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288卷 地球不是赌注 The Earth Is Not a Bet

 地球不是赌注

The Earth Is Not a Bet

2024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88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88卷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人说“人们通常可以把雄性的动物视为下大赌注、冒大风险的赌徒”——但是我看，地球不是赌注，如果有人想把地球当做赌注，那结果一定是自取灭亡。

Executive summary

People say that "people can usually regard male animals as gamblers who place big bets and take big risks" - but in my opinion, the earth is not a bet. If someone wants to use the earth as a bet, the result will be self-destruction.

（另起一页）

【第一本】  

【诊断地球——人类命运展望】

【第二本】

【地球实验室——我们输不起的行星赌博】

【第三本】

【地球编年史】

【第四本】

【自私的基因】

【第五本】

【世界人种基因图谱和独龙族的华夏基因】

（另起一页）

【第一本】  

【诊断地球——人类命运展望】

【目录】

01、霍尔丁 人类演化的可能性 

02、赫胥黎 双重危机 

03、史怀泽 对人类的呼吁 

04、梁漱溟 世界未来之文化 

05、马塞尔 反抗诱惑 

06、奥本海默 艺术与科学的展望 

07、拉达克利修南 灵的宗教与世界的要求 

08、马尔库塞 对发达社会的反思 

09、雅斯贝尔 自我存在：危机与出路 

10、布尔特曼 对神话学末世论的解释 

11、摩斯 人口与世界政治 

12、龚培德 核武器与人类未来 

13、豪克 绝望与信心 

14、舒马赫 普遍繁荣的幻象 

15、佩西 学会创造未来 

16、德贝吾 天下一家的来临 

17、汤因比 池田大作 全球大统一的可能性 

18、贝尔 现在是未来的期待 

19、莱因 太平洋的挑战 

20、马约尔 教育与人类未来 

21、赫伯斯坦 新世纪新现实 

22、瑟罗 21世纪属于谁 

23、肯尼迪 历史与推测 

24、霍金 宇宙的未来 

25、詹明信 世界新秩序 

26、戴维斯 世界无心头吗？ 

27、泰瑞莎修女等 信仰与希望

【01、人类演化的可能性】

约翰·Ｂ·Ｓ·霍尔丁

英国的生物学家霍尔丁（１８９２一？）认为“现代是一个非常适合于生存的时代”，但他也认为“纪元前七世纪佛陀与瓦尔达姆时代或纪元前五世纪初期及中期的雅典，十世纪的冰岛，比现代更好”。他从生物学的立场意识到了核子武器对于人类发展的巨大影响，提出了人类演化的可能性之设想。这篇文章是他的长文《Ｈｕｍａｎ 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Ｐａｓｔ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的结论部分，在前面他的大量的资料阐述了人类生物演化的轨迹；正是在回顾历史的基础上，霍尔丁对于人类命运表达了一个生物学家的独特关怀。

在大多数的人类社会里，最受尊敬的人格典型似将灭种。中世纪，圣德与勇气都受尊敬，但圣人与圣女均固守独身。而有勇气的人则互相杀戮。今天的时代看重财富的积蓄，但积蓄最多的人，常最少孩子。我担心的就是这类人会越来越多。当然，我并不认为实业家比圣人或封建骑士更高贵。一世纪前出生率之差异对某民族遗传因子频率的影响，并非永远持续不变，这与每年两三个月染色体之淘汰分配对蝇虫的影响一样。目前瑞典所显示的趋势已与前大不相同：当地穷人的出生率比富人更低。也许有人会问：为什么我们只知道阻止少数坏遗传因子的繁殖，而不去促进少数好遗传因子的繁殖呢、答案是：因为目前我们对使人类频率增加的罕贵遗传因子还毫无所知，当然我并不怀疑它的存在。有关人类能力遗传之基础分析还没有完全发展，这尚待遗传学家、心理学家、生理学家彼此广泛交流、共同计划。在发现这类遗传因子——那怕只仅仅一次——之前，就先讨论积极优生学计划，是毫无用处的。

可是，我想先提出一点：在我们想使之普及的遗传因子中，有一种将会停止牙齿的发育。大脑的发达是牙齿极端复杂化的原因。还有鼻子，是人的弱点之一，必需设法改良，鼻子是随脑的发达而缩小的，因此，犬、马打喷嚏是立刻喷出，而人类则需通过曲折的狭路，一世纪之后，也许对于心理构造，我们也能知其变化臻于极微细之地步。我们即使能行消极优生学，对于积极优生学，却非待知识更增，优生学态度广泛普及之后，无法实施。知识方面，需要有人的染色体图解，这工作我曾经致力过；另一方面还需人类心理结构的分析，因为，人已被判定为具有特别的天分。这种工作，英国的史特尔曼（译注，英国心理学家，主倡二因子说）及美国芝加哥学派都已选出较合标准的人尝试过。只有等待这些实验都完成之后，才能开始着手于知能素质或正常素质的伟大优生学工作。这大概必须靠强制实施杂种制，否则将如蒙古犬的优点一样，无法固定。但，我将再度申明，我一点也不怀疑有许多罕贵遗传因子的存在。在这方法能够付诸实施之前，我们的子孙仍会以聪明的方法继续进行演化的统制。现在要讨论的是另一面的可能性：在下个世纪中，人类也许会造成一种大规模的自我破坏，就单纯优生学观点而言，原子能战争比任何旧式武器战争更罪大恶极，甚至比细菌战更甚。例如像广岛、长崎的生存者，他们已受到严重感染，其子孙势必显现出各种变态，这种变态有的会出现在第一代，而要经过十几代才能消除。而其他的则为隐性，隐伏几代之后才出现，其恶性影响势将及于千代之后。原子武器纵然杀死百分之九十的文明人，文明仍不会消灭，但其他受到放射能感染的百分之十生存者，他们所生的变态人，也许却会把文明整个毁灭，要恢复将极为困难。

我们希望避免这类的国际战争，也希望避免因少数集团掌握原子武器而引起的内战。这样，和平的世界秩序也许能够维持，演化的进行才会有入关心。当然，演化势必花费很长的一段时间，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斯佛尔·莱特根据一项假定（我认为这假定无误）表示说：演化进展速度最快的，是在二十人——一百人左右的种族集团中，他们几乎与其他集团分离而孤立。这正是整个旧石器时代几个世纪中的人类生活状态。目前，社会型态已随农、工业之进展而变化，演化速度势必缓慢下来。其间，偶因短时间的流行传染病，而产生激烈的淘汰，最后，依赖卫生学的发展才阻止了这种淘汰的进展。我不知道现在将依凭什么标准来进行淘汰。两世纪以前，大家庭在许多国度中都受到尊敬，任意限制自己家中的子女数目被视为不合时宜，当时的淘汰颇倾向于助长从属社会习惯的遗传因子。今天则认为生一打孩子是变例，我们的淘汰已倾向于变异。

据一般优生学家的见解：大家庭的父亲就遗传学而论，多半是无可指望的，这种看法大概无误。他们在经济上大多一无所成，当然，在经济之成长与长期生物学价值互相认同之前，似乎应重读一下登山宝训或恐龙的历史。上述倾向究竟是否尚有希望，我不得而知，相信任何人也无从得知。另一种可能性是：我们既欲统制演化，又常选择错误的途径。如果必须从过去的动物群中选取有希望成为理性有能动物之祖先，那么，我是否能从宾西法尼亚系人或第三纪中新世人中获得答案，诚属可疑。我也许会选择像鸵鸟一样以后脚跟站立，以腕代翼的白垩纪爬虫。Ｈ·Ｊ米勒博士曾提出一个包括广泛使用人工受精的激进人类改良法。如果我是统制世界优生问题的主脑，我不能选择一个只有百分之一正确可能性的方向。米勒博士是才识优于我十倍的遗传学家，他的正确比率也许会达到十分之一，但不会再高过这一基线。关于过去的演化，当前的遗传学，细胞学等所需的知识，比现有文明基础的整体知识要广大得多。如果我们需要，我们就可获得。可以说，神仍在继续扩展人类选择的范围，因此也给予我们新的义务。演化的过程目前仍然正继续从无意识步向有意识的阶段。但我们还未能获得这项知识。

当前必须立刻着手的工作，就是人类社会的重组，在两三世代中当可完成。在理想与现实中构筑共和国的伟人，还不曾将他们的想法运用到人类社会上。但已由实际担负机能的原理予以完成了。法、俄变革背后所隐藏的伟人虽有不同，但已完成了可与之相比的实验。没有一个社会是完整的，社会变革所耗费的时间单位远比生物进化为小，因此，社会变革的义务比统制演化的义务更急切需要，这两种义务必须并行，或者也可能并行。但我觉得最要命的想法是认为：未来的人类会最适合现代的美国、英国、苏联或中国的社会，甚至适合今日我们所想得出的各种社会。假如我的推测无误，未来的人类大概是今天认为在肉体、精神、道德上都有缺陷的怪物，一到成年期，他可能会有很优秀的技能，但体力较弱，头部很大，牙齿比我们少，成长也非常缓慢，在五岁以前，大抵不能认字，到四十岁方才逐渐成熟，在这以前，一直学习不断，然后，大概可以活到几个世纪。比我们更理性、缺少本能性，不受性及亲子感情的支配，更极少受一时怒气之左右，或群众本能所统制，其动机依存于教育的比例远比我们为大，在他自己的社会中当是善良市民，但在今日现存的社会里，却会被当作疯人或罪犯。以我们的标准来看，他们具有高度的一般知识，大部分个人均已具备我们称为天才的特殊才能。不过，如果我们被带回到往古洪荒的时代，也许并不会赢得北京原人的尊敬，同理，在这类计划下产生的演化产物，若有一人被带到我们的时代，我们大概也会认为他是不快乐的人。但实在无须抱持这种悲观的想法，因为我们不可能和“他”见面。

黎蕴志  译（选自《什世纪命运与展望》，志文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谢选骏指出：人说“人类演化的可能性”，我看人类演化不是一个可能性，而是一个加速度——战争和种族灭绝就是人类演化的催化剂。

【02、双重危机】

赫胥黎（Ａｌｄｏｕｓ·Ｈｕｘｌｅｙ）

这篇文章发表于１９５０年，时隔这半个世纪，文中的警告相当一部分已成事实，更大的危机出现在人类面前。赫胥黎（１８９４——１９６３）这位博学的英国作家，有良好的家庭背景，他是生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的孙子，他的哥哥是以研究进化论闻名的科学家——朱里安·赫胥黎。赫胥黎的创作曾被目为“第一次大战后作品最富乐观性的第一人”，但当他沉静地剖析人类的当下生存状态时，他的“乐观”变成了“忧患”；也许，只有产生危机意识，人类才有可能趋向于完善。人类目前正处于危机时代，这危机存在于两个层次上。即较高层次的政治经济危机及较低层次的人口、生态学危机。国际会议及报纸上所讨论的是较高层次的危机，导致这危机的直接原因是民族集团间的权力竞争，他们都拥有或希望拥有利用战争以破坏对方经济力的广泛手段。至于人口或世界资源等低层次的危机，报纸、电台、或较重要的会议几乎都未加讨论，三大国——或四大国——也均未注意及此。这些事项大都委之于没有实际权力的下级委员所组成的健康、粮食问题之类的委员会议。他们把全部精力都花费在解决人际关系的矛盾问题上。可是，低层次危机实与政治经济危机同样深刻严重。高层次危机如果不与以宇宙论、生物学为基础而形成的问题共同研究，终究无法解决。忽视这项原则，低层次危机将使政治经济问题逐渐恶化。如果只将精力与注意力集中于政治论与经济论，那么，不但难以解决低层次的问题，甚至根本不可能解决。下面我所要提出的问题，重点在讨论低层次危机的某些层面，而其根底处则在提出：一个目前尚不清楚的事件已如何影响或将如何影响个人的生活、政治家的政治生命及民族的行动。以前曾一度流行过这样一句话：“富裕中的贫困”，意思是说：地球上本来蕴含有丰富的资源，足以供给目前人口或未来增加的人口衣食住之所需，可使人人不虞匮乏，现在人类所以悲惨的原因，实来自完全错误的生产方法及更为错误的分配方式。无论是修正通货、无限制资本主义、配给制度或＊（左亻右系）所想到的有效治疗法都行，只要彻底付诸实施，就能使全人类生活在幸福中，像童话里的王子、公主一样。匮乏与饥谨也将变为富裕，全地球势必成为一个的广大的“糖果之国。”

这种奇迹可由政治、经济的计划予以实现，但从这类高层次的探讨转移到生物、生态学所发生的问题研究时，我们的乐观似乎是太早了一点。我们找到的不是“富裕中的贫困”而是“贫困中的贫困”。世界资源对世界人口而言并不充裕。目前，地球上的人口才不到２２．５亿，生产粮食的地区大约有４０亿英亩，据营养学家计算，要供给一个人所需的充分粮食，即需有２．５英亩的土地。按这比例来说，纵使生产粮食所用的土地全是肥沃之地——其实大部分土地都很贫瘠——也难以保证目前的人口都能有足够的食物。事实上，要保证世界上２２．５亿男女老幼都有足够的食物，势必供应比现在多两倍的粮食。但这非一朝一夕所能企臻。前美国公共卫生局长托玛斯·巴兰博士称：“纵使粮食生产能够增加到最大限量，在这数十年内，仍然无法供应最低限量的足够食物。”在这种情况下，世界人口仍在继续增加——大约以十年中增加２亿的比率——这意谓着在粮食供应能够增加两倍之前，要供给的人口已非２２．５亿，而是３０亿以上了。当然，在这期间内，一切事物、技术都将精进，但粮食不足的问题仍会和今天同样深刻而广泛。此外，随人口之增加，土地也相对贫瘠。福特·谢巴德在《食物与饥谨》中写道：“近代人创造了两种足以消灭文明的方法：一为原子战争，一为世界性的土壤侵蚀。在这两种方法中，土壤侵蚀具有更恶劣的破坏性。战争破坏文明母体的社会环境。土壤侵蚀则破坏了它的基础——自然环境。换言之，原子战争会破坏某种特定文明——例如西欧式或产业式的变种文明。但土壤侵蚀若不加以防止，却会消灭任何文明发生的可能性。”

人对环境所犯的罪行一览表冗长而且阴郁。在非洲、撒哈拉沙漠正继续扩大，赤道地区，人所能居住的山地与高原，正急速遭受侵蚀，而南部平原是一片逐渐缺草的黄土地带。中美洲将继续变成沙漠，南美的多数地区，因山坡倾斜度太大，土壤将会流入水中。澳洲和美国的广大沙土地带，干燥期过长，土壤就会被风吹散。亚洲也会陷入同样可叹的状态。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的耕种愈发频仍，终至贫瘠无用。在逐渐扩大、深化的自然贫困中，人类的贫困也逐渐扩大、深化。现在必须考虑的是：这个难以应付的生物学现象已如何影响或将如何影响我们在国内及国际政治上的行动？低层次危机的本质，势必花费极长的时间去加以排除，目前所能作的，充其量只是缓和较危险的征兆以及制作纯病因学的处置计划。上文已述，任何国家或社会中的出生率差距，都会导致全体居民的品质低落，但在这种影响尚未明显化之前，实在很难预测其发展，现在暂时只能以提出问题为满足。在优秀人才减少、低能者增加的社会中，民主制度可能推进吗？这答案也许将留待５０年后的子孙。在这段期间，可能找到一种新的方法，加以培养，以便从逐渐趋于劣化的人群中，选出其最善者。同时尽可能找出一种方法，使先天禀赋优越者能尽量繁衍子孙。

当一个国家全体国民的出生率都急速下降，而其邻国的出生率都偏高时，以目前的世界结构而论，多少将使和平受到威协。无论我们在表面上多么颂扬“信仰”，２０世纪人类真正有力的宗教仍是国家主义式的偶像崇拜。名义上，我们是基督教徒、佛教徒、印度教徒、穆罕默德教徒或犹太教徒。但事实上，大家所信的都并非一神，而是５０甚至６０个神。其中任何一个都是其余诸神之敌，至少有为敌之可能。凡没有国教的国家，公立学校中所教的唯一宗教就是“神秘主义”式的地域性意识形态——亦即对国旗敬礼、对国家或其统制者之崇拜、对部定历史书所载民族英雄之赞美。历史上偶发事件中的人与事，或被当作神，或被视为永恒而具有普遍确实性的原理。从童稚时期开始，市民们就被灌输以扩展地域性偶像之荣光作为个人最高义务之理念。但这种荣光主要与政军力量有关，因此担当国家主义义务的个人，难免会伤害到若干同类。在国家主义的偶像崇拜中，任何均势的变动都会引起战争，势力强的国家将采取侵略手段，较弱者则取守势或防御手段。这种情况，在工业化程度相似的两国中，经常会在一方人口增加、年轻活泼，而另一方人口减少、逐渐老化、知能低落的状况下产生。

不仅在国与国间的比较上人口会有增减，即使对自然资源而言，亦有相对增减。如前所述，世界大部分地区，人口与资源的关系已经恶化，将来也许更甚。这个广大贫困中的广大贫困，将会不断地威胁和平，而且亦将对民主制度与个人自由构成威胁。人口过剩与自由是不能并存的，人口与资源的不均衡，使大多数人难以获得生活所需，劳动者比物品多，个人不得不为微薄的薪俸而长期工作，从不友善的大自然或不友善的人（他们掌有政经大权）手中，保护自己可怜的收益，甚至无法拥有一点剩余的购买力。所谓民主主义是指任何受雇者均有对雇主说“不”的权利，可是如果受雇者已失去得罪雇主仍可得食之自信，他们就无法说“不”。为了生存的保障，必须有生产足供家庭之所需，或者预先存储以前的薪俸，或有向新开发地移民的机会。２０世纪是人口过剩的时代，只有孩子才会认为民主制度可行于印度，而德国会加入民主国家的阵营。按目前情况，整个亚洲及大部分欧洲，尤其在德国，人口与天然资源间的关系，都已陷入绝望的不利之境。因此，民主制度无法生根、发展，实为最现实的问题。人口过剩的国家，几乎没有在经济上可以独立的个人，也几乎没有人能积存购买力，更找不到自由的土地。在人口已对天然资源造成强大压力的国家中，就整体而言，经济状况是非常不稳定的，资本、劳动、生产及消费均由政府统制，乃不可避免之事。２０世纪成为高度中央集权及全体主义专制的时代，决非偶然。马尔萨斯的理论将成事实，政治制度无可避免地会走向全体主义。在民主传统尚称坚厚的西欧，新的全体主义大抵是博爱、人道的。这几近绝对性的权力使掌握它的政治家趋于腐化，究竟要花费多少时间，不久当可分晓。世界性的政经危机，至少部分原因在于潜伏的生态学危机。几乎没有一国家保持了人口与资源的平衡。自然本具有恢复其均衡的独特方法。但如果将此法用在２０世纪生活方式下的人类身上，那么，不仅会导致深刻、广泛的悲惨状况，而且终致严重地威胁到人类的文明。因此，用最简单的话来说，问题的症结在于如何使生物学的事实与人之价值言归于好。

首先应作的事就是普遍产生危机意识，我们应把握任何机会说出下列诸项事实：人是他自己本身的“火星人”；地球遭受的侵略已经开始；敌人及其牺牲者的兵力同时增强的新锐部队已着着进逼。此外，还要认真呼吁：任何激进的革命行动都无法解消火星人入侵所产生的悲惨状况。因人口过剩与土地侵蚀而造成的破坏，其进行方式并非与政治层次的破坏相类。国际间为共同应付生态学及农业层危机所作的尝试，也许会对国际政治关系给予间接的好影响。就解决低层次危机而言，向地球上各国国民强迫推行某一种类的政策，并无益处。甚至会妨害为解决此危机所作的努力，而更增应该予以防止的悲惨程度。解决低层次危机的方法有二：限制世界人口、恢复并增加地球土壤的肥沃度以增产粮食。人类不能仅靠面包维生，但更不能仅靠理想维生。例如对印度人谈论人权与四大自由，可说实在是一残酷的笑谈。在２／３的国民３０岁前即因营养失调而死，但又每２０年即增加５０００万人的国度里，大部分人民是既没有任何权利也没有任何自由的，“世界的大悲剧”将因暴虐行为而更加恶化，已无法用好听的饶舌之辞予以缓和。要克服悲惨状况，只有针对其原因展开知性攻势。

即使降低目前世界的出生率最后终能获得意见上的一致。而且可以从明天就付诸行动，但因可能生育年龄层的人，仍然非常之多，尽管出生率已降低，人口总数仍然会继续增加到本世纪末。以最好的情况估计，在世界人口开始减少之前，至少还会增加３０亿。这表示不论发生任何事件，未来的半世纪将成为政治、经济危机最严重的时代。如果世界人口政策达成协议，又能在最近的将来付诸实施，仍需花费２０００年的时光，才能认为危机已逐渐减轻。假如政策不被采用，那么，除非发生奇迹，危机将会长期持续下去。目前，在我们所能判断的范围内，人类超乎寻常的不安与困难处境，似乎还需绵延两三世代以上，除非迅速实施适当的人口政策，以缩短这危机时期。但在这项人口问题中，我们遭遇到两难式的困局，利弊难以兼顾。就生物学、历史学看，大家庭比小家庭正常，生产五至六个子女的女性比受人工限制仅生产一至二人的更“近乎自然”。而近４０年来，出生率急降的国家，神经症与精神异常的发生率均显著增加。究其原因，部分或为与近年出生率低落有关之工业化与都市化，另一部分原因则为：限制生育制度之下的性生活与家庭形态，在某种意义上造成成人与孩童的极端不满。就生物学意义而论，人类之正常行动常是近代文明之牺牲品，因此，我们经常会感觉到缺少调整与均衡。但是，反过来说，一旦生物学上之正常行动不为近代文明牺牲时，我们将更会饥饿，更缺少自由，并更易陷入战争与革命的危机中，两者之间，究竟何去何从？依我个人之见，宁取前者。人口过剩将随之而产生压榨式的农业、专制政治、大量屠杀……往往造成难以复元的悲剧局面。而因限制生育产生的祸害，有的可用适当的药物加以治疗，有的则可以适当的社会手段防止其增长扩大。以生物学观点论，违背自然的行动，常会带来危险，但在今日的世界里，已知用卫生学、杀虫剂、抗生素、假齿等来改变人类自然死亡的习性。限制生育所引起的危机，不会比顺应自然生育习性所导致的危机更大。我们必需扼止带来死亡的力量，同样，也必需压制带来过多的生命之力，否则，必将造成人口过剩、人与环境之不均衡、地球资源全面性之破坏、饥谨、革命、战争与毁灭。如果下水道、金霉素、义齿是必需品，那么，限制生育，实行世界人口政策，更是紧要迫切。但不幸的是我们不能希望收立竿见影之效。只有在这段等待期间，先着手抑制土地侵蚀、保持土壤肥沃度及增加粮食。目前，大部分国家的国民都无力单独担负这些工作，他们每天凄凄惶惶只企求能用手养口，但“口”永远在增多，加大，“手”则必须从面积有限的瘠土中获取更多的粮食，因而加速了土地的破坏。这样的国民已无时间、土地及资源之余裕可言，他们从土地中生产出来的东西，势必用尽而后己。未来的肥沃必须成为现在饥饿的牺牲品，在负荷人口重压的国家中，“自我保存”遂不得不通向“自我破坏”。假如西欧各国能以积极态度取代消极政策，抑制这种破坏行为的计划当可实现，至少可先制定若干法案，首先让受伤害的已开发土地得以恢复，其次，以与自然法则协调的方法代替现行林业与农业的毁灭。然后，尽可能发现新的供给源泉，并使之获得发展。实施前两种法案所需经费固然非常庞大，但决不会超过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备战费。而且这笔经费是用在恢复被侵蚀土地的肥沃，以求在一定期间内减轻人口过剩所导致的重荷。换句话说，就是先供应一定数量的粮食给人口过剩的国家，所谓“一定数量”是指从可能毁灭土地的最大产量中减去在一定计划下使土地休息，准备更换更佳农业方法而尽量减产的最小量，所获得的生产数量。此外，还须拿出补助费给那些现居于易受灾害的近水区居民，让他们迁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再以高薪遣送富经验者到技术落后国家，指导当地农民健全的农耕方法，保护、管理的理论与实际工作，并制作全球土壤、气候及天然资源的一览表。

至于第三种法案则具有广泛国际性研究及实验计划的性质，付予全世界各地召募而来的科学家、技术家发现新资源、新方法的任务，以便给同胞带来衣食，而非虐杀。现在，先考虑一下若干可作为研讨对象的明显可能。地球表面，在目前的条件下，不适人居之处极多。但这些地区，颇有用充分的资本与劳力加以改善的可能。当前因为开发沙漠、冻原带、热带森林区等，所需经费太大，还不可能行动，但由于人口日渐增加，粮食与纤维品的需要超过供给量，总有一天，目前非经济性的物品会成为计划的目标，迟早由富经验的技术人员组成的委员会将要决定下列事项：开发什么地区、何时开发，用何种国际基金从事开发。无论采用什么增产方法，世界上供应粮食的绝对量，都是有前途的。就政治观点来看，最理想的增加方式是某一特定国家不欲独占的增加。在国家主义影响之下，独占剩余粮食，往往成为一个国家或一群同盟国家压迫其他不受此惠弱国的武器。世界上供应粮食的理想方式是不助长目前的独占自然资源，所有国民都可由本国的生产品或全人类都能均等利用的资源获得足够维生的供给品。在当前的情况下，国际贸易是一件既可喜复可咒诅的行为，一旦国家主义之偶像崇拜，不再是人类的宗教时，国际贸易始可成为纯然可喜之事。

另一方面，关于生存必需品，我们必需尽量谋求一国或一区的自给自足。要向这方向进展，首先应发展从海洋获取更多食物的方法，目前，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往往周围都是海，从海洋获得的大多是鱼，因为鱼产量的减少，为了获取食粮，不得不向海洋投下更多的劳力——尤其在人口增加、粮食需要量增加时更是如此。但海洋是否还能供给新的资源？海藻是否能精制为饲料或肥料？内海与江口是否可填平成为沃土？但有的国家根本没有通往海洋的出口，连盐水也成为独占性的自然资源。我们的国际性研究委员会必须再用其他方法以谋地域性之自给自足。是否可能将瘠地改为更具生产力之养鱼池？是否可能培养淡水藻类以充饲料？此外，微菌具有引起化学变化的惊人能力，是否能大量培养使充人类的粮食？独占矿物，就政治意义而论，似乎比独占粮食的供应更为危险。当一个强国的文化指向侵略时，重工业所需的煤、石油、金属矿床将不断成为扩张帝国主义的诱惑。假如这些资源位于弱小国家的领域内，一定招来不断的侵略。目前当务之急是集体研究，发展一些任何国家都可应用的代用品，以取代现有的动力资源及工业制品。例如以风或阳光作为煤与石油的部分代用品，现在作为工业基础的矿物分配并不规则，可用从海水与粘土中制成的玻璃、胶、轻金属等作为部分的代用品。这些措施也许可解消暗藏政治危机的自然资源之独占。同时，我们还应尽力将工业文明从不稳的资产消费基础，移置于更安全、更具永久性的基础上。

我们不久即将遭遇到今后无法避免的核分裂问题。这问题的关键在于：核分裂对解决低层危机将有什么帮助。在最近的将来，对遗传学将会有伟大的贡献。我们把种子曝晒于原子炉放射出来的加玛射线上，可以制造出无数史无前例的变种，这些变种大多有害，但其中若干种不仅有生育的可能，而且在经济方面亦颇有助益，例如：制造各种食物要素、在亲种无法忍受的气候条件下仍能成熟的植物、对某类疾病及寄生物具有抵抗力的种子。

就理论而言，核分裂应该可以廉价供应动力以开发那些现阶段过分干燥、寒冷、气候激变及距离普通动力资源过远的土地。但事实上，原子能在目前仍贵得吓人，简直是奢侈品，也许在今后２０年内这梦想可以实现——即动力不用花钱。２０年的时间并不算太早，因为到那时，地球必须供应比目前多４亿的人口。另一方面，掌握政权的狂人、狂热分子、理想主义者、爱国主义者等，都会为了政治目的而把这种新的动力资源不断地用于侵略、保护或防卫战争等目标上。暂时为了获得不算太大的利益，我们必须冒远较利益为大的风险，这不能不令人想起巴斯卡的赌（见巴斯卡沉思录第３３３节——译者）。为了实际对付无限之大恶，我们已在极受囿限的善这方面下了赌注。国家主义已根深蒂固深植人心，政治、宗教方面意识形态之不同已与十字军时代一样无法和解，在这样的世界中，带来国际合作与和平之最高希望——也许是唯一的希望——，可能就是救济饥民与共同保管地球资源的国际计划。关于这点，世界联邦的支持者也许会提出异议：认为这些计划如无世界政府根本难以实施，政治联合必须列为第一优先，然后才能谈到技术与经济的合作。但不幸的是，目前大部分国家的政府都不愿意联合，或者，更正确地说，他们即使愿意联合，也不喜欢联合的手段，因为，政治结合的手段常附带有牺牲，这决非愉快之事。例如，全欧实行了政治联合，那么，以前由关税保护的许多地方工业势必为数过多，将受到政府的抑制，或因必须与效率更高、更接近原料与市场的工业竞争而被消灭。抑制过剩工业将使所有者、统治者与劳动者同样受损，但这仅是政治联合应付的代价之一。遥远未来的最大利益，只有从最近将来许多相当痛苦的牺牲中见出。当然，政治联合也可在军事独裁或环境压迫下强制推行。在正常状态下，要实施民主国家的联合，相当困难。国民大概不会投票赞成将带来变化的政策，因为变化常会扰乱他们的职业与习惯。就原则而论，只有在危机时代，人才会为“将来”（的善）而牺牲“现在”。一切高等宗教，对人而言，在精神上所有瞬间都存有生死问题之危机，因此信徒视“牺牲”为当然之事。但就与此完全不同层次的事实而论，在这人口过剩、土地受侵蚀的地球上，人一生所有的瞬间都可说是危机。让大家相信人与人间的“火星侵略”及对此侵略应采取共同行动并不困难，其直接牺牲也不会太大，在遥远或不大遥远的未来，收获将是具体、明晰且具魅力的。一旦团结起来之后，这对付人口过剩与土壤侵蚀等火星人军队的技术同盟也许会发展为政治与经济的同盟，成为单一政府真正世界联邦的先驱。在这段期间，若纯以政治方式先组成联邦，当然更好。鸡与蛋孰先孰后，并非问题，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尽力两者兼得，而且愈快愈好。

黎蕴志  译（选自《廿世纪命运与展望》，志文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谢选骏指出：阿道司·赫胥黎（Aldous Huxley）《奇妙的新世界》（英语：Brave New World），亦名《勇敢面对新世界》，1931年创作、1932年发表，是二十世纪最经典的反乌托邦文学。里面有个名叫“列宁娜”的女人，她和所有男人随地性交，可谓虚怀若谷……体现了布尔什维克的杯水主义，堪称未来时代的女性先锋。

【03、对人类的呼吁】

史怀泽（Ｓｅｈｗｅｉｔｚｅｒ，Ａｌｂｅｒｔ）

阿尔贝特·史怀泽（１８７５－１９６５）的“敬畏生命”的思想闻名于世，爱因斯坦说“像史怀泽这样理想地集善和对美的渴望于一身的人，我几乎还没有发现过”。这位出生于阿尔萨斯（一战前属德国、战后属法国）的欧洲人，得过哲学、神学、医学三大领域的博士，还对音乐有极高的造诣，但他的声誉并不建立在他的才艺之上，而是他对人类苦难的无比同情及其热忱的献身精神。他将生命中的半个世纪贡献给了赤道非洲，贡献给了那里的医疗事业，从１９１３年建立丛林诊所，直到与世长辞，他一直被视作行动的人道主义的象征。１９５４年他获诺贝尔和平奖金。这里选录的是他的两篇讲辞，第一篇是１９６３年８月３日在兰巴雷内的演讲，原名《当今和平之路》，第二篇是１９５７年在奥斯陆的广播讲话，原名《对人类的呼吁》。

１

如果我们今天要走和平之路的话，那么最自然的出发点就是今年７月２５日签署的莫斯科协定。这是和平之路的第一步。在这一协定中，苏联、美国和英国政府决定，不再在大气层和水中进行核试验。”这就是说，三国政府将不再进一步发展威力巨大的核武器。由于放弃了大规模的核试验，这种发展已不可能。因为只有通过大规模的核爆炸，才能试验和判定威力巨大的核武器的功能和作用。由于人类已难以承受由大规模核试验导致的极危险的放射物对大气、大地和水的污染，放弃这种试验具有重大的意义。此外，放弃大规模的核试验和大型核武器也使这些大国不再走向经济崩溃的危险道路。由于大规模的毫无意义的核军备的巨大开支压在他们身上，这些大国正处于经济崩溃的境地。成熟的现代核武器，就像最现代化的飞机一样，是技术上的奇迹。与此相应，它们的价格也是相当昂贵的。由莫斯科协定而来的状况从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３１日起就已存在一段时间了。当时，在日内瓦的国联宫讨论放弃核试验问题的大国专家就试图这么做：在地球上建立１８０个监测站，每站有３０名工作人员，科学家以此确定在任何地方进行的核试验。因此，苏联、美国和英国决定：不等待这些计划中的监测系统发挥作用就不再进行核实验。不过，他们认为有计划地监控在地球上进行的所有核试验是不可能的。

只是美国要求，由于地下核试验无法被确定，从而不应被禁止。为了能够生产小型的核武器，泰勒和其他美国科学家也要求继续进行地下核试验。英国和苏联作出了让步，为此苏联声明，他们本身不打算进行地下核试验。从而，在莫斯科协定之前，人们生活在这么一个阶段中，大气层中的核试验被禁止，而地下核试验则被允许继续进行。这一时期从１９５８年１０月３１日持续到１９６１年９月１日。从这一天（１９６１年９月１日）开始，苏联又在大气层中进行大规模的核试验。而且，从那时起他们也决定从事地下核试验。只有不断进行大规模和最大规模的核试验，才能试制新的，威力巨大的核武器。苏联生产了威力最大的核武器。通过这种新的试验，大气层、地表和水中的放射物可怕地增加了。对由于任何一种事件而可能引发核战争的忧虑也增加了。现在，通过莫斯科协定，我们又走在一条较少危险的道路上，但是，还需要其他的理性协定，核武器给我们带来的威胁才可能被消除。莫斯科协定是朝霞。如果所有核试验，包括——会导致地震增加，从而特别可怕的——地下核试验都停下来，太阳才会上升。始终令人遗憾的是，大国在莫斯科协定中并未决定停止地下核试验。因为他们未能对此的有效监控形成一致意见，也不能信任对方在不可能全面监控的情况下，对方会遵守停止地下核试验的决定。

我们最迫切的目标在于，销毁大量现存的核武器，只有这样做和平才可能来临。但是，对这种措施，不存在完全足够的监控。如果任何已商定的一切都被遵守，那么这才会成为可能。在销毁现存核武器和由此而带来和平的未来谈判过程中，大国之间必须在遵守协定的可信性方面相互承认和信任。就其本质而言，值得信赖的担保优于完全控制的担保。后一种担保只能保证发现协定未被遵守。而值得信赖的担保则能确保事实上遵守协定。没有大国之间的相互信任，就不可销毁现有的核武器，使和平成为可能。但是，这种我们期待的信赖怎样才能成为现实呢？不是各谈判政府之间相互作出的承诺，而是在其人民中间出现一种公众舆论，它要求销毁核武器并保证它的实现。政府会被持不同政见的人取代。但人民常在。他们的意志是决定性的。从而，在当代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如果没有各国人民对于销毁核武器的公正舆论，核武器就不可能被销毁。不是所有与此有关的政府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也有这样的政府，它们有销毁核武器，并由此实现和平的愿望和计划，但并不认为有必要在其人民中出现一种促进和确保它实现的公众舆论。他们宁愿与一种不确定的公众舆论打交道，因为这种舆论能根据他们的爱好加以控制。控制公众舆论是当代各国政府的主要活动。当今，为了通过迅速和完全销毁大量核武器而实现持久和平，人们在任何一个有关国家中都不能幻想：没有一种要求和保证它的公众舆论就能销毁核武器。如果核武器应被销毁的话，各国人民就必须坚持反对核武器的公众舆论。

２

１９５４年３月１日，美国人在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地区的比基尼岛进行了氢弹试验，俄国人在西伯利亚也进行了氢弹试验。对此，人们的解释是，由于核试验，出现了一种不同于早先非原子时代情况。如果一种新的大炮射向试验场地，那么爆炸之后事情也就完了。但是，氢弹爆炸的情况则不同，它还留下一些其他东西：在大气层中的无数放射性微粒和射线。这种情况在广岛和长崎及以后不断进行的核试验中已出现，只是由于与氢弹相比，这种原子弹的威力还相对地小，从而几乎未能引起人们的重视。由于放射性射线达到一定程度，就将危及人体，从而人们开始讨论，由至今的氢弹爆炸产生的射线是否意味着这样一种危险，它会随着不断进行的爆炸而增长。此后三年半的时间，物理学和医学的代表开始探讨这一问题。人们观察射线的来龙去脉，研究它对人体的影响及其过程。根据由此收集的，即使还不够完整的材料，人们必须作出这样的判断：产生于至今所进行的核试验的放射性射线具有对人类不可低估的危险，而随着进一步的核试验，这种危险将以最可怕的方式增长。特别在最近几个月中人们经常作出这种判断。但值得注意的是，公众舆论并没有如其所期待地了解这种意见，个人和各国人民并没受到触动去注意我们所处的危险。人们本应注意到这种危险，人们应听从和理解这种判断。同那些认为自己有义务以言论作警告者的人一起，我发出呼吁。我的年龄，由我所代表的敬畏生命的观念赋予我的同情心，使我相信，我的提醒能为迫切需要的认识开辟道路。我感谢，奥斯陆的广播电台，帮助我把我相信应说的话传到四面八方。

铀原子爆炸以在铀分裂时的能量释放过程为基础，而在氢原子转变为氦原子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则是氢弹爆炸力的基础。有趣的是，发生在太阳内部不断提供光和热的能量的也正是这一过程。就其种类而言，两种炸弹的效应是一样的。但是，根据一些人的估计，这种最新型的氢弹的威力是投在广岛的原子弹的２００倍。最近，钴原子弹作为超级原子弹又成为原子弹的新品种，它是一种用钴外壳包围起来的氢弹。其威力要比至今爆炸力最大的氢弹大许多倍。在核爆炸中，产生出无数放射性微粒。它们与正在衰变的铀混在一起。这一衰变过程快慢不一，在威力最大的元素中衰变很快，在其他元素中则衰变较慢或很慢。威力最大的元素在原子弹爆炸后１０秒钟就不再存在。但就在这一瞬间，它就能够杀死好几公里范围之内的人群。只有威力较小的元素能够留存下来。我们现在应与这种元素打交道。尽管它的射线相对小一点，但它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决不能忽视。这种元素产生的衰变，在爆炸的几小时，几天，几周或几月，或几年以至百万年后，始终存在。随着放射性尘埃云，它们被带入高空。重的微粒较早往地面飘落，轻的则在大气中留存较久，随着雨雪向地面降落。至于需要多长时间，那些由至今的核爆炸带人大气中的放射性微粒才会消失，还不能准确地确定。根据一些人的估计，这至少需要３０年或４０年。我年少时就有这样的经历，１８８３年在属于巽他群岛的硫黄列岛发生了爆炸，由此进入空气的尘埃在欧洲的大气中存留了几年之久，以至夕阳的天空特别壮丽。但是，我们能够断定，大气中的放射性尘埃云随风不断围着地球飘动，而其中一部分或者本身，或者随着雨、雪、雾和露水从四面八方降落到地表、河流和海洋。

原子弹爆炸产生并漂落下降的尘埃是哪种放射性元素呢？它们是通常非放射性元素的值得注意的变种。它们具有与原子量不同的元素的化学性质。从而对它们的描述，就需根据元素的名称列举其原子重量，同一种元素能出现在多种放射性变种中。例如：除了只能存在１６天的碘１３，还有能储存２亿年的碘１２９。这些危险的元素是：磷３２，钙４５，碘１３１，铁５５，铋２１０，钲３２，钵１４４，锶８９，铯１３７。如果氢弹以钴作外壳的话，还要加上钴６０。特别危险的是这样一些元素，它们的存留期相对地长，而发射的射线也相对地强。其中锶９０最为突出。在放射性尘埃中它的量特别大。其次钴６０也是特别危险的。由这种元素而增强的大气放射性从外部不能伤害我们，它还没有强到足以渗入我们的皮肤。但是，如果吸人了含有它的空气，放射性元素就会进入我们的身体，所以，我们有可能喝带有放射性的水和食用带有放射性的蔬菜。

由于比基尼岛和西伯利亚的核试验，一时间在日本的降雨具有放射性，这种水不能饮用。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发生在日本。近来，在对降雨进行观察的世界各个地方，不时有关于放射性降雨的报道，其中也有已不能作为饮用水的放射性降雨。甚至泉水，由于长期的、大量的放射性雨水，其放射性程度也明显增强了。凡是被确认为有放射性雨水的地方，就意味着这块地方也在较高程度上被污染了。这种放射性污染不仅来自雨水，而且来自自由降落的放射性尘埃。甚至不仅地表，而且生长其中的植物也具有放射性了。地表把它所接受的放射性元素也给予了植物。放射性元素聚积在这些植物中。从这一过程中可以得知，我们必须与大量放射性元素打交道，例如作为我们食物的动物及其所吃的草。我们吃了动物的肉，而动物由于吃了草而吸收并在体内聚积了放射性元素，现在则被我们吸收并聚积在体内了。这也包括奶牛，我们饮用牛奶，也就吸收了其中的放射性元素。因此，许多小孩就有可能吸收放射性元素，对他们来说，这是特别危险的。当我们食用蔬菜和水果时，聚积在其中的放射性元素就会进入我们体内。至于放射性聚积物的数量问题，人们在北美哥仑比亚河流所作的放射性研究表明，这可能加以测定。这一研究的起因在于，用于工业生产的汉福尔特核电厂的原子能废水流入了哥仑比亚河中。水的放射性程度并不高，但是，河中浮游生物的放射性则增加了２０００倍，以这些浮游生物为食的鸭子的放射性程度增加了４万倍，河鱼的放射性程度增加了１５万倍，父母用水中昆虫喂食的燕子的放射性程度增加了５０万倍，而小鸟卵的放射性程度则增加了１００万倍。如果我们不断从官方和非官方方面得到保证，大气中被确定的放射性程度还没有达到危害人体的程度，那么这没涉及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即使我们还没有直接受到大气中放射性元素的伤害，但我们已间接地受到了从大气中不断降落下来的放射性元素的伤害。由于食用受到放射性污染的水和动植物食品，我们已吸收了放射性元素，其程度如我们在当地植物中所观察到的一样。由爆炸所产生的放射性元素导致的大气中的放射性不会这么微小，以至它一直聚积在我们体内而不发展成对我们的危险。自然中的放射性越积越多，成为我们的危害。

在自然中存在着由我们所创造的放射性元素，这是地球和人类历史中不可想象的事件，忽略它的意义和后果是愚蠢的，它会让人类付出多么可怕的代价啊！由于无思想，我们走进了这条路。因此，我们必须及时振作起来，求得与现实斗争的勇气、见识和严肃，而不再在歧路上走下去。制造原子弹的各国国务活动家们从根本上说不会有其他想法。由于他们所获得的信息，他们足够形成自己的判断，我们认为，重要的是责任意识。近来，美国、苏联和英国无论如何已都知道，没有比缔结一个共同停止核试验的协定更好的事了。但是，他们同时又声明，只要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协定，他们就不能放弃继续进行核试验。为什么他们不缔结这样一个协定呢？最终和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在这些国家内还不存在一种要求禁止核试验的公众舆论，并且除了日本之外，在其他各国人民中间也是如此。由于日本人民受到原子弹的最严重伤害，并处于一种值得被同情的处境，他们有接受这种要求的迫切必要。一个这样的协定要求可信和信赖，必须要求这样的保证，它的签署决不是由于谈判伙伴想由此顺便获得一种显著的、只有他能预见的、策略上的利益。它必须为相关各国人民共同的公众舆论所认可和批准。

陈泽环  译 （选自《敬畏生命》，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谢选骏指出：人说“对人类的呼吁”，我看这是不把自己当做人类呢？还是作为遗言留给幸存的人类呢？

【04、世界未来之文化与我们今日应持的态度】

梁漱溟

梁漱溟（１８９３～１９８８），现代中国重要的思想家，儒学复兴的代表人物之一。他自言一生思想转变大致可分三期，“第一期便是近代思想这一路。从西洋功利派的人生思想后来又折返到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是第二期。从印度出世思想卒又转归到中国儒家思想，便是第三期。”很能折射出中周知识分子在传统崩溃后再次寻求价值座标的心路历程。梁氏从本世纪初开始著文；直到本世纪末去世，他孜孜以求的是中国文化的复兴，以及人类文化的终极归宿问题。作为一个仍保留着许多传统质素的中国知识分子（儒者），他提出了自己独到的看法，这里选录的文章出自他二十年代的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颇能反映他的“世界文化三期重现理论”。选录时略有删节。

就生活三方面推说未来文化

以下分就文化的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三方面简单着一为推说：

（一）物质生活一面  今日不合理的经济根本改正是不须说的；此外则不敢随便想设。我于这上也毫无研究，所以说不出什么来；只不过基尔特一派的主张好多惹我注意之外，使我很倾向于他。大约那时人对于物质生活比今人（指西洋人）一定恬淡许多而且从容不迫，很像中国人从来的样子；因此那时社会上，物质生活的事业也就退处于从属地位，不同现在之成为最主要的；那么，便又是中国的模样。在生产上，必想法增进工作的兴趣，向着艺术的创造这一路上走；那么，又与中国尚个人天才艺术的彩色相合（参看第二章）。这些都是现在大家意向所同，似无甚疑问；还有基尔特派中一部人有恢复手工业的意思，这就不敢妄测，恐事实上很难的。假使当真恢复手工而废置大机械，那么，又太像中国从来不用机械用手工的样子了。

（二）社会生活一面  在这一面，如今日不合理的办法也不能不改变。不论是往时的专制独裁或近世的共和立宪，虽然已很不同，而其内容有不合理之一点则无异。这就是说他们对大家所用统驭式的办法，有似统驭动物一般。现在要问，人同人如何才能安安生生的共同过活？仗着什么去维持？不用寻思，现前那一事不仗着法律。现在这种法律下的共同过活是很用一个力量统合大家督迫着去做的，还是要人算帐的，人的心中都还是计较利害的，法律之所凭藉而树立的，全都是利用大家的计较心去统驭大家。关于社会组织制度等问题，因我于这一面的学术也毫无研究，绝不敢轻易有所主张；但我敢说，这样统驭式的法律在未来文化中根本不能存在。如果这样统驭式的法律没有废掉之可能，那改正经济而为协作共营的生活也就没有成功之可能。因为在统驭下的社会生活中人的心理，根本破坏了那个在协作共营生活之所须的心理。所以倘然没有所理想的未来文化则已，如其有之，统驭式的法律就必定没有了。仿佛记得陈仲甫先生在《新青年》某文中说那时偷懒的人如何要责罚，污秽的工作或即令受罚人去作，或令污秽工作的人就工作轻减些。其言大概如此，记不清楚，总之他还是藉刑赏来统驭大众的老办法。殊不知像这类偷懒，和嫌恶污秽无人肯作等事，都出于分别人我而计较算帐的心理，假使这种心理不能根本法除，则何时待有这些事而后生问题，将触处都是问题而协作共营成为不可能；现在不从怎样泯化改变这种心理处下手，却反而走刑赏统驭的旧路，让这种心理益发相引继增，岂非荒谬糊涂之至。以后只有提高了人格，靠着人类之社会的本能，靠着情感，靠着不分别人我，不计较算帐的心理，去作如彼的生活，而后如彼的生活才有可能。近世的人是从理智的活动，认识了自己。走为我向前的路而走到现在的，从现在再往下走，就变成好像要翻过来的样子，从情感的活动，融合了人我，走尚情谊尚礼让不计较的路——这便是从来的中国人之风。刑赏是根本摧残人格的，是导诱恶劣心理的，在以前或不得不用，在以后则不得不废；——这又合了从来孔家之理想。从前儒家法家尚德尚刑久成争论，我当初也以为儒家大迂腐了，为什么不用法家那样简捷容易的办法？瞎唱许多无补事实的滥调做什么，到今日才晓得孔子是一意的要保持人格。一意的要莫破坏那好的心理，他所见的真是与浅人不同。以后既不用统驭式的法律而靠着尚情无我的心理了，那么，废法之外更如何进一步去陶养性情，自然是很要紧的问题。近来谈社会问题的人如陈仲甫、俞颂华诸君忽然觉悟到宗教的必要。本来人的情志方面就是这宗教与美术两样东西，而从来宗教的力量大于美术，不着重这面则已，但着重这面总容易倾在宗教而觉美术不济事，实亦从来未有舍开宗教利用美术而作到非常伟大功效如一个大宗教者，有之，就是孔子的礼乐。以后世界是要以礼乐换过法律的，全符合了孔家宗旨而后己。因为舍掉礼乐绝无第二个办法，宗教初不相宜寻常这些美术也不中用。宗教所培养的心理并不适合我们作这生活之所需，而况宗教在这期文化中将为从来未有之衰微，详如后段讲精神生活所说，脱开宗教气息的美术较为合宜，但如果没有一整统的哲学来运用他而作成一套整的东西，则不但不济事，且也许就不合宜。这不是随便藉着一种事物（宗教或美术）提起了感情，沉下去计较，可以行的；这样也许很危险，都不一定。最微渺复杂难知的莫过于人的心理，没有澈见人性的学问不能措置到好处。礼乐的制作恐怕是天下第一难事。只有孔子在这上边用过一番心，是个先觉。世界上只有两个先觉：佛是走逆着去解脱本能路的先觉；孔子是走顺着调理本能路的先觉。以后局面不能不走以理智调理本能的路，已经是铁案如山，那就不得不请教这先党的孔子，我虽不敢说以后就整盘的把孔子的礼乐搬出来用，却大体旨趣就是那个样子，你想避开也不成的。还有我们说过在这时期男女恋爱是顶大问题，并且是顶烦难没法对付的，如果不是礼乐把心理调理到恰好，那直不得了；余如后说。

（三）精神生活一面

我们已说过在这时，人类便从物质的不满足时代转到精神不安宁的时代，而尤其是男女恋爱问题容易引起情志的动摇，当然就很富于走入宗教的动机。在人类情感未得充达时节，精神的不宁也就不著；在男女问题缺乏高等情意的时节也不致动摇到根本；但此际情感必得充达和男女问题必进于高等情意都是很明的，那么，予人生以勖慰的宗教便应兴起。但是不能。这些动机和问题大半还不是非成功宗教不可的——另有非成功宗教不可的动机与问题；并且顺成宗教的缘法不具，逆阻宗教的形势绝重。宗教就是人类的出世倾向之表现，从这种倾向要将求超绝与神秘。神秘是这时必很时尚的——我指那一种趣味，因为是时尚直党的时代。但超绝则绝对说不通，而且感情上也十分排拒；因为知识发展的步骤还不到，感情解放活动之初亦正违乎这种意向。宗教的根本要件全在超越现前之一点是既经说过的，所以我敢断言一切所有的宗教不论高低都要失势，有甚于今；宗教这条路定然还是走不通。但是宗教既走不通，将走哪条路呢？这些动机将发展成什么东西，或这些问题将由怎样而得应付？这只有辟出一条特殊的路来：同宗教一般的具奠定人生勖慰情志的大力，却无藉乎超绝观念，而成功一种不含出世倾向的宗教；同哲学一般的解决疑难，却不仅为知的一边事。而成功一种不单是予人以新观念并实予人以新生命的哲学。这便是什么路？这便是孔子的路，而倭铿、泰戈尔一流亦概属之。这时艺术的盛兴自为一定之事，是我们可以推想的；礼乐的复兴也是我们已经推走的；虽然这也都能安顿了大部分的人生，但吃紧的还仗着这一路的哲学作主脑。孔子那求仁的学问将为大家所讲究，中国的宝藏将于是宣露。而这一路哲学之兴，收拾了一般人心，宗教将益浸微，要成了从来所未有的大衰歇。说到这里，又恰与中国的旧样子相合；世界上宗教最微弱的地方就是中国，最淡于宗教的人是中国人，而此时宗教最式微，此时人最淡于宗教；中国偶有宗教多出于低等动机，其高等动机不成功宗教而别走一路，而此时便是这样别走一路，其路还即是中国走过的那路；中国的哲学几以研究人生占他的全部，而此时的哲学亦大有此形势；诸如此类，不必细数。除了科学的研究此时不致衰替为与中国不同外，以及哲学艺术当然以进化之久总有胜过中国之点外，那时这精神生活一面大致是中国从来派头，必不容否认。

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

质而言之，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有似希腊文化在近世的复兴那样，人类生活只有三大根本态度，如我在第三章中所说：由三大根本态度演为各别不同的三大系文化，世界的三大系文化实出于此。论起来，这三态度都因人类生活中的三大项问题而各有其必要与不适用，如我前面历段所说，最妙是随问题的转移而变其态度——问题问到哪里，就持哪种态度：却人类自己在未尝试经验过时，无从看得这般清楚而警醒自己留心这个分际。于是古希腊人、古中国人、古印度人，各以其种种关系因缘凑合不觉就单自走上了一路，以其聪明才力成功三大派的文明——迥然不同的三样成绩。这自其态度论，无所谓谁家的好坏，都是对人类有很伟大的贡献。却自其态度论，则有个合宜不合宜；希腊人态度要对些，因为人类原处在第一项问题之下；中国人态度和印度人态度就嫌拿出的太早了些，因为问题还不到。不过希腊人也并非看清必要而为适当之应付，所以西洋中世纪折入第三路一千多年。到文艺复兴乃始拣择批评的重新去走第一路，把希腊人的态度又拿出来。他这一次当真来走这条路，便逼直的走下去不放手，于是人类文化上所应有的成功如征服自然、科学、德谟克拉西都由此成就出来，即所谓近世的西洋文化。西洋文化的胜利，只在其适应人类目前的问题，而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在今日的失败，也非其本身有什么好坏可言，不过就在不合时宜罢了。人类文化之初，都不能不走第一路，中国人自也这样，却他不待把这条路走完，便中途拐弯到第二路上来；把以后方要走到的提前走了，成为人类文化的早熟，但是明明还处在第一问题未了之下，第一路不能不走，哪里能容你顺当去走第二路？所以就只能委委曲曲表出一种暖昧不明的文化——不如西洋化那样鲜明；并且耽误了第一路的路程，在第一问题之下的世界现出很大的失败。不料虽然在以前为不合时宜而此刻则机运到来。盖第一路走到今日，病痛百出，今世人都想抛弃他，而走这第二路，大有往者中世［纪〕人要抛弃他所走的路而走第一路的神情。尤其是第一路走完，第二问题移进，不合时宜的中国态度遂达其真必要之会，于是照样也拣择批评的重新把中国人态度拿出来。印度文化也是所谓人类文化的早熟；他是不待第一路第二路走完而径直拐到第三路上去的。他的行径过于奇怪，所以其文化之价值始终不能为世人所认识（无识的人之恭维不算数）；既看不出有什么好，却又不敢菲薄。一种文化都没有价值，除非到了他的必要时；即有价值也不为人所认识，除非晓得了他所以必要的问题。他的问题是第三问题，前曾略说。而最近未来文化之兴，实足以引进了第三问题，所以中国化复兴之后将继之以印度化复兴。于是古文明之希腊、中国、印度三派竟于三期间次第重现一遭。我并非有意把他们弄得这般齐整好玩，无奈人类生活中的问题实有这么三层次，其文化的路径就有这么三转折，而古人又恰好把这三路都已各别走过，所以事实上没法要他不重现一遭。吾自有见而为此说，今人或未必见谅，然吾亦岂求谅于今人者。

在最近未来第二态度复兴；以后顺着走下去，怎样便引进了第三问题，这还要说一两句。我们已经看清现在将以直觉的情趣解救理智的严酷，乃至处处可以见出理智与直觉的消长，都是不得不然的。这样，就从理智的计虑移入直觉的真情，未来人心理上实在比现在人逼紧了一步，如果没有问题则已，如有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就对他压迫的非常之紧。从孔家的路子更是引人到真实的心理，那么，就是紧凑。当初藉以解救痛苦的是他，后来贻人以痛苦的亦即是他；前人之于理智，后人之于直觉，都是这样。在人类是时时那里自救，也果然得救，却是皆适以自杀，第三问题是天天接触今人的眼睑而今人若无所见的，到那情感益臻真实之后，就成了满怀唯一问题。而这问题本是不得解决的，一边非要求不可，一边绝对不予满足，弄得左右无丝毫回旋余地！此其痛苦为何如？第三期的文化也就于是产生；所谓印度人的路是也。从孔子的路原是扫空一切问题的，因为一切问题总皆私欲；却是出乎真情实感的则不能，出乎这真情实感的问题在今日也能扫空，却是在那将来则不能。像这类出乎真情实感的第三问题在今日则随感而应，过而不留，很可以不成为问题；如果执着不舍必是私欲，绝非天理之自然。在将来那时别无可成为问题的，不必你去认定一个问题而念念不忘，他早已自然而然的把这一个问题摆在你的眼前，所以就没有法子扫空了。关于第三期文化的开发，可说的话还很多；但我不必多说了，就此为止。本来印度人的那种特别生活差不多是一种贵族的生活，非可遍及于平民，只能让社会上少数居优越地位，生计有安顿的人，把他心思才力用在这个上边。唯有在以后的世界大家的生计都有安顿，才得容人人来作。于自己于社会均没妨碍，这也是印度化在人类以前文化中为不自然的，而要在某文化步段以后才顺理之证。

我们现在应持的态度

我们推测的世界未来文化既如上说，那么我们中国人现在应持的态度是怎样才对呢？对于这三态度何取何舍呢？我可以说：

第一，要排斥印度的态度，丝毫不能容留；

第二，对于西方文化是全盘承受，而根本改过，就是对其态度要改一改；

第三，批评的把中国原来态度重新拿出来。

这三条是我这些年来研究这个问题之最后结论，几经审慎而后决定，并非偶然的感想；必须把我以上一章通通看过记清，然后听我以下的说明，才得明白。或请大家试取前所录李超女士追悼会演说词，和民国八年出版的《唯识述义》序文里一段，与现在这三条参照对看，也可寻出我用意之深密而且决之于心者已久。《唯识述义》序文一段录后：印度民族所以到印度民族那个地步的是印度化的结果，你曾留意吗？如上海刘仁航先生同好多的佛学家，都说佛化大兴可以救济现在的人心，可以使中国太平不乱。我敢告诉大家，假使佛化大兴，中国之乱便无已；且慢胡讲者，且细细商量商量看！

现在我们要去说明这结论，不外指点一向致误所由，和所受病痛，眼前需要，和四外情势，并略批评旁人的意见，则我的用意也就都透出了。照我们历次所说，我们东方文化其本身都没有什么是非好坏可说，或什么不及西方之处；所有的不好不对，所有的不及人家之点，就在步骤凌乱，成熟太早，不合时宜。并非这态度不对，是这态度拿出太早不对，这是我们唯一致误所由。我们不待抵抗得天行，就不去走征服自然的路，所以至今还每要见厄于自然。我们不待有我就去讲无我。不待个性伸展就去讲屈己让人，所以至今也未曾得从种种威权底下解放出来。我们不待理智条达，就去崇尚那非论理的精神，就专好用直觉，所以至今思想也不得清明，学术也都无眉目。并且从这种态度就根本停顿了进步，自其文化开发之初到他数千年之后，也没有什么两样。他再也不能回头补走第一路，也不能往下去走第三路；假使没有外力进门，环境不变，他会要长此终古！譬如西洋人那样，他可以沿着第一路走去，自然就转入第二路；再走去，转入第三路；即无中国文明或印度文明的输入，他自己也能开辟他们出来。若中国则绝不能，因为他态度殆无由生变动，别样文化即无由发生也。从此简直就没有办法；不痛不痒真是一个无可指名的大病。及至变局骤至，就大受其苦，剧痛起来。他处在第一问题之下的世界，而于第一路没有走得几步，凡所应成就者都没有成就出来；一旦世界交通，和旁人接触，哪得不相形见绌？而况碰到的西洋人偏是个专走第一路大有成就的，自然更禁不起他的威凌，只有节节失败，忍辱茹痛，听其贼踏，仅得不死。国际上受这种种欺凌已经痛苦不堪，而尤其危险的，西洋人从这条路上大获成功的是物质的财，他若挟着他大资本和他经济的手段，从经济上永远制服了中国人，为他服役，不能翻身，都不一定。至于自己眼前身受的国内军阀之蹂躏，生命财产无半点保障，遑论什么自由；生计更穷得要死，试去一看下层社会简直地狱不如；而水旱频仍，天灾一来，全没对付，甘受其虐；这是顶惨切的三端，其余科种大多不须细数。然试就所有这些病痛而推原其故，何莫非的的明明自己文化所贻害；只缘一步走错，弄到这般天地！还有一般无识的人硬要抵赖不认，说不是自己文化不好，只被后人弄糟了，而叹惜致恨于古圣人的道理未得畅行其道。其实一民族之有今日结果的情景，全由他自己以往文化使然：西洋人之有今日全由于他的文化，印度人之有今日全由于他的文化，中国人之有今日全由于我们自己的文化，而莫从抵赖；也正为古圣人的道理行得几分，所以才致这样，倒不必恨惜。但我们绝不后悔绝无怨尤；以往的事不用回顾；我们只爽爽快快打主意现在怎样再往下走就是了。

我们致误之由和所受痛苦略如上说，现在应持何态度差不多已可推见；然还须把眼前我们之所需要和四外情势说一说。我们需要的很多，用不着一样一样去数，但怎样能让个人权利稳固社会秩序安宁，是比无论什么都急需的。这不但比无论什么都可宝贵，并且一切我们所需的，假使能得到时，一定要从此而后可得。我们非如此不能巩固国基，在国际上成一个国家；我们非如此不能让社会上一切事业得以顺着进行。若此，那么将从如何态度使我们可以作到，不既可想了吗？再看外面情势，西洋人也从他的文化而受莫大之痛苦，若近若远，将有影响于世界的大变革而开辟了第二路文化。从前我们有亡国灭种的忧虑，此刻似乎情势不是那样，而旧时富强的思想也可不作。那么，如何要鉴于西洋化弊害而知所戒，并预备促进世界第二路文化之实现，就是我们决定应持态度所宜加意的了。以下我们要略批评现在许多的人意向是否同我们现在所审度的相适合。

现在普通谈话有所谓新派旧派之称：新派差不多就是倡导西洋化的；旧派差不多就是反对这种倡导的——因他很少积极有所倡导；但我想着现在社会上还有隐然成一势力的佛化派。我们先看新派何如。新派所倡导的总不外乎陈仲甫先生所谓“塞恩斯”与“德谟克拉西”和胡适之先生所谓“批评的精神”（似见胡先生有此文，但记不清）；这我们都赞成。但我觉得若只这样都没给人以根本人生态度；无根的水不能成河，枝节的作法，未免不切。所以蒋梦麟先生《改变人生态度》一文，极动我眼目；却是我不敢无批评无条件的赞成。又《新青年》前几卷原也有几篇倡导一种人生的文章，陈仲甫先生并有其《人生真义》一文；又倡导塞恩斯、德谟克拉西、批评的精神之结果也会要随着引出一种人生。但我对此都不敢无条件赞成。因为那西洋人从来的人生态度到现在已经见出好多弊病，受了严重的批评，而他们还略不知拣择的要原盘拿过来。虽然这种态度于今日的西洋人为更益其痛苦，而于从来的中国人则适可以救其偏，却是必要修正过才好。况且为预备及促进世界第二路文化之开辟，也要把从来的西洋态度变化变化才行。这个修正的变化的西洋态度待我后面去说。

旧派只是新派的一种反动；他并没有倡导旧化。陈仲甫先生是攻击旧文化的领袖；他的文章，有好多人看了大怒大骂，有些人写信和他争论。但是怒骂的止于怒骂，争论的止于争论，他们只是心理有一种反感而不服，并没有一种很高兴去倡导旧化的积极冲动。尤其是他们自己思想的内容异常空乏，并不曾认识了旧化的根本精神所在，怎样禁得起陈先生那明晰的头脑，锐利的笔锋，而陈先生自然就横扫直摧，所向无敌了。记得陈先生在《每周评论》上作《孔教研究》曾一再发问：

既然承认孔教在法律上、政治上、经济上都和现代社会人心不合；不知道我们还要尊崇孔教的理由在哪里？

除了君臣父子夫妇之道及其他关于一般道德之说明，

孔子的精神真相真意究竟是什么？

他原文大意，是说：孔子的话不外一种就当时社会打算而说的，和一种泛常讲道德的话；前一种只适用于当时社会，不合于现代社会，既不必提；而后一种如教人信实、教人仁爱、教人勤俭之类，则无论哪地方的道德家谁都会说，何必孔子？于此之外孔子的真精神，特别价值究竟在哪点？请你们替孔教抱不平的说给我听一听。这样锋利逼问，只问的旧派先生张口结舌——他实在说不上来。前年北京大学学生出版一种《新潮》，一种《国故》，仿佛代表新旧两派；那《新潮》却能表出一种西方精神，而那《国故》只堆积一些陈旧骨董而已。其实真的国故便是中国故化的那一种精神——故人生态度？那些死板板烂货也配和人家对垒吗？到现在谈及中国旧化便羞于出口，孔子的道理成了不敢见人的东西，只为旧派无人，何消说得！因为旧派并没有倡导旧化，我自无从表示赞成；而他们的反对新化，我只能表示不赞成，他们的反对新化并不彻底：他们也觉得社会一面不能不改革，现在的制度也只好承认，学术一面大缺欠，西洋科学似乎是好的；却总像是要德谟克拉西精神科学精神为折半的通融。莫处处都一贯到底。其实这两种精神完全是对的；只能为无条件的承认；即我所谓对西方化要“全盘承受”。怎样引进这两种精神实在是当今所急的；否则，我们将永此不配谈人格，我们将永此不配谈学术。你只要细审从来所受病痛是怎样，就知道我这话非激。所以我尝叹这两年杜威、罗素先到中国来，而柏格森、倭铿不曾来，是我们学术思想界的大幸；如果杜威、罗素不曾来，而柏格森、倭铿先来了，你试想于自己从来的痼疾对症否？

在今日欧化蒙罩的中国，中国式的思想虽寂无声响，而印度产的思想却居然可以出头露面，现在除掉西洋化是一种风尚之外，佛化也是范围较小的一种风尚；并且实际上好多人都已倾向于第三路的人生。所谓倾向第三路人生的就是指着不注意图谋此世界的生活而意别有所注的人而说立如奉行吃斋、念佛、唪经、参禅、打坐等生活的人和扶乩、拜神、炼丹、修仙等样人，不论他为佛教徒，或佛教以外的信者，或类此者，都统括在内。十年来这样态度的人日有增加，滔滔皆是：大约连年变乱和生计太促，人不能乐其生，是最有力的外缘，而数百年来固有人生思想久已空乏，何堪近年复为西洋潮流之所残破，旧基骤失，新基不立，惶惑烦闷，实为其主因。至于真正是发大心的佛教徒，确乎也很有其人，但百不得一。我对于这种态度——无论其为佛教的发大心或萌乎其他鄙念——绝对不敢赞成；这是我全书推论到现在应有的结论。我先有几句声明，再申论我的意思。我要声明，我现在所说的话是替大家设想，不是离开大家而为单独的某一个人设想。一个人可以有为顾虑大家而牺牲他所愿意的生活之好意，但他却非负有此义务，他不管大家而从其自己所愿是不能非议的。所以我为某一个人打算也许赞成他作佛家的生活亦未可定。如果划一定格而责人以必作这样人生，无论如何是一个不应该。以下我略说如何替大家设想即绝对不赞成第三态度之几个意思：

（一）第三态度的提出，此刻还早的很，是极显明的。而我们以前只为一步走错，以致贻误到那个天地（试回头看上文），此刻难道还要一误再误不知鉴戒吗？你一个人去走，我不能管；但如你以此倡导于社会，那我便不能不反对。

