而是早在巴比伦骚扰以前，在北国亡于亚述时，它已经抓住百姓的心了。如果拉结的哭泣是谚语，它就不受时间限制，马太引用它的意义也必然超越引文本身(即其意义不受这引文[耶31：15]的历史背景所限)。因此，凯泽写道：

假如耶利米察觉拉结过去曾为她儿女/国家哭泣，并且在她的时代，为那难以形容的巴比伦劫掠耶路撒冷及其圣殿等恐怖事件继续哭泣，难道会失察她仍然要为未来的境况(在末世新大卫[指大卫的子孙耶稣]莅临和以色列回归故土前的一段日子)哭泣吗？耶利米并没有伪装知道或想象多少管教(审判)会来临，或在什么境况下它们会来临，但他确知道这些困境的重现性和延续性。

耶利米虽然没有具体预言主耶稣时代伯利恒屠杀婴孩的事件，但他确实是在总合性地预言。所谓“总合性预言”，是预言可被数个时段分隔、分段地发生的一件事；所采用的辞藻(词句)可以一成不变地应用在近期或较遥远的阶段，或应用于预言的整体。拉结哭泣正是属于这类预言。有鉴于此，在神设立新大卫与新以色列那伟大日子来临前，拉结仍然需要在希律的时代哭泣一次。

凯泽适切总结道： “马太对何西阿和耶利米的整个文脉具有一种敏感度，即在他们的历史脉络之外，对它们的正典、神学和末世脉络也存一份警觉性。因此，指控马太引用旧约的资料时心高气傲，或指控他将私意并入(参进)经文的说法，无论在详细分析旧约或新约之后，都是无法站立的。”[36]

例二：林前10：4对 出17：5-7的引用

water当初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后，在旷野的路程上，曾吩咐摩西用杖击打磐石，使磐石流出水来给百姓解渴(出17：5-7)。保罗回顾这段历史时，说： “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那磐石就是基督”(林前10：4b)。对于保罗把基督说成是随着以色列人的“灵磐石”，许多学者批评保罗将旷野中的普通磐石给灵意化，完全剥离了出埃及时这一事件的历史处境。有些解经家坚称保罗这样解说，不是取材自旧约圣经，而是根据一项拉比的遗传，认为以色列人漂流旷野时，有一口井伴随他们。还有学者认为，由于斐罗(Philo)认定旷野的磐石是神的智慧，所以保罗是根据斐罗，也认为基督是神的真智慧(林前1：24)，将旷野的磐石灵意化。

然而，凯泽拒绝学者们上述的种种猜测，因为他认为保罗将基督与磐石等量齐观(即把这两个不同之物同等看待)，其实是深植于旧约圣经的思想。首先，旧约有许多经文称耶和华为以色列的“磐石”，例如 创49：24；撒下23：3；赛30：29等等。

其次，旧约许多经文屡屡提及在旷野伴随以色列百姓的“耶和华的使者”：

出13：21： “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领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

出14：19： “在以色列营前行走神的使者，转到他们後边去；云柱也从他们前边转到他们后边立住。”

出23：20-21，23： “看哪，我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他是奉我名来的；你们要在他面前谨慎，听从他的话，不可惹(或作： 违背)他，因为他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我的使者要在你面前行…”

出32：34： “现在你去领这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

出33：2： “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撵出迦南人、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希未人、耶布斯人。”

出33：14： “耶和华说： ‘我(耶和华)必亲自和你同去，使你得安息。’ ”

值得一提的是，出23：21的“他是奉我名来的”这句话，原意是“我的名在他里面”；里程评述道： “这是宣称，这位被神所差遣、影随以色列人出埃及(和走旷野)的使者，拥有完全的神性。这位耶和华的使者，在创世记中往往是指主自己，然而又与祂有别；在以赛亚书中被称为是‘祂面前的使者’(赛63：9)；而玛拉基则称祂为‘立约的使者’(玛3：1)。其实，这位神的使者，就是道成肉身之前的基督显现(Christophany)。”

第三，神将自己与以色列饮用的磐石相提并论。耶和华对摩西说： “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你要击打磐石，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使百姓可以喝”(出17：6)。另外，犹太拉比所谓伴随以色列人的磐石之故事，未见流传在保罗的时代。

根据以上的旧约脉络，保罗说基督是那磐石时，并不是以寓意的方式说“基督现在是(希腊文： estin {G：2076}，即英文的 is )那磐石”，而是说“基督已经是(希腊文： ên {G：2258}，即was )那磐石”。对保罗而言，早在旧约时代，基督已经是(希腊文： ên )那磐石。所以保罗过后直截了当地说，当以色列人在旷野试探神的时候(民21：4-9)，就是试探在场的基督： “也不要试探主(有古卷： 基督)，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林前10：9)。凯泽的结论是： 林前10：4的“磐石”是专有名词，可解释为旧约时代的基督显现。[37]

例三：林前9：7-11对 申25：4的引用

保罗在 林前9：9说： “就如摩西的律法记着说： ‘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 难道神所挂念的是牛吗？” 这节经文引自 申25：4 (“牛在场上踹谷的时候，不可笼住它的嘴”)。有学者认为，申25：4这节经文原本是关于如何对待牛的，但保罗将它寓意化，用来指如何对待传道人。有者甚至说，林前9：9和 加4：21-31，是保罗寓意解经法最明显的范例。

不过哥德特(F。Godet)却从申命记24和25章全文的脉络来理解保罗对 申25：4的引用和解释。他指出申命记这两章的脉络是： 神命令将穷人的衣服归还给他(申24：10-13)；当日即付给雇工的工价(申24：14-15)；留下禾田的零星(麦穗)给寡妇和寄居者收取(申24：19-22)等等。哥德特认为，整段申命记的文脉说明，摩西的关怀不仅限于牛群，而是强调牛群的主人应该培养一种温和、慈爱的性情，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道德责任。

哥德特剖析道： “因此，保罗丝毫没有隐蔽这条律例的历史与自然意思… 他彻底了解它，而且他正是以这个意思为起点，继而进入更高一层的应用… 他不仅未曾主观地寓意化，反而以一个稳固的强力前提(a fortiori)为基础，将神为一个低层关系(指人与牛的关系)订定的原则应用到一个较高层次的关系上(信徒与传道者的关系)… 除非将这条律例应用在一群适当的族类上，否则它的全意未被披露… 。当我们聆听现代学者的滔滔雄辩、反击使徒保罗的寓意化时，我们很难压抑自己的莞尔(微笑)… 保罗丝毫没有寓意化… 他从这个律例的字面及自然意思中理出一项深奥的真理——一项关于人道与公正的法则。”

加尔文(John Calvin)说得更明确： “我们务必不能犯错，误会保罗的本意是将那条诫命寓意化；因为某些愚拙人士以此为借口，将每件事物转化为寓意，因此他们将狗变换成人，树木变成天使，将整本圣经转换成一个趣味游戏。事实上，保罗的本意相当简明： 虽然主命令要善待牛只，但祂之所以如此吩咐，不仅是为牛只而已，反倒是出于祂对人的顾念，以致连被造的牛只也得以享有它的权益。因此，对待牛只那种人道，应该成为一种激励，促使我们彼此体恤及公正相待。

另一方面，当保罗说是这条律例 “不全是为我们说的吗”的时候，是否完全抹煞了神对牛只的看顾呢？没有。神所吩咐的，较多是关心人过于动物。但犹太人的表达习惯是，凡次要的课题，都以负面或否定的形式来表达。比如，耶和华神说： “耶和华说： 我喜爱良善(或作： 怜恤)，不喜爱祭祀”(何6：6)，这并不是说神完全不喜爱人的祭祀；这句话的真正含意是： 神喜爱人的良善胜于人的祭祀。

简之，保罗引用这条善待牛只的律例，实际上是揭示了神为全人类设立的一个原则： 凡作工的，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要因他(它)的劳力获得报酬。饶有风趣的是，凯泽那生辉的一笔： “值得注意的是，保罗并没有直接引述 申24：15 ‘要当日给他(雇工)工价’;[38] 使徒的智慧是有目共睹的： 他要窘迫那些宁愿给聋哑动物而不甘愿供给尽心服事的传道者的吝啬百姓。”[39]

以上数个例证展示了新约作者对旧约圣经的尊崇和精通。由于准确地把握了整部旧约圣经的文脉，他们在引用旧约经文时，总能在这样的大脉络中，站在更高的高度来展开引文的含意。这种“文法-历史”解经法的一个要点就是，不能孤立地定睛在一节经文上，而要联络上下文；所谓上下文(context)，可能是指这节经文前后的经节，也可能指这节经文所在的那一章、那一卷书，甚至整本圣经。

(E) 结语

里程中肯地总结道： “当然，上述的例证远没有含盖‘新约作者对旧约引用’这个庞大课题，也没有化解这个课题中的所有难点。但是，有一点是需要牢记的： 新约作者对旧约的引用，是在圣灵的默示下进行的，是不会有谬误的。所以，林道亮强调，在新约作者引用旧约经文时，‘只要圣灵是那位选择词句的主笔，那么无论措辞与旧约的经文是否一致，就灵感而言，根本没有分别。’ ”

可拉特(另译“科勒特”，Sidney Collett)也陈明圣灵在新约作者引用旧约经文时的主导作用： “我不得不使读者注意，犹太人是如何小心翼翼地——甚至带一点迷信色彩地——保护旧约的字句以及每个字的字母，写新约的既然是犹太人，倘若他们有自主之权引用旧约的经文，那么他们自然会极小心地抄袭原来的话，不肯任意变更一个字母。但事实上他们变更了，这些事并非是‘出于人意的’(彼后1：21)。所以，在许多例子中，他们虽然知道自己所引用的旧约经文并非和原文完全相同，但是因为受了‘默示’——或支配——即圣灵的影响，必须照着神所吩咐他们的写，当他们细读之下，发现这些不同之点，他们一定觉得极其惊恐，但却不敢提笔修改一字。所以请记得，这种引句不同之点非但不是显示了人的弱点，反而对圣经的‘逐字默示’又多了一个绝对强烈的证据。”[40]

附录：圣经无谬误的定义

“圣经无谬误”(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是福音派人士表达圣经权威的用语。里程在其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中表示，“无误”(inerrancy)是指圣经没有任何错误。“可靠”(或译“无谬”，infallibility)则指圣经的写作没有错误，也不会误导人，是完全可靠的引导。[41] 简之，“无误”指整体圣经而言，而“无谬”特指圣经的写作方面

evidence对于“圣经无谬误”的教义，《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有以下定义： “圣经既是神默示的话，为基督作权威的见证，理当是绝对无谬的(infallible)和绝对无误的(inerrant)。‘无谬’(可靠，infallible)一词表明‘既不误导人，也不被人误导’的特性，所以，此词…绝对地保证‘圣经在凡事上都是确实、稳固、可靠的准则与指引’的真理。‘无误’(inerrant)一词亦然，它表明‘毫无虚假或错误’的特性，所以，此词保证‘圣经所有的声言叙述，都是全然真实可信’的真理。”[42]

“圣经无误”最简洁的定义是： “圣经所说的是真理(即绝对正确、绝对可靠，编者按)。” 若再详细一些，可以这样定义： “无谬误的意思是，当获悉一切有关资料，圣经按原稿在正确的解释下，会证实所教导的一切都是完全真确的，无论是关乎教义、历史、科学、地理、地质，或其他科学或知识，都是如此。” 无论如何，神使用不同的人写下圣经书卷，所以容许差异。换言之，“圣经无误”容许圣经各书卷在写作风格上有差异，容许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在细节上有差异，不要求一字不漏地引述一件事情，容许不标准的文法形式，和容许有难解的经文。[43]

[1]本文按照里程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之译法，将inerrancy译作“无误”(或“绝对正确”)，并将infallibility译为“无谬”(或“绝对可靠”)。务须留意的是，如果某篇论到圣经的文章同时指这两者——infallibility和inerrancy，我们将之译作 “圣经无谬误”；若译为“圣经无误”时，通常只是指圣经的 inerrancy，虽说在某些文章中，inerrancy一词也可包含或概括圣经的可靠无谬(infallibility)。正因此故，有不少人也将英文的inerrancy一词译作“圣经无谬误”。

[2]Paul Enns，The Moody Handbook of Theology  (Chicago： Moody Press，1989)，第166页。

[3]“默示”在希腊文为 theopneustos {G：2315}，英文译为“灵感”(KJV： inspiration)，整本新约圣经只用过一次。在中文圣经，“神所默示的”这一短语在希腊原文圣经只有一个字，即 theopneustos 。此希腊字是一个并合字，由 theos {G：2316}(神)和 pne？{G：4154}(吹气)二字合成，直译为“神吹气”(God-breathed)，意即“被神所催促、鼓动或激励”(prompted by God)。

[4]撒下22：16： “耶和华的斥责一发，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

[5]里程著，《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2005年)，第58-59页。

[6]同上引，第59-60页。

[7]同上引，第60页。

[8]同上引，第93-94页。

[9]神格唯一论(Monarchianism)又称“上帝一体论、唯一神论、单一神论”等等。它是一种早期基督徒的主张，强调上帝是唯一的。在三一神论(三位一体论)确立后，神格唯一论被定位为异端。从属论、亚流派、形态论与嗣子论等，都被归类为神格唯一论者。

[10] 有关嗣子论(Adoptionism)，请参《神学的故事》，第163，176，240，253页。

[11] 有关形态论(Modalism)，请参《神学的故事》，第107，111，176，178，204页。

[12] 有关亚流主义(Arianism)，请参《神学的故事》，第167-169，186-189，197-199，210，231页。

[13] 在此需要提醒读者的是，《圣经的权威》第96页把这希腊字写成 ειζ (音译： eiz )是错误的(或许是打字上的错误)，正确的应是 ει？(音译： eis )。若加上正确标点的话，ει？的字形应该成为 ει？？？，读成heis 。

[14] 需要一提的是，《圣经的权威》第96页把这希腊字写成 ε？ν (音译： en )，其标点是错误的。加上标点后的正确写法是 ε？？ν ，读成hen 。这两字意思完全不同，前者( ε？ν )意即“在内、里面”(in)，后者( ε？？ν )意即“一”(one)。

[15] 需要留意的是，《圣经的权威》第97页把这希腊字写成προζ (音译： proz )是错误的(可能是打字上的错误)，正确应该是 προ？(音译： pros )。

[16] 约壹2：1的“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一语中，“在…那里”原文是 προ？。英文圣经将之译为“我们有一位中保与父同在”(KJV： we have an advocate with [προ？] the Father)，但这里的 προ？表达更深的含意，可译作 “我们有一位与父同在、与父同等相亲的中保”。林前13：12的“面对面”在希腊原文是 προσωπον προ？προσωπον (脸面向着脸面)，也有彼此相识相亲之含意。

[17] 希腊介词 μετα？(音译： meta {G：3326})的意思是“在一起、在…中间、在…之后”，而希腊介词 παρα？(音译： para {G：3844})则有“靠近、旁边、沿着、往”之意。

[18] “道就是神”的“神”一词前面没有冠词，故所强调的是神的性质，即所谓的“神性”(the nature of God，如神的公义、圣洁、慈爱、信实、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等等)，而不是神本身(God Himself)。“该词不用冠词，表示对某种性质(quality)的强调；‘道与神有同样的本性’(the same nature as God)…(见Phillip B。Harner，“Qualitative Anarthrous Predicate Nouns”，Journal of Biblical Literature，92 [March，1973]，75-78)，引自 凌纳格(Fritz Rienecker)著，罗杰思(Cleon Rogers)修订，《新约希腊文精华》(香港九龙： 角石出版有限公司，1996年)，第295页。

[19] 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讨论，请参2011年10-12月份，第91期《家信》的“原文解经： 道就是神！”。

[20]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97-98页。

[21] 以上七例皆摘自上引书，第94-99页，另加补充。

[22] 《塔木德经》(Talmud，另译《他勒目法典》)是关于犹太人生活，宗教，道德的口传律法集，全书分“密西拿”(Mishnah)及其注解篇“革马拉”(Gemara)两部分，为犹太教仅次于旧约圣经的主要经典。

[23]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355页。

[24] 同上引，第356-357页。

[25] 同上引，第357页。

[26] 同上引，第357-359页。

[27] 可2：26： “他当亚比亚他作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都不可吃。”

[28] 阿切尔(Gleason L。Archer)表明马可并没犯错，他解释道： “仔细查考 可2：26显示，基督并非说亚比亚他在大卫当时到访时已经是大祭司。祂只是说，epi Abiathar  archiere？s (希腊文)，意思是‘在大祭司亚比亚他的时候’(in the time of Abiathar the high priest)… 正如我们介绍故事时会说，‘当大卫王是个牧童的时候’，虽说大卫是个牧童时，他还不是王。” 阿切尔也指出，希腊文 epi 一词在此处文法中意思是“在…的时期内”(in the time of；与 徒11：28的“[在]革老丢年间”有同样文法结构)。换言之，这事件发生在亚比亚他的年间(指他活着的时期内)；因为当此事发生时，亚比亚他不仅活着，也在场目睹大卫吃那饼。简而言之，若按正意解释 可2：26，就不难发现马可所写的完全不与历史事实有所冲突。Gleason L。Archer，Encyclopedic of Bible Difficulties (Grand Rapids： Zondervan，1982)，第362页。

[29] 申6：5教导人爱神需要“尽心、尽性、尽力”，但 路10：27和 可12：30引述时多加一样——“尽意”，原来“尽心”的“心”(KJV： heart)一词在希伯来原文是 lêbab {H：3824}，除了可指“心”(heart，创20：5译作“心”)，亦可指“意”(mind，王上8：17译作“意”)，故旧约圣经有12次将 lêbab 译作“心意”，例如 撒上13：14；王上8：18；王下10：30等(注： 译作“心”多达201次；但有4次译作“意”)。换言之，“尽意”是正当合理的扩张 lêbab 的字义，把这字解释得更详尽。Gleason L。Archer & Gregory Chirichigno，Old Testament Quotations in the New Testament： A Complete Survey (Chicago： Moody Press，1983)，第37页。

[30] 例如有圣经学者指出，耶利米很可能有说过 亚11：13所记载的话语，但没有记载于耶利米书，或甚至没有用文字记录下来，只是口传而已。过后撒迦利亚引自耶利米说过的话，并写在撒迦利亚书上，导致现今的我们只知道这句话是撒迦利亚说的。

[31] 以上两个例子摘自《圣经的权威》，第360-363页，另加补充和解释。

[32] 太2：15： “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 ‘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 ”

[33] 换喻(或称“转喻”，metonymy)是修辞法的一种。根据一种连结的关系而将一事物或观念来代替另一事物或观念；例如“笔比剑更强”就是以“笔”来代表文字、文章或文学，并以“剑”代表军力或武器。

[34] Walter C。Kaiser著，梁洁琼译，《新约中之旧约引据》(台北： 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90-91页。

[35] 同上引，第94页。

[36] 以上例一摘自《圣经的权威》，第363-368页。

[37] 以上例二摘自《圣经的权威》，第368-371页。

[38] 申24：15： “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 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

[39] 以上例三摘自《圣经的权威》，第371-374页。

[40] 同上引，第374-375。

[41] 同上引，第75页。

[42] 同上引，第84-85页。

[43] 同上引，第85页。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五) ： “圣经无谬误”与“完全默示”

(A) 序言

无可否认，个别信徒与整体教会今日迫切需要持有正确的圣经观。为此，雷历博士(Charles C。Ryrie)使用了几个重要字眼，正确地形容圣经为“字句、完全、可靠、无误及不受限制的默示！”(verbal，plenary，infallible，inerrant，unlimited inspiration！)。诚如殷保罗(Paul P。Enns)所指出，我们今日必须使用这些重要字眼，因为有些人虽然保留了“默示”(inspiration)、“可靠”(infallible)、“无误”(inerrant)的字眼，仍然不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1] 但事实上，圣经是每个字句、完完全全的无误可靠，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字句默示”和“完全默示”的教义。

在上期文章中，我们讨论了“圣经无谬误”(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2]中的一个重要教义——“字句默示”(verbal inspiration)。本期，就让我们探讨另一个与圣经无谬误有密切关系的教义，即“完全默示”(plenary inspiration)。

(B) “完全默示”的简介

由于上期已详细讨论过“默示”，我们在此不再重提，只在本文附录一稍作解释。我们如今所要思考的，是“圣经无误”之教义所强调的： 圣经不仅是“字句默示”(verbal inspiration)，同时也是“完全默示”(plenary inspiration)。前者意即圣经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后者则表明66卷新旧约圣经的原稿全部——每卷书、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和没有错误的。

有人不赞同“完全默示”论。他们认为，圣经的基要教义是神所默示和没有错误的。但圣经的记载中，在历史、科学等的一些细节上，是有错误的，因而不是神所默示的；不过，这些所谓的“小错误”不碍大局，不会影响人们明白福音、接受福音，仍能使人得救。这就是所谓的“部分默示”论。然而，这个看法犯上严重的错误。

里程正确指出，如果圣经有错误，不论多微小、多稀少的错误，圣经就不全是神的话，最多是神无误的话与人有误的话之混合物；人就需要用自己的理性将圣经中神的话与人的话区分开来。这样，圣经必然被置于人理性的审视之下，其权威也将荡然无存。[3]

(C) 圣经有历史上的错误？

(C。1)圣经的启示建立在真实历史上

圣经与其他宗教经典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 圣经记录神的启示是透过人类的历史来彰显的。以赛亚书记载那位启示圣经的真神、天地的主宰向一切假神提出严峻挑战，“耶和华对假神说： 你们要呈上你们的案件；雅各的君说： 你们要声明你们确实的理由。可以声明，指示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好叫我们思索，得知事的结局，或者把将来的事指示我们。要说明後来的事，好叫我们知道你们是神…”(赛41：21-23)。

耶和华这位独一真神不仅是天地万物的主宰，也是人类历史的主宰。只有耶和华知道人类历史过去发生了什么事，以及人类历史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一切假神，他们不能驾驶人类历史，当然不能说明在人类历史上，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更不能预言将来要发生什么事。耶和华提出的这一挑战，是辨别真神假神的一条简明有效之原则。正因此故，其他宗教的经典多是谈论为人处世的道理或个人的神秘经验，鲜有深涉人类历史的。相反，在圣经中，神的启示，以及由启示而来的基督信仰之教义，与人类历史是密不可分的。简言之，真实和准确的历史，才能显明为真神的启示。若圣经中记载的历史事实有错误，从中揭示的“神的启示”和所教导的“基督信仰之教义”也必然有错误的可能。换言之，认为“圣经中的历史记载有错误但不碍大局”的观点，是站立不住的。[4]

(C。2)历史耶稣的追寻

“历史耶稣的追寻”(另译“追寻历史的耶稣”，Quest of Historical Jesus)一语源自德国神学家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描写耶稣生平的名著之书名(此书又名From Reimarus to Wrede)。瑞士出生的史怀哲拥有包括哲学、神学、音乐和医学博士学位，30岁左右去到赤道非洲作行医的宣道士。

他所著的《历史耶稣的追寻》一书于1906年出版(1909年被译成英文)，书中他摘录了从18世纪至20世纪初叶所有重要的《耶稣传》之内容。里程指出，在19世纪，由于受到自由派神学和圣经高等批判学的影响，许多学者都不再接纳福音书为可靠的历史，因为他们不再接纳其中的神迹，认为在历史学家的工作中不能容许神迹有存在的空间。故此，这些神学家努力的目标，就是要寻找所谓“真正”、“历史性”的耶稣。对他们而言，里程写道，“这个耶稣不是福音书中超自然的耶稣，而是作为一个普通人的耶稣。这也正是史怀哲写这本书时的一个前设。后来，美国新约学者鲁宾逊(另译“罗宾逊”，James M。Robinson)又提出‘历史耶稣的新追寻’(A New Quest of the Historical Jesus)的口号，风靡一时。”

莫里斯(另译“莫理昂”，Leon Morris)指出，“历史性的耶稣”(historical Jesus)意思是“史学家以科学方法所得知的拿撒勒人耶稣”，只表示是“史学家眼中的耶稣”(historian’s Jesus)；然而，真正的耶稣远远超过“历史的耶稣”，圣经也远远超过一本历史资料性的书籍。若福音书中所记载的耶稣不是真实的耶稣，若耶稣只是一个人而不是神，基督信仰就从根本上被瓦解了。要信神，却不信神迹，这本身就是矛盾。因此，“历史耶稣的追寻”注定会无果而终。[5]

(C。3)福音书中的耶稣

新约圣经的四福音书所记述的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集神人二性于一身的基督耶稣，是超然地由童女马利亚所生、广行神迹、为人类的罪受死、第三天又从死里复活、升天的人类之救主耶稣基督，是真正介入人类历史30多年、以肉身显现的三一神的第二位格——圣子。福音书记载的耶稣基督是否像许多批判学者所断言的那样，是一位被人擅自“拔高”、被强行戴上神明冠冕的虚假耶稣基督呢？当然不是！ 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耶稣基督。有者说得好，若福音书中的耶稣基督是杜撰虚构的，那么，基督信仰将会像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没有真实的维多利亚女王一样的荒谬和不可思议。

无论如何，我们怎么知道福音书所记载关于耶稣基督的事迹都是真实无误的？里程在其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中承认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课题，难以全面阐述。但他以史特博(Lee Strobel)的方式来处理此事。毕业于耶鲁大学法学院的史特博，是屡获新闻奖的法庭与法事资深记者和《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法律版的主编，也是不信神的怀疑派之士，极其藐视和反对基督信仰。不过他的妻子1979年归信基督后，生命品行大大改变，令他不得不重新面对基督信仰的挑战。他要找出有无可靠的证据，证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为了证实圣经的可靠性，并主耶稣受死和复活的真实性，他以两年时间遍访13位美国著名圣经学者。结果，他的结论是： 基督信仰是既有历史证据，更符合理性与科学的事实。在证据确凿、无懈可击的情况下，他于1981年11月8日，真诚地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他个人的救主。其后更把访谈的结果整理、出版了两本护道畅销书《重审耶稣》(The Case for Christ，1998)和《为何说不》(The Case for Faith，2000)。

作为一个专门采访法庭案件的敏锐记者，史特博智慧地指出： “为了断定见证人是否说真话，记者和律师都要检验他(她)的供词中所有能够检验的部分。若调查结果指出，证人在细节上有错，整篇证词就值得质疑。若细节无误，这就表示(不是确证，但也是证据)： 证人的整篇证词有可信赖的地方。” 里程将顺此思路，从福音书所记载的一些细节，来看福音书的可靠性。

第一个例子是，路加福音的作者路加作为史学家的正确性(意即路加作为“正确记载事实的历史学家”之资格)。里程指出，路加福音的多处记载被学者视为不实。他们认为，路加只是一位医生，根本缺乏史学家的严谨。但随着圣经考古学不断取得的成果(指挖掘出来或被发现的古物凭据)，学者们对路加的看法彻底改变了。举个例子，路3：1记载吕撒聂(Lysanias)在该撒提庇留在位第十五年(约于主后27年)是亚比利尼的分封王。[6] 起初，许多学者指责路加写错了，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吕撒聂不是分封王，而是半个世纪以前的卡尔西斯(Chalcis)的统治者。他们嘲笑说，如果路加连这种基本事实都弄错了，人们怎么还能相信他写的一切东西呢？过后，考古学说话了。考古学家找到了该撒提庇留时代从主后14到37年的石刻，指明吕撒聂是大马士革(或译“大马色”，Damascus)附近亚比拉(另译“亚比利尼”)的分封王。怎么回事？原来，有两个政府官员都叫吕撒聂。

第二个例子是，路加在 徒17：6提到帖撒罗尼迦城的 politarchês (希腊文： πολιτα？ρχη？{G：4173})，这个字在中文圣经译为“地方官”。长久以来，人们认为路加弄错了，因 politarchês 这一词在任何古罗马的文献中都没有见过。然而，后来考古学家发现主后一世纪的一个石头拱门(arch)，此拱门的铭刻一开始就是“在 politarchês 的时代”；而且，先后发现的35块铭刻都有提到politarchês ，其中有几块铭刻是从帖撒罗尼迦找到的。此事证实路加的记载是可靠的。

第三，路加福音2章记载，由于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7] 所以约瑟带着身孕已重的马利亚，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回到犹大的伯利恒老家，致使耶稣基督在伯利恒降生。这就引出一个重要问题： 按史学家掌握的资料，希律王在主前4年逝世，而居里扭迟至主后6年才任叙利亚巡抚。这样，在时间上就有了一个差距，[8] 出现了一个“大缺口”。然而，这个缺口过后被考古学家瓦达曼(Vardaman)弥合了。他找到了一枚刻有“居里扭”名字的硬币，其上还有微雕的字体，表明居里扭作叙利亚和基利家巡抚是从主前11年直到希律王逝世。这样，悬案就迎刃而解了： 要么有两个名叫居里扭的人分别出任过叙利亚巡抚，要么是同一个居里扭先后两次出任叙利亚巡抚。

担任《圣经世界考古学》编委的考古学家约翰·迈克雷博士(另译“麦克雷”，John Mcray)写道： “显然有两个居里扭。许多人都有相同的罗马名字，所以我们没有理由怀疑有两个名叫居里扭的人。人口调查可能是在较早的居里扭统治下举行的。人口调查14年举行一次，计算起来正好合适。” 史特博后来进一步研究，发现已故考古学家、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教授蓝赛爵士(Sir William Ramsay)曾提出一个类似的学说。他从各种铭刻里得到一个结论，虽然只有一个居里扭，但曾两度出任叙利亚巡抚，这就包括首次举办人口调查的年限。[9]

第四，路加记载主耶稣走进耶利哥的时候，医治瞎子巴底买(路18：35： “将近耶利哥的时候”)，而马可却说这件事是他走出耶利哥时做的(可10：46： “出耶利哥的时候”)。这看来是个矛盾。对此，迈克雷的回应是：

这看起来像个矛盾，是因为你用的是现代的想法。现在把城建好了，就固定在那里。但是古代情况不一定如此。古代的耶利哥至少出现在四个不同的地点，相隔可能有四分之一哩。城市被毁，又在接近另一水源或一条新路，或接近一座山的某个地方重建。问题是你可能从耶利哥旧城的一个地方出来，进入另一个(指进入耶利哥新城的另一处)；就像从芝加哥郊区的一部分出来，走进另一部分一样。[10]

史特博写道： “一位卓越的考古学家，仔细查对了路加提到的32个国家、54座城市和9个岛屿，没有发现一个错误。” 史特博继续指出，有一本书在讨论这个问题时说： “如果路加这样不辞辛苦地务求历史报导的正确，那我们凭什么说，他在报导对他自己和对别人都远为重大的事项上，[11] 会轻信而不正确？” 迈克雷赞扬说： “自由派和保守派学者一致认为路加是个非常精确的史家。路加博学多才，能言善辩，希腊文水准靠近古典典范。他以学者的身分写史(指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考古学的发现再三证明，他是个写作非常严谨的作家。”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路加在圣经中所记载的，正像他自己郑重声明的的那样： “这些事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就定意要按着次序写给你”(路1：3)。

其他福音书的情况也是这样。约翰福音的记载有时被认为是可疑的，因为约翰提到的一些地点不能被证实。有的学者就批评道，约翰既然不能把这些基本细节搞清楚，就一定没有亲睹耶稣基督生平的这些大事。不过，这个结论近来被推翻了。比如说，约5：1-15记录了耶稣基督在毕士大的水池旁医治了一个病人；这个池旁有五个廊子。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怀疑约翰的这一记载，因为历史上找不到这个地方。可是不久前，埋在地下约40英尺的毕士大池被考古学家挖掘出来了。果然，那里有五个廊子！ 此外，约9：7的“罗西亚池子”、路4：12的“雅各井”、19：13彼拉多把耶稣基督带到“铺华石处”，甚至彼拉多自己的身份等等，也先后被考古学所证实，进一步印证了约翰福音的历史记载之可靠性。

另一件事是有关拿撒勒这地方。颇长一段时间，怀疑派一直主张说，耶稣基督度过童年的拿撒勒根本不存在。无神论者在一篇题为“耶稣从来不曾在那里走过”的文章里说，旧约、使徒保罗、《他勒目法典》(虽然提到加利利区63个城镇)，或约瑟夫(他列出加利利区45个村镇，包括雅非亚[书19：12，距离目前的拿撒勒只有1英里多] )，都没有提到过拿撒勒。4世纪开始以前，没有一个古代史学家或地理学家提过拿撒勒。这个地名首次在犹太文学出现，是大约写于7世纪的一首诗里。”

不过，考古学再一次辨别了真伪、正了视听。耶路撒冷于主后70年陷落时，圣殿被毁，不再需要祭司，他们被派到别的地方，甚至北上进入加利利。考古学家发现了一张亚兰文名单，记有24个祭司家庭，其中一个被派往拿撒勒。这就证明这个小村庄那时必然存在。此外，在拿撒勒附近又发现了几座古墓，为拿撒勒定了界限，大约只有60亩地大小；因为犹太律法规定，埋葬必须在城外举行。其中两座古墓的出土文物是第1、第3或第4世纪的产物，并显明它当时是犹太人居住的地方。对这微不足道的小乡村之认识，使人们更能理解拿但业所说的“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约1：46)这句嘲讽话的含意了。

里程评述道： “福音书不是耶稣基督的传记，它们没有记录基督的生平，重点记录的是祂人生最后3年到3年半的福音事工，而且就是在这一时期的记载中… 福音书的作者并没有记流水账，而是按照他们的神学观点，有选择性的记载。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福音书记载的耶稣言行是真实、可靠的历史，他们所描写的耶稣基督是历史上真正的耶稣基督。”[12]

(C。4)圣经以外的佐证资料

有者说，既然耶稣基督是个重要的人物，为何有关祂的事情没有大量记载于罗马或犹太人的文献或资料当中？里程正确解答道： “耶稣基督在世传道的3年多时间，足迹不过几百平方英里。当祂在十架上受难时，只是无名小村拿撒勒一个木匠的儿子，根本不会引起罗马当局、历史学家或新闻界的任何注意。所以，耶稣基督的事迹主要记录在由祂的门徒写成的福音书中，是合乎情理的。”

无论如何，在圣经以外，仍有一些关于耶稣基督和早期基督信仰的佐证资料(简称“经外资料”)。其中最重要的首推那位闻名的犹太史学家约瑟夫(Josephus，约主后37-95年)的记载。约瑟夫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曾参与领导主后46年至74年犹太人反抗罗马人的战争，但他在约塔帕塔(Jotapata)围攻战中，向罗马将军维斯帕先(或译“韦斯巴芗”，Vespasian，主后9-79年；此人过后成为罗马皇帝，在位时期是主后60-79年)投降，后定居罗马，成为罗马的辩护人。约瑟夫是举足轻重的犹太史学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犹太古史》(Antiquities of the Jews)和《犹太战史》(The Jewish War)。在《犹太古史》中，有两处提到耶稣基督本人和耶稣基督的弟弟雅各。

日籍的美国考古学家爱德温·M·山内博士(Edwin M。Yamauchi)指出，其一是，约瑟夫记载有一个名叫亚拿尼亚(另译“安纳尼阿斯”，Ananias)的犹太大祭司，利用罗马总督非斯都(Festus)之死(使徒行传25章)，好把耶稣的弟弟雅各杀死： “他召集犹太公会开会，把一个叫作雅各的人，就是耶稣的弟弟，而这耶稣就是被称为基督的，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带到公会。他控告他们违反了律法，把他们交出来用石头打死”。山内满怀信心地说： “我不知道有哪位学者成功地反驳过这段记载。” 费尔德曼(L。H。Feldman)说，如果这是后来由基督徒加上去的，可能会对雅各有更多的赞誉。但文中没有这样的痕迹，显然是约瑟夫真实的文笔，不是后来的基督徒加上去的。

约瑟夫有关耶稣基督的另一段记载，叫做《夫拉维的见证》(Testimonium Flavianum)，是许多人耳熟能详、却又富有争议的： “大约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位耶稣，一个明智的人，如果你真能说祂是人的话。因为祂行了许多叫人惊讶的事，并教导欣然接受真理的人。祂嬴得许多犹太人和希腊人的心。祂是基督。祂被我们中间最有地位的人控告，彼拉多听审过后，判祂钉十字架；但一开始就爱祂的人并未放弃他们对祂的爱。第三天，祂出现(显现)在他们面前，复活了，因为上帝的先知曾预言过这件事，以及无数其他关于祂的奇妙事迹。因祂的名而称为基督徒的人群直到今天还没有绝迹”

山内指出，对这段文字的态度，学术界经历过三个浪潮。理由很明显，初期基督徒认为这段记载应该是对耶稣和他复活方面一个奇妙且完全可靠的证明。随后在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时代，整段文字至少被某些学者所怀疑。然而今天，在犹太和基督徒学者之间，有个了不起的共识： 那段文字整体而言是可靠的，虽然可能有些后来插入的文字(指后来的人加上去的字句，编者按)。考虑到约瑟夫是法利赛人的背景，“如果你真能说祂是人的话”、“祂是基督”、“第三天，祂出现在他们面前，复活了”这三句短语，被怀疑是后来插入的。那么，这段话的基本情况是什么呢？山内说：

约瑟夫这段话，大概原本写的是耶稣，除了我前面提到的三点。尽管如此，约瑟夫证实了关于耶稣的重要资料： 祂(主耶稣)是耶路撒冷教会殉道的领袖，祂是一位有智慧的教师，建立了一个广大而永久追随祂的群体，尽管祂被彼拉多在某些犹太教领袖的怂恿下钉在十字架上。

有者质疑约瑟夫记载的可靠性。一方面认为他向罗马人屈膝投降，故不值得信任。但这个理由似乎不怎么有力。因为，一个在政治上妥协的人，不一定在治学上必然不严谨，尤其当学术的内容不是与他的生命相关时；其次，作为一个法利赛人，他没有必要为耶稣基督作不真实的见证；第三，学者的研究表明，他对犹太战争的记载非常正确，“约瑟夫被认为是一个相当可靠的史学家。”[13] 对约瑟夫记载质疑的另一个理由是，如果耶稣基督确实存在过，为什么约瑟夫在他的记载中会比较详细地谈到其他救主型的人物和施洗约翰，而对耶稣基督似乎只是随便提到呢？对此，山内的回答是，约瑟夫对政治事务和反对罗马的斗争有兴趣，对他而言，施洗约翰很重要，因他对罗马的威胁大过耶稣基督；请记住，耶稣基督甚至没有反对向罗马人交税！ (太17：24-27；22：17-21)。

除了约瑟夫的记载之外，山内还列举了其他经外文献的证据，包括第一世纪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另译“塔西图”，Tacitus，约主后100年)的记载。山内说： “塔西佗的记录大概是新约以外对记述耶稣方面最重要的参考资料。他在主后115年清清楚楚地写明，罗马皇帝尼禄(Nero，主后37-68年)把基督徒当作代罪羔羊加以迫害，脱却自己在主后64年罗马大火中所受的嫌疑。” 塔西佗写道：

为了消灭谣言，尼禄将一些他所憎恨、行为不良的人定罪，用狠毒的方法处死。这一教派的建立者基督，在提庇留作皇帝的时候，已被犹太总督彼拉多处死。这种可怕的迷信虽被压制于一时，后来又死灰复燃，不仅在罪恶之源的犹大，连罗马也不例外… 起初被捕的是那些自认为基督徒的人。后来根据这些人的口供，数以百计的人被定罪，不是因为纵火，而是因为他们的反社会信仰。”(编者注： “反社会信仰”在此书英文版中是： hatred against mankind，可能指他们反对人类当代社会的败坏文化)。

另一位罗马人名叫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他是以著百科全书成名的老普林尼(Pliny the Elder)的侄子。小普林尼曾任土耳其(Turkey)西北部比希尼亚(Bithynia)总督。他写给朋友图拉真皇帝(Trajan，主后98-117年的罗马皇帝)的信件大部分保存到现在。他在这些书信的卷10 (第10卷)里，特别提到他逮捕基督徒的情况：

我问他们是不是基督徒，是否承认他们是基督徒。我重复了问题两、三次，警告他们等待他们的处罚。如果他们坚持，我就下令把他们带出去处死；因为不管他们认罪的性质如何，我坚信他们的倔强和不能动摇的执着不应该不被处罚 … 他们还声言，他们的罪过或错误充其量也不过是在一个固定的日子(应该是指主日，编者按)，经常在破晓前聚集。在他们之间，轮流向基督唱赞美诗，就像向上帝颂赞一样；他们聚集的发誓不是为了什么罪恶的目的，而是约束自己不去偷盗、抢劫与奸淫… 这使我认为更加有必要向两个被称为女执事的女奴，加以拷问，逼她们供出实情。我发现他们不过是一个做得过分的败坏之教派。

这段记载非常重要。它大概写于主后111年，它证实了基督信仰发展迅速，在城市、在乡村、在社会各阶层、在女奴以及罗马公民中，因为他也说过送罗马公民基督徒去罗马受审。他也谈及基督徒敬拜耶稣像敬拜上帝那样，(在生活上)保持了崇高的伦理标准(例如“不去偷盗、抢劫与奸淫”)，不容易离开他们的信仰(例如在信仰上他们表现了“倔强和不能动摇的执着”)

除此之外，一位名叫撒拉斯(Thallus)的史学家，于主后52年写过一部在特洛伊战争(Trojan War)后东地中海世界历史的著作，此著作现已散佚。但是，犹非利加纳斯(另译“阿弗里卡纳斯”，Julius Africanus)约在主后221年引用过他的文章，提到福音书记载耶稣基督被钉十架时天变黑暗的事情(太27：45；可15：33；路23：44)。撒拉斯(Thallus)在他的历史卷3 (第3卷)中说钉十字架的时候有黑暗出现，他猜想那是日蚀造成的结果，但犹非利加纳斯认为这个猜测不大合理，因为他主张钉十字架时，不可能有日蚀出现黑暗。无论如何，这两位学者的歧见，充分证实主耶稣被钉十架及天变黑暗的真实历史。[14]

犹太古典的记载又如何呢？成书于约主后500年左右的犹太古代律法法典《他勒目法典》(Talmud，或译《塔木德经》)，包括成书于主后200年的犹太律法遗传集《密西拿》(另译《米示拿》，Mishnah)也有几段文字提到耶稣基督，称祂为假救世主，施行魔术，罪有应得地被判处死刑。他们还重复了谣传，说耶稣是一个罗马士乒和马利亚生的儿子，暗示他的出生情况颇不寻常等等。

山内博士满怀信心地表示，即使没有新约或其他基督信仰的著作，世人也能从非基督徒著作中编出耶稣基督的事工大纲：

我们会知道，第一，耶稣是犹太教师；第二，许多人相信祂会治病、施行巫术(不信者把主耶稣的“神迹”称为“巫术”)；第三，有些人相信祂是救世主；第四，犹太人领袖拒绝接纳祂；第五，罗马皇帝提比略(和合本译作“提庇留”，Tiberius，主前42年-主后37年)在位期间，祂被彼拉多判处钉十字架；第六，尽管祂死得羞辱，追随者相信祂仍然活着，基督信仰甚至扩展到巴勒斯坦以外，以致到了主后64年，罗马出现无数信徒；第七，各种各样的人，男人和女人，奴隶和自由人，都尊祂为神。”[15]

“圣经以外有关耶稣基督的独立旁证是非常可观的，” 里程总结道，“然而，更重要的是，如前所述，圣经本身对耶稣基督的见证是非常坚实、可靠的。” 甘雅各(James Kennedy)和杰利纽康(Jerry Newcombe)指出，只要有5个简单的资料，就可以将60亿人口中的任何一个人指认出来。这5个简单资料就是： 国家名称、州名、城市名、街道名和人名。但是，圣经中有330个资料，都是关于耶稣基督的！[16] 有者认为，耶稣基督的历史真实性并不重要，只要凭信心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的救主就行了。不过，假如基督徒所信奉的耶稣基督不是历史上真实的耶稣基督，基督信仰就变成了个人主观的精神寄托，而不是一个客观、真实的信仰了。简言之，基督信仰中的耶稣基督和圣经历史中准确无误地记载的耶稣基督，是无法分开的。[17]

(D) 圣经有科学上的错误？

(D。1)圣经与科学的关系

圣经与科学的关系，历来是争论的课题，特别是进化论自19世纪崛起之后，被很多学者奉为科学，认为圣经中有关神创造的记载是不科学、反科学的，故不可信。自由派神学秉持“科学万能”、“理性至上”的观点，反对一切超自然的神迹奇事，要把它们从圣经中剔除掉，犹如德国新正统派神学家布特曼(Rudolf Bultmann，1884-1976)所谓的“破除神话”(或称“除神话法，Demythologization)所主张的。[18]

圣经与科学有何关系？布洛谢(Henri Blocher)指出，基督徒对圣经与科学的关系，大致上可分为三种： (1) 反科学主义(antiscientism)；(2) 信心主义(fideism)；(3) 协调主义(concordism)。里程对上述三种观点作出以下适切的评述。

反科学主义反对“科学万能”，认为圣经是神启示的终极真理，而科学的认知是相对的(这三点基本上都是正确的，编者按)。同时，科学的运作不可能没有其预设、运作纲领和整合模型；而意识形态的选择在基本的层面上干预着科学的运作。因此，反科学主义认为，圣经的启示与科学的冲突是必然的。这些观点是可贵的。然而，他们把科学与圣经完全分割和对立起来，全然漠视科学界所达成的共识之价值，这点是不可取的。(编者注： 反科学主义忽略了一点，神也曾使用基督徒科学家和他们的研究成果，来见证祂的创造之大能与智慧)。

信心主义乃是将信心与科学家研究的对象完全分开来，强调圣经教导的“形而上”(metaphysical)的宗教信仰方面的真理，[19] 与科学的“真理”(科学事实)是完全无关的，是永远不会相遇的。这种将圣经与科学分割、对立的观点比反科学主义更甚，与“鸵鸟政策”无异。

协调主义虽然今天受到一些人的轻视，但他们是在忠于圣经的前提下，努力寻找圣经与科学的切合点。因为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神普通启示的一部分，科学的真理是包含在圣经的真理之中的。但是，如果解经的装备和训练不足，协调主义者则容易强解圣经，用现代的科学知识去“套”圣经，把科学相对、会改变的权威强加在圣经超然的权威之上，导致对圣经的解释不断被动地随着科学认知的改变而改变。

里程一针见血地指出，基督信仰与科学既有结合点，又处于不同的层次上。神创造了宇宙，并赋予它规律，科学的任务就是发现和认识这些规律。在这点上，信仰和科学是和谐的。另一方面，科学只是认识宇宙的规律，属于物质的层面；而信仰是要认识创造宇宙的这位神，属于灵界的层面。也就是说，信仰是高于和超越科学的。所以，正确地区分圣经和科学是必要的。伽利略(Galileo，1564-1642)曾十分赞赏地援引巴罗尼乌斯(Cardinal Baronius)的话说： “圣经是教导人如何进入天堂，而非天体怎样运行。” 但这并不是说，圣经中不含有任何科学知识。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也是圣经的真正作者，所以圣经当然会自然地流露出造物主那创造宇宙的智慧。比如，“风往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传1：6；这是已被科学证实的地球风向系统)；“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传1：7；这是已被科学证实的水文现象)等等。这些都是造物主所启示的科学“真理”，远远超越圣经写作年代的科学水准。[20]

有些人认为，圣经成书于几千年以前，当时的科学知识远不如现今，所以圣经中有一些关于科学方面的错误是在所难免的。他们继续指出，这些错误不碍大局，不会妨碍人得到救恩。因此，他们认为圣经不是“完全默示”的。然而，诚如里程所说： “信仰和科学，正如信仰和历史一样，是不可分割的。创世记前三章记载的神的创造，既是信仰的根基，又是历史，又是科学。”

(D。2)科学的局限和语言

有些人之所以认为圣经有科学上的错误，是因为他们犯了至少两个错误： (1) 把科学知识绝对化；(2) 没有辨别科学语言和圣经语言。

第一个错误是将相对的科学知识“绝对化”了，以为凡是圣经与科学有冲突的地方，科学一定是对的，圣经一定是错的。事实上，神用“两本书”来启示人类，一本是神的普通启示(大自然)，另一本是神的特殊启示(圣经)；科学是追求认识神的某些普通启示，圣经则是神特殊启示的完整记录。那位被誉为“海洋道路发现者”(the Pathfinder of the Seas)兼“海洋学之父”的科学家马太·莫里(Matthew Fontaine Maury，1806-1873)就常强调圣经与科学并无冲突。他极力为他的研究和在著作中引用圣经而辩护：

我曾经被从事科学的人们指责… 因为我在自然地理学(physical geography)上引用圣经作证。他们认为圣经没有科学效用，因此在科学上全无权威可言。请恕我直言，圣经是万事万物的权威… 圣经是真确的，科学(指科学事实)也是。仔细留意，两者是可以互相印证的。[21]

因此，正确的科学认知与圣经的启示绝不会发生冲突，因神的启示不会互相矛盾。圣经的真理是绝对的、不变的，科学的真理是相对的、变化的、不断逼近真理的。当现有的科学知识与圣经有所冲突时，切勿急于下结论说圣经错了，而应耐心等待科学进一步的发展。最后，科学的真理必然会与圣经的启示逐渐趋于一致。

至于第二个错误，是人们没有把科学语言和圣经语言分别开来。科学语言是非常准确、精细的，而圣经的语言是老百姓的日用语言。亨梅尔(或译“韩梅尔”，Charles E。Hummel)论述道： “圣经描写大自然的语言，往往给人谦卑俯就的感觉，常被称为‘前科学’(prescientific)。它即使有准确的时序，但‘前科学’这一词语，混淆了圣经语言和科学语言之间的主要差别。现代科学语言既然不可作为希腊戏剧和罗马诗歌的标准，那么又怎能用来衡量这部希伯来文钜著呢？每种体裁各有其特点和目的。如说圣经语言是‘非科学性的’或‘非技术性的’，倒更准确。”[22]

圣经说：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诗50：1)。这并不表示圣经教导说太阳绕着地球转。当主耶稣说，芥菜种“原是百种里最小的”(太13：32)，这不表示是科学意义上的“最小”，因为很多种子，如罂栗、芸香的种子都比芥菜种的更细小。主耶稣在这里只是引用了百姓的一个谚语；再说，在原文中，“最小”是比较级(comparative，可直译为： “它比所有种子还小”)。事实上，在日常生活中，不能每次都用科学语言，否则将非常不方便。当有人问： “现在几点钟了？” 那时也许是下午3点29分或31分，对方回答“3点半”就足够了；倘若对方回答说： “现在是下午3点29分33秒42分秒26微秒…”，人不说他有病才怪，对不对？

亨梅尔风趣地说： “天文学家并不反对使用‘太阳升起’这类句子。托勒密(Ptolemy)、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和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虽然对宇宙抱有迥然不同的观念，但倘若他们相约去钓鱼，也会同意于‘日出时’见面。” 再深一层地思想，圣经绝不能使用精确的科学语言来写作。一方面，使用最新、最准确的科学语言，许多人将读不明白。另一方面，任何科学理论都是相对的，将不断被修正，甚至被淘汰。如果圣经语言必须都具有人类所知的“科学准确性”，那么当上一代的科学理论被这一代的新发现推翻时，圣经也要重写了！

里程总结道： “在圣经写作的年代，人们当然没有现代科学的知识。但是，不要忘记，圣经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独一真神默示的，祂绝不会让圣经出现任何错误，包括科学上的错误。事实上，迄今为止，没有人能确认圣经中有任何科学上的错误。”[23]

(E) 基督的教训与门徒的教训有所不同？

(E。1)门徒的言行可能有错？

有者留意到圣经中记载耶稣基督的教训与门徒的教训之间的区别，所以便对圣经是神“完全默示”的教义有所保留。这个问题可从两方面来讨论： (1) 门徒的言行可能有错；(2) 没有区别耶稣基督的言论与门徒的言论。

关于第一点，有学者认为，圣经中记载耶稣基督的言行不会有错误，但圣经中记载门徒的言行却可能有错误。有些福音书注释书的作者，当他们遇到一些难解的经文时，就会辩驳说： “请注意，这句话是马太(或马可、路加、约翰)说的，他犯了一个可笑的错误；但这不是主耶稣说的！” 在他们看来，在圣经的记述中，主耶稣的言行不会有错误，但福音书作者的言行却会出错。换言之，只要保证主耶稣的言行没有错误，就万事大吉了。但是，这种二分法能够成立吗？显然不能。因为主耶稣的言行也是由福音书的作者记录的；假如福音书作者在写圣经时会犯错误，那么，我们怎能保证他们所记载关于主耶稣的言行是准确无误的呢？福音书又怎能是对主耶稣言行的权威见证和权威解释呢？

换句话说，如果认为圣经的作者在写作时会有错误，主耶稣言行的可靠性、可信性就会大大地被打折扣。里程指出，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既成事实。“耶稣研讨会”(另译“耶稣研究会”，Jesus Seminar)就是这样作的。这个研讨会是由毛遂自荐的个人组成的团体，代表的仅是一小部分过于偏激的周边学者，在新约研究上极为左倾，根本不能代表学术研究的主流。他们的基本假设是： 福音书基本上是不可靠的，因为他们不相信神迹；进而，他们怀疑福音书所记载耶稣基督言论的真实性。他们以投票作出的结论是： 有关福音书所记载耶稣所说的话，82%没有说过；其余的18%，大部分值得怀疑；耶稣所说的话中，只有2%可以断定是真的。他们还坚称，在主祷文中，只有“我们的父”这四个字是耶稣说的！

(E。2)“程度默示论”是正确的吗？

关于第二点，主耶稣的言论与门徒的言论是有明显区别的。主耶稣的话语睿智、简练、直指人心，其权威性和震撼性是门徒的话语无法比拟的。主耶稣话语的分量远远超过门徒话语的分量是理所当然的、合情合理的，因主耶稣是神，门徒只不过是人。但是，这是否意味着： 新约圣经的记载中，耶稣的话有较多神的默示，而门徒的话有较少神的默示呢？(编者注： 此乃所谓的“程度默示论”)。有学者指出，产生这种困惑的原因，是把“真理”与“真理的功用”混淆了。神的默示保证，圣经的作者所写下的都是神的话(提后3：16)。而神的话、神启示的真理之功用，是各有不同的。因此，要么是神默示的，要么就不是神默示的；要么是神的话，要么就不是神的话，要在这两者之间选择居间是不可能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对“程度默示论”和“部分默示论”的原因。[24]

(E。3)保罗的话不是神所默示的？

在圣经所记载门徒的言论中，受批评最多的可能是使徒保罗的言论。有者说： “保罗的著作是晦涩难明的，经常有‘不合理的表达，甚至诡辩’，而且是‘琐碎细节、个人抱怨、实际忠告及热情奔放的狂乱组合’。” 里程评论道： “这种批评既不公正又不合理。诚然，保罗的话语有时是非常严厉、尖刻，甚至是讽刺挖苦的，似乎在呕气。但他这样说，完全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丝毫不是为他个人的私利。他为自己的使徒身分辩护，也是为他传福音的权柄辩护。”

学者们经常争议有关保罗论娶嫁的事。保罗说： “至于那已经嫁娶的，我吩咐他们；其实不是我吩咐，乃是主吩咐说： 妻子不可离开丈夫… 我对其余的人说，不是主说，倘若某弟兄有不信的妻子，妻子也情愿和他同住，他就不要离弃妻子”(林前7：10，12)。根据这些经文，有人把神的话与保罗的话作截然的划分： 主吩咐的是神的话，保罗自己吩咐的不是神的话。然而，解经家一般都同意，保罗说“乃是主吩咐”，是因为他知道在这件事上，主耶稣在世时已有明确的教导(如 太5：32；19：3-12；可10：9-12；路16：18)，不需要他再作吩咐。当他说“不是主说”时，是指在这件事上，主耶稣在世时没有明确教导过。

因此，这段经文绝不是意味着保罗说的话不是圣灵所默示的。它只是表示，保罗所说的不是直接引用主耶稣已说过的话。换言之，当保罗在他的书信中写道“我说”、“我吩咐”、“我的意见”时，都是他受圣灵的感动写下来的，正如他所说： “然而按我的意见，若常守节更有福气。我也想自己是被神的灵感动了”(林前7：40)。保罗说“我想”，原文丝毫没有不确定的含意。此外，按照希腊原文，“被神的灵感动了”的直译是“拥有神的灵”(KJV： I think also that I have the Spirit of God)。罗伯逊(Archibald T。Robertson)解释道： “保罗强调在有关婚姻这个困难、复杂、有时又纠缠不清的问题上，他的意见(判断)是有神的灵的感动。但他并不承担作决定的责任，而是让他们每个人(读者们)自己作出决定来。”[25]

(F) 圣经岂不也记载恶者的恶言坏事？

(F。1)神透过正反面的事向人说话

关于圣经是神“完全默示的”这一教义，还有一个疑问： 圣经中也记载了坏人坏事，怎么会都是神的话呢？答案是： “圣经是神的话”这一句话并非表示圣经全是神的“语录”。保罗说：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后3：16-17)。“督责”(希腊文： elegchos {G：1650})意指罪人的“悔罪”，也指“责备”甚至“刑罚”；而“归正” (希腊文： epanorth？sis {G：1882})一字在新约圣经中仅见于此，由“重复”和“伸直”二字复合而成，意为“纠正”、“矫正”。里程写道： “所以，圣经是神的话，它不仅有神的旨意、训诲，也有神透过各种正反面的事件对人说的话，以达到教训人、责备人、警戒人、使人归向神的目的。”

白嘉陵在《圣灵在讲道事奉中的地位》一书中指出，圣经中神向人说话的多样性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神的直接吩咐： 如旧约中常出现的“耶和华如此说”、“主(耶和华)说”，新约中耶稣所说的话等等。

神透过先知、使徒对人的吩咐： 如旧约中的先知书、新约书信等等。

神透过与人交往表明祂的心意： 如神吩咐亚伯拉罕献子，事件的背后是神期待所有信祂的人，对祂也有如此的敬畏。

神借着信徒的信仰实践表明祂的心意： 如波阿斯因实践律法而对路得的照顾；但以理在外族的统治之下，仍过着敬畏神的生活等等。

神借着灵感的颂赞诗、灵感训诲文学表明祂的心意： 如诗篇、箴言、传道书等等。

神透过人在试探中的失败表明祂的警讯： 如亚当的悖逆与受罚；扫罗在献祭上自作主张；大卫的淫乱与借刀杀人等等。

神借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医病、赶鬼、受死、复活表明祂拯救人类的旨意： 旧约中的弥赛亚预言、新约的福音书皆属此类。

里程认为还可以加一个方面： 圣经透过对撒但作为的描述(如约伯记)，神向人显示： 撒但挑拨神、人关系的诡计；表明撒但虽然狡猾，却必须完全臣服在神的权柄之下；同时，向信徒展示，一个与神亲密相交的人应有的高尚情操和生命特质。

(F。2)圣经内容的多样性和不同功用

兰姆(Bernard Ramm)用报纸来类比《圣经》中神向人说话的多样性。报纸有社论，直截了当、旗帜鲜明地表达编辑的立场和观点；有好人好事的正面报导，用以活化社论的精神；但它也有坏人坏事及罪犯伏法的报导，以警戒众人，使之赞同社论的原则立场。报纸的所有内容都是编辑精心设计和编排的，是编辑向读者所说的话。但这仅仅是类比，因为报纸的有些文章是文责自负的，不一定能完全反映编辑的立场；况且编辑是人，是会犯错的。但是，圣经所有的经卷的真正作者是神自己，而神绝对不会犯错。

俄利根(Origen)写过一段关于圣经的生动话语，可帮助我们了解圣经内容的多样性，以及它们不同的功用：

圣经就像草本一样，不论它们是为身体的健康，或是为别的用处，各有各的效力(功效)。然而不是每个人都能懂得每种草本正当的用途。这是那些对于草本作过研究、花过工夫之人的事；他们知道各种草本应当在什么时候收割，适用于身体哪一部分，用什么方法来配制，使那服用的人得益处。照样，一个圣人是一个属灵的草本学家，他从圣经中选取每一点，和偶尔遇到的每个字，来发现它们的能力，和它们各个不同的用途，而且凡是写在圣经中的，都有其意义。

如果你们喜欢再听一个比喻的话，那么我要说，神创造我们身体的每个肢体，都有其作用。然而每个人却不都能明白每个肢体——包括那些完全不重要的肢体的功用。对于人体解剖学有经验的医生，才能告诉我们那由神所创造的最小部分之用途是什么。照样，我请求你们把圣经看成各种草本，或由言语组成的整个身体。如果你们既不是圣经的草本学家，又不是先知之言的解剖学家，你们就不应当认为圣经的任何部分是没有目的的；如果你们不能发现圣经中的意义，你们要责备自己，不要责备圣经。[26]

(G)总结

里程贴切总结说： “总之，圣经是神‘完全默示’的，没有任何错误。圣经中的历史、科学记载与基督信仰是不能分割的。正如阿切尔(或译“艾基新”，Gleason L。Archer)指出的，如果圣经内关于历史、科学、地理等可以被验证的资料已被证实为不真确，那么，圣经中那些不能直接被验证的‘形而上’的道理就不值得信任，整本圣经就不值得信任。[27] 圣经的每句话都是有目的、有功用的。无论人们对圣经的话是否明白、是否了解其重要性、是否赞同其观点，它们都是神用不同方式向人说的话。如果人们对经文产生疑难，需要调整的，不是圣经本身，而是读圣经的人。”[28]

附录一：默示的定义

“默示”一词来自 提后3：16的经文：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希腊原文中，“默示”一字是复合词，由“神”和“吹气、呼出”二字的字根合成，[29] 可直译为“神吹气”(God-breathed)，在新约圣经中仅用过这一次。“神的吹气”在圣经中象征神大能的行动(撒下22：16)[30]和创造性的活动，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2：7)；“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祂口中的气而成”(诗33：6)。当保罗说圣经是“神呼出来的”时，他是以极其生动、淋漓尽致的语法描写圣经是神非常独特行动的成品。

里程在《圣经的权威》一书中指出，“默示”可定义为： “神监督圣经的作者，使他们在圣经原稿中无误地写出神给人的信息。” “监督”包含神与作者多元化的关系以及资料的多元化来源；“写出”显示作者不是被动的速记员，而是主动的写作者；“无误”表明圣经为真理的宣告；“默示”乃是默示圣经原稿。“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后1：20-21)。这是“默示”这一定义的圣经依据。“默示”仍是一大奥秘，但其结果是： 神呼出了圣经；人写下了圣经；人们因此得着了圣经。[31]

附录二：圣经无谬误的定义

“圣经无谬误”(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是福音派人士表达圣经权威的用语。里程在其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中表示，“无误”(inerrancy)是指圣经没有任何错误。“可靠”(或译“无谬”，infallibility)则指圣经的写作没有错误，也不会误导人，是完全可靠的引导。[32] 简之，“无误”指整体圣经而言，而“无谬”特指圣经的写作方面。

对于“圣经无谬误”的教义，《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有以下定义： “圣经既是神默示的话，为基督作权威的见证，理当是绝对无谬的(infallible)和绝对无误的(inerrant)。‘无谬’(可靠，infallible)一词表明‘既不误导人，也不被人误导’的特性，所以，此词…绝对地保证‘圣经在凡事上都是确实、稳固、可靠的准则与指引’的真理。‘无误’(inerrant)一词亦然，它表明‘毫无虚假或错误’的特性，所以，此词保证‘圣经所有的声言叙述，都是全然真实可信’的真理。”[33]

“圣经无误”最简洁的定义是： “圣经所说的是真理(即绝对正确、绝对可靠，编者按)。” 若再详细一些，可以这样定义： “无谬误的意思是，当获悉一切有关资料，圣经按原稿在正确的解释下，会证实所教导的一切都是完全真确的，无论是关乎教义、历史、科学、地理、地质，或其他科学或知识，都是如此。” 无论如何，神使用不同的人写下圣经书卷，所以容许差异。换言之，“圣经无误”容许圣经各书卷在写作风格上有差异，容许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在细节上有差异，不要求一字不漏地引述一件事情，容许不标准的文法形式，和容许有难解的经文。[34]

[1]Paul Enns，The Moody Handbook of Theology  (Chicago： Moody Press，1989)，第166页。

[2]本文按照里程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之译法，将inerrancy译作“无误”(或“绝对正确”)，并将infallibility译为“无谬”(或“绝对可靠”)。务须留意的是，如果某篇论到圣经的文章同时指这两者——infallibility和inerrancy，我们将之译作 “圣经无谬误”；若译为“圣经无误”时，通常只是指圣经的 inerrancy，虽说在某些文章中，inerrancy一词也可包含或概括圣经的可靠无谬(infallibility)。正因此故，有不少人也将英文的inerrancy一词译作“圣经无谬误”。

[3]里程著，《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2005年)，第379页。

[4]同上引，第381页。

[5]同上引，第381-382页。

[6]路3：1： “该撒提庇留(Tiberius Caesar)在位第十五年，本丢彼拉多作犹太巡抚，希律作加利利分封的王(tetrarch)，他兄弟腓力作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地方分封的王，吕撒聂(Lysanias)作亚比利尼(Abilene)分封的王。”

[7]路2：2： “这是居里扭(Cyrenius)作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

[8]主耶稣降生是在希律王的时代，故应在主前4年前(一般学者认为主耶稣降生的实际时间应是主前4至6年)。但之前所知的资料显示，居里扭迟至主后6年才任叙利亚巡抚，仿佛表示主降生时的人口调查是在主后6年进行，所以时间上出现了差距，有了一个大缺口。

[9]史特博著，李伯明译，《重审耶稣》(香港： 海天书楼，2000年)，第87-88页。

[10] 同上引，第84页。

[11] 这些重要大事(例如主耶稣复活一事)是证明主耶稣的神性之最有力证据，而作者路加表明这些大事是已经“用许多的凭据证实了”(徒1：3；也参 路1：3-4： “都详细考察了…都是确实的”)。

[12]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382-387页。

[13] 史特博著，《重审耶稣》，第69-70页。

[14] 山内博士引证学者梅耶(Paul Maier)在他1968年的著作《彼拉多》(Pontius Pilate) 中的一则脚注，里头论到有关黑暗的话： “这个现象显然在罗马、雅典和其他地中海城市可以见到。根据特土良(或译“德尔图良”，Tertullian，主后160-220年)所说… 那是一个‘宇宙性’或‘世界性’的事迹(cosmic or world event)。加里亚(Caria)出生的希腊著作家弗莱冈(Phlegon)于主后137年不久写过一篇大事记，他说在202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第4 年(即主后33年)有过一次最大的‘日蚀’，在那天的第6小时(即正午)‘白天变黑夜’，星星在天空出现。比希尼亚(Bithynia)发生大地震，尼西亚(Nicaea)的许多东西都翻倒了。” 正如梅耶(Paul Maier)指出的，这就是非圣经历史的资料来源，证实耶稣在死难时曾有黑暗出现。显然，有人觉得必须找个自然界的解释，于是说是日蚀。

[15] 史特博著，《重审耶稣》，第75页。

[16] 甘雅各、杰利纽康合著， 甘耀嘉译，《如果没有圣经？》(台北： 橄榄基金会，2000年)，第247页。

[17]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387-392页。

[18] 马有藻著，《先贤伟论——简易神学思想史》(香港九龙： 种籽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第172页。

[19] “形而上学”(metaphysics)是哲学的学派之一(源自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著作)，主要探索有关“存在的性质”(nature of existence，例如人的存在： 人从哪里来、为何存在等等问题)，以及真理和知识的基本原则(basic principles of truth and knowledge，探讨“非物质层面”，如思想、概念、文艺、宗教、信仰等，故与研究“物质层面”的科学物理有所不同；注： meta = 在…之后；physics = 物理；metaphysics = 物理之后[或之上]的研究和学问)。(参Chambers Encyclopedic English Dictionary，第810页)。

[20] 有关圣经的科学精确性，请参2006年11-12月份和2007年1-2月份(第67和68期)《家信》的“书中之书： 圣经的超自然元素(六)： 圣经的科学精确性”。

[21] 有关他的信仰和科学贡献，请参2002年7月份，第32期《家信》的“科学伟人： 马太·莫里(Matthew Fontaine Maury)”。

[22]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395-396页。

[23] 同上引，第393-396页。

[24] 雷历(Charles C。Ryrie)指出，“程度默示论”认为整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不过有些部分比其他部分有更多程度的默示。“部分默示论”则表示圣经中有些部分根本不是默示而成的。雷历著，杨长慧编译，《基础神学》(香港九龙： 活石福音书室，2007年)，第86页。

[25]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397-401页。

[26] 同上引，第401-403页。

[27] 艾基新著，李笑英译，《圣经难题汇编： 创世记至启示录》(香港： 角声出版社，1994年再版)，第30页。

[28]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404页。

[29] “默示”在希腊文为 theopneustos {G：2315}，英文译为“灵感”(KJV： inspiration)，整本新约圣经只用过一次。在中文圣经，“神所默示的”这一短语在希腊原文圣经只有一个字，即 theopneustos 。此希腊字是一个并合字，由 theos {G：2316}(神)和 pne？{G：4154}(吹气)二字合成，直译为“神吹气”(God-breathed)，意即“被神所催促、鼓动或激励”(prompted by God)。

[30] 撒下22：16： “耶和华的斥责一发，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

[31] 里程著，《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2005年)，第58-59页。

[32] 同上引，第75页。

[33] 同上引，第84-85页。

[34] 同上引，第85页。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六) ： “圣经无谬误”与“圣经原稿无误”

(A) 序言

“圣经无谬误” (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1]是今日所有信徒与整体教会迫切需要持有的正确圣经观。论到圣经的默示，雷历(Charles C。Ryrie)将之解释为“字句、完全、可靠、无误及不受限制的默示！”(verbal，plenary，infallible，inerrant，unlimited inspiration)。我们今日不得不强调这些重要的字眼，因为有人虽然保留了“默示”(inspiration)、“可靠”(infallible)、“无误”(inerrant)等等的字眼，仍然不相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2]

在上几期的文章中，我们讨论了“圣经无谬误”的两个重要教义——“字句默示”(verbal inspiration)和“完全默示”(plenary inspiration)；它们表明圣经不仅是每个字句无误可靠，同时也强调它是完完全全的无误可靠。[3] 本期，让我们探讨与之相关的另一个重要教义，即“圣经原稿无误”(The inerrancy of Bible autographs)。

(B) “圣经原稿无误”的教义

提摩太后书3：16宣告道：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此默示确保圣经的无误可靠。但这里所指的圣经，不是圣经的抄本或译本，而是圣经的原稿。论到“圣经原稿无误”的教义，1978年所签署的《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The Chicago Statement of Biblical Inerrancy，1978，Article X)第十条给予清楚解释： “我们确认‘默示’，严格来说，仅是针对圣经原稿说的，在神的护理保守下，从现存许多抄本可相当准确地确定原稿。”[4]

(C) “圣经原稿无误”的质疑

(C。1)“圣经原稿无误”的两大问题

“圣经原稿无误”的教义通常会受到两方面的质疑。第一方面是，既然圣经的原稿已不再存在，人们怎么能肯定它是“无误”的呢？有者说道： “我们怎样证明现今已不复存在的‘原稿’是没有错误的？… 为什么历代以来，纵使没有人曾亲眼见过原稿，却有那么多人坚信这些原稿是可靠无谬的？既然世界上没有人拥有这些原稿，现今的人怎能确定它们是值得信赖的？常识不是告诉我们，对于自己不拥有和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切勿妄加评论吗？我们在说这些‘原稿’是无误的之前，岂不应该先详细审查它的性质和特点吗？”

第二方面的质疑是，既然圣经的原稿已经找不到了，强调它没有错误对今天的信徒有什么现实意义呢？甚至有学者认为，坚持原稿无误是不敢正视现今的抄本和译本有错误的“鸵鸟政策”。就如一些学者所言： “圣经(原稿)无误的论点，其实正好宣判我们所读的圣经，不论是译本或抄本，都是有错误的；所有用以维护圣经原稿必须无误的理由，反过来都成为批判我们手上任何圣经版本的根据。一份不存在的‘无误原稿’，也许可以维系一套神学系统的逻辑完整，然而对于每天读着‘有误圣经’的信徒来说，这立场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正因为这缘故，我们探讨有关启示真理和圣经等神学教义时，实在不容苟安于‘圣经无误’这避风港里。”[5]

简言之，第一方面的质疑是关于“圣经原稿无误”教义的根据，第二方面的质疑则涉及“圣经原稿无误”教义的意义。我们现在逐一解答。

(一)“圣经原稿无误”之教义的根据

关于第一方面的质疑，里程在其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中解释道： “对于物质界的事物，人们必须首先运用理性仔细研究、考察它们后，才能确定它们真确与否。但是，对于属灵的事物、对于有关神的事情，人们则需仰赖神的启示，因为人的理性无法完全了解属灵的事(林前2：14-15)，圣经原稿无误，首先是基于神的启示：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当使徒保罗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提后3：16)这一句话时，他的意思是说： 圣经的所有书卷的写作，包括作者和作品，都是在圣灵的完全控制(或作引领)下完成的。所以，神所默示的圣经，是指圣经的原稿，而不是指圣经的抄本或译本，也就是说，‘圣经无误’是指圣经的原稿，而不是指圣经的抄本或译本。事实上，圣经的抄本或译本也确实发现有误抄或误译的地方，并不是‘无误’的。

“其次，圣经原稿无误也是有事实根据的。‘成千上万的抄本中，只出现少许的差异’，[6] 是圣经原稿无误的证据之一。”[7] 此外，虽然当今没有人亲眼见过圣经的原稿，可是，确实曾经有人见过圣经的原稿。哈里斯(R。Laird Harris)在《圣经的灵感与正典》中写道：

也许有人会提出异议，说我们没有看过“原稿”，怎能相信默示呢？其实不然，因为有些人是见过“原稿”的，例如西元(公元/主后) 2百年的特土良(Tertullian)说，在他当时的教会里，仍有不少人见过新约书卷的原稿。今天我们仍有少部分特土良时代的新约，甚至有一块比他早70年的小片段(新约抄本)呢！ 而且，当时通用的抄本时常与这种原稿校对，同时，现存的抄本大都是与原稿极相近的。圣经的确是神的灵所写作的，有属天的信息赐给我们，来喂养我们的灵命。

里程总结道： “应该说，关于‘圣经原稿无误’的教义，主要是根据神的启示，并没有完全的证据。但不必为此苦恼，因为没有任何基督教(基督信仰)的教义有完全证据(指今日人体五官可经历——看到、听到、摸到、嗅到等——的凭据)的支持。比如，并没有完全的证据支持神的存在。‘神是个灵’(约4：24)。这个事实使人无法找到完全的证据证明神的存在；完全的证据要求人们能够看见神，以致可以检验神的特点和性质。但是，大家仍相信神的存在，虽没有完全的证据，除了‘信心’的因素外，还有充分的证据支持神的存在。有关三一神的真理，也是如此。”

或许有人会问： “是否神在圣经中的宣称，就可以成为‘圣经原稿无误’之教义的坚实依据呢？” 答案是肯定的，正如贝尔彻(另译“贝查”，Richard P。Belcher)所指出的： “基督徒要接受圣经为最有权威的‘充足证据’。” 他在《圣经无误辩》里写道：

