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308卷 历史的荒原 The Wilderness of History

 硅基时代第八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8

历史的荒原

The Wilderness of History

2024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08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08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人说“人吃人的历史资料”，我看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是挂一漏万的！“人吃人的历史资料”也不外乎此。但是“挂一漏万”也比“一无可取”的好。所以大家都应积极地保存历史资料，以待历史荒原上的来者。否则掩盖过去的真相，等于牺牲未来的经验。

Executive summary

People say that "people eat people's historical data", and I think all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are all leaks! "Man-cannibalism historical data" is nothing more than that. But "hanging on one leak" is also better than "nothing to be desired". Therefore, everyone should actively preserve historical materials for those who come to the historical wasteland. Otherwise, to cover up the truth of the past is to sacrifice future experience.

（另起一页）

【目录】

01、历史的荒原没有神迹

02、敌基督在行动——用人文主义解释圣经历史

03、从生物学的角度看能力排行榜

04、“大历史”为何自证其错

05、“六四”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记忆抹煞行动 

06、1991年的日本——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

07、2019年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

08、SDS简史证明美国人不如中国人勇敢

09、奥斯曼成功扩张的秘密——历史力学的抛物线

10、巴勒斯坦人沦为二战犹太人的“历史力学”

11、白狗不懂红狗的党国

12、病夫治国创造历史

13、陈寅恪的学术价值十分可疑——他误判历史投共，女儿们不堪回首

14、从乳房的历史到脸的历史

15、错谬的历史胜似没有历史

16、大脑积水的历史记忆

17、大骗子恩格斯是如何伪造历史的

18、中国古代人吃人的历史资料挂一漏万

19、丁汝昌是个历史反革命

20、法医解剖工作者的历史解读

21、反腐斗争来自历史的伤口 

22、反犹主义起源于耶稣基督的历史冤案

23、福山不像一个历史学家

24、改变历史不如改变自己

25、干预历史的人没有好下场

26、共产党撰写的历史，就是迫使人们忘记历史

27、光复西伯利亚的历史时刻已经临到

28、哈佛大学四百年的黑历史仍在延续

29、哈佛历史系的博士为何不懂历史——八九学生王丹也是个毛派分子

30、核战争将使希特勒成为正面的历史人物

31、精神虐待创造历史

32、历史本来就是虚无的

33、历史不是流水账，而是思想的审计

34、历史的创造者赵高同志才是真正的总加速师

35、历史的想象重要还是历史的真相重要

36、历史就是周而复始

37、历史力学之下的俄罗斯末日

38、历史人物的权势可以用于性骚和强奸

39、历史上第一个汉奸是个太监

40、历史是幸存者加减乘除的记录

41、历史学家集体自杀

42、历史由历史预言“意外推动”

43、历史有时候也是由失败者写的

44、历史资料并不可信

45、歷史上的穆罕默德

46、刘宗敬确实不懂欧洲历史

47、琉球历史冲绳牌——从阶级斗争转向民族斗争、

48、六四屠杀是历史的分水岭

49、六四屠杀——屠夫历史的必然

50、罗生门是历史记载的缩影

51、美国面对“迦太基兴衰的历史宿命”的亡国危机

52、美国枪击所显示的历史力学

53、美国人民还有历史的记忆

54、美洲原住民的历史性反扑

55、民主党放入非法移民是对废奴派的历史复仇

56、拿破仑是一块历史的垃圾

57、侵略借口所包含的历史真相

58、丘吉尔灭亡了大英帝国——经济学家都是历史的睁眼瞎

59、中文缺乏时态所以华人缺乏历史感

60、谁都在不断歪曲历史

61、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可算一部《易经历史哲学》

62、偷录改变了美国历史

63、投机者才能登上中国历史舞台

64、土客械斗推动中国历史巨轮

65、温和派受到了不温和对待的历史吊诡

66、我保留中文互联网的历史记忆

67、无组织无纪律的天才创造历史——拆穿勒庞的谎言

68、误判才能创造历史

69、现代人杂交的历史依据

70、香港支联会完成了历史使命寿终正寝

71、英国鬼子用谎言创造历史

72、英国也已应验“任何政权过不了三百年大关”的历史力学的法则

73、余英时误读历史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余英时误读历史之五

74、张献忠也创造了历史，他的沉船满载了珍宝

75、赵政必亡——有关“赵家人”的历史力学

76、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

77、中国历史都是由后一个朝代书写前一个朝代的

78、中国历史显示戊戌两年后必有灭顶之灾

79、硅基时代的流氓历史

80、日本人西域文化史的偏见

后记、中囶60年属于典型的历史荒原

附录、废除死刑是为了增加人口

（另起一页）

【01、历史的荒原没有神迹】

《有没有关于耶稣的早期历史纪录？》（2007年4月15日 Norman L. Geisler Frank Turek 翻译九喻）报道：

（译注：本文节译自《我没有足够的信心成为一个无神论者》（I Don't Have Enough Faith to Be an Atheist）第九章“有没有关于耶稣的早期历史纪录？”（Do We Have Early Testimony About Jesus?）。作者Norman L. Geisler是南方福音神学院院长（the president of Southern Evangelical Seminar），哲学博士。Frank Turek是南方福音神学院副院长。）

在漫长的证明信仰的旅程中推动着我们的是历史证据，作为结果，用来填补余下的那段距离的信心就是有依据的信心。 －－ Craig Blomberg

非基督徒记录的福音

公元66年，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发动了一次反对罗马统治的起义－－温和的说－－罗马人对此不大满意。罗马皇帝派遣Vespasian将军带领军队前去镇压，以夺回对这一地区的控制。公元67年，Vespasian的军队包围了加利利地区（Galilee）的反叛城市Jotapata。在长达47天的围困中，一个年轻的犹太起义者选择了向处于优势的罗马军队投降－－很多他的同胞选择的是自我毁灭性质的战斗到最后一刻。这个年轻人深得Vespasian得欢心，后来Vespasian的儿子Titus将军把他带到了罗马。在此之前的公元70年，Titus摧毁了耶路撒冷城以及城里的犹太圣殿。

这个年轻人就是Flavius Josephus（37-100），他后来成为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犹太历史学家。Josephus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服务于罗马皇帝Domitian，在罗马从事历史写作。在那里他完成了一本自传和两本主要的历史著作，其中一本史书就是现在很著名的、成书于公元93年的《犹太人的历史》（Antiquities of the Jews）。在该书的18卷3章，并不是基督徒的Josephus写了下面的话：

在这个时期（彼拉多时期），有一个叫耶稣的智者，他的行为美好，以良善著称，很多犹太人和其他国家的人都成为他的门徒。彼拉多给他定罪并处死了他，但是门徒们并没有抛弃他的教导，他们说耶稣在被处死之后三日又活着显现在门徒面前，因而他可能是弥赛亚（Messiah），那个预言里说的能行神迹的人。

这不是Josephus书里唯一一次提到耶稣。在《犹太人的历史》的另外一段，Josephus揭露了新任犹太大祭司（Ananus the younger）利用罗马当局权力真空的机会杀死了耶稣的兄弟雅各（James）。那个事件发生在公元62年，罗马总督Festus突然死在任上，而继任者Albinus三个月后才到达犹大（Judea），这给了大祭司Ananus充足的时间来完成那个肮脏的计划。Josephus这样描述那个事件：

现在（总督）Festus死了，（新总督）Albinus还在路上，所以他（Ananus，大祭司）召集了法官（judges）中的撒都该人（Sanhedrin），把耶稣（被称为基督）的兄弟雅各带到他们面前审问，同时受审的还有其他一些人（或一些他的同伴），指控他们违法律法，用石刑处死了他们（用石头砸死）。

这里我们不但有了另一个产生于公元一世纪的关于耶稣的记录，并且，我们得到确认耶稣有个兄弟叫雅各，很显然犹太当权者并不喜欢他。雅各之所以被处死，会不会就是因为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正如新约圣经记载的那样呢？

到底有多少非基督徒写的东西提到耶稣？包括Josephus，已经知道的总共有10个人。这10个非基督徒作者都生活在距离耶稣时代150年的范围内。与之相对，在同样的150年时间里，只有9个非基督徒来源提到了耶稣时代的罗马皇帝提庇留（Tiberius）。即便不算基督徒的记录，耶稣也比同时代的罗马皇帝多被提到了一次，如果加上基督徒的记录，提到耶稣和提到提庇留皇帝的次数比就是43:10。

一些提到耶稣的非基督徒作者－－例如Celsus，塔西陀（Tacitus）和犹太经典Talmud－－可以被认为是反基督信仰的，可是这些作品并没有记录任何目击者的证词与圣经新约相矛盾。从他们的口气可以确定，他们是反对基督信仰的，那么，我们能从他们的记录以及其他持中立立场的记录里了解到什么？

我们了解到，他们承认基督信仰初期的某些事实，这些事实可以帮助我们拼出一个故事梗概。这个故事梗概和新约圣经的记录惊人的一致。把全部10个非基督徒的记录放在一起，我们知道：

1、耶稣生活在罗马皇帝Tiberius时期。

2、他过了圣洁的一生。

3、他是个行神迹奇事的人。

4、他有一个兄弟名叫雅各。

5、他被认为是圣经旧约预言的弥赛亚。

6、他被本丢-彼拉多处死。

7、他的死刑发生在犹太逾越节的前夜。

8、他死时发生了大黑暗和地震。

9、他的门徒相信他从死里复活。

10、他的门徒冒死坚持他们的信仰。

11、基督信仰至少在罗马帝国境内迅速传播。

12、他的门徒不承认罗马人信仰的神，而把耶稣当作神敬拜。

根据这些非基督徒的记录，认为耶稣这个人根本不存在明显站不住脚。如果耶稣不存在，怎么可能非基督徒作者不约而同描述的故事和新约记载的如此相合？

这些记录还说明了更深层的东西。它们对新约意味着什么？表面上看，非基督徒的资料确认了新约的准确。虽然这些作者没有说他们相信耶稣的复活，但他们承认耶稣的门徒绝对相信这一点。

通过我们前面已经揭示的内容可以知道，从自然的启示可以确信上帝的存在和神迹的可能性，耶稣的故事和初期教会的故事也得到了非基督徒来源的支持，那么门徒宣称的耶稣所行的神迹真的发生了吗？新约里记录的都是耶稣的真实事迹吗？会不会新约不是象现在社会普遍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本充满神话传说的带有偏见的宗教文献？会不会新约描述了大约2000年前真实发生的事情？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很有机会发现到底哪个一神论是正确的。

我们有准确的抄本吗？

你一定还记得小时候玩的“传话”的游戏（telephone）：一个孩子得到一条口头的消息，然后讲给下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再把听到的消息传给下一个孩子，如此进行下去。等消息传到最后一个孩子那里的时候，很少还能还原出第一个孩子讲的内容。粗略看起来，似乎同样的问题也会出现在两千年前一代一代传到今天的文本上。

幸运的是，圣经并不是以同样的方式传递下来的，因为圣经不是从一个人传给下一个人，再传给下一个人，“传话”游戏里暴露的问题不适用于这里。当时有相当多的人分头见证了新约里的事件，很多人记住了自己目击的经历，而在同时期的人或见证人里，有几个把自己的观察写了出来。

这里我们需要澄清一个相当普遍的对新约的误解。当我们说新约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说一部作品，而是在说27部作品，由9个作者、历时20－50年、分别写在27个卷轴上。这些独立的作品被收集到一本书里，这本书就是今天所说的圣经。新约不是仅仅有一个来源，而是一系列来源的集合。

只有一个问题：到目前，还是没有发现一本“最初”的新约文本。我们只有最初文本的复制品，称为抄本（manuscripts）。这会导致我们无法确认最初的文本究竟说了什么吗？

完全不会。事实上，所有古老时代重要的文献都是通过比较幸存下来的抄本还原出来的。要还原最初的文本，有大量的与最初的文本相隔不远的抄本会很有帮助，抄本越多越早，通常更能提供可信的记录，也更能给出准确的还原。

在这一点上新约的文本是什么情况呢？非常好，比任何其他古代经典都好很多。实际上，新约有更多的抄本，更早的抄本，更充足的支持性抄本，超过十大经典文献的总和。下面是具体的解释。

更多的抄本－－最近的数字是，有将近5700个希腊文手写新约抄本。此外，还有9,000多个其他语言的抄本（比如Syriac，Coptic，拉丁文，阿拉伯文）。这些总数接近15,000个抄本里，有的是完整的圣经，有的只是其中几部经卷，或者几页经文，有一些只是残片。按照图表显示的，其他古代经典在抄本支持上根本不能和圣经相提并论。最接近的是荷马（Homer）创作的《伊利亚特》（Iliad），只有643个抄本。其他大多数古代经典只靠不到一打（12个）抄本得以流传下来，然而很少有历史学家质疑那些经典里记述的历史事件。

更早的抄本－－新约不但有大量的抄本支持，而且还有与原本出现时间相距很近的抄本支持。最早的没有争议的抄本是《约翰福音》18：31-33，37-38经文的残片，被称为John Rylands残片（因为他们被收藏于英国曼彻斯特的John Rylands图书馆）。学者们认为这些残片产生于公元117-138年，而有些学者说产生时间可能更早。它们是在埃及出土的，而它们最可能诞生的地方是在地中海另一边的小亚细亚，这说明在二世纪初，《约翰福音》已经被传抄和传播到了相当远的地方。

另外还有9个有争议的残片比John Rylands残片的产生时间还要早，时间大约是公元50-70年，是和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一起被发现的。一些学者相信这些残片来自6本新约福音书卷，它们是《马可福音》，《使徒行传》，《罗马书》，《提摩太前书》，《彼得后书》和《雅各书》。其他学者不同意这个结论（也许是因为承认了这一点就会打击他们认定的新约圣经写作时间较晚的自由派观点），但他们也说不出这些残片可能是其他哪本古籍。

这些残片是在一个山洞里被发现的，山洞里保存有公元前50年到公元后50年的物品，西班牙著名考古学家Jose O'Callahan最早指出这些残片属于新约圣经。《纽约时报》认识到了O'Callahan的说法意味着什么，该报承认，如果这个理论是正确的，“就证明了至少有一本福音书《马可福音》是在耶稣死后几年之内写作完成的。”

但即便O'Callahan的说法错误，John Rylands残片是现存最早的新约抄本，新约圣经最早的抄本与最初作品相隔时间也比其他古代经典少得多。《伊利亚特》是下一个时间间隔最少的作品，而它的现存最早抄本，要比原作晚大约500年，其余大部分古代经典的时间间隔都有一千年甚至更多。而新约圣经的时间间隔是25年甚至可能更少。

最早的幸存抄本与作者最初作品相隔时间（年）

新约：25

荷马：500

Demosthenes：1,400

希罗多德（Herodotus）：1,400

柏拉图（Plato）：1,200

塔西陀（Tacitus）：1,000

凯撒（Caesar）：1,000

普林尼（Pliny）：750

抄本数量

新约：5,686

荷马：643

Demosthenes：200

希罗多德（Herodotus）：8

柏拉图（Plato）：7

塔西陀（Tacitus）：20

凯撒（Caesar）：10

普林尼（Pliny）：7

I Don't Have Enough Faith to Be an Atheist

by Norman L. Geisler, Frank Turek

Publisher: Crossway Books (February 2004) 

Language: English 

ISBN: 1581345615 

谢选骏指出：人问“有没有关于耶稣的早期历史纪录”？——我看人们从历史记录中寻找耶稣基督的努力全都失败了。这是为何？因为，这些人眼中只有人而没有神，他们怎么可能读到并且懂得神迹呢？

【02、敌基督在行动——用人文主义解释圣经历史】

《耶穌的死和复活是預言還是策劃？》（Facebook文：陳滌）报道：

公元30年或33年，耶穌在耶路撒冷郊區的髑髏地受十字架刑而死。他的去世情景在历史上沒有異議，但耶穌為甚麼會死？聖經中那些隱晦的資訊到底要告訴我們甚麼？這就是本文要研究的謎團。

髑髏地（又稱各各地、哥爾哥達山），為一座矮山，山頂為耶穌受刑處，因山體上有形似骷髏的岩石結構而得名。 

要研究耶穌被害的真相，必須要先從施洗約翰講起。施洗者約翰並非普通人，他是祭司撒迦利亞的兒子，父母都出身祭司世家，在猶太人中素有聲望。施洗約翰的出身見於聖經《路加福音》1章5~17節：

當猶太王希律的時候，亞比雅班裡有一個祭司，名叫撒迦利亞，他妻子是亞倫的後人，名叫以利沙伯。他們二人，在神面前都是義人，遵行主的一切誡命禮儀，沒有可指摘的。 只是沒有孩子，因為以利沙伯不生育，兩個人又年紀老邁了。

撒迦利亞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職分，照祭司的規矩掣簽，得進主殿燒香。燒香的時候，眾百姓在外面禱告。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壇的右邊，向他顯現。撒迦利亞看見，就驚慌害怕。天使對他說，撒迦利亞，不要害怕，因為你的祈禱已經被聽見了，你的妻子以利沙伯要給你生一個兒子，你要給他起名叫約翰。

你必歡喜快樂，有許多人因他出世，也必喜樂。他在主面前將要為大，淡酒濃酒都不喝，從母腹裡就被聖靈充滿了。他要使許多以色列人回轉，歸於主他們的神。 他必有以利亞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為父的心轉向兒女，叫悖逆的人轉從義人的智慧，又為主預備合用的百姓。

在此段福音裡，介紹了施洗約翰的出身，也介紹了他的任務，就是「行在主的前面，叫為父的心轉向兒女，叫悖逆的人轉從義人的智慧，又為主預備合用的百姓。」

施洗約翰在耶路撒冷附近的曠野裡為人施洗，聲名遠播，威望巨大。這裡，必須要介紹一下這個「施洗」的含義，施洗約翰的「施洗」與基督教後來的洗禮其實含義完全不同，他的「施洗」是猶太教的一種古禮，稱之為「潔淨禮（Mikvah）」，方式是受洗人將自己完全浸沒在洗禮池中一下，出來後由祭司施以祝福（語言或手勢）。在古代猶太教禮儀中，潔淨禮是非常重要的，禱告之前要行潔淨禮來表示虔誠，人犯了任何錯誤要行潔淨禮來表示悔過，接觸過不潔之物（如死屍等）後也要行潔淨禮，男性如果接觸了月經期的女性要行潔淨禮，已婚女性月經後也要行潔淨禮才能再開始和丈夫的性生活，甚至吃飯之前，出門回來等日常活動也要行潔淨禮…總之，這是一種十分繁瑣費神的禮節。如果不是因日常活動而行的潔淨禮，還必須由猶太祭司主持才能算數。

施洗者約翰為人施洗之地，約旦河邊的一個水池。建築物不是當時的古跡，是後人建造的。施洗的水池曾經過後人整修。

當時的猶太人居住區建造有很多的洗禮池，由猶太祭司們掌管，這些祭司們給人行潔淨禮是收費的。潔淨禮成了猶太教上層的巨大財源。

僅以色列考古學家Ronny Reich一人就在耶路撒冷城內發掘出150座以上的洗禮池，足見當時城內的洗禮池數目之多。也說明了為了保證財富的累積，猶太祭司們對執行潔淨禮儀式一事的熱衷程度。

在這種背景下，對施洗約翰取得巨大聲望一事就很容易理解了。施洗約翰是祭司的後代，有世襲的宗教施洗權，而且他的洗禮分文不取，只需要聽約翰的講道即可。對經濟窘迫的普通百姓來說，這簡直是真正的福音。

猶太祭司的服裝可以輕易看出其豪富程度，外袍為真金片縫接而成，胸前的經匣飾物鑲嵌有十二顆各色寶石，內袍由金線織成。

這時的耶路撒冷為羅馬帝國猶太行省的一部分，由羅馬冊封的代理王希律·安提帕（Herod Antipas）統治，為了鞏固統治，羅馬還派來了一位派駐總督，本丟.彼拉多（Pontius Pilate）。希律王和彼拉多對耶路撒冷的猶太教會持扶植態度，試圖用宗教來維持此地區的社會穩定。

施洗約翰與傳統猶太教會（猶太人公會）的交鋒十分見效，以洗禮為武器，施洗約翰成功的將很多百姓拉到了自己一方，但在施洗約翰的力量日漸上升時，他在一次講道時抨擊了希律王娶了弟媳希羅底的亂倫舉動，結果被希律王抓捕下獄。（希律王的父親大希律有十個妻子，希羅底是大希律長妻的孫女，長大後嫁給了希律王的兄弟腓力，後來又轉嫁希律王，而且其時她的第一任丈夫腓力並未死。希律王及其兄弟腓力娶希羅底均為叔叔娶姪女。）但由於他的出身顯赫，聲望巨大，希律王並不敢殺他，只是關著不放。但希羅底一直記恨施洗約翰，終於借女兒莎樂美之手（希羅底與腓力之女）殺了施洗約翰。

在《馬太福音》第14章3~11節裡記載了施洗約翰的死。

起先希律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羅底的緣故，把約翰拿住鎖在監裡。因為約翰曾對他說：「你娶這婦人是不合理的。」希律就想要殺他，只是怕百姓，因為他們以約翰為先知。

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羅底的女兒在眾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歡喜。希律就起誓，應許隨她所求的給她。女兒被母親所使，就說：「請把施洗約翰的頭放在盤子裡，拿來給我。」王便憂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給她。於是打發人去，在監裡斬了約翰，把頭放在盤子裡，拿來給了女子，女子拿去給她母親。

綜上所述，施洗約翰實際上是借施洗一事在和傳統猶太教會爭奪教會統治權，但不等成功就被殺了。二者的敵對關系證據是有的，在施洗約翰下獄時，猶太教會並未有施救舉動，而施洗約翰身為祭司家族（猶太貴族）的後人，猶太教會是不應該不管不顧的。

依聖經中所講，施洗約翰與耶穌是親戚，二人均為一個家族的成員。記載這一關系的經文見《路加福音》第一章27~36節。历史學家一般認為二者為表兄弟。根據天主教百科全書的記載，以利沙伯的母親Sobe與馬利亞的母親聖安妮是姐妹，欽定版聖經中稱二人為表姐妹，聖希玻裡（Saint Hippolytu）的著作中也說她們是表姐妹的關系。以利沙伯是約翰的母親，前文中祭司撒迦利亞的妻子。

到一個童女那裡，是已經許配大衞家的一個人，名叫約瑟，童女的名字叫馬利亞。 天使進去，對他說，蒙大恩的女子，我問你安，主和你同在了。馬利亞因這話就很驚慌，又反複思想這樣問安是甚麼意思。天使對他說，馬利亞，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經蒙恩了。你要懷孕生子，可以給他起名叫耶穌。

他要為大，稱為至高者的兒子，神要把他祖大衞的位給他。他要作雅各家的王，直到永遠，他的國也沒有窮盡。馬利亞對天使說，我沒有出嫁，怎麼有這事呢。天使回答說，聖靈要臨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蔭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必稱為聖，稱為神的兒子。況且你的親戚以利沙伯，在年老的時候，也懷了男胎，就是那素來稱為不生育的，現在有孕六個月了。

施洗約翰曾預言耶穌的出現，宣布耶穌為救世主，使耶穌獲得了巨大的聲望。事見《路加福音》第三章15~16節。

百姓指望基督來的時候、人都心裡猜疑、或者約翰是基督。約翰說、我是用水給你們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來、我就是給他解鞋帶也不配．他要用聖靈與火給你們施洗。

宣布耶穌為救世主事見《馬太福音》三章13~15節。

當下，耶穌從加利利來到約但河，見了約翰，要受他的洗。約翰想要攔住他，說，我當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這裡來麼。耶穌回答說，你暫且許我，因為我們理當這樣盡諸般的義，於是約翰許了他。

施洗約翰被殺後，民眾反應很大，奮銳黨人開始在耶路撒冷城內加強活動，其時耶穌已經遠走他處。事見《馬太福音》第四章12~14節。

耶穌聽見約翰下了監，就退到加利利去；後又離開拿撒勒，往迦百農去，就住在那裡。那地方靠海，在西布倫和拿弗他利的邊界上。這是要應驗先知以賽亞的話。

奮銳黨(Zealots)是猶太教的狂熱派別，名字為奮力銳進摩西律法之意。公元6年，羅馬為徵收賦稅，對猶太人進行人口登記，加利利人猶大嘉馬拉 (Judas Gamala)趁機慫恿猶太人反叛羅馬，失敗後組成奮銳黨，借暗殺行刺之類手段繼續試圖恢複猶太人對地區的統治權。羅馬人對此反應激烈，對猶太教會施壓，試圖與猶太教會聯合鎮壓奮銳黨人，未果。自此之後，羅馬人對猶太教會開始持不信任態度。

以上是耶穌之死的背景。

公元30年或33年，耶穌再次出現，在逾越節就要來到的時候來到了耶路撒冷城。

逾越節是猶太教的最重大節日，據傳，摩西80歲的時候，蒙上帝的召喚，到法老面前請求釋放以色列百姓。但埃及的法老反而更加苛刻地對待希伯來人，以致引來上帝的忿怒，向埃及降下九種災難。但法老仍然拒絕釋放上帝的百姓。於是上帝決定「殺死埃及所有的長子以及一切頭生的牲畜」，決定在聖历1月14日聖历實施。但上帝不希望猶太人的長子和埃及人的長子一同死亡，所以，命以色列百姓在所住房屋的門框左右和門楣上塗上羔羊血。這羔羊血是上帝百姓的標記，前來殺死所有長子的天使看到血記號後就會越過這個房屋。後來猶太人就將這日稱為逾越節(Passover)。

《出埃及記》12章1-14節記載：

要無殘疾、一歲的公羊羔，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黃昏的時候，以色列全會眾把羊羔宰了，你們吃羊羔當腰間束帶，腳上穿鞋，手中拿杖，趕緊地吃，這是耶和華的逾越節。這血要在你們所住的房屋上作記號，我一見這血，就越過你們去，我擊殺埃及地頭生的時候，災殃必不臨到你們身上滅你們。你們要記念這日，守為耶和華的節，作為你們世世代代永遠的定例。

逾越節吉祥牌，糢仿塗了羊羔血的屋門。羊羔由此成為了逾越節的標準節日食品。

在逾越節期間，居住在各地的猶太人都要來耶路撒冷城朝拜聖殿，甚至遠至居住在意大利的猶太人也要來。據公元一世紀历史學家喬瑟佛斯（Josie Firth）的記載，在某次逾越節的獻祭活動前，共賣出了255600只羊羔。如果嚴格依猶太律法規定每十人分吃一只羊羔的話，在逾越節期間來到耶路撒冷城的信眾人數至少該在百萬以上。依猶太律法規定，所有在逾越節期間朝拜聖殿的人都必須行潔淨禮。那麼，百萬以上的信徒將給猶太教會的祭司們帶來不計其數的財富。

這時，耶穌出現在信眾面前，而耶穌所宣講的教義一向是不需要潔淨禮的。事見《馬可福音》第七章1~9節。

有法利賽人，和幾個文士，從耶路撒冷，來到耶穌那裡聚集。他們曾看見他的門徒中，有人用俗手，就是沒有洗的手，吃飯。原來法利賽人和猶太人，都拘守古人的遺傳，若不仔細洗手，就不吃飯。從市上來，若不洗浴，也不吃飯，還有好些別的規矩，他們历代拘守。

法利賽人和文士問他說，你的門徒為甚麼不照古人的遺傳，用俗手吃飯呢。耶穌說，以賽亞指著你們假冒為善之人所說的預言，是不錯的，如經上說，「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卻遠離我。他們將人的吩咐，當作道理教導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你們是離棄神的誡命，拘守人的遺傳。又說，你們誠然是廢棄神的誡命，要守自己的遺傳。

耶穌的教義嚴重侵犯了猶太教會的利益，僅僅這樣還不算，耶穌還對猶太教會的統治進行了公開反抗。即所謂的「清潔聖殿」。

聖殿是猶太人的聖地，公元前11世紀，古以色列王大衞統一了猶太各部族，建立了以耶路撒冷為首都的王國。約公元前965年，大衞之子所羅門繼承王位，在耶路撒冷的錫安山上建造了所羅門聖殿，即第一聖殿，是古猶太人宗教和政治活動的中心。公元前586年，第一聖殿被入侵的巴比倫人摧毀，新巴比倫王國國王尼布甲尼撒二世徵服了猶太王國，將大批民眾、工匠、祭司和王室成員擄往巴比倫。經過了半個世紀的流亡，猶太人重返家園，猶太教會再次控制了耶路撒冷地區，在第一聖殿舊址上建造了第二聖殿，耶穌時代的聖殿就是這一座。到公元70年，羅馬帝國鎮壓猶太教起義，將絕大部分猶太人驅逐出巴勒斯坦地區，耶路撒冷和聖殿幾乎被夷為平地，聖殿只剩下一堵殘牆，即今天的「哭牆」。

當時的聖殿除政治活動外，也是經濟活動的中心，聖殿前的大院裡都是從事各種與聖殿有關生意的商人，他們售賣獻祭的牲畜，兌換不同地區的貨幣，可以推想，這些商人能在此地做生意，必定得到了猶太教會的保護。

而耶穌是這樣對待這些商人的，事見《約翰福音》第二章13~16節：

猶太人的逾越節近了，耶穌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見殿裡有賣牛羊鴿子的，並有兌換銀錢的人，坐在那裡。耶穌就拿繩子作成鞭子，把牛羊都趕出殿去，倒出兌換銀錢之人的銀錢，推翻他們的桌子。又對賣鴿子的說，把這些東西拿去，不要將我父的殿，當作買賣的地方。

這次「清潔聖殿」的活動引起了震動，在逾越節前的聖殿裡，為數眾多的朝拜者看到了耶穌的舉動，並在事後傳揚開去，耶穌成功的使自己成為了反抗猶太教會的標志人物。

這些事情加在一起，猶太祭司們覺得，自己的財富和權力受到了威脅，這簡直是不可容忍的。在《約翰福音》第十一章47~53節，記載了猶太祭司們的對策：

祭司長和法利賽人聚集公會，說，這人行好些神跡，我們怎麼辦呢。若這樣由著他，人人都要信他，羅馬人也要來奪我們的地土，和我們的百姓。內中有一個人，名叫該亞法，本年作大祭司，對他們說，你們不知道甚麼。獨不想一個人替百姓死，免得通國滅亡，就是你們的益處…從那日起他們就商議要殺耶穌。

這裡出現的該亞法與羅馬當局關系密切，是上任大祭司亞拿的女婿，該亞法在公元18-36年任猶太大祭司（實質上的猶太教最高領袖，猶太教的祭司長只是榮譽稱呼，往往由年老的前大祭司擔任），到耶穌進耶路撒冷城這一年，他已經擔任了14年大祭司職務，可說是耶路撒冷的實權人物。

該亞法其人存在的證據，該亞法骨灰罐，發現於1990年。

重建的該亞法住所，重建時間為1900-1920年。該處現為亞美尼亞教會所有。

該亞法在會議上提議殺掉耶穌，其原因除了經濟利益和擔心羅馬人因教團控制力不穩而搶奪統治權外，還有一個最大的原因，就是耶穌是騎著驢進的耶路撒冷城。

騎著驢進城看似一件無足輕重的小事，但實際上卻是震驚民眾的大事。從《馬太福音》第二十一章1~10節中可以看到這事的轟動性：

耶穌和門徒將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欖山那裡。耶穌就打發兩個門徒，對他們說，你們往對面邨子裡去，必看見一匹驢拴在那裡，還有驢駒同在一處。你們解開牽到我這裡來。若有人對你們說甚麼，你們就說，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時讓你們牽來。

這事成就，是要應驗先知的話，說，「要對錫安的居民說，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裡，是溫柔的，又騎著驢，就是騎著驢駒子。」門徒就照耶穌所吩咐的去行，牽了驢和驢駒來，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穌就騎上。眾人多半把衣服鋪在路上，還有人砍下樹枝來鋪在路上。前行後隨的眾人，喊著說，和散那歸於大衞的子孫，（和散那，稱頌的話）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高高在上和散那。

耶穌既進了耶路撒冷，合城都驚動了，說，這是誰。

這裡耶穌所說的先知名叫撒迦利亞，和施洗約翰的父親同名，是猶太易多家族的族長，波斯打敗巴比倫後，猶太人得以擺脫奴役，自巴比倫重返耶路撒冷，撒迦利亞在猶太人重返耶路撒冷後成為先知和祭司，他曾經主持了修複第二聖殿的工程，他的著作《撒迦利亞書》（聖經中12卷小先知書的第11卷）也成書於此時，由於他主持修複了聖殿，一度在猶太人中有較大影嚮力。

耶穌所指的「先知的話」出自《撒迦利亞書》第九章9節：

錫安的民哪，應當大大喜樂。耶路撒冷的民哪，應當歡呼。看哪，你的王來到你這裡。他是公義的，並且施行拯救，謙謙和和的騎著驢，就是騎著驢的駒子。

自從《撒迦利亞書》面世之後，沒有人敢於騎驢進耶路撒冷城，這等於是宣布自己就是救世主，是猶太人的王。實際上，這是等同於要取代猶太教會的舉動。而耶穌進城後宣揚不同的教義，又趕走聖殿裡的商人，已經擺明了是要與該亞法作對。

在基督教說法中，耶穌騎驢進耶路撒冷是先知神跡應驗的證明，也是他就是救世主的證據。 

而耶穌當時的力量並不大，主力信徒僅有十二使徒與七十門徒。（七十門徒事典出自《路加福音》第十章1節：這事以後，主又設立七十個人，差遣他們兩個兩個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為甚麼他敢於這麼和耶路撒冷城的掌權者作對呢？

其原因不難解釋，他來這裡，就是打定主意去死的。

《路加福音》第十八章31~33節寫道：

耶穌帶著十二個門徒，對他們說，看哪，我們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寫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將要被交給外邦人，他們要戲弄他，淩辱他，吐唾沫在他臉上。並要鞭打他，殺害他，第三日他要複活。

《馬可福音》寫的更加清楚，第八章27~34節寫道：

耶穌和門徒出去，往該撒利亞腓立比的邨莊去。在路上問門徒說，人說我是誰。他們說，有人說，是施洗的約翰。有人說，是以利亞。又有人說，是先知裡的一位。又問他們說，你們說我是誰。彼得回答說，你是基督。耶穌就禁戒他們，不要告訴人。

從此他教訓他們說，人子必須受許多的苦，被長老祭司長和文士棄絕，並且被殺，過三天複活。耶穌明明的說這話，彼得就拉著他，勸他。耶穌轉過來，看著門徒，就責備彼得說，撒但，退我後邊去吧。因為你不體貼神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於是叫眾人和門徒來，對他們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也就是說，在進耶路撒冷城之前，耶穌已經知道自己會死的事。而且他也知道是誰會出賣自己。在《約翰福音》第六章67~71節這樣寫著：

耶穌就對那十二個門徒說，你們也要去麼。西門彼得回答說，主阿，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從誰呢。我們已經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聖者。耶穌說，我不是揀選了你們十二個門徒麼，但你們中間有一個是魔鬼。耶穌這話是指著加略人西門的兒子猶大說的，他本是十二個門徒裡的一個，後來要賣耶穌的。

在最後的晚餐上，耶穌再次點明了出賣自己的人。事見《約翰福音》第十三章21~30節：

耶穌說了這話，心裡憂愁，就明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了。門徒彼此對看，猜不透所說的是誰。有一個門徒，是耶穌所愛的，側身挨近耶穌的懷裡。西門彼得點頭對他說，你告訴我們，主是指著誰說的。那門徒便就勢靠著耶穌的胸膛，問他說，主阿，是誰呢。

耶穌回答說，我蘸一點餅給誰，就是誰。耶穌就蘸了一點餅，遞給加略人西門的兒子猶大。他吃了以後，撒但就入了他的心。耶穌便對他說，你所作的快作吧。同席的人，沒有一個知道是為甚麼對他說這話。有人因猶大帶著錢囊，以為耶穌是對他說，你去買我們過節所應用的東西，或是叫他拿甚麼賙濟窮人。

猶大受了那點餅，立刻就出去，那時候是夜間了。

耶穌不光點出了猶大，還讓他出去領人來抓自己，實際上，來抓耶穌的人若沒有猶大的領路，是根本不可能知道耶穌在哪裡的。這件事看起來十分的困惑，為何知道猶大要出賣自己，還一定要和他在一起，甚至允許他去出賣自己呢？

難道耶穌就是想死？

當然不是。在聖經裡，我們還可以看見這樣的記載。在耶穌去參加最後的晚餐之前，《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這樣記載著：

36節：耶穌說，但如今有錢囊的可以帶著，有口袋的也可以帶著。沒有刀的要賣衣服買刀。

39~51節： 耶穌出來，照常往橄欖山去，門徒也跟隨他。到了那地方，就對他們說，你們要禱告，免得入了迷惑。於是離開他們，約有扔一塊石頭那麼遠，跪下禱告，說，父阿，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耶穌極其傷痛、禱告更加懇切，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禱告完了，就起來，到門徒那裡，見他們因為憂愁都睡著了。就對他們說，你們為甚麼睡覺呢。起來禱告，免得入了迷惑…

左右的人見光景不好，就說，主阿，我們拿刀砍可以不可以。內中有一個人、把大祭司的僕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的右耳。耶穌說，到了這個地步，由他們吧。就摸那人的耳朵，把他治好了。

《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36~45節也有記載：

耶穌同門徒來到一個地方，名叫客西馬尼，就對他們說，你們坐在這裡，我到那邊去禱告。於是帶著彼得，和西庇太的兩個兒子同去，就憂愁起來，極其難過。便對他們說，我心裡甚是憂傷，幾乎要死。你們在這裡等候，和我一同儆醒。

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我父阿，倘若可行，求你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來到門徒那裡，見他們睡著了，就對彼得說，怎麼樣，你們不能同我儆醒片時麼。總要儆醒禱告，免得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

第二次又去禱告說，我父阿，這杯若不能離開我，必要我喝，就願你的意旨成全。又來見他們睡著了，因為他們的眼睛困倦。耶穌又離開他們去了，第三次禱告，說的話還是與先前一樣。於是來到門徒那裡，對他們說，現在你們仍然睡覺安歇麼。時候到了，人子被賣在罪人手裡了。

這裡有兩個疑點。在《路加福音》中，耶穌要求門徒們「沒有刀的要賣衣服買刀」，在《馬太福音》中，耶穌連續三次去禱告希望可以免於死亡。從這些記載中可見，耶穌不想死，甚至還有過抵抗的想法，但門徒們都「睡著了」，所以耶穌只好放棄。

在《路加福音》中寫到的「耶穌極其傷痛、禱告更加懇切，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這句話，極容易被認為是誇張的形容，但實際上，這是一種罕見的因心理壓力或內分泌失調而致的疾病：血汗病。在心理壓力極大時，患者的皮下毛細血管會破裂，眼部，腋窩及大腿根等處均可能滲出大量血滴。以福音書中描寫之具體，耶穌血淚的情景當是路加親眼所見。由此記載可推測，耶穌的心理壓力當時到了一個極大的程度。

耶穌不想死，但他事前就知道自己一定會死，甚至知道出賣自己的人。如果排除神跡的角度。那就只有一個結論，即從耶穌進耶路撒冷城直到他被害的整個過程都是事先計劃好了的。

成書於二世紀前的偽經（偽經不是指假經書，而是指基督教會不承認的經書）《猶大福音》是這一說法的有力證據。

美國國家地理學會於美國東部時間2006年4月6日上午在位於華盛頓的總部舉行記者會，正式將一份佚失近1700百年的《猶大福音》手稿及其內容的英文翻譯公之於世。《猶大福音》對於耶穌和門徒猶大之間的關系提出了一個與兩千年來傳統的基督宗教完全不同的觀點，並對這位背叛耶穌的門徒有新的描繪。長久以來，基督教界一直視猶大為叛徒，但《猶大福音》卻顛覆這種觀點，指猶大其實是耶穌最喜愛的門徒，他之所以出賣耶穌，是出於耶穌授意，為的是要完成上帝的救贖計劃。和這份以古埃及哥普特（Coptic）文字抄寫、長達66頁的古抄本《猶大福音》同時被發現的，還有標題為《雅各布》的文稿（又名《雅各布啓示錄》）、《彼得致腓力書信》以及學者暫稱為《阿羅基耐書》的片段。文稿年代可回溯至公元三世紀或四世紀，而這份手稿可能是根據公元150年左右一份希臘文原稿所抄寫的。《猶大福音》的手稿由美國國家地理學會、梅塞納－馬恩省斯古代藝術基金會（Maecenas Foundation for AncientArt）與韋特史料研究所（Waitt Institute for Historical Discovery）共同保存、鑒定和翻譯。至於這份莎草紙（古埃及人廣泛採用的書寫介質，用當時盛產於尼羅河三角洲的紙莎草的莖制成）手稿修複、重組完成部分，計劃於2006年4月9日在「國家地理頻道」首度公開。

《猶大福音》於1980年前後在埃及被發現，當時還只是一堆莎草紙的斷簡殘篇。1983年，這些手稿出現在國際古物市場上，當時即有一群學者見過這份手稿。由於賣方要價三百萬美元，沒人買得起，這份手稿遂在紐約州長島花旗銀行的保險箱躺了近二十年，直到前幾年，才由瑞士的梅塞納－馬恩省斯古代藝術基金會取得。

國家地理學會宣稱這份古抄本確定是貨真價實的基督教「旁經」著作，鑒定方法有五種：放射性碳定年、墨水分析、多光譜照影術、內文比對與古字比對。

國家地理學會項目節目執行副總裁泰瑞．賈西亞（Terry Garcia）說：「這份非聖經經文的古文獻戲劇性出土，是公認為過去六十年來最重大的發現，促進我們對早期基督教時期历史與神學觀點的了解，十分值得历史學家、學者與神學家繼續研究。」

盡管國家地理學會等機構對於《猶大福音》相關研究工作極度保密。《時代》雜志2006年二月即搶先報道了這個極具爭議的重大考古發現。

《猶大福音》可視為早期基督教的重要文獻，公元二世紀著名的神學家，使徒約翰的再傳弟子愛任紐(Irenaeus 130-202)在其著作《反異端（Against Heresies）》 中就譴責過《猶大福音》，證明當時此書已經出現，並有一定影嚮。

之後發生的事件人所共知，耶穌被猶大以吻臉的暗號出賣，被該亞法私設法庭判處死刑，但因為該亞法沒有執行死刑的權力，所以第二天又被送往羅馬派駐總督彼拉多處以謀反之罪審訊，彼拉多查無實證，又將耶穌送往希律王處審訊，希律王也覺得耶穌無罪可判，將耶穌發還彼拉多，彼拉多打算責打耶穌後釋放，但該亞法煽動百姓，要求釘死耶穌，於是彼拉多判處耶穌鞭笞與十字架刑，之後洗手以示此事與自己無關。耶穌最終死於十字架上。

位於該亞法住所下的地牢遺址，耶穌死前一夜很可能就是被關押在這裡。 

終於，耶穌以死後複活的神跡證明了基督教的優勝，在之後的三百年裡雖飽受鎮壓，但基督複活的神跡使基督教維持著旺盛的生命力，公元313年，羅馬帝國皇帝君士坦丁一世和李錫尼聯合頒布米蘭赦令（Edict of Milan），宣布羅馬帝國境內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並且發還了已經沒收的教會財產，亦承認了基督教的合法地位。從此，基督教正式走向了世界舞臺。

對於耶穌的死後複活，聖經各福音書裡是這樣記載的：

《馬可福音》第十六章9~14節：

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耶穌複活了，就先向抹大拉的馬利亞顯現。耶穌從他身上曾趕出七個鬼。他去告訴那向來跟隨耶穌的人，那時他們正哀慟哭泣。他們聽見耶穌活了，被馬利亞看見，卻是不信。

這事以後，門徒中間有兩個人，往鄉下去，走路的時候，耶穌變了形像向他們顯現。他們就去告訴其餘的門徒，其餘的門徒，也是不信。

後來十一個門徒坐席的時候，耶穌向他們顯現，責備他們不信，心裡剛硬。因為他們不信那些在他複活以後看見他的人。

《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15、16節

正談論相問的時候，耶穌親自就近他們，和他們同行。

只是他們的眼睛迷糊了、不認識他。

《約翰福音》第二十章11~15節

馬利亞卻站在墳墓外面哭，哭的時候，低頭往墳墓裡看。就見兩個天使，穿著白衣，在安放耶穌身體的地方坐著，一個在頭，一個在腳。

天使對他說，婦人，你為甚麼哭。他說，因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那裡。說了這話，就轉過身來，看見耶穌站在那裡，不知道是耶穌。

耶穌問他說，婦人，為甚麼哭，你找誰呢。馬利亞以為是看園的，就對他說，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請告訴我，你把他放在那裡，我便去取他。

作為十二使徒及瑪利亞，是不可能不認識耶穌的長相的，而福音書裡卻記載著，耶穌「變了形像」，他們「不認識他」，甚至瑪利亞還把耶穌當成了看園的。

那麼，「死後複活」的這人真的是耶穌嗎？使徒們為甚麼要寫下這些疑點重重的話？不甘心？難過？還是為了紀念？

這恐怕是永遠的不解之謎了。

《馬太福音》十九章17節寫著這樣一句話：

耶穌對他說，你為甚麼稱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沒有一個良善的。你若要進入永生，就當遵守誡命。

谢选骏指出：从上文可以看出“敌基督在行动”，那就是“用人文主义解释圣经历史”。可是在我看来，圣经是天启，超越了人类理解的范围——怎么可能用人文或科学的观点去诠释得通呢？由此来看，Facebook真是魔鬼的藏身之处啊。

【03、总统大选是历史力学的集中体现】

《美国大选：历史上五次争议激烈、影响深远的总统选举》（BBC 2020年10月31日）报道：

历史不会简单重演，但有可能跟现实相呼应。诸多迹象显示，2020年特朗普和拜登之间的选战将是一场火药味十足的角力，其争议和影响可能超过2016年；那次大选特朗普全靠选举人团选票胜出。

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触发时局动荡、影响深远的总统选举。

第一次，1824

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和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

1824年大选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由众议院投票最终决定总统人选的选举。

当时参加总统角逐的有4名候选人，都来自同一个政党——民主共和党（Democratic-Republican）：安德鲁·杰克逊、约翰·昆西·亚当斯、威廉·克劳福德和亨利·克雷。

选票点算结果是杰克逊胜出，赢得选民和选举人团多数票。但是，他获得的选举人票数比当选总统所必需的票数少了32张。

根据宪法规定，在这种情况下由众议院投票决定，而且众议院只能在得票最多的三名候选人中投票。因此克雷出局。克雷当时是众议院议长。

众议院投票，最后选举亚当斯出任总统。实际上，杰克逊获得的选举人团票数比亚当斯多，99票对84票。

杰克逊是战争英雄，代表西部挑战当时一直被东部精英把持的白宫，被视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代表“民粹”主义的候选人；亚当斯的父亲是美国第二任总统；克雷属于代表当时美国社会精英阶层的“辉格派”。克雷及其阵营与更倾向于普罗大众的杰克逊对立。

最后，众议院投票确定亚当斯当选总统。亚当斯组阁时任命克雷担任国务卿，杰克逊当即怒斥黑幕操作，“腐败交易”。

杰克逊力主在美国政治精英圈“反腐”，他的败选引发了要求废除选举人团制度的呼声。

当时一个重要时代背景是美国大多数州在陆续取消必须拥有一定产业才有资格投票的规定；这个规定被认为是腐蚀民主共和党的“旧世界特权的遗毒”。

杰克逊1828年再次参选获胜，入主白宫。他是特朗普总统最崇拜的前任之一，还设法确保杰克逊肖像保留在20美元面值纸钞上。不过，讽刺的是特朗普本人2016年靠选举人团票数当选总统，再次引发废除选举人团制度的呼声。

第二次，1860——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和约翰·布雷金利奇（John Breckinridge）

那次大选是美国历史上争执最激烈、分歧最严重、冲击最大的一次，一个主要原因是当时的社会背景：围绕黑奴制的去留形成的美国南北撕裂加剧。

选举结果，林肯以获得40%选民票当选，直接导致南加利福尼亚州宣布脱离联邦；他宣誓就职前又有六个州先后宣布脱离联邦。林肯是1854年成立的共和党的旗手，这个新成立的党反对新纳入联邦的西部疆域实行黑奴制。南方部分州对此恨之入骨，设法将林肯排除在候选人名单上。那次大选林肯只赢了北方各州。

民主党推举出来跟林肯角力的是史蒂文·道格拉斯（Stephen Douglas）。他1858年曾经在国会选举中击败林肯当选伊利诺斯州参议员。

同时，南方各州的民主党却推举了另一名候选人，布雷金利奇，来代表和保护南方的利益。

那次大选中还有一位来自南方田纳西州的宪法联邦党参议员约翰·贝尔（John Bell）。布雷金利奇和贝尔分走了部分本来可能会投给道格拉斯的选票，结果道格拉斯只赢了一个州，夹在南北方中间的密苏里。

抵制废奴的南方州认为林肯率领的共和党上台必将危及奴隶制，因此大选结束后南方掀起脱离联邦的浪潮，南北战争的阴云开始积聚。

换而言之，南北战争的种子在那个时候埋下。

第三次，1876——塞缪尔·蒂尔顿（Samuel Tilden）和拉瑟福德·B·海斯（Rutherford B Hayes）

1876年大选直接引发了一场宪法危机，以及终结南方重建计划的“1877年妥协”。

这次大选时，美国内战已经结束，共和党掌控了联邦政府，开始在南方推行政治重建和北方模式的经济发展，遭到强烈抵触。到了1876年，重建努力陷入停滞，因为温和派与激进派之间的矛盾加剧，而南方白人的抗拒日趋强烈。

同时，共和党政府从联邦到地方各州都不断爆出腐败丑闻，最常见的是政客和商人之间的违法权钱交易。

1873年美国经济严重衰退，共和党政府的民意支持率大跌，直接导致民主党在1874年取得众议院多数席位；这是内战后第一次。

在这个背景下，来自纽约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蒂尔顿1876年参选时轻松赢得多数选民票，在选举人团投票中也领先对手。

但是，当时民主、共和两党都声称本党候选人在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罗来纳州胜出，因此共和党拒绝接受那三个州的选举人团选票，俄勒冈州选举人团成员的人选也出现争议。多种原因导致蒂尔顿最终以一票之差未能在选举人团胜出。

有争议的大约是20来票。而当时选举人团有四个州的代表缺席，众议院正休会，因此国会不得已成立了一个两党共同参与的联邦选举委员会（FEC），成员包括众议员、参议员和最高法院的法官。

结果是海斯以185票对184票淘汰蒂尔顿，当选总统。这个结果被称为“1877年妥协”。

不少历史学家认为，南方的政治领袖们私下跟海斯的支持者达成协议，推举他任总统，作为交换，海斯同意将联邦军队撤离南方，南部各州恢复“自治”。

这笔政治交易一方面避免了第二次内战爆发，另一方面宣告“南方重建”终结，，而获得自由不久的黑人的境遇再度恶化。解放的黑奴曾经是共和党在南方的铁杆支持者，但种族隔离政策在南方大部分州卷土重来，白人至上主义得到法律保护，黑人选举权利受到各种新规定的限制。

第四次，1960——约翰·肯尼迪（John F Kennedy）和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

1960年，肯尼迪决定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跟尼克松一决高下。当时在选民眼中他并非总统最佳人选，他的得票率是49.9%，尼克松49.8%。尼克松胜出的州比肯尼迪多，但选举人团票数比肯尼迪少。

对肯尼迪胜选起了决定作用的是伊利诺斯和德克萨斯这两个州。传闻肯尼迪得到芝加哥民主党的强大支持，而肯尼迪的百万富翁父亲据说用钱换来黑帮老大们对儿子竞选的支持。德克萨斯则是因为肯尼迪的副总统候选人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据信这个竞选搭档对德州一些少数族裔聚居县的投票率和点票结果有利于肯尼迪起了很大作用。

面对这种情况，耳边又有不少敦促他质疑选举结果的声音，尼克松最后决定接受现实，表面理由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尤其当时美国和前苏联关系紧张日益加剧，但分析人士认为他很清楚伊利诺斯州的选举官员中也有涉嫌偏向共和党的行为。

代表共和党的特朗普总统和代表民主党的肯尼迪总统虽然分属两个政党，但也有不少共同点：出身富裕家庭，家族财富为他们的竞选起到关键作用；本人都紧跟科技潮流，对新媒体接受很快——肯尼迪竞选时电视辩论还没有人尝试过，他和尼克松的电视辩论开了历史先河，而特朗普则娴熟运用社交媒体和电视“真人秀”。

第五次，2000——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和艾尔·戈尔（Al Gore）

2000年大选，因为佛罗里达州点票出现争议，结果悬而未决，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由大法官们定夺，被称为选后大战。

当时，选举人团投票结果是民主党候选人戈尔267票，共和党候选人布什246票。佛罗里达有25张选举人团选票，决定胜负的25票。

两人在佛罗里达争夺激烈，不相上下。这时，投票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浮出水面，在点票阶段成为争议焦点。

那是两个不起眼的技术问题：“悬孔票”（hanging chad），即选票打孔不彻底，还有残留孔屑，需要人工检查核准；另一个问题是当地自己设计的选票，所谓“蝴蝶选票”（butterfly ballot） ，导致选民投票时产生困惑；蝴蝶式选票上，两党候选人名字排列在两侧，打孔的地方在中间。

于是重新点票。当时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任佛州州长。

州政府11月26日宣布，布什以537票的微弱多数获胜。戈尔阵营不服，要求在部分县继续重新点票，诉诸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法庭支持戈尔。但布什诉诸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联邦大法官们12月12日投票，5比4推翻了佛罗里达州法庭的裁决，叫停重新点票。

这样，布什拿到了佛罗里达的选举人团选票，以271对266的多数胜出。但是，他得到的选民票数比戈尔少50万张。

围绕佛州选举投票不规范现象的怀疑从未停息，但戈尔最后决定休战。

自那以后，废除了打孔选票，以免重蹈旧辙，但2020 大选又带出一个新的技术问题：“裸票”（naked ballot）。

所谓“裸票”问题源自民主党推动的邮寄投票。宾西法尼亚的选举官员已经宣布，如果直接把选票塞进复函信封邮寄，而不是按规定先把选票放进规定的专用小信封，然后再放进复函信封，那么这张选票算作废票。特朗普反对普及邮寄投票，认为那会给民主党提供机会“窃取白宫”。

但是，“裸票”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悬孔票”，就像历史上几次争议最大的选举一样，还有待时间验证。

谢选骏指出：小布什心虚不敢重新点票，结果导致民主党下功夫研究选票，结果又导致共和党人怀疑民主党人做票，结果又导致攻占国会的暴乱……美国社会从此进入了螺旋式的下降。所以说，总统大选是历史力学展示的因果报应。

《美国大选2020结果：“四十年未看走眼”的历史教授预测赢家——BBC中文专访》（冯兆音BBC中文驻美记者 发自华盛顿 2020年9月17日）报道：

美国历史教授李奇曼在1984年开始预测大选，近四十年来从未看走眼，曾成功预测了九届美国大选结果。他预言，2020年，民主党人拜登将胜出。BBC中文驻华盛顿记者冯兆音近期专访李奇曼教授。

2016年美国大选落幕后不久，历史教授艾伦·李奇曼（Allan Lichtman）突然收到一封信，来自刚刚当选总统的特朗普。

信里是《华盛顿邮报》在大选前两个月的一篇报道，尽管特朗普当时在全国民调中大幅落后，李奇曼豪言预测，特朗普将胜选。

特朗普在报道上用大号马克笔做了点评：“教授，恭喜，你说对了！”他还签上了像心电图一样的标志性签名。

今年73岁的李奇曼在美利坚大学教授历史学近半个世纪，但他更为世人广知的身份是：准确度极高的美国大选预测者。

李奇曼在1984年开始预测大选，近四十年来从未看走眼，成功预测了九届美国大选结果。

不过，李奇曼对2020年总统大选的预测，或许无法让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宽心。

李奇曼教授预言，民主党人拜登将胜出这届选举。

李奇曼的预测模型有何特别之处？他使用的“13个关键指标”，比各家媒体与统计机构跑马灯般的各州民调显得更简洁。

如果有6个或以上的指标陈述为否定，现任执政党的候选人将会落选；如果少于6个的指标为否，此人将胜选。

李奇曼的13个指标包括：

1.政党授权（party mandate）：中期选举之后，执政党在美国众议院席位增加。

2.竞争：执政党总统提名人之间没有强烈竞争。

3.谋求连任：执政党的候选人是现任总统。

4.第三党：没有重要的第三党派或独立竞选人。

5.短期经济：竞选期间经济并未衰退。

6.长期经济：任期内实际人均经济增长等于或超过前两个总统任期的平均增长。

7.政策变化：现任总统对国家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8.社会动荡：在任期内没有持续的社会动荡。

9.丑闻：现任政府无重大丑闻。

10.外交、军事失败：现任政府在外交、军事方面未出现重大失误。

11.外交、军事成就：现任政府在外交、军事方面取得重大成功。

12.在位者个人魅力：执政党的候选人极具魅力，或是一位国家英雄。

13.挑战者个人魅力：在野党的候选人没有个人魅力，也并非国家英雄。

李奇曼说，在这届选举中，13个关键指标中7个陈述为否定，意味着谋求连任的特朗普将败选。

2019年年底，只有4个指标对特朗普不利。然而，迈入2020年后，新冠疫情、反种族歧视示威在数月内席卷全美，对其不利的关键指标一下子增加了三个，分别是短期、长期的经济预期，以及社会动荡。

这13个指标中的大部分是客观的，不过在竞选人的个人魅力、外交与军事成败等指标上，或许见仁见智。

外交失败与成就

李奇曼表示，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没有重大的外交失败或成就。美国政府近期促成了以色列和阿联酋、巴林的和平协议，这被认为是特朗普的一大外交成就。但李奇曼认为：“这协议在美国只是引得人们打哈欠。”

领袖魅力

特朗普是有领袖魅力的人吗？针对这个问题，民主党支持者或特朗普的死忠粉会给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这是一个门槛很高的关键指标，”李奇曼对BBC表示，这一陈述至少需要国家中过半数的人认可。

2016年，李奇曼亦未视特朗普为有领袖魅力的挑战者。今年，他也没有将特朗普的对手拜登认定为富有魅力的挑战者。

丑闻

在上一届选举中，指控特朗普性骚扰女性、嫖妓、歧视少数族裔等丑闻就已满天飞，但这似乎没有动摇他的支持者。特朗普的相关丑闻，还是左右大选的指标吗？

“我们不会深究每个关键指标背后的因素，”李奇曼说。特朗普上台后因“通俄门”被调查、因“乌克兰电话门”而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三位被国会众议院弹劾的总统，符合“丑闻”指标的定义。

关键指标以外的未知数

在李奇曼的13个关键指标之外，美国大选仍存有许多未知数。

美国重大选举中有“十月惊奇”的说法，指的是在选举前夕最后时刻的重大变故，无论是自然发生，还是被一方故意曝光。

李奇曼说，两件在他预测之外的事情或会撼动大选结果：选民受阻（voter suppression）与俄罗斯的介入。

“我极其担心俄罗斯的介入。”李奇曼说。

美国情报机构称，俄罗斯安全机构在2016年大选竞选期间，入侵了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及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泄露的邮件随后对希拉里的竞选活动造成了负面影响。莫斯科当局否认了这一指控。

微软公司近日则表示，来自俄罗斯、中国与伊朗的黑客，企图干预今年的美国总统大选。

美国邮政局缘何成总统大选的争议焦点

关于邮寄投票的争议，近期成为美国政治辩论的焦点之一，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哈里斯（Kamala Harris，贺锦丽）警告，打压非裔与学生选民、邮寄选票的手段可能会影响大选结果。

普选票无法体现大选结果

在2000年阿尔·戈尔（Al Gore）对上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的大选中，李奇曼的预测存有争议性，他当年预言戈尔会胜选。当年大选在历时多周的争议后，由布什险胜。

“我当年预测的是普选票赛果，戈尔的确胜出了普选，” 李奇曼称。

美国总统并非直接由选民一人一票选出的，真正决定胜负是选举人团（electoral college）制度。

候选人可能更多的普选票，但是仍然无法赢得足够多的州份而获得入主白宫所需的270张选举人票。

为什么得票最多者不一定当选美国总统？

伍德沃德新书披露特朗普有意淡化新冠肺炎疫情

美国历史上共有五位总统在未获得普选票多数的情况下当选。其中三次发生在19世纪，最近五届大选中，却已出现两次得票多者落选的情况。

在2016年，特朗普的得票数比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少近300万张；在2000年，戈尔的普选票比布什多超过50万。

每个州在选举团中都有一定数量的选票。

李奇曼说，自2016年起他不再预测普选票，转而预测选举人票的结果。

“普选票的多寡不再反映胜利了，”他分析道，随着美国人口分布的演变，加州和纽约州聚集了为数众多的民主党支持者。这两个人口大州是民主党的囊中物，但也意味着，普选票数的多少，很大程度上无法体现大选赛果。

“民调被错用”

大选前，美国各家民调机构出尽浑身解数，希望探明拜登与特朗普的民意支持度。

不过，每个看客心中都存有疑问：在2016年荒腔走板的大选民调，还值得相信吗？

专家认为，民调不是经常错误，但错误出现的次数已足以为人们敲响警钟：民调数字仅供参考。在取样、统计等多个环节，民调都可能出现差错。

在2016年大选中，关键战场州的民调误差、“害羞的特朗普选民”等因素，导致民调与实际选举结果不符。

红线

BBC中文记者冯兆音有关美国大选民调的分析：

各家民调机构出尽浑身解数，希望探明两人目前的支持度。在近期民调中，前副总统拜登的支持率领先特朗普。然而，一个关键问题是：在2016年美国大选中错得离谱的民调，还值得相信吗？

李奇曼是美国大选观察者的少数派：他从不关注每日起起落落的民调数字。“民调被错误使用了，它们没有预测性，”他对BBC说。

他还在推特上与民调学家西尔弗（Nate Sliver）展开了唇枪舌战，西尔弗质疑李奇曼的预测往绩，李奇曼则在受访时称对方整合民调的工作“与行政助理没什么区别”。

“民调无论准确与否，它只显示某一个时间点的选民倾向，” 李奇曼说。

“特朗普没有明白我的预测”

预测中最困难的部分，是撇开自己的政治倾向，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分析现状。

李奇曼是一个民主党人，但在过去七届选举中，他四次预测共和党人获胜。“我受到过很多质疑，尤其是在2016年，人们觉得我疯了。”

四年前，李奇曼直到大选前两个月，才预测特朗普胜选。当时他判断，有6个指标对特朗普有利。尽管每次预测都让他七上八下、忐忑不安，他说，今年的预测比上届选举简单多了。

不过，总统大概再也不会给教授写信了。

特朗普和家人在白宫外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在李奇曼公布拜登胜选的预测后，特朗普竞选阵营的发言人莫塔夫（Tim Murtaugh）回应说：“美国选民将决定这次选举的结果，而不是学者或教授。”

特朗普四年前的来信给李奇曼带来一份惊喜，不过他说，特朗普没有理解预测模型内藏的道理。

“他没明白，我的预测注重的是治理，而不是竞选。”李奇曼认为，正谋求连任的特朗普仍以挑战者的形式来竞选，但在执政的四年中犯下了诸多治理失误。

“传统的竞选没有意义”

李奇曼还希望通过预测传达另一个信息：应改革美国总统竞选的形式。

“传统的竞选没有意义，”他说，与其花费数千万美元投放竞选广告、穿州过市参与拉票集会，“候选人应该着重建立授权（mandate）、实施更佳的政策。”

除此之外，李奇曼还想对选民说，积极投票、发动亲友投票，无论他们决定支持哪一位候选人。

“前总统林肯（Abraham Lincoln）说过，预测未来最好的方法，就是去创造它。”

谢选骏指出：林肯创造了美国总统的大选结果，结果却触发了内战，杀害了几十军人，至于平民死亡人数，根本无法统计。所以我说，“总统大选是历史力学的集中体现”！

“在2016年，特朗普的得票数比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少近300万张；在2000年，戈尔的普选票比布什多超过50万。”——我看这个共和党一直是少数党，但却总有办法当上总统——事在人为！

然而最终，总统大选是历史力学的集中体现——民主党开始“做票”了。不论真相究竟如何，在因果报应上，却合乎历史力学的逻辑。

死不认输——成为美国社会的新常态。因为无赖才能赢！这就是“美国的中囶化”吗？就像武汉肺炎席卷并且淹没了美国。病毒疫苗也趁机害死了许多人！请允许我为她他们说这一句话。

【04、“大历史”为何自证其错】

《黄仁宇：被羞辱的晚年》（2022/06/21 孙仲）报道：

学术圈中被公认为一流学者的黄仁宇居然被一个三流大学解雇。历史学家在学术创作的巅峰期被无情地甩出了生活的轨道。

然而，个人在历史命运中还是可能把握住某种自由的，只要敢于决断。黄仁宇后来决定不再努力找新工作，因为他想明白了：那只不过意味着重新把自己纳入不自由的体制中。他决定主动接受自己的“局外人”身份，利用这个清贫但是自由的机会来撰写他一直想写的“不符合规范”的文字，阐述自己的大历史观。

古今之争中的史学家自我救赎

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写法令人耳目一新，思考的问题引发共鸣，在改革开放之初的大陆赢得了少见的史家盛名。而后来他的其他著作陆续引进，更展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大历史”观。但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局。他去世之后面世的自传性巨著——《黄河青山》——奇峰陡转，揭示了许多新材料，把他的传奇人生和历史反思推向了又一个高潮。这部自传开篇一下子抓住读者的，是黄仁宇晚年的悲剧遭遇。

这是一个标准的卡夫卡式荒谬故事。在故事中，什么都对，但是什么都不对。在学术圈中被公认为一流学者的黄仁宇居然被一个三流大学解雇了——而且美国的“终身教授”岂不是不能被解雇的吗？这个巨大的羞辱不仅沉重打击了学者看得比生命还要重的学术尊严，而且使得他的美国妻儿陷入生存危机，无颜面对亲友。

在震惊、愤怒、沮丧、焦虑中挣扎的黄仁宇夫妇四处质询，找同事，找学校，找工会，甚至找过失业救济处，但是他得到的全部是官liao与文牍的客气而毫无帮助的回答。体制是合理的，没有任何地方不对。但是，荒诞的结果却不可更改。

对于这个羞辱意味很浓的事件，黄仁宇为什么没有回避或是淡化处理？难道仅仅是因为史学家对事实真相的执着？问题恐怕没有那么简单。史家的一切历史事件写作，都在表达他的历史观，而自传体著述出自亲在（此在）视角，可能更为代表作者真实立场。

用这样的“受辱”故事贯穿自传，难道是要用切身经历否认美国大学乃至美国社会管理体制的合理性？然而，这与黄仁宇的基本史学信念岂非正好相矛盾？

无论是在《万历十五年》中还是在他的其他著作中，黄仁宇都旗帜鲜明地张扬美国所代表的现代性文化的合理性，痛陈中国近现代的失败就在于尚未进入这样的先进性。那么，如何解释这当中的矛盾和张力？

面对现代性，历史学家们心情复杂。

自从清末国门被迫打开以来，历史学家们很快就意识到这次中国遇到的是千年未见之巨变；其剧烈性不仅在于涉及到整个“古今之争”，而且与史无前例的“中西冲突”同步。一代代中国知识分子不仅在理论层面上思考它，而且结合在中西方的亲身经历不断写下个体在巨变中的感受、思考和焦虑。许多海外华人史学大家的回忆著作都融个体史和大时代历史为一体，令人读之不禁一再感叹与感悟。

改革开放后从大陆赴美留学和执教的历史学家亦有不少已经事业有成，心智成熟，最近他们纷纷撰写回忆文章，结集发表为《在美国发现历史》。此书展开了几十个学者的众多视野，汇聚了他们在近百余所美国重要大学学习历史和工作的经历，体现了华人学者从个体生涯入手反思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强烈自我意识。

当然，在留美华人史学家的人生中，黄仁宇具有戏剧性的代表性。他的经历极为丰富，他既有共产党方面的挚友，又是国军军官；既在前线当过排长带兵，又在高层当过参谋，目睹过史迪威和郑洞国的冲突；在中、日参加受降时观察过冈村宁次、麦克阿瑟和天皇。他曾就读美国陆军参谋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历史系，后来在纽约大学执教后与常春藤盟校的许多中国史学权威们都有过充满恩恩怨怨的交往，又应邀到剑桥李约瑟那里愉快地合作，结下了终身友谊。

这些，尤其是他晚年的悲剧性遭遇，都具有某种超出个体偶然事件的历史意义。黄仁宇在愤怒和申辩后也逐渐意识到这一点，在其自传中向“大历史”上升。下面我们将以黄仁宇为典例，探讨近代留学海外的华人知识分子身处古今和中外张力之间的危机感、困惑、思考和自我救赎。

01、渴望现代性

黄仁宇的各种史学著作都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的一贯信念：西方现代的理性化体制高于中国传统的道德诗性管理。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就是从传统农业社会的管理方式走向现代商业经济管理方式。他不反对把这样的现代性称作“资本主义”，只要避免其意识形态价值贬谪涵义即可：

“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和运动，是一种具体的事物而非一套价值观。……资本主义可以定义为私人财产权信用的广泛延伸、不带人治色彩的管理及服务设施的聚结，……透过奠基于货币管理的法律联系，整个社会因此紧密相连。在这一切背后的原则，是财产权绝对而至高无上，超越皇室特权和传统的道德观”。

不过，黄仁宇经常喜欢用一个简单的术语来概括现代化的本质——“数目字管理”。

对于现代化的渴望，几乎是所有当代中国历史学家的共同信念。一代又一代华人知识分子几乎都在这个范式下思考。五四运动对新文化的渴望如此，余英时、黄仁宇、新儒家等海外学者也是如此，大陆改革开放之后更是再度推动它走向高潮。

比如朱维铮、金观涛、罗荣渠等人，无不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和史学研究，痛彻批评中国文化的保守性，探寻走向现代化之路；其热忱甚至让已经进入“后现代”的西方学者感到不解。在改革开放后到美国留学的杨志国的一段回忆可以说集中反映了这一现象：

……很多西方中国问题专家已经对用现代化理论来指导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不以为然了，原因之一就是这一理论带有很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它暗示变化是大势所趋、社会进化将导致更加复杂的社会及政治结构的产生、今胜于昔等公认的历史发展结论，从而为本应是多姿多彩、以史料为基础的史学研究设定了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

其次，它还是西方中心论的一种翻版，因为用现代化理论来研究非西方社会现代化进程，实际上也就是研究西方模式如何被用来改造世界的历史。

然而，对任何一个经历了建国初期经济重建、五十年代末大跃进运动、七十年代后期全民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努力，以及二十世纪末改革开放的中国公民或史学工作者来说，现代化理论仍是解释中国乃至整个非西方世界近现代发展的行之有效的理论。

也许有人会质疑：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在西方汗牛充栋、非常成熟；中国人起步迟，天生理论贫血，会不会很难理解现代性？但是，中国人也有一个长处，那就是对“现代化”的影响有着强烈的切身感受。呼唤现代化者可以着眼于个人，也可以着眼于集体。

有人因为现代体制给个人带来自由、权利、舒适而肯定现代性，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中国人渴望现代化都是出于民族和国家的生存危机。李泽厚说近代中国的主要矛盾是救亡与启蒙。其实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启蒙就是为了救亡。黄仁宇这位亲历战争的史学家渴望现代化，是因为看到现代国家能运用理性化体制力量成功动员，轻易打赢战争。

相反，前现代的国家普遍贫穷，国家财政税收不足，只能闭关维持；一旦落入“国际关系”中便弱点通通暴露，毫无竞争力。在国防战争中被动挨打，遭人侮辱耻笑。

正因为黄仁宇看重国家行动力，他对现代性的强调就和许多中国学者不同，不是关心个体性的自由，而是关心集体的实力比如国家财政力量和整体动员能力。

中国现代的羸弱必须从传统政治文化中找原因。在研究明朝政府财政的“统计”工作时，黄仁宇发现这其实只是“行政算术”，是儒家的礼制规矩在先，然后官员们编造各种数据填写进去；所以它虽然看上去很美，合乎天理，但是根本无法计算，从而也就无法管理。

现代化体制也是算术，但是不是演绎的，而是归纳的，是自然算术，是消费者导向经济的商业化“数目字管理”。现代国家的经济力量的本质就是丰富的物质和量化管理体系：“美国是一个高度现代化的国家，当中各种因素都能相互交换，互相替代，所以动员起来，可以全部筹谋共同支配”。缺乏这样的系统配套机制，中国军队即便获得一些现代武器的外援也根本无法有效使用。于是中国领导人只能靠统治者和属下的个人交情，凑合做事，其效率只能用中世纪一词来描述。

黄仁宇不仅看到英美具有很强的理性精神，而且通过在上海和日本受降的亲身经历，为日本人的理性化程度之高而感到震惊。日本人的特点是非人格化的服从制度，宛如机器一般有效率；具有强烈的集体合作精神；无论胜利还是失败都能冷静应对。可以想象，黄仁宇发现这点后会感到沮丧：为什么（现代）中国如此失败，比各个民族都差劲！

02、现代性的反噬

然而，历史经常呈现出悖谬性。黄仁宇为之不遗余力赞美一生的现代理性化体制最终几乎吞噬了他。

黄仁宇认为现代管理体制的一个重要长处就是具备发达的服务性质的部门，包括民法、交通通信保险及独立司法机构和律师。而中国自古以来小农经济之上只有简单的衙门及胥吏，服务效率无法相比。

但是，当黄仁宇晚年遇上解雇风波时，美国的“完善”详尽的法治体制展现出一幅完全不同的面孔：互相推诿，自相矛盾，毫无效率；他去见律师，却被“上了一堂阴谋、诈欺和欺骗的课”，被告知纽约的公务人员法如何如何不支持他的情况，而且规定他如果诉讼成功获赔偿金，应当由纳税人承担，等等。

实际上，黄仁宇在现代性体制中遭受的打击有着深层次的原因。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看。

首先，他被解雇的直接理由就是他的量化成果即所谓“业绩点”不达标：课时不够（选课学生少），出版不够（书稿一直被拒）。但是，“业绩点”管理方式正是黄仁宇津津乐道的“数目字管理”即投入－产出的经济化管理普及到学术领域。黄仁宇对美军的后勤人事管理方式的印象非常深刻，赞美有加，说它的特点就是整批看待人力资源。

把人视为砖头，即每个人的能力品性是毫无差别的，像每块砖头一样角度和厚度相同，可以统一计算。甚而还可以把所有人设想为液体如石油。所谓“油管制”就是把有关兵员的各种站处如入伍营、区分站、基本训练处、出国港口以及国外战场上的补充兵站等连锁地组成一条大“油管”，兵员沿着它自动向前供应。前方部队需要补充时只要掀开油管，则训练合格人员就如数到场。然而，量化管理也可以说就是学术上的“油管制”。

黄仁宇真的与这种把人当做物流处理的体制无比融洽吗？显然不是。他的个性、他骨子里的“前现代”特点使他难以服从集体和规则。他在打工中就丢三落四，频频出错，直到后来在剑桥李约瑟处当研究员也依然好动任性，浮想联翩，不拘小节，总之完全不具备韦伯所说的“合理性”，倒是非常吻合他所反复指责的中国古代文人的特点。他还颇为惭愧地对比了他所看到的西方学者李约瑟的日常习惯：工作起来井井有条，全神贯注，效率奇高，如机器开动不停一般。

其次，黄仁宇与现代性的整个学术生产方式的潜规则也格格不入。现代性要求严守专业分工。韦伯是黄仁宇的现代化理论的重要灵感来源。但是韦伯曾经指出现代性的倾向是消灭创造性的强者。虽然韦伯也说社会的各个领域还需要创造性的领导人，但是他也预期除了少数企业家之外，大部分人都会被纳入理性化和体制化，成为无名弱者。学术领域也是如此。

学术领域的专业分工，其实反映的正是整个社会的技术化和中性化组织方式。学生只可以在一个极为狭小的领域中做专业工匠，不得不忽视急需探讨的广大领域。

当然，这一分工体系建立在集体－团队学术的工程学思维上。那些“学者－企业家”（这是耶鲁大学中国历史学权威莱特去世后讣闻中的赞词）统领全局，长于搞大项目开会出文集，与其他精英学校竞争话语权。他们可以创新和提出大观点，因为他们是权威。

但是现代学术体制绝不鼓励所有学者创新，而是要求他们老老实实在历史上选择20年范围，做一个小题目。而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主要是数量经济学方法）引入历史学后，更对收集数据和数学建模有专门的要求。黄仁宇曾经希望在费正清的哈佛系列丛书中出版自己对明朝财政的研究，但是作为指导专家之一的一位计量经济学家却一再指责他的研究“不合规范”，否认其文稿的价值。

黄仁宇认为历史学如果要真正出成果，必须不守常规，思出位。但是这就可能遭到体制的激烈打击。实际上，他的学术生涯一再说明了这一点。为了表达他的大历史观点，他选取了一个宏观和一个微观角度，分别写作了《中国并不神秘》的一个纵切面历史和《万历十五年》的一个横切面历史。

然而这两本书都被视为“不合规范”而很久难以在美国面世。学术圈中不少权威对他友善，比如哈佛的费正清、耶鲁的莱特和哥伦比亚大学的狄百瑞，但是对他的“越界”行为都异口同声反对，“枪毙”了他的一系列重要著作。有位编辑无奈地写信给他说：如果你要别人接受你的观点，你就“必须很有名，才能靠本身的威望压垮敌人。”

不少华人留美历史学家都看到并批评了美国史学界的这种规矩。刘瑜在探讨美国的“中国研究”的现状时就曾经指出，美国的学术圈子鼓励的是“精致的平庸”，是自觉顺从“学术产品”的流水线生存规则。“跟智慧与否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标准化。”有灵气的、自由的人因为倾向于反抗体制化，就难以在这个体系中生存。

03、申辩、命运与自我救赎

解雇对于黄仁宇是一个重大的羞辱。他愤而用笔为自己申辩。如果放宽眼界看，黄仁宇的一生其实都在申辩。就个人经历而言，他在抗战前线的盟军面前、在美国大学中都一再为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发动内战而申辩。

从广阔的角度看，他发现自己经常不得不在西方人面前为中国的“失败表现”和“道德低下”申辩。每一位中国现代史学家都可能郁闷地面对一个事实：整个中华民族近代以来在占据物质实力和道德高地的西方国家面前，长期处于“申辩”的尴尬处境中。

在悲剧家和史学家那里，申辩通常会上升到“命运”层次。个人在与命运的斗争中筋疲力尽，就像暴风雨中的无谓挣扎，这些是黄仁宇回忆录中的经常意象。命运的特点是非人格性、荒谬性和无法抗拒性。即便国家领导人也未必能知道或预见自己所作所为的意义，何况常人。命运感固然剥夺我们的自由，但是其“不得已”意识也使得个人可以免除沉重的责任、耻辱和道德谴责。

历史学家多强调人生中种种超出个体自由选择的偶然际遇的影响，黄仁宇也不例外。然而他的际遇其实有一个独特之处，这就是他遭受的最大命运打击其实来自“现代性命运”。

韦伯曾经指出，现代人面对社会体系，就像面对铁笼，无能为力。马克思亦早就洞察到，在资本主义的异化社会形态中，一个叫做“经济周期”的东西成了独立本体；它宛如霍布斯的利维坦，独立于所有参与其中的资本家，更不要说是独立于一般民众。它自行地运行，一路吞吐着千百万人的生计滋养自己。在周期的一定时段上，“它”会吸纳成千上百万的人就业；在周期的一定阶段，“它”又会吐出他们，于是就呈现为成千上百万人的失业，这是任何个体都无法阻挡的。

现代大学也早已不是“与二三子灯下读史以共教学相长之乐”的古典书院，而成为现代经济体系中的紧密一环。黄仁宇在寻找自己被解雇的原因的最后，将其归结为这个独立运行的经济周期。当他加入纽约州立大学时，学校正处于扩张期。校园里四处开工，流线型的现代巨型建筑在推倒了苹果园的地基上拔地而起。

然而，扩张不会无止境进行下去。十年之后，周期开始走入下坡段。扩张时被掩盖的各种问题于是纷纷浮现，工作机会大大减少，裁员不可避免；而黄仁宇这样的资深教师就成为学校维持财政平衡的严重障碍，首先被牺牲。从这样的大尺度时间波段起伏看问题，受难的个体就会获得一定的释然了。

整个中国现代历史也在命运摆布之中。大尺度的史学视野能使人从道德评判走出来，走向中性的技术考虑。这才是真正决定性的因素。黄仁宇通过他的“大历史”研究为中华民族申辩：中国人（以及其他亚洲民族）并非某些史学家渲染的是“东方专制主义”民族。

“我们”（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并非低贱卑鄙之辈。世界上所有人在道德上都差不多，西方人没有资格感到道德骄傲。问题不在于个人品性，而在于体制。大陆型经济总是比海洋性经济更难以进入货币管理体制。前现代的体制过于简单，所以无法应对现代复杂社会的要求，于是不得不使用许多“不合理”的方式如用人唯私甚至“贪污”等来弥补管理体制上的真空，而不是外国人所惯于想象的那样中国人天性喜欢贪污。不能把结果混同于原因。

在松山战役、缅北战役中，中国军队用几乎中世纪的军备体制多次英勇地打赢了现代化的日军，尽管每次都付出了几倍于敌的沉重伤亡代价。这种跳出日常狭隘视野的全局观使得黄仁宇不仅能替国民党申辩，而且能替“敌方”共产党辩护。

他指出，国共双方领导人一个半世纪以来并非仅仅是在不停“搞砸”，他们在极端困难处境下的努力，每次都向正确方向推进了一步。比如国民党在建立上层的现代一体化体制方面，共产党在建立下层动员一体化方面，都可以视为有意义的走向现代化的预备工作。从这样的视角看，中国百年以来一再的苦难流血牺牲失败，也就不是毫无意义的荒谬之举了。

历史学家应当在审视人类发展中抱有同情的积极态度，而不是陷于指责和抱怨的心态中。黄仁宇理直气壮地告诉美国人，无论是到台北还是到北京去推销西方式民主自由或发表居高临下的道德谴责，都不仅是肤浅的、未抓住要害的，而且会伤害美国的国家利益。

历史学家在学术创作的巅峰期被无情地甩出了生活的轨道。然而，个人在历史命运中还是可能把握住某种自由的，只要敢于决断。黄仁宇后来决定不再努力找新工作，因为他想明白了：那只不过意味着重新把自己纳入不自由的体制中。

他决定主动接受自己的“局外人”身份，利用这个清贫但是自由的机会来撰写他一直想写的“不符合规范”的文字，阐述自己的大历史观：“现在，没有任何学术单位的牵绊，也没有任何工作可以丧失，我终于可以行使一个写作者的特权了。”

于是，黄仁宇在为中国的申辩写作中超出了个体微不足道的遭际。书写让他得到了救赎。这是自我救赎，他不再需要他人的同情、理解或者认可。

这就是故事的一切了吗？史学家通过诉诸命运或大历史的进步之客观步伐就能得到救赎吗？“进步”仅仅意味着从农业社会进入数字化商业社会？现代化是历史的彻底胜利终结（直线式时间的特点），还是会继续发展，甚至走向衰败（循环时间信念），从而再度落入某种“黄宗羲历史定律”之中？

黄仁宇有意识地回避现代性的另外一个含义即民主政治，难道不是重要的缺失吗；或者说他的遭遇是否说明了法治如果没有民主的支持，也可能是软弱无力的？进一步而言，在国族的大历史当中，个体难道仅仅是一个棋子或者代价？

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包括领导人和民众）的生活意义都可以简单地还原为“为进入现代化而探索”吗？

尽管“黄仁宇们”盛赞现代性的投入—产出之自动物流化生存，但是他们的著述中真正感人的、有价值的——或许也是他们自己真正珍视的——却都是第一人称视角下的自传性经历。

比如，是抗战中飞过白雪皑皑的山头降落在夕阳下闪闪发光的印度河谷，是在崇山峻岭中担任远征军排长和参谋的那些点点滴滴，是在重庆寒屋中与共产党朋友田汉、范长江、廖沫沙等畅谈理想和人生的豪放风姿，是回忆成都中央军校德制钢盔下那一张张朝气焕发的脸庞（袍泽中有田汉的儿子田海南，后加入解放军），是他在剑桥伴随李约瑟一边争论问题一边从凯斯学院草坪上疾步如风地掠过，是当年初次踏上美国时的“露从今夜白”的诗意感动，是对母亲在大时代中的艰辛和苦难的沉痛内疚。……

所有这些感性生活与私人情愫或许没有“经济基础史”的沉重力度，或许是“前现代”的和“非理性”的，但是在进入到历史回忆后却如此温馨，如此具有历史的质感，如此富有人性。

这才是人类的历史。

谢选骏指出：黄仁宇的“大历史”采取了“以夷变夏”的方法，用西方标准来衡量、要求、裁剪中国历史，和“马列主义史学”可谓殊途同归，是同一错误的不同面相。那么，我为何还要说它“自证其错”呢？因为，黄仁宇不懂他所采取的西方标准并非客观真理，依然还是主观创造——他也不想想，被他诟病的中国文明毕竟还延续了三五千年，被他推崇的西方文明不过短短五百年，已经毁灭了地球生物圈，并把人类推向了核战。黄仁宇不是自我放逐的，而是被他的主管驱逐的；可是他还在用这个反对他的西方标准，去衡量、要求、裁剪中国的历史文明，他这岂不是在“自证其错”吗？

【05、“六四”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记忆抹煞行动】

《华裔演员辞演“六四”音乐剧，或因担忧中国压力》（CHRISTOPHER KUO 2023年9月22日）报道：

《天安门：一部新音乐剧》讲述了两名中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为期50天的抗议中经历的故事，该剧演员阵容全由亚裔美国人与太平洋岛民组成。

《天安门：一部新音乐剧》讲述了两名中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为期50天的抗议中经历的故事，该剧演员阵容全由亚裔美国人与太平洋岛民组成。

在扎卡里·诺亚·派泽将担任《天安门：一部新音乐剧》(Tiananmen: A New Musical)主角的消息传出时，他刚好与百老汇剧团在中国五个城市进行巡回演出。

一天后，去年领衔出演了百老汇音乐剧《致埃文·汉森》(Dear Evan Hansen)的派泽在Instagram发表了一篇简短声明，与他过往以多姿多彩为主的帖子形成鲜明对比。

这个白纸黑字的帖子仅寥寥数语：“我已退出《天安门》音乐剧”。

“我感觉非常奇怪，因为只有一句声明，我们这行一般不会出这样的事，”同剧组演员马克·尾家说，他看了8月25日的那篇帖子才得知派泽退演的消息，帖子已禁止评论。

《天安门》音乐剧将在下个月于菲尼克斯剧院首演，剧组人员都很清楚中国严厉审查有关天安门抗议的讨论，在那场抗议中，中国军队杀害了数百甚至可能数千名支持民主的学生抗议者。

该剧首席制片人贾森·罗斯表示，派泽的经纪人告诉他，这位演员因压力退出剧组，并在Instagram上发文，但没有提供更多细节。这一说法被该经纪人戴夫·布伦纳否认。

“这是他必须做出的决定，也不是个轻松的决定，”布伦纳在谈到派泽时表示。他拒绝透露派泽在选角公告发出后第二天就宣布退出的原因。派泽也拒绝置评。

该剧讲述了两名中国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为期50天的抗议中的经历，自从两年前罗斯的堂吉诃德影视被选为制作方以来，部分演员一直很担心中国当局会做出何种反应。

目前尚不清楚作为美籍华人的派泽决定退出主演这部剧的原因。罗斯表示，由于担心亲属在中国的安全，该剧的原导演以及至少一名演员已经退出。中国驻美大使馆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他们的退出表明，对于那些与中国尚存联系的人来说，唤起人们对1989年北京抗议活动的关注可能会遭致多么可怕的后果。中国政府仍在逃避屠杀的责任，并努力清除民众对此一切记忆：即那场持续数周的示威如何刺破了中共坚不可摧的外壳，并迎来了残酷的结局。

“哪怕这只是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的地方制作，出于对中国政府控制和影响的担忧也让美国演员不敢参与其中，”接替派泽出演《天安门》的肯尼迪·金川表示。

该剧的新导演兼舞蹈编导是美籍华人达伦·李，他说自己是在确定没有任何可能遭到中国政府报复的直系亲属后才敢接受这份工作。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询问父母我是否能接一部戏，”他说。

《天安门：一部新音乐剧》的作者是斯科特·埃尔梅格林，音乐及歌词由德鲁·福纳罗拉创作，讲述了北京师范大学两名虚构学生的故事，他们的角色以被军队杀害的真实学生命名。起初，这两名学生——佩文（音）和小丽（音）——对抗议的看法截然不同，但随着坦克开进广场，士兵拔枪戒严，他们坠入爱河，并见证了历史。

这部音乐剧在缅怀革命行为和专制者试图抹去历史之间的紧张关系中挣扎。结尾的一个场景发生在当今，小丽的妹妹小霞在纪念抗议活动的守夜仪式上点燃了一支蜡烛。一名士兵逮捕了她，并且扑灭了火焰。

在该剧开始不久时，在士兵枪杀抗议者时，中国当时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一段虚构的独白中说：“人们会忘记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

他还说：“在记忆的边缘，谁来定义真相？我。”

直到今天，中国政府仍然保持警惕，以便消除有关天安门事件的讨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审查制度和中国问题专家萧强说，“天安门”仍然是中国遭审查最多的话题之一，仅次于国家主席习近平。

萧强说，就算这场演出只是在一个地方剧院上演也逃不过审查。

“就连‘天安门’这个词都会在中国政府中引起恐惧，而这种恐惧会导致一种非常严厉的镇压行动，”他说。

在中国，公开讨论天安门事件的人可能面临牢狱之灾，或者子女被禁止上大学。人权观察组织称，今年5月，活动人士陈思明因在社交媒体上向天安门致敬而被中国当局逮捕。

萧强说，通常仅仅是危险的阴影就足以封杀任何异议。

《天安门》的演员全部是亚裔美国人和太平洋岛民，但那些非华裔演员对自己的参与不那么担心。金川和尾家都是日裔美国人，他们说他们在谈论这部剧时很自在，因为他们都和中国不存在家庭关系。

其他参与者也要面对潜在的后果。罗斯说，在派泽退出演出后，一些演员变得更加害怕，并要求不要出现在新闻发布会上或参与拍照。

金川说，演员们每天都在谈论参加演出的后果。一些人担心被禁止访问中国或商业合同被取消。还有人担心亲人的安全。

金川说：“在中国，人们仍然会失踪，一想到家庭成员会失踪，这确实很可怕。”

李说：“房间里的所有人都决定，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可能是艺术上的，可能是政治上的，也可能是其他什么原因——要做这件事。”

凤凰剧团和堂吉诃德制作公司有过上演政治相关作品的历史，他们在2020年上演了一部名为《美国人！》(?Americano!)的音乐剧，讲述了一个年轻人发现自己是非法移民的故事。但是，《天安门》是由真正的北京学生抗议者之一吾尔开希创作的，它带来了一系列特殊的挑战。

“房间里的所有人都决定，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可能是艺术上的，可能是政治上的，也可能是其他什么原因——要做这件事，”这部音乐剧的新任导演李说。“每个人也都明白，他们自己的安宁和安全是最重要的。”

罗斯说，派泽和剧团一直合作密切。然而在派泽去中国参加巡演的时候，“一切都变了，”罗斯说。

“我一直都意识到这种敏感性，但坦率地说，这正是这部剧吸引我的地方，”罗斯说。“如果现在是1954年或1951年，俄罗斯会主宰我们的艺术活动吗？”

“这是一部需要被讲述的剧，”他还说。“特别是因为有人试图从历史抹去勇敢和勇气。”

谢选骏指出：上文屈从于美国政府制造的外交承认的压力，称呼共产党为“中国政府”、“中国军队”，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目前的北京当局，是外来政权，就像“满洲国”一样。而它力图隐藏的“六四”屠杀，则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记忆抹煞行动。

【06、1991年的日本——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

《“失去的三十年”：日本曾代表着未来，但它却陷于过去》（傅东飞（Rupert Wingfield-Hayes）BBC驻东京记者 2023年1月24日）报道：

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经济出现近30年的长期停滞。

在日本，房屋和汽车无异。

你一旦搬进来，你的新家就会相较于你购房时的价格开始贬值，而当你在40年内还清贷款后，它几乎一文不值。

当我第一次以BBC记者的身份搬到这里时，这让我感到困惑——十年过去了，当我准备离开时，情形依旧如此。

这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这是一个和平、繁荣的国家，拥有世界上最长的预期寿命，最低的谋杀率，鲜有的政治冲突，强大的护照，以及令人赞不绝口的世界上最好的高速铁路网——新干线。

美国和欧洲曾经对日本这个经济巨擘的畏惧，就如同它们今天对中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的担忧一样。但是，世界期待的日本从未到来。20世纪80年代末，日本人比美国人富裕，而现在他们的收入却不及英国人。

几十年来，日本一直在低迷的经济中挣扎，并在对变革的强烈抵制和对过去的顽固依恋中踌躇不前。现在，日本的人口正在老龄化和萎缩。日本陷入了困境。

未来曾属于这里

1993年，当我第一次踏上日本的土地，让我流连的不是银座和新宿霓虹灯映衬下的街道，也不是原宿女孩们狂野的“109辣妹”时尚。

而是这个国家比我去过的任何亚洲其他地方都要富有。与其他亚洲城市相比，东京是多么的干净而有序。相比之下，香港是一个感官上带给人冲击感的城市，它嘈杂而气味难闻，也充斥着极端的对比——从太平山顶的奢华豪宅到九龙北端“黑暗撒旦作坊”——血汗工厂。

在我学习中文的台北，街道上充斥着二冲程摩托车的声音，喷出刺鼻的尾气，使整个城市笼罩在烟雾中，你远眺时往往只能看到两个街区。

如果说香港和台北是亚洲喧闹的青少年，那么日本就是成熟的成人。是的，东京是一片混凝土丛林，但它是一个精心修剪的丛林。

1998 年日本东京原宿区朋克和摇滚音乐家的聚会点。

东京的原宿区长期以来一直吸引着亚文化和另类时尚。

在东京皇居前，几家日本企业巨头的玻璃大厦主宰了该市的天际线，包括三菱、三井、日立和索尼等。从纽约到悉尼，望子成龙的父母都在要求他们的孩子“学习日语”。我曾一度怀疑自己选择学中文是否是一个错误。

日本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征服了全球制造业。这些钱回流到日本，推动了房地产的繁荣，人们买下了任何他们能买到的东西，甚至是大片的森林。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们开玩笑说，东京皇居的土地价格相当于整个加利福尼亚。日本人称之为“泡沫时代”。

然而，泡沫在1991年破裂了。东京股市崩盘，房地产价格一落千丈。日本至今尚未完全恢复元气。

我的一个朋友最近正在洽谈购买几公顷森林的事宜。业主要价每平方米20美元。“我告诉他林地每平方米只值2美元。”我的朋友说。“但他坚持要每平方米20美元，因为那是他在20世纪70年代买下它的价格。”

当你脑海中浮现日本时髦的子弹头列车，或者丰田（Toyota）“及时化生产”（just-in-time）的流水线制造奇迹，你可能会认为日本是效率的典范。事实却并非如此。

相反，官僚主义可能令人恐惧，而大量公共资金被花在了效用可疑的活动上。

去年，我在日本阿尔卑斯的一个小镇上发现了当地曾令人啧啧称奇的窨井盖背后的故事。

1924年，人们在附近的湖中发现了一种古代大象的骨骼化石，它因而成为小镇的象征。几年前，有人决定把所有的窨井盖都更换成上面铸有这头著名大象形象的新窨井盖。

这种情况一直在日本各地发生。现在，日本窨井盖协会（Japan Society for Manhole Covers）声称有6000种不同设计的窨井盖。我理解人们为什么喜欢这些窨井盖设计，因为它们是一种艺术品，但每个窨井盖的售价高达900美元。

这些令人惊艳的窨井盖在日本随处可见。

这条线索展现了日本是如何最终背负了世界上最大的公共债务。由于医疗和养老金的压力，无法退休的老龄化人口也无助于不断膨胀的账单。

当我更新日本驾照时，彬彬有礼的工作人员接送我从视力检测、照相亭到缴费，然后让我到“28号报告室”报到。这些“安全”讲座对于任何在过去五年内有过交通违规行为的人来说都是强制性的。

在报告室，我发现里面有一群愁眉苦脸的人们，等待着惩罚的开始。一个衣着光鲜的人走了进来并对我们说，“讲座”将在10分钟后开始，并持续两个小时！

你甚至不需要理解讲座内容。大部分时间我都走神了，讲座进行到第二个小时时，我的几名同学都睡着了，我身旁的人完成了一幅相当漂亮的东京塔素描。我无聊地坐在那里，与墙上的钟面面相觑。

“这有什么意义？”回到办公室后，我问我的日本同事。“这是惩罚，对吗？”

“不。”她笑着说。“这是一个为退休交警创造就业机会的项目。”

但你在这里生活的时间越长，即使是令人沮丧的部分也会变得熟悉，甚至可爱。你开始欣赏他们的古怪——比如，加油站会有四个服务员，一边给你加油，一边擦拭所有的车窗，最后在你离开时齐声鞠躬。

日本给人的感觉仍然是日本，而不是美国的复制品，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都为日本人的一切感到兴奋，无论是粉雪还是时尚。东京有最一流的餐馆；吉卜力工作室制作了世界上最引人入胜的动画（迪士尼，对不起）；日本流行乐（J-pop）诚然很糟糕，但日本无疑是一个软实力超级大国。

宅男和特立独行的人都喜欢日本的美妙怪异。但它也有另类右翼的崇拜者，这些人拒绝移民和希望维持父权制。日本经常被描述为一个成功走向现代却又没有抛弃古老传统的国家。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我认为现代性更多的是一种表象。

当新冠疫情袭来时，日本关闭了边境。即使是外籍的永久居民也被排除在外。我打电话给日本外务省，询问为什么那些在日本生活了几十年、在日本有家也有生意的外国人，却被当作游客对待，对方的回答很直白：“他们都是外国人。”

在被迫对外打开国门150年之后，日本仍对外部世界持怀疑态度，甚至感到恐惧。

外部因素

我记得我曾到访位于东京湾另一侧的房总半岛的一个村公所。我去那里是因为该村庄被列为日本的900个濒危村庄之一。聚集在村公所里的老人都忧心忡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他们看到年轻人离开城市去工作。在剩下的60人中，只有一个青少年，没有孩子。

“我们死后，谁来照看我们的坟墓呢？”一位老先生感叹道。在日本，照顾亡灵是一件严肃的事情。

但对我这个来自英格兰东南部的人来说，这个村庄的衰亡似乎很荒谬。它被风光如画的稻田和茂密森林覆盖的山丘所包围，距离东京不过两小时车程。

日本有世界上最年长的农民。

“这是一个如此美丽的地方，”我对他们说。“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喜欢住在这里。如果我把我的家人带到这里来住，你会怎么想？”

房间里的气氛仿佛凝固了。这些人沉默而尴尬地互相看了看，然后一个人清了清嗓子，带着担忧的神情说道：“好吧，你需要学习我们的生活方式。这可不容易。”

这个村庄正在走向衰亡，但却没有比“外来者”入侵更兹事体大。

三分之一的日本人年龄在60岁以上，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人口最老龄化的国家，仅次于袖珍小国摩纳哥。日本录得的出生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少。到2050年，该国可能会失去其现有人口的五分之一。

然而，它对移民的敌意并没有动摇。日本人口中仅有3%出生在国外，而英国的这一数字是15%。在欧洲和美国，右翼运动将日本作为种族纯洁和社会和谐的光辉典范。

但日本并不像那些仰慕者想象的那么血统纯粹。这里有北海道的阿伊努人、南部的冲绳人、50万朝鲜族人，还有近100万中国人。还有父母一方为外国人的日本儿童，包括我自己的三个孩子。

这些拥有双重文化背景的孩子被称为"hafu"（译者注：英语half的谐音，含义类似“混血儿”），这是一个在这儿很常见的贬义词。他们包括名人和体育偶像，比如网球明星大坂直美。大众文化将他们视为偶像，认为他们“更漂亮、更有才华”。但被崇拜是一回事，被接受是另一回事。

如果你想看看一个拒绝将移民作为生育率下降解决方案的国家会发生什么，日本将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这里的实际工资已经30年没有增长了。韩国和台湾的收入已经赶上甚至超过了日本。

但是变革感觉遥遥无期。部分原因是僵化的等级制度决定了谁掌握着权力的杠杆。

仍然掌权的老人们

“你需要了解日本的运作方式。”一位著名学者告诉我。“1868年，武士交出了他们的剑，剪掉了头发，穿上了西装，走进了霞关（东京市中心政务区）的各大官厅，他们今天还在那里。”

1868年，由于担心重蹈中国被西方帝国主义掌控的覆辙，改革派推翻了军事独裁的德川幕府，使日本走上了高速工业化的道路。

但众所周知，明治维新并不是攻占巴士底狱。这是一场精英政变。即使在1945年的第二次动荡之后，大家族也幸存了下来。这个以男性为主的统治阶层被民族主义和日本的特殊信念所定义。他们不相信日本是战争的侵略者，而是受害者。

例如，被刺杀的前首相安倍晋三是一位外相的儿子，也是前首相岸信介之外孙。而岸信介是战时军政府成员，曾被美国人以疑似战犯逮捕。但他逃过了绞刑，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帮助创立了自民党，该党自那以后成为日本长期的执政党。

有人开玩笑说日本是一党制国家。事实并非如此。但我们有理由问，为什么日本持续选举一个由有权有势的精英管理的政党，其渴望废除美国施加的和平宪法，但在30年来却未能改善人们的生活水平。

在最近一次选举中，我驱车前往东京以西两小时车程的一条狭窄河谷，那里是自民党的地盘。当地经济依赖水泥生产和水电。在一个小镇上，我遇到一对正走向投票站的老夫妇。

“我们会投票给自民党。”丈夫说。“我们信任他们，他们会照顾我们的。”

“我同意我丈夫的看法。”他的妻子说。

这对夫妇指着山谷对面最近完工的隧道和桥梁，他们希望能从东京带来更多周末游客。但人们常说，自民党的支持基础是由混凝土构成的。这种政治分肥形式的政治是日本很多海岸线被消波块破坏的原因之一，其河流也被灰色混凝土包围。保持混凝土搅拌机的运转不可或缺。

日本最大的经济挑战是人口老龄化。

由于人口结构，这些农村阵地现在至关重要。随着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前往城市工作，其本应减少，但这并未发生。自民党乐见于此，因为这意味着年龄较大的农村选民更有影响力。

随着这一代人的逝去，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不确定这是否意味着日本将变得更加自由或开放。

日本年轻人结婚生子的可能性更小，但与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相比，他们会说外语或在海外学习的可能性也更小。只有13%的日本经理是女性，而每10名议员中只有不到1名是女性。

当我采访东京都首位女知事小池百合子时，我问她，她的政府计划如何帮助解决性别不平等问题。

“我有两个女儿，她们很快就要大学毕业了。”我告诉她。“他们是会说两种语言的日本公民。你会对她们说些什么来鼓励她们留下来，在这里发展事业呢？”

“我会告诉她们，如果我能在这里能成功，她们也能。”她说。“这就是你的全部想法吗？”我想。

然而，尽管如此，我还是会想念日本，它激发了我巨大的情感，以及不那么偶尔的恼怒。

在东京的最后一天，我和一群朋友去了一个年终市集。在一个摊位上，我翻看了几箱漂亮的旧木工工具。不远处，一群穿着华丽的丝绸和服的年轻女子站在那里聊天。

中午时分，我们挤进一家小餐馆，吃了一顿有烤鲭鱼、生鱼片和味增汤的“定食”。美食、舒适的环境以及对我们无微不至的亲切的老夫妇——这一切都变得如此熟悉，如此舒适。

在这里呆了十年之后，我已经习惯了日本的生活方式，并接受了它不会改变的事实。

是的，我担心的是未来。日本的未来将为我们其他国家带来教训。在人工智能时代，更少的工人可以推动创新，日本年长的农民可能会被智能机器人取代。这个国家的大部分地区可能会回归自然。

日本是会逐渐变得无关紧要，还是会在有朝一日重塑自我？我的头脑告诉我，日本要想再次繁荣，就必须拥抱变革。但一想到它会失去使它如此特别的东西，我就百感交集。

谢选骏指出：1991年8月22日我到达日本，很快就在电视上看到了莫斯科街头的坦克和熊熊烈火，和两年前的北京六四屠杀何其相似！但是结果却正好相反——六四屠杀是一个开端，然后国际共产主义的多米诺骨牌开始倒下，而莫斯科则是最后一张。1989年以后，发达国家对北京进行了轻微的制裁，但是日本却要除外，于是日本经济泡沫加速了股市狂飙，1991年那是一个多有意义的年份——日本泡沫终于开始破裂，人们却醉生梦死、浑然不知，幻想通过吸血中国大陆，继续过着锦衣玉食、挥霍无度的生活。1991年的日本，那是一个工蜂般的社会，人人都在舔食忙碌，一切似乎井然有序，好像“今天”永远持续。1994年2月1日我离开了日本，前往美国开始《谢选骏全集》360卷的写作。一年不到，日本就发生了毁灭性的“阪神大地震（日文：阪神·淡路大震灾；英文：Hanshin-Awaji-daishinsai），又称神户大地震、阪神大震灾，是指1995年1月17日上午5时46分52秒（日本标准时间）发生的。仿佛这样的天灾还是不够，于是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地方太平洋近海地震和伴随而来的海啸，在日本“福島第一核電廠”终于引发了震撼全球的核事故。这不是仅是天灾，更是人祸。贪婪的吸血最终还是要付出惨重的代价。欧美的轻微制裁缓解了灾难的来临，但该来的还是要来——2019年六四屠杀三十年之后，香港的起义也被镇压——武汉肺炎终于席卷了淡忘六四屠杀并在“世界血汗加工厂”内大力吸食“中国制造”的全球社会！回顾一下1991年的日本，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

【07、2019年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

《美情报官员全球趋势报告：世界秩序正走向分裂…》（纽约时报 2021-04-11）报道：

U.S. intelligence officials warned in a report issued on Thursday about the potential fragmentation of society and the global order. A 2017 version of the report had highlighted the risk of a pandemic — a prescient prediction in hindsight. https://t.co/uPBqFxt8kh— NYT Politics (@nytpolitics) April 8, 2021

美国情报官员在周四发表的一份报告中，对社会和全球秩序的潜在分裂提出警告，认为有可能出现国际贸易中断，一些国家建立网络飞地，公民凝聚力受到破坏的情况。

这份报告由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每四年编制一次，它将更传统的国家安全挑战（如中国潜在的破坏性崛起）与具有明显安全影响的社会趋势（如互联网加剧政治和文化分歧的趋势）结合在一起。

奥巴马政府于2017年发布的上一份报告强调了大流行病的风险及其可能造成的巨大经济破坏——事后看来，这是一种有先见之明的预测。

新报告称，新冠病毒大流行显示了世界秩序的薄弱，为应对过去危机而设计的机构不足以协调全球应对新冠病毒蔓延等新挑战。报告称这些机构的失败加剧了公众的不满，进一步削弱了对旧秩序的信心。

报告称：“遏制和管理病毒的努力加强了全球的民族主义趋势，一些国家为了保护本国公民而转向国内，有时还把责任推给边缘化群体。”在许多国家，对大流行的应对措施加剧了党派偏见和两极分化，各团体为最佳应对措施争论不休，并为病毒传播和疫情的缓解进展不力寻找替罪羊。

与情报机构的年度威胁评估不同，这份全球趋势报告不是为了着眼于眼前的挑战。相反，它采取更长远的战略眼光，试图从20年后的角度审视当前的变化将如何改变未来的世界。

情报委员会为国家情报总监提供长期战略分析。它还定期为官员和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提供报告和评估。

该报告预测，当前的趋势将使全球政治更加动荡。官员们预测，在国际舞台上，中国将继续挑战美国和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某些国家的政治将变得更具争议性。

气候变化也是该报告的一个重点，它指出了各国需要做出的艰难适应，例如建造雨水储存和加固海堤。报告预测，气候变化将进一步推动已经在增加的全球移民。报告称，技术创新和中国与西方的合作是适应气候变化、人口变化和其他挑战的关键。

报告称，收入不平等可能会加剧，有时会与信息不平等联系在一起。

报告称，对政府解决方案有信心的知情公众与对机构深表怀疑的更广大公众之间，“信任鸿沟”正在扩大。

这个问题因技术而变得更加严重。算法、社交媒体和人工智能已经取代专业知识，决定哪些信息传播最广，让公众更容易受到错误信息的影响。

而且，情报委员会战略未来小组负责人玛丽亚·兰根-里克霍夫(Maria Langan-Riekhof)说，近几十年来，人口结构发生了积极变化，人们摆脱了贫困，进入中产阶级，产生了“越来越高的期望”。但全球对收入下降的担忧正在加剧，加上信息共享方式的变化和社会分化加深，这一趋势令人担忧。

“这些担忧促使人们寻找值得信赖的声音，以及社会中志同道合的群体，以此获得安全感，”兰根—里克霍夫说。“把我描述的这些趋势叠加在一起，可以看到更大的分裂与更多的断层。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很可能会继续下去，而且可能会恶化。”报告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趋势可能会削弱民主政府。

“在民众日益增强赋权并提出更多要求的同时，政府面临着新挑战和更有限的资源所带来的更大压力，”报告称。“这种日益扩大的差距预示着更多的政治动荡、对民主的侵蚀以及替代治理提供者的作用扩大。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态势可能会为人们治理方式的更重大转变打开大门。”

全球趋势报告一般着眼于未来可能出现的情况。在2017年的报告中，有一个例子设想一场大流行令世界经济陷入混乱。它设想民族主义政治人物侵蚀联盟，油价下跌引发灾难，以及更多孤立主义的贸易做法。报告还预测将出现一种限制旅行、造成经济困难、加剧现有孤立趋势的大流行，尽管它预测是在2023年，而不是2020年发生。

曾参与领导2017年报告撰写工作的国家情报委员会前主席格雷戈里·F·特雷弗顿(Gregory F. Treverton)说，那份报告讨论了近20年的大流行风险。他说，2004年的报告称，一些专家认为大流行“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它讨论的情景和已经发生的情况一模一样：一场大规模全球流行病导致全球商业和航空旅行中断，”特雷弗顿说。“这些报告一直是战略性的警告，我就是这样看的，它们可以帮助那些想制定战略的人。”

新报告称赞了之前的报告对新疾病和大流行可能性的强调，但承认“我们对其破坏性潜力的广度和深度缺乏全面了解”。在新的报告中，国家情报委员会研究了新冠病毒大流行哪些趋势正在加速，哪些趋势正在放缓。

“就像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一样，新冠大流行很可能会产生一些变化，这些变化在未来数年都将影响我们，并改变国内和国际的生活、工作和治理方式，”报告称。“然而，这些变化会有多大，目前还不明确。”

甚至在冠状病毒传播之前，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分析人员就在研究更多全球共同挑战的想法。但兰根-里克霍夫说，新冠病毒“真的让我们明白了这一点”。“挑战不再局限于一个国家，我们将更快地在全球范围内感受到挑战，”她说。“这可能是未来情况的预兆。”

谢选骏：2019年是一个历史的分水岭——以后的人们都会说，“2019年是最好的年头，就像1913年一样”。为什么呢？因为那是光辉顶点啊。2019年就像1913年，第二年就灾难了！不知要过多久才能恢复到以前呢？历史不会回头的了，只能继续前进。因为早我1999年我就从《以西结书》中得到启示，知道了2019年是“七十年满了”（1949——2019年。

【08、SDS简史证明美国人不如中国人勇敢】

《美国六十年代新左派学生组织SDS简史(1961-1969)》（佚名 2013年2月21日）报道：

“民主学生” (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简称SDS) 是从新左派组织 “工业民主联盟” (League for Industrial Democracy ，简称LID) 中演化出来。LID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与工会关系密切。

五十年代中，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吸引大量学生参与。LID决定将它的学生支部改组，遂有SDS。

1961年 SDS成立时人数很少，不过250人，主要在东岸，有八个分会。东岸是工业重镇，工人运动、左翼思潮较发达。SDS学生不少即来自工运及中产左翼家庭。但这时独领风骚的是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简称SNCC)，它发动了大量学生到南部反种族隔离，成为最重要的学生力量。SNCC亦被认为是新左派，但它没明确意识形态。它的直接行动、参与式民主、社区介入及反科层化组织形态，对SDS产生巨大影响。

1962年SDS开大会，发表“休伦港宣言”(Port Huron Statement)，由第一任组织者哈伯(Haber)起草。文件被认为是美国新左派宣言。这宣言使LID大为不满，双方关系几陷破裂。

宣言除批评美国资本主义体制及向穷人表示关怀外，也批评工会运动丧失原则、苏联放弃革命。“休伦港宣言” 另一个特点是没有突出工人，而是突出民权运动及和平运动，突显学生位置的重要性。

这年，SDS发展为11个分会，575人。

1963年SDS开始思考基层组织工作，主要是受SNCC在南部成就的鼓舞。时海登 (Hayden，SDS全国理事会主席，密芝根大学毕业后当记者，成为SDS职员) 正向工会筹钱成立SDS属下 “经济研究与行动计划”(Economic Research and Action Project，简称 ERAP) 。第一项计划是落实组织失业青年。

时亦值政府推行灭贫，美国新左派理论家如James O’Connor等鼓吹以社区运动替代工会运动变革社会；海登遂提出庞大的 “跨种族穷人运动” 落区计划。

哈伯反对这计划。他认为SDS应集中做校园工作，且学生不具备独力推动社会改革力量，这个任务应透过进步工会、政党来完成。所以他期望SDS透过校园激进化，培养愿终生投入社会运动的学生——但，是毕业后，而不是现在。

赞成的人跃跃欲试，SNCC在南部黑人社区很成功。ASDS内的SNCC份子都鼓动将SNCC模式推到北部，大有南SNCC北SDS的意味。而且，南方黑人运动虽成功，北方贫穷白人却往往是白人主义者；海登希望透过贫穷的共同议题，将无产阶级白人与无产阶级黑人联合起来。而且活跃学生都参加SNCC去，SDS若没有自己的落区计划，难吸引更多同学参与。

以 “校园为中心”或以 “社区为中心”的辩论持续了两年。除何伯等少数人外，大部分SDS领袖都赞成落区，觉得落区组织穷人才像革命。这批资深领袖已毕业或退学，他们较关心社会而非校园问题，引起仍然在学活跃分子的不满。他们回忆道：资深分子一下子都跑到社区去，SDS领导层变得真空，新接手的同学都不知所措，迷失方向。他们认为这直接导致69年SDS的急速衰落。但尽管反对也不少，领导层通过了计划。

1964年，正当SDS在热烈讨论落区计划时，校园形势开始变化。柏克莱学生发动 “自由演说运动”(Free Speech Movement，简称FSM) 抗议禁制校园政治活动，学生占领学校，军警拘捕近八百人。遂掀开校园抗议浪潮，大批同学加入SDS。

1965年反越战成为继黑人民权运动后最重要的社运议题。SDS发起有二万人参加的华盛顿游行，从这刻起，SDS取代SNCC成为最重要的学生力量。就在这年暑假，150名SDS精锐分子在北方九个贫民区艰苦落区。

内容是透过失业议题，组织白人失业者，然后与黑人组成联合力量，推动改革。SDS要求同学休学数年，搬进区内，找兼职，然后将其余时间投入运动。但失业者却并无兴趣与学生一起推动政治，于是一些地区开始转为关注居民关心的问题，如楼宇维修、减租、交通、垃圾等问题，并发展 “社区组织”(community union)，使成为地区上权力中心；可是，居民留住了，却不肯组织起来，学生很沮丧。

到了学年开始，只剩下三分一学生留在区内。ERAP遂决定中止计划，只有几个社区组织延续下来。

有些意见认为，学生心急了，只不过半年便意志消沉；亦有学生回忆说，学生根本不坚强，区内青年都是从打架中长大，根本不信柔弱的学生；亦有意见说学生恪守SNCC参与式民主原则，由居民自发，自己不扮演角色，没有尝试将民生议题引向更阔政治层面；也有人说，居民宁愿暴动 (经常发生) ，也不愿与学生开会，浪费时间。

其实这也适用于学生，这时校园风起云涌，学生占领学校，与军警冲突；不少落区学生觉得自己在区内正做着毫无希望的工作，希望尽快回校园参加革命。

SDS人数不断增加，SDS亦开始转变。这改变共经历几个阶段。头两年(即61-62)，SDS人数少，是个紧密、有共同倾向的小团体，何伯可作为代表。 “休伦港宣言” 虽突出学生位置，仍视为人生过渡阶段，所以SDS集中培训学生毕业后投身革命的使命。之后两年为第二阶段(63-64年)，海登可作代表。这阶段延续上阶段新左倾向，但将工作重点由校园转向社区，并主张放弃学生身分，现在就投入革命。第三阶段(65-68) 是校园抗争阶段，随着ERAP解散，SDS转回校园，此阶段的主要论题是反越战及校园民主管理。此时学生大量入会，SDS发展成全国组织。相对前一、二阶段，此时加入的学生并无清晰的新左政治观念，他们因反战、反对学校权威、更至反叛父母而加入。有研究说第一、二阶段的成员主要来自东岸左翼及工运家庭，他们参加SDS是为了参加政治；第三阶段成员主要来自中西部、及南部的保守家庭，没多少左翼经验，他们加入是为了反叛。人数众多，他们很快便控制了各大学支部。这批行动者都倾向行动而非理论分析。之后是分裂的第四阶段，下面再说。

1968年SDS人数大增致四万人。这年发生了两件事，首先是SDS领导哥伦比亚大学示威，数以百计学生占领学校，当军警驱逐时，爆发更大冲突，七百多名学生被捕。军警驱赶学生导致学生进一步激进化，一年之内便发生三千宗校园示威，而SDS人数亦急升至十万。

接着，民主党芝加哥召开大会推选总统候选人，继任者是主战派(越战)分子，引发不同新左派团体抗议。发起者之一是 “结束越战全国行动委员会”(National Mobilization Committee to End War in Vietnam，简称MOBE) ，另一个是 “国际青年党”(Youth International Party，简称Yippies)，主张把嬉皮士(hippies) 生活与SDS政治结合的团体。SDS加入Yippies队伍，此外还有毛派、无政府派、民主党左翼。

预计二十万示威者只来了一万，面对的却是一万二千警察、和一万一千名国民警卫军。Yippies办 “生活节”(festival of live) ，选了一只猪做总统，警察来镇压。MOBE亦受镇压。结果爆发连续几天街头追逐战，包括海登在内的七人被捕。示威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但公众却不支持示威者；不过示威者认为，镇压成功暴露了美国政府的暴力本质。

1969年SDS陷严重分裂，一分为三。

第一派是毛派 “工人——学生联盟”(Student-worker Alliances简称WAS) ，成立于1967年，是 “进步工人党”(Progressive Labor Party，简称PL) 的青年组织。PL由美国共产党内被逐走的毛派于1962年组成。PL自1965年SDS大量吸纳学生时进入SDS，由于反越战的政治议题(将越战结合垄断资本主义、美国军事工业经济体系分析) ，使PL的政治训练大派用派，严密的组织手法及纪律令他们很快成为SDS的主流派，WAS路线有点似ERAP落区计划，主张放弃学生身分，成为工人阶级一员；与ERAP不同的是，ERAP不重组织纪律，也没严密政治意识形态。

第二派是 “气象人”， 形成于68-69年间，他们反对主流文化，主张直接行动、武装起义。与WAS不同的是，气象人不重阶级斗争(不像WAS那样) ，他们重视的是民族解放斗争，故重视黑人解放运动，很受黑人组织黑豹党（Black Panther) 影响。他们在1969年大会上向WAS发动攻击，两派势均力敌，最后SDS分裂为WAS与气象人两党，各自封SDS正宗。

WAS分子进入工厂成为工人，艰苦地发动了几次无望的罢工，在1974年后烟消云散；气象人则不断分裂，最后剩下一个发动炸弹攻击的小宗派，并在70年一次爆炸事件引到两名活跃份子死亡，之后转入地下，结束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组织的身份。

第三派是没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及其它人士，他们改为加入其它团体，其中一部份后来与从右派学生组织 “自由青年”(Young Americans for Freedom，简称YAF) 被清除出来的 “自由意志论者” 于1971年合并成自由党。

1970年，虽然SDS溃不成军，校园抗议浪潮仍未达尾声。这年军警开枪镇压肯持大学(Kent State University) 的示威，四死九伤；同时期积克逊学院(Jackson State College)亦有两死十二伤。

但运动很快便衰落。至于SDS，除少数活跃分子仍在挣扎外，大部份都转趋沉寂。 

谢选骏指出：人说“美国六十年代新左派学生组织SDS简史”——我看枪声一响，这些美国人就做了鸟兽散，远远不如1989年对抗坦克的中国人，虽然死了，却永存人间！

【09、奥斯曼成功扩张的秘密——历史力学的抛物线】

《世界上最古老的奥斯曼文献为了解帝国早期历史提供了窗口》（美联社 2022年10月22日报道：

希腊北部阿索斯山的 Pantokrator 修道院图书馆内，一名 Pantokrator 僧侣拿着一份手稿。

在希腊东北部阿索斯山半岛的一座中世纪修道院中，研究人员正在窥探该地区六百年前的生活状况。

那个时期奥斯曼帝国的记录在潘托克特拉修道院的金属图书馆里几乎不为人知。

但现在研究人员正在首次寻找大约 25,000 份文件，这些文件被认为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古老的奥斯曼记录。

馆藏中的一些文件可以追溯到 1374 年或 1371 年。在此之前，研究人员认为最古老的奥斯曼帝国文件存放在伊斯坦布尔的档案馆中，只能追溯到 1480 年或 1490 年。

“在这里，我们有最古老的奥斯曼文件——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前——这些文件[一直]保存在阿索斯山的修道院中，”潘托克托修道院的修道士 Theophilos 神父说。

僧侣转变为酿酒师，他们因“Via Caritatis”品牌的成功而受到赞誉——奥斯曼帝国从 14 世纪后期开始统治希腊北部，在 1453 年控制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之前的几十年。

在鼎盛时期，帝国横跨北非海岸、中东大部分地区和巴尔干半岛。在失去领土的同时，它一直持续到 20 世纪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崩溃。

阿索斯山上的宗教社区拥有可追溯到一千年前的文件，其中许多文件已经被广泛研究。

但直到现在，奥斯曼文本仍未受到影响。

根据拜占庭学者 Yiannis Niehoff-Panagiotidis 的说法，如果没有这些文件，就不可能了解奥斯曼统治下的阿索斯山上的生活。

其中许多是法律文本，例如法令和所有权契约，规定了居住在该地区的僧侣如何与当局打交道。

根据手稿，奥斯曼帝国在其早期统治期间保留了该地区的自治权。

布鲁塞尔展览突出了奥斯曼帝国的影响——柏林自由大学的法学家和科学合作者阿纳斯塔西奥斯·尼科普洛斯 (Anastasios Nikopoulos) 说：“奥斯曼帝国的法院判决表明，僧侣的小民主能够获得无所不能的力量的尊重。”他也在研究这些文件。

“那是因为阿索斯山被视为和平、文化的摇篮……人民和文明在这里和平共处。”

他补充说，奥斯曼统治的首要决定之一是起草文件以保护社区。

尼霍夫-帕纳吉奥蒂迪斯说：“奇怪的是，苏丹将阿索斯山——拜占庭的最后残余部分——保持半独立，并没有碰它。”

“他们甚至没有在这里驻扎军队。他们最多会有一个当地代表，他可能会留在（社区的行政中心）Karyes 并喝茶。”

谢选骏指出：看来，奥斯曼成功扩张的秘密就在于允许“地方自治”。后来，奥斯曼得势便猖狂，肆行专制暴政，它的统治就走向没落了——重复了“小国崛起·大国解体”的历史力学的抛物线。

【10、巴勒斯坦人沦为二战犹太人的“历史力学”】

《加沙汗尤尼斯：以军撤离令下　一座城镇上百万难民“嗷嗷待哺”》（鲁什迪·阿布·阿卢夫（Rushdi Abu Alouf）BBC记者　加沙汗尤尼斯报道2023年10月16日）报道：

汗尤尼斯为数不多的供水点是居民与难民不致渴死的唯一希望。

一股人道浪潮席卷汗尤尼斯（Khan Younis）。

数以十万计平民利用一切可行的交通——仍有油料的汽车，能找到的马匹和马车，无计可施的话就靠他们的一双脚——从北面逃到这里来。

结果他们找到的是一座一穷二白的市镇，被一夜之间翻番的人口搞得措手不及。

每一个房间，每一条大街小巷，都挤满了男女幼少，他们无处可去。

哈马斯（Hamas）当局称，以色列发出撤离令后，加沙北部110万居民中，有40万人在48小时之内，沿着萨拉丁大道（Salah al-Din Road）南下。

我是其中之一，还有我的太太与三个孩子，还有约两天左右的口粮。

对许多人来说，以色列的轰炸与快将来临的入侵所带来的威胁——这是紧随着来自加沙的枪手在以色列杀害1300人之后——抵消了哈马斯要求留守的命令。

但在这狭长的土地上，且是四面楚歌，与世隔绝之地，能选择的去向寥寥无几，安全从来不是必然的。

就这样，无数加沙人前簇后拥地汇聚到这片地方。他们当中许多人的房子早已被炸，回不去了。全都没了，全都很害怕，全都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

这座城市通常居住40万人，一夜之间膨胀至超过100万人。除了北部，还有从东部来的，那里在2014年的战争中伤亡惨重。

他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栖身之所和食物，但没有人知道这能持续多久。

哈马斯武装要求加沙民众无视以军撤离命令，但加沙北部已有数十万人撤离。

不堪重负

紧缺的资源濒临耗尽，且很迅速。这座城市本已筋疲力尽，但巨浪滔天，一切事情在分崩离析。

这里的主要医院，物资存量本已偏低，现在不只收治了病人和伤患，还成了一座收容所。

难民在走廊上排起队来，医生忙于抢救被以色列炮弹所伤的新病患。大家七嘴八舌，空气中充满了喧闹之声。

你总不能怪人家到这里来。

战争时期，医院是数一数二的安全地方，受国际法保护。

从某些方面看，他们也许是幸运的，起码此刻如是。

汗尤尼斯的医生们慨叹药物几近耗尽，他们无计可施。

医生们说，面对源源不绝的新伤患，他们已近乎无药可施——饮用水已经得按照每位病人每日300毫升来配给，难民什么都分不到。

在城内其他地方，居民也在收留新来者。汗尤尼斯里面许多人本来的居住环境就拥挤不堪，现在更是接踵摩肩。

我见到一个小单元，本来已经人满为患，现在更变成了50到60人的“家”——长此以往，谁都活不下去。

我的一家人现在跟另外四家人共用一个两卧室单元，卧室很小。我们每人有约一平米的个人空间，已经让我觉得我们很幸运。

市内同样“幸免于战”的学校同样挤满了众多家庭——也许有个几万人，但谁能说得准？要是你开始数起来，永远都数不完。

在其中一所由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运营的学校里，所有教室都挤满人，所有走廊上晾衣绳挂了个纵横交错。

妈妈们、奶奶们在庭院里的长椅上做饭，饥肠辘辘的孩子们早已等得不耐烦。

汗尤尼斯一所联合国学校内住满了来自加沙北面的难民。

可当再也没有空间——而实际上已再没有空间——人潮无可避免地会溢出街上，填满小巷与地下道，生活和睡在污垢里、灰尘里、瓦砾里，等待着也许永远不会来临的“更好”。

食物很少，燃料无几，商店里也没有水，供水站是你的最大希望。这完全是灾难状态。

甚至这座城市也不是偏安一隅，它不时被轰炸——这毕竟位处战区内——街上满布倒塌楼房与瓦砾堆。

我听见医院附近有火箭发射，哈马斯继续向以色列发动攻击。这无异于公开邀请别人来报复。

以色列无人机寻找下个轰炸目标，嗡嗡作响，挥之不去。

通讯困难，除了因为网络超荷，还不能忽略电力供应短缺。这家手机店架起太阳能设备，给民众的手机充电。

炸弹落下，楼房塌下，太平间与医院人山人海。

这个早晨，我们一家的住处附近落下了一枚炸弹。因为所有电话服务不是停运就是严重占线，我花了20分钟才联系上儿子。

百姓不能这样生活下去，然而以军的入侵仍待发生。

汗尤尼斯同样是以军空袭目标，却成为了百万北加沙难民的藏身之所。

我在加沙这个家报道了四场战争，可从未见过如斯境地。

从前的战争再糟糕也好，我从未见过有人饿死或者是渴死。现在这成为了真实可能。

离开加沙的唯一选择——通往埃及的拉法（Rafah）过境点——仍然关闭，开罗当局清楚明白，开放关卡意味着迎接一场新的人道灾难。

如今有100万加沙民众在距离拉法检查点20公里处等待，关口一旦开放，势必一片混乱。

2014年我就见过一样的情景，当时成千上万的人想要逃离战火，而这次只会更糟、更糟。埃及对此惶恐不安。

人道浪潮终将冲过边界，灾难与混乱恐将重临。

拉法过境点一旦开放，大批巴勒斯坦难民势必涌入埃及。

谢选骏指出：现在的巴勒斯坦人，仿佛人球，无家可归还谁都不要，好像沦为二战犹太人了；而以色列的犹太人，则升级为“优秀民族日耳曼”了——这就是“历史的力学”的显著案例。

【11、白狗不懂红狗的党国】

《外媒评论：中国政府越来越听党的话》（RFI 2024-03-11）报道：

在全国人大年度会议结束的当天，法国《世界报》北京通讯员哈罗德·蒂博（Harold Thibault）撰写文章表示，中国政府越来越听党的话了。

哈罗德·蒂博写道，中国一年一度的重大政治生活周于3月11日星期一结束，但是，三十多年来每年在人大年度会议结束时都会有的最高领导人之一与媒体直接交流的总理记者会今年却被取消了。除此之外，同一天，橡皮图章作用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还通过了一个法律修正案，明确澄清了政府的运作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服从。

对四十一年来和经济开放之初以来指引政府工作的法律所做出的修正案规定，国务院“是国家的最高执行机构”和“最高权力机构”，其作用是“坚决执行中共中央的决定”，它必须“坚决维护”中共的权威。修正案还提到了指导其工作的意识形态原则，特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习近平新时代思想”。另外，尽管修正案也提到了透明度的重要性，但没有具体说明如何来加强透明度。

哈罗德·蒂博表示，刚刚通过的法律不会在一夜之间就改变中国各机构的运作，但是，在习近平掌权十一年后，它强化了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党的地位被加强，做决定的是党，国家只是来执行。2023年3月，当时刚刚被任命为总理的李强在他的第一次、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说，国务院的作用是“落实”中央委员会做出的“重要决策”。欧盟安全研究院亚洲事务负责人爱丽丝·埃克曼(Alice Ekman)表示：“随着该修正案的通过，党高于国家进一步得到了加强，党负责做决定，国家机构只负责执行”。这样，李强的地位将远不如他的前任那么突出。华盛顿詹姆斯敦基金会（Jamestown）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说，“很显然，每个人都知道最高权力属于共产党，但是，习近平需要一次又一次地、白纸黑字地澄清这一点。”

“国家变成了次要的参与者”

巴黎政治学院国际研究中心教授热罗姆·多永(Jér?me Doyon)解释说，“共产党成了主要的参与者，国家成了次要的参与者，各部委成了会议桌上的初级伙伴，特别是当习近平本人位居中心时，更是这样。”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政府机构和大企业都已经有党支部的存在，现在，则是鼓励中小企业建立党支部。规定是，如果企业员工中有三名以上的党员，这些党员就可以要求建立党支部。比起政府机构来，这些党支部更是“习近平思想”的直接中继站。因此，2月底，全国的9千800万名党员和超过500万个党支部接到指示：每年要至少一次“平静地坐在一起，阅读（习近平理论的）原文，学习原文”，以便研究如何落实到他们的具体工作中。

哈罗德·蒂博写道，在经济显现疲软之际，权力的集中和意识形态非常“红色”的聚焦，有助于让安全问题成为优先重点，但这对开放是不利的。因此，2月28日，李强会见美国商会时保证说，中国“对外部世界打开的大门将更大”。但就在前一天，当局修改了国家机密法，增加了“工作机密”，“如果泄露工作机密，是有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的”。

香港新国安法

安全问题成为优先重点的另一个例证是，香港当局于3月8日星期五提出了一项新的安全法，并打算尽快实施。香港领导人在参加全国人大后从北京赶回来推动了这一法案。

不过，在这种持续收紧的氛围中，还是有一些声音敢于质疑可能会产生的反作用，比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贾庆国就质疑说，对学者在有关跨境旅行、参加国际会议、与外国外交官会面以及接受外国媒体采访上所作出的限制，是否会影响“向海外正确呈现中国愿景”的能力。

网民嚎叫：

luting 发表评论于 2024-03-12 07:14:55

中国政府啥时候不听党的话？现在差别是中国越来越听最高领导人的话，中国也接近了专制统治的历史高峰，可以对比明朝前期和清朝了，把相对独立的宰相废除用奴才代替。

一带一路 发表评论于 2024-03-12 06:01:00

中国润出国门越来越多，宁愿绕大半个地球历尽千辛万苦，千难万险穿越亚马逊雨林带着老婆孩子也要逃离中国，是他们反华吗？你们不反华为何不留在中国到美国來？照你们逻辑也是反华！也是

一带一路 发表评论于 2024-03-12 05:56:00

说说看美国政府听哪个党的话？

东北爷们 发表评论于 2024-03-12 05:37:18

还有一句：也是反华杂毛们害怕的。

东北爷们 发表评论于 2024-03-12 05:35:32

这是对抗西方挑衅的有效手段，也是西方做不到和害怕的。如果再来一次学潮，中国经济就会再遭重创。

Capitaltwo 发表评论于 2024-03-12 00:51:00

美国政府不听党的话行吗？

蠢才闭嘴 发表评论于 2024-03-11 22:03:32

哈哈哈。习主席说，要南部小组带制暴小组，在一楼与女少主护卫小组会合，一同前往病房，摘下病人木手套，令制暴小组为病人不当的行为，做2分钟的较重训诫，训诫必须到位。之后戴上木手套，确认无误后，恢复音乐，锁上门分头离开。

jifeng2023 发表评论于 2024-03-11 21:42:23

中共在开历史倒车。这一切会随着习近平的独裁结束而结束。习的权力欲超强加上其能力有限，他用的人都是他本人过去的部下，或其熟悉的人。结果周围都是yesman。他的结果很可能不会善终。

beixuanlv 发表评论于 2024-03-11 20:58:19

独裁国家党政从来不分开，政府不可能不听党的话

据说据说 发表评论于 2024-03-11 20:49:42

中国政府就是党的下属。

我要真普選 发表评论于 2024-03-11 20:34:00

所謂的改革開放重點就是：黨國分家、國企分家、下放權力、解放思想、設下任期。現在全部都推翻了。

天台坐客 发表评论于 2024-03-11 20:30:00

全国给一只猪下跪

飞雪连天大浪淘沙 发表评论于 2024-03-11 20:27:05

越来越听党的话

入脑入魂入膀胱

做梦跟着主席走

五毛越舔矢越香

谢选骏指出：外媒评论“中国政府越来越听党的话”，我看这些白狗，完全不懂红狗的党国历史——中囶“政府”从来都是共产党专政的道具和门面！

【12、病夫治国创造历史】

网文《美国历史上病夫治国误过哪些事》报道：

在法国记者皮埃尔·阿考斯和瑞士医学博士皮埃尔·朗契尼克1976年所著的《病夫治国》一书中，20世纪那些鼎鼎大名的政治人物，多经受着病痛折磨，他们一边患病，一边做着决策，有时甚至在神智不清状态下，仍孜孜于国务，让人捏了一把汗。

美国和苏联、英国、中国四国首脑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后，罗斯福总统就开始着手战后设想，迫切希望在政治方面补充德黑兰会议在军事方面的收获。于是与苏联领导人进行第二次会晤显得非常迫切。

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深明罗斯福的意图，罗斯福的每一个提议，都被搪塞、拒绝，直至1944年11月，才提出在敖德萨召开，罗斯福犹豫不决，苏联方面又提出雅尔塔方案，但其实，这里不过比敖德萨少走区区若干公里的路程而已。

罗斯福为何犹犹豫豫？因为身体不行了。

罗斯福曾患过脊髓灰质炎，终身残疾，之后瘫痪，坐在轮椅上走完其政治生涯。

在1942年之前，罗斯福的身体还没有什么其他毛病。但从1943年起，开始频繁感冒，他患上了一种由动脉硬化引起的动脉高血压和并发症，其症状表现为，轻微眩晕、动作失调，语言障碍，神经麻痹，脾气变坏，写字不清，常有莫名其妙的疲倦，精神恍惚，头昏眼花，感觉错乱，神智模糊。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性格开朗，彬彬有礼而受人赞扬的人，也会变得内向孤僻。

1944年，罗斯福第四次竞选总统，只是在终点线上才险胜共和党的托马斯。杜威，那时他的行动已经艰难，费了很大的劲，才完成就职演说。

赶赴雅尔塔的路途是艰辛的。首先要坐军舰通过寒冷的大西洋，军舰虽性能不错，但设施较差，然后还要坐长途飞机。在路上，他读了一大堆平时喜欢看的侦探小说，也翻看了他收集的邮票珍品，但是却没有打开国务院为他准备的当时世界上领土争执的材料，他感到十分疲倦，不能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上面去。

几经周折，罗斯福于1945年2月3日抵达雅尔塔。由侍从抱下飞机，抱进汽车，看得出他已筋疲力尽，“脸色难看，布满皱纹，反映出一种极度的疲劳，皮肤发灰，好像半透明似的。”他冷得发抖，神情沮丧，仿佛是个影子，显然正处在危险之中。

丘吉尔抱怨道，“他已经没有他的权力所需要的体力了。”还有人称，“人们思索着，总统是否应该在这次重要的会议前引退，丘吉尔和斯大林是否利用了罗斯福的病。”

罗斯福的神智模糊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想成为和平缔造者，以这样的名义被载入史册，比凯撒更伟大，比苏格拉底更明智。他翻来覆去讲这些东西；二是加重了对对手的误判，特别是对斯大林。斯大林的人格让他着迷，他欣赏斯大林，认为对方也一样爱他。为了使斯大林同意他的看法，他已准备好多做让步。但苏联方面在住宿安排上，将斯大林的别墅排在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以限制美英领导人之间的私下会晤，因为他们将被迫从斯大林的窗下经过。罗斯福的“爱”，显然是一厢情愿。

罗斯福曾经对战后怎样瓜分世界有过设想：“远东归，他在我们的帮助下统治中国，太平洋吗？归美国，非洲？归英国……欧洲，归苏联，我希望斯大林进入欧洲时不要显得太粗暴。”——历史学家们认为，他那时在对外政治方面已经没有看法了，只有几条模糊的建立在幻觉之上的行动原则。

在接下来的八天会晤中，罗斯福经常不在状态，思路分散，稀里糊涂，精力无法集中，甚至会晤时打瞌睡。两个月后，罗斯福与世长辞。

如果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会上是清醒的，战后世界格局会怎样？

威尔逊总统则是个慢性抑郁症和神经官能症患者。1896年40岁时，他患上大脑衰退症，1906年右眼失明，1908年感到右手软弱，自那以后，好几位医生的临床记录被销毁了，他“动脉压力很强，呈现高血压动脉病变：动脉硬化，动脉痉挛，渗出性视网膜出血”。1918年，与后来的罗斯福总统一样，患着同样的病症。

1919年4月3日，巴黎和会期间，威尔逊感到肠道剧痛，尿里有血，左腿和左脸不可抑制地抽动，他立即卧床。他的行为不合理智，他指责法国人企图毒死他。他躺在床上，禁止代表团成员使用汽车。举目所见，谍影憧憧。

1919年8月22日，在白宫的总统办公室，一阵新的头痛击倒了威尔逊，三天之后的凌晨，他感到脑子里就像被撕裂了一样，左脸不能动，瘫痪了。一个星期过后，脑子里又是一阵爆炸，头痛又一次发作。

9月28日，悲剧发生，威尔逊失去语言能力，紧接着是突然的心脏代谢代偿失调，伴有呼吸困难。这迫使病人长时间坐在床上，苟延残喘。

而就在这个时候，参议院正在辩论是否参加国际联盟。在对于世界具有关键意义的时刻，美国这艘船却失去了指挥，摇摆不定。最终，美国不参加国联，国联变成了清谈馆，因缺乏执行它的惩罚的物质手段而信誉扫地。这个机构在制止二战的爆发方面，毫无作为。

1920年11月2日的总统选举中，威尔逊因为明显的健康问题，败给了膀大腰圆，胃口极好的共和党议员哈定。威尔逊甚至不知道他的国家没有参加他那么热心筹备的国联。

不幸的是，接任的哈定也有病，而且也是动脉硬化。两年后，他58岁，死于圣弗兰西斯科。

希特勒究竟是什么样的人？1943年，在美国政府要求下，希特勒的精神病面貌被刻画出来：

他有恐癌症，因为他母亲死于乳腺癌，他对这种病比什么都怕。他的胃部有问题，这是为什么自1935年以后，他不敢大吃大喝的原因。接着他又觉得嗓子受到威胁，于是动了手术，割下一块息肉。

他还是癔症患者，1918年曾经短时间失明，他总是怀疑自己，否定所有前人的榜样，总之他无法从事任何需要智力的工作，他的怀疑和恐惧集中到犹太人和第三帝国的邻国身上。他对传统医学的畏惧使他被江湖术士包围，他禁止他的部队进行预防破伤风的接种，结果导致大量死亡。

但直至1939年，英国首相张伯伦，法军统帅甘默林和法国总理达拉第根本不知道希特勒的这些疾病。

不过总的说来，1940年以前，希特勒的身体一直是好的，他有些小小的生理缺陷，比如他只有一个睾丸，这多少有些让一个少年人自卑，从而影响到他对女人的兴趣，他与爱娃·布劳恩的恋情，近于柏拉图式精神恋爱。

但希特勒时不时受到高血压的困扰，有时达到200/140毫米汞柱。1941年，希特勒得了轻微的心脏机能不全，浮肿出现在脚腕处。1942年被发现高血压病，同时出现帕金森病症状。在没有公众的场合，他要靠着一根手杖走路。

很难说战局失利与疾病有关，但他的身体迅速地垮了。1943年，他已经表现出智力僵化，优柔寡断，咄咄逼人，经常发火。1944年，他右眼出血，9月患上黄疸型肝炎，身体健康受到削弱，心电图表明，已经有心肌梗死的危险。

1945年2月，希特勒抖得更加厉害，不能再使精神集中了，记忆力消失了，所有的问题都必须重复两遍，56岁的他，迈小步走路，拖着双腿，经常要坐着，嘴里分泌大量唾液，直流到嘴角上来。他不自杀，被杀，也死期不远。

而英国首相张伯伦1940年去职时，人们把他送进医院，7月的一次手术发现他患有晚期结肠癌，9月去世前夕，他才确信英国将受到德国的攻击。这可以反推过来，在之前长达两三年时间里，病症其实已经入侵到脑部，影响了他的判断。

法军统帅甘默林也患有全身血管硬化的病症，他智力衰退，判断错误，记忆错乱，把一战与正在进行的二战混为一谈。此外，1930年，他还传染上神经性梅毒，使用的药物包括汞、砷、鉍，这使他的神经纤维受到影响，引起潜伏性梅毒脑膜炎，即大脑和脑膜发炎。而神经性损伤，临床表现为行动反常，紧张度丧失，不负责任。而大战之初，甘默林恰恰无所作为，令人大感意外。

英国的温斯顿。丘吉尔首相则是一名躁郁症患者，这种病症的特点是，一方面冲动、雄辩，擅长文字游戏；另一方面，抑郁、沮丧。前一个病症特点，使他的文章、演说，出色地、令人难忘地鼓舞了英国人民的斗志，成就了他的英雄业绩，拯救了英国。后一种病症特点，使他在1945年5月同盟国彻底打垮德国之后，周围一片欢腾，但是他却流露出困惑的心情，突然产生了无所事事的感觉。英国人民抛弃了他，用选票让他下台，从此，一阵阵的“沮丧”向他袭来，伴随着他度过余生。

法国的夏尔·戴高乐将军是个被糖尿病折磨的领导人。1958年他当上法国总统前，就摘除了两眼的水晶体，这严重影响了他的视力。戴高乐一直希望人们记住他1941年的光辉形象，而最害怕让人看到他的衰弱。他光鲜的公众形象与糟糕的身体状况，形成鲜明对比。1968年，戴高乐再次当选总统，但深深的疲倦，使他在次年辞职。1970年，他因病去世。

《病夫治国》这本书，所述的还只是20世纪截至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的1976年，几乎所有国家都遇上了在任领导人带病工作的问题。

有的领导人战胜病魔，为人类做出了很大贡献；有的在其位，因为病痛而碌碌无为；也有像希特勒这样的精神病患者，不惜将人类带入深渊……

这其实是无法避免的事情。一则，各国遴选领导人，无一不重视其人生阅历，这就要求要有足够的年龄，但年龄的增长，往往伴随疾病的增加；此外，从该书提供的案例看，不低比例的领导人都患有心脑血管疾病，这显然与20世纪上半叶全球局势动荡不安，超强的工作压力有密切关系。带病工作几乎是常态，只不过，在病魔之下，有的人战胜了病痛所带来的苦恼，而有的人在病魔压迫之下，作恶更甚，疾病充当了罪恶放大器的作用。

截至1976年的这些病夫治国，尤其是经过二战的考验，人类对人性善恶的理解无疑是深化了的，一系列防止极少数人作恶从而危害一国乃至全世界的制度纷纷建立起来，比如选举制度、民主决策机制、人权保障和联合国等等，已经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有效运转并深入人心。人类逐渐摆脱了由极少数人决定绝大多数人命运的那种罪恶。因此，今天反过来说，尽管希拉里有病，但只要上述这些制度在有效运转，哪怕她最后真的当选总统，哪怕是一个有病的总统，也不再是大问题。

谢选骏指出：人说“美国历史上病夫治国误过哪些事“——我看事情总有两面，病父治国也能创造历史。为何如此？因为病夫自知来日无多，所以才能“急中生智”、“病急乱投医”，把人类送上巅峰又扔进了谷底！因此他们被人称为“伟大”，而且可以被马屁精说成是“四个伟大”。

【13、陈寅恪的学术价值十分可疑——他误判历史投共，女儿们不堪回首】

《陈寅恪的女儿们，都不学文史》（谈资原创 2019-10-08 ）报道：

01、

一位步履蹒跚的老妇走在成都的街头，她是学者陈寅恪的长女，陈流求。陈寅恪去世时，她四十一岁。今年她九十一岁。

陈寅恪有三个女儿。陈流求出生那年，台湾已被日本依据《马关条约》侵占三十多年。以台湾的古称“流求”给女儿取名，是陈寅恪以不忘国耻为念。

陈流求两岁时，妹妹出生了。这一年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东三省。陈寅恪给次女取名“小彭”，以澎湖列岛为名。

陈寅恪的夫人唐筼，一心想为陈家生一个男孩。然而天不从人愿，年近四十的唐筼第三胎仍然是女儿。三女出生这一年，日本发动七七事变全面侵华，但三女的名字“美延”却来自祖父陈三立，典出《荀子》“得众动天，美意延年”。

三姐妹都没有继承家学渊源攻读文史。陈流求学医，现居成都；陈小彭学园艺，现居香港；陈美延的专业是化学，现居上海。陈美延曾经和父亲探讨过要不要学文史的问题，陈寅恪答道学什么都可以——但要学历史，要超过他才好——于是陈美延最终选择了化学。

如今三姐妹都已年届耄耋，出行均需专人陪护。只要陈小彭的子女无法请假随行，陈小彭便很难与姐妹再聚。2010年，三姐妹出版了追忆父母的回忆录《也同欢乐也同愁——忆父亲陈寅恪母亲唐筼》，叙述了1949年以前与父母的点滴往事。

有书评赞赏到，这书将家事国事写到惊心处，却哀而不怨。

02、

陈寅恪能成一代知名学者，与其家世可谓密不可分。

陈寅恪的祖父陈宝箴，既是曾国藩的幕僚，也是清末著名的维新人士。在湖南巡抚任上时，他是地方督抚中倾向维新变法的风云人物。当时湖南风气大开，是全国最有生气、推行新政最有成绩的省份。但戊戌变法失败之后，他因曾保举戊戌六君子中的杨锐、刘光第而受牵连，被革职回乡、永不叙用。

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号散原，一度与谭嗣同并称“维新四公子”。谭嗣同为维新喋血北京菜市口，陈三立与父回乡，自此一心致力于诗词，成为清末民初同光体诗派的代表人物。在钱钟书的《围城》里，书中人物董斜川对其成就褒奖有加：

“当然是陈散原第一。这五六百年来，算他最高。我常说唐以后的大诗人可以把地理名词来包括，叫‘陵谷山原’。三陵：杜少陵、王广陵——知道这个人吗？——梅宛陵；二谷：李昌谷、黄山谷；四山：李义山、王半山、陈后山、元遗山；可是只有一原：陈散原。”

陈寅恪的母亲俞明诗是浙江绍兴人，其父俞文葆曾任湖南知府。俞文葆的孙子俞大维，是陈寅恪的表弟。俞大维在哈佛拿到哲学博士之后又到德国深造，回国后出任国民政府兵工署署长，被誉为中国的“兵工之父”。

而陈寅恪的妻子唐筼，祖父是台湾日占前最后一任巡抚唐景崧。她在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就读女子体育教育时，一名从美国就读归来的海归女子在这里担任英语教师，她是宋美龄。唐筼毕业后前往北京，在北京女子高等学校教授体育，学生中既有刘和珍，也有许广平。

陈家姐妹回忆，在成都华西坝时，为了让流求、小彭有良好的姿势，唐筼用布头布尾自制跳舞鞋，让女儿每周课余时跟她一位旧日学生学习舞蹈。在三姐妹的记忆中，从未听见过唐筼大声喧哗，更没有使用过不文明的辞藻说话。

03、

唐筼把自己一生的精力都用于照顾陈寅恪、抚养女儿。夫妻感情甚笃，但也难免有产生矛盾的时候。

1948年12月，战火逼近北平。在清华大学任教的陈寅恪，准备与胡适一起离京南下。此时流求表示不愿离开北平，她说同学们都纷纷留校准备迎接解放，况且这一走，不知还有没有可能再回清华读书。唐筼对她说，现在是烽烟四起的紧急时刻，父亲已双目失明，美延年龄小又瘦弱，如果你不和我们一起走，实在是连搀扶父亲的人都没有。最终，流求还是与家人一同登机。

到南京之后，陈寅恪很快又应岭南大学陈序经的邀请去了广州。当广州解放时，陈寅恪和唐筼产生了分歧。唐筼一心赴港，而陈寅恪则认为局面尚未至“万不得已”，所以不愿“轻动”。唐筼便独自一人赴港，借住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主任马鉴家中，希望以实际行动打动陈寅恪。

但最终陈寅恪还是说服了唐筼，她返回广州，与陈寅恪一起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二十年。

陈流求最后一段与父亲相聚的时光，是1967年的暑假期间。当时她已随夫迁往成都居住六年，因唐筼病重，返回广州看望父母。陈寅恪此时最关心的是在川旧友们的遭遇，屡屡问她川大等高校的情况。

他没有想到的是，他最后可能还走在了旧友们的前面。

04、

流求的夫婿似乎是普通人，籍籍无名。美延的丈夫名叫许台庄，两人育有一子一女，男名苍山女名郁葱。苍山郁葱后来都考上了北大，苍山现居美国。近二十年来，陈美延几乎把所有精力都用于寻找、收集和整理父亲的手稿。陈寅恪的作品能留存于世，美延功莫大焉。

小彭的夫婿虞隅稍有不同。虞隅十三岁就拜在弘一大师门下学习佛理，1949年移居美国，娶了耶鲁毕业的女生。后来妻子因车祸遇难，虞隅伤心之余远走英伦，1960年应刘少奇之邀回到北大任教。第二年，他和小彭结婚。陈寅恪去世后不久，虞隅被判间谍罪入狱，直到1979年才全面平反。后来，全家移居香港。

陈寅恪的女儿们，无一人从事文史或文字工作，这其实也不奇怪。陈家向来尊重子女的兴趣和爱好，如陈寅恪的长兄陈衡恪就以书画著名。三姐妹回忆，父亲对自己要学什么从不干预，“只是让我们独立思考、独立做决定、做我们想要做的任何工作。”

另一方面，如果成长环境不那样动荡，也许三姐妹会有其他的选择，世家文脉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延续下去。至于如今，社会越来越多元，在专业职业的选择上，更加不必过多考虑长辈从事的领域。即便长辈是该领域的卓绝人物，在提携后进方面更有先天优势。

陈寅恪生前曾说，他的思想、他的主张完全见于他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1986年，陈流求与陈美延在清华大学里，找到了这块劫后余生的纪念碑。

这块碑立于1929年。四十年之后，陈寅恪逝世。陈寅恪写的是王国维，然而看上去，也像他自己。

一代学者推崇的精神和思想，已经通过碑文流传了下来。他虽然只有三个学理科医科的女儿，却终于不乏薪火相传的继承者。

主要参考：南方人物周刊《陈寅恪家族：追寻百年的独立与自由》

谢选骏指出：陈寅恪一心投共，可谓死皮赖脸矣——他所做的历史研究，可能也是出自类似的误判？陈寅恪的女儿们都不学文史，是因为厌恶和恐惧他的学术——她们的回忆录只到1949年为止，是不敢回忆1949年之后的锥心之痛吧。陈寅恪一心投共，女儿们不堪回首——《南方人物周刊》却夸她们陈寅恪家族“追寻百年的独立与自由”，太太们太可笑了。在我看来，陈寅恪的学术价值十分可疑——因为他的投共是出于误判了现实和历史，而他如此缺乏常识和判断力，其研究结论可能有多少准确呢？

【14、从乳房的历史到脸的历史】

《风景的凝视与身体的脸化：德勒兹论乔托》（2019-11-15 《文艺研究》2019年第10期张晨）报道：

德勒兹论过乔托吗？实际上，与这位法国哲学家对于英国画家弗兰西斯·培根的专著论述不同，乔托的名字只出现在其理论文本的片段。然而在《千高原》的“第七原”中，围绕一幅乔托的《圣方济各领受圣痕》，德勒兹却连接了他一系列有关“身体”、“凝视”、“脸性”及“脸性抽象机器”的重要概念，一方面，借由从乔托到培根的绘画史梳理，德勒兹重新思考并描摹出一条在艺术领域不断解辖域的逃逸线；另一方面，这一有关绘画的理论，同样关涉德勒兹围绕符号系统及权力体制的分析，“脸性”的概念也被置于了对西方基督教与白人殖民史的政治批判之中。

1. 作为符号体制的“脸的历史”

德国美术史家汉斯·贝尔廷（Hans Belting）出版于2013年的著作《脸的历史》（2017年中译本），探讨了一段有关脸的社会文化史，正如他开篇所引用的：“世上最值得玩味的表面乃是人的脸。”在书中，贝尔廷从宗教仪式及舞台面具、肖像画艺术、电影与媒体传播等多个角度，展现了权力、文化、道德如何对脸进行调节与塑造，即将人的自然之躯，转化为属于社会的脸之面具。

在《脸的历史》“面貌多变的脸和面具”及“肖像与面具：作为再现的脸”两章中，均出现了法国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名字，贝尔廷分别引用了德勒兹与加塔利（Felix Guattari）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卷2）：千高原》中对于“脸性”（faciality）概念的探讨，以及他在《弗兰西斯·培根：感觉的逻辑》中对于培根（Francis Bacon）绘画作品的论述，从历史与艺术两个向度，从对于脸的结构与解构两个方面，构成了其写作基础与理论来源。

实际上在《千高原》中，德勒兹（与加塔利）在第七原“元年：颜貌”中便专门探讨了“脸的历史”，并结合其对于符号体制、殖民历史及艺术作品的分析，尤其援引意大利文艺复兴先驱——乔托的绘画，将围绕“脸”的讨论安置在了他的艺术·哲学·政治理论谱系之中。

在仔细端详“脸”的面貌之前，德勒兹（与加塔利）首先在《千高原》的第五原“公元前587年-公元70年：论几种符号的机制”中，区分了几种有关语言与符号的结构体制，分别为“前-表意的符号学”（pre-signifying）、“表意的符号学”（signifying）、“后-表意的符号学”（post-signifying）及“反-表意的符号学”（counter-signifying）。其中，除了“前-表意的符号学”与“反-表意的符号学”之外——二者分别对应了原始部落与游牧民族，分别指向尚未形成语言结构的稚拙表达，与跳脱于边界体制之外的纵横驰骋——德勒兹主要论述并加以批判反思的，是“表意的符号学”与“后-表意的符号学”的两种体制。

首先，“表意的符号学”也称“表意专制体制”，因其是一种统摄语言系统的专制权力，德勒兹将它比作君主的集权。在德勒兹看来，君主的统治，正如表意的符号学对于言说的规定，是一种中心式的、自上而下的权力秩序，一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区分于“规训权力”的传统权力运作模式。而如果说“前-表意”与“反-表意”的符号学分别对应了原始部落与游牧民族，那么表意符号学的化身，自然是君主本人，是这一代表国家的权威身体与他所发出的不容置疑的命令，是手捧水晶地球的欧洲国王，与神庙壁画上恪守正面律的埃及法老。

在此，君主成为了国家的有形身体，或者说，国王拥有两个身体，在国王自然的、可朽的肉身之外，另一由权力所编码、捆绑的身体，被塑造成为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的化身，即一张威严肃穆的国王正脸，一种藏身于宫殿与金字塔的符号体系内部供人想象的神秘权威。这，被德勒兹称作是“一种表意的、妄想狂的、专制的体制”；而与此同时，还有一种“后-表意”的体制，如果说“表意体制”来自君主的权威，“后-表意”则指向一种先知式的独裁，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寄托在中心式的想象，后者依赖于内在性的激情：“超越的中心化的专制权力让位于一种内在的无处不在的权力形式。”德勒兹同样用一种化身作比，“表意体制”代表“妄想狂的埃及法老”，而“后-表意”体制则是“激情性的希伯来人”的出场。

正如在《圣经》的《出埃及记》中，摩西带领不堪重负的犹太同胞脱离埃及法老的奴役统治，德勒兹认为：“在犹太民族那里，一组符号从（它构成为其一部分的）埃及的帝国网络之中挣脱出来，并开始沿着一条逃逸线向沙漠之中运动，以最为独裁的主体性来对抗专制的意义，以最为激情性和最少解释性的谵妄来对抗解释性的妄想狂，简言之，就是以线性的‘进程（争讼）或要求’来对抗辐射性的圆形的网络。”也就是说，“后-表意”符号学实际脱胎于“表意的专制体系”，是一次对于中心式权力的逃逸，对于国家疆界的解辖域。在这里，国王的号令遭到质疑与隔绝，国王的正脸也因此被埋没，取而代之的——德勒兹再次引用圣经的话语——是一张侧脸，是一种先知与上帝之间“面孔”的对应关系：“当他（摩西）在西奈山上遭遇主时，他别过脸去不看上帝隐藏起来的脸。”“颜貌经受了一种深刻的转化。神转过脸去，任何人都不可以看到它的面孔；然而，反之，被一种对于神的敬畏所震慑，主体也转过他自己的面孔。被偏转的面孔只以侧面呈现，它取代了辐射性的面孔的正面形象……当上帝转过脸去之时，该隐自己也转过脸，他已经遵循着（为那种使他逃避死亡的符号所庇护的）解域之线。”就此可以理解，在“后-表意体制”里，统摄并维系国家运转的，不再是国王直接下达的命令，而依托于一套更加复杂的再现体系，“表意专制体制”中那种清晰明确的上传下达，变为了上帝与信徒之间的缔结合约，上帝的权威话语再现为“十诫”，由作为先知的摩西领受，并用一种中介性的、更为周转的方式，再度集结起他的子民。

这里我们看到，在论述绘画之前，在乔托的作品尚未出现在《千高原》的文本，德勒兹首先区分了这样两种符号系统，二者也都有具象的化身，有其在艺术作品中的模样：上文提及，“表意的符号学”始终围绕国王的正脸，这自然牵涉到一段西方艺术的肖像画传统，来自基督圣像从悠久的“罗马圣像”与“圣维罗妮卡面纱”，向尘世君王造像规矩的降临。在欧洲宫廷的帝王肖像中，无论中世纪还是时至今日，我们所看到的，总是君主的正脸，是如拜占庭黄金圣像般庄严的面孔，以及直视观众、统摄天下的权威目光；而就“后-表意符号学”而言，如果仍以摩西的形象为例，米开朗琪罗为教皇尤里乌斯二世所塑造的《摩西像》（图1），展现的恰是这位先知的侧脸：当从西奈山上回归，当目睹希伯来人背信弃义的金牛崇拜，盛怒的先知侧过脸来，他一手紧按十诫石板，似乎下一个动作便是将其高高举起、愤然摔碎；另一只手则将手指深嵌胡须——米开朗琪罗用摩西青筋暴起的手臂，让我们看到这位先知隐忍的挣扎与内心的张力。在这一刻，在犹太人面前，在摩西的怒目圆睁之下，天命转换成了威慑，国王也化身为先知，这时，充满宗教激情的摩西作为真理下凡的中介，面上的金光与头顶因误译而长出的双角，昭示了其半人半神、人神结合的身份，而作为信徒仰望上帝面孔的依据，他也实际同时履行了符号系统之中的言说与声明、发出并传达命令的职责，同时具备了“我思”与“我在”——即这一刻，“主体”（subject）在话语体系中诞生了。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主体，是激情而理性的（“还有什么比纯粹理性更富有激情？还有哪一种激情比我思更为冷酷、极端和追求私利？”）摩西正是以此来维系现世与上帝合法的誓约，让信徒与诸众噤声，使群体团结在一处。

因此，德勒兹也将这一符号学系统称作“后表意激情体制”，而在两种符号类型的区分之外，德勒兹强调的是，事实上，从表意到后-表意的符号体制并非历史性，或至少说，并非线性发展与更替出现的，而是互相结合，并在一定时刻互相转换，如同犹太人出埃及后，也会建立国家、拥有帝王、重建圣殿、建造巴别塔以再度发现上帝的真容，也会自然而然地渴望定居，停止漂泊与离散。德勒兹指出，这样的互相转换，实际基于二者的本质关联，即它们都是结构性的、都是能指的霸权、都潜藏着为游牧的驰骋与“块茎”（Rhizome）的生长划上边框的意图。

如果再次用具象化身作比，“专制的符号体制”循君主的中心螺旋展开，构成一个共时性的疆域平面，化作一面平坦的白墙，而“后表意激情体制”，则在疆域中连接逃逸的线路，在白墙上刻下一两处黑洞，二者的结合，便是德勒兹所说的“白墙-黑洞”体系，是表意专制与后表意激情的合谋，是他对于一切符号类型结构性特征的概括总结。

进一步的，德勒兹发现，白墙与黑洞的结合，恰恰汇聚成一张脸：“颇令人惊奇的是，它是一张面孔：白墙-黑洞的系统。”这显然不仅是简单的相似性类比，如上所述，两种符号系统分别依靠想象与激情，分别显现了国王的正面与先知的侧脸，另外，根据符号系统的能指与语言，也正是发自面孔：“能指的此种纯粹的形式上的冗余不能脱离它自身的表达的实体而被思索，应该为此种实体找到一个名字：颜貌（脸性）”；“面孔就是表意体制所特有的图像，就是系统内在的再结域……能指始终是被颜貌化（脸化）的。”在此，德勒兹正式提出“脸性”及“脸化”（be facialized）的概念，他发现，无论何种传统的符号体制，均可以“脸”为形象的代言，也都试图生产符合标准的面孔，试图将奴隶与臣民吸纳入黑洞与白墙，将他们差异性的身体塑造为千人一面的脸型，而倘若失去面孔，他们便再度沦为身体，沦为“神圣人”（Homo Sacer），遭到如动物般的对待或惩罚。这一整套塑造“脸”的过程，这一调节性与生产性的机器运转，被德勒兹称作“脸性抽象机器”（an abstract machine of faciality）。

2. 《圣方济各领受圣痕》

在德勒兹的描述中，一架轰鸣的脸性抽象机器不断运转，不断在王国引发逃逸，又为逃逸重新划定边疆，不断在符号系统与权力体制内塑造国民、皈依教义、制造面孔。在表意与后-表意体制中，国王的正脸依据圣像规格而造，而先知的激情也同样处在天国的阴影之下，因此，德勒兹继续说，这两种体系的脸性结合，这白墙与黑洞所交叠形成的孔洞表面，正是基督的面孔：“这张脸就是基督。这张脸是典型的欧洲人……超级巨星耶稣基督：他发明了将整个身体脸化的做法，并四处传播。”《千高原》的第七原称为“元年：颜貌”，实际便是基督的诞生之年，是脸性机器的启动时刻，而正如出埃及之后再度定居的犹太人，正如表意与后-表意体制的更迭与重复，基督的脸曾经感化信徒，也常被权力所固化，在宗教、政治与艺术之间，进入到另一段解域与辖域的运动过程。

这样，我们便来到乔托的作品。在“元年”一节，德勒兹写道：“不妨在众多的例子之中选取一个：在白色风景和天空的黑洞的衬托之下，被钉十字架的基督成为风筝-机器，通过射线将伤痕传给圣弗朗索瓦（圣方济各）；根据基督的身体的意象，圣痕实现着圣徒身体的颜貌化；然而，那些将圣痕传给圣徒的射线同样也是圣徒借以驱动神圣风筝的线。正是在十字架的符号之下，人们学会了在各个方向上对面孔和颜貌化的过程加以操控。”

在《千高原》的英译本中，译者马苏米（Brian Massumi）将德勒兹所举的此幅作品，注为乔托留在意大利阿西西圣方济各教堂的著名系列壁画——“圣方济各的生平”中的一幅，但实际上，文中德勒兹并未提到原壁画中正在阅读的僧侣莱昂（方济各弟弟）等其他形象，而结合德勒兹“很少旅行”的经历，另一位德勒兹研究专家雷诺·博格（Ronald Bogue）认为，这幅作品应为法国巴黎卢浮宫收藏的一幅乔托创作于同一时期的祭坛画《圣方济各领受圣痕》（作于约1295-1300年，1813年收入卢浮宫），在这幅独立作品中，方济各与化作六翼天使的基督等主体形象，与阿西西的壁画构图基本一致（下方三幅画面，分别为教皇英诺森三世的幻觉、授权，及圣方济各向小鸟传道），天空之中基督的面部细节因材质的不同，也相较流传至今的壁画作品更为清晰可辨，而更重要的是，它曾为帕里斯（Jean Paris）的《空间与凝视》一书所引用，而前者正是德勒兹论述乔托作品时的主要观点来源。

由此，通过乔托的这件作品，德勒兹充分展现了他的理论，即依据宗教的要求，遵循权力的指使，圣徒的身体以基督的形象为本原，被加以结构化的编码，高悬在空中的基督，被德勒兹比作“风筝-机器”（kite-machine），实际即是“脸性抽象机器”的化身，其所放射的光线，将人子的圣痕赐予凡胎，既宣告了方济各肉身的失去与圣体的获得，也以容贯而出的五条射线连接起二者，使之在一种互文的再现关系中共享同一个结构，编织同一种秩序；而更有意思的是，如果将德勒兹所选择的这件单幅作品，置于乔托圣方济各教堂壁画的原始系列，实际上，很多学者均已围绕乔托的作品，与圣方济各教堂的建筑空间及其他壁画做了神学意义上的对应研究：即处于教堂墙壁下部的乔托壁画，每一幅图像均对应墙壁上部的基督生平，而耶稣基督的故事，又无时无刻不隐现在旧约先知的话语，因而整个建筑空间的壁画图像，便构成了这样一种旧约与新约、基督与“第二个基督”圣方济各之间的互文关系，在互相印证与互相指涉之间，整个教堂如此构筑起一个不容置疑的神学框架结构，一个密不透风的、以图像作为能指的符号系统。

这里我们看到，此时的宗教权力如何编织起一个网络，如何把圣徒的身体结构化，将其塑造成一张基督的脸，而这张脸正是抽象机器的产物，也是白墙与黑洞的融合。而回溯开去，在此前的两种符号学系统中，我们同样看到了两张基督的脸：有一个正面的基督，他是专制的，是“道成肉身”的人子，是神圣而高高在上、笼罩在荣光之中的拜占庭圣像，也是国王借此获取君权神授的合法依据；还有一个基督，他是侧面的，是饱含激情的，他也曾作为先知现身人间，侧过脸去征召打渔的门徒，向信者投以主体性的目光，这样的基督，正是中世纪以降、经文艺复兴至今，乔托与众多画家为我们描绘的形象。这两个基督，这两种脸的形态，共同组建了表意与后-表意符号学的内在秩序，共同汇聚成浮现在白墙-黑洞之上的面孔，共同注视着权力体制的继续运转。

进而德勒兹断言，在今天，这张脸已无处不在——脸的抽象机器不断运转，将权力投射在身体，将身体整合为面孔——它不断构成着基准的面孔（基督的那张欧洲白人面孔），操控所有的差异，让他者整齐划一，让主体凌驾于每一具身体，因为“某些权力的配置需要面孔的生产”，因为宗教的信仰与社会的治理，均需要整一的结构与秩序的网络。而在德勒兹那里，脸的生产不仅作用于身体，还蔓延至身体的周遭，渗透入风景的环境，“遍布的脸化网络扩散开来，建构身体周遭的风景。”“……某些社会构型需要面孔，同样，它们也需要风景……它们恰恰具有一个共同点，即，消灭所有的多义性，将语言提升为专一的表达形式，通过表意的一一对应以及主观的二元化而展开操作。”正如在乔托的画作中，当基督目光击中圣徒身体的瞬间，方济各所处的外部空间，也一并被结构化、被脸化了，自然的环境成为了神圣的风景：“现在，面孔拥有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相关物，即风景，它不单单是一个环境，而且还是一个被解域的世界。”在乔托的绘画中，一种理性的权力秩序借助基督的面孔，借助面孔所投射的目光，以凝视的形式向四面八方扩展，在各个层面上穿破自然的原貌，进行意义的延伸。

在《千高原》中，在论述乔托的作品时，德勒兹多次引用帕里斯的著作《空间与凝视》。在德勒兹看来，帕里斯的著作展示了脸性机器在绘画中的运作，而这一运作主要与目光的凝视相关。在《空间与凝视》中，帕里斯列举了西方绘画、尤其是人物肖像正面与侧面的多种目光交错，恰好对应了德勒兹对于表意与后-表意两种面孔的描摹；而就乔托而言，帕里斯也同样举到另一幅艺术家在圣方济各教堂的壁画《圣方济各将斗篷赠予贫穷的骑士》：在画面中，再次契合德勒兹论述的是，我们看到两个人物的侧脸，尚未封圣的方济各正将他的斗篷赠予面前一位尊贵却贫穷的骑士，自方济各双眼投射的凝视目光，击中了骑士的侧脸，使其身体呈现出了鞠躬的弓形弯曲，一如画面角落方济各那匹温顺驯服的马。而在壁画的背景，乔托也以尚显稚拙但已属伟大的创新，营造出透视的空间关系，我们看到，方济各身后是岩石之上的城镇，而骑士一侧，则树立着高耸的教堂，这显然呼应了前景的人物身份，即：一如骑士蒙受方济各神圣的目光，人间的城市也沐浴在教堂的祝福之下。“在地上结合圣者与凡人的无言对话，在天上则结合了教堂与城市。”也就是说，正如方济各携带权力的目光使骑士的身体顺从弯曲，正如基督发自天国的光线在方济各身上烙下圣痕，在画面的背景，也存在一种目光，也浮现出一张面孔，弥漫在整个画面空间的权力结构，将风景也一并脸化（也将脸风景化）了。换句话说，这幅画作的前景是人物的四目相对，而在画面深处，则是“风景在看”。而乔托精妙的设计还在于，他将教堂与城市的位置，交错对应了前景人物的关系，而从画幅两侧向中心倾斜的山峦轮廓线，也将观看的焦点汇聚在了中心人物——方济各头顶的光环，汇聚在他那张投射出宽仁与坚毅目光的脸。也就是说，如帕里斯所见，乔托在此着意加入了观众的目光，加入了交错的目光在神圣与世俗面孔之间的折返，以此更加点明了作品的主题，点亮了画面中彼此交汇的凝视：“这些相互错过的目光需要第三者的凝视使其完整。”

有关风景的脸化讨论，还可引用W.J.T.米歇尔的观点，在《风景与权力》的开篇，米歇尔指出这一系列围绕“空间、地方及风景”的研讨会论文，目的便是要把“风景”从名词变为动词，展现自然景观被实践性与社会化的过程。在书中，米歇尔同样提到一种有关风景的日常用语，如当我们面朝大海或瞻仰高山，往往会脱口而出：“看那片景色！”而非“看那座山”或“看那片海”，也就是说，我们往往倾向于将自然的客体结构化、“格式塔”化，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文化与主体身份得以形成，“风景”也得以诞生。这里我们看到，如德勒兹与帕里斯在绘画中所见，乔托笔下的风景不仅是一种写实的再现性描摹，更是一种结构化与统摄性的处理，是一种对自然客体的解锁与神圣意义的再辖域，而其依据来自符号学语义的秩序及权力关系的要求，也即“风景不仅仅表示或者象征权力关系；它是文化权力的工具，也许甚至是权力的手段，不受人的意愿所支配。”而另一方面，在这里，风景与面孔也再度建立连接，正如米歇尔的日常案例，正如德勒兹将白墙与黑洞汇聚成一张脸，我们确实时时刻刻经历着对于外部世界面孔化的归纳或错认：社交媒体中类似“无处不在的脸”的主题，经常推送将风景、房屋或电源插头看成人脸的搞笑图片，这，恰是权力手段在意识形态层面的运作结果。

在帕里斯看来，观看与凝视便是这样一种首当其冲的手段，是权力征服、支配及认识世界的最初模式，在绘画中，尤其在乔托的作品里，来自画面人物与观者的多重目光，来自主客体之间支配性的凝视，见证了权力的在场，如保罗·克利（Paul Klee）所说：“艺术并非表达可见之物，而是使之可见。”毋庸说，凝视是一种权力，它通过目光而被看见，正是在这样一个被权力所描摹的世界中，身体被脸化，脸被“风景化”，两者共同组成了由脸性抽象机器所发动的脸-风景“孔洞表面”。

帕里斯有关“凝视”的探讨聚焦于绘画，而德勒兹同时代的理论家，从萨特到福柯，从《存在与虚无》到“全景敞视监狱”，实际都对权力与凝视的关系展开过探讨，而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论述休谟所使用的“contemplate”一词，有学者也将之译为“凝视”，这种含有沉思与静观之意的“凝视”虽不直接涉及视觉，却可与德勒兹的“感觉”概念相勾连：在休谟看来，或者在德勒兹那里，生命有两种综合：“被动综合”（passive syntheses）与“主动综合”（active syntheses），其中，“被动综合”是“我们察觉自我存在的最初知觉力”，是我们与外部世界遭遇的瞬间，身体与世界之力交汇时所绽放的闪光与对望，也是每一个有机体“其所保存的、收缩的与期待的之总和”。在这一最初的感知基础上，这一将过去保存于此刻的节点，更为高阶的记忆、直觉、学习等“主动综合”继而产生，而“凝视”或“沉思”便是“被动综合”的重要一种，当任何有机体与世界相遇时，它都会将重复经验到的事物收缩（contract）为一种感知，并将其保存于“灵魂”（soul），有机体因而形成“习惯”（habit），形成即将到来的积极行动的触发基础，于是在此意义上“所有的生命都是习惯”，而“自然界全都是凝视”。

如果按此理解，那么感觉基本上便是有机体对于冲动与行为的保持或保存，它在凝视的灵魂里收缩，这一收缩不是通过积极的动作，而是“一项纯粹的激情，把前者保存在后者的凝视。”这样看来，休谟那里的习惯、有机体感知的“被动综合”，便成为了德勒兹“感觉”在生命的萌发契机，是“感觉”诞生的起始阶段，及其向实际行动转化的临界点。“保存式的把过去浓缩（收缩）为现在，此浓缩是感觉。”因此，在《什么是哲学？》中，德勒兹（与加塔利）进一步阐明“感觉是纯粹的凝视，因为是透过凝视而得以浓缩（收缩），凝视自我到凝视构成自我的元素的程度。凝视就是创造感觉，这是消极（被动）创造的神秘处。”

我们如何理解德勒兹“凝视”与“感觉”的理论面向，如何将二者与前文的乔托及德勒兹的艺术理论对接？这便涉及德勒兹与加塔利在《什么是哲学？》中对于“艺术”的定义。在这部晚期著作中，德勒兹与加塔利不仅明晰了其哲学生涯中数个重要的概念，更围绕“哲学”、“艺术”、“科学”及三者的区别与联系，详述了他们的思考与见解。

在德勒兹那里，艺术是什么？简言之，即是“一种感觉的聚合体”（a bloc of sensations）。艺术的运作平面即是感觉的领域，艺术的功能即是感觉的传达，正如培根的绘画方式即是“感觉的逻辑”。而“感觉”又是什么？德勒兹进一步明确，感觉即“感知”与“感受”的组合（a compound of percepts and affects）。这其中，“感知”有别于“知觉”，因其不涉及“主体”，脱离了“人”的在场，不依赖于作为知觉主体的人与客体世界之间建立联系；而“感受”同样不是“情绪”或“情感”，它同样是去主体的，是“非人的”，它从多愁善感的人身上逃逸，它脱离了有机体的系统性掌控，而具有了自身的物质性与力量感，成为了“情动力”，发出了尼采式的酒神的呼号。

在德勒兹那里，感觉、感知与感受，都是拥有自身价值的存在物，而艺术也是这样一种自在的存在物，这样一种感觉的聚合。“艺术的目的，连同其材料手段，是从对客体的各种知觉当中和主体的各种状态当中提取感知物，从作为此状态到彼状态的过渡的情感当中提取感受。”我们看到，德勒兹在他的著作中所论及的艺术家，或其所推崇的作品，都能够被置入这样的理论视域。塞尚说：“人虽不在场，却完全存在于景物当中。”在他的作品中，艺术家的面孔在风景中消失，但塞尚却生成了圣维克多山，生成了苹果，他在一种非人的渐变中，在一种感觉层面的流通中无处不在——因为感觉不仅产生于人的主体，也存乎风景、苹果、颜料与材质，在德勒兹眼中，“画家必须变成他或她所见之物。”因为只有挣脱了主体的枷锁，告别了“我思”的迷恋，才能够与他所遭遇的对象建立真正的连接，才能够在《白鲸》中生成白鲸，在《追忆似水年华》中穿越记忆、时间与空间。

在此意义上，梵高同样生成了向日葵，他的面孔在浓稠的黄色颜料中消失并重新组合，同样的，戈雅也是，杜米埃也是，埃尔·格列柯、弗兰西斯·培根……他们的色彩都为感觉的收缩与保存，他们的变形都为冲破有机体的束缚，他们的绘画也都是“非人的渐变”，是“感觉的逻辑”。那么，需要追问的是，乔托呢？难道在德勒兹那里，他预先区分了绘画的等级，设置了艺术的价值判断？即存在一种古典的、传统的艺术，它被权力所规训，将身体与感觉扼杀在脸化的体系，而另一种前卫而至当下的艺术，它们更加勇敢地对此发动了进步的革命？实际上，德勒兹从未进行如此简化与线性的处理，他的理论也从来拥有独具一格的复杂性，正如德勒兹与加塔利在《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两卷本中所始终讨论的议题，资本主义的辖域化带来了诸多紧急问题，需要迫切的逃逸与重构，而资本主义就其之前社会生产的解辖域，却是一种革命与解放；又如在《圣方济各领受圣痕》中，乔托的背景虽然遵循了神圣的结构秩序，却也在同一时间，瓦解了自然的风景客体。因此无论如何，重要的不是孰优孰劣，不是任何形式的推翻与取代，重要的是差异，是生成，永远的运动始终好过停滞的结局，这，便是德勒兹所创造的差异哲学，其背后所隐含的思想与方法，亦传达了德勒兹对于诸多宗教、政治及艺术问题的态度，使其得以永远循着逃逸的路线，而不至落入某种单一、极端的窠臼。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艺术也是一样，它从来不是一张简化的脸或一副血肉之躯，“感觉的身体”也不仅是“无器官的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更是经由“无器官的身体”所释放的力量。同样，在《感觉的逻辑》那里，艺术不是抽象表现主义所制造的一片混沌，而是具象与抽象在画布之上无限斗争的张力。概言之，艺术不是定见，作品不是成品，它不是革命的结局，而是运动的过程，不是束之高阁的玩物，而是扣动力量的扳机，不是盖棺定论的价值判断，而是差异谱系的图表展示，正如感觉不是身体本身，而是脸与身体之间的不断辗转腾挪，艺术也不是力量本身，而是“驾驭力量、力量的拿捏、力量的制作。”而不同的艺术家，从乔托而至塞尚再到培根，也各自完成了自己所处时代的使命，“每位画家都以自己的方式概括了绘画史。”在德勒兹笔下，这段历史再也不是线性进步的宏大叙事，再也不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总体模式，而充满了偶然与断裂，充满了运动的可能与生成的创见。

3. “头将脸从自己身上抖落下来”

此前，在德勒兹所归纳的符号类型中，在乔托《圣方济各领受圣痕》的作品里，我们看到了凝视的目光之下感觉诞生的时刻，看到了围绕身体神圣化与结构化的面孔生产，而此后培根等艺术家的作品，则可称作身体对于脸之面具的撕破，“无器官的身体”对于有机组织的弃绝，二者共同组成了辖域与解辖域化的运动过程，不断透露出逃逸的踪迹与渴望。

如同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对于权力网络的追踪，德勒兹也捕捉到权力在语义学与艺术之中的痕迹，而在《脸的历史》的第二章“肖像与面具：作为再现的脸”，贝尔廷同样单辟一节讨论培根的绘画。在他看来，如果说伦勃朗在其生命不同时期对于自我的审慎观察，是一种对于面具与脸的抗争，那么培根笔下扭曲的人物形象，即是对于脸之牢笼的挣脱。正如德勒兹所说，培根是“描绘头的画家而非描绘脸的画家。”我们知道，头属于身体，而脸是典型的“有器官的身体”，是对于身体的社会化与面具化，脸性抽象机器的生产过程，使得头成为一幅肖像甚或圣像。但在培根那里，艺术家将一张张脸掷入非表意的轮廓（contour），以错乱的笔触与平涂的色彩，扬弃了再现法则对于有机体与绘画的规训，并用无声的尖叫与激烈的运动，唤起身体潜藏的感觉。

谢选骏指出：从乳房的历史到脸的历史——西方文明体现了十足的精神分裂，而不仅仅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因为从圣经的观点看，塑造这些身体部位，都是“偶像崇拜”的道具，都是欧洲异教向基督教射出的毒箭。

【15、错谬的历史胜似没有历史】

《纪念六四30周年：莫让八九史成灰》（2019年5月29日 海涛）报道：

北京学者陈小雅所撰写的史书《八九民运史》全面记载了发生在30年前的六四事件。有些海外学者和流亡人士对此书给予了高度评价，但是，也有一些过来者表示，陈小雅的记录有不少谬误之处。

1989年春夏之交的中国民主运动以军队实弹镇压造成流血悲剧而载入史册。三十年过去了，北京政治和历史学者陈小雅撰写的《八九民运史》全方位记载了这段历史。该书目前是有关这场民主运动的唯一史书。

陈小雅的这本书90年代中在台湾首次出版，2019年由维权组织公民力量旗下的公民社再版，10卷近130万字，受到在美学者杨建利和高伐林鼎力推荐。

5月中旬，设在美国的中国维权组织公民力量举行陈小雅之书发布会，美国之音就此发了新闻稿。身在北京的自由新闻工作者高瑜在推特上跟推（美国之音中文网）多次上推发表言论，对陈小雅这本书部分内容提出尖锐批评。

高瑜的批评

高瑜的主要批评集中在这几个地方：八九民运史没有正确描述“幕后黑手”王军涛和陈子明的作用，坐实了“当局给他两人定性的黑手结论”；为此，“陈子明和陈小雅争论18年”，2014年病逝。高瑜引用其遗孀的话说“子明就是让陈小雅气死的。”

陈子明和王军涛当时是“长胡子”的知识分子，被当局定性为广场“幕后黑手”分别被判刑13年。陈子明2002年刑满获释，期间，有两次保外就医但最后还是被收监。2013年他罹患癌症曾到美国治病，2014年10月在北京病逝，终年62岁。

针对高瑜的指控，记者询问了当事人王军涛，对陈小雅的一些说法，王军涛说：“我早就告诉她我的不同看法，有些是澄清事实，有些是不同的看问题的角度。不过，我觉得这些都不急于争辩和结论。因为公安机关有详细的当事人记录。有些角度今后小雅会自我调整。”

王军涛和陈子明的好友、美国独立作家胡平对美国之音说，陈小雅对陈子明的描写是不公允的。胡平认为，高瑜意见很大，因为“他们和陈小雅的争执已经很多年了”。胡平认为，陈子明当年“意见就很大”。

1989年在广场上坚守到最后关头的北京学生吴祚来，后来成为中国艺术研究杂志社长，再后来也自我流亡美国。他对美国之音说：“王丹先生认为，高瑜女士所言是真实的，而陈小雅女士尽管付出了巨大心血，但许多资料并没有让当事人过目，陈子明家人也发表过类似的批评。”吴祚来说：“这是治当代史者最不应犯的错失。”

吴祚来认为，作者本可以列出官方记事或说法，同时采访当事人的回忆与观点，这样进行比照，会更为客观。他说：“可惜，陈小雅女士不知什么原因没有考虑周全，留下了永久遗憾，也使得她的著述的公信力受到损伤。”

陈小雅的回应

针对海外特别是社交媒体上的批评，陈小雅对美国之音说，她无意就这本书同任何人展开争论。她说，如果有人说陈子明是被陈小雅气死的，那陈子明是不是“太周瑜”了？

周瑜是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人物，肚量心胸窄小，被诸葛亮气死。

陈小雅表示，欢迎一切言之有据的事实订正，时刻准备修改自己的看法。她说：“但是，没有事实的辩驳的攻击，不予理会。” 陈小雅说，不想跟人论战，不然“三十周年”又变成“两个女人的战争”，岂不是让有人高兴？！

中国独立记者高瑜因为八九民运和后来的维权行动，多次坐牢，还被迫上央视认罪。她在其推特上说，《八九民运史》的其他问题还在于：对时任党总书记后来被邓小平等元老下岗并遭到整肃的赵紫阳好友其智囊、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记者高瑜等描述非常不公允，对邓小平使用了“心存善念”这样的褒词“礼敬十分”。

高瑜引用一位朋友的话说：“这本书充分利用国内当事人和知情者无法发声说明真相，甚至无法看到其著的情况下，对搜罗的大量资料，进行主观臆测，胡编乱造，做了许多违背事实的结论。已经丧失了一个历史研究者应有的底线，他认为此书基本没有学术和史料价值。”

严家祺高度评价该书

不过，《八九民运史》得到了流亡海外的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前所长严家祺的高度评价。他说，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是迄今为止有关那场运动最完整、最全面的论述，对探究89真相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民大学的退休教授周孝正也说：“只有深刻地揭示历史才能看见未来。”

维权组织《公民力量》的杨建利博士在推荐《八九民运史》时说：这是一本堪称奇迹的巨著，也是一本带有遗憾的史书。他说：“这主要并不是说我不认同书中的某些分析和观点，而是说让一个人独自对1989年那场规模宏大的运动进行全景式记录本身就足以上中国和世界感到惭愧。”

杨建利表示，遗憾的是，那场攸关中国未来的运动戛然而止后，对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谈论在中国迅速成为一件危险的事，而少数流亡者不仅丧失了原有的政治施展空间，也让他们对历史的回顾与调查变得困难。他说，相对于那样一场规模宏大的运动，一个人的力量和视野毕竟有限，所以，这本书虽然是迄今为止关于八九民运的最翔实记录，对研究八九民运来说，也免不了有遗漏和争议。

不过，杨建利也承认，这本《八九民运史》为后来的研究者奠定了基础。他说：“没有陈小雅，即使三十年后，我们也不会有这样一本书。”

早在今年年初，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影响很大的电视片《河殇》作者之一的谢选骏就撰文批评这本书，说涉及到他的地方，有好几处错误。谢选骏得出结论说这本书是“谬误的八九民运史”。

陈小雅针对这些批评和指责说，估计很多人都没有看书。她建议他/她们去读她的书。她说：“想搞清楚的人，去看书就是了。”

陈小雅说：“写历史是个很复杂的搜集、核实、研究过程。里面少不了推理，但我绝没有说过尝试用推理小说的手法来探索历史。”

陈小雅在该书后记中说：“因本人的能力、资讯和水平的限制，本书错谬肯定不少。在希望读者海涵之余，提出批评意见。”

她说：“我始终认为，这是中国人共同的事业。完善这个研究，是对祖国、对青年、对历史的责任。”

陈小雅通过视频在其书发表会上说，这本书的署名人虽然只有她一个，但背后却包含了无数人的付出。她说：“《八九民运史》这本书寄托了许多不知名的青年学生、市民和老师们的期望。我从来没有把它看成是个人的财产，我认为这是我们同代人共同的责任。”

陈小雅说，为了写作这本书，她研究参考的书籍包括：莱茵笔会和亚琛八九学社组织研讨和印刷的《回顾与反思 - 八九学运历史回顾与反思研讨会记录》、柴玲的《一心一意向自由》、封从德的《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人民日报代理总编陆超祺的《“六四”内部日记》、《怀念耀邦》系列、赵紫阳的《改革历程》、《杜导正日记》、李鹏的《六四日记》、邓力群的《十二个春秋》、张良《中国“六四”真相》、解放军总政文化部的《戒严一日》、陈子华主编的《浴火重生 - 天安门“黑手”备忘录》。陈小雅认为：这些著述“都是二十年来关于 ‘八九—六四’研究最重要的文字。”

网民嚎叫：

大陆愚民 2019年6月1日 10:30

八九.六四民主运动纪念日当天，中国人要穿白或黑色的衣服上街，同时，美国及欧盟要有所行动，如当天加征关税、南海、台海自由航行等共同与大陆、香港、台湾及各地华人，共同纪念89-64这个重大的导致东欧共党倒台的世界民主纪念日。

消灭共产党 自由属于人民！ 2019年6月1日 6:23

八九六四民运人士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让苏维埃的反华势力中共惶惶不可终日

对施暴者宽恕无异于“对狼读圣经”——回音盒 2019年6月1日 1:46

今年是八九民运三十周年，“六四”这个特殊的日子是全球华人铭心刻骨的记忆。三十年来每逢六四都会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中国政府必定受到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然而当年制造六四大屠杀的元凶至今未受到司法审判甚至仍坚称“当时的六四镇压被历史证明符合人民的利益”，杀了那么多人丝毫没有忏悔之意。中共流氓政权并没有因刘晓波身陷囹圄仍呼喊“我没有敌人”而弃恶从善。更悲哀的是当中国人抚摸自己身上久而未愈的伤口时仍不忘对施暴者感恩戴德，从坦克履带下、由血泊中爬出来随即却起身去拥抱屠杀者的民族怎能获得同情和尊重？

若没有六四镇压中国的人权状况和生态环境不会如此恶劣，中国社会也不至如此腐烂堕落；表面的经济繁荣怎能作为六四屠杀的合理借口？若靠杀人来推动社会发展那无疑是突破人类文明的底线。主张对施暴者理解与宽恕根本不能改变中共反人类的本性。

推翻中共政权、结束专制极权暴政是中国走向政治文明的前提！否则中国人无法摆脱荒唐野蛮的政治循环。八九民运的是非曲直清晰明了无需争论，它是衡量中华民族素质的基本标准。期盼着终有一天民主女神像重新竖立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引领苦难深重的民族清算共产专制的罪恶，洗刷被极权暴政蹂躏过的耻辱历史！

邓小平是“弑父”的民族罪人！——回音盒 2019年6月1日 1:44

六四过后邓小平曾自称是人民的“儿子”。其实他是“弑父”的民族罪人！下令《六四镇压》是邓小平背负的历史罪恶，无法推卸。邓的子女都不同程度地卷入了那场罪恶。记得八九民运时邓朴方曾对家人说过：“如果我们现在走出家门去，北京市民将会把我们撕成碎片”。当年八九民运的口号就是《反官倒、要民主》，矛头直指邓朴方控制的《康华公司》。由于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开明清廉的形象与中南海高层的腐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引发了中国民众的不满，也成为《八九民运》的导火索。虽然三十年前爆发的民主运动被中共法西斯军队血腥镇压了，但它的历史作用不能否定。邓的长女邓林曾经表示，“六四事件”是那个时候领导人的共同决定，不应该说要让哪一个领导人具体负责。邓林的说辞不仅是为其父掩盖罪恶也是在为邓家开脱责任！毫无疑问，中共必须为30年前犯下的屠杀暴行接受全面的清算和正义的审判！邓小平在那场大屠杀中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以及邓家子女的责任不能忽视。正如清算《十年文革浩劫》不能回避毛泽东的绝对罪恶。天理昭昭，法网难逃！中南海魔鬼们已经预料到未来被清算的下场纷纷把子女家属和不义之财转移至西方国家，试图逃避全面的清算和国际司法审判。

共产党员 2019年6月1日 11:07

在以习近平为首的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绝对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国家干涉中国的内政以纪念6.4反革命暴乱！

不具名 2019年6月1日 8:56

他妈的，天天看着垃圾华为与外国野鸡刘欣刷屏，看的好烦

郝雪森001 2019年6月1日 6:07

1，纪念六四大陆全国"六月飞雪"活动倡议书

我在大陆时有一邻居每年6月4日晚会在窗口点燃一烛,后来才知道是纪念6.4。出国后发现只有国外有纪念6.4活动,国内却无法纪念。今晨我想到大陆纪念6.4的全国"6月飞雪"活动：将白纸裁成64开,约为9.X12厘米(16开普通稿纸裁4张),今年是30周年一次用30来张,六月四日从楼口或行驰的公交车上或无监控头的任何地方抛出,在高楼层抛更好,形成"6月飞雪"景象。一年任何时间地点都可抛!使小纸64开与6.4形成全民常态联想,逐步扩大大陆纪念规模,还可打印64开的6.4屠杀图片或文字。