（二）我们因未走第一路便走第二路而受的病痛，从第三态度将有所补救呢，还是要病上加病？我们没有抵抗天行的能力，甘受水旱天灾之虐，是将从学佛而得补救，还是将从学佛而益荒事功？我们学术思想的不清明，是将从学佛而得药治，还是将从学佛而益没有头绪？国际所受的欺凌，国内武人的横暴，以及生计的穷促等等我都不必再数。一言总括，这都是因不像西洋那样持向前图谋此世界生活之态度而吃的亏，你若再倡导印度那样不注意图谋此世界生活之态度，岂非要更把这般人害到底？

（三）我们眼前之所急需的是宁息国内的纷乱，让我们的生命财产和其他个人权利稳固些；但这将从何种态度而得作到？有一般人——如刘仁航先生等——就以为大家不要争权夺利就平息了纷乱，而从佛教给人一股清凉散，就不复争权夺利，可以太平。这实在是最错误的见解，与事理真像适得其反。我们现在所用的政治制度是采自西洋，而西洋则自其人之向前争求态度而得生产的。但我们大多数国民还依然是数千年来旧态度，对于政治不闻不问，对于个人权利绝不要求，与这种制度根本不适合；所以才为少数人互竟的掠取把持，政局就翻覆不已，变乱遂以相寻，故今日之所患，不是争权夺利，而是大家太不争权夺利；只有大多数国民群起而与少数人相争，而后可以奠定这种政治制度，可以宁息累年纷乱，可以获持个人生命财产一切权利，如果再低头忍受，始终打着逃反避乱的主意，那么就永世不得安宁。在此处只有赶紧参取西洋态度，那屈己让人的态度方且不合用，何况一味教人息止向前争求态度的佛教？我在《唯识述义》序文警告大家：“假使佛化大兴，中国之乱便无已”。就是为此而发。我希望倡导佛教的人可怜可怜湖南湖北遭兵乱的人民，莫再引大家到第三态度，延长了中国人这种水深火热的况味！

（四）怎样促进世界最近未来文化的开辟，是看过四外情势而知其必要；但这是第一路文化后应有的文章，也是唯他所能有的文章；照中国原样走去，无论如何所不能有的，何况走印度的第三路？第一路到现在并未走完，然单从他原路亦不能产出；这只能从变化过的第一态度或适宜的第二态度而得辟创；其余任何态度都不能。那么，我们当然反对第三态度的倡导。

我并不以人类生活有什么好，而一定要中国人去作；我并不以人类文化有什么价值，而一定要中国人把他成就出来；我只是看着中国现在这样子的世界，而替中国人设想如此。我很晓得人类是无论如何不能得救的，除非他自己解破了根本二执——我执、法执。却是我没有法子教他从此而得救，除非我反对大家此刻的倡导。因为你此刻拿这个去倡导，他绝不领受，人类总是往前奔的，你扯他也扯不回来，非让你自己把生活的路走完，碰到第三问题的硬钉子上，他不死心的。并且他如果此刻领受，也一定十九是不很好的领受——动机不很好。此刻社会上归依佛教的人，其归依的动机很少是无可批评的，其大多数全都是私劣念头。藉着人心理之弱点而收罗信徒简直成为彰明的事。最普通的是乘着世界不好的机会，引逗人出世思想；因人救死不赡，求生不得，而要他解脱生死；其下于此者，且不必说。这便是社会上许多恶劣宗教团体的活动也跟着佛教而并盛的一个原故。再则，他此刻也绝不能领受。当此竞食的时代，除非生计有安顿的人，一般都是忙他的工作，要用工夫到这个，是事实所不能。他既绝不领受，又绝不能领受，又不会为好动机的领受，那么几个是从此而得救的呢，还有那许多人就是该死的？既不能把人渡到彼岸，却白白害得他这边生活更糟乱，这是何苦？不但祸害人而且糟蹋佛教。佛教是要在生活美满而后才有他的动机，像这样求生不得，就来解脱生死，那么求生可得，就用他不着了。然在此刻倡导佛教，其结果大都是此一路，只是把佛教弄到鄙劣糊涂为止。我们非把人类送过这第二路生活的一关，不能使他从佛教而得救，不能使佛教得见其真，这是我的本意。

孔与佛恰好相反：一个是专谈现世生活，不谈现实生活以外的事；一个是专谈现世生活以外的事，不谈现世生活。这样，就致佛教在现代很没有多大活动的可能，在想把佛教抬出来活动的人，便不得不谋变更其原来面目。似乎记得太虚和尚在《海潮音》一文中要藉着“人天乘”的一句话为题目，替佛教扩张他的范围到现世生活里来。又仿佛刘仁航和其他几位也都有类乎此的话头。而梁任公先生则因未曾认清佛教原来怎么一回事的原故，就说出“禅宗可以称得起为世间的佛教应用的佛教”的话（见《欧游想影录》）。他并因此而总想着拿佛教到世间来应用；以如何可以把贵族气味的佛教改造成平民化，让大家人人都可以受用的问题，访问于我。其实这个改造是作不到的事，如果作到也必非复佛教。今年我在上海见着章太炎先生，就以这个问题探他的意见。他说，这恐怕很难；或者不立语言文字的禅宗可以普及到不识字的粗人，但普及后，还是不是佛教，就不敢说罢了。他还有一些话，论佛教在现时的宜否，但只有以上两句是可取的。总而言之，佛教是根本不能拉到现世来用的；若因为要拉他来用而改换他的本来面目，则又何苦如此糟蹋佛教？我反对佛教的倡导，并反对佛教的改造。

我提出的态度

于是我将说出我要提出的态度。我要提出的态度便是孔子之所谓“刚”。刚之一义也可以统括了孔子全部哲学，原很难于短时间说得清。但我们可以就我们所需说之一点，而以极浅之话表达他。大约“刚”就是里面力气极充实的一种活动。孔子说“吾未见刚者”。“刚”原是很难作到的。我们似乎不应当拿一个很难作到的态度提出给一般人；因为你要使这个态度普遍的为大家所循由，就只能非常粗浅，极其容易，不须加持循之力而不觉由之者，才得成功。但我此处所说的刚，实在兼括了艰深与浅易两极端而说。刚也是一路向，于此路向可以入的浅，可以入的深；所以他也可以是一非常粗浅极其简易的。我们自然以粗浅简易的示人，而导他于这方向，如他有高的可能那么也可自进于高。我今所要求的，不过是要大家往前动作，而此动作最好要发于直接的情感——而非出自欲望的计虑。孔子说：“枨也欲，焉得刚”，大约欲和刚都像是很勇的往前活动；却是一则内里充实有力，而一则全是假的——不充实，假有力；一则其动为自内里发出，一则其动为向外逐去。孔子说的“刚毅木讷近仁”全露出一个人意志高强，情感充实的样子；这样人的动作大约便都是直接发于情感的。我们此刻无论为眼前急需的护持生命财产个人权利的安全而定乱入治，或促进未来世界文化之开辟而得合理生活，都非参取第一态度，大家奋往向前不可，但又如果不根本的把他含融到第二态度的人生里面，将不能防止他的危险，将不能避免他的错误，将不能适合于今世第一和第二路的过渡时代。我们最好是感觉着这局面的不可安而奋发；莫为要从前面有所取得而奔去。我在李超女士追悼会即已指给大家这个态度，说：“要求自由，不是计算自由有多大好处便宜而要求，是感觉着不自由的不可安而要求的。”但须如此，即合了我所说刚的态度；刚的动只是真实的感发而已。我意不过提倡一种奋往向前的风气，而同时排斥那向外逐物的颓流。我在那篇里又说：“那提倡欲望，虽然也能使人往前动作，但我不赞成”；现在还不外那一点意思，施今墨先生对我说的“只要动就好”，现在有识的人多能见到此；但我们将如何使人动？前些年大家的倡导，似乎都偏欲望的动，现今稍稍变其方向到情感的动这面来，但这只不过随着社会运动而来的风气，和跟着罗索创造冲动占有冲动而来的滥调；并没有两面看清而知所拣择，所以杂乱纷歧，含糊不明，见不出一点方向，更不及在根本上知所从事。这两年来种种运动，愈动而入愈疲顿，愈动而人愈厌苦，弄到此刻衰竭欲绝，谁也不高兴再动，谁也没有法子再动，都只为胡乱由外面引逗欲望，激励情感，为一时的兴奋，而内里实际人人所有只欲望派的人生念头，根本原就不弄得衰竭烦恼不止。动不是容易的，适宜的动更不是容易的。现在只有先根本启发一种人生，全超脱了个人的为我，物质的欲慕，处处的算帐，有所为的而为，直从里面发出来活气——罗素所谓创造冲动——含融了向前的态度，随感而应，方有所谓情感的动作，情感的动作只能干此得之。只有这样向前的动作才真有力量，才继续有活气，不会沮丧，不生厌苦，并且从他自己的活动上得了他的乐趣。只有这样向前的动作可以弥补了中国人夙来缺短，解救了中国人现在的痛苦，又避免了西洋的弊害，应付了世界的需要，完全适合我们从上以来研究三文化之所审度。这就是我所谓刚的态度，我所谓适宜的第二路人生。本来中国人从前就是走这条路，却是一向总偏阴柔坤静一边，近于老子，而不是孔子阳刚乾动的态度；若如孔子之刚的态度，便为适宜的第二路人生。

今日应再创讲学之风

明白的说，照我意思是要如宋明人那样再创讲学之风，以孔颜的人生为现在的青年解决他烦闷的人生问题，一个个替他开出一条路来去走。一个人必确定了他的人生才得往前走动，多数人也是这样；只有昭苏了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出动作，才是真动。中国不复活则已，中国而复活，只能于此得之，这是唯一无二的路。有人以清代学术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文艺复兴的真意义在其人生态度的复兴，清学有什么中国人生态度复兴的可说？有人以五四而来的新文化运动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其实这新运动只是西洋化在中国的兴起，怎能算得中国的文艺复兴？若真中国的文艺复兴，应当是中国自己人生态度的复人；那只有如我现在所说可以当得起。

蒋百里先生对我说，他觉得新思潮新风气并不难开，中国数十年来已经是一开再开，一个新的去，一个新的又来，来了很快的便已到处传播，却总是在笔头口头转来转去，一些名词变换变换，总没有什么实际干涉，真的影响出来；如果始终这样子，将永无办法；他的意思似乎需要一种似宗教非宗教像倭铿所倡的那种东西，把人引入真实生活上来才行。这话自是不错，其实用不着他求，只就再创讲学之风而已，现在只有踏实的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两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否则我敢说新文化是没有结果的。至于我心目中所谓讲学，自也有好多与从前不同处；最好不要成为少数人的高深学业，应当多致力于普及而不力求提高。我们可以把孔子的路放得极宽泛、极通常，简直去容纳不合孔子之点都不要紧。孔子有一句“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话，我想拿来替我自己解释。我们只去领导大家走一种相当的态度而已；虽然遇到天分高的人不是浅薄东西所应付得了，然可以“极高明”而不可以“道高明”。我是先自己有一套思想再来看孔家诸经的；看了孔经，先有自己意见再来看宋明入书的。始终拿自己思想作主。由我去看，泰州王氏一路独可注意；黄黎洲所谓“其人多能赤手以搏龙蛇”，而东崖之门有许多樵夫、陶匠、田夫、似亦能化及平民者。但孔子的东西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生活；我于这种生活还隔膜，容我尝试得少分，再来说话。

世界的态度

其实我提出的这态度并不新鲜特别，巧妙希罕，不过就是现在世界上人当此世界文化过渡时代所要持的态度。我所谓情感的动，不但于中国人为恰好，于世界上人也恰好，因为我本是就着大家将转上去的路指说出而已。

（选自《梁漱溟全集》第一卷，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谢选骏指出：“蒋百里先生对我说，他觉得新思潮新风气并不难开，中国数十年来已经是一开再开，一个新的去，一个新的又来，来了很快的便已到处传播，却总是在笔头口头转来转去，一些名词变换变换，总没有什么实际干涉，真的影响出来；如果始终这样子，将永无办法；他的意思似乎需要一种似宗教非宗教像倭铿所倡的那种东西，把人引入真实生活上来才行。这话自是不错，其实用不着他求，只就再创讲学之风而已，现在只有踏实的奠定一种人生，才可以真吸收融取了科学和德谟克拉西两精神下的种种学术种种思潮而有个结果；否则我敢说新文化是没有结果的。”——我看这是在呼唤魔鬼，后来毛魔真的来了，那就是解放、文革、集中营！

  

【05、反抗诱惑】

马塞尔（Ｍａｒｃｅｌ，Ｃｒａｌ，ｒｉｅｌ）

这是法国哲学家马塞尔（１８８７～？）《反叛人类的人》一书中的一节。在略带晦涩的论述中，马塞尔表达了他对“民主化”与“科学化”负面作用的体认，从而显现了他对“信仰价值、信仰意志、人间爱”等的求索热情。二十世纪假借“民主”与“科学”之名，摧毁了传统思想的基本秩序，而一个彻底解放了的思想空间，将如何重新获得新的价值坐标，或新的生存意义？马塞尔的文章，也许有偏颇之处，却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

在这类书本的讨论中，到底含有些什么样的普遍结论呢？的确，预言不能构成问题。就人的观点而论，一切事物都不会终结，也不是我们曾经“赌过”的。宿命论是一种罪恶，甚至是罪的源泉，这点必需先弄清楚。哲学家决非预言者，就任何意义而论，都不是预言者。换言之，哲学家并非常常站在“神”的地位，如果在思索过程中，哲学家竟然这样做，那不仅是荒谬，而且是冒渎行为。此处，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需知道，真正的预言者决不将自我安放于神的立场，而是让自身成为虚空，使神能在其中说话，这点非常不同，而且这种崇高使命也不属于哲学家。今天，哲学家最重要——或许也是唯一的义务是：教人如何防卫自我，也就是如何对抗那非人性的异常诱惑，因为现今已有许多人屈服在这诱惑中。的确，在尼采所谓“神已死”的情况下，人的苦闷继续增长，似无已时。对明究此事并加思索的人而言，最严重的问题往往是不思不想者认为索然寡味的事物。自我质问或犹疑不决，似乎与行动的要求难以并存，试观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王子即一著例。非宗教性的人——亦即斩断羁绊的人——将成为不服从者、拒绝者。但我们必须先回到辩证法过程，因为以往我们常常只注意发展，而不曾对此辩证法过程加以思索。拒绝者如果与其自我始终一贯，就成为完整的虚无主义者。但完整的虚无主义者，由于仍必需与生存条件、生存结构发生关连，因此只能以极端形态或根本无行动力的例外者而存在，无论如何，必需警惕，千万不可陷入拒绝者的诱惑中，也不可陷入观念上单一存在的诱惑里，这样的单一只能在主观上存在，本质是属于“独语式”的。“我”不能客观说话，只有人们才能客观说话，客观必须是复数。只有在拒绝者中，才有所谓不自然的枷锁。——我常想将这不自然枷锁对比来看。在家庭与社会组织健全时，自然枷锁可以把同一家庭的成员或同一城镇的居民结合起来。从这种考察出发，我们不能不重估前人所完成的最深透的小说——而且，在本质上是最具预言性的小说：杜思妥也夫斯基的“恶灵”。老实说：在已知的世界里，人存在已被真正的枷锁互相结合起来，就另一层次而论，对超越了“人”，并将人包干其中，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结合。拒绝者则已与这高层次原理绝缘，完全不具存在论的属性，常想以虚构的未来投影代替这项原理，最后，只有陷入虚无，纵然他们想在这虚构投影上披加现实的外衣，因而用尽美的辞藻，结果仍然只是非现实性、虚构的代用品。

可是，就在这一点上，出现一件非常严重的事实，我们十分清楚由抽象概念达到抽象化的过程，抽象概念中似乎含有具体的生命，这正如人体中癌组织的生长相似，是一种异常而不健康的生命，只有依靠经验，才能了解何时、何地、如何形成这类生命的种种问题。我们应该注意考察的是：第一、如何由都市与产业的集中而形成大众的条件，第二、在不能承认存在者的尊严、亦即不能认为有实体的情况下，大家如何以独裁者为核心，而结成狂热集团聚于其左右，以致似乎无可避免地带有电流与磁性。我不是社会学家，也不是历史学者，对这两个问题，只能予以概略论述，可是为了模仿生命，揭示大众，我们必须超越历史与社会学提供的资料，举出可称为“死”的社会法则，在恐怖中才能达到力之顶点的社会力学法则，以及多少带有永恒性的条件。无疑地，如果我们希望由尊严与充实中再度发现人性，就必需像已浮上水面的潜水夫一样，尽力再挣脱恐怖之夜的束缚。可是，正如我一再强调的，技术本身并不是恶，甚至可说是适得其反，但如果我们不能统制技术，并为了将其置干将来的从属地位而认真奋斗，那么，技术必会集中于拒绝者身侧，并由其亲自予以组织化。虚无主义有时带有技术万能主义的色彩，同时，技术万能主义也无可避免地会成为虚无主义，这是当前世界中奇妙而意义深长的事实。技术万能主义与技术固有的领域之间，就理论上而言，有绝对的差异，但事实上，这差异似已消失。不过，虚无主义与技术万能主义问的关系并不明显。虚无，亦即全面性的否定，是技术万能主义隐藏于其最深处的秘密，也正因这个秘密，它才能从各种角度显现出来。在终极点上，美国技术万能主义的罪恶与苏俄并无不同：但此处必需注意的是，应该先考虑美国目前趋向极端发展的情况，然后再下裁决，否则，就会成为一个太轻率的裁决，像一般知识常作的裁决一样，因为他们对自己所说的并没有具体而详细的知识。

从上述一些相当错综的观察中，还可获得更明确的警告。

这些警告中最紧要的，可以下列形式来表达：只要一开始思索——此处思索意指反省——思索行为本身，就如哲学史所示，将伴随诱惑俱来，诱向超然，诱向自我的孤立化。可是，只有在反省尚未达到一定层次时，这诱惑才能存在。同时，我所谓的“自我”，并非指“根源”而言，而是指一种妨害，只要能真正了解这个自我，就能克服诱惑。由于这难以消除的幻觉，我们的自我常会以自身为银幕，而自我本性是放映机，但，发光的并非来自自我，断非来自自我。自我，就本质而论，是内部的装饰，广义言之，一切自负、伪装、优越都是它的本性。认清这种根本责任之后，为了完成它，我们应如何全力以赴？换言之，作为一个哲学家，我应信奉的最重要之伦理戒律为何？无疑的答案是切勿冒犯此“光”，所谓“光”此一语词，应有怎样的正确意义？我并非将它当作比喻来用，因为一旦用比喻来判定语言的关系，我们就不能拥有语言。约翰福音开端就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正是以最严谨的方法，恰当而无可比拟的语言，规限了人存在最普遍的性格，如果再加上一句：除非人被这光所照亮，否则就不是人。作为福音原句的衍生，那么其义更明。虽然如此，拘于不得已之心态，关于“光”这个字的意义，仍然只能规限为爱与真理极限之同一性，低于这极限的真理即是拟似的真理，换言之，无真理的愚，就某些方面而言，实为妄想。由此，我们可接近此光，但仍需自问：那目前仍是神秘、特殊的条件究竟为何？现在，暂时按下本书经常提及与思索有关的启示，先谈谈下面的事实：我们扮演的角色在于不妨害此光贯穿我们而过，同时，为了彼此，所有人都应让此光闪烁辉煌。尽管外观备异，这总是积极的角色。总之，自我是自负，伪装而优越的，我们要战胜自己，粉碎其错误主张，能以此为主要义务，就是积极的角色，这只有靠自由才能达成，就某一意义而论，这也就是自由。

除此而外，我们还可举出若干应该抵抗的诱惑，其中最危险、而且流传最广的诱惑之一就是：受数字（及统计）的迷惑。堕落的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单纯独断间，在此完成了最令人作呕的共谋。即使就想象力而论，一旦习惯于受无任何对应的数字之欺，精神就开始腐败——不论数字是无限大或无限小，都同样真实。当然，如果否认天文学家与物理学家在他们的领域内从事这种危险运作的成就，那是疯狂之举，但我们必需认清，一旦数字及统计从他们的领域移向其他领域时，即开始面临危机。具体地说，就是从适用特殊方法之特殊领域，转移到人所具有的具体行为之领域。我们必须在后一领域中，重建“邻人”这一语词的意义及其所内含的肯定。在福音书及哲学反省的成果上都已显示了其丰硕的收成。著名的法国古生物学家曾以实例向我们显示了一种错误，不可不谈。他是一个坚信的基督徒，但也同时拥有无与伦比的数之魅力。在一次会议席上，曾就世界的进步，说出他自己的信念，当时，另外一个人提到在苏俄劳动营中有数百万人正濒临死亡的事实，引起了他的关注，于是，高呼说：“与广远的人类历史相比，数百万人算得了什么！”这是一句多么冒渎的话！由于他只用几百万、几亿这种概念来思维，因此，无法想象像单独的个人面对难以言宣的痛苦现实时，是怎样的情景。一旦一个人只能用“件数”，亦即只能用抽象概念来思考，那么，数字的幻影遂将痛苦的现实从他眼中隐去。在我撰写“存有的秘义”一书的序言中，曾提议用“新苏格拉底主义”来称呼我今后的思想。在以前的种种叙述，已充分说明了此中的含义，“复归于邻人”似乎正是以新苏格拉底方法接近存在的真正条件。由于我们离开了邻人，这个社会才变成一片迷茫，我们已无法区别存有与非存有。可是，技术万能主义只有在将邻人抽离化、终止否定邻人时才能成立。我记得一个具有优秀知性，却又受现代错误毒害甚深的人，曾对我提出一个意见：某次，当我以赞赏的语气说到一个中产阶级的法国基督徒，虽然遭遇大困难，仍雄心勃勃想要养育许多孩子的事时，他以强烈的语调驳斥说：“我无法赞同你的说法，美国当局在调查世界资源之后，最近已获得一个结论，如果你知道了这个结论，那么，你所称赞的多产，显然是一个愚话！”我们朋友中的一位剧作家——可以说是喜剧作家，说起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在决心生孩子之前，想先知道一下南美与中非的收获状况，于是，急忙赶到专家处探问。但他们忘了法国本地的情形，由于多年累积的错误，法国的许多沃上已荒废不耕。我们不能以世界的规模来考虑家庭，也不能将家庭的地平线扩展至无限，如果一旦以这样的想法来考虑一切，就会成为技术万能主义者。

当然，只是不承认世上有因人口过剩引起的可怕现实问题，我大概就会陷入坏的信仰中。可是，在今天这种处境下的人，是否能应付这问题，甚至，是否能以可理解的语言说明它？这实是“制造者”的问题，“人类的制造者”这想法是矛盾的。由于不承认这问题，我们必须不断支付很高的代价——即发现自我正处于低落精神水准的代价，作为补偿。这时，在使人免于极度傲慢的防卫上，科学家与行动人扮演了哲学的角色。我们哲学家的义务，不仅要使普遍性的不灭权利获得广泛承认，而且还要进一步小心区分、整理能有效防卫此一权利的领土。在本书序文中，我说过：“普遍性”这一词语具有混紊暧昧之义，容易引起误解，几乎无可避免地，我们会以表示一般性之最大量，来理解“普遍性”，但这正是大错而特错的误解。最好的解释莫过于：从天才精神的最高表现（即具有最伟大性格的艺术品）中寻取支柱。我自己是音乐家，所以想起了贝多芬晚年的作品。任何人都知道，在贝多芬的作品中一切一般性的观念都不能适用，而他的１１１号奏鸣曲，１２７号四重奏，却能导引我们深入人类最深、最神圣的内心世界，在自明而不能规限的意义上，这些作品所指的“人类”只是很有限的数目，但仍一点不影响其普遍价值。普遍在深刻的层次中有其地位，但在广度上则无。此处，仍有一个我们必须极端警惕的观念：是否只有“个人”才能接近真正的普遍性？我们不能拒绝社会的原子论概念，一如拒绝社会的集团概念一样。正如居斯达夫·迪庞所含蓄表示的意见：这两个概念实为使此一过程解体的两个互补层面。如果没有交往，真正的深刻即不能存在，但在因自我中心，而成病态硬化的个人间，交往绝无实现的可能，即使置身群众的中心，也不可能发生交往。我最近撰写的书，大部分都以“相互主体性”为前提，如果没有这观念，则一切精神性都成空言，只有这观念才能开展个人的胸襟。从行为观点来看，这事实有特殊的重要性，它为我们展开了全新的地平线，只有在以爱心赋予生气的有限集团中，普遍性才能真正实现。因此，在批判思索之前，先使贵族主义观念再度重回，才是最重要的。今日，在平等主义名义之下，藉有限思考的最坏理由，贵族主义已使人不敢相信。要使它重回，必须刷新其内涵。职工的贵族主义或许已如此，我之所以说“已如此”，因为法国职工大多已因愚笨的立法遭受组织性的毁灭，所以才不得已用“已”字的过去式来表示。但，重建贵族主义绝对必要，因为，所有的平等化过程都是下降的、朝向位阶秩序的下部。上升的平等化根本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在怎样的焦点上，这种新贵族主义才能建立？这才是该切实探求的问题。这问题也许无法获得一般性的解决，因为各个集团都有其个别的问题，而且，也只能有个别的问题，由这些个别的问题以适应情况、注意制度、个性与生活观，因而形成自我。

不过，这样的集团常有因自我闭锁而形成派阀的危险。一旦如此，这集团就会背离普遍价值，丧失了形成自我的可能性。因此，一个集团在与其他精神迥异，或意见交换频仍的集团，发生关系时，必须经常处于一种自动期待、自动采择的状况，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义务。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里，各个集团才能成为有生命的集团，才能免于那因自我崇拜而生的病态硬化，而集团的生命才能随时间而发展，并超乎时间之外，将自我导向一完成的方向，更以想象力遥见其完成。虽然，这终结仅为一空疏的想象，但它也能成为生命的原动力，以及一切真正活动、真正创造的原动力。这样的生命，就其本质而言，是冒险的，它无法避免危险，甚至可说危险已成为必要条件。此外，这类生命原理，既不能一般化，也不能以“体系”来表示，凡能还原为体系的事物，往往不能与活用生命最深遂的内在要求并立。这要求含有精神与心的一切神秘，将这类观念用于具体性工作，亦即将其肉体化，这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如果这些指导观念没有明确的具体性，则将成为谎言。我们可以说，任何人——意指过着最慎重生活的人，正如引起我们注意的人一样——都能使这些指导观念肉体化，并在其过程中发现自己，这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愿意在自我之中或之外，使真理与爱的精神发扬光大。但，相反的命题仍然存在：每个人也都会用他所有的拒绝力来阻止这类精神的焕发，而使愚昧（引导世界与自我走向毁灭的愚昧）、不信任与内在分裂的状态继续存在于世界上。存有的秘密无论受到怎样的限制，都会发现一个领域，以生命将我们自己的活动与爱与真理的普遍目的结合起来。这样的领域如果不能存在，我们就不能对必需完成的工作有所贡献。在使自己相信的过程中，难免发生谬误与过失，其中最大的谬误就是否定这项工作的存在，或否定对这工作的要求，而闭锁于荒凉的自由意识中。

当然，对我这种企图连结哲学反省与实际智慧的要求，难免会有反对的论调出现，但我不愿就此多加评论。在这些反对论调中，最严重的当推下列的叙述：“有人企图引起我们对邻人感情及直接环境意识的注意。这企图，在本质上难道不是反动的？其结果难道不会扫去我们经由几世纪辛勤而获得的成果？你不仅在科学与哲学之间，同时也在现代科技活动无限扩延的世界与由亲密意识导引而引起哲学反省的狭隘世界之间，树起毁灭的绝缘状态。你认为这种亲密意识常与你的存在意识结合，当然，你是否已明确承认，我不得而知。但，你岂非唆使教训与哲学家论说的人，固定于各类技术世界的某一层面？就像他们以怀疑、吝啬的方式利用这世界所提供的财富一样。如果贤者，在某种意义上，不愿进一步关心现代的技术世界，那他岂不是要对这世界负咎，而眼睁睁看着它陷于崩解的命运？”

但问题是否能用这类一般语句，或批评家擅长的极端想象语句来叙述，着实可疑。我曾指出，设走一种极端情况，并以之作为讨论根据是危险的轻率。我首先要指出的是，关心技术世界的并非哲学家、贤者。只有他们把自己视为奴隶时，这项工作才能完成。但我们必须指出由粗略思考引起的谬误，以及在想象中构成事实上并不存在之统一性的谬误。“技术世界”即这类空想统一的一例，“哲学”亦然。以权力立场与权力观点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世界的“划一”将意谓世界的毁灭。如果不受到语言的束缚，这类物质上的“划一”显然与精神意义中的唯一统一（即心与精神的统一）没有丝毫关连，即便对哲学家而言，这类事物，也是一种偶像。反省生活是人类活动的任何阶段都能够经过的现实存在。总之，我认为行政官与医生、法官并无不同，而现在一般人一谈到哲学家，立刻想到大多是大学中的哲学教授，这也是事实，但可悲的是，今日，哲学教授本身，已如我们上文讨论所述，早已遭受想象得到的最坏诱惑。例如，在巴塞尔大学，一位具有优秀知性的年轻哲学教授对我说的话即一著例，在一次公开议席上，当我说及哲学家在今日世界中的任务时，他客气而有礼地批判我的意见说：在这样的时代里，哲学家“不应把行为方针是否适合时代”当作问题。但他不知道，如果哲学家中有人认为只能以这类绝对性立论，那么，他已完全丧失对具体问题提供适切贡献的资格。当要决定对一个政治问题采取某种立场时，没有人会像多数哲学教授那样，表现得如此愚拙，他们具有一种轻率的精神，我觉得亚伦（法国哲学家、作家、莫洛亚之师——译注）早已清楚地看破这一点。这般哲学家与医生、建筑师等技术者不同，主要只与语言。观念接触，几乎不曾触及真正的事物，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在自我的幻想中翱翔天际，就像不知如何走路却蔑视步行的人一样，结果是忧郁的幻想症，我们的世界正如并未离开座椅却相信正在跳跃一样，制造出来的，其中已有一种类似梦游的状态，在本质上，是无法意识到自我的。这状态存在于用纯粹抽象观念来思索的人群中。最近，我曾到摩洛哥去旅行，我恐惧地观察到一些人已犯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罪恶，这些沉迷于意识形态里的人，已拒绝了现实，任意选择抽象概念，甚至主张用它来裁断与抽象概念不仅不能获得实际效果，而且内含无限混乱的可能。因此，我想用这篇论文开端的句子作为结论：只有不宽容、不懈怠地控诉抽象化精神，哲学家才能从人的本身当中拯救人，而尽了自己的责任。哲学家常被加以保守、反动或法西斯主义的头衔而遭受非难，但对他而言，这些究竟算什么？将这些责难投射到哲学家身上的是大众，是那般捧着大众神位的人。但，大众就是虚伪，哲学家应该自觉到将自我作为证人，以对抗大众，拥护普遍性。

黎蕴志  译  （选自《廿世纪命运与展望》，志文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谢选骏指出：人说“大众就是虚伪，哲学家应该自觉到将自我作为证人，以对抗大众，拥护普遍性”——我看大众不是“虚伪”而是“现象”，哲学家不是“自觉到将自我作为证人”而是“本质”；所以哲学家不该对抗大众，而该引导大众、概括接受。

【06、艺术与科学的展望】

奥本海默（Ｊ·Ｒ·Ｏｐｐｅｎｈｅｉｍｅｒ）

这篇文章是美国原子物理学家奥本海默（１９０４一？）１９５５年在哥伦比亚大学二百周年纪念会上的演讲辞。奥氏１９４３至１９４５年曾任新墨西哥州罗斯阿拉摩斯研究所所长，完成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１９４５年起担任白宫原子能委员会及国务院、国防部的顾问，１９５４年因泄漏机密之嫌，被解职。作为一各原子物理学家，奥氏相信：“如果相对提高共同文化生活有所贡献，必须想出一种方法，使年轻物理学家所得的教育更趋高雅，并使艺术家、文学家所得的教育更趋稳固精密。”同时，他也坚信：“人类心灵的开放性是唯一的要素，可给人类的尊严赋予意义，并使人根据诚实的信念来下判断。这开放性能解除束缚与压抑，包括一般地位与阶级之束缚在内，而且是精神结合的媒介。”

“艺术与科学的展望”这句话，对我而言，有两种完全不同的意义。一种是预言，即科学家发现了什么？画家描绘的是什么？何种新形式改变了音乐？经验中的哪一部分重新成为客观描写的对象？而另一种是眺望，即我们跳望今日世界，与往昔加以比较时，会发现什么？我不是预言家，因此关于第一项问题，虽想就种种意义加以陈说，也不太可能说得圆满。现在想谈的是第二项的问题，眺望对我而言有很大的价值，非常新鲜且具魅力，值得我去深究。虽然不能藉以预言未来，但对创造未来、型制未来却大有助益。

在艺术或科学的范畴内，能作个预言者，当然很幸福，能预知未来也很愉快。我想先讨论一下我个人在物理学及与此相近的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分野。目前，对自然科学家自问自答的一些问题予以概观认识，并不十分为难。在物理学方面会有这样的问题：物质是什么？由何组成？将物质细分成微粒、或受激烈之外力创造出新成分时，它会有什么作用等等，而化学家会问：使生命具永续性与可变性的特殊要素——核酸与蛋白质究竟是什么？它们如何利用精密的排列、化学作用、反作用与制御来制造生物的异种细胞，而且担当许多机能（例如经由神经系统发挥传达作用、利用头发来包围保护头部等），记录发生的事，再将它们从意识表面隐退并在需要时想起，这些在脑部究竟是如何作用的？可能意识到的物理性质是什么？根据历史的教训，在急于思考这类问题并获得解答之前，问题本身似乎已经变形，并与其他问题对调了，进而发现过程本身也粉碎了我们记述“谜语”时所用的概念。

在文化问题中，正确地说，在艺术与科学的问题中，有人认为已看到一种巨视的历史型，即一种决定文明的方向、对未来展开具有不可避免性的庞大体系。例如，他们认为半世纪以来最具音乐特色的急进（或形式上）的实验是自然科学丰盈开展的必然结果。此外，他们又从音乐革新每每先于诗之革新的事实中发现了必然的顺序，指出往昔文化中类此的连锁性。他们也许会将艺术上形式实验的原因归之于工业、技术社会中权威的崩解一世俗与政治权威、教会普遍权威的崩解。他们由此整顿起预言未来的武器。但这些看法似乎不合我的口味。如果展望并非预言，那么，它是眺望。如何观看艺术与科学的世界，这有两种不同的见解。一种是骑马或徒步、访乡问舍式的旅人眺望。这种方式亲密但有所偏，并具偶然性，受到旅行者本身生活范围、能力与好奇心的制约。另一种是空中鸟瞰式的眺望，就某种意义而言，这种展望比较安全，可以看到知识的所有部分与一切艺术，而且能将之视为地球上人类生活庞大而复杂的部分。可是，这种方式也忽略了许多东西，人类生活中大部分的美的温暖都会在这种展望中丧失。

在广阔的高空鸟瞰中，我们看见现代最可怕的量性，其中充满科学的分类表、基金、研究室与书本。而且可从其中认识正有前所未有的多数人正从事于科学研究，也知道苏联与自由世界正在尽力培养科学家。在英国可知美国出版了许多书刊，几乎人手一册，而且在斯堪地那维亚、美、英各国社会科学正急速进展，有较多的人在倾听过去伟大的音乐，并制作更多的新音乐，画出更多的画，艺术与科学都正欣欣向荣。这样的大地图给我们许多启示，它显示出文化与生活、场所与传统、技术与语言的多样性。但这幅具有世界规模与文化广交的远距离大地图也有一个奇异的面，这里有无数乡村，村与村间的小路，从高空无法看到，处处都是高速公路经过或穿过村庄，汽车以风速沿村行走，高速公路如网密布不知始于何处、终于何方，看来不但与村庄毫无关连，而且简直在故意扰乱村庄的宁静。这种眺望不会给我们任何秩序感或统一感，要发现秩序与统一，必须亲自访问村庄、寂静或忙碌的场所、研究室、书斋、工作室等等，我们必须找到可以相信的小道，必须了解高速公路及其危险。

在自然科学中，当前正是英雄的时代，今后势必也是，新的发现接踵而来，每一种都提出问题也解答问题，当一段长期的探究终结时，又给下一个新的探究提供了新武器。这些发现中含有一种激进的见解：将知识与数十、百年间越来越专门化而难以新近的经验结合起来。也有一种教训：人类对自然现象所获的种种共同经验，尽管多彩多姿，但仍要受到限制。同时也有暗示与类推，显示出人对人的经验也同样受到限制。所有的新发现都是深入新领域及从事更深研究的科学工具。知识的发现可以丰密实际的技术，也会提供观察与实验的新可能。不论在任何科学领域内，从事研究的工作者都能彼此调和，他们也许以个人身分从事工作，但却可由阅读及讨论中获知同事们的工作进展。在需要集体合作时，个人也会以团体的一员加入工作。不论他加入团体或独自在书房工作，作为专家，个人永远是某一共同体的一员。同一科学领域内的同事，对于其中之一具有创造或独创性的见解，会表示感谢，并欢迎他的批评，他的世界及工作成绩将客观地被传达，即使有误，他也相信这种错误不会经常出现。在他个人的工作领域中，生活世界里，共同的理解常与共同的目的与兴趣相连，并以自由与合作的方式将人与人连结在一起。这些经验使他自觉到生活的受囿限、不合适而且昂贵，在他与广大社会的关连中，共同体意识也许并未能获得客观的理解。回到实际工作时，他会时时感觉到自己与艺术家、实务者及其他分野的科学家之连带感。在最文明的社会中，最前线的科学，已因长年累月的研究、专门化用语、技能、技术、知识等，而与共同的文化遗产分高。在这类科学前线工作的人多半都远离家乡，也远离实际技术的母体及起

源。今日的艺术亦复如此。

科学专门化是进步必然的结果，但其中充满危险而且极端浪费，因为许多美丽光辉的事物都与大部分的世界远离。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基本任务是发现新的真理，传达给同事，以及用最诚实易解的方式将新知识解释给想知道的人听。这是科学家经常隶属于大学的一个理由——根本理由。也是以科学受大学保护为最恰当形成的理由。在大学中——在研究者集聚之处，师生间的友谊最可缓和科学生活的狭隘性，也可以看见科学新发现的类比、洞察、调和渗入人类更广阔生活中的道路。现代艺术家的处境，也有与科学家类似及不同之处。但是就艺术家而言，仅仅他所属的艺术风格为众所知是不够的，彼此间的同僚意识、理解与鉴赏也许可以给他鼓励，但并非他工作的目的与本质。艺术家所依存的是共感、文化、象征的共同意义与经验，以及以共同方法记述、解释文化的共同体。他无需为所有人撰写、描绘或演奏。但他的听众必需是人，既是人那就不只是同行的专门化集团了，在今天要做到如此非常困难。艺术家常因没有他所归属的社会而深受孤独之苦，他涂上颜色，使之调和，并欲加以描述的传统、象征与文化，都已在变动的世界中崩溃了。此外，还有一种人工听众，想努力调和艺术家及其工作的世界。这种人工听众即艺术批评家、介绍者与宣传家。正如科学的介绍者、支持者所作的一样，批评家在当前世界中也扮演了不可缺少的角色，他们使艺术家能与世界沟通，并导进若干秩序。但，他们不能增加多少艺术家及其同行问存在的亲密性、直接性与深刻性。在证明艺术家之孤独的事物中，有一种是人类生活中非常可怕的干涸。批评家们剥夺了人类生活中悲伤、奇异、喜悦与愚笨的光辉，而代之以稳健与洞察。这些感情常会提供往昔艺术与人生相近的记录，也许，部分已因技术方法的大跃进而减损，事实上也正是如此。甚至在适合作为现代创作、绘画与作曲之主题时，仍不能有助于艺术家与大家的沟通，因为艺术家总想给这太广阔、混乱的社会以意义与美。

我们的世界在某一重要意义上是个新世界，其中知识的统一，人类共同体的本质，社会、思想的秩序，社会与文化概念的本身都在变动，大概不会回归到过去本然的状态，新事物之所以为新，并非因为前所未有，而是因为质素上的变化。新事物之一就是需要的大变化。在一世代中，我们不断在消化、推翻并补充以往一切对自然界的知识，我们为此而生，由其中成长的技术也不断增广、细化。结果，全世界皆由讯息连接，也为专制政治的庞大渣滓所阻。世界成为一体，具有单一性格，这是新的一面。换言之，对边远地区各类民族之知识与共鸣，在实际问题上，将大家互相连接的枷锁，以及我们视他们为同胞的信赖，都是新的。此外，信仰、祭把、世俗秩序等权威之广泛腐败与崩溃，也是这个世界新的一面。这是我们生长的世界，由此显示的难题则来自理解、技术与力的发展。徒然非难使我们与过去分离的变动是无谓的，就深一层的意义而论，我认为这正是我们之所想。我们需认识变化，更需要寻找适应的对策。再谈到学校与大学。就这一点而论，科学家与艺术家、历史家所遭遇的难题并无不同，他们需要成为社会的一员，而社会缺少他们，也难免会遭受损失与危险。因此，当我们看到创造性艺术家与大学彼此伯然相处时，深感兴趣也充满希望。作曲家、诗人、剧作家及画家需要大学给予他们容忍、理解与教区的保护，使他们免于受人际关系及职业地位的压迫，这种现象已逐渐受到大众的承认。在大学中，艺术家所具的直观与美已植根于社会，一种亲密感与人性的枷锁也使他们与保护者的关系密切起来。此外，大学本来就是个人得以重塑的场所，而且由于交友及团体生活的经验，人们可以向未知的科学与艺术领域打开眼界，人类生活中关系疏离，似乎难以并存的各部门也可在此找到调和与综合，大学就是这样的场所。

概略言之，这些是我们漫步于艺术与科学之村，注意到村与村间的通路何其细狭，村中的工作给外人分得的理解与喜悦又何其少时，我们所仅知的一点事物。高速公路无补于事。它们连接小亚细亚的沙漠或中共的扩音器到组织化的营业戏院——-切集团机构。它们将艺术、科学与文化传达给民众，促进入性与艺术、科学的连接，使我们忆起远地的饥馑、战争、问题与改变。这辽阔的大地与复杂的民族藉此结合为一，今日的话题与歌咏、发现与奖赏藉此传遍全球而引起反响。可是，它们同时也是把真正的人间社会、人与人之了解、邻人间的感情、学生之学诗、女性的舞蹈、个人的好奇及个人对美之感受，均藉此转化为干燥无味的手段。也使门外汉被动欣赏艺术家与科学家的成绩因而摆出非人的面孔。

这世界不可避免地势必继续开放、继续折衷，这就是真相。我们对个人已知道得够多，为了共同生活，必需容忍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历史与传统——说明人生的手段——是我们之间的枷锁，也是障碍。我们的知识互相结合也互相分离，我们的秩序互相连接也互相崩解，我们的艺术使我们连接也使我们疏离。艺术家的孤独、学者的失望、科学家的偏颇，是这个伟大变动期的不自然象征。我们所提出的问题并不简单，认识的非可逆性引出了世界开放性的特色，我们不能对新发现视若无睹，不能对未知者的声音充耳不闻。东方伟大的文化，由于大海、无知与亲密性的缺乏，以致无能了解而与我们隔离，但这是不正确的说法，以作为一个学者的知识与作为一个人所具的人性，都不允许我们如此，在这开放的世界里，东方的所有，应该去认识。这不是新的问题，在今日以前，早已发生，同样有不能动心的感觉，无法溶入一个综合体系的深沉信念。但，在今日以前、多样性、复杂性与丰裕性从未如此明确地拒绝圣职政治的秩序与单纯。而且也没有一个时代像今天一样，必须承认：自由的唯一途径是理解难以并立的各种生活模式，并从中加以选择。也没有像今天一样：古老的亲密、琐屑、真正的艺术或技术的统合、幽默、美之保存等，与生活程度之辽阔、地球之广大、人与人间之异质、模式之不同、全面之黑暗，构成如此巨大的对比。

这是一个依傍近物、依傍自己所知、所能之事，以及依傍友人、传统与爱的世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能力的界限，知道浅薄的毒害与疲劳的威胁，也想逃人世界之混乱中，崩解为一个既不知亦不行的人。但同时，在这世界里，对任何无知、麻木与冒失，也没有人能提出宗教的宽容与普遍的承认。即使友人告诉我们新的发现，我们也许不会了解；在工作上没有遭遇危机时，甚至不耐倾听。可是，在书籍与经典中都找不到允许我们无知的根据，而且也不该去找。如果有人和我们想法不同，或对美丑的看法不一致。我们会以精神疲累或感觉麻烦而离去，这是我们的弱点与缺陷。如果我们不断地意识到这世界与人类都远比我们伟大，而以此当做过重的负荷，那么，也许会只求认识，不求慰藉当作道德的尺度，而不会断言：我们能力之界限，正与我们人生、学识与选择美之特殊智慧相对应。平衡的二十世纪（无限开放与有限亲密间这不安定、不可能的平衡时代）已经来了一段很长的时间，这是我们和我们的孩子唯一的道路。

艺术家与科学家有特殊的问题与特殊的希望，在他们极其不同的方法及逐渐繁杂的生活中，仍然有连带与类似的意识。无论科学家或艺术家，经常都环绕于神秘边缘或生活在神秘之中。他们尽力调和新奇，给新奇与综合间带来平衡，将整体混饨赋予部分的秩序。他们在工陆能够助己、互助并且助人，他们将艺术与科学之村与整个世界结合之道，当作世界共同体多样性、富变化之宝贵枷锁。这不是简单的生活，为了心灵的开放、为了不失去兴趣、为了保存美感及孕育美感的能力，我们只有苦思。并尽力在我们的村子里保护这些庭院、保存繁复的通道，使它们在寒风凛例的开放世界中，能继续生长、繁荣。这是人的条件，在这条件之下，我们因为互爱，故能互助。

黎蕴志  译  （选自《廿世纪命运与展望》，志文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谢选骏指出：人说“艺术与科学的展望”——我看你好像在展望艺术与科学，但你的展望结果，一定错掉了大半。

【07、灵的宗教与世界的要求】

拉达克利修南

萨尔韦巴利·拉达克利修南出生于南印度的小镇，１９０９年担任马德拉斯州立大学哲学教师，长达七年，１９５２年５月，他被选为印度副总统，另外的重要任职有牛津大学评议员、牛津大学东方宗教与伦理学教授、印度制宪会议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行委员、印度驻俄大使等。他的思想植根于印度的智慧之中，但他终生努力的是要融合东西方的文化精神，为人类寻找到和谐与宽容。乔治·Ｐ·柯嘉教授曾这样评论拉达克利修南：“在哲学史中，未曾出现过像他这样的世界性人物。由于在贝那雷斯与牛津同样获得了独特的地位，他像纺机上的梭子一般，往来于东西之间，牵连着相互了解的丝线，并将此丝织入文明之布。……除了马可斯·奥雷留阿斯之外，极少哲学家能担任统治者，但他们能深刻地影响同时代的人，往往比君王尤胜。”

世界目前正在追求的事物，与其说是诸宗教的融合，不如说是诸宗教根据人类宗教经验根本性格的认识而产生的合作。威廉·布雷克说：“正如所有人均相类似一样，所有宗教也都是来自同一源泉的同类。”各种宗教只要不损害共同的灵性意识，就能保存各自的个性、独自的教义与宗教的感情。如果永恒之光正面照在我们脸上，我们的眼睛一定会暂时失明，此光已被分为各种不同的色彩，一如我们眼睛所见的各种形相一样，不同的宗教传统使各种影像集中于一个实点，这些直观只要互相摄取、补充，人类就会获得多方面的成就，例如印度教的灵性之光，犹太教的忠实服从、希腊式异教的美之生活、佛教的高贵慈悲、基督教的爱之直观，以及伊斯兰教对主权之自我舍弃的精神等等。这一切意谓内在灵性生活的各种层面，也就是圣灵难以表现的经验对知性平面之投影。

如果宗教是我们的真正本性在神中的自觉，那么，应对人与神灵之交往、结合颇有助益。它在一切中看到了普遍的要求，与它所感受的一样。各类宗教都从人对不可见世界的升华中，发现它的源泉，虽然，升华方式因思想条件与环境而异。诸宗教的统一应由其神性或普遍性中寻求，而非从现世地域性中发现。有真实之灵存在之处，即有统一。与其他场合一样，在宗教领域内，纵有多样性存在之余裕，仍无需因此而不和。所有的宗教传统均各有其独特的真理象征，以启示真神之存在。这种主张与“多次多方”晓愉人们的活神信仰互相矛盾。神在本质上是自我传达的，一如柏拉图所言：神是毫不吝惜地赠予的善。如果所有人都成了圣人，那就根本没有所谓“信仰”了。启示是神性的，也是人性的。神不会对木石显现，而只对人显示他自己。因此，这启示已按人类的精神状态予以调整。如果人类的探究是纯粹的、努力是认真的，创造性的灵就会准备对追求的灵魂显示他自己。权威的启示既非无误的书籍，也非无误的教会，而是内在之光。不可或缺的不是屈从外在权威，而是藉传统与理论以尝试内在的启示。深一层考察这个问题，我们大概会获致灵之升华与统一的努力。由于我们步上灵性完成之道，传统公式的多样性将会逐渐减少。所有攀登之途都有共同的倾向，那就是：登至峰顶者的证言都会集中于一点，如此可惊的一致性，正是宗教真理最坚强的证明。

宗教生活属于圣灵启示的领域，一旦外化，即将丧失其本来性格。讨论各类宗教，颇易陷于错误。我们具有那有益于一面订正、一面予以充实的各类宗教传统。传统本身不会创造真理，但对那些不能亲见真理的人，它却能给真理穿上语言与象征的外衣。这已脱离了使圣灵真理象征化、反映人类意识与社会环境不稳状态的外在意义，而走向内面。千万不可将传统的象征面与真理混同，这些只是我们没有直接经验时安慰我们的古老观念。我们的传统是连串持续的，也是我们生活、历史世界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将这历史条件视为绝对之物而执着不变，传统将无法从暧昧与偶然中拯救我们。它会预先使我们完全被埋藏于相对物之中。但这并非意指宗教的没有中心——绝对的事物。宗教不变的本质是人类良心的发展。传统帮助我们，导引我们到超越一切传统的真理之域，而真理告诉我们：传统仅是一种不完整、不充分的表现。如果我们不爱非出自内心的真理，或只希求真实与神赐之物，那么，大概就可以避免当前宗教所具之俗物性与非友爱性。如果我们向时代的灵感完全开放自我，就可获致使我们超越一切历史公式的圣灵经验。阿拉伯哲学家阿伟罗埃斯已将哲学的真理（ｓｅｃｕｎｄｕｍ  ｒａｔｉｏｎｅｎ）与宗教的观念（ｓｅｃｕｎｄｕｍ  ｆｉｄｅｍ）区分开来。宗教观念也许会认为哲学真理是片断的，但，任何宗教都没有可与哲学知识相比的真理，“而且所有的牧师都会评价自己的信条。”如果我们知道，一个真理已在各类宗教中被暧昧化或被迫改变，那么，就该停止我们的争执。要想解消目前混乱分裂的现状，我们需要采用威廉·罗的呼吁：

普遍精神即是神爱、与万善中圣人之灵交，任何人都不能从特定教会的正统中得到它。只有藉对神的纯爱，只有藉天上的灵感，我们才能拥有它。天上的灵感要我们从所有的利己主义中护救心灵，并用人类中同等的爱来爱真理与善。基督徒、犹太教徒、异教徒都应如此。威廉·罗又说：宗教的最大缺陷是认为：宗派对真理而言是不可或缺的。可是，真理并无党派，而是与神之善性一样，是自由而普遍的。只有在我们知道它与空气、阳光一样，是任何人、任何国民共有之物，我们才能理解它。“乌巴尼夏德”说：各类不同的人，都各就一个名字冥思。其中，究竟何者最善？一切均可成为超越、不朽与无形的线索。这些名字应被冥想、礼赞，但最后却需被否定，人藉此，在世界中，将提升得更高。可是，所有的人，在到达目的地的同时，已臻于人格的统一。在我们今日置身的劳苦中，已有各类宗教中最高的——灵之宗教出现，在灵的生命里，亦即在灵魂之神的生命里，我们将尽力于人性的完成。

乌巴尼夏德的哲学思想，孔子的人文主义、佛陀的教理等，最大的特征是独断教义较少。因此，他们的后继者能从蒙昧主义与决疑论中获得较大的自由，他们特别强调的是灵性经验。凡有过最深体验的人，并不会提及，因为，这极难表达，一旦形之于语言，反而会损毁、分割、背离它所欲表现的事物。由于这种沉默，他们肯定了神对知识的优越性、知识往往含有主、客之分，但在最深刻的灵性经验里，我们没有自我意识。在叙述时，我们将小心观察真理对传统形式之超越。路易斯布罗克论及先知所认识的存在时，他说：“我们不能谈父神、子、与圣灵，也不能谈一切创造物，只能谈一种神格的本质存在。在创造之前，完全只有单一的我们，这才是我们的超越本质。在这里，神以不具能动性的单纯本质而存有。”Ｇ·Ｇ·欧利埃是文艺复兴时代虔敬的天主教徒，他说：“信仰的圣光极为纯粹，与此相比，任何其他的光都不纯，甚至圣人、处女玛利亚的观念，显现人形的耶稣基督，都会妨害我们在纯粹之中来看神。”每当先知想要仔细传达他们的直观时，往往会就其文化环境，利用他们亲身见闻的事物。耶稣即利用当时犹大思想传布的观念，来表现他个人的经验。世界毁灭之说，大概是从犹太思想圈承继过来的。只要立于大地上，我们就不能完全抛弃历史的事物。我们常给灵性生命之神秘赋予外形的表现，相信灵性生命实在的宗教，常与此发生关联，藉以说明其教理。宗教观与其说是解决宗教之谜的尝试，不如说是记述贤者经验的努力。概念将语言文字赋予热烈的感情经验，然后，离开了真正的经验，成为历史的，而非实验的，成为客观的，而非深刻的内在自觉。救世主诞生于灵之深处，他已活用人生，死于十字架上，再复活。这不只是遥远过去所发生的历史事实，而且是在人类灵魂中不断作用的灵性生命之普遍过程。

凡知道Ｋｒｓｎａ故事正确解释的人，都会认为救世主的故事，同样是灵魂在充满内在光辉的启示状态下，臻于完成的故事。在这故事中，神的智慧已成为灵魂的遗产。“圣告”的通知，是美丽灵魂的经验，它与救世主的诞生及“内生圣物”均有关连，在神圣呼吸（亦即神之本性）中诞生的人之灵魂，可说是Ｋｒｓｎａ之母。圣母玛利亚即居于最深神性中之灵魂，在人类灵魂中造胎的，经常都是圣灵。宗教所要求的是：为使神性之本体显现，人必须在自己的本性中变化。这已指出“尽管凡人都有生活于地上的欲望，但诚如大家所知，人会死，也会以新人诞生：这不仅是乌巴尼夏德与佛教的说法，而且是希腊诸神秘宗教、柏拉图哲学、福音书、古诺西斯派等的说法。同时也是普洛狄诺斯在下列引句中所表现的智慧。他说：“这教义并不十分新鲜，它虽不曾以明显的形式发展，但自远古以来，即常被提起。我们只是古圣贤语言的诠释者，根据柏拉图自己的证言可知，他们都拥有和我们相同的意见。”奥古斯了也用下列名言显示同样的宗教观：“古人中已有用基督教之名称呼者，自人类肇生，直至救世主以人形显现以前，这段期间，基督教决非不存在，只是已经存在的宗教，直至此时才称为基督教。”这真理超越遥远的空间，穿过若干世纪的历史，以各种不同的文字告诉我们。这永恒的智慧正是所有宗教之后的永恒宗教，将这永恒的智慧视为“不能创作的智慧，经常存在、永远存在的现在。”忽略这无时间性的传统，只以外观形式掌握它，因而互相斗争的人，实该担负我们今日所处混饨文明之责。我们当前的义务是回归这根本智慧，这个在历史进展过程中，被独断宗派所歪曲、蒙蔽的根本智慧——宗教的精髓。

在肉体与精神、体质与气质、才能与兴趣等层次中，我们彼此的差异很大，但在最深奥（亦即我们存在的真正基础）的灵性层次里，我们都是一样的。如果宗教对解决人的问题有很大力量，如果它是新世界秩序的基础，那么，宗教就是最内在、最普遍，而且能洗净我们的内面存在，并藉此成为洗净世界的火焰。对这样的宗教而言，历史所表现的灵性真理、以及诸宗教为传播教义所使用的心理学用语，都不再是错误的暗礁。隔离人与人的墙壁将会崩溃，重新建起万物的再统一与完成，重新建起我们一起携手共创的全一性、普遍性教会。这时，在萧翁戏剧的最后一幕中，约翰·达尔克会大呼：“呵！创造这美丽大地的神呵！什么时候，你准备好接受你的圣人们呢？这时，世上已没有肉体的缺陷与心灵的谬误，地上所住只有那从疾病、贫困中解放出来的人、从爱的侄桔中解放出来的人。人类已提升至完整无缺之境，进入不可见之神国，这时，他们会使在他们之中的神国显现于外，我们将停止独断地谈论神之本质，每个人都在他心的圣所中崇拜神、探求神，并拥有神。

我不曾仅为旅行而去旅行，但我旅行过好几次，曾在远离祖国的英国、法国、美国、俄国等地住过，近几年，我在英国生活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英国人对正义的热爱、对空疏理论的厌恶、对弱者的同情等，给我很深的印象，在这几年中，万灵学院等于是我的第二故乡，它给我许多洞察英人知性生活的机会，知道英人都拥有凝视与沉着、自信与冒险的美德。不论人们对苏俄政府的观感如何，苏俄的民众是亲切而富有人性的，他们的生活也与其他国家的国民一样，充满笑谈、嫉妒、爱与恨。虽然我无法在这些异国生根，但我遇见了许多不同阶层的人，从他们身上，学得相当多有关人性的事物。世界各民族间并无多大根本的差异，他们都富有深刻的人类感情——对超越一切阶级利害之正义的希冀，以及对流血与暴力的恐怖。他们都为教导人与自我、自然、同胞、永恒之灵结合为一的宗教工作。我们的历史宗教除非变形为普遍的信仰，否则，大概只有销声匿迹，对某些人而言，这种预测也许是可惊而不可喜的，但它实拥有自己的真理与美，直到目前仍活在人们心中，不久，即将显现为事实。人类的统一并非依存于过去，而是依存于未来的目标与方向，由于科技的进展，过去的文明与当前遍及地球表面的文明相比，在其范围与质量上，显然都是有限度的。据科学家言，大约十二亿年前，地球上已出现有机生命，但人类的出现，却只有五十万年，而人类的文明大概只有一万年，人实在还很幼小，今后，在这地球上，仍有漫长的未来，我们需要作较高度的统合，以创造具有世界心灵的新生人类。以上对永恒宗教的概观，并非不合理的——非科学的、非逃避的——也不是反社会的。只有接受它，才能解决许多重大问题，给怀有善意的人们带来和平。这是我跋涉多种道路之后，才获得的人生观，不论遭遇最严格的试炼、不论是疾病或健康、胜利或败北，这都是拯救我的哲学。我们也许无法亲见这信仰的普遍传布，但我们的职责正是努力朝这目标去做。

黎蕴志  译（选自《廿世纪命运与展望》，志文出版社１９７７年版）

谢选骏指出：人说“灵的宗教与世界的要求”，我看“灵的宗教”往往包裹了“世界的要求”——所以要特别警觉那些出售“灵的宗教”的家伙，他们其实充满了“世界的要求”。

【08、对发达社会的省思】

马尔库塞（Ｈｅｒｂｅｒｔ  Ｍａｒｃｌｌｓｅ）

赫伯特·马尔库塞（１８９８——１９７９），美藉德国哲学家，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单向度的人》是他最有影响的著作，写成于１９６４年，至今已成批判理论的经典。在这部书中，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的工业社会里批判意识已消失殆尽，统治已成为全面的，个人已丧失了合理地批判社会现实的能力。透过繁华的表相，触摸到荒凉的质地，这是该书的魅力之所在；如同一服清醒剂，警告现代人省思自身的存在处境，并进而思考人性的真正意义。这里选录的是该书的第十章《结论》，题目为编者所加。发达的单向度社会改变了合理与不合理之间的关系。它的合理性具有幻想的和不健全的意义，与此相对照，不合理的王国却成了真正合理的家园，即那些可以“增进生活艺术”的观念的家园，如果现存社会掌握着所有正常的传播手段，根据社会的要求使这些手段有效或无效，那么，同社会要求相异化的价值，也许所具有的唯一传播媒介就是反常的虚构。美学的向度仍然保持着一种表达的自由，这种自由使作家和艺术家能够直率地表现人和万物，即说出那种按其它方式说不出的东西。

我们时代的真正面目表现在塞缪尔·贝克特的小说中；我们时代的真正历史书写在罗尔夫·豪赫胡特的戏剧《代理人》中。这里说出来的不再是想象，而是一种现实中的理性，这种现实除了不证明违背它的精神的罪恶而外，能证明每一事物合理并为每一事物开脱责任。想象正退居到这种现实上，这种现实正赶上并超过想象。奥斯威辛集中营继续纠缠的不是人的记忆，而是人的成就，如空间战，火箭和导弹，快餐店下迷宫似的地下室，清洁卫生并饰有花床的漂亮发电厂，对人民没有真正危害的毒气，我们都参与的秘密。这就是人类伟大的科学、医学和技术成就得以产生的基础；拯救和改善生活的努力是灾难中的唯一承诺。随心所欲地发挥幻想的可能性，根据良心来行动的能力，违背天性的试验人和物的能力，把幻想转变成现实并把虚构转变成真理的能力，都证明了想象力已成为进步的工具。像现存社会中的其它东西一样，想象力也是一种在方法上被滥用的东西。想象力确立了政治的速度和风格，远远胜过了在仙境里操纵言词、把情理之言变成废话并把废话变成情理之言的艾丽斯。以前的各种对立的王国，如巫术和科学、生命和死亡、喜悦和不幸，在技术和政治的基础上结合起来了。随着高度保密的核电站和实验室成为令人愉快的环境中的“工业公园”，美便显示出它的恐怖色彩；民防司令部展示了铺满（“柔软的”）地毯、备有躺椅和电视、带有伪装色的“豪华的防放射性尘埃避弹所”，是“按和平时期的家庭房间（原文如此！）和战争突然爆发时的家庭防放射性尘埃避弹所的组合来设计的。”如果这些现实物的恐怖性没有渗透进人的意识中，如果这种恐怖性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乃是因为这些成就：（１）根据现存秩序来看是完全合理的，（２）是超出了传统的想象力界限的人类独创性和力量的标志。这种美学和现实的可恶结合，摈弃了那些把“诗的”想象力同科学和经验的理性对立起来的哲学。技术的进步伴随有想象力的进一步合理化，甚至现实化。恐怖以及喜悦、战争以及和平的原型失去了它们灾难性的特点。它们在个人日常生活中的表现，不再是不合理的力量的表现；它们的现代化身是技术统治的因素，并且服从于这种统治。

社会在缩小乃至取消想象力的浪漫地盘时，已迫使想象力在新的基础上证明自身，形象转换成历史的能力和设计。这种转换像从事这种转换的社会一样，将是坏的和被歪曲的。脱离了物质生产和物质需求的玉国，想象力便是纯粹的做作，在必然王国里是无效的，只对幻想的逻辑和幻想的真理负有义务。当技术进步排除了这种脱离现象时，它便使形象有了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真理，它缩小了心灵的自由才能，但它也缩小了想象力和理性之间的裂缝。这两种对抗性的才能在共同的基础上成为互相依赖的。着眼于发达工业文明的能力，想象力的发挥难道不影响那些在实现的机会上可被检验的技术可能性吗，浪漫的“想象力科学”的观念似乎具有了更浓厚的经验的意义。

想象力的科学合理的特点，在数学、在物理科学的假说和试验中早已被认识到。”它同样也在精神分析学中被认识到，精神分析学在理论上依据的是接受不合理之物的特定合理性；被理解的想象力得以改造，成为一种疗法力量。但这种疗法力量也许比对精神神经病的治疗大有进步。有一位科学家，而不是诗人，描绘了这种展望：“对事物的整个精神分析，能帮助我们治疗我们的形象，或至少帮助我们限制我们的形象对我们的影响。所以，人们有希望能使想象力快乐，给它以良计，完全允许它的一切表现手段，允许在自然的梦中、在正常的做梦活动中出现的一切物质形象。使想象力快乐，允许它繁荣昌盛，这恰恰意味着使想象力具有它的作为心理学冲动和力量的真实功能。”

想象力一直避免不了物化过程。我们被我们的形象所把握，忍受着我们自身的形象。精神分析学很清楚这一点，而且也清楚结果。然而，“给想象力以一切表现手段”，将是复归，残缺不全的个人（在他们的想象力才能上也是残缺不全的）将组织并摧毁的东西，不单是现在允许他们做的事情，这种释放将是十足的恐怖——不是使文化陷入灾难之中，而是自由扫除它最压抑性的倾向。合理的想象力只能是为了安定的生存、无畏惧的生活而重建和改造生产设备的先验性。这决不可能是那些由统治的和死亡的形象所掌握的人的想象力。解放想象力，给它以一切表现手段，前提是压制许多现在是自由的东西，许多使一个压抑性社会长期存在下去的东西。这种倒转不是心理学或伦理学的事情，而是政治的事情（在这里彻底使用的政治这个术语的意义上），即那种使基本的社会制度得以发展、确定、维护和改变的实践。不管个人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这种实践都是个人的实践。因此，我们又一次面临这样的问题：被管理的个人——他们的残缺不全已扩散到他们的自由和满足中，因而在扩大的规模上再生了残缺不全——如何能从自身中、从他们的主人那里解放出来？打破这种恶性循环的圈子，为何是可想象的？

自相矛盾的是，似乎并非关于新社会制度的观念，在回答这一问题上碰到了最大困难。现存社会本身正在或已经按日渐增长的计划性方向改变了基本制度。既然为了普遍满足基本需求而发展和使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是安定的先决条件，那么它便不能容忍那些妨碍实现这一目标的特殊利益占居着主导地位。质变取决于整体反对这些特殊利益的计划性，一个自由合理的社会只能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因此，那些能够设想安定生存的制度，公然蔑视传统的关于权力主义管理和民主管理、集权管理和自由管理的分类。今天，以现实中被否定的自由民主的名义来同中央计划的对立，成了维护压抑性利益的一个意识形态支柱。真正的个人自决的目标取决于社会对必需品的生产和分配的有效控制（根据所达到的物质和精神文化的水平）。

在这里，失去剥削特点的技术合理性，是为所有人有计划地发展可利用的资源的唯一标准和指南。在基本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分配上的自决，将是浪费性的。这种工作是一种技术工作，而且作为真正技术的工作，它有助于减轻体力和精神劳动。在这一领域，如果集中控制为有意义的自决确立了先决条件，那么集中控制就是合理的。于是，有意义的自决可以在自己的王国里，如在关于经济剩余品的生产和分配的决定上，在个人生活上，成为有效的。总而言之，集权的权威和直接的民主的结合，相应于发展的程度，有无限多的种类。只有当群众已分解成摆脱一切宣传、灌输和操纵，能认识和理解事实，评价可替代的目标的个人时，自决才是现实的。换言之，只有当社会由一个具有新质的历史主体来组织、维持和再生产时，社会才是合理的和自由的。