教义性的真理不是用“完全的证据”来证明的。三位一体(更正确译为“三一神”，Trinity)的完全证据在哪里？我们认识三位一体是基于圣经的“充足证据”。创造论的完全证据在哪里？道成肉身的完全证据在哪里？有关基督的死、复活和神迹的完全证据在哪里？完全证据要求我们审查所有的第一手资料，这点我们是办不到的。然而，如果正如有关三位一体的真理，我们接受以圣经中的充足证据为基础的教义。

我认为我们既然接受以充足的证据作为衡量教义的根据，而不是根据完全的证据，那么，关乎圣经本身及其性质、特点的教义问题，我们也必须以神的话语为充足证据。如果有人对基督教(基督信仰)的其他教义不要求找寻完全证据，却偏要为圣经的性质问题寻求完全证据，他便是自相矛盾了。如果我们否认圣经说明自身性质的权威，就必须怀疑它是否能作为其他教义根据的权威。因此，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拥有那些原稿，而在于圣经对其本身怎样说。[8]

(二)“圣经原稿无误”之教义的意义

第二方面的质疑则涉及“圣经原稿无误”之教义的意义。有人会问： “既然圣经的原稿已经失散，现在强调它‘无误’还有现实意义吗？” 事实上，“有意义，而且有重要的意义！” 里程回答道，“只有当圣经的原稿是无误的，透过经文鉴别学(另译“文本评鉴学”，textual criticism)的工作，人们才能从各个抄本中鉴定出最接近原稿的经文，才能知道这些经文所包含的真理。如果圣经的原稿是有错误的，即使经文鉴别学完美无瑕地把原稿的经文重新构建起来，所得到的经文仍是不准确的，因为原稿本身就是有错误的。这样，人们仍不能确定已经得到了真理。所以，如果不坚持圣经的原稿是无误的，就等于从根本上否定了经文鉴别学的重要性和必要性。”[9]

简言之，圣经原稿无误的教义意义深长，它不仅支持“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一基要教义，使建立在圣经上的基督信仰有稳固的真理根基，同时也肯定了经文鉴别学的价值。

(C。2)“圣经原稿无误”的其他问题

除了以上两大问题，“圣经原稿无误”这一教义还受到以下的问题所攻击：

(a)此教义是苟安于“避风港”？

有些反对此教义的人说，坚持“圣经原稿无误”是苟安于“避风港”，事实上是“鸵鸟政策”！ 里程回答说： “当然不是。这种说法离题就更远了。‘圣经原稿无误’是基于圣经的原稿是‘神所默示的’之宣称，是从初期教会到现在，在基督教会的一贯立场，与‘避风港’根本拉不上关系。… 启蒙运动以来，圣经遭到自由派神学、高等批判学的猛烈攻击、无情宰割，大有横扫千军如卷席之势；然而，圣经，神永活的道，在狂风暴雨中巍然屹立。虽然坚持圣经有错误的人耗费了无可计量的心血，至今他们仍拿不出‘圣经有错误’的确凿证据。他们对圣经的批判也从锋芒毕露、旗帜鲜明变成躲躲闪闪、吞吞吐吐。在这种情况下，坚持‘圣经无误’的人，有什么‘风’可避，有什么‘苟安’可求呢？

“再者，批判学者认为圣经有错误，并不是指圣经的抄本或译本有错误，而是指圣经的原稿有错误。可是，他们同样没有见过圣经的原稿。” 针对此事，亨利(Carl F。H。Henry)指出： “批评学者们也拿不出一本他们一直假定存在的‘错误原典’(指有错误的圣经原稿)。在这两种情况下，原典的正误(正确与错误)都是从资料和教义推论而来的。” 换言之，若说“没有一个现代人看过无误的圣经原稿”，这是对的；可是，“没有一个人看过有误的圣经原稿”，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故此，反对者不能以他们拿不出的“有误的原典”来证实“圣经原稿无误”之教义是错误的。

另一方面，诚如里程所说，既然有些批判学者凭一己的神学立场可以声称自己没有见过的“圣经原稿”有错误，那么，他们有什么理由对基于圣经自我宣称的“圣经原稿无误”之教义如此冷嘲热讽、耿耿于怀呢？既然这些批判学者在没有明确证据之下(因他们也拿不出“有误的圣经原稿”)，不断声称圣经的原稿有错误，那么，广大基督徒就有必要一直高举“圣经原稿无误”的教义。这样地坚持“圣经原稿无误”，哪里是“苟安于避风港”呀，这分明是在针锋相对地捍卫圣经的神圣权威。[10]

(b)此教义宣判现今的圣经都有错误？

有者认为，“圣经原稿无误”的论点其实是宣判我们今日所读的圣经——不论是译本或抄本——都是有错误的；换言之，我们现今无法肯定知道神到底在圣经中说些什么。

上述说法实在是“似是而非”。首先，要澄清的一点是： 坚持“圣经的原稿无误”并不能导出“现今的圣经版本有错误”的结论，两者其实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联系。第二，现今的圣经版本虽然在抄写或翻译的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少许失误，但很容易从不同版本的对比中获得纠正(参本文附录三)。第三，主张“圣经有错误”的人主要不是指这一类在翻译或抄写中的错误，而是认为圣经在科学、历史上有错误，认为圣经在许多神学观点上前后不一致、彼此冲突等等。然而，他们提出圣经在这方面的错误，到现在并没有被证实。因此，若说“ ‘圣经原稿无误’的论点正好宣判我们所读的圣经都是有错误的”，这一说法是既不合逻辑，又与事实相悖。[11]

(D) 神为何没保存圣经原稿？

或许有人会问： “既然神是无所不能的，为何祂没有把圣经66卷书的原稿一一地保存下来？” 首先，我们深信神是满有智慧的，祂这么做肯定有很好的理由。有学者推测，神没有把圣经的原稿保存下来，让后人观赏，很可能因为人有崇拜遗物的倾向。圣经也记载了这样的先例，在出埃及走旷野的路途中，以色列人又发怨言，于是耶和华神使火蛇进到他们中间咬伤他们。因着摩西为他们代祷，神吩咐摩西“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民21：8-9)。但是，这条被保留下来的铜蛇，多年以后却被以色列人当作偶像崇拜，直到犹大王希西家领导犹大国复兴时，才将这条被当作偶像的铜蛇除掉： “他废去邱坛，毁坏柱像，砍下木偶，打碎摩西所造的铜蛇，因为到那时以色列人仍向铜蛇烧香。希西家叫铜蛇为铜块(或作： 人称铜蛇为铜像)”(王下18：4)。假如圣经的原稿被保留下来，人们会不会也像对铜蛇那样，因崇拜这些圣卷而向它们烧香敬拜呢？可能性非常的高。有鉴于此，神没有把圣经原稿保存下来，实为明智之举，免得它们日后成为人的绊脚石。

存留原稿的目的，本是让人能清楚知道神在圣经中到底说些什么，但智慧的神使用另一个方式来达到这方面的目的；因为存留原稿会使人崇拜遗物而犯罪跌倒，神就不用存留原稿这方法，而是采用传抄原稿的方法，来让人借着抄本和译本得知祂在圣经中的话语。因此，谈到“圣经原稿无误”时，就不能不谈与之有密切相关的圣经抄本和译本。

(E) 构建出“无误的圣经原稿”

正如上文所强调，当我们说神所默示的圣经是无误的，我们是指“圣经原稿”无误，而非指“圣经抄本”或“圣经译本”无误。听到这番话，有些信徒就慌张起来，说道： “这样说来，我们今天手中的圣经只是译本，内中岂不是有错误？” “既然今天圣经原稿已不存在，我又怎样知道我手中的圣经有哪一些经文是抄错或译错？” “是否约翰福音3：16也被抄错或译错？若是这样，是否信主耶稣就能得救？”等等。换句话说，关键的问题是： “今日的我是否能够知道神在圣经原稿中说的是什么吗？” 感谢神，答案是肯定的“能够”！

理由很简单，虽然我们今天手中没有66卷的圣经原稿，但我们能够借着成千上万的抄本，透过“文本评鉴学”(经文鉴别学)，去成功重建圣经原稿的“原貌”，以此知道神在圣经原稿中说的是什么。现在就让我们简述圣经抄本的准确性和抄写工作，并略谈一些圣经的著名译本和这方面的发展。

(E。1)圣经的抄本

(a)旧约圣经抄本的准确性

抄写圣经是一项非常艰巨、费神刻苦的工作(请参本文附录三)。一般而言，某个文献被抄写越多，流传越久，其“失真”的情况就越严重。然而，这种情况却没有发生在圣经的抄写和流传中，因为有神奇妙的保守。许多的证据显示，圣经抄本的准确性是非常的高。希伯来文学者哈里斯(或译“海瑞斯”，Robert Laird Harris，1911-2008)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耶利米书39：3记载了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一班将领的名字： “巴比伦王的首领尼甲沙利薛、三甲尼波、撒西金、拉撒力、尼甲沙利薛、拉墨”六个名称，两个相同；《七十士译本》及《马所拉经卷》(另译《马索拉经卷》)都录有此六个名字。对于抄写圣经的人，这些人名是没有多大意义的，为了忠于职分，他们就正确地抄写下来。但从新近发现的一份抄本中，这些名字不是六个，而只是三个；三个名字有称号，就是三甲的尼甲沙利薛，拉撒力的尼波撒西金，以及拉墨的尼甲沙利薛。[12]考古学家后来发掘到一张有关尼布甲尼撒将领的名单，其中就提及“三甲的尼甲沙利薛”上尉后来继承了他的王位。可见，抄写这些长而无意义的名字也是极其准确无误的。这为早期希伯来圣经抄写之士的细微、谨慎的工作态度，作了最有力的见证。[13]

哈里斯还指出，精于古代文字及文化的前普林斯顿神学院教授威尔逊(Robert Dick Wilson)曾说： “圣经所记载40多位著名君王的名称，与考古学所发现的文献极为相近和准确，180个字母拼成的，没有一个是有差错的。这证明希伯来文圣经的作者及后来抄写圣经的人所做的是异常出色的。”[14]

《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是旧约圣经抄本之准确性的另一个强有力证据。《死海古卷》的文献(或称《死海文献》)是从1947年开始发掘的、位于死海(盐海)岸边山洞里储藏的圣经文献。其中保存得最好、也最有名的是《伟大以赛亚书卷》，编号为1QIsaa。此卷长约24英尺半，宽约10英寸半，包括整卷《以赛亚书》，抄写年期为主前125年。对于1QIsaa，哈里斯写道： “同时，最令人惊讶的，就是这份以赛亚古卷与我们已有的原文圣经，除了极细微的差别之外，可以说完全相同。可见古代学者抄写圣经的细心，和神保守祂话语的能力。”[15]

此外，正如里程所指出的，在《死海古卷》中，还有其他20份抄本记录了以赛亚书的内容。虽然其中一份以赛亚书的片断(编号为1QIsab，含以赛亚书10至66章)的抄写方法相当宽松，但这些见于《死海古卷》的以赛亚书，有不少均与今天所沿用的希伯来文圣经(指《马所拉文本》，Masoretic Text ，简称MT)的以赛亚书“呈现很大程度的一致性”。联合圣经公会(亚太区)翻译顾问黄锡木博士(Simon Wong S。M。)评述道： “这一点对圣经学者(特别是从事文本评鉴工作的学者)来说，当然是一件振奋的事。事实上，这正代表着主流的希伯来文圣经文本的流传是相当可靠和准确的。” 普赖斯(另译“普莱斯”，Randall Price)指出，《死海古卷》的发现不仅将旧约圣经抄本的年代往前推移了一千年，而且更证实了旧约圣经抄本的一致性和可靠性：[16]

《死海古卷》出土之前，最早的旧约经文只能推到中古世纪。旧约最早的完整希伯来文版本叫《本亚设抄本》(Ben Asher Codex / Manuscripts)，年代大约是公元1008年。[17] 这个年代距离旧约最后一本书的年代(即玛拉基书，约主前325年)也有一千年之久… 这使我们陷入了一个有关旧约版本(指《马拉所版本》，Masoretic Codex / Text)的一致性和可靠性的幽灵问题(意即由于相距的时间长久而难以证明这些旧约抄本与旧约圣经原稿是一致的，或在抄写上是准确可靠的，编者按)。但等到第一份包含整卷以赛亚书的《死海古卷》(后来的碎片当中，又发现了21本)发现之后，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比较和对照了《以赛亚书卷》(Isaiah Scroll)和《马拉所版本》(Masoretic Text)的以赛亚书之后，除了少数文字拼法差别，不伤文意的差别之外，这两者简直没有两样。”[18]

为何这些旧约圣经抄本呈现如此高的准确性呢？原来旧约圣经的抄写工作具有非常严格的条规。为了保证抄写的准确性，从主前400年到主后200年间，抄写圣经的文士们已经开始建立一套有效的校对、审核之法。比如，他们数算每一卷经卷的字数和字母的数目，编成一份资料，提供给抄写员，用以检定所抄的新抄本之准确性。马所拉学者(Masora / Massorah，字面的意思是“传递者”)承继古时的文士，成为圣经经文的守护者。[19] 他们审定经文的时间约从主后500至1000年。他们把母音符号、标点和重音符号引进那原来只用辅音(consonants，或称“子音”，如英文的a、e、i、o、u以外的字母)写成的经文，[20] 发展出三套标示母音(vowels，即a、e、i、o、u的字母)的系统。他们的任务不是自创一套发音的方法，而是设法把已经承袭下来或已被接纳的发音传递下去，并且在一些有争议的发音上作一个选择。

为了准确地传递经文，他们运用可以想到的各种保障法；例如，找出每卷书的字母之总数;[21] 标明每卷书正中的那个字母和那个字词；搜集在字母的形状、位置上的任何异常之处；记录某个字或片语出现的数次；列出旧约中只出现两次的字词；列出经文中所有异常的拼写法等等。真可谓不厌其烦，不畏艰苦。由于对圣经的尊重，他们不在经文上作任何改动。为此，马所拉学者独创了一套编辑附注系统。当发现前人的一些抄写错误时，他们会把错误留在经文中，而把他们认为正确的字词写在该字词的上方，并在旁注中注明该字词的子音字母。这种注释或按语被称为“马所拉”(Massorah)。那写在页边、较短的注释叫“小马所拉”(Massorah parva)，只注明那字词出现的次数；置于每页顶部或底部、较详细的注释则被称为“大马所拉”(Massorah Magna)，能提供字词的某种形态的经文出处索引。由于马所拉学者的坚韧、辛勤的付出，马所拉经卷对旧约圣经的注释，尤其是在字词发音和文法方面的注释，在传统上被接纳为权威性的解经指南。[22]

阿切尔(Gleason L。Archer，Jr。)认为马所拉学者配得称赞，“因为他们这样勤劳工作，一丝不苟，小心翼翼地保存了苏弗林(Sopherim，希伯来文意即“文士”)交托给他们的子音版经文。… 他们那么有责任地保管着神圣的经文，以致在经文的子音上，不曾胆敢作出明显的改正，而是让他们的手稿(抄本)一如交托给他们的时候那样。由于他们的忠心，我们今天能拥有一本希伯来文圣经。… 这些版本(指《马所拉抄本》)让我们在本质上几乎看见原著的手稿，为我们提供神的启示之可靠记录。正如奥伯莱(William F。Albright)所说： ‘我们大可放心，这本希伯来文圣经的子音版本，虽然并非没有错误(差异)，但已经准确地保存下来了，其准确性也许是任何其他近东作品都不能相比的。’”(Gleason L。Archer，Jr。，A Survey of Old Testament Introduction，第65页)。[23]

(b)新约圣经抄本的准确性

新约抄本又如何呢？里程表示： “由于经文鉴别学(文本评鉴学)制定了许多有效的鉴别差异经文(简称“异文”)的原则，使经文鉴别的工作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加之，人们拥有众多的新约圣经抄本，有些抄本的抄写时期离圣经经卷的原稿又很近；所以。新约抄本的准确性更是显而易见的。” 基于有限的篇幅，仅以几位学者的评论为证。

沃里克大学(Warwick University)的著名圣经学者兼教授米立根(另译“密立根”，George Milligan，1860-1934)在论述新约圣经抄本的可靠性时，是这样说的：

据约翰·弥尔(John Mill)于1707年出版的《希腊文新约》中说，异文(指抄本之间的相异之处)之数约有3万。但是，因为近代发现了更多的古卷，此数又增加了五倍。有些人一听见这个数目，必定觉得非常惊骇，以为新约圣经的原文必定错到一个完全不可靠的地步，其实并非如此。因为所谓“异文”，其中只是一些细微的不同，对于章节段落的大意并无重大的出入(例如词字的次序不同、冠词增减等并不影响整段句子的大意)。”[24]

黄锡木在其所著的《新约经文鉴别学概论》一书中也指出，“那些被一致公认为毫无疑问的经文，其实占全本新约圣经的比例极高，粗略计算最少占八分之七(87。5%)，其余的八分之一，除去串字和字序上的差异外(约占11%)，我们认为尚有疑问的经文，只占全本新约圣经的六十分之一(1。6%)，而其中‘可以称得上对经文意义有重大影响的异文，也许是千分之一(0。1%)’。我想这番话该可以叫很多信徒感到安心了。”[25]

在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新约46年的荣誉退休教授梅茨格(另译“麦子格”，Bruce M。Metzger)满怀信心地说：

我们有被称为‘安色尔字体’的抄本，全部用希腊文大写字母写成。今天我们有306本这样的抄本，有几本可以推溯到主后3世纪(指抄写于大约主后350年的《西乃抄本》和《梵蒂冈抄本》)。

一种在本质上比较接近草书的新字体大约在主后800年出现。这种字体叫‘小书写体’，我们有2，856本这样的抄本。此外，还有圣言集(或译“经课、选读经文”，lectionary)，其中包括早期教会一年之中依照次序在适当时候诵读的新约经文。我们共有2，403本这样的抄本编入书目。这就把希腊文抄本的总数提升至5，664种。

除了希腊文抄本，还有数以千计的其他文字的古代新约抄本。我们有8，000至10，000本拉丁普通文本，再加上8，000本埃塞俄比亚文、斯拉夫文和亚美尼亚文抄本，加起来现存抄本总共有24，000种。我们所拥有的最早新约抄本是写于主后100年到150年的约翰福音残片…[26]

梅茨格的结论是： “就算我们今天没有希腊文原稿，把较早期译本的材料贯串起来，我们也能复制出新约的内容。退一步说，即便我们失去了所有希腊文原稿和早期翻译本，我们仍能从早期教父的注释、讲道词、书信等的大量引文中复制新约的内容。”[27]古代语文专家兼圣经学者阿切尔(Gleason L。Archer，Jr。)对旧约和新约圣经抄本的总体评价是： “事实上，在文本评鉴学(或译“经文鉴别学/校勘学”)领域里居领导地位的学者长久以来都承认，若将出现误差的经文放置在边注(旁注)中，而将标准经文中已被学者接受的读法加入正文内(在新约方面特指那代表90%以上的希腊文抄本——《多数文本》类型的读法，编者按)，[28] 那么，抄本所出现在子句上的误差，没有一项足以影响教义或圣经的信息。上述情况只能理解为神的保守，祂默示了原稿，又为人类设想而将圣经抄本妥为(妥善)保守。”[29]

总括而言，由于圣经抄本的准确性和文本评鉴学(另译“经文鉴别学”)的巨大成就，圣经学者们可说是已经成功构建出非常接近原稿的圣经版本。诚如贝尔彻所言： “纵然我们现今没有一本毫无错误的原稿，我们仍有一本可靠、足以应付各样实践需要的圣经，可供我们深入研读，和借此制定教义。”[30]

(E。2)圣经的译本

历代以来，神不仅预备了众文士或抄写员，小心翼翼地传抄圣经，使我们今日保有许多可靠性极高的抄本，祂还兴起了不少语言专才从事翻译圣经的工作，出版各种语言的译本，使世界各地的人能按照自己的语言去明白祂所默示的圣经。圣经本是用三种语言写成的。旧约圣经主要是用希伯来文写成，除了极小部分是用与希伯来文同源的亚兰文(Aramaic)写成(例如创31：47中的两个字；但2：4-7：28；拉4：8-6：18；7：12-26；耶10：11)。新约圣经全是用希腊文写成。由于懂得这三种语言的人并不多，所以翻译是必须的。

里程正确指出，当一种文字被翻译成另一种文字时，由于词汇、句型结构、文化习俗等的差异，要做到异文与原文百分之百地相同，是不可能的。然而，一个认真和严谨的翻译，使译文准确地传递原文的信息，则是完全可能的。靠着神的帮助，历代以来，有许多不同语文的圣经译本面世，传达神在圣经中所默示的信息。

从德国金匠古腾堡(或称“谷登堡”，Johannes Gutenberg)于1450年左右发明了活版印刷术至1998年的5百年里，圣经已被译成2，213种语言或方言。除了主前3世纪在埃及亚历山大城开始翻译的希伯来圣经的希腊文旧约译本(或称《七十士译本》，Septuagint )之外，主后第2世纪时，圣经已被译成叙利亚文，以及古代拉丁文(Old Latin Version)。当时，叙利亚文在巴勒斯坦极为通行，又与主耶稣在世时教训人所用的亚兰文很相近，所以在朗诵这种古译本时，人们似乎亲耳听见主耶稣在说话！ 主后3至4世纪时，圣经已有埃及文古译本、亚美尼亚文古译本(The Armenian Version)、哥特文古译本(The Gothic Version)、通俗拉丁文译本(The Vulgate)等等。[31]

论到英文译本，我们就不能不提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1328-1384)，因为这位牛津大学博士是第一个把拉丁文圣经译成英文的人。一百多年后，剑桥大学的丁道尔(William Tyndale，1494-1536)直接把圣经从希腊文(新约圣经)和希伯来文(旧约圣经)译成英文。此人因为翻译英文圣经而被判处死刑，为主殉道。但他殉道一年之后，神开了英王的心眼，下令修改政策，准许英国人民购买和阅读英文圣经。

1603年，詹姆士一世(King James I)继承伊丽莎白成为英王。他从不同宗派中挑选了54名学者，重新修订英文圣经；修订本于1611年问世，被称为《钦定本》(Authorized Version)或《英王詹姆士译本》(King James Version)。此译本初版有不少拼写错误，从1611年至1640年这30年间，《钦定本》约出了50版修订本。初版后约50年，《钦定本》才普遍被各宗派所接受，读者对它的喜爱也与日俱增，不仅影响英国，而且遍及整个英语世界，其权威地位一直延伸到20世纪。甚至先后于1881年和1885年出版的新约及旧约《修订本》(Revised Version)也无法取代《钦定本》。

在20世纪，更多英文圣经的新译本面世：

年代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简称)

1901 《美国标准译本》 American Standard Version (ASV)

1946 / 1952 《修正标准本》 Revised Standard Version (RSV)

1961 / 1970 《新英语圣经》 New English Bible (NEB)

1962 / 1971 《当代圣经》 Living Bible (LB)

(by Kenneth N。Taylor)

1963 / 1971 《新美国标准圣经》 New American Standard Bible (NASB)

1966 / 1976 《给现代人的福音》

/《现代英语圣经》

Good News Bible (GNB) / Today’s Engish Version (TEV)

1973 / 1978 《新国际版圣经》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NIV)

1979 / 1982 《新钦定本圣经》 New King James Version (NKJV)

 

至于中文圣经译本，许牧世在他所写的《经与译经》一书中简述道： “圣经在什么时代开始有中文译本至今是一个历史悬案。目前我们知道的是： 1625年在陕西西安附近发现的那块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的石板上有‘真经’、‘旧法’和‘经廿七部’等语，因此推测早在第7世纪前半期，圣经或圣经的部分已经有了中文译本。可惜这些译本失传，究竟它是在哪一年代、在哪种情况下译出来、是谁译的，都无从查考。

许牧世也指出，比较可靠的译经史要从13世纪开始，但也不过是一些不完整的片断资料。元朝时代有天主教法兰西斯会的僧侣蒙特柯维诺(John of Monte Corvino)到了北京，并翻译了《新约全书》和《诗篇》。约在1636年，天主教的迪亚兹(或译“李玛诺”，Emmanual Diaz)出版了一部福音书的注释，书名为《圣经直解》。总括而言，一直到清朝初期，中文圣经主要是由天主教的圣职人员所进行。[32]

基督徒(指“更正教徒”或称“新教徒”，Protestants，有别于天主教徒Roman Catholics)在中国的译经历史通常从1807年写起。这一年，第一位来到中国的基督徒宣教士(宣道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从英国来到广州。那时，广州的环境不允许他公开从事布道工作，所以他移居澳门，在那里开始翻译中文圣经。1814年，马礼逊所译的新约圣经在广州出版。旧约圣经由他的助手米怜(另译“米麟”，William Milne，来自苏格兰)所译，经马礼逊亲自审阅，名为《神天圣书》的圣经新旧约全书于1823年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出版，又称《马礼逊、米怜译本》。与此同时，另一本中文圣经译本也告完成，由在印度的马殊曼(Joshua Marshman)和在澳门出生的信徒拉撒尔(Joannes Lassar)合译，在印度塞兰坡(Serampore)出版，人称《马殊曼、拉撒译本》。有者认为它可能比《马礼逊、米怜译本》早出版半年或一年，但《马礼逊、米怜译本》较为人知。[33]

这两本圣经译本出版后的100年间，还有数个中文译本逐一面世。但最重要的莫过于1919年出版的《和合本》，或称《国语和合译本》或《官话和合译本》。1890年，上海宣教士大会议决定出版一本全国通用的中文圣经，次年成立三个委员会，分别负责三种不同文体的版本： 文理、浅文理，以及国语(官话)。“经过27年的勤奋工作，排除了无数困难，《国语和合译本》于1919年出版… 这译本通俗却不庸俗，雅俗共赏；一般民众读得出、看得懂，不仅在教会内受到热烈欢迎，在社会上也引起巨大回响，有的学校用它当语文课本，对中国白话运动产生深远影响，成为全中国教会采用的唯一译本。[34]

国语和合译本》出版多年后，其他中文译本纷纷面世，较著名的有： 《吕振中译本》(1946年新约全书，1970年新旧约全书)、《当代圣经》(依据英文意译本Living Bible翻译而成，1974年出版)、《现代中文译本》(根据英文意译本Good News Bible参照原文而译成，1979年出版)、《圣经新译本》(1976年新约全书，1992年新旧约全书)等。虽然如此，《和合本》至今仍然在中文译本当中广受欢迎，这种历久不衰的现象被学者称为“《和合本》权威现象”。[35]

我们承认上述这些圣经译本(特指中英文译本)并非已尽善尽美，完美无缺。但透过译自较可靠的圣经抄本，不少译本整体而言还能清楚传达神在原稿中的信息。[36] 再者，我们今日还可查考多种圣经注释(包括不少可免费下载的圣经软件，特别推荐“精读圣经”)，这使我们能更进一步地知道圣经原稿的字句，并明白其中的信息。

(F) 结语

最后，我们要引用里程的话作为总结： “神默示了无误的圣经各书卷。圣灵引导祂的子民辨认出哪些是神所默示的书卷，将之汇集成为新旧约圣经正典，成为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唯一、最高的准则。几千年来，神不断兴起祂的圣徒，在大逼迫中，在颠沛流离中，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地保护圣经；一代又一代，用青春、用生命，抄写出一份又一份准确的圣经抄本。每个时代，神都使用委身的圣徒，义无反顾、坚韧不拔地用他们的鲜血、用他们的年华，把圣经翻译成各种文字。… 福音要传到地极，圣经要传到全世界，使人有智慧，可以得着神的救恩。… 而这一系列伟大事工，都是以‘圣经原稿无误’为基础和发端的。”[37] 因此，对于“圣经原稿无误”的教义，我们要深信、坚守，并忠心地传递下去。

附录一：默示的定义

“默示”一词来自 提后3：16的经文：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在希腊原文中，“默示”一字是复合词，由“神”和“吹气、呼出”二字的字根合成，[38] 可直译为“神吹气”(God-breathed)，在新约圣经中仅用过这一次。“神的吹气”在圣经中象征神大能的行动(撒下22：16)[39]和创造性的活动，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2：7)；“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祂口中的气而成”(诗33：6)。当保罗说圣经是“神呼出来的”时，他是以极其生动、淋漓尽致的语法描写圣经是神非常独特行动的成品。

里程在《圣经的权威》一书中指出，“默示”可定义为： “神监督圣经的作者，使他们在圣经原稿中无误地写出神给人的信息。” “监督”包含神与作者多元化的关系以及资料的多元化来源；“写出”显示作者不是被动的速记员，而是主动的写作者；“无误”表明圣经为真理的宣告；“默示”乃是默示圣经原稿。“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彼后1：20-21)。这是“默示”这一定义的圣经依据。“默示”仍是一大奥秘，但其结果是： 神呼出了圣经；人写下了圣经；人们因此得着了圣经。[40]

附录二：圣经无谬误的定义

“圣经无谬误”(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是福音派人士表达圣经权威的用语。里程在其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中表示，“无误”(inerrancy)是指圣经没有任何错误。“可靠”(或译“无谬”，infallibility)则指圣经的写作没有错误，也不会误导人，是完全可靠的引导。[41] 简之，“无误”指整体圣经而言，而“无谬”特指圣经的写作方面。

对于“圣经无谬误”的教义，《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有以下定义： “圣经既是神默示的话，为基督作权威的见证，理当是绝对无谬的(infallible)和绝对无误的(inerrant)。‘无谬’(可靠，infallible)一词表明‘既不误导人，也不被人误导’的特性，所以，此词…绝对地保证‘圣经在凡事上都是确实、稳固、可靠的准则与指引’的真理。‘无误’(inerrant)一词亦然，它表明‘毫无虚假或错误’的特性，所以，此词保证‘圣经所有的声言叙述，都是全然真实可信’的真理。”[42]

“圣经无误”最简洁的定义是： “圣经所说的是真理(即绝对正确、绝对可靠，编者按)。” 若再详细一些，可以这样定义： “无谬误的意思是，当获悉一切有关资料，圣经按原稿在正确的解释下，会证实所教导的一切都是完全真确的，无论是关乎教义、历史、科学、地理、地质，或其他科学或知识，都是如此。” 无论如何，神使用不同的人写下圣经书卷，所以容许差异。换言之，“圣经无误”容许圣经各书卷在写作风格上有差异，容许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在细节上有差异，不要求一字不漏地引述一件事情，容许不标准的文法形式，和容许有难解的经文。[43]

 

附录三：抄写圣经的艰难工作

抄写圣经的文士多是非常仔细和尽心竭力的。事实上，抄写过程处处是陷阱，稍不留神，就会抄错。抄写错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们仅在此提出几个，好让读者略知抄写的艰巨性。

首先，是视觉错误。有些字母形状相似，容易认错而抄错，如希腊字母 ο 和 θ ；希伯来字母更易认错，如？和 ？、 ？和？、？和？、 ？和  ？等等。抄写时，如果第一行和第三行的同一位置的两个字的字头或字尾(或音节)相同，抄写者就可能从第一行跳到第三行而漏掉两行中间的一整段话，这种状况叫做“边侧视线”(Parablepsis)。

另一种是听觉错误。有些字是同音异义的，如同英文中的way和weigh，to和too ；例如希腊文中的字母 υ 和 ου 的发音相似，很容易抄错。当一人念，多人抄时，更是如此。比如，启1：5： “祂爱我们，用自己的血使我们脱离 (有古卷： 洗去)罪恶”。这节的“脱离”在希腊原文中是 λυσαντι ，有的抄本则是 λουσαντι ，意即“洗去”。看来是文士抄写时听错了，把发音相同的 υ 抄成 ου (也有可能相反，把 ου 抄成 υ )，导致不同的字母产生了不同的意思。

还有一种抄写错误是断句引起的错误。古时候，圣经的经文本是没有标点，是连着书写的，需要读者自己断字、断句，以明白其意。然而，不同的断字、断句就可能产生不同的意思，这与中文相似。“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客人的断句是：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主人的断句则是： “下雨天留客，天留我不留。” 例如，利16：8说： “为那两只羊拈阄，一阄归与耶和华，一阄归与阿撒泻勒。” 长久以来，“阿撒泻勒”充满神秘感，人们不知它是什么东西。中世纪的拉比认为，它是旷野一个多毛的鬼魔(demon)。若是这样，亚伦就是为一个鬼魔拈阄了；不过，旧约律法是严禁以色列人拜鬼魔的。

圣经学者阿切尔(Gleason L。Archer，Jr。)认为，简单和正确的解决之法是，把一字分成两个字来读：  ？？( ？a？z ) 和 ？？？( a？‘ze？l ) [注： 希伯来文是从右读到左，所以  ？？？？？读成 ？a？za？‘ze？l )。分开来读的 ？a？z  a？‘ze？l 意思是“一只分离或除去的羊”(a goat of departure)。事实上，《七十士译本》和《拉丁文武加大译本》都接纳这解决方法来作翻译。[44] (参 Gleason L。Archer，Jr。，Encyclopedic of Bible Difficulties，第127-128页)

还有一种抄写错误是判断错误。经卷旁边空白处常有眉批(Headnotes or Margin notes)，写下有些注解或对经文中错误之处的更改。有时，眉批和正文靠得很近，难以区分，抄写者误把眉批抄入经文中，而后来的抄写者就把它当作正文传抄下去。有关抄写的艰难与常犯的错误，请参阿切尔所列举11大类的经文抄写错误( Encyclopedic of Bible Difficulties，第33-42页)。[45]

[1]本文按照里程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之译法，将inerrancy译作“无误”(或“绝对正确”)，并将infallibility译为“无谬”(或“绝对可靠”)。务须留意的是，如果某篇论到圣经的文章同时指这两者——infallibility和inerrancy，我们将之译作 “圣经无谬误”；若译为“圣经无误”时，通常只是指圣经的 inerrancy，虽说在某些文章中，inerrancy一词也可包含或概括圣经的可靠无谬(infallibility)。正因此故，有不少人也将英文的inerrancy一词译作“圣经无谬误”。

[2]Paul Enns，The Moody Handbook of Theology  (Chicago： Moody Press，1989)，第166页。

[3] “字句默示”意即圣经的每句话、每个字都是神所默示的；“完全默示”则表明66卷新旧约圣经的原稿全部——每卷书、每一章、每一节、每一句话、每一个字——都是神所默示和没有错误的。

[4]里程著，《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2005年)，第289页。

[5]同上引，第284页。

[6]Richard P。Belcher著，庄张雪梅译，《圣经无误辩》(香港： 宣道出版社，1984年)，第48页。

[7]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284-285页。

[8]同上引，第286页。

[9]同上引，第286-287页。

[10] 同上引，第288页。

[11] 同上引，第287页。

[12] 在希伯来文的古抄本中是没有标点符号，也无空格的，所以这六个字(注：《和合本》译作： 尼甲沙利薛、三甲尼波、撒西金、拉撒力、尼甲沙利薛、拉墨；KJV： Nergalsharezer，Samgarnebo，Sarsechim，Rabsaris，Nergalsharezer，Rabmag)在古抄本上是连着书写的字母，需要读者自己进行断字、断句来明白其意，因此在辨认意思上就产生困难，就如难以读明白以下情况： “尼甲沙利薛三甲尼波撒西金拉撒力尼甲沙利薛拉墨”或“nergalsharezersamgarnebosarsechimrabsarisnergalsharezerrabmag”。对于“尼甲沙利薛、三甲尼波、撒西金、拉撒力、尼甲沙利薛、拉墨”，一些学者认为应该如此断字： 尼甲沙利薛，三甲 / 尼波撒西金，拉撒力 / 尼甲沙利薛，拉墨。“三甲”(samgar)、“拉撒力”(rabsaris)和“拉墨”(rabmag，意即术士长)是称号而非名字。

[13] R。Laird Harris著，《圣经的灵感与正典》，第37-38页，引用于《圣经的权威》，第322页。

[14] 同上引，第323页。

[15] 哈里斯指出，基于上述《以赛亚书》极细微的差别，1952年出版的英文圣经《标准修订版》(Revised Standard Version)，已有13处采用此古卷而加以修正。但这些修正对基督信仰不仅毫无影响，反使圣经真理更加清楚。R。Laird Harris著，曾立华、黄汉森译，《圣经的灵感与正典》(香港： 种籽出版社，1976年)，第31页，引自《圣经的权威》，第323页。

[16] 同上引，第323-324页。

[17]  属于《本亚设抄本》的《巴比伦彼得帕力坦抄本》(Codex Babylonicus Petropalitanus)写于主后1008年；但另一本属于《本亚设抄本》的《开罗抄本》(Cairo Codex)比这更早，写于主后895年左右。

[18] Randall Price，Secrets of the Dead Sea Scrolls (Eugene，OR： Harvest House，1996)，第126-127页。引自 甘雅各，杰利纽康合著， 甘耀嘉译，《如果没有圣经？》(台北： 橄榄基金会，2000年)，第252页。有关旧约抄本的可靠性，请上网参“家信文库”的资料：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圣经的超自然元素四-圣经的保存与抄写/ ;

[19] 根据里程，马所拉学者主要生活在加利利海西岸的提比利亚。被今人知道名字的马所拉学者中，有著名的亚设之子亚伦(Aaron ben Asher)和拿弗他利之子(ben Naphtali)。亚伦的家族似乎连续五代都致力于经文的校订工作。现今的希伯来文圣经的版本就是基于亚设之子的抄本。《圣经的权威》，第320页。

[20] 早期的旧约抄本都只有子音(辅音)字母，而没有母音(元音)字母[注： 母音字母(vowel)即英文中所谓的a，e，i，o，u字母；子音字母(consonant)则是母音字母(a，e，i，o，u)以外的字母]。例如“律法”一字在希伯来文是torah。在抄写圣经时，文士只是写trh，但是在发音时，懂得希伯来文的犹太人很自然会加上适当的母音o和a。马所拉学者在所抄的希伯来文圣经中，在每个希伯来字的子音之下或左侧，加上一些注音符号(pointings)，以方便学习正确地发音，所以trh变成torah，读成Torah。参 罗庆才、黄锡木主编，《圣经通识手册》(香港沙田： 基道出版社，2005年)，第239页。

[21] 威明顿(H。L。Willmington)指出，每个字母皆被个别的计算过。因此，在抄写旧约之时，他们会注意到希伯来文中的字母 ？(aleph，即希伯来文的首个字母，等于英文的A字)，共出现了42，377次，而其他字母的出现次数他们也知道。威明顿著，《威明顿圣经辅读： 卷下》，第972页。

[22]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319-320页。

[23] 麦道卫著，《新铁证待判》(香港九龙： 福音证主协会，2004年简体字版)，第144-145页。

[24] George Milligan著，《新约圣经流传史略》，第19页，引自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326页。

[25] 同上引，第326-327页。

[26] 按照马有藻，现存的约翰福音抄本与原始著作只相差50年(传说约翰福音的原著写于主后80年，而现存最早的约翰福音抄本则在主后130年左右抄写，今收藏在英国John Rylands图书馆内)。马有藻，《读经乐——实用读经攻略》，第125页。

[27]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327-328页。

[28] 我们必须承认，在新约抄本中有所谓“讹误的抄本”(corrupt text)，即所谓的《少数文本》(Minority Text)。这类型抄本的抄写员受了诺斯底主义和其他错误教义所影响，改了新约圣经原稿的字句。但感谢神，《少数文本》只代表极少数的希腊文抄本(著名文本评鉴学家皮克林博士[Dr。Wilbur Pickering]说它少过10%的希腊文手抄本所支持)，而绝大部分的希腊文抄本仍保留原有的正确字句，不足以影响基要的教义或圣经的信息。有关这方面的资料，请参 2015年4-6月份，第105期《家信》的护道战场： “识别真伪基督(四)： 挑战二： 圣经的经文不可尽信(下)”之附录三： 再思《梵蒂冈抄本》和《西乃抄本》的可靠性；以及 附录四： 再思《多数文本》的价值和可靠性。此两篇文章已放上网，请参阅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5/08/识别真伪基督四-挑战二-圣经的经文不可尽信下/

[29]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328页。

[30] 同上引，第289页。

[31] 同上引，第328-329页。

[32] 同上引，第335-336页。

[33] 同上引，第336页。

[34] 同上引，第341页。

[35] 同上引，第344页。事实上，《和合本》初版后不久就被修订过一次；近年又出版了《新标点和合本》，使《和合本》与时共进，历久不衰。

[36] 对于中文译本，笔者推荐《和合本》；对于使用英文译本的读者，笔者仍推荐Authorized Version (或称King James Version)。若要找一本属于现代易懂的语言之英文译本，可考虑New King James Version，因这两个译本是根据较可靠的《多数文本》之抄本(注： NKJV据说在少许地方也译自一些较不可靠的古代抄本经文)。

[37]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347页。

[38] “默示”在希腊文为 theopneustos {G：2315}，英文译为“灵感”(KJV： inspiration)，整本新约圣经只用过一次。在中文圣经，“神所默示的”这一短语在希腊原文圣经只有一个字，即 theopneustos 。此希腊字是一个并合字，由 theos {G：2316}(神)和 pne？{G：4154}(吹气)二字合成，直译为“神吹气”(God-breathed)，意即“被神所催促、鼓动或激励”(prompted by God)。

[39] 撒下22：16： “耶和华的斥责一发，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

[40]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58-59页。

[41] 同上引，第75页。

[42] 同上引，第84-85页。

[43] 同上引，第85页。

[44] 《七十士译本》把？？？？？这希伯来字译成希腊文的 “…χιμ？ρου？( chimarous ，公山羊 )… ？ποπομπα？？( apopompai？，送走 )”，意即“要被送走的羊”(the goat to be sent away)，英文圣经 KJV 译作scapegoat (替罪羊)。

[45]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317-319页。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七) ： 人能写出无误的圣经吗？

(A) 序言

在19世纪末期，普林斯顿神学院的华菲德(Benjamin B。Warfield，1851-1921)特别强调“圣经无误”(inerrancy)之教义，以对抗院内自由派神学同仁以高等批判的理论来质疑圣经。从那时候起，“圣经无谬误”(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1]便成为近代圣经学者所争议的议题之一，也是所有信徒应该正确理解的圣经观。让我们再次声明，今日若要表明正确的圣经观，我们必须采纳雷历(Charles C。Ryrie)所使用的字眼，来形容圣经为“字句、完全、可靠、无误及不受限制的默示！”(verbal，plenary，infallible，inerrant，unlimited inspiration！)。[2]

针对这点，殷保罗(Paul P。Enns)提醒我们今日必须使用这些重要字眼，因为有些人虽然承认或保留了“默示”(inspiration)、“可靠”(infallible)、“无误”(inerrant)的字眼，仍然不信圣经是没有错误的。[3] 但事实上，圣经是每个字、每一句、完完全全的无误可靠。本期，让我们正视另一个关乎圣经无谬误的问题： 人能写出无误的圣经吗？

(B) 人的罪性、语言及文化的束缚

有一种反对“圣经无误”之教义的观点是： 圣经是透过有限的罪人之手写出来的；人的语言和文字是有限的；人的思想是在特定文化的束缚之下的，因此，人记录下来有关神的启示——圣经——是不可能没有错误的。换言之，因着人的罪性、人的语言和文化的束缚，人所写下或记录的圣经是不可能无误的。故此，我们在本文中将从这三方面予以回应。

(B。1)神的默示和人的罪性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但却是透过人所写下的。圣经的神性作者(divine Author)——神——是绝对无误的；但圣经的人性作者(human author)却不然，因他们也是有软弱，甚至会跌倒犯罪的人。举几个例子，摩西是神忠心的仆人，但有一次因着以色列人怨声载道，摩西一气之下没有遵照神的命令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反倒用杖击打磐石。这次的失误导致他不能与以色列人一同进入迦南美地(民20章)。此外，大卫虽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徒13：22)，但仍然犯了淫乱和杀人的罪(撒下11至12章)。新约的作者们也不例外，使徒彼得曾三次不认主(太26章)。使徒保罗也承认自己并非完全人，“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提前1：15)。

针对这点，埃里克森(或译“艾瑞克森”，Millard J。Erickson)指出，按照圣经的记载，默示是圣灵在圣经写作过程中的特定工作，[4] 而不是圣经的作者们一生都具有的能力。换言之，即使圣经的人性作者们都有瑕疵，但当圣灵在他们身上产生控制性的影响时，就能确保他们准确无误地写出神要他们写的话。

里程贴切指出，圣灵如何在人身上产生控制性的影响，仍是一个奥秘，但其影响的结果却是人们能够看见的。不仅神的先知常常在圣灵的感动下传扬神的话语，连假先知巴兰在圣灵的控制下，也会不由自主地为以色列人祝福(参见 民数记22-24章)。神既能使用巴兰准确地宣讲祂的旨意，当然更可以使圣经的作者所写的书卷无误地传达祂的话语。

一个类比的例子，是主耶稣基督的降生。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集“神人二性”于一身，却没有罪(来4：15；7：26)。有者认为马利亚是无罪的“圣母”，但这是违反圣经的教导。我们承认马利亚是一个敬畏神的女人，值得信徒的敬重，但圣经教导说：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3：23)；换言之，世上所有的人都是罪人(除了集“神人二性”的耶稣基督)，包括马利亚，而马利亚自己也承认神是她的“救主”(路1：46-47，注： 这暗示她自己也是个需要“救主”的罪人)。既然圣灵能借马利亚有罪的血肉之躯，生出完美、无罪的耶稣基督，圣灵也完全能借着不完美、有罪的圣经作者们，写出准确、无误的神的话来。[5]

(B。2)神的默示和人的语言

里程指出，从圣经的启示来看，神一直在使用“语言”。语言不仅是神的位格之间(圣父、圣子、圣灵之间)交流的工具(创1：26)，神在创造中一直在“说话”(参 创世记第一章10次的“神说”)，[6] 而且亚当被造后，神立即教他说话。克斯坦斯(或译“卡斯丹斯”，Arthur C。Custance)指出，创世记中关于创造的记录，提供了有关人类语言起源的环境、内容和结果的解释，其中，“命名”的观念频频出现：

神希望告诉亚当的，有关第一个字的意义和普通现象的名称，讲得颇为详细。这样，天有了名字，地也有了名字，在创世记1：1的一般称谓之外，加上了特有的意义。神好像这么说： “现在我告诉你这些现象： 以后我们要称头上的那个为‘天’，你脚所踏的为‘地’，有光的叫‘白天’，黑暗的叫‘晚上’，这水叫‘海’，这层空气叫‘穹苍’，我们还要给河流、日、月、星辰起名字。” … 然后亚当领受了自己的名字，故事到此告一段落。建立了参考架构之后，亚当可以自说自话了。… 他替每个带到他面前的动物命名，根据自己的反应和该动物与他的关系命名。

命名是很有学问的，名字是一个事物的本质和目的之象征，这点可以从亚当给夏娃命名的事上反映出来：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创2：23)；“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叫夏娃，因为她是众生之母”(创3：20)。亚当知道他与‘女人’(希伯来文： ’ishsha？h {H：802} )的关系密切，因为她是从‘男人’(希伯来文： ’？？ysh {H：376} )身上取出来的。

这里有两个问题： 第一，人类为何具有语言的能力？第二，人类的语言能够准确无误地传达神的启示吗？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与人的被造特征有关。里程指出，作为按神的形像和样式受造的活物(创1：26)，语言是人类特征的一部分。语言的产生是因为神赐人以理性的能力、先天的范畴和天生的观念，这是人讲话和思想的先决条件。巴刻(James I。Packer)也指出，关键的事实是受造的人有神的形像，神使他成为语言的使用者，以便能够接受神语言的沟通，并用祷告和赞美来回应神。总之，作为神的形像之一，人类的语言能力是与生俱来的。[7]

第二，按圣经的教导，人类的语言能够准确无误地传达和记录神的启示或信息。希伯来书的作者开宗明义道： “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祂儿子晓谕我们”(来1：1-2)。这里所谓的“众先知”，实质上与旧约圣经几乎同义。“晓谕”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之一就是语言(以文载道)。旧约先知经常说： “耶和华的话临到我…”

此外，神也“借着祂儿子晓谕我们”。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祂本身就是真理，也用人的语言宣讲天国的道理和属神的真理。事实上，祂用人的语言说的话，就是神的启示，是永不改变的真理。主耶稣说： “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太24：35)。因此，主耶稣的例子就是人类语言能准确无误地传递神启示的确凿证据。

不仅这样，主耶稣也表明新旧约圣经的文字记载，就是神自己的说话。举个例子，创世记2：24记载：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但主耶稣把这句话说成是神的启示、神自己说的话，因主耶稣曾回答法利赛人说： “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即创造男人女人的神说)：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再举一例，当彼得承认主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时，主耶稣立刻对他说： “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 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太16：16-17)。显然，主耶稣毫不犹豫地肯定，彼得用人的语言准确无误地传达了天父的指示。

简之，人类语言能准确无误地传达神的启示或信息，已是确凿的事实。至于说，有限的人类语言如何能准确无误地传达无限之神的启示，并将之用文字书写下来(此乃默示之意)，仍然是一个奥秘，正如无限之神的儿子(主耶稣)如何能成为一个有限之人一样。对于这奥秘，神要我们采取的正确态度是： “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神的；惟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申29：29)。[8]

(B。3)神的默示和人的文化

有人问道： “圣经中充满了犹太文化，而文化是局限和多变的；有限和相对的犹太文化能够充分、无误地传递神那无限和绝对的启示吗？我们的答案是“肯定的能够”！ 我们可从几方面来阐明这个答案。

首先，神的话语和人的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兰姆(Bernard Ramm，1916-1992)给文化下的定义是： “所谓‘文化’，我们是指一个家族、民族、国家借以存在的一切方法、风俗、习惯、工具、建筑、制度等等。” 神的特殊启示和话语是借着人类的某些语言(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传递，以某种事件、场景和人物为脉络的。由此可见，神的启示不能脱离文化形式而独立，否则，神的话语无法使人理解。

第二，即使圣经印上了犹太文化的特别印记，但神就是透过这文化更清楚地表达祂所要人类明白的信息；例如： 守逾越节可说是犹太人的宗教与文化，但透过逾越节被杀的羔羊，我们更明白“神的羔羊”主耶稣死在十架的目的(约1：29；林前5：7)。[9] 此外，神也透过犹太人献祭的“流血文化”，更清楚表达主耶稣为世人“流血赎罪”的真理。

针对此事，华菲德(Benjamin B。Warfield，1851-1921)曾形像地谈到这一点。有人如此形容说，当光照进教堂的窗户时，被它所透过的彩色玻璃染上了颜色；同样，任何神的话经过人的脑子后，也会被人性所污染，使之不再是神纯净的话。但华菲德反问道： “如果教堂的彩色玻璃是建筑师设计的，就是为了使光透过时，准确地得到(展现)他要的色泽和强度，[10] 你该如何想呢？如果神给祂的子民的言语是被神所规范的，是准确地借着祂所造成的、合格的人传递出来的，你又如何想呢？”

换言之，那创造人的全能之神，难道不能保守祂的众先知或众仆人(特指圣经作者们)准确无误地透过犹太文化来传达神的信息吗？全能的创造主当然能！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这一点就保证了作者在圣灵的感动和引领下(彼后1：21)，能够准确无误地传达神的信息。

第三，神的启示和话语是在文化形式之内，并且借文化形式传给人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神的启示和话语一定会受到文化的制约和限制。兰姆指出： “数学所使用的记号和象征，是全世界学者所共同接受的。这些记号和象征完全超越了文化，它所代表的真理，无论放在什么样的文化中都不改变。” 数学尚能如此，何况神的启示和话语呢！

里程写道： “虽然神所启示的原则的表现形式可能因文化而异，但原则本身是不变的。文化、历史的处境变幻无定，但圣经启示的普世真理是永恒不变的。比如，神的永恒、无限、圣洁、慈爱、公义，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受难、复活、升天和将要再来，神的救赎和‘因信称义’等等，都是圣经所启示的超越文化的普世和永恒的真理。”[11]

(C) 结语

兰姆、华菲德等人的评述，或许给人一种印象，似乎他们不注重学术研究的解释，而是在说教。里程评论道： “其实，他们并非在说教，而是对全能神的信心。神的启示是给全人类的；神的启示又只有借着特定的文化形式才能被人理解和被人传扬；神当然有能力使在犹太文化形式中的圣经具有超越人类文化的特征，否则神的启示就达不到预期的目的(这里所谓“预期的目的”是指神的启示和救赎至终是要给全人类，而非只给犹太人而已。神在新约使用希腊文作为新约圣经的语言，就是为要达到这“预期的目的”，因为希腊文是当时世界最普遍使用的语言，可说是第一世纪国际流行的标准语言，故此能达到把基督的福音和真理“传到万邦”的目的[路24：47]，编者按)。”[12]

甘雅各(James Kennedy)和杰利纽康(Jerry Newcombe)在他们所合著的《如果没有圣经？》(What If the Bible Had Never Been Written？)一书中指出，自德国金匠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1398-1468)发明印刷术以来，在过去5百年里，圣经已被翻译成2，123种语言和方言；在1994-1995年度，单单圣经公会就售出1，770万本全本圣经(新旧约圣经)，2，700万本部分圣经，以及4亿5千2百万圣经选录本，遍及世界两百个国家，这不包括其他出版公司出版的。这只是一个机构一年的销售量，何况圣经已发行了近一、两千年了。[13] 没有任何书可与之相比！ 这些都是圣经超越人类文化的确据。  (文接下期)

附录：圣经无谬误的定义

“圣经无谬误”(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是福音派人士表达圣经权威的用语。里程在其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中表示，“无误”(inerrancy)是指圣经没有任何错误。“可靠”(或译“无谬”，infallibility)则指圣经的写作没有错误，也不会误导人，是完全可靠的引导。[14] 简之，“无误”指整体圣经而言，而“无谬”特指圣经的写作方面。

对于“圣经无谬误”的教义，《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有以下定义： “圣经既是神默示的话，为基督作权威的见证，理当是绝对无谬的(infallible)和绝对无误的(inerrant)。‘无谬’(可靠，infallible)一词表明‘既不误导人，也不被人误导’的特性，所以，此词…绝对地保证‘圣经在凡事上都是确实、稳固、可靠的准则与指引’的真理。‘无误’(inerrant)一词亦然，它表明‘毫无虚假或错误’的特性，所以，此词保证‘圣经所有的声言叙述，都是全然真实可信’的真理。”[15]

“圣经无误”最简洁的定义是： “圣经所说的是真理(即绝对正确、绝对可靠，编者按)。” 若再详细一些，可以这样定义： “无谬误的意思是，当获悉一切有关资料，圣经按原稿在正确的解释下，会证实所教导的一切都是完全真确的，无论是关乎教义、历史、科学、地理、地质，或其他科学或知识，都是如此。” 无论如何，神使用不同的人写下圣经书卷，所以容许差异。换言之，“圣经无误”容许圣经各书卷在写作风格上有差异，容许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在细节上有差异，即不要求一字不漏地引述一件事情，容许不标准的文法形式，和容许有难解的经文。[16]

[1]本文按照里程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之译法，将inerrancy译作“无误”(或“绝对正确”)，并将infallibility译为“无谬”(或“绝对可靠”)。务须留意的是，如果某篇论到圣经的文章同时指这两者——infallibility和inerrancy，我们将之译作 “圣经无谬误”；若译为“圣经无误”时，通常只是指圣经的 inerrancy，虽说在某些文章中，inerrancy一词也可包含或概括圣经的可靠无谬(infallibility)。正因此故，有不少人也将英文的inerrancy一词译作“圣经无谬误”。

[2]“默示”在希腊文为 theopneustos {G：2315}，英文译为“灵感”(KJV： inspiration)，整本新约圣经只用过一次。在中文圣经，“神所默示的”这一短语在希腊原文圣经中只有一个字，即 theopneustos 。此希腊字在新约圣经中仅用过这一次(提后3：16)，并且是一个并合字，由 theos {G：2316}(神)和 pne？{G：4154}(吹气)二字合成，直译为“神吹气”(God-breathed)，意即“被神所催促、鼓动或激励”(prompted by God)。“神的吹气”在圣经中象征神大能的行动(撒下22：16)和创造性的活动，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创2：7)；“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万象借祂口中的气而成”(诗33：6)。

[3]Paul Enns，The Moody Handbook of Theology  (Chicago： Moody Press，1989)，第166页。

[4]“圣经的默示”是指圣灵对圣经的作者们施行超然的影响，使他们的作品成为神启示的忠实记录，或使他们所写的真实地成为神的话语。彼后1：20-21强调圣经的作者们受神(圣灵)的默示，而 提后3：16则强调他们所写的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前者强调圣经的作者，后者强调他们的作品，因此，默示对圣经作者和他们的作品都具有属神的影响力。

[5]里程著，《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2005年)，第262-263页。

[6]创世记第1章在希伯来原文的圣经中共出现10次的“神说”(英文圣经KJV将这10次译作“and God said”)，即第3，6，9，11，14，20，24，26，28，29节。注： 中文圣经《和合本》在第28节里没有译出“神”字，但在希伯来原文和英文都有“神说”这一词语(可直译为： “神就赐福给他们，神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 ”)。

[7]众所周知，语言是需要学习的。然而，学者们发现，语言的掌握虽需要学习，但语言的能力(概念和认知能力)却是天生的，换言之，这与生俱来的语言能力是神所赐的。“原始人”的语言相当复杂，甚至比近代语言还复杂。最落后的人类语言也有5千个以上的字汇。语言不只是语音，它与概念和逻辑(思考)是密不可分的。概念和逻辑属于先天的范畴，不是从自然或经验得来的，所以人类语言不是进化来的。里程著，《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第269页。

[8]同上引，第269-272页。

[9]约1：29： “次日，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或作： 背负)世人罪孽的！’ ”；林前5：7： “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

[10] 意即如果建筑师想要这光透过某部分的玻璃时反映出红色，另一部分反映出绿色，难道他不可以安装红色和绿色的玻璃而得到他所想要的颜色吗？当然能！ 同样道理，创造万物的神能超然地掌控和规范祂子民以色列人的言语，使之准确地传递出祂想要传达的真理。

[11]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273-277页。

[12] 同上引，第278页。

[13] 甘雅各、杰利纽康合著， 甘耀嘉译，《如果没有圣经？》(台北： 橄榄基金会，2000年)，第20页。

[14]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75页。

[15] 同上引，第84-85页。

[16] 同上引，第85页。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八) ： 自由神学的圣经观

(A) 序言

不少人认为“神学”(theology)一定是好的，所有神学家一定是重视及高举圣经的无误和权威，进入神学院一定会巩固人对圣经的信心和尊重。但其实不然，因为教会历史上出现了一些错误的神学，严重地破坏圣经的无误和权威。[1] 其中一个就是“自由神学”(Liberal Theology)。[2]

殷保罗(Paul P。Enns)指出，自由神学是建基于自由主义(Liberalism)的神学。自由主义是哲学与科学理性主义(Rationalism)和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结合。[3] 自由主义的大前提是： 以人的理性分析及科学的发现为依归(依据)，所以任何与理性和科学不吻合的，都要受到反对。结果，基督信仰的历史教义，如基督道成肉身、基督的肉身复活等等，都受到自由主义大力反对，因为这些教义都是超自然的神迹(是科学无法查验和证实的，因为科学只涉及物质的领域，无法试验灵界的事物)。[4]

(B) 启蒙运动与自由神学

(B。1)启蒙运动对宗教信仰的影响

要了解自由主义，我们首先要明白“启蒙运动”(The Enlightenment)。一般而言，它是指17世纪初到18世纪末(有者则特指1720-1780)在欧洲和美国的思想界发生的革命性运动，主张破除迷信、自由发挥理性等。

启蒙运动对所有的宗教信仰持批判态度，而基督信仰则是首当其冲。麦葛福(Alister E。McGrath)作出以下分析：

启蒙运动主要发生于欧美，其文化背景中最突显的宗教，就是基督教(Chritianity，正确应称为“基督信仰”，编译者按)。这个观察很重要，因为启蒙运动对宗教(信仰)的一般性批判，往往称为对基督教(基督信仰)的批判。基督教(基督信仰)教义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批评。基督教(基督信仰)的圣书——而非回教或印度教的书——受到前所未有、吹毛求疵的查验，不仅针对其文字，也针对其历史性；《圣经》被视为“与一般书没有区别”。拿撒勒人耶稣的生平受到批判，并被重新架构；穆罕默德(Mohammed)或释迦牟尼(Buddha)却未受到考验。

麦葛福指出，启蒙运动对基督信仰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六方面：

怀疑神迹的可能性。机械式的宇宙规律和秩序，使人怀疑圣经中记载的神迹；倘若当今缺乏同类的事(如复活)，圣经中人的见证也不足以证实神迹曾经发生过。

对超然启示的概念愈来愈采取批判的态度。因为超然启示和神迹属于同一个范畴；再者，也因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对历史的轻视。他们认为历史真理是偶发性的，远不如必要性的理性真理有分量(认为理性的批判比历史的事实更为重要)；认为历史与理性之间有“丑陋的鸿沟”，不能跨越。既然启示发生在历史之中，就没有什么价值。[5]

猛烈评击原罪的教义，[6] 认为原罪的教义会使人消极，不利于社会的发展，是人类的桎梏(意即捆锁人类的枷锁或约束)；认为原罪的教义是教父奥古斯丁的观点，早已过时。[7]

用邪恶的存在来挑战基督信仰。在中世纪，全能的神与邪恶并存，在信仰上并不是拦阻；但到启蒙运动时期，情况却完全改观： 邪恶的存在成为基督信仰的一致性、可靠性的一大挑战。

批判圣经。既然神迹和超然的启示被否定，圣经就只是人写的书，其中有矛盾，需要像对其他文学作品那样，用经文分析和解释法来处理。

重估耶稣基督。这主要有两方面： 其一，不接受耶稣是超然的救赎主，而只是有亮光的道德教师，从而开始了“历史耶稣的追寻”，要绕到新约福音书的背后，去发掘一位更单纯、更人性化的耶稣；其次，否定耶稣基督的代赎和复活，鼓吹“救赎的道德沦”，认为耶稣基督的死，只是成为舍己和献身的榜样，以激励人们效法祂。

总之，在启蒙运动时代，自然宗教(理性宗教)取代了启示的宗教信仰，基督信仰的三一神论、基督论、圣经论、人论和救赎论等基本信仰备受攻击，被人扬弃，剩下的只有因果律能证明的神的存在、灵魂不朽、人死后的赏罚等一般宗教信念。但这些信念与基督信仰相去甚远了。而且，在启蒙时代，随着对世界各种宗教的了解已增多，人们对基督信仰的独特性也产生怀疑；认为基督信仰和其他宗教一样，只是在某种文化处境下的产物(而非超然启示的信仰)。[8]

(B。2)启蒙运动对法、英、德的影响

欧洲的启蒙运动对法国、英国和德国有深远的影响。由于以上三国的信仰背景之差异，启蒙运动所引发的后果也有不同。敬虔主义(Pietism)于17世纪已在德国打下基础；18世纪才在英国发展；法国则完全没有接触。因此，法国的启蒙运动作家视基督教为压迫者，极力主张推翻基督教。在英国，启蒙运动出现在敬虔主义之前；过后的敬虔运动大大阻止了理性主义对宗教的影响。

在德国，情况则刚好相反，启蒙运动出现在敬虔主义之后。这样，理性主义对信仰(特指基督信仰)发出了严峻的挑战。但由于有敬虔主义的根基，德国的启蒙运动最主要的力量不是完全扬弃基督信仰，而是试图运用理性主义的原则“重塑基督信仰”。[9]

以下介绍三位试图重塑基督信仰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康德(Kant)、黑格尔(Hegel)和士来马赫(Schleiermacher)。明白这三位学者的思想和圣经观，就比较容易明白自由派的神学思想和它的圣经观。(编者注： 我们花较多的篇幅讨论他们的思想和神学观念，为要向读者证明一个事实： 人若放弃“圣经无误论”的教义，不信神在圣经中那超然无误的启示和默示，就只能靠人那暗昧有限的理性或主观无定的经历去寻找神，结果就是迷失方向，进入更深的黑暗中)

(C) 影响自由神学的三位德国学者

(C。1)康德 (Immanuel Kant)

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是德国哲学家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classical idealism)哲学创始人。[10] 他著力论述理性的局限(主张人类知识是有限度的)，主张宗教的核心是道德。他被公认为启蒙运动时代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其所著的《纯粹理性批判》(A Critique of Pure Reason，1781)、《实践理性批判》等，在哲学、伦理学和神学方面皆有深远影响。

论到康德，郑国治写道： “他不是神学家，虽然攻读过神学，但可能未重生。他注重理性，认为理性是由神给人的天赋，否则便无思考力，由此可知他承认神的存在。他反对纯理性与经验主义，认为此二者的结论是无神论、宿命论与唯物论，故理性要受批判。他认为纯理性不能证明有神与否。他强调人都有道德是非之心，而有此良心也足证有神的存在；基督徒的属灵经历证明有神的存在。他以‘目的论’辩证神的存在。但他否认人有原罪及神的启示，强调良知是人自己的救星。”[11]

康德的“道德”观

康德认为，道德是宗教唯一稳妥的基础。为了说明自然现象，他并不需要神；但当话题转到人的行为时，他认为，人的心中都有一个道德律，这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他强调人的行为的最根本问题就是道德的自律。

论到道德，康德推论道： (1) 幸福是每个人的欲望(所需要的)；(2) 道德是每个人的责任(义务)；(3) 把二者结合起来的就是最高的善；(4) 这个“最高的善”是应该追求的。因此，要将追求幸福与执行义务结合起来，必须假设神的存在，以便继续追求。在此，神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朽是分别作为结合的“能力”和今生以外的“时间”而假定的。康德曾说： “…由于我们的愿望在今世还不能如愿以偿，我们就把希望寄托于来世。… 当我们谈到来世的时候，这种可能性并不等于事实。但是知性在权衡各种情况之后，强令我们要相信来世…”

康德的圣经观

阿尔森·古留加在《康德传》中，记录了康德对圣经的一些看法：

康德始终是以历史的观点来观察宗教的。康德论述道，恐惧产生了诸神，而诸神又设立了禁令；害怕触犯禁令、对已经犯下罪过的恐惧，就产生了杀生以赎罪的思想。下决心自我牺牲的人，把自己比作神，这样就产生出受难的“圣子”的形像，他既是神，又是人。康德认为，人们的原始状态实际是无宗教状态，后来才有早期的尚未完善的宗教形式，即“神灵供奉”，可以用敬虔祭物、遵守教规的方式求取上天的赐福… 。第三阶段是理性信仰。理性的宗教是对善、对自己的道德潜能的纯正信仰，不带任何利益得失的杂质，不把责任转嫁给最高的力量，目的在于达到内心的完善。… 康德认为，基督教是人类道德——宗教发展的最高阶段。… “神，并不是存在于我之外的东西，而只是我的思想。” 康德对神始终是抱怀疑态度的，但他却不是一个反对神的人。

这样，在康德的眼里，圣经只是一个历史文献，没有什么权威可言。他认为，十条诫命是“强制性的诫律”，只专注事情的表面；摩西想要建立的只是一个政治团体，犹太教不是宗教；基督信仰的产生意味着对旧约信仰的全部否定。在新约中，耶稣基督的意义只在于“祂以自己神圣的生和死提供了一个真正合乎神意的人道典范”。他否定神迹，断言那些把祈祷作为与神相交的手段之人“神经有点错乱”。他认为，“和约伯一起”是“犯了阿谀神的罪过”;[12] 为了表明自己对上天力量的敬虔而屈膝和跪拜，就如向神祈求一样，是违反人的尊严的。他反对去教会崇拜，反对宗教仪式。在“万物的结局”一文中，他嘲讽了圣经关于末日审判的思想。显而易见，在圣经中，除了一些关于道德方面的教训外，康德能赞同的地方已所剩无几了。

更糟的是，在“万物的结局”这篇文章中，康德与法国自由思想大声呼应。当时的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曾讽刺说，在摩西十诫中没有忘记有关修建厕所的指示。康德照伏尔泰的精神摹拟摹出一个关于人类出现在大地的圣经故事。在这故事中，康德一反自己认真、严谨的作风，情节荒诞、用词粗俗污秽，其亵渎圣经的用意是十分明显的。有鉴于此，康德遭到普鲁士国王的严厉申斥(以私人信件的方式)。康德在回信中，除了保证今后不再公开发表有关宗教信仰的意见之外，他还为自己辩解说，他是非常尊重基督信仰的。但是，白纸黑字，怎能涂抹得掉？这是康德在自己的历史上写下的不光彩之一笔。因此，我们并不反对把康德视为一位有深远影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但若把康德冠以“一个真诚的基督徒知识分子”、“实际卫护了基督教的忠义之士”之名，就是不符事实了！[13]

(C。2)黑格尔 (G。W。F。Hegel)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被许多学者认为是19世纪上半叶德国最伟大的哲学家，[14] 深深地影响了基督信仰之神学的每个层面。

黑格尔的“正反合辩证法”

马有藻指出，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与前人略有不同，[15] 他提议日后极其著名的“正反合的辩证法”(Dialectic)。此法源自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辩证法。[16] 里程解释道： “他的辩证法在逻辑上通常被形容为‘正-反-合的三段论法’，或许他实际上并没有运用过这三段论法，但这种说法确有助于人们了解他的主张： 首先有一正论 (thesis)出现，它会立刻激起它的反论 (antithesis)，然后互相融合成为二者的合论 (synthesis)；这个合论又成为一个新的正论，使过程继续进行。”[17]

黑格尔将此法用在各事的批判上，包括宗教信仰方面。黑格尔说，神(正论，thesis)是“绝对的存在”(Absolute Being)或“终极的存在”(Ultimate Being)，在历史上借着很多使人费解而与理性对立(反论，antithesis)的表现向人显示其存在，所以耶稣(合论，synthesis)便是人构想出来的和合了。黑格尔认为人是生命的主宰，而非神。宗教(合论)的产生乃是由于人(正论)与世界(反论)站在对敌地位，而基督教(合论)乃是很多宗教对敌它而产生的。[18]

里程评述说： “黑格尔从他的哲学体系中推演出的神并不是基督教(基督信仰)的神。因为，按他的观点，神只有与受造的人合一，才能实现他的自觉，也就是说，神不能离开受造的世界独立存在。所以黑格尔说，没有世界，神就不是神了。这显然不是圣经所启示的自有永有的神。黑格尔这种神观为后来的一种神学思想‘万有在神论’(Panentheism)建立了范本。‘万有在神论’和‘泛神论’(Pantheism)都主张神与世界不可分离；二者的区别是： ‘泛神论’认为神和宇宙是完全同等的，‘万有在神论’认为神比宇宙大，有独立的位格，宇宙只是神的一部分，但宇宙也是神。”[19]

黑格尔对圣经观的影响

黑格尔离世后，他的跟随者分裂为左、右两翼。右翼被称为“年老黑格尔派”，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与基督教的神完全等同起来，认为黑格尔哲学是理性形式的基督教神学。左翼又称为“青年黑格尔派”，他们重视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并企图用它来批判基督信仰和基督徒的圣经；例如，包珥(Ferdinand C。Baur，1792-1860)用黑格尔哲学来解释圣经。他推论说，在基督信仰创立之初，原本是信仰弥赛亚的犹太教，这是正论；随之激起保罗一派的基督教，形成反论；彼得与保罗的相争于第二世纪演成初期的大公教会，这便是合论[20] (有者解作： “彼得版本的基督教是正命题，保罗版本的基督教是反命题，约翰版本的基督教是综合命题，成为‘后使徒教会’的主流”)。[21] 因此，在新约圣经中，他只承认罗马书、哥林多前后书和加拉太书是真本，凡没有反映彼得与保罗之争的书卷全在摒弃之列。

此外，包珥的学生施特劳斯(David F。Strauss，1808-1874)则在他于1835年出版的《耶稣的生平》一书中，大力反对神迹，痛斥教会对耶稣基督生平的了解(因施特劳斯以黑格尔的哲学观否认耶稣的历史性、神性、神迹、降生、十架、复活等)。他否定圣经记载的历史准确性，指出那些记载都是由耶稣的跟随者加以粉饰的。[22] 他视圣经充满了“神话”(myths)，而这概念是从黑格尔的哲学而来。诠释新约时，施特劳斯说耶稣是人类的“绝对概念”(absolute idea)的象征，所以真实的神人不是耶稣个人，而是整全的人类。[23] 因此，黑格尔左翼对圣经持批判态度，甚至不承认耶稣是真实的历史人物。黑格尔用哲学重塑基督教带来负面的影响，付出了沉重的代价。[24]

(C。3)士来马赫 (F。D。E。Schleiermacher)

士来马赫(另译“施莱艾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1768-1834)是德国更正教(另译“复原教”，Protestantism)的哲学家、神学家兼牧师。他常被称为“现代自由神学之父”(Father of Modern Liberal Theology)。[25] 他于1799年发表了《论宗教： 致那些有教养又蔑视宗教的人》(On Religion： Speeches to Its Cultured Despisers)一书，将启蒙的敬虔主义和浪漫主义揉合一起，说明真正的宗教是一种人类普遍的“感觉”，是一种与神的亲密关系，而不是教义或信条。[26]

士来马赫的“直觉”观

在士来马赫的时代，社会上，尤其是知识界，很看不起当时的教会： 天主教流于仪式，且注重组织等级；更正教自命传福音与从事社会服务，但已机械化了。因此，士来马赫想要唤醒社会，说这些都不代表真正的宗教；宗教的本质是人的敬虔的自觉。德文的“直觉”或“感觉”( Gefühl )没有“知觉”的含意，而是先于明确的思想、更深刻的感受或醒觉。在早年的著作中，士来马赫称这种感觉为“对无限者的感力”，在后来的《基督教信仰》(The Christian Faith)中则使用了“绝对依靠感”(the feeling of absolute dependence)。

里程指出，士来马赫认为宗教既不是“知”，也不是“行”，而是“情”；凡从敬虔的自我意识中流露出来的一切，都是正宗教。似乎在他心目中的“一神”、“多神”和“泛神”只是敬虔意识的程度不同，而非本质有差异。因此，士来马赫指出，各种宗教，从最低级的偶像崇拜到最高级的一神教，只有敬虔程度的差异，而无本质的差别，都是真宗教；他认为宗教并无真伪之分，凡是宗教，都是好的。[27] (编者注： 但事实上，宗教确实有真伪之分，而基督信仰和其他宗教也有本质上的不同，例如前者强调人得救是单靠信主耶稣，后者则强调人得救是要靠自己努力行善)

士来马赫的圣经观

关于士来马赫的圣经观，葛伦斯和奥尔森(Stanley J。Grenz & Roger E。Olson)在《二十世纪神学评论》中是这样评论的：

圣经在士来马赫的神学中，即使不算最重要，也占了相当重要的地位。… 然而，圣经的权威不是绝对的；… 显然，士来马赫并不认为圣经是超自然的启示，或是绝对无误的。… 他并不相信圣经应该或有资格被视为是绝对独特的；圣灵在圣经写作中的影响，与其他时候所发挥的影响，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异，而非在本质上有所不同。对他而言，圣经只有在展示基督自己是‘对神的知觉之完美典范’这一点上，可以说在基督教神学中拥有相当的权威性；但重要的是，使基督徒的自觉不断更新的，不是圣经，而是基督徒对神的知觉，后者也正是神学真理的最高标准。[28]

用士来马赫自己的话来说： “圣经的权威不能作信仰基督的基础；倒不如说，必须以信仰基督为前提，才能给予圣经特有的权威。” 他认为，旧约圣经有些书卷，如诗篇和先知书，所包含的有些内容与基督信仰的敬虔是不一致的。他说： “旧约圣经并不分享新约圣经的规范性和圣灵的默示。” 显然，在士来马赫看来，66卷圣经并不都是神所默示的和无误的。”