同情6.4学运的大陆同胞们,现在就开始,在全国任何地方飘起"六月飞雪"!请帮转发(详请搜索郝雪森

2，短评刘昕仕途暗淡

从刘昕几天停职准备和中宣部外交部及官媒造势来看，中美主播辩论原是要直播强势外宣的，忽然改为对话并不直播很可能是刘夫妇的原因，刘的德国丈夫和丈夫亲属若为孩子考虑也不希望为明知的没落政权如此大露锋芒。所以刘昕一开口就否认是中共党员声明不为中共说话，刘仕途若此后而止将佐证这点

两党制 2019年5月31日 10:19

因为，六四至今还在延续，血流漂杵的真实尚未彻底普知，犯逆人性的罪行尚未心颤魂飞，谏尸谤屠的冤屈尚未安定平复。——摘自《光明在前》

天师 2019年5月31日 5:35

安心做事，不要作死！忠告！你追求自己的幸福生活，不要有事没事就批评来批评去，而且乱带节奏，国家能怎样？会把你怎么样？自己助长歪风邪气，立身不正，国家有亏待过你什么？打你了？扣你钱了？既然在中国活的好好的，还叽叽歪歪什么，整天无病呻吟，哼哼唧唧，自以为是，不知天高地厚。以为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站在所谓的道德制高点上狺狺狂吠，实际上被别有用心之人当枪使而不自知，实在是亲者恨，仇者快。当年的事情如果不是一群不知所谓的‘民主人士’无法无天，一群不辨清浊的愚民为所欲为，外国势力居心叵测，横加引导，国家怎么会出兵镇压？无非是暴徒太过猖獗，目无法纪。自古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事情是怎么样子的，自己心里有数，扪心自问，生于中国，长于中国，喝着中国的水，流着中国的血，用着中国的文字，却不知恩情，如同白眼狼一般，不敢出头直面对质，只能在网络上大放厥词，蝇营狗苟之辈，太过猖狂！！！

不具名 2019年5月30日 10:49

想知道八九的真相。比如中共在第一线行动的学生当中，在学生行动指挥部当中，都遥控做了些什么。

不具名 2019年5月30日 9:53

问题在于，现在回头看，如果把国家交给王丹等人，那该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三十年前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广义的六四同情者，而今天，当年被同情的人，他们距离人民，甚至比他们反对的人更远很多很多倍。

不具名 2019年5月30日 8:09

打倒共产党反动派！推翻共产党独裁统治！

不具名 2019年5月30日 7:46

我有几个问题，发布戒严令后，王丹清场的时候怎么没在场呢？王丹怎么后来说的都是听别人说的？王丹怎么没为民主献身呢？

不具名 2019年5月30日 7:45

作为老六四，那年毕业的，我们都纪念六四，纪念政府最终清除了暴乱，清除了西方搞垮中国的图谋。

呼吁成立国际特别法庭审判中国共产党——回音盒 2019年5月30日 7:33

《八九六四》30周年之际平反六四又成为人们最关心期待的话题。推翻中共政权是平反六四的必要前提，对中共进行国际司法审判属于不可或缺的正义程序。很难相信拥有九千万中共党员的国家有能力公正合理地行驶审判权以平反六四、清算六四大屠杀的暴行。中共是六四屠杀的元凶，九千万党员难道不该承担任何责任吗？由于中国目前仍不是国际刑事法院《规约》的缔约国因此中共垮台后经民主程序选举产生合法的新中国政府须请求国际社会的协助成立审判中国共产党国际司法委员会并负责建立特别法庭。参考对前南斯拉夫和卢旺达种族大屠杀的国际司法审判程序对当年参与八九六四大屠杀的中共官员及其家属进行严肃的的责任追究。直接下令镇压的前中共军委主席邓小平和其子邓朴方、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政治局常委姚依林、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市长陈希同、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戒严部队负责人张工、国务院发言人袁木都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北京六四大屠杀。参与六四屠杀的中共官员有些气数已衰仅靠换血、换器官而苟延残喘，一些已命染黄沙或移民潜逃至海外但都不能逃避司法追究和清算罪恶。未来宪政民主中国对参与六四屠杀的中共官员在全球范围通缉逮捕并对其进行国际合作的司法引渡。

中国共产党必须接受国际司法审判——回音盒 2019年5月30日 7:32

中国共产党作为《八九六四屠杀》的元凶根本没有资格“平反六四”。北京中南海对当年犯下的屠杀暴行毫无忏悔之意至今仍坚称当年的“六四镇压”被后来的历史证明是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听听，杀了那么多人还说符合人民的利益。这让人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比中国共产党更无耻邪恶、更野蛮残暴的政权。如果国家通过杀人去推动社会发展则完全突破了人类文明的底线，必然会遭到国际社会的严厉谴责。所谓的“经济发展”怎能作为《八九六四大屠杀》的合理借口？可以设想如果没有六四镇压中国的人权状况和生态环境不会如此的恶劣；中国社会也不至于堕落的如此不堪。由于北京的独裁政权掌握着所有的国家资源，暴政的机器还在高速地运转所以不该指望由共产党去“平反六四”，不应幻想屠杀者的“良心发现”。指望由中共来“平反六四”说明中国社会仍陷于荒诞野蛮的政治循环之中。《八九民运》二十九年后的今天中国人再提“平反六四”应该给予它全新的理解。所谓“平反六四”就是推翻中共独裁政权、结束专制极权暴政；中国共产党必须彻底退出政治舞台并为当年犯下的反人类暴行接受国际司法审判。这是平反八九六四的必要前提，也可以理解是由近三十年的岁月所积累沉淀出的认知进步吧！

六四感言——回音盒 2019年5月30日 7:32

虽然三十年前共产党法西斯的坦克履带碾碎了中国人渴望公正民主、自由开放的梦想但岁月的流逝不能削弱中国人的六四心结，不会冲刷掉八九民运的历史记忆。每逢“六四”这个敏感日子总会提笔抒发内心对六四英烈的悼念之情。当年邓小平调动军队进京屠杀学生和北京市民，血腥镇压八九民主运动，其依据“杀二十万人保政权二十年的稳定”。凡经历和目睹过那场民主运动的人对当年《六四大屠杀》的惨烈恐怖仍历历在目。八九六四大屠杀的具体伤亡数字至今无法核实，策划与实施那场大屠杀的元凶仍逍遥法外。八九六四后中共政权不仅存活至今甚至超过当年的预期并崛起为国际舞台上具有影响力的专制强权。中共以此为其当年的屠杀暴行设计了合理的借口，也为北京当局持续践踏人权、实施《国家恐怖主义》提供所谓的“正当性”。当今中国社会各种矛盾激化、生态环境持续恶化以及国民道德全面崩溃皆因六四屠杀使中华民族错失一次融入世界主流文明的机会。随着全球化中国政府对外输出以人权为代价换取“经济繁荣”的发展方式并成为专制国家纷纷效仿的“中国模式”。人类文明的健康发展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不仅为中华民族也替整个人类的未来深感忧虑。

不具名 2019年5月30日 7:27

莫让八九成灰？我看在30年前那些暴徒就是灰了，它们做了是西方政客和西方媒体的炮灰。

世界搅屎棍.美国 2019年5月30日 6:54

打雷了，下雨了，回家收衣服吧

不具名 2019年5月30日 5:48

《八九民运史》就像VOA中文网一样，

在防火墙破除之前，

永远无法到达最需要知悉真相的中国人民那里！

所以，悲观地说，

《八九民运史》这样的书就算出版了再多再多，

就算作者真诚地为此书而花费了再多再多的努力，

恐怕它也只能像VOA中文网一样，

成为无法翻越防火墙的绝大多数人们所“遥不可及”的事物！

因此，它对于13亿中国人民当中的12.9亿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这反过来表明，

在事实上可以肯定地说，

64纪念30周年－－莫让89历史成骨灰－－，

这一意图是无法实现的，也与该类书籍的出版之间没有任何关系！

因为，

“莫让89历史成骨灰”的前提在于，人民能够有充分的机会知道它！

而自从该书被中共海关直接禁止运输的那一刻起，

就已经表明中国人几乎不再有机会接触到它了！

谢选骏指出：我说陈小雅的《八九民运史》是“错谬的《八九民运史》（陈小雅编造）”，结果又被《美国之音》篡改为“谬误的《八九民运史》”了。不过陈小雅承认“因本人的能力、资讯和水平的限制，本书错谬肯定不少。在希望读者海涵之余，提出批评意见。”既然如此，我就应该安慰一下她——“错谬的历史胜似没有历史”，因为它激发了人们的记忆，去寻求不那么错谬的历史了。

【16、大脑积水的历史记忆】

《“六四”33周年： 海外民运人士筹建纽约纪念馆 对抗“另一种屠杀”》（罗四鸰 BBC中文特约撰稿人 2022年6月3日）报道：

香港曾是中国极少数能够公开纪念“六四”的地方。

1989年1月6日，当时已被开除中共党籍、撤销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职务并被调往北京天文台工作的方励之，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请求释放包括魏京生在内的所有中国政治犯，以纪念中共建政4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和法国大革命200年。

随后，许多知识分子加入这个请愿活动。4月，震惊世界的“八九”学生民主运动爆发，方励之也被中共认定是幕后黑手，这封信便成了其罪证之一。

方例之后来回忆说，当时这封信一共手抄三份，其中一份1月6日投进天文台外的邮筒，寄给邓小平办公室。另外两份，一份给了原中国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刘达，一份给了时任美国科学院“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驻北京代表林培瑞（Perry Link)。三十多年来，林培瑞教授一直保留着这封信的原件。

最近，他将这封信捐赠给正在筹建的“纽约六四纪念馆”。发起者周五（6月3日）开始在美国华盛顿举办的为期半年的“六四”特展中，这封信成为最重要的展品之一。

林培瑞教授对BBC中文说，从原件中能看到一些不一样的细节，“可以看出方励之有两个字写错了，然后涂改液覆盖后重写了。这种细节，会给观众一种亲切感。”

方励之写给邓小平的公开信

"纽约六四纪念馆 "收藏的1989年1月方励之写给邓小平的公开信，由林培瑞教授捐赠。

“坚守历史记忆”

作为全球唯一一座有关天安门大屠杀的纪念馆，“香港六四纪念馆”去年被迫关闭。

今年1月，五十多位海外民运人士和“六四”幸存者联合发起在纽约筹建六四纪念馆的倡议。“六四”民运领袖人物之一王丹在声明中呼吁“所有希望坚守这份历史记忆的朋友，能够共同参与这个历史工程”。

王丹介绍说，此次在华盛顿举办的为期半年的的“六四”33周年特展，是建立纪念馆的第一步，希望引起外界的关注和支持。

此次在美国华盛顿“共产主义受难者基金会”场馆举行的展览，展出与“六四”有关物品上百件，大多来自个人收藏和捐赠。其中不少展品是来自33年前天安门广场的实物，如在天安门民主女神像被坦克推倒之前几个小时被带出来的一顶帐篷、当时广场学生传阅的传单、《解放军报》记者江林的血衣以及当年的一些报纸报道。

林培瑞教授也捐出自己收藏至今的方励之写给时任中共领导人邓小平的亲笔信。

他回忆说，89年1月7日，方给他打电话，说有一个东西给他。他去到方励之家后，方给了他这封信，让他转交给美国科学院。

林培瑞问可否让他翻译成英文给国际媒体界，方同意了。于是林培瑞便把这封信翻译成英文，给了美国科学院和当时驻京的外媒记者，于是便成为一封公开信。

“方励之当时写这封信，并没有什么计划发起什么运动，只是想把这个意思传达给邓小平，传达给世界。但是后来，中国官方认为这封信触发了1989年的民主运动。”他说。

因支持民运学生诉求， 方励之被开除公职。 “六四”天安门屠杀后，他和妻子进入美国使馆寻求庇护，一年后得以离开北京，辗转到美国开始流亡生活。方2012年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去世，终年76岁。

"纽约六四纪念馆"收藏的1989年6月3日天安门上的传单，由芮朝怀捐赠。

周锋锁是1989年中国官方通缉的21位学生领袖中的一位，后来创办”人道中国“机构，多年来收藏了不少有关“六四”的实物和资料。此次在华盛顿举行的“六四”特展中展品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他的个人收藏。

周锋锁介绍，那顶学生帐篷是当年外地进京学生在天安门广场用的，是香港支联会（负责运营“香港六四纪念馆”，已被迫解散）捐献给天安门广场绝食学生的。

就在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清场前几个小时，一位邱姓学生将自己用的帐篷收起，一直保存，后来带到美国。

王丹也捐出了多年的收藏，其中有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已故中国知名异见人士刘晓波1991年11月12日写给他的一封信。

他说，收到刘晓波这封信时，自己正在监狱里。这一年王丹22岁，刘晓波的信结尾便是一首写给22岁的诗歌：

22岁是一首敝开的宇宙

曲折的令人不安

只有一个声音从地心升起

只有一种色彩描绘天空

怀恋将我们凝结

那是一个永恒

超越时间、空间和语言。

"纽约六四纪念馆"收藏的刘晓波1991年写给狱中王丹的信，由王丹捐赠。

“再现历史景观”

在筹建“纽约六四纪念馆”倡议书发出不久，2月16日，有纽约华人社团在纽约举行研讨会反对设立这样的设施，坐在主席台上的有当年21名被通缉的学生领袖之一熊焱。

对此，王丹说，熊焱作为当年的学生领袖如今公开反对纪念“六四”，对这样的行为，他表示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感到“痛心疾首”。

他同时说，在发出建立"纽约六四纪念馆”倡议书之后，纽约亲共侨团也活动起来，表达反对意见；同时，纪念馆的官方网站后台，多次受到莫名的登录和攻击。

没有证据证明北京是幕后操手，但王丹认为，这说明建立“六四”纪念馆这件事，已经引起中共极大的忌惮。

王丹说：“33年来，中共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抹杀‘六四’这一段记忆。时间越久，我们越应该隆重纪念它， 因为没有一个文明可以在不留记忆下延续下去。”

他还承认，建立“纽约六四纪念馆”最难的还是资金问题。虽然目前已经筹到近30万美金，但之后捐款可能会越来越少。这离建立一个实体“六四”纪念馆的目标还有距离。对此，王丹说：“有多少钱就做多少事吧。”

纽约新学院驻院学者徐友渔教授，1989年时是中国社科院的老师。 他说，他的学生当时就住在天安门上这样的帐篷里，看到当年的实物，感到“非常亲切，也非常感动”。

他说：“作为‘六四’屠杀当天晚上的亲历者，我当时就有一种感觉，这一幕是一定不会被忘记的。我后来的想法是一定不要把这些忘记。”

也是当年亲历者、现居美国的胡平说，对于89年“六四”的亲历者来说，那段记忆刻骨铭心，想忘也忘不掉，但对于后来人，就未必如此。若是把这些实物呈现出来，给人们一个历史景观的再现，这会比文字更有力。

“‘六四纪念馆’不仅要做，而且要持续做下去，将这些实物呈现出来，让世世代代的人都有深切的记忆，形成一种刻骨铭心的记忆，”他说。

“与记忆的屠杀抗争”

徐友渔说，在当代中国，有种现象就是人们对许多重大历史事件的遗忘，但这全都不是出于人们的自然遗忘，而是中共动用国家机器，使用暴力进行扼杀和镇压的结果。

“在保存历史记忆方面，事件亲历者负有首要的、特殊的义务和责任。我们不能责怪年轻人或者下一代对历史真相不感兴趣，因为在当局的封锁之下，他们根本不知道实际上发生过什么事情。亲历者、当事人要不停地说和写，要积极参与有关纪念活动，要使个人记忆的涓涓细流汇入集体记忆和民族记忆的洪流之中。”

在留美学生陈闯创看来，围绕“八九”其实有两种屠杀，一场是当时坦克和子弹对肉体的屠杀；一场是之后多年对记忆的屠杀。

“对记忆的屠杀其实在六四当天就开始了，他们当时说这是一场暴乱，他们是在镇压暴徒，实际上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这就是对记忆的屠杀，不仅在当天，而且持续到现在，”他说。

他说， 若是说“六四”流亡学生是第一场屠杀的幸存者，那么我们所有其他人是第二场屠杀的幸存者、见证者和反抗者。

“在记忆的屠杀中，我们依然在反抗。现在香港六四纪念馆关闭了，我们就转移到纽约来记忆，与记忆的屠杀抗争。”

谢选骏指出：方励之是共产党，骨头都是红的，只记得1949、1919、1789这些血腥的红日子，却不知道这些日子不是释放政治犯，而是屠杀政治犯！五四运动几年以后，1927年共产党开始发功，杀戮至今百年不休。刘晓波等人与虎谋皮，伪证“天安门广场没死一个人”，但是共产党还是要了他的命——和方励之类似，都算“大脑积水的历史记忆”。那么，大脑为何积水呢？因为利益的扭曲甚至金钱的毒害。在我看来，“要钱的革命”是不会成功的，所以苏联的卢布只能创造中共的贪腐。只有“不要钱的革命”才能出奇制胜。例如民主运动一天到晚想着升棺发材，即使到了海外也要混个一官半职，甚至狂嫖滥赌、贪污盗窃，这样的活法与执政掌权的共产党何异？难道革命就是为了轮流坐庄、利益均沾？不是的！革命是顺乎天而应乎人（中国），Revolution（革命）是天体运行（西方）——中西文化虽然殊异，但在此确实不约而同！Revolution 是巨变、大变革、天体运行；这个意思跟Evolution 相近，但是它们还有很大区别——1、evolution 意为“进化、演变、发展”，指一个种群中稳定而缓慢的进化；2、revolution 则是突变，是宇宙法则的根本体现，而不是唯物主义者的轮流坐庄和坐地分赃。

【17、大骗子恩格斯是如何伪造历史的】

《塞尔维特：被创造的“烈士”》（全历史 2020年9月30日）报道：

抛去对中世纪的刻板印象，你将看到一段完全不同的历史：一个自然科学家如何被塑造成一位坚持真理的烈士。

1553年10月27日，自然科学家弥贵尔·塞尔维特被日内瓦教会施以火刑。

塞尔维特文艺复兴时期最著名的自然科学家之一。中世纪的医生们相信古罗马医学家盖伦对血液循环的观点，即两个心室之间有可供血液流动的“微孔”。但塞尔维特的老师维萨里在解剖中指出，并不存在所谓的“微孔”，塞尔维特则进一步提出血液在心室间的流动可能借助了肺，这就是后来“肺循环”理论的雏形。

对于他的死，恩格斯宣称，在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他的解剖实验触动了中世纪教会的禁忌，于是加尔文烧死了他。

由此，塞尔维特名声大噪。茨威格在《异端的权利》中将塞尔维特被审判一事形容为“苍蝇战大象”，在他的激情渲染下，塞尔维特作为一个捍卫真理与自由的斗士形象深入人心，成为了与布鲁诺并称的中世纪自然科学领域的两大“烈士”。

然而，他也和布鲁诺一样，因为自己暗合后世科学发现的主张，而承受了本不属于他的赞美，这又是一位在启蒙时代思想家们的一厢情愿下、被创造出的“烈士”。

为什么说赛尔维特的烈士形象是被创造的呢？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

教会处死赛尔维特的真正理由是他反对“三位一体”，而非进行血液循环研究。

《神圣三位一体》

基督教相信“圣父、圣子、圣灵”既是三类不同的存在，但又是一体的，“神学之王”托马斯·阿奎那用类似“情感、灵魂、身体”的关系来解释这一理论。在基督教的教义下，相信多神，或者认为三者本就是统一存在，都是需要被处死的严重异端信仰。

而塞尔维特则主张“一元论”，也就是“圣父、圣子、圣灵”本就是共同的存在，批判教会分割三者的解读是一种累赘。他与著名的宗教领袖加尔文有过多番通信。在书信中，塞尔维特多次挑衅似的强调了一元论的观点，引起了加尔文强烈的不满。加尔文在与友人的通信中放狠话：“如果他来到我这里（日内瓦），如果我还剩有一点威信，就绝不会让他活着离开。”

后来，塞尔维特果然在法国被人举报，被教会判处火刑，结果他改名换姓出逃，教会只得烧了一个装有他文稿的假人出气。

但这种好运没有眷顾他第二次。塞尔维特在日内瓦参加布道会时被教会逮捕，并在加尔文的证词下被判处火刑，罪名同样是反对三位一体，而非进行解剖和血液研究。

他的血液循环理论本身就是为自己的宗教观点服务的。

在塞尔维特之前，医学家纳菲和他的老师维萨里都挑战过盖伦的学说，也已经具体提出了肺部参与血液循环的设想。而塞尔维特在当时的特别之处，是他把这种肺循环的假设与一元论结合起来。他认为，就如同血液在右心室、肺部、左心室间流动，而他们都属于一个统一的整体，不必要区分三者。“三位一体”学说本身复杂而不易理解，回归旧教会的“一元论”，可以增加教义的感染力。

塞尔维特自己努力把科学理论和宗教观念包装在一起，教廷反倒是明确将二者区分开来。就在他死去18年后，审判他的裁判所主教托尔多就曾经在与私人医生的谈话中与对方讨论过赛尔维特的血液循环理论，谈话内容很快就被医生收录进了自己的解剖论文中。这个事实也清晰地表明了，赛尔维特的死与他的科学研究全然无关。

但情况在两百年后发生了变化。在科学启蒙风潮的冲击下，赛尔维特研究的价值早已大大超过了其神学理论。于是，在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和评述中，他被塑造成了一个与教权不懈斗争的科学“偶像”，中世纪的教会也在后来的历史书中，被当做科学与神学的二元对立中的大反派，彻底批倒、批臭。

剑桥大学。剑桥大学在13世纪刚刚建立时，其毕业生会被教廷指派去给基督教信徒讲学。

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事实：中世纪教会对科学的迫害被后人夸大了。

从塞尔维特的审判中我们可以看出，教会并没有将科学与异端混为一谈，尽管塞尔维特在思想上离经叛道，教会也并未“因人废言”，否定他的科学学说。

事实上，在物质资源匮乏的中世纪，教会作为上层社会的代表，掌握了大量的书籍与财富，这种知识获取上的便利让中世纪教会诞生了大量科学家。

被誉为科学精神奠基人的奥卡姆提出了著名的奥卡姆定律：如无必要，勿增实体。意思是当假设无法证明时，就不需要也不相信假设。这一定律将神学与科学分割为两个不相干扰的领域，成为了后世反对宗教的一面思想旗帜。但奥卡姆本人，却是方济各会的修士。

即便是近代，科学家也往往受到神学的影响。牛顿终生都是“三位一体”的反对者，只不过他对自己的异端思想隐而不发，没有收到教会的攻击；另一位巨人爱因斯坦，早年也是“泛自然神论”的拥趸。

后人因为思想解放的需要，忽视了历史本身的复杂性、矛盾性，过分夸大教会与科学的对立，将历史人物脸谱化，才诞生了塞尔维特、布鲁诺式的虚假偶像。这种刻板认识的产生，再次验证了“层累说”的历史规律。（“层累说”：古史传播与信息处理）

历代评价

把一个人活活烧死不是保卫一个教义，而是屠杀一个人。我们不应用火烧别人来证明我们自己的信仰，只应为了我们的信仰随时准备被烧死。你也许可以从逻辑学、伦理学、民族或宗教上找到借口证明处决一个人是正当的，但你不能掩盖刽子手和教唆者的个人责任。——茨威格《异端的权利》

谢选骏指出：人说“对于他的死，恩格斯宣称，在塞尔维特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他的解剖实验触动了中世纪教会的禁忌，于是加尔文烧死了他。”

我看恩格斯是个大骗子，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地伪造历史。难怪他的后人用“无产阶级专政”来胡乱杀人！而当一个“基督教会”用死刑封杀言论的时候，它就显然背叛了因为思想主权和言论自由而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了。

【18、中国古代人吃人的历史资料挂一漏万】

《中国古代人吃人的历史资料（完整全文）》（2004年11月05日 佚名）报道：

鲁迅《狂人日记》中说封建社会的历史每一页都写著「吃人」，那是指广义的吃人，即封建礼教和封建制度戕害、压抑人性，具有吃人的性质。实际上，狭义的吃人——即人吃人肉，在古代也是常有的事。

弱肉强食的动物世界中，异类动物之间活捕生吃，同类动物之间也有互相残杀这是动物界生存竞争的需要，并不奇怪。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仍然存在著人吃人的现象，这说明人类并没有完全消除兽性。由于人类具有高于动物的社会意识，所以人相食比动物相食更显得野蛮和残酷。 

古代的吃人可分为两类情况： 

第一类情况是，由于天灾或战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饥荒，人们为了生存而被迫以同类为食。这种现象史书常见记载，每个朝代在遭逢大饥荒的年头都会出现吃人的惨象，即使是盛世也不能免，像白居易诗中所写的「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只是尽人皆知的一次。有的朝代在灾年或灾区，人肉还会公开在集□上出售 北宋末年靖康之乱时，江淮之间民众相食，一斗米要数十千钱，人肉的价钱比猪肉还便宜，一个少壮男子的尸体不过十五千（不如一斗米贵）。明代万历四十五、四十六年（1617、1618）山东大饥荒，蔡州有人肉□，惨不忍睹。清同治三、四年间（1864、1865），皖南到处人吃人，人肉开始卖到三十文一斤，后来涨价到一百二十文一斤，同时，江苏句容、溧阳、溧水等处卖到八十文一斤。这种现象当然是违背人性的，但在那种每个人都面临著饿死威胁的情况下，靠吃人肉来活命还能够使后人理解。 

另一类情况是属于残忍行为的吃人。由于目的不同，这类情况的各种具体表现有差异，有的人以吃人肉来炫示凶暴，有的人听信左道邪术以吃人肉来治疗某种疾病，有的人因怀有仇恨以吃敌方的肉来发泄报复情绪，等等，同饥荒年头被迫吃人肉相比，都更带野蛮性和残酷性。这种吃人不属于刑罚的范围，但它和以各种酷刑惩罚人的做法有某些相似之处，敞訰分显示了古代人的残忍意识和苛虐心态。因此，这里把上述第二类吃人的现象列为本书的一章，加以叙述。 

历史上有不少凶暴的将帅用人肉充作军粮，所到之处，就地掳掠民众为食物。十六国时，前秦苻登领兵征战，把杀死的敌兵叫做「熟食」。他对军士们说：「你们早上作战，晚上就可以饱餐肥肉，不必担心挨饿。」于是，部下都甘愿效力，打完仗就吃人肉，吃饱后再作战，因猛异常。唐末时，秦宗权常派遣部将四处屠杀百姓，他的军中不带米面，把杀死的人用盐腌起来，随军携带，作为军粮。唐末杨行密围攻广陵时，城中粮草罄尽，守城军士就抓百姓到集□上贩卖，专门派人杀戮他们，像屠宰猪羊似的，这些人被杀时，竟然一声也不喊叫。隋末的朱粲，更是一位著名的吃人魔王。当时襄阳、邓州一带大灾荒，白米万钱一斛还买不到，百姓相食成风。朱粲乘乱起兵，常捕捉民间幼儿蒸熟吃肉。他对军士说：「世上最美的食物，还能有超过人肉了，只要国中有人，我就不用担心没有军粮。」于是下令，让部下分道捕获妇女和儿童，蒸熟分配给士兵当饭。每攻下一座城镇，朱粲就传命把弱小的男女分给各部，需要时就杀著吃。后来朱粲降唐，高祖李渊派部将段确接受投降并劳军，宴席间，段确饭酒半醉时，对朱粲开玩笑说：听说你爱吃人肉，那到底是什么滋味啊？」朱粲反唇相讥，说：「如果是刚喝过酒的人，他的肉就像糟藏猪肉一样。」段确大怒，骂道：「你这狂贼，既然已入我唐朝，不过是一个奴才罢了，还敢吃人吗？」朱粲亦大怒，就下令将段确杀死，烹食其肉。清代褚人获《隋唐演义》中有一回名为「啖人肉朱粲兽心」，就描述了朱粲的暴行。唐末黄巢起事时，率军围困陈州，掳掠百姓为军粮，把人放在大石碓中连骨捣烂，煮熟当饭。 

五代时的赵思绾和朱粲是一丘之貉。他领兵占据长安时，城中没有吃的，就杀妇女儿童为军粮，按一定的数目分给各部，每当犒军时，就杀砀百人。赵思绾爱吃人的肝，他把活人绑在木柱上，剖开肚子，割下肝脏，炒熟饱餐，把肝吃完，那被割下肝脏的人还在惨叫。赵思绾从作乱到败亡，共吃人肝六十六副。 

这种以人肉代替军粮的行为，在某些正义之师中也不能免。如史载安史之乱时，张巡守睢阳，兵士共食三万人。当时人们相信这是事实，非常吃惊，韩愈却独持不同意见，认为是不可能的，并写文章进行考辩。后世也曾有人重论此事，说张巡的军队所食三万不是百姓，而是阵亡的士兵的尸体；又说张巡杀死爱妾、许远烹熟书童的事也与事实不符，实际上是张巡的妾见情势危急而自杀，许远的书童是 忧惧而暴亡，张许二公借机用他们的肉犒赏士兵，作坚固军心的手段。虽然史籍有所夸大，但不论黄巢还是张巡，因军中缺粮而吃人肉的事总是有的。古时战争残酷，在生死存亡的特殊时刻，环境逼使人性异化，回归到动物界同类相食的状态。这样的情况并非仅见于唐代。北宋靖康元年1126），金兵南侵，战乱四起，官兵和百姓都无粮可食，于是就把死人全部用盐腌起来，晒成肉乾，以供食用。登州人范温组织义军抗金，兵败后乘船渡海到临安，队伍进城后还在吃携带的人肉乾。他们把这人肉乾叫做「两脚羊」，其中老而瘦的男子叫做「饶把火」（意思是说这种人肉老，需要多加把火），年轻的妇女叫「不羡羊」（意思是说这种人的味道佳美，超过羊肉），小孩叫做「和骨烂」（意思是说小孩子肉嫩，煮的时候连肉带骨一起烂熟）。乱离时人民遭受的苦难，由此可想而知。 

元朝末年，天下动乱，乃兵四起，驻守淮右的官军缺粮，也捕人为食。他们认为小孩的肉为上等，女人的肉次之，男人又次之。吃人的办法有许多种。有的是把人放在一只大缸里，外面用火煨烤，直到把人烤熟；有的是把人放在一个铁架子上，下面用火烤，像烤羊肉串似的；有的是把人的手脚捆绑起来，用开水浇在身上，然后用竹扫帚刷掉人身体外层的苦皮，再割剥肌肉烹炒而食；有的是把活人装在大布袋里，放进大锅里煮；有的是把人砍成若干块，用盐腌上，随吃随取；有的是只截取男人的两条腿，或者只割下女人的两只乳房，其馀的部分扔掉。种种酷毒做法，难以详述。他们把这种人肉叫做「想肉」，意思是说吃了之后美味无穷，还使人想念。元朝的暴政，仅此可见一斑。 

被官兵吃掉的民众不计其数。 

明清时，官兵吃人的现象屡见记载。明成化年间，湖广都指挥彭伦跟随赵辅平定大藤峡□民叛乱，把抓获的俘虏绑到高竿上，让兵士将他们乱箭射死，然后又割裂他们的肢体，让兵士烹煮而食。清顺治九年（1652） 南明将领李定国率兵攻新会，城中粮尽，□军守将就杀居民为食。有个姓莫的媳妇与婆母相依为命，守将要杀食婆婆，莫氏叩头请求替婆婆死，守将说：「真是一位孝顺的好媳妇！」就答应了她的要求，舍了婆婆，把莫氏烹而食之。又有一个姓李的妇女，丈夫被守将抓去，将被杀，李氏哭著说：「丈夫还没有儿子，如果杀了他，就绝了他家的后代了，我即使活著又有何用？请把我吃了吧！」守将也答应了，就烹食李氏，把她的骸骨交给她的丈夫带回家安葬。又有一位姓梁的穷书生被守将抓去将被烹食，他的十岁的女儿请求代替，守将被感动了，把他们父女一同释放。有一回城门正要关闭，有几百名乡下百姓涌到城门外请求进城避难，新会县令不同意收留他们，清军守将说：「让他们进来吧！到紧急的时候，这批人可作为我们十天的口粮。」于是打开城门，把百姓放进来。新会县城被围困八个月，守军吃掉民众近万人。有户人家数口被吃，只有一人幸免 兵乱过后，这位幸存者有一天在路上遇见了清军守将，就跪下向他下拜。守将感到惊讶，问：「你拜我干什么？」那人说：「我的父母妻子都安葬在你的肚里了，他们都没有坟墓。如今寒食节临近，我不朝著你的肚子下拜又到哪里去拜呢？」守将满面羞惭，急忙离去。这位吃人的清军守将，对十岁的女孩还有一点怜悯之心，对遇难者的责问还有一点惭愧之心，说明他的人性总算还没有完全灭绝。 

古代，还有不少人出于凶残的本性或怪异的嗜好，以吃人肉、喝人血来满足残酷的欲望。此类事例甚多，说起来骇人听闻。 

公元前661年，翟人攻卫国，杀卫懿公并吃了他的肉，而抛弃了他的肝。卫国有个大臣名叫弘演，当时出使在外，听说国内有变，急忙赶回来，看见懿公的肝痛哭不止，他决定自杀，用自己的身体为棺材，自杀后让人挖出他的内脏，把懿公的肝装入他的腹腔来安葬。卫懿公是历史上唯一的被人吃掉的国君。十六国时，石季龙的太子石邃凶残无度，他看见美貌的尼姑就抓过来，奸污后把她杀死，把她的肉和牛羊肉一同煮食，并且把肉赐给左右的人一起品尝人肉的滋味。东晋孙思作乱时，擒获县令就把他剁成肉酱，并且把他的妻子儿女杀死吃肉。谁不肯吃这人肉就把他支解处死，连他的肉也一块吃掉? 

隋代末年，诸葛昂和高瓒是一对豪侈凶残之徒。他俩互相争强赌富，都想占上风，彼此设宴相请，都千方百计夸耀奢华，以超过对方为满足。有一天，高瓒宴请诸葛昂，把一对十来岁的双生子烹熟，头颅、手和脚分别装在盘子里，端上宴席。满座客人见是人肉，掩口欲吐。不久，诸葛昂宴请翱哲諥让自己的一位爱妾敬酒，那妾无故笑了一下，诸葛昂怒叱她一顿，命令她退下。不一会，把这位妾整个放在大蒸笼里蒸熟，摆成盘腿打坐的姿势，放在一只特大的银盘子里，她的脸上重新涂好脂粉，身上用锦庅摺酡鯞盖著。这道「菜」抬上来后，诸葛昂亲手撕她大腿上的肉给高瓒吃，同席的宾客都捂著脸不敢看。诸葛昂神态自若，撕扯妾的乳房上的肥肉大吃大嚼、尽饱而止。后来遭遇兵乱，诸葛昂和高瓒一齐被盗贼抓去，盗贼向他们索要金银财宝，他们拿不出来，盗贼就把他们绑在木桩上，一块块地割下他们的肉烤著吃，作为下酒菜。这两个吃人的野兽，最终也成了他人的食物。 

唐代以后，此类吃人的事例更多。武则天时期，杭州临安县尉薛震好吃人肉，有一个向他讨债的人带一名仆人来到临安，住在旅店里，薛震把他们主仆二人用酒灌醉杀死，然后把尸体放入大锅中，加上水和水银同煮，连骨带肉一起化为肉酱。薛震又要煮食自己的妻子 其妻惊觉逃走，报告县令，县令派人逮捕薛震，审得真情，把他笞杖致死。与薛震同时，岭南陈元光性情暴戾，有一次他设宴待客，一名男仆出来敬酒，陈元光勃然大怒，命令卫士立即把他拉出去杀死，又把他的肉煮烂端上宴席让客人们尝鲜。客人们不知是人肉，边吃边说好吃，后来把两只手端上来，客人才发觉吃的是人肉，都感到恶心，把刚才吃下的肉都呕吐出来了。当时又有施州刺史独孤庄喜欢吃人肉，他生病时不想吃饭，只回忆起平时吃过的人肉味道不错，这时他的部下有人死了一名婢女，就叫人割下她肋下的肉煮熟给他吃。元和年间，节度使张茂□常吃人肉，后来到朝中任职，别人问他在节镇时吃人肉的事是真是假，他毫不掩饰地回答说：「人肉腥且，争堪吃？」代宗时，严震也有同样的嗜好。李廓任颍州太守时，曾捕获七名盗贼，这夥盗贼前后杀了许多人，并且吃了这些人的肉。李廓问他们为什么要吃人，为首的盗贼供称，他们是得了某个江错枪盗传授的，说了吃了人肉之后，夜里潜入人家房中，这家人就会昏睡不醒，因而行窃时就不会被发觉。五代时，后晋苌从简由屠户家庭出身，因军功官至左金吾卫上将军，历任河阳、忠武、武宁等镇节度使，特别爱吃人肉，所到之地，都派亲信捕捉民间的儿童蒸熟吃。后汉蔡王刘信更琌一个极端残忍的家伙，他掌管禁军时，左右若有人犯罪，就抓来他的妻子和孩子，当著他的面零刀割他们，让犯罪者吃自己亲人的肉。被零割的人身首异处，手足分离，满地鲜血横流，刘信举杯饮酒，并让乐队奏乐，毫无怜悯的表情。刘信虽然自己不吃人肉，但他的这番举动和那些吃人的人相比，其暴虐程度难分重轻。 

宋代，吃人的人也并不罕见。北宋初年，有个名叫王继勋的，本是彰德节度使王饶之子、孝明皇后的异父同母弟，因为是皇亲而被朝廷授予要职。后来他因横行不法，获罪被贬，怏怏不乐，产生变态心理，专门以脔割奴婢为乐事。开宝三年（970），他复官分司两宗，性情越来越残暴，经常强行买得民间少年男女作奴仆，稍不如意，就把他们杀死，烹食其内。宋太宗赵炅继位后，有人揭发了他的罪行，（977年）将他罢官治罪。他供认共杀食婢女百馀人。因罪状确凿，被斩首于洛阳。仁宗时期，广源州侬智高的母亲阿虎喜爱吃人肉，每顿饭都要杀死一名小儿供她食用。 

上述种种事例，都还只是把人杀死，把人肉用烤、蒸、烹等办法烧熟来吃，若从使用火这一点来说，这些还略带些人的气息。更有甚者，古代还有不少人生吃人肉或人血、人脑及人的内脏器官，那简直和动物没有什么区别，根本谈不上还有什么人性了。 

早在战国时期，就曾发生这么一件事。齐国有两位勇士，一人住城东，一人住城西，互相不服气。某日，他们突然在冲上相遇，想比试一下，到底谁是真正的勇士。他们一同到酒店饮酒，一个人说：「喝酒不能没有下酒菜。」于是就拔出刀来，割下自己身上的一片肉给对方吃。另一位毫不示弱，也拔出刀来割自己身上的肉给对方吃。这样，你割一片，我割一片，割来割去，两个人不一会儿都送了命。 

这两位勇士是好勇斗狠的典型人物。他们只是自残己身，固然非常酷毒，但和我们要叙述的残害他人的兽行毕竟有所不同。历史上确有些狠如豺狼的人，对他人活捕生吃。三国时，吴国大将高澧好饮酒，爱杀人并饮人的鲜血。每天夜晚，他都在住所附近掳掠过往行人，杀死后饮其血食其肉。唐初贞观年间，代州都督刘兰谋反，被腰斩，有个名叫丘行恭的将官用手挖出刘兰的心肝生吃，他想以此来显示自己痛恨叛贼的立场魽讨取皇帝的欢心，但唐太宗李世民讨厌他的这种残暴行为，责备他说：「对叛贼该处以什么样的刑罚，法律有明文规定，你何必要这样做呢？如果生吃反贼的心肝就算是忠孝的表现，那么刘兰的心肝应该让给太子诸王吃，哪能轮到你呢？」丘行恭讨了一场没趣，羞惭而退。又据传说，古代契丹的东丹王李赞华好饮人的鲜血，他常把婢要的身上刺个洞，用嘴对著伤口吮吸血液，像小儿吸奶似的。北宋大将王彦升领兵作战，得胜后就会命令设宴，把抓到的敌兵俘虏绑在旁边，他用手硬扯下俘虏的耳朵，放在嘴里咀嚼，同时慢慢举杯饮酒。俘虏满面鲜血淋漓，疼得嗷嗷直叫，王全然不顾，与宾客谈笑风生。他用这样的办法共吃了数百名俘虏的耳朵。 

明代初年，长洲人韩雍曾为大将，率军平定广西壮族、瑶族的叛乱。有一次，他和部将在辕门商议军事时，把几名俘虏拉过来斩首，然后剜出死者的心脏，砸开头颅取出脑汁，趁热吃下肚去。部将大惊韩雍□态度从容，不当回事。明太祖朱元璋的第五子周定王朱□的儿子朱有熹，他有活吃人的嗜好，最爱生吃人的肝、胆和脑汁。每天天黑后，他看见有人经过他所居住的王府旁边，就命令手下人把他们引诱到府中杀死，供他食用。后来，人们都不敢从他的府邸前后经过。像朱有熹这样的帝室贵胄，竟然如此殁暴，其下的凶官悍将的吃人行为也就不足为奇了。 

明末的刘泽清也是一位活吃人的典型人物。他在弘光朝时为总兵，镇守庐州（今合肥），平时读书作诗，表面看来颇为风雅，但实际上他的性情极其凶残。他府中养著两只大黑猩猩，驯得能够从事简单。有一天，刘泽清设宴请客，让一只猩猩捧著一盏装有三升酒的金瓯向客人跪著敬酒。猩猩状貌狰狞，客人吓得浑身发抖不敢接酒。刘泽清笑著说：「你连这畜生也害怕吗？」他又叫人拉过来一名死囚犯，在宴会厅中当场打死，取出脑浆和心肝放在另一盏金瓯中，让另一只猩猩捧著，刘泽清吃著血淋淋的人心肝，喝著白花花的人脑浆，旁若无人，宾客莫不胆战心惊。后来刘泽清投降清朝，清朝担心他反覆无常，寻藉口把他磔死。这个吃人的野兽，最终没有得到好下场。 

下面要谈到那些相信左道邪术以吃人肉来治疗某种疾病的事例了。如果说，为满足暴虐欲望 鞾人，主要的是表现了人性中遗留的兽性的凶残，那么，妄图以吃人肉治病的行为则是除凶残之外更表现出动物式的愚昧。用现代科学的观点来看，人肉或人的某些器官同其他动物相比，其组织成分没有根本的区别，人体内含约有机物质，在别的动物身上也可以找到。而且，某些动物如鹿、虎、獭、麝、鳖及一些虫类身体内所含的微生素、微量元素或可作药用的有机物质都优于人体。因此，即使人的肌体具有某种营养价值和医疗价值，它也完全可以用其他动物的肌体来代替。古代的方士、巫师、左道之流鼓吹吃人治病，目的在于显示其法术的神秘，制造震人心魄的恐怖气氛，以此使人畏服而信从。他们的做法实际上带有迷信的性质，和祈禳、驱鬼等邪术一样，对人有害无益。他们利用当时人们的愚昧无知，施展骗人的手段，达到获取钱财等目的。历代真正具有科学意识的名士或名医从来不相信吃人能治病这一类的鬼话，而相信左道邪术的多是贪残、愚蠢、纫庸将或土豪地痞之流，他们有足够的钱财可以饱方士的私欲，有足够的权势掠取被吃的人，否则，方士们也不会向他们献上这吃人治病的恶谋。 

这类人的突出的代表是隋代的麻叔谋。隋炀帝下诎开汴渠，麻叔谋被任命为开河督护。他到达宁陵后患病，卧床不起，求医诊治。医生说必须用肥嫩的羊肉蒸熟后加入药物，一起服食。麻叔谋让人找来几只羊羔，同杏酪、五味子一同蒸食，名为「含酥脔」。乡村百姓前来献羊羔约有数千人，麻叔谋收下羊羔，给了他们优厚的报酬。宁陵县下马村有个叫陶榔儿的，富有钱财但为人凶暴，他家的祖坟靠近河道，害怕挖河时被发掘，就偷了别人家一个三四岁的男孩，杀死后砍掉头和脚，蒸熟装入食盒献给麻叔谋。麻叔谋吃著这肉，香美异常，和羊羔肉味道不同，十分满意，就下令让河道在经过陶家坟地时绕了个弯。陶榔儿兄弟感谢麻叔谋的恩德，继续偷盗小儿蒸熟献给麻叔谋来讨赏。其他百姓得知陶氏兄弟 也效法他们，偷盗乡间小儿换取赏赐。当时，附近村庄接连丢失小儿达数百名，到处可以听见失去孩子的母亲的哭声。于是，当地凡是有小孩的人家，都特制一个大木柜，用铁皮裹缝，夜里就把小孩藏在柜中，用大锁锁牢，而且全家人点著蜡烛值班看守。到天亮打开柜子，若小孩还在，全家老幼都一齐庆贺。即使如此，丢失小儿的事件仍然不断发生。后来麻叔谋恶贯满盈，隋炀帝以「食人之子、受人之金、遣贼盗宝、擅易河道」等罪名惩治他，派大将来护儿把他逮捕处死，陶榔儿兄弟也同时正法。麻叔谋吃人的事不少书籍都有记载，明末阮大铖的传奇《牟尼合》中也写了这样的情节。 

其实，医生给麻叔开的药方并不是人肉，麻叔谋因宵小谄佞之的蒙蔽而改食人肉，一吃上口就不可收□，因而以吃人的恶迹名留史册。古代那些直接采用方士们吃人肉治病的药方的人也不少，他们的行为比麻叔谋还要恶劣。 

南宋宁宗嘉定年间，林千之任西钦州知州，得了一种病（末疾），有个医士告诉他，吃童男童女的肉可以强筋健骨。于是，林千之派人在本州境内捕少年男女，制成肉乾，叫做「地鸡」、「地鸭」。嘉定十年（1218），此事被当地土司告发，林千之被朝廷免官，但未判死罪，仅流放到海南。由于南宋政治腐败，这样的吃人的昏官竟然没有得到惩罚。 

有的人相信吸食人的脑髓可以治病。明代万历时，朝廷派到福建的抽税太监高□本是被阉割的人，有人告诉他生取童男童女脑髓和药一起服用，可以使阴茎重新长出来，恢复性功能，于是，高□就攫取民间小儿，吸食脑浆，致使税监府院的水池中白骨累累。（参见宫刑）清初顺治年间，安邑知县鹿尽心得了痿痹之疾（半身不遂），有个方士自称是刘海蟾转世，会扶乩之术，对他说吃小儿的脑子可以治好病。鹿尽心相信他的话，用高价购买小儿，猛击其头部致死，取出脑浆炖熟服用。这样，他吃了许多小儿，病情未好转，又请方士扶乩求仙，方士又教他吃生脑浆。于是鹿尽心就把捕获的小儿敲开头骨，生吸脑汁。但是，鹿尽心的病到底没有好，不久他就死了。这个例子说明，吸人脑髓对治疗疾病不可能产生有益的效果。 

还有的人相信人的胎儿具有大补的作用，就烹食胎儿以图健体强身。明代有个名叫王冠，縄人，热衷于房中术。他有婢妾十馀人，恣意纵欲，婢妾怀孕快要分娩时，王冠就让她服药打胎。胎儿产出，王冠就把胎儿放在石臼中捣成肉酱，配制成药丸。他还购买别人家的幼儿烹熟食肉。后来事情败露，王冠被治罪，凌迟处死。清末时，还有人练什么金刚禅，也吃人的胎儿。据说，当时扬州东乡十里处有水田，某天夜间，在田野里草棚中护青的农民看见远处河边的土地庙前有火光，或大或小，忽明忽暗。他们感到可疑，就约集几个年轻力壮的年轻人，各执棍棒前去察看。走到跟前，看见一个和尚坐在地上，旁边用石块支著一口铁锅，正在加柴烧煮。农民问他干什么，和尚说：「我到南海拜佛归来，路过此地，肚子饿了，煮点饭吃。」农民正要离去，其中一人笑著说：「和尚不是吃斋吗，我怎么闲著这锅里□有肉香？」一边说著，一边开玩笑地揭开锅盖，看见里面煮的是两个胎儿。众人大惊，都用棍棒打那和尚。和倚受伤倒在地上，数口气说：「我是练金刚禅的，必须吃够三十六个男胎，才能成大道，我刚吃了七个，就碰上你们了。这都怪我福薄，命该如此。你们快把我打死吧，不必多说什么了。」农民们非常愤怒，七手八脚把和尚击毙，把他的尸体扔到河里。这个和尚练的所谓金刚禅，肯定属于左道邪术一类，能背著人暗地里进行。他的悲惨下场说明了这样的事实，吃人的行为不论以什么理由出现，都不能被一般民众所理解，民众对这种残忍做法随时都会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情绪。 

最后，需要谈到的是那些以吃对方的肉来发泄仇恨的现象。这一类的吃人或咬人是表达感情的一种手段，和玡面所述种种以吃人为乐的残忍行为有所不同。据历史记载，南朝梁时侯景作乱，兵败后被羊鲲所杀，尸体送到建康（今南京），百姓们纷纷割食，后来又把他的骨头烧成灰，受过候景祸害的人又把他的骨灰调在酒里饮下肚中。隋代杨玄感谋反，炀帝把他擒获正法，罪及九族，并且命令朝廷公卿以下官员，都去割食他的肉。唐代武则天死后，其宠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被杀，百姓们争先脔割他们二人身上的肉，煎炒而食，那肉又肥又白，就像猪的脂肪似的。五代后晋时，张彦泽被耶律德光擒杀，市民们砸开他的头颅，挖出脑髓，又割他身上的肉，一同烹食。明正德年间，宦官刘瑾倒台后被凌迟处死，仇家出钱贿赂刽子手，买去他的每一片肉生吃，以解胸中之恨。嘉靖时，王被严嵩杀害，后来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获罪被斩首，王的儿子王世贞、王世懋兄弟花钱买通行刑的刽子手，砍下严世蕃的一条腿带回家去，煮熟祭奠父亲，之后，王氏兄弟二人对坐，把那条人腿上的肉吃个净光。明朝末年，李自成攻破洛阳，杀了福王朱常洵，并且取他的血和鹿肉一同煮熟，赐给部下尝食，名曰「福禄酒」。这些做法，虽然只是为了宣泄感情，但不能不说是一种原始的、野蛮的报复方式，在今天看来是不足取的。随著人类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这现象会逐渐绝迹。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国古代人吃人的历史资料”，我看所有的“历史资料”都是挂一漏万的！“中国古代人吃人的历史资料”也不外乎此。但是“挂一漏万”也比“一无可取”的好。所以大家都应积极保存历史资料，以待历史荒原上的来者。

【19、丁汝昌是个历史反革命】

网文《丁汝昌》报道：

丁汝昌（1836年11月18日－1895年2月12日），原名先达，字禹廷，亦作雨亭，号次章。生于安徽庐江县，后举家迁居巢县，定居巢湖南岸龙骨山下高林镇，今属巢湖市散兵镇，现村名山西丁。清朝北洋海军水师提督。甲午战争时期的1895年2月，丁在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前，拒绝投降日军而服鸦片自杀。

生平

1836年11月18日（清道光十六年十月初十日），丁汝昌出生于安徽省庐江县丁家坎村。丁汝昌早年家庭虽不富裕，幼时曾入私塾。1854年（清咸丰四年），太平军攻占庐江城之后，丁汝昌参加太平军，成为程学启部将，1860年（清咸丰十年），清军攻打安庆，丁汝昌随程学启投入湘军，1861年随程学启改入淮军。1862年，丁汝昌即参加刘铭传的铭军水师营并参与攻克常州、广德等战役。1864年太平天国败亡，丁汝昌随刘铭传北上与捻军作战，原水师营改编为马队，丁汝昌即为马队军官。1866年，丁汝昌取得寿光大捷。1868年，东捻军失败，丁汝昌授总兵，加提督衔，赐协勇巴图鲁勇号。1877年，朝廷拟调任丁汝昌往甘肃，途经天津时，因伤病复发而滞留。后为李鸿章看中，调往新购的蚊子船“飞霆”号熟悉海军知识。

筹建水师

1879年，丁汝昌在李鸿章的举荐下，先留用北洋海防，后出任北洋海防兵船督操。翌年，李鸿章推举丁汝昌带团前往英国，接收向英国订购的“超勇”“扬威”号巡洋舰。在英期间，丁汝昌获得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的接见，同时与英国海军部及舰船设计师交流。期间，丁汝昌亲自研读海图，制定航线。整个活动期间，丁汝昌率领的接舰团受到英国各界的好评。

1880年，丁汝昌率林泰曾、邓世昌等官兵赴英国接收“超勇”、“扬威”巡洋舰回国。

1882年，朝鲜爆发壬午兵变，丁汝昌率北洋水师舰船开赴朝鲜，擒获朝鲜大院君李昰应，使日本干涉朝鲜计划落空，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获奏赏。

北洋水师成军

1888年，北洋水师正式建军，丁汝昌出任提督。负责全局人事、后勤与舰队活动的方针。具体事务由旗下总兵负责，期间受到留外海军军事学校正科班出身的刘步蟾等人为主的中高级官员的排挤，无视提督军令，军纪失控不振，后得李鸿章惜才力挺，以及中下级军官和外籍顾问的欢迎。

黄海海战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朝廷内以翁同龢为首的清流煽动下，光绪帝下令要寻战。李鸿章因北洋数年未添一舰，同时后勤弹药补给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要求丁汝昌尽量“弃战保船”。7月26日，丁汝昌率军出巡，意图寻求日军主力以报丰岛海战之仇。后无所获，遂返回威海卫，同时布置海军基地内水雷，以防日军鱼雷艇偷袭威海卫军港。但8月2日，清廷严厉申饬李鸿章，指责丁汝昌怯懦所以未能寻获敌军。丁汝昌因此再度率军出洋，但仍未所获。言官攻击更甚，礼部满侍郎志锐甚至要求处死丁汝昌。8月9日，丁汝昌再次进行出洋巡逻，但第二天日军军舰即出现在渤海湾内。由此，引发光绪帝和言官的巨大震动和愤怒。8月23日，清廷绕过李鸿章，直接指挥丁汝昌。在不了解前方形势的情况下，清廷严令丁汝昌不得离开旅顺威海一线，直接将北洋舰队困于渤海湾内。两天后，清流言官上疏弹劾丁汝昌，翁同龢亲自上阵，要求革去丁汝昌的提督职务。光绪帝在26日即刻下旨，革去丁汝昌的提督职务。8月29日，李鸿章终于上奏朝廷，指出北洋舰队补给存在的重大问题，以及海军作战的苦衷。最终，丁汝昌一事惊动慈禧太后。9月1日，清廷收回成命，暂免处分丁汝昌。

9月，丁汝昌奉命率北洋水师主力护送陆军增援朝鲜驻军，18日返航时在鸭绿江口的大东沟附近海域遭遇日本舰队，双方发生黄海海战。海战中，丁汝昌在旗舰“定远”舰飞桥上指挥，被炮火所伤。经过5个小时鏖战，北洋水师在缺乏大量弹药的情况下惜败，致远、经远、超勇三艘巡洋舰被击沉，扬威舰被济远撞沉，广甲号逃逸搁浅自毁，共计损失5艘巡洋舰，余舰均受伤严重，而日本联合舰队有5艘军舰被重伤。

战役结束，北洋舰队返回旅顺修理厂修理，但船坞工人大部分逃跑，以致维修进程极度缓慢。11月13日，由于日军从陆路逼近旅顺，在未修复的情况下，北洋舰队被迫离开旅顺港，返回无修理厂的威海卫基地。11月16日，清廷却下令指责丁汝昌避战，革去其顶戴。

北洋水师覆灭

丁汝昌返回威海卫以后，便全力布置威海卫海防。但11月26日，清廷却下令革去丁汝昌职务。11月27日，御史言官在翁同龢授意下，联名上奏要求处死丁汝昌。12月12日，日后坐视日军登陆荣成湾合围威海卫的山东巡抚李秉衡，也上奏清廷，要求处死丁汝昌。12月17日，清廷下旨将丁汝昌交刑部治罪。他对陆军的战力表示担心，建议做好炸毁陆路海岸炮台的准备，结果反成了“通敌误国”的罪证，清廷下令将其交刑部治罪。在刘步蟾等将领的通电请愿，李鸿章的极力申辩下，清廷命令，待丁汝昌手头事务结束后，解送刑部。

1895年1月20日，日军在山东半岛荣成登陆，随后，日军从陆路攻克威海陆上炮台，海陆合围北洋水师，丁汝昌与北洋水师残部固守刘公岛待援。定远舰中日军鱼雷失去行动能力，北洋水师被迫炸毁旗舰“定远”以免资敌，2月11日在威海英国海军顾问鼓动投降献舰，部分水师叛军持械要胁，丁汝昌向日军投降，后丁汝昌服鸦片自杀，享年59岁。同名电视剧考证与演出不一样是，室外水兵哗变，丁退回室内无路可走只好传出枪响自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军人应以武器自裁较为可能，丁汝昌自尽符合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赢得了日本军人的敬重，伊东佑亨以商船将丁汝昌遗体送回中国。另一说法是丁汝昌拒绝投降而自杀，后事托与英国人副提督马格禄，马格禄、浩威（George Howie）等人以丁汝昌的名义起草了投降书，向日军投降。据孙建军研究，笔迹鉴定与史实证据支持丁汝昌拒降自尽的说法。

身后

日本政治人物胜海舟曾为丁汝昌作祭文，并非传说中丁汝昌是明治维新志士日军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的同学，而是因为丁汝昌在1886年和1891年曾经两次率领北洋舰队访问日本。

平反

清廷将甲午战争之败，归因于丁汝昌缺乏海军经验，因而下旨“籍没家产”，清廷命丁汝昌死后穿上黑色囚衣，棺材漆成黑色，外加三道铜箍捆绑，意为枷锁，昭示棺主有罪，用砖封在其原籍村头，不许埋葬，直至宣统二年（1910年），经载洵及萨镇冰等人奔走，清廷为丁汝昌平反。民国元年（1912年），灵柩始归葬于安徽无为县西乡小鸡山梅花地，入土为安。

评价

丁汝昌是淮军出身，缺乏海军经验。在海上训练期间，刘步蟾等军官一直不服丁汝昌。1890年，琅威理与刘步蟾发生冲突后离职，新聘任的总教习汉纳根原为陆军尉官，对指挥海战同样一窍不通；唯北洋舰队日益为暮气所笼罩。甲午海战的惨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丁汝昌指挥不力，但丁汝昌仅将海战失利完全归罪于济远舰管带方伯谦。战后方伯谦被丁汝昌处以极刑，其结果就是北洋舰队军心涣散，纪律更加松弛，指挥更加不灵。旅顺失守后，仅存威海卫，北洋海军面临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丁并未积极主动措施打破敌人的海上封锁，反是坐以待毙。身陷绝境，指挥不灵，最后只有自杀明志一途。

参考文献

参见陈悦《北洋水师研究》

陈诗《丁禹廷军门传》：“咸丰荒旱，父母亦逝。太平军过庐邑，掠人入伍，汝昌被掠，从至皖城。与同馆者，则桐城程忠烈学启也，倾怀效能，意气相得。无何，湘乡曾忠襄国荃围皖城，学启偕汝昌率三百人逾城出降。忠襄犹疑虑，每战令居前，屡获捷，既克皖，学启授参将，领开字营。汝昌哨官，亦授千总”。

甲午战后，来远帮带大副张哲荣呈文指出海军失利缘由：“军兴以来，未闻有上制胜之谋者。提督与诸将画策时，有口是而心非者，有唯唯而退者。员弁有言，多因避嫌不敢上达。至临敌之际，各自取巧为己，不顾大局。……甚至临阵退缩，畏缌不前者，不加查察”。定远枪炮大副沈寿坤指出：“大东沟之战，非弹药不足，乃器之不利也；非兵士不出力，乃将领之勇怯不同也。勇者过勇，不待号令而争先；怯者过怯，不守号令而退后。此阵之所以不齐，队之所以不振也。致败之由，能勿咎此乎。”

李鸿章在10月5日的奏折《大东沟战斗折》说明：“此次据中外各将弁目击攻沉倭船三艘，而采诸各国传闻，则被伤后沉者尚不止此数。内有一船，系装马步兵千余，将由大孤山登陆，袭我陆军后路，竟令全军俱复。而我运送铭军八营驶抵口内，得以乘间陆续起岸，不至被其截夺，关系大局匪细，实赖海战保全之功。若非济远、广甲相结继遁逃，牵乱船队，必可大获全胜。犹幸致远、经远冲锋于先，定远、镇远苦战于后，故能以寡击众，转败为功。此则方伯谦之罪，固不容诛。”

丁汝昌同乡吴敬荣在海战中“始而逃阵，继而毁船，仅予革职留营，仍复月给薪水”。方伯谦被杀激化了北洋舰队中各派系之间的矛盾，而且赏罚不公引起更多人的不满。《卢氏甲午前后杂记》的作者卢毓英认为：“余急问之曰，广甲管带如何矣？彼曰，未之闻也。余不禁骇然，曰，何同罪而异罚也！”

丁汝昌在写给威海卫绥巩军统领戴宗骞的信中表露自己的处境和心情，他说：“汝昌以负罪至重之身，提战余单疲之舰，责备丛集，计非浪战轻生，不足以赎罪。自顾衰朽，岂惜此躯？……惟目前军情有顷刻之变，言官逞论列曲直如一，身际艰危尤多莫测。迨事吃紧，不出要击固罪；即出而防或有危，不足回顾，尤罪。若自为图，使非要击，依旧蒙羞，利钝成败之机，彼时亦不暇过计也。”

谢选骏指出：我认为丁汝昌种种别扭的表现，与他是个“历史反革命”有关——他出身于太平天国的叛徒，虽然投降满清却有抹杀不掉的印迹。虽因善于见风转舵，受到了李鸿章的提拔，却始终不被根红苗壮的满清正统所器重。丁汝昌的家乡盛产保姆，他做做家政服务也许更加合适，李鸿章却一定要他统领海军，以此外行领导内行，能不一败涂地吗？

【20、法医解剖工作者的历史解读】

《如果中国=宋朝，美国=辽朝，那么台湾就是……》（上报 2021-07-18）报道：

刘仲敬 2021年07月18日  

《出猎图》九一六年，契丹迭刺部首领耶律阿保机统合各部，建契丹国（汉语称辽国）。契丹人的风俗习惯与汉人极为不同，例如髡髮、穿左衽长袍和长筒皮靴等以便于骑马射猎。因为契丹国力强过宋国，声明远播内亚，故今日的中亚和东欧各国语言中，仍以契丹（kitai／Kaitay）来称呼中国。（辽·胡瓌绘，八旗出版）

契丹人的统治号称是五京制，实际上这就是一种在欧洲非常常见、但是东亚的吏治国家并不熟悉的君合国联邦制。在这个体制中，不仅耶律氏和萧氏重演了西周封建时期姬氏和姜氏的那种联姻家族的地位，而且在契丹人的皇帝之下还同时保留了奚人的国王（奚人就是山地的燕人）。同一个帝国之内既有皇帝又有国王，而国王只是比皇帝低一等，但却始终保留了自己原有的地位，不会被皇帝废除。这种政体在僭主政体之下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也就表明了，东北亚人保留了比东亚人更多的封建性。当然，五京制就对应著五个不同的区域：核心区域是契丹人的老根据地；西北边区是内亚各部族的绥靖区；西京是沙陀政权覆灭以后晋国土豪避难的晋语区；南京则是低地燕人的统治地带，由那些在安禄山时代一直不能得志、现在终于获得了较大自治权的豪族——也就是后来马植他们家族所产生的那个阶级所统治，高地燕人则由奚王统治，奚王的政权一直维持到契丹帝国灭亡的时代还一直跟契丹人共治；东方则是渤海人的故地。我们所知的辽帝国，就是这样一个五元的联邦国家。

汴京的宋人依靠契丹人的势力才能在汴京建立政权、并在契丹人的宽容之下才得以征服百越各民族的东南亚国家（也就是所谓的十国）。在那之后宋人又感到不满足了，于是企图把伊朗人、唐王朝曾经统治过的地区（包括燕国在内）重新夺回到自己的统治之下。这个做法的含义就像是现在的中国领导人企图收回台湾或者收回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威）一样。他们完全忘记了，他们的政权之所以能够存在，正是因为苏联替他们建立了政权，苏联替他们赶走了国民党。然后在苏联这个太上皇倒台以后，他们之所以没有和波兰、罗马尼亚的共产党一起可耻地垮台，全靠美国人给他们续了命。但他们却一方面想拒绝支付为了购买苏联的支持和保护所付出的蒙古，又不肯接受为了购买美国的保护而支付的台湾，而是想同时背叛苏联和美国这两个主人，把原先自己已经卖出去的台湾和蒙古重新收回来。

汴梁的赵家政权打的也是这个主意。他们认为，在契丹人的扶持之下，他们现在已经站稳了脚跟；透过入侵东南亚各国，已经获得了大量的财政资源。现在跟石敬瑭的时代不一样了，我们已经比契丹主人更富裕了。正如现在习近平认为，和毛泽东当年跪在史达林面前的情况不一样，现在我已经比苏联的继承者俄罗斯还要富裕了。与当年邓小平和朱鎔基在里根和柯林顿门前要饭的时代不同，现在我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号经济大国了。所以，过去我做的承诺全部无效，我可以重新做收复燕云十六州的美梦了，然而这个美梦最后完全断送了赵家政权。他如果不打这个主意，在契丹人的宽容之下侵略南方的东南亚国家，可能还不至于引起内亚太上皇方面的连锁反应，也许还不至于这麽迅速就遭殃。

当然，赵家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科技上都是非常软弱的，只有在某一方面是非常强大的，是契丹人、满洲人、蒙古人、伊朗人都万万不能相比的，也是今天的苏联人、美国人和日本人都没有办法相比的，那就是它执行大外宣的技巧。大外宣表面上是外宣，但是骨子裡真正起作用的还是对内宣传。大外宣的内容就是这样的：我们汉人自古以来就是一家，儘管燕云十六州早在我们赵家依靠契丹人的支持篡夺政权以前就已经属于契丹人了，但是没关係，只要他们是用汉字的汉人，就都是一家，都应该归属我们赵家天子，而不是属于契丹人或者女真人的皇帝。儘管燕云十六州的豪族、门第更愿意与满洲人和契丹人一起玩，而不愿意和宋人一起玩，但是没关係，我们可以发明出很多老华侨的故事，证明无论是美国华人、加拿大华人、马来西亚华人还是台湾人和香港人，理所当然都应该统一在我们的领导之下。如果他们不这麽想的话，那就是数典忘祖，应该人滚地留。

内地的小粉红深信这种逻辑，但是说汉语的燕国豪门，也就是辽国五京制之下的那些南京居民，对此有非常不同的看法。原因也很简单：辽国的统治更接近唐帝国的统治。东北亚人虽然和内亚人不一样，但是他们和东亚的差别更远。从整体上来说，东北亚人更像是内亚人的一个偏远分支，而不是东亚人的分支，所以相较于宋人所代表的那种柔性的秦制，他们更容易接受唐皇室的文化。宋人那种头悬梁、锥刺骨、穷光蛋读书以后做官然后再贪污的模式，对于燕国的豪族来说实在是没有什麽吸引力，他们还是习惯北魏、北周、隋、唐那种更加豪爽、更加具有伊朗风格的统治方式。

地方上的豪族平时就像陈寅恪先生所考证的李德裕的祖先那样，就是当地放鹰走马的豪族，像英国士绅那样自由自在，在政府派来的官员面前是昂首挺胸、平起平坐的，甚至政府官员都要看他的脸色，他根本不觉得考科举做官是什麽了不起的事情，做官也不过就那麽一回事。我在民间当一个土豪，土豪的声望比官员的声望还要大。甚至可以说，只有贫民阶级出身的子弟才会把做官看得很了不起，才会不惜一切代价去做官。而且，国家真正的统治者不是透过科举、读那几本谁也不在乎的书、考记忆力就能胜任的。作为统治阶级，真正的义务就是这两项：第一就是在战争时期，动员自己的家丁和乡下的民兵去为皇帝打仗，通过弓马嫺熟获得军功；第二就是在和平时期，根据当地的习惯法审案判案，维持当地的治安。这两件事情，豪强都是能够胜任的。至于科举出身的官员呢，除了读书什麽也不会，而且还特别害怕打仗。要说习惯法呢，他在本地又是一个穷人，平民阶级出身，跟本地世世代代都是大地主的豪强相比，谈不上有什麽威望。

所以，辽国的政治体制与鲜卑人的北魏和隋唐比较相似，是李德裕的祖先比较如鱼得水的那种豪强统治。豪强权力很重，读书人只是起装饰作用，进进翰林院之类的地方、替皇上写写诗、打打广告就行了，实权是轮不到你的。像武则天革命以后、唐玄宗以后、到宋明两朝登峰造极的那种科举英雄的统治，在他们看来是极其变态的。他们根本不愿意让他们的子弟和穷人家的子弟一样、和范进一样，马也不骑，弓也不拉，射箭也不会，只能可怜地去背书、背书、背书，生怕写一个错别字就会被剥夺官职。然后好不容易当上官了以后，哪一天不当官，马上又会变成一个穷光蛋。所以，只要你能够让他做官，他什麽事情都肯做。因为害怕皇帝不让他做官，什麽拍马屁、坏心眼的事情他都做得出来。相反地，豪强就不一样了，他不在乎做不做官，做官得到的钱还没有在家裡做大地主来得多。他平时弓马嫺熟，也不害怕坐在县衙门裡的文弱书生。因此，皇帝如果得罪了他，他可以拂袖而去，在皇帝面前是一个很有面子的人，就像英国士绅靠著《大宪章》和封建权利的保佑，在英格兰国王面前理直气壮，绝不肯像东方奴颜婢膝的大臣那样拍马屁。

宋人的宣传部把燕云十六州所谓的汉人说成是在契丹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深受剥削和压迫、随时都指望祖国来解放他们的可怜人。这就像今天中国的宣传家声称，台湾人和香港人在英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下时时刻刻都希望祖国像金正恩那样暴射几颗原子弹，提高他们的地位，只有极少数的帝国主义走狗才想把他们从祖国分离出去。但实际情况却是恰好相反，燕云十六州的豪杰都觉得，自己在契丹人那种类似于唐皇室的统治之下，享有一种类似于英国士绅的崇高地位，比起做官要好多了，他们根本就不愿意回去接受宋人的那套科举体制。当时只有极少数像邱毅这样的人，也就是像后来搞宋金海上之盟 的马植他们那种人，他们正是因为自己行为卑鄙，所以在台湾社会……我是说在燕国社会裡被当地的世家大族所不齿，根本在当地社会中混不下去，所以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出来唬弄，希望到汴梁城和北京城发展，因为那裡人傻钱多，说几句「我是一个爱国老华侨」这样的话，统战部就会出来给他们很多统战经费。

然后他回到台湾或者燕国去，拿著中国的统战经费就可以耀武扬威地说：「我们赵家是世界第二强国，你们可不要眼裡只看著契丹这个世界第一强国，忽略了世界第二强国的可怕哦。我们宋人有的是钱，契丹精兵不过二十万，我们宋人府库裡的钱，一个脑袋出二十匹绸缎，就可以把契丹的精兵全都买下来，你们等著瞧吧。你们燕国人和台湾人不要以为靠著契丹人和美国人就可以瞧不起我们，我们早晚要把契丹人或者美国人的总统收买过来，让他们抛弃你们，那时候你们就要尝尝我们这个世界第二强国的厉害了。」当然，这种宣传并不怎麽管用，因为燕国人心裡很清楚，在契丹人的联邦制度之下，他们享有的地位是相当安全的，而且比起汴梁的中央宣传部，他们更清楚上京的政治变化。照他们看来，美国人和契丹人好像没有放弃燕国的想法，他们根本就没有必要为了他们瞧不起的「世界第二强国」去抛弃世界第一强国对他们非常实际的保护。

燕云十六州：指曾位于今天北京、天津、河北、山西的十六个州（虚线范围内）。这些地方大多位于制高点或险要处，形成一道隔绝内亚、东北亚与东亚的天然屏障。故拥有燕云十六州，就成为内亚势力掌控进出东亚门户的关键。（八旗出版）

宋人当然没有能力推翻契丹、把契丹人赶回满洲，他们只能够依靠满洲的新兴势力——也就是金人的崛起，来达到推翻契丹人的目的，希望在这个过程中趁火打劫，能够把燕国拿回来。金人的崛起主要是满洲方面的历史，金人兴起的地方，也就是图们江、松花江流域，在渤海国以前基本上还是像美国总统杰弗逊 时代的美洲大陆一样，大部分还是荒地。但是在渤海国像京都的律令制国家一样倒台以后，过去在中央集权帝国压制下的地方封建势力开始迅速成长起来。过去类似关东武士的海盗联盟和酋长联盟取代了龙泉府派来的律令制公卿和官僚，因此使垦荒者的生产力和武士的战斗力得以释放。就是在这个时期，也就是武家在日本和满洲兴起、颠覆了唐皇室的伊朗式中央集权政权的同时，东北亚的铁器技术和纺织技术水准第一次超过了内亚和东亚。这是近代以来以日本为核心的东北亚开始崛起的先兆。这次崛起在政治上的主要特点就是，唐皇室的中央集权帝国倒台，而武士联盟主持的封建势力——能够保护地方利益和垦荒者、创业者的新兴势力崛起。契丹帝国的倒台追根究柢也是这次政治变化的结果，但它和燕国的关係不大。

我们需要知道的是，燕国的败类马植企图将宋国和新兴的满洲国撮合在一起，推翻旧的契丹人的统治，然后藉此机会把燕国网罗到宋国的统治之下。燕国原有的世家大族和社会精英在契丹人长期的统治时期，已经与契丹的精英阶级磨合得很好，他们并不愿意背叛契丹人。所以，当童贯率领的宋军企图北伐、拿著中央宣传部的大喇叭宣称「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请你们和我们一起驱逐辽国帝国主义，从此回到中国家园」的时候，他们就像今天的中国人在香港和台湾所遭遇到的情况一样，他们惊讶地发现，他们从小就被爱国主义教育所灌输的那一套竟然完全是谎言，燕云十六州的豪族竟然为了保卫契丹人的统治而与他们决一死战。

最后等到契丹帝国终于倒台、满洲帝国为了履行他们和宋人的盟约、最后同意把燕国转让给宋国的时候，燕国的世家大族纷纷拒绝参加宋人的科举，宁可隐居到燕山之后等待金人下一步的入侵，也不愿意做官。愿意做官的，只有马植、郭药师 这种流氓无产者。你可以把这个情形理解为，中国政府到了台湾以后，只能够找到邱毅和连战这样的人替你做官，凡是在台湾社会中真正有影响力的人都只愿意服从美国人和日本人，而不愿意拥护你们中国。马植和郭药师都是赤裸裸的投机分子，他们只是贪图宋人发给他们的大量统战经费才叛辽降宋的。一旦宋人内部发生问题，统战经费发不下来，他们马上就要会再次背叛了，到时候当宋人感到后悔也已经太晚了。

作者简介“刘仲敬”

长于新疆，而独以川人自属。尝操宋慈故业，而自授史学。刀下阅尸，笔下著史。以其独特的理论体系，致力于用宪制演化的角度研究历史，并投入民族发明的推广。他在大众史学及网路场域拥有巨大影响力，其学说被支持者称为「阿姨学」。现为旅居美国的自由作家。

最新著作为「民族发明学的世界史」系列作（《叛逆的巴尔干》、《欧洲的感性边疆》、《中东的裂痕》），此系列透过刘仲敬独特的民族建构理论，深入分析中欧、东欧、巴尔干以及中东等地区，是如何从帝国或封建王国的体系演化成近代的民族国家。

另外，尚著有「近代史的堕落」系列作（《晚清北洋卷》、《国共卷》、《民国文人卷》），此系列透过近代东亚地区重要历史人物之生平，阐述东亚文明的历史特性；《经与史》、《远东的线索》为重新解释内亚和东亚古代历史关联性、解释中国近现代史格局与演变的经典作品；《文明更迭的源代码》则是关于「阿姨学」的思想脉络、及对世界各种文明和历史的探讨。

除了著作等身，刘仲敬还译有大卫．休谟（David Hume）的《英国史》、汤玛士．麦考莱（Thomas Babington Macaulay）的《麦考莱英国史》等西方历史学经典作品。

※本书撷取自《逆转的东亚史（3）：非中国视角的华北（晋、燕、齐篇）》

谢选骏指出：刘仲敬在新疆公安局充当了十年法医，大概解剖过不少“非正常死亡的尸体”——他后来虽有历史学的训练，但却再也摆脱不了法医学的非正常死亡的“无罪存疑”（“疑罪从无”的反面）的犯罪眼光了。用法医学来解剖历史现象，结果自然耸人听闻了！现在倒好，他竟然用解剖宋朝和辽朝（按照我的第二战国时代理论分析，只应叫做宋国和辽国）这两个历史木乃伊的法医术，来分析中国和美国这两个活体——这是活体解剖时事政治，还是活剐中美两国呢？——这就不仅是“法医工作者”进行“历史解读”的结果；而且还要据此进行时事分析——这种解剖务必发生在凶杀案件之后，而不要发生在中美两国死去之前，否则就好瘆人了。

【21、反腐斗争来自历史的伤口】

《习近平的反腐斗争为何永无休止》（麦笛文（Stephen McDonell）BBC驻中国记者 2024年2月12日）报道：

习近平最新一波反腐行动伸向金融高层和火箭军，外界开始质疑反腐行动何时结束。

简单答案是：不会。

反腐行动已成为中国领导人管治体系的核心支柱。

习近平利用反腐运动来整肃异己，他的反腐行动更像是失控的斯大林式的清洗运动。

但也有人不这么看。

佐治亚州立大学（Georgia State University）中国研究学者魏德曼（Andrew Wedeman）说：“习近平可能对高层腐败有偏执，但他的恐惧并非妄想。”

“他担心的腐败肯定是真实存在的。当然，习近平利用镇压行动来获取政治优势也可能是事实”。

李尚福与秦刚双双遭罢免，对习近平意味着什么？

习近平的反腐运动：范围有多广？目标是什么？

中国高考作文首现“习近平语录” 要求考生按命题“体现思考”

在毛主席时代，只要培养爱党情绪就可以减少贪腐。

随后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一种理念深入人心，即如果让人们生活变好，他们就不会有太多动机去腐败。

到了胡锦涛时期，大多数中国人生活变好很多了，但也有一些人想要更多，并准备不择手段地获得更多，这再次助长了大规模的欺诈行为。

现在，人们感觉习主席又回到了毛泽东的行事方式，大力强调对党忠诚。

这些反腐行动都是从党内发起的，调查围绕涉嫌违反党纪的行为展开。实际上党可以随心所欲地开展调查。

“人就那样消失了”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因为在中国社会中担任高级职务的大多数人都是共产党员——无论是在金融机构、体育组织、政府部门还是大学。

一旦成为党员，就有可能触犯党纪，而党纪指控有时非常模糊，可以是涉及个人道德问题和败坏党的声誉。

在调查过程中，令人生畏的中纪委会让人消失。

理论上，受查人士被带到秘密地点接受审问之前，他们的家人应该会收到通知，但谁也不能保证这会发生。

有一天你不再公开露面，下一天你就会被认为受到了无限期的调查，没有法律代表或外部问责。

反腐行动本应是为了扫除阻碍经济的障碍，使经济运行更加顺畅，但打击行动很可能会产生反效果。

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王慧玲（Lynette Ong）对BBC说：“这削弱了对创新、创业和冒险精神的激励，而自1979年以来，创新、创业和冒险精神一直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

在今天的中国，你经常听到“躺平”这个说法。有时，它指的是那些20多岁就退出“内卷竞争”的人，他们住在父母家里，玩电子游戏消磨时间，对生活没有大的抱负，因为他们看不到前景。

但这个词也被用来形容国有企业或私营部门的官员，他们工作只是为了保住饭碗，仅此而已。在他们看来，推动创新或过于雄心勃勃地去追求脱颖而出，实在风险太大。

曾任中共中央党校校刊《学习时报》编审的邓聿文说：“习近平希望官员廉洁勤政。”

“但在习近平重点关注腐败的情况下，他们就会‘躺平’。当然，习先生不允许这样，他要求他们努力工作，免得他们的腐败行为被曝光。但打击已经持续了十多年，官员们已经习以为常。如果你追着我干活，我就会多花点力气。如果你不再用鞭子抽我，我就会放松一段时间，‘躺平’”。

巨额资金，巨额贿赂

不过，几个月来在金融领域发生的高调落马事件则是另一回事，其矛头直指那些被指控因错误原因而过于活跃的高管。涉嫌收受巨额贿赂而受到牵连的人包括大型银行的前董事长和曾经的监管者。过去一年已有100多名金融部门官员受到处罚。

“几十年来，太多官员卷入了金融腐败。不可能在一两年内清理干净，”邓聿文说。“银行业是去年的主要目标。今年也是，明年也是。”

韦德曼教授认为，“我们应预料到银行业会出现大量腐败现象，毕竟银行是巨额资金的所在地”。

如果说中国的钱在银行业，那么最终权力是在军队手中。

人民解放军不是国家的军队，而是党的军队，党对军队拥有绝对控制权。

因此，火箭军将领及国防部长李尚福下马，就显示出中国的反腐斗争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据报道，不道德的采购过程将有缺陷的装备一路推入核武库。

加拿大智库瑟希斯集团（Cercius）首席执行长亚历克斯·帕耶特（Alex Payette）说：“我们谈论的不仅是挪用资金或收取回扣的问题，而是购买劣质军事装备并可能在解放军使用的问题。”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銮则说，火箭军中的腐败会给习近平带来沉重打击。

他对BBC说：“他对火箭军寄予厚望。如果我拥有非常强大的火箭军，那么将来与台湾开战，绝对会发挥重要作用。”

他是否认为重组人民解放军这一关键组成部分，实际上可以推迟任何武力夺取台湾的行动？

“当然，当然！”

然而，观察中国反腐斗争的分析人士发现，习近平的做法存在一个明显缺陷，那就是完全缺乏系统性变革。

中国问题专家帕耶特说：“尽管共产党努力发展其监管机构和纪律检查规则等，却未能遏制腐败。只要共产党仍然是获取国家资源的唯一机构，它就无法遏制系统性腐败。”

其他国家引入了真正独立的反腐败机构，提高透明度，改善法治，并让独立媒体报道腐败现象。中国没有做这些事情。

相反，共产党是在自我监督。剩下的就是永无休止地寻找“害群之马”，却没有从一开始就阻止它们出现。

除此之外，中国研究学者魏德曼教授认为社会观念也需要彻底改变： “减少和控制腐败不仅需要法律、法规和监督方面的变革，还需要官场文化和新一代的社会化发生了更深层次的变化，对他们来说，腐败和徇私舞弊不再是标准的、可接受的做法。”

习近平大刀阔斧的反腐行动，也有可能让一些官员不敢表达意见，尤其是那些与他关系密切、本应向他提出坦率建议的官员。

对许多人来说，在经历了三年新冠疫情后，这一点变得更明显。当时世界各地已经重新开放，中国却依然封闭，即使经济低迷也受到严格限制。

政治学教授王慧玲说：“毫无疑问，他（习近平）身边有很多聪明人，但他坚持‘清零’，直到爆发大规模抗议活动为止。这让我觉得，他并没有听进去那些懂经济的人的话。”

其他中国观察家担心，习近平身边都是“唯唯诺诺的人”。

“在这一点上，习近平并非是在寻求坦诚的建议。他要的是忠诚，”中国问题专家帕耶特说。

“习近平似乎陷入了被只想升官的干部不断赞美的境地。纵观中共早期历史，他应该知道，党的干部为了避免被清洗以及升上党和国家机构的上层，都会阿谀奉承。”

某种程度上，人们认为所有官员都是腐败分子（不管是高层的 “老虎”还是基层的“苍蝇”），而那些被挑出来的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是对习近平的威胁。

在这场反腐行动中，估计有500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处罚，其中一些人受到警告或罚款，另一些人则被判处重刑甚至死刑。

但许多人认为，这不仅没有让民众相信国家有更好的治理，反而损害了党的声誉。

正如魏德曼教授所说：“我猜想，十多年的打贪和似乎无休止的‘笼中虎’游行，很可能加深了公众的犬儒情绪。”

“很简单，如果你花了十年时间与老虎展开一场‘生死之战’，而在打老虎十年之后，你抓到的老虎数量与你开始打老虎时的数量一样多，这强烈表明你并没有把老虎打到灭绝的地步，甚至可能没有显着减少老虎的数量。”

谢选骏指出：人问“习近平的反腐斗争为何永无休止”？我看问者不懂，这是因为，反腐斗争来自历史的伤口——这是一场已经绵延了两个世纪的战争与革命的后遗症！迄今为止，中国的内战尚未结束，中囶还在革命专政之下，集权的共产党实行黑帮治国，它所呈现的“腐败”，其实是一种“政权运作的方式”。

《股市蒸发7万亿 专家警告：风暴将袭击中国》（2024-02-11 评论）报道：

中国经济过去一年饱受打击，窘迫的经济数据也在不断削弱市场情绪，自2021年达顶峰以来，沪深300指数已下跌逾40%，恒生国企指数则下跌逾50%，香港和中国股市迄今已蒸发约7万亿美元。中共当局用上了各种措施救市，仍挡不住A股的不停下跌。投资专家警告，一场经济风暴即将袭击中国。

随著中国进入为期一周的黄历新年假期，如何稳定股市已经成为中共政府的首要任务。有消息指，中共党魁习近平亲自指挥，与监管部门讨论救市。这是习自去年10月视察中共央行与国家外汇管理局后第二次上阵。外界认为，这凸显当局紧急救市的急迫。

当局用尽手段难挡A股跳水

在习拟介入股市的消息传出之前，中共政府已经在进行救市，大量异常资金流入包括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和中国主权财富基金在内的有政府背景的基金。

据标准普尔全球市场情报公司（S&P Global Market Intelligence）ETP数据分析发现，截至1月26日的一个月内，超过170亿美元流入了追踪沪深300指数的四只在中国注册的交易所交易基金（Exchange traded funds，ETF）。高盛集团也表示，1月底之前，中国国内ETF流入量为2015年以来最大。

研究公司泽奔商务谘询有限公司（Z-Ben Advisors）的数据显示，1月22日，中国最大的五只ETF合计净流入50亿美元，创下有记录以来的最大净流入规模。有消息称，这些投资者早在前一周就开始大举买进ETF。

当局并未因此停止脚步，随后发布一系列救市措施，包括持有中共政府大型金融机构股份的中央汇金将加大力度增持，甚至发布禁空令。

2月6日，中央汇金公司发布公告称，中央汇金公司充分认可当前A股市场配置价值，已于近日扩大ETF增持范围，并将持续加大增持力度、扩大增持规模，坚决维护资本市场平稳运行。

中共证监会2月5日发布通知称，鉴于近期中国股市持续波动，将加强“穿透式”交易监控，运用多维技术手段收集市场情报，会同公安部开展联合研判，“严惩操纵市场恶意做空”。

中共证监会也在随后称将增加长期资金入市引导。证监会新闻发言人称，证监会将继续协调引导公募基金、私募基金、证券公司、社保基金、保险机构、年金基金等各类机构投资者更大力度入市，鼓励及支持上市公司加大回购增持力度，为A股市场引入更多增量资金，全力维护市场稳定运作。

高盛集团估计，过去一个月，这些资金共购买了约700亿元人民币（97亿美元）的境内中国股票，但该公司并未详细说明如何得出这些数字。

虽然官方势力入市硬撑，但主要以购买沪深300ETF为主，中小盘股仍在连续下跌，市场信心再次受挫。

截至2月6日，沪深1000指数早盘下跌2.3%，过去七个交易日跌幅达19%。当天上午基准沪深300指数仅上涨1%。

传中共2万亿平准基金救市 央行下调准备金

中共国家金融监管局在过去两个月至少召开了十几次会议，讨论稳定资本市场的问题，并不断出台一系列举措以稳定股市。

1月22日，中共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强调要加大中长期资金入市力度，增强市场内在稳定性；并称，要采取更加有力有效的措施著力稳市场、稳信心。在分析师们看来，这次会议是对股市大跌的直接回应。

之后，传出中共当局正在权衡一揽子稳定股市的措施。当时有消息称，中共当局正在寻求调动约2万亿人民币（2,780亿美元）作为平准基金的一部分，透过港交所购买境内股票，相关资金主要来自中共国有企业的离岸帐户。

消息称，当局还将拨出至少3,000亿元人民币（421亿美元）的地方资金，透过中国证券金融公司或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境内股票。

2月5日，中共央行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释放人民币约1万亿元（1404亿美元）资金。相关消息传出后，恒生国企指数一度短暂上扬。

美国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教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国项目前负责人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表示，中共央行近期下调准备金率凸显当局对经济增长放缓及股市暴跌的担忧。

普拉萨德认为，如果企业和投资者对于中国经济持续看空，那么当局降准带来的效果将极为有限。

为安抚市场对相关风险的忧虑，中共证监会在2月5日下午A股仍未收市之际发表“股票质押有关情况答记者问”希望借此提振市场信心。中共证监会称，将防范股票质押风险，引导券商等机构增加平仓线弹性，促进市场平稳运行。

A股一度应声回升，但尾段反复回落，沪指收市录得六连跌，是去年4月以来首次，虽守住2700点关口，但仍创4年新低；深成指下滑91点（1.1%），报收7964点，刷新5年低位；港股也以跟跌收场。

收市后，中共证监会再连刊三份声明，即一天内共发表四份声明撑市。

中信证券认为，A股再次陷入流动性的恶性循环，但与中国经济基本面及外部因素扰动的关系不大，交易生态恶化是主因。中信证券称，需要强而有力的外力干预，或扭转预期的实际政策措施，才能修复市场信心。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Jerome Powell）公开表示，中国的经济遭遇挑战，增长已经放缓。

鲍威尔说，“他们已经脱离了以市场为主导的增长模式，现在更多的是国有企业（为主导）。而且中国经济仍然与房地产投资等类似事宜有太多的联系。”

海曼资本管理公司（Hayman Capital Management l.p.）创始人及首席投资官凯尔?巴斯（Kyle Bass）在接受采访时警告，一场经济风暴将袭击中国。巴斯曾成功预测了2008年的美国次贷危机。

作为“应对中共当前危险委员会”的创始成员，巴斯指出，中国的银行三分之一至45%的资产用在中国和香港的房地产贷款上。他说，“在世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达到数十年来最高水平的时刻，一场完美的经济风暴袭击了中国，所以我认为他们真的有麻烦了。”

谢选骏指出：反腐斗争来自历史的伤口，股市崩盘也是来自历史的伤口——这是因为，正如我一贯指出的，中囶是一个战场经济的国家，不是市场经济的国家，股市崩盘乃至关闭，都是一个必然出现的中囶战役！

【22、反犹主义起源于耶稣基督的历史冤案】

《反犹主义：历史与现状》（出版发布 2017-07-03）报道：

徐新所长撰写的《反犹主义：历史与现状》日前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是教育部重点基地项目成果，获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基金资助。

这里帖出的是该书原稿中的“跋”。刊出的书中对此有部分删改。

跋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是“犹太学”在中国悄然兴起的时期。在一系列犹太学研究论题中，反犹主义成为其中一个受到广泛关注的议题。从民众的层面看，反犹主义也中国普通民众关注的重要方面。诸如“为什么犹太人在历史上屡遭迫害？”“希特勒为何迫害犹太人？”“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对犹太人反感？”一类的问题不时被民众提出。回答这方面的问题应该是中国犹太学者的责任。正因如此，在本人组织编纂的我国第一部中文版《犹太百科全书》中关涉“反犹主义”的词条就占有相当篇幅。由复旦大学教授顾晓鸣主编的《犹太文化丛书》中，也包括了对反犹主义的专门论述。而这两个项目中涉及反犹主义的部分基本由本人承担，具体成果集中反映在本人撰写的《反犹主义解析》（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出版）一书中。

客观地说，《反犹主义解析》代表了当时中国学界对反犹主义议题的思考和研究水准。《世界历史》曾刊文对之作出较高的评价。不过，鉴于当时的局限（包括本人对这一主题的认知水准和国内对这方面研究出版的尺度），《反犹主义解析》主要涉及的是反犹太主义的历史根源、表现形式以及对人类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的深刻影响，基本没有涉及反犹主义在穆斯林世界的重要存在，更没有涉及反犹主义在当代的表现，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

然而，自《反犹主义解析》出版以来，本人从未中断对这一议题的关注和研究，特别是在教学和指导研究生的过程中，一向注重将这一议题的研究包括在其中。15年来，除了在南京大学开设专题课程外，本人的若干研究生选择了与反犹主义研究有关的课题作为他们学位论文的题目，从而“带动”了本人对反犹主义的不间断进一步研究。经本人指导，南京大学硕士研究生经完成的研究课题有：

王莹的硕士论文《英国对19世纪末俄国集体迫害犹太人的反应及其动因探究》；

王天云的硕士论文《19世纪末至20世纪40年代美国反犹主义现象探微》；

王雪梅的硕士论文《纳粹屠犹析——以传统反犹主义和种族主义为例》；

孙燕的硕士论文《中世纪反犹主义漫画解析》；

刘南阳的硕士论文《试论基督教从犹太教分离》；

王苗的硕士论文《雷恩审判与英国社会的反应》；

樊丽燕的硕士论文《论大马士革事件》；

廖芬芳的硕士论文《伊斯兰教创立初期的对犹政策》。

博士研究生完成的研究课题则有：

温立峰的博士论文《论天主教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对犹宣言的产生及其影响》；

郑阳的博士论文《希腊化—罗马时期的犹太偏见研究》；

葛淑珍的博士论文《犹太人抗击“否认纳粹屠犹”研究》；

孙燕的博士论文《德国种族反犹主义根源研究》。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特别是博士完成的研究对于本书贡献重大，对本人在相关问题的认知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教学相长”在这里获得了验证。事实上，书中的有关部分还直接参照或借鉴了他们的研究成果。

在此期间，本人还组织和参与了与反犹主义相关的翻译作品，包括马丁·吉尔伯特：《犹太史图录》，沙洛姆·约冉：《抵抗者：一个真实的故事》，索尔·弗里徳兰德尔：《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和犹太人，1939-1945》等。2005年又在南京组织召开了“纳粹屠犹和南京大屠杀国际研讨会”。

总之，对反犹主义的研究一直伴随着本人所致力的犹太文化研究，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深化。在全书脱稿之际，本人还想利用后记的机会对本书的主旨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问题作一些交代。

首先，本研究之所以得以开展完全得益于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规划的重大研究项目：“反犹主义：历史与现实”。本人在该项目的申请计划书（该申请最终中标，项目批准号：05JJD730213）中作了如下陈述：

在总结构上，拟采用本人在撰写《反犹主义解析》时确立的基本框架，但由原先的叙述为主向论证和分析为主过度，充实和补充原有的内容（篇幅由原来的20万字增加到40万字左右），反映历史上出现的有典型意义的反犹言论、思想、行为，特别新增对非基督教社会，前苏联和当代全球存在和出现的反犹主义研究部分。研究大体上分为三个既独立又有内在联系的部分。上篇（第一部分）围绕总论和对反犹主义开端及其影响的论述进行，分析罗马时期罗马人对犹太教的偏见和基督教形成时期对犹太教的攻击，以揭示反犹主义传统最初形成的原因；中篇（第二部分）重点论述中世纪至法国大革命时期出现的各种反犹主义现象，既包括基督教社会也包括伊斯兰教社会中的情况，分析反犹主义的流变和对人们思想的影响；下篇（第三部分）则集中在对反犹主义在现代社会各种表现的揭露和分析上，特别是揭示反犹主义与现代化之间的互动关系，对现代犹太人生活和历史的影响，以及对全球化运动和当代国际政治的影响。

本研究课题希望达到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对反犹主义的系统研究，深刻揭示反犹主义的由来和根源，详细论述反犹主义的发展历史、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独特表现形式以及造成的巨大后果，同时分析历史上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出现的反犹主义思想和行为之间的联系及相互影响，解读反犹主义对犹太民族造成的伤害和对其他民族的影响，从而使人们对反犹主义的长期性、复杂性、顽固性、暴虐性和危害性有所认识，认清反犹主义的存在不仅给犹太民族带来了巨大灾难，而且对人类社会可能造成的巨大毒害，成为当代国际政治动荡和不安的重要因素。

基本内容上篇的绪论部分首先论述反犹主义的定义，揭示反犹主义的特征，介绍和评价各种反犹主义理论，分析反犹主义的本质和对人类社会的毒害。讲述反犹主义的开端和基督教兴起与犹太教的关系及其对日后反犹主义进一步发展造成的影响。

中篇主要对中世纪至法国大革命时期反犹主义的根源和种种表现形式进行揭露和分析，中世纪欧洲社会、伊斯兰教出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启蒙运动成为该部分论述的背景。

下篇集中对反犹主义在现代的种种表现进行揭露和分析，着重分析反犹主义在现代社会的不同表现，特别是在德国的突显和在当代（指二战以来）的新变化。同时对一些有代表性的反犹主义指控和诽谤进行逐一驳斥和批判，以正本清源，澄清是非，加深人们对反犹主义的理解。

同时，收集、汇编反映反犹主义或与反犹主义有关的文献资料，充实研究的内容(以附录形式出现在书中)。

而对于开展这一研究的意义，申请书有这样的陈述：

首先，可以更好地了解犹太民族以及他们对人类社会的贡献。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犹太民族的存在是与反犹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在第二圣殿被毁后，犹太民族的历史是在与反犹主义的斗争中发展的，犹太民族在历史取得的许多成就也是在不同时期对不同形式反犹主义作出反应的结果。这是人们所说的“是反犹主义成就了犹太人”所包含的深刻意义。

其次，反犹主义之所以会出现和蔓延，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犹太人处于受压迫少数族裔地位。若干调查显示，在现代社会对犹太人持排斥或歧视态度的人往往对其他“异己”人群，如移民、少数族裔、不同宗教的人们也持不宽容态度，甚至排斥、歧视甚至敌视态度。在全球化时代，在人员交流越来越频繁，不同民族有越来越多交往的今天，深入开展对反犹主义的研究除了能够帮助人们了解人类社会可能出现的相互排斥、歧视、仇视等思想的同时，更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对“异己”人群排斥或歧视的危害性和可能造成严重后果的认识，以防微杜渐，为21世纪出现的人类社会的更广泛交往和融合大趋势奠定基础。

第三，研究反犹主义思想的根源、历史和演变，特别是反犹主义对当代国际政治的影响，应该说有助于我们认识人类出现过的偏见和仇恨的根源，不同宗教和不同文明之间可能产生的对抗和冲突，从而，着力寻找化解这类对抗和冲突可能的方法。

第四，反犹主义作为一种罪恶历史现象和欧洲社会的一种具有负面意义的传统，对它的了解和认识还有助于我们对社会可能产生的罪恶和不良传统的了解和认识，从中找出可资借鉴的思想。

此外，研究反犹主义还有助于我们对当代国际政治的理解。例如，20世纪的反犹主义，表面上看似乎仅仅是涉及或针对犹太人问题，实质上则具有更为重大的政治意义。西方理论家阿伦特就指出：反犹主义就如一面多棱镜，它折射的乃是整个现代历史尤其是极权主义和极端主义历史的全部。

这一研究的开展，可以使国际学术界能够看到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成果、听到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声音、了解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的观点和立场，为反犹主义研究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正如已经阅读了本书的读者所察，作为一部中文版研究反犹主义的专著，为了向中国读者展现一幅长达2000余年的反犹主义全景图，本书试着采用一种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方法对反犹主义的形式、发展和后果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和解析。在分析反犹主义时，力图做到既讲流，又溯源；在叙述某一具体的反犹事件时，既与当时的历史联系起来，又对其根源作进一步的探讨，使人们在了解某一时期出现的反犹主义的同时，又领悟它在整个反犹主义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从而消除在这一问题研究方面不时出现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和“只见流，不见源”的片面性。本书还努力将反犹主义放在世界文明进程的大背景下审视，特别是在西方社会发展背景下进行，以对反犹主义根源有较为深刻的把握和理解，因为反犹主义的出现和发展与这样一些背景的分不开的。例如，在探究基督教出现初期形成的反犹主义时，对基督教产生的背景和当时罗马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统治进行认真和较为详尽的探讨。在研究伊斯兰教社会出现的反犹主义，对伊斯兰教的兴起的背景和当时的阿拉伯社会进行描述。在论述德国的反犹主义思想时，对马丁?路德和由其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进行必要的研究。在论述反犹主义在当代社会的表现时，对战后国际政治，特别是中东政治进行了必要的分析和描述。唯有这样，才能了解和把握相关时期出现的反犹主义实质。与此同时，在进行论理探讨时，不忘对具体、有代表性反犹事件的叙述，以增强对反犹主义有形把握。

在着手开展这一研究时，本人一再告诫自己，切忌简单化，以一带全，以偏带全，把现象看成是本质，例如，把反犹主义仅仅与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联系起来，看成是希特勒推行的极端主义的产物。实际上，这样的观点忽视了德国长期存在的反犹主义历史根源，社会根源等。它不仅不可能从根本上解释这一历史现象，而且根本无法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还要克服可能存在的理论的片面性。一些长期形成的理论尽管自身具有一定的说服力，然而却无法解释反犹主义的非理性、长期性、复杂性和顽固性。一定要切忌把反犹主义（特别是反犹主义事件）仅仅与某一段历史或某一历史事件联系起来，而忽视对其根源作进一步的探讨，从而无法认清反犹主义的实质。

其次，二战结束以来反犹主义发生了新的变化，特别是阿以冲突中和70年代以来极端伊斯兰教运动高涨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反犹主义倾向，对反犹主义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也增加了不少难度，特别是当反犹主义与当前政治联系在一起时，更是困难重重。在这一新形势下，如何界定现代反犹主义成为本课题拟突破的又一重点和难点，防止研究过程可能出现的过分政治化和宗教化是我们必须切实面对和处理的课题。

第三，如何运用当代新兴的理论和思想，如和平学理论、全球化思想，分析和认识反犹主义在当代的表现，寻找有效的反击反犹思想的武器，乃至化解反犹主义的影响方法亦是本研究课题希望实现的一个目标。

当然，本书是否实现了这样的初衷，还有待读者评判。

需要说明的是，从事反犹主义这一课题研究，撰写这样的书籍总是相当令人纠结，因为笔者不得不涉及众多与犹太人交往或其他民族或国家，而且，由于主题的关系，任何属于反犹主义范畴的人和事，或者与反犹主义有瓜葛事件和国家，都应该包括在研究之列，否则，就不能说在从事反犹主义这一宏观研究。同样由于主题和篇幅所限，只能围绕反犹主义开展，无法过多涉及其他方面，如犹太人对其他民族的态度。本人深知这一窘境有可能造成部分读者的误解，因此，本人仍然希望重申在绪论中已经表达的以下立场：

鉴于本书是一本专门分析、阐述人类历史上出现的种种反犹主义现象，追寻反犹主义产生的根源，揭露反犹主义造成的危害的书籍，其着眼点和切入口无一不围绕“反犹”二字作文章，而对于犹太教和犹太民族中曾经出现过的反对或排斥其他宗教和民族的思想很少或未作触及。这样做并非表示这样的思想不曾存在过，只是由于它们超出了本书所要讨论的范围，属于另一个课题研究的对象。相信本书的读者，特别是本书涉及的民族和人民能够理解这一原委。

为了详细解剖反犹主义，我们在这一本书中用了较多的篇幅对历史上出现过和存在的反犹主义种种表现进行了罗列和评述。如果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这就是犹太民族在非犹太社会下生活的全景图，信仰犹太教的犹太民族和信仰基督教或其他宗教的民族的交往史简直就是一部非犹太民族进行迫害、仇恨史，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历史并非如此。正如任何事物都有两个方面，我们在探讨反犹主义时，不应忘记犹太民族和其他民族友好和睦相处的历史。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现代，无论是在基督教社会，还是在其他宗教信仰社会，都可以找出大量和非犹太人亲切友好的例子。例如，即使在希特勒屠杀犹太人的疯狂年代，也有像辛德勒那样的德国人为拯救犹太人而积极工作。只是因为本书的重点是探讨和分析反犹主义的根源及其后果，无法展开这方面的论述，相信读者会谅察这一原由。

事实上，自二战结束，进入当代社会以来，国际社会吸取了由反犹主义导致的纳粹屠犹事件的惨痛教训，不仅对反犹主义进行了深刻反省，而且采取实际行动在各方面努力清除反犹主义的影响。例如，英国当局在60年代，为英国历史上著名无端指控犹太人犯有血祭***的“小圣徒林肯郡的休案”正式道歉，在安放有圣徒像的公园，竖立一说明牌，承认是一桩冤假错案，是迫害犹太人的历史事件。

最早在历史上为反犹主义日后蔓延奠定宗教根基的基督教则基本实现了与犹太教的和解。新教各教派在40年代末50年代初就倡导并实现了与犹太教的和解，如“福音派”在政治上素来支持犹太人家园的建立，在以色列开展种种活动，抵制反犹、反以言行。天主教作为基督教中最早、也是最具影响力的教派，在20世纪60年代也采取了和解行动。天主教会在1962年—1965年间召开了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简称“梵二会议”）。这是天主教会历史上第21次大公会议，旨在协调天主教会与现代世界之间的关系，使教会能够适应现代世界的发展。会议主要审视和检讨了天主教会与其他宗教的关系，发表了《关于教会与非基督教关系的宣言》（简称《梵二宣言》）。其中《我们的时代，第四号》专门阐明了天主教教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对犹太教和犹太人的态度，重申了犹太教对基督教的恩惠、基督教与犹太民族的精神纽带，唤醒对犹太人尊重的愿望，指出现代教会仍能从与犹太教的联系中获益：“教会不能忘记……外邦人的野橄榄树枝被接在优良的橄榄树根上，接受营养。”表达了“对于过去对犹太人的憎恨、迫害以及在任何时候任何来源的反犹主义行径痛恨不已”的立场。同时，号召和犹太教展开“兄弟般的对话”，谋求基督徒和犹太人的相互理解和尊重。这一举措在国际上影响深远，反犹主义最重要的宗教根基遭到了铲除。

以基督教为主要信仰的欧洲社会为了消除反犹主义的长期影响和预防任何新的反犹主义行径出现，更是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以法律的手段防范反犹主义言行的可能出现或蔓延。其中最典型的是对反犹主义极端表现形式——纳粹屠犹的谴责，指出任何为此招魂翻案的行为均为非法，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例如，1990年7月13日，法国通过的“盖索法”，不仅反对一切种族主义、反犹主义和排外主义，还特别规定“否定二战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史”也是违法行为。不仅如此，欧盟国家还积极开展广泛的大屠杀纪念和教育活动，特别是在中小学中开展大屠杀教育，揭露反犹主义和纳粹屠犹的暴行。无论是欧盟通过的《斯德哥尔摩国际论坛关于大屠杀的宣言》，还是联合国通过的纪念大屠杀决议，都表明欧洲和国际社会对反犹思想和行动的零容忍态度。

在中东地区，尽管由于反犹主义和地缘政治的影响，阿以之间发生了大规模、持久的军事冲突，先后进行了四次大规模战争。不过，在第四次中东战争后，阿以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1948年牵头发动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埃及与以色列于1979年3月20日首先签订了和平条约，实现了阿拉伯邻国和以色列政治和解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步。1993年9月13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又与以色列签定了巴勒斯坦人自治原则声明，确立了以和平的方式谈判解决双边之间冲突的原则。1994年10月14日，以色列的另一个重要邻国约旦也与以色列签订了和平条约，实现了以色列与另一个阿拉伯邻国的关系正常化。目前，尽管过程艰难、曲折，中东地区的和平进程仍然在继续，以色列与其他阿拉伯国家不断展开一系列和平谈判，以谋求对阿以长期冲突的和平、公正、持久的解决，而和平进程对于消除和肃清中东地区长期存在的反犹主义无疑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当然，我们还应该清醒看到，反犹主义并没有因此完全消失。它在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事实以及对社会和民众造成的巨大影响是不容忽视的，一有风吹草动，反犹主义就可能随时再次沉渣泛起。具有反犹思想的宗教极端组织和人员更是没有中断利用反犹主义的社会影响和存在制造事端，破坏中东地区和平进程。人们必须对之保持警惕。事实表明，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

请看：由于犹太人在战后经济、文化上的成功，各种与犹太人有关的阴谋论大行其道:认为犹太人在操纵世界。譬如，仅仅是因为“股神”巴菲特、“金融大鳄”索罗斯、高盛、雷曼兄弟、GOOGLE、英特尔等公司的创建人碰巧都是犹太人，就有舆论夸大其词地诬称国际（特别是在美国和法国的）主要大财团和主要媒体皆受到犹太人控制。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更是使得犹太人阴谋统治世界的论调甚嚣尘上。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就是一位经常发表这类言论的政府首脑。他多次公开攻击犹太复国主义，指责犹太人阴谋控制世界，甚至把美国说成是以色列的代理人。在金融危机爆发后，他亲自出面点名指责索罗斯是背后推手，把犹太人说成是危机的制造者。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其《巴勒斯坦：要和平而不是种族隔离》一书中采纳反犹主义立场，罔顾事实，竟然将以色列描写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我国出版的《货币战争》一书作者也在书中有意无意宣扬犹太人对美国金融，甚至国际金融的掌控，散布所谓“世界的钱在美国人的口袋里，而美国人的钱则在犹太人的口袋里”这样的无稽之谈。这类犹太阴谋论实际上是《犹太人贤士议定书》的翻版。著名视频网站YouTube的一段短片则把此次金融危机甚至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归咎于犹太人，呼吁美国人把国家从犹太人手中夺回来。

国际若干组织机构，特别是一些非政府组织（NGO），在涉及中东问题议案时，常常更多持一定的反以立场，任何提出的包含反犹立场的议案都有可能获得通过。例如，在世界人权理事会，过去15年通过的提案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决议案是谴责以色列的。事实上，在近200个联合国成员国中，以色列的人权纪录显然不是最差的。这种不成比例的谴责本身就说明了这些组织和机构中存在的反犹色彩。

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屡屡发生的针对犹太人的爆炸、枪击事件以血淋淋的事实提醒人们反犹主义的实际存在。

据有关报告，仅1999年世界范围内就发生了使用武器或炸药的较大反犹太攻击事件32起。据2013年FBI数据，美国发生的涉及宗教憎恨犯罪中，近2/3针对犹太人或犹太人场所。

影响较大的爆炸案有：

1992年3月，一辆装载炸药的汽车在以色列驻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使馆大门前爆炸，致死29人，大约200人受伤；1994年7月18日发生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针对犹太人文化中心的爆炸案，造成85人死亡、200多人受伤。这是迄今为止在阿根廷领土上发生的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2006年，阿根廷检方指认伊朗政府主使袭击，黎巴嫩民兵组织落实执行。国际刑警组织2007年签发红色通缉令，通缉多名伊朗人和黎巴嫩人，包括伊朗前国防部长艾哈迈德·瓦希迪。

2003年11月15日上午，土耳其第一大城市伊斯坦布尔的两座犹太教会堂几乎同时遭到汽车炸弹袭击，造成至少20人死亡，303人受伤。

2011年4月7日反犹分子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地区一所犹太人会堂制造了爆炸案。

影响较大的枪击事件有：

1999年8月，一名持枪者窜入洛杉矶一犹太社区幼儿园开枪射击，当场打伤5人。

2006年7月28日美国西北部城市西雅图一犹太人社团组织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枪击事件发生在位于西雅图闹市区的大西雅图犹太人联合会大楼中。目击者称，持枪者进入大楼后，向大楼内工作人员高喊反对以色列的口号，随即拔枪朝楼内的人员射击。

2009年12月24日，一名35岁的犹太人在约旦河西岸北部定居点附近驾车行驶时遭到枪击，头部受伤，车辆随后翻入路边沟中。急救人员赶到现场施救无效后宣布受害者死亡。巴勒斯坦一个自称为“伊玛德·穆格尼耶”的秘密组织宣布对枪杀事件负责。

2012年3月19日法国南部图卢兹市的一座犹太学校于当天上午发生枪击事件，一名骑摩托车、戴头盔的枪手在门口向等待学校开门的家长和学生开枪扫射，造成4人死亡，其中有3名儿童。法国当局认为，这次枪击事件牵涉“反犹太”情绪，枪手是极端种族主义者。

2014年4月，一名当地三K党核心人物在美国欧弗兰帕克县犹太人社区两处地点开枪打死3人，在被警方带走时竟大喊“希特勒万岁”。

2014年5月24日下午，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心的犹太博物馆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三人死亡一人重伤。比利时官方指出，调查表明该事件是针对犹太人的攻击事件。

反犹主义在当代的顽固留存还突出表现对犹太人墓地的亵渎上，针对犹太人社区的侮辱性言辞也时有发生。如，2004年在法国下莱茵省的布鲁马特，当局发现当地犹太人墓地的92座墓碑被涂画上德国纳粹党的标记、党卫军的缩写字母和反犹口号。

2007年8月波兰琴斯托霍瓦市一块建于18世纪末期的犹太墓地里，约200个墓碑被涂上纳粹和光头党的标记。波兰总统对犹太古墓遭亵渎表示遗憾，称这种破坏行径令人震惊。

尽管上述事件基本上属于个案，是少数宗教极端分子或组织策划的行为，所在国或所在地的当局对事件的发生无一不及时进行了谴责和采取法律措施进行打击，但它们的屡屡发生还是说明反犹主义的顽固留存。

此外，互联网的出现为种族反犹主义者提供了空间，互联网正成为传播反犹太思潮的主要渠道。特拉维夫大学的研究表明，美国的白人至上主义者和欧洲的新纳粹分子通过互联网散发种族反犹主义材料，并召开网上会议。互联网目前显然已成为“一个容易的、目前为止合法的、廉价的、方便的以及容易使用的”散布反犹主义的工具。“反诽谤联盟”（Anti-Defamation League (ADL)）主席指出：“有一小部分人能够造成的伤害比以前他们能做到的大得多，互联网为他们提供了工具。”

“反诽谤联盟”2014年5月13日出炉的调查报告指出，目前全世界有超过10亿人（主要集中在中东北非和东欧地区）因受到反犹主义的影响，对犹太人持一定是负面态度和立场，足见反犹主义的巨大影响。世界需要警惕。

2004年5月，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在曾说过：“多年以来甚至多个世纪以来，犹太人见证了仇恨为暴力铺就道路这一信条。拒绝揭露和应对不宽容会导致难以想象的犯罪。所以，我们有义务去揭露和应对反犹主义，不论它在哪里出现。”

2005年3月，科菲·安南以联合国秘书长的身份庄严宣称：“联合国担负着打击仇恨和不容忍的神圣职责。如果联合国不能站在同反犹主义和其他形式的种族主义斗争的最前沿，联合国就否认了自身的历史并破坏了自己未来。”

2006年12月，现任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发表了这样的讲话：“否认历史事实，尤其是大屠杀这样一个重要历史事实，是不能接受的。同样，呼吁灭绝任何国家或人民也是不可以接受的。我希望所有国际社会成员，无论是在言论上还是在行动上，尊重这一基本原则。”

2014年在以色列的大屠杀纪念日到来之际，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第一次向犹太人大屠杀的受害者家属致哀，并代表巴勒斯坦组织发表声明说，纳粹屠犹表明了种族歧视所带来的后果，巴勒斯坦人民强烈反对种族歧视行为。这无疑是一种积极的信号。

美国国务院设立的“监督和抗击反犹主义特使办公室”（Special Envoy to Monitor andCombat Anti-Semitism）在一份报告中这样呼呼：“历史表明，哪里的反犹主义未受到遏制，哪里就有对他人的迫害或者迫害已近在咫尺。抗击反犹主义必定是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业，这个事业不单单针对犹太人，而是针对所有珍视人道和公义、想要生活在一个更加宽容、更加和平世界里的人们。我们必须团结起来，继续我们监督和抗击所有形式反犹主义的努力，不管它在何时何地出现。”

国际社会针对反犹主义表达的正义立场使人们在抵制和清除反犹主义一事上看到了希望和树立了信心。本人衷心希望本书的出版能够有助于读者对人类社会的毒瘤——反犹主义历史和现状有清醒的认识，投入到抗击反犹主义的斗争中去，为共同努力彻底铲除这一毒瘤作出贡献。

谢选骏指出：上文非常肤浅，完全没有涉及“反犹主义的根源”——耶稣基督被顶十字架的历史冤案。

《当代反犹太主义：一个全球性的挑战？》（UNESCO 12 July 2019）报道：

我们生活在一个多元化的世界里，各国相互联系且相互依存，它正日益变得复杂并充满不确定性因素和矛盾。在这样一个世界里，我们可以即时获取信息、对他人予以声援、轻轻一点按钮就能为其提供经济资助；同时，我们又可以延续刻板印象、传播虚假新闻，通过区区280个字符就能煽动仇恨。

反犹太主义、种族主义、仇外心理和其他形式的不宽容行为和歧视现象不仅对受其影响的个人和社区的安全造成威胁，还削弱社会凝聚力、破坏民主价值观，不利于基本人权的充分实现。更令人担忧的是，不宽容行为和歧视还会成为暴力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和犯罪活动的温床。通过促进对话、提倡相互尊重和理解来应对不宽容行为和歧视必须成为国际社会成员确保全球、区域和地方和平与稳定工作中的优先事项。

教科文组织与欧安组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ODIHR）和世界犹太人大会（WJC）合作组织的国际讲习班（7月10-11日）就意在提高决策者的能力，通过教育应对当代反犹太主义。

在当下时代背景，为什么将反犹太主义作为一个全球性问题来处理至关重要？

首先，我们应当清楚反犹太主义既非起源于犹太人大屠杀，也没有随之结束。如今全世界还有很多人对犹太人抱有敌意和偏见。尽管反犹太主义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反犹太主义者通常以中东局势为借口、发起日益增多的攻击和暴力行径（蓄意破坏行为乃至恐怖袭击），反犹太主义依旧猖獗。

此外，随着地缘政治的不断演变和新媒体的出现，反犹太主义偏执也发生了改变，并不再仅与极端主义挂钩，而是透过网络日益渗入我们的主流生活。因此，当代反犹太主义往往以隐晦的形式潜藏在复杂且有争议的现象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要想试图解开这个谜团，我们必须把反犹太主义当作一个全球性问题来处理，并通过四项关键因素了解当代反犹太主义的共性。

第一，当代反犹太主义具体表现为针对犹太人的仇恨、骚扰、暴力和歧视行为，这类行为涉及广泛并有不断上升趋势，影响巨大。鉴于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反犹太主义对世界各国都构成威胁。这一结论在反诽谤联盟2014年的全球调查中得以体现，通过对101个国家对犹太人的态度和反犹太成见进行研究，调查成果发现，全世界有超过10. 9亿人有反犹太情绪。此外，人权协商委员会2017年发布的“纵向容忍指数”数据显示，相比其他少数群体，法国的黑人和犹太人遭受着最严重的不宽容行为（78%）。

第二，近年来，暴力极端分子蓄意杀害犹太人，从孟买到图卢兹、布鲁塞尔、巴黎、匹兹堡、哥本哈根……其暴行不分地域，鉴于袭击中暴力行为的性质（确切来说，恐怖袭击反映出的反犹太情绪），反犹太主义已被视为全球安全隐患。反犹太主义助长了一系列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并通常伴随着基于性别、仇视同性恋的暴力行为、种族主义和其他形式的不宽容现象。更有甚者，各种在网络上大量传播的暴力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阴谋理论往往衍生于反犹太主义。

第三，当代反犹太主义严重威胁人权，并不仅只危及犹太人个人或群体。反犹太主义通常被当成一个孤立的问题来看待，这就意味着反犹太主义是一个仅涉及犹太人群体的问题，然而实际上，即使在没有犹太社区的地方，反犹太主义也可以扩散。这一突出问题的两个主要成因为：

（1）有关人员在评估应对反犹太主义的策略时，没有考虑到多元交错的概念（反犹太主义被当作“其他”、“不同”的问题来对待），从而限制了整体、跨部门方法的实施范围，而这些方法对于打击各种形式的歧视和仇恨行为来说是十分必要的。（2）从人权的角度来看，鉴于人权法固有的普遍性，反犹太主义应在法律规范框架内得到诠释，而不应被认为“不在或不能被纳入国际人权法的管辖范围”、从而被当作某种“其他”或“不同”的问题来处理。

国际人权法中有关反犹太主义的具体条款承认“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权”等其他权利，《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的第18条、《国际人权法》第18条、《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以及《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1981年）》第1条重点对这些权利进行了阐释。

如任何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一般，反犹太主义会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影响，破坏民主价值观、危及人权。

第四，当代反犹太主义是一个日益严重，不分国界、范围的影响广泛的网络问题。社交媒体、在线论坛、博客、评论区和聊天程序为匿名、肆意传播反犹太主义言论提供了平台。这些社交平台缺乏有效的问责措施，让那些臭味相投、封闭在所谓“过滤气泡”和“回音室”里的人有机散布不良信息，不但助长网络暴力、还成为激进主义的温床。

没有得到辩驳的反犹太言论让一些人认为对特定人群怀有偏见、进行歧视和攻击都无可厚非。由此，国际社会需要协同对这一现象作出回应。教育对防止反犹太主义的出现来说非常重要：教育能够让人学会宽容、促进对话，并培养青年人抵御反犹太主义等侵犯人权的意识形态的能力，并让他们认识到反犹太主义的危害、拒绝一切反犹太主义或基于其他群体的不宽容行为和歧视。最后，应对反犹太主义既是一项紧迫的安全任务，也是一份促进人权和全球公民身份的长期工作。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坚决致力于防止反犹太主义（反犹太主义是教科文组织“通过教育防止暴力极端主义”（PVE-E）和全球公民教育（GCED）全球方案的一部分）。教科文组织在有关工作中致力于推广应对反犹太主义的教育体系和培养青年抵御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和偏见的能力。为实现这一目标，教科文组织通过制定指导方针、开展有针对性的培训和编写教材等方式来提高教育决策者和教师的相关能力。

谢选骏指出：反犹主义涉及到“种族歧视”，但仅仅是个种族歧视。因为犹太人，不仅仅是种族，而且还是一种宗教，就像马列主义。犹太人的宗教还制造了耶稣基督的历史冤案。

【23、福山不像一个历史学家】

网文《斯坦福的政治学家福山教授于2022年3月12日对俄国入侵乌克兰的局势的未来发展做出十点预测》报道：

导言

斯坦福的政治学家福山教授曾经预言民主制度的胜出，被认为预言不准。他于2022年3月12日对俄国入侵乌克兰的局势的未来发展做出他称为“斗胆冒昧”的系列预测。以下是他的原文翻译。

Preparing for Defeat 

Francis Fukuyama 

10 Mar 2022, 4:03 pm 

我斗胆冒昧对乌克兰局势，做几个预言。 

I’m writing this from Skopje, North Macedonia, where I’ve been for the last week  teaching one of our Leadership Academy for Development courses. Following the Ukraine war is no different here in terms of available information, except that I’m in an adjacent time zone, and the fact that there is more support for Putin in the Balkans than in other parts of Europe. A lot of the latter is due to Serbia, and Serbia's hosting of Sputnik. 

I’ll stick my neck out and make several prognostications: 

1. 俄罗斯在乌克兰正走向彻底的失败。俄罗斯的计划是一个低能产品，基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乌克兰人对俄罗斯钟情好感，他们的军队会在俄罗斯入侵后立即崩溃。俄罗斯士兵显然为他们在基辅的胜利游行携带了礼服制服，而不是额外的弹药和口粮。普京此时已将其整个军队的大部分投入到这次行动中——没有庞大的储备部队可以被他调用来增加战斗力。俄罗斯军队被困在乌克兰的各个城市之外，他们面临着巨大的供应问题和乌克兰的不断攻击。 

Russia is heading for an outright defeat in kraine. Russian planning was incompetent, based  on  a  flawed  assumption  that  Ukrainians  were  favorable  to  Russia  and  that  their military would collapse immediately following an invasion. Russian soldiers were evidently carrying dress uniforms for their victory parade in Kyiv rather than extra ammo and rations. Putin at this point has committed the bulk of his entire military to this operation—there are no vast reserves of forces he can call up to add to the battle. Russian troops are stuck outside  various  Ukrainian  cities  where  they  face  huge  supply  problems  and  constant Ukrainian attacks.  

2. 俄军阵列的崩溃可能是突然和灾难性的，而不是通过消耗战慢慢发生。野战中的军队将达到一个既不能补给也不能撤退的地步，士气也会蒸发全无。这至少在北方是如此；俄国人在南方做得更好，但如果北方崩溃，南方的军队将很难维持。 

The collapse of their position could be sudden and catastrophic, rather than happening slowly  through  a  war  of  attrition.  The  army  in  the  field  will  reach  a  point  where  it  can neither be supplied nor withdrawn, and morale will vaporize. This is at least true in the north; the Russians are doing better in the south, but those positions would be hard to maintain if the north collapses. 

3. 在俄军崩溃的情况发生之前，没有任何用外交谈判解决战争的可能性，因为鉴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目前各自所遭受的损失，没有任何可以想象的折中方案能让他们接受。 

There is no diplomatic solution to the war possible prior to this happening. There is no conceivable compromise that would be acceptable to both Russia and Ukraine given the losses they have taken at this point. 

4. 联合国安理会再次被证明是无用的。唯一有帮助的是联合国大会投票，这有助于识别世界上的存心不良或推诿责任的作为方。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has proven once again to be useless. The only helpful thing was the General Assembly vote, which helps to identify the world’s bad or prevaricating actors. 

5. 拜登政府不宣布禁飞区或帮助转送波兰米格机的决定都是好的；他们在一个非常情绪化的时期保持了清醒。让乌克兰人自己打败俄罗斯人要好得多，使莫斯科失去了北约攻击他们的借口，同时也避免了所有明显的战争升级可能性。特别是波兰的米格机不会给乌克兰的作战能力增色多少。更重要的是持续供应标枪、毒刺、TB2s、医疗用品、通讯设备和情报共享。我认为，乌克兰部队已经获得北约在乌克兰境外的情报部门的引导了。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decisions not to declare a no-fly zone or help transfer Polish MiGs were both good ones; they've kept their heads during a very emotional time. It is much better to have the Ukrainians defeat the Russians on their own, depriving Moscow of  the  excuse  that  NATO  attacked  them,  as  well  as  avoiding  all  the  obvious escalatory possibilities. The Polish MiGs in particular would not add much to Ukrainian capabilities. Much more important is a continuing supply of Javelins, Stingers, TB2s, medical supplies, comms  equipment,  and  intel  sharing.  I  assume  that  Ukrainian  forces  are  already  being vectored by NATO intelligence operating from outside Ukraine. 

6. 当然，乌克兰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对乌克兰受到的最大的损害是由俄军的火箭弹和大炮造成的，无论是波兰提供米格机还是北约设立禁飞区都无法对此有多大的阻止。唯一能阻止屠杀的是击败地面上的俄罗斯军队。

The cost that Ukraine is paying is enormous, of course. But the greatest damage is being done by rockets and artillery, which neither MiGs nor a no-fly zone can do much about. The only thing that will stop the slaughter is defeat of the Russian army on the ground.  

7. 普京不会在他的军队被击败后幸存下来。他得到支持是因为他被认为是一个强人；一旦他表现出无能并被剥夺了胁迫他人的权力，他还有什么价值呢？ 

Putin will not survive the defeat of his army. He gets support because he is perceived to be a strongman; what does he have to offer once he demonstrates incompetence and is stripped of his coercive power? 

8. 入侵已经对世界各地的民粹主义者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在袭击之前，他们一致表示同情普京。这包括萨尔维尼、博尔索纳罗、泽莫尔、勒庞、奥尔班，当然还有特朗普。此次战争中的政治表现暴露了他们公开的威权主义倾向。 

The invasion has already done huge damage to populists all over the world, who prior to the  attack  uniformly  expressed  sympathy  for  Putin.  That  includes  Matteo  Salvini,  Jair Bolsonaro, éric Zemmour, Marine Le Pen, Viktor Orbán, and of course Donald Trump. The politics of the war has exposed their openly authoritarian leanings. 

9. 战争进行到这一步，对中国来说是一堂很好的课。 和俄罗斯一样，中国也建立了近十年看似高科技的军事力量，却没有战斗力经验。俄罗斯空军的悲惨表现可能会被复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同样没有管理复杂空中作战的经验。我们可能希望中国领导层不要像俄罗斯人在考虑未来对台湾采取行动时那样自欺欺人。

The war to this point has been a good lesson for China. Like Russia, China has built up seemingly  high-tech  military  forces  in  the  past  decade,  but  they  have  no  combat experience. The miserable performance of the Russian air force would likely be replicated by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Air Force, which similarly has no experience managing complex air operations. We may hope that the Chinese leadership will not delude itself as  to  its  own capabilities  the  way  the  Russians  did  when  contemplating  a  future move against Taiwan. 

10. 希望台湾自己能清醒过来，准备好像乌克兰人一样战斗——已经完成了，恢复征兵。我们不要过早地成为失败主义者。 

Hopefully Taiwan itself will wake up as to the need to prepare to fight as the Ukrainians have done, and restore conscription. Let’s not be prematurely defeatist. 

11.  土耳其的无人机将成为畅销品。 

Turkish drones will become bestsellers. 

12.  俄罗斯的失败将使 "自由的新生" 成为可能，并使我们摆脱对全球民主衰落状态的迷茫。1989年的精神将继续存在，这要感谢一群勇敢的乌克兰人。

A Russian defeat will make possible a “new birth of freedom,” and get us out of our funk about the declining state of global democracy. The spirit of 1989 will live on, thanks to a bunch of brave Ukrainians. 

谢选骏指出：美籍日人福山不像一个历史学家，而像一个“釜山的战斗观察员”——因为他只看战术，不看战略。而在我看来，俄罗斯即使占领了乌克兰，也无法突围——因为东正教和马裂教的使命都已经终结了。俄罗斯的国旗失去了信息！当然啦，这并非黑马分子（黑格尔-马克思的德国匪帮）所谓的“历史的终结”。历史将继续，正如我的“《周易》的历史哲学”一书所示，“既济”之后还是“未济”。

【24、改变历史不如改变自己】

《美国国会法案：这一万亿美元基建计划将如何改变历史？》（2021年8月10日 BBC）报道：

在美国国会就2700页的文件进行了长达50个小时的辩论之后，总值1万亿美元（7220亿英镑）的基建计划前景依然矇眬——这一点容后再述，但是这个大刀阔斧的计划，历史性也并不在此。

预计法案周二（8月10日）会在参议院通过，但这也只是意味着它会被踢回到众议院。只有在得到众议院的通过之后，这个万众期待的法案才能被送到乔·拜登（Joe Biden）的手上签字。

有这项沉甸甸的、“一代人一遇”的立法在向着国会山的路途上一路前进的同时，让我们暂且离开国会的辩论，去看看这个计划当中那些最令人关注的数字。

议案提出由联邦政府支出5500亿美元用于基础建设——大致相当于1956年美国州际公路系统的建设费用。不过，这个从覆盖全球变暖到远程工作议题的计划，与你祖父辈的基建计划并不一样。

1100亿美元用于你所想的基础建设

公路、桥梁、大型项目——立法者们将这项法案当中五分之一的联邦政府支出用于各种一般认知当中的基础设施。这可以说是一个迟来的项目；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2019年的一份报告中，美国在富裕国家交通基础设施排名进不了前十。

有另外550亿美元将用于水务基建，更换铅水管，并确保能获得洁净的饮用水。

美国通过一万亿基建预算，再次为疫后复苏打“强心剂”——

660亿美元用于铁路

在一个有美铁（Amtrak）车站以他名字命名的总统治下，铁路出现在这份历史性的法案当中并不令人惊奇。只不过数额比拜登最初所希望的要少：有660亿美元被划出来用于升级客运和货运铁路，还有款项用于城际和高速铁路服务。这些资金也会用来兴建铁路连接东海岸以外的更多地区。

650亿美元用于高速网络

数字世界当中的撕裂在近年成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在全球大流行期间，一切都变成了远程，不平等被凸显了出来。这部分拨款意在通过可靠的互联网连接，将数以百万计生活在郊外以及低收入社区的人群联接起来。

730亿用于洁净能源

拜登的竞选承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绿色和洁净能源。他较早前曾希望拨出超过1000亿美元用于洁净能源，暂时被否决了，但是这项法案仍然会花费几百亿建造新的电力线，翻新美国的旧电网，扩大清洁能源范围。建设能承载更高电压的新传输线将会是将清洁能源输送至全美国各地的关键。还有另外一百多亿美元会用于公共交通的电力化，以及建造更多电动车充电站。在此之上，还有另外210亿美元用于清洁旧矿产地和油田上的土地和地下水。

2560亿美元用于……弥补亏损

这个“一代人一遇”的计划当中，数以千亿美元的钱总要有个来源。议员们表示，这笔预算将会来自未使用的经济纾困资金、加密货币，还延迟了一个医保报销项目，以及其他小额资金来源。

上周，无党派的国会预算办公室估算，这一笔支出预算将会在未来10年给美国增加250亿美元的赤字——不过此当中并未将这些基建项目可能带来的收益或者各州可能返还的抗疫基金计算在内。

下一步是什么？

－BBC驻北美记者安东尼·泽克尔（Anthony Zurcher）

这个跨党派的基建计划已经在参议院清除了一些最大的程序障碍——在当前的美国政治环境下，这是一项实质性立法取得的一个显著成就。

众议院将是下一个障碍，因为众议院议长南茜·佩洛西（Nancy Pelosi）必须要将她稍微占优的民主党多数派团结起来，在尽可能少地依赖共和党支持的情况下投票让法案通过。

由于优势微弱，可以预期议事厅里的中间派和左翼民主党人在表示支持之前会争取尽可能多的让步。为了笼络后者，佩洛西已经承诺，会将基建法案投票延迟到参议院通过另一个更大的带有党派倾向的支出法案之后，该法案包括很多民主党人的自由派政策要务。

不过，这要在9月之后才会发生，使得这个基建项目处在一个悬而未决的状态。与此同时，对手会仔细抠查每一条细节，找出有争议性的条文加以放大。

这个跨党派的基建法案能够走到这一步，证明了其内容总体上的吸引力。建设项目是看得见的实质政绩，是所有类别的政客都喜欢吹嘘的。不过，它离真正变成法律还有一段距离。

谢选骏指出：一个法案，一万亿美元就想改变历史？这点东西恐怕只够改变他们自己，让他们及其关系户更加脑满肠肥、偷税漏税。空言改变历史，不如改变自己；只有自己改变了，历史才可能改变。否则口称改变历史，就是为了粉饰自己。不是吗？

【25、干预历史的人没有好下场】

《关于中国公众史学的对话：人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2016-04-20 光明日报）报道：

编者按：在新媒体快速发展、自媒体传播渐成趋势，而公众对历史知识的渴求和对历史情节的消费日渐增强的状况下，历史学正悄然走出象牙塔，进入寻常百姓家，同时也催生了一门新的学问——公众史学的勃兴。公众史学提倡专业学者与社会大众对历史共同拥有、共同解释、共同书写、共同使用，能够大大缩短史学界与公众之间的距离，促进史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融通，也必将不断扩充史学的应用范围。尽管对大多数人来说，公众史学仍是一个比较陌生的词，但学术界已经形成了一个研究公众史学的群体，而且推出了《中国公众史学通论》等一批学术成果。为了进一步引起学界对公众史学的了解、关注与探讨，我们特别组织了这期访谈，对公众史学概念、旨趣、理论方法及我国公众史学发展现状、未来趋势等问题略作介绍。

“公众”抑或“公共”

中国公众史学发展脉络与现状

主持人：尽管对国内历史学界而言，公众史学尚属新鲜事物，从定义到内涵都还未达成共识，然而在欧美它已经颇具声势，全美近百所高校都设置了公众史学的学位课程，英、法、德等欧洲各国的公众史学已经如火如荼地铺开。在概念上，似乎国外学者多用公共史学，而我们则习惯用公众史学，这两者有何区别，当前我国公众史学发展处于怎样的状态？

钱茂伟：公众史学的直接源头是欧美的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它勃兴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的美国，国内学术界很早便对此有所回应。1987年，朱孝远教授将“Public History”译为“大众史学”，将其引入中国。1999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改革课程时也关注了公众史学。2004年，该系设立“比较与公众史学文学硕士课程”，招收专业硕士。同年，台湾就“大众史学”开过两次会议，并出版了论文集。2007年前后，复旦大学等内地高校也打出“公众史学”的牌子。内地学界产生明确的公众史学学科意识始于2012年。这一年，陈新教授《“公众史学”的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与本人的《重构公众史学体系》等文章，正式提出中国公众史学理论基础与学科框架建设理念。近几年来，经过陈新、王希、李娜等学者的共同努力，我们的公众史学学科建设步伐不断加快。目前，初步有了学科，有了学会，有了网站，有了年会，有了刊物，有了专业，有了人才，有了成果。

为什么美国用公共史学，而我们更倾向用公众史学？简单地说，“公共”对应“私人”，“大众”对应“小众”，“公众”对应“组织”。所以，不用公共史学，是因为凡史学均是公共的；不用大众史学，那是为了避免精英与大众的对立。“公众”是从国家与社会二分理念中提炼出来的，正好契合梁启超提出的“君史”与“民史”理念。按照梁启超的划分，“君史”讲国家上层的历史，“民史”讲民间下层的历史，而我们就是要写普通公众的历史。中国和美国的社会发展和学术背景都很不一样，没有必要把美国公共史学直接移植到中国来，而应坚持走中国自主学科发展之路。就我个人而言，1998年，我就开始关注通俗史学研究，2007年开始关注小历史书写实践与研究，主要包括三大块：个人史、家族史和社区史。当然，相关的公众城市史也可以放到这里面来做。通过通俗史、公众史的实践探索，我对于中国公众史学的轮廓就慢慢有点感觉了，这就有了《中国公众史学通论》的研究写作，2013年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015年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王旭东：公众史学与公共史学之间到底有没有区别？区别在什么地方？首先要明了公共史学的本质。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的公共史学，实际上产生自美国的历史教学领域。其初衷和首要任务是要解决美国一些大学历史专业毕业生所面临的社会出路难问题。为此，便不能把公共史学的起点看成是想要“高、大、上”的史学家们从象牙塔走向民间。也是由此，美国的公共史学才会有着更看重社会应用/实用性这样的特点，着眼于为培养更容易满足社会需要的历史系毕业生，注重探讨如何将传统的历史学同当代的信息化应用技术（尤其数字化和可视化技术）更好地结合起来这样的问题；刻意地/目标明确地对历史学专业的学生进行与社会需求相接轨的那些知识技能方面的培训，力图通过传统知识和新技能之间的交汇融合，来增强历史学服务于社会的功用性。由此可知，公共史学是一种由专家引领、教育导入、公众参与互动，并在公共领域进行历史建构的侧重于多样且个性化表达的历史学。今天看来，公共史学兴起的理论意义和社会价值，可能还不仅仅在于其所主张或强调的公众对历史学领域的参与，而更在于专业历史学的服务对象意识增强所带来的“公共转向”。正因如此，我们才更应将“Public History”译为“公共史学”而非“公众史学”。公共史学是一种自上而下、由内而外地产生出来和发展起来的。自上而下，是指从历史学的专业性权威高端放下了架子、降低了身份；由内而外，是指从专业史学里走了出来，去直接为社会的应用性普通需求服务。

其次要了解公众史学的本质。公众史学发端于民间的历史传统，如民间说史、民间写史和民间传史。这样的历史传统，不论西方还是东方都存在。为什么这样说呢？西方的历史学起源于民间，我们今天常说的西方历史学专业化的进程到了19世纪才真正开启。东方的历史学同样起源于民间。中国古代，历史学很早就分离出了一种专业化的趋向，例如孔子作《春秋》便是属于专业学者在治史。后来的职业史官来修史，不仅是专业修/治史，更是以官方身份在修/治史了。中国的官方治史经历了早期的“撰”史，后来的“修”史，更后来的“纂”史三个阶段。与此同时，就中国的文化传统而言，民间社会对于历史的发掘、处理和承袭，堪称源远流长。若将民间的历史书写和历史知识的社会应用实践，看作当今的公众史学的前身或“早期的公众史学”，那么在中国，公众史学其实始终都在以下面这两条线的形式存在。其一，自下而上、由外到内，即从民间专业历史家的史述/史著，到官方历史学家的史学；其二，民间历史人和说书/史者（民间说书艺人口耳相传和戏剧艺人的演绎），以讲述历史故事的行为，始终如一地书写/“说”（叙述）“传”（传播）历史知识的学问。从这两条线来看公众史学，其实更多的是一种专业或职业历史学家的“治史”同民间“书写”历史相互之间的交汇或互动的问题。

总体上看，中国悠久的官方治史传统直接影响着社会，使得社会的治史意识较之西方浓郁得多，如百姓皆知“青史留名”“名彪青史”“留取丹心照汗青”和“遗臭万年”等。但同时，由于官方垄断着正史的书写，结果民间社会的历史记忆便只能流于野史、演义或假借戏曲等其他艺术表现形式。公众史学作为一个中间环节，可以变成专业史学家走出象牙塔、走向民间、走入社会大众，民间业余的历史爱好者为提升自身史学素养水平和研史/写史方法技能的专业化水准而走近专业历史学家，双方互相沟通/融合的桥梁。正是上述从历史到现实各自具有的差异性，决定了公众史学与公共史学的区别。况且仅凭中国悠久的治史传统，以及民间的社会大众数千年来对历史书写的喜好及表现形式丰富多彩的传承，中国的公众史学就应当有自己的理论和体系，而不该去扮演一个舶来品的角色。

杨艳秋：什么是中国公众史学，这不仅是Public History怎么翻译的问题，不是说它译成大众、公众或者公共哪个更合适的问题，而是现在我们的此公众史学非彼公共史学的问题。所以这里要厘清的首先是中西概念问题。美国的公共史学是应对史学危机产生的，是伴随着美国高校学科改革而出现的一种应用型史学，它以史学在公共领域的应用为主要特征。而中国的公众史学是随着社会发展，或者说是在历史知识社会化的背景下产生的需求。在传统的传播方式下，历史知识的传播有赖于专业人员。由于现代化传播手段的出现，当今历史知识传播的主体向全社会扩大，知识信息的获得越来越快捷方便。非专业人员也可以进行历史知识的二次和多次传播，更多地占据历史知识传播的舞台，因此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大众关心历史的现象。另外，还有美国公共史学的一些表现，比如说它为政府、企业各部门服务，这和我们所提倡的公众史学理念是背道而驰的，中国公众史学所要展现的是公平的、全体的、共享的、共有的含义。

除了中西，还有传统现象和现代理念的厘清问题。中国传统史学的叙事性特点，为史学的普及和传播创造了条件，在传统史学里有公众史学的某些因素，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传统史学中的史学普及也好，历史知识的由上向下传播也好，虽然和现在提倡的公众史学有一种继承关系，但是它并不是我们现代意义的公众史学的主要内容。再如由“君史”到“民史”的观念也有一个发展过程，上个世纪之初“新史学”兴起中的从“君史”到“民史”，主要是指史书记载内容的扩展，由记载帝王将相和“一朝一姓”的兴亡扩展至纪录百姓生活，“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由载录国家政治拓展至经济、农业、商业、矿业、建筑、交通等领域。而现在“公众史学”中要谈的是“民史”（公众史）写作。除此之外，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历史解释权的问题，那就是由民众参与历史解释和历史书写，这个变化是今天倡导公众史学的至关重要的环节。

以公众为本位

公众史学构建新的史学体系

主持人：学界对于公众史学有着各种不同定义，比如一种认为“所谓公众史学，是指由职业史学人士介入的、面向公众的历史文化产品创制与传播。”另一种则认为公众史学“表现为参与群体的革新，提倡人人都是历史的记录者”，其背后蕴含的是对公众史学本位的不同取向。国际公共史学会主席瑟奇·诺里特曾说过，“数字历史，不仅带来新资料、新工具，也将产生新的历史学家。”在这种情况下，自觉成为“公众史学”的参与者或引导者或许已经成为不少历史工作者的共识。但最近，钱茂伟等学者则进一步转换思考方式，指出在公众史学中，职业历史研究者不再是唯一具有话语权、解释权的掌握者，而应该以公众为本位，共同拥有、共同解释、共同书写、共同使用，这将要求我们建立一个怎样的史学体系？

钱茂伟：什么是最好的历史学，服务公众的史学无疑是最好的史学之一。强调研究史学与公众的关联性，会提出两大方向的思考：一是史学为什么要“公众”，二是公众为什么要史学。现代社会是公众社会，史学自然应服务公众。历史学毕竟是关注人类自身历史的学问，当然也要更好地发挥它的社会功能，历史需要更多的人来学来用，这样的良性循环对于一个学科的发展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史学与公众的结合，可以产生多元的联想，至少可作三个方面的发散性思考：书写公众、服务公众、公众参与。如此，史学服务公众才能走向体制化，这种体制化的史学形态就是公众史学。公众史学体系可归纳为一个中心（以公众为本位）、三大领域（书写公众、公众参与、公众消费）、四大理论（君史与民史、生活世界与文本世界、历史书写与历史研究、小众参与和大众参与）、六大分支（公众历史书写、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影像史学、公众历史档案、公众文化遗产、通俗普及史学）。这是一个涉及多个层面的综合性的公众本位史学框架结构，有别于传统的史学体系。扩大历史书写对象，扩大历史参与人群，扩大历史享受空间，就能让史学由“小众之学”变成“大众之学”。公众史学是属于公民大众的史学，每个人都是公众史学的主体，公众史学是一种以个人为本位的历史服务机制。历史是人类的历史，个人是最基本的主体，由个人史而群体史，公众史学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观察视野。

　杨艳秋：钱茂伟教授在其《中国公众史学通论》中，按照公众历史书写、公众口述史学、公众影像史学、公众历史档案、公众文化遗产、通俗普及史学六个分支搭建起公众史学的学科体系，这是一个平面层次的勾画，将中国公众史学的探讨提升到学科体系建设的理论高度。“构建中国公众史学学科体系”，是近年来对公众史学的最为热切的呼唤。公众史学独立学科地位的成立，需要其具备相对独立的专业知识体系和方法，创设完整的理论框架，明确其研究对象和内容，对学科性质和任务进行阐述。在构建中国公众史学学科体系的道路上，一些学者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有益的尝试。目前取得的共识是，公众史学是一个综合性的新的历史学科。作为一个学科，它应该是一门系统学问，这个系统要怎样呈现？便是我们所说的学科的“构建”。在这里，我感觉比较疑惑的是，学科的相加能不能形成一个公众史学体系？也就是说“通俗史学”加“公共史学”加“大众史学”，是不是就成了公众史学？或者说口述史学加上档案史学再加上影视史学，可以构成公众史学吗？作为一个学科体系，公众史学不应该仅有一个平面的构架，而应当是一个纵深的逻辑链环，它有理念，有目标，有对象，有方法，有应用，有实践，有不同的层次，并且这个层次要怎样来展开，才能发挥公众史学作为一种历史学分支学科的社会文化意义，是应当引起重视和思考的。

焦润明：我觉得公众史学下设六个分支学科外，应该再加上一个“公众环境史学”，怎么安排合适呢？钱茂伟教授最近也提供了另一种纵深的公众史学学科分类法，即理论、学术、写作三大层面。如此，可把“公众环境史学”考虑放在中间的学术研究层面。公众史学更偏重于书写公众生活史，环境史作为与人类活动息息相关的历史内容，既是人类传统生产生活方式运动的结果，更是现在和未来给民众生产生活带来重要影响的新因素，并将持续地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影响着当下人们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质量，环境史问题理应作为公众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

公众史学的书写与传播

主持人：当前，历史的书写与传播方式上的巨大变化有目共睹，大数据、微博、微信等使日常的、琐碎的巨量历史资料可以被便捷地利用，也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并自由书写个人的、家庭的、社区的乃至国家的历史，并通过互联网、微信等手段加以传播，还可以及时通过对历史问题发表评论参与史学建构。请各位谈谈公众史学将如何适应并利用这种形势，在历史书写和传播方面将产生哪些变化，它将给专业历史研究者和关注喜爱历史的公众带来哪些影响？

1.史学由服务组织到服务公众、由服务小众到服务大众的转型

钱茂伟：传统史学是在直接服务政府及其精英历史需求下诞生的，历史书写偏重政府组织史，偏重精英史，与下层百姓史关系不大，可谓“史不下庶人”。后来，至多给下层提供一些上层故事的消费而已。宋元的“讲史”“话本”及后来的演义等通俗史学的产生过程是与城市民众的成长有关的。20世纪以来的专业史学，虽然强调服务人民，但多为间接的服务，实际也远离大众视线。因为史学论著的写作门槛高，普通人直接消费不了。只有书写对象下移的“公众史”或“小历史”写作，才能拉近史学与民众的关系。以前的历史建构方式是适合少数人的、也是书写少数人历史的方式。公众史学是一种全新的历史建构方式，是一种真正大众的历史建构方式，书写对象与参与对象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焦润明：公众史学是一个现代社会的产物，在传统社会中，历史是少数人的历史，而多数人的历史则成为不了历史，在这样的时代认知条件下是不可能产生公众史学的。只有在民众对于自身历史有了深切体认之后，才会产生公众史学。“民史”的出现是“公众史”成立前最为重要的阶段。揆诸历史，自1902年梁启超等人揭橥“史界革命”起，公众史学意识即开始孕生。梁启超等人出于维新变法的政治需要而提出的“史界革命”，第一次明确地把历史的书写从上层转移到了下层，把史学对象转向民众。马克思主义史学强调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的真正动力，更加突出了公众本身的历史。在当代，随着史学多元化、多样化趋势的出现，言说普通人的历史日益受到重视，如史学的微观化趋向以及近年来民众生活史的日益受人关注。总的来看，一百多年来，历史书写对象由上层转移到下层，由以帝王将相为核心，逐渐转变为以对历史进程有重大贡献的政治、军事、经济、科教文化等方面人物为核心，更进而把书写特定时代的普通民众的生活实态作为主要内容。

2.由生活世界而文本世界的历史书写

钱茂伟：历史和现实生活世界是息息相关的。史学不能成为故纸堆，也不能过于高大上，要进入现代生活世界。历史是人类的历史，自然应回归生活世界，让广大公众所共享。史学如何进入生活世界？纯粹的历史研究是很难做到的，只有通俗化作品，只有图片，只有视频，才能实现。具体地说，有以下几种途径：一是提供历史通俗知识。近30年通俗史学的发展让史学重新进入生活世界，让普通公众得以享受史学成果。二是重视当代历史书写。历史研究多有贱今尚古倾向，古代历史研究往往只有部分专家可以做，而当代史是与生活世界距离最近的领域，需要加强这方面的历史书写。尽管当代史的深加工研究可能一时难以展开，但初加工的历史书写是可以做的。历史记录是第一层面的，没有翔实的当代历史记录，后人将无法开展深度加工研究。历史发生于生活世界，存在于文本世界，文本世界通过文字、图像、声音来反映人类的生活轨迹。生活世界的全部活动都是历史，但只有一部分会被打捞起来成为文本历史，那部分就是后人可知的“历史”。因此，公众与其每天只关注别人写的东西，不如多将自己的经历和思想变成作品。史学源于生活，服务于生活，史学就在生活之中，将生活变成史学，从这个意义上讲，公众史学可以称为“生活中的历史学”。

焦润明：一般来讲，历史包括生活的历史和记录的历史两大部分。生活的历史是指人类群体在历史时空中的活动过程，其特点是转瞬即逝，其存在必须通过文本的方式加以保存。只有这种文本的方式才能建构我们需要的历史认识或历史知识。文本世界是需要通过历史书写来实现的，历史书写是一种将生活世界转化为文本世界的写作活动，进而完成客观历史向着能够理解的符号世界的转化。在当代，随着录音机、照相机、摄影机以及网络微博、微信等信息工具或传播方式的普及，使得从生活世界到文本世界的书写方式也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

3.口述史是实现当代公众史记录的最好路径

钱茂伟：“笔书”是读书人的专利，而口述是所有人记忆交流的主渠道，因此“口述史”是大众参与历史书写的主要途径。口述史离生活世界最近，口述史搜集到的是大脑记忆，通过个人语言来叙述个人历史。口述是人类最基本的表达手段，有可能成为新的强势历史再现方式。人人有自己的历史认识，人人会说。在技术发达的时代，就有可能人人参与，从而人人有可能成为历史书写的对象和参与者。以前的历史建构活动都是史家单方向进行的，口述史是一种全新的多方面的历史建构活动。多方的参与，让更多人有了参与的机会。在某种程度上，口述史也是一种直接的历史研究，能直接从生活世界中筛选有传承价值的人物与事件，并通过询问、对照、考证等方式，实现自觉历史意识视野下的选择判断，可能留下更有价值的当代史记录。

焦润明：口述史是从生活世界转化为文本世界的重要方式。口述史就是用自己的话语讲述自己所亲身经历的故事。照相、录音、录像等科技手段的实用化和普及化，使口述历史的发展成为可能，而它恰恰是实现当代公众史记录的最好路径。同时新媒体如各种网站、微信、博客、论坛等历史专栏和页面等，也是收集和传播口述史资料的重要平台。环境史所具有的公共性，也使它成为公众史学关心的重要内容。从环境史角度看，“小历史”与“大历史”的关联度是很高的，由于环境问题与每个人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因此环境史问题也一定是公民写史中最为感兴趣的问题之一，公众个人的环境经历和感受将提供取之不竭的环境史资料。

4.人人参与当代历史的书写

钱茂伟：从历史参与人员来看，古今中国史学经历了由传统“小众参与”到今日“大众参与”的转型。在传统社会，只要小众来做历史记录即可，先是职业史官，后是专业史家。当代史记录是人人可以做的领域，人人都是历史记录者，史学自然要关注人人。在纯文本时代，人人成为记录者是很难做到的；但在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这完全是可以做到的。历史参与是一种历史自主权，是文化参与权的一部分。人人参与写历史，可以写大历史，更提倡写小历史。小历史书写离公众日常生活近，直接关乎其历史利益权，是生活化的史学，是实践化的史学，是应用的史学。这也将给专业历史研究者带来不可忽视的机遇和挑战，及时关注、研究、回应公众的历史需求，才能更好地使学术成果有效转化为公众知识的一部分，为社会所共享。当然，人人参与是一种新的事物。要适应这样的形势，形成这样一种新的传统，得有一个较长的过程。

焦润明：公众史学出现的一个最重要标志，就是历史参与人员的变化。我们常说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其实他们也是历史的真正参与者。以前，书写历史、记录历史的人只是很少一部分被称为“史官”或“史学工作者”的人。这种情况的出现，是因为在几千年的专制社会中，治史一直是国家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民间人士只能撰写自己所能接触到的局部有限历史，作为野史在民间传播。进入现代社会后，随着全球化、网络化、信息化发展，历史信息及史料的获得要较以前更加容易，已出现了由部分职业历史工作者书写历史到人人书写历史的趋势。“公众”是由无数个体组成的群体概念，公众史本质上是由无数个人史所组合而成的整体史，反映的是大众的个体经历和个人视角所观察到的历史场景，能让我们看到更生动、更贴近生活、更富有个性的历史景象。人人都可以书写自己的历史，“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在互联网条件下，个人博客、微信的出现，为人人书写历史提供了更加便捷的手段，也使人人参与书写的公众史学成为可能。

杨艳秋：“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己的历史学家”，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也是一个非常高的期望。克罗齐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其实就是注重历史与生活的联系。历史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想，中国公众史学的目的和意义也恰在于此。如何更好地建立历史与生活的联系，对中国公众史学而言，仍然任重而道远。

谢选骏指出：上文不懂“历史的参与者”与“干预历史的人”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人。也许人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被动卷入历史过程；但只有极少数人可以成为“干预历史的人”，主动投入历史进程——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这样的人“没有好下场”，但却能“留取丹心照汗青”——

子房未虎啸，破产不为家。

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

报韩虽不成，天地皆振动。

潜匿游下邳，岂曰非智勇？

我来圯桥上，怀古钦英风。

唯见碧流水，曾无黄石公。

叹息此人去，萧条徐泗空。

唐代李白的《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

注释

⑴下邳：古县名，在今江苏省睢宁县西北邳州界。圯桥：古桥名，遗址在今睢宁县北古下邳城东南小沂水上。张子房：即张良，字子房，是辅佐刘邦打天下的重要谋臣，在帮助刘邦建立汉朝后，被封为留侯。

⑵虎啸：喻英雄得志。

⑶博浪沙：在今河南省原阳县东南。

译文

张良少年未能得志如虎啸时，为求刺客而不顾破产败家。

从沧海公那里得到一名壮士，用金椎狙击秦始皇在博浪沙。

这次刺秦报仇行动虽未成功，而其名声却因此震动天下。

其逃匿追捕曾经过下邳，怎能说他在智勇双全上稍差？

今天我怀古来到圯桥上，更加钦羡张良的雄姿英发。

圯桥下只有碧绿的流水，而不知道黄石公如今在哪？

我站在桥上叹息张良逝去，徐泗两州从此变得萧条空乏。

翻译

张良未成名立业以前，倾尽家财去报国仇。他在东海君处交结了一个壮士，能手挥百多斤的铁锥，于是在博浪沙锥击秦始皇。虽然没有成功地报成秦灭韩之仇，但是天下已经震动。为逃避缉拿而潜伏到下邳，难道就不算智勇之士？如今我来到张良遇到黄石公的桥上，缅怀张良的英雄事迹。可是只见桥下长流水，黄石公却没有了踪迹。张良一去，此地再无杰出人物，只见泗水空流。

鉴赏

这是李白经过下邳（在江苏邳州）圯桥时写的一首怀古之作。张良，字子房，是辅佐刘邦打天下的重要谋臣。诗起句“虎啸”二字，即指张良跟随汉高祖以后，其叱咤风云的业绩。但诗却用“未”字一笔撇开，只从张良发迹前写起。张良的祖父和父亲曾相继为韩国宰相，秦灭韩后，立志报仇，“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皇”（《史记·留侯世家》）。“破产不为家”五字，点出了张良素来就是一个豪侠仗义、不同寻常的人物。后两句写其椎击秦始皇的壮举。据《史记》记载，张良后来“东见沧海君，得力士，为铁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东游，良与客狙击秦皇帝博浪沙中”。

诗人把这一小节熔铸成十个字：“沧海得壮士，椎秦博浪沙。”以上四句直叙之后，第五句一折，“报韩虽不成”，惋惜力士椎击秦始皇时误中副车。秦皇帝为之寒栗，赶紧“大索天下”，而张良的英雄胆略，遂使“天地皆振动”。七、八两句“潜匿游下邳，岂曰非智勇”，写张良“更姓名潜匿下邳”，而把圯桥进履，受黄石公书一段略去不写，只用一个“智”字暗点，暗度到三句以后的“曾无黄石公”。“岂曰非智勇？”不以陈述句法正叙，而改用反问之笔，使文气跌宕，不致于平铺直叙。后人评此诗，说它句句有飞腾之势，说得未免抽象，其实所谓“飞腾之势”，就是第五句的“虽”字一折和第八句的“岂”字一宕所构成。

创作背景

被誉为“兴汉三杰”之一的张良，是李白十分倾慕的大英雄。诗人访寻英雄遗迹到河南道泗州，经过下邳（在江苏邳州睢宁一带）圯桥时，在传说张良遇到老师黄石公的地方久久徘徊，写下了《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这篇怀古感慨之辞。

谢选骏指出：主动干预历史的人没有好下场，所以“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但是被动卷入历史的人最终也没有好下场的，所以“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

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出自文天祥的《金陵驿二首·其一》：

草合离宫转夕晖，孤云飘泊复何依！

山河风景元无异，城郭人民半已非。

满地芦花和我老，旧家燕子傍谁飞？

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

译文

草合离宫转夕晖：夕阳下那被野草覆盖的行宫；

孤云飘泊复何依：自己的归宿在哪里啊？

山河风景元无异：祖国的大好河山和原来没有什么不同。( “元”，同"原"。)

城郭人民半已非：而人民已成了元朝的臣民。

满地芦花和我老：满地的芦苇花和我一样老去。

旧家燕子傍谁飞：人民流离失所，国亡无归。

从今别却江南路：现在要离开这个熟悉的老地方了，

化作啼鹃带血归：从此以后南归无望，等我死后让魂魄归来吧！

注释

金陵：今江苏南京。

驿：古代官舍。

这组诗写于祥兴元年（1278年）文天祥被俘后，第二年（元至元十六年，1279年）押赴元大都（今北京）途径金陵（今南京）时所作。时值深秋，南宋政权覆亡已半年有余，金陵亦被军元军攻破四年之多。诗人战败不幸被俘，在被押送途中经过旧地，抚今思昨，触景生情，留下了这两首沉郁苍凉寄托亡国之恨的著名诗篇。

谢选骏指出：上帝在圣经中启示说，由于人类罪恶深重，必须全部灭亡——元灭了宋，明灭了元，清灭了明，民国灭了清，黄俄灭了民国，谁来灭黄俄……所以干预历史的人没有好下场。

【26、共产党撰写的历史，就是迫使人们忘记历史】

网文《記錄抹煞》报道：

除憶詛咒（拉丁語：Damnatio Memoriae），或稱為記錄抹煞之刑，是一個拉丁文詞語。按字面上的解釋是「記憶上的懲罰」，意指從人們的記憶中抹消某一個人的存在。通常對於叛國者、或敗壞羅馬帝國名聲的上層人士死後，經由元老院通過決議，消除特定公眾人士的所有記錄。對被加上除憶詛咒的人來說，這是最嚴重的恥辱，對一些人而言，這是一種比苦刑、死刑還苛刻的處罰。

這個詞彙也可用於其他社會中的類似習俗，像是古埃及於西元前十四世紀抹去女性法老哈特謝普蘇特及西元前十三世紀抹去試圖推行宗教改革的男性法老阿肯那頓的存在紀錄的嘗試即為一例。

意義

該詞語最主要用於古羅馬時期，由元老院立法通過對於某些已故人士的懲罰，消除他們在世時的一切功蹟，彷彿他們不曾存在過一樣。這些遭到除憶之刑的人士，在其生前曾經出現過的銘文、雕像、貨幣、文字記錄等等，全都要被銷毀、抹去或改寫。

然而應當注意的是，雖然古羅馬確實有此項刑罰，但現代對此刑罰的拉丁語稱呼Damnatio Memoriae並不見於古羅馬文獻中，而Damnatio Memoriae一詞遲至西元1689年才在一篇於現今德國地區寫成的論文中出現。

成效

理論上，如果一個記錄抹煞行動是徹底成功（即此人的存在已經完全抹去，與「不曾存在」毫無區別）的，則後世無法得知其任何事跡（甚至不會知道有過記錄抹煞這件事）；但在實行上，除憶詛咒有時並不容易施行。所有政治人物都有其盟友與政敵，因此這種消除當事人一切存在證據事物的做法，在實際上很難做到相當徹底的程度。歷史上亦有多次失敗的抹煞行動，像是對妄圖以犯罪成名的黑若斯達特斯的抹煞就是一個例子。

當代分析

在現代學界的研究中，此詞彙指稱各種嘗試在物理上或記憶上將一個死去的人給抹消的官方或非官方的裁決。

查理·赫德里克（Charles Hedrick）指出，在實務操作上，是存在着「記憶詛咒」（拉丁語：damnatio memoriae，在此指的是「對死者的譴責」）和「記憶抹消」（拉丁語：abolitio memoriae，在此指的是「對某人的記憶的抹消」）的區別的。在檢視現代愛爾蘭歷史上類似除憶詛咒的行為後，歷史學家蓋伊·貝納（Guy Beiner）指出，對某人存在的記錄進行偶像破壞般的破壞的作法，總會喚起對受到如此恥辱的人的注意，因此這反而是讓這些人被記住的方法之一，他並指出說除憶詛咒不僅不會將受詛咒的人從歷史上抹去，反在實際上會讓他們被記住。貝納總結說，參與破壞紀念物的人，應當被視為是記憶的主體。

實行

古羅馬

在古羅馬時期，當一位羅馬精英階層的公民（特別是從事政治方面），或帝國時期的羅馬皇帝，在他們亡故之後，由元老院討論並決議是否對其施以這種懲罰。這是一種對於已故公民最嚴厲的懲罰。

以下是幾個已知受到記錄抹煞處罰的例子：

羅馬元老院已決議對遇刺身亡的前任皇帝卡利古拉施以記錄抹煞，但繼任的皇帝克勞狄烏斯卻表明反對。

尼祿敗亡之際也被元老院宣佈為人民公敵，但其後的維特里烏斯卻公開地尊崇他。

號稱五賢帝之一的哈德良在晚年趨於殘暴，元老院在其死後提議對其施以記錄抹煞，經安敦寧·畢尤的勸說才作罷。

唯一一位受到官方施以該項抹煞之刑、並且未受後人恢復名聲的是帝國的皇帝康茂德。

其他社會中的類似慣例

古埃及

古埃及新王朝中，哈特謝普蘇特以女性身份擔任法老；在她過世之後，後繼的法老圖特摩斯三世為消滅曾有女性當政的證據，下令刮除她在神廟中的銘刻。此外，信仰阿頓並實施宗教改革的法老阿肯納頓，在他死後也被後繼者斥為「異端」，並將他的紀念銘文上的「王名章（Cartouche）」加以塗抹，以此對後人表示「懲戒」。

古代中國

中國傳統上對歷史一向有秉筆直書，甚至把有過錯一方的人的姓名給特別提出的做法，如《春秋·左傳》在宣公四年的部分曾註解說：「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但類似記錄抹煞的事情在中國歷史上一樣發生過，像例如前述的《春秋·左傳》就幾乎沒有提及周攜王的事蹟，被視為中國第一部正史的《史記》對周攜王更是隻字未提。

類似紀錄抹煞的事情在後來的朝代一樣發生，像是據史書記載，秦始皇有多名子女，但史書從未提及秦始皇的王后，後來經過一些考古的發現，秦始皇的王后應該是來自楚國的公主。

學者黨斌認為唐朝初年的唐太宗李世民可能是為了避談自己逼父弒兄、篡奪皇位的過往緣故，因此隱太子李建成的事蹟也遭到抹煞。

明朝初年的燕王朱棣在靖難之役中取勝，在南京即位稱帝，下令廢除建文年號，改建文四年為洪武三十五年，廢除朱標、朱允炆父子的皇帝尊號，對朱標父子大肆詆毀，以消除他們的影響力，提升自己的合法性，建文年號直到萬曆年間才得以恢復，朱標父子直到南明弘光年間才被恢復名譽。

俄羅斯帝國

俄國女皇伊利沙伯推翻尚在襁褓中的伊凡六世後，下令抹去他的一切痕跡，直到1913年的羅曼諾夫王朝300周年紀念物上仍然沒有伊凡六世的隻字片語。

近現代

斯大林與尼古拉·葉若夫、莫洛托夫等人的合照，大清洗後，尼古拉·葉若夫在照片中被刪除。

隨着近代照相技術的興起，許多政治人物在後來的生涯失勢之後，可能會在許多檔案照的相片中被「修改」而消失，讓後人誤判他過去在政治上的影響力。

蘇聯

約瑟夫·斯大林在擔任蘇聯共產黨總書記期間，對列夫·托洛茨基以及其他的蘇聯共產黨成員進行大清洗，著名例子有蘇聯政治家尼古拉·葉若夫。羅伯特·海萊因在他雜誌中的一篇文章（後來在他的小說和隨筆集《擴張宇宙》中再次提及）「真理報代表真理」中稱，1960年5月15日，一個無名氏蘇聯太空人也遭受了類似的待遇，這類太空人被稱作「幽靈太空人」（Phantom Cosmonauts）或者是「消失的太空人」（Lost Cosmonauts），因為他們的確可能執行了進入外太空的任務，但是無論是蘇聯，還是後來俄羅斯，都不承認他們的存在。現今支持幽靈太空人假說的證據通常不被認為是可信的，而且數個案例已被證實是騙局。1980年代蘇聯政府走向開放政策之後，美國記者詹姆斯·奧伯格研究了蘇聯的太空相關災難，但找不到證實幽靈太空人假說的證據。蘇聯解體後，更多此前蘇聯的保密文件解密，包括在做太空模擬訓練時意外身亡的瓦連京·邦達連科，但消息被蘇聯政府壓制的事件，不論是解密的蘇聯文件還是俄羅斯探索太空先驅的回憶錄，都沒有證明發射過幽靈太空人傳聞的證據。

史達林死後，秘密警察頭子貝里亞在政治鬥爭中遭清算。他生前其生平事蹟在《大蘇維埃百科全書》有長篇介紹。死後，購買該書的人均獲通知。要他們割掉有關貝里亞的資料，而以有關白令海峽的長篇說明來取代貝里亞這個項目。

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

曾任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黨政軍多項要職、已故朝鮮領導人金正日的妹夫，並在金正恩執政初期一度被視為是朝鮮實際上的「二號人物」的張成澤失勢並被處決後，朝鮮官方媒體刪除有關張成澤的所有報導，並修改了所有張成澤有入鏡的照片。

美國

沃納·馬格努斯·馬克西米利安·馮·布勞恩帝國男爵（德語：Wernher Magnus Maximilian Freiherr von Braun，1912年3月23日－1977年6月16日），曾是納粹德國著名的V-2火箭的總設計師。1938年，馮·布勞恩加入納粹黨。後進入黨衛軍，並獲上尉軍銜，再後晉升少校軍銜。50年代美國海軍曾着手建造火箭以將衛星送入軌道，但結果Vanguard火箭的發射系統卻並不可靠。1957年，當蘇聯史潑尼克一號成功發射之後，美國在太空競賽中落後於蘇聯的觀點開始在國內蔓延開來。美國官方遂決定啟用馮·布勞恩和他的德國團隊挽回頹勢。為此抹去了馮·布勞恩曾為黨衛軍少校的身份，其着黨衛軍黑色制服的照片一律被銷毀，僅存一張被擋住右臉的制服照當時未被檢出。不過軍方部分知情人士對啟用前黨衛軍軍官不滿，在布勞恩成名後又有部分曾在佩內明德強迫苦役的波蘭勞工指認其此前身份，所以官方最後還是承認了其履歷。

中華人民共和國

油畫《開國大典》曾經因為政治鬥爭多次抹除多人（包括高崗、劉少奇、林伯渠），直到1978年平反後，1979年重畫時全部恢復。

2022年10月22日，中共二十大閉幕會上，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被強行帶離會場。事件發生後，北京冬奧組委官方賬號在彈幕視頻網站嗶哩嗶哩刪除了胡錦濤在2008年北京奧運會開幕式視頻中的所有畫面，包括其作為國家元首宣佈大會開幕的段落，有關胡錦濤的彈幕、評論全部被清除。

至今有部分行為和施政與中國共產黨主流不一的領導人極少被提及，相關公開的記錄大多數亦不存在。早期的例子包括陳獨秀、王明、林彪、趙紫陽等人。一些懷疑涉及貪腐和權鬥落馬的官員也被抹去（例如徐才厚、郭伯雄、周永康、薄熙來等人）。

虛構作品中的類似慣例

在喬治·歐威爾的《一九八四》中，unperson（非人）指的是一個人不僅被當局殺害，而且他在現實生活中的資訊也被一同抹去。這樣的人會從書中、照片中和文章中完全抹去，以至於在歷史記載中不會留下一絲痕跡。這樣做是因為依照雙重思想的原則，這樣的人應該被完全地忘卻，即便是親人和朋友也不應該記得他的存在。

在電視劇後宮甄嬛傳中，清雍正皇后烏拉那拉·宜修在雍正駕崩後被成為太后的鈕祜祿·甄嬛處以記錄抹煞之刑，指他日史書工筆都不能記載有關宜修的隻字片語。

小說《尋秦記》中，秦始皇（趙盤）聽從李斯的建議，以「焚書坑儒」的形式把主角項少龍從歷史中抹去。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撰写的历史，就是迫使人们忘记过去。因此，很多人夸大了现代极权主义的恐怖效力，其实，现代极权主义并不比古代暴君更有创意。

《科学新发现：正是回忆造成了遗忘》（2015年03月20日 中国经济网）报道：

德国媒体《明镜》网站报道了一项科学新发现：人们回忆往事的时候也在抹煞一部分记忆。

报道称，回忆会造成部分记忆的遗忘，这个听起来很荒谬，但科学家在实验中证实，当人们回忆某件往事时，将忘记与此相干扰的记忆。英国研究人员在“自然-神经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称，大脑抑制相互竞争的记忆。记忆的过程是这样的，记起来一部分往事，而另一部分则不能。

专家们认为，大脑里有一个发挥抑制作用的控制系统存在。当人们想回忆起某事时，它抑制相干扰的记忆。渐渐地，该抑制功能将抹杀这部分记忆。但至今无人能指出，该抑制机制如何发挥作用。

为了改变研究现状，科学家们用大脑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扫描受试者的大脑。借助这种办法，大脑的哪个区域比较活跃可以图上看出，让人们可以对大脑的工作一目了然。受试者首先先将某个特定的关键词与两张不同的图片相关联，比如将单词“沙”与玛丽莲-梦露的照片以及一顶帽子图片相联系。

受试者要在实验中回忆起与那些单词相关联的第一张图片是什么。科学家欲将第二张图作为干扰记忆。然后，受试者分别说明，是否记起一张脸或者一个物件。因为这两个系列发送不同的信号，研究人员通过扫描就可以确定，受试者是否记起第一张图片。

受试者的回答正确率差不多为74%，回答错误时，常常是把第二张图当成第一张了。但随着实验的反复进行，这种错误率不断降低。研究人员表示，这表明大脑中有一个抑制机制，它渐渐地抹杀相干扰的记忆。

在另外一些试验中，科学家表明，属于回忆第二张图片的大脑区域活跃性随着实验反复进行不断减弱。减弱程度越高，受试者忘记第二张图就越快。此外研究人员还表明，大脑前额叶皮质的活跃性与记忆的抹杀有联系，即该区域越活跃，干扰记忆衰退得越严重，也就忘得越快。以前的实验也表明，该区域也与遗忘有关系。

“人们往往认为，遗忘是被动的事情。我们的研究表明，遗忘是回忆时发生的。”英国剑桥MRC认知与脑科学部的研究负责人迈克尔-安德森说，“正是回忆造成了遗忘，这个发现令人惊讶，让我们对选择性记忆和自我欺骗有了更多的认识。”

“健忘常常被当作不好的事，但当人们试图忘记不好的回忆时，健忘却是十分有益的。”伯明翰大学的Maria Wimber博士说，“我们将有机会利用这个发现来帮助人们。”

谢选骏指出：共产党撰写的历史，就是通过编造“记忆”，强迫人们忘记真实的过去！

【27、光复西伯利亚的历史时刻已经临到】

《欧美是否承诺过北约不东扩？来自亲历者的佐证》（观察者网 2022-01-12 冯绍雷）报道：

冷战终结，苏联解体，叶利钦在风雨飘摇中的俄罗斯登台执政。当时的美俄关系一度非常密切，叶利钦受邀到美国国会发表演说。1993年4月和1994年1月，叶利钦和克林顿两位总统签署《温哥华宣言》和《莫斯科宣言》，宣称美俄关系已成为“成熟的战略伙伴关系”。

但没过多久，官方用语就不那么乐观了，“成熟的”一词消失了，“战略性”也渐渐被“实用性”的新提法所取代。美国承诺的援助越来越少，合作的调门越唱越低，俄罗斯人的情绪也越来越大。叶利钦在1994年西方七国首脑峰会前夕，愤懑地表示：这一次再也不会为援助而去乞讨了。

这时露出水面的，是俄罗斯与欧美关于冷战后北约前途的争议。

1995年10月23日，叶利钦与克林顿在纽约相谈甚欢，克林顿开心地流出了泪。

北约东扩的缘起

从一开始，美国对于北约本身的去留都有点犹豫，更谈不上北约东扩。1992年总统大选，赢得了冷战的老布什，反而被克林顿所取代。这说明美国的兴奋点已经从对外战略，转入国内经济。有两个数据可以为证：一是，美国驻欧军队从1990年的40万，下降到1998年的12万；二是，从1985年到1995年美国军费比欧洲国家军费下降要快。这表明：美国对于北约以及欧洲的关注度降低了。

冷战结束，欧共体提升为欧盟后，不光推出欧元作为统一货币，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协议曾宣布：安全与共同防务，也将是欧盟关注的重点。但是，不久后在南斯拉夫地区发生的波黑冲突表明，在这一场非常残酷的地区冲突中，欧盟并没能真正担当大任。“欧洲主要国家对其目的感到迷惑，它们自己就产生了分歧”。最终还是美国出马，强行压服各方，签下了“代顿协议”，才解决这场波黑冲突。（1）

波黑冲突使得欧洲态度发生明显变化：尽管讨厌美国，但不得不依赖美国帮助，维护欧洲安全。德国总理科尔断言：北约应该扩大，才能使德国不再成为东西方前沿阵地，避免与俄罗斯直接冲突，并在其东部形成一大片缓冲区。冷战终结给德国带来的最大好处是，除了德国本身又一次形成为一个统一国家和独立大市场，而且近在咫尺的中东欧国家出现了一个诱人前景，那就是，这里非常有可能成为德国未来的潜在市场和重要合作伙伴。德国经济要想再一次称雄世界，唯有与近邻紧密合作，才能实现。

相比之下，法国作为在欧洲战略与政治领域具有传统领导地位的国家，面临着德国崛起的冲击，既想通过欧洲一体化的方式，限制并消化统一后德国的影响力，但又对自己曾一再疏离的北约东扩有所顾虑。更主要的是，在冷战终结时刻，法国并没有得到像德国统一这样的历史机遇的刺激，激发起外向的热情。此时的法国已无回天之力去抗拒北约的拓展。

再来看东欧。早在1991年捷克总统哈维尔和波兰、匈牙利等国领导已相当明确地表示，希望加入北约。当时，东欧不光畏惧俄罗斯的实力，也担心未来德国崛起的巨大压力，希望借助北约与美国这样的外部力量，来摆脱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的中东欧地区受到东西两强直接压制的困境。波黑危机暴露出欧盟防务的不足，进一步推动东欧要求加入美国主导的北约的愿望。

1995年11月21日，南联盟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波黑三国在美国签订了《波黑和平框架协议》，也就是后来我们常说的“代顿波黑和平协议”

波黑冲突的解决，很快使美国干预欧洲的信心膨胀起来。似乎唯有美国才能带领西方联盟前进。相对于欧洲经济的困境，美国经济则靠冷战红利，走向景气。政治经济学家D.卡莱欧（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保罗·尼采高级国际研究院迪安·艾奇逊讲座教授、荣誉大学教授、欧洲系主任，知名美欧问题专家——笔者注）认为：一旦，美国对北约扩大感兴趣，西方任何人要反对，就很困难了。（2）笔者在90年代中后期曾几次参加在外交与战略界颇有名气的英国威尔顿公园国际会议，亲见当时美国官方代表曾多次明确表示：冷战结束后，美国本不想在欧洲地区冲突中承担过多责任，但由于欧洲各国无意挑大梁，最后也就只能是美国一马当先了。（威尔顿庄园会议（Wilton Park Conference）是一个历史悠久、享有一定知名度的高级别国际事务论坛。虽隶属于英国外交部，但主张交流各方学术观点。上世纪90年代以来，笔者有幸多次受邀参加这一国际会议。——笔者注）

经过北约国家内部的密切沟通，1994年1月10日，北约首脑峰会正式宣布，将对东欧新成员“敞开大门”。多年之后，2001年4月17日，我拜访了前美国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鉴于他在北约东扩问题上一直持相当积极的态度，我问道，冷战才刚刚结束不久，就推进北约东扩，美国究竟是如何考虑的？布热津斯基表示：首先这是欧洲——主要是中东欧国家、而不是美国提出的动议，同时美国也应该担当责任。（2001年，笔者作为美国J.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关系研究院（SAIS）欧洲系的访问学者，在华盛顿D.C.工作一年，曾有多次机会向Z.布热津斯基、D.卡莱欧等美国资深学者请教。——笔者注）总体而言，波黑冲突的表现，以及美国在冷战终结后“和平红利”的获得，导致其决定推动北约东扩：美国既可压住俄国，又可看住德国，还可留在欧洲，可以说是，一石多鸟，何乐而不为。

对于当时美国的考量，布热津斯基曾有过分析：“利害关系最大的是美国在欧洲的长期作用。一个新欧洲尚在形成之中，倘若这个新欧洲仍将是‘欧洲——大西洋’空间的一部分，则北约的扩大就是必不可少的。”他说，如果在北约扩展中停滞或徘徊不前，“美国便不可能有什么对整个欧亚大陆的全面政策。这种失败将使美国的领导地位信誉扫地，将使‘欧洲正在扩大’的观念被打得粉碎，将使中欧人灰心丧气，也还可能唤起俄罗斯现已休眠或行将泯灭的对中欧的地缘政治企盼。对西方而言，这将是一种自伤自残，是未来任何一种欧亚安全结构中形成真正的欧洲支柱的前景受到致命损害；对美国来说，这不仅是一个地区性的失败，也是一个全球性的失败”。可见，当年，布热津斯基积极地奔走于大西洋两岸，推动北约东扩，是有着上述这样长远构想的。

俄罗斯的反弹与无奈

对于东欧国家加入北约，事实上，俄罗斯起先也没有表现出多大异议。1993年夏天，叶利钦本人还表示，波兰可以就自己是否加入北约问题做出选择。但是，随着国内本土意识的崛起，俄罗斯开始转变对北约东扩的立场。1994年1月，叶利钦明确表态，反对东欧三国加入北约。对此，布热津斯基佐证道：“可以说1993年是失掉历史机遇的一年”，因为当时“叶利钦在8月间公开赞同波兰加入北约的意向并称这与‘俄国的利益’相一致之后，正是美国那样做的大好时机。但克林顿政府当时仍奉行‘俄国第一’的政策（意思是克林顿还比较顾及俄罗斯国内的反弹——笔者注），于是又折腾了两年多。——到1996年，美国决定把扩大北约作为建立更大、更安全的欧洲——大西洋共同体的政策中心目标时，俄国人对此已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了”。（4）

面对俄罗斯的强硬表示，整个北约东扩的过程显得一波三折。1994年1月，北约提出“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允许东欧国家最终加入北约，但不提出具体的时间表；提出北约只和东欧进行有限合作，不对“伙伴”提供安全保障。为了不过分刺激俄罗斯，甚至提出，俄罗斯也可以加入北约。当时，俄罗斯的确非常犹豫：抵制东扩，会与北约闹僵；接受东扩，显然安全环境会承受巨大压力。

1994年3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但实际上一直主张在东扩中顾及俄罗斯利益与感受的威廉·佩里访问莫斯科，与俄方谈定，俄罗斯以大国身份加入“和平伙伴关系”，与北约合作。但是，一个月之后，北约没有通知俄罗斯，便在美国主导下对波黑塞族进行空袭。叶利钦感到北约在与俄罗斯利益攸关的问题上，并不打算尊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与意愿。于是，俄方取消前往北约签署“和平伙伴关系”的计划，也拒不参加1995年10月“和平关系伙伴”范围内与北约、东欧一起的联合军演。

1995年9月20日，北约正式公布东扩战略的第一阶段计划。叶利钦针锋相对表示：俄罗斯准备建立像华约那样的新军事政治集团，如果北约扩大到俄罗斯边界，可能导致恢复“两个军事集团”。1995年底，鉴于俄方的强硬态度，北约态度又有软化，从东扩的“快步走”变为“慢慢来”，强调“透明度”“渐进性”，大体上意味着20世纪末之前不大可能接受东欧入盟。同时，北约强调与俄罗斯特殊关系。俄方的反馈是，其一，东欧只能享有类似于法国对于北约的松散地位；其二，北约不能在东欧部署军事力量；其三，北约需确保俄罗斯的领土主权完整，包括在欧洲的飞地加里宁格勒。同时，俄方也承诺保证不增加在西部边界的驻军，保证不以武力相威胁。

1996年，俄罗斯国内围绕总统大选形势激化，叶利钦差点大选落败。美国担心俄共上台，于是减轻了就北约东扩对叶利钦的外部压力。但是，俄总统大选一结束，叶利钦患病住院，北约东扩马上升温。1996年10月，克林顿宣布，三年之后，将有三个东欧国家加入北约。

当年叶利钦的总统顾问萨塔罗夫承认：俄罗斯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叶利钦健康状况的恶化，俄外交应对已经乏力。（5）虽然，当时俄罗斯还曾经在内部讨论中就如何应对北约东扩绞尽脑汁，但显然已力不从心。在叶利钦受邀参加1995年6月15-17日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之前三天，他曾专门邀请有关专家和外交官一起商讨有关北约东扩的问题。此次会议的记录稿中有关内容，原文如下：

“A.米格拉尼扬（自戈尔巴乔夫时期起，米格拉尼扬就担任总统顾问委员会成员，老资格政治学家，自90年代至今，一直是威权主义理论的支持者。——笔者注）：我想谈几个中心问题，即波斯尼亚问题，总的来说也就是巴尔干问题，还有北约问题。说实在的，我们的立场在哪儿，我们在哪儿有分歧，我们应该在哪些地方明确坚持自己的立场。应该说，安德烈·弗拉基米罗维奇·科济列夫（1991年12月26日至1996年1月6日，任俄罗斯联邦外交部长，为苏联解体后俄首任外交部长——笔者注）在场，这很好。我想借此机会说几句，据我看，我们加入‘和平伙伴关系’太不是时候了。我一开始就反对，因为我觉得，它将会变成北约扩张的‘绿色通道’。我们还有另一种方针，即如果我们加入该计划，这将消除北约扩张的可能性。

已经通过了北约扩张的决定，那我们为何还要加入这样的计划呢？我觉得，我们自己没有经过考虑，或者说考虑得不充分。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们一方面说反对北约东扩，而另一方面，我们实际上对北约事实上的扩张却视而不见——北约建立了快速反应部队，而且已经把一部分部署到克罗地亚，实际上安理会并未授权。北约实际上把安理会踩在了脚下。我们没有与我们商量，就动用了武力——因此，当科济列夫在伦敦说‘俄罗斯士兵可能参加（北约）驻南斯拉夫快速反应部队’时，我感到惊讶。

B.叶利钦：那就只有在哈利法克斯否定他们的声明。在我的讲演中我要说，我们反对强权压力，我们在阿波斯尼亚问题上的立场与以前一样。

A.科济列夫：我们先进行分析，现在不做任何评论。

A.米格拉尼扬：我们不能同意北约在没有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采取行动。这是我们应有的一条主线，一条基本路线。”（6）

三个月之后，在1995年9月8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叶利钦明确公开表态：“我反对北约东扩——北约不应该是一个武装集团。包括俄罗斯在内，欧洲应该有统一的武装力量，由各方轮流指挥，像当前由欧共体，以后再由另一方指挥。欧洲永远能够自己保卫自己并回击任何敌人。当然，是包括俄罗斯在内的欧洲，这点是不言而喻的。”

虽然科济列夫到1996年初才辞职，但在此之前叶利钦已经表现得越来越不信任这位外交部长。叶利钦在两件事上批评科济列夫：一是北约东扩，二是在南斯拉夫问题的处理上“缺乏明确性”。萨塔罗夫认为，叶利钦的诊断正确，但为时已晚。（7）

1997年3月，克林顿和大病刚愈的叶利钦在赫尔辛基举行了两天会谈。会谈结果，美国再次开出一系列支票；保持俄美特殊关系，承认俄罗斯拥有不同于德、日、中等国的特殊地位，把北约东扩的军事后果缩到最小，保持俄罗斯核力量稳定，解决对俄贸易歧视，满足俄在世贸组织、巴黎俱乐部等机构的合法地位等等。

事后，西方专家的评论认为：尽管有不少好话、空话，但第一，在美俄力量对比的反差之下，叶利钦挡不住东扩的进程；第二，俄罗斯也没有能力迫使西方签署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确认俄罗斯的安全保障问题。

欧美是否承诺过北约不会东扩？

在迄今为止所公布的档案中，对于北约是否承诺不会东扩一事，一直是各方关注的焦点。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被公布，可以证明，在1989-1990年的这段时间中，美国和德国官方代表曾经公开表示过北约不再东扩的意见，以换取俄罗斯为“德国统一”开绿灯。而当时美欧官方的这一表态，显然换取到了苏联对于德国统一进程的支持。

1990年1月31日，西德外交部长汉斯·根舍宣称：“北约必须做的是，无条件声明不论华约发生什么，北约领域都不会向东扩大，也就是说更接近苏联的边界。”（8）

根据曾在俄罗斯工作多年、后又成为美国驻俄罗斯大使的M.麦克福尔在其专著《权力与意图》中记载：此后不久，根舍与美国国务卿J.贝克在华盛顿的一次会面后重申：“我要说的是，不打算将北约领域扩大到东方。”

紧接着，贝克在与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会谈后再次重复这一立场。贝克告诉戈尔巴乔夫：“北约不会将北约武装力量的管辖权向东方扩大一英寸。”戈尔巴乔夫随后对此确认：“任何北约范围的扩大均不可接受”，贝克回复说：“我同意。”（9）

这里存在的关键问题，诚如麦克福尔所指出：“德国统一的故事并未在1990年2月结束，苏联人在那个时候如果愿意达成协议，或许会收到这一书面保证。”（10）也即，苏联人并没有在美国与德国领导人口头承诺的基础上进一步努力获得“北约不会东扩”的法律文书保证。1990年9月签署的德国统一的最终协议，并没有包含同年早些时候西方领导人的口头承诺。

1990年，根舍与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科尔在莫斯科签署德国统一协议。图片来源见水印

从德国方面的权威历史档案文献中也可以进一步看到，苏联与西方1990年谈判过程中的关键细节。根据时任德国联邦政府德美合作协调员、现为慕尼黑大学教授的维尔纳·魏登费尔德的记载：

“自1990年2月这一主题（指的是德国统一）成为现实之后，莫斯科对统一后的德国作为西方联盟毫无保留的成员问题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替代性建议。不过，这些建议不仅遭到了西方的坚决拒绝，而且从未具体地拟定，也从未用一个声音令人信服地做过陈述。”“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始终公开反对统一后德国成为北约成员，而在内部他们的亲密顾问则比较灵活。例如，在5月初波恩第一次‘2+4’外长会晤之前，（戈尔巴乔夫的助手）切尔纳耶夫就认为德国肯定将留在北约。”（11）

看来，面对着本来可以争取到的重要历史机会，苏联方面一是对谈判过程缺乏精密和有力的组织；二是内部意见不一、并透露给了对手；三是当时戈尔巴乔夫最关切的核心问题是能否从西方获得大笔援助，以解救苏联最后时刻国内面临的严重经济危机。老练的西方谈判对手早就嗅出了对手的弱点所在，不光在心理上，也在实际谈判的精密部署中击败了对手，终于获得了让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的胜券。

值得一提的是，正当眼下乌克兰危机愈演愈烈，美国、北约、欧盟、欧洲安全组织将先后在1月10日-13日与俄罗斯举行高级别会谈之际，国际舆论又一次聚焦于当年的这一段公案：

北约东扩究竟是否违背欧美当年的承诺？《华尔街日报》2022年1月9日刊登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教授M.E.萨洛特的文章，文中提到，普京说过西方背叛了统一后德国“一寸也不”向东扩张的承诺。但这位萨洛特教授认为，此说遗漏了1990年9月12日苏联与欧美所签订《最终解决德国问题的条约》。在他看来，该文件确认统一后德国可以“自由选择联盟”。这意味着：包括东德在内的统一后德国可以加入北约。

然而，就这一协议而言，当事各方同意仅适用于德国。但萨洛特认为：问题在于各方并未就“仅适用于德国意味着什么”而达成一致，“在北约成员国看来，这意味着该条约允许北约在德国东部地区活动。…而苏联则将该条约理解为禁止北约在德国东部扩张。…因为，该条约只明确规定允许北约在德国东部地区活动，而不涉及德国东部地区之外。”（The Betrayal Myth Behind Putin’s Brinkmanship To justify his aggression against Ukraine, the Russian president says that NATO once promised not to expand eastward beyond Germany. The historical record shows otherwise. By M.E. Sarotte，Wallstreet Journal, January9,2022——笔者注）

历史事实表明：普京所说西方的“背叛”有其根据，贝克为了诱导戈尔巴乔夫和谢瓦尔德纳泽，言之灼灼“一寸都不”东扩，这已为西方高官本身的白纸黑字的记载所证实。但是，可悲的是，这一承诺并未在最终条约中得以落实；而且，是以种种含混不清的表述掩盖了事关重大原则的退让妥协。

德国统一问题被打开缺口后，北约向东欧扩展的的进程就难以被阻挡了。到90年代中期以后，1997年马德里峰会邀请匈牙利、波兰和捷克加入北约。1999年三国正式入盟。马德里峰会声明，北约扩张的进程还只是刚刚开始。1999年7月11日那一天，曾在冷战起始时担任美国驻苏联临时代办和大使、美国著名外交家、政治学家、也被视为西方对苏遏制政策的创始人乔治·凯南在其日记里这样写道：

“新闻上公布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马德里举行了会议，会议正式决定批准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成为该组织成员国，这个消息让我极度沮丧——我要公开表达我对北约批准这一举措的不同观点。”

该年年初，1月4日，凯南还这样在日记中写道：

“对于北约东扩到自己的国界线边上，俄罗斯不可能有理智和温和的反应。——俄罗斯领导层会做出如下努力：（a）说服独联体国家成员改变与俄罗斯的关系，建立一种军事同盟；（b）与其东面临国、特别是印度和中国，进一步密切关系，以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反西方军事集团制衡制约北约谋求世界领导权的行为。——这将发展成为东西方之间全面的、甚至完全没有必要的灾难性决裂，实际上等于重新进入冷战状态”。（12）

作为老资格的苏俄问题专家和历史与战略专家，乔治·凯南曾痛惜于自己当年对苏遏制的政策设计，不幸演化为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整体对抗性冷战。（13）出于这样的历史感怀，他的预见虽未必句句变为现实，但大体上描绘出了俄罗斯的反应，以及北约东扩带来的深重影响。

北约持续东扩下的批评与反思

2004年3月，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斯洛文尼亚以及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波罗的海国家，共七国加入北约，完全打破了俄罗斯方面所设想的前苏联国家不能入盟的“红线”。2008年克罗地亚和阿尔巴尼亚再次加入，北约成员国达到28个。北约虽大步走上“东扩”轨道，但争议却持续延烧。

以下，笔者仅选择若干来自双方最权威的当事人或见证人的评述。

首先来看俄罗斯。北约东扩关键时刻曾任俄罗斯总理、上世纪70年代后又作为苏俄时期最有威望的国际问题专家之一——普里马科夫院士这样分析：第一，通过东扩，吸收一批比欧洲老成员远更听话的新成员，这将大大方便美国介入欧洲事务。过去老成员中唯有作为战败国的德国，才接受美国驻军；但是东扩之后，在欧洲各国驻军的前景大大地简单化了。