在发达工业社会发展的现阶段，物质的以及文化的体系否定了这一紧迫要求。这种体系的力量和效率，心灵同现实、思想同所要求的行为、向往同现实之间的彻底同化，阻碍着新主体的产生。它们还阻碍着这样的观念，即，“自下而上的控制”取代现行的对生产过程的控制方式，将意味着质变的到来。只要劳动者过去是而且现在仍是对现存社会的活生生的否定和控诉，这种观念就不仅过去有效，而且现在仍然有效。然而，一旦这些阶级成了现存生活方式的一个支柱，他们控制权的上升就会在一种不同的基础延长这个道路。但是，毕竟存在着一些事实，使得对这个社会及其命定发展的批判理论有了效力：整体的日渐不合理性，对生产力的浪费和限制，侵略性扩张的需要，战争的持久威胁，加剧化了的剥削，以及不人道。它们全都指出了一个历史的替代目标：为了满足基本需求，以最少限度的劳力有计划地使用资源，把闲暇变成自由时间，平息生存斗争。但这些事实和替代目标的存在，就像是一些毫无联系的片断，或者像一些无言的客体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没有主体，没有能按新的方向驱动这些客体的实践。辩证理论没有被驳倒，但它提不出治疗的方法，它不能是实证的。诚然，辩证概念在理解既定事实时超越了既定事实，这是它的真理性标志。它确定了历史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但这些可能性的实现只能存在于对理论作出反应的实践中，但目前实践没有作出任何反应。

在理论基础以及经验基础上，辩证概念表达了它自身的失望。人类现实是它的历史，而在现实中矛盾并没有自行爆炸。流水线式的奖励性的统治同它的有助于自决和安定的成就之间的冲突，可以比它的任何可能的对手更引人注目，但它仍然是可管理的，甚至有助于生产的冲突，因为随着对自然的技术征服进一步增长，人对人的征服也增长了。而且这种征服减少了作为解放的必然先验性的自由。思想自由的唯一意义是，在被管理的世界中思想能是自由的，即作为对这个世界的压抑性生产力的意识，作为破坏这个整体的绝对要求。但这种绝对要求，在它能成为历史实践的推动力、质变的有效原因的地方，并不占主导地位，没有这种物质力量，甚至最尖锐的意识也是无力的。

不管整体的不合理特点以及变革的必然性表现得多么明显，对必然性的洞见还不足以把握可能的替代目标。面对既定生活体系无所不在的效率，取而代之的替代目标一直像是空想的。对必然性的洞见，对邪恶状态的意识，甚至在科学的成就和生产力的水平已排除了这些替代目标的空想特点的阶段（空想的东西不是既定现实，而是它的对立面），也将是不充分的。这是否意味着，社会批判理论为一种经验社会学让给或留下了地盘，这种经验社会学除了一种方法论的指导而外不具有任何理论的指导，它屈服于关于误解的具体性之谬见，因而在宣布排除价值判断的同时又履行着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或者说，辩证概念是否通过把它们自身的状况理解为它们分析的社会的状况，再一次证明了自身的真理性？如果人们正是在其最大的弱点上（即无力证明社会内部的解放趋势）来看待批判理论，那么这本身就暗示着一种反应。

社会批判理论在其起源时代，正视了现存社会中（客观的和主观的）现实力量的出现，社会通过消除现存进步的障碍而趋向（或能被导向）更合理更自由的制度。这些现实力量是批判理论立足其上的经验基础，而且从这些经验基础中派生出解放内在可能性的观念，即发展（否则就是封闭和歪曲）物质和精神生产力、才能和需求。如果不能对这些现实力量作出证明，那么，尽管对社会的批判仍然是有效的合理的，但它不能把它的合理性转化成历史的实践。结论是什么呢？“解放内在可能性”不再能充分表达这一历史的替代目标。发达工业社会引人注目的可能性是：大规模地发展生产力，扩大对自然的征服，不断满足数目不断增多的人民的需求，创造新的需求和才能。但这些可能性的逐渐实现，靠的是那些取消这些可能性的解放潜力的手段和制度，而且这一过程不仅影响了手段，而且也影响了目的。生产和进步的工具，被组合进极权主义体系中，不仅决定着实际的利用，而且也决定着可能的利用。

在其最发达的阶段，统治起到了行政管理的作用，在大众消费过于发达的地区，被管理的生活成了整体的健全生活，为了维护它而把对立面统一起来。这是纯粹的统治形式。反过来，它的否定也表现为纯粹的否定形式。一切内容似乎都归结为一种抽象的结束统治的要求，这是唯一真正革命的迫切要求，是将使工业文明的成就发挥效力的事件。这种否定，面对着它的现存体系的有力对手，便表现在“绝对拒绝”这一重要政治形式上——现存体系越是发展它的生产力并减轻生活负担，这种拒绝也就越显得似乎没有理由。用莫里斯·布朗乔的话说：“我们所拒绝的，不是无价值或不重要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拒绝是必要的。存在着一种我们不再认可的理性，存在着一种使我们感到恐怖的智慧表现，存在着一种我们不再重视的对保持一致调和的请求。决裂已经发生。我们已经非常坦率了，再也不能容忍简单化了。”

即使这种拒绝的抽象特点是全盘物化的结果，但进行拒绝的具体基础仍然一定存在，因为物化是一种幻觉。由于同样原因，以技术合理性为中介的对立面统一，在其现实性上，一定是一种幻觉的统一，它既排除不了不断增长的生产力与其压抑性的用途之间的矛盾，也排除不了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要求。争取解决这个矛盾的斗争，已经壮大起来，超出了传统的形式。单向度社会的极权主义趋势，使得传统的抗议方式和手段成了无效的，甚至危险的，因为这些方式和手段保留着民众统治的幻想。这种幻想遏制着某种真理：以前作为社会变革酵素的“人民”已经“上升”为社会凝聚力的酵素。在这里，而不是财富的再分配和各阶级的平等中，出现了作为发达工业社会特征的新的分层。

无论如何，在保守的大众基础之下，有一些亚阶层，如被遗弃者和被排斥在外者，被剥削被迫害的其它种族和有色人种，失业者和不能就业者。他们全都是在民主过程之外存在的；他们的生活最直接最现实地要求结束不可容忍的条件和制度。因此，即使他们的意识不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也是革命的。他们的敌对行为从外部击中了社会制度，因而不会被社会制度所扭曲；这是一种违犯比赛规则的基本力量，同时又揭露了这种比赛是被操纵的比赛。当他们汇聚一起赤手空拳而毫无保护地走到大街上，要求最起码的公民权时，他们知道他们面对着的是狗、石块、炸弹、监狱、集中营，甚至死亡。他们的力量掩盖在每一种对法律和秩序的罪行的政治证明背后。他们开始拒绝参加比赛，这一事实也许标志着一个时代行将结束。任何东西也不能证明，这将是一个好的结局。现存社会的经济和技术能力非常强大，足以调节和容纳倒霉者，它们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武装力量足以应付紧急情况。然而，在发达社会的边界之内和之外，幽灵又出现了。同威胁文明帝国的野蛮人并行不悖的历史发展，预先断定了这个结局；第二个野蛮时期也许是继续下去的文明帝国本身。但有可能在这一时期，历史的两极汇合在一起：最先进的人道意识，和它的最受剥削的力量。这只不过是一种可能。社会批判理论并不拥有能弥合现在与未来之间裂缝的概念，不作任何许诺，不显示任何成功，它只是否定。因此，它想忠实于那些毫无希望地已经献身和正在献身于大拒绝的人们。在法西斯主义时代开始时，沃尔特·本杰明写道：

只是为了那些毫无希望给我们以希望的人。

张岭  吕世平  译  （选自《单向度的人》，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谢选骏指出：马尔库塞（１８９８——１９７９）作为美籍德国哲学家，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后半辈子在美国一定活得很辛苦，所以不免充满了怒火。其实真的具有批判精神的人，不必把“批判理论”高高挂起。

【09、自我存在：危机与出路】

雅斯贝尔（KａｒＩ  Ｊａｓｐｅｒｓ）

卡尔·雅斯贝尔（１８８３一１９６９），德国人，存在主义哲学的重要代表人物。早年学习医学，１９０９年获博士学位，专攻精神病学。１９１３年在海德堡大学讲授心理学，１９２１年成为哲学教授。正如他自言：无意研究哲学而成为哲学家。并且他成为的不是一般的哲学家，而是大师型的哲学家。雅氏哲学的魅力始终在于他对于人的境况之关注，对于人的生存意义的不懈寻求。重要著作有《智慧之路》《理性和存在》等，这里选录的文章出自他的《现时代的人》，原书中的标题为“自我存在在现时代境况中所持的态度”。

人的存在的方式是一切事情的前提。人们可以把各种各样的器械制造得尽善尽美，但如果人本身不在场，那就毫无用处。为了使人不陷入生活的单调迟缓，他就必须在他的意识中面对虚无：他应该回忆他的起源。在他的历史道路的起点上，他曾面临被自然力量从肉体上消灭的危险，而现在，由他所建立的世界同样威胁着他的本质。在与他的发展的未知的起点不同的水平上，他的整个存在又处于危险之中。无论是沉湎于生活的欢乐，还是死心塌地忍受虚无，都不能使人得救。虽然两者在困境中不可少地要作为一时的躲避，但是它们并不够用。为了成为自身，人需要一个积极实现了的世界。如果这个世界衰败了，观念似乎也濒临死亡，那么，只要人还不能重新在自己的创造性中找出在世界中向他迎面而来的观念。他的本质就仍然彼遮蔽着。但是，在个人的自我存在中开始了那种以后才自身实现为世界的东西。当世界在无生气的生活秩序中看来已变成毫无希望时，那么剩下给人的就是暂时退回到纯粹的可能性。如果人们今天绝望地问：在这个世界中究竟还剩下什么，那对任何人来说答案就是：剩下你之所是，因为你能够成为你之所是。在今天，精神境况向人，向每个个人强求有意识地为他真正的本质而斗争。他必然根据他在他的生活现实中对他的存在的基础的意识而坚持斗争或放弃斗争。

当前的时刻提出了最困难的、似乎不可实现的要求。危机剥夺了人的世界，人应该用供他支配的前提从本源上去重建他的世界。人的自由的最高的可能性已向他敞开，他或者能够把握住自由（尽管面临一些不可能性），或者就跌落为微不足道的东西。如果他不走自我存在的道路，那么他别无出路，只能在机构的强迫之下心甘情愿地进行生活享受，对这种强迫性他不再去反抗。他必然要么从自己的独立性出发占有他的生活的机械性，要么本人变成机器，投降于那种生活的机械性。他要么在交往中建立自我与自我之间的纽带，并意识到在这里一切取决于忠诚或不忠诚；要么他只能过他那种无生气的遭人遗忘的生活，并变成一种工具。他必然要么达到界限，在这里看到他的超越；要么始终卷人到世界之物的绝对存在的错觉之中。世界向他提出了许多要求，并看到他在自我发展中会成功。如果他拒绝这些要求，那么他就过这样一种生活，这种生活既不真正是人的，也不真正是动物的生活。一味地抱怨，说个人承受得大多，说境况必须改变，这都无济干事。因为各种境况中的真正的工作也只能出自于自我存在的方式。一旦我从境况的改变中把我出于自己的创造性本来能够做的事情仅仅委之于期待，那我就背叛了自己的可能性。如果我把我义不容辞的责任委之于他物，那我就躲避了自己的任务。当我本身成为我应该是的东西时，环境才得到蓬勃发展。反对世界或进入世界  觉醒了的个体的第一个谨慎态度是他置身于世界的方式。自我存在是首先从在这世界上反对世界的存在出发，然后进入世界。第一条道路是从世界导向孤独。自我存在在自我放弃的否定的决心中不把握世界的存在，而是自身消耗在可能性中。它只能说，以便对事物发问。制造不安宁，这是它的组成部分。克尔凯戈尔的这条道路作为过渡阶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如果一个坚定的人引起别人的不安宁的话，他也就会成为不真诚的。谁在从事一项职务时积极地把握生活，对人进行教导，还具有家庭，生活在历史的和科学的知识世界中（因为他认为这一点更重要），谁就会抛弃否定的决心的那条超凡出世的道路。他不会希望抽掉别人脚下的基础而不向他们指明他本人所立足的基础。

第二条道路导向世界，但只有经由第一条道路的可能性才能导向世界。因为哲学探讨中的自我存在不能以无问题的满足而站在它的世界中。在今天，所有的生活交织成机构已不再能够避免，大多数的人已成为工人和职员，在这种情况下，人不可能在职业和谋生中完全不依赖别人。加入到一个保护自己生活的利益团体中，在外来的目的和劳动之下劳动，都成为不可避免的。当然，还存在着过去的比较独立的领地的残余物——在人们看见它们的地方，都想对它们加以保护，把它们看成从古代传下来的珍品，会向我们揭示人的不可取代的存在类型——但是，对几乎所有的人来说，出现了无情的局面：或者在一个企业中劳动，或者就完蛋；问题在于如何在企业中生活。

单枪匹马地反对世界，这种可能性在模糊地吸引人。但是，一个人面对一切现实而使自己处于一败涂地时，他就只能真诚地放弃那种可能性。但是，他作为一种生命如果试图利用一种对他有利的经济状况，与世界相分离，完全不依赖别人，那么，他就会坠人空虚之中，在这种空虚中，他仍然成为世界的牺牲品；他不真诚地从世界中逃走，他只是在责骂中逃脱世界，为的是向人表明否定也是一种存在。世界的现实性是无法回避的。经历现实中的艰难是达到我们自身的唯一道路。在世界中积极地活动——尽管目标看来不可能达到——是自己存在的前提条件。因此，我们要努力生活在这个世界的各种力量中而又不被它们同化掉。限于必需东西的活动也具有重要性，即作为一切与人息息相关的生活供给对个人来说也是活动的领域；个人这么做，是因为大家都这么做，并使生活变得有可能。但是，这种劳动态度中包含着对自我存在的恐惧。

劳动领域下降为单纯相对的东西，这似乎使人没有兴致发挥他的力量；但是，人的生存就在于能够坚持清醒的状态，而不削弱活动的意志。因为自我存在只有在紧张关系中才是可能的，紧张关系并非把两个生活领域彼此并列，而是试图从一个领域出发占据另一个领域，尽管普遍有效的统一形式要作为一切人唯一如意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生活简直就像处在山脊上，从这里我或者掉入单纯的活动一边，或者掉入与活动相伴随的无现实性的生活一边。“进入世界”的意义构成了哲学探讨的价值。诚然，哲学并非手段，更非巫术，而是在实现过程中的意识。哲学探讨是这样一种思想，靠这种思想，或作为这种思想，我作为我本身是积极活动的。它不可被看作一种知识的客观价值，而应看作在世界中的存在意识。技术的主权，本源的求知欲，无条件的联系  自我存在进入它的世界，这可以在它的可能的方向上看出来。从技术的东西出发，经过本源的求知欲，道路导向无条件的联系。

ａ）技术化的世界的日常的复杂性提出了要求：在我所进入的周围环境中掌握这复杂性。与事物的关系已发生变化了；虽受进一步的推动，事物在其冷漠状况中仍只是可变换的功能；技术使人与人的当下此刻相脱离。新的任务是：靠技术实现的方式，面对世上的一切事物又达到人的存在的直接的当前；增强了的可能性之新的前提必须被迫为我们服务。生活手段的合理化，包括时间分配和经济力量的合理化，必须在任何个人那里，并从他本身出发，去重建可能性，即他完全能是当前的，能思索，能成熟，能真正地接触他自己的事物。新的可能性并非单纯地在物质生活条件的有目的的机械的实现中从事外表上可靠的操作，而且进而达到不受一切物质事物影响的自由。凡占领技术领域的地方，人在发明方面的热忱（这种发明使人成为世界变化的首创者，简直变成第二个世界建设大师）乃是那些前进到可能到达的界限的人的特权。

在利用技术的地方，应该采取的态度是花费最小的努力，并节省时间，有条不紊地活动并且不浪费精力。在技术世界的表面令人迷惑的复杂性中，却可能有生活中无比的安宁，这种生活支配着外部的生活条件和人自己的生命之躯。轻松自如地服从有条理地起作用的法则（人从小就接受这方面的训练），这也为自我存在创造出自由的领域。技术世界似乎毁掉了自然世界。人们抱怨说，生活变成了非自然的。人工的技术在其发展进程中必然得容忍丑陋，并离开了自然，但在最终却能够使人更努力地进入一切自然。现代人能够以新的意识享受阳光和元素。技术带来了前提，以便在光和空气及其一切表现方式中过一种地理世界中的整体的生活。当一切都变得可接近、可达到时，家园也就扩大了。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对未开发的自然的真正兴致也产生出来，我的身体的活动使我能够感受这未开发的自然，并且有所发现。只有当我在与我了无隔阂的周围环境中扩展这种可发现性，使我不与基础相脱离（不如说，这种脱离只是作为一种技术手段，使我更了解基础），我才能在人工创造的可能性中对自然的密码不仅看见，而且深入地理解。技术化是一条正在走的道路，而且必须走下去。走老路，这意味着使生活困难，甚至不可能。诽谤是无用的，必须加以克服。因此，技术世界必然是不言而喻的事。但是，这种不言而喻的事在实施时几乎未受到明确的注意。与那种必然性——任何活动为了更好的成功必须以技术为基础——相对照，对不可被技术化的东西的意识也必须增强到可靠的程度。技术的绝对化对自我存在来说是毁灭性的；对自我存在来说，对技术成就的任何理解必须总是充满着另一种意义。

ｂ）从技术上供给生活必需品，这是只从一个目的去要求知识，即知识有什么用处。但是，知识中的自我存在却首先在于本源的求知欲。如果知识的有用性成为知识的最终的标准，那我就放弃了自己。如果知识绝对地保持清楚，那我就在其中获得了我的存在意识。有用的知识之所以可能，只是它作为真正知识的结果。真正的知识自身分化，并作为特殊的东西而保留在强有力的有效而现实的世界中。因此，甚至在技术的生活秩序中，只有当它具有自我存在，并由它划分界限时，对所知的东西的方式的明确理解才得以保证。凡是缺乏自我存在的地方，就会产生混乱的认识和现象。如果合理的强有力的知识被绝对化，一切存在被看作都在技术领域中，那么在误解中就会滋长出对科学和其它所有知识的迷信。这样，人既不能可靠地认识，也不能真正成为他本人。科学只能理解事物最初的状态是什么。

只有当知识的状态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知识才可能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特殊的知识将仍由存在加以照亮，而哲学探讨将由世界的特殊性加以实现。自我存在是知识的最高形态，这个形态虽然只按照它认识世界的程度而提供认识，但它本身仍然是积极活动的。对个人来说，生活既是意识到自己的存在的人的责任，又是认识者的实验活动。人所研究、规划、建造的东西，就它的整体而言，乃是尝试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他发现他的命运，并发现一种使他意识到存在的方式。ｃ）但是，生活作为单纯的生活，它流逝于许多眼下的时刻中，直到它终止，这种生活没有命运；对它来说，时间只是一个系列，回忆是无关紧要的，在当前不必顾及未来，只需关心一时的生活享受能否达到。人获得命运只有靠联系，但这些联系不是强迫性的，不是作为异己的联系强加在无能的人身上，而是被把握住的联系，随后从属于他。这些联系汇成了他的生活，以致于他的生活不会随意瓦解，而成为他的可能生存的现实性，因此，回忆向他展示了他的难忘的基础；未来向他展示了一个领域，从而要求他对他当前的行动承担责任。生活具有无法确定的整体性。它总是具有它的时代、它的实现、它的成熟、它的可能性。自我存在作为生活而存在，一种希望成为整体的生活而存在，而且仅仅通过存在者而保持有效的联系。

历史的联系消溶成为大量作为机构中的种种功能，并且个人可以被随意取代，这种情况包含着这样一种倾向：使人变成总是只关心当前的鼠目寸光者。这样，联系就是相对的；它是可终止的，总是暂时的，而任何无条件的东西却被看成非实际的感情用事。在这种实证主义中，一种混乱的意识滋长出来。因此，人们在今天呼唤新的联系，呼唤对权威和教会的信仰。但是，即使时代能产生一切，真正的联系却不可勉强地产生，它是由团体中的个人自由地产生的，如果呼唤联系只是在服从权威和成文法的前提下的人为的秩序，那么我们就回避了真正的任务，无条件的东西就失去了可能性，自由就变成软弱无力的。人面临着两种可能性：或者通过返回到权威的形式（这些形式尊崇供给生活必需品的机构）而安抚自己的自我遗忘的生活，或者作为个人在自己的基础上把握住关键之点，由此出发，唯一的无条件的东西永远决定了生活。只有靠真正获得的东西生活的人才能真正地在世界上存留下去。他总是通过联系才真正获得东西。因此，反抗外在的联系，作为单纯的否定，是不真实的，那将会以内心的混乱而告终，并当反抗的目标完全不再存在时还会继续下去。反抗要成为真正的，就必须作为自由为它的领域而斗争。自由拥有自己的权利唯一靠自身联

系的力量。

历史的沉沦

只有自由地进入联系的人才不致于绝望地反抗自己。不可完成的然而又是唯一的任务仍然摆在作为人的当代人面前。这个任务是：面对虚无，敢于冒险从他的本源去寻找真正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尽管在流行的骚乱不安状况中一切都四分五裂，但生活重新变成了整体。与神话中的英雄相类似，一切仿佛又复归于个人。但是，关键在于一个人同其他人作为一个历史的具体的存在沉沦于世界，以便在普遍的无家可归的状态中确实地获得另一个新的家园。与世界保持距离，这给他自由，沉沦给他存在。不能用理智的抽象去保持距离，而是同时要接触一切现实；沉沦不是可以自夸的看得见的行动，而是实现于平静的无条件的东西中。与世界保持距离，这提供了内心的高贵；沉沦唤起自我存在的人性。前者要求自我约束，后者是爱。

生存的可能的无条件性借助于联系所能达到的历史的沉沦，确实不能按任何章程来产生。人们只能呼吁性地谈到它。它可以在崇敬的力量中遇见，即作为专业工作中的专心致志，作为性爱中的专一能力。因崇敬而生的生命恪守这样的尺度：人是什么，人能够是什么。而这生命力又可在对伟大历史人物的沉思中产生。它不允许它所看见的东西被粉碎。它忠诚于在它的自我生成中作为传统而起作用的东西。它把握住它的存在借以在特殊的人那里成长的东西，在这些特殊的人的影子中它意识到它自身。它还作为决不衰退的虔诚而保留下来。回忆为它保持了那种在世界上不再有现实性的东西，这是绝对的要求。即使个人所遇到的人几乎总是没有价值和无足挂齿的，即使失望而又再失望，但他还是有他自己本质的尺度：在什么程度上他能够坚持在真正东西的四散的火花中仍能找到他的前进的指针，并意识到真正的人在什么地方。

工作，日复一日的工作，在工作完成后，人将立即陷入遗忘的深渊。但是，工作也可以成为自我存在的表现，只要自我存在积极地、目光远大地在工作中搜寻这样一种意义：工作者建设性地工作，专心致志干他的工作意志，专心致志地意识到一个方向。即使他不能逃脱失业的威胁，或者他的劳动力被迫运用于与他的内在的存在相违背的目的，那么，他自己的本质的标准仍然是存在的。仍然存在着这样的问题：在什么程度上他能够通过他的活动在这最后的困境中还与事物保持亲密的关系；仍然存在着一种难于实现的可能性，存在着一个别人决不可能要求的真理，即这样一种认识：虽然我是铁钻，但如果我成为铁锤，那么我将圆满完成我必须凭忍耐才能完成的东西。性爱中的排它性把两个人的存在无条件地为彼此的整个未来而结合起来。它深深地扎根于一种命走的关系之中，这关系使自我在通过他者而真正意识到自身时对这种忠诚负有义务，消极地放弃多配偶的性行为是积极放弃的结果，这种积极放弃作为当前的爱情之所以是真正的，那是因为它包括了整个生活；消极地决定不浪费自己是可能的自我存在为了这种忠诚而不妥协地作准备的结果。没有严格的性行为，就没有自我存在；而性行为要真正地成为人的性行为，只有靠无条件的联系的专一性，当满足性欲的要求在彼此相随的事情的魔力中追求个人的幸福时，那么，真正的人的本质的尺度仍是强大的力量，这强大的力量是这种魔力的主宰，它否认无限制的本性要求是必然难免的。

虔敬是自我存在的基础，专业工作中的积极性是它在世界中的可能的现实性，个人的专一的爱情或为这样的爱情作无条件的准备是自我存在的灵魂中的真理，如果没有这真理，我们就会变得极端地野蛮。任何无条件的追求都可能使人对自身的严厉变得不自然，因为在历史中不可替代的那种存在的真实性是与坚定的自我约束，与强有力地控制意志相联系的。只有用强力约束自己（这种强力因真正实现的可能性而具有自己的激情）才会走人的道路，而从前这样做是靠普遍的权威的强制的力量，现在靠他本身作为他的责任而担负的自由。历史的沉沦中的这种自由本身是无条件的，它在群众的现实中与精神力量的权威的存在相联系。自由与权威之间的张力性关系带有这样的特点：失去一方，另一方就被取消了，自由将变成混乱，权威将变成专制。因此，自我存在希望有保守的力量，与保守力量作斗争它才永远作为个人达到自身。它希望有传统，这种传统对全部的精神生活来说只在权威的形态中有坚固的存在。虽然在教会中没有自由，然而，教会是永远自我产生的自由的必要条件。它保持了精神价值的范围，保持了对无情地超越现实的感受，保持了对人的要求的深度。对它来说，最大的危险是不知不觉地衰变成与无信仰状况有默契的群众机构，并因此丧失在它之中一再向自由之本源生成的东西。

人的高贵

人的尊严是否还可能的问题，是与高贵是否还可能的问题同一的。今天已经不再有少数人统治的贵族制，这少数人是世袭的、有特权的阶层，靠权力、财产、教育和一种实现了的文化理想而高居于众人之上，把自己看成优秀者的团体，而且人们也这么看待他们。贵族制很少能够长期保持是优秀者的统治。即使社会学上的贵族制短暂地属于最伟大的现象，但它很快就变成少数人的统治。这少数人本身构成一个人群，其典型的特征如下：由多数派来作决定，仇恨任何出类拔荤的个人，要求平等，无情的孤立或排除任何不代表大家的特点的杰出人物，贵族制作为少数人的统治，妄称它和它的一切成员都具有良好性质，而这性质是从社会学意义上代替了人的生存的真正的高贵之外。至于贵族制一再地创造出独特的精神世界，这是由于它起源于真正的高贵，并由于持续的自我教育的过程。从社会学上看，也许将会继续存在着强有力的阶层，但它们将是野蛮的。现在，人的高贵的问题今天在挽救极少数优秀者方面起着积极作用。但是，这种贵族制不能偏离世界，不能通过培养具有对往昔的浪漫的爱的个人生活而实现自身。这样就会有一些人为的集团划分，并带着不真诚的要求，除非这种划分不是有意识地加入它实际上扎根其上的时代的生活条件。人的存在的“高贵”含义下的优秀者并不单纯是可以被选出来的有才能的人，也不是从人类学上可以被确定的种族的典型人物，也不单纯是创造非凡作品的天才人物，而是这些人中的这样一类人：他们是他们本身，并区别于那些在自身只感到空虚，百般无聊，并逃避自身的人。

今天，已开始向高贵发动最后的攻击。这攻击不是在政治的和社会学的领域中进行的，而是在灵魂深处进行的。人们将乐意扭转发展过程，即扭转个性解放运动，而这一运动曾被看作较新的但现在已过去了的时代的本质。严肃的问题（如何尽可能关心那些不打算寻求内心独立的群众）已变成我们中的每个人身上都存在的生存的粗鄙性向自我存在之高贵性发起不合法的进攻，而自我存在是上帝隐蔽地向我们所要求的。个人在自己命运的进程中自我获得的可能性据说最终要被消灭。群众的本能与宗教教士及政治上的专制主义者的本能联合起来（这在以前也发生过，不过现在比以前危险），共同促成群众秩序中的普遍低水准。

上述的反对态度正是对准了人的真正高贵之处。以前的政治上的反抗运动能在不损害人的情况下取得成功，而现在的这次反抗运动如果成功的话，将毁灭人本身。因为并非仅在最近几个世纪中，自犹太人的先知和希腊哲学家以来的一切历史时代中，人的存在都揭示出以后较新的时代称作个性的东西。不管我们怎么称呼它，它在客观上是不可把握的，是永远唯一不可取代的自我存在方式。团结  当人们像灰尘一样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只剩下一点是现实而确定的：唯有在以心换心的交流和保持个人对个人的忠诚式的团结中，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使我们摆脱孤独的东西并非世界，而是自我存在，自我存在与别人建立联系。人的本质之无形的现实性是由自我存在者之间的这种联系建立的。由于没有可靠的自我存在的现实标准，自我存在就不能直接地汇合成实力集团。正如人们所说：“没有高尚的人组成的托拉斯。”这是他们的弱点，因为他们的优点只能存在于不显眼的地方。在他们之中，有不是条约所能确立的联系，这种联系胜过民族的、国家的、党派的和社会团体关系，或胜过种族关系。决非直接地，而是在其结果中它才显露出来。

当前世界所能提供的最好的东西是接近自我存在的人。他们本身就保证了世上有存在。在世界中，有这样一些人物，他们作为现实性而感化我，他们并非仅仅是相识的过客，而是使我意识到我自己的经久的人格。我们不再有万神殿，但在想象中我们有一个地方来作为回想真正的人的存在，我们感谢他们告诉了我们：我们是什么。对我们来说，从根本上对我们有决定意义的人不是那些历史上的伟人，而是那些以一定比例在当代“复活”了，并对我们产生相当影响力的当代的伟人。在我们看来，他们（这些人完全能保持与历史上的伟人的近似性）虽然没有刻意想成为伟人，但用不着偶像化和吹捧，他们也将是名垂青史的。在那些被公众承认和被认为是有价值的人当中，他们是不引人注目的，但历史的真正进程却依赖于他们。真正的高贵不在于孤立的存在。它在于独立的人的团结一致。独立的人认识到这样的义务：永远相互启发，相互促进，只要他们相遇的话；并且乐于交往，虽有期待，但不强求。尽管相互间没有约定，他们却凭借彼此间的忠诚聚集在一起，这种忠诚的力量胜过约定，当自我存在与自我存在形成真正的敌对关系时，那种团结还扩展到敌人身上。例如，这种团结就有可能在政党中实现，各政党中的优秀分子能够撇开所有的分歧意见而达至一种团结。团结是可以感觉到的，尽管因为没有诱因或因为可能性受到时机的干扰而团结没有表现出来。

这些人的团结必须区别干到处发生的出于同情和反感的偏执态度的团结，必须区别于所有平庸之辈彼此具有的独特的吸引力（因为他们在缺乏更高贵的要求时是气味相投的），必须区别于那软弱无力的但又仍然经常起作用的多数人反对少数人的联合。当后三种人靠着群众而觉得自己很安全，在群众中他们彼此会合，并从群众的力量中推导出他们的权利时，自我存在者的团结虽然在个人的可靠性以及在举止行为的不可客观化的细节方面显得无限地牢靠，但在世界上又因其数量微小的弱点和因相互接触的不确定而显得不牢靠。这些人有几打的人作为朋友，但这些朋友不是真朋友；自我存在者只要有一个朋友就会感到很高兴。自我存在的高贵精神弥散在世界中。谁能进入高贵之处，这不取决于评判，而取决于实现他自己的存在。这种弥散状况的统一性如同许多朋友的无形的链条中的神秘的不可见的教会，在这链条的此处或彼处，一个环节靠它行动的客观性而被另一个也许很远的自我存在所看见。在这无形的精神领域中，总有这样一些人：他们在紧密的接近中靠严肃的交往而彼此撞击发生火花，在这个世界上他们才是现在世上可能的推动历史向着可能的最高点运动的真正动力。只有他们才真正地构成了人的存在。

高贵与政治

群众靠领导人物才进入运动之中，领导人物告诉群众，群众应追求什么。少数人创造了历史。然而在今天，群众不可能对贵族表示尊敬，并认为贵族理所当然地要进行统治。由于那些人缺乏真实的自我而不能从事真正的思考，那么毫无疑问，他们学习并运用思想的规则就非常必要了。但是群众在以这种方式参与思想之后，就不停地渴望参与政治。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少数人如何靠群众一时的同意就把暴力手段弄到手，因此他们以后即使在缺少同意的情况下也坚持他们的统治，以便压迫那些既没有真正的自身，又不知自己在追求什么的群众。排外的少数人意识到自己的高贵，就能够在诸如先驱者、最先进者、意志最坚强者、某个领袖的追随者、世袭血统的优先权等等的名义下联合起来，用这样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他们的形成类似于从前的教训：精心的选择、高贵的要求、严格的控制。他们感觉到自己是优秀人物，其方法是培养能继承他们事业的年轻一代。然而，即使在他们的起源中自我存在的力量作为人的高贵可能已经起过作用，并在关键性的个人那里继续起作用，但是，这个统治等级的总体很快就蜕变成新的、与贵族性格格不入而又只代表少数人的庸众。在群众的影响起决定作用的时代里，在执政的少数人中去寻找人的存在的高贵性似乎是毫无希望的。因此，高贵和群众不再是特殊的政治问题。虽然他们还作为对立的概念出现在政治的论争之中，但只是名词还与以前同一，而所指的事情已是不同了的：是有组织的少数人不顾较多的群众实行统治呢，还是高贵在群众秩序中发挥着无名无形的作用呢？是不公平的因而无法忍受的统治形式得到确立呢，还是人的存在的高贵之处找到它实现的领域呢？

对高贵的错误要求  因为高贵只表现在高度的发展中（在这种高度发展中，存在力求实现自身），高贵不能提供它自己的谓词。它不是一个人所从属而另一个人所不从属的种类，相反，全体的人都在自己高度发展的可能性中。因为我们倾向于在单纯的生活中去寻找我们的满足，所以，高度发展的力量总是在少数人身上，但甚至在他们那里事情也决没完全解放。他们不是群众的代表，不是群众的存在的顶峰，而是群众的模糊的责备对象。只在误解中，他们才为群众所知。

平等的思想，当它脱离只在形而上学上可以考虑的本源的可能性，而去涉及人的现实生活时，它就是不切实的，因此几乎总是暗中遭到拒绝。在举止行为和外表上的招人厌恶的表现，丑恶的发笑，令人讨厌的自吹自擂，失去尊严的悲哀，以及只有与大众联为一体才可能强大有力的情感的信念……，气味相投的人才不会对这些东西感到不快。人在镜子前静观他的形象时没有不感到沮丧和惊慌的，他越是雄心勃勃地追求出人头地，他就对自己身上与这种雄心勃勃相异的因素越是敏感。群众也可以被承认，只要他们安心于本职工作，作出成绩，为实现可能达到的目标而不断进取，这就是说，只要他们本人在更有决定意义的程度上进入为数很少的优秀者之列。并非作为生活样本的人，而是作为可能生存的人，才是值得爱的，在任何人身上都有其可能的高贵。但如果人身上的高贵想把自己理解为一种特定的生活，并把自己挑选出来，那么，它就歪曲了自己。真正的高贵是无名的，它是人对自己的要求。因此，对今天贵族是否还可能的问题，我们只能诉诸那些对自己提出这个问题的人，诉诸于提这问题的人的自我。在每个个人身上都有精神斗争的战场，只要他不至于彻底地软弱无力。

哲学生活

人的存在之高贵可以称作哲学生活。谁在信仰的真诚之中，谁就能变得高贵。诚然，如果一个人把仅仅能成为他自身的东西转让给一个权威的活，他就将丧失他的高贵，但信仰上帝的人却不会丧失自身，因为即使在失败中他也体验到了他作为一个有限的自我存在在自我提升的运动中的真理，由于有了这一真理，所有他遇到的事情都只是使他成为他自身的东西。至于人们还要求这样的高贵，这首先是传统的事情。我们不能获得在外在行动中的一切；就处于人的中心的内在行动而言，它所需要的是一个词，这个词不是空洞的词，而是能唤来新的东西的词。这个词虽会变化，但却是一条相对稳定的秘密线索，顺着这条线索，真正的人的存在进至现时代。作为哲学生活，这一人类存在（如果没有它，世界生活的外在现实就会缺少灵魂）是哲学思维的最终意义。唯有在它那里，系统化的哲学才得到确证。

人的未来在于他的哲学生活的方式中。不可把哲学生活看成人们仿照它来生活的理想模式。哲学生活根本不是对一切人同一的一种生活，它是流星行空，流星不知从何而来向何而去，贯穿了生活。即使还在很少的程度上，个人将通过他的自我存在的提升而参与哲学生活。自我存在的境况  人是不可完成的；为了完全地存在，他必须在时代中向着常新的命运来改变自己。在总是由他产生的世界中，他的每一个形象从一开始就包含了毁灭的萌芽。在历史把他从一种生活形式推向另一种生活形式，从他的存在的一种意识推向另一种意识之后，他在今天虽然能进行回忆，但他似乎不能继续走这条道路。正像在他的道路的起点上一样，对人来说，再一次发生了某种东西，这种东西表现在：不仅就实际情况而言，而且就他的知识而言，他都面临着虚无，他从现在起必须靠回忆过去而从本源上为自己开辟出新的道路。“在今天，当生活广阔发展的可能性已达到无可限量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一种窘境，它似乎要窒息生存的可能性。自从这一点被意识到之后，绝望或在忘却绝望之后的麻木不仁的状况都侵入了人的活动。从客观上看，绝望与麻木不仁既预示了结束，也同样预示了开始。

人不能躲避当前的状态，不能返回到非现实的以往的意识形式。当然，他或许

能安宁地处在自我遗忘的生活享受中，妄称返回到无忧无虑的平安的自然状况。但

总有一天顽强的现实性又会出现在他面前，使他惊慌失措。

对于完全返回到他自己的赤裸状态的个体来说，今天他只有一个选择：创造一个新的开端，与另外的个体联合起来，进而与他们结成一个忠贞不渝的联盟。曾有过这样动人的报导：在世界大战中，在最后崩溃的战线上，德国人还在处处抵抗，他们把自己看作个人，在他们的抵抗和牺牲中做出了没有命令也能做到的事，即真正在最后一刻保卫祖国的土地免遭毁灭，这一幕使德国人的记忆中留下了不可战胜的意识。这些报导表明了通常几乎很难达到的现实性，象征着当前的可能性。从这些报导中，我们首先看到了人的存在，它面对虚无，面对毁灭，能够实现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属于他的，而是属于未来一代人的。

如果我们称虚无状况为无信仰，那么，无信仰中的自我存在的力量就会产生内在的行动，这一内在的行动能推动自我提升的运动而同时又面对着虚无。这种力量不属于把因内在的自由或内在自由的努力的失败所造成的东西推卸到外部的原因上。它认为自己能胜任最高的东西，并生活在自我强制的紧张关系中，有力地反对单纯的生活，能适应相对的东西，具有那种能够等待的人的耐心，专注于历史的联系。它知道，它会失败，并在失败中读解出存在的密码。它是一种忠信，这种忠信建立在哲学上，并能在一系列相互传递火炬的个人之中永不停息地产生自我。人的历史没有终点。它总是能让人看出，人是什么和人能是什么。但在每一时刻中，人从无条件性出发走他的道路，同时，时代中还有那种要把时代消灭的东西。

往昔不能告诉他，他应该如何行动。回忆惜往昔固然可以得到启发，但他必须自己做出决定。这样，他最终会说出，他的精神状况是什么，在什么样的外表中他意识到并确定存在，他无条件地想要什么，他在现有的状况中求教于谁，在内心的最深处他听从于谁。如果没有这一本源，人的世界始终是碌碌无为。如果存在应该成为一个世界，就必须首先把握住自己，然后在团体生活中为整体而献身。自我存在是必要的条件；如果没有这个条件，世界作为人的行动的由观念所充实的现实性就不再可能了。因为自我存在只存在于与它的时代的存在的统一性之中，所以在反对它的时代时还迫切需要下决心：只想在这个时代里生活。它的每一个现实行动能成为创造新世界的萌芽，而不管这萌芽是多么不起眼。

静观的预测

与几十亿年的地球史比起来，六千年的人类传统仿佛是我们这个行星变化的新时期的最初一秒钟。根据对遗骨的考证，人已经生活了几十万年，与这几十万年比起来，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乃是人摆脱重复状态而进入运动之后人所能够生成的东西的最初的开端。毫无疑问，对三十年一代的种族来说，六千年是一个很长的时期，人类的记忆使他们能意识到族类的年龄，现在的人感到他生活在世界的末期，虽然两千年前的人也同样认为自己生活在世界末期。人类总倾向于认为，人类最好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但是，对地球史的认识使他感到他事业的短暂，又使他意识到自从他与猿揖别后就进入的那种状况。现在他知道一切都摆在他的面前，每十年之间的技术发展速度仿佛是确凿无疑的证明。但是他最终会问，整个人类史是否就不是地球史的短暂的插曲，人或许会毁灭，并重新把自己的阵地让给单纯的地球史的无穷无尽的时间延续。

人们关心煤藏何时开采完毕，它只够用不足一千年；关心限制使用我们所能开发的一切能量；关心地球的最终冷却，一切生命将随之消失。但自然科学的事实带有这样的特点：关于不可避免出现的未来的种种推论虽然有高度的可能性，但并非就达到了确凿无疑的程度。正像技术上的灾难是可能的一样，技术上不可预知的出路也是可能的，这样的话，人类就可摆脱技术上的严重局限。当然可以做一些设想：人在巨大的组织形式中如何抓住地球这架大机器的杠杆，以便按人的意愿，采用技术手段，征服世界的领域；他如何在这一行星冷却时根据他的意愿在世界上为自己创造出生活条件，并且不是在地球上，而是在整个无边无际的宇宙中获得自己的领域；也许在适当的时候人会夺得造物主的特权……当这一切始终不可能时，那么，技术达到极限后很可能以灾难而告终。

人进一步关心文明的终结。人口的增多会导致最终的战争，用技术手段最终把生活的技术基础（因而也是把我们的文明）加以毁灭。事实上，文明已被破坏过了，以致于那些在数量上很少的文明发达的伟大民族的幸存者反而退回到野蛮状态，一切又得重新开始。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人类总的文明的断裂即将来临吗？

人类的状况的独特性在于，尽管一两个洲会遭到完全的毁灭，其它的地区仍可以把历史上获得的财富保存下来，使人类在未来继续繁衍下去；但也有这样的危险，即当占据整个地球的文明都崩溃时，那么再也没有哪个民族能够幸免于难了。

人们关心，我们生活秩序中特有的性质是否就不是最大的危险？在生活秩序中是否可能因人口的增多而导致每个个人的空间变得狭小，以致最后群众中的人的存在在精神上窒息？是否可能发生非优生的选择和种族的演变，以致导向进一步的恶化，最终从生物学的观点来看只剩下劳苦的、在技术机构中还在尽一时之职的人？

是否有可能人毁灭于他为自己的生活所创造的工具之中？

同时，关于令人捉摸不定地左右人的命运的无情过程的法则的问题也产生了。人赖以生存的基本的物质会不会消耗净尽，以致于当这些供给用尽时是不是命定走向灭亡？艺术、诗歌、哲学的衰落是否就不是这种基础即将消亡的征兆？今天的人如何沉浸在碌碌无为中？他们如何交往？他们如何凭苦干来履行他们的职责？他们如何无信念地从事政治？如何快活地过毫无意义的生活？这一切是否就不是已证明了基础几乎遭到毁灭？虽然我们在丧失时注意到我们所丧失的东西，但不久的将来将完全不再知道发生过什么，因为我们对此不再理解。然而，所有这类问题及可能的回答都无助于我们达到对整体过程的知识。对这种或那种情况之不可能的证据来说，不管它看起来多么有说服力，但因关于未来的知识中缺乏某些确定的因素，所以在认识上就必定有偏差，这就给这些证据打了折扣。从知识上看，某种个别的东西是可以理解和把握的，但我们不能对整体勾勒一个确凿的形象。所有这些预测的思想中，没有一个是具有哲学色彩的。它们是技术的，生物学的设想；夹杂着在某种程度上正确的证据。作为潜在的生存，人们不能满足于任何此类的观点。

说到真正的根据，人们到处只能说：“在目前，我看不见别的可能性。”靠我们今天所达到的知识，按照当前对我们有效的标准，我们的理智将总是而且在最后还是发现我们无路可走。关键在何处  对事物过程的预先观察的知识无非是对可能性的认识，而后来出现的现实性可能全然不同于这些可能性。比在由我们所决定的东西的领域之外的渺茫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我必须每时每刻提醒自己：我自己真正想要得到的是什么？这意味着就未来而言，我想知道未来的人将变成什么样的。这里，重要的问题是，哪一种人将生存着。我们之所以会对他们感兴趣，是因为他的生活有这样一种价值和尊严，即它与我们从几千年中所了解的人的存在有连续性。未来的人应该能够把我们看成他们的祖先，这并非就肉体的意义而言，而是就历史的意义而言。但是，人真正所是的东西不可直接作为目的来追求。因为人之所以是他们所是的东西，并非简单地靠出生、养育、教育，而是靠基于每个个人的自我生存的自由。

这样，剩下的东西是：我从往昔听到了使我成为人的语言，并通过我的生活使这语言又传播到未来。但是，对历史整体的观察脱离了某种东西，而唯有靠这种东西历史才变得不引人注目，变得模糊不清。从历史中引导出来的可能的预测仅仅意味着一个我在其中不得不行动的视野。因此，对整体的静观的预测脱离了意志，从而逃避真正的行动（这种行动始于个人的内在行动）。我如果满足于静观的预测，我就会迷惑于“整个历史舞台”的说法，并对必然进程之类的说法（这种必然进程，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就是通向无阶级社会的道路；在文化形态学者看来，就是按照所谓成熟法则的发展过程；在独断的哲学看来，就是传播和实现最终获得的人的存在的绝对真理）感到麻木，如果我问到人的未来，并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的话，那我必须放弃一切观点，不管它们是鼓舞人心的还是令人灰心丧气的，并必须达到可能的东西的泉源点，在这里，拥有最广泛知识的人努力创造他自己的未来，而不仅仅在知识中拥有它。因此，第一，没有哪种预测是固定不变的。它意味着悬而未决的可能性。我寻找它，正是为了改变事物的道路。预测越是切实，它就越重要，因为它与行动没有关系。预测是希望有所作为的人的沉思的预见；他不去看必然发生的东西，而去看能够发生的东西，并以此确定自己的方向。未来成为一种可由意志加以改变的预见。

第二，预测之有意义涉及到当前的状况。它并不飘浮在空洞的领域，涉及不去考虑时代的观察者，谁在当前具有从自己的生活而来的最深刻的知识，谁就会获得最确定的预见。人要获得对存在着的东西的意识，唯有靠在他起积极作用的世界中的他的自我存在。他已经有了这样的经验：他会完全失去对事物的总的过程的认识，如果他置身事外，只作为想直截了当地知道整体的观众；他感觉到了这一点，趁早把他对状况的意识扩展到他所能达到的世界的边缘上。并非收集当前的无数事实，而是掌握好真正作决断的时机，才使他生气勃勃。他想在历史真正地走自己的路的地方成为知情人。

第三，预测决非仅仅作为知识，它作为知识立刻就已经是现实发生的事情的因素。没有对这样的现实东西的察看，即其中不同时有意志，或现实东西不能唤醒或麻痹意志。我所期待的东西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检验：由于我说出了它，因此我努力帮助实现我的期待，不管是在多小的程度上，也不管是受到援助或阻止。有两种可能性：或者我用预测去干预，并靠它改变事物的进程；或者发生了某种事情，对此事情任何人在事先既没有盼望地也没有害怕地想到过。即使知识把未来当作某种必然到来的东西，而且我只能选择——是顺应还是不顺应，那么，只要预测是由信仰者作出的，它的意义就是不同寻常的；它加强了坚定性，并促进行动，只要有这样的信念，行动就必然会到来，哪怕我完全不行动。预测会麻痹意志，只要意志把它所厌恶的东西看作是不可避免的，一切斗争都是徒劳的。但是，这种信仰是错误的，它声称比可能知道的东西知道得还要多。唯一确定的东西是可能的东西的不确定性，它使人意识到危险，从而唤起他的全部力量，因为他意识到要作出决定。精神上对状况的意识始终同时是知识和意志。

由于世界的过程是不透明的，由于迄今为止最好的东西也失败过，并且还会失败，因而世界的过程将永远是可能性，决不能变成确定性，因此，涉及渺茫的未来的一切计划和行动都是无用的，我们要在此时此地创造我们的生活，并使之充满生机。我必须欲求关键之所在，哪怕一切事物都面临着终结。对非所求的事件的防御行动之所以拥有力量，只是因为意志现在要实现自己的生活。面对模糊的未来，面对它的威胁和它的深渊，要越发强硬地呼吁实现，只要还有时间的话，预测性的思想对当前起作用，同时不放弃在可能的东西的领域内作计划，真正地在此地此时行动，这是我确定具有的唯一的行动机会。但是，这也是未来的人的基础。未来的人虽然受机构的规定（在机构中，他们觉醒达到意识），但是主要地受现实的人的规定，正是由于注意到现实的人，他们发展了他们自己的人的存在。因此，总是有一个地方，追求未来的人的存在的意志在这地方凝聚起来。然后，对从世界中生成什么，每个个人都似非而是地以这样的方式来决定，即他在他的行动的连续性中对自己作出决定。

主动的预测

静观的预测想知道什么东西在生成，而思想者并没有积极参与进去。主动的预测说出了什么东西是可能的，因为意志是由这种可能性所决定的。主动的预测超出观察，推进到作出决定。当我们对什么东西从世界中生成这一问题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景象时，那么，可能性的设立只表明为未来而斗争的战场。将现实生成的东西出现在战场上。谁仅仅旁观斗争，谁就不会知道战斗真正地关系到什么。战场是不清楚的。实际上的斗争常常表现为单纯混乱的无意义的敌对关系。僵硬的战线在相互斗争，因为想继续存在的惰性坚持着这些战线。对当前现实所作的有远见的思索，寻找着真正的斗争战线，在这些战线之间，涉及到重要的决定。看清这些战线，这会唤醒我去我应该去的地方，因为我一直在追求它。

主动的预测将使我能够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愿为哪种当前状况而生活。如果预测表明失败是可能的，那么答复就是：宁愿与构成人的自我存在的东西共存亡。具体想象可能的发展方向，这可以回答这样的问题：哪一种世界能够存在并供我们站在其开端上。在稳固的组织中的一切人的生活的联系在很快增长着。人变成巨大机构中的各种功能，这导致普遍的平均化；人们既无需高层次的人，也无需异常的东西，而是只需要特殊才能的平均化；只要长久保持着比较稳定的东西；生活秩序的强制性要求通常结合成各种联盟，排除直到取消任何意义下的自由。对保证生活秩序的权威的几乎热烈的渴望，希望看到内心的空虚得到充实，方向指着稳固的最终情况。但是，那种看来像是尘世的生活秩序的理想的东西，对在自由存在的要求中认识自己的存在的人来说是不能忍受的。这种自由似乎会受到动乱情况中秘密生长着的重负的压迫。公众的舆论靠固定的观点而成为专制者。这些固定的观点超出了一切党派而被看作是不言而喻的。

我们时代的基本问题是，在自己的自我把握的命运中的独立的人是否还是可能的，它可以变成普遗的问题，即人是否能够是自由的。这个问题作为实际上被理解的问题却倾向于取消自身，因为只有能够是自由的人才真正用理解的方式提出这个问题。

与此相反，在客观化的思想中（这客观化的思想把人的自由存在当作现有的生活，并且探问自由存在在什么条件下可以实现），有可能产生这样的想法，即人的历史是在徒劳地企求自由。或许自由只存在于在两个极长的睡眠时期之间的真正而短暂的时刻中，其中的第一个时期是自然生活的时期，第二个时期是技术生活的时期。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人的存在必然渐渐消亡，并在比以往更彻底的意义上走向终结。这样，自由只是时代中的过渡时刻，这个时代虽一度认识到超越是真正的人的存在，但结果却引出了技术机构。与此相反，思想客观化有另一种可能性，不会失去的可能性，即决定人在未来是否能是自由的和是否愿意是自由的，这一决定权属于人。虽然大多数的人害怕自我存在的自由，但是，不能排除在巨大机构的联系中仍然有许多的可乘之机，对有胆量的人来说，有可能以出其不意的方式从他们自己的本源上去实现他们的历史性。在外在生活的似乎不可避免的平均化中，自我存在的本源性会在最终变得更加坚决。在濒临灭亡的地方振作起来，独立的人就能站立起来，真正地掌握各种事物，并享受真正的存在。

想象一个完全无信仰的世界，想象这世界中的失去了自身和他们的上帝的机器式的人，想象这世界中支离破碎的、很快被完全毁灭的高贵，这些想象只在形式上暂时地是可能的。正像想象人类会死去，仿佛人类无足挂齿是违背人的内在的无比的尊严一样，如果以为自由信仰、自我存在会毁灭，仿佛人只能变成技术机构中的齿轮，这也违背人的内在的无比的尊严。不能仅用这样的眼光去看待人。但当这些歪曲的想象返回到积极的可能性时，那么我们看到，并非只有一类真正的可能性存在着。如果没有在教会的传统中受庇护的宗教，在世界上就没有哲学上的自我存在，如果没有自我存在作为对手和刺激，就没有现实的宗教。在一个个别的人那里，一切都谈不上，在当前的预测中，对手们（他们的紧张关系作为权威和自由是不可完成的精神生活）必须团结起来反对虚无的可能性。如果权威和自由的紧张关系（在这紧张关系中，人作为尘世的生命必然地生活着）在新的形式中被重建起来，那么，一种基本的东西就会在生活的机器中生长起来。没有一个有力的答复会说出什么将发生，而生活着的人将以他的存在来回答这个问题。对可能的东西的主动的预测，只能有这样的任务：使人注意到他自身。  周晓亮  宋祖良  译（选自《现时代的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谢选骏指出：雅思贝尔斯曾经提出过一个瞎子算命式的“轴心时代”，因为他不懂那不过是个“文字开始普及”的时代。

【10、对神话学末世论的解释】

布尔特曼（Ｒ.ＢｕｌｔＩＴｌａＴｌｎ）

布尔特曼（１８８４——１９７６），生于德国下萨克森州的奥尔登堡。著名的神学家。重要著作有《信仰和理解》（１９３２）、《耶稣》（１９５１）、《历史和末世论》  （１９５８）等，在二十世纪德国的思想界，影响深远。海德格尔也曾受到他的启发。在这篇文章中，布氏以渊博的学识，对于本世纪中期以后的热门话题“末世论”作了精辟的分析，提供了一种宗教性的思路，那就是：末世并不等于毁灭、结束，而是臻达另一世界的开始；“末世论的教理不仅使人意识到自身处境的空虚，而且还号召人们，如同在希腊人那里一样，要节欲、谦恭和顺从。”

一

在传统神学的语言中，末世论是关于最终景况的理论，“最终的”即意味着时间顺序上最终的事物，亦即作为将来临的世界末日，正如未来之对于现在一样。但是，在先知和耶稣的实际布道中，这种“最终的”蕴含着一种末世论的意义。正如在关于天堂的概念中是通过空间范畴想象上帝的超验那样，在世界末日的概念中，则是通过时间的范畴想象出上帝的超验观念。然而，这不单是如上述的超验观念，而且还是上帝的超验的重要性的观念。上帝永远不可能呈现为一种为人熟知的现象，他总是未来的，即总是隐身于不可知的未来之中的上帝。末世论的教理以未来的角度审视现在，它告诉人们，这个现存的世界，自然和历史的世界，我们在其中生活并实施我们计划的世界不是唯一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暂时的、转瞬即逝的，面对着永恒，它最终是空虚的和不真实的。

对于神话的末世论的这种理解，并非仅此一家，莎士比亚就有过精妙的表述：

  入云的楼间、瑰伟的宫殿、庄严的庙堂，甚至地球本身，

  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将同样消散，就像这一场

  幻景，连一点烟云的影子部不曾留下。构成我们的料子也

  就是那梦幻的料子；我们短暂的一生，前后都环绕在酣睡之中。

《暴风雨》第四幕，第一场（朱生豪译）

末世论对于耶稣和先知是共有的概念，虽然希腊人不曾有过这一信条，然而希腊人也持有和上文相同的理解。这里让我引一段品达的颂歌：

  生命短促的造物到底是什么？又不是什么？人不过是

  一场幻影般的梦。（《古希腊抒情诗》，８，９５－９６）

索福克勒斯也曾写道：

  唉！我们活着的人，我们是什么呢？不是有名无实的

  虚浮幻影？（《埃杰克斯》，  １２５一１２６）

人对于其生命限度的感受告诫他们不要去“臆想”，而是去“深省”和“敬畏”。“不要过份”和“不要拔高自身的力量”，这是希腊人的至理名言。古希腊悲剧在表现人类命运的剧目中说明了这类箴言的真实性。从普拉蒂亚战役中阵亡的将士那里，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启示，正如埃斯库罗斯所说：

  生命有限的凡夫俗子，不能自视过高……

  真理之神宙斯要惩戒傲慢和僭越，

  他纠正人的错谬手段严酷（《波斯人》８２０一８２３）

在索福克勒斯的《埃杰克斯》中，雅典娜谈到了发狂的埃杰克斯：

  这场景是对你的警告，俄底修斯，你要谨慎！

  不要出言不逊，对众神不恭，

  也不要高做自负。

  即使你力大无穷，或家财万贯，

  对同伴也不必炫耀。

  人生万事都无不处于兴盛和衰亡的转换之中，

  众神赞赏清醒而僧恶狂妄。（《埃杰克斯》１２７－１３３）

二

如果这一点可以被确认，即人要面对未来时，对现时的不安全感的总体理解则表现在末世论的思想之中，那么我们要问：对这一问题的理解，在希腊人和《圣经》有何区别，希腊人在“命运”中找到不可知未来的内在力量，找到众神的力量。与神相比，一切尘世事务都是虚空的。他们没有作为时间之维尽头的宇宙事件的神话式的末世论概念。可以说，在《圣经》的概念和现代思想两者之间，希腊人更倾向于现代思想，因为对现代人来说，神话末世论已经消失。《圣经》的理解或许还会复兴，只是它将不会从神话形式中复兴，而是从另一个令人惶恐的前景中复兴，即现代技术，特别是原子科学。在此，由于人类滥用科学和技术，这也许会毁灭地球，我指的是这个意义上产生的一种末世论。我们在估量这一可能性时，可能会感觉到因世界面临末日的末世论教理所引起的惶恐和不安。的确，这种教理是依据在今天已经难以理解的概念发展起来的，但是它表明了对世界的有限性的知识和降临于所有人的末日知识，因为我们都生活在这个有限的世界。这是人们通常视而不见的真知，而现代技术却已廓清了这一点。正是这种有力的真知解释了耶稣像旧约中的先知那样，预期世界末日即将到来。上帝的威严、它审判的不可避免性和与此对应的世界与人的空虚性，都被强烈地感受到了，看来世界已临末日，危机时刻就在眼前。耶稣宣告了上帝的意旨和人的责任，指喻了诸种末世事件，而他之所以宣告上帝的意旨，并不因为他是一个末世论者；恰恰相反，是由于他宣告了上帝的意旨，他才是一个末世论者。

现在，可以更明确地看到希腊人和《圣经》面对不可知的未来对人类处境的理解的区别。区别表现在如下的事实中：在先知和耶稣的思想中，上帝的本性起的作用大于他的全能，他的审判也不仅只触及因狂妄和吹嘘而触怒他的人。对于先知和耶稣，上帝是圣者，他要求公正和正义，他要求爱护邻人，因此，他是人类一切思想和行为的审判者。世界之所以空虚，不仅因为它是转瞬即逝的，而且还因为人已把这个世界变成了一个邪恶横行、由恶主宰一切的场所。因此，世界的末日就是上帝的审判；换言之，末世论的教理不仅使人意识到自身处境的空虚，而且还号召人们，如同在希腊人那里一样，要节欲、谦恭和顺从。它首先要求人们对上帝尽责和忏悔，它要求人们遵从上帝的意旨。因此，耶稣的末世论教诫与犹太教启示录的未世论教诫之间的本质差异便很明确了。启示录特有的关于未来的幸福图景，在耶稣的训诫中是没有的。

虽然在此我们并没有考察《圣经》思想与希腊思想之间的其他差别，如神圣上帝的位格；人和上帝之间的个人关系；上帝是世界创造者这一《圣经》信念等，但是我们必须考察另一个更重要的观点。末世论的教理宣布世界的末日即将到来，不仅将此作为最终的审判，而且也作为拯救和永恒至福时代的开端。世界末日不仅有消极的含义，同时也有积极的含义。用解神话学的术语来说，面对着上帝的超验力量，人和世界的有限性不仅是一种告诫，也是一种慰藉。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问题：古希腊人是否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谈及世界和世俗世界事务的空虚。我想在欧里庇得斯的疑问中可以听到这样的声音。

有谁知道，生实际上就是死，

死实际上是生呢？（《片断》，６３８）

当法官的演讲结束时，苏格拉底说道：

现代我要去了。我要去，而你们活着；可是，谁走向更好的命运，这唯有神知道。（《苏格拉底的申辩》，４２ａ）

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也以同样的口吻说：

如果灵魂是不朽的，我们必须注重它，不仅在我们称为人生的这个时期，而且在一切时期。（《斐德若篇》，１０７Ｃ）

综上所述，我们会想起这样一句名言：

  死亡实践。（《斐德若篇》，６７Ｃ）

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这是哲学家生命的最富个性的特征。死是灵魂脱离肉体。只要人活着，灵魂就会受到肉体及其欲求的约束。哲学家活着，不断地、尽可能地使其灵魂摆脱肉体的桎梏，因为肉体干扰灵魂，妨碍它获取真理，哲学家追寻净洁，即从肉体中摆脱出来，因此他“关注死亡”。如果我们可以将柏拉图对死后生活的期望称为一种末世论，那么就可以把期望死后至福和这种至福称为自由。基督教的末世论和柏拉图的末世说是有共同之处的。对于柏拉图说来，这种自由就是精神摆脱肉体的自由，即能够察觉到作为存在的现实本身的真正灵魂的自由；当然，对希腊人的思维来说，真实的范畴就是美的范畴。按照柏拉图的说法，这种超验的至福不仅可以从否定和抽象的方面，而且也可以从肯定的方面加以描述。既然超自然的范畴是真理的范畴，而真理可以在论辩即对话中寻求，那么，柏拉图就可以将超验的领域正面地描绘为实际对话的场景。苏格拉底说，如果他在死后能把生命花费在勘验和探索方面，像在此生一样，那就再好不过了。“与他们对话、交往并对其加以验证，会是无限的幸福”（申辩词，  ４１Ｃ）。

在基督教思想中，自由不是一种满足于感悟真理的精神的自由，而是人实现自我的自由“自由就是摆脱罪孽、邪恶，或像保罗所说，摆脱肉体，摆脱根深蒂固的自我。因为上帝是神圣的，所以，获得至福意味着通过上帝的审判得到恩典和正义。描绘这些受惠者难以言喻的极乐感是不可能的，只能在有如至福欢宴般的象征图画中，或者在有如约翰启示录描绘的图画中才能找到类似的描述。在保罗看来，“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正义、和平以及圣灵中的喜乐”(罗，１４：１７)。耶稣说：“人从死里复活，也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可，１２：２５）。肉体被精神实体取代，确实如保罗（林前，１３：９－１２）所说，我们不完善的知识将变得完善，那样，我们就可以直面而视。但是这并不是希腊思想中关于真理的知识，而是一种与上帝间不受干扰的关系，就像耶稣许诺的那样，心地纯洁的人才可以见到上帝（太，５：８）。如果我们还有什么话说，那就是：在上帝的荣耀中得到实现。因此，现在信仰上帝的教会只有一个目的：通过教会的行动（腓，１：１１），通过感恩（林后，１：２０；４：１５；罗，１５：６等）来礼赞称颂上帝，因而，将来臻于完善境界的教会只能被设想成为唱赞美和感恩颂歌的团体。在约翰启示录中可以看到这种作法的范例。

的确，两种关于超验的至福的概念都是神话性的，即以哲学对话形式出现的柏拉图的至福概念和以礼拜形式出现的基督教的至福概念。每种概念都试图把超验的世界当作人的真实、完善世界来谈论。在此岸世界中，这种本质不能得到完满的实现，但是它可以把这个世界的生活确定为一种探索、追求和渴望的生活。两种概念之间的差别源于各种不同的人性理论。柏拉图把精神王国设想为一种没有时间和没有历史的王国，因为他设想人性不取决于时间和历史。基督教关于人的概念是：人本质上是一种暂时的存在物，亦即人是一种历史的存在，他有塑造其性格的过去，还有不断造就新际遇的将来。因此，死后和超越尘世之后的未来是一种全新的未来。这是一种ｔｏ  ｔａｌｉｔｅｒ  ａｌｉｔｅｒ（完全的他者）。接着就会有“新天新地”（启，２１：１彼后，３：１３）。撒冷先知听到一个声音：“看哪！我将一切更新了”（启，２１：５）。保罗和约翰都预见到这种新景象。保罗说：“若有人在基督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林后，５：１７）。约翰说：“再者，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新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过去，真光已经照耀”（约壹，２：８）。但这种新境界是不可见的，因为我们的新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西，３：  ３），“将来如何，还未显明”（约壹，３：２）。这种未知的将来以某种方式表现在作为圣灵感召下的信徒的挚爱之中，同时也表现在教会的礼拜之中。除在象征性的绘画中，它便是不能被描述的，“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须忍耐等候”（罗，８：２４－５）。因此，这种盼望或这种信仰可以称为随时准备接受上帝给予的未知的未来。简而言之，它意味着在面临死和黑暗时迎接上帝的未来。因而，这就是耶稣的神话或教诫的更深含义：上帝的未来即将降临于我们每一个人，时刻准备，以接受这种像深夜不速之客那样出现的未来；时刻准备，因为这种未来是对所有人的审判。凡把自己束缚在此岸世界之中的人，既不自由，也不盼望上帝的未来。

三

耶稣的末世论教诫以其神话形式被早期的基督教社团保留和继承下来。但是，不久就开始了解神话化的过程，其中保罗起了一定的作用，约翰则起了关键的作用。当保罗宣布从旧世界到新世界的转折点不是未来的事，而耶稣的到来就标志着这种转折点时，解神话化便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加，４：４）。的确，保罗还期待着作为一出宇宙戏剧的世界末日，即基督出现在天上云端、死而复活、最后的审判；但是随着基督的复活，决定性的事件已经发生。教会是上帝选民和圣徒的信奉末世论的团体；这些人已被释罪而且活着，因为他们信仰基督；而作为第二个亚当的基督废除了死，并且借助于福音书将生命和不朽显现出来（罗，５：１２－１４；提后，１：１０）。“死被得胜吞灭”（林前，１５：５４）。因此，保罗能够说，一旦福音被宣布为：“看哪！现在正是说悦讷的时候（以赛亚说过的这时刻）；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林后，６：２）。这样，古代先知的期望和诺言就实现了。被期待为受福时刻的赐赠的圣灵已经给予，未来正是以这种方式被预期的。这种解神话化可以在某一特例中观察到。在犹太教启示论的期望之中，弥赛亚王国的期望起了作用。弥赛亚王国可以说是旧世界时代与新时代之间的中间王国。保罗解释了关于这种弥赛亚的中间王国启示论的神话观念，在中间王国的最后时刻，基督王国交给天父上帝，保罗把这一观念解释为处于基督复活和他的再度出现之间的现时（林前，１５：２４）；这意味着，传播福音的现在实际上是早已预期的弥赛亚王国时代。现在，耶稣是弥赛亚，是主。

继保罗之后，约翰以更彻底的方式对末世论进行了解神话化。在约翰看来，耶稣的到来和离去是一个末世论的事件。“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约，３：１９）。“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个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约，１２：３１）。对约翰来说，耶稣的复活、圣灵降临日和耶稣的再现都是同一事件，而信教的人已获得了永恒的生命。“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约，３：１８）。“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约，３：３６），“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刻将到，现在就是了，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约，５：２５）。“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约，１１：２５一２６）。和保罗一样，在这一特例之中可以进一步观察到约翰解神话的努力。在犹太教的末世论期望之中，我们发现反基督者的形象被完全描述成一种神话的形象，例如，在帖撒罗尼迹后书之中就是如此（帖后，２：７－１２），在保罗那里，错误的导师扮演这神话人物的角色。神话已被植人历史之中。在我看来，这些例子表明在新约本身中就已经开始解神话化，因此，我们今天的解神话化的任务是有据可依的。