此外，士来马赫否定神迹的真实性，因他认为有神迹就意味着神的创造不完美，就会削弱人们对神的绝对依靠感。他也对天使和魔鬼的存在持怀疑态度。他表示： “关于天使的教义所能建立的唯一说法是： 天使存在与否应该对我们没有影响；同时，关于他们存在的启示，今天已不再被期待了。” 他又说： “在我们中间曾发展过的魔鬼观念，是如此的不稳定，以至于我们不能期盼任何人信其为真；而且，我们教会从未把这个观念用于教义。”

虽然士来马赫的神学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但他不接受“道成肉身”的传统教义，认为基督既是神又是人的两性说不合逻辑： 两种属性不可能同时出现在一个个体上。他虽承认基督是无罪和绝对完全的，但他一直不接纳圣经所教导有关基督替罪人死的代赎教义，而将基督的救赎解释为基督的一种复制能力： “救赎主将祂对神的知觉的能力注入到信徒里面，这就是祂的救赎行动了。”

葛伦斯和奥尔森的结论是： “士来马赫的独特之处倒不在于他对基督教某些特定教义有所见地，而在于他处理基督教与现代思想的矛盾冲突时，所采用的方式；而他也因着这套探究神学知识的新方式，被支持者和反对者一致推崇为自由派神学之源。”[29]

(C。4)简评以上三位神哲学家

在18世纪末期和19世纪初期，面对着启蒙运动的唯理主义(Rationalism)[30]对宗教信仰的严厉批判和挑战，上文的三位德国神哲学家(神学家兼哲学家)努力想为人类的宗教刻画一个免受攻击的特定领域，分别从道德(康德)、知性(黑格尔)和直觉(士来马赫)重塑基督信仰，对基督信仰的神学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有者说： “这三位大师的思想影响了整个19世纪的思想界，先是彼此抗衡，继则融合成为史称19世纪复原教(更正教)自由派的神学，最终由第四位德国思想大师立敕尔(Albrecht Ritchl，1822-1889)集其大成。” 了解这三位学者的思想，就比较容易明白自由派的神学思想和它的圣经观。

里程指出，这三位神哲学家构建的神学领域虽各有不同，但在治学方法和神学前设上，却有两点是共同的。第一，他们企图在基督信仰和现代人之间铺设桥梁，使他们能接受基督信仰。可惜他们不能对“科学至上”和“唯理主义”对基督信仰的批判作出正面的回应，而是以放弃传统(包括正统)信仰为代价，博取现代人的欢心，在科学和理性无法企及的地方(如人的道德感和宗教自觉方面)为基督信仰争一席之地。但是，如果基督信仰这一端的地基已被松动或毁坏，桥梁怎么能建成呢？如果另立地基，桥梁虽然被搭起来了，但恐怕已经不是基督信仰与现代人之间的桥梁了。

第二，他们的神学，高举人的理性，轻忽神的启示，用人的理性取代神的启示，是以人为本的。这种人本的神学有着启蒙主义的深深印记，起码带来两方面的后果。首先，他们的神学已与传统(包括正统)的基督信仰大相径庭(相差很远)。举个例子，救赎观就完全不一样：

在启蒙运动之前，神学家所强调的是，在绝对圣洁、超越的神和罪恶、有限的人之间的决裂，只有神自己用道成肉身这件戏剧化的事件，来填补这条鸿沟。从启蒙运动开始到自由主义的高峰期，神学家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方向，用人类所表现出的推理、直觉或道德的能力，来连结神与人；因此，很自然地，他们看耶稣只是人类的典范，而不是外来的救主。

其次，他们的神学虽有严谨深邃之处，但毕竟只是人的智慧，缺乏属天的亮光。里程评述道： “这样，他们的神学就像在黑暗中摸索，产生许多暧昧、矛盾和困惑。基督教是启示性的宗教(更正确是“基督信仰是启示性的信仰”)。神若不向渺小、有限的人启示祂自己，我们怎么可能认识神呢？神的自我启示已经完备地记录在圣经中。人内在的道德律或绝对依靠感是神的普遍启示的内容之一，可以作为神存在的一种依据，但绝不能由此认识神的属性。所以这三位神学家对神的属性基本上是避而不谈的；甚至，对三一神、基督耶稣的神人二性等从圣经中归纳出来的、超越人理性的教义，持怀疑态度。何况，黑格尔需要在人里面完成自我认识的‘绝对精神’、士来马赫与人的‘绝对依靠感’密不可分的神已有‘泛神论’或‘万有在神论’之嫌了。离弃神启示的真理，纯粹用人的方法重塑基督教信仰(基督信仰)，必然走向‘人造神’的歧途。”[31]

(D) 自由派神学的一些著名人物

(D。1)立敕尔 (Albrecht Ritchl)

上述三位神哲学家的思想融合成自由派的神学，再由德国知名神学家立敕尔(Albrecht Ritchl，1822-1889)发扬光大，以至于19世纪的最后20年及20世纪的头20年，自由派神学常被称作“立敕尔神学”。

立敕尔的“道德”与“实用”观

邵叶尔(M。James Sawyer)写道： “士来马赫倾向神秘主义，以感觉作为宗教的核心，立敕尔则与康德更加接近，视宗教为道德，用个人的力量去建立神的国度(一个道德伦理的国度)。”[32] 此外，他强调宗教本质该是以“实用”为中心，因他认为新约圣经记录均以教会(或“共同生活团体”，community)为中心。由于他所强调的道德价值(以实用为重，以爱来建立人类的道德组织和社会)，他为日后自由主义的“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奠下基础。[33]

可是立敕尔反对传统的圣经教义如原罪、道成肉身、基督的神性、基督的代赎、基督的肉身复活、神迹及其他圣经教义。他说这些教义都不重要，因为这些都与实践(实用)无关——与道德无关。立敕尔认为每一件事都能用事实(历史事件)及价值(个人的应用)去评估或判断。在他看来，有一位事实的耶稣基督，及一位价值的耶稣。他强调基督是需要信徒透过信心去了解的——基督的历史真实性并不重要，教义陈述也不重要，因为这些都不能帮助提升个人的道德操守；他认为基督的死也不是抵罪(赎罪和除罪)的死，最重要的是祂所留下的道德典范，感召别人过祂那种舍己的生活。[34]

立敕尔的圣经观

立敕尔认为圣经是教会的“良心记录”，所以该受历史批判才鉴评它的真实。马有藻写道： “他如当时的哲学一样，把圣经片断的切碎。为要达到此点，他热心研究历史的耶稣，却否认一切的神迹，只把其中的伦理教训抽出来应用。[35] 于是宗教(指基督信仰)顿变成主观思想的产品，而历史批判学为达到此主观的途径，这样圣经便不需要有神的默示，圣经与其他的历史书别无异样，因为圣经与宗教最终的目的也是为‘共同生活团体’而已，此外便毫无存在的价值了。”[36]

(D。2)哈纳克 (Adolph Von Harnack)

德国的神学家哈纳克(Adolph Von Harnack，1851-1930)是立敕尔的跟随者，是当时著名的基督教历史学家。邵叶尔评论道： “哈纳克代表自由派神学的巅峰。… 他的著作成为往后一个世纪学术界的经典。他的《教义史》(History of Dogma)自出版开始，就成了经典代表作。”[37]

哈纳克的“剥除外壳”论

邵叶尔指出，“哈纳克是彻头彻尾的自由派神学者，认为原始纯粹的福音，甚至早在新约时代就已经遭到扭曲，把基督教从耶稣所宣扬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Jesus)，[38] 变成宣扬耶稣的宗教(the religion about Jesus)。(哈纳克认为)在往后的几个世纪中，基督教离开其原有的犹太教背景，融入希腊化世界，进一步受到破坏。在学者为三位一体及基督道成肉身的神人二性争论之时，希腊哲学使福音资讯(信息)受到扭曲。哈纳克认为，神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回到福音的核心，剥除希腊化的外壳，寻找那真实而永恒的福音。” 布尔特曼(或译“布特曼”，Rudolf Bultmann)所提倡的“去除神话法”(demythologization)，可在哈纳克的思想和方式中找到其根源。[39]

在努力剥除他所谓的“希腊化外壳”之过程中，哈纳克常断章取义，主观地曲解圣经，例如哈纳克错误地认为福音与圣子无关，只与圣父有关。他认为神是万有的父，“是慈爱的天父… 是进化的神”，这位“临在的神”最终的目的，“是要把受造之物引向祂所预定的完美状态”。对于圣子耶稣基督，哈纳克认为圣子“不再是道成肉身的神人，而是一个完全人。” 按哈纳克的观点，耶稣基督“达致神的地位，完全是因为祂的敬虔(有完美的上帝意识)。耶稣是神内住于人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榜样。耶稣的人性与世人没有质的区别，但有量的区别，神充满祂，比别人更完全。”[40] 简之，哈纳克强调基督的人性，却否定了祂的神性。

哈纳克的圣经观

哈纳克透过1901年出版的《基督信仰是什么？》(或译《何谓基督教？》，What is Christianity)一书，把立敕尔的观点普及化。他在此书中表示，先前的世代视圣经为基督徒生活行事的终极权威，自由派神学却采纳全然主观的权威，以个人属灵的经验(个人的理性、良知、自觉)为终极权威的根据，不再采纳任何外在的来源(圣经、教会、传统)为终极权威。圣经成为人类不断发展的宗教概念之记录。新约中，只有耶稣的教导被视为规范，其余新约的焦点被视为已经遭到扭曲，从耶稣所宣扬的宗教变成宣扬耶稣的宗教。”

哈纳克不信圣经的许多记载。他否定耶稣基督曾经自称为神，也否定圣经中的神迹。他说保罗把耶稣的单纯宗教破坏了。邵叶尔解释道： “哈纳克认为，保罗首倡(首先提倡)耶稣基督具有比凡人更高的属性。保罗更动基督教义，使得耶稣单纯的福音失传，取而代之的，是有关基督位格的教义。此外，他认为保罗首倡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具有救赎意义。” 哈纳克强调“自由派神学不再视人为有罪，需要救赎的罪人”；在救恩方面，“人只要顺服耶稣的教导和一生所立的榜样，便可以与祂相交，得到救恩。” 这一切都与圣经明确的教导相违。[41]

(D。3)布什内尔 (Horace Bushnell)

德国的士来马赫被称为“自由神学之父”，而美国的公理会牧师兼神学家布什内尔(或译“布士内纳”，Horace Bushnell，1802-1876)则被称为“美洲自由神学之父”。他本是律师，据说他在1831年刚开业时便“得救”，立即前往耶鲁神学院，2年后毕业作公理会牧师至1859年。其著作极多，其中以《基督教神学》为最显要。他在书中指出“神是慈爱的而非公义的”，他也反对人可以随时信主，而非经环境栽培。[42]

根据殷保罗，布什内尔不同意当时传道人所强调“戏剧性、顷刻间(即刻性)悔改的经历”；他提倡让孩童在一段时间内，在基督教里“成长”，而非要求“骤然(突然)的悔改”。布什内尔阐解这种神学时，反对原罪教义，他提出小孩出生时是良善的，如果培育得法，他就是一个好孩子。此外，布什内尔也反对圣经是“神所默示的”这一教义，并且提倡基督之死的典范理论(example theory，[43] 亦称“救赎的道德影响之理论”)。[44]

(D。4)饶申布什 (Walter Rauschenbush)

另一个著名的美国自由派神学家是饶申布什(Walter Rauschenbush，1861-1918)。他是一位浸信会牧师。他发现教会忽略了社会福利，于是主张“教会主要的目的不是拯救灵魂而是拯救社会”的理论。他在1918年所著的《社会福音的神学》一书中说，“圣经是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福音必须辅助宗教改革”。他认为自私就是罪，罪的本性是反改革社会的，天国的实现是当人用爱心把社会改造。由于他大力传扬所谓的“社会福音”(Social Gospel)，故被称为“社会福音之父”。[45]

殷保罗指出，饶申布什的神学思想是在他任纽约市的浸信会牧师时形成的。那时，他亲眼看到当时的移民生活条件恶劣、劳工制度的剥削、政府漠视穷人，导致他重新思索福音的含意，最后写成《社会福音的神学》。当他回到纽约罗切斯特的浸信会神学院(Roche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任教及著作时，都大力提倡社会关怀的神学。[46]

当饶申布什在罗切斯特神学院修读时，由于受到高等批判学(Higher Criticism)的影响，他放弃了本来持有的“圣经无误论”。此外，他也开始质疑耶稣基督的代死救赎。他过后认为耶稣基督的死并非代死的救赎，而是“以爱来取代自私，作为人类社会的基础”。[47] 对饶申布什来说，耶稣基督的爱可以解决社会邪恶，改变社会(这是对的)，但他错误地强调福音不是个人得救的信息，而是耶稣爱的伦理。[48]

(E) 总结自由派神学的圣经观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对人的本性和人类社会持乐观态度的自由派神学开始微弱下来。自由派神学的具体观点可能随处境而有所变化，但都植根于康德、黑格尔、士来马赫等人的治学方法和神学取向。盖司勒(另译“贾诗勒”，Norman L。Geisler)如此综述自由派神学的“圣经观”：

自由派对圣经的观点是： 圣经并非神的道，它只不过包含了神的道。在圣经中，除了有神的真理外，还参杂许多科学与神学的错误，必须借着理性加以铲除，且设法与“基督的灵”相吻合。因此，对圣经予以高等批判不但受欢迎，而且对于发现圣经中什么是属实的也愈显重要。自由派除了拒绝许多圣经的教训外，它还是一种反超然主义(即反对超自然如神迹等)，驳斥圣经中的神迹。圣经基本上是一本易于犯错误之人的作品，虽然在道德与宗教的真理上也包含了由启示而来的洞察力。[49]

由此可见，自由神学的圣经观其实是破坏圣经的无误和权威，正如殷保罗所说的： “圣经的权威及神圣启示都被否定。” 按标准的自由神学之教义观点，“人类理性的分析，高于圣经与传统教义。圣经是需要用一个理性的立场去了解的，如果圣经有一些不合常理的事，就应该被否定，因此，圣经的神迹可被摒弃。神学所需要的是实际，所以人的理性可与宗教经验结合，以代替神圣的启示和圣经的权威。” 此外，“自由派认为世事并没有绝对，也不应该有教义的断言。任何事物都可以受质疑——包括圣经及传统的教义。传统神学应被否定，因为它是一个固定系统(fixed system)，而自由主义认为，一切都是可以改变的。”[50] (但圣经真理其实是永不改变的，太5：18)

(F) 自由派神学的矛盾和困境

显然，自由派神学的圣经观是承接康德等人的遗风，错误地把科学和理性置于神的启示——圣经之上，其观点常是相互矛盾的。譬如说，他们否定圣经所记载的神迹是真实发生的。但事实上，有神就会有神迹！ 相信神却否定神迹，这在逻辑上反而是矛盾的。况且，他们企图化解神迹的说法也漏洞百出、无法自圆其说。自由派神学家爱德华兹(David Edwards，注： 此人不是Jonathan Edwards)[51]与福音派神学家斯托特(或译“斯托得”，John Stott)的对话中，是这样化解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进迦南时所彰显的神迹：

这一连串不合科学的故事是由摩西的仗变蛇开始的，接着是摩西的手一伸入袍内，再出来就长了大麻风，如雪一样白。还好，不是每个故事都这样。其他神迹说到尼罗河水变成血、蛙灾、蝇灾，其实还颇符合科学事实的，因为尼罗河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浑浊如泥，看来有点像血，漫溢两岸，青蛙、苍蝇滋生繁多，那时牛的确会有瘟疫，埃及人也会长疮，蝗虫到处横行，冰雹密云使中午也为之(成为)黑暗。这些事是人所知道的。… 就算这些神迹是摩西所行，我们还是不能当真，也不用相信“水便聚起成堆，大水直立如垒，海中的深水凝结”(出15：8)，这其实是摩西所写的诗歌。

但又有一种说法是“耶和华便用大东风，使海水一夜退去，水便分开，海就成了乾地”(出14：21)，另一个地方(经文)说他们通过红海(出13：18)。若这个红海其实是埃及边界的一个纸草沼泽，就不难理解埃及派去追希伯来人的马车会陷在其中不能自拔了。这种合乎自然的解释也能用来解释圣经的其他神迹： 白天的云柱、晚上的火柱可能是西奈半岛(西乃半岛)的火山景象；有报导说，有些水加一小片木头就可以喝;[52] 吗哪几乎可以确定是圣柳植物被一种虫子蜇了后所分泌的东西；至于鹌鹑，那是一种候鸟，飞到没有力气的时候，要抓它们并不难；沙漠中有些泉水为薄薄的石头所掩盖，只要打破这个石头，也就有水了。我不认为我们不把这些当作神迹而只视为普通的现象，就表示我们“不信”。因为出埃及记最大的神迹是埃及的追兵竟然奈何不了他们，大自然又提供必要的帮助 ，以致他们能渐渐形成神慈爱计划中独特的器皿。[53]

里程一针见血地写道： “在这一大段文字中，爱德华兹对圣经记载的神迹的‘化解’是如此地牵强，以致很难让人相信这是出自一位严肃的神学家之手。” 对他上述所谓的“化解”，我相信明智的读者都能看出其中的问题和矛盾。以下故事能启迪我们。

有个导游把一群到圣地访问的人带到一片水域，水只掩盖脚面。

导游：“这就是当年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所经过的红海。水就这么浅，风一吹，地就露出来了。所以，以色列人过红海根本不是神迹！”

访问者(沉思片刻，顿有所悟)： “啊！ 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确是一个神迹！”

导游：“什么？！ 我不是刚刚告诉你们，当年的水面就这么浅，你听明白了吗？”

访问者： “我听明白了。但我不明白的是： 这么浅的水，居然‘淹没了车辆和马兵。那些跟着以色列人下海法老的全军，连一个也没有剩下。’(出14：27-28)”

导游：“……”

诚然，爱德华兹这段话的结尾前后矛盾。他告诉读者，他之所以不信这些神迹，是因为它们是“不合科学的故事”；但他仍然相信以色列人出埃及是神迹，因为“埃及的追兵竟然奈何不了他们”！ 此话令人费解。里程解释道： “如果埃及人奈何不得以色列人是由于大自然提供的一系列纯属偶然的帮助，就只能说以色列人碰巧赶上了好运，那就无神迹可言；如果这一连串的非常事件(异于平常的事件)确实是神刻意的作为，就是神迹。那么，为什么爱德华兹又要煞费苦心地抹煞它们呢？”

为何爱德华兹会说“我不认为我们不把这些当作神迹而只视为普通的现象，就表示我们‘不信’ ”呢？里程贴切指出，这可能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 既想持守基督信仰，唯恐基督徒批评他“不信(神)”，又想讨好世俗的“科学至上”的思想，生怕别人指责他“不合科学”；他本想在二者之间搭一座桥，不料被夹在其间动弹不得，进退维谷，捉襟见肘。

里程的话： “如果自由派继续轻忽圣经，坚持置人的理性于神的启示之上，不惜扬弃圣经所启示的基督教(基督信仰)的基本真理，去迎合世俗的思潮，那么，他们要不最终变成不信派，要不就将永远在矛盾、痛苦中挣扎。”[54]

(G)结语 

Roger E。Olson

为了使我们对自由神学有个正确与平衡的观点，我们在总结时需要引述奥尔森(Roger E。Olson)的话： “大家通常认为自由派神学只是否定一些东西，而不是一种积极研讨神学的方法。换句话说，大家认为自由主义就是否认耶稣为童贞女所生，或是身体复活。这批人也不相信圣经是默示的，并弃绝三位一体或是基督的神性这些教义。当然，有些——或许也有不少——19世纪与20世纪的自由派思想家的确不承认这些更正教的正统教义，或是质疑某些教义。然而，若要深究自由派思想的核心，我们要问这些神学家为什么会质疑这些信仰。说句公道话，我们要承认他们的用意不在扬弃传统，而是重新诠释或重新建构传统。而且，自由派神学家对于一些特定的教义，彼此看法也分歧。总而言之，自由派神学不是要扬弃某些信仰，而是企图从新的现代文化脉络更新基督教信仰。”[55]

诚然，自由派神学者所面对的挑战，源于启蒙运动所引发的不信风潮；他们无法解释那些超乎理性、科学无法验证的圣经教义，如童贞女怀孕生子、基督的肉身复活，以及圣经记载的种种神迹。他们担心基督信仰若不顺应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就会逐渐被淘汰而没落。为了面对启蒙运动下的不信者(或怀疑者)对这些基督信仰之教义的猛烈攻击，这些自由派神学家在“重新诠释或重新建构传统”的努力下，选择放弃圣经无误的真理，错误地高举人的理性和科学方法过于圣经的教导。结果是我们所看到的悲剧——自由派神学家否定圣经所教导的许多基要教义和重要真理，例如否定人是全然败坏和具有原罪的，认为人基本上是良善的，可以透过教育的指引去行善(以改善社会和世界)。他们也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只把耶稣基督视为一个好教师、一个可作人类典范的理想之人。当然，他们更否定圣经的神迹，因为这些事被认为是与人类的理性及现代的科学不协调。[56]

放弃圣经无误的真理，令自由派神学迷失方向，把需要基督救赎的人领进更深的黑暗中。邵叶尔贴切指出，自由派神学提升了人的地位，不再视人为败坏，与神隔绝，反而使神与人之间的区别变得模糊，所强调的，不是人的罪性，而是人可能达到完美。自由派神学的口号是“每一天、每一方面，我们会更好”，所以罪是不足挂齿的小过失，不需要耶稣道成肉身、施行代赎。[57] 由此可见，人若放弃“圣经无误”的教义，就会迷失方向，离圣经的真理和“真理的神”越来越远。坚信和持守“圣经无误”的教义是何等的重要啊！

自由派神学认为人类能够变得更好，也会使世界变得更好。这种乐观的思想因为迎合现代人的心意而广受欢迎。然而，1914年至1918年，欧洲发生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充分显露人性的败坏，同时也大力遏止了这股对人性和世界充满乐观的自由神学之强风。无论如何，自由神学在神学院、在欧洲与北美的主流宗派仍然具有非常大的影响力，而近代的“进程神学”和“解放神学”等，都是自由神学的遗风，可谓不可不防啊！

 

附录(1)：圣经无谬误的定义

“圣经无谬误”(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是福音派人士表达圣经权威的用语。里程在其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中表示，“无误”(inerrancy)是指圣经没有任何错误。“可靠”(或译“无谬”，infallibility)则指圣经的写作没有错误，也不会误导人，是完全可靠的引导。[58] 简之，“无误”指整体圣经而言，而“无谬”特指圣经的写作方面。

对于“圣经无谬误”的教义，《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有以下定义： “圣经既是神默示的话，为基督作权威的见证，理当是绝对无谬的(infallible)和绝对无误的(inerrant)。‘无谬’(可靠，infallible)一词表明‘既不误导人，也不被人误导’的特性，所以，此词…绝对地保证‘圣经在凡事上都是确实、稳固、可靠的准则与指引’的真理。‘无误’(inerrant)一词亦然，它表明‘毫无虚假或错误’的特性，所以，此词保证‘圣经所有的声言叙述，都是全然真实可信’的真理。”[59]

“圣经无误”最简洁的定义是： “圣经所说的是真理(即绝对正确、绝对可靠，编者按)。” 若再详细一些，可以这样定义： “无谬误的意思是，当获悉一切有关资料，圣经按原稿在正确的解释下，会证实所教导的一切都是完全真确的，无论是关乎教义、历史、科学、地理、地质，或其他科学或知识，都是如此。” 无论如何，神使用不同的人写下圣经书卷，所以容许差异。换言之，“圣经无误”容许圣经各书卷在写作风格上有差异，容许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在细节上有差异，即不要求一字不漏地引述一件事情，容许不标准的文法形式，和容许有难解的经文。[60]

附录(2)：什么是自由神学？

论到自由神学(Liberal Theology)，我们必须承认自由神学家的思想不一定完全一致，但如郑国治所指出，他们的思想“基本的观念是大同小异的”；例如：

他们认为启示是人对真理的了解或亮光而已。

他们以宗教为中心，却以人的理性研究神学。

他们认为理性是信仰重要的依据，若理性不能通过的圣经真理，都不能接受，如道成肉身(借童贞女由圣灵感孕)、基督肉身复活(而非精神复活)、超然的神迹、人的原罪、基督宝血的救赎、基督的再来等，都是超乎人理性所能了解的。他们将这些事灵意化解释，或根本放弃。

他们不信耶稣(如圣经所教导的)是神的儿子，只信耶稣是完全的人。

他们认为圣经的内容有误，其主要的教训以耶稣为榜样，是以祂的精神为标准。

有关圣经超然的事，只是民间的传说，或民俗故事而已。

圣经要照各时代和各国的文化背景解释，未必要回到原作者的原意。

圣经的预言，只是以预言文学的方式写成，不是真正预言将来要发生的事，所以预言充其量是属历史的，目的是给人鼓励而已。

基督教(基督信仰)不是救赎性的，只是一种伦理的宗教，与普世各大宗教无异。[61]

附录(3)：什么是现代主义？

奥尔森(Roger E。Olson)指出，一些学者认为“现代主义”(Modernism)是一种弥漫在1650年至1960年的文化氛围(气氛)，亦即一套观点或看法，可算是启蒙主义及它的遗绪之同义词(注： 自1960年起，现代主义已被所谓的“后现代”超越了)。[62] 根据邵叶尔，“现代主义”一词首先出现在罗马天主教内部的一场运动，其心态类似更正教的自由派。此词大约于1910年开始，指美国激进的自由派神学。早期的自由派神学是一场抢救运动，在启蒙运动的炮火猛攻之后，试图抢救基督教核心教义的余烬。但现代主义却是对于更正教福音派的直接挑战，并导致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的全面回应。[63]

现代主义强调人类理性的自主性、人类的自由和自主。现代人致力于种种的自我改进，现代主义对这些努力赋予一种宗教性的认可。对于罪与恶的极端破坏力，却轻描淡写、缩减至最小程度。现代主义认为，真理是科学的最新发现，而不是任何超自然的启示或任何历史人物，就此而言，现代主义比自由主义又多走了一步。[64]

美国的现代主义运动，源于马修斯(Shailer Matthews)和芝加哥大学的芝加哥学派。马修斯使用一种社会历史的模式，指出宗教的功能，是要帮助人们找出他们身处环境的意义，并认为神学是“超自然化的政治学”，源于教会与其特定文化的互动。1930年代开始，由于受到“新正统主义”(Neo-Orthodoxy，注： 神学方面属于“新正统神学”)的冲击，现代主义运动日渐衰落，但有一些关键的概念，却在1960年代的激进主义中再次复苏。[65]

[1]本文按照里程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之译法，将inerrancy译作“无误”(或“绝对正确”)，并将infallibility译为“无谬”(或“绝对可靠”)。务须留意的是，如果某篇论到圣经的文章同时指这两者——infallibility和inerrancy，我们将之译作 “圣经无谬误”；若译为“圣经无误”时，通常只是指圣经的 inerrancy，虽说在某些文章中，inerrancy一词也可包含或概括圣经的可靠无谬(infallibility)。正因此故，有不少人也将英文的inerrancy一词译作“圣经无谬误”。有关这方面的定义，请参本文附录(1)： 圣经无谬误的定义

[2]请参本文附录(2)： 什么是自由神学？

[3]理性主义(Rationalism)认为“理性”是人类一切知识的来源，并将“人本”提高到最高权威。神学理性主义(Theological Rationalism)以理性为标准，去判断信仰与启示，并否认一切超理性的事，不信超然的神迹(注： 他们只承认纯理性的宗教，因而否认启示宗教)。经验主义(Empiricism)则认为一切真知识要由经验而产生，要以经验来解释或判断普遍的概念，并摒弃超经验的事。

[4]殷保罗著，《慕迪神学手册》(香港九龙： 福音证主协会，2003年五版)，第530页。殷保罗也指出，与自由主义密切相关的观念是“现代主义”(Modernism)。一般而言，现代主义是等同于自由主义，但现代主义更强调科学的发现，同上引，第530页。有关现代主义，请参本文附录(3)： 什么是现代主义？

[5]其实理性原是神所赐的，本是好的，但理性主义(Rationalism)强调“以人为本”。可惜人的理性是有限的，所以需要“以神为本”的圣经所启示的亮光，来明白真理。

[6]有关原罪方面，请参下一期 (第112期)《家信》的“福音亮光”，内中将根据圣经探讨原罪课题。

[7]我们相信人有原罪，因为“原罪的教义”主要是圣经的教导，而非只是奥古斯丁(Augustine)的观点。

[8]里程著，《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2005年)，第131，133-135页。

[9]同上引，第136页。

[10] 唯心主义(或译“唯心论”，idealism)主张世界或现实如同精神或意识，都是根本(基本)的存在。与唯心论直接对立的是唯物论(或作： 唯物主义，materialism；它认为世界的基本成分是物质)。

[11] 郑国治著，《神哲学与信仰简明手册》(柔佛： 人人书楼，2008年)，第89页。

[12] “阿谀”是“用言语恭维别人”之意，故有成语作“阿谀奉承”(即说恭维别人的话，讨好别人的词语)。“阿谀神”是个贬义词，表示神要听别人对祂说恭维话。但这样的说法绝不正确，对神很不公平，因为祂不仅创造了宇宙万物和我们人类(这点就足以叫我们敬畏赞美祂)，更用大爱救赎我们(父神差爱子主耶稣来到世界为我们受尽痛苦，流血赎罪，而主耶稣也实在爱我们，为我们甘心舍己)，这样的神岂不配得我们永远的敬拜和赞美吗？

[13]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144，146-147页。

[14] 事实上，黑格尔主要是哲学家，但其哲学触及神学，且影响深远，故有者也称他为神学家。

[15] 黑格尔与启蒙运动的理论家截然不同的是，他把哲学置于科学之上，不仅视之为发现终极真理的工具，而且是进入终极真理的途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将哲学与历史密切结合在一起。如Henry D。Aiken所说，他的学说是首次“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哲学所有的问题和观念的一次彻底的努力”。为了解开人类的命运和存在的意义之谜，他试着从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背后之意义去寻找神(他认为历史是“绝对真理”[即神]的逐步显现)，而不从自然界那位遥远的设计者(指造物主)的角色去找。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157页。

[16] 马有藻著，《先贤伟论——简易神学思想史》(香港九龙： 种籽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第130页。

[17]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155页。

[18] 马有藻著，《先贤伟论》，第130页。

[19]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158页。

[20] 关于这点，马有藻写道： “他(包珥)采纳黑格尔的进化论，相信历史的进程须经过‘正反合’三个步骤。…  他又用此途径，视摩西为正，基督为反，福音为合；或律法为正，恩典为反，天国乃合等等。为了支持他的论点，他认为从第二世纪起在教会内才有律法主义的存在，而新约亦有提及，故他必须把新约传统作成日期(指传统上认为的新约书卷写成之日期，即第一世纪内)推翻，全放在第二世纪内。” 马有藻著，《先贤伟论》，第142页。[注： 包珥认为许多保罗书信其实并非保罗亲自书写，而是保罗的跟从者所写，所以他认为这些书信源于第二世纪晚期；但包珥的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没有历史实据]

[21] 邵叶尔著，杨长慧译，《神学求生指南》(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2009年)，第476页。

[22] 施特劳斯提倡“形式批判学”(Formgeschichte)，即认为新约的福音故事(及其他事件)已配上历史或宗教传说的形式，若将这些形式除去，剩余的便是纯正的真理，这才是新约作者的原意。他这番偏激的解释使他受到杜平根学院(Tübingen)开除，他只好转到其他大学任教。马有藻著，《先贤伟论》，第142页。

[23] 殷保罗著，《慕迪神学手册》，第532页。

[24]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158-159页。

[25]  https：//en。wikipedia。org/wiki/Friedrich_Schleiermacher 。

[26]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159-160页。

[27] 同上引，第162-163页。

[28] Stanley J。Grenz & Roger E。Olson著，刘良淑、任孝琦合译，《二十世纪神学评论》(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年)，第59-61页。摘自上引书，第164-165页。

[29] 同上引，第165-167页。

[30] 法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笛卡尔(René Descartes，1596-1650)是法国唯理主义的奠基人。他指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和获取正确知识的途径不是感觉经验，而是理性。他主张用理性代替盲目信仰，反对宗教权威。

[31] 同上引，第167-169页。

[32] 邵叶尔著，《神学求生指南》，第457页。

[33] 殷保罗著，《慕迪神学手册》，第531页。

[34] 同上引，第531页。

[35] 立敕尔的神学思想也立下根基给后来的“历史事件与神话二分法”(dichotomy of distinctions between historie and geschichte)，即必须加以区分某件事到底是历史事实还是神话 [注： 德文historie = 历史事件；geschichte = 故事或神话]。

[36] 马有藻著，《先贤伟论》，第130-131页。

[37] 邵叶尔著，《神学求生指南》，第460页。

[38] 哈纳克将耶稣所引介的基督教之“纯正精髓”归纳为三大观念： (1) 神的国： 神在个人心中的治权，与未来超自然事件无关；(2) 父神与人的灵魂： 神是整个人类(信徒与非信徒)的父；(3) 更高的公义与爱： 注重爱，而非只注重遵守律法的公义。根据哈纳克，这三项主要观念是正宗基督教的“谷粒”(精髓)，其余都是该被丢弃的“枯草”。奥尔森著，吴瑞诚、徐成德合译，《神学的故事》(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2002年)，第655-656页。

[39] 邵叶尔著，《神学求生指南》，第460页；殷保罗著，《慕迪神学手册》，第532页。

[40] 邵叶尔著，《神学求生指南》，第461-462页。

[41] 邵叶尔著，《神学求生指南》，第461-463页。

[42] 针对这点，马有藻解释道，布什内尔“攻击当时盛行的属灵复兴运动，认为他们只着重(个人)私自的敬虔，而忽略了社会(整体的)福利。他主张社会工作先从家庭教养方面入手，因为他相信儿童的本性是好的，如果及早善加教养，日后社会问题必会消除，因此他反对正统信仰的赎罪论；他认为儿童期所接受的正统家庭宗教教育足以使他‘进入天国’，而不需要经过正统信仰所谓重生的经历。” 马有藻著，《先贤伟论》，第145-146页。

[43] 此理论也称为“救赎的道德影响之理论”(Moral influence theory of the atonement)，意指基督的死不是为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对罪的刑罚)，而是要吸引人关注神的爱，以此软化人心，带领人悔改行善。

[44] 殷保罗著，《慕迪神学手册》，第533页。

[45] 马有藻著，《先贤伟论》，第146页。

[46] 并非所有自由主义(至少不是所有自由主义开始的阶段)都教导社会福音的信息。早期的自由主义是理论性的。到了19世纪末及20世纪初期，社会福音主要流行于美洲。殷保罗著，《慕迪神学手册》，第534页。

[47]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alter_Rauschenbusch。

[48] 殷保罗著，《慕迪神学手册》，第533页。

[49]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170页。

[50] 殷保罗著，《慕迪神学手册》，第534页。

[51] 这位自由派神学家“爱德华兹”不是圣公会加尔文派的牧师爱德华兹(John Edwards，1637-1716)，也不是著名的北美传道人兼公理会神学家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1758)。

[52] 爱德华兹可能试图以此解释在玛拉“苦水便甜”的神迹(出15：22-26)。他接下去的话试图解释 出埃及记16-17章的种种神迹，如天降吗哪、鹌鹑、磐石流水等。

[53]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170-171页。

[54] 同上引，172-173页。

[55] 奥尔森著，《神学的故事》，第642页。

[56] 殷保罗著，《慕迪神学手册》，第535页。

[57] 邵叶尔著，《神学求生指南》，第465-466页。 邵叶尔也指出，自由派神学认为“救赎”只是教会群体与基督神秘的联合，或在地上建立神的国度(而非个人因信主得救，罪得赦免，得享永生)。同上引，第466页。

[58]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75页。

[59] 同上引，第84-85页。

[60] 同上引，第85页。

[61] 上文附录主要改编自 郑国治著，《神哲学与信仰简明手册》，第90-91页。

[62] 奥尔森著，《神学的故事》，第644页。

[63] 邵叶尔著，《神学求生指南》，第464页。

[64] 现代主义强调“自然界没有超自然的掌控与干预；人类经过教育、理性与科学的熏陶，势必会进步。” 参奥尔森所著的《神学的故事》，第644页。

[65] 邵叶尔著，《神学求生指南》，第464-465页。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九) ： 新正统神学的圣经观

(A) 序言

曾听人说： “进神学院修读神学(theology)都是好的！ 因为神学和神学家都尊重圣经，并高举圣经的无误和权威！”[1]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有些神学否定了圣经中的神迹，也否定主耶稣的神性，我们在上期《家信》中所探讨的“自由神学”(Liberal Theology)便是最好的例子。本期，让我们探讨另一个看似正统却非正统的神学——新正统神学(Neo-Orthodox Theology)。

正如上期所指出的，19、20世纪兴起的自由主义(自由神学)极力否定圣经无误的历史真实性，严重地破坏人对圣经的信心。面对自由神学的挑战，有两股强大的反对力量先后崛起，即所谓的基要主义(Fundamentalism)和新正统主义(Neo-Orthodoxy)，与之全面抗衡，并重创自由主义神学。

(B) 基要主义

(B。1)“基要主义”的词源

根据巴刻(James I。Packer)，“基要主义”这一名称的使用，至少要追溯到1909年，那一年出版了《基本要道》(the Fundamentals)小丛书的第一册。此套丛书共12册，由许多知名圣经学者执笔，其目的是解释并辩护福音主义的基督信仰之真理。借着两位美国富翁的慷慨捐助，这套丛书得以免费赠送给“说英语地区的每一位牧师、布道家、海外传教士(传道士)、神学生、主日学校长、男女青年会的干事，只要知道他们的通讯处，都免费寄送他们一部。” 结果竟然送出三百多万本。

(B。2)“基要主义”的教义

1901年，美国北部长老会发行《演讲集》(The Deliverance)。这本《演讲集》罗列了五项内容作为“信心和福音主义的基督教之基本要道”： (1) 圣经的默示和无误性；(2) 基督的神性；(3) 基督由童女所生和祂行的神迹；(4) 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5) 基督肉身的复活和亲自的再来。这五项被采纳，便成为日后“基要主义者”的组织之教义纲领。

1920年，出席美国北部浸信会会议的福音主义的代表，重新申述、确定和强调了基本要道；在浸信会一份刊物的一篇社论中，提出了“基要主义者”(Fundamentalists，指那些为基本要道忠实作战的人)这一名称。真正的基要主义是抵抗自由派和现代主义神学的，是20世纪所特有的更正教神学。

根据郑国治，基要派的信条(或教义)如下：

圣经是神所默示的，是无误的。

相信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

基督由童贞女所生，祂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具有神人二性。

人是神创造的，但(因犯罪而)堕落了。

基督代替罪人而死，祂是独一的救赎者。

人必须重生。

耶稣基督是肉身复活(而非仅是精神复活)。

基督复活的身体会随时再降临(指基督会随时带着复活的身体再临，即第二次的再来)。

世人会肉身复活，信主者得永生，不信者遭永刑。[2]

(B。3)“基要主义”的代表人物

根据奥尔森(Roger E。Olson)，更正教的正统神学特色是格外强调圣经是逐字默示的，其立论无谬无误。在19世纪的美国，其代表人物是长老会著名神学家查尔斯·贺智(Charles Hodge，1797-1878)、亚历山大·贺智(Archibald Alexander Hodge，1823-1886)父子两人和后继者华菲德(Benjamin B。Warfield，1851-1921)，从1812至1921年的一个多世纪中，为基要主义奠定了坚实的神学和教义基础。在那个时代，他们任教的普林斯顿(Princeton)神学院也成为基要主义的重镇。在20世纪20年代，基要主义开始蓬勃发展，主要人物是梅钦(John G。Machen，1881-1937)。[3]

(C) 新正统神学

(C。1)新正统神学的背景名称

马有藻指出，当自由派遭受正统信仰的反击后，新自由神学(Neo-Liberal Theology)便因此而起。但有一部分的神学家，他们固然不赞同新旧自由派的神学，但也不与正统派的神学见解认同。他们原则上虽与正统神学一致，但他们却认为正统神学太过于“基要派”，于是他们便改革一点正统派的神学，为的是要符合自己的思想，所以他们遂称为“新正统派”。[4]

里程写道： “新正统神学是20世纪崛起的另一抗衡自由派神学的主力。‘正统’意味着，经过2百年的自由主义后，神学家开始重拾伟大的更正教的神学主题，如人的败坏、恩典超越自然、单单因信得救，尤其是神的全权和超越性。对新正统神学而言，神是‘截然不同的他者’(Wholly Other)；‘新’说明它与正统信仰并不完全相同。”[5]

在新正统神学阵营的人，不是都喜欢“新正统神学”这个名称，他们更愿意根据各自重点来称呼自己，所以有数个不同神学名称如下：

巴特主义(Barthianism)： 新正统派常以巴特(Karl Barth)在1919年出版的《罗马书注释》为起始，此后不同的神学便雄霸了这个时期。他的神学见解也统作“新正统主义”。

危机神学(Crisis Theology)： 在巴特神学中，危机即“转机”之意。巴特强调神审判人，但人在面对神时因信可转变其身分，与神和好。换言之，人透过危机关头(“处境”)来经历神。

改革正统神学(Reformed Orthodoxy)： 新正统派之兴起因素之一，是当时的神学家，一面不满意新自由派之观点，但又不与正统信仰完全认同。他们深受存在主义之影响，认为正统神学不够实际，于是便在正统神学上加以“修剪”，要弄出一套符合他们见解的神学，所以他们也称为“改革正统神学”[6]

新正统神学自20世纪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开始发展，但它的起源与丹麦哲学家兼神学家克尔凯郭尔(或译“祁克果”，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有关。[7] 根据殷保罗，此人是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的创始者；而新正统神学就是建基于存在主义的(指“有神论的存在主义”)。[8] 克尔凯郭尔认为神是存在的。人要与神相遇(encounter with God)，就要在个人绝望时凭“信心的跳跃”(leap of faith)，所以他的神学也被称为“绝望神学”(theology of despair)。[9] 可是他不重视基督及圣经事件的历史性，只热切追求主观性的神与人相遇。[10] 这点深深影响日后新正统神学家的神学方向。

(C。2)新正统神学的学说理论

虽然新正统派学者在神学观论的细节上仍不能完全一致，但大体而言，他们具有四大神学特征：

神论：神是超物界(Transcendental)的神，但祂有自己的工作与领域，正如世人也有人的责任与境域，彼此河水不犯井水，更不要因天灾、横祸、罪恶而埋怨神，因这并不在神的责任领域里。

基督论：基督是一个历史人物，凡基督所做的不一定是历史(不一定有历史的真确性，但对巴特和布仁尔而言，他们都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是人类救恩的超自然起源，请参下文，编者按)。

圣灵论：圣灵并不是那位“有位格的三一神”的其中一位，而是在基督徒生命中的一种推动力(dynamic)而已。

圣经观：此派人士认为圣经的文字穿上“神话”的衣服，他们的任务乃要将这些“外衣”脱除，使神的话明确清晰地呈现在人面前。他们又认为圣经并非神的启示，而是证明(witness to)神的启示；他们主张圣经不是神的话，而是含有(contain)神的话。[11] 比较以下圣经观：

基要派：圣经是神的启示，故毫无错误

自由派：圣经是神的启示，但充满错误

新自由派：圣经不是神的启示，因错误百出

新正统派：圣经含有神的启示，故正误交错(即有正确也有错误之处)[12]

人论：此派人士相信人是真正败坏的。人的理性不能证明神的存在，个人救恩的经历才是神存在的明证。[13] 

(C。3)新正统神学的代表人物

(a)巴特 (Karl Barth)

论到新正统神学的代表人物，毫无疑问该首推巴特(Karl Barth，1886-1968)。此人是瑞士神学家，反对自由主义神学，为新正统神学(即“辩证神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反对纳粹(Nazis)，但他的政治观属于社会主义，所以不赞成反对共产主义。其著作《教会教义学》(Church Dogmatics，1932-62)以耶稣的复活作为基督信仰的中心点。

在1915-1919年间，自由神学非常猖獗，控制了整个欧洲的神学动态。1918年，巴特出版首本神学著作《罗马书注释》，“此书一面世，便如同在欧洲的神学思想界内投下一枚炸弹。将当时的新神学炸个稀烂。这本书俗称《新正统派之宣言》(Manifesto of Neo-Orthodoxy)，亦有称之为‘二十世纪的九十五条文’。”[14]

不过，巴特的圣经观存有严重的缺陷，因“巴特认为圣经能成为神的话，只在于人接受，若人在其经历上不以圣经为神的话，则圣经就不成为神的话。”[15] 殷保罗进一步分析道： “虽然巴特回到圣经的研究，但他没有把圣经视为神的话。他反对真确无误的话语之概念，称这个为‘纸上教皇’(paper-pope)。对巴特来说，圣经不是神客观的话语，而是神话语的见证。圣经作者只是写出他们有关神启示的经验；在读圣经的时候，人也可经验到圣经的启示。这样说来，圣经就只是对读圣经的人才成为神的话语。”[16]

总括而言，巴特的神学有几方面是正面的，例如他强调要回到圣经的研究上，大力反对自由派训练方式。他也强调神至高主权和超越性，并认为整本圣经是以基督为中心，这些都是有价值的。不过，巴特的神学缺点也不容忽视。他否认圣经的默示和无误性，保留自由主义和高等批判学观念。[17] 他也不相信真理能以教义命题(doctrinal propositions)来陈述(他认为人若能遇到真理，是透过神在基督里，把自己启示出来)，并宣称圣经并非神的话语，除非圣经对个人“成为”(becomes)神的话语；换言之，他认为个人研读圣经所领受的，才是神的话语。此外，他也反对“普遍的启示”(但这是圣经所确定的，参 诗16：1；罗1：18-21；看来巴特把神的普遍启示与圣灵对读经者的光照混淆了)。最后，他的神学观点也引致“普世论”(universalism)。

(b)布仁尔 (Emil Brunner)

布仁尔(Emil Brunner，1889-1966)是瑞士新正统派神学家，著作有三百余种，曾获赠8个博士学位。他认为神学是为宣扬神启示之道，应该用在教会与人的生活上，故称“宣道神学”。他强调神学是关怀人的需要，不是为护教，故他反对护教学。其著作有《神的命令》(1932)、《神人相遇》(1938)和《启示与理性》(1941)等。1938年，他接受了普林斯顿神学院及协和神学院作客座讲师之邀请。1953年，他应聘到日本东京国际基督教大学，实践了他常强调的宣道神学(两年后才退休回国)。

布仁尔采纳高等批判圣经法，所以常讥诮那些主张圣经无误论的基要保守派。他否认圣经的神迹，及许多史事记录，连基督的降生及复活叙事也不完全接纳。马有藻写道： “布仁尔的基督论与正统神学相似(指他坚持基督真正的人性和神性)，只是他却主张基督的真实需要一个个人与神的相遇才能证实，这相遇借着教会的见证、宣扬，故此他著作了《神人相遇》一书详细论释，不过他否认基督的史实，没有十架的历史，没有复活，也没有复活后的显现，更没有升天、再来等等。” 此外，布仁尔认为保罗的书信含有许多错误。[18]

对于布仁尔的神学观点，殷保罗的评价是： 布仁尔反对自由派对耶稣的错误观念、人的善行之看法，以及在地上建立天国的乐观理想。布仁尔提出新的论调，声称人的罪性，提出要回到圣经、需要信心及注重基督徒的操守。但布仁尔的缺点包括： 否定圣经完全是由神所默示的，也否定亚当及创世记第三章(人犯罪堕落)的历史性。虽然他持定基督论的教义(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性和神性)，但他否定童女生子，也否定地狱的真实性。[19]

(c)尼布尔 (Reinhold Niebuhr)

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是美国德裔，是新正统派之美国代表，与巴特和布仁尔齐名，成为“新正统派的三剑侠”。尼布尔曾在路德会神学院攻读，又在耶鲁神学院研究。他厌弃学术的繁琐，转而追求生命的真实。这种渴望奠定了他在神学上的新路向。

1915-1928年间，尼布尔在底特律(Detroit)牧会。在这期间，他看到劳工阶级在社会中受到不平等对待，于是卷入劳工和管理层的斗争。他看到工人的贫困及恶劣环境，就公开抨击福特(Henry Ford)的政策，以福特为资本主义制度中压迫者的代表。[20] 这段期间的经历使他日后多强调“伦理神学”(巴特则是强调“圣道神学”，布仁尔是“宣道神学”)，并写了《道德的人与不道德的社会》(1932年才出版)。1928年，他去到协和神学院教授伦理学，直到1960年退休为止。[21]

尼布尔的神学观主要是社会公义和人的问题。虽然尼布尔反对自由派的乐观主义(指人是天生善良的，最后有乌托邦[完美]的世界)，但他不如巴特或布仁尔那样的圣经化(指从圣经寻找问题的答案)。“他声称社会的不公平是植根于罪，但他也为罪重下定义。他没有从圣经中寻找罪的概念，他反对“人有原罪”的看法，反对亚当的堕落及其历史真实性(他称创造的记载与人类的堕落为“神话”[myth] )。” 他认为“罪是社会性多于灵性的问题，所以传福音的方法应是致力改革社会，而不是改变个人；登山宝训是今天商业社会的宪法和经典。”[22]

(d)田立克 (Paul Tillich) [23]

波兰出生的田立克(Paul Tillich，1886-1965)在年轻时，全家搬到德国的柏林。他于1912年被按立为路德会牧师。他过后移民美国，在纽约协和神学院、哈佛大学及芝加哥大学任教，并写了一本三册的《系统神学》(Systematic Theology)。他的神学在德国被视为自由派，在美国则被视为新正统派。田立克宣称自己是站在自由主义及新正统主义之边界上的。他的神学在当地被称为“辩证神学”(dialectic theology)。

殷保罗评述说，田立克可被称为一个哲学家过于神学家。他所关注的是意念(ideas)及概念(concepts)，而不是圣经的历史事件。基于这一理由，田立克过于相信人的理性。更甚的是，他使用现代的类比手法来诠释圣经，把新的意义附加于圣经话语上。他否定个人的罪及对神的背叛。正如否定在伊甸园人类堕落的历史事件一样。他主张人类的罪是由于缺乏关怀。根据田立克的神学，耶稣基督不是圣经中的历史人物；救恩不是借着赎罪的工作完成，而是透过所谓的“终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根据田立克对圣经的看法，摧毁了所有以历史为基础的基督信仰之教义。[24]

(e)罗滨孙 (John A。T。Robinson) [25]

罗滨孙(John A。T。Robinson，1919-1983)是英国伍尔维奇(Woolwich)的主教，是田立克神学的倡导者。他的著作《忠于神》(Honest to God)记录了他自己的宗教思想。罗滨孙的神学植根于以下三方面： 他根据布尔特曼(Rudolf Bultmann，1884-1976)的提议，要将圣经中的‘神话除去’(demythologize)，使圣经合乎现代人的口味;[26] 他又根据潘霍华(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采取一种没有宗教性质的基督信仰(religionless Christianity)；也根据田立克，看神为“我们存有的根基”(Ground of our being)，及人的“终极关怀”。

殷保罗指出，罗滨孙对神的概念与田立克是相近的。罗滨孙否定有位格之神(personal God)和超越之神(transcendent God)，并把神与宇宙等同。罗滨孙提倡要将基督信仰世俗化。他偏向参与社会，甚至反对祈祷。他反对道成肉身，并提出耶稣从来没有自称为神。简之， 罗滨孙的神学不能被视为历史性的基督信仰。他的神学破坏了正常的用语之含意，即释经学的传统法则。[27]

(f)何登 (William E。Hodern)

近年来最新崛起之新正统派神学家，可算是威廉·何登了。加拿大神学家何登在大学毕业后，转赴美国协和神学院深造，取得神学博士学位。在协和神学院就读时，曾任田立克的助教，毕业后在纽约州任循道会及路德会之牧师，及路德会神学院院长一职。

1955年，何登出版了他的著作——《更正教神学平信徒指南》(A Laymen’s Guide to Protestant Theology) 。此书是一本近代神学史批判导论。1959年，他出版了另一本著作——《为新改革宗神学的辩护》。此书是何登神学思想的代表作，“目的为了辩证‘新正统学派’(他称之为“新改革宗神学”)的神学立场，因他认为此派学者(包括他在内)的兴起，全是为了要恢复改革时期改革家的神学魅力，因他们认为改革家的神学活力已在20世纪神学思潮中陨落了。”[28]

(C。4)新正统神学的圣经观

葛伦斯和奥尔森(Stanley J。Grenz & Roger E。Olson)在他们合著的《二十世纪神学评论》一书中，是这样评述巴特的独特圣经观：

巴特的圣经论也是自由派和保守派批判的目标。自由派指责他忽略高等批判的结果，以字句默示的态度对待圣经。另一方面，保守派指责他断然区分“神的话”与圣经，并否定圣经无误的教义。这两方面似乎都未注意巴特的圣经论和他使用圣经的差别。自由派专注于他对圣经的使用，而忽略了他关于圣经的人的性质之强烈言论。保守派则专注于他的理论，忽略了巴特视圣经为神学的绝对权威之态度。其实，值得批判的是，巴特在理论与实践上表现不一。

里程指出，葛伦斯和奥尔森的这番话是很有见地的。新正统神学的圣经观引发如此争论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的言言不一(论述彼此冲突)和言行不一(论述与实践冲突)。

先看看巴特对圣经的观点。如前文所述，巴特竭力要塑造的是“神话语的神学”。不过，巴特认为圣经并不等同神的话，圣经只是神的话的形式之一；神的话的首要形式是耶稣基督，其次是作为神启示的最特殊见证的圣经，第三种形式是教会对福音的宣扬。后两种神的话之形式，是功能性的(functional)，只有当神用它们来启示耶稣时，才是神的话。巴特说： “圣经是神的话，这样的说法不能因此就推论，神的话是连结圣经。相反地，我们需要这样说，圣经是连结于神的话。” 巴特认为，神的话总有“事件”的特性，圣经不是静态的，它在某个事件中“成为”神的话。具体说，只有神用圣经使人与福音相接触时，它才“成为”神的话： “唯有在神使它成为祂的话，或透过它说话时，圣经才是神的话。”[29]

因此，巴特反对贺智(Charles Hodge)等人坚持圣经是神“命题式的主要启示”(propositional revelation)之观点，尤其反对正统派关于“圣经的字句默示”和“圣经无误”的立场。他认为，圣经从头到尾根本是人性的(指属人的，human)： “我们在圣经中所有的，最多不过是人试图重复、复制神的话(神的道)，所使用的是人的言语、思想和人的情境。”[30] 巴特认为，圣经既然不是神的话，而是人的作品，其论述就都可能有错误(正如巴特在以下所表明的)：

圣经有明显的重复与矛盾之处，例如，在律法(书)与先知(书)之间，在约翰与符类福音的作者(即马太、马可和路加)之间，在保罗与雅各之间… 先知与使徒…是真实不虚的，就像我们是历史上的人物一般，因此在他们的行动中有罪，在他们所讲所写的话中很可能有错谬之处… 圣经的脆弱之处，乃在于它错误的范围，也扩展至它宗教或神学的内涵。[31]

(C。5)新正统神学的矛盾和冲突

巴特的基本论调就是圣经是一部人写的、有错误的作品；圣经的权威在于——神一直在使用它。这样，巴特的圣经观与他的治学方法、神学教义就产生了无法化解的矛盾和冲突。里程正确地将之剖析如下。

首先，巴特的神学巨著《教会教义学》(Church Dogmatics)刻意没有绪论(preface)，以表明他的神学是完全基于圣经的、神话语的神学。不过，圣经既然是人性的、有错误的(此乃巴特的观点)，又如何理解他所说的“圣经的内容不是人对神正确的思想，而是神对人正确的思想”这样的话呢？巴特称，圣经的论述可能有错并不重要，因为神一直在使用有错，甚至有罪的见证，圣经只是这些见证之一(编译者注： 神使用有错甚至有罪的人[如大卫、约拿、彼得等等]为他作见证，所以巴特认为，圣经也是神所使用的其中一个“有错甚至有罪的见证”，正如圣经作者的品行上会有错误，所以圣经的内容也会有错。但巴特忽视了“神所默示”的意义和功用，即在神的默示下——圣灵特别的引领、保守和督导下——这些有罪的圣经人性作者都能写出无误的圣经内容)。

里程评述道： “且不论巴特这种辩解是否正确，现在要问的问题是： 如果说，神可以使用有错、甚至有罪的见证，人如何能正确地使用这些有错、有罪的见证呢？如果圣经也是这类有错、有罪的见证之一，那么，为什么巴特又说‘评定教义的最后准则，是看与圣经是否相符；若是不符，便绝对无用’呢？巴特把圣经当作判断教义是否正确的唯一准绳；但是，如果这‘准绳’本身就不‘准’，就可能有错，甚至有罪，那么，他那完全基于圣经的神学教义和所有神学著作，怎么可能是‘准’的、没有错误的呢？”

第二，奥尔森写道： “认清巴特的圣经观，与他对圣经的使用有分别，非常重要。在他的教义里，圣经只是为耶稣作的见证，是个有错误的见证。… 但是当他阐述其他教义时，他把圣经当作是字句的默示，或者至少认为关于神与拯救的教训(指救恩方面)没有谬误。… 他对圣经中明显的矛盾或是历史细节的绝对正确与否，和字面意思的争论毫无兴趣。(巴特认为)花那么多心思注重细节，会分散焦点，无从专注于耶稣基督的主权——这才是圣经的核心。巴特一方面不赞同正统神学的圣经教义，一方面又赞同更正教的‘唯独圣经’原则，因为圣经是认识耶稣基督的唯一来源，也是唯一的著作，被神用来作为祂话语的工具，借此与人相遇，呼召他们接受耶稣为主。”

第三，一方面，巴特强调圣经的客观性。他说： “圣经之所以是神的话，并不是我们的信心使然。但是要维护它是神的话这个客观的真理，最好的办法就是坚持： 它要求我们有信心，它支撑我们的信心…” 因此，巴特认为圣经之所以是神的话，并不依赖个人的主观经历，或学者根据内证、外证所下的结论。“圣经是神的话，因为神撇开人的决定或主动，一再使用它行使人相信耶稣基督的神迹。” 不过，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圣经并不是神的话。“唯有神使它成为祂的话，或透过它说话时，圣经才是神的话。” 可是，人们怎么能知道神何时、何地使圣经成为祂的话，或透过圣经说话呢？也就是说，圣经是不是神的话需要人自己作出判断；“圣经是神的话”并不是客观的真理。巴特的论述岂不是自相矛盾吗？

最后，巴特的神学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有者认为这是他对神学的重大贡献)。然而，他一方面强调，没有圣经，我们对耶稣基督，以及祂来之前和祂来之后有关神的作为就一无所知；这点强调圣经对人们认识耶稣基督极其重要。然而，另一方面，他又激烈反对正统神学的“圣经无误”之教义。没有圣经，就无法认识耶稣基督；同理，没有无误的圣经，怎能正确无误地认识耶稣基督呢？事实上，基督与圣经是互相印证、共享权威的。巴特高举基督而贬低圣经，其实也在贬低基督。巴特如此推崇耶稣基督，却不按照耶稣基督对待圣经的态度，这是否同样披露了巴特的言行不一呢？

巴特的盲点在于： 当两种观念对峙时，巴特一概认为是两种极端(失衡)的对立，却没有看到有可能是正确与错误的对立。若属前者，应该寻求超越；但若属后者，就应该旗帜鲜明地站在正确的一方，反对错误的一方。然而，巴特和布仁尔不分辨对立的两方之性质，一律视为极端，一味寻求超越。他们的圣经观之问题就出在此。[32]

(D) 再思新正统神学

新正统神学的圣经观扑朔迷离，不易准确把握。但雷历(Charles C。Ryrie)指出，唯一无可置疑的一点是： 巴特派人士认为圣经的确是有错误的。[33] 在讨论新正统神学的圣经观时，里程认为应该特别注意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不要因新正统神学家的圣经观没有回到正统基督信仰的立场，就否认他们在反对自由派神学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简单地把他们划为(或标签为)“新自由主义”或“新现代主义”。奥尔森(Roger E。Olson)认为，当欧洲和美洲的更正教神学已沦为覆盖着人本主义面纱的古典自由派神学时，“巴特与其他新正统神学家，以比梅钦更有效的方式，揭发了自由派神学日渐向现代人文主义靠近，偏离古典、历史的基督教(基督信仰)的事实”，使不少自由派神学家投入新正统阵营，或至少在对手的压力下修正自己的观点。[34]

第二，应该对新正统神学家的圣经观与他们的信仰生命有所区别。有人说巴特是自由派却戴着“相信圣经、爱耶稣”的面具，是“披着羊皮的狼”。巴特是狼吗？针对这个问题，里程正确指出，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一方面，如果因为巴特认为圣经有错误，就认定他不是基督徒，是“狼”而不是“羊”，这是缺乏圣经根据的。圣经明确教导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祂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罗10：9-10)。凡接受主耶稣基督作他个人救主的，就必得救，就是基督徒；任何人无权在圣经之外另立标准或附加任何条件。

对于这点，奥尔森曾记述巴特于1960年初期，在芝加哥大学的教堂，与几位美国神学家举行座谈会。在会后的问答时间，有个年轻学生问了一个问题： “巴特教授，能不能请你用几句话对你的一生作个总结？” 巴特想了一想，然后回答说： “可以。就用我小时候我母亲教我的一首歌吧，‘耶稣爱我我知道，因有圣经告诉我。’ ” 奥尔森认为这一则巴特晚年的故事，“流露出他个人的信仰生命”。

诚如里程所强调的，“仅凭巴特一句话，一句在公众场合说的话，就对他的信仰生命作出判断，是有失严谨的；但是，因为巴特认为圣经有误，就认定他不是基督徒，同样是不能令人信服的。”[35]

另一方面，说巴特是“披着羊皮的狼”而不是“进入羊群的狼”，可能重点不在“狼”而在“披着羊皮”，是强调他的圣经观所含有的欺骗性和危险性，而非认定他是不是基督徒。在这个意义上说，这种评语是有一定道理的。自由派神学公开地反对圣经的权威，旗帜鲜明，观点清晰；新正统神学虽竭力高举圣经的权威，但同时又效法自由派，对圣经持批判立场，论述闪烁其词，观点狡黠多变。由于他的圣经观貌似正统信仰，而且似乎更加公允、中庸，所以很容易使福音派人士受到它的影响而不自觉。里程表示他曾接触过持新正统神学圣经观的学者，“与他们对话相当费劲。当指出他们不当的观点时，他们马上就缩了回去： ‘不，不，别误会，我们和你的观点其实是相同的…’ 稍不留意，他们的那一套又伸出来了。” 薛福(另译“薛华”，Francis A。Schaeffer)早就指出这种危险性：

新正统教派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神学的中心观点认为，圣经里面充满着许多可以用历史和科学加以鉴定的错误，所以圣经只是一种供人获得宗教经验方法的工具而已。令人无限悲恸的是，这种观点的环节正逐渐打入所谓福音派的教义里。换言之，这种新正统派的存在主义神学，是以福音派的教义为大本营的。

薛福指出，新正统神学的圣经观已成为福音派神学院的教材，认为“即使圣经有误，但有些观点仍是可信的”。一个朋友在信中对薛福说，他认识一位从美国一间杰出的福音派神学院毕业、在英国教书的和蔼可亲之神学教授；这位教授称自己是“公开的福音派人士”。这位教授曾在一个公开的神学辩论会上说： “无论圣经有多少错误，我都相信！” (但圣经原稿若有错误，就不是真理了，我们信仰的根基便岌岌可危了，编者按)。

里程正确总结道： “薛福疾呼的‘福音派的危机’，当今仍有极重要的现实意义。今天，福音派中有人斥责‘圣经无误’的教义是‘纸教皇’ (paper-pope)；有人认为圣经有错无碍大局，甚至认为坚持‘圣经无误’是小题大作，会转移传福音、救灵魂的大方向等等。这些观点和论调，都可以从新正统神学的圣经观中找到根源。(我们应该)坚持对事不对人的立场，一方面不因对方的圣经观有错误，就论断他们不是基督徒；另一方面，也不因对方可能是主内肢体，就轻忽、姑息他们错误的圣经观的危害性和危险性。否则，福音派就会面临更大的危机。”[36]

(E) 结语

在总结时，殷保罗的话值得留意： “新正统神学的名称，意味着经过近2百年的自由主义后，基督信仰回到正统的道路，然而，‘正统’(orthodox)这个名称(用在新正统神学)是不确切的，因为新正统神学虽然比之前的自由主义更重视圣经，但它仍保留自由主义的基础。”[37]

马有藻一针见血地评述道： “巴特之神学实是一‘神学骗局’(theological hoax)。他一面意图保持圣经的信息，一面否认圣经的史实。他一面使用正统派的神学字汇，一面加以簇新的解释。他一面高举圣经的价值，一面否认圣经绝对的权威。他一面傲称为改革家神学的后嗣，一面在最首要的教义上与他们成为尖锐的两极端。他所倡导的神学非仅导人于迷(如引导人进入迷宫)，又使人以是为非，以非为是(即颠倒是非)，更将一个神学的稻草人摆在人面前，奉它为正统，其险可见。”[38]

 

附录一：圣经无谬误的定义

“圣经无谬误”(inerrancy and infallibility of the Bible)是福音派人士表达圣经权威的用语。里程在其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中表示，“无误”(inerrancy)是指圣经没有任何错误。“可靠”(或译“无谬”，infallibility)则指圣经的写作没有错误，也不会误导人，是完全可靠的引导。[39] 简之，“无误”指整体圣经而言，而“无谬”特指圣经的写作方面。

对于“圣经无谬误”，《芝加哥圣经无误宣言》如此定义： “圣经既是神默示的话，为基督作权威的见证，理当是绝对无谬的(infallible)和绝对无误的(inerrant)。‘无谬’(可靠，infallible)一词表明‘既不误导人，也不被人误导’的特性，所以，此词…绝对地保证‘圣经在凡事上都是确实、稳固、可靠的准则与指引’的真理。‘无误’(inerrant)一词亦然，它表明‘毫无虚假或错误’的特性，所以，此词保证‘圣经所有的声言叙述，都是全然真实可信’的真理。”

“圣经无误”最简洁的定义是“圣经所说的是真理”(绝对正确、绝对可靠，编者按)。若再详细一些，可以这样定义： “无谬误的意思是，当获悉一切有关资料，圣经按原稿在正确的解释下，会证实所教导的一切都是完全真确的，无论是关乎教义、历史、科学、地理、地质，或其他科学或知识，都是如此。” 无论如何，神使用不同的人写下圣经书卷，所以容许差异。换言之，“圣经无误”容许圣经各书卷在写作风格上有差异，容许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在细节上有差异，即不要求一字不漏地引述一件事情，容许不标准的文法形式，和容许有难解的经文。[40]

 

附录二：什么是存在主义？

当自由主义与基要派(或保守派)在美国神学战场上开炮交锋时，在欧洲大陆，一个名为“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的新兴思想崛起，先在德国，后移到法国。

存在主义是一种人生哲学。他们看到人生充满问题，那么人存在的价值何在？人生又受理性的愚弄，物质的蛊惑，人必须在荒谬的处境中找到“我”——自我的存在意义，那么人生便有意义了。这是他们探求时所发出最基本的问题。这套主义又分为两类：

无神论的存在主义： 他们认为人的存在就是他本身的善与存在的环境搏斗的过程，但人不够力量胜过环境，所以经常失败，使人生失去存在的意义。因此，这派存在主义者的人生观是悲观无奈的。他们反对圣经的原罪观和救赎论，因他们认为救赎就是当人找到存在的意义。他们认为圣经的救赎是无稽的，是懦夫的行为(因他们以人为中心，要靠人的善与大环境搏斗，以达到生存的意义，故认为依靠圣经的救恩是懦夫之举)。这派思想可以法国的萨特(或译“沙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41]及加缪(或译“卡缪”，Albert Camus，1913-1960)[42]为代表。

有神论的存在主义： 这派认为人存在的意义在乎与宗教信仰发生关系(或说与神发生关系)。“信心”是与神发生关系的要素(指信心是接触神的要诀)。这一派可以丹麦的克尔凯郭尔(或译： 祁克果，Soren Kierkegaard，1813-1855)[43]及田立克(Paul Tillich，1886-1965)为代表。[44]

[1]本文按照里程所著的《圣经的权威》一书之译法，将inerrancy译作“无误”(或“绝对正确”)，并将infallibility译为“无谬”(或“绝对可靠”)。务须留意的是，如果某篇论到圣经的文章同时指这两者——infallibility和inerrancy，我们将之译作 “圣经无谬误”；若译为“圣经无误”时，通常只是指圣经的 inerrancy，虽说在某些文章中，inerrancy一词也可包含或概括圣经的可靠无谬(infallibility)。正因此故，有不少人也将英文的inerrancy一词译作“圣经无谬误”。有关这方面的定义，请参本文附录一： 圣经无谬误的定义

[2]郑国治著，《神哲学与信仰简明手册》(柔佛： 人人书楼，2008年)，第92-93页。

[3]除了脚注所注明的，(B。1)至(B。3)摘自 里程著，《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2005年)，第225-226页。

[4]马有藻著，《先贤伟论——简易神学思想史》(香港九龙： 种籽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第168页。

[5]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234-235页。

[6]马有藻著，《先贤伟论——简易神学思想史》，第168-169页。值得注意的是，新正统神学也被称为“辩证神学”(Dialectical Theology，描述神人对立的关系)，但“辩证神学”事实上是一个广义的名词，由新正统派时代开始，可以应用在很多神学家身上。殷保罗著，《慕迪神学手册》(香港九龙： 福音证主协会，2003年五版)，第540，551页。

[7]克尔凯郭尔反对黑格尔的泛理论，认为“真理即主观性”，哲学以上帝为归宿，研究的是个人的“存在”，著有《非此即彼》、《人生道路的阶段》等。

[8]请参本文附录二： 存在主义是什么？

[9]克尔凯郭尔(Soren Kierkegaard)体弱多病，忧愁善感，忧郁成性，这令女友与他解除婚约(1841)，此举无疑使他深受打击，以后便过独居孤单的生活。对于“存在”，他称上帝为“完全的另一位”(或译： 截然不同的他者，Wholly Other)，而人生的价值(存在的意义)在乎与这“完全的另一位”发生关系。当人在人生各类遭遇而不能自决时(遇到困境无法解决时)，那是与神相遇的时候，那便是运用信心跳到神那边去(“信心的跳跃”)。这种在危机时才“人穷呼天”的信心，有点像巴特的“危机神学”，因此克尔凯郭尔也可作新正统派的先河。马有藻著，《先贤伟论——简易神学思想史》，第162-163页。

[10] 殷保罗著，《慕迪神学手册》，第541-542页。

[11] 新正统神学认为神的启示不一定是言语，也是一种动力，使神与人有机会相遇。

[12] 马有藻著，《先贤伟论》，第169页。

[13] 郑国治著，《神哲学与信仰简明手册》，第97页。

[14] 马有藻著，《先贤伟论》，第170页。

[15] 同上引。

[16] 殷保罗著，《慕迪神学手册》，第543页。

[17] 巴特虽相信基督是神道成肉身，是神救赎大工之显明，是人认识神的中保，但他认为基督的复活不是真的复活，而是祂的人性被高举而已。巴特也否认基督肉身的再来。马有藻，《先贤伟论》，第171页。

[18] 马有藻，《先贤伟论》，第174页。

[19] 殷保罗著，《慕迪神学手册》，第546页。

[20] 同上引，第546页。

[21] 马有藻，《先贤伟论》，第175-176页。

[22] 殷保罗著，《慕迪神学手册》，第546-547页。

[23] 在分类方面，马有藻将田立克列入“有神论的存在主义者”之范畴，但本文根据殷保罗的《慕迪神学手册》，将田立克归类于“新正统神学”的学者。

[24] 殷保罗著，《慕迪神学手册》，第547-549页。

[25] 在分类方面，罗滨孙被马有藻列入“神死神学”(Theothanatological Theology，或称“God-is-dead Theology”)的神学家之范畴，但本文根据殷保罗的《慕迪神学手册》，将罗滨孙归类于“新正统神学”的学者。

[26] 德国的布尔特曼是存在主义者，因他研究新约圣经时常自问： “这段经文对我的存在有何关系？”。他的释经法被称为“存在释经学”。在分类方面，马有藻将布尔特曼列入“新正统派神学家”的范畴，但本文根据殷保罗的《慕迪神学手册》，将布尔特曼归类于“激进神学”(Radical Theology)的形式批判学者(form critic)。我们在下期《家信》分析圣经批判学时，才讨论布尔特曼。

[27] 殷保罗著，《慕迪神学手册》，第549，551页。

[28] 马有藻，《先贤伟论》，第177-178页。

[29]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243页。

[30] 人的言语和思想虽然有限，但它仍足以准确无误地传达神的启示或信息。有关这方面的解释和例证，请参2016年7-9月份，第110期《家信》的“书中之书：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七)： 人能写出无误的圣经吗？”

[31]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243页。

[32]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244-248，250页。

[33] 雷历著，杨长慧编译，《基础神学》(香港九龙： 活石福音书室，2007年)，第87页。

[34] 新正统神学家尼布尔(Helmut Richard Niebuhr，1894-1962)曾严厉批判自由派神学是： “一位没有义愤的神，在一位没有十字架的基督的协助下，将没有罪的人带入了一个没有审判的国度。” 这番话今已成为对自由主义最典型的指控。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251页。

[35] 同上引，第251-252页。

[36] 同上引，第253-254页。

[37] 殷保罗著，《慕迪神学手册》，第540页。

[38] 马有藻，《先贤伟论》，第171-172页。

[39]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75页。

[40] 同上引，第85页。

[41] 萨特(Jean-Paul Sartre，或作John Paul Sartre，1905-1980)是法国哲学家、作家、存在主义代表人物，拒绝接受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著有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小说《恶心》和《自由之路》、剧作《群蝇》和《魔鬼与上帝》等

[42] 加缪(Albert Camus，1913-1960)是法国小说家、戏剧家、评论家，作品反映世界的荒谬与人的孤独和无能为力，代表作有小说《局外人》和《鼠疫》、剧本《卡利古拉》、哲学随笔《反抗的人》等，获1957年诺贝尔文学奖

[43] 当时丹麦的国家基督教路德宗已陷于只有形式而无生命的光景，信徒只是挂名式的到教堂去。克尔凯郭尔为此深感痛恨，故极力主张以信心投入基督信仰里，成为真正的基督徒。马有藻，《先贤伟论》，第159页。

[44] 同上引，第158-159，163页。

（谢选骏指出：這裏似乎缺少了“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十)。）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十一) ： 圣经批判学 / 评鉴学(中) 

编译者注：  圣经批判学(Biblical Criticism)兴起于19世纪中叶至晚期，其中所谓的“高等批判学”(higher criticism)对更正教信仰“唯独圣经”的根基，以及“后宗教改革时期”的圣经无误论，进行全面的攻击。上期，我们探讨了高等批判学如何以“底本学说”(简称“底本说”、“底本假说”，documentary hypothesis)来攻击摩西五经，认为摩西五经是由J、E、D、P等不同底本组成，而非由摩西一人所写。我们也提出圣经的内证和考古学的凭据，证实底本说的虚构与谬误。本期，让我们再看另一个常被圣经批判学分割批判的书卷——以赛亚书。