第二，通过东扩吸收一批远超出原来西欧范围内的国家，其中包括中东欧、东南欧、波罗的海国家、以及未来可能的乌克兰和格鲁吉亚、阿富汗、甚至以色列，使得北约不光是一个地区性组织，而且成为一个“全球性角色”。

第三，北约转化成为全球性角色后，就可以越出唯一有权授权进行军事干预的联合国安理会的范围，自行决定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军事行动，“北约已经有了绕过联合国使用武力的先例，如轰炸南斯拉夫。”

第四，在俄罗斯意识到无法阻止北约东扩的前提下，曾力图将北约对俄罗斯的威胁减到最低，双方达成了禁止在新成员领土上部署或存放核武器，甚至达成协议不准新成员领土上大规模部署武装力量；但是不久，北约就宣布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境内部署5000名美国军人。

第五，虽然，基辛格曾经撰文：“既然北约原则上同意接纳乌克兰具有其成员国资格，那么就没有必要急于加速这方面的实际步骤”（14），但是这一建议未付实施。普里马科夫责问道：“北约与美国是否做好了准备，坚决站在基辅一方反对莫斯科，冒着把俄罗斯推向与西方对抗时期的风险呢？”（15）

从美国方面而言，作为主要当事人之一、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威廉·佩里在二十年后不无遗憾地回忆道：首先，“东欧国家的加盟兴趣——可以理解和鼓舞人心的——是不成熟的，这是一种具有某些远期风险的雄心壮志，除非用聪明的外交管理和调节加盟的节奏。俄罗斯对地区稳定的传统观念及它在历史上对东欧的影响力需要得到考虑。东欧国家蜂拥加入北约会导致失去与俄罗斯合作降低核威胁的机会。”

佩里在他的《回忆录》还特别提到他和同事们如何精心设计“和平伙伴计划”，通过一系列联合培训、演习、联合军事行动，尽可能地降低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敌视和防范，增加互信，以至于俄罗斯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当时愿意授权最训练有素的空降旅之一参加北约维和部队。佩里感慨地回忆道：“为什么俄罗斯政府会把它的精英旅之一交给一位美国将军指挥？这是一件值得记载的事情（我无法想象今天还能重复发生这样的事情）。”（16）但是很快，这样的合作气氛就烟消云散了。

相当值得玩味的是，佩里所回忆的有关当时决定北约东扩的一段情节：“当助理国务卿理查德·霍尔布鲁克在1996年建议把PEP（和平伙伴计划）的一些成员，包括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及巴尔干国家纳入北约时，我极力反对他的建议。我的具体想法是：要把这个提议推迟2-3年，俄罗斯在那时将适应他们在西方安全圈内的地位，不会因北约东扩而感觉安全受到威胁。”

佩里还回忆称：“霍尔布鲁克不折不饶地推动他的建议。我和克林顿总统解释了我的担心，并请求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在会上佩里做了解释后——“令我惊讶的是，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安东尼·莱克都不发言，而副总统戈尔提出反面意见，他强力主张立即扩大北约成员国。他的论据比我的论据更有说服力，总统同意立即赋予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北约成员国的地位，但是推迟波罗的海国家加入的时间”。佩里当时考虑辞职。他说：“回顾这个关键的决策，让我遗憾的是，我未能更有效地为推迟北约扩张的决策而战”。（17）在佩里看来，不能把此后美俄关系恶化的所有责任都归于北约，但是他相当肯定地说：“北约的扩张是第一步”。（18）

直到威廉·佩里2018年访问北京与上海，作为既是当年北约东扩的见证者、也是决策者之一的他，在与笔者交流中依然重申自己在回忆录中所表达的上述观点。

曾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威廉·佩里

在美国两党决策层内部，实际上与佩里持有相同观点的人不在少数。共和党人士、老布什时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B.斯考克罗夫特认为：“在同意北约东扩之前，克林顿政府本来应当首先与俄罗斯进行对话才是”。（19）

克林顿和小布什时期两次担任美国总统俄罗斯问题顾问、也是笔者在瓦尔代论坛多年的伙伴安琪拉·斯坦因教授指出：当时设置的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委员会（PJC）让俄罗斯在与北约进行磋商时拥有了发言权（但并非否决权），“而且令俄罗斯懊恼的是，就在北约——俄罗斯常设联合委员会项目落实数周之后，北约便宣布将在1999年接纳波兰、匈牙利和捷克为正式成员国。俄罗斯政府官员指出，北约做出这一决定之前，并未与他们进行协商。”安琪拉·斯坦因意识到，不光普里马科夫已经明白“在北约扩张这个问题上，他们决意不去理会我们的想法”，而且俄军方也表明“美国本来拥有一次独一无二的机会来将俄罗斯纳入欧洲安全体系中去，可美国却让北约扩张，丧失了这一机会。”（20）

除了北约东扩所引发的美俄间深刻对立，还值得关注欧洲对这一事态的反应。一位并非从事国家问题研究、而是作为欧洲最多产的著名思想家之一佩里·安德森，曾非常严肃地批评北约东扩。他这样说道：

“北约向苏联边界的扩展，完全对冷战结束时向戈尔巴乔夫所做的承诺置之不理，这是克林顿政府所为。”但问题在于，究竟“欧盟独立于美国之外到何种程度？答案令人颇感到痛苦。——也许自1950年以来，欧盟在诸多方面从来没有如此依赖美国。东扩是欧盟的主要成就——可能有人说，延伸了自由的边界，或者有人进入到帝国行列，或者是两方面兼而有之——东扩的历史就是一个标志。东扩由华盛顿引导：每一次，苏联卫星国加入欧盟之前就已经在美国的指挥下并入北约。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在1999年就已加入北约，5年后加入欧盟。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2004年加入北约，3年后加入欧盟，甚至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波罗的海国家也莫名其妙地在加入北约一个月后加入欧盟——只是为了重复那个象征意义的要点吗？克罗地亚、马其顿和阿尔巴尼亚随后也将经历同样的加入程序。”（21）

在一般想象中，北约与欧盟作为西方自由世界在冷战后扩展的同步进程，完全可以在一个相互平行而融洽的节奏中推进；但是，安德森所提到的这一段，则凸显出这是美国主导的北约东扩在先，而欧盟东扩则跟随其后，颇类似于在帝国霸权的严格等级制序列下的一场政治仪式。

权力与合法性的失衡——基辛格的警告和预言

如果从学理和战略相互结合来进一步探讨东扩问题，也许还有必要回到当时有过设想、后来却半途而废的“和平伙伴计划”。

从基辛格几十年来一再强调的一个原则性立场出发，“和平伙伴计划”有可能较多地体现了国际秩序转型中的“权力与合法性的均衡”这一构想，而北约东扩则明显违背了他所说的这一“均衡”。

1994年，时值北约东扩在各国决策层面面临敏感争议之际，基辛格曾在当时出版的《大外交》中指出：美国决策阶层在还未接受北约东扩主张之前，曾有过不主张东扩的更为谨慎明智的考量。这一想法的核心是指：仅仅是建立与北约成员国无关的、以“集体安全”为基础、并包容俄罗斯在内的“和平伙伴计划”，而不推进排他性军事联盟的扩容。他说：

“美国之所以反对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及斯洛伐克成为北约组织成员国，是基于原则问题。回溯到威尔逊历来对同盟关系之反对——因为同盟是以预期有冲突对峙为基础 ——克林顿总统利用1994年1月北约组织高峰会议的场合，提出另一个替代性的观点。他在说明美国为何反对上述四国加入北约组织时，声称大西洋同盟经受不了‘在东、西方之间划一条新界线，制造出自然导致未来冲突的预言。我要敬告在欧洲与美国主张我们更往欧洲东部推进，旨在划下一条新界线的全体人士，我们不应该堵塞欧洲最佳前途的可能性，那就是四处都是民主、四处都是市场经济、四处的人民都为共同安全而合作’。”（22）

在克林顿当时洋洋洒洒地以“四处出现”的民主前景，来否定北约东扩的当下决策之时，基辛格则点出了问题的实质。他始终认为：北约东扩问题上，“集体安全”与“军事联盟”是两回事。前者基于道德原则，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军事侵略；而后者，则是基于共同利益所组成的反对有具体目标指向的军事行动，但不反对一般的战争（比如1814-1815年维也纳同盟发动反对拿破仑的战争）。基辛格特别强调：“美国领导人经常把集体安全与联盟混为一谈”。（23）在他看来：1994年克林顿强调坚持集体安全原则，而不再另组针对俄罗斯的军事同盟，道理就在于通过“和平伙伴计划”，发展出一个仅在一般意义上反对战争、而不过多针对具体“侵略者”从而承担保卫同盟者义务的、具有更大伸缩范围的集体安全框架。这比立即把北约变成为一个更大范围、矛头直指俄罗斯的军事同盟，要来得更加明智。

基辛格之所以能得出如此结论，是以他多年研究欧洲外交与安全问题的判断为基础的。首先，他委婉地告诫：“不可能在同一套方案下解决东欧的安全以及把俄罗斯融入国际社会的孪生问题”（也即，指既要向东欧提供安全保障，又要与俄罗斯建立安全合作的这样同时包含有两个目的方案——笔者注）。同时他又警告：“和平计划的风险是，被有可能受侵略之害的国家认为无足轻重，抑或是危险的，可是，在亚洲国家当中又会被认为是针对中国和日本而召集的种族俱乐部。”（24）

颇有意思的是，早在三十年前，基辛格就入木三分地对将近三十年后欧洲可能出现的景象发挥了他的想象力。他这样说道：“在未来，所有传统的大西洋关系将会变化。欧洲将不再觉得像过去那样需要美国的保护，会更加积极地追求经济上的自我利益；美国将不会再愿意为欧洲安全承诺大的牺牲，会受到各种各样孤立主义的诱惑；到某一地步，德国将坚持具有和其军事、经济力量相称的政治影响力，在情感上也将不再那么依赖美国的军事支持以及法国的政治支持”。（25）

无论就欧洲、还是亚洲的发展前景而言，在1994年当年的微妙局势之下，基辛格基于其“权力与合法性相均衡”的构想原则，对北约东扩所提出的种种警告，依然值得当今战略家们三思。

虽然无可奈何的是，现实还是选择走向了北约东扩。用基辛格的话来说：“在胜利的狂喜之下，传统均势问题被当作‘老式外交’丢到了一旁，取而代之的是共同理想的传播。有人公开声称，北约应该更关心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而不是安全问题。北约一直扩展至俄罗斯边界——甚至也许包括俄罗斯边界——现在被当做一个严肃的可能性提了出来。建议把军事联盟扩展到距离莫斯科仅几百英里、历史上始终存在争议的领土，主要不是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而是被视为‘锁定’民主成果的合理方式。”在老资格战略家颇为含蓄的表达方式中，基辛格的批评已经溢于言表了。（26）

大概，很难说是时间上的巧合：1996年，俄罗斯迈出了与中国建立新型关系的步伐。1996年4月，叶利钦总统第二次访华（第一次是1994年——笔者注）。本来，在叶利钦启程之前，中俄双方已经基本商定了联合声明的基本内容。4月23日晚，俄罗斯驻华使馆官员向中方紧急通报，说专机起飞不久之后，叶利钦在飞机上认真阅读了双方商定的文本，认为文件还不能反映两国关系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高度，他建议将两国关系表述为“平等信任、面向21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中方人员当即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江泽民主席。就在叶利钦还在来华飞机上的时候，中俄两国实际上已经就这个重大协议进行了磋商。多年以来，“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成为中俄关系的一个主要基石，这是叶利钦的首议。从俄罗斯方面来看，显然不能排除这是因为当时俄罗斯正在受到北约东扩的巨大压力。

对于像北约本身、以及北约东扩那样有着巨大规模的、欧洲历史上罕见的多国军事同盟的扩张，也许欧洲历史上仅有十字军东征和法国大革命后的反拿破仑战争，可与之比拟。但是，北约东扩却不似后两者，冷战的终结发生在大体和平的背景之下。

换言之，从冷战向后冷战的世界秩序的过渡，并没有发生大规模战争，而是在一个非常难得的和平条件下进行的。这是一个几千年历史上并没有出现过的历史机遇。遗憾的是，北约东扩却未能明智地利用这一和平条件，相反，使得冷战后东西方关系大大倒退。在此后的若干年中，东扩将会激起何等规模的波澜激荡，这已并不是北约的决策者们当时所考虑的了，更不是他们所能控制的事情了。

（*本文完整版已收录于作者新书《危机与秩序：全球转型下的俄罗斯对外关系》，将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谢选骏指出：上文没有涉及北约东扩对于“光复西伯利亚”的积极作用。这是因为作者主要还是以一个“黄俄”的身份在思考并发言的。但是黄俄们哪里知道，苏联的解体就是俄罗斯的非殖民化进程，随着这一进程的深入，俄罗斯联邦这个殖民帝国的残渣余孽将进一步瓦解……光复西伯利亚的历史时刻已经临到——仅仅为了这一点，中国人也应该支持北约东扩。

【28、哈佛大学四百年的黑历史仍在延续】

《哈佛四年 教你什么》（2022-05-27 留美学子）报道：

对于许多家庭来说，高估大学四年的重要性并非过分。如果能够被称为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那么大学四年里，学生应当学习什么？

伦·布卢姆在《美国精神的封闭》中说：“对于一个十几岁初次离开家门，行将踏上通才教育征程的青少年来说，今天一所第一流的高等学府将给他以什么样的印象呢？他将有四年的时间去自由地发现自己——他步入到一个空间中，以往贫乏的知识荒漠被他逐渐抛在了身后，而获得学士学位后那种乏味的专业训练尚未来临。

在短短的四年中，他必须了解，在以往他所知晓的那个小小的世界之外还存在着更为广阔的天地，亲自领略它的乐趣，充分汲取知识的营养，以支撑自己去征服那片注定要穿越的知识荒漠。

只要他想要获取任何高水准的生活，他就必须这样去做。如果他的选择不仅仅限于那些当时流行的或者是职业发展所提供的内容，而是关注那些能够使他自身全面发展的选择，那么大学生活是令人神往迷醉的，他可以成为自己所期望成为的一切，去观照和思索自己的种种选择。

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大学岁月的重要性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它们是使他文明开化的唯一途径……面对这样一个行将接受教育的人，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他能够被称为受过大学教育，他应当学习什么？”

作为美国、也是全世界第一流的高等学府，哈佛大学让本科生们学什么？哈佛传统的“自由教育”的基本元素是什么？他们的通识教育又经历着怎样的变化呢？

1.哈佛人都在学什么？

据说，在每个哈佛人的一生中，都会出现这样的时刻，他或她突然意识到哈佛的魅力。我想很多人的那个瞬间是在拿到长达上千页的选课单，为自己选择在哈佛的第一门课的时候。

2013年哈佛新的通识教育计划正式推行，重新划分了学生需要涉猎的八大知识范畴领域，艺术与诠释、文化与信仰、经验推理、伦理推理、生命系统科学、物理世界科学、世界中的社会、世界中的美国，共计400多门课程。

如果说，大学教育的价值在于为一个人的一生提供一个时间段，在此期间，他的求知欲最为旺盛，心智最为开放，并得以远离社会求速成的压力，学习如何发问，去怀疑既定的前提，学会天马行空的思考。

那么，当几乎全人类的知识一起摆在他的眼前，而他必须从中选出32门值得花费四年时间的课程时，除了对于这场知识的盛宴充满兴奋之外，恐怕还有巨大的困惑与不安。

桑德斯剧场旁的安纳伯格餐厅，拥有9000平方英尺的就餐大厅　

2.通识教育：何谓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21世纪前25年，何谓‘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是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威廉·科比在2003年一次通识教育改革会议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

当一所走过了近400年历史的大学回头审视自我时，这是一个最简单，却也最艰难的问题。从2013年开始，哈佛的本科生全面推行一套新的通识教育计划（Gen Ed），以取代20世纪70年代末设计的“核心课程”（Core-Curriculum）。

对哈佛学生来说，没读过莎士比亚更可耻，还是不知道染色体与基因的区别更丢人？哪些知识是重要到必须教给每个学生的？比如足够多的经济学知识让他们看懂华尔街的财务报表，足够多的科学素养让他们读懂《科学美国人》上的每篇论文，还是足够多的幽默感让他们看懂《纽约客》上的笑话？

“受教育”与技术训练不是一回事。尤其在西方“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视野之内，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必须理解自己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文化的与自然的——从而追求一种富有意义的人生。

它要求一种历史性的视角，让一个人不至于陷溺于一时一地的现实考量，活得像一只“夏天的苍蝇”（埃德蒙德·博克）。

这样的“教育”必然包含英国19世纪著名的诗人和学者马修·阿诺德所说的“曾经被了解过的与被述说过的最好的一切”。它必须理解整体——人类世界与它的历史，我们的文化与那些不同于我们的文化，自然世界与探究的方法，量化的与语言的技巧，还有活泼的艺术。

就像校徽上刻着的“真理”二字一样，“自由教育”——在自由探究精神指导下的不预设目标、不与职业相挂钩的教育，是哈佛大学在近400年的历史中一直坚持的一个理想，尽管在越来越世俗化和功利化的今天，这种坚持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有一种说法是自由教育就像教堂，专业教育则像医院。

大家都知道医院是干什么的，但说不清楚教堂到底有什么用，但它确实还有某种深远的影响和作用，比如慰藉和回答人的真正需要。

哈佛通识教育委员会主席J.哈里斯在接待两位前去取经的中国学者时说：“自由教育的特点是又宽又深。所谓宽，是教给学生的整个知识范围‘宽’，深则意味着要深入各个专业，每一门课都讲究深度。”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哈佛就把本科生的课程分成三个部分：主修课、选修课、通识课（此外还有写作课与课外活动）。按照J.哈里斯的说法，这些都是哈佛式“自由教育”的基本元素。

主修课致力于培养学生对某一学科的深入理解，这是专业化时代的要求——只有当一个人深入钻研了某一复杂学科之后，不仅学会分析问题，还要能合理地解释解决问题的过程，才能明白真正的智力探究与探索是什么意思。

即使一个人学生时代选择的专业与他未来的事业之间毫无关联，或者20年后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全部忘光，他至少懂得精通一门专业是怎么回事。

哈佛学生正在上一堂天文课

选修课占四分之一，是为了让学生按自己的兴趣自由探索主修专业之外的知识，比如一个文科生偶尔也会仰望星空，追问宇宙大爆炸是怎么回事；或者一个满脑子代码的计算机系学生可能也愿意欣赏一点贝多芬、莫扎特或印象派。

剩下四分之三则是通识课（General Education）。

所谓通识课程，就是学校提供给本科生的一系列基础课程，学生必须从中选出几门作为必修课，无论他们的专业或兴趣是什么。

3.哈佛通识课怎么变迁？

在哈佛，主修课可以任意选、任意换，连专业也可以换，唯有通识课属于校方指定必修的，非选不可。这是大学主动为一个年轻人的4年求学生涯开出的一张关键处方，代表了一所大学对于知识与教育最基本的哲学与态度：一个人在大学期间应该学些什么？什么知识或方法是每个学生都应掌握的？大学最希望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比如哥伦比亚大学认为有些书是每个人毕业之前都应该读过的，不是任何一本书，而必须是荷马、柏拉图、索福克勒斯、奥古斯丁、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伍尔夫的著作……为什么？因为这些是最戏剧性地建构了“西方”的著作者，他们的书是一些最直接的涉及什么是人以及人可以是什么的书，它们应该成为每个人的教养的一部分。

哈佛中心校园

哈佛大学则认为，比起古典名著或者最前沿的科学知识，某些学问的方法才是学生必须掌握的，比如你可以没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但必须在教授的指导下以评论和分析的方式研读过经典文学；你可以不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但你得懂得如何将历史作为一种探究和理解的方式，观察和分析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你可以没上过“经济学原理”，却不能没修过一门探讨社会问题基本原理的课程。

一个哲学系的学生应该能理解物理学的基本观点：这个世界是一个理性的、可预知的系统，我们可以通过经验发现其规律；而一个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捣鼓细胞的生物系学生应该具备最基本的道德推理能力，以应对未来可能遭遇的道德困境。

这是哈佛运行了30多年的通识教育系统——“核心课程”的基本观点：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本科教育的重心必须从具体知识的获取转化到“获取知识的方法与途径”。

哈佛著名的“正义课”就是一门“核心课程”。

在第一节课的末尾，桑德尔教授就对学生发出了警告：这门课并没有教给你任何新的知识，而是通过将你原本熟知的事物变得陌生，给予你另一种看待事物的方法。

“这是一种风险：一旦那些熟悉的东西变陌生了，就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了。”他说，“自我知识就像失去的天真——无论这让你多么不安，你也不可能再回头。”

30年前，哈佛“核心课程”的设计者亨利·罗索夫斯对于“何谓一个受过良好教养的人”有着明晰的界定：能清晰而有效地思考和写作；在某些知识领域具有较高的成就；对宇宙、社会及人类自身有深邃的理解；勤于思考伦理道德问题，具有明智的判断力和抉择力；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对于世界各种文化及时代有深刻的认识。

2002年波士顿剑桥镇举办查尔斯河划艇大赛，9000多名各国运动员参赛，哈佛大学也派队参加

今天，哈佛认为，“核心课程”已经过时了——既然只有10%的哈佛学生会选择以学术为业，而60%会进入商业、律师、医学等职业领域，为什么还要花费那么多的精力试图把他们塑造成学者、教授呢？但对于未来的律师、医生、商人们，这个汇聚了世界上最多天才的大学，却无法为21世纪前25年的“良好教育”开出一份明确的清单。

对此，哈佛通识教育改革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英语系教授路易斯·梅纳德（Louis Menand）是这样分析的：

“在知识专业化愈演愈烈的时代，绝大部分教授都是专门学科的专家，他们在自己的领域有足够的权威，他们能告诉你，如何才能成为英语教授、物理学家、经济学家等等，但对于一个‘普通的知识核心’，或者‘所有人都应该知道的知识’，他们一样困惑，不可能在任何具体的内容上达成共识，这不是他们的惯常思维。”

哈佛为何如此“无情”

——来自一个久远的哈佛传说

1764年的一天深夜，哈佛大学哈佛楼被一场大火烧成一片灰烬。哈佛楼里珍藏着哈佛去世捐赠给哈佛大学的图书，这些图书是哈佛大学的镇校之宝。如今被一场大火烧毁一空。这是哈佛之痛，也是哈佛灾难，难怪所有哈佛人捶胸顿足。

但鬼使神差，大火的当天下午，17岁的约翰在哈佛楼里读《基督教针对魔鬼、世俗与肉欲的战争》，因为太好看了，想要一气呵成的看完，他竟然偷偷把这本书带出来了，于是这本书成为哈佛楼的孤本。无疑，这个孤本将成为稀世珍宝。约翰陷入到了巨大的道德诘难之中，说出来，还是隐瞒？但最后他还是战胜小我，勇敢走进校长霍里厄克的办公室，把这个孤本还给他。

霍里厄克校长听完约翰的话，露出不可思议的神情，他用颤抖的双手接过图书，眼睛里闪动着泪花，缓慢地说：“谢谢你为学校保留了这份宝贵的遗产，你回去听候安排吧。”

两天后，哈佛张贴处理告示：约翰同学因违反学校规定，勒令其退学。

所有人包括约翰都无法接受。更多人都为约翰求情：约翰毕竟保存了哈佛先生赠送图书的孤本，给他一次机会吧。霍里厄克校长表情凝重，对提出异议的人说：“首先我要感谢约翰，他很诚实地把图书返还给学校，我赞赏他的态度，但我又不得不遗憾地说，我要开除约翰，因为他违反了校规，我要对学校的制度负责。”

这是什么？这就是规则意识，这就是伟大的契约精神。所以有人说，“先有哈佛，后有美国。” 霍里厄克校长开除约翰，成为哈佛历史佳话，哈佛的办学理念因此更加熠熠生辉：“让校规看守哈佛的一切，比让道德看守哈佛更完全有效。”

但更让我们惊叹的是，约翰被赶出哈佛后，并没有仇恨哈佛，反而感恩哈佛。他于第二年考入哥伦比亚大学，最后成为美国数一数二的大律师。美国独立战争开始后，他加入托马斯·杰斐逊的团队，直接参与了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了美国历史之上。约翰是被哈佛开除的学生，但却成为践行哈佛精神的优秀代表之一。

教育的意义就在这里，保护有时是最大的伤害，开除却能治病救人。拿破仑用剑做不到的，契约用笔就可以做到。有了契约，就有了规则，有了规则就会有文明，而文明就是众生平等，没有特例。

网民嚎叫：  

muzzy 2022年05月27日 23:02

“我宁可信任一个由波士顿电话本上列出的前400个人所组成的美国政府，也不信任一个由哈佛大学的教授们组成的美国政府。”被哈佛之流左藤大学洗脑出来的白左黄左黑左祸害美国，早该破产关门了。

kshdjj 2022年05月27日 14:38

常春藤本科生能学到气派和内在的气质，有着会说得头头是道外表形象。

这对搞财政金融的人才，是极其有用的！对理科本科生（不是研究生），美国的本科生比其他大国重点大学的本科生，水准没高多少。

原因是，常春藤“研究方面极其优秀的教授" 也没空教本科生。今后也我劝非”常春藤本科生"，本科学习时注意培养独立学习和思索精神，也能当“研究方面极其优秀的教授" 的出色的研究生！ (更正了COPY 时的漏句）

kshdjj 2022年05月27日 14:28

学到气派和气质，以及会说得头头是道形象。 这对搞财政金融的人才，是极其有用的！对理科本科生（不是研究生），美国的本科生 没比其他大国的重点大学的本科生，水准没高多少。原因是，在没空教本科生。我劝非”常春藤本科生"，本科学习时注意培养独立学习和思索精神，今后也能当“研究方面极其优秀的教授" 的出色的研究生！

谢选骏指出：上文鼠目寸光，只看“哈佛四年教你什么”，不知“哈佛大学四百年做了什么”。

《大学四年，哈佛的学生都在学什么？这是我见过最真实的回答》（美国本科2月 6, 2019）报道：

作为世界最高的学府之一的哈佛，历来就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青睐，人们纷纷好奇：哈佛的学生都学什么，怎么学习？今天，家长报就带大家一起看看，哈佛上千页的选课单是什么样的，哈佛又有哪些课程设置呢？

陈寅恪定义大学精神的第一要义为：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现代教育之父洪堡指出：大学应实施通识教育，而不应涉足职业教育。

作为世界最著名的高等学府之一，哈佛让本科生们学什么？哈佛传统的“自由教育”的基本元素是什么？他们的通识教育又经历着怎样的变化呢？

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大学岁月的重要性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它们是使他文明开化的唯一途径……面对这样一个行将接受教育的人，我们必须思索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他能够被称为受过大学教育，他应当学习什么？

哈佛人都在学什么？

据说，在每个哈佛人的一生中，都会出现这样的时刻，他或她突然意识到哈佛的魅力。我想很多人的那个瞬间是在拿到长达上千页的选课单，为自己选择在哈佛的第一门课的时候。

2013年哈佛新的通识教育计划正式推行，重新划分了学生需要涉猎的八大知识范畴领域，艺术与诠释、文化与信仰、经验推理、伦理推理、生命系统科学、物理世界科学、世界中的社会、世界中的美国，共计400多门课程。

哈佛学生在上一堂天文课

如果说，大学教育的价值在于为一个人的一生提供一个时间段，在此期间，他的求知欲最为旺盛，心智最为开放，并得以远离社会求速成的压力，学习如何发问，去怀疑既定的前提，学会天马行空的思考，那么，当几乎全人类的知识一起摆在他的眼前，而他必须从中选出32门值得花费四年时间的课程时，除了对于这场知识的盛宴充满兴奋之外，恐怕还有巨大的困惑与不安。

何谓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21世纪前25年，何谓‘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这是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威廉·科比在2003年一次通识教育改革会议上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当一所走过了近400年历史的大学回头审视自我时，这是一个最简单，却也最艰难的问题。从2013年开始，哈佛的本科生全面推行一套新的通识教育计划（Gen Ed），以取代20世纪70年代末设计的“核心课程”（Core-Curriculum）。

对哈佛学生来说，没读过莎士比亚更可耻，还是不知道染色体与基因的区别更丢人？哪些知识是重要到必须教给每个学生的？比如足够多的经济学知识让他们看懂华尔街的财务报表，足够多的科学素养让他们读懂《科学美国人》上的每篇论文，还是足够多的幽默感让他们看懂《纽约客》上的笑话？

“受教育”与技术训练不是一回事。尤其在西方“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视野之内，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必须理解自己以及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文化的与自然的——从而追求一种富有意义的人生。它要求一种历史性的视角，让一个人不至于陷溺于一时一地的现实考量，活得像一只“夏天的苍蝇”（埃德蒙德·博克）。

这样的“教育”必然包含英国19世纪著名的诗人和学者马修·阿诺德所说的“曾经被了解过的与被述说过的最好的一切”。它必须理解整体——人类世界与它的历史，我们的文化与那些不同于我们的文化，自然世界与探究的方法，量化的与语言的技巧，还有活泼的艺术。

就像校徽上刻着的“真理”二字一样，“自由教育”——在自由探究精神指导下的不预设目标、不与职业相挂钩的教育，是哈佛大学在近400年的历史中一直坚持的一个理想，尽管在越来越世俗化和功利化的今天，这种坚持已经变得越来越艰难。有一种说法是自由教育就像教堂，专业教育则像医院。大家都知道医院是干什么的，但说不清楚教堂到底有什么用，但它确实还有某种深远的影响和作用，比如慰藉和回答人的真正需要。

哈佛通识教育委员会主席J.哈里斯在接待两位前去取经的中国学者时说：“自由教育的特点是又宽又深。所谓宽，是教给学生的整个知识范围‘宽’，深则意味着要深入各个专业，每一门课都讲究深度。”

一名学生走在哈佛校园里

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哈佛就把本科生的课程分成三个部分：主修课、选修课、通识课（此外还有写作课与课外活动）。按照J.哈里斯的说法，这些都是哈佛式“自由教育”的基本元素。

主修课致力于培养学生对某一学科的深入理解，这是专业化时代的要求——只有当一个人深入钻研了某一复杂学科之后，不仅学会分析问题，还要能合理地解释解决问题的过程，才能明白真正的智力探究与探索是什么意思。即使一个人学生时代选择的专业与他未来的事业之间毫无关联，或者20年后将所学的专业知识全部忘光，他至少懂得精通一门专业是怎么回事。

选修课占四分之一，是为了让学生按自己的兴趣自由探索主修专业之外的知识，比如一个文科生偶尔也会仰望星空，追问宇宙大爆炸是怎么回事；或者一个满脑子代码的计算机系学生可能也愿意欣赏一点贝多芬、莫扎特或印象派。

剩下四分之三则是通识课（General Education）。所谓通识课程，就是学校提供给本科生的一系列基础课程，学生必须从中选出几门作为必修课，无论他们的专业或兴趣是什么。

哈佛通识课怎么变迁

在哈佛，主修课可以任意选、任意换，连专业也可以换，唯有通识课属于校方指定必修的，非选不可。这是大学主动为一个年轻人的4年求学生涯开出的一张关键处方，代表了一所大学对于知识与教育最基本的哲学与态度：一个人在大学期间应该学些什么？什么知识或方法是每个学生都应掌握的？大学最希望培养的是什么样的人？

比如哥伦比亚大学认为有些书是每个人毕业之前都应该读过的，不是任何一本书，而必须是荷马、柏拉图、索福克勒斯、奥古斯丁、康德、黑格尔、马克思、伍尔夫的著作……为什么？因为这些是最戏剧性地建构了“西方”的著作者，他们的书是一些最直接的涉及什么是人以及人可以是什么的书，它们应该成为每个人的教养的一部分。

哈佛大学则认为，比起古典名著或者最前沿的科学知识，某些学问的方法才是学生必须掌握的，比如你可以没读过莎士比亚的作品，但必须在教授的指导下以评论和分析的方式研读过经典文学；你可以不了解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但你得懂得如何将历史作为一种探究和理解的方式，观察和分析当今世界的主要问题；你可以没上过“经济学原理”，却不能没修过一门探讨社会问题基本原理的课程。

一个哲学系的学生应该能理解物理学的基本观点：这个世界是一个理性的、可预知的系统，我们可以通过经验发现其规律；而一个穿着白大褂在实验室里捣鼓细胞的生物系学生应该具备最基本的道德推理能力，以应对未来可能遭遇的道德困境。这是哈佛运行了30多年的通识教育系统——“核心课程”的基本观点：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本科教育的重心必须从具体知识的获取转化到“获取知识的方法与途径”。

哈佛著名的“正义课”就是一门“核心课程”。在第一节课的末尾，桑德尔教授就对学生发出了警告：这门课并没有教给你任何新的知识，而是通过将你原本熟知的事物变得陌生，给予你另一种看待事物的方法。“这是一种风险：一旦那些熟悉的东西变陌生了，就再也不会和以前一样了。”他说，“自我知识就像失去的天真——无论这让你多么不安，你也不可能再回头。”

30年前，哈佛“核心课程”的设计者亨利·罗索夫斯对于“何谓一个受过良好教养的人”有着明晰的界定：能清晰而有效地思考和写作；在某些知识领域具有较高的成就；对宇宙、社会及人类自身有深邃的理解；勤于思考伦理道德问题，具有明智的判断力和抉择力；具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对于世界各种文化及时代有深刻的认识。

哈佛中心校园

今天，哈佛认为，“核心课程”已经过时了——既然只有10%的哈佛学生会选择以学术为业，而60%会进入商业、律师、医学等职业领域，为什么还要花费那么多的精力试图把他们塑造成学者、教授呢？但对于未来的律师、医生、商人们，这个汇聚了世界上最多天才的大学，却无法为21世纪前25年的“良好教育”开出一份明确的清单。

对此，哈佛通识教育改革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英语系教授路易斯·梅纳德（Louis Menand）是这样分析的：“在知识专业化愈演愈烈的时代，绝大部分教授都是专门学科的专家，他们在自己的领域有足够的权威，他们能告诉你，如何才能成为英语教授、物理学家、经济学家等等，但对于一个‘普通的知识核心’，或者‘所有人都应该知道的知识’，他们一样困惑，不可能在任何具体的内容上达成共识，这不是他们的惯常思维。”

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应该怎么生活？

2007年10月21日，哈佛现任女校长德鲁·福斯特在她的就职演讲中特别提到一封来自50年前的信，是1951年科南特校长委托哈佛档案馆保存，并转交给“下一世纪开始时”的哈佛校长的。在信中，他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一触即发，“很有可能使我们所居住的城市包括剑桥在内遭到破坏……我们都想知道，自由世界在未来的50年里会如何发展”。

“正如科南特所处的时代一样，我们也处于一个使我们有充足的理由忧虑不安的世界，我们面对的是不确定。”福斯特校长说。

哈佛最新一轮的通识教育改革很大程度上是对这个时代的“不确定性”的一种回应。全球化与科技革命是其中最大的两个不确定因素，所以新课程计划中加重了科学的比例，并且一再强调“国际化视野”和“合作意识”。

作为一项古老的传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哈佛都认为，真正的学者“必须拥抱孤独，并把孤独作为自己的新娘”。至少在这个世纪，他们希望培养的，绝不是象牙塔里孤独的学者，而是能在未来世界里长袖善舞、应付各种各样挑战的人。在所有的现代心智训练中，他们尤其强调这样一种训练：将学生置于一个陌生的环境，让他们接触超越他们理解力——甚至也超越教师理解力——的现象，让他们失去方向，然后通过学习和思考，重新找到方向。也许这才是21世纪前25年所谓的“良好教育”。

2007年通过的《通识教育工作组报告》这样写道：“我们在报告中所描述的通识教育计划的理想，就是要使本科生能够在一个他们毕业后将成为什么人和他们将过什么样的生活的这样一个视野下，在哈佛课堂的内外进行一切学习。”

也就是说，哈佛所认可的“共同的知识核心”回归到了“生活”本身。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应该怎么生活？什么是美好生活的结构？什么样的成功才包含真正的幸福？公共事务中什么是正义，什么是不公？

按照福斯特校长的说法，哈佛校徽上的“真理”（Veritas）是指一种基于理性、挑战、不安和怀疑的理解之道。但如果这种理解之道能帮助一个学生直面未来生活的各种变故与不确定性，更好地与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打交道，理解它的复杂性，以及自己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从而拥有一个更美好和富有意义的人生，有何不可呢？

谢选骏指出：人说“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是一所本部坐落于美国麻省剑桥市的私立研究型大学。其因历史、学术影响力、财富等因素而获评为世上最享负盛名的学府之一。哈佛于1636年由当地的殖民地立法机关立案成立，迄今为全美历史最悠久的高等学府，并拥有北美最古老的校董委员会。其最初称之为‘新学院’，该机构为了感谢一名年轻的牧师约翰·哈佛所作出的捐赠，而改名为‘哈佛学院’。虽然从没有与任何宗教派别有正式的联系，但早期的学院还是以培养公理会及一位论派神职者为主要职责。可是自18世纪起，其课程与学生群体的宗教性质渐渐淡化，而19世纪的哈佛则进一步成为了波士顿精英（英语：Boston Brahmin）的文化起源地。美国南北战争后，当时的校长查尔斯·艾略特将哈佛各个学术机构综合成一所研究型大学，并增添了小班授课以及入学考试，而这些模式同时也影响了国家的中高等教育政策。此校亦为美洲大学协会12个创始成员之一，并在经济大萧条及二次大战后进一步修改了课程及收生政策。后与拉德克利夫学院合并成为了男女校。”——我看“哈佛四年”似乎风生水起，但从“哈佛四百年”来观察，哈佛大学已经大大落伍于时代了，成为种族主义的堡垒了。

《哈佛大学承认了种族主义的黑历史》（2022-04-29 新闻）报道：

哈佛大学发布134页报告，承认该校有奴役黑人的种族主义黑历史。

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随着近些年美国社会关于种族主义问题的探讨越来越激烈，不少有着数百年历史的美国大学也成了美国人在探讨这一议题时关注的对象，这些学校的学生更要求学校取消那些曾奴役过黑人或有“种族主义”问题的历史人物在校园里享有的“冠名权”。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建立于1636年的美国哈佛大学于2019年决定展开一场种族主义的“自查自纠”行动，准备查清该校奴役黑人的种族主义黑历史，并做出悔改和纠正。

近日，哈佛大学完成了这一调查工作，并发布了一份134页（另有2页附录）的报告，承认哈佛大学曾在建校后的150年里有奴役黑人的问题。该报告显示，从哈佛曾经的校长和校领导到教职员工，都曾奴役过黑人。他们中有至少41人是哈佛大学历史中的名人，包括四任校长。这一时期被奴役的黑人则有70多人。报告还显示，哈佛大学还曾从种植园等大量使用黑奴的相关产业获得过大量经济利益，比如企业主给学校的捐款，以及哈佛大学本身对这些产业的投资。更惊人的是，哈佛大学还曾发表过许多给种族主义“正名”的“学术论文”，想通过这些论文证明被奴役的黑人和其他有色人种是不如白人的。这些论文后来还成了美国搞种族隔离乃至德国纳粹推行自己思想时的依据。

另外，报告指出，即便是在20世纪，哈佛大学仍然在学生录取方面存在着对黑人的种族歧视。比如在1960年时，该校总共1212名新生中只有9人是黑人。而在1890年到1940年这50年里，该校一共只录取过160名黑人。

而为了弥补这些种族主义的黑历史，哈佛大学在发布这份报告的同时宣布会拿出1亿美元成立一个基金，用于“纠正”该校犯下的这些历史错误。对此，在美国的社交网络上，有人称赞哈佛大学的做法，并称敢于直面错误的历史是美国精神的体现，但也有人认为这1亿美元的基金无法弥补黑人遭受的苦难，并担心这笔钱落不到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黑人头上。有人还提到这1亿美元和哈佛大学每年得到的数十亿捐款比只是九牛一毛。有人更认为哈佛拿出的这1亿美元和发布的这134页的报告主要是用来让那些反种族主义运动人士“封口”，好让他们以后不要再来“找茬”。

《纽约时报》则称，哈佛这1亿美元的基金，已经是此类基金中金额最多的一个了。但该报亦指出，哈佛大学回避了要不要给被奴役黑人的后人直接金钱补偿的话题。

谢选骏指出：哈佛大学并非真心改过，所以无法自新——哈佛大学只是慑于黑人的势力而忏悔种族主义，同时却对亚裔继续种族歧视——

《大学招生该不该考虑种族因素？哈佛“歧视亚裔”案上诉最高法院》（2021年3月4日 美国之音）报道：

有关哈佛大学录取程序涉嫌歧视亚裔学生的案子2月25日被上诉至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原告请求最高法院禁止在大学录取决定中考虑种族因素。如果最高法院受理该案，相关判决将对美国的种族多元政策，尤其是“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产生深远影响。这场诉讼也在华裔社区引起争论。

案件焦点

这起诉讼的原告“学生公平录取组织”（Students for Fair Admissions）请求最高法院审理该案并审议两个问题：最高法院是否应当推翻之前允许高校在录取过程中将种族作为考量因素的判决；哈佛大学是否违反民权法第六条，该条款禁止获得联邦资助的项目有种族歧视行为。

“学生公平录取组织”反对在录取决定中考虑种族因素。这个组织2014年对哈佛大学提出诉讼，指控这所常春藤名校在本科录取时歧视亚裔，包括进行“种族平衡”，给亚裔学生设定更高的标准，并且使用“个性评分”给亚裔打低分，以增加非裔等其他少数族裔的比例。原告还认为，哈佛大学在录取决定时过于强调种族因素，并没有考虑“种族中性”等方式，不符合最高法院判例所确立的在有限范围内考虑种族因素。

下级法院此前都做出了支持哈佛大学的判决。去年11月，波士顿的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裁决认为，哈佛以有限的方式考虑种族因素，与此前最高法院的判例相一致。

“学生公平录取组织”主席、保守派活动人士爱德华·布鲁姆（Edward Blum）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希望最高法受理这起案件，“最终结束在大学录取中考虑种族和族裔的做法。”

在将哈佛案上诉最高法院的同时，“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还在下级法院就录取政策考虑种族因素问题起诉耶鲁大学，指控其歧视亚裔和白人学生。在此之前，该组织还对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以及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提出类似诉讼。

这些学校否认相关指控。哈佛大学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其录取政策与最高法院的判例相一致，并将捍卫自身权利，寻求“一个多元化的学生群体能带来的教育收益。”哈佛此前在应诉时表示，亚裔学生的录取比例过去十年来从17%增加到了21%，而亚裔在美国人口中只占6%。

支持还是反对，华裔中的不同声音

哈佛案在向来重视教育的华裔社区引起广泛关注。一些华人家长站在反对哈佛大学的一方，认为哈佛大学的录取程序对品学兼优的亚裔小孩不公。

美国亚裔联盟副主席欧阳了寒认为，哈佛大学在招生时实行“种族配额”，利用“亚裔领导能力不足”等刻板印象对亚裔学生进行“个性评分”，并在学业等客观评价方面对亚裔学子实行“超高标准”，使得亚裔一直受到“隐形的歧视”。

他认为，更公平的招生方式是只考虑申请者的个人成就和他们的经济社会情况，不应将种族纳入考量范围。

他所在的组织曾向美国教育部和司法部提出申诉，要求对哈佛大学在录取过程中对亚裔的歧视展开调查，并正在准备向最高法院提交非当事人意见陈述。

欧阳了寒说：“diversity（多元化）是好的，但是不能以diversity为借口来歧视亚裔或其他任何族裔的学生，进行隐形的配额，对亚裔有stereotype（刻板印象）。”

在纽约布朗士科学高中就读、今年即将毕业的第二代华裔郑淑仪（Vicki Zheng）对美国之音说，在申请大学时，她的辅导老师也和她提到过，一所亚裔学生只占2%的大学和一所亚裔学生占20%的大学，出于学生多元化的考量，亚裔更可能被前者录取。

她认为，大学招生确实有不公平的地方，但是有关哈佛的这场诉讼，不管判决如何，对亚裔其实都没有好处。她说：“我觉得这整个案子更多的是将亚裔社区和非裔社区对立起来。”

平权法案

在大学招生中考虑种族因素是美国平权法案（affirmative action）的一部分体现。平权法案诞生于上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时期，旨在通过法律、政策和行政措施等对在历史上受到排斥的少数族裔和女性给予一些照顾，以矫正种族和性别的不平等和歧视问题。平权法案的实施主要集中在教育、就业和中小企业获得联邦政府合同三个方面。

平权法案也存在争议。反对者认为，平权法案中的一些政策矫枉过正，对白人或者其他特定族裔造成了“逆向歧视”，比如亚裔。“学生公平录取组织”在诉状中说，在哈佛大学的录取中，同样处于学业最优秀的第十分位（10th decile）的申请者中，亚裔和白人的录取率只有12.7%和15.3%，而非裔和拉美裔则高达56.1%和31.3%。

欧阳了寒说，他并不反对通过平权法案帮助弱势群体。他说：“我们反对的是以种族为标准的平权法案，我们支持以经济社会地位为标准的平权法案。”

美国华人全国委员会主席薛海培认为，平权法案需要有一些调整的地方，以确保受益的不是少数族裔当中的精英阶层，而是真正扶持有需要的群体。他同时指出，美国存在种族不平等的历史，从种族角度入手无可厚非，但不可过度使用。

他说：“从长远来看，肯定希望能够让种族退出公共政策制定的核心考量，但是在还没有达到那个社会之前，继续一定程度、有限地将种族因素作为公共政策的考量，我觉得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是有其合理性的。”

他说，如果把大学录取中平权法案的因素去除，亚裔的录取人数可能是上去了，但在职场等其他方面，华人是否也愿意看到平权法案的取消呢？

最高法院

有关平权法案的争议此前也多次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的判决整体上支持平权法案，但禁止在实施过程中进行“种族配额”。

最高法院最近的一次裁决是2016年有关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录取过程中考虑种族因素一案。当时的裁决维持了对有限度考虑种族因素的支持。这起诉讼也是“学生公平录取组织”提起的。

这一次有关哈佛大学的诉讼，预计最高法院将在春季决定是否受理。

欧阳了寒认为，案件被受理的概率很大。他说：“不解决的话，官司会不断。在招生中间使用种族的政策究竟怎么样，我觉得到了需要有一个结论的时候。”

不过，美国新墨西哥大学法学教授哈尔帕拉尼（Vinay Harpalani）认为，最高法院不会受理。

他说，最高法院五年前刚就类似问题做出过裁决，“这么快又重新审议这个议题是很少见的。”他表示，虽然之前的案件涉及的是公立大学和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而此次涉及的是私立大学和民权法第六条，但法律原则同样都是平等保护条款。

他还说，“学生公平录取组织”还对北卡大学教堂山分校等其他高校提出了类似诉讼，最高法院可能也会倾向于等到这些案子在下级法院的判决出来之后，再考虑是否受理相关诉讼。

在大学招生中是否应考虑种族因素的问题上，前特朗普政府支持“学生公平录取组织”的立场，并对耶鲁大学提出类似的诉讼，指其歧视亚裔和白人学生。拜登政府在上任后不久就撤销了对耶鲁的起诉。

哈尔帕拉尼教授认为，预计拜登政府将支持在大学录取中考虑种族因素的政策。他说：“如果美国最高法院受理了案件，拜登政府将会提交非当事人陈述来支持哈佛大学。”

影响深远

不过现今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构成与2016年有很大不同。在自由派大法官肯尼迪2018年退休，金斯伯格大法官去年去世，前总统特朗普任命了三名保守派大法官之后，最高法院的天平似乎向保守一方倾斜。

法律专家和一些活动人士认为，在目前最高法院保守倾向和自由派倾向大法官人数为6比3的情况下，40年来在高校录取中允许将种族作为考量因素的做法或将终结。

不过哈尔帕拉尼指出，在过去多个最高法院的类似诉讼中，很多专家都曾预测平权法案的消亡，“但是在录取中考虑种族因素的政策承受住了，比这些预测存续了更久。因此大法官们让我们感到意外，也是有可能的。”

谢选骏指出：哈佛大学还在负隅顽抗，种族主义尚且寄望最高法院。因此我说，仅看哈佛四年的光鲜是不够的，还要看到哈佛大学四百年的黑历史仍在延续。

【29、哈佛历史系的博士为何不懂历史——八九学生王丹也是个毛派分子】

《习近平的“二次文革”注定是一场闹剧》（2021-09-06 上报王丹）报道：

习近平目前推行的治国路线，实在把中国向后拉，希望重新用意识形态动员的方式，确保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汤森路透）

8月下旬的习近平如同打了鸡血，几乎每天都露面参加各项会议，几乎每天都发表“重要讲话”；在他的带动下，中共各级部门也跟著亢奋起来，打击游戏业，追杀演艺人员，要求直播主“仪容整洁”，“又红又专”的“文革”词汇成了清华大学的迎新口号，一篇资深左派的毛主义宣言被几十家媒体转载，然后又被胡锡进吐槽。一时间，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局势发展，只有四个字可以形容：乌烟瘴气。

对于最近的时局变化，外界有人说是“二次文革”，也有人认为这跟当年毛泽东发动的“文革”没有关系，反对用“二次文革”的说法。但，如果我们从乌烟瘴气中抽丝剥茧，找出一团迷雾中的主线，就可以发现，这确实就是一场“二次文革”。判断的基础，是对“一次文革”的理解。

毛泽东1966年发动的“文革”，不管是否是用来掩饰权力斗争的本质，但在形式上，发动的主要宗旨就是“打倒资本主义”，批判“走资派”。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就是“一次文革”的核心之一。对照而言，现在习近平发动的新一轮政治攻势，矛头所向，还无疑问地也是资本集团。不管事马云和马化腾，还是赵薇或游戏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以庞大的资本为背景。习近平发动的运动，其实质，就是权力对资本的斗争，用中国现在流行的话说，就是要“把资本关进笼子中”。而这一点，与“一次文革”的本质并无二致。再加上发动的方式，同样是从文化教育领域入手，与1966年毛泽东的做法如出一辙。因此，说习近平发动的是“二次文革”，绝非夸大之词。

当然，历史并不是简单的重复。“二次文革”不管从形态上还是方式上讲，都不太可能完全模拟“一次文革”。例如，在今天的中国，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包括红卫兵冲击各级地方政府机关的浪潮，恐怕不可能出现。我们之所以称习近平现在的运动为“二次文革”，主要指的是习近平的政治理念和施政目标，与“一次文革”有千丝万缕的连结，甚至是一种延续。“二次文革”当然也有不同于“一次文革”的地方，例如，习近平时代的中共，存在党内不同利益集团瓜分国有财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表现得就不是很严重，甚至连条件都不具备。

但不管怎么说，习近平目前推行的治国路线，实在把中国向后拉，希望重新用意识形态动员的方式，确保党对国家和社会的控制。但正如那句名言所说，重大的历史事件，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就是闹剧。习近平发动“二次文革”，想让自己成为“伟大领袖”，注定是闹剧一场，最终结果很可能就是无疾而终。这里至少有两个原因：

第一，“一次文革”的发动，很大程度上是以毛泽东个人发起的。他能够如此呼风唤雨，是以当时全国上下，全党上下对他的盲目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为基础的。这一点，习近平差得太远。试想，今天的中国，尤其是体制内，对于习近平从内心中盲目崇拜的，能有多少人？或许小粉红就是习近平最大的群众基础了，但小粉红会长大，正如当年的红卫兵会长大一样，这是一个不牢靠的支持群体。习近平搞“二次文革”，很可能变成个人独脚戏，更多的人会消极对待，躺平看笑话。1966年的全社会上下一致的激情，不可能在2021年的中国再次上演。

第二，习近平的政治折腾，最终会伤害到经济，导致失业人口增加和外资撤离，这两条是可以预料而且已经发生的。经济发展才是中共能够维持稳定的最根本的法宝，也是中共利益集团能够捞取财富的蓄水池。一旦经济发展受到政治冲击，这张大饼变小了，重新分配起来会更加困难。习近平如果做得太过头，会把所有仇恨都引发出来，最后玩火自焚。

（作者自述：成长于80年代的北京，1987年考入北京大学后即从事学运，参与和组织了1989年民主运动，后为此两次坐牢达6年多时间。1998年被流放到美国，得以进入哈佛大学10年，先后得到东亚系硕士和历史系博士学位。现在担任“对话中国”智库所长。政治上的温和坚定的反对派，思想上的理想主义者，生活中的资深阅读者。出版有政治评论和诗歌散文等书籍20余本。）

谢选骏指出：上文作者王丹自称哈佛历史系博士却不懂历史——

1、“又红又专”不是文革口号，而是被文革打倒的刘少奇口号；文革的做法则是关闭大学、打倒一切专家。

2、王丹曾说“習近平確實是想發動二次‘文革’。但，他的無知限制了他的想像。毛發動文革，是有一定歷史條件和群眾基礎的，毛的個人威望也足以……。但今天的中國，有多少人從內心裡景仰和追隨習近平的呢？或許有，但絕對不會很多。”（推特@wangdan1989 · Aug 31）我当时就警告他“王丹还是个小粉红，敬仰毛猪西的威望。”（Quote Tweet王丹）但王丹却不吸取教训，现在又重提“‘一次文革’的发动，很大程度上是以毛泽东个人发起的。他能够如此呼风唤雨，是以当时全国上下，全党上下对他的盲目的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为基础的。这一点，习近平差得太远。试想，今天的中国，尤其是体制内，对于习近平从内心中盲目崇拜的，能有多少人？”——王丹这种对毛的崇拜和迷信完全是出于对历史的无知。实际上，毛泽东发动文革，正是为了挽回他的“总路线”、“大饥荒”造成的历史性破产。而毛泽东当时运用的方法，则是“第二次解放”。把路线失败的破产责任推给刘少奇等人。与文革初期（1966年夏季）的红二代暴力清算“死老虎”的路线不同，毛泽东（1966年秋季）打着“炮打司令部”的旗号解放了被共产党镇压的“反动学生”，从而激起了十七年（1949年——1966年）来遭受共产党虐待的民众的“第二次解放”的幻想。这些人误认为，毛泽东不惜砸烂共产党统治也要继续革命，确实大公无私到了前无古人的地步……但是1967年以后，毛泽东自己出手镇压文革，把他利用完了的“小将”流放农村“接受再教育”，甚至“向美帝国主义出卖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结果就爆发了1976年的“第一次天安门事件”的反毛运动。由此可见，世界上哪里有人真心拥护毛泽东这个人？何况毛泽东还是个翻云覆雨甚至弱不禁风的小人？所以毛泽东一死，他的家族就被一网成擒了。哪里还有人出头为毛泽东说话、为毛家做主的？而现在，“哈佛历史系的博士”竟然以为民众会真心实意地拥护毛泽东，何其愚蠢！由此可见，王丹不仅不了解历史过程，其内心也是个屈从于“毛的个人威望”这一神话的毛派分子——这就是类似于“一叶障目”的“一毛障目”吧。其实，不仅王丹如此，我所认识的不少“八九学生”都有如此的“一毛暲目”，都是这般意义的毛派分子。这也可以解释他们在六四屠杀以后为何如此消沉了——因为他们其中就有不少是“被主子踢了一脚”的共产党的党团员。

【30、核战争将使希特勒成为正面的历史人物】

《环球时报社评：在核战争问题上，没有任何后悔药可吃》（2022年09月22日 环球时报）报道：

“核战争的幽灵”是否正在若隐若现？随着俄乌冲突的升级，国际社会对核战争的危机感日益强烈。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表示，北约高层官员曾对俄发出核威胁，但俄罗斯“有很多武器可以回击”，他还强调，这不是虚张声势。此外，就在不久前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第十次审议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警告说，“核风险处于冷战以来的最高点”。

核武器是最具杀伤力的武器，如果爆发失控的核战争，那会将人类社会带进毁灭的深渊。最近发布的一项研究显示，一旦美国和俄罗斯全面爆发核冲突，将会导致全球超过50亿人死亡。现在，一个危险的苗头正在出现：无论当事各方是不是在说“气话”或者“大话”，核武器被谈论的次数的确在增加。但核武器决不是绑在腰间的手榴弹，随时可以拿出来晃一晃，吓唬吓唬人，战争的螺旋升级常常是出人意料的，在核战争的问题上，没有任何后悔药可吃。

因此有关各方尽快使局势降温，为劝和促谈创造条件是当务之急。需要看到，当前的“核紧张”，源于地缘政治角逐带来的强烈不安全感。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国间冲突的可能性在上升，全球战略稳定正快速被松动。一个浅显道理是，环境越是和平稳定，核武器上的灰尘就会越厚；一旦陷入“追求更安全—更不安全—更想要绝对安全”的恶性循环，核武器就容易被拿出来擦得铮亮。

更为雪上加霜的是，核不扩散体系正前所未有地脆弱。对此，美西方要负主要责任。多年来，美西方的“核双标”像一颗钉子，扎在全球核不扩散的努力之上，形成一个个漏洞，事实上造成了“核门槛”越来越低、防止核扩散越来越难的窘境。不仅如此，美国在冷战思维的驱动下，强化集团政治和军事同盟，谋求绝对战略优势，在欧亚大陆东西两侧挑动阵营对立，推动核导等战略力量前沿部署。这一系列消极举措就是“核紧张”的症结所在。

如今，在国际场合中，最热衷表达对核战争“担忧”的就是华盛顿。我们认为，如果华盛顿说的是真心话，作为核大国，也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就更应当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缓解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间的不安全感。比如，停止发展和部署全球反导系统，不寻求在海外部署陆基中导，尽快撤回部署在境外的核武器，不以任何形式在亚太复制“核共享”安排，等等。只有美国先做到这些，才有资格去向别人提要求。

美国和俄罗斯拥有最大核武库，应切实履行核裁军特殊、优先历史责任，以可核查、不可逆和有法律约束力的方式进一步大幅、实质削减各自核武库，为最终实现全面、彻底核裁军创造条件。此外，我们还呼吁，核武器国家应放弃以先发制人为核心的核威慑战略。众所周知，中国是核大国中唯一公开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地区使用核武器或者进行核威胁的国家。这一政策在降低核风险、防止核冲突方面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希望其他核武器国家、特别是核大国能跟上中国的步伐。

今年年初，中、俄、美、英、法五个核武器国家领导人同步发表《关于防止核战争与避免军备竞赛的联合声明》，申明“核战争打不赢也打不得”。防止核战争的根本在于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并确保各国安全不受减损。只有这样，才能让眼前的核武器“服务于防御目的、慑止侵略和防止战争”，也才能创造更有利于促进裁军的安全环境，最终建立一个无核武器世界。

谢选骏指出：目前爆发的核战危机，是在“二战的五大战胜国”之间爆发的，如果这次核战成真，将使希特勒成为正面的历史人物——因为希特勒如果胜利了，核战的可能也就不再存在了！如果核战爆发了，人们就将后悔了，当初击败希特勒，是犯了一个多么巨大的历史错误！

【31、精神虐待创造历史】

《對自己或他人的過度期望，是壹種精神虐待》（2021-12-28 好少人）报道：

每個人對於生活、對於自己，都有自己的期望。

有期望是壹件好事，它可以激勵我們朝著自己心中的目標奮鬥。

但是，期望過高的話帶給我們的就不是激勵作用，結果可能會適得其反。

我們要做出適合自己的期望，莫要過高期望。

01　據說，期望可能變成謀殺

壹個人被他人期望成為壹個什麼人、取得什麼樣的成就或處於什麼狀態，壹般來說是件愉快的事。

這表示妳不是孤獨的，有人關心妳，很看得起妳——這顯然可以極大地滿足妳的自戀。

妳就像被信任的原始股票壹樣，被持有者期望著天天漲停板。

但被過度期望，就不愉快了。

過度期望本身，就是壹種巨大的壓力，可以使妳的身心都處於應激狀態。

從本質上來說，給予他人過度期待，實際上是向他人傳遞焦慮的壹種方式，簡單地說就是推卸責任。

比如，妳跟朋友在山裏碰見老虎，結果他對妳說，我很看好妳哦，妳壹定打得過老虎的。

說完就躲到壹邊去了，顯然，他在用對妳的期望使自己置身事外。

在這個極端的例子中，期望變成了謀殺。

02　警惕，別用期望施虐

日常生活中的過度期望當然不足以構成謀殺，卻足以成為施虐。

父母期望孩子成才、妻子期望丈夫賺更多的錢、老師期望學生更有成就、老板期望員工更加努力，無處不在的期望壹旦過度，就變成了虐待。

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的是，很多親密的關系，最後被強烈的期望拆解得四分五裂。

在期望的背後，隱藏著不滿意。

期望不太大的時候，不滿意的程度也較小，所以不易被察覺，也就不易造成傷害。

但是，隨著期望增加，不滿意也就增加了，到壹定程度可以被察覺，就可能制造心理上的傷害。

從深層心理學來說，壹切過度的期望，在潛意識層面都可能包含相反的內容和作用。

例如，壹對畢業於著名大學的夫妻，希望孩子成績好，能夠上他們上過的大學。

從孩子很小的時候，他們就為實現這壹理想作出很多努力。

遺憾的是，孩子高考成績本科線都沒達到。

通過深入分析發現，這對夫妻潛意識裏有很多對墮落、失敗、無能的恐懼，潛意識裏不被覺察的恐懼也渴望著被實現。

於是這些恐懼以“期望”的名義傳遞到孩子身上，孩子被動地接受了，就如滿足了父母潛意識的願望，把自己變成了壹個不成功的人。

簡而言之，所有過度的期望，最後都會使事情朝相反的方向發展。

03　出路，勇於自己擔當

願意自己承擔責任的人，不會對他人有過度期望，自然也不會用期望虐待他人。

而壹個人能夠承擔責任的基本前提，就是他/她有充分的自由——奴隸不必承擔責任，因為奴隸沒有人身自由。

如果壹個人被他人過度期望，他/她就變成了他人期望的奴隸，他/她活著的目標，只不過是滿足他人的期望而已。

過度期望直接抹殺了壹個人活著的價值。

怎樣才能知道期望過度了呢？

很簡單，問壹問被期望的人的感受就知道了!

但遺憾的是，如此簡單的事情，很多人卻沒有去做。

因為他們在過度期望他人的時候，並不知道、也許是不想知道，他人也是血肉之軀，也會有不能承受的期望之重。

在這種情形下，我們鼓勵被過度期望者覺醒，覺醒到可以對那些用期望施虐的人說：

我也許永遠不會像妳期望得那麼好，但我希望我能夠做到像自己期望的就足夠了!

不驕不躁方能成功，過高或過低的期望都是不切實際的。

只有符合自己實際，從自身出發做出的期望才是可以實現的，才是合情合理的。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期望，讓我們用自己滿腔的熱血去實現自己那心中美好的期望吧！

谢选骏指出：人说“细思极恐”，我看“精神虐待创造历史”——难怪人说“病夫治国”。但却不知，病夫只能治国，如要创造历史，非得升级为精神虐待不可了！

【32、历史本来就是虚无的】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还历史本来面目——<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书评》（刘书林 2022.02.16）报道：

在苏联解体前后一段时间，苏联历史已经被西方散布的历史虚无主义糟蹋得面目全非，爱国主义精神受到严重损害，国家发展遇到极大的灾难，引起了越来越多俄罗斯民众的不满。普京执政以来，推行民族复兴、主权民主的国家振兴方针。2007年6月21日，普京在接见参加历史及人文社科教学与研究的一线教师时，提出了绝对不允许丑化、歪曲俄罗斯民族历史的要求。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俄罗斯现代史（1945-2006）》于2007年出版。这是俄罗斯最早体现普京执政新思想、具有初步导向性的历史教学参考书。该书出版两年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吴恩远教授等翻译的中译本出版，在中国史学界和思想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现代史有鲜明的时代气息

把现代史写到离现实最近的地方

2007年出版的《俄罗斯现代史》，载入的历史研究内容延续到2006年，描述20世纪下半叶至21世纪初的俄罗斯历史，即从伟大卫国战争结束的时刻至今，从苏联的伟大历史性胜利到它的解体，从主权俄罗斯的诞生到它已经走过的第十五年，表现出作者面对现实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也增加了对于读者的巨大吸引力和现实指导作用。对当代人关心的问题做了全覆盖的阐释和分析，表达了史学工作者对社会的诚实和奉献，体现了历史科学的真正价值。

 历史资料多种形式、多种角度增强了全书的客观性

《俄罗斯现代史》的主体、主线，穿插了大量“实际情况”“观点”“同时代文献资料”“供思考的信息”等专栏资料。各个专栏提供的各侧面详尽的原始资料，增强了客观性和说服力。

对于容易引发争议的问题，该书设有“供思考的信息”专栏，其中提供了“关于斯大林的历史作用的争论”专题资料，还插入“实际情况”专栏、社会舆论调查情况数字图表等。打开了人们理解问题的新视角、新思路，增加了学术性和科学性，使历史得到更清晰生动的呈现。

突出表述俄罗斯现代史主线上的重大问题

现代史沿着俄罗斯现代史的主线，对39个重大现代历史问题作了专题研究和评介，包括：“与曾是反法西斯同盟国盟友的最初冲突”“斯大林继承人之间的权力斗争”“恢复斯大林主义的尝试”“‘老人政治’时期结束”“中苏关系”“捷克斯洛伐克危机”“1991年八月政变”“俄罗斯寡头资本主义的形成”“与寡头的冲突”等。对于这些重大历史问题的提炼，贴近了人民需要了解的历史现状和关注热点，很接地气。

例如，就身为苏共最高领导人的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搞总统制”，现代史中写道：1990年3月14日，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设立苏联总统职位并对苏联宪法进行修改和补充》的法律，部长会议的大部分活动都交给总统，从而向“强总统”“弱议会”演变，目的是从法律上可以保障私有制合法化；1990年9月2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关于稳定国内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的补充措施》，该法案实际上泯灭了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界限，让总统在确立私有化的进程中能够在法律层面放手去干。这一段史料比许多长篇大论更有说服力和客观性。

挖掘和运用大量档案资料，扩大读者观察视野

在苏共二十大至苏联解体的40多年中，由于当政者封锁消息，人们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具体情况不甚了了，特别是不了解当时党内外对赫鲁晓夫背叛行为的反映。苏联解体后，随着一些历史资料的面世，真相随之大白。

根据有关档案资料，针对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在苏联发生了抗议活动。在第比利斯，一些人把批判斯大林看作是对民族英雄的侮辱，1956年3月4日大学生们走上街头，要求赫鲁晓夫下台；3月9日示威活动被武力驱散。1956-1957年有3380人被逮捕，这几乎是1953-1988年因反苏鼓动而被逮捕者总数的一半。这个史实揭露了赫鲁晓夫残酷镇压与他不同意见的党员和群众。

书中还记载了1962年6月，当局残酷镇压新切尔卡斯克工人罢工抗议涨价事件，揭露了当时成千上万的人“因为表述对赫鲁晓夫政策的不同意见”而遭受迫害。

书中还提到，1937年8月14日，赫鲁晓夫在俄共（布）莫斯科市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谈到肃反问题时号召：“应当消灭这些坏蛋！消灭一个、两个、数十个，我们要消灭数百万个。因此，就必须手不发抖，就需要踏过敌人的尸体来造福于人民。”因而由赫鲁晓夫来批评斯大林的肃反工作，必然造成苏联政权和社会的动荡。

全面反思和肃清历史虚无主义影响

《俄罗斯现代史》对俄罗斯现代史上的许多重大问题做出了全面反思和拨乱反正的分析、评价。

充分肯定苏联的历史价值

苏联解体前后一段时间内，它的历史和社会制度在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联合攻击下被肆意糟蹋。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对于苏联历史的全盘否定，迎合了西方颠覆苏联的目的，使作为苏联主体继承者的俄罗斯丧失了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尊严，人民大众不但遭受了长期的社会震荡的生活艰难，更失去了精神上对祖国的归属感。在普京领导下，“俄罗斯社会科学界对世界历史和俄国历史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进行了重新评价”。该书的总序言指出：“对全世界千百万人们来说，苏联曾是最好的和最公正社会的榜样和方向。”

该书充分肯定苏联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贡献：“苏联社会的内部矛盾并没有影响二战年代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在庞大的中央集权国家经济和政治势力支撑下，苏联人民团结一致的精神力量对二战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苏联为反法西斯同盟的共同胜利付出了最大牺牲，做出了那么重要和宝贵的贡献，是有理由期望西方盟友帮助自己重建被破坏的经济。”“苏联……显示了最高程度的内部动员和团结的能力，苏联……消灭了最危险的敌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的国际威望提高到战前无法相比的水平。”

1945年7月，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波茨坦会议上得意地向斯大林进行炫耀和威胁。1945年11月3日，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所属联合情报司令部准备了一份对苏联进行原子弹轰炸的目标。当时人们的共识就是“苏联需要有自己的原子弹来保卫自己”，连后来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也承认这“绝对必要”。斯大林在苏联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向有功人员颁奖时说：“如果我们晚一年半造出原子弹，那我们可能就得亲自‘尝一下’它的味道了。”

评价斯大林：“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

《俄罗斯现代史》指出：“斯大林被视为苏联最成功的领导人。”这是自赫鲁晓夫执政以来，苏联官方教科书对斯大林的最高评价。书中认为：“为了能有助于弄清斯大林历史作用的问题，我们不仅需要把斯大林放在苏联时期的历史框架中审视，而且应当放在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分析。”“丘吉尔绝不是斯大林的拥护者，但他却说道：‘斯大林接手的是一个手扶木犁的国家，他死后却留下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这就奠定了对斯大林客观评价的基调。

对于斯大林执政时期强调集中统一领导的特点，该书认为这种特点不能以执政者个人品质或心理特点来评价，主张从俄罗斯国情特别是其传统文化的特点来解释：“在与西方开始了‘冷战’的条件下，对斯大林等领导来说，根本不可能谈到国内制度民主化问题……进一步动员和集中成为对内政策的主要方向。”“在俄罗斯国家传统上第一把手的权力具有无所不包的特征……，俄罗斯国家发展的不利条件要求把所有资源，包括权力资源，集中到一个中心并按关键的部门集中分配。”该书还认为，斯大林实现了信仰、君主制、多民族单一国家体制三者的结合，“最终，正是斯大林创立了单一制的国家”。

该书基本认同斯大林发展国民经济的赶超战略、经济建设的“强行军”以及实行集中统一的执政方式：“1931年2月，斯大林提出了加速现代化的公式：‘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应当在十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1941年夏天的事件证实这个预测具有充分的道理……对政治—历史事件的研究表明，在受到类似严重威胁的条件下，甚至所谓‘温和的’和‘灵便的’政治体制，照例会演变成对实行严厉的政治组织有利的形式，……这是由于处于‘被包围的要塞’形势下（既面临外部侵略的威胁，同时又缺少发展需要的时间和资源）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性决定的。”这一客观分析开阔了人们的眼界，也使空喊抽象民主的西方政客无言以对。

该书总结了世所公认的斯大林的成就：“正是在他领导期间，国家的领土扩大了，达到了从前俄罗斯帝国的边界……；取得了人类历史上最大战争——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实现了经济的工业化和文化革命，这个结果不仅使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急剧提高，而且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好的教育体制；苏联在科学发展领域进入先进国家行列；实际上消灭了失业现象。”

苏联对外关系：超越霸权主义的客观评价

同时，书中也指出了斯大林执政时期另一方面的后果。

在全球化的新环境里，《俄罗斯现代史》坚持把俄罗斯的现代历史放进整个世界环境中分析，在历史编纂学上开辟了“国情与世情”的新视野。

（1）战后两大阵营形成中，苏南关系的恶化，双方都有责任。

战后不久，随着丘吉尔铁幕演说和杜鲁门的反共计划，美、苏反法西斯盟国关系开始分化，不久后苏南关系恶化。这两件事来自同一个根源：美国统治集团实施的反共主义和遏制主义。

苏联反法西斯的胜利进军，使得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等国建立了共产党人（主导）的政权，阻碍了美国战后称霸欧洲的美梦。美国企图利用“马歇尔主义”的“美援”为诱饵，在苏联与东欧国家中打进分裂的楔子。《俄罗斯现代史》指出：“美国制定的‘马歇尔计划’……从一开始，参加实施这个计划的国家就必须接受所谓‘民主’的条件，而实际上是接受执行反苏方针的条件才能得到援助。”1947年，他们千方百计地把莫洛托夫率领的参加巴黎“马歇尔计划”的苏联代表排斥回国。

同时，“美国原期望某些东欧国家会以得到‘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而对抗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导人果然表示“渴望得到美国的援助”。苏联则对波、捷两国做了工作，拒绝参加“马歇尔计划”。这实际上是美英苏三国元首在雅尔塔、波茨坦谈判桌上斗争的继续和进一步展开。

美英发动冷战后，斯大林于1946年6月就成立九国情报局之事首先与铁托和季米特洛夫进行协商。铁托表面上应酬斯大林，实际上热衷于建设由自己控制的“巴尔干联邦”。《俄罗斯现代史》简要记叙了矛盾的发展：

早在1943年10月9日，铁托就在书信中表达“我们应该在军事的和政治的意义上成为巴尔干各国的中心”。当保加利亚解放后与南斯拉夫代表团商谈联邦事宜时，铁托认为保加利亚只能取得类似南斯拉夫国内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等小国那样的地位。这引起了南、保两国之间的争执。铁托没有与苏联沟通，私自把军队开进阿尔巴尼亚常驻。因而斯大林对南斯拉夫领导人进行了指责。

1947年9月，九国情报局在波兰召开成立会议。在苏共的坚持下，情报局总部设在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并于翌年1月中旬在贝尔格莱德召开情报局第二次会议。苏联的这些努力，并没有改变铁托另立中心的基本想法。1948年1月28日，苏联《真理报》发表编辑部声明，宣布苏联政府不赞成南斯拉夫同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国筹组巴尔干——多瑙河联邦的计划，苏南矛盾逐渐公开化。此后，苏共中央做了种种努力，如邀请南、保两国代表会谈，与南共中央进行几次书信交换意见，建议召开情报局会议讨论南共问题，都未取得预期成效。同年6月28日，情报局在罗马尼亚召开第三次会议，决议开除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开始以对国内的‘斯大林的代理人’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作为回答。同年11月下半月，情报局第四次会议通过决议，指责南共是“由杀人犯和间谍控制的政党”。铁托向西方求助，美国与南斯拉夫签署了军事和经济援助条约。

从历史资料可以清晰地看到：如果说斯大林领导的情报局有对南共处理过重的错误；同时也应承认，铁托当时也有不顾全大局、另立中心、激化矛盾的部分责任。

（2）关于1956年匈牙利事件。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前后，关于匈牙利事件的定性分析，在匈牙利和东欧各国都有分歧。

该书对匈牙利事件爆发的原因做了客观表述：“应当注意的是，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了严重的危机，在这些国家中越来越多的人严厉地批评执政党，情况特别严重的是波兰和匈牙利。”该书认为，把波兰十月事件称作“人民骚动”，把匈牙利事件称作“真正的反共起义”；认为匈牙利事件的外部原因有两个：“第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作的报告在执政的共产党内部引起了危机；第二，美国‘自由之声’等西方无线电台公开号召匈牙利人发动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起义，并暗示说西方将给予军事援助。”这确实是不容忽视的两个重要因素。

书中对事件内容的描述与实际相符：“1956年10月29日，布达佩斯市委和当地国家安全机关大楼被攻占……共产党员被绞死、被折磨致死、被枪决。10月31日，匈牙利反共派头目、红衣主教约·明曾蒂从看守所里被释放出来。伊·纳吉宣布匈牙利退出华沙条约组织。”

匈牙利事件以往的争议是：到底是继续称作“匈牙利反革命事件”还是采纳匈牙利反共势力的说法？现在用“反共起义”来描述匈牙利事件，体现出事件本来的性质，这是持有不同意识形态的各派都能接受的定性。

（3）戈尔巴乔夫有意推动东欧国家非共产主义化。

《俄罗斯现代史》记叙了戈尔巴乔夫出卖波兰、逼迫波兰执政党服从西方指引的资本主义道路的行径。1989年4月，当波兰总统雅鲁泽尔斯基邀请“团结工会”活动家马佐维耶茨基组成联合政府、遭到波兰统一工人党抵制时，戈尔巴乔夫“打电话给波兰共产党领导人拉克夫斯基，说服他：必须合作，将政权交给‘团结工会’。此后，他号召‘推进民族和解事业’，批准了波兰从共产主义体制向民主制度的和平过渡……美国国务卿贝克说：‘戈尔巴乔夫驯服了一只虎，想来，他甚至已经在鞭策他了’。”

书中记叙了戈尔巴乔夫干涉民主德国的情况：“1989年10月初，在庆祝民主德国成立40周年之际，戈尔巴乔夫访问民德。随即，民德发生了大变局。”“戈尔巴乔夫对昂纳克说话非常严厉……停止国内游行示威的唯一方法，就是按照苏联模式走改革路线，只有这样，昂纳克才能拯救自己的政府……”“回到莫斯科之后，戈尔巴乔夫对其战友们说，昂纳克必须下台，而且要越快越好，因为‘东德领导人已不能控制局势。’戈尔巴乔夫还下令驻东德的苏军（近50万人）不要干预东德国内发生的事件。”

该书还展现了戈尔巴乔夫1989年12月访问华盛顿时的情景。据布什日记记载：“我强调说，‘我们支持统一后的德国留在北约。’戈尔巴乔夫说，‘我同意。’我又寻求确认，‘第二部分也同意吗？’戈尔巴乔夫回答说，‘对两部分都同意。’”戈尔巴乔夫在兄弟的社会主义国家面前如凶神恶煞，但在美国统治者面前奴性十足。

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

《俄罗斯现代史》对于苏联的解体做了比较客观的记录和分析，并提及普京的评价：“我深信，苏联解体是全民族的巨大悲剧。我认为，前苏联的普通公民和后苏联空间内的公民、独联体各国公民、普通的公民们没有从中赢得任何东西。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书中指出：“苏联解体似乎证实了对‘现实社会主义’进行民主改革是不可能的；断言说体制不能改革、必须被摧毁。15年后，这种观点在很多方面已经失去了说服力，至少是非常幼稚的（中国和越南就在全世界面前提供了一个反证）。这些国家在本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地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发展迅速。现在，在世界各国经济自由度的排名表上，共产主义中国高于民主的俄罗斯。”

揭示叶利钦推行的私有化进程是个“大骗局”

20世纪90年代迫不及待的“私有化”浪潮，根本改变了俄罗斯的社会性质和面貌。该书指出：“在1989-1991年期间，自发的官僚私有化就已经开始了。盖达尔政府特别是丘拜斯领导的国有财产管理委员会开始实行私有化政策。”书中引用了被称为俄“私有化之父”的丘拜斯在谈到私有化时的自白：“本质上全民财产被偷窃一空……国家财产大致以两种方式被掠夺：第一种，国有企业的财产被改编为某个新组建的股份企业的部分财产；第二种，经过简单的赎买租赁，把国有财产变为私有……自始至终，所有自发的私有化都是犯罪行为，因为没有任何的法律基础。但想要证明这一点完全不可能。”

该书描述了1992年4月6日，叶利钦在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关于私有化的报告时，引起会场一片反对声：“代总理盖达尔的发言引起了代表们更大的愤怒。在他的发言中，提到了西方所允诺的经济援助，这被认为是值得乐观的主要理由……4月11日，对修改经济改革决议投票时，各部长们愤然离开会议现场，并向总统提交了辞呈。”可见，当时叶利钦推进私有化改革，将唯一的希望压在西方的巨额援助上。而美国援助的承诺很快破灭，他的改革计划也全部崩溃。

经过1995年的抵押拍卖和后续的私有化运动，俄罗斯经济完全落入操纵IMF的美国人手里。“每年的国家预算都必须得到IMF的通过。任何独立政策的实施如果不完全符合西方的意见，国家就面临破产的危机。”作为政治结果和经济结果的副产品，就是寡头资本主义的产生。

揭示叶利钦的最后检讨和交出权力的真相

书中指出：“叶利钦一直未能找到可信的人和相对能够保证叶利钦及其亲信免受司法追究或不经司法程序而遭迫害的人。”1999年8月9日，随着斯捷帕申总理被解职，联邦安全局局长普京被任命为总理。普京的支持率急剧上升。叶利钦在发表的迎接2000年的讲话中宣布：“俄罗斯国内已经有了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能够胜任总统的职务。”

在俄罗斯人眼里，叶利钦最成功的事情大概就是选了一个很好的接班人。叶利钦的改革使俄罗斯人民付出了沉重代价，而普京的口号是“改善人民生活条件是首要任务”。虽然他表示，“政府不会重新审查私有化的结果”，但也绝对“不能容忍商界使政府权限私有化的图谋”。

美国霸权主义导致美、俄之间的根本利益冲突

理解叶利钦和普京的施政方针，还得从俄美关系来判断。《俄罗斯现代史》指出了美国在整个苏联解体过程中施展的欺骗手段。

书中指出，华盛顿并没有把抛弃了共产主义的俄罗斯当成朋友，原因是“如果俄罗斯恢复经济和政治实力，它将成为美国的竞争者和对手；这将不是意识形态的竞争，而是超级大国的竞争”。美国提出的“把西方技术资本与俄罗斯的资源和劳动力结合起来”的意见完全是无稽之谈，“在贸易中不给莫斯科提供最惠国待遇”。美国这种实用主义的欺骗手段严重伤害了俄罗斯人的尊严和基本信任。

书中说，“北大西洋联盟以向东方扩张，作为对华约组织解散及苏军从德国和波罗的海地区撤出的回应。如果得到的结果是波兰的坦克转而对准俄罗斯，位于波罗的海国家的机场缩短了战斗机和巡航导弹飞抵俄罗斯的时间，那么是否值得摧毁华约组织和经互会？是否值得拆散苏联？”这是“被崇拜西方的民主派自1988年满怀激情地继续政策失败——俄罗斯重新被孤立”。

面对西方的种种流氓行为，曾经的俄罗斯亲美势力几近精神崩溃，十年间俄公众对美国的正面评价从1993年的74%下降到37%。

中俄学者在历史研究领域将有更多共同语言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决定于这个国家的人民认识真理的能力。在普京总统的坚强领导下，俄罗斯正在破浪前行。中国学者读这本书后会产生许多同感。

爱国主义和公民意识

正如该书所指出的：“今天爱国主义的题材受到新的重视。这是尊重自己祖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感情，这是对历史、对自己的‘可爱祖国’的爱护态度。很多人把爱国主义与公民意识和法律意识的觉醒，与个人对国家命运和国家文化的未来所负的责任的理解联系在一起。”爱国主义成为中俄两国人民最基本的觉悟。

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恢复历史进步的本来面貌

国家要走向繁荣富强，要战胜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挑战，绝不能无视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破坏。国内外敌对势力抹黑国家进步事业的历史，丑化人民敬仰的执政党和领袖，这实际上是颠覆和反颠覆斗争的一部分。只有恢复进步历史发展的本来面貌，才能鼓舞人民团结奋斗，实现民族幸福和进步。

从本国特点出发，独立自主发展

西方国家将自己信奉的原则称作“普世价值”，动辄指责一个发展中国家不符合他们的“普世价值”，这纯粹是无稽之谈。

正如书中所指出：“俄罗斯所有成功的统治者的突出之处是，能认清自己国家的特点……俄罗斯国家过去需要，现在仍然需要集中力量。”今天，中俄两国人民都在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必然具有独立自主的共同语言。

随着中俄两国战略利益的共同点不断增加，两国历史学者在评价苏联历史、评价国际政治、反对霸权主义方面的共同语言也不断增加。当然，由于国情不同，两国学者对历史问题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不断地在研究中尊重实践、探索真理、求同存异，中俄历史学者的共同语言就会越来越多，从而不断加深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与合作。

谢选骏指出：刘书林是个黄俄小丑，所以他的小脑无法明白，历史本来就是虚无的——因为人类永远也无法捕捉历史过程，甚至无法“正确回忆”（这本身就是矛盾的说法，因为回忆从来都是不准确的），更加无法“如实记载”。所以说，历史虚无主义才是正确的态度！

【33、历史不是流水账，而是思想的审计】

《从火到弗洛伊德的思想史历程》（2024-02-02 思芦）报道：

《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是英国学者彼得·沃森的思想史著作，讲述20世纪以前的人文思想如何形塑历史。行文有趣，既饱含知识，还把枯燥的意识形态历史讲得生动形象，比如下列引文：

人类直立使喉头的位置下降，人类的喉头在喉咙的位置比类人猿低得多，能够更好地发出元音和辅音。后两足行走还改变了呼吸方式，提高了声音质量。最后，吃肉不仅营养价值高，而且更容易咀嚼，这改变了下颚的结构，促进了敏感肌肉的生长，使舌头活动更加灵活，对于丰富说话的声音很有必要。切割工具对牙齿是一种补充，于是牙齿变小，有利于说话。

“文明”这个词通常意味着四个特征：书写、城市、有宗教组织和职业分工。

至少有二十七种“历史上的第一”是由苏美尔人发现、创造或记录下来的。其中包括历史上第一批学校、第一位历史学家、第一本药典、第一批时钟、第一道拱门、第一部法典、第一家图书馆、第一本农民历书、第一个两院制国会。苏美尔人最先建造花园遮阴纳凉，记录下了最早的谚语和寓言，最先创造了史诗文学和情歌。

比较古代希腊和古代中国的早期科学成就时，杰弗里·劳埃德和内森·席文认为，中国的科学家和哲学家常常受聘于皇帝，负责历法修订工作。正因如此，中国科学家在提出观点、接受新的思想时要谨慎许多：他们很少像希腊人那样辩论。在中国，新思想总是被纳入旧有的理论体系；新观念永远不需要同旧观念决一胜负。而在希腊，像体育比赛一样，存在智慧竞赛，希腊科学有比中国科学多得多的个人自我表达的陈述和更多的自我主义，个人更经常描述自己的错误、不确定性，以及更多的自我批评。

亚历山大港的国王（托勒密家族）希望获得希腊、巴比伦、印度和其他地方的所有智慧，非常急迫地搜集书籍。托勒密三世派出使者遍寻地中海，他亲自写信给已知世界的所有君主，向他们借书抄写。当他从雅典借到欧里庇得斯、埃斯库罗斯和索福克勒斯的作品时，他将原本据为己有，归还摹本，放弃了担保金。同样，所有经过亚历山大港湾的船只都必须将携带的所有书籍寄存于图书馆，这些书经人抄写，归类为“泊来之书”。大多数时候归还的也是摹本。这种孜孜不倦的“收集”使亚历山大港图书馆在古代文明世界扮演了极其关键的角色。

公元1世纪，在埃及一张纸莎草纸的价格是30至35美元（按1989年的价格），买一本马提亚尔的《隽语》的钱可以吃四十五顿鹰嘴豆晚餐外加享用四十五个晚上的女人。

西塞罗：“真正的法律是理性的、正确的、自然的。……不存在罗马的法律、雅典的法律，也不存在今天的法律和后来的法律。”

一神教不符合罗马人的本性。他们对他们的神和其他民族的神之间的联系更感兴趣。这让他们变得宽容。基督教的异端是一个外来的概念。罗马人更宽容，可以自由地加入多种宗教。为什么基督教最终成为了罗马帝国的国教？

235至284年之间的二十位皇帝中，除了三位外，其余都被刺杀。多样性和不稳定性有利于新思想的繁荣。

基督教不同于其他教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它们给予的是“启示”而不是神秘主义。表明的是一个适用于所有人的普遍真理。二者最大的不同在于对死亡的态度。基督徒相信在来世复活。基督教有很大的吸引力，尤其对于罗马帝国比较贫穷的奴隶和劳动者。基督教认为“受难是高尚的”，他们追求迫害。“遭受人世间一小时的苦难就会得到永恒不朽的极乐。”耶稣再临即将到来，基督教在未来提供了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对社会底层的人们最具吸引力。新宗教正是在广大城市民众中，而不是在像罗马贵族或军队上层这样的阶层中流行起来。

529年，查士丁尼关闭了雅典的柏拉图学园，理由是哲学思考已经成为异端分子的同谋，是导致基督徒发生争执的“罪魁祸首”。到公元4世纪中期，罗马的书籍几乎被洗劫一空。二十九座公共图书馆因为各种原因先后关闭。公元391年在亚历山大港，基督教大主教毁灭了在规模和声誉上仅次于缪斯庙图书馆的塞拉比斯神庙大型图书馆。缪斯庙图书馆此时还完好无损，主要是因为它成为神圣的基督教文献库。当阿拉伯人在640年的圣诞节前征服亚历山大港后，缪斯庙图书馆的馆长请求征服者阿慕尔·伊本·阿斯不要烧毁图书馆，后者把这一请求转达给了哈里发。哈里发说：“如果它们在内容上与真主的经典一致，我们可以不需要它们，因为真主的经典就足够了。如果它们与真主的经典相悖，更没有必要保留它们。那么，去吧，去烧毁它们。”这些书就这样被散发到各公共澡堂，用作炉子的燃料。一连六个月，焚烧的书卷加热着亚历山大港澡堂里的水。只有亚里士多德的书免于烈火的焚烧。

不到一百年，伊斯兰教已经发展到东接印度，西抵大西洋，南至非洲中心，北达拜占庭。它的吸引力部分是由于它提供的确定性和早期伊斯兰教比犹太教和基督教更宽容；部分是由于纯粹实际的因素，例如，伊斯兰政权比拜占庭帝国征的税低。

欧洲在10世纪前落后于东方。1000至150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欧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洲大陆取得了决定性的领先地位。这一时期欧洲从二区轮作制改为三区轮作制。使产量增加50%，另一个革新是，马耕取代了牛耕。从生物学上讲，马比牛的效率要高50%到90%。

西方发展的一个原因是独立权利。11世纪末期《查士丁尼法典》，即《民法大全》的重新发现。这一发现重新引入了法律体系概念，一种新的法律科学，产生了可供讨论和争辩的共有知识这一思想。共有知识的思想是大学之所以在欧洲而不是在中国或伊斯兰世界孕育的原因。

语言学家周有光说：“因为没有主谓结构，中国人没有发展出逻辑学中的同一律思想，也没有发展出哲学上的实体概念。没有这些概念，就不可能有因果关系或科学的观念。相反，中国人发展出了相关逻辑、类比思维和关系思维，这些思想虽然于科学无益，却是一种非常有用的社会政治理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哲学的主体是关于人生的哲学。”

西方思想取得突飞猛进的一个解释是，某种形式的个体性于1050至1200年之间在欧洲产生。产生的原因是，城市的发展促进了教会之外其他职业，如律师、文书和教师。人们比以前有了更多的选择。第二个原因是长子继承制的发展。实行长子继承制是为了减缓土地被分割。没有长子继承权的幼子被迫到其他地方寻求财富。通常，他们进入宫廷，成为军人。这样的社会很快培养出一种英雄文学趣味。产生了骑士制度和宫廷爱情思想。对爱情的关注激发了人们对个人形象的兴趣，意味着12世纪是一个服装大胆创新的时代，它是不断发展的个体性的另一种表现方式。第三个刺激因素是12世纪的复兴，即对古典世界的重新发现，它使人们认识到人类可能会各不相同，甚至表明教会之外也可能存在丰富的生活。人们开始对过去的权威产生怀疑。人们不得不依靠自己，找到新的解决办法并且形成新的思想。这产生了可能最富革命性的思想：个人信仰。理查德·萨瑟恩说，新思想用一句话可以概括：“了解你自己，以此作为通向上帝的途径。”

中世纪大学没有正式的入学要求。想入学的学生只要证明自己的拉丁语水平足够听懂课程即可。除了听课，学生还必须参加每位老师在下午举行的一周一次的公开辩论。涉及领域包括逻辑、数学、自然科学、形而上学等等。作为获得学位的要求，高年级学生必须参与到权威辩论中。任何提议，不管是不是出自权威，都可以讨论；任何问题，无论有关教会还是政治，无论多么有争议，都可以讨论。它们向所有人开放。

谢选骏指出：上文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知道中国科学听命于君王（而不只是皇帝），却不知道中国城市起源于军事，而不是起源于商业；只知道“1000至150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欧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洲大陆取得了决定性的领先地位。这一时期欧洲从二区轮作制改为三区轮作制。使产量增加50%，另一个革新是，马耕取代了牛耕。从生物学上讲，马比牛的效率要高50%到90%。”——却不知道十字军东征和蒙古人西侵，是这一变化的关键。所以我说，历史不是流水账，而是思想的审计。

【34、历史的创造者赵高同志才是真正的总加速师】

网文《赵高（秦朝宰相、宦官）》报道：

赵高（？－前207年），嬴姓，赵氏。秦朝二世皇帝时丞相，任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管事二十余年”。秦始皇死后，赵高发动沙丘政变，他与丞相李斯合谋伪造诏书，逼秦始皇长子扶苏自杀，另立始皇幼子胡亥为帝，是为秦二世，并自任郎中令。他在任职期间独揽大权，结党营私，征役更加繁重，行政更加苛暴。公元前208年又设计害死李斯，继之为秦朝丞相。第三年他迫秦二世自杀， [1]  另立子婴为秦王。不久被子婴设计杀掉，诛夷三族。 [2] 

赵高从一名宦官起家，依仗着秦二世胡亥对他的宠信，把秦朝的暴虐色政推向了顶峰，从而加速了它的灭亡。故陆贾叹曰“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指秦朝灭亡）；而《战国策》的编者刘向更是直言不讳：“秦信同姓以王，至其衰也，非易同姓也，而身死国亡。故王者之治天下在于行法，不在于信同姓。”

另外，赵高还是秦汉时期的书法大家，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云：“赵高作《爰历篇》，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北魏·王情《古今文字志目》中卷列秦、汉、吴三朝书法家五十九人，中有赵高。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谓赵高“善大篆”。唐·张怀瓘《书断》卷上《大篆》曰：“赵高善篆。教始皇少子胡亥书。”著有《爰历篇》六章。

人物关系

颇受重用

赵高身世有争议。其母亲因触犯刑法遭到处刑后身体残缺，被收入“隐宫”，赵高兄弟皆出生于此。 [3] 

秦始皇听说他为人勤奋，又精通法律，便提拔他为中车府令掌皇帝车舆，还让他教自己的少子胡亥判案断狱。由于赵高善于观言察色、逢迎献媚，因而很快就博得了公子胡亥的赏识和信任。有一次，赵高犯下重罪，蒙毅不敢违背不遵守律法，要按律处他死刑，赵高巧言令色，最终使秦始皇赦免了他并复其原职。 [4] 

沙丘政变

秦始皇 [5]

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十月，年逾半百的始皇在第五次出巡的途中病倒了。虽然他一生都在寻求着所谓的长生不老的秘方且“讨厌别人谈到死”， [6]  但仍然无法抗拒生命的自然运作规律。随着病势一天天加重，秦始皇深知自己的大限已到，当务之急是赶快确定立储之事。长子扶苏虽屡屡与自己政见不合，但为人“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再加上大将蒙恬的辅佐，无疑会是一位贤能的君王。况且，依照嫡长子继承制也应该传位于他。当下始皇不再犹豫，召来兼管着皇帝符玺和发布命令诸事的赵高，让他代拟一道诏书给长子扶苏。时扶苏正监军在上郡（今陕西榆林东南），始皇命他将军事托付给蒙恬，赶回咸阳主持丧事。 [7]  这实际上已确认了他继承者的身份。诏书封好后，始皇吩咐赵高火速派使者发出，岂料赵高假意允诺着，但是由于太子扶苏与自己向来不合，担心，太子扶苏继承帝位后，自己的个人地位不利，而幼子胡亥昏庸无知，若胡亥继任帝位后，容易控制。因此暗中却扣压了遗诏。 [8] 

七月丙寅，秦始皇驾崩于沙丘平台（今河北广宗西北太平台）。 [8]  丞相李斯鉴于皇上死于宫外而太子又未确立，害怕天下人知道真相后大乱起来，也担心秦始皇的诸多儿子纷纷起来争夺皇位，于是封锁了消息， [9]  将棺材置于辒辌车（古代可以卧的车，有窗户，闭之则温，开之则凉，后也用作丧车）内，队伍所经之处，进献食物、百官奏事一切如故。 [10]  因此当时除了随行的胡亥、赵高和五六名宠幸之臣知晓始皇已逝外，其余的人均被蒙在鼓里。

一天傍晚，车队停下住宿。赵高觉得时机已到，便带着扣压的遗诏来见胡亥，劝他取而代之：“而今大权全掌握在你我和丞相手中，希望公子早作打算。”胡亥早就梦想能够登上皇帝的宝座，只是碍于忠孝仁义而不敢轻举妄动。听赵高一番贴心之语，但仍还有些犹豫，叹息道：“父皇病逝的消息还没有诏示天下，怎么好就去麻烦丞相呢？”赵高胸有成竹地说：“公子不必再瞻前顾后，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这事没有丞相的支持不行，臣愿替公子去与丞相谋划。 [11]  ”胡亥立即答应了。

赵高的京剧形象 [12]

李斯是秦朝开国元老之一。他跟随始皇多年，协助始皇统一天下，治理国家，因而在朝中享有很高的声望。赵高看出：只有争取到李斯，篡位之事才有可能成功。为此，他颇费了一番心计。赵高了解到李斯本出身布衣，正是因为不堪卑贱穷困才效命于秦始皇，而今虽然位居三公，享尽荣华富贵，但依然时时为自己的未来担忧，唯恐有一天眼前的一切会化为泡影。于是，他决定从李斯这个性格弱点发动进攻。

赵高径直找到李斯，有恃无恐地对他坦言：“皇上驾崩一事，外人无从知道，给大公子扶苏的诏书及符玺也在我那里，定谁为太子，全在丞相与高一句话，丞相看着办吧！” [13] 

李斯大惊，听出了他想篡诏改立的意图。当下断然拒绝，义正辞严地说，“如此大逆不道的话，你怎么说得出口！李斯本来出身低微，幸得皇上提拔，才有今日的显贵。皇上现今将天下存亡安危托付给你我，怎么能够辜负他呢！” [14] 

赵高见正面游说无效，便一转话锋，问道：“丞相，依你之见，在才能、功绩、谋略、取信天下以及扶苏的信任程度这几方面，你与蒙恬将军谁强呢？ [15]  ”李斯沉默半晌，黯然地说：“不及也。 [16]  ”赵高进一步试探道：“丞相是个聪明人，其中的利害关系恐怕比高看得更清楚。大公子一旦即位，丞相之职必定落入蒙恬之手，到时候，你还能得善终吗？胡亥公子慈仁敦厚，实乃立嗣的最佳人选，希望丞相仔细度量度量。” [17] 

李斯此刻已心乱如麻，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终于向赵高妥协，赵高知计已成，欣喜若狂，马上与李斯合谋，假托始皇之命，立胡亥为太子； [18]  又另外炮制一份诏书送往上郡，以“不忠不孝”的罪名赐扶苏与蒙恬自裁。 [19] 

李斯 [20]

扶苏接到诏书后，如晴天霹雳，他失声大哭着，转身回到帐中就要拔剑自杀。蒙恬与始皇素日相交甚厚，对这份意外的诏书产生了怀疑，劝阻道：“陛下而今出巡在外，又没有立定太子，诸公子必定都虎视眈眈，暗含窥伺之心。他委任你我监军守边，足见信任之深。今天忽然派使者送来赐死命令，怎知不是有诈？不如提出恳请，弄清楚再死不迟。 [21]  ”那使者早就受了赵高胡亥等人的指使，只在一旁不断地催促。扶苏虽然早已看出赵高的假诏书。但是，仍然认为秦始皇其父责备他。说道“陛下当年令我监军，已是无立我为太子之心也。今胡亥既定为太子，年最幼，陛下必恐诸公子不服，尤其是我。你我领三十万大军，守边御贼，其势足以谋反，虽陛下神威天降，却也不得不防。陛下赐我以死，正为此也。我一日不死，陛下一日不得心安。 [22]  ”言罢挥剑自杀。蒙恬不肯不明不白地就死，使者便将他囚禁在阳周（今陕西子长县北），兵权移交给副将王离，又安排李斯的亲信为护军，这才回去复命。 [23]  胡亥听说扶苏已死，就有释放蒙恬的念头。 [24]  此时正好遇上蒙毅替始皇祭祀名山大川归来，赵高本对他积怨已久，同时也担心日后蒙氏重新掌握大权，于是对胡亥进谗言：“先帝本来早就想选贤立太子，就是因为蒙毅屡次阻止才没有实行。这种不忠惑主的人，不如杀之，永绝后患。”胡亥信以为真，就派人把蒙毅拘留在代地（今河北蔚县东北）。 [25] 

赵高见障碍已除，建议胡亥赶快回去继承皇位。由于气候炎热，始皇的尸体已开始腐烂，一阵阵恶臭从车中传出。为掩人耳目，赵高便命人买来大批鲍鱼将臭味盖住， [26]  一行人浩浩荡荡回到了咸阳，这才发丧，公告天下，不久举行了空前隆重的葬礼。太子胡亥称帝，是为秦二世。 [27-28]  赵高官被封郎中令，成为了胡亥最亲信的决策者。 [29] 

铲除忠良

胡亥登上皇位不久，就开始追求起穷奢极欲的生活来。为了显示皇帝的威仪，即位第一年（公元前209年）的春天，他就仿效始皇的排场沿着东线出巡，一直到达海边。又南下会稽，最后由辽东返回。 [30-31]  此外，他还大修阿房宫，征召5万名精壮之士屯卫咸阳，并收集天下奇花异草、珍禽奇兽供自己玩乐，以至于“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 [32]  但他毕竟清楚自己这个皇帝当得不够光彩，因此仍时时忧心忡忡。一天，他向赵高感叹：“朕既然已君临天下，如果能在有生之年享尽人间欢乐，实现自己所有的心愿，那该是多么惬意啊！”赵高何尝没有这样的隐忧，立嗣一事，全是他一手策划，纸终究包不住火，倘若机密泄露，自己便会死无葬身之地。今日见二世亦如此，乘机和盘托出自己的想法：“陛下所虑极是！沙丘之谋，诸公子和大臣们都在怀疑，这些人难保不怀有二心。臣每每想到这些，就战战兢兢，恐有不测。心腹大患不除，陛下又怎能安乐一世呢！ [33]  ”

胡亥连连点头称是，问：“卿有何高见，但说无妨。”

赵高说道：“陛下唯有严刑峻法，将有罪之人连坐诛族，对心怀不满的大臣及诸公子逐一打击，同时提拔陛下的心腹，安排要职。这样一来，才可保您高枕无忧，肆志宠乐矣！”胡亥采纳了他的意见，将生杀大权一并交付给他。 [34]  一时间，咸阳城内屠杀拉开了序幕。赵高第一个开刀的就是蒙氏兄弟。蒙恬、蒙毅在始皇生前颇受重用，屡建奇功，在朝中也权高位尊，因此是赵高平生最忌之人。他“日夜毁恶蒙氏，求其罪过，举劾之”。子婴知道了赵高欲杀蒙氏兄弟，赶忙进宫劝阻二世， [35]  认为诛杀忠臣乃亡国之举。无奈，胡亥根本听不进去，以“先帝欲立太子而蒙毅阻拦，实属危害社稷之举” [36]  的罪名，迫蒙毅自杀。随即赵高又遣使阳周追逼蒙恬，蒙恬悲愤难当，大声疾呼：“我何罪之有，无过而死乎？ [37]  ”遂吞药自尽。

除掉蒙氏兄弟后，赵高便将谋杀的矛头转向了秦王室。据史书记载，赵高一次就在咸阳杀掉了胡亥的12个兄弟，将10名公主碾死于杜邮（今陕西咸阳市东）。 [34]  公子将闾昆弟三人，被囚在内宫，赐死前，皆痛哭流涕，仰天大叫：“吾无罪”惨不及言。 [38]  另一公子高，见众手足都死于非命，知道赵高不会放过自己，便想逃亡，却又怕连累亲族，遂提出为父皇殉葬的要求。 [39-40]  赵高就向胡亥报告说：“现在众人整天提心吊胆，自顾不暇，已经毫无犯上作乱之心。”胡亥大悦，对他深表欣赏。接着，赵高又排挤掉不少敢于直言进谏的官员，安插了大批亲信。他的兄弟赵成，封为中车府令；女婿阎乐，当上了咸阳县令。为了堵塞群议，防止二世与其他人接触，进一步把他控制于股掌间，赵高又编造谎言说：“天子之所以尊贵，就在于要随时保持自己的威仪，使人只闻其声，不见其形。陛下年纪还轻，如果在众臣面前不经意地暴露了弱点，恐为天下人耻笑。故陛下不如居内朝处理政事，由微臣等人一旁辅佐。这样，人人都会称颂皇上的圣明。” [41] 

掌握大权

胡亥把朝野大事交给赵高代理，于是不再上朝，一味寻欢作乐，决断之权大部落到了赵高的手中。随着权力的扩大，赵高的野心也不断地膨胀，将眼光转向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之位。因此，除掉李斯在他的心目中显得日益迫切了。 [42] 

当时的秦朝已是危机四伏，自秦始皇以来的暴政到了胡亥之世更加变本加厉。“税民深者为明吏”，“杀人众者为忠臣”。沉重的徭役赋税和残酷的色政刑法，使人民苦不堪言；六国的旧贵族们也日夜谋划着复辟江山。各种复杂的矛盾交织在一起，终于农民领袖陈胜、吴广首先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东南刘村集）揭竿而起；旧贵族的势力也很活跃，他们纷纷招兵买马，企图利用农民力量达到复辟目的；秦朝的小官吏如刘邦等人，由于不满秦的统治，也加入了起义的队伍。 [43]  虽然他们心怀各异，但由于眼前利益一致，因此很快就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所向披靡，极大地震撼着秦室的根基。

陷害李斯

李斯面对危局，屡次想进见二世，二世只是不许。赵高见此情形，假意问李斯：“现在关东反叛的盗贼如此嚣张，但皇上仍然声色犬马，毫不关心。我本想劝阻一番，无奈位卑言微。丞相乃先帝重臣，说话有分量，为何不进谏呢？ [44]  ”李斯苦笑摇头：“我何尝没有想过。只是现在陛下常居深宫，很难见到，我找不到机会啊。 [45]  ”赵高见李斯已上钩，表面却不动声色：“只要丞相肯进言，卑职一定留心，瞅到皇上有空闲，立即来禀报。”李斯自是感激不尽。 [46] 

赵高深知胡亥已沉湎于酒色而不能自拔，当然就十分反感别人在他玩兴正浓的时候来打扰。于是，每当看到胡亥歌舞狂欢，与众姬妾厮混时，赵高就派人通知李斯：“皇上正闲着，可以奏事。”李斯赶忙去求见，一连几次，都是如此。 [47]  二世非常恼怒，破口大骂：“李斯这老贼，竟敢拿朕寻开心！我闲着的时候他不奏事，偏我宴饮正酣之时再三扫我兴致。难道是看朕年轻，瞧不起朕吗？ [48]  ”赵高在一旁，立即应声说：“哎呀！如果丞相真这么想，那就糟了！沙丘之谋，丞相也是参与者。现在，陛下做了皇帝，他却没捞到多少好处，必定怀恨在心。大概他是想让陛下实行分封，立他为王呢！ [49]  ”赵高又说道：“另外，还有一事，陛下不问，臣还不敢直言相告。”胡亥厉声问：“莫非又与李斯有关？”赵高拜了两拜，接着说：“丞相的长子李由现任三川郡守，造反闹事的贼子陈胜等人与丞相本是同乡。正是因为这层关系，所以盗贼们经过三川的时候，李由也不组织攻击，致使事端越闹越大。臣还听说李由与陈贼有过书信往来，由于还没有得到真凭实据，才不敢贸然奏知圣上。 [49]  ”胡亥立刻就要审办李斯，并当即派人去调查李由通盗一事。李斯知道后，才恍悟自己中了赵高的圈套。他上书给二世，一面申诉自己的冤屈，一面指出赵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提醒二世当心。 [50-51] 

然而此时的胡亥，早就被赵高完全迷惑，他将李斯的申诉书交给赵高过目，嘱其小心。 [52]  赵高佯作悲伤，凄凄惨惨地说：“丞相父子谋逆之心已久，所担心的就臣一人。臣死不足惜，只是担心陛下的安危。”他安慰赵高道：“爱卿不必挂心，有朕在，谁敢动你。”自此赵高更加肆无忌惮。 [53] 

过了几日，李斯邀同将军冯劫和右丞相冯去疾联名上奏二世，建议暂停阿房宫的工程，减少边区戍守和转输，以缓解民愤。 [54]  二世对李斯本就有怒气，这下一触即发。他咆哮道：“这些都是先帝开创的功业，必须继续从事！如今我才即位两年，就蜂盗并起，完全是因为你们镇压不力所致，却想罢先帝之所为。你们身为两朝重臣，上无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还有何资格占着丞相、将军的位子 [55]  ！”说罢，下令将他们交付司法官审办。

冯去疾、冯劫非常痛心，为了不受羞辱，不久便在狱中含恨自杀。 [56]  胡亥派赵高审讯李斯父子谋反的案件，赵高天天严刑逼供，直打得李斯皮开肉绽，体无完肤；李斯实在受不住，只得招了假供。他之所以不自杀，是因为自思有雄辩之才，又是秦王朝的有功之臣；而且，自己也的确没有谋反，说不定通过上书二世就会赦免他。可是李斯不知知道，进谏之路已完全为赵高一党把持，申诉书全落入了赵高手中。 [57]  赵高将书撕个粉碎：“囚犯还有资格上书！ [58]  ”为了堵住李斯嘴。他派自己的亲信扮成御史（监察官）、谒者（官名，为国君掌管传达）、侍中（官名，秦时设五人，往来殿内、东厢奏事），轮番提审。 [59]  若李斯以实情相对，则施行拷打，直到李斯坚持假供不再改口为止。后来二世真的派人来审讯他，李斯以为还是和以前一样，就仍以假口供对之。 [60]  胡亥看到口供后，以为李斯真想谋反，对赵高感恩戴德：“如果不是爱卿，朕几乎被丞相出卖了！”等到调查“李由通盗”的使者到三川时，李由已为项梁带领的起义军所杀。赵高见死无对证，便又欺骗二世说已将其就地正法。 [61-62] 

二世二年（公元前208年）七月，经过一系列策划，李斯的罪名终于被赵高罗织而成，再也无法改变了。奔赴腰斩刑场的李斯，悔恨交加却为时晚矣。李斯临死前已看到到了秦必亡的气息：“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赵高为佐，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于朝也。”秦朝的气数，在胡亥与赵高的统治下，已丧失殆尽。 [63] 

指鹿为马 [64]

李斯死后，赵高名正言顺地当上了丞相，事无大小，都完全由他决断，几乎成了太上皇，渐渐不把胡亥放在眼中了。一天，赵高趁群臣朝贺之时，命人牵来一头鹿献给胡亥，说：“臣进献一马供陛下赏玩。”胡亥虽然糊涂，但是鹿是马还是分得清。他失声笑道：“丞相错了，这明明是头鹿，怎么说是马呢？”

赵高板起脸地问左右大臣；“你们说这是鹿还是马？”围观的人，有的慑于赵高的淫威，缄默不语；有的惯于奉承，忙说是马；有的弄不清赵高的意图，说了真话。 [65-66]  胡亥见众口不一，以为自己是冲撞了神灵，才会认马为鹿，遂召太卜算卦，太卜道：“陛下祭祀时没有斋戒沐浴，故至于此。”胡亥信以为真，便在赵高的安排下，打着斋戒的幌子，躲进上林苑游猎去了。 [67]  二世一走，赵高便将那些敢于说“鹿”的人纷纷正法。

导致乱世

然而，此刻的咸阳城外，已到处卷起了亡秦风暴。陈胜、吴广起义失败后，项羽、刘邦领导的反秦义军以更加迅猛的势头继续战斗。秦二世三年巨鹿（今河北平乡县西南）一役中，秦军主力被项羽打败，精锐尽失，大将王离被擒。章邯求助不成，恐朝廷降罪，率20万大军投降。 [68]  六国旧贵族见机纷纷自立为王，并力西进。刘邦带着数万兵马迂回进入武关（今陕西商洛县西南丹江北岸）， [69]  为了早日攻克咸阳，他派人暗中与赵高联系，希望赵高能作内应。赵高担心胡亥知道后祸及自己，便称病不上朝，私下里暗算着乘乱夺位之事。

章邯的倒戈，给了摇摇欲坠的秦王朝一个沉重的打击，胡亥寝食难安，他派使者质问赵高：“丞相不是总说关东盗贼不能成气候吗，令天怎么会到了这种地步？ [70]  ”赵高听了知道二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与不满，于是秘密与弟弟赵成和女婿阎乐商议对策， [71]  制定了弑君政变的计划：由咸阳令阎乐率领手下士兵装扮成山东农民军攻打望夷宫（今陕西咸阳市东北泾河南岸），以郎中令赵成为内应，赵高则负责指挥全局。

杀害二世

一切安排妥当后，赵成便在宫内散布谣言，假装说有盗贼，命令阎乐发兵追击，致使宫内防守空虚。同时，阎乐指使部分亲兵，化装成农民军，将自己的母亲劫持起来，暗中送到赵高家中，一边又率千余人以追贼为名直逼望夷宫而来。他们冲到宫门前，大声向守门官吼道：“强盗进了宫门，你们为何不抵挡？”守门官莫名其妙，问：“宫内外禁卫森严，怎么会有贼人进宫呢？”阎乐不容分辩，手起刀落，杀死了守门官，冲进了望夷宫。逢人便砍，见人放箭。一时宫中血肉横飞。 [72] 

胡亥见状吓得目瞪口呆，直到赵成与阎乐走进来。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胡亥急召左右护驾，怎料侍从们早已溜之大吉，只有一个宦者站在身边。 [73]  他揪住宦者的衣衫，歇斯底里大叫：“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现在弄成这样，我该怎么办！ [74]  ”宦者鼓起勇气道：“正因为奴才平时不敢说话，才能活到今天。否则，早就被皇上赐死了。 [75]  ”

阎乐冲到胡亥面前，胡亥道：“朕乃真龙天子，你敢弑君！”阎乐气势汹汹：“你这个无道暴君，搜刮民膏，残害无辜，天下人人得而诛之。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76]  ”胡亥问：“我可以见一见丞相吗？”阎乐一口拒绝：“不行！” [77]  胡亥仍不死心，哭丧着脸哀求：“那么，可以给我一个郡王当吗？万户侯也行。”阎乐摇摇头。胡亥绝望地叫道：“只要保全性命，我情愿做一名百姓，这总行了吧！ [78]  ”阎乐说：“我奉丞相之命，为天下铲除暴君，你说得再多也没用，快快自裁吧！ [79]  ”此时的胡亥，无可奈何，拔出长剑，结束了他可怜又可恨的一生。

不得善终

阎乐向赵高报告了胡亥已死的消息，赵高匆匆赶到现场，摘下了胡亥身上的玉玺佩上，大步走上殿去，仰仗着自己也有着嬴姓赵氏的血统，准备宣布登基。但是文武百官皆低头不从，以无声的反抗粉碎了他的皇帝梦。 [1]  赵高顿觉天旋地转，他这才感到自己的罪恶达到了“天弗与，群臣弗与”的程度，只得临时改变主意，将玉玺传给了王室成员子婴。由于秦的力量已大为削弱，子婴只得取消帝号，复称秦王。 [80] 

子婴早在当公子期间，就已耳闻目睹了赵高的种种罪行。被赵高推上王位，知道自己不过乃是一个傀儡而已。子婴不愿再重蹈胡亥的覆辙，便与自己的贴身宦官韩谈商定了斩除赵高的计划。 [81] 

原来赵高要子婴斋戒五日后正式即王位。等到期限到了，赵高便派人来请子婴接受王印，正式登基。可子婴推说有病，不肯前往。赵高无奈，只得亲自去请。等赵高一到，宦官韩谈眼疾手快，一刀就将他砍死了。子婴随即召群臣进宫，历数了赵高的罪孽，并夷其三族（父族、母族、妻族）。 [2] 

个人作品

秦统一天下后使用小篆，统一文字，于是令李斯作《仓颉》七章、赵高作《爰历》六章、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七章作为全国规范字帖，皆取材于周宣王时期的大篆《史籀》十五篇。西汉时期，闾里书师将三篇以六十字为一章合并为《仓颉篇》，共五十五章。 [82-83]  西汉时期又称《仓颉》、《爰历》、《博学》为三苍。 [84]  但因种种原因《仓颉篇》文字大都失传。

历史评价报

正面

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著《陔余丛考》指出赵高本为赵国公子，因痛惜自己的国家被秦国所灭，不惜残害自己的身体自宫后进入秦宫引发秦朝内部一系列争斗，杀尽秦朝宗室，灭亡秦朝，赵高的所作所为志在复仇，并指出此段资料来源于司马贞的《史记索隐》。 [85] 

根据此段资料多有诗歌赞美赵高为国复仇之举：屈大均有诗赞美赵高：可怜百万死秦孤，只有赵高能雪耻。赵高生长赵王家，泪洒长平作血死。报赵尽倾秦县郡，报韩只得博浪沙。 [86] 

吕星垣有诗赞赵高：赵高赵国诸王孙，求为秦贼肢体残。赵高名在列仙传，何得仙家滥其选。索引戋言颇辩冤，鹿马计胜长平战。日中白虹匿无迹，王孙本是邯郸客。颇死牧废无英雄，山河西吞惜无策。颠覆咸阳志已酬，组糸子婴维尔力。 [87] 

《咏赵高》一诗赞美赵高：当年举世欲诛秦，哪计为名与杀身。先去扶苏后胡亥，赵高功冠汉诸臣。大贾灭嬴凭女子，奇谋兴汉讵萧曹。留侯椎铁荆卿匕，不及秦宫一赵高。 [88] 

现代学者李开元也称赞赵高是“第一流的书法家、文字学家，也是精通法律的专才，他体魄高大强壮，骑术车技精湛，武艺非同寻常，是秦帝国宫廷中不可多得的文武双全的人材。” [89] 

负面

赵高制造的多起秦朝宫廷政变，加剧了秦朝内部的动荡；赵高屡进谗言、滥杀无辜，致使秦朝损失大批文臣武将，加速了秦朝的灭亡，历史上大都对赵高的人品及其所作所为持否定态度，例如：

李斯评价赵高：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玘为韩安相也。

汉昭帝时的贤良文学评价赵高：昔赵高无过人之志，而居万人之位，是以倾覆秦国而祸殃其宗，尽失其瑟。 [90] 

曹丕：“昔伊戾费忌，以无宠而作谗；江充焚丰，以负罪而造蛊。高斯之诈也贪权，躬宠之罔也欲贵，皆近取乎骨肉之间，以成其凶逆。” [91] 

孔融评价赵高：且被刑之人，虑不念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莫复归正。夙沙乱齐，伊戾祸宋，赵高﹑英布，为世大患。 [92] 

陈琳评价赵高：曩者，强秦弱主，赵高执柄，专制朝权，威福由己；时人迫胁，莫敢正言；终有望夷之败，祖宗焚减，污辱至今，永为世鉴。 [93] 

唐太宗评价赵高：至如赵高之殒二世，董卓之鸩弘农，人神所疾，异代同愤。 [94] 

柳宗元评价赵高：胡亥任赵高而族李斯，乃亡，旧不足倚也。元稹批判赵高：彼赵高者，诈宦之戮人也；而傅之以残忍戕贼之术，且曰恣睢天下以为贵，莫见其面以为尊。是以天下之人人未尽愚，而胡亥固已不能分兽畜矣。赵高之威慑天下，而胡亥固已自幽于深宫矣。 [95] 

唐昭宗评价赵高：“宦官之兴，肇于秦、汉。赵高、阎乐，竟灭嬴宗；张让、段珪，遂倾刘祚。” [96] 

苏轼评价赵高：始皇致乱之道，在用赵高。夫阉尹之祸，如毒药猛兽，未有不裂肝碎胆者也。 [97] 

梁启超评价赵高：其下者则巧言令色，献媚人主，窃弄国柄，荼毒生民，如秦之赵高，汉之十常侍，唐之卢杞、李林甫，宋之蔡京、秦桧、韩侘胄，明之刘瑾、魏忠贤，穿窬斗筲，无足比数。 [98] 

家族成员

父亲不知姓名，是文法官吏。

母亲不知姓名，因为有罪受过刑罚，赦免后，由于身体有受刑后的残疾，不便见人，也不愿被人瞧见，就一直在隐官劳动生活。

有兄弟数人，大多数都不知道姓名，但是有一个叫赵成。赵成后来做了秦朝的郎中令。

有一个女儿，不知姓名，嫁与阎乐。但明代学者郎瑛所著《七修类稿》认为赵高的女儿为养女。 [99]  阎乐任咸阳令，曾经参与望夷宫之变。

争议

身世之争

赵高的身世，有关赵高身世的史料甚少，《史记·蒙恬列传》曰：“赵高者，诸赵疏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 [100]  就此衍生出了多种说法：

秦宗室远亲说

这种说法主要结合了《史记·秦本纪》关于秦国君主为“赵氏”的说法，并认为赵高的赵氏就是秦国宗室的赵氏。学者曹道衡即持此说，认为赵高与秦王室同族。批评者辛德勇认为，这种说法没有考虑到秦宗室的氏改为“秦”的可能，也与赵高的经历所展现出的情况不相吻合。 [101] 

赵宗室远亲说

这种说法认为，赵是赵国王族的姓氏，故赵高的父系是赵国王室的疏族。 [102]  清代学者赵翼曾称：“《史记索隐》谓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乃自宫以进，卒至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 [103]  亦即《史记索隐》记载称赵高属赵国宗室，为报仇而自宫入秦宫。然而，赵翼的引文并不见于传世的《史记索隐》，反而与之抵牾，应属误引，此种赵高复仇之论也缺乏历史根据。 [101] 

当代学者如李开元亦认为赵高之祖先可能是在秦为人质的赵国王族，处境类似于秦公子异人。 [104]  [102]  批评者认为其证据不足，且有自相矛盾之处。 [105] 

非宗室说

这种说法对秦宗室、赵宗室的说法都加以反对，认为赵高之“赵”即使是出自造父一支（这种可能性不能完全排除），也已与秦的宗室失去联系，至于赵宗室说则更不足凭信。学者辛德勇即持此说， [101]  并进而结合“隐宫”一词推测赵高出身于官奴一类的家庭。然而，“隐宫”究竟如何解释，仍存争议，这又涉及关于赵高阉人身份的考证了。 [106] 

阉宦身份

《史记·李斯列传》记载说赵高是“宦人”，有“宦籍”，一般理解为赵高属于阉人，此外《史记·秦始皇本纪》和《史记·蒙恬列传》又均有“隐宫”一词，《史记》之“三家注”均理解为与宫刑有关，其中《史记索隐》所引刘伯庄（《索隐》简称“刘氏”） [106]  语更说明此系“被宫”。 [107]  [108]  尽管如此，关于赵高是如何成为阉人的，乃至于赵高究竟是否具有阉人身份，都存有不同的说法；就前者而言，有自宫、天阉等说；就后者而言，主要涉及对“宦”、“隐宫”等的解释问题。

自宫说

这种说法认为赵高是为了复仇而自宫成为阉人，进入秦宫的，主要出自赵翼的《陔余丛考》。 [103]  这种说法缺乏可靠史料的佐证。 [101]  [106] 

天阉说

这种说法将《史记·蒙恬列传》中的“隐宫”二字解读为赵高本有残疾，属于“天阉”，宋人胡寅、清人乔松年均持此说。 [109-110]  然而，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赵高有女婿阎乐， [71]  故当有女儿，并非“天阉”。 [106]  胡寅等人的观点，可能源于《资治通鉴》中的“生而隐宫”之语， [111]  此语与《史记》原文的“生隐宫”亦有出入，并不准确。 [106] 

非阉说

这种说法认为，赵高不是阉宦。论者首先就赵高有女这一点提出疑问。清末学者沈家本即曾因赵高有女怀疑赵高并非阉宦，并批驳了《史记索隐》所引刘伯庄语； [112]  尽管如此，沈家本仍认为“而隐宫之为宦者，与赵高情事相合”，认为《史记正义》关于“隐宫”等的解释 [107]  不能被武断否定。 [113]  学者马非百亦将赵高有女作为论据。 [114]  实则受宫刑者未必无子女，司马迁即是一例。以此立论缺乏说服力。 [106] 

其次，关于“隐宫”的理解。马非百根据《睡虎地秦简》提出，“赵高兄弟皆生隐宫”的“隐宫”一词，是“隐官”的误写；而隐官的性质，则“和后世的劳动教养所大致相同”。 [114]  学者传汉、李开元等承其说。 [104]  [115]  [102]  周晓瑜等则反过来认为“隐官”系“隐宫”之误， [116-117]  此外还有“宫”、“官”可通， [118]  以及“隐宫”和秦简所见“隐官”本无关联等说法，可谓众说纷纭。不过，这种说法主要涉及《史记》关于“隐宫”的旧注，而旧注并非证明赵高为阉宦的必要证据。 [106] 

其三，关于“宦”的理解。马非百区分了“宦人”与“宦者”，认为前者是“仕宦”之人，后者才是阉宦。 [114]  李开元承其说，并进而据《张家山汉墓竹简》认为“宦”就是在宫中内廷任职的意思， [102]  还将“宦籍”解释为“门籍”。 [104]  批评者梳理了《史记》中使用“宦”字的情形，对此提出了质疑，并进而结合嫪毐之乱带给秦王的震怒质疑男性仕于宫中的可能性，还指出李开元对“宦籍”的解释十分牵强。 [105]  还有学者结合《史记》上下文，认为秦二世所说赵高的“宦人”身份，指的并非仕宦之人，而正是宦官之意。 [106] 

阉宦说

阉宦说受到前述修正或质疑，但仍有自己的理据。学者辛德勇等主张，赵高确为阉宦。抛开《史记》旧注和众说纷纭的“隐宫”，这一点也有《史记》所载“宦人”、“宦籍”等的印证（相关争议见上文），并与赵高作为宫中近侍的身份相符，还得到赵高的官职（“中车府令”、“中丞相”）所加“中”字的印证（此字被理解为“中官”亦即宦官之意）。并且这种认识也见于汉代人士，例如樊哙率群臣排闼见刘邦时，刘邦正头枕“宦者”而卧，樊哙即以赵高事进谏， [119]  京房在进谏时也以赵高暗指西汉宦官石显。 [120]  不过，赵高究竟如何成为了阉宦（也就是是自宫还是被宫），则难以考证了。 [101]  [106] 

官职之争

参见：中车府令

据《汉书·百官公卿表》，太仆属官有车府令丞。秦代赵高曾任“中车府令”。有学者认为：诸书“均称秦官为‘车府令’，而赵高独称‘中车府令’者，盖以高为中人故也”。意即赵高就任车府令的官职后，因其能自由进出宫廷，故而在车府令的官名之前加“中”，称作“中车府令”。但是，现据“中车府丞”封泥可知，在太仆属官车府令丞之外，当另有中车府的机构。中车府应与中厩一样，同属皇后宫官系统。中厩，或以管马为主；中车府，或以管车为主。

生年考证

关于赵高的生年，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不过，根据赵高的仕宦经历，可以作大致的推测。上引《史记》李斯列传载赵高说李斯拥立胡亥说：

高固内官之厮役也，幸得以刀笔之文进入秦宫，管事二十余年，未尝见秦免罢丞相功臣有封及世者也，卒皆以诛亡。 [121] 

赵高说李斯，是在秦始皇三十七（公元前210）年的沙丘政变。此时，赵高进入秦宫为吏，已有二十余年。据此前推二十余年，以二十一到二十九年计算，赵高进入秦宫当在秦王政八年到十六年之间。取其中间，以二十五年计算，可以大致将赵高进入秦宫的时间定在秦王政十二（公元前235）年。 [122] 

赵高的仕宦经历是：史学童－史－令史－尚书卒史－中车府令－郎中令－丞相。根据上引《张家山汉简》史律，史学童入学室是十七岁，三年后有揄史的考试，三年后再有统一考试。以此推测，赵高十七岁入学室为史学童，二十岁太史考试合格揄史，二十三岁参加统一大试，以第一名除为尚书卒史入宫任职，时间在秦王政十二年。也就是说，秦王政十二年，赵高二十三岁。以此计算，赵高出生于秦昭王四十九（前258）年，死于秦二世三（前207）年，活了五十二岁。赵高任郎中令，是在五十岁时，出任丞相，是在五十一岁时。 [123] 

死亡原因

一说赵高是被秦将章邯而非子婴所杀（据《赵正书》）。 [124] 

史书记载

司马迁著《史记》时没有为赵高单独立传，赵高的事迹主要记载于《史记·秦始皇本纪》、《史记·李斯列传》和《史记·蒙恬列传》中。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

参见：秦始皇本纪

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参见：李斯列传

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第二十八》

参见：蒙恬列传

艺术形象

文学形象

在《东周列国志》中，赵高于第一百零七回《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中登场，在荆轲刺秦王的慌乱之中，作为小内侍的赵高提醒秦王政拔剑斩杀荆轲，荆轲死后赵高因功获得赏金百镒。 [125]  在第一百零八回《兼六国混一舆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封赵高为郎中令。 [126] 

影视形象

时间

影视作品

饰演者

1985年

《楚河汉界》

刘兆铭

1986年

《秦始皇》

萧山仁

1994年

《西楚霸王》

关海山

1997年

《东周列国·战国篇》

徐福来

1998年

《汉刘邦》

汤志江

2001年

《吕不韦传奇》

马浴柯

2002年

《秦始皇》

赵亮

2004年

《楚汉骄雄》

罗君左

2005年

《神话》

廉叔良

2005年

《楚汉风云》

王刚

2006年

《南越王》

王刚

2010年

《神话》

张世

2011年

《古今大战秦俑情》

于志宁

2011年

《楚汉争雄》

石小满

2012年

《楚汉传奇》

许文广

2015年

《秦时明月》

张雷

2017年

《秦时丽人明月心》

赵顾

2020年

《大秦赋》 [127] 

李欣泽

网民嚎叫：

此人是史上十大臭名昭著的太监之首，但他可能是个假太监——作为一个太监，赵高活出了自己的高度。如果要列一个史上十大最臭名昭著的太监排行榜，赵高做第一把交椅的概率无疑极高。然而，最近几年，史学界却有了一种不同的声音。反对声并不是给赵高的罪行翻案，而是对他的身份产生了质疑——赵高原来并不是太监！

2019-04-07480

胡亥死后赵高为何让子婴继承大统，他的真实身份竟是

公元前207年，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大帝国—秦国宣告灭亡。对于秦的灭亡，史书上通常的说法是“。而亡”，以此强调秦的短暂。他随后从宗室中另选一人继任大统，便是子婴。“兄子”即兄长的儿子，这两个字明确交代了子婴的身份。

2017-08-26350

参考资料

1.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阎乐归报赵高，赵高乃悉召诸大臣公子，告以诛二世之状。

2.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高使人请子婴数辈，子婴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庙重事，王柰何不行？”子婴遂刺杀高於斋宫，三族高家以徇咸阳。

3. 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既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复其官爵。

4. 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应为官），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秦王闻高强力，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高既私事公子胡亥，喻之决狱。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当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于事也，赦之，复其官爵。

5. 秦始皇   ．中华英烈祠[引用日期2013-06-13]

6.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至平原津而病。始皇恶言死，群臣莫敢言死事。

7.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上病益甚，乃为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

8.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书已封，在中车府令赵高行符玺事所，未授使者。七月丙寅，始皇崩於沙丘平台。

9.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

10. 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棺载辒凉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百官奏事如故，宦者辄从辒凉车中可其奏事。

1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七·秦纪二》赵高曰：“不与丞相谋，恐事不能成。”

1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七·秦纪二》乃见丞相斯曰：“上赐长子书及符玺，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与高之口耳。事将何如？”

1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七·秦纪二》斯曰：“安得亡国之言！此非人臣所当议也！”

1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七·秦纪二》高曰：“君侯材能、谋虑、功高、无怨、长子信之，此五者皆孰与蒙恬？”

15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七·秦纪二》斯曰：“不及也。”

16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七·秦纪二》高曰：“然则长子即位，必用蒙恬为丞相，君侯终不怀通侯之印归乡里明矣！胡亥慈仁笃厚，可以为嗣。愿君审计而定之！”

17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七·秦纪二》丞相斯以为然，乃相与谋，诈为受始皇诏，立胡亥为太子。

18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更为书赐长子扶苏曰：“朕巡天下，祷祠名山诸神以延寿命。今扶苏与将军蒙恬将师数十万以屯边，十有余年矣，不能进而前，士卒多秏，无尺寸之功，乃反数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以不得罢归为太子，日夜怨望。扶苏为人子不孝，其赐剑以自裁！将军蒙恬与扶苏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谋。为人臣不忠，其赐死，以兵属裨将王离。”封其书以皇帝玺，遣胡亥客奉书赐扶苏于上郡。

19李斯．中华英烈祠 [引用日期2013-06-5]

2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七·秦纪二》蒙恬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复请而后死，未暮也。”

21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七·秦纪二》扶苏谓蒙恬曰：“父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

22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使者至，发书，扶苏泣，入内舍，欲自杀。蒙恬止扶苏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将三十万众守边，公子为监，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来，即自杀，安知其非诈？请复请，复请而后死，未暮也。”使者数趣之。扶苏为人仁，谓蒙恬曰：“父而赐子死，尚安复请！”即自杀。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属吏，系于阳周。

23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七·秦纪二》胡亥已闻扶苏死，即欲释蒙恬。

24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七·秦纪二》赵高言于胡亥曰：“先帝欲举贤立太子久矣，而毅谏以为不可，不若诛之！”乃系诸代。

25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行，遂从井陉抵九原。会暑，上辒车臭，乃诏从官令车载一石鲍鱼，以乱其臭。

26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行从直道至咸阳，发丧。太子胡亥袭位，为二世皇帝。

27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至咸阳，发丧，太子立为二世皇帝。

28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赵高为郎中令，任用事。

29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二世与赵高谋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县，以示强，威服海内。今晏然不巡行，即见弱，毋以臣畜天下。”

30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七·秦纪二》春，二世东行郡县，李斯从；到碣石，并海，南至会稽；而尽刻始皇所立刻石，旁著大臣从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而还。

31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四月，二世还至咸阳，曰：“先帝为咸阳朝廷小，故营阿房宫为室堂。未就，会上崩，罢其作者，复土郦山。郦山事大毕，今释阿房宫弗就，则是章先帝举事过也。”复作阿房宫。外抚四夷，如始皇计。尽徵其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狗马禽兽。当食者多，度不足，下调郡县转输菽粟刍稿，皆令自赍粮食，咸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用法益刻深。

32司马光·《资治通鉴·卷第七·秦纪二》高曰：“此贤主之所能行，而昏乱主之所禁也。虽然，有所未可。臣请言之：夫沙丘之谋，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诸公子尽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属意怏怏皆不服，恐为变。臣战战栗栗，唯恐不终，陛下安得为此乐乎！”

33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於是二世乃遵用赵高，申法令。乃阴与赵高谋曰：“大臣不服，官吏尚彊，及诸公子必与我争，为之柰何？”高曰：“臣固愿言而未敢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贵人也，积功劳世以相传久矣。今高素小贱，陛下幸称举，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从臣，其心实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时案郡县守尉有罪者诛之，上以振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时不师文而决於武力，愿陛下遂从时毋疑，即群臣不及谋\。明主收举馀民，贱者贵之，贫者富之，远者近之，则上下集而国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诛大臣及诸公子，以罪过连逮少近官三郎，无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

34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第二十八》子婴进谏曰：“臣闻故赵王迁杀其良臣李牧而用颜聚，燕王喜阴用荆轲之谋而倍秦之约，齐王建杀其故世忠臣而用后胜之议。此三君者，皆各以变古者失其国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谋士也，而主欲一旦弃去之，臣窃以为不可。臣闻轻虑者不可以治国，独智者不可以存君。诛杀忠臣而立无节行之人，是内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斗士之意离也，臣窃以为不可。”

35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第二十八》胡亥不听。而遣御史曲宫乘传之代，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难之。今丞相以卿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赐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图之！”

36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第二十八》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无过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当死矣。起临洮属之辽东，城巉万馀里，此其中不能无绝地脉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药自杀。

37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使者曰：“臣不得与谋，奉书从事。”将闾乃仰天大呼天者三，曰：“天乎！吾无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剑自杀。

38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书曰：“先帝无恙时，臣入则赐食，出则乘舆。御府之衣，臣得赐之；中厩之宝马，臣得赐之。臣当从死而不能，为人子不孝，为人臣不忠。不忠者无名以立于世，臣请从死，愿葬郦山之足。唯上幸哀怜之。”书上，胡亥大悦，召赵高而示之，曰：“此可谓急乎？”赵高曰：“人臣当忧死而不暇，何变之得谋！”胡亥可其书，赐钱十万以葬。

39班固·《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第四》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乱，正先趣之。

40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赵高说二世曰：“先帝临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为非，进邪说。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柰何与公卿廷决事？事即有误，示群臣短也。天子称朕，固不闻声。”於是二世常居禁中，与高决诸事。

41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李斯已死，二世拜赵高为中丞相，事无大小辄决于高。

42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胜自立为楚王，居陈，遣诸将徇地。山东郡县少年苦秦吏，皆杀其守尉令丞反，以应陈涉，相立为侯王，合从西乡，名为伐秦，不可胜数也。

43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高闻李斯以为言，乃见丞相曰：“关东群盗多，今上急益发繇治阿房宫，聚狗马无用之物。臣欲谏，为位贱。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谏？”

44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时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宫，吾有所言者，不可传也，欲见无间。”

45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赵高谓曰：“君诚能谏，请为君候上间语君。”

46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于是赵高待二世方燕乐，妇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间，可奏事。”丞相至宫门上谒，如此者三。

47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二世怒曰：“吾常多闲日，丞相不来。吾方燕私，丞相辄来请事。丞相岂少我哉？且固我哉？”

48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赵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谋，丞相与焉。今陛下已立为帝，而丞相贵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问臣，臣不敢言。丞相长男李由为三川守，楚盗陈胜等皆丞相傍县之子，以故楚盗公行，过三川，城守不肯击。高闻其文书相往来，未得其审，故未敢以闻。且丞相居外，权重于陛下。

49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二世以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审，乃使人案验三川守与盗通状。李斯闻之。

50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是时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优俳之观。李斯不得见，因上书言赵高之短曰：“臣闻之，臣疑其君，无不危国；妾疑其夫，无不危家。今有大臣于陛下擅利擅害，与陛下无异，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罚，以威行之，期年遂劫其君。田常为简公臣，爵列无敌于国，私家之富与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阴取齐国，杀宰予于庭，即弑简公于朝，遂有齐国。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于齐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韩玘为韩安相也。陛下不图，臣恐其为变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絜修善，自使至此，以忠得进，以信守位，朕实贤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无所识知，不习治民，而君又老，恐与天下绝矣。朕非属赵君，当谁任哉？且赵君为人精廉强力，下知人情，上能适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贱人也，无识于理，贪欲无厌，求利不止，列势次主，求欲无穷，臣故曰殆。”

51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二世已前信赵高，恐李斯杀之，乃私告赵高。

52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高曰：“丞相所患者独高，高已死，丞相即欲为田常所为。”于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属郎中令。”

53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将军冯劫进谏曰：“关东群盗并起，秦发兵诛击，所杀亡甚众，然犹不止。盗多，皆以戌漕转作事苦，赋税大也。请且止阿房宫作者，减省四边戍转。”

54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今朕即位二年之闲，群盗并起，君不能禁，又欲罢先帝之所为，是上毋以报先帝，次不为朕尽忠力，何以在位？”

55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下去疾、斯、劫吏，案责他罪。去疾、劫曰：“将相不辱。”自杀。斯卒囚，就五刑。

56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斯乃从狱中上书曰：“臣为丞相治民，三十余年矣。逮秦之地狭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湖、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愿陛下察之！”

57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上，赵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书！”

58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赵高使其客十余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

59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

60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61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则项梁已击杀之。使者来，会丞相下吏，赵高皆妄为反辞。

62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李斯拘执束缚，居囹圄中，仰天而叹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昔者桀杀关逢龙，纣杀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三臣者，岂不忠哉！然而不免于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无道过于桀、纣、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岂不乱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杀忠臣而贵贱人，作为阿房之宫，赋敛天下。吾非不谏也，而不吾听也。凡古圣王，饮食有节，车器有数，宫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费而无益于民利者禁，故能长久治安。令行逆于昆弟，不顾其咎；侵杀忠臣，不思其秧；大为宫室，厚赋天下，不爱其费。三者已行，天下不听。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赵高为佐，吾必见寇至咸阳，麇鹿游于朝也。”

63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八月己亥，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於二世，曰：“马也。”二世笑曰：“丞相误邪？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或言鹿（者），高因阴中诸言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

64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高自知权重，乃献鹿，谓之马。二世问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马也。”

65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二世惊，自以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庙鬼神，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依盛德而明斋戒。”于是乃入上林斋戒。

66司马迁·《史记·卷七·项羽本纪第七》章邯使人见项羽，欲约。项羽召军吏谋曰：“粮少，欲听其约。”军吏皆曰“善。”项羽乃与期洹水南殷墟上。已盟，章邯见项羽而流涕，为言赵高。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置楚军中。使长史欣为上将军，将秦军为前行。

67司马迁·《史记·卷五十五·留侯世家第二十五》沛公之从雒阳南出轘辕，良引兵从沛公，下韩十馀城，击破杨熊军。沛公乃令韩王成留守阳翟，与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关。

68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高前数言“关东盗毋能为也”，及项羽虏秦将王离等钜鹿下而前，章邯等军数却，上书请益助，燕、赵、齐、楚、韩、魏皆立为王，自关以东，大氐尽畔秦吏应诸侯，诸侯咸率其众西乡。沛公将数万人已屠武关，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诛及其身，乃谢病不朝见。

69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高惧，乃阴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其弟赵成谋\曰：“上不听谏，今事急，欲归祸於吾宗。吾欲易置上，更立公子婴。子婴仁俭，百姓皆载其言。”

70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乐将吏卒千馀人至望夷宫殿门，缚卫令仆射，曰：“贼入此，何不止？”卫令曰：“周庐设卒甚谨，安得贼敢入宫？”乐遂斩卫令，直将吏入，行射，郎宦者大惊，或走或格，格者辄死，死者数十人。

71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郎中令与乐俱入，射上幄坐帏。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扰不鬬。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

72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二世入内，谓曰：“公何不蚤告我？乃至於此！”

73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诛，安得至今？”

74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阎乐前即二世数曰：“足下骄恣，诛杀无道，天下共畔足下，足下其自为计。”

75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二世曰：“丞相可得见否？”乐曰：“不可。”

76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二世曰：“吾愿得一郡为王。”弗许。又曰：“愿为万户侯。”弗许。曰：“愿与妻子为黔首，比诸公子。”

77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阎乐曰：“臣受命於丞相，为天下诛足下，足下虽多言，臣不敢报。”麾其兵进。二世自杀。

78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曰：“秦故王国，始皇君天下，故称帝。今六国复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为帝，不可。宜为王如故，便。”

79司马迁·《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六》斋五日，子婴与其子二人谋曰：“丞相高杀二世望夷宫，恐群臣诛之，乃详以义立我。我闻赵高乃与楚约，灭秦宗室而王关中。今使我斋见庙，此欲因庙中杀我。我称病不行，丞相必自来，来则杀之。”

80班固·《汉书·卷三十·艺文志第十 》：苍颉七章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爰历六章者，车府令赵高所作也；博学七章者，太史令胡母敬所作也：文字多取史籀篇…汉兴，闾里书师合《苍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苍颉篇》。

81《说文解字·序》：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也。

82《说文解字系传》：苍颉、爰历、博学，通谓之三苍。

83《陔余丛考·卷四十一·赵高志在报仇》：《史记索隐》谓高本赵诸公子，痛其国为秦所灭，誓欲报仇，乃自宫以进，卒至杀秦子孙，而亡其天下。

84《翁山诗外·卷三·博浪行》

85吕星垣 《白云草堂诗钞》

86谭献《复堂日记·卷四》摘清泉欧阳轩《月到山房寺》。

87李开元. 《复活的历史：秦帝国的崩溃》. 中华书局. 2007年. ISBN 9787101055481

88《盐铁论·卷五·相刺》

89《典论》：昔伊戾费忌，以无宠而作谗；江充焚丰，以负罪而造蛊。高斯之诈也贪权，躬宠之罔也欲贵，皆近取乎骨肉之间，以成其凶逆。

90《后汉书·卷七十·郑孔荀列传》

91《三国志·陈琳传》

92《旧唐书·卷二·太宗本纪上》

93《旧唐书·卷一百六十六·元稹 白居易》

94《旧唐书·列传第一百三十四》 ．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4-05-6]

95《东坡志林·卷五·论古·赵高李斯》

96《李鸿章传·卷二·李鸿章之位置》

97《七修类稿·卷二十七·宦官娶妻养义子义婿》：而秦赵高有养义女，赘其婿阎乐，阎乐后弑二世。

98司马迁·《史记·卷八十八·蒙恬列传第二十八》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

99辛德勇读《赵正书》︱细说赵高：与秦王族不相干的赵氏．澎湃新闻．2019-06-06 [引用日期2019-09-23]

100灭秦的主要人物 赵高不是宦官而是全才？．人民网．2007-09-29 [引用日期2019-09-23]

101陔余丛考·卷四十一．国学导航 [引用日期2019-09-23]

102李开元. 说赵高不是宦阉——补《史记·赵高列传》[J]. 史学月刊, 2007(8):22-29.

103吴刚[1]. 关于赵高历史身份的解读——与李开元先生商榷[J]. 兰州学刊, 2008(s1):110-112.

104辛德勇读《赵正书》︱细说赵高：到底还是去势的人．澎湃新闻．2019-06-21 [引用日期2019-09-23]

105《三家注史记·秦始皇本纪》：作宫阿房，故天下谓之阿房宫。隐宫□正义馀刑见於市朝。宫刑，一百日隐於廕室养之乃可，故曰隐宫，下蚕室是。徒刑者七十馀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

106《三家注史记·蒙恬列传》：赵高者，诸赵疏远属也。赵高昆弟数人，皆生隐宫，◇集解徐广曰：“为宦者。”○索隐刘氏云：“盖其父犯宫刑，妻子没为官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赵姓，并宫之，故云‘兄弟生隐宫’。谓‘隐宫’者，宦之谓也。”

107胡致堂《致堂读史管见》卷四：“《周官》有奄人,以精气闭藏者为之,后乃用刑人。赵高犹非岀于蚕室也，生而隐宫。古之奄也，必天刑之。”

108乔松年《萝藦亭札记》卷三：“隐宫谓生而不男，俗谓天阉者。”

109资治通鉴· 卷第七 ·秦纪二．国学网 [引用日期2019-09-23]

110沈家本《诸史琐言》卷三：“赵高宦者，何以有女？……案高有女壻阎乐，恐高非真宦者。下云除其宦籍，则高以父为宦者，世世在宦籍耳。高昆季未必野合所生，未必并宫之，生隐宫者，生长于隐宫耳。刘氏所言，恐非其实。”

111沈家本 著．历代刑法考 上．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168-169

112马非百.云梦秦简中所见的历史新证举例[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02):63-69.

113传汉. “隐宫”与“隐官”[J]. 辽宁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2(2):18-18.

114周晓瑜. 秦代“隐宫”“隐官”“宫某”考辨[J]. 文献, 1998(4):67-82.

115周晓瑜. 秦代“隐宫”制度探微[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8(4):50-56.

116张海涛. 刘振刚, ZHANGHai-tao,等. 《史记》札记三则[J]. 渭南师范学院学报, 2013, 28(11):31-33.

117《史记·樊郦滕灌列传》：先黥布反时，高祖尝病甚，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群臣绛、灌等莫敢入。十馀日，哙乃排闼直入，大臣随之。上独枕一宦者卧。哙等见上流涕曰：“始陛下与臣等起丰沛，定天下，何其壮也！今天下已定，又何惫也！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见臣等计事，顾独与一宦者绝乎？且陛下独不见赵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118《汉书·京房传》：是时中书令石显颛权，显友人五鹿充宗为尚书令，与（京）房同经，论议相非。二人用事，房尝宴见，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将以为贤也？”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寤而更求贤，曷为卒任不肖以至于是？”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今皆觉寤，天下安得危亡之君？”房曰：“齐桓公、秦二世亦尝闻此君而非笑之，然则竖刁、赵高，政治日乱，盗贼满山，何不以幽厉卜之而觉寤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来耳。”房因免冠顿首，曰：“《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已来，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泉涌，地震石陨，夏霜冬靁，春凋秋荣，陨霜不杀，水旱螟虫，民人肌疫，盗贼不禁，刑人满市，《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上曰：“亦极乱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谁与？”上曰：“然幸其愈于彼，又以为不在此人也。”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上良久乃曰：“今为乱者谁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谓石显，上亦知之，谓房曰：“已谕。”

119司马迁·《史记·卷八十七·李斯列传第二十七》

120赵高是个怎样的人 ．历史千年 [引用日期2013-06-6]

121北大藏西汉竹书《苍颉篇》面世 已失传八九百年．中国新闻网 [引用日期2016-01-21]

122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一百零七回·献地图荆轲闹秦庭 论兵法王翦代李信》

123冯梦龙·《东周列国志·第一百零八回·兼六国混一舆图 号始皇建立郡县》

124《大秦帝国之天下》杀青 李欣泽演绎不一样的赵高．环球网 [引用日期2020-09-10]

125赵高．中国大百科全书 [引用日期2023-06-01]

126李明泉主编,中华官德文献集萃,中[M],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5.12.第191页

127林剑鸣,吴永琪主编,秦汉文化史大辞典[M],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12.第559页

128郝时晋,梁光玉,萧祥剑主编《群书治要续编》编辑委员会,群书治要续编全注全译1[M].北京,团结出版社,2021.01.第218页

129网传赵高之墓藏身河南汝州 村民引以为耻(图)．凤凰网 [引用日期2024-02-19]

130网传赵高之墓藏身河南汝州 村民编顺口溜以为耻——中新网．中国新闻网 [引用日期2024-02-19]

学术论文内容来自 

聂作平.《历史的B面》．《 CNKI 》 ， 2013  王星智.    赵高与指鹿为马． 《 半月选读 》 ， 2010  马少山.    指鹿为马"心解"． 《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 ， 2013  曰若稽古.    奸臣赵高有高才(外一篇)． 《 vip 》 ， 2018  郭萍.    赵高乱政秦廷心理剖析． 《 CNKI 》 ， 2001

谢选骏指出：“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赵高的指鹿为马，已经列为政治权谋的经典了……赵高挖空心思、处心积虑，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以一己之力，步步为营，环环相扣，瓦解了秦朝，可谓真正的“历史创造者”了。至于他的恶名，那都是胜利者们扣在他头上——秦王子婴、刘邦……为的是证明他们自己的合法性。但是大家想想，如果没有赵高的努力，他们又怎么可能登上历史舞台呢？因此我说，不论赵高好是不好，他都促成了秦朝的灭亡，大大加速了中国历史的进程——赵高才是真正的总加速师！虽然他“下头没有了”！

【35、历史的想象重要还是历史的真相重要】

《“赵氏灭族”真相：被掩盖的奸情、内讧和阴谋》（书生剑客 2020-04-26）报道：

清代小说《说唐全传》中，杨林杀死了秦琼的父亲，强收秦琼为义子，秦琼委曲求全，认杀父仇人杨林为义父，但秦琼意欲杀死杨林、替父报仇的决心未曾改变。

另一部清代小说《说岳全传》中，陆文龙父母在金兀术攻城后殉国，他则被金兀术收为义子并养大成人，变成对抗岳家军的猛将。但当陆文龙得知自己的身世后，决心为父母报仇，向金兀术展开了斗争。

类似的故事情节，在中国的戏剧小说中十分常见，通常围绕“恶人杀了孤儿全家——孤儿被恶人抚养长大——孤儿最终向恶人复仇”的叙述模式展开。由于这一模式最早、最成功的文本来自元杂剧《赵氏孤儿大报仇》，所以被后世统称为“赵氏孤儿型故事”。

《赵氏孤儿》堪称中国传统戏剧小说悲情叙事的经典，自问世以来，就在民间广为流传，并经过戏曲、电影、电视剧的不断重演而至今妇孺皆知。在欧洲，经过伏尔泰、歌德等大师的转译，《赵氏孤儿》同样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和生命力。王国维说过，元杂剧《赵氏孤儿》列入世界大悲剧中，毫无愧色。

然而，《赵氏孤儿》的影响还不止于此。

在一次次的传播和转述的过程中，它所讲述的故事已经变成了历史，而历史的本来面目反而被遗忘了。在这段忠奸对立、正邪较量的震撼人心的“历史”背后，是被掩盖掉的另一段无关忠奸和正邪、只关乎政治阴谋和利益分配的历史。

今天，我们要讲的就是历史上“赵氏孤儿”的真相，跟忠诚和正义完全没有关系的一段历史。

1、

元杂剧《赵氏孤儿》一般认为作者叫纪君祥。但这个故事不是纪君祥凭空想象出来的，他的故事原型来自于“史家之绝唱”《史记》，更具体来说，是来自《史记》中的《赵世家》。

司马迁在《史记·赵世家》中记载，春秋时期晋国势力最大的卿大夫家族——赵氏家族惨遭灭门，史称“下宫之难”。只有赵朔之妻、晋景公姐姐赵庄姬的遗腹子赵武，在门客公孙杵臼和友人程婴的保护下幸免于难，并在15年后依靠韩厥等人的帮助而复兴赵氏家业。

在司马迁笔下，这起赵氏灭门事件被写得大起大落，荡气回肠。具体情节如下：

屠岸贾在晋景公时出任司寇一职，并开始追究当年晋灵公被赵穿弑杀一案，借题发挥诛灭赵氏家族。韩厥劝赵朔逃走，赵朔不跑，并说：“你一定不会让赵氏香火断绝，我死了也就不会有遗恨。”韩厥答应了赵朔的要求后，谎称有病不出门。

屠岸贾不请示晋景公，直接率诸将进攻赵氏，残杀赵朔、赵同、赵括、赵婴齐，并将赵氏灭门。

赵朔之妻赵庄姬是晋景公姐姐（司马迁错写为晋成公姐姐），当时怀有赵朔的遗腹子。变乱中，她奔逃到晋景公宫内躲藏。赵朔的门客公孙杵臼对赵朔的友人程婴说：“你怎么不同赵氏一起赴死？”程婴回答：“赵庄姬有身孕，若幸而生男，我就奉他为主，助他复兴赵氏；若是女孩，我再死不迟。”

不久，赵庄姬生下一个男婴。屠岸贾获悉后，便带人入宫搜寻。由于婴儿如有神助，不哭不闹，没有一点儿声响，屠岸贾空手而归。

过后，程婴找公孙杵臼商议对策。公孙杵臼问：“复立孤儿与慷慨赴死，哪件事更难？”程婴答：“赴死容易，立孤难。”公孙杵臼便说：“赵氏先君对你不薄，你就勉为其难，而我去做那件容易的事，让我先行一步吧。”

于是二人便将别人的婴儿带在身边，裹上漂亮的小花被，藏到深山里。程婴偷偷找到搜寻赵氏遗孤的将军们说：“程婴不肖，不能保全赵氏遗孤。谁能给我千金，我就告诉他赵氏孤儿的藏身之处。”将军们大喜，应允了程婴的条件，并派兵攻打公孙杵臼。

公孙杵臼假意骂道：“程婴，你真是个小人啊！当日你不能随赵氏家族死难，还和我一起商量保护赵氏孤儿，今天却又出卖我。纵然不能立孤，你又怎忍心出卖这孩子呢？”骂完，抱着孤儿仰天长叹：“天啊！赵氏孤儿何罪之有？求你们让他活着，只杀我公孙杵臼一人吧。”

将军们不答应，杀了公孙杵臼和那个孩子，“以为赵氏孤儿良已死，皆喜”。

程婴则从此背负着卖友求荣的骂名，与真正的赵氏遗孤赵武隐匿于深山。

15年后，晋景公患重病，占卜的人称是冤死的大臣在作祟。韩厥趁机把当年下宫之难的实情告诉了晋景公，并告诉他赵氏孤儿并没有死。晋景公便将赵武召入，藏于宫中。

待诸将入宫问疾时，晋景公借助韩厥之力胁迫诸将面见并认可赵氏孤儿赵武，诸将与程婴、赵武一起进攻屠岸贾，夷灭其族。

屠岸贾既已伏诛，程婴遂告白于赵武跟前：“昔日下宫之难，大家都能追随主人而死。我不是不能死，我想的是要复立赵氏后人。现在你已长大成人，恢复了原来的地位，我要到地下报与赵氏族人和公孙杵臼知道。”

赵武哭着叩首请求：“赵武愿意报答您的恩德，您怎能忍心离开我去死呢？”

程婴回答：“不可以。公孙杵臼认为我能成就复兴赵氏的大业，所以先我而死。现在我不报与他知，他会认为我没有把事情办成。”

说完，拔剑自刎而亡。

赵武则为程婴“服齐衰三年，为之祭邑，春秋祠之，世世勿绝”。

司马迁的故事讲得相当精彩，也相当完整，后世的戏剧《赵氏孤儿》在情节上仅做了几点改动：一是将事件时间由晋景公期间改成了更早的晋灵公时期，因为晋灵公比较昏庸，可以随便黑；二是将被杀的孩子由第三者的孩子改成程婴自己的孩子，以增强程婴自我牺牲的悲剧力量；三是增加了程婴带着赵氏孤儿投身屠岸贾门下的情节，让赵武认屠岸贾为义父，以此增强复仇的戏剧冲突。

其他主要情节和人物设定，基本都是《史记·赵世家》内容的翻版。

但很可惜，这个代代流传的精彩故事，从《史记·赵世家》本身开始，就大概率是虚构和美化出来的，跟真正的历史几乎没有关系。

2、

历史真相无比残酷。

《左传》以其惜墨如金的风格，被认为是春秋史料最靠谱的第一手资料。它对“赵氏孤儿”事件的记载，看不到半点儿《史记·赵世家》的影子。相反，在它寥寥的几句话中，呈现了关于这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

事件起源于晋景公十三年（公元前587年），“晋赵婴通于赵庄姬”。这是赵氏家族的大丑闻，赵朔之妻赵庄姬，跟赵朔的叔父赵婴齐通奸。

奸情败露后，第二年，“原、屏放诸齐”。赵婴齐的两个哥哥赵同（原）、赵括（屏）将赵婴齐逐出晋国。

又过了三年，晋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成季之勋，宣孟之忠，而无后，为善者其惧矣……’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这段话信息量很大，简单翻译一下：赵婴齐被赶出国境三年后死亡，赵庄姬因此借通奸情人之死，向自己的弟弟晋景公进谗言，说赵同、赵括将要起兵作乱。晋国其他两大家族栾氏和郤氏，同时为赵庄姬作证。于是，当年六月，晋景公出兵灭了赵同、赵括。当时，年幼的赵武跟着母亲赵庄姬住在晋景公宫中，并未受任何影响。事后，晋景公想把赵氏家族的田邑封地转赐给祁奚。这时，韩厥向晋景公进言说，赵氏家族对晋国居功甚伟，如果让他们没有继承人，这会让功臣们都害怕呀！晋景公于是立赵武为赵氏宗主，将赵氏的田邑封地返还给他。

这就是所谓“赵氏孤儿”事件（下宫之难）的全部内容。这个版本，跟后世流传的“赵氏孤儿”故事全然不同。

在《左传》这个版本里，晋景公所诛灭的并非赵氏全族，而仅仅有针对性地选择了赵氏中的赵同、赵括家族，赵氏中的其他支系未受任何牵连。

这个版本，根本没有奸臣屠岸贾的身影，“赵氏孤儿”赵武也没有遭到追杀，相应地，程婴、公孙杵臼这些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英雄人物也并未现身。

这个版本，根本不是一个忠奸双方生死搏斗的故事，而是晋国内部公室与强卿之间、晋国几大强卿家族之间，以及赵氏家族内部的一场权力博弈。没有哪一方特别神圣高尚，也没有哪一方有资格以道德相标榜。

但为什么说《左传》这个版本比《史记·赵世家》靠谱呢？

这是因为，《左传》版本在其他先秦史料中，包括《国语》等，被反复记载，而《史记·赵世家》的版本则是“孤证”。甚至连司马迁本人，在《史记·晋世家》中，也采用了《左传》版本，与《史记·赵世家》的版本同时保留下来。

而最主要的证据则是，《史记·赵世家》的版本破绽太多，历代史学家对此一直持怀疑和否定态度。按照《史记·赵世家》的说法，赵氏灭门事件发生在晋景公三年（公元前597年），赵同、赵括、赵婴齐、赵朔等赵氏均死于这一年，但事实上，各种史料的记载显示，在这一年之后，这些赵氏族人仍然频繁活跃在晋国政坛上。

此外，公元前597年，“赵氏孤儿”赵武尚未出生，根据史料推算，赵武应出生在六年后，约公元前591年，可见当时的赵庄姬遗腹子纯属子虚乌有。如果把“赵氏孤儿”事件放到晋景公十七年（公元前583年），则此时的赵武是个年约8岁的小孩，也不是所谓的遗腹子和小婴儿。

清代大学者赵翼因此指出，“屠岸贾之事出于无稽”，“荒诞不足凭也”。为《史记》纠错而扬名的清人梁玉绳也说，“匿孤报德，视死如归，乃战国侠士刺客所为，春秋之世无此风俗，则斯事固妄诞不可信”。

这几条硬证据，显然足以推翻《史记·赵世家》版本的历史真实性。那么，对于同一个历史事件，司马迁为什么会在《史记》中进行两种截然不同的叙述呢？

众所周知，司马迁撰《史记》旁采博搜传说逸闻，用他自己的话说叫“网罗天下放失旧闻”。他生活的年代，显然可以听到和看到更多后来已经佚失的历史传闻与记载，而这些都成为他笔下的素材。

在《史记·晋世家》中，他延续了《左传》关于下宫之难的记载，从而保存历史之“真”。而在《史记·赵世家》中，他又接受了当时社会上关于这一事件的另一种表述，将下宫之难写成了一个充满道德正义性的“赵氏孤儿”故事，从而保存历史之“善”。这样，史书的真实性，及其所承载的道德责任，他都可以兼顾得到。这或许是司马迁经常在《史记》中保留同一事件的不同版本的根本原因。

3、

现在，我们来捋一捋从“下宫之难”到“赵氏孤儿”的演变真相，这段历史的改写和美化，究竟是怎么开始的。

春秋时期，晋国逐渐形成国君与异姓贵族联合执政的基本格局。在这个过程中，国君与异姓贵族，以及异姓贵族之间、同姓贵族内部，为了操纵政局，取得最有利的地位，经常互相结盟、对抗或倾轧。最终的结果，则是强卿家族的旋起旋灭，任是再强大的家族，一旦踩雷就很容易被灭门，先氏、狐氏、中行氏、邰氏、栾氏等大族，都难逃这一宿命。

只有赵氏家族在晋国政坛长盛不衰，绵延不绝。

公元前654年，晋国内乱，赵衰跟随晋公子重耳在外流亡了19年。重耳后来复位，成为晋文公，身为重要谋臣的赵衰由此跻身晋国政坛最高层，奠定了赵氏家族势力壮大的基础。

赵衰死后，其子赵盾承袭父职。赵盾执政20年，独掌军政大权，两立晋国国君，期间还发生赵氏族人赵穿弑杀晋灵公的事件，可见赵氏的势力已经极其强盛。

晋成公继位后，封重臣嫡长子为“公族”，开启了异姓贵族跻身公族的先例。身居高位的赵盾将“公族大夫”的位置转予同父异母的弟弟赵括，这一做法，有利于增强整个赵氏家族在晋国的分量，但却埋下了赵氏家族日后内讧的隐患——赵括这一支取得“公族大夫”身份后，在宗族中的地位比赵盾这一支高，但在国家政治中的地位却比赵盾这一支低。如果赵括这一支不满足于现有的地位，想更进一步，这种权力不平衡的现状就很容易引发家族内斗。

公元前601年，赵盾死后，其子赵朔代表赵氏家族占据晋国军政上的位置，但赵朔已无法取得赵盾一样的高位，因为来自晋国另外两个政治家族——栾氏和郤氏强势崛起，分割了赵盾原来的权力，并成为赵氏的政治对手。与此同时，赵朔的叔父辈——赵括、赵同、赵婴齐，则位居更低一级的官位。

大约公元前589年，赵朔死后，留下守寡的妻子赵庄姬和一个三四岁的儿子赵武。至此，赵盾—赵朔—赵武这一支，由于赵武年幼，而面临强势的赵括这一支的权力侵夺。

两年后，发生了赵庄姬与赵朔最小的叔父赵婴齐的不伦之情。这段恋情是怎么发生的，已无法考证。但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赵庄姬从了赵婴齐，最有可能的原因是她想在赵氏家族内部找到庇护年幼儿子的力量。

史料记载，在赵同、赵括、赵婴齐三兄弟中，赵婴齐比较有远见，做事谨慎，很早就意识到栾氏、郤氏是赵氏的政敌，提醒两位兄长应该加以防范。但赵同和赵括则相对鲁莽激进，好勇而狂，曾在晋楚邲之战中盲目鼓动出兵，导致晋国惨败。

赵同、赵括借家族通奸丑闻，将赵婴齐逐出晋国，这使赵庄姬母子失去了家族内部的庇护。为了保住儿子的利益，赵庄姬在赵婴齐客死异国后，使了一个毒招，诬告赵同、赵括欲反。

这起诬告案，很快促成了晋国政坛几股力量的联合：晋景公从自身利益出发，削弱赵氏家族势力有利于加强君权，从个人情感出发，也肯定支持姐姐赵庄姬和外甥赵武，向赵同、赵括实施反击。而栾氏、郤氏也闻风而至，赵氏内讧，对这两大家族而言是利益最大化，所以他们主动跳出来替赵庄姬作证，说赵同、赵括确实要谋反。

经由晋景公、赵庄姬、栾氏、郤氏的共谋，针对赵氏部分灭族的下宫之难由此爆发。赵同、赵括这两支被灭门，晋景公削弱了赵氏势力，栾氏和郤氏打击了政治对手，而赵庄姬则扫除了儿子赵武继承家业道路上的障碍，三方各得其所。

二赵被诛灭后，晋景公并未奖赏栾氏、郤氏，而是将赵氏的土地赐予了与此次事件无关的人——晋国另一个要员祁奚。

晋景公这个决定，很有深意——如果赏赐给栾氏、郤氏，这两个家族会进一步坐大，这是他不愿意看到的；如果直接还给外甥赵武，则此次事件的目的就昭然若揭。所以他选择口碑颇佳的祁奚作为一只“白手套”。

在宣布赏赐给祁奚之后，此前受恩于赵盾的韩厥像串通好了似的站出来，进谏晋景公，说应该把赵氏的土地还给赵盾之孙赵武，并立赵武为赵氏宗主，这样才不会使赵衰—赵盾—赵朔这一系晋国功勋无人继承。吧啦吧啦说了一通，晋景公表示完全同意。

于是，下宫之难整个事件的最终受益者出现了——这就是赵武。

这起由家族通奸引发的灭族阴谋，从头到尾没有忠奸对错之分，有的只是参与各方的利益权衡和不良动机。所以，一旦赵氏后人掌握了书写历史的权力，他们一定会对这起赤裸裸、血淋淋暴露家族丑闻的事件进行重新铺陈。

4、

修改和美化本家族历史，几乎是每一个家族的本能。《史记·赵世家》讲述的“赵氏孤儿”故事，正是战国时期赵国对“下宫之难”这段不光彩的历史进行重新修饰和创作的结果。

下宫之难后，韩厥执政期间，将自己的儿子韩起和“赵氏孤儿”赵武提拔为卿，两家联手长期把持了晋国政权。

到赵武之孙赵鞅出场时，他已然可以在晋国擅做杀伐，像诸侯一样临朝听政，而晋国国君形同虚设。

公元前453年，赵鞅之子赵无恤联合韩家、魏家灭掉荀家（智伯瑶），三家分晋，自立为诸侯。

在三家分晋的过程中，赵氏势力最强，成为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主导者。赵国建立后，在编撰国史时需要追溯光荣伟大的过往，神化赵国君主身世，相应地，那些涉及乱伦、诬告、内讧、阴谋和利益转移的不光彩的历史则需要更新。

在这种背景下，《左传》叙述的“下宫之难”版本——一个私通的母亲，为了替情夫报仇、给自己的孩子争夺家族利益，而诬陷对手谋反，从而假手国君和其他家族将其翦除——显然有损于赵氏一系的形象。因而，很快被服务于赵国的史官改写为“赵氏孤儿”版本——赵氏孤儿一出生，父母就遭奸臣害死，而他在忠义之士的帮助下幸免于难，长大后实施了伟大的复仇，并赢得百姓的承认。

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这个带有英雄神话色彩的全新故事版本，人物和事件处处与真实的历史发生抵牾，但为什么还能得到流传，并最终以虚构战胜了真实呢？

很明显，一个关于忠诚和正义的好故事，更容易得到国人的认可和传播。在被改写后的“赵氏孤儿”故事中，充满着忠君报国、抵抗邪恶、知恩图报、舍生取义、有冤必申有仇必报等传统文化十分推崇的思想，同时塑造了程婴、公孙杵臼这一对“生难死易”“一生一死”的英雄形象，很能戳中人的内心。

与此同时，历代尤其是两宋时期的官方宣传，让“赵氏孤儿”故事得到了官民的同步认可。

一方面，宋朝也是赵氏建立的政权，同为姓赵，非常乐意从“赵氏孤儿”的历史资源中寻找正面力量。宋神宗时，程婴、公孙杵臼获封侯立庙，“以旌忠义”。

另一方面，南宋开始和结束时赵氏面临的情境，跟“赵氏孤儿”的状态几乎是一样的。北宋靖康之变后，徽钦二帝及整个皇室被金人掳掠北迁，赵构成为当时帝位的唯一合法继承人，是一个事实上的“赵氏孤儿”。南宋末年，元军拿下临安，押走宋恭帝赵显和太后之后，宋端宗赵昰、宋幼帝赵昺孤悬南海，直至崖山海战，再次出现了“赵氏孤儿”的事实。历史情境的相似性，导致宋人对“赵氏孤儿”故事尤其有认同感。

进入元朝以后，元杂剧《赵氏孤儿》问世，宣扬为正义而牺牲，向奸邪复仇的精神，这本身就是宋亡后汉民族希望反元复宋的一种隐喻。

宋元以后，“下宫之难”的历史真相逐渐湮灭，“赵氏孤儿”的故事经过千万遍的讲述则上升为历史。历史重构战胜了历史真实。

用当代的眼光来看，《赵氏孤儿》仍然具有无可替代的审美价值，但当我们感动于其中的精神力量时，最好也提醒自己——这个震撼人心的故事，属于文学，不属于历史。

谢选骏指出：人说——《左传》版本在其他先秦史料中，包括《国语》等，被反复记载，而《史记·赵世家》的版本则是“孤证”。甚至连司马迁本人，在《史记·晋世家》中，也采用了《左传》版本，与《史记·赵世家》的版本同时保留下来。

我早就说过了，司马迁的《史记》多数内容是抄自他人的，少数内容是自己编的——因为史书不是论点，怎可无凭无据？《史记》真正属于司马迁个人创作的文字，不过是短短的“太史公曰”——就像我援引网文之后的点评文字“谢选骏指出”。

此外，上述有关《赵氏孤儿》的考证也提示了一个考题——历史的想象重要还是历史的真相重要？我看，不论历史的想象重要还是历史的真相重要，《赵氏孤儿》的流传表明，历史的想象似乎要比历史的真相更有分量！

【36、历史就是周而复始】

《为什么中国会有历史周期律？外国却没有？》（2022-01-05  钱进历史）报道：

双减、共同富裕等一系列政策，说到底是为了防止内卷，防止社会财富向少数人集中。这些政策看上去并不是如何宏伟，却与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一百多年前，中国人始终有一个负面情结：历史周期律。从秦汉以降的封建王朝没有一个超过300年，我们的历史总是在不断的重复，只是换了一个皇帝和国号而已，其他似乎都没有改变。

自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打破天朝上国的迷梦以来，很多中国人放眼看世界的同时，也对自己的历史感到疑惑，为什么中国几千年来不停地改朝换代，整个社会的科技、经济、文化却一直停滞不前，以致于被西方全面超越？

让中国人惊讶的是，历史周期律在世界范围内并不是普遍现象，欧洲、亚洲都有不少延续七、八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王朝，比如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英国王室、俄国沙皇、奥斯曼帝国等等。

于是，有人将此归咎于中国的文化、政治制度，或者是基因，反正总而言之，就是中国人不行，落后是必然的。事实真是这样吗？

幸运的是，我们处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古代的、现代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古代的、现代的外国又是什么个样子？只要有心，每个人都能了解个大概，然后就不会轻易被砖家们忽悠。

如果我们做一下横向（世界）和纵向（古今）对比，会得出一些有趣的结论，与其说中国有历史周期律，不如说中国提前上演了一个人类文明的结局——周而复始的内卷。

上古的夏商周三个朝代为什么特别长？夏、商差不多都有500年，周朝800年，远远超过其后的王朝。原因其实并不复杂，这三个朝代的华夏先民仅仅生活于中原即黄河流域，生产力又极其低下，人们的主要精力在于向外拓展，内卷的程度相当低。

周朝以后，铁器大规模普及，农耕技术快速进步，中国人口终于增长到土地能够承载的极限。打个形象的比喻，把一万亩地分给100人，每人都能过得很滋润；当人口增加到1000时，大家只能勉强糊口；当人口达到一万时，所有人都要挨饿。

不想挨饿怎么办？内卷，拼命内卷，直至战争！胜者得到足够的土地，败者失去的不仅是土地，连性命都没有了。当人口下降到一定数量时，战争自然会停止，胜者会保留一部分败者为自己耕种土地，过上被别人供养的幸福生活。

其他国家没有历史周期律，是因为他们还没有能够统治“全天下”，尚未达到必须内卷、只能内卷的地步。而中国人认为自己就是“全天下”，除了内卷，已经无事可做。

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文化、政治制度等等，其实归根结底，就是为了防止内卷，希望天下大同、天下太平。只可惜技术水平达不到，所有的努力只能维持两百多年的和平，然后就是终极内卷，一战定胜负。

今天的中国人早已知道我们不是“全天下”，世界辽阔得很。当然，现在不能再通过扩张领土来解决问题，但我们一样可以走出去，与全世界做生意，不用内卷，也能使每个人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谢选骏指出：人说“为什么中国会有历史周期律？外国却没有？”——我看历史就是周而复始，不仅中国有历史周期律，外国也有历史周期律；只是形式不同罢了。

【37、历史力学之下的俄罗斯末日】

《一张照片震惊世界！堪察加半岛的征兵站》（2022-09-24 历史文化评论）报道：

封面：堪察加征兵站的俄军新兵

一、堪察加半岛的征兵站

从前，笔者曾经看过一个段子，说是在红绿翻滚的股市中，两拨相向而行的人流擦肩而过，他们一拨是忍痛割肉的离场者，另一拨是兴高采烈的持币抄底者。当两拨人照面时，不约而同地从嘴巴中吐出两个字：S碧。

近日，俄罗斯宣布动员令前后，数十万拒绝服役者和担忧战争失控的人从俄格、俄哈、俄蒙、俄芬边境逃离。

在不和俄罗斯接壤的国家中，尚接受俄罗斯人入境的阿联酋、土耳奇在数天内接受了大量俄国来客。在迪拜，所有的酒店在9月20日的几个小时内被俄国订单塞满。

至于从莫斯科飞往伊斯坦布尔的航班价格，在数小时内上涨了十余倍。而在俄格边境的山区公路上，从俄罗斯方向来的车流在边境检查站外排成了20多公里的长龙。

今天，一张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边境的航拍照片更是震惊了世人：如洪水一般的车流冲向哈国境内。

然而，除了蜂涌逃离的先知先觉者，更多的俄罗斯退役军人在平静中等待。在动员令发出的2天后，已经有一些地方的应征人员到达了训练中心。

昨天，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堪察加半岛，一个军事训练基地大门外，一串大巴带来了这个地区的应征入伍人员。这些人身着五花八门的平民服装，带着大包小包，列队进入基地大门。

随即，他们被要求换上了俄军的老式作训服。在操场列队，基地军官在俄罗斯国旗下向他们发放武器——明显是退役库存的AK47自动步枪，而这些1960年代的装备，年龄甚至超过他们的父母。

这些AK47的护木，暴露了它们的年龄。

很显然，俄军在前线已经陷入全面的危机。那些残破的单位迫切需要新的人力来填补，以接续那如同流水一般可怕的消耗。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这些俄罗斯新兵也许不会得到太多的训练，而是很快被一列火车带往顿巴斯，或在波帕斯纳下车，或在阿特木斯克、皮斯基下车。然而，他们的旅程都是一致的——向西、向着乌克兰的方向——乌拉！

其实，当2月24日俄罗斯境内的人们挥舞Z字旗，支持战争的那一刻起，就应该明白，好战者被战争反噬，是一条近似物理定律的社会学定律。然而，当麻木的人群无视同类的悲惨命运，依然一往无前地走向尸横遍野的“斗兽场“时，请旁观者不要流下悲悯眼泪，“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千百年来，从蒙古人的铁蹄到苏俄的枪刺，坚忍、服从，从来就是俄罗斯民族刻在基因里的性格。

就像俄罗斯电影《斯大林格勒》里面的场景一样，走下火车的新兵们手持步枪，惊异而恐惧地看着被炮火映红的地平线。被吹着哨子、挥舞着手枪的内务人民委员会军官驱赶向敌人的火网。

走进征兵站时，他们还是身着便服的平民。

二、广阔战场——从莱曼到赫尔松

近几日，在战场方面，乌军的攻势仍然围绕着利西昌斯克的外围展开。

目前，乌军主攻方向分为南北两翼。

北路，从舍甫琴科沃——库皮扬斯克南下的乌军向萨拉托沃攻击前进。拿下斯瓦托沃，不仅可以威胁莱曼的后方，也可以威胁到利西昌斯克北部屛障——鲁比日内。而且，也可以沿铁路东进，直取东部战略铁路的关键节点——旧别利斯克。控制这条补给线，将会造成俄军在顿涅茨克州、卢甘斯克州的生存压力。

笔者注意到，就在反攻发起后的一周，一支偷渡奥斯科尔河东的乌军部队曾袭取了斯瓦托沃，但由于没有后续兵力，该部遭俄军组织兵力反扑，一昼夜激战后，这支部队被逐出城去。直到此番乌军主力的再度出击。

在莱曼，俄军的一个顿巴斯预备役团已经在乌军机步第54旅的猛攻下坚持了一周，打退了该旅的6次进攻。

笔者在昨天的文章中研判，乌军下一步会穿插莱曼守军的侧背和后方，确保切断其和后方城镇的联系。殊料一夜之间，一语成谶。

今天的消息是，在莱曼的西北方向，俄军两个新组建的预备役炮兵营被包围在德罗比雪夫村，据称，这2个营全部由动员兵组成，装备简陋，士气低落。被歼灭只是时间问题。

笔者认为，这条信息的另外一个侧面，说明莱曼的守军正在陷入重围，如果不能当机立断，在很短时间内放弃阵地，跳出包围圈，则很可能被乌军关门打狗，全部与阵地共存亡了。

最新消息是，针对侧后方的威胁，俄军组织了反突击，激烈的战斗正在进行，事实上，目前的莱曼已经被乌军三面合围。

至于莱曼守军为何不撤退，笔者一直认为，由于莱曼是最接近乌东核心地域——斯拉维扬斯克的跳板，凭普金的性格，他绝不会轻易放弃。结合近日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的逃兵惩戒法案，普金应该是模仿了斯大林的第227号命令，以国家暴力的强制性来制止军队的溃败。而目前试验这条法律最好地点，正是双方争夺的焦点——莱曼。

另外有消息说，因为顿涅茨克预备役步兵团的士兵，本身是乌克兰公民，他们被俘后将会被追诉叛国罪，而无法得到战俘待遇，所以这些人自知投降没有生路，后撤又将被普金的龙头铡治理，所以才以一当十地奋战到底。

据说，由于普金本人对军队将领极其失望，他已经亲自下场直接指挥前线战斗——甚至过问微小琐屑的战术安排。如同当年的波西米亚下士（自注：希特勒，1930年代，兴登堡总统常这么在背后叫他，以示轻蔑。）所命令德国第6集团军做的那样——让部队在斯大林格勒郊外冻土上用炸药炸出散兵坑。

事实上，这些事无巨细的琐屑，也正是和一名克格勃中尉军官相副的格局所在。

在顿巴斯正面的战略重镇巴赫穆特方向，在被俄军围住猛攻了几个月后，乌军终于取得了主动权。

近日，乌军总参谋部作战局副局长在一个场合说：“由于我军一个机械化旅的部队及时重组和高质量的组织和战斗，我军设法恢复了以前失去的阵地，并确保了对巴赫穆特以南阵地的控制。”很显然，俄军在全线溃败的同时，就算在尚掌握着主动权的方向，部队也已经军心不稳，一败再败。

在赫尔松地区，乌军在用野战工事封锁住俄军前线的同时，用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继续对俄军关键目标进行精确打击，随着打击火力的进一步加强，第聂伯河右岸的3万俄军何去何从，笔者将密切关注。

俄军方面，在伊朗无人机到货后，明显对乌军加强了无人机空袭。然而，在过去二十四小时内，乌军防空部队击落了10架伊朗制无人机沙希德-136，令人哭笑不得的是，沙希德的意思是：“烈士”。

今天上午最新的消息显示，俄军第144摩步师的指挥层已经不存在了。事实上，这个师作为大名鼎鼎的伊久姆第20集团军的主力，在9月12日的伊久姆大逃亡中，已经全师溃散。后经在后方交通节点组织收容，勉强收容了数千装备丢失、失魂落魄的溃兵。

昨天，在北翼重镇萨瓦托沃举行的该师作战会议上，乌军突然对会场发起海马斯打击，这次的精确打击把会场完全炸毁，大批校官和尉官毙命，第144师师长佐科夫少将被炸成重伤，巧的是，昨天正好是他51岁的生日。

后记 正气歌

昨天，泽连斯基对俄国人喊话道：“俄国母亲们，请放心，你们国家领导人的孩子都不会上乌克兰战场。那些在你们国家做决策的人非常珍惜自己的孩子，而你们的孩子战死，他们都懒得去埋葬。”

有的人也许会说，这是乌克兰人的心理战，然而，发起心理攻势的基石，是己方的道义强势，唯有己方的道义强势，才能压垮对手的精神，使对方陷入心理弱势的泥潭不能自拔。

什么是“道义的强势”？简单说，那是正义和爱赋予人们的精神力量。

南宋沦亡之际，面对蒙元的铁蹄，面对万里山河的破碎膻腥，文天祥组织宋军誓死抵抗，从江西的崇山峻岭到广东沿海的波涛际天，转战万里，战斗到最后一人。

被俘后，文天祥被解送大都，在暑热蒸腾的囚室内，他奋笔写下《正气歌》，开头就说：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在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

我想，在文天祥清瘦的躯体内，所赋予他巨大精神力量的，就是这充塞天地间的浩然正气吧。

封底：换俘后回到乌克兰的一名乌军军官在跟亲友通话。

网民嚎叫：

ccpccp 今天 11:38

俄军仍然有很多强有力的部队，乌克兰仍然处于战略弱势。世界上没有正义的战争，除了保家卫国的战争。乌克兰必胜！

谢选骏指出：“好战者被战争反噬”，与其说是“一条近似物理定律的社会学定律”，不如说是“历史力学”——因为，“好战者被战争反噬”是需要时间的，因此只能是一种长期的历史现象，而非短期的社会现象。“好战者被战争反噬”——这是由俄罗斯五百年来的侵略扩张显示的历史抛物线，而非当下的社会因果律。因此我从中看到，是“历史力学之下的俄罗斯末日”，而不仅仅是普京政权的末日！普京作为总加速师，通过过度消耗，加速了俄罗斯的末日进程。

【38、历史人物的权势可以用于性骚和强奸】

《性骚、权势、民运光环——烧向王丹的MeToo控诉》（德国之声 2023-07-19）报道：

台湾MeToo运动烧至中国海外民运圈，前六四学运领袖王丹被控“性侵未遂”，盡管他否认指控，但DW调查发现，过去10年有更多人指自己受王丹性骚扰，甚至涉嫌“乘机性交”。DW多次联系王丹，但他拒绝受访。

11年前，还是大学生的K从未想过，亲历天安门事件的“历史人物”、中国六四学运领袖——王丹——会成为自己的“脸友”。他更没想过，两人初次见面将成为他日后难以面对的MeToo时刻。

“我现在真的很痛苦。我不知道我在痛苦什么，也觉得很不公平——为什么我打电话给性平会的时候，还要上班假装是一个没事的人？我还要在办公室的隔间里面偷哭？其实我没有错啊，不是我去伤害别人，（但）出来开记者会的人，或者是受到攻击、或者是在受这种心理煎熬的人，都不是这个加害人。”K哽咽向DW说道

由于担心身份曝光、公开出柜，K要求匿名受访。他指，为了“不要再有受害者”，王丹“会把别人灌醉然后再乘机性交这件事情，一定要让它公诸于世”。

酒精与意识——K的控诉

“他先来敲我的。”2012年夏天，大学正要毕业的K透过脸书，认识了当时活跃于台湾公众视野的王丹。从学生时代即开始关注社会议题，社运青年突遇民运前辈主动来讯，有些意外，也欣喜接受。

“我后来推测，应该是看到年轻小男生就会跑去到处加人脸书吧，到处物色人的那种感觉。”K一边翻找保留下来的完整对话纪录，一边说。

“那时候跟他聊洪仲丘（注：指当年台湾士兵疑遭霸凌死亡事件），王丹就说‘不要跟他聊这种公共政治的议题’之类的。”一开始两人偶尔聊时事，王丹却告诉他，脸书私讯不聊政治、只聊隐私，话题也逐渐触及情欲私事。

根据DW检视的完整对话纪录，成为“脸友”后的头两年，两人对话屈指可数，直到2014年2月，王丹突然开始频繁来讯。

“他一直卢（台湾用语，意指“要求”）我去他家，……故意约9点，就是要过夜。”当时24岁的K在台湾某大学就读研究所，面对积极邀约，他犹豫再三。

“你不是我的学生啊，没有伦理问题。”对话那头的王丹写道。

在被问到最后为何决定赴约时，Ｋ指，自己是抱著“跟历史人物见个面好像也蛮好玩”的心情——“我还在对话中问他：假设去你家，可以看到天安门的一些机密档案或录音吗？”结果，“什么天安门的录音带，那些我想看的东西根本没看到。进去其实我也没什么印象了，但就是一直灌酒，有啤酒、有红酒。”

混酒下肚、酒醉失去意识，再有印象，就是醒来看见王丹气急败坏地在打扫家里。

“他对著我骂说因为我喝醉，吐得他的床铺都是，很麻烦，非常生气。”后来，两人发生性关系。据K所述，自己当下已经意识不清，许多细节也失去记忆，甚至不晓得自己后来如何回家。但他记得，自己对于愤怒的王丹“感到害怕”，也记得“他在我身上的画面跟戴保险套的画面。”

“我后来才意识到：天啊，我真的是受害者。”K说。

台湾爆发MeToo运动

今年5月底，以台湾政治幕僚为题材的Netflix影集《人选之人：造浪者》在华语世界受到关注，职场性骚扰的虚构情节意外照进现实，触发台湾迟到已久的MeToo运动。

影集台词“我们不要就这样算了”成为运动标语，从政党、传媒到艺文等各界，逾百人纷纷揭露自己的MeToo故事。台湾总统蔡英文两度致歉，并承诺性别平等改革。

“六四”前夕，曾任台北市无党籍议员林亮君助理、当时仍化名为“李援军”的台湾男子李元钧6月2日在脸书发文，公开指控王丹2014年6月6日于美国纽约法拉盛某酒店，对当年仅19岁的他“强吻”、“强暴未遂”。

据他自述，当年初入社运的他在聚会活动偶然认识了王丹及其谢姓助理。后来王丹邀约同赴美国“见见世面”，他欣然答应。在纽约酒店时，李元钧与谢姓助理本在房间里交谈，“他说他出去一下，等一下再回来，然后王丹就回来了。”两人独处不久即发生事件。

“王丹把我推到床上，持续强吻，并试图解开自己的衣裤，我当时吓到不知该作何反应，情急之下，我将王丹推开。”李元钧说道。

据他出示的对话截图，李元钧曾向谢姓助理求助表示“刚刚王丹亲我”、“我很害怕好吗”等，但对方回復“他只是玩玩而已”，指王丹只是开玩笑。李称，接下来数日，王丹仍不时对他言语性骚扰，明示暗示“希望我跟他一起睡”。

9年后，李元钧在要求王丹道歉未果后，6月7日提告王丹涉嫌“强制性交未遂”，案件已由台北地方检察署受理，进入司法调查程序。

同时，另一名毕业自台湾清华大学的校友也在社群媒体公开发文、直播，指王丹13年前曾在KTV将手伸进自己的衣服里面，抚摸腰部。

这名叫徐豪谦的男子在脸书写道：“我不敢想像这是人人追捧的学运领袖，是人人景仰的王老师会干出来的事。肆无忌惮地在我男友面前性骚扰我，到底哪来的底气？……这件事虽然没有对我造成什么严重的创伤，但我时至今日还是不能理解这个理所当然的心态是怎么来的。”

在接受DW采訪时，徐豪谦表示，自己曾是王丹学生、彼此认识多年，颇有私交，王丹不只聚餐或出游常要年轻男性作陪，且多次对人上下其手，直指王丹为“性骚扰惯犯”。

针对种种指控，王丹一概否认并称“性骚之事完全不存在”、与他的“认知和记忆有巨大的落差”、“欢迎提告，支持用法律的方式寻找事情的真相”。这些MeToo声音也令曾有类似经历的K惊觉、主动联系李元钧，并在李的建议之下向台湾清大性别平等教育委员会通报。

乘机性交？不完美受害者？

“（我）上班的时候偷偷去打（电话），说要协助调查。讲电话的时候，我第一次因为这件事情哭。”

性骚疑案爆发后，王丹长期任教的清大宣布扩大调查，主动透过Email联系所有王丹曾经的学生，并呼吁只要他任教期间遭遇疑似性骚案件，且案发当时具学生身分，即便不是清大学生也可通报。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9年来我都没事，我是不是哪里不正常？为什么其他的性侵受害者可能有很大的阴影，就我这9年来都没有事？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情，后来精神状况变很差。”受访时K几度哽咽哭泣，除了精神折磨，他也发现自己的手开始不自觉颤抖，接受心理谘商后，状况才渐有好转。

K向DW表示，他自认并非完美典型受害者，当时亦没有“乘机性交”的概念，因此一直试图说服自己这只是一段糟糕的约会经历。“我觉得我好像没办法原谅自己，因为是我自己去赴约，但后来很认真想，不管怎样我都是在被灌醉的状态下，已经喝茫喝醉，都吐了人家整个床单都湿了的状态下（发生关系）。”

事实上，K当年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事情不对劲”。根据K的自述与对话纪录，2014年事发不久，K曾向当时男友倾诉自己遭王丹灌酒，且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被迫发生性关系，但未获正面回应，反而遭到质疑。后来，他曾与少数友人吐露此事时，只愿以自嘲语气带过。

“（谘商心理师说）我的反应是正常的。他说，我这9年来一直用‘这只是一个烂炮’去解释这件事情，状况会那么严重是因为，你突然发现事情不是这样。回想当时的状态，可能也是我试图要跟我当时的男友讲这件事情的时候，他是用这种方式（回应）。”

根据《中华民国刑法》第225条，乘机性交罪指“对于男女利用其精神、身体障碍、心智缺陷或其他相类之情形，不能或不知抗拒而为性交者”。罪名若成立，加害者将被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据K自述，清大性平会已接获他提交的资料，并同步通报他当时就读的大学。由于案件涉及疑似“乘机性交”，政府社工单位也已介入。

目前，王丹在清大已无教职。DW向清大查询调查情况，该校秘书处执行长薛荷玉表示，受限于性平法，她无法对外透露更多，但在台湾MeToo运动爆发后，不只王丹一案，清大性平会收到的整体性平通报数量确有增加。

“他养成了恶性的毛病”

除了站出来公开指控的李元钧与徐豪谦，据DW接触了解，台面之下除了K，至少还有4人曾受王丹程度不等的性骚扰，但基于隐私、身心状态等原因暂不愿公开细节。

在台媒体工作者Rath认识王丹及其助理超过10年，在美国、日本、台湾都曾协助王丹联系事务。他告诉DW，王丹长年透过“民运光环”对年轻男生性骚扰，自己曾多次目睹。

“他（王丹）有点养成了自己恶性的毛病，他觉得这个惯性是OK的，但其实不OK。”他说。

2014年，Rath在大阪居住工作，王丹及其谢姓助理带著毕业不久、初入社会的Z一起前往日本。当时王丹住在酒店，谢姓助理则借宿他家。“其实（我家）很多space（空间）他们都可以住，我有跟他们说很欢迎他们住，他们是从台北飞来，然后谢姓助理就故意让Z跟王丹睡同一个（酒店）房间。”

据Rath所述，Z当时与王丹并不熟识，谢姓助理安排两人过夜令他诧异。隔日，Z向Rath表示，同宿当晚王丹试图对他性骚扰、发出性邀约，遭他拒绝。“王丹不敢真的去强暴他，但隔天他觉得不舒服，就叫谢姓助理换房间。”

根据DW检视的对话截图，谢姓助理事发后曾为此向Z致歉。“他很明确知道是性骚扰，但他觉得没有到强暴，所以他就饶过他（王丹）。”Rath说。

Rath还透露，另一名共同友人X也曾多次被性骚扰。在共同的酒局餐聚上，他多次见到王丹出手触摸坐在一旁的X的大腿，遭X委婉拒绝。

“我看到的，起码有3次是这样子，因为我们去吃饭3次，每一次都会重演”。Rath指，王丹甚至曾一度“摸到他（X）的private parts（私处）”。

Rath表示，男同志因性文化，身体边界常暧昧而难以界定，但“重点是你要对方同意，我觉得很多时候是对方不同意。”他指，王丹是有权威与名声的人物，遭到上下其手的多是敬重他的年轻学生或社会新人，甚至有人为了“不伤害民运”选择“就这样算了”。

“他尊敬他，当然就不敢去反抗，但你问他们心甘情愿吗？并不是。我问Z也是，我问X也是，他们也不觉得舒服。如果能选择，他们也不要老师这样对他们。”Rath说。

从台湾到美日，从酒桌到沙龙

从台湾带著年轻男性出国作伴、透过谢姓助理安排同住，其后发生性骚疑云；酒局饭局常要年轻男性在旁作陪，对其上下其手——Rath指称的两宗事件，都与李元钧及徐豪谦所述情节高度类似。

另有多个不同的消息来源亦向DW表示，王丹对学生十分慷慨，课余之外相约喝酒吃饭或到过夜出游都不吝买单，但有些行为似是踩在模糊边界。

“大家一起坐，然后老师会留一个‘主位’给他喜欢的男生……我没办法辨认那是老师基于对同学的爱护、特别照顾某个同学，还是基于其他的、可能对他有意思？我（当时）没有做这样的联想，但确实有这些事。”

方浩（化名）曾是王丹学生，也与谢姓助理交好。他观察指，许多学生视王丹为民运前辈与老师，“他下手的那些人应该都是类似的情况，一个是够年轻、社会经验确实没那么足够，……对自己的整个自我探索，怎么喜欢、爱或情感都还没到一个很成熟的状态。”

他也指，王丹碍于名人身份“不方便透过他自己”，有时谢姓助理就会扮演“像是仲介”的角色——“老师想请你吃饭”、“老师有事找你聊聊”，这些说法他时常从谢姓助理口中听到。

“那些邀约是真的，我身边的朋友也是被邀约过，但是当时没有被老师做过多的肢体接触。我相信这种邀约应该不是一个个案，而是非常多人的共同类似的经验，有些可能就是后来的受害者。”

曾是王丹学生的清大校友吴柏澍也告诉DW，王丹在清大任教时确实常找感兴趣的学生聊聊，两种类型的学生尤其受到“青睐”：一种是“以政治为未来的工作志向的同学”，一种是比较“内敛型”的同学。他观察指，前者是王丹建立政治影响力的一种方式，对于推动民主化确有正面作用；不过后者不太一样，“比较亲密”。

“有这样的特质（内敛型）的人，或是说本身就带著一点阴柔气质的同学，聚会也好，或是有些时候在学校、在人社院也好，就会看到老师有请他们过去聊一聊。”吴柏澍称：“老师会去想要跟他们聊聊天，那聊天就又跟我刚刚说课堂上，说是想要去找可能政治兴趣相投的，或是说有政治理想抱负的同学的那种谈话模式不一样。”

民运光环？无权势者？

这些受到王丹“青睐”的指控者多是年轻大学生或社会新人，对公共议题、“民运光环”怀抱憧憬。熟悉王丹的方浩告诉DW，王丹致力多年的沙龙活动是另一个有疑虑的“物色”场合。

王丹长年在台湾多所知名大学举办“中国沙龙”活动，是两岸学生自由议论时政的对话平台，颇受欢迎，也被认为是许多台湾学生认识中国议题的启蒙敲门砖。曾多次参加“中国沙龙”的方浩指，王丹透过该活动与其他讲座接触到更多年轻学生，“或多或少有一些同学视老师为偶像，然后他就开始再慢慢编织这个网络”。

接触、建立关系、“从这些目标里头找一些老师觉得不错的人，去做私下的晤谈，或是把他私约出来。这些同学大部分也不会拒绝。”方浩说：“这些会来找老师的人，通常对老师不一定是崇拜，可能是欣赏，或者说，觉得一个历史课本人物走到镜头前跟你见面的那种心理建设。”

现年54岁的王丹是中国六四学运领袖，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他遭中国通缉，陆续被以多项罪名逮捕、判刑，坐牢多年，直到千禧年前后流亡美国。近年，王丹常居台湾，并于当地多所知名大学任教，包含政治大学、清华大学等。

王丹积极批判中共政权、推动民主运动，是中国海外民运圈的标志性人物之一。同时，他也曾活跃于台湾政治与社会活动，2014年台湾太阳花学运时，曾到场声援学生。

在遭到MeToo指控之后，王丹首先发文暗指，李元钧的指控时机显示背后可能有政治操作。他写道：“特意选择‘六四’这个时间点，以及他特别强调的，希望政治圈人士对我如何如何，这样的表述，其实已经说明了问题”。

这番回应也在中国海外民运圈引发争议。曾在“白纸运动”扮演重要角色的《公民日报》发声明表示对性暴力零容忍，对王丹的回应深表不满；原本互有合作的纽约“六四纪念馆”与纽约“民主沙龙”也因王丹事件产生严重意见分歧。部分中国海外民运的年轻世代认为，“王丹不能代表六四”。

其后，王丹称自己支持MeToo运动，强调他并非权势者。王丹发文反问：“被捕，流亡，几十年不能回家，母亲去世都不能送葬，没有美国政府的基金支持，没有自己的报纸和电台，苦苦支撑三十多年，在美国都要受到中共威胁。大部分海外华人都不敢接近我们。我既非公职，又没有巨大财富。海外民运就那么几百人。充其量推特网友多一些，还远远不如那些大V。 我是‘权势者’？ ！怎么定义的？！我的‘权势’在哪里？”

另一种声音

王丹陷入MeToo争议，在DW接触的受访者中亦有人指，他所认识的王丹与主流批评不同。王丹来台初期的邱姓前助理告诉DW，王丹带学生出去玩确实“都是花大钱”，有时确实会“吃人家豆腐一下”，“但是就我们的认识，真的是太超过也不至于”。

邱姓前助理称，至少在他担任助理期间，“如果你不喜欢，你给他推开，其实他（王丹）也是蛮识相的。”当时他与几个同王丹亲近的学生“都是很敢冲撞的那种”，“不知道会不会跟这种性格也有关系，你知道他们真的是也跟我比较一样，会觉得‘不要就是不要’。”

自述曾在大学期间受王丹追求的陈星翰则称，王丹对他表达好感的方式“算是得体”——会明白表达欲望，“但是我是随时可以拒绝都没有关系的，我想要回应他多少的好感、回应他多少的热情，我自己觉得是蛮取决在我自己这边。”

陈星翰告诉DW，他支持MeToo运动，亦理解性骚扰事件很难要求证据，不会质疑指控者的主观感受，但男人跟男人之间的界线，“什么叫做试探？什么叫做骚扰？我也会一直想这件事情。”

王丹：我无意对外发言

王丹遭指控至今逾一个月，在李元钧事件进入司法调查程序后态度愈趋低调。最新一次针对事件发言是在7月中旬，他在社群媒体发布声明写道，连日来自己遭受许多可疑账号攻击谩骂，“有某种力量，借助me too运动的浪潮以及针对我的指控，有组织有策划地对我进行网络攻击”，高度怀疑“是来自北京方面的操作”。

王丹指，他已经收集到足够的证据，并向美国司法部和FBI报案处理。针对他个人的指控，因已进入司法程序，不便公开对外发言，一切尊重司法裁决。他强调，“对于这些网络霸凌，希望外界提高警惕，不要受到这种认知作战的影响。”

事实上，媒体人Rath向DW透露，王丹在遭到MeToo指控后自美国返台，曾与他碰面。当时王丹直言“对台湾挺失望的”，亦曾对他开玩笑说道：“你看现在看我我也不舒服，我就可以告你。现在都变成这样了，随时可以不舒服就直接告别人”，表达对MeToo指控的不满。

针对一连串的性骚扰、性侵害指控，DW多次联系王丹，他皆回復“事情已进入司法程序，我无意对外发言”，坚拒受访；DW亦多次联系谢姓助理，请他就个人在诸多性骚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做出回应，他亦不愿受访。

网民嚎叫：

frombjwithlv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06:24:43

共产党干部做出来可信，王丹做出来不可信，尤其在六四前夕，那个台湾男的那么多年不说偏偏这个时候说。当初那么多人参加民运，拿到绿卡拿到议员推荐信都去赚大钱去了，有不少为了赚钱投靠中共的。王丹能坚持这么久舍弃一切为了理想和当初的信念不为钱不容易。必成某党眼中钉，其他手段拿他不行使用这种也是他们惯用的。

土拨鼠拨土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04:44:42

starwars 发表评论于 2023-07-19 20:55:44

这个不大可信,民运人士易受中共抹黑

BMF 发表评论于 2023-07-19 19:53:00老9，说说你一口一个的“秦大使”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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赶紧出面保护你们心中“正义勇敢”的“明灯”吧,一切都是中共的错。

马甲飘飘 发表评论于 2023-07-20 01:35:00

DW 是德国之声

XM25 发表评论于 2023-07-19 22:59:00

DW 是什么？

长剑倚天 发表评论于 2023-07-19 22:42:00

而他们这些人是非正常的，是有缺憾的人，是无根的浮萍，是没有归宿感的孤魂野鬼！所以，我对他们做出任何丑陋，放荡的事情，都不感到意外。

长剑倚天 发表评论于 2023-07-19 22:38:08

按说这些都是很个人的私事，不爱对这类问题做过多评论。但是，这些人不是正常人，所以言行和心态和我们不一样，是我想讨论的。所谓正常人，如我们这般，有家有父母亲人，虽然也是远离祖国，但年年回国。是有根的人！

这就是正常的人的心态，虽然客居外国，但有根，有祖宗，有家乡，这对海外漂泊的游子是非常重要的，平时也许不觉得，遇到难事，遇到过不去的坎的时候，祖国，家乡，亲人就是我们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柱！

victorkhoo 发表评论于 2023-07-19 22:37:53

人无完人，他犯了什么罪，照法律走就是，不需要上岗上线，更不需要抹灭他对民主的贡献。

长剑倚天 发表评论于 2023-07-19 22:31:22

lpxp311 发表评论于 2023-07-19 19:51:00

我记得王丹是娶了一个台湾老婆才到台湾的。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后来是不是离婚了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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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记错了，那是吾尔凯西，现在是个中年肥胖油腻男。王丹是从未结过婚的。因为一直就是个同性恋，很惊讶居然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都是公开多少年的事情了。虽然这是个人的私事，但民运圈很乱，倒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实。

有门部关 发表评论于 2023-07-19 22:13:18

这段描述挺有意思，很有画面感：混酒下肚、酒醉失去意识，再有印象，就是醒来看见王丹气急败坏地在打扫家里。“他对著我骂说因为我喝醉，吐得他的床铺都是，很麻烦，非常生气。”

三颗石头 发表评论于 2023-07-19 21:58:54

应该是身为民运人士最懂大部分民运人士都不是啥正经人吧，没想到试了一下反而被曝光了，意外

Sam大树 发表评论于 2023-07-19 21:46:52

丹姐威武，强奸男性！台湾立法对付这种女对男的强奸了么？

starwars 发表评论于 2023-07-19 20:55:44

这个不大可信,民运人士易受中共抹黑

Eevee 发表评论于 2023-07-19 20:09:55

防止传播性病。你以为套套只是为了避孕吗？一点性安全的常识都没有。

LLC 发表评论于 2023-07-19 19:54:00

男男之间也要戴套？for what?