李哲江  译（选自《生存神学与末世论》，上海三联书店１９９５年版）

谢选骏指出：布尔特曼口说“对神话学末世论的解释”，手里却拿《新约》作为分析对象，其魔鬼用心何其毒也。

  

【11、人口与世界政治】

摩斯（Ｅｄｗａｒｄ　Ｌ· Ｍｏｒｓｅ）

本世纪７０年代未，美国外交关系协会（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ｎＦｏｒｅｉｇｎ·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主办了一项名为“８０年代计划”的重大研究，对于人类面临的迫切问题如环境、人口、核武器等进行细致的调查，并提出未来的趋势，从而促使世界的演进趋向于更富于人性、和平、富饶和公正。参加这项研究的均为美国各领域的顶尖专家，如现在以“文明冲突论”扬名全球的亨廷顿就是其中一员。关于人口状况及人口成长对世界政治的影响，是８０年代计划中的一部分，这一部分的成果以《六十亿人口的世界》为名结集出版，下面的文章是该书的第一章。

在本世纪末与未来世纪中，遏止世界人口膨胀将是国际主要难题中的中心议题。它反映了对人类生活品质与国际社会间渐趋松弛的安全之一新的关切，正向传统的国际政治挑战。人口成长已使人们领悟到需要克服最富有者与最穷者之间的生活水准差距；也需要使各地的生活状况平衡。简而言之，人口成长这个论题是形成今日世界政治本质的主要原因。

显然地，控制世界人口成为建立适度的，公正与平衡的国际秩序的第一要件。如能控制人口增长，必可缓和目前１０亿人口所陷入的绝对贫穷状态。营养不良、贫民窟、文盲、给水匮乏，及卫生设备不足等都是巨大挑战，因此降低生育率乃变成各国尤其是开发中国家所关心的事情。一旦人口旺盛成长，即使我们迅速地抑制生殖率，仍然为大多数开发中国家带来空前未有的失业难题。且将因而造成政治不安与政治革命的理想温床，以致影响全世界的安危。甚者，人口增加不遏止的话，政府经常为了解决伴随而至的问题，势必要采取严苛的手腕来控制人口移动——限制移入城市地区——以便维持政治秩序，及实验经济成长的新模式和策略。可见人口增加已成为影响整个国际体系的政治及道德气候了。相毗邻的开发中国家与已开发的国家，其边界正好供贫穷国的人民非法移入，到达富有地区使其子女寻求更好的生活环境。这种现象充分说明国际间正萌芽的人口问题之范围。即使不是相邻接，但十分靠近的国家，非法移入也是抗拒不了的诱惑。已开发国家，尤其是工业国家，在未来２０年内设法拦阻非法移民时，必然会面临政策上的矛盾。可能采取的政策是向邻近的开发中国家输入资本，当该国就业机会增大时，或许可保证抑止此种跨国迁移。然而，除非工业国本身的就业情况彻底改善，“输出工作”的心血将不会见效。

在未来１０年内，不同种族的人将有不同的人口成长率，又由于这些种族通常不只住在一个国家，尤其是像非洲这种开发中地区，因此，人口增加与种族冲突的结果，将带来新的国际安全问题。造成冲突的原因很明显地有各式各样。例如一群以上相关种族联合成为一个国家就会产生冲突，像非洲之角的索马利亚人即是代表。同时，把持旧有权力的民族与成员快速增加的被压迫、或少数（或多数）民族之间，也将会掀起武力冲突。当权者和夺权者必将煽动种族冲突，争取资源或政权的控制。不论那一种冲突形式，都需靠地区或世界性机构设法调停，或和平解决。最后，人口成长将促使人们更加费心处理共同问题，共同性可由两方面来看：一是人口迅速增加，相对地提高了对资源的需求，而各国政府和人民争相获取资源——如食物、工业原料、资本与技术、以及出口业者所寻求的市场。二是他们以同样的方式来影响各国。像都市环境问题，包括住宅、交通。卫生等，这些问题与公海问题不同，后者如有某些人大量使用，就会限制他人捕鱼、航海、探测矿源的可能性。然而，这些问题是相似的，因为在不同地区的人所关心的解决之道是一样的。这两种普遍的问题，已在重要国际研究机构（包括联合国）的主要议程上出现。例如１９７１年的环境会议、１９７４年的粮食与人口会议、１９７６年的居住会议，都使国际机构面临挑战，如果要成功，势必要改革这些机构，甚至重新组织，及革新国际机构。简而言之，人口成长引发的问题，在１９８０年代计划中占重要的地位。人口成长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对国际社会的组织有无比重大的意义。它们决定是否有可能订出一套国际事务规则。以便创造出一个温和且公正的国际秩序。

１．生育政策

我们很难将对人口情况所具有的态度，转化为合适的政策反应。上一代的人认为控制生育是加强政治与经济的要素，援助者和入道主义机构，特别意识到降低生育（尤其在开发中国家）是加速经济发展与提高生活水准的必要手段。然而被援助国却极不愿将降低生育列为优先重点。政府只有短程的眼光，仅着重目前的难题，而忽视一代以后的人口数量。因为无论如何，生育控制需要政府积极地改变其社会与宗教对生育的基本态度，而这些积极的行动却常常被许多社会团体误以为是政府的权威与法律，而软化下来。在开发中国家，政府所关心的是保持政权与获得国民拥护，如果强烈限制生育，势必引起政治危机。另一个阻挠人口控制的看法是根本没有处理的对策，诚如塔比诺斯在第三篇论文中所分析的，影响生育的情况中以人口统计的理论最为薄弱。外来的富裕国家介入贫穷国家，又暗中增加这些低度开发国家政府不愿关心生育问题的态度。先进国家太关心开发中国家，令人觉得像是在干涉其内政。一九七四年的布加勒斯特人口会议中，许多开发中国家的代表都辩称富裕国家可能以“生育控制”为藉口，不处理开发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主要需求：如输入所得及技术、改变国际贸易规则，以便特别落后国家的半加工品及工业品输往富裕国。尽管这些生育政策已政治化，我们仍可逐渐看到开发中国家已在注意降低生育了。菲莉·皮奥特罗在她的论文中指出，愈来愈多的开发中国家政府默默地实行生育控制计划，经常与他们对外宣布的立场相反。她更明白地指出，全世界都大幅改变对家庭计划的态度，再也没有一个社会比目前更愿意控制生育与减少家庭人口，尽管这种态度不一定对家庭计划有贡献。没有人不认为低度开发国家需要继续降低生育率。总之，从趋势上似乎可看出皮奥特罗所说的“生育已显著降低”——从４％的生育率降低到３．５％——但工业国家与开发中国家的生育率已普遍达到平衡的状态，而更多可控制的人口增加时候却未来到。降低生育变成本世纪的重要事情，虽有生育控制，但到１９９０年开发中国家仍有９亿的成人到达生殖年龄（１５岁～３０岁），届时志愿的家庭计划服务，纵然是由政府支持，也绝对无法满足这一代的需求。即使有自然结扎、堕胎、及许多新旧方法使小家庭愿接受，仍需要更多的方式。因此，即使像皮奥特罗一样乐观的，认为未来１０年内家庭计划与服务之推行会有进步，但仍是杯水车薪、有待努力。

一种有效的取代方法是由政府强制节育，像中共过去２５年来，和印度在１９７０年代中期所做的一样。但是拉丁美洲与非洲受社会、文化与宗教价值之阻碍，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对家庭计划束手无策。只有亚洲国家才可能实施自愿以外的方法。但皮奥特罗也提醒我们：“最后在开发中国家或其他地区里，最有效和可接受的强迫个人节育方法，是来自最直接的来源，即在社区或家庭的领导者能认同与呼吁社会及个人的需要，比遥远的政府所做的更有效。”短期内政府推行生育控制政策并非基于人口理由，而是其他的政治目标，如改进妇女的地位、更公平的分配所得、义务教育、改善卫生、老人保险等等。然而，结论仍然十分明显：降低生育将是今后１０年，几乎各国必需接受的国家目标。尽管生育控制政策由各国各自执行，许多地方仍需要国际机构的参与。皮奥特罗指出四个范畴，国际机构仍扮演重要的角色：帮助开发中国家最贫穷的地方提供延长的服务，训练、普及家庭计划与避孕的教育；研究避孕技术；支援开发中国家有关人口因素与发展计划关系的研究；引起全球性的警觉，注意控制人口成长对提高其他经济与社会目标之重要性。我们不能低估政府——尤其是开发中国家——面临人口增加导致的压力。１９６０年全世界人口将近３０亿，７０年代中期有４０亿，１９９０年将超过５０亿。生育率降低的速度，及纯生殖率达到１．０时，２１世纪人口才可能在８０～１４０亿之间，这还得看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一６０亿人口，等于２０年前总人口的两倍。此事实表示全球性的人口控制仍有待努力。诚如世界银行总裁麦那玛拉（Ｒｏｂｅｒｔ Ｓ·Ｍｃ Ｎａｍａｒａ）１９７７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演讲中所指出，国际机构，包括世界银行在内，必须用直接与间接的方式，实施小家庭普遍化的方策。然而，在２０００年或２０２０，２０３０年的纯生殖率仍为１．０，尚无法有效地解决本世纪末面临的许多节外生枝的问题。当然人口成长造成的主要问题，并非人口学家所能解决的。他们与社会控制、国内经济成长策略、国际工业政策、国际安全、及国际机构的结构与运作等有关联。这些广泛的问题都在本书内讨论，但作者除了提示这些问题的重要性外，也只能提出一般性的药方。或许提纲挛领地证实与人口成长的有关问题，与对未来２０年的国际社会的提示。这对读者略有稗益。许多问题是１９８０年代计划系列丛书之重点。

２．绝对的贫穷与基本人类需求人口成长最复杂的问题，是更多的穷人生存在绝对贫穷之中，低于最低的生活水准。不论如何降低生育、从现在起到１９９０年，全世界人口仍将达到５３亿，有４０亿人生活在开发中国家，等于１９７６年的总人口，约有４０％住在开发中国家的人——１９７０年该地区２５亿人中的１０亿人——是住在玛哈乌·哈克所指的“贫穷之幕后”。这些人的营养、居住、卫生设备、供水和食物、教育水准都低于普通的生活水平。除非立刻有效地解决贫穷，否则，未来１０年内经济大步跃进，至１９９０年将有１６亿以上的人生存在非人的环境之下。数十年来的经济发展经验已证明，这些最低的４０％开发中国家的人口，是最难加入经济主流的成长水平。此外，“绝对贫穷国家”的难题唯有直接解决一途，这个问题已被援助国与开发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所认识，而且许多国际援助机构也在努力朝全球性的大方向来解决贫困问题。解决绝对贫穷的基本理由是道德的、谨慎的、政治的及经济的。前三者和最贫、最富两种国家的巨大差距相关。从道德立场来看，由于现代交通和物质方面的互相依赖，已将全球距离拉得愈来愈近，但仍无法解释此种差距。在绝对贫穷环境里政治不安定乃随人口成长而至，因此我们必需慎重地处理这个问题。从政治上看，很明显地看出工业先进国所援助于落后国家的，主要是其基本需求方面，故可利用此援助以改变开发中国家许多国际事务上的不妥协态度，例如海洋法、贸易、财政、能源及其他南北对谈问题。经济论点或许更具有强制力。对影响生育和影响方式的知识虽未确定，但诚如塔比诺斯的第二篇论文所指出，生育和社会经济居住有很大的关系：如个人的受教育、营养经济机会的改进，基础教育如生育控制教育，因为卫生教育与服务的改良使得婴儿的死亡率降低，个人自我充实实现的需求与财政情况的改善也可降低生育。总之，为了经济发展，必须打破高生育率和贫穷的恶性循环。短期的改善措施——包括住宅、营养、卫生各方面；将降低婴儿死亡率、增加更多的人口；但从长程来看，这是降低生育的最佳捷径。此外，过去２０年来有一个令人侧目的证实即在开发中国家中较进步的国家，因均衡的所得分配，使其开发每年人口成长率多至６．５％以上。贫穷国家里的贫富差距愈来愈大，尽管很多国家的经济进步惊人，但要使之更有成效，不只需要直接探究，以使更多人从成长中受益，也需要缓减成长对可怜的人所施的不良后果，使成长建立在公平的基础之上。经济成长和人口成长的许多关系显示，从长远看，遏止人口成长的最好方法是透过经济成长。从近程看，开发中国家的人口政策主要是求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无论如何，它需要更多负责经济发展的专家和机构的重视，而不只是人口学者。

３．失业、都市化、发展策略与人权

开发中国家的年轻人，即皮奥特罗所谓的“新的、更稠密的，更发挥性的，无根的与失业的”新一代，不只需要处理绝对贫困的政策，也需要其他政策以资配合。除非后者能实施，否则人口成长会威胁开发中国家的政治及社会稳定。主要的措施乃在应付史无前例的失业率。而空前的社会控制政策，会引发出严重的人权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政府是否能成功地提供个人充分就业机会，以遏止国民移民。这些由人口成长所产生的问题，不能仅由控制生育来下手。未来１５年内，开发中国家将有１０亿人已达１５岁至３０岁之间，这批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会使政府穷于应付他们的住宅、工作、教育需要，以及他们需要离开乡村至都市寻求新机会的意愿。皮奥特罗指出，应付这股人潮，政府可能需要五项综合性的策略，有些策略和其他策略相抵触，此五种策略即急速都市化、发展现代化、乡村发展整合、分散的都市化和区域发展，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将发展策略的新重点放在乡村发展的整合上。此发展建立有效地保持乡村和密集的农业基础上，而不是发展现代化的基础上。乡村发展的目标将无法避免增加小地主，以满足安定的就业机会，及随人口增加的粮食的双重需求。这个整合的策略焦点是强调都市和乡村同样必须调整就业机会的策略之一，这些策略的特色是分散制造业活动集中的趋势，在乡村地区建立工场，以提供当地工作者充分就业机会和减少移向都市。简而言之，其发展结果可能会产生许多策略的实验，共同朝着就业需要及成长目标的方向走。实验是必要的，因为乡村整合发展策略的条件，例如在台湾与南韩所实施的土地改革，不见得适合于其他开发中国家。而有些地区传统的成长策略也许更为有效，例如在城市里着重加工出口制造业。但是低度开发国家无论追随哪种模式，主要的障碍都无法克服，因为失业问题超过政府的能力所及，政府需要特别

的力量来动员国内的支持。

４．国际移民和工业政策

国际社会能提供明确有限的援助，以帮助低度开发国家应付绝对贫穷和新生的就业发展策略。当然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发展计划如能重新调整其贷款与援助策略，就能协助处理此类问题。虽然责任仍得由该国自行负担，但人口压力所造成的就业发展策略，已变成当前与以后的主要国际问题，事实上，这些在目前已形成问题。失业和追求更好的生活，提高了开发中国家的人从乡村移到城市的意愿，也包括从落后国家移向富裕国家——尤其西欧的意愿。国际移民也包括有技术的和专业的中产阶级，如医生和科学家，也有不熟练工人及半熟练工人。国际移民当然比国内移民更容易控制，实际上严格限制国际移民运动已经实行了一个世纪，基于国家和种族的理由，政府开始限制移民，且区分“需要”与“不需要”的两种。但西欧的开放工业社会，政府不易实施严格控制边境，而且廉价的国际运输也使许多人非法移民，以寻求更好的生活。诚如塔比诺斯在第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一股国际移民暗潮已在酝酿，其规模之大可比拟本世纪初的越洋移民。这股移民潮将会继续从南欧迁到北欧，从非洲涌向西欧，从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海区到美国。巨大的人口压力隐藏在这个运动的后面。如果美国在本世纪和下世纪之间的人口成长率很低，而墨西哥却很高，就会产生巨大的压力。墨西哥的人口在１９７５年为美国的１／３（０．５９亿比２．１３亿）到２０００年，墨西哥的人口会达到美国人口的一半（１．４亿比２．５亿）。

非法移民到工业国家会造成许多矛盾现象，无技术及半熟练工的人潮有益于工业国，因为这些工业国的人不愿再操低贱的工作。然而大部分工业国家仍旧有严重的失业问题，非法移民低薪的工作，已威胁当地工人的工作机会，也减少本国人和合法移民的工作机会；他们增加巨额的花费（包括福利制度、其他直接、间接的费用），连带个人社会化的问题——语言、文化及不同种族的困扰。

人权的问题也跟着产生。应该给愈来愈多的合法外国居民那些权利吗？他们能和一般公民同样享受应有的社会福利吗？这些问题最近在欧洲发生，在１９７０年代中期经济不景气后，工人首先被迫离职，他们能否同样享受失业救济和再训练的权利呢，如果他们在当地已形成多数（或将近多数），能参与政治，例如投票决定这地方事务吗？或者他们毫无权利谈论这些问题，即使他们在住宅、教育及其他社会服务计划方面也缴纳了不少税？减少合法与非法的国际移民问题的方法，即在开发中国家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本国政府及跨国公司能制造就业机会，吸收工人们留在本国。大规模及合理的投资计划要利用资本与直接的国际流通，需要有组织的国际工业政策。但它亦造成各方面的矛盾与抉择之困难。开发中国家需要订出有利条件，吸引长期的外国投资，但因此也可能丧失对国内经济活动的控制力。纵使再小心地安排，保持外资和国内业者间的平衡，也会由政治因素而变成摩擦的根源。因为一旦政府认为他们能发动国内的人支持他们自己的计划，在国内发生政治斗争，政府会倾向攻击。工业国家也同样有困扰，特别是周期性的失业问题令其疲于奔命，压力不仅存在于严格管制开发中国家的工业产品之输入，且要游说使资金不再外流，而投在国内的新企业。理想的国际工业政策不易订定，不管是双边的关系（例如美国和墨西哥，或者是多边关系企业，如欧洲和地中海区），势必要有一套一贯的政策不可。

５．种族及其他国际纠纷

邻国与国内各种族集团有不同的人口成长率，会在未来１０年内引发国内及国际纠纷。

塔比诺斯分析邻国及潜在（或实际）敌对国间的不同人口成长率，指出未来国际平衡的改变可能引起冲突。美国－墨西哥、西欧－北非，以色列－阿拉伯，中共－印度，土耳其－希腊等关系会受不同的人口成长率所影响，会扩大某些国家的出路；但也会缩小其出路。显然地我们很难精确地估计人口成长在纠纷中的角色，国家力量与国际平衡由许多因素决定，人口众多加上高出人口成长率的国家是弱点多于优点的。但我们的重点是国家的力量与国际平衡，将会继续受人口成长所影响。然而，在中期里更令人担忧的是国内由于种族敌对与牵涉到国际战场所形成的争端。

黎巴嫩过去１０年来的纠纷，可作为将来中东、非洲、东南亚、东欧，甚至苏联的种族纠纷之借镜。黎巴嫩的宪法反映回教徒与基督徒的人口平衡状态，但３０年后有所改观了，回教徒的出生率为４．２％，基督教徒为２．５％，使占多数的回教徒感到政治上与经济上受剥削。同时，巴勒斯坦难民卷入黎国内战，国内纠纷变成国际争端，形成阿拉伯国家内部的争执。

柴松林  译（选自《六十亿人口的世界》，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

谢选骏指出：《英媒：西方是中国一胎化暴行的始作俑者》（BBC 2014年1月13日）报道：西多西方人以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一种共产主义理念，或是毛主义残暴的例证。《泰晤士报》发表专栏文章称，中国独生子女政策的理论基础源自罗马俱乐部关于人类困境的报告——《增长的极限》中的数学模式。文章称，就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恶劣后果大加报道与评论时，许多人以为这一政策是一种共产主义理念，或是毛主义的残忍例证。但实际上，独生子女政策的理论基础来自西方的绿色增长理念，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四位年轻科学家在1972年撰写的《增长的极限》一书的直接翻版。

我看——上文《人口与世界政治》与《增长的极限》大概属于同期作品，可以作为BBC报道的旁证了。

【12、核武器与人类未来】

龚培德（ｎａｖｉｄ  Ｃ. Ｇｃｒｍｐｅｒｔ）

俄罗斯国家总统手中的核按钮箱让人既感到神秘，又感到恐惧，按下去的刹那间，所产生的后果也许遍及全人类。自本世纪中期发明原子弹以来，对于世界格局、战争性质、及人类心态，都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人们对“末世”的感觉似乎变得更加真切、但人们对核武器，难道只能心怀惧意，而无法加以合理的控制，使之成为有利于和平繁荣的工具？这篇文章也是美国８０年代计划的产物，是《核子武器与世界政治》一集中的第一章，虽然成文于１０多年前，但仍有不少启发性。

３０年来核子武器在技术成就和政治挑战两方面都曾经代表最高的境界。假使对于核子武器的素质和数量的变化，以及对于提供控制的政治关系和制度中的变化不能作适当的管理，则可能会使人类突然遭受重大的惩罚，其程度可能远超过任何其他方面的失败所带来的后果，而且那种惩罚将会取消传统的胜败观念。向８０年代和以后的时代展望，我们可以期待核子武器的进一步技术发展将继续吸引，姑不说是刺激，我们这个世界所能供给的最先进的科学才智，此种程序的细节固然紧要。但大致决定技术变化的方向和后果者又还是概括性政治智慧的有无。所以对于核子武器控制的研究必须同时研究毁灭技术的细节和政治选择的基本原则。本书，在一种宽广的观念范围中，对于核子武器对国际和平和进步所构成的问题应如何应付的方式作精密的研究，并由此而对这两个层面都提供见识。

有关核子武器方面，主要的问题是如何避免突发的大战。在今后１０年内，也像今天一样，因为大家都知道无限核子战争的毁灭程度实在是太大，甚至于与任何国际竞争所引起的最严重争执也都不成比例，所以任何心智健全的领袖都决不会发动这样的战争或用它来作为公开威胁。因此，这种最高的恐惧也就多少会获得相当的减轻。但只要此种巨大的毁灭力是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我们也就不能仅只依赖一种合理计算和合理行为的假定。所以，尽管预谋核子攻击的危险固然已经很小，但如何使其更进一步缩小的问题还是值得研究。除此以外又还有对下述的情况应如何避免的问题；由于失算、惊慌、甚或过分谨慎之故，美俄双方的领袖在一个危机的狂热中，都可能会认为战争爆发的机会是够高，而且先动手打击的利益是够明显足以值得发动制先攻击。当我们面对着今后１０年时，我们同时又必须研究在美俄核子平衡与核子蕃衍（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所构成的新危险焦点之间，什么才是最合理想的关系；是否应使（能使）核子和平变为可分呢？此外，我们也必须继续注意下述的重要而实际的问题：能否和如何依赖核子武器和对核子战争的恐惧以来帮助制止次核子（ｓｕｂｎｕｃ１ｅａｒ）形式的国际冲突。

核子武器的意义并非仅限于这些全球战争及全球和平的中心问题。核子浩劫的危险不管是如何渺茫，但核子兵力、政策、计划、和理论仍可影响——普遍地，即令也是微妙地——国家之间的阶级和相互作用，领袖之间对于限制和机会的认知，以及人民之间对于福利或恐惧的感觉。例如：

（一）对于那些假装着有义务增强他国安全的国家，核子武器可以替它们争取影响势力。由于美国核子武器驻在欧洲和远东，也就帮助使那些否则将是颇有疑问的防卫保证获得证实，而这些保证又可以使那些国家在贸易，货币，联合国投票等等问题上顺从华盛顿的意愿。 

（二）除了控制核子军备竞赛的努力中的成功或失败所具有的军事含意以外，此种努力的方向和步调又对那些从事竞争和谈判的国家之间的基本政治关系产生重大影响。假使说美俄战略军备限制会谈（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Ａｒｍｓ Ｌｉｍｉｔａｔｉｏｎ Ｔａｌｋｓ简称ＳＡＬＴ）不是和解（ｄｅｔｅｎｔｅ）的领先边缘——大多人都会认为是如此——则它们至少也曾给与和解以实质，否则和解可能就仅是在高贵意图中的一种瞬息即逝的经验。反而言之，如果不能在此种会谈中维持显明可见的进步，则此种失败即令不增强和解的病态，也至少足以作为它的象征。

（三）由于相信核子武器是国家科学进步，工业发达的证明，所以核子军备的持有——以及其在数量上和素质上的改进——足以在其他国家和社会的心目中放大其持有者的一般印象。

（四）核子武器可以增加持有者的国家安全感和自信，所以对于其一般国际行为也能产生鼓舞作用。法国的核子兵力若与两大巨强相比较，诚属渺乎其小，但它在法国丧失其海外帝国之后，可以使法国人的自尊心获得某种程度的恢复，并提供一种朝气，以使戴高乐在６０年代中，可以凭藉它来在华盛顿与莫斯科之间作有利的政治运用。

（五）在未来也还是像在过去一样，核子武器的发展和维持将会消费巨大的人力和财力资源。全世界上每年对核子武器的投资可能仍将继续超过想在全球规模上消灭严重营养不良现象所需要的资源水平。试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也许可以说，由于核子兵力的预算竞争，美国的传统军事力量将继续受到影响。

（六）“相互吓阻”（Ｍｕｔｕａｌ  ｄｅｔｅｒｒｅｎｃｅ）——或比较更生动，称之为“相互保证毁灭”（ＭｕｔｕａＩＡｓｓｕｒｅｄ Ｄｅ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简称ＭＡＤ）——是已被公认为核子时代中的生存之钥。但以此观念为核心而形成的心理状态，连同其对于“可信性”（ｃｒ－ｄｉｂｉｌｉｔ），“报复”（ｒｅｔａｌｉａｔｉｏｎ），“意志”（ｗｉｌｌ）等观念的重视在内，可能影响那些负责保管巨型毁灭武器的国家领袖们的判断，甚至于还会歪曲他们的政策。对于核子攻击保持着可信的报复威胁（那是确实具有毁灭威力）是一种对人类文明的保存所作的负责贡献；但为了貌似的可信而打击较弱的和暂时的对手，那却是对某种战略观念的病态误用，那种观念最多只能算是一种例外而不是规律。

（七）就长期而言，核子武器的存在可以根本改变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假使，经过相当长久时间之后，公民们对于一种真正核子威胁已经不再有所感觉，于是政府维持高价吓阻兵力的需要也就不会受到欣赏，因为人民对于维持此种兵力的支持也就会趋于减弱——而政府也可能会感觉到他们自己将被迫不待受治者的同意而继续提供吓阻。

由于核子武器在世界安全和世界政治中的重量是如此重大，所以在这些武器的管理中作剧烈改变的构想，是与现有情况将继续维持的期待一样的令人忧虑不安。现有的情况（在其中可以动用的爆炸力约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曾使用的全部爆炸力的７０００倍）固然是荒谬但却稳定。想完成安定的冲动至少是像想逃避荒谬的冲动一样强烈。对于秘密细节的注意（例如装置飞弹的潜艇是如何寂静无声，所以也就如何不易被发现和击毁）一方面将会要求慎重的管理，另一方面也妨碍对根本不同的核子未来所作的构想。那些重视实际战略问题和害怕脱离熟习情况的危险的人们，认为那些想作彻底改变的人们至少是天真，姑不说是不负责任。那些相信生存要求彻底改变的人们——此种改变即令不是迫切需要，但最后还是需要——则对于专家们那样偏重有争论余地的细节，以及精密调整的战争剧情描述（ｓｃｅｎａｒｉｏｓ），也深感失望。

对于如何管理核子武器的问题，８０年代计划所采取的路线（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是设计用来避免两种陷阱：（１）偏重兵力态势和军备管制问题的细节，而忽视了对现有的情况考虑比较基本的替换方式；（２）对于激烈的改变提出勇敢和空泛的建议，而忽视了事实上比较更可能构成今后１０年核子议程的特殊政策问题。作为这本书组织核心的路线——在其中所讨论的为四种不同的核子“统治”（ｒｅｇｉｍｅｓ）——容许对于有关今后１０年核子武器的任务和控制的各种不同观念分别进行深入的研究。本书的四位主要作者是被要求不仅应检讨其所负责领域中的概括观念，而且事实上还要提出一种特殊的设计和指明实施此种设计所需要的步骤。

简言之，一种核子统治（ｎｕｃｌｅａｒ  ｒｅｇｉｍｅ）可以认为是一种由国际义务（正式协定，默认承诺，和非正式谅解），国家兵力结构（武器的种类和数量），和思想（应在何时、何地、为何、如何使用何种武器）所构成的系统（ｓｙｓｔｅｍ），上述三种因素共同管制核子武器在战争、和平、和外交中所扮演的角色。每一种统治是以一套价值和目标，以及有关核子武器的危险和优点的某些假定为其基础。每一种统治都是由某些有关政治和技术前途的期待所形成。认为某种统治是较优于他种统治的想法不应仅是基于对其基本价值的同情，而且也是由于此种统治特殊性格的满足事实上能帮助那些价值的实现。即令如此，但若对于实现理想条件的可行性感到怀疑时，则又可能使人宁愿趋向于一种比较现实化，尽管也许比较不满意的途径，这也许是由于相信次好（ｓｅｃｏｎｄ  ｂｅｓｔ）是在达到最好（ｂｅｓｔ）的梯子上的一个合理而必要的一格（ｒｕｎｇ）。

每一位作者，而且现在也包括所有的读者在内，对于如何管理核子军备和战略关系的某一单独想象必须了解其内在一致性。这也是我们决定采取此种统治路线的一项重要目的。对于矛盾目标的追求实为政策失败之母。举例言之，一个人可能一方面赞成那些持有核子武器的国家保证永远不首先使用它们，但同时又反对把所有的美国战术核子武器撤出欧洲，因为害怕这样的步骤将会减弱西方的信心和鼓励苏俄的传统军事压力。但若同时提倡这两种政策，则可能不是破坏了战术核子武器吓阻传统侵略的价值，就是影响到“不首先使用”的承诺，甚或两种毛病同时发生。

现有的军备管制文献是包括着许多的观念、批评、和建议，经常（至少是最近）很少有人企图将那些个别的路线扎在一起，以其他的目标为背景来检讨某一特殊目标，和从许多不同的方案中发展一种完整的方向意识。诚然，本书所提出的统治是一种抽象观念，它们有某种整洁性（ｔｉｄｉｎｅｓｓ），即一种整洁的安排（ｓｎｕｇ）可以适合所有一切的零件，在现实世界的复杂和多变的情况中那是不可以期待的，但是此种统治路线的价值是它要求一切的建议都必须在一种宽广的范畴中来提出和判断，一切假定都必须列举，和在互相竞争的目标之间必须建立优先。

有关核子未来的方向意识必须出自有关核子武器的意义以及如何管制它们的基本思想。就其纯粹形式而言，第一种统治（Ｆｉｒｓｔ  Ｒｅｇｉｍｅ）（那根本上就是现有的统治向未来的射影）的基础为下述的假定：美俄双方的核子武器，不管它们是如何违反我们对于安全和比例的直觉意识，但事实上，却已经培养（姑不说是强制）国际政治中的调和和安定。此种统治提倡一种“系统”的延续，并认为其前途希望颇佳，此种系统至少已经流行了十年，而且也已经通过了时间和紧张的考验。第二种统治（Ｓｅｃｏｎｄ  Ｒｅｇｉｍｅ）（集各种不同军备管制方案之大成）是导源于下述的信念：核子武器是一种无可避免的负担，但我们在世界政治的运用中和国际安全的维持中应尽量努力减低对它们的依赖。它明白主张核子武器只应用来达到一种唯一的目的：即吓阻他国使用核子武器。为其他目的而使用核子武器的企图将受各种片面和多边措施的限制。第三种统治（Ｔｈｉｒｄ  Ｒｅｇｉｍｅ）（即一种“解除核子武器”（ｄｅｎｕｃｌｅａｒｉｚｅｄ）的世界）不接受一种永恒核子困境的命运。它认为核子武器不是一种可以管理的负担而是一种不可忍受的威胁，所以企图予以废除。核子系统现在固然似乎是很安定，但某些压力和矛盾也许终于会导致崩溃和浩劫。而且假使和平和安定的世界政治必须永远依赖各国互相毁灭的能力和各国领袖对此明白表达的意愿，则在道德上也是具有腐蚀性的。上述的期待和信念遂又暗示对于国家持有的核子武器的废除是有作成可以发生作用并能强制执行的安排的需要。最后第四种统治（Ｆｏｕｒｔｈ  Ｒｅｇｉｍｅ）（是一种“战略恶化”（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ｄｅｔｅｒｉｏｒａｔｉｏｎ）的统治）预测今后１０年到１５年之间，可能破坏战略安定，动摇世界政治，和也许增大核子战争机会的各种技术及政治发展。尤其是，它面对着几种不利的可能性：广泛的核子蕃衍（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ｒｏｌｉｆｅｒａｔｉｏｎ），技术的不平衡，以及美俄之间的核子不平衡。所以它的重点不是我们如何可以改进情况而是我们如何可能减轻核子前途上的危险。就某种意识而言，第三种统治（太平盛世的）和第四种统治（悲观的）之间是有一种暗藏的连结之存在，于是也就完成一个循环，因为仅当受到核子危险再起的刺激，然后从现有的情况进到解除核子武装的世界的运动在政治上才会有可能性。

这本书中所讨论的四种统治，每一种都是其作者的特殊创造。曼德包（ＭｉｃｈａｅＩ  Ｍａｎｄｅｌｂａｕｍ）为我们提供其对于第一种统治的观念；贾尔温（Ｒｉｃｈａｒｄ  Ｇａｒｗｉｎ）设计一个第二种统治；巴尔顿（Ｊｏｈｎ  Ｂａｒｔｏｎ）描绘出两个可能的第三种统治——那也就是对于解除核子武装的世界所作的两种不同的想象——并且暗示世界政治应如何操纵始能使两种想象中比较合理想的一种终于可获实现。我本人解释战略情况如何可能日益恶化，以在这样的第四种统治中，世界各国将可能如何应付此种战略变质。

读者从乌尔曼（Ｒｉｃｈａｒｄ  Ｕｌｌｍａｎ）的前言中一定已经知道８０年代计划是要尝试提出有关改进国际生活的实际建议。基于此种目标，本书中的论文也就需要加以若干解释，因为每一篇与此种模式都各有其特殊的偏差。第一种统治并不提倡改变而主张此种现状的延续，只加以若干的修正而已。但在这里包括这种意见却是非常重要。曼德包的分析对于有关替换途径的思考可以提供一种有用的参考。更重要者是第一种统治值得一种辩护，不仅是因为惰性可能把它硬加在我们的身上，而且也是因为它有一些很少说明的优点——除了采取一种最零碎的形式以外一而且更少向未来投射。

８０年代计划强调对国际问题寻求可以达到的解答。然则为什么它又还要研究解除核子武装的问题呢——那对于８０年代显然是一个不可行的目标？第一，凡读巴尔顿论第三统治论文的读者应能看出，当思考一个无核子武器的世界的性质，和如何前进的路线，以及前途上的障碍时，也就会强迫我们考虑有关政治选择，世界秩序，和核子武器意义的基本问题——否则这些问题也就可能会被忽视。第二，假使解除核子武装是一个为较遥远未来着想的目标，所以今后的１０年可以是一个使趋向那个目标的某些步骤开始实施的阶段，当然，同时也应尽量避免再形成新的障碍。举例来说，假使废除核子武器的困难是与持有核子武器的国家的数量以俱增，于是若干趋向第三种统治的步骤在今后１０年间也就可能至为需要，否则核子蕃衍也就终将使解除核子武装的理想变得完全不可能达到。第三，因为解除核子武装是已如此广泛的被公认为一种抽象的基本目标，所以谨慎的态度是应该对于此种条件事实上是否合于理想首先加以较系统化的探讨——或至少应明了其利弊之所在。最后（第四），假使说解除核子武器的是否合于理想又与其所采取的形式（其制度，其安全保障，其在政治和态度上所要求的改变）具有密切关系，则我们对于我们所应趋向的何种解除核子武装的世界，所具有的知识是愈精密则愈佳。

最后，假使说８０年代计划的意义是要想刺激如何使国际情况变得较好的思考，则这本书又为什么要包括一个情况如何可能变坏的分析，以及假使真的变坏又应如何应付的对策呢？为什么要考虑这种烦恼的第四种统治，其原因是当我们设想应付核子武器所构成问题的新途径时，那些问题的本身又还在那里不断的改变。当前的情况促使我们研究下述各种措施：阻止使核子技术变得不安定的发展，预防战略不平衡，以及阻挡核子蕃衍的潮流。但假使技术带来了不安定，则一种设计用来应付这些问题的核子统治也就可能变得不适当或不能适应。又或假使美俄战略能力发生不对称的增加，则将使中央的平衡受到破坏；又或核子技术、材料、和诱因广泛的散布，则不久（即在１０年之内）将会产生一大堆新的核子国家。第四种统治是明白承认此种战略议程的多变性质。其所建议的政策和计划是想使国际情况至少可以比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或根本提不出解答的情况要较好。

以同样的基本观念为出发点，四位不同的分析家对于这些不同的统治将会提出一套完全不同的蓝图。尽管其基本假定和参数是完全保持不变，但对于应如何保存和改进现有（第一）统治的途径，两位分析家在其建议的细节上可能发生显著的差异。同样的，对于如何废除核子武器的问题（第三种统治），两位分析家也不会开出完全相同的处方。在第二种和第四种统治的情况中，特殊的可能性似乎变化还会更大。有关第一种和第三种统治的设计大体是受到其假定和目标的影响，至于某一特殊第二种统治的设计是仅受到一种要求的限制，那就是在政治和安全中应大量的减低其对核子武器的依赖程度；而设计第四种统治的细节则更简单，只须概括地假定战略情况将会恶化即可。

仅当能够根据几种实际政策考虑来对于各种不同途径加以比较时，此种“统治”的研究路线始可显示其充分的价值。这几套理论的每一套对于下述这些习见的问题所具有含意是什么：核子军备的数量，管制其部署和使用的思想，可能提供若干国际控制的条约和制度，以及日益增多的国家对于核子武器的获致？除了这些分析性的问题以外，为了判断每一种统治的价值，比较也是必要的。每一种的可行性是怎样？其持久性是怎样（那也就是说它能否对抗政治竞争和技术改变所构成的潮流的未来侵蚀）？其弹性如何（是否某一统治的内在特点要比其他的统治较易于达到和持续）？每一种统治将如何应付不利的事变——日益增大的不信任、对抗、战争？每一种统治将如何影响国际政治的情调和气质，以及在各种不同的其他“问题方面”（ｉｓｓｕｅ  ｆｒｏｎｔｓ）的进步希望？

纽先钟  译（选自《核子武器与世界政治》，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１年版）

谢选骏指出：人说“核武器与人类未来”——我看核武器其实是战后和平的保护伞，大大遏制了强盗国家的野心膨胀。至于未来，消灭核武器对于人类的普遍威胁，我看这个任务只能留待一个全球政府了。

  

【13、绝望与信心】

豪克（Ｇｕｔｓｔａｖ Ｒｅｎｅ　Ｈｏｃｋｅ）

７０年代德国学者古茨塔夫·勒内·豪克撰写了一本哲学人类学著作《绝望与信心》，他认为人类的当下精神状态正处于绝望——信心两极之间，有足够的理由绝望，也有充分的依据充满信心；而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是：消除幻想，激发人类在其“自身存在”和愿望中产生新的怀疑的信心，人类的愿望就在于，不管世界状况如何变化，都要保持一个“个体”，即一个既显现在“可知”之中，又隐藏在“不可知”之中的“不可分裂的实体”。

这里选录的是该书第一章中的第一部分，题目为编者所加。３０年前，美国诗人奥登说道，我们生活在一个“焦虑不安的时代。”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４７年恩斯特·布洛赫在美国撰写出后来名闻遇迄的著作《希望的原则》。１９６３年，联邦德国的达姆施塔特举办了一个《焦虑在现代艺术中的表现》的展览。展览引人瞩目，参观者络绎不绝。同时，人们还以《我们这个世界的焦虑和希望》为题进行了一场公开性讨论。在这以后，我们时代的两极——焦虑和希望被推向极端。一方面，焦虑转化为绝望；另一方面，我们又惊异地看到，“纯粹的”希望已转化为信心。

在欧美，人的行为方式呈现出新的面貌：精神病患者纷纷涌现。麻醉品的享用对精神病患者产生的是虚幻的抑制，也就是说只能使他们更为“癫狂”。由于黑格尔所要求的普遍理性的力量已经丧失，因而，面对焦虑，人们预感不到任何解脱的希望，焦虑遂转化成了绝望。享用麻醉品的，也就是享用这种兴奋或抑制药物的，正是一部分迷惘的青年。因为，在他们看来，促成“秩序”的逻各斯力量已经变得十分可疑，他们往往用反抗的态度来对待社会，特别是面对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中主体的“物化”现象，他们试图以一种异乎寻常的，甚至是病态或畸型的方式来保持“自我”的价值。

不过，我们很难否认说，绝望的情绪是没有理由的。赫胥黎在小说《美妙的新世界》中的描写正逐步变成我们所经历到的现实。艾利克·莫莱采在他的２０００年——大恐慌》一书中表达了７０年代人类绝望的灾难感，并涉及到路易斯·阿尔芒对２０００年前３０年世界景况的许多描写。莫莱采给我们揭示了“我们文明的自我毁灭过程”的多重原因，他把人类今天难以克制的情绪反应跟１０００年的“终结时代”、文艺复兴开端时期和法国大革命前夜的人类歇斯底里的绝望加以比较。当今人类灾难的征兆是：饥荒、环境污染、能源消耗和热核使人类面临的自杀危险，据估计，世界人口２０００年将会增长到６０亿。如果人口的增长按如此规模持续下去，几十年之内，即使把人类迄今为止尚未居住的面积算上，平均每人也只有一平方米的土地，截止到１９６９年，世界上共有８．１亿成人文盲，而且这一数目仍在增加，２０００年时，大约有四百种哺乳动物将在它们栖息生存的地球上灭亡绝迹。土星５式火箭的不断发射将导致保护地球免遭紫外线直接辐射的臭氧层的消失。在我们的地球上，海洋与河流在遭受严重污染，森林在大片毁灭。核武器的能量已经达到每杀伤一人就有１５吨ＴＮＴ的如此骇人的程度。在使人以新的方式异化的消费社会里，新的暴力崇拜在蔓延滋长。当今没有一种社会形式不引起争议。

此外，色情肆意泛滥。“避孕药”的滥用导致了爱的冷漠乏味和性的枯萎无能。医学调查表明，今天至少有一半以上的男性患慢性阳萎。“性革命”扼杀了爱的亲密性、趣味性和想象力。社会学家预言人类有可能向动物的周期性的性冲动退化、道貌岸然的说教者所喋喋不休的“爱”一词已经失去神圣的光环，变得毫无意义。俾得丽采、劳拉、甘泪卿不过是一些超我的天真烂漫的人物形象。爱欲（Ｅｒｏｓ）的创造性的矛盾情感让位给纯粹“自然主义”的性欲（Ｓｅｘ），并由此而消解了质朴的升华倾向。原罪概念、增强冲动的禁忌正在消失。然而肆意纵情、我行我素带来的并不是冲动的高涨，而是力比多（Ｌｉｂｉｄｏ）的软弱无力。基本的事实表明，人类“隐秘的”性活动如果缺少特有的“艺术的”或“想象的”游戏渗透，它只能类似于动物的“自然的”性行为。在隐秘的性活动中，没有宗教的神秘“超脱”和艺术化的升华，人类的力比多就将为“自然的需要”所操纵，变成空虚贫乏，了无生气的性欲体验的重复。让·阿梅利在谈论一场“厌烦无聊的革命”时写道，爱欲魅力的消耗令人吃惊。想要拯救爱欲的人正面临着革新和接受早已不复存在的“道德”的使命。“厌烦无聊的革命”虽然胜利了，“但它却吞噬掉了它的孩子，当爱欲达到胜利的顶点时，便摈弃了孕育它的精神。冷漠的目光从僵死的眼睛里透出来，凝视着没有欢乐的世界。”关于焦虑转化为绝望的全部原因，特别是它在当代充满矛盾的文化过渡时期的艺术现象中的呈现，我将详细地加以讨论。

现在我暂且论述在另一世界情绪范围内的另一种转变，即从希望到信心的“跳跃”，在我们考察当今世界的文化现象时，我们事实上碰到了一个也许是非常独特的处境：在资本主义国度和社会主义国度，一方面是与日俱增的绝望，另一方面却是与日俱增的信心；一方面是焦虑转化为绝望，另一方面是希望扩展为信心。如何解释从希望到信心的转化呢？鉴于本章主要是阐释当代文学艺术中的绝望现象，对这个问题我们暂作简短的论述。在我们时代头脑最清醒的理论家看来，希望之所以转化为信心，是因为他们看到了偏狭的先定的意识形态（无论是种族的、阶级的、国家主义的还是民族主义的）的普遍消除。１９世纪的“极端朴实主义”在２０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正在失去其令人信服的力量。各民族之间尽管还存在着对立，但是他们在精神上和经济上却在相互接近。艺术具备了世界主义的特质，相比于过去的笛卡尔、霍布士或费希特、勋伯格、保尔·克莱不仅在欧洲，而且在美洲和亚洲都是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嬉皮士运动（只有头脑偏狭的人才会贬低它）与其说是矫饰的不如说是格调主义的，尽管它还不具备完全的信心，却透露出纲领性的信心因素之光。在某种程度上合理化了的新的世界经济导致了一种对自由市场经济产生巨大推动的商品交换形式。

自１９４６年以来，从柏林到朝鲜半岛一直到苏伊士和越南的危机，爆发世界性核战争的可能性至少有十几次。尽管如此，由于核武器装备的均势和平衡，暂时驱散了笼罩在人们心头上的恐惧阴云。自然科学和医学取得了巨大的进步。１９６８年７月２１日４时５６分３１秒人类首次登上月球。人道主义的成就始终是不可怀疑的，即使受到怀疑也不能限制超越的信心。当然，这种信心不应该重新涂上古老的宗教色彩，落入虚假伪善的激情。

此外，在几乎所有基督教和非基督教的运动中，我们也可以观察到许多变化。只要不是逃避现实，以麻醉品为依托、对世事充耳不闻的人就不会忽视罗马第二次梵蒂冈宗教会议（１９６２－１９６６年）在人类危机的范围内引起的一次有益的震惊。使罗马天主教会重新获得社会伦理的参与作用的变化不仅尚未结束，而且正处于充分的发展中。对此，无论是天主教还是新教的神学家，甚或佛教和伊斯兰教的神学家都可以证明。这里所涉及的不再是对１０年前尚被称为乌托邦东西的希望，而是对所获得的东西（尽管只是部分）的信心。

“信心”一词源出于古高地德语ｆｕｏｆｉｒｓｉｈｔ，比拉丁语的ｆｉｄｅｓ或ｆｉｄｕｃｉａ更为确切地表达了这种新的，与乐观主义(Ｏｐｔｉｍｉｓｍｕｓ)不可混淆的情绪。ｆｉｅｄｅｓ或ｆｉｄｕｃｉａ同一切罗曼语和英语的表达一样，意思是Ｇ１ａｕｂｅｎ（信仰）或Ｖｅｒｔｒａｕｅｎ  （信任）。Ｚｕｖｅｒｓｉｃｈｔ（信心）意思是用眼睛去看（Ｍｉｔ－Ｓｉｃｈｔ－Ｚｕ－Ｓｅｈｅｎ），并不仅仅意味着对上帝的“信任”（Ｖｅｒｔｒａｕｅｎ）。在这里，德语同希腊语一样再次印证了其对生存状态表达的丰富性。“绝望”一词也是同样的情形。拉丁语的ｄｉｓｐｅｒａｔｉｏｎ一词表达的仅仅是希望的丧失（如同罗曼语和英语中的表达一样），而Ｖｅｒｚｗｅｉｆｌｕｎｇ（绝望）所指的不单纯是怀疑（Ｚｗｅｉｆｅｌ），即一种犹豫不决的分裂意义，一种对事物的忧心忡忡的分裂，而是通过具有加强色彩的前缀“Ｖｅｒ”表达了一种强烈的分裂欲望，即毫无希望的怀疑。绝望超出了合理的怀疑，而坠入了冥暗无底的深渊。过去教父们把绝望看作原罪。即使在今天的天主教道德神学看来，绝望也不允许同焦虑状态相互混淆。因为在焦虑状态中常常也有“正义的灵魂”。绝望是原罪，它反对希望，而希望跟信仰、爱共同属于基督教的基本美德。教会所宣扬的就是希望的“行为”对希望的“必要”证明。放弃希望的人，就是对希望，特别是对上帝和灵魂不朽的亵读和犯罪。

恩斯特·布洛赫在他最杰出的论著《希望的原则》中向我们描述分析了焦虑与绝望、希望与信心的区别。按照布洛赫的看法，首要和基本的期望情绪即焦虑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作为不确定的情绪状态开始的。“充满焦虑的人从来不以确定的态度面对和审视他所感受到的东西；这种情感不仅自我显现，而且也震颤在它的对象上。在这里，与从主体自身充分引起（即使不是产生）生命及死亡焦虑的现实社会状况相关的否定内容，即客观上引起焦虑的东西被完全表达了出来。没有这个否定内容，焦虑就根本不能构成”。

“真正与虚无相涉的恰恰是它（绝望），而不是焦虑。焦虑的特征是怀疑和游移不定，是受情调和不确定的事物，而且也是受对象的不确定性制约的，相反，绝望的精神状态则是某种确走的东西，除此之外，绝望的对象本身也具有一种根本的确定性。它的全部白日梦索绕着一个否定的绝对物：地狱之境。与此截然相反，在否定的绝对物的另一面呈现出的则是肯定的期望情绪（Ｅｒｗａｒｔｕｎｇｓａｇｆｅｋｔ）。不过这种情绪微乎其微，迄今为止尚未有唤起它的众多诱因。肯定的期望情绪只有两种因素：消解恐惧的希望和与绝望相对而在的信心……”“如果说信心产生于希望，那么，这种绝对肯定的期望情绪恰恰是绝望的相反的一端。同绝望一样，信心也是一种被扬弃的对结局不抱任何怀疑的期望。所不同的是，绝望几乎完全是与一切否定的期望情绪所接近的那个‘无’相关联的；相反，信心的视野则几乎把一切与渺茫的甚至是掺入了不真实未来的希望相关联的。有，统统涵盖在内。绝望，因其‘无’的意向体现在毁灭的确定性中，而获得超越；信心，因其‘有’的意向体现在拯救的确定性中，而获得超越。”

今天的“转折时代”的全貌与“文艺复兴”时代（不过，根据阿诺尔特·豪塞对后期文艺复兴的社会学研究，我认为，这个时代倒不如被称之为从１６世纪中期到１７世纪中期的格调主义时代）的全貌是可以相提并论的。关于今天“转折时代”的富于诱惑力的全貌，布洛赫写道：“不管这种时代常常是多么地富于现实性，在这一时代里，我们体内所呼吸到的毕竟不仅仅是弥漫于空中的春天般的清新气息，而更多感受到的是转折时代的沉闷，这沉闷中仿佛正聚集着一场即将来临的雷电和乌云。人们向来就是用与天气或出生相关的比喻来表达时代转折的。如：暴风雨前的宁静、历史中的３月或者是最鲜明最具体的说法：一个正在孕育的新社会，我们的时代充分意识到了它的转折状态。即使它的敌人，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分子也只好披上革命的外衣，自欺欺人地把其萧条称为春天的阳光。转折时代本身就是历史的青春时代，也就是说，它在客观意义上正面临着一个新生的机会，正如青年感到他们已待跨入那尚未启开的生活之门。到目前为止，时代转折的最彰明的典范是文艺复兴，这一点从精神文化方面看尤其如此……在转折时代，人明显感到自身是不确定的，感到自身与其所处的世界共同是一种使命，一个充满未来的巨大容器。

李永平  译（选自《绝望与信心》，中国计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谢选骏指出：人说，人类的当下精神状态正处于绝望——信心两极之间，有足够的理由绝望，也有充分的依据充满信心；而他撰写此书的目的是：消除幻想，激发人类在其“自身存在”和愿望中产生新的怀疑的信心，人类的愿望就在于，不管世界状况如何变化，都要保持一个“个体”，即一个既显现在“可知”之中，又隐藏在“不可知”之中的“不可分裂的实体”。

我看，绝望——信心并非“两极”，而是“一体两面”。也就是说，“对此的绝望”则是“对彼的信心”。

【14、普遍繁荣的幻象】

舒马赫（Ｅ·Ｆ· Ｓｃｈｕｍａｃｈｅｒ）

人们对社会进化有一种惯常的幻觉：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进步，从贫困到富裕，等等，总之，未来是一个无限增长的过程。七十年代初西方世界的一本畅销书《小的是美好的》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这种幻觉泼了一盆冷水，作者舒马赫（？－１９７７）认为以技术开发与大自然开发为基础的发展有它的极限界域，应当把重点从商品转移到人，“人是一切财富的首要和最终的源泉”；否则，人将受到惩罚：技术会从解放人的体力走向它的反面，而大自然的失衡更会使人丧失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舒马赫是英籍德国人，作为大学教师，也从事过商业、农业活动，后长期在英国政府部门担任经济顾问，当过英国土壤学会的理事长等职。

这里选录的是《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中第一部分“现代世界”中的第二节，原名“和平与持久”。

现代有一个主要信念是：普遍繁荣是和平最坚实的基础：想从历史上找到证据来说明富人一般地比穷人爱好和平，可能是徒劳的，但有人会这样来辩解：富人对穷人从来就感到不放心，富人的侵略是出于恐惧；如果人人富有，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一个富人何必打仗呢、他从中一无所得。难道不是穷人，不是受剥削与受压迫的人最有可能要打仗吗、他们除了将失去身上的枷锁外，将一无所失。所以人们普遍认为，富庶的道路就是通向和平的道路。

现代的这个主要信念具有近乎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因为它意味着：你愈快地把一件称心的东西拿到手，就愈是有把握把另一件称心的东西拿到手。这种信念还具有双重的吸引力，因为它完全回避了整个道德问题；无需作任何自我克制或牺牲；而且恰巧相反！在通向和平与富庶的道路上，我们有的是科学技术来帮助我们，需要的只是不违反理性去作蠢事，去伤害自身。对不满生活的穷人的告诫是：千万不要烦躁不安，不要宰掉到时候肯定会下金蛋的鹅。对富人的告诫是：必须明智一些，不时地周济一下穷人，这才是进一步发财致富之道。甘地过去曾蔑视地谈到“梦想一些制度会完善到用不着任何人去行善的程度”。但这不正好是现在用我们惊人的科学技术威力可以在现实中加以实现的梦想吗，人类本来就从没有养成美德，既然需要的只是科学推理与技术能力，那又何需什么美德呢？

我们岂不是没有去听甘地的话，而是乐于去听本世纪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著名的凯恩斯勋爵的话吗？当１９３０年世界范围经济萧条期间，凯恩斯想起了要预测“我们孙子一代可能发生的经济状况”，断言人口富有的日子可能不会太远了，他说，那时候我门将会“再一次把目的看得重于手段，宁愿追求善而不追求实用”。“可是，要注意！”他接着说，“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至少在一百年内，我们还必须对己对人扬言美就是恶，恶就是美；因为恶实用，美不实用。我们还会有稍长一段时间要把贪婪、高利剥削、防范戒备奉为信条。只有它们才能把我们从经济必然性的地道里引领出来见到天日。”这些话是四十年代前写的，当然，从那以后事物发展大大加速了，我们也许还用不着再等一个６０年就会达到普遍富足。无论如何，凯恩斯的预言是够清楚的：注意！道德的考虑不仅不相干，而且是行动的障碍，因为“恶实用，美不实用。”讲求美的时间还没有到来。要靠恶的意图来铺设通向天堂之路。

我们现在将讨论一下这个理论。可以将它分为三部分：

第一，普遍繁荣是可能的；

第二，在“使你自己富有”的实利主义基础上可能达到普遍繁荣；

第三，这就是通向和平的道路。

我应该首先开始研究的问题显然是：有没有足够的量供人人分享？这立刻就遇到一个严重的难题：怎样就算“足够”？谁能告诉我们呢？当然不会是那些把“经济增长”看成一切价值中最高价值去追求，因而对“足够”不会有任何概念的经济学家。东西少得可怜的贫穷社会有的是；可哪有一个富有社会会说：“行了，我们够了”呢？没有。或许我们可以忘掉“足够”，专心去探索一下世界资源需要增长的问题；当人人一味地追求“更多”的时候，这个问题就会出现。由于我们不可能研究所有的资源，我建议把注意力集中在占主要地位的资源——燃料上。愈是繁荣就意味着燃料的使用量愈大，这是毫无疑义的。当前，这个世界上贫富之间的繁荣差距确实很大，它们的燃料消耗量清楚说明这一点。让我们将１９６６年平均燃料耗量超过每人１公吨煤当量（简写：ｃ．ｅ．）的国家的居民定为“富有”，将低于这个水平的国家的居民定为“贫穷”。根据这两个定义，我们可以列出下表（全部采用联合国的数字）。

表１（公元１９６６年）

富有（％）　　　  贫穷（％）　　　  世界（％）

人口（百万）  １，０６０(３１)　２，２８４(６９)　３，３８４(１００)

燃料耗量(吨）  ４，７８８(８７)  ７２１（１３）  ５，５０９(１００)

每人燃料耗量(吨)４．５２０．３２ １．６５穷国平均每人燃料耗量仅０．３２吨——大约为富国的１／４，世界上这样的“穷”人有很多，按照上述定义，世界人口中将近有７／１０是穷人。如果穷人突然使用富人一样多的燃料，世界的燃料耗量马上就会增加两倍。但这种情况不会出现，因为每个事物的发生都需要时间。“富”人与“穷”人在欲望和数量上是并行增加的。让我们来测算一下吧。假使“富”国人口按每年１．５％的比率增长，“穷”国人口按２．５％的比率增长，到公元２０００年，世界人口将达到约６９亿——这个数字与当前官方预测数字相差不很大。假使与此同时“富”国人口每年每人的燃料耗量增长２．２５％，“穷”国增长４．５％，到公元２０００年就将出现下列数字：

表２（公元２０００年）

富有（％）贫穷（％） 世界（％）

人口(百万) １，６１７(２３)  ５，２９２(７７)６，９０９（１００)

燃料耗量(百万吨) １５，５８８(６７) ７， ５６８(３３) ２３，１５６(１００)

每人燃料耗量(吨) ９．６４１．４３  ３．３５

对世界燃料耗量的总结果是从１９６６年的５５亿吨ｃ．ｅ．，增长到２０００年的２３２亿ｃ．ｅ．——增加３倍以上，其中半数是由于人口增长造成，半数是每人的耗量增加造成。这个半数与半数之分很有意思。但“富”与“穷”之分更有意思。在世界燃料耗量从５５亿到２３２亿吨ｃ．ｅ．的总增加数（即１７７亿吨）中，“富”国将近占２／３，“穷”国只占１／３略多，在整个３４年期间内，世界将使用４２５０亿吨ｃ．ｅ．，其中“富”国使用３２１０亿吨ｃ．ｅ．，占７５％，“穷”国使用１０４０亿吨ｃ．ｅ．。

这难道不是对整个情况作了很有意思的描绘吗？当然，这些数字不是预测：它们可以称为“测算”。我假定的“富”国人口增长率很低；假定的“穷”国人口增长率较之高一倍；然而造成最大破坏的——如果可以称为破坏的话——是“富”国而不是“穷”国。即使划为“穷”国的人口只按“富”国人口增长率增长，也未必对总的燃料需要有显著影响——不过减少１０％略多一些。但如果“富”国鉴于它们现在每人的燃料耗量已经１４倍于“穷”国，认为确实过高，决定不让它再进一步增长——我不说这种可能性很大——那情况就会不一样：尽管“富”国人口按假定的比率增长，到２０００年，世界总的燃料需要却会削减１／３以上。最重要的异议是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到２０００年世界燃料年耗量可能增长到２３０亿吨煤当量，这一假定是否合理、根据我们现有的了解，即使我们假定的世界总耗量有１／４或１／３取给于核聚变，这个假定数字也是不合理的。很明显，“富”国正在对世界仅赋有一次的比较廉价的简单燃料进行剥夺。正是富国经济的不断增长提出越来越过高的需求。其结果是很可能远在穷国获得大规模应用代用燃料所需要的财富与资本积累力量以前，全世界廉价的简单燃料就变得短缺而昂贵了。

当然，测算不能证明任何事物。关于未来是无论如何提不出证明的，有人已经明智地指出：所有预测，特别是那些关于未来的预测，都不可靠。需要的是判断，测算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进行判断。总之，我们的计算在某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低估了问题的严重程度。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是不现实的。燃料资源的分布很不均，能源的短缺——为量不论多少，可能很快将把世界分割成沿完全不同路线发展的“有”、“无”世界。得天独厚的地区如中东与北非，引起的嫉妒与觊觎可能会达到今天难以想象的广泛程度，而有些高耗能地区如西欧与日本，却可能落到不足羡的剩余遗产继承者的境地。如果说存在什么冲突根源的话，这就是一个根源。既然关于未来的任何事物都无法证明——甚至今后３０年这样比较短期的未来也无法证明，那当然就可以随时借口“会有新情况出现”而把威胁性最大的问题搁在一边不考虑。比如可以说：可能会发现闻所未闻的真正巨大的新油田、天然气以至新煤矿。又比如可以说：干吗把核能局限于只提供总需要量的１／４或１／３呢，这样一来，问题就可以转移到另一面，可是问题还是存在；因为，假定燃料供应没有不可克服的困难，按照前面所说的规模来消耗燃料也会造成从未有过的环境危害。

以核能为例。有些人说，世界蕴藏的全部富集铀资源还不够维持一项能对世界燃料形势产生重大影响的真正庞大的核计划；在这样的核计划中，我们所需处理的不只是数百万吨，而是数十亿吨煤当量。但假定这些人的话错了，我们会找到足够的铀；从地球四面八方最边远的角落汇集到一些主要的人口中心来，处理成高度放射性的核材料。在这种情况下，就很难设想还有什么东西比它对生物的威胁更大了，此外还存在政治危险——有人可能利用很少一点这种可怕的材料来进行全然不是出于和平意图的勾当。另一方面，如果矿物燃料方面有惊人的新发现，我们无需强行加快核能步伐，那就可能出现规模完全不同于已往的热污染问题。无论是什么燃料，它的消耗量若是增长三倍，然后四倍，五倍……对污染问题也就不会有任何看来行得通的解决方案了。

我只不过拿燃料作为一个例子来阐明一个很简单的论点：从经济学、物理、化学与技术的角度来分析，看不出经济增长有何止境；而从环境科学的角度来分析，经济增长必然要撞进窄胡同。一味追求财富来求得满足——简单地说就是实利主义——的生活态度同这个世界是不相称的，因为这种态度本身不包含任何限制原则，而它所处的环境却受到严格限制。环境已经在力图告诉我们：某些压力变得过大了。随着一个问题的“解决”，又引出了十个新的问题。巴里·康芒纳教授强调说，新问题不是偶尔失败的结果，而是技术成功的结果。但是，谈到这里，很多人又会坚持完全按乐观主义与完全按悲观主义来讨论问题，并因自己持有“科学会找到出路”的“乐观主义想法而感到自豪。我认为，只有在科学的方向上有一个自觉的根本转变的情况下，他们才可能是正确的。过去一百年来，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达到危险的增长比有利机会的增长还要快的程度。关于这一点，下面还要谈。

已经有确凿证据证明大自然的自平衡系统在某些方面以及在某些特定地区已变得越来越失去平衡了。我若在这里罗列这些证据，那会扯得太远。巴里·康芒纳教授等提醒人们注意伊利湖的现状，那应当是一个有力的警告。再过一二十年，美国所有内陆水系可能都会处于类似状况。换句话说，到那时不平衡状况可能不限于一些特定地区，而是普遍化了。如果确实还没有越过“不能回转点”，那么，这个进程愈是发展下去，也是愈不容易逆转的。因此，我们越来越发现，对于经济增长无止境——而且越来越多，直到每个人都富足为止——这一概念至少有必要提出两点怀疑。这两点是：基本资源的可获量；环境适应这种干预的能力。这些问题的物质方面就谈到这里，现在让我们转到某些非物质方面。

个人发财致富的想法对人的天性来说具有强烈的吸引力，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凯恩斯在我上面曾引述的文章里告诉我们：“回到最稳妥可靠的宗教原则与传统原则——即以贪婪为邪恶，以高利勒索为不端行为，以爱财为可憎”的时刻还没有到来。他劝告说，只要我们运用宗教和传统训估要求我们抵制的那种人类强大的自私动力，就可以使经济得到发展。近乎疯狂的贪欲推动着现代经济，使它沉溺在无休无止的嫉妒与倾轧之中。这些并不是偶然呈现的特点，而是现代经济扩张成功的根本原因。问题是这些原因能否长期起作用，或者说，它们内部是不是蕴藏着毁灭的种子，当凯恩斯说“恶实用，美不实用”这句话时，他是在阐明他关于现实的一种论点，这种论点也许正确，也许不正确；也可能在短期内似乎正确，而最终却证明是错误的。究竟属于何者呢？

我倒是认为，现在有足够的迹象证明：这种论点按其直接的实际意义来说是错误的。如果人的贪婪和嫉妒之类的罪恶是通过系统培养而形成，必然的一个结果只能是完全丧失智力。一个人受贪心或嫉妒心驱使，就会失去认识事物本来面目、认识事物全貌的能力，那么他的那些成功本身也就变成了失败。如果各个社会都染上这些罪恶，它们也可能真地取得一些惊人的成就，但它们却越来越失去解决日常生活中最简单的问题的能力。国民总产值的上升也许很快——按统计学家的统计，而不是按人们具体的感受；人们却发现自己所受到的挫折、孤立、无保障等等压力越来越大。不用多久，就连国民总产值也会拒绝再上升了，它不是由于科学技术失败，而是由于一种潜移默化的不合作麻痹症；不仅被压迫与被剥削者，而且甚至于享有很高特权的集团所采取的形形色色逃避现实的作法，都显现出这种症状。你可能会长时间地哀叹居于高位或低位的所有男人和女人竟然都缺乏理性，都愚蠢——“但愿人们认识到他们真正利益之所在”！可是他们为什么认识不到呢？要未是因为贪心与嫉妒蒙蔽了他们的良知，要未是因为他们在心灵深处知道他们真正的利益是在完全不同的一个国度里。有一位革命者说过：“人不应当单单依靠面包生活，还应当依靠上帝的福音生活。”这里，同样不能“证明”什么。可是，如果以为今天许多富有社会所传染的严重社会病症只是暂时现象，一个有才能的政府——但愿我们有！——只要加速采用科学技术，或者更激进地用惩罚制度，就能消灭这种现象。这种看法是否还显得真实或合理呢？

我认为现代意义的普遍繁荣不可能为和平打下基础，因为这种繁荣如果真的可以实现，也无非是通过培养贪婪和嫉妒这类强烈的人性和欲望来实现的。它们破坏智力、幸福和宁静，从而破坏人类的和平。富人很可能比穷人更重视和平，但那只是在他们感到自己完全安全时才如此——这恰好是词义上的矛盾。他们的财富是靠过多地需索世界有限资源而得来的，这就使他们陷入一条无法避免的冲突轨道——主要还不是同穷人冲突（穷人软弱无助），而是同另一些富人冲突。总之，我们今天可以说：人类太精明了，如果缺乏智慧是生存不下去的。一个人如果主要地不是为恢复智慧而工作，那他就不是真正地为和平而工作。“恶实用，美不实用”的说法同智慧是对立的，以为追求善良与美德可以推迟到我们已经达到普遍繁荣的时候，以为一心一意追求财富而不为精神和道德问题伤神，就能在地球上建立和平，这是不现实的、不科学的和不合理的愿望。从经济学、科学与技术中将智慧排除出去，在短时间内，当我们在这些方面的成就相对地说还不大时，或许可以混得过去，但现在我们既已很有成就，精神与道德问题就上升到主要地位了。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智慧的中心概念是持久性，我们必须研究持久性经济学。

一件事物除非能表明具有长期延续性而不致发展为荒谬，否则是没有经济意义的。朝着有限的目标求得“发展”是可能的，但不可能无限制地、普遍地得到发展。很可能像甘地所说：“地球所提供的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足以填满每个人的欲壑”。持久性与掠夺态度是不相容的，抱掠夺态度的人对“父辈作为奢侈品的东西已经成我们一代生活必需品”这一事实感到得意。培养与扩大需要同智慧是对立的，同自由与和平也是对立的。每扩大一次需要就增加了对生存的恐惧。只有通过减少需要，才能有助于真正减少那些成为冲突与战争根源的压力。