(D) 有关以赛亚书作者的批判

Raymond B。Dillard

里程指出，与五经的作者的问题相似，传统上，犹太教和基督信仰都相信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是以赛亚书全书的作者。然而，自18世纪以后，圣经批判学崛起，以赛亚书就被分割批判，其作者变成了两个、三个以赛亚，甚至更多。对以赛亚书的批判，美国学者狄拉德(Raymond B。Dillard)和隆曼(Tremper Longman III)曾感叹说： “要说明以赛亚书的研究历史，实在令人生畏；事实上，这个题目需要一整本书来谈。大部分先知书并没有激起多少人的兴趣和研究，但以赛亚书则是每一句话都可以成为题目，意见南辕北辙。” 为此，本章只能最简要地讨论最核心的问题。

Johann C。Doederlein

根据美国圣经学者阿切尔(另译“艾基新”，Gleason I。Archer，Jr。)，对以赛亚书的分割批判论(divisive criticism)始于德国大学城市耶拿(Jena)的神学教授杜德理(Johann C。Doederlein，1745-1792)。杜氏于1789年发行一份系统论述说，生活在主前第8世纪的以赛亚绝不可能预见耶路撒冷的陷落(主前587年)和犹太人70年的被掳，也不可能写出40章以后安慰被掳的犹大的话语；任何生活在主前700年的人，不可能预见波斯王古列(Cyrus the Great，约主前600-530年)的兴起(参 赛45：1-4)、宣告他将在主前539年攻陷巴比伦，并下诏准许被掳的犹太人返回家乡(赛44：28)。因此他认为，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分，即40章至66章，不是主前第8世纪的以赛亚所写，而是出自住在巴比伦的不知名的犹太人之手，成书的时间约为主前540年，批判学者称他为“第二以赛亚”。此风一开，就不可收拾，使以赛亚书不断地被分割。

Bernhard Duhm

由于在“第二以赛亚”的著作中，有些片断所提及的地理和动、植物，表明它不可能是巴比伦著作，所以德国哥廷根(或译“哥亭津”，G？ttingen)的神学教授杜姆(另译“杜含”，Bernhard Duhm，1874-1928)又把“第二以赛亚”一分为二”： 40至55章是“第二以赛亚”，于主前540年写于黎巴嫩、腓尼基或亚兰；56章至66章则属于“第三以赛亚”，约于主前450年的以斯拉时代，成书于耶路撒冷。[1] 随着学者们的努力，“以赛亚”越来越多；认为真正属于以赛亚的章节越来越少，在极端的情况下，以赛亚书1至39章只剩下百分之二十到四十被认为是出自真正的以赛亚之手；成书的时间越来越晚，有些章节甚至被推迟到主前1世纪。本文将简要论及两个以赛亚的主张，从而揭示此分割批判的立论基础。

“两个以赛亚”学说的依据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是历史情境不同，以赛亚书的前一半是以主前第8世纪的耶路撒冷为背景，而后半部分的读者是已经被掳到巴比伦的犹太人。第二是神学的差异。以赛亚书1至39章强调神的庄严伟大，40至66章则强调祂对宇宙的统治和祂的无限性。第三是文体和用语的差异。本书的后半部分被形容为更加抒情、流畅、富于感情。然而，这三个依据显然是没有说服力的。

首先，看一看先知以赛亚所服事那个时代的背景。阿切尔写道：

以赛亚的希伯来名字是Ye？a‘–Yāh？，意为“耶和华(雅巍)是拯救”。这个书名是再适合不过的了，因为以赛亚信息的基本主题是： 救恩是一种恩典的赏赐，是神救赎主的作为，并非靠人的力量或肉体的善行；圣洁的神不能容许祂的约民(指与神立约的子民)有任何的不洁，因此祂要用特殊的方法对待他们，以期管教并炼净他们，使他们适于参与祂的救赎计划。[2]

亚述王西拿基立观看攻城

以赛亚的事奉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跨越几个王朝。他事奉的时期始于乌西雅(另译“乌西亚王”)在位末年(主前739年)，经历过约坦、亚哈斯、希西家作王的时期，最后止于玛拿西作王时期。按照犹太传统，以赛亚在玛拿西统治期间殉道，可能被置于挖空的圆木杉内，被锯成两半(参 来11：37)。本书前半 (1-39章)所涉及的大事都发生在他事奉期内，这39章的书当在亚述大军被神消灭于耶路撒冷城外(主前701年)后不久完成。他半引退后，才继续写后一半的27章(即40章至66章)。他在以赛亚书第37章记载了亚述王西拿基立(Sennacherib，统治期约主前704-681年)的死讯，人们可以合理地假设，以赛亚的寿命超过主前681年西拿基立驾崩的时候。也就是说，以赛亚从开始事奉到离世，时期跨度约60年。

明白了以赛亚的粗略背景，就不难发现“两个以赛亚”的依据是站不住脚的。以赛亚的事奉历经不同的朝代、处境，他的著作的主题当然会发生变化。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分宣称，由于犹太人的悖逆，神的惩罚将要临到，他们将被外邦人所掳掠；但犹太人是神的约民，当时候满足的时候，神也要拯救他门。惩罚和拯救都是出于神。耶和华是宇宙的主宰，也是人类历史的主宰，所以耶和华能“指示我们将来必遇的事，说明先前的是什么事”(赛41：22)；这是独一真神耶和华与假神的基本区别(赛41：21-26)。所以，以赛亚书卷后半部分的主题不是犹太人的被掳和回归，而是神的惩罚和拯救。正如艾基新所说：

类似的经文使人一目了然，说明“第二以赛亚”这些篇章，记载关于未来广泛且具体的预言，目的是要达成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它要印证，先知的信息实际是独一真神的信息，祂是人类历史的绝对主宰；因着祂的谕令，约民才会被掳，并非由于巴比伦的势力。即使新的波斯政府下诏批准，这被俘虏的一代，也须仰赖预言兑现的鼓舞力量，才能鼓起勇气返回巴勒斯坦。在这一切震撼的逆运中(耶路撒冷城和田园全被摧毁，圣殿惨被倾覆)要保守以色列的信心，必须提供一个绝对肯定的证据，证明这些祸害，是以色列的神所容许和策划的，并非因为祂是一位庸神，被迦勒底帝国那些较强大的神祗所胜(这是所有外邦国家在耶路撒冷失陷后一个自然的结论)。[3]

可见，一卷书有不同的主题，并不能说明一定不止一位作者。文体和用词遣句，完全可能随主题的转换、作者经历的改变而变化，不足证明是不同的作者所至。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的晚期著作《失乐园》(Paradise Lost) 和早期的L’ Allegro 或II Penseroso 的风格就有显著不同；同样的差异也见于他的散文著作。此外，戴维斯(J。D。Davis)也指出，在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长达25年的创作生涯中，其戏剧作品可以清楚地分为四个时期，彼此的风格显著不同。[4] 但从未见学者提出两(多)个米尔顿或两(多)个莎士比亚的假说！

里程也解释说，以赛亚书前后两部分在文体和风格上的差异，并不像批判学者们声称的那么大。保守派学者曾列出40至50句片语(phrases)或句子，在此书卷的前后两部分都出现过。例如，“以色列的圣者”在其他经卷中并不常见(只出现五次)，[5] 似乎成了以赛亚书的作者称呼耶和华神的专用语。然而，“以色列的圣者”出现在该书的全书： 前半部分出现11次，后半部分出现13次，[6] 显示了全书卷的和谐、统一。

反对“两个以赛亚”假说的证据还有很多，其中致命性的起码有两点。

第一，在以赛亚书后半部分，作者在无数的经文片断中，严厉地斥责在以色列泛滥成灾的偶像崇拜之恶行；44章9至20节对塑造偶像的愚昧有冗长的指责，似乎它已成为犹大的主要毒疮。这表明，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分不可能写于被掳之后。因为，这些经文提到的偶像崇拜是在山峦中进行的，如： “你们在橡树中间，在各青翠树下欲火攻心；在山谷间，在石穴下杀了儿女… 你在高而又高的山上安设床榻，也上那里去献祭”(赛57：5-7)。这就彻底排除了被掳的犹太人在巴比伦崇拜偶像的可能性。因为，巴比伦是冲积平原，没有山峦。

更重要的是，经历丧国被掳痛苦的犹太人，被掳归回后就完全脱离了偶像崇拜的恶俗，这是被掳后的旧约各经卷的作者们，例如先知哈该、撒加利亚、玛拉基，学者兼文士以斯拉，以及酒政尼希米，都一致公认的。玛拉基书中详数他的同胞身陷的罪孽，却没有一项暗示他们有偶像崇拜的倾向。“直到主前第2世纪希腊王安提阿哥伊比法(另译“安提阿哥伊皮法尼”，Antiochus Epiphanes，约主前175-163年)的时代，才出现实际的力量，要将它(偶像)重新引进以色列百姓中。”[7] 可见，以赛亚书后半部分应该是被掳(主前第6世纪)之前的作品。

Antiochus IV Epiphanes

第二，新约作者认同先知以赛亚就是以赛亚书全书的作者。新约圣经约有20次提名引用以赛亚书，共引用了该书12章，其中有7处取自以赛亚书1至39章，5处取自40至60章，都认定是以赛亚写的。尤其是约翰福音的一段经文： “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 ‘主啊！ 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主的膀臂向谁显露呢？’ 他们所以不能信，因为以赛亚又说： ‘主叫他们瞎了眼，硬了心，免得他们眼睛看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 以赛亚因为看见祂的荣耀，就指着祂说这话”(约12：38-41)。约翰福音12：38引自以赛亚书53：1，约翰福音12：40引自以赛亚书6：9-10；接着，使徒约翰在约翰福音12：41评注说： “以赛亚因为看见祂的荣耀，就指着祂说这话。” 显然，使徒约翰和新约圣经的作者都认定整本以赛亚书都出自以赛亚的手。对每一位看重新约见证的基督徒而言，这类证据分量十足。[8]

其实，分割批判论学者坚持“两个以赛亚”的基本原因，是他们不相信书的后半部分所宣告那些令人惊叹的预言。最使这些学者不能释怀的是，以赛亚书的后半部分，竟指名道姓地预言波斯王古列(Cyrus，统治波斯帝国约主前539-530年)将下诏准许被掳的犹太人返回故乡： “论古列说，他是我的牧人，必成就我所喜悦的，必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稳圣殿的根基”(赛44：28)。“我耶和华所膏的古列，我搀扶他的右手，使列国降服在他面前。我也要放松列王的腰带，使城门在他面前敞开，不得关闭”(赛45：1)。

按照人的理性的逻辑，批判学者作了如下的推理： (a) 生活在主前第8世纪的以赛亚根本不可能预言150年以后的事；(b) 然而这个“预言”如此准确地实现了： “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 ‘波斯王古列如此说： 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祂建造殿宇。在你们中间凡作祂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 ”(拉1：1-3)；(c) 这个“预言”绝不可能是事前的预言，而一定是事后的补记；(d) 这个事后补记的不知名的犹太人，就是在主后约540年写以赛亚书40章以后章节的“第二以赛亚”。

但是，这种推演只是人的逻辑，不是神的逻辑。神是宇宙和人类历史的主宰，“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好象垅沟的水，随意流转”(箴21：1)，神当然能够预言历史的进程。按照批判学者的观点，凡应验了的预言都是事后的补记，那么，他们打算把以赛亚书前一部分中有关预言的经文，如大马色将被亚述王所败 (8：4，7)、撒玛利亚将被毁灭(7：16)、巴比伦陷于玛代、波斯 (13：17)、耶路撒冷自西拿基立的权势下获拯救(37：33-35)等等，置于何处、归给哪一个以赛亚呢？

反对神迹的理性主义立场，使分割批判论的学者不相信神可以在150年前就指名道姓地预言，波斯王古列将下诏允准被掳的犹太人回到家乡修造圣城。从人的角度看，这的确令人难以置信。但基督徒敬拜的独一真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既相信全知全能的耶和华神，却又不相信祂的超然能力，岂不是自相矛盾吗？神预言自己所掌控的人类历史将要发生的事件，岂不是顺理成章、再自然不过的事吗？否则，祂与假神还有什么区别呢？

事发以前150年就点了一个历史人物波斯王古列的姓名确实极不平常，但这在圣经中也不是绝无仅有的。在列王记上第13章，神借着一位先知警告以色列国王耶罗波安、预言了犹大国王约西亚的作为： “神人奉耶和华的命向坛呼叫，说： ‘坛哪！ 坛哪！ 耶和华如此说： 大卫家里必生一个儿子，名叫约西亚，他必将邱坛的祭司，就是在你上面烧香的，杀在你上面，人的骨头也必烧在你上面’ ”(王上13：2)，那时是耶罗波安一世在位之际(主前931-910年)。300年后，这个预言终于应验了(王下23：15-20)，约西亚王在位的时期是主前641/640至609年。[9]

当然，或许有人同样会武断地宣称，这一段关于约西亚的预言也是后来的插笔。但是，还有一些预言，如有关主耶稣降生的地点之预言，就不那么容易作如此“处理”了。先知弥迦事奉的时期经历了犹大国的约坦、亚哈斯和希西家三王(主前742-687)，在希西家时代，他和以赛亚同作先知。弥迦在弥迦书中预言救世主将降生伯利恒： “伯利恒以法他啊，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祂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弥5：2)。弥迦的这个预言，是大希律时代的犹太文士所熟知的；700年后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当主耶稣降生后，东方博士前来朝拜救主，引起大希律王的惊慌。当他急忙召来祭司长和文士们，问他们“基督当生在何处”时，祭司长和文士们毫不迟疑地回答说： “在犹太的伯利恒”，并引用了先知弥迦在弥迦书中的上述预言(参见 太2：1-6；约7：40-43)。但是，到目前为止，还不知道有哪一位分割批判论的学者敢于宣称： 弥迦在弥迦书中的这个关于救世主降生的地点之预言是事后的插笔呢！[10]

附录： 圣经批判学简介

圣经批判学(或译“圣经评鉴学、圣经鉴别学、圣经批评学”等，biblical criticism)是圣经学者们在研读圣经时，所使用的一些专门方法和技巧。“批判”一词源自德文crisis ，意为“判断”，本身不含贬义。赵中辉所编的《英汉神学名词辞典》如此描述它： “圣经批判学乃是考察圣经编纂之始末，各书卷的由来，查验其中有无错误、篡改的地方；更从文学史方面，鉴定圣经各书卷的内容是否能传达当世的真相；其中所载是否全体一贯，互不抵触；文中之用语如何等等。亦即用史学的考察法来考察圣经。可分二类： 低等批判是论经文；高等批判是论作者等事。”

(一)低等批判学

低等批判(lower criticism)又称经文批判或经文鉴别学(textual criticism)，主要是处理不同抄本、译本中的经文差异(这些彼此不同的经文被称为“异文” [variants] )，以便鉴别出最接近原文的经文。学者们发展出一整套鉴别的原则和方法，纠正了许多在传抄和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之所以称它为“低等批判”，是因为它是圣经批判学的基础，“代表着研经功夫上较低层的方法及进路”。[11]

(二)高等批判学

文体及历史批判(literary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曾被称为“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因为它是根据“低等批判”的研究成果才能进行自己的研究，主要是文体结构、写作日期和书卷作者的研究。

里程指出，现在学术界一般不再用“高等批判”这个笼统的名字，而是将它划分为更细的批判方法，例如：

文学来源批判法(literary criticism)，目的为要寻求各书卷所根据的文学材料或原始材料;

形式批判法(form criticism)，亦称传统批判法(tradition criticism)，追溯各书卷由口传到成书的过程;

编修批判法(redaction criticism)，研究各书卷成书时如何编排、修改、塑造素材；

历史批判法(historical criticism)，运用考古学和世俗史料确定作者、写作日期、经文中的历史真相等;

宗教比较批判法(comparative-religion criticism)，假定所有宗教都有从多神论到一神论的共同的发展模式，并以此来解释犹太教-基督信仰的历史;

结构批判法(structural criticism)，探讨各书卷写作时的表面结构和较深层结构之间的关系;

读者反应批判法(reader-response criticism)，认为经文的意义不在文本，而在读者，读者不是寻找意义，而要创造意义等等。[12]

[1]Gleason I。Archer，Jr。著，梁洁琼译，《旧约概论》(香港： 国际种籽出版社，1996年再版)，第391-393页。

[2]同上引，第387页。

[3]同上引，第398页。

[4]同上引，第407-408页。

[5]这五次是出现在： 王下19：22、诗71：22、诗78：41、诗89：18、耶50：29。

[6]按中文圣经《和合本》，“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圣者”出现在以赛亚书前半部(1章至39章)共12次： 赛1：4；5：19(以色列圣者)；5：24(以色列圣者)；10：20；12：6(以色列圣者)；17：7；29：19；30：11；30：12；30：15；31：1；37：23。“以色列的圣者/以色列圣者”也出现在后半部(40章至66章)，共14次之多： 赛41：14；41：16；41：20；43：3；43：14；45：11；47：4；48：17；49：7(2次)；54：5；55：5；60：9；60：14(以色列圣者)。

[7]G。I。Archer，Jr。著，《旧约概论》，第403-404页。

[8]同上引，第412-413页；也参 Raymond B。Dillard & Tremper Longman III合著，刘良淑译，《21世纪旧约导论》(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1999年)，第332-333页。

[9]华尔顿(John H。Walton)著，梁洁琼译，《旧约年代表》(台北： 中华福音神学院出版社，1992年)，第56-57，60页。

[10] 上文改编自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2005年)，第198-205页。也参阿切尔(另译“艾基新”，G。I。Archer，Jr)所著的《圣经难题汇编》，http：//sg。sw7777777。com/cjzh/nr/23/0833-7970-2303-1751。html

[11] 里程著，《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2005年)，第181-182页。

[12]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181-182页。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十二) ： 圣经批判学 / 评鉴学(下)

编译者注：圣经批判学(Biblical Criticism)兴起于19世纪中叶至晚期，其中所谓的“高等批判学”(higher criticism)对更正教信仰“唯独圣经”的根基，以及“后宗教改革时期”的圣经无误论，进行全面的攻击。我们在上两期讨论过高等批判学如何以“底本学说”(documentary hypothesis)来攻击摩西五经(此学说认为摩西五经是由J、E、D、P等不同底本组成，而非由摩西一人所写)，也探讨了常被圣经批判学分割批判的以赛亚书。然而，圣经的内证和考古学的凭据，都证实上述两个学说是虚假和错误的。本期，让我们再看圣经批判学如何使用“形式批判”来对待福音书。

Martin Dibelius

(E) 福音书的形式批判

(E。1)形式批判的简介

形式批判(form criticism)的许多学者主要是强调那写下来的资料来源之前的口传历史，并把资料来源加以分类，归入不同的“形式”(form)或类别。在旧约，这种方法用在《诗篇》研究上，将每一种类别与一种独特的生活背景相联系，可以加深对《诗篇》的了解；在新约，从1919年开始，它便大量被用于福音书的研究。

Herman Gunkel

形式批判研究的分水岭是以施密特(Karl L。Schmidt，1919)、狄比流(Martin Dibelius，1919)和布尔特曼(或译“布特曼”，Rudolf Bultmann，1921)三位学者的著作为标志的，这三位学者至今仍然在这个领域有着主导性的影响。形式批判建立在许多先行者的研究基础上，包括奥里克(Olrick)对于民间故事的研究、袞克尔(Herman Gunkel)对于旧约口述传统历史的识别、威尔浩生(Julius Wellhausen)对于福音书传统中的个别单元以及该传统的早期阶段的研究，诺登(或译“诺顿”，Eduard Norden)对于诗歌风格和有关使命的讲论的研究等等。[1]

对于四福音书，前三卷福音书，即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有较密切的关系，被称为“符类福音书”(Synoptic Gospels，另译“对观福音书”)，“Synoptic”从希腊字syn (其意是‘一起’)和 optanomai (其意是‘看’)二字而来，因为它们对基督的生平有共同的看法；有时它们也被称为“对观福音书”。有统计显示，马可福音661节经文中，有606节(可16：9-20不计算在内)，基本上以摘要的形式在马太福音中再现，有380节经文在路加福音中出现；或从另一个角度说，马太福音的1，068节经文中，有约500节与马可福音相同；路加福音的1，149节经文中，有约380节经文与马可福音相似；马可福音中只有31节经文没有出现在马太福音或路加福音中。另一方面，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有250节经文是彼此相似的，但在马可福音中却找不到；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又分别有中有约300节经文和520节经文是自己特有、其他福音书所没有的。

符类福音书的相互关系，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力，但经过一个半世纪的研究，学者们的意见仍未达到一致。奥古斯丁(Augustine)认为马可福音是马太福音的摘要，这见解曾流传过相当长的时间；然而事实上，凡马太与马可所共有的记载中，马可的记载往往比马太详尽。天主教的传统坚持“马太福音为首”的观点。有少数学者认为，路加福音应是其他两卷符类福音书的参考资料。

不过，多数学者的看法是，马可福音是符类福音中最先写成的，并且是其他两卷符类福音书的主要参考来源。马可福音与其他两卷书所共有的记载，主要是一些叙事；后两卷书共有、而马可福音没有的，则主要是耶稣的教训，有200至250节经文。似乎可以这样说，马可记载的是耶稣的作为(主耶稣所行的)，所没有记载的则是耶稣的言论(主耶稣所说的)。学者们把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共有、马可福音没有的关于耶稣的言论的经文称为“Q” (德文‘Quelle’ 的简写，意为‘来源’)；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本身所特有的经文则分别称为“M”(Special Matthew)和“L”(Special Luke)。

(E。2)形式批判的方法论

戴维生(Vincent Taylor)列出了形式批判的步骤： (1) 根据形式(form)对材料进行分类；(2) 重视其原始的形式；(3) 寻找“生活处境”(Sitz im Leben)。莫昂斯(Robert Mounce)在一次非正式的访问中，将形式批判过程中的重要步骤总结如下： “形式鉴别学者(即形式批判学者)首先要列出各种各样的形式种类，用来对圣经的叙述分类。然后，他要尝试确定初期教会的‘生活处境’，用以解释分类中每一个章节的演变过程。看它是因为对迫害的恐惧，还是因为外邦教会渐渐脱离犹太背景，还是与异端有关？在确定了‘生活处境’之后，就可以解释当中的变化，并去除加诸于耶稣的语录之上的元素。得出的结果就是将福音书中的语录还原为它们最原始或最纯粹的状况。”[2]

(E。3)形式批判的一些成果

福音书的形式批判研究取得了一些积极的成果。比如，研究发现，马可福音的构架与使徒们所传的道有密切关系。学者们有把握地说，福音在被笔录之前，早已为使徒们所传讲了：

使徒们要向百姓宣扬耶稣一生的重要事实时，必须始终一致，当他们遇见新听众的时候，或要教导门徒的时候，也必须重复。因此，这些故事的形式便逐渐趋向具体化，经过无数次地反复申述，有关耶稣的事迹也就固定不变了。当保罗提到他已“领受”而又“传讲”的信息时(林前15：3；加1：11) ，他的含义是说，基本的核心事实是不能更改的。[3]

人们应记住，口传传统是保存资料及教训的可靠途径。拉比学者们创立了一套复杂的记忆系统，他们珍视这系统比写下的记录更甚；这套系统可以一代一代地传递大量的资料，而丝毫不差。马可很可能是以初期教会的信息大纲作为红线，将他的福音资料的不同单元串联起来的。也就是说，马可福音所依靠的是“教会传统”而不是“个人传统”。再者，将福音书的信息与当时教会和信徒的生活处境相联系，同样有助于今天的读者理解经文的含义。[4]

Rudolf Bultmann

(E。4)形式批判的严重错误

(a)错误的方法

德国的自由派神学家布尔特曼(或译“布特曼”，Rudolf Bultmann，1884-1976)是激进的形式批判学者。他说道： “研究新约的学生已经意识到有一种叫做‘形式批判学’(另译“形式鉴别学”)——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有Formgeschichte (即形式之历史)——的福音书研究学派存在。其关注的焦点是符类福音书中的组成章节，透过这些章节，可以分析符类福音书背后的传统。它力图研究在福音书形成之前的口述传统，或者研究福音书背后的来源，无论是文字记录或是固定传统的循环，例如Q典 (或称： Q文件 [Q document]、Q来源[Q source]等等)，在马可(马可福音)之前已经存在的有关耶稣事工的大纲、叙述和言论材料的顺序、基督受苦的叙述等等。[5]

根据殷保罗(Paul P。Enns)，布尔特曼强调要用所谓的“形式批判学”(form-critical approach)去研究新约圣经，就可以发现经文背后的资料。布尔特曼认为新约圣经盖上了作者本身的见解和解释，圣经学者的责任是要“去除神话”(demythologization)，意即将新约作者的粉饰字句剥掉，留下耶稣的真言。布尔特曼认为历史上的真耶稣，与新约圣经所描写的耶稣基督是有所不同的。[6]

M。James Sawyer

(b)错误的预设

邵叶尔(M。James Sawyer)指出，高等批判将分析世俗文学的方法应用在圣经之上。批判学者存着先入为主的预设，拒绝任何超自然的可能性，例如，他们认为“摩西五经”并非摩西写成。在新约研究方面，德国的包珥(Ferdinand C。Baur，1792-1860)、施特劳斯(David F。Strauss，1808-1874；注： 施特劳斯是包珥的学生，这两人都是自由派神学家)等学者著书立说，认为大部分新约都是在第2世纪书写成文，并非由代表耶稣的使徒写成。这类批判，削弱了圣经的独特性及权威性，不但影响学术界，也影响到教会群体。信徒不再能够宣告说“耶和华如此说”，使得信仰在理性上的真确性遭到贬低。[7]

(c)错误的结论

除此之外，人们对福音书的成书过程所知的仍然很少。形式批判所得到的推论，仅能作为参考，而不能当作最终的结论。美国著名的新约与希腊文教授梅里尔·腾尼(另译“藤慕理”，Merrill C。Tenney)说： “当我们仍缺乏更多妥当证据的时候，便不应以为自己已得了一个最终的答案，也不应满足于一种纯粹自然主义的答案，以免与福音书的来源，或圣经的其他任何部分的教训不符合。” 腾尼的忠告是恰如其分的。现以几个例子说明。

Merrill C。Tenney

首先，符类福音书成书的先后并无定论。除了形式批判的推论外，福音书成书的时间更应从福音书的内证(即它们本身的记载)去查找。其中，两个重要时间参照是圣城耶路撒冷陷落(注： 耶路撒冷城被毁于主后70年)和使徒彼得、保罗的去世(主后65-67年)。

弗吕家省希拉波立主教帕皮亚(Papias)在主后140-150年的著作(保存于优西比乌的著作，Eusebius，EH 3。39)中说： “马可，就是彼得的传译员，他准确地记录下他所能记得的、基督的言论和作为”；爱任纽(Irenaeus，主后130-202年)在如今被部分保留的反马吉安主义(Marcionism)的《马可福音》的序言中说： “马可是彼得的传译，而当彼得离开后，马可在意大利的地区把他的福音笔录下来。” 马可与彼得的特殊关系可以从彼得前书中彼得所形容的“我儿子马可”(彼前5：13)一语得到印证。由于马可福音中没有明确提及耶路撒冷被毁事件，所以它的成书时间理应在彼得离世后和耶路撒冷城被毁之前，虽然也有学者认为可能在彼得在世时已经写成，但不会晚于主后70年。

马太福音中关于耶路撒冷城被毁的事是以预言方式说的，可见耶城被毁一事在马太福音被写时尚未发生；因此，它的成书应在主前70年之前。 早期教父引述福音书的地方，与马太福音最为相符；可见很早的时候，马太福音在安提阿已为人所熟悉。

至于路加福音的成书日期，似乎有更多的参照。使徒行传一开始，其作者路加说他已“作了前书”(徒1： 1)，[8] 从内容来看，这“前书”就是路加福音(路1：2-3)： 也就是说，路加福音的成书日期早于使徒行传；而使徒行传没有提及保罗殉道，所以理当写于保罗受难殉道以前；换言之，路加福音应是主后1世纪60年代上旬(指60年代之前10年)的作品，这是其中一点。另外，提摩太前书5章18节引用经上的话“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学者认为是引自路加福音10章7节。这样看来，路加福音应早于提摩太前书。根据《启导本》，路加福音写于主后59-63年，而提摩太前书约写于主后63到65年之间。[9]

如此看来，三卷符类福音书的成书日期可能非常接近，孰先孰后并不易确定。同时，腾尼也指出，形式批判的学者忽视了在福音书写作之前或写作期间，作者们相互接触、交流的可能性。在主耶稣出生时，马可的家庭已居住在耶路撒冷，直到主后44年，希律亚基帕的时代(徒12： 12)；其间，马太也可能曾住在那里，因为当司提反被杀及教会接着受迫害之时，使徒们仍未离开耶路撒冷(徒8：1)。所以，马可和马太完全有可能在耶路撒冷城相交。稍后，路加与马可相识，因为他们二人的名字同时在歌罗西书(西4：10，14)和提摩太后书(提后4：11)被提及。腾尼的结论是： “以上的事实，虽然不能肯定地证明符类福音书的作者在他们所记的事情上，曾事先商议过，却说明当时可能有一种共同的遗传，借着个人的接触传予福音书的作者，而且被当作教会一般的信息传递下去。” 相反，至今没有发现“Q”这个假设性的文件，虽然在蒲草纸卷中发现过耶稣的语录，但没有确据证明这内容不明的“Q”纸卷是独立存在的。“M” 来源及“L”来源的文件更是全无踪影。

Millard J。Erickson

第二个例子是福音书信息的“处境化”问题。正如上文所述，了解当时的教会生活背景，有助于读者理解福音书的信息；但是，有些形式批判的学者过分强调“生活处境”(Sitz im Leben)的作用，认为它是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决定资料取舍、或“创造”资料的原因。但事实上，这看法与福音书的信息并不相符。埃里克森(另译 “艾利克森”，Millard J。Erickson)指出：

将福音书与初期教会某个时期的已知“生活处境”加以比较时，就会发现一些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某些我们预期耶稣会提到的问题，却找不到： 例如，应该会发现一些类似保罗在传道过程中对方言、割礼、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关系、或祭过偶像的食物等问题的回应。如果耶稣曾经留下这方面的教导，应该对教会有相当的帮助，但是福音书却奇怪地对此保持沉默。[10]

相反，一些我们没有预期的教会的事情却包括在福音书里。在使徒的权威被建立时，人们并不期望看到不利这些早期教会领袖的记载。但是我们却看见一些似乎有损某些教会领袖地位的记载；例如，马可福音记载了耶稣对彼得的责备： “撒但！ 退我後边去吧！ 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可8：33)；另外，它还记录了门徒缺少信心和能力(可9：19)，争论谁为大(可9：34)，门徒无法与主一同儆醒祷告及彼得胆怯地否认主(可14：26-72)。如果生活处境是决定题材取舍的主要依据，上述这些记载都不应该被纳入。[11]

埃里克森的结论是：“另一种可能性是： 不是生活处境决定哪些该被收纳，哪些该被删除，而是作者和传统的传人对可靠性和历史的准确性的重视。” 换言之，他们选择记载历史事实。

第三个例子是福音书的历史性问题。一些形式批判的学者认为：

耶稣的一些话语之所以被保留下来，就是为了应付教会的需要。在某种情况下，为达此目的，甚至会捏造出一些话语并将之归于耶稣。因此，现存的福音书并非全是耶稣的所言所行，而是教会对耶稣的宣扬。教会不只是会选择信息，也会为了适应当时的生活处境而创造信息。

他们得出这种推论的前设是： 第一，耶稣当初发表言论的原始场合现已完全不可考，为了不使这些言论成为断简残篇，福音书的作者就要杜撰(包括虚构或捏造)出一个骨架，把这些言论串联起来；第二，福音书关于耶稣的记载并不是从一个不相干的旁观者的角度写的，而是从信仰的立场着笔，为要使人相信耶稣。但是，这两个前设很难站得住脚。这些学者断言福音书的作者杜撰耶稣当初讲话的场合，但这看法是违背常理的。

首先，福音书的作者中，马太和约翰是耶稣亲自选召的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两位，在耶稣传道的三年多时间里，他们朝夕与主耶稣相处；而马可和路加是与主耶稣同时代的人，且又与使徒们有亲密的关系。如果这四位作者没有亲自聆听过主耶稣的教诲、不知道祂在什么场合下宣讲的这些教训，岂非咄咄怪事！ 而且，马太是一个税吏，并不是文盲，他随时记录下主耶稣传道的言论、场景也是十分合理的。若因为今天的读者不了解当初主耶稣言行的背景，就推论福音书的作者也不知道这些背景，实在不合逻辑。

其次，这些学者们以为，福音书的作者是从信仰的立场记载耶稣的言行，因此必不客观。这种说法，在概念上发生了混乱，从正确的前设(前提)导出了错误的结论。是的，福音书的作者不是旁观者，他们的写作含有非常明确的动机，就是要人相信耶稣；而且他们丝毫不隐瞒这个动机，毫不隐瞒他们写作的题材是有选择性的： “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祂，就可以因祂的名得生命”(约20：30-31)。埃里克森指出，福音书的作者不会从对信仰没有重大影响的观点来描述耶稣基督；例如，福音书作者并不记载耶稣基督的体形、祂的眼睛、头发的颜色，也不记载祂说话声音的大小、高低、快慢，不记述祂讲道时的手势如何，等等。显然，耶稣基督言行的记载是经过筛选的。何况，每一本福音书的作者的写作都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彼此互补，使读者能从不同的侧面，认识主耶稣和祂的教训。

Raymond B。Dillard

福音书的作者有自己的信仰立场、对资料有取舍，就一定产生杜撰(意指虚构、伪造)和捏造吗？二者并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没有任何一本书的作者在写作时没有自己的信仰立场、不对素材进行任何筛选。美国学者狄拉德(Raymond B。Dillard)和隆曼(Tremper Longman III)精辟地写道：

Tremper Longman III

历史和以录影机拍摄的记录片是不同的，其中有位历史学家，他必须为当代的人解释所发生的事。事实上，正如霍华德(另译 “郝华德”，Howard)所言： “唯有想将过去连贯起来的记载，才算‘历史’ ”，“所有历史作品都必然是‘具观点的’，甚至是‘主观的’，因为它的形貌要看作者如何选择题材、如何表达。” … 事实上，圣经历史不是客观的(亦即，未经解释的)历史，而是按神的旨意来叙述历史。… 圣经历史并不是对纯粹人间事的客观报导，而是一份充满感情的记载，讲述神在历史中的作为，描写祂如何在世上拯救祂的子民。所以，它是“神学性”、“先知性”、“圣约性”的历史。… 没有一部历史可以尽述其题材。如果历史学家的目的是要详述事实，那么，写一个事件，就比经历该事件要花更长的时间。因此，所有的历史都具选择性。…  他们是神的先知，传达神给祂子民的话语。他们是神的工具，传达神对祂自己神圣作为的解释。

像任何一本书的作者一样，福音书的作者有自己的信仰立场、对资料有选择，是完全正常的。这并不等于他们就在虚构、杜撰。如果真是这样，形式批判学者岂不是也在说，世界上任何一本书，当然也包括他们自己所写的书，都是虚构、杜撰的吗？与此同时，黄锡木从另一个角度指出：

为什么“选段的起源和流传是因应当时信徒的需要”就必会产生“虚构”呢？在这点上，圣经成书的时间与所载事件的时间距离之近，也许是我们更要注意的： 主耶稣是在西元(公元/主后) 27-28年左右去世，而第一本成书的福音书马可福音，大概在西元60年间写成，当时同时代的见证人大有人在，难道早期教会的圣贤会容许某些来源的作者或圣经作者任意虚构、把整个福音的信息建基在一些虚构的故事上？[12]

里程中肯地评述道： “可见，认为福音书作者有意虚构、杜撰的推论并没有充分依据，此推论既不合理，对福音书的作者和初期教会的信徒也缺乏起码的尊重。两千年之后，在福音书作者和见证人缺席的情况下，对福音书的这种指控是不公道的。今天，很多人都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亲临者，也阅读过大量真实记载这一段历史的报纸、文章、书籍。如果几百年、甚至上千年以后，一批外国学者读到这些记载，他们不但百思不解，而且认为在20世纪的科学、民主、人权的潮流中，根本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从而断定这些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记载全是虚构、杜撰的，请问，诸位除了付之一笑外，还需要对这些学者说什么吗？”

写到这里，里程说了一个小故事。一天，一个人开车到加油站(添油站)去给车加油。当他到达加油站时，正好有一辆由一位女士驾驶的很小的轿车在那里加油，他只好在一旁等待。轮到他加油时，他不经意地看了一下加油站的油表，上面赫然显示着： 25加仑！ 他心里一惊： 前面那辆小车竟加了25加仑汽油！ 那辆车的油箱根本不可能有这么大的容量。他立刻作出了判断，加油站的油表一定不准了；这是否是加油站老板的生财之道？所以他加油时，便目不转睛地盯着油表。奇怪，油表显示的加仑数和他平时在别的加油站是一样的！ 一转念，或许这油表只是在前一个人加油时偶尔出了差错！ 谁叫前面那个加油的人那么大意呢，胡里胡涂就付了25加仑的油钱！ 他暗自庆幸自己凡事细心，才没有吃亏。此人的逻辑推论似乎无懈可击。可是，他并不知道，前面加油的那位女士是和她丈夫同来加油的，丈夫先加油，她后加油；油表显示的25加仑是夫妻两辆车加油的总和。只是，当后面这个人来加油时，那位女士的丈夫的车已经开走了。这样简单的一件小事，仅仅因为没有掌握全部事实，结论就错了。对于两千年前写成的福音书的成书过程，人们所知很少，学者们怎么可以单凭推理就轻率地作结论呢？

(F) 结语

(F。1)摩西五经的批判

圣经批判学内容繁多，学者们倾注了许多心血。我们在这几期的《家信》中，仅从几个例子简略地介绍了高等批判的研究情况。其目的不是详细讨论圣经批判学术研究，而是显示这些研究背后的神学前设。高等批判学之所以给人负面的印象，并不是单单因为它的方法，更主要是其方法所依赖的神学立场，即对圣经的态度。

Julius Wellhausen

在前两期(第113期)的《家信》中，我们论到德国旧约及东方文学家威尔浩生(Julius Wellhausen，1844-1914)的底本假说(documentary hypothesis)。[13] 威尔浩生并不是提出五经底本假说的第一人，他的著作如此受欢迎，主要是因为他把进化论引进了神学，认为以色列民族的信仰是从最初的“精灵崇拜”逐渐进化为“一神崇拜”，并把这种观点与五经的研究结合起来。诚如狄拉德和隆曼所评论的：

1880年代是五经历史批判法发展的关键时期，因为威尔浩生出版了他的…著作，《以色列史导论》(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Israels，注： 德文版于1883年出版，英文版 1885年)。威尔浩生的书影响巨大，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有人能将五经的发展史和以色列的宗教发展史相连，且让大部分欧洲、英国和美洲的学者都心悦诚服，并将反对者(出名的有亨斯登伯[Ernst Wilhelm Hengstenburg，1802-1869]和德利治克[Franz Delitzsch，1813-1890] )在学术上逼到一边。

也就是说，按照威尔浩生的著作，五经并不是神的启示，而只是以色列人宗教自然发展的记录；五经只是一本人写的书，一本关于以色列人的宗教经验汇编，与其他宗教书籍没有本质的区别。由于当时进化论被许多神学家所赏识，威氏的观点风靡一时也就不难理解了。

针对底本学说，最有力的反证就是圣经。主耶稣在 可12：26中说： “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 ‘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 ”。因此，主耶稣清楚指出是摩西写下了 出3：1-3中燃烧的荆棘。此外，路加也在 徒3：22指出 申18：15的经文是摩西所写的，“摩西曾说： ‘主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们所说的，你们都要听从。’ ” 再者，保罗在 罗10：5谈到 利18：5是摩西写的，“摩西写着说： ‘人若行那出於律法的义，就必因此活着’ ”。简言之，我们有主耶稣表明摩西是出埃及记的作者，有路加表明摩西写下了申命记的经文，还有使徒保罗表明摩西写下了利未记的经文。如果“底本学说”是真的，那么就是表示路加、使徒保罗甚至主耶稣在说谎，或他们对旧约的理解有误。但我们相信主耶稣就是“真理”(约14：6)，是那“诚信真实见证的”(启3：14)，所言绝对真实，绝无谎言。我们相信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提后3：16-17)。[14]

(F。2)以赛亚书和福音书的批判

关于以赛亚书作者的争论之症结，也是对圣经的态度。如果相信圣经是神启示的话语，作为传递神话语的先知以赛亚，当然可以预言以色列人的被掳和回归；如果不信圣经是神的启示，就会坚持认为，关于被掳和回归的经文，是出自另一些“以赛亚”之手，不是预言而是事后的插笔。福音书的形式批判也是如此。如果相信福音书是作者在神的默示下写成的，批判学者就不会把它们当作一般的历史文献，就不会指责作者们虚构、杜撰了一些情景，甚至编造了主耶稣的言行。

(F。3)对“高等批判”的批判

前两期介绍有关威尔浩生的学说和几个“以赛亚”的观点，总体上看见这两个学说已经过时了，但其余波犹存；高等批判的某些观点虽过时了，但其神学立场依旧；比如，有学者指出，目前批判学者一致的方向，是朝着保守派所珍视的立场进攻，不承认圣经全书有合一的主题和要义：

1990年初，在圣经文学协会的年会上，成立了以赛亚书合一性的审议会。… 保守派向来主张一位作者，所举出的论证主要为主题和字汇的相同，现在这些看法大部分已被采纳，作为本书经由编辑而具合一性的论证。当然，批判派与保守派关于作者的意见仍然相左。对于批判学者而言，这种合一性乃是经过一段编辑历史而来，并不是出于一位作者之手。

这种状况使人非常困惑。既然批判学者已基本上同意以赛亚书的主题和字汇是相同的，又基于什么理由仍然坚持此卷书不是出于同一位作者之手呢？针对这点，里程贴切地评论道：

笔者以为，一个合理的推断是，他们倚重的不是客观的“证据”，而是自己主观的神学立场： 既然以赛亚书只是一本人写的书，它就不可能预见以色列人的被掳和回归；所以，该书的后半部分肯定出于后人之手；全书主题和字汇的一致是后来的“以赛亚”刻意模仿以赛亚的结果。如果笔者的判断是正确的，批判学研究的客观性又在哪里呢？坚持“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圣经学者，常被批判学者叽为“先入为主”、“主观主义”、“喊口号”、“以势压人”。其实，任何学者都有自己的神学立场，区别仅在于其神学立场是否正确而已。不相信圣经是神的无误启示，也是一种神学立场；不带着“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立论去研究圣经，无非是另一种“先入为主”罢了。世上哪有不带神学观点的、绝对“中立”与“客观”的圣经研究呢？

不久前，笔者遇见一位神学院的教师，他开口说，以色列人最初的信仰是“功能性的一神论”(即虽有多位神，但只准许敬拜一位神；类似所谓的“唯尊一神论” [Henotheism] )，直到以赛亚时代才演化为独一真神论。他开口道，“以赛亚书有三个‘以赛亚’ ”。他的语气是那么笃定，丝毫不提及任何不同的见解，好像他的观点已是神学界一致公认的结论。试问，他的信心是基于“证据”，还是基于他的神学前设？他的结论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

W。H。Griffith Thomas

论到批判法中的底本假说，狄拉德和隆曼指出，“到了今天，它只能苟延残喘，因为问题百出”；然而，“直到今天，尽管已有许多人对底本假说提出基本的批判，若要拒绝它，仍难免被人视为‘天真、自大’…” 这又是一个不合逻辑的奇怪现象。既然五经的底本假说已经“问题百出”，理所当然地应该被抛弃，但为何拒绝它却要被人视为“天真”？“天真”也许是比较客气的字眼，其真意是“无知”。在一些人的眼里，底本假说已成为时尚，谁搞五经研究不接纳底本假说，就是没有学术水准，就是无知。

借用狄拉德和隆曼所言： “传统底本假说已经崩溃”。这说明它并不是真知识，既然如此，为何仍抱着不放？若硬要说拒绝它是“无知”，这种“无知”有什么不好？持底本假说观点的批判学者藐视神话语的权威，对圣经任意割裂，他们不觉得自己自大；人们不接纳他们的观点却被他们扣上“自大”的帽子。他们如此言行，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他们把自己的权威置于圣经的权威之上，企图用人的理性取代神的启示。这是启蒙运动理性至上的传承，是“自由派神学的圣经观”在圣经研究中的再现，也是这些批判学者与传统的基督信仰的根本分歧所在。福音派神学家斯托特(John Stott)与自由派神学家爱德华兹(David Edwards)对话时，曾对爱德华兹这样说过：

我所为你担心的，是你对圣经所持的“选择性”(selectivity)。… 你反对传统基督信仰所持守的救赎观、神迹、地狱、同性恋之罪，这不是因为你认为这些教训不合乎圣经，而只是你觉得你难以接受罢了。这岂不是说，你的理性至上，而非圣经至上。这么一来，我们又回到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的争执。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就曾对伊拉斯姆(Desiderius Erasmus)说： “你我之间的差别是，你站在圣经之上来审判圣经，我是坐在圣经之下，听圣经审判我！”

斯托特的这些话，对某些高等批判的学者也是“一语中的”，一针见血。对于人的理性之功用，福音派神学家巴刻(James I。Packer)说： “理性的真正任务，不是企图去指责和纠正圣经，而是在神的帮助下，努力去理解和应用圣经，以便神可以有效地指责和纠正我们。” 美国达拉斯神学院的创始人之一的格里菲思·托马斯(或译“格弗·汤姆士”，W。H。Griffith Thomas)也说过类似的话。这些话也许可以作为本章的结语。他指出，批判学除了低等批评学(lower criticism)、高等批评学(higher criticism)之外，还有第三种：

但是，还有第三种，就是“最高层次”的批评(或称“最高批判学”，highest criticism)。有时候，它被忽略了。它就是“但我所看顾的，就是虚心痛悔，因我话而战兢的人”(赛66：2)，这是谦卑心灵的批评。另一节经文也有同样的果效： “神的话是心中的思念和主意的‘批评’…”(来4：12，译自希腊文)。若是人的心愿意让神的话来批评，而且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多一点‘战兢’，这就是最高层次的批评了。它几乎可以解决我们一切的事情。问题是，人们愿意接受低层次和高层次的批评，却忘记了最高层次的批评。

然而，另一方面，仍然有许多谦卑的人，他们对圣经真理的了解远远超过许多伟大的学者。诚如汉密尔顿(或译“汉米尔顿”，James Hamilton)说的： “一个跪在地上的基督徒所看见的，远远超过踮着脚尖的哲学家。” 当我们把这三种批评放在一起时，我们就不必害怕批评了。我们若要欣赏彩绘玻璃的美，就必须走进教堂；同样地，我们若要认识圣经，就必须进到圣经里面，而不能只是从外表来判断，不单以理智，更要用我们的良知、心灵、灵魂和意志来认识圣经；当我们用全人来回应最高层次的批评时，理性化的批评理论就不能对我们造成任何严重的伤害了。[15]

结束前，我们引述孟沃华(John Warwick Montgomery)的话： “不能分辨哪些是耶稣自己的宣称，哪些是福音书作者对祂的宣称，并不会造成恐慌，因为： (1) 任何关于历史人物的记载，都不是由当事人亲自完成的，例如亚历山大大帝、该撒亚古士督、查理曼大帝等等。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认为这些人物是虚构的，是不具有历史真实性的；(2) 新约作者记录了目击者关于耶稣的证词，因此，他们对耶稣所进行的描绘，是具有准确性的、是可靠的。”[16] 圣经诚然可靠，阿们！

附录： 圣经批判学简介

圣经批判学(或译“圣经评鉴学、圣经鉴别学、圣经批评学”等，biblical criticism)是圣经学者们在研读圣经时，所使用的一些专门方法和技巧。“批判”一词源自德文crisis ，意为“判断”，本身不含贬义。赵中辉所编的《英汉神学名词辞典》如此描述它： “圣经批判学乃是考察圣经编纂之始末，各书卷的由来，查验其中有无错误、篡改的地方；更从文学史方面，鉴定圣经各书卷的内容是否能传达当世的真相；其中所载是否全体一贯，互不抵触；文中之用语如何等等，亦即用史学的考察法来考察圣经。可分二类： 低等批判是论经文；高等批判是论作者等事。”

(a)低等批判学

低等批判(lower criticism)又称经文批判或经文鉴别学(textual criticism)，主要是处理不同抄本、译本中的经文差异(这些彼此不同的经文被称为“异文” [variants] )，以便鉴别出最接近原文的经文。学者们发展出一整套鉴别的原则和方法，纠正了许多在传抄和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错误，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之所以称它为“低等批判”，是因为它是圣经批判学的基础，“代表着研经功夫上较低层的方法及进路”。[17]

(b)高等批判学

文体及历史批判(literary and historical criticism)曾被称为“高等批判”(higher criticism)，因为它是根据“低等批判”的研究成果才能进行自己的研究，主要是文体结构、写作日期和书卷作者的研究。

里程指出，现在学术界一般不再用“高等批判”这个笼统的名字，而是将它划分为更细的批判方法，例如：

文学来源批判法(literary criticism)： 目的为要寻求各书卷所根据的文学材料或原始材料;

形式批判法(form criticism)： 亦称传统批判法(tradition criticism)，追溯各书卷由口传到成书的过程;

编修批判法(redaction criticism)： 研究各书卷成书时如何编排、修改、塑造素材;

历史批判法(historical criticism)： 运用考古学和世俗史料确定作者、写作日期、经文中的历史真相等;

宗教比较批判法(comparative-religion criticism)： 假定所有宗教都有从“多神论”到“一神论”的共同发展模式，并以此来解释“犹太教与基督信仰所共有”(Judeo-Christianity)的历史;

结构批判法(structural criticism)： 探讨各书卷写作时的表面结构与较深层结构之间的关系;

读者反应批判法(reader-response criticism)： 认为经文的意义不在文本，而在读者，读者不是寻找意义，而是要创造意义等等。[18]

[1]  麦道卫著，《新铁证待判》(香港九龙： 福音证主协会，2004年简体字版)，第650页。

[2]  Vincent Taylor，The Formation of the Gospel Tradition (2nd ed。)，第22页；Robert Mounce，Interview，July 2，1974；载 麦道卫，《新铁证待判》，第650页。

[3]  Merrill C。Tenney著，陈济民编辑，陈伟明等译，《新约综览》(香港： 宣道出版社，1993年九版)，第115页，载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207页。

[4]  一般而言，形式批判把福音书的内容区分为不同的文学形式，有助于读者理解经文的信息。然而，一些形式批判学者论到 路16：19-31的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时，就认为这一类故事在犹太人的民间故事中是颇为普遍的，因此不能排除耶稣基督是引用当时流传的故事来作“比喻”的可能性，借以说明今世悔改的重要性。这些学者认为既然是个“比喻”，故事可能是虚构的，所以不可从这段经文来推测主耶稣或圣经对死后生命的看法。但关键的问题是： 路16：19-31只是个虚构的比喻吗？克劳福德(Norman Crawford)正确评述道： “没有一个(福音书的)比喻，有采用专有名词如这故事里的拉撒路。因此，我们选择接受此记载为真实发生的历史事件，而非仅仅是个说明性的比喻。我们的主是无所不知的，祂知道每个人的历史，当然可以给我们有关两个人在今生和永恒的真实故事。” 参 “Luke” by N。Crawford，in Tom Wilson & Keith Stapley (gen。eds。)，What the Bible Teaches (vol。7) (Kilmarnock： John Ritchie Ltd。，1989)，第273页。

[5]  麦道卫著，《新铁证待判》，第648页。

[6]  殷保罗著，《慕迪神学手册》(香港九龙： 福音证主协会，2003年五版)，第71页。

[7]  邵叶尔著，杨长慧译，《神学求生指南》(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2009年)，第466页。

[8]  徒1：1： “提阿非罗啊，我已经作了前书，论到耶稣开头一切所行所教训的。”

[9]  参见 《中文圣经启导本》(香港： 海天书楼，2005年增订新版)，第1836页。

[10]福音书对上述问题保持沉默(即没有提到这些问题)，主要原因是因为福音书写成时，这些问题还未出现(例如有关割礼、犹太人与外邦人的关系等等问题是在后期保罗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时候才出现的问题)。换句话说，福音书的成书日期应该是相当的早。

[11]无可否认，福音书里含有上述这些不利于早期教会领袖的记载。但这点证明了“圣经的绝对诚实性”——四本福音书的作者都诚诚实实地按事实记述事情。

[12]黄锡木著，《新约研究透视》(香港： 道声出版社，1999年)，第364页，载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213-214页。

[13]底本假说(简称“底本说”、“底本学说”，亦称“文献假说”，documentary hypothesis)是一种假设，认为摩西五经并非由摩西一人所写，而是由不知名的数位作者写成的各种底本之汇编(指汇集，compilation，即把不同文献资料汇集起来，编辑为一)。

[14] https：//www。gotquestions。org/T-Chinese/T-Chinese-JEPD-theory。html 。

[15]W。H。Griffith Thomas著，廖元成译，《圣经的由来》(美国德州： 腓利门出版社，1996年)，第69-70页，载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219-220页。

[16]麦道卫著，《新铁证待判》，第665页。除了在脚注所注明的，上文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205-220页。

[17]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2005年)，第181-182页。

[18]同上引。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十三) ： 圣经的主题 (上) 

(A) 旧约与新约的对比

在第二世纪，有一位教师名叫马吉安(或译“玛西安”，Marcion)，有许多人跟随他。马吉安深受诺斯底主义的影响，他的教导是以假设“物质世界在本质上是邪恶的”为基础，所以他提倡物质并非主耶稣所宣称的神所创造，而是“一个次级的神，就是旧约中的耶和华所造的”。

对马吉安而言，“旧约的神是一位冷酷无情的审判之神，总是随时想要给人带来捆绑；新约的神乃是一位慈爱和赦免的神，随时想要给人带来释放。” 这样的信念就导致马吉安认为“旧约的圣经乃是毒草，必须全盘否定。耶稣来乃是要将人类从犹太人和犹太教所带来的捆绑中解放出来。” 由于此错误的圣经观，马吉安“全面否定旧约，大部分的新约他也不承认，他认为门徒误认耶稣是犹太人的弥赛亚，并且应验了旧约的预言。… 所以马吉安所接纳的圣经，乃是经过特别处理过的圣经… 第一部分只有路加福音，第二部分包括了保罗所写的前十封书信。这些都还需把其中任何有关耶和华的部分，或是任何有可能给旧约圣经权威的经文都删除。… 他强调他的信仰系统乃是建立在旧约之神和新约之神的对比之上。”[1] 正因此故，马吉安派被视为初期召会的异端之一，不被当地的信徒所接纳。

为什么有上述如此偏差和错误的圣经观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不明白圣经的特征之一——渐进性的启示(progressive revelation)。忽略或不明白这点导致许多人认为新旧约圣经相比之下，有很多矛盾之处，是不可靠的记载，应当被基督徒所弃绝。此事间接地冲击新旧约圣经的无误和可靠性。但事实上，旧约隐藏新约的喻意，新约打开旧约的真体，两者乃是相辅相成的。

(A。1)渐进性启示的概念

里程在《圣经的权威》中指出，一般学者都同意，从旧约到新约，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progressive)，即神的启示是逐渐展开的。希伯来书的作者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喻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喻我们”(来1：1)。神的启示，在时间上是“多次”，在方式上是“多方”；旧约时代，神借着磨西和先知启示我们，到新约时代，神借着祂的儿子启示我们(而祂的儿子也借着祂的使徒把祂的启示传给我们，参 启1：1-2，19；加1：12；约14：26)。所以，神的启示不是一次性的，而是不断的、逐渐的。对于神的渐进性启示，兰姆(Bernard Ramm)强调是以神为本的：

所谓渐进的启示并不是说《圣经》的启示是在文化或宗教范畴中一个演进的过程。认为《圣经》中的宗教观念不断演进的看法，乃是否认《圣经》的内容是真正的启示，也破坏了《圣经》启示的独特性。我们所说的“渐进的启示”乃是指《圣经》让我们看到神活动的过程，看到主动的是神，而不是人，看到神把人从旧约神学的幼稚期带到新约神学的成熟时期。这并不是说旧约之中没有成熟的观念，也不是说新约的观念都是成熟的。[2]

兰姆道出为何神的启示是渐进性的。全能的神是能够一次性地把所有启示(整本圣经)都赐给我们。但问题是： 我们能领受吗？能消化吗？主耶稣说：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作： 不能领会)。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祂要引导你们明白(原文作“进入”)一切的真理；因为祂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把祂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约16：12-13)。

如果神一次性地赐下所有的圣经话语，我们必如当时的门徒一样——“现在担当不了”。这就如婴孩不能一下子就吃干粮(他们吸收不了)，必须先吃奶；随着时间的过去，孩童渐渐长达后，才能吃干粮(来5：12-14)。因此，神选择渐进性地把祂的话语启示给门徒，仿佛先知以赛亚所描述的，“耶和华向他们说的话是命上加命，令上加令，律上加律，例上加例，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赛28：13)。这样的渐进性启示，信徒便比较容易吸收、明白和掌握神所启示之道。

(A。2)渐进性启示的误解

然而，有人把“渐进”错误地解释为以人为本的“进化”(evolution)过程，认为《圣经》的启示记录了以色列人的信仰如何由低级到高级、由原始到成熟不断的进化。莫里斯(莫理昂，Leon Morris)指出，有人使用“渐进启示”这个观念把《圣经》的某些部分当着是“原始”的而予以贬低。但《圣经》并没有显示出由低级到高级的进程；只是显明，后期的启示常常建基于早期的启示，后期的启示常常充实了早期的启示。[3] 兰姆也指出，“考古学已经证实，以色列人的宗教和四周的其他宗教有着强烈的对比。20世纪中叶旧约研究的潮流又趋向保守主义，这是一个大家始料不及的现象。”

打个比方，曾有人推断，摩西五经是来自中东的的其他宗教文献如《迦勒底传奇》(The Chaldean Legends)、《汉穆拉比法典》(另译“汉摩拉比法典”，Code of Hammurabi)等等。可拉特(或译“柯勒特”，Sidney Collett)指出，迦勒底传奇是记载在出土于尼尼微城废墟的泥板上的。其中有与该隐、亚伯相似的故事，也有关于洪水的记载；但是，关于创造的记载是荒诞无稽的，他举例说： “有一位巴比伦的祭司俾罗斯(Berosus)，[4] 他描述天、地、人的创造是这样的： ‘俾勒斯(Belas)神出来，他把奥玛罗卡(另译“奥玛罗开”，Omoroka)女子的身体切开，一半做成地，另一半做成天’！ 这位俾勒斯又‘命令一位神把他的头斩下来，把血取来和泥土混合，做成其他的人类和兽类’！… 现在竟有人以为五经中的任何部分可能是从这种类似的传奇编撰成功的，这显然是太武断了。” 巴比伦王汉摩拉比的法典，约成文于主前1700年，比摩西五经早二百多年。其中有些条款(如拐骗小孩处死刑、以眼还眼等)与五经相似，但是，柯勒特指出，它与摩西五经是有本质差别的：

汉摩拉比的法典，虽有若干特出的优点，但是它大概只是些关于人与人之间的所谓道德上的法律。而对于比这更要紧的，就是在摩西律法上所特别注重的——人对神应尽的本分，却丝毫没有提起。再有，这法典并不曾为穷人着想；原来汉摩拉比自己是个偶像崇拜者，专拜太阳神和其他别的神！ 因此，摩西的律法，决不能根源于此。[5]

(A。3)“积累性”代替“渐进性”

James I。Packer

有鉴于此，巴刻(James I。Packer)主张用“积累的”(通称“累积性”，cumulative)启示代替“渐进的”启示。他写道：

由于新约的呈现较旧约更先进(advance)，我们是否可以说启示是渐进的呢？这完全取决于我们关于“渐进”的含义。如果我们说，旧约的话语虽然是多样性的，但都以不同的方式贡献给神关于祂正在来临的儿子的拼图(built-up)的话，这个词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但是许多自由神学一直用这个词表达一个概念，认为启示的历史就是以色列人关于神的观念如何由很原始(一位部落的战神)，进化到较精细(一位道德的创造者)、最后到基督教导的关于神的概念(一位慈爱的父亲)的历史，从而暗示基督徒没有必要理会旧约，因为关于神的真理都能够从新约学到；除此以外，《圣经》有关于神的观点或多或少都有错谬。

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在启示的过程中，神的确是曾不断增加人们对祂自己的认识，但那种认为“后来的启示与较早的启示互相冲突、后来的启示废弃较早的启示”的观点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观点导致了广泛的对旧约的忽视。新约的每一点启示都是以旧约为根基的，一旦挪去了这个根基，建立其上的上层建筑也必定会被挪移。忽视旧约的人绝不会懂得多少新约。所以，把“渐进启示”当着进化宗教的标签，并作为忽视旧约的依据，是错误的；由于“渐进”这个词常被这样使用，在陈述《圣经》的启示时，最好还是避免使用它，以免造成困惑。关于后来的启示建基于较早的启示的信念，最好用“积累的”(cumulative)启示过程来表达。

巴刻还指出，新约和旧约的对比，不是粗糙与精细、原始与“进化”、部分错谬与完全真确之间的对比，而是应许与成就、象征与事物(Type)、影像与实体之间的对比；按照希伯来书，两约的对比不是关于神的概念的对比，而是关于更好的约、更好的祭司、更好的献祭、更好的应许、更美的希望、更活的荣耀之先尝等等的对比，这些都是基督徒借着基督享有、而旧约时代信徒所没有的。[6]

(A。4)渐进性启示的例证

(a) 三而一的神 (Trinity)

现在，让我们用几个例子来说明渐进性的启示。首先是关于三一神(Trinity，或译“三位一体”)的启示。真神只有一位，但却有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One God Three Persons)。关于神自身的这方面启示，是神逐渐向人显明的。在旧约时代，为了对抗异教的多神崇拜，神非常强调有关独一真神的启示。“以色列啊！ 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申6：4)。这节经文是旧约的精义，犹太人以此为他们的信经。耶和华是独一真神，乃是基督教信仰中最基本的信仰。由于这节经文以希伯来字 shema (意为‘听’)一字开始，所以犹太人的公道书中有 shema 一篇(恭听篇)，内容包括申命记6章4-9，11：13-21，和民数记15：37-41。敬虔的犹太人按照字面(申6：7)遵行摩西的吩咐，一早一晚，每天将“恭听篇”诵读两遍。

Charles C。Ryrie

与此同时，神在旧约中也启示有关祂不是一个位格。在希伯来文中，El 是“神”的单数，Elohim 乃复数形式，仅出现于旧约，而不见于其他闪语(犹太语言)文献。对这种复数用法，学者则有不同意见。有的认为这是表示神不止一个位格；有的则认为这个复数是表达“威严显赫”之意，文法上称为“威严的复数”(plurality of Majesty)，尤其当它与单数的动词、形容词、代名词连用的时候，正是要表达如此意思。但是，雷历(Charles C。Ryrie)指出，当神以复数代名词(如“我们”)自称(创1：26；3：22；11：7；赛6：8)，或用“复数的动词”来形容祂自己时(创1：26；11：7)，应该表示神位格的区别。[7]

W。H。Griffith Thomas

此外，“必有一位救赎主，来到锡安雅各族中转离过犯的人那里。这是耶和华说的”(赛59：20)。这节经文显示耶和华(这里应该是指父神)与救赎主(指圣子耶稣基督)的区别。格里菲思·托马斯(W。H。Griffith Thomas，或译： 格弗·汤姆士)说： “每个人都知道基督信仰三位一体的教义从来就与多神主义(polytheism)没有丝毫的关系，它乃是从犹太教的一神论(monotheism)发展出来的。尽管在保罗的时代，犹太人反对基督信仰，但是他们对“分别圣父与圣子的神性”之教义，却没有任何反对的迹象，这是很重要的。事实上，这正是三位一体的教义得以完全发展的根源。” 旧约圣经也表明了耶和华与圣灵的区别；例如： “现在主耶和华差遣我和祂的灵来(或作： 耶和华和祂的灵差遣我来)”(赛48：16)；“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 祂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赛63：10)。在这些经文中，圣灵是有位格的，是主动的。只是，旧约圣经没有明确启示神有几个位格。

在新约圣经中，三一神的启示就清晰明朗了。首先，与旧约圣经一样，新约圣经强调只有一位真神： “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林前8：4)；“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洗、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贯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弗4：4-6)；“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魔鬼也信(雅2：19)等等。

与此同时，新约圣经也强调，独一真神有三个位格： (1) 圣父是神(约6：27；林前8：6；彼前1：2)；(2) 圣子是神(约1：1；罗9：5；来1：8-12)；(3) 圣灵也是神(徒5：3-4)。圣父、圣子、圣灵位格不同，却是合一、平等的，且是同荣、同尊的。马利亚怀孕是三一神的工作： 圣灵临到马利亚身上，父神的能力荫庇她，她所生的儿子被称为神的儿子(路1：35)。耶稣基督在约但河受洗时，神的三个位格同时显现(路3：21-22)。

殷保罗(Paul P。Enns)指出，约14：16是另一次提及神的三个位格之合一： 子求父，父就差遣圣灵，永远住在信徒里面。罗8：9-11又提到，神的三个位格都住在信徒里面。林后13：14的祝福语，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平等、合一的强有力证据。在主耶稣颁布的大使命中(太28：18-20)，“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的“名”(name)一词是单数。这点非常重要。正如雷历所指出的，太28：19平等地连贯三个位格，把他们组合在一个单数形式的名字之下，是神的独一性及三分性最好的结合。其他经文(如 太3：16-17；林后13：14)也平等地连贯三个位格，但不像这一节经文那样强调神的单一性。[8]

(b) 神的羔羊 (The Lamb of God)

“神的羔羊”是圣经中的一大主题。关于“神的羔羊”之积累性启示，林道亮在其所著的《圣经的启示与权威》一书中写道：

在创世以前(预先被神知道的)被杀的羔羊，在 创3：21只见他的“皮子”(单数)，在 出12：5才见到整只逾越节羔羊(出12：6的“羊羔”是单数)，直到以赛亚的时代，它才人格化了(赛53：7-12)。这个完备的启示，直到施洗约翰在犹大的旷野宣扬说“看那！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1：29)时，才得看见。保罗的书信明证基督是逾越节的羔羊(林前5：7)；彼得也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彼前1：18-20)的羔羊。将来，那羔羊会站立在宝座并长老中间，揭开七印(启5：6)对世界施行审判(启6：16)，然后摆设羔羊的婚筵(启19：7，9)庆祝祂圆满的功业。

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如此。在创世记中，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

创13：14-16： “罗得离别亚伯兰以后，耶和华对亚伯兰说： ‘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 ”

创17：3-8： “亚伯兰俯伏在地，神又对他说： ‘我与你立约，你要作多国的父。从此以后，你的名不再叫亚伯兰，要叫亚伯拉罕，因为我已立你作多国的父。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国度从你而立，君王从你而出。我要与你并你世世代代的后裔坚立我的约，作永远的约，是要作你和你后裔的神。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业，我也必作他们的神。’ ”

创22：17-18： “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

此后，神从亚伯拉罕的后裔中兴起了以色列民族，作祂的选民，并带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进入应许之地；又从以色列民族中兴起大卫等君王。神的应许开始实现。到了新约时代，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内涵进一步被展开、被实现。使徒保罗说： “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 ‘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加3：16)。基督是整个应许的中心。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罗1：3-4)。“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帮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加3：14)。

这样，新约圣经更清晰地宣告： 耶和华不仅是以色列的主和救主，也是全人类的主和救主；亚伯拉罕的子孙不仅指与他有血缘关系的后裔，凡“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加3：7)。所以，神的应许不仅要拯救以色列人，而是要拯救一切愿意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救赎的人，“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弗1：10)。保罗称这是神旨意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借着圣灵启示祂的圣使徒和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帮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弗3：5-6)。神的这个奥秘的展露和实现，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完全应验。[9]

(c) 休妻或离婚 (Divorce)

上文提及，主耶稣说： “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或作： 不能领会)”(约16：12)。里程贴切评述说，神一直按照人的领受能力，循序渐进地把祂的启示加给他们。此外，格里菲思·托马斯(W。H。Griffith Thomas)还强调，与神的积累性启示相并行的，是以色列人的日趋败坏，使他们不能了解与回应神愈来愈多的启示：

由于人们看不出属神与属人的区别，以至于有人认为旧约的道德太低了，与神不相称；其实这都是因为不能接受神渐进性真理的缘故。以下是区分的方法： “关于旧约，我建议用两句话来当着它的指导原则： ‘神的律法是完备的’(这是指它的本质)；‘律法并没有使任何东西完全’(这是指它的成就——它的任务是为基督来做训蒙师父，参 加3：24)。下面这两句话可以贯穿全本圣经： (在神方面是)完全的启示 —  (在人方面是)不完全的信心；(在神方面是)完全的伦理要求——(在人方面是)不完全的顺服。”

举个例子，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说： “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离婚)，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太19：8)。由于以色列人的败坏，在申命记中，必须对休妻问题作出严格的限制： “人若娶妻以后，见她有什么不合理的事，不喜悦她，就可以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夫家。妇人离开夫家以后，可以去嫁别人。后夫若恨恶她，写休书交在她手中，打发她离开夫家，或是娶她为妻的后夫死了，打发她去的前夫，不可在妇人玷污之后再娶她为妻，因为这是耶和华所憎恶的；不可使耶和华你神所赐为业之地被玷污了。”(申24：1-4)

陈终道在《天国君王——马太福音讲义》中指出，“摩西为什么吩咐给人写休书就可以休妻？按 申24：1-3，摩西曾许可以色列人休妻。若休妻应写休书，被休的妇人才可以再嫁。但主耶稣明确地指明了‘摩西因为你们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意即摩西因以色列人对神律法的精义‘心硬’，无心理会神设立婚姻关系时，是造男造女，要‘二人’成为一体的本意，反而随便休妻另娶。所以‘许’他们写休书给妻子，以免女方无辜地成为弃妇。摩西只稍微限制了休妻的风气，并给女方应有的保障。所以，基本上，休妻(离婚)这件事，不是神喜悦的旨意，仅属于神允许之下发生的事情。”

对于 申24：1-4的经文，凯泽(另译“华德凯瑟”，Walter C。Kaiser。Jr。)进一步指出： “现在几乎是普世同意，最前面3节作为条件字句，而只在第4节才有结果字句。《七十士译本》也是如此翻译这段经文的。” 这样，这段经文的要点，不是以离婚为命令，不是鼓励或建议人休妻，甚至不是授权或认许离婚。这段经文的重点是第四节： 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丈夫再娶回被他休弃、已嫁给别人的的妻子。因此，若认为这段经文是把离婚作为一种“权力”或“特权”，是合法的、是神所喜悦的，就完全错了。神对休妻的允准或容忍，绝不等于神的悦纳或赞成。

再举一例，旧约律法不像新约圣经那样强调一夫一妻制，但在旧约圣经的记载中，凡一夫多妻的，皆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可见是神不喜悦的；而且，在进迦南之前，摩西颁布的立王条例中，是禁止王多立嫔妃的： “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恐怕他的心偏邪”(申17：17)。主耶稣说“但起初并不是这样”，因为在创世之初，神赐下的“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创2：24)的启示中，已包含了“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太19：6)、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身一世的婚姻原则。[10]

(A。5)分析与结论

格里菲思·托马斯恰当地形容说，旧约圣经与新约圣经的关系，或较早的启示与后来的启示的关系，是地基与房屋的关系，树根与枝叶的关系；前者孕育、照亮后者，后者展示、解释前者。所以，千万不要轻忽、贬低旧约圣经；另一方面，也不要离开基督完全启示的指引，去使用旧约圣经。[11]

里程指出，若没有旧约的献祭制度，就无法理解耶稣基督的救赎： “神设立耶稣作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祂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祂的义，使人知道祂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罗3：25-26)。因为旧约圣经有神所颁布的律法，人才知道自己有罪、不能遵行神的律法，无法逃避神的震怒和审判，才会在律法之外去寻求神的赦免与拯救，因信而接受神白白的恩典。

旧约圣经与新约圣经的关系，可比喻作种子(受精卵)与植株(动物)的关系。旧约圣经好比种子(受精卵)，新约圣经则像植(动)物。种子(受精卵)虽然微小、眉目不清，但日后成为植(动)物所有的内外特征，都蕴藏其中了。[12] 诚然，旧约隐藏着新约真理，新约解开了旧约隐意！

[1]  约翰·甘乃迪著，刘志雄编译，《见证的火炬》(台湾： 提比哩亚出版社，1997年二版)，第76-77页。

[2]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2005年)，第409-410页。

[3]  Leon Morris著，汇思译，《我信启示》(香港： 天道书楼，1992年)，第157页，同上引，第410页。

[4]  俾罗斯(Berosus，或拼写成Berossus、Berosos、Berossos等)是大约主前290年的迦勒底祭司。他是属于巴比伦的巴力之祭司，在亚历山大(Alexander the Great)占领巴比伦时，便离开前往小亚细亚(Asia Minor)，并在那里设立天文学的学校。他写了三本书关于巴比伦的历史和文化(包括世界的创造史)，献给希腊的安提阿哥一世(Antiochus I，约主前324-261年)。

[5]  同上引，第410-411页。

[6]  同上引，第411-412页。

[7]雷历著，杨长慧编译，《基础神学》(香港九龙： 活石福音书室，2007年)，第56-57页。

[8]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412-415页。

[9]  同上引，第415-417页。

[10]同上引，第417-419页。

[11] W。H。Griffith Thomas著，廖元成译，《圣经的由来》(美国德州达拉斯： 腓利门出版社，1996年)，第54页；引自上引书，第419页。

[12]除了在脚注所注明的，上文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409-420页。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十四) ： 圣经的主题 (下) 

编者注：  反对圣经者常说圣经有误，因圣经中的一些主题彼此冲突，例如旧约与新约的对比。我们在上期以“渐进性启示”的概念解开了上述的谬论。本期，我们将探讨另外两个看似矛盾的主题，即保罗的“因信称义”和雅各的“因行称义”，并圣经的“合一性”与“多样化”。

Cecil Murphey

(B) 保罗的“因信称义”与雅各的“因行称义”

(B。1)彼此对立的观点？

有人认为，保罗书信一味地强调“因信称义”，忽略了人的行为的重要性；因此，雅各在《雅各书》中提出“因行为称义”。他们断言，这是“雅各神学”对“保罗神学”的纠正。如果保罗的观点与雅各的观点真是相互对立的，那么，无论他们谁对谁错，圣经都必然是有错误的。但是，保罗的观点与雅各的观点真的是彼此冲突吗？不是！ 里程在《圣经的权威》一书中指出慕菲(Cecil Murphey)所言：

圣经中有不少二律相悖的真理。它们看似彼此矛盾，实则相辅相成，是同一真理中不能分离、不可偏颇的两个方面，展示了圣经的博大精深。圣经关于行为与信心之关系的教导，就是一个例子。“因信称义”是圣经启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 “所以我们看定了，人称义是因着信，不在乎遵行律法”(罗3：28)。使徒保罗强调，人的得救完全依赖信心，行为在得救的过程中没有丝毫的地位。然而，主耶稣的弟弟、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雅各在雅各书中则声称： “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雅2：24)。