嘉嘉乐 发表评论于 2023-07-19 19:59:48

吃狗粮的民运混子出事不吃惊！

LLC 发表评论于 2023-07-19 19:54:00

男男之间也要戴套？for what?

BMF 发表评论于 2023-07-19 19:53:00

老9，说说你一口一个的“秦大使”怎么样了

lpxp311 发表评论于 2023-07-19 19:52:00

这个报道才知道他的性取向。

lpxp311 发表评论于 2023-07-19 19:51:00

我记得王丹是娶了一个台湾老婆才到台湾的。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后来是不是离婚了不清楚。

zhanglao9 发表评论于 2023-07-19 19:33:29

不知道老王有没有结婚，如果没有结婚，赶紧找个老婆。如果结婚了，让老婆出来说一下，就可以化解了。

zhanglao9 发表评论于 2023-07-19 19:26:25

没有共党什么事？不可思议

谢选骏指出：王丹称自己支持MeToo运动，强调他并非权势者。王丹发文反问：“被捕，流亡，几十年不能回家，母亲去世都不能送葬，没有美国政府的基金支持，没有自己的报纸和电台，苦苦支撑三十多年，在美国都要受到中共威胁。大部分海外华人都不敢接近我们。我既非公职，又没有巨大财富。海外民运就那么几百人。充其量推特网友多一些，还远远不如那些大V。我是‘权势者’？！怎么定义的？！我的‘权势’在哪里？”——王丹假装不知道他拥有“历史人物的权势”——否则，王丹怎么可能有机会代表民运拿到陈水扁两次给予的国务机要费各个20万美元，然后王丹就把这40万美元全部贪污盗窃中饱私囊据为己有了……这样，王丹就把民运经费变成了他个人用于骚扰和强奸的“活动经费”了！——这就是历史人物的权势。就像毛泽东走出了天安门的纪念堂，依然会受到广大毛粉热烈欢迎，甚至可能发起一场拿破仑式的百日政变。

【39、历史上第一个汉奸是个太监】

《中行说》报道：

中行说（注音：ㄓㄨㄥ ㄏㄤˊ ㄩㄝˋ，汉语拼音：Zhōngháng Yuè，读音“中航越”），燕（今河北省）人，西汉时期宦官，后来投靠匈奴，侍奉老上、军臣两代匈奴单于。生卒年史书未载。

投靠匈奴

中行说是燕人，后担任宫廷宦官。前174年，匈奴老上单于继位，汉文帝派皇族公主前往匈奴和亲，又派中行说随同辅佐公主。中行说不愿接受这个任务但被强迫前往，临行前他说：“如果一定要让我去的话，我将成为汉朝的祸患。”果然中行说一到达匈奴后立即投靠老上单于，并深得单于的信任。

破坏和亲

匈奴人十分喜欢汉朝进贡的缯絮和食物，中行说向老上单于指出：匈奴的人口数量不及汉朝的一个郡，之所以强大的原因在于匈奴人的衣食习俗与汉人不同。如今单于喜欢汉朝进贡的衣物食品，他们所进贡的物品不超过国内总数的十分之二，那么匈奴早晚会完全臣属于汉朝。希望单于把汉朝赠送的缯絮做成衣裤，让匈奴人穿上然后在杂草棘丛中骑马奔驰，让衣裤破裂损坏，以此显示汉朝的缯絮不如匈奴的旃衣皮袄坚固完美；把汉朝赠送的食物都丢掉，以此显示它们不如匈奴的乳制品方便味美。中行说随后教授老上单于的亲信分条记事的方法，以便他们统计人口、核算牲畜数目。

汉朝皇帝呈给匈奴单于的书信都写在一尺一寸的木札上，开头语是“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随后写明所赠送的物资和要说的话。中行说让老上单于改用一尺二寸的木札写信给汉文帝，并且把印章和封泥的尺寸都加长加宽加大，用傲慢的开头语写道：“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随后写明索取的物资以及要说的话。

舌战汉使

出使匈奴的汉朝使者曾讥讽匈奴的风俗轻视老年人。中行说反问汉朝使者说：“按照你们汉人的习俗，凡是家中有准备参军、守边垦荒的年轻人，他们年老的父母难道不省下暖和的衣物和肥美的食物送给他们享用吗？”汉朝使者同意他的观点。中行说又说：“匈奴人都知道战争的重要性，那些年老体弱的人不能打仗，所以要把肥美的食品让给壮健的人吃喝，这是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然后才能让父子长久地相互保护，怎么能说是匈奴人轻视老年人呢？”汉朝使者又指责匈奴人缺乏基本的伦理观念，父子可以就寝于同一座毡房，父亲死后儿子可以娶后母为妻，兄弟死后活着的兄弟可以娶死去兄弟的妻子，并且匈奴人没有帽子和衣带等服饰，缺少朝廷礼节。中行说反驳道：“匈奴的风俗是吃牲畜的肉，喝它们的乳汁，用它们的皮做衣服穿。牲畜吃草喝水，都随着形势的变化而改变。匈奴人生活简单，在急迫的时候，人人练习骑马射箭的本领；在宽松的时候，人们欢乐无事，受到的约束很少。君臣关系简单，国家的政事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随意自如。至于父子和兄弟死了，活着的娶他们的妻子做自己的妻子，这是惧怕种族的消失。匈奴虽然伦常混乱，但继承人一定是本族的子孙。如今汉人佯装正派，不娶他们父兄的妻子做老婆，致使亲属关系越来越疏远，甚至相互残杀、改朝易姓。汉人的礼义使君王臣民之间产生怨恨，修造宫室房屋耗尽了民力。百姓努力耕田种桑为求得衣食满足，修筑城郭来保卫自己，所以在急迫时不练习攻战本领，在宽松时又因为辛苦劳作而精疲力尽。生活在土石房屋里的汉人喋喋不休、窃窃私语，穿的整整齐齐戴着帽子又有什么了不起？”

此后，汉朝使者中有想辩论的，中行说就说：“汉朝使者不必多言，只想着汉朝送给匈奴的缯絮米蘖，一定要数量充足、品质良好使我们满意才行。如果品质粗劣、数量不足，那么等到秋天，匈奴人的铁骑就会奔驰践踏你们成熟待收的庄稼”。中行说日夜教唆老上单于寻找有利时机进攻汉朝。

在中行说的教唆下，前166年，老上单于背弃与汉朝的和亲政策，亲率14万匈奴骑兵攻入朝那（今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西北）、萧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东南），杀死北地郡都尉孙卬，劫掠大量人口及牲畜，一直到达彭阳（今宁夏回自治区彭阳县）。老上单于派奇兵烧毁回中宫，匈奴的巡逻骑兵甚至到达雍城（今陕西省凤翔县南）的甘泉宫，逼近汉朝首都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未央区附近）。汉文帝急忙派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调集兵车千辆，骑兵十万驻守于长安，又任命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宁侯魏遬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调集大量兵车和骑兵攻打匈奴。汉朝在调兵期间，老上单于率军在塞内劫掠一月后撤离，汉朝军队无功而返。此后匈奴每年都前往边境劫掠，其中以云中郡和辽东郡的受害最为严重，代郡也有万余人惨遭杀掠。直到前162年匈奴重新与汉朝和亲，两国才罢兵休战。

之后

前161年，老上单于去世，其子军臣单于继位，中行说继续侍奉军臣单于，之后事迹不明。

影视形象

2005年上映的长篇电视连续剧《汉武大帝》中，中行说由陈长海饰演。

参考文献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老上稽粥单于初立，文帝复遣宗人女翁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说不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爱幸之。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遗物及言语云云。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倨傲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所以遗物言语亦云云。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汉使或言曰：“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老亲岂有不自脱温厚肥美以赍送饮食行戍乎？”汉使曰：“然。”中行说曰：“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鬬，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汉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中行说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极，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功，缓则罢于作业。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令喋喋而占占，冠固何当？”自是之后，汉使欲辩论者，中行说辄曰：“汉使无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糱，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己矣，何以为言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而稼穑耳。”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汉孝文皇帝十四年，匈奴单于十四万骑入朝那、萧关，杀北地都尉卬，虏人民畜产甚多，遂至彭阳。使奇兵入烧回中宫，候骑至雍甘泉。于是文帝以中尉周舍、郎中令张武为将军，发车千乘，骑十万，军长安旁以备胡寇。而拜昌侯卢卿为上郡将军，甯侯魏遬为北地将军，隆虑侯周灶为陇西将军，东阳侯张相如为大将军，成侯董赤为前将军，大发车骑往击胡。单于留塞内月余乃去，汉逐出塞即还，不能有所杀。匈奴日已骄，歳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余人。汉患之，乃使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

《史记·卷一百一十·匈奴列传》：后四岁，老上稽粥单于死，子军臣立为单于…而中行说复事之。

又说《中行说（zhōngháng yuè）》：西汉汉文帝时人。原为宦者，因不满作为汉匈和亲的随员，对汉朝怀恨在心，转而投靠匈奴，后成为单于的重要谋臣。

人物生平

冒顿单于死去，他儿子稽粥当了君王，叫做老上单于。

老上稽粥单于刚刚继位，孝文皇帝又派遣皇族女去做单于的阏氏，让宦者燕国人中行说去当和亲翁主的附属品。中行说不愿去，汉朝强迫他这么做。中行说说：“如果一定让我去，我将成为汉朝的祸患！”中行说到达后，就投降了单于，单于特别宠信他。后来，老上单于死，其子军臣单于继位，然后，中行说又效力军臣单于。

献计单于

最初，匈奴喜欢汉朝的缯絮和食物，中行说认为不必依赖汉朝，如今单于若改变原有风俗而喜欢汉朝的衣物食品，汉朝给的东西不超过其总数的十分之二，那么匈奴就会完全归属于汉朝了。希望把从汉朝得到的缯絮做成衣裤，穿上它在杂草棘丛中骑马奔驰，让衣裤破裂损坏，以此显示汉朝的缯絮不如匈奴的旃衣皮袄坚固。把从汉朝得来的食物都丢掉，以此显示它们不如匈奴的乳汁和乳制品方便味美。”

于是，中行说教单于身边的人们分条记事的方法，以便核算记录他们的人口和牲畜的数目。

汉朝送给单于的书信，写在一尺一寸的木牍上，开头文词是“皇帝恭敬地问候匈奴大单于平安”，及写上所送的东西和要说的话。中行说就让单于用一尺二寸的木牍写信送给汉朝皇帝，并且把印章和封泥的尺寸都加长加宽加大，把开头语说得很傲慢：“天地所生、日月所安置的匈奴大单于恭敬地问候汉朝皇帝平安。”再写上所送东西和要说的话语。

辩论汉使

汉朝使者中，有人对中行说说：“匈奴风俗轻视老年人。”中行说诘难汉朝使者说：“汉朝风俗，凡有当兵被派去戍守疆土将要出发的，他们的老年父母难道有不省下来暖和的衣物和肥美食品，把它们送给出行者吃穿的吗？”汉朝使者说：“是这样。”中行说说：“匈奴人都明确战争是重要的事，那些年老体弱的人不能打仗，所以把那些肥美的食品给壮健的人吃喝，这是为了保卫自己，这样，父亲儿子才能长久地相互保护，怎么可以说匈奴人轻视老年人呢？”

汉朝使者说：“匈奴人父子竟然同在一个毡房睡觉。父亲死后，儿子竟以后母做妻子。兄弟死后，活着的兄弟把死者的妻子都娶做自己的妻子。没有帽子和衣带等服饰，缺乏礼节。”中行说却说：“一个国家的政治事务，就像一个人的身体一样，父子和兄弟死了，活着的娶他们的妻子做自己的妻子，这是惧怕种族的消失。所以匈奴虽然伦常混乱，但却一定要立本族的子孙。如今中国人虽然佯装正派，不娶他的父兄的妻子做老婆，可是亲属关系却越来越疏远。况且礼义的弊端，使君王臣民之间产生怨恨。 

之后，汉朝使者有想辩论的，中行说就说：“汉朝使者不要多说话，只想着汉朝输送给匈奴的缯絮米蘖，一定要使其数量足，质量好就行了，何必要说话呢！而且供给匈奴的东西一定要齐全美好，如果不齐全，粗劣，那么等到庄稼成熟时，匈奴就要骑着马奔驰践踏你们成熟待收的庄稼。”中行说日夜教导单于等待有利的进攻时机和地点。 

历史评价

当时匈奴著名的冒顿单于病死，其子稽粥立，号老上单于。汉文帝鉴于国内不稳，各路诸侯对帝位虎视眈眈，且国力尚未恢复，无力与匈奴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只好继续与匈奴和亲，文帝下令送宗室女去匈奴，并让太监燕地人中行说作为陪同侍臣一起去。中行说不肯去，被汉廷强行派遣。怨恨之下，他在汉廷喊道：“我如果到了匈奴，就肯定会威胁汉国。”汉朝官员们只当他在说气话，也不以为意。

中行说到匈奴立刻归降，并深受老上单于欢喜、宠信。中行说竭力劝说匈奴不要太看中汉朝衣服食物的精美，增加匈奴对自己食物、器械、风俗的自信心，还教给匈奴人记数方法。在中行说的支持下，老上单于在给文帝回书中口气傲慢，对汉朝使臣也威逼利诱，动不动就索要钱物金银，不给就威胁秋熟后大发兵马入汉境中践踏。

史书记载

老上稽粥单于初立，文帝复遣宗室公主为单于阏氏，使宦者燕人中行说傅翁主。说不行，汉强使之。说曰：“必我也，为汉患者。”中行说既至，因降单于，单于爱幸之。后老上单于死，子军臣单于立，而中行说复事之。

初，匈奴好汉缯絮食物，中行说曰：“匈奴人众不能当汉之一郡，然所以强者，以衣食异，无仰于汉也。今单于变俗好汉物，汉物不过什二，则匈奴尽归于汉矣。其得汉缯絮，以驰草棘中，衣袴皆裂敝，以示不如旃裘之完善也。得汉食物皆去之，以示不如湩酪之便美也。”于是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

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辞曰“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所遗物及言语云云。中行说令单于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及印封皆令广大长，倨傲其辞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单于敬问汉皇帝无恙”，所以遗物言语亦云云。汉使或言曰：“匈奴俗贱老。”中行说穷汉使曰：“而汉俗屯戍从军当发者，其老亲岂有不自脱温厚肥美以赍送饮食行戍乎？”汉使曰：“然。”中行说曰：“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何以言匈奴轻老也？”汉使曰：“匈奴父子乃同穹庐而卧。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尽取其妻妻之。无冠带之饰，阙庭之礼。”中行说曰：“匈奴之俗，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其约束轻，易行也。君臣简易，一国之政犹一身也。父子兄弟死，取其妻妻之，恶种姓之失也。故匈奴虽乱，必立宗种。今中国虽详不取其父兄之妻，亲属益疏则相杀，至乃易姓，皆从此类。且礼义之敝，上下交怨望，而室屋之极，生力必屈。夫力耕桑以求衣食，筑城郭以自备，故其民急则不习战功，缓则罢於作业。嗟土室之人，顾无多辞，令喋喋而占占，冠固何当？”自是之后，汉使欲辩论者，中行说辄曰：“汉使无多言，顾汉所输匈奴缯絮米糵，令其量中，必善美而己矣，何以为言乎？且所给备善则已；不备，苦恶，则候秋孰，以骑驰蹂而稼穑耳。”日夜教单于候利害处。 ——《史记卷百一十·匈奴列传第五十》

网民嚎叫：

敬称“汉监”怎么演化成蔑称“汉奸”的？原来与中行说有关——据说匈奴人敬称中行说为“汉监”，意思是从大汉来的大监（其实就是太监，只不过匈奴人抬高他的身份罢了，大监在汉朝可是高官），这个敬称传到中原，汉朝人随口就演化成了“汉奸”这个蔑称。2018-04-13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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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中行说，是个燕人，而不是汉人，怎么能说他是汉奸呢？也许他还是个“伟大的燕国爱国主义者”，就像屈原那样是楚国人。反正比假装热爱韩国抗秦，却投靠汉朝灭掉韩国的伪君子真小人张良同志，毫不逊色——简直可以和灭掉秦朝的赵高“试比高”了。

【40、历史是幸存者加减乘除的记录】

《80年代文化簡史：30多年前，中國年輕人追逐的夢》（2021-10-30 宅總有理）报道：

雖然歲月如流，

什麼都會過去，

但總有些東西發生了，

就不能抹煞。”——作家·王小波“逝於1997年4月11日”出自作品：《似水流年》

01. 

人類歷史上的壹些浩蕩傳奇，往往都是從壹縷微光開始的。

1978年歲末，北京亮馬河畔的壹間農房裏，趙振開、姜世偉、黃銳等7名青年，圍著壹臺破油印機忙了三天三夜，印出壹大堆紙頁。忙完後，大家跑去東四壹家飯館，舉杯暢飲，最終決定選出三人，準備將紙頁貼往北京各個重要場所。 

臨別之際，大家落了淚。因為不知此去，能否安全回來。接下來兩天，其中三人將那些紙貼滿北京的政府單位、純文學雜誌社和清北這樣的高校。出發前，趙振開甚至塗改了自行車牌號，以免被人跟蹤。 

事實證明，情況沒那麼嚴重。他們也就跟人大的校警吵了壹架而已。沒多久，紙頁被廣大青年看見，大家瞬間興奮起來。因為趙振開他們張貼的，是建國以來第壹份地下文學刊物。他們自辦刊物，發表詩歌、小說，是要表達過去十年裏被壓抑的心情。

那本刊物的名字，叫做《今天》。 

創刊之際，趙振開和姜世偉，還特意為對方起了壹個筆名。前者給後者起的，叫芒克。後者給前者起的是：北島。

早在1972年，北島就認識了芒克。那時，他們只能悄悄寫詩，不敢發表。相識第二年，北島寫出了《回答》。但1978年發在《今天》創刊號上，為了安全起見把創作時間改成了1976年。廣大青年在創刊號上讀到這首詩後，內心都像火山壹樣噴發。不久，有人冒著風險，在那些張貼出來的紙頁上，留下自己的名字和地址。隨後，《今天》開始定期出版。 

從第二期開始，雜誌有了穩定的訂閱用戶。每期1000冊，被寄往全國各地。

為保證《今天》順利運營，芒克從造紙廠曠工，領著6塊錢工資，全情投入，害得家裏人以為他在從事反革命活動。在他和北島的努力下，兩年間，編輯部出了9期雜誌、4種叢書，還組織過數次詩朗誦。 

沒多久，壹首叫《致橡樹》的詩，通過雜誌傳遍全國，驚醒每個青年。壹對兄妹在西單看到油印詩句，直接跑去編輯部。弟弟躲在姐姐身後，怯得不敢說話。芒克心說妳怕什麼，這裏又沒人打妳。 那個姐姐叫顧鄉。 她的弟弟，叫顧城。 

那兩年裏，越來越多的手寫稿件，被寄往《今天》。其中有兩個作者，壹個寫小說，壹個寫評論。前者叫史鐵生，後者叫鐘阿城。這些人在十年裏吸收的養分，開始噴薄出巨大能量。為了讓年輕人更好地了解詩歌，編輯部每月在張自忠路4號搞壹場作品討論會。

“拉開80年代大幕的《今天》” 

不過，轟動壹時的《今天》沒能熬過1980年。第九期出完，便被查封。編輯部想把它變成內部資料，出了三期，再次被禁。北島當時在壹家雜誌社上班，被停職反省。芒克則因曠工數百天被直接開除。 

《今天》停刊前夕，芒克喝醉酒在街上撒了壹泡尿，對著空蕩蕩的街頭大喊： “詩人？中國哪有什麼詩人？” 此後，他在社會上遊蕩。壹度跑去給人家看大門，壹天只能賺壹塊錢。 壹對掀起了颶風的蝴蝶翅膀，就此停歇。 

然而，這並不是故事的結局，反而成了故事的開端。《今天》創刊前，緊張的時代空氣有所松動，西單出了壹面墻，社會上出了政論刊物。正是這股風潮，給了雜誌誕生的可能。所以在創刊號上，北島寫的第壹句話就是： “歷史終於給了我們機會。” 

歷史不單單把機會給到了北島、芒克。《今天》停刊後，轟轟烈烈的80年代迎面走來，歷史用機會砸中了壹大批才華橫溢的青年。在接下來的十年裏，那些青年將壹個接壹個，發出驚天動地的吼聲。 

02. 

《今天》發行後，北島在玉淵潭搞過兩次朗誦會。在壹塊松林環繞的空地上，青年陳凱歌朗誦了《相信未來》和《回答》。那時，凱歌不但在刊物上發表小說，還是《今天》在北電的代理，負責代售刊物。 

1978年9月，北島、芒克在黃銳家提出要自辦刊物時，北京電影學院招了壹批新生。其中有陳凱歌，還有張藝謀、田壯壯、李少紅、霍建起等人。他們都是各單位裏沉澱下來的好苗子。開學典禮上，放了兩部黑白片，壹個《翠堤春曉》壹個《方托馬斯》，有直升機和比基尼，把張藝謀給看暈了。 

入學後，張藝謀非常認真，天天上晚自習，最後回宿舍，三句話不離電影。陳凱歌愛讀書，經常寫東西。相比於他倆，田壯壯最野，整天趿著鞋，胡子也不刮，滿嘴“他媽的”和“我操”。沒辦法，誰叫人家牛逼呢。他爸田方，是北影廠首任廠長。當初入學考試，他第壹個出考場，答的全對。 

其他同學埋頭苦讀，田壯壯就愛上課搗蛋。那時他常掛在嘴邊的壹句話是： “別他媽上課，上他媽什麼課呀。” 

每次陳凱歌帶新書回來，指點江山，大家爭相傳閱，田壯壯都不以為然。但過不了多久，書上講的是什麼，他壹清二楚。

三個代表裏，當初最風光的，並非陳凱歌，而是田壯壯。大三時，他就把史鐵生的小說拍成了《我們的角落》，同學只能打下手。之後拍《小院》《紅象》，創下北電學生拍片記錄。1982年，這撥人畢業，田直接留在北影廠。倒黴的張藝謀等人，被發配到遙遠廣西，靠寫軍令狀拍《壹個和八個》。電影籌備期，田壯壯跑去廣西看老同學，天天給他們買菜做飯。 

《壹個》為張藝謀們揚名後，田壯壯回京，籌拍《九月》。他媽覺得劇本還不成熟，田壯壯卻說夠了，從廠裏要了45萬。片子拍出來，請同學李少紅、張建亞去看，都說看不懂。這卻成了田壯壯電影的壹貫“風格”。 

幾年後，田壯壯說了句得罪人的話： “我的電影是拍給下個世紀觀眾看的。” 

這時候，陳凱歌坐不住了。帶著散文《深谷回聲》去廣西，拉著張藝謀去陜西采風，要拍電影。廠裏不想支持。結果采風回來，給電影廠7個領導匯報，凱歌用三寸不爛之舌，楞是當場說哭了2個副廠長。 

隨後，陳凱歌和張藝謀去廣州找王學圻。三人看著商場裏58塊錢的皮夾克，直流哈喇子。凱歌還想充大個兒，請王學圻在流花賓館吃飯，看完菜單就楞了，只好來壹句，妳說這菜它怎麼就這麼貴呢？ 

沒錢，但這並不影響陳、張二人創作上的激情。開拍第壹場戲，王學圻2點起來定妝，往壹座山的山頂跑，吹著冷風直惡心。邊跑邊想，再也不拍他娘的狗屁電影了。可壹下山，凱歌滿眼含淚抱住他，不停道謝，王頓時繃不住了。這期間，張藝謀為了畫面裏的壹條白線，天天帶人去踩同壹條路。有次拍壹場重頭戲，突然下雨，他和陳趕緊脫上衣，給王學圻披上，讓護好戲服。 

兩人撐著壹把傘給機器遮雨。雨水打在身上，陳、張還在那兒聊畫面。 

後來王學圻回憶說：“我壹輩子都忘不了那場雨。”

數月後，電影拍出來。遠在美國從小看西片長大的洪晃看完，腦袋轟地就炸了，心說中國居然還能有人拍出這種電影？ 這部電影，就是《黃土地》。 

而就在陳、張合作拍《黃土地》的1983年，西影廠的壹個美工，因為嚴打被抓進監獄。那十個月裏，他把羅素的《西方哲學史》看了壹遍。出來後，看到《黃土地》，被其深深打動，瞬間燃起了對中國電影的希望。這個美工，就是蘆葦。

03. 

陳凱歌靠《黃土地》聲名鵲起時，他的同學，北電錄音系的寧瀛正在意大利公費留學。同年，意大利名導貝托魯奇打算拍壹部跟中國有關的電影。為此，他向歐洲五家銀行每家貸款500萬美元。好萊塢聽了，都說他有病。這部電影，名叫《末代皇帝》。 

通過老師介紹，寧瀛認識了貝托魯奇，幫他在劇本上填充了許多細節。此後，老貝到中國看景，寧瀛成了副導，又是幫忙改劇本，又是滿北京找認識溥儀的人，還真在壹處大雜院裏找到了溥儀在長春時的跟班。 寧瀛說，要是棺材讓挖，她肯定挖棺材了。 

1986年4月，文化部下發文件，國家級文物單位室內禁止壹切拍攝。好巧不巧，共產主義者貝托魯奇在此之前提交申請，順利通過。 

是年7月，他帶著150名中國人、100名意大利人、20名英國人和30名翻譯進駐紫禁城，開拍《末代皇帝》。拍攝過程中，他得到了中國政府鼎力支持。譬如溥儀登基那場戲，是在太和殿拍的，史上僅此壹例；譬如監獄長是時任文化部副部長英若誠演的，那是胡耀邦的特批；再譬如拍攝期間，伊麗莎白女王訪華，希望參觀故宮，中方以拍電影為由，楞沒讓女王進去。

“從太和殿裏跟拍出來的鏡頭” 

在選角上，貝托魯奇也握了壹把王炸。 

演溥儀的，是金球獎提過名的尊龍；演婉容的，是因《小花》在中國家喻戶曉的陳沖；演文繡的，我國著名童星鄔君梅；演日本間諜的，是大島渚介紹給他的阪本龍壹。著名華人影星盧燕，客串慈禧；中國時尚教母宋懷桂，客串裕隆太後。因為喜歡《黃土地》，貝托魯奇找陳凱歌，客串了壹個門衛。 

在天時地利人和下，電影順利拍完。次年上映，橫掃奧斯卡，9提9中。9個大獎裏，包括最佳電影配樂，由三個作曲共享。其中壹個是阪本龍壹，還有壹個，是寧瀛推薦的中央音樂學院的高材生，蘇聰。 

當時寧瀛推薦了三個人，除了蘇聰，剩下的兩人叫：劉索拉、譚盾。 

《末代皇帝》9提9中，狠狠打了美國人的臉，成為80年代奧斯卡難以超越的神跡。陳沖成為第壹個去奧斯卡頒獎的中國人；鄔君梅打入好萊塢，後來成為奧斯卡終身評委；尊龍的演藝生涯，壹度因此封神。

“奧斯卡頒獎禮上的尊龍和陳沖” 

但要說影響最大，反倒是對打醬油的陳凱歌。5年後，他去西影廠找蘆葦，請他改壹部小說，拿給蘆葦的參照劇本，就是《末代皇帝》。 

對此，蘆葦的原話是： “《末代皇帝》給我的啟發至關重要，它幫我找到了整個故事的歷史視角。” 這部電影的名字，妳們肯定都知道。它沒拿到奧斯卡，但它拿了金棕櫚。 

1987年，《末代皇帝》的票房，養活了北影廠足足5年。9提9中震驚西方，但這部電影在80年代的中國人看來，不過是老外的奇詭視角。蘇聰雖然拿了壹個奧斯卡最佳配樂，廣大文藝青年也並沒往心裏去。 提起音樂，他們迷的是搖滾。 

04. 

陳凱歌第壹次參加《今天》的詩朗誦會，是1979年4月8號。 

那個月，北京民族文化宮搞了壹場服裝觀摩會，主辦人是法國設計師皮爾·卡丹。會上，壹個模特對著觀眾敞開對襟衣裙，臺下人嚇得直往後退。第二天，《參考消息》就轉發香港左派的壹篇文章，說飯他媽都吃不飽，還看啥時裝表演？ 文章的名字，叫《外國人的屁香》。

皮大爺的初次中國行，就這麼受挫。幸好在巴黎，他遇到旅居歐洲的宋懷桂，便委托她回國辦兩件事。第壹，組個模特隊，第二，開壹家叫馬克西姆的餐廳。 

皮大爺看中宋，是覺得她有過人之處。這位家世不凡的才女，當年愛上外國人，親自給周總理寫信，完成了建國以來第壹樁涉外婚姻。 

拿皮的話說，就是被扔在沙漠上，宋懷桂也能學會仙人掌的語言。

回國後，宋到處寫信、找人、拜訪各部門。每次出門，留意街上那些身材條件出眾的年輕人。在她看中的人裏，有日後的國際名模石凱，有普通工人貢海斌，還有兩個演員，壹個叫方舒，壹個叫張鐵林。

方、張二人，都以拍電影為由拒絕，貢海斌卻選擇留下。其實貢父曾是北京最大的面料商，貢還曾跟劉少奇女兒同班，結果浩劫期遭遇清算。17歲後，貢成了西單洗染店的學徒。但對於美的熱愛，深深刻在骨子裏。1980年，美劇《大西洋底來的人》播出後，他花3個月工資買了墨鏡。 

實際上，不光是貢，80年代初，蛤蟆鏡、喇叭褲流行起來後，很多年輕人關於美的意識都覺醒了。但大部分國人，穿的還是70年代的灰綠裝。女孩兒們也不知道什麼叫化妝。唯壹的化妝品，是防凍的雪花膏，有姑娘用燒黑的筷子描眉，燒熱的火剪子燙發，最奢侈的護膚品，也就是雞蛋清。 

1980年底，宋疏通關系，租下鼓樓二層大廳訓練模特。28個年輕人用業余時間參與，枯燥培訓和家人阻力，很快刷掉壹半人。 

貢海斌被單位發現後，以“追求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為名被發配到山西燒磚。父母也勸他離開。但這都沒能阻止他。次年3月，以他為首的模特隊首次登臺，展示了皮大爺100件衣服，引起紡織部和外媒高度重視。 

4年後，皮大爺在工體舉辦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時裝表演，壹萬多人觀看。同年，宋教母把12名模特帶到巴黎，中國人第壹次在世界時尚舞臺上展現風采。壹群女模特穿越凱旋門的照片，成為80年代美的註腳。

“宋懷桂和她的模特隊” 

在此之前，1983年9月，北京崇文門西大街2號，馬克西姆餐廳隆重開張。 

宋做代理時，歐洲人都說皮大爺腦抽了。他們根本想不到，這家餐廳將在中國80年代文藝史上留下多麼絢爛的壹筆。在那裏，時裝模特們曾在著名演奏家呂思清的即興小提琴聲中走秀，劉曉慶第壹次知道什麼叫做時髦，阿蘭·德龍辦了自己50歲的生日party，貝托魯奇跟英若誠握手暢聊《末代皇帝》，姜文曾捧著獎杯壹臉喜悅地留影，張藝謀曾帶鞏俐出席派對。 

十幾年後，壹位香港巨星還在馬克西姆留下了自己在北京最後的影像。 那個人，就是張國榮。 那張照片上，還有壹個青年。80年代的北京，他的影響力，比張國榮大多了。他的名字，叫做崔健。 

據說在馬克西姆，他第壹次唱出了那首歌： 

我曾經問個不休

妳何時跟我走

而妳卻總是笑我

壹無所有… 

05. 

馬克西姆開張第二年，北京歌舞團民樂隊琵琶演奏員文博，受國外搖滾樂隊的啟發，想組壹支樂隊。那時，北京歌舞團小號樂手崔健，已經聽過許多破損的打口帶，並忍不住為那些磁帶繪制封面。最後，他成了這個“七合板樂隊”裏最年輕的成員，並在政協禮堂，完成首演。 

80年代初的北京，彈吉他是倍兒有面子的事。青年們常在後海、故宮、八壹湖聚眾碴琴，這裏面就有孫國慶。崔健屬於名氣比較大的。1984年，壹次演出結束，他抱著吉他唱了壹首《草帽歌》，當場給人唱哭了。 

第二年，搖滾樂滲透進各個音樂圈子。丁武、何勇、竇唯、王迪等人，紛紛愛上了這種新潮音樂。然而壓抑的氛圍，也從彼時開始。社會上認定它是流氓音樂，玩搖滾的都被父母罵沒出息。是年6月，團裏沒收樂器，“七合板”解散。四處流竄的搖滾青年們，連個正經排練場合都沒有。 

那時，有“搖滾傳教士”之稱的曹平，經常去崔健家吃飯。壹天，崔健說不在家吃，把他叫到河堤邊，臉色很不好地說了壹句： “曹平，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這成了崔健第壹首原創作品的歌詞。那首歌，叫做《不是我不明白》。 

1985年底，北京電影學院食堂，崔健擔任吉他手的ADO樂隊上臺表演，崔健唱了壹首Blues風格很重的抒情作品。演到壹半，壹群CBS記者沖進來攝像，有人把崔健扛到肩上。何勇帶著壹幫學生，狂呼他的名字。 

崔健登時就掉了眼淚。 那天那首歌，叫《新長征路上的搖滾》。

“看把姑娘們給迷的” 

隨後，崔健帶著兩首原創作品參加“孔雀杯”歌賽，慘遭淘汰。但通過關系，他順利拿到1986年“百大歌手聯唱”的登臺機會，還從歌賽評委王昆手上爭取到壹次獨唱。直到去體育館，大家都提心吊膽，不知能否上臺。演出當天，崔健臨時換上王迪的馬褂，褲腳壹高壹低，唱出了《壹無所有》。 

不久，曹平去道賀，崔健說了句： “我恨不得管王昆叫媽媽。” 

就像北島、芒克們偷偷張貼《今天》的那個前夜，全社會的青年，壹直處在壓抑之中。如果說《今天》的出現，給了他們表達自由的狂喜。那麼《壹無所有》的嘶吼，則直接喊出了壹代苦悶年輕人的心聲。主辦方給了崔健700元稿費錄制磁帶後，這首歌像風暴壹樣席卷全國。歌詞裏那麼多“我”字，聽哭壹大票青年。崔健在搖滾圈的地位，壹夜之間，發生巨變。 

此後，崔健成了滾圈兒領頭人。有人羨慕嫉妒，有人視為榜樣。黑豹的秦勇說，他唱完《壹無所有》，所有人都跟他走了。1987年，崔健被歌舞團勸退。不久，他去北大演出。在狂熱粉絲李國慶等人的組織下，北大成立後援會。這個後援會裏，有個叫梁欽寧的，他有個很有名的爺爺，梁漱溟。那年，他拿著爺爺單位“中國文化書院”開的介紹信，才為大家買到崔健首體演唱會的門票。 

隨著文化界、美學界的推崇，崔健的聲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多年後，另壹位旗手王朔在《崔健印象》裏的原話是： 

“我寧願崔健和他的音樂代表我存在，代表我鬥爭，代表我信仰，我把重大的責任都交給他了。” 

與《今天》被迅速查禁不同，崔健遭遇的官方態度，相當曖昧。公開表演，沒說允許，也沒說不許。以至於他只能去馬克西姆活動。 

彼時，馬克西姆是北京最豪華的場所。弧度墻鏡來自日本，鳶尾花吊燈來自法國，地毯來自蘇格蘭，服務生是壹水兒的男帥哥。壹餐花費，大約500元人民幣。而北京居民平均工資只有40元。但崔健可以帶滾圈人免費進去，掀開地毯，嚎叫整夜。所以，連崔教父也要尊稱夜夜身著禮服的宋懷桂壹聲： “Madam song。” 

“崔健在馬克西姆表演”

1987年，蘇聰摘得奧斯卡最佳配樂壹事，在崔健的吶喊中變得不值壹提。同年，跟陳凱歌合作《黃土地》的張藝謀，在西影廠扶持下，拍了自己第壹部電影《紅高粱》，兩人從此分道揚鑣。也就是這年，芒克被阿城介紹去的那家外貿公司宣告解散。萬般失落中，他寫下長詩《沒有時間的時間》：“這是壹個好年頭/這人間已落葉紛紛/多麼可憐的壹個季節呵/它就像壹個龍鐘的賣藝老人/在伸手拾著地下的錢。” 

那時候，《今天》雖然停刊許久。但詩歌的熱潮，卻在中國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就在前壹年，深圳舉辦詩歌大展，居然湧出了88個流派，什麼野牛派、病房意識、超低空飛行…壹湧而上，被譏笑為“中國詩壇的88片尿布”。 

同年，北島、顧城、舒婷等人去成都參加詩會，被無數青年圍得走不動路。壹個遼寧青年跟著北島訴說了壹天的苦悶，痛苦地用刀紮破自己手心。而在北京昌平壹所高校裏，壹位年輕詩人，和前輩芒克、北島壹起，成為了北大1986年度五四文學大獎特別獎的獲得者。 他的名字，叫做査海生。 

06. 

1979年，査海生考上北大時，年僅15歲。 

那時，油印的《今天》傳遍北大校園。法律系的他由此接觸文學。這離他第壹次使用筆名“海子”寫出《亞洲銅》，還有整整5年時間。在他剛入學時，《今天》的創刊人之壹，負責美編的黃銳，搞出了另壹件大新聞。 

早在70年代，美院、畫院停止招生，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有個培訓班，黃銳在那裏學畫。《今天》鬧出動靜後，黃銳看到詩人們大放異彩，倍感失落，發現有人在西單那面墻搞畫展後，他也想搞壹個。 

正好1979年9月，美術展覽館要舉辦全國美展。黃銳就聯合馬德升、鐘阿城、曲磊磊、王克平、李爽等壹大幫業余畫家，在館外公園的鐵柵欄上，掛滿各種奇怪的油畫、水墨畫、木雕。將其命名為“星星畫展”。 

在宣傳“前言”裏，這群青年說：“我們用自己的眼睛認識世界，用自己的畫筆和雕刀參與世界。我們的畫裏有各自的表情，我們的表情訴說各自的理想。” 

於是乎，當天展出的作品，沒有壹個走的是意識形態下的蘇聯寫實主義。而是壹些風格前衛、充滿現代感和個人色彩的作品。很多觀眾前去圍觀，嚷嚷看不懂，不知道在表達什麼。結果這幫參展青年說：“館裏面的看得懂，要看進去看去！”

“星星美展上的群眾” 

沒多久，前來圍觀的人越來越多，甚至連美院師生也跑來看。很快，公園管理人員前來幹涉，還有中年婦女說妳們畫得不美，要去公安局舉報。警察還真來了，參展者據理力爭，警察也沒辦法。隨後，中國美協主席江豐、美術館副館長郁風、首都機場壁畫作者袁運生等美術界大拿都來了，給予畫展積極評價。參展者由此信心大振。然而第三天，作品被強行沒收。 

彼時正值國慶，全國文藝工作者在京開代表大會，參展者就拉著“要藝術自由”的標示，走向了長安街。最後，作品全都物歸原主。 

盡管展出時，很多人表示無法接受，但也有觀眾在留言簿上寫了句話： “今天參展的人們，可能不是完全明白妳們的作品是什麼意思，但是明天，在未來，在新的文化出生以後，人們都會想到這個時候。” 

不得不說，這位觀眾很有眼光。 

“星星”最終被評論家視為投向中國藝術界的壹顆原子彈，成為浩劫後第壹場前衛藝術運動，宣告了中國前衛藝術的到來。 

“星星”前後辦展兩次。第壹次參展者裏，鐘阿城畫了些鋼筆畫。展出當天，他還負責把畫翻拍洗印，好賣錢。他找的攝影師，來自“四月影會”。 

那年4月，45名攝影愛好者在中山公園搞了壹個叫“《自然·社會·人》藝術攝影展”。展期25天，7萬多人參觀。作品不光有照片，還抄配詩。這是建國以來首個非官方攝影展。民間組織“四月影會”由此被人熟知。 

它的成立，宣告中國攝影藝術“樣板化”時代終結，並與“星星畫展”、“十二人畫展”、“無名畫會”壹起，構成中國當代藝術的開端。 

後來，在《中國前衛藝術的興起》壹書中，作者如此闡述道： 

“之前的幾十年間，藝術家被權力和真理所降服，唯唯諾諾、泯然眾人，他們被稱為藝術工作者，可以被評為勞模，成為眾人的道德模範。而‘星星’則將藝術家定位於少數派，定位於不合時宜的人。”

“給中國當代藝術開端的人” 

1980年，第壹屆“星星”舉辦後，在全國最權威藝術雜誌《美術》上，壹個叫栗憲庭的青年執行編輯，寫了第壹篇介紹它的文章。第二年，栗憲庭又很大膽地在《美術》上刊登了壹組作品，名叫《西藏組畫》。 

畫這七幅畫的小夥子，1978年高考恢復時，考入央美油畫系研究生班。 他的名字，叫做陳丹青。後來文藝界對他的評價是： “引導了壹個新的風潮，啟示了表達我們民族的更為內在和探索精神空間的壹代畫風，他在作品成為中國當代美術壹個無可爭議的裏程碑。” 

就像北電78級拍電影壹樣，《西藏組畫》有著與以往藝術形式截然不同的創作探索，迅速啟發了後來者。1983年，栗憲庭因“精神汙染”被撤職。兩年後，隨著氣氛寬松，他進入《中國美術報》做專職編輯，並聯合同年創刊的《畫家》、《美術思潮》、《江蘇畫刊》等壹批藝術雜誌，參與推動了美術界的“85新潮”運動，在頭版頭條上，介紹年輕壹代的前衛藝術。 

這場“85新潮”，成為中國當代藝術史上的壹個分水嶺。

“尚且青澀的陳丹青” 

就這樣，“星星”成為星火，催生出了壹大批更為“不合時宜”的藝術家。而多年後，《今天》的美編、“星星”發起人之壹黃銳，將工作室設在北京壹處廢舊工廠，並引入“東京藝術工程”，將其改造成壹個藝術區。 

2003年，它被《時代》評為全球最有文化標誌性的22個城市藝術中心之壹。 這個廢舊工廠，就是798。 

07. 

實際上，不光“星星美展”廣大群眾看不懂，北島、顧城們的詩流向五湖四海，也沒多少人讀明白。當時，作家章明寫了篇《令人氣悶的朦朧》，指責有人故意把詩寫得晦澀、怪癖。“朦朧詩”壹詞因此流行開來。 

然而比起詩、畫，最不把觀眾審美放眼裏的，是陳凱歌的同學，田壯壯。 

從北電畢業後，田壯壯先是做了“第三代導演”淩子風的助理。他首次獨立執導《九月》時，把淩子風請去。淩導看完，說：“壯壯，等妳下壹部出來我再表態吧，妳這部我實在是看不懂。” 

只能說淩導大意了，沒想到接下來田壯壯拍的兩部電影，不但他老人家看不懂，連跟著他壹起拍電影的人都不知道在幹啥。 

陳、張二人在陜西拍《黃土地》時，田壯壯拉著蒙古作家江浩，寫了個叫《獵場紮撒》的劇本，沒通過，然後又寫了《盜馬賊》。突然壹天，《獵場》又讓拍了。電影記錄牧民日常，影像淩厲，意境深沉，完全顛覆以往的敘事。 

片子和《黃土地》壹起交上去，《黃》通過審核，《獵場》卻遲遲沒有答復。 

當時，馬丁·斯科塞斯看完電影後預言，說田壯壯會成為中國最偉大的導演。可審片的領導打電話問田壯壯的原話是：“妳這是拍給誰的？誰能看得懂？” 

正拍《末代皇帝》的貝托魯奇看了電影，叫田壯壯趕緊送威尼斯去，因為他是這屆電影節的評委。田壯壯不知道威尼斯，根本沒往心裏去。後來是在荷蘭左派紀錄片導演伊文思的力薦下，電影才重審、通過。

“電影《獵場劄撒》” 

《獵場》最後全國拷貝為零，卻被青年田壯壯視為驕傲。緊接著，他又在西影廠支持下，拍了《盜馬賊》。這部比上部更狠，田壯壯冒著風險，將隊伍拉進藏區。他要用《盜馬賊》表達信仰、生死的哲學命題。電影剔除敘事，直接深入思想。拍攝時，很多人不理解田壯壯在表達什麼，田壯壯就罵： 

“傻叉，讓妳拍什麼就拍什麼不就得了，瞎他媽問什麼？” 

後來實在拍不下去，田壯壯召開全員大會，把每個章節拎出來，壹壹解釋。 

聽完後，下面的人來了句：“導演，這電影到底什麼意思？” 

為了《盜馬賊》，田壯壯把心臟病都拍出來了，折進去半條命。高反、發燒，都沒能阻止他。有壹次勘景，他走路打擺子，眾人勸他回去，他手壹甩，壹個人晃晃悠悠地朝深山走去。還有壹次，在河裏布置轉經筒，水流又急又冷，田壯壯光著膀子就沖進水裏。美術霍建起日後想起來說：“那時大家沒有任何雜念，就是壹門心思做藝術，命都可以不要。” 

回北京，田壯壯去後海吃飯，遇到陳凱歌。那天他喝了口冰鎮啤酒，當時心臟就不行了。凱歌把他攙到壹邊，對著夕陽掉眼淚，說：“壯壯，妳可不能出事兒啊。” 

“《盜馬賊》片場，環境極度惡劣”

《盜馬賊》送審後，連伊文思也看不懂了。電影局說，妳要想通過，必須大剪。彼時的田壯壯，正在自己最理想的創作狀態裏。對於《盜馬賊》，他有十萬分自信。拍攝時，就對攝影侯詠放話，信不信我讓妳進電影史！ 

所以後來記者采訪他，他才來了壹句： “我的電影是拍個下個世紀觀眾看的。”結果這話被《大眾電影》拎出來，連續批判了兩期。田壯壯每天收到成捆的觀眾來信，全是罵他的。年輕時不可壹世的田導，懶得解釋。他覺得《盜馬賊》表達了自己最想表達的思考，就夠了。後來，伊文思又給他打電話，並叫上阿城他爸著名文藝評論家鐘惦棐看了壹遍。阿城他爸說：“田壯壯前後兩部電影，連篇影評都沒有，這是中國評論界的恥辱。” 

鐘老爺子遂即要親自寫壹篇。沒想到十幾天後，突然駕鶴西去。 

此後，在創作上刻意與大眾保持距離的田壯壯，傲氣遭到打擊，變得心灰意冷。但他依然改不掉“狗熊”脾氣。他拍老舍的《鼓書藝人》，刻意去掉其中的“進步思想”。舒乙說他不尊重原著，兩人大吵。田壯壯就說：“要麼咱們都到地底下找妳爸去，看妳爸對這件事是不是有意見？”那也是1987年的事。

“第五代走向了國際” 

那壹年，張藝謀帶著《紅高粱》在柏林摘了壹只金熊，把第五代推向國際，震驚了世界。陳凱歌去美國留學，跟洪晃混在了壹起。 

面對攝影系老謀子的成功，兩位導演系同學都憋了壹股勁。於是在短短5年後，三人合力把中國電影推向壹個高峰。 

不過，那都是90年代的故事了。在那之前，另壹波文學的高峰，早就來了。 

08. 

80年代初，“朦朧詩”壹度遭遇猛烈的批評，被稱為“社會文藝發展中的壹股逆流”。“星星”扭曲、變形的畫作，被視為“老百姓看不懂的玩意兒”。對此，壹個頗具社會聲望的學者，卻大力稱贊《今天》是“文學的飛燕”，同時在《文藝報》上發表《畫廊美談》，表達了對前衛藝術的辯護。 

這個名叫李澤厚的學者，要是看了《盜馬賊》，不知會說些什麼。 

時間再壹次回到1979年。那年，朱光潛在《文藝研究》發表《關於人性、人道主義、人情味和共同美問題》壹文，弘揚人性和人道主義。隨後，美學沖破十年禁區，引起廣泛討論。同年，49歲的李澤厚，花幾個月寫出壹本書稿。此稿先在上海《美學》上發表前三期。1981年，正式出版。這本書，就是《美的歷程》。 

80年代初，這本雋永、生動的美學書，大學生幾乎人手壹本，保守賣出幾百萬冊。它的橫空出世，不僅引領了壹個時代的美學熱，更起到“反思歷史、解放思想”的作用。壹夜之間，人們都關註起與“美”有關的話題，每個人都試圖砸碎禁欲時代裏的沉重枷鎖。

人們紛紛開始思考：“什麼是自由？什麼是人性？什麼是情感，什麼是生活？” 

隨後，李澤厚成了家喻戶曉的學者。無論他去哪兒演講，都是裏三層外三層。無數學子削尖腦袋要考他的研究生。求知若渴的年輕人，壹度把李澤厚捧上神壇。北大各專業選修課中，美學總是名列前茅。《歷程》突破以往說教的寫作手法，影響了壹大批人，其中就有在武大中文系教書的易中天。

“美學熱”之後，緊跟著是“文化熱”。 

當時，李澤厚不但為《今天》和“星星”正名，還在80年代三大民間文化機構裏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是“中華文化書院”的成員，也是《走向未來》叢書的編委。《文化：中國與世界》創刊前，還曾和他討論過。這三大民間文化機構裏最為壹代學人熟知的，便是《走向未來》叢書。 

當年這套書在北大，是直接堆在操場上賣的。 

1982年，湖南出版社找到學者金觀濤，希望出壹套提高年輕人學識、修養的叢書。此前，湖南出過壹套《走向世界》，都是國外見聞。金覺得沒啥意思，希望傳播深度，便找到四川出版社，決定做壹套人文社科叢書。 

由於是編外人員參與編撰，這成了78年後最早的民間策劃出版。壹通奔走後，嚴濟慈、杜潤生、陳翰伯、錢三強等名家成為顧問。隨後四處招編委，只要中青年，50歲以上免談。為此，挨個單位去找人。邀請人也沒工錢，自己坐公車，帶上饅頭，壹談談幾個小時，連口水都喝不上。 

最後談下來的編委，壹人每月補貼，也就20塊錢。那批編委裏，有日後許多大名鼎鼎的學界達人，比如茅於軾、張五常、周其仁、李銀河… 

不但沒酬勞，甚至有壹個編委，還贊助了5000塊錢。 

這個人的名字，叫做王岐山。 

1983年到1988年，《走向未來》以每年壹批的頻率，出了5批74種，銷量總計1800萬冊，涵蓋社會學、經濟學、生物學、哲學、歷史學等各學科最前沿的新知。

它和中國文化書院、《文化：中國與世界》叢書編委會壹起，成為了80年代中國人文社會科學各種思想風潮的源泉。

““走向未來”叢書” 

1984年前後，無數的老師、工人、回城知青拿著介紹信，跑去社科院門口堵編委丁學良，向他請教各種社會、民族、國家、歷史的大問題。 

頭壹年，丁學良榮獲中國首屆“中青年社會科學獎”壹等獎，出國留學。編委包遵信把他拉到路邊小館子裏，叫了壹盤長毛的豬頭肉和壹碟花生米、壹瓶 56°的二鍋頭，叮囑丁學良，這次出去，有個重要任務：“壹定記得要把好書介紹回來。” 

在《走向未來》的影響下，80年代湧現了壹大批知識分子。其中包括日後寫《西方現代思想講義》的劉擎、翻譯了《數字化生存》的胡泳和《南風窗》的總編輯秦朔。還有個叫錢鋼的，寫出了引爆市場的《唐山大地震》。 

那時，錢鋼在軍藝文學系上課，班上壹共35個人。他有個同學，叫莫言。 

當“美學熱”“文化熱”相繼在社會上掀起高潮時，借著這兩股熱的東風，以莫言為首的壹幫文學青年，也迎來了所謂的“歷史機會”。 

拿郭寶昌看田壯壯《紅象》時說的話：“我操，中國要出大師了！” 

09. 

1983年7月1日，《人民文學》換了新主編，王蒙。上任不久，他就發表了壹篇就職宣言，《不僅僅為了文學》。文中寫道： 

“通過篇篇作品，我們希望讀者能夠看到同時代人的眼淚、歡樂和憧憬，看到我們的民族的艱難而又偉大的振興，看到我們大家的生活，波瀾壯闊，多彩多姿，有時候是沉重的，卻始終又是令人眷戀、令人無限向往的生活。” 

隨後，《人民文學》編委大換血，冰心、孫犁、魏巍等老壹批人，被換成了茹誌鵑、徐懷中、諶容等新人。

其中還有日後三聯的主編，朱偉。 

1985年前後，第五代登上舞臺，“85美術新潮”掀起藝術革命，年輕人嘗試各種新的創作觀念。就在那年，王蒙刊發了劉索拉的小說《妳別無選擇》。

“來，點擊放大，感受壹下當年的編選目錄” 

劉索拉和譚盾、蘇聰，都是中央音樂學院的學生。這部小說，是仿照《第二十二條軍規》的黑色幽默手法，記錄學院生活，反應了壹代青年的迷茫和騷動，充滿先鋒性。壹經刊發，立即引起文壇震動。 

隨後，《人民文學》繼續推出新人。阿城的《棋王》剛在上海發表，雜誌就發了他的《孩子王》；莫言《透明的紅蘿蔔》壹出來，朱偉就從他手上搶走《爆炸》。本來小說無處發表的馬原被挖掘後，頓時成為文壇最熱的人物，《人民文學》趕緊召開座談會，發了《喜馬拉雅古歌》。 

這撥小說裏，壹上來影響最大的，壹個是《妳別無選擇》壹個是《棋王》。其實這兩部小說都是聊天聊出來的。後者是吃涮羊肉，阿城給在座的講了壹個故事，前者是劉索拉講她的學校生活。大家聽完，鼓勵他倆寫出來。 

這兩次聚會，都是在李陀家。 

早年，李陀也寫小說，中途給老婆張暖忻寫劇本。1979年，兩人寫了篇《論電影語言的現代化》，提出“變革電影語言”，直接影響第五代的創作。有兩年，李陀都快離開文學，跑去跟吳天明、郭寶昌稱兄道弟了。 

直到1985年，李陀又回歸文學圈。他雖然不寫，卻是圈中核心。任何來京的作家、評論家、找稿子的編輯，都要先去敲他的門。李陀家成了壹個人來人往的文學沙龍，整天壹幫人嗨聊。他因此被尊稱為“陀爺”。

1986年，李陀出任《北京文學》的主編。是他接過了王蒙手上的火把，繼莫言、馬原之後，推出又壹波新人。是他把余華《十八歲出遠門》放在頭條，又在1987年推出蘇童的《桑園留念》，並刊發了劉恒的《伏羲伏羲》。 

在他不遺余力的推薦下，余華、葉兆言、格非、蘇童、孫甘露、北村等壹大幫新人，奠定了自己在80年代最初的文壇地位。 

1983到1988年間，壹批又壹批青年抓住了表達風口。賈平凹的《商州初錄》和韓少功的《爸爸爸》，帶動《西湖》雜誌的杭州會議成為“尋根文學”的起點。不久，莫言的高密傳奇、張承誌北方的河，也加入進來。尋根還沒完，劉索拉的新潮，余華、蘇童、馬原的先鋒，又抓過接力棒。 

那時候，整個文學圈，相當親密無間。 

朱偉和李陀、張承誌住的很近，經常散步聊天，聊到不肯回家。有年夏天，聊到大半夜，就在馬路牙子上坐下來，聊到肚子咕咕響，幹脆買了幾個西瓜充饑。聊痛快了，等到分手的時候，天都亮了。還有壹次，張承誌半夜狂敲李陀家門，當時他正在寫《金牧場》，憋了20天，找不到壹個敘述語言，突然想到《馬丁·伊登》可以參考，但這本書只有李陀有。 

那時候，即便爭論，大家也不傷和氣。 

李陀和陳建功、鄭萬隆開會時，李、陳曾毫不避諱地指出鄭小說寫得不行，把他批得壹無是處。鄭憋著壹口氣，很快寫出《異鄉異聞》系列小說，成了尋根文學的領軍人。馬原第壹次見李陀，張口就說霍桑最偉大，李陀不同意，兩人爭得面紅耳赤。爭完沒結論，李陀先請馬原吃了頓飯。

據朱偉回憶，那時騎著壹輛自行車，可以轉遍北京所有重要作家的家。

他在《中國青年》做編輯時，在筆會上認識了陳村；讀完《午餐半小時》，當即騎車去雍和宮找了史鐵生，把《足球》拿給《人民文學》；他最大的遺憾，是沒能從王安憶那裏拿到《小鮑莊》；最出色的戰績，是在魏公村裏，搶到了莫言還沒寫完的《紅高粱》，發表在1986年的《人民文學》上。 

後來，《紅》被人推薦給張藝謀，朱偉也是初稿編劇。 

多少年後，他還記得張藝謀從《老井》外景地趕來，盤腿坐著，眉飛色舞，還記得自己給二稿編劇陳劍雨送稿那天，白天下了雪，夜裏路上都是冰。壹路上，他的自行車不斷在冰縫裏滑來滑去，歪歪斜斜…

“鮮肉時代的莫言” 

多少年後，他還記得侃侃而談的馬原，抱怨沒被文壇正視，說自己要搞個“喜馬拉雅獎”，還記得余華到北京後，經常去他家看電影，看斯科塞斯的《出租車司機》、安東尼奧尼的《紅色沙漠》、費裏尼的《八部半》。有壹次，余華看完伯格曼的《野草莓》，大受震撼，心情無法平靜，選擇走回家去。 

後來，他把自己對伯格曼《呼喊與細語》的熱愛，運用在了小說裏。 

那是他第壹部長篇，《在細雨中呼喊》。 

後來，朱偉想起這些事，不禁寫道： “那是什麼樣的歲月啊。” 

10. 

當然，在那個年月裏，並不是所有文學青年，都跑去寫小說。王蒙出任《人民文學》主編時，被《今天》感染的査海生剛畢業，被分配至中國政法大學工作。在學生的要求下，每次下課前，他都要朗誦壹首詩。 

“85美術新潮”和“85先鋒文學”交相輝映那年，對詩歌狂熱卻壹直寂寂無名的他，終於在《草原》上發表了《亞洲銅》。署名“海子”。 

次年，《草原》創立詩歌專刊，創刊號發了他的詩劇《遺址》，使海子信心倍增。 那之前，他被詩壇忽視太久了。

“海子，査海生” 

80年代轟然而至後，讀過北島、芒克的青年們，壹個個都有了寫詩的沖動。這種感性、短小、方便流傳的文體，迅速掀起壹波熱潮。這才有了前文說的88個詩歌流派。那時，歐陽江河會在煙盒上寫詩，張棗喜歡把詩到處給人看，馬松告訴女老師“今夜，我要帶妳去床上”不叫詩，詩歌是：“今夜，我要帶妳去床上，和天邊。” 

15歲考上北大的海子，也成了潮流中的壹員。北大十個學生，有九個自稱詩人，幾乎每個系都有自己的詩刊。海子開始寫詩後，同宿舍那位就此擱筆，把他介紹給駱壹禾。不久，海子又在北大團委宿舍見到西川。三人成為摯友，形成壹個小圈子。日後被人們稱為“北大三劍客”。 

在北大，海子埋頭寫詩，卻很少朗讀。他和西川、駱壹禾積極參加詩歌運動。畢業後，被分配到昌平教書。彼時，昌平尚未開發，只是荒地壹片。這裏承載不了海子在創作上的野心。但這裏的酒館，允許海子賒賬，空曠的街道，足夠他在失戀後狂奔。那期間，他在法大做校刊編輯，由他扶持的許多詩社成員，經常在《詩刊》《星星》上發表詩歌。他自己的詩，卻無人問津。 

1986年，深圳詩歌大展，西川去了，海子卻未能出席。 

非但如此，海子的長詩，還遭到了前輩朦朧詩人多多的猛烈批評。 

對此，海子只能苦悶地喝酒。以及壹次次遙遠地出遊。 

80年代，各地詩人串聯是常有的事。壹個詩人無論去哪兒，都會被當地的詩人圈子歡迎。在北大，西川接待過無數外地詩人。大家從北大遊蕩到清華，壹路招呼清華詩人去別的學校，聊著詩歌，徹夜無眠。海子先後去過兩次四川、西藏。在四川，他收獲過友情。在西藏，他留下過戀愛的蹤跡。 

1988年，路經青海湖壹個荒涼之地，他想起拉薩的壹位筆友，不禁寫道：“姐姐，今夜我不關心人類，我只想妳。”壹個叫德令哈的地方，從此被後世熟知。

“出遊途中的海子” 

那些日子，海子的酒癮越來越大，可以喝掉壹整瓶50度的白酒。每當喝醉，就會說起自己的不如意。在好多詩歌聚會場合，只有《十月》的編輯駱壹禾跟他說話。1986年，駱壹禾創辦欄目《十月的詩》，先後推出了西川、於堅、海子、萬夏、鄒靜之等詩人。別人批評海子的詩時，他壹直為好友站臺。海子生前只拿過三個文學獎，其中壹個，便是《十月》發的。 

1989年3月26日，距離北島們在黃銳家提出創辦《今天》11年後，西川的母親上早班路上，看到海子朝火車站方向疾走。 這天，剛滿25歲的海子帶著4本書，跑去山海關臥軌自殺。在遺書裏，海子寫道： “我的死與任何人無關。” 

另外，他留話給駱壹禾，昌平的木箱裏有壹些詩作，希望幫助整理。隨後，駱壹禾和西川整理了他的詩作。駱壹禾四處奔走，在各大高校間發表與海子有關的演講，向詩壇力薦海子。當初那些並不待見海子的刊物，突然紛紛發文悼念。有人甚至提出，將海子死去那天，定為“中國詩歌節”。

“海子死前的詩” 

1989年，壹個詩人出版詩集，已非易事。春風文藝出版社本來有壹個給駱壹禾出詩集的機會，駱壹禾整理完海子的詩，對妻子說：“我打算不出我的了，把書號給海子吧。” 

豈料5月13日，駱壹禾因顱內大出血倒下，手術後持續昏迷，再也沒能醒來。那壹年，北島遠走，顧城離鄉。緊接著，14名詩人相繼去世。轟轟烈烈的80年代，就這樣落下帷幕。 

此後，歷史對芒克在1980年喝醉後的那個問題，做出了最有力的回答。詩歌的地位，從此壹落千丈。 

11. 

90年代的空氣，變得不壹樣了。 

但在徹底變化之前，還有故事在繼續。 

1990年，借著“亞運會”東風，以為其籌款為名，崔健搞了壹場全國巡演。幾乎每到壹處，都能掀起壹股高潮，把同時演出的流行歌手摁在地上摩擦。從1月的北京工體，到4月的四川省體，場場爆滿。 

搭上亞運會演出，最早是崔父的主意。崔父有這底氣，是因為1988年《人民日報》的壹篇頭條刊文。報社分管文藝的副總編範榮康，決定為搖滾和崔健正名。文章壹出，引起轟動。崔父打電話，哽咽著道謝。隨後，報社搞評選，請崔健壓軸演出。壹大幫領導在下面，聽他唱完《壹塊紅布》。

“崔健演唱《壹塊紅布》” 

年底，新華社刊文《“十年金曲”、“88金星”揭曉》，崔健拿了優秀歌手。 

因此，人們和崔父壹樣，壹度以為崔健要進入主流。但那場全國巡演，實在太過火爆，每到壹處，青年們就站在椅子上揮舞雙臂，嚇得保安不敢上前。在很多現場錄像裏，到場觀看的官員臉上都是震驚和尷尬。 

4月回京後，崔健的演出被叫停。江湖上壹度傳出他被封殺。其實並無具體文件下來，只是他的演出去報批，死活通不過。 

就在這壹年，赴美留學的陳凱歌，回到了中國，去西安籌備改編自史鐵生小說的《邊走邊唱》。他看過壹篇叫《說說周曉文》的文章，很喜歡，就去拜訪了壹下文章的作者蘆葦，說以後有機會，可以合作壹把。 

那時，蘆葦的編制雖然還是美工，但已經替周曉文寫出了好幾部佳作。看《黃土地》之前，他就常抱著《世界電影》月刊和黑澤明的電影研究，甚至跑去北京買黑市票，就為看外國電影，學習編劇技巧。有些電影，壹看就是五六遍。彼時，西影廠的吳天明任人唯賢，讓他幫周曉文寫了《最後的瘋狂》，全國大賣，蘆葦趁熱打鐵，又弄出壹部《瘋狂的代價》，奠定江湖地位。 

能跟陳凱歌合作，他當然高興。這還沒完。1989年，張藝謀見蘆葦在拍壹部皮影藝人的紀錄片，約他寫反應皮影戲藝人生活的《桃花滿天紅》。劇本寫出來，沒拍成。3年後，他又找蘆葦寫另壹部電影，加入皮影戲。 

前後這兩次碰面，就有了90年代的《霸王別姬》跟《活著》。

“陳凱歌拍《邊走邊唱》” 

而就在陳凱歌拍《邊走邊唱》時，遠在北京的田壯壯，做了壹個夢。他夢見雲狀的死神來找他了。夢醒後，田壯壯突然覺得：“不能再拍壹些荒唐可笑的東西。” 

因為《盜馬賊》的挫折，1987年後，田壯壯壹直跟電影賭氣。他連著拍了《鼓書藝人》《特別手術室》和《搖滾青年》，完全走觀眾趣味。賣得雖然還行，他卻根本沒上心。拍《大太監李蓮英》時，劉曉慶和姜文在前面演戲，他坐在壹旁打麻將。李少紅特別生氣，說妳幹嘛這麼“作踐”自己？ 

夢見死神這年，他正好40歲。田壯壯開始拍攝《藍風箏》。 

電影拍完，突然壹天夜裏，都很晚了，張藝謀打電話給郭寶昌說我想來看看您。郭爺說這都11點了啊，張藝謀說沒事，我就想聊聊。掛了電話後，張藝謀不顧夜色漸濃跑到郭寶昌家中，還沒坐下就說：“《藍風箏》我看了，拍的太好了。” 

1993年，《霸王》《活著》《風箏》壹炮三響，把第五代推向壹個高峰。可當時沒幾個人知道，電影關機宴上，大家舉杯發言時，坐在郭寶昌身邊的田壯壯突然嚎啕大哭。郭爺連忙問怎麼了，田壯壯傷心地說：“我壹哥們兒把我賣了，他到局裏告我的狀，說這是壹個反動的片子。” 

“田壯壯和《藍》的女主呂麗萍”

那年，《藍》去東京電影節參展。恰好張元違規送出《北京雜種》，引起中方集體退出。可最後，電影節給《藍》壹個最佳電影獎。回來後，電影局壹紙禁令，把田壯壯列入禁拍名單，吊銷了他的導演資格。 

江湖上瘋傳的是禁拍10年。其實第二年，處分就撤銷了。

但田壯壯還是受到影響。從此以後，當初第五代裏最野的他，再也沒能趕上陳、張二人的腳步。 

12. 

沒能趕上腳步，是因為沒迎合：“潮水”。 

1989年，海子自殺，駱壹禾離世。詩歌的年代就此落幕，80年代的文藝笙歌，也逐壹走下樓臺，從耀眼絢爛的煙花，變成日漸雕零的灰燼。 

駱壹禾死時，殯儀館畫了壹個很醜的妝。此後，詩人們紛紛被潮水沖走，要麼擁抱，要麼妥協，要麼困窘。歐陽江河整整3年沒再寫詩，後來成為音樂中介，幫人做策劃、拉演出。他喜歡玩兒音箱，壹對就是幾百萬。 

壹度流浪的芒克，生了孩子，賣畫為生，過上穩定生活。北島搬了十幾次家，帶著女兒四處漂泊，靠著詩和酒，熬過漆黑的夜晚。為了生活，他曾給BMW汽車寫過頌詞，被逼無奈寫散文，靠教書、朗誦，補貼家用。 

1990年，寫出《相信未來》的食指，住進了福利院。幾年後，顧城在國外揮刀殺妻，自縊身亡。又過了十年，當初寫《中國，我的鑰匙丟了》的梁小斌，因為腦梗緊急住院，無錢治療，雙眼幾近失明。此前，他壹直靠打零工生活，當各種工人，連壹份正規的醫保都沒有。

“曾經的詩歌節壹去不返” 

而如詩人們壹樣，在新時代的潮水中，其他藝術家，也各自做出選擇。 

《霸王別姬》拍完後，蘆葦對陳凱歌說，應該找個機會聊壹聊，復盤壹下我們的得失。陳凱歌說，妳說得對，我們應該好好討論壹下。 

但20多年過去，兩人再也沒能坐下來討論。此後，他和張藝謀緊跟潮流，開始商業化探索。蘆葦看完《英雄》，覺得價值觀混亂，敗壞藝術風氣。《滿城盡帶黃金甲》曾邀他開劇本研討會，討論了七八天，蘆葦說劇本太爛。 

張藝謀不以為然道：“壹個周潤發，壹個鞏俐，壹個周傑倫，壹個我張藝謀，組合起來，就是兩億票房。妳信還是不信？” 

蘆葦這才意識到，此公已今非昔比：“不是導演而是制片商的心境了。” 

眼看昔日夥伴的改變，蘆葦感嘆道：“苦難中積發出來的力量，都在財富的積疊中雨打風吹，雲消霧散了。” 

而老謀子被問及這麼多年再沒去過戛納時，只能跟媒體朋友打哈哈：“在時代面前，個人力量都是渺小的。” 

蘆葦每年都會寫壹個劇本。其中大多數，都無人投拍。他手上有個劇本，叫《歲月如織》，是《白鹿原》的姊妹篇，書寫中國農民百年歷史。但隨著西影廠吳天明的去世，拍出來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數十年來，蘆葦不願為潮流所動，去寫那些不感興趣的故事，他認為沒有價值的作品。田壯壯也沒變。 

1994年，韓三平本來給他機會，拍壹部擁抱潮流的電影，他拒絕了。此後近十年，他什麼也沒拍，跑去扶持“第六代”，相繼監制章明的《巫山雲雨》、路學長的《長大成人》、王小帥的《扁擔姑娘》。再後來，他拍《吳清源》《小城之春》等等，依然是文藝片，依然不肯迎合時代和大眾的趣味。 

他沒多少錢，拿的是北電老師的薪水。願意給他投資的人，自然也不多。 

某年，有壹篇文章管田壯壯叫“第五代最後的藝術底線”，說他是孤獨的理想堅守者。田壯壯聽了，覺得挺受用，但呼籲大家：“別給我扣這麼高的帽子。”

90年代來臨後，整個文藝、文化、學術界，都要面臨類似的選擇。文藝潮之後，是更為轟轟烈烈、難以旁觀的經濟潮。壹個理想主義的時代，被浪潮吞噬殆盡。在新的觀念、新的價值被推崇出來後，商人、明星，成為了新時代的寵兒。而那些80年代風口浪尖的人物，有人“與時俱進”，有人“故步自封”，有人“腐化墮落”，有人“甘於寂寞”。

有人銷聲匿跡，有人光彩不再… 2005年，崔健時隔多年，終於在北京獲得了公演機會。但那壹年，最受時代關註的青年，是壹個叫李宇春的全民偶像。 

崔健寫了很多新歌，但每次開演唱會，新歌都攪動不起氣氛，也再難流傳開來。只有《壹無所有》能喚起現場的反應。但那些聽歌的人，並不是被歌曲的內涵所感動，他們只是追憶自己早已消逝的激情。 

崔健試圖在新時代裏發聲。但他的《藍色骨頭》，賠了很多錢，搞得他都不好意思再跟投資人聯系。這部2014年上映的電影，傾註了他許多心血，劇本改了壹年，前後剪輯5版。2000萬投資，只收400多萬票房。

他還把《超越那壹天》錄制成音樂會電影，燒了700萬才做成。溜了壹大圈，全國沒幾家院線願意放映。昔日粉絲李國慶和黃健翔，在微博上反復為他吶喊，也沒啥卵用。投資人也是他粉絲，為這件事四處奔波時，找到當年崔健的鐵粉，如今壹位上市公司董事。對方聽完，直接來了壹句： 

“這事兒跟我有毛線關系？” 

舊日星光，早被潮水沖刷掉了顏色。 

壹個嶄新的年代，開始制造新的神話： 

跑車、偶像、流量、巨富、上市、財務自由… 

而80年代那些人，都化作了上古傳說。 

13. 

潮水改變的，不止是人心和選擇，還有80年代火熱的氣氛。 

回望那十年，為什麼會有那麼璀璨的文藝，陳平原總結說：“因為那時，文學、學術、藝術等等，是壹個整體，尋根文學、第五代、美學文化熱，在精神上是共通的，是壹種理想主義的情懷，壹種開放的胸襟，既面對本土，也面對西方，有著很明確的社會關懷與問題意識…” 

那時，客廳文化盛行。第五代導演，經常在郭寶昌家聚會；北島、芒克會為壹篇作品爭得面紅耳赤，為壹本書跑遍北京；朱偉、李陀、何誌雲住在壹條路上，聊文學聊到天亮，即便當面批評，也不會有人生氣；栗憲庭常騎車到阿城、黃銳、王克平家晃悠，有什麼新藝術出來，大家就爭相介紹。 

不光圈子內部聊，圈子之間，來往也很頻繁。《走向叢書》編委演講，韓少功和壹大幫作家去聽。阿城參加“星星畫展”，也認識“四月影會”的人，他在《今天》上寫評論，還把《江水號子》拿給崔健寫成搖滾。北大藝術節開幕，北島、顧城、芒克們去參加時，崔健也去搞氣氛演唱。 

詩歌、小說、音樂、電影、學術和前衛藝術之間，互相啟發，彼此進步。

“與郭寶昌聚會的第五代” 

然而，90年代以後，李陀面對作家朋友們的作品，再也不敢當面指責什麼，再也不敢說什麼難聽的話。朱偉去南京和編輯、作家們聊天，很少再有人主動聊什麼文藝思潮、文學技巧，大家聊的都是： 

房子、車子和股票。 

蘆葦也感受到了身份的改變。以前，大家是誌同道合的藝術夥伴，但現在，很多藝術家成為了占股的老板，用的是商業思維。 

而他只是個劇本沒人投錢的窮編劇：“大家已經很難平等地對話了。” 

1992年，許多詩人像80年代擁抱詩歌壹樣，飛快地坐車南下。曾有記者送別家鄉的壹位詩人，目送他在時代潮水的車流中離開。不久，二人再次相遇，對方成為壹家藥品總代理，炫耀著手中幾張壹萬元的個人存單。 

多年後，《走向未來》叢書的編委之壹唐若昕，成為高官，後因受賄和濫用職權，獲刑14年，另壹位編委尹藍天，成為了中農信副總裁，後因涉案，被判16年。 

多年後，有的導演，屈服於商業規則，啟用流量明星，拍大爛片；有的導演，為了維護人情關系，跟抄襲作者坐在壹起，錄制綜藝節目。 

曾經充滿了反叛、反思和理想情懷的他們，似乎徹底煙消雲散。 

壹切仿佛王小波在1996年年初寫的：“理想主義的光輝已經暗淡，人類不再抱著崇高的理想，想要摘下天上的星星，而是把註意力放到了現實問題上去，當壹切都趨於平淡，人類進入了哀樂中年。” 

“陜西作家群，在公元1980”

曾經那個火熱的年代，那些暢聊的日夜，最終化為壹縷青煙，消失在歷史中。但那些詩歌、搖滾、小說、書籍、電影、繪畫、討論、爭鳴、吶喊，切切實實地激勵過、啟迪過壹代人的心靈，讓他們找到人生的光亮。 

它們消逝於昨日，消逝在山脊的背後，消失在潮水的舌苔下，消逝在烏雲的金邊之中。沒人知道它們何時會再來，但每個被照亮的人，無論多少年過去，都仍舊會感懷那些火光的顏色，感懷它們帶來的悸動和力量。 

曾幾何時，它們是那樣的耀眼，以至於站在今天，回頭看去，那仿佛是壹場遙遠的、虛構的夢。和今天堅實、物質、欲望的壹切相比，它又是那麼不堪壹擊，就像那些油印的刊物，註定會化作片片枯葉、粉脆琉璃。 

它來過了，又仿佛未曾來過。 

它說要走，也沒人能將它挽留。 

而時間，仍舊轟轟烈烈地前進。人們只能在車站等待，等待被下壹個今天淹沒。 

就像在洶湧的潮水中，他們不得不收拾好歲月的行李，與上壹個“今天”告別。

谢选骏指出：一部《80年代文化簡史》竟然不提“反革命暴乱的蓝图《河殇》和89民运”！因为，历史是幸存者写的，他们加减乘除，突出自己；因为英雄已经死去，无声无息，伪造的记录是给残存的废垃洗脑用的，别无它意。

【41、历史学家集体自杀】

《秦始皇被崇拜成这样，所有学历史的人都有责任》（读宋史 2023-08-11）报道：

01、

我是一个读宋史的人，我很少写宋代以外的历史题材，但是今天实在是没忍住想破例一下，因为我在网上看资料的时候，偶然之间发现，竟然有那么多人美化秦始皇，颂扬秦始皇，怀念秦始皇。

我甚至看见有人在破口大骂徐福，说他“连一个长生不老药都找不到”，意思是应该让秦始皇长生不老，一直活到现在。

我一度怀疑是某些人篡改了百科词条，打开看了一下，发现并没有，秦始皇做过的事情都摆在那里。

这让我更加证实了自己的一个判断：很多人学习历史，别说看书了，连“仅供参考”的百科词条都不会看，只是跟着网上的一些打着历史学者旗号的短视频博主来学。

让我感到既荒谬又恐惧。

所以我今天想好好地跟大家聊聊秦始皇，以及关于秦始皇的一些我所理解的东西。

02、

在古代的专制社会，政权和百姓之间，不是现代社会的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统治的力度和态度，决定了皇帝是圣君还是暴君，而不是评判这个皇帝服务百姓做得好不好。

关于秦始皇的论断，历史上早有公论，就是两个字：暴秦。

残暴的暴。

这样的记载在宋代的史料上比比皆是，哪怕秦始皇实际上做到了开疆拓土、吞并六国，是所有开国皇帝心中的榜样，但是极少有宋代皇帝敢于公开说出来秦始皇是他的偶像，因为百姓在他的治下实在是太苦了。

别说秦始皇了，就连后来所谓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也成为了很多皇帝心中碰不得的禁区，宋哲宗就因为苏辙把他的老爹神宗比作汉武帝而在朝堂之上当场大怒。

原因也很简单，因为汉武帝执政的后期，百姓生活极苦，流民百万，天下虚耗，人复相食。

03、

我看颂扬秦始皇的人，最喜欢说的就是他统一六国、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

说句可能得罪人的话，这些东西对当时的普通百姓来说，没有什么太大的好处，因为秦始皇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自己“战争和统治”这两个目的。

统一六国，其实叫吞并六国，是因为他需要更多的人口来满足劳役和战争，需要更多的土地来增加税收；书同文，是为了让自己的政令和军令能准确而迅速地传达到自己的辖区；车同轨，是了让战备物资和钱粮能够快速抵达咸阳或者战场；统一度量衡，是为了收税的时候更加方便而准确……

这里面，没有任何一项是为了“满足普通百姓需求”而设立的。

咱再把话说难听一点，秦国刚刚强盛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名义上统一的国家，就是被秦国灭掉的。秦始皇如果胸怀大爱，统一六国之后应该还位周天子，而不是要自己家族二世三世直至万世地传下去，那才是一段佳话。

04、

有一些清醒的网友在建议这帮秦始皇拥趸穿越回秦朝，去亲自感受一下他们口中那个“伟大而美好”的时代。

“穿越”这个词语非常的玄幻，而且以他们这些年受到的文化影响来看，他们以为穿越过去也是当皇帝、皇后、王爷、将军，再不济也是一个风华绝代的女人，或者带着现代武器的侠客，根本没有想过，去了之后是去筑长城的苦力，是去戍守边防的兵丁，是纳税不足额被打死的农民，是悄悄读书被处死的士人。

甚至你根本没犯错，只不过是因为你的行政长官犯了错，就得连累到你跟着一起流放、处死。

生活在秦始皇的治下，疆土再大对你也没什么好处。你既没有精力也没有能力去游山玩水，像今天一样享受各地美食美景，而更大的可能就是你像陈涉一样，被征调去边疆，稍有失期就要面临死刑。

讽刺的是，国土越大，你失期的可能性就越大。

05、

其实判断一个古代朝代好不好，有一个最直观的概念：农民造不造反。

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帝国之后短短十来年，就爆发了席卷全国的农民大起义，随后秦二世而亡。

假如，秦始皇对百姓真的有那么好，人人平等，安居乐业，富足安康，那些农民为什么还会造反？为什么还会形成全国范围内的大造反？农民真的有那么想不开，愿意抛弃美好生活，冒着全家被杀的危险，去对一个英明而仁慈的皇帝发起进攻吗？

我为什么要写这篇其实根本没什么讨论价值的作文，原因很简单：我觉得历史被人篡改和曲解成这个样子，我们这些历史系毕业的学生都有责任。正是因为我们的懒惰，才把舞台让给了那些胡说八道的人。

希望每一个认认真真读史书的朋友，都能够把正常的历史观告诉那些懵懂无知的人，不要迷恋于帝王将相的征伐纵横，多想想人。

你我这样一个一个、普普通通的人。

历史是谁书写的，我说不准；但是历史是压在谁身上的重担，我是知道的。

网民嚎叫：

孤岛侠客 发表评论于 2023-08-12 06:39:37

欧洲没有统一，所以才有各种不同的文化传承下来，都是人类的宝贵遗产。秦始皇以前也有统一，但那都是保留各国文化的大一统。我华夏先祖甚至有“继绝世，兴灭国”，就是恢复和保留当地文化的优良传统。文字的统一也许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代价也太大了。日本和韩国不会为了经济发展而完全美国化，更不可能中国化，不是吗？

长剑倚天 发表评论于 2023-08-12 06:32:35

楼下，看来是一个贵族阶层的拥护者！战争，本来就是血腥残暴的，但不统一，贵族统治就不能消除，百姓就永远是百姓，你喜欢吗？

孤岛侠客 发表评论于 2023-08-12 06:26:35

也就是在共匪统治下才开始为这个千年独裁暴君歌功颂德，统一这个，统一那个，骄傲的不得了。殊不知在当年这个“统一”是何等残暴，亡国灭种啊！神州大地有多少不同的文化（不只六国），不同的文字被秦王朝硬生生清除掉了。那些秦始皇的拥趸和崇拜者，全然不顾先人所经历的痛苦，转而崇拜恶魔一样的秦王，无知无耻到了极点！

谢选骏指出：上文似乎不懂“上梁不正下梁歪”——所以我看，学历史的人是被教历史的人带坏的，教历史的人是被写历史的带坏的，写历史的人是被“定历史”的人带坏的——正是毛狗在延安窑子洞里的定调“秦皇汉武”，拉开了中国大陆恐怖血洗的序幕。而1949年后留在大陆沦陷区的历史学家们，全部都是睁眼瞎，他们与虎谋皮、为虎作伥、狐假虎威、画虎不成终类犬——他们的“留下”等于是自杀，而且是被逼无奈的集体自杀。历史学家集体自杀，都是由于，毛泽东这颗天杀星，没读过一本完整的书啊——所以天罡地煞变成了天杀的。

【42、历史由历史预言“意外推动”】

《历史不按剧本来，推动历史的往往是意外》（2021-07-07  老高的博客）报道：

对于西方历史学界来说，巴巴拉·塔奇曼是个很不合群的历史写作者。她“从不编造任何东西，甚至是天气”，从不相信世界上有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家，她又身体力行反对“价值先行”。她被称为“当代的修昔底德”，却断言：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老高按：作为一个“资深历史爱好者”，甚至还阴差阳错地成为历史传媒工作者，我在一个月内，竟遭到了两次猛烈冲击。第一次，来自日本冈山大学姜克实教授，不仅用其近十年的对抗日战争中一些典型案例战况、战果的研究成果，颠覆了我们从小接受的关于抗战历史的认知，更以他遵循科研原则的严谨的研究方法，让我过去多年所从事的重在记录当事人、知情人、身边人的口述回忆，“现了原形”，暴露出严重不足。姜克实令人信服地证明了，当事人的口述回忆靠不住，而中国大陆全国政协和各省政协所编辑出版的《文史资料》，也并非信史（当然并不是说其中全无真实成分，但是因为真伪掺杂，就无法当作可信资料来援引了）。

第二次冲击，就是今天我要说到的巴巴拉·塔奇曼的观点——她从根本上否定了“以史为鉴”的可能性，断言：人类不能从历史教训中受益。老天！那么我近二十年来工作、探究、追寻真相的意义何在？仅仅是满足一下公众猎奇欲、好奇心吗？

巴巴拉·塔奇曼（Barbara Wertheim Tuchman，1912年1月30日－1989年2月6日），美国历史学家、流行史作家、记者，两次获得普利策奖，其著述甚丰，题材广及中世纪、文艺复兴、美国独立战争、英国爱德华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乃至二战中的中国战场，中文译本有《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1911-1945》、《骄傲之塔：战前世界的肖像，1890-1914》和《历史的技艺：塔奇曼论历史》……

巴巴拉·塔奇曼说得是否有道理？我要仔细思考，也请这里的博客、读者诸君都想一想。

越预判越错判：历史没有剧本，只有意外

巴巴拉·塔奇曼，来源：公众号《李强好书伴读》

转载者“吉言贤食二点零”按：黑格尔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人类从历史学到的唯一教训，就是人类不会从历史中吸取任何教训。

这句话一直流转在各种出版物和文章里，但是人类究竟为什么不能吸取历史教训，这背后的本质，很少有人花时间去研究。

——人类认识历史的局限，究竟是自身能力的局限，还是所谓的历史教训本就不存在？

——如果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那么是否能从历史中得出某种规律，用以预测未来，未雨绸缪呢？

对于这两个最为要命的关键问题，巴巴拉·塔奇曼都有鞭辟入里的精彩见解。

本文是她1966年在芝加哥历史学会的讲话，不仅完全体现了巴巴拉·塔奇曼作为一个一生捍卫美德与文明的历史学家的智慧，对于普通读者来说，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正确的历史观，防范有毒历史对自己的侵害。

▌越量化越失控：真正推动历史的往往是意外

行外人常问研究历史的目的是什么。研究历史有用吗？我们能从历史教训里学到什么吗？

当人们希望历史能够教会我们东西，说明他们也想确定一点，即历史是有科学标准的。

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不可能呢？答案就在历史最终的研究对象——“人”，这个“不可知变量”上。

人是历史中最有意思的对象，历史也是人类行为的记录，但它没有逻辑，充满了无数的未知变量，无法用科学的方式衡量，更难系统地编排归纳。

即使在这个电气时代，在名为“量化”的过程中，电脑正在蚕食对历史的研究，我也要大胆地做出这番表白。

量化就是把历史事实，或称数据——也就是人的行为——被归档进入很多条目，这样才能输进电脑，然后得出来一个所谓的历史规律。

我只能告诉你们，对历史来说，“数据处理”是无效的。研究者有多依赖机器，研究结果就有多可疑。

我曾亲眼见证一个用量化方法探寻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源的研究：

操作员把“七月危机”中所有外交档案和信息进行分类，归入“敌意”、“友好”、“挫伤”、“满意”等条目，每一条从一到九打分，包括小数。

最后，没有一个条目，符合那些君主与阁员的性格特征以及他们承担的社会压力。

这项研究耗费巨大却收效甚微——它得出的结论都不算惊人：战争的可能性随着照会中敌意的增加而增加。

再比如，在我的《骄傲之塔》中写了一群无政府主义者，碰巧这里面有一个意大利的无名小卒，名叫米格尔·安吉奥利罗，没人记得这个名字，可正是这个人在1897年射杀了西班牙的首相卡诺瓦斯。

卡诺瓦斯是个强人，就在他被暗杀之时，对古巴叛乱的镇压马上就要成功。如果他没有死，古巴起义就不会扩大，美国人不会兴奋地跃跃欲试，美西战争不会爆发，圣胡安山战役不会打，不会有莽骑兵，西奥多·罗斯福也不会当上副总统，在另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又一个不可预料的人暗杀了麦金莱总统后，西奥多·罗斯福就不可能由副总统补位。

如果西奥多不是总统，1912年共和党就不会分裂，伍德罗·威尔逊也就不可能当选。畅想还可以无限制地进行下去。

对我来说，当我发现历史是被一堆无逻辑的人类行为记录所决定，这种方式更让我心安，它好过由远远超过人类的巨力来支配历史的情形。

▌越预判越错判：历史从不按人类的剧本进行

太阳每天升起，潮汐和火车时刻表一样准确，前者更准时。

潮汐和火车非常好地阐释了我的观点：你指望月亮，月亮是可靠的；但你要指望人，就不可靠了。

人类的行为和历史中一些特定条件，不可能孤立出来或重复出现，也不可能重复给定的条件。

复杂的人类行为不可能复制，不可能蓄意地发动，也不可能像自然现象一样可以期待它一定出现。

没有可靠的一再重复出现的环境条件，我们不该对历史教训抱有太大自信。

举个例子，有了一战的惨痛经历，二战时，美国打得比一战更加聪明。

但美国从未预料到，日本敢于偷袭珍珠港，从而将美国彻底拉下水。这说明，美国人没能用好一战的教训。

珍珠港事件是一个经典的向历史学习的失败案例。从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美国本该预见到日本在谈判期间的突然袭击。

因为，这和日本在1904年所做的事一模一样，他们当年突袭了旅顺的俄国舰队，发动了日俄战争。

除此之外，我们洞察了所有的蛛丝马迹。我们破解了日本的密电码，我们的雷达有了预警，我们掌握了一系列准确的情报。

那是什么地方出了毛病？信息没问题，有问题的是判断。

我们有了一切证据，但不愿正确地解读它们，就像德国人在1944年不愿相信诺曼底登陆的证据一样。

人倾向于拒绝相信与他们的周密计划或事先安排相冲突的事实。

所有军事情报的缺陷在于，不论它们是20％、50％还是100％的准确，它们终究需要人去判断，而判断，就是大量个人、社会、政治的偏见和一厢情愿的产物。

总之，既然是人，就会犯错。如果人们能破译日本的密码，却不能相信密码告诉自己的东西，那他怎么从历史的教训中学到东西？

电脑能做得更好吗？

也许它们会正确地删减，正确地得出结论，但是转折突发，某人打了个喷嚏，历史就改变方向，另觅他途去了。

▌历史研究的三个最大敌人

珍珠港事件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人类不能从历史教训中受益，因为预判干扰了他们从信息中得出结论。

第二，历史常常会任性地偏离它的教训指向的方向。这就是历史系统的缺陷。

◎历史决定论：无视混沌系统，将一切随机视作必然

被历史系统背叛得最彻底的，就是德国激进主义哲学（他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老高注）

没有一个先知这么相信自己的假设，没有一群信徒对预料中的结果这么坚定不移，没有一套对历史的阐释看来这么天衣无缝。

他分析工业革命的作用，解开了19世纪最可怕的谜题：物质越是进步，贫穷就越是扩散和深重。

他认为，这个进程只有通过暴力改变现存的秩序才能结束。基于此，他提出了贫困和崩溃的定理，裁定道，既然工人阶级自我意识与工业化同步觉醒，革命最先会在最为工业化的国家爆发。

他的分析太有说服力了，看起来历史没有另外的路可走了。他的假设被信众以及后来人广为接受，仿佛是刻在西奈山石碑上的十诫。

他解释的历史真相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可信的教条。它影响巨大得无可估量，至今余音绕梁。

理论创建人选取的事实是正确的，思路是缜密和深刻的。他什么都是正确的，除了结论。

发展中的历史没有证明他的理论，工人阶级过得欣欣向荣，没有每况愈下，资本主义也没有崩溃。

革命没有从工业化最深的国家爆发，而是从工业最薄弱的国家开始。

在集体主义之下，国家没有消亡，而是大肆扩张它控制社会的权力和功能。历史看也不看他，以它自己神秘的逻辑，走了一条自己的路。

当他已经被证明是有问题的，痴迷决定论的人们慌忙把历史又交到了一个新的权威手中——弗洛伊德。

◎价值先行：用头脑中的价值滤镜，扭曲整个世界

弗洛伊德把人类所有行为的动因，都解为下意识的性和精神驱力。

弗洛伊德的信徒们坚信这一点，就像马哲的原教旨主义者坚信他们的教义一样。

然而，弗洛伊德的例子，本身就不具备普遍性，他不幸地选取了皇家的故事来举例说明他的概念：俄狄浦斯情结。

帝王的生活是有特殊性的，尤其是牵扯到统治和继承等权力问题，这就不是普遍的人之常情。

俄狄浦斯弑父传说可能来源于所有皇家继承人都憎恨父亲的实际现象，但这不是因为他们想和母亲睡觉，而是他们觊觎王位。

如果家长的统治碰巧来自母亲，他照样会痛恨母亲。母亲也一样会从出生开始就讨厌儿子，因为她知道儿子注定要取代她的位置，就像维多利亚女王和她的长子爱德华七世一样。这不是什么弗洛伊德，这就是王朝政治。

◎系统论者：用一种模型，解释整个复杂的历史

时尚的历史理论，正如时尚的本质一样，新旧交替，走马灯一样变换。但这也没让那些建构主义者灰心丧气。

最近又有历史学家下了断语：写作历史需要“有序的大思维”。

说起“有序的大思维”，我眼前呈现的是一台拖拉机拉了张铁链网在犁地。我看到那个教授爬上拖拉机，随着他向前，拖在后面的“有序的大思维”就在耕犁历史的坑坑包包，直到土地平整、干净、有序。

——换句话说，被放进了某种系统。

凡人——你、我、拿破仑——结合了性格、环境和历史的情景，任何人都是无数变量的集合，无法复制。

他的出生、他的父母、他的兄弟姐妹、他的食物、他的家、他的学校、他的经济社会地位、他的第一份工作、他的第一个女朋友，以及蕴含其中的所有变量，组成了神秘的人物性格，还要和其他变量结合：国家、气候、时间和历史情境。

所有元素以精确的比例再次调配之后，就能复制出摩西、希特勒、戴高乐，以及杀了肯尼迪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了吗？

只要人还是“不可知变量”——我看不出在未来，有无限可能的人会在哪方面有固定下来的倾向——我不认为他的行为可以被有效地编码和量化。

对电子化急进又乐观的人将继续把人的过去行为切成千千万万可定义的碎片，他们叫“输入”，然后机器轰轰隆隆，一道电光闪过就给出了“输出”。

可是输出可靠吗？我打赌十有八九历史会无视电脑的输出，就像它无视马哲一样。

电子学是有用的，但我可以自信地说，它无法把历史学家变成按键的工人，把历史变成系统程序。

转载者“吉言贤食二点零”补白：

历史学界的反叛者：从不生产有毒的文字

对于西方学界来说，巴巴拉·塔奇曼是个很“不合群”的历史写作者。

因为她“从不编造任何东西，甚至是天气”，也很少预设立场与价值观，甚至经常把枯燥的史实写得引人入胜。

她书写的历史不含“三聚氰胺”，和那些决定论者、价值先行者、系统论者的历史截然不同。

她从不相信世界上有“绝对客观的历史学家”，因为“那只有时钟才可能做到”。但是她在写每个字时，都在警示自己，不能把历史强行塞进一个系统。

正如她在《历史的技艺》中所言：

“要诚实地让数据自己开口说话，而不是把数据关在事先准备好的盒子里。”

很多历史作品为了表达价值立场，存在断章取义、以立场筛选史实、甚至蓄意捏造，以想象、推理代替史实的现象。

巴巴拉·塔奇曼身体力行地反对史学界的“价值先行”，并且将高超的文学技巧运用于历史写作，以一己之力拔高了历史写作的门槛，甚至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写作品类 ——“非虚构写作”。

曼彻斯特、黄仁宇等知名作家看了她的书，纷纷将她视作自己写作上的导师，加以模仿学习。

巴巴拉·塔奇曼因其卓越的写作与史学成就，更是被称为“当代的修昔底德”。

中美破冰之旅时，尼克松还将塔奇曼的书赠送给中国时任领导人。作为政治家外交活动的国礼，她的书，不只是一套经典，更是一个关于智慧、审美、品质、品位的符号。

但遗憾的是，塔奇曼的作品在中国长期被忽视。她的部分作品引入国内后，曾一度绝版。网上单本溢价就已达到200多元，而且难以找到全套。

文章评论

作者：fpd 留言时间：2021-08-14 11:22:41

老高说为这两件历史评论感到猛烈冲击， 实在不应该。 他们的评论无论对错不过讲了实话而已。 你作为历史学者，研究的方法论上出了问题。

当代中国历史(包括写史的文学 )不是信史， 若你连这都不知道而震惊， 你还研究什么？浪费生命。

作者：ida 留言时间：2021-07-08 15:04:23

今年一月六日的国会山事件，就是差一点改写美国和民主制度的“意外”。今天的美国，两党恶斗，族群撕裂，贫富悬殊，枪支泛滥，这类突发意外的可能性比中国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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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月光无言 留言时间：2021-07-08 09:32:15

所以我说，历史学家主要是两种人。第一种是古董收藏家，里面也有两种，真识货的和假装识货的。第二种是盗墓的人，把隐藏在古墓里的老东西挖出来卖给第一种人。哈哈。

当然老高例外。但这位女士的观点应该给老高以史为鉴的理想抱负泼了冷水。没有这样伟大的意义，做到的差不多就是盲人摸象的一些探索了。但这里的奥妙区别是，盲人完全不知道大象是啥样子，摸到啥就说大象像啥，所以受到见过大象人的嘲笑。历史学家本来跟盲人一样也没见过大象，偏偏说他们发现了真相。和历史学家站在同一位置有相同立场的人会赞同历史学家。站在不同位置甚至相反立场的人多半不会嘲笑历史学家，而会反对甚至大骂。所以我一直主张立场重于事实。盲人站在哪里，哪里就是大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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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妞不牛 回复 俞先生 留言时间：2021-07-07 21:42:48

您这个是正面的观点。但是究竟什么是历史以及历史的教训，有人可以用“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一句盖过，变成胡扯甚至虚无，再进一步到历史与真理垄断制造厂批发部。智人的标志就是immagination,有了想象力才有一个家伙告诉人家：快跑！老虎来了！然后一个人跑去把那只被野火烧熟了的野鸡吃了。这个人的基因有更大可能被遗传下来。这就是说故事编故事的能力与威力。猴子也可能判断错误，但是好像不会撒谎。远古人类留下的岩画壁画， 后人主要经历花在辨识那些是走形的真实记录，那些是编故事好玩。而这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人类学家说的东西，大家也要花很大精力去分辨哪些是他们复原的真实，哪些是他们与远古智人一样想象编故事。

作者：俞先生 回复 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21-07-07 21:07:04

黑格尔说人类从来没有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也是没有根据的说法。首先需要厘清什么是吸取历史教训或没有吸取历史教训。人们经常讲历史，当然会以历史为鉴。历史是一面镜子。经常有人讲，就是人们会吸取历史教训。德国人和日本人现在奉行和平主义就是吸取历史教训的结果。人类能够用语言将过去的经历记录下来，这个非常了不起。其他动物就没有这个能力。动物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曾经经历过什么，文明社会的人能知道。已经非常不得了了。

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21-07-07 18:12:53

所谓客观规律是个科学词汇，也是个哲学命题。自然科学就是寻找发现客观规律，寻找发现的过程就是实验，验证，逻辑推理，同行认定，一再被客观检验，永久对质疑和验证开放。在一个流程之内被科学同行接受，到成为一个范例paradigmme,由科学精英到同行业界到大众社会接受普及。这里有三个重要前提：第一， 所谓客观规律科学定理是一种人类认知的假定，不能绝对与静止，不能有同行业界之外的权威，尤其是政治神学权威来决定与认定；第二，永久允许质疑，无条件接受反复验证与实证推翻；第三，必须用理性逻辑加实际数据事实来验证接受与反驳，人类情感不能干扰。哲学命题的所谓历史规律，无法不接受科学界的基本原则， 但是也无法完全套用自然科学的原则，因为除了上帝，没有人能够对任何一个人一辈子的思想意识以及整个人类社会进行有规定条件的社会实验。而提出历史规律的毛克斯们，伟大之处就是他们能够把整个国家民族全体当作小白鼠，进行只有他们能够控制并只会成功不会失败的社会实验，从而一再证明他们制造的历史规律宇宙真理颠扑不破。也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拥有宇宙真理，有绝对正确不准质疑虚无缥缈无影无踪无处不在的习氏外交思想，治国理政思想，如今还有经济思想，每一个思想就是一条历史规律。俺估计全中国集中了不少顶尖脑神经专家，用国产最高级的仪器，每时每刻在研究记录习近平的脑细胞活动。 俺报名去当观察员记录员近距离研究学习习思想，沾点宇宙真理激光，赚一大把历史规律。

作者：gmuoruo 留言时间：2021-07-07 16:39:46

Tuchman 的史迪威传是部过时的，偏面的著作。她也许是“从不编造任何东西，甚至是天气”，但那就表示她只信史迪威的东西，只认史迪威的天气，因此不是试图还源历史真相，而只是重写史迪威自身的经历。

本人以前翻阅时觉得她基本上就是史迪威说啥就是啥，不做交叉验证，更不要说查考中文资料了，因此浮浅到正中土共下怀。若尼克森送她的书給毛泽东，就也侧面应证了这点。

史迪威完全误判，中美两国都因此受到严重伤害，更恐怖的还未完结。但史迪威误判，并不表示别人也误判，魏德迈就比他高明多了。Tuchman 断言“人类无法从历史中吸取教训”，有点像給史迪威，杜鲁门那样严重误判的人开脱。

作者：阿妞不牛 回复 白草 留言时间：2021-07-07 16:08:36

还有，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就不能开设历史制造厂。而历史与新闻制造厂大行其道，并不能证明历史虚无，而是证明这些人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虚伪恶心。你听到习大大反对历史虚无主义，但是连赵紫阳胡耀邦都不存在，更不要说六四，俺和你能够敬佩他的当然是勇气加智慧啦。

没有人能够否定考古学的科学基础：那就是历史是有史料实物支撑的客观存在。历史虚无主义不能否认北京人头骨山顶洞人遗物， 但是同样不能宣称发现北京人头盖骨的人是反共分子，因此这个头盖骨是假的。马列毛党史没学好考不上数学博士研究生，政治不合格不能晋升统计学教授，这样的塔利班也能够执政掌权复辟，甚至领导民族复兴啊，因为有民族群众基础，这也是客观规律吧。

作者：阿妞不牛 回复 白草 留言时间：2021-07-07 15:58:34

不错。 这样的悖论比比皆是。比如上帝全能，但是他能否造出一块自己也举不起来的石头？比如说相对论，宇宙无绝对真理，这是不是绝对正确？

牛顿定律指引了近代到现代物理学，当时相对论从几乎完全不同的假设出发，能够解说并证明所有牛顿定律验证之正确，然后超越解释牛顿定理无法解释证明之现象。古人发明的天文历法，远远在发现宇宙无边与黑洞之前， 但是这个历法基础不错。是不是发明历法的古人发现了宇宙规律？

美国立国以及二战胜利后联合国的宪章精神以及这个联合国的建立， 都是在总结人类历史很多经验教训以及接受当时最先进主流共识，也可以说是总结出来的人类历史规律之上建立的前所未有的国际秩序。 这个国际秩序肯定有一些几乎所与国家都接受的奉为历史规律之类的东西，比如对种族灭绝对纳粹法西斯的彻底否定。但是人类是否找到了所谓共同价值观，也就是所谓普世价值？别说你我说不上来， 习近平说的上来吗？他就是说了，他自己以别人都真的相信他说的宇宙真理， 他发现并掌握了历史规律吗？

人类迄今为止只有一条规律没错：人总是要死的。被汽车碾过去肯定会死。但是人走在大街上有什么规律一定会或者不会被汽车碾死？复旦书记坐在办公室，有什么规律一定会或者一定不会被姜教授杀死？最有名的名医，能够确诊并治好自己的不治之症吗？共产党万岁万万岁也是历史规律吗？

作者：阿妞不牛 回复 俞先生 留言时间：2021-07-07 15:05:02

比如俺烟酒毛共历史，俺就找不出任何什么历史规律，但是可以看见人性党性血腥血性。俺得不出什么正义必胜，大象一定踩死老鼠之类的科学结论。就像研究病毒学的科学家一样，他们没法说什么病毒是非正义的， 一定会被人类消灭云云。但是他们的努力有一个明确的人类目标：去尽力消灭控制病毒，不让其灭绝人类。问题是并非所有病毒学家都遵循这个宗旨，否则国家与人类就没有什么细菌战的担忧了。

作者：阿妞不牛 回复 俞先生 留言时间：2021-07-07 14:58:32

这样说恐怕太笼统了。人们对任何东西的研究，无非是这么几种情况：一是好奇心。第一个观察研究火的人，应该是这个好奇心驱动。 第二是功利实用主义，第二个观察研究火的，可能是发现雷击野火烧死的兔子肉特好吃。第三是好奇功利实用主义等等混在一起，比如俺对林彪与大跃进文革历史的兴趣，就是像看看那党到底如何伟大。除此之外，还有一种“研究”，那就是《1984》的历史制造部的产销业务链。那是不准你真正研究的。所谓历史规律， 大部分是那里出产的，也就是说按照设计好的程序（规律）去制造历史，从过去到今天上午。今天上午的“历史”， 有时候叫“新闻”。

作者：俞先生 留言时间：2021-07-07 13:52:16

如果没有历史规律可寻，还要研究历史干什么？完全是反科学的论调。

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21-07-07 13:33:08

所谓“历史发展规律”基本是扯淡。而认识到“意外”，就是说人类无法认识预测的偶然性。这既符合科学认识，也不违反严谨的神学。比如地质学中的灾变论，量子物理的测不准定理，数学中的模糊数学等等。在科学中谁宣称发现掌握了最后绝对真理，就是疯子。但是对于最基本的科学都否认信口胡说，比如注射消毒水可以抵抗新冠，这也是神经错乱。而神学则是把测不准作为世界一切的基础，一切都是上帝安排。那么谁能够主宰安排别人的命运，谁就是上帝。 所以有很多的上帝神仙打架。

作者：阿妞不牛 留言时间：2021-07-07 13:18:30

老高这个介绍好。塔奇曼的历史学观，归根结底是对启蒙运动以来西方两大主导世界观一次颠覆。启蒙运动是对神学的颠覆，导致了实证科学。科学的成就推动了人类近代与现代与久远古代的分割。科学突出证实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创造奇迹，这个奇迹包括把人送上太空，也能够将整个人类送进地狱。后者的例子不只是原子弹，更厉害的是精神原子弹。这个精神原子弹就是人类历史如同物理化学世界一样具有永恒的可以被人发现掌握控制的“历史规律”， 而不是上帝的旨意，或者上帝的旨意可以授予一个超人，由他来掌控人类的命运。这就是纳粹与共产主义。而神学也是用另一种方式讲述宇宙世界人类的“客观规律”，不同的是，这个“客观规律”的“客”， 是外在于人类的上帝，是人类与宇宙万物之主，是这个“主”允许被人观察到的规律。塔奇曼对这两种都不信，但是她也不同于不可知论与虚无主义。哲学的问题与宗教一样扯不清，因为哲学的命题就是号称归纳演绎一切科学的总和的最高最博大精深的科学。一个哥德巴赫猜想就搞死世界几乎所有的数学家，而整个数学还只是整个科学沧海之一粟。除了上帝，谁能当哲学家？有了上帝，还要什么哲学家？没有上帝，哪来什么哲学家？所以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如果人类不思考，猫狗就可以主宰人类。

但是，有一些基本点是没法完全虚无的：中国今天有个伟大领袖叫习近平，前面有胡锦涛江泽民赵紫阳胡耀邦邓小平华国锋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林彪，毛泽东有个老婆叫江青，等等，至于这些人都是上帝化身还是人精人渣甚至魔鬼化身，上帝是你们家的耶稣还是他们家的真主菩萨，这就叫历史，这就叫“阶级斗争”，这就叫世界观。

作者：Siubuding 留言时间：2021-07-07 12:25:07

就如皇帝皇朝是奉天承运，我党的当权是历史的必然，有马列理论和与时俱进的中国历史就是革命史，阶级史，斗争史，人民史，政治史，毛史，党史来背书，更有有54白话文演化出来的现代汉语和党语言来承托，掩盖我党如奉天承运的本质。

作者：一冰 留言时间：2021-07-07 11:50:22

不久前看到一篇文章，从经济角度谈中共的崛起和成功，就是中共革命经费来自哪里，各个时期的数字，以及其中的关键作用。

之前我只知道章士钊给青年毛泽东的那笔巨款。

作者：一冰 留言时间：2021-07-07 11:48:32

这篇很棒呀，教会大家一种方法论。

夏 关汀

@sWnmBsklqSRKOw1 Replying to @WEI_JINGSHENG and @xxj2040：

当下习和他领导的中共留下的最后两条路就是对外开战和政治改革。

当然对外开战也不是主要目的，但能转移和缓解一下内部矛盾。用民族团结和一致对外转移各种错综复杂矛盾的对立和冲突。再有的一条路就是政治改革。

目前状况只是在维持和拖延时间，继续这样耗下去的结果，还是要回到以上的两种选择。

谢选骏指出：历史由“意外推动”——就像人生一样，出生和死亡，往往都是由“意外”推动的。例如毛泽东——

借用杨开慧进入北大图书馆；借用汪精卫进入国民党党部男女通吃；借用贺子珍进入井冈山匪巢；借用李云鹤进入延安窑子洞文武双全——毛泽东的历史，岂不也是由意外推动的吗？

在我看来，历史虽然无法预测，但是历史预测却实实在在影响了后来的历史发展——“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大楚兴，陈胜王”！

历史就是这样由历史预言“意外推动”了！而所谓“历史研究”，其实都是“历史预言”。

【43、历史有时候也是由失败者写的】

《追寻思想、追寻独立思考的八十年代》（波士頓書評 2024 MAR 20）报道：

编者按：1984年，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的一群青年学者创办的《青年论坛》，以其敢于触及敏感政治问题的思想锋芒、清新活泼的爽利文风在理论界刮起一阵旋风，与上海的《世界经济导报》并称为”一报一刊”。将近四十年之后，当年的主编李明华根据亲身经历和记录，访谈了当年的多位同事、作者和相关人士，撰写了这本书《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青年论坛纪事》，并于2023年11月由壹嘉出版出版。

本书概述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宏观舞台，梳理80年代中国思潮的发展脉络，对80年代思潮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理论反思，在此背景下以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详细记叙了《青年论坛》的创办、发展、被整肃和最后停刊的经历，突出介绍80年代的众多知名的思想文化精英及其对《青年论坛》的支持，表现了80年代青年锐利的思想锋芒，激扬质朴的理想主义激情，和关切现实、改变现实的勇气与担当，同时还记录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对待《青年论坛》的复杂心态和表现。

1985年11月，《青年论坛》创刊周年纪念会代表

2024年2月24日，壹嘉出版主办的《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青年论坛纪事》的新书首发讨论会在网络zoom举行，壹嘉出版的总编辑刘雁主持讨论会；原《青年论坛》北京记者站记者高伐林特约主持，

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国光、学者徐友渔、作者胡平、学者罗慰年、学者柳红、德国媒体人AdrianGeiges、作家傅志彬、自由撰稿人莫莱斯,评论家张劲帆等十几位学者参加了讨论会。《波士顿书评》精选讨论会部分发言，未经许可，禁止转发。

壹嘉出版的总编辑刘雁：各位嘉宾老师，各位参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参加《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青年论坛纪事》的新书首发讨论会。

我是今天这场活动的主办方壹嘉出版的总编辑刘雁，也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首先我要感谢各位朋友抽出宝贵的周末休息时间，来参加这场读书活动。能把这么多嘉宾老师和读者朋友在今天聚到一起的是什么？当然，首先是一本关于一份杂志的书，一份像流星一般灿烂，也如流星一般短暂的杂志。其次，这也是一本关于80年代的书。从书的正书名就能看出，八十年代在这本书中所占的分量。作者，也是青年论坛的主编，李明华老师，是将杂志在八十年代的大背景之下来考察的。甚至可以说，八十年代在这本书里，已经不是背景，而是与青年论坛一样，都是书的主角。我们很多人怀念八十年代，怀念当年的理想、激情和纯净，这本书里不缺这一切，我作为编辑，也是第一读者，读稿时读到热血贲张。但这本书里又不止这一切。李老师在书中还对八十年代的思潮和政治风云变幻进行了仔细的梳理和反思，在我个人看来，这一部分，以及书中所写的八十年代与《青年论坛》杂志之间的关系与互动，才是这本书最特别的地方。

高伐林80年代在武大校园

高伐林：我是高伐林。谢谢壹嘉出版社刘雁女士和《青年论坛纪事》这本书的作者李明华先生的信任，委托我来共同主持今天这个研讨座谈会。很荣幸与众多的旧雨新知在这个虚拟会议厅重逢，一起来回忆、讨论四十年前我们有幸参与的《青年论坛》的事业。

今天的嘉宾，刚才刘雁简单地说了一下，我感觉大体上是分两类：一类是当年曾经参与过《青年论坛》工作或者类似的工作，他们读李明华的回忆，也就是在重温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想必是感到很亲切。另一类年纪较轻，成长期已经是在《青年论坛》1987年被迫停刊之后，他们无缘接触《青年论坛》，是通过阅读李明华的回忆录来了解那段史实的。参加今天这个研讨会的观众、听众，我想一类就是八十年代改革开放的参与者、知情人，另外一类就是没有赶上那段岁月的更年轻的朋友。

在所有的与会者当中，恐怕我是最早认识李明华的。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都是武汉大学的学生，我在中文系，李明华先生他当时在哲学系，但是我们都是校方办的学生刊物《大学生园地》的编辑，这也就是为什么李明华王一鸣他们几个人筹备时，来到北京先找到陈东升、找到我，再去联络其他人，建立北京记者站，毕竟熟人就有基本的信任。不过当时我们有一个态度很明确：不要搞成武大帮，《青年论坛》并不是武大校友小圈子、同人刊物，应该搞五湖四海，应该去联系、去结识、去交往、去请教更多的有志于争取自由、有志于改革开放、有志于繁荣学术的青年朋友。看看我们今天研讨会的嘉宾们，我很高兴，除了蔡崇国与我是来自武汉大学，其他的嘉宾都来自其他的大学。

有人曾经形容八十年代的年轻人患上了“集体青春迷狂症”。我读过诗人北岛的文章，当年他在北京办《今天》，每天人来人往，来了就干活，开饭时间一到，煮一大锅炸酱面，每人一碗。北岛说如果你问每个人，我相信都会告诉你，那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青年论坛》的同仁们都有同样感受。我们今天的很多嘉宾——像徐友渔先生曾经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的一员，他一定也有类似的感受。人的一生都有所谓的“高光时刻”，风云际会，参与《青年论坛》的时刻，大概就可以算我的高光时刻，留下了终身难忘的记忆。

“跨世纪的中国”学术讨论会代表在东湖

徐友渔：很高兴能参加今天这个座谈会。书寄给我以后，我花了一些时间细细看，心情非常激动，感到自己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

看完这本书之后，我有下面几点感想，简单地谈一谈。

这本书最基本的价值是，它详细地记录了《青年论坛》从生到死的全过程，详细、全面、准确地把事情表达出来了。整个叙事是非常完整、连贯的，各个方面都表述得非常好。相当于软件方面的事，比如确定办刊方针，招聘编辑、校对、发行，硬件方面，从大到怎么得到办公室，小到怎么找到办公桌，都谈得非常具体，对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都说得相当周详。看完这本书后对整个事件从头到尾有个非常详细、全面、准确的了解。这一点显然与作者的身份与经历有关系，他作为《青年论坛》的主编，方方面面的事，从指导思想、办刊方针，到组稿、审稿、出版，一直到争取复刊，每个方面都说得非常清晰，完整地还原了历史的真相。

《青年论坛》的发行是上世纪80年代一个很重要的社会事件和社会现象，在谈这一点的时候，作者显示出了既作为学者也作为当事人的深厚的功力和优势，因为要谈《青年论坛》在八十年代诞生的原因、社会氛围，所起的作用，就需要谈八十年代的整个气氛和社会思潮。作者花了很大的篇幅、用了很大的力气来做这件事，做得很好。他谈八十年代文化氛围和社会思想的时候，面临着一些难题，即如何来准确地理解和解读八十年代的各种思潮，这对一个人的学术修养的要求是很高的，要完整地表达这一点是很困难的。但是李明华表述得很好，他把八十年代的文化氛围和社会思潮分成了五条线索：一，以李泽厚为代表的主体性哲学，二，以王若水为代表的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思想的研究和讨论；三，当时最活跃的三个民间学术团体：《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中国：文化与世界》编委会，《中国文化书院》所掀起的“文化热”；四，以刘晓波、《河殇》为代表的激烈地反传统的激进思潮；五，新儒家的文化情怀，以及一批主张复兴中华文化的学者倡导新儒家的势头。我专门研究过八十年代社会思潮，我觉得他总结得比较深刻和全面，这是很不容易的，这有助于读者理解《青年论坛》产生的社会思想背景。

这不是一般的文化人和书生写的回忆录，他谈到自己的活动经历、谈到八十年代的文化现象时，是联系了党内高层的路线斗争、路线分歧与社会思潮的互相影响、互动的关系，这一点表现出作者有相当的政治素养。比如，书中谈到，当邓小平提倡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社会上民主和言论自由的说法就多起来了，大家讨论得很热闹；一旦提出“清除精神污染”，谈异化、谈人道主义的声音就消沉下去了；朱厚泽主持谈“三宽”（宽厚、宽容、宽松）的时候，谈论自由主义、东西方文化比较这些问题又热闹起来。这一点实际上说明，他办杂志不只是单纯办杂志、搞文化，而是密切关注当时的社会风潮、政治动向、党内高层的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他把这两个方面，也就是社会思潮、社会文化氛围与党内高层的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之间的互动关系写得很到位很准确。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体现出了作者的思想高度和政治水平。

本书表达了一个很重要的观念，这是我非常赞赏的：作者认为，从《青年论坛》的产生到发展到消亡的整个过程说明了一点：在中国，启蒙还是一件尚未完成的事业，启蒙思想的努力还是非常必要的。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我在这一点上很有感想，稍微多说几句。我认为，这本书不只是记录了《青年论坛》的历程，不只是具有历史记录的意义，而且对未来还有另一种意义。我想强调一下：既然启蒙在中国是一项未完成的事业，终有一天，启蒙在中国思想文化界还会重新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这一方面说，这本书其实不只起到了承前的作用，还将起到启后的作用。在中国有一个很突出的现象，就是中国的思想发展是往往要中断，比方在谈到宪政民主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胡适当初起了多大的作用，不知道张君劢、萧公权这些人做了很多努力，不知道张佛权有些什么样的精辟见解。我们的启蒙经常是从头开始、另起炉灶，没有传承的。我们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实际上，中国的学者、知识分子、文化人做了非常多的认真努力、非常有成效的努力，但是后面的人往往不知道，每一次运动都是从头再来。这是中国一个非常触目惊心、值得重视的现象。以后早晚有一天，启蒙还会提到中国思想文化的议事日程上来，那时候，如果再一次从头做起，再从文艺复兴谈起，从五四新文化运动谈起，我觉得就太不合算了，我们至少可以从八十年代的思想文化、从文化热谈起，谈到《青年论坛》的作用，它最后被扼杀，其中的经验教训是什么。我认为在这方面，它为未来的启蒙运动的重新发动提供了基础和出发点。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这本书不只使后人了解到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是怎样发生发展的，而且使人了解《青年论坛》的思想学术成果是什么，当年人们的思想达到了什么样的高度，留下了那些可供继承的遗产，我们在这基础上再来发展，再来从事启蒙运动，就事半而功倍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一点，这本书还展现出了作者的胸怀和眼光：他不但谈到了八十年代思想文化界欣欣向荣的景象，而且谈到了八十年代整个社会思潮有哪些不足；他对八十年代思潮做了比较深刻的反思，不但对《青年论坛》杂志的功绩、贡献、社会影响、社会作用做了周到的陈述、分析，而且对其不足也作了反省。我们现在谈八十年代，除了那些思想比较左、比较保守的人以外，有些人把八十年代当作一个值得追忆的美梦，有些歌颂过头了，他们没有看到八十年代严峻的形势，充满了各种阻力和张力的情况。对此，李明华先生在这本书里写道，“整个八十年代，思想领域并不是像一些思想史家所书写的那样，充满了阳光明媚、诗意盎然，也不仅仅是启蒙思想各个流派的此消彼长，这十年可以说是风云变幻，乍暖还寒，时而海阔天空，诸峰群起，时而整肃森严，众声寂静。”他对八十年代整个社会氛围、整个社会力量之间的对比，做了这样一分为二的分析，就是既有光明的一面，也有反对进步力量的一面，并不只是春光明媚的一面。这是他的反思的第一点，就是整个八十年代不只是阳光明媚的，暗流和反动潮流也在起作用。反思的第二点，是对八十年代的思潮进行了深入的梳理和分析，指出了那些思想是多么宝贵，它们在哪些方面进行了突破，同时也指出八十年代主要思潮中，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留下的缺陷、问题、教训值得我们继续思考。比如他提到，八十年代的思想主流虽然是激情澎湃的，但是缺乏冷静的学理建树。知识界充满了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但缺乏对现实的冷静、客观、理性、科学的分析。反思的第三点是，他谈到了《青年论坛》对社会思潮的前进做出了哪些贡献，取得了哪些成就，但是他同时也提到了《青年论坛》本身的不足，比如学养不够，分析不全面，还有好些东西都没有看到。在写这种值得大书特书，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的时候，他不但进行正面的颂扬，而且对其不足提出了冷静的批判，这都是很好的。

“跨世纪的中国”学术讨论会，戴晴在会上与读者交流（省统计局）

胡平：谢谢，谢谢高伐林先生，谢谢刘雁女士。刚才友渔已经对这本书做了一个非常完整的概述。李明华这本书是我所读到的迄今为止关于八十年代思想史方面最好的一部论著，它不但对我们这一代人，我想尤其是对年轻的一代，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特别向年轻一代大力推荐这本书。

李明华写这本书下了很大的功夫啊，至少十几年前他就开始写作这本书，从那个时候我们就有一些信件交往，我就看到过他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片段。这本书的篇幅非常厚重，描述的方面也非常广泛，大到整个时代的那种背景、中南海上层的一些所谓路线斗争，小到他们编辑部的一些日常的运作，从找房子一直到最后，怎么样在当局已经禁止销售这本杂志的时候，怎么样去巧妙地躲过当局的这个控制，尽可能地让已经印出的《青年论坛》继续送到读者手中，很多细节的描述。那我们以前读到像这种回忆录性质的这种书呢，他常常就很少有这么完整从方方面面都谈到的。这个给人的印象特别深。所以他不是一个当事人，不是经过这么几十年的沉淀，当然再加上本人的深厚的功力，我想他写不出这样的书啊。

关于《青年论坛》的创办，尽管它存在的时间相当短暂，但是它在中国八十年代思想界乃至于在中国的整个出版史上的地位，我以为是相当的重要。随着时间的流逝，像现在已经过去将近四十年了，第一期是八四年出版的，今年2024年了，那今天我们读到这本书。我想我们当事人、那个时代的过来人固然感到很亲切，但是我想对于后来的人，他们读到这本书也一定会受益良多。这也就充分显示了呃《青年论坛》本身在这个中国尤其是当代的思想史的重要地位。

我跟这本杂志的当然渊源很深，从最早《青年论坛》打算创办，在北京要成立记者站，我就和高华林先生、季思聪还有远志明、吴学灿、陈东升几位，我们就互相联系，就有了联系，然后后来蔡崇国又到了北京，当然其间李明华也来过北京，我们也见过面嗯。在整个这个杂志过程中，当然我给他写过几篇文章，一篇关于什么是在八四年的那一期出的，就是关于什么道德问题的一些随想录啦，后来当然主要就是我那篇《论言论自由》，记得我把言论自由那个手稿交给李明华的时候呃，李明华他当时就表示他一定要出，要把这个文章给发表出来。而且要全文发表。那说来真是不容易，《青年论坛》每一期的字数也就是十二三万，我那篇文章六万多字，它分成两期发表，那你占了非常大的篇幅。而且就在86年7月号九月号发表之后，紧接着就由北京记者站在北京举行了一场首都各界的关于言论自由的座谈会，参加这个会议的人也很多，像包括北大的经济学教授厉以宁，中国政法大学的杜鲁吉教授，还有工人出版社的何家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李玲，他们都是交的书面发言。与会的当然更多的是我们同一代人的这么一些朋友，包括陈子明，王军涛，包括甘阳啊梁治平啊等等。可是就是在这一期，这是86年11月出的，那么紧接着没过多久，当局就反自由化，胡耀邦就下台那，么到了第二年87年1月，这个《青年论坛》就被迫就停刊。那个时候我已经到了美国，当得知《青年论坛》停刊的消息之后，当然心里也非常的难受。我记得那个时候我收到过李明华的一封信，他信中有一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他说：面对历史，我们问心无愧。

李明华跟人接触，我想恐怕在座很多人跟他接触都有这个印象，一看他就是好学生出身，从小大概就是当学生干部，说话做事都显得很稳重，很老成持重。但是他的思想之锐利，做事之果断，而且富于冒险精神，这真是你乍一看你根本看不出来的。但是他通过他自己的行为就充分显示了这一点。《青年论坛》能够办得这么成功，我想跟作为主编的李明华在其中的贡献当然是不可磨灭。

当然《青年论坛》还有很多同事，我们也都是通过《青年论坛》就彼此成了朋友。《青年论坛》举行过很多大型学术活动，我自己参加过的就有85年3月在广州，和当时的华南师范学院共同举行的一个，就是中青年理论工作者座谈会；另外一次就是在八六年，大概也是秋天吧，在武汉举行的，是和黑龙江的什么与探索，《学习与探索》吧，跟那个杂志联合主办的一个“跨世纪中国”的研讨会，在武汉举行的。那次我们也去了。很多朋友。除了开座谈会之外、开研讨会之外，还在武汉很多大学做讲演等等，活动都非常成功。所以《青年论坛》在当时的年轻一代读者中间，在理论界、思想界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李明华在书里也提到过，一般的那个时候，每个省市都有社科院啊这一类的机构，都有自己的学术刊物，一般他们的订户不就是两三千左右，而《青年论坛》可以达到四五万，光是邮发量，通过邮寄的发行量就达五万之多，这还不包括零售。那么可见在当时的影响也就是非常大。

当然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八十年代确实是我们充分地表达自己，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的这么一个时代。现在回想起来刚才伐林也提到了什么“高光时代”，好像是个高光时代，不过你现在回想起来感到非常遗憾：怎么高光时代就停在那儿呢？那就算高光时代了呢？本来应该，我们当时也期待着，中国的形势能够有进一步的发展，中国能够真正的迎接一个有言论自由时代，一个有宪政民主的时代，可是今天，在四十年过去之后，今天中国面临这么一种情况，这是我们当时都很难预见到的。所以想到今天这个状况，就感到特别心酸，感到特别的沉重。

当然这本书它本身很有价值，《青年论坛》本身很有价值，但这本来只应该是在我们向前前进的时候的一个阶梯，我们本来应该走得更远、做得更成功，可是呢结果我们遭受了很严重的挫折。所以想到这一点，我心情就感到特别的沉重，也感到很有几分忧伤。我们现在都已经都进入了所谓老年人的阶段了，但是我们当年追求的理想，现在比起当时还距离得更遥远。所以接下来我想，我们只要一息尚存，还应该为我们的理想继续去奋斗，我想这也是作为当年《青年论坛》的一个作者，多少也算是它的半个工作人员的一些感触。我就先讲这些，谢谢大家。

1985年11月，陈兵力在武汉市长吴官正（左）办公室

高伐林：谢谢胡平先生的发言。我想起一段往事，就是当年您这篇大作《论言论自由》连载的时候，我接到1986年的七月号杂志就捏了一把汗，我就觉得怎么分成两节连载呢？这有多冒险？你六万多字的文章，上篇是两万多字，还有四万多字没发表，我也不知道这个李明华是打算分两期还是分三期，但是我想如果这个上篇登出来之后就激怒了某一位检查官，下令停刊整顿等等，后面的就出不来了，出不来怎么办呢？所以我当时是认为李明华真是很冒险。但是幸亏没有，很顺利地，有惊无险地，下篇也就出来了。下一位发言的嘉宾，是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吴国光教授。在李明华和同伴们正在为《青年论坛》的生存拼搏时，吴国光在《人民日报》评论部任职，后来升任主任编辑，他1986年8月30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正是胡平《论言论自由》出笼的日子。

吴国光：首先祝贺新书的出版！祝贺作者，也祝贺出版社。其次要澄清一下，刚才伐林说《人民日报》当年的评论员文章《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是我写的，这个不是，当时我出差了，是另外一位同事写的。当时《人民日报》准备了一组讨论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这篇之后其它都未能发出。当然我也写了其它的很多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文章，没有那么有名，这个不可以贪天之功据为己有。我注意到维基百科的介绍上好像也是这么说的，希望有朋友知道怎么操作的帮忙改一下。

今天非常高兴和这么多朋友在线上聚会，刚才听了两位兄长的发言也很受启发。我在想，为什么我们要到这里来回忆八十年代呢？很明显，并不是一群八十年代的遗老遗少坐在这里“白首话玄宗”。不是因为单纯的怀旧，不是仅仅因为对我们自己青春年代的怀念。如果是怀旧，那往往会有很大的偏见。我们这里很多人可能在毛泽东的时代是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但你看中国出版的大批的知青回忆是充满着对当时那样一个困苦而且非常不自由的生活的非常热烈的怀念的，我感觉这样的怀旧是把对自己青春生命的怀念和对那个社会、那个时代的赞扬混为一谈，这显然不是我们这里要做的事情。刚才伐林兄讲到，八零年代是我们这里很多人的个人生涯中的高光时刻，我想显然也不是因为我们个人在那个时代有一定的作为，甚至少年得志等等。我认为，也不是因为八十年代是一个理想的状态。现在中国经济上当然比那时繁荣了很多，但政治上的高压状态显然也比1980年代严重得多，因此不免会有年轻人认为“八十年代原来那么好啊”。我经常讲，其实八十年代没有那么理想，并不是中国将来应该有的一种理想状态，不是中国最好就处在八零年代就可以了。那不过是我们还远远没有达到的一种历史进步的这么一个已经被推翻了的起点。

我的理解是：首先，八十年代是一个有思想的年代。出版社用“八十年代的一束思想之光”来命名这个座谈会，来赞扬这本书，我觉得用得很准确。那个年代，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赞扬人的最好的一句话，就是说“那个人有思想”。我是从山东乡下来到北京上大学的，我还记得，当暑假回到家乡和长辈聊起来，我说“那个人有思想”，一位长辈就说，你们这个形容词很奇怪，人都是有思想的嘛，什么叫“有思想”啊？我说，你说的这个“有思想”和我们讲的“有思想”可能不是一个意思，你说的“有思想”是说人的思维总是在活动状态的，你现在想吃一块肉，这也是有思想，对吧？我们讲的这个“有思想”，是指有独立思想的能力。我们知道，1960年代、1970年代是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国人民思想的年代，我们从这样一个年代中走出来，我们首先追求的就是获得自己的思考能力。我还记得1970年代末《人民日报》还是哪里登过一篇杂文，好像是当时中央党校的教育长宋振庭写的，标题叫作《还我头来》，要求把我的脑袋还给我。1980年代，我们整个民族、首先是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首先就是要求还给我们自己的头脑，我们要用自己的头脑来思考。我们看到，1980年代在这样一个主流下，人们会追寻人生的意义。本来毛泽东思想也好共产主义也好，已经规定了你的人生意义，就是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为什么还要重新思考人生意义？1980年代对此有讨论，当然后来有一系列的各种讨论。《青年论坛》也是整个潮流中一个非常耀眼的有力量的浪潮。

那时的潮流就是追寻思想、追寻独立思考。可是，这样的历史已经在过去几十年中被大大地压制甚至完全地删去了。我们现在看到的1980年代的历史，基本上是被官方剪裁、扭曲甚至歪曲了的历史。因此，我觉得，关于《青年论坛》的回忆的这本书的出版，最大的贡献就是呈现出和官方历史不一样的、民间存在的这样的独立的思想活动。官方历史可能会讲到比如说安徽小岗村的农民自发要求包产到户，也可能会讲到大量的下乡知青要求回城要求有工作。经济的层面、社会的层面——当然这也是中国1980年代改革最重要的一个层面——，这样的历史中共还不能完全抹杀，虽然会用它的那种逻辑来解释。但是，追求独立思想的历史，官方就非常忌惮，但李明华这本书就呈现了这样一个东西。如果追循下去，可以看到，从1970年代末期地下刊物、民间刊物的出现，民间独立思考的浪潮一直是这样在那个年代延续下来的。这里在座的很多人，特别是四零年代出生的兄长，都是其中的参与者。这是我想讲的第一点看法。

第二点，我想讲，八十年代有思想，那是什么样的思想？我认为就是多元思想。我们从毛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从共产党的一元论中挣脱出来，追寻的不是某个唯一的真理，追寻的是多元的真理。实际上，我们看到，八零年代人们之所以有思想、有独立思想，就是因为每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认知来认识世界，回答社会、人生等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样一种多元思想的局面，我觉得是八零年代非常可贵的一个品质。当然，当局在不断地试图用一元继续压制多元，从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到1986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一系列的举动，都是要压制多元思想。但是，那个时代的多元思想在马列主义传统之外开始呈现并持续发展。我们那时候的大学生当然是不断地追寻多元思想，从存在主义到结构主义，从“老三论”到“新三论”等等，不断地有新思潮涌进。我记得那时候北京有个很有意思的故事，说北京有青年女工要找对象，问对方“你都看什么书呢”？这个青年男工说，“我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丛书”。这青年女工一下就被吸引了，说哎呀你了不起，那我就要求你送我一整套当时已经出版的汉译学术名著丛书当结婚彩礼。今天回头去看商务印书馆出的这套汉译学术名著丛书，如果是跨专业，可能很多青年学生不一定能看懂其中的很多论著，比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但是，那时候，青年女工青年男工也在追求这个东西，这是一种价值。在西方的多元思想进入中国的同时，即使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内部也生发了多元的解释。当年王若水先生用异化论、人道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苏绍智先生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来颠覆马克思之后的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等等。这一切都表明，那时从所谓体制内到体制外都开始呈现一种多元的思想景象。

我觉得，多元思想对于今天的我们尤其可贵。可贵在哪里呢？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所谓信息时代，本来可以有信息的多元，但是，由于中共当局在政治上的强力压制，加上试图突出物质层面的东西来建立它的所谓合法性，越来越使人们的思维趋于一元。我痛感，过去三十多年里，中国的整个思想状态的水准是越来越降低，思维的能力越来越差，思想的多元当然是越来越收缩了，今天就变成了两元对立。今天共产党想重新回到一元控制，这是非常难的，但是两元对立实际上也是一元论的复制，实际上就是两个一元，两个对立的一元。这也是为什么毛泽东喜欢讲“对立统一”。传统的老子思维强调，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二是不能生万物的。说是两元的思维，实际上就是两极对立的一元思维：要么就是拥护共产党，要么就是反对共产党。其实反对共产党的人往往用共产党的思维来思考问题，用他的逻辑来讨论问题，这就使得我们突破共产党思想控制的努力变得更为艰难。大家都讲今天中国文革重现，我的看法是：习近平并没有要搞文革，习近平敢让大学生中学生自发组织红卫兵组织吗？习近平敢让你拿个油印机就印小报吗？他的文革只是一半的文革。那么，另一半的文革在哪里呢？就是在文革当中形成的那种一元的思维状态，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一切都是用这个来表态、站队、划线，不讲道理，用这样一种方式来讨论问题。可能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中共体制的问题，但是不是也能挣脱共产党的思维方式？对此我们需要反省，反省怎样才能走出共产党的一元或两个一元相对立的那种思维方式。八零年代的思想潮流本来是可以走出这么一条道路的，但是1989年天安门镇压以来反而越走越窄，思想的多元状态越来越不存在了。

第三点，我想讲，在思想的领域也需要抗争。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如果不了解情况的话，总觉得1980年代很开明，不仅有邓小平很开明，还有胡耀邦、赵紫阳更加开明，所以我们才有那么一个时代。今天当习近平出现、大家不满意的时候，就会回头去怀念像江泽民那样一个也是相对比较宽松的时代。实际上，这本书所呈现的1980年代的思想图景是更为准确的，准确就准确在它讲出了思想上民间抗争的力量，也讲出了当时民间结合体制内力量抗争的历程。如果没有这种抗争，那个体制是不会给你任何思想的自由度的，也不可能让多元思想存在。所以，1980年代的思想自由、多元思潮，哪怕是有限的思想自由和多元，当然还有后来中国物质的、财富的发展，既不是邓小平赐予的，也不是胡德平赐予的，而是有胡平、高伐林这些人在那里做这个事情，他们可以利用胡德平的力量。胡德平有自由思想，他们当然就要结合他的力量，不能因为他是共产党员、是共产党领导人的儿子就排斥他。我觉得今天应该也还是采取这种态度，但是，也千万不要以为只有邓小平、胡德平们才能把中国的自由思想、多元思想推向前进，不要因此放弃了民间抗争。

最后还想讲一点：这本书还有一个非常可贵的特点，就是参与了历史事件的人原原本本地把历史呈现出来。我觉得，今天要还想开启多元思想的潮流，就要努力去打破共产党所书写的官方历史，而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做法就是，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历史写下来，而你这个历史应该是有独立思考的历史。你如果只是按照共产党的官方语言把自己的每日生活记述下来，我觉得这没什么价值。实际上，过去一些年里，特别是习近平上台之前那二十年中，中国有一个非常热的潮流，就是民间自己写回忆录、出版自己个人的历史。但是，我在做研究的过程中看了很多这样的回忆和历史，相当失望。还不要讲独立思考，就是真正忠实记述下个人的生活细节，没有被中共概念所污染的那种生活细节，这还是比较少的，可能占到百分之一二十就相当不错了。我想讲，我们每个人有兴趣有能力去写自己的历史的时候，首要是要记下自己独立的思考。独立思考什么呢？不一定是思考什么战争啊中美关系啊这样的大题目，而是首先忠实地面对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命，按照你自己的亲身经历来思考，而不是按照共产党给你塑造的那种形式去思考。当中国有越来越多的人忠实地面对自己的生活和内心时，我觉得就有可能打破共产党的思想控制，因此也一定会呈现出多元思想，因为我们每个人所面对的自己的生活和内心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抗争，是抗拒党国政权强加给你的那些所谓生命意义，抗拒那样一个党国政权所书写的一元化的历史。通过你对自己日常所作所为和生命意义的思考，来抗拒在个人生活当中是物欲横流、浑浑噩噩、蝇营狗苟，到公共生活当中就是欺瞒拐骗，充满了卑鄙，要么娱乐至死要么空话连篇，那样一种生命状态。这样书写你作为一个“个人”的历史，这样的历史才是一个“人”的历史。人是什么？我们常会引用一句名言说：人是会思想的芦苇。这就是说，你尽管脆弱如芦苇，但是作为人你会思想。如果你不能以独立的思想面对自己的生活呢？我不是说大家都要去思考某些宏大问题，你就思考你自己面对的这样一种平庸的生活就可以了：想想你遇到了什么，从中可以发掘出什么意义。白纸运动的起因，应该就是那些青年发现他们每日每时的生活是不可能不受到这个制度的迫害的；你不一定要求政治权利，但是你同样也会遇到这样的迫害。当你思考这些的时候，你不仅能够找到你自己生命的意义，你也会知道，就是今天中国的这样一套极权主义制度使我们每个人失去了做人的意义。

李锐题字送书给《青年论坛》（1986年1月）

高伐林：下面，请蔡崇国先生发言。现在常住法国的蔡崇国先生，当年是《青年论坛》杂志社副社长，还是第一副社长，担负了相当繁重的行政事务，这都属于幕后活动，一般读者并不知晓。当时《青年论坛》的读者知道“沉扬”这位作者，写出了《论一九五七年》《论一九六六年》，还有关于《毛泽东晚年与文化大革命》，等等。“沉扬”就是蔡崇国的笔名，他当年30岁。

蔡崇国：我刚才听了友渔说的，还有国光和胡平都讲得非常好。首先是觉得出这本书真是不容易，很棒。然后我就觉得刚才胡平评价李明华真的是非常准确，他看起来非常稳重，一副书生样，但是一到关键时刻，他的勇敢他的果断，而且那么多年之后他又写了这本书。他的这种勇敢这种顽强，真是叫人佩服。

友渔刚才提到了一些，就是《青年论坛》这些文章，他的局限、他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我前不久也回看了几期，其实除了胡平的《论言论自由》，还有几篇文章以外，大部分的文章其实也没有什么高的质量。所以我记得我们当年开会的时候，经常为约稿发愁，找谁？所以我们最后就要去建立记者站。

刚才高伐林、胡平讲了，陈东升（领导的北京记者站）那时是我们《青年论坛》在外最强有力的记者站，我们叫做第二编辑部，实际上它起的作用就相当于，就经常是比在武汉的总部起的作用更大。另外我要顺便提一下，我这个第一副社长其实当了没几天，湖北社会科学院不同意，因为我不是湖北社会科学院的人。但是我们是一起讨论，一起策划。从一开始……

我还没看李明华写的这篇文章，我不知道他说过《青年论坛》的创办过程。我要说的是第一个就是，不要夸张当时的各级领导的开放程度，《青年论坛》之所以能够存在两年多，而且很大胆，一方面是当时的各级领导，从上面的，我们其实跟胡耀邦完全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跟胡德平，就是我们那个时候跟朋友说的，他其实是很天真很淳朴的一个人，只要是改革他都支持，所以，我们在一次座谈会上遇见的，我当时有一个发言很大胆，我就是反对清理“三种人”，我就是说，现在是要改革开放，一些老革命他们思想很陈旧，恰恰需要这个新的社会阶层来推动改革开放，你搞清理“三种人”，又搞运动式的，这个挺不好。胡德平他非常感兴趣，然后我们又约了，我、李明华和王一鸣，当时社长，我们去了胡德平住的地方。胡德平住东湖宾馆，毛泽东每次到武汉来就住东湖宾馆，胡德平当时住的就是当年毛泽东住的那间房。我们就谈，胡德平说到，他要把我们《青年论坛》办成当年的《新青年》，那胆子比我们还大。而且，他就说他有一篇早已写好的《为自由鸣炮》这篇文章，他给我们在创刊上发表。其实胡德平这篇文章《为自由鸣炮》，它的内容很陈旧，基本上就是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但是他这个题目真是很轰动，它其实就为我们后来胡平发表《论言论自由》，以及后来再加上邓朴方发了发了一篇文章为人道主义张目，都为后来朱厚泽提的、还有胡启立提的创作自由，都打了一个基础。所以我们就把在创刊号上就把这篇文章发了。

那么，除了这个题目轰动以外他还造成了一个什么局面呢？就是湖北省委宣传部包括中宣部，他们都以为胡德平支持那就是胡耀邦支持，对吧？那么湖北省委和湖北省委宣传部、包括中宣部，他们就觉得没有责任了，是胡德平、胡耀邦在管。而这个胡德平他基本上是撒手让我们做的，所以我们《青年论坛》的这种勇敢、这种开放，实际上就和中宣部以及湖北省委，他们可以卸责，他们觉得这个是胡耀邦系统的直接干预，他们不好干预，所以我们是打了一个体制上的空缺，这是《青年论坛》很大胆的一个原因。还有就是李明华。具体到什么程度，就是我们当时要申请经费，当时的省委副书记钱运录批了五万块钱，我就是拿着钱运录批的五万块钱去了湖北省财政厅，把那个钱批下来的。我就看到钱运录的批文，是说《青年论坛》得到胡德平同志的支持，所以我们一定要支持。我还跟李明华开玩笑，我说胡德平当时只是中央整党委员会驻湖北联络站的一个副站长吧，这个省委书记怎么这么听他的话？所以钱运录他们很支持、包括湖北省委宣传部他们很支持，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思想开放，并不是因为他们想追求什么新的东西，其实就是因为胡德平在那里支持，就是整个各级领导，在我们湖北，他们就是这个样子，包括湖北社科院。所以真的是不能够高估当时的基层干部的从上到下的那种开放程度。这一点我在写《论1957年》的时候特别体会到。我本来就是说不用笔名，用真名的，后来大家都建议说，今后的路还很艰难，我们起笔名，为了安全，对吧，那么我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用了笔名）。邓力群特别不高兴这篇文章，其中一个我讲到，中国共产党它其实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党，然后去打仗是吧，所以农民和军队的思维来指导现代化，它其实就是五七年反右的一个根源之一。其实这个问题在八十年代的中国还是非常明显，那不是一个多元化的社会，我们体会到的是，各级干部他们基本上还是一个一元化的军队干部搞运动的方式搞改革开放，这是共产党基本结构。所以说，从这点出发，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的基础是很弱的。我记得八六年，朱厚泽带着贾春旺，还有中宣部的几个副部长，专门来《青年论坛》来看我们，因为邓力群揪住我的几篇文章不放，然后邓力群和胡耀邦的矛盾似乎激化，所以中宣部专门到这个湖北武汉《青年论坛》的所在地来探望我们、支持我们，对我个人也表示支持。然后晚上，我们在武汉大学开了一个座谈会，朱厚泽，还有湖北的邓晓芒啊郭齐勇啊那些中青年社会科学工作者参加了座谈会，朱厚泽就问大家，就是我们改革开放有什么问题，应该怎么样解决，大家要献计献策。朱厚泽真是很棒。但是在座的人就开始跟朱厚泽谈康德啊谈黑格尔啊吧谈萨特啊，谈得非常抽象，就是说大家对中国社会有什么问题，他应该怎么样，应该怎么走，大家确实是一片空白。所以我们当时也开玩笑，我们都希望民主都希望参政，真的给我们机会参政，我们既对中国社会不了解，也对行政系统的运作也不了解，也对西方的各种政治和行政、社会治理的理论一无所知，给我们机会，我们还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是一个长期的这个专制制度统治下的知识分子和社会和政治运作的一种脱节，所以朱厚泽跟我们开座谈会的时候，真的要大家所谓献计献策的时候，大家无话可讲，这个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所以那个时候的知识分子的幼稚，在八十年代在理论上在政治上的天真、幼稚，确实是比现在，和现在比起来你不能说那个时候就更好。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当时第一次成为官方的东西，是一件大事。，我老记得那时官方的提法开始是陈云的那一套，即“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经过反复政论，80年代中期，陈云教条终于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代，我们非常开心。在李明华家里讨论，我们整天就在那里观望政治气候，担心青年论坛，担心我们的命运。但说实话，我们大家都知道，80年代没有今天这样多的私人企业，更没有这样一个企业家阶层，没有这样多的外资企业。其实九十年代到2000年以后，大量的西方的社会学政治学哲学著作都翻译到中国来了，而在八十年代就没有这样雄厚的知识基础，社会的多元化程度和今天比起来是远远不足的。那时从上到下，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想象为一个完美的体制和理想社会，是接近天堂的玫瑰园；好像是我们替代共产主义空想、乌托邦的另一个乌托邦。大家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常理想化。八十年代的人以为，中国只要走向市场经济，只要搞改革开放，一定会实现民主化，一定会繁荣，他根本没有预计到后来的种种问题，像社会的不公平，社会的不平等，腐败大家都多少意识到，对吧，然后国力强盛富裕了以后他要和西方叫板，要雪百年之耻，在这个基础上产生了民族主义，尤其是共产党，我刚才说的，他们整个思维方式，他们的干部组成结构，他们的历史他们的文化，使他们很难容忍言论自由，很难容忍党外独立的社会力量的存在。在八十年代各级干部们根本是，包括知识分子，根本没有预计到市场经济发展以后矛盾会更尖锐，社会力量的多元化以后，更和这个体制、和共产党的文化会形成尖锐的冲突，八十年代的人没有经历过这些东西，所以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追求类似于一种对空想的追求，这是八十年代我们的幼稚之处。所以说，我想的比较多的还是八十年代我们的天真。所以我那个时候确实是有预感，我在《论毛泽东》和《论文化大革命》里讲文化革命的起源的时候，就特别讲了这一点，就是我们现在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想化，以为那是走向天堂的一个玫瑰园，后来八九年呈现的历史比我们当时预想的还要更残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还是比八十年代现在要成熟得多了。

与《新观察》主编戈扬合影，左起：王一鸣，戈扬，李明华（1986年1月25日）

高伐林：张劲帆先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和华文教育工作者。刚才胡平先生也提到了、我也读过，就是张劲帆写了一部有关《青年论坛》的长篇报告文学，叫《艰难的甦醒》，这个长文我看的是网上的电子版，是李明华先生发给我的，而且我相信李明华先生在写《青年论坛纪事》这本书的时候也参考了这篇长篇报告文学。

张劲帆：很高兴有机会与这么多令我尊敬的学界大咖同台发言。首先祝贺李明华的新著出版！我还没有看到这部书，但是早就知道他在写，他尝试过在国内发表，却无法发表。我和李明华的以及《青年论坛》的缘分不浅。我们是同事和朋友，我在1989年完成了一部介绍青年论坛从创刊到停刊全过程的报告文学，我就谈一下我写这个长篇报告文学的经历吧。

我先后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情报资料室、科研处和文学研究所工作，与李明华、王绍培等那些编辑都是同事，平常经常见面，关系挺不错的。我虽然没有介入到他们的工作中，但是对他们的整个办刊过程经常是可以耳闻目睹，看到他们很辛苦地在那里操劳工作，看到《青年论坛》一步步地成长起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举办的很多活动，我有机会也都参加了，像“跨世纪的中国研讨会”什么的。平常有时候在饭堂里碰到他们，或者在他们家里头聊聊天，这种事情是经常的，了解到很多情况，所以就觉得应该把他们这个事情记录下来，这段历史很有意义。《青年论坛》停刊以后，我就决心写一部反映他们全过程的报告文学，于是对很多人进行了采访，除了编辑部这些人，还有他们的一些作者，有一些是外地的，我利用外地出差的机会，访问过一些外地的作者和记者站站长。采访对象也包括湖北社科院的领导，像院长夏振坤，主要是夏振坤，还有秘书长李文澜，还有其他的一些，像哲学所的所长李步楼等等。对同一件事，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视角和说法。我都如实记录下来，保存下很多原始资料，在我的作品的每一章的最后部分都集中展示多人不同说法，可以比较立体地审视这个事件。我把这个作品写出来以后，当时投给好几个大型杂志询问发表意向。那时候国内报告文学还是比较火的，如果大家记得的话，那时候有过一个叫“中国潮”报告文学征文活动，全国多家杂志参与。

稿子投出去以后，江西省的《百花洲》杂志有一个编辑叫做钱宏，亲自直接赶到我们湖北社科院来找我，把这个稿直接拿过去了。他看过以后就说他们确定要登，我完稿的时候已经是五月份了，还不到520颁布戒严令。结果呢，拿过去不久戒严令就发布了，我就知道这个是肯定发不出来了。不久就发生了“六四”事件，我就通知他说这个就不要发了，因为我当时也正在办出国留学，如果发表出来我肯定出不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就出国了。在这之前我曾经跟社科院院长夏重坤说过我要发这个东西，他没有看我的全文，我大致地跟他讲了一下，他就警告我说：你如果要发这个东西，我们就把你告上法庭。其实文中我对他还是采取了比较理解的态度，但是作为一个中共官员，如果发出这种东西肯定会对他不利。

我出国以后忙于生存、工作和学习，就没有机会把这个东西发表出来，而且我出国时不敢把这个稿子带出来，这个稿子很厚，十万字嘛，当时没有电子版本，都是手写稿，大概差不多有两寸厚吧。稿子就留在我家里。我1990年出国，一直到1995年我拿到了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身份以后才回国，这时候才把这个稿子带出来。带出来以后，在海外很难找到能发这么长作品的地方，我就把稿子缩写成差不多八千字的一篇文章，发表在1996年10月号香港《争鸣》杂志上。后来我问过李明华看到没有，他说他在国内从什么渠道也看到过这篇文章。再后来到2011年5月我把全文发在澳华文学网上（https://www.aucnln.com/article_3017.htm），这时候才有一些读者能读到全文。有朋友转告我说胡平先生也读到了并表示肯定。

我很快就将把它正式出版为纸质书，也有电子书，这个月就要出来了，出来以后我会告诉大家怎么去能够看到这本书、购买这个书。不容易，一个作品耽搁了三十多年，但是中国的情况仍然没有什么改观。我们澳大利亚的一个华人评论家叫做何与怀，在座的肯定有人知道这个人，他看过我的稿子后评论说：很多人忽视了张劲帆早在八十年代就写了这个长篇报告文学，这个报告文学有一个令人惊叹的高起点，今后当人们谈论中国的出版史的时候，我相信一定会提到这部作品，这个作品会在新闻出版史上留下一笔。

我这个作品，因为是报告文学，它有很多细节，不光是事件的描述，这中间有很多文学性的描写，结构上也是有穿插时空的写法，我希望出来以后能得到大家的批评指正。我就说这么多，谢谢高伐林先生，我们过去有几面之缘，很高兴您也把我这个作品的摘要发在明镜网上，感谢！

高伐林：谢谢劲帆先生，我们也期待着读到您的纸质本的《艰难的苏醒》。还是用这个书名吗？

张劲帆：它收在我的一个非虚构文学作品集里面，这个作品集有二十多万字，书名就采用了这篇长篇报告文学的题目“艰难的苏醒”，副标题是“张劲帆非虚构文学作品集”，除了这篇，还有我的一些其他纪实文学作品，但这篇占了一半的篇幅。

谢选骏指出：人说“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我看“历史有时候也是由失败者写的”——例如上面这篇就是如此。它们的失败，出于对中国文明的不解，在于秉承了“五四精神”，不知中国还有第三期文明的可能，以为中国可以彻底西方马裂化。谁知第一个“出卖中国”给苏联的，竟然就是西方世界自己呢？因为西方文明是一个商业文明，只有开发之功，缺乏整合之力。请牢牢记住这一点。——这就像是希腊文明，只有开发之功，缺乏整合之力……最后不得不拱手让人，让野蛮的罗马人来收拾希腊化的残局。未来收拾西方化之残局者，究竟是谁？

目前这还是上帝的秘密。

我所知道的仅仅是——思想的主权确实存在——

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底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这不正是思想主权的体现吗？

历史有时候也是由失败者写的，曲径通幽处，打开了未来世界的门径。失败者终于胜利了！

【44、历史资料并不可信】

《香港明报六四发社评促尊重历史事实 还原六四真相 称中共不是没有纠正自己错误的传统》（06/04/2022 法广小山）报道：

香港明报今天发表社评。称：今天是六四事件33周年，在北京，“天安门母亲”一如过往发表祭文，追悼死者。八九民运是爱国民主运动，不应遭到暴烈手段镇压。内地官方强调，国家发展有目共睹，证明所走道路正确，当年发生的事情早有定论，惟回顾历史，官方对八九民运的定性，由早期“反革命动乱”到后来的“政治风波”，其实亦非一成不变。当下大国对抗激烈，俨如回到冷战时代，内地当局反对将人权问题武器化，强调世界不需要装模作样的“教师爷”，然而还死者及历史一个公道，不应受到国际形势波谲云诡所影响，纵然时代在变、环境在变，尊重历史，平反六四，仍须坚持。

明报社评称：尊重历史事实，还原六四真相。并指爱国民主运动，不应暴烈镇压。该社评称，对香港、内地以至国际社会而言，1989年是重要历史分岔口，就在北京六四事件发生后数月，柏林围墙倒下，东欧变天。两年多后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时代来临，中国逐步走出六四后西方的制裁孤立，以改革开放迎上全球化潮流，短短20多年间，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香港方面，六四事件某程度塑造了之后30年本港政治生态，港人对平反六四的坚持，甚至成为香港与内地的一条情感纽带，跟两地经济民生融合，同样发挥着扣连作用。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几年世界大势，令人觉得历史发展有若钟摆。美国担心“世界一哥”地位动摇，动员西方盟友遏制中国；美俄之间的长期战略矛盾白热化，俄乌战争是一次地缘政治摊牌，世界格局仿佛回到冷战时代，美国加紧操作人权牌，要给中国贴上“反派”标签，北京则反指美国自身劣迹斑斑，无资格做教师爷。国际形势急转，香港亦迎来了政治生态巨变，维护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必须与外部政治势力划清界线，然而内外政治形势变化，并不影响要求平反六四的正当性和必要性。

该社评说，八九民运源于原总书记胡耀邦逝世，当时正值改革开放新旧思维激荡，官倒贪腐严重的时期，胡耀邦一生为民，两袖清风，思想开明，与当时官场对比鲜明，其死讯在社会引起巨大回响：北京民众、工人自发到天安门广场悼念胡耀邦，借此表达对官倒贪腐和物价飞升的不满；其后学生加入，事态演变至静坐、集会、游行等，诉求转为争取政治民主，全国许多省市都有民众响应，发展成为一场波澜壮阔的全国运动，这些历史事实在在说明，其本质是一场爱国民主运动，六四事件是可以避免的悲剧，当局以暴烈手段镇压，不少死者家属至今仍耿耿于怀，平反六四是要抚平历史伤口，让死者安息，让家属释怀。

近年权力当局常强调，中国政府对“上世纪80年代末的那场政治风波及相关问题早有定论”，强调没有稳定就不会有发展，中国所走的道路完全正确。这些年，国家发展成绩斐然，全面脱贫更是重大成就，历史意义非凡，事实证明西方模式并非唯一发展楷模，所谓“历史终结论”站不住脚，然而就算国家走对了路，当局仍然应该直面历史，包括过程中曾经犯下的错误。

明报说应聆听诤言还历史公道，民族复兴之路更自信。

社评称，回顾这33年历史，权力当局对于八九民运及六四事件的官方定义，并非一成不变，由初时定性为“反革命动乱”，到后来含糊地称为“政治风波”，字眼上的淡化，说明修正调整空间是存在的。当年与六四事件有关的决策者多已作古，又或淡出权力圈。过去10多年，先后有当年核心人物在境外出版回忆录，就六四事件讲述他们的版本，各人说法不一，甚至有互相矛盾之处，谁的说法准确，单凭现有资料，无从判断。八九民运期间，权力当局内部对于如何看待及处理事件，明显存在路线和意见分歧，不同的路线，可以导致不同的结局。围绕八九民运的很多史实，至今尚未完全公开，还原六四真相是权力当局的责任，不管拖延多久，终归要处理。

该社评说，中共不是没有纠正自己错误的传统，文革后，邓小平、胡耀邦平反了大量冤假错案，纠正了“大跃进”和“反右”的错误，更否定了由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若不是当时领导层冲破保守势力阻挠，勇敢地否定“文革”，也不会有后来势如破竹的改革开放大好形势。近年国家发展有成，当局强调要有制度自信、历史自信，全力朝发达国家之路迈进，树立国际领导权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硬实力软实力当然不可少，惟历史疮疤一日未消，外部敌对势力就有攻击话柄。世界不需要假借人权搞政治操作的教师爷，但权力当局应该多听诤言。平反六四还历史一个公道，民族复兴之路，可以走得更自信。

谢选骏指出：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中共已经百年之后了，住进清宫也已七十三年……《明报》仍在指望一个“阎王不接自己去”的高龄政权进行平反昭雪，这不是要了它的老命吗。但是《明报》所说却再次证实了我的一贯观点，即“历史资料并不可信”——“过去10多年，先后有当年核心人物在境外出版回忆录，就六四事件讲述他们的版本，各人说法不一，甚至有互相矛盾之处，谁的说法准确，单凭现有资料，无从判断。”历史资料并不可信，使得“历史过程的还原”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也使得历史研究、社会学研究，只能成为一种“研究”，而无法成为一种“真实还原”。这就是实证主义的悲哀。

【45、歷史上的穆罕默德】

David Wood 

善的，惡的與十足醜陋的

塞爾吉奧·萊昂內（Sergio Leone）的《善惡醜》（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又譯為《黃金三鏢客》）憑著一流的劇本、無與倫比的導演和演員們精湛的演技，可以說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意大利式西部片”。對於這部影壇傑作，我只有一個問題。說那個具有反社會人格的唯利是圖者安傑爾?艾伊斯（Angel Eyes）是“惡”的代表，這我能理解﹔把那個耍弄卑鄙伎倆的強盜圖科（Tuco）稱為“醜陋”的，我也理解﹔但我就是弄不明白，人們怎麼會把“善”的標簽貼到那位賞金獵人布隆迪（Blondie）頭上。在影片中，布隆迪的發財計劃是：先捉住那些罪犯，把他們交給警方，以獲得賞金，然後在他們被處決前將其救出，和他們平分賞金。接下來，一行人再去下一個鎮子，把罪犯交給警方，又一次取得賞金，如此循環，反復賺錢。然而，當其中一個罪犯的賞金不再升格時，布隆迪便把他帶進沙漠深處，想讓他乾死曬死。難道這就是他的善嗎？在我看來，這個問題唯一的答案就是：扮演布隆迪的是影星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所以這個角色必須是好人——無論他做了什麼。

 

當我們轉而觀察伊斯蘭教時，也遇到了一個類似的邏輯疑問。穆斯林堅稱穆罕默德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道德楷模，一個值得世上所有人盡力效法的榜樣（參見《古蘭經》33：21）。而當我們查考歷史，令人吃驚地見到一個與此大相徑庭的形象時，情況又將如何？穆斯林心照不宣的回答似乎是：“穆罕默德既然是真主最偉大的先知，那麼他必定是善的——無論他做了什麼。”

 

 在本文中，我們將考察歷史上穆罕默德的一生——即我們通過對史料的縝密研究而瞭解到的穆罕默德，而不是宗教信仰中的穆罕默德。我們將會看到，這兩者間存在著極大的差異。

 

一、史料來源

 

 開始探討穆罕默德的生平之前，首先應當對我們的史料來源作一簡要分析。伊斯蘭教義的主要來源就是《古蘭經》，但《古蘭經》本身並非一部傳記性作品，關於穆罕默德其人，它幾乎什麼都沒有告訴我們。要瞭解穆罕默德，我們只有轉而探索其它的史料——到各種“聖訓集” （Hadith）和“穆聖傳記”（Sira）類的文獻記載中去尋找。

 

 “聖訓集”輯錄了穆罕默德的言行，通常是按照不同內容分門別類編訂的。編者的目的，是以他們的先知為典範，告訴穆斯林信徒在各種特定情形下應如何行事為人。與“聖訓集”不同的是，在“穆聖傳記”這一類作品中，作者往往試圖完整地記述穆罕默德的生平，因此它們和現代的人物傳記十分相似。以上兩個類別的史料作品在寫作方法上有些許不同，在今天的穆斯林心目中，“聖訓集”的地位要高於“穆聖傳記”。

 

這裡我們的歷史探索遇到了一個重大問題。幾部主要的“聖訓集”都成書於穆罕默德去世後的二百多年，而現存最早的“穆聖傳記”類作品（即伊本?伊斯哈格[Ibn Ishaq]所著《先知傳》[Sirat Rasul Allah]），其成書時間則晚於穆罕默德生存時代一個世紀之久（穆斯林信徒自己也通常對這個史料來源持拒斥態度）。所以說，我們手頭沒有成書於這位伊斯蘭先知死後一百年之內、敘事詳盡的史料來源，在他死後二百年間寫成的史書也沒有一部得到大多數穆斯林的信任。如此之寬的一條時間鴻溝，使得穆罕默德生平事蹟的很大一部分都已模糊難辨，更有一些學者乾脆認為，我們對他根本一無所知（甚至他是否在這世界上生活過都是個問題）。在此處的研究中，我們不打算抱著這樣多疑的態度。下面，我們就來全面審視一下可以合理歸入穆罕默德生平事蹟的一些重大事件。

 

二、穆罕默德生平簡史

 

（一）蒙召前

 

 穆罕默德約在公元570年前後生於麥加。他誕生前父親就死了，長到6歲左右，他又失去了母親。對於穆罕默德開始接受啟示之前的生活，我們現在所知甚少。穆斯林傳統認為，人們都說他是al-ameen，即“值得信任的人”，如此說來，他可能與別人打交道時享有誠實的名聲。顯然，他的相貌也十分英俊。一天，一位名叫哈蒂嘉（Khadija）的富孀（當時是他的雇主）向他求婚，穆罕默德接受了。穆罕默德時年25歲，而哈蒂嘉比他年長差不多15歲，不過據各種流傳的說法，他們的婚姻很幸福。

 

（二）麥加時期

 

公元610年，穆罕默德在一個山洞中隱修時，發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

 

 那天晚上，真主以使命的尊榮加諸於穆罕默德，並向神的僕人們顯示恩慈。因此，天使加百列（Gabriel，即加布裡埃爾）給他帶來了真主的命令。“他在我熟睡時降臨，”亞拉的使者穆罕默德說，“手裡拿著一塊上面寫有字蹟的錦緞。他對我說：‘你讀！’我說：‘讀什麼呢？’他用那物緊緊擠住我，幾乎令我窒息而死﹔他放開我，說：‘你讀！’我回答：‘讀什麼呢？’他又用那物緊緊擠住我，幾乎令我窒息而死﹔他又放開我，說：‘你讀！’我再次回答：‘讀什麼呢？’他第三次用那物緊緊擠住我，幾乎令我窒息而死，他重復道：‘你讀！’我說：‘那麼我要讀些什麼呢？’——我這麼說只是為了讓他放過我，否則他會再次動手的。他說道：

 

‘你應當奉你的創造主的名而宣讀，

他曾用血塊創造人。

你應當宣讀，你的主是最仁愛的，

他曾用筆寫字來教人，

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東西。’

於是我這樣誦讀，他便離我而去。我從睡夢醒來，這些話語仿佛寫了在我的心版上。”[i]

穆罕默德被所發生的事嚇壞了。他相信自己遇見了鬼魔，並且產生了自殺傾向。不過，他的妻子哈蒂嘉及她的表兄瓦拉卡（Waraqah）說服了他，令他深信自己是真主的先知，並他在洞中遇見了天使加百列。

接下來的十二年，穆罕默德一直在麥加傳教。起初是私下裡傳講，後來便公開宣教。在較早的這些年裡，穆罕默德所傳的是和平的信息。他提倡宗教寬容，[ii] 但同時告誡人們應當歸向亞拉。總的說來，信奉多神教的麥加人仇視穆罕默德。對他的迫害愈來愈烈，最後他只得應邀搬到另一個城市居住。

（三）麥地那時期

公元622年，穆罕默德與他的大多數追隨者向北遷移了將近300英裡，來到現今的麥地那城。穆斯林這次由麥加到麥地那的遷移，可謂意義重大，我們再怎麼強調都不過分。正是在麥地那，穆斯林社群演變成為一個政治實體，這對伊斯蘭教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憑借麥地那這個大本營，穆罕默德開始對麥加商隊發動了一系列的襲擊。前六次襲擊都沒有成功，但第七次——即“納赫拉（Nakhla）奇襲”——卻大獲成功。問題在於，穆斯林發起進攻的時間正值當地的聖月，所有人都一致同意休戰的時候。這次襲擊還奪去了一個無辜者的性命。結果，此事引至了穆斯林和麥加人之間的一場戰爭。

可以理解的是，麥加人的商隊下次出發時，帶上了大約一千名武裝護衛。出動襲擊的穆斯林人數比他們少得多，卻成功得手，這就是史稱為“白德爾（Badr）之役”。其後的十年，直到公元632年穆罕默德去世時為止，穆斯林們從未停止征戰。穆罕默德率軍和麥加人又打了關鍵的幾仗（伍候德[Uhud]之役及壕溝之役），最終於公元630年攻佔了麥加城。

穆罕默德也攻擊其他群體。公元629年，穆斯林們襲擊了位於阿拉伯半島西北部海拜爾（Khaybar）綠洲上的一個猶太人聚居點。在攻佔麥加後不久，穆罕默德接到了又一條啟示，即《古蘭經》第9：29節，經文命令穆斯林信徒與非穆斯林（包括基督徒和猶太人）戰鬥，真到他們歸順伊斯蘭：

當抵抗不信真主和末日，不遵真主及其使者的誡律，不奉真教的人，即曾受天經的人，你們要與他們戰鬥，直到他們依照自己的能力，規規矩矩地交納丁稅。[iii]

遵照這一戰鬥指令，穆罕默德率大軍前去攻打拜佔庭帝國，儘管拜佔庭人選擇不與他們作戰。穆罕默德病倒，不久便去世了。

三、善者穆罕默德

至此我們已經大致瞭解了穆罕默德的生平，讓我們把鏡頭再推近一點，考察他一生事蹟中的一些具體細節，這可能有助於我們對這位伊斯蘭先知形成一個準確的寫照。如果我們像穆斯林那樣，把穆罕默德看成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道德楷模，這自然是錯誤的﹔但有些批評者在這個問題上走向另一個極端，將他描述為歷史上最壞的道德典型，這也同樣是錯誤的。的確，穆罕默德具有許多積極的性格特點。我們知道，他很有勇氣——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他不但以頑強的毅力忍受麥加人的迫害長達數年之久，而且還曾親率軍隊打了大大小小無數場戰鬥。在他有生之年，他始終強調要扶助孤兒和寡婦。還有好多次，他的行為表現出豐盛的仁慈。他是個熱心的一神論者，鄙視拜偶像。他告誡其追隨者用心聽從神的先知的話語，如挪亞、亞伯拉罕、摩西、大衛等。在這些方面，就連非穆斯林也得承認，穆罕默德身上表現一些好的品質。

四、惡者穆罕默德

然而，穆斯林總是把眼光單單聚焦在他們這位先知的優秀品質上，完全忽視了他身上那些不太令人讚賞的素質。我們已經看到，穆罕默德離開麥加後，便開始劫掠商隊。結果，沒過多久，貪婪就成了人們迅速皈依伊斯蘭教的一個主要因素。穆罕默德也確實有意利用得來的戰利品引誘人們轉向伊斯蘭教。當有人批評他分配新得財富的方式時，他回答道：“我利用今世的財寶賺取一個民族，使之成為穆斯林，而把你交托給你的伊斯蘭信仰，難道你竟因此而內心煩惱嗎？”[iv]

儘管穆罕默德在麥加的時候曾是那麼耐心地忍受迫害，但到了麥地那以後，當穆斯林的人數擴張起來，他的態度很快就轉變了。不久，他就不再容忍任何批評的聲音。我們由早期傳記資料得知，百歲老人阿布?阿法克（Abu Afak）寫了一首詩批評人皈依伊斯蘭教。穆罕默德下令將他殺死，於是這位老人在睡夢中被謀害了。有一位名叫艾斯瑪（Asma）的女子，當她聽說穆斯林殺害了這樣一位老人時，就寫詩號召人們起來反對伊斯蘭教。關於接下來所發生的一切，伊本?伊斯哈格記述說：

當使者聽到她的言論時，便說：“誰替我除掉麥爾旺家的女兒？”跟隨他的烏瑪爾?本?阿迪?卡特米（Umayr bin Adiy al-Khatmi）聽他這麼說，當晚就潛入艾斯瑪家裡，把她殺了。第二天早晨，他到使者跟前，把自己所做的事告訴給他。使者對他說：“你為真主和他的使者幫了忙，烏瑪爾！”烏瑪爾問，他是否會因此而遭人報復，使者說：“就連兩頭公羊都不會為她而抵角相爭。”於是烏瑪爾就放心回到自己的族人那裡去了。[v]

穆罕默德的暴力不僅以個人為對象，也施與群體。穆罕默德曾對他的信徒說：“我要將猶太人和基督徒趕出阿拉伯半島，一個不留，唯有穆斯林才能生活在這裡。” [vi] 古萊扎（Qurayza）部落的猶太人反抗穆罕默德，試圖結盟抵擋他。穆罕默德趁盟軍遲疑不決之際，迅速採取了行動。他的軍隊包圍了猶太人的盟軍，“圍困長達25個夜晚，令對手陷入四面楚歌之境，真主使他們心驚膽戰。”

猶太人投降了，使者把他們囚禁在麥地那……隨後，使者出門來到麥地那的集市（那裡至今還是個集市），開始在那塊地上挖溝。溝挖好後，他派人把俘擄一批批地帶過來，在溝裡砍掉他們的頭……被殺的俘擄共有六、七百人，不過也有人說，總人數高達八、九百。[vii]

古萊扎部落中所有已經開始發育的男丁都被屠殺了。穆罕默德將剩下的婦女、孩子和財產分給了他的手下（他自己取了這些戰利品的五分之一）。

五、醜陋者穆罕默德

但事情還在向更壞的方向發展。隨著穆斯林軍隊襲擊一個又一個城鎮，他們俘獲了大量婦女，這些女俘通常是被賣掉或交換掉了。然而，既然軍中的穆斯林男子都遠離家鄉妻室，他們需要亞拉給予他們智慧，指點他們該如何對待手上的女俘。不久之後，穆罕默德便接到了一條啟示，允許士兵和女俘性交：

亞拉的使者派軍隊前往Autas，在那裡遭遇敵軍並與之作戰。他們戰勝了敵人，俘虜了他們。亞拉使者的同伴們似乎不敢與被俘的婦人性交，因為她們的丈夫都是信奉多神教的。隨後，至高的主宰亞拉便降下啟示說：“（禁止娶）已婚的婦女，那些‘你們右手所轄的’不算在內（iv. 24）”（也就是說，等到這些女子的‘待婚期（Idda）’結束後，便可合法地佔有她們）。[viii]

《古蘭經》的這節經文（4：24），以及其他的幾節（23：1-6﹔33：50﹔70：22-30）給予穆斯林與其女俘並女奴們性交的權利，即使她們已經結婚，或者即將被賣掉或交換。

最令人不安的，或許是這樣一個事實：穆斯林男子可以佔有尚未發育的幼女。《古蘭經》第65篇開頭的經文規定了伊斯蘭教關於離婚的教義。據65：4節經文，如果一個穆斯林要和未到發育期（還沒有月經）的妻子離婚，他必須等待三個月，以確定她未曾懷孕。

穆罕默德本人就曾與一個尚未發育的幼女性交。他的妻子阿依莎（Aisha）剛剛6歲時，他就開始追求她了。[ix] 穆罕默德做了一個關於她的夢，這使他相信，真主希望他和這個小女孩結婚。[x] 幸虧穆罕默德又等了三年才和她圓房﹔然而，即便如此，據穆斯林文獻記載，阿依莎當時仍然沒到青春期。[xi] 穆罕默德既是伊斯蘭教的道德楷模，因此，直至今日，他的行為依然影響著小女孩的命運。

六、評估

在電影《善惡醜》的結尾處，布隆迪有一句著名的台詞：“看哪，我的朋友，這世上有兩種人——一種人拿著上了膛的槍，而另一種人是挖坑的。你挖吧。”同樣，我們也可以說，這世上有兩種信念——一種建築在証據之上，另一種不是。穆斯林相信穆罕默德道德上的純全，相信對其生平的考察將証明他的先知身份。然而，証據表明，穆罕默德遠非道德純全之人，也無充分理由認定他是神所差來的。所以說，歷史上的穆罕默德與宗教信仰中的穆罕默德，二者間形象的差異可謂天懸地殊。

我們不妨將這與歷史上的耶穌形象作一對比。基督徒認為耶穌是行神蹟者，他自稱為神子，死在十字架上，又從死裡復活。這一切都為審慎的歷史考察所証實。因此，基督徒全不懼怕對早期史料的審視，而另一方面，對於伊斯蘭教信徒來說，歷史卻構成了一個大問題。

[i] 伊本?伊斯哈格（Ibn Ishaq），《先知傳》（Sirat Rasul Allah [The Life of Muhammad]）， A. Guillaume, t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第106頁。

[ii] 參見《古蘭經》109。

[iii] M. H. Shakir 譯。

[iv] 伊本·伊斯哈格，第596頁。

[v] 同上，第676頁。

[vi] 《穆斯林聖訓實錄》（Sahih Muslim）4366。

[vii] 伊本·伊斯哈格，第464頁。

[viii] 《穆斯林聖訓實錄》3432。

[ix] 《布哈里聖訓集》（Sahih Al-Bukhari）3894。

[x] 同上，第3895條。

[xi] 参见《布哈里聖訓集》第5236 及 6130條。

谢选骏指出：人说“歷史上的穆罕默德”——我看“歷史上的穆罕默德就是现在的伊斯兰国”。

【46、刘宗敬确实不懂欧洲历史】

《英國史答問：2012年關於休謨<英國史>的答問記錄》

（Zhongjing Liu 劉仲敬）报道：

1、請您從譯者的角度給讀者們介紹一下這本休謨的《英國史》吧。

十七世紀是英國政治哲學的鼎盛期，十八世紀是英國史學的鼎盛期；後者對前者有一種近乎概括總結的意義。思想演變的背景是十七世紀登峰造極的憲法危機和內戰。用圖解化的方式解釋：政治哲學是憲法危機進行時的預案；史學是憲法危機完成時的總結。

進行時意味著爭奪未來設計權，這是霍布斯和哈靈頓的工作。完成時意味著爭奪歷史解釋權，這是克拉林敦和休謨的工作。休謨的著作一推出就陷入黨派鬥爭的漩渦，讀者最關心的問題是：「你是哪一派？對查理國王和斯特拉福德伯爵，你支持還是反對？」《英格蘭史》的主要「問題意識」是：英格蘭自由憲政在歷史中的起源和發展。這個問題本身就有黨派性：輝格黨喜歡盡可能提前下議院的起源、誇大其早期作用。托利黨傾向於重視國王和貴族的憲政平衡，對下議院估計不高。《英格蘭史》從頭到尾都在這個問題上跟兩派對話。不過從歷史上看，托利黨的觀點更接近史實。休謨很留心地考證：早期國會或國會前身其實沒有下議院和人民代表。他雖然自認為不偏不倚，但主要受到輝格黨攻擊；這是原因之一。

2、您力舉此項譯業的初衷是什麼？

我的想法跟休謨撰史的初衷差不多，就是要釐清英國從封建式「混合政體」到立憲君主制的歷史脈絡。這條線索對近代世界和「中國問題」有莫大的意義。《自尤利烏斯-凱撒征服到1688年革命的英格蘭史》是「英國憲法史計劃」的一個側面。

3、為什麼此前中國沒有出版社引入這本著作？

不僅休謨沒有；他以前的摩爾、雷利、培根，同時的克拉林敦，以後的柏克、麥考萊、卡萊爾都有傳世之作；都是空白點。世界史的空白點極多，舉不勝舉。所以正確問題應該是：這一次為什麼有出版社引入這本著作？答案是：因為我在豆瓣網上鼓吹，正好碰上他們。

4、為英國寫史立傳的著作應該不少，休謨的這部《英國史》有什麼不同和特別之處？

休謨是「博雅之士」業餘撰史傳統的最高峰。這個傳統從波多利爾-維吉爾和沃爾特-雷利爵士開始，到丘吉爾（很可能）結束。現在已經淹沒在專業歷史學家的乾嘉之學當中。兩者的差別可以用韋伯的經典論述概括：前者是「為學術而生」；後者是「靠學術吃飯」（從學術這個麵包籃子里拿麵包）。附帶的後果之一是：前者的著作有文學經典價值，後者只有查資料的人才讀。

休謨作為史家是宗師級人物，蘇格蘭歷史學派幾乎是他個人的遺產，弗格森等人都是他的徒子徒孫。他創造了傳統，大部分同僚（包括吉本和《衰亡史》）只留下孤立的經典著作（如果還能留下經典著作的話）。

5、我知道您此後還要從事麥考萊的英國史翻譯，能比較一下這兩項工作和這兩位史家嗎？

麥考萊比休謨更偏向輝格史觀，他格外不滿休謨對教會的諷刺態度。其實所有人都傾向於不寬容最接近的前輩。對休謨和啓蒙時代，這個前輩就是教會。對麥考萊和19世紀，這個前輩就是休謨和啓蒙時代。

不過他們的共性是大於差異的；因為他們都體現上述「博雅之士」業餘撰史傳統，主要「問題意識」也高度重合。

麥考萊的《英國史》從詹姆斯國王的時代開始，時間上差不多緊接休謨《英格蘭史》結束的時代，這段時間是英國憲制的成熟期。麥考萊傾向於輝格史觀，這段時間最能佐證他的理論。對我而言，把休謨和麥考萊的史書前後銜接，可以溝通英國憲法史脈絡；這是為自己考慮。

6、我們注意到出版社並未按照休謨本人的寫作順序進行出版，而是遵行了傳統的年代順序，您對此如何評價？

休謨像司馬遷一樣，主要是「今史學家」（傅斯年稱《史記》詳於近世）、而不是博古考據家，都鐸以後（相當於司馬遷的戰國以後）才是他的重點。關於內戰的五、六卷首先推出，跟他的政論文配合，吸引了當時的視聽。然後是關於都鐸時期的第三、四卷。最後是關於羅馬不列顛和中世紀的第一二卷。前幾卷不牽涉內戰問題，不太吸引同時代人的眼球。

不過18世紀中葉以後的版本都已經改為：根據時間順序排列。這樣做完全正確；因為當時的政治敏感問題早已不再敏感，重現歷史脈絡才是著作的意義所在。

7、我們印象當中，18世紀是個啓蒙的世紀，也就是非歷史的世紀，休謨為什麼要單立出來這麼一部史書？這似乎並不合拍啓蒙時代的所謂「時代精神」。

18世紀是個啓蒙的世紀，但也是英國史學名著輩出的年代；原因如前所述。即使在英國之外，歷史著作也是啓蒙的一部分。伏爾泰的《風俗論》就是顯例，他明確主張以啓蒙和文明進步的觀念重新審視歷史。

這是經典歷史著作輩出的時代。休謨的《英格蘭史》（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和吉本（Edward Gibbon）的《衰亡史》（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獨佔鰲頭。其次有羅伯特-亨利（Robert Henry）的《大不列顛史》（The History of Great Britain: from the First Invasion by the Romans Under Julius Caesar. Written on a New Plan）、羅伯遜（William Robertson）的《1542–1603年間的蘇格蘭史》（The History of Scotland 1542–1603）、克莫斯（Kames）的《人類史綱》（Sketches of the History of Man）和弗格森（Adam Ferguson）的《文明社會史論》（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蘇格蘭歷史學派在其中佔據了顯要的位置，弗格森和羅伯遜都是休謨的追隨者。

休謨本人認為蘇格蘭是一個歷史的民族，意思就是：他對自己哺育的蘇格蘭歷史學派頗為自豪。同時代人認為當時的歷史著作遠邁前古，休謨本人厥功至偉。《年鑒》稱頌道：「吾國文人素乏良史之才……休謨先生的名山事業使我國一洗前恥。」[V. Wexler, David Hume and the History of England, Philadelphia, 1979, P.90.]愛德華-吉本稱休謨為「蘇格蘭的塔西佗」、贊賞他「粗疏無比的美」，而伏爾泰則稱休謨的《英格蘭史》為「古今傑構之雄」。[Nicholas Capaldi and Donald W.Livingston(eds.)， Liberty in Hume’s 「History of England」, Dordrecht, 1990, pp.vii-viii.]