持久性经济学意味着科学技术的方向有深刻的转变，它们必须敞开通向智慧之门，实际上必须在它们自身的结构中包含智慧。毒化环境或腐蚀社会结构与人类本身的科学或技术“解决方案”不论构思多么聪颖，表面多么吸引人，都没有任何益处。机器不断大型化，需要集中的经济力量也不断增加，施加于环境的暴力也不断增加，这不代表进步：它们是对智慧的否定。智慧要求科学技术朝着有组织、温和、优美的新方向前进。人们经常说，和平是不可分裂的——那么，又怎能在不计后果的科学与暴力的技术基础上建立起和平呢？我们应当寻求一次技术上的革命，为我们提供能够扭转当前威胁我们全体的破坏性趋势的发明与机器。我们真正要求于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究竟是什么呢？我的回答是，我们需要这样方法与设备：

——价格低廉，基本上人人可以享有；

——适合于小规模应用；

——适应人类的创造需要。

从这三个特点中产生出非暴力以及一种能保证持久性的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忽视其中任一个特点，事情就必然出岔子。让我们来逐一地分析这几个特点。价格低廉的方法与设备，基本上人人可以享有——何以见得科学家与技术专家不能设计出来呢？这是甘地主要关切的事。他说：“我希望我们国土上默默无闻的几百万人民健康、幸福，我希望他们在心灵方面成长……如果我们感到需要机器，我们一定会有机器。对每个人有帮助的每一部机器都会有它的地位，但那些把权力集中到少数人手里的机器，那些即使没有真正使民众失业，众失业，却把民众变成仅仅是机器看管人的机器，不应有任何地位。”

奥尔德斯·赫胥黎评论说，假定科学家与工程师的工作目的公认是为平民大众提供手段“进行有益的、有内在意义的劳动，帮助男女工人摆脱老板的压榨，成为自己的雇主或成为为生存与当地市场需要而劳动的自治合作组成员……这种目的方向不同的技术进展将促使人口、土地的使用、生产手段的占有、政治与经济权益逐渐分散”。赫胥黎说，其他的优越性是“更多的人过着更合乎人性的满足生活，有更大程度的真正自治的民主，能幸运地摆脱消费商品大批量生产者通过广告对成年人灌输的无聊和有害的教育”。

如果方法与设备低廉到可以普遍享有，那就意味着它们的成本必然与应用它们的社会的收入水平维持着一种有界限的关系。我自己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工作位置的平均基建投资额上限很可能应决定于一个熟练和勤奋的产业工人每年的收入。就是说，假使这个工人每年一般地能挣美金５，０００元，那么，设立他的工作位置的平均费用不可超过５，０００元。如果费用超出很多，这个社会就可能遇到严重麻烦。例如，财富权力过分集中在少数特权者手中；中途辍学问题越来越严重，辍学者不能进入社会，构成越来越大的威胁；“结构性”失业；过度都市化引起人口分布不均；普遍灰心失意，不和，犯罪率上升；等等。

第二个要求是适合小规模应用。关于“规模”问题，利奥波德·科尔教授的论述令人折服；它与持久性经济有明显的关联。小规模生产，不论为数如何多，总不及大规模生产对自然环境的危害，这完全是因为它们个别的力量相对于自然的再生能力来说是很微小的。如果只就人类认识是细小的、零星的而言，小之中蕴含着智慧，因为人类的认识更多地是依靠实验，而不是依靠了解。最大的危险必然是来自不顾后果地大规模应用局部知识，例如当前我们亲眼看到的核能、运输技术、新农业化学物以及无数其他技术的应用。虽然小的团体有时也会犯严重侵蚀环境的罪行——一般地说是出于无知，但同受贪心、嫉妒心、权欲驱使的大集团所造成的破坏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况且，小团体的成员对他们那小块土地或其他自然资源的爱护程度显然超过那些隐去所有者姓名的大公司或那些患有自大狂、把整个宇宙都看成是自己的合法采石场的政府。

第三个要求或许是最重要的一个——要求方法与设备留有发挥人类创造性的充分余地。过去一百年来，还没有一个人能像罗马教皇那样，一而再地警告性地谈到这个问题，如果生产过程“从劳动中将一丝一毫的人性都抽掉，把劳动变成单纯的机械劳动”，那么人又会变得怎样呢？劳动者本人就会变成一个邪恶的自由人。“于是（庇护十一世说），上帝在人类有了原罪之后仍然为人类身心的利益规定下来的体力劳动，在很多场合下变成了邪恶的工具；死的物质从工厂出来时变活了，而人在那里却腐化和堕落”。

这个题目太大，我同样只能稍为涉及一下，最重要的是需要对劳动有正确的基本观点，了解劳动并不是现实中的那种劳动，那种要尽快地通过自动化加以废除的无人性的繁琐劳动；而是“上帝为了有益于人类身心而规定的”劳动。劳动以及通过劳动建立起来的关系是社会的真正基础，仅次于家庭。如果基础不健全，社会怎能健全呢？如果社会不健全，又怎会不成为对和平的威胁呢？

多罗西·Ｌ·赛耶斯说，“战争是一种审判，当社会一直靠着一些同支配宇宙的法则激烈抵触的观念来维系时，战争就会突然袭击这些社会……决不要以为战争是无理性的灾难：当错误的思想与生活方式造成不能忍受的局面时，战争就发生了。”从经济的角度来说，我们生活的错误主要在于一向养成贪婪与嫉妒，滋生出许许多多完全不合理的需求，正是贪婪这个罪恶把我们投进机器威力的控制之中。设若贪婪——嫉妒大大助长了它——不是现代人类的支配力量，那么，何以在较高的“生活标准”达到后经济主义狂热还没有减退呢？何以正好是那些最富有的社会在追求经济利益时最冷酷无情呢？又如何解释富有社会（无论是私营企业或集体企业组织起来的）统治者普遍拒绝促进劳动人性化的现象呢？其实，只需声明一声是出于对“生活标准”下降的担心，一切争论都会立时结束。那种机械的、单调的、无意义的、毁灭灵魂的、低能的劳动，是对人性的侮辱，它必然会导致逃避现实的空想或侵略的行为。无论多少“面包和马戏”都不能弥补它造成的损害。面对这些事实，统治者们既不否认，也不承认；而是报之以讳莫如深的默契，因为否认它们明显地太愚蠢，而承认它们无异是将现代社会全神贯注的中心贬斥为反人性的罪行。

忽视——实际是摒弃——智慧已经到了我们中大多数知识分子对这两个字甚至毫无概念的程度。其结果是，这些人往往用加深病根的方法来治病。让聪明取代智慧已酿成病症，进行多少聪明的研究也不能得出一个药方。但什么是智慧？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智慧？这里，我们触及了问题的关键：在许多出版物中可以读到有关智慧的论述，但要找到智慧却只能求诸一个人的内在世界。为了找到智慧，一个人首先必须使自己从贪婪、嫉妒这种支配力中解放出来。解放之后的平静——哪怕只是暂时的——便能引出洞察事物的智慧，这种洞察力是通过任何其他途径得不到的。

洞察力能使我们看到，忽视精神而以追求物质目的为主的生活必然使得人与人对立，国与国对立，因为人的需要无穷尽，而无穷尽只能在精神王国里实现，在物质王国里永远不能实现。人，肯定是需要超脱这个“平庸的”世界；智慧能给他指出途径；没有智慧，他就会被驱使去建立一种畸形经济，破坏世界，异想天开地去追求满足登上月球之类的怪想。他不是朝着崇高的道德目标前进来战胜这个“世界”，而是力图在财富、权力、科学乃至可以想得出的任何“游戏”中独占鳌头来征服这个“世界”。

这些就是战争的真正起因，不首先消除这起因，想为和平奠定基础，那是妄想。而反过来要在依靠系统培养贪婪与嫉妒来维持的经济基础上建立和平，那是加倍的妄想；正是这两种感情力量驱使人们发生冲突。

我们如何作到开始消除贪婪与嫉妒的力量呢？或许是我们自身大大减少贪婪与嫉妒；或许是抵制把我们的奢侈品变为必需品的诱惑；或许是详细审查我们的需要，看是否能简化和减少。如果我们哪一点都无力作到，那么，我们能不能停止为那种明显缺乏持久性基础的经济“发展”拍手叫好，而向那些为非暴力而工作，不怕被人指责为怪诞的人——保守主义者、生态学家、野生物保护者、有机农业提倡者、分产主义者、家庭生产者等等——提供我们力所能及的适度支援呢？一盎司的实践一般来说比一吨理论还值钱。但是，奠定和平的经济基础将需要许多盎司的实践。人们上哪儿找到力量继续对抗这种显然可畏的优势呢，还有：人们上哪儿找到力量来战胜人们内心的贪婪、仇恨与欲念的暴力呢？

我认为甘地做出了答案：“必须认识灵魂存在于肉体之外，认识它的永恒性，这种认识必须成为一种强烈的信念，作为最后的手段，非暴力使得那些对爱之神没有强烈信念的人无可凭借。”

虞鸿钧  郑关林  译（选自《小的是美好的》，舒马赫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４年版）

谢选骏指出：人说“普遍繁荣的幻象”，我看普遍的繁荣就不是繁荣了，因为繁荣是相对于萧条而言的；而繁荣也会产生刺激，使得人心产生新的不足，反把繁荣当作了贫穷。

【15、学会创造未来】

奥雷利奥·佩西（Ａｕｒｏｌｏ·Ｐｅｃｃｅｉ）

奥雷利奥·佩西（１９０８一１９８４）曾获经济学博士，并从事工业管理达４０年，他在１９６８年创办罗马俱乐部，召集一批世界知名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物理学家、生物学家、数学家、未来学家等，对人类的生存状态及发展趋势进行多元的考察、研究，提出了不少警示性的报告，唤起人类的危机意识。这里的文章选自他１９８１年出版的名著《未来的一百页》中最后的一章，原题《巨大的潜在资源》，另外，删掉了原文中的小标题及二则图表。在佩西看来，“只要能够明智地运用各种资源，最主要的是人力资源，那末人类就可以摆脱危机，而且几乎可以实事求是地按照自己的愿望去建立未来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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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基本的需要是学会治理社会这个巨大的集体，而这个集体又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复杂和烦琐过：然而，为了学会治理世界，我们必须首先学会管理我们自己。那是一个首先的需要，正如我已多少次指出，要求革新文化的发展。因此，最紧急的迫切任务是促进人类个性的发展，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有其它的发展，不可能有政策，不可能制订未来的计划；没有这一点，人类将不可能在走向悬崖绝壁前自动停下来。现在我想试作一些结论。所谓“进步”，已成为一种疯狂的动乱如此地机械，如此地人为，如此地无情和不可预见我们再也不能控制它，甚至不能理解它的意义。我们的形势确实是风云多变的。一条日益扩大的鸿沟把我们同真实的世界分隔开来，对于这个世界，我们曾经是熟悉的，但现在却生疏了，同时，某些事情会使我们情况变得更坏，某些事情则可以改进我们的情况，而我们却无法对这两者加以区分。结果，使我们狼狈不堪，采取了轻率的行动。如果在我们人类的深渊中，没有一块最终的安全栖身之地，那么我们的形势将很快会变得严重起来。理解力、想象力和创造力，这本来是人类先天固有的财富，但仍然被人们所遗忘和未予利用。再加上各种尚未开发的资源和道德力量仍可以为我们服务。在生和死之间，在生存或沉沦之间（说得具体一点，在体面地使人类生存下去或沦落到低于人类水平之间）我们要作出选择，那就几乎完全要依靠我们是否有能力去动用和开发这种蕴藏在我们之中的客观存在的潜力。

只要肤浅地一瞥，就能发现，现代的人类是远非完善的。我们已经有了惊人的成就，把我们的知识、力量和影响推到了前所未闻的高度，但是我们也一直在愚弄自己，认为自己已经进入物质丰裕和永久安乐的新世纪，不需要进行变革和以极大努力去调整我们周围的环境。结果，我们仍然得不到发展，而落后于现实。唯一拯救和赶上的方法，是集中我们的力量如上述那样去发展我们自己，也就是说，要学会在我们创建一个崭新的、奇妙的、并非完全人为的世界中协调地生活下去。世界要求我们所做的，是要我们适应从一个文明时代走向另一个文明时代的急激变革，这种变革从以往到现在这个过程中发生过，从现在走向未来的过程中仍将继续不断地发生。这些变革即使有着某些共同的特性，但世界不同部分的不同居民需要进行的演变却是各不相同的，因而它使这种发展过程更为复杂了。决不能用过去的老方法来对待新事物，实际上也没有这种必要性小目前这种异常的环境，迫使我们去完成难度和规模都很艰巨的任务；但是在另一方面，我们拥有各种前所未有的手段，这些手段使我们可以应付面临的这一变革，去应付这一非常的但却是可接受的挑战。

为了让自己作好准备，为了让自己不愧于承担人类的冒险行动，这个新阶段的任务是，我们必须在世界的各个部分、各个方面都提出无数的建议。必须在各个社会中心环节中努力确保个人之间的相互通讯家庭、学校、教会、城乡、商业、工会、工厂、国际组织、宣传机构、青年团体、政党、体育联合会等。主要的目的是去开创，而且要好好的去开创。

对于这方面的观点，罗马俱乐部及其朋友们已考虑要发展一系列的活动。我简要地叙述一下，希望有些读者在帮助、支持这些活动中将作出他们自己的贡献，或是提供建设性的批评。我们已选出三个具体问题如下：

·在尽可能广泛的基础上开展一个革新精神的学习运动；

·动员年青人的创造性，为促进未来的发展而选择项目；

·促进对我们目前的思想方法来一次本质性的更新。

罗马俱乐部在１９７６年发起了一项以革新精神为基础的学习计划，作为一系列其他项目或在以后几年中进行研究的先驱。这个创始性项目终于成为于１９７９年出版的一份报告，题目为：《学无止境：弥补人的不足》这份报告对此提出了一种激励性概念和目标。人们把这个项目简称为“学习计划”，这个名称把它的必要性概括了进去，我希望那些心中有着未来的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必要性。看来奇怪，尽管我们知识渊博，懂得很多，但是对于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学习？究竟我们在掌握自己的学识方面有哪些不懂的和看不见的精神因素能够得到改进，我们自己对此几乎却一无所知。正如大家所知，一个人平均的脑力运用能量可远远大于正常所想象的程度；并且人脑在受到刺激情况下能增加其智力和自觉创造新的能力。我们也知道，学习一定要求一个人全力贯注；要使学习更为有效发挥由精神所转化的物质力量，就必须不让有机体的自然力量和精神转化物质的力量受到食物不足或健康不良的影响。特别重要的是产前的怀孕时期，幼年时期和童年早期以及母亲与孩子之间，孩子与孩子之间的“文化”的交流。然而，要讨论所有的这些问题，就离题太远了。学习有赖于方法和目的，这是极为复杂的问题，不能简单地把它推诿于教育。不用说，后者是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但不能代替学习和人类组织。然而，传统的教育是保守的，当需要革新时，教育工作者是心神不宁的。在过去，教育通常是定下心来进行的，由双亲为孩子提供接受教育的条件，而由老师向学生传授，如此代代相传。反过来说，学习一般是自然发生和没有预先特定的规律的；年轻人比成年人更能接受教育。但成年人有时候往往更需要学习，但他们对学习的好处却感觉不深尤其当他们行使权力的时候，更缺乏这种感觉。

在学习中体力劳动和集体活动是必需的。其目的不仅是为了个人的提高和再受教育，而且也为了得到其他人的理解和认识；以求重新建立与自然界相一致的联盟和创造优异的价值；预测未来至少要与对待“现在”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在复杂情况下，找到有效的方法，采用打破常规的计划，超速地加快进行变革；并达到一定的文化水平，正如我已在前面的章节中所谈到的那样。学会这些事情是必不可少的，既为了提高生命的素质，也为了生存。我们必须确信，当我们谈及任何事情和做任何事情时，每件事要视个人的素质而定。这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他现在的和今后的学习能力而定。人类对学习的反映，最终将引导我们触及人类问题的核心。引证的报告表明，由于人们可以预测到，在一个进行迅速变革的群众社会中，“学习必须以参与和提前行动为基础”。这是一种需要，反映了人类团结的两个方面，那就是一个成熟的和负有责任感的社会首先与现在有关，其次也关系到未来。该报告强调集体和社团也必须学习他们必须学会如何完成他们应起的作用，以及用更加高明的方法来参与这个新世界的发展；因而他们的学习不能仅仅是为达到个人的目的。然而，这份文件并没有透露任何更详细的调查内容。它所代表的那些促进人们进步的思想已在某些地方存在。该报告是在一个最好的时刻，代表了一种可以理解的形式，因而显出其重要性。这份报告应当有助于唤醒那些不肯做出决策的人们的思想认识，有助于唤起思想保守的丢苔众生，使他们去发现自己从来没有考虑过的一种最珍贵的财产。如同对待人类最佳能源太阳能一样，（那些促使人们进步的思想）一直被人们所疏忽和浪费，有人甚至为了害怕自己的社会地位会发生动摇，而对待不同政治思想的人进行镇压。但太阳能毕竟是人类所能掌握的最重要的资源。它不仅是可使资源更新，而且也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扩充；它是帮助我们找到一条走出目前困境的唯一道路，可惜这样的一种资源，目前却任其放弃，这是一种危险的、愚蠢的、浪费的自杀性行为。为了加强人类这种日益发展的敏感性，必须开始向几个方面尽力开展工作。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意识到了这种必要性，随时准备利用该组织可掌握的措施，在八十年代中制定发展方向的纲领，为此目的，现在该组织正与罗马俱乐部一起研究，尽力承担许多研究课题，并进行若干试验性项目。我在这里必须指出有两项正在考虑之中的活动：

·第一项是一个国际项目，要以几年以上的时间，就如何管理我们的学习这一过程，对神经生理学、社会心理学和教育学进行研究，并找出改进的方法。这是一个范围广泛的项目，应由联合国教育科学与文化组织和其它国际组织支持，并由若干国家的国家项目作为外围项目予以援助。但这个项目应在科学界内单独实行以脱离官僚政治。其结果将使人类能从现在所处的不良条件中更迅速地摆脱出来，并学会以什么方法达到更高的发展阶段。

·第二项是在第三世界选定的乡村中进行一系列的试验性项目，第三世界的乡村发展应该成为一种自治管理体制。在每个乡村为农业发展、人民的健康和教育建立一支志愿人员的核心队伍，这支核心队伍，将接受“赤脚”的农学家、医生和教育家的指导，为广大的乡村服务。通过各种形式，进行简便的援助，有助于结合本地的实际，进行试验，如果有相当数量的乡村通过试验成功，而后将考虑大规模地推厂一。毋需我用言语来强调它是如何的重要，这个创议应能成功。世界人口中有一半是第三世界的农民，他们不应离开自己的土地；他们应能够学会如何在本地很好地生活。

许多国家的教育部一包括法国、奥地利、西班牙和第三世界的几个国家也正在研究许多项目，在教师们的共同研究合作下，去实施这些项目。例如，在委内瑞拉，人类智力开发部已组成一些令人很感鼓舞的规划，去开发社会地位各不相同的人们的智力（包括学龄儿童、家庭、新兵、文官们和本国不同地区的公民）。这些规划中有一项刚刚开始，称为“学会思考”，不久将扩大到包括四万教师和一百余万９岁至１２岁的学生之中。中国正密切注视这些实验，中国不久前创建了一个专门组织，采用委内瑞拉的方法在中国的条件下进行较大规模的实验。要总结成果为时尚早，但人们已能发现，在一个前景不明的世界中，在一个寻找拯救出路的世界中，学习问题必须成为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在未来的几年中将有可能评价已经获得的进步。同。屯对那些希望对此作出他们贡献的人，肯定能找到自己的道路。可喜的是，美国的邮政服务也在试走这条道路。在１９８０年，发行了一枚邮票，带有很适当的题句“学无止境”它告诉我们，这是一条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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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将创造什么样的未来？去创造一个纯粹想象中的未来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正视的，不仅是一个值得生活的未来，而是在实际上能够获得的未来，也就是说，它是我们能有效地建造的未来。然而，我们要确定一个合乎需要而又能予以实现的未来社会，这件事，同判断（甚至是稍加思索）什么样的未来社会是无法实现的一事相比，或者同判断我们永远不希望看到的那种未来社会相比，那要困难得多了。

我的意见是，人类事业的真正目标是要成功地创建一个世界。在那里，最好的人类素质与自然界互相协调，在融洽的气氛中达到繁茂旺盛。其他人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我不能肯定每个人真正有兴趣看到比现在更加美好的未来世界，或者真正有兴趣看到传给子孙后代一个更好的未来，而现在需要我们蒙受各种牺牲。人们甚至可以确信相反的一面，有人只是考虑被某些人口学家、经济学家或工艺家确认的客观规划，人们可以把这些规划称之为可悲的过时调子。他们预测一个充满机器人自动化的科学幻想世界，在那里，由机器制造其他机器，由机器安排其他机器，从事各种活动，而不需要任何人。那些被人们称为原子、电子计算机、遗传基因、信息科学和人工智能的“高等神父”的人口学家、经济学家或工艺家们，他们将指导人民群众检查自己的需要是否已经得到满足，自己的福利是否得到保障。为了保卫这个新世界，要有高超的武器，由于在地球上是不可能使用这些武器的，因而显然，是为宇宙大战而设计的。

未来的这个世界将可居住１００亿至１２０亿或更多的人，部分人在海洋下面或人造卫星上生活，他们种植有经济价值的植物或蔬菜，饲养有用的动物；另一些人则居住在特别的保留地上。我们还不知道将对昆虫和微生物做些什么。野生物有它自己的生命规律，要予以保护，如果不生活在原始环境中用，那末尽可能要在有空调设备的实验室里生存下去。其它的研究中心，为了更大的人类利益和光荣，有建立新型的生命的任务，社会正义一律要给以确证；随之将调整工作时间、工作方式和业余时间的使用；要有行动自由，增加绿化区和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这一切将根据高速、新型电子计算机事先所安排的模式进行合理部署。虽然我相信，这样一个如蚂蚁堆似的世界将永远不会出现。如果它出现了，即使居民们能在食物丰富和相对舒服的环境中生活，他们也会感到憎恨。因为他们将永远失去奇妙的自然环境，而为一个没有生气的，人造的和充满机器人的环境所代替，在那里，一切安乐仅仅是幻想。过多的机械和电子设备、自动化机械、自动化装置和电讯器具会使人们彼此减少接触。同样，把人工劳动减少到最小程度会消除人类同物质材料的接触，而这些物质材料在人类的心目中能组成美丽的形状或有用的形式。这时，人类不能称心如意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他们将会感到自己已经失去了一部分人性。

我对这幅情景表示异议，但是我能建议别的什么呢？或者讲得通俗一点，我能设想出什么样的“合乎需要”的可供选择的社会，可以付置现实的情景呢？例如，能不能为２０００年和以后设想一幅情景？即使未来的情景在今天是时髦的，要以清楚和合理的形式为此进行技术准备也是很复杂的，这些技术尚未为人类完全掌握。除此以外，未来的情景只是一种概念的开端，是实行未来项目的一个粗略的草图，是表示在明天即将互相关连的各种形势，政策和行为的总的迹象。人们要追求这样一个目标，但它的可行性尚未得到证实。

仍然，我们愿意使人类向着明天这个新世界一步步前进，必须从广泛的总前提下进行设想、规划和设计。在这里，似乎我们多半是在讲开玩笑的话，因为我们还不知道自己将走向何处。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正在向前进或者正在全速向后倒退。明天，我们会知道更多些，我们会发现有秩序地到达彼岸的最适当的方法和措施，并了解为达到我们的目的，必须作出什么样的牺牲。让我们想一想有无可能稍进一步探索这个形势，根据现有的各种声明（这次我对于它并没有开玩笑），目前世界上作出主要决策的人都是白人、富人和男人。这些声明兼有讽刺和抗议双重意味，因为那些不属于白色人种的人，那些穷苦的人，不能充分享有伟大的人类决策权；而且妇女在这类事情中很少有发言权。有人可以说这个世界是属于成年人的；是成年人在指导我们的一切而将年轻人排除在外。他们不是协商的对象，甚至对于影响到未来的决议，也即并非影响成年人自己的那些远期决议。青年人也被排除在外。

但青年人却构成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其中３６％是在１５岁以下和接近６０％是在３０岁以下的。因此即使是出于正义的理由和民主的考虑，也应该听听青年人的声音，尤其是关于遥远的未来的发展问题。有时，由于其他各种理由，有人支持这一论点。青年人对未来有较大的抱负，也具有我们目前为改变世界进行自我更新所需的那种灵活性。他们青春焕发，可以把新思想变成现实。他们对现代社会更具有批判眼光，而并没有陷身其中；他们可以比较自由自在地运用自己的创造力量来设想一个不同的社会。他们的心地比较纯洁因为他们对于需要创造一个更正义、更诚实和更高尚的世界更为敏感。他们可能是一种新的文明概念的真正支柱。在另一方面，成年人至今不怎么愿意表明他们自己对未来的创造要作出严肃的承诺，于是产生了选择青年人集团提供这种可能性的思想。我一直在不同的地方与朋友们谈及这点，已有三四年之久，我发现他们对这种思想本身是热情的，而对实行的可能性则表示有怀疑。不管怎样，称为“人类论坛”的这个项目已开始具体化了。

它的基本目的是使我们所有的人知道，什么样的“新的未来”是可能的，和必须做什么使“未来”更有可能产生。在这个关键的议题上，开始讨论的任务应委托青年人是毫不奇怪的。从我刚才已说过的，似乎他们比年纪大的人更为合适。可能只由后一代的改变才能实现革新文化的发展，因人类需要开始一个新的启程，或许这并不是巧合，其他生物品种也是一样，从一代到下一代发生进化，以青年作为它的主将。在这些生物品种中，进化是受生物学和遗传密码的支配的，通过生殖进行传递这就是青年的功用。在对“人类论坛”这个主要概念进行充分讨论之后，一组从几个国家来的第一流的青年人和妇女宣称，这是为人类服务的一项有希望的冒险事业，因此，为了它，选择委派了他们自己。这个首创的小组还准备扩大，并增选从世界不同地方来的２０岁或３０岁的其他青年人。

这个项目的设计是简单和大胆的。它将以创建一个就人类未来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讨论和建议的若干个中心组成的联络网作为开始，这个联络网单独由年轻人进行指导。为了兼容各种各样的文化和观点，这些中心将以许多不同的国家为基地。如能现实地得到重视，这些中心的目的将是仔细研究世界社会可能选择的办法譬如说，为了２０００年及以后以及为此目的而采用的各种政策、战略和手段。对这些研究将出色地进行相互交流，并处理与社会生活有关的一切重要方面的问题从价值到政治制度，从资源的使用到与自然界的关系，从人类住所到人类的权利和责任，从经济到教育，从社会正义到安全与生活水平。该计划已被命名为１９８５年的联合国青年年，整个计划要在１９８５年制订出来。然而，为了使这一事业取得成功，必须有财政支持给予合理保障。事实上，需要相当大量的金钱，特别是在不发达国家维持这些中心，并且要在联络网的战略中心点设立一个小型秘书处，以及使参加者在各个“中心”经常地会见，以便彼此认识，交流思想，评议各自的进展和使他们努力互相密切配合。这个财政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经济情况表明，有可能使计划落空和令人丢脸，特别是当与青年人交往时，人们只看到良好的目的和逻辑需要，但却不给予财政支持，从而使计划受到阻挠。“人类论坛”是一个较好的范例。那就是为什么开始时的步子比原先所期望的要略为缓慢的原因所在。至今已为１９８１年安排了四个会议的日程，从４月至１１月在罗马、加拉加斯、萨尔茨堡（奥地利）和桑但德（西班牙）。到那时候，将准备发动一场国际资金筹集运动。

青年人的这个请求并不意味成年人不应参加“人类论坛”。与此相反，他们之中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已自愿协助年轻人努力去干，所有这样的帮助都是欢迎的。这并不意味成年人应该退让他们现在当权的位置显然，他们似乎没有这样做的企图。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它关心的不是由谁作决议的问题，而是如何作决议的问题，以及人类社会今后应该怎样实施权力的问题。引导几十亿人口的这个人类家庭走向建设性而不是破坏性目的，将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国家的政策和行为必须使人们清楚地了解现实，全球问题的关键思想，是对未来的责任感和鼓励人类的自觉性。所有这些素质在今天还并不存在。年轻人应在我们之中逐渐灌输这些素质内容，表明这些素质是如何的有益，从费用和收益比例来看，对我们全体人类是极其有利的。

这一艰苦的准备工作一旦完成之后，就有尽可能多的人民团体，（实际涉及整个社会）都将参与所期望的未来社会的建设，这是合乎逻辑的。每个人都需作贡献，每个人都将分享其成果。让我总结说，如果我们好好地向前展望可能的未来，我们将学到许多教训。首先，我们将发现自己目前所想所作的模式是错误的或不适当的，而且已经到了不可相信的程度。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首先需要我们提高我们自己和我们的行为。其次，我们将很快发觉，要作出这样的改变，革新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我们将了解到。政治上的明智会促进管理的才能，使年青的后代有广阔的天地让他们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和抱负。

 ３

没有事比这件事更为明显了，即：为了把我们已讨论过的各种理想和奢望变为现实，我们需要有一种扎扎实实的理论基础去支持这一套复杂的革新政策和活动。显然，我们现在的思想方法和意识是过去经验的反映，与现在很不相同；因此在信念、价值、原则、规范、参考系数和精神态度之间已有着很大的距离，现在必须从自然界和我们这个时代向我们提出的挑战的范围来看待这些以往习以为常的指导思想，这确实是一个严重的障碍。此外，为了履行我们的巨大的责任，我们所有的现代人，无论男女，都必须恢复我们的“人性”。我们在为“进步”的疯狂竞赛中，在很大程度上已失去了它。我们对宗教的追求已明显下降，因为宗教是自然界和宇宙的巨大奥妙的产物，而这些，现在已在很大程度上为先进的科学所否定了。我们的精神曾遭受严重的打击，这又有什么办法呢？因为我们已经发现，我们全已懂得，对于一切事物，从无生命的事物到活的生物，只不过是用不同结构形式的混合而成的能量罢了。使能量和精神谐调一致并不容易，使科学和宗教达到谐调一致也不容易。精神和宗教是不能进行推理的，又有谁能够把能量或者科学说成是有灵魂的呢？

现代人类为环绕着物质方面的希望、鼓励和任务所吸引。正是现代世界的本质，把这些选择强加在他们身上；使他们别无他法。并不是每件事都可以用金钱加以定量，加以测定或加以表达的。并不是每件事都可以转换为数据，用一张图表说明一种想象或把它放上银幕，这是没有多少价值甚至没有价值的。在这里起作用的，是脱离事物的无形谎言。我没有时间对衰退作一个没有物质价值的分析。我愿简单地指出，现代的人，无论男女，都属于这样一种模式，我们看来希望他们成为这样的人：对实际事务发号施令的人；了解机器、装置和电子计算机的人；在有空调装置、人工照明的大厦中生活和工作的人；驾驶一辆高速汽车通过拥挤的道路与其它机器装置联系的人；与其它电子计算机对话的人；在别的科学幻想小说大厦中消失的人；跳上一架飞机或跳上另一辆汽车，最终目的是为了得到一个彩色电视机和储藏食物的冰箱而走向他国异乡的人。

这些理想型的男男女女更加着重于他们创造起来的人造世界，或想创造一个胜过自然世界的世界，而他们自己却是这个自然的产物。他们首先感到兴趣的，是他们自己制造的东西，或者是他们开动、操纵或管理的东西。这种情况甚至也适用于食物，他们喜欢罐装、冰冻、瓶装、加工的和储藏的食物。在他们心目中，自然界属于一个遥远的第二位的地方，非物质的东西对他们没有吸引力，甚至连自己的同类，他们也认为不值得考虑的；他们是僵硬的，几乎已失去了人的容貌，他们之中有许许多多已成为数字而不是人。与他们通讯交往是困难的，无聊的；除此而外，他们所有人忙干事务而听不到别人的声音，因此即使各个人有许多力量，拥有财富和能操作不同型号的设备，每个人仍是孤立的。但他们都感到有一种内在的不断增长的空虚，希望给他们的生活带来良好的秩序，对他们的成就和他们正在做的事给予较高的评价。他们也希望有较温暖的人类之间的交往，但由于他们现在的模式是虚假的，因而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实现的，也因为他们的思想方法是错误的，不能如指望的那样，有人肯为他们的目的而尽力。

一种基本上新的思想方法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思想方法能够使广大人类摆脱这个弊端日益增多的技术化时代；这种思想方法依靠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权力地位和责任，使我们人人成为实实在在的人，并愿迎接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完成我们的任务。这种思想方法必须是杰出的人性研究。只有新的人道主义能实现这个接近奇迹的事，以及完成人类精神的复兴。这种人道主义同我们的新时代是一致的，必须改革和扭转那些至今我们认为是不能触犯的各种原则和法规，但这些原则和法规现已变得不能应用了，或者变得与我们的目的不相一致了；这种人道主义必须鼓励新的价值体系的兴起，以补偿我们内在的不平衡，创建新精神的、伦理的、哲学的、社会的、政治的、美学的和艺术的推动力，来填补我们生活中的空虚；这种人道主义必须能够在我们之中恢复爱、友谊、了解、团结、牺牲精神和欢乐，这是我们最最珍贵的需要；这种人道主义必须使我们了解这些素质，把我们和其他生命形式和与世界上各地的兄弟姐妹们更紧密地联结起来，使我们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新的人道主义也必须具有充分的力量和灵活性，使我们可以控制现在正统治着我们的物质革命；新的人道主义向我们表明，对于现在正在人类体系中进行的各种社会政治革命，我们应该怎样给予鼓励，怎样给予和平的建设性的指导，而在目前，我们只能让这些社会政治革命郁积在心中或听任其发展为暴动；我们懂得，机会错失将永远不会再来，不论花多大代价，我们必须重视思想的重要性。此外，必须在全世界范围内行使这样的影响，它将不仅是改变某些国家、某些阶级的观点和行为，而是使之能为世界上大部分的人口所接受，让他们看作这是自己的事情。最后，必须让我们人类懂得，我们在地球上处于上层的地位，那就有责任使自己作为生命洪流中的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发挥调节作用的保护性因素，而无权以绝对统治者的身份对地球上其他生物品种行使生杀大权。因此，这个新的人道主义本身必须是革命的，在人类意识中有其伦理的和道德的基础。它必须是真正的人类革命，它的成功，是对于人类在今后困难时期中取得生存的必要条件。而它的成功，也是现代人类必须接受挑战的一项成就。无疑，完成这一事业将是长期的、痛苦的、曲折的，并且将会争论不休的。然而尽管这个世界受到灾难和黑暗的威胁，已有预兆表明，改变的种子已开始萌芽。这些预兆告诉我们，人类的革命不是不可能的，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现在的条件是最敏感的，最富有想象力的，管理社会的各个建设性的部门共同联合起来，把那些仍在迟疑不决和分散的力量组织起来，发挥应有的作用。为了鼓励人们去讨论和评议，我将在本书的结尾提供“智慧的种子”，我认为，应能鼓励新的人道主义。

在８０年代这个决定性１０年的黎明时刻，我们不应该失望。作为世界人民的我们，仍能用我们的双手把握未来，开始创造我们共同的命运。总之，不要怕走弯路，我希望再次强调，在无数必须做的事情中，有三项是基础性的重要事项。我在本书的最后部分对此已作了简要的阐明，可总结为如下的次序，作为我们走向未来的里程碑，开始我们的行动。这三项是：

１．人类革命置个性发展于一切发展的中心，必须提高人类的素质、能力和责任感。严格来说，它包括：

·伦理、哲学和有关人生观的人性研究的更新。

从广义来说，它也包括其它的文化发展，它必须促进、伴同和对新的人道主义给以实际推进力，我已经讲过二个广泛的范围：

·由青年人提供选择所喜爱的未来的设计，他们随时准备专心致志于他们的成就：

·一场具有普遍学习基础的发明运动，正在扩大到全世界。

２．改进社会和人类体系的政治结构，以确保人类的治理能力。

这项事业的两个主要点是：

·变东西紧张局势为积极协作；

·南部的自我改组，以便能与世界体系有机地相结合。

３．建立以国家间的自愿联合为手段，采取全球政策和战略，不要等待系统化或总体化的计划。

由领导人采取行动，不久将有机会在下列各方面表明现有的政治品质：·南北最高级会议——在１９８１年秋季首次开始——这是世界对有关未来的全球协作新形式的安排。

我们子孙后代，他们的命运是要在这个历史决定性时期求取生存，决不能再处于置人类各种危境于不顾的状态之中了；我们子孙后代的未来（不论是好是坏），再也不能听从目前南北最高级领导人所作的选择或他们所制订的行动道路了。如果所有的人民和国家采取明智的和负责的集体行动，在我们前面仍将有人类事业的大好时光。

向这方向移动的是８０年代的决议。然而，必须有人首创和要求其他人从长期和全球性的剖析来讨论这些问题。

江帼君  译 （选自《未来的一百页》，中国展望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谢选骏指出：创造未来需要学习吗？不需要学习，因为这是本能的活动。相反，抑制创造未来的活动，那才需要学习——循规蹈矩、闭关锁国，就是实例。

  

【16、天下一家的来临】

德贝吾

史宾格勒曾著书宣称西方文明已经没落，果真如此吗？德贝吾在《西方之未来》一书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德氏在书中①分析了文明发展的几种主要理论以及文明发展的主要特征，②探究西方文明所处的现状及其潜在的创造力，③预测未来的世界将是多元化的世界，而欧洲则成为统一体。此书写于７０年代初，印证了当前的现实，可发现德氏的书中有某些真知灼见。这里选录的是该书中的第十二章。

在本书第一部，我们曾分析过关于文明发展的几种主要的理论，后来又综合了文明发展的主要特征。在本书第二部，我们依据在第一部所说的文明发展之一般型模，试行探讨西方文明已经到达文明发展的什么阶段，并且估量西方文明现有的创造力如何。这一番研究，使我们得到一个结论：照史宾格勒说，在世界和平到临之前往往发生骚乱与阵痛。照陶英贝说，在普遍国家实现之前往往发生骚乱与阵痛。我们西方社会现在也许正是面临这一阶段。

１９５２年１０月，陶英贝在爱丁堡发表演说。他在这篇演说里坚持这种看法。他说：“在半个世纪以内，全地球的表面将在政治上统一起来，这种统一是经由集中那操诸少数集团之无可抗拒的军事力量而完成的。”至于这种统一是否要经过一次世界大战，陶英贝则不敢断言。但是，我们要得到这样的结论，倒不一定要根据烦杂的历史哲学。现在交通迅速，地球相对的缩小。就凭这一个角度来看，我们也不难知道世界未来的归趋。１８７２年，朱利·维纳（Ｊｕｉｅｓ  Ｖｅｒｎｅ）幻想弗格（Ｐｈｉｌｅａｓ  Ｆｏｇｇ）在８０天以内环绕地球一周。现在，我们很容易在八天以内环绕地球一周。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藉超音速的交通工具，也许不要八小时就可以绕行地球一周。

这一类科学技术所引起的根本改变，对于西方国家的社会结构会发生深远的影响；在事实上，对整个世界也是如此。世界很快就要发展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复能够用左手割掉右手，因为左右两只手都是一个身体上的东西。时至今日，如果我们继续要从事大规模的战争，那就像一只鸟用它自己的嘴把自己的心啄出来。现代全体战争底范围如此之大，技术如此之复杂，需要举国悉力以赴。任何国家如长期从事战争，未有不弄得疮痍满目的，现代科学技术进步所形成的破坏力之大至足惊人，文明人类不能再听任大家无限制地使用这样可怕的破坏力来从事战争，来破坏人类自己。不用说打仗，即使是准备战争，也要消耗大量的金钱和精力。这不是任何国家长期经受得起的。韩战爆发之初，西方有些国家就拿一半以上的预算用于国防，除非有紧急事态发生，没有任何国家能够这样做，也没有任何国家愿意这么做。 

除了上述的情形以外，两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告诉我们，战事过后，无论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得作超人的努力来恢复战争所带来的创伤。因为，世界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很密切，战胜者不能听任战败者毁灭下去。总而言之，现代全体战争所需要之努力，不仅与实际战争之范围成正比而已。现代全体战争所需要之努力，已三倍于往昔战争：在战争之前需作全面准备；在战争进行之中需作全面战斗；在战争结束之后需要做复兴工作。

西方文明现在遭到战争的危机所威胁。战争危机之威胁，在过去曾毁掉了若干文明。一个文明如把太大部分的精力用于非生产事业，这个文明是不能持久的。我们在这里所称“非生产事业”，可以用来指谓建造金字塔，也可以用来指谓制造铀原子弹或氢原子弹。因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其为非生产性的则一。当然，从未来可能的发展来看，二者还是有不同之处的。建筑金字塔无关乎国计民生。斯巴达穷兵默武只能扰害和平。而发展原子能力，同时可作和平用途。谈到这里，我们又发现西方文明令人兴奋的创造力。假若我们能够克服原子能所引起的危机，那么这一创造力又为我们开拓新的远景。

人类悠久的历史中，西方科学首次发展出力足击毁整个敌国的能力，甚至能摧毁整个文明的能力。从理论上着想，这么巨大的力量不能始终为两个敌对的集团所分别掌握。从历史和常识两方面来看，这种局面是不能维持长久的：要么诉诸一战，要么同意不用集体毁灭的武器。如果诉诸一战，西方世界一定获胜，不过这得支付大量文明生命的代价。关于这方面的理由，我们以后再讨论。

即令不管战争底影响如何，今日世界各部分之互相倚赖，事至显明。西德不能离开东德而单独生存。西欧离开农业的东欧，也无法进行工业化。亚洲若无西方底技术援助，将不能提高生活水准。没有南美的出口，北美将不易自给自足。假若没有美国大量工业生产出口，则地球上任一文明区域将不能保持其文明的生活方式。凡此等等情形促使世界产生一个新的形势，即是希望世界和平以及建立某种形式的世界秩序，这已不复仅系大家扼持的虔诚理想，并且是生存自保上绝对需要之条件。天下一家之说目前固然尚未实现，但是迟早一定会实现的。不过，天下一家不能靠表面整齐好看的计划来实现，订立宪章亦无济于事。天下一家的目标之实现，只有靠实际事势之推移。实际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需要使大家不能不走上天下一家之路，大家只有逐步走上这条路。今后的世界无论藉和平的方法或强制的方法，总是要以天下一家为鹄的。

实现天下一家的途径，除了上述战争或和平以外，也许有人在理论上可以想出第三条路。第三条路就是冷战。共产党与民主世界之间的冷战也许无限延长，间或也来一下像韩国或越南这样武装的“边境冲突”。这种光景，和过去基督教世界与回教世界对峙数百年相同。

然而，这种情形会实现吗？

谁也不能预料现在这种紧张局面究竟要延长多久。但是，照作者看来，现今世界这种光景不像是能够成为半永久性的僵持状态。在过去的年月里，基督教与回教之对峙，或者巴比伦与亚述之对峙，都构成永久性的僵局面。但是，现在却不能。时至今日，世界的情况有两方面与往昔根本不同：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由于技术发展之结果，战争是全体性的；世界的各部分又息息相关。

在过去，一个国家发生战事，战事只在边境进行，后方人民多少还是过着平时的生活。现代的全体战争——发动则全身动。所以，时至今日，两个敌对的集团如有武装冲突，迟早会引发全面战争的。这是今异于昔的第一点。今异于昔之处还有一点：如果国与国之间长期没有武装冲突，而开始真正和平共存，那么彼此之间就要发生相互的影响。彼此间一发生相互的影响，则会起某种程度的融和作用。这样一来，久而久之，现有的冷战也不致于永久弄下去。冷战也许会继续若干年之久；但是，似乎也不致于延长几个世纪。冷战总会在和平里求得结束；或者在战争里求得结束。

（选自《殷海光全集》第三册，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０年版）

谢选骏指出：人说“天下一家的来临”，但却“预测未来的世界将是多元化的世界”——这难道不很矛盾吗？但是若不这样矛盾，这样鼠目寸光，他又怎能获得畅销的位置呢？

  

【17、全球大一统的可能性】

汤因比  池田大作

阿诺尔德·汤因比（１８８９——１９７５），著名的英国历史学家，以《历史研究》（１２卷）而名重一时。池田大作（１９２８－），著名的日本社会文化活动家，创价大学的创始人，曾多次与各国领导人、知名学者进行对话，探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这里选录的是池田与汤因比的一段对话，出自《展望二十世纪》的第二编第四章，题目为编者所加。

东亚的任务

池田  自从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以来，美国和中国的对立就成了亚洲，特别是东亚地区的最大问题。朝鲜战争也好，印支战乱也好，虽然一般都是以民族解放战争的名义发生的，但这些战争都迅速升级，发展成为美中对抗或者对抗的边缘，这是众所周知的。１９７２年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席位。以此为转机，美中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但还没有因此完全和解，达到友好关系。而只是以前没有公开正式对话的两个国家，开始有了公开正式接触的场所和途径。就是说，朝鲜战争也好，印支战争也好，中国一直居于背后，始终支援北方势力，从不公开露面，很少出席国际会议，也可以说是没有能够出面的场所。美中和解的直接动机是中国在国际政治上，已经发展到连美国也不敢忽视的程度。在美国不得不承认中国力量的背后，当然越南战争的失败也有很大影响。美国从亚洲撤走陆军，无论如何也需要和中国直接交涉。今后美国为了维持亚洲地区的稳定，也需要和中国不断地对话。所以，虽说是美中和解，但似乎和现在的美苏关系有些类似。我想倒可以说，美中和解并没有越出在拥有庞大核武器的前提下，建立在力量均衡基础上的“和平”领域，处在美中峡谷中间的亚洲各国基本上还没有消除不安。

汤因比  美苏间紧张局势的缓和迄今不过是表面现象。美中间的缓和比较起来有些实质性的东西。但走向和平的前景还不确实。然而，由于战后国际关系结构从两极体制变为多极体制，超级大国会不得不以空前积极的态度去确立友好的建设性关系。因为今后每个超级大国各自都必须努力避免同别的超级大国结成的同盟相对抗。

池田  诚然如此。从全世界看，这种推测是站得住脚的。仅就夹在美中或美苏之间的亚洲各国来说，我想亚洲各国大概有必要自主地采取中立主义立场，形成一个缓冲地带。要这样作，不管怎样日本拥有为政治自立所不可缺少的经济力量，它应当带头。日本还有责任协助亚洲其他国家各自去确立自己国家的自主性。就日中关系来说，两国有着１０００余年长期的文化和社会的交流。中间陷于敌对关系，仅仅是从日中（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这段时间。从历史上看，像日本那样作为独立国和中国深入交流的国家是没有的。日本怎么看中国，这对世界对中国的看法有相当的影响。亚洲就不必待言了，为了世界各国和中国协调下去，日本也应当起带头作用。在这点上，日本应完成的任务是不轻的。这样，如果实现以日中为中心的亚洲团结，当然会对世界政治有很大影响。关于中苏关系，现在还看不到好转的征兆。为了牵制日中之间的接近，苏联将要谋求与日本接近，是可以充分预料的。不管怎样，以日中为中心的亚洲团结，一定会对世界和平作出巨大贡献。这是日本的一般看法。

汤因比  因为今天日本的确是世界经济大国之一，所以在外交上谋求和核超级大国之间关系的改善，也是负有重要任务的。尼克松总统对中国政策的转变，对全世界来说都是个好消息。因此对日本来说，更是好消息。但是这么一来，美国却使日本处于尴尬的境地，哪怕是一时的。在过去２０年中，美国强迫日本支持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为此日本付出了招致中国愤怒的代价。尽管如此，这一次美国却突然把日本抛在后边，自己抢先耸人听闻地表示出对中国和解，而让日本继续背着反对中国的臭名。虽然这么说，日本追随转变方向以前的美国对华政策，也并没有成为改善日中关系的严重障碍。因为中国方面一定十分了解，日本追随美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也不一定符合本意。而且中国也一定充分认识到，日本国民相信１９４５年战败以后，只有站在日中平等的立场上自主地与中国合作，日本才有前途。把这些问题综合起来考虑，我也确信，日本和中国历史性的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最重要的。日本通过引入“中国版”的佛教，日本民族开始自发的“中国化”运动，是公元六世纪，比英国国民引入“罗马版”的基督教，谋求自主的文化建设，大体早一个世纪。中国文明在日本历史上所起的作用，是难以估价的。日本民族的确成功地把中国文明改变成自己独特的东西了。即或如此，一点也不能降低中国文明在这里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访问奈良和京都的西方人，对中国和日本过去１４个世纪中在文化上的相互作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赖肖尔译成英语的九世纪日本僧侣圆仁写的日记体中国巡礼，西方人看了对此也有强烈的感觉。日本和美苏已经有良好关系。同时消除了以前阻碍日中友好关系的来自美国的障碍，同中国建立了和解。并且由于长期的文化交流，可以设想日中关系今后要比美中关系、中苏关系，都要更加密切。从这些事实来看，日本今后在外交方面，会站在独自的立场上，在核超级大国中间，起着俾斯麦所说的“公平的中间人”的作用。根据现行宪法，日本没有交战权，并且是没有核武器的国家。这些事实可能使日本在完成这一任务上具有更大的能力。这样，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扮演的第二个角色就是“公平的中间人”。但是不管中间人的工作看起来如何重要，我想日本最终的任务还不只限于此。我相信日本最终要和中国、越南、朝鲜共同合作，形成一个将来可以以此为中心统一全世界的轴心。

池田  我也想日本最重要的事情是如何才能对亚洲作出贡献，亚洲怎样才能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对和平的建设作出积极的贡献。从现实来看，直率地说，亚洲地区是属于世界后进地区，其大部分被饥饿恐怖气氛所笼罩。从工业的原材料的供应来说，由于世界别的地区有更为有利的供应源，加之科学技术的发达，欧美各国和日本在开发代用材料，与此相比，亚洲各国的立场也并非那么优越的。亚洲自己独立地进行正规的工业化，还是遥远未来的事情。科学文化方面与欧美各国相比，也是相当落后的。只是使我注意的是，在东亚各民族的思想深处存在着佛教思想。远比基督教古老的佛教思想的影响，在今天已越来越难以看清。但是它确实滋润和培育了东亚各民族的精神，使其整个历史可用“和平”二字来概括。以佛教思想为基础培育起来的东亚文化，在自然和人之间美好的协调中，一方面使人在内心赋有一种安详平静的感觉；另一方面，又有一种求“生”的强大动力。由此来看，东亚人能对人类文明与和平作出贡献的途径大概是哲学和宗教领域，特别是佛教思想。

汤因比  我期待着东亚对确立和平和发展人类文明能作出主要的积极贡献。世界要稳定下来，这才是避免世界陷于悲惨结局的唯一道路。我认为亚洲其他地区即印度、巴基斯坦次大陆和中东地区，对这种稳定似乎还不能起到这样的积极作用。中东有庞大的石油资源，但印度、巴基斯坦和中东在经济上都很落后。并且这些地区在政治上也很混乱。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巴基斯坦和盂加拉以及阿拉伯各国内部政治上的保守派和激进派等等的对立，这和北爱尔兰的旧教徒和新教徒之间的纠纷性质是相同的，不过规模较大。因此西亚的各国国民，大概对人类各种问题的解决，不会有什么帮助。相反，他们倒有一定要靠别的国民帮助才能解决的自己地区的问题。

另一方面，东亚的状况怎样呢？中国现在在经济、军事两个方面都不是超级大国，在这些方面即或想与美苏对等，成功的前景也是遥远的。然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日本以及别的很多国家，还是把中国看作是世界上的一大势力，这在他们的行动中可以看得出来。苏联由于担心中苏关系恶化，对西方就更加采取和解态度。尼古松总统访问北京，也显示对中国的重视。这些都明显地表示中国是有威信的。可以设想，中国现在有这样的威信，将来也会有。但是，中国在物质方面的力量和这种威信完全是不相称的。这究竟该怎样说明呢？

从鸦片战争到中国共产党统一大陆之前，世界各国都以轻蔑的态度对待中国，无所顾忌地欺负中国。从物质方面说，就是现在中国和西欧各国、苏联、日本等相比，也不比过去受屈辱的那个世纪强大多少。虽然如此，像今天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２０００年期间所建立的功绩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中华民族的美德，就是在那屈辱的世纪里，也仍在继续发挥作用。特别在现代移居世界各地的华侨的个人活动中也都体现着这种美德。

东亚有很多历史遗产，这些都可以使其成为全世界统一的地理和文化上的主轴。依我看，这些遗产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华民族的经验。在过去２１个世纪中，中国始终保持了迈向全世界的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地区性国家的榜样。

第二，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逐步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

第三，儒教世界观中存在的人道主义。

第四，儒教和佛教所具有的合理主义。

第五，东亚人对宇宙的神秘性怀有一种敏感，认为人要想支配宇宙就要遭到挫败。我认为这是道教带来的最宝贵的直感。

第六，这种直感是佛教、神道与中国哲学的所有流派（除去今天已灭绝的法家）共同具有的。人的目的不是狂妄地支配自己以外的自然，而是有一种必须和自然保持协调而生存的信念。

第七，以往在军事和非军事两方面，将科学应用于技术的近代竞争之中，西方人虽占优势，但东亚各国可以战胜他们。日本人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第八，由日本人和越南人表现出来的敢于向西方挑战的勇气。这种勇气今后还要保持下去，不过我希望在人类历史的下一阶段，能够把它贡献给和平解决人类问题这一建设性的事业上来。

在现代世界上，我亲身体验到中国人对任何职业都能胜任，并能维持高水平的家庭生活。中国人无论在国家衰落的时候，还是实际上处于混乱的时候，都能坚持继续发扬这种美德。不过中国也并不是总处于混乱状态。１９１１年到１９４９年是动乱时期。在这以前也有过几次混乱时期。这都是事实。然而从纪元前２２１年最早的政治统一以来，在政治上大体上都保持了统一，有效地统治下来了。纪元前２２１年以前的中国政治史跟旧大陆最西部分的政治史有些类似。中国也被不少好战的地方国家群雄分割过。但是纪元前２２１年以后，政治上的分裂和无政府状态的逆流是极为少有的并且是短暂的。从整体上看，帝政中国的历史是一部在政治上富有成功经验的历史，而且今天还在以“人民共和国”的形式继续存在着。这跟在西方企图实现持久的政治统一和和平而没有达成的罗马帝国的历史，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欧世界再也没有能够挽回原来的政治统一。当然西欧世界在人们活动的所有领域，都发出了巨大的能量。过去５００年间，在经济和技术方面而且一定程度上在文化方面，把全世界统一成为一个整体了。然而在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本身或在世界其他地区，都没有实现过政治上的统一。不仅如此，西方对政治上的影响是使世界分裂。西方对自己以外地区推行的政治体制是地方民族主权国家体制。罗马帝国解体后，西方的政治传统是民族主义的，而不是世界主义的。由此看来，今后西方也似乎不能完成全世界的政治统一。不过今天之所以在政治上要求世界统一，从起因来说，也是因为西欧各国国民把势力扩展到全世界的结果，在政治以外方面已经实现了世界统一的缘故。这也是不能否认的。将来统一世界的大概不是西欧国家，也不是西欧化的国家，而是中国，并且正因为中国有担任这样的未来政治任务的征兆，所以今天中国在世界上才有令人惊叹的威望。中国的统一政府在以前的２２００年间，除了极短的空白时期外，一直是在政治上把几亿民众统一为一个整体的。而且统一的中国，在政治上的宗主权被保护国所承认。文化的影响甚至渗透到遥远的地区，真是所谓“中华王国”。实际上，中国从纪元前２２１年以来，几乎在所有时代，都成为影响半个世界的中心。最近５００年，全世界在政治以外的各个领域，都按西方的意图统一起来了。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

池田  从中国的历史上看也好，从日本的德川时代看也好，所谓在政治上的成功，就是意味带来和平。这的确是值得称赞的，然而另一方面，禁锢个人的创造性和自由，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倾向也特别突出。中国和日本受到来自欧洲的冲击，打碎了和平的美梦。其原因就在于对个人创造性的压制。导致了文化的停滞，因而大大地落后于用自己竞争的方法取得显著进步的欧洲。现在人类面临的最大课题，倒不是这种进步，而是稳定与和平。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式的统一也许是有意义的。但是如果由此个人被禁铜在社会里，自由发挥才能受到压制，那么这种体制到底是否能永远继续下去，就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

为此，必须考虑这样两个问题，即怎样既实现政治稳定与和平，同时又保证个人能力的自由发展和创造性的发挥，以及为实现上述目的应该建立怎样的体制。博士和我的意见有分歧。我所设想的经济共同体方式即所谓在平等立场上的联合方式，大概可以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这一问题可以姑且不论。一般地说，世界是由美中苏三国的三极结构形成的。而中国声明说它不作像美苏那样的“超级大国”。然而中国在传统的文化上，其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中国还有跟历来西欧各国根本不同的国家观、世界观和文化观念。今后中国一旦在国际社会这一舞台上大显身手，特别对亚非各国一定会产生相当大的波动。我特别注意的是废除核武器问题。我在期待和注视着中国是否能利用联合国的席位，在裁军委员会等地方大声疾呼，在自己废除核武器的同时。也促进美苏两大国这样做；并且是否能对实现世界持久和平表示热心。

统一世界的课题

池田  博士谈到世界被统一在一个政府下的过程时，反复谈到可能会以中国或中国统治原理作为原动力，作为核心；并设想在达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也许需要具有出类拔革的独裁者发挥作用。您还期待着出现一个新的世界宗教，作为大同世界各国人民的精神纽带。把博士对不同问题的见解归纳一下，我从中看到有贯彻始终的一条线。这是以儒教哲学为基础，在一个皇帝统治下，壮大永存的“中华帝国”的形象为其规范。然而在现代世界，使人们接受一人统治的想法有些过于困难。这是因为现代人反对由一个人进行统治、领导的作法。即或作为今天从混乱中产生的一种反动而要求独裁，那就更加危险。讨论这个问题时，我曾谈过统一欧洲的尝试，大概可以成为将来统一世界的一个楷模。就是说，有独自的个性和不同历史背景的“地方国家”，各自都保持着自己的个性和独立性，在平等的立场上形成一个联合体。这样的西欧方式也许应该成为未来统一世界的基调。这就是我的想法。

需要有一个把世界各民族结成一体的宗教或者哲学，这就是我的强烈信念。为了宗教上或理念上的统一，也许还需要一个领导能力很强的人物。但是即或在这种情况下，领导者也没有政治权力，应该是宗教上或哲学理念上的领导者。至于政治权力问题，要由站在平等立场上的各民族代表，公正地协商解决。正如博士指出的那样，对欧洲来说，分裂一直是它的报应。然而如果欧洲实现统一，不就转变了过去的报应了吗，现代欧洲的经验，不是可以说比中国纪元前三世纪的经验还更有意义，更有成效吗？以中国作规范的作法，对短时间战胜危险是更有成效的。然而，也许会陷入更大的危险境地，也是在下赌注。欧洲方式也许要花时间，需要顽强的努力，但我想没有大的危险，您看怎么样？再者，博士谈历史上武力统一的事例，其中是否还包含着一个经验？信长、秀吉、家康统一日本，是在古代形成过统一国家这一传统观念和传统精神的基础上完成的。古希腊同盟也有共同的Ｈｅｌｌｅｎｅｓ（希腊人对自己国家的称呼）这一整体感。十九世纪意大利的情况，也有古罗马时代的影响。看来，武力统一只是在动机上起作用。更强大的因素，是否可以说是人们心中的连带感和整体感呢？况且，在这些事例中，武力还可以算是“较小的罪恶”，而今天行使武力，就必须得看作是“绝对的罪恶”。因此我认为，为了今天的统一，首先应该考虑的，是形成人类在精神上的整体感。在这个基础上，为实现具体的统一而应采取的方式，是自发性的统一。

汤因比  您说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武力统一世界的尝试，只能是自取灭亡，达不到统一的目的。我也认为是这样的。在战斗方式上，处于一个极端的游击队和另一个极端的核战争，已使武力统一成为不可能的事情。然而就我所知，在过去的政治统一中都没有达到全世界的统一没有一个不是用武力完成的。但是我同意您的见解，即过去用武力统一所取得的成功，也是跟广大群众要求政治统一的愿望相结合的结果，没有这种广泛的愿望，只用武力恐怕是完不成统一的。

如您所说，１６世纪日本的统一、１９世纪意大利的统一，都是通过民众的感情和武力相结合而实现的。但是如果没有武力，真的能实现政治统一吗？古代希腊的例子是最恰当的。希腊各国国民，最晚已在纪元前八世纪，就在文化上有了强烈的整体感了。这或者作为全希腊宗教中心地或作为全希腊祭典等重要的非政治的各项制度中表现出来。然而从纪元前４８０年开始的三个世纪里，有些城市国家为了避免被波斯帝国合并，暂时也进行了合作。从那以后曾几次力图实现政治上的统一，但始终没有成功。最后希腊被非希腊势力的罗马以武力征服，陷于被迫统一的困境。看看希腊的历史，我不能不对今天世界自发进行政治统一的可能性，感到悲观。虽说如此，如不尽早实现政治统一，人类肯定是不能继续存在下去的。这样看来，我对人类的未来也不能不感到悲观。然而通过宗教方面的革命，使人的思想感情急剧地广泛地发生变化，也不是不可能的。这也许会使事态好转。

池田  我想这也是很难的事情，而要解决这一困难的课题，使人类继续存在下去，唯有依靠宗教热情和宗教理念。

例如，中国统一的基础，过去是儒教和道教，现在是毛泽东思想在起作用。欧洲在中世纪的某一时期，比今天更紧密地统一成了一个整体，也是靠基督教的力量。伊斯兰世界的统一，也可以说是靠穆罕默德的力量，靠《可兰经》的力量吧。在基督教、伊斯兰教、儒教、道教都衰落的现代，赋予世界人类统一以力量的新宗教又是什么呢？这是一个问题。当然宗教不能用权力去推行。没有人们自发的求道心和信仰热情的支持，是没有意义的。现代人所开拓的理性，对不科学的，不合理的教义的强烈反抗是压制不住的。由于不合理只是部分的，所以也许对一些人还有些吸引力，但不能吸引大多数人。如果得不到大多数人的信仰，那个宗教就不能成为时代的潮流。

对这种新宗教世界宗教的必要性以及这种宗教应该具备的条件，我想听听博士的看法。

汤因比  在过去实现的部分统一中，武力称霸的同时，宗教也是一股强有力的力量。在帝制中国和罗马，武力统一之后，接着就是宗教统一。帝制中国采用儒教作为国教，罗马采用基督教作为国教。在伊斯兰历史上，也是传教和武力征服相辅相成进行的。但是中世纪的西欧世界，既不是宗教统一和政治统一同时进行，也不是二者相继进行的。估计将来在全球规模进行人类自发统一中，总要有一个共同宗教在世界推广，由此来完成这一重要任务的。

人类向宗教寻求关于人生的目的、意义和命运等问题的答案，人的头脑还没有足够的知识和理解力，能对这样的根本问题作出经得起考验的回答。我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只能是试验性的，假说性质的。传统的各个宗教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自己武断的回答。而这些似乎真实可信的地方，恰是这些宗教本来所具有的魅力之一。但是现代人发现这些似乎真实可信的东西，实际上错误百出，对这个宗教教义的幻想破灭了，结果对该宗教本身也都不再相信了。

我想自以为是的宗教是不会再为人们所接受了。倒不如坦率地宣布“我们对人生根本问题的答案，始终不过是一种推测”。这样的宗教，因为它的坦率，反而可能受到尊重。然而仅仅回答关于宇宙本质问题，还不是宗教唯一的任务，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任务。宗教在揭示宇宙构图的同时，还要给人类的行动指出方向。正是宗教的这种作用，才能满足人们精神生活中的一部分要求。传统的各种宗教的教义，各自都有很大差别。但是有关人类行为的宗教戒律，在很多重要地方都大体上一致。就是说，虽说教义本身已失去信任，可是那些宗教戒律仍然有效。我猜想未来人类信仰的任何宗教，大概都会主张同样的宗教戒律。

宗教主张的最重要的戒律就是“克制自己才是人类的第一课题”。我们必须克制贪欲和自满。并且现在由于技术进步的结果，人把自然环境跟自己的关系给完全颠倒了。而人类这两个决定性的缺点，恐怕也空前地蔓延开来了。最近由于人类征服自然，结果增长了骄傲自满，同时也增强了放纵贪欲的力量。现代人自满的根源是科学技术上的成就。科学成就虽然解决了一些老问题，但是作为代价也带来了不少新问题。在所谓发达国家中，物质虽然丰富了，但却污染了自然环境，引起了生产者问的财富再分配的社会抗争。

今天，产业革命的结果，证明了现代人虽然在科学技术方面具有卓越能力，但还不能控制自己周围的环境。这一些跟原始人没有什么两样。现代人之所以不能控制环境，原因就在不能克制自己。克制自我才是避免自己失败的唯一方法。以前的传统宗教也都明确过这条真理。相信将来具有真实性的宗教，也一定要明确这条真理。

自我克制才是宗教的真髓。主张自我克制这一传统宗教戒律的宗教，才是未来能使人类皈依的宗教。因为我相信，我们作为人类享受现世的人生，会面临种种挑战，只有自我克制才是应付人生的唯一有效的手段。

陈国梁  译（选自《展望二十一世纪》，国际文化出版公司１９８５年版）

谢选骏指出：1988年我就出版了《秦人与楚魂的对话：对<展望二十一世纪>的诘难》一书，对汤因比和池田大作两人之间的虚伪饶舌的对话，进行了系统批驳。

【18、未来是现在的期待】

贝尔（ＤａｒｌｉｅＩ  Ｂｅｌｌ）

６０年代中期，丹尼尔·贝尔组织了由专家、教授与政府官员组成的、名为“２０００年委员会”的研究小组，对未来重大问题进行探讨。这篇文章是该委员会的理论宣言。丹尼尔·贝尔生于１９１９年，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他关于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矛盾的阐述，闻名世界，重要著作有《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等。曾任美国全国技术、自动化和经济发展委员会委员等职。１９７２年全美知识精英普选时，他曾以最高票名列２０位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之首。

圣·奥古斯丁说，时间是一个三重的现在：我们正在经历的现在，作为现在记忆的过去，作为现在期待的将来。根据这一观点，２０００年的世界已经来到，因为无论在我们作决定时，还是我们在设计环境、划分限制的范围时，我们都融入了将来。正像１９世纪的城市街道网导致了２０世纪城市的直线增长。２０世纪新的公路网，新城镇的布局，研究生院课程设置的改革，设置或者不设置公用电脑设备，等等诸如此类也正在塑造２１世纪的构造学。未来并非是远距离的大步跳跃，而是始于现在。

这就是２０００年委员会的前提。该会旨在指明当前各项公共决策的长远后果，预测未来的问题，开始设计各种解决方案以便我们的社会有更多的选择，从而找到一种人道的办法。而不会如现在那样，常常因为问题不知不觉降落到我们的头上，我们不得不以权宜之计匆匆应付。

２０００年的话题几年以前还是一个严肃的学术研究课题，现在也成了各种舆论工具热衷的题目，这在预料之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把它的记实节目“２０世纪”改为描述未来种种奇观的“２１世纪”。《华尔街杂志》定期刊登一篇有关社会与技术变革的连载。《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未来学家看公元２０００年》的文章，２０００年也常常是巡回演讲的题目……

所有这一切尽在意料之中。人们如此关注于２０００年，显然是由于“千”这个字的魔力。人总是被Ｃｈｉｌｏｉ的神秘诱惑力所吸引。Ｃｈｉｌｏｉ是希腊语一千的意思。从这词又派生出我们的宗教术语Ｃｈｉｌｉａｓｍ，这是一种对摆脱了所有现世不完美之处的来生的信仰。