主后初期几个世纪，有些教会不同意将雅各书收入新约圣经(正典)；甚至到了宗教改革时期，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还称雅各书为一部“禾秸书信”，认为它与保罗书信所着重的因信称义之教义背道而驰。感谢神，圣灵的光照使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表面字句的冲突，正是得救真理的两个方面。保罗旨在对非基督徒阐明，人单单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就能得救，这完全是神的恩典。雅各则对信徒而发： 若真正相信耶稣基督，一定会有相应的好行为；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对于得救的真理，如果只强调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不独容易产生神学上的谬误，更会造成信徒属灵生命的障碍和病态。[1]

(B。2)不同含义的“称义”

当我们仔细研读雅各书，就不难发现，雅各讲的用行为称义的“称义”，与保罗讲的因信称义的“称义”是有不同含义的。让我们先看雅各书第2章的经文：

21节：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么？

22节：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

23节：这就应验经上所说： “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

24节：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

25节：妓女喇合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不也是一样因行为称义吗？

26节：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

雅各说，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坛上是因行为称义。这是什么意思呢？陈终道指出：

亚伯拉罕称义的经历，明记于创世记15章6节： “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且在他得着称义经历后的十多年，神又给他割礼的约作为他已经称义的凭据(创17：9-14)。罗马书更清楚地解释了他这两步经历的关系和意义： “如此看来，这福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么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作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叫他做一切未受割礼而信之人的父，使他们也算为义”(罗4：9-11)。这说明，亚伯拉罕称义是在受割礼之前(比较 创15：6与17：1-10；也参 创16：16)；而献以撒，却是在他受割礼以后十多年(参 创22：6)、称义以后约三十年的事了(假定以撒被献为祭的时候已十五、六岁的话)。[2]

保罗所谓因信称义的“称义”，意思是： “神赦免并接纳相信的人。” 也就是说，因着人对神的信，神不再看他们是罪人，而看他们是义人，算他们为义人；人在被神称义的同时，也得救了。早在献以撒的三十年前，亚伯拉罕就在神的眼中被看为义人、得救了。所以，当雅各说“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吗”(雅2：21)的时候，这“因行为称义”的“称义”，不是指在神面前的被“称义”，而是亚伯拉罕借着献以撒的行为，向世人表明，他是一位相信神、顺服神、已经在神面前称义、得救的人，是在人面前显示他已被神“称义”。所以雅各说，亚伯拉罕把以撒献在坛上的行为，“就应验经上所说： ‘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 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雅2：23)。可见，雅各也清楚地表明，亚伯拉罕因信称义、得救在先，献以撒在后。妓女喇合也是如此。她因信“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天上地下的神”(书2：11)，而称义、得救；进而，她用“接待使者，又放他们从别的路上出去”(参见约书亚记第2章)的勇敢行为，向世人表明，她已是一位在神眼中被称为义的人了。

Charles C。Ryrie

(B。3)不同者与信心的关系

雷历(Charles C。Ryrie，1925-2016)指出，保罗强调的，是基督的作为 (行为)与信心的关系；雅各强调的，则是信徒的作为 (行为)与信心的关系。这是说，保罗讲因信称义，是传扬神的怜悯和救赎： 人只要愿意相信神，就可以白白地领受神的恩典，在神面前成为义人；而雅各讲因行为称义，则是阐明人当尽的本分： 信心先存于行为，却需靠行为成全。雅各并不是要在因信称义之外另倡救恩之途，他只是要人们明白“唯独信心”的含义。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结果就是魔鬼般的信心，空洞的承诺。

陈终道认为，有人之所以将保罗的思想与雅各的思想对立起来，是因为误解了“靠好行为”与“有好行为”的区别。没有人靠自己的好行为(善行)能在神面前称义；一个被神称为义的人一定会有相应的好行为。好行为不是称义、得救的先决条件，却是称义、得救的必然结果。不是信心加上好行为，才能称义、得救；而是使人称义、得救的信心，必然会带出好行为。因为当一个人因信称义、得救时，圣灵就会进入他的心中，使之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有了新的生命，必然会有新的表达。有人说得好： 信仰、盼望是基督徒的特质(内在的)，行为、见证是基督徒的标志(外在的)。整本新约圣经也强调同样的真理，那就是基督信仰必须靠着信徒的伦理、道德行为来表达其信仰的真实性和可行性。

施洗约翰向那些表示愿意悔改的罪人挑战，说道：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太3：8)。主耶稣谆谆教导门徒活出善行来荣耀神： “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太5：16)。使徒彼得的信息也是如此：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彼前2：12)。使徒保罗同样是这样地劝勉众人。他在被押解至罗马途中，在亚基帕王面前申辩说： “亚基帕王啊！ 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色(另译“大马士革”)，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徒26：19)。

里程正确指出，一个人真心信主时，其罪就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净，在神的眼里不再是罪人，而是义人了，并且被神分别为圣，成为神的儿女(约1：12)。这种“称义”，即在神眼中的地位之改变，在信主时就一次性地立即完成了。但是，信徒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还不能马上与这个新的地位相称，还不能立刻透过其生活，将自己的义在世人面前完全活现出来。竭力使自己的生活实际与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相称，是信徒一生一世当追求的目标。感谢神！ 虽然信徒也常陷在使徒保罗所描述的“内心二律交战”的苦境中(罗7：18-24)，却毕竟已经得到了神所赐的新生命。只要勤于读经和祷告，积极参加教会与团契的事奉，顺服圣灵的感动和引导，不断治死肉身的恶行，属灵生命就能天天见长，在世人面前成为神的见证。

所以，保罗的“因信称义”与雅各的“因行为称义”不是彼此冲突的，而是相辅相成的，是圣经教导关于救恩真理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中，把这两方面的真理都表达出来了：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祂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弗2：8-10)。

事实上，基督信仰不是一套伦理、逻辑，或哲学体系，乃是生命之道(约壹1：1)。当一个人认罪悔改、接受主耶稣为自己的救主，并立志跟随主耶稣时，就会因圣灵的进驻和内住而获得神所赐的新生命。新生命逐渐成长，就会彰显在他的生活中。他的善行，即对神的敬畏，对神对人的爱心，以及谦卑、圣洁的品德，就有强烈的感召力，吸引他人认识神、归向神，使他们也得到神所赐的生命。这样，以生命见证生命，以生命影响生命，以生命传递生命，基督徒才能逐步完成神交托的大使命。[3]

(B。4)两者都教导两方面的真理

还有一点值得留意，诚如罗羚所指出的，保罗也有教导“因行为称义”，而雅各亦同样强调信心的重要性。对保罗来说，信心并不是死的，而是“工作的信心”，是有行动的信心；例如保罗在 帖前1：3说“不住的记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工夫”。这里所谓“信心所做的工夫”在希腊原文是“信心的工作”(work of faith)，也就是因信心而有的行为，而 帖后1：11再次提到“因信心所做的工夫”，原文也是信心的工作。所以保罗在他早期的书信——帖撒罗尼迦前后书中已将“信心”与行为连在一起。对保罗来说，信心不是死的，是活的，是作工的，是有行为的。

另一方面，雅各并没有说得救不需要信心。他说“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雅2：22)。然而，他所强调的是活的信心，是有行为表达的信心，“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雅2：26)。这与保罗讲的“信心”完全一致。所以，保罗讲“因信称义”，雅各强调“因行为称义”，二者完全不矛盾。反之，这两段经文能提醒我们，使我们更清楚明白因信称义的真理。[4] 简之，两者并非冲突，而是互补。

Grant R。Osborne

(C) 圣经的“合一性”与“多样化”

圣经的合一性和多样性，一直是一个复杂而棘手的课题。奥斯邦(Grant R。Osborne)指出，“福音派”强调圣经的合一性，而“非福音派”则着力于圣经的多样性。其实，圣经的合一性和多样性是共存和相互依赖的；问题是如何掌握两者之间的平衡。

圣经的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英国出生的圣公会学者格里菲思·托马斯(另译“汤姆士”，W。H。Griffith Thomas，1861-1924)贴切说道： “我们经常不了解，其实圣经并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个图书馆。虽然圣经现在指的是一本书，但是圣经这个字是来自希腊文，它真正的意思是指‘很多的书’(希腊文 ta biblia 是指复数的书)。”[5] 圣经是由很多书卷组合而成的。

另一方面，圣经的内容和体裁是多样的，有历史、神学、哲学、忠告、渴求和预言；有律法书、历史书、智慧文学、诗歌、先知书、福音书、书信和启示文学等等。圣经的作者是多样的，有先知、祭司、君王、高官，也有牧人、渔夫、医生、税吏；有饱学之士，也有升斗小民；他们的背景不同，写作风格各有特色。圣经写作的环境是多样的，时间横跨15个世纪，写作的地点、环境、对象彼此不同。圣经写作的语言是多样的，有希伯来文、亚兰文和希腊文。这些多样性，决定了圣经内容的多彩多姿。可是，有人只看到圣经的多样性，看不到圣经的合一性，甚至以圣经的多样性否定圣经的合一性，认为圣经的内容是彼此冲突的，从而否定圣经的默示和无误。这种观点是见树不见林，只看见表象，没有看到本质。

关于圣经合一性的观点，首先是演绎性的推论： 因为整本圣经的真正作者是神自己，所以圣经各卷必定是彼此和谐的，圣经一定有贯穿始终的红线或主题。就像一支乐队，乐队的成员有不同的乐器和不同的演奏方法，但他们有共同的主旋律，有优美的和谐，不会“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因为他们不是随意或偶然凑合在一起的。他们有相同的乐谱，共同的指挥，他们是被精心挑选、组合在一起的。圣经各书各卷的作者就像乐队的各个乐手一样。其次，圣经的合一性也可在圣经中找到，这正像波普(William Burt Pope，1822-1903)所说的：

圣经的合一性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证据，证明圣经是神的宣告。这是一个伟大的看见，而且只有一个解释： 开始与结束都在同一个乐园，其中有数千年的救赎历史… 有一个概念贯穿圣经： 神要在道成肉身的儿子身上设立或重建祂的国度。

为了要表达这个概念，许多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作者写出的作品都相当和谐，这绝不可能只是意外或巧合的结果。只有神的大能才能使如此多不同地方的人未经协商却完成了这样(和谐一致)的作品。若是他们不肯定他们是从神得到默示，那么我们就必须做些假设才能解释这些作品的事实和现象。但他们已经肯定了(参 提后3：16)，这个宣告在他们留下来的作品的每一页都可以看到。

圣经的合一性，是主耶稣和新约作者使用“以经解经”原则的根据，所谓的“圣经神学”、“系统神学”等学科才得以产生。当然，有限的人永远无法作出圣经真理最完整的“系统”；可是，若说我们无法将圣经的真理“系统化”，却是不正确的。要诀是让“系统”出自经文本身，透过圣经本身浮现出来，再按要义分类，扼要说明圣经各种不同表达法背后的合一性。

当然，强调圣经的合一性而抹煞圣经的多样性，同样会产生释经的谬误。恰当掌握圣经的合一性和多样性之间的平衡，对释经学是非常重要的。赖若瀚说，第一，圣经是神的话，因此具有合一性，解经者必须接纳它的超然性与权威性。第二，圣经是人写成的，因此具有多样性，解经者必须按照各经卷的不同特点，应用适合的解经原则去找出作者的原意。[6] 在此基础上，才能透过圣经多样的表象，看到圣经合一的本质。

最后，让我们思考一件重要的事： 圣经是合一的，那么，什么主题是圣经合一的中心呢？或者说，什么是贯穿新、旧约圣经的红线或主旋律呢？是神的救赎，还是神的国度，或是神的应许与印验呢？对此，圣经学者并没有一致的意见。

John Barton Payne

有者认为，“神的救赎”或“基督”是圣经合一的中心，因为使徒保罗对提摩太说： “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提后3：15)。归正长老会的美国圣经学者佩恩(John Barton Payne，1922-1979)则认为，圣经的主题就是“一十架、一圣约、一信、一教会”。旧约各经卷曾向前预言和盼望基督的来临，新约各经卷则向后回顾和解释基督在世上的作为，及盼望基督的再来。但里程指出，以救赎为圣经的主线之观点，不太容易解释“地狱”的存在。

德国圣经学者沙尔(Eric Sauer，1898-1959)和美国达拉斯神学院教授潘德科(J。D。Pentecost，1915-2014)则认为，“神的国度”才是圣经的中心。神的国度是圣经所有启示所围绕的历史架构，是透过神的创造和基督的救赎达成的。圣经一开始就明确记述： 神造人是要“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创1：26)。然而，由于始祖犯罪，管理世界的权柄暂时交给了魔鬼(林后4：4；弗6：12；路4：5-7)，与神的国度相对而立。

与此同时，神在历世历代兴起了亚伯拉罕、摩西、约书亚、撒母耳、大卫等属灵领袖和君王，在地上作神的国度之代理人，直到主耶稣道成肉身，借着十字架给予撒旦致命一击，不过撒旦仍作垂死挣扎。主耶稣第二次降临后，神的子民重新回到受造初期的状况，与主同掌王权，直到永远。按照这种观点，“神的救赎”这一主题是包含在“神的国度”的大主题中。神的救赎，只是神的国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建立神国度的一个必要步骤，而不是终极目的。这样，就比较容易解释“地狱”的存在。

赖若瀚在《圣经的合一性》一书中指出，另有学者认为，在整本圣经中，有三条红线贯穿其中： 神的荣耀、神的国度和神的救赎。这三条红线中，神的荣耀为主；神的国度建立以后，神的荣耀借着神的国度彰显，神的荣耀与神的国度交织难分；神的救赎则为辅，是建立神的国度的一个步骤。

“荣耀”一词的希伯来字是ka？be？d / ka？bad {H：3513}，其字根意即“重量”(to be heavy，可意味着满有分量的丰富、尊严、光辉等等)。在希腊文中，“荣耀”一词是 doxa {G：1391}，原义是“意见”(opinion，意味着好意见所带来的尊荣)。但总结旧约和新约，“荣耀”的意思包括： (1) 显露出来的超越性及值得称赞的特性；(2) 对这些特性的尊崇和敬仰。旧约时代，神的荣耀之表现有时是肉眼可看到的，如闪电、光辉的云彩、神显现的大光等等。神让摩西和先知们知道，神的荣耀就是神的圣洁与良善(出33：18 – 34：7；赛6：1-5)。

到了新约时代，神的荣耀常与神的能力、智慧与爱相连，特别是在耶稣基督的受死、复活、升天和圣灵的工作中显现出来。所以，神的荣耀是神的本质、特性所确定的，是创世之前就有的(约17：5)，是从亘古到永远的。神的创造、救赎大工都是为了彰显祂的荣耀(诗19：1；赛43：7)。

有者采用时间的角度来思考神的救赎、神的国度，以及神的荣耀三者之间的不同。雷历(Charles C。Ryrie)指出： “按字典的定义，国度是一个有政治组织的社会。因此，国度应该包括统治者、被统治者，以及受管辖的领域这三大方面。” 在神的国度中，神是统治者；但只有在创造以后、至少在天使被造之后，神的国度中才有被统治者(诗103：19-20)，所以神的国度是有开始的。换句话说，神的荣耀无始无终；神的国度有始(天使受造)无终；神的救赎有始(始祖犯罪)有终(新天新地到来)：[7]

神的荣耀

亘古  ——————————————–  永远

神的国度

创世 ——————————————–  永远

神的救赎

始祖犯罪  ————————–  新天新地

所以，如果不以对人的救赎、而以彰显神的荣耀为圣经合一的中心，就容易理解天使的受造，并合理地解释“地狱”的存在。天堂是神的荣耀(神的慈爱与公义)的彰显，地狱也同样是神的荣耀(神的威严与圣洁)的彰显。[8]

(D) 总结

美国著名的护道学者麦道卫(Josh McDowell)指出： “圣经中的主题包括许多意见分歧的问题，一旦提出讨论时，势必引起许多争论与反对的意见。圣经作者处理了数以百计的论题(例如： 婚姻、离婚与再婚、同性恋、奸淫、顺服掌权者、说诚实话与说谎话、模塑性情、父母之道、神的特性和启示等)，然而，自创世记直到启示录，圣经作者对这些论题的意见却是一贯地和谐，令人惊叹不已。”[9]

麦道卫继续写道，“我们愿意给你这个挑战。从你四周找出10个人，有相同教育背景，都说一样的语言，都来自相同的文化，然后将他们分开，要他们仅针对一个易引起争论的题目，如人生的意义，写出自己的看法。当他们写完后，比较一下10个作者的结论。他们彼此是否都一致？当然不是。但圣经不只包括10个作者，而是40个(约40人)。它不是在一个时代完成，而是经过1，500年。作者没有相同的教育、文化和语言；教育有很大的差异，文化有许多的不同，来自三大洲和三种语言；并且不只写一个题目，而是数以百计。然而，圣经却有一致性，完全的和谐，这不是巧合或串通所能解释的。圣经的一致性强而有力地证明它是神所默示的。”[10]

[1]Cecil Myrphey著，王群从译，《堵住破口——现代基督徒的七大罪》(台北： 财团法人基督教橄榄文化事业基金会，1990年二版)，第82页；引自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2005年)，第436-437页。

[2]陈终道著，《新约书信详解(合订本)》(香港： 金灯台出版社，1997年)，第747页；引自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438页。

[3]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438-441页；也可上网参http：//31team。org/page/“保罗神学”与“雅各神学” 。

[4]罗羚、罗达理著，《原文读经好处多》(香港九龙： 天道书楼有限公司，2017年)，第173-174页。

[5]W。H。Griffith Thomas著，廖元成译，《圣经的由来》(美国德州达拉斯： 腓利门出版社，1996年)，第43页；引自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441页。

[6]赖若瀚著，《实用释经法》(香港： 福音证主协会 ，1994年)，第14页。此书乃释经好书，值得一读。

[7]神的救赎有始有终。这里所谓的“有终”是指到了新天新地的时候(启示录21章)，神就不再需要施行救赎(特指拯救人类)了；但这不表示神的救赎之功效到此结束，因为救赎的功效或果效乃是“无终的”——存留直到永远，而羔羊的救赎也是我们永远称颂的主题(注： 有者认为神的救赎也可包含在神的荣耀里，因神的荣耀在新约中常与神救赎的能力、智慧与慈爱相连)。

[8]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第441-446页；也可上网参 http：//31team。org/page/《圣经》的合一性 。

[9]麦道卫著，《新铁证待判》(香港九龙： 福音证主协会，2004年简体字版)，第56页。

[10] 麦道卫、史都华合著，成辉营译，《拨云见日》(新加坡： 学园传道会，1996年)，第4页。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十五)： 圣经的伦理(上)： 地狱和苦难

(A) 导论

论到地狱，里程正确指出，地狱是一个又大又沉重的题目，常常引起争议。它是怀疑神的人对神忿怒的爆发点。无神论者约翰逊(或译“詹森”， B。C。Johnson)说： “地狱这个观念在道德上荒谬绝伦。” 英国著名的无神论者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1]也评论道： “我认为基督教的道德品格中有个非常严重的缺陷，那就是相信地狱！ 我不觉得一个真正非常仁慈的人会相信(有地狱那样的)永刑。” 即便在基督徒当中，同样有人认为地狱的存在很难与神的慈爱协调。那么，圣经中关于地狱的论述是出于神所默示的吗？还是出于人的凭空想象或自创？

此外，莫说死后在地狱的受苦情况，即使在今生，我们已目睹世界多处充满难以言喻的苦难。今生的诸般苦难与圣经中的慈爱上帝岂能协调和并存呢？现在就让我们以圣经真理和实际经历来思考这两大伦理问题——地狱和苦难[注： 有关”伦理”的定义，请参本文附录二]。

(B) 圣经对地狱的论述

“地狱”一词源自希伯来文gê (ben / benê) hinnoōm ，意即欣嫩(之子)的山谷。这欣嫩谷在耶路撒冷南面(书15：8；18：16)；信奉异教的人在这山谷祭祀，用火将孩童焚烧，献给他们的神祗(代下28：3；33：6)。约西亚王用死人的骨头和耶路撒冷的废物污秽了这个地方(王下23：10-14)，这山谷就变成了垃圾场。由于谷中有火不停燃烧，“欣嫩子谷”便代表地狱的不灭之火，焚烧失丧的人。

对于拜偶像和悖逆的人，它是神审判的象征(耶7：31-34；32：35)。希伯来文 gê ( ben / benê ) hinnoōm 这字的来源并不清楚，它很可能是一个人的名字。有学者认为，旧约圣经似乎没有清楚分辨善人、恶人死后的归宿(旧约时代死后的人，无论善恶，都下到阴间)，[2] 虽有几处经文暗示人死后会受到神的审判(诗9：17；55：15)；到了两约之间的犹太文学，才清楚分辨义人和不义之人死后有不同的结局。[3]

里程指出，在新约圣经中，有两个字代表“地狱”。一个是 geennan (读作“革赫拿”，Gehenna )，是希伯来文gê ( ben / benê ) hinnoōm (即“欣嫩谷”或“欣嫩子谷”)的音译，代表一个惩罚恶人的炽热之处，一般译本都把它译作“地狱”或“地狱之火”(太5：22，29，30； 10：28； 18：9； 23：15，33； 可9：44，46，47； 雅3：6)。另一个形容“地狱”的字是希腊文动词 tartaroō (读作“塔塔若”，tartaroō )，被译为“扔在地狱”或“扔落阴冥地区(lower regions)”；这是一个古希腊字，用来形容永远刑罚之所。这字在新约圣经中只出现一次，即 彼后2：4 (“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

地狱和天堂是相对应的。天堂是指神的居所(申26：15； 王下8：39； 太6：9)，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处(来4：14)，也是基督徒离世后与耶稣基督永在一起的地方(约13：2-3； 腓1：23)。相比之下，地狱则是大审判中被定罪者的最终归宿。根据里程，圣经用不同的比喻来形容这个地方：

火炉、永火、永刑 (太13：42，50；25：41，46)

外边的黑暗、哀哭切齿的所在 (太8：12)

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地方 (太25：41)

永远沉沦、离开主的面和祂权能的荣光 (帖后1：9)

永远受苦之处 (启14：10-11)

火湖、第二次的死(启21：8)[4]

不过，所谓的“普救主义”(普世得救论，Universalism)认为所有的人最后都会自动得救，所以普救主义者常否认地狱的存在。普救主义者认为他们有圣经的依据，因为整个宇宙终将在基督里达到完全(弗1：10；西1：20)。可是在这方面，他们错误地解释了圣经。

首先，弗1：10说： “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 请注意，这节的“同归于一”并不是“合而为一”[注： “合而为一”在希腊文是 heis {G：1520}，约17：21，22]。弗1：10的“同归于一”在希腊原文是动词 anakephalaiomai {G：346}，乃是一个复合动词，由介词(preposition) ana (意即“在…之中”) 和动词 kephalaio？{G：2775}(意即“第一要紧的、重点、精意”)复合而成；而希腊动词 kephalaio？{G：2774}乃源自名词 kephalê {G：2776}(意即“头、首”，head )。因此，“同归于一”可直译为“以… 为首”，要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以基督为首，让基督作头带领和管治。

再者，保罗在 西1：20说： “既然借着祂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祂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普救主义者说，既然万有都借基督在十架所成就的救赎工作而与神和好，当然就没有地狱了。但请留意，保罗在此所说的“叫万有与神和好”并没有包括“地底下的”——地狱的魔鬼、堕落的众天使和灵魂失丧的人[请比较保罗在 腓2：10-11所说的： “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与父神”]。

陈终道也指出，这里的“万有”不包括天使(堕落的天使们)，因为 来2：16清楚表示神“并不救拔天使”。同理，这里的万有也不可能包括那些拒绝接受神救恩的人，因为 约3：16-18明确地说： “神爱世人，甚至将祂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信祂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

还有人认为，地狱是永远存在的，但其中的人不一定永远存在，他们可能因刑罚而“死亡”(指消灭、不再存在了)；或者，“地狱的刑罚”并不一定是永不止息的。针对这一类说法，里程解释说，这些说法显然是缺乏圣经依据的。新约圣经中，“永生”、“永火”、“永刑”的“永”一词，是同一个希腊字 ai？nios (意即永永远远)。如果“永刑”的永远刑罚是有限期的，那“永生”的永远生命也缩短了！ “缩短”或“有限期”的永生还叫永生吗？若说受“永刑”的人可能到了某个时间便会“死亡”(指消灭，不再受刑)，那岂不是说，得到“永生”的人(得到救恩的人)同样到了某个时间就会停止享有生命吗？

主耶稣清楚宣告： “这些人要往永(希腊文： ai？nios )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希腊文： ai？nios )生里去”(太25：46)。显然，这些人要承受永远的刑罚，即“永刑”是对这些人而言的。如果“这些人”只是到了一个有永刑的地方，而他们自己则“死亡”了(有者说他们“消失”了)，这个刑罚对他们来说怎能算是“永刑”呢？同理，如果“那些义人”仅仅是到了一个有永远生命的地方，但他们自己则早晚会“死亡”，请问，他们得到永生了吗？

但以理书12：2说： “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 启20：10说：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兽和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圣经的启示告诉我们，地狱是永远的，在地狱被刑罚的恶人是不会“死亡”(消失)的。鲍威尔(Ralph E。Powell)一针见血地评述道：

普救派、死后灭亡论，和死人还有第二次悔改机会的教训等，使人听起来很有吸引力，但都是错误的。地狱的教义，不论对于人自然的理性或情感是何等地难以接受，我们总要记着，圣经才是我们信仰的准则。圣经清楚地说，地狱是可怕而永恒的。教会(召会)若是拒绝或忽视这个真理，便会在她属灵的健全和使命上，带来严重的恶果。[5]

(C) 对地狱教义的质疑与回应[6]

Charles Templeton

有关圣经对地狱的教义，人们对它最大的责难，就是指责神太残忍——叫人在地狱里没完没了地遭受酷刑。这点遭受很多人的反对，例如葛培理(Billy  Graham)之前有位同工名叫坦布尔顿(或译： 坦布林顿，Charles Templeton)。他义愤填膺地质问道： “我连把一个人的手拉到烈火上烧片刻都办不到，就是瞬息也不行！ 一个慈爱的神怎么能永远折磨你，就只因为你不服从祂，不按照祂的吩咐办事。祂不让你当下就死，而是要你永远受那种痛苦？连罪犯都不会做这样的事！” 坦布尔顿的话，听来振振有词，正义凛然。可惜，他这短短一段话，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概念的错误，另一个则是前提的错误。

(C。1)概念的错误

坦布尔顿指责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这是概念的误用。对人来说，“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是绝对错误的。如果一个人要别人事事只能顺着他，否则就严厉惩罚，那么，他就是刚愎自用，专横霸道，暴虐无道，因为任何人都是有限的、有罪的、会犯错的。但是，神是公义、圣洁、慈爱、良善、信实的，祂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祂永远不会犯错。因此，神对人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原则，是为着人的最大利益，也是神慈爱和公义的彰显，是完全正确合宜的，是毫无可责之处的。坦布尔顿把那只适用于人的道德标准硬套在神的身上，是犯了概念、范畴的错误。

(C。2)前提的错误

其次，坦布尔顿指责神对地狱里的人施以酷刑，让他们永远经受烈火的灼烧。针对此事，不少圣经学者认为，圣经在这方面所用的词——“不灭的火”——是比喻，而不是真正的火。里程指出，那些“以为地狱是神对人施刑的地方”，这前提是错的。里程解释：

“地狱是神对人施以酷刑的地方”的念头在人们头脑中可谓根深蒂固。笔者小时候去过城隍庙，看见许多人在阴间受苦(抱火柱、下油锅等)的泥塑，印象极深，至今历历在目。也许，坦布尔顿(或译： 坦布林顿)也是如此。但是，这并不是圣经的教导。“不灭的火”、“不死的虫”，只是比喻。道理很简单： “圣经形容地狱一片黑暗，若有火焰，那怎么可能呢？火焰会把东西都照亮了。

鲍威尔也指出： “我们不应当把地狱的观念和特征局限在被虫咬、受鞭打、被火烧等物质的范畴内。… 圣经对地狱的描述，或许都不过是比喻和象征，但这些象征所表达的，却远不及实际情况的万分之一。”[7]

“不灭的火”、“不死的虫”是比喻、象征，丝毫不意味着地狱并不可怕。美国圣经学者莫尔兰德(J。P。Moreland)[8]精辟地指出：

地狱基本上是一种表示关系的设置。圣经说的地狱，是与世界上最美的存在者(the most beautiful being)——上帝本身——分离(separation)，或从祂的身边放逐出去(banishment)；也就是与任何重要事物，和所有宝贵的东西隔绝的地方；不仅与上帝，而且与所有认识神和爱神的人隔绝。… 地狱是刑罚 — 但不是施刑，不是拷打。地狱的刑罚是与神分离，带来羞辱、苦恼和悔恨。

鲍威尔也指出，虽然地狱不是按字面意义、实实在在地被虫咬、被火烧，但这绝不表示地狱的情况就没有那么可怕和严重。事实上，其可怕和严重远超上述比喻所能形容的：

从根本上说，没有任何情况比与神隔离、被恶心折磨更坏更糟。对身在地狱的人来说，地狱之所以为地狱，主要是因为他们与神为敌；与神为敌的结果，必然是和人疏远。人所要受的苦，没有比这种刑罚更大的。与神永远地完全分离，又与周围的人彼此仇视；这种情况的另一个恶果，就是敌视自己——被罪疚和羞耻撕裂内心。地狱是什么呢？地狱就是与神、与人、与自己完全的冲突。

常听人说，惩罚一个人，最残酷的手段莫过于将他与世隔绝。可以提供给他最优裕的起居、饮食条件、最舒适的生活环境，但就是不让他与外界、与他人有任何接触。过不了多久，此人的精神就会完全崩溃。一时的与人隔绝都让人难以忍受，那么，永远与至善至美的神隔绝、与神的爱隔绝、与爱神的人隔绝，将是何等沉重、可怕的刑罚和折磨啊！

“为什么仁慈的神忍心把人推入地狱受苦呢？” 这是另一个常被反对者或怀疑者反问的问题。其实，人去地狱不是被神推进去的，而是人自己要去的。当初，美国的开国元勋们建国的时候，并未一开始就设立监狱；他们宁愿建立一个没有监狱的国家。但后来他们被迫设立监狱，因为人们犯罪。地狱也是这样来的。地狱并不是神最初创造的一部分；甚至，地狱一开始并不是为人设立的(而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太25：41)。悖逆神的人去地狱，“是神退一步的立场”，因为他们选择了背叛神，拒绝神为他们设计的最好生活，放弃了神为他们设立的生存目标。犯罪后的人，是有罪、污秽、黑暗的，而神是无罪、圣洁、光明的，二者不能相交、相通(林后6：14)。人的罪把人与神隔开，有罪的人不能、不敢见神。

人犯罪后，成了罪的奴隶，无法摆脱罪的辖制；公义的神又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出34：7)。由于神爱世人爱得如此深切，以致祂将自己的独生子耶稣基督献出，为世人代死。耶稣基督为世人担当了罪孽，被钉在十字架上。神为人付出这样昂贵的代价，但对世人的要求并不高。神只要他们实事求是地承认自己的罪，接受基督的救赎。人只要做到这一点，他们的罪就会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就能重新与神和好，成为神的儿女。如果人连这样的恩典都不要，神也只好尊重他们的选择，让他们到一个不能见神的地方——地狱——去了。这能怪神不爱他们吗？正如一个患心脏病的人去看医生。医生诊断他的心脏已经坏了，必须作换心手术。而且，医生愿意舍自己儿子的命来拯救他，主动将自己儿子的心脏取出来给他。但是，病人拒绝治疗，不久便死去。显然，没有人会责怪医生没有爱心。但是，为什么却有人因有人去地狱而责怪神呢？

一些反对地狱的人说，有人生前作恶多端，死后进地狱是罪有应得；不过有人生前品行还不错，因为不信神，死后也到地狱受同样的痛苦；不按罪行的轻重量刑，怎能体现神的公正呢？首先，神的道德观与人的道德观是不同的。在人看来，一个人信不信神是“个人方面”的选择，是小事一桩；只有杀人、放火等刑事犯罪才是大罪。不过，从神的角度看，“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太22：37-38)。因此，在神眼中，讥笑、辱骂、不信、不爱真神是最大的罪。第二，人去地狱，是因为人有罪。不管什么样的罪，是大罪还是小罪，只要没有被洁净，就都不能见神，而洁净罪的唯一方法是凭耶稣基督的宝血。这好比人得了癌症，不论是什么类型、长在什么部位的癌，如果不被根治，人都会死亡一样。第三，圣经说： 

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就在那时候责备他们，说： “哥拉汛哪，你有祸了！ 伯赛大啊，你有祸了！ 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迦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所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所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呢！ (太11：20-24)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却不预备，又不顺他的意思行，那仆人必多受责打；惟有那不知道的，做了当受责打的事，必少受责打；因为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就向谁多要。(路12：47-48)

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各人所行的受审判。(启20：12-13)

这些经文显示，在地狱中，刑罚的程度会因各人所犯的罪行不同而有所分别；神会公正断定刑罚，也只有神才能够判定。

(D) 为何神不消灭在地狱里受苦的人？

还有人问： “为什么神不让那些去地狱受苦的人，在受刑罚后死亡(指消灭、不再存在)呢？这总比让他们永远在地狱中受苦更‘人道’吧？” 出乎意料，莫尔兰德的回答正好相反，他说： “不管你信不信，永久与神分离在道德上比消灭人更优越。” 莫尔兰德解释其意时指出，人是神按照自己的形像和样式造的，神赋予人自由意志；神不强迫人(指强迫人信靠顺服祂)。人可以自己作决定，人可以选择顺服神，也可以选择悖逆神。神也尊重人的选择，允许人对祂说“不！”

然而，人也必须对他们的选择所带来的后果承担全部责任。神允许拒绝祂的人在一个与祂隔绝的环境中生活，正体现了神对他们及他们选择的尊重。如果神把他们消灭，唯一的好处是： 不使他们受永远与神隔绝之苦，但却没有体现神对他们自由意志的尊重。莫尔兰德的结论是： “记住，地狱永远是人类尊严和人有自由选择之价值的纪念碑(monument)。它是个隔离区(quarantine)，神在那里宣布两件重要的事： (1) 我尊重自由选择(freedom of choice)，所以我不强制人；(2) 我十分重视有我形像的人类(my image-bearers)，所以不会灭绝他们。”[9] 

里程认为，除此之外，地狱还是彰显神荣耀的纪念碑。神的救赎只是过程，而非终极目标。天堂是那些愿意接受神的救恩、其罪被基督宝血洗净的人与神同在的地方，彰显着神的荣耀(指神的慈爱与公义方面)；地狱则是那些拒绝神的救恩、仍被罪污染的人居住的、不得不永远与神隔绝的地方，同样彰显着神的荣耀(指神的圣洁与威严方面)。

(E) 天堂的人不会为地狱受苦的人悲伤吗？

有的人心中还有一个结： “如果天堂是个没有眼泪的地方，那么怎么会有一个永久的地狱和天堂同时存在呢？上了天堂的人难道不会为在地狱受苦的人悲伤吗？” 莫尔兰德的回答如下：

C。S。Lewis

鲁益师(C。S。Lewis)说，地狱对天堂没有反对权。他的意思是说，天堂里的人不会因为他们有意识地察觉到地狱而失去享受天堂生活的权利。如果他们不能享受，那么地狱对天堂就具有反对权。

要记住，人的心灵宽阔，可以拥有不受干扰的喜悦感、幸福感、爱心和喜乐，同时也可以有对别人的悲痛和哀伤感。这在一个人的生命中不是矛盾的，而是他品格成熟的标志，使他能同时处在这些状况中。

(F) 回到人的受造本位

用伦理问题质疑或责难神的人，有的是由于不太明白圣经的教训，有的则是因为他们的立足点错了。里程评论道： “对于后者，他们似乎比造物主更睿智，常常觉得神还不如他们聪明能干；他们总把自己看作义人，甚至是比神更公义的人，故可以站在比神更高的地位上指责神的不义。”

里程举个例子，那位因地狱的存在而说神不慈爱的坦布尔顿(或译： 坦布林顿，Charles Templeton)曾表示，是《生活画报》的一张照片改变了他的信仰： “那是北非一个黑人妇女的照片。那地方正经历一场苦旱。她怀里抱着她死去的婴儿，用极其绝望的眼神仰首望天。我看着照片心里在想： ‘当这个女人不求别的、只求下雨的时候，你还能相信世上有个慈爱和关心人的造物主吗？’ ” 坦布尔顿曾是美国布道家葛培理(Billy Graham)的亲密同工(也曾与他一同传道)，正是这张照片，使他从传道者变成怀疑论者。[10]

伊壁鸠鲁 (Epicurus)

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Epicurus，主前342-270年)曾这样说： “不是神要消灭邪恶却办不到，就是祂能够却不要，或者祂不能，也不要。如果祂要而祂不能，祂就是无能。如果祂能而祂不要，祂就是失德。然而，如果神既能而且又要，那么世上何以还有邪恶呢？”

里程指出，伊壁鸠鲁的这番话，逻辑严密，似乎无懈可击。古往今来，它被许多人奉为至宝， 被当成否定神的“杀手锏”。坦布尔顿恐怕也是其中之一。当人洋洋得意地用自以为高明的哲学来刁难神的时候，神一定会在天上发笑。“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诗2：4)。神是宇宙的创造者。地球在宇宙中比一粒灰尘还小，其上如蝗虫的人又算得什么呢？人的智慧算什么呢？

当约伯遭遇苦难，百思不解而埋怨神时，神向约伯发出至少84个问题(约伯记第38至41章)： “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暗昧不明？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你若有聪明，只管说吧！ … 你曾进到海源，或在深渊的隐密处行走吗？… 光明的居所从何而至？黑暗的本位在于何处？… 谁能用智慧数算云彩呢？尘土聚集成团，土块紧紧结连；那时，谁能倾倒天上的瓶呢？… ”(伯38：2-4，16，19，37)

从约伯记38章，我们读到耶和华以造物主的身分，以诗一般的语言向约伯提出的众多问题，岂是一个智慧有限的受造之人所能解答的呢？请注意，神始终没有直接回答约伯提出关于苦难的问题。然而，约伯却从神所发出一连串的问题中，彻底领悟到神那深不可测的智慧和人那浅薄有限的智力。这样的领悟改变了他先前的态度和看法；他先前因自己受苦、百思不解而向神埋怨，但如今他为此深感羞愧、懊悔，并对神说：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伯42：5-6)。难怪保罗会激动地对质问神的人说： “你这个人哪，你是谁，竟敢向神强嘴呢？”(罗9：20)。里程希望现代人也能有约伯、保罗这样的大觉大悟。[11]

苦难问题是一个奥秘，也一直是基督信仰面临的一大挑战。里程指出，即便从人的角度看，伊壁鸠鲁和坦布尔顿“用苦难的存在来否定神”的观点，也是颇为偏激和轻率的。彼得·约翰·克雷夫特(Peter John Kreeft)解释说，邪恶的存在，是对神有力的证据。他从两个角度回应坦布尔顿的挑战：

如果坦布尔顿对这件事(北非黑人妇女求雨的照片)怒不可遏的回应是正确的，那就得预先假定善恶之间有区别。他用善的标准去评判恶——十分正确地说，这些可怕的苦难实在不应该存在，意味着他有一个什么才是对的观念… ；因而就有了一个称为“至高的善”的存在，而这个至高的善正是神的另一个名称。… 如果没有神，我们从哪里能得到善的标准，用它来判断邪恶是恶的呢？

另外，如果没有造物主，… 那么一切都是进化的结果。如果没有开始，也就是没有第一因，那么宇宙必然一直存在。也就是说， 宇宙一直进化不息，经历了一个无限长的时间才到现在，万物应该完美无疵。进化这个过程有足够的时间完成(使之完美的)使命，恶也应该已经消灭。然而现在仍然有恶、苦难和瑕疵存在——这就能证明无神论者的宇宙观错了。

苦难不是神创造的。人犯罪是苦难存在的一个重要原因。始祖的悖逆，不仅人被咒诅，而且整个受造界都受牵连，被迫服在虚空之下(创3：14 – 19；罗8：19-20)。不独战争、杀戮、强暴、不法等人祸，直接是世人的罪性所至，就是气候异常、洪水肆虐等天灾与人类对生态的破坏也不无关系。人自己酿出了苦果，不但没有丝毫自责，反而嫁祸于神，这就是人的良善、人的公正吗？！ 尽管如此，神并没有对人的苦难无动于衷。祂道成肉身，进入了这个世界，进入了整个苦难。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替死，担当了有史以来人类所有的罪孽和痛苦。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苦难，一切信祂之人将最终彻底地脱离苦难。

神应许说： “神要搽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启21：4)。神没有在现今除掉一切邪恶，是因为时候未到，因为神对人的怜悯，希望更多的人有悔改的机会： “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祂是躭延；其实不是躭延，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彼后3：9)。如果神决意在今天将世界的所有邪恶全部清除，试问，到了明天，这世上还有谁活着呢？这些道理是来自至高神的启示，是伊壁鸠鲁、坦布尔顿的逻辑、哲学完全无法了解的。

李家同教授 (Richard Lee)

神不仅自己进入了人间的苦难，祂也带领信祂之人进入人间的苦难。台湾著名资讯科学家与作家李家同教授(曾任台湾静宜大学校长)到过印度的加尔各答(Calcutta)探访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1910-1997)所创办的“垂死之家”，并在那里做了两天义工。他过后记录自己的经历时，评述道：[12]

“虽只有两天，‘垂死之家’的经验使我终生难忘：

我忘不了加尔各答街上无家可归的人;

我忘不了一个小男孩用杯子在阴沟里盛水喝；… 

我忘不了人的遗体被放在一堆露天的煤渣上，野狗和乌鸦随时会来吃他们，暴风雨也会随时来淋湿他们。他们的眼睛望着天;

我忘不了垃圾场附近衣不蔽体的穷人，他们与野狗和乌鸦没有什么不同，没有人类应有的任何一丝尊严。

可是我也忘不了德蕾莎修女两手合一的祝福，和她慈祥的微笑;

我更忘不了修士修女们无限的爱心和耐心;

我忘不了修士修女们过着贫穷生活时心安理得的神情;

我忘不了那么多的义工，什么工作都肯做;

我忘不了那位日本义工单腿跪下握住乞丐双手的姿态。虽然我看见了人类悲惨的一面，但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善良的人。

… 她们感动了多少人，多少人因此变得更加善良。我应该就是其中的一个。”[13]

为什么最贫困者对神的信赖是那样单纯和执着？为什么每天身处世界最痛苦、最黑暗角落的修士、修女们会越来越爱耶稣基督？然而，为什么有人却仅仅因为在画报上看见一张受苦人的照片就拒绝和否定基督？为什么同样是一双仰望苍天的凄苦眼睛，有人恨不得永远留在受苦人当中服事，有人则怒不可遏地远离基督而去？对于此事，克雷夫特(Peter John Kreeft)的见解是一针见血的：

相对而言，我们生活在舒适的温室里，我们以旁观者的身分袖手旁观痛苦，把它看作哲学上的谜，或是神学问题。这是错误的观察方法。对付痛苦之道是进入痛苦，和它合而为一，然后你才能从它那里学到东西。事实上，这一点极其重要。因着世上有苦难而反对神的人，大部分是来自生活相当舒适，并非身处其境的观察者。真正吃苦受难的人，十之八九反而因患难成为更坚强的信徒。

值得一提的是，克雷夫特的办公室门上贴有一幅漫画，画中有两只乌龟。一只乌龟说： “有时我想问神，在祂能有所作为的时候，为什么准许贫穷、饥饿和不公不法存在(意即神有能力却不去消灭贫穷、饥饿和不法)。另一只乌龟说： “我害怕神问我同样的问题”(意指人类无可推卸自己的责任，因为如果世上富人都捐钱救济的话，是足以消灭贫穷和饥饿；世上掌权者都秉公行义的话，是可以消灭不法的事)。

中国大陆于2003年推出一部反映香港回归的电视连续剧《归途如虹》。当有人劝告香港的一名女记者在报导中要客观，而不要感情用事时，她回答说，一位摄影师用了20分钟的时间捕捉镜头，拍下了一幅震撼人心的作品“绝望”： 一只秃鹰正俯冲下来啄食一个垂死的女孩。他够客观了吧；但是，他是完全可以冲上去，救出那个女孩的…

(G)总结

里程在总结时指出，对于那些因着苦难和地狱而非难或责难神的人，如果他们能走出学术、哲理的象牙塔，走进实际的苦难，他们就不再会得出偏激、方便或草率的结论了。置身苦难之中，不但会看到邪恶，也会看到良善；不但能品尝痛苦，也能得到慰藉。因为，哪里有苦难，哪里就能经历神的同在；哪里有苦难，哪里就会出现爱神之人的身影。

最后，里程在结束前中肯地写道： “笔者诚挚地希望，那些因苦难、地狱而怀疑、责备、拒绝、否定神的人，能回到自己的本位： 承认自己是渺小、无知的受造物，不要再向造物主强嘴；坦陈自己是亟待拯救的罪人，不要再在救赎主面前自以为义。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得到神的恩典。” 求主施恩，怜悯这样的人。[14]

附录一：阴间是什么？

阴间的希腊文是 hadês ，这词在新约圣经中出现 10 次，9 次译作“阴间”，1 次作“阴府”。在字源上，hadês 意谓“看不见”，用以表明死后灵魂居住的所在 (肉眼所“看不见”之处)。新约希腊文的 hadês 一词与旧约希伯来文的she’？wl (或简写作： Sheol )几乎同义。两者原来的意义，都同指一个在幽冥中(伯38：17)的黑暗所在(伯10：21，22)。由于 hadês 和 she’？wl 两个字都与死亡有关(创37：35；箴5：5；7：27)，它们也可象征“坟墓”或“死亡”。

人不论善恶，都会往阴间去(诗89：48)。义人死后会去阴间，例如雅各(创37：35；42：38；伯14：13-15)。 但在新约的恩典时代里，信主的人 (基督徒) 死后，灵魂却直接上天堂，与主同在 (林后5：8；腓1：23)，所以没有下到阴间(这也应验了 太 16：18所说： “… 我要把我的召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她。”) 灵魂在阴间里仍有知觉 — 能够对话、回想、关心，并感到痛苦 (路16：24，25，28，31，也参 结32：21)。

我们留意到财主死后下到阴间(路16：23)，正如其他一切恶人(不信神的人)一样(诗9：17；伯24：19)。由于旧约指出义人死后也到阴间(例如雅各，也参 伯14：13-15)，所以亚伯拉罕也必在阴间。路16：26表明在义人和恶人“之间有深渊限定”，彼此不能通往，所以我们可合理地总结： 阴间可分为两个部分(part)，范围(region)，或状况(condition)，即义人的部分(也称“乐园”)和恶人的部分 — 义人得安慰(路16;25)，恶人受痛苦(路16：24，25)。正如伦敦塔(Tower of London)有两部分 — 皇家宫殿(royal palace)和国家监狱(state prison)，虽都处于同一个塔里，但这两部分是有天渊之别。

附录二：什么是”伦理”和”伦理学”？

“伦理”的英语单词 “ethics” 源自古希腊文 “ēthikós” ( ？θικ？？)，意思是“与一个人的性格有关”，这个字的字根为希腊文 “êthos” ( ？θο？)， 意思是“性格、道德本性”。接着这个词被借入拉丁语 “ethica”，最后借用至英语的 “ethics”。本文所谓的”伦理”(ethics)，指的就是有关道德上的”对与错”、”善与恶”的问题。

根据《剑桥哲学辞典》的定义，“伦理学”是对于道德的哲学研究。同时指出，伦理和道德的英语用词 “ethics” 和 “morality” 在英语里普遍通用；但有时候”伦理学”亦会被狭义地释义为某种传统、群体或个人所持有的道德原则。广义地说，社会里的所有规范、习俗、制度、格言、礼仪、行为标准、律法，都囊括在伦理的范畴内。

《大英百科全书》将“伦理学“定义为一种研究道德中什么是好与坏、什么是对与错的学术领域。严格而言，伦理学与道德哲学等价，是一种研究领域，其研究对象是道德。

《韦氏词典》定义“伦理学“为探讨什么是好行为、什么是坏行为的一门学问，是以哲学思考在道德方面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

简而言之，“伦理学”系统性地思考和研究关于道德观念方面的问题，像”善与恶”、”对与错”(right and wrong)、”美德与恶行”(vice)、”正义与罪行”一类的概念。从人际关系的角度来定义，“伦理学”是处理人与人、人与家庭、人与社会、人与国家的相互关系时，应该遵守的道德准则，是个人在群体社会中生活必须遵守的道德准则。假若缺少伦理学的督导，则很容易会带来冲突与动乱。

《家信》季刊将在这几期探讨的“圣经的伦理“，指的就是以圣经观点来探讨有关一些课题在道德上的”对与错”、”善与恶”，而所讨论的课题包括： 地狱和苦难、圣经和奴隶制、圣经的妇女观等等。

[1]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是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分析哲学主要创始人，世界和平运动倡导者，获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主要著作有《数学原理》(与 A。N。Whitehead 合著)、《哲学问题》、《数理哲学导论》等。

[2]阴间(希腊文： hadês ；希伯来文： she’？wl )是人死后灵魂的去处(如拘留所)。旧约信神的义人或不信神的恶人死后都到阴间(例如： 义人雅各和约瑟到阴间，创37：35；而恶人也到阴间，诗9：17)。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复活之后，信徒(基督徒)死后都到天堂与主同在(腓1：23)。根据 弗4：8-9，一些圣经学者认为主复活升天时，把阴间里所有的“义人”(信靠神之人)都带到天上去，留下所有的“恶人”还在阴间，直到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时，阴间要交出所有的死人(启20：11-13；指所有已死的恶人)。经过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后，所有恶人被丢在火湖里(启20：13-15)，这里所指的火湖就是本文所谓的“地狱”了。简之，阴间与地狱是有区别的，阴间犹如宣判罪刑前的拘留所，监狱则是宣判罪刑后的监狱。关于这方面，请参阅：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阴间与地狱有何不同-主死而复活前去了阴间/ ；也请参阅：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弗4章8-10节的升上和降下是指什么/ ；也参本文附录一(阴间)。

[3]陈惠荣主编，《证主圣经百科全书 (I) 》(香港： 福音证主协会，1995年)，第534-535页；转载于 里程著，《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2005年)，第483-484页。

[4]里程认为用来形容地狱的比喻包括“无底坑”(启9：1，11)，但不少圣经学者对此观点感到质疑，认为无底坑与地狱是两个不同的地方。

[5]陈惠荣主编，《证主圣经百科全书 (I) 》，第536页；引自 里程著，《神的圣言(卷一)》，第486-487页。

[6]这一部分的讨论，主要取材于史特博(Lee Stroble)对莫尔兰德(J。P。Moreland)、克雷夫特(Peter John Kreeft)等学者专家的采访，载于L。史特博著，李伯明译，《为何说‘不’？— 基督信仰再思》(香港荃湾： 海天书楼，2002年)，第32-58，162-181页；其他引文或别的来源，将另行注明。

[7] 陈惠荣主编，《证主圣经百科全书 (I) 》，第534页；引自 里程著，《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第488-489页。

[8]莫尔兰德(J。P。Moreland)有广阔的学术背景。他攻习过科学(他是密苏里大学[University of Missouri]大学的化学学士)，有渊博的神学知识(他在达拉斯神学院[Dallas Theological Seminary]取得硕士学位)，亦是个哲学家。

[9]Lee Strobel，The Case for Faith (Grand Rapids： Zondervan，2000)，第267页。

[10] 里程著，《神的圣言(卷一)： 圣经的权威》，第494页。

[11] 同上引，第496页。

[12] 同上引，第500，502页。

[13] 李家同著，《让高墙倒下吧》，转载于上引书，第502页。

[14] 上文改编自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2005年)，第483-504页。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十六)： 圣经的伦理(中)： 圣经和奴隶制

(A) 可怕的奴隶制度

古代世界充满奴隶。罗马帝国的人口中，有一半是奴隶；希腊雅典的人口中，则是四分之三为奴隶。在古时，即使是同种族的人也彼此奴役。那些他们所拜的神祇并不关心奴隶。奴隶们没有社会权利，甚至没有生存的权利，因为这些奴隶的生命是可以让主人随意处置的。在古代世界中，奴隶的生活就像是身处地狱一般。在罗马人中，如果一个家庭的主人被杀，他家中所有的奴隶便一律处死，并不需要经过合法的审判；当要利用另一个人的时候，则把家中的一个女奴赐给客人过夜，算是款待的普遍习俗。透过奴隶制度，我们看见古代人类是何等的堕落。[1]  

奴隶制度是一个常被人们质疑的圣经伦理问题之一。奴隶制度既然如此残忍，极不人道，不仁不公，但为何圣经(或圣经的作者)没有明文反对奴隶制，没有强调要将之废除呢？既然如此，圣经又怎么可能是出于公义慈爱之神的话语呢？为了解答上述问题，让我们先客观地从几方面来探讨这个课题。

(B) 旧约圣经善待奴隶

基特辰(或译“柯钦”，K。A。Kitchen)指出，有证据显示，古代近东早期即实行奴隶制。奴隶的来源是俘虏(特别是战俘)、购买、赔偿、自卖、或拐骗等等。希伯来社会的奴仆主要有希伯来奴仆、外邦战俘和“尼提宁”(代上9：2；拉2：43；尼7：46)，后者是附属于利未人的(拉8：20)；正如利未人从未变成祭司的财产一样，尼提宁也从未真正变成利未人的奴隶，反而变成了神殿人员的一部分，只是地位比利未人稍低罢了。

为了防止大批农民沦为奴隶，旧约律法规定，因不能偿还债务的为奴者(即把自己卖作奴隶的人)，只须服侍债主六年，到第七年便可获得自由，同时得到足够的资产自力更生(出21：2-4；申15：12-15)；那些“自愿”继续留下来服侍主人的，可以选择永远留在主人身边作奴隶(出21：5-6；申15：16-17)。但这些选择永远留在主人家里的奴隶，到了禧年(the Year of Jubilee)的时候，仍可获得自由(利25：39-41)，并得回自己的产业(利25：28)。

唐佑之

论到圣经中的蓄奴(slavery)和禧年，唐佑之指出，“基本人权在禧年特别受到重视(注： 禧年是七个安息年后第50年，利25：8，10)。以色列中不可以自己的同胞为奴仆，但弟兄中因贫穷而将自己卖身的事情时有发生。‘你的弟兄若在你那里渐渐穷乏，将自己卖给你，不可叫他像奴仆服事你。他要在你那里像雇工人和寄居的一样，要服事你直到禧年’(利25：39-40)。到了禧年，他和他儿女要离开，一同出去归回本家。所以禧年也称为‘自由之年’ ”(参 结46：17： “…到自由之年…”)。

唐佑之继续写道： “奴隶制度虽是古代近东社会所许可的，决不是道德的行为，但神吩咐以色列人不可严严的管辖奴隶，应以恩慈的心对待他们，而且也容他们赎身，所卖的价值照着年数多少，按每年的工价抵偿，算到禧年，也可以说是十分合理的。神命以色列人尊重基本的人权，是以救赎为理由的。出埃及这历史见证的救恩就是最有力的说明，神是恩慈的，对以色列人如是，也对外人亦然(指神对以色列人和外人都是恩慈的，利25：39-55)。”[2]

此外，即使希伯来女子被卖为奴，她的婚姻和生活都得到保障，因为神借着摩西吩咐以色列人说：

人若卖女儿为婢女，婢女不可像男仆那样出去。主人选定她归自己，若不喜欢她，就要许她赎身；主人既然用诡诈待她，就没有权柄卖给外邦人。主人若选定她给自己的儿子，就当待她如同女儿。若另娶一个，那女子的吃食、衣服、并好合的事，仍不可减少。若不向她行这三样，她就可以不用钱赎，白白的出去。(出21：7-11)

外邦的奴仆与希伯来奴仆不同，外邦奴仆(指奴隶，slave)可以在一个家庭中永久为奴，并与其他家业一起世代相传(利25：44-46)；但是他们要按照族长的先例行割礼(创17：12)，被纳入以色列国中，可与以色列人一同守逾越节(出12：43-44)、五旬节(申16：10-11)和住棚节(申16：16)，与以色列人同享安息日，每周休息一天(出20：10；23：12)。战争期间俘获的妇女可以成为希伯来人的正室，这样她便脱离了奴仆的身份；若后来被休，便可自由离去(申21：10-14)。

希伯来人注重保护奴仆(奴隶)的合法权益。仆婢之间的婚姻，和自由人的婚姻一样，也受到尊重。即使仆婢仅订婚，若有他人(不论自由人与否)破坏婚约，即是犯罪，需要献赎愆祭(利19：20-22)。主人被要求要对自己的奴仆宽大为怀，甚至听到奴仆咒骂自己时，也要抑制怒气： “人所说的一切话，你不要放在心上，恐怕听见你的仆人咒诅你。因为你心里知道，自己也曾屡次咒诅别人” (传7：21-22)。

若遇到逃脱的奴仆，也不要把他交还原主人： “若有奴仆脱了主人的手，逃到你那里，你不可将他交付他的主人。他必在那里与你同住，在你的城邑中，要由他选择一个所喜悦的地方居住；你不可欺负他”(申23：15-16)。主人若打死了奴仆，必要受到刑罚(出21：20)；主人若对奴仆造成了永久性的伤害，奴仆即可获得自由： “人若打坏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只眼，他就要因他的眼放他去得以自由。若打掉他奴仆或是婢女的一个牙，就要因他的牙放他去得以自由”(出21：26-27)。

客观而言，旧约圣经有关奴仆的律法和风俗都较有人情味，希伯来社会的奴隶制度比较合乎人道。甚至有学者认为，“一个家庭中，只有很少数的希伯来奴仆，要经常跟他们的主人一同在田间操劳，并且，他们跟家中其他奴隶的生活，较之一个赤贫的自由人所面对的饥饿与贫乏，可算是稳定和合理。” 

贾基(Edwin A。Judge)指出，希腊古典理论假设有一个天生的奴仆阶层，但“犹太人不承认有自由人与奴仆的基本划分。” 因为神不断提醒犹太人，他们曾在埃及为奴，使他们奉神的名对没有子民身份的人民流露出独特的眷顾。同时，神不断告诫犹太人，他们整个民族是耶和华的仆人，所以不可彼此奴役： “因为他们是我的仆人，是我从埃及地领出来的；不可卖为奴仆；不可严严的辖管他，只要敬畏你的神”(利25：42-43)。这正像对待妇女的态度之“侵入伦理”一样，在已存的奴隶制中，神向犹太人灌输了“在神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

(C) 新约圣经善待奴隶

到了新约时代，以色列社会中仍有奴隶制。在初期教会里，有些基督徒自身是奴隶，而有的则是拥有奴隶的主人。使徒保罗所写的《腓利门书》的受信人腓利门，本身就是一个蓄奴的基督徒，而信徒阿尼西母则是腓利门的奴隶。阿尼西母本是腓利门的奴隶，后来他逃跑了。保罗领阿尼西母信主后，规劝他回到腓利门家里去；同时，保罗致信腓利门，请腓利门宽恕、接纳阿尼西母。有人据此说保罗拥护奴隶制。但这种论断是很欠公平的。奥布瑞恩(Peter T。O’ Brien)指出：

没有新约作者对奴隶制的起源有任何评论。同样，在新约里，奴隶制没有任何神学上的支持，没有对一个人可以拥有另一个人做出任何辩护。新约里有直接的证据显示，早期有些基督徒本身就是奴隶，有些则是蓄有奴隶的主人。再者，保罗或其他人并无任何改革的建议，来解决或完全废除这邪恶的奴隶制度。相反，新约的重点是如何在这制度里改变人际关系。[3]

虽然旧约律法主张不将逃奴送回主人那里(申23：15-16)，但私自收养逃奴是违反罗马律法的，而当时犹太人是在罗马政府的统治之下。另外，保罗对腓利门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门18)，学者们推测，除了阿尼西母的逃跑直接给腓利门造成损失外，阿尼西母在潜逃时，很可能还盗取了腓利门家的财物。因此，保罗要阿尼西母回到主人那里，不仅避免了他与腓利门的基督徒关系出现裂痕，也使阿尼西母有悔罪和改正的机会。

陈终道说，保罗叫阿尼西母回到主人那里，与保罗是否赞成奴隶制毫不相干： 

反之，保罗自己对待阿尼西母的友爱态度，正可以证明他心中全无阶级的概念。虽然阿尼西母是一个奴隶，又是一个逃犯，但他既已真诚悔改，使徒保罗全没有轻看他的意思，倒是称他为“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又要求腓利门待他像“亲爱的弟兄”，“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这种不分阶级、用爱心待人的态度，和要求“作主人的用兄弟般的爱对待奴仆”的教训，虽然不是为着反对奴隶制度而说，却是本着福音真道的待人原则说的，这已经足够使整个奴隶制度失去意义了！[4]

保罗规劝阿尼西母回到主人那里，并不表明保罗赞成奴隶制，正像主耶稣给罗马政府交税(太17：27；22：21)，并不能因此说主耶稣赞成罗马的殖民统治一样。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是要推翻罗马的统治，而是要借着祂的死，把人们从罪恶和死亡中拯救出来。同样，使徒们的任务，不是推行社会、政治制度改革，而是致力于福音的广传。当人们重新与神和好后，人际关系也会随之改善，从而必然对社会、政治制度产生极深远的影响[注： 这点可从下文 E项加以证实]。

奥布瑞恩指出，在已存制度里奴隶与主人的关系，必须置于“同属于一位主”的亮光中来处理。迈尔(H。A。W。Meyer)说： “对腓利门而言，他在肉身上得了一位弟兄作他的奴仆，却在主里得了一位奴仆作他的弟兄。” 有学者根据保罗对腓利门说“我写信给你，深信你必顺服，知道你所要行的，必过于我所说的”(门21)这句话，推测阿尼西母最后获得了自由。其实，阿尼西母是否仍回到腓利门那里做奴仆已不重要。因为不管怎样，腓利门都不会再把他“当作”奴仆。新约圣经的许多宣告，已敲响了奴隶制的丧钟：

加3：27-28：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指外邦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

弗6：9： “你们作主人的待仆人，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

提前6：2： “仆人有信道的主人，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轻看他；更要加意服事他；因为得服事之益处的，是信道蒙爱的。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

门16： “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在我实在是如此，何况在你呢！”

不仅新约圣经如此教导，在旧约圣经中，约伯也早有此洞见，他说： “我的仆婢与我争辩的时候，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神兴起，我怎样行呢？祂查问，我怎样回答呢？造我在腹中的，不也是造他么？将他与我抟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伯31：13-15)

(D) 解决奴隶问题需回到问题根源

Isaac Asimov

一些批判圣经和基督信仰的人士指出，使徒保罗或其他初代教会的领导者都缺乏直接向奴隶制度挑战的勇气，因而只能与奴隶站在同一线上。在《阿西莫夫圣经指引： 新约》(Asimov’s Guide to the Bible： The New Testament)一书中，美国已故的世俗论者兼多产作家阿西莫夫(Prof Isaac Asimov，1920-1992)写道： 

虽然保罗力劝腓利门要对奴隶阿尼西母仁慈，因阿尼西母如今在基督信仰中已是腓利门的兄弟，但保罗没有在任何地方暗示奴隶制度有可能是错的，或是不道德的制度。的确，保罗甚至劝戒奴隶要顺服他的主人，因此不论基督信仰的教义是多么前所未有，但它也绝非是社会改革的教义。

Robin Lane Fox

另有一些世俗主义者也持相同的观点。英国牛津大学学者兼古代历史学家福克斯(Robin Lane Fox)写道，第二和第三世纪的基督教领袖并未搅乱奴隶制度。福克斯写道：

初代教会的优先顺序并非关心奴隶是否从他们的主人得着释放，或是力劝主人让奴隶得着自由… 最多，基督徒的奴隶只是得到了安慰和慰藉，基督徒的主人也并未受到特别的鼓励去释放奴隶，虽然在城市里定居的家族以基督徒人数居多，而在那里释放也是最常见的。

D。James Kennedy

福克斯将这一切作了一个总结： “基督徒的目标是改变心，而不是改变社会制度。” 甘雅各博士(Dr。D。James Kennedy)贴切评述道： “阿西莫夫和福克斯都错失了一个最大的重点，因为基督徒并不主张基督信仰(Christianity)要在一夜之间就将奴隶制度废除。如果基督信仰完全不容许奴隶制度，福音就不可能像在第一世纪时那样传开。而一旦福音传开了，便种下了最终废除奴隶制度的种子。因此，借着改变人心，基督信仰及时扭转了社会秩序。再者，正如教会历史学家拉图雷特(Kenneth Scott Latourette，1884-1968)所指出的，‘基督信仰乃是借着赋予人工作上的尊严，而自然废除了奴隶制度。’ ”[5]

里程在《圣经的权威》一书中，一针见血地道出那废除奴隶制度的关键所在： “神与人的纵向关系破裂了，人与人的横向关系一定出问题。如果人们没有‘同有一位主在天上’的思想，人们就不能彼此相爱，只能彼此相争、彼此相斗，真正的人类平等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即使消除了奴隶制度，又会出现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产生新形式的阶级压迫。

“只有神与人的关系被修复如初，在基督耶稣里，人们才能互相平等，彼此相爱。只有当更多的人敬畏神的时候，只有当基督的救恩所带来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深入人心的时候，才可能根除(从根本上铲除)一切形式的阶级压迫和阶级剥削。” 

虽然十七、十八世纪，有些所谓的基督徒肆意虐待、贩卖奴隶，并以“非洲黑人等同于含的咒诅”(创9：22-27)的假设为自己的恶行辩护，但是在许多基督徒和基督教会长期不懈的抗争下，英国于1807年宣布奴隶制为非法，1833年整个大英帝国废除了奴隶制度。在美国，1808年禁止奴隶买卖，1865年内战结束后废除了奴隶制。[6]

(E) 奴隶制度因圣经和基督徒而得以废除

圣经对西方社会有很大影响，直接或间接地推动许多社会改革，其中一项有目共睹的贡献，就是感动许多基督徒政治家，长期努力推动废奴法案，至终成功废除奴隶制度。基于有限篇幅，我们列举这方面的两位著名人物。

(E。1)  威尔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另译“威伯福斯”，1759-1833)

威尔伯福斯是英国下议院议员(1780-1825)。这位慈善家全力并成功废除了奴隶贸易和英国海外属地的奴隶制度，并于1823年创建反奴隶制协会。他在1787年写道： “全能的神交给我两项任务： 消弭奴隶，以及重整道德。” 于是他筹组了两个社团： “消弭奴隶委员会”(The Committee for the Abolition of the Slave)，以及“行为重整会”(The Society of Reformation of Manners)。后者乃为恢复英国人的道德情操。

经过20年之久的努力，承受了无数的失败之后，威尔伯福斯终于成功使“消弭贩奴法案”在英国国会获得压倒性的胜利。过后又经过25年之久的战斗，受尽各种辱骂和威胁，英国本土及英国海外属地(英国殖民地)的奴隶制度才得到全面的废除。[7]

对于此事，徐新生写道： “1807年，上下议院终于以283票比16票通过‘外国奴隶法案’，让‘禁止奴隶贩卖’成为英国的法律，敲开奴隶的第一扇自由之门。当众人对他恭贺时，他热泪盈眶地说： ‘主耶稣，历史在祢手中，我们不过是祢手中的器皿。’ 随后，他们一群人又继续推动奴隶解放的法案，直到1833年，黑奴才完全自由。”[8]

张文亮也在《兄弟相爱撼山河》一书中论到此事： “1833年7月25日，议院传来‘奴隶解放法案’已经二读通过了，威伯福斯说： ‘我感谢主，今天我可以活着作见证，英国愿意为了黑奴自由，付出二千万英镑。’ ”[9] 那一天，70万个英国奴隶真正得到了释放！ 

威尔伯福斯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另译“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的墓志铭有一段是如此写道： “温暖的仁慈，以及普世的公正，地上添了他这一个基督徒生命，永恒不变的雄辩口才。在每一个公共事务层面上，他如此卓越；在每一个公益运动里，他是马首；不论是在当时或在属灵上，他解围了那时人们的需求；凭着永不气馁的努力，借着神的祝福，这份努力除去了英国贩奴的罪恶，并预备了一条解放奴隶之道，铺在大英帝国的每一个属地之上。”[10]

如果没有圣经教导和基督信仰的影响，历史上就没有威尔伯福斯为主耶稣而极力反对奴隶制度；没有他对废除奴隶制度所展开的奋斗，今天很可能奴隶仍然充斥着整个英国本土及英国海外属地(殖民地)。[注： 当然，在废除奴隶制度方面，也不是单靠威尔伯福斯一人的力量，因为他聚集了一班与他志同道合的福音派人士一同作战；其中最著名的有七位，他们就是所谓的“克拉彭联盟”(The Clapham Sect)。有关威尔伯福斯和“克拉彭联盟”为废除奴隶制度所做出的种种努力，请参本文附录一]

(E。2)  美国的林肯(Abraham Lincoln，1809-1865)

林肯是美国第16任总统(1861-1865)。他深信当时盛行的奴隶制度是不合圣经的原则，所以上任总统后，便立志废除奴隶制度，解放美国黑奴。为此爆发美国内战——南北战争(1861)。他采取革命性措施，颁布“解放宣言”(1862)。经过无数的困难和阻挠，林肯的北方军队至终取得战争的胜利(1865)，林肯本人却在战后被暴徒枪杀。无论如何，因着他的努力，美国黑奴重获自由。

林肯曾向国人发表第二任就职演说。这篇讲稿刻在林肯纪念堂里，其中有一段如此表示：

“全能者自有其旨意。… 如果我们假设，美国奴隶制度乃是众罪之一，而当祂(全能者)定意除去这个制度的同时，引发这一场可怖的南北战争… 我们诚挚地盼望 — 热切地祷告 — 这场惩罚性的战争，得以迅速地远离我们而去。

“然而，如果神定意让战争持续下去，直到我们从所有奴隶在250年间没有报酬、困苦劳动之下所累积的财富被毁去，及直到每一滴皮鞭上的血迹被报之以刀下每一条冤魂，就如同我们在3千年前所说，而今天仍要再说的那样： ‘主的审判确实，合乎公义。’ …… 不以恶待人，而以仁慈相处。

“当神开启我们的眼，得见公义时，我们必须持守公义。让我们全力以赴，完成我们的工作，医治国家的创伤。承受战争所带来，并予以照料那些寡妇、孤儿，不忘关怀他们 — 对于那些可以达成公义，让我们中间享受永远和平的事情，我们必须全力做好。”[11]

从这篇讲词中，我们不难发现林肯对废除奴隶制度和改革社会的动力，乃源自圣经所赋予的公义感与仁爱之心。

(F) 总结

虽然使徒保罗和其他圣经作者没有直言要废除奴隶制度，但也绝不能以此断言圣经支持奴隶制度，或圣经不理奴隶的悲苦。从旧约圣经，我们看见神在律法中教导人如何善待奴隶，也给希伯来奴隶重获自由的机会。

到了新约时代，神借着使徒们在圣经中，多方教导人要如何以爱相待，因神并不偏待人。神的优先顺序是先改变人心(教导人悔改重生，得着新的生命)，然后才改变社会种种不人道的制度[有关这点，请参本文附录一]。因为若人心不改，即使废除了奴隶制度，残暴邪恶的人仍然可以再创另一种制度，来欺压和剥削他人(正如今日在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的社会，仍有许多欺压员工的案例)。

“人心的改变”是废除奴隶制度的关键所在。保罗在写给腓利门的信中，论到奴隶阿尼西母时，说道： “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兄弟… 你若以我为同伴，就收纳他，如同收纳我一样”(腓利门书16-17)。“这是… 最具革命性的观念——一个奴隶，一个原本仅被视为‘活的工具’的人，却也可以是一个亲爱的弟兄。… 如此简单的一句话… 融化了奴隶的脚镣，就像冰柱在东升的太阳面前被融化了一般。”

更甚的是，历史证明那些极力推动废奴法令的人士，主要都是基督徒。诚如甘雅各博士所指出，在1835年，全美废止奴隶制度协会中的三分之二成员，都是一些传福音的牧师。众所周知的是，那些“地下铁道”的领导者，皆是贵格会教派的信徒(基督徒)。林肯总统信仰基督，更是一件十分确定的事，因他的著作充满了引用的经文。[12]

简之，圣经和基督信仰绝不支持虐待奴隶的行为，反而借着改变人心而在多处推动废奴法案，最终成功立法废奴，除掉这邪恶的制度。因此，在废奴的漫长艰苦道路上，圣经和深受它影响而极力推行废奴运动的基督徒们，可谓功不可没。

附录一：废除奴隶制度的功臣——威尔伯福斯

(A) “克拉彭联盟”的八勇士

可怕的“奴隶制度”——无人能算出有几千万的人像条狗似的，毫无尊严的死在这个古老残暴的制度下！ 单单在非洲，至少有1千5百万人被掳到伊斯兰国，1千万人被卖到欧美大陆去当奴隶。谁来为黑奴申诉呢？谁来为他们解开奴隶制度的枷锁呢？是神！ 是那位赐下圣经的真神在英国兴起八个年轻基督徒，即威尔伯福斯(另译“威伯福斯”，William Wilberforce，1759-1833)与他七个基督徒朋友。

这七个关心黑奴的基督徒朋友常到威尔伯福斯在克拉彭(Clapham)的家中聚会，[13] 一同讨论如何解放黑奴。这八人团体于1787年底，发展成历史上著名的克拉彭联盟(另译“克拉朋联盟”，Clapham Sect)。[14] 此八位英国国会议员虽来自不同的背景、专长、党派，却因着相同信仰而共同奋斗36年，以立法的程序，挣断了邪恶的奴隶制度，解救了千千万万的黑奴，至终将邪恶的奴隶制度从欧洲各国中逐步废除。当代大布道家兼卫理公会创办人卫斯理(John Wesley，1703-1791)曾为这批常聚在克拉彭的八位年轻政治家代祷： “因着你们的兴起，愿这整体的见证使上帝的旨意行在议院，如同行在天上。” 八人当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莫过于劳苦功高的威尔伯福斯。

(B) “废除奴隶制度”的努力

威尔伯福斯看清神的旨意是要废除奴隶制度，便提出“禁止奴隶贩卖法案”，在议院中大声疾呼道： “奴隶是文明的耻辱，这个衡量的尺寸，不是为我个人的利益，而是，我相信，唯一准确的尺寸，是来自政治之上有一个更高的原则，那就是圣经！ 圣经说： ‘不可杀人。’ 而我们国家的经济利益，却是建立在黑奴的捕捉与无情的贩卖，有多少黑奴惨死其中！ 短暂的经济利益，模糊了非洲丛林的悲哀，麻木了对运奴船罪恶的指控；这种少数资本家的利益，源源不断的祸害和天谴，将一直随着我们的国家。各位，现今的贸易行为，将给未来种下多少祸果，我们的议会，必须回到我们的良心与公义的法则——圣经。”[15]