8、能比較一下休謨和伏爾泰嗎？

休謨和伏爾泰的聯繫和區別，就是蘇格蘭啓蒙運動和歐洲大陸啓蒙運動的聯繫和區別。理性和進步是兩種啓蒙運動共同的價值觀，但二者的理性不是同一種概念。

蘇格蘭啓蒙運動的「有限理性」是一種經驗主義的概念，源於傳統的長期演變；經驗知識來源於達爾文式近乎盲目的環境淘汰和選擇，適應性高度依賴於其所以產生的歷史路徑。[Donald W. Livingston, On Hume’s Conservatism]

大陸啓蒙運動的「絕對理性」是一種笛卡爾式、甚至柏拉圖式的概念。理性自身就是萬物的尺度。這種概念是新柏拉圖主義和天主教客觀理性論的延續（即使啓蒙哲學家在政治上反對天主教會）。

理性的限度（或人類認知能力的有限性）是貫穿整個休謨哲學、政治學和史學的關鍵詞，絕對理性的虛假偶像背後是習慣、傳統和經驗的真實權威。休謨說：「原因和結果的發現，不是通過理性而是通過經驗。」休謨，《人類理解研究》，呂大吉 譯，商務印書館，北京，1999，第21頁 基於經驗的論證只知有或然性不知有必然性，只能建立特殊的傳統、習俗或地方性知識。「建立於我們在自然中將會發現的那種相似性上面……根據看來相似的原因，我們便期望相似的結果。」休謨，《人類理解研究》，呂大吉 譯，商務印書館，北京，1999，第29頁「一切從經驗而來的推論都是習慣的結果，而不是運用理性的結果。」休謨，《人類理解研究》，呂大吉 譯，商務印書館，北京，1999，第37頁

從休謨的哲學觀就可以推出：歷史本來就是經驗知識和習慣積累的最大寶庫。在理性和因果關係可以信賴的前提下，人類還可以通過笛卡爾式演繹、無需歷史經驗而推理出正確的答案。但是，既然理性和因果關係都不足恃，歷史經驗就是人類智慧的唯一寶庫。可見，經驗主義的內在邏輯很容易導向保守主義。英國人的保守性格和他們的哲學傳統是頗有關係的。

相反，對伏爾泰和法國啓蒙作家而言：理性是普遍而客觀的尺度。歷史經驗是一系列偏見和惡行的匯集，他著書的目的（特別是《風俗論》）就是：用理性的光明重新審視過去的種種弊端，間接支持未來的進步改良。普遍理性的內在邏輯很容易導向全面變革、與過去決裂的激進主義。法國人的激進同樣與歐洲大陸的哲學傳統有關。

9、休謨為什麼沒有像亞當-斯密那樣，把歷史敘述溶入類似《國富論》這樣的道德哲學體系當中呢？

休謨有他的《人性論》，他在哲學史上的地位高於斯密。康德的哲學突破主要是為了回答休謨懷疑主義。《國富論》的歷史敘述是不連貫的，只是泛泛支持「文明進步史觀」。在這方面，休謨是傳統的開創者，對後來史學範式的影響大於斯密；沒有必要參照後者的方法。

不過，休謨和斯密都是博雅傳統的通才。你很難把他們的某一部著作硬性納入圖書館分類法的某一類。準確地說：他們都是中國傳統分類的「諸子學」，涵義接近於「思想體系的創造」。創造思想體系是遠比專著更宏大的工作。休謨和斯密都是蘇格蘭啓蒙運動的靈魂人物，他們的思想體系有兼容性，不同著作彼此互為注釋，體現同一思想體系的不同側面。例如，休謨《英格蘭史》這一段敘述就非常接近《國富論》的歷史敘述：

「倫敦有大批外國工匠。亨利有一次猜忌弗拉芒人偏愛凱瑟琳王后，以樞密院令驅逐他們；離開的弗拉芒人至少有一萬五千人。⑶亨利自己在星室法庭公告中承認：外國人奪走了本地人的生計；使他們無事可做，依靠盜竊、謀殺和其他罪行糊口。⑷這份公告跟其他法令一起出版發行。他還宣稱：外國人為數眾多，導致穀物和麵包漲價。⑸為了防範進一步的危害，所有外國工匠不得在家中容留兩名以上的外國雇工或學徒。外國商人也受到類似的猜忌。關稅強加於外國人，負擔落在全體居民身上。⑹國會做得比較好：鼓勵更多外國商人和工匠移居英格蘭；激發本地人的競爭，提高他們的技藝。國會在一項法案中宣佈：王國欠債和犯罪的犯人不下六萬人。⑺這個數字可信度不高。哈里森宣稱：本朝處決了七萬二千名小偷和強盜，差不多每年兩千人。他補充說：伊麗莎白朝晚期，死刑犯一年不超過四百人。似乎當前英格蘭全境的死刑犯不過五十人。如果這些事實可靠；亨利八世以來，道德水準一定大有進步。這種進步主要應該歸功於工業和技術的發展；下層階級因此得以養活自己、打發時間，後者差不多跟前者一樣重要。 」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Liberty Fund ，Inc. ，2004，p.934

10、您覺得休謨會如何看待發生在18世紀的英格蘭帝國事件，比如七年戰爭和英格蘭內部的經濟變革？休謨為什麼放棄了書寫18世紀的歷史，而這正是他本人生活的時代？

《英格蘭史》結束於1688年光榮革命，這是個很好的選擇；因為憲法鬥爭在此告一段落，而憲制演變正是《英格蘭史》的主要內容。休謨本人是18世紀政治鬥爭的參與者，生前作為政論文作家的聲譽高於哲學家。對他而言，已經不需要專門論述當代問題的作品了；因為他的看法已經眾所周知。

《英格蘭史》的英格蘭是歐洲的英格蘭，殖民帝國只是商業、貿易、進步（這三者都是正面價值）的一個附屬部分。不過，休謨（和蘇格蘭歷史學派）是歷史經濟動力的第一批認識者。在他以前和同時的名士（例如伏爾泰和吉本）一點沒有類似的認識。休謨對都鐸時代經濟變化的重視是破天荒的，他也是第一個以經濟進步、而不以王朝更迭為時代進步標準的史家。

蘇格蘭歷史學派的進步觀是休謨本人的直接延續。他們相信商業和貿易是進步的直接原因，對風俗和道德水準有可喜的影響；顯然他們會力主維護海外貿易，但不可能擁護把貿易帝國改組為官吏直接管理殖民地的主張（法國人是這麼做的，後來的費邊派也贊賞吏治國家）。

11、您覺得休謨會對英格蘭第一帝國的終結和第二帝國的開啓有何看法？

就休謨的憲制理論看，他厭惡國會武斷統治更甚於國王武斷統治，對國會自居唯一主權者的宣示不可能有好感。他很可能跟柏克一樣，認為北美殖民地更忠實地維護了英格蘭古老憲法的傳統。在自由貿易問題上，休謨和斯密的理論不分彼此，不大可能同情帝國貿易保護主義。

帝國是海外貿易的附帶產物。他們會在支持海外貿易的前提和範圍內支持殖民帝國，但不會認為帝國本身可以成為主要政治目標。

12、能不能請您就休謨在英帝國史學傳統以及整個歐洲的世界史傳統中的地位作個總體性的評價？

休謨的遺產就是蘇格蘭歷史學派及其經濟進步觀。這一套理念實際上已經滲入英國和全世界的史學傳統。現在，不考慮經濟的歷史後果，已經不可能著史了。在英國，他的憲法史實際上構成了以後同類研究和國民意識的正統；但在英語世界以外幾乎無人效法（泰納是一個異數）。這主要是英國憲制特殊性的問題；經驗主義的傳統最難模仿，理性主義則很容易變成普世原理。

13、你在翻譯過程中遇到過困難嗎？是什麼樣的？

西歐封建的專用術語，很多在中國歷史和漢語言中沒有確切對應物，必須自我作古。當然，開創前例是很得意的事情；可以造成以後的初始條件敏感性和路徑依賴。

14、整個翻譯過程中有什麼有趣的小故事、小細節可以給讀者們說說嗎？

把古英語文獻變成中國的古文和古體詩。

15、目前只出版了兩卷，您的翻譯工作進展的如何？

每年出兩卷，出版時間比翻譯時間落後一年。目前一切符合節奏。

16、您本身是學法醫的，但是現在在讀史，為何會有這樣的轉變？

這是機會主義的行動，跟醫學和歷史都沒有關係，卻跟四川的地緣有關。也就是說，我選擇的是地理位置而不是專業，專業是臨時心血來潮決定的。

17、說說您的近況吧。

目前還在四川大學，忙於動筆；一切要等待夏天以後才會有答案。

18、對於現在很多譯者抱怨稿費太低的情況，您怎麼看？你的稿費方便大致透露一下嗎？

人人都認為自己待遇太低；不過根據我對歷史的瞭解，幻想以文字謀生總是最糟糕的事情。我動筆一般是為了滿足虛榮心和表現欲，即所謂名山事業，不覺得是一種工作。所以我根據作者和著作的重要性做判斷，而不是根據稿費。我拿過各式各樣的稿費，80每千字最常見。

19、在讀英國史的過程中，我最大的困惑就是，為什麼英國人會如此輕易的就能接受一個不是自己國家的人（鄰國的國王、公主等等）成為自己國家的國王？能說說英國人的思維範式嗎？

這不是英國的特徵，而是歐洲封建制的特徵。哈布斯堡家族同樣不是西班牙人，薩克森家族更不是波蘭人。君主應該具備被統治者的民族屬性，這是19世紀以後的觀念。中世紀所有邦國都沒有民族和領土概念；君主、貴族、臣民的關係是個人效忠和保護的關係，不存在後來所謂的公共領域。

補充問題：

1、在翻譯這部著作的過程中，您最大的感受是什麼？有什麼收穫可以分享嗎？

我覺得自己像清末民初的譯者，例如嚴復；或是魏晉南北朝的譯者，例如謝靈運；分享了創造歷史的過程。因為他為漢語文化圈引進了一種完全陌生的文化解釋體系。同時我也預感到：這種新成分最容易遭到扭曲、邊緣化、望文生義的中國化解釋。中國人的哲學傳統和法律體系跟歐洲大陸的親和力較大；因而歷來引進的西學都是這個傳統，並非偶然。經驗主義產生的盎格魯保守主義、習俗和前例產生的判例法系統，都是中國人難以把握的東西；他們總是用絕對理性和普遍價值去誤解這些概念。

嚴復當年的命運就是這樣，他引進的英國自由主義概念迅速被法國激進主義替代，然後遺忘。謝靈運到玄奘的佛經譯文在中唐以後落到了同樣的下場。如果中國未來的發展一如既往，休謨所屬的傳統多半是誤解或遺忘的對象。如果這個傳統一變為顯學，那麼中國思想傳統和歷史路徑一定已經發生了明治維新級的劇變。

嚴復曾經說過：只要廢除科舉，中國社會就會發生廢井田、開阡陌以來從未有過的劇變，超出了他的預測能力。假如英國經驗主義和憲法傳統居然能在中國站住腳，劇變的程度一定不亞於前者。如果這樣的事情居然發生（照中國式歷史邏輯是不可能的），那麼所有相關人士都將進入歷史攝像館。

2、在整個英國史中，您最喜歡的是哪個階段？為什麼？

英國憲法史可以分為四段：

部落-封建式混合政體（各等級共治時期）：都鐸時代以前，君主、貴族和人民的不穩定平衡。

絕對君主制：都鐸和斯圖亞特的君主獨大時代，英國最接近歐洲絕對主義、甚至東方專制主義的危險。

立憲君主制：1688年光榮革命到一戰前夜普選制完成，混合政體的穩定平衡和黃金時代。

民主化和社會民主黨化時期：（一戰至今的）人民單一主權的政體逐步侵蝕混合政體，1999年工黨對上議院的打擊是其中的一個步驟。

我自然會喜歡第三個階段；但「喜歡」對歷史的意義就是：我喜歡果樹的秋天，因為我喜歡吃果子；但我討厭種樹，也討厭春天和冬天。大多數中國人的中西比較觀都是這樣。我很清楚：增加摘果子工人的待遇，一點也不會增加果子的產量；除非自己有果樹而且自己的果樹正在秋天。但顯然不是；如果是，就沒有多少人會關心中西比較；正如歐洲人不關心歐洲-拉丁美洲比較。

3、翻譯對您來說是一項怎樣的工作？

相當有趣，有半娛樂的感覺，不完全像工作。（假定你接受一般的看法，工作=受罪；因此待遇是一種損害補償。）

4、為什麼現在很少有如此傑出的寫史者？

這不是個人問題，而且文明發展進入冬季，社會結構扁平化的結果。休謨、吉本這樣「為學術而生」的博雅之士（就是英國工黨和極左派想消滅的對象）漸漸消失；「靠學術吃飯」的職業學術人取而代之（學術無產者只關心個人計件工資，不會關心老闆和企業產品的長期聲譽）。

文藝復興到十九世紀的歐洲，對應於春秋時代的東亞。這個問題等於：為什麼商代以前和漢代以後再也沒有諸子百家？

5、把古英語文獻變成中國的古文和古體詩，能提供一個例子嗎？給我們一小段中英對照版。

「The barbarians, on the one hand, chace us into the sea; the sea, on the other, throws us back upon the barbarians; and we have only the hard choice left us, of perishing by the sword or by the waves.」

「蠻夷逐我兮滄海濤，波臣逐我兮夷狄饕，飲血鋒刃兮眠魚腹，何以異兮，哀遺黎！」

—David Hume, The History of Eng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Julius Caesar to the Revolution in 1688, Liberty Fund, Inc. , 2004, p.25

這一段是作者從拉丁文翻譯成十八世紀英語的。這時英語的拼字法還沒有固定（這是十九世紀晚期的事情），人人根據自己的口音拼寫；但已經比莎士比亞的英語順眼多了。

谢选骏指出：人说刘宗敬翻译《英国史》，驴唇不对马嘴；我看他确实不懂欧洲历史。因为，他竟然不知道，是教会联合并且组织了西欧各国的王室联姻！例如，他在上文中说的这段话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在讀英國史的過程中，我最大的困惑就是，為什麼英國人會如此輕易的就能接受一個不是自己國家的人（鄰國的國王、公主等等）成為自己國家的國王？能說說英國人的思維範式嗎？這不是英國的特徵，而是歐洲封建制的特徵。哈布斯堡家族同樣不是西班牙人，薩克森家族更不是波蘭人。君主應該具備被統治者的民族屬性，這是19世紀以後的觀念。中世紀所有邦國都沒有民族和領土概念；君主、貴族、臣民的關係是個人效忠和保護的關係，不存在後來所謂的公共領域。”

我以此知道，刘宗敬确实不懂欧洲历史！因为他竟目无基督教会。

【47、琉球历史冲绳牌——从阶级斗争转向民族斗争】

《中日关系：习近平为何提及“琉球”历史？北京打“冲绳牌”的政治战略 吕嘉鸿 BBC 中文 2023年6月27日）报道：

今年6月4日，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头版刊出一则头条消息，意外引发了关注。一篇名为“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文章披露了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简单与馆方人员谈论了馆藏的一份明朝遗留手稿，并提及当时独立的“琉球王国”（今冲绳）与福建的历史。有关消息意外触动中日敏感神经。

香港大学香港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林泉忠告诉BBC中文说，今年4月以来，因为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Dennis Tamaki）拟在今夏访问北京的新闻，引发了中国民间第二波的“琉球热”。上一次是在2003年，同样是《人民日报》社论论及有关冲绳“主权争议”，在中日政坛及民间都引发激烈讨论。

曾在冲绳的琉球大学任教多年的林泉忠解释说，此次应该是馆方“有意识地选择”涉及琉球历史的文本，给习近平评述。可以看出两个信息，“首先，北京似乎在强调，在中日关系并不和睦的当下，中国跟琉球可以有特殊的友好关系；再来就是琉球地位究竟属不属于日本，应该也可以讨论。”

但是，冲绳民间是否乐见“琉球问题”的发酵呢？林泉忠教授对BBC中文指出，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他解释说，10年前，当时冲绳大报《琉球时报》就在社论中批评《人民日报》涉及冲绳问题的言论 ：“民间认为东海越来越不平静，中国要负起责任……10年后，冲绳的社会及政治没有什么大变动，冲绳社会也没有突然往中国靠拢”。林泉忠还表示，根据他过去在冲绳当地进行的调查研究显示，不愿意独立的民意是过半的。

至于北京立场，林泉忠曾在香港媒体《明报》撰文称北京应当不会在可预见的未来，正式提出中国不承认冲绳是日本领土的新立场，除非日本未来高度介入“台湾问题”，否则北京不会贸然打“冲绳牌”。

但无论如何，中国的“琉球热”怎么兴起，习近平的“冲绳牌”是否开始排上中日乃至紧张的印太竞逐赛局，已经开始引发区域关注：习近平想要透过“琉球热”达到什么样的政治效果或收益？日本又会如何回应？

冲绳与中日关系

在中国崛起后，冲绳成为美国“第一岛链”防堵中国的重要关口。

事实上，冲绳与日本数世纪的复杂历史以及二战后数万美军驻扎冲绳至今的军事战略地位，使得人口100多万的冲绳，在美日中关系上一直是个关键之岛。

在中国崛起后，冲绳成为美国“第一岛链”防堵中国的重要关口。但是，冲绳居民面对过往二战发生在该岛惨烈的地面战历史以及老百姓的死伤，对于美国乃至东京政府一直都有自己的看法。在美日结盟抗衡中国军事扩张的当下，在2022年连任、隶属日本在野党自由党的冲绳知事玉城丹尼传出今年7月初将访问北京的消息。

1959年出生于冲绳的玉城丹尼（又称玉城康裕），父亲是当年驻扎在冲绳的美国军人。玉城从政前是日本知名演艺人士。从政后，他一直要求削减冲绳驻扎的美军，被视为冲绳政坛的“疑美派”。他在2018年当选冲绳知事，曾公开反对为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举行国葬，他本人也没有出席安倍的葬礼。

林泉忠告诉BBC中文，玉城此次计划访问北京，并对媒体披露将与日本东京政坛组成的经贸代表团前往，意思是强调冲绳属于日本，这点是毫无疑问的。不过，玉城离开北京后，还将南下访问冲绳姐妹市福州，届时他会遇到中方哪位重要人物，值得观察。

2月24日，日本冲绳县就美军是否该迁移基地举办公投，投票结束后知事玉城丹尼出面谈话。

玉城丹尼今年将访问北京及福州；8月将访问台北。

此外，林泉忠教授补充说，今年4月1日，冲绳县政府设置了“地域外交室”，这是因为冲绳对于周遭地域安全，也就是所谓“台湾有事”（意旨台海发生战争）感到不安。冲绳民众不希望冲绳再次沦为战场，因为他们经历过二战期间太平洋战役中最惨烈的战事，对夺去岛上四分之一老百姓生命的悲剧感受很深，所以希望对岛屿周遭的政权表达维系和平的意志。玉城还计划将在今年八月访问台湾。

分析人士称，习近平首次公开碰触琉球议题，应该是为玉城访问中国铺路，同时给不是太紧密的中日关系打出一张“冲绳牌”，试探日本反应。

北京打“冲绳牌”？

林泉忠在港媒分析称，琉球原非中国领土，因此北京即便提出“冲绳非日本”能获得什么政治收益仍有疑问。他说：“北京若未做好相关准备，不会轻易提出冲绳地位问题”。但林教授也补充称，从近年来中国对东京与莫斯科争论“北方四岛”（齿舞群岛、国后岛、择捉岛和色丹岛）主权问题采取“中立化”的态度来看，一旦东亚出现地缘政治的重大变局，北京会否或如何打出“冲绳牌”仍值得高度关注。

华府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非常驻研究员长尾贤（Satoru Nagao）博士则告诉BBC中文，北京针对冲绳的评论或行为与近年来中国领土扩张的模式吻合。

他认为，北京在东海、南海、南太平洋乃至印中边界等地扩张军事的手段有相同特点，分别是透过非军事手段，例如基础设施项目投资（“一带一路”、亚投行等），旅游业投资或经济胁迫（针对澳洲，或太平洋岛屿等等）等手段扩张中国实力及领土。他对BBC中文说，“譬如，中国可以输出很多旅客到冲绳，让冲绳人赚钱，或邀冲绳县知事访问。 ”

就日本的立场来看，长尾贤称这是个陷阱，因为中方可以突然禁止旅客前往冲绳，再向冲绳政府施压。“帛琉（帕劳）过去也曾发生过类似事情。”

“琉球热”怎么开始？

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及新华社6月4日刊登了习近平在6月1日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的“纪实”文章。该文强调馆方如何向习近平详细介绍了一本明代抄本《使琉球录》的手稿展览品，该手稿描述了福建省与当年独立的“琉球王国”之间的旧联系。文章又称馆方强调手稿具有重要政治意义，即表明钓鱼岛（日本称尖阁诸岛，台湾称钓鱼台）是中国领土。

《人民日报》文章还转述习近平回应称，“我在福州工作的时候，就知道福州有琉球馆、琉球墓，和琉球的交往渊源很深，当时还有闽人三十六姓入琉球”。习近平又强调，“要加强对典籍、版本的搜集整理工作，把中华文明传承好、发展好”。文章还提到，建设中国国家版本馆是习近平亲自批准。

众所皆知，习近平曾在福建工作17年，担任过福建市委书记。根据《日经新闻》（Nikke Asia），他在任期间还曾会见来自冲绳、自称是“闽人三十六姓”后代的访客。

英国《经济学人》上周刊出评论文章称，乍看之下，习近平的言论似乎与当下政治距离遥远，而且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也从未对琉球群岛提出过主权要求。

然而，多年来，中国许多学者、军事官员或分析人士，一直对日本对这些岛屿的统治历史有兴趣，甚至提出质疑——2013年，《人民日报》就曾因为钓鱼岛争议，首先提及“冲绳主权未定”论，引发中国民间第一波“琉球热”，但也导致菅义伟等日本高层高调抗议反驳。

冲绳岛民渴望维系区域和平。

2022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冲绳返归50周年”仪式发表谈话之后，香港《亚洲周刊》随后刊出一篇署名“毛峰”所写的“冲绳与中国的情缘”文章，详列冲绳如何融合“中国传统文化”，包括冲绳汉化底蕴深厚，年年仍然保留庆祝“明治维新”后日本本岛就不再庆祝的农历新年等。毛峰文章可说是中国民间所谓的“琉球热”缩影。

譬如，该文强调明清两代，“琉球王国”都采用中国年号，又使用汉字表示“琉球王国”与“中国”有着深厚关系。毛峰文章又提，根据其历史考据，清康熙皇帝之后百余年，琉球遣使进贡从未间断，历任琉球新王即位时都要遣使请封；毛峰称，“1879年，日本宣布琉球废藩置县，正式将琉球强行并入日本，设为冲绳县，琉球王国覆亡。”

不过，2013年中国第一波“冲绳热”兴起时，日本时事通讯社便援引1964年7月28日一份中国外交文件称，当年美国被要求将冲绳主权交出时，时任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曾向中国外交部副部长说“冲绳当然要还给日本”，且发了电报给中国驻外大使馆。时事通讯社称，他们从中国外交部史料馆收藏的外交电报原文中发现了此信息。

冲绳在二战后被美国强行管辖并且派遣驻军。1972年5月15日，美国放弃琉球行政、司法及立法权，并移交日本，冲绳县再次成立，改用日元作为货币，被称为“冲绳返还”。

美日的冲绳战略

此时习近平再提“琉球王国”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在敏感的“六四”当天，透过重要官媒头版位置传送，在敏感的中日关系背景下，迅速吸引了日本及西方媒体关注。

美国迈阿密大学中日关系研究专家金德芳教授（June Teufel Dreyer）在接受《经济学人》访问时称，当中南海想要提出有争议的主张时，可能会先在低调的会议上提及，然后再递给政府文件或官媒引用，随后由高级官员公开引述：“这是一步一步创造既成事实（fait accompli）的方法”。

冲绳县的石垣岛离台湾仅有200公里 是军事重地。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詹姆斯·霍姆斯（James R. Holmes）教授对BBC中文说，他同意习近平此次评述琉球历史问题，带有政治及军事双重意涵。

霍姆斯解释，军事服务存在的目的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选择，前者时而计划着许多外人可能认为看似荒谬的情况（scenerio）。例如，美国海军曾在与英国建立特殊关系的时代，仍然撰写了与英军打仗的计划，即便当时不存在任何英美战争的可能性。

他指出：“但你永远不知道——所以我们倾向于提前思考不可想像的事情。我们（美方）针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冲绳问题上也做出了同样的计划，即使施行战争计划的可能性很小。在上一次（10年前）关于琉球问题引起的风波中，我在《外交政策》上对这场战役的可能进程进行了推测。”

长期推广美国在印太岛链（island chain）战略的霍姆斯分析，习近平此次有关冲绳的评述是通过使用几句话，“在政治上给日本带来麻烦的简单方法。”

他说，在近代中国和日本帝国时代，琉球在地位上存在过模棱两可的情况，“使得中日两个大佬都能得到琉球的尊重。这也给了习近平一些可施展的空间：北京不需要对冲绳提出什么领土主张，就能获得些重要的战略利益。”

但在军事上，霍姆斯认为冲绳独立当然将会对北京非常有帮助。因为，后者能够以某种方式使这些岛屿脱离日本主权，重建一个独立的、弱小的邻国，也将使日本自卫队的设施从这些岛屿上撤离，消除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远征先进基地作战”概念，（该概念设想在岛链上设立流动防御军力，以阻止解放军海军突围第一岛链）。

他说：“我想强调，解放军进攻夺取琉球部分或全部的行动是不太可能的。但过去几年的事件提醒我们，威权国家可能会做出外人认为不太可能的发声和欠考虑的行动。譬如，中国会在南海建造人工岛屿，以主张对广阔水域的主权，以前曾被外人认为是无稽之谈。所以，这次我们至少该思考这个可能性（冲绳发生战事），这样一旦再次发生未曾想像过的事情，便不会措手不及。”

长尾贤则向BBC中文分析，因为中国导弹的射程正在扩大，冲绳周遭的军事部署平衡正在发生变化。他说，美国在冲绳的军事基地对美国来说不是安全的地方。目前美方在冲绳有54架F-15战斗机。之后，美国将部署F-22战斗机，但轮换部署的基地。

他强调：“美国认为，若将这些战斗机部署到永久性基地，很容易成为中国导弹袭击的目标。 而在北京看来，美国此举则是从冲绳撤军。 如果中国认为冲绳存在权力真空，他们就会扩大领土主张。 因此，习近平有关冲绳的言论是为了观察和制衡对方”。

长尾贤说，若解放军在台湾东岸，也就是太平洋一侧部署足够的军事力量，需要穿越冲绳地区沿海，但如果日本和美国部署的导弹，阻止了解放军穿越冲绳和日本其他西南岛屿，中国就很难在台湾东岸太平洋部署军力。

谢选骏指出：1989年六四大屠杀的34周年纪念日，《人民日报》头版刊出一篇名为“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文章，似乎利用琉球历史打出了冲绳牌——如果这真是一项“从阶级斗争转向民族斗争”的政治战略，那么就需要首先停止中国国内的自相残杀、阶级斗争——从马裂毛狗子的魔咒下挣脱出来。休生养息疗伤，然后中日再战！

【48、六四屠杀是历史的分水岭】

网文《邓正来塑造了季羡林最后二十年》（2009年7月13日）报道：

有一篇网文问得好：2009年7月11日季羡林先生的辞世，在社会公众中掀起一股悼念的热潮。但有学者不无遗憾地说，其实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季先生的成就。这也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不了解，悼念之情从何而来？（长平：《季羡林，被放大的公共知识分子》） 

大家都知道，跟同辈学人相比，季先生在社会公众中本来并没有那么大的名气。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的晚年。十多年前，季先生突然在媒体上走红起来。网文认为，其原因比较复杂，大抵有以下几种：一，经过几十年的斗争之后，治学严谨的学者所剩无多，都兀然耸立起来，被尊为大师；二，中国社会有敬老的传统，他年岁已高，著述颇丰，仍笔耕不辍，又平易近人，尤其令人尊敬；三，最重要的是，他被人误解或者利用，幻化为时代思潮中公众所渴望的大师。 

这篇网文指出了季羡林的“被人误解或者利用”，但是却用不着边际的“幻化”来解释季羡林晚年的“被人误解或者利用”——这是一种明显的“遗忘症”，是20年来六四大屠杀的阴影所造成的。 

我们知道，并且我们不会忘记，季羡林的名声大噪并不是所谓的“幻化”造成的，而是由于一件十分具体的历史事件——那就是1989年发生的六四大屠杀。 

6月22日北京当局发出通缉令，缉拿首都知识界联合会七名主要干部，后来这一名单扩大为二十三名。而季羡林虽然不是首都知识界联合会七名主要干部之一，却是四十多位发起人之一。六四大屠杀以后，中国国家安全部及中国公安部下达了全国通缉令以后，季羡林主动打电话给戒严部队指挥部自首，自报是“首都知识界联合会成员”，说在家里等候处置。不过中共当局投鼠忌器，始终不敢逮捕季羡林。季羡林当时已经七十八岁高龄，这个可能是中共当局始终不敢逮捕季羡林的原因。但无论如何，季羡林敢于在这个发起人名单上签名，是相当了不起的勇敢行为。相形之下，首鼠两端的李泽厚就不敢，而且警告其他签名人人要“清醒一点”。 

正如我在《1989年学运转向民运的关键》一文中回顾总结的：1989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先是“八九学运”，后是“八九民运”，其中的分水岭就是1989年4月21日联署的一份各界人士支持学生运动的《公开信》。 

1989年4月15日，原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胡耀邦去世。在他去世后的几个小时之内，北京大学和其他的大学的学生们通过大小文字报表达了对胡耀邦的悼念，也表达了对中国政治的不满和对中国领导人的批评。学生们的不满来自于中共中央在1987年初因为胡耀邦政治上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遭罢黜。4月17日夜北京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的学生拥着“中国魂”的特大横幅走向北京天安门广场。4月18日他们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提出了《请愿书》，其中包括著名的“七条”，内容如下： 

1.公正评价胡耀邦的政绩，肯定民主自由的宽松的政治环境； 

2.彻底否定“清除精神污染”与“反自由化”运动，并为这次运动中蒙受不白之冤的人平反； 

3.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 

4.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 

5.增加教育经费，提高知识分子的待遇； 

6.取消北京人大常委会违反宪法而制定的限制游行的“十条”； 

7.此次活动作出公开的报道，见诸党政机关报。 

（以上见李进进《记“八九”年第一次有组织的静坐》） 

以上七条基本上是1989年民主运动的基本政治主张，归纳起来为两个请愿诉求： 

一是“要求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子女向全国人民公布其财产状况”，也就是制定阳光法案；二是“允许民办报纸，开放报禁，制定新闻法”，也就是要求立法和司法独立。其中虽然没有提出任何普选要求、虽然没有要求政府更迭，但大家都知道，那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就是阳光法案和新闻自由，而这两点至今虽然已经远离1989年二十年了，也远远没有在中国实现。这恰恰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只是由于策略考虑，八九民运提出的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而不是民主政治的最高纲领。这一策略运用反而说明，八九民运已经具备了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知道妥协的重要性；而且具备了制定较为成熟的政治纲领的能力。 

另一个可以证明八九民运相当成熟的例子，是它谴责一切形式的骚乱和暴力行为。因为当时形成的共识是：任何不守秩序的现象都会提供机会给镇压者，因此需要谨防当局故意制造动乱和暴乱来寻找镇压的理由。 

当日，遵守秩序的学生们经过十多个小时的静坐后，作为全国人民代表的体育转播播音员宋世雄，全国青联主席刘延东和北京市教育局局长曹西平出来接受了“七条”请愿。 

后来这封请愿书又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全国人民大会堂门前等处多次递出，可以说是“代表了八九民运基本诉求的经典文献”。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应该说，学生们能够提出如此一份政治请愿，已经相当大胆，使得许多人感到振奋，觉得中国人民已经觉醒了，同时也正因为如此，许多人也担心学生的安危，担心这份“民主政治的最低纲领”，也不会得到专制当局的丝毫原谅，从而对之进行最大限度的镇压。 

由于担心当局的进一步镇压行动会导致大规模流血事件的发生，4月20日夜间，北京学者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人在谢选骏家中起草了《致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的公开信》，试图阻止悲剧上演。 

第二天4月21日，由谢选骏、远志明、陈宣良、荣剑、王润生五位起草者和其他一些没有参与起草的人士，分头征集百位学者的联署签名，并由谢选骏、远志明和其他一些没有参与文件起草的人士一起，把这份文献先后送交中南海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但是均遭拒绝接收，不得以改为邮寄送出。此后，送交香港媒体驻京记者站予以刊登，以保证中共最高领导阶层可以看到。 

公开信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 

胡耀邦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进程的象征，为政清廉的典范，人民大众的朋友，社会进步的推动者。他坚决反对保守倒退，积极推进改革和开放，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对胡耀邦先生的逝世，我们表示深切的哀悼。 

近日来，各界群众通过各种方式悼念胡耀邦先生。由于胡先生的民主形象深入人心，北京高校学生们在悼念活动中提出了许多加快民主进程的要求。他们对领导人的批评，是公民的合法权利，不能视为非法。新闻媒介应予客观公正的报导。 

我们理解，学生们在这次悼念活动中提出的主要要求有： 

一、继承胡耀邦遗志，加快中国民主化进程和政治体制改革。 

二、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级党政机关中日趋严重的腐败现象，解决严重的社会不公问题。 

三、切实解决当前各级政府普遍存在的软弱低效状态，实行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的责任制，不得以“集体负责”等任何借口推卸个人责任。 

四、实现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确保大众传播媒介的舆论监督功能。 

我们认为，上述要求是积极的、建设性的，对于解决中国目前面临的困境，凝聚民心，共渡难关，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切实实现上述目标，也是造就长期安定团结的必要前提。因此，我们建议，党和国家领导人认真听取学生的愿望和要求，直接与学生们平等对话，吸取一九七六年天安门事件的历史教训；不能置之不理，置之不理容易激起学生们的过激反应，不利于全国人民同心同德地实现中华民族的现代化大业。 

此致敬礼！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一日 

北京 

签名： 

包遵信、吴组缃、严家其、高　皋、李泽厚、于浩成、谢　冕、宗　璞、蔡仲德、王　瑶、北　岛、苏晓康、王润生、谢选骏、荣　剑、陈宣良、远志明、何怀宏、雷水生、郑　义、邓正来、梁治平、印红标、吴廷嘉、沈大德、魏明康、张　敏、陈　波、张炳九、宋家钰、王照华、刘志琴、何志云、刘　东、周国平、戴　晴、陈嘉映、朱　伟、王逸丹、樊　纲、赖长扬、吕宗力、史卫民、许良英、彭　卫、杨百揆、苏　炜、田人隆、高尔强、林　英、赵越　、闵　铋、王　焱、孔捷生、何绍伟、陈建功、荣伟菁、史铁生、王容芬、朱正琳、李　陀、赵世坚、王行之、徐友渔、靳大成、方　鸣、邝　扬、秦孟周、王鲁湘、李春林、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刘　林、张泽鸣、张暖忻、傅德惠、孙乃修、李书磊、柯云路、张世英、周辅成、王太庆、钱碧湘、高伐林、陈小平、杨　晓、王军涛、高　瑜、刘卫华、张大明、方尔加、黄宜民、林甘泉、舒　芜、许觉民、李学昆、沈斯亨、石　峻、萧　前、方立天、王　颖、张立文、杨邦宪、卢兴基、何柞榕、张岱年、黄楠森、张京媛、乐黛云、阎步克、赵庆培、林　庚、曾镇南、陈全荣、聂崎砥、陈燕谷、尹慧珉、董乃斌、李　聃、袁　红、周发祥、樊　骏、杜书瀛、刘　纳、邢少涛、贺兴安、刘福春、程　麻、吴　方、林　青、老高放、牛勇增、陈骏涛、何西来、王　飙、裴效维、周永琴、王　信、胡　明、张国兴、李以建、杨世伟、杨煦生、王志远、张卫平、孙炳珠、周　舵、于长江、贺为芳、谢　韬、赵一鹤、步近智、童　超、李斌城、易谋远、胡宝国、吴丽娱、梁满仓、方积六、张海燕、胡厚宣、孙　晓、姜广辉、马　怡、杨振红、王德胜、王树人、周礼全、喻柏林、王东成、孙　津、贺　麟、李曙光、张明树、杨宪益、张　洁、郁　风、杨匡满、于慈江、李　征、李丹慧、陈东林、吴　杰、胡友鸣、赵向阳、孙越生、常大林、董郁玉、杨利川、张宗厚、陈兆钢、曹　兴、杨宇红、张勇进、王鉴岗、萧　锋、李永辉、姬金铎、岳西宽。 

（此签名截止到四月二十五日共二百人，签名仍在继续中。） 

上述《公开信》，是八九民运中第一份起来声援与呼应学生运动的纲领性文献，它的出现使得“八九学运”迅速地转变成为“八九民运”。它的出现也说明当时的北京知识界已经具有相当成熟的民主意识、民主诉求，并且懂得克制与妥协，因为《公开信》只是对《请愿书》进行“附议”、重申，并没有另外提出进一步的要求。同时，也用一种“和事佬”的态度，对学生提出的要求，进行了某种官式语言的“规范化”修饰。这种维护策略，目的是使得当局颇费踌躇，不便进行立即的镇压。这一维护策略始终贯穿在整个运动中，最后发展为“维宪”思想。正是这些维宪努力造成了学运扩大为民运，这一局势，使得当局无法立即搬用1986年镇压学潮的简单办法立即采取压制行动，并且自己在处理意见上产生了分歧，结果使得反对“四二六社论”的“四二七大游行”得以顺利展开。 

一个月以后，在这封《公开信》的签署人里面，产生了许多重要的活动人士。戒严开始以后，他们之中的许多人挺身而出，成立了“首都知识界联合会”、“首都各界爱国维宪联席会议”等重要组织，对抗非法的戒严活动。 

可以说，这封《公开信》是整个八九民运期间最有广泛代表性的一个纲领性文献。正因为这封《公开信》在八九学运转向八九民运中起了重大作用，该信的五位起草者在“六四”镇压之后，全部遭到逮捕、通缉、关押、审查，无一幸免。 

据许多学者调查研究，季羡林不仅参与签署“421公开信”，二十多天以后的5月13日，季羡林还与严家炎等三百名教授和青年教师就学生绝食向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递交的公开信，要求中央尽快采取措施，妥善解决学潮问题。 

5月16日， 季羡林与包遵信、巴金、 李泽厚、范曾、李陀、冯至、刘心武等知识分子共一千多人联名发表《知识分子五一六宣言》，提出：“历史证明， 镇压学生运动绝无好下场。”“必须承认在民主程序下产生的学生组织的合法性”，“富于爱国传统和忧患意识的中国知识分子，应当意识到自己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挺身而出，推进民主进程，为建设一个政治民主，经济发达的现代国家而奋斗。”这是当时知识界最大规模的联署行动，几乎囊括了所有具有代表性的知识界头面人物。这也是1949年以后知识界最大规模的联合抗议行动！他们的讲话传到天安门广场和各高校，感动了大批的学生。 

5月19日中共中央悍然宣布军事戒严以后，季羡林最大的表态就是加入“首知联”，直接向中共挑战。5月24日下午召开了“北京知识界联合会”筹备会议，包遵信和严家其被推选为总召集人。季羡林是首批四十余位发起人之一。 

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的主要成员有：严家其、包遵信、远志明、老木、荣剑、邓正来、王鲁湘、谢选骏、王润生、甘阳、苏炜、郑义、陈宣良、王志刚、张晓明、沈大德、张晓刚、萧延中、闵琦、赵瑜、顾昕、董玉、厉剑、许良英、刘再复、于浩成、李洪林、苏晓康、柯云路、庞朴、侯仁之、季羡林、陈小雅、周国平等九十人。 

5月24日下午二时，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继续在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开会，一百多名社会科学界、新闻界人士参加。会议由包遵信主持。包遵信、王润生、苏伟、远志明、邓正来等十多人在会上发言。 

包遵信在会上介绍了这个组织的筹备过程，包的讲话的大意是：这个组织从五月十五日起就开始酝酿了，好多知识分子作了准备。二十二日上午，严家其召开的那个会议，主要就是讨论决定成立知识界联合会这个组织。昨天下午游行，北京知识界的两回大旗都打了出去，香港的报纸、台湾的报纸都作了报导。现在是，你同意组织也好，不同意组织也好，反正香港台湾都已通过电台新闻广播了，大家也都知道了。包遵信说，我们这个组织是个松散的政治性组织，不是搞学术研究的，应有长期打算，也要有近期目标。现在的三个近期目标是，一是要解除戒严令；二是要把李鹏赴下台；三是这次运动必须实现推进民主化的进程。远志明等说，“发起人名单如果被政府掌握，政府可能马上采取镇压。所以，应该上把发起人名单向全世界公布出去，凡是参加知识界联合会的，这样才能得到保护，名单越快搞出来越好。”这个成立大会严家其没有参加，但还是把严推选为总召集人。会议决定：由严家其、包遵信作为北京知识界联合会总召集人，下设秘书组、宣传组、联络组，并在天安门广场设立一个固定工作点，服从“首都各界联席会议”和“保卫天安门广场指挥部”领导；二十五日下午，将以首度都知识界联合会的名义组织一次知识分子大游行活动。 

六四大屠杀发生后，曾经积极发言的（现任上海复旦大学教授）邓正来，前往公安机关秘密自首，上交了他假借“秘书处”名义偷偷录制“首都知识界联合会”等组织活动的全部录音带，结果导致多人被捕、判刑。 

和当时七十八岁的季羡林相比，当时仅三十几岁的邓正来无疑更不像个男人，而像一个猥亵的太监。 

六四以后，由于中共是老人帮掌权，所以下面的办事人员也不敢肆意逮捕季羡林等老人知识分子。相反还对他们采取了赎买政策。如巴金、冰心、钱钟书等人本来都是支持学运的，但中共却对他们采取了招抚而不是剿灭的办法，不仅不予追究，还以高官厚禄收买羁縻。季羡林、钱钟书由于还有学者身份，就受到进一步“重用”，被中共培养成为“公共知识分子”。 

这就是季羡林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来龙去脉，说起来一点都不“幻化”，而是实事求是地充满了不足为外人道的“血泪史”的。 

事实上，类似季羡林、钱钟书等人的遭遇的，绝对不是季羡林一人，而是比比皆是。只要留心我们周围，这样被当局逐渐捧杀的“公共知识分子”，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规律：六四以后只要没被封杀的、继续活跃的在中国大地上的“知识分子”，就都是一个个“小季羡林”。悲哀的中国。 

邓正来看来是个职业特务，刺探出卖“首都知识界联合会”。

悲哀的是：邓正来塑造了季羡林最后二十年！

向“1989年敢对中国共产党说不的季羡林”致以最后的敬意。

谢选骏指出：六四屠杀是历史的分水岭——它不仅摧毁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而且扭曲了中国共产党，使之走上了“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不伦不类的滑稽表演的沐猴而冠的道路。但是，正如毛匪的自供所说，“假的就是假的，伪装应当剥去。……隐瞒是不能持久的，总有一天会暴露出来。”

网民嚎叫：SafChinese@Sam812019 Replying to @xxj2040：如果說蘇東波是64的功勞，這是貼金。就像他們沒有孕育期一樣。

谢选骏指出：一个事件的作用在关键之处，就会让历史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这就类似蝴蝶效应和多米诺骨牌。懂吗？

SafChinese@Sam812019：你要說蝴蝶效應，我沒法否認。但是如果說沒有64，歷史就會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共產主義就會大獲全勝，自由市場一敗塗地，這恐怕是對自由市場徹底地誣蔑。把64說的就像上帝大能的手一樣。

谢选骏指出：《人民日报》定性《河殇》为”反革命暴乱的蓝图“——因为《河殇》触发了八九民运，六四屠杀一举摧毁了苏联帝国，瓦解了黄俄共产党的祖国。这才是“看不见的手”。

【49、六四屠杀——屠夫历史的必然】

《六四屠杀：历史的必然？》（2021-10-23 反抗压迫手记）报道：

1989年6月4日是中国当代历史上最重要的日子。

六四作为中国当代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其历史影响之深远，比早于它七十年的五四运动可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国际上，六四已经获得了很多历史学者的兴趣，兴许会是未来壹两百年中国研究的重要课题。

Jeremy Brown  (杰罗米·布朗)的June Fourth: The Tiananmen Protests and Beijing Massacre of 1989 (《六月四日：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与北京大屠杀》，以下简称《六月四日》)是西方历史学家研究六四事件的壹本最新专著。

我对于六四的历史事实已经关注多年。发现被剥夺了学术自由的国内学者对此战战兢兢，汗不敢出，于是关于六四的历史研究出现了：“只许洋人放火，不许国人点灯”的现象。

迄今我读到的关于六四的重要作品除了少数，比如王丹的回忆录之外，大多数都是西方史学家、媒体人的作品，因而大部分都是用英文书写的。

而杰罗米·布朗的这本书是我读到的最好的作品。

首先是该书历史学的角度，能够给予读者真正的大视野。之前读过关于六四的大部分作品，包括王丹的回忆录等在内，主要是新闻作品、个人的回忆录，等等，其视角都有诸多局限：或局限于六四亲历者个人的所见所闻，或局限于媒体人自身的局外人角度。

历史的角度使得《六月四日》这本书可以更全面地描述六四这壹历史事件的各个阶段，在叙述视角、聚焦人群、空间与时间上都有更大的灵活性与自由度。

并且，此前关于六四的书籍过分强调了大学生们的影响，聚焦于北京壹些大学的校园和天安门广场，而忽略了北京的其它地方、中国其它城市的情况。它们大多结束于六月四日清晨中国军队控制了天安门广场。这壹类的叙述有许多似乎在责怪学生内部的分歧与错误刺激了当局的军事镇压。

《六月四日》为读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历史背景，更为全面的叙述，从北京到中国其它省市，从汉族到少数民族的群众运动，从精英阶层到底层民众，等等。《六月四日》跳出了聚焦抗议学生以及北京市民的框架，对于六四运动与六四屠杀的社会历史背景有了更准确、更全面的描述，对于读者形成更准确的判断极为有益。

并且，《六月四日》壹书并不结束于六月四日，而是进壹步追踪中共当局的“秋后算账”，关切六四运动参与者的遭际，探讨六四屠杀对参与者个人命运，以及其对今日中国政治社会现实的深远影响。

正如布朗指出的：六四屠杀是不必要的，也无法正当化的（"not necessary or justifiable"）。不必要的，说明中共当局屠杀手段的无谓与荒谬。无法正当化的，说明中共当局洗脑手法的可怜与无耻。

布朗的《六月四日》强有力地打击了六四之后壹度甚嚣尘上的责备受害者的言论。 著名的Gate of Heavenly Peace（《天安门》）的纪录片似乎把六四运动的学生领袖特别是其中唯壹的女性领袖——柴玲塑造成壹个自私的恶人。手无寸铁的示威学生、北京民众却要承受六四屠杀的责备，这样的现象实在是荒谬绝伦，然而却在六四之后发生了。

我认为这本书写得好的最主要原因是布朗在书中反复使用的“反事实假设法”。这是壹种新的历史学分析法，甚至被称为“反事实历史学”（counterfactual history）。布朗的书分成六部分，每壹部分都在结尾处有壹章名为Alternative Paths （“其它可能性”），假设历史发展的其它可能性。布朗指出：他之追问其它可能性就是要反对关于六四屠杀是必然的或必要的的看法。这种方法强调了历史人物的能动性与历史事件的偶然性。

历史人物的能动性，即在于厘清责任。历史中的人物之决定、壹言壹行，或许关系重大，影响深远，不可以用“历史的必然性”来推卸责任。历史事件的偶然性则在于理解历史的走向从来都没有既定的所谓规律或必然的顺序。历史可以前进，也可以后退。其前进或后退未必是被某种神秘的历史规律（如马克思主义）决定的，而极有可能是偶然发生的。

比如，在六月三日至四日，中国军队占据天安门广场的军事行动中，不是所有的军队都胡乱开枪、滥杀无辜。总数约二十万军队去清场，目前估计民众丧生人数在三千以下。假如二十万军人都乱开枪，六四丧生的人数应该大大超过三千人。《六月四日》壹书中，布朗的分析表明：大多数军队采用了消极执行清场特别是向民众开枪的命令，从而避免了更大范围的伤亡。

许多人或许听说过，执行清场命令时，有壹位将军拒绝对民众开枪而被停职。当然这位将军抗命的行为值得钦佩。不过，布朗的反事实假设是：假如该将军不直接顶撞上级，而是串联其他将领，壹起消极执行命令，或者会更进壹步减少六四屠杀的伤亡。

阅读这本书不仅可以获得对三十二年前在中国发生的民主运动更为全面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在“反事实假设”提供的分析中，更深入地理解历史人物的作为与动机，并加深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决定论的反思。

自由主义大哲以赛亚·柏林在他的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历史的必然性》）壹文，以及他的壹系列关于历史的散文中，已经质疑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他的核心看法简单地说就是：不存在所谓历史的必然性这种东西。

在《六月四日》壹书中，我们看到：六四民主运动的过程中有那么多关键时刻，那么多的历史人物，他们的壹念之差，壹个看似不经意的决定，甚至壹举手壹投足，都可能影响到六四运动的发展。

中国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往往用“历史的选择”或“人民的选择”来为中共军事政权与壹党专政提供正当性的证明。谁都知道：历史没有能动性，不可能做出选择。人民嘛，不是壹个整体。中国那么大，人口那么多，普选怕是唯壹有可能了解民意的方法。但是，中共发动对合法的国民党政府的军事进攻时，可曾问过中国人民是否希望打内战？当中共军事控制了中国大陆之后，可曾实行全民民意调查，询问民众：他们想要壹个什么样的政府？

好吧，退壹万步，假设中国人民在1949年真的选择了中共政权，请问：什么时候可以重新选择？难道壹旦选择了中共，就上了贼船下不来了？这样也算选择？西方国家选举每四五年壹次，中国人民的选择凭什么七十多年了都不能重新进行？中共的所谓民主体现在哪里？

《六月四日》从历史的视角透视三十二年前在中国特别是北京发生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民主爱国运动，并从“反事实历史学”的角度分析六四屠杀的种种可能性，进壹步厘清了六四屠杀的责任，反击了责备受害者的观点，强有力地否定了六四屠杀是历史的必然的看法。

《六月四日》的结论是清晰的：六四屠杀是可以避免的，而非什么历史的必然。下令屠杀的中共高层人士对六四屠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的所做所为已经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遗憾的是，考虑到当前大陆的政治空气，这本好书被译成简体中文在大陆出版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而在中共人为垒起的信息高墙背后的十几亿大陆民众能够接触到这本书的机会也将微乎其微。然而，对于任何壹个对于关注华夏民族命运的人来说，杰罗米·布朗的《六月四日》都是不可不读的好书。

文章评论：

西边的雨 留言时间：2021-10-24 05:10:39

"退壹万步，假设中国人民在1949年真的选择了中共政权，请问：什么时候可以重新选择？难道壹旦选择了中共，就上了贼船下不来了？这样也算选择？"

无疑，这是这个制度的壹个死穴。恐怕壹直走到它覆灭，没人可以把这事给说圆了？曾经它靠的是严酷的管制来应付可能的质疑，比如反右，六四。现在可能统治者也会感觉工具不够用了？简单，粗暴的统治手法已经越来越不见容于时代了，老百姓也没那么容易操控了，而且这是壹条不归路，老百姓只可能会越来越不好管，而不是相反。因为你已经不愿，也可能是不敢像毛泽东或是斯大林那样，通过大规模杀人来建立淫威？那你还能靠什么让别人怕你？不那么怕你的时候，可能就会在什么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你出难题。这恐怕才是这种制度早晚要淡出人类文明的本质的原因。区别可能只是在于，统治者有这个自觉，能在某种程度主导这个过程，与壹条道走到黑直到玩完的，淡出的惨烈程度会有所不同而已？

谢选骏指出：《六月四日》一书的结论认为，“六四屠杀是可以避免的，下令屠杀的中共高层人士对六四屠杀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是对的。但是说它“强有力地否定了六四屠杀是历史的必然的看法”，却是错的。为何如此矛盾呢？因为在我看来，没有限制的专政政权就像是一匹饿狼，所谓苛政猛于虎也，并非自共产党开始——你想让她不屠杀老百姓，那是不可能的。所以六四屠杀即使可以避免，下一次屠杀还是不可避免，直到这个政权彻底结束。那么，狼对羊群的死亡有没有责任？当然有。因为狼可以选择不吃羊而吃屎，就像狗一样。但是吃屎的狼不会幸福，所以为了狼的幸福，该不该让他吃几只羊？这是见仁见智的问题。有的社会保留死刑，就是为了让羊有复仇的机会；同时也给其他恶狼一个“把狼当作羊来杀”的机会。因为既然为狼，就必然要杀人。所以我说，“六四屠杀是屠夫历史的必然”。Jeremy Brown (杰罗米·布朗)不懂这个，因为他从小没有被狼咬过，他不知道狼的本性无法改变，这也算是狼的可怜，因为狼总有一天会被人们打死。

【50、罗生门是历史记载的缩影】

《壹场战争：五个国家五种版本》（2021-10-06 历史君）报道：

NO.1美国教科书名：《世界历史》（第五版）

课文题目：朝鲜战争是中国的不幸

作者：威廉?杜伊科尔、杰克逊?斯皮尔沃格尔（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家）

出版社：汤姆森?沃兹沃思公司

编者按：美国的公立中小学不采用统壹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本文所参考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是现今美国最流行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之壹。

美国公立高中壹般在壹年级教授《世界历史》。关于朝鲜战争的章节在本书中被归入“冷战在亚洲”目录。书中谈及朝鲜半岛双方时使用的是“北朝鲜”（North Korea）和南朝鲜（South Korea），为读者方便，本文翻译为朝鲜和韩国。全文如下： 

朝鲜战争帮助冷战扩散到了东亚。在1894－1895年的日清战争后，朝鲜这个中国的附庸国逐渐落到了日本和俄罗斯的掌控之下。1905年日本打败俄罗斯后，朝鲜被归并进入日本帝国，并延续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宣布的目标之壹，就是让朝鲜摆脱日本的控制。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苏联和美国同意按照38度纬线将这个国家分成两个不同占领区。他们最初想在朝鲜半岛恢复和平后举行全国大选，但随着美苏关系恶化，朝鲜半岛出现了两个各自独立的政府，壹个是北方的共产党政府，壹个是南方的反共产党的政府。  

两个政府沿着分界线的对立非常紧张。1950年6月25日，朝鲜军队入侵南方，他们的行动显然得到了斯大林的允许。杜鲁门政府立刻命令美国海军和空军支援韩国，联合国安理会还通过决议要求会员国联合抵制侵略（由于联合国拒绝将中国席位给予北京的新政府，苏联为示抗议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到9月份的时候，在美国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率领下，联合国部队越过三八线向北挺进，目的是统壹朝鲜半岛，成立壹个单壹的非共产党的政府。  

杜鲁门总统担心，联合国部队逼近中国边境鸭绿江会挑起中国的干预。但麦克阿瑟向他保证，中国不会做出反应。然而到了11月份，中国的志愿军部队站在朝鲜这方开始武力干预，并击溃了联合国部队，将其驱赶回南方。尽管战争还在持续，在最初的38度分界线附近最终形成了壹个静态的防卫线。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中国干预朝鲜战争是想在亚洲推行共产主义的明显证据，最新资料也显示，毛泽东当时认为亚洲正在兴起壹股革命。但事实上，中国参战的原因可能很大程度上是担心敌对的美国在其前沿驻军，并可能越过边境发动攻击。麦克阿瑟当时还公开鼓吹轰炸中国东北地区、为攻击共产党中国做准备，这进壹步加剧了中国的担忧。  

不管怎样，朝鲜战争的爆发对中国来说尤其不幸。在朝鲜入侵韩国后，杜鲁门总统立即下令美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防止中国（大陆）进攻台湾。更为不幸的是，战争强化了西方对新中国政府的立场，导致中国有20年的时间被主要资本主义大国孤立。美国继续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作为中国人民的唯壹合法代表，并支持其占据联合国的席位。结果，中国无法获得各种形式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不得不完全依赖于苏联。中苏两国在1950年签署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NO.2俄罗斯教科书名：《外国最新历史》（第五版）  

作者：阿?舒宾

出版社：莫斯科德罗法出版社（Дрофа）

出版时间：2008年第5版

使用对象：俄罗斯教育和科学部推荐供全日制学校9年级使用（相当于中国的高中壹年级）

记述章节：第5章“冷战”中的第16节“1940-1970年的远东和东南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分裂为两个占领区：苏联和美国占领区。根据国际条约，在外国军队撤出后应举行全国大选。但是，在共产党和亲美力量在全世界对抗的情况下，这些条约并未履行。在撤军前，苏联在北方扶植了自己的金日成独裁政权，而美国在南方扶植了自己的李承晚政权。1948年，朝鲜分裂为两个国家：北方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方的大韩民国。两个政权都镇压反对派，并开始准备武力夺取整个半岛。1950年6月，北朝鲜军队侵入南方，并正式宣布他们是为了反击李承晚军队的攻击。共产党分子占领了南朝鲜首都汉城，并渴望继续前进。8月，南朝鲜军队手里只剩下半岛南部面积不大的釜山基地。  

联合国的多数成员国视北朝鲜的进攻为侵略。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动用武力对付侵略者。苏联没有对这壹决定投反对票，苏联代表因对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抗议而缺席该会议。1950年9月，主要由美国人组成的联合国军在北朝鲜军队的大后方仁川登陆。共产党分子只得慌忙撤退。他们不仅丢失了汉城，也丧失自己的首都平壤。  

1950 年10月，美军先头部队抵近朝鲜北部边境。美军几乎控制了全国。斯大林和毛泽东不能接受共产党势力失败的结果。中国宣布派遣志愿军入朝。实际上，进入该国的是上百万的中国军队，他们将美国人赶回到三八分界线，战争由此爆发。1951年至1953年，汉城和平壤之间进行了血腥的阵地战。任何壹方都无法突破前线。数十万人死亡。美国空军残忍地轰炸北朝鲜，甚至中国。为反击这种攻击，苏联飞行员秘密参战。1953年7月，签署停战协议。  

NO.3韩国中学历史教科书  

编者按：韩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国史》中，在《大韩民国的建立》这壹章里，用壹个小节（共3页）介绍了朝鲜战争的原因和影响，朝鲜战争在韩国被称为“6?25战争”，原文如下：  

6?25战争的背景  

苏联军进驻朝鲜之后，金日成等朝鲜共产主义者们受到苏联支持开始掌握实权，并开始建立专制体制的基础。与此同时，他们开始肃清民族主义者，并对民族主义理念进行镇压，很快完成了对朝鲜的共产化。  

1946年2月，金日成成为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通过颁布土地改革法令、重要产业国有化法令等，强化了共产主义体制的基础，并在1948年9月建立了朝鲜共产政权。  

朝鲜共产政权与苏联秘密签订军事协定，增强军事实力，为入侵大韩民国做准备。但当时韩国由于各地发生骚乱和罢工等，社会还没有完全恢复稳定，而且政党和社会团体也是各为其事，政界同样壹片混乱。  

朝鲜的南侵

朝鲜壹方面加快为南侵做准备，另壹方面在表面上希望与韩国和平相处，以掩藏其南侵的意图。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越过三八线，开始南侵。  

韩国军队不顾武器落后，为决心守护自由，勇敢地与朝鲜共产军进行了战斗。但是由于兵力和装备的不足，韩国军队面对大规模的共产军入侵，不得不采取了临时后退。韩国政府为躲避共产军的侵略，经过大田、大丘壹直撤退到釜山，并将釜山作为临时首都。  

6?25战争打响后，年纪尚轻的学生们也为守护自由而投笔从戎，与韩国军队壹起勇敢战斗，很多青年为支持军队，而站到了最前线。  

随着朝鲜共产军的入侵，联合国安理会也紧急召开会议，将朝鲜确定为侵略者，并要求其撤出，与此同时，联合国还达成了向韩国派兵的决议。

韩国军队与联合国军以仁川登陆为契机，开始了反击，并在1950年9月28日收复首尔，为借此机会实现统壹的夙愿，韩国军队与联合国军在击退朝鲜共产军之后，开始向朝鲜境内进军。  

韩国军队与联合国军壹直进军到鸭绿江畔，眼看统壹就在眼前，但由于中国军队的介入，不得不进行撤退。  

中国动员了大量军队，实行人海战术，将战线向南大幅推进，并壹度占领首尔。经过韩国军队与联合国军的奋力斗争，首尔得以再次失而复得，此后战线就在三八线周围呈胶着状态。在战争处于攻防状态的同时，停战会谈开始召开，并最终达成了停战协议（1953.7）。  

6?25战争的结果  

朝鲜挑起的6?25战争是对自由与和平的挑战，也是同族相残的悲剧，无数人民在此次战争中失去了生命和财产。此次战争中，韩国共有多达150万人的死伤者，并产生了无数战争孤儿和离散家属。  

经过此次战争，韩国土地荒废，工厂、发电站、建筑、桥梁、铁道等经济设施彻底遭到了破坏。不仅人员和物质的损失十分巨大，人们精神上的伤害也同样巨大。韩朝之间因为此次战争产生了严重的敌对情绪，其结果就是，和平统壹无法实现，双方长期处于对峙状态，民族悲剧持续至今。  

NO.4中国教科书名：高中历史选修3《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编着：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主编：吴伟

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年2月第2版

记述章节：第五单元“烽火连绵的局部战争”的第壹课“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的爆发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国军队进入原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接受日军投降。双方以北纬38度线作为受降分界线，形成了南北两个占领区。在美国扶植下，1948年5月朝鲜南部成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9月，在苏联支持下，朝鲜北部成立以金日成为国家元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半岛出现了两个对立政权。 

20 世纪50年代初，美国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视为自己称霸全球的最大障碍。在美国看来，朝鲜半岛的冲突不仅仅威胁到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更是“苏联发动全球性战争的第壹阶段”。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既可以维护和扩大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也可以借机向全球进壹步推行自己的霸权政策，加紧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包围和封锁。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朝鲜人民迅速攻占汉城，并向南推进，韩国军队节节败退。这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应。美国利用苏联代表拒绝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朝鲜问题之机，操纵安理会通过了指责朝鲜是“侵略者”的决议，并宣布武装援助韩国，并悍然出动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7月，联合国安理会又决定组成“联合国军”干涉朝鲜战争，美国的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朝鲜战争从内战扩大为壹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 

同年8月，朝鲜人民军已占领了南部90%以上的地区和人口，把“联合国军”和韩国军队压缩在东南海岸壹带。为挽回败局，在麦克阿瑟策划下，美国调集在东亚的全部机动兵力5万人，在500架飞机和300多艘军舰的配合下，于9月15日突然在半岛中部的仁川登陆，并切断朝鲜人民军南进部队的后路。朝鲜战场上的对比发生了改变。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10月，又越过“三八线”占领平壤。美军很快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畔，并轰炸中国东北地区，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安全。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 年10月，金日成向毛泽东主席发出紧急求援电报，请求中国出兵援助。为维护国家安全，援助社会主义国家抵抗外来侵略和干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主要领导人进行了慎重考虑，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19日，在司令员彭德怀的指挥下，志愿军兵分三路跨过鸭绿江，开始抗美援朝作战。志愿军利用敌军轻敌和分兵冒进的弱点，先后取得两次战役的胜利，解放平壤，把美军赶回“三八线”以南。以后双方的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进行了三次互有攻守的大规模战役。

1951 年7月，在苏联建议下，交战各方开始进行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从此，朝鲜战争进入边谈边打、打打停停的新阶段。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士气高涨；美军在技术装备上拥有明显优势，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地面部队的火力和机动能力很强。但美军士气低落，无力展开大规模反击战。 

经过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的反复较量，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最后签字。协定规定，双方在朝鲜停止壹切敌对活动，以北纬38度附近的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在协定生效后60天内遣返战俘。

朝鲜战争的影响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为背景的壹次大规模局部战争。它对主要参战国及东北亚的国际局势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加剧了朝鲜半岛的分裂局面。

在朝鲜战争中，新中国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进行了三年战争，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美国通过战争扼杀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企图彻底失败。新中国是在帝国主义势力把战火烧到了家门口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它捍卫了中国的国家安全，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事业，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时，在这场战争中和战争结束后，美国对中国实行长期封锁，致使两国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 

NO.5朝鲜中学教材中有关“6?25战争”的主要内容

壹、南朝鲜侵略朝鲜的战争准备

1.政治生活的法西斯化 

1948年12月1日炮制了《国家保安法》；1949年初炮制了《报刊法》，完全抹杀了舆论和出版的自由；之后，又陆续制造了《国防警备法》（1948年7月）、《国军组织法》（1948年11月）、《兵役法》（1949年3月）等其他壹系列的反动法律，由此全面确立了法西斯统治机构的傀儡体制。

2.镇压革命力量

①完全禁止了民主主义政党和社会团体组织的活动

1949年9至10月期间，强制解散了132个政党和社会团体组织。 

②镇压济州岛人民的反抗

在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罗伯特的指挥下，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傀儡军队于1948年镇压了济州岛人民的反抗斗争，屠杀了7万多人，相当于全岛人口的四分之壹。全岛400多个村庄中的295个村庄，约1万户民居被烧为灰烬。 

③镇压丽水军人起义

为了镇压丽水军人的起义，1948年10月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傀儡军队动用了飞机、坦克和军舰，纵火烧毁了5000多户居民的房子，野蛮屠杀了6000多名无辜的百姓。

3.为战争做准备的“援助”

美帝国主义炮制了《相互防卫援助法》（1949年）和《军事援助双边协定》（1950年1月），特别是1950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南朝鲜的《援助法》之后，进壹步扩大了对南朝鲜的直接军事援助，另壹方面所有的援助资金只用于侵略朝鲜的战争。

4.扩大傀儡军队

南朝鲜傀儡军队在改编之前不过是区区5个旅，1949年年末武装力量已增加至8个步兵师团和壹个装甲连队、2个独立营、6个105mm曲射炮大队。此外，还拥有了数千名的海军、空军部队和5万名的战斗警察部队。之后，到1950年6月，南朝鲜傀儡军队增加到了15万人。 

美帝国主义不断增加军事援助，大规模地向南朝鲜供给军舰、飞机、坦克等战斗武器和战斗器材。

5.加强推进南朝鲜军事基地化

推进军用道路、港口、飞机场的建设与改建工程，在重要地区构筑永久性军事设施，沿着38°线全域筑造了战壕等防御工事。

6.进行蓄意的武装挑衅

美帝国主义从1947年开始就不断地进行武装挑衅，仅1949年就共有1863次武装侵犯。 

到1949年止，美帝国主义在对朝鲜的武装侵犯中，不惜动用了南方傀儡军队的81步兵师团和首都师团的营连部队、虎林部队、白骨兵团等连队，投入了师团规模的兵力，甚至调动了特殊部队、海军和空军。 

1949年，美帝国主义已经完成了对朝鲜的武力进攻计划的准备工作。然而，南方傀儡军队在38°线区域的武装侵袭中壹直遭受着惨败，因此美帝国主义和南方傀儡政权不得不对“北伐计划”重新进行全面的商讨和修正。

二、侵略朝鲜的战争

1.罗亚尔对“北伐计划”的指导

1950年1月，美国陆军部部长罗亚尔进入南朝鲜指挥傀儡军队的北伐计划。

2.麦克阿瑟的指示

1950年2月，麦克阿瑟把逆贼李承晚和傀儡军队的总参谋长叫到美军远东军司令部，对进攻朝鲜做出了具体的指示。

3.颁布非常警戒令

1950年6月9日、11日和13日，美帝国主义分别颁布了《特别稽查警备令》、《非常警备令》和《预备非常警备令》，在38°沿线和南朝鲜全域制造了戒备森严的战争氛围。

4.杜勒斯的进攻指示

1950年6月18日，杜勒斯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进入南朝鲜，带领着美国军事顾问团和南朝鲜傀儡军队的高级官员视察了38°线壹带，并在38°线的防御工事中最终批准了北伐的作战计划。第二天，杜勒斯向李承晚傀儡集团发出进攻指示，决定6月25日开始进攻北部。 

由此可见，美帝国主义为进攻北方进行了缜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终于在1950年6月25日掀起了反对北方的侵略战争。

三、战争期间，美帝国主义欲铲除我们的共和国的险恶用心

1.动员壹切侵略势力

①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 

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把南朝鲜傀儡政权投入战争之后，6月26日全线出动了美国海军陆战队，6月27日按照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命令，开始全面出动美国海军和空军部队。此后，在我人民军队的猛烈反攻下，极度慌张的美帝国主义于6月30日开始出动了美国陆军部队。他们调动了本国陆军部队的三分之壹、空军部队的五分之壹和太平洋舰队的大部分兵力前往朝鲜全线战场。依据美帝国主义官方发布的资料，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参加战斗的美帝国主义侵略军总人数超过了400万。

②操纵联合国军队

1950年7月7日，美帝国主义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应对所谓的北方的“侵略”为理由，结成了联合国军队。此后，与美帝国主义侵略军壹起，追随美国的15个国家（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埃塞俄比亚、法国、哥伦比亚、卢森堡、新西兰、荷兰、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南非、希腊、比利时）的雇佣兵被卷入侵略朝鲜的战争。

③日本军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势力参加朝鲜战争 

据1950年7月27日英国路透通讯报道，2万5千名的日本侵略军的武装力量参加了朝鲜战争。

2.现代武器和战争器材的使用

战争初期，美帝国主义动用了以B-29为主的各种飞机1500多架，而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投入了约1万多架。还使用了细菌、化学武器等大量杀伤性武器。

3.军费开支与军需物资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军费开支约为200多亿美元。军需物资大约消耗了7300万吨以上，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的11倍。

4.最野蛮和最残酷的战争手段

①不正当的侵犯

②大规模登陆作战

1950年9月，仁川登陆作战时，美帝国主义倾巢出动了在太平洋地区的陆海空部队，地中海舰队和追随美国的15个国家的军队也都被拖入了大规模的作战计划。我们的人民军勇士们仅靠4门大炮和1个中队的力量对抗了5万多的兵力和300艘军舰以及1000架飞机，苦守月尾岛3天，保证了人民军队战略性撤退，保存了力量。

③大规模的集中进攻

美帝国主义为了配合部队在元山近海的登陆作战企图，在1211高地壹带发起大规模的疯狂攻势。

④焦土化作战

当时，担任联合国军队司令官的克拉克在1952年8月叫嚣着要让共和国北半部的78个城市“从地球上消失”，命令军队进行无差别轰炸和炮击。仅在平壤市就投下了42万7千多个炸弹和凝固汽油弹。

5.美帝国主义耻辱的惨败和停战协定

美帝国主义在前线战场上未能得逞的侵略野心，试图通过谈判来实现，于是展开了寡廉鲜耻的军事外交策略。1951年6月向我方提出停战谈判的请求，企图通过谈判来达成他们狼子野心般的侵略目的，实现所谓的“荣耀之战”。谈判壹破裂，美帝国主义立即用原子弹进行威胁，并发动最后的、大规模的疯狂进攻。他们宣扬“行动重于交涉”，壹方面发动新的攻势，壹方面利用间谍集团，阴谋分裂和颠覆我党和政府。然而，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傀儡政权的所有恶毒的居心和计划均被我们毫不手软地粉碎了。

6.朝鲜半岛北半部与南半部被杀害的无辜百姓的人数

北半部：数十万人；南半部：100多万人。

7.所投炸弹、炮弹数量

平均每平方公里投下18颗炸弹、炮弹，仅平壤市投下的炸弹和凝固汽油弹的数量就相当于平壤市人口总数。

8.建筑、田地和文化遗迹遭受的破坏和掠夺

战争期间，北半部的8700多个工厂和企业、60多万户的住房、5000多所学校、数千家医院、数万公顷良田和6700多处文化遗迹遗物被破坏。南半部在战争开始时的4个月时间里，50多座城市被破坏，12400多个村庄化为了灰烬。

看到这里，问题来了！朝鲜课本里通篇没有壹个字提到中国，提到抗美援朝，提到中国志愿军。作为中国人，我深深为那几十万为国捐躯的死难烈士感到悲凉！

谢选骏指出：壹场战争，五个国家就有五种版本，如果再加五个国家，还会再多五个版本甚至更多的版本……因为罗生门就是历史记载的缩影，就像“见证者的证词”一样——不同的见证人看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证词更是千差万别，因为他们的感觉和言论都是盲人摸象的产物。

【51、美国面对“迦太基兴衰的历史宿命”的亡国危机】

《迦太基兴衰的历史宿命》（群学书院 2020-10-25）报道：

地中海横跨欧、亚、非，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将它塑造成一个独特的历史大舞台。在古代史上，沿地中海而居的各个民族依托自身的地理水文，尽现才能，创造出丰富多彩的环地中海文明。埃及人、亚述人、腓尼基人、犹太人、希腊人、罗马人、土耳其人等，都曾在这个舞台上你来我往，演绎兴与衰、战与和的历史剧目。两千多年前堪比“地中海女王”的迦太基，更是早于希腊、罗马，曾一度掌控地中海世界的贸易，享有制海权，创建迦太基式的商贸帝国，但最终未能逃脱灭亡的历史宿命。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时难免会对此感到遗憾，遗憾之余，应该进一步思考迦太基兴起与灭亡的原因。

01、迦太基的兴起：自由贸易的商业环境

关于迦太基建城的历史由来，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从罗马人称迦太基人为“布匿人（Punic）”来看，迦太基与腓尼基人（Poenus）之间有着深厚的渊源。据说当时腓尼基人的城邦推罗（又名泰尔、提尔或苏尔）国王柏拉斯去世时，将推罗交给儿子皮格马利翁和女儿艾丽莎共同执政，但推罗人担心此举会引发政局动荡，所以只承认皮格马利翁的君主之位。皮格马利翁为了稳固王位，杀害了艾丽莎的丈夫阿克尔巴斯。艾丽莎不得已带着财物与随从逃亡至北非，利比亚国王称呼艾丽莎为狄多（Dido，意为“流亡者”），并盛情款待了他们。

在商量购买定居地一事时，利比亚国王却玩弄诡计，答应艾丽莎可购买一块牛皮大的土地。艾丽莎则想出将牛皮剪成细条，绕比尔萨山丘围地的妙计。利比亚国王被艾丽莎的聪明才智所深深吸引，要娶她为妻，但是艾丽莎坚决忠于亡夫，最终以火祭殉情，时间大约为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前三十八年。

虽然此类传说不完全符合史实，但我们从中可以捕捉到一些信息。艾丽莎殉情的时间与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相差三十八年，我们由此推断，迦太基大约建立于公元前814年（第一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于公元前776年举办），这一点恰好与考古学中关于腓尼基人定居迦太基的时间的历史证据相吻合；至于腓尼基人为什么要在此地建立城邦，可能是因为政治斗争所致，这与之后希腊人殖民运动的原因相似。迦太基建立与兴起的深层原因在于当时和平稳定和自由贸易的商业环境。公元前12世纪末，地中海世界的东部地区遭受了大批游牧民族、半游牧民族及被遣散的雇佣军的大规模侵袭，很多旧有的统治集团分崩离析，希腊文明进入“黑暗时代”，赫梯帝国覆灭、亚述王国和埃及则急剧衰落，地中海西部还未有大的势力出现，这为地中海东岸的腓尼基城邦发展海上贸易提供了良好的机遇。

推罗、西顿、比布鲁斯等是腓尼基城邦中的佼佼者，它们外无强权压制，内无王权控制，各城邦之间相互独立，借助本地盛产的木材、紫红色布匹、家用器具、兵用武器等特产，结合自身擅长造船和海上航行的优势，逐渐在地中海这一横跨欧、亚、非的水域平台上构建起一张巨大的贸易网。正因为这些城邦中的人善于经商和制作紫红色布匹，希腊人就用“腓尼基”（意为“紫红色的”）一词来称呼他们。推罗人除了会经商，还善于借助王权势力来发展贸易。公元前10世纪，推罗王先后与以色列王大卫、所罗门签订商业协定。公元前9世纪亚述军队由东而来，推罗的贸易虽遭受了一定的胁迫和压力，但亚述人也极为明智地认识到腓尼基人的财富对亚述王朝的重要性，于是保留了推罗的自治权，推罗的势力因而一路飙升，超过了腓尼基的其他城邦。

在这种略有外来压迫但总体平稳的大环境下，推罗打算进一步扩展贸易范围：一方面试图缓解来自亚述的贡赋压力，另一方面想将地中海世界完全打通，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贸易网。于是他们开始谋划在北非沿岸建立一座殖民城市——迦太基。从贸易战略的角度来看，这座城市的选址可谓上佳。就迦太基本城而言，它坐落于北非沿岸（今突尼斯）一个由砂岩山丘构成的半岛上，三面环海，南面平原由坚固的城墙、壕沟和壁垒守护，东边岬角处有军用和商用的港湾，是易守难攻、适合商贸的天然贸易港和供给站；从整个贸易网来看，迦太基位于从黎凡特地区（地中海东岸一带）往西班牙的东西黄金航线和自北非至第勒尼安海的南北航线的交汇点上，是整个地中海世界贸易的集散地和中转站。外无强敌、内无强权、地势优越、实力过硬——这些条件注定了迦太基会成为地中海世界的“商贸骄子”。

02、迦太基的争权：竞相崛起的新兴势力

公元前9世纪末，迦太基凭借其自由的商业环境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在与其母邦推罗的协作中逐渐成为地中海世界的重要商贸城邦，被誉为腓尼基殖民地中的“女王”。迦太基不仅拥有母邦的紫红色染料、木材和象牙等原材料物品，还有深受贵族阶层喜爱的橄榄油和葡萄酒等加工类物品。至公元前8世纪，迦太基已经成为辐射圣伊比尼亚、伊特鲁里亚等地区的重要贸易城市，吸引着不同种族的人前来定居。在制度上，迦太基则依旧小心翼翼地保留着“推罗式”的传统。

公元前8世纪至前6世纪，地中海世界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方面亚述王辛那赫里布上台后，一改以前要求腓尼基人“纳贡”的政策，用武力攻陷推罗，后来新巴比伦王于公元前573年再次攻陷推罗，逼迫推罗签订了屈辱的条约。推罗独立商业政权的地位就此终结，其国势逐渐衰落。大约在同一时期，推罗在地中海西部建立的包括迦太基在内的殖民地陷入经济危机，到了公元前6世纪初，黎凡特地区与西班牙之间东西航线上的贸易的利益也因此被削弱。

另一方面，在爱琴海海域，希腊逐渐走出“黑暗时代”，诸多城邦逐渐形成；希腊还在地中海中部和东部进行大范围的“拓殖运动”，而它在意大利南部地区实施的“大希腊”移民政策，对迦太基在地中海的贸易地位形成了挑战。

在最初，迦太基还是拥有一些优势的。推罗的衰落虽然给迦太基的贸易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但也促使迦太基摆脱了母邦对其独立发展的钳制和限制，而黎凡特地区与西班牙之间东西航线的衰落，不仅使迦太基可以借此运用自身拥有南北航线的优势，将迦太基与西西里岛、撒丁尼亚、意大利、希腊大陆和爱琴海海域相连，形成一个辐射范围极广的巨大贸易圈，而且还在客观上削弱了西西里岛、撒丁尼亚等对迦太基的潜在威胁。东边希腊的复苏虽然开始对迦太基构成威胁，但希腊的殖民运动也为迦太基的南北线贸易发展提供了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在这样的天时与机遇中，迦太基的国势开始逐渐恢复，其繁华程度甚至超过了以前。

推罗的衰落是迦太基进一步扩张贸易网络、重建贸易格局的一次重大机遇，成为德国学者所称的“超级强权的崛起”的催化剂。迦太基逐渐加强了和撒丁尼亚、伊比沙岛以及西西里岛之间的联系，如公元前5世纪末，迦太基不仅进一步加强了和撒丁尼亚之间的经济联系，使后者逐渐成为迦太基的粮食供应地，而且还用宗教信仰深刻地影响了撒丁尼亚人的宗教格局。

不过，没有迹象表明迦太基曾以行省的方式管理过撒丁尼亚。在西西里岛，迦太基则主要控制了利利贝乌姆、莫提亚等西部和西北部地区，南部和东部海岸上的叙拉古（即今锡拉库萨）、马扎拉等城市是希腊人的势力范围。随着双方势力范围的扩展和财富的增加，迦太基与希腊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公元前480年，迦太基趁希波战争之机进攻希腊在西西里岛的城邦叙拉古。希腊因在内耗外争中逐渐衰落，故在公元前338年的新协定中承认迦太基对西西里岛西部大部分地区的掌控权。在争权中获胜的迦太基看似获得了胜利，其实折损很大，更何况此时地中海世界出现了一个更可怕的对手——罗马，“商贸骄子”的命运开始扭转。

03、迦太基的衰落：农与商竞争的必然结果

相比较而言，迦太基与希腊有共同之处，即因各种原因（最直接的原因是缺乏足够的可耕种土地）导致农业不发达，于是依靠自身的地理优势广泛种植经济作物，开展海上商贸活动，并通过商品流通与商品交换获得最大化的利益。因此，追逐商业范围和至高利益成为迦太基与希腊在地中海世界进行争权的核心内容，也成就了古代地中海世界的“奴隶制商业文明”。罗马的兴起与发展，与迦太基和希腊的有很大区别：虽然意大利至少四分之三的地方是丘陵，但仍有大片的平原，如北部有辽阔而富饶的波河平原，西部则有埃特鲁利亚、拉丁和坎帕尼亚平原，南部的山脉也趋于平缓、土质肥沃；域内还有波河和台伯河等河流穿过；其海岸线虽然较长，但比较平直，缺乏岛屿与港湾，故其更适合发展农业而非商贸活动，早期罗马更具有发展农业文明的潜质。

商业文明更注重贸易发展，而农业文明更多关注的是土地。虽然迦太基为了构建贸易网，也在西西里岛、撒丁尼亚以及北非沿岸建立了贸易点、中转站或殖民地，但它们之间至多是一种松散的利益联盟。从推罗建立的东西方黄金航线到迦太基建立的第勒尼安贸易圈来看，推罗或迦太基看似控制了地中海世界的制海权，建立了一个“无形”的贸易帝国，但是这样的帝国是不稳固的，缺乏强大的政治支持和基础。在文明发展的初期或和平自由的环境下，这种独立自由的贸易发展是可能发展壮大，甚至出现繁荣昌盛的局面的——前罗马时期，腓尼基人、希腊人、迦太基人在城邦林立和环境相对自由的条件下充分发展了海上商贸活动，其商业发展的繁荣景象可以证明这一点。

在古代，城邦特别是农业城邦发展的趋势，多是在兼并战争中走向王国，罗马的发展就具有这一明显特征。从罗马城到波河流域再到整个亚平宁半岛，在不断扩展势力范围的过程中，以农业起家的罗马所关注的重点并非商贸上的利益关系，而是如何将被征服的土地纳入罗马的统治范围，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公元前509年罗马与迦太基签订的协议条款中看出端倪。虽然罗马可能是因为力量弱小才签订的协议，但从它欣然接受“非必要（即除船只维修或献祭用品之外）不经过迦太基北部的卡本半岛（也叫加蓬半岛）”的条款，我们似乎可以看出罗马对海上贸易并不关心。更有意思的是，直至与迦太基发生正面海战，罗马都没有像样的海军。那么，在对西西里岛的争夺以及三次布匿战争中，迦太基在将才、资源、实力方面都不逊色，缘何以农为主的罗马最终以绝对的优势消灭了以商为主的迦太基？

在西西里岛的争夺中，罗马与迦太基的不同之处更加凸显。罗马更看重这里是发展农业的天赐之地，迦太基则更注重这里的贸易优势。因此，罗马一开始就希望将西西里岛变为罗马的“粮仓”，而迦太基只要求将此地变成自己的贸易站。罗马的目标是稳扎稳打，逐步占有；迦太基的目标是小心守护，坚强维持。在土地占有的过程中，占有者通常是不允许威胁其权力的其他任何势力存在的，而在贸易发展的过程中，贸易者一般会允许其他参与者按比例共享和分配利益。因此，在这场争夺中，罗马的目标就是从根本上消灭迦太基，老加图在元老院中倡议的“迦太基必须毁灭！”（Delenda est Carthago！）的口号应该是罗马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这对于擅长经商的迦太基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罗马文明的农业特征塑造了罗马人务实、上进的精神，罗马人尤其善于总结教训，学习先进经验。如前所述，在第一次布匿战争伊始，罗马甚至都没有像样的海军，仓促建立的海军在公元前260年的战斗中惜败迦太基军队，但是罗马人会想尽办法弥补自己的不足。据希腊历史学家波利比乌斯记载，罗马人发明了一种名为“乌鸦钳”的装备，这种装备是一种长板制桥梁，作战时罗马人将它伸出并牢固地勾在敌方的船只上，如此这般将海战变成陆战，削弱迦太基的海战实力的同时，也充分发挥了罗马人陆战的优势。反观以商业为主的迦太基人，利益至上的追求塑造了其喜欢投机的性格。罗马军队致力于总结教训和改进，迦太基却一味盲目相信自己的实力。当罗马军队带着乌鸦钳装备再次发起进攻时，迦太基仍不把罗马军队放在眼里。迦太基轻战、傲战的心理，最终导致其在与罗马的交战中屡屡失败。

在对外征服的过程中，罗马每征服一地，都会施以有效的管理和统治。换言之，罗马从最初只有弹丸之地的罗马城到公元前3世纪征服了整个意大利，它推行的虽然是共和体制，但是从罗马城邦向外拓展的那一刻开始，其内外有效的统治制度就不断地将它推向王国或者帝国的中心，而罗马稳定且不断完善的政权体制又成为它向外征服的有力保障。反观迦太基，它虽有一些殖民城邦的支持，但城邦之间毕竟只是因利而结的松散体系。正如中国“因利而聚，利尽而散”的古语所言，迦太基的殖民体系不仅不稳固，甚至还有可能发生某些城邦倒戈而成为迦太基衰落之路上的一剂毒药。这也注定迦太基与罗马之间的战争，是一场商业城邦与农业区域王国之间的对决，“成农败商”是当时历史发展的规律，迦太基最后被毁灭的结局只是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而已。昔日的希腊人、腓尼基人，这些地中海世界曾经光彩夺目的弄潮儿，都和迦太基人的命运一样，或早或晚地融入地中海世界的统一体之中去了。

04、既相同也不同的历史教训

虽然希腊人和迦太基人都是商业民族，都曾是地中海世界的佼佼者，就连结局也相差不大，二者对后世的影响却大为不同。希腊文明依旧是后世之人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迦太基则仅作为罗马的被征服者而捎带被提及。同为被罗马征服的城邦，其结局为何如此大径相庭？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希腊人在追求商业利益的同时，并未放弃对现实生活的享受和对未来人生的思考，于是其哲学、文学、历史、教育、宗教等在希腊世界大放异彩。后来在外族征战的迫使下，希腊城邦纷纷陷落，但希腊文化深深地影响了罗马人，故而有“罗马人在军事上征服了希腊人，而希腊人在文化上征服了罗马人”的说法。现在看来，希腊文化何止征服了罗马人，希腊人创造的文化成就已经通过历史的传播成为今天西方文明的源头之一。

反观迦太基人，他们一直奉行经济利益至上的原则，将发展商业看作实现人生价值的唯一目标，忽视了对文化教育的发展，所以迦太基虽然在经济上曾经很富有，但其文明方面的浅薄与脆弱使它缺乏自己的根与魂，留给后世的也只能是“曾经很有钱，结局很悲惨”的印象。与希腊人和迦太基人不一样，罗马人虽然不擅长海上贸易，但其务实的精神使他们能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最终凭借强大的武力和强有力的国家组织，书写了另一番地中海世界的帝国事业。

正如《迦太基启示录：海洋帝国的崛起与覆亡》作者森本哲郎所言，我们不是要学习历史，而是要从历史中学到东西。迦太基的兴亡本身就是一部令人震撼的历史启示录，其彻底消亡的结局很大程度上源于过度地追求“利”。“人类不能只为金钱而活着”的启示和教训，不只适合警示国家，对社会和个人亦有很大的训导意义。

谢选骏指出：人说“迦太基的兴亡本身就是一部令人震撼的历史启示录，其彻底消亡的结局很大程度上源于过度地追求“利”。 “人类不能只为金钱而活着”的启示和教训，不只适合警示国家，对社会和个人也是。”我看这给美国做出了最好的警示——面对“迦太基兴衰的历史宿命”，美国不能见利忘义；否则难免重蹈覆辙。“民主”不能挽救美国，因为民主国家迦太基和罗马的对决，很像民主国家雅典和斯巴达的对决。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迦太基和雅典都是奉行了民主的和联邦的制度，而斯巴达和罗马奉行的则是寡头的和中央的制度。而美国，则像迦太基和雅典“恰好”兼而有之，同时奉行了民主的和联邦的制度！这种恰好，很可能正是一种“恰坏”——埋下了美国的亡国危机。

【52、美国枪击所显示的历史力学】

《盘点2021年美国大规模枪击案》（纽约时报 2021年5月27日）报道：

有些人觉得，新冠大流行期间，大规模枪击事件好像几乎停止了，公共场所有一年时间没有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

但枪击事件从未停止。只是没有那么公开而已。

“枪支暴力档案”(Gun Violence Archive)将大规模枪击事件定义为四人或四人以上受伤或死亡（不包括行凶者）的事件。该档案在2020年统计了超过600起此类枪击事件，2019年为417起。

这种屠杀一直持续到2021年，截至5月26日，至少发生了23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包括周三发生在加州圣何塞的枪击事件，“枪支暴力档案”是一个非营利组织，将大规模杀人事件定义为四人或更多人遇害，它在2021年统计了15起大规模杀人事件。）

对于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定义，人们几乎没有达成共识，这使得非营利组织和新闻机构更加难以记录这个问题的范围。

“暴力项目”(The Violence Project)遵循国会研究服务处(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的狭义定义，要求袭击发生在公共场合，并排除家庭枪击事件和那些“可归因于潜在犯罪活动”的事件。CNN将大规模枪击事件定义为四人或四人以上受伤或死亡的事件。《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追踪公共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工作包括造成四人或四人以上死亡的枪击事件，但不包括抢劫和发生在私人住宅的家庭枪击事件。

无论如何定义，大规模枪击事件都是美国长期存在的问题。一些事件由于死亡人数、袭击者的动机、明显的随机性或其他因素，令广大公众难以忘怀——这些案件往往以一个地名而闻名，比如科伦拜恩、纽敦或帕克兰。但还有其他很多大规模杀人事件从未得到过同等关注。

以下是2021年造成多人受害的枪击案的不完整清单。它有很多遗漏，但是可以让我们得以一瞥美国今年已经遭受的枪支暴力事件。

圣克拉拉县治安官办公室称，周三早间，加州圣何塞市一个铁路货场发生枪击案，造成八人死亡，数人受伤。当局说，枪手是一名运输工人，他也已经死亡，当局认为他是自杀。

一名男子在活动房屋公园举行的生日派对上杀死六人，然后开枪自杀。枪击发生时，朋友、家人和孩子都聚集在里面。警方称，枪手是“其中一名女性受害者的男友”。

4月28日，在北卡罗来纳州布恩市经过13个小时的对峙后，两名警官被杀，包括枪手在内的其他三人死亡。 WSOC-TV

一名32岁的男子杀死了他的母亲、继父和两名警察，经过长达13个小时的对峙之后开枪自杀。另一名警官被枪击中，但没有受伤，因为子弹击中了他的防弹头盔。

4月15日，印第安纳波利斯

周五，印第安纳波利斯联邦快递一处设施发生枪击案后，公共安全官员在犯罪现场。至少有八人死亡，不包括一名据信在联邦快递(FedEx)仓库开枪自杀的枪手。家属说，工作人员无法在工作时使用手机，导致他们好几个小时都无法确认自己的安全。

4月7日，南卡罗来纳州石山

南卡罗来纳州石山的喷泉公园为莱斯利一家举行了追悼会和守夜祈祷。一名前国家橄榄球联盟(NFL)球员在一名医生家里枪杀了他、他的妻子和他们的两个孙辈，以及在屋外工作的两名空调技工。官方称，枪手随后自杀。

4月3日，德克萨斯州艾伦

警察在得克萨斯州艾伦市的现场。本月达拉斯郊区的一所房子里发现六人被枪杀。官方表示，两兄弟在杀死了四名家庭成员后自杀。这些尸体是在警察接警到他家进行状况查看时发现的。

3月31日，加利福尼亚州橘郡

3月，警察在加州奥兰治市的枪击案现场。一名枪手在一处房地产办公室开枪，造成四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九岁的男孩。官方表示，枪击事件很可能与“嫌疑人和所有受害者之间存在的商业和个人关系”有关。

3月28日，马里兰州埃塞克斯

马里兰州埃塞克斯市，一名枪手在一家便利店枪杀死两人。警方称，一名枪手枪杀了自己的父母和便利店里的两人，然后开枪自杀。

3月22日，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

今年3月，科罗拉多州博尔德市发生枪击事件，警方紧急出动。一名枪手在一家杂货店杀死了10人，其中包括第一个到达现场的警察。枪手受伤并被拘留。

3月16日，亚特兰大

亚特兰大地区枪击案受害者谭晓洁（音）的女儿杰米·韦伯在一家水疗中心外。包括六名亚裔女性在内的八人在三家水疗中心被杀，其中至少有两家是枪手经常光顾的。这次袭击在许多亚裔美国人中引起了特别的恐慌。

3月13日，印第安纳波利斯

官方称，该市东部附近发生枪击事件，造成四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七岁的儿童，一名妇女受重伤。警方表示，枪击事件源于家庭纠纷。

2月2日，俄克拉荷马州马斯科吉

俄克拉荷马州马斯科吉的住宅。今年2月，这里有6人被枪杀。五名儿童和一名男子在一所房屋中被枪杀，一名妇女严重受伤。其中一名受害者的兄弟当场被捕。警方表示，他们认为受害者有亲属关系。

1月24日，印第安纳波利斯

当局与一名受枪伤的少年男子取得联系后，在一所房屋内发现包括一名孕妇在内的五人死亡。枪击事件发生一天后，这名少年被捕。

1月9日，伊利诺伊州埃文斯顿

警方调查1月发生在芝加哥与埃文斯顿交界的枪击现场。警方称，包括一名15岁女孩在内的至少五人在芝加哥地区的一场枪击中丧生。枪手在被警方击毙前一共开枪射击了七人。

谢选骏指出：上文只说2021年前五个月发生了23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却没有说多少人因此丧生，似乎有些难言之隐，可见纽约时报的新闻水平实在太低。它更没有能力解释，为什么美国有那么多大规模枪击案？在我看来，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认为这是西进运动大规模屠杀印第安人的历史后遗症。欧洲殖民者的社会，建立在使用枪支暴力抢劫土著人的基础之上。食髓知味、吸毒上瘾，从此以后，“枪文化”成为生活的基本元素，一切问题都通过枪支暴力予以解决……成为殖民社区的潜规则。

《美媒：美国今年前五个月因枪支暴力死亡人数为20年来同期最高》（搜狐 2021-06-15）报道：

美媒当地时间6月14日报道，2020年是至少20年来枪支暴力最严重的一年，但是2021年的情况更糟。截至目前，今年造成至少一人死亡或受伤的枪击事件总数超过了2020年头五个月的数字。

根据非营利研究机构“枪支暴力档案”（Gun Violence Archive）的数据分析，在2021年的前五个月，美国有超过8100人死于枪击，每天约有54人丧生。这比前六年同期的平均死亡人数每天多出14人。报道称，从几乎所有的角度来看，2021年在枪支暴力方面都已经是一个可怕的年份。根据枪支暴力档案，仅在上周末，就有120多人死于枪击事件，在得州奥斯汀、芝加哥和佐治亚州萨凡纳发生的三起群体性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至少30人受伤。

专家们将这一增长归因于各种新出现和长期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拥枪人数的飙升，以及警察和他们所服务的社区之间关系的破裂。所有这些问题都在新冠疫情大流行和反种族歧视运动中得到加强。

分析发现，夏季的枪击事件通常会有所增加，这一趋势在去年尤为显著。这与执法官员和枪支暴力研究专家多年来警告的一个趋势相符合。随着天气变暖，学校放假，与病毒有关的限制也在减少，专家们担心会出现比以往更“致命”的夏季。

“实话说，我对这个夏天感到害怕，”枪支暴力档案的创始人马克·布莱恩特（Mark Bryant）说，“我预计这将是创纪录的一年。”

枪击死亡人数在2020年4月开始上升，当时由于疫情，美国封锁了大部分地区，线下授课被暂停，超过2000万人失去工作。分析认为，枪支暴力就像冠状病毒，对有色人种社区造成了更不平等的伤害。

“我们有的是一种复合型创伤，”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暴力预防研究项目的助理教授沙尼·布格斯（Shani Buggs）说，“疫情加剧了我们国家所有的不平等——包括种族、健康、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疫情之前的所有枪支暴力的驱动因素在去年恶化了。”

数据显示，枪支暴力的增加不仅仅是一个大城市的现象。郊区和农村地区的枪击死亡人数也在增加，尽管由于人口较少，总体数字较低。

研究人员指出，有一些因素在推动这种上升，其中就包括枪支销售的空前激增。根据对联邦枪支背景调查数据的分析，在疫情、抗议和大选发生的2020年，美国人购买了超过2300万支枪，比2019年的销量增加了66%。

2021年1月和2月，人们购买的枪支数量超过了以往任何一年同期水平。仅在1月份，就有大约250万支枪被售出，是第三高的单月总数，仅次于2020年6月和7月。

分析发现，2019年和2020年之间枪支销售量的上升越高，导致至少一人死亡的枪支暴力事件的上升也越高。

大量研究表明，枪支供应增加了致命枪击事件的相对风险。去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春季购买枪支与枪支暴力事件的统计学意义上的增加之间存在关联。

另外，初步数据表明，2020年的枪支买家中有很大一部分（约五分之一）购买了他们的第一把枪。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枪支暴力预防和政策中心的副主任卡桑德拉·克里法西（Cassandra Crifasi）认为，这种“新枪主”增加，再加上由于疫情期间可能缺乏枪支安全培训，是一个令人担忧的组合。

谢选骏指出：大规模枪击的伤亡听起来吓人，但实际却远远不及小规模枪击之积少成多，早已超过大规模枪击伤亡千百倍。

网文《美国枪击日历》报道：

美国枪击日历是根据媒体报道统计的美国重大枪击事件中丧生及受伤人员情况。由于历史原因，美国形成了根深蒂固的枪支文化，美国枪击案爆发频率越来越高，枪支暴力事件远超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美国人拥有约2.65亿支枪，每位成年人都有超过1支枪，平均每10天有9天是枪击日。

美国枪支暴力档案室网站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美国共发生涉枪案件57103件，导致14717人死亡、28172人受伤，其中未成年人死伤3502人。

2020年美国造成4人及以上伤亡的严重枪击案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较2019年激增47%。美国非营利组织“枪支暴力档案”汇总数据的分析显示，2020年美国发生611起造成4人及以上伤亡的严重枪击案，导致513人死亡、2543人受伤。

此外，2020年美国多州枪击案数量创下历史新高。过去4年的“枪击暴力档案”数据显示，在2020年之前，美国单月发生严重枪击案的数量没有超过53起；2020年5月至10月，严重枪击案数量每个月都超过50起，其中6月95起，7月88起。据《今日美国报》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2020年全年针对枪支购买进行了3970万人次背景调查，比2019年增加40%。美国联邦调查局于1998年建立了全国犯罪背景速查系统，任何人在联邦授权的枪支商店里申请购买枪支，都需要进行犯罪记录和其他购枪资格审查。

截至2021年6月23日，全美因枪支暴力造成的非自杀性死亡人数已经达到9530人。

谢选骏指出：美国联邦政府为了掩盖事情的真相，故意不对全国的伤亡数字做出一个统计，因此各种不同的统计数字五花八门。

《美2021年已发生232起大规模枪击 1.7万人死于枪支暴力》（2021年05月27日 中国新闻网》报道：

据外媒报道，当地时间26日，美国再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美国总统拜登下令白宫降半旗，并称已经“够了”，敦促国会通过更严格的枪支管制措施。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数据，美国2021年已发生232起大规模枪击。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城市圣何塞26日早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至少8人死亡、1人受伤。1名男性枪手在现场自杀身亡。枪手和受害者均为圣克拉拉谷交通管理局工作人员。

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站的数据，截至目前，美国2021年已发生23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已有17431人死于枪支暴力。该网站对大规模枪击事件的定义是，至少导致四人死伤。

根据该网站数据，2019年发生了417起大规模枪击事件，那一年美国死于枪支暴力的总人数接近4万人。2020年，全美共发生610起大规模枪击案，大约4.3万人死于枪支暴力。

2021年，加州发生了18起大规模枪击案，造成27人死亡。在这18起枪击事件中，有6起没有造成死亡。而26日发生在圣何塞的枪击事件，是今年该州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起。

美国近期接连发生重大枪击案。4月8日，拜登曾直言，“枪支暴力是美国的流行病，在国际上令美国蒙羞。”拜登当天在白宫玫瑰园发表讲话，宣布5项控枪举措，并提名“控枪派”人士出任美国酒精、烟草、火器和爆炸物管理局局长。

谢选骏指出：“中国新闻网”闭口不提武汉瘟疫对于美国枪击的巨大作用力，真是太太太谦虚了。

《近年来美枪击死亡人数上升，自杀是最大因素》（上海美国研究）报道：

近期美国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市和俄亥俄州代顿市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以及芝加哥发生的一系列枪击事件，再次让枪支暴力问题成为美舆论焦点。近日，皮尤网站载文，就10个关于美枪击死亡的常见问题进行解答，答案基于美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以及联邦调查局（FBI）等机构的数据。数据显示，枪击自杀对美国的社会危害更大。

No.1

美国每年有多少人死于枪支造成的伤害？

据CDC的数据，2017年美国有39773人死于枪支造成的伤害。这个数字包括枪击谋杀、枪击自杀和CDC追踪的其他三种不太常见的枪支造成的死亡：非故意、与执法有关或情况不明。该数字排除了枪伤并非主要死因的死亡。（CDC的死亡统计数据是基于死亡证明中包含的信息。）

No.2

在美国所有谋杀和自杀事件中，有多少与枪支有关？

2017年，美国四分之三的谋杀案涉及枪支，大约一半（51%）自杀涉及枪支。

No.3

美国枪击死亡中谋杀和自杀的比例分别是多少？

尽管自杀受到的关注往往比谋杀少，但长期以来，美国枪击死亡大部分是由自杀导致。CDC的数据显示，2017年，美国枪击死亡中六成是由于自杀（23854），37%是谋杀（14542）。其余为非故意（486）、执法相关（553）或情况不明（338）。

No.4

从长期来看，美国枪击死亡人数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017年共有39773人死于枪击，至少是自1968年以来最多的（1968年是CDC拥有在线数据的最早年份）。2017年的死亡人数略多于1993年（上一个高峰年）的39595人。近年来，枪击自杀和枪击谋杀数量都有所上升：2006年至2017年，枪击自杀数量总体增长41%；2014年至2017年，枪击谋杀数量增长32%。2017年，枪击自杀数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枪击谋杀数量仍远低于1993年的最高水平。

No.5

从长期来看，美国的枪击死亡率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虽然2017年美国枪击死亡人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但这个统计数字没有考虑到美国人口的增长。按人均计算，2017年每10万人中有12人死于枪击，这是20多年来的最高水平，但仍远低于1974年的比例——每10万人中16.3人死于枪击，这是CDC在线数据库中最高水平。其中，2017年每10万人中有4.6人死于枪击谋杀，远低于1974年的水平，当时每10万人中有7.2人死于枪击谋杀；2017年，每10万人中有6.9人死于枪击自杀，这一数字低于1977年的水平，当时每10万人中有7.7人死于枪击自杀。

No.6

美国哪些州的枪击死亡率最高或最低？

2017年，美国枪击死亡率因州而异。2017年，枪击死亡率（包括谋杀、自杀和CDC追踪的其他死亡类型）最高的州是阿拉斯加州（平均每10万人中有24.5人死于枪击）、阿拉巴马州（22.9人）、蒙大拿州（22.5人）、路易斯安那州（21.7人）、密苏里州和密西西比州（均为21.5人）、阿肯色州（20.3人）。枪击死亡率最低的州是新泽西州（每10万人中有5.3人）、康涅狄格州（5.1人）、罗德岛州（3.9人）、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均为3.7人）、夏威夷州（2.5人）。

2017年，美国各州枪击死亡率分布情况；来源于皮尤研究中心

No.7

美国的枪击死亡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如何？

美国的枪击死亡率比大多数国家高得多，尤其是发达国家。根据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对195个国家和地区枪击死亡率的研究，2016年，美国平均每10万人中有10.6人死于枪击。这远远高于加拿大（每10万人中2.1人）、澳大利亚（1.0人）、法国（2.7人）、德国（0.9人）和西班牙（0.6人）等欧洲国家。但研究发现，美国的枪击死亡率远低于萨尔瓦多（每10万人中39.2人）、委内瑞拉（38.7人）、危地马拉（32.3人）、哥伦比亚（25.9人）和洪都拉斯（22.5人）等拉美国家。总的来说，美国的枪击死亡率在全球排第20位。

No.8

美国每年有多少人死于大规模枪击事件？

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因为对“大规模枪击”一词没有一个统一、公认的定义。定义可以根据不同的因素而变化，包括受害者人数和枪击的具体情况。

FBI收集了有关“活跃枪手事件”的数据，并将“活跃枪手”定义为“一个或多个在人口密集地区杀人或试图杀人的个体”。按FBI的定义，2018年有85人（不包括枪手）在此类事件中丧生。另外，美国枪支暴力档案是美国枪支暴力事件的在线数据库，它将大规模枪击案定义为被枪击或杀害人数为四人及以上（不包括枪手）的事件。按照这个定义，2018年有373人在此类事件中丧生。

无论使用何种定义，美国每年发生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中的死亡人数只占全国枪击谋杀的一小部分。

No.9

从长期来看，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的数量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在试图确定美国大规模枪击事件发生的频率时，同样会出现定义问题，这使得准确统计大规模枪击案死亡人数变得很困难。

FBI发现，2000年至2013年间，“活跃枪手事件”有所增加。年均事件数量从头七年的每年6.4起上升到第二个七年的每年16.4起。在随后的研究中，2014年和2015年各发生20起“活跃枪手事件”，2016年20起，2017年30起，2018年27起。

No.10

在美国，什么类型的枪支最常用于枪击谋杀？

根据FBI的数据，2017年，美国10982起枪击谋杀案和非过失杀人案的绝大多数（64%）涉及手枪，4%涉及步枪，2%涉及猎枪，剩余30%涉及“其他枪支或未注明类型枪支”。

值得注意的是，FBI的统计数据并不能涵盖美国每年发生的所有枪击谋杀案的细节。FBI的数据基于州和地方警察部门提交的信息，但不是所有机构每年都会参与或提供完整的信息。2017年，九成的执法机构向FBI提交了数据。

本文摘译自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网站文章What the data says about gun deaths in the U.S。；译者：沈凯麒

谢选骏指出：上文虽然未能区分“小规模枪击”与“大规模枪击”的伤亡数字，但已经明说，枪击自杀的人数超过了枪击他杀的人数。何以至此？显然，这是一种历史的报应或曰阴魂的复仇。

《你不了解的美国之二：日均发生1.8起枪击事件 却仅有25％的人支持手枪禁令》（视网2020年11月25日）报道：

据美国枪支暴力档案网（以下简称GVA）统计，截至11月22日，今年全美已经发生575起死伤4人以上的大规模枪击事件，为该网站数据库建立以来最高值。去年同期这个数字为374。

枪支泛滥：10月售枪192万支 3月和6月销量两度飙升

其实枪支文化在美国早已根深蒂固，因此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能够拥有枪支是一种“骄傲”。此外，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也赋予了美国人携带枪支的权利，所以无论出于何种目的（狩猎、射击或自我防卫），大多数枪支拥有者都把持枪权视为他们的“自由”。

皮尤研究中心2017年的报告显示，约有十分之三的美国成年受访者表示他们目前持有枪支，另有11％的受访者与持有枪支的人住在一起。此外，在目前没有枪支的受访者人群中，约有一半的人说他们以后会拥有枪支。

此外，调查显示，在持枪的群体中仅有32%的受访者持有一把枪，而超六成（约66%）的受访者拥有多支枪。

美国联邦调查局（以下简称FBI）数据显示，枪支的销售通常具有季节性周期——在冬季月份销售量更大。此外，枪支购买量的激增通常是由恐惧引起的，一些无法预测的事件或是大规模枪击事件也会使得枪支需求大幅度增加。据统计，今年3月和6月，枪支销量两度飙升，前者是由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导致美国开始实施“居家令”，后者则是因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杀引发了全国范围的抗议。

今年10月共售出192万支枪（其中包括121万支手枪和71万支长枪），同比增长67%，成为有史以来枪支销量第八高的月份。

枪支暴力：2020年死亡人数已超3.8万 或将“再创新高”

美国枪支的泛滥导致了与枪支有关的暴力事件增加，死亡人数也不断增多。皮尤研究中心曾表示，美国的枪支暴力致死率远高于其他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达国家。

据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以下简称CDC）统计，2017年美国的枪支死亡人数超过了几十年来的任何一年，约有近4万美国人“死于枪口下”，比五年前增加了19％。其中包括了他杀（约37%）和自杀（约60%），以及CDC所提到的其他三种较不常见的类型：非故意（Unintentional）、涉及执法（Legal intervention）或意图不明（Undetermined intent）。

GVA官网数据显示，截至11月23日，今年全美枪支暴力致死的人数已经超过3.8万，且多集中在美国东部。美媒此前报道，2020年美国第三大城市芝加哥的暴力事件激增。芝加哥警察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迄今为止，枪击案受害者已达2887人，另有542起凶杀案。而在2019年的这个时候，据警方统计，共有1862名枪击受害者和364起凶杀案。

枪支政策：“严格”与“宽松”的两极分化态度

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美国人对更为严格的枪支管制积极态度通常会在一系列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达到顶峰，但也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淡去。但近期美国大规模枪击案只增不减，伤亡人数大幅上升，这既引发了国会和州立法机关关于限制美国人使用枪支的提案的辩论，也让美国民众重新思考“持枪”问题，而关于枪支政策的态度依然呈现两极分化。

盖洛普（GALLUP）最近一次调查显示，57%的美国成年人呼吁对枪支销售实施更严格的法律，这一呼吁比去年下降了7%。与此同时，34%的美国成年人希望保持现有的枪支法律，而9%的人希望枪支法律更宽松一些。

此外，美国人对手枪禁令的支持率仅为25％，接近近40年来的最低纪录。目前，有74％的美国成年人表示不应实施此类禁令。

谢选骏指出：有了枪就会开枪，否则枪就是一堆废铁了。而开枪的主要目标就是打人，因为现在法律禁止杀害动物。所以，不想开枪打人的，最好不要买枪，否则就是往水里丢钱了。

《枪口上的美利坚：近50年美国大规模枪击案数据分析》（2020-09-23 澎拜）报道：

摘要：利用美国1966-2017年五十年的大型枪击案数据[1]，本文分析了大型枪击案的时间分布、地区分布、枪击对象结构、案发地点分布、作案原因统计和枪手特征等内容。本文对于希望前往美国东海岸上学、工作、蹦迪的惜命群体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20年Eminem的新专主打歌Darkness再一次把公众视线引向控枪问题，象征自由和独立的持枪传统和日益恶化的社会问题不断的摩擦碰撞。

人们对于枪击案也从最初的惊恐，逐渐变为平静，不间断的媒体报道似乎不能再像最初那样剧烈地挑动人们的神经。

在猜测追求自由的美利坚人民对于控枪的呼喊究竟是在沉默中爆发还是在沉默中灭亡之前，我们先从数据角度深入了解一下美国枪击事件。

一、响彻五十年的枪声

经过统计，1966-2017年五十年间美国发生大规模枪击案398起，共造成1996人死亡，2488人受伤，每年平均发生7起，无情收割39人的生命[2]。

下图展示了1966-2017年大型枪击案在不同年度、季度和月份的分布情况。

从月份上来看，2、3和4月份大规模枪击事件最多，6、7和9月案件数量最少；从季度上来看，第一季度也即春季，是大规模枪击的爆发期，大规模枪击数量占总数量比重达到38%；从年份上来看，大规模枪击案在2010年后进入了相对高发的时间段，其中2016年，也就是唐纳德·川建国同志当选的年份（非正式上任），大规模枪击发生次数最多，共计69次。

二、 东西海岸，何处安宁？

我们统计了枪击案发生的地区分布，绘制热力图如下。

不难发现，大型枪击案多发于美国东部地区，田纳西、佐治亚、俄亥俄及东部沿海地区，西部多发于华盛顿和加利福尼亚地区。相对东西海岸线，美国中部地区枪击事件发生较少。这可以尝试从经济和人口两个角度进行解释。

经济方面，一是东西海岸线经济发达，贫富差距较大可能会引发一些矛盾；二是东西海岸线生活节奏快、竞争激烈，导致一些人处于间歇失业状态，加上旁人施加的种种压力又没有及时进行心理健康的辅导，很容易被边缘化进一步引起恶性伤人行为，蓄意报复社会。

人口方面，一是由于中部平原相对地广人稀，人口密度较低，而东西海岸线人口聚集，基数较大更有几率会发生冲突事件；二是东西海岸线更为多元，吸引较多外来人口，种族矛盾和文化冲突更容易产生。

其实，更高的枪击频率不仅代表了今天的风险，也代表了未来的风险。亚利桑那州研究员Sherry Towers毕生都在研究传染病的传播建模，近年来，她在最新的模型中发现，大规模枪击案，尤其是校园枪击案也具有病毒般的传播属性，受人瞩目的枪击案发生后，在本地区以及周边地区会有明显的蔓延迹象，吸引更多人进行模仿，引发出更多的枪击事件，而媒体的大肆报道和转播将会增强这一效应[3]。

三、 有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01.受害对象

“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如下图，我们统计了历年来大规模枪击案的枪击对象试图分析受害者群体特征。

可以看到，将近半数的枪击对象是随机对象。显然，无论枪击犯出于对社会还是对其他人的恨，又或者单纯有精神问题，与其无缘无故的吃瓜群众成了无辜的受害对象，可以说是防不胜防（举起手中的黄历）！

其次是来自于家庭的矛盾，导致了亲人间相互攻击的悲剧，同事间、同学间的矛盾也不容忽视，位列第三、第四，希望我们的读者都能妥善处理好同事、同学间的关系，退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多活五十年。

相反，通常人们印象中高危的警察并不是枪击案的主要受害者，在将近400起的枪击案中，以警察为直接目标的案例仅占9例。

02.案发场所

进一步地，我们统计了大规模枪击案的发生场所如下。

可以看到，家、公司、学校是枪击案的高发地，枪手可能是朝夕相处的家人、一同共事的同事或一起学习的同学，当然也有可能是某天突然闯入生活区域的一个素昧平生的陌生人。

其他枪击案高发场所多是人流密集地区，商场、夜店、俱乐部等，此类场所枪击案更多为随机性枪击，不针对特定个人。

此外，关于信仰问题和种族主义的枪击案也屡发不断，因此教堂也成为了枪击案相对高发的场所，例如2015年著名的黑人教堂枪击事件，夺走了9名非裔美国人的性命[4]。

四、 沉重的扳机

01.作案动机

扳机是沉重的，因为上面拥有生命的重量，但是悲哀的是，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扣动则要轻的许多。我们统计了大规模枪击案的作案动机（如下），尝试分析作案者出于何种动机，毫不负责地剥夺别人的生命。

如图所示，在246起动机已知的大规模枪击案件中，精神问题占据最大比例，有68起，而恐怖袭击位列第二，占65起。

除了这两个动机之外，更多的是情绪上的压抑、挫败引申出的对他人或社会集体的报复，心理学家Peter Langman曾在采访中说，愤怒与绝望两种情绪的混合驱使人们拿起手枪对他人进行报复，并且在他的研究对象中，有一半的校园枪手在枪击后选择自杀。大多数枪手并没有一个完成枪击案后逍遥法外的计划，他们大多数把这当作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项行动，是另一种层面的自杀[5]。

02.枪手特征与作案场所类型

此外，我们还统计了枪手种族、年龄以及其作案场所类型的选择。

如下图，可以看到所有作案者种族中，白种人与欧裔美国人占据最大的比例，其次是黑种人和非裔美国人。年龄分布上，主要构成人群是16-45岁青壮年群体，其中16-30岁青年人群略多于31-45岁壮年人群。在作案地类型上，超过半数的作案地为封闭室内场所，例如家里、公司和学校等。

五、 滴血的花名册

我们分别统计了伤亡人数和警察死亡人数最多的3起事件，并对其进行简单介绍。

总的来看，在袭击平民造成伤亡人数最多的top3案件中，有两起为白种人；而袭击警察造成警察死亡数最多的top3案件中，作案者全部为黑人。具体详细作案原因、作案细节感兴趣的小伙伴可自行搜集资料进行了解。

排序+伤亡人数（死亡/总伤亡）+凶手种族+标题+地点+日期+摘要

top1+伤亡人数(59/585)+白人+拉斯维加斯赌场枪击事件+拉斯维加斯+10/1/2017+斯蒂芬·克雷格·帕多克，在马纳达莱湾酒店的32层向拉斯维加斯的音乐会观众开火，没有明显的原因。他开枪自杀，并在执法人员到达时死亡。他已经64岁了。

top2+伤亡人数(49/102)+其它+奥兰多夜总会大屠杀+佛罗里达奥兰多+6/12/2016+6月12日凌晨，29岁的奥马尔·马廷袭击了奥兰多的Pulse夜总会。在长时间的僵持之后，他被突袭俱乐部的执法人员击毙。

top3+伤亡人数(12/82)+白人+极光影院枪击事件+科罗拉多州奥罗拉+7/20/2012+24岁的詹姆斯·霍姆斯在《黑夜崛起》首映当晚在一家电影院开枪，随后在电影院外被捕。

排序+死亡警察数+凶手种族+标题+地点+日期+摘要

top1+死亡警察数5+黑人+达拉斯枪击警察案+德克萨斯达拉斯+7/7/2016+迈卡?泽维尔?约翰逊(Micah Xavier Johnson)是一名25岁的退伍军人，他在一场“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和平抗议活动中袭击了警察，打死5名警察，打伤9人及2名平民。在市中心的一栋大楼里，经过长时间的僵持，执法人员使用机器人炸弹杀死了约翰逊。

top2+死亡警察数4+黑人+咖啡店枪击警察案+华盛顿Parkland+11/29/2009+现年37岁的莫里斯·克莱蒙斯(Maurice Clemmons)是一名重罪犯，因强奸儿童的指控被保释出狱。周日早上，他走进一家咖啡馆，枪杀了四名在轮班前去那里使用笔记本电脑的警察。克莱蒙斯在逃离现场时受伤，在经过两天的追捕后，他在西雅图被一名警察击毙。

top3+死亡警察数4+美国黑人或非裔美国人+新奥尔良枪击警察案+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12/31/1972+1972年的新年前夜，一名23岁的前海军牙科技师来到新奥尔良警察局中央禁闭室，枪杀了4名警察。七天后，1973年1月7日，枪手射杀了一名杂货商，并进入市中心的霍华德·约翰逊酒店，在酒店楼顶枪杀了17人。

六、 总结

综上，文章分析了美国1966-2017年五十年间大型枪击案相关数据，大致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从年份来看，美国大规模枪击案近十年来进入相对高发阶段；从季节来看，春季发生数量最多。

第二，美国东西海岸大型枪击案相对更为频发，相较之下，中部地区大型枪击案发生数量较少。

第三，枪击对象主要为随机对象，而非特定群体。在非特定目标枪击案中，商场、俱乐部和夜店是枪击案发生的主要地点。在特定目标枪击案中，家人、同事和同学是主要的枪击对象。

第四，枪击者作案动机可以主要归类为枪手的精神原因、恐怖袭击、愤怒和挫败沮丧。

第五，大规模枪击作案者种族以白种人和欧裔美国人居多，其次是黑种人和非裔美国人。作案者年龄阶段以青年（16-30岁）、壮年（31-45岁）为主。作案地以封闭场所为主。

最后，相对匕首、砍刀等工具，枪支造成的破坏性和带来的损失更为惨重，美国的控枪议题究竟会走向何处我们也不得而知。但是，“欲夺其命，何患无具”，枪支、刀具只是杀人工具，我们也许更应该关注一个个案件背后的逻辑和成因，他们是否反映了某种社会问题？是否暗示了某种社会矛盾？只有从根本上反思并解决这些矛盾，才会真正减少“恶性伤人事件”的发生，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参考资料：

[1] Data comes from kaggle。

[2] Refered to the following url, https://www.kaggle.com/zusmani/us-mass-shootings-last-50-years?select=Mass+Shootings+Dataset.csv

[3]“Mass Shootings Can Be Contagious, Research Shows”,NPR , https://www.npr.org/sections/health-shots/2019/08/06/748767807/mass-shootings-can-be-contagious-research-shows

[4]“Charleston church shooting”, A&E Television Networks, https://www.history.com/this-day-in-history/charleston-ame-church-shooting

[5]“A Vital Conversation About School Shootings: Q & A with Dr. Peter Langman and Superintendent Joseph Roy”, Lehigh University, https://ed.lehigh.edu/news-events/news/school-shooting-facts

数据 | YaJie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枪击是一种流行病，就像感冒一样。美国人不喜欢带口罩，所以也无法遏制枪击，就像无法遏制流感和武汉肺炎。

《美国1个月45起大规模枪击案，CNN：震惊、难过、骇人听闻吧？》（2021-04-17 编译）报道：

“是的，你没看错。震惊吧？难过吧？骇人听闻吧？（Stunning, right? Sad, right? Outrageous, right?）”让CNN都觉得难以置信的，是过去一个月美国大规模枪击案地图。

从3月16日亚特兰大3家按摩中心的8人死亡枪击事件，到4月15日印第安纳州一联邦快递中心的9人死亡枪击案，足足有45起之多。

粗略一看，案发地覆盖了学校、公寓大楼、高速公路、停车场、便利店、加油站和公园等各类场所，连刚会走路的孩子都在现场受伤。

美国总统拜登说这“令国家丢脸”，但美媒发现了“盲点”：“大规模枪击事件表明，美国可能‘回归正常生活’了”，“在枪支和新冠疫情上，（美国人都视）自由高于生命”。

“这么残酷的事情太正常了，每天在美国上演”

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网站等美媒4月16日报道，当地时间15日晚，美国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市一家联邦快递（FedEx）中心发生惨案，一名19岁男子在枪杀8人后，又自杀身亡。

谢选骏指出：根据我的历史力学，这是一种历史力量的循环——白人西进消灭印第安人，夺去了美国西海岸以后，直逼日本，迫使日本翻腾、外扩中国，导致中国亡国于苏联，然后武汉肺炎一路东西扩散，冲击淹没了欧洲和美国……

【53、美国人民还有历史的记忆】

《对中国好感降至历史最低 中国超俄成美国头号敌人》（美国之音 2023-03-07）报道：

美国著名民调公司盖洛普（Gallup）所做的一项最新的民调显示，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直线下滑，而视中国为敌人、甚至头号敌人的美国人在直线增加。与此同时，对台湾持好感的美国人所占比例却大幅上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盖洛普星期二（3月7日）公布的这项民调表明，在接受调查的美国人中，只有15%的受访者对中国持有好感，这一比例在一年中减少了五个百分点。

盖洛普研究顾问梅根·布里南（Megan Brenan）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近年来大幅滑落，自2018年以来跌幅共38个百分点。每十个美国成人中，就有超过八个人对中国持负面看法，其中45%的人看法极为负面，39%的人看法基本负面。

盖洛普的调查还发现，尽管目前俄罗斯正在对乌克兰发动侵略战争，而且美国及其西方盟国也在尽力向乌克兰提供几十亿美元的军事和经济援助抗击俄军，美国目前有50%的人视中国为美国“最大的敌人”，认为俄罗斯是美国最大敌人的受访者只占32%。

盖洛普自1996年以来，至少每年就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做一次调查。而在1979年至1994年间也曾就此做过六次民调。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1989年最高，达到72%；但是那年爆发天安门惨案之后，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立即暴跌至34%。

布里南在报告中指出，从那时起至2017年，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在33%至50%之间徘徊。2018年的民调显示，对中国抱持好感的美国人第三次超过半数，达到53%。但是在那以后，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又持续下滑，2019年为41%，2020年为33%，2021和2022年因为新冠疫情等因素的影响连续维持在20%。在今年最新15%的对中国好感度民调出炉前，20%为史上最低纪录。

盖洛普最新这次民调于今年2月1日至23日进行，是年度世界事务民调的一部分。在民调进行期间，美中关系因为中国高空侦察气球入侵美国领空遭击落并导致国务卿布林肯推迟对中国的访问而进一步恶化。美国政府官员一再警告北京可能考虑对俄罗斯提供军援也进一步加剧了两国关系的紧张。

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敌人”的受访者比例近年来上升也很快。2020年进行的民调显示，有22%的美国人认为中国是美国“最大敌人”，这一比例2021年升至45%，而今年则跳到50%。

受访美国人认为俄罗斯是美国“最大敌人”的比例2020年为23%，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上升到32%，今年仍然维持在32%。

盖洛普所做的民调显示，美国民主党人更倾向于将俄罗斯视为“最大敌人”，认为俄罗斯是“最大敌人”的民主党人高达53%，而仅有30%的民主党人视中国为“最大敌人”；而共和党人正相反，他们中只有12%的人认为俄罗斯是美国“最大敌人”，而视中国为“最大敌人”的共和党人比例则高达72%。

盖洛普的民调还发现，在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直线下跌之际，他们对台湾的好感度则直线上升。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四分之三的受访者对台湾抱持好感，比例高达77%。这也是自1996年以来所做八次民调的最高比例，比2021年所做民调还高出五个百分点。

调查发现，无论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或是无党派人士都对台湾抱持好感，具体的比例分别为78%、81%和75%。

此外，有47%的受访美国人认为，未来十年如果台海爆发冲突，那将是对美国关键利益的严重威胁。另有42%的受访者认为如果两岸爆发冲突，此事很重要，但不构成对美国严重威胁。只有10%的受访者认为此事并不重要。而分别在2004年和2021年进行的民调中，分别有23%和30%的受访者认为两岸冲突是对美国严重威胁，另有稍稍超过一半的受访者认为此事很重要，但不构成严重威胁。

在今年的民调中，有59%的共和党人、42%的民主党人以及44%的无党派人士认为两岸冲突对美国构成了严重威胁。

盖洛普的这次民调抽样调查了1008名美国成年人，误差的范围则在正负四个百分点之内。

网民嚎叫：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3-03-08 02:56:52

最尴尬的就是那些权贵的后代了，放弃中国国籍，他们舍不得，因为那里是割韭菜，贪钱的最好地方。可让他们放弃美国，他们更舍不得。美国和西方是他们的后路，是国内清算他们时可以躲避的地方。他们知道自己做得很差，所以不得不留条后路。这里包括那个光腚皇。习家人中，没有绿卡，兰卡的有几个？，没有其它国家居留权的有几个？

洋知青 发表评论于 2023-03-08 02:55:47

美国人和很多国家打过仗，包括朝鲜，越南，德国，日本，中国，为什么只有日本人和大陆华人受影响？是美国人偏爱吗？如果美国人偏爱大陆，为什么对中国改革开放最大的帮助来自美国？为什么共产党权贵后代，包括那个二傻习近平的女儿，怎会争先恐后的往美国跑？既然美国人百年前就排华，你们五毛垃圾往美国跑是不是脑袋被驴踢了？

偶偶地来一发 发表评论于 2023-03-07 18:38:18

您这数字哪来的？这么少的国家，和台湾邦交国有一比。

Embassy 发表评论于 2023-03-07 18:33:09

全球198个国家，对其有好感的只剩10个不到了。对美国没好感的，也剩10个不到了。

谢选骏指出：“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1989年最高，达到72%；但是那年爆发天安门惨案之后，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立即暴跌至34%。”——从那时起直到现在，美国人对中国的好感度再也没有回去……这说明，美国人民还有历史的记忆，不像费拉社会那样容易遗忘。

【54、美洲原住民的历史性反扑】

“《第42条法案》终止，美墨边境弥漫着困惑和混乱”（BBC 2023年5月12日）报道：

美国《第42条》法案届满 大量非法移民涌向美墨边境

三年多之后，特朗普时期一项允许迅速驱逐大量非法越境移民的政策即将到期。这项被称为《第42条法案》（Title 42，42条）的政策于当地时间周四（5月11日）午夜终止。

但在42条到期前的一周，每天都有创纪录的移民涌向美国与墨西哥边境。

几乎与此同时，美国众议院于周四通过了一项法案。《华尔街日报》称，该法案旨在通过对人员和设备的资金投入来阻止移民越境，增加寻求庇护的难度，并将恢复南部边境筑墙等特朗普时代的政策写入法律。

美国总统拜登（Joe Biden）承认，政策解除后“将会有一小段时间的混乱”。

来自委内瑞拉的米莱克西·戈麦斯带着孩子长途跋涉来到美墨边境。

美国官员在本周每天处理超过10000抵境个案，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高，3月时这个数字只有约5000。

路透社引述消息源称，周三（5月10日）的边境设施收容着2.8万移民，远高于设施容纳的上限。

为了应对移民涌入，美国国土安全部派遣超过2.4万名执法人员和1500名现役军人前往边境。

与此同进，墨西哥也派出军队至其中美洲边境，以控制预计会大量试图过境进入美国的移民。

BBC北美事务编辑莎拉·史密斯（Sarah Smith）从墨西哥华雷斯城报道，大量移民顶着烈日等候在美墨边境的铁栅栏附近，但是没有人知道自己能否获准过境。

来自委内瑞拉的米莱克西·戈麦斯（MiLexi Gomez）表示，她带孩子穿过原始丛林、翻过高山、坐过火车顶才到达这里。她的孩子们患了感冒，她担心会变成支气管炎。

她感到很绝望：“我问上帝，在这种地方，我应该做什么来保护我的孩子们。”

这样的景象并不寻常。寻求进入美国的移民通常会被安排住在华雷斯城市区，但是近日数量激增使得安置移民的系统难以为继，在边境工作数十年的人员也表示，状况前所未见。

莎拉·史密斯指，她访问过的人大多都知道本周《第42条法案》将终结，但是很多信息不尽不实，令他们感到困惑。

很多人相信只要法案到期，移民和寻求避难者会更容易进入美国；另一些人则认为，必须要在周四午夜前入境。

戈麦斯就表示，她听说自己必须在11日之前到达边境，才有机会去美国。她担心一旦这里积聚的人太多，自己的家庭就会无法越境进入美国。

“如果我们不能进美国，我不知道我们会去哪里，因为我们不能回我们的国家，”她说，“这就是真相。”

法案终结后将如何？

移民在5月11日跨境进入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县。

拜登政府在本周引入新规定替代过去三年里实施的《第42条法案》，新措施将试图在超过3000公里的边境线上改变现状，这导致了大量移民近日涌向这里。

严格措施将很大程度上禁止经由其他国家到达美墨边境的移民申请获得美国庇护，包括未事先于网上申请的人士。

据边境管理局称，非法越境者将被递解出境，至少五年内不准再进入美国，且会被“假定为不符合避难资格”。在《第42条法案》下则没有这些后果。

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埃尔帕索县（El Paso），一些入境者告诉BBC，自己赶在政策变化前赶到了边境。他们说对新移民法规会带来什么感到不确定，同时也因为听到大量谣传信息而感到迷惑。

同为24岁的乔（Jon Uzcategui ）和女友埃斯迈尼（Esmaily）来自委内瑞拉。他们告诉BBC，蛇头和其他偷渡者告诉自己，一旦出现在（美墨）边境就会被立即驱逐出境。这导致他俩赶紧非法穿越边境，从墨西哥来到艾尔帕索。

“所有移民都在谈论5月11日，”已经身在美国难民营的乔说，“但其中有很多谣言。我只知道有些事情在发生变化”。

这些判断和预期导致近期大量人群涌向美墨边境，穿越者达到每天1万之多，创下纪录。

新冠疫情爆发后，越来越多中国人经过中南美国家偷渡到美国。被一些中国网民称为“走线”人士，他们飞抵中美洲后多藉由汽车、搭船或徒步方式穿越各国国境，往美墨边境前进。

什么是《第42条法案》？

政策可追溯到1944年一项被称为《公共卫生法》（Public Health Act）的法律。该法给予美国当局阻止疾病蔓延的紧急权力。

2020年3月，特朗普政府援引该法令，指需要阻止2019冠状病毒病（Covid-19）从边境传入。

随着《第42条法案》实施，美国当局能够迅速将从墨西哥边界越境的移民驱逐，包括寻求庇护者——均以全球大流行疫情为理由。

据美国海关及边境管理局（US Customs and Border Protection）资料， 在《第42条法案》实施以来，有约280万人被驱逐出境。

2021年1月上任后，拜登和他的政府继续保留了这一政策，在超过一年的时间继续为该政策辩护，称它是一项公共卫生措施。

2022年4月，监督美国卫生政策的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释出信号，称由于公共卫生风险降低，将终结这项政策。

谢选骏指出：人说“《第42条法案》终止，美墨边境弥漫着困惑和混乱”——我看这是美洲原住民的历史性反扑，为了美墨战争的损失而进行的复仇。

《哥巴邊界「達連隘口」偷渡路線漸有組織 現營地、攤位》（編譯廖振堯／綜合2023-05-12）报道：

從南方的哥倫比亞走到北邊的巴拿馬之間的達連隘口，是目前最熱門的偷渡途徑，雖然危險，但漸成有組織、沿途有服務的路線。圖為一位委內瑞拉的母親帶著子女，眼神堅毅，坐在溪中休息，目的地是美國。

在哥倫比亞-巴拿馬邊境茂密的達連叢林(Darien jungle)中，大批人民揹著行囊徒步前進，沿路除了險惡的地形卻還有賣食品飲料的攤位、營地，乍看之下似乎是登山客的新挑戰路線，然而他們卻是來自南美洲各地的移民，不懼艱難也要向北美邁進；聯合國警告，今年通過此路線的人數恐破紀錄。

美聯社報導，達連隘口(The Darien Gap)路線近年越來越有組織，這已經成為主要的移民路線；然而這是抵達美國邊境前最險峻的地理屏障，移民們必須頂著暴雨，翻越陡峭山峰、涉過湍急河流，也很容易被山賊土匪劫財劫色。

達連隘口長106公里、寬50公里，是連接南北美洲的泛美公路上唯一的斷點，通過此處只能徒步或靠越野交通工具。

移民通常從哥倫比亞的小鎮阿坎迪(Acandi)出發，當地現在於叢林邊緣有個營地，提供一些急救服務，以及收費搬運行李的搬運工，路線前段也有小攤販兜售食物飲料。本週便有數百名移民攜家帶眷，排隊等待徒步穿越，更需付上175美元過路費。接近巴拿馬側的山路更為崎嶇危險，幾乎全是山地熱帶雨林，海拔從谷底60米一路攀升至1845米。

時值法典第42卷(Title 42)的防疫遣返令結束，各界擔心移民潮可能暴增；但美聯社記者在達連隘口詢問的移民大多數都不知情，而少數聽聞此消息的人也不甚了解。

33歲的拉米雷茲(Johnny Ramírez)和另外十名家族成員四天前離開委內瑞拉，抵達阿坎迪；他表示自己的國家沒有未來、沒有工作，雖然有聽說美國正取消法典第42卷的庇護限制，但不清楚這代表什麼意思，「誰知道跨境進美國會是什麼感覺」。

49歲的瑪西亞斯(Welington Galarza Macías)則是逃離了家鄉厄瓜多的暴力事件，花四天抵達阿坎迪。瑪西亞斯是重型機械操作員，希望在美國找到工作。

巴拿馬當局表示，今年已有超過10萬名移民越過達連隘口，聯合國則警告到年底可能有約40萬人通過，打破去年近25萬人的記錄。

谢选骏指出：人说“哥巴邊界「達連隘口」偷渡路線漸有組織 現營地、攤位”——我看这些都像是典型的“黑帮作业”。

【55、民主党放入非法移民是对废奴派的历史复仇】

《众议院通过边境安全案 拜登明言否决 无望成法》（星岛日报 2023-05-13）报道：

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移民法案，要求联邦政府继续在美墨边境兴建围墙，限制外国移民来美寻求庇护等，但控制参议院的民主党批评，法案“残忍”而且“针对移民”，总统拜登亦承诺否决法案。

综合美联社和《华尔街日报》报道，众院以219票赞成、213票反对通过法案，过程中两名共和党议员脱离政党立场，加入全体民主党议员投下反对票。共和党批评拜登施政不力，随着“42条款”（Title 42）时效届满，预料偷渡人数将大幅增加，因此国会需要兑现承诺维持边境安全。议长麦卡锡演说时形容，这次法案是“国家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边境安全法案”，相反拜登在移民政策方面的纪录“完全不同”。不过民主党议员指责，法案的方向完全错误，众院领袖杰弗里斯（Hakeem Jeffries）批评，共和党用14世纪的方法解决21世纪的问题。

这次法案全长213页，部分内容反映共和党内部也有妥协，要求加强边境安全的建制派和主张改变移民法的强硬派之间，彼此都有让步。当中的具体措施包括，恢复特朗普时代的许多政策，例如继续兴建美墨边境围墙，收紧难民庇护程序，申请人必须循合法途径入境；需缴付50元申请费用；接受面试时需要提交更严格的证据，证明自己在来源国遭遇“可信的恐惧”。法案同时推翻拜登早前宣布，允许海地、委内瑞拉、尼加拉瓜的合资格移民，在美合法工作2年的政策，取消移民官员在这方面的斟酌权。

众院表决后白宫迅速回应，批评条文只会导致事态恶化。参议院民主党已经表明，无意将法案排上表决日程。分析表示，即使法案得到参院全院表决，获得过关所需60票的难度极高，何况就算通过也会被拜登否决。

特朗普时代开始的“42条款”在11日届满，连日来无论是德州等边境州市，还是墨西哥境内接壤美国的地区，都已聚集大批无证移民，外界普遍相信随后的移民问题将严重恶化。

网民嚎叫：

海鲜火锅2021 发表评论于 2023-05-13 21:41:50

美国新排华法案升级，中国人不允许租房，美国最新两个州"入场"——

送交者: 2023年05月13日18:18:58

本周，路易斯安那州与阿拉巴马州也加入到了禁止外国人买房的行列中，而这两个州目前给出的提案较之前佛州，南卡等州的法案相比，更加激进。

需要说明的是，不论是德州还是佛州大家都看到了公众号中有众多版本，这是因为州两院投票中会根据内容进行修订，再提交州参议院与众院投票。

与此前几个批准的州，但是今天的阿拉巴马和路易斯安那州则更为激进，因为连租房都不行！

路易斯安那州众议院HB537法案下周一举行听证会。

法案规定2023年8/1起，以下国家和地区（中国、香港(专题)、古巴、伊朗、朝鲜(专题)、俄罗斯、委内瑞拉）的实体和公民不得购买、租赁、继承任何路易斯安那州土地（purchasing, leasing, or acquiring land）。

侃就侃一侃吧 发表评论于 2023-05-13 20:04:08

真的吗？哈哈哈，手心手背都是肉呀。

wang5zhao6 发表评论于 2023-05-13 19:44:27

黑命贵与非法移民已经在芝加哥打起来了。就因为在命贵的地盘计划安置500非移，结果这个97%投拜登的非裔区就不干了。

以后非移与非裔有的打

侃就侃一侃吧 发表评论于 2023-05-13 19:36:27

个人觉得需要劳动力一定会有更合理的办法。比如季节性的短期签证。成本会高一些，但也可以保护劳工的权益不至于被黑心雇主克扣。IRS可以增加几万员工征税，移民局也可以增加正式或合同工员工来处理。需要劳动力不应该是打开边境的理由，就如同监狱的费用高不应该是提前释放罪犯或把重罪变轻罪的理由。因为这些做法最后还是要由社会来承担后果。如果两年放几百万非法移民进来仅仅是为了劳工市场，好像不是一个合理的解释。

一点小看法 发表评论于 2023-05-13 18:51:51

说实话，美国需要低端劳动力。从宏观上看，民主党放水，共和党筑坝，两党相互配合，相得益彰。这样从长远上看，美国补充了劳动力，又不至于移民失控。

kittyl 发表评论于 2023-05-13 17:42:28

败等带着美国变棕色

aaoc 发表评论于 2023-05-13 15:06:00

民主党可能不择手段驱逐非移吗？黑命贵和非移福利党是民主党票仓的基本盘

侃就侃一侃吧 发表评论于 2023-05-13 14:51:04

哈哈哈，说好的不择手段呢？说好的只做不说呢？48到24小时，就是不择手段了？

谢选骏指出：民主党放入非法移民是对废奴派的历史复仇——白人内斗导致劣等民族的解放。

《庇護制度兩黨不同調 移民協議渺茫》（編譯盧炯燊綜合 2023-05-14）报道：

一名來自委內瑞拉的無證移民與17個月大嬰儿躺在市警局內。

民主、共和兩黨部分人本希望隨著美國法典第42卷(Title 42)的落幕，造成的邊界難民危機，能迫使雙方在無證移民制度的改革上達成協議，目前兩黨的談判陷於破裂。

現時在美墨邊境大量無證民提出庇護申請，使本已非常棘手的兩黨談判變得更加複雜，達成移民協議的希望變得渺茫。

過去數月來，兩黨約有八名國會議員私下討論在無證移民制度改革方面達成妥協，但最近幾天在如何處理庇護問題上出現分歧。

其中之一的德拉瓦州民主黨籍聯邦參議員昆斯(Chris Coons)表示情況已發生了變化，之前雙方主要是設法達成協議，將資金用於邊境安全，然而要在庇護問題上卻各走各路，因為這是一個價值觀問題。

一直以來，給無證移民提供庇護，主要予以因種族、宗教、政治觀點等遭到迫害的申請者。 但近年來，這些藉口反而成為一種取得庇護的策略，因為誰都知道，即使並無其事，但他們的案件可能需要數年時間才能得到審理。

數據顯示，移民法庭審理的庇護申請案，在過去十年中增加了七倍多，因而這個問題成為兩黨辯論的問題核心。在如何解決濫用庇護制度問題上，兩黨立場截然不同。

共和黨人提出了全面限制准入，更推動眾院通過立法，將申請庇護的人、必須在境外等候，待法庭審理他們的案件。而民主黨則走向另一方向，將尋求庇護保護的權利，視為美國固有的特性，同時擴大其他途徑，讓他們合法移民。

兩黨談判陷於破裂，讓人擔心無法達成協議。

不過亞利桑納州獨立派聯邦參議員席納瑪(Kyrsten Sinema)及北卡州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提里斯(Thom Tillis)上周聯手提出一項法案，或許會打破僵局。法案提議作為延長法典第42卷部分條款的法源，賦予拜登政府更大空間來處理邊境非法移民，例如給予白宮為期兩年、針對非法入境者的驅逐權。

他們說，這個法案在參眾兩院已獲共和黨人及一些溫和民主黨人的支持，並期望最終能達成協議。

谢选骏指出：印第安血统正向白人统治的大本营发起历史性的大反攻——旧的五百年的历史季度已经结束，新的五百年季度已经开始……这可不是什么“百年变局”，而是“历史春秋的五百年变局”。而美国1776年的革命至今已经248年，正在旧的五百年周期的一半之处。

【56、拿破仑是一块历史的垃圾】

《拿破仑曾曾曾孙超狂：哈佛毕业，用40克拉钻石求婚》（英国报姐2022-01-02）报道：

今天看到法国版《名利场》的一篇文章，介绍了拿破仑的后人，被称为"拿破仑八世"或"拿破仑王子"的让-克里斯托夫·拿破仑。

这位拿破仑八世，经常出席和历史相关的活动和采访，还和马克龙总统一起给拿破仑一世扫墓献花束，在法国还挺受待见。

再加上他身材高大，英法西三语流利，在各种名校读过书，长相和发量都可以，在法媒的讨论度也不错。

不过，相信很多朋友和报姐一样困惑了："啥？法国还有王子？拿破仑还有N代后人？"

还真有，且还是波拿巴王朝血脉延绵两百多年，剪不断理还乱那种。

拿破仑一、二、三世

让·克里斯托夫王子（拿破仑八世），是怎么和波拿巴王朝、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建立者拿破仑一世（全名拿破仑·波拿巴）扯上关系的呢？

咱先简单来捋一捋族谱，先从拿破仑一世的老爹，卡洛·波拿巴说起。

1764年，他和科西嘉岛的玛利亚结婚，生下13个孩子（夭折五个），后来称帝的拿破仑，1769年出生，排行老四。

1810年，拿破仑一世和第一任老婆约瑟芬皇后离婚后，再娶奥地利公主玛丽·路易莎为妻，生下了儿子弗朗索瓦，拿破仑二世。

1811年，法俄关系恶化，战争爆发，最后拿破仑败走冬日的俄国，又在1813年十月在莱比锡战役被击溃。

1814年3月，巴黎被反法同盟军占领，4月拿破仑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枫丹白露宫签署退位，波旁王朝复辟。

3岁的拿破仑二世被母亲带回奥地利，而父亲被流放至地中海的厄尔巴岛。

1815年2月，拿破仑一世潜返法国，波拿巴王朝第一次复辟。

1815年6月18日，欧洲反法同盟再次和拿破仑在比利时滑铁卢交战，大英帝国的威灵顿公爵和普鲁士的布吕歇尔指挥，战胜了拿破仑，最后他被流放到大西洋上的圣赫伦那岛。

波拿巴王朝第一次复辟（也叫百日王朝）失败后，波旁王朝开启第二次复辟，持续到了1830年七月革命。

这个时期，1821年，52岁的拿破仑一世去世。独生子拿破仑二世有肺结核，于1832年在维也纳去世，享年21岁。

拿破仑一世的直系血脉断了，但这不代表旁系血脉没人。

前面提到，拿破仑一世有七个兄弟姐妹，1848年之后，拿破仑家族的又一任成员登场，他就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子，后来的拿破仑三世。

拿破仑四、五、六世

拿破仑三世是怎么上位的呢？

拿破仑一世滑铁卢惨败被流放后，家族成员流亡欧洲各国。亲儿子拿破仑二世被软禁在维也纳，身体不好（前面提到21岁早逝）。

拿破仑一世的哥哥约瑟夫年纪大了，没有儿子。剩下的拿破仑一世的弟弟路易，也年过半百。最合适的继承人，就是路易的儿子，夏尔-路易·拿破仑·波拿巴。

夏尔-路易在瑞士长大，年轻时参加过不少自由主义运动，积累了很强的外交政治知识。他的存在，让法国力挺拿破仑波拿巴主义的人燃起希望，要助他重回法国。

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爆发，12月夏尔-路易赢得选举，成为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1951年12月，他发动政变，建立军事独裁，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他成为法国最后一个君主制政权的国王，拿破仑三世。

拿破仑三世从1852年统治到1870年，1870年在普法战争中失败，色当会战中被普军俘虏。后来他和妻儿流亡英国，受到当时的维多利亚女王的照顾，最后在1873年病死。

三世的独生子，当时17岁的拿破仑·尤金·路易·让·约瑟夫·波拿巴王子，成了拿破仑四世。奈何这位继承人也是命运多舛，1879年担任英军驻非洲祖鲁王国军官时，被当地人刺死，享年23岁。

四世的死震惊法国，但波拿巴王朝的旁系血脉断了一根，又没完全断。家族追溯了拿破仑一世的血脉，发现他最小的弟弟热罗姆·波拿巴的孙子，也就是拿破仑一世的侄孙拿破仑·维克多·波拿巴。

得，那他就当拿破仑五世吧。从1879年到1926年维克多去世，他都被波拿巴主义的追随者尊称为王朝族长，拿破仑五世。

拿破仑五世1910年和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的小女儿，克雷曼汀公主结婚。婚后生了一双儿女，大女儿玛丽公主，和小儿子路易·拿破仑王子，也就是后来的拿破仑六世。

拿破仑六世1914年在比利时出生，刚好赶上一战和二战。因为自己是拿破仑后人，外公外婆又是比利时国王王后，除了12岁时父亲去世，他早早继承头衔，其他时候生活都比较顺遂。

六世二战时匿名为法国参军作战，险些战死，最后幸免于难，得过一些军队荣誉。1950年因为法国驱逐曾经的王室首领，他离开了长居的巴黎，转而在非洲做生意，是成功的商人。

这时，六世按照血脉来算，已经是拿破仑一世的曾侄孙。

不传儿子传孙子

1949年，拿破仑六世和一位意大利的伯爵夫人之女结婚，婚后生下两儿两女。

大儿子查尔·波拿巴成为拿破仑七世。

七世1978年和意大利两西西里王国的公主结婚，婚后生了一女一儿。

这个儿子，就是现在的拿破仑八世，让-克里斯托夫·拿破仑王子，1986年出生。

实际上，七世和老爹的关系并不好，他从小接受的是现代自由教育，最高学位是索邦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对波拿巴王朝的政治遗产不太感兴趣。

而最让老爹不爽的，是他1989年和妻子离婚，没经过父亲允许又再婚，有违所谓的王族传统。

拿破仑六世对"现代"的七世儿子不满，1997年去世后律师公布的遗嘱里清楚写了，决定跳过儿子七世，剥夺他的继承权，把头衔传给当时才11岁的孙子。就这样，拿破仑一世的曾曾曾侄孙，成了拿破仑八世。

1986年出生的拿破仑八世，妥妥地在贵族精英圈里长大。本科是数学和科学专业，研究生念的科学管理，2017年还去哈佛大学商学院读了MBA，是成功的银行分析师和投资人。

多金有钱长得也帅，还来自拿破仑家族，这种传奇性的身世，法国媒体非常关注。

八世本人也很会social社交，除了为拿破仑家族基金会背书站台，各种历史文化活动他也会出席。

赶上法国社会动荡，各种分歧很多的时候，他接受采访时说，自己的名字是法国的一个象征，余生愿意为法国效力，吸了一大波粉丝。

八世趣事多

八世的私人生活和趣事还挺多，颇有些历史轮回的宿命感。

曾经有报道，扒到八世和英国的威灵顿公爵的后人，阿瑟·威尔斯利子爵是私募基金圈子里的竞争对手。

威灵顿公爵是谁？他就是前面说到的，1815年在滑铁卢之战里打败拿破仑一世的那位。他的后人，现在也在行业里和拿破仑的后人"打起来了"。

有网友说："这要是电视剧的话，肯定马上会掀起饭圈最可怕的骂战了吧！哈哈哈哈哈"

不过两位看到相关报道后回应都挺有好的，说互相认识，是朋友，历史挺有趣等等。

除了工作生活有历史感，八世的感情生活也挺神奇。

2019年10月，他和奥地利最后一任皇帝卡尔一世的曾孙女奥林匹亚女爵举行了盛大婚礼。

为啥神奇？因为拿破仑一世的二婚妻子，奥地利女大公玛丽·路易斯，居然是新娘的曾曾曾曾姨婆。换句话说，她和八世是超远房亲戚的关系。

奥林匹亚1988年在慕尼黑出生，是耶鲁大学的政治科学学士，也在哥伦比亚大学读过艺术史，有一年读书在巴黎交换时，遇到了八世，两个来自古老大家族的人一见钟情。

谈到两人这样的缘分和拿破仑一世与妻子的对比时，八世表示，拿破仑一世二婚娶妻，更多是为了稳定法国和奥地利的关系，属于政治联姻，但他和奥林匹亚是真正的爱情故事。

有多爱？八世求婚时的钻戒，取自拿破仑三世的妻子，法国最后一位王后欧珍妮王冠上的钻石，重达40克拉…

婚礼上，英国的尤金妮公主夫妇、卢森堡大公和王子、比利时公主等等，来自欧洲多个王室的亲朋好友齐聚一堂，排面相当足。

从1804年拿破仑一世建立波拿巴王朝，217年，这个家族的历史，跌宕起伏。

如今，拿破仑八世除了继续金融工作，平时也积极参与各种活动。

行走的拿破仑，想想真是有点神奇。

网民嚎叫：

Yusuke发表评论于2022-01-0311:48:13

其实对比拿破伦和希特勒，很有意义。二者都以独裁方式，迅速整合动员本国人民，使国力军力短期内迅速发展并急速发动对外战争……同样最终被彻底击败，但拿被多数欧洲人民视为英雄，解放者，而希却被视为恶魔。拿对本国及被征服地区，实施正版《民法典》，又叫拿破伦法典，与盜版不同的是，它是真正资本主义革命性的保障民权的法典。而希则在本国及被占领区实施种族优越论（徳意志种族优越论）并残杀被认为是低端人口的尤太人……所以，能够迅速整合本国资源，迅速动员本国民众的生产力，迅速提高本国经济，军力，也许并非全部，还要看你给世界带来什么……

jw2009发表评论于2022-01-0309:24:03

身高变化很大，比拿破仑高许多。看过的拿破仑最好的影片是苏联拍的那部《战争与和平》，其中拿破仑在指挥Borodino一战中的神情入神入化，可见俄罗斯人对拿破仑军事才能的崇敬。拿破仑在最后被放逐到荒岛上后曾经要与英国政府谈判，希望让他去加拿大，他保证不再从事政治，他要研究生物学。

Yusuke发表评论于2022-01-0308:29:40

理论上他不具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贵族title.就像中国姓爱新觉罗的一些人，并不具备任何贝勒格格的title.但人家高富帅，出身名门贵胄是真的。

谢选骏指出：拿破仑是一块历史的垃圾，被法国人收罗在巴黎的荣军院里。打这以后，法国再也没有打过一次胜仗，好像中了拿破轮子临死之前发出的什么针对法国的咒语。而他的猪妈妈生下的诸多崽子，还要来继续啃食拿破轮子家族的残余，以便让法国继续沉沦下去。

《拿破仑墓疑葬他人 史学家称尸体与画像不符合》（2007年08月23日大洋网）报道：

拿破仑的死因一直是人们关心的话题

尽管拿破仑去世已经180多年，然而围绕着这位昔日法兰西皇帝的死而产生的无数谜团一直悬而未决。最近，一份完成于1815年的拿破仑画像的浮出水面，再次验证了有关拿破仑遗体早已被人调包的说法。

面部左侧应有疤痕

坐落在巴黎塞纳河畔的法国荣誉军人院军事博物馆每年吸引着上百万外国游客前来参观，这里是继巴黎艾菲尔铁塔后的另一处重要景点，拿破仑就被安葬在这里。

自1840年英国人在圣赫勒拿岛将拿破仑的尸体挖出来后，遗体的真实性便一直受到阴谋论者的怀疑。过去5年来，由于法国政府拒绝对拿破仑墓中的遗体进行DNA检测，人们怀疑的目光变得越发强烈。

法国历史学家和拿破仑阴谋论家布鲁诺·罗伊·亨利表示，一幅在1815年拿破仑被流放到圣赫勒拿岛途中创作的画像显示，他脸部左侧有一条伤痕。但在任何法国画像或者有关这位皇帝的官方遗体面部模型上，都没有出现这条伤痕。拿破仑遗体的面部模型一直在拿破仑墓附近的荣军院军事博物馆展出。

这幅画像是由英国画家查尔斯·洛克·伊斯特雷克创作的，也是唯一一幅由英国画家在这个法国皇帝在世时创作的画像。这幅画像目前存放于伦敦格林威治的国家海事博物馆。

遗体上其他三处疑点

布鲁诺在他专著中对拿破仑遗体真实性提出了几个疑点，拿破仑于1821年5月在与世隔绝的囚禁地英属圣赫拿岛去世后，被就地安葬。19年后的1840年，英国将拿破仑遗体移交给法国，改葬在荣誉军人院。在对照两次安葬目击者的笔录文件时，布鲁诺发现拿破仑在圣赫拿岛下葬时，他的荣誉勋章佩戴在衣服外面，而1840年在巴黎开棺时，勋章被放置在制服里面。更令人起疑的是，开棺时人们发现拿破仑一口众所周知的黄板牙变成了刺眼的白牙。而两只盛有拿破仑心脏和胃的器皿，本应放置在棺木的一个角落里，但开棺时它们被放置在遗体的两腿之间。

布鲁诺和他的同事认为，英国人偷走了拿破仑的遗体。但为了掩人耳目，英国人将拿破仑的随从斯普利亚尼的遗体放进了坟墓。长期以来，人们便认为博物馆内的遗体的面部模型看上去太过年轻，与身体肥胖并最终死于癌症的拿破仑并不相符。

针对亨利有关拿破仑遗体并非本人的说法，法国荣誉军人院军事博物馆方面不屑一顾，坚称馆中安葬的毫无疑问是拿破仑本人。

拿破仑之死

综合报道 1815年，英国组成“反法联盟”，曾经叱咤欧洲大陆的拿破仑遭遇滑铁卢失败后被流放到英属南大西洋小岛——圣赫勒拿岛。1821年5月5日在岛上逝世，时年52岁。当时官方给出的死亡报告书称死因是胃癌。将近二百年来法国民间一直流传着各种各样的拿破仑死于非命的传说，有人说他病死，有人说他被敌人刺死，还有人说他被情妇毒死，其中流传最广的说法就是拿破仑被人毒死。

谢选骏指出：也许拿破仑没有得到如愿的安置，他的阴魂因此不散，从此与那征服他的科西嘉小岛的法国鬼子结了仇——导致法国也像是一块历史的垃圾，再也无法鼓起余勇。

【57、侵略借口所包含的历史真相】

《张宏杰讲历史｜日本侵华时的荒唐逻辑和借口》（03/06/2022 中国数字空间）报道：

一、

日本为什么侵华，今天当然已经非常清楚了，那就是日本军国主义为了建立霸权，掠夺领土和资源。

但是在当初，日本人曾经制造了种种荒唐可笑的“逻辑”和借口。这些逻辑当中最荒唐的，莫过于东京帝国大学教授蜡山正道的言论。他说，中国“拒绝邻邦日本的提携，反而连苏容共，向西欧帝国主义国家求援，扰乱了东亚的秩序。”[1]也就是说，中国拒绝了日本的善意提携，恶意向苏联和欧美求助，扰乱了国际秩序，日本不得不出兵。可惜的是，日本人的这些“逻辑”，直到今天，仍然被很多人高度认同。

日本军国主义在全面侵华前，曾经无数次向全世界声称他们对中国采取军事行动，一是为了应对苏联势力东扩，对日本战略生存空间的挤压，二是在“帮助”中国，防止中国走上错误的道路。

日本人说，苏联向东扩展影响，向中国等国输出革命，严重威胁到了日本的生存。因此日本出兵中国，是为日本国的生存和国家荣誉，不得不战：“日本之战于华北，为生存而争，为荣辱而战”。[2]

东条英机在东京受审时，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称“日本的生存空间太小，不得已才选择扩张生存空间”。

日本人说，他们先发制人，是迫不得已，是为“防共”，防止中国落入共产主义集团的控制之下。张皓在论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与建设“新日本”》中引用了大量资料。比如《盛京时报》宣称：“近百年来，日本之忧常在北方。甲午之役，三国之干涉，日俄战争，其祸因为强俄。今日外蒙与新疆，悉为苏俄所掩有，则‘满洲国’不得不受直接威胁，而华北首当其冲。现在苏俄虽困于内讧，其赤化世界之雄图未曾放弃。殷鉴不远，请看西班牙！日本之争华北，未始非先发制人、未雨绸缪之计。一言以蔽之，尽于‘防共’二字而已。”[3]

近卫文麿指责“中国目前对日本的敌对和蔑视具有第三国际背景。”，宣称“问题的根本是日本、‘满洲国’和中国应合作反对共产主义的威胁。”[4]

近卫文麿宣称：“日本外交在安定东亚。所最重视者，在赤化势力之进出。华北治安，日本有重大关系，防止由外蒙进来之赤化势力，以谋东亚安定。” [5]

日本打着所谓黄种人对抗白种人的旗号，积极地推动“亚洲主义”，说日本与中国文化上同源，因此应该追随日本。

日本人说，日本在东亚是大国，“负有维持东亚和平治安的义务”。日本基于责任心，“为着东亚大同起见，无日不希望中国向上”，日本对中国，就像父亲兄长对儿子弟弟一样关爱：“无时不在尽力图谋日华亲善，日本对于中国那种亲切的热忱，好像父兄望自己的子弟学好一样恳切”。

然而，中国不但不感戴日本的帮助，不考虑与日本同文同种情同手足的关系，反而倒向了苏联：“老大中国不但毫无长进，而且每况愈下了，到了最近几年，反而倒行逆施，联俄容共，情甘赤化起来，以致日本几十年来的苦心，全都付诸流水，悲痛之余，未免转为切齿之恨了”。日本“看着这孺子实在有点不可教”，“为着维持东亚和平治安计，不得不用正义之剑，斩此害群之马”，“断然决然地大加膺惩”。[6]

基于这个逻辑，日本反复指责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在外交上接近苏联是“为着自己的地盘，想满足独裁独善的欲望，竟敢认贼作父，采取联俄容共的政策”，因此迫不得已，忍无可忍，只能断然发动全面战争，以防止中国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日本人说，他们要帮助中国抵御两个外来势力。除了中国一起抵抗共产国际这个“赤化”的“危险的”国际组织，还要帮助中国抵抗欧美帝国主义。

日本人指责，国民政府除了靠近苏联外，还竭力寻求欧美的援助以抵抗日本，才导致了七七事变的发生。七七事变之夜下令攻打驻防卢沟桥第２９军部队的日本驻屯军第１联队联队长牟田口廉宣称：中国人“对于日本力主东洋和平而忍耐自重的态度，误认为日本软弱无力，只要有苏、英的援助，对付日本没有问题，所以他们高叫打倒日本，从而导致了目前的结果”[7]。

所以他们对华作战之目的是“拯救”中国于欧美的压迫和侵略中。近卫文麿在日军对北平发起总攻之日即７月２７日发表演讲：“中国领土之保全，在拯救邻邦，使其免欧美之侵略。今日之事态，若不幸延长，则无殊用亚东人之手，断亚东人之生机。余屡言中国方面须届时猛然反省，亟返亚东人本来之面目者，其意实在此焉。”[9]

二、

为了侵略中国，日本炮制出了“满洲特殊权益论”，理由很简单：因为中国东北离日本很近，如果被俄国占领，会影响到日本的生存，所以日本必须要占有。日本外交史专家信夫淳平认为，大多数日本人的心中都将满洲看成是日本的接壤地，是关乎日本国防和经济命运的重大利害要地。在信夫看来，“我国在支那既往的特殊权益正在受到欧洲列强势力东渐的侵害，而支那自身无抵抗之力，因此，我国才不得已，亲自采取防卫的措施”。[11]

日本侵华是分几步走的。第一步，是悍然出兵中国东北，中国军队没有任何抵抗，日本因此顺利地占领了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

但是，成立了伪满后，日本并不满足，接着染指华北。为什么呢？因为华北离日本也很近。因此他的第二步，则是鼓动“华北自治”，然后投向日本。

日本所谓的华北“明朗化”是怎么回事呢？自１９３３年５月３１日的《塘沽协定》导致华北门户洞开之后，日本企图从经济上蚕食华北。１９３５年，日军先是强迫蒋介石将其嫡系部队从华北撤走，接着又推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成立他们理想中的华北国”。[12]“公开谋使华北五省脱离南京的管辖”。

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所谓“广田三原则”。他声称，为了共同防共，华北须“明朗化”，所谓“防止赤化，须中日共商一有效之方法。赤化运动发源某国，在中国北部边境一带有与日本协议防止赤化之必要”。他要求国民政府必须与日本建立军事同盟，接受日本“军事上之指挥管辖权，以对俄”。此外，广田“坚决要求中国承认‘满洲国’，并放弃其他西方强国的支持”。也就是接受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这一事实。

这两步走完，在中国国内当然激起强大的反对声浪，出现反日浪潮。日本人因此说，日本侵华，是因为中国近些年不断地侮辱日本、排斥日本的结果。即所谓国民政府“排日侮日”与华北“中央化”的必然结果。

他们说：七七事变“系中国多年来辛苦大胆经营之‘排日’运动与教育之自然结果”[13]，中国“排日侮日”是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个重要的原因”。[14]

在日本企图实施华北“明朗化”下，国民政府不能不采取必要举措，决定了对日抗战准备的政策，努力“收回冀东察北”。

日本因此指责中国试图“驱除日本在华北的势力”“盛行军备之扩张”。日本指责华北“颇发抗日反满色彩浓厚之不法事件”，“中国对日暴状不下数百件”。寺平忠辅指责第２９军在七七事变之初“认为日本要将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因此主张马上同日开战”。

日本舆论称：“中国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后，不但不闭门思过，反躬自省，反而变本加厉，把所有的排外手段，集中于日本一国，对内施行排日、侮日、仇日的煽惑教育，对外用以夷制夷的卑劣手段，中伤或牵制日本。日本固然宽宏大量，由东亚大局上着想，隐忍自重。可是日本越隐忍，中国越狂；日本越退让，中国越自负，日积月累，由排日而侮日，由侮日而挑战。就是没有卢沟桥的冲突，也必有其他的冲突”。[15]

日本之所以悍然侵略中国，是因为它严重低估了中国人民的抵抗意志。日本人曾经计划三个月灭亡中国，实现其战略理想，没想到最终陷入八年战争泥沼。在七七事变之后，国际社会曾一度观望，但是当中国人民展现出坚强的抵抗意志，国际援助开始慢慢展开，对日本的战略物资禁运等制裁措施也开始一项项推出，逼得日本无法支撑，偷袭珍珠港，最终灭亡。中国虽然最终获胜，但是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

为了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中国近年来一直重申二战后形成的现行国际秩序，“该国际秩序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不容随意否定或推翻。”中国是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有权利、有责任、也有必要联合国际社会维护巩固这个成果和秩序。

（草成此文的目的，是让读者了解一下日本和伪满媒体当时的一些代表性观点，行文近乎罗列，仅供参考。本文重点参考了张皓的论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与建设“新日本”：日伪论制造七七事变的必然性》，凡未注明转引出处的材料都是从此论文转引而来。此外还参考了程铭的《近代以来日本的地缘政治思想与地缘战略选择》。）

欢迎关注我的新书《简读日本史》。

[1]日]蝋山政道．事変処理と大陸経営の要諦[J]．東亜と世界，122．

[2]《盛京时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１日论说：《华北事变之意义》

[3]《盛京时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１日论说：《华北事变之意义》

[4]Ｋｅｎｎｅｔｈ　Ｂｏｕｒｎｅ　ａｎｄ　Ｄ．ＣａｍｅｒｏｎＷａｔｔ：Ｂｒｉｔｉｓ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ｉｎｔ，ＰａｒｔＩＩ，Ｆｒｏｍ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Ｓｅｒｉｓ　Ｅ，Ａｓｉａ，１９１４—１９３９，Ｖｏｌｕｍｅ１６，Ｊａｐａｎ，Ｍａｙ　１９３７－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９３７，ｐｐ．．９5

[5]Ｋｅｎｎｅｔｈ　Ｂｏｕｒｎｅ　ａｎｄ　Ｄ．ＣａｍｅｒｏｎＷａｔｔ：Ｂｒｉｔｉｓ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ｉｎｔ，ＰａｒｔＩＩ，Ｆｒｏｍ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Ｓｅｒｉｓ　Ｅ，Ａｓｉａ，１９１４—１９３９，Ｖｏｌｕｍｅ１６，Ｊａｐａｎ，Ｍａｙ　１９３７－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９３７，ｐｐ．．９5

[6]《华北事变的原因及结果》，《盛京时报》，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０日（第２版）。

[7]吴玉林、宋波译：《卢沟桥事件一周年回顾座谈会记录》，《北京档案史料》，１９９０年第２期。

[8]《异哉日内阁之声明》，南京《中央日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２８日（第１张第４版）。

[9]《盛京时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３１日论说：《华北事变之意义》。

[10]Ｋｅｎｎｅｔｈ　Ｂｏｕｒｎｅ　ａｎｄ　Ｄ．Ｃａｍｅｒｏｎ Ｗａｔｔ：Ｂｒｉｔｉｓｈ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Ａｆｆａｉｒｓ：Ｒｅｐｏｒｔｓ　ａｎｄ　Ｐａｐｅｒ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Ｏｆｆｉｃｅ　Ｃｏｎｆｉｄｅｎｔｉａｌ　Ｐｒｉｎｔ，ＰａｒｔＩＩ，Ｆｒｏｍｔｈｅ　Ｆｉｒｓｔ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ｃｏｎｄ　Ｗｏｒｌｄ　Ｗａｒ，Ｓｅｒｉｓ　Ｅ，Ａｓｉａ，１９１４—１９３９，Ｖｏｌｕｍｅ１６，Ｊａｐａｎ，Ｍａｙ　１９３７－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１９３７，ｐｐ．．９４

[11] [日]信夫淳平．満州における我が国の特殊権益の検討．太平洋問題調査会，編．満州問題研究1929：13－15．转引自程铭：《近代以来日本的地缘政治思想与地缘战略选择》，吉林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

[12]秦孝仪：《卢沟桥事变史料（上）》（《革命文献》第１０６辑），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０９页。

[13]《近卫口中之对华北政策》，《中央日报》，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３日（第１张第３版）。

[14]《华北事变的原因及结果》，《盛京时报》，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０日（第２版）。

[15]《华北事变的原因及结果》，《盛京时报》，１９３７年８月２０日（第２版）。

谢选骏指出：张宏杰可能是用日本侵华防止共产党东扩，来影射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防止北约东扩。但是，张宏杰也可能是个共产党，所以故意忽略了“借口所包含的真相”——那个真相就是1931年爆发的“九一八事变”确实源于国民党和孙文1924年开始推行的“联俄容共”；而1931年“江西苏区”的诞生，又推动了1932年“满洲帝国”的出现。

网文《张宏杰（历史学者）》播报：

张宏杰（Zhang Hongjie），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非虚构历史写作、公共史学传播。

1972年4月出生于辽宁建昌县，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历史学博士，清华大学历史系博士后。出版《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简读中国史》《简读日本史》《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等专著十余部。

曾有多部作品在港台及海外出版。曾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辽宁文学奖”等，2006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之“年度散文家奖”提名。大型纪录片《楚国八百年》（CCTV1、9及湖北卫视2013年3月同步播出）总撰稿。2013年6月在央视《百家讲坛》主讲《成败论乾隆》系列节目，收视率创年度最高。曾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地做过多场学术讲座。2018年4月，张宏杰应邀出席在海南博鳌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并发表以“贵族精神”为主题的演讲。

张宏杰是蒙古族，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

人物评价

莫言

张宏杰以冷静细致的笔法，把人性的复杂、深奥、奇特、匪夷所思、出人意料而又情理之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原本熟悉的历史事实在他笔下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新鲜而又迷人。 

张越

我看过的中国历史书大多可分为两类。一是所谓“严肃的”：相当学术化，无个性无情感无生命力。一是所谓“通俗的”：相当野狐禅，特爱讲政治阴谋宫廷秽闻，成全中国人民崇尚“厚黑”的阴暗心理。极少数历史书属于第三类：既有学术研究又有价值观支撑，还有温暖的人性关照和有个性的表达，张宏杰的书属于这一类。从《大明王朝的七张面孔》到《坐天下很累》，于我们有趣，有益，有关。

当年明月

我最早读的张宏杰的作品，是他2003年出的那本《另一面》。那本书让我觉得震惊。和那些传统的历史书籍截然不同，在这本书中，除了史实之外，吸引我读得欲罢不能的是人物以及人性。……历史是有人性的，也是可以为人所理解的，这一切，我在张宏杰的笔下看到了。

谢选骏指出：张宏杰不仅是个共产党，而且是个蒙古人——所以他无法理解，日本人作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先锋部队”，正是踏着蒙古人的足迹前进的——忽必烈在中国建立了“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统一帝国”。近代以来，日本人处心积虑地入侵中国本部，正是仿效了蒙古和满洲在华建立的“帝国样板”。但是日本人没有意识到中国文明的阶段已经不同——从第二期中国文明的瓜熟蒂落，到了第三期中国文明的情窦初开。这个历史命运注定了，日本人在中国只能播种，就像苏俄；却无法像蒙古和满洲的强盗那样定居收割。等待日本的，将是被中国统一，继续为第三期中国文明的建设遭到挤压了。

【58、丘吉尔灭亡了大英帝国——经济学家都是历史的睁眼瞎】

《帝国陨落路线图 美国正按照剧本上演…如今到哪了？》（Eric今日美政 2022-05-10）报道：

昨天的节目中，我提到了美国建国基因中带着的一些问题。美国虽然是一个法治国家，但其基本制度框架的建立却是基于 240 年前的观念。立法系统和司法系统之间的职权不清，基本宪法难以适应社会改变，甚至包括其总统制中隐含的总统权力过大，赢者通吃导致小党派根本无法生存，只能保持两个大党，而且两党越来越难以合作等等问题，都将成为美国今后政治中的危机隐患。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们普遍担心，美国这个老大帝国正在走下坡路。而关于帝国兴衰历史的分析，我想大家推荐一位亿万富翁的看法。

他就是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的创始人，雷·达利奥。他毕业于哈佛商学院，毕业没多久就开始创建桥水基金，目前这一对冲基金管理的资金规模达到 1300 亿美元，而索罗斯的量子对冲基金大概也只有 250 亿左右的资金管理规模。达里奥的思想很类似马斯克，都有一种对最基本因素，第一性原理的追求。在达里奥对世界上各个帝国的兴衰分析中，他给出的历史数据和因果链条，是相当有说服力的。

在达里奥2021 年出版的新书 “正在改变的世界秩序：国家兴衰的原因” 一书中，他重点分析了近代人类历史上的几个世界性帝国的兴起和衰落。这包括，荷兰、英国、美国，和正在崛起中的中国。

达里奥在考察这些国家的综合国力时，使用了一套在投资市场里对一家公司评估时比较常用的数据分析方式。他主要考察一个国家的八个基本表现，这八个表现是：

教育，技术革新，产品在世界上的竞争力，经济输出，贸易量占国际贸易市场的比例，军事力量，金融中心的地位，货币在世界上作为其他国家储备货币的比例。

在一个帝国的崛起中，这八个因素的改变是有先后次序的。而且这种顺序在荷兰、英国和美国的帝国历程中，都是惊人相似的。

首先被重视的，是教育。给予公民良好的教育，很快会带来技术上的进步，产业兴盛，产品竞争力增强。占据世界市场的份额开始增加。这个时候，帝国进入一个上升期，大量的资金开始涌入帝国，这使得帝国成为了一个金融中心，自己的主权货币也因此成为其他国家争相购买的储备货币。由于帝国的借贷成本极低，因此逐渐过于依赖借贷，形成金融泡沫。这种经济形式很快造成国内贫富差距加大。国内的阶级矛盾激化，国外却因为军费开支的增加而变得统治成本更高，最终国内爆发革命或者在对外战争中输掉，帝国开始走向衰败。

大致的理论框架就是这样。我们来看看具体国家的例子。

比如说荷兰。荷兰在新教改革之后，极其重视教育，在 17 世纪，全世界将近四分之一的发明，来自荷兰。荷兰公民所受的教育，对公共政治的参与程度，均远远高于同期的其他欧洲国家。这使得荷兰的造船和航运业在技术上领先于欧洲其他国家，他们击败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之后，建立了在海洋上的霸权。荷兰人不仅仅在科学技术上领先，还创建了现代的资本主义制度，股份制公司和现代金融投资体制。这些制度奖励冒险和革新，并对外来者持开放态度。这使得荷兰人保持了压倒性的竞争力。屡次打败西班牙和英国海军。荷兰占领了主要的贸易市场，荷兰盾成为各国的储备货币。

如果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话，那么这个崛起后的帝国可以把赚得的财富进一步投入教育、科研和社会进步。来保持自己的优势，但事实上情况没有那么乐观。

因为帝国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主导地位，那么这个国家的货币就成了各国都愿意接受的储备货币。这使得帝国在融资方面得天独厚，发展金融业就变得非常顺理成章。金融投资的实质，就是用自己的钱，帮别人发展，然后自己享受别人发展后的一部分成果。这是一种虽然高风险，但能赚快钱，赚大钱，赚容易钱的方法。同时，帝国一旦没有钱了，就可以利用自己的国际储备货币的优势，来释放更多的信用，简单说就是印更多的钞票。这可以很容易地帮助帝国度过经济难关，但却使得帝国的债务越来越高。

帝国的制造业由于人力成本的上升，而变得越来越失去竞争力。英国开始和荷兰竞争造船业的时候，就因为英国的造船工人工资比荷兰低很多，因此英国的船只只需要高薪雇佣荷兰的工程设计人员，造出来的船只质量和荷兰一样，但成本却低了很多。后起国家的产品因为价廉，而开始在国际市场上越来越有竞争力。

后起国家会效仿已经成功的帝国，开始大量投资自己的教育，这一点在英国、日本、美国等国家最为明显。他们的公民素质开始提高。

而与此同时，在长期赚容易钱的帝国中，富裕环境下长大的人们的观念开始发生改变。他们开始追求生活的品味和质量，导致生产效率的下降。这一点上在今天的中国和西方的对比中最为强烈。甚至双方都开始不理解对方，一方不理解对方为什么有钱不赚，另一方不理解对方玩命赚钱到底是为啥？这就是两种极端的鲜明对照。

请注意，金融业是一个非常容易使得财富集中的产业。金融业不提供太多的就业机会，而收入却非常丰厚。这使得帝国内部出现贫富的急剧分化。达里奥非常注重贫富差距的问题，在 2019 年，达里奥接受 60 分钟节目访问时就说，贫富差距问题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国家紧急情况，急需做出调整。据达里奥的研究，美国收入低的 60% 的人口，他们的实际工资水平自 1980 年代开始就再也没有增长过。美国的贫富差距已经到了100 年以来最高的水平，1% 的人财富相当于其余 99% 的人的财富的总和。

金融业的高杠杆属性，也使得帝国债台高筑，从长期来看，将会影响帝国货币的信用度，使得继续使用帝国货币作为储备货币的动机减轻。这一点我们也可以从欧元、人民币对美元的威胁中看出来，美元指数从上世纪 80 年代的高峰，到现在已经几乎跌掉了一半。

另外，维持帝国运转的成本越来越高，尤其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而进行的对外战争，这将进一步恶化了帝国的债务情况。荷兰和英国的衰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战争，而美国目前的困境也是因为在对外战争方面的开销太大。

到了某一个临界点，世界最伟大的帝国突然发现自己的货币开始失去吸引力了。原本愿意借钱给世界老大的国家们看着老大巨大的债务和严重的国内问题，开始踌躇是不是继续买它的国债 。这时候，帝国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就是拼命印钞度过难关。最终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荷兰盾和英镑都经历过这个过程，而美国正在开始这个过程。

巨大的危机爆发。这可能表现为极端势力上台，甚至国内革命，也可能表现为输掉外部战争。帝国的陨落往往速度比人们想象得要快得多。

据达里奥的研究，这样一个周期，基本上是 250 年。美国到现在，基本上是刚刚走过自己的全盛时期，历史上积累的问题开始纷纷发作。达里奥说，虽然帝国们过去的历史都是这样。但正如我们人类的寿命正在不断延长一样。因为我们可以有更好的技术手段来诊断身体出了什么毛病，可以及时治疗，延长寿命。对于美国来说，我们也可以利用过去的教训和现代的治理手段，及时地发现帝国衰落的征兆，及时改进来改变过去的宿命，这是可能的。但问题就在于，我们不能再保守了，固守过去的陈规和观念，我们只能重复过去的历史。

我不太肯定历史是否会机械地重复自己，但过去发生过的错误，我们必须十分警惕。我还想重复一次昨天的最后一句话：愿上帝保佑美国。

谢选骏指出：经济学家天天盯着图标看曲线，但是这些钱串子在观察历史的时候，却是睁眼瞎——250年的朝代周期，中国历史的基本现象，例如明朝清朝都是如此——哪里需要现代经济学的支持呢？至于说到美国，我早就说过了；现在已是第四个美国（1776华盛顿、1861林肯、1933罗斯福、2008奥巴马或2016年特朗普）——2026年即将进入250周年！因为我说了，决战在即或决战已经开始了14年了（2008—2022年）。还有英国，似乎逃避了“王朝不过三百年”的寿命限制，因为1688年的光荣革命到现在已经三百三十四年了，看起来还可以继续存在；但其实不然，因为大英帝国早在1940年代就被二战终结了！英国向德国宣战，是一种自杀行为啊。战后印度独立标志的“大阴蒂国”的解体，正是“王朝不过三百年”的活生生事例。而《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年史》则是提供了另外一个事例。经济学家都是历史的睁眼瞎，冒充经济学家的卡尔·马克思就更是如此了。

【59、中文缺乏时态所以华人缺乏历史感】

《没有历史感会怎样？》（2021-11-23 胡泳）报道：

郭敬明，当年中国作协最年轻的成员，曾亲口说过，“对历史，哪怕是不久前的历史，毫无兴趣”。

2009年，笔者在第五届中文网志年会上演讲时说：“80后一代在精神文化领域，让他们从哪里知道昨天呢？从历史课本、语文课本吗？好在有了网络，否则他们得是多么营养不良的一代人。他们的‘没有昨天’，并不是主动的个人选择，而是无奈的先天不足。”

我错了。90后乃至00后，有了网络，不是用来解决营养不良，而是用来吞食过量塑料。而且，躲避历史，绝非出于无奈，而是变成了主动的个人选择。

于是，完全不知道昨天，只看到今天的一代年轻人，横空出世。

为什么要学习历史？

科幻小说家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A.Heinlein）说：“无视历史的一代人，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

其实海因莱因说得不对，无视历史的人，最大的麻烦是没有现在。我们都知道，我们无法改变过去，对未来也只能部分施加影响。为什么我们如此说的时候，根本不提现在？这是因为，你一旦想到现在，它就已经成为过去。“现在”其实是不存在的。

“现在”来了，越来越近，感觉就要抓住它了——然而，就在那一刻，它又离开了你。

认真想想，你的生活完全是由一系列“过去”构成的。“未来”还没有到来，“现在”不停地消失，所以，你能做的是和“过去”打交道，而那里才蕴含着作出最好决定的秘密。正视过去，才能够为未来作出正确的决定。过去会告诉你应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应该不做什么。

抛开个体，如果从群体的角度看，“没有历史的一代人不仅会失去一个民族的记忆，而且会失去对人何以为人的感觉”。这是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Simon Schama）的真知灼见。

如果一个民族抹杀她的过去，无异于一场巨大的悲剧。历史具有多重作用：追溯过去的物质文化；了解失去的共同体；绘制文明的兴衰。最重要的是，历史与认同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历史构成了一种积极的自我意识的基础：无论是国家还是文明都建基于其上。事实上，历史成为现代学科，正是缘于它在塑造民族认同中起到的作用——它与民族国家一同兴起。

毫无疑问，现代人学习历史的一个强大动力在于：历史是人类的课堂。这是我们中国人熟悉的“以史为鉴”：吸取过去的教训，以保证未来按正确方向行进。如同乔治·桑塔亚那（George Santayana）的名言：“那些不能从过去的错误中学习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然而，其实这并非一个好的学习历史的理由：历史过于复杂，无法教授简单的课程。不过，即便如此，了解历史却是理解当前复杂性的关键。历史可以传授分析与情感能力，并传达有关现实世界的真实知识。历史会启发我们思索摆在我们面前的遗产是什么，从而解放我们的头脑去应对未来的挑战。

与此同时，历史为我们提供集体记忆，赋予我们一种与地点、时间和共同体的联系感。当记忆消失时，我们的身份也将一同消失。正是我们对那些特殊的和与众不同的回忆的把握，使我们成为自己，也使人成为人，并令人与人之间保持关系成为可能。

记忆的失散会把我们推入深渊，因为我们失去了与自己以及与我们最亲近的人的关系延续性。

但日复一日，对集体记忆的敏感性却在不断丧失。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说：“对过去的破坏，或者更准确地说，对一种将个人的当代经验与前几代人的经验联系起来的社会机制的破坏，是20世纪晚期最具标志性的怪诞现象之一。世纪末的大多数年轻人在一种永远的当下的环境中成长，与其所生活的时代的公共历史缺乏任何有机联系。”

简而言之，他们是浮萍、是蜉蝣。

什么在抹除我们的记忆？

美国文学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Lionel Trilling）认为，到19世纪末叶，人们经历了从诚挚性（sincerity）到本真性（authenticity）的变化。前者意味着对他人诚实，即社会交往时应避免表里不一；后者意味着对自己诚实，即现代社会崇尚的所谓“追随自己的内心”。

相信本真性的人，持有一种无意识的信念，即他们是自我创立、自我产生、从自己的头脑里蹦出来的，因此完全自主，可以自我决定一切。只有在这样的“没有历史的一代”中，人们才能想象自身不假外求的自定义能力，从而使得现时代成为“我们所知的唯一一个认定自我的真实存在可以与过去彻底区分的时代”（特里·伊格尔顿语）。

同时，我们对过去的记忆也并不局限于对历史的简单保存或回溯，而是各种政治社会群体在有差别的价值观念引导下，对“过去”进行刻意筛选与过滤的结果。被权力操弄过后让特定社群在特定时期普遍信以为真的历史，最后“深入人心”，成为集体无意识。

正是如此，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才会在《一九八四》中断言：“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谁控制现在就控制过去。”

如果不能确保每个人都拥有民族的过去，那么它就会保存在某些权力者手中，而他们一定会夸饰历史的某种版本，以其定义符合他们利益的民族叙事。为了反抗历史的单一叙述，我们需要过去的那些不和谐、不舒服、令人不快的声音得到揭示，更需要记录权力者犯过的历史错误。

当我们谈论历史，很容易陷入“必然性陷阱”。所谓“必然性陷阱”是说，我们停止采取行动捍卫或促进我们认为正确的事业，因为我们相信，它们的最终胜利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当发生令人不安的事件时，我们也倾向于认为它们是不可避免的。

这样的想法会带来一种对历史的消极态度，在历史决定论与未来不确定性的双重夹击下，历史看起来似乎毫无用处，与更加“现代”的关注完全无关。

然而，正如政治学者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教导我们的，人类须对自身的历史负责。因为历史总是在被不断创造之中，所以在结果发生之前一切皆非必然，而当人们行动时，社会和人类事务总是可以改变的。

历史对年轻人有什么用？

在应试时代，现代学生的价值取决于他的考试成绩，教育评价体系也不会衡量学生的情感教育与心灵成长。历史对青少年教育的整体结构没有多大影响，成为一种可有可无的点缀，这种事态极其可悲。

沙玛说，作为历史学者，他有一个很大的担心：除非赢得青少年对历史的喜爱，否则“他们的想象力将被捆绑在永远的当下的铁笼中”。

历史使我们能够批判性地思考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展出来的种种叙事，并以此训练我们提出必要的有意义的解释，对塑造现代社会的因素进行探询和审视。

果真如此，孩子们将如何鉴识自己的过去的重要性？他们将如何使用历史来定义自己的现在？又何从了解什么力量会塑造自己的未来？在不了解人类存在的故事的情况下，他们将如何欣赏不同、纠正不公、讨论分歧或建立同盟？而历史可以传授所有这些东西，同时为每个孩子（无论种族、信仰、性别或国籍）提供一个识别自己的框架以及解释其周围世界的能力。

历史准备了一种文化素养，可以用来理解历史人物、时代、事件和概念。除此之外，也许更重要的是，历史赋予了我们以意义。它使我们能够批判性地思考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发展出来的种种叙事，并以此训练我们提出必要的有意义的解释，对塑造现代社会的因素进行探询和审视。

此外，对历史的研究可能封装了来自不同群体、性别或阶层的观点，这些群体对过去发生的事件有着不同的看法，需要一个平台进行真诚的讨论，达成妥协，并培养同理心。所有这些在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中都构成了积极的公民身份的基本要素。

对处于求知年龄的孩子来说，历史是有关意图、运动、实验和人类生产的一堂课，可以为孩子建立诚信和品格。人类具有内在的善吗？多年来谁控制权力和财富的分配？谁的政府为哪些利益服务？对历史的研究要求学习者提出诸如此类的复杂问题。

最后，历史叙事为我们提供了谦卑、勇气、智慧和最重要的希望的故事。记忆不仅带我们了解过去，还帮助我们适应世界。本质上，历史教会我们前进，认识我们的错误并从中学习，并最终为所有人创造更好的生存。

由于这些原因，全面的历史教育应该成为每个年轻人所受教育的重要部分。知从何来才能知所何往。

在数字时代历史还相关吗？

现在，有一种论调是，人类未来30年将发生的变化是非常“激进”的事情，以至于历史不会起到多大帮助。不乏有人开始怀疑，历史在了解近期（以及远期）方面的重要性越来越低。

我毫不怀疑，未来30年可能会带来巨大的动荡。姑且不谈别的，仅仅由于气候变化，我们也可能面临全球范围的灾难。极有可能的是，在未来几十年里，许多目前的生命形式将无法适应地球。这是史无前例的吗？或许是的。然而，如果没有对过去的任何知识或了解，我们将无法进入未来。

我们从历史上（而不是仅仅从气候学或古生物学上）知道在环境灾难期间会发生什么，比如，大规模的迁移和人口统计学的急剧变化会导致何种结果。我们知道这些事件过去是如何发生的——对富人和穷人，对白种人和有色人种，对来自全球北部和全球南部的人，对男人、女人和孩子，事件的结果都相当不同。

在这类事情上，如果我们能从过去当中学到东西，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将得以明智地采取行动，以负责任的态度作长远打算，并保持行为的公正。

人们之所以觉得历史不再相关，是因为与其他学科相比，历史研究的成果很少是有形的，有时也并不那么直接。然而，任何研究主题都需要论证：其倡导者必须解释为什么它值得关注。在过去，存在很多理由让我们相信，学习历史是合理的。例如，历史之所以在当前的教育中还占有一席之地，是因为早期的教育理念认为，了解某些历史事实有助于区分受过教育的人和未受教育的人。从中国到美国，许多社会都使用历史事实作为筛选手段，这种习惯在某种程度上仍与我们同在。不幸的是，以此来筛选人可能鼓励死记硬背，反而减少了历史学习的吸引力。

有很多讨论学科真正功能的方式，但是，对历史效用的所有定义都取决于两个基本事实。其一是，历史帮助我们了解人与社会。历史为人和社会的行为提供了一个信息库。虽然许多学科都在尝试了解人类和社会的运作，但它们离真正成功还很遥远。一些社会科学家试图形成有关人类行为的定律或理论。但是，即使这些努力也都依赖于历史信息，除了在有限的、通常是人为的情况下，可以设计实验以确定人们的行为方式。社会运作的主要方面，例如大规模选举或军事同盟，不能建立为精确的实验。因此，无论有多么不完美，历史都必须作为我们的实验室。过去的数据必须作为我们最重要的证据，也就是我们不可避免地寻求了解，为什么一个复杂物种在社会环境中，会表现出如此行为的证据。从根本上讲，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远离历史：它提供了唯一的具有广泛证据的基础，来思考和分析社会的运作方式，而人们需要对社会如何运作有所了解，哪怕仅仅是为了让自己活得更好一些。

学习历史的第二个原因，紧随第一个原因之后，过去导致现在，也将导致未来。无论何时，只要我们想知道为什么会发生某些事情，我们都必须致力于寻找导致这种情况的较早的因素。历史帮助我们了解变化何来又何往，包括导致变化的所有条件。历史的重要性在此显示为，评估过去变化示例的经验对理解当今的变化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不断被告知，我们面临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因而评估过去的变化构成了一项基本的生活技能。对变化的分析意味着发展特定能力来确定变化的幅度和重要性，因为某些变化比其他变化更为根本。同时，即使是最为戏剧性的变化，也伴随着某种连续性，识别这种连续性的能力也来自研究历史，更不用说确定变化的可能原因的能力。例如，某项技术创新，到底是一个主要因素造成的，还是许多因素结合起来，才导致了实际发生的变化？

由上可知，历史提供了唯一可用的研究人类境况的广泛材料。历史是非常有用的，更是必不可少的。我们通过历史进入人类经验实验室。当我们对历史进行良好的研究以后，可以获得有益的心智习惯、增强的知情公民能力、批判性思维和对事物的觉知，以及对影响我们生活的有关力量的洞察。这些并非功利主义的狭隘目的，而是在发现历史之美和智力挑战的途中，产生对世界运作方式的真正了解。

谢选骏指出：作者还问“没有历史感会怎样？”——他没有看看周围吗？活得浑浑噩噩，都像猪一样的蠢。

《经济笔记：缺乏历史感几乎无法进行有效的投资，万物皆周期辰论资本周期表》（辰论资本周期表 2021-12-20）报道：

1、13年的创业板牛市是传媒、电子、计算机、手游和影视等引发的，和这两年新能源引发，领涨版块有所不同。历史是不相同的。

2、13年医药版块走出10-12年控费降价的影响，业绩带动ROE，叠加现金流条件，估值回升。今年医疗集采是又一次影响，未来有历史可参。

3、ROE在交易实操中用得较少，但银行、地产、家电、医药、消费，大的趋势行情都有优秀ROE的支撑。

4、14年的一带一路，中字头股票两三倍的行情和如今新能源领域随便两三倍的行情类似，只不过持续性差。大基建输出、过剩产能输出，不是价值投资的对象，主要反应到ROE上，既不高也不稳定。

5、15年传统经济产业几乎全军覆没，市场和现在一样盛行小市值股票，也是传媒电子计算机……炒概念。

6、13-15中小创三年，16年开始白马蓝筹漂亮50，到18年也是三年。16年资源品去杠杆、17年金融去杠杆，所谓白马龙头行情很大程度都是行业集中度提高，又有高ROE支撑。大小票的转换是估值的再均衡。

7、19-21年，其实是宽松周期内的牛市，疫情更是引发了历史大级别的宽松。不要指望明年有牛市了，盈利下滑，又有加息周期，做趋势投资很难。现在已经进入小票投机。未来现金流充裕低负债的龙头企业可能抵御风险的能力更强。只看09和11年的主板，走势和现在的上证/创业板指很接近。年线是趋势转折的分界线，现在我们离危险并不远。

8、没有自上而下的跟踪体系，自下而上的研究几乎是一把瞎。作为部门工作，观测模型需要有日度、周度和月度的观察积累。

9、万物皆周期。地产、消费、科技有各自周期，都有迹可循。消费是后周期，趋势行情一般滞后于经济名义增速顶或底一年。

谢选骏指出：中国人为何老是赔钱？因为中国人缺乏历史感。中国人为何缺乏历史感？因为中文缺乏时态。中文缺乏时态是无法改变，所以中国人的健忘症是无可救药的。

《点评中国：历史因一场悲剧而改变》（BBC 2015年6月1日）报道：

二十五年前，学生们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抗议——

每年“六四”前后，是中国一年一度的“国家例假”（月经期）。届时官家高度紧张，疲于防范各种“侧漏”。

今年5月26日，官方喉舌《环球时报》发表题为《境外势力试图煽动八零后九零后》的社评，抨击一些中国留美学生近日联署的《纪念六四26周年致国内同学书》。社评在各大门户网站头条转载，数小时后突被全部撤下，其原因耐人寻味。

越是禁忌的事物，越能激发年轻人的好奇心。在“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旗号下，官方对“六四”讳莫如深，党史、国史“虚无”到近乎空白。近年互联网的普及，给真相的探索插上了翅膀。《环球时报》发此社评，反而提醒了年轻人——不妨上网翻墙，一探历史真相。

这篇社评宣称：“中国社会对不就八九政治风波继续争论、让那一页翻过去逐渐形成了共识”；“淡化处理不意味着原有的定性和结论出现动摇，它是中国社会‘向前看’哲学的一种选择”。从26年前官方定性的“动乱”、“反革命暴乱”（简称“两乱”），到后来的“政治风波”、“北京风波”，的确显示出“淡化处理”的趋势，当然也“不意味着原有的定性和结论出现动摇”，因为执政党永远“伟大、光荣、正确”。

喉舌习惯于“代表”全民说话，我却从未知晓，中国社会何时就“让那一页翻过去”形成过共识？相对于鼓励遗忘的“向前看”官方哲学，历史学者应该是“向后看的预言家”，惟有理性地总结历史，才能准确地预见未来。

每年“六四”前后，中国官方高度紧张，疲于防范各种“侧漏”。

品尝历史的苦果

“六四”对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十分深远，就我所见，其后果主要体现在如下六个方面：

一、共识破裂，政改葬送： 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曾是一个朝野有共识，全民有追求的时代，当时社会民意的主流，是支持执政党改革而绝非“颠覆”中共政权。中国本来有望通过政治改革，再次走上宪政民主之路，成为正常的现代国家。“六四”枪声一响，共识基本破裂，改革陷入危机。此后邓小平通过“南巡讲话”，保住了经济改革的半壁江山，但政治改革一直未能重启。26年间跛行的改革日渐丑陋，最终异化为食人怪兽，致有今日“体制腐败、社会溃败”的糜烂之局。

二、党在法上，监督缺失：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等中共第二代领导人，担心经济转型导致政权腐败，在废除干部终身制之后，曾计划通过政治改革实现“党政分开”，让执政党和政府接受人大监督。“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句话，写进了党章和十三大政治报告。“六四”之后权力重新集中，“老人干政”固化为政治潜规则，“党政分开”无人再提，人大重回“橡皮图章”，再没有任何机构能从法律上对权力独立行使有效监督。法自我立之，任我用之，由我坏之。法律为党服务，则依法治国徒托空言。

三、腐败升级，权力失范：80年代体制内的腐败尚处于“初级阶段”， 1989年学生提出的“反官倒”、“反腐败”口号，本是民气可用，与当下执政党的反腐败方向并无二致。学潮被当作“敌对势力”镇压之后，原本有望的“双赢”变为“双输”，政治改革停摆，权力既不受法制监督，也不受道德羁縻。当下社会分配严重不公，改革红利被权贵集团吞噬，腐败成为国家机器运转的润滑剂，政府丧失了维系社会公正的基本功能。

四、信仰破灭，道德沦丧：“文革”结束后，中国社会存在着普遍的信仰危机。“六四”将国人自毛时代以来蓄积的政治能量，一次性释放殆尽后，全体投入商海逐利；也令大小官员顿悟权力的价值，不再迷信理想的神圣。周永康、徐才厚等中共高官的暴富史，实为共产主义信仰崩塌之明证。随着26年间经济的高速增长，人格分裂、道德沦丧、弄虚造假、巧取豪夺成为社会常态。

五、失信于民，社会撕裂：“六四”的另一后遗症，是社会责任感普遍丧失，关注公共利益者成为另类。各级政府机构普遍“公司化”，权力成为牟利工具。入党只为做官，做官只为营利，党员不对执政党负责，官员不对体制负责，地方不对中央负责，军队不对国家负责。政权丧失公信力，掉进了“塔西陀定律”的陷阱；官与民撕裂为利益对立、互不信任的两个板块，中国掉进了吉拉斯的“新阶级”陷阱。

六、暴力维稳，有权任性：当年高层误判形势，对危机的处理缺乏政治智慧，令有机会和平化解的社会冲突，以出动军队镇压收场，同时也为日后的暴力维稳树立了样板。近年地方政府在处理上访、拆迁及社会群体事件时，往往夸大“敌情”，动辄使用暴力，以争取更多的维稳经费和编制、装备。维稳成了一条粗壮肥厚的产业链，也进一步激化了官民矛盾，社会蓄积着暴戾之气，仇恨的种子不时绽放出恐怖之花。

将来要想治愈这场悲剧在文化、道德层面上给中华民族留下后遗症，恐怕需要150年到200年的时间。

“六四”示威

现在中国许多年轻人对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并不了解。

悲剧的文化基因

历史的悲剧往往与文化有关，“以伦理为宗教”（梁启超语）的中国文化，孕育出“成王败寇”的政治传统。中国人两千年徘徊于平时顺民、乱世暴民的两个极端，走不出王朝更迭的治乱周期律。

孙隆基先生在《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中，以“六四”事件为例，指西方文化“为杀父的文化” ，中国文化为“杀子的文化”。的确，植根于航海、殖民传统的基督教商业文明，崇尚竞争和冒险，鼓励年轻人超越老年人。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国农耕文明，讲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尊卑长幼秩序，臣民忠于君主，幼者服从长者，否则便是“乱臣贼子”。

26年后探寻悲剧成因，不可忽视文明要素的缺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博弈双方都缺乏西方现代政治文化中妥协、共存的智慧。庙堂上的老人和广场上的学生，其实是同一种政治教育的产品：学生们陶醉于传媒的聚焦和民众的力挺，忘记自己身处险境，不理会 “希望同学们给党内改革派一点时间”（闫明复语）的呼吁，多次推翻接近达成的妥协；老人们则坚持传统的“江山意识”，将娃娃们的诉求视为“犯上作乱”，最终铁心大开杀戒的同时，也断送了政权自我更新的历史机会。

另一缺失关乎科技文明：据我现场观察，1989年学生和军警所使用的通讯工具，仅限于对讲机。当时国际流行的移动通讯已经进入中国，但模拟手机尚未普及；另一通讯利器万维网（WWW）这一年刚刚在美国推出，要等上七八年才开始在中国运营。历史不容假设，但我总是为自己的推想扼腕——若现代通讯科技提前在中国普及，则1989年的历史很有可能改写。

余论

近百年来，中国人每隔几十年做一场“中国梦”：1911年结束了“君主立宪梦”，改做“共和梦”；1949年第一“共和梦”结束，改做第二“共和梦”，这场梦逐渐变味，最终演化为历时十年的噩梦；1976年毛时代结束，三年后“改革开放”又成新梦……。有梦想，才有前行的动力；美梦不断变成噩梦，国人已习惯于被循环的历史忽悠。

历史的悲剧意识属于全人类，超越一切种族和国界。1989年发生在北京的“六四”事件，通过国际媒体的现场播报，震撼了全世界。中国人并未从这场悲剧中受益，事件最重大的意义，在于中国蝴蝶翅膀的扇动，引发了改变世界历史的飓风。北京街头的枪声沉寂五个月之后，柏林墙于同年11月9日一夜崩塌，此后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迅速改变了东欧多国的历史，直至体量庞大的前苏联轰然解体。共产主义阵营的断崖式塌方结束了冷战时代，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历史事件。

或许更加客观的历史评价，要在历史事件过去50年至100年后才能做出，但政治改革所错失的历史机遇，却很难再次出现。这一判断，我在1989年5月18日《新观察》《世界经济导报》联合举办的座谈会上，就已经提出过，这里不再重复。

“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政治人物若缺乏历史感，最终可能连现实感也会丧失。急功近利，好大喜功，不辨人心所向，不明历史潮流走向，极有可能犯下“颠覆性错误”。（2015年5月31日 北京风雨读书楼）

本文是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BBC立场。网友如有评论，请用下表：

1、读者反馈

任何人都是在不断探索中，尝试前进。国家更是如此。尤其中国从百废待兴到现在的第二大经济体，我们要给国家时间。相信我们国家能做好。我觉得没有错!我觉得我作为中国人我骄傲我自豪!中国人。中国梦.不像有些人或者国家期盼我中华灭亡之心不死!