今天人们对未来的兴趣很大一部分是由于技术移山倒海、改天换地的魔力。《时报》写道：“专家人数与日俱增，使得预言成了一门严肃的高度组织的行业。之所以有从事这一行业的专家，是因为过去５０年的技术发展远远超过了过去５０００年的总和。”大多数对未来的描述集中于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前景。预言的可能性、技术魔力的前景及千数是一个转折关头的观念，不可抗拒地结成一体，成了一个吃得过饱的压榨机，却还需不断地吸引新东西、新事物。２０００年虽然还没有成为世界运动，但已具备了这一运动的一切因素。

所有这一切既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利的一面。不利的一面是，一项严肃的、至关重要的运动有可能变成一种一时的风尚和时髦。它会使这一运动变得平庸浅薄而很快销声匿迹。第二个缺点是引起人们过高的希望。目前还没有可靠的预言或预测方法，但为了给运动做宣传，某些耸人听闻的预言常常受到鼓励……人们不认真努力进行预测，而是去搞复杂微妙的确定选择条目的方法。这一切的第三个弱点是把我们的主要注意力引向了“新发明”，并宣称这些“新发明”能够改变我们的生活……但是昨天惊人的描述很快成为今天散文的事实。２５年前，技术杂志登满了有关“分级马力”未来奇迹的文章，说这种马力会减轻我们的所有负担，改变我们的生活。虽然具有分级马力的小机动车间世了，但也导致了电牙刷和刻刀这类玩意儿的出现。

一个复杂的社会不会顷刻得到改变。从新发明的角度来考虑，２０００年的美国与１９６７年的美国的相同之处将多于不同之点。过去５０年中，汽车、飞机、电话和电视把人们集拢在一起，增加了人们之间的网络联系与相互影响，这已成了日常生活的基本模式。今后３０年的技术变革完全不可能根本改变这一模式。超音速飞机只能“加强”网络联系，使世界更像一个大家庭。我们社会面临的主要挑战和问题是环境、城市规划、研究生教育、人口密度、贫困、政治机构受到多方压力而变得脆弱无能，这一切到本世纪末也难以解决……

但这并不是说不会像过去３３年中那样产生实质性的变化。但人们必须明了这类变化的性质。总的来说，社会有四大变化根源。第一是技术。技术为人们控制自然，改变资源、时间与空间开辟了许多可能的前景，但也以多种方式束缚了人们的手脚。在今后３３年中，我们会看到新的生物医学工程、电子计算机，可能的话，还有气候控制带来的巨变。尤其是生物医学工程有可能在器官移植、改变遗传基因、控制疾病等方面获得成功，这会大大延长人的寿命。已经取得的成功，主要是婴儿死亡得到了控制，已经延长了平均寿命。现在通过控制老化进一步延长人的生命已指日可待。这会滋长一种已经十分明显的倾向，即人们尤其是中年人的主要注意点不再是因疾病造成的死亡，而是如何保持年轻，从而导致了我国享乐主义风尚的进一步盛行。电子计算机的冲击将是广泛而深远的。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建立起全国性的信息电脑系统，该系统的终端联接千千万万个家庭和办公室的接线柱，随时为他们提供各种图书、信息、零售和付帐服务。

第二个大的变化根源，是作为美国社会最强大引擎的社会财产和特权的再分配，无论是有形货物还是社会权利。这实际上就是实现人人平等这一建国宗旨和体现托克维勒对美国民主的总结：“今天少数人所占有的，即是明天多数人所要求的。”

第三个大的变化根源，牵涉到社会的结构发展。过去３０年中，美国政治变为中央集权体制，标志着美国生活的非同寻常的转变。这部分是我们通过先进交通工具和舆论工具成为一个民族社会的结果，但也是出于中央政府调和派别斗争和战时全民动员的需要。一场不同的，更加微妙的结构变化使我们的经济形态已经过渡到“后工业”社会。经济的天平已从产品部门转移到服务行业；更为重要的是，发明创造现在来自于知识机构，主要是大学与研究组织，而不是老式的工业公司。这一变化的结果使在社会中获得地位与特权的途径大大改变。大学成了社会的“守门人”。“人才资本”的培养摆到了紧迫的位置，而财产资本已退居第二位。新的技术统治的决策模式与社会的政治结构的关系这类关键的社会学问题，也提到了突出的位置。

第四个大的变化根源也许是最重要最难预测的，是美国与世界其余国家的关系。在过去２５年中，由于我们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由于我们在冷战中的军事和政治姿态，以及与１９４５年以后独立的许多新国家的特殊关系，我们的生活大大地改变了。核时代的缓和问题，穷国与富国的差距，改变着的力量均势，以及作为制造分裂的政治力量的“有色”人种的威胁无论是技术的还是伦理道德的，都是从现在延伸至遥远将来的问题。

我们开始意识到这是当前２０００年热积极的一面有可能有意识地引导这一变化的某些方面。朝前看，我们看到比如重建美国城市需要３５年的周期，所以重建城市必须考虑长远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我们被迫要考虑我们的政治机制是否完整、因为国会既没有长远计划的预算，也没有长远计划的预算资金。而且人们必须质问，一个民族社会采取五十个州、几千个无法控制的自治城市这样一个癫狂的模式是不是一种明智的社会结构。

简而言之，２０００年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搞什么新发明，诸如在人体内使用假体，用硅酮消除皱纹等等，而是进行一系列社会变革以解决我们将会面临的各种问题。我们越来越成为一个公社式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公共部门更为重要，那些影响到城市、教育、卫生及环境的社会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需要联合购买。因此，社会选择与个人价值观的问题，即如何通过政治机制而不是市场机制调和互相冲突的个人欲望的问题，已是一个潜在的动乱根源。个人与官僚机构之间将会产生更大的冲突。管理权日趋集中，这就需要创造新的社会形式以便公民能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决策，专业与技术阶层日益壮大，这一阶层要求在工作中有更多的自主权。这种情况迫使各种社会机构改革以往的官僚等级制模式和过细的专门分工。个人寿命的延长产生了更新知识的教育和选择新职业的问题。无论是在早期教育和感情依恋方面，家庭作为儿童依附对象的重要性也逐步减弱。世界会更加拥挤，人的流动性也会更大，因而造成了独居和人际之间的紧张状态等问题。新的人口密度与“通讯超载”会增加我们社会中无理性骚乱的可能性。最后，“精神文化”与“社会结构”的互相离异日益加剧。社会越来越职能化，需要掌握知识与复杂的学问，而人们在精神上却追求享乐主义，蔑视权力人物，随意处事，要求表现自己的个性，不相信资产阶级先苦后甜的创业思想和以成就取人的技术世界。这种“技术统治”与“精神倾向”之间的矛盾，尤其在知识界，会造成道德观念的衰微。

有关未来的唯一有把握的预言，就是当权人物将面临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更多的问题。这是由于这么一些简单的事实所促成：社会问题越来越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任何巨大的变化都会冲击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个人与团体越来越意识到这些问题已经成为问题，要求采取行动而不是默默地接受命运。由于越来越多的决定是在政界而不是在商界作出，将会产生更多的公开的社会冲突。因为政界是一个公共斗鸡场，一举一动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像商界许多勾当都是悄悄地进行。不同群体将会为争权夺利或抵制社会变革而直接刀枪相见。由于所有这些原因，已被如此迅速而扼要地构画出来的２０００年社会，将充满人与人之间的敌意，许多不同派别将各行其是。这是一个脆弱的社会，但这不是说我们只能悲观失望。对付这些问题的力量仍然存在。首先，我们制度的巨大的生产能力会创造出足够的经济资源以满足国家的社会与经济的需要。其次，美国政治制度有很大的灵活性，能够适应变化，创造出新的社会形式迎接挑战。这些形式有公共公司、地区合同、非赢利组织、反应灵敏的自治城市，等等。未来的问题在于如何确定当务之急并承担必要的责任。这就是２０００年委员会的宗旨。

顾宏远  译（选自《未来学家谈未来》，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

谢选骏指出：人说《意识形态的终结》，我看这是典型的鼠目寸光，就像后来的《历史的终结》、《告别革命》等等，都是机构批量孵出的跳蚤，一经出版就随风而逝了——它们所说的未来，只是当下的期待，怎么可能不是短命的呢。

【19、太平洋的挑战】

莱因

下一个世纪到底谁是赢家，欧洲？美国？日本？或中国？是近年来世界性的热门话题，每一个学者或作家出于不同的目的、依据，作出过不同的判断，有时是为唤起本民族、本国家的危机意识，有时只是为了危言耸听，达到商业效果。这篇平实的学术论文出自联邦德国学者埃贝哈德·莱因之手，可以代表一般人对于所谓太平洋时代的看法，也反映了一个具有反省意识的欧洲人对于欧洲潜在危机的认识。该文原载联邦德国《欧洲文献》１９８４年第４期。原题为《太平洋的挑战：对欧洲的危险和机会》。欧洲人几乎不知道，太平洋沿岸国家（苏联和北朝鲜除外），即从西北的日本和南朝鲜，西南的东盟，南部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东南部的智利、秘鲁和哥伦比亚直至北美洲西部的加利福尼亚、俄勒冈、不列颠哥伦比亚、阿拉斯加，正在发展成为一个日益一体化的经济区，发展成世界经济中最有活力的地区之一。而且几乎没有人知道，太平洋沿岸国家之间的贸易现在已经超过了大西洋两岸国家之间的贸易。

机构方面基础设施不太发达

太平洋地区经济一体化与我们西欧３０年来在欧洲共同体、自由贸易联盟和经济合作组织范围内所推行的机构和政治的一体化——可是政治上的摩擦与障碍越来越大意义不同。太平洋地区的一体化，如果实现的话，将是自发地、依靠市场和地区的力量来实现的。虽然太平洋地区也有经济合作成为体系的某些因素，如日本前首相大平这样的政治家，还有科学家和企业家多年来主张成立“太平洋地区共同体”，还有一个最广泛的机构即“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它包括太平洋地区的１５个国家和智利、秘鲁、墨西哥和台湾的观察员。此外还有地理范围较小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和南太平洋共同体论坛，其支柱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南太平洋分散的群岛。但是，看起来所有的观察家一致认为，即使在较远的将来，也就是在今后３０年里，估计在太平洋地区也不会形成一个可以同欧洲共同体相匹敌的“太平洋共同体”。因为有关国家的政治体制、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以及相互问距离的差别简直太大了。

在将来居优势地位的潜力

尽管政治和机构方面的基础设施迄今不太发达，但可以大胆地提出这样的论点，即太平洋地区将发展成为居优势的地区之一，成为世界经济的一个中心。作出这一大胆论断有以下三个根据：

第一，人的潜力：在太平洋沿岸居住着人类的很大一部分，即２０多亿人。他们不仅形成一个有巨大购买力的市场，更重要的是，在那里生活着属于在经济上最活跃、最善于学习和最能发明创造的一部分人。他们在“集体”中合作共事的能力比欧洲人或美国人强得多。在未来高度专业化分工的信息社会中，个人全身心地投入集体工作的能力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社会的效率。第二，资源：太平洋地区属于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地区。这里不仅有矿藏，如煤、石油、天然气、铀、铁矿、铝矾上矿、锡、锰、钨等，也有丰富的动植物产品，如橡胶、棉花、植物油、稻米、木材、鱼等等。第三，交通状况：太平洋把人和资源理想地结合在一起。在日本、新加坡和南朝鲜可以自由出入太平洋，而且５０万吨以上的油轮和货轮都可以在这里装卸。现在已经表明它们拥有多么优越的地理位置。这种大自然安排的位置优势欧洲是难以超越的。

这些因素，即人的才智、勤奋和追求富裕，加上有经济上良好分工的最佳社会组织、便利的交通联系和巨大的销售市场等等的综合作用，为互相之间互为因果的增长动力创造了理想的前提条件（协同效应）。因此可以较有把握地预计，太平洋地区在今后二三十年内的经济增长率将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并且将至少是部分地取代在过去２００年里居优势地位的、作为技术进步从而也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的北大西洋地区（西欧与北美东部）。

西欧的重要性在下降

西欧受这种世界经济重心转移的影响同北美相比要大得多。北美既面对太平洋也面对大西洋，它经历的这种转移是内部的重心转移。北美的适应能力也比西欧强。

太平洋地区作为世界经济较量的场所，其重要性正日益增长，它把欧洲挤到一个更为次要的地位。其间接影响可能会超出经济，尤其是超出工业的范畴。欧洲作为文化、新闻、商品交易所、银行、保险业以及经济合作组织、关税及贸易总协定、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能源机构、国际关税理事会和万国邮政联盟等等国际组织的中心，将被迫不仅仅与美国，而且与太平洋地区各国分享它的优势地位。新加坡和香港在最近１０年已发展成具有世界性服务职能的重要场所。①实际上，在过去１００年里我们已经习惯于这种情况，即新成立的组织，不论是国际能源组织、国际橡胶、锡或是可可协定的秘书处、共同原料基金秘书处，还是国际原子能组织，都是设在欧洲，这些组织在欧洲为第三部类创造了劳动岗位。几年前就国际橡胶协定秘书处设在吉隆坡、伦敦还是汉堡的争论表明，其它地区，尤其是太平洋地区在同欧洲争这种机构的所在地。欧洲在第一部类的生产、贸易和消费当中，如果不再像以前那样在造船、世界钢铁生产或锡、橡胶和咖啡的销售方面成为世界的中心，那么，欧洲为什么还非得承担在第二部类当中的主导作用呢？太平洋地区形成一个新的经济重点并不意味着将来欧洲注定要在经济、技术和政治上变得无足轻重，或是肯定不能成为世界上（而且是收入、业余时间和生活质量结合在一起的）最富裕的地区。

这首先意味着，欧洲在世界社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下降①，其它地区与欧洲相比将变得较为富裕。从全球的观点来看，这在原则上应给予积极的评价。其次，这样一来就最终宣布了“欧洲中心论”的结束，将来欧洲对太平洋地区在文化和经济上的关注至少要像太平洋地区对欧洲的关注一样多才行，世界范围内学习和仿效的过程将不再是单方面的了。日本、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和中国将不再把欧洲看作是主要的朝圣地和知识的宝库，假使它们今天还在这样做的话。欧洲既不能阻挡也不能逃避诸如经济重点从大西洋向太平洋地区转移这样一些深刻的世界经济变化。欧洲不得不接受太平洋的挑战，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与它争个高低。

①世界性的报纸《国际先驱论坛报》基本上在美国编辑，却在巴黎、伦敦、海牙、苏黎世以及香港和新加坡出版。英国的《经济学家》自１９８３年１１月起也在新加坡出版太平洋地区版。

一项欧洲战略

欧洲对太平洋地区的战略不能够仅限于经济、甚至工业领域，它还必须包括教育和社会政策。

如果欧洲坚持一种敌视技术、把过去看作理想的立场，而且不愿意实行和赞同技术和经济的转变，那么它就不能成功地对付太平洋的经济力和占优势的竞争能力。其结果是福利水平下降和导致在内部表现为社会紧张，在外部则日益丧失政治上的重要性。

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３日，根舍外长在向德国雇主协会联合会发表的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同时也是论争性的讲话中指出过这种联系。他在讲话中首先要求对新技术、微电子学和光电子学以及生物技术持赞成态度。此外，他还强调了全欧洲的共同研究、欧洲标准和欧洲各国政府的购买政策。①

①１９８０年西欧占世界社会总产值的比例约３０％，太平洋地区则占约２５％。欧洲对太平洋的战略必须同时规定以下目标：

第一，加强和重新赢得欧洲在信息技术和生物技术等关键领域的经济和技术效率；

第二，加强欧洲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从而分享那里的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

欧洲本身没有一个健康的基础，这一点是做不到的。没有这一基础，要企业家更多地加入太平洋地区的任何呼吁都会落空。

工业竞争能力

欧洲首要和最迫切的任务是加强对太平洋地区的工业竞争能力。

欧洲竞争不过日本和太平洋地区的南朝鲜、香港和台湾，首先表现在欧洲工业产品在世界市场所占比例明显下降，欧洲工业产品在本地也部分地、令人担心地被挤出市场。受到威胁和“正常萎缩”的产品有：照相机、袖珍计算器、收音机、摩托车、录像机、组合音响设备、小汽车、数控机床、叉式装卸机、电动打字机、船只、钟表和微处理机。

其后果是，与整个商品贸易相比，工业产品的贸易出现了严重的赤字，且赤字在不断增长。１９８２年，欧洲共同体对日本、南朝鲜、香港和台湾的贸易赤字高达１５０亿美元。假如欧洲共同体各国和共同体没有采取各种保护措施的活，这个赤字，首先是纺织品和汽车的赤字还要高得多。

恢复欧洲竞争能力首先并不是哪一国经济政策的事。这需要企业、雇员和国家通力合作。

①根舍报告《技术的挑战》，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３日，波恩。载联邦政府新闻部公报，１９８３年１２月１５日，第１３９号。

欧洲的企业首先必须学会为世界市场研制、生产和销售它们的产品，至少是高技术领域的产品。只要它们还以为靠地区性市场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或欧洲共同体本身可以维持下去的话，那么，它们将永远达不到最少单位成本所需要的大批量生产。首先它们已经毫无希望地败于日本的竞争。欧洲首先在利用精确的合理化手段批量制造商品和在向世界市场推销商品的能力方面落在后面。在许多领域，生产只集中在少数几家有竞争力的工业企业当中，这既发挥不了技术的优势，也不符合经济的需要，它是国家采取保护和干预措施的结果。欧洲也缺少日本人的贸易公司所拥有的那种高效率和放眼世界的销售机构。

①欧洲企业不敢推行一项扩大生产和占领世界市场的进攻性战略，而日本企业在巨型船只、钢铁、微处理机、录像机、复印机和电动打字机等方面采取的往往正是这种战略。

①日本的三菱和三井两个最大的贸易公司在１９８２年至１９８３年度的营业额共２９１０亿马克，而德国两个最大贸易公司施丁纳斯和蒂森的营业额仅３４０亿马克。

欧洲企业常常缺乏那种在出现新的、改进了的产品和技术时作出灵活而又迅速反应的能力。日本的工业除了有大规模生产的特长之外，还擅长于不断完善相同的产品和相同的基本技术；它们从这里又获得了竞争上的优势。

最主要的还在于，企业要建立起一种与雇员的合作关系。只要雇员对劳动缺乏积极性，只要他们对企业的情况没有充分的了解而且没有参加企业的决策工作，那么欧洲就别想有效地对付太平洋的、首先是日本的挑战。

欧洲的雇员必须学会克服自己对机器抱有的某种程度的敌视心理。如果不进一步实行劳动过程的自动化，不尽最大努力来改进生产效率，欧洲是无法与太平洋地区竞争的，因为那里有一支守纪律、爱劳动和干劲足的劳动大军。

劳动生产率与收入之间和利润与投资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雇员和雇主都不能摆脱的。同日本情况不一样的是，欧洲近几年的工资增长一直快于生产率的增长，欧洲的企业没有像日本和美国的企业那样获得足够的利润，以便能有力地进行投资。

欧洲社会长期以来总是相信生活在“爱丽丝仙境”之中，在这里人们永远可以少工作、多挣钱，而且尽管如此还是能够长年在同样的地方、用同样的生产技术、保持同样的工作岗位。而可惜的是，东亚人已经永远把我们赶出了这个“劳动世界的天堂”。

国家各国政府以及欧洲共同体为加强竞争能力必须确定并且改善基本条件。这首先是指：

第一，在欧洲经济共同体成立２５年以后的今天，终于能够成立欧洲和谐的内部市场了，应当为整个欧洲规定统一的关税手续和统一的技术标准，首先在军备、电信、能源和交通方面实行全欧范围的国家购置政策，而不是民族至上的购置政策。后者正是欧洲分离主义可悲的一页！

第二，要在欧洲和世界范围，而不是在民族范围内监督和鼓励竞争。对于国家卡特尔局的经济远见，人们不妨可以表示怀疑。

第三，要进行调整性的而不是维持性的干预甚至保护。造船、钢铁、纺织和农业是一些耗资巨大的可悲部门，它们大大影响了欧洲在一些充满希望的技术领域的

竞争能力。

第四，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对一些战略部门的发展施加更大的影响。这方面欧洲可以适当地借鉴日本的某些作法，如通产省内部的“协调行动”。

有远见的结构政策

既不需要法国式的“计划化”，也不需要德国的自由放任，然后常常变成过迟的、匆忙的干涉。欧洲需要在欧洲一层“有远见的结构政策”。这只有在国家、企业主和工会的合作中才能实现。

国家应当比过去更为主动地进行大胆的、面向未来的大型计划，并由此而获得经济技术的发展动力，同时还要向欧洲社会提出未来的任务。

在美国，五角大楼在过去３０年不断为技术和经济的发展提供决定性的推动力，包括不载人和载人宇宙航行、微电子技术、雷达和激光技术、星球大战计划和反导弹，等等。

日本政府所起的作用与美国相似，但仅仅表现在民用部门。如严格的环境保护条例的实行，高速火车的研制，通往北方岛屿北海道海峡隧道的开凿，筑波科学城的建立，尤其是制定第五代电子计算机的计划。

欧洲最近几年受经济危机的影响，对于搞大型的、可能激发幻想的技术项目的热情似乎减弱了，为什么欧洲没有利用经济衰退抓一些大胆的、只是在很长时间以后才会起作用的项目呢？如开凿英吉利海峡隧道、在欧洲人口稠密地区修建高速铁路网、同空气污染进行坚决斗争（主要是通过有效的废气除硫）、搞一个节约能源和发展替代能源的长期计划，等等。

欧洲社会必须克服灰心丧气和懦弱的状态。对自己的前途没有更多的勇气，没有更多的自信心，没有对技术更积极的态度，欧洲就对付不了太平洋的挑战。真正的和最困难的问题就在于此，因为这个问题深深地牵扯着传统的价值观念，而且提出了在“成熟”社会中生活意识的问题。不论欧洲如何以及什么时间恢复它的自信心和与太平洋地区竞争的能力——这是１０年内的任务，它都必须尽快地抓住几个特殊任务，以更好地确保欧洲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

欧洲在太平洋地区的存在

目前，太平洋地区对欧洲经济来说只起着相当小的作用。１９８２年欧洲向那

里的出口只有１０％。①与此相同的是，欧洲对外投资估计最多也只有１０％在太平洋地区。

太平洋地区对欧洲的作用永远也赶不上从地理上和文化上较为接近西欧的地区，如东欧、中东、美国中西部、地中海、巴西和非洲。同两个“强国”日本和美国相比，欧洲在那里将只有“第三把手”的地位。

谁不清楚这些地缘政治上的现实情况，谁就不能给欧洲在①其中日本占２；２％，东盟国家占２．９％，中国占０．７％，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占２．Ｏ％，北美和南美的太平洋地区占大约３％。

太平洋地区的存在制订正确的战略。

重要的是，欧洲要正视太平洋地区今后几十年可能出现的经济和技术上迅速发展的能力；重要的是，欧洲要力争不再继续失去优势而最后被挤到一边去。

在这方面需要根据不同的目标把投入的力量在地理上相对集中：在日本和加利福尼亚的存在首先由于可以“沾光”而显得是必要的，因为谁想在技术进步中领先，谁就必须在最靠近尖端技术的地方共同参与技术研究或者至少是加以观察。这里要指责的是欧洲工业界近十年来的延误。

在澳大利亚的存在主要是为了确保原料长期供应。

在中国和东盟的存在是必要的，因为那里有因经济的迅速增长而带来的巨大市场，但也是为了保证原料来源。

加强欧洲的存在就是要多出口、多投资、多设销售处和维修服务处等。在太平洋地区要把长、短期措施结合起来，这些措施同国家、经济和社会都有关系。

首先重要的是要求欧洲公众有更大的敏感性。欧洲将来必须更积极更有系统地研究太平洋地区的文化、政治、经济和技术问题。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懂经济学的、能阅读日文材料的人不到一打。在德国高等学校任教的教授当中，能名副其实地被称为东盟地区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专家的大约不超过１０位。中国通的数字也大不了多少。

从长期来看，这种状况是行不通的。我们欧洲需要足够的、至少几百名研究太平洋地区经济、技术、社会和政治方面的优秀专家。要说明的是，更多的不是研究该地区的历史，而是研究该地区的现状和将来！

为了不分散有限的资金，应该与欧洲其它国家，主要是英国、法国和荷兰的研究机构协调一致来培养“太平洋问题专家”（日本通、东盟通和中国通）。必须增加在太平洋地区主要是日本、中国，东盟和澳大利亚进行研究工作的奖学金。欧洲的宣传工具，首先是电视，将来应更积极、更系统地报道太平洋地区的情况。

在太平洋地区，主要在日本和东盟国家要宣传欧洲的正面形象。在那些国家眼中，欧洲在技术上的地位已逐渐下降，而是懒散的、颓废的、“向内看的”、实行贸易保护主义的和保守的。这妨碍了欧洲的出口。

对太平洋地区感兴趣的欧洲经济界的任务是，通过适当的宣传恢复欧洲的形象，特别是提高欧洲在未来技术领域，如欧洲卫星、欧洲空间导弹、光纤电缆、核聚变研究、生物工程等等方面的形象。在大部分技术部门和工业生产方面，欧洲仍然属于世界第一流，还是排在日本前面的。因为日本加强了对自己形象的宣传，这一点尤其要加以强调。

对太平洋地区来说，欧洲经济界必须更多地作为一个整体出现。成立日本“欧洲贸易委员会”和“欧洲共同体东盟贸易委员会”是这方面的一线希望。但是，为更大规模地展开欧洲在太平洋地区的合作，需要成员国的商会①、感兴趣的公司和大使馆等方面作出长期的、积极的努力。在那里单独地去对付“当地的竞争”，尤其是来自日本的竞争，将越来越困难。首先在以下方面进行合作是必要的：在获取一般的和专门的市场数据方面。在这方面，欧洲由于不必要的重复劳动而造成难以形容的浪费；在为大型项目成立财团方面；

——在为大型项目提供资金方面，在这方面有着值得称道的合作的开端，发展援助也应该与这方面联系起来。

①在这方面表现出了与时代不相符的分离主义，在太平洋地区没有能担负起收集数据、观察市场、咨询企业等等任务的全欧性商会。迄今为止，在这方面的所有

尝试都由于欧洲国家结构互不相同而失败了。

最后，欧洲还需要在当地有有效的推销机构，这些推销机构应允许特殊的中型企业在１０公里至１．５万公里的距离内出售自己的产品，并为顾客提供必要的服务，日本的工业由于有自己的贸易公司而掌握这一类推销机构，因此遍及全世界。欧洲必须采取类似的作法。否则它的中型企业就要被排挤出世界市场，甚至有朝一日也会被排挤出欧洲市场！在这里要求银行、工业界和愈来愈专注于进口和国内市场的贸易界，成立相应的推销机构。

由于欧洲经济和社会发展迟钝，实现欧洲长期的太平洋战略至少是部分的将需要多年时间。因此，更需要尽快抓紧这项任务并为此集中必要的资金。从根本上说，太平洋挑战只是从经济、技术和文化方面对欧洲在未来世界上的地位提出问题。在欧洲，凡是考虑未来的人都必须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希望，这个挑战能像６０年代的“美国挑战”一样唤醒欧洲！否则欧洲的前途就不妙了。

任友林  译（选自《亚太经济的崛起》，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

谢选骏指出：人说“太平洋的挑战”——我看太平洋哪会挑战？互相挑战的，无非是几个太平洋周围的强权，他们以为“太平洋足够大”，却不知道这意味着“（太平洋）足以淹没这些国家”！

【20、教育与人类将来】

马约尔（Ｆｅｄｅｒｉｃｏ Ｍａｙｏｒ）

费德里科·马约尔１９３４年生于西班牙，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西班牙教育和科学部部长等职，也是罗马俱乐部成员，还是一名优秀的分子生物学家，发表过７０多种出版物。这篇文章出自他的著作《不要等到明天》，该书主要探讨如何正确地使用人类掌握的科学与技术；在这篇被选录的文章里，主要谈了社会的变化对未来教育的影响。

人们所需要的是这样的大学：它要使每个人才都成为有良心的人，对他所生存并为之服务的社会担负起个人义务的人。在目前的大学尚使我们感到十分忧虑的情况下，去议论未来的大学，似乎是一种遁辞。但是，在关心现在的同时，也必须向前看。确定大学的使命，是谈它的未来的第一步。大学的使命大致可以归纳为：教学、教人教学、研究、教人研究。设想未来

人们把过去作为基本体系来研究，是为了指导现在。必须继续利用这种方法以谋求历史不再重复，或再重复，因为走过的道路也有许多是积极的，过去也有许多有教益的事实。但是，做为预见未来的连贯系统的展望，也是必要的、刻不容缓的。我们会抓住并接近明天的现实吗？是可能的，但这不是最重要的。真正重要的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致力于设想未来，即在某个时刻，这种设想不能超过人的能力小人的伟大之处（包括适合环境要求的大学的伟大之处）在于用他今天的行动规定他未来的路线。

Ａ·托费尔说，“一切社会面临的不仅仅是可能的未来的一种承袭，而是一系列的可能的未来，以及更好的未来的一种冲突”。吴丹非常确切地表达了从工业时代到跨工业或超工业时代的变化：“已经不是手段限制决定，而是决定创造手段。这是基本的革命变化；也许这是人们所知道的最基本的革命变化。”的确，人的头脑首次能够反映出宇宙的各个方面。声像技术的发展、物体移动的自身能力使人们能够看到整个地球，这种观察代替了片面的、仅限于某个地区的观察，把地区的变为全国的和宇宙的。因此，必须从一种新的意义看待所有问题：整体意义，适用于所有人，而不是仅仅适用于一个民族、一个地区或一个国家的人的意义。

除了整体意义以外，还有使人眼花镣乱的节奏。的确，我们时代的特点是在所有的部门中都有一种惊人的速度，高速度的后果是暂时性。如同由于对流而失去热量一样：在得以建立平衡之前，甚至在得以在阶段之间建立一种持久的接触之前，环境已改变了……由于当前知识发展的速度，当一个孩子长到１４岁时，世界上的知识财富将超过他出生时的４倍。当这个孩子５０岁时，那时的知识的数量将是他出生时的３２倍，  ９７％的知识都是在他出生后发现的。

尽管我们承认对“知识”的理解的含糊性，但毫无疑问，我们必须为知识的真正侵入、分类、选择和适当的传播作好准备。值不值得做这种尝试呢？我们不能无动于衷地对待这种预见。在埋头于当前的知识的同时，从现在起就必须对如何对待未来的知识进行估计。“为创立一种超工业的教育，我们首先必须制造连续的形象和进行未来的选择，推断２０年或５０年以后我们所需要的工作、专业和才能的类型，推断那时将盛行的家庭形式和人际关系，推断那时将会提出的种族和道德问题，推断环境技术，以及我们将生活在其中的组织结构。”

无条理的发展

我们能够规定新社会的发展模式吗？科学家、技术人员、政治家不能在各自的领域中掌握最新事件的节奏。我们控制不了事态的发展：人们感到自己是自己所作所为的牺牲品。我们的江河与海洋的环境污染是很明显的。人们刚刚明显地意识到这种局面。今天，这个问题困扰着每个人。人们试图从许多方面，用各种手段来对付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大量有害烟雾、垃圾和不能重新回到自然界的产品（如果不是循着它们产生出来的途径，即人为的途径的话）。已经从利用自然资源过渡到利用人造和合成资源。自然的重新回到自然中去，而人造的应被与生产方法相同的方法所消除。不变形的塑料产品使我们的江河海岸大为逊色；我们的海滩到处是沥青；我们的大气中含有大量的有毒飞扬物……一些人竭尽全力解决这些问题，而另一些人却听之任之，无动于衷，他们认为，这种危及人类未来的无条理的发展的后果，不会影响到他们和他们的子女。还有一些人采取逃避态度。他们对现实的压力无能为力。他们承受不住紧张局面，也没有力量和信心去斗争。于是，他们暂时远远站在一边，幻想着有一个现世和来世都得不到的天堂。

我们能够回答青年人和我们自己提出的关于发展的真正结果的问题吗？我们能够肯定地说，在文明与人的尊严之间存在着一种类似现象吗？发展的动机不是比它的某些结果更加可憎吗？当今，重要的事情是生产，以至于达到这样的地步：宁愿更新，也不设法去修补。在我们周围，能够越来越多地看到仅仅使用过一次的东西，只玩过一会几、一天的玩具。我们获得东西的能力是如此之大，以至于那些我们花钱买来的东西，也只能使我们喜欢一时。因此，不持久性是我们时代的一个特点。

当代的另一个特点是劳动力向发达国家、技术先进的国家移民的潮流。但是，在将来的平衡时期，每个国家必将在所有的服务环节使用本国人力资源。在所有的国家和国家联邦，必将独立地从事各种服务行业，没有歧视，不去凌辱性地进口劳动力为强者服务。

旅行是当代的另一个特点。它能使我们改变环境、寻求新环境。对于科学家来说，旅行是为了技术的转让，是一种职业需要；对于商界人士来说，旅行是一种个人需要。与固有性相对的是运动；与持久性相对的是暂时性。共同生活的关系导致责任感、义务感、与人或事物的联系。因此，我们总是向着与孤立状态决裂的方向前进。我们都想很快摆脱孤立状态，因为孤立是可怕的。

为了对付我们刚刚概述的局面，人们的担忧表现在哪里呢？人们对生活环境问题的关心程度如何呢？乔治·皮特问道：环境保护问题实际上是不是仅仅局限于这样的疑问：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是否能够继续得到保障，或者，要做到这一点，是否已为时过晚？他又补充说：如果技术的发展和自然界的开发仍保持现在这样的不负责任和无休止状态，那么，下面的说法就可以站得住脚：经济发展自动带来的后果将是对我们生物圈的损害，甚至破坏。生物圈不能按国家疆界加以分割。水和空气的运动周期不服从主权政府的自由意志。地球的化学污染不会在一个国家的边界止步。因此，环境保护不是一个国家问题，而是一个国际问题。

据阿尔文·托费尔自己说，他的《未来的冲突》一书写的是对那些由于变化和我们为适应未来而采取的或者是不得不采取的生活方式感到压抑的人发生的事情。他在该书中写道：“变化的潮流是如此之强大，以至于冲垮了机构，改变了价值观念，破坏了我们的基础。”他又说：“变化是这样一种现象：通过它，未来闯入了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代变化的加快本身就是一种基本力量。这种推动力会带来个人的、心理的和社会学的后果。”这种加快的结果很快将会显现出来。我们如果不很快学会控制变化的速度，注定要在适应方面遭受巨大失败。在太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太大的变化。适应手段不足，不知所措的人猜测，斗争是徒劳的。直到几年前今天还有许多青年人这样想，青年人的特点是具有崇高理想，但是，他们也相信，他们可以为使全人类达到这样的思想境界做出贡献。他们有信心。的确，当时的变化速度不像今天这样压得人喘不过气来。

现在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时刻：变化的速度超过了变化的方向。总之：为了达到使我们知道向何处去的要求，我们已经相当有能力跟上环境所需要的速度了。严重问题在于，没有任何趋向，没有任何迹象能使我们想出放慢和稳定当前变化速度的方法。情况恰恰相反。因此，探究未来的人们今天作这件事情是一种义务严重意识到，必须马上采取措施。在罗马俱乐部主持下出版的《增长的极限》一书，根据这种情况的严重性得出了以下结论：

（１）如果当前的人口、工业化、污染、食品生产和资源消耗的增长趋势得不到控制，在今后的１００年之内，地球上的增长将达到极限。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能力的急剧的和不可控制的下降。

（２）改变增长的趋势，创造生态和经济稳定的条件是可能的。全球平衡状态应该是这样的：每个人的物质需求得到满足，每个人都有同样的发挥其潜在能力的机会。

这份报告的起草者承认，这些结论将会引起许多争论。比如，一些人会反驳说，自然界本身将会导致一种指数增长的局限；另一些人会说，出类拔奉的人将负责作出人们从现在起就应该作出的预见；还有一些人会说，技术本身将会带来合适的纠正方案……但是，在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研究者看来，重要的是从整体看表现。他们指出：“只有在大部分不发达国家绝对地或相对地大大提高它们的发展水平时，世界平衡才能得以实现。只有通过一种全球性策略，才能实现这种发展水平的提高。这是目前人们担负的最紧迫的使命。”

发展的调节

为完成这项使命，人们必须马上掌握使他们能够控制发展节奏的手段。对此，还是托费尔尖锐地指出：“人们往往指控掌权阶级以违背大众福利的方式控制社会。这些指控可能有些根据。但是，今天我们面临一种更加危险的现实：许多社会弊病主要是由于一个缺乏控制的压迫者造成的，而不是由于一个压迫者的控制造成的。可怕的事实是，对于大部分技术，没有任何人控制它。”他指出，我们不能摒弃技术，而应该设法把它纳入正确轨道，甚至在知识的处理和传播方面，也必须掌握先进技术。

今天，我们生物化学家正在意识到，我们甚至已经不知道世界上有关我们的学科所发生的一切事情了。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学科。为了跟上形势，我们必须求助于计算机和得到自动化信息的手段。现在有一种知识的技术，教师和学生系统地利用这种技术，在未来的大学中将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这个未来几乎已在眼前。

在传播信息的方式中，视觉方式正在向所有的人普及，它能快速地提供知识和各种形象。学习是容易的。但是，这种刺激物的真正的淤积如同一本书和一家广播电台所做的那样一不利于人们的想象力，也无助于鼓励他们的思考能力。人应该掌握机器，做机器所不能做的事情。从现在起我们就必须强调这种必要性：增加压在它上面的和控制它的沉重负担。“而你将控制大地”。人们不能屈从于自己创造的东西。

智力的和创造性的工作永远属于人。彼得罗·费拉罗写道：“明天的世界需要有这样的人和青年人：一方面，他们能够适合生产结构和社会结构的要求；但是另一方面，正是为了避免从这种专长产生的危险，他们必须是，或必须成为真正的人，一个文明而有秩序的社会中的会思考、有综合能力和人道主义精神的人。”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人的刻不容缓的活动是谋求技术指导思想的根本改变（对此，未来的大学能够并且应该做出贡献），设法使旨在为人类谋福利的技术得到迅速发展。今天，消费是通过令人难以置信的社会交流手段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社会强迫手段实现的。已经打入我们内心的宣传构成了一种压抑感：社会交流手段、技术传播体系将来也必须改进，使它们为人的利益服务，而不是像现在经常发生的那样，使人屈从于某些隐藏在广告语言后面的有时是模糊不清的利益。我相信，面对人类当前的处境和发展趋向，最引人注意的反应应该是揭露，不容忍虚假，宣扬真理，揭发那些利用许多人和许多青年人的无知以及另一些人的妄自尊大来欺骗他们的人，尤其是把他们引人歧途的人，这条道路会导致堕落和非人的处境。

大众化意味着要有相应的法则，心悦诚服地遵守这些法则。今天的当务之急是在全世界宣扬这些法则，宣扬自由意志，宣扬信守精神，宣扬有错必改的做法以及完善自身结构的做法。但是，正如上面指出的，必须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因为我们不能忘记，当一些人提出我所说的这些问题的时候，另一些人在世界的另一些地方，有时是很近的地方，有时甚至近在咫尺尚处在极度愚味无知、极度惊恐不安、极度贫困和极度不稳定的状态。我强调世界性和确定性，因为表象已没有任何价值了。今天使我们感到忧伤的是，在世界各种不同的政权和政府中，说的和真正做的之间，概念和现实之间，头衔和行动之间，形式和内容之间都存在着极大的距离。坦率和客观性是未来的两种必不可少的品质。

面对竞争和功绩的“学位”

许多人会这样想：技术只不过是一些知识的运用。这是否说明，一种向着共同福利发展的技术意味着一种有方向的知识寻求呢？不是。知识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自由探求、无限勘察和无边际想象的结果。问题是必须弄清，什么知识能有贡献，什么知识是实用的，什么知识应该被人们运用。因此，知识是不能确定方向的。为了共同的福利，为了人的本身生存，必须给技术规定方向。这是一种只能向着改善生活质量的方向发展的技术。

如果这大概就是可以隐约看到的结果，就是人们在这种挑战前应该采取的态度，那么，教育的作用是什么？大学在教育中的作用是什么？如果我们从现在就着手去做，我们的后代将会生活在一个不甚紧张、更加公平、更加平静，总之更加文明的环境中。为了这个伟大的任务，大学必须拥有最有能力的人。大学不仅应该适当地通过对所从事的真正高质量的活动进行恰当的评价和报偿的制度吸收和留住那些只从事学术和研究活动的人，而且也应当通过灵活的招聘方式争取同那些在各个知识和专业活动领域中表现突出的人（文学家、艺术家、企业家、政治家等）进行合作。

至于学生，他们必须具有同样的环境和机会。所有完成了高中学业的学生都必须能够开始更高级的学习，但是，只有那些最用功、最有天赋的学生才能获得能使他们继续学习的资格或“信任”。其他学生可以在其他培训班学习，并以在其他岗位的劳动对社会做出贡献，这丝毫无损于他们真正的人类尊严。

有一件事似乎很清楚：人们已不再过分重视文凭了，重视的是能力；提供一种服务、适当地履行一种义务的能力，将代替专业的权利，正如安东尼奥·马查多所说：“把价值和价格混为一谈是愚蠢的。”封闭的专业结构，它的被限定的、多疑的辖区将被彻底打开。因为重要的不是一个人在什么地方，而是他是什么样的人。大学将从一种专业性的变为一种研究性的。在不太长的时间内，这甚至将会带来一种渠道的重新分布和体制的改组。视听方法将使学生以极为有力的教育手段继续第一阶段的学习。同他们能够入学一样，他们的教育必将都集中在高等学校。教育中的选择余地将大大增加，以至于非常具体的专业的多样化和专门化将成为高等教育的一个基本特点。在这样一种结构或主干中，每所大学都将提供甚至根据其地方特点各种不同的专门学科。

电子计算机将记录下学生的专长和有关资料；以最完美的图像和最有启发性的理解方式提供学生们所要求的课堂。但是，教师将继续留在学校。实际上他们将变成个别指导、辅导和鼓励学生的监护人。今天可以断言，大学的普及正在向这样的方向发展：教师利用针对广大学生的基本训练的教育技术手段，去关心每一个学生。但是，正如我前面指出的，技术将使每个学生能够同自动化教学手段保持个人联系。

随着研究工作的发展，学校必须协调它们的活动，最大限度地使工作人员能够符合计划的需要。对于器械和劳动手段也应采取同样的做法；重要的不是由于它们属于这里就放在这里，而是要使它们供那些能够有效地使用它们的人使用。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死板的安排将服从干活动和操纵能力，以便在任何时候都拥有为达到既定工作目的的最合适的手段。组织系统图表将越来越变化不定。因此，根据时机，将完全改变职务和工作岗位的安排：教学管理干部每年变化一次，教师的招聘将根据需要随时进行等。无限期聘用“持久性”教师，需要进行事先考验，即在一段足够的时间内，被聘用者必须表明他的能力、价值，以及他能持久地胜任和适应其工作。过早地承认终身地位是一种时代错误，是一种荒谬行为，这会造成大学的因循守旧和质量下降。

文化与科学

不断的专门化是一种危险，无须过多去谈这个有很大争议的问题。因此，必须明确区分文化与科学，区分文化成分的传播和高等教育成分的传播。所有公民现在和将来都有权达到同一文化水平，但不是高度专业化水平。大学生其广泛的活动中必须向人们提供这样的可能性：以一种人道主义的发展去平衡飞速的技术发展。

高等教育由于其专业化和服务性特点，其接受者必须是最有才能的人，而不应搀杂经济手段，同时必须以社会的需要和可信的天资情况为依据，相反，文化是全体公民的财富，不应该受到局限。应该把它给所有的人，并鼓励所有的人去得到它。但是，我们必须明确地说，下面的状况是不公正的：在全世界都存在着对于能够正常进入大学学习的人的阶级歧视现象。往往是那些在经济上得益较少的阶级对社会提供非常需要的服务，虽然这种服务的技术水平较低。这种歧视在国际范围内也有所反映：当一个高度“文明”的国家达到很高的大学入学水平时，它便必须开始进口（西班牙非常熟悉这种情况）没有专长的劳动力，以从事它的青年“大学生”不能从事的社会活动。

因此，所有的人都应该达到较高的文化水平。但是，大学不应该降低它的水平，也不应该失去它的作用。很清楚，我认为大学的基本任务是，通过大学的发展，通过大专学校，通过其教师队伍的流动，通过它对文化活动的指导和参与，对全国范围内的文化的广泛传播作出贡献。但是，大学执行这项使命的方式不是颁发文凭和委任书，而是用一切力所能及的经济和技术手段，使今天的和明天的人们能够摆脱（由于音乐、知识、美术和阅读一本书的享受）一种文明的重压，人们对这种文明既不理解又不熟悉，因为它的节奏使他们目眩，他们唯一能从这种文明中看到的是一次又一次地宣布消费的新目标。奇怪的是，只有那种得不到的东西才是人的行为的一个坚定的和牢固的目标。然而真正的文明能使人们摆脱压在他们身上的这样多的重负。为达到这个目的，大学也能够为人的利益做出许多贡献。大学应当成为指引人们驶向崇高目标的灯塔，当然是在它的职权范围内。

约尔·弗鲁顿在Ａ·凡赖斯的《当代大学》一书的序言中指出，大学应当接受目前形势下归属于它的部分责任，但是，也许它是委屈的，而不是罪魁，因为近来人们要求它过多地承担了许多复杂的、难以相互调和的任务。这就是在全世界大学中出现共同紧张局面的原因之所在。

总之，受到控制的技术对人们是有益的、不可或缺的。由于这种技术，人们在近年来深刻认识了许多现实，并得到了许多知识。因为“通过观察能发现现象”（勒孔德·德诺尼）。研究中心、知识传播中心需要起来越昂贵的设备，掌握它，需要很高的专业水平，世界各国将为拥有更好的研究中心和更完美的知识传播体系而协调行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欧洲分子生物学实验所和联合国大学等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

无论如何，历史总要重演，无论如何，２０００年的人度完他的一生也终将死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一样，人的唯一的活动就在于使其生存变得可以忍受。但是，一切现代化国家至今都保持一个复杂的机器用以衡量经济成就。“相反，我们没有计量系统，没有能够告诉我们社会（与经济大不相同）是否也很健康的评价系统。我们没有衡量应有质量的标准，我们没有系统的指数以向我们揭示：人们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相互分离的状态；教育是不是最有效的；艺术、音乐和文学是不是处于巅峰状态；公民责任感、慷慨精神和亲切感是不是正在向着有利的方向发展。如果这些都得到了实现，那将意味着在规划者的人道主义化方面迈进了一大步，这种人道主义化是社会未来派策略的第一基本阶段……目前，越来越多的证明社会处于失控状态的证据，使许多人感到被科学欺骗了。”（托费尔）

在唯物主义之后，迎来了精神的曙光，迎来了思考人的本质和关注人类奥秘的曙光。

我们生物学家非常明白，一切事物都蕴育着运动、变化和变异。事物是一条道路上的一个点。一切事物既非常简单又非常复杂。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一个原子、一个细菌或一个星系，都像标本一样具有一些非常简单的结构，一种非常复杂的现实。一句话：建筑材料、颜色是具体的，是有限的。但是，能够建起的楼房，能够画出的图画，能够写出的书籍是无限的。统一与多样性、创造的怪诞想法、万物的固有性质。千百万年以来，自然界都在选择着、控制着自身的演变……难道人就不会这样做吗？人类自由的表现恰恰是接受自然界能够用以自我调节的法则。集体自由在起作用，但它具有可能强加于个人的所有局限性。不过，它今天的伟大和悲剧在于它不是单独的，在于它不应该是单独的，正是这一点制约着它的活动。没有一种集体感情的人，感觉不到自己是大海和大浪的一部分的人，意识不到共同命运标志着当今和可预见的未来的特点的人，是因为他看不到，是因为他脱离了他的天地。在友谊中，在互助的信念中存在着由于环境的力量产生和解和自由的温床。

这就是我对人类未来的看法，据未来学专家说，人类将实现征服和利用海洋以及控制气候等大业。但是，在生物学及由此产生的技术的许多方面，正在接近底层，正在接近尾声。科学幻想小说作家指出，在某些方面，幻想明显地超过了科学。因为自然界强制推行其不可超越的界限。存在着生物学边疆；存在着绝对数字。虽然今天存在着巨大的可能性，但人们也正在感受到巨大的局限性。把怯懦、不赞同、吸毒、沮丧同坚定而有斗志的青年分开的鸿沟名叫希望。希望危机是当代的弊病。腊因·恩特拉尔戈模拟马克思的说法在格拉纳达宣布：“全世界怀有希望的人联合起来……”

用现在的和可预见的手段，人们必定能够认识自身的特性，但不能认识其本质。人们处在够得到的新的实际幻想的包围之中。但这并不能满足他们对内心的深不可测的奥秘的关注。假如人是可以证明的，那么他将失掉选择的能力和自由。生命沿着可证明的和可能发生的事物的等分线流逝。今天同昨天和明天一样，人会继续自问，他是什么？他是谁？胡利安·马里亚斯精辟地概括道：人必须对付两个根本问题，“我是谁？”和“我将会怎么样？”大学不仅应当帮助人们认识人的肉体特性，而且也应当帮助人们培育其精神。人文科学应当振兴和均衡技术。否则，大学将不符合它本来的任务，将不能起到它在将来应该起的重大作用。

大学与发展的新概念

前面我已说过，发展的概念今天被视为一个更加具有总体性和多边关系的进程，它包含着国家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国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我说过，关于发展问题，正在出现一种人道主义的看法，这种看法明确坚持，人既应该是这个进程的动因，也应该是它的受益者；这种观点认为，不应该把发展看成是简单的拥有一切财富和手段，而应该把它看成是改善人的生活质量。既然所有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必须对付国内具体问题，所以它们必须调动本国的创造性财富，并发展与基本问题有关的协作性项目，因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种世界的和地区的协调行动，需要有力的国际行动。

世界范围的问题需要认识和行动上的最大合作，大学由于其本身的特性，具备最好的承担和促进这项工作的条件。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大学在国内和国际发展中已经起到的和可能起到的作用。它在国际发展中的作用，必须通过同其他国家的政府、机构和大学的协定来实现（我更着重考虑的是同西班牙语世界各国大学问的关系，以及未来赋予大西洋两岸国家大学在共同发展中的作用）。

根据人们所维护的全球发展概念，人们必将推广一种大学，必将构思一种国际合作政策，必将制定一些交往的指导方针。由此可以推论，重要问题是我们所渴望的发展类型，因为这是必须制约一个进程的其他方面的方向。

很明显，由于各种不同的发展观点，关于大学在以巨大的内源性为特征的全球发展方面的作用，很难展开一场辩论；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其中可能有共同之处的发展的基本方面，这种辩论是可能实现的。在建立一种经济、教育、科学和信息的国际新秩序的要求中，就可以确定一种一致性的框架，在实现了恰当的适应和必要的调和之后，这种一致性就会使每个国家找到最适合其特点的方案。如果这些适应和调和能得到正确理解，它们便不可能改变基本要素，不至于使大学变成一个无关紧要的机构，变成一个只向精英颁发文凭、培育专业人才，而对指导、发展和推动各国人民文化不起作用的机构，而它的这种作用比它的其他任何作用都更加重要。

企图把国家的研究工作重心从大学中转移出去是徒劳的。研究中心、个人的研究活动等可以协助大学的研究工作。但是，大部分知识都是从大学中产生和传播的，因此，决不应该把它的培养专门人才的作用置于它传授知识的作用之上。尤其在知识是一切权力的基础的今天，更不应如此。

大学是文化和能力的源泉。如果大学变成一个单纯的专业培训中心、文凭工厂，它的基础将遭到破坏，它也将由于没有出路和连贯性而垮台，因为这样将会把教和教育、告知和培养混淆起来。这种不正常现象是由于对“文化”一词的错误理解而造成的，因为在每个专业的课程安排方面，都必须有助于对学生的全面培养。在信息与知识之间，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力求得到后者，因为知识是通向大学的基本使命传播文化的道路。否则，大学将仅仅是一个“教学组织”。

全面教育和基础专业培训：这是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大学应该给予和我们能够要求大学给予学生的东西。大学不应该是掌握某些社会课程的，而应该是培养某些智力优势的一条合适的道路。一条不是优先通向专业培训的道路，哪怕是最高水平的培训。如果学生追求的是文凭，而不是真才实学，那将是非常危险的。不应作教室里的观众，而应作教与学都必须在自己身上留下印记的解释者。只有这样，大学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智力中心，而不仅限于是一个可悲的颁发证书和文凭的办事机构。

至于说到国际领域，有一个不容模棱两可的问题：如果我们的确试图建立国际新秩序，如果我们确实喜欢这种国际新秩序，那么，没有一种为使大学的基本先决条件在任何情况下都得到尊重的共同努力，就不可能为这种新秩序的确立做出贡献。否则，一切只能停留在美丽动听的词句上和耸人听闻的声明上，大学却不能发挥它的作用——我要重复说它的作用它将处于沉默之中，有时是被迫的沉默和毫无生气。如果没有一种能适应挑战要求的大学，如果没有一种有推动力的和革新的大学，果真能产生新秩序吗？能确立一种发展的新概念吗？这种发展主要集中在所有妇女和男人的福利方面，在这种发展中，享有物质财富是重要的，但还不够；在这种发展中，教育、科学和文化将占据它们应该占据的重要地位。必须把想象力用到大学上去，运用想象力和睿智，以便用未来的要求去衔接过去和现在，去更新在近年来发生了彻底变化的舞台上犯了时代错误的后台。

如果说大学不应该管与它无关的问题，同样，如果它不具备必不可少的基本条件，它就不能完成它的崇高使命。如果说最重要的发展唯一真正重要的是“人的”发展，那么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活动就是在足够的时间内把大学教育扩展到尽可能多的人口中去，以便使学生根据自己的表现决定自己是否继续升学以及学些什么。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一个国家的最宝贵的财富人的潜在能力的水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减少青年人过早地加入劳动大军的现象；因为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一个时期之后，根据在自己选择的专业中所取得的成果，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爱好和能力……并做出自己的选择，这就避免了那些不相干的机构的干预（这种干预有的较好，有的较差，但总是受到学生怀疑并引起争议）；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在这种全面训练结束之后，通过长短不等的专修班，从获得的基本知识中得到全面的专业知识；因为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等待就业的现象，以及这种等待所包含的失望；最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发展中国家获得一种内源性而不是模仿性发展，这些国家应该以适合于它们的多种形式（如强化班等）改进传统的大学模式，以应付它们的国情在目前和短期内提出的需要，但它们不应该使这种需要在同样形势下在中期和长期内继续存在。

如果我们真正追求对人的全面培养（为自己的国家，但又不仅仅是为自己的国家，因为不断增长的相互依赖要求这样做），我认为，这种培养是一个根本问题，因为它是根据目前的发展趋势，而不是根据过去的或明显衰败的方案确定了的一种大学模式。为此，我们必须坚信，大学的使命不仅仅是“造就专家”，而首先是去提高民族的文化水平，培养具有广泛的知识基础的人才，因为这种基础能使他们迅速获得一种专长，能使他们“完善自己”以跟上时代潮流，如有必要，能使他们根据各国的事态发展和特点，在短期内改变职业。但不仅是这些：大学的使命还在于培养这样的男人和妇女：他们知道人类活动的概念远比劳动的概念广泛和丰富；他们会享受业余时间这种时间将逐渐增多，因为在许多日常工作中，由机器代替人是一种不可逆转的、日益明显的现象；他们会充分享受另一种发展，这种发展不仅仅以经济的增长指数为标志，经济增长指数虽然至今仍占据重要地位，但也明显表现出它的不足和不尽人意之处。

我认为，青年人之所以有冷漠情绪，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们认为国内外大事与他们无关，而且无法弥补；是因为他们是一系列事件的旁观者，虽然这些事件在不同程度上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但是，他们及他们的同事和亲人的参与不在预计范围之内，并且在任何情况下都无足轻重。为把这种犹疑和沮丧变成一种规划他们未来的富于幻想的合作态度，必须向他们展示新前景、生活的新道理。必须向他们提供一种旨在为了人的福利、更加注意生态平衡、更加重视每个人的主权和权利的发展模式，使他们不要感到自己是随波逐流，无所作为；向他们提供一种适合各国特点和文化的同一性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旨在解决国家某个变化时期的最紧迫的问题。但又不忽略国家和个人的真正主权和独立最终所依赖的重大原则。

上面就是一种符合时代要求的大学所应该编织的微妙而复杂的图案。这是一种能够真正为人们所渴望的北南和东西对话作出贡献的大学；一种不仅善于保存，而且善于丰富各国人民的文化财富的大学；这种大学培养出来的人能够在每个时刻和每个地方的各种特殊社会作用中为其人民服务，同时也能够适当地调整自己的专长并提出改进意见。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真正与社会环境相关联的大学天地。

有人会说，没有足够的手段和资金去建立这样的大学。如果必须有某个机构坚定有力地否定这种说法，那么则非大学莫属。大学应该下到这个恐惧不安的世界的竞技场，并宣布，我们尚来得及把目前的忧伤变成希望。我们不要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尽管我们可以找到许多理由去这样做。让我们的大学生站出来，并勇敢地去鼓吹彻底改变方向的紧迫性，为了使各国的船头指向和平，而不是指向战争，指向全人类的成就，而不是指向少数人的利益。大学和大学师生的首要责任是为促进理解、容忍、相互尊重和社会正义（社会的未来将取决于这些因素）贡献力量。这种贡献必须是明显的。让大学的呼声由大学生、各国人民最大财富的发言人传播于世。今天，人类未来的基本面貌取决于他们的坚韧性和勇敢。

“综合性”：大学的伟大之处

如果大学的中心作用不是仅仅为预见未来作出贡献，而主要是规划未来，那么科学家就不能处于无动于衷和沉默的状态。他们应该以履行其义务的人和提供服务的人的质朴告诉别人，如果人们从现在起就更加谨慎地、自觉地行事，即根据掌握的知识行事，那么，未来将会更纯洁、光明、愉快和轻松。

在大学的根基中，在科学的根基中，对不能回答的疑问、不能减轻的痛苦和人的本身的奥秘存在着有限的和小心翼翼的信心。因此，谁也不能指望大学的呼声匆忙地发出，也不能指望这种呼声过分强烈。但是谁也不能企图阻止它发出自己特殊的呼声，因为大学不仅仅是一个传播科学知识和传授技术实践的中心。大学是一个培养未来教师，进行科学研究，培养有基本能力、能自由地分析现实的未来研究者的中心，当然，根据可能的条件，它可能做得好些，也可能做得差些。它是最高水平的教育中心，它能完成人们委托给它的任务。

我国有过多的对所谓灾难的观察者和发布者，他们把大学的作用局限于所谓的“正常学术活动”。我们必须航行的海洋是更加复杂的海洋，我们为接近我们不可能到达的港口所必须绕过的暗礁是更加危险的暗礁。方向、对目标的明确了解是当局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大学只要善于作各种不同事物的容器，不一致的东西的母体，扎住存在在那里并构成其特点的庞杂事物的腰带，它就会掌握住自己的方向，这比飘浮要难得多。因为大学的重要性越来越在于它的统一的综合性，在于它的总结性，在于它的综合能力，在于它能把复杂的东西变成可得到的东西，在于为非专业人员了解专门知识提供方便，在于为那些仅仅沉醉于自然科学或人文科学小天地里的人开拓视野……正如我说过的，若干年之后，大学必将从一种专业性大学变成一种研究性大学。这本身将会带来一种渠道的重新分布，对高等教育、文化和专业知识问题的一种新思考。

社会变化是紧迫的。大学在这种必然的和紧迫的变化中是一个基本零件。这是一种在精神和形式方面发生了革新，但仍保留其意义和方向的大学。为了适应社会中已发生的变化，为了不落在日益刻不容缓的新改革的后面，而是走在它的前面，大学必须变革，因为社会已从农业社会（闭塞的、农村的、等级的）变为工业社会（城市的、反对等级的、紧张的、民主的、开放的）；从人文主义为主的文化（古典的、传统的、静止的、少数人的、由历史事件以及口述或书面语言组成的、缺乏源泉的）变成了科学和技术文化（大众的、形象的、变化的、以现状而不是以过去为主的、有大量来源的、学术职称和职业间的关系日益灵活的）。

综上所述，我认为，最终方案是根据时代的要求，进一步强调大学的永久性使命：研究和教人研究；教学和教人教学。创造并传播文化、科学和技术。但是，衡量这种使命的尺度，判断这种使命是否有意义的准绳是通过育人为社会服务。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份关于１９７１年西班牙科学政策的报告，是这样概括大学的使命的：

（１）教育的首要目的是培养能够充分发挥其公民作用的人，这些公民能理解自己的文明，并能明智地对其发展施加影响。

（２）同样，教育必须在考虑到每个人的能力和所有人的需要的基础上，向人们提供能使他们在共同任务中有效活动的工具。

吕臣重  译 （选自《不要等到明天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

谢选骏指出：人说——费德里科·马约尔１９３４年生于西班牙，曾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西班牙教育和科学部部长等职，也是罗马俱乐部成员，还是一名优秀的分子生物学家，发表过７０多种出版物。这篇文章出自他的著作《不要等到明天》，该书主要探讨如何正确地使用人类掌握的科学与技术；在这篇被选录的文章里，主要谈了社会的变化对未来教育的影响。

我看——罗马俱乐部是个阴谋组织，伙同共产党扼杀了几亿中囶胎儿！由他们来谈论“教育与人类将来”，等于是在教唆“如何用教育来扼杀人类的将来”。

  

【21、新世纪新现实】

赫伯斯坦（Ｄａｖｉｄ·Ｈａｉｂｅｒｓｔａｍ）

苏联解体后，世界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进入了所谓的“后冷战时期”，意识形态的对立消失后，人类将要面对的又是怎样的敌人、难题？这是大卫·赫伯斯坦在其著作《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Ｃｅｎｔｒｙ》中探讨的中心问题，赫伯斯坦是美国的著名记者，长期任职于《纽约时报》，曾获普立策奖，《决算》一书畅销全美。下面的文章选自他的《Ｔｈｅ Ｎｅｘｔ Ｃｅｎｔｒｙ》，是其中的第五章，略有删节。

该书的英文原版于１９９１年在美国出版。

我们的困境是复杂的。它是三代富裕下不可避免的产物，转而创造了一种高度预期的文化，再转而创造出以高度假设和高度消费为前提的政治体系。

那些在５０年代早期以某种可能性开始的意识，逐渐变成一种期望，最后则变成一种权利。那些对二次世界大战前美国的贫困仍有记忆的人们，已经衰者而且成为少数人，在那段时期，人们深受经济大恐慌的影响，必须对花费支出加以选择。另外，他们的父母不赊账买任何东西，而且对任何赊欠的念头感到惊恐，他们这些为人子女的因而得到一种结论：那时确实有抵押贷款之类的事情，但是人们只是偶尔贷款而已。现在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相信生活在现在，未来再支付是最好的报复。我们认为那些以现金支付的人是傻瓜，笨得不懂得占政府的便宜，大方地用信用购物作为报酬。不论何时，我们看到有人以现金向机票柜台买票，我们立即假定那人是贫穷的。

今天，我们的政治辩论并不接受这种新现实，不承认充分富裕的年代已经结束，仍然假设每件事还是以前的老样子。我们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负债国，但是国家债务，如同对日本的贸易不均衡一般，并不是一个需要动员人民，并把他们推向战争的重大事件。我们已经成为一个分裂的国家：我们的政治体系仍哲学地殖基于领导权的辉煌岁月中，但我们的经济（及社会）体系在新国际经济刚开始的日子里，正笨拙地蹒跚而行。所造成的结果是：社会很怪异地对新现实视而不见；人民和国家自视甚高地活着；以及政客们不敢告诉老百姓真相。

不足为奇的是，在面临新现实时，大多数的美国人都不愿牺牲。他们想要一种无缺点的爱国主义一方面能大幅改善生活品质及拥有更大的事业发展，一方面继续享受较诸７０和８０年代更大的个人自由和更多的权利。然而，美国的邻居却正回归５０年代更有纪律的生活中，我们实际上是一个伟大的自由民族，为每个开始作牺牲的人忧虑，当然除了我们自己以外。 

我们无法从里根的身上获得的，正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一种保守的教育，藉由里根极佳的传道，将我们引到一个有利于我们的现实世界。英国前首相撒契尔夫人执政早期的率直是相当可取的。然而，里根却强化了我们不需要改变的幻觉。在他掌权的日子里，出现了一些极端消极的事情：以唱高调取代了行动和务实。讽刺的是，描绘出他这种糟透了的情况的，不是那些宣称自由的美国东岸的新闻媒体，他们当然是不共戴天之仇人，而是出现在里根最亲近助理所写的书中，如海格（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Ｈａｉｇ）和黎根（Ｄｏｎａｌｄ Ｒｅｇａｎ）。他是如此舒适地待在家里，好似从来不晓得这个世界，即使日本对我们的烟囱工业所做的一切已经出现了各种早期警讯。在里根的时代里，日本人还对我们的高科技产业发动关键性的攻击，使得我们在微电脑产业的领导优势彻底瓦解。而里根对这类事件的漠不关心，似乎并未困扰到他的同胞们；他们只要求他让他们感觉更好，而这点他确实做到了。他不是这个社会的引擎，但却是一种征兆。一次又一次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人民全心全意地相信个人负债以及信用购物是不对的，然而信用购物的使用仍每年激增，里根是“无痛”社会的“无痛”保守主义者。我最喜爱的故事是里根第二次竞选后，巴克华德（Ａｒｔ  Ｂｕｃｈｗａｌｄ）对一大群公司最高主管的演讲。他问道：“在座有多少人投票给里根？”实际上所有的听众都举手了，但他继续问道：“多少人愿意让他担任你们公司的最高主管？”没有一个人举手。

里根的总统权位显示出我们对分隔经济现实和政治过程处理得相当漂亮。最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何以这个国家在面对令多数国家备感威胁的消息时，仍能如此麻木不仁？在１９８４年，一位前来美国访问的外国人，可能会认为这是个各方面都如此强大的国家，而美国人所面对的最大争论仅是学校的祷告。到了１９８８年，同样这位外国游客一定会认为就爱国主义而言，美国是如此地摇摇欲坠，因此美国人面前最重要的争论便成为宣誓效忠之争。

此刻，当我们似乎在教导世界上许多国家有关自由的真谛时，我们也许该反省我们如何运用我们自己不寻常的自由。我们正处于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娱乐导向的美国社会。电视的出现和普及，对美国个人及整体社会有着压倒性的影响，电视已经成为最主要的大众传播工具。因此，我们必须了解电视最重要的不成文规则：新闻必须永不枯燥。如果我们觉得枯燥，我们就会转台，即使在世界某处正进行着对我们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在收视率和广告收入的强力驱策之下，商业电视台的经营型态已经被定型了。当然，收视率直接决定了播出的节目。

印刷媒体和电视对新闻的定义总是不同。长久以来，内行人深知透过电视广播网，情节平乏但制作优良的节目，可以击败一个情节不错，却制作不良的节目。有关来自日本的挑战，其故事正好反映了这种情况。被指派驻在当地的电视记者，全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男男女女。一件应该是重大的事情却变成了次要新闻。ＣＢＳ电视网在它的全盛时期，应该可以制作出很出色的采访报导，但ＣＢＳ的表现却很失败。

今天美国杰出的广播记者，都是在美国迈向承担新世界责任时，从事驻外的工作，因而得以扬名立万。做为一位驻外记者，在战争期间及战争结束不久的年代里，仍保留了某些荣耀及传奇。当时美国正心不甘情不愿地脱去孤立主义的外衣，我们最好的ＣＢＳ电视网，当时是公开的国际主义者，那些著名的记者正是ＣＢＳ的驻外记者，同时也是我们最强有力的教育者。今天，事情不一样了。飘洋过海去制作电视节目，已被视为一个人事业生涯的障碍。一般人认为，在越战后的年代里，美国人并不想看外国报导，或至少是愈少愈好。外国新闻的定义逐步在转变中。只有在下列情形下，外国新闻才变得重要：（１）一些戏剧性的（而且是暴力的）事情发生在美国人身上；（２）即使没有美国人的出现，发生了真正暴力的连续镜头；（３）某种壮观的场面，使得电视乐于采访——例如，某位皇族的加冕典礼或是年老领导者的死讯。愈是奇特的场面愈好。现在电视制作人之间流行一句口头禅：“如果它可以导致流血，它便领导一切。”因为电视新闻比以往更娱乐导向，紧接下来的，便是它的主管和主播人员都必须是明星。在电视早期时代，新闻记者不是明星，只是一般新闻从业人员，经常涉足广播或印刷媒体，尝试着掌握一种新的专业工作，但并不一定需要压倒性的胜利。他们的地位具有某种程度的摇摆性，而他们的声誉是建立在个人的地位，而不是所属公司的声望和力量。如今，主播人员在事件现场不寻常的出现，保证该事件具有明星的品质。明星事件才值得明星式的报导。