顿时，议院中的反对声炮火连天，也有不少议员因着不想得罪手握巨大权势财力的贩奴者，而不敢表态支持。经过多日的争辩，1790年威尔伯福斯的“禁止奴隶贩卖法案”在票数悬殊的情况下惨遭封杀。

1791年，英国在大西洋的殖民地有黑奴群起抗议主人的虐待，反对者借题发挥，把矛头指向威尔伯福斯，谴责他“不当言论造成国家动乱”。在四面楚歌之际，87岁的卫斯理写信鼓励他：  “这是一个特别需要祷告的时候，愿主把祷告的灵赐给你，使你的心超越这一切的反对。人的反对与邪恶都不能腐蚀你在基督面前所立的志向，愿主帮助你。”

威尔伯福斯在1791年4月17日写下一个祷告： “愿主耶稣赐我智慧、力量与辩论的能力… 我再一次把自己放在祢的手中。如果我嬴了，荣耀归于祢，如果我输了，愿祢的旨意成就。”

在议院中，威尔伯福斯重提废奴议案。有议员以废除奴隶制度将危害国家经济为理由而大力反对。威尔伯福斯反驳道：  “经济是很重要，但是经济只是人类的仆人，不是主人，如果把经济自由绝对化，人类的道德就荡然无存。废除奴隶买卖，不是要打击经济，而是要降低经济对大多数弱势族群的绝对主宰性，把人的价值重新带回上帝面前。”

又有一位反对者强辩说，蓄奴是要帮助黑人，把他们从非洲森林带出来，给他们更好的生活。威尔伯福斯反辩： “如果是帮助，为什么不在黑人的本地本乡给他们改善生活、教育、工作、食物、衣服，而要把他们带出为奴？你必须扪心自问，这难道不是罪恶吗？” 辩论结果投票，反对票88比75票，议案仍未获得通过。

威尔伯福斯和克拉彭联盟在英国国会下议院不断地努力推动废奴法案

1792年，克拉彭联盟的弟兄们继续在下议院为废奴法案竭力的争辩。经过激烈的争辩，结果通过了“逐渐废除贩卖奴隶法案”(Gradual Abolition of the Slave Trade)。隔年(1793年)，威尔伯福斯把“逐渐废除贩卖奴隶法案”带到上议院提出，但上议院的贵族爵士们当中，有不少人暗中与贩奴集团勾结，便站起来大声反对。威尔伯福斯对此反应早就心里有数，他事后写信给朋友道： “…我发现整个局势是控制在一群集体犯罪的人手上… 在议院里我会更仔细的分析、解释议案的动机与缘由。为了说服他们，我会不惜政治前途与个人情感。”

1793年5月，威尔伯福斯再向下议院提出新的法案： “外国奴隶法案”(Foreign Slave Bill)，禁止英国船只运送黑奴到其他国家。这法案遭到绝大部分议员的反对，威尔伯福斯较后更收到英国国防部长的来信警告，要他收声。然而，克拉彭联盟的弟兄们并不灰心，一致决定再提这法案，并给予更多合情合理的理由，可惜还是遭到多数票的否决。

1794年，激进反对的议员开始对威尔伯福斯展开攻击，在约克郡召开群众大会，挑战他前来辩论。没料到威尔伯福斯竟然单刀赴约，骑着马车奔驰了三天两夜风尘仆仆的路程，抵达目的地。他上台讲了一场精彩的演讲，句句简短、清楚、合理、有力，获得群众报以如雷掌声。事后，威尔伯福斯在日记上写道： “任何成就，我都看为小事，我很清楚，我的政治生涯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废除奴隶制度，并且为此尽心竭力。我若有什么成就，那是上帝的高举。哦！ 主啊！ 我愿成为祢手中的器皿，来拦阻邪恶的事。”

(C) 全心靠主不靠政治力量

1793年，英国宣道士开始踏入印度宣道。之后，许多纠缠在印度宗教和文化的习俗开始曝光，如陪葬(寡妇需与死去的丈夫一起烧死)、神庙里的童妓等等，成为英国议会讨论的课题。又传来宣道士和基督徒受到印度教僧侣迫害的消息，结果有狂热基督徒呼吁英国派兵去保护那里的基督徒，毁掉一切的偶像。可是威尔伯福斯与克拉彭联盟的弟兄经过慎重考虑后，反对用政治力量保护异教文化下的宣道士与基督徒。他们反对英国派兵进行“圣战”，以免基督徒在殖民地成为新的特权阶级。

威尔伯福斯在写给法学家厄斯金(Thomas Erskine)的信中指出： “很多基督徒，在考虑基督徒的安全上，太依赖政治的力量，而忽略上帝的力量。我知道印度的基督徒，将长期生活在印度婆罗门教，与印度守护大神毗瑟拿(Vishnu)的阴影下，我仍然相信真正的基督信仰，是只相信耶稣基督的保护，而不在乎政治力量的保护。成为大国易有一个试探，以为大英帝国的政治保护，会比上帝全能者的保护更安全。”

1813年6月23日，威尔伯福斯在会议上说道： “基督徒为什么不需要政治力量的特别保护？因为历代以来，真正传递基督信仰的真信徒，是一群这世界所不配有的人，所以也不需要这世界特别的保护。这些人永远是符合耶稣所说的： ‘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路6：20)。就世上的哲学看来，基督徒永是被轻弃之人；在政治上，基督徒是没有什么价值的人 … 。基督徒如果非要政治的保护才能安心，他该认识政治的保护与耶稣基督的保护有一些实质的不同。前者是要接受强权之下的管制，基督的保护却是他生命大能下的自由。”

威尔伯福斯又说： “我永远反对组织基督徒来对抗宗教问题，我们需要的只是忍耐，与公共政策上的实施。” 他强调： “基督信仰应该是对别人没有强制性的宗教，因为属基督的事，只有在有基督生命的人才能做成。”

(D) 实践耶稣基督的教导

威尔伯福斯不仅相信圣经是唯一的真理，也实践耶稣基督在圣经中的教导。当有人提出大英帝国应使用她强大的政治与军事力量，逼使各国废除奴隶制度，威尔伯福斯表示反对。他认为废除奴隶的关键应在国际会议上，而不在武力的胁迫下。他提倡“国际会议”，让各国代表以理想、和平立约之法来废除奴隶制度。他说：

“尊重别国的主权，是国际外交最重要的伦理。没错，英国是强国中的强国，但是以长远的眼光来看，强国不是在国际外交中夺取更多的政治、经济利益，而应该为维护国际的秩序与稳定而努力。这才符合耶稣所说： 施比受更为有福(徒20：35；参阅 太10：8)。… 在人类历史上，凡以武力胁迫他国就范的强国，其行为带来的，绝非长期的福祉，而是不少的灾害。真正的强国会关怀其他弱小的国家，视列国为共同体。国际外交不是输出武力，不是输出竞争，而是能够回到‘施比受更为有福’的圣经真理中。”

1815年维也纳和平会议上，欧洲各国签署了“废除贩卖奴隶条约”。过后，克拉彭联盟的法律大师斯蒂温提出“奴隶登记法案”(Registry of Slave Bill)，要蓄奴者为所有奴隶进行注册登记，以便更有效地杜绝非法贩卖奴隶的活动。此法案引起英国各处的蓄奴者强烈反对。但威尔伯福斯硬要提这法案。那些财力雄厚的蓄奴集团大怒，扬言要买通刺客谋杀他和他的盟友，也出钱买通著名作家著书诋毁威尔伯福斯。

威尔伯福斯不为自己争辩，面对周围毁谤，他说： “一个基督徒在任何环境中，要像农夫栽种善良、温柔的种子；常常靠着主耶稣基督，保有一颗温柔、喜乐的心，是医治政治界伤害的最佳良药。… 蓄奴者虽然攻击我，但我不攻击他们。因为我看清蓄奴是一个罪恶的制度，蓄奴者也是罪恶制度下的受害人。”

威尔伯福斯深信政治革新和社会关怀，必须建立在忠于圣经真理的根基上，使人因信福音而得救，依靠内在基督的力量活出新的生命，而非过于依靠外在政治的力量。他表示：

“只有耶稣救赎的真理，才能改变人的生命，只有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前，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尊。… 我们看到信主后的黑奴，福音给他们生命中带来的改变，使他们要求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又愿意学习语言、技艺，与关怀周遭的环境。福音不是一下子解开禁锢之环，而是慢慢的把禁锢之环腐蚀溶解掉。… 我慢慢看清楚，不应该在第一代黑人基督徒中要求参与政治改革，而是应该等下去，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 … 黑人会有自己的聚会、自己的教堂、自己的牧师，会由圣经的真理逐渐体会文化、政治、社会改革的需要。… 至于我们，仍应忠于上帝在政治改革上给我们的呼召，撒网的渔夫不能远离他的鱼群。”

(E) “奴隶解放法案”的通过

无情的岁月带走充沛的体力与精神。威尔伯福斯的弱视症、结肠炎，长期压力造成的胸口痛，使他的腰部逐渐承受不了体重而上半身向前倾。医生只好在他的胸口挂一个皮革包裹的铁框，支持他的上半身。威尔伯福斯末了的10多年，每天要挂着这个铁框才能走动，但他写道： “这个铁架使我随时想到自己原是多么软弱，在忙碌中我需要缓和我的脚步。喔！ 感谢主耶稣的恩典 … 我年纪愈大，愈能感觉到耶稣的带领是那样的细腻。”

他每天以箴言4：11为祷告，求主“指教我走智慧的道，引导我行正直的路”。他一生最喜爱的圣经节是： “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4：6-7)。[16]

1833年7月25日，议院传来奴隶解放法案已经二读通过了。在这法案下，英国政府愿意付钱给蓄奴者，以解放他们手下的奴隶。年迈的威尔伯福斯听到这消息后，微笑说道： “我感谢主，今天我可以活着作见证，英国愿意为了黑奴的自由，付出2千万英镑。”

1833年7月28日深夜，威尔伯福斯的妻子和儿子亨利，听到躺在床上的威尔伯福斯在喃喃自语。他喃喃说道： “我觉得我的身体快不行了。” 亨利说： “但是你的脚是立在那永远稳固的盘石上。” 威尔伯福斯笑了一笑，谦虚地说： “但愿如此。” 隔天凌晨3点，当他歇了世上的劳苦，进入天家的安息时，他能肯定的说“是”了。这不是可悲的结束，而是荣耀的开始！[17] 

[1]甘雅各、杰利纽康合著，林怡俐、王小玲合译，《如果没有耶稣？》(台北： 橄榄基金会，2001年)，第33-34页。

[2]唐佑之著， 《韵律与和声——利未记献祭与节期》(香港： 真理基金会有限公司，2004年)，第117-118页。

[3]Peter T。O’ Brien 著，《腓利门书》，转引自陈惠荣、吴问宪主编，《证主21世纪圣经新释II》(香港： 福音证主协会，2000年再版)，第1376页。

[4]陈终道著，《新约书信详解》(香港： 金灯台出版社，1997年)，第622-623页。

[5]甘雅各、杰利纽康合著，林怡俐、王小玲合译，《如果没有耶稣？》，第34-35页。

[6]上文改编自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2005年)，第483-504页。

[7]《如果没有圣经？》，第91-94页。

[8]徐新生著，“时代的良知——威伯福斯”。载 彭海莹编辑，《旷野跨世纪小百科(20)： 政治民主》2000年4月号，第75页。

[9]张文亮著，《兄弟相爱撼山河 — 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1997年)，第242页。

[10]  同上引，第94页。

[11] 摘自“Speeches and Presidential Addresses，1859-1865”(New York： The Current Literature Publishing Co。，1907)，第5册，第224-225页。

[12] 甘雅各、杰利纽康合著，《如果没有耶稣？》，第36页。

[13] 克拉彭(Clapham)是英国伦敦西南部一地区。

[14] 除了威尔伯福斯，克拉彭联盟的另外七人是： 文学家克拉克森(Thomas Clarkson)、擅长管理财务的富商夏普(Granville Sharp)、经济学家桑顿(Henry Thoronton)、人事管理专才格兰特(Charles Grant)、擅长外交的艾略特(Edward James Eliot)、教育专家麦考利(Zachary Macaulay)和法律学家斯蒂温(James Stephen)。

[15] 张文亮著，《兄弟相爱撼山河——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1997年)，第48页。

[16] 同上引，第231-232页。

[17] 同上引，第242页。以上附录摘自《家信》文章，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法政捍卫者三废除奴隶制度的功臣-威尔伯福斯/ 。此文章主要改编自 张文亮著，《兄弟相爱撼山河——威伯福斯与克拉朋联盟》(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1997年)。

圣经的无误和可靠(十七)： 圣经的伦理(下)： 圣经的妇女观

(A) 热门的话题

Alexander Strauch

圣经的妇女观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话题。人们对此话题深切关注，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妇女(女性)受歧视的状况至今在许多国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变。斯特劳奇(Alexander Strauch)写道：

尽管在一些国家里，妇女们(女性)已经在各方面获得了巨大的进展，然而，“世界上许多地方仍然存在着针对女人的战争。” 1993年的世界人权大会宣告，“对女人的强暴正在世界范围内蔓延。” 联合国秘书长安南(Kofi  Annan，1938-2018)在向常务委员会作报告的时候这样说： “对女人的强暴已经成为最普遍的人权侵犯；而这种侵犯不受地理、文化和财富的影响。”

安南 (Kofi  Annan)

1993年联合国人权发展报告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对待女人像它对待男人那样好。” 全世界的女人比男人遭受更大程度的贫困。世界上三分之二的文盲是女人。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女人不能拥有基本的人权，他们被歧视、被强迫做低技能、低收入、超负荷的工作。即使在现代化的发达国家里，离婚使女人们承担起养育儿女的主要责任，并通常使她们比与他们疏离的丈夫们更贫困。

对年轻女性的性骚扰、强奸，以及对妻子的殴打现象，在全世界蔓延，而且此事实被严重地掩盖着。在菲律宾、泰国、印度，强迫年轻女子充当妓女的事，几乎长期不被查问；同时，一个贩卖女童工的跨国工业正在成长中。在印度(特别在印度北方)，焚烧新娘的事继续进行着。每年有超过九千个新娘被他们的丈夫或公公婆婆所杀害，这些丈夫或公公婆婆是为了再多收取一份嫁妆。在非洲的某些地方，为了抑制年轻女子未来的性需求，她们被强迫割掉生殖器(女性阉割)。另外，在世界各地，色情图像和制品的泛滥，使所有女性都受到侮辱；因为这些图像在男人的脑海里，生动留下了“女人只是性满足的对象”的永久印象。

在阿富汗，对女人的约束简直超乎想象。女人不能接受基本的、人道的治疗、护理和教育。在没有男性家人的陪同下，她们甚至不能出入公共场所，而且她们必须从头到脚遮盖自己。伊斯兰教的士兵们可以用死亡来威胁任何一个敢于斥责不公正的女人。那里的情况是如此恶劣，以致人们称之为“性别隔离地带”。

然而，对女性最大的强暴和轻蔑，乃是对女婴的残杀和对女胎的堕胎。现代化的科学技术，为中国、印度这样的第三世界国家的父母们，提供了测试胎儿性别的手段，以方便他们弃掉不想要的女婴。…… 据估计，在东南亚，由于残杀女婴、产妇的高死亡率，以及对营养和健康的忽视，“大约有一亿的妇女正在‘消失’ ”。这样的统计资料，应当使我们痛心流泪，借用《时代周刊》的话说，“在这个地球上，对女人友好的地方越来越少了。”[1] 在这样的情景下，圣经关于妇女的地位和职责的论述，自然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

(B) 女权神学 (Feminist Theology)

Phyllis Trible

女权神学(Feminist Theology)是源自妇女解放运动的神学反省，近年备受重视。妇女解放运动已有几百年的历史，但在社会上形成一股力量、使人正视妇女批判的意识和看事物的方法，还是20世纪中叶的事。女权神学就是从女性的角度释经和从事神学研究。美国的女权主义圣经学者崔保(Phyllis Trible，生于1932年)认为，女权主义有三种研读圣经的方式。第一种专注于那些她们认为显示以色列女性地位低下、被错待的经文；第二种是在此背景下，发掘那些对父权制提出批判的经文；第三种则介于前两种之间，以怜悯的角度重述发生在女人身上的悲惨故事。

按照第一种方法，旧约圣经的一些律法被认为是歧视女性的：  

女性被视为男性的财产(出20：17；申5：21)，无权支配自己的身体。男性期望他所娶的妻子是处女，但他自己却不需要保有童真。一个妻子若在婚前犯了通奸的罪，便是干犯了他父亲以及丈夫的荣誉及势力，应被石头打死作为刑罚(申22：13-21)。尤有甚者，女性没有权力提出离婚(申24：1-4)，更没有权力拥有财产。女性无权任职祭司，被视为远较男性更不洁净(利15)。女性的金钱价值也较男性低(利27：1-7)。… 有些人视圣经为历史文献，没有任何持续的权威，因此应当被淘汰。

第二种方法反其道而行之，努力挖掘被人忽视的、提升女性地位的经文。比如，那些将神描写为“母亲、接生婆”的经文： “你轻忽生你的磐石，忘记产你的神”(申32：18)；“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亲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诗22：9-10)；“锡安说： ‘耶和华离弃了我，主忘记了我。’ 妇人焉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不怜恤她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赛49：14-15)。又如，以色列的伟大先知摩西出生后，他的姓命得以被存留、能继续吃他母亲的奶，并且日后又能在埃及的皇宫接受精深的教育，这一切，是由几个女性(两位接生婆、摩西的母亲和妹妹，并埃及的公主和她的婢女们)在没有男性的帮助下独立完成的(出1：8-2：10)。崔保指出，类似这样的发现，是支持女性的，固然令人振奋，但是这种方式既不否定也不忽视第一种方法提出的《圣经》歧视女性的证据，只能成为一种“馀民神学”(remnant theology)。[2]

Elisabeth Moltmann-Wendel

德国的女性神学代表人物伊丽莎白·温德尔(Elisabeth Moltmann-Wendel，1926-2016)也发掘出很多支持女性的经文。比如，她认为神赐给以色列人的流奶与蜜之地，“是对女性文化价值尺度的回忆，因为乳汁是母亲的产品，蜂蜜来自雌蜂国。” 她还指出，耶稣基督打破了笼罩在东方女性头上的种种禁忌。例如有血漏的妇人，是被视为不洁净、当与世隔绝的，但主耶稣医治了她(可5：25-34)；耶稣用手摸病妇、治好了彼得的岳母(可1：29-31)；祂还拉着睚鲁已死的女儿之手，叫她复活(可5：35-43；路8：41-42，49-56)。伊丽莎白·温德尔认为，“神是站在弱者、穷人、女人和被剥夺权力者的那一边”，“神就在女人们生活着并确立其价值之处”。

对于圣经中与之不协调的经文，伊丽莎白·温德尔用“圣经是以男性为中心进行编辑的”的观点来解释。其中一个例子是对“保罗那著名的闭口戒律”，“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林前14：34)的处理。伊丽莎白·温德尔认为，这戒律不可能出自保罗，因为保罗曾宣布，在基督里，再没有男人和女人的区分(加3：28)；这条戒律很可能是“入侵者”，被他人归到《哥林多前书》里的。[3]

可见，女权主义的第二种解经方法，虽不像第一种方法那样完全否定、扬弃圣经，但却认为圣经中参杂着“以男人为中心”的圣经编辑者之偏见。也就是说，这两种解经的方法都认为圣经是有错误的。

(C) 福音派的妇女观

在笃信“圣经无误”的基督徒当中，对于圣经关于男女角色的论述，至今仍有争议。斯特劳奇指出，在这场争论中，主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即所谓的“男女平等互补论”(complementarianism)和“男女平等平权论”(egalitarianism)：[4]

“男女平等互补论”认为，神创造的男女在人性、尊严、价值上都是平等的，同时又存在着互补的差异。神设计男人成为丈夫、父亲、供应者、保护者，是家庭的元首(头)和教会的领袖；神设计女人成为妻子、母亲、养育者，积极地帮助男人并顺服男人的领导。

“男女平等平权论”则认为，神既平等地创造了男人和女人，那么他们在事奉中就拥有同样的机会；教会的领导和教导的权利，应该由属灵的恩赐和能力来决定，而不应该由性别来决定。他们还认为，女人在婚姻中的顺服和在教会事奉中受到的限制与男女平等的教导是不协调的，他们认为“男女既平等又有别”的论点本身就是矛盾的。

事实上，关于女性的地位和事奉的分歧，恐怕并不止这两种观点。这些分歧不是发端于圣经的教导本身，而是在于对这些教导的不同诠释。[5] 尽管有种种分歧，福音派学者认为，圣经的教训与性别歧视并没有必然联系。碧琴(M。Beeching)指出：

从希伯来的律法，我们看见人要尊敬(出20：12)、孝敬(利19：3)和听从母亲(申21：18-21)。母亲在家庭中享有应有的地位，她要替孩子起名，并负责他们的早年教育。不管所生的婴孩是男是女，她都要为得洁净而献上同样的祭牲(利12：6)。她出席宗教的敬拜仪式，另献上供物为祭。她若希望离俗敬拜耶和华，也可许拿细耳人的愿(民6：2)。[6]

女人在安息日可免做工(出20：10)；如被卖作奴隶，到第七年可和男人一样重获自由。如无子嗣，女人有权继承产业成为地主。

青年男子都会受到劝导，要跟同支派的女子结婚，免得他们的妻室引诱他们离开耶和华，不再事奉祂。

尽管一夫多妻的情况相当普遍，但一夫一妻仍被视为最理想的样式；耶和华与以色列的关系就常比作男人与妻子的关系。

康恩(H。M。Conn)也指出，在希伯来宗教中，除祭司一职外，其他皆允许女性参与，如女先知(王下22：14；尼6：14)、女士师、女智者(士5：28-29)，甚至女统治者(王下11：3)；希伯来宗教不允许女人当祭司，可能因为当时周遭有女祭司的异教，往往牵涉生殖崇拜和庙妓等淫邪活动。

(D) 神在圣经中重视女性

此外，无论旧约或是新约圣经，都记载了很多杰出的女性，证明神重视女性。例如：

摩西出生时，冒死拯救他的几位伟大女性(两位接生婆、摩西的母亲和妹妹，以及埃及的公主和她的婢女们，出1：8-2：10)。

摩西、亚伦的姐姐米利暗是著名的女先知，她虽因嫉妒摩西而犯错(民12)，神也惩罚了她(民12：10；申24：9)，但以色列人没有忘记她，神后来也借着先知的口论及米利暗： “我曾将你从埃及地领出来，从作奴仆之家救赎你；我也差摩西、亚伦和米利暗在你前面行”(弥6：4)。

帮助以色列的探子安全撤离的妓女喇合(书2：1-22；6：22-25)。

率领以色列人治服民族仇敌、迦南王耶宾的女士师底波拉(士师记4和5章)。

以色列人家喻户晓的摩押女子、后来成为大卫王曾祖母的路得那动人的爱情故事(路得记1 – 4)。

大卫王朝两位有聪明智慧的妇人，一位以言词感动大卫允准他的儿子押沙龙返回耶路撒冷(撒下14：1-23)，另一位用智慧劝说人们取了叛乱的示巴之首级，拯救了亚比拉全城(撒下20：1-22)。

与耶利米、西番雅同时期作先知的女先知户勒大，为约西亚王统治期间在圣殿发现的书卷作鉴定，终于引发了圣殿改革，重新确立了圣经在以色列信仰中的地位(代下34：14-33)。

那位顺服神、从圣灵怀孕生下救主耶稣的伟大女性马利亚(路1：26-38；2：1-19)。

当主耶稣行了割礼、马利亚满了洁净的日子之后，主耶稣被带到圣殿献与神时，“不离开圣殿，禁食祈求，昼夜事奉神”的八十四岁女先知亚拿，“进前来称谢神，将孩子的事，对一切盼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说”(路2：21-38)。

“希律的家宰苦撒的妻子约亚拿，并苏撒拿，和好些别的妇女，都是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门徒”(路8：3)。

腓利的四个女儿都是说预言的(徒21：8)。

保罗在欧洲传福音，第一个信主的是腓立比城买紫色布匹的妇人吕底亚(徒16：14)。

百基拉和亚居拉向亚波罗讲解圣经

亚波罗是满有学问的“大人物”，最能讲解圣经。当他在以弗所的会堂里放胆讲道时，百基拉和她的丈夫亚居拉就把亚波罗接来，更详细地向他讲解神的道(徒18：23-26)。这对亚波罗的帮助很大，使他后来在哥林多讲道时更有能力，以至教会中有人说他们是“属亚波罗的”(林前1：12)。此外，百基拉和她的丈夫亚居拉在自己的家里有教会(罗16：3-5)。

保罗在罗马书第16章的问安中，多次问姐妹的安，而她们有的是与保罗同工的。

(E) 圣经显示主耶稣善待女性

主耶稣在传道期间，对女性的关怀、爱护、拯救，也是值得关注的。在主耶稣的时代，犹太人与撒玛利亚人素不往来。主耶稣不仅主动与撒玛利亚的妇人谈道，而且此人还是一位名声不好的女人！ 主耶稣的超常行为，甚至连祂的门徒都感到稀奇(约4：7-42)。另外，主耶稣从抹大拉的马利亚身上赶出七个鬼(路8：2)，她后来成为主耶稣的忠实追随者(可15：39-41)。

主耶稣和马大、马利亚、拉撒路一家保持亲密的关系(约11：1-44)。马利亚更是一位真诚爱主的姐妹。她把极贵重的香膏浇在主耶稣头上，是为安葬主耶稣(太26：6-13；可14：3-9；约12：1-8)。对此，主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行的，作个纪念”(太26：13)。毫不夸张地说，普天之下，没有任何一个男人能享此殊荣。伊丽莎白·温德尔曾表示，女人们跟随主耶稣，冒着生命危险伺候主基督，她们预感到主耶稣的死亡及其意义，她们“是弥赛亚(基督)奥秘真正的知情人”。

主耶稣被钉十架时，男性门徒大多仓惶四散，陪伴在十字架旁的，主要是妇女们(可15：39-41；约19：25-27)。妇女们亲眼看见主耶稣被安葬(太27：59-61；可16：46-47；路23：55)；安息日后的第二天(七日的头一日)，首先去探墓的也是妇女。因此，抹大拉的马利亚有幸成为见到复活之主的第一人(可16：9)！ “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罗4：25)。主耶稣的受难和复活，是基督信仰的根基与核心；而“成为主耶稣死亡和复活传统的真正担当者”和历史见证人的，正是一群妇女。

按使徒行传的记述，主耶稣复活后，妇女们与其他追随主耶稣的人一起“恒切祷告”，并在五旬节那天，与男性基督徒一起领受了圣灵的洗和能力(徒2：1-4)。此外，约翰马可的母亲马利亚的家，可能是耶路撒冷教会的中心(指耶路撒冷的信徒经常聚集祷告和讨论事务的地方，徒12：12)。

实际上，主耶稣所看重的不是性别，而是人所持的信心。主耶稣曾说： “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 就伸手指着门徒说： “看哪！ 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太12：48-50)。主耶稣还石破天惊地宣告说，妓女和税吏要比宗教领袖先进神的国(太21：23-32)。由此可见，在主耶稣看来，人的价值不取决于性别，而在于对神所持的信心。 

(F) 圣经并不歧视女性

(F。1) 再思被认为歧视女性的旧约经文

康恩(H。M。Conn)在“妇解神学”(Feminist Theology)一文中指出： 

圣经整体信息的中心，不是以“父权主义”或“人人平等”为核心，其核心乃是神的盟约(covenant)，以及神对人类和一切受造物的救赎(redemption)。圣经给人的定义，就是人人都是按“神的形象”(the image of  God)创造的(创1：27)。这个“定义”其实就是一个呼召，要我们服事神，并且彼此服事；它的核心远超过男人和女人哪一个应该作主的问题，而进入盟约的生命里去。

对于旧约中的一些律法条文，应仔细分析，不要轻易得出有“性别歧视”的结论。例如，关于产妇的洁净礼，律法是这样规定的：

耶和华对摩西说： “你晓喻以色列人说： 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她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要家居三十三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她若生女孩，就不洁净两个七天，像污秽的时候一样，要在产血不洁之中，家居六十六天。满了洁净的日子，无论是为男孩，是为女孩，她要把一岁的羊羔为燔祭，一只雏鸽，或是一只斑鸠为赎罪祭，带到会幕门口，交给祭司。祭司要献在耶和华面前，为她赎罪，她的血源就洁净了。这条例是为生育的妇人，无论是生男生女。她的力量若不够献一只羊羔，她就要取两只斑鸠，或是两只雏鸽；一只为燔祭，一只为赎罪祭。祭司要为她赎罪，她就洁净了。”(利12：1-8)

Walter C。Kaiser。Jr。

有人认为，妇人生女孩不洁净的日子和家居的时间(共80天)比生男孩的(共40天)长一倍，是重男轻女的表现。但是，这种观点是缺乏根据的。首先，沃尔特·凯泽(另译： 华德凯瑟，Walter C。Kaiser)指出，妇人生了男孩、不洁净七天后，第八天就要给男孩行割礼，就洁净了，洁净仪式可缩短为正常“不洁净”时间的一半。其次，吴国安指出： “许多有生产经验的妇女说，她们生女孩之后，在身体和精神上远比生男孩虚弱和疲劳；并且下体不洁净的时间也较长，远不如生男孩恢复得快。” 因此，妇人生女孩不洁净的日子和居家的时间比生男孩长，可能反映了妇人的实际生理状况和需要，不是人对女婴的歧视，而是神对产妇的体贴和眷顾。第三，无论生男生女，产妇向神献的祭都是一样的。这表明男婴、女婴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

杨牧谷指出，“旧约的社会是个父系社会，这是无可置疑的，但旧约不仅反映出这样的社会结构，有些地方是公然挑战这种结构的合理性。” 从这个视角来理解某些旧约的律法是更为合理的。

神在西乃山(西奈山)向以色列人颁布的十条诫命中，第十条是这样说道： “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俾、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出20：17)。人们不可因此就断言说《圣经》把女人看作是男人的财产，强化了性别歧视的文化；正像关于离婚的律例不是鼓励离婚而是保护妇女不被随意抛弃一样，这条诫命的要点是保护女性的尊严。

利未记27章1至8节关于还“特许之愿”的规定，人若许愿在会幕事奉，但不能履行所许的愿，就要出价银“买赎”；男女的价银的估价各不相同，年龄相当的男性比女性的估价高。估价不同，是因为他们作的工不同。男性在会幕的事奉主要是杀祭牲，和在旷野拆卸和搬运会幕，十分辛苦。所以，他们“赎买”的价银一定要比女性高。相反，“处于生育年龄的女仆一向比男仆值钱”，可见，价银的不同，是根据作工的能力或价值，而不是根据性别；把这些律例理解为歧视女性是不恰当的。

此外，在当时较不文明和残忍无情的社会里，寡妇(出22：22-24)、战争的女俘虏(申21：10-14)、被诱奸的处女(出22：16-17)常被社会视为边缘人，但她们皆受到旧约律法的保护。

旧约圣经还记载了西罗非哈众女儿的故事(民27：1-8)。西罗非哈没有儿子，女儿没有产业继承权；他的女儿们向摩西申述，摩西求告神，神不仅允准她们承受父亲的产业，而且要摩西把这个特例变成常例： “你也要晓喻以色列人说： ‘人若死了没有儿子，就要把他的产业归给他的女儿。’ ”(民27：8)。

(F。2) 再思被认为歧视女性的新约经文

在主后第一世纪，在犹太人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里，女人不能在法庭作见证，也不许修习神的律法；但圣经特意记载，在基督复活的事件上，向男人见证此事的正是女人，保罗也要女人学习真道(提前2：11)。

以上种种例证显示或体现了一种“闯入的伦理”(intrusion ethic)，即神带领的新秩序闯入社会的旧秩序。[7] 神的启示是累积性的(逐步累积的)，因为神俯就人，按人当时的文化条件，向人显示祂的盟约和救赎目标：

俯就文化不是只让文化来定规启示的内容，它受末世论的目的规范，而成为一种张力，其总意是指向基督，祂是万物(包括我们的社会秩序)的改变者。…女人在基督里面的自由，必须走在当代文化的前头，才能被称作“解放”；但也不能走得太远，以至不能改变当代歧视女人的习俗；整个标准与核心，就是基督为人定下的旨意。

里程在《圣经的权威》一书中认为，保罗著名的“闭口戒律”的理解，也离不开主后一世纪的社会状况。一方面，保罗宣称： “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地、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3：27-28)。多数学者都认为，这段经文是初期教会的信徒受洗时宣读的公式语，是一种新身份和新地位的宣告，不分男女，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体了。但另一方面，保罗又命令道： “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林前14：34)。如果把保罗的教导放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就比较容易化解这种张力。

杨牧谷(1945-2002)指出，晚期犹太教是很轻视女性的。从主前三世纪开始，在会堂里，女人和男人是分开坐的；主后70年圣殿被毁后，在公共场所，女人不能与男人相混的习俗反而加强了，即使在街上，男人也不会与女人打招呼。拉比犹大(Rabbi Judah ben Elai，约主后150年的人)甚至这样说： “我们要一天三次称颂神；赞美祂，因为祂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异教徒！ 赞美祂，因为祂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女人！ 赞美祂，因为祂没有把我造成一个文盲！” 在主后一世纪，犹太男人到会堂是去学习，女人最多只能旁听，而且要坐在一个被隔离的地方，以免被男人看见，令他们分心。

此外，杨牧谷还指出，妇女争取平等的努力，从主后第一世纪开始，便从诺斯底主义(Gnosticism)找到理据。诺斯底主义否定男女有别，甚至反对婚姻和生育。尤有甚者，各种形式的诺斯底主义都提到尝试连接神、人的“居间体”；有人说女人就是这样的居间体。有人甚至说，女人是先于亚当存在的，与天上各灵体交往。主后第二世纪的《保罗行传》记载一名叫特格拉(Thecla)的女人，身穿男装，头发剃光，作宣教士周游讲道(5：40-43)。特土良说，她成为了当时想做教法师和受洗女信徒的榜样。所以，诺斯底主义“牢笼无知妇女”(提前2：11)，引诱他们抹煞男女的区别，甚至要将女性的地位高抬至男性之上。

里程总结道： “在这样的背景下，保罗要妇女的会中闭口不言就不难理解了。… 保罗要女人在会中闭口不言，是不要她们误用在基督里的自由，在外人面前有好的见证，并能维系教会的合宜的敬拜；这与‘性别歧视’是没有关联的。”注： 对于“保罗吩咐妇女在会中闭口不言”一事，里程的解释是以当时文化背景作结论。虽然我们不否认在某种程度上，当时文化背景可能会影响妇女在教会中有不妥的行为，但圣经借保罗对女人如此吩咐，主要是与神所设立的“头权”(headship)有关，请参脚注[8]

(G)圣经提升女性的地位

圣经不仅没有歧视女性，没有贬低女性的地位，事实上，因着圣经的教导和影响，女性的地位反而获得大大提升。让我们举三个例证说明。

(G。1) 圣经使人重视女人的生命

19世纪的挪威籍女宣道士(宣教士)苏菲·罗伊特(Sofie Reuter)和安娜· 雅科布松(Anna Jakobsen)发现当时的中国社会中，残杀女婴是一种极其普遍的习俗。她们于1880年的记事中写道： “一对夫妻若有超过一个或两个女儿，便是特例。如果再生出女孩，就立即将之丢弃。丢弃的方法有很多种： 她可能被丢到荒地，作为野狗或野狼的食物；也可能被父亲带去‘婴儿塔’弃置，在那儿她会因暴露、饥饿和被鸟掠食而很快的死亡。也有人将小婴孩埋在她们所出生的房间泥土地中。如果房旁正好有河流经过的，那么小孩就很自然地被丢入其中。” [9]

然而，按照圣经的教导，女人在神眼中也同样的宝贵： “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即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3：28)。圣经也指明人类(包括男人和女人)都是照着神的形像而造(雅3：9)。由于罗伊特和雅科布松都是笃信圣经的虔诚基督徒，所以她们两人开始每日到遗弃孩子的地点搜寻，从死亡边沿救出一些中国的女孩，将她们抚养长大，并带领她们进入基督信仰的恩福。

寡妇殉葬 (遗孀被活烧陪葬)

古代的印度有个可怕而闻名的仪式 — “陪葬仪式”(称为“寡妇殉葬”，Suttee，)。作遗孀(寡妇)的只能情愿或不情愿地被焚烧在她们丈夫的葬礼柴堆上，以表示自己对丈夫的忠贞。“陪葬”一字本身的字义即是“好女人”，这表示印度人认为能陪丈夫殉葬的，就是一个好女人。不但如此，杀婴 — 特别是杀女婴 — 在19世纪前的印度也是很普遍的习俗。印度尚有“小寡妇”等的习俗，一当这样的女孩长大后，就送入庙中作为庙妓。[10] 这一切说明女人的生命在古代所谓的“文明古国”(中国和印度)是何等的低贱。 

克理 (William Carey)

但在18世纪末期，英国的宣道士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1761-1834)到印度宣道，发现陪葬和杀婴(特别是杀女婴)在印度是极为普遍的恶俗。克理因受圣经教导的影响，深信女人的生命与男人同样宝贵，所以十分憎恶看到人们将小孩(特别是女婴)丢进海里或河里，以及其他残害女性的恶俗。他便发起和领导废止杀婴、童妓、寡妇殉葬等陋习的运动。为了废除寡妇殉葬的恶习，克理奋斗了25年之久，终于让英国政府在1829年以法律废除了这一陋习。这两个古代仪式——陪葬和杀婴，最终在19世纪初被全面禁止，而这完全是透过宣道士向英国当局积极游说的结果。[11]

在20世纪，Dohnavur团契(注： Dohnavur团契正式成立于1927年印度南部的Dohnavur，为救援收养受害之幼童)的宣道士贾艾梅(Amy Carmichael，1867-1951)[12]与印度的“小寡妇”习俗对抗，带领了许多女孩脱离这种恶俗，并将她们带入基督徒团体的照料中。英国著名传道人司布真(C。H。Spurgeon)曾经提到有一个印度女人对一位基督徒宣道士说： “你们的圣经一定是女人写的。” “为什么？” 对方问道，“因为它说了许多对女人非常仁慈的事，我们印度的学者从不提到我们，只会责备我们。”[13]

(G。2) 圣经使女性广受教育

神在圣经教导有关求学求知的重要时，没有忽略女性。神在旧约中吩咐家长要教导男孩和女孩，“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申6：7-9；也参 申4：9；11：19；箴22：6；弗6：4)。此外，圣经也鼓励女人要勤学真道： “女人要沉静学道”(提前2：11)；“又劝老年妇人…用善道教训人”(多3：2，编者注： 老年妇人必须先学习和熟悉真道，才能以此教训人)。这就说明为何在历史上，最先大力提倡“女子教育”的，不是儒家、道家、佛家等，而是基督信仰，或说笃信圣经的基督徒。许多地方的第一间女子学校，都是由基督徒开办的。

在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下，一般妇女在社会上是没有地位的。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之所以低微，很大程度上与她们普遍没有机会受教育有关。中国妇女素来被视为“女子无才便是德”，不鼓励女子教育，儒释道三教的人士也不关心和提倡女子教育，但由于圣经强调男女平等(加3：28)，并重视女子求学求知(参 申6：7-9；提前2：11)，所以基督徒便大力提倡“女子教育”。1844年，基督徒宣道士在宁波设立了中国境内的第一所女子学校。清末的基督徒刊物 — 《万国公报》也极力主张女权的基础在于女子教育和女学。根据统计，到了1869年，教会学校的4，389名学生中有576名是女生；1876年，教会学校的5，686名学生中，女生已占2，084人。1934年，260间教会中学之中，男校是115间，女校是104间，其余则是男女合校。

此外，在中国的基督徒宣道士和基督徒商人也联合创办不少大学，[14] 并让女性也有权利接受高等教育。1934年，基督徒办的大学共有13所，即华北区的齐鲁(济南)、燕京(北平)、华东区的金陵(南京)、金陵女大(南京)、之江(杭州)、圣约翰(上海)、沪江(上海)、东吴(苏州)、华南区的岭南(广州)、福建协和(福州)、华南女子协和(福州)、华西区的华西(成都)与华中区的华中(武昌)。基督徒办的大学学生人数从1910年的267人，增加到1934年的5，718人，其中有不少是女生，甚至有大学是专为女性创办的，如南京市的女子大学——金陵女大，以及福州的华南女子大学(又名： 华南女子文理学院)。[15]

正如中华民国教育家唐守谦博士(1905年-1998年)所评述，基督教(基督信仰)一向注重办教育设学校。基督信仰传到的地方，也就是新教育所到之处。1844年，英国教会在宁波设立女校。1845年，基督教(美北长老会)传道士哈巴博士在澳门开办一所学校，1847年迁至广州，此乃第一所基督教学校。1848年，基督教(美以美会)在福州设立男校，1850年设立女校。同年(1850年)，基督教(长老会)在厦门鼓浪屿设立男女学校。1852年，哈巴夫人在广州办一所女子寄宿学校。1877年，上海圣约翰大学由基督教(圣公会)所创办，它若不是第一所基督教大学，也是最早办的之一。

唐守谦博士继续指出，因为学校的数量增多，教育当局便觉得有合作的必要。所以在1890年发起组织“中华教育协进会”，目的在推进中国基督教育，并改进课程，联络教师。以前教会学校是被多数人所轻视的，这时候渐引人注意。学校人数迅速增加，学费和捐输增加。尤其是小学教育的普遍，差不多每一座教堂旁边都有一所小学，男女学生并收。女子教育因之发展，女子地位也逐渐提高。从1890年起，基督教高级学校的建设和神学院的数量都增加，大学也纷纷设立。教会中学全国共340间；男校、女校、男女同校都有。小学更多，校数约3千以上，学生共10万人以上。[16]

关于基督信仰对中国教育的贡献，唐守谦作出五个总结，其中一个就是“开始中国女子教育”！ 他写道： “一般而言，中国向来是男子读书女子不读书的。教会办男校也办女校，在许多地方反而先办女校。(由于深受圣经教导的影响)教会认为男子和女子都一样应该有智识、有学问、受教育，此乃大胆地改变重男轻女的社会传统，把女子解放了。[17] 教会办的大学不但有女子大学，也创始男女同校，开始了新的风气。”[18] 因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中国妇女的社会地位也逐渐提升。

(G。3) 圣经解放中国女性脱离缠足

缠足使中国妇女的脚严重受损

中国社会有一个风俗，即缠足之风。“三寸金莲便是美”(缠足之风)的观念导致中国妇女历代以来受尽身心方面的痛苦，缠足也是极不健康与不合卫生的。儒释道三教根本不关心，也不过问这事，但基督信仰则基于圣经与人道原则而反对此风。1867年起，许多教会学校提倡“放足”(或称“天足”)，甚至以天足为入学条件之一。

值得留意的是，全国性的天足运动虽不全是由传道人领导，却都是从他们得着鼓励；而且实行放足的，又大都是基督徒妇女。1874年，传道人麦嘉湖和中国40多名妇女在厦门首先成立“厦门戒缠足会”。1895年，在上海有10位传道人、商人和外交官的太太们创立了“天足会”，英国商人立德的太太(Mrs。Archibald Little)成为会长。天足会在各地设立分会，常举行不定期演讲会，刊印和分发书册(在上海超过1百万份)，力劝中国妇女实行放足，以致缠足的恶俗最终得以废除。无可置疑，缠足之风得以从中国社会中连根拔起，圣经和基督徒功不可没。[19]

(H) “夫妻平等互补”的真谛

今天，一读到“丈夫是妻子的头”、“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等经文，不少弟兄心里就洋洋自得，企盼妻子百依百顺，并把自己伺候得服服贴贴的；许多姐妹则心里犯嘀咕： 不是男女平等吗？圣经怎么提倡大男子主义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来看两段有关丈夫和妻子的经文：

弗5：22-33： “你们作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祂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祂身上的肢体(有古卷加： 就是祂的骨，祂的肉)。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各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他的丈夫。

彼前3：1-7： “你们作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你们不要以外面的辫头发，戴金饰，穿美衣为妆饰，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温柔，安静的心为妆饰；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因为古时仰赖神的圣洁妇人正是以此为妆饰，顺服自己的丈夫，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你们作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原文作： 知识)和妻子同住；因她比你软弱(“比你软弱”原文作： 是软弱的器皿)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她。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要了解这些有关夫妻关系的教导，必须回到神当初造人的情况：

创1：26-28： “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像、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着祂的形像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

创2：18-25： “耶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耶和华 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她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

Prof。Allen P。Ross

艾伦·罗斯(Allen P。Ross)指出，神造亚当后，有一个惊人的宣告： 男人的受造还没有达到神预期的计划。于是神为他造了一个配偶(创2：18)。“配偶”的希伯来原文是 ？êzer {G：5828}(帮手、帮助者)；这不是个贬义词，因为神就常被称为 ？êzer——帮手(出18：4；申33：7；撒上7：12；诗20：2；46：1)。男人的帮手就是“供应男人的欠缺”的那一位，能作男人单独做不到的事。

创2：18的“帮助他”在希伯来原文则是 kenegd？w ，意即“相当于他、照他的反面”的意思[注： 这词源自希伯来文 neged {G：5048}，意为“相反的、反面的，或相对的，创21：16就译作“相对”]。所以，“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的原文直译是： “我要造一个照他的反面(与他相对)的帮手”，意思是女人虽与男人分享同等地位，但女人相对地与男人不同；她在身体、社会、灵性上与男人平等相称，同时也有男人所没有的，她诚然是男人的补足。这种文法的分析，也得到经文的支持，因为男人和女人都是按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

Matthew Henry

康恩(H。M。Conn)指出，神造女人的时候，先使亚当睡了，所以在女人被造的过程中，亚当并没有参与什么、帮助什么的；换言之，女人不是在男人之下。马太·亨利(Matthew Henry)则生动地说： 夏娃“不是出自他(男人亚当)的头来压制他；不是出自他的脚，以免被他践踏；乃是出自他的身旁，与他同等，在他的膀臂下受到保护，靠近他的心房而被疼爱。”

另一方面，神造人的过程是以男人为中心的，女人是为男人而造的；同时，神让男人为女人取名。虽然男人给女人取的名是与自己同等的，但是，“在闪族人的思想中，起名意味着有主权或拥有权，这就意味着，亚当给他妻子起名(创2：23)，是‘做主’的一项行动。” 所以，神所设立的夫妻关系，是有主有辅、彼此相爱的亲密关系。

Prof。Ronald B。Allen

但是，始祖犯罪后，这种关系就被彻底破坏了。神对夏娃说： “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创3：16)。艾伦(Ronald B。Allen)指出，“恋慕”这个词在创世纪3、4章中(创3：16；4：7)，不是指对性欲的渴慕，而是指想要控制、管辖；这样，人类堕落以后，女人坚拒男人在他们平等的关系中作领导，而男人却倾向以暴虐对待女人。二人的亲密关系变成了斗争关系，彼此竭力要驾驭对方，互爱变成了互恨，互助变成了互害。

然而，耶稣基督的救赎，在基督里要恢复神在创造之初为夫妻所设计的有主有辅、平等相爱的关系。夫妻关系不是主雇关系、上下级关系，或师生关系，而是爱的关系。丈夫以爱来领导妻子，妻子则甘心地、积极地支持她的领导者。

丈夫是头，不是说丈夫可以气指颐使、独断专行。因为在基督信仰中，“头”(head)的概念与世俗是完全不同的。主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知道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有大臣操权管束他们。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正如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太20：25-28)。丈夫是头，就要担当起家庭的重任，要关心、爱护妻子，为家庭舍己。相对而言，丈夫身体更强壮、更勇猛，感情更不敏感。丈夫必须成为他妻子的学习者，应该努力追求洞察力、自制力、仁爱、忍耐、恩典和智慧，成为一个体贴的丈夫。

妻子要顺服丈夫。因为丈夫是神所设立的、权柄性的角色，而妻子是帮助者的角色。顺服不是地位低下，帮助者也不是低人一等。在三一神中，圣父、圣子、圣灵是同质、同权、同荣的，但他们分工于不同的角色；圣子自觉地顺服圣父的旨意，圣灵自觉地接受圣父、圣子的差遣。“妻子对丈夫的回应，该如基督对父神的回应。” 妻子对丈夫的顺服，是信徒顺服耶稣基督的其中一个组成部分。

妻子的角色应该是积极、主动的，而不是消极、被动的。姐妹不要轻看了自己的角色。一个帮助者，经常比一个被帮助者需要更多的智慧和能力。在《三国演义》中，作为辅助者的诸葛亮，和作为被辅助者的刘备，哪一位的智慧更高、能力更大呢？答案是不言而喻的。

耶稣基督是主。没有任何丈夫享有绝对的权柄，只有基督才有。所以妻子效忠的第一对象和最忠诚的对象应该是基督，而不是她的丈夫。妻子效忠基督，才能更好地顺服丈夫。妻子对丈夫的顺服不是盲目的、奴隶般的。当丈夫公然违背圣经的教导犯罪时，妻子不应当顺服。但妻子要以温柔和爱心去规劝、感化他。在某些痛心的情况下，妻子甚至可以与她邪恶的丈夫分居或离婚(太19：9)。

John S。Piper

丈夫要认识妻子与自己是平等的，不可滥用自己的权柄。约翰·派珀(John Piper)说： “那些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而且又像奴隶之主一样使唤妻子的丈夫们，已经为了自己的爱好与自私丢弃了基督。” 但是，平等不是平权，要承认夫妻之间角色的差异。妻子要认同自己的辅助角色，要明白顺服是一种美德，而不是羞辱；要甘心、乐意地顺服丈夫。

俗语说，一山不能有二虎，一家不能有二主。主耶稣也说，“凡一国自相分争，就成为荒场；一城一家自相分争，必站立不住”(太12：25)。如果妻子执意与丈夫争夺权柄，必导致分争。“妻子的争吵，如雨连连滴漏”(箴19：13)。这样的家庭，断无宁日。相反的，“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箴12：4)，她“只要以里面存着长久溫柔安靜的心為妝飾；这在神面前是极宝贵的”(彼前3：4)。这样的妻子，“她丈夫心里倚靠她”(箴31：11)，必对她言听计从。表面上，一切事是丈夫在台前拍板、做决定；实际上，这些全是“垂帘听政”的贤妻出的主意。那该多美呀！

(I)  总结

来到总结时，让我们再次强调，圣经从未轻视或贬低女性的地位。相反地，在女性普遍受轻视的第一世纪，圣经是第一本高举女性权利、提升女性地位的书。正如黎歌信(Boyd Nicholson)所言： “今天社会的妇解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可算落伍。因为早在福音开始的时代，社会已有这种特征。无论何处，当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一被传开，妇女的地位相应提高。她们从异教主义的卑微地位，升至男人身旁的尊贵位置。从古至今，异教都是把妇女贬低，但福音却时刻将她们释放，把神所赐的事奉委托她们。这事奉也只有她能胜任，只有她才配得。”[20]

论到婚姻中女性(妻子)顺服男性(丈夫)的夫妻关系，斯特劳奇的结论是： 真正的婚姻在基督和教会之间；婚姻的标准是基督和祂的教会，而不是大男子主义或男女同等。婚姻中“头与顺服”的关系并不是一个应该被消除的罪。恰恰相反，它是神对婚姻的美妙设计。它是婚姻的基本要素。简而言之，男女既平等又有差异，故可互助相补，这是神所默示的无误启示。[21]

[1] Alexander  Strauch著，刘志雄编，高雅君译，《平等里有差别》(香港： 天粮书室，2003年)，第17-19页。

[2] 《崔保论女权主义者的解经》，载于 Alister E。McGrath 编，扬长慧译，《基督教神学原典菁华》(The Christian Theology Reader)(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1998年)，第101-106页。

[3] Elisabeth Moltmann-Wendel 著，刁承俊译，《女性主义神学景观——那片流淌着奶和蜜的土地》(香港： 三联书店有限公司，1994年)，第1，7，96，98页。

[4] 里程在《圣经的权威》一书称之为“男女互补论”(complementarianism)和“男女同等论”(egalitarianism)。我们将那承认男女平等的“complementarianism”译作“男女平等互补论”，免得有者误以为“男女互补论”不主张男女平等。事实上，以上两种观点都承认男女平等，只不过后者强调男女平等平权，而前者强调男女平等但角色有别。有关这两个论点，请参本期《家信》的“话题论坛”专栏中的文章——再思“男女平等平权论”与“男女平等互补论”。

[5] 里程在其所著的《圣经的诠释》一书中，进一步论述这些分歧的详细讨论。

[6] 有关“拿细耳人的愿”，请参阅本期《家信》的“本期主题”专栏中的文章，文中详细谈论拿细耳人的许愿。

[7] H。M。Conn著，“妇解神学”(Feminist Theology)，载于 杨牧谷主编，《当代神学辞典(上)》(台北： 校园书房出版社，1997年)，第407页。

[8] 论到当时文化背景的影响，里程写道： “在这样的背景下，保罗要妇女的会中闭口不言就不难理解了。保罗并非不让妇女在会中说话，因为在前面的经文中，保罗是允许“女人祷告或是讲道”的，只是要蒙头(林前11：5)；因为在哥林多，不蒙头原是妓女的标记。从上下文看，保罗要女人在会中闭口，很可能是指，女人不要为了突显自己的自由，而在会中采取不合宜的方式，质询、辩论、抗议、喋喋不休；或者，在会中对讲道作公开的评论和质疑。…  所以，保罗要女人在会中闭口不言，是不要她们误用在基督里的自由，在外人面前有好的见证，并能维系教会的合宜的敬拜；这与‘性别歧视’是没有关联的。”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2005年)，第517-518页。[注： 里程上述对“女人在会中闭口不言”和“只要蒙头就能讲道”的解释忽略了有关头权(headship)的真理，基于篇幅有限，我们无法在本文详谈这个课题，故请读者参阅以下文章：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蒙头-可有可无的传统/ ；也请参阅另一个与“女人讲道”相关的题目——“女人的职事”： http：//malaccagospelhall。org。my/2014/04/召会真理4女人的职事/ 。

[9] Harald Stene Dehlin，Pionerer i Skjort {Pioneers in Skirts]，Passage translated by Kirsti Saebo Newcombe (Oslo： Norsk Luthersk Forlag A/S，1985)，第67页。

[10] 甘雅各，杰利纽康合著， 林怡俐，王小玲合译，《如果没有耶稣？》(台北： 橄榄基金会，2001年)，第30-31页。

[11] 甘雅各，杰利纽康合著，《如果没有耶稣？》，第30页。

[12] 贾艾梅姐妹(Amy Carmichael，1867-1951)于25岁那年接受神的呼召为宣道士，曾踏上日本、锡兰等地传扬福音，后于28岁那年踏上印度宣道一直到离世的那日都没离开过印度，与当地的人同受苦难，服事那里的人。许顺明著，“树立青年宣教的模范 — 推动青年宣教方案之浅见(四)” 载  《宣传》第81期，2003年12月，第10页。

[13] C。H。Spurgeon，My Sermon Notes (Grand Rapids： Christian Classics，1884)，第292页；甘雅各，杰利纽康合著， 《如果没有耶稣？》，第31页。

[14] 1920年左右，有十分之九的中国大学生是就读基督徒开办的教会大学。

[15] 魏外扬著，《他们写过历史》(台北： 宇宙光传播中心出版社，1993年)，第9-11页。

[16] 唐守谦著，“基督教与中国教育”。载 彭海莹编辑，《基督徒全人小百科(10)——基督徒的教育观》(台北： 新新生命杂志社，1993年)，第28-29页。

[17] 中国第一位女医生也是基督徒培养的。一位名为麦嘉缔的基督徒医生，从1844年起，在宁波开始医务，并收养一位华人孤女在他家中，助她留学美国，毕业后回国服务。她名叫尤梅庆，是中国第一位女医生。

[18] 唐守谦著，“基督教与中国教育”。载《基督徒全人小百科(10)——基督徒的教育观》，第30-31页。

[19] 此外，中国人三妻四妾的观念，也受圣经一夫一妻的真理所大力反对(太19：4-6)。一夫一妻制保护妇女的权利，间接提升妇女的社会地位。

[20] 黎歌信(Boyd Nicholson)著，姚光贤译，《主的安排： 论蒙头》(香港九龙： 基督徒阅览室，1995)，第3页。论到神所委托女性的事奉，侯司特(William H。Hoste)写道： “真为寡妇的特质(提前5：5，10)清楚表明一些关于女人事奉的领域。它们有七方面： (1) 她们必须是一位祷告的女人，像哈拿一样(撒上1：9-18)；(2) 又有行善的名声，像非比或百基拉一样(罗16：1-4)；(3) 养育儿女，像罗以或友尼基一样(提后1：5；3：15)；(4) 接待远人，像吕底亚一样(徒16：14-15)；(5) 洗圣徒的脚，像马利亚一样；(6) 救济遭难的人，像多加一样(徒9：36)；(7) 竭力行各样善事，像彼息一样(罗16：12)。此外，保罗也劝老年妇人要指教(原文作“教导”)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多2：3-4)。这点清楚表明家庭是神给予女人的典型领域，而她的事奉，虽是多样化，却应该以此为中心。”

[21] 上文主要改编自 里程著，《圣经的权威》(美国： 基督使者协会·海外校园杂志社，2005年)，第504-523页，以及其他在脚注中所注明的资料。

谢选骏指出：人説——“圣经无谬误”的定义、依据和历史；我看——聖經是天啓，是神的話語，不是人類所能明白的，因此不是人類所能評論的。而像“《圣经》的无误和可靠”這類的説法，多多少少卻好像是一種人的評論。我因此納悶，難道聖經是人所能議論的嗎？

在我看來，科學無權證明信仰。如果科學有權證明信仰，那麽科學也就有權證僞信仰了。結果是什麽呢？結果就是，信仰就需要仰賴科學的論證了。如此看來，用科學去證明信仰，屬於“方便法門”，必須排除。

【附錄1、经济泡沫就是经济扩张】

《美国的经济泡沫即将来临》（2021-09-21 评论）报道：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在近几个月来已经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如今民意调查显示，85%的美国人担心通胀，这又一次证明老百姓的眼明心亮。

美国，可以说西方社会吧，现在普遍受到各种威胁、坏消息不断，很自然，人们不愿意听到又有什么祸事临头，如果财政部长或者是美联储主席出来对美国面临巨大金融泡沫的说法辟谣，人们心里会好过一点。

2020年，美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了25%，这是破天荒的。开始说的轻微的、自我调整式的通胀增长变成了现在这种持续不断的风暴式增长，而且只用构架没有代表性的官方消费者价格指数（CPI）稍微掩饰了一下。与去年同期相比，雇员时薪涨7.5%，新车售价涨了10%，二手车和新房价格上涨20%，房租上涨12%。

这些都比货币供应量的增长率低，不过它们似乎都在接着涨而不是到了涨停点。

除了COVID引起的短暂下跌，股价这12年来一直呈现上升态势，那是靠极低的利率维持的。随着通胀率的增加，维持这么低的利息率就极其困难。如果钱借出去收回来的利息还赶不上通胀，谁会做那种赔本的买卖呢？

过去几年股市的出色表现、目前迫在眉睫的问题的出现，部分原因是美国企业非同寻常的高盈利率。曾几何时，大公司高管和董事关心的是市场份额，后来就只看盈利率，这都是美国官方纵容过度的卡特尔主义和行业内不成文的价格垄断所致。这样做就产生了巨额高利润，这些利润又被重新强力纳入经济。但是，按照任何传统标准，美国目前的盈利水平都无法持久。

这个盈利水平比世界其它地区高出80%，到了闻所未闻的程度。其市场最显著的特点是，美国享受的超额利润中，大约85%是由少数高科技公司生产的。经济史上从来没有的怪现象：苹果是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公司，2020年它的销售额增长了50%。正常情况下，这么巨无霸的公司都成熟了，每年的销售增长应该在5%到10%之间。美国高科技公司保持着庞大的销售和利润增长潜力，然而，在任何市场上，都没有公司当了全球的龙头老大还能无限期地保持50%的增长率。

美国人会创新、乐观能干、加上川普的税收制度，和美国拥有世界上大概2/3的最尖端研究性大学的事实，都有利于这种增长的延续，但是，无限期地以这种速度增长是不可能的。

变革、创新打破葬送了许多传统，不过摩根（J.P. Morgan）的名言“市场如树，不能攀到天上”，还是有些道理的。

加息对几乎整个美国公共部门的影响都极大，再说了，这种提高利率、减少需求、最终降低通胀的办法老会捅娄子。尽管贷款利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会导致通胀率增加半个百分点，可是，这对现在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管理者来说，已经不适用了。

急剧上升利率，对美国近29万亿美元的国债将产生灾难性的影响，这实际上排除了拜登（Joe Biden）的增税提议。如果通胀导致通缩，唯一明显的出路就是里根的低税收、（政府）少干预政策。

令人担忧的崩盘迹象已经露出苗头：英国的“特殊目的收购公司”（Special Purpose Acquisition Company，SPAC，又译空白支票公司）指数暴跌，比特币和特斯拉都远低于其高点，大幅增加的投机人和拜登政府异常巨额的刺激性支出成了市场推力，交易期权的数量也让人忧心。

当前美国的经济还有许多其它的泡沫特征：房价与家庭收入比值高于2006年、2007年房地产泡沫时期。在这种情况下，说美国和西方经济状况不稳定是没有问题的。

所有经济泡沫最终都会破灭，尽管经济总会复苏，但这个过程变得越来越复杂。约翰逊博士（Samuel Johnson）和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相隔一个世纪，阅读他们的作品你会发现，英国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买一杯茶或住一晚旅店的花费没什么变化；虽然有过繁荣，有过萧条，可是几乎没有通货膨胀。

1930年代初的经济大危机之后，主要货币与黄金脱钩，开始采取刺激性支出、结束衰退以避免萧条的政策。这项政策颇为成功，但是，通胀如影随形，而且发生频率呈指数级增长。二战以来的75年里，除了创新产品外，我们拿出任何东西比较它们的价格，都能看到通胀的证据。

近年来颇为风行的量化宽松潜藏着危险，怎么回事呢？当美国政府债券和其它国债卖不出去的时候，政府不是提高利率确保售出，而是由美联储购买。美联储和财政部是关联方，而且用票据支付，那是玩纸张游戏，这种结构的玩法让美国的财政和货币大厦摇摇欲坠。

我们在滑入追求货币流通速度的漩涡。有时我好举这样的例子，比如，巴拉圭这样一个小穷国命令，每个成年公民每天写一首诗，卖掉再从别人那儿买一首诗回家。无论诗有多长、写得好坏，总是每首10美元。到年底，巴拉圭将拥有全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平（国民生产总值GDP除以人口），可事实是人人一样的穷。

这显然是个极端的例子，但从某种程度上看，美国一直在这样做。它输出了制造业，而滋生着大量完全多余又不会增加附加值的“服务业”。一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已经摆在那儿，培养出数百万没有谋生能力的大学毕业生。

这一切都不会长久，但是，没有迹象表明，华盛顿的任何人对如何处理接下来的事情有一点点想法。

网民哀嚎：

frank_ly 今天 02:51

说错，说反了：“贷款利率每上升一个百分点，会导致通胀率增加半个百分点”，升高贷款利率，能控制通货膨胀。

anti0 今天 02:03

中国也一样。人民币印的更多，而且还只能在中国国内流通，造成的通货膨胀不但更高，而且还只由中国人来承受。

sleepy_cat 2021年09月21日 22:11

85%美国人相信印钞太多，要通货膨胀，这些人当中，应该有一半是投票给睡总的。

民主的选举一个好处就是，你要为你的选票承担后果，吃不了兜着走，都是你的。

破棉袄 2021年09月21日 21:33

比如，巴拉圭这样一个小穷国命令，每个成年公民每天写一首诗，卖掉再从别人那儿买一首诗回家。无论诗有多长、写得好坏，总是每首10美元。到年底，巴拉圭将拥有全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平（国民生产总值GDP除以人口）

===算数没有搞好。一个人一天卖10美元的诗，买10美元的诗，只产生20美元的GDP，一年只能产生7300美元的GDP，这个人均GDP，顶多是个中等偏下发达国家。

谢选骏指出：经济泡沫就是经济扩张，经济扩张就是经济泡沫——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度”字。可是这个“度”的客观标准又在哪里呢？其实这个客观之“度”是不能存在的。

《五轮全球泡沫破灭始末》（张启尧2021-03-29）报道：

国盛张启尧认为，当前美股再度进入到通过盈利增长消化高估值的阶段，而非是泡沫破灭。

前言：近期美国经济持续复苏，长端利率快速上行，引发市场对于美联储货币政策收紧的预期升温，部分投资者甚至开始担忧美股将进入“泡沫破灭”的进程。什么会导致泡沫的破灭？当前市场到底处于什么阶段？后续市场又将如何演进？我们复盘了70年代以来全球较为典型的5轮股市泡沫破灭始末，显然“太阳底下无新鲜事”，历史已告诉我们答案。

一、70年代初“漂亮50”泡沫破灭：通胀高企+衰退冲击

 回望过去50年，70年代初美股“漂亮50”多年来一直为市场所津津乐道。不仅在于其持续跑赢大盘，并催生出一批以可口可乐、辉瑞、麦当劳为代表的、至今仍耳熟能详的全球龙头企业。更重要的，是其对于长期价值投资理念的肯定，为美国乃至全球证券投资市场的发展带来的深刻影响。

“漂亮50”行情的出现，离不开当时宽松政策带来的极为充裕的流动性环境。

1、首先，传统凯恩斯经济学框架下，面对经济下行，加大财政刺激成为维持经济增长的主要手段。二战后，得益于马歇尔计划、战时滞后需求释放、婴儿潮及中产阶级成长等因素的支撑，美国经历了一轮经济发展的“黄金时代”。但在进入50年代下半页后，这些支撑力量逐渐开始减弱。至60年代初，美国经济增速出现下滑。为保证经济增长，连续两届政府采取财政刺激以保证经济增长。

2、其次，“美元本位”下美元作为全球流动性的提供方，也导致美国国内货币持续维持高速增长，且远超国内经济增长所需。随着战后其他国家重建推进，全球经济持续增长，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经济体快速崛起，贸易规模也持续扩张，并提出了庞大的流动性需求。而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美国作为全球流动性的提供方，不得不发行远超国内经济增长所需的巨量货币。尤其是，1971年面对国内的低增长、高通胀、高失业率，为了谋求连任，尼克松抛却了收缩性财务政策，鼓动时任美联储主席阿瑟·伯恩斯实施了宽松货币政策，进一步为美股市场营造出极度宽松的货币环境。

然而，在总供给扩张放缓背景之下，需求侧的凯恩斯主义相机抉择刺激，只会令经济陷入滞胀。6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增速下滑，其背后是生产力发展放缓。在总供给扩张放缓背景之下，美国政府宽财政宽货币的政策刺激，带来的是持续攀升的通胀水平。

另一方面，“漂亮50”行情的出现，也是美股市场在连续经历“电子热”、“并购浪潮”、“概念炒作”投机破灭，以及连续爆发的美元危机最终导致1971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美国、美元在战后西方国家经济运行中的核心地位大幅削弱的高不确定性背景下，市场资金“用脚投票”向兼具业绩确定性和成长性、长期股价表现占优的价值板块集中的过程：1966年9月至1970年6月美股市场基本走平，其中标普500指数微跌5%，标普500全收益指数小涨6.3%，而“漂亮50”却大涨102.1%。尤其是68年底至70年初市场大跌之际，“漂亮50”仍持续上涨。

随着市场资金的持续涌入，“漂亮50”逐渐走向泡沫。极度宽松的股市流动性、动荡的国内外环境、风险厌恶之下对业绩确定性的追求，令“漂亮50”成为当时美股投资者的不二之选。而随着市场资金持续、集中式涌入，“漂亮50”持续大涨，1970年6月至1972年底期间大涨181.9%，远超标普500指数全收益指数68%的同期涨幅。持续1年半的大幅上涨，最终令“漂亮50”估值走向泡沫化。

最终，在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冲击下，美国经济陷入全面衰退，“漂亮50”股价在“戴维斯双杀”之下全面崩溃。1973年爆发第一次石油危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与此同时，由于油价从1973年的每桶不足3美元快速涨至接近12美元，美国通胀水平随之大幅上升至两位数。与此同时，尼克松放任货币增长、以工资物价管制为主导的通胀治理方式也并未起效。而受滞涨危机冲击，美国利率水平大幅抬升，美股市场也陷入剧烈调整，“漂亮50”泡沫也最终破灭，1973年至1974年10月期间，股价大跌近60%。

但从长周期来看，70年代初“漂亮50”泡沫的破灭，并不意味着“漂亮50”行情的终结。在美国经济由增量走向存量并逐步完成转型升级、股市资金由散户向机构化发展的过程中，“漂亮50”持续跑赢大盘，并成为全球价值投资的典范。

二、90年代初日本股市泡沫破灭：过快开放积累风险，遭遇冒进式的去杠杆

90年代初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所以为世人所谨记，在于其成为后进国家在国内金融体系尚未实现有效改革、匆匆实施对外开放过程中，风险不断累积并最终形成系统性风险的范本。且这样的风险，即便是日本这样的发达市场也难以避免。

事实上，日本资本市场对外开放主要可分为两个阶段：

首先是战后到80年代初。此期间日本资本账户稳步放开，金融服务业开放缓慢。二战之后日本百废待兴，企业的资金严重短缺。这导致战后早期日本金融体系以及监管体制建设，全都围绕日本经济发展而展开。这种为服务经济发展而天然扭曲的监管模式，使得战后至80年代之前，日本的金融体系的自由化程度都较低，利率市场化进程甚至几乎还没有开始推进，除银行体系之外的金融市场发展也较其他发达国家明显较慢。

在此期间，日本股票市场也经历了改革重建，并在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中迎来两轮牛熊交替：

1946-1949年，在美国主导下，日本股市首先完成了制度上的改革：

1）证券民主化，打破财阀垄断。自日本股市建立以来，财阀绝对控股导致股票流通市场畸形。1946-1947年8月，政府先后成立了“持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和“证券处理调整协议会”，对财阀家族持有的股票以及国有股票进行强制性清理卖给公司职员、一般投资者、公司所在地的关系者，证券民主化运动展开。至1949年股市重建，日本股市投资者结构大大改善，财阀家族垄断格局被打破，个人持股最高上升至70%左右。

2）颁布新《证券交易法》，确立股市的法律基础。1947年以美国《证券法》和《证券交易法》为范本制定《证券交易法》，并于1948年修改。新法律对证券交易所组织形式、证券公司职能、股票买卖制度、证券监管等做出了明确规定，股市真正步入立法时代。

3）“证券交易三原则”，规范交易制度。美国向日本提出三原则：交易所会员的上市证券交易必须在该交易所进行、证券交易按交易时间顺序全部记录、禁止期货交易。三条原则进一步规范了制度，尤其是禁止期货交易极大削弱了市场的投机氛围。

1949年，日本股市重新建立。5月设立了东京、大阪、名古屋交易所，7月设立京都、神户、广岛、福冈、新泻交易所，次年4月设立札幌交易所。九大交易所重构日本股票市场体系，日本股市步入新的发展阶段。

50年代至70年代初，伴随日本经济“岩户景气”和“伊奘诺景气”的起落，日本股市也连续经历两轮牛熊交替，市值从1949年5月1533亿日元，至1973年1月已增长至48.5万亿日元。

然而，也正是这种跨越式的发展，掩盖了日本股市长期存在的扭曲，即“交叉持股”与“四社寡占体制”。其中，交叉持股是指公司之间相互持有对方一定比例的股份。四社寡占体制则是指以野村、大和、日兴、山一为代表的四大证券公司巨头具有压倒性优势，并且通过持股和派遣高管掌控着大批的中小证券公司、与法人相互关系也极为密切，因而主导着整个证券市场。

交叉持股作为日本财阀体系的历史遗留，贯穿日本金融体系整个20世纪下半叶，金融机构与法人占比极高成为日本股市投资者结构最鲜明的特征。早在二战前财阀时期，财阀为了巩固企业内的紧密联系，广泛进行交叉持股。战后，日本尽管对财阀进行解散，但完成的并不彻底。尤其是日本盛行主银行制度，财阀把控的银行不是单纯作为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而是与作为其主银行的企业存在交叉持股或银行单向持股，使得银行与企业之间关系极为紧密。日本主银行制度加深了金融机构与法人的交叉持股，因此法人与法人、金融机构与法人两种形态均出现在日本股市之中。

交叉持股对于战后日本经济和股市有着深远的影响：

一方面，企业交叉持股有效地抵制了敌意收购、实现公司间战略协作、增强企业间的联系，主银行制度强化了银行对企业发展的支持力度、促进日本经济高速增长。

但另一方面，交叉持股也导致了日本股市发展的畸形：金融企业和法人成为上市公司的主要持有者，股市流通盘大为减少，并极大地挤压了个人投资者的生存空间，也让以基金、信托为代表的等机构投资者发展缓慢。

另一方面，日本“四社寡占体制”同样根植于特有的历史环境，最终带来种种弊端。严格的证券制度解决了战前证券公司散乱、规模小的问题，证券业得以快速成长，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日本股市的繁荣。但是这种体制存在诸多问题。

首先，证券公司与法人企业利益绑定，联手操纵市场。一方面，作为承销的证券公司和法人联合抬高股价，以达到最大限度筹措资金的目的；另一方面，法人是股市最大的投资者之一，作为中介的证券公司为了争夺客户资源和赚取手续费，为法人提供内部消息操纵股价，操纵股票价格。

其次，加剧了以金融机构和法人为主的畸形投资者机构。证券公司通过与法人勾结，从发行端和买卖端均可以轻松获利。因此个人投资者受到歧视，信托、基金等专业投资者也难以从这种模式中获利，规模始终难以扩大，加剧了日本以金融机构和法人为主的畸形投资者结构。

1974年开始，随着日本经济转型成功，产业结构升级，日本股市开启长达16年的大牛市。1974年石油危机后日本经济结束高增长阶段，GDP增速从10%中枢下移至4%左右。但日本产业结构迅速调整，经济成功实现从资源密集型向节能型、技术密集型、高附加值型的转型。工业从重工业、化工等产业升级至钢铁、汽车、电气设备、家电、精密仪器等制造业，日本经济也逐步由内需主导向出口主导切换，“日本制造”风靡全球。与此同时，日经指数也从1974年10月最低时的3355点，缓慢上涨并于1984年突破10000点大关。

但进入1984年后，随着日本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胁迫下，进入到对外开放的第二阶段。日本资本账户在内外部压力下加速开放，而利率市场化及国内金融改革滞后，市场开放节奏错配之下风险逐渐开始累积、暴露，日本股市也开始走上空前绝后的股市泡沫期。

1984年5月，美日签订日元美元协议，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外汇管理自由化，成为日本金融开放加速的关键。根据协议要求，日本废除了远期外汇交易的实际需求原则，两个月后进一步废除了外汇兑换日元的限制，标志着日元不仅是经常项下可自由兑换，而且在资本项下的自由可兑换也基本放开。而此时国内金融管制依然较强。事实上，日本的利率市场化要到1994年日本完成活期存款利率市场化才真正实现，进度上明显滞后。