2、西北狼, 西安

从利益论角度观察，我认为中共不愿意清算的理由还有史定则论现。一贯的转移视线手法，内怨外销，现仇推古，有外敌有故结，这些只要始终不解决，就不会谈论到自己身上。这个方法最实用也最方便，如此可大大减轻自己应付的精力。

3、未署名

六四是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对世界主流价值民主自由人权向往而向政府提出改变一党专制的要求，而被独裁政府镇压。中国官方应该学习台湾对二二八事件的处理真诚道歉没有和解就没有未来。中国年轻人由于长城防火墙和目前扭曲的价值观可以不知道64真相但这不代表他们永远不会知道。当然64事件对当代中国有意义，如果当年中共能接受人民建议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没有今天无官不贪的政商勾结难以改革的现象。可以说64是分水岭，重新评价64是中国能否成为现代化国家绕不过的坎。

4、墙内普通百姓：来自武汉

你BBC发的文章不代表你，那代表谁？

5、未署名

作者应该去youtube上看看纪录片天安门的评论，无数的人为开枪叫好，尼玛占领天安门将近两个月，学生自己没有任何共识，天天在天安门打架，争抢领导权，都什么人啊。还抢了限期戒严部队的枪。现在的学者老是一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腔调，让人讨厌。上外网那么难吗，我不翻墙，还是随便去。

6、未署名

講得好像很可憐的樣子……活剝動物的是誰？用高跟鞋踩死兔子的是誰？把熊活活的取膽汁的是谁？為了拍部電影把軍犬炸死的又是誰，到底還在期待什麼呢 期待天譴吧。

7、神州人民

在只有极少数人翻墙，普遍民智未开的中国，这种忘记历史反复被忽悠的状况，估计还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8、斌斌, 澳大利亚

环境污染，教育，医疗，歪货，安全事故等等等等，国人已经赏到了。

9、未署名

當年北京的情況, 教曉了我們一件事, 就是民主不能一蹴即至, 當時傳媒不顧學生死活,急於求成的手段, 亦是當年民主運動失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這種種錯誤, 二十五年後, 亦在香港重覆上演.

10、閒人, 中國香港

公知们的立场总是和普罗大众的立场南辕北辙的，奉劝这位章先生走出象牙塔，多接触一下广大普普通通的民众，根据大多数人的好恶来调整一下自己的立场吧！中国有了今天发展,幸亏当年果断处置了六四，如果学生们真的掌握了中国的大权，中国会比今天俄罗斯的下场更好一些吗？

11、zyz

我最近又看了《便衣警察》这部电视剧，感觉到四五运动和六四运动有些相似，便衣警察中那些关心政治，不惧压迫的青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最开始都被定性为反革命，但是四五运动终被平反，让人心情大悦，可是六四却没有，甚至一直到2007年我报考中科院的研究生时，居然还有一项追问是否牵和六四有牵连。博士期间，在学校和社会实践中，见到的那些所谓的学生干部和地方领导，也都无不是谈到如何利用好各种实践提高以后从政的机会，名校的博士身份如何更好的提升，看不到什么远大的政治理想和一点为人民服务的早期共产党员的精神理念。所以我想这一定是六四给青年人的政治抱负带来的灾难性的结果。但是从另一个侧面来说，如果六四的学生运动成功了，中国真的就会变得很好吗？我仅以俄罗斯为例，依然有强势的领导人出现，无法很好的和西方相处，经济出现激烈的动荡，国家分裂。要知道89年的中国生活水平和89年的苏联完全不是在一个水平，更没有资本去折腾。在中国的历史上，盛世的状况从来不会出现在一个分裂的国家状态中，反而有中兴的例子，有建国百年励精图治达到巅峰的例子。再有，看看柴玲那些六四的学生领袖，一个个那么慷慨激昂，他们真的就会和中共和谐相处吗？倒像是你死我活的架势，孔庆东（我并不是很欣赏他）说民主之后杀你全家，还是多少有那么点意思的，而且即使是学生内部，也是派别林立，矛盾重重，可以喊着民主自由的共同的理想的口号，但是具体操作起来，我真的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好比文革中的造反派，都是喊着拥护毛主席，武斗的时候还不都是打的你死我活。

12、未署名

历史被改变了吗？历史不会因六四或者文革等等所改变，呈现出来的就是历史本身，历史有自己的命运轨道，只由内在规律决定，探索历史轨迹，只要了解你自己,你将会了解神与宇宙的秘密。中国人在春秋战国时的行事就类似欧洲中世纪了，今天的中国现实是中国人自私经验的结晶，是必然的历史经历阶段，宪政民主必然到来源于对“如何自私”的认识，历史本来就是人的进步，所以悲观是可笑的，因为人只活几十年所以对历史长河的无奈掌控失望，历史不会悲观，它有自己的路，实际上已经展现出来了，任何人只要能再活五百年就不会悲观了，可怜的是这代人对固有命运的不满。

13、河流

口说无凭，凭什么说如果六四运动成功了，那六点问题就可以避免？难道不会有更大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有知识的年轻人大多颇为了解六四事件，就我认识的人来说，大多并不偏激的看待这件历史事件，学生运动多为误国，少有凭着一腔热血把国家推向进步的例子，多向前看别写这种废文了。

谢选骏指出：看看上面这些人的言论，像不像是在梦中游？他们哪里想得到——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一举摧毁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为何华人网民如此荒谬？因为中文缺乏时态，说写中文的人众自然也就缺乏历史感了。

【60、谁都在不断歪曲历史】

《五个国家不同版本的朝鲜战争！谁在歪曲历史？》（2023-09-03 沙石峪网络博客）报道：

1、美国教科书名：《世界历史》（第五版） 

课文题目：朝鲜战争是中国的不幸 

作者：威廉·杜伊科尔、杰克逊·斯皮尔沃格尔（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历史学家） 

出版社：汤姆森·沃兹沃思公司

编者按：美国的公立中小学不采用统一编写的历史教科书。本文所参考的高中历史教科书是现今美国最流行的高中历史教科书之一。 

美国公立高中一般在一年级教授《世界历史》。关于朝鲜战争的章节在本书中被归入“冷战在亚洲”目录。书中谈及朝鲜半岛双方时使用的是“北朝鲜”（North Korea）和南朝鲜（South Korea），为读者方便，本文翻译为朝鲜和韩国。全文如下： 

朝鲜战争帮助冷战扩散到了东亚。在1894－1895年的日清战争后，朝鲜这个中国的附庸国逐渐落到了日本和俄罗斯的掌控之下。1905年日本打败俄罗斯后，朝鲜被归并进入日本帝国，并延续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国宣布的目标之一，就是让朝鲜摆脱日本的控制。在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夕，苏联和美国同意按照38度纬线将这个国家分成两个不同占领区。他们最初想在朝鲜半岛恢复和平后举行全国大选，但随着美苏关系恶化，朝鲜半岛出现了两个各自独立的政府，一个是北方的共产党政府，一个是南方的反共产党的政府。 

两个政府沿着分界线的对立非常紧张。1950年6月25日，朝鲜军队入侵南方，他们的行动显然得到了斯大林的允许。杜鲁门政府立刻命令美国海军和空军支援韩国，联合国安理会还通过决议要求会员国联合抵制侵略（由于联合国拒绝将中国席位给予北京的新政府，苏联为示抗议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到9月份的时候，在美国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率领下，联合国部队越过三八线向北挺进，目的是统一朝鲜半岛，成立一个单一的非共产党的政府。 

杜鲁门总统担心，联合国部队逼近中国边境鸭绿江会挑起中国的干预。但麦克阿瑟向他保证，中国不会做出反应。然而到了11月份，中国的志愿军部队站在朝鲜这方开始武力干预，并击溃了联合国部队，将其驱赶回南方。尽管战争还在持续，在最初的38度分界线附近最终形成了一个静态的防卫线。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中国干预朝鲜战争是想在亚洲推行共产主义的明显证据，最新资料也显示，毛泽东当时认为亚洲正在兴起一股革命。但事实上，中国参战的原因可能很大程度上是担心敌对的美国在其前沿驻军，并可能越过边境发动攻击。麦克阿瑟当时还公开鼓吹轰炸中国东北地区、为攻击共产党中国做准备，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的担忧。 

不管怎样，朝鲜战争的爆发对中国来说尤其不幸。在朝鲜入侵韩国后，杜鲁门总统立即下令美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以防止中国（大陆）进攻台湾。更为不幸的是，战争强化了西方对新中国政府的立场，导致中国有20年的时间被主要资本主义大国孤立。美国继续支持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作为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并支持其占据联合国的席位。结果，中国无法获得各种形式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不得不完全依赖于苏联。中苏两国在1950年签署了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2、俄罗斯教科书名：《外国最新历史》（第五版） 

作者：阿·舒宾 

出版社：莫斯科德罗法出版社（Дрофа） 

出版时间：2008年第5版 

使用对象：俄罗斯教育和科学部推荐供全日制学校9年级使用（相当于中国的高中一年级） 

记述章节：第5章“冷战”中的第16节“1940-1970年的远东和东南亚”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朝鲜分裂为两个占领区：苏联和美国占领区。根据国际条约，在外国军队撤出后应举行全国大选。但是，在共产党和亲美力量在全世界对抗的情况下，这些条约并未履行。在撤军前，苏联在北方扶植了自己的金日成独裁政权，而美国在南方扶植了自己的李承晚政权。1948年，朝鲜分裂为两个国家：北方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南方的大韩民国。两个政权都镇压反对派，并开始准备武力夺取整个半岛。1950年6月，北朝鲜军队侵入南方，并正式宣布他们是为了反击李承晚军队的攻击。共产党分子占领了南朝鲜首都汉城，并渴望继续前进。8月，南朝鲜军队手里只剩下半岛南部面积不大的釜山基地。 

联合国的多数成员国视北朝鲜的进攻为侵略。联合国安理会决定动用武力对付侵略者。苏联没有对这一决定投反对票，苏联代表因对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抗议而缺席该会议。1950年9月，主要由美国人组成的联合国军在北朝鲜军队的大后方仁川登陆。共产党分子只得慌忙撤退。他们不仅丢失了汉城，也丧失自己的首都平壤。 

1950年10月，美军先头部队抵近朝鲜北部边境。美军几乎控制了全国。斯大林和毛泽东不能接受共产党势力失败的结果。中国宣布派遣志愿军入朝。实际上，进入该国的是上百万的中国军队，他们将美国人赶回到三八分界线，战争由此爆发。1951年至1953年，汉城和平壤之间进行了血腥的阵地战。任何一方都无法突破前线。数十万人死亡。美国空军残忍地轰炸北朝鲜，甚至中国。为反击这种攻击，苏联飞行员秘密参战。1953年7月，签署停战协议。 

3、韩国中学历史教科书 

编者按：韩国中学历史教科书《国史》中，在《大韩民国的建立》这一章里，用一个小节（共3页）介绍了朝鲜战争的原因和影响，朝鲜战争在韩国被称为“6·25战争”，原文如下： 

6·25战争的背景 

苏联军进驻朝鲜之后，金日成等朝鲜共产主义者们受到苏联支持开始掌握实权，并开始建立专制体制的基础。与此同时，他们开始肃清民族主义者，并对民族主义理念进行镇压，很快完成了对朝鲜的共产化。 

1946年2月，金日成成为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通过颁布土地改革法令、重要产业国有化法令等，强化了共产主义体制的基础，并在1948年9月建立了朝鲜共产政权。 

朝鲜共产政权与苏联秘密签订军事协定，增强军事实力，为入侵大韩民国做准备。但当时韩国由于各地发生骚乱和罢工等，社会还没有完全恢复稳定，而且政党和社会团体也是各为其事，政界同样一片混乱。 

朝鲜的南侵 

朝鲜一方面加快为南侵做准备，另一方面在表面上希望与韩国和平相处，以掩藏其南侵的意图。1950年6月25日凌晨，朝鲜越过三八线，开始南侵。 

韩国军队不顾武器落后，为决心守护自由，勇敢地与朝鲜共产军进行了战斗。但是由于兵力和装备的不足，韩国军队面对大规模的共产军入侵，不得不采取了临时后退。韩国政府为躲避共产军的侵略，经过大田、大邱一直撤退到釜山，并将釜山作为临时首都。 

6·25战争打响后，年纪尚轻的学生们也为守护自由而投笔从戎，与韩国军队一起勇敢战斗，很多青年为支持军队，而站到了最前线。 

随着朝鲜共产军的入侵，联合国安理会也紧急召开会议，将朝鲜确定为侵略者，并要求其撤出，与此同时，联合国还达成了向韩国派兵的决议。

韩国军队与联合国军以仁川登陆为契机，开始了反击，并在1950年9月28日收复首尔，为借此机会实现统一的夙愿，韩国军队与联合国军在击退朝鲜共产军之后，开始向朝鲜境内进军。 

韩国军队与联合国军一直进军到鸭绿江畔，眼看统一就在眼前，但由于中国军队的介入，不得不进行撤退。

中国动员了大量军队，实行人海战术，将战线向南大幅推进，并一度占领首尔。经过韩国军队与联合国军的奋力斗争，首尔得以再次失而复得，此后战线就在三八线周围呈胶着状态。在战争处于攻防状态的同时，停战会谈开始召开，并最终达成了停战协议（1953.7）。 

6·25战争的结果 

朝鲜挑起的6·25战争是对自由与和平的挑战，也是同族相残的悲剧，无数人民在此次战争中失去了生命和财产。此次战争中，韩国共有多达150万人的死伤者，并产生了无数战争孤儿和离散家属。

经过此次战争，韩国土地荒废，工厂、发电站、建筑、桥梁、铁道等经济设施彻底遭到了破坏。不仅人员和物质的损失十分巨大，人们精神上的伤害也同样巨大。韩朝之间因为此次战争产生了严重的敌对情绪，其结果就是，和平统一无法实现，双方长期处于对峙状态，民族悲剧持续至今。 

4、中国教科书名：高中历史选修3《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编著：课程教材研究所、历史课程教材研究开发中心 

主编：吴伟 

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7年2月第2版 

记述章节：第五单元“烽火连绵的局部战争”的第一课“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的爆发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国军队进入原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接受日军投降。双方以北纬38度线作为受降分界线，形成了南北两个占领区。在美国扶植下，1948年5月朝鲜南部成了以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9月，在苏联支持下，朝鲜北部成立以金日成为国家元首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半岛出现了两个对立政权。 

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视为自己称霸全球的最大障碍。在美国看来，朝鲜半岛的冲突不仅仅威胁到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利益，更是“苏联发动全球性战争的第一阶段”。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既可以维护和扩大美国在东亚的利益，也可以借机向全球进一步推行自己的霸权政策，加紧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包围和封锁。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朝鲜人民迅速攻占汉城，并向南推进，韩国军队节节败退。这引起了美国的强烈反应。美国利用苏联代表拒绝出席联合国安理会讨论朝鲜问题之机，操纵安理会通过了指责朝鲜是“侵略者”的决议，并宣布武装援助韩国，并悍然出动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干涉中国内政。7月，联合国安理会又决定组成“联合国军”干涉朝鲜战争，美国的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朝鲜战争从内战扩大为一场国际性的局部战争。 

同年8月，朝鲜人民军已占领了南部90%以上的地区和人口，把“联合国军”和韩国军队压缩在东南海岸一带。为挽回败局，在麦克阿瑟策划下，美国调集在东亚的全部机动兵力5万人，在500架飞机和300多艘军舰的配合下，于9月15日突然在半岛中部的仁川登陆，并切断朝鲜人民军南进部队的后路。朝鲜战场上的对比发生了改变。9月28日，美军占领汉城；10月，又越过“三八线”占领平壤。美军很快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的鸭绿江畔，并轰炸中国东北地区，严重威胁到中国的安全。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1950年10月，金日成向毛泽东主席发出紧急求援电报，请求中国出兵援助。为维护国家安全，援助社会主义国家抵抗外来侵略和干涉，中共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主要领导人进行了慎重考虑，决定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10月19日，在司令员彭德怀的指挥下，志愿军兵分三路跨过鸭绿江，开始抗美援朝作战。志愿军利用敌军轻敌和分兵冒进的弱点，先后取得两次战役的胜利，解放平壤，把美军赶回“三八线”以南。以后双方的战线基本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进行了三次互有攻守的大规模战役。 

1951年7月，在苏联建议下，交战各方开始进行朝鲜战争停战谈判。从此，朝鲜战争进入边谈边打、打打停停的新阶段。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占有数量上的优势，士气高涨；美军在技术装备上拥有明显优势，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地面部队的火力和机动能力很强。但美军士气低落，无力展开大规模反击战。 

经过战场上和谈判桌上的反复较量，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最后签字。协定规定，双方在朝鲜停止一切敌对活动，以北纬38度附近的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并在协定生效后60天内遣返战俘。

朝鲜战争的影响 

朝鲜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东西方两大阵营对立为背景的一次大规模局部战争。它对主要参战国及东北亚的国际局势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加剧了朝鲜半岛的分裂局面。 

在朝鲜战争中，新中国同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进行了三年战争，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美国通过战争扼杀亚洲社会主义国家的企图彻底失败。新中国是在帝国主义势力把战火烧到了家门口的情况下，被迫进行“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战争。它捍卫了中国的国家安全，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事业，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同时，在这场战争中和战争结束后，美国对中国实行长期封锁，致使两国关系长期处于敌对状态。 

5、朝鲜中学教材中有关“6·25战争”的主要内容 

一、南朝鲜侵略朝鲜的战争准备 

1.政治生活的法西斯化 

1948 年12月1日炮制了《国家保安法》；1949年初炮制了《报刊法》，完全抹杀了舆论和出版的自由；之后，又陆续制造了《国防警备法》（1948年7月）、《国军组织法》（1948年11月）、《兵役法》（1949年3月）等其他一系列的反动法律，由此全面确立了法西斯统治机构的傀儡体制。

2.镇压革命力量 

①完全禁止了民主主义政党和社会团体组织的活动 

1949年9至10月期间，强制解散了132个政党和社会团体组织。 

②镇压济州岛人民的反抗 

在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罗伯特的指挥下，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傀儡军队于1948年镇压了济州岛人民的反抗斗争，屠杀了7万多人，相当于全岛人口的四分之一。全岛400多个村庄中的295个村庄，约1万户民居被烧为灰烬。 

③镇压丽水军人起义 

为了镇压丽水军人的起义，1948年10月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傀儡军队动用了飞机、坦克和军舰，纵火烧毁了5000多户居民的房子，野蛮屠杀了6000多名无辜的百姓。 

3.为战争做准备的“援助” 

美帝国主义炮制了《相互防卫援助法》（1949年）和《军事援助双边协定》（1950年1月），特别是1950年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对南朝鲜的《援助法》之后，进一步扩大了对南朝鲜的直接军事援助，另一方面所有的援助资金只用于侵略朝鲜的战争。 

4.扩大傀儡军队 

南朝鲜傀儡军队在改编之前不过是区区5个旅，1949年年末武装力量已增加至8个步兵师团和一个装甲连队、2个独立营、6个105mm曲射炮大队。此外，还拥有了数千名的海军、空军部队和5万名的战斗警察部队。之后，到1950年6月，南朝鲜傀儡军队增加到了15万人。

美帝国主义不断增加军事援助，大规模地向南朝鲜供给军舰、飞机、坦克等战斗武器和战斗器材。 

5.加强推进南朝鲜军事基地化 

推进军用道路、港口、飞机场的建设与改建工程，在重要地区构筑永久性军事设施，沿着38°线全域筑造了战壕等防御工事。 

6.进行蓄意的武装挑衅 

美帝国主义从1947年开始就不断地进行武装挑衅，仅1949年就共有1863次武装侵犯。到1949年止，美帝国主义在对朝鲜的武装侵犯中，不惜动用了南方傀儡军队的81步兵师团和首都师团的营连部队、虎林部队、白骨兵团等连队，投入了师团规模的兵力，甚至调动了特殊部队、海军和空军。 

1949年，美帝国主义已经完成了对朝鲜的武力进攻计划的准备工作。然而，南方傀儡军队在38°线区域的武装侵袭中一直遭受着惨败，因此美帝国主义和南方傀儡政权不得不对“北伐计划”重新进行全面的商讨和修正。

二、侵略朝鲜的战争 

1.罗亚尔对“北伐计划”的指导 

1950年1月，美国陆军部部长罗亚尔进入南朝鲜指挥傀儡军队的北伐计划。 

2.麦克阿瑟的指示 

1950年2月，麦克阿瑟把逆贼李承晚和傀儡军队的总参谋长叫到美军远东军司令部，对进攻朝鲜做出了具体的指示。 

3.颁布非常警戒令 

1950年6月9日、11日和13日，美帝国主义分别颁布了《特别稽查警备令》、《非常警备令》和《预备非常警备令》，在38°沿线和南朝鲜全域制造了戒备森严的战争氛围。 

4.杜勒斯的进攻指示 

1950年6月18日，杜勒斯作为美国总统杜鲁门的特使进入南朝鲜，带领着美国军事顾问团和南朝鲜傀儡军队的高级官员视察了38°线一带，并在38°线的防御工事中最终批准了北伐的作战计划。第二天，杜勒斯向李承晚傀儡集团发出进攻指示，决定6月25日开始进攻北部。

由此可见，美帝国主义为进攻北方进行了缜密的计划和充分的准备，终于在1950年6月25日掀起了反对北方的侵略战争。 

三、战争期间，美帝国主义欲铲除我们的共和国的险恶用心 

1.动员一切侵略势力 

①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 

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把南朝鲜傀儡政权投入战争之后，6月26日全线出动了美国海军陆战队，6月27日按照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命令，开始全面出动美国海军和空军部队。此后，在我人民军队的猛烈反攻下，极度慌张的美帝国主义于6月30日开始出动了美国陆军部队。他们调动了本国陆军部队的三分之一、空军部队的五分之一和太平洋舰队的大部分兵力前往朝鲜全线战场。依据美帝国主义官方发布的资料，整个朝鲜战争期间参加战斗的美帝国主义侵略军总人数超过了400万。 

②操纵联合国军队 

1950年7月7日，美帝国主义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应对所谓的北方的“侵略”为理由，结成了联合国军队。此后，与美帝国主义侵略军一起，追随美国的15个国家（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埃塞俄比亚、法国、哥伦比亚、卢森堡、新西兰、荷兰、土耳其、泰国、菲律宾、南非、希腊、比利时）的雇佣兵被卷入侵略朝鲜的战争。 

③日本军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势力参加朝鲜战争 

据1950年7月27日英国路透通讯报道，2万5千名的日本侵略军的武装力量参加了朝鲜战争。 

2.现代武器和战争器材的使用 

战争初期，美帝国主义动用了以B-29为主的各种飞机1500多架，而在战争的最后阶段，投入了约1万多架。还使用了细菌、化学武器等大量杀伤性武器。 

3.军费开支与军需物资 

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军费开支约为200多亿美元。军需物资大约消耗了7300万吨以上，是太平洋战争时期的11倍。 

4.最野蛮和最残酷的战争手段 

①不正当的侵犯 

②大规模登陆作战 

1950年9月，仁川登陆作战时，美帝国主义倾巢出动了在太平洋地区的陆海空部队，地中海舰队和追随美国的15个国家的军队也都被拖入了大规模的作战计划。我们的人民军勇士们仅靠4门大炮和1个中队的力量对抗了5万多的兵力和300艘军舰以及1000架飞机，苦守月尾岛3天，保证了人民军队战略性撤退，保存了力量。 

③大规模的集中进攻

 美帝国主义为了配合部队在元山近海的登陆作战企图，在1211高地一带发起大规模的疯狂攻势。 

④焦土化作战 

当时，担任联合国军队司令官的克拉克在1952年8月叫嚣着要让共和国北半部的78个城市“从地球上消失”，命令军队进行无差别轰炸和炮击。仅在平壤市就投下了42万7千多个炸弹和凝固汽油弹。

5.美帝国主义耻辱的惨败和停战协定 

美帝国主义在前线战场上未能得逞的侵略野心，试图通过谈判来实现，于是展开了寡廉鲜耻的军事外交策略。1951年6月向我方提出停战谈判的请求，企图通过谈判来达成他们狼子野心般的侵略目的，实现所谓的“荣耀之战”。谈判一破裂，美帝国主义立即用原子弹进行威胁，并发动最后的、大规模的疯狂进攻。他们宣扬“行动重于交涉”，一方面发动新的攻势，一方面利用间谍集团，阴谋分裂和颠覆我党和政府。然而，美帝国主义和南朝鲜傀儡政权的所有恶毒的居心和计划均被我们毫不手软地粉碎了。 

6.朝鲜半岛北半部与南半部被杀害的无辜百姓的人数

北半部：数十万人；南半部：100多万人。 

7.所投炸弹、炮弹数量 

平均每平方公里投下18颗炸弹、炮弹，仅平壤市投下的炸弹和凝固汽油弹的数量就相当于平壤市人口总数。 

8.建筑、田地和文化遗迹遭受的破坏和掠夺 

战争期间，北半部的8700多个工厂和企业、60多万户的住房、5000多所学校、数千家医院、数万公顷良田和6700多处文化遗迹遗物被破坏。南半部在战争开始时的4个月时间里，50多座城市被破坏，12400多个村庄化为了灰烬。 

看到这里，问题来了！朝鲜课本里通篇没有一个字提到中国，提到抗美援朝，提到中国志愿军。作为中国人，我深深为那几十万为国捐躯的死难烈士感到悲凉！

网民嚎叫：

JustWorld 发表评论于 2023-09-04 05:28:03

1950年6月25日星期日凌晨韩战爆发，四野三个师为主力整编成约15万人民军的十个师，装配约185辆T34/85坦克，将韩国军打得节节败退。T34/85坦克是苏军二战主战坦克，也武装了四野，国民党毫无招架之力，中共至今为止严密封锁这类信息。美军此时在远东没有重型武器，只好调派驻守日本的24步兵师登陆韩国迟缓人民军推进速度，师长被俘，构筑釜山环形防御圈。

8月23日，为了能再度向釜山发动攻势，人民军在苏联又成立了第16、17坦克旅，两旅均为单一坦克兵种部队，人员以苏联教官培训的在苏朝鲜人后裔为主。第16旅辖坦克第41、42、43团，每团15辆T-34/85，共45辆。第17旅辖坦克45、46团，每团20辆T34/85，共40辆。这2个旅在组成后，经中国东北运抵平壤，再由平壤誓师南下，参加对釜山的攻势。

1950年9月15日仁川登陆，美军重型坦克投入韩战。至10月31日，很快把约300辆T34/85坦克消灭，击败人民军。

韩战战场 ,美军死亡人数：36574人(54246人是同时期全球美军死亡总数）。 从1950年6月至10月底，美军共阵亡8400余人 (美国国防部2014年数据)，死于人民军。 据苏联官方解密文件称中国志愿军阵亡人数为100万。70年代中美蜜月期美国统计志愿军阵亡908447人，失踪4471人。

54246(朝鲜战争退役老兵纪念碑) = 23615(当场阵亡) + 2460(受伤救治无效死亡) + 4817(任务中失踪被宣布死亡) + 2849(被俘后被宣布死亡) + 2833(朝鲜战区非战斗死亡,如事故、车祸等) + 17672(战区外死亡,即在朝鲜战争时期美军在其他地区担负相关任务的死亡军人、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因伤病死亡的军人)。

美国空军报告,军刀机(F-86 Sabre)杀敌比率超过比1:10。军刀机(F-86 Sabre)击落792架米格-15和108架其它类型的飞机,被对方击落78架。(After the war, and to the present day, the USAF reports an F-86 Sabre kill ratio in excess of 10:1, with 792 MiG-15s and 108 other aircraft shot down by Sabres, and 78 Sabres lost to enemy fire.)

JustWorld 发表评论于 2023-09-04 05:26:08

中共执迷于统战，超限战，弯道超车等歪门邪道，为什么会这样？

问题的关键是中共夺取大陆政权的真相一直被掩盖。

林彪的四野是中共夺取政权的关键力量。

中共赢得内战胜利的原因并不复杂。

苏共借二战胜利之际，在东北亚扶植两个傀儡政权，中共和北韩。之后指挥两个傀儡政权发动韩战。美苏两国解密文档显示韩战中共军人死亡近百万。

毛是苏共指定的头。二战后中共在苏共直接指挥策划下，从哈尔滨周边地区召集大约70万人，发动内战，辽沈战役结束四野兵力达150万。使用苏共提供的各种武器，包括T34坦克，所向披靡，国民党毫无招架之力。

真实情况是，国共内战是苏联人策划指挥实施的一场侵略战争。

不让中国人知道哈尔滨名字由来，及内战和韩战的真实信息。

双城四野前线指挥部旧址信息一直秘而不宣，直到 2006年10月1日建成四野纪念馆正式对外开放。所以，中共关于成立到打败国民党的报道基本都是夸张虚构的。

现代哈尔滨的名字来自俄语 Харбин 哈拉宾尼， Харбина 哈拉宾娜，Харбинскаго 哈拉滨斯嘎娃，这些俄语都是一个意思 ，用在不同的情况，写法不同。翻开哈尔滨开埠时期的俄文版1901---1906--1910年地图，明显注明早期哈尔滨叫 Сунгар 松花江市，俄语发音；松格里。1903年7月14日，中东铁路全线正式通车，同时改 Сунгар松花江市为 Харбин 哈拉宾尼市，即目前的哈尔滨市。

哈尔滨的名字最早见于远郊的老香坊火车站，当时被称为老哈尔滨 Стар Харбина(俄语译音，斯达列 哈拉宾娜)，香坊是当时的一个末等铁路小站，现在依旧是，可见100多年前的俄文版地图。如今哈尔滨的名字就是从这个末等小站的名字发展而来的，第二步是发展到到南岗区叫哈尔滨区（均有俄文历史地图为证）最后发展到全市通用哈尔滨的名字。

http://news.sohu.com/20090805/n265727014.shtml

新晚报联合搜狐：哈尔滨籍老兵寻访活动今启动

http://news.my399.com/local/content/2018-09/12/content_2298368.htm

152师后代回哈“探亲”

ahniu 发表评论于 2023-09-04 05:20:09

不让人挑战的都是假的。

雪狗2014 发表评论于 2023-09-04 04:15:33

东德西德 南韩北韩

modems 发表评论于 2023-09-04 00:11:33

日本教科书呢？

谢选骏指出：上文很蠢，不明事理，因为竟然发问“谁在歪曲历史”？他哪里懂得，谁都在歪曲历史——这才是历史的本质！谁都在歪曲历史，所以强者为王，胜利者撰写历史，最终的结论是没有固定的结论。谁都在歪曲历史，谁都在“不断篡改历史”……因为人心本身就有偏向，就是歪曲的，歪曲的，不断歪曲的。真善忍变成了假丑不忍，变成了真杀人！

【61、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可算一部《易经历史哲学》】

《二十世纪西方《易经》研究的进展》（《中国哲学史》1995年第2期|杨宏声）报道：

二十世纪初，在西方一些主要国家如英国、德国、法国、美国，研究《易经》已形成一定规模。英国的除了传教士身份的汉学家如艾约瑟等人外，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１８４５－１９３５）是其中之一。他是一个从事外交事务的汉学家，于１８９７年继威妥玛为剑桥大学汉文教授，著有两部研究《易经》的书：《来自中国的神奇传说》和《占卜概观》，都是在本世纪初完成的，后者是对前者的补充。在西方，翟理思较早研究《易经》的占卜方面，他认为《易经》这部奇异的书可以视为神谕集，在《占卜概观》中他对这部人类文明早期著作的特点作了概括：《易经》的意义来自那些连续的或间断的图形，它们的位置可以在卦象的下端、中间或上端，它们相互对立、分离、合为一体，因而可以从八卦的形态或结构—一具体讲是从八卦的符号、图形、作用和功能来了解《易经》的特点；每一卦是变化的，根据卦象的变化推演出某种相当于神谕的观念，从而获得指导生活、解答疑难的训戒。翟理思指出，自这部经典问世以来，每一位《易经》的读者都企求懂得如何用它来预言命运，感应神秘的天意。他的这两部书（特别是后一部）出版后，在英语世界拥有许多读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十世纪以来，中国本土传统的注疏式《易经》研究逐渐被各种新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取代。运用近代科学的各种方法重新阐释易理、评估《易经》的价值和意义，成为中国近代易学演进的主导倾向。西方汉学界最早对中国本土易“古史辨”派的顾颉刚、李镜池从社会史学的立场研究《易经》的学术成果作出积极响应的是英国汉学家魏莱（Arthur Waley，１８８９～　），他是英国研究中国美术史和思想史的专家，所撰的《易经》（The Book of Changes）一文发表在１９３３年《远东考古博物院汇刊》（Bulletion of the Museumof Far Easten Antiquities）第五期上。该文在《易经》的书名翻译上采用意译：“变化之书”。（而在十九世纪，《易经》的英译者往往对此采用音译，译作“The Yi King”。本世纪以来的英方学者对《易经》往往都用意译。）魏莱这一论文对《易经》中难解的、有歧义的卦爻辞作了注解和翻译，如译《明夷·初九》爻辞“明夷于飞，垂其翼”时，他根据李镜池所确信的“明夷”作为鸟名（The Ming-i）翻译（而卫礼贤译本则根据传统注疏“日入地中”翻译。

三十年代中期，有些中国学者直接用英文撰写易学著作及《易经》英译本，对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的《易经》研究趋向产生过不容低估的影响。这就是中国学者沈仲涛的几部英文易著：《〈易经〉的符号》（The Symbols of Yi King;or the symbols of the chinese logic of Changes）；《〈易经〉汉英对照本》（The Text of Yi King and its appendixes）。从现代自然科学的立场阐释《易经》可说是沈仲涛的易著之主要特征，自十七世纪以来，英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的汉学家多从宗教和哲学的角度译介和阐述《易经》，而沈仲涛在《易经》研究中力图充分揭示蕴涵于这部古老经典中的现代科学意义。这当然并不是他个人的独创，在他之前或之后，中国学界许多富有现代科学素养的易学家已持与此相近的研究态度和学术立场，其中可举出抗辛斋、薛子潜、丁超五诸人。但将此见解系统介绍给西方学术界的，沈仲涛首有其功。沈仲涛富于现代科学的素养，《〈易经〉的符号》这部书是他凭借自己对西方科学的系统研究，经过十数年的苦心努力，翻阅了一百多种《易经》版本（包括西方汉学家的译本），收集了相当一部分传统占筮书和手稿而写成的。这部著作意在把读者“带入科学的领地”，向西方读者介绍卦在物理学、逻辑学和天文学上的精妙应用，力图阐明卦中所蕴含的宇宙变化原理：正是这些符号，使人们进入光与热、重力与吸力的世界。沈仲涛的《易经》英译主要根据理雅各的译本，但在许多地方作了相应增补和改译。他在译本的前言中说：“尽管理雅各著作的全部材料是有用的，而还是作了许多变更”。理雅各的译本是“经”、“传”分开的，沈仲涛把它们重新合并。当时西方学者引用《易经》英文，往往就采用沈仲涛的译本，如利本塞尔翻译汤用彤《王弼元周易论语新义》（WangPi's New Intenpretation of the I Ching and Cun-Yi）时，主要就是参考沈仲涛的英译。沈仲涛的论著在西方的影响似乎更大，当代西方许多《易经》的译著和论著，往往设专章讨论现代科学与《易经》的关系。沈仲涛可说是国际上结合现代科学研究《易经》的首创者之一。

本世纪上半叶仍有不少英国学者尝试《易经》的英译，但多是零星从事这一工作。例如米尔斯（I.Mears）的《易经》英译，附在他所柱的《创造力》（Creative energy）（该书于１９３１年在伦敦出版）一书中，用意显然是将《易经》作为阐述创造问题的一个实例。

自上世纪后半叶到本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学者圈、甚至一般英国有教养的公众，对《易经》可说已不再陌生，与《易经》相关的一些基本观念如阴阳、五行、太极及《易经》的某些实用价值如占卜，已相当广泛地为人们了解。这里可举汤因比为例。汤因比本人于１９３１年到过中国，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思想作过系统研究和阐述，他虽然并不是专门易学家，但从他的一些历史著作看，他对《易经》显然是了解的。至少就易学的某些重要概念作过比较深入的思考。在他的洋洋巨著《历史研究》中，汤因比多处将“阴阳”概念作为一个具有普遍阐释作用的历史哲学观念加以应用，并认为他的基本宗旨之一，就是探索“六千年以来世界各地先后从‘阴’变到‘阳’、从‘静’变到‘动’的原因”，或者说探索人类文明“从阴到阳的巨大的宇宙性的后果。”在汤因比看来，“阴阳特别在作为阐释人类起源和演进的基本原则时是有意义的：文明演化具有阴阳两极的结构”；在“许多不同的时代里有许多观察家认为，一动一静的交替的节奏，前进、停止、又前进的交替的节奏，乃是宇宙本身的一种基本性质。古代中国社会的圣贤们用他们充满了智慧的形象的说法，把这种现象称为‘阴’和‘阳’—一‘阴’代表静，‘阳’代表动，在古代中国符号‘太极’里，代表‘阴’的是一团黑云遮蔽着太阳的形象，而代表‘阳’的是没有云遮蔽的发射光芒的太阳。依据中国人的公式，‘阴’总是在先的，如果用我们的说法，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祖先在三十万年前达到了原始人性的那块‘岩石’以后，休息了三十万年的百分之九十八的时间才走进文明的‘阳’性的活动时期。我们现在必须找出促使人类生活重新运动的积极因素，不管它是什么模样”。［①ａ］汤因比还用“阴阳”概念阐释神话故事的结构及寓意，并进而具体解说某些历史民族的非“原生性”的“子体文明”起源的哲学性质。

本世纪以来，德国学者为确立易经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促进《易经》研究的国际化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贡献，是与卫礼贤（Pichard Wilhelm）分不开的。卫礼贤译解《易经》的初衷是为了向西方世界介绍这部中国重要的经书，但他在介绍中十分强调《易经》具有世界性、普遍性的意义和价值。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本世纪以来国际范围的易学演进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讨论和争议，都是基于、或者说是围绕卫礼贤的易学成就而展开的。

首先是卫礼贤为西方学术界提供了一部无与伦比的《易经》德文译本，这是他在旅居青岛时，在中国学者劳乃宣帮助下，花费了近十年时间翻译而成的。劳乃宣精通中国古算学，对《易经》深有研究。卫礼贤对他与劳乃宣合作翻译《易经》，作了这样的论述：“我们工作严谨，他（劳）用汉语解释经文，我作笔记，然后我把经文译为德文。之后我不参阅原著，把德文转译为中文，再加以比较，审核译本在各方面是否都正确达意。然后对译文加以润饰，在细节上反复讨论，并作了三、四次修改，附辑最重要的注释。译本就这样诞生了。”卫礼贤的德译本《易经》于１９２４年在德国耶拿（Jona）出版，因信、达、雅兼备，在西方得到了高度评价。

不过，卫礼贤的译本问世后，刚开始在学术上并没有引起积极反晌。卫礼贤的德文译著在其后所以能发挥广泛的学术文化影响，首先应归功于瑞士的心理学家卡尔·古斯塔夫·荣格（Karl Gustav Rung １８１５～１９６１）和作家赫尔曼·黑塞（Helman Hesse，１８１７～１９６２），他们为卫礼贤的德译本《易经》在西方的广泛流传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早在荣格和卫礼贤于１９２１年首次会晤以前—一当时卫礼贤正在苏黎世心理俱乐部就《易经》首次作演说—一荣格已熟悉理雅各的英译本《易经》，但荣格认为，卫礼贤的德译本比理雅各的英译本要正确得多，因此对之倍加推崇。他在一篇纪念卫礼贤的文章中写道：“卫礼贤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译本，不仅译文严谨，也由于他的个人经验，一方面他是一位中国旧学者的学生，另一方面又从事于中国瑜珈心理学的应用，而《易经》的实践应用，又给他带来了新的成果”。荣格促成了将卫礼贤的《易经》德译本转译为英文本。英文转译本是由荣格的一位德裔女学生、心理学家卡里·Ｆ·贝纳斯－芬克（Cary.F.Baynes-Fink）翻译的。当时年已７３岁的荣格为这一英译本写了序言，阐述了《易经》对于现代心理学发展的意义，指出了卫译本的价值，这对卫译本在英语世界的流传起了重要作用。尽管当时已另有约十五种之多的《易经》英译本面世，但与之相比，卫礼贤德译本的英语转译本在半个世纪以来发行了一百多万册，可见其被英语世界接受之广泛。瑞士作家黑塞曾为卫礼贤的德译本《易经》写了一篇十分有意义的评论文章，指出《易经》是一本最古老的智慧和巫术之书。黑塞不仅从思想方面阐释《易经》的意义，而且将他从《易经》中获得的感受融汇到文学创作中。他晚年创作的小说《玻璃珠游戏》，从其基本构思中可以明显看出受自《易经》的影响，黑塞因这部小说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对《易经》的感受及理解方式，对本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整整一代青年人—一从美国旧金山到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一都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当然，以今天的学术眼光来看，卫礼贤的德译本《易经》也有某些不足，例如他的译文有时过于谨慎，使汉语原文中的一些涵义被摒弃了。其次的不足是，他的译文以宋代理学家的口气翻译。因他主要根据《周易折中》译，而要做到“信”，就必须忠实传达原著的材料和思想倾向，而这只能代表中国易学传统的一种思路。再者，由于他强调指出《易经》的占筮这一方面，西方人，特别是学者圈之外广大的公众在接受卫译本《易经》的同时，也接受了他对《易经》占筮意义所作的解说，并往往不适当地夸大它。因此，在西方由卫礼贤译本的传播而对《易经》的接受，就不无误解之处了。

值得进一步提到的是，卫礼贤并没有单纯停留在《易经》翻译上。德译本《易经》本身同时也是一部依经文翻译而展开讨论的学术著作，在这部译著中，卫礼贤广泛引用东西方学术思想文献，或评论、或比较、或发挥，使这部译著本身具有独立的学术价值。在德译本《易经》之后，卫礼贤接着又发表了《变易与交感》、《〈易经〉的艺术精神》、《死亡与更新》、《对立和统一》和《变中之常》等一系列研究和阐释《易经》的文章，这些文章于１９５６年以《变与常》（Wandling und Dauer）为题，由德国欧根·迪特里希出版社出版。这些富有成效的工作，使卫礼贤成为西方本世纪以来最有成就的易学家。

全面地评论卫礼贤的《易经》译著和他的易学思想，也许得写一部有相当篇幅的书才做得到，更不用说在他之后还有由他的译著而引出的一批西方易学文献。卫礼贤对《易经》的翻译和研究所达到的高度学术水平在本世纪上半叶是最富代表性的，正是他为西方《易经》学术研究多方面化奠定了基础。从《易经》学术研究的国际性开展的角度看，他为易学的现代化与世界化所做的工作基本而重要，影响广泛而深入，以至可以说今日西方易学的发展仍处在与“卫礼贤时期”密切关联的“后卫礼贤时期”。

如果说，在本世纪上半叶《易经》在西方世界的影响仍局限于少数学者（主要是汉学家）圈子内，那么到下半叶，《易经》的传播大大普及化了，就学者圈而论，范围也大大扩展，西方有代表性的从事不同现代学科研究的科学家和哲学家中，许多人试图对《易经》的意义和价值进行解说和发挥，这就造成当代国际化《易经》学术研究范围的新扩展，一种新的易文化思潮正在形成。这种思潮由于与现代世界的主流文化有种种复杂微妙的关系和联系，其发展前景相当可观。可以期望，易学的国际性的研究若能合理而有效地展开，很有可能在不远的将来成为当代多元文化世界的一种富有创造性的主流思潮。

《易经》研究在当代国际范围内的全面兴起，既与中国本土和港台地区乃至整个东亚易学的复兴密切相关，也为西方易学本身的演进所推动。先就后一方面的问题展开讨论。

从本世纪起，西方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易经》研究呈现积累而进、连续发展的面貌。因此，当代国际《易经》研究的学术动向，在一些基本的方面与本世纪上半叶的易学发展密切相关联。

德国的卫德明是卫礼贤的第三子，也是卫礼贤的易学传人。他的早期著作《变化：易经八讲》是他于１９４３年在北京时为驻京德国人学习《易经》而作的系统报告。卫德明在报告中自称，他对《易经》的阐释完全据于其父卫礼贤工作的基础之上。卫德明１９４８年赴美，任华盛顿州立大学东方学院教授；１９６０年，《变化：易经八讲》一书由卫礼贤德文本《易经》的同一转译者贝思斯译成英语，（卫礼贤的德译本《易经》早在１９５０年就译成英文。）卫礼贤和卫德明的《易》著在英语世界的出版，是当代西方易学史上的大事件，给五、六十年代美国易经学术研究的展开予以直接的鼓舞和推动。这使人想起６０年代后期卫礼贤《易经》译本的法文转译本出版所引起的热烈反响。贝洛的黄皮书（即卫礼贤德译本《易经》的法文转译本）于１９６８年在法国出版，引起了二次大战后公众对易经日益增长的兴趣，《易经》在一种非常激烈的精神气氛下重新流行。

如果说卫德明的《变化：易经讲演录》的基本学术立场与其父卫礼贤较接近，那么，他的《易经的天地人》则系统地提出了他自己的易学观。后者是卫德明１９５１年至１９６７年间在瑞士著名国际性多学科学者定期作学术聚会的艾拉诺斯大会上七次学术报告的结集。这七讲的论题是：Ⅰ、时的概念；Ⅱ、创造原理；Ⅲ、人间事件及其意义；Ⅳ、“吾邦”（作为宇宙）形成的阶段；Ⅴ、天地人的互动性；Ⅵ、精神的漫游；Ⅶ、意象和概念互济。其中每一篇与当时大会的学术主题有关，而“艾拉诺斯”大会最大的学术特色，即在于将当代的新观念与古典学术和思想的最重要的问题联系起来。有意思的是，除了卫德明外，还有许多与《易经》有关的西方著名科学家和西方易经学者（如Ｇ·Ｃ·荣格和鲁道夫·利举玛，瑞士的易学专家）都在大会上作过报告。由于卫德明结合现代西方学术思想对《易经》进行阐释，这就赋予这部讨论古典的著作以鲜明的时代色彩。在《易经中的天地人》中，卫德明认为《易经》即是实用性的占筮手册又是一部哲学著作，前者显然是指“古经”部分，后者则指“大传”，而作者予以《易传》更多关注。对卫德明这部著作内容，笔者已有专文（收入《易经研究在美国》一书），这是不赘述。值得提及的是，卫德明还是国际上第一个对西方易学文献进行系统调查和研究的学者，他的《西方传统中的易经：书目选要》（The Book of Changes in the Western Tradition:A Selective Bibliography华盛顿大学１９７５年版）虽只完成书目的初步整理，但表明西方学者对欧美易学文献已具备整体的历史眼光。

在当代英国科学家中，李约瑟（joseah Needham）对《易经》及易学问题所作的一系列评论，特别值得我们注意。早在四、五十年代李约瑟就开始接触《易经》，熟悉了中国现代许多学者关于《易经》的见解。他在其巨著《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中对《易经》的论述，内容之充实、涉及问题之广泛，远远超出一般专门易著所能做到的。单查看一下所引证和分析过的易学文献。其书目之完备即令人肃然起敬。

李约瑟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集中论述《易经》及与《易经》相关的易学史问题的是第二卷《科学思想史》。此外，在第三卷的数学分册、天文学分册、第四卷的物理学分册、第五卷的论述中国炼丹术和化学的部分、第七卷社会背景，都对《易经》或易学问题作了详略不同的探讨。在第二卷中，李约瑟将《易经》体系表述为继阴阳和五行思想之后的中国科学思想的“第三个”伟大的构成部分。他对《易经》古经部分的评价持保留的态度，认为它是一种原料学思维（Proto-Scientific thinking），并接受了中国的“古史辨派”对《易经》所作的基本解说。不过这种见解并没有妨碍李约瑟从更广阔的视角思考《易经》与中国科学思想关系、乃至易学在世界科学思想史上的影响。在《易经》与中西数学的关系问题上，他认为“不定分析”亦被称为“大衍术”，这是从《易经》的“大衍之数五十”得来的。他特别提出莱布尼茨关于中国十一世纪易学家邵雍对《易经》六十四卦所作排列的看法，指出莱布尼茨对这种排列的解说涉及了对宋易的阴阳递进的卦图与莱布尼茨二进位数理的对应性意义如何解释的问题。不仅如此，李约瑟通过探讨日本数学史还发现，比这更早六十四卦曾启发中古时代日本的一个封建领主藤原通宪，促使他在１１５７年前后写成了一部数学著作《计子算》。这部著作虽已佚失，但大体内容被史家记述下来，其中包括了对六十四卦组合的数学研究。由此可见李约瑟学术视野之广阔，辨析之透彻。由于中国思想自近代传入西方，影响莱布尼茨及欧洲整个有机主义思潮的发展问题引起今日研究者的重新关注，使《易经》与近代科学思想的关系作为一个具有多重学术意义的课题确立起来。在今天看来，李约瑟是从比较科学史的角度阐释《易经》的开拓者。

七十年代以来的二十多年是国际易学演进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首先是大量通俗性的易著的出现，其中荣格·Ｙ李的《易经与现代人》（１９７５），很有代表性。这部著作运用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成果来解说《易经》，很能在新时代的读者心里唤起共鸣。而Ｒ·Ｇ·许的《西方人的易经指南》则别出心裁，引用数百种世界古典文献（约六百多段）摘要附于《易经》经文之中，对照阅读之后，唤起读者无穷联想。而前苏联著名汉学家舒茨基的著作《易经探究》的英译本亦引人注目，这部著作的俄文本早在本世纪上半叶就已出版，但其产生国际性影响却是七、八十年代之际。舒茨基不仅对西方易学的历史进行阐释，同时对近古以来东亚及中国本土易学文献进行自觉利用，体现了西方第一流易学家良好的学术素养和开阔的文化视界。

本世纪下半叶以来、继理雅各和卫礼贤的工作之后，欧美诸国有不少《易经》新译本。以英文为例，六十年代的新译本以布劳费尔德的《易经》为代表，而七十年代的译本如温格（R.L.Wing）的《易经手册》则在一定意义上才能算新译本。能够体现当代西方《易经》翻译水平的是托玛斯·麦克莱恩的英译《儒佛道〈易经〉三书》，这三部原典可说分别代表了儒、道、释三教最有创造的思想家对《易经》的理解，从而向西方读者显示了中国传统易学内部的学派分野及中国古典易学文献中学术思想内容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七、八十年代，国际易学研究体现了一个重要动向：《易经》研究与现代世界主流学术和文化相沟通。其中最突出的有两个基本方面，一是《易》学与现代最新自然科学相结合；二是《易》的观念进入当代人类的实践理性领域。而《易经》管理学的倡导及从《易》的观点重新审视我们时代正在兴起的文化，可说是《易》的人文意义重新被现代世界所肯定和接受的两个显例。前一方面我们可以举出美国物理学家弗里乔夫·卡普拉的基本著作《物理学之道》（The Tao of Physises ,Berkley shambhala１９７５）为代表。卡普拉这部著作的主题是探讨东方传统思想与现代物理学思想的近似性和思维同构性问题，其中不少地方论述了《易经》的观点对于理解乃至解决现代物理学某些关键性问题及难题的意义。尽管卡普拉的分析和推论相对来说相当谨慎，可问题一经他点出，很快在西方世界（乃至在许多东方国家）引起积极反应，并有人作了更为广泛的发挥。如前所述，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有中国学者沈仲涛、薛学潜、丁超五、刘子华等分别提出《易经》与现代科学（如量子力学、相对论、现代数学、生物学、天文学等等）的关系问题，可是真正在国际学术界唤起人们的普遍重视和关注，则是在七十年代以后。有意思的是，卡普拉的科学易学观并不是孤立的见解，在《物理学之道》一书发表的同时及之后，还有多种论述《易经》科学意义的专著出现，前面已经提到过葛文达的《易经的内在结构—一转化之书》和Ｍ·许勃格《生命的秘匙—一遗传密码中的〈易经〉宇宙形式》，这两部书均涉及了《易经》与现代生物学特别是六十四卦序列与遗传密码构造的同构性问题，可说是当代科学演进中最为关键的问题之一。有意思的是这些著作尽管论述要比卡普拉详尽和具体，但其影响却远逊于后者。可见公众对《易经》的接受较多地受文化思潮鼓动，其接受方式与专业学者圈较重理智和分析的接受方式有很大的不同。

尽管《易经》的现代科学研究和阐释在近二十多年间已有较大进展，但由于这种阐释大都是描述性，尚未进至严格的批评和论证，因此，科学的《易》学或《易》的科学能否以合理而有效的方式确立起来，仍然是一个问题。因此，在一些学者看来，《易经》对于现代世界具有更充分意义和重要性的，也许是在它的人文方面。

《易经》或易学范式的人文学科阐释，在八十年代有重大展开。卡普拉继《物理学之道》之后，于１９８２年又在一部以《易经》复卦命名的书《转折点》“The turning point”中谈到了阴阳互补思维对于当代人类文化的范式意义。他谈到，在许多范畴内，“转折点”（用易的语言来说即是“天地来复”的时刻）已经到来，推动这一转折的自觉意愿就是要改变范式，即从侧重自我的阳型行为范式转向听其自然的阴型范式。自近代以来，日益强化的西方思维以冲突、极化、不可调和的敌对为特征，反之中国传统思想则对合作和自然的和谐更感兴趣：阴阳不是势不两立的对抗力量，也不是二元对立的原则，它们是趋向交融的两极力量，使之在能动的均衡中不间断地互相补充而达平衡，在一个和谐的整体中，阴阳互相依存、互相增益。

当代国际学术界许多学者都对《易经》的现代阐释及易学的重建问题加以深切的关注。今日之世界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面临着多重考验。东西方社会各有其与自己的传统及现状相关的特有问题，更有与整个人类生存和发展休戚相关的共同的问题。在这种问题丛生、且已形成数以千计的现代学科群的人类知识景观中，《易经》这部古老的经典重新展开学术性的研究却仍具有根本的意义。美国华裔哲学家成中英教授在近年来一系列的学术演讲和论著中反复强调指出，在最近十年间，东西方都对《易经》重新表示极大兴趣，这种兴趣，表明《易经》对现代世界依然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而对《易经》作出的普遍呼应则深深根源于人们的生活。易学的复兴体现了当代的一种人文精神的运向，这就是所谓的“原点复归”。成中英教授认为，从世界文化的总体演进的背景来重新理解和阐释《易经》具有莫大的意义，科技文明发展到了今天，全人类面临着“自我”认识的危机。而这个自我显然不仅得从特定的传统把握其个性，更须从世界文化展开的层面上来确立其共性；如何建立一种真正贯通古今之变、融合东西之异，从而使人类文化精神深刻的差异性冲突得以缓解，形成合理互补、乃至整合的思维系统，是当代文明发展的基本要求之一。用这种世界学术发展的眼光来看，《易经》对于现代世界的多重意义就显示出来了。他指出，用创造性的探索精神重阐《易经》，可以发现《易经》包涵了既是分析、又是整合，既是理解、又是诠释的具有多重规定性的一个智能开发系统。当代人类理智在各个知识领域里都已有重大的进展，这种进展对于当代易学的重新发展意义极大，从而萌发了《易》学与世界主流学术思潮相结合的趋势，产生了今日所谓的“哲学易”、“科学易”、“艺术易”、“管理易”、“文史易”（成中英认为大致可以将国际范围的易学研究归纳为十大方面）等诸多既能体现历久常新的易理、又能包容当代各门基础学术最新成就的新型形态的《易》学，从而使《易经》作为一个具有整合功效的思维模式或作为一种已经达到相当高的逻辑水平和精神水准的符号系统和意义系统，与今日世界各门先进的学术之间构成了一种双向互动的、因而也是具有整体性意义的辩证诠释关系，成中英强调，《易经》对于现代世界最突出的人文意义，是它引导我们从思维理性进至文化理性和实践理性的批判和重建目标，由此他于八十年代后期致力于“管理易”的创建和应用。他认为，管理易不仅是中国式的科学管理的哲学基础，并可为解决当代复杂的世界问题提供完整的实施方案；从后一种意义上讲，“管理易”可说是一种全球战略学或世界系统论的研究，而似乎只有《易经》才可能为这样一种新理论的创立提供一个富于世界性色彩的思维系统。成中英创立的“Ｃ理论”（中国、易经、文化、儒家孔子、成中英的英文单字的第一个字母都是“Ｃ”；且此论不同于已创立的当代流行的管理学派的Ｘ理论、Ｙ理论、Ｚ理论、Ａ理论），强调了以《易经》为原点的中国哲学包含了丰富的人生与社会智慧，基于其对整体思想的重视与发挥，为现代管理科学提供了一个哲学基础，把重视技术的科学管理推向灵活的整体思想管理，成中英强调了“Ｃ理论”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当代既有的四种管理哲学模式的进一步修正和综合。他分析Ｘ理论强调人基本上是懒惰被动的，所以在管理上重视如何将他们组织起来；Ｙ理论强调人基本上是向上求进的，在管理上如何协助他去发挥他的善性；Ｘ理论趋向阴的方面，因为阴是不动的，是虚的，Ｙ理论趋向阳的方面，是动的、实的；日本的Ｚ理论强调团体、家庭、安稳，重视共同决策，升迁较缓慢；美国的Ａ理论讲求功效、责任感，在管理上重视效率、绩效的衡量。他认为用《易经》的观点来看，这四种管理方式都可以相互运用，使阴阳配合、刚柔相济、上下沟通、理气相持（以上依据笔者编《探求哲学的“原点”—一成中英〈易经〉哲学论文集》作出）。成中英Ｃ理论在国际上产生了较大影响，在美国、台湾和大陆有不少呼应者和追随者。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９０年期间，台湾的主要报刊《赢家杂志》、《国文天地》、《经济日报》连续对他的“Ｃ理论”进行报道和述评。而Ｅ·克汤恩扬和Ｒ·Ｗ·查德威克是他在美国的两位响应者。克莱恩扬曾担任美国东西方文化中心的主席，著有《易经—一现代之书》（I Ching-Book of Modernization １９８７）、《依据易经和谐生存》（Living in Harmony withthe I Ching １９８８）、《易经—一象征交往之书》（I Ching-Book of Symbolic communication １９８９）、《易经—一领导之书》I Ching-Book ofLeadership １９９２）、《易经—一管理之书》（I Ching-Book of Management１９９２）等一系列著作和论文，依据自己长期从事行政管理的经验和研读《易经》的体会，从不同层面对《易经》的管理思想意义作了阐述。查德威克是美国夏威夷大学的政治学教授，近年来主要从事《易经》与世界模型论（Global Modelling）研究。查德威克指出，《易经》与现代西方最有创造性的管理学理论（例如美国管理哲学家台敏的理论）具有一致性，尤其是为今日世界系统决策模型的研究奠定了实用的哲学基础，具有方法论的指导意义。他认为：“世界性问题的关键并非现代互相依存的自然界极其复杂，也不是人们对当今世界看法的差异和目标的差异，而是缺乏条理、缺乏智慧、缺乏交融、以及缺乏改变对全球文明具有现实性的传统的人的基本价值的信心和决心，世界模型中体现的现代科学精神和《易经》哲学传统，似乎可通过相互完善找到一种最终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的办法。［①ｂ］其他学者如盖达明·那艾特的《有关行事与决策的易经》、Ｇ·戴蒙奈达的《现代人的生存策略》，Ｇ·巴克特的《易经—一最成功的预测》则从实用预测和心理咨询的角度间接涉及管理问题和内容。在国际范围内自觉地提出《易经》的管理学意义和价值问题和研究课题，首推华裔学者。

从以上概述可以看到，本世纪下半叶（特别是最近十年）以来，西方《易经》研究进展极大，已经变被动接受转向对东方、乃至对中国本土产生主动积极的反向影响。《易经》的西传及西方易学演进史，是整部易学史中最绕有兴味的组成部分。《易经》在西方世界的传播的影响，完全可以视为易学具有世界意义、作为中国文化现代化和世界化的具体而又意味深长的实例。这种传播影响导致了一种精神上的双向努力，那就是，《易经》不仅对西方思想和文化产生了影响，而且西方人对《易经》的理解方式和诠释方式也正在深刻影响中国人自己对《易经》的看法。中国当代易学运用的许多新观点和新方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此富有创造性的反应。潘雨廷先生在其所著文章中多次指出：“近十年来，《周易》一书逐步引起人们的注意，此风不得不知有来自国外的事实。”

从九十年代初显示的动态看，《易经》的多学科研究和应用已经成为西方、乃至整个国际易学进一步演进的取向。这一点在１９９２年８月下旬由国际易学会和美国夏威夷大学主办的“第九届国际易学大会”也有鲜明的体现。这次大会的主题是“《易经》与现代世界”。出席会议的除去日本、韩国、香港台湾和中国大陆学者外，西方国家（以美国为主）有十多位易经专家出席，提交了论文涉及分子生物学、现代量子物理学、数理逻辑、价值学、妇女学、哲学诠释学、意识理论和心理学、管理学、世界模型论或广义管理学等相当众多的当代学科领域。当然，《易经》作为古典历史性学问仍在汉学家中受到重视，但对《易经》的现代意义问题的关注可说依然是支配今日西方易学继续朝普及化和学术性研究两极多相位展开的主要驱动力。我们的时代重新发现了《易经》并以一种令人困惑但又十分鼓舞人心的方式来重新接受《易经》。从业已造成的形势来看，未来的西方易学估计还会有较大的推进。［①ａ］参见汤因比：《历史研究》第二部，《文明的起源》。［①ｂ］《古代东方哲学与现代世界模型》，原文载Simulation in the Service Socity，１９８７年１０月号。

谢选骏指出：人说——自上世纪后半叶到本世纪上半叶，英国的学者圈、甚至一般英国有教养的公众，对《易经》可说已不再陌生，与《易经》相关的一些基本观念如阴阳、五行、太极及《易经》的某些实用价值如占卜，已相当广泛地为人们了解。这里可举汤因比为例。汤因比本人于１９３１年到过中国，对中国历史、文化和思想作过系统研究和阐述，他虽然并不是专门易学家，但从他的一些历史著作看，他对《易经》显然是了解的。至少就易学的某些重要概念作过比较深入的思考。在他的洋洋巨著《历史研究》中，汤因比多处将“阴阳”概念作为一个具有普遍阐释作用的历史哲学观念加以应用，并认为他的基本宗旨之一，就是探索“六千年以来世界各地先后从‘阴’变到‘阳’、从‘静’变到‘动’的原因”，或者说探索人类文明“从阴到阳的巨大的宇宙性的后果。”在汤因比看来，“阴阳特别在作为阐释人类起源和演进的基本原则时是有意义的：文明演化具有阴阳两极的结构”；在“许多不同的时代里有许多观察家认为，一动一静的交替的节奏，前进、停止、又前进的交替的节奏，乃是宇宙本身的一种基本性质。古代中国社会的圣贤们用他们充满了智慧的形象的说法，把这种现象称为‘阴’和‘阳’—一‘阴’代表静，‘阳’代表动，在古代中国符号‘太极’里，代表‘阴’的是一团黑云遮蔽着太阳的形象，而代表‘阳’的是没有云遮蔽的发射光芒的太阳。依据中国人的公式，‘阴’总是在先的，如果用我们的说法，我们可以说我们的祖先在三十万年前达到了原始人性的那块‘岩石’以后，休息了三十万年的百分之九十八的时间才走进文明的‘阳’性的活动时期。我们现在必须找出促使人类生活重新运动的积极因素，不管它是什么模样”。［①ａ］汤因比还用“阴阳”概念阐释神话故事的结构及寓意，并进而具体解说某些历史民族的非“原生性”的“子体文明”起源的哲学性质。

我看——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可算一部《易经历史哲学》了！看看他，1931年到了中国，1933年就开始了《历史研究》的写作出版。就像莱布尼兹受到了八卦的启发，发明了或是印证了二进位制……当然在我（2024年）看来，“从阴到阳的巨大的宇宙性的后果”，只是地球人的看法，是受限于太阳系的某类行星的观察，是碳基生物的感受罢了。

【62、偷录改变了美国历史】

《偷偷录音爆总统绯闻，当年震惊全美，结局会怎样？》（2021-09-07 姬玛Gemma）报道：

有读者留言：曝光小莱与克林顿丑闻的那个“知心大姐”，才是罪魁祸首↓↓

这位重量级大姐叫琳达Linda Tripp，在新剧里由拿艾美奖的香蕉姐Sarah Paulson出演↓↓

大姐其貌不扬，身体里住着核弹。只因她的爆料，克林顿被弹劾差点下台，都以为她是政敌派来的卧底，没想到人家单枪匹马掀起扫黑风暴，压根没背景。

那她到底为啥要爆料？什么仇什么怨？

琳达·崔普Linda Tripp1949年11月24日出生于新泽西州的教师家庭，因父亲出轨，父母离婚。她一路经历普通家境、普通学校，人也普普通通，同学们没啥印象。

她在陆军情报部门当秘书，与军人结婚，跟随丈夫在世界各地奔波生活，生下一儿一女。调回美国后，进入白宫做文职人员，当时是1990年左右，在老布什任期内。

虽然琳达感情出问题，与丈夫分居离婚，但职场上应该是人生中最高光时期↓↓

1993年，克林顿带着自己的团队空降白宫，让她一下子不受待见，只留了三个月。

琳达受访时说，她很不喜欢克林顿夫妇，特别是希拉里↓↓

她的座位在白宫西翼二楼，在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正对面，与希拉里办公室相邻，整整三个月，把这对夫妻看了个一清二楚。

人人都说他们会轮流掌权：“8年比尔，8年希尔（希拉里）”。崔普认为，希拉里才是白宫真正的统治者，对权力的追求非常狠辣，总统大位才是最终目标，她一旦上任将是灾难。

希拉里对不利于目标的事件或下属都会扫除障碍，不要说情人。克林顿有过很多情妇，当州长时甚至有一个断断续续来往12年的女性Jennifer Flowers，希拉里根本不在乎，除非影响总统大业。

“克林顿是天才政客，比起希拉里，他的缺点非常明显，容易犯错，希拉里是在身边确保他回到正轨来的人。夫妻俩就像团队，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权力。”↓↓

三个月后，琳达被调到国防部公关部工作，其实职位比以前高，年薪涨了2万美元。

但琳达的脑回路很清奇，她与克林顿夫妇结下了梁子。她认为总统夫妇团队混乱、滥用权力，希拉里在幕后操纵，拉高第一夫人支持率。

几乎是天赐良机，她的一肚子火，碰到莱温斯基↓↓

小莱与克林顿有一番特殊经历之后，被调到国防部。年近50的知心大姐，与年纪轻轻的实习生，有相似的工作背景，很快成了无话不谈的好闺蜜。

小莱每天与好闺蜜聊天，甚至彻夜长谈，聊对同事或男人的看法，都是八卦。没想到，琳达发现小莱与一位已婚男子有关系，经过套话，发现那人居然是克林顿！

于是，小莱一边吐露心事，崔普在另一边偷偷录音。长达20多小时的录音带，公布出来是这样，大姐夜以继日工作，真是辛苦了↓↓

一切比电视剧抓马，大姐心理十分镇定。事后，把录音交给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就此曝光丑闻。还配合调查人员，把毫不知情的小莱约出来见面，现场有FBI等着。

她成了全美最有名的爆料人。出庭作证，琳达穿戴体面、吹了一个花式刘海，显然精心准备↓↓

检察官问莱温斯基还有什么话，她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恨琳达·崔普。”

在这桩案件里，精明的总统全身而退，莱温斯基受到羞辱唾骂，而琳达成为争议最大的人↓↓

崔普发誓把小莱“当作女儿一般对待”，小姑娘做少女纯情梦，她要曝光克林顿是一个骗子。此外，希拉里对小莱一事“完全知情，而且调出白宫也是她授意的”，却假装不知道，满口谎话。

她口口声声拉“骗子领导者”下台，是为了保护国家。

然而，有出版商表示，崔普早就觉得这是出书好机会，联系过出版商，对方建议她录音留存证据。也就是说，大姐从一开始就满满心机。

有人认为她敢曝光总统，是英雄；但更多的人，认为她侵犯他人隐私，而且背后捅刀子，是叛徒。

崔普的脑回路还是那么清奇，她觉得没人同情是因为出镜外型太差，于是连续整容两次，还减了肥。

效果有点惊悚，不管咋说，判若两姐↓↓

除了名声恶差，她的人生也没有想像中出书暴富。

琳达所在的马里兰州，未经双方同意，私自电话录音是非法的，她在其他案件作证才换取免于起诉，更不要说把非法录音写成书公布。

工作也丢了。本来她不肯辞职，坚持留到2000年底，直到克林顿离任当天，她被正式解雇。琳达声称被报复，克林顿政府表示，政府换届时，她这种职务可以被解雇。

大姐刚是刚，随后起诉国防部和司法部，指控政府向媒体泄露她的个人信息，违反《隐私法》。最终官司和解，得到59.5万美元赔偿。

然而，这笔钱需要偿付高昂的律师费用，几乎没剩下啥。

虽然扫清障碍，可以重回政府工作，现实哪有部门敢雇她。她上拉里·金的节目叹息：“我知道的太多了，没有地方可去。”↓↓

她嫁给一位德国建筑师Dieter Rausch，在弗吉尼亚州郊区安家，前面有一个马场，远离白宫生活↓↓

经营一家德国圣诞礼品店，生意平平，只做了一年↓↓

有7个孙辈绕膝，本来也可以安享晚年。

但重病缠身，她从2003年患乳腺癌，接受化疗一度掉光头发，骨头疼痛得无法走路。

这么多年过去，世人对她的评价依然十分难堪。连莱温斯基都从被羞辱的暴力中熬出头了，成为反网暴先锋，崔普却自称“网暴第一受害者”。

无数人认为她热衷名利出卖隐私，她坚持自己与权力抗争、争取公平，没有人理解。

去年，她病情加重，70岁因胰腺癌去世。莱温斯基曾发推：“不管发生过什么，琳达·崔普病得很重，希望她能康复。”

她告发总统丑闻、跟政府打官司，啥也没落着，还被骂了二十年。最终这样说：从不后悔这么做，一切只跟对错有关，与政治无关。

谢选骏指出：此女偷录，却改变了美国历史。如果没有她临门一脚，美国就建立了克林顿王朝。这就叫人算不如天算，希拉里的机关算尽还是无功而返。最后还败给了川普这样一个下三滥。

【63、投机者才能登上中国历史舞台】

《康有为毁了戊戌变法：改革大旗不能交给政治投机者》（高伐林 2013年6月16日）报道：

1898年6月11日，清廷颁布《明定国是诏》，戊戌变法正式启动；约百日后，“六君子”人头落地，改革夭折。

这场115年前的失败改革，留给后人一个深刻的教训：千万不能把改革的大旗，轻率交到不靠谱的政治投机者手里。

01，戊戌年本是清廷发愤图强的一次好机会

戊戌年本是大有希望之年，但可惜的是，光绪皇帝鬼使神差，选了康有为这样一个浮躁的政治投机者，做了变法的旗手。

求变，其实是戊戌年朝野内外一致的共识

传统观点，常把戊戌维新的失败，归咎于“顽固派”的阻挠。其实，在1898年，根本就没什么成气候的“顽固派”，求变已是朝野内外一致的共识。年初，李鸿章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时，已有“年来事多取法泰西，……欲蠲旧习之浇漓，致维新之政治”的说法；元旦前后，袁世凯也两次向帝师翁同龢提议实施变法；严复、伍廷芳、张謇等，或通过报纸，或通过私人关系，也向朝廷提出了自己的变法方案……

最能说明1898年朝野内外存在强大的“改革共识”者，莫如徐桐和荣禄。徐桐理学出身，做过帝师，对西学非常厌恶，“门人有讲西学者，即不许入见”，是晚清最有名的守旧人物，但即便是他，在1898年也已开始不断上折子为变法出谋划策。荣禄的“顽固派”形象，则全拜康有为在变法失败后的宣传所赐。史料显示，变法期间，荣禄曾给过“六君子”之一的林旭提过诸多建议；而早在变法之前，荣禄就已经在自己的职务范围内，努力推动军队改革，向西方学习；对八股取士也有诸多批判，多次“建言非设学堂不可”，并在保定、天津等地筹资设立了多所新式学堂。后世之所以给荣禄扣上一顶“顽固派”的帽子，全因为康有为在《自编年谱》里替荣禄伪造了一句名言——“祖宗之法不可变”——事实上，在戊戌维新开始之前，荣禄早已用实际行动，变了很多“祖宗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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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与康有为、梁启超合影。这张照片是康有为利用相片合成技术伪造的，梁启超终生未曾与光绪谋面。

改革旗手有很多，光绪偏偏选中康有为当然，改革已形成共识，并不意味着如何改革也已形成共识。如何改革，其实就是一个选择谁来做改革旗手的问题；选择谁做改革旗手，就等于选择谁的改革方案。虽然许多朝中重臣如荣禄、王文韶等，没有能力提出全盘的改革计划，但戊戌年适合做改革旗手的人仍有很多，如袁世凯、刘坤一等辈，都有比较系统的改革意见；而最具人望者，则莫过于翁同龢和张之洞。但可惜的是，张之洞的入京计划被沙市教案搅黄，翁同龢则因为厌恶康有为，而被光绪罢免回籍。

翁同龢的出局，最可见光绪对康有为的迷恋。康有为早期曾走过翁的门路，通过他向光绪传递自己的变法意见。但翁与康接触越深，就越觉得这个人靠不住，所以渐渐疏远。相反，光绪却与康有为越走越近，这让翁同龢相当不满。据《翁同龢日记》记载，1898年5月26日，光绪曾让翁向康有为索要上书，翁却回答：“臣与康不往来”，光绪问：“何也？”翁回答：“此人居心叵测”，光绪盛怒质问：“此前何以不说？”翁回答：“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第二天，光绪再次要翁去向康索要上书，翁对答如昨，光绪再度“发怒诘责”，翁坚持不肯代呈康有为的东西，要光绪找张荫桓（编辑注：此人当时与康有为走得非常近）去要，光绪坚持要翁去找张荫桓拿，两人越说越僵，以至于翁直接顶撞光绪：“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师生间类似这种因康有为而产生的冲突，相当之多，如1898年正月，光绪曾向翁索阅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一书，因黄与康是一党，翁不愿意，结果起了冲突，被光绪“颇诘难”；再如6月12日，变法启动的第二天，张荫桓被弹劾，光绪要翁出面力保，翁坚决表示拒绝；13日，康有为写了一封保荐折子，以侍读学士徐致靖的名义呈递进来，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梁启超等人进入变法决策核心，光绪想即刻召见，又被翁同龢以一些理由给阻止了。

终于，在变法开始后的第四天，6月15日，光绪下诏罢免了翁同龢的职务，将其逐回原籍。理由是：“每于召对时谘询事件，任意可否，喜怒见于词色，渐露揽权狂悖情状”——这几条罪状，在《翁同龢日记》里都可以找到佐证，确实不算冤枉。简言之，光绪铁了心要起用康有为做改革旗手，翁同龢必须出局。而光绪之所以迷恋康有为，既与其草拟的变法方案颇为眩惑有关，也因为康的某些言论，说到了光绪的心坎上，如其《上清帝第三书》里说：愿意效忠皇上的人很多，但“皇上所深知、简任者有几人？所不次拔擢者有几人？所议论谘询者几人？”又说：“昔田横有死士，李克用有义儿，李成梁、戚继光有家丁，将帅驭卒，犹能以之赴汤蹈火，成其功名”，言外之意，即是说朝政把持在慈禧手中，光绪名曰亲政，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可信赖的班子。这份1895年递上去的折子，在1898年还被光绪反复拿出来看，其对光绪的影响可见一斑。

02，可惜康有为只顾着自己捞权，毁掉了改革

戊戌年的改革，若让张之洞或者翁同龢这类人物来做旗手，其成就未必能尽如人意，但至少不会酿成喋血政变。而让康有为做了旗手，其结局就只能是政变，因为康对朝廷权力结构重组的关心，远远超出了他对变法本身的关心。

不关心变法，获光绪赏识后，康有为改口大声疾呼“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

“定宪法，开议院”曾长期被当作百日维新的主要内容，但这个论断是完全错误的。戊戌前和戊戌后，康有为及其弟子，确实都是西方议院制的鼓吹者，如1897年他们在湖南谋划“腹地自立”，成立南学会、新政局，梁启超就曾解释说：“南学会实隐寓众议院之规模，课吏堂实隐寓贵族院之规模；新政局实隐寓中央政府之规模。”但自从康有为得到光绪赏识，所谓的“议院”之说，就被他彻底抛到了脑后，整个百日维新，他始终在不遗余力地强调君权必须乾纲独断，既不要宪法，也不要议会。

在进呈给皇帝的《日本变政考》里，康有为明确反对在中国开设议院，理由是：“惟中国风气未开”，所以“惟有乾纲独断，以君权雷厉风行，自无不变者，但当妙选通才以备顾问……其用人议政，仍操之自上”，“日本亦二十余年始开国会，吾今开国会，尚非其时”。康的这种主张，一度遭到维新人士的群起攻击，而不得不于7月9日在《国闻报》上刊文解释，康如此阐述自己中国不该立宪和设议院的理由：

“夫君犹父也，民犹子也；中国之民，皆如童幼婴孩。闻一家之中，婴孩十数，不由父母专主之，而使童幼婴孩主之、议之，能成家自养否乎？必不能也。君犹师长也，民犹徒属弟子也；中国之民，皆如蒙学。试问蒙馆之中，童蒙数千，不听师长主之、教之，而听童蒙共主之、自学之，能成学否乎？必不能也。敬告足下一言，中国惟以君权治天下而已，若雷厉风行，三月而规模成，三年而成效著。泰西三百年而强，日本三十年而强；若皇上翻然而全变，吾中国地大人众，三年可成。况圣上天锡勇智，千载罕逢。有君如此，我等但夙夜谋画，思竭涓埃，以赞圣明足矣。”（《答人论议院书》）

在康有为看来，中国民众都是些“童幼婴孩”，没了皇帝的专制，搞什么议会宪政，那是要出大乱子的；何况光绪皇帝英明神武，千载难逢，有如此好皇帝，宪法议院什么的纯属多余。在康有为的领导下，维新期间，康门弟子集体在报刊上撰文，制造中国不能搞议院的舆论，如麦孟华《论中国宜尊君权，抑民权》；陈继俨《中国不可开议院说》等等。

只关心捞权，整个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想尽办法欲挤进最高权力核心

康有为流亡海外后，不断宣扬“顽固派”绞杀了改革。确实，戊戌年朝野内外大多数官僚、士大夫都站在康有为的对立面，但这并不代表这些人站在改革的对立面。真正需要澄清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些支持改革的人，不愿意支持康有为的改革。

因为康有为自始至终只为他自己量身打造“改革”。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康提出一个变法核心：“立制度局、新政局”。康解释说：制度局效仿的是日本维新之法，只负责议政，而不涉足具体的行政，是皇帝身边的智囊团兼立法定制机构，而非具体施政运作机构。但制度局“只负责议政”这个定位是骗人的，因为康有为同时又说：中央制度局由皇帝主持，地方则设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等“十二专局”，“新政推行，内外皆立专局以任其事”，“十二局立而新制举。凡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皆交十二局施行”，换句话说，中央制度局虽然只负责议政而不负责行政，但新政的执行仍然会由中央制度局下辖的“十二专局”来负责。于是问题就来了：中央制度局垄断了新政的决策权；地方“十二专局”农工商学兵无所不包，垄断了新政的执行权，那么，现存的军机处、总理衙门、六部、地方督抚衙门，该干什么去？

事实上，康有为不但想通过制度局架空中央和省部级现存行政体系，更次级的地方政府也被他排斥在新政设计之外，康说：“每道设一新政局督办……凡学校、农工、商业、山林、渔产、道路、巡捕、卫生、济贫、崇教、正俗之政皆督焉。每县设一民政局，由督办派员会同地方绅士公议新政……。三月而责其规模，一年而责其治效。学校几所、修路几里、制造几厂，皆有计表上达制度局。”这样一来，等于从中央到地方，新造了一套完整的官僚系统。这样子搞改革，朝野士大夫能支持康有为才怪了。

整个戊戌年，康有为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制度局能不能开起来，因为制度局能把他送入最高权力核心。他曾多次告诉梁启超，制度局不开，一切都是空谈，当谭嗣同等军机四章京“亟亟欲举新政”，想尽快进入具体的新政实施阶段时，康有为却表现得毫无兴趣：“吾以制度局不开，琐碎拾遗，终无当也”——唯一一次，当他觉得自己可能取代翁同龢的位置时，他让徐致靖推荐自己，只字不提制度局。光绪对借变法之名，将从中央到地方慈禧的班子进行一次大换血，也是很感兴趣。从这里开始，维新已经滑向了权斗的深渊。光绪屡次责令总理衙门讨论制度局问题，但慈禧向奕劻交底：“既不可行之事，只管驳议”，其结果自然只能是流产。康有为也觉察到了朝野内外普遍的反对意见：“我请于京师开十二局，外省开民政局。于是流言纷纭，咸谓我尽废内阁六部及督抚、藩臬司道矣。……于是京朝震动，外省悚惊，谣谤不可听闻矣。军机大臣曰：开制度局，是废我军机也，我宁忤旨而已，必不可开。”制度局流产后，康有为改头换面，又鼓动光绪开“懋勤殿”、“置散卿”、“议政局”等等，结果无一不是流产告终。整个百日维新期间，极少见康有为上折子讨论新学堂怎么搞，新农商怎么搞、新军事训练怎么搞……他只是一面不断自己上折子请开制度局、懋勤殿，一面让人不断上折子推荐自己、梁启超、谭嗣同等进入制度局、懋勤殿。

康有为领着光绪，在制度局这样一条无政变之名却有政变之实的路上狂奔，自然不会有好结果。制度局给新政带来了莫大的阻力，什么都推行不了，时人记载，当光绪向慈禧请示懋勤殿问题时，“太后不答，神色异常”，以至于光绪“惧而未敢申说”。而光绪的一次率性冲动，一次罢免了礼部六位堂官，则被慈禧视作皇帝已迫不及待想要夺权的征兆。而当康有为有意把伊藤博文也引入懋勤殿时，慈禧终于坐不住了，“六君子”的人头随即落地。

康有为实际上只是一个政治投机者

康有为在戊戌年登上最高政治舞台，实在是一场悲剧。他的一生，充满了政治投机。1895年的“公车上书”，他组织了签名，最终却没有去都察院递交签名，事后却信口雌黄，说都察院拒收他们的签名，将自己打扮成掀起“公车上书”的领袖人物，殊不知，那一年上书的18省“公车”们，绝大多数都没有参加康组织的签名。出身广东的康有为，甚至都不能得到同省“公车”们的拥护，他只征集到80名广东的签名，而另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陈景华，却鼓动了一场280多人签名的广东公车上书。

在宣传上作伪，是康有为一生惯用的伎俩。维新期间他明明坚决反对“立宪法，开议会”，为洗白这段不光彩的历史，他在1911年刊行了自己编辑的《戊戌奏稿》，大规模地篡改了自己在戊戌年的奏稿，删除其中拥护专制的文字，掺入主张民权、宪政的内容。如其中的《应诏统筹全局折》，清宫档案所藏原折有一段提纲挈领的话，认为维新的当务之急，是做三件事：“一曰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曰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从新商定；三曰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康有为自己公布的版本中，这三件事却变成了：“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硬生生掺入“宪法”二字，还将其与“制度局”联系到一起，以洗掉制度局的夺权色彩，仿佛制度局是为了“定宪法”而设的一般。

康有为进呈给皇帝的著作，与公开刊行本之间，也有极大的区别。如康的名作《孔子改制考》，公开刊行本里的孔子，是大同、民权的化身，进呈本里，却是皇权专制的坚定维护者。刊行本里说：“民为贵，但以民义为主，其能养民、教民者则为王，其残民、贼民者，则为民贼”，到了进呈本，却成了：“（天降圣人）……以天统君，以君统民，正五位，立三纲，而人人知君臣父子之义。”不止于此，康还篡改了光绪的密诏，也篡改了谭嗣同的绝命诗。光绪尤其不可能知道的是：维新前一年，康有为还在湖南积极筹划“腹地自立”的革命运动，宣扬“保中国不保大清”，光绪一召见，康立刻从革命党变成了改良派。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许多人往往认为“戊戌六君子”都是康有为一系的人。其实远非如此。被杀的军机四章京里，杨锐和刘光第是张之洞推荐的，林旭是荣禄推荐的，只有谭嗣同是铁杆的康党。刘光第对康有为素来反感，杨锐目睹康党一班人的轻躁冒进，在军机章京的位置上如坐针毡，家书里常有“非久留之地”的感叹。杀了杨锐、刘光第、林旭，也就等于绝了张之洞、荣禄等人接手改革的可能，这才是戊戌年最大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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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党1895年在上海出版的《公车上书记》封面及序言页。但康党只征集了一些签名，没去上书。

参考资料：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华书局；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三联书局；康有为《自编年谱》，中华书局。

结语

康有为的一生，充溢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狂妄。维新失败后，他开始写《自编年谱》，详述自己11次“大难不死”的经历，得出结论：“苍天留下我是有理由的，岂非昭示着中国不会亡，大道不会绝？……我应顺从天命，拯救万民于水火”或许正是基于这样一种变态思维，康有为才会坚定地把一场变法，弄成一场权斗。（谌旭彬/资料整理，腾讯历史频道）

谢选骏指出：上文认为“改革大旗不能交给政治投机者”，但实际上呢？历史证明了相反的哲理——只有投机者才能登上中国历史的舞台。他们或是像康有为这样的处心积虑者，或是像黎元洪那样的见风转舵者。

【64、土客械斗推动中国历史巨轮】

《广府人VS客家人：土客大械斗简史》（2019年12月05日 明清史研究）报道：

说到广东人，一般就是指“广府人”、“客家人”和“潮汕人”三大组成部分。但是，很少人会记起这样一件重大的历史事件：咸丰同治年间（1854—1867）广东土客大械斗，也就是广府人与客家人之间的大械斗。

这场械斗起于粤中粤东部之鹤山，延及开平、恩平、高明、新兴、新宁、阳春等17县，绵延13载，屠杀过百万。其规模之大、死伤之众、影响之深，在中国历史上是仅见的。

清代广州土著，一般就是被称为广府人，其由来与客家也相似，也是由中原南迁，只不过是南迁的比较早。恶劣的生存环境也造就了广东民风的“强悍”，械斗成为常态。而历史上客家人的“尚气争胜”的性格，决定了他们作为一个群体存在时，不可能长期向土著低头。

所以道光、咸丰时期南迁至广东中西部一带的客家，已经不像之前他们清初初来时候那样忍气吞声，仅仅安于穷山僻壤之地，而是一旦有机会就会“反客为主”，出现了强买强占土著田地等现象，这就最终爆发了广东的土客大械斗。

械斗根本原因：人口增长，生存竞争

如果说珠玑巷是广府人的中转站的话，那么嘉应州也就是现在的梅州是客家人主要中转站之一。

嘉庆二十五年，嘉应州以及所属的四县的原有人口是5.2万人，而滋生丁口为131.4万，加上屯民丁口近2万人，总人口为138.5万，这个时候的嘉应州已经不是宋元时期的地旷人稀，而是典型的人多地少。

人口增长使人均土地占有比率降低到了危险的地步，促使众多的家庭族群转而寻找新的生存策略，其中包括弃农从商和移民。移民方式之一就是男性的乔迁——离家外出打工赚钱，另一种方式就是全家全族甚至整个乡迁往外地，寻求新的可供耕种的土地。

在福建和广东，后面这种情况有时是与暴力相伴随的。客家人因为人口膨胀而进入广东东部、并进而进入广州西部地区。引发这些地区的新的紧张关系。

当然迁徙的外部原因是康熙的“迁海”和“复界”政策，一直鼓励招民垦荒政策，使得“惠潮嘉”客民一波接一波的向南也就是广东的中西部迁移，这个迁徙过程中，大部分又是迁徙到广州府和肇庆府地区。

不过清代前期、中期。客民从粤北南迁到广州府和肇庆府二地时，所居之地，要么是人烟稀少的穷乡僻壤，要么就是土著剩下不用的山谷。

客家先民迁移过程中，为了对付迁移途中强盗，土匪及不欢迎他们的土著，客家人的家族均是半军事化的组织。女的均是大脚婆，包揽家务活和农活，男的都是半军事化的战士，具有极具强略的攻击性。同时，客家人十分善于修巩防御工事，土楼和围龙屋就是明证。而且客家人的家族之间，也存在着极端残忍的乡族械斗，这些地锻炼了“客家战士们”。

当然广东的广府人也不是省油的灯，历史上都是出了名的“强悍好斗”、“奸滑好讼”，其家族间，大族欺负小族，大房欺负小房，强房欺负弱房，令客家人也相形见拙。广府人也有很强的防御军事堡垒——围村。

土客战争之导火索

由于种种原因，清末广东经济破产，清朝咸丰年间的广东天地会总暴动——洪兵暴动曾经席卷粤西，粤南，粤北，起义士兵以头带红巾为记号，故也叫红巾军暴动，由于适逢太平天国等国内叛乱如麻，清政府没有兵及钱粮镇压洪兵起义，于是广东地方政府鼓励各地方政府发展民团对付洪兵。

虽然当时土人、客人都有参加了洪兵起义的，土客也有参加民团的。但是天地会暴动的军队以土人为主，客人不多。而镇压的民团则以客勇为主，民团中的土勇战斗力差，客勇是围剿洪兵的主力。

由于官府的支持，客勇在围剿洪兵中发展壮大，一时“持功气骄”、“盛气凌人”。某些客勇以为，他们的美日子来临了，从此可以一洗当年被歧视，被奴役的耻辱，并且过上土人那样的‘美日子’。于是，在部分地方，出现了客勇抢掠土人财产、霸占国产及残杀土人的事件。

面对客人的突然“崛起”，土人感到万分的惊恐，忙组织反抗。土人中的“有识之士”也出现了“客人要反客为主”、“铲绝土人”之说，于是绵延十几载、屠杀过百万的举世罕见的广东土客大械斗从此拉开了序幕。

惨烈大械斗

一提起肇庆和江门，风景秀丽。谁能想到一个半世纪前，这里曾经是广府人和客家人的血腥战场呢？这场“斗祸”的主战场是在当时肇庆府，而“斗祸”的核心地点就是现在的江门五邑地区。

由于“斗祸”的历史内容太繁冗，这里仅仅选取“斗祸”的起始点——鹤山的几个片段来展示一下当时大械斗的惨烈场景。

鹤山的客民是在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先后迁入到这里的，惠州、潮州客家人迁到新宁即现在的台山、开平垦殖以后，于是出现了所谓的“鹤山十七村”和“五子下鹤山”的说法。其实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土人与客家人和平相处，达百余年之久。

咸丰四年，广东洪兵起义打破了这种平静。这时，鹤山县许多农民参加红巾军，无分土客，同心戮力打击阶级敌人。他们很快就攻下鹤山城。

现在的鹤山有一个“五子园”（下图）是不是和“五子下鹤山”有关系呢？

当时，客家地主高三的幼子被杀，他不惜倾家泄愤，与客籍秀才张宝铭推出武举马从龙为领袖，募集客家壮丁与红巾军为敌。这支地主武装，后来协助清兵收复了县城，并在江门、长沙等战斗中得胜，擒杀了鹤山洪兵领袖大鲤鱼、何困仔等。于是省清政府嘉奖客勇勇敢，并令鹤山知县统率客勇清除红巾军余党。

当时，清兵和客勇进入各村搜捕红巾军。但是慢慢的出现了客勇乘机洗劫财物、伤害无辜土人的利益，且势头越来越猛。因此，鹤山土人中的地主阶级扬言“客民挟官铲土”，发动土人起来报复。械斗于是开始。

大械斗场景

客家围楼就是代表了客家人的生存环境状况。

械斗重灾区：鹤山、开平、恩平、新宁（台山）、新兴、阳春、阳江、高要、高明

起于咸丰四年（1854）、止于同治六年（1867）的大械斗，起始鹤山，然后蔓延到开平、恩平、高明、新兴、新宁、阳春等17县。

官府之态度

在“斗祸”中，广东政府是什么态度呢？清廷对于广东斗祸的态度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是从咸丰四年起始，先是地方当局不把斗祸当回事，后来清廷得知后也未予特别重视。

二是从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元年，官方采取了一定的措施，促使土客双方联和的措施，但收效不明显。

三是从同治二年开始，到六年斗祸被基本平息，官方采取以剿(客)为主、剿抚兼施的策略，基本平息了这场蔓延13年的斗祸。

械斗三阶段

广府人之间种姓之间也经常发生械斗，如1922年关于广州北郊外王圣堂和瑶台二乡的械斗。

械斗整个过程中，政府偏向土民，其根本原因是客家人在广东的政治影响力远逊于广府人。

虽然刚开始的时候，广东政府因为客勇们剿匪有功，而有点放任客家人，但后期，受到广府人的压力，包括广府官员的上讼，广府人不断地上讼，而因为客人不近省府，影响省府的力量弱很多，上讼者也较少，广府豪强的经济压力及贿力，官兵的天平终于偏向土人。

所以整个械斗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客勇们攻寨掠地，在广东各地到处进攻；

第二阶段：土人和客人开始呈胶着状态，互有攻守；在这个阶段，土客双方聚集武装，摧毁对方的村庄，互相残杀，抢掠妇女财物，放火烧物，叫做“铲村”。被害的一方再聚集力量进行报复。造成死的死，逃的逃，田园荒废，村落化为丘墟。

第三阶段：广府人凭借人口多，经济雄厚（可以雇佣湘兵，甚至英法军队），加上官兵的助攻下，客人全线败退，死的死、逃的逃，迁的迁。也就是客家人历史上的“第五次大迁徙”。

至此，土客之间在鹤山的“斗祸”才彻底结束。

客民失败后去向何方？毕竟广府人凭借人口多，经济雄厚，甚至可以雇佣湘兵，甚至英法军队，加上官兵的助攻，最后的结果就是客人全线败退。

多数土人死于屠杀，多数客人死于饥饿

一般来说土民大多死于兵刃，而客民于兵刃而外，兼多有死于疾疫者，原因在于土众而客寡。

这些流寓客民因人多地狭，多无村居，只能支帐露宿，因此导致很多人水土不服，疾疫流行，所以战争中，大多数土人是死于屠杀中，而大多数客人死于饥饿。

凡土村遭客民攻陷，其土民可以避入内地，依靠族属，托居无恙。反之，如客村遭土民攻陷，逃出客民多无族属依靠，频年转徙，支帐野居，因而风露感冒，蒸湿侵犯，以至染疫而殁者，所在多有。

另一个后果是，客民由于村居失陷，无依无靠，只好分结队伍剽掠土民，杀灭山谷，以图泄忿，所以，史料记载中，多有指客民为盗为匪者，官兵固然以剿为事，土民更是借剿为名。

土客战争之影响

持续13年的“土客之争”给广东带来什么影响呢？

客属千百村居沦亡。至此，号称富庶、人口繁多的西路，“客属千百村居，全数沦亡”，而客田千余顷也全数被土民占据。

走上“猪仔”之旅。这场惨烈的大规模冲突导致五邑（新会、新宁、开平、恩平、鹤山）等地的广府人与客家人向海外大规模移民。

面对人口的大量死亡、经济一蹶不振的情形，成千上万的广府人与客家人开始踏上前往东南亚、夏威夷、旧金山的路途。在今天的北美西部各州、东南亚各地华人随处可见，追源溯流，在很大成程度上是这场可怕的大械斗促使当地的农民冒险走上“猪仔”之旅。

客民于行路中势孤力单，多有为土人所掳获者，于杀戮外，则择其年轻男子，悉载出溴门，卖往南美洲秘鲁、古巴等埠作苦工，名日“卖猪仔”。

此时也有不少客民因流离无依，自愿到澳门卖身前往外埠，试图通过这途径，“作工得资以周给亲族”。这期间被土民掳卖及自卖往南美洲的客民，为数约二到三万。

客家人第五次迁徙。最终清廷为了解决土客械斗问题，将珠江三角洲的部分客家人遣散回客家原乡或安插到人迹较稀地方乃至外省，今天赣南地区的客家人不少祖先就是土客械斗以后从广东迁入江西的。这一迁变也被一些学者看作是客家人的第五次迁徙。

客家话失去了进一步扩张的可能。这一系列变故导致珠江三角洲地区客家人口锐减，如四邑土客械斗前客家人可占当地总人口约五分之一，而械斗尘埃落定后只为百分之三。

客家在珠江三角洲的势力大大缩减，客家话因此也失去了在珠江三角洲进一步扩张的可能。

粤语成为交际语言。自从土客械斗尘埃落定后，珠江三角洲的粤语在和客家话的竞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散居的客家人逐渐被粤语同化、土客之间也互相通婚。根据近年的研究，在粤客杂居的村落中，只要说粤语的人数比重达到百分之十以上，则整村都会渐渐选择以粤语为交际语言，客家话反倒被粤语“强而同之”了。

当然在客家大本营梅州、惠阳等地，客家话的地位仍然牢不可破。

附1：开平碉楼背后，一段血泪仇杀史

曾经热闹的赤坎街道， 如今空荡荡的。 沿街的建筑被政府征收， 即将改造， 改造的不仅是建筑， 还有人间烟火气。

曾有外地的朋友问我： 广东哪个景点最有特色？ 只推荐一个。 我会毫不犹疑地说： 开平碉楼。 广东已有12个5A级景区，开平碉楼并不在其中，所以这答复往往出人意料。 即便是我，也是来广东好几年后才第一次听说过碉楼。

开平碉楼辟为景点的有自力村、马降龙村、立园等。 为了方便观光，许多碉楼已搬迁一空，但游荡其间，我总觉得这些楼缺点什么。 房子是住人的，人是房子灵魂，没有人居的房子总缺点灵气，让人心里空落落的。

开平的碉楼其实无处不在，广袤的田野，寻常的巷陌，据说有千余座，其实比景区里的更值得一看。 有人居的，带着亲切的烟火气； 没有人居的，逐渐荒成废墟。 这本来就是宿命，一如人的生老病死，这才是房子的常态。

人去楼空的碉楼， 渐渐失去生命， 葬身荒野。 碉楼是什么样子的？ 其实不必细说。

当你行进在开平的乡间小道，远远地看到它们迎面而来，建筑风格奇异，却又与乡村自然景观浑为一体，只要你曾听过这种建筑的名称，都会惊呼一声： 碉楼！

碉楼，望文生义形似碉堡的楼，带着射击孔，有些还有探照灯。 先前我以为碉楼是川西丹巴地区特有的产物。 自古丹巴民风彪悍，多以夹坝为业。 所谓夹坝，在康巴语中有劫盗的意思，但不是贬义，因为它也是游侠的意思。 夹坝既然成了风俗，自然仇杀不断，为防不测，各村落纷纷修起碉楼。 可见一座严防死守的建筑，直面的自然是武力的野蛮冲撞，开平碉楼也不能例外。

在许多人（也包括我）的印象中，最早对外开放与交流的珠三角地区本该是一派太平景象，如何会有极其严重的匪患？ 这无疑出离了我先前的认知。

今天来碉楼观光的游人心情很好，欢声笑语，响彻云霄。 然而，每个碉楼背后其实都有着一段令人心惊的往事，一群惴惴不安的灵魂。

最早的开平碉楼是从悲剧中走来的，带着一位慈母鲜血淋漓的叮咛。

明末，龙田村有村民叫许益，母亲遭土匪绑票，赎金甚大。许益刚筹措到赎金，村里便来了位神秘人，带来了许母的遗嘱：母不必赎，但将此金筑高楼，以奉尔父足矣。这位刚烈的女人投崖自尽了。许益因此建起“奉父楼”，纪念她的母亲。这神秘人何许人，史志里没有说，只知道后来的开平绿林掠男不掠女。但奉父楼的出现仅仅是一桩孤例，清末以前的地方志缺乏这种建筑的记载，直到“土客大械斗”的爆发。

“土客大械斗”是绝大多数人的历史盲区，可知之者甚少。

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一南一北先后爆发过两场酷烈的族群大清洗。

北方的叫“陕甘回乱”，西北回汉两族大仇杀，人口损失两千万；

南方的叫“土客大械斗”，广府人与客家人激烈械斗，规模之大，史所仅见，死亡百万（一说二十万），而开平为代表的江门地区正是土客大械斗的主战场。 ——说来在太平天国运动和土客矛盾激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里按下不表。

如今的各族人民其乐融融，很少人回望那段幽暗的历史死角。

最早南迁广东的汉人叫广府人，久而久之便替代了原有的土著，成为新的土民； 而明末之后迁入的汉人叫客家人，是“先主后客”之意。 土民与客家人相处百年，虽然偶有抵牾，但大体和睦，直到咸丰四年（1854年）。

这一年广东红巾军起义爆发，鹤山客家地主高三之幼子死于农民军中的土民之手，高三倾家复仇，组织客勇与红巾军作战。 在清剿红巾军的过程中，客勇洗劫了土民的财物，土民起而报复，酿成械斗。 械斗迅速发展到开平、恩平等地，成千上万人死于械斗，进而演变成水火不容的宗族屠杀，本是同文同种的人们自相残杀，双方的攻击最终演变名曰“铲村”的族群清洗，无数村寨毁于争斗，大批难民逃离家乡。

而此时美洲进入垦殖的高速发展时期，急需大量劳动力。 在长期的大械斗中，被掳掠的客家人被广府人运到澳门，转卖美洲做苦力，俗称“卖猪仔”，其数以万计。 而有些流离失所的客家人，无处遁逃，也不得不自卖其身，漂洋过海。

世间事总逃不过福祸轮回，被迫出洋的客家人正好赶上了美洲井喷式的发展时期，经过数十年的努力，许多人发了洋财。而美国等国正施行排华政策，本来华人就有落叶归根的观念，于是大量的外汇流入国内。

到了清末民初，据《开平乡土志》说： “以北美一洲而论，每年汇归本国者实一千万美金有奇，……而本邑实占八分之一”，开平一县的外汇收入占全国的八分之一，一时间富甲天下。

此时土客仇杀已告止息，但开平依然匪患不靖，民间有“一个脚印三个贼”的说法。 1912年至1930年，开平匪劫事件71宗，杀人逾百，土匪曾三度攻陷县城，连县长都成了俘虏。

一边是斗金斗银的财富流入，一边是猖狂打劫的土匪贼人，一夜暴富的开平人除了广筑高墙，保家自卫，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1922年，开平中学二十多位师生被掠，途径赤坎鹰村，被宏裔楼的更夫发现，探照灯照得土匪无处遁形。在乡团配合下，师生悉数获救，从此开平人大兴碉楼，“村村有碉楼，村村有更夫”的说法由此发端。

“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这是人性的共通，何况是受尽苦难和屈辱的客家人。

曾经奴隶般浪迹天涯，归来时豪情万丈。尽管匪患猖獗，但压抑许久的情绪还是需要张扬的发作。如果说文字是文人的倾述，那么建筑就是富豪的心绪，新贵们的楼必须不一样，要远见卓识，要丰功伟绩，要高不可攀，要大气磅礴，要刚强挺拔，要坚不可摧，还要“我就喜欢你看不惯我却又干不掉我的样子”。

于是一栋栋碉楼高耸于乡野，风格却包罗万象，希腊的柱廊，罗马的柱式，印度的廊亭、哥特的尖顶，欧洲的城堡、伊斯兰的拱券、葡萄牙的骑楼，飞机火车的壁画，奇妙地拼接到了一起，这种混搭像是无字丰碑，炫耀着主人们的见识与富有，也快意着几代人的恩仇。

开平碉楼中，最华丽气派的当属锦江里瑞石楼，楼高九层，四角有瞭望塔，呈现意大利堡垒风格，立面运用了西洋式柱廊造型，楼内陈设又是十足的传统格调。

建楼过程中，黄璧秀与其父黄贻桂为楼高有过一段争执，很能反映了楼主们微妙的心绪。

据说楼建到第七层时，黄贻桂就“教训”儿子：“起该高做乜，三层就得，你系唔系想从楼顶上去可雷公大佬的春古蛋”（造这么高的楼做什么，三层够了，你难道想爬上楼顶去摘雷公的蛋蛋？ ）与其说是责骂，倒不如说是炫耀，语气中满是战天斗地的自得。

所有的繁华都有它的告别，就像星空中的流光一瞬，碉楼也要迎来它的尾声。

1927年之后的十年，被称为国民政府的黄金时代，然而开平经济却吊诡地日趋没落，卷入世界经济的侨乡遭遇了美国大萧条的狙击。随后抗战爆发，侨汇断绝，浮华湮灭，饿殍遍野，建设碉楼之风自此断绝。

老碉楼渐渐失去了活力，它们成了纪念碑，纪念着侨乡曾经的荣耀，又像守望着新时代的开启。

附2：客家人个头不高，为何特能械斗？都是逼出来的

近代历史上，造反几乎都有客家人的身影，一句话来形容客家人就是“特别能战斗“！ 客家是汉民族中颇具血性的族群。南宋末期开始，客家登上历史舞台，从宋末群王抗元，明末抗清，收复台湾，再到清末抗日抗法，无不带有客家人忠义、义无反顾的身影。

在客家先民迁移过程中，为了对付迁移途中遇到的强盗、土匪及本地土著，客家人的家族均是半军事化的组织。女的均是大脚婆，包揽家务活和农活，男的都是半军事化的战士，具有极具强略的攻击性。

同时，客家人十分善于修筑防御工事，土楼和围龙屋就是明证。 而且客家人的家族之间，也存在着极端残忍的乡族械斗，这些都锻炼了“客家战士们”。

当地人与客家人为何不睦？

客家人大约在五代十国时从北方来到华南，但华南地区从东晋开始，就有不少从北方迁徙来的世家大族，他们早已成为当地豪强，根深蒂固，拥有大量土地。

客家人也是农民，需要土地和水源来而维持农耕生活，所以客家人来到华南后，与当地豪强在土地和水源上发生冲突是在所难免的。

客家人这个外来群体，对当地豪强的资源财产都产生了极大的威胁，自然不受欢迎，所以各地的宗族豪强都排挤客家人。

故而，客家人就被逼选择土地贫瘠、位置偏僻的山区。客家人的一些风俗习惯跟传统汉人有所不同，也招致了华南宗族的歧视。比如，客家女人不缠足。

客家人为何尚武善战？

客家人因遭歧视和打压，频繁与当地人发生武力冲突。 自明代以来，有纪录的“土客械斗”已有几百次。1854-1856年发生于广东四邑的土客大械斗造成过万人伤亡，可见客家人和本地人的冲突比较激烈。

此外，客家人多数生活在偏僻山区，这些地方往往有毒蛇猛兽，山贼土匪也时常出没。为了保障村落安全，除了习武之外，客家人还会修筑半军事式的围村，据山险以守，用以防御山贼并保留与本地人械斗的优势。

福建的土楼、广东梅县的围龙屋都是客家人的杰作。 广东一句俗语： “有山必有客”便是指客家人和山地密不可分的关系，每个山头也有客家人的村落。客家人在这种半军事的环境下，不论男女都需要学会保护自己，自然地养成勇武强悍的风气。

客家人有哪些名将？

客家人因为长期跟本地人械斗，又在山区修筑防御工事，所以他们积累了很多实战经验，对他们投身军旅有很大的帮助。 近代以来，客家民系名将、猛将辈出，在近代中国的军事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客家人大规模扬名于战场，始于咸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大多数的骨干将帅都是客家人，其中最知名的有“东王”杨秀清、“翼王”石达开、“英王”陈玉成、“忠王”李秀成等重要将领都是来自广西的客家人，洪秀全本人是来自广东的客家人。

清亡以后，客家人也对中国有较大影响。孙中山的革命军里面也有不少客家人，革命元老廖仲恺、北伐名将叶挺就是广东惠州的客家人。因为革命早期的成员多以广东人为主，所以身在广东的客家人也有参与。

客家人跟民国时期的南方军阀也关系不浅，广东军阀陈济棠、国民革命军参谋长李济深等来自客家。李宗仁、白崇禧的桂系更有不少客家籍的军人。

谢选骏指出：人说“广府人VS客家人：土客大械斗简史”——我看近代中国历史的关键时刻，客家人都承担了重要任务，涌现出重要人物。这是因为，土客械斗的背后，具有“殖民”的要素，因而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巨轮。

【65、温和派受到了不温和对待的历史吊诡】

《中国网络信息战新策略：异见作家邓聿文之女遭网暴》（STEVEN LEE MYERS, TIFFANY HSU 2024年6月27日）报道：

生活在费城郊区的著名中国流亡作家邓聿文经常批评中国及其专制领导人习近平。中国近来的回应十分严厉，在网上对他进行了粗暴和恶意的攻击。

据克莱姆森大学和拥有Facebook与Instagram的Meta公司的研究人员称，通过充满性暗示和威胁的帖子，一个与中国安全部门有关联的秘密宣传网络在流行的社交媒体平台不仅对邓聿文，而且还对他十几岁的女儿进行了猛烈攻击。

这些内容是由假冒身份的用户发布的，出现在邓聿文发在社交平台X的帖子下的回复中，也出现在对他所在社区的公立学校账号的评论中，邓聿文16岁的女儿在这些评论中被诬陷为吸毒者、纵火犯和妓女。

“没法屏蔽，”邓聿文在采访中用普通话谈到网上的攻击时说，“因为你今天屏蔽它，明天它就换一个马甲，又上来了。”

据研究人员称，针对这名女孩的粗俗评论还出现在Facebook的社区页面上，甚至出现在TripAdvisor、社区新闻平台Patch和帮助家长选择学校的Niche等网站上。

这种骚扰符合一个已经引起华盛顿、加拿大和其他国家警觉的网络恐吓模式，中国在这些国家的攻击越来越明目张胆。这些攻击活动包含数千个帖子，研究人员将它们与被称为“水军伪装”(Spamouflage)或“龙桥”(Dragonbridge)的社交媒体账号网络连接起来，中国庞大的宣传机构是该网络的组织者。

克莱姆森大学媒体取证中心的创始人达伦·林维尔表示，中国长期以来一直试图诋毁批评人士，但把一名在美国的青少年当做目标是一种升级，该中心的研究人员记录了针对邓聿文的攻击。联邦法律禁止严重的网络骚扰或威胁，但这似乎无法阻止中国的行动。

“毫无疑问，这越过了他们以前未曾越过的界线，”林维尔说。“我认为，这表明界线已经变得毫无意义。”

中国宣传机构还在更大范围内加强了对美国的攻击，包括在11月总统大选前竭力诋毁拜登总统。

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4月在华盛顿举行的美国律师协会会议上表示：“甚至在中国境外，包括在美国，他们正在输出镇压和侵犯人权的行为——针对、威胁和骚扰那些敢于质疑其合法性或权威的人。”

他说，中国正在施加“巨大的、近乎黑手党式的压力”，试图让目前合法居住在美国的异见者保持沉默，包括在网上和现实生活中开展行动，比如在他们的住所附近张贴传单。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在声明中说，他不知道邓聿文的事情，也不发表评论。他还说，政府国务院去年在中国发布了保护青少年上网安全的规定。

Meta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作为监控“水军伪装”活动的一部分，它已经删除了针对邓聿文一家的Facebook账号。声明说，这一活动在Facebook上没有引起太大关注。Patch和Niche表示，他们也因违反了使用标准而删除了这些账号。X和TripAdvisor没有回应置评请求。

林维尔在克莱姆森大学的团队称，并非所有针对邓聿文一家的帖子都被删除了。新的帖子还会不断出现，甚至被删除的帖子的痕迹也会在网上存留数年。例如，在谷歌上搜索邓聿文和他的女儿时，“水军伪装”的攻击仍然会出现。

来自中国的攻击一直是美国政府和执法官员面临的挑战。去年，美国司法部起诉了34名为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的官员，指控他们骚扰像邓聿文这样的美国居民，但这些官员生活在中国，可能还会继续在中国工作，不在美国执法部门的管辖范围之内。

一些人呼吁采取更积极的应对措施，其中包括密歇根州众议员、众议院中共问题特设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约翰·穆勒纳尔。

“我们需要教育执法人员和美国人民，为他们赋权，让他们了解中共的策略，”他在声明中说。“还要保护那些在我们国家寻求安全庇护的人。”

“水军伪装”网络于2019年在香港大规模反北京抗议活动期间首次被发现。它在社交媒体或技术平台上创建不真实的账号，用垃圾邮件式的内容轰炸真实用户——因此研究人员给这个网络起了这个名字。虽然这些内容通常不会发展为病毒式传播，但对被攻击的人来说，蜂拥而至的攻击可能会带来困扰，甚至更糟。

去年，Meta将该网络与中国的执法机构联系了起来，后者曾经把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在国内，诋毁和恐吓共产党的批评者，比如香港的抗议者。

它在海外也变得越来越活跃，试图影响台湾、加拿大的政治辩论和选举。至少从2022年的中期选举开始，它还试图影响美国的政治辩论和选举。一名美国奥运花样滑冰选手和她的父亲成了美国司法部所称的北京下令进行的间谍活动的目标。这位父亲曾是来自中国的政治难民。在海外工作的华裔记者，尤其是女性记者，也同样出现在虚假的卖淫广告中，并面临炸弹和强奸威胁。

司法部对那些国家安全部官员的起诉书没有明确将他们与“水军伪装”网络联系起来，但根据非营利研究机构战略对话研究所最近的报告，这些活动与“水军伪装”的工作密切相关，似乎“极有可能”是同一项行动。该研究所还警告称，该网络越来越关注美国总统大选。

在邓聿文的案例中，和其他人一样，其目的似乎是压制批评。邓先生出生于中国东南部的新余，曾担任《学习时报》的助理编辑，《学习时报》是专门培养新晋官员的中共中央党校的一份周刊。

邓聿文撰写的文章发表在《当代中国评论》2023年秋季刊上。

邓聿文撰写的文章发表在《当代中国评论》2023年秋季刊上。 BING GUA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他的评论有时会突破党的底线。2013年，他为《金融时报》撰写了一篇评论文章，呼吁中国放弃与朝鲜反复无常的威权领导人金正恩的战略关系，之后他被免职。他最终离开了中国。

现年56岁的邓聿文自2018年以来一直与妻子和两个孩子住在美国。他继续在各种新闻媒体上发表关于中国政治和外交政策的文章，并出版相关书籍。他的最新著作是《最后的极权》(The Last Totalitarian)，今年4月由纽约博登书屋出版。在这本书中，他认为共产党已经失去了人民的信任，需要改革。

邓聿文在采访中说，他已经习惯了来自中国官方的批评，但在他今年2月发表了一篇文章后，人身攻击开始了。他在文中把习近平的高官团队比作毛泽东领导下的“四人帮”。

克莱姆森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的第一条帖子出现在当月的X上，邓聿文的账号在X上有10万多名关注者。帖子提到了他家所在城镇的一所中学和他的女儿。骚扰蔓延到X上的其他账户，然后又到了其它许多平台，包括Facebook、Medium、Pinterest、DeviantArt和日本艺术家网站Pixiv。

这些帖子谴责他是叛徒、剽窃者和美国的工具。克莱姆森的研究显示，到目前为止，仅在X上就有超过5700条帖子提到他的女儿。

这些用户的个人资料往往会让人觉得他们是美国人，但关注他们的人很少，甚至根本没有。许多帖子都使用蹩脚、不合语法的英语，这是“水军伪装”活动的一个标志。

它们变得越来越耸人听闻和具有威胁性。Facebook上出现了一些篡改过的图片，将邓聿文女儿的脸叠加在穿着暴露的女性身上，做成开价300美元的色情广告。至少有一个帖子呼吁对她进行性侵犯，并提供8000美元的赏金。

他的女儿——一名英语流利、熟知Z世代俚语的青少年，最初也对这些攻击感到愤怒，但在他的鼓励下，她也试图对这件事置之不理。他说：“我尽量不让家人牵连到我的事。”

Meta、谷歌和其他主要技术平台早就意识到“水军伪装”的活动，并试图削弱其影响力。去年，Meta宣布，仅在一个季度内，它就删除了Facebook上与该网络相关的7700多个虚假账号。

克莱姆森大学的林维尔说，中国的策略可能会继续下去，因为中国“除了账号被关闭之外，还没有受到任何有意义的影响，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根本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国近来的回应十分严厉，在网上对他进行了粗暴和恶意的攻击。”——我看这不是什么“中国在网上对他进行了粗暴和恶意的攻击”，这只是“某些人或机构在网上对他进行了粗暴和恶意的攻击”。人又说“中国网络信息战新策略：异见作家邓聿文之女遭网暴”——我看这是“温和派受到了不温和对待的历史吊诡”，因为总的来看邓聿文是为纽约时报中文网工作的，他必须遵循编辑指导，在批评中囶的时候表现得相当温和——和平理性非暴力。

【66、我保留中文互联网的历史记忆】

《为什么说：中文互联网正在加速崩塌？》（何加盐 2024-05-23）报道：

1、

先问你一个小问题：

如果我们在百度上搜索“马云”这两个字，把时间设定在1998年到2005年，能搜出来的信息，大概有多少条呢？是1亿条，还是1000万条，还是100万条？

我在几个群问过，大家普遍的猜想是，应该是百万或者千万的级别。毕竟，互联网信息如此浩如烟海。马云作为那个时代的风云企业家，在网上留下的痕迹肯定是非常多的。

但实际上能搜出的全部结果如下：

用百度搜索，选定日期范围为“1998年5月22日到2005年5月22日”，含有马云的信息，总共是1条（2024年5月22日数据）。

而仅有的这一条信息，也是虚假的。点进去会发现，文章的发布时间其实是2021年，不属于上面限定的时间段，只是不知怎么回事，它被莫名其妙地搜索出来。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想要了解那一段时间关于马云的经历、报道、人们对他的讨论、他的讲话、公司的发展史等等，我们能得到的有效的原始信息量，是零。

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不是百度的问题啊？如果换必应或谷歌，会不会能搜出来？

我测试过，这两个网站搜出来的有效信息，和百度没有太大区别，比百度略多一些，但也只是个位数。更多的也都是时间紊乱的无效信息，只不过不知道是什么技术原因，被错误地抓取出来。

你可能还会觉得，是不是因为马云属于比较有争议的人，由于某种不可描述的原因，所以他的信息才无法搜到？

但实际上，不仅仅是马云的情况如此，我们去搜马化腾、雷军、任正非等，甚至是罗永浩和芙蓉姐姐这样在那个时候红极一时的网红，或周杰伦、李宇春那样曾经火遍全网的明星，结果也都一样的。如搜雷军的情况，结果是这样的：

在测试过不同网站、不同人名、不同时间段之后，我发现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

几乎所有在那个年代曾经红火过的中文网站，如网易、搜狐、校园BBS、西祠胡同、凯迪猫眼、天涯论坛、校内网（人人网）、新浪博客、百度贴吧、以及大量的个人网站等，在一定年份之前的信息都已经完全消失不见了，甚至大部分网站是所有年份的信息都消失了。唯一例外的是新浪网，还能找到一些十几年前的信息，但也是极少数的寥寥几条，其他99.9999%以上的内容，全都消失了。

大家都没有意识到一个严重的问题：中文互联网正在迅速崩塌，移动互联网出现之前的中文互联网内容，已经几乎消失殆尽。

我们原以为，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但没有想到，这种记忆，原来是像金鱼一样的记忆。

2、

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个问题，是因为何加盐公众号的主题是研究牛人，所以我需要经常查找他们的资料。

这两年来，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网上能找到的原始资料，每年都以断崖式的速度在锐减。之前还能看到一些原始的报道，后来慢慢没有了；之前还能找到主人公的演讲或者他们写的文章，后来慢慢找不到了；之前还能看到很多采访或对谈的视频，后来慢慢消失了。

似乎有一个吞噬网页的怪兽，它沿着历史的时间线，从过去向着现在吞噬，先是小口小口，然后大口大口，把中文互联网的一切内容，以五年、十年为单位，一口吞掉。

等我们回过神来，会发现，在移动互联网之前曾经存在过的中文互联网的一切，不管是门户网站、机构官方网站、个人网页，还是校园BBS、公众论坛，还是新浪博客、百度贴吧，还是文件、照片、音乐、视频等，都已消失不见。

记得十几年前，我曾经因为换电脑，把一些照片和文章打成一个压缩包，存在某BBS上，几年之后发现，那整个BBS都没有了。我曾经用过hotmail的邮箱，里面有很多很珍贵的邮件，后来全都没有了。我还写过人人网、MySpace，后来全都没有了。

我们曾经以为互联网可以保留一切，但结果是一切都没能保留。

这让我想起刘慈欣《三体》里面提到过的“二向箔”。歌者文明发现了太阳系有智慧生物的存在，出于宇宙先进文明的清除本能，他们向太阳系扔出一张二向箔，于是，整个太阳系以光的速度从三维坍塌成二维，变化成一张酷似梵高“星空”的画片。一切生命、一切文明的痕迹，从此都不复存在。

在互联网上，我们已经处于二向箔的吞噬之中。这种二向箔可以称之为“时间的二向箔”，它吞噬的是时间那一维。

太阳系被歌者文明的二向箔拍扁之后，好歹还留下了一幅《星空》图，而互联网被时间的二向箔吞噬后，只留下一片虚空。

3、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猜想，主要原因可能是两个：

一是经济原因。

网站的存在，需要服务器、需要带宽、需要机房、需要人员运维，还有很多杂七杂八的监管和维护费用，这些都是成本。如果是有战略价值（例如需要向外展示公司想要展示的信息），或者有短期流量价值（例如还时不时有较多的人上来看），同时公司账上也不差钱，那么还会有动力去维持。

但是如果公司在商业上走了弯路，没钱了，整个网站就会直接死掉。例如人人网就是典型代表。

即便公司还有钱，从运营的角度来看，如果一个网页一年到头都没有几个人来点击，对公司来说，就成了一笔负担，从经济上最理性的方法，就是直接关掉。搜狐、网易早年的内容大量丢失，以及以天涯论坛为代表的BBS集体消亡，都是这个原因。

二是监管原因。

总体而言，互联网信息的监管，是从无到有，从宽到严，从严到更严的过程。以前可以合法存在的内容，后来不符合监管要求了；或者是以前可以灰色存在的内容，后来被定义为黑色了。这些内容都会直接被咔嚓掉。

还有一些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舆论的两极分化越来越极端，以前“只道是平常”的内容，在后来的舆论环境中显得非常尖锐、敏感，尽管不违法，但是可能激化矛盾，形成混乱，监管方也有可能会要求处理掉。

除了官方部门之外，愤怒的网友，也时时充当着舆论监管员的角色。他们会翻出十几年前某人无意中说的某句话，揪着不放，把人网暴至“社会性死亡”。

但监管上最重要的影响，还不是监管部门的处理或愤怒网友的攻击，而是它们会造成公司与个人的“自我审查”。

因为谁也不知道，网站上存在的哪一条内容，某人曾说过的哪一句话，会不会在若干年后，给当事人带来灭顶之灾。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把这些潜在的“定时炸弹”全部清除，也就是把网站关掉或者把内容全部删除。

当然，除了上述两个原因之外，还会有其他很多原因。

例如，在南斯拉夫解体之后不久，所有“yu”（南斯拉夫国名Yugoslavia的缩写）这个国际域名之下的网页内容全部消失了。又如，随着版权保护的加强，曾经随处可下载的音乐和电影网站，就都消失了。还有一些机构和个人，纯粹是由于自己的原因，不想在对外展示信息了，就把官网或个人主页关掉等等。

但这些原因都是次要的、局部的。整个互联网内容系统性的、大规模的消失，主要就是由于经济规律和自我审查。

本质上，互联网内容和生命一样，也受进化论的支配。其存在的标准只有一条：以尽可能低的成本争取尽可能多的注意力。

当一个内容能够在互联网上的海量内容中争取到足够多的注意力，而维持这个内容的成本（包括经济成本、监管成本和对抗监管的成本）比其他方式更低时，这个内容就有可能存活在互联网上。只不过它有可能会换一种呈现方式，例如从文字变为图片，从静图变为动图，从动图变为视频，未来可能从二维视频变为三维全息视频等等。承载这个内容的平台也会变迁，从门户网站到BBS，到个人博客，到微博微信，到抖音视频号，到未来可能一个我们不知道什么平台。

当一个内容不能再吸引到足够多的注意力，或者维持这个内容的成本比其他方式更高时，这个内容就会从互联网上消失。以电脑为浏览端、以网页为载体的传统互联网的集体消亡，只不过是这种“信息进化竞争”的必然结果而已。

生物的进化秘诀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而互联网内容的进化秘诀是“信息竞，注意力择，适者生存”。由于网络效应，这种竞争比自然界还要猛烈万倍，残酷万倍。传统互联网不是单个物种式的灭绝，而是几乎所有内容的整体性灭绝。

每一代新的互联网崛起，旧的互联网必将崩塌，时间二向箔是所有网站、所有内容无可逃避的宿命。

4、

如果未来的文明是互联网的文明。我们这一代人，将是没有历史的。因为互联网没有留下我们的痕迹。

“没有历史”，这件事情重要吗？

当然很重要。

我曾经为了写邵亦波的文章，想尽了一切办法，试图找到邵亦波2007年参加《波士堂》节目的原始视频，以及他妻子鲍佳欣以“文爱妈咪”网名在宝宝树社区发了好几年的帖子。最终还是没有找到，只能深深遗憾。

虽然《红尘已忘邵亦波》那篇文章，依然很受大家欢迎，短短一周就有70多万人阅读，2万多人转发，但我十分肯定，我一定还是错过了某些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果它们能呈现在那篇文章里，文章质量会更好。

但是我找不到，就只能让文章以不完美的方式呈现。

你可能会觉得：这只是对何加盐这样的研究者和写作者有用，我又不写这样的文章，互联网信息没有就没了，对我又没什么影响。

真的吗？

如果我们已经看不到马云的所有演讲，看不到任正非的以《我的父亲母亲》和《一江春水向东流》为代表的所有文章，看不到段永平在雪球的所有发帖，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可惜？

好吧，你说你并不觉得可惜。

那如果我们已经搜不到黄峥的公众号，看不到张一鸣的微博，上不了王兴的饭否，你会不会觉得有点遗憾？

好吧，你说你也并不觉得遗憾。

那如果某一天，知乎如同天涯论坛一样没了，豆瓣就像人人网一样消失，B站好比新浪博客一样已无人问津，你会不会有点心痛？

如果某一天，你喜欢的微博博主所有的微博只显示“作者已设置只展示半年内微博，此微博已不可见”，你常看的公众号只显示“此账号已被屏蔽，内容无法查看”，你在抖音或小红书搜索某些信息，结果显示“作者已清空全部内容”……

甚至，微博、公众号、抖音、小红书，就像曾经存在过的bbs、贴吧、空间、博客一样，全部消亡……

你会不会为此难过哪怕是短短的一分钟？

作为传统互联网的一代人，七零后、八零后已经找不回我们的历史。因为它们已经全部消失了。

新生代也许还能看看朋友圈，但是朋友圈也越来越多“三天可见”，越来越沉默不语。

唯一还在热情发圈的，只剩下一水的营销信息。

未来就连这些营销信息，也终将消亡。

5、

如果一件事对我们很重要，而它正在消亡，我们有什么办法挽救它吗？

有人曾作出这样的尝试。美国有一个网站叫做“Internet Archive”，中文译作“互联网档案馆”，保存了很多原始网页。但是我试过，中文的原始网页，保存的很少，而且使用非常麻烦，搜索功能十分原始低效，和没保存差不多。

从技术层面来讲，保存从中国有互联网以来，到移动互联网兴起的十来年时间的所有网页，应该并不难，成本也不高，毕竟比起现在的视频时代，原始互联网的那些图文网页，占的空间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问题是，谁来做这件事，有什么动机？

商业机构不会做。因为没有任何商业利益。

政府或许可以像建图书馆、博物馆一样，搞一个能保存所有网页的档案馆。但是政府为什么要花钱费力干这件事？除了保存历史之外，似乎也没有其他理由。再说了，就算是政府做了这件事，对普通网民也没有任何意义，因为这个档案馆肯定也会需要一定的登陆权限，以免信息被滥用。

况且，就算是有机构愿意做这件事，现在也晚了。移动互联网兴起之后，传统互联网的中文内容，几乎已经消失殆尽了。粗略估算，99%以上应该都已经没有了。

从某种意义上，何加盐写的牛人系列文章，也为保存这些牛人们存在过的历史，做出了一点贡献。如果我没有写他们，很多历史就已经在网上找不到了。但毕竟这也不是原始信息，只是经我整合过的二手信息。

现在的中文互联网上，这个世纪前十年发生过的所有重大事件，所有留下过深深痕迹的名人，目前还能找到的信息，几乎已经全是经自媒体编辑过的二手信息，甚至是传过多手，早已面目全非的信息。

关于它们的原始报道没有了，原始视频没有了，原始讲话没有了，原始的网友目击没有了，原始的评论没有了……

再过一些年，这些二手信息和N手信息，也都会消失。就像那些事件从未发生过、那些人从未存在过一样。

我们已经无能为力，只能接受现实。

在未来的互联网时代里，回首看21世纪的前二十年，将是没有历史记录的二十年。

我们是互联网时代消失的一代人。

如果你现在还能看到一些中文互联网的古早信息，那只是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

如果你明白了它们的转瞬即逝，可能会像临死前的浮士德一样感叹：

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吧。

但那抹余晖，很快将和你这句感叹一起，被时间的二向箔吞没，陷入虚空。

《三体》中，程心和艾AA还能有幸乘坐唯一的一艘曲率飞船，逃离正在二维化的太阳系。

而我们，连曲率飞船都没有。

逃无可逃。

现在你所看到的、你所创造的几乎所有内容，连同这篇文章，这个平台，终究也会淹没在虚空中。

网民嚎叫：

一条小路 发表评论于 2024-05-23 17:12:12

有了習思想還要什麼互聯網。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4-05-23 16:24:36

结论正好相反，说明中国的中文互联网2005年之后爆发式发展。

zzbb-bzbz 发表评论于 2024-05-23 16:20:02

只能说海外中文互联网正在加速崩塌，1998-2005年期间，百度能查到一条关于马云，而谷歌一条也没有。

谢选骏指出：我早就发现了“网站=杀手”的公式，所以手动保存了数万网文——集成《谢选骏全集360卷》……以此保留中文互联网的历史记忆。

《“中文互联网崩塌”引热议 你的朋友圈文章还在吗？》（往事与随想 2024-05-23）报道：

今天有篇文章很火，早上刚看到才几千点击，现在已经好几万了，等我写完估计已经10万+了。文章标题叫《中文互联网正在加速崩塌》，大致意思是说很多互联网内容已经消失不见了，尤其是2005年以前的。但看朋友圈转发，则远不局限于2005年前，大家谈的更多是这几年的事情。

这里面有很多角度，技术问题、经济问题、监管问题……但之所以戳中人心的，我猜还是长期主义的衰败，由此让人想到，你不仅没有未来，甚至没有过去，这种个体不能承受生命之轻的痛楚。

可谈的很多，但这里只想谈一点：给用户提供备份下载服务是互联网内容平台的基本义务。光哀叹没用，我们总得提点具体的诉求才行。

先回顾一下鄙人在互联网上生产的内容，如今安在？

最早是天涯，现在没了，去年大家让邢明（天涯老板）搞个打包下载个人内容的收费项目，也没见他搞出来，真是让人无语。

然后是凤凰网，当初疯狂卷自己，一开始天天写，后面隔天写一篇，少说也写了一两百篇“评中评”，现在栏目没了，从文章页点进栏目页也404了。

再后面是腾讯微博，嗯，也没了。

还有腾讯大家，这个我迄今写得最认真的专栏，虽然不多，也没了（我从邮箱中找了部分出来发在公号）。

还有豆瓣，虽然久不更新，也收到过两次通知：一次通知我的一篇N年前发的《悲情城市》影评被删了，把备份内容发给我；还有一次通知我同样是N年前做的《农民问题的书单》卷首语被屏蔽了，我去改了一下。

我现在最操心的就是朋友圈内容，很久前就说，谁要开发一个朋友圈备份工具，我愿意付费（100块一次）使用。等了两年没等到，准备自己动手，找了个程序员朋友合作，他开发我运营，但这哥们半天没动手，另外也担心被微信官方封杀，拖着拖着就黄了。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又搜了一下，两个月前有个技术博主倒是做了了一个，但看反馈，产品还有瑕疵，好像目前并不能备份全部内容，尤其是发得时间比较长，内容比较多的。

事情既然到了今天，我觉得必须得给互联网平台公司提出一个明确的要求，开发相应功能以保障用户备份自己内容的权利。

如果说之前大家还相信这些内容可以永续留存的话，现在这个梦已经破灭了，你们已经搞砸了这么多次，为什么还不留个后手呢？

道理很简单，内容是用户创造的，理所当然拥有所有权。六七年前霍炬兄就写过一篇《互联网完蛋了，已经。》，讲得非常清楚，里面还提到了微信朋友圈：“理论上说它应当属于用户，但实际上用户拿不到它，甚至没法备份它，只能被企业利用。一个比较直观的例子：你能很容易的备份自己的朋友圈吗？……朋友圈本来完全是你自己创造的数据，最后你反而没有对它的控制权，这就是现在这个时代的荒唐之处。”

分析前面我个人的案例，内容湮灭不外乎两个原因，一个是经济原因，比如公司经营不下去（天涯），产品运营不下去了（比如腾讯微博），一个是政治原因，比如对所谓敏感内容的承受力下降（比如豆瓣），比如产品被迫下线（比如腾讯大家）。而这两大原因，在今天愈发严峻，所以开头提到的那篇文章才会格外触动大家的心弦。

大环境不好，大家都能理解。凛冬将至，公司都在未雨绸缪，搞降本增效，收缩投资。但这种情况下，就完全不考虑一下用户吗？你们天天喊的“用户至上”是被狗吃了吗？这也不是多麻烦的事情，外面的程序员这么不方便都能干，你们自己开发还不是分分钟的事情？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请注意，这只是要求自我备份，不是要求在互联网永续留存，不需要公司付出成本。万一哪天产品要下线，公司要倒闭，好歹给用户留点念想——这么说可能不吉利，但你能保证你公司产品能一直经营下去吗？

好，就算微信这样的产品，腾讯这样的公司，我相信它也许比我活得还要久（我也不怕这么说不吉利），但你能保证你能扛得住压力，不封我账号吗？

如果既不能保证产品永不下线，公司永不倒闭，也不能保证不删我内容不封我账号，还有什么理由不给我备份呢？

对了还有一个特别愚蠢不值一驳的观点，认为互联网上的内容水得要命，本来也不值得留存，对此不必在意。这实在是傻得冒烟，因为价值总是因人而异，在你看来一钱不值，在我看来可能千金难买。

举个例子，我翻到了2013年4月5日我发的第一条朋友圈，内容是这样的：

“中文互联网崩塌”引热议 你的朋友圈文章还在吗？

这样的内容，是我人生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样的记录，也是我人生最珍贵的记录——不夸张地说，这11年来，朋友圈承载无数这样的回忆，一朝湮灭，难以想象。不消说，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如此。

为什么这篇文章重点谈朋友圈，谈微信，谈腾讯？因为在我看来，腾讯/微信还是可以对话的，张小龙说过很多把用户放在第一位的话，腾讯这几年也一直在强调“科技向善”，既然如此，毋以善小而不为。

网民嚎叫：

秋林小屋 发表评论于 2024-05-23 22:51:00

如果现在的人类文明毁灭了，给下一代文明几乎留不下什么信息。什么硬盘internet，根本都是笑话，书也不过几百几千年。古人的智慧是石刻，可以几十万年。而现代人类最愚蠢，最自以为是，不会留信息，还拼命地挖掘古迹破坏上一代人类给后世留的信息。。

来梦 发表评论于 2024-05-23 20:07:00

最早接触的是China ren，雅虎相册，网易相册。都特么没了，从那以后再也不信国货，各人资料通过代理蜗牛式的也要搬到境外大网站。

谢选骏指出：人说——“中文互联网崩塌”引热议 你的朋友圈文章还在吗？我看——特别不能思议的是，你们自己的文字为何自己不保留，而要期待别人来保留？难道这就是“巨婴的嚎哭”吗？你们没有见过文革期间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吗？而今何在？

《在加速崩塌的中国互联网上，正在消失的集体记忆》（袁莉 2024年6月5日）报道：

中国人知道他们国家的互联网是不同的。没有谷歌、YouTube、Facebook或Twitter。他们在网上使用委婉说法来表达他们不应该提及的事情。当他们的帖子和账户被审查时，他们只能接受。

他们生活在一个平行的网络世界里。他们知道这件事，甚至拿它来开玩笑。

如今，他们发现，在短视频、直播和电子商务热闹的表象之下，他们的互联网——以及集体在线记忆——正在崩塌。

5月22日，微信上一篇被广泛转发的帖子称，1995年至2005年间在中国新闻门户网站、博客、论坛和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布的几乎所有信息都已无法获取。

标题写道，“中国互联网正在加速崩塌”。不出所料，这篇帖子很快就遭到了审查。

“我们原以为，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主要创作成功商人故事的博主何加盐在帖子中写道。“但没有想到，这种记忆，原来是像金鱼一样的记忆。”

我们无法确定究竟有多少内容消失了，或者有哪些内容消失了。但是我做了一个测试。我使用中国最大的搜索引擎百度查找了何加盐帖中引用的一些例子，主要集中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头十年中期之间的同一时间段。

我从阿里巴巴的马云和腾讯的马化腾开始，他们是中国最成功的互联网企业家，何加盐也搜索过他们。我还搜索了被称为中国企业家教父的柳传志：2005年，他的公司联想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他因此登上了新闻头条。

我还查看了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搜索结果，他在此期间担任过两个大省的省长。中国高层领导人的搜索结果总是受到严密控制。我想看看，如果人们对习近平在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的情况感到好奇，他们会发现什么。

搜索马云时，我没有得到任何结果。我找到了关于马化腾的三个条目。搜索柳传志，出现了七个条目。

关于习近平，我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然后，我搜索了过去几十年来中国最严重的悲剧之一：2008年5月12日造成逾6.9万人丧生的汶川大地震。这件事发生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那个时候，中国的记者拥有比共产党通常所允许的更多自由，他们创作了大量高质量的新闻作品。

当我把时间范围缩小到2008年5月12日至2009年5月12日，百度给出了九页的搜索结果，其中大部分是中央政府网站或国家广播机构中央电视台的文章。提示：如果你知道这些记者和他们所在机构的名字，就可以找到更多内容。

每个搜索结果页面大约有10个标题。我的搜索所发现的，应该只是当时所有报道的一小部分，其中大部分发表在曾经派遣记者前往震中的报纸和杂志的网站上。我没有找到我记忆中任何出色的新闻报道或网上的哀悼。

除了内容消失之外，还有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中国的互联网正在萎缩。根据中国互联网监管机构的数据，2023年，中国有390万个网站，比2017年的530万个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

中国有10亿互联网用户，占世界网民总数的近五分之一。然而，使用中文的网站数量仅占全球总数的1.3%，低于2013年的4.3%——根据追踪在线使用顶级内容语言的“网络技术调查”机构，十年来下降了70%。

目前，中文网站的数量仅略高于印尼语和越南语网站，少于波兰语和波斯语网站，是意大利语网站数量的一半，略高于日语网站的四分之一。

网站减少的原因之一是，网站存档旧内容在技术上很困难，成本也很高，这个问题不仅仅是在中国才有。但在中国，另一个原因是政治因素。

习近平上台后，中国开始走向专制和民族主义，互联网发布商，尤其是新闻门户网站和社交媒体平台，面临着更大的审查压力。保持中国网络空间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纯净是共产党的首要任务。互联网公司更有动机进行过度审查，并且通过不存档的方式让旧内容消失。

许多人的网上生活都被抹去了。

两周前，纪录片导演王男栿发现，在一个类似维基百科的网站上，关于她的条目消失了。她在影评网站豆瓣上搜索自己的名字，结果一无所获。在微信上也是如此。

“我导演的电影有些也在中国互联网上被删被禁，”她说。“但这次感受是我这个人作为历史的一部分，被抹去了。”她不知道是什么引发了这一切。

张平以笔名长平为人所知，他是本世纪头十年中国最著名的记者之一。他的文章曾经随处可见。2011年，他的文章引发了审查机构的愤怒。

“我在公共舆论中的存在被扼杀得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那也是我个人生命的很大一部分丧失，”他告诉我。“我感觉到是自己个体生命的否定。”

2021年3月，当我的微博账号被删除时，我感到悲伤和愤怒。它拥有300多万关注者，数以千计的帖子记录了我十年来的生活和想法。许多帖子是关于时事、历史或政治的，但也有一些是个人感想。我觉得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被夺走了。

许多人故意隐藏自己的网上帖子，因为这些帖子可能被党或其代理人用来对付他们。在一种被称为“挖坟”的趋势中，民族主义“小粉红”会查阅知识分子、艺人和网红曾经在网上发表的东西。

对于中国人来说，我们的网络记忆，即便琐碎，也可能成为我们需要卸下的包袱。

“尽管我们往往认为互联网有些肤浅，”长期驻华记者和作家张彦(Ian Johnson)说。“但如果没有这些网站和事物，我们就会失去部分集体记忆。”

张彦的《星火》(Sparks)一书讲述了在中国从事隐蔽工作的勇敢的历史学家们。在这本书的尾注中，他引用了互联网档案馆(Internet Archive)的中文在线资源，他说，因为他知道这些资料最终都会消失。

“历史在每个国家都很重要，但对中共来说确实很重要，”他说。“是由历史证明党继续执政的合理性。”

张彦创建了“中国民间档案馆”网站，旨在保存中国互联网以外的博客、电影和文件。

还有其他一些拯救中国记忆和历史，不让它们陷入空白的项目。Greatfire.org有几个网址提供曾被审查的内容。反对审查制度的非营利组织中国数字时代将已经屏蔽或存在屏蔽危险的作品存档。记者张平是该网站的执行主编。

中国抹去历史的做法能否得到逆转？那篇微信疯传文章的作者何加盐对此深感悲观。

“如果你现在还能看到一些中文互联网的古早信息，那只是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他写道。

谢选骏指出：为了保存网文，我花费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搜索和拼接，经常由于原文错置，使我无法掌握完整和正确的信息。这就是网文作业的苦楚。但即使这样，我还是尽力而为，在《谢选骏全集360卷》，留下了比比皆是的历史印记。因为我向上帝说过，我要学习耶稣的无私奉献，尽我所能，为这个时代保留一些见证。

【67、无组织无纪律的天才创造历史——拆穿勒庞的谎言】

《为什么群体“无组织无纪律”，但却有力量？》（2016-11-09 李好帅）报道：

只有对群体心理有一定的认识，才能理解法律和制度对他们的作用是多么微不足道，才能理解除了别人强加给他们的意见，他们是多么没有能力坚持己见。——[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

一、不必读的经典

网上曾经流传过这样一个书单，叫做“不必读的经典书籍”，其中《乌合之众》就赫然在列。

为什么说不必读？引用刘瑜老师的一句话“世上本没有经典，装得人多了，也就有了经典。”

或者说，经典之所以是经典，不应该是有多少人赞美过它，而是它真的能帮助我们认识当下的世界与自己。所以从这个角度看，《乌合之众》确实有很多不必读的原因。

先从书名说起，法文原版Psychologie des Foules，直译为“群体心理研究”。英文版书名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群体：大众心理研究”，也是一个比较中性的翻译。

可是为什么到中文版就变成了“乌合之众”这样一个有偏见的标题了呢？这简直就是标题党啊。

这本书能在中文世界获得如此大的名声和影响力，标题的翻译功不可没。要是遵从原意翻译为“群体心理研究”，还会有多少小伙伴有兴趣去读呢？

再说一下这本书的时代局限性，或者说想要了解一本书的内容，如果脱离了作者所处的时代和阶级，都是耍流氓。

作者古斯塔夫·勒庞站在精英的立场上看待群体，整本书充满了种族优越感、对女性的歧视和对平民群体的鄙夷。

这类语言在书中比比皆是：

群体的某些特点，如冲动、急躁、缺乏理性、没有判断力和批判精神、夸大感情等等，几乎总是可以在低级进化形态的生命中看到，例如妇女、野蛮人和儿童。

噗，这种话放到今天，太不政治正确了，肯定会被人喷。但如果把这类描述带入到它被创造的时代去看，也就没有什么问题了。

就像成语“妇孺皆知”，现在看来这也是一种对妇女的歧视，但我们能说这个词本身有问题吗？在这个词被创造的时代，当时妇女的社会地位确实很低。

《乌合之众》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895年的法国，那个时候的法国，在过去的一两百年，先后经历了启蒙运动、大革命、七月革命、第二、第三共和国建立。法国社会民主和共和思想逐渐蔓延，传统权威和信仰崩塌，群体在反反复复的革命浪潮中，变得野蛮、极端、盲从。

作为一名保守派的社会精英，勒庞目睹了这一切，伴随着惶恐和抵触，随之有了书中那些充满偏见的观点，也就不足为奇了。

除了时代的局限性之外，还应该注意的就是不能把《乌合之众》当作一本学术著作，起码不能用我们现在的标准去评判。它几乎没有任何的系统研究、调查论证，反而还带有非常多的臆断和偏见。

语言上就更不用说了，简直是一本对群体的吐槽大全，充满了智商优越感。现在经常火爆朋友圈的那种所谓的乌鸡汤、吐槽文，跟勒庞比起来那真实小乌见大乌了。

如果你想系统性地了解群体心理这个领域，《乌合之众》帮不上你，不如去读一读迈尔斯的《社会心理学》，被很多大学用来当教材使用。

所以说《乌合之众》是一本不必读的经典是有道理的，观点偏颇语言偏激，又缺乏论证，如果我们直接把它全盘吸收，肯定会消化不良。

对这本书的评论经常出现两种极端，一种觉得惊为天人，简直是跪着读完的，而另一种则认为无理无据，偏见太多不值一读。其实都是因为上面这些原因造成的，前者囫囵吞枣，后者因噎废食。

我们一开始就花了这么篇幅，去介绍这本书的缺点，就是为了帮大家避开这本书的几个大坑：写作的时代局限性、作者所处的阶级、缺乏系统论证以及博眼球的标题。

如果抓住这些缺点不放，很难让这本书去帮助我们认识当下世界，说了这么多，就是为了把一些不符合当今价值观东西剥离开，然后再去看勒庞到底对群体有着什么样的观察。

《乌合之众》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勒庞首次提出了社会心理学的一些重要问题。他给人们提供的是一些社会心理学领域的原始发现。他对于群体心理的所谓研究，更像是一种缺乏论证的观察和洞见。然而这些洞见，在许多年后，对于我们解读社会问题仍有很大帮助。

二、乌合之众乌在哪？

既然这本书研究的是群体心理，那我们就先搞清楚什么是群体。也就是乌合之众的众指的是什么。一群人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同一地点，就是群体吗？并不是。

勒庞认为偶然聚集在一起的人还不能形成群体心理。马路上广场上地铁站的人一抓一大把，但这称不上群体。

虽然广场上随便一群人算不上群体，但广场上跳舞的大妈们就是一个群体了；微博上关注了同一明星的人们算不上群体，但如果一个明星被黑，一帮粉丝组团出来哭天抢地喊着“你知道我家爱豆有多努力吗”，那么这些人就是一个群体了。看奥运会的观众算不上一个群体，但一块在网上骂霍顿的人们，就是一个群体了。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一言不合就尬舞

勒庞定义的群体，不必有多么庞大的数量，也不必同时出现在某一地点。而是当人们共同受到了某些东西的刺激和影响，并且情感和思想向着共同的某个方向发展的时候，那么群体心理便形成了。

广场舞大妈、明星的粉丝群、爱国的小粉红们，之所以可以被称之为群体，是因为都受着同一事物的影响和感召，情感和行为都朝着一个共同方向发展。

再看看乌合之众乌在什么地方。

群体一旦形成后，群体中人的思考、感觉和行动的方式，会和这个人独处的时候完全不同。群体的智力或者心理，不是人群的总和，也不是人群的平均值。群体会有自己的心理和行为特征。最有代表性的特点就是群体的无意识取代个体的有意识行为。

群体的这种无意识有什么具体的特点？我引用一些书里的描述。

群体聚集的是蠢而不是智慧。

群体野蛮、不擅讲理，却善于行动。

群体冲动，多变，易怒。

群体的情感容易简单化和夸大化。

群体缺乏理性和主见，没有头脑，从来不渴望真理。

一个人独处时，他可能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在群体当中，他便成了一个野蛮人，一个凭本能行事的人。

只要一个人属于有组织的群体的一员，他就在文明的阶梯上倒退了好几步。

按照勒庞的描述就是群体中的个体像动物、像白痴、像幼儿、像原始人。

介绍到这里，不论读过这本书还是看这篇文章的小伙伴，都能感觉出勒庞的这些言论无理无据开始不讲道理了，这些缺乏调查和论证的判断，令人难以信服，甚至感觉他这是在骂人。

然而现在读这本书的一个有趣的地方是，明知道他不讲道理，但听上去这些描述说得也不是完全错误。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社交网络上，尤其是当一些事件发生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群体的行为真的很像勒庞描述的那样。

接着往下看，群体的这些特点是如何产生的？一个人独处的时候会很有修养，为什么在群体之中就变成暴徒了呢？书中给出了三点原因。

第一，是因为在群体中，个人感受到了强大的力量，并且由于群体无名无姓，因此可以不负责任。勒庞认为，在群体中，蠢人和白痴不会再感到自己平庸和无能，而是产生了一种强烈、短暂却巨大的力量。

第二，群体中的情绪和行为具有传染性。还记得过去几年有多少次人们疯抢口罩、食盐或者板蓝根吗？

第三，身在群体中的个体，容易接受暗示。由于群体的无意识，人们很容易服从引导者的心理暗示，做出一些跟自己的性格习惯完全不懂的事情。换句话说就是从众。

这几点原因我们就不展开来聊了，除了群体的这些特点以及形成的原因之外，书里面还有关于群体的情感、道德、信念与主张，很多描述，大多是反复强调和印证群体的这些特点，论证方式也不是很站得住脚。

当然就像前面介绍的，《乌合之众》这本书，不在于它的逻辑和论证，而是勒庞首次将群体心理作为一个研究对象去看待，以及他指出的这些群体的特征，盲从、偏见、缺乏理性、容易被情绪感染等等，成为了社会心理学的一个研究起点。他提出的这些，被后来的人们逐一解答甚至印证，所以说他提供的是一些“原始发现”。

三、从未消失的意见领袖

《乌合之众》这本书之所以受到追捧，被奉为经典，像我们前面介绍的，一方面它确实有很多新发现。

另一方面，由于勒庞的精英立场，读者读过之后能获得瞬间的智商优越感，就像黄章晋先生说的“合上书那一刻，你会发现你与民粹分子站在五百米开外的地方，头脑清楚到恨不得抽身拍拍自己肩膀夸自己一下。”

除了这两个原因之外，受到追捧或许还有一种理由，就是可能有不少人把它当成了工具书。类似什么《洗脑术》《心理操控术》这样的书籍。

不少有远大理想有野心的朋友们，可能希望通过这本书来学习如何影响并控制群体，比如在传销或者微商体系中再上一个级别，成为被崇拜的领袖领导等等。

这样做也无可厚非，勒庞自己在书里都说“群体是温顺的羊，决不能没有首领。”“谁影响群体的想象力，谁就掌握了驾驭他们的艺术。”

不是说世界上有两件最难的事么，把别人的钱装到自己的口袋，把自己的思想装进别人的脑袋。

如果有一本书无意间揭示了把思想装进别人脑袋的方法和规律，那人们对此趋之若鹜，也就不足为怪了。

勒庞还真做到了，他不仅观察到，还分析了群体领袖是怎么样创造信念并且把群体组织起来的：如果想让思想和信念深入群体的头脑，领袖主要采取三种很明确的办法：断言、重复和传染。

不要小看这三个词，由勒庞提出来的这三个明确办法，经过了100多年，现如今已经在传播、营销、管理各个领域，被人们发挥得淋漓尽致，可以说我们无时无刻不在接受别人以这类方式把想法装进我们的脑袋。

可以想一下，是不是几乎我们听过的每一场演说，都有这几种方法的影子。

断言，通常搭配着一些不留余地的形容词一起出现，比如“年轻人一定要怎么怎么样”“这个时代最好的机会就是什么什么”“这是市场上唯一一个BlahBlah”。

断言作为演说最常用的方法，尤在“成功学”演讲中被使用得最多。

我曾以为，在当今如此多元化的社会中，这样斩钉截铁、粗暴地给出观点，会不会太过于简单化了。后来知道了断言是一种把思想装进别人脑子里的好方法，才意识到原来自己还是too simple。

再说重复，最典型的就是广告了。早些年在电视上反复播出的那种“今年过节不收礼”，到现在电梯间、地铁站反复给你洗脑的各种广告。都在时时刻刻向我们证明，重复，这个简单粗暴但行之有效的方法。

能记得这一对老头老太太给我们洗脑了多少年吗？

最后一个，传染。老套一点的，就是“杯子连起来可以绕地球几圈”这种广告，让人感觉大家都在买。

可随着媒介的发展，现在这种传染更深入更加难以察觉。营销者们用一种简单粗暴的行文风格，帮你说出了你想说的话，帮你宣泄了情感，帮你表达了欲望，使我们获得了一种爽快的感觉。这种传染，传染的是观点和情绪。

而这些观点和情绪的缔造者，就是我们所说的意见领袖。现在人们已经比较少提意见领袖这个词了，甚至开始抵触这个标签。

但深谙群体特点的人怎么会放过我们，意见领袖没有消失，虽然人们对观点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人们愈加挑剔，但同时也更容易被有深度和共鸣感的内容所影响。

从天涯、猫扑到博客、微博，再到微信、知乎，当各种各样的鸡汤和反鸡汤充斥着社交媒体时，庞大的点击量和用户量在证明着群体的活力。

Simple Read，就到这里。

谢选骏指出：我觉得上文说的并不很对——简言之，古斯塔夫·勒庞所描述的群体，和我所经历的大相径庭。例如，他所说的“法律和制度对群体的作用是多么微不足道”和“除了别人强加给群体的意见，他们是多么没有能力坚持己见”——这两个“群体特点”是完全自相矛盾的。

根据我的亲身经历，“无组织无纪律”的并不是群体，而是少数反抗群体的天才，也就是说，无组织无纪律是天才的标记。引申而说，真正有力量的并不是群体，而是天才——他们“无组织无纪律”，但“却有力量”。从上幼儿园开始，例如我本人，就是因为“无组织无纪律”而备受群体的压抑，群体总是告诉我这里错了那里错了——但我最后总是发现，出错的不是我，而是群体。而我的不幸之源“无组织无纪律”，却使我获得了创造历史的力量。

lindy c @kbclindy Replying to @xxj2040：

当所有的演员都全军覆没的时候，先生可以假设是其中一员，并勇敢的成为唯一的例外。

谢选骏答曰：因为我不信“中国终无一人”——所以着手这样的系统工程——中国终须弃绝马裂主义，而后创造“上不封顶”的一流文明。

【68、误判才能创造历史】

《对于这样的机器 除非燃料耗尽 不可能自主刹车的》（西坡原创 2024-03-25）报道：

偷袭珍珠港之时，日本明知道国力远不如美国，还要开战。当时日本军国体制下那些关键的决策者，到底是怎么想的？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件事从表面看是非理性的，但事情的发生又非一个人的冲动、昏聩、愚妄，而是基于某种心理机制做出的集体决定，所以从内部视角来看，它又是一种奇怪的理性。

关于这个现象，我看到的最好的解释来自日本学者丸山真男。他说如果把那些日本核心圈的决策者比作堂吉诃德的话，“即便是他们当中最狂热的人物，当他渐渐靠近风车并将其庞大气势与自己的手中枪两相比较，也会不由自由地停住脚步。”也就是说，他们很狂热，但还没有失去衡量形势与力量的基本理性。

但是“他们又都仿佛被某种看不见的力量驱使着，一边怀着对失败的恐惧浑身哆嗦，同时又闭上眼睛勇往直前。”比如东条英机自己说：“人有时候必须要有闭着眼睛从清水舞台往下跳的决心。”

正如丸山真男所说，这里存在着日本“体制”最深刻的病理。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武松上景阳冈之前，是不相信山上有老虎的，只以为是店家骗人。走到半道，意识到山上真有老虎，想要转身回去，却怕店家笑话他，于是硬着头皮上山，这才成就一段佳话。而当时的日本军国主义者，都知道山上有老虎，也知道自己打不过老虎，却还是决定闭着眼睛上山摸一摸老虎屁股。

丸山真男比较了日本战犯和纳粹领袖。他发现纳粹的最高层干部都没有学历，而且在掌握权力之前也几乎没有像样的地位。通俗的说，都是边缘人，流氓发迹，甚至精神状况都可疑，有的嗑药，有的酗酒。本来就是“无法无天的的人”。所以他们干出许多变态反人类的事情，比较容易解释。

而日本这些战犯却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的“高材生。”他们非但不是被社会主流排斥的边缘人，而且其中许多人家庭出身很好，很早就步入上升阶梯，有光明的前途等着他们。后来东京审判的检察官说：

“眼前这些人不像站在纽伦堡审判台上的那些战争罪犯，那些人是犯罪手段老练齐备，且除了犯罪之外一无所知的所谓犯罪环境的渣滓，而这些人原本则不是无赖恶棍。他们一直被认为是国家的精英，被委任了国家的命运，是受国民坚定信赖的正直的领袖人物。这些人都知道善恶之别。可他们尽管十分了解这种分别，却自动选择了恶，无视其义务……选择了必然给数百万人带来死与伤害……带来破坏与仇恨的战争之路。……对于这种选择他们必须负罪。”

与无赖恶棍的罪行相比，社会精英的罪行更需要解释。丸山真男提出了“日本法西斯的矮小性”的概念。

在日美开战前的十年里担任驻日本大使的约瑟夫·格鲁观察到，日本人身上有一种由自卑产生的优越感：“从强烈的劣等感中产生，却裹着同等强烈的优等感外衣的日本人的这种超敏感性，伴随着由虚张声势、盲目爱国及嫌恶外国人组织起来的国家宣传，把处理某种争执的手段和方法过分地夸大和重要化，以致使其与争执本身相比显得不相协调。”

丸山真男认为，这种劣等意识蔓延到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头子们，“在这里，处于领导地位的政治能力本身在表面的威容之下不断颤抖着其敏感且纤弱的神经。”

在东京审判中，那些高级战犯都表示，之前的战争不是自己引发的，自己只是没有选择。他们经常表示自己反对扩大战争，但又不得不支持扩大战争。有一个战犯的话很有代表性：“作为我们日本人的行为方式，自己的意见只是意见，讨论只是讨论，假如国策已经决定，那么我们就必须按国策办事，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习惯，也是被尊重的行为方式。”

国策明明是他们这群人制定的，制定完之后又把国策推出来说自己只是服从命令，服从大多数。这种语言游戏的目的，就是让每个责任主体都可以不必承担责任，至少是对自己的良心有一套说辞。

最终日本军国体制这架庞大凶猛的机器，一边对外不断挑起战端，残害无数的生命，而从内部来看却变成了“无人负责”。对于这样的机器来说，除非燃料耗尽，是不可能自主刹车的。

网民嚎叫：

TexasPeter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22:01:21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时，日本感觉国力不如大清、俄国，不是都胜了吗。

最主要的问题是，日本认为打一下美国就会讲和，没想到美国会死磕到底。

唐宋韵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21:43:40

日本人身上有一种由自卑产生的优越感：“从强烈的劣等感中产生，却裹着同等强烈的优等感外衣的日本人的这种超敏感性，伴随着由虚张声势、盲目爱国及嫌恶外国人组织起来的国家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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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制造2025一切顺利，如果芯片和AI没有代差。我们将会看到事情的重演。

驻日评论员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8:31:26

类比不当！如今的党朝拥有远比当年日帝优越的条件和环境（广阔的空间和庞大的人口，经济体量和巨大市场）。。凭借这些党朝可以采取蚕食渐进温水煮青蛙的策略拖死耗尽美国和西方。。只凭武力强横的日帝远远不及。。

ZGBD 发表评论于 2024-03-25 18:19:00 現在的中國就是二戰前夕的日本，狂妄的很。日本有大東亞共同體，土共有人類命運共同體，還有東升西降。

谢选骏指出：人说“对于这样的机器 除非燃料耗尽 不可能自主刹车的”——我看“误判才能创造历史”。如果不是日本误判，被八国联军撕裂了的中国，岂能咸鱼翻身、再创第三期中国文明。

【69、现代人杂交的历史依据】

《人类和尼安德特人在5万年前“生活在一起”》（帕特里夏·克劳斯 August 10, 2023）报道：

以色列内盖夫沙漠的Boker Tachtit考古遗址向研究人员表明，人类和尼安德特人在5万年前共同生活在该地区。

以色列考古挖掘的最新研究证明，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大约在5万年前在内盖夫沙漠中生活在一起。不仅如此，他们发掘的遗址Boker Tachtit现已被确立为已知最早的黎凡特早期智人从非洲迁徙的地点。

在旧石器时代中期，25万至5万年前，两个类人物种同时生活在旧大陆：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智人）。

博克塔赫蒂特木炭片

在以色列内盖夫沙漠的Boker Tachtit遗址检查的燧石碎片。信用：Facebook/以色列文物管理局

尼安德特人生活在欧洲和中亚，而现代人当时生活在非洲。

正如以色列古物管理局（Israel Antiquities Authority）就突破性的发现所指出的那样，“中东，特别是以色列地区，处于这两个物种分布的极限，因此它们在不同时期也包含这两个种群的残余物。

在以色列内盖夫沙漠Ein Avdat国家公园的Boker Tachtit遗址进行的研究现在提供了两种文化在那里共存的第一个证据，并有史以来第一次确定了现代人类离开非洲的确切时间。

最近对Boker Tachtit遗址的文物进行了重新检查，这是周一发表在科学期刊《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的一项研究的主题。

这次挖掘由魏茨曼科学研究所和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的研究人员Elisabetta Boaretto教授以及以色列古物管理局（IAA）的Omry Barzilai博士领导。

“Boker Tachtit是非洲以外的第一个遗址，现代人在前往世界其他地方的途中渗透了它，因此该遗址的重要性，以及准确确定日期的重要性，”Boker Tachtit遗址的挖掘主任Barzilai博士在声明中说。

“研究中的遗址年龄 ——50,000年——表明现代人与尼安德特人同时存在于内盖夫地区，尼安德特人在此期间已知居住在其中，”他解释说。

“毫无疑问，在内盖夫生活和漫游的两个物种都知道彼此的存在，”Barzilai宣称，并补充说，“我们的研究Boker Tachtit网站在人类进化的时间线上放置了一个重要而明确的参考点。

人类发展的“近非洲起源”理论规定，智人早在27万年前就起源于非洲；在不同的时期，人类要么采取北方路线到欧亚大陆，穿过黎凡特，要么采取几条可能的南方路线到达亚洲的各个角落。

许多人认为智人甚至到达了大洋洲——当时通过陆路到达了澳大利亚。

科学家认为，DNA研究表明，现代人类的迁徙始于非洲到亚洲和欧洲，并在大约6万年前继续向世界其他地区迁移。

人类与他们的“表亲”尼安德特人的冲突导致后者作为一个群体消失，但同时被同化到非洲以外的整个现代人口中。

Boker Tachtit位于Ein Avdat国家公园，是追踪这种迁出非洲的关键地点。

现在证明，它显示了从以尼安德特人为主的史前文化到现代人类胜利的开始的转变，这发生在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

这一重要的发展转折点以巨大的技术创新为标志，包括刀片的制造和利用骨骼和鹿角的标准化工具的引入。

美国研究人员安东尼·马克斯（Anthony Marks）是第一个在1980年代初从Boker Tachtit遗址挖掘并发表他的发现的人，他当时表示，该遗址显示了从旧石器时代中期到晚期的过渡产业。

根据一个单一的放射性碳年代，他得出结论，它可以追溯到47,000年前。

然而，从现场文物中获得的其他日期与马克斯提供的日期相矛盾。该遗址也可能来自34,000年前，这使得工具过渡的时间对研究人员来说非常成问题。

Boaretto是D-REAMS的负责人，D-REAMS是位于魏茨曼研究所的Dangoor研究加速器质谱实验室，专门研究先进的考古测年方法，他进一步解释说。

“如果我们遵循这个时间表，那么过渡期可能会持续10万多年，但从以色列，黎巴嫩甚至土耳其的北部遗址挖掘出的文物表明，过渡发生得更快，”她说。

“由于当时放射性碳测年的限制，马克斯只设法确定了Boker Tachtit的几个标本的年代，而且他提出的日期范围与从该地区其他新旧挖掘地点收集的证据不一致，”Boaretto补充道。

“放射性碳测年法，他在研究中使用的方法，自他那个时代以来已经有了巨大的发展，”她解释说。

为了最终对遗址有某种了解，Boaretto，Barzilai和他们的研究团队在2013年至2015年进行的新挖掘中对从Boker Tachtit获得的标本进行了最先进的测年方法。

这些新的测年技术包括对现场发现的单个木炭碎片进行高分辨率放射性碳测年，以及分别在魏茨曼研究所和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进行的单粒石英砂的光学刺激发光测年。

Boaretto，Barzilai和他们的团队还考虑了对Boker Tachtit发现的沉积物的详细研究，并采用微观考古方法来了解该遗址最初是如何形成的，以便发现有关其年表的信息。

“我们现在能够更有信心地得出结论，旧石器时代中晚期的过渡是一个相当快速演变的事件，大约在50,000-49,000年前开始于Boker Tachtit，并在大约44,000年前结束，”Boaretto宣称。

她的团队的新年代允许在Boker Tachtit发生的过渡与“地中海林地”地区的过渡之间存在一定的重叠，包括现在的黎巴嫩和土耳其，发生在49,000至46,000年前。

Barzilay说：“测年结果首次在史前研究中证明了一个假设，即晚期莫斯塔尔文化（与尼安德特人认同）与埃米尔文化（与中东现代人的出现有关）之间确实存在空间重叠。

即使有这几千年的时间重叠，最近的分析表明，Boker Tachtit是黎凡特这种过渡的最早地点。不仅如此，根据发现的材料，它还囊括了现代人最后一次离开非洲的不同旅程的证据。

新的年代测定表明，Boker Tachtit的早期阶段也与尼安德特人现有的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重叠，尼安德特人已经被证明生活在那里。

Boaretto和Barzilay总结道：“这表明内盖夫的尼安德特人和智人共存，并且很可能相互作用，不仅导致遗传杂交，正如“最近的非洲起源”理论所假设的那样，而且在文化交流中。

谢选骏指出：按照上述的杂交理论，现代人其实“起源于尼安德特人的杂交”——难怪现代人如此热衷于杂交，或者，上述的历史发现，正是为现在流行的杂交所提供的一个历史依据？因为以色列，正是杂交盛行的地方——在旧约圣经里，以色列人违反了上帝关于种族清洗的指示，和迦南人打成一片了，为此受到了永远的诅咒。所以大家看看犹太人，什么肤色的都有，就像印度人和美洲人一样。

【70、香港支联会完成了历史使命寿终正寝】

《香港支联会拒交资料 否认警方指控》（2021-09-05 自由亚洲）报道：

2021年9月5日，香港支联会召开记者会。

香港支联会周日召开记者会，宣布将于9月25日下午4时，在六四纪念馆召开特别会员大会，商讨解散议案，此外，支联会也表示，不会听从警务处国安处要求，提供支联会资料及证明文件。

据中央社周日消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副主席邹幸彤表示，支联会面对的政治压力愈来愈大，多名常委及前常委均卷入官司，但常委会无法就是否解散达成共识，最后以仅过半数票通过将解散议案交给会员大会表决，称存亡不应是闭门讨论，公众应一起参与。

邹幸彤表示，一旦支联会解散，会将资产捐给理念相同的团体。

支联会常委8月23日议决通过解散，有待会员大会通过。

此外，警方国安处日前引用“港区国安法”，要求支联会常委提交多项资料，邹幸彤表示，国安处随便指控支联会是“外国代理人”，支联会强烈否认。她又质疑警方没有列明所涉罪名、支联会是否嫌疑人等细节，做法毫无理据。

邹幸彤说，支联会拒绝提供资料给国安处，“这是身为常委，对成员、支持者最起码的保护”，邹幸彤批评警方令公民社会处于恐惧，但支联会不会助长当局散播恐惧。

谢选骏指出：香港支联会和其他香港仔一样准备解散，不敢转入地下工作，这说明它已经寿终正寝，但是支联会有没有完成了历史使命呢？

网文《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报道：

Hong Kong Alliance in Support of Patriotic Democratic Movements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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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语：

释放民运人士；

平反八九民运；

追究屠城责任；

结束一党专政；

建设民主中国

成立时间 1989年5月21日，?32年前

类型 非政府组织、非牟利组织

地点 香港

服务 非牟利组织

重要人物  司徒华（创始人，已死）

李卓人（主席）

何俊仁、邹幸彤（副主席）

网站 hka8964.wordpress.com

Maro para 20o anniversaio de Massacre de 4 de Junho em HQ de HK.JPG

“六四”20周年纪念晚会。

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

动联合会（英语：Hong Kong Alliance in Support of Patriotic Democratic Movements of China），简称支联会或港支联，是香港的泛民主派政治组织，于1989年5月21日在香港支持当时中国学生运动的全球华人大游行中成立。高峰期时，泛民主派有约一半的立法会议员均是身兼支联会及民主党成员。2021年9月准备解散。

历史

支联会声称坚持支援中国大陆民运，争取民主、自由、人权和法治在中国大陆早日实现。

支联会五大工作纲领是“释放民运人士、平反八九民运、追究屠城责任、结束一党专政、建设民主中国”。

支联会的全体会员大会，定期每两个月召开一次，并每年选出二十名常务委员负责日常会务。常务委员会下设常务秘书部、组织部、财务部、传讯及出版部、教育及青年部、维权部和海外联络部。常务委员会及各部亦会成立工作组处理具体行动、筹划活动及集会，以至拨款资助团体举办支援民运活动等。

香港回归前后，为免影响泛民主派在香港立法会工作及在香港进行政治活动的机会，支联会的创会主席是司徒华（身兼教协创会会长及民主党党鞭，虽只担任），2011年1月2日，担任主席22年的司徒华逝世，会员大会选出李卓人接任当届主席的职务。但实际运作上，支联会已转为集体领导制，李卓人仅担任两年主席后并何俊仁接任。

支联会除了每年举办探讨中国大陆国情讲座，香港和中国大陆两地关系座谈会，清明节献花、长跑（随时间增加公里）、巡回各区宣传、六四烛光悼念集会及之前星期日的大游行、中秋民主灯火行动、爱心寄天安门母亲、以至年宵摊位等活动外，更因其认为大陆境内民运人士处境需要得到帮助而广泛关注并行动。

2014年4月26日，支联会筹办的六四纪念馆正式开幕，2016年7月11日正式闭馆。直至2019年4月重置。

2020年8月，香港国安法通过一个多月后，支联会主席李卓人早前接受明报专访，透露正盘点会内名单资料，将销毁内容以保护隐私；支联会不会转移资产，但将加快完成手上工作，包括电子化六四纪念馆。明年维园能否继续合法举行活动，李卓人不感乐观，但他声称五大纲领始终如一，“未来会有一段高压的时间，固守阵地，行使原有权利已是一种抗争”。

2021年7月，支联会七位常委宣布请辞，当中包括蔡耀昌及麦海华；另外，支联会将会在七月底前遗散所有职员。目前支联会只留下七个常委。

2021年8月21日，《明报》引述消息报道，指支联会将于“日内”商讨是否解散，又引述常委梁锦威确认日内会开会，因应局势考虑不同选项。

2021年8月24日，《明报》引述消息报道，支联会常委昨（23日）通过决议解散支联会，有关决议仍需待会员大会通过。有知情者表示，该会日内会召开会员大会，倘20会员团体出席，达75%赞成，便可通过解散决议。

2021年8月25日，警务处国安处去信支联会，要求就《香港国安法》43条附表5提供资料。

被禁足中国大陆

由于泛民主派不少核心成员包括也属于支联会成员（即使有不成文规定不会担任要职），因此六四事件后从此不能够踏足中国大陆，如司徒华、何俊仁、梁耀忠、蔡耀昌、李卓人等。高峰期时，泛民主派有约一半的立法会议员均是身兼支联会及民主党成员。但随着泛民主派在司徒华死后日益本土化，并减少大中华主义的色彩，部分更主张与支联会切割以投身本土运动，于泛民主派总辞前的22名议员中，只有2名是支联会成员。

摊位被食环署终止协议

2021年2月6日早上9时许，食环署人员到支联会摊位围封及驱赶花档内的人离场

2020年11月，支联会投得摊位后，食环署一度拒绝即场签约。到2021年2月6日，支联会摊位被食环署认为摊位贴上和摆放与鲜花或业务无关的横幅，要求2小时内移除物品，到凌晨零时许被终止协议。早上食环署人员到场围封及驱赶成员离场，是32年来首次。支联会批评署方打压及违反程序公义，会寻求法律意见追讨。支联会主席李卓人称，自港区国安法立法后，整个空间不断萎缩，形容“制造一个肃杀的气氛要清洗任何的意见。”有市民对政府禁止摊位开档大叹可惜，也不能接受。

第三十一届常务委员会名单

主席（发言人）：李卓人（前立法会议员、职工盟秘书长、前工党 工党主席）

副主席（发言人）：何俊仁（前立法会议员、前屯门区议会议员、前民主党主席）

邹幸彤（大律师）

秘书长（发言人）：蔡耀昌（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前沙田区议会议员、香港专上学生联会前秘书长、成员）

其他常委包括：

麦海华（香港城市大学应用社会学系助理教授、前黄大仙区议会议员、民主党成员）

尹兆坚（前立法会议员、前葵青区议会议员、民主党成员）

张文光（前教育界立法会议员、民主党成员）

赵恩来（工党社区干事、反围标大联盟发言人）

朱耀明（柴湾浸信会牧师、让爱与和平占领中环发起人）

徐百弟（前黄大仙区议会议员）

梁耀忠（前立法会议员、前葵青区议会议员、街工成员）

梁锦威（葵青区议会议员）

梁国华（葵青区议会议员）

卢伟明（前学联副秘书长）

徐汉光（前民主党司库）

黄志强（支联会资深义工）

陈国权（退休校长）

叶伟强（前支青组组员）

张锦雄（屯门区议会议员）

邓岳君

历任主席：

司徒华（1989年5月21日－2011年1月2日）

李卓人（2011年1月2日－2014年12月15日）

何俊仁（2014年12月15日－2019年12月8日）

李卓人（2019年12月8日－现任）

参见：

六四天安门事件

黄雀行动

维园六四烛光晚会

六四诗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

中国维权运动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

香港民主运动

澳门民主发展联委会

民主歌声献中华

谢选骏指出：2019年六四屠杀三十周年，香港掀起了“送中运动”，那时支联会就完成了历史使命——通过铭记六四的薪火，点燃了香港。但也是因为这种历史传承的先驱作用，支联会受到了“香港主流民意”的冷落，因为香港多数人决定与大陆人切割，想要自己独立，快活享福去了，不愿意再提及八九民运。这最终导致自己的孤立与溃败。

《支联会解体已是“政治事实”》（2021年9月5日  港中联办）报道：

香港中联办今天说，支联会宣布启动解散表决程序，其解体已是“政治事实”。

香港中联办今天以发言人名义，在官网发表针对支联会的谈话。根据内容，中联办发言人形容，实际上今年以来支联会分崩离析早成“僵尸”，走向彻底灭亡只是时间问题。

发言人强调，在香港法治环境和历史大势下，一切反中乱港组织都不会再有作乱空间，支联会垮台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发言人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宪法规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者，也是“一国两制”事业的创立者、领航者和维护者。支联会从成立第一天起就将颠覆国家政权、推翻执政党的领导作为其政治纲领，过去30多年来，他们借“民主”之名、行反中乱港之实，从未停止过煽动对国家、对执政党的仇恨，肆意挑战国家安全底线。

“过去两年更是变本加厉地举办非法集会、煽动暴力对抗，组建所谓网上‘人权博物馆’展示‘港独’口号，毫不掩饰地游说外国组织干预香港事务、甚至公开推动美国制裁香港，图谋‘揽炒香港’、推动‘颜色革命’，其所作所为严重损害国家及香港的根本和整体利益。”

发言人称，香港国安法颁布实施后，支联会的一些成员团体陆续宣布退出，该组织煽动反中乱港活动、制造社会动荡的能量已尽。其在法治利刃和舆论压力下被迫启动解散表决程序，更可谓大势使然。

发言人说：“在香港实现由乱及治的今天，一个顽固坚持对抗中央立场、煽动颠覆国家政治体制的组织行将覆灭，这是历史大势所趋，也是法治社会的必然。”

香港支联会今天召开记者会，并表明不会向香港警务处国家安全处提交任何资料；同时宣布，该组织将于9月25日召开特别会员大会，以投票表决解散议案；支联会常委8月底召开常委会，会上通过解散支联会的决定，但有关决议仍需待会员大会通过。

香港《文汇报》上周报道，香港警方早前引用《香港国安法》第43条实施细则，去信约十名支联会董事及干事，表示有合理理由相信支联会属于“外国代理人”，要求他们于下周二（9月7日）或之前向警方提交所需资料，包括自成立以来的成员及职员资料等。

发言人也表示，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破坏香港社会秩序的违法组织都逃脱不了法律的制裁。香港警方引用香港国安法疑支联会为“外国代理人”，要求交待提供相关资料，完全是依法行事。但时至今日，支联会仍无半点对法律的敬畏之心、无丝毫对过往的悔过之意，甚至负隅顽抗，拒绝按警方要求提供资料。

发言人最后指出，多年来一些反中乱港组织在境外势力的豢养下，甘为傀儡，闻笛起舞，毒害香港，流恶难尽，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时代潮流浩浩荡荡，他们终究只能哀叹“无可奈何花落去”。

“历史将继续证明，反中乱港势力无法无天、肆意妄为的日子一去不返了。”

支联会（全称：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是香港一个民间组织，1989年成立。

谢选骏指出：2019年香港支联会完成了历史使命，2021年它就准备寿终正寝——这是“人解决”的终结，也是“天解决”的开始！因为在香港熄火掉链子的同时，武汉病毒的烽火却传遍了世界——这是“人解决”的终结，也是“天解决”的开始！伟大解龙将军早就预言过了。

【71、英国鬼子用谎言创造历史】

《新冠疫情：二千多年前雅典那场瘟疫有什么经验教训可供资鉴？》（BBC 2020年5月4日，最近更新：2021年12月25日）报道：

伯里克利是雅典黄金时期的政治领袖，经济繁荣文化昌盛，还推行了民主改革

新冠疫情和距今2450年的那场令雅典大伤元气的瘟疫有不少相似之处，有不少经验可供汲取，牛津大学古典学专家阿尔芒·达昂古尔（Armand D'Angour）。

公元前430年，斯巴达人攻打雅典，大兵压境，围城期间雅典城内爆发瘟疫，疑似斑疹伤寒。疫情被后人视为西方文学源头——它被荷马写入史诗《伊里亚特》（Iliyad）的第一卷。荷马史诗是现存最古老的希腊文学作品。

伯里克利（Pericles，约公元前495年—前429年）是雅典最辉煌时期重要政治领袖，他推动了当时属于很激进的民主政治改革。他的时代史称伯里克利时代，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也是西医鼻祖希波克拉底、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时代。

雅典和斯巴达战争期间，苏格拉底是雅典军队一名士兵。

2012年5月，时任伦敦市长的约翰逊在伦敦奥运会前到希腊帕特农神庙“朝圣”——

万变不离其宗

伯里克利曾发表过两次震撼人心的演讲，都被与他们同时代的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约前460年— 前400年）录在《大瘟疫》（Great Plague）一书中；第二次演讲是在雅典瘟疫导致三分之一市民染疾身亡之际。

达昂古尔发现，当今时政评论人士大都注意到雅典瘟疫和新冠疫情之间的可比之处，从可歌可泣到可耻可鄙的人和事，医生护士志愿者的牺牲奉献，到民众的惶恐和盲目抢购。

但是，他指出，大家都忽略了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的初衷。

修昔底德写道，人的本性不会变；你可以预见到人们在遭遇历史上曾经发生的事件时会做出相似的反应，而他之所以记录、梳理当时发生的一切，就是为了后世遇到类似情况时可以有所参照，有所借鉴。

伯里克利是个极富争议的人物，深受支持者爱戴，也倍受反对者仇恨——

希波克拉底怎么做？

西方医学鼻祖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在疫情爆发后完全没有墨守成规，比如用宗教仪式、祈祷、巫术、咒语和灵异草药等。相反，他本着创新和求实理念，和同行们深入疫区，探访病患，巨细无漏地记录他们的症状，而且密切跟踪观察记录患者接受治疗期间的变化以及对不同疗法的反应。

公元前430年雅典闹瘟疫时，苏格拉底在当兵，感染了病毒后获得免疫力，否则人类文明史恐怕很不一样了——

他的医嘱里包括保证睡眠、适当的锻炼和合理的饮食。

达昂古尔摘录了修昔底德的两点观察记录：

瘟疫最坏的一点是人们发现自己感染后陷入绝望。他们深信自己毫无生还的希望，迅速放弃，更快死亡。

另一点是成群结队涌向医生诊所的人的感染率：他们成批死亡，死亡率最高……此外，瘟疫还导致犯罪率上升，因为犯罪分子计算了作案后不被发现并逃避惩罚的概率。

从这些观察中，我们有什么可以汲取的？

经验一，公众应该避免从身边的人那里感染病毒，医护人员和照看老弱的护工都应该有防护；

经验二，法律和执法不能松懈，必须保持一贯的强大；

经验三，让民众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很重要。

目前看来，许多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吸取了2400多年前的教训。

约翰逊2007年为了推动中学的拉丁文和古典文学教育，用拉丁文做了一次演讲。据称他能背诵《伊利亚特》——

苏格拉底——公元前430年，雅典和斯巴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瘟疫爆发时，士兵把病毒带上了前线，千余人染病死亡。幸存者中有一位叫苏格拉底的大兵，他就是大家熟知的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

他当时也感染了病毒，但因为体魄健壮，生活自律，非但不治而愈，回到疫情肆虐的雅典城后还毫无保留、毫不畏惧地去照料病患和垂死之人。

显然，苏格拉底在军队时感染了病毒并由此次获得抗体，跟修昔底德一样。

修昔底德注意到自己对致命的流行病毒具有免疫力，并记录在册。

对于免疫功能，人类一直到两千多年后才有了透彻的理解。但历史并不仅仅是曾经发生过的可怕事件的记录，还可以引导后人避免重蹈覆辙，必须小心应对，不可大意轻敌。为了确保将来遇到类似天灾人祸时能更有效地应对，必须留下尽可能详尽准确的观察记录。

还有，历史提醒我们，生活迟早会回归正常。

帕特农神庙建于“伯里克利时代”（Age of Pericles），代表着古希腊文明的精粹——

历史不会完全重演

当然，历史会提供宝贵经验教训，不会丝毫不变地重演。但永恒不变的是人性。

伯里克利66岁时在雅典瘟疫中染疾去世，生前30年是雅典权力顶层要员，极富争议，拥戴和仇恨并享，指挥过战争，受过法庭审讯，受过腐败和不当性行为指控。

伯里克利50多岁时爱上了米勒托斯的富家千金阿斯帕西娅（Aspasia of Miletus），后者成了他的情妇，为他生了一个孩子，还帮他完成了一篇载入史册的不朽的致阵亡将士悼辞。

英国首相约翰逊56岁时感染了新冠病毒，在伦敦圣托马斯医院重症病房与病毒生死搏斗时，是否曾有片刻想到自己的政治偶像伯里克利，旁人不得而知。

但达昂古尔教授认为，也许约翰逊康复出院后唐宁街10号的伯里克利半身塑像旁边会多出几尊，比如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医学先驱希波克拉底，还有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半身塑像。

达昂古尔教授 （Prof Armand D'Angour）是 《陷入爱河的苏格拉底：哲学家的练成》（Socrates in Love: The making of a philosopher）一书作者， 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上时任伦敦市长鲍里斯·约翰逊朗诵的古希腊文颂辞也是他的作品。

谢选骏指出：英国鬼子相当无耻，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胡说“公元前430年，斯巴达人攻打雅典，大兵压境，围城期间雅典城内爆发瘟疫，疑似斑疹伤寒。疫情被后人视为西方文学源头——它被荷马写入史诗《伊里亚特》（Iliyad）的第一卷。荷马史诗是现存最古老的希腊文学作品。”——据我所知，1，荷马史诗《伊里亚特》（Iliyad）所描写的是公元前1000年的特洛伊战争，而不是“公元前430年斯巴达人攻打雅典”。2，相传盲诗人荷马（Homer，公元前800年——公元前600年）所作史诗的《伊利亚特》全诗共15693行——荷马再是伟大，也不能描写他身后几百年的历史吧！当然，这不能包括用谎言创造历史的英国鬼子——这些鬼子不仅骗来了大量的殖民地，还把他们该死的鬼话及其幽灵作家莎士比亚的集体创作传遍了五洲四海……

【72、英国也已应验“任何政权过不了三百年大关”的历史力学的法则】

《香港“反修例”示威四周年：英国纪念集会后发生街头袭击事件》（林子晴 BBC中文特约记者 发自伦敦 2023年6月13日）报道：

香港“反修例”运动四周年，超过50多名居英港人在南安普顿市中心主城门（Bargate）外集会。目击者指施袭者曾到过集会现场。

图像加注文字，

香港"反修例"运动四周年，超过50多名居英港人在南安普顿市中心主城门（Bargate）外集会。目击者指施袭者曾到过集会现场。

香港“反修例”运动踏入四周年，英国各地有纪念集会，有居英港人周日（6月11日）在英格兰南安普顿出席集会后，在街头遭手持中国国旗的男子袭击，致两人受轻伤。事件再次触发居英港人社群忧虑，担心他们在英表达意见的权利和人身安全受威胁；英国多名跨党国会议员向BBC中文表达事件的关注。

网上其后流出数十秒的袭击片段，显示三名男子对一男一女拳打脚踢。BBC中文访问了这两名受袭的居英港人和他们同行的两名友人。“我没有想过自己会在英国遇到这些有预谋的袭击”，受袭的Tiffany（蒂芬妮）说，“我们没有做什么，只是穿着了一件表达自己意见的衣服。”

疑因着香港口号T恤成目标，施袭者挥舞国旗

蒂芬妮解释说，她与三名友人在南安普顿市中心出席纪念香港6月12日“反修例”示威集会后，一同前往附近的兰州拉面店用膳，其间有一名男食客举起手机，疑似拍摄他们，包括友人Helen（海伦）在内，他们身穿印有“支持自由，支持香港”字样的上衣。

约下午四时半，他们离开拉面店时，该食客跟随他们并上前以普通话搭讪，指着印有口号的上衣询问：“2019年香港发生了什么事？”

她续指，友人与这位食客短暂交谈后，四人分别上车离开时，一名约1.9米高的穿白衣男子与另一名穿黑衣男子在马路对面下车后，冲向友人Peter（彼得），伸手捉住并扼他的颈；其间不停挥动中国国旗，以普通话骂粗话，并重覆高叫“香港是中国的”，又恐吓他们说“我见你一次打你一次”。

蒂芬妮又说，她见彼得被袭击后，上前阻拦与两名男子发生拉扯推撞。先前的男食客，不停在旁拍摄袭击经过，蒂芬妮伸手打掉其电话后，男食客也加入推拉中 。

她说，一行四人其后退到一家超市暂避，“冷静下来才懂得害怕，发现自己手臀开始痛，有瘀痕，而彼得颈部也有抓痕”。

他们亦尝试报警，惟999报案中心要他们转向101非紧急电话求助。他们多次致电101，持续近半小时无人接听，“电话一直响一直响，觉得心灰意冷”，惟有到网上报案。

英国汉普郡警方指，已经收到一宗与在南安普顿发生“与仇恨有关的袭击”，“我们正调查事件，并作出查询，以了解实际事发情况”。

2019年香港的“反修例”运动开始后，大量年轻人因相关抗议被捕入狱。BBC中文採访了两位出狱的“反修例”运动示威者，以及帮助因社运案件入狱人士的支援网络。

目击者：施袭者曾在集会出现

有关袭击片段迅速在居英港人社群里传开，有人上载疑似为穿白衣男子的大学学生证，指男子为南安普顿大学生；但BBC中文记者未能证实该人身份。

负责举办当地纪念香港6月12日“反修例”示威集会的Ella（艾拉）指，该名白衣男子曾出现在集会上，拍摄示威者，并一度有就香港主权问题与参与集会的居英港人有过热烈讨论，但没有酿成冲突。