今天，我们政治体系的变数，有不小的部分和电视广播网的处理方式有关。如果电视新闻淡化处理了某个复杂的重要争论或是弃之不报导，那么一个被淡化了的政治问题是否仍会深受支持？最起码，电视藉着支持某种爆炸性的或混淆的政治主张，扭曲了一个国家的施政计划，而最糟的情况是毁掉了整个施政计划。这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式，以及我们政治体系回应的方式。

感谢电视，国家的施政计划并未成为我们长程或最急迫的问题，而是那些最佳影片的制作。这意味着在一个大民主社会里，沟通系统（电视网）最关键的一部分，基本上是阻塞不通的。当电视新闻的处理模式淡化了政治争论，政治体系便向它屈服了。对严肃话题进行严肃讨论太过复杂了。候选人和他们的助选人员都了解电视网要什么：一个适合电视传播的背景及一个哗众取宠的攻击或反攻击，愈简单愈好。由于电视只播出我们的政治领袖１０一１５秒的谈话，很快地，政治人物的谈话开始如此简短；最后他们的思考也开始如此简短。

最近，我和一个主播人员及他的执行制作人座谈，我提到电视网未能采访报导像日本的经济挑战这类的故事，乃是一大失败（而且他们以裕仁天皇的葬礼，作为每日日本新闻的开始，企图以此作为弥补）。我甚至得理不饶人地指出，难道电视网的标准对美国政治越来越平庸没有一点关联？基本上，他们两人都同意我的观点。那位执行制作人说这是个严重的问题，是一个顶尖的新闻制作人每晚都要抗争的问题。他同时又说：“我们只有少数人有此共识，却要和远较我们强大的环境相对抗。”我对他表示同情，但是我并不认为他们有此共识。

电视新闻人员就本质来说，和一般的新闻人员同样自由，但是他们在形式上没有自由。形式主宰了功能。比方说，如果纽约时报准备像今日美国（ＵＳＡ  Ｔｏｄａ）般采用充斥着事实的版面，那么它不只在形式上，甚至实质内容也不再是纽约时报了。然而，我们复杂的世界却一定要配合电视并不复杂的形式，结果我们无法看到有智慧、有深度的对谈或谈话。

电视偏好盛名胜过于实际的成就，而一个人的成功愈来愈为电视所决定。一位巴芭拉·华特丝（Ｂａｒｂａｒａ  Ｗａ１ｔｅｒｓ）的新闻迷最近写道，她的特别报导已经取代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成为盛名的终极象征。我想她是对的，因为华特丝已发展出一套极精明的公式：假装很亲密地访问摇滚乐明星或新闻热门人物（其中大多数是绯闻人物）。我记得美国最伟大的社会学家雷斯曼（Ｄａｖｉｄ  Ｒｉｅｓｍａｎ）曾出现在时代杂志的封面，但我并不期望他接受华特丝的访问。不幸地，整个社会对电视标准太纵容了。在６０年代末期，某些作家因为他们著书的成就或是时代性，跑去上电视自我促销，然后成为名人。很快地，出版商就把出版过程倒转过来。如果作家可以藉著在电视上曝光而成为名人，那么何不去找名人请他或她写本书（或者将他或她的名字借给不知名的作者），这样保证可以上电视脱口秀的节目，但是结果必然是出版一堆烂书。

如果出版商懂得运用和操纵媒体，国会议员当然也晓得。如果他们要举行一个重要的秘密听证会，电视网不会有兴趣采访报导。但是如果证人的名单中包括了珍芳达、梅莉史翠普、伍迪艾伦，或者最好是雪儿这些大牌影星，那么电视网就无法抗拒他们的脏力了。似乎没有人在意政治对话的水准，这正是电视最糟糕的地方。最近，乔治·肯南（Ｇｅｏｒｇｅ  ＫｅｎＴ１ａｎ）在参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就东欧主题发表演说；他是我们最有智慧且最善辩的东欧权威之一。我看了电视，他只出现了１０秒钟左右，他的话被主播人员改写转述。比起其他美国人，肯南可能对冷战有更精辟的看法，他的书和回忆录可能是国家珍宝，可是很明显地，如果他想要在新美国让大家倾听他的话，他势必要学习如何更快地感动人。

除了那些善于自省的人以外，对一个美国人来说，日本的贸易政策、法令及文化的保护主义，构成了完美的障碍。如果日本人所做的事情中有９０％可以轻易赢得我们的赞赏，那么对于另外恼人的１０％，我们也可以自在给予高度的关切。如果世界上没有日本人，我们也会发明这种人。他们似乎在嘲弄我们：他们工作努力、谨慎小心、自我吸收、努力追求他们定义狭窄的自利。现在的经济情势对美日双方都是进退两难：美国的经济衰退，然而美国的政治体系却无他法可想，唯有接受一途旧本的经济繁荣，然而日本的政治和社会体系却未能与之并驾齐驱。

依我看，美日之间的对抗情形一直在改变。当我第一次到东京。虽然我极为欣赏日本人努力工作的态度，以及他们牺牲奉献的精神，不过我却被日本人盲目的排外主义所激怒：对不是日本的事物，日本人几乎一律拒绝；在贸易方面，对美国人刻意牵制旧本人偏好雇用前美国高级官员到华盛顿游说，却拒绝其他国家到日本游说换言之，日本人不了解互惠的概念，新的国际经济不是一条单行道。同时，日本人对任何批评都极度敏感，也使我感到不自在。

在我首次访日的时候，我被邀请对一群重要的日本企业主管发表演说。由于早已知道日本人很容易受到冒犯，我很小心地演讲了约半个小时，主要是关于美国的产业病。我称赞日本工人的效率，同时我非常欣赏他们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以相当少的资源建立这么可观的经济奇迹。然后在结尾时，我非常小心地提醒他们一些未来可能发生的危机。我提议说，日本人在如此辛勤工作和奉献牺牲之后，伤害美日之间的关系，将是一种耻辱，特别是如果除去所有的障碍，美日的贸易逆差也不过改善１５一２０％。我认为，在承担极小风险的情况下，美日贸易关系便能获得极大的改善。隔天，我遇到一位朋友，他是住在东京的一位美国顾问，他对我说：“我听说昨天你发表了一场重挫日本的演说。”这是个典型的例子，一位美国新闻人员如果报导美国在产业方面的失利，将被视为是高度聪明甚至勇敢的行为；如果他以同样的眼光批评日本的排他性贸易政策，他就是在打击日本。

日本国家主义最令人讨厌的一面，就是它引发游客同样强烈的国家意识。这种情形自然也发生在我身上。我不认为那会影响到我写“决算”（Ｔｈｅ  Ｒｅｃｋｏｎｉｎｇ）这本书的品质，但它确实影响到我写这本书时的情绪。事实上，“决算”这本书极为夸赞使得日本产业如此优秀的特质，然而日本人惯有对待外国人的方式；却让我感到处处制时。日本人有一股相当强烈的直觉，企图阻挡我发现事情的真相，经常把我给惹火了。我和家人在日本的花费相当昂贵，而且我没有任何机构的援助，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掏腰包，有时我觉得自己正在跑一个有史以来最昂贵的计程车跳表。有一次，我对着电话向一位日产汽车公司的公关人员大声咆哮（那个人在阻止我见到想要见的人这方面，有着相当可观的成就），因为他和他的公司正在练习沟通保护主义。我还记得曾和一位日产公司负责品管的高阶主管坐在一起，我问他是否可以给我一个提案制度的范例，来自品管圈，是员工自己激发出来的，而且确实改善了车子的品质。他说不行。我问道：“为什么不行？想想看，这是一个绝对合法的问题，而且假想一个卑微的年轻工人，发展出一个聪明而简单的点子，省下公司上百万的日圆。”他说，因为大约有３６４２８个品质改良的例子，所以他必须向我介绍所有的３６４２８个工人，以表对所有的人负责。

然后我回到美国，为美国这个国家对自己的经济问题竟如此无动于衷困扰不已。更糟的是，我看到人们试着从他们的美国同胞那里得到起码的服务，却无法如愿以偿；在我们现代的服务哲学里，顾客永远是错的。我记得，不仅是日本人做事的效率较佳，而且一般人得到的服务品质也较好，我再次觉得美国人粗鲁无礼。我的经验绝非独一无二的。

我仍然不认为我们国家已经了解这一点。一次又一次的，我们寻找何以日本人可以做得比我们更好的藉口。如果我们被击倒，那么一定是规则锗了；一定有些人欺骗。每一次，我们认为已经找到答案了，最后证明是错的。有很长一段时间，每一个在底特律的人，还有其他地方的人，都相信日本人成功的关键在于日圆的低估。所以，我们强迫日本人重新评估并让日圆升值。日本人照着做了，他们的核心产业因而受到重大但短暂的冲击。有段时间，他们的高阶主管大幅减薪，而且劳工出现了短期移动。不过，因为他们是过程导向，他们很快地让过程变得更好。很快地，他们不仅未成为日圆升值的牺牲者，反而因祸得福。日本的流动资产大幅增加，而美国的流动资产却不断减少。突然间，美国的公司和不动产开始大拍卖。有时候对我来说，日本这个竞争对手是如此难缠和强韧，要和他们竞争，只会落得凄凉的下场。你将他们挤出一个区域，他们仍然会从另一边冒出来。如果日圆坚挺，他们在出口方面会受到限制，但是他们会到你的国家开设商店，他们的身分便成为拥有者、制造者及投资者。

我想日本人的成功是整体的，没有单一秘密，但至少让我们试着去了解。其中有一点，就是他们希望继续“制造”东西。我们已让我们的活力转到以前我们认为商业的次要领域，像财务和行销。我想，制造东西在日本人的社会里比在我们的社会有更高的社会价值。相对我们而言，他们资本主义的目的似乎较为淡薄。我们的目的是赚钱；而他们是使产品精良，当然，如果他们能做到，他们自然可以赚钱。如果说日本（以及东亚）的成功有一个相当重要的部分，那便是教育。我对日本思考得愈多，我愈觉得教育的重要。日本人的教育和我们的教育截然不同，那是一种美国人无法忍受的教育。它强调博闻强记，以及对权威的接受（这点和我们刚好相反），但是即使一个人不同意这种教育的形态，他仍然尊重教育在社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以及一般日本家庭对教育的重视。一个家庭的地位和荣誉，不是因为小孩的运动有多好，而是因为他在学校的成绩而定。在针对这个主题所作的第一次访问中，我去拜访吉布尼（Ｆｒａｎｋ  Ｇｉｂｎｅｙ），一位杰出的历史新闻学家。我们对许多不同的事情谈了两个小时，但当我准备离开时，他转过身说：“别忘记，教育就是让手表上紧发条的助力。”日本人相信如果善加教育人民，而且教育体系运作良好，其他的一切就会运作得非常好。

１９８３年我到日本后不久，我去拜访永井道雄，一位前任的文部大臣（教育部长）。那次访问并未照我的期望进行，但经过了七年之后，现在回想起来，我想我终于了解当时他的意思了。我询问他日本和美国的教育问题，以及教育和社会伦理的关系。不过他无视于我的问题，只是想要谈论韩国。他说，韩国人的考试成绩一直在进步，可是日本人的成绩事实上却稍稍往下滑。我问他这意味着什么？他缓缓地说：“考试的成绩下降是一种警讯，一个社会的乐观程度正在增加，因此，我们要更努力地工作。也许，日本正变成一个老化的国家。”他接着说，日本的离婚率及少年犯罪率正在上升，虽然不会比美国糟糕，但对日本而言，已是令人触目惊心。相反地，韩国小孩晚上仍然待在家里，听父母的教导。最近一位韩国官员对他说：“日本是要继续向美国学习错误，还是要开始向我们学习正确的经验？”十年前，他绝对不敢对一个日本人这样说话。那是一种他们自信心大增的象征。他又说，有那么一刻，一个社会开始起飞了，人们会对生活大幅改善心存感激。但很快地，那种均衡的状态改变了，他们不再那么感激，而你得到的只是现代化和都市化的负面影响。他说，韩国才刚踏入这个阶段，日本走在中间，而美国则已经走得很远。那次的访问始终索绕着我，即使在和他的谈话结束很久以后。

它让我想起康乃狄克州的温斯特市。因为我父亲在１９４２年回部队服务，我兄弟和我在美国一些城镇里长大，但我们称呼一个地方为家，那便是温斯特，一个拥有大约８０００家工厂的城市，位于该州的西北方。它像一个熔炉。当地最大的工厂是吉伯特钟表厂。我们的父母或祖父母大都是外来的移民，曾经为了微薄的薪水，在这家钟表厂卖力工作。我们在这个不只是美国人的社会里，想要胜过我们的父母，出人头地。

我现在了解到，那时的学校体系真是棒极了。老师们是缅因州的女教师也就是说，她们大多是单身女性，来自缅因州的小农村，因为那里没有制造业的工作机会。她们来到温斯特这个受惠于工业革命的大城市（当时的薪资高达一年９００美元；当然，占少数的男性教员总可以拿到高出１００美元的薪水），他们非常好，处事公平，而且相当清楚权威的运用，我猜想那是因为他们生长在一个对权威从不曾质疑过的家庭。

对我来说，那时似乎是个乐观的时期，即使当时有战争发生，我想我的同学和他们的父母相信战争很快就会结束，而我们这一代的明天将更好。父母不会抱怨做了多大的牺牲，而孩子不用任何人开导，也深深了解父母的苦心。在我班上，不是每一个人都将精神放在上大学方面事实上，想要上大学的只有少数人，但机会就在那里，而且当时社会正在进行相当可观的改变。不自觉地，我们正是整个社会往上爬的一部分。

那正是永井所指的：一个往上爬的社会。日本从５０年代中期便往上爬，是一个满怀信心的国家（事实上，直到最近她才第一次过度自信）。对许多重要的事情，她都做对了，日本的好运来自两代的日本人作了相当大的牺牲，使他们的国家从灰烬中变成了经济强国。近二三十年来，日本人的生活已经大幅提升，虽然改善的速度正在减缓，但人们仍然认为未来将更美好。这种意识产生了信心，而信心造就了乐观主义，然后转而产生了社会力量。这是日本社会往上爬的关键因素，而且是数学公式无法表示出来的。在这个循环过程里，人民相信传统社会阶级的界限已经变得模糊，而一般的怨恨已被消除。每一个人都相信自己是新中产阶级的一部分。

不论日本能否让下一代维持同样的乐观，对今天的日本人来说，心怀感激地辛勤工作这一要素可能会减弱，才是关键的问题。很肯定地，当代的日本政治领袖和产业领导者都对这个问题感到紧张，对日本是否有能力保持成功和维持工作伦理，觉得忧心忡忡。有些政治领袖和企业领导者甚至担心日本的教育体系，怀疑是否太过僵硬。

１９８３年，我首度遇到天谷直弘，一位通产省的高级官员。当时我正忙着写《决算》（Ｔｈｅ  Ｒｅｃｋｏｎｉｎｇ）这本书，一位朋友给了我他的名字，而我并不很确定他是不是我想要访问的人。结果我发现他是一个以官吏身分为掩护的历史学家，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比我更清楚我书本大纲的历史学家。我们第一次的面谈原本安排一个小时，但却谈了二个半小时才结束。在我停留在东京的九个多月里，我和他谈了四次以上。我发觉在这么一个学者面前，我真是相形见绌。透过他所看到的当代事件，他有着不寻常的历史见识，而且因为他是日本人，他看事情的角度不是从西方或东方，而是从富裕和贫穷，从面临困厄的人和已经享有富裕的人为出发点。

现在，他已经从通产省退休，但仍然担任通产省的顾问。他经常对未来感到忧心。当其他的日本人正为日本的新产业力量的初期成功庆祝时，他早已致力于把烟囱工业的经济，推向高科技工业的新世界，这个新领域日本优异的教育正好可以派上用场。在１９８９年春天，我和他在东京访查了两天。

对美国无法适应新经济现实，天谷直弘感到困惑。他注意到，美国目前还没有危机意识，也许是仍有许多人觉得美国相当成功。当国家不断出现各种问题时，仍有归咎别人的倾向。他认为，也许美国需要某种财务震撼，一个像苏联领先美国发射人造卫星史泼尼克号的事件，才不会再自满，他认为，除非美国在纪律上下工夫，否则某种货币危机将是无法避免的，因为现在美国的财务系统很不稳固地建立在外国人的信心上。有一天，一些外国政府会对美国市场失去信心，然后停止购买美国的债券，这将很轻易地引发他所假想的财务震撼。

如果说日本也有即将临头的危机，他说，那极可能是价值观和个人目的方面的危机。在某些方面，近四五十年来，日本的目的非常清楚：从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中站起来，赶上西方。日本在这方面表现得很漂亮，远远超出目标。但现在横在国家前面的问题，是如何处理它的新财富和力量，努力从战败中的灰烬复原是一回事，决定如何去处理这些利益又是另外一回事。他说：“４０年来，我们心里只有一个目的，我们是猎狗，凶猛地追着野兔。现在我们追逐的野兔不见了，所以我们是什么？我们下一个追逐的对象又是什么？以及什么是我们生存的目的？都成为日本人的新问题，日本是个经济社会，四五十年来，我们几乎把所有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搁在一旁，因为我们正在处理那些似乎更为急迫的事情。现在，我们已经达到经济成功，我们需要其他的价值观，然而，我们缺少其他的价值观，甚至不知道怎样去建立这些价值观。”他接着说，简单的部分已经完成。日本人是否已经准备好处理他们新成功所带来的复杂性？或者他们已被教育成只能执行某种社会功能？最近几年，天谷直弘加入一个重整日本教育系统的主要尝试，目的在让教学减少背诵，并且加强注重自由的教学技巧。这使得他必须站在国家的教育殿堂上，和有着良好防御的强大力量相抗衡。这场战争并没有打得很好。他相信，当日本准备好应付未来的挑战时，可能已经造成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日本这个国家制造的是工人，而不是一位完整的国民。他曾轻描淡写地告诉我，要生产一部好车子，远比生产一位好公民要容易得多。日本的教育体系本质上是否会教育出心胸狭窄且自我孤立的人？甚至更糟的，它是否教育出随时可能被功能性淘汰的人？ 

他指出，那正是日本的新困境。第一次，教育体系处于制造废物的危机中也就是说，制造出不能适应的毕业生，因为他们缺乏对生活的全面看法。他说：“问题是我们正处于一种危机中，只会生产具有优秀电脑能力的年轻人，但他们掌握现实生活的能力却很糟糕。电脑已经凌驾一切之上。现在，我们的大学入学考试被设计成选择具有电脑潜力的学生，那意味着我们正加速制造一些我们不需要的人，他们会做的事，电脑可以做得比他们更好。”

日本如何处理财富这个问题？他很怀疑。在以前这并不是个问题。现在，日本经济成功所带来的新影响，乃是年轻一代的日本人，正如走在他们前头很远的美国人，变得更物质化了。然后他又说：“几千年来，神明和贫穷让人民保持着纪律，可是，在目前这个现代化的时代里，神明不在了，贫穷也消失了，我们将如何维持纪律？”他不确定急速的工业化到底留给日本什么。日本人将如何应付电脑时代所带来的自由和可能性？“我们刚走过一个很容易被人民所接受的工业时代，如果我们制造车子，一般人都可以了解，而且知道车子的用处。但是现在我们生产电脑，一般人并不容易了解电脑的用途。也许对一个有创造力的人来说，那不是个问题，但对其他人而言，就可能相当困难。他们会做什么？坐在电脑旁边，然后每天晚上玩任天堂？现在我们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他说，或许日本最大的弹性已经展现在经济事务上，而美国则可能转向更弹性化的社会和政治事务。

一本书总是有它自己的轨道。它会让你产生写这本书之初所没有的想法和观念，而这些并不是原先你打算的，我所写的畅销书《决算》，开始是一本有关硬体的书，讨论谁制造出较好的汽车，但后来它变成一本关于社会体系的书，最后，出我意料之外的，成为一本有关教育的书。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后，那些担心美国教育比其他国家落后（而不是担心美国核子飞弹比其他国家落后）的人有了借题发挥的机会。由于这本书，我变成了绝望的政治人物、商人，及老师的亲密战友。我被邀请参加各种州长会议，不管是地区性或全国性的，共和党或民主党的。印第安那州的共和党州长想要在他执政的最后一年中，戮力将印第安那州的学校升级，便利用这本书作为向州议会演说的基础，而且给每位议员一本。州长们都有一个共识，认为我们处于一种危机：我们并未如以前那样重视教育，人们基本上对它漠不关心，而似乎无人知道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几乎所有的州长都去过日本和韩国，他们已经看到那些国家的教育体系所制造出来的品质（以及他们如何认真地在做）。当有州长要求一家日本公司到他的州设立工厂时，这位州长总会被问到当地学校的品质、读写程度，以及年轻人阅读数学手册的能力。我们自己的企业最感悲伤的是，它们很难找到训练良好的人去执行甚至最基本的技能，而这些技能是每一个高中毕业生都该具备的能力。最痛苦的抱怨来自我们的老师。他们似乎总是被那些只要做最少功课的学生，那些抗拒家庭作业的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以及那些只有在运动或其他课外活动被限制时，才会对学校表现出热烈兴趣的学生打败了。最让老师感到挫折的是，大多数的学生来自中等家庭，而他们总被假设成会继续接受大学教育。有一位老师告诉我：“你要向他们吼叫，如果他们不努力点，多作一些家庭作业，达到一定的知识水准、读写能力和语言运用，他们将无法进入大学。可是你就像是在说谎，因为你知道即使他们不那样做，他们也可以进大学。事实上，他们也进了大学。外面有那么多大学，像企业般经营，需要学生和他们的钱，然后把我们的水准往下拉，只有上帝知道这些孩子一旦毕业以后，以他们的教育水准，他们可以做什么。”

布希说他是一位教育总统，但迄今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把教育和我们的经济病痛联在一起。那需要一种政治判断，是他和他的前任都不愿意做的。在我们多样的次文化里，只有少数人（最明显的是那些最近到来的亚裔美人）了解教育是未来的关键。和其他已开发国家比较，我们的读写程度让人失望。我们并未真正地将教育连接到为我们孩子建立一个更好的经济生活上。在美国一般乡镇里的一般高中，一个１６岁的男孩有良好的成绩，会被看成是异类，除非他是个杰出的运动员。当然，也有例外，中上阶级的人很看重教育，一栋在高级住宅区里的房子，在其高昂价格中，事实上已经包含了接受私立学校教育的费用在内。

最近我在希伦大学（Ｈｉｒａｍ  Ｃｏｌｌｅｇｅ）演讲，那是俄亥俄州一个很好却很小的私立学校。我和一群来自中西部小镇聪明的年轻人在一起一个下午。我要他们在一张纸上写下他们高中同学每天晚上平均做多少家庭作业。这些纸条传回来了，平均是３０分钟。我想了一下日本和韩国（那里的中小学生经常背两个书包，老师的升等和升学率息息相关）。我又想到在温斯特市童年时期的天真想法。我们认为我们与来自更大工业城（九英里外的多伦特市）的学生竞争工作机会。你要如何告诉今天的孩子们，他们不仅和邻镇的小孩竞争，而且要和大贩、汉城、雅加达、新加坡、曼谷，而且很快地，要和布达佩斯等城市的孩子竞争。

１９８８年，一位候选人终于提出来自亚洲挑战的问题。这位候选人是盖哈特（Ｄｉｃｋ  Ｇｅｐｈａｒｄｔ），一位来自密苏里州野心勃勃的年轻国会议员。他提问题的方式是我们所熟悉的夸张，但真正的讯息是：我们再一次沦为受害者。盖哈特意识到这是个新鲜的话题，将贸易不平衡完全归咎于日本和韩国，他的电视竟选广告突显出美国车在亚洲国家可能的售价，这些非常具有爆炸性，而且很明显地想要加强对亚洲人侵略的恐惧心理。这些竞选广告的真实性值得商榷，但整体说来，他们只抓到问题的表面，却不去试着了解它。（其实盖哈特自己心知肚明。他在私下谈话时，远比他的竞选广告所暗示的更见多识广。他承认即使日本开放他们的市场，对贸易赤字的改善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我看着那些广告，然后假想盖哈特的选民们：那些对所有与学校有关的论点投反对票的人，他们不监督自己的小孩做功课，只是怀疑为何亚洲人做得比我们好。

这个世界比以往更快速地变动。由科技所推动的改变有它自己的速度，赶不上就会落伍。工作需要更高层次的教育及能力，不仅美国如此，全世界都一样。可是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却未采取因应对策。我们的蓝领工作突然大量丧失，不只是被那些较低度开发国家所取代，而且如天谷直弘所预言的，被日增的自动化所取代。我意识到美国的转变，来自新政以来愈趋尖锐的阶级划分，以及来自为民主努力的力量渐渐减少而不是增加不只是政治上的民主，也包含了经济、教育和社会的民主。

迄今为止，那些让人失望的改变还没有在我们的政治中浮现出来（或是还没有太明显的浮现）；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宽恕令人失望和绝望的政治。但我们依稀可以看到这种改变。我不是很迷唐尼（Ｍｏｒｔｏｎ  Ｄｏｗｎｅｙ，Ｊｒ·）和他搭配脱口秀的尖叫；可是我想对部分的唐尼听众而言，那是一种对他们老板、劳工领袖、政治家、新闻界、体制，以及所有人，除了唐尼之外，极力忍耐愤怒下，一种重要的发泄。这种秀，和其他类似的秀，暗示着那里正有一种愈演愈烈的经济束缚和社会痛苦意识。然而，这种挫折尚未被列入主要的政治讨论中。像焚烧国旗和宣誓效忠这类的事件，便已熟练地利用了这种意识，而没有被人发觉出来。这些是让人焦虑和不确定的政治，而非让人产生信心的政治。我想，在它变得更好之前，它会变得更坏。

谁将是赢家和谁将是输家的界限，似乎比以往更明显了，而这正是教育造成的。在最上阶层的人，能就读最好的法学院或商学院，不仅是赢家，而且是大赢家。顶尖的法律事务所和财务公司以他们的服务从事竞争，而且每年的起薪愈来愈高。一位朋友告诉我，今年一位从名校刚出炉的新进律师，起薪是一年８５０００美元。在寻觅这样一份工作的过程中，“面谈”的本质已经改变。在我年轻的时候，那意味着你被面谈，一些在该公司里年高德劭的人审视着你，并且根据你的优点下判断。最近几年，“面谈”却成为优秀的法学院毕业生对法律事务所面谈——也就是说，由他或她评断这家事务所。那些顶尖人才有大多选择；而那些在基层的人所能选择的却少得可怜。目前，中产阶级正逐渐减少中。那些在最基层的人缺少改善他们自己的能力，而那些在中上阶级的人被优厚报酬所激励，他们的报酬远比我还是个小男孩时来得优厚得多。因此，先照顾你自己，而且尽最大努力照顾自己，利用教育去获得个人的、物质的报酬，而非实现更广大的社会责任，这种观念已比以往更强有力。我从未被甘尼迪总统的就职演说所迷惑，也不曾困于不要问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国家做些什么。它始终给我一种感觉，一个大家族为了安置一个儿子在高级办公室，所花的个人财富创下了新纪录。然而，回顾过去，公私部门问职业的平衡，在３０年前似乎比今天要来得更健全些；从事公职在当时并不像今天一般，意味着庞大的个人财务牺牲。我在１９６１年搬到华盛顿，那时它是个一般人可以过得很舒服的城市：那几似乎没有富裕阶级，除了那些屈指可数的祖产继承者。今天的华盛顿已经截然不同了，那些国会说客形成了有钱阶级，而那些当选的政客们绝大多数有独立的财源，尤其在参议院里更是如此。

华盛顿不是例外。纽约这个我居住的城市，也渐渐成为一个富人和穷人的城市，有着第一和第三世界的人口，而两者的隔阂比以往更大了。若就市民还有多少美德的程度而言，特别是那些有权力的精英分子，人们似乎是被永无休止的自私和自我耀升推着走。有钱人家赈济穷人的捐献，和他们为了参加募集基金的社交场合，在晚礼服和珠宝上的花费比较起来，简直就是九牛一毛。

但是仍然有人坚信，美国可以从世界上最强大的核心产业经济转移到一个服务经济，而同时不会失去它的强大、活力，以及产业的健全性。我百分之百确定那是不可能的。我想没有几个人进入服务经济后，能够得到所谓的高级服务工作——亦即带着有效手段和尊严的高价值工作。他们大多数都会在基层服务部门工作，这种工作不需要多少工作技巧，而且人事流动率经常居高不下。一般人认为核心经济愈健康，服务经济也就愈健康。同样地，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日本人会自动转向我们要求所有的金融服务，以应他们扩张核心产业的需要。全世界最大的８家银行中已有７家是日本人的，也许目前是一段过渡时期，他们需要相当大的帮助去学习如何和西方打交道。但长期来看，他们对我们金融服务的需求将会减少。

我们正慢慢而且稳定地制造一个新的阶级制度，这个新制度从一个人出生开始，经过早期教育，最后是透过大学及研究所而形成。今天，那些在华尔街的人能很快做出关闭小镇工厂这种可怕的决定，因为他们永远不会认识那些受伤害的人。由于我们大公司的组成方式，高阶层缺少高瞻远瞩，因此我们不断做出短视的决策，来使公司的盈利情况好看些。我们将成为一个较以往更不和谐的国家，有着少数有钱人和一大堆穷人，这些穷人不仅是他们自己的负担，也是社会的负担。这样会制造出一个不安的社会，特别是人们近来已活在一个更富裕的社会里。我们将不会是一个人口２．５亿或２．６亿，强大及充满活力的美国。从真正有生产力的社会的角度看来，我们只有３０００万或４０００万有才干的人。在不久的将来，美国有能力和其他强大的国家竞争吗？

不仅是我一个人有如此忧郁的想法。最近，我曾和余罗（Ｌｅｓｔｅｒ  Ｔｈｕｒｏｗ）讨论这些问题，他是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商业周刊的专栏作家，同时也是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院长。他说：“我认为这触到．问题的核心了，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从未碰过的问题：美国是一个有领导阶级的国家，或是一个是寡头政治的国家？”“每天我拿起报纸，新闻记者总将日本描述成有个领导阶级（我想他们是对的）；也就是说，日本有一群高高在上的人，他们实际上可以像任何其他强大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精英分子一样地极度自私，但是日本领导阶级的成员知道，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不会成功，尤其是在这样小且容易受伤害的国家里，除非社会中绝大多数的人也能够成功。所以这个领导阶级的成员愿意牺牲一些他们私人的权力和财富，以确定更大的社会能够动作而且生生不息，在此同时，当这些相同的新闻记者形容拉丁美洲的国家时，他们一成不变地以‘寡头政治’这个字眼去形容当地的领导权力。他们描述一群极少数的人，有着非常巨大的财富。这些拥有权势和财富的人过得相当好，并且绞尽脑汁想要完整地继续保有它，完全不在乎他们国家的其他人是如何贫穷落后。事实上，一个寡头政治的统治者相信他们可以很成功，即使他们国家的其他人都很失败。这正是这些国家目前仍然如此失败的原因，而我们也正逐渐迈向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的不同时段里，我们曾有领导阶级，也有过寡头政治。就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就有领导阶级，他们知道必须帮助欧洲富强起来，因为我们自己的富强也和欧洲息息相关。因此，他们强迫美国推行马歇尔计划，尽管当时大多数的美国人仍然是极端的孤立主义者，极可能不要它。”

一个领导阶级知道，只让自己的孩子成功，也进身于领导阶级是不够的，因为如果他们的小孩所治理的国家里，有６０％的年轻人不能有所成就，可怕的事情很快就会发生。

在维持超级强权的前提下，美国可以发展登陆月球的计划，也可以利用炫目但无用的发明，无限制地发展武器。现在冷战结束了，在我们的生活中，留下一个庞大的政治、经济及心理的缺口。我们仍会怀念冷战的单纯性？怀念东西方简单的划分？以及怀念东西双方不变的论调吗？

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紧张的世界中，比较有可能的冲突来自南方与北方、白人与非白人、富人与穷人、已开发与低度开发、受过教育与未受过教育之间的对立。以往，我们在军力强大的苏联威胁下长大；如今，会对我们的安定造成威胁的是弱小的墨西哥，我们应该如何调适呢？冷战扭曲了我们社会的本质及目的。为了应付冷战的威胁，我们在不知不党中创造了一个自我衍生不息的国防基层组织。正如我在波士顿地球报（Ｂｏｓｔｏｎ  Ｇｌｏｂｅ）任职的朋友马丁·诺兰（Ｍａｒｔｉｎ  Ｎｏ１ａｎ）所说的，我们在５０年代所通过的联邦教育法案及公路法案，其实应该称为“国防教育法案”及“国防公路法案”才对。为了表示爱国（还有为了说服公司内一些反对力量），ＩＢＭ所生产的第一部主机电脑就叫部“国防电脑”。这些标志不幸都一语成谶，在过去那些岁月里，我们成了和平时期里一个不折不扣的国防国家。整军经武成了我们治国的最高指导原则。

１９９０年，我站在莫斯科红场时，突然间认识了真正的苏联：一个除了飞弹以外所剩无几的呆滞社会。现在，我们必须正视自己的缺点，我们不能再拿与苏联一争长短的角度来衡量自己，我们应该拿建立一个和谐又有格调的社会做为标准来自我要求。最后，经过这么多年，我们终于了解，我们在镜子里看到的是自己的脸。  黄志典  译（选自《新世纪的挑战》，长河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谢选骏指出：人说“新世纪新现实”，我看“穿新鞋走老路”——因为人性不会改变，狼行千里会吃人，天下乌鸦一般黑……换什么世纪也没有用的。

【22、２１世纪属于谁】

瑟罗（Ｌａｓｔｅｒ  Ｃ·Ｔｈｕｒｏｗ）

莱斯特·瑟罗（１９３８－），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出版过不少畅销的著作。这里选录的文章出自他９０年代的畅销书《２１世纪的角逐》，在该书中，他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已从军事战争转向经济战争，一极世界走向多元世界，等等，并已形成了以美、日、欧为中心的三大贸易集团，在争夺着下一个世纪的控制权。瑟罗作为一个美国人，较多地看到了美国经济的弊端，而认为未来是属于欧洲的。

在２１世纪，大多数工业化国家的人均收入可能趋于一致，就像过去６０年中美国国内各地区的收入已经拉平一样。

由于日本赶上了美国和欧洲，其增长率可能会放慢，不再居于前列。但是，在经济学中，没有导致一致的自动反馈机制，事实上正相反，今日经济增长越快，则今后取得更快增长就越容易。今经济增长越慢，则可以肯定的说，今后增长越慢。

目前的势头不管是增强还是减弱，都难以扭转。如果收入随着高增长率而增加，就可以在不牺牲今日高生活水平的情况下对未来进行大规模投资。有了高经济增长，你可同时提高生活水平和扩大投资。与此相对照，如果从低增长和低投资状态转向快速增长和高投资的状态，则要求牺牲今日的消费来为未来的经济加快增长提供投资。

在未来的竞争中，三大经济强手中，会有其中一个走到前面。能赶在前面者就会保持领先的地位，就会像英国领衔１９世纪、美国领衔２０世纪那样，领衔２１世纪，为该世纪建立起最好的经济制度。

尽管难以出现趋同发展，但看来，在２１世纪中，不会像１９世纪的英国和２０世纪的美国那样，有一个居统治地位的经济霸主。英国在１９世纪的称霸是建立在比其他国家早５０年开始工业革命的基础上，１９世纪上半叶，没有强手之间的竞争。当工业革命在别的地方开始时，英国仍然是最有力量的强国，但其地位已大大不同于当初独居优势之时。英国仍然领先但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强大压力，特别是来自德国和美国的压力。

同样，美国在２０世纪后半叶的统治地位是建立在独有的历史发展之上的。在本世纪的前半叶，美国是居于领先地位的经济强国，其国民生产总值规模是最大的，人均生活水平是最高的，但它仍有挑战者西德和英国。有些工业，像化学工业。美国是肯定落在后面的。高科技的化学和物理，领先者是德国人。

但在本世纪的后半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破坏除美国之外的其他国家都丧失了经济竞争者基础，落在后边，需要奋力重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霸权（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几乎在所有工业领域居技术领先地位）自罗马帝国之后首次出现，可能在今后２０００年内不会再有。

其结果，在２１世纪，肯定会有一个经济上的领袖，但是该世纪并不是一个由一国雄居于他国之上的世纪。

对竞争者的评估

日本

尽管在进入２１世纪时美日欧三家竞争者有着平等的基础（按国内外购买力平均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体相等），但如果考察一下过去２０年的情况，日本在赢得２１世纪经济领导权方面被认为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

在仅仅２０年的时间里，按国际货币价值对两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进行比较，日本由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占美国的一半跃升到比美国高出２２％。１９７０年，在世界最大的１５家银行中，没有一家是日本的，而在１９９０年，有１０家是日本的，其中前６家都是日本的。１９７０年，日本只占有美国汽车市场的５％，而在１９９０年，日本占２８％。在短短的２０年里，日本把美国彻底排挤出了消费电子工业。日本曾长期拥有贸易逆差，是净欠债国（刚刚在１９９０年付清了世界银行的债务），如今是世界上最大的净债权国和最大的贸易赢余国。在过去的１５年中，在扣除通货膨胀之后，其经济增长率比美国高出７５％，比欧洲共同体高一倍。在激烈的竞争中，具有社会性特征的日本公司是无法击败的。

在三个竞争对手中，日本的国内市场是最小的，但其有着长期统一的历史。协调与一致使得日本的经济力量具有无与匹敌的能力。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在实现计划同目标一致方面比日本做得更好了。在国际性的成绩评估中，日本中学生的得分都是接近最高的，国家对高级中学最差的学生的教育提高能力是世界无与伦比的。

没有一个国家赶得上日本对未来所进行的投资。日本包括住房在内的固定资本总投资要比美国高一倍。按雇员人数平均豹工厂与设备投资要比美国高两倍，比欧洲高一倍，民用研究与开发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比美国高５０％，略高于德国，比整个欧洲高得多。在对未来进行的投资中，日本公司是在“生产者经济学”的原则基础上组织起来的，要比在“消费者经济学”原则基础上组织起来的公司拥有许多优势。

日本的力量所在（其强有力的具有内聚力的内向性文化）也是其脆弱之处，在管理外国工人方面，日本公司表现出首屈一指的能力（从外国工人中产生的效率往往要比从外国管理人员中产生的效率高）。但是，在一定程度上说，２１世纪的经济竞争要求公司要能把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组合成一个统一的队伍，在这方面，日本存在着问题。日本的历史、传统、文化和语言使其很难把外国的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平等的组合在一起。如果取胜要求必须有第一流的外国管理人员，那么日本公司就有问题了。要雇用非常好的外国管理人员，就要让这些外国人有机会升到最高领导职位，日本公司文化是无法提供这种机会的。

在每一个国家都仿照领先国家的榜样进行追赶时，那些领先国家亦着力争取如何取得新的突破。日本已经表明具备这种能力。如果没有这种能力，日本可以稍微领先于其他最富的国家，因为在加工技术方面具有竞争性，但是，除非日本能够学会不断发明新的产品，否则就不能大大领先于其他国家。如果产品仿抄自国外，那么日本自己的经济发展将受到其竞争者发明速度的限制。

在确认日本是否会在新产品技术中居领先地位时，有必要回顾一点美国的历史。在１９世纪，美国以仿制别人的产品而闻名。使工业革命开始的那些伟大的发明（蒸汽机、珍尼纺织机、贝氏炼炉）来自英国。美国人是善于采用这些发明并使其以高于英国人１０％的效率发挥作用的这与如今日本人采用美国人的发明并使其以比美国人高１０％的效率起作用的情况一样。从历史上说，利用仿制来追赶是竞争的同义词。在美国人于１９世纪末赶上来之后，它最后又学会在２０世纪中自己搞发明，但这花了半个世纪。在２０世纪上半叶，美国在科学方面并不领先，尽管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世界上是最高的。直到本世纪中叶美国成为科学上的领先国家后，它才真正跑在其他国家前面。

我相信，当日本赶上来时，它也要学会如何从事发明。改进生产流程的独特设计相当于转向一种新产品种类的设计。日本人对其在取得重大突破方面缺乏能力表示担心。但是，对历史有客观了解的人们不为日本人自己的担心而忧虑。唯一的问题是需多长时间。就像美国人从仿制到发明花了半个世纪的时间一样，日本人也要花半个世纪的时间。

日本人的成功是建立在出口导向经济的基础上的。出口是经济中增长最快的部分。出口工业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居领先地位。出口推动整个国内经济发展。按照世界标准，日本的国内工业往往是非常缺乏效率的。不管怎么说，出口导向战略不是未来日本的成功之路。

如要使经济增长快于其他国家，日本的出口工业就必须夺取越来越多的国外市场，以保证能付得起为保持经济快速增长而不断增加的原料进口。只要日本的出口数额小，那么其他国家便可以破坏上述形势。然而，日本现在在经济上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其他国家不能够容许日本为超过其他国家而所要保持的出口增长以及对别国市场的占领。在２１世纪，如果有必要，世界其他国家就会通过施行更严厉的限制来制止日本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如果日本要在２１世纪使其经济增长得比其他国家快，那么它就要找到一种在出口比整个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得更慢的情况下达到目的的方法。从根本上说，日本必须使其经济的增长转向国内需求拉动，而不是靠出口推动。

欧洲和北美的准贸易集团的发展进一步促使日本经济由出口导向转向国内需求拉动。由准贸易集团组成的世界将要求日本公司在欧洲和美国被当作局内公司而不是局外公司对待。这意味着日本要把更多的生产移向海外，减少从日本本上出口。如果日本要在国内需求导向经济方面取得成功，那么就要把住房和基础设施的投资作为先导，因为这两个领域在日本基本上是落后的。如果不发展住房、道路和公园，不管日本人的劳动生产率有何成就，日本的生活水平就达不到世界水平。住房是一个严重的瓶颈限制，要求在传统方面有重大改变。由于对稻田实行低遗产税（对其他财产不是如此），结果导致在东京中央仍留有稻田。因建筑形式和防地震法的严格限制，东京住宅建筑的发展受到抑制。政府也不愿意用征地法来为大规模的住房和公共基础设施工程征得所必需的大片土地。如果不打破这种传统，则不可能在住宅建设方面取得很大的突破，若不在居住面积上有新的突破，日本人就只能是富国里的穷人。

在２１世纪的经济竞争中，奉行生产者经济学的日本企业公司可能是最优秀的，然而，日本要取胜，就要在其生产者经济学中移入一些消费者经济学。２１世纪的赢家将不得不对人们在这两个方面的驱动力加以平衡。日本的年轻专业人员，对房子问题的不满非常强烈，不管怎么说，很难相信日本能阻止这种变革。最终，民主，即使是一党民主，也不得不对其公民的这种要求做出反应。

日本的历史和文化可能使其不可能在环太平洋地区创建一个准贸易集团来与欧洲和日本的集团进行竞争。朝鲜和华人经济（大陆中国、台湾、香港及新加坡）可能更愿意与其最好的市场美国而不是其竞争对手日本达成特别的安排。

要组成贸易集团，就意味着劳动力在内部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流动，这就是说，日本必须愿意接受客籍工人。如果说西欧担心来自中欧和东欧的移民，那么可以想象，如果日本和中国之间的边界开放，那会是什么样子。数百万的中国人会进入日本，然而，日本的文化使其成为世界上最不愿意，或者说最不能吸引外来移民的国家。如果日本要取胜，那么就要使现在世界上最难融合的文化变为对外国人来说更容易融入的文化。达成一些特别的安排是可能的，但日本难以创建一个环太平洋共同市场来与欧洲共同体竞争，看来没有证据表明，日本会做那些有必要进行的调整。

但是，对竞争开始前各竞争对手力量进行的任何分析都表明，日本是带着自己的巨大活力来加入竞争的。在全球范围内，日本的经济增长和对未来的投资是最快的。如果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下的是经济的及运动比赛的赌注，则日本是最有希望下赌在２１世纪中取胜的。１００年之后，历史学家们在回顾历史时可能会说，２１世纪是属于日本的。

欧洲

在８０年代，欧洲的经济是增长最慢的，９０年代伊始，在世界经济的棋盘上，欧洲居于最有利的地位。其地位很像是棋书上所说的“残局”。棋盘上向读者所展示的是棋的布局，读者被告知，不管白方如何走，黑方可以走５步取胜。但是，读者要找出和走出这５步是相当困难的。从经济上说，欧洲正处于这种地位。如果欧洲采取正确的步骤，则不管日本和美国的情况如何，在２１世纪中，可以成为居支配地位的经济强手。在欧洲的例子中，正确的步骤不难发现，但却非常难于举步。

如果欧洲可以真正把欧洲共同体（３．３７亿人口）变成一个一体化经济体，并能把其他欧洲国家（５亿多人口）吸收进欧洲大厦，那就能组成一个无与匹敌的经济。欧洲的８．５亿人是全球仅有的全部受过良好教育且摆脱贫穷的８．５亿人口。像瑞典、瑞士、挪威和奥地利这些需要纳入欧洲共同体的国家，是全世界最富的。

欧洲的主要优势在于几乎每一个人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共产党可能不能管理好经济，但他们却建立起了全球最好的教育制度。欧洲是唯一一个这样的地区，即有一个国家德国，在生产和贸易方面在世界上领先；一个国家——前苏联，在高科学方面居首。前苏联的活动空间比美国大得多，在理论科学的许多领域走在世界的前面。１９９０年，西德的贸易赢余是世界上最大的，按人均计算，３倍于日本，１０年以后，当东德完全与西德一体化，达到西德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时，德国会变得更为令人生畏。到２１世纪初，德国的传统市场中欧和东欧也可能成为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地区。

如果把前苏联的高科学、德国世界一流的生产技术、意大利和法国的设计水平结合在一起，再加上有世界级的伦敦资本市场把资金有效地引向欧洲最具生产能力的地区，那么就在一定程度上创建起无可比拟的优势。欧洲大厦可能成为一个相对来说自我控制、迅速增长的地区，把其他地区甩在后边。

由于欧洲国家代表了资本主义的公有与个人主义两个特征，欧洲一体化所进行的必要妥协可能会把这两个方面混合起来，融两个特征的最好的方面于一体。欧洲人不需要采用外国的一无论是美国的还是日本的思想。

欧洲也拥有为２１世纪确定贸易规则的优势。毫不令人奇怪，为贸易确定规则者将使规则利于那些按欧洲方式行事的伙伴。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欧洲会取胜。它只是意味如果欧洲确实能采取正确的步骤不管美国还是日本在经济竞争中表现得如何好，都可以取胜。正确的步骤包含着两个方面的重要问题。西欧的经济应事实上实现一体化，一体化应该迅速扩延到中欧和东欧。中欧和东欧的前共产主义经济应成功地转变为市场经济。这两个方面的任务都不轻松。这要求欧洲人能愿意今天做出牺牲，来创建未来经济称雄的实力，为使资本主义在中欧和东欧开始起步，西欧必须愿意向他们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

必须把东欧和西欧的历史的边界与种族冲突弃置一边，英国人和德国人都应成为欧洲人。他们对海湾战争的不同反应清楚地表明，仍有政治上的问题有待解决。这些障碍是可以克服的，欧洲大厦在世界经济棋盘上处于最强有力的地位。

美国

个人主义与公有的资本主义之间的冲突完全是经济上的。所有的资本家都信奉民主和私人财产所有权。美国是２１世纪的军事超级大国，但是，试图成为２１世纪的经济超级大国，它有着不利条件。如果要在两个方面都成为超级大国，那就必须愿意进行作为经济超级大国所需要的投资，最重要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军事超级大国的地位。由于美国保持富国地位的时间比其他国家长，在进入２１世纪时，它有着更多的经济财产用于２１世纪的经济竞争。从技术上来说，美国落后别人的领域不多，领先于别人的占多数。在人均收入和平均劳动生产率方面，美国亦是首屈一指，其劳动力队伍受过良好的大学教育，是世界上最好的，国内市场要比日本大得多，比欧洲统一得多。

但是，其起点优势在很大程度上为下述方面的问题所削弱，即在其教育制度衰落，实行高消费和低投资，欠大量的国际债务。在２０世纪末，没有比美国对于未来２１世纪的竞争再缺乏准备的了。

美国的投资是落后于世界水平的，按劳动力人均计算的工厂和设备投资，美国只为德国的一半，日本的１／３。民用研究与开发开支不足德国和日本的４０％一５０％，目前，对物质基础结构的投资仅及６０年代的一半。欧洲正发展其雄心勃勃的高速铁路网，以把主要的城市联结起来，而美国大量的资金却因集于高速公路和机场信托资金花不出去。在建设未来现代电讯线路方面，美国不居于领先地位。在８０年代，美国劳动生产率的低增长为劳动力的迅速增加及没有加以利用的借贷能力所掩盖了，这两个方面在提高家庭实际生活水平方面要比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更快。在９０年代，美国的劳动力增长将不会很快，其借贷能力已近用尽。其结果，９０年代未出现的和没有解决的问题，即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将在９０年代变得突出起来。美国能否取胜于２１世纪取决于如何回答一个简单的问题，即能否把其劳动生产率提高到其主要竞争对手的水平。

自相矛盾的是，如果美国想要在２１世纪拥有世界一流的消费生活水平，那么就要由８０年代的高消费、低投资社会转变为９０年代的高投资、低消费社会，从着眼于现在，到着眼于未来。为要增加投资，在一个较长时间里，就要使消费（私人和公共消费）的增加慢于产出的增长，以便使投资（私人和公共投资）可以提高到占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定水平。

谈到劳动力的技能与教育，这是美国的第二个弱势，情况优劣兼有。美国劳动力中受过大学教育的那部分是世界第一流的，学院是美国劳动力赶超世界其他国家的地方。美国人干得比别人更努力，在保证质量水平方面比别人花得钱更多。美国人是幸运的，因为大多数有着最优秀教育制度的国家并没有建立起一种面对大众的大学制度。在精英教育制度变成大众教育制度后，对人力或物质设备方面进行的投资很少。那些花很大气力通过严格高中毕业考试的学生们，在头几年的大学生活里却松下来。不过，在美国的劳动力中，没有受过大学教育的那部分人并不是世界一流的。论教育技能，没有受过高中教育的那部分美国劳动力（占２９％）属于第三世界，如果美国想取胜，则必须改善教育。

在棋局上，王后是棋盘上最重要的棋子。在经济上，美国人正是忘记了如何移动王后。用经济术语说，移动王后是为了“赶上去，把落后的赶上来”。一个国家如何才能使落后的关键工业赶上来呢？一个国家怎样才能使被咄咄逼人的外国竞争对手赶出竞争行列的关键工业再赶上来呢？一个国家要想保证在的高附加价值、高劳动生产率、高收入需求弹性的工业中通过比较利益获得应得的份额或更多的份额，应采取什么战略呢？

美国人已经忘记了如何走“赶上去、把落后的赶上来”这步棋，因为有半个世纪没有在这两个方面需要做什么事了。由于要对付半个世纪的美国垄断、要迎头赶上，世界其他国家懂得了如何移动他们经济棋盘上的王后。

美国自然地理上的贸易伙伴拉丁美洲，在经济上是贫穷的，教育上是落后的。拉丁美洲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下降，债务方面的问题使其在２１世纪初期难于取得快速增长。即使可以达成南北美洲共同市场协议，对于美国也没有多大的帮助。然而，收入差别很大的国家之间要成立共同市场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劳动力自由流动必然是共同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会导致大量人口从低收入国家移入高收入国家。为了在墨西哥增加就业机会，减少人口移人美国，美国必须与墨西哥达成一些特别的贸易安排，但是不可能与墨西哥建成真正的共同市场，更不可能与其他拉丁美洲国家成立共同市场。这样一种共同市场会导致大多的人口流入美国，会使美国非技术工人的工资下降大多。

同时，美国拥有一些真正的文化力量。如果日本的文化使其成为外国人难于平等参与的国家，那么美国的文化却使其成为外国人最容易变成当地人的国度。美国人可能不是最好的出口商，但是在从事国外生产时却是世界一流的。如果把美国的海外生产也算是出口，１９８６年美国１４４０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就变成了５７０亿美元的顺差。美国可以成功地把当地人变成美国的企业家。

当出现危机时（珍珠港）或当看起来要出现危机时（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美国的反应是出色的。问题清楚（苏联人造卫星、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解决问题也干净利索。美国人可以自己宣称２１世纪是属于自己的。美国的问题是，它不是在取胜而是使其明白竞争已发生变化必须用新的战略按新的规则来进行新的竞争。

谁是赢家

可以对三个竞争对手的每一方做出一个判断。日本人有活力，很难打赌说他们不能取胜。如果面对直接的竞争。美国人是有灵活性的，有无与伦比的组织能力，他们进入２１世纪时拥有比其他人更多的财富和更强的力量，但是，战略地位优势在欧洲一边，他们最有可能使２１世纪成为欧洲世纪。

最终，欧洲人必须完成现有的共同市场国家的一体化，使其他欧洲国家加入一体化进程，为使中欧和东欧国家加入欧洲大厦应承担必要的税收责任。他们这样做，并非因为他们聪明、有远见，而是因为别无选择。为了不让波兰人和其他东欧人涌入巴黎、伦敦、罗马和法兰克福，西欧必须根据战略考虑上的需要来行事。为要取胜，日本和美国还必须抓住摆在他们面前的战略机会，但是，他们必须能看到变化所带来的实际利益，除了自己能动之外，他们不像欧洲那样有移民问题，没有任何反面的压力促使他们做出正确的决策。历史与人的本质都告诉我们，对于美国人和日本人来说，他们很容易不去做他们为要取胜所必须做的事情。未来的历史学家们将会记录下来，２１世纪是属于欧洲大厦的！ 张蕴岭  译 （选自《二十一世纪的角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

谢选骏指出：人说“２１世纪属于谁”——我看这样的提法是很荒谬。因为我只听说某人属于某个世纪，而没听说某个世纪属于某人。当然也有例外。例如某个僵尸自称“僵尸时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23、历史与推测】

肯尼迪（Ｐａｕｌ　Ｋｅｎｅｄｙ）

保罗·肯尼迪曾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那鲁大学历史学教授。１９８７年他出版《大国的兴衰》，引起广泛的关注，成为名列前茅的畅销书。以历史学家的眼光，回顾５００年来世界各大国兴亡盛衰的原因和规律，展望本世纪末和２１世纪世界各主要大国的地位和国际关系格局变化的前景。这里选录的是该书第八章《走向２１世纪》中的第一节。

本章的标题不仅意味着年表上的变迁，而且更重要的还意味着方法论上的变化。即使是刚刚过去的事情也可谓历史。虽然偏见和资料来源等方面的问题使１０年前的历史学家“难以区分短暂因素和根本原因”，但是他仍然是根据同一个学术规则来进行研究的。然而，那些关于现今如何演变成未来的文章，即使它们所谈的是已经形成的趋势，也不能自称是在写历史事实。在这方面，不仅使用的原始材料不同（包括从根据档案材料写成的专著到对经济的预测和对政治的推测），而且也无法假设所写的是否正确。即使在处理“历史事实”方面也常有许多方法上的困难，但像大公被谋杀或某一次军事失败这类历史事件确曾发生过，而人们谈论未来的事情就没有这样肯定。不可预测的事件、纯粹的意外事故以及某种趋势的中止，这些都可以推翻似是最有道理的预测。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个预言家纯粹是走运。

那么，下面要谈的只能是暂时性的和推测性的，其根据是对当今全球经济和战略的趋势如何发展进行合乎情理的推论，但是不能保证所有这些（或任何一部分）将会发生。过去几年国际市场上出现的美元价值的螺旋式变化和１９８４年后石油价格的暴跌（这种暴跌对苏联、日本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有着不同的影响），很好地告诫人们不要从经济趋势中引出结论。政治和外交的世界从来就不是沿着一条直线发展的。许多涉及当代事务的著作，其最后一章往往仅在几年之后，就不得不根据事后的认识进行修改。现在这一章以后如仍能保持完好如初，那将令人感到惊奇。

也许了解未来的最好方法是简要回顾一下过去５个世纪以来大国的兴盛和衰落。本书的论点是，世界上存在一种促进变化的原动力，它主要受经济和技术发展的推动，进而影响着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以及每个国家和帝国的地位。这种全球性经济变化的速度并不是一致的，这主要是因为技术革新和经济增长的速度本身是没有规律的，它受多种条件的制约，既包括个别发明者和企业家所处的环境、也包括气候、疾病、战争、地理、社会结构等因素。同样，世界上不同的地区和社会都曾经历了一个或快或慢的增长速度，这不仅取决于技术、生产和贸易方式的变化，而且也取决于它们对采用新方式增加产量和财富的接受能力。当世界上某些地区崛起时，另一些地区却相对或（有时）绝对落后。这些都不足为奇。由于人类对改善自身条件具有天生的干劲，所以世界从未静止不前。从文艺复兴时代以来出现的智慧上的飞跃，而后又受到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时期产生的“精密科学”的促进，这正意味着这种促进变化的动力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大，更加具有自我持续力。

本书的第二个主要论点是，这种不平衡的经济增长速度对各个国家相对的军事实力和战略地位产生了重大的长期影响。同样，这也不足为奇，而且过去已经多次谈到这一论点，尽管强调的重点和表述的形式也许有所不同。世界不需要等到恩格斯时代才懂得“没有什么比陆军和海军更依赖于经济条件”。军事实力依赖于充足的财富，而充足的财富来源于强盛的生产基础、健全的财政和高级的技术。这一点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君主和今天的五角大楼来说，都是同样清楚的。如前所述，经济繁荣并不总是或立刻可以转化为有效的军事力量，因为这还有赖于许多其他因素：从地理和民族士气，到指挥才略和战术能力。尽管如此，事实仍然是，所有世界军事力量对比的主要变化都发生在生产力对比变化之后，而且在国际体系中不同帝国和国家的兴衰都被主要大国战争的结果所确认，在这些战争中，胜利总是属于拥有最多物质资源的一方。

下面要谈的均是推测而不是历史，因此它是基于一种似乎有道理的假设，即过去５个世纪以来的总趋势可能会继续发展下去。不论国际体系是否曾一度被６个或两个大国所统治，这种体系一直是处于混乱状态，也就是说，没有任何权威高于主权的、利己的民族国家。在每一个特殊的阶段，某些国家在世俗权力中占有的相对比重或是增大或是缩小。这个世界在１９８７年或２０００年不再可能像１８７０年或１６６０年那样保持冻结状态。相反，某些经济学家还会审辩说，国际生产和贸易的结构正在发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的变化：农产品和原材料产品的相对价值正在下降；工业生产正在与工业“就业”相分离；知识密集型产品在所有先进社会中正在占据主导地位；世界资本流动正在逐渐脱离贸易方式。所有这些以及许多新的科学发展，必然对国际事务产生影响。总之，在没有不可抗力的干预或灾难性的核战争爆发的情况下，将继续存在一种世界力量的推动力，它主要是受技术和经济变化的推动。如果对计算机、机器人、生物工程等新技术可能产生的影响所作的乐观预测是正确的话，而且，如果有关对第三世界部分地区的“绿色革命”可能成功的预测也证明是正确的话（这种预测包括印度和中国成为长期的粮食纯出口国），那么到了２１世纪初，整个世界会变得更加富饶。即使技术领域缺少戏剧性的进展，经济增长也是可能出现的。人口模式的变化及其对需求的影响将会确保上述情况发生；利用更尖端的技术开发原材料也会做到这一点。

同样清楚的是，这种增长将是不平衡的，此处快些，彼处慢些，这取决于变化的条件，正是这一因素而不是别的原因，使得下面作出的预测具有很大的临时性。因为，谁也不能保证过去４０年使人印象深刻的日本经济扩张在今后２０年将继续下去。鉴于苏联经济政策和机制发生的变化，这个国家自从６０年代以来一直下降的增长率，到９０年代再次出现上升也不是不可能的。然而，根据目前的趋势，上述两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似乎很小，换句话说，如果从现在到２１世纪初确实发生日本停滞不前和苏联经济繁荣，那么这种情况的出现只能是由于环境和政策发生了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应比根据现有迹象所作的合理的假设要激烈得多。对１５年或２５年后的世界情况进行估计可能会出现差错，但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就因此宁愿选择难以置信的结果而不去根据当前事态的广泛发展提出合理的期望。

例如，人们有理由期待一个今天为世人熟知的“全球趋势”，即太平洋地区的崛起，将可能继续下去，这正是因为这一崛起有着非常广泛的基础。它不仅包括作为经济火车头的日本，而且还包括那个正在发生迅速变化的巨人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包括繁荣和已建成的工业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而且也包括取得巨大成功的亚洲新型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如台湾、南朝鲜、香港和新加坡，以及较大的东南亚国家联盟，其中有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再扩大一些，还包括美国和加拿大沿太平洋的州和省。这一广大地区的经济增长是由如下各种因素巧妙组合而促成的：出口型社会的工业生产率引人注目的增长，这一增长转过来导致了外贸、航运和金融服务业的巨大增长；在更新的技术领域以及在较廉价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取得的显著进展；在以高于人口增长的速度提高农业产量（特别是谷物和牲畜）方面作出的富有成效的努力。这些成就每项都互为作用，相得益彰，其产生的经济增长速度近年来使得传统的西方大国以及经互会国家的增长速度显得大为逊色。

例如，１９６０年亚太国家（不包括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和占世界总产值的７．８％；到了１９８２年刚翻了一番多，达到１６．４％。从那时起，这个地区的增长率就以空前的幅度超过欧洲、美国和苏联。到了２０００年，这个地区的国内生产总值占世界总产值的比例很有可能超过２０％，与欧洲或美国持平。就是以比过去２５年“小得多”的增长率发展，它也会取得上述成就。太平洋流域的活力也可从同一时期美国国内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中感觉到。１９６０年，美国与亚太地区的贸易仅占其与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贸易的４８％，但是到了１９８３年则达到美欧贸易的１２２％。这一变化伴随着美国临太平洋地区出现的人口和收入的再分配。尽管会出现某一个国家的增长放慢，或者某些问题影响着某一特定工业，然而，这一总的趋势明显将继续下去。因此，毫不奇怪，一位经济专家曾怀有信心地预言,现在占世界总产值４３％的整个太平洋地区,到２０００年将稳占５０％。他的结论是，“随着太平洋地区在世界经济力量中占据了一个主要中心位置，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在迅速向亚太地区转移。”当然，自１９世纪以来，这一类言论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只有自１９６０年以来这个地区的贸易和生产力出现了大幅度增长，这一预言才成为现实。

同样，也有理由设想今后几十年一个远不吸引人但却更为广泛的趋势将会继续下去：这就是军备竞赛开支的螺旋式上升，它受到新式武器系统昂贵的费用和国际性竞争的推动。人们看到，“历史上几个不变的因素之一，就是军事开支的规模一直呈上升趋势”。倘若在武器技术更新还较慢的１８世纪，战争和军备竞赛已是这样的话（即使出现某些短期波动），那么在本世纪则更是如此，即使是考虑到通货膨胀的因素，今天每一种新一代的战斗机、军舰和坦克的昂贵费用都远远超过以前的同类武器。爱德华七世时代的政治家们对一艘１９１４年以前的战列舰造价２５０万英镑都会感到吃惊，如果得知今天这种战列舰将耗费英国海军１．２亿英镑，而更换一艘护卫舰耗资则更大，他们一定会瞠目结舌。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美国议员很情愿为数千架Ｂ－１７轰炸机拨款，现在可以理解他们会在五角大楼的估价面前退缩：仅１００架新型Ｂ－１轰炸机就要耗资２０００多亿美元。所有领域都呈现出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趋势：

轰炸机的造价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２００倍。战斗机超过第二次大战时的１００倍或者更多。航空母舰和主战坦克分别是二次大战时的２倍和１５倍。在二次大战期间６级潜水艇每吨造价为５５００美元，如今，一艘三叉乾潜艇每吨造价达１６０万美元。

使这些问题更加复杂的是，今天的军火工业显然正在日益脱离商业性和自由市场式的制造业。前者通常集中在少数几个庞大的公司中，它们与本国的国防部享有特殊的关系（不论是在美国、英国还是在法国，在实行指令性经济的苏联更是如此），它们的产品往往因国家予以特殊的合同和提供成本超支担保而免受市场机制的影响，它们产品的唯一消费者只有国家（和友好国家）。而后者，即使是像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通用汽车公司这样的大公司，也不得不为能在多变的国内外市场上仅仅赢得一席之地而对付无情的竞争。在国内外市场上，产品的质量、消费者的喜好以及价格是至关重要的因素。军人渴望得到目前工艺水平所能生产的最先进的武器，以使其部队能够在任何可能（如果有时是非常不可能）的作战形势中战斗，前者受到这种愿望的驱使，生产出的产品越来越昂贵、精密，而数量越来越少。后者在对家用产品或办公计算机的最初样品进行首次大量投资之后，由于市场竞争和大规模生产的原因，需要降低其平均单位成本。虽然自１９世纪末期以来，在新技术和科学发展上出现的爆炸形势确实不可避免地使军火制造商与政府建立了一种背离“自由市场”准则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今天的、发展速度是令人惊异的。各种关于美国“军事改变”的建议也许会防止出现那些好挖苦的人所预言的结果，即在２０２０年，一架飞机的造价就可以吞噬掉五角大楼的整个预算。但是，即使是这些努力也不可能改变以越来越高的造价生产越来越少的武器的趋势。

尽管上述情况当然主要是由于武器不断的和不可避免的高精尖化所造成的（如现代战斗机大约有１０万个零部件），但它也是不间断地在陆地、海上、水下、空中和外空进行军备竞赛的结果。如果说最大的竞争对手是北约国家和华约国家（由于两个超级大国的缘故，这两大条约集团在军备上的投资几乎占世界的８０％，拥有的飞机和舰船占世界的６０％一７０％），那么在中东、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从伊朗至朝鲜的广大亚洲地区，还有一些较小规模但仍不容忽视的军备竞赛（更不用说战争了）。其后果是第三世界军费开支爆炸性的增长（甚至对最穷的政权也是如此），以及对这些国家的武器销售和转让大规模的增加。１９８４年，全世界武器进口总额达３５０亿美元之巨，超过了世界谷物贸易总额（３３０亿美元）。同样值得注意的是，第二年，全世界军费开支总额约达９４００亿美元，刚好超过本星球上较贫穷的那一半人口的总收入。而且，武器开支的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经济和大多数国家经济的增长速度。在这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的是美国和苏联，它们每年各自用于国防的费甩大大超过２５００亿美元，而且很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将此项费用增至３０００亿美元以上。在大多数国家，武装力量的开支在政府预算和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日益增大，对它起制约作用的只有经济的乏力和硬通货的短缺等因素，而不是靠要削减武器开支的真诚许诺（仅有极少数国家的动机例外，如日本和卢森堡）。正如国际形势趋向研究所所称，“世界经济的军事化”正在以超过过去３０年的速度向前推进。

不均衡的增长模式（其特点是全球生产力对比向太平洋流域倾斜）和武器及武装力量费用螺旋式的上升，这两种趋势当然是各自独立地发展的。但是同时，这两种趋势显然越来越可能相互影响，而且它们确实已经是这样。两者都受到那个促使技术和工业变化的原动力的推动（即使个别军备竞赛也有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动机）。两者都对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前者通过促使财富和生产力以较快或较慢的速度增长，并使一些社会的繁荣超过另一些社会来发挥其影响；后者的影响是通过消耗国家的资源来实现的，衡量这种消耗不仅要看资本投资和原材料，而且（也许甚至更重要的）要看与商业性和出口型经济增长相比，从事国防生产的科学家、工程师和研制人员所占的比重如何。尽管有人宣称国防开支能产生某种商品经济的副产品，但看来越来越难以反驳这样一种观点：过多的武器开支将会损害经济增长。当今军事投资过多的国家所经历的困难，只不过是在重复当年腓力二世的西班牙、尼古拉二世的俄国和希特勒的德国所经历的困难。庞大的军事权力机构犹如一个巨大的纪念碑，对敏感的观众可谓堂而皇之，但是如果它不是建立在坚实的基础上（这里指生产力较高的国民经济），将来就有倒塌的危险。