而在日本国内金融体制尚未实现有效改革的时候，对外开放带来三方面问题：

1、日元快速升值，带来国内经济衰退压力，进而导致日本政府不得不长期采取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冲日元升值冲击，为未来的“泡沫”埋下伏笔。作为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日元大幅升值对出口和经济增长均产生较大冲击。为对冲日元升值影响，1986年1月至1987年2月，日本央行连续五次降息，央行再贴现利率降至2.5%。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市场流动性泛滥。

2、由于日本国内金融体制改革滞后，利率市场化推进缓慢，融资主体为绕开监管，通过境外债券市场融资规避了信贷总量的控制，导致货币政策无论数量型还是利率型均不能有效调控经济行为。1984年协议签订后，日本企业被允许在离岸市场发行欧洲日元债。而由于日本企业海外发债的成本远低于国内，导致海外市场成为日本企业债券融资的首选。数据显示，1984年至1990年，日本超过一半以上的企业债券选择在海外市场发行。另一方面，日本企业债市场的离岸化，也倒逼日本财政部持续放松国内发债的要求，从而导致84年后，日本企业债市场的快速扩容。

3、大型企业金融脱媒，金融机构丧失优质客户，转而将信贷资金投向低质的中小企业，乃至房地产、股市，推高资产价格，刺激经济泡沫。随着日本企业债市场扩容，高资质的大型企业转向债券融资，日本国内银行被迫提高风险偏好，增加对小企业以及房地产行业的投、融资。尤其是在交叉持股的背景下，股市持续上涨给企业和金融机构带来极高的收益，企业之间通过股票投机买卖美化利润，进一步刺激股价。主银行助长了企业参与房地产投资、设备投资和股票投资。

极度宽松的融资环境，强化了日本全民加杠杆、投机的动力，最终鼓吹起惊天的资产泡沫。日经指数四年翻三倍，日本股市用疯狂形容毫不为过。日经225从1985年13000点急剧上扬，即使在1987年美股金融危机的冲击下，日本股市短时间内完成调整后继续向上，于1989年12月29日达到股市繁荣顶点38915.87点，股市四年翻了三倍。日本上市公司股票市值占GDP的比重从1984年49%，跃升至1989年140%。市值远超GDP的股市泡沫化极为严重。

最终，日本资产泡沫在剧烈的去杠杆中破灭，日本股市断崖下滑。80年代末，日本政府逐渐意识到泡沫的风险，从1989年5月开始连续五次上调贴现率。然而，过于激进的加息政策带来流动性紧缩危机，股市断崖下滑。尽管从1990年7月开始，央行结束加息进程，至1992年7月连续5次下调贴现率至3.25%。但未能改变流动性下滑态势，1991年末M2增速已经由1990年初13%滑落至2%，1992年下半年开始M2增速连续5个月负增长。

此外，日本股市特有的交叉持股与“四社寡占体制”，带来的垄断的金融市场和畸形的投资者结构，也强化了市场在繁荣时演变为疯狂、在系统性风险冲击下暴露出脆弱的强周期性，加剧了90年代日本资产泡沫破灭的破坏性。

三、90年中国台湾股市泡沫破灭：经济增长乏力、货币紧缩、海外冲击

1990年，中国台湾股市从12495点的罕见高点跌落，“股疯”以大崩盘收场。1989年1月起，中国台湾股指发力上扬，从1989年1月的4873点持续震荡走高，一时间市场乐观情绪弥漫，点位预期直指15000点，但完全脱实向虚的行情演绎注定难以维系，伴随1990年爆发的海湾战争爆发，台湾80年代的“股疯”以12495点的罕见高点告终，史无前例的超级股市泡沫破裂，并以创纪录的速度大跌，此后7个多月跌落一万余点，到1990年10月1日，跌至2485点的谷底，累计跌幅逼近80%。

中国台湾股市崩盘，是基本面恶化、流动性收紧以及海外风险冲击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基本面上，60-80年代中期中国台湾工业化进程迅速推进、实体经济腾飞，但随着工业化迈向成熟期、汇率改制影响出口，80年代后期台湾本土经济增长逐渐乏力。

60-70年代中国台湾步入工业起飞阶段，实体经济跃居亚洲“四小龙”。进入60年代后，由于岛内市场总需求有限，前期不断积累的农产品和轻工业产能逐渐饱和，在这种背景下，台湾开始寻求模式转型，实施以出口导向为主的发展政策。而上个世纪60年代，恰逢全球经济战后共振繁荣期，一方面外部需求不断扩张，另一方面，西方发达经济体开始了全球性产业链配置，这使得台湾经济迅速融入世界发展大潮。凭借外部需求和加工贸易的繁荣，60-70年代中国台湾步入工业起飞阶段，与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并称亚洲“四小龙”。

随后，工业化进程迅速推进，实体经济腾飞助力“虚拟”市场繁荣。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中国台湾经济迎来工业化转型的重要窗口，为应对石油危机爆发和外围需求的放缓，中国台湾当局出台了第6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中国台湾地区经济发展模式由前期工业园加工贸易为主，转向重化工业，包括电力、交通、钢铁、船舶、石化等资本及技术密集型产业。其中，最著名的即蒋经国提出的“十大建设计划”，包括中山高速公路、核能发电厂、高雄造船及石油化工等重化工建设。同时，台湾经济在80年代也拉开了自由化、国际化和制度化改革的序幕。1955-1984年30年间，中国台湾GDP年均增速中枢基本保持在15%左右，为之后的经济转型和“虚拟”市场繁荣都打牢了基础。

但80年代，工业化迈向成熟期、汇率改制影响出口，中国台湾本土经济增长逐渐乏力。一方面，80年代中国台湾工业化逐步迈向成熟期，经济增速出现内生性放缓，整个80年代中国台湾经济增长中枢由70年代的11%降至7.6%，80年代中后期到90年代又进一步降至5%；另一方面，80年代末，台湾当局放弃盯住美元汇率制度，并向浮动汇率转变，1990年新台币兑美元汇率已由1985年的39.86变为27.16，相对美元升值46.76%，汇率的大幅升值严重影响了岛内出口竞争力，出口对经济拉动疲软。

流动性上，原本的货币宽松为市场提供了充裕的流动性，直至1989年利率自由化改革下利率水平攀升对估值泡沫产生冲击。

70-80年代，货币宽松利率下行持续提供充裕流动性。70-80年代台湾基础货币大规模投放，除少数特殊年份外，中国台湾M2增速都在20%以上。大规模的货币投放之下，中国台湾物价并没有大幅攀升，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该阶段实体经济需求依旧处在高速增长区间，吸引了部分新增货币；同时伴随汇改，利率政策也朝着市场化方向迈进，高储蓄率叠加利率下行，银行体系流动性溢出，充裕的流动性环境也为此后的资产价格抬升埋下了伏笔，过剩的岛内流动性涌入地产和风险资产。

80年代是中国台湾货币制度改革的重要转型期，利率自由化改革的推行带来利率攀升，冲击估值泡沫。1980年中国台湾当局引入货币市场利率，但官方为了降低资本成本、促进投资，持续人为压低利率。这种政府的干预行为不可避免的造成了资本配置的扭曲，由于利率过低，导致大量民间储蓄不情愿流入正规金融体系，也导致正规的信用体系无法满足过高的资金需求，只能将稀缺资本给予相对低效的公营企业（类似国企），造成资源配置扭曲。80年代后期，中国台湾学界和官方都意识到利率管制的负面影响，并于1989年正式推行利率自由化改革，货币市场和政策利率随即攀升，中国台湾金融业拆借利率自1987年初的3.78%一路震荡上扬至1990年初的10.68%，而利率水平走高对资产估值泡沫形成直接冲击，加剧了股市的调整压力。

估值上，中国台湾股市从长期的震荡调整走向“疯牛”，估值严重泡沫化。

受制于外围冲击和金融改革滞后，70年代至80年代初中国台湾股市长期震荡调整。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为应对股市下挫，中国台湾监管部门曾出台《授信机构办理证券融资融券业务暂行办法》，即单向融资、禁止融券，也被称为“跛足信用交易制度”，但最终并未能挽救此次系统性冲击引发的股市下跌。经历了两年的震荡调整，1976年中国台湾当局货币市场化开始运行，允许其交易利率不受央行管制，同时中国台湾经济同比增速短期内实现高速增长，这也推动了中国台湾股指在1977年迎来一段短期的修复行情，但之后又再度步入横盘震荡模式。纵观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初，虽然实体经济进入飞速发展期，但由于金融体系发展落后，资本市场效率低下，叠加全球经济萧条和外部冲击的影响，中国台湾股市呈长期震荡调整走势。

直至80年代中后期，中国台湾开始迎来“疯牛”。从1985年到1990年，岛内开户数由40万户爆增到503万户，平均以每年翻一番的速度增加。1987年开始，信用交易中融资融券余额大幅抬升，交易热情空前高涨，推动股市起飞，同年中国台湾通过了“证券交易法修正案”，全面开放证券商设立的限制，并打破经纪、自营的分业限制，截至1989年底，经核准开业的证券商由原先的20家激增到373家，场内交易人数与证券商爆发式增长，中国台湾股市流动性引来巨大的增量成长。1990年1月台股总市值由1985年7月的3046亿元新台币增至77121亿元新台币，股市成交额由1985年7月的118亿元新台币增至1989年8月的32988亿新台币，增幅均创历史纪录，并斩获当年全球股市排名的第3名，仅次于东京和纽约股市。

民众热情推动股市脱实向虚，80年代后期估值严重泡沫化。整个80年代中国台湾股市大起大落的背后，是极大的民众热情与超高的换手率，这使得台湾股市与基本面脱钩，并迅速走向严重泡沫化。至80年代末，中国台湾市场凭借不足200家的上市公司，贡献了超过东京和纽交所之和的成交规模。若分阶段来看，在牛市初期，股市在出口导向型经济的推动下稳步上行，确实具备扎实的基本面支撑；但88年之后的两波行情中，市场已经转由资金情绪所主导，1989年底至1990年初，台湾市盈率始终维持在50倍以上，峰值时甚至达到了70倍，泡沫化程度十分严重。

如果说岛内基本面、流动性与泡沫为中国台湾股市的暴跌积聚了内因，那么海外的利空因素则是压垮中国台湾股市的“稻草”。

1990年海外冲击频发，日本泡沫刺破加速中国台湾股市崩盘。1990年初日本股市崩盘，拖累全球股市进入低迷阶段，随后美股也于当年7月出现大幅回撤，国际游资在赚取大量超额利润后撤离台湾，加剧了本土市场的调整压力。同年8月海湾战争爆发，原油价格在1990年达到近5年的历史高位，制造业成本抬升对低迷的股市雪上加霜。中国台湾股市从1990年2月至10月出现史无前例的大崩盘，大盘指数从12495点跌去10000余点。股市泡沫的大崩盘最终向整个金融市场扩散，房地产价格也应声跌落，很多被股票和土地套牢的企业营运也陷入困境。

四、2000年科网泡沫破灭：科技产业盈利存疑、流动性紧缩

2000年，纳斯达克指数见顶后开始下跌，一场互联网泡沫在纳斯达克的狂跌下化为泡影。纳斯达克指数自3月10日的5050点跌至3月15日的4580点。4月，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纳斯达克指数继续下跌，由4月3日的4446点下跌至4月14日的3321点。6月迎来反弹，但反弹时间不长。9月继续急速下跌，到年底时纳斯达克指数下跌至2470点，跌幅达51%。直到2002年9月，纳斯达克下跌幅度达到近80%才企稳。

整体来看，互联网泡沫破灭主要有以下原因：基本面上，美国经历长达9年的经济黄金增长期后，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公司盈利持续性开始遭到质疑；流动性上，货币政策逐渐由宽松转向收紧，跨国资本进一步造成流动性紧缩；估值上，股价的急速上涨和企业的盈利增速已经脱节，科技股的高估值中充盈了泡沫。

首先，基本面上，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产业从快速发展到盈利持续性存疑。

80年代美国经济转型完成后，90年代起经济运行处于高增长、低通胀、低失业、低赤字“三低一高”几乎完美的运行状态，新经济时代成为代名词。美国GDP增速自1991年起加快，90年代GDP大多时期维持在4%以上的高增速状态；通胀维持在适当的较低水平，且呈现出逐渐降低的趋势；失业率和财政赤字自1992年开始持续下降，失业率一直降至2000年4月的3.8%最低水平，政府财政赤字1998年至2000年甚至扭转为盈余。美国经历了长达9年的经济黄金增长期，新经济时代成为这一时期的代名词。

美国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助推电信计算机产业发展的政策，信息业快速发展。80年代末，美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新上台的克林顿1993提出了他的经济振兴计划，提出以强投资拉动经济。在预见到信息技术会带来巨大的经济效应和生产力的提高，美国政府将信息技术的发展视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信息产业发展的政策，政策倾斜使得大量资金和人员流入。信息业快速发展，表现为信息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显著提升。

但2000年，互联网为代表的科技公司盈利持续性开始遭到质疑，基本面难以为资本市场繁荣提供支撑。2000年3月互联网公司披露的一季度财报业绩低于预期，市场开始质疑高科技公司高增长的持续性和高估值的合理性。

一是互联网等高科技公司加大了企业的设备投资支出以应对“千年虫问题”，这些设备在解决问题之后的用处不大，相当于一次性支出。

二是99年圣诞假期产品销售不佳，暂时性营收下降。同时，《巴伦周刊》刊登《Burning up》通过对200多家互联网公司研究，51家网络公司正面临现金流枯竭，所有公司撑不过12月，亚马逊也不例外。市场开始思考互联网等高科技公司长期盈利增长的持续性问题。互联网用户的增速开始快速下降，用户数量决定了盈利的上限。旧有经营模式的盈利增速不可持续，但新的盈利模式又有待开发。靠概念支撑的公司，泡沫终将破灭。

与此同时，2000年微软垄断案引发市场恐慌，互联网巨头的不确定性也加速了科网泡沫的破裂。1998年10月19日，微软反垄断案正式立案，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案件处理期。微软之前一度成为美国市值最大的公司，也正因为它在互联网行业中所占据的领头羊地位，关于它的垄断案件才影响如此巨大。微软垄断案经过漫长的举证讨论，终于在2000年有了判决，但此次判决却是致命的。4月3日，微软公司被判决违反《谢尔曼反垄断法》，用阻碍竞争的手段维持该公司的垄断地位，并企图垄断浏览器软件市场。6月8日，微软被裁定一分为二。作为互联网行业的领头羊，微软的判决打击了整个行业的市场情绪，科技巨头的不确定性引发市场恐慌，科网泡沫加速破裂。

流动性上，货币政策由宽松逐渐收紧，跨国资本加剧流动性波动。

90年代，美联储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为市场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相比于上个年代，90年代在经济增速较快的情况下，联邦基金目标利率维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国债收益率处于长期下行趋势中。美联储三次下调基准利率共75个基点，利率维持在4.75的最低位，这为之后股市的快速上涨提供了充足的流动性。货币供应量充足，M2同比增速1995年触底后逐渐上升，1997年下半年至2000年互联网泡沫的破灭，M2增速维持在5%以上的高位。

海外市场波动较大，大量资金流向美国。亚洲金融危机导致资本在新兴国家的投资回报率降低和风险增大，而美国经济表型优异，高科技产业快速发展，资本在退一步悬崖、进一步桃园的情况下大量涌入美国市场。通过跨国公司的资本流动自1992年加速流入美国市场，从192亿美元上升到2000年顶点的3140亿美元，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后，资本流入量继续加大。美元指数自1995年持续走强，从82左右上升到2000年的110以上，美元资产吸引力加大。

1999-2000年，美联储加息限制流动性，跨国资本进一步造成流动性紧缩。为抑制经济过热和防止通货膨胀的快速增长，美联储自1999年中期开始了加息周期。在纳斯达克指数达到顶点之前，美联储已四次加息，基准利率已由4.75%上升到5.75%。但在前三次加息时，处在泡沫期的市场选择了麻痹性应对，直到第四次加息后，流通性的紧缩对纳斯达克指数产生了明显的抑制。2000年3月21日美联储加息25BP，5月16日加息50BP，1999年来已加息6次。后两次的加息再度限制了流动性，成为纳斯达克指数下跌的重要影响因素。海外亚洲金融危机造成的影响逐渐消散，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情况已有所回转，之前流入美国的避险资金已开始流出，造成美国市场的流动性进一步紧缩。

估值上，估值从合理水平到泡沫充盈，股价与盈利已经脱节，最终泡沫破裂、股价重挫。

1995年至1998年，互联网等高科技行业估值处于合理水平。我们选取了几家具有代表性的互联网公司，其净利润实现较为稳定地增长，如微软、思科的净利润增长了3倍，英特尔净利润增长了2倍。市场情绪整体上较为理性，对公司的评估更多地基于公司的基本面，依靠互联网高科技概念上市的公司经不起市场的检验，股价能够稳定增长的大多是基本面良好的公司。总体来看，股价的变动由企业盈利主导，公司的估值处在合理的区间。

1999年，市场对科技股的热情持续走高，市场上的泡沫开始积累。宽松的流动性环境和科技行业的优异表现激发了市场对科技行业的投资热情，资金选择更多地流入科技行业。道琼斯指数和标普500指数的PE已在震荡回调，纳斯达克指数的估值依然上行。标普信息技术指数估值增长速度开始大于每股收益的变化，估值逐渐脱离企业的基本面。

到2000年，股价的急速上涨和企业的盈利增速已经脱节，科技股的高估值中充盈了泡沫。业绩的大幅提升为股市注入了一支兴奋剂，成为刺激美股指数继续上扬的主要原因。但是盈利的高增速四季度见顶后，盈利快速下滑。纳斯达克指数的表现却远远比企业业绩增速突出，快速上涨的股价与企业实际盈利水平脱节，产生的泡沫不断积累与膨胀。道琼斯指数和标普500指数的PE在1999年10月前见顶后就震荡回调，但是纳斯达克市场的PE涨继续上扬，其正数市盈率由1999年9月的38跃升到2000年3月的65。9月微软公司总裁史蒂夫·鲍威尔指出，包括微软公司在内的科技公司被市场严重高估。

最终，泡沫破灭直接冲击了科网泡沫主角——互联网等高科技公司，高估值带来的高股价遭受重挫。雅虎股价从2000年3月最高的433美元跌至2001年4月的11美元；思科股价从60美元下跌至2000年10月的9美元；亚马逊从2000年1月近70美元跌至2001年9月的6美元。这些互联网公司的市值在短短的时间内大量蒸发，受到重挫。前期受资本追捧的Pet.com在2000年11月7日宣布倒闭，成为第一家倒闭的上市网站公司，大量的互联网公司在面临巨额亏损后破产倒闭，只有少数公司坚强地挺过泡沫陷阱。

五、2008年金融危机：持续加息刺破地产泡沫，打断资产证券化杠杆链条

世纪初科网泡沫破灭后，随着美国经济逐渐复苏，美股市场在2002年10月见底后再度开启牛市。但整体市场风格显著切换，由科技转向金融地产，背后很大程度上，是宽松货币环境+资产证券化导致的金融脱媒下，美国地产和金融行业的过度繁荣。

本轮地产行业繁荣延续自90年代初，背后离不开美国政府政策的支持。早在1992年，国会便通过《联邦住房企业财政安全稳健法案》放松了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资本要求，并将其交由住房和城市发展部(HUD)进行监管。而HUD的首要目标即提高住房自有率。HUD要求房利美和房地美购买的抵押贷款中，向低收入者发放的占30%。此后，该比例经过几次上调，至2008年已上升到56%。此外，2003年美国政府又出台《美国梦首付款法》，要求每年为首次购房的低收入家庭提供总计2亿美元援助，目标帮助4万户家庭支付首付款和贷款达成手续费。2004年又出台《零首付法》，将FHA保险贷款的最低首付比例从3%降至0。

美国住房自有率从长期以来维持在64%左右的水平。但在持续不断的住房政策支持下，94年后美国住房自有率持续上升，至次贷危机之前已抬升至69%的历史最高水平。

与此同时，宽松的货币环境也进一步促进了地产的繁荣。9·11事件后，美联储持续降息，释放流动性支撑经济重塑信心。宽松的流动性环境为房地产行业扩张和居民加杠杆提供了资金基础。

此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在于金融自由化、衍生品发展。美国从80年代开始的资本大众化，带来的结果是储蓄资产地位的下降，商业银行所控制的资产在美国金融总资产中的比例不断下滑。为推动银行业改革，从1987年4月美联储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第20条款进行了重新解释开始，美国不断放松对银行业金融管制。最终，1999年11月4日美国参众两院通过《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中对禁止会员银行与任何从事有价证券业务的机构进行联营的有关规定，从法律上打破了各金融机构之间的业务限制，美国金融业现代化混业模式建立。

在一系列金融自由化政策的支持下，美国金融机构的业态、产品复杂度、多样性有了爆发式的提升。金融创新持续不断，衍生品爆发式增长，并且结构复杂难以监管。在房价只涨不跌的预期下，金融体系疯狂投资住房抵押贷款相关证券及其衍生品。2002年至2007年，美国抵押贷款相关证券规模由5.3万亿美元大幅增长至9.4万亿美元。

并且，衍生品发展导致的金融脱媒，还显著阻碍了货币政策的逆调节作用。在2004年美联储美联储收紧货币加息后，美国M2仍维持高增，信用市场未出现显著的收紧，进一步加深了地产市场的过热。

多重因素影响下，美国信用不断向低质市场下沉，次贷规模激增，金融风险持续累积。参考非机构RMBS，2002年至2006年，新发行的非机构RMBS中，非优先或次级债的比重由44%升至73%，存量中的比重也由52%升至66%。

金融地产持续加杠杆带来的风险，最终随着美国进入加息周期而逐渐暴露。在04年7月至06年6月美联储连续加息17次，提升联邦基金目标利率425pct至5.25%后，“次贷危机”开始显现，由于房贷利率上升，使得购房者无力支付贷款，房贷违约比率持续上升，导致以房贷为底层的抵押贷款组合违约增加，资金链断裂后次级抵押贷款机构开始破产，投资基金被迫关闭，危机逐渐蔓延扩大致使全球主要金融市场出现流动性不足，最终演化为全球范围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受此波及，美国股市出现继大萧条及二战之后的历史第三大幅度的下跌。

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政府紧急入场救市。2008年9月7日，联邦政府接管房利美和房地美。9月16日AIG被政府接管并获批美国联准会850亿美元贷款。9月20日美国政府向国会提交了高达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助计划并最终于10月2日获得通过。9月25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接手美国最大储蓄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10月8日美联储联合欧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等全球主要央行同时降息50bp。10月29日再次降息50bp，并最终于12月16日将基准利率调降至0-0.25%，开启美国长达7年之久的“零利率”时代。

最终随着量化宽松落地生效，美股终于2009年3月见底。事实上，早在2008年9-10月期间，美联储便已扩表超万亿美元，资产规模实现翻倍。至11月25日，美联储宣布将购买规模达1000亿美元的政府支持企业（GSE）——房利美、房地美、联邦住房贷款银行与房地产有关的直接债务，以及由两房、联邦政府国民抵押贷款协会所担保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规模达5000亿美元。美国第一轮QE自此启动。此后12月和1月联储会议均商讨扩大QE规模。至2009年3月18日，美联储宣布扩大QE规模，增加购买7500亿美元机构MBS和1000亿美元机构债务，使购买总规模分别扩大至1.25万亿美元和2000亿美元（后者于09年11月的联储会议上调降为1750亿美元）。此外美联储还宣布将在之后的6个月内购买最多3000亿美元规模的长期国债。

而随着美国政府前期的救市措施以及美联储量化宽松逐渐生效，标普500指数最终于2009年3月9日见底于676.53点。此后，标普500指数逐步抬升，美股市场11年牛市拉开序幕。

小结及展望：

1、股市泡沫的本质是货币超发。早在17世纪的“郁金香泡沫”，便为我们演示过货币过快增长的后果。其最终破灭更让当时的“海上马车夫”荷兰退出了争霸欧陆的舞台。无独有偶，300多年后，无论是70年代美股的“漂亮50泡沫”，还是90年代日本资产泡沫，抑或是世纪初的“科网泡沫”以及08年金融危机前的美股泡沫，背后都是远超经济发展所需的货币增长，所引发的杠杆水平抬升和资产价格疯狂增值。

2、股市泡沫破灭，基本都伴随经济增长放缓、企业盈利恶化。泡沫之所以被称为泡沫，本质在于其价格脱离了基本面的支撑。因此，我们看到在“漂亮50泡沫”、“科网泡沫”和08年金融危机中，市场的基本面都在恶化。但也有例外，比如90年日本资产泡沫，尽管从1988年开始日本经济增速持续放缓，但在泡沫破灭之初日本经济曾一度出现回暖迹象。

3、紧缩货币“刺破脓毒”，是股市泡沫的破灭必要条件。由于股市泡沫的本质是货币超发，因此货币紧缩也就成为了刺破泡沫的“不二法门”。而由于货币供给=基础货币×货币乘数，因此历史上货币紧缩导致的泡沫破裂也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就是普遍的减少基础货币供应，“漂亮50泡沫”、“科网泡沫”以及日本股灾都归属于此。第二类，就是阻断货币派生、降低货币乘数，08年金融危机就是在美联储持续加息导致地产大量违约、斩断了高杠杆衍生品派生货币的链条后爆发的。

4、但紧缩的货币政策，并非一定就会导致股市高估值泡沫以灾难式的暴跌收场，关键在于把握紧缩的力度和节奏。理论上，通过经济增长+缓慢收紧货币政策，以时间换空间，同样可以实现对估值泡沫的消化。

较为典型的，就是2014年-2016年的美股。08年金融危机后，美联储直到2013年底才开始收紧货币，且全程保持谨慎、节奏较为缓和：从2013年12月19日宣布缩减QE，直到2014年10月29日完全退出QE。此后，又直到2015年底才实施金融危机后的首次加息。第二次加息又等到2016年底才实施。缓和的货币政策收紧，叠加2013年后美国经济脱出金融危机阴云、持续复苏并逐季加速，让美股得以仅通过较小幅度的震荡走平，度过边际变化最大的美联储货币政策系统性转向的前半程。

因此，展望后续：

首先，当前美国经济仍在持续复苏，且后续仍有较强动力。去年4月以来，美国PMI指数持续走高。史无前例的大放水、超低的利率环境，正带来美国房地产市场的火热。与此同时，包括直接向居民、企业直接发放救助金在内的大规模财政刺激，也导致美国消费需求快速回暖，甚至超过疫情前水平。今年1月，IMF已将美国21年预期增速由3.1%上调至5.1%。后续随着疫苗加速接种、疫情持续改善，美国经济仍将持续复苏。而在企业盈利端，根据彭博预测，2021年标普500指数EPS也将出现24%左右的修复。

其次，当前美国仍处在货币宽松阶段。并且从美联储的表态来看，未来可能的收紧也将是有节奏的、温和的过程，而不是急转弯式的收紧。近期，美联储在多个重要场合反复强调，将继续提供货币政策支持，即便是在看到前景改善的情况下，也将维持债券购买计划不变。并明确美联储加息条件为失业率降至4.3%以下、通胀达到2.0%、通胀预期超过2.0%。因此，即便后续随着经济复苏，美联储货币政策出现收紧，节奏也将类似2013年到2016年，是一个相对缓和的过程。

因此我们认为，当前美股再度进入到通过盈利增长消化高估值的阶段，而非是泡沫破灭。

当然，参照历史，也需要警惕一些“黑天鹅”的出现：首先，若后续美国通胀持续高企，或导致美联储被迫提前收紧货币，对市场形成冲击。尤其是，当前美国依托大规模放水和财政刺激，在带动需求增长促进经济复苏的同时，也导致需求增长快于供给修复。供需上的不平衡或带来通胀上行压力，且若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导致极端的供给冲击、通胀难以缓解。同时，若未来美国经济复苏放缓，企业盈利不达预期难以消化估值。在此种极端的情形下，估值和盈利双杀，美股或再次进入危机模式。

风险提示

1、美国通胀超预期上行，或带动美债利率持续上行和美联储货币政策提前收紧。

2、美联储货币政策超预期收紧，将对市场形成显著冲击。

3、美国经济和企业盈利不达预期，将导致市场难以消化美股估值。

4、历史比较存在局限性，基于历史情况所得结论和建议，或不符合当前市场。

谢选骏指出：看来上文还是不懂“经济泡沫就是经济扩张，经济扩张就是经济泡沫”的道理——二者的区别仅仅在于一个“度”字。可是这个“度”的客观标准又在哪里呢？其实这个客观之“度”是不能存在的。所以有人大发国难财，甚至专发国难财。

《泡沫快要破滅！美國知名經濟學者警告：美股最快7月底崩盤 今秋多數股票恐將暴跌80%》（秉斯克2021-07-13）报道：

FX168財經報社(香港)訊 美國知名經濟學者、鄧特公司(HS Dent)創始人鄧特(Harry Dent)近期發出警告稱，美國股市即將在3個月內就面臨崩盤，最快在7月底就會發生。截至今年秋季，大多數股票將會暴跌高達80%。他表示，這將會是許多投資者人生中遭遇最大的一次崩盤。

根據Think Advisor所指，鄧特不但曾準確預測1989年日本經濟泡沫破裂，還有2000年網絡泡沫破裂，更在2016年時預測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會當選。他表示，各國央行正像是吸食海洛因成癮者那樣，操控和刺激着實體經濟。他正在等待經濟恢複正常，稱盡管投資者仍看好美股長期前景，但美國經濟情況已經不如早前那麼具備優勢。

他繼續說道：“各國央行會繼續刺激經濟，不惜一切代價維持這場泡沫存在，但不能只是不斷地向市場注入資金，推升金融資產價格，我們現在有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還更大的泡沫。經濟已經不一樣了，白X們！再多的刺激措施也無法解決問題，投資者將蒙受損失。”

早在今年3月期間，鄧特就曾向市場投資者發出警告，表示美股6月底將上演史上最慘烈崩盤，但最終並未真正發生。鄧特對此表示，自去年3月新冠肺炎疫情重創經濟後，經濟正持續反彈，然而他並不認為這將會繼續下去。

鄧特強調說：“無論如何，各國政府都會讓這場泡沫延續下去，因此問題是它究竟何時會破裂？”

他預測，如果泡沫不是發生在9月，那泡沫很可能在7月底就會開始破裂，主要原因歸咎於房地產市場的波動。他解釋說：“房地產是經濟中最大的部分，如果銷售持續放緩，那房價就會變得疲軟，這就是那種會把事情搞砸的事件。”

針對房地產近期走勢，鄧特也指出，房地產市場正在泡沫化，但美國房屋銷量在過去的5至6個月內，已經下降22%至23%。他說道：“這是個信號，表明泡沫是有限度的。”

鄧特認為，鑒於美國經濟過度擴張，再加上低利率因素，美國經濟的衰退將變得艱難而迅速。他補充稱：“投資者認為經濟複蘇會持續下去，但是當它被衝擊時，將會被打擊得很嚴重。”

他提出疑問說：“一場雪崩需要多少雪？只需要一片雪花，因為雪一直在堆積，再多一片額外的雪花就崩了！”

截至美國股市隔夜(7月13日)收盤，道瓊斯指數下跌107.39點或0.31%，收34888.79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下跌15.42點或0.35%，收4369.21點；納斯達克指數下跌55.60點或0.38%，收14677.70點；費城半導體指數下跌18.20點或0.55%，收3300.80點。

谢选骏指出：美股最快7月底崩盤？最慢呢？没说。不敢说了。因为没有人知道。这个美股，早该崩盘了，可就是没崩。这叫人算不如天算。因为美国股票商人绑架了政府。就像中国房产绑架了中央。奈何。這樣一來，经济泡沫就是经济扩张了！

【附錄2、平等就是割韭菜】

《平等是“祸水”吗？——兼与荣剑先生商榷》（张千帆 January 31, 2022）报道：

（编辑说明：自由与平等是现代性的核心价值，思想的旗帜，是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政治思想与实践上各方争执辩驳的关键，且随现代性在世界的扩展， 也成为全球性的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思想讨论的母题。自这些思想输入中国，亦渐渐成为诸多政治与思想派别彼此论战的内容，阵营泾渭的标准。但因种种思想、学术、历史与政治的原因，中国思想界似乎对这些思想的理解与讨论，似仍显不足，有待深化。或许，这也恰是造成中国政治与文化现代性建设命途多舛，代价昂重的原因之一。自改革开放，中国官方乃至民间的思想范式发生诸多重大更迭，共产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儒家传统主义，自由主义等各种思潮竞逐影响，新近更有中国式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如何看待世界范围内两三个世纪以来思想的历程，怎样审视七十年尤其是近四十年中国的思潮迁变，所面临的问题意识及与国际思潮的关联，这些都需做更深入梳理。而其中，如何看待自由与平等显然是题中应有之义，更是无法回避的核心论题。 两三个月前，荣剑先生发表了一系列批左文章，引发关注，其中亦涉及如何评价“平等“的问题。张千帆教授就此撰文回应，与其商榷。本网站刊发此文，希望能有更多的思想者参与讨论。在引介进中国百多年后，在新的世纪，自由与平等这些思想会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出怎样的花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会是与中国思想界对这些问题要给出的诠释相关，且这些诠释最终也会成为一种对中国思想界道德与知性力量的考验。人们可以拭目以待）。          

荣剑先生最近接连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极左的檄文，先是发表了批判大陆极左思潮代表汪晖的数万字长文“为革命招魂？”，之后又一连发表了7篇“左翼问题批判导论”（以下简称“荣文”），[i] 更为系统地批判了卢梭、法国大革命、马列极左思潮及其指导下的俄国暴力革命。这些著述视野宽阔、旁征博引、功力深厚，令我受益匪浅。对于今天仍深陷极左泥潭而不可自拔的当代大陆来说，系列论文不啻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值得深入研讨与反思。

荣文主题是左翼的“世纪歧途”，并清晰展现了左翼歧途的三条主线：一是法国革命的左翼化，最后走向恐怖暴政；二是左翼运动的革命化，马克思主义将欧洲左翼运动几乎全盘纳入暴力革命的轨道；三是共产运动的极权化，列宁的暴力革命实践打造了世界上最早的极权主义政体。尤其值得称道的是，荣文在指出左翼三条“歧路”的同时也指出了一条“正路”。他细致分析了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分歧，并将“第二国际”开启的社会民主主义认定为“真正的左翼之路”、“左翼运动的自我修正和救赎——主要体现是告别暴力革命，走宪政之路”。在作为结论的第七篇，他更是明确提出以宪政融合左右分歧：

只有在宪政框架内，才可能达到平等、自由、博爱的统一……在宪政框架内，左翼和右翼都具有各自的合法性……左翼和右翼（当然还包括中翼）是宪政民主光谱中的必然存在，它们恐怕也是永远走不到一起，但只要是在共同遵循宪政原则，共同反对暴力和极权，这就是左翼和右翼的共识和它们共存的基础。

这个表态当然极好，确实表达了左中右不同政治立场和平共存的自由主义共识。它给我的印象是荣文从区分温和左右与极端左右出发，认同以下基本论断：左右皆可，极左极右则皆不可，而极权国家下的所谓“左”“右”和宪政民主体制下的左右之争并无关系。这也是我在“中西左右”一文中表达的基本观点：中国争论的极左、极右和西方民主体制的左右之争并无可比性。我们不能因为在中国反左（极左），所以就移花接木，跑到西方也“反左”——凯恩斯主义、福利制度、女权运动、绿色r、种族平等政策……不是说这些政策不能批评或反对，而是必须明白政策之争和制度之争的本质不同，不能把“中国逻辑”简单移植到西方。更何况我们对欧美的情况并不那么了解，那里的左右之争一直是很复杂的技术问题；至少自二战结束以后，人家已经在自由民主的制度环境下争论了好几十年，不会像我们想象乃至某些简中谣言圈里希望得那样犯简单弱智的错误，更不需要我们去替他们操心左翼运动会走火入魔——宪政民主体制就是最好的左右平衡器。我们不能在对别人的实际状态所知甚少的情况下，把自己对极左体制的道德反感简单投射到遥远的太平洋彼岸，否则只能和百年前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那样，在陌生的土壤上因为自己的无知而犯愚蠢的错误，如不少自由派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表现得那样。

遗憾的是，荣文似乎并没有完全摆脱正常左右与极端左右之间的概念混淆。虽然荣剑兄屡次声称自己的大作遭到“误读”，但恰恰是其盖棺定论的第七篇明确得出了回归“古典自由主义”的结论，并把“左翼歧途”的罪魁祸首归咎于“平等”。当然，这个结论或许未必影响荣文的主体，而其花费大量篇幅的论证也得不出这个结论，因为荣文主体部分是批判卢梭影响下的法国大革命和马列极权体制，但是否定了极左思维并不能得出一般意义的“左=错”这个结论。事实上，荣文讨论的左翼阵营转型也充分证明，左不等于“错”；虽然西欧左派一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当作道德理论根基，但完全可以转型成为宪政民主的支持力量。如荣剑自己强调的，一旦接受了宪政民主，左右都是可以接受的政治立场，并不存在绝对的“对”或“错”；而如果要说某个立场走火入魔，那么左右或任何立场皆有可能，没有哪一派能逍遥自得地生活在宪政民主的“保险箱”里。既然如此，问题究竟出在哪里？为什么荣文还能声称“为何是左翼而不是右翼总是与革命、激进、暴力、斗争、消灭、镇压这些词汇所标志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好像右翼不论说什么、做什么都是“安全”的？

问题不在于别人“误读”了荣文，也不在于其结论词不达意、未能准确概括全文论证，而在于荣文整体上体现了一些概念认知和历史归因分析的不足，而这些不足可以说是比较典型地暴露了中国“保守主义”的认知短板，因而值得引起关注和辩论。简言之，平等并非诱使左翼运动走向暴力革命和极权体制的“祸水”。荣文不仅未能区分不同层次的“平等”，也未能准确定位法国革命之所以走向恐怖暴政乃至马克思之所以坚持暴力革命的真实根源。当然，荣文的问题意识十分精准；左翼运动确实可能走火入魔，但由此并得不出右翼就很安全、“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之类的一般结论——这在“左”是极左的中国语境下是对的，但显然不能适用于西方语境。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自由与平等之间的可能冲突要求我们放下傲慢与偏见，探讨意义重大而结论并非截然分明的现实问题。

一、共识与分歧

先澄清一下我和荣剑兄之间的共识与分歧。我们显然都是属于广义的“自由派”，价值共识是显而易见的。他自称“理论中左、政治中右”，“倾向于自由优先——在这一点上……具有柏克精神或托克维尔批判意识。”我不知“理论”和“政治”区别在哪里，但我自己也是在不同问题上围绕中线摇摆，总体上算“中右”。我并不反对自由优于平等的说法，尽管认为这种立场过于简单化。事实上，我之前不仅批判过卢梭，还批评过罗尔斯，过阵子还会更详细地批判后者的“正义论”。因此，那些在美国大选期间说我“左”的人要注意了，因为这很可能意味着你是极右，至少正在从远右(far right)向极右的路上行走，而未必自知。反左“用力过猛”，不小心会把自己反到极右立场上去。我反对的是把左或右本身当作批判对象，从而不加批判地认定右或左是“绝对正确”；如果有这种想法，那么不论左右，都离极权只有一步之遥了。[ii]

荣剑兄和我都认为卢梭和马克思是错的，但是他们究竟错在哪里？我们认知不尽相同。荣剑认为根源主要在对平等的过度追求，平等化运动一开闸似乎就刹不住，直到撞到恐怖暴政的“南墙”：“在法国大革命中，‘左翼问题’的实质是革命不断趋于左翼化，革命在不断升级的左翼力量的推动下趋于激进化和专制化。”我则认为极权是极权，平等是平等，二者并非完全没有联系，但是没有必然关系。换言之，极权是平等之外的因素造成的；但就平等来说，即便是对实质平等的激进追求（我并不认同）也完全不能和极权划等号，美国民主党左翼桑德斯主张的“北欧社会主义”就是一个典型代表。

我们都支持和平改良，反对暴力革命。这也让我们有别于自由派中的激进主义——当然，后者中有人主张他们的所谓“革命”并非指暴力革命，而只是剧烈但或许仍然和平的社会变革。但即便对于和平的制度“革命”，我也主张采取极其审慎的态度。[iii] 不论如何，我和荣剑都反对暴力革命，但是我再次认为马克思坚持暴力革命和平等无关——事实上，他很可能并不那么在乎平等。因此，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并非来自对平等的过度追求，而是来自于别处。

我们显然都反极左，也都认为激进左翼有危险，但是我认为无论左右，激进都有危险，极左极右都是极权；他则认为“世纪歧途”的始作俑者都是极左，暴力革命都是左翼发动的，似乎没右翼什么事。这显然不是事实——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是谁发动的？右翼确实不怎么发动“革命”，因为革命通常代表大众诉求，在这个意义上是左翼的“专利”，但是右翼经常发动军事政变，危害一定比左翼暴力革命小吗？冷战期间，拉美和非洲军事政变基本上都是右翼军人发动的，美欧则出于冷战需要维持、认可甚至主导了这类政变，但是它们在荣剑的“世纪歧途”叙事中却找不到踪影，只能说荣文有“样品选择偏差”——它批判的对象全都是左翼思想与实践，当然只能看到“左翼问题”。左翼确实可能出问题，但这显然不等于右翼就不会出问题。

最后，与此相关的是，我们显然都支持宪政民主，主张在宪政框架下解决左右之争，但是他似乎仍然对战后宪政框架下展开的“后现代女权运动、环保运动和身份政治”持有偏见，把它们都归结为左翼“对平等价值的追求”。虽然他强调这只是一个“事实描述”，但既然如此，为何要把它们当作一件事来说呢？为什么不说说当今相当活跃的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或美国冲击国会山的川粉们？难道他们对宪政民主的威胁不大得多吗？据说这个价值偏好来自于“柏克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自由权高于平等权”，可见荣剑是主张“保守主义”的，他在字里行间透露出对后现代平权运动的反感也就不难理解了。这其实没什么，谁都有价值偏好，但是偏好不应该建立在偏见基础上，而荣剑对自由与平等的理解似乎是有偏差的。自由当然可以先于平等，但是在喊出这个口号之前，我们不能不先问问“谁的自由”、“哪种平等”？

二、法国革命的平等观

先说“平等”。荣文一个最明显的硬伤是泛泛说“平等”，没有区分平等的不同层次，即简单认定平等和自由有冲突，然后把法国革命的失败归咎于平等：“平等为法国大革命的正当性提供了第一块基石”，“平等成为法国大革命的原动力，成为第三等级追求与贵族和教士相等的政治权利的纲领性口号”；“恰恰就是在‘平等的统治’之下，自由非但没有获得充分发展的社会和政治条件。”

问题是，“第三等级追求与贵族和教士相等的政治权利”难道不是应该的吗？这种“平等的统治”怎么妨碍自由了？难道自由获得充分发展的“政治条件”不恰恰是所有国民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吗？否则，自由就蜕化为极少数人的“自由”，真的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指责的奴隶主的“自由”、“剥削阶级”的“自由”、独裁者的“自由”……这真的是保守主义者想要的自由吗？真正的自由当然是所有人平等共享的自由，而不能是奴役、压迫或歧视他人的“自由”。这正是法国革命要改变的，因为革命前的“旧体制”就是一个压抑多数人自由的等级体制。在这个意义上，法国革命一开始就左，“左翼化”论证是多余的，而消极意义上的“左”（取消等级特权）恰恰是现代文明的基本特征。

在消极意义上，平等不仅不和自由冲突，而且就是自由的一种形式。此话怎讲？请看，美国联邦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同时规定了法律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和“平等保护”(Equal Protection)，二者成为保护个人权利的相辅相成的宪法依据。如果一部立法剥夺了所有人的自由，譬如警察可以随意进入民宅搜捕，那么它就违背了正当程序（自由）；如果一部立法只是侵犯了部分人的自由，譬如黑人的孩子不能和白人的孩子一起上学，那么它就违反了平等保护。因此，自由权和平等权不是天敌，而是并肩作战的兄弟：消极意义的平等（政府不得歧视）就是自由的扩大，把譬如白人享受的自由和机会扩大到所有人种，怎么会和自由冲突呢？当然，消极意义的平等偶尔也会和自由发生冲突，譬如蛋糕店以宗教自由为由拒绝为同性恋伴侣做结婚蛋糕，但这类情况只是例外。一般情况下，几乎一切领域的机会平等——尤其是政治权利平等——都是一种自由，禁止剥夺我的平等机会就是在保护我的自由。[iv]

这也正是法国革命的初衷。1789年《人权宣言》和1776年美国《独立宣言》一样，都是经典的自由主义伟大宣言。《人权宣言》第1条规定：“人人生来自由与平等，并有权保持之。社会区别必须基于普遍福利。”由此可见，法国革命初期的平等仍然是消极平等；甚至法律并非不可以区别对待不同人群，而只是要求这类区别必须以公共福利为依据。当时，西耶斯（荣文中的“西哀士”）发表的《第三等级是什么》影响很大，但是这本小册子本身只是控诉第三等级的不平等待遇，其中第一句话就是：“第三等级是什么？是一切，是整个国家；第三等级在政治秩序中的地位是什么？什么也不是；第三等级要求什么？要求取得某种地位。”[v] 作为平民的“第三等级”包揽了法国社会脏乱差的活，有点像我们的城市“二等公民”农民工。禁止身份歧视、要求农民工获得和城市居民同样的政治权利，这有什么错吗？人数最多、待遇最低的法国“第三等级”要获得平等政治权利，至少渐近地实现今天所有发达国家都已实现的“一人一票”，也没什么错吧？如果连基本的政治和人格平等都要否定，那就完全站到独裁者的立场上去了。这真是中国保守主义想要的吗？如果这样的话，是不是也要为美国南方奴隶主的“财产权”辩护呢？它难道不是受美国宪法保护的“自由”吗？

从1789年5月三级会议召开到1792年10月议会成立，法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废除天主教会的特权。其中有些做法固然过分了，譬如剥夺了教会财产、将教士变成“国家雇员”、为教士和主教设置选举系统乃至要求全体教士效忠王室，可被视为以平等的名义侵犯了宗教自由。但总体上，革命是相当克制的，至少维持了君主立宪制。即便王族两次试图乔装出逃，也没有废除王位，而只是对其实施“监视居住”。到法国革命后期，平等诉求有所升级，不再局限于消极平等，而是上升到积极平等——不只是禁止歧视，而且要通过国家实现结果意义上的平等。荣文注意到，1793年4月，罗伯斯庇尔向国民议会提出了一份把财产权置于“社会利益”之下的权利法案，似乎有限制乃至消灭私有财产的意思，但也没有必要夸大这份议案的意义。毕竟，那个时候仍然是相对温和的吉伦特派掌权，激进的山岳党只是少数，只能提出立法建议而已。

荣文没有区分不同层次或意义的平等——消极平等与积极平等、机会平等与结果平等、政治平等与经济平等，而只是泛泛地将“平等”和自由对立，似乎只要一提“平等”就意味着中国过去实行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就是要搞社会主义和极权政治。这显然有意或无意混淆了平等概念的不同层次，把消极平等和积极平等捆绑在一起，当作是右翼攻击左翼的一个“稻草人”。事实上，即便是积极意义的平等也和极权体制没有必然关系，至多只是充当其争取民心的夺权口号或维持统治的遮羞布。近70年来，除了前30年的“平等”贫困之外，中国社会真的有过什么“平等”吗？当今中国的基尼系数难道不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吗？把平等和极权扯在一起，除了对这块遮羞布表达认可之外还有什么意义？

因此，“自由先于平等”的平等只能限于积极意义的结果平等，而不是消极意义的机会平等，因为消极平等（包括“一人一票”的政治平等）本质上就是自由——而且是最重要的自由，根本不存在平等和自由的矛盾。正常的中左或中右必须同时接受自由和反歧视，因为二者本质上是一回事。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主流都接受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因为这是第十四修正案的宪法要求。如果连消极平等都反，那就成了主张歧视的极右。遗憾的是，中国不少所谓的“保守主义者”都因为“反左”而成了极右，不仅夹带着相当浓烈的种族主义情绪，甚至反对“一人一票”等基本政治权利。

当然，消极平等与积极平等、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之间并非截然二分。美国围绕“纠偏行动”的争议显示而二者之间的关联性和平等的复杂性：如果某个族群或性别长期受到歧视，可能只有一定程度的结果平等才能有效纠偏；否则，如马克思主义者批判的，“机会平等”可能只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姿态。我认可纠偏行动的必要性，但未必同意某些形式的纠偏；至于具体什么形式、多长时间，都是很复杂的政策问题，绝不是一两个标签就能说清。我们并不生活在那里，也不太了解各种政策的利弊，不应出于对极左的恐惧或憎恶做出简单判断。在我们目前这种状态下，谈论左右为时过早。对于美国的左右，不要轻易站队，而是要相信它的宪政民主体制；在这种体制下，左一点右一点都不可能走太远，宪政民主本身就有自我纠偏和微调的内在机制，不用我们替它捉急。

事实上，即便是发多少福利、征多少税这类纯粹的结果平等，也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政策问题，一般都能在民主政治过程中得到合理解决。在一个正常国家，绝大多数都是理性的纳税人，不可能支持过分的平等化措施，让自己成本太高、负担太重，因而也不用我们这些不纳税的外国人替它着急。我们应该着急的是如何建立自己的民主体制，不要让自己税负太重，或让自己的税钱都流到限制我们自由的无谓乃至有害的用途上去。

三、卢梭究竟错在哪里

荣文强调，“卢梭的平等观对法国大革命的实际进程有重大的直接的影响。”这个论点我只是部分同意——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确实对法国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关键性的影响并非其平等观。卢梭确实病态地要求绝对平等，却没能为绝对平等为什么天经地义提供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明。如保守主义者指责的，绝对平等的全部理由似乎来自人性的嫉妒，不平等会引发争风吃醋、虚荣奸诈等各种不得安宁；[vi] 这没错，但恐怕没有太多人会因此就认为唯一的出路是国家强迫一律平等。贫困、不安定、受迫害的人生经历很可能造成了他的偏激心理，不足为论。事实上，很难说法国革命在多大程度上是为了追求卢梭坚持的绝对结果平等；除非你生活在“平等”贫困而毫无自由的北朝鲜，没有哪个正常人会对它认真。在走向暴政恐怖之前，法国革命完全是一场自由主义革命。虽然受卢梭的深远影响，西耶斯当时十分流行的小册子《第三等级是什么》根本没有想象绝对平等；他的主张几乎是清一色的消极平等，也就是“第三等级”的平等政治权利。

法国革命之所以走向恐怖暴政，首先要提到保守派都有意无意普遍回避的问题，那就是革命后期对法国极其不利的国际环境。法国革命的民主号角让其周边的君主制国家极其恐慌，唯恐民主浪潮蔓延到国内并危及其统治，其中包括被“保守主义者”高度认可的英国——“光荣革命”之后一个世纪，它仍然不算一个现代民主国家。所有这些国家将横空出世的法国民主视为洪水猛兽，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正是这种国际环境对于法国革命的激进化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甚至可以说直接造成了雅各宾山岳派的上台。在革命第一阶段，法国并没有废除君主制，巴黎民众甚至容忍了国王的叛逃。但1791年12月，路易十六给神圣罗马皇帝写密信请求武力干预。次年4月底，普鲁士和奥地利联军开始攻打法国。7月，联军指挥官斐迪南公爵发表《布伦瑞克宣言》，警告法国不要伤害王室成员，否则将遭到“永远难忘的惩戒性复仇”。这份措辞激烈的宣言在法国国内激起轩然大波，国王被视为侵略军的同谋。当时流行甚广的说法是法国之所以战败，是因为奥地利皇帝的妹妹玛丽王后泄露了军事机密。9月，吉伦特派掌权，废除帝制并建立第一共和。1793年1月，法国议会以707对0票判决路易十六犯了“侵犯公众自由罪”，并在长达21小时的投票中，以361比360票判决处死国王。路易十六遭处决后，普鲁士、奥地利和英国等七国联军组成反法同盟。由于吉伦特派抗击外国军队不力，其政治力量开始衰落。5月底，雅各宾派利用巴黎市民不满发动武装政变，推翻了吉伦特统治，这才建立了雅各宾专政。

由此可见，法国革命从一开始未必走向暴政。后来激进派之所以有机会政变夺权，直接原因是外国武力干预及其和王室之间的勾连激化了法国内部矛盾。国外干预很简单也很自然，因为这些把法国围得水泄不通的专制国家不仅害怕民主的火种“殃及池鱼”，而且和法国王室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姻关系。保守主义“拉偏架”，只知道谴责法国革命“激进”，却看不到激进的民众情绪恰恰是法国周边的专制国家为了保守专制而要扼杀革命所激发。这也说明法国革命貌似越来越激进，和平等诉求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主要代表佃农和资产阶级的吉伦特派支持自由与平等，并首先提出了废奴主义主张。它有一位著名的英国代表——当时和保守主义思想代表柏克对垒的潘恩，可见它不可能反对平等。多数吉伦特派加入了雅各宾俱乐部，他们和更激进的山岳党之间的冲突并非是出于意识形态分歧，而是革命党内部利益和权力冲突。因此，“平等”解释不了法国革命后期的激进化与派系斗争，更解释不了罗伯斯庇尔对丹东等山岳党内部政敌的清算。

那是什么造成法国革命矛盾激化的国内因素？外敌入侵显然并不一定意味着内部分裂。波士顿茶党起义遭到英国镇压后，约翰亚当斯等麻省代表即成功说服其它12个殖民地共同加入对抗英军的独立战争。和针对英国的美国独立革命不同的是，法国革命是一场“第三等级”推翻第一和第二等级的内部革命。内部革命意味着法国革命的“原始状态”和美国不同，法国社会原来就是分裂的，国王、僧侣、贵族和平民属于不同的等级和身份，而到法国革命的时候，等级特权的正当性早已站不住脚了，但是第一和第二等级显然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在法国革命初期必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抵触和抗拒，恶化了不同阶层之间的利益和情感冲突。统治阶级不愿意放弃自己的特权，也导致原来拥护王室的温和改革派失去合法性，主张推翻王权和特权的激进革命派获得越来越多的民众支持。既然既得利益不愿意放弃特权，法国革命从一开始就不是不同阶层好说好谈的契约政治，而是带有你死我活色彩的阶级斗争。这也表现于法国社会早在恐怖暴政之前即已失序。从攻陷巴士底狱开始，市民起义和杀害官员的事件一直此起彼伏，不同派别之间已经结下血仇。事实上，罗伯斯庇尔执政初期，恐怖暴政主要是为山岳党复仇。在充满派系仇恨的国内环境下，法国革命注定难以走上持续稳定的宪政之路。

法国革命的基层社会失序意味着代表不同阶层的精英之间已无共同语言和底线，激进派放纵自己的支持者实施暴力活动，最后通过暴力夺取政权。从法国革命开始，暴力革命不再是简单的暴力夺权，而是拥有为暴力辩护的正当化理论。事实上，从卢梭到马克思，左翼革命尤其强调暴力的道德正当性。革命派之所以无所不为，以至于从肉体上消灭敌对派别，当然口头上不能说是因为革命派贪图权力，而是因为革命代表着某种意义上的“绝对正确”、“正义”、“至善”，“反动派”则是必须被暴力消灭的“罪恶”，而革命理论的任务正是论证并提供革命的正当理由。深受卢梭影响的罗伯斯庇尔说：“在革命时期，民选政府的根基是美德和恐怖；没有美德的恐怖是不幸的，没有恐怖的美德则是无能的。革命政府是自由对暴政的专制。”他不愧为卢梭的忠实信徒，“自由的专制”听上去自相矛盾，却只是“强迫自由”逻辑的自然演绎。

荣文批判卢梭是理所应当的，但是把批判的焦点放在“平等”上却错了，以至于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那就是平等成了危险的“祸水”，平等诉求一不小心就会从一般意义的左一路滑坡走向极左和暴政。法国革命的历程表明，这个逻辑是不成立的；激进派并不是因为相对温和派的主张不够平等，所以获得了暴力夺权的正当性。左和极左乃至任何极权的根本区别不在于左的程度，而在于“极”；极权之所以能自信地无所不用其极，是因为相信——至少极权体制的社会拥趸们相信——自己的绝对正确。卢梭本人并不主张暴力，但是他为这种绝对正确提供了最早的“论证”，而绝对正确是暴力革命绝对自信的信仰基础；尽管他自己信奉绝对平等，论证的支点却不是平等，而是一个绝对正确而虚无缥缈的概念——“公意”(general will)。

我在“整体主义的陷阱”讲座中已经充分讨论了整体主义方法论的谬误。[vii] 事实上，整体主义是一切极左思潮的根基。卢梭的根本问题在于虚构了一个整体主义“公意”概念，然后再偷梁换柱绕一圈回来，把它当作指导现实政治的理论基础。在他那里，多数成了代表“正确”的“公意”，少数则必须自认“错误”并绝对服从。这完全是一套逻辑混乱的胡说八道，用到现实当中就和变戏法一样，什么都可以变出来。卢梭的吊诡之处在于创造了一个理应自愿同意的社会契约，但完全是以反契约的独断方式形成：既然“公意”是绝对正确、说一不二的，完全没有任何商量和妥协余地，不同意者就可以被“强迫自由”了。我在文中引用了一位研究法国革命的专家，论证了这种绝对主义思维方式在法国从自由走向暴政中发挥的关键作用。[viii] 

作为国内阶级革命，法国革命本来就很容易搞砸，因为既得利益不愿意让利。然而，能够妥协的恰恰是马克思认为“不可调和”的利益，不可妥协的是原则。如果我们争论的是你多得一点还是我多得一点，那么我们谁都别装高大上；既然我们都是为了利益，因而都是可理解的，或许还可以达成妥协——事实上，不妥协最后对谁都不好，革命的结果几乎毫无例外是两败俱伤。但如果我们争论的是原则，是你对还是我对，你“对”就意味着我“错”，你不是“正义”就成了“邪恶”，那么我们是无法妥协的，谁都输不起那个脸。法国革命后期，争论的恰恰是原则而非利益，是谁代表“公意”、“正确”或“正义”。这种正邪之争不会产生任何契约，只会走向暴力革命。因此，法国革命的问题不是在于左或平等；革命后期，这类问题已不相关，争论的焦点已成谁是“反革命”、“卖国贼”。

既然自己绝对“正确”，对手绝对“邪恶”，暴力手段就不是暴政，而是实现正义的必需。事实上，被消灭的敌人都不算是人，就和少数在卢梭的整体主义“公意”中不存在一样——如果物理上存在的话，也只是作为在“正确”方向上的障碍而已，因而必须被清除掉。以多数或某个被赋予“正确”或“先进”地位的部分代替整体，这是所有极权理论都必须犯的一个逻辑错误。即便在西耶斯的《第三等级是什么》这篇只是主张消极平等的宣传册，也能看到卢梭的整体主义痕迹。“第三等级”当然不应该“什么也不是”，它“要求取得某种地位”也是完全正当的，但要说它“是一切，是整个国家”，显然就错了。“第三等级”虽然是多数甚至绝大多数，但也只是整体的一部分，而不能代表整体本身。西耶斯同情的“第三等级”不知不觉从“什么也不是”变成压倒一切的“整个国家”，体现了卢梭对法国革命的深远影响。其实，既然“公意”是绝对正确的，多数只是意味着代表“公意”的概率更高，多数少数也没有那么重要了。即便是少数认定自己才是绝对正确的“公意”代表，那么既然民主投票不可能成功，它完全可以通过暴力推翻代表多数的政权——卢梭自己没有这么说，但是法国革命的激进派完全可以如此逻辑演绎。正是在“绝对正确”的整体主义理论影响下，法国革命从自由平等走向恐怖暴政。

四、马克思为何坚持暴力革命

和卢梭本人的和平主义取向不同，马克思自1848年发表《共产党宣言》之后就一直坚持暴力革命，但暴力革命的正当性依据依然不是平等。与很多人的想象不同，马克思其实并不强调“平等”——在他的“科学社会主义”框架里，布尔乔亚式的温情脉脉的“平等”话语很可能是肤浅庸俗的；国家就是统治阶级的工具，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怎么可能“平等”？他很可能认为，“平等”和“民主”、“自由”、“法治”一样，是资产阶级蒙蔽大众的话语骗术。虽然当时的社会不平等肯定对他产生了刺激，但《资本论》本身基本上没有谈论平等。恩格斯抱怨英国工人阶级状态的脏乱差，但也未曾把平等作为主打口号。有人因此认为，马恩在乎的未必是阶级平等，而是社会贫困阶层获得基本生存保障，实现所谓“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发展”。假如当时工人阶级状态不是像他们看到的那么糟糕，他们完全未必会如此憎恶资本主义“剥削”体制，以至于毫不妥协地提倡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如果看到“无产阶级”今天在福利国家的体面生活，他们说不定会在坟墓里笑醒。

和卢梭一样，马克思也要为暴力革命提供正当性论证，通过概念道德化生成一种“绝对正确”的指导思想，因而本质上都是为极权体制奠基的绝对主义理论。马克思的一部分问题也是整体主义。“无产阶级”本身就是一个虚构。一旦对这个整体主义概念进行个体主义解构，发现其中混迹大量的泼皮无赖地痞流氓，这个概念也就自我崩溃得差不多了。马克思的二元人性观是幼稚可笑的，他几乎没有任何建立在现实人性之上的政治理论。事实上，他否认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抽象“人性”。资产阶级“坏”是万恶的剥削制度造成的，正如“无产阶级”好只是因为他们是剥削制度的受害者。不过按照这个逻辑，一旦“无产阶级”掌权并成为压迫其它阶级的统治阶级之后，不也完全可以变得一样坏吗？在从万恶的资本主义向至善的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主义阶段，约束“无产阶级专政”的制度在哪里？这些现实政治的基本问题在他的经济决定论中统统没有答案，甚至不是问题。这注定了马克思理论只有社会批判功能——对批判资本主义体制有贡献，而没有制度建构功能——二十世纪极左体制的社会后果是有目共睹的。

如果说卢梭要制造绝对“正确”的“公意”，那么马克思则要制造“剩余价值”概念，以此论证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绝对正义。“剩余价值”、“剥削”都带有显然的道德意涵，并非实证科学所能论证出来。事实上，“价值”是主观的，只能由供需双方在市场交换中确定下来，但马克思非要创造一个客观意义的“劳动价值”；后者减去工人报酬所得的利润，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这个结论来得很方便，只是连客观—主观、事实—价值都没有分清楚，其“科学”性就可想而知了。一旦可以在事实和价值之间自由穿越，如同卢梭的“公意”可以在虚幻和现实之间自由穿越一样，无论什么“帽子”都能从这样的“理论”中变戏法式地发明出来。可怕的是，这些“帽子”居然被接受为绝对正确的“真理”，有资格授予不受限制、至高无上的权力；而一旦掌握了绝对正确的权力，即可以自信满满地为所欲为，人的主观价值选择完全不重要。在冷冰冰的“客观真理”面前，所谓的价值偏好只是个人任性而已，“契约自由”更是为“剥削”正名的虚伪话语骗术，压抑人性、暴力革命、阶级专政都成了实现“真理”的必然而必要之手段。

这一切并未妨碍马克思以“科学”社会主义的面目论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绝对“正确”，并确实赢得了大批左派的崇拜。相比绝大多数“空想”社会主义，多卷本《资本论》确实最厚重、最深刻、最“科学”，所以很自然被文化水平不高的工农乃至号称代表他们的精英当作不可能错的绝对“真理”，而暴力革命需要真理，否则就失去了合法性，成为简单的谋杀——我和荣剑兄的共识是只谈暴力革命，其它革命确实都是“请客吃饭”，说说而已、无关痛痒。而要自己冒着生命危险，拿起凶器去杀别人，你需要“真理”的加持；你需要被说服，你的事业是绝对正义的，否则既不值得自己“抛头颅洒热血”，也不能为系统性杀人提供道德正当性。然而，如果你是为了全体人民的“公意”，那么你可能不得不从物理上清除破坏“公意”的障碍；如果你是为了消灭“万恶的剥削制度”，那么你会有必要从肉体上消灭“剥削阶级”。

暴力革命在卢梭那里只是实践演绎，在马克思这里则是不可替代的必要手段。为什么民主选举不行，非要采取暴力革命呢？这个道理很难说通。在马克思的历史决定论框架里，无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和其必然性相冲突——如果资本主义必然灭亡，那就让它自生自灭好了，为什么还要暴力革命呢？事实上，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显然不合逻辑：既然“无产阶级”数量多，“一人一票”就能解决问题，一场选举不就把少数几个资本家搞定了吗？宪政民主是右派才要恐惧的（下面另说），左派反民主则显得不可理喻。和卢梭相比，马克思做得更多的是论证经济决定论。他的逻辑和今天的制度决定论大致相仿：就和不受控制的公权必然会贪腐一样，资产阶级的剥削恶习也是制度决定的，不彻底砸烂这个制度就不可能根除剥削，因而无产阶级暴力革命不仅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不太方便的是，除了资产阶级“虚伪”这类空洞的道德指控之外，他仍然未能有效论证“经济基础”是如何决定政治这个“上层建筑”，“无产阶级”代表为什么不能在资本主义体制的平等选举中赢得多数。最后只有一个说得通的解释，那就是他个人的独裁情结注定了他对暴力革命情有独钟。

因此，“左翼革命化”问题的症结也不在于对平等的追求，而在于革命者的暴力情结本身及其制造出来的革命“理论”中的概念、方法和观念错误。和经济决定论相对应的是马克思的乌托邦无政府主义“自由”观。2018年马克思200周年的时候，我在FT发表了一篇评论“从马克思到列宁”，其中谈到马克思对自由国家的看法——简言之，不可能！在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框架里，国家在本质上是统治阶级压迫其它阶级的工具，因而只要有国家就无自由；“自由国家”永远是自欺欺人的自相矛盾，真正的“自由”只有在消灭国家、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才能实现。[ix] 也正是在这种一方面极其乐观的人性观（人类可以达到物质高度丰富、觉悟极大提高的共产境界）、另一方面极其悲观的历史观（反正历史从来不公平，从奴隶社会到资本主义都充满着剥削压迫，“自由国家”只是梦幻）的矛盾世界观中，暴力成为人类生活的家常便饭。

列宁忠实继承了马克思的暴力革命理论衣钵，并通过暴力夺权首次成功建立苏维埃极权统治。列宁为代表的极左行动派之所以坚持无条件的无产阶级革命，是因为他们自己身上都有暴力革命理论所体现的极权主义基因，而非因为这类革命有什么必要性或必然性——如果有什么“必要性”的话，那就是激进派布尔什维克属于议会少数，因而只有通过暴力革命或政变才能夺取政权。“从马克思到列宁”的主题是“马列不分家”，马克思理论和列宁国家实践的基本逻辑是连续的，并不像西方后马学派想象的可以分割。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正是通过列宁的苏维埃建国实践而成为二十世纪“显学”。如波兰学者克拉科夫斯基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社会早已没有思想价值：“作为阐释性的‘体系’，它死亡了，已不能提供任何‘方法’用来有效地阐释现代生活、预见未来或培植乌托邦规划”；“现在，马克思主义既不解释世界，也不改变世界，而只是一套为组织各种利益而服务的口号，其中的大多数利益与马克思主义最初认为与其同一的利益相距遥远。”[x] 因此，西方左派必须和马克思切割，不能再把它当作自己的思想资源。遗憾的是，欧洲普遍没有认清“马列不分家”的本质，不仅仍以马克思主义为圭臬的西左学派大有人在，甚至连欧盟委员会主席都说过，二十世纪极左祸害是列宁造成的，不关马克思什么事。

在这个意义上，荣文对列宁主义和西左的批判是十分适时的。实质平等当然不是绝对真理，而追求实质平等的口号也确实吸引了一大批西方左派；对实质平等的无节制追求必然造成国家主义，因为只有国家力量才能消除自由竞争造成的不平等。但如上文所示，这并不是马列主义的革命逻辑。如果西左认为马列的终极目标是追求平等，那是一个认知错误；如果把批判暴力革命的矛头指向“平等”，同样也是一个认知错误。马克思之所以固执地坚持暴力革命，真正的思想根源不在于他太“左”——像卢梭那样要求绝对平等，而是在于他的方法论整体主义、经济决定论、乌托邦无政府主义以及——归根结底，倾向暴力的世界观与独裁人格。这才是暴力革命哲学的内在逻辑。如果把批判焦点转移到西左的平等诉求，那么这个点又失焦了。

在社会心态上，国内自由派和西方自由派展现出明显的左右错位，而这在其各自的历史语境下都可以理解。他们没有直接受过极左的祸害，所以恨极右；国内自由派则没有受过极右的祸害，所以恨极左。柏林高研院访问期间，我问过一位生在东德后来在西德学习工作的学者，纳粹和东德政权祸害哪个大？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是纳粹。从他的角度，至少从两次世界大战来看，极右产生的祸害显然甚于极左。大概因为左翼极权没有右翼国家的工业发达，底气有限，因而大都在世界舞台上韬光养晦，没有极右那么张狂。如果极左主要限于祸害自己的国民，极右则是带有明显的扩张性和侵略性，无论纳粹、法西斯还是日本军国主义都造成了世界范围的灾难。不论如何，正常的世界观是极左极右都要反；我们没有必要也不应该因为反极左，就忽视了极右的危害，以为只有左才是问题，右是不会错的，甚至越右越好。这种思维本身就是问题。这个世界的灾难确实不只是左派制造的，也是右派制造的，但归根结底是极权制造的，而左右走向极端都会成为极权。我们既不能因为反极左而变成反对一般意义的左，也不能因为反极右而变成反对一般意义的右；无论是因为反左而陷入极右阵营，还是因为反右而陷入极左阵营，都体现了我在文章里讨论的“极权主义认知障碍”。[xi]

五、如何平衡自由与平等

如何界定左和极左、右和极右？基本标准的共同的，那就是“政治自然法”，包括信仰自由、政教分离、言论与新闻自由、消极平等（反歧视）、周期性选举、司法独立、行政中立等要素。[xii] 无论左右，极权主义违背这些法则。落实到“平等”，我们首先要区分积极与消极：消极平等是无论左右都不得违背的“天条”，积极平等到什么程度则见仁见智，只能在民主政治过程中解决。因此，“自由先于平等”中的“平等”限于积极平等，因为消极平等本身就是一种自由。更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消极自由先于积极平等”，因为原则上，积极自由以消极自由为前提，即便追求实质平等也不能违背机会平等及其它基本自由。马克思的问题正在于以积极自由“吃掉”了消极自由，而没有消极自由作为前提，平等真成了“骗人的鬼话”——如果国家连反歧视都做不到，怎么可能给弱势群体提供任何实惠呢？

另一方面，一定程度的实质平等也是消极自由获得意义的前提。确实如左派所说，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生计都得不到保障，也没有经过像样的基础教育，有何能力有意义地行使“自由”呢？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对资本主义放任自由的批判是有贡献的，不应一概否定；“经济基础”并不决定一切，但确实对政治、法律与社会产生深远的结构性影响。如果私有制+市场经济的经典资本主义体制会产生严重的收入不平等，造成社会底层的生存、医疗、教育得不到基本保障，那么国家即有一定义务实现财富再分配和社会福利体制。事实上，恰恰是在没有任何国家保障的原始资本主义社会，暴力革命的拥趸特别多。貌似不可理解的是，正是在这些地方，马克思与哈耶克合流了——恰恰是在实行国家最小干预的奥派国家，马克思主义甚嚣尘上。福利领域的国家干预确实限制了资本的自由，但也为市场良性竞争和政治自由民主奠定了社会基础。因此，自由和平等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平衡关系，不宜采取简单化的极端立场；（实质）平等确实不能走向绝对平等，而自由也必须是负责任的自由。

自1929年“大萧条”打破了市场经济“自我调节”的神话以来，美欧就一直在寻求自由与平等、效率与公平这对矛盾的平衡；解决这对现实矛盾的方案不是走向极端自由或极端平等，而是二者以某种方式的妥协折衷。至少自二战结束以后，这个折衷方案即体现为欧美国家普遍施行的凯恩斯主义：承认私有制与市场经济的主导地位，但同时也承认国家宏观调控与收入再分配的合法性。[xiii] 在普兰尼的《大转型》、奥昆的《效率与平等——一大折衷》等战后代表性著述中，折衷立场的必要性与必然性已有充分表述。遗憾的是，国内的“川粉”、“哈粉”、“田园奥派”等各色“保守主义”却无视一个基本事实，那就是凯恩斯体制是战后所有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实践，没有一个例外；他们生活在信息闭塞失真的极权体制下，因为反感计划经济的极左体制而产生了自由放任的乌托邦幻像。当然，凯恩斯主义不是不可以批评，但把它等同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显然是错误的。战后70多年的福利制度实践表明，对实质平等的有限追求并没有走向绝对平等（其实必然是谎言）、平均主义或极权体制。事实上，正因为实现了有限平等和基本福利，穷人获得了相对体面的生活保障，这些国家才有效防止了各种民粹主义和暴力革命。

反过来，似乎吊诡的是，只有独裁国家才有能力有效实现“低人权优势”，帮助自由自在的资本充分压榨劳工。恰恰是在我们熟悉的制度环境下，哈耶克、弗里德曼、张五常很有市场。也同样是在这里“验证”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经济利益冲突是“不可调和”的，和这些贪得无厌的资本家没什么好谈的，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彻底打倒。在拉美和非洲，革命和独裁成了对立统一、连环相生的一体两面：只有右翼独裁才能镇住以实质平等为诉求的左翼革命，革命又产生新的独裁政权……马克思理论针对的恰恰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也只是在实施这类体制的独裁国家才有它的用武之地。这是耐人寻味的，因为极左理论和哈耶克代表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貌似背道而驰，却都在独裁国家找到自己的应用场域。

荣文说：“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从激进思想家们所虚构的道德理想国中走了出来，从革命的世纪歧路中走了出来。真正实现自由、平等和博爱之路，那就是人类历经二百年时间终于探寻到的宪政之路。”这句话本身不错，问题是人家早已走出来了，而不是“开始”从激进思想中走出来；没有走出来的是我们自己，现在仍然在无知的黑暗中摸索，还经常被带错方向而不自知。奥地利学派就是属于激进思想家虚构的一个“道德理想国”，对它的自信追求只能让中国再次陷入“革命的世纪歧路”，而不是走上宪政民主之路。就和马克思主义对批判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有效，但并不意味着它本身能够成为有效的政治经济体制一样，奥地利学派对计划经济的批判是有效的，但这也不意味着它本身能建构起可持续的有效经济体制。

顺便提一句国内近年来风行的“哈耶克现象”。首先，说几句富有争议的哈耶克其人。哈耶克自称“古典自由主义”，否认自己是“保守主义者”。虽然他被普遍认为是奥地利学派的代表任务，但某些奥派“大佬”似乎并不认可他属于同一阵营。具体哪个门派并不那么重要，“市场原教旨主义”大概是对哈耶克最确切的标签，因为他几乎反对政府对市场的任何干预。他其实可以接受最底线的贫困救济、工时限制乃至社会保险，因而有人认为他并不是想象得那么“右”。哈耶克的特色是他或许并不那么“远右”，却带有一定的极右色彩。既然市场自由成了他的“自然法”，政治自由还是独裁就不那么重要了；如果民主政治干预市场自由，那还不如支持市场的独裁政府。他在成名作《通往奴役之路》中说：“民主本质上只是一种手段，一种保障国内安定和个人自由的实用措施。它本身绝不是一贯正确和可靠无疑的……一个高度同质化和教条的多数民主政府其统治的压迫程度，或许并不亚于最坏的独裁统治。”事实上，他为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辩护，并和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葡萄牙独裁者萨拉查和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惺惺相惜。据说他甚至将《自由宪章》送给萨拉查并附言：看了我这本书，你就知道怎么对付那些喜欢讲民主的人了。[xiv]这真是对书名的巨大讽刺。由此可见，哈耶克也不算他自称的“古典自由主义”，因为以洛克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一直是政治自由的倡导者。