艾拉指，超过50人出席当日集会，气氛和平。纵然她申请了英国地方政府批准，亦有告知警方，但当日并没有任何警员在场。

2019年香港爆发“反修例”示威，反对修改《逃犯条例》，事件后来演变成长达多月、争取民主自由的警民冲突，当中过万人被捕，2910人被检控，当中四成人为学生。示威浪潮后，香港实施《国安法》，公民社会出现翻天覆地的变化。

艾拉指，发起集会是盼望香港人即使移居英国后，仍然记得参与“反修例”示威的初衷，并声援一群在因为参与运动而身在牢狱的港人，同时向英国社会解释香港的情况。

由于集会主题反对北京政权对香港打压，部分持“香港独立”主张的人与一些支持北京政权的中国民族主义者意见冲突。

因担忧安全发公开信

近年居英港人在英国参与示威集会期间，经常有发生冲突或有人受袭的事件，以去年十月有香港示威者在曼彻斯特中国领事馆外抗议时被指遭殴打一事，最为轰动，引起社会关注居英港人表达政见时的安全问题。

今次受袭或被卷入事件的居英港人指，他们料不到同样会因政治表态成为一场“有预谋攻击”的对象。他们认定攻击有预谋、有目标是因为白衣男子出现在集会时，已经不友善地提到“召集友人到场”；而且怀疑搭讪食客是有心拖延四人，等候施袭者到场，两男子下车时明显是有目标地、手持国旗直接冲向他们。

蒂芬妮说，她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移居英国，“是最希望做在香港不能做的事，包括去游行、去集会，这本应是在这片土地上，基本的权利”，但事件无疑令人发声时感到害怕与却步。

海伦说她以后出入会格外小心。“我住的地方与事发地点很近， 担心将来会否被跟踪，或再遭受暴力事件。”

南安普顿港人团体周一组织了集体致函英国媒体、内阁大臣和议会议员的行动，促请他们谴责事件。信函中指，“我们只是倡议基本权利，却成暴力袭击的目标；而在英国国土看到港人安全受威胁，尤其令人失望”。

议会议员：“一个人觉得不安全也嫌多”

英国工党影子亚太事务国务大臣凯瑟琳·韦斯特 （Catherine West）指，她与党友十分关注事件，并会向安全事务大臣汤姆·图根哈特（Tom Tugendhat）反映情况，确保案件得以彻查。

对报案中心没有即时处理案件、参与者说当时没有警员在集会现场，韦斯特称“感到意外”。她指，过去数年有多次类似事件发生，而英国社区里“有一个人觉得不安全也嫌太多”。 她认为，当局要采取相应措施，包括确保各地执法部门，注意到香港和其他社群面对的安全风险 ，确保他们能够安全地行使公民权。

英国保守党修咸顿伊钦选区议员罗伊斯顿·史密斯（Royston Smith）说，了解到昨天发生的事件，“我和香港社群一样感到担忧，并对警方正调查袭击感到欣慰”。

他又说：“虽然事件尚未得到证实，但看到针对和平抗议者的暴力，感到不安。我们对大学校里，出现中国的阴险本质和和对言论自由的反对，感到担忧”。

南安普顿大学发言人回应指，“我们知悉社交媒体上流传的影片，并正作调查”，“大学谴责任何形式的暴力，并尊重每人的言论自由权。”

谢选骏指出：英国内政不修，不仅兑现不了对于香港的担保与承诺，反而引火烧身、祸水內移，搞得本土大乱、乌烟瘴气——真是年老力衰、不可救药也。因为从1688年算起，到1945年英国已近三百岁了，到了“任何政权过不了三百年大关”的宿命。二战以后，大英帝国瓦解，果然应验了历史力学“任何政权过不了三百年大关”的这一法则。大英帝国既然早已寿终正寝，剩下的弹丸小岛不列颠狂，又能如何呢。下一个应验，就看美国的了——能够挺过2076年的死线——“任何政权过不了三百年大关”——1776——2076年——就是美国的三百年。

【73、余英时误读历史的根源在于社会主义——余英时误读历史之五】

谢选骏指出：十几年前的2006年——2007年间，我曾经先后发表了四篇有关“余英时误读历史”的文章（后来收入了《历史的别裁、发现、秘密、兴衰、研究、辨诬 Special, Discovery, Secrecy, Rise and Fall, Research, Vindication……of the History》2007年—2016年，2016年第一版，历史的初稿·第三卷The First Rough Draft of History · Volume III，谢选骏全集第六十三卷之第六章《历史辨诬》——第七节历史学者余英时误读欧洲历史、第八节余英时误读罗马历史及其希腊化过程、第九节余英时误读欧洲蛮族历史、第十节余英时等人如何误解中国历史的？），对余英时后来的写作已经有所校正了。近闻余英时已于2021年8月1日离世，结合网上这篇《余英时回忆录节选》，于是再做一篇《余英时误读历史的根源》，作为余英时话题之总结。

《余英时回忆录节选：从上海码头到新亚书院》（加拿大家园iask.ca 2021-08-04 21:13）报道：

从燕京大学转入新亚书院，从北京移居香港，这是我生命史上一个最重大的转折点：我的人生彻头彻尾地改变了。然而这是偶然中的偶然，当时我对此丝毫没有意识到。

我在第三章中已谈到，一九四九年我去上海杨树浦码头送父母和幼弟乘帆船去舟山的定海，再转往台湾时，便深感生离死别之痛，觉得此生恐已无重见之望。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几天以后，我在亲戚家中得到他们从定海托船主带回的平安讯息，曾情不自禁地痛哭了一场。但是万万想不到的是，我竟在十一月底突然接到父亲来信，说他们已从台北迁居香港，要我在寒假期间去探望他们。

我后来才从父亲口中听到他们为什么没有在台湾定居的原因。原来一九四九年下半年，台湾的情势非常混乱，甚至国际地位也不确定。美国总统杜鲁门迟至一九五〇年一月五日才根据开罗会议和波茨坦宣言，正式声明台湾归还中国。但是他又说，台湾未来在中国内战中究将谁属，美国则不加干涉。不但如此，同年一月十二日，美国国务卿艾契逊（Dean Acheson，一八九一～一九七一）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更声明美国在东亚的防线不包括台湾在内。所以当时不少从大陆逃至台湾的难民都感到缺乏安全的保证，对比之下，他们似乎觉得香港不但较为安全，而且还可能提供向东南亚或西方移民的机会。

但决定在寒假期间赴港探亲之后，我立即面临一个困难问题：香港是英国殖民地，我能够得到离开国境的合法证件吗？通过和许多亲友的商议，他们都认为我必须向北京户口所属的警察分局申请离境公文。但这中间还有一层有趣的曲折，值得一记。在父母给我的信中，他们的住址是九龙青山道，而省去了“香港”的地名。因此一位长辈很郑重地提议，要我在表格中只说去“九龙”探亲，不必提“香港”两字。他觉得分局警察一听到“香港”之名便不敢擅自作主，一定会向上层报告，极可能延时误事。我听了他的指示，果然当下便获得批准。这一张从北京移居九龙的正式文件，我曾多年来保留在手头，作为一个稀有的纪念，但后来因为迁居过于频繁，终于失去了。

我虽然经过了很大的周折才能到香港探亲，但当时一心一意只是要在寒假一个多月的期间和父母重聚一次，事毕仍回燕京读书，完全没有长期留港的念头。我还凊楚地记得，我是一九四九年的最后一晚坐在深圳地上，和许多人一起等待第一天（一九五〇年元旦）过罗湖桥进入香港。当时我确实充满着重见父母的兴奋，却并无重获自由的期待。然而就在过罗湖桥那一剎那，一个极为奇异的经验发生在我的身上：我突然觉得头上一松，整个人好像处于一种逍遥自在的状态之中。这一精神变异极为短促，恐怕还不到一秒钟，但我的感受之深切则为平生之最，以后再也没有过类似的经验了。我为什么会发生这一精神异动？当时并没有去追求答案，多年以后，经过一再的自我分析，我才得到了一个比较近于情理的解释。一九四九～五〇期间，我在显意识的层面是接受了中共政治纲领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联合政府），因此，并未感到在大陆曾受到压迫。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六日顾颉刚的朋友汪叔棣将去香港，前来辞行和长谈。当晚顾为此失眠，在《日记》中写道：“渠即赴香港，吸取自由空气矣。”这大概是当时许多人的普通感觉，但我完全没有以“香港”象征“自由”的意识。所以我的精神变异必然是潜意识中的事。原来在一九四八年以前，我早已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五四”新文化的许多价值，特别是“科学”和“民主”，因为《胡适文存》曾是我早年最爱的读物之一。抗战胜利后，当时一些流行的刊物也对我很有吸引力，如《观察》、《新路》等。胡适一九四七～一九四八年期间在《独立时论》上发表的一些文章，如〈眼前“两个世界”的明朗化〉、〈眼前世界文化的趋向〉和〈自由主义是什么？〉都是我很爱读的。大致说来，我当时的思想是倾向于个人自由和民主社会主义（英国和北欧式）。但我在燕京大学读书时期恰好碰到中共全力攻击美国《白皮书》的思想战役。《白皮书》是一九四九年八月发表的，美国政府藉此表明：中国陷入共产阵营责在国民党，因为美国已尽了最大力量。不过美国对中国的最后希望却寄托在中国大批“民主个人主义者”的身上。它认为这些接受了十八世纪以来西方启蒙思潮的中国知识人将来也许会把中国带上民主自由的道路。中共当时的攻击重点便放在“民主个人主义”这一观念上面。从中共对“民主个人主义者”的种种描述来看，我感到自己似乎正是其中的一分子。但是这是我当时在理智层面所决不愿承认的。因此我相信，在潜意识中我一定极力压抑着原有的种种价值和观念，不让它们有任何抛头露面的机会。这一潜意识的自我控制和压抑积了好几个月之久，一旦回到一个不受拘束的社会，心理上的压力突然消失，精神变异便发生了。

我在离开北京时，原估计寒假探亲不过是一个月左右的事。但在香港和父母幼弟相聚以后，当下便感到恐怕不可能如期来去。第一是情感上的原因，寒假匆匆，一晃即过。父母都盼望我多留些时日，我也实在不忍说走便走。何况我这次回大陆，以后是不是还能自由来港，更是一件非常渺茫的事。第二则是父亲此时还有十分急迫的事，非要我协力完成不可。上一年离开上海时，父亲把他的大批书籍（包括一部《清实录》）和多年收藏的文物和书画等都寄存在一位亲戚家中。但亲戚即将迁居，时机紧迫，所以我陪伴继母到上海办理此事，来回费去两个星期之久。我在上海找到几家旧书店，把所有的书都廉价出售，而将一部份文物和书画背回香港，交给父亲。我当时已做了一个新的决定，向燕大请假一学期，等到秋季再复学。

父亲很高兴我愿意多留半年，当即提出一个我完全没有想到的建议：他告诉我钱穆先生刚刚在离我家不远的桂林街创办了一所新亚书院。我既然这学期不回燕大，何妨暂时跟钱先生学点中国史？钱先生是我早就敬仰的史学大家，我当然欣然同意。（详见下文）我心中自然明白，这是父亲想留我在港的方法之一，但是我的归志已定，并未动摇。所以七月底我终于束装就道。

我至今依然清楚地记得，在离港前一个多月中，是我情感和理智互相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传统语言所谓“天人交战”大概即指此而言。父母心中十分难受，但因尊重我的决定，不愿给我更多的情感压力，因而不再劝我留下。在情感方面我自然绝对不愿在这种情况下弃父母于不顾。但在理智层次，我始终不能接受香港这个殖民地可以成为我长期居留之地，我当时一心一意以为只有中国本土才是我安身立命的所在，而学术研究则是我最为向往的人生道路。新亚书院虽有钱先生这样大师在，但开学两三个月以后便已遇到经费的大困难，是否能办下去也在师生心中成了一大疑问。何况香港教育司只承认香港大学是唯一的大学，新亚在法律上仅具有中学的资格，毕业生只能教小学。总之，我的生命只能和中国本土打成一片，是我早年无可动摇的一大信念。在此一信念驱使下，我终于狠下心肠，独自坐上去广州的火车。

然而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事件发生了。我的香港火车本来和广州北上的火车是连接的，一到广州便立即换车开行。不料火车入境不久，竟在一个叫做石龙的小站发生了故障，必须停下来修理，而一修便是四、五个小时，和我的北上火车脱节，只有改乘第二天的火车了，因此心中甚为不快。但就在石龙这几小时中，我的思想忽然起了一场极大的变动，使我根本怀疑回北京的决定是错误的。

首先，我觉得太自私，只为个人的兴趣着想，完全没有考虑到父亲的处境：他年事已高，在香港不太可能找到适当的工作，因此往往在不知不觉中流露出对于未来生活的忧虑。我离港前确有感受，但未及深思。这时在石龙车站回忆以往半年与父母相处的况，不禁愧悔万端，汗泪并下。我才领悟到，如果我留港不走，必要时或可成为家中一助力，父母一定会安心不少。其次，我一意要回中国本上，为自己国家尽力，也是过重外在的形式而没有触及具体内容，最后流为一种抽象之谈。我的父母即是中国的一部份，正迫切需要我的照料，我若舍此不管，还谈什么为中国尽心尽力？最后，这时韩战已经爆发了一个月以上，香港和大陆之间的出入，两边都日趋严格。我回北京以后，再访香港的机会将十分渺茫。我和父母与幼弟这次分手便真成为不折不扣的“生离死别”了，想到这一点，我更是悔心大起。

我在石龙几小时内的反思所涉甚广，不过以上三点是最重要的，至今仍在记忆中。总之，我翻来覆去地检讨，最后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我回北京有百非而无一是。在火车未修好之前，我已毅然决然地做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新决定：到广州后，我不但不北归，而且要重回香港。说起来教人很难相信，我在做了这一新决定之后，几个月来一直深深困扰着我的“天人交战”，突然消逝不见了，心中只有一片平静与和畅。有一个负面的念头确曾出现：我已入团，对于“新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实现应有所承担，这在香港是办不到的。但是我很快便找到了一种自解之道：新民主主义团员不计其数，而且正在不断增加，少我一个人似乎无足轻重。我的新决定在我自己而言觉得是情理兼到，然而用当时中共的语言来表达，却是不折不扣的“小资产阶级的温情主义”。

火车到广州之后，我住进一家旅馆，询问回港的办法，因为那时香港方面正禁止大陆难民入境。我的出境证依然有效，但如何取得入港的许可却成为一大问题。幸而有人指示，广州黑社会的“黄牛党”和香港边境的警察相通，只要付出一笔钱即可进入香港。第二天我便循着这条途径重返香港。

这是决定我一生命运的关键时刻，永不能忘。

转学新亚书院

书人早在一九四六年，先父在沈阳东北中正大学主持文学院，曾礼聘钱宾四（穆）师为中国史教授。那时钱先生决意不在学潮时起的大城市（如北平、上海、南京、天津）任教，宁愿到边区，学生不太闹事的地方去，所以他表示可能来沈阳。我记得父亲曾很兴奋地对我说：“中国史数一数一的教授钱穆先生要来了！”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宾四师的名字。后来他去了昆明，我们当然感到很失望。但中正大学中国通史的课程是用《国史大纲》为教本，因此我最早接触到他的著作是在一九四七年的秋季。两年以后，我在燕京翁独健先生“史学研究法”的课上要写一篇论文代替考试。由于我早年读过梁启超、胡适等人关于先秦思想的研究，对墨子一派为什么在秦汉以后忽然消失不见，十分不解，因而提出了〈墨学衰亡考〉的题目。翁先生指示我去看章太炎的《国故论衡》、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等书，这样我才读到钱先生最精深的学术专著。以我当时的程度，读《诸子系年》是非常吃力的，我在这部书上花费了很大的功夫，才勉强通其大概。因此我对钱先生确是景仰之至。

父亲送我到新亚书院去谒见钱先生，说明来意。钱先生对我说：新亚初创办，只有一年级，但你应入二年级第二学期，必须通过一种特别的考试。他当下便要我写中、英文各一篇，叙述我的求学经过和目前的学术兴趣所在。然后钱先生邀父亲去他的房间聊天，留下我一个人在办公室的长桌上写作。莫约一个多小时，我两篇文字都写成了。钱先生出来之后，先看中文，再看英文，最后微笑地对父亲说：你的孩子考试通过了，明天就可入学。我当时相当惊异，因为我知道钱先生是自修成才的，似未受过现代学校的完整教育，但想不到他也通晓英文。

我在新亚的第一学期修了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概论”一课，所用的教科书便是他早年写的《国学概论》。钱先生那时因受时局和流亡生活的影响，心情似乎不甚平衡。再加上学校经费又随时困扰着他，以致他讲课往往不能全神贯注。钱先生在北大特别以讲演生动著称，上世纪四十年代柳存仁先生有一篇写“北大人”的文章，曾绘声绘影地加以描述，传诵学界。但当时我听他的课，只觉得他有一股愤愤不平之气，随时会发作出来。我至今还记得，有一次报上刊登了美国总统杜鲁门身穿夏威夷花衬衫接见宾客。钱先生指着照片大骂杜鲁门毫无尊严，并指着课室门口一只卧犬说，这狗便比杜象样多了。我第一次听见他这样骂人，实在大吃一惊，因为这和他平时待人接物所体现的儒雅太不相称了。

第一学期我始终认为在新亚是暂时歇脚，暑假后仍将回到燕京，因此不仅对书院不太注意，而且和钱先生也没有课外的交往。我真正认识新亚书院的性质，并奉钱先生为终身之师，是一九五〇年秋季决定长期留港以后的事，这是下面要交代的。

新亚书院创建于一九五〇年三月，但它的前身是一九四九年秋季成立的“亚洲文商学院”：新亚之“新”即是相对于“亚洲文商”而标出的。原来一九四九年五月以后国民党政府实际上已迁来广州，当时与国民党关系较深的学人如张其昀（历史地理）、崔书琴（政治学）、谢幼伟（哲学）等计划创办一所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大学，在广州教育部立案，在香港教育司登记开办，校名是“亚洲文商学院”。崔、谢两人先到香港筹建，因钱先生的号召力大，便用他的名字登记为“院长”。钱先生一再推辞不掉，只有承担了下来。但崔、谢两人不久都离港他去，钱先生于是请了唐君毅师（哲学）和张丕介先生（经济），共同维持；他们三位很便成为新亚书院的创校元老。

“亚洲文商”事实上只存在了不到一年，一九五〇年三月已蜕化为“新亚书院”。这是因为“亚洲文商”的创建人全部走了，而且经费从一开始便十分拮据，基本上靠少数个人的捐赠。学校连校舍也不具备，只能借一间中学的教室在夜间开课。但一九五〇年春季，有一位上海企业家王岳峯敬佩钱先生艰苦办学的精神，出资在九龙贫民区的桂林街顶得新楼三栋之三、四两层，作为校舍，三位创办人和部份学生都可以住宿其中，校名也改为新亚书院，意即“新的亚洲文商学院”。

亚洲文商学院没有留下任何档案或记录，仅钱先生有一篇〈亚洲文商学院开学典礼讲词摘要〉，其中表达了两个重要想法：一、“中国传统教育制度，最好莫过于书院制度”；二、“读书的目的必须放得远大。……要具备中国文化的知识，同时也要了解世界各种文化。要发扬中国文化，也要沟通中西不同的文化。”（收在《钱宾四先生全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十册《新亚遗铎》，页一～二）这两大重点都在新亚得到了继承和进一步的发扬。钱先生一九五〇年三月为新亚书院所写的“招生简章节录”说：

本书院创立于民国三十八年（一九四九年）秋，旨在上溯宋、明书院讲学精神，旁采西欧大学导师制度，以人文主义之教育宗旨，沟通世界中西文化，为人类和平社会幸福谋前途。（《新亚遗铎》，页三）

钱先生这里将新亚书院的创立上溯至一九四九年秋，可知在他心中，文商和新亚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所以后者的宗旨也直接从前者一贯延续而来。可知中、外文化并重和沟通世界文化这两点自始即是新亚精神的核心所在。“宋、明书院讲学”和“西欧导师制度”的融合正是这一精神的体现。

上面略略陈述了我对于新亚书院的基本性质的认识：我的认识是从一九五〇年秋季以后逐渐发展出来的，因为我既决定在新亚完成大学学业，自然不能再像第一学期那样对学校漠然视之。后来我研究中国历史的一个重要取径是通过与西方的比较以探求中国文化的特色；这显然是受新亚教学宗旨的长期影响所致。一九九九年我在新亚五十周年金禧纪念学术讨论会上，讲“新亚精神与中国文化”，总结了我对于母校的整体认识。（此文现已收入我的《会友集》增订版，台北：三民书局，二〇一〇年，上册，一三六～一五二）

学校的精神自然是通过教授个人传递到我的身上，因此接着我要讲在新亚的师生关系。钱宾四师是我最重要的指导教授，让我继续上文，略述一九五〇年秋季以后追随他治学的经历。

初入钱门

我在课外和钱先生个别接触，并得到他的指点，是从一九五〇年秋季开始的。这一点上面已经提到。因此我认为我正式进入钱先生门下应该从此时算起。我还记得，最早在课后到他的小房间中求教，是为了要精读他的《国史大纲》。我虽早已读过此书，但觉得内涵太丰富了，一时不易消化。这是因为此书采“纲目”体，“纲”的部份是简要断语，但何以能得到这些精确的断语呢？其根据则于“目”中。由于“目”所涉及的事实往往十分复杂，限于篇幅，作者只道其大略，无法详及。这就不是我当时的学力所能充分理解的了。所以我向钱先生提出一个课外求教的方式：我将《国史大纲》从头到尾精读一遍，对每章每节尽量作出简要的报告，然后请他指正和评论。他很高兴地接受了我的请求，这一学期我便把写此书笔记当作主要功课，一直到全部完成为止。由于一面写，一面和钱先生讨论（主要是他为我讲解书中重要部份的撰述背景），这一工作前后经历了好几个月。不用说，钱先生的讲评使我受益无穷，让我真正走进了《国史大纲》的内在世界。关于这一点，我在一九九〇年九月所写的〈犹记风吹水上鳞〉悼文中已略举例说明，这里不必重复了。

但我当时印象最深的还不是《国史大纲》的实际内涵，而毋宁是钱先生对于求学问所持的基本态度。我可以从两方面对这一点加以说明。第一、他第一次发还我笔记本时说：“你不要一页接一页的写满全本，应该另换一个新本，每页隔一空页，不着一字。为什么呢？因为我书（指《国史大纲》）上讨论的问题，也有其他学者进行研究和分析，而且往往意见不同，甚至相反。留下的空页可以将来择录这些异说，以为参考和比较。”（这当然不是原话，但表达的确是原意。）这是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指示。我因此才体会到：他虽自信《国史大纲》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自具系统，然而却不轻视与他所见不同的研究成果。不但如此，他这样郑重地叮咛我，显然是唯恐我一开始便被他的一家之言所牢笼，失去了转益多师的能力。他的苦心当时使我深为感动。

第二、通过钱先生详细指示，我才认识到《国史大纲》并不仅仅是直接从第一手史料中钩玄提要而成，其中同时也充分吸收了现代中国第一流史学家的崭新创获，如王国维、梁启超、夏曾佑、陈寅恪、顾颉刚等。大体上说，钱先生对于近贤新得不但随时采择，而且在撰《国史大纲》时更从通史角度另作斟酌，有所调整，然后才写入书中。所以我一向认为《国史大纲》融贯了从清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新史学的主要成就，钱先生在〈书成自记〉中说：“其时贤文字，近人新得，多所采获”，这是一句千真万确的话，决非一般客套语。

从以上两方面看，钱先生对于历史知识基本上抱着开放的态度。《国史大纲》自然符合司马迁所标举的“一家之言”，但它决不是“闭门造车”式的封闭系统。这是他研究中国文化史、思想史的一大特色，推之《先秦诸子系年》与《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无不如此。我感到受到他影响最深最大的主要在建立了对于“学问”的认识。

我在私下受钱先生开导和指点，最得益的是如何读中国文史哲的典籍。他把重点放在对文本内内外外的彻底认识上面。内则“一字之义”必不可放过，这相当于清代学人所强调的训诂之学；外则对文本必不可作孤立的理解，而当和同类的文本加以异同的比较，然后才能认凊它在整体历史脉络中的真实地位。详细的节目这里不必多谈，大致上说，他始终在尽量培养我读书、作研究的基本能力。

另一方面，钱先生虽有明确的价值取向——他信奉儒家的价值系统——但他并不把自己的价值系统（相当于古人所说的“道”或“道统”）直接向我灌输。如果借用韩愈在〈师说〉中的词汇，我可以说，钱先生教学的具体着手处，是在“授业”和“解惑”上面，“传道”即寓于其中，而避免采用一般宗教家的“传教”方式。他似乎认为只要我具备了读书和研究的基本能力，最后自己便能找到“道”。在这一点上，他是孟子的信徒。孟子说：“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又说：“夫道若大路，然，岂难知哉？人病不求耳。子归而求之，有余师。”钱先生始终鼓励我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求得一种深入的整体了解，找出它作为一个源远而流长的文明体系的特征所在。其实这便是他心中的“道”，但是我必须“深造自得”，不能直接把他求“道”所得接收过来，以为己用。

我在新亚肄业的两年多，即一九五〇年三月至一九五二年六月毕业，正值新亚经济上最困窘的时期，学校的日常经费都没有着落。钱先生不得不到处奔走，捐募最低限度的经费。一九五〇年和一九五一年年底他两度有台湾之行，每次都留台甚久。第二次更是不幸。一九五二年四月他在台北讲演，屋顶塌了下来，头部受伤，出医院后必须留台养伤，直到八月才回香港，以致七月十二日我的毕业典礼他都未能主持，我当时是相当失望的。

我叙述这一情况是要说明：在毕业以前我向钱先生单独求教的时间是很受限制的；据我记忆所及，反而在毕业以后我有了更多的机会向他从容问学，特别是一九五三～五四学年。一九五三年秋季，钱先生得到美国亚洲基金会（Asia Foundation）的支持，设立了一个研究所。研究所在九龙太子道租了一层楼，钱先生和三位研究生都住在所中，我则仍住家中，但每天到所中读书。这一年内，我几乎天天和钱先生见面。但更重要的，这也是我在他直接指导下，正式研究中国史的开始，我一生的学术路向可以说是在这一阶段奠定的。所以我愿意略作回顾。

钱先生是我的研究导师，但并不给我任何研究题目：他要我自己选定题旨后再和他讨论。这仍然是孟子“深造自得”原则的实践。

我当时正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挑战，研究的兴趣偏向中国社会经济史。由于二十世纪上叶中、日史学界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最为热烈，也取得很好的成绩，因此我决意追溯门第社会的起源和发展及其与儒、道两家（即“名教”与“自然”）互相争衡的关联。这大致相当于对“下层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作一番经验性的考察。

钱先生知道了我的构想以后，持同情和肯定的态度，但随即给我一个极为重要的提示：我的整体计划必须上溯至汉代，才能找到源头之所在，这一提示使我修改了原有的研究程序。我本来准备从《三国志》开始阅读，最后则决定以《后汉书》为精读正史的始点。所谓“精读”包括两点：第一是从首至尾，通读全书；第二是对书中一切相关数据加以系统的整理并作出纪录，以便将来查考和运用。关于第一点，我应作进一步的说明：相应于我的研究宗旨，我将《后汉书》所有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各方面的变动，无论直接或间接性，也无论重大或轻微，都一一搜集起来，记录在卡片上，并加标识，以便将来作分门别类的研讨。原文较短的我便会抄下来，较长的则作提要，但是原文中关键性词汇和警句却尽量保存在卡片中。

九龙太子道的研究所仅存在了一年，次年（一九五四～五五）则并入嘉林边道的新校址，因为美国雅礼协会（Yale-in-China）资助新亚书院便是从这一年开始的。我继续在研究所进修了一年。精读工作也从《后汉书》上推至《汉书》，下延至《三国志》，所写卡片前后积累了一千多张，奠定了我中国史研究的基础。经过近两年精读详记，我在一九五五年春夏之交便开始撰写专论，最初题作“两汉之际政治变迁的社会背景”，但一九五六年一月在美国哈佛大学脱稿后，定名为〈东汉政权之建立与士族大姓之关系〉。这是我第一篇史学专论（monograph），全文约六万字，刊在一九五六年出版的《新亚学报》第一卷第一期上。一九五九年《新亚学报》出版钱先生六十五岁祝寿专号，我又从卡片所收第一手史料出发，写成了一篇十万字的专论：〈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不但如此，一九五八年秋季，我在杨联升先生“中国经济史研究”班上写“汉代中外经济交通”论文（英文），也仍然是先从卡片数据中找出传统文献的证据，然后才去广求中外考古所获的地下材料。而且我的研究重点并不在多集事实，以叙事方式呈现出来；我所特别重视的是汉朝与外族（当时称之为“蛮夷”之类）经济交涉背后的制度结构，特别是所谓“朝贡”体制。这只能对两汉书中有关记述进行多层次的分析与综合之后，才能获致比较确切的认识。所以我原有的卡片资料在此文中占据了很重要的地位。多年以后，我以这篇论文为纲领，扩充成部专书，这便是《汉代中国的贸易与扩张》（Trade and Expansion in Han China—A Study in the Structure of Sino-Barbarian Economic ReIations，一九六七年出版）。

以上回顾我早期史学研究的经历和成果，读者立即可以看出：一九五三～五五两年间在钱先生指导下精读汉史，对我此下的学术生命确实发生了难以估计的影响。

但是我和钱先生之间的关系并不仅仅限于学术方面，在师生情感上，则有更多值得回忆的地方。一般而言，钱先生不但深于情而且富于幽默感，和他相处久了，便自然而然发生一种亲切的情感，可以长期持续不断。读他给弟子辈写的信，这一印象十分凊楚。这里只能谈一谈我和他之间的师生谊，但事情必须从我父亲和钱先生的交往说起。父亲早在抗战时期即曾读《国史大纲》国难版，纸张极为粗劣，上面多有详注，表示欣赏（我最早读的便是父亲此本）。所以一九四六年父亲一心一意要请钱先生来沈阳东北中正大学任教，可惜未能成功。到香港以后，父亲和钱先生常有往来，在我入新亚后更为频繁。一九五一秋季因新亚得到台北资助，钱先生聘请父亲教一门西洋通史，一九五三～五四更聘父亲为太子道研究所专任导师一年。（见《新亚遗铎》，页一八及四八）我清楚地记得，从一九五一到一九五五，钱先生曾多次和我们全家在一起欢聚，或乘缆车上太平山顶，或去海滨茶室畅谈。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石澳海边一整天的盘桓，钱先生讲了许多亲身经历的学术掌故，包括一些最著名的当世学人治学与为人的事迹，我们都听得非常人神。多年后他写《师友杂亿》，虽将这些往事包罗了进去，但究竟不及口述时的细致和生动。钱先生九十岁生日，我祝寿诗中有“海滨回首隔前尘，犹记风吹水上鳞”两句，即特指石澳之游而言。

这样的同游一直延续到钱先生访美时期。一九六〇年六月下旬，钱先生将离耶鲁大学之前，父亲在邻州纽罕不什尔（New Hampshire，台译：新罕布什尔州）一个风景区的湖，租下了一座木屋，坚邀钱先生夫妇和我们一家同去欢聚一星期，那确是一次最令人难忘之游。二十多年后钱先生写下了一段充满着感的回忆，值得引述于下：

余夫妇在剑桥（即Cambridge）逗留一星期。接触多，人事忙。（按：指一九六〇年四月他来哈佛演讲之行。）临去，协中坚邀余夫妇离纽海文（即New Haven，耶鲁所在地）前再往，与彼一家作一星期之畅叙。余夫妇应允之。遂于离纽海文前，又去剑桥。协中先在一休假胜地租一宅，彼夫妇与二子英时、英华，及余夫妇，共六人同去。其地名已忘。四山抱一湖，山不高，湖不大，而景色幽美。两家或驾游艇徜徉胡上，或在宅外树荫草地闲行闲坐，七日之为况，至今尚留脑际。（中略）协中夫妇临离港前，余夫妇偕彼两人及其子英华，渡海游大屿山，黑夜登山，宿一古寺中。翌晨归来。协中不忘此游，故邀余夫妇来游此湖。适来者亦仅余两家。余夫妇留美近八月，亦惟此七日最为静。今协中已逝世，此湖真如一处之雪泥，而鸿爪则仅留余夫妇心中矣。（《师友杂忆》，全集本五十一册，页三四六～七）

先严下世在一九八〇年，钱先生回此游则适在其后不久，所以感慨特深。钱先生和我父亲及全家情谊如此，他平时对我的关怀有如家人子弟，远在一般师生关系之上，那便是极其自然的了。有时和他单独谈话，我深深感受到他对我的精神以至身体的健康十分关切，甚至还在学术得失之上。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八日他在耶鲁给我写了一封极长的论学信，信末有下面几句话：

又念秦弟之生活，却似梁任公。任公在日本时，起居无节，深夜作文，日上始睡，傍晚四五时再起床。弟求远到，盼能力戒，勿熬深夜，勿纵晏起。心之所爱，无话不及，谅弟当不为怪也。（《素书楼余渖》，全集本，页四三〇）

他显然担心我步梁启超后尘，不能终其天年。当时读到这几句话，我的感动是无法用文字来描述的。

关于钱先生，后文还将谈及，暂止于此。

谢选骏指出：读完上述亲笔文字，自然可以理解，余英时误读历史的根源就在于他的内心混乱（他自称“天人交战”）——他本来是一个社会主义者，甚至于加入了共青团，但后来却用了黑社会的偷渡方式逃到英国殖民地，他自己承认是“一秒钟的精神变异”，其实触发了“贯穿一生的精神变态”。在余英时的内心，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后来的反共需要纠结在了一起，自然形成了一团团思想疮疤，此可谓“余英时误读历史的根源”也。

《坚持“任何人不能欺负任何人”信念终生反共 史学泰斗余英时91岁辞世》（自由亚洲 2021-08-05）报道：

一代史学泰斗、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8月1日在美国寓所睡梦中辞世，享寿91岁。其学生，也是中研院院士王泛森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余先生一生捍卫人权，坚持“任何人不能欺负任何人”的信念。更关注中国文化、香港和台湾的命运，本于良知坚决反共，毕生一以贯之。

“六四是对我最大的刺激。从前还不是原则上不回去，而是事实上不愿意回去。后来绝对是原则上绝不能回去。绝对不能对这样的政府表示任何支持。”

余英时作为史学家、思想家和政治评论家，但他不从政，只在思想上表达意见，他形容对政治保持“遥远的兴趣”，“批评政治到此为止”。“我不想我抓了权，别人都听我的。这是我不需要的，而且是我很看不起的东西。”

一代史学家殒落  余英时辞世 享年91岁

周末茶馆：余英时谈新书《余英时回忆录》

磨了12年《余英时回忆录》出版2019年初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观点”节目访谈，触及核心价值，包括他的名言：“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

“我在那里，哪里就是中国”

余英时：“中国文化好的地方我都吸收的。所以我在哪里，我过的生活，运用的价值基本上就是从中国来的。

RFA记者唐琪薇：所以您想保留的是中国文化最精华的？

余英时：“我的意思是中国文化现在不在中国。我那句话的意思基本上不是说我。我不相信回到中国才有中国文化。”

至于今天如何才能做有尊严的知识人？余英时认为：“王阳明讲的一句要紧的，就是良知的问题。你有没有良知？知识人有没有尊严，你对自己良知是不是肯负责任。”

中研院院士王泛森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提到，余先生是有良知和风骨的思想家，是知识分子的典范。“老师说过年轻时在安徽家乡，有一个营长欺压当地百姓，他写了一封信要告他，信不知怎么传出去了，营长找人跟他解释。老师谈到这故事强调，『不许任何人欺负任何人』。这是他对人权的尊重和信念。”

王泛森提到，他受余先生指导时，正好发生六四天安门事件，余先生全心投入援助流亡学生、学人和保护异议分子的行动，对中共政权火力全开批判，他对香港占中运动，对台湾民主运动发表很多支持的言论和作为。他到人生最后阶段仍很关心香港问题。

王泛森说：“很多人知道我是他学生希望介绍去见面，但是有一次我跟他提到一位香港抗争运动的教授去普大访问的时候想要见他，他马上就（答应）。”

研究从“尧”到“毛”的中国史学者

王泛森提到余先生是写诗出身，对旧诗、音韵掌握非常好。他在台大念书时余先生到台大演讲自我介绍说是研究汉学、从“尧”到“毛”整个中国历史，博士论文写的是中国古代的不朽跟长生，曾在哈佛亚洲学报发表。余先生对汉代经济交通、贸易与扩张研究甚深。有一次他在办公室看到老师在看一本剑桥的中亚史，他一问原由，老师说，他很惊讶这本书居然收录他很早期写有关匈奴的稿子，他也是研究匈奴的专家。

王泛森说，余先生是世界少见曾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多所著名大学担任教授的学者，希望他创造的学术宝库的“利息”，在人间源源不绝地生息。

王泛森相信，中国受到共产党统治后，对文化的摧残、人权的打压，使得余英时非常痛苦。他反共，毕生一以贯之，对中国文化的命运非常关注。2006年获颁“人文学界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该奖对他的褒词提到，余先生大量著作是文革之后，刺激年轻学者重新发现中国历史文化丰富性多样性的源头。

中国文化在文革被摧残 倡议设“中国文化的海外中心”

王泛森说，余先生认为文革时期，中国文化饱受摧残，他曾在香港明报写过一篇文章倡议设立“中国文化的海外中心”，无处非中、无处不是中国。

王泛森提到，最后一次和老师通话是两、三个月前。“老师问我有没有什么事情？我说太久没有跟老师通电话，老师说，没有打电话没有关系。很多人认为余先生思想非常澎湃，其实他内心非常平静。老师讲过几次，老年能平静在家，安安静静看看书就很福气。”

出版《余英时回忆录》的允晨文化发行人廖志峰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提到，7月25日他才和余先生通电话，精神都还很好，忽然听到他辞世，心很痛，他原本准备在疫情之后，将《余英时回忆录》荣获的金鼎奖和香港书奖的两项奖座，亲自带到美国给余先生，岂料心愿未能达成。

对生死豁达 与后辈侃侃而谈自己的墓园

廖志峰提到，余先生对人很温暖，对生死豁达，回想2018年9月赴美拜访余先生，他听到余先生说父亲活到八十多岁，他还说那您会活到100岁。当时两人第一次见面一开始聊的话题，居然就是墓园，他还没看到老师，就先看到老师预备的墓园。

廖志峰说：“我第一次见到他，见他之前，师母先带我去普林斯顿墓园，我还先去他父亲的坟上致意。那时还没见到余老师，后来到他家里，他跟我说，他将来就会葬在那里。我就跟老师说，好！我将来再到这边看你。”

提到余英时反共的源头，廖志峰说，中共在六四打压、集体杀害中国知识分子，现在则是对香港。余英时出自知识分子的良知，认为中共扼杀、谋杀的是中国的希望，至今没有平反。余英时跟他说，一定要守住台湾最后这块华人自由民主的净土。

关心香港、台湾前途 “若畏共投降 何必跑到台湾？”

2013年中国流亡维权人士陈光诚访台，时任总统马英九、文化部长龙应台未与陈会面，余英时接受台湾联合报系专访时曾批评“畏共、没出息到极点、很丢脸”。另曾呼吁马英九检讨大陆政策。余英时过去受访曾谈到，“台湾有很大的心理问题，包括国民党在内，就是畏共怕共，怕得不得了…，另外一种就是怕台独，于是就想用对岸来控制台独。”“这种想法是很自私的想法，说老实话，如果继续这样顾忌下去，那最后只有向共产党投降。如果这样子，那当初何必跑到台湾来，在南京签字投降不就完了吗？”

余英时2014年接受台湾天下杂志访问，曾鼓励香港人为自由和民主抗争，他的结论是 : “（港人）不能做乖孙子了，不然下一个又来一个命令，你又做乖孙子，第三次又是如此，最后你不变成百分之百的奴隶了吗？” 余英时当时肯定港人“公民抗命”，强调虽然要付出代价，但“坐牢是很光荣的事情”。他曾预言，香港出来反抗的都是年轻人、大学生，“这是很可怕的，表示会有很长期的抗争”。

余英时1930年出生天津，抗日战争爆发后父亲把他送回安徽老家，他在乡下过了9年。遇到新四军屠杀乡民，新四军之后成为共产党基本势力。194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被游说申请加入共青团前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他在回忆录提及，感染一种宗教式的狂热情绪与“左倾幼稚病”，但很快觉醒，却也造成他“60年每思及此就无地自容”的罪过。

搭上一班故障列车 从北京转向香港 改变一生命运

余英时1949年曾执意回北京完成学业，余父已在香港，局势非常不稳，他搭乘的列车故障。他一个转念，认为应留在父亲身边，就此转向去了香港。余英时曾说，如果列车没有故障，他留在中国，一生的命运将大为不同。

香港时事评论员陶杰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也提到，四八、四九年，中国跟世界面临巨变的十字路口，民国政府把很多中研院院士接出来，很多有学问的人留在大陆，但胡适去了台湾、钱穆去了香港。余英时一度要坐火车到中国北京念大学。

陶杰形容余英时年轻时对共产党也“差点中招”：“他那时候的选择是最惊心动魄的，这不光是他一个人的选择，还是中国在那个时候的选择。余教授著作等身，最重要是讲中西思想文化的比较，他一生也是在彷徨、抉择当中去研究中国未来的方向。香港年轻人、海外华人也好，都应该好好读他的著作，尤其在今天这个高科技物质横流的时代。美国知识界也应重新认识余英时，在这个十字路口上。”

陶杰：美国政界智库错失聘余英时担任美中外交政策策士

陶杰认为，余英时到了美国的学问非常有用，可惜在美国被大材小用，他不只应该在学术界。美国的政界、智库，至少二十年前就应该请他，从克林顿到奥巴马时代，他们不是提倡多元文化吗？应该早就请余英时当一个美中外交政策的理论指导组长。

和美国很多知识界 、智库所谓“中国通”、“汉学家”相比，陶杰认为，余英时最不一样的是他看得透：“他看得透！其他很多学者看不透，书读的再多也没有用，而且他对新儒家的批评非常地独到。当然他人很厚道，讲的很含蓄，就说中国人二十一世纪的出路，看新儒家没有用，因为新儒家提倡的道统是很抽象，而且是不接地气的、故作深奥的，你只要讲良知就够了，是不是？所以他是比较寂寞的一个人，他对中西文化具有非常智慧的批判精神。”

罗冠聪：感谢老师声援香港 呼吁众人尽可能反抗

流亡海外的前香港众志创党主席、前香港立法会议员罗冠聪在脸书放上与余英时的合照，并写下：“感谢余英时先生对整个学术界的贡献，启廸了众多后起之秀，奠定了诸多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基础。也感谢老师对自由的支持，鼓励着在各地争取个人权利的有志之士，也曾声援香港反送中运动，呼吁众人尽可能反抗。”

台湾副总统感谢余曾在台湾国民党一党专制时为“党外”发声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脸书悼念表示，“余院士关注人权、自由与民主，曾为『党外』发声、为美丽岛事件投书国际媒体、声援六四、支持香港。也时常提醒关心台湾，面对香港问题除了支持之外，更要不断深化台湾的民主自由。余英时院士的胸襟、敢言、不屈、无畏与执着，已为许多追求民主自由人士立下不朽的典范。”

宋永毅看余英时：坚持理想和良知的人格者

文革研究学者、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宋永毅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余英时有渊博的学识和胆量，最重要是他崇高的人格，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他曾说如果共产党不倒台，他再也不去大陆，他就坚决地做到。

宋永毅说：“我知道中国大陆千方百计，因为他在学术界的崇高地位，一直引诱他，想给他种种诱惑、荣誉、待遇。有太多学者在共产党掌权后就投靠共产党。自由世界的学者倒过头拍共产党马屁的，也多的不得了，但他就是不和中共打交道，这是非常珍贵、崇高的理想人格，是最值得敬佩和学习的地方。”

王丹：余择善固执 胡平：流亡知识分子最好的朋友

前六四天安门学运领袖王丹在脸书发文送别余英时，王丹说，余先生最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择善固执”，“善”指的是追求民主自由，反对独裁专制。他涉猎很多现实问题，跟他聊天可以感受到他真正安身立命的基础，还是知识而不是激情，他有“士大夫”气质、宽厚的胸襟和对年轻一辈的包容。

前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余先生不仅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很真切深厚的人文关怀，能够了解飘零海外者的心境，他是中国流亡知识分子最好的朋友，很多人得到他的帮助、推介、写序，异议人士都很尊敬他。在八九民运之初，余先生在海外领衔很多人参与发表公开信、联名信呼吁中共进行政治改革。在六四之后谴责中共，立场非常鲜明，很多人在那之后都变了、对共产党暴政软化了，但余先生一直坚持不变。

胡平提到，余英时是一位很纯粹的学者，住在普林斯顿一个僻静的森林里，生活相当简朴，彼此还约好疫情后再见呢。

余英时8月1日辞世，享寿91岁。四天后，中央研究院8月5日发布这项讯息。中研院表示，余院士为美国普林斯敦大学荣誉教授，曾任美国密西根大学副教授、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历史讲座教授。1974年当选中研院第10届院士。一生获颁多项海内外学术荣誉，包含1991年获行政院文化奖、2004年美国哲学会（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院士、2006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John W. Kluge Prize）、2014首届唐奖汉学奖等，获唐奖后，为鼓励年轻学人投入人文研究领域，委托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设置“余英时先生人文研究奖”，提携后进不遗于力。

谢选骏指出：上面这些言者，好像都没有认真读过余英时的东西，看来他们的“悼念”，都是为了自己“露脸”，不是为了探求真相，所以不能明白“余英时误读历史的根源”。而余英时所谓的“任何人不能欺负任何人”，正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乌托邦宣传。可见余英时到死，还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民主社会主义”。

【74、张献忠也创造了历史，他的沉船满载了珍宝】

李恒青@LiHengqing：拜登说中国是个炸弹，我倒觉得更像个集束弹，包着一大堆小弹，个个极具杀伤力。房地产、政府债、出口、失业、灾害、污染、外资、返贫、城管加农管、军警、银行、人民币、外汇、粮食、能源、科技、教育、农村、农民工……

事无巨细，无不等一尊定。他却胜似闲庭信步。

炸是必然，唯先后在何时。太可怕！

@xxj2040：天才创造历史

李恒青@LiHengqing replying to @xxj2040：确实是天才，会被人记在书里，却未必是在创造历史。

谢选骏@xxj2040：张献忠也创造了历史

网文《張獻忠》报道：

張獻忠（1606年9月18日—1647年1月2日），字秉吾，號敬軒[2][3]，亦有號八大王[4]，陝西延安衞柳樹澗（今陝西省榆林市定邊縣郝灘鄉劉渠村）人，明末民變首領之一，大西皇帝，主要割據於四川。

生平

明末起事

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九月十八日出生於陝西延安衛柳樹澗堡（今陝西省榆林市定邊縣郝灘鄉劉渠村）[5][6]，出身貧苦，初從軍籍，擔任過捕快、下級軍吏，後因犯法被判死刑，雖然被陳洪範請求特赦，但也被免職處分[7]。

明思宗崇禎三年（1630年），張獻忠在米脂追隨府谷人王嘉胤起事[8]，自號「八大王」，以驍勇多力著稱，又因體貌魁奇、面色微黃，得綽號「黃虎」。初屬王自用，後自成一軍，王死後改投高迎祥。高迎祥稱闖王，張獻忠、李自成號闖將。崇禎四年（1631年）六月，王嘉胤兵敗被殺，張獻忠受洪承疇招安，但隔年（1632年）又叛[9]。

1635年張獻忠參與滎陽之會，議決進取，與高迎祥等共攻略東方，攻破鳳陽，焚明皇陵，並自稱「古元真龍皇帝」。不久張獻忠與李自成因故分裂，張獻忠率部攻長江流域，李自成攻黃河流域。崇禎十年（1637年）秋天，張獻忠從河南進入湖廣，向襄陽進攻。總兵秦翼明兵寡不敵，一路退敗，湖廣震動。[10]明廷急調左良玉、馬爌、劉良佐等合兵阻截，張獻忠遭明軍總兵官左良玉部的擊敗，部隊嚴重受損，張獻忠本人也受傷。退守湖北房、竹一帶。

立足襄蜀

崇禎十一年（1638年），張獻忠又在湖北谷城受兵部尚書熊文燦招安，被授予副將一職。駐地王家河，易名太平鎮，以示休兵。崇禎十二年（1639年），楊嗣昌與五省軍務總理熊文燦密謀，「出師關洛，趨會鄖襄」，打算夾擊張獻忠[11]，張獻忠「殺知縣阮之鈿，隳穀城」，重舉反明的大旗。轉戰四川境，巡撫邵捷春、參軍廖大亨、閣部楊嗣昌等部隊都拿他沒奈何，獻忠戲稱：「前有邵巡撫，常來團轉舞。後有廖參軍，不戰隨我行。好個楊閣部，離我三天路。」崇禎十四年（1641年），破襄陽，殺襄王朱翊銘，「發銀五十萬以賑飢民」[12]，監軍兵備副使張克儉、推官鄺曰廣、知縣李大覺、游擊黎安民等也被殺死[13]。崇禎十五年（1642年）3月，張獻忠攻克舒城，將舒城改名「得勝州」，在此初設政權，以醫士胡立浦為丞相，設吏、刑二部和各種官職。5月，襲取廬州。8月，攻克六安州，再建農民政權，並建號「天命」[14]。崇禎十六年（1643年）三月，在黃州稱「西王」；五月，據武昌，稱「大西王」，將楚定王朱華奎溺死。

崇禎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封張獻忠為秦王。春，大西軍「陷夔州，至萬縣，水漲，留屯三月，已，破涪州」[10]。六月，佔領重慶，明瑞王朱常浩、四川巡撫陳士奇、重慶知府王行儉等被處死。八月（8月9日）攻破成都，巡撫龍文光、總兵劉佳胤、蜀王朱至澍及其嬪妃全部自殺身亡。張獻忠號稱60萬大軍，很快控制了四川大部分州縣，並自稱「大西國王」。十一月庚寅（12月4日）登基成為大西皇帝，改元大順，以成都為西京。

兵敗被殺

順治三年（1646年）清兵南下，清軍到達川北之際，張獻忠亦從成都出兵對抗清軍，行前將自己的妻妾幼子全部殺光，避免自己戰敗後其親屬被清軍俘獲。留守漢中的劉進忠投降清軍。十一月己巳（1647年1月2日）張獻忠於鳳凰山（西充縣和鹽亭縣交界處，西充縣城東南15公里的多扶場西）多寶寺前太陽河畔偵察時被清肅親王豪格的前鋒劉進忠部射殺身亡。張獻忠死後，他的四個義子李定國、孫可望、劉文秀、艾能奇率余眾聯明抗清，轉戰貴州、雲南。

據傳張獻忠起事途徑梓潼時曾被同為張姓的梓潼帝君（即文昌帝君）託夢勿殺邑民，使張獻忠將梓潼視作同宗兄弟，由此梓潼居民沒有被全面屠殺，日後裴、賈族人更為張立廟塑像拜祭，清朝時被朝廷搗毀，復建至今仍在[15]。

濫殺及屠蜀

依據谷應泰著《明史紀事本末》記載，張獻忠曾有如下屠殺行為：

崇禎十四年四月，張獻忠、羅汝才合兵攻陷隨州，知州徐世淳敗死，全家被殺，官吏與百姓全部屠殺而不遺留，血流成溝渠。

崇禎十五年八月，張獻忠再度攻陷六安，將州民全數砍斷一臂，男左女右。

崇禎十五年十二月，張獻忠再度東進，攻下桐城後屠城。

崇禎十六年五月，張獻忠沿江而上，破漢陽後率軍渡河，兵臨武昌城下。楚王府新募兵為內應，開門迎接。楚王朱華奎被囚於籠中，沉江而死。屠殺士民數萬人，投屍江中。尚餘數萬人，驅趕出城，以鐵騎圍而逼入江中。剩餘民眾數百人，多砍斷手足，鑿毀目鼻，無一全形者。

崇禎十六年八月，獻忠在湘潭徵集船隻數千艘欲北渡，忽然起大風，吹翻船隻百餘艘，溺死數千人。因而再回岳州，盡殺所掠奪的婦女，投屍於江中。焚燒船隻，火勢延伸四十里，江水夜明如白晝。

崇禎十七年六月，張獻忠攻陷涪州、瀘州，蜀王朱至澍告急，請求救兵師於南都。左良玉兵屯德安。張獻忠順流而下攻陷佛圖關，遂圍重慶。官兵盡力守城，四日被攻陷，瑞王朱常浩全家受難，舊撫陳士奇也被殺。賊兵在重慶屠殺，抓取萬餘壯丁，割去耳鼻，砍斷一手，驅趕至各州縣，告之若兵至不降，以此為鑑。

崇禎十七年八月，張獻忠進陷成都，蜀王全家受難，巡撫龍文光暨道府各級官吏皆被殺。張獻忠要求全蜀紳士至成都，全部殺害。隨後公告科舉取士，遠近諸生爭相前往。張獻忠派兵包圍，擊殺數千人，蜀中文士皆亡。其後又大殺蜀中百姓。

屠蜀爭議

四川盛傳張獻忠屠城無數，尤其屠蜀，立下七殺碑，兩側碑文分別為：「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物以報天」[註 1] ，中間有七字「殺殺殺殺殺殺殺」，不分男女老幼，逢人便是帶到此碑之下斬殺。目前發現的張獻忠屠蜀史料有：《張獻忠陷廬州紀》、《流賊張獻忠禍蜀記》、《孤兒籲天錄》、《大西通紀》、《破山集》、《蜀難敘略》、《歐陽氏遺書》、《張獻忠屠蜀記》、《客滇述》、《雅州受難記》、《漢嘉受害記》、《蜀記》、《紀事略》、《五馬先生紀年》、《蜀破鏡》、《荒書》、《聖教入川記》、《山城紀事》、《流離傳》、《劫後錄》、《綏寇紀略》、《續綏寇紀略》、《滇蜀紀聞》、《灩澦囊》、《老神仙傳》、《廣陽雜記》、《明季南略》、《井蛙雜記》、《罪惟錄》、《蜀龜鑑》、《蜀碧》、各地方志、四川民間家譜等450餘種。

魯迅在《晨涼漫記》中說：「他（張獻忠）開初並不很殺人，他何嘗不想做皇帝，後來知道李自成進了北京，接着是清兵入關，自己只剩沒落這一條路，於是就開手殺，殺……他分明感到天下已沒有自己的東西，現在是在毀壞別人的東西了，這和有些末代的風雅皇帝，在死前燒掉了祖宗或自己所搜集的書籍古董寶貝之類的心情，完全一樣。他還有兵，而沒有古董之類，所以就殺，殺，殺人，殺……李自成已經入北京做皇帝了，做皇帝是要有百姓的，他要殺之他的百姓，使他無皇帝可做。」

南明和清朝人記載張獻忠戰死時川人已幾乎被其屠盡，但此後清軍仍然在四川和南明軍隊作戰多年，張獻忠於鹽亭縣鳳凰山被流矢射殺身亡。張獻忠死後，餘部繼續轉戰四川各地。直到順治十六年（1659年），清軍攻陷南明渝城（重慶）後，才算佔領四川。胡昭曦認為這些自相矛盾的記載證明屠蜀的真正主謀是南明地主階級武裝對四川勞動人民的反攻倒算，而非在公元1647年已死的農民革命領袖張獻忠。

明史專家陳學霖教授批評相關學者基於政治需要及在階級鬥爭意識型態的影響下，美化張獻忠等人「農民起義」，但亦肯定相關史學家對糾正舊史記載的一些重疊錯誤，如釐清張獻忠殺人的數字，及四川多少人及哪一類人如何被殺等爭議性問題的貢獻[16]。

相關文獻如《明季南略》和《客滇述》、明朝遺民顧山貞以及西方傳教士等人的記述皆指出張獻忠是屠川元兇：

計六奇《明季南略》記載：「獻忠遂屠重慶，砍手三十餘萬人，流血有聲。」

《客滇述》：「獻忠既陷成都，盡伐梨樹，做宮室馳道，練兵於此。賊兵之樵採者，盡入城中，拆毀房屋以為薪。又發兵四出，搜各州縣山野，不論男女老幼，逢人便殺；如是半載。八月，獻忠毀成都城，焚蜀王宮殿，並焚未盡之民房。凡石柱亭欄，皆毀之；大不能毀者，更聚薪燒裂之。成都有大城小城，本張儀所築，漢昭烈帝修之。甃以大石，貫以鐵絙，壯麗甲天下。宮殿之盛，亦不減京師。至是，盡為瓦礫矣。獻忠又令其大家遍收川兵殺之，及其妻子男異性，惟十時以下者僅留一、二。」

西方傳教士利類思和安文思被張獻忠封為「天學國師」，目擊張獻忠屠殺，1918年古洛東根據他們的原始記錄寫成的《聖教入川記》說：「殘殺之後，成都為之一空。除少數官員外，別無居民。荒涼慘象，不忍矚目。獻忠剿滅成都後，命令各鄉鎮村民移居成都。」[16][17]

在張獻忠死後出現了清軍跟南明軍對峙的局面，清軍的勢力於川北保寧一帶，而南明軍隊佔據着四川境內大部分州縣[18]。根據《蜀龜鑑》的記載，經過張獻忠軍隊的屠殺，川南的人口損失約50％，而川北的人口幾乎損失殆盡。儘管川南和川北都遭到了張獻忠的軍隊的屠殺，可是到了張獻忠死後，南明與清朝對峙的時期，南明控制的川南，人口明顯多於清朝控制的川北。川北遭受的破壞，比川南嚴重得多，由於各軍事力量基本上都要經過川北入川，可見川北為主戰場。因此，綜上所述，清朝軍隊以十三年的時間才平定四川，並不是表示清軍一直在屠殺四川人[19][20]。

此外，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銳減，是多股勢力混戰的最終惡果，張獻忠雖然不是主兇，但仍然是屠川元兇其中一原因。[21]

至於「不得已而動大兵剿之，民賊相混，玉石難分，或全城俱殲，或殺男留婦」，這份奏章的出處是順治六年刑科給事中陳調元揭，是某個官員給清廷的奏章，匯報說一些入川的清軍將領亂殺無辜的情況，而不是任何一種形式上的政府命令[22]。網上流傳的內容被人篡改為清朝屠四川的政府公告「民賊相混、玉石難分。大兵所到之處，或屠全城，或屠男而留女。」

毀滅古物

大西軍在成都「入城樵採，凡先聖賢祠廟，民居屋宇，悉毀為薪，於是自東漢以來古跡，明太祖所頒圖書彝器，至是皆盡」。明末的成都有寺廟94所，包括武侯祠在內，無一存者。川中各州縣的情況「園亭寺廟無不焚毀」[23]。

個人思想

對天文及地理有興趣的張獻忠因懷疑兩名傳教士藏有天文著作不肯獻出，不時大發雷霆之怒，欲置其於死地。實則司鐸所藏之書為艾馬祿爾（P. Emmanuelis）司鐸所著之超性學書，講明天主教誡律，與天文學無關。及二司鐸解釋全書「皆論管理人良心之事，教人知道當避罪惡，雖在罪惡危險之中，當獨向正道，方得永福」。獻忠聞之稱讚，因此息怒[16]：

「維時某官得有西文書一本，呈之獻忠（此是超性學書，俗名公義書。下卷論人事篇，係艾馬祿爾司鐸所著者。前時，利、安二司鐸遭僧黨之害，書籍各物均被搶劫，此書乃落入若輩手中故也）。獻忠以為此書即是天文書，隨即請二司鐸入內，笑謂之曰：『吾已獲天文書矣，請二位講與我知書中之意。』二司鐸一見此書，即知是超性學書。遂向獻忠曰：『大王以此為天文書耶？此非天文書，乃超性學書，其中並未言及天文學與日月蝕說。全書皆論管理人良心之事，教人知道當避罪惡，雖在罪惡危險之中，當獨向正道，方得永福。』司鐸承獻忠之命，遂念書中一段，後譯成華文，獻忠聞之，大為奇異天主教誡律之聖，且讚之曰：『此法律如此精詳，管理人良心，誠為不二法門。故歐洲各國風俗純美，實由此聖律而來也。然此等法律為川人無益，伊等固執於惡，不從此聖教聖令，寧願從我刀劍之下，不服聖律。故吾奉天地大主之命，殄滅此種僧黨及世上惡人。凡仇爾等者，吾亦仇之』云云。」

張獻忠在聽到司鐸天主教誡的解說之後，大為奇異，稱讚其法律如此精詳，管理人良心，誠為不二法門，認為歐洲各國風俗純美，實由此聖律而來。不過他續言：「然此等法律為川人無益，伊等固執於惡，不從此聖教聖令，寧願從我刀劍之下，不服聖律。故吾奉天地大主之命，殄滅此種僧黨及世上惡人。凡仇爾等者，吾亦仇之」云云，故意將司鐸的解說扭曲，作為殄滅僧黨及世間定性為「惡人」的藉口及理據[16]。

千船沉銀

虎鈕「永昌大元帥」金印，江口沉銀地出水，有學者認為是張獻忠用印。

清順治三年，張獻忠在兵敗時率軍撤離成都，帶寶物載船沿岷江南下，行至彭山雙江河遭南明軍官楊展伏擊，所載之金銀珠寶亦隨船沉入江中。即歷史上傳說的「江口沉銀」。2010年，眉山市人民政府將彭山區江口鎮的江口沉銀遺址，列為眉山市級文物保護單位。直到2015年，專家找出當年的沉船遺址，並順利在2017年大規模封江開挖後，出土許多珍貴的文物，包含張獻忠分封嬪妃的金冊、銀冊，以及金銀幣、銀錠、金戒指等，還有鐵刀劍等兵器[24][25]。

流行文化

2021年以來，在中國大陸發生個別隨機傷人事件後，其名號也被用來代指無差別殺人與「加速主義」，成為一個網絡迷因，但此迷因曾一度被中國當局全網封殺。 同時，張獻忠迷因的傳播和網絡意見領袖劉仲敬的聯繫很大。然此迷因在微博上仍然可以使用，並沒有被完全封殺。[26][27]

該迷因也常和「坦克」、「U形鎖」和「路燈掛飾」等迷因混合使用，作為激進左派和民粹主義的表達方式。

註釋

 或作「人無一善以報天」或「人無一德可報天」等

參考文獻

引用

 「嚴錫命受知於賊，條陳甚多。嘗言：『陛下繼嗣不廣，皆由兵間所掠女子，不足以配聖德。今有故相陳演女，才德色俱全，宜正坤位』。賊即以陳氏為後，演子為翰林學士」。《客滇述》，顧山貞

 吳偉業《綏寇紀略·卷十》：遙呼曰張敬軒將軍救我，敬軒者獻忠招安時所以自號也。

 彭遵泗《蜀碧·卷三》：獻忠有號曰「敬軒」，在房、穀受招時自取也。

 《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七 張獻忠之亂》：崇禎元年，延安饑，府谷民王嘉胤作亂，延安人張獻忠從之。獻忠陰謀多智，賊中號八大王。其部最強，旁掠延安諸郡邑。

 《綏寇紀略》卷九云，「李自成生於萬曆三十四年」，又說與獻忠同歲。余瑞紫：《流賊陷廬州府紀》說，九月十八日為獻忠生日。

 《明季北略》卷十六，《張獻忠圍桐城》條云：「九月初十為獻忠生日」。

 《平寇志》卷三記載：「獻忠少從軍，隸總兵王威麾下，犯法當刑。陳洪範以別將謁威。獻忠等十八人己解衣就刑，見陳，仰而乞命，洪範為之請，威不肯赦。獻忠縛最後，年少，貌奇偉。洪範目而異之曰：『若必不可原，請特貰此兒。』威笑而允之，曰：『諾。』十七人伏法，獻忠鞭一百獨免。」

 康熙十二年《延綏鎮志》卷五之四，《紀事志》中說：「張獻忠者，延安衛柳樹澗人也。為府中快手，不得志，去而從神一魁，領紅旗為先鋒，有力多詭，同夥咸尊事之。」

 查良佐：《罪惟錄》，〈列傳〉卷三十一

 《明史》卷三0九，〈張獻忠傳〉

 楊嗣昌：《楊文弱先生集》卷三十二

 《明季北略》卷十七

 《明史·張克儉傳》記載：「十二年擢湖廣僉事，監鄖、襄諸軍。楊嗣昌鎮襄陽，深倚仗之。張獻忠、羅汝才之敗也，小秦王、渾世王、過天星等皆降，嗣昌處之房、竹山中，命克儉安輯。十四年二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未聞命，獻忠令人假督府軍符誑入襄陽城。克儉不能辨，夜分，賊從中起，焚襄王府。克儉倉皇奔救，為賊所執，大罵死。推官鄺曰廣、攝縣事李大覺、游擊黎民安死焉。」

 张献忠在西充. [2023-02-1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3-02-14）.

 關於梓潼神廟內的張獻忠塑像 (PDF). [2019-03-14]. （原始內容 (PDF)存檔於2021-01-14）.

 陳學霖. 傳教士對張獻忠據蜀稱王的記載：《聖教入川記》的宗教與文化觀點 (PDF). 《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 2011年, (52): 65–69 [2014-08-27]. （原始內容存檔 (PDF)於2015-09-23）.

 「張獻忠屠四川」非造假　成都曾挖出萬人枯骨坑. 天府早報 (新華網). 2010年4月8日 [2015年8月26日].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年5月28日）.

 鄭光路. 《张献忠剿四川真相》. 四川民族出版社. 2010年1月. ISBN 9787540944032. 「順治四年至順治七年……此階段清軍常處於下風，退守川北保寧一帶。南明軍隊這期間佔據着四川境內大部分州縣。」

 《蜀龜鑑》：「川南死於獻（張獻忠）者十（之）三四，死於瘟、虎者十（之）二三，而遺民百不存一矣。川北死於獻者十（之）三四，死於搖黃者十（之）四五，死於瘟、虎者十（之）一二，而遺民千不存一矣。」

 《客滇述》：「丙戌唐王隆武二年（魯監國元年、清順治三年），清使肅王擊獻忠。獻忠聞之，自引兵至平陽關，遇清兵與戰，大敗而還。時川西、川北州縣皆為賊所屠，成都百姓亦不自安；會獻忠敗還，益懷異志。獻忠覺之，恐人圖己，一晝夜，易其處十二、三，或潛伏寺院佛像後、或扮兵卒遍遊酒肆妓院，聽人私語。於是盡屠其民。一日，獻忠獨坐食饅頭，忽空中下數萬手來奪饅頭。一日，獨坐院中，忽聞琴瑟簫管之聲。獻忠怒，拔刀斬之；見無頭女子數十人，各弄樂器。獻忠大駭，昏撲於地。又成都城中，至黃昏後，輒聞人偶語。往視之，則皆空屋也。賊兵夜出，則鬼擊之。獻忠惡其不祥，遂出城，居東門外中園。中園者，蜀王之外囿也，中有梨花數千本：成都俗，嘗以三月三日於此走馬為樂。獻忠既陷成都，盡伐梨樹，作宮室馳道，練兵於此，號為御營；至是居焉。賊兵之樵採者，盡入城中，拆毀房屋以為薪。又發兵四出，搜各州縣山野，不論老幼男女，逢人便殺；如是半載。八月，獻忠毀成都城，焚蜀王宮殿，並焚未盡之民房。凡石柱亭欄，皆毀之；大不能毀者，更聚薪燒裂之。成都有大城小城，本張儀所築，漢昭烈帝修之。甃以巨石，貫以鐵絙，壯麗甲天下。宮殿之盛，亦不減京師。至是，盡為瓦礫矣。獻忠又令其眾遍收川兵殺之，及其妻子男女，惟十歲以下者僅留一、二。四川之禍，屠城、屠堡、屠山、屠野、屠全省，甚至千里無人，空如沙漠；自亙古以來，未嘗有也！」

 張琅《燼餘錄》：「今統以十分而論之，其死於獻賊（張獻忠）之屠戮者三，其死於搖黃之擄掠者二，因亂而相殘殺者又二，飢而死者及二，其一則死於病也。」。

 蕭一山《清代通史》（上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45-246頁

 楊培德《關於梓潼神廟內的張獻忠塑像》，弘道2011年第4期／總第49期

 四川驚見張獻忠「金盤」？　眾人採沙場尋寶. NOWNEWS. 2010-12-13 [2017-03-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3-21） （中文（臺灣））.

 張獻忠江口沉銀 300年後重見天日. 蘋果日報. 2017-03-21 [2017-03-2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4-28） （中文（臺灣））.

 多起隨機傷人事件後，網絡迷因「張獻忠」為何被全網封殺？. 端傳媒. 2021-06-22 [2021-06-2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6-29）.

 胡不歸. 从“加速”、“躺平”到“献忠学”：在审查系统下一个个消失的政治黑话. 歪腦. 2021-07-16 [2021-11-1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6-10） （中文（中國大陸））.

谢选骏指出：张献忠如此“太可怕”，还是被人封圣为“农民起义领袖”，这正合西方谚语所云“Better than nothing”（有总比没有好）了！

【75、赵政必亡——有关“赵家人”的历史力学】

《“赵家人”：中共权贵阶层的新称号》（纽约时报 KIKI ZHAO 2016年1月5日）报道：

鲁迅是中国20世纪初最受人尊敬的作家之一。出自他笔下的一个说法，最近在网络评论中被用来指代中国有钱有势的阶层。

北京——又一次，鲁迅作品为中国的时弊贡献了一个流行语。鲁迅是20世纪早期的作家，曾对革命前的中国社会秩序进行过尖锐批判，因此即便他本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还是在共产党支持的名流俊士中赢得了一席之地。

“赵家人”出自鲁迅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最近几周，它再次流传，成为用来讽刺中国权贵的蔑称。

当一篇题为《门口的野蛮人，背后的赵家人》的文章开始在网上流传开来时，这个词也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文章没有署名，讲述的是中国房地产开发商万科公司最近试图抗击其第一大股东——地产与保险集团宝能——发出的恶意收购邀约的事情。

万科于12月18日将股票停牌，称希望进行资产重组。外界普遍认为此举旨在减少宝能的持股量，阻止其收购企图。万科董事长王石称宝能为“野蛮人”，同时万科欢迎另一股东安邦保险增持股份。

这篇文章的标题中的“野蛮人”指宝能，“赵家人”指安邦。这是一个信号，表明安邦的背后有共产党权贵阶层撑腰。安邦董事长吴小晖娶了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外孙女。在安邦的董事会名单中，还有革命军事指挥官陈毅之子陈小鲁的名字。

从那以后，用“赵家人”指代权贵家族就形成了一股风气。

“这是互联网时代对官方话语的一个颠覆性解构，”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副教授乔木在接受采访时说。“过去我们都叫人民公仆，实际上还是权贵资本。中国就是红二代，但你直接讲这个东西比较敏感，所以用类似于‘赵家人’的说法作为一种调侃。”

乔木在他管理的一个微信账号发表了三篇文章来讨论“赵家人”，以及他们在被戏称为“你国”的中国占据的举足轻重的地位。该帐号已被删除，但文章转贴到了其他地方。

“赵家特指中国的权贵家族，”他写道。“父辈打江山位居高位，第二代俗称‘红二代’，要么继续掌权，要么做生意发财。”

正如乔木指出的那样，“赵家人”出自鲁迅的著名中篇小说。阿Q来自贫困的农村家庭，他欺负那些比自己弱小的人，同时又讨好那些轻视他的权贵。在富裕的地主家庭赵家，少爷中了秀才。阿Q跟着欢庆时，赵老爷却一个嘴巴抽去：“呸！你也配姓赵？”

甚至在这篇文章出现之前，网上就偶尔有人用“赵家人”来指代中共权贵阶层。知乎是一个类似Quora的中国网站，供用户提出和解答问题。知乎上的讨论显示，一个网名为“穆好古”的用户在2013年5月发布的一条微博帖子，可能是这个词的一个早期使用案例。他写道：“周末和一个在省团委宣传部的朋友吃饭，我问他：你们这些正牌意识形态干部是怎么看网上那些自干五的？”

“五毛党”指政府花钱聘请的网上评论员，作用是将网上舆论朝有利于国家政策的方向引导。而那些即使没有收钱也歌颂党的人，有时就被称为“自干五”。

穆好古援引宣传官员的回答说：“就像赵太爷对阿Q那样——‘你哪里配姓赵！’”

香港刊物《东方日报》的专栏作者赵晖发表文章称，“赵家人”的说法“既是对爱国主义虚假宣传的抗拒，也是现实不满的体现”。（赵晖和本文作者均不属于有钱有势的阶层。）

“世界是我们的，也是他们的，但归根结底是‘赵家人’的，”他写到。“这样的说法看上去简单粗暴，但放在一个权利被普遍剥夺的国度，恰到好处。”

在中国，官方新闻媒体被严格控制，不能刊发揭露领导人的报道。在分别登出了有关前总理温家宝和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家人持有巨额财产的调查性报道后，《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和彭博社(Bloomberg)的网站遭到了封锁。

“鲁迅先生文章的生命力，真是太太太太强大了，”一名用户在知乎上写道。

“鲁迅对中国人的总结和揶揄可谓入木三分，”另一人则称。

这不是第一次有人采用早在1936年便已去世的鲁迅的话来评论时事。1989年，军队出动镇压了天安门广场周围学生牵头的抗议活动，导致数百甚至可能上千人死亡。事件发生后，很多人引用鲁迅对1926年北京安全部队朝学生抗议者开枪一事的评论：“墨写的谎言，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

1990年，中国作家查建英这样评价鲁迅：“他现在还能引发如此强烈的共鸣，这个事实非常令人难过。”

谢选骏指出：上文愚蠢至极，只知道文痞鲁迅的“赵庄”，不知秦始皇本来姓赵，他的国家岂不是赵庄吗？而他的名字正是“赵政”。鲁迅没有这样的联想能力，他只是一头放纵本能的无意识的猪。

网文《赵家人》报道：

赵家人[1][2]源自中国网络流行语，泛指与中国共产党有密切关系的高级官僚、机构高层、企业主、大富豪、艺人、体制内干部以及他们的家属子女等红色 权贵阶层，语出鲁迅的《阿Q正传》。其原型是鲁迅先生笔下的赵庄赵太爷，象征上层阶级，现实中泛指高级官僚、富豪、体制内干部以及家属子女等，即既得利益者、实际掌权者。 而精赵一词，即精神赵家人，指自认为能在执政集团的强势下沾光的人。

2015年12月，一篇题为《万科宝能之争：门口的野蛮人，背后的赵家人》的文章在互联网上传播，该文章中用赵家人一词指中共权贵阶层。文章发布不久，「赵家人」便成为中国网络流行语[3]。中宣部曾下令要求媒体不得使用「赵家人」、「红朝」，以及类似的词语，已经使用这些词语的媒体则遭到了处分[4]。

词语出处

「赵家人」一词有多种来源。最盛传的来源是源于《阿Q正传》，原型为赵庄赵太爷。赵老太爷曾对处于社会底层的阿Q说：「你那（哪）里配姓赵！」[5]

“……那是赵太爷的儿子进了秀才的时候，锣声镗镗的报到村里来，阿Q正喝了两碗黄酒，便手舞足蹈的说，这于他也很光彩，因为他和赵太爷原来是本家，细细的排起来他还比秀才长三辈呢。 其时几个旁听人倒也肃然的有些起敬了。 那知道第二天，地保便叫阿Q到赵太爷家里去; 太爷一见，满脸溅朱，喝道：

「阿Q，你这浑小子！ 你说我是你的本家么？」

阿Q不开口。

赵太爷愈看愈生气了，抢进几步说：「你敢胡说！ 我怎么会有你这样的本家？ 你姓赵么？」

阿Q不开口，想往后退了；赵太爷跳过去，给了他一个嘴巴。

「你怎么会姓赵！ ——你哪里配姓赵！」”

——鲁迅，《阿Q正传》，第一章，《序》

另外，也有认为赵家人来源于宋版《百家姓》将宋朝皇室的姓氏「赵」放在开篇第一姓。更是有人发现在西安事变前，预谋联合发动兵谏的国民党与共产党双方在通信中，国民党一律化姓李，如张学良化名李良；共产党化姓赵，如毛泽东化名赵东、苏共中央的信件署名赵联。

2015年12月19日，微信公众号至道书院发布了一篇文章《万科宝能之争：门口的野蛮人，背后的赵家人》[6][7]，其中将中国资本市场分为四个阶层：散、庄、财阀、赵家人。 其中用「赵家人」指代财阀背后的「老板」，即权贵阶层，用「野蛮人」指代虽然拥有财富，但并没有权势的人[8]。 这篇文章使得「赵家人」一词引发了广泛关注[1]。 不过，纽约时报指出，实际上早在2013年就偶尔有人使用「赵家人」一词来指代权贵[1]。

衍生用法

在《赵家人》一词在中国网络上被广泛传播后，该词产生了一些衍生用法，例如赵国、赵王、精赵等。 [9]

原词语或含义

解构之后词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共产党：赵国、赵家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最高领导人）：赵王、赵太爷

中国人民解放军：赵家军、赵家家丁

公安局和人民警察：赵家家仆、赵家警察

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赵家法院、赵家检察院、赵家家奴

人民政府：赵家王府

人民公僕：趙家公僕

為人民服務：為趙家服務

人民日報：趙家日報

國家主權：趙家主權

國家安全法：趙家安全法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煽動顛覆趙家政權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趙家人的老朋友

中國夢：趙國夢[10]

網絡評論員（「五毛黨」、「自乾五」等）：精神上的趙家人（精趙）[11]

家人的官階高低+含金量：含趙量[12]

藉助維穩機制來實施打擊或陷害：趙彈

自從「自乾五」連帶着「五毛」在官方語境影響下，從貶義成為中性乃至褒義後，也有網友使用「你也配姓趙？」一句來作為與網絡評論員辯論時的嘲諷、回應和反擊。[9]

中國諷刺漫畫家變態辣椒以中國共產黨黨旗為基礎，將簡化字「赵」與其合成為「趙國國旗」。[13]

權貴關係網絡資料公開事件

參見：編程隨想的網誌和HTTP 451

2016年2月29日，網誌編程隨想的作者根據媒體及中國政府網站上的公開信息，整理出據稱為中國大陸權貴階層包括130多個家族、700多人的資料和關係網絡，將其發佈到軟件原始碼代管網站GitHub上面，並以「趙」的漢語拼音「Zhao」命名。6月8日，中國網絡空間安全協會致信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GitHub，稱該項目下的一個issue[14]誹謗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習近平涉嫌殺害自己兄長，並要求儘快刪除[15]。該issue的作者用戶名為CMB-news，其於GitHub上的個人主頁[16]顯示該用戶僅在2016年做出了數個不含任何代碼的編輯，此後便無活動，亦未見其與項目Zhao的正式關聯。3天後GitHub公開了這封信[17][15]。這是GitHub收到的第一個來自代表中國大陸官方的請求。GitHub雖沒有刪除文章，但屏蔽了中國大陸用戶訪問「zhao」項目。[18]

評價

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傳播副教授喬木指出，「這是互聯網時代對官方話語的一個顛覆性解構，過去我們都叫人民公僕，實際上還是權貴資本。中國就是紅二代，但你直接講這個東西比較敏感，所以用類似於『趙家人』的說法作為一種調侃。」[1]

香港《東方日報》認為「趙家人」的說法「既是對愛國主義虛假宣傳的抗拒，也是現實不滿的體現」。[1]

中文政論刊物《北京之春》名譽主編胡平認為，以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共紅二代，目前在中國獨攬政治、經濟資源，這一狀況與民間社會的權利訴求已形成日趨明顯的對立。[13]

參考文獻

 Kiki Zhao. “赵家人”：中共权贵阶层的新称号. 紐約時報中文網. 2016-01-05 [2016-11-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1-07）.

 入木三分：除了趙家人還有什麼人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on.cc東網. 2016年1月1日.

 李文隆. “赵家人”突然爆红 中国怎么了？. 看中國. 2015-12-26 [2016-04-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14）.

 中國大陸網路新詞「趙家人」突然竄紅. 蘋果日報 (中央廣播電臺). 2016-01-19 [2016-04-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4-03）.

 Wei Pu. Why China Really is The 'Zhao Family' Empire. RFA. 2016-01-08 [2016-05-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4-19）.

 思極恐的萬科寶能之爭：門口的野蠻人，背後的趙家人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至道學宮.[2015-12-19]

 至道书院是至道学宫的一个系列. [2017-11-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11-11）.

 至道書院. 细思极恐的万科宝能之争：门口的野蛮人，背后的赵家人. [2016-11-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4-26）.

 赵家人. 中國數字時代. [2016-11-2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9-11）.

 紙糊的「趙國夢」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中國人權雙周刊

 罵「精日」敗類 中共引火燒身 被諷「精趙」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大紀元時報 2018/3/10

 入木三分：从含金量到含赵量. [2019-05-2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6-10）.

 中共权贵阶层独揽天下 被网民冠以“赵家人”称号. 自由亞洲電臺. 2016-01-05 [2016-04-1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5-05）.

 習近平有重大殺人嫌疑！.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3-06）.

 Horwitz, Josh. China’s fierce censors try a new tactic with GitHub—asking nicely. Quartz. 2016-06-28 [2021-07-10].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2-03-26） （英語）.

 Java实践者.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5-29）.

 2016-06-08-programthink-zhao.md.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3-26）.

 吳嬙. 开源“赵家人”名单，GitHub激怒中国网安协会首出拳. 端傳媒. 2016-06-28 [2016-12-2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3-27）.

谢选骏指出：上述诸多说法，无一企及“赵政的本质乃是秦政”，所以也就无法认识“赵政必亡”的神秘天命了——赵政必亡，这是我所洞察的有关“赵家人”的历史力学。赵政必亡的历史力学显示出来——不仅嬴政赵政秦政必亡，而且赵政的所有子女无一幸免。这也许就是贾谊《过秦论》的出发点。由此可见，历史力学非我独创，乃是思想主权的体现。

【76、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

网文《中国历史上的十二个方面346个问题》报道：

第一章历史年代第一节年代学的历史一、年代学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二、地质年代，考古年代和文献记载的年代。三、相对年代，绝对年代。测定年代的方法。四、清以前的年代学。五、清代的年代学。六、年代学在近代的发展。

第二节纪年和历法一、历史纪年和中原历法。二、岁星纪年和太岁纪年。三、藏历。傣历。四、希吉来历。西历。

第三节朝代和年代一、朝代。二、帝王公侯的纪年。三、帝王年号。改元。年号的雷同。

四、农民起义军的年号。五、历法和年号的神圣化。

第四节纪年的混乱，失误。本书的纪年方法一、因多种历法的并行而致纪年的混乱。二、因割据政权之并存而致纪年的混乱。三、因帝位和年号更易太骤而引起纪年的失误。四、因拘泥成例而引起纪年的失误。五、因不明历法而引起纪年的失误。六、因不谙史事而引起纪年的失误。七、本书的纪年方法。

第二章地理环境

第一节历史地理学的历史

一、历史地理学在历史研究上的地位。二、地志，史注，行纪。三、清代的历史地理学。四、近代的历史地理学。五、五十年代以来历史地理学的发展。

第二节关于地理环境的理论一、伏尔泰、孟德斯鸠、黑格尔的论点。二、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理论。三、普列汉诺夫的论点。四、斯大林的概括。

第三节中国地理的特点一、作为一个自然单位的中国疆域。二、地形的复杂。三、各地区间的差异。四、交通状况的特点。五、地理条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第四节地理状况的历史变化一、古今气候的变化。二、黄河和江湖的变化。三、森林地区的变化。

四、土壤肥力的变化。五、农业区和畜牧区占有面积间的变化。六、矿藏开发的发展。七、水陆道路的发展。八、地理状况的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第五节历史地理问题上的混乱，失误。本书的看法及处理一、因记载缺乏而引起的混乱。二、因记载失实而引起的混乱。三、因地名的转移而引起的混乱。四、因异地同名、同地异名而引起的混乱。五、因译名歧异而引起的混乱。六、因不明建置沿革而致失误。七、因疆域概念不明而致失误。八、本书对祖国疆域的看法和一些技术上的处理。

第三章 民族

第一节 国内现有民族

一、汉族。二、蒙古族，满族及东北各民族。三、维吾尔族，回族及西北各民族。四、藏族，彝族，壮族，苗族及西南各民族。五、黎族，高山族等东南民族。六、民族发展的不平衡和互相依存的兄弟关系。

第二节 历史上的古老民族

一、匈奴，东胡及东北各古老民族。二、乌孙，月氏，突厥及西北各古老民族。三、昆明、哀牢等西南古老民族。四、蛮、越等东南古老民族。五、民族的混合和迁徙。

第三节 民族史研究的历史

一、汉族史资料的丰富。二、少数民族的有关传说和撰述。三、关于少数民族史的汉文撰述。四、近代关于民族史的研究。五、五十年代以来民族史研究的发展。

第四节 关于民族史的理论一、“民族”的概念。二、民族主义的历史观点。三、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史的理论。四、科学的民族史工作有助于民族间的理解和团结。

第五节 本书对民族史上一些问题的看法一、民族的先进和落后。二、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三、民族斗争和民族友好。战争，和亲，会盟和互市。四、少数民族的历史贡献。五、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六、民族英雄。七、多民族国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第四章社会主产方式。阶级关系第一节生产史、阶级史研究的历史一、古代的有关撰述。二、近代关于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三、五十年代以来关于生产史、阶级史的研究。

第二节社会生产方式一、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理论的重大贡献。二、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三、物质生产是社会生活的基础。四、社会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五、历史发展中的五种生产方式。六、中国历史上的生产方式。

第三节社会生产力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生产力的理论。二、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三、中国历史上生产力的发展。四、生产力在各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五、小农和手工业的结合。产业的官营。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迟滞。六、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社会生产力的状况。

第四节生产力和科学技术一、马克思主义论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关系。二、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作用的现实性和潜在性。三、中国在科学技术上的首创精神及其局限。四、西方科学技术输入的影响及其局限。

第五节生产关系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的理论。二、中国历史上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各种形式。三、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四、产品分配的各种形式。五、各种生产关系的并存。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关系。六、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的适应和矛盾。

第六节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一、马克思主义关于交换关系的理论。二、原始交换和商品生产。三、商人和商业活动。四、商业官营。五、货币。六、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七、中国历史上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关系。

第七节阶级关系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学说。二、中国历史上奴隶制社会的阶级结构。

三、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阶级结构。四、近代阶级结构的变化。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五、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

第八节人口问题一、历史上的“富”“庶”并举。户籍制度。二、人口结构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三、流民问题。四、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五、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问题的理论。

第九节本书对生产史、阶级史上一些问题的看法一、阶级斗争在社会发展中起了什么作用？二、地主阶级在历史发展中起了什么作用？三、农民战争是否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四、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条件及其不易成长的原因。

第五章家庭第一节家庭史研究的历史一、关于家庭史最早的记录。二、世谱，族谱，家传，乡贤传。三、家训，女诫，幼仪。四、儒家对家庭、家庭史的观点。五、中古时代史家对家庭史的态度。六、近代关于家庭史的研究。七、马克思主义关于家庭史的理论。八、五十年代以来关于家庭史的研究。

第二节家庭的结构一、劳动者的个体家庭。二、权势人物的大家庭制。三、宗族、宗法和族长。四、宗族和郡望，血缘和地缘的结合。五、近代家庭的演变。六、母系家庭的残余。

第三节婚姻，妇女和继承一、婚制和有关的礼俗。二、“门当户对”和“合两姓之好”。三、不同民族间的通婚。四、主妇。烟火的延续。母教。五、历史上杰出的妇女。六、财产继承权。七、政治地位的世袭。八、家学。九、技术传习。

第四节家庭和国家的关系一、作为劳动力编制单位的民户。二、作为统治支柱的名门大族。三、维护封建伦理的法令。四、“为民父母”，“以孝治天下”和“求忠臣于孝子之门”。

第五节中国家庭制度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本书对家庭史的设想。

一、对社会秩序的稳定作用。二、对社会发展的阻碍作用。三、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家庭制度演变的辩证关系。四、本书对家庭史的设想。

第六章城乡、市镇、会社第一节有关城乡、市镇史、会社史的论述一、文化遗存和古老的记录。二、《史记》以下的有关论述。三、《通典》以下的有关论述。四、方志，乡土志，都邑志。五、内部文书，见闻录。六、马克思主义关于村社和城的论断。七、近人的有关研究。

第二节城乡一、国野，都鄙，邑聚。二、作为政治，军事堡垒的京都、郡县和边城。三、城的兴建和迁，毁。四、乡党邻里和什伍相保。五、聚族而居和权势人物在乡村的地位。

第三节市镇一、集市。二、乡镇。三、街市。四、码头。五、牙行。六、茶馆、旅店、娼寮。七、近代城乡市镇的变化。

第四节会社一、村社。二、行帮、行会。三、乡谊、会馆。四、民间秘密结社和农民起义。五、士大夫结社和党争。六、有关民族斗争的秘密结社。七、传统节日的集会。八、宗教节日的集会。九、宗法关系的集会。十、海外侨民的会社。十一、近代的会社。

第五节城乡、市镇、会社的历史意义和本书的设想一、城乡、市镇史、会社史在中国历史发展上的意义。二、本书对城乡、市镇、会社史的设想。

第七章国家、法和军队第一节国家、法、军队史研究的历史一、以政治史为主体的史学传统。二、有关的古老记录。三、史书中的职官志、刑法志和兵志。四、宋以后有关的专著。五、近代以来的研究状况。第二节有关国家、法和军队的理论一、古老的神权思想。二、儒法两家的国家起源论。三、封建皇权的神化。四、明清之际的进步思想。五、近代的民主思想。六、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关于法权、军队和**主义的理论。

第三节国体和政体一、中国历史上的国家类型。二、封建**主义政权形式的发展。三、统一政权和割据政权。四、民族政权和农民政权。五、母后。宗室，外戚，宦官。六、外国势力侵入后的国家。

第四节法和法律一、礼与刑。二、刑书的出现。三、封建法典。私法的欠缺。四、“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五、舞文弄法和法外用刑。六、近代所谓“立法”和“司法”。七、法治和人治。

第五节军队。本书对国家、法和军队史的设想一、中国历史上军队组织形式。二、军人的身份。三、军队和社会经济。四、军权和政权的隆替。五、国家政权、法和军队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六、本书对国家、法和军队史的设想。

第八章社会意识形态第一节社会意识形态的理论一、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意识的学说。二、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三、社会意识形态的各种表现形式。

第二节宗教一、原始宗教。祖先崇拜。二、道教。三、佛教、伊斯兰教等外来宗教及其中国化。四、基督教。五、封建政权的宗教活动和宗教政策。六、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七、宗教活动和农民起义。八、宗教和其他意识形态的关系。九、士大夫之隐于佛道。

第三节哲学一、上古的哲学思想和哲学流派。二、中古时代正宗哲学的神学化。三、唯物主义哲学的优良传统。四、社会思想和人生哲学的历史地位。五、近代西方哲学的东来。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重大意义。

第四节文学一、文学形式的繁富。二、庙堂文学和宫廷文学。三、各民族的人民文学。四、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五、西方文学在近代的输入。

第五节艺术一、艺术形式的丰富多采。二、艺术来自民间。三、艺术的民族特点。

四、中外艺术的综合。佛教艺术。五、艺术形式和艺术内容的协调和矛盾。六、艺术发展水平和经济水平、文化水平的关系。七、艺术和政治。

第六节意识形态史研究的历史。本书的设想一、对古代意识形态史研究的历史。二、对近代意识形态史研究的情况。三、本书对意识形态史的设想。

第九章人民群众和个人第一节有关人民群众和个人的历史作用的论述一、古代政治家、历史家的观点。二、近代政治家、历史家的观点。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

第二节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一、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二、人民群众的历史活动和客观的历史条件的关系。三、人民群众在历史活动中的自发性和自觉性。四、马克思主义帮助先进阶级掌握自己的命运。

第三节历史人物和人民群众一、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及其历史作用。二、杰出政治人物的群众基础。三、思想家、文学家、艺术家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四、宗教家与信徒间的关系。五、无产阶级群众、政党和领袖间的相互关系。

第四节本书对有关人物评论一些问题的看法一、简单的阶级标签和品质鉴定。二、脱离历史条件，以成败论人。三、关于帝王将相的评论。四、关于农民领袖的评论。五、关于改良主义者的评论。

第十章中国和世界第一节中国人的世界概念之发展一、世界联系的逐渐形成。二、中国人的世界概念的发展。三、中国和外国的古代的自我中心思想。四、本书对上述自我中心思想的态度。

第二节中国人关于外国史地的撰述一、史书中的外国传。二、佛徒所记。三、私人撰述。四、近代中国人对外国史地的研究。

第三节外国人关于中国的撰述一、希腊、罗马、印度关于中国的传说。二、中古时代外国旅行家的记载。三、明清耶稣会士的记载。四、日本、朝鲜、越南关于中国的记载。五、近代西方学者对中国的论述。

第四节中外文化的交流一、中国文化的东传和南传。二、中国文化的西行。三、外国文化在古代的输入。四、西方文化在近代的东来。五、本书对文化交流史的要求。第五节中国在世界史上的地位一、作为世界大国之一，有悠久历史的中国。二、中国在世界上地位的变化。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中国和世界。

第六节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一、中外历史比较研究的先例。二、比较研究对于历史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三、本书的设想。

第十一章史学遗产和批判继承第一节历史和史学一、历史，史学。二、史学的任务。三、史学的范围。四、史学史。五、马克思主义论文化遗产之批判地继承。

第二节历史观一、神意史观。二、英雄史观。三、经济史观。四、实用主义历史观。

五、历史上出现的唯物史观因素。六、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史学的发展。

第三节历史文献学一、历史文献对史学研究工作的意义。二、历史文献的繁富。三、记注、修纂和专著。四、汉唐宋人对历史文献的考订。五、清代的历史文献学。六、近代的历史文献学。七、五十年代以来历史文献的发现和整理。八、历史文献以外的历史资料。

第四节历史撰述的体例一、历史撰述体例的重要性。二、史书的主要体裁。三、史体的综合运用。四、抄撮和类编。五、史论、史注和札记。六、近代历史撰述体例的变化。

第五节历史文学一、历史文学的重要性。二、传记文学。三、战争文学。四、语言表述。五、世情描写。六、历史环境的描写。七、史和诗文。

第六节历史家的器识一、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察往观来。二、重视修史作为不朽之业。三、史德。四、曲笔与直书。

第七节本书对史学遗产的批判继承一、史学在批判继承过程中不断发展。二、本书吸取过去的有益观点，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武器。三、详审使用、熔炼历史资料。四、在综合利用传统体例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五、提倡朴实而生动的文风。

第十二章历史时代的划分第一节历史的客观过程和历史学上对时代的划分一、历史分期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二、客观历史过程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三、历史过程的多方面性。四、历史过程，阶段的多层次性。

第二节历史上对历史时代的种种划分法一、先秦诸子关于历史时代划分的论述。二、中古时代主要以朝代为据的历史时代划分法。三、近代学者对历史时代的种种划分法。四、上述种种时代划分法的演进和局限性。

第三节“五四”以来关于中国历史时代划分的各种说法一、第一次社会史论战和中国历史的划分。二、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中国历史时代划分问题上的异同。三、五十年代以来关于中国古史划分时代问题的讨论。

第四节本书对于中国史的时代划分一、本书对于历史演进和时代的理解。二、本书对于中国历史时代的划分。

（原载《史学史研究》1981年第2期）

谢选骏指出：上文洋洋洒洒地罗列了《中国历史上的十二个方面346个问题》，却没有涉及“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可谓“老眼昏聩”矣——而在我看来，中国历史的基本问题那就是“中国文明的分期问题”。此中奥妙，可以验之于“谢选骏中国历史分期”——唐朝=第二轮西周；五代十国两宋=第二轮春秋战国；元明清=第二轮秦两汉。

【77、中国历史都是由后一个朝代书写前一个朝代的】

《反对犬儒，更反对鹰犬：谈复旦葛剑雄教授风波》（2021-06-17 ◆高伐林）报道：

“中共执政的合法性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任何怀疑否定动摇中共执政合法性的历史观和所谓‘历史真相’都是历史虚无主义”；“历史记载，价值观重于事实。”这些昏话，竟然出自卓有建树的著名历史学家——“昔有郭沫若，今有葛剑雄”？

当今中国，最火的名校，不是北大、不是清华，而是复旦大学。“复旦连续剧”在互联网和自媒体足足上演了半个多月。从复旦教授张维为被习近平奉为国师请去给政治局上课，到解聘海归教师姜文华杀害数学院党委书记；复旦在布达佩斯建分校引致当地政府和居民强烈反对；一些名人也被人们翻出来，原来是复旦毕业：王沪宁、金灿荣、夏琼……

没有想到，“复旦连续剧”最新的一集，是由复旦的著名历史学家葛剑雄教授主演。

去年2月我在制作几期《伐林追问》节目如《中国与西方，哪个更文明？》《论愚昧中世纪欧洲人占了上风，论野蛮中国人当仁不让》期间，曾经拜读、介绍了葛剑雄主编并撰写长篇导言的多卷本《中国人口史》，对他的扎实功夫着实佩服。

“维基百科”词条《葛剑雄》介绍：

葛剑雄（1945年12月15日－），浙江湖州人，中国历史地理学者、历史学家，复旦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曾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其余校内外学术、社会团体的头衔略——老高注）。是中国历史地理学、中国历史、人口史、移民史等方面研究的著名专家。

葛剑雄师从中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发表史学专著20余部、论文百余篇。

但是这样一位卓有建树的杰出学者，最近的言论让我跌破眼镜，我心中的形象顿时翻转。

葛剑雄题为《我们应该怎样对待历史》的演讲摘录，在社交媒体广泛传播；6月13日，葛在个人微博对部分读者关心的问题答复交流，题为《我只是把一层纸捅破了，不知为什么有些人会大惊小怪？》，更引起热烈反弹。6月17日，葛在微博上作出回应或说回击。

他说了什么？我曾经摘录过最引起诟病的几句葛剑雄语录：

“任何怀疑否定动摇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不利于解决历史与现实问题的历史观和所谓‘历史真相’都是历史虚无主义。”

“任何国家、政党、群体讲的历史都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政治合法性，是不容质疑，更不许否定的。否则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我们要在遵守纪律的前提下从事学术研究和普及，学者考虑的范围只是学术层面，但是领导层高瞻远瞩，考虑的是政治层面，领导层掌握的信息更加全面，视野更加开阔，更有全局观，所以在政治层面我们必须听从领导层。当前中国面临前所未有的变局，特别是互联网时代，宣传和课堂守纪律尤其重要。”

他甚至说：“这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在他演讲的大屏幕上赫然大书：“历史记载，价值观重于事实。”

葛剑雄的言论引起了很多讥评，包括姜克实、荣剑、张鸣等多位学者、教授纷纷批评他的历史观，有许多人甚至说：葛剑雄就是21世纪的郭沫若。

我在推特上说：

葛剑雄说：“我只是把一层纸捅破了”。

这是一个卖身投靠者的宣言。他捅破的那层纸，就是一个学者追求真实和真理的尊严。

葛剑雄教授还说：“历史学者不能做书呆子，更不能做伪君子。”

葛教授决心不做“书呆子”，要做“吹鼓手”了；不做“伪君子”，要做“真小人”了。

葛剑雄现象仍在发酵。我有位学者好友给我打电话说：许多无耻学者，是被人扒掉裤子；葛剑雄却是自己扒掉了自己的裤子！

这位朋友还有一句精彩的经典之言：我们反对当犬儒，更反对当鹰犬！

以上是简明介绍一下“复旦连续剧”中的葛剑雄风波。是否会有“头羊效应”“寒蝉效应”，中国是否会出现一个新的学人变节潮？拭目以待。

下面介绍一篇何怀宏教授的文章，这才是一个正派学人应该坚守的立场！

附：《何怀宏：历史不会只由胜利者来书写》（2021-06-16 必记本转自|东方历史评论）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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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所谈的“历史”自然不是人们实际活动的第一手历史，而是被书写成文的第二手历史。

有一句名言“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甚至于“胜利者是不受责备的”。

这在以前的时代的确常常如此，但我现在想质疑这句话在今天的有效性，即我们观察到的社会、观念的改变，以及书写、发表、传播技术的巨变，或已使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新的时代：历史已不再可能仅仅是按照胜利者的意志和褒贬来书写的，甚至也不会仅仅是由那怕是比较客观公允、或具有超越精神的胜利者来书写。这不仅是指胜利者的观点和态度将有所调整，而是说不仅旁观者、失败者也将可以大量地自己书写自己的历史。这样，历史就将不会是仅仅一部简单的“成王败寇史”。

这并不是说，历史将会是一部评价完全反过来的“败王成寇史”，或者认为历史的主流话语将一定会由失败者来提供，而是说历史将由此呈现一种多样性和多面性，而这样的比较全面的历史或将更接近于历史的真实。

我相信历史还是有一种基本的真实或真相的，而且同意兰克所说的历史写作者应当努力追求“如实直书”。“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这句话，常常被误认为是胡适的原话，但这句话至少表现了一种现代比较流行的、具有相对主义倾向的历史观。而我们即便在某种程度上同意这句话，还是可以将“打扮”理解为从不同的立场所进行的对历史的解释，或者理解为从不同的观察角度所看到的历史现象，尽管理论解释和观察角度可以有种种不同，有一个比较基本的历史真实的核心还是存在的，即那还是一个“孩子”甚或“女孩子”的基本事实。

而对何谓“失败”与“成功”，以及“失败者”与“成功者”，我们或许也还要有一些辨析。“失败者”与“成功者”可以指人物，也可以指一个团体、一种势力、一种运动、一个政党或阶层、阶级等等。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将主要说人物，虽然他们也无疑总是代表着一种力量、利益或理念的。我们这里所说的“失败”与“成功”，将主要是行动领域内的，尤其是政治领域内的成功与失败。的确，这一领域内的“成败”有它的确定性，也相对好辨认，比如说，政治上的成功和失败常常就被理解为获得或巩固了政权，造成了对社会的巨大影响、乃至实现或基本实现了自己的政治理念等等。

但是，这种行动或“立功”领域的“成败”还是有局限性的，会和“立言”的思想观念领域和“立德”的道德领域不相称，不吻合甚至成反比的，其本身也还有一种从多长的时段看的问题。

秦始皇成不成功？他灭了也曾是相当强大的六国，统一了当时的“天下”，建立起一个福山所说的“第一个具有强大国家能力的国家”，但却旋即因迷信暴力和专制，“二世而亡”，也在后世留下持久的争议。甚至希特勒一度成不成功？他也曾让德国的经济从危机萧条转入飞速发展，使国土大量扩张，国民扬眉吐气，但也不久就因其暴虐残忍的侵略扩张而使一度不可一世的第三帝国灰飞烟灭。‘

他们或曾是“成功者”，但更是“失败者”。

还有一些更复杂的人物，比如凯撒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拿破仑是成功者还是失败者？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战胜了雅典，但自身很快就在历史上湮没无闻，从后世看更远比雅典的影响要小。春秋时吴国灭了越国，而越国君主勾践卧薪尝胆，反过来又灭了吴国，但在越国灭了吴国之后我们还知道多少越国的事情？它也很快湮没无闻了。而另一方面，又有许多影响较逊、比较明显的政治上的“失败者”曾经也都一度是成功者，否则他们早就在历史上藉籍无名，我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他们了。

斯巴达战胜了雅典，但自身很快就在历史上湮没无闻

在这一意义上来看，历史的确不能是简单地从行动领域内的“成败”来观察，更不应简单地从一个短时段内的“成败”来观察。我们且不说另外的观念和精神领域了，涉及政治的知识分子，在观念和精神领域影响巨大的人们，在政治领域几乎常常都是“天生的失败者”。被卷入政治审判且被处死的苏格拉底、耶稣当时被人看作是“失败者”，有政治抱负的柏拉图、孔子也都可以说是政治领域的“失败者”。但有谁比他们在观念和精神领域更为成功呢？

所以，中国古代先贤所提出的“三不朽”是有道理的，是比较全面的衡量事、更是衡量人的标准。当然，这也是历史领域内的、而非超越信仰的“三不朽”，即中国古代先贤认为在历史中、而非永恒的彼岸长存的，不仅有正面的“立功”，还有“立言”和“立德”，而“立德”甚至可以说是更重要的。如果说除了成败没有另外的标准，世界将只会是一个纯功利的世界，甚至是一个把人降低为纯粹动物的弱肉强食的世界。

2

这就构成了一个胜利者应当尽量比较客观公允，乃至让失败者也来撰写自己的历史的理由，即成败不能完全取代道德的评价，后者不能完全由前者来决定。这和走向开放与多元的现代世界潮流也是吻合的。而我们即便从中国古代的历史书写中，也还是能看到这样一种宽容精神的一些特征。

不谈各种野史笔记，即便是作为传统正史的二十四史，司马迁作为胜利者的汉朝的“太史公”，但同时个人又是政治上一个“失败者”的“刑余之人”，他所写的《史记》还是非常客观和公允的，比如他对项羽的“悲剧式英雄”的描写，对一些刘姓皇帝皇室劣迹的揭露和讽喻，以及在《史记》中所给予的从伯夷叔齐、到孔子、到陈胜吴广这样一些政治上并不成功者的较高地位，都可以看到他对许多仅仅从权力的观点看的“失败者”所体现的一种同情的理解和大度的精神，他对这些失败者绝没有在道德上进行“污名化”，对其中有些人甚至是相当赞许乃至敬仰的，他对政治的胜利者也没有大唱赞歌。这也许和汉代文网不密和他自己的道家思想都有关系，加上他的个人史学才华，遂使《史记》成为中国正史中一部最富有才情和独创性，同时也最富有兼容并包精神的开山之作。

到了二十四史的最后一部《明史》，这是由作为胜利者的清朝官修，集体撰写，在体例和史料上应当说更为严谨，更为考究，但文网也已加密，观点相当正统，然而，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某种对失败的前朝人物的相对客观公允的叙述和评价，而不是持一种胜者皆善、败者皆恶的思维。

从长远来说，最好的、最真实的历史可能还是旁观者、也是比较客观者撰写的历史。有些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必须是隔开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看得比较清楚。而这时的历史书写者已不再是利益的当事人，不再容易受偏见的纠缠。有些善果或恶果也在较长的时间里才能比较充分地显示出来。

不过我们这里还是要着重讲失败者自己书写自己历史的意义。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失败者，有些失败者其实可能正是思想和道德上的先行者，实践某些后来大行其道的理念的先驱者，只是因为太超前或时运不济而失败；还有些成功和失败者在思想和道德上可能是“半斤八两”，只是在实力或武力的角逐中有些成功，有些失败；但的确也还有不少不仅在政治上失利，也在道德上失德的失败者。第一种失败者自然应当尽力书写自己的历史。而且，只要他们能够书写和传播自己的历史，他们实际上就不会完全失败，甚至成为最后的胜利者，而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的“书写”（广义的历史“书写”也包括口传、授徒讲学等等），他们的“书写”给他们带来了最后的胜利。孔子周游列国失败后尽全力整理历史经典，撰写《春秋》，对春秋时代的成功和失败者有自己的道德褒贬，而他的政治和道德理念也就因此留传下来了，他不能“为当世法”，却可以“为后世法”。如果这些失败者完全不去“书写”，他们也许就真的完全失败了。

而即便是上述最后一种政治和道德上都堪称失败的人们，我觉得也应当让，甚至鼓励他们自己撰写自己的历史，如此不仅可以留下大量的史料，也还是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不易看到的历史侧面。

而且，失败且失德者也不就是始终如此，一生如此，他们也曾成功过，也做过一些好事。比如被认为要对文革“负责”的四人帮、林彪集团中的不少重要人物，近年来就都写了自己的回忆录或其他形式的文字资料，从而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研究史料，而且也的确让我们看到了一些少有人知的历史场景，这就使我们对那一段历史的理解更加丰满了，更加接近真实了，而这对他们自己的个人形象其实也有一种弥补和修正的作用。有些失败者撰写的文字中自然还是会有掩饰或者美化，或者含有陈旧的偏见——但这种现象不仅在失败者那里存在，在胜利者那里也同样存在，而一些失败者反而可能更有可能吐露真情，他们已经没有什么要失去的了，有时在失败之后也更有可能体会和看清人世间的真相。

所以，即便他们的回忆录中有一些曲笔，但我们应当相信，这对于有史识的人们是不难鉴别的，尤其不难为众多求真求实的史学同人在一种各自分工、而又互相协作和补充的努力中清楚地鉴别。而且，公正的历史评价恰恰是要通过分析、梳理和比较各种各样的史料，包括各种有偏见和谬误的史料来形成。

3

追寻历史的真实最怕的是完全没有史料，将档案尽行封锁、或使众人钳口；次之是只有“一家之言”、充斥片面褒贬的史料；而有各种各样见解和观点的丰富史料恰恰可以为形成比较客观公允的历史研究和评价开辟道路。

而给我们对一个新时代来临的相信还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像上述这些政治失败者的书写，在共和国的前二十多年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只要一个人被打倒，他就几乎是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在一堆“恶名”之下完全沉沦，再也不可能发声。而今天他们都有可能纷纷出书，虽然有不少目前还是在境外出书，但研究历史者也都不难得到。我们期待有更多的开放，也一定会有更多的开放。当今要走向现代繁荣富强的中国是不可能自外于平等自由的世界潮流的，历史学也必然要和其他思想学术一样走向一个比较客观公允、通情达理的方向。

而我们还要注意近数十年高科技的飞跃发展给这种思想学术的自由开放所提供的前人难以想象的便利条件。在传统社会、以致于霍布斯鲍姆所称的20世纪“极端的年代”，要保留、传递、出版文稿、甚至写作都很困难，但今天即便是想禁止失败者言论的胜利者，也难于完全封住他们的笔舌了。

发明了印刷术的传统中国的文化，在世界古代文明中已算是比较先进，一般的写作也有相当大的空间，但政治历史的写作还是要受到一定的限制，而过去刻版印书，也需要颇大的财力，且容易闹出动静，据说宋遗民郑思肖写出自己的《心史》之后，只能以铁函沉入井中，在四百年之后的明末才被发现。而明遗民王夫之，虽然也还是能够隐居写出自己的大量作品，但也只是到了近两百年之后的晚清，才由曾国藩兄弟所设的金陵书局大规模地刻印其遗书。

在20世纪的前苏联时期，一个异议作家也难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写出自己的作品，或者偷偷写出来了也不可能出版，他们得想方设法地保存其笔写的书稿，而要将书稿传递到国外出版也颇不容易。

但是，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除了个别极端封闭的国家，人们可以廉价和容易地利用各种方式来进行写作，且很容易在网络上收集到各种历史典籍和资料，并将自己的作品分多处保存于各种介质如优盘、硬盘乃至云端。一个小小的芯片，就可以储存无数的资料、文件和书稿；而一次轻轻的点击，也可以将大量书稿、照片、摄像等资料轻易地传递出去。

专制的胜利者已不可能再垄断历史，甚至倾向于专制的政治家也不可能再轻易取得或保持胜利。政治上的欲求成功者越来越需要借助一种兼收广纳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实现自己的政治理念，他们需要有广阔的胸襟，或至少作出一种开明的姿态，直到真的变得开明。

当然，任何时代，任何情况下，都还是会有政治和行动领域的成功与失败，得意和失意。甚至我们也不敢担保人类自此之后就不会有历史的逆转和倒退。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我们至少可以判断说：一个失败者也完全可以参与来书写自己历史的新时代已经来临。

谢选骏指出：何怀宏是一个共产党员，因此他的立场决定了他的见识，他无法看到或是不敢明说，“共产党中国的历史只能由推翻了共产党的人们来决定”——因为中国历史的各个朝代都是由后一个朝代的人们来书写的。

【78、中国历史显示戊戌两年后必有灭顶之灾】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H832IzVteY&t=22s

戊戌年——1838年、1898年、1958年、2018年之后两年为

庚子年——1840年、1900年、1960年、2020年

《共和制是辛亥革命的错误选择》（2018年09月25日）报道：

为什么独裁者对形势都存在严重误判？极权和开放可以并存吗？为什么革命无法告别只能结束？带着这些问题，张杰博士连线专访了旅美学者、《思想主权论》的作者谢选骏先生。他们的对话涉及以下问题：1.袁世凯、毛泽东和习近平等独裁者对形势的判断均存在严重误判，为什么呢？2.为什么极权与开放无法并存？当今中国恰恰是极权和开放并存吗？3.中国历史显示戊戌两年后必有灭顶之灾。能否介绍一下这个现象？4.如何评价辛亥革命的功过？5.为什么革命无法告别而只能结束？谢选骏先生认为，独裁者的封闭性决定了他们对形势的严重误判。极权和开放本身是矛盾的，无法兼容。根据中国历史规律，戊戌两年后必要灭顶之灾。中共也难以摆脱这一规律，所以追求自由民主的中国人应该有信心。

《戊戌变法120周年（2018年）3题》

（一） 为何戊戌变法、“光绪改革”不能成功？

原因很多，但是没有人注意过：原因之一，就是西太后这个老妖婆，竟然用她公公的“道光”，来延续她继子的“光绪”，这就犯了名讳、乱了伦常。所以老妖婆一死，“大清朝”就变成了“大倾巢”。

倾巢之下，安有完卵？

伪清的覆灭，连带四万万清奴一起受害，迄今百多年了，只有共和，没有团结、没有和平、没有民主，仍未结束社会苦难。

悲哉。

中国亟需改朝换代。

有人询问：

如果光绪“百日维新”改革成功，杀了慈禧，中国会怎样？慈禧被杀，光绪改革成功。中国会如何？ 

如果时光倒流，光绪采用什么策略可以成功变法，进而实现大清富强？ 

有人作答：

变法之前，天平天国和捻军早就被荡平了，彼时兴中会、同盟会、哥老会、洪帮，还是两个受精卵和两个黑帮，更不足论。虽然后人学者论起“同治中兴”都众口一词说它是回光返照，但内乱从剧烈程度上是稳定了的。 

孙中山和梁启超那时都犯一样的毛病，请容许借用一个词来对症，名曰：“革命幼稚病”。两人彼时不是经世之才，可能有一腔热血，根本无法成功。两个人对自己鼓吹的“主义”知之甚少，别说给出一个可行的方案，大概连自己都互相矛盾，不能服人。孙此病后来久病之下，起起落落，折腾不已，大概有所好转趋势。梁因慢性入侵，不见起色。 

“清王朝在入关之后，开放海禁，东南亚贸易联盟就是当时最强大的贸易联盟。同时放手工商业发展，可能我们今天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大国。 ”

这个最是糊涂。要数贸易，我们自给自足，最需要的，定数南亚印度的鸦片了，其他种种，彼有我无，如何互通？如今形形色色的关税壁垒，补贴，退税等等手段，只待开发时光机才能如愿。靠经济这条路，不在根上。 

“参照当时诸国情形来看，无外乎资本主义维新和资本主义革命两条道路。但这两者基于的共同前提都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了一定的阶段。”——缺少群众论。

“处于原始积累阶段的他们不可能也不会帮助中国走上任一条有可能变强的道路。 ”——教科书原解论。

“几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国的法律之中从来没有类似“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条例，由“家天下”的儒家思想体系统治的世界不会也不可能去启蒙出来什么保护私人财产的意识。”——想当然论。

还有更为宏观的：

当时的中国，只有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等少数几个人勉强能找出其中的一两项能力。而他们的修养、抱负、经历，以及外部环境又不支持他们做这些。 

晚清的情况，对国家来说，亡了比不亡拖着好。完全亡了，砸烂了旧世界，重新建设更好。 

真要说如果怎么怎么样的话，那么有几个比光绪如果怎么怎么样，看起来更有前途的选择。

一个是咸丰逃到承德的时候，恭亲王在北京在英法的保护下称帝，恭亲王是当时统治者中思想最进步的一部分人。

另外就是东南互保，“在清室尚未向各国宣战之前，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铁路大臣盛宣怀等即商议如何保存东南各省的稳定，避免列强有借口入侵；同时密议盘算倘若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当由李鸿章出任总统支撑局面。”如果这里所说的“北京失守而两宫不测”真实发生了。

再者到了蒋介石的时代，如果他不在军事上和反对派争长短死扣，而是让反政府武装到边远地区去给农民分地，而他则在中东部地区，努力发展工业，给农民提供工厂就业机会，则最后谁更能受农民欢迎则未可知也。而他采取的军事策略，却相反地给人民带来沉重的负担。 

……

谢选骏指出：前清太远，看看他说“蒋介石的时代”，竟然不知苏俄对中国的入侵，才是二十世纪的主轴。多么可笑的分析。

由此可知，“为何戊戌变法、光绪改革不能成功”的问题，也需要重新思量。

在我童年的时候，看过《清宫秘史》，因此也有过类似下面这些网民的想法：

光绪这个人，没有领导才能，他自己亲政十二年，一点自己的嫡系都没培养出来，这很要命啊。

要想变法，先抓兵权，要抓兵权，先抓宫权。怎么抓宫权？来点狠的，先找个不长眼的太监，挑个由头，打死完事。这叫立威。你不立威，大家都跑太后那边告密去了。你要觉得残忍，那还是老老实实当傀儡吧。别说杀个太监，肃顺端华，都是正经皇室宗亲，被杀起来有谁可惜他们的，不敢杀太监立威，活该一辈子傀儡。

要做到让太监不敢在宫里玩猫腻才行，不是让光绪上来就拿李莲英开刀，是要让这些人知道皇帝不好糊弄。千万别让太监们产生一种“皇上仁慈，太后心狠，宁开罪皇上不开罪太后”的心理。起码要做到“皇上和太后都不能开罪”，不然没法抓宫权。

珍妃的枕头风听不得，都是卖官的。光绪有点任命的权力，都让珍妃糟践了。

要抓兵权怎么抓，太后尚在，不能说太后任命的我就得撸掉，这做不到。这就得自己多接见，多套近乎拉感情，这就看光绪能耐了，太后再怎么聪明，鉴于是女流，很多人她见不了，近乎话说不了，光绪这点有很好的基础，自己硬是抓不过来，还是没能耐。荣禄这么好的人才，你不笼络，自然跑太后一边，那叫活该。荣禄可不是倭仁那种顽固道学家，新军就是荣禄倡议的，自家的人才不去用，眼里只有康梁，怪不得别人。 

抓兵权就是这洋，你是皇帝，谁抓兵权，就多请他来宫里联络感情，皇帝这么做天经地义，这种事多做几年，自然兵权到手——慈禧作为女流，这方面忌讳比较多。有这么好的优势，最终沦落到要指望一个根本没见过面的袁世凯？ 

一言难尽。

（二）革命无法告别、只能结束

现代中国的流血革命，是从戊戌变法开始的。戊戌变法开始是“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接着就是人头落地！戊戌变法是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轮回微缩版……

为了结束这样的轮回恶梦，中国需要一次结束革命的革命！

因此我批判李泽厚、刘再复阴险狡猾卑劣无耻地“告别革命”（那不仅是变节逃跑，而且是为虎作伥、为赃款漂白、为杀人犯开脱、为继续的转型犯罪鸣锣开道）——而申明：革命无法用口头来告别、只能用法律来结束。

网文《退休人眼中邓相超 血腥数字背后惨剧重演》说20年前的八届人大五次会议，修订了“国家”《刑法》，取消了反革命罪，这是中国法制建设的巨大进步，是人权的进步。它标志着把被文革剥夺的反对权利归还给了咱们百姓。莫小看这个反对权利，它是维护我们基本自由权利的第一步。这个修订说明，虽然我们是小百姓，我们也有反对的权利。道理很简单，一个人，一个团体有被拥护的权利，也有不被拥护甚至反对的权利。它就像你有爱吃烙饼卷大葱的权利，而我不爱吃却没有权利剥夺你爱吃的权利一样。一句话，拥护或反对某一事物是咱们公民与生俱来的权利，前提是，不得使用暴力或干涉他人利益、自由。你干涉，你违法，我就有捍卫自己权利的自由。

而今发生在邓相超教授身上的事情，却不幸证明了，上述法制的进步意义还不被人所认知。一些人依然在醉生梦死中唠叨着“谁反对XXX就砸烂谁的狗头”等红卫兵战歌同一个味道的货色。文革逆流中痴迷于此是糊涂被利用，今天再犯混就是违法了：你凭什么剥夺我反对的权利？国家都赋予我有不同意的权利、有反对的权利，你凭啥知法犯法？

对于那些情绪暴戾，不允许别人说话的人，我要说一句：你们今天叫喊的，就是当年老舍被逼投水自杀时的恐怖吼声一样；也和当年揪斗彭德怀元帅（视频）并拳打脚踢时红卫兵纳粹呼喊的口号一样；北京平谷、湖南道县的对平民大屠杀，都是呼喊着和你们今天一样的口号对平民挥起屠刀的。不要对用纳粹一词不满，试问1966年8月红色风暴开始一个多月，北京市就打死老师一千七百多人！

我和邓教授素昧平生，还是你们某些人的暴虐让我第一次知道了邓教授名字。我也和你们跪拜的神龛无冤无仇。文革中我家直系亲属没有任何人受到冲击，因此我认为我的认知和判断是公正的！我个人不反对你们的跪拜，但我忘不了文革对我们中华民族、对六、七亿同胞从精神到肉体的摧残，我有权控诉那个非人岁月。今天60岁以上的人，只要没有患历史健忘症，没有患老年甚至不老也痴呆症的人，谁能忘掉文革暴虐到底害死了多少人？1984年，中共中央经过全面调查、核实、统计的文革十年的血腥数字是：420万余人被关押审查，172万8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3万5千余人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处决，武斗死亡23万7千余人，703万余人伤残；7万1千2百余个家庭整个被毁。文化大革命中非正常死亡者至少达773万”。这个数字在百度一下即知。

这血腥的数字背后的惨剧，你们希望重演吗？

有人说邓在辱骂谁谁，我没看到，因为邓教授的阐述里没有一个脏字，所说都是事实，都没有越出中央关于若干历史决议的框架，更是我们亲历过的事实。说明邓教授有良知，他不信神鬼，只有文革岁月的血流成河、累累白骨让他没齿难忘。我相信我和邓教授有一个共同点：分外珍惜今天的改革开放伟大成果，因为珍惜，才不断提示人们，不要忘记温总理所说，警惕文革祸水卷土重来；更难忘胡锦涛所说：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

我所以开头用刑法修订事，就在于告诉善良的山东人民：今天你们用野蛮剥夺邓教授反对的权利。明天，当呼格、聂树斌、雷洋的事在你们头上重演时，你们还不如老鼠，连“吱”一声的权利都没有了！

看到有人对邓教授推搡、动粗，我愤怒并谴责。我也领教过类似痴呆儿：几年前，一个白发老者看了我博客，气汹汹“要来西安教训你这个反动分子”，我笑呵呵回应：您进过局子吗？若有，欢迎；若没有就算啦，您不是对手，您没资格呐！话到此则需明确：我就是西安一个刚退休的工人，有人欲讲理我欢迎，不带脏字咱讲三五天，十天半月，我不怵；但若是动粗，我也奉陪：你推搡我一下，我还你一个嘴巴；你踢我一脚，我给你一刀，但肯定不会致命，请放心！

任何思想交锋都需在法制前提下，方为文明社会守法公民。希望在宣泄自己奴性跪拜心理、快感时，也懂得尊重他人不下跪的权利。

重申：本人在网络一贯用实名。但今天我不留姓名，是不想给粗野没教养的愚民排泄垃圾提供场所。你文明，我欢迎，联系不难；你没教养，就留着自便吧！好自为之！此致！ 西安一退休工人 2017.1.8

……

对于此文，“网名”如此议论：

1

西安的网友请查一查：西安哪个精神病医院走失了一个病人……

2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民主运动。一些人，怀着食古不化的脑子，自认为是精英，自以为是，本来就是雪做的人，却要对着太阳狂叫，对着伟人、和他的人民胡言乱语，其结果必须像污泥浊水被有眼光、有觉悟的人民扫进历史的垃圾堆！

……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我要说李泽厚、刘再复阴险狡猾？因为上述“网名”的攻击再次证明：革命无法用口头来告别、只能用法律来结束。为了结束中国迄今为止长达一百二十年的流血革命，还需要一次“最后的革命”，那就是“结束革命的革命”、中国的光荣革命，并且由此建立现代社会的基础——宪政。

现代中国的流血革命，是从戊戌变法开始的。戊戌变法开始是“百日维新”（1898年6月11日－9月21日），接着就是人头落地！戊戌变法是八九民运和六四屠杀的轮回微缩版……

为了结束这样的轮回恶梦，中国需要一次结束革命的革命！

因此我批判李泽厚、刘再复阴险狡猾卑劣无耻地“告别革命”（那不仅是变节逃跑，而且是为虎作伥、为赃款漂白、为杀人犯开脱、为继续的转型犯罪鸣锣开道）——而申明：革命无法用口头来告别、只能用法律来结束。

（三）中国需要一场“结束革命”的革命！

1911年辛亥革命，2011年我们纪念，回首百年风云，我发现国人对于“革命”一词的误解很深，几乎达到了南辕北辙的程度，所以有人才会喋喋不休要“告别革命”。

“革命”的本意是“复古之正”、恢复正常，中国古经《周易》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革命”不是简单的改朝换代，而是指“鼎革天命”，也就是“恢复政治合法性”。例如：商汤推翻暴君夏桀的行为称为“汤武革命”。周武王推翻暴君商纣也是如此的革命。而秦始皇及其以后的改朝换代则很少被称为革命，因为那都不具有正当性。

在近代，汉字文化圈（包括日本）用“革命”一词来翻译欧洲语言中的“revolution”一词。

考“revolution”一词，本意为运行、公转、天体运行、环绕中心点的旋转。由此可见，革命不是制造非常，而是恢复正常；革命不是造反有理，而是拨乱反正；革命不是抢劫、绑架、谋杀、颠覆；而是物归原主、伸张正义。

中国古意的“革命”与欧洲意义的“revolution”是一致的，但中国现代的革命与此相反。中国现代的革命是变态的，革命成了造反、作乱，成了抢劫、绑架、谋杀、颠覆；“革命者”成了从事抢劫、绑架、谋杀、颠覆的罪犯。

英国革命的理由是英国国王破坏了古代的契约，革命是为了恢复契约。

美国革命的理由是英国国会违反了他自己制定的“纳税者有选举权”的法律，革命是为了恢复这一权利。

但是中国的现代革命呢？完全是东施效颦、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企图一刀切断中国的传统。

根据对于“革命”正解，我们现在来看辛亥革命，可以三七开。

也就是说，辛亥革命有两个方面是合理合法的，还有一个方面是无理非法的。

辛亥革命合理合法的两个方面：

其一，辛亥革命推翻旗人的“先锋队专政”做得对。因为八旗对中国的暴力征服是建立在“扬州十日”、“嘉定三屠”等一系列的种族灭绝的政策之上的，和日本侵华的“南京大屠杀”、苏联侵华的“土改镇反”一样，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旗人的残暴统治无理非法，必须终止。推翻旗人专政，就是恢复多数人统治。

其二，辛亥革命结束帝制做得对。因为帝制是建立在秦始皇野蛮的愚民政策和弱民政策的基础之上的，到了元明清时期更是恶性膨胀。结束帝制，就是恢复古代的文明、恢复政治的制衡。

辛亥革命无理非法的一个方面：

辛亥革命的“共和”只是造成了军事独裁，做得不对。

辛亥革命使得中国“天地君亲师 仁义礼智信”的传统给破坏了，三纲五常的倒塌使得中国社会的结构趋于瓦解，在这个瓦解过程中先后出现的“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等，只能是军阀、土匪、流氓无产者建立的“国家”，再也无法维持一个文明的、有理的、合法的秩序，结果中国的野蛮状态日甚一日。

袁世凯假装要恢复“天地君亲师”，实际上是自己想做皇帝、当屠夫。

蒋介石假装要恢复“仁义礼智信”，实际上是自己想通过共和来实行独裁，后来还传位给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做了袁世凯都没有做的“篡逆”之事。

毛泽东假装“要和一切传统实行做彻底的决裂”，却大搞宫廷政治、阴谋窃取了皇帝的强盗权力，做了蒋介石都没有做的“荒淫”之事。

邓小平以下，不说也罢。

这就是辛亥革命的无理非法的一面所造成的“日益野蛮状态”。要结束中国的野蛮状态，恢复文明、有理、合法的秩序，就应该首先恢复全体中国居民的权利，恢复“天地君亲师，仁义礼智信”的传统。

这样悲惨的“百年乱局”要求我们：需要恢复“革命”的正当意义，共同努力，从“两个中国”的阴影下走出来，不再充当“两个中国”的分裂工具，为实现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内在的中国、一个君主立宪的中国、一个自行生长而不是东施效颦的中国，再奋斗一百年！

现在的中国，分裂、动荡，就像一个依然躺在百年革命的手术台上的病人——我们需要为中国结束这个长期手术，为中国缝合伤口。为此，我们需要一次“最后的革命”，一场“结束革命”的革命。

中国的“最后革命”，就像英国的“光荣革命”，将给中国带来真正的宪政，将给中国带来一个长治久安的盛世，将给中国带来一个超越盛唐的黄金时代。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H832IzVteY&t=22s

【79、硅基时代的流氓历史】

《Hacker文化简史》（2008年9月19日 Eric S. Raymond esr@snark.thyrsus.com）报道：

他是一位大哥级的 Hacker，写了很多自由软件，知名著作有Jargon File等，近年来发表“大教堂与集市”论文为Opensource software努力，Netscape 愿意公开Navigator的原始码，与这篇文章有很大的关系。 

序曲: Real Programmer

故事一开始，我要介绍的是所谓的Real Programmer。 

他们从不自称是Real Programmer、Hacker或任何特殊的称号；'Real Programmer' 这个名词是在1980年代才出现，但早自1945年起，电脑科学便不断地吸引世界上头脑最顶尖、想像力最丰富的人投入其中。从Eckert &Mauchly发明ENIAC後，便不断有狂热的programmer投入其中，他们以撰写软件与玩弄各种程式设计技巧为乐，逐渐形成具有自我意识的一套科技文化。当时这批Real Programmers主要来自工程界与物理界，他们戴著厚厚的眼镜，穿聚酯纤维T恤与纯白袜子，用机器语言、汇编语言、FORTRAN及很多古老的语言写程式。他们是Hacker时代的先驱者，默默贡献，却鲜为人知。 

从二次大战结束後到1970早期，是打卡计算机与所谓"大铁块"的mainframes 流行的年代，由Real Programmer主宰电脑文化。Hacker传奇故事如有名的 Mel (收录在Jargon File中)、Murphy's Law的各种版本、mock- German`Blinkenlight'文章都是流传久远的老掉牙笑话了。 

※译者： 

Jargon File亦是本文原作者所编写的，里面收录了很多Hacker用语、缩写意义、传奇故事等等。Jargon File有出版成一本书：The New Hacker's Dictionary，MIT PRESS出版。也有Online版本： http://www.ccil.org/jargon 

※译者： 

莫非定律是：当有两条路让你抉择，若其中一条会导致失败，你一定会选到它。它有很多衍生说法：比如一个程式在demo前测试几千几万次都正确无误，但demo那一天偏偏就会出bug。

一些Real Programmer仍在世且十分活跃 (本文写在1996年)。超级电脑Cray的设计者Seymour Cray，据说亲手设计Cray全部的硬体与其操作系统，作业系统是他用机器码硬干出来的，没有出过任何bug或error。Real Programmer真是超强！

举个比较不那么夸张的例子：Stan Kelly-Bootle，The Devil's DP Dictionary 一书的作者(McGraw-Hill，1981年初版，ISBN 0-07-034022-6)与Hacker 传奇专家，当年在一台Manchester Mark I开发程式。他现在是电脑杂志的专栏 作家，写一些科学幽默小品，文笔生动有趣投今日hackers所好，所以很受欢迎。 其他人像David E. Lundstorm，写了许多关於Real Programmer的小故事， 收录在A few Good Men From UNIVAC这本书，1987年出版，ISBN-0- 262-62075-8。 

※译：看到这里，大家应该能了解，所谓Real Programmer指的就是用组合语 言或甚至机器码，把程式用打卡机punch出一片片纸卡片，由主机读卡机输入电 脑的那种石器时代Programmer。 

Real Programmer的时代步入尾声，取而代之的是逐渐盛行的Interactive computing，大学成立电算相关科系及电脑网络。它们催生了另一个持续的工程传统，并最终演化为今天的开放代码黑客文化。

早期的黑客

Hacker时代的滥觞始於1961 

年MIT出现第一台电脑DEC PDP-1。MIT的Tech Model Railroad Club(简称TMRC)的Power and Signals Group买了这台机器後，把它当成最时髦的科技玩具，各种程式工具与电脑术语开始出现，整个环境与文化一直发展下去至今日。 这在Steven Levy的书`Hackers' 前段有详细的记载(Anchor/Doubleday 公司，1984年出版，ISBN 0-385-19195-2)。 

※译：Interactive computing并非指Windows、GUI、WYSIWYG等介面， 当时有terminal、有shell可以下指令就算是Interactive computing了。 最先使用Hacker这个字应该是MIT。1980年代早期学术界人工智慧的权威：MIT 的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其核心人物皆来自TMRC。从1969年 起，正好是ARPANET建置的第一年，这群人在电脑科学界便不断有重大突破与 贡献。 

ARPANET是第一个横跨美国的高速网络。由美国国防部所出资兴建，一个实验性 质的数位通讯网络，逐渐成长成联系各大学、国防部承包商及研究机构的大网络。 各地研究人员能以史无前例的速度与弹性交流资讯，超高效率的合作模式导致科技 的突飞猛进。 

ARPANET另一项好处是，资讯高速公路使得全世界的hackers能聚在一起，不再像以前孤立在各地形成一股股的短命文化，网络把他们汇流成一股强大力量。 开始有人感受到Hacker文化的存在，动手整理术语放上网络，在网上发表讽刺文学与讨论Hacker所应有的道德规范。(Jargon File的第一版出现在1973年，就是一个好例子)，Hacker文化在有接上ARPANET的各大学间快速发展，特别是(但不全是)在信息相关科系。 

一开始，整个Hacker文化的发展以MIT的AI Lab为中心，但Stanford University 的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简称SAIL)与稍後的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简称CMU)正快速崛起中。三个都是大型的资讯科学研究中心及人工智慧的权威，聚集著世界各地的精英，不论在技术上或精神层次上，对Hacker文 

化都有极高的贡献。 

为能了解後来的故事，我们得先看看电脑本身的变化；随著科技的进步，主角MIT AI Lab也从红极一时到最後淡出舞台。 

从MIT那台PDP-1开始，Hacker们主要程式开发平台都是Digital Equipment Corporation 的PDP迷你电脑序列。DEC率先发展出商业用途为主的interactive computing及time-sharing操作系统，当时许多的大学都是买DEC的机器，因为它兼具弹性与速度，还很便宜(相对於较快的大型电脑mainframe)。便宜的分时系统是Hacker文化能快速成长因素之一，在PDP流行的时代， ARPANET上是DEC机器的天下，其中最重要的便属PDP-10，PDP-10受到 Hacker们的青睐达十五年；TOPS-10(DEC的操作系统)与MACRO-10(它的组译器)，许多怀旧的术语及Hacker传奇中仍常出现这两个字。 

MIT像大家一样用PDP-10，但他们不屑用DEC的操作系统。他们偏要自己写一个：传说中赫赫有名的ITS。 

ITS全名是`Incompatible Timesharing System'，取这个怪名果然符合MIT的搞怪作风 -- 就是要与众不同，他们很臭屁但够本事自己去写一套操作系统。ITS始终不稳，设计古怪，bug也不少，但仍有许多独到的创见，似乎还是分时系统 中开机时间最久的纪录保持者。 

ITS本身是用汇编语言写的，其他部分由LISP写成。LISP在当时是一个威力强大与极具弹性的程式语言；事实上，二十五年後的今天，它的设计仍优於目前大多数的程式语言。LISP让ITS的Hacker得以尽情发挥想像力与搞怪能力。LISP是MIT AI Lab成功的最大功臣，现在它仍是Hacker们的最爱之一。 

很多ITS的产物到现在仍活著；EMACS大概是最有名的一个，而ITS的稗官野史仍为今日的Hacker们所津津乐道，就如同你在Jargon File中所读到的一般。 在MIT红得发紫之际，SAIL与CMU也没闲著。SAIL的中坚份子後来成为PC 界或图形使用者介面研发的要角。CMU的Hacker则开发出第一个实用的大型专 家系统与工业用机器人。 

另一个Hacker重镇是XEROX PARC公司的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从 1970初期到1980中期这十几年间，PARC不断出现惊人的突破与发明，不论质或量，软件或硬体方面。如现今的视窗滑鼠介面，雷射印表机与区域网络；其D系列的机器，催生了能与迷你电脑一较长短的强力个人电脑。不幸这群先知先觉者并不受到公司高层的赏识；PARC是家专门提供好点子帮别人赚钱的公司成为众所皆知的大笑话。即使如此，PARC这群人对Hacker文化仍有不可抹灭的贡献。 1970年代与PDP-10文化迅速成长茁壮。Mailing list的出现使世界各地的人得以组成许多SIG(Special-interest group)，不只在电脑方面，也有社会与娱乐方面的。DARPA对这些非`正当性'活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靠这些活动会吸引更多的聪明小夥子们投入电脑领域呢。 

有名的非电脑技术相关的ARPANET mailing list首推科幻小说迷的，时至今日ARPANET变成Internet，愈来愈多的读者参与讨论。Mailing list逐渐成为一种公众讨论的媒介，导致许多商业化上网服务如CompuServe、Genie与Prodigy 的成立。 

Unix 的兴起

此时在新泽西州的郊外，另一股神秘力量积极入侵Hacker社会，终於席卷整个PDP-10的传统。它诞生在1969年，也就是ARPANET成立的那一年，有个在AT&T Bell Labs的年轻小夥子Ken Thompson发明了Unix。 

Thomspon曾经参与Multics的开发，Multics是源自ITS的操作系统，用来实做当时一些较新的OS理论，如把操作系统较复杂的内部结构隐藏起来，提供一个介面，使的programmer能不用深入了解操作系统与硬体设备，也能快速开发程式。 

译：那时的programmer写个程式必须彻底了解操作系统内部，或硬体设备。比方说写有IO的程式，对於硬碟的转速，磁轨与磁头数量等等都要搞的一清二楚才行。 

在发现继续开发Multics是做白工时，Bell Labs很快的退出了(後来有一家公司Honeywell出售Multics，赔的很惨)。Ken Thompson很喜欢Multics上的作业环境，於是他在实验室里一台报废的DEC PDP-7上胡乱写了一个操作系统， 该系统在设计上有从Multics抄来的也有他自己的构想。他将这个操作系统命名Unix，用来反讽Multics。 

译：其实是Ken Thompson写了一个游戏`Star Travel' 没地方跑，就去找一台的报废机器PDP-7来玩。他同事Brian Kernighan嘲笑Ken Thompson说：「你写的系统好逊哦，乾脆叫Unics算了。」（Unics发音与太监的英文eunuches一样），後来才改为Unix。 

他的同事Dennis Ritchie，发明了一个新的程式语言C，於是他与Thompson用C把原来用汇编语言写的Unix重写一遍。C的设计原则就是好用，自由与弹性， C与Unix很快地在Bell Labs得到欢迎。1971年Thompson与Ritchie争取到一个办公室自动化系统的专案，Unix开始在Bell Labs中流行。不过Thompson与Ritchie的雄心壮志还不止於此。 

那时的传统是，一个操作系统必须完全用汇编语言写成，始能让机器发挥最高的效能。Thompson与Ritchie，是头几位领悟硬体与编译器的技术，已经进步到作业系统可以完全用高阶语言如C来写，仍保有不错的效能。五年後，Unix已经成功地移植到数种机器上。 

译：Ken Thompson与Dennis Ritchie是唯一两位获得Turing Award(电脑界的诺贝尔奖)的工程师(其他都是学者)。 

这当时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它意味著，如果Unix可以在各种平台上跑的话，Unix 软件就能移植到各种机器上。再也用不著为特定的机器写软件了，能在Unix上跑最重要，重新发明轮子已经成为过去式了。 

除了跨平台的优点外，Unix与C还有许多显著的优势。Unix与C的设计哲学是Keep It Simple, Stupid'。programmer可以轻易掌握整个C的逻辑结构（不像其他之前或以後的程式语言）而不用一天到晚翻手册写程式。而Unix提供许多有用的小工具程式，经过适当的组合（写成Shell script或Perl script），可以发 

挥强大的威力。 

※注：The C Programming Language是所有程式语言书最薄的一本，只有两百多页哦。作者是Brian Kernighan与Dennis Ritchie，所以这本C语言的圣经又称`K&R'。 

※注：`Keep It Simple, Stupid' 简称KISS，今日Unix已不follow这个原则，几乎所有Unix都是要灌一堆有的没的utilities，唯一例外是MINIX。 

C与Unix的应用范围之广，出乎原设计者之意料，很多领域的研究要用到电脑时，他们是最佳拍档。尽管缺乏一个正式支援的机构，它们仍在AT&T内部中疯狂的散播。到了1980年，已蔓延到大学与研究机构，还有数以千计的hacker想把Unix装在家里的机器上。 

当时跑Unix的主力机器是PDP-11、VAX系列的机器。不过由於UNIX的高移植性，它几乎可安装在所有的电脑机型上。一旦新型机器上的UNIX安装好，把软件的C原始码抓来重新编译就一切OK了，谁还要用汇编语言来开发软件？ 有一套专为UNIX设计的网络 --- UUCP：一种低速、不稳但很成本低廉的网络。 两台UNIX机器用条电话线连起来，就可以使用互传电子邮件。UUCP是内建在UNIX系统中的，不用另外安装。於是UNIX站台连成了专属的一套网络，形成其Hacker文化。在1980第一个USENET站台成立之後，组成了一个特大号的分散式布告栏系统，吸引而来的人数很快地超过了ARPANET。 

少数UNIX站台有连上ARPANET。PDP-10与UNIX的Hacker文化开始交流， 不过一开始不怎么愉快就是了。PDP-10的Hacker们觉得UNIX的拥护者都是些什么也不懂的新手，比起他们那复杂华丽，令人爱不释手的LISP与ITS，C与 

UNIX简直原始的令人好笑。『一群穿兽皮拿石斧的野蛮人』他们咕哝著。 

在这当时，又有另一股新潮流风行起来。第一部PC出现在1975年；苹果电脑在1977年成立，以飞快的速度成长。微电脑的潜力，立刻吸引了另一批年轻的 Hackers。他们最爱的程式语言是BASIC，由於它过於简陋，PDP-10的死忠派与UNIX迷们根本不屑用它，更看不起使用它的人。 

译：这群Hacker中有一位大家一定认识，他的名字叫Bill Gates，最初就是他在8080上发展BASIC compiler的。 

古老时代的终结

1980年同时有三个Hacker文化在发展，尽管彼此偶有接触与交流，但还是各玩 各的。ARPANET/PDP-10文化，玩的是LISP、MACRO、TOPS-10与ITS。UNIX与C的拥护者用电话线把他们的PDP-11与VAX机器串起来玩。还有另一群散乱无秩序的微电脑迷，致力於将电脑科技平民化。 

三者中ITS文化（也就是以MIT AI LAB为中心的Hacker文化）可说在此时达到全盛时期，但乌云逐渐笼罩这个实验室。ITS赖以维生的PDP-10逐渐过时，开始有人离开实验室去外面开公司，将人工智慧的科技商业化。MIT AI Lab的高手挡不住新公司的高薪挖角而纷纷出走，SAIL与CMU也遭遇到同样的问题。 

译：这个情况在GNU宣言中有详细的描述，请参阅：(特别感谢由AKA的chuhaibo翻成中文) 

http://www.aka.citf.net/Magazine/Gnu/manifesto.html 

致命一击终於来临，1983年DEC宣布：为了要集中在PDP-11与VAX生产线， 将停止生产PDP-10；ITS没搞头了，因为它无法移植到其他机器上，或说根本没人办的到。而Berkeley Univeristy修改过的UNIX在新型的VAX跑得很顺，是 ITS理想的取代品。有远见的人都看得出，在快速成长的微电脑科技下，Unix一 

统江湖是迟早的事。 

差不多在此时Steven Levy完成``Hackers'' 这本书，主要的资料来源是Richard M. Stallman(RMS)的故事，他是MIT AI Lab领袖人物，坚决反对实验室的研 究成果商业化。 

Stallman接著创办了Free Software Foundation，全力投入写出高品质的自由软件。Levy以哀悼的笔调描述他是`the last true hacker'，还好事实证明Levy完全错了。 

译：Richard M. Stallman的相关事迹请参考: http://www.aka.citf.net/Magazine/Gnu/cover.htm 

Stallman的宏大计划可说是80年代早期Hacker文化的缩影 -- 在1982年他 开始建构一个与UNIX相容但全新的操作系统，以C来写并完全免费。整个ITS 的精神与传统，经由RMS的努力，被整合在一个新的，UNIX与VAX机器上的 Hacker文化。 微电脑与区域网络的科技，开始对Hacker文化产生影响。Motorola 68000 CPU 加Ethernet是个有力的组合，也有几家公司相继成立生产第一代的工作站。 1982年，一群Berkeley出来的UNIX Hacker成立了Sun Microsystems，他们的算盘打的是：把UNIX架在以68000为CPU的机器，物美价廉又符合多数 

应用程式的要求。他们的高瞻远嘱为整个工业界树立了新的里程碑。虽然对个人而言，工作站仍太昂贵，不过在公司与学校眼中，工作站真是比迷你电脑便宜太多了。在这些机构里，工作站（几乎是一人一台）很快地取代了老旧庞大的VAX等timesharing机器。 译：Sun一开始生产的工作站CPU是用Motorola 68000系列，到1989才 

推出自行研发的以SPARC系列为CPU的SPARCstation。 

私有Unix时代

1984年AT&T解散了，UNIX正式成为一个商品。当时的Hacker文化分成两大类，一类集中在Internet与USENET上（主要是跑UNIX的迷你电脑或工作站连上网络），以及另一类PC迷，他们绝大多数没有连上Internet。 

※译：台湾在1992年左右连上Internet前，玩家们主要以电话拨接BBS交换资讯，但是有区域性的限制，发展性也大不如USENET。 Sun与其他厂商制造的工作站为Hacker们开启了另一个美丽新世界。工作站诉求的是高效能的绘图与网络，1980年代Hacker们致力为工作站撰写软件，不断挑战及突破以求将这些功能发挥到百分之一百零一。Berkeley发展出一套内建支援ARPANET protocols的UNIX，让UNIX能轻松连上网络，Internet也成长 

的更加迅速。 

除了Berkeley让UNIX网络功能大幅提升外，尝试为工作站开发一套图形界面也不少。最有名的要算MIT开发的X window了。X window成功的关键在完全公开原始码，展现出Hacker一贯作风，并散播到Internet上。X成功的干掉其他商业化的图形界面的例子，对数年後UNIX的发展有著深远的启发与影响。 少数ITS死忠派仍在顽抗著，到1990年最後一台ITS也永远关机长眠了；那些死忠派在穷途末路下只有悻悻地投向UNIX的怀抱。 

UNIX们此时也分裂为Berkeley UNIX与AT&T两大阵营，也许你看过一些当时的海报，上面画著一台钛翼战机全速飞离一个爆炸中、上面印著AT&T的商标的死星。Berkeley UNIX的拥护者自喻为冷酷无情的公司帝国的反抗军。就销售量来说，AT&T UNIX始终赶不上BSD/Sun，但它赢了标准制订的战争。到1990年，AT&T与BSD版本已难明显区分，因为彼此都有采用对方的新发明。 随著90年代的来到，工作站的地位逐渐受到新型廉价的高档PC的威胁，他们主要是用Intel 80386系列CPU。第一次Hacker能买一台威力等同於十年前的迷你电脑的机器，上面跑著一个完整的UNIX，且能轻易的连上网络。 沈浸在MS-DOS世界的井底蛙对这些巨变仍一无所知，从早期只有少数人对微电脑有兴趣，到此时玩DOS与Mac的人数已超过所谓的"网络民族"的文化，但他们始终没成什么气候或搞出什么飞机，虽然聊有佳作光芒乍现，却没有稳定发展出统一的文化传统，术语字典，传奇故事与神话般的历史。它们没有真正的网络，只能聚在小型的BBS站或一些失败的网络如FIDONET。 提供上网服务的公司如CompuServe或Genie生意日益兴隆，事实显示non-UNIX的操作系统因为并没有内附如compiler等程式发展工具，很少有source 在网络上流传，也因此无法形成合作开发软件的风气。 Hacker文化的主力，是散布在Internet各地，几乎可说是玩UNIX的文化。他们玩电脑才不在乎什么售後服务之类，他们要的是更好的工具、更多的上网时间、 

还有一台便宜32-bit PC。 

机器有了，可以上网了，但软件去哪找？商业的UNIX贵的要命，一套要好几千大洋($)。90年代早期，开始有公司将AT&T 与BSD UNIX移植到PC上出售。 成功与否不论，价格并没有降下来，更要紧的是没有附原始码，你根本不能也不准 修改它，以符合自己的需要或拿去分享给别人。传统的商业软件并没有给Hacker 

们真正想要的。 

即使是Free Software Foundation(FSF)也没有写出Hacker想要的操作系统， 

RMS承诺的GNU操作系统 -- HURD说了好久了，到1996年都没看到影子(虽 

然1990年开始，FSF的软件已经可以在所有的UNIX平台执行)。 

早期的免费Unix

在这空窗期中，1992年一位芬兰Helsinki University的学生 -- Linus Torvalds 开始在一台386PC上发展一个自由软件的UNIX kernel，使用FSF的程式开发工具。 

他很快的写好简单的版本，丢到网络上分享给大家，吸引了非常多的Hacker来帮 忙一起发展Linux -- 一个功能完整的UNIX，完全免费且附上全部的原始码。 Linux最大的特色，不是功能上的先进而是全新的软件开发模式。直到Linux的 成功前，人人都认为像操作系统这么复杂的软件，非得要靠一个开发团队密切合作， 互相协调与分工才有可能写的出来。商业软件公司与80年代的Free Software Foundation所采用都是这种发展模式。 

Linux则迥异於前者。一开始它就是一大群Hacker在网络上一起涂涂抹抹出来 的。没有严格品质控制与高层决策发展方针，靠的是每周发表新版供大家下载测试， 测试者再把bug与patch贴到网络上改进下一版。一种全新的物竞天择、去芜存菁的快速发展模式。令大夥傻眼的是，东修西改出来的Linux，跑的顺极了。 

1993年底，Linux发展趋於成熟稳定，能与商业的UNIX一分高下，渐渐有商业应用软件移植到Linux上。不过小型UNIX厂商也因为Linux的出现而关门大吉 - 因为再没有人要买他们的东西。幸存者都是靠提供BSD为基础的UNIX的完整原 始码，有Hacker加入发展才能继续生存。 

Hacker文化，一次次被人预测即将毁灭，却在商业软件充斥的世界中，披荆斩棘， 

筚路蓝缕，开创出另一番自己的天地。 

网络大爆炸时代

Linux能快速成长的来自令一个事实：Internet大受欢迎，90年代早期ISP如雨後春笋般的冒出来，World-Wide Web的出现，使得Internet成长的速度， 快到有令人窒息的感觉。 

BSD专案在1994正式宣布结束，Hacker们用的主要是免费的UNIX(Linux与一些4.4BSD的衍生版本)。而Linux CD-ROM销路非常好(好到像卖煎饼般)。 近几年来Hacker们主要活跃在Linux与Internet发展上。World Wide Web 

让Internet成为世界最大的传输媒体，很多80年代与90年代早期的Hacker们现在都在经营ISP。 

Internet的盛行，Hacker文化受到重视并发挥其政治影响力。94、95年美国政府打算把一些较安全、难解的编码学加以监控，不容许外流与使用。这个称为Clipper proposal的专案引起了Hacker们的群起反对与强烈抗议而半途夭折。 96年Hacker又发起了另一项抗议运动对付那取名不当的"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誓言维护Internet上的言论自由。 

电脑与Internet在21世纪将是大家不可或缺的生活用品，现代孩子在使用 Internet科技迟早会接触到Hacker文化。它的故事传奇与哲学，将吸引更多人投入。未来对Hacker们是充满光明的。 

谢选骏指出：人说“Hacker文化简史”——我看这是网络流氓的历史，网络流氓是一种典型的“硅基时代的流氓”。

【80、日本人西域文化史的偏见】

《西域文化史》（羽田亨：报道：

原序

西域文化研究在这半个世纪所取得的显著进展，今归功于在该地区内外学术探险发掘的结果。过去根据散见干中国和西方诸国记录中的史料，关于这一地区提出的许多学说，或被否定或被肯定，同时对过去未曾研究的许多历史上重要的问题重新进行了研究，成功地揭示了古来西域文化之情况，此诚为学术界的快事。新发现的这些贵重的史料在种类和数量上虽很多，但多为残简断片，而且在典籍和记录类中，有的是用现在尚不太明了的语言写成的，这给研究工作带来许多困难；其研究成果只有待之他日。尽管如此，考虑到在目前研究阶段上已能对西域文化画出大概的轮廓，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有责任大体上把这些材料综合起来公诸于世。出于这种认识，我才不揣冒昧决定刊布此书。

此书曾题作《中央亚细亚的文化》刊行在岩波书店的《东洋思潮》中。现在几乎在每页上都对原书有所增补与订正，并附有主要引用书目和插图多幅。对前书不完备之处，略得补正，幸甚。

羽田亨

昭和22年（1947年）9月10日

 

前篇

第一章 绪论

西域一名，古来用作泛称中国以西诸国，或只限于用来称呼葱岭以东的所谓天山南路地方。本书则指一般称作中央亚细亚的地域。但所谓中央亚细亚地区在学术上并未划出一定的界限，有的学者指出有广、狭它二义的区别。我用此名来指大体上相当于亚细亚大陆的中央部分，包括广大不通外海的河水流经的诸地方。从而此名称所包括的地域，大略指以帕米尔（Pamir）高原为中心，东面包括注入罗布泊（Lop nor）的塔里木河流域的东突厥斯坦（Turkestan），即新疆天山南路地方；北面包括流入伊塞克湖（Issik kul）、巴尔喀什湖（Balkash nor）、阿拉湖（Ala kul）等的河流流域的地方，亦即包括伊犁、准噶尔盆地等在内的天山北路地方；西面包括楚河（Chu）、塔拉斯（Talas）河流域和注入咸海（Aral）的河流流域的地方；亦即西突厥斯坦；南面以昆仑山脉、兴都库什（Hindukush）山脉为限。德国地理学家李希托芬（Richthofen）[1]曾用此名指诸水成潴不通流的亚细亚大陆盆地地方，大体包活南从西藏高原北到阿尔泰山脉，西从帕米尔分水岭东到黄河分水岭及兴安岭山脉地区，而帕米尔以西注入咸海、里海诸河流域则与其余地方一起划入其周围地区。我从历史研究的立场出发，把这一周围地区的一部分也包括进来。

这一地区东面为中国东部、蒙古，西面为波斯，南面为印度、西藏所包围，处于亚洲诸大势力之中央，应自成一区。然而对各种情况稍加深入研究，就会发现并非完全如此。从地理、人种、文化等方面来看，这一地区至少可大致分为三个地方，即；第一为天山南路地方；第二为葱岭以西，以锡尔（Syr）、阿姆（Amu）两河之间为中心的地方；第三为天山北路和俄属七河省地方。这些地方各以高山、大河相隔。据有此地的人种，也因时代不同而各不相同；从而在文化上也有明显的差别。从这方面来说，这些地方应分别对待，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其间的历史发展似有些不太合理。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古来这些地方曾发生过很密切的政治关系，有时大部分、有时全部统一于一种势力之下。即使不是这样，在因相互并立而发生侵略或联盟时，山河自然的阻隔也未曾阻止其相互间的密切关系。这样就在原来不同的人种、文化方面，自然产生了相互的融合。正如后来这些地区称做突厥斯坦所表明的，突厥人在整个这一地区最后成了主要居民。除了西面进入波斯、据有小亚细亚进而侵入欧洲的部分外，在研究其余突厥族的历史时，不能不把居住在这一地区的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所以，尽管这些地方相互间存在各种差别，但作为一个整体——中央亚细亚来研究其文化发展的历史，不但是可行的，而且也有充分的理由。单从它处于中国与波斯、印度诸大国中间这一地位来说，就不能漠然视之为简单的地理概念。

再有，应注意的一点，这种研究除其本身的目的外，尚有另一重要意义，即不仅关系到中央亚细亚，而且对其邻近诸国历史研究上也有极重要的关系。在研究上述诸国相互间的政治、文化交往事迹时，如忽略了对此地区的研究，也是达不到目的的。这样说并不过分。因为如前所述，中央亚细亚这一地区或为中国、波斯、印度诸国所占有，或为突厥、蒙古、西藏等剽悍民族占据之地所包围。从地图上一望可知，位于其中央的这一地区绝不具备出现强大国家的自然条件，古来也未兴起过以此地区为根据地的大势力。这一地区仅在14世纪末出现过强大的帖木儿帝国，而这一点毋宁说是历史上的例外，只是由于当时亚细亚诸国的情势才使它称霸一时。所以，历史上这一地区经常受其周围势力的侵略，成为四方争夺的目标。就中央亚细亚本身而言，由于上述各种不同情况，也不能一概而论。作为侵略的目标来说，其间也有不同。例如，中国古来曾多次对所谓狭义上的西域进行经略，正如象当时经世家所说，保有此地，除了能达到避免北方剽悍民族侵掠其本土的主要目的外，还能确保通往西方的贸易交通。而从北方民族的角度来看，经略此地除了获得贡物外，还便于攻掠中国内地。而西突厥斯坦就其富庶而言，远远超过前者。所以作为攻略的目标来说，理由也有些不问。从其西部的波斯对东北方的游牧民族来说，或从这些游牧民族对波斯来说，惰况也和前面所讲的一样。实际上两者之间曾对西突厥斯坦进行过多次的争夺战。所以中央亚细亚这一地区，伴随其周围国家和民族势力的盛衰，虽然程度不同，总是处于被统治的地位，这一点几成为不可避免的命运了。中央亚细亚，一方面是周围诸大势力的缓冲地带，另一方面相互远隔的亚细亚各大强国又通过此处连结起来，建立了不可分离的相互关系。

中亚同其周围诸国的密切关系不仅表现在政治上，也极其明显地表现在文化历史上。东方中国、南方印度、西方波斯、阿拉伯、希腊、罗马等诸方文明的交流传播情况，是历史上最有兴趣的现象，也是重要的研究课题。而这种文明的交流传播，不言而喻，是以相互间的直接或间接交通的存在为前提的。东西交通在海路交通发达以前，中央亚细亚是最普通的通道。就是在海路发达之后，如取陆路也必须经过此处。不仅从波斯、阿拉伯、欧洲东来，就是从南方印度来中国，通常也是先北上进入中亚，然后再折向东方。对当中西交通之初、和前后开拓的蒙古地方与西方交通而言，无疑也是经过这一地区的一部分。所以在东西交通史上或东西文明传播史上，此地区的历史也具有很大的意义。但应强调指出，从来在这一点上认识到西域史意义的人，只是注意到东西交通通过此处，东西文明经过这里相互传播，而进一步对它如何行于此地，如何发展等方面，则未太注意。这是西域史研究尚处于开创时期不可避免的情况。凡如文明的传播等现象，在过去主要靠陆路交通的情况下，从甲地传到乙地，原则上一般都是渐次波及相互邻近的地区，然后才间接地传到远方（飞越中间地方是极少的特殊情况。海路交通只经过比较少的港口，与陆路不同）。例如西方诸宗教的东传，在其传入中国以前，必须经过地当通道的西域地方，也即经过富有宗教热情和思想的伊兰人种或与其类似的人种居住的地方。这些宗教先传入此地，然后再从这里传入中国内地，这应是很自然的事。艺术和学术的传播也是如此。要之，在东西文明相互传播上，此地区起一种纽带作用。这一点也与上面所谈这一地区对周围诸国政治方面的位置相当。作为其间的纽带，诸方文明在这里或因相互融合，或因当地民族加进了自己的东西而产生一些变化，甚至出现与本来面貌很不相同的东西，但仍以本来名称更向东西传播。在这种情况下，如不研究此纽带地区的文明，而径直研究处于两端的东西，那是不能得其正鹄的。所以，对于此地文化史的研究，除有其自身的重要意义外，对周围诸国文化史的研究也具有重大意义。

以上我们规定了所谓西域一词的含义，说明了西域史成立之所以，也简述了其在范围广大的东、西方历史上的意义。以下所论述的当然是以此地为中心。但由于历史上的复杂现象，常常要求在地理上超出这一范围，况且西域史的一半意义尚在于其与周围诸国的关系。所以叙述上或从中国内地入手，或涉及到波斯和蒙古，这在我看是自然的事情。

本书当然主要是论述古来西域文化发展的踪迹，但为了更好地理解这方面的论述，要求要有关于居住在此地区民族的知识及一般史实的预备知识。由于一般人对这方面的情况不大知道，加之这方面的参考书又缺乏，所以现特分前后两篇论述。前篇主要概述一般史实，后篇论述文化。

[1] F.V. Richthofen：《China》（中国），I，1877，p.7。

第二章 西域的民族

现据有西域亦即中央亚细亚的民族为突厥人（如突厥斯坦一名所表示的），但古代未必如此。从前章所述中亚属于三个区域考之，天山北路到谢米列契（七河）一带，从记录时代之初起是否就是突厥人的居住地，这一点还不易判定。据前汉到南北朝（即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5世纪）的记载，今伊犁、天山北部山谷之间的地方为乌孙族所据有，他们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此族之语言依现存资料认为是属突厥语。但唐代颜师古谈到乌孙的容貌时说；“乌孙于西域诸戎，其形最异，今之胡人，青眼赤须，状类猕猴者，本其种也。”[1]据此，不能一概断定为突厥人。颜师古所用胡人这一名称，当时无疑是指以今萨马尔罕（Samarkand）为中心的粟特（Sogdiana）地方的人，即伊兰人种。所谓“青眼赤须、状类猕猴”，正是这一人种风貌的描写，而不是指突厥人。类似的例子尚见于他处。如现为突厥种之一的吉尔吉斯（Kirghiz）族（汉代称坚昆、鬲昆，南北朝时称契骨、居勿、结骨，唐代称纥扢斯、黠戛斯。其语言至少在唐代已突厥化），关于其容貌，《唐书·回鹘传下》附《黠戛斯》条中说：“人皆长大，白发、皙面、绿履，以黑发为不祥，黑瞳者必曰〔李〕陵苗裔也。”这也决不是突厥人的容貌，而应为伊兰人的种族特征。突厥族一般传说以狼为族祖。唐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卷四中也说“坚昆部非狼种”，也就是说黠戛斯人非突厥种。根据这些记载，唐代据有今叶尼塞河上游明显操突厥语的黠戛斯族，本来不是突厥种，而是一种亚利安种，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才突厥化的。颜师古关于乌孙的记载可能不是简单的臆说，有何根据我们无从知道了。欧洲学者中有人认为乌孙当是古代记录中属亚利安种的游牧民Assi族[2]。而乌孙是在前汉文帝时代驱逐了从今甘肃省内逃到这里的大月氏族而据有该地的。而大月氏又驱逐了在此之前的塞族据有该地。关于塞和大月氏属于什么人种的问题，虽尚未确定；但一般认为属亚利安种。果如是，则大月氏在记录之初人种分布上，作为亚利安种东进的先锋，竟一直进入甘肃省地方了。

谢米列契（七河）省南部一带从汉代起就住有称做康居的部族，其势力及于粟特地方。依其生活状态和语言，也认为是属突厥种。关于此族没有象乌孙和黠戛斯那样有关于容貌特征的记载。把它说成是属突厥族于记录上不是什么不合适的。但语言、风俗、生活情态的相同或近似，并不是说人种也完全相同（如前述黠戛斯人的情况）。时代越在后，人种混合的程度越厉害，一般已不存在纯粹的种族类型，也不能以今日世界人种知识来细致区分古代民族。康居何时据有该地也不清楚。再有，是否当这一带住有如康居族时发生了亚利安系种族的入侵，反之，或当亚利安种族扩张时发生了如康居的突厥种族的侵人，这些都属于史前的范围，现在难以判定。总之，当此地有记录之初，从天山北路到谢米列契一带，就住有可认为是属于亚利安系和突厥系的游牧种族。之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到前汉武帝时代（约公元前130年左右）大月氏又往西南方向迁移。代之而起的是突厥语族的乌孙据有该地，直到南北朝时期，无疑地，纯粹突厥种族占有此地应是以后的事。

其次，关于天山南路的民族，由于对该地进行发掘所得语言、绘画、骨骼、头盖骨等材料的研究，至迟在公元前后主要是为亚利安种族所居住，这是没有疑问的。

最后，关于锡尔、阿姆两河之间的地方，即其中央有名的索格底亚那沃地的居民，这里有必要略微深入地谈一谈。上一世纪中叶学术界曾风行一种认为该地的某一地域是亚利安种族原住地的学说[3]。现在尚有一部分人坚持此说。现简述该学说何时、基于何种理由、由何人所提倡的过程。

由于欧洲比较语言学的发达，当18世纪末，欧洲学者热心研究梵语（印度古语）、赞德语（波斯古语）等，从而发现它们与希腊语、拉丁语、日耳曼语、凯尔特语之间在词汇和语法方而有许多相同点。1786年琼斯（William Jones）提出这种相同点出自共同根源的学说，实为此学说奠下不可动摇的基石。1833年后，德国语言学家鲍朴（Framz Bopp）刊行了梵语、赞德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哥特语、古代斯拉夫语、德语等比较语法[4]，建立了印欧比较语言学这一学科。据这种研究，欧洲现存语言（除巴斯克语、芬兰语、匈牙利语、土耳其语等以外）都属于同一语系，与亚洲现存语言中属于梵语系统的印度诸语，属于赞德系统的伊兰诸语（Iran与Arya为同一词源，为波斯称亚利安民族之用语）以及阿尔明尼亚语等有密切关系，都包括在所谓的印度—日耳曼语系之名下。于是，进而提出这些属于同一种之语言必有其本源之母语，而说这些语言的人应出于同一祖先的学说。这种学说最初出现在从事语言学研究的人们中间。他们根据梵语、赞德语是印欧语最古形式这一点，提出亚洲、尤其是中央亚细亚为该语言之摇篮地。如波特（Angust Pott）认为由锡尔河、阿姆河两大河所灌溉的喜马拉雅山之北、里海之东地方为此民族之发祥地。此说至上一世纪著名梵语学家缪勒（Max Müller）遂其大成，几成为当时学术界之定说。他把鲍朴等称作印度—日耳曼语、法国英国学者称做印度—欧罗巴语的语言简呼之为亚利安语。把这个原指印度伊兰语的名称用来总称印度—欧罗巴系的语言，并于1861年提出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斯拉夫人、凯尔特人、日耳曼人等的祖先曾住于同一房顶之下的亚利安族的理论[5]，并因语言上同一形式保存在所有亚利安族中而认为在印度人、波斯人之祖先向南方和希腊人、罗马人、凯尔特人、条顿人、斯拉夫人等殖民统率者迁到欧洲海岸之前，亚利安人的一小部分大概居住在中央亚细亚的最高地，说一种尚未分化为梵语、希腊语、日耳曼语，但已有此等诸语言的方言胚胎的语言。

但19世纪欧洲学术界之进步，不仅限于语言学。这期间人类学、史前考古学、地质学也大大发展了。依此等新兴学科研究者之研究则与上述学说不相容。于是亚利安民族中央亚细亚起源说受到了动摇。依人类学者、尤其是头盖骨学者和史前考古学者搜集的许多宝贵材料研究之结果，居住在现今西班牙。法国、丹麦、德国、英国等广大地区的住民的大部分是在新石器时代或甚至旧石器时代就成了据有同一地方的未开化民族的后裔，而与语言学家基于比较语言学的学说不相容。加之语言学家进一步基于语言的古生物研究也未对此种学说带来有利的东西，他们在原始印欧语中未能发现产生于中央亚细亚的动植物名称，相反地倒是有产生于欧洲的古生物名称，这也对亚利安人从里海东部地区迁移的学说造成了障碍。此说1868年一直为本费（Benley）所主张[6]。而依其意见该摇篮地应在黑海北寻求。之后盖格（Geiger）[7]依同样方法认为应在更西北方寻求，即应置于中央及西部德国之地。1871年库诺（Cuno）[8]提出北欧地区是亚利安民族发祥地的说法。还有施拉德（Schrader）[9]提出的两根据地学说——北欧是欧洲亚利安人之根报地，中央亚细亚的锡尔河地方是亚洲亚利安人的根据地。关于前者，他认为没有迁自东方的根据。在有证据的最早时代，他们曾向南方和东方扩大，在语言分裂前他们据有的地方应在阿尔卑斯山之北方。关于后者，讲梵语的民族从西北进入印度，在吠陀（Veda）时代已位于印度河岸。印度人和伊兰人虽一起住在喜马拉雅山北方的某一地方，因为两者都有关于药杀水（Yaxartes按即今锡尔河的左面——译者）的传说，其早朝居住地应在此河岸寻求。当以此说为妥当。至少他提出的关于狭义的亚利安族（即印度伊兰人）的发祥地问题已为多数学者所一致承认。至于时间，大约在公元前一千五百年左右。这种亚利安人的一部分进入印度驱逐了非亚利安人的先住民而渐次得势，同时另一部分进人波斯。而其在中亚及波斯方面的同族人称为伊兰人（Iran）（如前所述为Arya一语的另一形式）。记录时代之初无疑此族占有从锡尔、阿姆两河间到越过阿姆河的波斯地方。

中央亚细亚历史的曙光时代的民族分布情况即概略如上所述。要之，亚利安人或类似他们的民族几分布于这一整个地区，其中一部分混有突厥族或与其类似的民族。这样说不会太错，至于以后的变化，详见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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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汉书·西域传》乌孙条注。

[2] W.Kingsmill：《公元前中国与西域及邻近国家的交流》，载JRAS，N.S，Vol.XIV，1882，p.74-104；Charpentier：《吐火罗人的人种位置》，载ZDMG，71 Bde，1917，S.347-388．

[3] Asiatic Researches《亚细亚研究》T.1，P.422 以及Benfey，Geschichte der Sprachwissenschaft，《语言学史》，1869，p.348．

[4] Vergleichend Grammatik des Sanskrit，Zent，Griechischen，Lateinischen，Lathanischen，Gothischen und Deutschen（梵语、赞德语、希腊语、拉丁语、立陶宛语、哥特语及德语比较语法）。

[5] Max Müller：Lectures on the science of Language（《语言科学讲活》），Ist Series，pp.211-212；Survey of Languages（《语言研究》），p.29。

[6] Benfey说见1868年为Fick，Vergleichendes W?rterbuch der Indogermanischen Sprachen（《印欧语比较字典》）一书所写的序言。

[7] Geiger，Zur Entwickelungs geschichte der Menscbheit（《人类发展史》），S.113-150。

[8] Cuno，Forschungen in Gebiete der alten V?lkerkunde（《古代民族学研究》）。

[9] Schrader，Sprachvergleichung und urgeschichte（《语言比较与原始历史》）。

第三章 西域史的曙光

据公元前5世纪到4世纪初滞留在波斯搜集关于东方知识的希腊史学家Ktesias所述[1]，波斯阿赫买尼德（Acaemenid）王朝的始祖居鲁士（Kyrus）大王曾越过妫水（即阿姆河——译者）征用索格底亚那地方，并在其东端建立了居鲁士城（Kyropolis）。生活在公元前后一世纪的斯脱拉波（Strabon）[2]所著的《地理书》中，也记有此为居鲁士所建最后之城，临药杀水；位于波斯帝国的极界。建设此城为了防止药杀水彼岸方面的游牧人种，即包含在希腊人泛称为斯基泰人种中的部族的入侵。其位置一般认为相当于今萨马尔罕东的乌拉求别（Uratube）[3]。公元前6世纪后半叶就在属于伊兰人种的大征服者与游牧人种的对抗中，此地的历史发出了曙光。在拜火教的经典《赞德——阿维斯塔》（Zend-Avesta）中说Ahura Mazda神在巴克特利亚（Bactria）即今之巴尔克（Balkh）地方最初创造了人，该书中并屡见有索格底亚那（Sogdiana）等名子。还有Ktesias在谈到亚述（Assyria）盛时征伐诸方的传说时，也见有索格底亚那的名字。但很难认为是有关此问题的确实史料。

在同王朝大流士（Darius）王的刻于公元前521年左右的著名的贝希斯屯（Behistun）[4]纪功碑中（见图一）记载马尔格亚那（Margiana，即今之谋夫Meff-）叛乱时王道其臣下巴克特利亚知事达德尔舍施（Dādershish）去讨代并使其归服之事，在列举王的邻属地区时见有Parthava=Parthia（安息）、Zaranka=Drangiana（德兰格亚那）、Haraiva=Aria（阿里亚）、Uāvarazmla=Chorasmia（花剌子模）、Bākhtris=Bactria（巴克特利亚）、Suguda=Sogdiana（索格底亚那）、Gandāra（犍陀罗）、Saka（塞）等名子。在同一国王的纪功碑Persepolis碑文中，和据说作成于公元前486年的 Nakhs-ī Rüstam王的墓碑中，也看到有上述地名。生活在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Herodotos）在列举大流士王所定的纳税区域时，记有安息人、花刺子模人、粟特人、阿里亚人等名。这些文献是说明这些地方曾属于阿赫买尼德王朝统治下的最古记录。在这些地方中，尤其是巴克特利亚（大夏）及索格底亚那（粟特）曾是伊兰人之根据地。古代伊兰人生命的脉搏特别明显地跳动在大夏，这一点也与波斯所有传说相一致。作为伊兰精神文化的琐罗亚斯特（Zoroastra）教（即拜火教——译者），实际上首先是在大夏传播的。据说居鲁士大王之养子罗赫拉斯普（Lohrasp）居大夏作火的祭坛，继其后的古施塔斯普（Gustasp）也居于此地。此时Zarathustra即琐罗亚斯特本人来到此地祈愈了罗赫拉斯普王之病后，益发得到古施塔斯普王之信赖，其王子伊斯分狄亚尔（Isfendiyar）为传播其教向各方进行了征伐。

前面谈到亚利安人的摇篮地曾为药杀水流域的某一地方。伊兰人从那里往南往西迁移时，最初遇到的乐土当为肥沃的扎拉夫尚（Zarafshan）河流域的索格底亚那，此名为Suguda原名的希腊语变体。原名为“作成漂亮的神圣清洁之地”之义[5]。在原住地主要经营游牧生活的伊兰人，到此肥沃之地后遂转入定居的农耕生活。此事发生在何时虽不能确知，但到记录时代出现粟特之名时，此地已表现有以此教为中心的独特之伊兰精神。亚历山大大王在席卷波斯侵入此地时曾屡遭挫折，就是这种精神之表现。

当时如水南部之重要地方为巴克特利亚。索格底亚那地方之中心为现在的萨马尔罕，即当时希腊人记录中的马拉坎达（Maracanda）。据公元一世人罗马作者 Curtius[6]所记，亚历山大进攻马拉坎达时，此城有内城、外城，各围以城墙，外城墙长70 stadia（即13公里）。此地临扎拉夫尚河，当时应已有运河相通。关于其地肥沃之状已见诸希腊人之记录。后来阿拉伯地理学家称拥有此城之粟特谷地为他们所知道的世界四大乐地之一[7]。与萨马尔罕一起的尚应有布哈拉（Bokhara），但在关于亚历山大入侵的记录中不见此地名。学者中[8]认为马拉坎达是粟特部城之一。另有只记作Sogda的应指布哈拉。Sogda既用作地方名，也用作都城名。Sogda为粟特之夏都，布哈拉为其冬都。

关于中亚城区之记载不甚明了，到了中国的汉代，才有确切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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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Indian Antiguares（《印度古物学》）中 Mecrindle之译文，1882年加尔各答单行本。

[2] Hamilton ＆ Falconer，Strabon’s Geography（《斯波拉波地理书》），Vol.II，p.54。

[3] Schwarz，Alexander des Grossen Feldzüge in Turkestan（《亚历山大对突厥斯坦之远征》），1893，S.I。

[4] The Sculpture and Inscription of Darius the Greet（《大流士大王纪功碑》），1907，大英博物馆出版。

[5] Tomaschek，Centralasiatischen Studien（《中亚研究》）SPAW，1877，S.74。

[6] Schwarz，同上书，页43。

[7] Tomaschek，同上书，页227。

[8] Schwarz，同上书，页41。

第四章 亚历山大的东方经略与巴克特利亚及安息

波斯阿赫买尼亚王朝的势力为马其顿的英雄亚历山大大王之东征所粉碎。公元前331年在高伽米拉（Gangamela）战败后，其王大流士三世逃到东方，为巴克特利亚督办柏萨斯（Bessus）所杀害。亚历山大又讨伐柏萨斯，于公元前329年进人巴克特利亚，更穷追越过药杀水。在三年的活动中完成了经略从巴克特利亚到索格底亚那的事业，于药杀水河岸以及其它诸方筑有同样的亚历山大里亚城。此地一般认为相当于今之霍占德（Khodjend）[1]。亚历山大的远征虽轻易地席卷了波斯，但在这里却遭到了败北，大王本人也陷入危地几乎不能脱身。平定索格底亚那后，大王返回巴克特利亚，并以此地为根据地，于公元前327年挥师南下，攻略印度。其后四年，即公元前323年突然病死在凯旋途中。以亚历山大大王之武略及其将士血汗换来的马其顿所属各地马上陷入内乱，世界大帝国之梦想因之烟消云散，出现了割据诸方的武将独裁政治。公元前306年，塞流克斯·尼卡托尔（Seleucus Nikator）攻占巴克特利亚，便入侵印度，为孔雀王朝（Maurya）之始祖旃陀罗笈多（Chandragupta）所击退，不得不放弃印度河到Paropamisus的地方而媾和。不久，公元前301年塞流克斯统一了马其顿所领全部亚洲地方，建立了塞流克斯王朝。之后50年间，关于巴克特利亚无任何记载。到公元前256年顷，安提奥克斯二世（Antiochus II）时代，大夏知事狄奥多德（Diodotus）背叛塞流克斯朝，建立了所谓的大夏国。但此地依然是在希腊人统治下。几乎与此同时，即公元前248年顷，大夏西邻的安息毅然推翻了希腊政权，建立了安息人的独立国家。

安息人无疑属伊兰人种。此时有该国人名叫阿萨息斯（Arsaces）者从本国被逐出，逃到乌浒河流域的同族Dahae种之间。他竖起了反抗安息境内希腊人暴政之大旗，后返回本国，杀掉知事，建立了阿萨息斯王国。所谓阿萨息斯王朝是以相当于现在Tedjend河或Atrek河的Okūs河流域为根据地的，汉史之安息国即指此。

现略述其后之大夏情况：公元前245年顷，狄奥多德二世立，不久，公元前230年顷，有名叫尤提狄毛斯（Eutydemus）者篡其位。稍后，公元前223年塞流克斯朝的安提奥克斯三世（Antiochus III）即位，征安息王阿尔塔巴奴斯（Artabanus），并于公元前209年顷征大夏，破尤提狄毛斯军。这时大夏以要召药杀水彼岸的斯基泰游牧民进行援助来威胁安提奥克斯三世。如前所述，大夏是东方希腊势力的前卫，此地如落入他们所谓的蛮族手中，希腊人之势力也就完了。所以安提奥克斯三世遂与尤提狄毛斯缔结和约，承认他对大夏的统治，并率军进入印度。

大夏王尤提狄毛斯之权力达到何地并不清楚，但依其货币的分布情况来看，他不仅领有大夏和粟特地区，其权力并达到南越兴都库什山的一些地方。继尤提狄毛斯之后嗣位的为著名的狄米特里乌斯（Demetrius），他于公元前190年顷即位。此王曾越过兴都库什山占有包括喀布尔到旁遮普一带的北印度的大部分。斯脱拉波[2]也记述说希腊人凭借大夏之肥沃和优越地位成为Aryana及印度诸方之领主。这点，一部分应归功于弥兰陀（Menander），另一部分应归功于狄米特里乌斯。所谓弥兰陀即巴利语佛典中之Milinda和汉译佛典中之弥兰陀。

希腊人的势力南越兴都库什山达到喀布尔河流域，并在那里继续维持下来，从而为希腊文化多少移植于印度奠下基础的为狄米特里乌斯时代。前此如亚历山大、塞流克斯、安提奥克斯等虽也曾侵入印度，但都不过是一时之现象，未曾对希腊文化光被岭南之地起到什么明显的影响。在这一点上，狄米特里乌斯岭南经略值得注意。

这样出现了大夏领有岭南岭北广大地区的极盛时期。巴克特拉城（Bactra）作为其首都也十分繁荣。公元前174年领趁狄米特里乌斯经略岭南之际，尤克拉提德斯（Eukratides）于大夏反叛而即王位，并与狄米特里乌斯进行长期的争夺战，结局以狄米特里乌斯之失败（于公元前160年顷为尤克拉提德斯所杀或赶下台）而告终．但尤克拉提德斯在战胜狄米特里乌斯的凯旋途中，于公元前156年顷为其子阿波罗多特斯（Apollodotus）所杀，阿波罗多特斯不久又为其兄弟赫里奥克勒斯（Heliocles）所杀。赫里奥克勒斯为希腊人所建大夏王国的最后君主。

这时期索洛底亚那的情况因缺乏史料而不清楚。在大夏末期诸王时代，其统治似还达不到那里，而药杀水彼岸之游牧人种则渐次扩展其势力于此。

当大夏处于上述混乱状态时，其西邻安息乘机发展。阿萨息斯一世在位仅二年就战殁。其弟提里达特斯（Tiridates）即位，渐次有所发展。塞流克斯朝之塞流克斯二世曾对其进行讨伐，但提里达特斯得到一部分斯基泰人的援助而获胜。此次胜利实际上意味着安息之独立。

安息的首都希腊人称之为Hecatompylos，汉人称之为喝克汤白洛斯（译者按：原文如此！）。提里达特斯不喜欢其首都之希腊色彩，而打算迁都于形势险要的达拉（Dara）城。这表现了要驱逐希腊文化而发扬安息文化的精神。

其后经过三世，著名大王米特里达特斯（Mithridates），公元前174—136年当位，为安息国之极盛期。开拓了东越兴都库什山到达印度河流域，西及幼发拉底河的广大版图。这是因为上面谈到的大夏末期之内乱和塞流克斯王朝西方多事、无暇东顾的结果。

米特里达特斯之后，其子符拉达特斯（Phradates）二世立，又与塞流克斯朝相争并破之．但他在这次战争中因招来斯基泰部族人而种下祸根，并在与后者之战斗中败殁。利用斯基泰人之勇武是安息朝兴起以来之惯例。不仅安息如此，大夏在危急时也曾要借其援助。以后，同样的事情历史上尚有过多次，这一点正如中国与塞北人之关系一样。要之，亚细亚开化与未开化民族之对立是古今常见之现象。之后，新王阿尔塔巴奴斯二世立，此王也在与斯基泰族中之吐火罗人（Tochari）的战斗中于公元前124年顷战死。

此处之吐火罗族不外就是斯脱拉波[3]所记“斯基泰人中最有名的为夺占大夏的Asioi、Pasianoi、Tokharoyi、Sakarauloi等来自药杀水彼岸的”四部中的吐火罗。这些斯基泰族渐次南下，并夺取大夏。该地希腊人势力（前述之赫里奥克勒斯王是最后的一个）不得不退到兴都库什山以南。

大夏之希腊人实际上从狄米特里乌斯和尤克拉提德斯之后已次第移到岭南，特别是犍陀罗（Gand-āra）地方，从而大夏渐渐空虚起来。总之，亚历山大东侵以来近二百年间，占据伊兰文化发祥地大夏的希腊人，最后被逐出此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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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omaschek，同上书，页122及Schwarz，同上书，页47-51。

[2] 《地理书》，X.I.C.XI。

[3] 《地理书》，XI.C.VIIII。

第五章 民族的移动

从中国之殷周时起，匈奴种族据有今陕西省之北部地方，并与汉民族有了接触。匈奴之西，今甘肃省地方，尤其是其西边的敦煌地方，不知从何时起（大概在战国时代）已为月氏种族所据。之后，月氏渐次扩张其势力。据《史记》、《汉书》记载，汉初其东境已扩展到今甘州南的祁连山地方，领有河西一带。此时匈奴有冒顿单于出，威振四邻，曾痛击月氏。之后到老上单于时更击破月氏而杀其王。于是月氏遂弃河西之地逃到今伊犁地区，并驱逐居住在这里的塞种族而据有该地。但据有此新领地的月氏不久又为受匈奴支持的乌孙所击破，再次离此地迁到西方，击破建都于兰氏城的大夏国并臣畜之，他们自己则建王庭于妫水之北。塞族先为月氏所破，离伊犁南迁进入罽宾（即包括犍陀罗在内的克什米尔），更分散于诸方。于是本为塞人住地的伊犁地区又重新为击破月氏的乌孙所据。这样由于居住在甘肃省的月氏受到匈奴之攻击而引起了从中央亚细亚到印度的各民族的大迁移。这些情况都是赖《史记》、《汉书》等中国史料我们才得以知道。但此事发生在何时，以及是否与见诸斯脱拉波等西方记录的斯基泰人的南下相一致等问题，历来学者发表过许多意见。现略述我个人的见解如下：

月氏离开甘肃之事应发生在老上单于时代（公元前174—161年），尤其是公元前172年以后（精确的年代无从考定）[1]，从而塞种族离开伊犁的时间也应接近于这个时间。其次，月氏第二次移动，即从伊犁西迁虽不能判然决定其年代，但正如下文所述，张骞受武帝之命出发到月氏之年即前139年左右，月氏尚居于伊犁地区。其后经过十多年，当张骞终于到达月氏时，他们已安居于妫水之北了。月氏之移动应发生在这十年之间，而乌孙占据伊犁应是在这之前的事。

《史记》中所说建都于兰氏城的大夏国应相当于西方记录中夺占大夏的吐火罗人之国。所谓“塞”一般认为即Saka。如前所述吐火罗为攻杀安息阿尔塔巴奴斯王，并与来自药杀水彼岸的其它三部族一起南下灭了希腊人建立的大夏王国的斯基泰族之一部。大夏亡国后，其地即从此以吐火罗之名而为人所知。罗马奥古斯都（Augustus）时代的历史学家Trogus Pompeius以及二世纪有名的学者普托里梅斯（Ptolemyos）等都提到此名。此部族虽与其它三部一起灭亡了大夏国，但以此部族最占优势，所以之后就以它的名子称以前的大夏了。因月氏臣属吐火罗地方（即大夏）是在张骞到达此地以前，所以推定大夏灭亡当在公元前129年或128年以前，即约当公元前140年左右[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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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桑原博士：《张骞之远征》，《东西交通史论丛》16页。

[2] J.Marguart，ērān?ahr（《伊兰地名考》），1901，S.207。

第六章 汉之西域经略

中央亚细亚与中国之政治交往始于汉武帝（公元前140—87年）之时。自汉高祖为匈奴冒顿单于所苦以来，对匈奴常采取和亲政策。到武帝时变其方针而要将其讨灭。为此，想与同匈奴有宿怨的月氏进行结盟。张骞的西使就是为了这个目的。张骞的使命虽未完成，但因此汉与中央亚细亚诸国有了互相的了解，从此开始了正式的交往。

武帝元朔7年（公元前122年），霍去病将军攻略今甘肃省甘州地方。结果此地之匈奴部将降汉，于是中国通西域之咽喉地归汉统治。汉于此地之肃州先置酒泉郡，移关东之民于此，合武威（凉州）、张掖（甘州）、敦煌（燉煌）等设四郡，使汉之势力发展到这里。另一方面又从陕西、山西方面进迫匈奴，于元狩4年（公元前119年）顷将其完全逐到漠北。但武帝并不满足于此，进而要消灭匈奴。遂又遣张骞去乌孙，打算与其建立同盟，实行东西挟击之计划。此次之同盟计划也如前次出使月氏情况一样，虽未成功，但与张骞一起来汉的乌孙使者回国后，盛赞汉之强盛。乌孙王请尚汉公主，遂达成两者之间的联合。

张骞使乌孙时，更分遣副使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诸国。大宛相当于今之费尔干纳（Fergana）地方，康居之势力应从楚河直到萨马尔罕一带．此等使节伴同各国之人归来，给西方诸国了解汉之事情创造了机会，燃起了他们通汉之希望。

这样，在汉与西域诸国的关系日渐密切之时，更有武帝征伐大宛之事，再次耀汉威于西方。原来汉之经略河西地方，进而招致西域各国，派张骞出使西方，其主要目的如后来经世家所说，是为了“断匈奴右臂’，控制其势力。随着逐渐了解西方诸国的情况，又产生了要得到其珍贵物产之希望。西方产品中最使武帝垂涎的为大宛马。大宛、康居一带为产马之地，早已见诸希罗多德之记载。武帝为得其马，不断遣使求之。大宛厌之，又加上汉使之横暴，遂杀之。武帝遂不顾道路之困难，派军远征大宛。太初4年（公元前101年），依大宛之请，签订和约后才返师。于是汉威光及于远近各地。这时，原持观望态度的乌孙和康居，也不再惧怕匈奴而与汉通好。但西域诸国中，天山南麓的东边地方向处于匈奴势力之下，妨碍汉与西方之往来，昭帝时在此处施行屯田制度，常住汉兵以保护往来使者，供给食粮。但汉威遍及西域是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郑吉任西域都护时。此时匈奴在西域之势力已衰落，天山南路各地全部归服汉朝，汉在这方面已不受匈奴威胁了。

天山南路诸国，即狭义称作西域的地方，当时有三十六国，后来更分为五十余国。这些所谓的国不过是以城邑为中心的小块地方。其中没有能将它们统一的势力，它们分别隶属于匈奴或汉，其中最有名之国为最靠近汉的、无论到天山南麓的所谓北道诸国，抑或到昆仑山北麓的所谓南道诸国都要经过的楼兰（今罗布泊之南，武帝时改名鄯善）。沿北道有车师前国（今吐鲁番附近）、焉耆（哈喇沙尔）、龟兹（库车）、姑墨（阿克苏）、温宿（乌什）、疏勒（喀什噶尔），沿南道有于阗（和阗）、莎车（叶尔羌）等。汉西域都护驻龟兹东之乌垒城，统领以上诸国，同时督察乌孙、康居等外国。统领诸国的都护在政治上的主要目的是防止匈奴势力及于这些地方，保护以西诸国与汉之间的交通贸易安全，并不追求从这些地方征取过重税物的经济上的利益，也不过多地干预当地之实际政治。这比起匈奴治下的苛敛诛求来，更合于诸国的利益，所以西域诸国更常愿归属汉朝。这样从第一任西域都护郑吉以来，整个汉代任西域都护者共有18人，其间汉的威令行于西域。到王莽篡位并对西域诸国采取轻侮态度，遂招致诸国之不信任，诸国中又有出现通匈奴而叛都护的情况。

不久汉室复兴，起初行闭关、断绝与西方交往的政策。此时西域诸国相争，其间匈奴又伸其势力于此。明帝时，在从事讨伐匈奴的同时，又开始西域的经营。把其全部生涯献给这一事业的班超，于和帝永元3年（91年）又约略达到了目的，成为坐镇龟兹的西域都护。但东汉的西域经营无一定之方针，整个东汉有所谓“三通三绝”之事，到桓帝元嘉2年（126年）顷以后汉威已达不到西域了。

第七章 贵霜王朝

月氏从甘肃西移时，其中一部分留在南山。为此在中国史乘上称西迁的部分为大月氏，而称留在南山的为小月氏。大月氏臣畜大夏后，关于其发展情况，主要是依据《史记》、《汉书》、《后汉书》等之记载。但此等诸书之记载颇不一致。对此要加以详细的研究后才能决定取舍。这里略去我的关于此问题的研究经过，只谈结论。

在臣属于大月氏的大夏即吐火罗有相当于五将军的五翕侯，他们各有领地，都属于大月氏。这些领地之名为休密、双靡、贵霜、肸顿、高附。当贵霜之翕侯丘就卻时代，灭了其它四翕侯，自号贵霜王，更并有安息及其近傍诸国。到了其子阎膏珍时代，又灭天竺，益发强大起来。此吐火罗族建立的贵霜王朝即西方纪录中的Kushan王朝，著名的迦腻色迦王即此王朝之人。中国也称此王朝为大月氏，这是基于大月氏臣畜了大夏的原因，遂也就习惯上用此称大夏人之王朝，实际上汉人也知道不应称为大月氏[1]。贵霜翕侯之领地为葱岭以下沿到达大夏的交通路瓦汉（Wakhan）溪谷。大概到后汉时代出了丘就卻（即贵霜朝之Kujula kadphises）及其子阎膏珍（即Wema kadphises）两王，遂成为领有瓦汉以西直到大夏兴都库什山脉以北其它四翕侯领地等的强大势力。继承他们的为著名之迦腻色迦王。至于从甘肃西迁之月氏（即大月氏）与大夏或者贵霜王朝之关系，在现存史料条件下全然不清楚。《汉书》记有大月氏都于大夏之都兰氏城（即巴克特拉），但这点不足信。大月氏人虽有混入吐火罗人之间的，但其大部分则留居妫水之北的索格底亚那。依南北朝时代之记录，索格底亚那诸国王朝都为此大月氏之后裔。

贵霜（即Kushan）王朝之年代是个争论很多的问题。丘就卻、阎膏珍等之活动大概为后汉时期之事。其后之迦腻色迦王应约为公元2世纪后半期之人。

贵霜王朝在多大程度上扩展其势力于中央亚细亚，这一点不很清楚。但当班超从事经略天山南路时，它曾援汉讨车师，又在永元二年（90年）曾出动大军攻班超，结果以败北而告终。以后与汉通好。这大概为前述丘就卻或阎膏珍时代之事。这时因康居、乌孙都各据原来之地拥有势力，贵霜朝之势力在北方大体以妫水为限。与班超之接触似为从葱岭之西方或南方之进行的前哨行动。班超南越葱岭出入辛头河上流地方应为对领有该地的贵霜势力之行动。到了迦腻色迦王时代，其势力遂越过葱岭而达于天山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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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拙稿《大月氏及贵霜》（《史学杂志》第41编第九号）。