当然，哈耶克是批判计划经济和极权体制的思想旗手，因而他的学说并没有其它极端思潮所具备的危险，但“哈耶克热”仍然是国内体制所造成的独特现象。不能不看到，在一个不正常体制下，被允许流行的理论往往也是“不正常”的。近年来，国内引进的走红理论不是极左就是极右（至少是“远右”），不是施密特就是哈耶克。和马克思对批判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有价值一样，哈耶克对于依然生活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阴影下的中国也有显而易见的价值，因而成了许多企业家等“保守主义”者的“圣经”——在极权体制下生活的人有造神的习惯，即便不信神也要把人奉为神。但我们要明白，哈耶克的学说不是“真理”——事实上，它并不是西方经济学的主流。欧美数十年政治经济实践表明，他的市场原教旨主张早已不合时宜。百年前，我们曾把一个非主流学说当作“真理”引入中国；有此前车之鉴，今天我们应当更谨慎一些。经济学的问题还是留给经济专业学者，外人不要自信满满地轻易判断。

既然只有独裁国家才能实现完全放任的“自由”，对民主政治的态度是当代保守主义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民主国家“一人一票”真的实现，那就肯定会有一定程度（不可能太多）的社会福利和实质平等，因而反平等的逻辑结论必然是反民主。民主和福利之间的关系在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就阐述得十分清楚，当今世界没有哪个民主国家不是福利国家。这样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国内那么多保守派反感“一人一票”，但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应该很喜欢“中国模式”啊！企业家在政府面前确实很无力，但是对劳工却享有几乎绝对的“低人权优势”——没有选举，没有福利，没有独立工会，没有合法罢工，工作压力大、条件差，伤残事故保障低，性别等各种歧视不受法律约束……在这个意义上，中国体制已经很“古典自由”了。也难怪张五常感叹：“从来没见过这么好的体制！”我们还反什么、批什么呢？庆幸还来不及！这难道真的是自由派想要的吗？需要特别警惕的是，过去三十余年，由于政改之路被长期堵死，国内知识界似乎已经悄然放弃对宪政民主的追求，各种反民主、反平等、政教合一、唯我独尊的极权主义沉渣遗毒正以“保守主义”的名义借壳上市，实际上只不过是在极权体制下苟且的另一种生存策略。

我们反对的当然不是平等，而是极权，而如果我们因为反平等而走向反民主，那么我们自己就已经成了极权体制的帮凶。这是中国当代自由派或保守派都不能不警惕的危险。荣剑兄的大作对于批判从卢梭到马列的极权理论功莫大焉。我们也都同意，只要认同宪政民主，左右都是可以接受并对话的，无论什么具体主张都不应先入为主、一概否定。我的浅见是，荣文应该沿着批判卢梭和马克思、肯定西欧社会民主这条主线走下来，止于抨击极权理论，而不要轻易在左右立场上站队。这也不是荣文的论证主旨。至于自由与平等的先后，则首先要厘清“平等”的不同层次，坚守消极平等、反对任何歧视，并把实质平等留给民主政治过程去解决。这才是在宪政民主框架下讨论左右所应有的基本态度。如果在这一点达不成基本共识，最后仍然坚持问题都是“左”造成的，那就等于在说“右”才是唯一正确的立场，而这个立场实际上就是极右；反之，就是极左。这样的左右之争完全是浪费时间，因为无论极左还是极右，只要认定自己“真理”在握，而对方是“邪恶”力量，最后都必然诉诸暴力解决问题，不是革命就是政变。

综上，平等不是诱致极权的“祸水”。荣文批判卢梭的绝对平等没错，中国过去也曾深受平均主义之苦，但是极权体制和平等并没有什么关系，至多只是一个骗人的口号；一旦建立极权，各种国家特权大行其道。宪政民主国家会有一定程度的财富再分配和福利制度，但绝不可能是绝对平等，作为选民的纳税人首先不会答应。在这些国家，批判绝对平等实际上是树了一个“稻草人”；而从反平等变成反民主，则把批判者自己变成了极右。事实上，皮卡迪等人的经济研究表明，战后欧美尤其是美国不仅没有走向绝对平等，而且基尼系数衡量的不平等程度在不断加剧。这是所有以资本主义为经济基础的宪政民主国家都不得不正视的一个事实。

六、亟待探讨的真问题

在厘清概念、逻辑以及极权理论的真实病灶之后，国人应当摆脱极权体制影响下形成的极简与极端思维，宽容对待不同观念、信仰与生活方式，以开放的心态探讨困扰中国乃至世界的历史与现实问题。至少自二战结束以来，欧美国家在稳定的宪政民主制度下自由探讨自己的各种社会问题，迄今已近80年，讨论的问题也早已高度复杂化、技术化；虽然偶尔也会触发种族平等之类的制度性问题，但绝大多数都是涉及“公厕革命”这类至多有些噱头的日常生活鸡毛蒜皮的政策性问题。中国社会乃至学术界则长期受制于信息封锁和扭曲，虽然在四十年半开放过程中得到迅速提高，但是在知识层次上仍然和发达国家保持着至少数十年的差距。这当然也不难理解，因为作为转型前社会，中国首要关注的问题就和发达国家不一样。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我们还没有解决1+1=2（不要极权），别人则已经在讨论3+3=6（譬如提高选民登记的门槛究竟是有利于防止选举舞弊，还是会抑制穷人投票）。当我们勉强以1+1=2的水平去判断3+3=6的问题，可想而知常常力有不逮；遇到自己一时不能理解或不愿接受的地方，往往以简单的“阶级立场”代替就事论事的学理分析。

前阵子我做了一个“为法家‘正名’”的讲座，“正名”还打了引号；不少人只读了标题就表示接受不了——法家那么“邪恶”，怎么还能为他们“翻案”呢？其实，这个讲座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厘清哪些是法家说得对的地方，真正的问题又出在哪里；也只有在不一概而论的前提下，才能把法家“邪恶”的根源找到，而不至于囫囵吞枣。对这篇文章的各种“想不通”说明，当今中国读者乃至不少学者的认知能力并没有像中国互联网的技术能力那样得到长足的提高。不过，开放四十年之久，我们的认知和判断能力也该有所提高了，但如何提高？毕竟，许多人似乎连1+1=2还没有完全弄清，以至经常出错。另一方面，总是纠结于简单的左右立场也不是办法，不仅产生不了知识增量，反而因趁口舌之快而徒增龃龉。

我认为，突破困局的办法只能是向上走，实现“认知升级”：虽然我们还不能理解3+3=6，但我们要尽可能多地讨论2+2=4，譬如欧美各国如何防止选举舞弊？总统制究竟是怎么回事？它和议会制相比哪个更好？西方福利政策大致是什么样子？增减福利会产生哪些经济与社会后果？欧洲移民真的会颠覆人口结构、造成政治“变天”吗？教会在欧洲历史上和今天发挥什么样的实际作用？……这些都是普遍关心的具体现实问题，许多未必有盖棺论定的正确答案，但是讨论这些问题至少有助于我们认识现实社会的复杂性，而不是停留在先入为主的封闭思维中简单贴标签。从美国总统大选风波中的表现可以看出，中国的“启蒙”确实远未完成，某些方面甚至还没有开始即已走上“邪路”，而知识人对启蒙的最大贡献就是以自己的专业知识，把自己研究领域的专业问题深入浅出、言简意赅地说清楚。

荣剑先生对极左理论的犀利批判可被视为2+2=4的启蒙尝试，涉及法国革命为什么走向暴政、卢梭对法国革命产生了哪些影响、马克思理论如何为暴力革命背书、“第二国际”如何走出暴力革命阴影等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虽然未必认同他对某些问题的判断和分析，这些问题本身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需要从经验实证角度进一步探讨。

首先，左翼平等与暴力革命之间的关系。虽然宪政民主下的左翼运动完全可以和平进行，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法国革命开始，左翼与革命确实在统计上存在显著关联，而激进的平等诉求在其中发挥了催化剂的作用。“平等”的一个显著体现是平民直接参与革命，并对社会秩序产生激烈冲击。早在法国革命初期，平民攻击贵族和官员的暴力事件一直持续不断，和英国“光荣革命”与美国独立革命截然不同。和法国相比，英国“光荣革命”其实根本不算“革命”，不仅始终没有动摇王权，而且基本上没有发生暴力流血事件。美国独立战争则是针对英国而非国内，因而和法国的国内革命本质不同；虽然战争胜利后也追究过保皇党的责任，但规模很小且很快结束，完全没有发生大规模迫害或社会暴力。

仅此来看，法国革命和英美“革命”的样态是完全不同的。反特权、反歧视意义上的“平等”无疑是文明社会必须接受的原则，但是在从前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如何把握转型节奏？法国革命一开始就由“第三等级”主导，因而变革节奏很快，一年之内就废除了一系列教会特权，自然引起了既得利益的抵制。如果一下子就全面实现平等——即便只是消极平等，既得利益阶层必然接受不了，进而引起剧烈的社会矛盾，革命也就难以避免了。在这个问题上，目标激进、手段保守的“保守自由主义”最为理性，但能否实现？如果改革一开始就由底层平民直接参与甚至主导，那么改革节奏很容易被打破，而流变为暴力革命。对于法国革命的目标、手段、方式的正当性，柏克的批判和潘恩的辩护都同样值得重视与反省。

其次，与此相关的是革命和改良、精英与平民的关系。法国革命之所以发生此起彼伏的暴力事件，是因为激进的雅各宾派听之任之甚至主动发起。虽然激进派中也有牧师、律师等少数有头有脸的人物，但总体上法国革命是一场“边缘逆袭中心”的运动，因而是真正意义的“革命”——要改天换地、革新“天命”了！英国“革命”其实只是一场“复辟”，目的是赶走偏离“天命”轨道的昏君、回归古典自由。英美革命的主体都是贵族或精英，大众参与是在精英领导下进行的，因而社会暴力受到有效控制。在这个意义上，英美“革命”的本质其实都是改良；即便改变了政治秩序，也没有从根本上触动社会秩序。在政体型态和社会秩序问题上，英美精英之间均达成基本共识——某种意义上可被称为“精英契约”：不管我们之间怎么斗，社会秩序是要维持的，“小人造反”是不可纵容的。英国保皇党和辉格党都认可君主制，美国联邦党和反联邦党也都尊重基本的游戏规则及其产生的宪法制度。相比之下，法国革命时期，僧侣和贵族都已失去存在的合法性，根本不可能领导和控制社会大众。如托克维尔在《旧体制与大革命》中所说，由于长期中央集权，革命时代的政治和社会权力已发生中心塌陷，走向极端在所难免。

再次，与革命和改良相关的是保守与进步之间的关系。英美改良之所以取得成功，是因为贵族精英们有效维持了社会控制；而作为既得利益的精英之所以能够维持其合法地位，是因为他们愿意对下层弱势群体做出有限让步。[xv] 如果像法国贵族那样一味抵制改革，那么很自然会遭致平民憎恨。和中央集权体制十分吻合的是，当时唯一有合法性的统治者就是路易十六。事实上，这也是王位在革命开始得以保全的原因。可惜，路易十六虽然开明而软弱，却不是一位雄才大略、胸襟开阔的君主，仍然放不下眼前的既得利益；在向周边帝国求救之后，丧失了仅存的一点合法性。法国革命并非孤立现象，绝大多数拉美国家的教会也顽固坚持特权利益，屡屡引发革命和政变。由此可见，改良能否成功，关键不在于平民是否激进，而在于既得利益者能否高瞻远瞩、有限让利并维持合法地位。如果精英们鼠目寸光，那么很容易激起民愤并彻底丧失手中的权力，一味“保守”意味着反而保守不了既得利益。

因此，既得利益的过度“保守”和平民的过度“激进”实际上是暴力革命互为因果的一体两面。如果只怪罪“平等”激进、不谴责既得利益保守，那就成了“拉偏架”，而顽固不化的“保守”注定也是保守不下去的。当然，开明保守或有一定的社会与经济条件。在经济相对发达的国家，社会资源比较丰富而多元，既得利益容易接受有限让利；反之，在贫困国家，不同阶级处于争夺生存权的“零和博弈”，既得利益阶层会更倾向于死守旧体制，从而激化矛盾、引发革命。如何营造有利于改良的政治、经济与社会条件，无疑是转型研究的重要课题。

最后，改良与妥协的体制限度及革命的“必然性”。在欧美宪政国家，自由与平等的战后平衡是凯恩斯主义——换言之，私有制+市场经济与国家干预+福利制度的妥协，也可被视为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和平契约”。“战后契约”是否一劳永逸、牢不可破？事实上，凯恩斯主义受到左右两面夹击，而两个极端的结论也惊人相似。一方面，原教旨马克思主义主张经济决定论，政治妥协不可能解决“经济基础”出现的内在矛盾，最后不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就是退回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无产阶级革命”的最终爆发只是时间问题。另一方面，哈耶克、奥地利学派等原教旨市场主义也批评凯恩斯主义不可维持，国家干预必然破坏市场秩序，福利制度则让国家预算不堪重负、财政赤字愈演愈烈，直到政府彻底破产崩溃。市场经济确实存在其自身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战后欧美的国家干预则一定程度上将经济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市场自由是否必然会加剧经济与社会不平等？存在哪些国家之外的手段缓解不平等？宪政民主能否和自由经济秩序共存？国家干预的限度何在？国家权力会不会在帮助解决经济利益冲突的过程中越来越大，以至必然走向权力失控、自我毁灭并引发暴力革命？欧洲尤其是北欧国家的战后发展经验应能提供诸多启示。

左右之争的根本在于市场秩序的内在合理性或正当性能否成立。新的金融工具似乎显著加剧了马克思批判的以钱生钱、财富与贡献无关的投机现象，因而市场决定的财富分配机制是否相对最自由、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这是右派需要回答的问题，但似乎至今并未提供比亚当斯密或哈耶克等经典自由主义更多的辩护，而雷曼兄弟破产等事件引发的金融危机对市场秩序的正当性叙事又增加了好几个问号。另一方面，鉴于计划经济体制在二十世纪的普遍失败在效果上等同于为市场经济背书，左派也有义务证明市场秩序的任意性、不合理性或非正当性——至少不充分性，但左派迄今也未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证明。除了已经失败的计划体制和可能接近极限的凯恩斯修正主义，左派更未能提出任何能避免经济失败的其它替代体制。

如果放弃暴力革命理论并从经济决定论上后退一步，马克思对经济之于政治与社会的结构性影响之分析可以转化为完善宪政民主体制的思想贡献。在承认私有制+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秩序，财富不平等是被认为正常的长期现象，而过度放任自由和不平等确实会有损社会的安全、秩序、健康、教育素质和人的发展。然而，平等诉求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大政府”及其对自由的压抑——不平等正是市场自由造成的，更多的平等必然意味着更少的自由，而且只能依赖对全社会都有强制约束力的国家。如此下去，激进的平等诉求会不会走向荣文担忧的极权体制？如果这个趋势并非必然，那又如何避免？这是左翼需要回答的问题。对于长期遭受压抑或歧视的弱势群体，或有必要采取一定程度的“纠偏行动”，但纠偏的目的是尽快帮助弱势群体获得平等竞争的能力。因此，积极平等只是实现消极平等的手段；一旦体制化、永久化之后，积极平等就变成建立在身份政治上的“逆向歧视”。在很大程度上，美国自肯尼迪时代以来的“纠偏行动”是失败的，未能实质性缩小黑人与其它族裔之间的经济与社会差距，并已演变成社会摆脱不了的永久性体制和愈演愈烈的身份政治，成为当代美国政治进退维谷的一大难题。

长期以来，左右之争形似“鸡同鸭讲”。双方站在各自立场，或依据自以为正确、其实只是神话的“真理”（如法律代表“公意”、私有制=“剥削”或市场原教旨主义），或为对手扎“稻草人”、树假靶子（如平等是造成极权的“祸水”），因而各种相互攻击、“批判”煞是热闹，却没有对真问题形成真正的交锋。事实上，左右面临的问题是共同的，双方都需要把焦点放在共同面临的真问题上：（1）革命与改良、精英与大众之间的关系。首先，如何定义“革命”？左右能否就告别暴力革命达成共识？抑或一定范围的暴力革命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手段，或特定社会结构与心理条件下不可避免的结果？在互联网时代，精英还能否主导改良、避免革命？既得利益和政治精英如何与底层互动以防止革命？可持续的改良需要什么客观或主观政治社会条件？（2）消极自由与积极平等之间的关系。有意义的消极自由是否需要最低限度的社会平等？社会不平等如何影响公平竞争？如何定义“公平”？实质平等的限度在哪里？如果阶级或族群不平等不可避免，如何协调实质平等和机会平等之间的冲突？纠偏行动和身份政治的永久化有什么弊端？（3）市场经济与宪政民主之间的关系。私有制+市场经济有哪些优越性和弊端？自由竞争是否必然加剧经济不平等？国家宏观调控与财富再分配的限度何在？福利社会如何避免“养懒汉”现象？激进的平等诉求是否会引发革命或最终走向极权体制？凯恩斯主义的“丧钟”还有多久会敲响？

以上是我这个经济学外行所能想到的一些值得讨论的问题，挂一漏万在所难免。衷心希望左右阵营的有识之士能以专业知识探讨真问题，最好能以深入浅出、明白易懂的方式答疑解惑。不论中国未来走什么路，我们不能总是停留于大而化之的政治立场或概念口号，而是必须懂得现实治国所必备的经验和常识。在中国宪政实践困顿不前之际，现在正是实现认知升级的时候。

[i] 参见荣剑：“现代国家转型中的‘左翼问题’”，中美印象网，2021年11月15日，http://www.uscnpm.com/model_item.html?action=view&table=article&id=26456；“关于‘左翼问题’的终极性反思”，https://freewechat.com/a/Mzg4MzY4Mjk5OA==/2247483903/1.

[ii] 张千帆：“中西左右：一场跨洋误会”，中国：历史与未来网，2020年10月2日，https://www.chinese-future.org/articles/9bebalsph4dz3eleflcmpcwknf7brn,

[iii] 张千帆：“专制之下，为何仍需尊重宪法？改良主义世界观的回应”，端传媒2019年8月15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90815-opinion-zhangqianfan-revolution-reform/.

[iv] 张千帆：“种族平等——美国宪政的原罪、救赎与短板”，中国：历史与未来网，2020年6月19日，https://www.chinese-future.org/articles/d8m2glc2sc6f8xkygcw25fy5fwtt3h.

[v] 西耶斯：《第三等级是什么？》，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vi] Gonzalo Fernandez de la Mora, Egalitarian Envy: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Social Justice, Antonio De Nicolas trans., iUniverse (2000).

[vii] 张千帆：“整体主义的陷阱——制宪权与公意理论检讨”，《中外法学》2018年第2期，第347-363页。

[viii] Norman Hampton, Prelude to Terror: The Constituent Assembly and the Failure of Consensus, 1789-1791 (1988), pp. 2-3, 5.

[ix] 张千帆：“从马克思到列宁”，FT中文网，2018年6月4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77861.

[x] L. Kolu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vol. II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pp. 529-530.

[xi] 张千帆：“中国自由派的认知障碍”，载《自由主义论丛（第二卷：极右思潮批判）》，博登书屋2021年版，第315-356页。

[xii] 张千帆：“美国契约的破裂与重建”，FT中文网，2020年12月1日，http://www.ftchinese.com/story/001090425?adchannelID=&full=y.

[xiii] 参见章谦凡：《市场经济的法律调控》，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

[xiv] Benjamin Selwyn, Friedrich Hayek: In Defence of Dictatorship,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en/friedrich-hayek-dictatorship/, 9 June 2015.

[xv] 张千帆：“‘保守主义’保守什么？如何保守？”，中国：历史与未来网，2020年8月4日，https://www.chinese-future.org/articles/zrn3yok64c1qlk2nh1nmin80mabev4.

谢选骏指出：平等就是割韭菜——平等无关乎对错，而关乎是否到了收割的时候。具体说，平等就是一刀切，一刀切就是收割了（割韭菜）。这是秋季的动作，如果春夏之际进行，则是割去了没有成熟的作物，实在不合时宜也。如果迟到冬天还不进行，则作物会被冻坏甚至腐烂了，没有过年的饭菜了！所以在我看来，所谓左派，就是不该割的时候割了韭菜，弄得青黄不接；所谓右派，就是该割的时候没割韭菜，弄的两极分化。左右两派无所谓对错，合不合时宜罢了。

【附錄3、中共打狗运动史】

《<纽约时报>一语惊人：中国共产党在镇压狗》（环球时报  2018-11-18）报道：

大家都知道，前不久杭州发生了一起激起全国民愤的事情：一名狗主人因为遛狗不栓绳，结果他的狗吓坏了一个路过的孩子，而孩子的母亲为了保护孩子踢了狗一脚，却被这个不文明养狗的狗主人打成了骨折。

之后，为了进一步消除“不文明养犬”的行为，杭州市城管委宣布了一系列严格的“整治措施”。但这些措施却在网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议，有人认为这些政策是“一刀切”，伤害了正常养狗人的权益，有“爱狗人士”更认为这是“侵犯狗权”，也有公众支持杭州城管部门的“严打”行为。

这一争议也很快引起了美国《纽约时报》的注意，然而这家西方媒体对此事的报道却非常诡异……

怎么诡异呢？按理说，一家媒体如果要报道目前杭州城管部门这个整治不文明养犬行为的行动所引发的争议，应该是就事论事地报道这个事情的前因后果是什么，以及为啥中国舆论对此事会有这么强烈的分歧。

可《纽约时报》却在他们的报道中塞入了很多“上纲上线”地妖魔化中国社会乃至中国共产党的内容……

比如，该报的记者在其报道的一开头就宣称中国的一个大城市在“镇压”狗。

当然，这种报道套路在耿直哥看来早已见怪不管了。可以说咱们上到政府下到民间协会，只要出台什么禁止性的政策，西方媒体都往往会用“镇压”这个极度负面的词语来描述我们。

不过，更离奇的还不是“镇压狗”，而是“中共镇压狗”。

是的，《纽约时报》在其报道中还抛出了一个非常荒诞的说法，称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很“反狗”，早在上世纪40年代就因为狗会在夜间给“日本殖民者”暴露共产党员的行踪，而将狗视作“政敌”……

说实话，当时耿直哥读到这部分内容，真的是被“雷”到了，以至于我不得不怀疑这位《纽约时报》的记者是不是搞混了我们中国人用来形容“汉奸”和“叛徒”时所使用的“走狗”一词？——还是说在这位记者看来，用“走狗”去形容叛徒本身就是对狗的“不友善”……？

不仅如此，《纽约时报》还宣称：过去数十年里，中共还一直认为养狗体现的是奢侈之风、是浪费粮食，而在这样的宣传环境下，狗也就常常在街头被人随意打死——即便后来中国改革开放了，一些官员也仍然对狗“充满敌意”。

Emmmmm….看来宁可让人饿死也要让狗吃饱，在《纽约时报》的大记者看来才不是“仇狗”或“反狗”的行为吧……？

而有了这些极为白痴和上纲上线的描述做铺垫，《纽约时报》对于这次杭州事件的报道也就毫不意外地出现了极为明显的偏差。

比如，该报就认为所谓的“不文明养犬”行为虽然存在，这也仅仅是“可能进一步激化”了中国人对狗本就“根深蒂固”的恐惧情绪。这里的措辞大家可以再仔细感受下……

又比如该报还引用所谓的“动物保护人士”的说法，称“中国社会对狗的恐惧反映出整个社会都缺乏安全感”以及“对狗缺乏同情反映出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

另外，该报也搞错了杭州城管部门此次的整治工作的一个细节，把杭州早在2007年时就已经出台的禁止在市区饲养的34种大型烈性犬，错误地说成了是今年才刚出的新政策。

总之，这篇《纽约时报》报道给人带来的直观感觉是，似乎中国共产党才是狗在中国会遭到如此对待、以及杭州会出台这种政策的根本原因，而“不文明养犬”只是一个催化剂。

可我们的社会对于对狗的抵触和排斥，到底是因为我们的执政党在煽动我们“仇狗”，还是因为不负责任的狗主人和他们的不文明养犬行为呢？——耿直哥认为，只要不是智商有问题或是故意装傻，答案应该很明显吧。

最后，再回到杭州的事情上，耿直哥也希望借此事呼吁各方都“就事论事”，别上纲上线也别造谣传谣。这本质上是一个城市发展和经济发展后必然会出现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解决就好。

谢选骏指出：《宦球时报》的脑子锈了，百年忘本，竟然不知道“中共打狗运动史”——

搜狐《八路军展开打狗运动，2月消灭60万只狗，指挥该行动的将领授上将》（2019-05-26）报道：

狗，是一种很有用的动物，尤其是农村地区，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狗，一来可以看家护院，做“看门狗”；二来村里的猎户上山打猎时，可以带着狗追踪猎物，做“猎狗”；还能给盲人引路，做“导盲犬”，可以说所有的动物中，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然而，上世纪最艰难的八年抗战时期，尤其是1939年开始，狗却被人们扣上了“汉奸”的帽子，八路军在冀中抗日根据地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打狗运动”，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为什么要给狗扣上一顶“汉奸”的帽子呢？其实是因为八路军经常在晚上行动，狗非常机敏，会发出犬吠。

当狗一叫起来，就相当于给日军和汉奸们通风报信了，八路军的行踪就被暴露了。说句良心话，狗叫那时它在执行看家护院的本职工作啊，但是谁让它们赶上了这个艰难的抗战年代呢？1939年冬天，八路军正式开始打狗运动，据历史资料的记载显示，八路军在冀中地区大举消灭“狗汉奸”，2个月的时间共计消灭了50~60万只狗，当时在冀中地区都看不见狗的踪迹。

消除了狗叫的威胁，八路军的战斗进行的非常顺利。不过，这50~60万只狗也没有白死，除了给当地百姓增加了肉食，百姓还分给了八路军一些来改善伙食，而这五六十万只狗的狗皮更有大用处，八路军利用被服厂把这些狗皮加工成了狗皮大衣，部队冬装的难题一下子也解决了，可以说这些狗为当年的抗日战争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当时冀中地区八路军的最高将领是向守志，亲眼看着当地百姓为了八路军，亲自杀掉家中的狗，让向守志非常感动，这也反映了八路军深受冀中地区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抗战结束后经常提到冀中百姓的对抗战作出的贡献。正是因为有了百姓的帮助，八路军才能在艰苦的条件下战胜日军。八路军将领向守志1955年被授予少将，1988年晋升为解放军上将，2017年去世，活了整整100岁。

谢选骏指出：打狗将军吉人天相，竟然苟活到了百岁，就像中共一样长寿，真是“做了中共打狗运动史的活见证”。

《抗日战争研究︱灭敌人耳目：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打狗运动》（澎湃新闻 05-21 15:02）报道：

打狗运动是抗战时期中共针对狗吠威胁到中共人员行动隐蔽性问题开展的一次运动。这一运动是中共与民众发生关系的一个交汇点，《大众日报》文章指出：“我们不应把打狗的工作小视了，我们应认识到每家都有一条狗，如果我们的办法不好，影响之大是无从估量的，因此必须认真进行深入的动员，切莫儿戏视之。”不过，对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学术界尚无专门的研究。有鉴于此，本文拟对抗战时期中共的打狗运动做一系统梳理并以此观察战时状态下中共处理与农民关系的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战时中共民众动员的特质。

打狗运动起源于冀中地区，后扩展到其他根据地。吕正操回忆道：“冀中一开始打狗，冀南就接上了，山东也跟着学起来。”而且打狗运动不仅包括抗日根据地还涉及游击区、敌占区。不过，华北地区的打狗运动最为突出。因此，本文主要以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打狗运动为中心展开论述，因资料所限，对运动全貌的勾画和复原还有不足，留待以后努力完善。

打狗运动的缘起

抗战时期中共的打狗运动主要起缘于中共对行动隐蔽性的需求。狗在华北地区民众的日常生活中有保护家人、守卫家产、防止盗窃等作用，狗因为和人长期相处，已经成为人们的“家庭”成员，在华北乡村，狗的警觉性非常高，它通过叫声“报告”主人有陌生人来到家中，即便家门口有路人经过，狗也会以叫声“报告”主人。狗吠的“报告”作用在战时仍然延续着。但对中共来说，狗吠尤其是夜间的吠声不仅“报告”了主人，也“报告”了敌人，一只狗吠还会引发周围的狗吠，直接威胁了中共人员的隐蔽行动，这也是打狗运动兴起的主要原因。

1938年以后，日军对中共活动空间的压缩是打狗运动开展的主要背景。以冀中地区为例，此前，由于日军兵力集中南下，使中共力量的发展获得了广阔的活动空间，成为冀中发展的“黄金时代”。但随着日军战线的拉长，日军兵力逐渐不足。只得回军安定后方，中共抗日根据地逐渐成为日军“扫荡”的主要目标，10月开始，日军在冀中实施了“五次围攻、六次’扫荡’”，先后实行了多种“扫荡”方式，包括“对冀中一个地区或几个地区局部性的‘扫荡’，也有对冀中全面性的‘扫荡’；有对不同地区分别的‘扫荡’，也有对同一个地区反复的‘扫荡’；有短期突击式的‘扫荡’，也有较长时间反复的‘扫荡’；有数路分进合击式的‘扫荡’，也有一路挺进奔袭式的‘扫荡’”。到1939年，中共力量的活动空间就被大幅度的压缩了，这就涉及如何隐蔽的问题：“自日寇五次战役围攻‘扫荡’，占领各县城和一些重要村镇后，冀中的所有军队和党、政、民领导机关都转到农村，夜间活动多，保密成了突出问题。”英国记者林迈可（Michael Lindsay）对中共开展游击战的地形有过观察：“与东南亚共产党的革命相比，中共在华北所处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都不利于游击战争。除山西西北部分地区外，这里的山区确实是荒凉的，而且没有道路，山是光秃秃的，根本不像越南和马来亚的游击区那样，覆盖着茂密的丛林。更有甚者，冀中是一马平川，只要不是雨季，敌人的机械化部队很容易推进。”这样的地形条件加上日军力量的压迫就使得如何隐蔽成为非常关键的问题。

为保证行动的隐蔽性，中共也想了很多办法，如：“为了避免夜间行动暴露脚步声，曾用棉花包脚，但是，我方人员进入‘堡垒户’扣门、踹墙、跳墙的声音仍不可完全避免。”但是狗的存在恰恰无法保证隐蔽性：“因为狗的嗅觉灵敏，晚上听到一丝动静，就会一家狗咬起，数家狗狂吠，遍及全村。然而，日伪汉奸常利用狗咬声来判断我抗日人员的行动踪迹，扑捉我抗日人员。所以，狗就成为日寇的‘义务情报员’。”养狗在冀中非常普遍，几乎家家养狗，“冀中群众多数家中都养狗，地主富农还成群地养”。冀中新乐县东岳村锄奸组成员田野回忆他和田文林、田瑞福挖地洞，挖的过程中小心翼翼，避免发出声音，但是“我们抱柴草的声音，被看门狗听见了，于是大声狂叫起来。我们小声训斥不听，又打不得，搞得我们十分恼火，没有办法”。山东地区也是如此，如罗荣桓谈道：“最近狗叫坏事的事屡屡发生，我们还牺牲了多名士兵，这是一件很痛心的事。当前，我们正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凡事要小心谨慎。现在狗帮我们的倒忙，成了敌人的哨兵，当了日军的帮凶。”胶东区南掖县河南村战役中，狗叫也带来了很大的麻烦：“总结河南事件血的教训，除了领导上存在严重的麻痹思想外就是村犬帮了敌人的大忙。因为我军和地方干部多在夜间活动，走到哪个村，哪个村的狗就狂吠起来，敌人凭借狗的叫声，就能估计我们活动的方位。河南村事件就是敌人根据狗的叫声摸清了我们的行动路线，而把我们团团包围。”因此为保证中共人员活动的隐蔽性，如何处理狗吠就成了必须面对的问题。

围绕狗吠问题，起初是存在不同意见的。有的观点认为“城乡被日军占领，抗日武装或抗日工作人员，多是夜间活动，狗狂吠乱叫就等于向日军告密。日伪军大都在白天出动烧杀，他们一来，群众就跑，狗也跟着主人跑。所以，狗在这种特殊环境下，只利于侵略者，不利于抗日”。也有的观点认为狗叫未必只利于侵略者，如时任冀中军区政治部主任的孙志远谈道：“起初有人说，敌人行动它也会叫，使我知道”。但总的来说，狗吠引发的危险还是更大一些，正如孙志远解释的那样：“第一，我夜行军多，敌夜行军少；第二，我到一地群众不逃，敌到一村群众跑光，狗见主人不跑、不怕，便亦竖起尾巴狂吠，因此，狗只利于敌，而害于我。”

除狗吠造成中共隐蔽行动的困扰外，有些特殊情况也成为中共在个别地区展开打狗运动的诱因。如1939年秋，冀中发生水灾，到冬天，民众和战士的食物发生严重困难，“在敌我双方边界村镇实行打狗运动。一来打狗代给养，二来杀狗灭敌人耳目”。不过，打狗运动开展的主要原因还是解决中共行动的隐蔽性问题，且其开展过程并不简单。

民众动员

打狗运动于1939年前后在华北各抗日根据地逐步展开，遗憾的是，有关打狗运动的决策和运动开展的指示等相关资料很少，仅在零星的材料中有所提及。如1939年冬，中共冀中区党委“发出了打狗运动的指示，全面动员，统一行动，在全区灭狗”。打狗命令下达之后，就是如何执行的问题了。打狗运动需要民兵、自卫队和民众共同完成，因此如何动员民众接受打狗是最大的问题。由于狗在日常生活中占有一定的位置，打狗对他们来说，并非都心甘情愿，面对打狗运动，民众情绪复杂。

有的民众因为长期养狗，对狗有了感情，不肯打狗。如吕正操曾回忆道：“当时老乡对自家的狗也是很有感情的。”新乐县的材料也显示很多民众不愿意打狗：“狗虽属六畜，但长期与家人相处，都有着深厚的感情，一听说打狗，人们觉得非常惋惜，甚至有的觉得像在身上割自己的肉一样的心疼”。四区太平庄邢洛尊家“养着一条大白狗，很懂人性，家里人都下不了手”。同村田建忠家“养着一条大黑狗，与全家人相处10余载，既懂人性，又能看守家院，家中无论谁从外边回来，它就连忙跑上前去，摇头摆尾，左亲右吻，家里男女老幼，附近左邻右舍，都非常喜欢它。因此，田建忠家实在不忍心自己亲手将狗杀死”。东岳村的田野回忆：“我家养着一只大黄狗，在街门口北边墙角里垒了一个狗窝，栽了个大木桩，用铁链将狗拴住，让狗看门守家。那条狗是我把它从小养大，常常逗着玩，我很喜欢它。现在要把狗打死，实在不忍心。”

有的民众更强调狗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如大名县的司枕亚回忆道：“狗对主人忠诚、驯顺，尤其在看家守夜时表现勇敢、机智。遇有陌生人即狂吠报警，看见主人就摇头摆尾。加以狗肉是美味，狗皮可取暖。因而农民家家都爱狗、养狗。当打狗运动布置下来之初，根据地群众普遍存在着舍不得，难下手的思想。”作家康濯1943年在山西繁峙一带和青年民兵队长一起打狗，在打狗时，“他妈发现了这事，却大呼喊叫地啼哭着从屋里冲出来阻挡”，而后“她也就流着眼泪，说那狗过去怎么怎么给看羊、看门，怎么跟一个小子一样亲，又指摘我们这些办工作的怎么年轻不懂事”。

有的民众也理解打狗的原因，但仍然不愿意打狗。如冀中抗日根据地干部刘国华等人回忆：“为了抗日，要除掉狗，广大群众是理解的，但心里又实在舍不得，尤其是小孩和老人，都把狗做为心爱的伴侣，当做家里的成员一样，狗回家晚了还要到处喊叫，突然要求把自己养的狗大小都处死，有些人急得哭，许多人家迟迟难下决心。”八路军战士苏烈回忆道：“狗是老百姓养的，老百姓不大同意。狗干了坏事，老百姓也知道也明白都承认。就是‘我下不了手呀！’”

打狗运动遭到了民众的反对，甚至有民众认为打狗是扰民的行为，“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八路军为了便于对敌开展游击斗争，曾发起打狗运动，当时有少数群众想不通，把它同日伪军抓鸡扰民混淆了”。肃宁县群众编了歌谣：“八路军打狗，日本鬼抓鸡，汉奸打人要‘边区’（晋察冀边区币）。”日伪抓鸡的行为在“扫荡”时是较为常见的，如王紫峰在日记中谈道：“因为日寇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杀猪、杀鸡又宰牛，弄得大街小巷到处都是鸡毛、牛皮和骨头，臭气熏天。”民众的这种情绪值得注意，当违背民众利益时，民众可能会产生较大的逆反心理。

因为思想上的不认同和实际生活中的需要，民众想了很多办法抗拒打狗的命令。如有少数群众“把狗特别是幼犬，暗中送到敌占区或接敌区的亲友家去了。遇有这一情况，一般并没有进行深究。由于受民间义犬救主、黑狗告状轶事传闻的影响，也发现少数群众把打死的狗挖坑埋了，甚至个别群众还向埋掉的死狗烧香，并说：‘不怨我们哪，见到阎王不要告我们’”。冀中干部孟华回忆：“因为有些老年人思想不通，舍不得把自己养的狗打死，有的把狗藏起来。”焦生曾是冀东滦县林子里村儿童团团长，他回忆打狗运动时母亲的反应：“尽管我家养的不是看家大狗，而是供玩的像猫一般大的小狮子狗。我妈怕狗惹事，将其拴在屋里养。”冀中干部陈革回忆：“我们家喂着一条大黄狗，已经喂了好几年，这条狗很通人性，我小时常常带他出去玩，很有感情，不忍心用刀杀死，也不忍心活活打死，拖了好几天。”《大众日报》中列举的民众藏狗的方式有：“有的藏到山沟里，有的藏到地洞里，有的送到亲戚家，一时似乎是销声匿迹，但待情况稍缓依然是叫声不绝于耳。甚至有的就以妇人纠缠，拼命也不让打。”刘艺亭的小说里，主人公姜老维不舍得将狗杀死，说：“这年头，狗也跟着人遭灾受害。”对此，作者评论道：“他只是觉得他这条黄狗太好了，忠诚到一百一，还看家守院，白天没丢过东西，夜间能睡个安全觉，四邻八家没有不夸他的狗好的，如今怎能忍心将它打死？”于是姜老维将狗带到女儿家中，希望能够让狗逃过一命。

在中共政策实践的过程中，民众的情绪和态度是需要重点考虑的问题，打狗运动的开展也不例外，面对以上民众动员过程中一系列“不”的选择和行为，中共从多方面入手解决这一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做群众的思想工作，打通群众的思想关，如通过民兵自卫队和识字班等组织启发觉悟，向群众讲明道理。据孟华回忆：“有的老年人思想不通，舍不得把自己心爱的狗打死，我们就在妇女识字班里讲道理，还教唱了一首《打狗歌》。记得歌词是：打狗不要再可怜，现在养狗讨人嫌；八路来了它乱叫，已成敌人的情报员。”1942年，滨海根据地开展打狗运动，民兵组织的“打狗队”因打狗和群众发生冲突，一个民兵和一个老大娘讲明打狗的目的是：“八路军打鬼子、打汉奸都是夜里行动，狗一叫，鬼子汉奸知道了，就会误事。”但只是讲大道理民众未必能够接受打狗。为此罗荣桓指示宣传打狗运动的方法：“回去跟村干部商量一下，开个动员会，把为什么要打狗的道理讲清楚。不光要讲打狗是为了便于部队行动，要联系群众的切身利益，比如狗叫会把鬼子引来，使乡亲们受到损失。在群众思想通了以后，你们再动手。”

罗荣桓的话非常值得注意，罗指出打狗运动尽管起因于保护中共人员的秘密行动，但做群众工作时还要注意联系群众本身的利益，使群众和中共具有同一个利益共同体的认识，这一点在做宣传动员时是十分关键的，也反映了中共将抗战与民众利益相结合的思路。《大众日报》的一篇文章也谈到了这一点：“我们要使下级干部，对打狗的意义有明确的了解。而且我们还要注意到，并不应动员只是动员，打狗只是打狗，而要做到，打时也要先经动员说服，打后也要解释教育。我们动员的内容也不应简单化，而要明确地说明利害关系，尤其是对民众本身的利害关系。”接着，文章谈到具体的宣传动员方法，首先是以现实中发生的情况来说明不打狗的危害：“我们可以拿沂蒙区的血的教训告诉民众：因为有狗叫，所以很多躲藏在山沟里的民众，便很容易被敌人汉奸发觉，而吃了大亏；因为有狗叫，我们的队伍的活动也易被敌人发觉，便不易把敌人打出去，老百姓也要多受一些苦难。”然后，为民众打狗和保护狗算了两笔账，第一，“过去养狗是为了防贼防匪，今天防贼防匪是小，防敌人是大。可是狗不仅不能防敌人，还要我们受它的累，虽然在打的时候怪不忍心，虽然‘看家狗，算一口’，可是总得比一比：是留着叫全家全庄及抗战受害，还是打了狗保全家全庄有利抗战”。第二，“我们也不妨叫老乡自己计算一下，养活一条狗一年要多少粮食（据说一条狗顶一个人吃），如果打了狗，还可吃了狗肉，穿狗皮，又有什么不好？”在算完这两笔账后，又对民众另一个顾虑做了说明：“还有人怕狗绝种，我们也可告诉他们，打走敌人，什么好的狗种也都不成问题。”太行抗日根据地辽县的《抗战报》针对打狗运动发表了《人命与狗命谁值钱》，该文“通过仔细分析利弊，认真讲清利害关系，而且举了马家拐、寨沟因狗引敌人而发生的惨案事例”。从这几个例子可以看到，中共在动员时能够通过实际的例子向群众说明，如果不开展打狗运动，受损失的不仅仅是中共，民众的利益也同样会受到损害。

中共群众思想工作的另一个突破口，是通过宣传把狗的形象进行象征化策略处理，将狗的形象从传统的忠诚、忠义变为“汉奸”“走狗”，从而在思想情感上将狗变为民众民族主义仇恨的替代物。“当时把狗列入汉奸、‘走狗’之类”，将吃狗肉称为：“吃‘走狗’肉”。还有称之为“四条腿的‘汉奸’”，民兵们说道：“狗汉奸，狗汉奸，狗也真当汉奸了。”新乐县称狗为“夜间汉奸”。这种动员策略相当程度上解决了民众情感上不认同的难题。

按照中共的理念，发动群众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动员，但从实践来看，动员有时也会遇到困难和挫折，因此在执行者具体的实践过程中，动员和强制命令有时是相伴而生的，这种相反的动员方式被中共称为“捏鼻子”式，在打狗运动上也是如此。如《大众日报》有篇文章谈到沂蒙区打狗运动的偏向之一就是“强调了命令，忽视了宣传动员”，“为什么要打狗？打狗究竟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这不仅老百姓自己缺乏明确的认识，就是许多地方下层工作同志也缺乏应有的了解。因此在打狗的时候，有的就根本不做说服工作，就是有一些说服，也是很简单的说几句话：‘狗等于汉奸’，‘政府命令几天打完，自家不打，别人就来打了’。”这样做造成的后果就是“不管限令怎样严，老百姓自己打的总是很少，而藏狗的办法却层见叠出”。中共在批评“捏鼻子”动员方法时也谈道：“可惜我们每个人只有两只手，顶多一手捏一个，弄不好还要捏住这个，跑了那个，一撒手两个都跑了，这是最笨的一种组织方法。”打狗运动中的“捏鼻子”动员正证实了这一点。

除宣传动员外，第二个办法是用村中的积极分子执行打狗任务。在中共革命中积极分子往往是群众运动的先导，能够带动群众参加的情绪。康濯回忆村庄的民兵队队长就是打狗的积极分子：“他是个最积极的干部，性子强得像烈火，专爱打仗，对打狗自然毫不迟疑。”虽然在打狗的过程中遭到母亲的反对，他曾经也不忍心，“刹时间满脸淌着眼泪”，但最后还是完成了打狗的任务。田野回忆他的母亲也属于积极分子：“我母亲思想进步，她说：‘要狗干什么，光找麻烦’。我知道母亲是党的地下秘密交通员，只要为了抗日，总是绝对服从，积极响应号召。”不过，也有个别积极分子除了执行规定之外，还另有想法，即吃狗肉，穿狗皮。康濯就是如此：“我也年轻气盛，有股子干劲，私下里又想趁此闹点狗肉吃，还想闹两张狗皮穿上挡挡那地势的苦寒；因此我也和他一道去动手。”最后因为打狗后为安慰主人家的感情把狗埋掉了，因此“我吃狗肉穿狗皮的幻想，跑得没了踪影”。《大众日报》的文章中对此种现象有专门的评论：“因为怕不能如期完成任务，因此曾规定了超过限期，谁打死的狗归谁，因此不仅忽视了一般的动员说服，而在打狗的人，往往在客观上形成为了吃狗肉而打狗的现象：如大狗打小狗不打，肥狗争着打瘦狗就不屑打，因此也就多多少少给民众这样一个不好的印象：‘原来你们是为了要吃狗肉呀！’甚至是有个别不满的民众会这样提出来问：‘同志！鸡打不打，猪打不打？’当然也就难怪了。”当然，单纯为了吃狗肉而打狗的现象是极少数。

综上可以看到，在打狗运动中，中共综合运用宣传教育和发动积极分子等措施进行动员，尽管这个过程中有时会采取“捏鼻子”方式，但由于总体秉持“说服性动员”的理念，还是顺利地将打狗运动开展了下去。对于中共的民众动员，日军评论说：“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以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正因为如此，尽管他们在数量方面处于劣势，却具有不容轻视的坚韧力量。”打狗运动就是最好的例证。

打狗手段及对狗的处置

打狗运动具体如何执行呢？从打狗的过程来看，尽管中共说服了民众同意打狗，但在打狗手段的选择和对狗的处理上仍然会照顾民众情绪和民众意愿。

在具体打狗任务的执行上，一般由狗的主人自己负责，“打狗运动以限期自打为主，即谁家的狗由主人在限期内自己动手打死，皮肉归己”。如果自己不打则由专门的打狗队负责：“每村都由几名青壮年积极分子组成打狗小组，遇有在限期内没有打死的狗，由打狗小组负责检查打死，皮肉也由打狗小组处理。”如濮阳县安庄党支部决定“由杨风常、杨耀真任打狗队队长。在两人带领下，三天完成了安庄村打狗任务，还帮助邻村进行打狗活动，受到上级表扬”。新乐县太平庄邢洛尊家“用铁索拴好等着，找三区小队用刺刀刺死了”。田建忠的母亲“让田建忠牵着送到了他堂祖父家（是个光棍汉），叫他打死吃了肉”。但是在由谁打的问题上，中共还是建议民众自己动手：“如果民众自己真正不愿打或不忍打，可以说服大家交换着打，再不行可动员游击小组打，一般工作同志或机关部队最好不要打。”尽量照顾民众的感情。

在打狗手段上强调政治动员和说服。“应经过政治的解释动员与政府的劝导，彻底完成屠狗，尤在我经常机动的要道、路口、山口、河口的大村内应首先完成”。具体开展打狗运动的组织原则是：“凡有抗日组织的村庄，由村干部负责将本村各户的狗全部打光；无抗日组织的村庄，则由地方抗日武装组织带领村里的抗日积极分子强行打杀，并要求抗日积极分子（共产党员、各抗日救国会人员、抗日家属）带头行动。”

相对根据地来说，中共对邻近的游击区、敌占区内打狗的要求是：“应通［过］我动员劝其自动屠狗，以利抗战。但均应用政府法令与政治动员，不得乱打硬打。”一个“劝”显示出对两种地区政策的不同，在敌占区内，如果群众实在不愿意打狗，则要求“晚上对狗必须加以控制，不得让它随便狂叫”。因为，和根据地不同，敌占区民众对中共的了解不够，态度和支持度不如根据地高，如果采用同样的方法会遭到群众的严重不满，如成克回忆平介县的情况：“更使群众不满的是在敌占区搞‘杀狗’运动，人们听说政府工作人员来了，像躲日本鬼子一样，抱着他的哈巴狗跑走了。有人说：‘盼星星、盼月亮，盼来的八路变了样’。”这同样表明中共的决策一定要考虑到民众的情绪和态度。但除了“劝”这个大原则外，也要通过不同的手段完成打狗任务，如对敌占区的狗实行“收买政策”：“武工队到敌占区去活动，找伪村长、地主、士绅、关系户，多半在夜里九十点钟，先带上几个包子，到那里狗一叫，先丢两个过去，狗受了贿便不再吱声了。”后来因为肉包子太过浪费，“改成稍稍带点肉的骨头丢下去，那狗啃又油水不多，不啃又舍不得，反而更容易达到我们不让它‘汪汪汪’的目的”。

在具体打狗手段上，也经历了一个摸索阶段：“在打狗运动开始阶段，打狗多不得法，打不到要害。后来摸索到打狗要打头，一棍子即打死。也有用绳套在颈部勒死的。传播了这些狗少受折磨的致死办法，群众接受较快，加快了打狗运动的进度。”在根据地打狗相对容易，但在游击区、敌占区打狗方法上就困难多了。在沁源县，“民兵们晚上就用烂羊皮、猪羊骨头或其它吃食东西，把狗引出据点捕杀了。不到一个月，就差不多把四百多条野狗杀光了”。田野回忆：“趁狗吃食的机会，用绳子套住狗的脖子，狠狠地使劲勒死了。有的用酒泡饼子，狗醉后再弄死，又没有叫声。”

打狗之后，如何处置狗也是一个问题。狗皮一部分“加工制成皮大衣和皮背心，发给部队”，缓解了部队士兵衣装的短缺。狗肉也作为食物补充给士兵，当时有士兵唱道：“狗皮好，狗肉香，吃饱穿暖打东洋，浑身上下有力量。”曾任八路军山东纵队第四支队连指导员的刘振华回忆：“打狗运动也解决了一些饮食不足呀，这些都在山东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一九三九年冬，受水灾的影响，冀中地区的情况相当严重：“普遍严重的灾荒，带给我们以无比的困难，直接影响到民食与军食及整个财政的收入，灾区难民顿顿待赈，部队政权天天要吃饭花钱，随着根据地的扩大，抗日武装也在积极扩充与壮大起来，因此粮食和钱的需要，更加增多，军食与军费的供给越发成了严重问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冀中来说，狗肉的补充作用不可小觑。正如孙志远所说：“一九三九年冬，大家展开了打狗运动。尤其去秋水灾，消灭了狗既可节省粮食，又可增加肉食，狗皮还可利用。”

因为一般狗的主人对狗有感情，因此，在处理狗肉时要考虑群众的情感：“群众在感情上不愿意吃自己养的狗肉，都慰问了部队。所以，当时部队大吃狗肉，走一村吃一村，天天吃狗肉（部队还收购了狗皮做皮大衣）。”再者北方吃狗肉较少，曾担任太行抗日根据地辽西县县长的张广居回忆：“我和药天禄同志（时任辽西县县大队副政委——引者注）突破旧的风俗习惯，在打狗运动中带头吃狗肉，许多战士学会了吃，还想办法捕鱼吃，虽遭到了个别人的非议，也在所不惜（北方人对吃狗肉十分鄙视，南方人则视为佳肴）。并非我们嘴馋，而是为了提倡，用来增加战士们的营养。”苏烈回忆：“老百姓坚决不要狗肉，不忍心吃，让部队去改善生活。狗皮却必须收拾好送还给老百姓。”不过中共同时强调：“打死的狗则最好交狗主，这样才能使民众真正了解我们，打狗是为了大家着想的，并不是为了吃狗肉。”

在打狗手段和对狗肉、狗皮的处理问题上，中共尽可能地照顾到了民众的感情和意愿，在根据地和游击区、敌占区等不同的控制区内也采取了不同的措施。

打狗运动的作用与思考

由于史料的限制，打狗运动的具体时间进程尚无法全面呈现，但可以确定的是，打狗运动的展开同中共与日军在华北地区的整体对抗形势相关，形势越紧张，日军对中共活动空间的挤压越强烈，打狗运动开展的必要性也就越强。

打狗运动的成功，使得中共人员活动的隐蔽性大大增强。马小先回忆：“由于我们群众基础好，所以，敌人很难获得确实情报，再就是我们部队灵活机动转移驻地（有时白天住进去，晚上离开。有时下午离去，夜间再回来，由于搞过打狗运动，出进村庄无犬吠声），神出鬼没，敌人捉摸不准，因此，敌人达到目的的机会甚少。”吕正操对冀中的打狗运动评价道：“打狗，也可以说是冀中一举三得的一个特种运动，不失为平原游击战争的一个群众性创举，对坚持反击日军的斗争起了很大作用。”日军驻扎在冀中故城县十二里庄村的警备队队长山口真一提到：1942年7月27日，“潜伏在高粱地的敌大部队突然发动了攻击（据以后调查，敌方的连长和参谋一级的人员曾混进修补阵地工程的劳工中进行过侦察，同时在当夜已将附近村庄的狗予以处置，防止了狗叫）”。可见打狗在进攻敌人时也非常重要。

不过，打狗运动的实施也并未彻底解决问题，在敌占区的效果就十分有限：“这里多是敌占区，前两年也推行过破路和打狗运动，但成绩很差。……行军宿营，到处狗叫，容易被敌人发觉，很不利于抗日活动。……打狗运动，在离据点远的地方有些进展，但在据点很近的村庄就做得很差了。”

在考察打狗运动时，还应把打狗看作中共隐蔽和抵抗系统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冀中，打狗和堡垒户、地道战等共同组成一个隐蔽和抵抗系统，通过解决狗吠威胁隐蔽行动的问题，再加上堡垒户、地道等隐藏方法，较好地完成了中共掩蔽自己、打击敌人的目标。

综观中共打狗运动的历史过程，笔者有两点思考。第一，从打狗运动的开展过程可以看到战时状态下中共动员的某些特质，尽管有“捏鼻子”式的动员，但总体来看，民众的情绪和意见始终是中共首先要考虑的问题，通过说服“动员”而不是单纯地武力“强制”进行，是打狗运动顺利展开的关键，也是中共在抗日战争期间成功发动群众、争取群众的一大法宝，也成为中共的一大精神财富。第二，从打狗运动中还可以看到，对抗战时期民众一系列“不”的行为不能以非黑即白的方式进行评价。作家刘艺亭的小说即表现了这种复杂性。男主人公姜老维为躲避打狗将狗藏到女儿家，这种行为看似落后，但女儿说道：“爹还不懂这个道理，在村里也积极着哩”，姜老维回应道：“过去还真没落过后。”因此，对战时民众的心态不能做出非对即错的判断，应更科学地再现历史现场，更加准确地评价战时民众行为和党群关系。

客观而言，在打狗运动的历史过程中，尽管遇到了各种困难和挫折，但中共采取了多元的动员措施，尽可能地照顾到民众利益和民众情绪，最终基本成功实现了打狗运动的预期目标。从更大的历史进程来看，打狗运动并不是中共革命胜利的关键因素，但运动背后所体现的民众动员方式、动员理念却始终贯彻中共革命始终，成为中共革命成功的重要基础。

（本文原题为《“灭敌人耳目”：中共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打狗运动》，首发于《抗日战争研究》2020年第1期。作者宋弘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

谢选骏指出：中国的狗为何要经常挨打？俗话说，“打狗看主人”——这有两层意思，一层是，打狗就是打狗主人；二层是，狗像主人一样讨厌，不打不行。

网文《上世纪80年代，发生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狗运动，究竟是为什么？》报道：

“犬吠水声中，桃花带雨浓。”——《访戴天山道士不遇》

在十四世纪四五十年代，正处于中世纪的欧洲遭遇“黑死病”；即由黑鼠引发的大瘟疫，这场瘟疫席卷了整个欧洲，夺走了约当时欧洲三分之一人口的生命。

说到狗，每个人都会有印象。狗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实在是太过于常见，但时代在变换，相比起以前的狗，现在的狗狗们称得上是“养尊处优”，有着自己专属的房子、衣服、狗粮。而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时候，狗子们可悲惨多了。在那个年代，发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打狗运动，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每一次提起打狗，笔者总会想起“北丐”洪七公的打狗棒以及打狗棍法。但在上世纪八十年所兴起的打狗运动，跟洪七公肯定毫无关系。事实上，在那个年代，几乎每家每户都养着一条甚至几条狗，因为狗聪明、老实憨厚，不需要特别为他准备狗粮，只需要把平日里的剩饭剩菜喂给它，它就会为你看家护院。

但不知道从何时开始，街上的某些游手好闲的人突然手拿棍子，到处打狗。当其他人们发现的时候已经晚了，很多狗子被打死，这些人目露凶光，似乎跟狗是不共戴天的仇人。人们向警察求助，警察却说这是上面安排的。那么忠厚老实的狗狗又怎么会惹来杀身之祸。众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时间已不允许他们多想，又一轮的打狗风暴来临了。

如果说之前的打狗运动只是一次风波的话，那么接踵而来的绝对是滔天巨浪。人们惊奇地发现，前几日还在城镇中打狗的人，现在竟也“下乡”到农村继续开展打狗运动了。就在这时，各个农村村长也接到了通知，要求他们在全村进行打狗运动。很多村子的村长害怕这样的行为让村里人反目成仇，于是王家村的人便去打李家村的狗，李家村的人打张家村的狗，如此反复，才避免激发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

时间一久，村长就会在“打狗队”到来之前用喇叭提醒村里的人把自己家的狗拴好，别放到村里的道路上来。这样一来，很多的狗幸免于难，但“打狗队”不开心了，街上没狗，便挨家挨户地搜索狗，搜到了就直接拖出来打死。村里人爱护狗，将狗放进自己屋里躲藏。狗虽然聪明通人性，但它并不是人啊。一旦陌生人进入院子或者房间里，狗狗便会朝他们吼叫，“打狗队”便露出满意的笑容。而一旁的主人家则满脸不忍，自己亲手养大的狗，从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死去。但他们又不敢将愤怒发泄在打狗者身上，毕竟它们也只是奉命行事。

经过一轮又一轮的打狗风暴，很多村里的狗已经十不存一。那为什么会有打狗运动呢？其实，打狗运动的理由也很简单：狂犬病。在那个时代，我们国家的医疗技术并不发达，对待很多病状也没有最优解，所以为了防止狂犬病的增加，将狗的数量降低，那么传染狂犬病的风险也会跟着降低。

而且那个年代的人们并不富裕，治疗狂犬病又是一笔不菲的费用。于是只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当时老百姓对自家的狗是有非常深厚的感情的，但即便如此，还是得看着自家的狗被打死，这种方法很残忍，却大幅度避免了狂犬病的传播。

时间来到了当今社会，很多人都在遵循“众生平等”的口号。无论是狗还是猫，都是一条条鲜活的生命。而随着科技的发展，人们也不用畏惧狂犬病。当年的人们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狗被活活打死，而现在的人对宠物有了更多的责任心，也不允许别人无故伤害它们。时代变了，人们的理念也在变。专业的宠物医院、流浪猫狗救助站，这些设施都大大保证了宠物们的健康。

如今人们反而觉得狗是最通人性的。在你感情低落的时候它会陪伴着你，陪你度过低谷。这是一种莫大的安慰，能够调节你的心情。对于空巢老人而言，狗的作用更胜一筹，毕竟它们能时时刻刻关注老人的安慰，在老人遭遇危险的时候甚至还能跑出去求救。对于他们而言，狗已经成为了伙伴而并非宠物。

最后，每个时代都存在着那个时代的烙印，也被那个时代的背景所局限着。就比如七八十年代的人们肯定想不到，当年他们剩菜剩饭喂大用来看家护院的狗狗在几十年后会成为人们的宠物，穿着华丽的服装，住着精致的狗屋，吃着奢侈的狗粮。所以，时代在变化，唯一不变的是爱狗的心。也愿各位能够爱护动物，虽然很多人在抵制吃狗肉，但狗肉贩子依然络绎不绝。我们应当携手抵制狗肉，为爱护动物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谢选骏指出：自己家的狗，与其被别人白白打死，不如自己吃掉完事——所以打狗社会一向具有烹狗吃狗的民风良俗，而且总结出“狡兔死、走狗烹”的汉人智慧。

《张新光：“打狗运动”与养犬风气盛行——豫西南农村见闻之一》（2004-02-08 专题打狗）报道：

我的家乡在豫西南农村——南阳盆地。2004年春节，我回家乡过年时发现了一道奇特的景观：近年来农户养狗成风，多数家庭喂养一二条狗，有的农家小院里甚至养犬五六条，村头巷尾随处可见狂叫的凶猛狗群。大人或小孩稍不留心，便会遭遇恶狗四面夹击，令人防不胜防，心惊肉跳，毛骨悚然。

据了解，近年来农民养犬风气盛行，与农村社区治安形势的不断恶化有关。就拿我的家庭来说，由于我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别山区工作多年，老家旧宅破烂不堪，家中毫无像样的值钱家当，只有80多岁的老父、老母相依为伴，苦度残年，应当说是和盗罪无缘了。然而，像这样的农家小户也难以逃脱“江湖大盗”在乡间村落布下的“天罗地网”。

2000年3月，父亲到镇上刚刚出售完一头价值900元的老牛，就在回家的半路上被“盯梢人”疯狂地抢窃去了。父亲一气之下，以后再也不敢喂养大牲口了。但一生勤劳的父母总也闲不住手，2003年春天，他们花费了58元从集镇上买来一条恶狗，平时省吃俭用精心喂养了大半年。等到秋天，这条恶狗会发出“汪呜…汪呜…”的狂叫声，可以帮助两位老人照护小院后，才又喂养起了两只山羊。我在老家过春节时发现，父亲每天在天黑之前就把两只山羊（市价400元左右）拉回老屋内，紧紧地拴在床头；等吃过晚饭后，母亲还要收拾一大碗剩饭，让父亲端着去喂狗，并再三嘱咐：“一定记着把大黑狗拴在门口的石墩上，把外屋的大铁门和里屋的小木门都上锁紧闭”。此情此景，让人感觉如今农民预防盗罪，好像抗日战争时期的“日本鬼子就要进村耍野了”或是解放战争时期的“国民党的土匪又要进村哄抢了”似的。

我在老家只停留了几天时间，但不时都会从父母和邻居的讲述中听到很多骇人听闻的奇事、怪事。

“前年冬天的一个‘月黑风高夜’，一群盗牛团伙开着汽车闯进镇北头的孙庄村，盗罪手里拿着尖刀和土铳，挨家挨户抢窃耕牛，一个晚上偷走了8头牛，还打伤了奋起反抗的一家老小。这个案子‘公家’（指公安局）至今未破。”

“单桥村西头的一户人家，兄弟俩辛辛苦苦喂养2头肉牛，眼看着就要上市买个大价钱（市价5000元左右）了。谁知道去年冬天，一群盗牛团伙趁着夜黑人静，把兄弟俩住室的后墙挖开一个大洞，进去后又强行将弟兄俩拴在床上，硬是把2头牛偷走。这伙盗罪临走还留下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你们养牛，我们卖牛；你们出力，我们花钱；明年再来！’”

“毛主席他老人家活着的时候，有谁敢盗集体的耕牛。偷牛可是死罪呀！如今的盗罪，他们什么东西都敢偷、都敢抢！”

“大集体时，小偷小摸进了村，鬼鬼遂遂，胆战心惊，总怕遇上村里有人；若是进了谁家里偷东西，那怕有个老人‘吭’一声，也会把小偷吓跑；如今的盗罪胆子大多啦，他们经常会大摇大摆进村哄抢财物，弄得邻里不安，也没有人敢出来制止，真是无法无天！”

“前两年，邓县（今邓州市，是全国第一人口大县，现有总人口160万人——笔者注）乱得上下一团糟。人们都说，当时的公安局长是个大贪官，跟他干事的警察都不干正事。听说那个局长犯事被抓起来了，刚换了一个年轻的公安局长叫刘勇，‘新官上任三把火’，大盗小偷一齐抓，打击了一阵子，现在的情况稍好一些。也许罪犯们有些怕了，好长时间不敢出头露面，老百姓才算松口气。不过，家家户户养狗的劲头可不能松懈，谁家大门口拴几条恶狗整天‘汪呜…汪呜…’的狂叫，户主的心理就塌实一些。”

“现在农户多喂养几只狗还可以轮换到镇上出售，差不多够全家一年的油盐钱了。”

“当然，狗多为患，近年来村里恶狗伤人事件时有发生，有的小孩被狗咬伤，狂犬病发作，无可救治，死得非常惨烈。可是，狗的主人们大都赖皮推委，不给受伤者掏钱医治，由此引起的民事纠纷和官司不断。更有甚者趁机交通事故敲诈车主，索赔金额高达数百元乃至上千元，令人咂舌，人们无可奈何。可以说，农村养犬已成为一大公害——狗粪满地撒、恶狗伤人、狂犬病发作等，呼吁有关部门尽快开展打狗运动，以彻底根除养犬隐患。”

……

年前年后，村里的大人们都在争论着一个相同的话题：“打狗”与“养犬”。这使我忽然回想起孩提时代“公社革委会”于1973年发动的那场声势浩大的“打狗运动”了。

那时，我只有9岁，是个刚上小学一年级的不懂事的孩子。不过，我至今还隐隐约约记得，那个落日黄昏，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陈银龙通过高音喇叭喊话：“社员们，请注意：大队刚刚接到县革委会和公社革委会的紧急通知，限定今天晚上把各户喂养的大狗、狗仔统统打死。在明天天亮之前，户主将死狗送往大队部统一组织销毁，以防止疯狗病传播。若有行动迟缓或是私自藏匿、隐瞒不报者，各生产队民兵连要积极组织基干民兵，强行将‘顽固分子’扭送到大队部关押，并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彻底地批斗。”霎时，从白银堂、柳树坑、三队、四队、五队、皮家等6个生产队，到处都有娘娘庙大队民兵营临时抽调基干民兵组成的“打狗队”，闹腾了大半夜，整得鸡叫狗跳，人心惶惶，不得安宁。第二天大清早，我们一群小孩子跑到大队部去凑热闹，看见院子里放着一排排的大锅，正用“白开水”蒸煮成堆的死狗。听大人们讲，用死狗熬出来的汤浇菜地，比上日本尿素还壮实。从此以后，一直到1979年我离开村庄去县城读高中的七八年时间里，再也没有听见过“汪呜…汪呜…”的狗叫声，整个村子一片沉寂。

其实，1973年全国开展轰轰烈烈的“打狗运动”，当时已被文字记录下来了。痕迹虽然轻淡，却又带着那个时代明显的政治色彩和惯用的夸张手法。我从当年南阳地区革命委员会下达的有关文件中以及档案馆保存下来的旧《南阳日报》上，查找到这样一些相关的文章题目，不妨抄在下面。如：《关于开展打狗运动的通知〈南发1973年 XX号〉》（此件发至各县市、各公社、各大队，传达至社员），《严肃认真地对待打狗运动——论打狗运动》（南阳日报社论），《把打狗运动当做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再论打狗运动》（南阳日报社论），《宝书指路，利剑在手——某公社打狗运动开展得轰轰烈烈》（南阳日报社记者报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某公社打狗运动取得重大胜利》（南阳日报社记者报道），《这是一场严峻的政治斗争——本报评论员文章》（南阳日报社论），《永葆革命青春——记某公社打狗队长某同志的先进事迹》（南阳日报社通讯员文章），《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武装头脑，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记某公社的打狗运动》（南阳日报社专题报道），《坚决制止逃亡主义，誓死保卫红色家园——本报评论员文章》（南阳日报社论），《金猴奋起千钧棒，环宇澄清万里尘——记三十里铺战役》（南阳日报社记者报道），《要准备打一场持久战——本报评论员文章》（南阳日报社论），《任尔凶狂，终将覆灭——某公社清剿残余疯狗纪实》（南阳日报社记者报道），《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樟树坪战役侧记》（南阳日报社记者报道），《振奋精神，铲除残敌，将打狗运动进行到底——本报评论员文章》（南阳日报社论），《送瘟神——某县疯狗已彻底肃清》（南阳日报社记者报道），《防止死灰复燃——本报评论员文章》（南阳日报社论），《宜将剩勇追穷寇——本报评论员文章》（南阳日报社论），《关于表彰打狗运动中有功人员的决定》（地方政府文件），等等。还有很多，我就不全部抄录了。至于文章的内容，限于篇幅，这里更不可能详细引述。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无非能够清楚地看到两点：一是，在那样的特殊年代里，人们对狗的憎恶是政治性的，被视为一种需要坚决反对和强烈抵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事实上，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广大农村已经没有人敢私自喂养狗。到了“文革”后期，甚至连农民养猫、养鸽子、摆弄花鸟鱼虫都被视为玩物丧志、消磨革命斗志的不良行为而被强行禁止。二是，当时的农村，狗似乎还不能作为合法的私人财产得到保护，政府以“说什么防止狂犬病！”为名，依靠行政命令开展了一场“打狗运动”，于是，狗的末日才真正来临。现在，用真实的历史眼光去审视当年的“打狗运动”，我们还可以挖掘出一些更深层次的社会经济问题。譬如，在人民公社时期，绝大多数农村居民常年吃不饱、穿不暖，谁还有心思和精力去喂养家犬；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特殊时期，哪还有人敢去偷抢集体的财物，再说农民家里确实也没有任何的值钱家当，养几条狗照门实属多余；况且，1973年的《打狗紧急通知》中还有“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之说，社员怎敢不听从来自上层的统一组织指挥？……

狗是与人类最亲近的一种动物。中国的“狗文化”并不都是外来的。中国人养狗的历史久远，打狗的文化也不是什么“新生事物”。有人说，打狗运动起源于战争时期。当年的抗日游击队转战于“高家庄”、“马家合子”，经常因为狗的“汪呜…汪呜…”的狂叫声而暴露目标，为了抗日大计，于是将华北平原的狗消灭殆尽。不管怎么说，毕竟时代不同了。如今，中国广大的农村到处可见形形色色的狗、猫、鱼、虫、花、鸟，许多农民习惯于喂养家犬，并造成了一个经济效益巨大的市场。然而，一些人对养狗的负面评价总是带着一种陈旧的战时文化或极“左”文化的遗留，尽管狗不再会导致八路军的伤亡，也不再与资产阶级划上等号。它最主要的罪名是咬人伤人，传播狂犬病。不过，据医生们说，猫同样可以携带传染病，各种宠物都会携带一些有碍人体健康的细菌、病毒；但只要定期注射疫苗，狂犬病并不难防治。其实，养狗的正面价值还是很多的。家犬作为人类最忠实、最古老的朋友，它与人的情感交流，尤其是对于老人、孩子、残疾人、孤独者的慰藉乃至精神治疗作用，早已为人们所共知。当然还不仅如此，只要看看我们餐桌上众多的野生动物，就不难明白，更深刻地，它反映了我们对动物的一般态度。

正月初六，我该返程回单位了，仍然在思索着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像豫西南这样的人多地少的大片村落，过完春节之后，年轻人们齐唰唰南下打工去了，村里常年留下来的都是些“386160”（指妇女、儿童和老年人）部队，身单力薄，难以抵御身强力壮的盗罪团伙。而目前的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又大多处于瘫痪或半瘫痪状态，治安防范网络隐患颇多。在这种情况下，迁怒于人不对，迁怒于狗更不对。人心惶惶之际，迁怒于狗只是为了转移民众恐慌的视线，并不能解决所谓的“疯狗病”或“疑似感染SARS”的流浪狗的问题，更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村社区治安状况不断恶化所带给广大农民的“恐惧症”。恰恰相反，在农村社会治安状况好转之前，由政府发动全面的、毁灭性的“打狗运动”，只能招致绝大多数农民群众的强烈抵制和反抗。试想一想，每一次政府组织“打狗运动”遭罪的都是狗，而不是人，可如今恐怕连人也要遭罪了。因为，狗成为与农民相依为命的“护身符”了。当然，农村养狗带来的扰民、咬伤人、污染环境等问题也日益突出，应当依法加强对农民养狗行为的规范管理。

谢选骏指出：世人健忘，看来已经不记得文革初期也有一场“打狗运动”，而且猫咪也连带遭殃，死于非命。但是，仅仅打狗是不行的，因为恶人比恶狗更可怕——防治恶狗，带上一刀一棍足以，防治恶人，则需要浑身绑上自杀炸弹。

《西方媒体关注北京打狗运动》（2006-11-17 综合编译）报道：

北京市政府近来的打狗运动引发市民反弹，千余人11月11日在北京动物园门前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纽约时报与路透社等西方媒体纷纷报导此一群众事件。

纽约时报11月14日报导，吴天瑜(Wu Tianyu，译音)是北京动物救援协会的会长，她已经收容了大约10只流浪狗和残障的杂种狗，其中有一只瘫痪，另有一只脊椎断裂，正在复原中。她表示，这些狗应免除于北京的一项新的“严打”运动之外。

北京有至少1,200万的人口和至少100万只狗，这些狗中有一半左右是未登记的，它们在当地警察眼中被视为流浪狗。

这些流浪狗中有很多也是人们心爱的宠物，所以当中共警方开始迅速痛击非法狗只时，人们的抗争几乎是无法避免的，而且在最近几个星期已经持续扩大。

警方已经拒绝了不同的宠物保护团体所申请的抗议活动。上星期六(11月11日)，至少有100名警察在北京动物园外设置路障阻挡聚集的群众。一名参与者说，警方强行拘捕了20多名试图散发提倡动物保护的传单的人。这些人随后在当天获释。

这些抗争起因于北京市政府的规定，这些规定限制八个特定地区的家庭只能养一只狗，并禁止人们饲养像金黄拾獚和爱斯基摩犬这样的大型狗。

这些规定于2003年制定，但一直未严格执行。然而，北京的报纸在上星期二刊登了关于这项从10月开始的新严打运动的公告。公告说，饲养超过数量的狗或是大型狗的家庭有十天的时间处置它们。公告同时承诺对于协助警方查获邻居违反宠物狗管理规定的人们给与奖励。

焦虑与愤怒很快地在狗主人之间蔓延开来。有些人表示，警方已经在公寓住宅捕抓大型狗，甚至进入私宅捕抓部分狗只。

吴天瑜一直与爱狗人士开会，试图寻求解决之道，有些狗主人告诉她，他们会不惜任何代价保护他们的狗。

路透社11月14日报导，中共官员几年前放松有关宠物所有权的规定，但是要求每个家庭只能饲养一只狗，并支付每年62美元的权利金，一开始还必须另外支付费用。

在首都北京的抗议人士并不多见。北京当局自从89年的六四事件后对于民众集会一直十分警戒。

11月11日，至少有100名警察在北京动物园外设置路障阻挡聚集的群众。

谢选骏指出：在中国，狗权比人权更能牵动人心。因为疯狗不会颠覆政权，而常人却有这个可能。所以打狗如此不得人心，因为打狗不得党心——现在党员都有钱了，喜欢养狗炫富了。

（另起一页）

书名

硅基时代第二十五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25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

2024年8月第一版

August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2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