第八章 嚈哒、突厥之活动

贵霜王朝于5世纪中叶灭亡。这是因为西方受到波斯萨珊（Sassan）王朝（Ardashir推翻安息并于公元226年建立之王朝）的压迫，北方受到来自妫水彼岸的嚈哒（Ephtal）种族南下的逼迫。此处之Ephtal为中国南北朝时代史乘中写作嚈哒、悒怛的种族。北魏时在漠北有蒙古种之蠕蠕崛起，把乌孙从其汉代以来据有的伊犁地区逐走，在大漠南北与魏争雄，嚈哒与蠕蠕相结，广泛活动于阿尔泰山脉以西地方，并从索格底亚那越过地水侵略当时处于衰落中的贵霜王国，并扩展其势力于波斯。原来为游牧种族之嚈哒，在扩展其势力于妫水之南、定都于拔底延城（即Bactria）后，渐次转入城郭生活。其盛时所领有之地从以伊犁、粟特、大夏为中心的吐火罗斯坦越过兴都库什山扩展到犍陀罗和哈孜那（Gaznī）地方，西方及于注入里海的库尔干（Gurgan）河地方，东方包括葱岭到天山南路的一部分。北朝之魏自不待言，516年并遣使到南朝的梁朝以通好。一时如此强盛之嚈哒到了其后的560年代也遭到灭亡之命运。这是由于多年来受其压迫的波斯进行反击及受到新兴的强大的突厥攻击所致。

突厥即Türk。从南北朝时起，其名才见诸史籍。中国用此名称当时广布于北方的突厥族中的一部。此部之发祥地为金山即阿尔泰山之南。突厥从前臣属蠕蠕，从西魏时起强大起来。6世纪中期左右灭掉蠕蠕。突厥是北方民族中留下用自己文字书写文献的最初的部族。依这些文献和中国史料，我们知道成就开国大业的兄弟可汗（突厥语qaγan，为王之意）[1]分东西两部．东部据有外蒙古，西部占有前为乌孙之地（当时为嚈哒所领有），置王庭于天山山脉中的地当龟兹北之溪谷中，更渐次进行经略。后者称为西突厥，灭掉嚈哒的就是此西突厥。

嚈哒之灭亡由于波斯与西突厥协力东西挟击之结果。之后，波斯由于害怕突厥势力扩及于自己国内，遂努力回避与之发生直接交涉。而不久前臣属于突厥的粟特地方的商人则利用其与突厥、波斯的亲善关系，希望直接进人波斯以扩大成为重要商品的丝绸之销路。突厥为实现其希望，遂派特使到波斯请予认可。但波斯由于上述之恐惧遂严加拒绝。结果突厥遂与当时与波斯处于敌对关系的东罗马通好。568年突厥使者访问了君土坦丁堡（Konstantinapole）。罗马的特使也曾访了突厥王庭。其后更有多次使者之往来。双方针对波斯的协定达到了什么程度，以及最后效果如何，已不得而知。总之，突厥作为一个强有力之势力已为拜占庭所承认。唐太宗贞观元年[2]（627年）从长安出发到西方旅行之玄奘三藏，翌年通过西突厥领地内（当时统叶护可汗在位）正值此部最盛之时。据玄奘之见闻，当时西突厥除粟特外，挟妫水于其中的东接葱岭、西接波斯、南接兴都库什山、北接Kesh之南著名铁门的所谓吐火罗之地全为其役属，更侵扰波斯（之后其势力又从克什米尔伸展到犍陀罗地方）。天山南路诸国也在其势力范围之下。西突厥与唐通好，并从苦虑于东突厥对策的高祖那里得到尚其公主之约许。

统叶护以后，西突厥势力未得到发展。不久分为东西二部互相争战，但直到唐高宗显庆2年（657年）为唐所讨灭为止，尚保有一定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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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按指建立突厥汗国的布民和室点密兄弟二人——译者。

[2] 玄奘的起程时间依《慈恩传》和《续高僧传》等记载均为贞观3年（629）。但依梁启超氏《中国历史研究法》（民11年年刊，140—144页）论证为贞观元年。此说虽尚有考究之余地，暂从之。

第九章 帖木儿王朝与突厥文化

察合台死后120多年的中央亚细亚，概括起来为权力争夺的时期。其间有属于其后裔的30多人在互相弑逆废黜中登上王位。1321年左右，包括东西两突厥斯坦在内的察合台汗国领土及1310年顷灭亡的窝阔台汗领土的大部分都统属于一个君主的治下。其后分裂为西部即伊斯兰教史家所说的河中地（Mavara-un-nahr，也即Transoxiana）和东部蒙兀尔斯坦（Moghulistan，或称“察台”Jata）两部分，各立有君主。河中地以外的察合台朝的领土为包括天山南北在内的、称为蒙兀尔斯坦或察台的地方。在这种频仍的王位争夺亦即不断的内乱中，占居民大部分的突厥人常被驱使参加各种斗争，而他们辛苦建筑起来的繁荣城市，则为战乱所掠夺破坏。尤其是分裂后的西部即河中地的情况很惨，在约50年间有15人相继立为君主。在这些君主中有的已皈依伊斯兰教，例如分裂前1308年顷即位、并以布教为己任的塔立克（Talik）汗，以及因轻视蒙古族视为神圣的成吉思汗遗法和重视圣典《可兰经》而遭非难的塔尔马西林（Tarmashirin，约1321—1334年顷在位）等。但这种个别统治者的改宗对改变上述情况并未能有什么贡献。蒙古占据中亚后的这种形势延缓了突厥文化的发展。

分裂后50年间持续在河中地的混乱局面，由于有名的帖木尔崛起而会终。不仅如此，其势力远远超过察合台朝一统的时期，出现了中亚史上未曾有过的辉煌时代。过去百余年间未得发芽之文化，同春天之草木一样，很快地开出灿烂的突厥之花来。初次植根于阿尔泰山谷中之花，能够初次开放，实有赖于“跛子”帖木儿。

帖木儿系统出自蒙古的巴尔拉斯（Berlas）氏族，起自何时却不得而知。但至迟在其父时已领有萨马尔罕南的竭石（Kesh）地方。帖木儿生于此城，育成于这个早已脱掉蒙古外壳的突厥文化之中。象英雄通常所有的那样，帖木儿的道路也决不是平坦的。但他战胜了这些困难，于1370年领有了河中地带。由于萨马尔罕不久以前是察合台朝的名城，帖木儿也奠都于此。并且以后整个一生都努力于这个他所喜爱的城市的经营．成长于战乱中的帖木儿在读写方面，除突厥语、蒙古语外，尚通波斯语，好读战史传记之类的书，也喜欢听医学家、天文家、法律家的谈论[1]。其信仰当然是伊斯兰教，以圣僧之祈祷来开启胜利，这是他最热烈的愿望。具有这种教养和信仰之人，靠着其天赋的武勇和机智完成了统一大业，随之而来的当然是文运的开发．他让内外技术工艺家在萨马尔罕修建了王宫、寺院，设立了学校，修筑了运河，使曾目睛过此城破坏情况的人为之惊叹不已。诸种文化设施的实行、宗教上新的僧团的产生、学突厥文学的兴盛，都开始于这一时期。

前面虽谈过11世纪下半期尤素甫的《福乐智慧》曾揭开了突厥文学的序幕，但之后沉寂了300年之久，现在由帖木儿再次揭开了。所谓《帖木儿自传》（Tuzak-i Timuri）和其法制或认为是写给其子孙的传记 Tuzukat-i Timuri等，都是用所谓察合台突厥语即察合台朝领地内的突厥语写成的。1424年夏拉夫丁（Scherefuddin）受帖木儿孙子依不拉音苏丹（Ibrahim Sultan）之命用波斯语所写的帖木儿传《胜利书》（Zafarnama），就是以前记《帖木儿自传》为蓝本写成的。这样，在帖木儿时代，从来作为书面语使用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外，又出现了用突厥语写的作品。这一点作为民族精神的发扬引人注目。帖木儿本人虽为蒙古族系出身，但如前所述，他和其属下都早已突厥化，是成长在突厥文化中的人，认为突厥文化就是自己的文化。我们知道，帖木儿很羡慕他祖先成吉思汗的伟业，并以恢复其大业为己任．这一点不是偶然的。在完成伟大经略后，他毅然废除长期以波斯语著述的习惯（虽然他也通此语），发扬自己固有的文化，提倡突厥文学。这都是民族自觉和文化意识的发扬，值得重视。由于帖木儿所持的态度和方针，该王朝时代遂成为察合台文学的鼎盛时期。如据有赫拉特、在平定帖木儿死后爆发的内乱后统治全域的其爱子沙合鲁（Shah-Rukh），除波斯语外，擅长突厥诗，他写给其爱妃的抒情诗，现在尚残存在赫拉特人的故事中。再有其孙阿赫买德·米尔札（Ahmed Mirza）和伊斯坎德尔（Iskamdar）留有现仍为人赞赏的诗集。再有如沙合鲁之子巴依松古尔（Baisanghur），除是书法家、画家、音乐家外，也以诗人知名。在这方面特别有名的是巴布尔（Babur），他的自传《巴布尔回忆录》（Baburnama）实为察合台文学的范例。这里举出的不过是帖木儿家族中有名的作家。此外，在其周围尚有许多学者、名人以及他们所写的许多著作。总之，察合台突厥文学在帖木儿时兴起，并大体继续发展于整个帖木儿王朝时期。

在帖水儿王朝时期，不独发展了突厥文学，实际上从萨马尔罕、布哈拉开始，当时各地伊斯兰教徒学者、文学家人才辈出，他们主要是以阿拉伯语撰述作品，开创了以后伊斯兰文学昌盛的时代。这些都应视为该突厥王朝对文化史上的贡献。另外，对突厥文学的重新兴盛，民族意识的发扬，这个王朝更具有极大的意义。

促使文学兴盛的这一王朝也致力于美术工艺方面的创作。首都萨马尔罕及布哈拉、赫拉特等许多城市都以其绚丽的装饰使当时内外人士为之倾倒。其残迹保存到现在的也不少。所谓“成吉思汗破坏，帖木儿建设”，应视为适当的评语。

还应提到沙合鲁之长子兀鲁伯（Uluγbeg）的功绩。使萨马尔罕作为中亚明灯的功绩应归功于他的活动。兀鲁伯曾代表其父沙合鲁治理该地40年。萨马尔罕新建了许多宫殿、寺院、会堂、学校，其壮观与华丽曾使巴布尔为之惊叹不已。在他统治下，突厥、阿拉伯、波斯文学十分繁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天文学上的功绩。他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喜欢从事天体观察。1428年始他在Kohik山上建设了著名的天文台，引起各方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在1437年完成了有名的兀鲁伯天文表。这是伊斯兰教徒编纂的这类著作中最精确的[2]，总之，兀鲁伯一代是整个帖木儿王朝文运的极盛时代。当时河中地的人民以萨马尔罕为中心，创造了光辉的文明。

这里再谈谈此时期的交通贸易情况。继粟特人之后居住在萨马尔罕一带的萨尔特人（Sart）（见十一章）长于经商，在各种恶劣条件下，他们仍从事于东西诸方的贸易。随着帖木儿势力的扩大，交通、治安条件之改善，他们的贸易也愈加发展。对东方代蒙古王朝而起的明朝，帖木儿早在洪武20年（1387年）就以通好的形式派去官家的贡使商队，到洪武28年几乎每年不断。此外，私人商队也不少。如洪武21年明大将兰玉东征捕鱼儿海（Buyur nor）时，捕获有经商来到那里的萨马尔罕商人数百人，后送回本国[3]，就是一例。对帖木儿派遣贡使，明朝也曾派出官方的报聘使臣。就是在官方的贡使、报聘使臣未有往来的时代，中国商人与萨尔特人之东来相对应，曾私自到萨马尔罕从事贸易。例如在与西域交涉比较少的宋代，萨马尔罕城的东门被称做“中国（Sina）门”，每年春季中国商人满载物品，络绎不绝地从此门进人。这一点在上述的1069年写成的《福乐智慧》中有明确记载，这种情况到了帖木儿时代有了进一步发展。但1396年（洪武29年）以后到1405年（永乐3年）帖木儿死时止，帖木儿停止了向明朝派遣贡使。这是因为此间帖木儿正从事于西方的征伐，并计划远征明朝，所以中断了从来的友好关系。帖木儿死后第二年即永乐5年（1407年），在萨马尔罕自主的其孙哈里勒（Khalil），送还了被其祖父扣留的明朝使臣，再打开中断了10多年的向明入贡的关系。以后在整个兀鲁伯时代，萨马尔罕与明之间的这种关系不仅保持下去，而且在其父沙合鲁所领的赫拉特以及其它帖木儿朝诸王统治下的重要地方，也同样保持了这种关系。朗以外，尚有其他国家的使节和商品集于当时的萨马尔罕，这从1404年西班牙Kastir王亨利三世派到那里的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留下的旅行记可知。旅行记中一节记有“每年从中国（Cathay）、印度、鞑靼（Tatal）各地运来此城的商品极多。由于没有整理出卖的场所，王（帖木儿）下令修筑备有商店的街道，这些街道从城市的一端通到另一端，街道甚宽，上遮以圆盖屋顶，为了让光线进入，隔一段距离置有窗户”[4]。克拉维约在萨马尔罕曾碰到驮有800头骆驼的商品（这些商品中主要有绢、缎（sctln）、麝香、rubi、钻石（davamondo）、珍珠、大黄等）的明使，他们在当年六月到达萨马尔汗[5]。另外服务于帖木儿军中的巴伐利亚的约翰·施尔特别尔格（John Schirtberger）[6]在其纪行中也谈到他同样碰到过这个使节队，说他们有400匹马。所传虽不一致，但从中可知一个商队一次输入的商品是不少的。在帖木儿王朝时期，萨马尔罕由于王朝的势力和萨尔特人传统的商业贸易，成为各方商品的集合地，显示了从未有过的繁盛。

然而这种情况随同1448年沙合鲁之死而为之一变，中央亚细亚又回到内争与外患中。之后帖木儿后裔尚君临此地达半世纪之久。其间也曾有时恢复过旧状，但随着王朝的没落和不统一，文化也遭到了蹂躏。通而观之，帖木儿王朝的出现，使中央亚细亚最主要的地方免受游牧人的破坏，完成了它建设有秩序的社会、发扬突厥文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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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krine and Ross，The Heart of Asia（《亚洲的心脏》），1899，P.172，Note.I。

[2] C.Markham、Embassy to tbe Court of Timour（《出使帖木儿宫廷记》），P.L III，note.3。

[3] 《明史·西域传·别失八里》条。

[4] C,Markham，同上书，第165页。

[5] 同上书，第173页。

[6] 玉耳和考节：《契丹行程录》（新版），I.174，注2。

第九章 唐之西域经营与伊斯兰教势力之东渐

汉以后魏晋南北朝期间，中国内地由于内部分裂，不能象汉代那样用力于远方的西域之经营。但其间统一北方之王朝或据有西方之王朝也常都多少从事此种经略，并沿袭对北方民族之防卫和保护东西方之交通贸易之传统政策。曹魏时有置于汉代的戊己校尉驻屯于之高昌壁（今之哈喇和卓附近，后魏时代从460年起有处于蠕蠕势力之下名叫阚伯周的首次建立高昌国，以后称国）。不仅天山南路诸国，而且魏时有贵霜王朝、东晋时有大秦国使者来朝。十六国分立时期据有凉州的前凉，推翻前凉的前秦，推翻前秦的后凉，后凉之后据有敦煌的西凉以及据有甘州的北凉等也都伸其势力于天山南路。后魏一方面与蠕蠕处于敌对关系，又一方面由于统一了北方变得强大起来，于是进行了远比曹魏以来诸朝规模更大的西域经营，世祖太武帝时（437年）派使节到破洛那（古大宛、今费尔干纳盆地）和者舌（即今塔什干地方）招致该地诸国，又出兵讨平天山南路之鄯善、高昌、车师、焉耆、龟兹等北道诸国；南道的于阗也通好。

隋统一后，炀帝燃起了经略西方的欲望，曾亲自巡幸河西，但由于突厥、高丽之关系未能取得显著成绩。到了承其后之唐代，西域经营完成了划时代的发展，在发扬汉族威力方面，显示了前所未有的情景。

如上所述，唐初天山北路为西突厥之根据地，天山南路和粟特地方也在其势力之下。从而当时之西域经营不外是唐与突厥在此地方之角逐。原来唐在其兴起之际曾得到东突厥之援助，建国后也多受其威胁。为了对抗东突厥，高祖对西突厥采取了怀柔政策，太宗贞观4年（630年）遂一举灭了东突厥。之后，西突厥与唐之关系也未处于格外紧张之状态。唐乘西突厥内乱、势力不振之机，逐步着手经营西域。首先讨平了后魏以来延续了九代144年[1]的麹氏称王的高昌国，降伏焉耆、龟兹，又臣服了疏勒，于阗，设置安西都护府以统辖这些地方。

太宗死后，西突厥之阿史那贺鲁叛唐。之后，有高宗讨伐西突厥之举。贺鲁在塔什干被擒杀。于是西突厥之地也置于唐的直接管辖之下。唐远在粟特、罽宾、迦毕试地方设置州县。之后，直至玄宗开元年间，西突厥受唐统治但保有其势力。这时西突厥一部的突骑施（Türgi?）代之兴起。

这期间，西方之大食即阿拉伯的势力渐次东进，遂与唐发生冲突。波斯之萨珊朝于641年的纳哈万德（Nahāvend）战役中，为阿拉伯人之伊斯兰教军战败，波斯王遣子来唐求助以恢复国业，但未成功。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嗣后大食更加强了东方经略的步伐。由于著名的屈底波（Kutayba）征略之结果，粟特地区也落入其手中。屈底波于712年属臣了萨马尔罕，遂后从塔什干进人费尔干纳盆地，714年越过葱岭攻入了喀什噶尔（即疏勒）。

这期间为翁米雅（Omeyades）朝哈里发统治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当时阿拉伯的侵略和占领这些地方不是由自己进行直接统治，只不过是从被征服地方征收租税，也不逼迫信奉其宗教。这种情况到了阿拔斯（Abbasides）朝才渐次有了变化，由自己进行统治并强迫奉其宗教。所以，在屈底波征略之后，萨马尔罕王尚遣使到唐为其一族要求册封，当时突厥重新臣服了该地一部分。

这样，粟特地区一方面居于东方唐的势力下，另一方面西方大食的力量也及于此。以该地为舞台的两大势力的冲突毕竟是避免不了的。果然，天宝9载（750年），唐将高仙芝因石国（即塔什干）王之无礼而进行讨伐，由于斩杀了投降后送到长安的该王，附近诸国遂依附大食，请其援助。翌年，天宝10载（751年），唐与大食会战于怛罗斯（Talas）河畔，唐军大败。这是对唐朝经营西域的大挫折。之后不久，唐因“安史之乱”而国力减弱，无暇西顾。不久，从唐初强大起来的吐蕃（即藏族）进出天山南路地方，其它地方则任突厥余类和伊斯兰教军猖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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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新、旧两《唐书·高昌传》说共九代一百三十四年而亡，这里从《唐会要》卷97《高昌国》条。大谷胜真氏认为只一百四十三年（《京城帝国大学文学会论纂》第五辑中的《高昌麹氏王统》）．

第十章 回鹘的西迁

上面谈到唐太宗贞观四年一举灭亡了东突厥。不久太宗出于政策上的考虑，再立其可汗使据漠北故地。之后，东突厥随其势力之消长，屡屡侵唐，或远征到粟特之地。同时部下又屡屡叛乱，至玄宗天宝初，遂为其部下回鹘部所灭。

回鹘部也为突厥族，在此以前即唐太宗时已具相当势力，并与唐通好。回鹘统一漠北后不久，唐为“安史之乱”所苦，得回鹘援助方才平定之。其后百年间，回鹘对唐极为横暴跋扈，唐深受其苦。其间回鹘虽有时出兵直到粟特之地，但其势力大体同于东突厥，限于以鄂尔浑（Orkhon）河流域为中心的漠北及漠南长城边塞之间。同时并与阿尔泰以西的部族不断进行斗争。

到了唐武宗时，公元840年前后，回鹘内乱频仍，由于黠戛斯乘机寇掠，遂灭亡，部族向各方逃散。其中一部分西迁据有天山山脉以北地方，经过二十余年之后，遂南进占据高昌，在此奠下了以后所谓高昌回鹊之根据地。以后回做在天山南路的势力急速发展。未几，龟兹及其它诸国也归其占有。据某伊斯兰教史家之记载[1]，10世纪中叶起据有喀什噶尔和位于今七河省楚河畔的巴拉萨衮城（今之托克马克近旁，《唐书·地理志·道里记》中的裴罗将军城）、进而占有锡尔、阿姆两河间的地方、之后从属西辽（见后一章）并一直存在到13世纪初的突厥族的黑汗王朝（Karakhanids）被认为是回鹘部建立的王朝。另外，别的伊斯兰教史家[2]谈到回鹘部于10世纪占有从波斯东的呼拉珊（Khorasan）州直到高昌的广大地区，都于龟兹。《金史》中[3]也证明，辽代时回鹘据有巴拉萨衮之纪事。该处回鹘是从天山南路进据的，还是与其不同的派别，或者因是同族概而括之说的，这些都不太了然。

回鹘据有天山南路以前，与其同种的突厥族之势力已及于此地。这一点上面已谈过。那时无疑他们中已有进入这些地方的。但回鹘部从漠北迁居此地仍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他们迁到这里后抛弃了原来的游牧生活，转入定居成为城郭之民，自已占据这些地方。这一点与以前北方人臣属该地的情况有很大的不同。过去虽几度被置于北方民族势力之下，但其居民依然为亚利安系的天山南路地方，至此遂在人种方面发生变化，原来之居民或被驱逐，或集体地被杀戮，残存下来的也因与新来部族杂婚而渐次失去其特点。于是这里开始称为突厥斯坦，突厥人的国家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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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bn el-Athir，Kamil ur-Tavarikh（《史集》）。Bretschnèider，Mediaeval Researches（《中世纪研究》），Ip.252引用了本文。

[2] Massndi，Les praires d’or（《金牧场》）。Barbier de Meynard译本，I，P.288。拙稿《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摩尼教徒祁愿文断简》（《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收）。

[3] 《金史》卷一二一《粘割韩奴传》。

第十一章 蒙古的中亚经略及其以后

回鹘离开漠北以后，该处未马上出现大的势力。在诸部相争之际，契丹即辽崛起于辽河上游，并臣属诸部。辽灭亡于1124年，其同族的耶律大石西走，于1132年左右在巴拉萨衮（也称虎思斡耳朵）之地建国，即所谓西辽，伊斯兰教史家称之为哈喇契丹（Qarakitay）。西辽的领土包括从天山的东端西到锡尔、阿姆两河之间的地方。南面达到天山南路。前述西迁后的回鹘部的大部分也为其臣属。西辽在以后八十余年间维持其势力于中亚。虽说是契丹人建立的国家，实际不过为少数统治者及其周围若干同族而已，这对分布于该地区的人种变化未能发生什么影响。13世纪时蒙古成吉思汗的势力强大起来。据有阿尔泰山地方的突厥的一部乃蛮部为蒙古驱逐，逃到西辽并寻求其保护。但不久，此部之首领篡夺了西辽政权。成吉思汗因追讨乃蛮部而占领该地，更进而征服了锡尔、阿姆两河之间的地方和咸海以南的花刺子模及今阿富汗斯坦的地方。当时和现在一样，蒙古称两河之间和花刺子模的居民为萨尔特人（Sart）。萨尔特此字为商人之意，为梵语。这是针对古来此地之居民长于商业而起的名子。这个词从突厥传到蒙古，一直沿用到现在，但此名本来不是民族名称。如前所述，从10世纪到11世纪，以巴拉萨衮为根据地的突厥族曾侵占两河地方，具有悠久历史的粟特人国家遂灭亡。此民族仅在与突厥人混血的情况下才保存其面貌。这种混血人种仍然长于商业。开始为商人之意的“萨尔特”一词遂成为这一人种的称呼了。现在萨尔特人仍具有伊兰种和突厥种的混合特征。此外，据有高昌的回鹘人在成吉思汗西征时首先归附了蒙古。这样，中央亚细亚地区早在成吉思汗时代就已归蒙古所领。成吉思汗将所属领地分封诸子。阿尔泰山以西、准噶尔沙漠之北，前乃蛮部所据之地分给了第三子窝阔台。其西一带直到阿姆河地区和天山南路分给了第二子察合台。这样中亚细亚为此两汗国所领有。他们此后在各自的领地上使其一族和部下住下来进行统治。从而蒙古族也象在其它领地一样广泛分布在这一地区。如后所说，虽未达到使其地居民蒙古化的程度，但各地部残留有其集团。

之后窝阔台汗国出了著名的海都与蒙古宗室的元朝相争，察合台汗国大体上依附于他。到14世纪初窝阔台汗国衰亡，其领地并入察合台汗国。察合台汗国也从1321年左右分裂为以布哈拉为中心的两河（锡尔河、阿姆河）地方和其以东的两部分。西部则内乱迭起，几乎陷于无政府状态。1360年东部汗侵入并臣服了两河地方，于是察合台汗国再次统一。在这种情势下帖木儿（Timür）渐次崛起。

两河地方为东部察合台汗国平定后，帖木儿隶属于其统治下。但他不久驱逐了东察合台汗而君临两河地方，并建都于萨马尔罕。帖木儿是个生于Kesh并受突厥文化教育的伊斯兰教徒。据说他本来是蒙古族出身，按其家系与成吉思汗属于同一氏族。他的理想是统一分裂的蒙古，恢复成吉思汗的伟业。他的这一理想曾大致实现过：平定了波斯的伊儿汗国（成吉思汗之孙旭烈兀开拓之领地）和伏尔加河直到南俄的钦察牙国（成吉恩汗孙拔都开拓的领地），征服了据有小亚细亚的奥斯曼突厥，侵略北印度，与东察合台汗国连和，死在要进而东征明朝的路上。

帖木儿一代完成了如此巨大的经略，实为历史上的一个伟观。值得注意的是，他是崛起于萨马尔罕即两河地方的势力。古来这个地方未曾出现过以此为根据地的强大势力。在这点上应看作为历史上的异例。从当时形势来看四周无特别强大的势力，他从少数部落酋长中崭露头角时，虽曾遇到一些困难，但一旦统一了两河地方，羽翼丰满之后，就没有能对抗他的强敌。另外，帖木儿之所以能完成其伟业，还因为他作为蒙古族的后裔怀有恢复其祖先故业的大志。所以他的活动自然应算作蒙古族的活动史中。

帖木儿死后，其王朝尚持续了约一百年。这期间与明显的文化发达相反，国势却未得到发展，内乱频仍。1500年顷据有咸海（Aral）之北的乌兹别克（Uzbeg）人南下进入萨马尔罕，帖木儿朝亡。乌兹别克人为蒙古钦察汗的始祖拔都之弟昔班的子孙，原据有咸海北方之领地，该部族应为突厥族与蒙古族的混合种。这时为帖木儿五世孙的巴布尔（Babur）以费尔干为根据地，努力恢复其祖业。在与乌兹别克人的角逐中，虽曾几度进入萨马尔罕，但最终未能达到目的。他后来据有喀布尔，奠下了印度莫卧儿（Moghol）帝国的基础。

其后中亚细亚的形势，因与后篇有关系，也附记数行如下。

乌兹别克朝（或称昔班朝）之后更发展其势力，攻取布哈拉，建立了布哈拉汗国，又于花刺子模地方建立希瓦汗国。两汗国相互争夺，但直到19世纪后半期俄国南下征服其地为止，尚能维持其势力。

天山北路之地，察合台汗国由于受帖木儿的压迫而失势后，为蒙古一部的瓦刺（即卡尔梅克Qalmaq）所占据，一时成为对蒙古和明朝的强大敌对势力。之后，其中一部准噶尔部势力强盛，与清朝争强，清高宗时被平定。

察合台汗国其后尚称汗，或据有天山南路的阿克苏，或据有喀什噶尔，但未有显著的势力。16世纪中期以后的情况不太清楚。17世纪中叶以后，准噶尔部势力及于天山南路，一直到被清高宗平定时为止。

 后篇

第一章 西域与希腊文化

伊兰民族发祥于中亚某一地点，渐次扩及到索格底亚那、巴克特利亚等地方的学说已为一般人所承认，这在前篇第二章中已论述过。伊兰民族本来的信仰为崇拜自然界诸要素，常从要使之清洁不能玷污这种观念出发，规定各种精细的宗教戒规，产生了对于各种存在物，例如动物也区分为清洁与不清洁，清洁的加以保护、不清洁的加以消灭的严厉戒规，从而进一步产生了自然界二元存在为中心观念的琐罗亚斯德教。

在伊兰人进入索格底亚那、巴克特利亚以前，居住在那里的民族间盛行对女神Anaitis（或称Anahid，波斯称Tanata）之崇拜。这种女神作为幸福繁荣之神自古就为这地方的游牧民所广泛信仰。1903—1904年庞培利氏（Pumpelly）在西突厥斯坦阿脑（Anau）发掘的结果证明，在遥远的古代就已流行这种风习。在大夏有祭祀这种女神的有名的社宇，成为远近诸方信仰的中心。琐罗亚斯德教创建后，这种信仰仍继续存在，阿赫买尼德朝的阿尔塔克塞尔克斯一世（Artaxerxesi）也成为其皈依者。总之，这是从古代起就流行的民间信仰的遗存。作为系统化的伊兰人的宗教当然要推琐罗亚斯德教了．

琐罗亚斯德教不论在巴克特利亚和索格底亚那，抑或在伊兰人中间都成为一种牢固的不可动摇的信仰。亚历山大侵入后，在对诸方进行征战庆祝胜利时，祭祀希腊人崇拜的神以庆祝胜利。饶有兴味的是，他们对琐罗亚斯德教将采取什么态度的问题。换言之，由于这种入侵第一次接触的这两种文明表现了怎样的冲突。亚历山大对这个问题的处理是极轻率的。他毫不踌躇地采取了压迫的态度，把琐罗亚斯德教认为是神圣的葬法、即把死者之骨骸曝于日下让鸟啄食的风习当作最为忌讳的陋习而严加禁止，并掠夺其神祠，破坏其教典。这种做法当然会引起伊兰人的强烈反感。亚历山大在轻易夺取了巴克特利亚进入索格底亚那后遭到了其东征后从未有过的恶战苦斗，其原因除当地伊兰民族同仇敌忾外，就是因为引起了他们的宗教反感所致[1]。结果他们虽屈服于亚历山大的武力之下，但作为民族宗教已扎下深根的琐罗亚斯德教并未因受此打击而衰亡，其后仍成为此地伊兰民族信仰的中心。

亚历山大的理想是实现所谓的希腊主义（Hellenizm），在希腊文化上建立世界帝国。他的侵略不单单是一股飓风。为了使征服之地永远置于希腊势力之下，使其同化于希腊文化，他自已娶了阿赫买尼德朝王族之女，并劝部下将士也象他那样与伊兰人结婚，以便于其理想的顺利实现。亚历山大在所有事情上都极力发扬希腊势力的影响。其后继者也沿袭同一方针。从大夏开始，其属下地方的统治者都任命希腊人。流通的货币也全为希腊式。政治上、商业上也使用希腊语。从而伊兰民族之生存除接受希腊文化外别无他法。但这种方针最终是否达到预期的希腊化的目的，现进而考察之。

凡是在某一国家或地方，如其民族已有发达的文化，就很难受到来到这里的他民族的根本破坏而代之以新的文化。希腊人所尝试的至难事业已因最先由于安息的独立而遭到第一次失败。这种叛离和独立表现了安息人对希腊的人种反感，是对要埋葬所有安息文化的希腊主义的反抗。但大夏狄奥多特斯之独立则与此不同，不过是希腊人之间的一种革命，希腊人的统治依然继续下来。大夏文化的希腊化到底未能取得实质性的成效，这一点从安息的例子中是容易类推的。说明大夏当时文化的遗物几乎全部不存在，不过可惜少数留存下来的货币来推知。有的人只限于以这些完全是希腊风格的货币为材料，来证明希腊文化在这里的普及。但这些货币不过是为了在当时统治这里的比较少数的希腊人和在其统治下的当地人中间流通而制成的。当地人的文化是否真的象这种货币所表示的已同化于纯希腊文化，则完全不能作为证明材料。德米特里乌斯经略兴都库什南部后，在该地的货币中已见两种文化融合之迹（见图二（1）、（2）），这一点历来为古钱学者所主张。这一点可能是由于当时经略岭南的希腊人认为有必要保存当地文化，对它采取调和态度所致。但就是在这些货币中到了尤克拉提德斯末期，希腊的方法和样式也渐次丧失，而代之以当地工艺家的技术和思想，重量和铭文也变成印度风格，对译的希腊铭文也有错误。这就是说，一时受希腊势力压迫而潜伏的固有文化，乘希腊势力的衰退再次抬头，并逐渐驱逐了希腊文化。

从怀着希腊文化主义理想从事东方经略的亚历山大以来，希腊人在大夏的政权约持续了不能算短的二百年，但证明其文化对此地影响的材料几不存在。这一点有点不可思议。尤其在今作为大夏中心的巴尔赫（Balkh）进行若干次考古发掘，但因无任何成绩可言，以后也就不再进行了。有人说当时此地的希腊人都是些战士冒险家和其子孙，没有什么特别的希腊文学知识，所以此地一片刻文也未留下[2]。这种看法是难以令人同意的。正确的解释应是：此地的地质、气候等都不适宜于遗物的保存，加之大夏人的建筑材料多为砖和木材，由于没有适于雕刻的材料，所以这种美术也未能得到很好的发展，而曾存在过的遗迹也被毁坏无存[3]，以及尚未进行广泛发掘等。

总之，大夏人的反希腊精神似十分强烈。尤克拉提德斯王之被杀也是由于他偏重希腊风习和夸耀其与塞流克斯朝的血缘关系所致[4]。果如此，也就可以看出大夏人反希腊的精神是多么厉害了。正如尤克拉提德斯之子阿波罗多特斯在杀其父时所宣称的，他杀的不是父亲而是公敌。从这句话中也就可以理解了。这样看来，曾得到亚历山大提倡的与伊兰人结婚的政法策略，招致了与其预期的相反结果。到最后，此地之希腊人由于这种通婚未能保持种族的纯洁，以致于为数量上占多数、努力于摆脱希腊人统治的当地人所吸收、所同化。总之，当公元前128年张骞出使来到此地时，希腊人的大夏王国虽灭亡不久，但从其报告中已看不到一点希腊的特征，只说其风俗与大宛同。“其兵弱，畏战。善贾市。”“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即 Parthia）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其地皆无丝漆，不知铸铁器”[5]。这里看不到希腊文化的特征。这种情况不是十年、二十年间突然出现的，而是该地的希腊人早在此以前已被大夏人所吸收、同化，从而失去了他们的特点。假令希腊文化在此地深有影响的话，关于其风俗、美术、文书、语言的特征一定会为张骞所知，或其后由于交通发达而互相往来为人所知，或被记载下来。虽然如此，由于该地长时间处于希腊的统治下，不管遗物和记录之有无，希腊文化在某种程度上曾起过影响也是自然的。但无可争辩的是，希腊文化并没有在此地获得显著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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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G.Rawlinson，Bactria（《巴克特里亚》）Probsthains Orienta1，series Vol.VI ，1912，p.42。

[2] H.G.Rawlinson，同上书p.125。

[3] Foucher，《佛教美术研究》69页．

[4] Rawlinson。同上书p.83。

[5] 《史纪》卷123，《大宛列传·大夏》条。

第二章 粟特人与商业

包括萨马尔罕、布哈拉在内的粟特一带，地方的肥沃，自古以来就很有名。更引人注意的是，这地方自古以来商业就很发达，而粟特各城市的繁华也实赖于此。粟特的商人似具有天生的商业才能，其敏捷、勤勉，商业规模之大，令人惊叹。另外，地理上所处的位置也促成了这种发达局面。从地图上一看即知，粟特特别是萨马尔罕的位置，是东面经天山南路或北路到中国，南到阿富汗、印度，西到波斯，西北到欧洲的中心地区。这些国家相互往来时，通常都经过这里．伴随交通的发达，诸国物产就自然地在此集散。中国《魏书·西域传·康国》（即萨马尔罕）条记有：“诸夷交易多凑其国。”扎拉夫尚河谷地区的人们自古就从事大规模的世界商业贸易是大有原因的。从事商业要组成商队来进行，许多人组成一团往来于远隔之地。伴同这点的除转运商品外，诸种文化也得到传播的机会。再有，以传播文化为目的的人，由于得到这些商人的援助，才能比较容易地从事这种艰难的旅行。他们的经商范围愈广，文化相互传播的范围也就愈大。他们的商业发达史也就是文化传播史。尤其是商队的往来并不是粟特人的独占事业，诸国商人也同样从事于这种活动，如中国的商队早在汉代就已进出遥远的西方。但其中最有名的要推粟特人．这里所以要谈谈粟特人的商业，除其本身是个应注意的文化现象外，另外，他们作为文化传播者，也占有重要位置。

前章已谈到公元前2世纪张骞访问此地时已说该地人巧于商业，当然此时粟特商人尚未直接往来于中国。张骞以后随同中国的情况为西方所知，他们也很早就开拓了远通中国的商路。前汉时代的记录中就散见康居向汉朝朝贡的记载。其中无疑也有这些粟特商人。1907年英国斯坦因氏在天山南路的罗布淖尔以南汉代烽火台遗址中发现了一片认为是属于公元1世纪的商业文书（见图四（1））[1]，实际上是证明这一点的最古史料。后汉以后粟特之名在中国史籍上以粟弋（《后汉书·西域传》的粟戈为粟弋之误）、粟特或另以康国之名出现，井记有其地使者来贡，即来此从事贸易的事。十六国时代有许多粟特商人来到姑臧（即今甘肃凉州）居住。《魏书·粟特国》条记有“其国商人先多至凉土贩卖。及〔魏〕克姑臧（凉州），悉虏之。高宗（452—465年）初，粟特王遣使请赎之，诏听之。”

关于粟特地方之人主要从事商业，另有种种有趣的记录。例如隋代韦节的《西番记》书中[2]说，康国（即萨马尔罕）人皆商业上的能手，男子五岁时学写字，少解即令学商业，善于获利。《唐会要》[3]记康国事说：康国生子必让口食蜜，手中置胶。这是希望其子长成后，常口说甘言，又持钱时如胶之粘物，让彼等巧于商业，争分铢之利，男子到二十岁时即送到他国从事商业；也有来中夏的，凡利之所在足迹无不至。这种记载也见于其它书籍。隋炀帝时集西域商人听讲诸国事，并写有《西域图记》的有名的裴矩上奏炀帝说，粟特商人广经诸方，善知诸国事。实际上他们为了追逐商利，所到之处范围很广。波斯和东欧毋论，3世纪时甚至南下印度，远入交趾。不仅中国之南北有他们的足迹，内外蒙古也是他们经常出入之地。他们不管是开明之国抑或未开化之国，利之所在，无所不往。据有中国北方的剽悍游牧民是他们最重视的顾客之一。后者从中国内地掠夺去的财富多为此等商人以狡猾手段夺去。从隋唐时代事情考之，早从前代开始的不间断的北方民族南侵之背后，无疑常有此等狡猾的粟特人操纵煽动，这是不容置疑的。

伴同这些粟特人商业远征而产生的事件之一，就是在他们的足迹所到之处；形成了大小不等的居留地。他们长年累月往返于同一交通线上，其间无疑有由其同胞形成的城邑。另外又有因偶然之事（如前述之凉州粟特人那样）暂时不能返回遥远的本国或乘某地防御薄弱而占有其地，于是在那里形成了居留民集团。从文化上看来，沿天山南北两路彼等往来的诸地，隋唐时期起就存在这种居留地。实际上还可以上溯到更早的时候。地方也不限于此，其他地方也有。另外，与此相关而应注意的是，他们中有不少人与当地妇女结婚而成了那里的居民，留有子孙。例如掀起唐代天宝大乱的安禄山原为营州（东蒙古）杂胡，其父大概为西域康国即萨马尔罕的胡人，母为突厥人[4]，他受到其父职业之影响，起初是以中间经纪人起家的。这是粟特人活动于东方的一个例子。

由于粟特人的商业活动，萨马尔罕及粟特一带各城市都十分富有。当阿拉伯人入侵之际，不只是萨马尔罕和布哈拉，还有派坎德（Paykand）、库沙尼亚（Kushaniya）等许多城市部以繁荣知名。那里有许多大富豪，他们占有大量土地，居于防御严密的城郭之内，与各地统治者享有同样的地位。后来该地各种商业组合制度发达起来，限制了个人独占的行为。但在阿拉伯人入侵前尚未发展有这种制度，完全是富商王国的情景。而对这种富庶，四邻贫困而又勇武的民族，当然不会袖手旁观。历史上多次北方民族入侵阿拉伯人的侵略，都是为了掠夺这里的财富，有时一举就罄其所有。这种关系是粟特人的商略与四邻武略的对抗。前者以“密与胶”的狡猾手段聚集于粟特谷地的财富，很快就为后者的武力所夺去，之后前者又通过和平手段复归于其手中。这样的情况不断地重复着。

总之，在中亚细亚的曙光时代，曾发挥了旺盛的伊兰民族精神的粟特人，此后可能由于受到不断入侵的北方民族的压迫，遂利用其自然地理环境，从事于广泛的世界贸易，凡利之所在，没有不留下他们的足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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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此文书为Cowley在JRAS，1911，p.159以下刊布和诠译。Gaurhiot氏也在同志1911，p.498以下予以诠译．再有参见同志1912，p.341以下。

[2] 《通典》卷193《边防典·康国条》引。

[3] 《唐会要》卷99《康国条》。

[4] 《桑原博士东洋文明史论丛》，367页《安禄山的出身》。

第三章 粟特语及天山南路通行的诸种语言

古代使用很广的粟特人的语言倒底是什么语言，我们几乎不得而知。上一世纪末以来由于各国在天山南路进行探察以及从事这些考古资料研究的学者们的努力，粟特语以及曾通行于天山南路西域诸国但早已灭亡的诸种语言，才再次为人们所知道。现简述一下此种探察事业的经过。

天山南路地区中央横有大沙漠，沙漠不断向边缘扩大，掩埋掉人类的住地。所谓汉代三十六国或五十余国，今天很多已被埋于沙下，但由于此地气候干燥，降雨少，物品一旦埋于沙中，不易损坏。从这点上说，是个极好的贮藏所。这些被埋藏品由于偶然的机会，或经寻宝人的发掘，屡屡被发现。从上一世纪中期欧洲东方学界为了研究东西文化的交流，遂注意对地处两者交通大道上的此地文化的研究，并致力于获得这方面的研究资料。这样，一些出土品借进入当地的基督教传教士之手早已介绍到欧洲，从而引起学者们很大兴趣。其中最轰动学术界的为1890年英国鲍威尔（Bower）大尉的发现，他查访了埋于库车（即古代龟兹）西面的佛塔，从当地人手中购到了那里出土的古代写本。鲍威尔把这些东西送给住在印度的英国学者霍林勒（Hoernle）．霍氏认出是很古老的写本，又送到欧洲研究，结果认为是写于5世纪中叶的药法书和比这更古的佛典。于是一下轰动了学术界．不久从南方和田地方出土的写在桦树皮和纸上的古写经、文书、其它古钱、土偶、陶磁器等，也介绍到学术界，认为是研究古代文化的重要资料。而多数尚未出土的种种资料更加引起人们的注意。在这前后，欧洲学者为了各种学术研究，曾有数人进入该地，并一变从当地人手中购卖这种资料的情况，而自己着手发掘采集。从他们的报告来看，知道埋藏有遗物的遗迹不在少数。这样，学术界痛感有必要有组织地往那里派遣探险队。于是1899年在罗马召开的国际东方学会议上，俄国拉德洛夫（W.J.Radloff）教授倡议组织国际中央亚细亚及远东亚细亚探险协会。1902年在汉堡召开的国际东方学会议上宣告该协会成立．由于领土关系上的方便，在俄国设立本部，各赞同国设支部，协力进行这一事业。上世纪末俄国和芬兰探险队在外蒙古获得古代突厥族和蒙古族留下的贵重资料。1900年斯坦因在和田进行的大规模探险发掘，取得了令人惊叹的结果，也促成了该协会的成立。

协会成立之后，欧洲各国竞相往该地派遣探险队。英国的斯坦因在1900年开始其第一次探险，以后又进行了两次（第四次因该地政情所致，无所得而返）。德国方面有格伦威德尔、勒柯克（Le Coq），法国有伯希和（Pelliot），俄国有奥登堡（Oldenburg）和其他人被派到那里。日本依大谷光瑞氏之意见，1902年以来，相继派出堀、渡边、橘、野村、吉川诸氏。1927年又有以中亚探险知名的瑞典斯文赫定（Sven Hedin）氏与中国学者合组的西北科学考察团．结果为研究古代这一地方的文化搜集了大量的丰富材料，其研究成果也相继刊布，标示了西域史研究上划时代的进步。我们现在关于粟特语和天山南路已消灭的诸语言的知识全有赖于这一事业。

各国中亚探险队所获大量文书中，有当时完全不明白的三种语言。其中一种在探险地区各地发现，为广泛流行在沿西域交通道路上的语言。由于欧洲诸国学者竞相研究，发现其文书中之月份名称与11世纪作者贝鲁尼（Al-Bīrunī）书中所记粟特语的月份名称一致，遂定为粟特人的用语。原来粟特（Sogda）和粟特族如前所述尽管从中亚的曙光时代就已知道，但其语言之特点不得而知。古代斯脱拉波说粟特人及波斯东北地方的人说同一种语言。之后玄奘三藏在《大唐西域记》中留下一点关于窣利的语言文字的记载，但一向不得要领。现在发现了用这种语言写成的各种宗教典籍和日用文书、（见图四（1））、历法、碑文等，时代则远溯到公元一世纪（耿按：后来研究证明役有这样早，最早文献属公元四、五世纪）。发现地区也不限于天山南路，在甘肃省敦煌、外蒙古也有发现。这说明凡粟特人所到之处都多少流行粟特语。这一事实从粟特文化传播上也应加以重视。象各种宗教典籍一样，从粟特语译为汉语和突厥语的也应不少。

不明白的第二种语言主要用于今和田（古代于阗）出土的文书（见图三（1））中。这应是一种突厥人侵入以前行于当地的典籍和日常用语。为此有的学者称之为于阗语即和阗语，也有人根据语言的性质属于一种伊兰语而称为东伊兰语。但虽同为伊兰语，和阗语比起粟特语来，其原始的特征破坏得更为显著。也有人认为它与汉文史籍中所谓大月氏即贵霜之语言类似。总之，这曾是于阗人之用语，该语言属性也很清楚，再参照表明其人种特征的记载和绘画之类，可决定于阗人属伊兰人种。

第三种不明语言分为甲、乙两种，在古之疏勒（耿按：疏勒应属于阗语范围）、龟兹、焉耆、高昌、即沿所谓北道地方发现有这种语言的资料。但应注意的是，甲种语言在昔之龟兹（今之库车）绝无发现，而用这种语言写成的也只限于佛典。乙种语言广泛行于北道各地，同时清楚表明它是一种日常用语，也用于通行证、壁画之题词中。关于用什么名子称呼这种语言的问题，不是很容易决定的。根据当地探险所获古突厥语之《弥勒下生经》的跋文，该经是从印度语译为Toxri，即吐火罗语，又从吐火罗语译为突厥语。于是，认为此不明语即相当这里所说的吐火罗语。后来进一步研究，知道突厥语的《弥勒下生经》中有此不明语或通过此不明语借入的梵语，这也与跋文中所说相合。于是，主张此语为吐火罗语（见图三（1））之说益发有力．这种语言的甲、乙两种方言之间的差别相当大，在分布情况和使用目的上也不同。关于这两种语言是否都称作吐火罗语，或者此名称只限于其中的一种，仍有争论。现在看来，只有甲种应称此名，乙种则由于各种证据，现称为龟兹语（见图三（1））比较妥当。[1]

以上是第三种不明语言的定名问题。其中乙种语言至迟从公元一世纪顷就为以龟兹为中心的北道地方的人们日常用语，这一点是无疑的。然而甲种吐火罗语为什么人所使用，为什么用这种语言写成的资料不在龟兹领域内出土，关于这些问题目前尚不能充分说明。吐火罗之名既然是不可动摇的，那么该语言无疑应与称做吐火罗的地方和人种有关系[2]。但是它是否与斯脱拉波等记载的古吐火罗之名有关系，抑或与该语言资料所属时代的唐代吐火罗有关，这是留待将来解决的问题。

再有关于此地语言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其性质的问题。这种语言也属印欧语的一种，这一点是早就清楚的。但其语言结构与前面的粟特语和东伊兰语（即古代于阗语）不同，不是属于东方系，而类似西方系的欧洲语。单词方面也有同样的类似情况。这些现象如何解释，诸说纷云，尚无定说。不管如何说明，但这种语言是通行天山南路北道的语言这一点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使用它的龟兹地方的人种风貌也可从该地发现的绘画中看出。正如其语言属性所表明的，他们无疑不是突厥种族，而是属于亚利安种的一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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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如后面第四章关于佛教经典所说，回鹘语一佛典跋文中说从küsan语译为吐火罗语，又从吐火罗语译为突厥语。把此处的küs?n语名称解释为与加腻色迦王有关系的人们熟知的“贵霜”已成为欧洲学术界的定说。我在昭和5年（1930年）即指出其误，并论证了应解释为龟兹语（《吐鲁番出土回鹘文摩尼教徒祈愿文—桑原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1934年伯希和在法国亚洲学报上发表了Tokharien et kotchéen吐火罗语与库车语的长文，其中介绍了我的论点，井论断了这个长时间决定不了的第一种语言的乙种方言应称为龟兹语，即Kü??n语。列维（S.Lévi）发表在法国《亚洲学报》的“Le Tokharien B”（《论乙种吐火罗语》）从另一方面论证应称做库车语。

[2] 译者按：由于二次大战后法国考古队在阿富汗北部（古代吐火罗斯坦）发现了真正吐火罗语碑铭（属伊兰语），所谓甲种吐火罗语现应称做焉耆—高昌语为宜。

[3] 参见后面第五章。

（网文缺损四章至六章）

第七章 回鹘的西迁与西域文化

晚唐时期回鹘部族从漠北西迁据有中央亚细亚，改变了该地长期持续的人种分布图，同时，也是这些地方文化史上的一大转变前。

前面论述的西方文化之源与传到这里的东方汉文化之源交相融合，结果在这里的文化原野上开放了前所未见的变种之花。在论述这方面的情况之前，先略述地们在外蒙古时的文化。

一般说来，住在漠北的游牧民的文化比较低。进入记录时代以来，由于不断与中国有密切的关系，当然要受到后者发达文化的影响。这种状况不是到了记录时代突然出现的，而从遥远的时代起大约也是这样。但他们接触的不单是中国的文化，如近代考古学者发掘和研究所表明的，在属于该时代以前的人种、或虽属于这以后但没有记载的北方人种遗物中，也有不少属于西方系统的文化色彩。在他们属于汉代及其以后的文化中，被认为带有这两个系统的东西也应是继承了这种情况。据中国记录，虽知道有沿天山山脉地方通向阿尔泰的商路，但上溯不到唐以前。这一交通路线从史籍中所记各种事情来看，无疑在汉代就已开通，从而也应上溯到这以前。有组织的商队，循着骑马民族往来之通道，以开拓商路，是自然的事情。而古来据有漠北的民族常从事中亚之经略（与后世突厥和回鹘情况一样），这说明自方以来两者之间应存在着交通关系。另外，通过更北方的西伯利亚的往来道路，因无记录可考，只能有待于考古学的进一步研究。隋唐时粟特地方的人曾广泛出入于漠北的突厥族和黠戛斯部族中，活动于各个方面，这也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承继以前的清况。天宝初统一漠北的回鹘部中，象以前的突厥情况一样，许多粟特人进出很活跃。唐代史乘中屡屡和回鹘部一起提到的九姓胡就是这种人。回鹘助唐平定安史之乱后，唐与回鹘的关系更加密切，回鹘人往来于唐或留下居住的多了起来，同的唐人入回鹘地区的也很多，从而唐文化给予回鹘之影响也愈加显著。同时居住在唐的西方摩尼教僧侣以“安史之乱”为契机，随同回鹘进入其国，摩尼教也大大流行于回鹘人中间[1]。随之，粟特一般文化也配合这种新的形势，给予回鹘社会以影响。作为唐与粟特两种文化给予回鹘以影响的象征之一是为回鹘保义可汗之纪功碑。此可汗于9世纪初（即808—821年间）在位，该纪功碑残存在今外蒙古鄂尔浑河左岸哈喇巴勒哈逊之废墟，为1890年芬兰的海凯勒（Heikel）氏在该地旅行时发现，翌年传入学术界。之后，于1895年由俄国拉德洛夫重新提示给学术界。后经诸家研究，知道此碑用回鹘语、粟特语及汉语三种语言写成，其中以汉文部分[2]最清楚。此碑用三种文字书写甚堪注意。一面的回鹘语用突厥时代就巳在该地流行的所谓突厥文（或称叶尼塞文）书写，反面用汉字汉语及粟特字粟特语各写半面，余下写于碑之两侧。突厥字就是已为前代突厥人使用的文字（源于西方的阿拉美文字，通过中亚传人叶尼塞地方的突厥人，渐次及于东方）。当时所谓回鹘文字，即把粟特字稍加变化的文字，回鹘人尚未使用。这个碑用三种文字和语言写成，除表明他们本来的文化外，尚表明了在当时当地有势力的汉文化和粟特文化。在突厥时代的几个碑文中虽已见到粟特人对突厥政治的影响，但尚无用粟特语书写的碑文（耿按：近年发现了用粟特语文书写的属干突厥汗国时期的碑文）。突厥文之外的文字的使用只有汉文。回鹘时代使用粟特文等三体碑文之出现，说明粟特人的势力当时不仅在政治上，也在宗教上深入回鹘社会，对其文化发生了影响。这样本来同时在接受中原和西方两种文化的漠北地方，到了回鹘时代，促使两种文化的合成作用变得显著起来，遂有这样碑文的出现。这种碑就其性质和形式来说，不言而喻是属于中国文化的。其上所刻非文字之雕刻也是如此。这样后面将谈到的东西文化合成的现象早在漠北荒野里的碑石上就已表现出来了。

处于这种文化状态中的回鹘部族，到了晚唐时代迁往西方，进而从高昌向诸方发展其势力，取代原来之居民而占有该地。于是从来固执于西方系文化、对东方文化缺乏感受性的西域文化随同居民之改变，也表现出了摄取两种文化的新的合成状态。现就他们新信奉的佛教谈谈这种情况。

如前所述，回鹘人在外蒙古时已皈依摩尼教。西迁后仍维待这种尔仰。10世纪初，当咸海之南的地方呼拉珊领主迫害摩尼教徒时，他们决然提出抗议来保护其同教人[3]。其间他们渐渐受到佛教的感化，遂有不少人改宗佛教。这一点到宋初从文献记载上也可确定。回鹘人西迁后不久就似有这种改宗者。在当地出土的、普通称为回鹘语佛典中，可看到有唐末翻译的东西。在这些佛典中，有回鹘人西迁以前由住在那里的信仰佛教的突厥族（即令不多）——其中可能混居有回鹘人——译为突厥语的。但由于出土时混在一起，加之突厥与回鹘语言几乎一样，无法区别，文字又是用后来被称为回鹘字的字体书写的居多，所以都一概称之为回鹘佛典。但这是很不正确的称呼。实际上我们知道在回鹘佛典译出之前，已有在语言上和文字上毫无区别的突厥佛典。如上面后篇第四章论佛教经典谈到其题跋的突厥语佛典即属于这一类。另外，也有谈到译为回鹘语的题跋的[4]，以及虽无题跋，但有其它可认为是回鹘语证据的佛典。也有许多很难区别是突厥抑或是回鹘的东西。在这里所谓回鹘语佛典中有属于回鹘西迁以前的，也有属于西迁后不久由摩尼教皈依佛教的，这从新出土的资料中可以找到证明。

关于回鹘佛教出于什么系统的问题，现知其佛典中有象突厥佛典一样出自西方原典的，有译自藏文的，也有许多译自汉文的。中国撰写的伪经之类也有译为回鹘语广为流传刊布的[5]。特别应注意的是，有名的玄奘三藏的传记《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也出现了译本[6]。这表明这时已无人认得自古代起在该地流传的吐火罗语和于阗语佛典了。还说明回鹘佛典的特点及其佛教系统是广泛取自东西两方。

这种在回鹘人所通行的出自诸方系统的回鹘文化，并不只限于佛教。其它的例子有：多半是与摩尼教的传播一起传来的珍贵的《伊索寓言》[7]一节的翻译，从而知道这种文学也在回鹘人中流传过。再有，关于日常生活的占卜，也是使用东西两个系统的方法：一方面从基督教《圣经》中随便地选出一些文句，以此来占卜吉凶涡福；另外也输入了中国易卜的知识。这从两者都译成回鹘文的出土书籍可看出[8]。这方面还有许多其它的例子，这里不一一列举。

总之，在新转入、定居生活的所谓回鹘文化的处女地上播下的所有种子都得到了发育生长。在这些不同文化之间，随着时间之推移，自然产生了融合混成之势。这种融合混成就是回鹘文化的特征。在此以前的时代，西域人和汉人各保有自己的传统文化，从而未能表现出明显的融合。现回鹘人则不问文化的系统种类，广泛予以摄取，这些东西在其社会中渐次混合，于是形成了浑然一体的合成文化，这一点不是不可思议的。过去西域已经发生、但尚不明显的东西文明的混合和合成，由于那里的西域人和汉人各固守自己的文化而未能形成，但到了没有这种偏见、处于较低级文化状态中的口鹘人据有该地后，这就成了不可避免之势了。换言之，西域地方这种合成式文化的产生是伴同回鹘人占有该地而产生的必然现象，现举一二例子来说明这种合成情况。

回鹘人西迁后不久就从摩尼教改宗佛教，他们在这种改宗中把摩尼教的思想带入佛教中，从而使人可看到这种混和合成之迹。如回鹘佛教中用摩尼教诸神之名来称诸天和恶魔之名，如梵天（Brahma）称ǎzrua，帝释（Indra）称Khormuzta等。ǎzrua是伊兰神Zerwan之音转，Khormuzta是Ormuzd之音转。管恶魔的称做?amnu，也同样来自摩尼教。人们可能认为这只不过是名称之转用，但我们不能忽略至少在转用之当时，在摩尼教与佛教之间已有某种脉络相通了。换言之，这里可看到一种神佛同体思想的存在。之后，这些名称也同样用于蒙古佛教，这不外是回鹘佛教对蒙古的影响而已。

再有一例，可从当地回鹘摩尼教徒中使用的一种历书看到。这种历用粟特语写成，每日同时记有粟特、中国、突厥三种名称，即每日上先记粟特语的七曜日的名称，次记相应的中国的天干即甲乙丙丁等音，其次配以鼠、牛、虎、兔等突厥人记日用的十二兽名，再在其上译中国的五行名称即木、火、士、金、水为粟特语，隔二日用红字记之。这种历虽为当地使用粟特语的摩尼教徒所用，但可看出这里三种文明合成的情况，也很好地代表了当地当时文化的性质。

同样的倾向也可在他们留下的美术品中清楚地看出。上面谈到唐代因有许多汉人出入西域，逐渐产生了融合了唐与西域两种画风的艺术。这种情况到了回鹘时代表现的更加明显。在有回鹘语题词和回鹘文的壁画、藻井画、乃至无疑是画在纸、布上的当时绘画中，可清楚看到许多这种合成之迹。学者们中针对这一特征用回鹘式这一名称来称这一新时期的画。

以上简略说明了回鹘文化合成之特征。作为合成的要素，是东方即中国文明为主抑或属于西方系统的为主，这要由其种类、时代和场所来决定，不能一概而论。有人认为回鹘文化主要是属于西方文化[9]，这是极其肤浅的意见，不足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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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后面谈到的回鹘保义可汗纪功碑的汉文记事，安史之乱时入援唐朝的牟羽可许曾携二教徒即摩尼教之僧侣自唐返回回鹘，遂使该教流传于回鹘中。

[2] 此碑之汉文部分很重要，有Vasilieve，Schlegel，Devéria诸氏之诠释，但错误很多。其中关于摩尼教的记事经沙畹、伯希和两氏之研究，已作了正确解释（见二氏前引书，第177—199页）。

[3] Reineud，Grogrephie d’Aboulfeda（《阿布勒费达地理书》），Tom，I．Introdwetion，P.CCCLXI。

[4] Radloff，Kuan-?i-im Pusar（《观世音菩萨》），P.27， P.47。勒柯克：《高昌发现的摩尼教书残卷》，载《汤姆森纪念论文集》。

[5] 例如所谓《天地八阳神咒经》伪经的翻译（拙稿《回鹘文天地八阳神咒经》，《东洋学报》，第五卷，第一、二号）曾十分流行。这从各国探险队从各地发现蒐集的东西中可看出。

[6] Gabain：《玄奘传回鹘文译本》，载《德国科学院纪要》，1935年，VII；1938年，XXIX。

[7] Le Cog：Türkische Manichaica aus chotschol（《高昌出土突厥语摩尼教文献》），III，第33页。

[8] （《西域文明史慨沦》），第168—170页。

[9] Le Cog，《新疆文化的宝藏》，第5页。

第八章 突厥族与伊斯兰教

9世纪末到10世纪，粟特和花刺子模在萨曼尼朝统治时代，首都布哈拉的繁荣在领主伊斯玛伊勒（Ismail）治下达到了极点，成为东方伊斯兰文明的中心。上面（后编第四章）谈到以楚河畔的巴拉萨衮为根据地的突厥族酋长萨土克·布格拉汗于10世纪下半期率20万帐皈依伊斯兰教（该事件即发生在萨曼尼朝统治时）。这表明伴随其势力的发展伊斯兰教在东方进出的情况。依唐初玄奘三藏目睹的情况，原来此地的突厥族大概主要信仰拜火教。这时由于受到来自当时粟特地方的影响，才有这种大批改宗的事。

10世纪末顷起，萨曼尼朝衰微，在内部纷争的情况下，领土内的突厥族逐渐得势，自称君主。到了该世纪的最后年代，布格拉汗的后嗣伊列克（Ilik）汗遂进入布哈拉取代萨曼尼朝。这个王朝的势力达到天山南路的西部大概从这时开始。据伊斯兰教史家的记载[1]，1043年有巴拉萨衷和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即汉代的疏勒）附近突厥族一万帐皈依伊斯兰教。这应是领有粟特地区的布格拉汗朝即黑汗王朝发展其势力于天山南路西部的结果。到该世纪末，喀什噶尔向的叶尔羌（汉代以后称莎车）也传入了伊斯兰教。这从当地新出土的文书可以得到证明。该文书[2]为伯希和所获，内为写有1096年日期的关于当地突厥人买卖土地的内容，当事人要在伊斯兰教徒官员面前宣誓。用语为阿拉伯语，书式为伊斯兰教徒中间流行的普通形式，署名混用阿拉伯字和回鹘宇。这说明对不会写阿拉用文字的人允许使用回鹘字．伊斯兰教传播以前流行于天山南路突厥人中的这种文书的用语为突厥语，书式全模仿唐时的形式。由于伊斯兰教的传播，才有上述这种变化。

伊斯兰教在突厥人中的传播，象其它宗教例如摩尼教传播的情况一样，不单对他们的信仰，也对其一般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如前所述，伊斯兰教徒都要直接学习阿拉伯文圣典，随着伊斯兰教信仰的盛行，阿拉伯文字和语言也在教徒中得到迅速的传播。从而在阅读圣典以外的用同样语言写的书籍并获得各种知识的同时，也为用突厥语阿拉伯宇母撰写著作开辟了道路。著名的《福乐智慧》（Qudatγu Bilig）的发现就是这个势头的开端，为当地突厥文学兴盛揭开了序幕。此书为巴拉萨衮人尤素甫Yusuf于1069年在喀什噶尔写成，是献给哈拉布格拉汗的。依现存维也纳写本，全书由73章组成，用当时该地流行的突厥语韵文以阿拉伯字写成。尚有用回鹘字书写的抄本。这是为不懂阿拉伯字的人专用回鹘抄写的。其内容为从伊斯兰道德立场，说教处世之道，把正义、幸福、智慧、知足四者人格化，用这四个人的问答形式来布上正确之道。著者说此书主要是为王者写的，但也适用于民众。著者又说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写成的这等著作很多，但用突厥语写成的这是第一次，突厥人对此书能用突厥语写成，会感到惊叹。在当时当地伊斯兰教徒间所谓书籍，一般只知为波斯语、阿拉伯语的，现在看到有用阿拉怕文字拼写自己语言的大部头著作当然要感到惊异和得意了。应当承认，在当地突厥族的文化发达上，信奉伊斯兰教当起了很大作用。

在这突厥族伊斯兰教徒文运进步的开始阶段，尚有与《福乐智慧》几同时编写的用阿拉伯语解释的《突厥语大词典》[3]，但文化一般水平的提高不是很容易的，突厥文学引人注目的发展尚有待三百年以后。两河地方由于突厥族的侵占，粟特人遭到毁灭的命运。古粟特文明到了11世纪中期也和其语言一起差不多已消亡，代之而起的为在当地得到发展的同属伊斯兰语的波斯语。由于宗教上的关系，阿拉伯语当然占有优势。但阿拉伯语属于闪（米特）语系，与伊兰民族的语言不同。当伊斯兰教徒征服波斯后，东方伊兰民族在各种事情上总是与巴格达教主的政教合一政权发生捭阖，他们在语言和一般文化上仍顽强地执着于固有的传统。在从来通行于中亚到东亚的粟特语灭亡后，代之而起的波斯语直到突厥文字兴盛时为止，一直保持着这种状况。蒙古时代波斯语成了中亚及其以东的国际语。

蒙古领有中央亚细亚是西域史上的大事件。从文化方面来看，无疑是阻碍了其前进的步伐，但也来产生什么大的变化。蒙古原为崛起于漠北的小部族，文化发达程度与附近的部族相同，到底尚未离开未开化的状态。随同其势力的发展，诸种制度也渐次具备。要之，在开始时不外是采用契丹、女真、回鹘等先进部族的东西，其中尤以受回鹘文化影响最多。蒙古袭用回鹘文字就是一个证明。认为蒙古族的活动有如恶魔之猖撅，所到之处破坏了所有文化的说法不见得妥当。蒙古人的一贯方针是，对进行抵抗的虽实行彻底的破破和杀戮，但对不抵抗的则让其保持原样。蒙古族自己没有高度文化，所以很注意吸收所有文明的优点。在占有中亚后，即使未对其文化的发展有过贡献，但也未故意阻止其发展。所以中亚文化在蒙古族占有该地后，仍缓慢地有所发展。事实上伊斯兰教并未受到蒙古政权的任何迫害，而是和其它宗教一样享有信教和宣传的自由，其教徒也得到蒙古之任用，未受任何限制。成吉思汗西征时在花刺子模首都得到提拔、以后服务于几代蒙古可汗的、在理财上建立功劳的牙刺瓦赤、马思忽惕父子两人，以及其它受到蒙古朝廷重用的伊斯兰教徒是很多的。在蒙古政权初期被任命掌管锡尔河、阿姆河之间地方民政的有名的Jumilat-ulmulk，不言而喻也是伊斯兰教徒。他当时在那里建有许多伊斯兰教寺院和学校，蒙古人对此种事业未加任何压迫，从而此时伊斯兰教得到了更大的发展。不仅几乎扩及到全部突厥人中，在新来中亚的蒙古族中也有改宗者，并给其广泛进出东亚创造了条件。

如前所述，蒙古经略中亚以后，当地主要为察合台汗国所领外但早已定居于东西突厥斯坦的突厥人并没有象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在人种、文化上马上蒙古化。这是因为两者的生活方式不同。蒙古人虽领有这些地方，但并未与突厥人一起过城郭生活，而是在城邑附近过着传统的帐幕生活，并以轻蔑的目光对城邑之民进行监视。习惯于放浪形迹于大自然中的蒙古人不习惯城市生活。察合台汗本人住在伊犁河上游，今伊宁（Qulja）附近的水草地带，而不是住在重要城市萨马尔罕和布哈拉内。察合台汗及其部下最喜欢的仍是过帐幕生活或与其近似的生活。元世祖忽必烈定都于大都（今之北京）过宫殿荣华生活，以致招到其北方宗族说是忘掉蒙古习俗的非难，世祖特在大都设帐幕供宴饮安居。总之，开始时蒙古人与突厥族中的定居部族过着相互隔离的生活，从而突厥族在原来文化、人种上未受到大的影响。但这种情况并不只是开始时的暂时现象。大多数蒙古人在其势盛时似保持同样的状况。与帐幕生活有关的如斡耳朵（Ordu）、阿乌尔（Aul）等词语在论及其后的中亚蒙古族历史时仍不断出现。但因非集团的比较少的人，首先是蒙古族中属于上层阶级的逐渐转入城郭生活，以及因需要转入城郭生活的渐渐增加，随之在人种文化上也产生了影响。但这种影响比起蒙古族影响突厥族来，不如说突厥族对蒙古族的影响更大。就是说，这些蒙古族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先是受到突厥文化的影响，不久又学会突厥语，信奉伊斯兰教，或娶突厥女子为妻，生下混血儿。随着这种人的增多，最后只剩下族姓的空名了。但这种情况需要相当的岁月，不是马上可以出现的。

总之，伊斯兰教先在据有中亚西部、中部的突厥人中传播，逐渐波及于其中的大部分，并对这些民族的文化发展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比起过去佛教和摩尼教对一部分西突厥和回鹘部族文化影响来，伊斯兰教在这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看不到这一点，就理解不了以后突厥族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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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巴尔托里德：《中亚基督教史》，第50页引用伊本·阿勒阿提尔。lbn al-Athir）的纪事。

[2] Huart，Document de Aisie Centrale（《中亚出土的文书》），JA，1914。

[3] 1073年，Mahmud ibn al-Husain al-Kashgari 编撰的原名叫Diwāan Lugat at-Turk 的辞书。1928年Brockelmann用拉丁字母顺序重新编排并译为德文在布达佩斯出版，题作Mitteltür kischer Wortsehatz。

第九章 帖木儿王朝与突厥文化

察合台死后120多年的中央亚细亚，概括起来为权力争夺的时期。其间有属于其后裔的30多人在互相弑逆废黜中登上王位。1321年左右，包括东西两突厥斯坦在内的察合台汗国领土及1310年顷灭亡的窝阔台汗领土的大部分都统属于一个君主的治下。其后分裂为西部即伊斯兰教史家所说的河中地（Mavara-un-nahr，也即Transoxiana）和东部蒙兀尔斯坦（Moghulistan，或称“察台”Jata）两部分，各立有君主。河中地以外的察合台朝的领土为包括天山南北在内的、称为蒙兀尔斯坦或察台的地方。在这种频仍的王位争夺亦即不断的内乱中，占居民大部分的突厥人常被驱使参加各种斗争，而他们辛苦建筑起来的繁荣城市，则为战乱所掠夺破坏。尤其是分裂后的西部即河中地的情况很惨，在约50年间有15人相继立为君主。在这些君主中有的已皈依伊斯兰教，例如分裂前1308年顷即位、并以布教为己任的塔立克（Talik）汗，以及因轻视蒙古族视为神圣的成吉思汗遗法和重视圣典《可兰经》而遭非难的塔尔马西林（Tarmashirin，约1321—1334年顷在位）等。但这种个别统治者的改宗对改变上述情况并未能有什么贡献。蒙古占据中亚后的这种形势延缓了突厥文化的发展。

分裂后50年间持续在河中地的混乱局面，由于有名的帖木尔崛起而会终。不仅如此，其势力远远超过察合台朝一统的时期，出现了中亚史上未曾有过的辉煌时代。过去百余年间未得发芽之文化，同春天之草木一样，很快地开出灿烂的突厥之花来。初次植根于阿尔泰山谷中之花，能够初次开放，实有赖于“跛子”帖木儿。

帖木儿系统出自蒙古的巴尔拉斯（Berlas）氏族，起自何时却不得而知。但至迟在其父时已领有萨马尔罕南的竭石（Kesh）地方。帖木儿生于此城，育成于这个早已脱掉蒙古外壳的突厥文化之中。象英雄通常所有的那样，帖木儿的道路也决不是平坦的。但他战胜了这些困难，于1370年领有了河中地带。由于萨马尔罕不久以前是察合台朝的名城，帖木儿也奠都于此。并且以后整个一生都努力于这个他所喜爱的城市的经营．成长于战乱中的帖木儿在读写方面，除突厥语、蒙古语外，尚通波斯语，好读战史传记之类的书，也喜欢听医学家、天文家、法律家的谈论[1]。其信仰当然是伊斯兰教，以圣僧之祈祷来开启胜利，这是他最热烈的愿望。具有这种教养和信仰之人，靠着其天赋的武勇和机智完成了统一大业，随之而来的当然是文运的开发．他让内外技术工艺家在萨马尔罕修建了王宫、寺院，设立了学校，修筑了运河，使曾目睛过此城破坏情况的人为之惊叹不已。诸种文化设施的实行、宗教上新的僧团的产生、学突厥文学的兴盛，都开始于这一时期。

前面虽谈过11世纪下半期尤素甫的《福乐智慧》曾揭开了突厥文学的序幕，但之后沉寂了300年之久，现在由帖木儿再次揭开了。所谓《帖木儿自传》（Tuzak-i Timuri）和其法制或认为是写给其子孙的传记 Tuzukat-i Timuri等，都是用所谓察合台突厥语即察合台朝领地内的突厥语写成的。1424年夏拉夫丁（Scherefuddin）受帖木儿孙子依不拉音苏丹（Ibrahim Sultan）之命用波斯语所写的帖木儿传《胜利书》（Zafarnama），就是以前记《帖木儿自传》为蓝本写成的。这样，在帖木儿时代，从来作为书面语使用的阿拉伯语、波斯语外，又出现了用突厥语写的作品。这一点作为民族精神的发扬引人注目。帖木儿本人虽为蒙古族系出身，但如前所述，他和其属下都早已突厥化，是成长在突厥文化中的人，认为突厥文化就是自己的文化。我们知道，帖木儿很羡慕他祖先成吉思汗的伟业，并以恢复其大业为己任．这一点不是偶然的。在完成伟大经略后，他毅然废除长期以波斯语著述的习惯（虽然他也通此语），发扬自己固有的文化，提倡突厥文学。这都是民族自觉和文化意识的发扬，值得重视。由于帖木儿所持的态度和方针，该王朝时代遂成为察合台文学的鼎盛时期。如据有赫拉特、在平定帖木儿死后爆发的内乱后统治全域的其爱子沙合鲁（Shah-Rukh），除波斯语外，擅长突厥诗，他写给其爱妃的抒情诗，现在尚残存在赫拉特人的故事中。再有其孙阿赫买德·米尔札（Ahmed Mirza）和伊斯坎德尔（Iskamdar）留有现仍为人赞赏的诗集。再有如沙合鲁之子巴依松古尔（Baisanghur），除是书法家、画家、音乐家外，也以诗人知名。在这方面特别有名的是巴布尔（Babur），他的自传《巴布尔回忆录》（Baburnama）实为察合台文学的范例。这里举出的不过是帖木儿家族中有名的作家。此外，在其周围尚有许多学者、名人以及他们所写的许多著作。总之，察合台突厥文学在帖木儿时兴起，并大体继续发展于整个帖木儿王朝时期。

在帖水儿王朝时期，不独发展了突厥文学，实际上从萨马尔罕、布哈拉开始，当时各地伊斯兰教徒学者、文学家人才辈出，他们主要是以阿拉伯语撰述作品，开创了以后伊斯兰文学昌盛的时代。这些都应视为该突厥王朝对文化史上的贡献。另外，对突厥文学的重新兴盛，民族意识的发扬，这个王朝更具有极大的意义。

促使文学兴盛的这一王朝也致力于美术工艺方面的创作。首都萨马尔罕及布哈拉、赫拉特等许多城市都以其绚丽的装饰使当时内外人士为之倾倒。其残迹保存到现在的也不少。所谓“成吉思汗破坏，帖木儿建设”，应视为适当的评语。

还应提到沙合鲁之长子兀鲁伯（Uluγbeg）的功绩。使萨马尔罕作为中亚明灯的功绩应归功于他的活动。兀鲁伯曾代表其父沙合鲁治理该地40年。萨马尔罕新建了许多宫殿、寺院、会堂、学校，其壮观与华丽曾使巴布尔为之惊叹不已。在他统治下，突厥、阿拉伯、波斯文学十分繁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天文学上的功绩。他自己是一个优秀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喜欢从事天体观察。1428年始他在Kohik山上建设了著名的天文台，引起各方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结果在1437年完成了有名的兀鲁伯天文表。这是伊斯兰教徒编纂的这类著作中最精确的[2]，总之，兀鲁伯一代是整个帖木儿王朝文运的极盛时代。当时河中地的人民以萨马尔罕为中心，创造了光辉的文明。

这里再谈谈此时期的交通贸易情况。继粟特人之后居住在萨马尔罕一带的萨尔特人（Sart）（见十一章）长于经商，在各种恶劣条件下，他们仍从事于东西诸方的贸易。随着帖木儿势力的扩大，交通、治安条件之改善，他们的贸易也愈加发展。对东方代蒙古王朝而起的明朝，帖木儿早在洪武20年（1387年）就以通好的形式派去官家的贡使商队，到洪武28年几乎每年不断。此外，私人商队也不少。如洪武21年明大将兰玉东征捕鱼儿海（Buyur nor）时，捕获有经商来到那里的萨马尔罕商人数百人，后送回本国[3]，就是一例。对帖木儿派遣贡使，明朝也曾派出官方的报聘使臣。就是在官方的贡使、报聘使臣未有往来的时代，中国商人与萨尔特人之东来相对应，曾私自到萨马尔罕从事贸易。例如在与西域交涉比较少的宋代，萨马尔罕城的东门被称做“中国（Sina）门”，每年春季中国商人满载物品，络绎不绝地从此门进人。这一点在上述的1069年写成的《福乐智慧》中有明确记载，这种情况到了帖木儿时代有了进一步发展。但1396年（洪武29年）以后到1405年（永乐3年）帖木儿死时止，帖木儿停止了向明朝派遣贡使。这是因为此间帖木儿正从事于西方的征伐，并计划远征明朝，所以中断了从来的友好关系。帖木儿死后第二年即永乐5年（1407年），在萨马尔罕自主的其孙哈里勒（Khalil），送还了被其祖父扣留的明朝使臣，再打开中断了10多年的向明入贡的关系。以后在整个兀鲁伯时代，萨马尔罕与明之间的这种关系不仅保持下去，而且在其父沙合鲁所领的赫拉特以及其它帖木儿朝诸王统治下的重要地方，也同样保持了这种关系。朗以外，尚有其他国家的使节和商品集于当时的萨马尔罕，这从1404年西班牙Kastir王亨利三世派到那里的使节克拉维约（Clavijo）留下的旅行记可知。旅行记中一节记有“每年从中国（Cathay）、印度、鞑靼（Tatal）各地运来此城的商品极多。由于没有整理出卖的场所，王（帖木儿）下令修筑备有商店的街道，这些街道从城市的一端通到另一端，街道甚宽，上遮以圆盖屋顶，为了让光线进入，隔一段距离置有窗户”[4]。克拉维约在萨马尔罕曾碰到驮有800头骆驼的商品（这些商品中主要有绢、缎（sctln）、麝香、rubi、钻石（davamondo）、珍珠、大黄等）的明使，他们在当年六月到达萨马尔汗[5]。另外服务于帖木儿军中的巴伐利亚的约翰·施尔特别尔格（John Schirtberger）[6]在其纪行中也谈到他同样碰到过这个使节队，说他们有400匹马。所传虽不一致，但从中可知一个商队一次输入的商品是不少的。在帖木儿王朝时期，萨马尔罕由于王朝的势力和萨尔特人传统的商业贸易，成为各方商品的集合地，显示了从未有过的繁盛。

然而这种情况随同1448年沙合鲁之死而为之一变，中央亚细亚又回到内争与外患中。之后帖木儿后裔尚君临此地达半世纪之久。其间也曾有时恢复过旧状，但随着王朝的没落和不统一，文化也遭到了蹂躏。通而观之，帖木儿王朝的出现，使中央亚细亚最主要的地方免受游牧人的破坏，完成了它建设有秩序的社会、发扬突厥文化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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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krine and Ross，The Heart of Asia（《亚洲的心脏》），1899，P.172，Note.I。

[2] C.Markham、Embassy to tbe Court of Timour（《出使帖木儿宫廷记》），P.L III，note.3。

[3] 《明史·西域传·别失八里》条。

[4] C,Markham，同上书，第165页。

[5] 同上书，第173页。

[6] 玉耳和考节：《契丹行程录》（新版），I.174，注2。

第十章 其后之概观

在前篇的最后，我们曾简略叙述了公元1500年顷居于咸海北的乌兹别克人南下进入萨马尔罕，开创了所谓昔班尼王朝的情况。这时兀鲁伯时代的萨马尔罕遭到了破坏的厄运，变成一片废墟。这从目睹此事的《巴布尔自传》中可看到。侵入的乌兹别克族不久虽在花刺子模和希瓦建立单独的汗国，但其势力远比不上前朝。诸方草原游牧民不在其治下，并不断袭击定居民众。其后之中央亚细亚成为割据诸方的未开化的回教徒小君主争夺势力的舞台，从而该地区所有地方都呈现出停滞不前状态，失掉了呼吸异族先进文明气息的机会。加之，这个时期世界情况的变化也加剧了中亚的孤立隔绝状态。

当昔班尼汗家进出两河地方时，恰值欧洲发现东方航路、以葡萄牙为先锋通过海路往来东方之时。从此以后，中央亚细亚就失去了它在东西交通史上过去所具有的意义。如果此地能象蒙古时代那样，整顿交通和其设施以减轻行旅困难，那么东方航路的发现或许会推迟，或者东方航路即使被发现，中亚在东西交通史上的作用也不至于马上丧失。但不幸的恰在这时，中亚丧失了统一，陷于混乱不安的状态中，所以无人甘愿冒危险和困难选取中亚这条道路了。

凡某一民族的文化发展与衰退，在多数场合下要视其与其它民族有无接触，这已成为一般的原则。当帖木儿王朝维持统一势力时，和文化发达的四邻诸国民族的接触就密切，当陷入隔绝状态时中亚文化就渐次衰落下去。而这时期曾陷入隔绝状态的欧洲文化却得到了显著发展。继文艺复兴后，欧洲在17、18世纪时，科学和文化有了长足的进展。之后由于18、19世纪时发生了产业革命和科学的进步，欧洲文化面貌遂之一新。而直接、间接与欧洲失去接触的中央亚细亚关于这些几无所知，依然处于旧日的状态中，而远离了近代文明圈。

在此期间，地接俄国和中国的中亚民族，虽与这些国家有某种程度的交往，但到底未能受到大的文化影响。而这些国家也因各种事务未能进而伸其势力于此。所以中世纪以后明代记录中关于中亚事情不过只留下一些暧味不明的记载，而当时俄国的有关材料则更贫乏。例如咸海作为与里海不同的湖水首次出现在十七世纪末莱梅佐夫（Remezov）的地图上。在东方，清朝由于对准噶尔之战争渐次扩展其势力于此．西方俄罗斯在经营西伯利亚之后向南发展，直到19世纪，特别是其后半期臣属霍占德（Khojand）、布哈尔、希瓦等汗国时为止，中亚地区一般就处于如上的隔绝形势中。在此；之间其内部更益发浸透伊斯兰教的信仰，不论城市或草原地带都一律涂上了伊斯兰教色彩，在政治、社会和文化上都被置于在当地具有势力的伊斯兰教宗教人士的控制之下。俄罗斯与上述三汗国之攻掠争夺，清朝与东部中亚之纷扰，都是出于这些伊斯兰教穆斯林之意图。在这种停滞、犹如黑暗时代之后，迎来新时代的曙光时，中央亚细亚已落在时代后面太远了。最后，当其东部归居清朝，西部归属俄罗斯后，才开始接触了近代文化。关于这期间的文化及其政治史，将留待另一机会加以考察。

谢选骏指出：人说“西域文化史”，我看“日本人西域文化史的偏见”——日本人对于西域，只能远观，缺乏近邻，终究隔靴搔痒，沦为纸上谈兵。曾有倭人对我惊叹：去过新疆西藏，那是真像外国的！相比之下中国日本，倒像一个国家内部了！

【后记、中囶60年属于典型的历史荒原】

《国史60年》（2010-05-06 时寒冰博客）报道：

祖武帝开国元年 49

二月，王师入京，吏民欣喜。北土悉平。帝遣六军征南朝，号百万。

四月，六军涉江，灭南朝。迁九鼎于京。江南诸道初定。

十月，帝登基于天安门。入太庙，誓，立政，改元"开国"。周文正王相。封六辅政亲王。王曰："华夏诸民今日立也！"

十一月，大将军刘明昭，西路招抚使邓希贤统王师六十万入蜀，前朝残兵败将九十万望风披靡，蜀、滇、黔传徼而定。邓平公封西南节度使，坐镇西南以图吐蕃。

十二月，南朝思帝蒋氏遁，入海，据澎湖夷洲以抗圣化。

是年，西戎美利坚使归国述职；帝下《别了，司徒雷登》等三诏赐之。史称"三诏去西戎"。 

高祖武帝开国二年 50

二月，北狄苏联遣使来朝，盟，世世代代约为兄弟之邦。

三月，大将军陈赓侯入越，指挥北越兵大破西戎法兰西。

五月，定南大将军林平定琼州，前朝残兵望海而逃。前朝思帝令弃守舟山定海。

六月，高丽内乱。帝诏命停战，不听。同月，西戎美利坚犯澎湖夷洲，助前朝以抗王师。

七月，西戎美利坚纠合西戎十数番国侵朝鲜，号 "联合国军"。

八月，高丽北朝困南朝于海滨孤城。

九月，美番麦帅督师登陆于仁川，高丽北朝溃。

十月，王师破吐蕃军于康西，偏师深入吐蕃。同月，美番之师次于鸭绿江。帝封平西大将军彭桓公为东征抚远大将军，太子岸英为行军教授，统精锐二十万入高丽，战于长津、临津，历时三月，美番败绩，精锐铁骑覆灭，遗尸数万，山林溪涧边，虏血几洒遍。彭桓公大悦，通令加先锋军为"万岁军"。惜太子阵亡。

是年，征西上将军王震统兵入西域，设西域都护府，立生产建设兵团。西域归王化。

同岁，前朝余孽二百六十余万作乱。帝怒，下诏平乱。 

高祖武帝开国三年 51

十一月，行"三反"。

是年，王师美番战于朝鲜。美番惧，求和；庶几再作乱。吐蕃归王化。

自是，海内几一统。 

高祖武帝开国四年 52

一月，行"五反"。

八月，帝下"削藩令"，令东北节度使高岗王（开国辅政六亲王之一），华东节度使饶石公，西南节度使邓平公，中南节度使邓恢公，西北节度使习勋公进京。时人谓之："五马进京，一马当先。"

是年，王师美番再战于朝鲜。王师据上甘岭，敌纠兵数万以攻，终败。 

高祖武帝开国五年 53

一月，行"新三反"，"一五计划"开始。

三月，苏狄沙皇斯大林殁。（注：狄王殁不曰崩。）

五月，与俄狄再立盟约。

六月，始料民，口六亿又一百九十又三万八千又三十又五。为前所未有之盛世。

七月，彭桓公迫美番乞和于高丽。高丽中分，北为朝鲜，南为韩国。 

高祖武帝开国六年 54

帝使周文正王使日内瓦，越南中分。

五月，故东北节度使高岗王自杀于北京，天下震惊。谥"幽"，"动祭乱常曰幽"。

八月，江淮大水，平地汹涌不见寸土。

九月，行布票。天下币制革新由是而始。

十二月，御史劾故东北王高，华东王饶怀不臣之心阴谋乱上。帝谕有司查办。

是年，立宪。 

高祖武帝开国七年 55

五月，帝使周文正王盟诸王于万隆。

七月，行"肃反"。帝下《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诏。北越来朝，赐贝八亿朋。

十月，帝下《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阶级斗争》诏。

是年，帝大封开国诸将，计元帅十，大将十，上将若干。满朝文武，人才济济。 

高祖武帝开国八年 56

五月，帝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右党扰乱朝纲自是起。

七月，帝曰："美帝国主义是个纸老虎。"

是年，大会群臣于京，天齐亲王刘、首相周亲王、太子太师元帅朱万岁王、右相陈国公、元帅林国公、邓平公皆封亲王、御前重臣，邓平王加太子太傅。

同岁，埃及来宾，匈奴来盟。八方万国，皆慕我中华圣化。 

高祖武帝开国九年 高祖反右元年 57

五月，帝逐右党。改元：反右。

十月，帝曰："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十一月，帝西巡苏狄，曰："东风压倒西风。" 

高祖武帝反右二年 58

二月，诰告天下，命灭"四害"。"四害"者，蚊、蝇、鼠、雀也。

六月，左丞相薄作《两年超过英国》上疏，帝大悦，嘉之。

七月，苏狄沙皇赫鲁晓夫来朝。

八月，美番阴谋夷洲裂土分疆；高祖谕令万炮轰金门；前朝思帝闻讯大悦。

九月，桂人来告田可亩产十三万余斤者。

十月，高祖下诏《告台湾同胞书》，劝化夷洲臣民及前朝君臣降服。谕令福建提督单日炮击；若美番舟师来金门，乱炮轰之。

十一月，滇民有饥色。

是年"大跃进"，万民炼钢，"卫星"纷飞。东征大军自高丽还。 

高祖武帝反右三年 59

一月，帝下《"反瞒产私分"》诏，令天下百姓不得隐瞒粮食。

二月，诸侯朝王于郑。

三月，吐蕃叛，帝命征之。王师势如破竹，吐蕃达赖逃往天竺。吐蕃乃定。

七月，帝大会诸侯于庐山。彭桓公上《万言书》，以军人干政事。帝怒。

八月，革彭桓公太子太保之职，降为武英殿大学士；革军机大臣大将军黄诚侯、御史大夫张闻侯、湖南巡抚周，尽逐右党。野有"功高震主，鸟尽弓藏"之议。

十月，苏狄沙皇赫鲁晓夫来朝，不欢而散。

是年，民有饥色。 

高祖武帝反右四年 60

民大饥，赤地千里，野有饿殍，豫桂尤甚。赈饥民。

四月，帝命周文正王巡信阳。帝不食肉。

六月，帝至沪上。

七月，苏狄背盟。

十一月，诏令九军将士"两忆三查"。"两忆三查"者，"忆阶级苦、忆民族苦、查立场、查斗志、查工作"也。 

高祖武帝反右五年 61

大饥。赈饥民。帝以"天道不常"传位于刘哀宗。哀宗始摄政，未改元。

是年，高祖再会诸侯于庐山。 

哀宗反右六年 62

民饥。

四月，伊犁饥民乱；苏狄用间，使饥民逃国。

六月，彭桓公谏以《八万言书》；帝怒，不形于色。

七月，诸侯朝高祖于北戴河，高祖曰："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是年，天竺再犯吐蕃，炽愈甚。十月，王师伐天竺，大败之。天朝声威远播。 

哀宗反右七年 63

二月，在京。高祖曰："阶级斗争，一抓就灵"。

三月，高祖大诰天下曰："向雷锋同志学习"。

九月，锡兰来宾。

十二月，周文正王出巡亚非拉十四国。天下万国，竞相慕我中华上国之风采。

是年，天朝石油自给。 

哀宗反右八年 64

五月，《高祖语录》始颁行。

六月，行 "样板戏"。京津沪，民有奇装异服者。

十月，原子弹爆。

十二月，行"四清"。

是年，加开国元帅贺公为太子太尉，赐剑履上殿，传令九军习武，嘉"郭兴福教学法"。美番兴兵入南越。 

哀宗反右九年 65

一月，高祖颁《二十三条》。

七月，前朝代宗李宗仁自海外归降。高祖携帝慰之。

十月，高祖曰："不要怕造反。"

九月，结晶牛胰岛素成。

十一月，翰林姚作《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文革"初始。

十二月，革京兆尹彭、军机大臣大将军罗侯、御史中丞陆、中书令杨尚侯。

是年，王师密入北越。 

哀宗反右十年 高祖文革元年 66

改元：文革。

三月，邢台地震。

五月，"文革"始行。罢科举。

七月，高祖泅水于江，遂至于京师。

八月，百万红卫兵朝王于天安门。天下始大乱。

是年，太子太保元帅林庄王请高祖加尊号。同年，罢黜贺公；"三五计划"夭折。 

高祖武帝文革二年 67

一月，高祖废哀宗；哀宗请骸骨，帝不许。高祖重秉政，颁《公安六条》《六军支左》。

二月，"二月逆流"。

三月，黜左丞相薄。

五月，天下始行"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语录歌"、"语录操"。

八月，英夷使馆火。

是年，颁《高祖语录》八千六百余万。 

高祖武帝文革三年 68

黜哀宗刘、太傅邓平王、军机大臣杨成侯、空军监军余、九门提督傅。

是年，吐蕃，西域革委会成立。 

高祖武帝文革四年 69

林庄公赞曰："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要靠毛泽东思想！"

三月，王师败苏狄于黑水珍宝岛。

四月，九大，封林庄王为九千岁并肩亲王，加九锡，赐天子旌旗仪仗，出入免跪拜。

十一月，哀宗殁于开封禁所。其卒不赴告。

是年，贺公于圈禁中病殁于诊所。同岁，诏令红卫兵屯田九边。 

高祖武帝文革五年 70

四月，卫星上天，红旗未落地。

八月，高祖会诸侯于庐山。林庄亲王欲上帝尊号，高祖不悦。

十二月，高祖会夷人斯诺。周文正王主持修建葛洲坝。 

高祖武帝文革六年 71

八月，帝南巡。

九月，林庄亲王叛。欲弑帝；帝觉；林庄亲王乃北奔，死于漠北。谥"庄"，谥法曰："死于原野曰庄"。臣而作乱，贬爵号为伯，厥死不言薨。 

高祖武帝文革七年 72

一月，陈懿公薨，帝往悼之，曰："陈毅是位好同志。"加封王，谥"懿"，法曰："温柔贤善曰懿"。

美番，倭夷来盟。 

高祖武帝文革八年 73

一月，美番撤出南越。

三月，重起用邓平王为右丞相军机大臣，加太子太尉。

七月，皇侄松江督护远新封张铁生"白卷英雄"。

十二月，帝令九军八大都督对调。 

高祖武帝文革九年 74

二月。赞比亚国王来朝。帝提出三个世界之划分。

十一月，元帅彭桓公薨。谥"桓"，谥法曰："辟土服远曰桓。"。

是年，发秦始皇陵。 

高祖武帝文革十年 75

是年，前朝思帝殁于东海夷洲。谥法曰："追悔前过曰思"。王而失国，厥死不言崩。

四月，北越灭南越。

五月，暹逻易帜，美番败走中南半岛。 

高祖武帝文革十一年 76

帝病，道扬末命于公子华，曰："你办事，我放心。"，公子华嗣训。

一月，周文正王薨。谥法曰："慈惠爱民曰文"，"刚直不阿曰正"。国人悲之，执手泣别。

四月，国人益悲，集于天安门。同月，革邓平王。

七月，开国元帅、太子太师朱武万岁王薨。谥法曰："刚强直理曰武"。

是月，唐山地大震，死伤无数，丧丁二十八万余口，帝惊。

九月，帝崩。天崩地坼，万民震恸，如丧考妣。谥武。谥法曰："克定祸乱曰武"。公子华立，是为惠帝。惠帝命"两个凡是"，改元：凡是。

十月，江贵太妃、军政督师张、太子少傅少保王、翰林御史姚四凶作乱，叶定公与锦衣卫使汪执四凶。 

惠帝凡是元年 77

八月，"文革"罢，天下初定。重开科举取士。南斯拉夫王铁托来朝。

是年，邓平王复出。惠帝畏之。 

惠帝凡是二年 78

一月，越南背盟。

十一月，废弃两个凡是，改元改革；邓平王加摄政亲王。

十二月，摄政邓亲王游美番。

是年，拨乱反正。 

惠帝改革元年 79

二月，越南犯境，摄政邓亲王命六师伐之。

三月，镇南诸师班师。

四月，摄政邓亲王始行"一胎化计划生育"。 

惠帝改革二年80

五月，葬刘哀帝。谥法曰："恭仁短折曰哀"。摄政邓亲王悼曰："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永垂不朽。"

十一月，摄政邓亲王与诸大臣共废惠帝；胡德公亲政；邓王加为皇父王。

是年，诸将帅会于京西，大将军冠军侯粟坚辞陈请变革军制。 

皇父摄政改革三年 81

五月，开国女亲王宋薨。

是年，维新立王，率巡大卞，用变和天下。

同岁，大理寺判决四凶，搋夺尊号，囚于秦城。

同年秋，皇父摄政王邓会禁军都督狩猎于张北，军威大振。 

皇父摄政改革四年 德宗耀邦元年82

七月，料民，口十亿。

是年，胡德公立，是为德宗。同岁，再立宪法，四川巡抚、川藏监军赵封王拜相。 

德宗耀邦二年 83

是年，设六师行署于京师。 

德宗耀邦三年 84

王师肆伐越南。是年，美番单于里根来朝。 

德宗耀邦四年 85

是年，裁甲士四分一。 

德宗耀邦五年 86

叶定公薨。谥法曰："安民大虑曰定"。

十二月，众翰林、国子监生上书斥污吏。 

德宗耀邦六年 仁宗紫阳元年87

一月，众御史参德宗，以为德亲王。立郡王首相赵，是为仁宗。改元：紫阳。

是年，加皇父摄政王邓为太上皇。 

仁宗紫阳二年 88

是年，物价飞涨。王舟破越南于南海。新军衔制颁行。 

仁宗紫阳三年 整顿元年89

二月，美番来宾。

三月，吐蕃乱。

四月，德亲王耀邦薨，谥法曰："绥柔士民曰德"。京师大乱，暴民起于萧墙，波及天下。唯两江总督江治沪上，安民伐乱，一时东南平定，万民悦服。

五月，苏狄沙皇锅巴轿夫来朝。两江总督江入京。

六月乙酉，国人暴动，李丞相奉上皇旨平京师乱，废仁宗。壬辰，立两江总督江为帝，改元：整顿。

九月，太上始退而不朝。

是年，东欧剧变。 

孝帝整顿二年 90

九月，亚运会于京师，越南元帅武氏来朝。

是年，改革军衔，设立警衔。 

孝帝整顿三年 91

春，京师解严。

八月，苏狄内乱。

十二月，苏狄解体，沙皇锅巴轿夫逊位；叶利钦即俄狄沙皇位。 

孝帝整顿四年 市场元年92

二月，太上舜巡，百越南海诸民迎之，吏民欢欣，太上喜，下南巡旨，乃改元：市场。 

孝帝市场二年 93

是年，南疆扫雷。 

孝帝市场三年 94

是年，改革国营，工匠多有下岗者。同岁，料民约十三亿口。 

孝帝市场四年 95

革京兆尹陈，副郡守王，王自缢以谢罪，陈交部议处。天下万民喜而奔走。 

孝帝市场五年 96

帝观兵于台湾海峡。百万将士山呼万岁，足为一时之观。有西戎兵临东海窥之，帝镇定不为动，密遣水师出洋，戎乃去。 

孝帝市场六年 97

二月，太上崩，天下举哀七日，谥号宣帝。谥法曰： "圣善周闻曰宣"。

七月，逐英夷于九龙香港。 

孝帝市场七年 98

三月，以熔基为丞相。是年夏，洪甚，湖广，两江受其害，嘉鱼平地水深一丈。广州，金陵，济南各府均出兵数万解万民于倒悬。军民鱼水，堪为千古佳话。各地大开官仓赈灾。上诏免灾地三年钱粮。

是年，仓廪实，民生无碍。 

孝帝市场八年 99

元月，帝登京师世纪坛。

五月，美番炸我驻南使馆。帝斥之；美番惶恐，献布帛钱粮若干。太学生群起于宫门。帝诏曰：不为己甚。

十二月，逐葡夷于澳门。自是逐尽洋夷。唯前朝余孽尚据澎湖夷洲以抗圣化；另有夷洲乱臣贼子勾结倭夷，谋叛国自立。

是年，再裁甲士50万。 

孝帝市场九年 00

四月，有邪教FLG造乱于宫门。

七月，帝下诏除之。

是年，帝锐意吏治，诛广西巡抚、加大学士成克杰，江西布政使胡长清。厦门大贾赖昌星贿乱朝纲，闽浙官员，多有暗通者。值御史劾之，乃命有司稽查。赖惧，遁于西戎。党羽多被查办。吏治为之一振。 

孝帝市场十年 德治元年 01

正月，帝再登兰吞，下诏，以德为治国之本，乃改元：德治。是月，乱民自焚于宫门。

二月，京师西五十里地震，大风沙。

三月，江西乡校爆炸，士民震怖。未及，大盗龚某作乱于石家庄，人心惴惴。

四月，西番名美利坚者遣兵窥境，尽为我所擒。乃昭谕夷使，严词责备，番酋布殊大惧，顿首泣血而为书，谢罪殿前。上宽仁，念彼番兵家小亦有倚门之苦，皆予开释，令其团聚。八方万国，由是遍赞中华上邦之厚德。

五月，京师再地震。国子监亦不免。太学生惶惶。

七月，上派重臣赴沙俄展示实力，大获全胜迎奥运归，举国欢颜。 

孝帝三个代表元年 00

二月，帝巡幸高州，始行"三个代表"，乃改元 "三个代表"

四月，有邪教F1G造乱于宫门。

七月，帝下诏除之。 

孝帝三个代表二年孝帝德治元年 01

正月，帝下诏，以德为治国之本，乃改元：德治。是月，乱民自焚于宫门。

二月，京师西五十里地震，大风沙。

三月，江西乡校爆炸，士民震怖。未及，大盗龚某作乱于石家庄，人心惴惴。

四月，西夷名美利坚者遣兵窥境，尽为我所擒。乃昭谕夷使，严词责备，夷酋布殊大惧，顿首泣血而为书，谢罪殿前。上宽仁，念彼夷兵家小亦有倚门之苦，皆予开释，令其团聚。八方万国，由是遍赞中华上邦之厚德。

七月，上派重臣赴沙俄展示实力，大获全胜迎奥运归，举国欢颜。 

孝帝德治二年 恭帝科学发展元年 02

三月，港首朝帝述职，港人讥之。龙颜怒，斥曰："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世人乃悉上通诗书礼乐余得明阳之吼，文武之道，张弛并举，天下骚然。

十一月，百官入觐，孝帝阐位。初，上皇废仁宗，立两江总督江，是为孝帝，孝帝龙行虎步，太平天子真命，即位一十有三年矣。法曰："慈惠爱亲曰孝"；"德象天地曰帝"、"德合天者曰帝"。

丁亥，胡亲王登基，改元"科学发展"，封八辅政亲王，凡吴国公、温宝公、贾林公、曾红公、黄菊公、吴正公、李春公、罗干公，出入免跪拜。

十二月，帝遣使使于蒙特卡洛，夷具惶恐，世博事乃成。 

恭帝 科学发展 二年 03

一月，帝率上书房诸大臣巡幸西柏坡，下《牢记"两个务必"》诏，嘱万民承高祖之遗风。

年初，瘟疫盛行。至三月，京师人心惶惶。四月，帝令削顺天府尹孟、上皇御医张职。越数月，疫魔始降。

三月，拜温宝亲王为相，曾红亲王为镇国公，加封九锡。

十月，"神舟"五号升空，帝大悦，赏"航天英雄"杨戴双眼花翎。

本年，南朝余孽阿丨扁再行独祸，帝下旨斥之。 

恭帝 科学发展三年 04

五月，天道无常，川赣湘等道大旱。至七月，赣湘及两广大水。

九月，四中全会，上皇孝帝始退而不朝。

是年，"空壳奶粉"、"嘉禾"事出，上不悦。 

恭帝 科学发展四年 05

一月，帝诏告天下，永免农业税，万民抚额称善，赞胡温亲民简赋，史称"胡温新政"。

废帝仁宗殂。辅政亲王贾林公、内务府总管王刚等往八宝山悼之。先是，仁宗谋黜太上，谕乱民曰："我们都老了……"，太上与诸大臣共废之。上下旨行士大夫保先教育。

三月，香港都护董奉旨入京，任谏议大夫。

四月，南朝国党魁连战、亲党魁宋瑜、新党魁郁明来朝。

九月，帝盟诸王于纽约，曰："努力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四夷咸服。 

恭帝 科学发展五年 和谐元年 06

三月，帝作"八荣八耻"诏，万民争诵之。

六月，大旱，民生幸无碍。

七月，修铁道直通吐蕃，举国欢悦。

八月，《孝帝文选》颁行天下，万民课之。

十月，高丽国行核爆，美夷磨刀欲伐之，帝令三军移驻鸭绿，美夷惧之，乃去。

六中全会，帝下《构建和谐社会》诏，乃改元"和谐"。 

恭帝 和谐 二年 07

四月，上书房下诏，节能减排

同月，温相巡东夷、高丽，宣我国威。

十月，行十七大盛会，百官入朝。 

恭帝 和谐三年 08

三月，南国雨雪成灾。

三月，吐蕃作乱，帝除之，并下诏斥乱酋达赖。

五月，蜀地大震，死伤十万余。帝遣亲王宝相为钦差大臣，赐尚方宝剑，总督四川。后，灾情甚重，帝御驾亲临，总督川蜀。

八月，行奥运盛会，万国来朝，我朝金牌夺冠，唯蹴鞠一败涂地，国人不悦，上乃罢教头谢氏亚龙

九月，三鹿荼毒我华夏儿女，同月，股指大跌，创万国之冠。

十月，嫦娥奔月。 

恭帝 和谐四年 09

一月，天朝水师，远跨亚丁，始兴护航。

四月，万国来华，聚青岛而演水师。

五月，大祭国丧，三日不乐。

七月，日食现，同月，前朝新帝登基，号曰：英九。

十月，开国六十载，大庆，举国同欢！ 

亚克西元年 10

二月，元月，冬雷震震。万国灾难四起，民曰：2012 前兆也。

三月，江南五省大旱，云贵川三地尤重。帝遣亲王宝相，代天巡牧，赐尚方宝剑，提调云贵一切事物，总督云贵。

同月，山西疫苗事出。

同月，华西沙暴四起，兼有洪灾。

四月，玉树大震，帝、相率众亲临抚赈之。月末，行SB（世博）会，20酋长来朝，是夜，火树银花，皆呼：万岁万岁万万岁。

网民嚎叫：

2010-05-06 02:38

估计是要被河蟹了，看完之后，我产生一个深深的疑问，天朝60载，所历各种，有什么是错的有什么是对的，对于错其中之一，似乎很难找到，但我们还是到了今天，忽然间整个人迷糊了，时寒冰此时的眼神又是什么样的呢？

永远支持时老师！！！

发布者 条分缕析之黑白世界 (http://cleareyesonworld.blog.sohu.com/)

2010-05-06 03:43

真实，只是最近数起校园杀戮给漏了，该记的基本都写了，如何看待仁智自见，苍天有眼。 手势-棒 握手

2010-05-06 04:28

09年7.5是西域一个震惊世界的日子，可惜未能载入此篇"国史"！ 郁闷

2010-05-06 04:51

太经典了~~~~

2010-05-06 05:14

写的比司马光还要清楚了

2010-05-06 05:39

此文令人惊叹，先存后看！

2010-05-06 05:59

叹为观止！敬仰先生，无论是人格还是文风。花开……

谢选骏指出：人说“国史60年”——我看“中囶60年”属于典型的历史荒原！

【附录、废除死刑是为了增加人口】

网文《死刑存废问题》报道：

目前使用死刑的国家和地区

阿富汗 · 白俄罗斯 · 博茨瓦纳 · 中华人民共和国（罪名 · 死刑犯） · 埃及 · 印度 · 印度尼西亚 · 伊朗 · 伊拉克 · 日本（死刑犯） · 中华民国（死刑犯） · 朝鲜 · 泰国 · 马来西亚 · 巴基斯坦 · 印度 · 沙特阿拉伯 · 新加坡 · 索马里 · 叙利亚 · 塔吉克斯坦 ·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 美国 · 越南 · 也门

长期停用、废除死刑或限于特定条件下使用死刑的国家和地区

澳大利亚 · 巴西 · 保加利亚 · 加拿大 · 库克群岛 · 丹麦 · 厄瓜多尔 · 法国 · 德国 · 以色列 · 意大利 · 古巴 · 列支敦士登 · 墨西哥 · 蒙古 · 荷兰 · 新西兰 · 菲律宾 · 波兰 · 罗马尼亚 · 俄罗斯 · 圣马力诺 · 东加 · 土耳其 · 英国 · 委内瑞拉 · 韩国

行刑方法与酷刑

烹刑 · 活埋 · 炮决 · 死亡轮 · 车裂 · 族诛 · 火刑 · 十字架 · 踏刑 · 象刑 · 斩首 · 剖腹（介错） · 腰斩 · 五马分尸 · 英式车裂 · 电椅 · 枪毙 · 剥皮 · 毒气室 · 缢死 · 穿刺 · 注射 · 戴火项链 · 锯刑 · 凌迟 · 石刑 · 氮气窒息 · 兽刑 · 虫噬 · 骑木驴 · 铜牛 · 立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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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 · 刑罚学

死刑存废问题是关于死刑存与废的争议性讨论。死刑是国家基于法律所被赋予的权力，剥夺被判处死刑者的生命的刑罚制度，使被判处死刑者死亡。[1][2]由于当代对人权、文明发展和实效的重视，剥夺生命权的合理性受到少数人争议，因此死刑存废成为有争议的公共政策，而终止此种以国家权力剥夺生命的刑罚制度的主张，称为废除死刑，在中文语境中，又简称废死，例如台湾一个主张废除死刑的团体，就简称“废死联盟”。

主张废除死刑的人常常因为“死刑是残忍的刑罚制度”、“生命权不可回复”、“死刑冤狱造成的问题比其他刑罚的冤狱严重许多”以及“死刑对杀人缺乏更强吓阻效果，因此根据宪法比例原则，死刑可能超过最小侵害性”等出于人权的理由主张废除死刑，而死刑无助治安、缺乏更强吓阻效果的看法也确实有部分量化数据研究的支持；然而，在实际上也有许多支持死刑对杀人有更强吓阻效果的犯罪研究与统计数据，甚至可能多于认为死刑对杀人缺乏更强吓阻效果的研究，而且这类研究持续出现，一些主张废除死刑的人的量化数据研究也支持死刑吓阻效果的存在[3]，因此就现阶段而言，应该认为死刑吓阻效果不明确，也就是死刑可能无助治安，但不能否定死刑可能有助治安，也就是说虽然死刑可能确实无助治安，但也有可能死刑对杀人确实有更强的吓阻效果，也就是死刑可能能保护更多人不被杀害；而且虽然谋杀再犯率较低，但并不是零，实务上也有多个杀人犯刑满出狱或在假释、探监等时期甚至在监狱里头再次犯下杀人罪的例子[4]；此外，有理由认为受害者家属权益和死刑存废相关，而且研究也显示说对相当一部分的谋杀受害者家属而言，死刑确实有抚慰效果，推动废除死刑确实让一些谋杀受害者感到很受伤[5]；而尽管一些废除死刑的人认为废死和宽恕是两回事，但也有观点认为废死很难与宽恕区分，甚至认为不管怎说，废除死刑就是原谅罪大恶极的杀人犯，因此现阶段死刑存废依旧是个有争议性的话题，不应该认为废除对杀人罪的死刑一定是正确的政策。

死刑的存废政策各地不同，欧洲、美洲和大洋洲（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国家大多废除死刑，欧盟及其成员国根据《欧洲联盟基本权利宪章》第二条，明定禁止执行死刑[6]；亚洲国家大多维持死刑；在非洲，许多国家维持死刑，但长期不执行死刑；而在美国，联邦政府、28个州及美军保留死刑，另外22个州和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则废除死刑。[7]联合国大会多次通过无约束力决议，呼吁各国停止并最终废除死刑；“两公约”[注1]的内容虽然强烈建议废除死刑，但“两公约”本身在实质上并未要求必须废除死刑。[注2]

死刑争议的历史

罗马共和国最后100年，法律上虽然有死刑，但是实际上并未执行（但在镇压斯巴达克斯起义后，克拉苏将约六千名俘虏沿着阿庇亚大道钉在十字架上）。在1395年的英国，一个公共抗议陈述被罗拉德派的十二点结论（The Twelve Conclusions of the Lollards）所采纳，该论述的第十条结论提到说“没有神职人员能找到经文根据或合理的理由，在将一项罪恶处以死刑的同时，不将其他的罪恶也处以死刑”[8]。1516年出版的托马斯·莫尔《乌托邦》就曾争议死刑的益处，但无结论。1764年，意大利犯罪学家贝卡利亚的《犯罪与刑罚》就针对非正义、社会政策、死刑及酷刑进行分析。受此书影响，神圣罗马帝国的利奥波德二世，就曾在托斯卡纳大公国废除死刑，此是近代历史上第一个永久废除死刑的地区。1786年11月30日，利奥波德二世公布刑法典修正案，其中明确废除死刑并命令捣毁其领域内的所有死刑刑具。2000年，意大利托斯卡纳区区政府规定每年的11月30日为该事件的纪念日，该日也被世界上300个城市以“生命城之日”（Cities for Life Day）的名义纪念。

法国大革命以后，在不能无视人权的社会风潮中，开始了有关死刑的妥当性的议论。某些人提出“犯罪者也有人权，死刑本身是残虐的刑罚，死刑无异是国家杀人”或“若死刑无助治安，那么根据比例原则，就不该对保留杀人犯处死刑的可能”等作为应该废除死刑的论据。某些人也提出死刑对压抑犯罪的效果、受害者的心情、死刑对正义的意义与重要性等作为不应废除死刑的论据。

在近现代，由于要运作民主主义这种新的社会形态，各种重要的要素的探索、建构开始进行，死刑的问题也基于这些要素（总称为人权）被加以说明。如果司法上的限制过弱的话，社会会变得混乱；过强的话，个人的各种权力也会受到压迫，结果，社会整体会陷入危险。因此，即使现在，司法限制和个人权利之最适当的权衡仍继续进行，像比例原则就是法律上一种出于人权保障目的而订出的一个司法原则。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个人权利被社会的限制所凌驾也被指责成战争的原因之一。大众较偏向在个人权利上作出权衡，这也是战后废除死刑国家増加的原因之一。在科学研究上，可发现化学污染如铅污染和基因突变与暴力犯罪明显相关，欧洲在13世纪至1994年的各类致死酷刑减少、杀人案也减少，美国一部分的研究也显示死刑对暴力犯罪的影响在最乐观估计下也极小，影响力远不如让恶劣环境生活的妇女堕胎[9]，一些说法认为，比起死刑存在与否，其他的各种社会变因，如经济状况等，对谋杀犯罪率影响更大；[10]但另一方面，也正是因为生命权是人权中至为重要的一部分，因此即使影响再小，只要死刑本身有助抑制谋杀，那就必须考虑保留死刑的可能性；而在1970年代后，许多基于谋杀犯罪数据量化都指出死刑确实有助减少谋杀，这其中包括Naci Mocan等倾向废除死刑的人的研究，也包括对过去死刑吓阻效果研究的后设分析；况且相关不蕴含因果，因此欧洲在13世纪至1994年的各类致死酷刑减少、杀人案也减少这点，不代表取消致死酷刑是杀人案减少的原因。因此综合上述各种论述，不能断定死刑无助治安，更不能断定死刑不能减少谋杀，而废除死刑导致治安恶化、谋杀率上升的可能性是确实存在的。

1849年，罗马共和国废除死刑，其宪法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明确规定废除死刑的宪法。随后，委内瑞拉亦于1863年宣布废除死刑。1865年，圣马力诺废除死刑，该国最后一例死刑执行案例发生于1468年。在葡萄牙，根据其1852年、1863年的立法，死刑于1867年在该国告终。

二战后，废除死刑的国家增加。联邦德国在二战后不久就废除了死刑，但刑法有关死刑部分则迟至1953年修为无期徒刑[11]。有证据显示，联邦德国的废死，最早来自右翼政党的提案，原先目地并非是一般罪行的凶手，而是企图阻碍盟军对战犯执行死刑[12]；但实际上废死并无影响战犯的处决，也被认为无法对其法院有拘束力，所以相关处决则持续到1951年。详情可见德国死刑制度一文。

英国在1965年进行了一项五年实验，根据其1965年通过的法案，谋杀将不再被处以死刑。（叛国、暴力海盗行为、对皇家船坞纵火、以及战争时期的军事犯罪仍然有死刑之适用），而本法案最后于1969年确定为永久法案。英国最后一次死刑执行是在1964年。1998年时，英国宣布废除所有和平时期的死刑[13]。1976年，加拿大废除死刑；1981年，法国废除；1985年，澳大利亚废除。1977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正式决议，希望“全世界能逐步限制可能适用死刑的犯罪数量，并以逐步达到废除死刑为目标。”[14]

美国法律协会过去长期支持死刑，但在2009年检讨后认为美国在将死刑的执行与应用合理化上，有“难以克服的制度和结构上的障碍”，而转向不支持死刑[15]。

虽然部分国家因宗教信仰、社会价值观的缘故而逐渐浮现反死刑的思想，但在许多国家，一般人民依旧较支持死刑的使用[16]，即使在已废死刑一段时日的欧洲国家亦然[17]。但欧洲各国，除白俄罗斯和法律上保留死刑却超过二十年未对任何人执行死刑的俄罗斯外，今日已经全面废除死刑。在罗马尼亚，废除死刑也曾引发民众抗议，在1990年1月7日罗马尼亚前独裁者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后不久，救国阵线的领导人以法令废除了死刑，[18][19]而这引发了一系列要求恢复死刑的抗议活动，这是因为一些罗马尼亚人认为这是前共产党人逃避惩罚的一种方式所致。[20]

由于死刑存废与否和犯罪率高低关系至今尚未有足够多的直接而显著的社会科学研究足供佐证，因此死刑存废课题直到今天仍被认为是没有对错的纯粹价值观的争论，有时甚至被认为是欧美挟带其固有价值观，强制其他文化体系接受的例证之一[21]，尽管犯罪学者的共识是死刑无助治安，但支持和反对死刑有更强吓阻效果的量化研究皆存在；而死刑支持者，也经常认为主张废除死刑的人，并未顾及受害者的感受，而“如果今天你家人被杀，你还会不会主张废死？”或类似的问题，也经常被死刑支持者用以论证死刑对于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必要性[22]，而有鉴于同理心在任何公共政策和司法正义的实现中都扮演一定的角色之故，因此不能轻易否定这类问题的合理性。

论点

论点摘要

应报主义：

支持死刑

做什么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而死刑能让杀人者付出相应的代价[23]，死刑合乎应报。[24]（杀人是死刑规定中经常适用的罪名）

死刑还给受害者公道。[23]

反对死刑

现今的刑法不采取应报性理论，而是以预防、矫正、修复作为主要目标。[25]

多数国家之死刑以外刑罚并未采取同态复仇式的方法

人权：

支持死刑

死刑比无期监禁更合于人道，且执行前会先麻醉且过程不公开。[26]

相对于罪大恶极者，保障无辜者与社会安全的权益更重要。[26]

反对死刑

死刑违反人权及人性尊严，[26][24][27]政府无权剥夺任何人之生命权。

生命权非有即无，且生命权为一切人权之基础，与可以让渡限制人民的自由权与财产权本质不同。[28]

功能:

支持死刑

所犯下死刑的罪犯，皆犯下十恶不赦的罪，悔改机会对他们有意义吗？

反对死刑

死刑剥夺罪犯悔改机会，现代刑罚重教化，非报复。[24][29]

隔离、吓阻：

支持死刑

关于人性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人大抵都怕死；但另一方面，也确实有相当数量的重罪犯是已经坐牢到关不怕的，因此不能否认有一些人可能很想杀人，而且不怕任何长度的监禁，但仅仅因为死刑的可能性而放弃杀人。

死刑有吓阻效果，且这有量化数据支持，有相当数量的研究，包括主张废除死刑的人做的研究，支持死刑更能威吓潜在杀人犯。

死刑能永久隔离罪犯。[23][24]

即使真的有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刑罚，也不能担保未来不会因任何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赦免、假释、减刑）而被放出来，或脱逃而继续犯罪，再次侵犯他人的生命、身体、财产、自由等权利。

反对死刑

死刑不比无期徒刑更有吓阻力。提高破案率和定罪率、破除侥幸心态较有吓阻犯罪的效果[24] 。没有确实的数据表明死刑比无期徒刑更有用。[23]

死刑非唯一隔离犯人的方法[24] 。若法治运作良好，终身监禁不给假释也有将重罪者与社会隔绝的效果。[26]

废除死刑不是废除刑罚，更不是杀人除罪化，仍然有无期徒刑、有期徒刑等其他刑罚来对犯人实施惩罚，并且有其他法律责任，以赔偿对被害人与社会的损害。[30]

以惩罚角度检视，被判处长刑期或终身监禁者，必须长期或终身被监禁与社会隔离而被剥夺自由与承受罪恶感，对一部分的来说，更具痛苦性及威吓效果。[31]

受害者与加害者亲族：

支持死刑

死刑能够抚慰受害者遗族。[26][24]

处罚和赔偿固然不应当混淆，但实务上两者之间并非完全泾渭分明的。

以国家制度代替私人实行复仇。

废除死刑是要大家原谅杀人犯，但强求宽恕只会对受害者造成二度伤害。

反对死刑

死刑是刑罚，并没有办法以此让被害人所受的侵害获得赔偿，无法对受害者与其遗族产生具体、实质的帮助，受害者遗族不应该透过死刑来抚慰。[24][26]

执行死刑无法回复受害者的性命，“杀人偿命”的说法于现实上无法成立。

受害者正当防卫与要求加害者赔偿的权利不会因为死刑废除而消失。[32]

废除死刑不是原谅杀人犯，废除死刑和宽恕无涉。

误判与冤狱：

支持死刑

若司法严谨、程序周全，发生冤死的机会极低，尤其是死刑的冤狱率低于其他刑罚。

其他刑罚也会存在误判与冤狱，所受的侵害亦难以弥补。

死刑的存在有其重要的意义和功能，因此因为冤案错杀的可能性而废除死刑，是因噎废食。

反对死刑

死刑冤案 完全没有补救之机会，而且是以侵害生命权作为代价，最为严重；而其他刑事冤案当事人至少还能获得补偿，且废除死刑并不等于容许其他刑事冤案的发生。[24][33]

无论科学办案与司法程序再如何周全，仍无法避免冤案：如1997年的江国庆案[34][23]等。[35]

现行司法仍存在有罪推定、群体歧视、恣意定罪、对于被告、嫌疑者的权利与程序的保障不够周全等问题。[36]

成本：

支持死刑

死刑只需一次执行，成本比起要庞大监禁费的无期徒刑低。[23][24]

为什么监禁费用是由公民要去负担？死刑犯个人所犯罪后果的成本不能由公民负担。

反对死刑

为求周全人权保障，司法程序会比其他案件更加严谨，有时程序费用不一定较终身监禁不得假释低。[37][23]

犯罪的发生除个人行为外，也与社会环境、制度、人群相处、经济状况等息息相关，也有许多个人无法掌控的因素，故社会也需要对犯罪的发生负起连带责任，负担监禁费用是负责任的其中一种方式（犯罪者被剥夺自由，社会负担监禁犯罪者的费用）[38]

犯罪者透过劳动养活自己、及赔偿受害者，并非全由纳税人负担。

如果以成本作为支持死刑的事由，此心态与为了节省成本便宜行事而忽略安全，最后发生事故没有两样。

办案：

支持死刑

死刑带来对死亡的恐惧可做为认罪协商的工具。[39]

反对死刑

嫌疑人可能为死刑带来的死亡的恐惧所迫，做出与事实不符的证词。

被执行死刑也意味着证据被消灭。

国际趋势：

支持死刑

国际趋势不能算是理由，这种理由会犯下诉诸新潮的谬误。

因为其他人怎么做而跟着做，是一种缺乏独立思考、人云亦云的表现。

美国、日本为先进国家，但仍然维持死刑。

反对死刑

废除死刑的国家越来越多，2018年时有105国废除死刑

两公约虽未直接禁止死刑，但仍然是鼓励废除死刑，尤其是公政公约第6条第6项：本公约的任何缔约国不得援引本条的任何部分来推迟或阻止死刑的废除。

一个国家无法自外于国际社会，国际趋势也是国内政策订定的重要参考

民意：

支持死刑

死刑具民意基础。在有死刑的国家或地区，多数公众支持死刑（或是反对废除死刑）。[26][24]

（于有死刑的国家或地区）现行法律有死刑的制度与司法所作的死刑判决，不执行系违反法治精神。[40]

不该因为不执行死刑就要将司法独立而不受民意和政府以及宪法监督，司法固然该独立，但司法独立不是司法不受民意控制的借口。

罪犯人权和弱势人权或少数族群人权是两回事，因此即使公投不能用于剥夺或限制少数人权益，对罪犯权益相关的事项可能依旧可以公投。

反对死刑

民意不得作为侵犯基本权利的理由，包括以公投否定人权、强迫富人分财产、浮滥征收土地或拆迁等。[41]

司法应独立于民意之外，为中立之裁判机关。

理论探讨

应报、生命价值及人权

人权一直都是死刑的焦点之一，甚至可以认为所有支持废除死刑的论点，背后都牵涉杀人犯的生命权；而不同立场的人对死刑和人权之间的关系也争执不休。一些看法认为，即使要废除死刑，也不能单以无假释无期徒刑了事，而应当给予肉刑等能确实造成身心痛苦的处罚做为配套措施才算公平；另外，虽然在法律上，死人不像活人一样，享有投票或婚姻等权利，甚至中华民国的法律有“人之权利能力，始于出生，终于死亡”之类的条文；但一些法律制度，其目的是为了保护死人的权利，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死人完全没有人权。[42]

死刑支持者方面的观点

有支持死刑的论点认为，唯有死刑才是对谋杀者的公平处罚，也唯有如此，才能展现社会对于维护“不可杀人”原则的决心。对于某些罪大恶极者，唯有死刑是公义的，不将之处死会有损社会对生命保护的价值；而将死刑用在犯下杀了不只一个人、儿童谋杀、虐杀（Torture murder）或大规模杀人（Mass murder）等恶性重大的谋杀行为的谋杀者身上是尤其合理的。有些人认为对上述情况中的某些情况，不使用死刑是不义的。美国纽约法学教授罗伯特?布来克(Robert Blecker)[43]强烈地支持此类观点，他认为处罚的痛苦度必须和罪行成比例，并说让犯下如此恐怖罪行的罪犯活着是不义的，即使判其徒刑也一样。德国哲学家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中也有类似主张：“但是，如果他杀了人，他就必须死。这里没有任何抵偿物来满足正义，在一种（哪怕如此忧愁的）生命和死亡之间没有任何相似性，因此也不存在犯罪和报复相等，只有依法院判决对凶手执行死刑，但不能有任何虐待，虐待会使承受的人格中的人性变得令人憎恶。”[44]

依宗教传统及应报思想来看，“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同态复仇是正当的，故“杀人者死”；因此将罪犯处死是正当的。早期的法律如汉谟拉比法典深具此类特性。

死刑支持者认为犯有谋杀罪的人不可饶恕，他的生命也是没有价值的，死不足惜。[45]

应报和复仇不能简单地等同，要求杀人者死，未必是复仇的表现。

废除死刑或保留死刑，和国家与国民是否有杀人犯心态是两回事，甚至废除死刑的国家也未必更加关心生命权，其政府与人民的心态也未必和杀人犯更不同，像法国在1981年在时任总统的密特朗的主持下废除死刑，但同样的国家之后在同样总统的主政下，在1994年默许、放任、甚至力挺胡图族政府发动卢旺达大屠杀。[46]

死刑反对者方面的观点

同态复仇式的应报只是单纯的报复，这导致了冤冤相报，故不应该被现代社会所容许。[47]

有反对死刑的论点认为，应报只是复仇的另一种形式而已，人类情感上对复仇的渴望，不足以支持死刑；而且支持复仇会助长社会的残暴风气，司法与正义体系应当教导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尊重任何人的生命，以教化代替复仇。

死刑在现代社会不是与谋杀者罪行成比例的处罚，因为现代社会对其他的犯罪，不是以汉谟拉比法典和《圣经?利未记》中的那种严格同态复仇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做法来处置，即侵害的法益与刑罚所剥夺的法益未必同一。[48]

宣示善良人民的心态与杀人者不同。我们不以杀人犯的心态对待他人，我们尊重每一个生命，不论那个生命人格如何的扭曲和令人难以接受。[49]

社会契约论

死刑支持者方面的观点

坚持根据社会契约论，生命权不可让渡、因此国家必须废除死刑的看法，在现实应用上会碰到很多问题，这是因为在现实上，为了维护或促进公众利益而不得不杀人的情境，是确实存在的；而任何法律的制定和废除，都必然会牵涉到政府行政和司法的实践，因此任何法律的存废都不能完全根据理论，必须考量到现实，死刑存废也不能只考虑应然，必须考虑现实，因为社会契约论或其他理论而废除死刑，是没清楚考虑现实、把未必可行的应然给强行实践的作法。

支持死刑方认为人们不反对国家为了他们自己而剥夺第三人的生命，所以契约中会存在着允许国家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或危机解除）而剥夺特定第三人生命的条款[50]。

卢梭认为罪犯得以处死的理由是[51]：

“

在避免未知的危险前，先交托生命与主权者。个人为了避免被杀害，而同意自己破坏契约时要付出生命代价。

破坏法律就不是公民，而是敌人，所以可以处死。

”

但卢梭在后文提到：

频繁的刑罚是政府软弱或懒惰的表现。每个过失者都可能在某些事物上成为有用的人。

如非他的饶恕意味着危险，他就不应被处死，哪怕是为了杀一儆百。

洛克认为犯罪行为应有其对应之处分，罪刑严重而有需要时可处以死刑。

如杀人犯损害的生命法益无法弥补，所以处以死刑是符合自然法的。

死刑反对者方面的观点

依据社会契约论，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是由人民授权成立政府，人民借由社会契约论决定国家权力的限度。社会契约论中，每一个社会成员放弃本身部分自由与财产（自然权利）以换取国家保障下完整的权利，但生命权不是人民可以主动让渡的权利，所以国家也无从取得处置、剥夺人民生命的权力。人民只让渡“部分”而非“全部”权利给国家，所以国家也只能部分的限制人民的自由与财产（自由刑、财产刑）而不得剥夺“全部”权利。反对死刑的学者以意大利学者贝卡利亚（Cesare Beccaria）、霍布斯为代表。贝卡利的主张大抵如前所述，而霍布斯则主张国家存在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完整的保护自己，如果国家反过来危害自己的生存，任何人都有权采取任何手段抵抗逃避（公民不服从）。

不可让渡的权利还包括人格权。若人格权能够让渡，将使人口买卖、奴役人格的契约、法令将能存在，这种荒谬的推论将会使国家实行奴隶或强迫劳动或歧视、多数暴力、压迫少数群体也成为合理，甚至会造成人权、民主、文明的等人性基础彻底崩盘。而所有容许死刑存在的解释即为容许国家剥夺人民的生命，而能借此将人民变成被国家控制的牧羊，而使人民的权利遭到架空。

洛克与卢梭处于死刑充斥全世界的社会环境下，可能会为了迎合当时的社会氛围而做的论述。在当时全世界的国家，包括当时的欧洲几乎都有死刑，没有死刑的国家反而是少数例外。是以学者在解释刑罚时，也有可能因为现存的现象而有所迁就。但时至今日，除了白俄罗斯外，其余欧洲国家已全面终止死刑，世界上实施死刑的国家（36个）远少于废除死刑的国家（103个）。这些学者的理论是否能直接套在现代的环境是有必要在思考的。

废除死刑与宽恕的关系

一些主张废除死刑的人认为废除死刑与宽恕无涉、认为废除死刑不是要原谅罪大恶极的杀人犯；[52]然而，由于废除死刑在实质效果上与对死刑犯全面减刑的相似性[注 3]、概念上减刑、赦免、修复式司法和宽恕之间的关系[注 4]，以及多数人认为对部分恶性重大的杀人犯，唯有死刑才是真正的处罚，而且也确实有部分推动废除死刑的团体与个人主打宽恕之故，因此人们常认为废除死刑和宽恕息息相关，甚而认为因为唯有死刑能真正惩罚部分杀人犯之故，而认为废除死刑就是原谅、宽恕死刑犯、废除死刑就是对坏人宽容，甚至国家废除死刑就是慷受害者之慨，给坏人宽容，而由于确实有许多受害者家属最期盼的就是杀人者死（见心理补偿与被害人权益回复一节的说明），以及死刑可能确实有助维持治安之故，因此废死团体与人士常常受到指责。[53][54]

法理

法律逻辑

死刑支持者方面的观点

公权力之执行与私人行为不可一概而论。所以法律可以规定“不可杀人”，却以“杀人”处罚违法者。法律规定“不可妨碍自由”，却以自由刑处置违法者；规定“不可偷盗财物”，却以罚金处置违法者，以及法律所授予的强制处分权等。[55]

惩治重大罪行系为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如果宪法没有明文规范废死，那判处死刑并没有违宪问题。

在台湾，是否违宪的有权解释机关唯司法院大法官之释宪多数意见书。而声请释宪必须是确定终局裁判所适用的法律或命令，有抵触宪法的疑义时，才可由诉讼当事人提出声请，也就是唯有定谳的死刑犯有资格对死刑违宪提出释宪声请。然而司法院对于死刑犯所提出针对死刑是否违宪的多次声请释宪，均采取严格的要式受理。例如锺德树已声请3次释宪均因不符法定程序而不为司法院受理。[56]死刑方主张，历观中华民国之大法官释宪案，亦未曾作出死刑违宪之判定。其中具代表性的为1999年大法官解释令第476号，该解释令指出，只要刑罚符合宪法二十三条之正当性，且符合比例原则，即可侵损自由权、生命权等之相关权利。例如“防范烟毒祸害蔓延”之目的极其重要，足以构成“买卖烟毒者得处死刑”之理由。[57]2000年之512号亦重申以上立场。[58]

就法律的角度来看，将罪犯处以徒刑本身就是在“剥夺”自由权而非“限制”自由权[59]，因此援引宪法二十三条的论证未必成立，甚至维持死刑未必是双重标准，反倒废除死刑会导致“自由权可剥夺，生命权不可剥夺”的双重标准。[60]

在实务上，死刑对潜在杀人犯的吓阻效果可能大于无期徒刑（见下段死刑对潜在杀人犯的吓阻效果一节的说明），换句话说，“杀人者死”本身可能有助维持治安，在这种状况下，以比例原则否定死刑的必要性，是很难说得通的。

虽说联合国人权两公约当中的《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语气强烈建议废除死刑，甚至其中的第二任择议定书有此种要求；然而首先《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未要求一定要废除死刑，再者，通过某项条约，不代表也通过任择议定书；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可以只通过《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不通过其第二任择议定书，在这种状况下，废除死刑并非这国家的义务。

对杀人犯判处死刑，有其意义存在，即使死刑无助治安，也有很好的理由不该废除对杀人罪的死刑，若因为死刑无助治安而废除死刑，就如开罚单无助减少交通违规而废除交通法一样，是荒谬的。

死刑是治安最后的防护网，不应该将之废除。[61]

不是所有的罪犯都“有教化可能”[61]，甚至有无教化可能未必是需要考量的事情，更不要说“有教化可能”和“两公约”已成为部分法官不判处恶性重大杀人犯死刑的借口，以教化可能拒绝判处杀人犯死刑的做法也受到非议[62]；部分杀人犯的悔过也是假的。[61]

死刑反对者方面的观点

从逻辑的层面辩证：法律规定“不可杀人”，却以“杀人”处罚违法者，自相矛盾。

主张生命、人格与自由、财产的本质差异。人的生命是不可让渡的、即使主观想要自杀或请托他人杀害自身，别人也不会因此取得合法杀害他的权利（如:《中华民国刑法》“加工自杀罪”），各国也有阻止自杀的相关社会措施（包括中华民国已于2019年6月19日制定自杀防治法[63]）；人的人格与尊严也是不可让渡的、即使主观想要作为人口买卖 的客体，他人也不会因此取得买卖人口的权利。自我羞辱或伤害之自我处分名誉、身体之事项虽未为法律所禁止，但在正常文明社会里也很难容忍。但是相反地，只要签订契约，人们可以主动让渡部分自由与财产（如：租屋契约的房屋使用规定及租金给付、工作契约规定劳务内容及薪资给付等、财产捐赠），而国家则可以依据法令而征兵、收税、设立营业、驾驶等证照制度，而不需要个别的签订契约。这是这些人权本质上的差别，从法理上反对死刑就是在强调这个差异。若发生错判误判，徒刑、罚金容易救援补偿，而一旦丧失生命却无从补救。

人的自由、财产可以依程度做出不同的限制，有如光谱般的关系，但生命只有零与一，非有即无，无法部分的限制。死刑剥夺一个人的全部人格，违背人性尊严。

在台湾，有人主张死刑违宪[64]。《宪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之生存权、工作权及财产权应予保障。”而第二十三条规定：“以上各条列举之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之。”废死方则认为，二十三条仅允许法律“限制”其“自由权利”，但死刑“剥夺”生命权（包括建立在生命权上的一切权益），故不合宪。在台湾，深耕此议题者为废死联盟；太阳花学运要角陈为廷、林飞帆、魏扬等青年意见领袖，于2014年台北捷运随机杀人事件后，胥皆表达不支持死刑的立场。[65]

有人则指出，死刑尽管可能有合目的性，但在吓阻力不超过无期徒刑的状况下对人民的侵害大于无期徒刑，因此不合于最小侵害性，因此死刑不合宪[66]。

联合国人权两公约虽然没有直接规定要废除死刑，但公民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六条规定：必须是情节最重大之罪，且依照犯罪时有效并与本盟约规定及防止及惩治残害人群罪公约不抵触之法律；受死刑宣告者，有请求特赦或减刑之权；并且，本盟约缔约国不得援引本条，而延缓或阻止死刑之废除。

死刑剥夺罪犯悔改机会，重新教化、让人再次回归社会，是现代刑法的一个重要功能，死刑是完全否定了一个人改过的可能，不符合现代法律让人回归社会的目标。[24]

刑罚上限

死刑作为剥夺生命权的终极刑罚有天然的上限，生命只有一条，无法借由法律而改变。

废死方主张，如果死刑存在，犯下死罪者若知晓其后果，或在边际刑罚为零的情况下，可能不择手段逃避追捕，例如杀害被害者湮灭证据、袭击警察或挟持路人，造成更多无辜者受害；或者有意自杀者以恐怖攻击拉人陪葬等，故废除死刑有保护受害者和社会之作用。

在台湾，部分死刑支持者认为，若非先有撕票、袭警、杀害无辜者等凶残行为，在中华民国现行实务下，几乎不可能被判死刑，故此说系因果倒置。只要刑罚有上限，皆会面临此问题。即便以终身监禁、无期徒刑、若干年有期徒刑取代死刑作为最高刑罚，犯下最高罪刑的恶徒仍有“不择手段”的问题；[67]甚至一些人认为一旦拿掉死刑，一些杀人犯的手法反倒会变得更加凶残、犯案更加肆无忌惮。

美国印第安纳州政府的一篇文章提到说，尽管处罚应当要与犯罪者的罪行成比例，政府让刑罚合于犯罪者行为的能力并非无限的。[68]

实务问题

死刑对犯罪的影响

死刑对潜在杀人犯的吓阻效果

概述

死刑对杀人的吓阻力，或称威吓力，是死刑存废问题的主要焦点之一，虽然有说指出，比起死刑，社会的经济状况以及让恶劣环境生活的妇女堕胎等其他的一些变因，更能解释谋杀犯罪率的变化，[10]但这不表示死刑本身对谋杀犯罪率没有解释力，因此这些状况要和死刑本身对杀人的吓阻效果分开来看，不当混为一谈。认为死刑可吓阻犯罪(尤其是谋杀)的观念，是主张死刑制度的重要理由，也是多数赞成死刑（或反对废除死刑）民众的一个重要的想法，而死刑若对杀人明显有更强的吓阻效果，就代表死刑能保护更多人不受杀害，而死刑对于杀人犯罪，甚至是其他犯罪的影响也是死刑存废的重点议题；而有鉴于多数国家在多数状况下死刑都是施用于杀人犯之故，因此一般讨论死刑吓阻效果时，主要都以死刑对谋杀罪的吓阻效果进行讨论。一直都有研究对历年之死刑执行人数与命案犯罪率或犯罪率作分析[69][70][71]，但尽管有部分研究认为死刑对杀人有更强的吓阻效果，但另一方面，也有非常多基于犯罪量化数据且支持死刑对杀人有更强吓阻效果。

废死方往往举曾暂停或减少死刑执行之国家为例，描述减少甚至停止死刑前后犯罪率无明显差异，据此主张死刑无吓阻力；不过另一方面，不断有研究指出死刑的吓阻效果，这其中包括Naci Mocan等倾向废除死刑的人做的研究[3][72]，一个综合1996年至2010年关于美国死刑吓阻效果的24篇研究的列表显示，在这24篇研究中，有17篇明确指出死刑有吓阻效果，有5篇明确指出死刑没有吓阻效果，两篇则认为吓阻效果不明确；而这两篇论文中，有其中一篇指出死刑吓阻效果存在，但证据薄弱。另外在这24篇研究中，其中一篇（Yang & Lester, 2008）为对死刑吓阻效果的后设分析，而该篇后设分析明确支持死刑有吓阻效果的说法，但该篇文章也说，死刑吓阻效果的呈现结果，和研究所用的方法相关，[73][74]；一些说法认为支持死刑吓阻效果的研究，有方法学和其他方面的错误，因此不甚可信，但不是所有的人都认为这些批判是公允的，因此目前不应该在未实际检视所有支持死刑吓阻效果的研究的状况下，就自动认为所有支持死刑有更强吓阻效果的研究，都因为方法学或其他方面的问题而是无效的；换句话说，综合对死刑吓阻效果的研究，应该认为死刑有助抑制杀人犯罪的可能性存在，不能认为死刑必然无助治安。

支持死刑有助治安的观点

倘若采取功利主义来考虑刑罚吓阻力的观点，在其他条件不变下，当死刑判决有吓阻力时，可以减少未来国民成为犯罪被害者的几率，这是死刑的效益。[75]

死刑支持者认为监禁对于重刑犯来说就已经没有威慑力；重刑犯只会对死刑感到恐惧；而确实有杀人犯对死刑感到恐惧；[76]而确实有些杀人犯会想到死刑的可能性，因此可以预期说一些潜在的杀人犯会仅仅因为死刑而放弃杀人的念头，讨论死刑是否对潜在杀人犯有吓阻效果时，不考虑或许真的有人仅仅因为死刑而放弃杀人，最后因而没有获罪的状况，会犯下幸存者偏差的错误，更是忽略人性的复杂面与‘人大抵都怕死，但有些人确实关不怕’的事实的一厢情愿的思考；所以可以合理地认为，若废除死刑，很可能会有更多人杀人，凶杀案会因此增加；[77]换句话说，死刑可能能够保护更多人不被杀害，也因此更能保障人权。

一些人认为废除死刑后，受害者家属可能会因为感到不满而寻求私刑复仇，因此废除死刑后私刑会增加。[78]

即使废除死刑不会导致更多凶杀案，一些杀人犯的手法可能会因此变得更加凶残。

反对死刑有助治安的观点

多数杀人犯在犯罪前根本不会想到死刑，因此即使多数杀人犯和平常人一样会恐惧死亡、恐惧死刑，也可以预期说死刑可能其实根本没有吓阻效果。

死刑可能反而会激励想自杀却不敢自己动手，或是想顺便拉别人陪葬的人杀人。这种状况下，死刑反而会如他们所愿，而无端牺牲他人的生命法益；[79]像是中国就曾经有李占双在监狱中杀人只为让自己被判处死刑的例子。[80]

在死刑无助治安的状况下，考虑死刑可能的人权侵害，如冤狱错杀等，应该透过比例原则，将死刑从法律中移除。

在实务上，对死刑吓阻效果的研究显示，死刑吓阻力不够明确，甚至根本不存在。

支持死刑有助治安的研究

一直都有基于犯罪数据的量化研究，支持死刑具更强吓阻效果的观点，如1996年至2010年关于美国死刑吓阻效果的24篇研究中，有17篇明确指出死刑有吓阻效果，有5篇明确指出死刑没有吓阻效果；而两篇则认为吓阻效果不明确；另外，比起没有死刑的国家，在经过人口加权后，有死刑且执行死刑的国家，谋杀犯罪率明显较低；另外消息指出，韩国在1998年停止执行死刑后，谋杀率显著增加。[81]

反对死刑有助治安的研究

有部分基于犯罪数据的量化研究，反对死刑具更强吓阻效果的观点，像例如澳洲于1960年代中期执行了最后一个死刑，但杀人犯罪率长期而言无明显变化。尼日利亚的研究亦未发现死刑减低命案犯罪率之效果[82]；而在台湾，有硕士论文指出，台湾执行死刑次数的多寡对杀人和一些重大犯罪的犯罪率未必有影响；[70][71]此外根据美国犯罪防治的统计，所有执行死刑的州整体来说，其犯罪率并没有低于废止死刑的州；在废止死刑的州，其袭警案件的几率比起保有死刑的州来得低；废除死刑的州比起实施的州，其囚犯及狱政人员遭到终身监禁者的暴力攻击几率为低。

认为死刑吓阻效果没有定论或模棱两可的看法

2007年《纽约时报》提及，死刑吓阻力的研究没有一致结果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死刑数量太少，大约300个谋杀才有1个死刑。[83]

Joanna M. Shepherd亦为死刑反对者，他在2005年发表的研究表示，1977至1996年的美国，只有每年处决9人以上的州，死刑才有吓阻作用[84]。

其他观点和研究

尽管美国支持死刑者多于反对死刑者，然有研究指出，62%的美国人不相信死刑对谋杀具有吓阻效应。[85]

重罪犯在被捕前就属于高死亡风险族群，他们在死囚监狱内的死亡率，还比在监狱外的死亡率低，而这可能使得一些杀人犯在杀人时不会认真考虑死刑的可能性；[86]另外，日本曾有人说，他接触过145名杀人犯，而这145人当中，没有人在杀人前想到死刑，有4人在杀人途中想到死刑，杀人后有29人想到死刑。[87]

一些说法认为，比起死刑，其他的一些变因，如社会的经济状况等，更能解释谋杀犯罪率的变化。[10]

英格兰于1966年废止死刑，废止后二十年内杀人犯罪率上升了60%，但上升幅度远低于其他犯罪种类，例如暴力犯罪率上升了160%。

一些人认为，即使吓阻效果不明确，死刑也依旧需要执行，像例如美国马凯特大学的政治学教授约翰·麦卡丹（John Mcadam）就曾说“如果我们处决杀人犯，而死刑其实没有更强的吓阻效果，那我们就只是杀了一堆杀人犯；如果我们不处决杀人犯，而死刑可以更好地吓阻谋杀，那我们就等于是杀了一堆无辜人士。在这两者间，我宁可选择前者，对我而言，这不是一个困难的问题。”[注 5][88]

隔离罪犯

终身监禁不得假释取代死刑较直接性地废除死刑受民意支持，但是一些人则认为无假释机会将造成狱政管理上的困难。若能拟定良好的政策，规定以终生监禁犯人可以依表现在若干年后移至条件较佳的监狱、或增给福利与奖励，来取代假释，也可以是解决许多管理问题的一种手段；而且若狱政管理良好，几乎不会发生越狱问题。又，以惩罚的观点来看，终身监禁的人犯必需长期生活在监狱里面而被剥夺人身自由，比起死刑一枪毙命，更具痛苦性及威吓效果，若发觉是误判或冤枉，也有办法救援。

另一方面，死刑支持方认为，死刑有一重要功能是能将重罪犯一劳永逸地隔离，终止他们再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可能[45]，或者说死刑是唯一能确保杀人犯不会再犯下杀人罪的方法。[89]，而以下是以终身监禁取代死刑可能造成的问题：

虽然有可得数字显示，谋杀者被放出后，再犯下其他谋杀罪的几率小于2%，谋杀者出狱后再犯其他罪行的几率也较其他种类的犯罪者来得低，[90]但同样的数据也显示说谋杀者的再犯率不是零，而杀人犯出狱后再次杀人的具体例子也是存在的，像例如中华民国的杀人犯张添铭等就是杀人刑满出狱后再次杀人的例子。[4]

重罪犯永远都有可能越狱并再犯，虽说死刑执行前一样会有逃跑的问题，但随着时间经过而逐渐升高的越狱风险[注 6]，永远是自由刑所必须面临的问题。像例如说在中华民国，虽然罪犯越狱率低，但就算是刻板印象中难以越狱的绿岛监狱也曾有徐开喜等越狱成功的记录。

重罪犯亦可能因日后法令修改、假释门槛放宽、大赦特赦等因素重回社会。像例如中华民国就曾经在2007年发生过减刑出狱的犯人将陌生人打死的事情[91]；此外中华民国也曾有因杀人罪而被判处无期徒刑入狱服刑的戴文庆，在获准出外探亲时又性侵杀人的例子。[4]

重罪犯也有在监狱内继续犯下杀人罪的可能，像例如英国的罗伯特·莫斯利，他在杀人被判无期徒刑不得假释后，又在狱中杀了三人。

相关人士权益的实质保护

心理补偿与被害人权益回复

受害者权益也吓阻效果外支持死刑的另一个重要理由，而且有理由认为受害者权益和死刑存废高度相关[92]，而在一些国家，主张废除死刑的人也因为确实有很多凶杀案的受害者家属希望杀人者死之故，而经常受到非难。[93][94][95]像例如在日本，濑户内寂听就曾因为透过影片批评死刑制度，且作出“请与这些只想着杀戮的笨蛋们战斗吧!”的发言，而被认为是对于受害人家属的侮辱，因而遭到许多被害者协会成员、受害人家属及社会猛烈批判。

在死刑存废当中，死刑支持者一个经常提出的问题是“如果今天你家人被杀，你还会不会主张废死？”或类似的问题，这问题常被用以唤起对受害者的同理心，借此论证死刑对于受害者及其家属的必要性。[22]甚至就连要人不要讨论相关凶杀案的新闻，也会被人以类似的话语纠正。[96]

一份对138个被告被判处死刑的谋杀案的受害者家属的调查显示，在这些受害者家属中，有35%的人认为执行死刑让他们感到“正义得到伸张”，有31%的人感到执行死刑让他们“感到慰藉”，而这两个比例彼此之间并不重合，换句话说死刑对大约三分之二的谋杀受害者家属是确实有抚慰作用的；与之相对地，这其中总共只有19%的人认为执行死刑“不代表正义得到伸张”或者执行死刑“不会让他们感到慰藉”；换句话说，尽管不是所有的受害者家属认为死刑让他们感到“正义得到伸张”，也不是所有的受害者家属认为死刑让他们“感到慰藉”，但对凶手执行死刑，确实有让至少一部分谋杀受害者家属感到正义伸张或感到慰藉的效果。[97]

在美国加州对死刑存废的辩论中，反废死刑者指出“废除死刑对受害者与其家属是残忍的”，而认为死刑该废除的一方指出“废除死刑后（那些本判死刑但因没有死刑而变成其他处罚的）罪犯的劳动可帮助受害者与其家属”[98]；在瑞士，2010年8月时，曾有谋杀受害者家属提出一个宪法修正案，提议对伴随性暴力犯罪的谋杀罪行判处死刑。[99]这法案很快就成为公众的焦点并被政治领袖给严厉地批判，在正式提出后的第二天就被撤回了。[100]

支持死刑有助抚慰受害者的看法

有支持死刑的观点指出，死刑象征受害者遗族的痛苦与加害者罪行的终结[45]；对一些受害者家属而言，看见凶手被处死也代表正义得到伸张[101][102]，而如上所述，也确实有研究支持死刑对相当一部分的受害者家属有这种功能。很多相关罪案的受害者家属也确实希望凶手以死作为代价，虽说这确实有复仇的成分，但希望对凶手复仇的心理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而也正是因为受害者家属常有这种期望之故，因此希望政府不要处死凶手的作法，不论怎么说，都容易都会被认为是要求受害者原谅凶手；另外虽然说刑事主管处罚，民事主管赔偿，但民事上有惩罚性赔偿的做法，这说明惩罚与赔偿并不完全是泾渭分明的。

在没有被判处死刑的状况下，一些杀人凶手可能是不会表现出任何忏悔的意思的，死刑可能至少能让一些杀人凶手真诚地体会自己的错误；而杀人凶手毫无悔意的行为，常常使得受害者家属对凶手更加愤怒。像例如中华民国的王鸿伟及日本光市母女杀害事件的凶手福田孝行，都是在死刑判决出现后才多少表现出忏悔意思的例子。

一些意见也认为，受害者在现代司法审判的过程中未得到应有的重视[103]，在中华民国，朱学恒也曾经在2010年三月号召群众上凯道，好唤起政府与大众对谋杀受害者家属真正想法的关注[104]，也曾有受害者家属因为最高法院未判杀人凶手死刑而企图前往最高法院抗议的新闻[105]。另外，一些人因为对谋杀受害者的同理心而反对废除死刑。且虽然说废死团体认为废除死刑与受害者家属彼此不互斥，但一些看法认为，受害者家属的是死刑存废的核心议题之一。[92]

有时对恶性重大谋杀案件的受害者而言，凶手被判处和执行死刑可能就是对受害者最大的补偿，像例如在台湾，身为绑票与谋杀案受害人之母的白冰冰说，谋杀受害者家属真正要的是尊严、公道[106]，并以死刑是受害者家属“唯一的公道”为由支持死刑[107]，而也确实有研究显示，对杀人凶手执行死刑有助慰藉受害者家属，或让受害者家属感觉正义获得伸张。

反对死刑有助抚慰受害者的看法

一些看法认为，有时处死犯人对受害者方无实质帮助，反而可能有害，要求死刑甚至可能导致加害人拒绝道歉、赔偿。若改为终身监禁或长期徒刑，加害者可透过狱中劳动等方式补偿受害者家属。而且，刑罚、愤怒、责怪，实际上对于受害者家属是无法得到真正的支持与帮助的。

此外，不是所有的受害者家属都一致地认为凶手该去死[92]。有反对死刑的观点指出，对某些受害者遗族而言，死刑不仅不能抚慰他们，反还是种冒犯，只会徒增更多的痛苦、再次破碎另一个家庭而已。[48]

台湾有硕士论文研究认为，被害人与其遗族真正需要的是实质的帮助，死刑存在与否对受害者没什么帮助，并论及配套措施的重要性。[108]

认为死刑无关受害者权益的看法

一些人主张，死刑和受害者权益关系不大[92]，死刑制度之补偿作用微不足道，且死刑作为国家的刑罚权之一部分，与赔偿回复功能的民事不同，手段与目的之实质关连性薄弱，法律不应为此理由杀人，要帮助受害者，要做的是推动实质具体的补偿、扶助、照顾措施，保护被害人不受二次侵害，以及改善司法（如：让被害人也可参与诉讼、协助被害人向加害人请求民事赔偿）解决此问题，甚至有说认为认为死刑是政府掩饰自身没做好受害者权益的的借口。[101]

在台湾，大众常指废除死刑者“只为罪犯争取权益，而漠视受害者权益”，而这说法并非没有根据，确实有受害者家属感到自己不受废死团体支持、觉得自己受到二度伤害甚至被废死团体欺负[5]；但有人指出，尽管在死刑存废争议中，使用“人权”这词没有太大的意义，但受害者与其家属的权益在实质上和死刑存废争议关联不大。[78]此外有说指出，“一个常见的观点认为反对死刑者是没有想到受害者的。若是在讨论对受害者的（应当要做的）补偿的话固然该更关注受害者，但讨论死刑时，焦点其实是在社会正义而非受害者个人身上的。”[109]

要保护人民的权益，应做的是预防犯罪的发生，除正确行为观念的灌输外，在美国便有一个[110]的团体即主张：国家不要以被害人之名义处决。他们并主张死刑不是受害者家属要的正义。[111][112]

犯罪受害经验对死刑支持度的影响

在台湾，有研究指出，女性中有暴力犯罪受害经验的反倒较无此经验的不支持死刑，而男性暴力犯罪受害经验的有无对死刑支持与否则未必有影响。[113]另外美国有研究显示，自身的犯罪受害经验对死刑支持无显著的影响，但认识的亲友中有人成为暴力犯罪受害者的那些则较倾向支持死刑[114]。

保护罪犯家属

一些说法主张社会对于犯罪者家属或是犯罪者周边的人并不友善。这样的氛围使这些人畏惧记者，担忧记者断章取义，又或担忧不管说了什么、记者再怎么忠实传播，只想用自己观点批判人的人依然会拿着新出炉的资讯，再对这些犯罪者认识的人进行二度伤害。所以将犯罪者处决，往往是让牵连在事件中的人，独陷孤绝的深渊。[115]而社会对罪犯家属不友善也是确实存在的状况，像例如日本奥姆真理教的创始人麻原彰晃的三女松本丽华，曾在在2004年3月、4月分别被和光大学和文教大学拒绝入学，原因都是怕其父的身份会影响其他学生的情绪。

但另一方面，尽管罪犯家属因为家人犯下滔天重罪之故，可能饱受社会压力，但至少一些罪犯家属对自己犯了大罪的亲人，可能感到彻底失望，甚至不会为自己犯下大错的亲人的伏法感到难过，像例如在中华民国，参与白晓燕撕票案的主嫌之一的林春生，他在被警方击毙后，其父亲表示自己对林春生的死一点也不难过，只感到对社会很抱歉；另外日本奥姆真理教的创始人麻原彰晃的四女松本聪香在接受访谈时曾表示自己的父亲该因自己的罪行而被处决。[116]

司法实务问题

误判（冤案）问题

参见：冤狱和死刑误判

误判是主张废死的最重要理由之一；然而人们常常认为，误判和死刑存废并无关系，而绝大多数减少误判的实际做法也不牵涉到刑罚种类的存废。

死刑反对者方面的观点

比起于自由刑与财产刑，死刑是剥夺生命而完全无法回复，若因审判瑕疵（未遵守正当法律程序及无罪推定原则、采认有问题的证据、有罪心证等）错杀无辜者，将是对人权的莫大侵害，任何个人皆有可能无端遭受指控其并未参与之犯罪。[117]

死刑瑕疵无法避免。人并不是神，什么情况下判死刑，无法得出绝对明确的分际标准。美国清白专案显示，美国近年来死刑误判率至少为4.1%，且这还是保守估计下得到的数字。[118][119]

死刑具歧视性。在不自由的国家，被判死刑的常为贫穷、少数或弱势群体，甚至被政府利用作为消灭异议人士、不当限缩人民权利的工具。

其他刑事之冤案当事人，尚可按照刑事补偿法予以补救（例如，冤狱者可重获自由，丧失资格或某种权利者予以回复，被罚款、没收者归还，服劳动者补偿符合市场行情的工资等），并且给予赔偿（冤狱者按被监禁的期间计算，罚款加计市场利息归还）等。

死刑支持者方面的观点

面对冤狱的重点是推行司法改革、改进司法审判品质，尽力降低误判、冤案的几率，而非刑罚种类的存废，甚至一些人认为以冤案推动废除死刑，是在消费受冤案所害的人。

若死刑对谋杀确实有更好的吓阻效果，或者有其他的理由相信死刑对杀人是一种具有重要功能与意义的刑罚，那么因误判、冤案而废除死刑，是因噎废食。

无期徒刑冤狱，葬送人生的黄金时期，也是无法弥补的；况且人生有限，受刑人也有可能在关押时等不到平反的机会就在狱中过世，这样和死刑执行后才发现是冤案没有什么差异。

刑事处罚的歧视性普遍存在司法当中，并不是死刑特有的问题；而在极权国家，任何刑罚都有可能被滥用，不独死刑；而在民主国家，死刑不会比其他刑罚更容易被滥用。

在死刑和死刑以外的刑罚的谨慎度不同的状况下，废除死刑可能会减少冤案获得重审的机会，也可能增加杀人罪冤案的机会。美国清白专案显示美国近年来死刑误判率为4.1%，但综合其他研究的数据，死刑之外的冤狱率可能更高，一项对美国1970-1980年代以DNA对维吉尼亚州被控罪的罪犯的研究显示，美国维吉尼亚州在那段时间整体的冤狱率至少是11.6%。[120]

判决一致性问题

在美国，有反对死刑者宣称：哪些谋杀者会被判处死刑、哪些不会，并不是根据犯罪事实本身来决定的，而和很多与犯罪本身无关的状况有关，因此谁会被判死刑，而谁不会可说是随机决定的[121]；此外，什么情况下判死刑，无法得出绝对明确的分际标准。而支持死刑的一方认为，司法判决有一定的逻辑在；对于一些确实恶性重大的杀人犯，在对杀人依旧可能适用死刑的状况下，不判死刑反而会破坏法律逻辑。

在台湾，司法体系发展出“有无教化可能”的说法，作为对于触犯法定刑为无期徒刑或死刑之罪的被告是否会判处死刑的重要量刑基准[122]，并发展出了一系列的标准以决定一个罪犯是否有教化可能；然而这概念并非医学和心理学领域中的概念；此外，“教化可能”有着“教化”一词定义不明、实务定位不一致、鉴定的实证方法标准不一等问题；一些人更认为“有无教化可能”是轻判杀人犯的借口，像监察院长王建煊曾以曾文钦随机杀人事件批评一些法官判案缺乏同理心，并说：“真希望法官家里多遭遇一些不幸的事，他们才不会以仍有可教化空间为由，放纵杀人犯了。”[123]

死囚现象

在美国等一些地方，因为死刑执行旷日废时之故，使得许多死刑犯出现了所谓的“死囚现象”（Death row phenomenon），死囚现象指的是因为等待死刑执行所产生的心理压力，出现这种压力的死囚可能会出现幻觉，也会出现自杀倾向。一些心理学家指出，死囚等待死刑的时间一长，再加上死囚牢房的生活条件，会使人出现幻觉、自杀倾向，以及一些危险的疯狂举动。[124]莱斯特（Lester）和塔塔罗（Tartaro）做的研究显示，在1978至1999年之间，美国死囚的自杀率是每十万人中113人，这比例高于美国一般民众自杀率的十倍，也高于美国普通囚犯自杀率的六倍。[125]

在美国最高法院，诸如约翰·保罗·史蒂文斯和史蒂芬·布雷耶等大法官，曾多次表示说死刑执行的拖延及死囚对死刑的等待，使得死刑成为一种残忍且不寻常的刑罚；然而诸如安东宁·斯卡利亚和克拉伦斯·托马斯等立场较保守的大法官拒绝这样的看法，他们指出死刑之所以会变得旷日废时，乃是死囚本身诸如不断提出上诉等行为，以及站在废死立场的法官等等造成的。[126][127]

司法办案

在美国，死刑的支持者，尤其不相信死刑有（高于无期徒刑的）吓阻力的支持者，认为死刑的威胁可用以让被控死刑的被告认罪、自白、立功、作证反对其共犯或揭露受害者尸体所在的位置等来换取赦免死刑。

身为俄勒冈州地区检查处资深副检查长（senior deputy district attorney）诺曼?夫林克（Norman Frink）认为死刑对检察官（Prosecutor）而言是一项有价值的工具。死刑的威胁能使得被告进入换取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或终身监禁三十年假释的认罪协商，而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或终身监禁三十年假释是俄勒冈州除死刑外，另两项可对罪大恶极的谋杀者判处的处罚。[128]

在华盛顿州检察官的一起认罪协商 中，被认为自1982年起犯了48起谋杀案的盖瑞·里吉威 （Gary Ridgway）接受了终身监禁不得假释的处罚，该州的检察官借由免除里吉威氏的死刑，以换取他与警察的合作，让他带领警察找出剩下的受害者尸体。[129][130][131]

另一方面，废除死刑可能有利国际司法合作，像例如卢旺达国会于2007年投票表决废除死刑，而这是因为一些卢旺达大屠杀的发动者逃到会拒绝将罪犯引渡至有死刑的国家之故；另外废死支持者则主张，重刑犯可能知道一些重要的事实，在未来可能帮助厘清其他案件。执行死刑有毁灭证据的疑虑，令真相无法澄清，或是冤误无法逆转，而使司法伸冤成本提高。若死刑司法程序比照无期徒刑办理，反而会让误判率提高，违背降低误判产生的理念；然而，一些人认为为了办案而推迟死刑执行或甚至不执行死刑，可能是不义的，而且实际上没有理由认为寻求真相、研究杀人犯的心理，与执行死刑间是彼此冲突的。在美国泰德·邦迪案件中，对于延后泰德·邦迪死刑的要求，时任佛罗里达州州长的罗伯特·马丁内斯曾说“纵容他以被害人的尸体作为谈判筹码是卑劣的行为。”[132]。

审判及执行成本

支持死刑的人士认为，死刑只需几颗子弹枪决即可了事（且一人一颗），而无期徒刑要关押犯人一辈子，故无期徒刑花费较死刑高，无假释可能的无期徒刑花费又更高，认为“为何要花纳税人的钱养罪大恶极的罪犯？”简直如同昂贵无数倍的间接死刑，据以主张死刑的存续。台湾每名死囚每月费用约新台币两千元（仅计算伙食费与杂项支出）[133]。在美国也有"在监狱关一年的费用，比读哈佛一年还贵"[134]的报导；不过主张废除死刑的人常常主张审判过程的成本必须一并列入考量，而在这种考量下，死刑未必比较便宜，甚至在这种计算下，把一个人判死刑并且执行的费用，平均而言，会比无期徒刑的成本高出几倍。

在美国加州，反废死刑者认为取消死刑是用“有保证的住房、健康照护和其他的服务等”来取代一个“具有意义且有吓阻功能的处罚”；认为死刑该废除的则认为取消死刑“能节省数百万元的经费，且犯人能终身工作以给予受害者及其家属补偿，此外，多出来的钱能用以解决如此的犯罪，这能使得杀人凶手更快面对正义”[98]。

一个说法认为，即使承认死刑的审判和执行成本等可能比无期徒刑高，但就教育人们不可杀人这点来看，判处杀人者是交易成本最低的方式，而道德劝说和教育等其他能教育人们不可杀人的做法，其成本都高于直接判处杀人犯死刑；换句话说，即使死刑的审判和执行成本等可能比无期徒刑高，判处杀人犯死刑可能依旧是教育人们不可杀人最经济实惠的做法。[135]

而死刑存废在审判及执行成本面向，又可区分为刑事追诉成本、刑事执行成本和生命的价值与成本的权衡等议题。

刑事追诉成本

在台湾，关押一名囚犯一年约需20万，无期徒刑囚犯平均服刑年数为30年，而死刑犯羁押年数则会因审判程序而拖延甚久，例如徐自强案便已羁押超过13年[136]，苏建和案也羁押超过11年。死刑若仅论以行刑及关押戒护的相关成本，在不考虑诉讼审判的卷证成本与其他社会成本下也许相对较低。然而，在诉讼审判时，律师费、进行诉讼的卷证成本、司法官开庭的成本，仅仅一个审级的成本就超过百万，三审定谳成本便已高于行刑的总成本。更何况在重视人权的民主国家（包括美国、日本、台湾），死刑为求谨慎并防止冤案发生，往往会提供非常上诉等救济机制，导致救济审判成本更为高昂，远超过监禁犯人的成本。此问题在美国尤为明显。据统计，把一个人判死刑并且执行，在美国大约要花上两三百万美金，比无期徒刑的成本高出几倍。部分废死支持者便据以主张废死可减低社会成本；不过另一方面，如死囚现象一节所述的，死刑的旷日废时，以及连带的各种成本，可能是因为死囚本身诸如不断提出上诉等行为，以及站在废死立场的法官等废死立场有关的人所造成的，也就是说，若死囚不拼命地徒劳求生且法官不把个人的政见带入法律运作中，那死刑在追诉方面的成本可能不会高于无期徒刑；此外，由于在有死刑的国家，人们可能会认为部分凶手恶性重大的杀人案求处无期徒刑有失公正，或者部分杀人犯缺乏真正的悔意之故，因此求处无期徒刑可能反而会导致比直接求处死刑更多的审判，像例如日本的光市母女杀害事件就是一个开始时求处无期徒刑但检察官坚持死刑而导致更多审级的例子；而一些看法也认为，对于罪证确凿且恶性重大的杀人罪，可以而且应当速审速决；[77]此外，一些人指出，死刑案件应当速审速决，不应该拖延太久，不然只会对刑案受害者家属造成更多的煎熬和痛苦，甚而减少死刑潜在的“警惕世人”的效果，也就是杀人犯判刑确定后应该尽速处决，而超过四五年未执行的死刑可能都算是拖延太久。[137][138]

然而，由于救济机制的存在，理论上死刑审判应较无期徒刑正确、误判率亦较低；又无期徒刑保有事后打官司救济的机会，可能再增加为数不等的官司成本，仅比较刑罚执行前的审判，可能有失客观，甚至将审判过程的成本列入死刑和无期徒刑的成本的作法本身，不符合一般人直观上对死刑和无期徒刑成本的想法。目前为止，死刑与无期之审判成本及审判正确率孰高孰低，尚无确切定论。然而救济制度的意义正是以金钱和人力换取降低误判率，本质上与刑种无涉；倘使救济制度成本过高且证实无法降低误判率，应改善的也是救济制度（即死刑司法程序比照无期徒刑办理）而非死刑制度，故考虑刑种时，救济制度这个变因应受控制。且假若将无期徒刑上拉到死刑的高度，不排除未来审判成本与诉讼程序也将跟着增加，只单以诉讼程序相比显然并不公正。

刑事执行成本

若单就执行成本而言，死刑只需几颗子弹枪决即可了事（且一人一颗），而无期徒刑要关押犯人一辈子，故无期徒刑花费较死刑高，无假释可能的无期徒刑花费又更高，因此光比较执行成本，死刑比较便宜，甚至执行成本可能才是死刑和无期徒刑成本唯一真正需要考虑的部分，因为这是讨论相关成本一般人直观上真正会想到的部分，而这很多人也因此认为废除死刑是“花纳税人的钱养罪大恶极的罪犯”，是一种金钱成本上不划算、且心理上也难以接受的作法。

在良好的狱政管理下，依据狱政法规，囚犯仍能借由从事劳动为社会再创造价值，生活费可自给自足。至于监禁费用，则是国家必须负担的，因为罪犯之所以会从事犯罪行为，作为刑事政策走向的决定者的国家社会也有一部分连带责任。现时监所内已经关押许多罪犯，包括杀人犯、性侵犯、毒品犯、窃盗犯、强盗犯、诈欺犯等，死刑犯数目甚少，全部处死也无法减少狱政的固定成本。若实行终身监禁不得假释而果真造成监狱爆满，以及管理费用大增，也是与狱政管理、刑事政策、社会文化、道德价值观、社会福利等息息相关。若要避免此问题，可让不具侵害危险性的受刑人，采行非机构处遇、医疗手段治疗因病态心理所造成的问题，甚至对于无具体法益侵害的将之除罪化。死刑支持方则批评，部分国家的狱政管理不佳，有监狱暴满、空间不足的问题，且人力、医疗照护、心理咨商资源亦相当缺乏，令囚犯创造价值恐难实现，并成为"犯罪进修学校"[注 7]，若主张废死，应先改善狱政问题。

生命的价值与成本的权衡

生命的价值是不能以金钱衡量的，精神疾病患者、植物人、重症与末期病患、身心障碍者，罕见疾病者，本身没多少生产力，也需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去照顾，即使未来恢复生产力的几率相当低。若以降低成本做为死刑存续主张的依据，就相当于不想负担这些照护成本就予以遗弃任其自生自灭，甚至故意杀害，这是违背文明社会最重要的基本人性。又，绑匪掳人，若依绑匪的逻辑：“人质可能会逃跑，守着他多麻烦，现在就宰了他以免夜长梦多。”或“撕票吧，不要留活口，这样每餐还省一个便当。”对绑匪来说，自己的便利比人命重要，钱比人命重要，社会能接受吗？[140]以方便和省钱做为死刑存续主张，这逻辑与绑匪无异。同样地，重罪犯是"人格上生病的病人"，不得因其人格有缺失就剥夺其生命，对于所有生命的尊重，是不能以效益为考量。当公民愿意多付出金钱心力维护对人的尊重原则，这个原则最终将能消除战争、压迫、歧视等结构性的伤害，也能一并改善对于精神疾病患者、植物人、重症病患、身心障碍者的歧视与压迫问题，达到真正的平等。[141]也有一种观念是“可以接受尊重重罪犯的生命权，但只能以金钱为代价、而不能以治安为代价”（可以接受废死、但应以终身监禁不得假释来取代）。

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废除死刑就是对坏人宽容，不论以何种理由主张废除死刑，废除死刑就是原谅罪大恶极的杀人犯，而对坏人宽容、就是对弱者残忍；弱势族群是对高犯罪率敏感的族群，为了对坏人宽容所增加的各种成本、主要是由弱势族群支付；且正是因为人命关天、生命权至为重要之故，因此若死刑真的有更强的吓阻效果、确实有助治安，那就不应该以死刑审判过程较昂贵等理由来反对死刑。

他方意见

诉诸国际社会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统计，2012全世界有140个国家废除及不使用死刑，其中97国废除所有死刑，8国对一般状态下、非战时废除所有死刑，35国法律保留死刑但实际上超过十年未执行死刑；维持死刑的有58个国家（这58个国家中，有21个国家在2011年有执行死刑）。也就是说目前全球有差不多2/3国家废除死刑或长期不使用死刑。而联合国大会于2007、2008两年通过决议，呼吁全球停止使用死刑。欧盟的官方立场很明确为废除死刑，要成为欧盟会员国必须废除死刑。美洲、非洲也都出现区域性的文件、宣言，呼吁区域中的国家停止或废除死刑。关于各国死刑现状及联合国对死刑的立场，可见国际现况一节的说明。

一些说法认为，废除死刑是国际趋势，而任何国家都不能置身国际事务之外，因此任何国家都必须认真考虑是否该废除死刑，而旨在主张、推动废除死刑的文宣也常常指出“废除死刑是世界人权趋势”这点。

支持死刑方则指出，维持死刑的国家占全世界人口的65%[142]，而美国、日本等皆为（对内）人权记录优良的国家，且都维持死刑。一些国家废死并非基于其实际优点，而是因政治考量，例如欧盟规定其成员国废死，香港则是在英国殖民时期随英国废死，而一些废除死刑的国家，可能会在维持死刑的国家提出司法方面的协助时，以不判处相关罪犯死刑为换取司法合作的先决条件，像欧盟就曾规定说，除非美国承诺不执行特定罪犯的死刑，否则欧盟不会将逃亡至欧盟的逃犯引渡至美国；废除死刑的瑞士，其政府也曾以中华民国承诺不处决汪传浦为先决条件，好换取瑞士政府及银行向中华民国提供拉法叶军购案重要涉案人物汪传浦名下的账簿和该案的佣金流向资料的意愿；另外，因为一些卢旺达大屠杀的发动者逃到会拒绝将罪犯引渡至有死刑的国家之故，因此卢旺达国会于2007年投票表决废除死刑，好增加这些罪犯被引渡回卢旺达受审的可能；而这些事情显示了一些维持死刑的国家可能会因为维持死刑的决定，而在司法办案方面，受到来自废除死刑国家的压力；另外，许多废死国是基于天主教和东正教的文化背景。因而，废死是否真能增进国际地位，值得存疑；此外，有些人主张，在社会环境到达这些国家的水准以前，不宜废死；不仅如此，由于死刑存废中许多研究皆仅立基于研究所在之单一国家，而未考量其研究状况用于不同文化时之差异，对于生命权与自由权的看重程度与优先级，可能因文化与先进程度而不同，故其研究对于不同文化下的罪犯并不能保证具有相同之结论。政策之制定不宜邯郸学步，应考量社会风俗民情之差异。

除此之外，虽说他山之石可以攻错，任何正常国家也都不能置身国际事务之外、不把国际惯例当一回事，参照国外正确的作法本身更是无可厚非的；但另一方面，国际趋势未必是正确的，就算是持续相当一段时间的国际趋势也是如此，况且国际趋势本身也是会改变的。像例如在十九世纪晚期到二次世界大战前，出于优生学而对智能不足者强制绝育，曾一度是国际趋势，在二战前包括美国在内的许多国家都订立了相关法规，但在二战后大家逐渐认识到这种做法的危害，因此多数国家最终废弃了强制绝育的规定，因此有理由认为所谓的“越来越多国家废除死刑，所以某国也该废除死刑”这种说词，是一种诉诸新潮的谬误，因此不能用做主张废除死刑的理由。

不仅如此，一些国家废除死刑的真正目的，可能要保护曾犯下重大侵犯人权罪行的人，不受到死刑的处罚，像例如有证据显示，联邦德国的废死，最早来自右翼政党的提案，原先目地并非是一般罪行的凶手，而是企图阻碍盟军对纳粹战犯执行死刑[12]；另外罗马尼亚在1990年废除死刑时，也因人们认为这是前共产党人逃避惩罚的一种方式之故，而引发要求恢复死刑的抗议活动。[18][19][20]因此不能认为废除死刑就一定是注重人权的表现，甚至可能正是因为这国家不愿反省过去政权的错误，所以才试图透过废除死刑来保护可能犯下重大反人类罪行的旧政权余孽的。

诉诸民意

人们对于死刑存废是否能交由民意决定，有不同的看法；而在实务上，曾经有政府将死刑存废交由民意决定，美国加州曾在2012年举行死刑公投，公投的内容为民众是否支持通过34号提案（Proposition 34），而34号提案的内容，简单地讲，就是“加州废除死刑”，所以一旦公投结果为通过34号提案，那加州就会废除死刑，但若公投结果为不通过34号提案，那加州就会保留死刑；而尽管支持通过34号提案的一方，花费在宣传方面的经费，是反对该议案的六倍以上[143]，最后公投的结果是52%的投票人反对通过该议案，而48%的人支持通过该议案，因此议案最后并未通过，加州继续保留死刑。[144]

支持将死刑存废诉诸民意的看法

一些人认为，民意应有权力决定是否保留死刑。当废除死刑还未成为国家全体国民的社会共识时，跳过全民共识决定这一阶段而以各种手段让政府贸然停止死刑（或政府不经过民意的决策而停止死刑）并强迫国民接受要废除死刑，这不符合民主国家之程序，且漠视国家公民之人权；而大众对相关议题未有深入了解这点，也不该作为跳过民意的理由。

一些说法指出，罪犯人权和弱势者人权不该轻易等同，因此即使多数决原则因为有威胁少数弱势者权益之可能而不适用于决定弱势者的人权，死刑存废依旧可透过公投这种诉诸多数决的做法决定[78]，也就是说死刑存废和其他犯罪相关的议题在本质上，和诸如人民要不要缴税、生病了该怎么办、地球是否绕着太阳转、投票强迫富人分财产、浮滥征收与征用土地及财产、任意增加社会福利留下巨大负债给后代子孙、排挤或霸凌少数群体、多数暴力或法轮功等信仰是否该禁止等本质上不能交由多数决决定的事项可能是不一样的。

反对将死刑存废诉诸民意的看法

一些人认为，民意不能做为实行死刑、或是侵犯他人基本权利的借口，类似的做法有：投票强迫富人分财产、浮滥征收与征用土地及财产、任意增加社会福利留下巨大负债给后代子孙、排挤或霸凌少数群体、多数暴力、投票决定不要缴税、因为多数人讨厌法轮功等信仰而禁止法轮功等。

另外，一些看法认为，大多数民众未必对此议题深入了解，所谓的民意常常受到资讯不足、偏颇报导、或错误认知的限制与扭曲，或是一时一地的片面认知、受到蒙蔽。政治领袖是被人民推选出来做决定的，应该负起教育民众及引领民意的责任。[145]

其他相关见解

一些人认为，死刑执行与否仅是国家其中一项政策而已，民意是人民对于国家施政的意见，包括治安、国防、消防、社会福利、教育、经济、交通、建设等，倘若认为执行死刑是重视民意，而不重视其他民意面向，或其时机被怀疑系转移模糊社会焦点，就不能说是真的重视民意。[146]

另外有人认为，废除死刑的反对率其实可以降到很低，只要司法系统的判决尽量符合以下前提：“重罪就会重罚”[注 8]、“不要过分保护重罪犯隐私权”、“该监视的出狱者就严格的终身监视（洁西卡法案）”、“恶性最重大的罪犯不可能出狱或脱离监视”、“真实破案率够高”及“司法会认错”，降低民众对于恶性犯罪的恐惧，满足安全感，民意就不会这么的反对废死。

国际现况

各国死刑现况

根据国际特赦组织（Amnesty International）的统计，2017年，全世界有142国废除非特殊时期的死刑或长期不施用死刑，其中106国废除所有死刑，7国对一般状态下、非战时废除所有死刑，29国法律尚未废除但已超过十年未执行死刑，维持死刑并持续使用的有56个国家，而这56个国家中，有23个国家在2017年有执行死刑。维持死刑的国家包括阿富汗、中华人民共和国、白俄罗斯、古巴、印度、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伊朗、伊拉克、埃及、日本、索马里、马来西亚、新加坡、中华民国（台湾）、美国等等。其中被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评比为完全民主自由的经济高度发展国家而维持死刑的，有日本、中华民国及美国。简表如下：[147]

各国死刑图示

颜色注解

*蓝：废除一切死刑

*绿：废除非特殊时期罪行的死刑（特殊时期包括战时等）

*橙：实际上（非法律上）不使用死刑

*红：法律规定死刑并持续执行

2017年 死刑存废状况 国家数

废除死刑国家 法律上废除死刑 106

维持死刑国家 法律上原则废除死刑，但保留在特殊情况下可执行死刑 7 92

法律上维持死刑，但至少十年未执行死刑，或处于中止状态 29

维持死刑 56

[148]

联合国和跨国组织对死刑的立场

联合国官方反对死刑，联合国大会于2007年、2008年、2010年、2012年、2014年和2016年等多次大会上[149]通过无约束力的决议，呼吁全球停止使用死刑。欧盟的官方立场确立为废除死刑，要求成为欧盟会员国必须废除死刑。美洲、非洲也都出现区域性的文件、宣言，呼吁区域中的国家停止或废除死刑。

作为联合国公约的《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内容强烈建议废除死刑，其中的第二任择议定书更是明确要求必须废除死刑，但《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本身并未强制要求废除死刑。

各国民众对死刑的立场

美国：对死刑的反对在1966年升到最高峰，[150]当时美国有47%的民众反对死刑，高于支持死刑的42%，而当时有11%的人对此“没有意见”；同时，在1970和1980年代，随着犯罪率的增加，美国民众支持死刑的比例有所上升，对死刑的支持在1994年达到高峰，当时有80%的人支持死刑；之后，反对死刑运动再次强化，在最近一次于2011年所做的盖洛普民意调查中，有35%的美国民众反对死刑；另外，在2012年加州死刑公投的结果，52%的民众反对一项会导致死刑废除的提案（Proposition 34），而48%的则支持该提案。[144]

日本：2010年时，日本有85.6%的民众支持死刑，比先前（2010年之前）的调查结果都要高[151][152]。

中国大陆（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死刑制度）：中国大陆多数民众一直反对废除死刑，杀人偿命是传统且普遍的观点。有“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俗语，用以评论恶性刑事案件中的罪犯。但部分法学家、政治学家[谁？]则持续支持废除死刑。从实际情况看，中国大陆各级法院也在减少死刑的判决数量。[153]

中国大陆法院的官方立场为“保留死刑、严格控制死刑”。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在2009年对网民提问的答复中明确表示“严格控制死刑、慎重适用死刑，是党和国家确定的当前适用死刑的基本政策。”[154]

1995年，中国社科院法学所和国家统计局联合进行的死刑存废问题民意调查，显示95%以上的人反对废除死刑。2003年，网易对1.6万名网民的调查，83%以上的人反对废除死刑。2010年，新浪的民意调查，75%的受访者支持死刑[153]。同年，腾讯网所作的民意调查，92%的民众反对废除死刑，8%同意废除死刑[155]。

2011年，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李昌奎案，由一审死刑改为死缓。面对舆论重压，副院长田成有表示李昌奎案在十年后会是“一个标杆、一个典型”，法院在个案中直接废除死刑的图谋再度引爆舆论。最终，此案再审，改判死刑。2014年5月复旦投毒案引起社会关注，复旦大学部分学生发起签名的《关于不要判林森浩同学“死刑”请求信》最终有177签名，寄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建议给林森浩一条生路，利用医学专长造福狱中，并在将来给予受害人父母补偿。请求信中以“世界上已经有127个国家废除死刑”所为辩护理由之一[156]。但受害者黄洋的父亲表示不接受请求信的内容，在电视受访时斥为荒唐，认为学生为复旦投毒案凶手求免死是干扰司法。[157]之后《中国青年报》就死刑存废发表文章反对废除死刑。[158]反对论点认为中国大陆目前制度是属于半废除死刑状态，也就是“慎杀”的观念才是世界最先进制度，不必盲从一些欧洲国家误以为跟他们一样才是进步。[159]

韩国：有民调显示，多达83.1%的民众支持死刑，只有11.1%同意废除死刑[160]；另根据一份2009年的民意调查的结果，有66.7%的韩国民众支持死刑[161]。

中华民国：研究显示无论一般民众、社会菁英或司法官，赞成死刑存在者皆远多过反对者。约有八成之司法官不同意废除死刑。1990年有75%、1994年有69%，2001年有79%的民众不赞成废除死刑。2006年有76%的民众表示不赞成废除死刑，24%赞成废除死刑；但赞成废除死刑改采终身监禁的比例为54%。2007-2008年间有79.7%的民众不赞成废除死刑，15.9%赞成废除死刑；而赞成废除死刑改采终身监禁的比例为56%。>[162]2010年后，完全不赞成废除死刑者的比例在历次调查中都超过五成，也就是在2010年后，全国绝大多数的民众认为死刑不论如何都不能废除[163][164][165]。另外，在2010年有74%的民众支持死刑；[166]而在2012年做的民调则显示有76.7%的民众支持死刑。[167]此外有研究者认为，有些司法官和学者之所以不同意废除死刑，或许是因为他们觉得废除死刑的时机尚未成熟。学者谢静琪则以性别差异探讨民众对于死刑存废原由，研究显示“应报主义”的信念可能是两性支持死刑最重要的原由；而人道主义的信念则可能是反对死刑的最重要因素。[168]2013年2月7日，国立中正大学犯罪研究中心公布2012下半年一项民调，有高达91%民众反对废除死刑，反对废死的民意创下历史新高。

加拿大：2008年时，由通讯社与哈里斯迪塞玛民调公司共同主持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加拿大民众有52%反对死刑，39%支持死刑[169]，但在2012年时，由Angus Reid民调公司联同《多伦多星报》所做的调查发现，在废除死刑36年后，多数的加拿大人并不太抗拒回复死刑，有61%的的人相信，被判谋杀罪的应处死刑[170][171]，然而在“死刑”与“无假释无期徒刑”两者间二选一时，有50%的加拿大人偏好无假释无期徒刑，38%的则偏好死刑[172]。

法国：废除死刑前的1978年有58%支持死刑，31%反对死刑；在废除死刑后的1987年，则有61%的人支持死刑，35%的人反对死刑[24]。1999年以后，法国反对死刑的比例开始超过支持死刑的比例，2006年，52%的人反对死刑，而42%的人则支持死刑[173]。

英国：在2011年八月透过Angus Reid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65%的英国人支持对谋杀罪恢复死刑，而28%的人则反对。男性和年纪超过35岁的回应者更倾向恢复死刑。[174][175]

挪威：民调显示，每四人中大约有一人支持死刑，其中投给挪威进步党(挪威语Bokm?l形：Fremskrittspartiet或Framskrittspartiet；挪威语Nynorsk形：Framstegspartiet)的支持死刑的比例最高，根据一项2010年的调查显示，投给挪威进步党的人中有51%支持死刑。[176]尽管像Ulf Erik Knudsen[177]和Jan Blomseth[178]挪威进步党政治人物表达了支持对过分的强奸者和谋杀者等的死刑的立场，该党本身的政策依旧是反对死刑的。[176]根据一项在2011年挪威爆炸和枪击事件之后做的民调显示，挪威人对死刑的反对依旧是根深蒂固的，有16%的人支持死刑，而有68%的人反对死刑。[179]

澳大利亚：以下是Roy Morgan机构多年来对澳大利亚民众问“根据你的意见，对谋杀者的处罚该是死还是监禁？”(In your opinion, should the penalty for murder be death or imprisonment?)这问题后，民众回答状况的变化，其中最近一次在2009年8月的调查是对687名14岁以上的澳洲民众做的。[180]下为不同年份的结果：

日期 死刑

 % 监禁

 % 未定

 %

1947年12月 67 24 9

1953年2月 68 24 8

1962年4月 53 37 10

1975年11月 40 43 17

1980年10月 43 40 17

1986年1月 43 41 16

1986年7月 44 40 16

1987年7月 49 37 14

1989年2月 52 34 14

1990年2月 53 35 12

1990年6月 51 35 14

1992年5月 46 39 15

1993年5月 54 36 10

1995年8月 53 36 11

2005年11月 27 66 7

2005年12月 25 69 6

2009年8月 23 64 13

资料来源： Roy Morgan Research

各国限缩死刑的作法

在法律上正式废除死刑前，一些国家可能会历经一段限制或停止施用死刑的时期；而在法律上正式废除死刑前，各国限缩死刑运用的做法如下，这些做法也会引发争议：

修改与死刑相关的法律，废除法定唯一死刑，或增列判处死刑的条件（如：不得对精神障碍者判处死刑、判处死刑案件强制上诉），增列执行死刑的条件（如：须经过法务首长签准、或寻求赦免未成），或限缩适用于死刑的罪名（如：与无关侵害人命犯罪的死刑规定删除）。

法院尽可能不判决死刑[181]。

以法律的程序拖延死刑的执行，包括非常上诉、一再更审、借提为他案之人证、或向国家元首寻求赦免。

以国家元首特赦、减刑的方式，将死刑转换成其他的刑罚。

停止执行法定的死刑，例如若该国法律规定应由法务首长（或其他有批准、命令执行死刑权限的官员）批准／签发执行死刑命令者，不批准／签发任何执行死刑命令。

向国际社会公开宣布停止执行死刑，或以政府命令的方式宣布停止执行。

而为求降低废除死刑的民意阻力及满足社会对治安的需求，废除死刑前后会采取的配套措施包括：在法律里订定真正的“永久监禁”、可让法官不判处死刑即可永久隔离罪犯；加重重大暴力犯罪的法定刑期；延长重大暴力（如具有虐待性质者、性侵）犯罪者、高再犯率犯罪者（尤指性侵、连续犯）的平均服刑时间；延长无期徒刑的假释年限；监控已假释或出狱的重大暴力罪犯（尤其是高再犯率者）。有统计数据认为，死刑无法减少犯罪，但延长监禁时间则很有效；许多法官也会因此认为不需要判处死刑即可达到永久隔离、吓阻犯罪的目标，而减少死刑的判决。

然而这些限缩死刑运用的作法本身会引发争议，尤其在法律上并未明确废除死刑时更是如此，像是以法律程序拖延死刑执行的各种作法，如非常上诉、一再更审等，会引发人们浪费司法资源的顾虑，也会增加人们对律师的厌恶，同时如上述刑事追诉成本一段所言，这类的拖延和额外成本可能跟推动废除死刑有关，因此也不能认为废除死刑是解决此类司法资源浪费的做法；而如上判决一致性问题所言，对部分罪犯不判处死刑，可能会破坏司法运作的内在逻辑，减少死刑判决的作法也会让一些人认为法官在应该判死刑的案件中不判死刑的作法有失公正，甚而引发“恐龙法官”的批判，进而破坏社会对司法和法官的信任，因此不能说不相信司法却要求杀人者死的心态是一种矛盾；法务部长或其他有权核准执行死刑的官员在死刑犯罪证确凿、案件无争议的状况下长期不批准／签发执行死刑命令的作法，也会引发官员失职甚至渎职的疑虑。

注释

 “两公约”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合称

 “两公约”中，只有其中的《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二任择议定书有此种要求，但通过某项条约，不代表也通过任择议定书；换句话说，一个国家可以只通过《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而不通过其第二任择议定书，在这种状况下，废除死刑并非这国家的义务。

 从概念上来讲，废除死刑就是让所有本应被判处死刑的杀人犯，无条件改判相对而言比死刑还轻的刑罚，如无期徒刑等。

 宽恕通常是个人行为，但源自国家和司法的行为，也有可能使用宽恕这个词，且可能指称减轻处罚，而不一定指完全免除处罚，像例如中华民国的《公平交易法》中的“宽恕政策”，指的是参与联合垄断行为的企业，在配合主管机关调查联合垄断的状况下，可以不受到处罚，或者得以减轻处罚，而未必单指完全不处罚的状况

 If we execute murderers and there is in fact no deterrent effect, we have killed a bunch of murderers. If we fail to execute murderers, and doing so would in fact have deterred other murders, we have allowed the killing of a bunch of innocent victims. I would much rather risk the former. This, to me, is not a tough call."

 确实有研究认为加长关押时间，可能反过来会让监狱变成“犯罪进修学校”，进而导致再犯率上升。加拿大犯罪学者Paul Gendreau曾做了一个结合了五十篇关于监禁吓阻力、且受测单位多于三十万名罪犯的整合研究，发现：“（这五十篇里）没有任何的分析显示对罪犯处以监禁会减少再犯。被处以监禁处罚的罪犯的再犯率，和那些被判处社区处遇的罪犯之再犯率相近。除此之外，较长的刑期和再犯率的下降无关，事实上，研究结果与此相反，也就是较长的刑期会让再犯率增长3%。这发现支持了监狱对某些罪犯可能具有‘犯罪学校’功能的说法。”[139]；然而另一方面，虽然一些人以这种加长监禁时间反而导致更高再犯率的说法反对严刑峻罚，但实质上处罚未必等同监禁，因此加长监禁时间反而导致更高再犯率的说法，未必能反对加重处罚

 像是一些人认为若要废除死刑，就应该要推动肉刑作为替代方案。（注释省略）

谢选骏指出：人说“死刑存废问题”，我看“废除死刑是为了增加人口”。所以从表面上看，文明的地方废除死刑、野蛮的地方保留死刑；其实可能是——出生率低的地方废除死刑，出生率高的地方保留死刑。至于“死刑存废问题”，肯定还有其他方面，但是这一方面是不宜忽略的。

（另起一页）

书名

硅基时代第八卷

Silicon-based Era Volume 8

历史的荒原

The Wilderness of History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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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7月第一版

July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308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3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