因此，再进一步讲，这两种趋势都具有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影响。一个国家出现低速增长，可能会压抑公众士气，引起不满，加剧关于国家支出重点的讨论；另一方面，技术和工业的迅速发展也将产生影响，对迄今还未实现工业化的社会尤为如此。就大规模的军备开支而言，它可以使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工业受益；但它也能导致社会另一些集团所享有的资源向别处转移，而且它还会使这个国家的经济无力应付别国的商业挑战。除非敌人马上兵临城下，否则高额国防开支在本世纪几乎总是挑起“大炮与黄油”的争论。它引起了在经济实力与军事力量之间建立合理关系的辩论，虽然这类辩论是在不大公开的情况下进行的，但对我们来说这具有更重要的意义。

因此，今天逼近的紧张局面在历史上并非第一次出现，这种紧张局面表现在一国既要生存于二个无秩序的军事政治世界，又要生存于一个任其自由发展的经济世界。同时还表现在一国一方面要谋求战略安全，其特征是投资发展最新式的武器系统和将大部分国家资源用于武装力量；另一方面又要寻求经济安全，其特征是增进国家繁荣，这种繁荣有赖于经济增长（这种增长又来源于新的生产方式和财富的创造），还有赖于生产的增长和旺盛的国内外需求，所有这些都会因过度的军备开支而受到损害。正因为军事权势集团过重的军费会减慢经济增长率并导致一国在世界制造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下降，进而导致财富的下降，再进一步还会导致权力的下降，因此，全部问题是一个如何平衡靠庞大的国防力量支撑的短期安全与使生产和收入得到增长的长期安全的问题。

由于宣扬存在着各种可供选择的竞争“模式”，上述相互冲突的目标之间出现的紧张现象也许在２０世纪后期显得尤为尖锐。一方面，存在一些非常成功的“贸易国（地区）”，它们主要在亚洲，如日本和香港，但也包括瑞士、瑞典和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利用了１９４５年以来世界生产的大发展和商业上相互依存的不断加深，它们的对外政策强调与其他社会建立和平的贸易关系。所以，它们都谋求使国防开支保持在与维持其国家主权相适应的尽可能低的水平，从而省出资源用于更多的国内消费和资本投资。另一方面，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军事化”经济，如东南亚的越南；处于长期交战中的伊朗和伊拉克；近东的以色列及对其提防的邻国；还有苏联本身，它们每年都把本国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０％以上（有一些国家更多）用于国防开支。它们虽确信这一水平的开支对确保军事安全是必要的，但是显然要承受因资源未用于生产与和平目的而带来的痛苦。在商业国和好战国这两极之间，还存在着这个星球的其余大多数国家，它们不相信这个世界是一个如此安全的地方，以致可以把军费开支削减到日本那样异常低的水平，但是它们一般也对大规模的军备开支带来的昂贵的经济和社会代价感到忧虑，而且也意识到在短期军事安全和长期经济安全之间存在着某种取舍关系。对那些拥有广泛的、难以推卸的海外军事义务的国家来说（再次与日本形成对照），问题就更复杂了。此外，在许多主要大国中，政策计划者们都敏锐地意识到，他们不仅要权衡螺旋式上升的武器费用与生产投资的关系，而且还要权衡这种费用与不断增长的社会需求的关系（在它们国家的整个人口年龄不断老化的情况下尤为如此）。这使得如何安排开支的优先顺序成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的工作。

当世界走向２１世纪的时候，多数政府机构（如果不是全部的话）需要具有三重本领：既要为其国家利益提供军事安全（或者其他可行的替代安全），又要满足其公民的社会经济需求，同时还要保证持续的增长。不论是从其积极意义上讲，即负担当前大炮和黄油所需的费用，还是从其消极意义上看，即避免出现将来可能会损害其人民的军事和经济安全的相对的经济下降，这最后一个本领都是十分重要的，鉴于技术和贸易方面不均衡的变化速度和国际政治方面不可预测的动荡，要在一个不间断的时期里全部掌握上述三种本领将是一项相当艰巨的任务。然而，掌握前两种本领（或其任何一种）而未获第三种本领，将会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不可避免地导致相对的失利。这正是所有低速增长社会的命运，这些社会未能根据世界力量的变化来进行调整。正如一个经济学家清醒地指出的那样，“很难想象，一个生产力增长在过去一个世纪落后于其他国家１％的国家（如英国），会从它不可争议的世界工业的领袖地位沦落到今天的平庸经济地位，但它毕竟还是发生了”。

关于主要国家看来如何较好地（或较坏地）准备去完成上述任务将是本章其余部分要谈的重点。几乎无需强调这一点，即由于在国际开支及军事安全、社会及消费者的需求以及投资发展这三方面的各种需求之间存在一种争夺资源的三角竞争，因此对这种紧张现象还没有万全之策。也许最多只能做到使这三种目标保持大体上的协调，但到底怎样实现这种平衡则总是要受国家环境的强烈影响，而不是受一些有关平衡的理论定义的影响。一个被敌对的邻国包围的国家将比一个其国民相对未感受到威胁的国家更认为应该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军事安全；一个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对负担大炮和黄油的费用会觉得更容易些；一个为了赶上别的国家而致力于经济发展的社会与一个处于战争边缘的社会相比，将会有不同的发展重点。地理、政治和文化等因素都使一个国家的“治国方略”难以与另一个国家完全相同。然而，基本的观点仍然成立，即如果在国防、消费和投资这三个相互竞争的需求之间缺少一个大体的平衡，一个大国就不可能长期保持其大国地位。刘晓明  译（选自《大国的兴衰》，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 

谢选骏指出：人说——保罗·肯尼迪曾获牛津大学博士学位，现为美国那鲁大学历史学教授。１９８７年他出版《大国的兴衰》，引起广泛的关注，成为名列前茅的畅销书。

我看——保罗·肯尼迪及其《大国的兴衰》可谓一叶障目了。何谓也？因为它只知经济实力，不知形成经济实力的要素。这就像评价一个实权派人物的兴衰，仅仅说他有钱或没钱，而不知造成其有钱或没钱的要素——例如创造力、软实力、亲和力、意志力、执行力等等，岂不一叶障目哉！保罗·肯尼迪，四十多岁写出《大国的兴衰》，到了七十多岁竟然毫无长进，不思反省，没有自我突破，简直白活了三十多年，这就是教授职业的局限吧。难怪说，“教授教授，越教越瘦，要想不瘦，只有不教。”

【24、宇宙的未来】

霍金（Ｓｔｅｐｈｅｎ  Ｗ·Ｈａｗｋｉｎｇ）

霍金是当今最负盛名的英国理论物理学家，他战胜严重的残疾，执着地从事科学研究，他的名著《时间简史》被翻译成３０多种文字，销售５００多万册，成为科学著作中罕见的畅销书。霍金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宇宙学与黑洞，他提出的一系列观点，都或多或少改变了我们对宇宙、对时空的认识，有着重要的启发性。他目前担任剑桥大学卢卡逊数学教授。这篇文章是他１９９１年１月在剑桥大学的讲演。

这篇讲演的主题是宇宙的未来，或者不如说，科学家认为将来是什么样子的。预言将来当然是非常困难的。我曾经起过一个念头，要写一本题为《昨天之明天：未来历史》的书。它会是一部对未来预言的历史，几乎所有这些预言都是大锗特锗的。但是尽管这些失败，科学家仍然认为他们能预言未来。

在非常早的时代，预言未来是先知或者女巫的职责。这些通常是被毒药或火山隙溢出的气体弄得精神恍惚的女人。周围的牧师把她们的咒语翻译出来。而真正的技巧在于解释。古希腊的德勒菲的著名巫师以模棱两可而臭名昭著，当这些斯巴达人问道，在波斯人攻击希腊时会发生什么，这巫师回答道：要么斯巴达会被消灭，要么其国王会被杀害。我想这些牧师盘算，如果这些最终都没有发生，则斯巴达就会对阿波罗太阳神如此之感恩戴德，以至忽视其巫师作错预言的这个事实。事实上，国王在捍卫特奠皮拉隘道的一次拯救斯巴达并最终击败波斯人的行动中丧生了。

另一次事件，利迪亚的国王克罗修斯，这位世界上最富裕的人有一次问道：如果他侵略波斯的话会发生什么。其回答是：一个伟大的王国将会崩溃。克罗修斯以为这是指波斯帝国，殊不知正是他自己的王国要陷落，而他自己的下场是活活地在柴堆上受火刑。

近代的末日预言者为了避免尴尬，不为世界的末日设定日期。这些日期使股票市场下泻。虽然它使我百思不解，为何世界的终结会使人愿意用股票来换钱，假定你在世界末日什么也带不走的话。

迄今为止，所有为世界末日设定的日期都无声无息地过去了。但是这些预言家经常为他们显然的失败找借口解释。例如，第七日回归的创建者威廉·米勒预言，耶稣的第二次到来会在１８４３年３月２１日至１８４４年３月２１日间发生。在没有发生这件事后，这个日期就修正为１８４４年１０月２２日。当这个日期通过又没有发生什么事后，又提出了一种新的解释。据说，１８４４年是第二次回归的开始，但是首先要数出获救者名单。只有数完了名单，审判日才降临到那些不列在名单上的人。幸运的是，数人名看来要花很长的时间。

当然，科学预言也许并不比那些巫师或预言家的更可靠些。人们只要想到天气预报就可以了。但是在某些情形下，我们认为可以做可靠的预言。宇宙在非常大的尺度下的未来，便是其中一个例子。

我们在过去的３００年间发现了制约在所有正常情形下物体的科学定律。我们仍然不知道制约在极端条件下物体的精确的定律。那些定律在理解宇宙如何启始方面很重要，但是它不影响宇宙的未来演化，除非直到宇宙坍缩成一种高密度的状态。事实上，我们必须花费大量金钱建造巨大粒子加速器去检验这些高能定律，便是这些定律对现在宇宙的影响是多么微不足道的一个标志。

即便我们知道了制约宇宙的有关定律，我们仍然不能利用它们去预言遥远的未来。这是因为物理方程的解会呈现出一种称作混饨的性质。这表明方程可能是不稳定的：在某一时刻对系统作非常微小的改变，系统的未来行为很快会变得完全不同。例如，如果你稍微改变一下你旋转轮赌盘的方式，就会改变出来的数字，你在实际上不可能预言出来的数字，否则的话，物理学家就会在赌场发财。

在不稳走或混饨的系统中，一般地存在一个时间尺度，初始状态下的小改变在这个时间尺度将增长到两倍。在地球大气的情形下，这个时间尺度是５天的数量级，大约为空气绕地球吹一圈的时间。人们可以在５天之内作相当准确的天气预报，但是要做更长远得多的天气预报，就既需要大气现状的准确知识，又需要一种不可逾越的复杂计算。我们除了给出季度平均值以外，没有办法对６个月以后作具体的天气预报。

我们还知道制约化学和生物的基本定律，这样在原则上，我们应能确定大脑如何工作。但是制约大脑的方程几乎肯定具有混饨行为，初始态的非常小的改变会导致非常不同的结果。这样，尽管我们知道制约人类行为的方程，但在实际上我们不能预言它。科学不能预言人类社会的未来或者甚至它有没有未来。其危险在于，我们毁坏或消灭环境的能力的增长比利用这种能力的智慧的增长快得大多了。

宇宙的其他地方对于地球上发生的任何事物根本不在乎。绕着太阳公转的行星的运动似乎最终会变成混饨，尽管其时间尺度很长。这表明随着时间流逝，任何预言的误差将越来越大。在一段时间之后，就不可能预言运动的细节。我们能相当地肯定，地球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和金星相撞。但是我们不能肯定，在轨道上的微小扰动会不会积累起来，引起在十几亿年后发生这种碰撞。太阳和其他恒星绕着银河系的运动，以及银河系绕着其局部星系团的运动也是混饨的。我们观测到，其他星系正离开我们运动而去，而且它们离开我们越远，就离开得越快。这意味着我们周围的宇宙正在膨胀：不同星系间的距离随时间而增加。

我们观察到的从外空间来的微波辐射背景给出这种膨胀是平滑而非混饨的证据。你只要把你的电视调到一个空的频道就能实际观测到这个辐射。你在屏幕上看到的斑点的小部分是由太阳系外的微波引起的。这就是从微波炉得到的同类的辐射，但是要更微弱得多，它只能把食物加热到绝对温度的２．７度，所以不能用来温热你的外卖皮萨。人们认为这种辐射是热的早期宇宙的残余。但是它最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从任何方向来的辐射量几乎完全相同。宇宙背景探索者卫星已经非常精确地测量了这种辐射。从这些观测绘出的天空图可以显示辐射的不同温度。在不同方向上这些温度不同，但是差别非常微小，只有１／１０００００。因为宇宙不是完全光滑的，存在诸如恒星、星系和星系团的局部无规性，所以从不同方向来的微波必须有些不同。但是，要和我们观测到的局部无规性相协调，微波背景的变化不可能再小了。微波背景在所有方向上能够相等到９９９９９／１００００００。

上古时代，人们以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在任何方向上背景都一样的事实，对于他们而言毫不足怪。然而，从哥白尼时代开始，我们就被降级为绕着一颗非常平凡的恒星公转的一颗行星，而该恒星又是绕着我们看得见的不过是一千亿个星系中的一个典型星系的外边缘公转。我们现在是如此之谦和，我们不能声称任何在宇宙中的特殊地位。所以我们必须假定，在围绕任何其他星系的任何方向的背景也是相同的。这只有在如果宇宙的平均密度以及膨胀率处处相同时才有可能。平均密度或膨胀率的大区域的任何变化都会使微波背景在不同方向上不同。这表明，宇宙的行为在非常大尺度下是简单的，而不是混饨的。因此我们可以预言宇宙遥远的未来。因为宇宙的膨胀是如此之均匀，所以人们可按照一个单独的数，即两个星系间的距离来描述它。现在这个距离在增大，但是人们预料不同星系之间的引力吸引正在降低这个膨胀率。如果宇宙的密度大于某个临界值，引力吸引将最终使膨胀停止并使宇宙开始重新收缩。宇宙就会坍缩到一个大挤压，这和启始宇宙的大爆炸相当相似。大挤压是被称作奇性的一个东西，是具有无限密度的状态，物理定律在这种状态下失效。这就表明即便在大挤压之后存在事件，它们要发生什么也是不能预言的。但是若在事件之间不存在因果的连接，就没有合理的方法说一个事件发生于另一个事件之后。也许人们可以说，我们的宇宙在大挤压处终结，而任何发生在“之后”的事件都是另一个相分离的宇宙的部分。这有一点像是再投胎。如果有人声称一个新生的婴儿是和某一死者等同，如果该婴儿没从他的以前的生命遗传到任何特征或记忆，这种声称有什么意义呢？人们可以同样他讲，它是完全不同的个体。

如果宇宙的密度小于该临界值。它将不会坍缩，而会继续永远膨胀下去。其密度在一段时间后会变得如此之低，引力吸引对于减缓膨胀没有任何显著的效应。星系们会继续以恒常速度相互离开。

这样，对于宇宙的未来其关键问题在于：平均密度是多少？如果它比临界值小，宇宙就将永远膨胀。但是如果它比临界值大，宇宙就会坍缩，而时间本身就会在大挤压处终结。然而，我比其他的末日预言者更占便宜。即便宇宙将要坍缩，我可以满怀信心地预言，它至少在１０Ｏ亿年内不会停止膨胀。我预料那时自己不会留在世上被证明是错的。

我们可以从观测来估计宇宙的平均密度。如果我们计算能看得见的恒星并把它们的质量相加，我们得到的，不到临界值的１／１００左右。即使我们加上在宇宙中观测到的气体云的质量，它仍然只把总数加到临界值的１／１００。然而，我们知道，宇宙还应该包含所谓的暗物质，即是我们不能直接观测到的东西。暗物质的一个证据来自于螺旋星系。存在恒星和气体的巨大的饼状聚合体。我们观测到它们围绕着自己的中心旋转。但是如果它们只包含我们观测到的恒星和气体，则旋转速率就高到足以把它们甩开。必须存在某种看不见的物质形式，其引力吸引足以把这些旋转的星系牢牢抓住。

暗物质的另一个证据来自于星系团。我们观测到星系在整个空间中分布得不均匀，它们成团地集中在一起，其范围从几个星系直至几百个星系。假定这些星系互相吸引成一组从而形成这些星系团。然而，我们可以测量这些星系团中的个别星系的运动速度。我们发现其速度是如此之高，要不是引力吸引把星系抓到一起，这些星系团就会飞散开去。所需要的质量比所有星系总质量都要大得多。这是在这种情形下估算的，即我们认为星系已具有在它们旋转时把自己抓在一起的所需的质量。所以，在星系团中我们观测到的星系以外必须存在额外的暗物质。

人们可以对我们具有确定证据的那些星系和星系团中的暗物质的量作一个相当可靠的估算。但是这个估算值仍然只达到要使宇宙重新坍缩的临界质量的１０／１００左右。这样，如果我们仅仅依据观测证据，则可预言宇宙会继续无限地膨胀下去。再过５０亿年左右，太阳将耗尽它的核燃料。它会肿胀成一颗所谓的红巨星，直到它把地球和其他更邻近的行星都吞没。它最后会稳定成一颗只有几千英里尺度的白矮星。我正在预言世界的结局，但这还不是。这个预言还不至于使股票市场过于沮丧。前面还有一两个更紧迫的问题。无论如何，假定在太阳爆炸的时刻，我们还没有把自己毁灭的话，我们应该已经掌握了恒星际旅行的技术。

在大约１００亿年以后，宇宙中大多数恒星都已把燃料耗尽。大约具有太阳质量的恒星不是变成白矮星就是变成中子星，中子星比白矮星更小更紧致。具有更大质量的恒星会变成黑洞。黑洞还更小，并且具有强到使光线都不能逃逸的引力场。然而，这些残留物仍然继续绕着银河系中心每一亿年转一圈。这些残余物的相撞会使一些被抛到星系外面去。余下的会渐渐地在中心附近更近的轨道上稳定下来，并且最终会集中一起，在星系的中心形成一颗巨大的黑洞。不管星系或星系团中的暗物质是什么，可以预料它们也会落进这些非常巨大的黑洞中去。

因此可以假定，星系或星系团中的大部分物体最后在黑洞里终结。然而，我在若干年以前发现，黑洞并不像被描绘的那样黑。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讲，粒子不可能同时具有定义很好的位置和定义很好的速度。粒子位置定义得越精确，则其速度就只能定义得越不精确，反之亦然。如果在一颗黑洞中有一颗粒子，它的位置在黑洞中被很好地定义，这意味着它的速度不能被精确地定义。所以粒子的速度就有可能超过光速，这就使得它能从黑洞逃逸出来，粒子和辐射就这么缓慢地从黑洞中泄漏出来。在一颗星系中心的巨大黑洞可有几百万英里的尺度。这样，在它之内的粒子的位置就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粒子速度的不确定性就很小，这表明一颗粒子要花非常长的时间才能逃离黑洞。但是它最终是要逃离的。在一个星系中心的巨大黑洞可能花１０的９０次方年的时间蒸发掉并完全消失，也就是：后面跟９０个０。这比宇宙现在的年龄要长得多，它是１０的１０次方年，也就是：后面跟１０个０。如果宇宙要永远膨胀下去的话，仍然有大量的时间可供黑洞蒸发。永远膨胀下去的宇宙的未来相当乏味。但是一点也不能肯定宇宙是否会永远膨胀。我们只有大约为使宇宙坍缩的需要密度１／１０的确定证据。然而，可能还有其他种类的暗物质，还未被我们探测到，它会使宇宙的平均密度达到或超过临界值，这种附加的暗物质必须位于星系或星系团之外。否则的话，我们就应觉察到了它对星系旋转或星系团中星系运动的效应。

为什么我们应该认为，也许存在足够的暗物质，使宇宙最终坍缩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只相信我们已有确定证据的物质呢？其理由在于，哪怕宇宙现在只具有１／１０的临界密度。都需要不可思议地仔细选取初始的密度和膨胀率。如果在大爆炸后１秒钟宇宙的密度大了：万亿分之一，宇宙就会在１０年后坍缩。另一方面，如果那时宇宙的密度小了同一个量，宇宙在大约１０年后就变成基本上空无一物。宇宙的初始密度为什么被这么仔细地选取呢？也许存在某种原因，使得宇宙必须刚好具有临界密度。看来可能存在两种解释。一种是所谓的人择原理，它可被重述如下：宇宙之所以是这种样子，是因为否则的话，我们就不会在这里观测它。其思想是，可能存在许多具有不同密度的不同宇宙。只有那些非常接近临界密度的能存活得足够久并包含足够形成恒星和行星的物质。只有在那些宇宙中才有智慧生物去洁问这样的问题：密度为什么这么接近于临界密度？如果这就是宇宙现在密度的解释，则没有理由去相信宇宙包含有比我们已探测到的更多物质。１／１０的临界密度对于星系和恒星的形成已经足够。

然而，许多人不喜欢人择原理，因为它似乎太倚重于我们自身的存在。这样就有人对为何密度应这么接近于临界值寻求另外可能的解释。这种探索导至极早期宇宙的暴涨理论。其思想是宇宙的尺度曾经不断地加倍过，正如在遭受极端通货膨胀的国家每隔几个月价格就加倍一样。然而，宇宙的暴涨更迅猛更极端得多：在一个微小的暴涨中尺度的至少１０００亿亿亿倍的增加，会使宇宙这么接近于准确的临界密度，以至于现在仍然非常接近于临界密度。这样，如果暴涨理论是正确的，宇宙就应包含足够的暗物质，使得密度达到临界值。这意味着，宇宙最终可能会坍缩，但是这个时间不会比迄今已经膨胀过的１５０亿年左右长大多。

如果暴涨理论是正确的，必须存在的额外的暗物质会是什么呢？它似乎和构成恒星和行星的正常物质不同。我们可以计算出宇宙在大爆炸后的最初３分钟的极早期阶段产生的各种轻元素的量。这些轻元素的量依赖于宇宙中的正常物质的量而定。我们可以画一张图，在垂直方向标出轻元素的量，沿着水平轴是宇宙中正常物质的量。如果现在正常物质的总量大约只为临界量的１／１０，则我们可以得到和观测很一致的丰度。这些计算也可能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对于几种不同的元素得到观测到的丰度这个事实，令人印象十分深刻。

如果存在暗物质的临界密度，那么其主要候选者可能是宇宙极早阶段的残余。基本粒子是一种可能性。存在几种假想的候选者，那是些我们认为也许存在但还没有实际探测到的粒子。但是最有希望的情形是中微子，我们对它已有很好的证据。它被认为自身没有质量，但是最近一些观测暗示，中微子可能有小质量。如果这一点得到证实并发现具有恰好的数值，中微子就能提供足够的质量，使宇宙密度达到临界值。

黑洞是另一种可能性。早期宇宙可能经历过所谓的相变。水的沸腾和凝固便是相变的例子。在相变过程中原先均匀的媒质，譬如水，会发展出无规性。在水的情形下会是一大堆冰或蒸汽泡。这些无规性会坍缩形成黑洞。如果黑洞非常微小的话，它们由于早先描述的量子力学的不确定性原理的效应，迄今已被蒸发殆尽。但是，如果它们超过几十亿吨（一座山的质量），则现在仍在周围，并且很难被探测到。

对于在宇宙中均匀分布的暗物质，它对宇宙膨胀的效应是唯一探测其存在的方法，由测量遥远星系离开我们而去的速度便可确定膨胀的减慢程度。其关键在于，光离开这些星系向我们传播，所以我们是在观测在遥远的过去的这些星系。人们可以绘一张图，把星系的速度和它们的表观亮度或星等作比较，星等是它们离开我们的距离的测度。这张图上的不同曲线对应于不同的膨胀减慢率。向上弯折的曲线对应于将要坍缩的宇宙。初看起来观测似乎表示坍缩的情景。但是麻烦在于，星系的表观亮度不能很好地标度离开我们的距离。不仅在星系的本征亮度存在相当大的变化，而且还有证据说明其亮度随时间而改变。由于我们不知道允许的亮度演化是多少，所以我们还不能说减慢率是多少：它是否快到使宇宙最终坍缩，或者宇宙会继续永远膨胀下去。这必须等到我们发展出更好的测量星系距离的手段后才行。但是我们可以肯定，减慢率没有快到使宇宙在今后的几十亿年内坍缩的程度。

宇宙在１０００亿年左右既不永远膨胀也不坍缩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前景。我们是否有所作为使将来变得更加有趣呢？一种肯定可为的做法是让我们驾驶到一颗黑洞中去。它必须是一颗相当大的黑洞，比太阳质量的１００万倍还要大。在银河系的中心很可能有颗这么大的黑洞。

在一颗黑洞中会发生什么我们还不很清楚。广义相对论的方程允许这样的解，它允许人们进入一颗黑洞并从其他地方的一颗白洞里出来。白洞是黑洞的时间反演。它是一种东西只出不进的物体。在宇宙的其他部分可能会有白洞。这似乎为星系际的快速旅行提供了可能性。麻烦在于这种旅行也许是过于迅速了。如果通过黑洞的旅行成为可能，则似乎无法阻拦你在出发之前已经返回。那时你可以做一些事，譬如讲杀死你的母亲，因为她一开始就不让你进入黑洞。

看来物理定律不允许这种时间旅行，这也许对于我们（以及我们母亲们）的存活是个幸事。似乎有一种时序防御机构，不允许旅行到以前去，使得这个世界对于历史学家是安全的。如果一个人向以前旅行，似乎要发生的是，不确定性原理的效应会在那里产生大量的辐射。这种辐射要么把时空卷曲得如此之甚，以至于不可能在时间中倒退回去，要么使时空在类似于大爆炸和大挤压的奇性处终结。不管哪种情形，我们的过去都不会受到居心叵测之徒的威胁。最近我和其他一些人进行的一些计算支持这个时序防御假设。但是，我们过去不能将来永远也不能进行时间旅行的最好证据是，我们从未遭受到从未来来的游客的侵犯。

现在小结如下：科学家相信宇宙受定义很好的定律制约，这些定律在原则上允许人们去预言将来。但是定律给出的运动通常是混饨的。这意味着初始状态的微小变化会导致后续行为的快速增大的改变。这样，人们在实际上经常只能对未来相当短的时间作准确的预言。然而，宇宙大尺度的行为似乎是简单的，而不是混饨的。所以，人们可以预言，宇宙将永远膨胀下去呢，还是最终将会坍缩。这要按照宇宙的现有密度而定。事实上，现在密度似乎非常接近于把坍缩和无限膨胀区分开来的临界密度。如果暴涨理论是正确的，则宇宙实际上是处在刀锋上。所以我正是继承那些巫师或预言者的良好传统，两方下赌注，以保万无一失。 杜欣欣  吴忠超  译（选自《霍金讲演录》，湖南科技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

谢选骏指出：霍金身体十分病态，也把他的精神拖向了黑暗深渊——他感觉自己朝不保夕、没有未来，这也影响了他所想象的宇宙未来。

【25、世界新秩序】

詹明信（Ｆｒｅｄｒｉｃ  Ｊａｍｅｓｏｎ）

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是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生于１９３４年， ２５岁获那鲁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加州圣地亚哥大学、那鲁大学的教授，现任教于杜克大学。主要著作有《语言的囚狱》、《理论的意识形态》等。这篇《世界新秩序》写于苏联解体、柏林墙被推倒之后，詹氏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认为，社会主义未尝失败，资本主义未尝成功。其中的论点与众不同，发人深省。詹氏在另一篇论文中曾说：“只要我们在对过去进行阐释时牢牢地保持着关于未来的理想，使激进和乌托邦的改革  栩栩如生，我们就可以掌握过去作为历史的现在。”本书选用时略  有删节。

如果我们对市场体系进行有意义的分析，我们便不能说社会主义失败了，也不能说资本主义成功了。所有真正反动的意识形态都承认这一点，它们抱怨在后期资本主义的干涉下真正的自由市场并不存在；格尔布莱斯（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很早便注意到少数制造商对市场的控制取代了（社会主义意义上的）计划经济。当然，不论后期资本主义的三大中心日本、１９２２年以后的欧洲和北美的超级大国取得多大的成功，资本主义在第三世界（和第二世界如果我们相信那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口吐真情的经济学家的话）是没有前途的。罗斯托文式的起飞阶段（ｔｈｅ  Ｒｏｓｔｏｗｉａｎ“ｔａｋｅ  ｏｆｆ  ｓｔａｇｅ”）对多数处于边缘或半边缘的不发达国家负债国家来说只是空想，在具有传奇性的“社会主义的崩溃”发生之前就已如此。所不同的是：现在这些国家有了未来，有了作为买主和依赖他人的国家、作为廉价劳动力和生产原材料的来源的未来。这个未来只会使发财致富的买办资本家高兴，而人口过剩、面临失业的大众只好等待其他某个体系的重新干预。（如果你不愿意再把这“某个”体系叫做社会主义的话，那么你现在最好给它另外起个名字。）

至于说共产主义本身，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的发展动态并不由于它的失败，而是由于它的成功。不是左翼经济学家颂扬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一党政权（不论在第二世界还是在第三世界里），是不发达社会快速实行工业化的途径，而是右翼历史学家现在想使人们相信：假如苏联自由主义者不受到干扰的话，苏联今天也许可以具有更强大的生产力。事实上，先不提农业国的波兰实现了工业转型，我们得承认，斯大林主义是个成功，它完成了现代化的使命，发展了新型的政治和社会主体。持这种观点的人并不是我一个，认为如果波兰没有劳动力的集中来反对以共产主义政权力形式的单一雇主，那么波兰的团结工会根本就不会出现。以更普通的方式对苏联的强调来否认共产主义工业化的失败对一些人来说是具有悻论意义的，正如马克思主义指出的那样，这些人“相信历史曾经存在过，但是它不再存在”。按辩证法观点，承认某物是个成功即是承认内在于该成功的新矛盾的出现。矛盾明显与混乱不同，混乱往往伴随从前的失败。应该把最近发生的事件看成是出现了新的矛盾当然事件是发生了，但它并不完全像我们被告知的那样。

发生的事件是：晚期资本主义的一整套世界体系它在世界范围里突然攻破和扩展了从前的体系出现了（或者最好说，被证明是出现了），从前体系的所有组成部分和成分被彻底重新评价和在结构上受到修正。我想谈谈与此有关的三个经济现象或称三个经济范畴：民族债务、效率、生产率。我这一生中所目睹的最神秘的事情发展之一是：尽管基本上没有变化，强大的民族经历了从富足衰落到贫穷这一难以解释的过程。在６０年代，从创办新学校和推行新的福利项目到进行新的战争和使用新的武器，一切都是可能的。而在８０年代，同样的国家不再支付得起这些开消，每个人都开始叫嚷有必要平衡预算（预算平衡是大众传播媒介的一致呼声，也成了目前争吵辩论的中心。）但是正如海尔伦纳（Ｈｅｉｌｂｒｏｎｅｒ）和其他人所指出的那样，偿还清国家债务不仅是个灾难，而且实际上是别的国家怀疑我们的基本价值和偿付能力而强迫我们平衡预算的。一个受到人民普遍信任的强大政权可以发放公债和承受赤字开支，只要它不必担心邻居是如何看待它的；但是当一个从前是自主的民族国家发现自己属于当今世界体系的一部分时，这个担心便成了问题的所在。效率也是如此（保尔·斯威兹［ｐａｕｌ  Ｓｗｅｅｚｙ］和亨利·马格道夫（Ｈａｒｒｙ  Ｍａｇｄｏｆｆ］很早以前就曾在讨论中国革命时这样说过）：甚至在现代化的情况下，生产效率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和不可割舍的价值——可以有其他值得优先考虑的事情，例如，工业教育、农民的再教育，或者企业工人的政治教育和工人自我管理的训练。但是在一个世界体系里，非竞争性的工业实务（和物质工厂）明显地成为一个祸害，拉革命集体的后腿，使其堕落到第三世界甚至第四世界的可怜处境。同样，马克思很早以前在《资本论》里就曾教导过我们，生产率也是市场统一的结果；生产率不是什么某种无限的绝对物：当与外隔绝的村庄或外省的产品与宗主国的产品在一个统一的体系里相比较时，原先在这些村庄或外省里是完全有效的生产率会突然降落到十分低等的程度。这正是苏联和其同盟国家一头栽进资本主义国际市场时发生的事情；他们把自己的命运之神或者说是马车与在最近２０年内出现的晚期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挂在了一起。当我有机会在较为中立的国家里与来自一些“东方”国家的知识分子交谈时，这些念头在我的脑海里闪过。在过去被称为德国的“重新统一”（ｒｅｕｎ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而现在却被莫名其妙地单称为德国的“统一”（ｕｎｉｆｉｃａｉｉｏｎ）的那一天，我恰好路过被分割的柏林。我吃惊地看到人们的恐惧，他们对“统一”没有热情，除了那种最正式、最官方的兴高采烈的热情（他们举行与苏联的“十月革命庆祝”或者美国的新年除夕的酗酒狂欢十分相像的通宵达旦的城市晚会）。我也吃惊地看到两边的知识分子灰心沮丧：西柏林人对自己将要成为过是德国人的前景感到懊恼，西柏林人一直认为自己是不同和有区别于一般德国人的——这就像纽约人突然发现自己是俄亥俄州的一部分似的；东柏林人感到惊慌失措，他们中间的多数人失了业，不管他们从前的工作是什么。在原来的东德，所有的科学机构都被关闭；出版社销声匿迹；随着货币的重新统一，昂贵的新咖啡厅不知从何处钻了出来；有房子的人在做着被西柏林人赶出去的准备，西柏林人在１９４５年前曾拥有这些房产；租借公寓的人准备看到他们的房租上涨三倍或四倍。西柏林人面临着房租和其它开消的急剧上涨，因为联邦的补助金将要被取消。柏林将要成为新的首都，但是柏林也将会是一个充满失业的城市，处于新欧洲东部的边界；它会再一次成为来自更为东边的经济避难者的城市，就像魏玛时期一样波兰人、俄国人、犹太人涌向柏林，但是这个柏林却不具有魏玛时期柏林的俗气可疑的华丽和迷人之处。现在似乎没有人愿意过多考虑魏玛时期；德国统一时，柏林最有名气的展览是俾斯麦的伟大生平和俾斯麦时期(ａｎｅｎｏｒｍｏｕｓ ｌｉｆｅ ａｎｄ ｔｉｍｅｓ ｏｆ Ｂｉｓｍａｒｃｋ)。同时，考虑这个体系改变的独特性似乎也是必要的。东德人认为这种体系的改变是一种殖民主义，这种殖民主义当然没有多少历史先例（如果说社会或社会主义财产关系在本世纪之前并不存在的话）。很明显，在此有比权力更多的东西处于危急之中；不光是由胜方的政党官员取代败方的政党官员而产生的错位的问题。我自己只能想起一个远距离的推论，即：美国国内战争之后，美国南方实行了重建，南方的政治和财产关系的改革是由一个胜利的占领军的政权实施的。

热月①之后的文化和政治会出现什么变化，并非连贯的。例如有人说，近期的西德“新表现主义”画家很幸运，他们有希特勒作为取之不尽的原材料。

①如果战争现在完全结束的话，那么随着著名柏林里的倒塌这个原材料很明显也就枯竭了。从前的西德知识分子现在没有天职使命了，他们跌跌撞撞地盲目寻找这个或那个次要的目标；从前的东德知识分子此刻头晕日眩（他们必须补上西德人的阅读课），一些诸如像海纳·米勒（Ｈｅｉｎｅｒ  Ｍｕｌｌｅｒ）和克里斯蒂·伍尔夫（（上ｒｉｓｔａ  Ｗｏｌｆ）的勇敢者继续坚持一个已经不成功的主张，认为东德的文化和政治是自立的。生意一如既往，意味着土地投机和失业；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便意味着寻找新的研究题目和新的灵感，同时也寻找建立长期的第三政党的新形式。

较德国更远的东方国家，我只想谈谈南斯拉夫、保加利亚、苏联；这三个十分不同的地区具有相互不同的专注事物，它们也同“我们”北美洲不同（为了方便起见，我滥用“我们”这个词来指北美）。这三个地区在不同程度上执迷于斯大林和他的官僚体系的事实并不像表面看起来那样自然或自显。他们坚信“我们”（西方人）不理解该事实，坚信我们根本连想都不愿去想象，这并非不可理解，因为任何严肃的国际交流中的开局策略就是要强调自己手里的牌是与众不同的；承认对方已经事先知道自己的一切就是自我挫败。不幸的是，在过去的四十五年里，特别是在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冷战时期的反共产主义宣传已经提供了大量的各式各样的可以想象出来的关于斯大林主义的偏见陈规，因此，来自东方的经验真理现在看起来不仅与普通媒介的宣传和幻影没有区别，而且与普通媒介的最原始的①克利斯托(Ｃｈｒｉｓｉｏ)著：这本书没有记录他对当代苏联绘画受惠于斯大林一事的看法，但是相同的观点却成为鲍·格劳伊思(Ｂｏｒｉｓ Ｇｒｏｙｓ）的《斯大林的艺术总体》（Ｃｅｓａｍｔｋｕｎｓｔｗｅｒｋ Ｓｔａｌｉｎ）一书中的重要宣言。

冷战时期的形式也没有区别。在此，语言和表述的干预使最简单的交流方式变得复杂起来：他们的真理越是用奥维尔式（Ｏｒｗｅｌｌｉａｎ）的语言来表达，那真理就越变得冗长乏味、令人厌烦；我们的真理越是用最微弱的马克思主义语言来表达例如关于简单的社会民主、福利社会、社会正义和平等——我们就越是不愿意倾听东方。

语言本身，不仅仅是它的个别词语或信息，是与具体情况有关的。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编码仍然具有一定具体的对抗意义：不信任自由主义对普遍富足、社会平等、政治民主的辩护；怀疑现有的盈利生产会保护集体利益，特别是怀疑国内或国外的“少数民族”会有腾飞的可能；厌恶新型的公司风格（如果说不厌恶公司文化的话，公司文化似乎时常使人着迷）；或者从积极的角度来看深切地相信体系作为结构整体，既不可能按照虔诚的传统自由主义方式得到改造；也不可能按照玩世不恭和乐观的后现代主义的方式进行转变。这样，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编码仍然是对“体系”本身所持的固执且神志清醒的悲观主义的最高标志。这个体系制造社会悲剧，把社会悲剧作为其必要的副产品，它受无意识的、无法抗拒的本能的驱动走向战争的深渊。

但是在东方，马克思主义编码意味着权威、国家、警察；试图改变这个编码终会导致关于人们最初为什么需要运用它的辩论。西方人现在开始明白了一个事实：在东方，人们不需要明确说明便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去考虑问题，这几乎是从小就培养起来的习惯。东方人更为感兴趣的是设计出大量的新的寓言和形象（例如社会主义的僵硬干瘪的木乃伊形象，现在几乎成了新文学陈规俗套），许多寓言和形象对准了斯大林本人。把斯大林同一整套体系联系起来似乎十分重要；也就是说，用偶然性和辩证法对斯大林主义进行历史的解释首先是绝对不受欢迎的（斯大林主义完全成熟的萌芽在列宁时期就已存在，如果在马克思时期没有的话）；与之相反，资本主义的产物被洗礼命名为“公民社会”（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ｉｙ）根本不是一个体系，而是生活本身，是自然的生活，有两种主要的分支：公与私。最近西方的观点认为，公民社会也许在公司的西方（ｔｈｅ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Ｗｅｓｔ）终结，在经典的意义上，我们不再会有真正的公共空间或者私人空间甚至用最时髦的理论命名和包装也达不到这一点。

但是，斯大林的含义现在更有意义；斯大林不再特指恐怖和暴力，而是指其他三种使我们感到奇怪的事物；集体性、乌托邦、现代主义。甚至在媒介的雏形里，无孔不入的传播媒介的标志之一是：对于东方知识分子来说，“乌托邦”一词自动受到贬值，像我们对“极权”和“极权主义”这两个词的看法一样虽然在有限的圈子里以及出于不同的原因。认为斯大林最辉煌杰出地体现了乌托邦的冲动，认为斯大林的最深层的趋力、动机和规划是出于纯粹的乌托邦理想（尽管人们偶尔和反常地将斯大林同希特勒相比较，但是没有任何乌托邦主义的概念能够容纳希特勒），这些看法现在成为毋庸置疑的正统观点。不用我指出，乌托邦或者拉法格（Ｌａｆａｒｇｕｅ）所称的“懒惰的权利”是与强迫劳动和早期现代化和工业化的价值原始累积毫不相干的。在此，乌托邦的观点与事实无关，而是涉及到知识分子与意识形态，知识分子和意识形态编织出理想价值和立场的无缝之网。按照传统唯心主义或甚至宗教的方式，在这个网络里一件事自动引发其他的事情。历史和事件必须再一次地被排除在该道德理想的模式之外。从伦理宗教开始，知识分子就偏好按照这种道德“统一体系”来考虑问题，即以唯心论的方式看待事物。唯心论体系在作出铁证般的解释之前，首先把事件转变成概念，实际上就是用我们熟悉的“好与坏”的模式来重新讲述一遍。老式的唯物论在此的使命是要打破历史“统一体系”的道德化的观点，不再把历史解释为偶然性、非连贯性、意外事故和辩证飞跃。这种历史“统一体系”在我们自己的似乎是后理想主义，后现代的哲学和理论中仍然存在，一如东方的反乌托邦主义。

在西方，一个霸权的哲学声称主体，中心主体已经完结死夭，而其它边缘或臣

属团体却针锋相对地宣扬族群集体的认同，提供了“主体”（据说这个主体在个人

程度上已经消失）的多种变形的映像。有意思的是，在前苏联的东方，个人主体自身首先建立不起来。（我的一个日本同事告诉我，日语中的“我们”一词根本不需要被解构，因为“我们”一开始就没有成为过中心主体。）在前苏联的东方，个性主义的缺席是以经典的哈巴马斯式（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ｉａｎ）未完成的项目而经历的丧失和痛苦而展现出来的，同时受到梦魇式的斯大林集体躯体的加强。用一个理论家的话说，“躯体不能独立存在”。正如伟大的苏联乌托邦作家安德烈·普拉托诺夫（Ａｎｄｒｅｉ  Ｐｌａｔｏｎｏｖ）所表达的那样，饥荒和内战的苦难促使个人躯体紧挤在一起相互取暖。因此，斯大林主义是一个蓄意的计谋或策略，利用武力和人们的恐惧把集体的躯体捆绑在一起当然很难不带偏执地说明这到底是出于什么原因，尽管人们不同意奥威尔所作的“权力欲望”的愚蠢解释。

我已讲过，当前苏联的反乌托邦主义衍生于西方的反共产主义运动，在５０年代的冷战时期，西方反共产主义作为修辞辩术得到巩固和加强。然而我认为，关于集体躯体的观点是比较有创新意义的，起码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不是这样谈论问题的。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没有这样做的原因，也许是因为在西方，集体躯体的观点容易带有乌托邦的而不是反乌托邦的暗示——在此，乌托邦是褒义词，不含有东方和斯大林主义的贬义意义。让我们把社会心理学或人类本性的讨论搁在一边，把音调降低到更为一般的心理常识的形式：受难于过度的个人主义和社会反常形态的人们憧憬着集体生活，而那些长期挤在一起取暖没有自己的空间的人们，自然而然地对日常环境里拥挤的状态感到恐惧，渴望能够保持私隐，获得个人或个人心理的私有财产。与我交谈的俄国学者很公开地表示了在反乌托邦主义观点或价值的背后来自经验的动机。我认为，这些共鸣以及伴随他们的家庭和童年的深层潜意识以情感形式进行的表述，还不算是政治或社会的立场，而是被（双方的）政治或阶级斗争调动起来的利比多机能。

但是对于在西方的我们来说，用另一种方式讲述这个故事会更有趣，预示更深刻的东西方的对抗，这一点我在下面将会谈到。美国式的聚集美国３０年代巨大的集体危机类似于苏联的饥荒、内战和强加的集体化当然是大危机时期（ｔｈｅ Ｇｒｅａｔ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大危机具有象征意义，对我们不仅意味着集体的聚集，也意味贫困化和物质的丧失。当３０年代最终结束后，美国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是美国历史上唯一的一次真正的乌托邦时刻）和１９４７年至１９４８年的迅速发展，美国终于克服了物质短缺，许多新的战后产品进入市场，人们开始强烈地厌恶前１０年的创伤。对集体生活的恐怖作出的心理补偿是商业消费的个人主义，排忧解难的商品，以及各式各样的新的物体。这种意义上的消费不是人的本性：对消费的酷爱是随历史而演变的。北美的经验被物化，然后作为价值投射给世界上其余的国家，抹掉其象征意义，转换成某种永恒的人类本性的特征。因此，消费成为“自然的”，６０年代的后艾森豪威尔（ｐｏｓｔＥｉｓｅｎｈｏｗｅｒ）一代奋起反抗前辈的反集体主义，他们憧憬和推行新形式的集体团结，而现在的雅皮士一代所作出的历史反应则是反对６０年代的集体团结。当然，这种历史象征的模式或者说是不同时代的选择也是我们理解东方反乌托邦主义和恐惧集体主义的方式。

我认为，当前东方或苏联的反乌托邦主义的另一特征颇富有创建性，它与美学和现代主义有关：鲍里斯·格劳伊思（Ｂｏｒｉｓ　Ｇｒｏｖｓ）在他的杰出的著作《斯大林的艺术总体》（Ｇｅｓａｍｔｋｕｎｓｗｅｒｋ  Ｓｔａｌｉｎ）中有系统地制定出这样一个立场。格劳伊思的见解出奇制胜、不无邪恶，对历史进行了有争议的修正，用使人惊讶不止的新颖的历史叙事取代了过去经常用来描述美学现代主义兴盛的陈旧观点。这个陈旧的分析方法区别一直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两种事情和两个阶段，即２０年代苏联文化革命的前卫现代主义和斯大林时期占主导地位的陈规标准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我们在西方的人认为这两个阶段的关系相当于统治的好来坞和大众文化对视觉艺术中的伟大美学先锋的压制。事实上，较格劳伊思之前，卡塔莉娜·克拉克（Ｋａｔａｒｉｎａ  Ｃｌａｒｋ）在她的论文中就已经对苏联艺术史提出了鼓舞人心的修正意见。克拉克认为苏联语境中的社会现实主义即是大众文化。但是格劳伊思和他的同代人我不想把格劳伊思单独挑出来，因为当今的苏联知识分子整体似乎一致赞同这个立场认为这两个阶段不是间断的而是连续的。他们主张，社会现实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斯大林本人作为瓦格纳式（Ｗａｇｎｅｒｉａｎ）的艺术整体是不同形式的现代主义先锋运动的延续。斯大林是马列维奇（Ｍａｌｅｖｉｃｈ）的真正继承人；马列维奇在精神的象征领域中用法令和独裁所达不到的事物却由斯大林在现实世界中的躯体领域（ｔｈｅｒｅａｌｍ ｏｆ ｂｏｄｉｅｓ）里实现了。西勃尔伯格（Ｓｙｂｅｒｂｅｒｇ）曾经说过，希特勒是２０世纪最伟大的电影制片人；作为整体的斯大林主义体系被视为体现了高级现代主义规划的所有的独裁和乌托邦。政治犯监狱（ｔｈｅＧｕｌａｇ）成为真正的马拉梅式(Ｍａｌｌａｒｍｅａｎ)的《图书》(Ｌｉｖｒｅ)即人生经验大全，日常生活受累于美学和政治最终结合而产生的负担，那些未来主义者和超现实主义者只能在战争或梦幻中经历这些经验。不管这个立场是否是后现代的，它显然暗示了对后现代时期所称的高级现代主义的美学价值观的彻底批驳。

让我们再一次看看爱德蒙特·伯克（Ｅｄｍｕｎｄ Ｂｕｒｋｅ）关于意图邪恶说的旧论吧：计划和策划引起伤害，人们应该使一切不论是现存的还是意外的服从于无所不在的天才意志，天才意志是原罪，属于乔伊斯、齐达诺夫（ｚｈｄａｎｏｖ）、马拉梅、毕加索、舍恩伯格（Ｓｃｈｏｅｎｂｅｒｇ）、叶索夫（ＹｅｚＯｖ）、维辛斯基（Ｖｉｓｈｙｎｓｋｙ）、乌尔布莱特（Ｕｌｂｒｉｃｈｔ）、格特伍德（Ｇｏｔｔｗａｌｄ），和列宁本人。

这当然似乎是西方后现代主义为东西方对话而选择的合适题目：这个题目被理解为：西方关于此类问题辩论必须从格尔布莱斯（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的重要观察开始，格尔布莱斯主张，在东方，西方或资本主义的类似物被称为少数制造商对市场的控制（ｏｌｉｇｏｐｏ１ｙ）。资本主义西方与斯大林东方一样是工艺品，同样地服从公司的决定，服从平板的、任意的、孤立的、非民主的意志除了对我们来说，起作用的不是政治局，而是公司的意志和高级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商业团体。例如，如果你觉得自由即是不受其他人主要是未见面和不认识的人的武断决定的支配的话，那么你又该怎样解释公司的劣质语言或曰美国英语呢？美国英语吸收了速记的董事会决定、广告式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标语像“生活方式”（ｌｉｆｅｓｔｙｌｅ）、“无烟区”（ｓｍｏｋｅ一ｆｒｅｅ）、“性爱偏好”（ｓｅｘｕａ１  ｐ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或者更富有哲理的语言概念诸如“反本质论”和“整体论”。这些语言选择是由本质上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垄断公司文化所决定的，但这并不能在绝对的意义上使它们获得拯救，正如斯大林的文化虽具有马克思主义的色彩却不能受到谅解一样。（人们也许会这样解释：保守派和反动派曾用老式的现存语言或编码解释同样的事物；而在后现代时期，他们不由自主地被迫学习使用公司新用语。）

然而甚至这样的讨论，先别提对话，我们也不能与来自东方的对手进行下去；困难同双方对基本信息的猜疑无关不是那种我们的东方朋友拒绝相信是美国插手导致了１９７３年智利左派阿连德（Ａｌｌｅｎｄｅ）的倒台，或者是怀疑（也许是对的）我们是否真正理解在斯大林统治或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苏联人是怎样地生活的。主要的困难在于双方各自的话语阐释术语完全不同、毫不兼容。简洁地说，东方希望用关于权力和压迫的术语来进行讨论，而西方却要用文化和商品化的术语进行讨论。在这场话语规则的争夺战中没有真正的共同标准，结果是不可避免的喜剧：双方各自用自己喜欢的语言咕哦着毫不相干的答复。

除非你以为不同国家和不同集体境遇之间可以进行无声的交流，这便没有什么可令人沮丧的。随即被委婉地称为“新世界秩序”的建立，我们目睹了所有的民族陈规偏见的复归（在这个过程中包括民族主义和新的族群），以及对集体他者（ｔｈ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ｉｖｅ Ｏｔｈｅｒ）形象的幻想所采取的近乎于拉康心理分析学式的投入。关于后者，重要的是要理解：我们完全离开不了集体他者的形象，这些形象永远不会是“精确的”或者是“矫正的”（不论是指什么）就像阅读与误读一样，这些形象必须在结构上受到歪曲。在此意义上的国际对话总是双方各自迷恋上对方所不愿意承认的事实。

无论如何，我们自己（西方）的否认也许听起来是：超级国家一个十分强大和潜意识的力量，对悲剧或历史单纯无知，对清教传统的伦理说教过于苛求，如同一个足球队或一个凶猛的投资一样对他人是个危险这就是美国的现状，在苏联对抗势力突然消失之后、像一门不受管束的大炮一样威胁着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尽管苏联制度原则的歧义再一次提供了保障，这点是其他国家的亲属体系所不能做到的，但是我们还是感觉到另外两个新的超级大国——１９９２年以后的欧洲和日本的急剧出现将会产生新的势力平衡，这种新的势力平衡将会有效地遏制美国不负责任的行为。然而，最近的海湾争端证明不了这＝乐观的意见，更证明不了文化联合的本身。

人们曾习惯说的“文化帝国主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ｉｍｐｅｒｉａｌｉｓｍ）是那么遥远的事情，就像在另一个时代里发生的事情似的。文化帝国主义似乎伴随着真正的帝国主义，如同好莱坞的电影，成捆成箱的流行音乐磁带被装上炮舰一样。但是这样的说法有个具体的特点它在许多方面承认了辩证法即：正当它的内容满足了自身，变得越来越真实、越来越全面发展时，它的形式却消失了，似乎最初表达这个内容的语词曾经一直是个谎言，而人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点。许多年前被称为“美国化”的现代化形式也是如此：随着现代化的过程更为真实地实现了自身，“美国化”一词却变得愈加不称职和令人不满意，它最终由“后现代主义”一词而取代。“后现代主义”一词说明了一切，但同样似乎也是在否认为这个体系命名的最初企图。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对文化帝国主义的看法上。文化帝国主义比以往更为真实地存在着，它冲破了旧名的死茧壳，在新的天空中舒展开自己的华丽翅膀，招来遮天盖地的蝗虫狂乱四处觅食，使整个天空昏暗无光，在后现代的国际贸易策略和所谓的“后福特主义”（ｐｏｓｔ－Ｆｏｒｄｉｓｍ）①时代，老式的专横暴虐、那种强迫推广美国式产品（不论是奶粉、洗头剂、五十年代的电视节目，还是军事体系）的标准的做法，似乎已经结束，一种不妥协于统治和霸权的新的弹性已蔚然成风。“多元主义”（ｐｌｕｒａｌｉｓｍ）一词，无论是作为一个社会和政治标语抑或作为理论和哲学生活的事实，似乎是对后福特主义在上层建筑里的真实反映，然而“多元主义”把帝国主义和统治的现象与商品化结构更为复杂地联系在一起，使从前较为公开和明显的暴力转变为精巧微妙和形而上的复杂物。赫伯特·马库塞－柏拉图的（Ｍａｒｃｕｓｅａｎ－ｐｌａｔｏｎｉｃ）关于伪幸福的问题开始被重新提出来，似乎它以其６０年代的模式仅仅预示了我们自己的貌似新鲜和独创的文化和政治的问题。

引导线是美国公司势力［往往随便和不准确地称为“多国”（ｍｕｌｔｉｎａｔｉｏｎａｌ）］所起的作用。前不久我曾参观了鹿特丹（Ｒｏｔｔｅｒｄａｍ）市的一所新型滨水区工程，使我充分意识到了美国公司的作用，这个滨水区工程是鹿特丹的市区规划者感到最后福特主义由罗宾·摩雷（Ｒｏｂｉｎ  Ｍｕｒｒａｙ）精彩地描述如下：

同那些仅拥有少数销路好的货物的廉价商店不一样，赛恩斯彼利（Ｓａｉｎｓｂｕｒｙ）商店网，作为高级商店的新潮一代，与市场的需求挂钩，承销一系列产品。针对消费者群而制定市场产品成为商店的流行口号。市场调查员按年龄（少年、青年、壮年）、家庭种类（双职工无子女家庭、同性恋家庭、单身双亲家庭），收入、职业、房产、住址来划分市场。市场调查员分析“生活方式”，把商品同消费模式联系起来，从食品到服装，从健康到度假……最成功的产品制造区是那些有灵活的生产系统，敢于创新、强调“客户化”设计和质量的工业区。生产系统的灵活性之一是通过新科技和引进易于调配的机器而取得的。那些机器只需要简单地调整一下便可以用来生产不同的产品。例如，本尼通（Ｂｅｎｅｔｔｏｎ）的自动洗染工厂可以根据需要而调整颜色。载于“Ｆｏｒｄｉｓｍ  ａｎｄ  Ｐｏｓｔ－Ｆｏｒｄｉｓｎ．”Ｓｔｕａｒｔ  Ｈａｌｌ  ａｎｄ  Ｍａｒｔｉｎ  Ｊａｃｑｕｅｓ．ｅｄｓ．Ｎｅｗ Ｔｉｍｅｓ （Ｌｏｎｄｏｎ：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ｗｉｓｈａｒｔ ｌ９８９）．ｐｐ．４３—４４．

骄傲的事情，它以新的公寓楼区、娱乐区和办公楼区替换了已经衰败塌坏的码头和港口设施（这些设施是现代的，但不是后现代的），当然，新城市“内部殖民化”将会带来金钱，但是这个中心控制的规划事实上意在避免英国码头灾难英国码头是“取消政府控制”（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由投机者随意亵渎城市空间的一个确实可怕的例子。建筑规划学的学生常常引用鹿特丹滨水区工程来说明一种崭新的集体组装的美学这种美学自１９世纪哈斯曼（Ｈａｕｓｓｍａｎｎ）时期以后就没有再出现过如何取代早期的、现代的、由“天才”设计的建筑物的方法。然而，我这个北美观察家十分惊讶地发现美国罗斯公司（Ｒｏｕｓｅ）在所有这一切中起的作用。美国的公司顾问现在在后现代全球文化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与那些传授镇压反政府分子的技巧和训练当地警察力量的美国专家同行所扮演的角色是一样的。罗斯公司的可靠性已在巴尔的摩（Ｂａ１ｔｉｍｏｒｅ）的滨水区表现出来了，据说罗斯公司与迪斯尼帝国有着很深的联系。罗斯公司是欧洲统一前夕的一个旧世界规划的促动者，这使那些对文化自主抱有一线希望的人感到震惊。让我们别去理会那个事实即俄国人和他们的盟友无法设计出一个像样的旅馆房间时，不得不向希尔顿大饭店请教最基本的线索这只是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破产！但是在这里，这个欧洲最古老的资产阶级文化——假定它仍然是在日常生活、社会态度和优先权利里表达了明显是欧洲的风格和世界观的一个合适典型的话一结果在后现代时期、在文化上是如此地枯竭以致不得不引进现在比自己要更老练些的、来自新世界的生意人和商品设计家，用瓦特·迪斯尼（ＷａｌｔＤｉｓｎｅｙ）来代替伦姆布兰特（Ｒｅｍ卜ａｎｄｔ），用艾培考特娱乐场（Ｅｐｃｏｉ）和荷尔顿商业中心（Ｈｏｒｔｏｎ）来代替２０年代和３０年代的社会公寓的宏伟规划。

政治和经济自主的前景会在新欧洲出现吗？虽然各式各样的欧洲民主国家自豪地四处周游展览民族主义的大型艺术，文化自主是否也将证实是个凄凉的失败呢，文化自主这个最后期望，在建筑学上被称为“批评区域主义”（ｃｒｉｔｉｃａｌ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ｉｓｍ），起码试图以民族和当地风格来抵制新的全球美国化。

然而，在所有晓得自尊的跨国公司的美国后福特主义者都明白，把产品用合适的当地色彩和民族风格包装起来的重要性的今天，文化自主可以被真正地列入议事日程之中吗？今天，文化帝国主义表现在对外输出专家：如果专家获胜的话，甚至民族传统也摆脱不了他们的控制：我们难道能够想象专家会失败吗？

向那些认为所有这一切都很悲观的朋友，我想温和地提议：我们不需要把尼采留给敌人，我们可以在尼采的坚定不移的信念中找到我们自己的慰勉，即最深刻的悲观是真正力量的来沤。我们必须对这个体系保持深刻和连续的悲观，就像我的东方朋友对另一个体系所持的态度一样。乐观主义，甚至最微弱的乐观主义，只能推荐给那些愿意让人利用和操纵的人。

谢选骏指出：人说“弗雷德里克·詹明信是当代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理论家，生于１９３４年， ２５岁获那鲁大学文学博士学位，曾任哈佛大学、加州圣地亚哥大学、那鲁大学的教授，现任教于杜克大学。”

我看——美国确实流行马列主义，正在走向社会主义，有道是“共和党民主党就是共产党的两派支部”，良有以也。

【26、世界无尽头吗？】

戴维斯

保卫·戴维斯是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也是深受读者欢迎的科普作家，现为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物理学教授。这篇文章出自他的名作《宇宙的最后三分钟》，是该书的第十一章（最后一章）。戴维斯根据物理学与宇宙学领域内的最新研究成果，对宇宙的未来作了一番审慎的预测；“这种预测绝非基督式的启示。事实上，经验的发展和累积蕴育着空前的潜能，而宇宙的未来使这种潜能充满了希望。然而，我们决不能忽视物之有生亦必有死的事实。死亡或许正是为创生而不  得不付出的代价。”

人们一直在讨论各种可能性以找到摆脱宇宙末日的出路，而上一章所论述的那些奇特的想法并不是这类可能性的唯一代表。每当我作有关宇宙末日的演讲时，总会有人向我问到循环模型。这种模型认为，宇宙膨胀到极大尺度，然后再收缩到大危机，但它并没有完全湮没，由于某种原因它出现“反弹”，并开始另一轮由膨胀和再收缩组成的循环。这个过程也许会永远进行下去。在这种情况下，宇宙就应当没有真正的开始或终结，不过每一次循环都会有特定的开始和结束而把它们区分开来。这种理论对一直受印度教和佛教神话影响的人特别有吸引力，在这类神话中明显地反映出生与死、创生与灭亡构成的轮回。

我已经简要地描述了有关宇宙结局两种很不相同的科学演化图像。每一种结局都以它特有的方式使人深感寒心。宇宙在一场大危机中把自己完全湮没掉的预言是很吓人的，不过这种事件也许在遥远的将来才会发生。另一方面，一个宇宙在经历有限的辉煌活动时期后，永恒地堕入萧瑟荒芜状态却使人深感沮丧。每一种模型也许都有可能使超人类获得无限的信息处理能力，这个事实对于我们血气方刚的人类来说似乎可以算是一种勉强的安慰。

循环模型的进力在于它回避了彻底湮没这个幽灵，同时也不会出现永恒的退化和衰败。为避免无止境重复的缺陷，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循环会因某种原因而使它们互不相同。在有关这类理论的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每次新循环就像不死鸟一样，从燃烧中死去，然后在死去的躯壳中再生。它们从这种原始的条件出发，演变出一些新的体系和结构，并探索它们自己丰富多采的新世界，直到下一次大危机出现时再次把往事一笔勾销。

虽然这种理论似乎看上去颇有吸引力，遗憾的是它会遇到一些难以逾越的物理学障碍。其中的一个问题是要找到一种能够说得通的过程，使得处于某种极高密度状态的坍缩宇宙能出现反弹，而不是在一场大危机中把自己湮没。这必须存在某种反引力，它在坍缩的最后阶段会增大而变得压到一切从而把暴缩的动量反转过来，并能同正在向内挤压的巨大引力作用相抗衡。现在还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力，而且假如这种力存在的话，它的性质也必然是十分奇特的。

也许可以重温一下，在大爆炸的暴胀理论中，所假定的恰恰是这样一种威力强大的斥力。但要记住，产生暴胀力的激发真空态是高度不稳定的，它会很快地衰退。虽然可以想象这种微小而又简单的新生宇宙应该起源于这样一种不稳定状态，但是，要求一个从某种很复杂的宏观条件下进行收缩的宇宙，能够设法使之都恢复到激发真空态，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这种情况有点像笔尖朝下平衡一支铅笔。这支铅笔马上会倒下，倒下是很容易的，再要一下子把铅笔放回笔尖朝下的位置就难得多了。

即使假定可以用某种办法克服这类难题，循环宇宙的概念仍存在一些严重的困难，其中之一我已在第一章中讨论过。要是有一些不可逆过程以有限的速度在向前发展，那么对于受这种过程支配的一些系统来说，经过一段有限的时间之后，这些系统就往往会趋近它们的最终状态。正是这条原理在１９世纪引出了关于宇宙热寂的预言。宇宙循环的引入克服不了这个困难。我们可以用一个渐渐走得慢下来的钟来比作宇宙。这台钟的运动最终不可避免地要停下，除非有某种外因使它重新上紧发条。但是，有什么机制能够再把宇宙钟的发条上紧，而同时自己又不会受到不可逆变化的支配呢？

初看起来，宇宙的坍缩阶段似乎是膨胀阶段出现的那些物理过程的某种反演。

正在分散开去的星系被拉回到一起，正在冷却的背景辐射又重新变热，而复杂的元素则再次分裂成一锅基本粒子汤。大危机前夕宇宙的状态同刚刚发生大爆炸后的宇宙状态极其相似。但是，这种对称的印象仅仅是表面的。下面这个事实会使我们得到一点启发：当膨胀转变成收缩时，生活于时间反演中的天文学家在好几十亿年中还是看到遥远的星系在退行。宇宙看上去似乎仍在膨胀，尽管它已经在收缩。造成这种错觉的原因在于有限光速带来了表观上的滞后现象。

宇宙学家理查德·托尔曼（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ｏｌｍａｎ）在３０年代已经指出，这种滞后现象是如何破坏循环宇宙的表观对称性的。理由很简单。宇宙是携带大爆炸后遗留的大量热辐射开始向外膨胀的。随着时光的流逝，星光使这种辐射增强，结果在几十亿年后，充满在宇宙空间中的累积星光所包含的能量几乎与背景热能一样多。当宇宙接下来进入收缩阶段时，星光产生得越来越多。这意味着宇宙在逼近大危机时，散布在整个宇宙中的辐射能比大爆炸刚发生后的辐射能要多得多。因此，当宇宙最后压缩到与今天相同的密度时，它将要稍微热一些。

超额的热能是通过爱因斯坦公式Ｅ＝ｍｃ的２次方由宇宙包含的物质提供的。

在产生热能的那些恒星的内部，诸如氢一类的轻元素被加工成一些重元素，例如铁。一个铁原子核通常包含５６个质子和３０个中子。你也许会猜想，这样一个核因而就应有５６个质子和３０个中子的质量，但事实并非如此。这个合成的核比单个粒子的质量之和要轻百分之一左右。造成这部分质量“遗失”的原因在于强核力在原子核内产生的巨大的束缚能，而这部分能量所代表的质量被释放出来提供给了星光。

所有这一切的结局是，能量从物质完全转化为辐射，由于辐射引力与物质引力大不一样，因而这对宇宙收缩的方式有着很重要的影响。托尔曼指出，在收缩阶段，这种超额辐射使宇宙坍缩的速度更快。假如有某种方法使反弹出现的话，那宇宙也会以更快的速度膨胀。换句话说，每次大爆炸都应当比上一次更大。其结果是，宇宙在每一轮新的循环中会膨胀到更大的尺度，所以循环逐渐变得尺度更大，时间也更长。

宇宙循环的这种不可逆增长决不是不可恩议的，它只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必然结果的一个范例。辐射的累积代表嫡的增加，它以循环越来越大这种形式从引力上表现出来。但是，它确实真循环说的概念宣告破产：宇宙明显地随时间演化。回溯过去，那些循环阶梯式地串接在一起，它们的起点既复杂又混乱，而未来的循环会无限地扩大，一直到它们变得很长很长，以至对于任意给定一个循环来说，大体上同永远膨胀模型的热寂演化图象无法加以区别。

自托尔曼的工作以来，宇宙学家已找到其他一些物理过程，它们同样会破坏每次循环中膨胀阶段和收缩阶段的对称性，一个例子是黑洞的形成。在标准图象中，宇宙开始时并没有黑洞，但随着时间的不断推移，因恒星坍缩和其他一些过程，黑洞便形成了。随着星系的演化，出现的黑洞越来越多。在坍缩的最后阶段，压缩会促使形成更多的黑洞。某些黑洞可能会合并而形成较大的黑洞。因此，接近大灾变时的宇宙引力结构要比大爆炸刚发生后的情况复杂得多，因为事实上黑洞会明显的增多。假如宇宙反弹，那么下一轮循环开始时会比这一轮循环有更多的黑洞。

看来不可避免的结论是：任何一种循环宇宙，只要它允许把物理结构和物理系统从一轮循环传递给下一轮循环，那它将无法回避热力学第二定律的退化影响。结局仍然会是热寂。避免这种可怕结论的一条途径是假设反弹时的物理条件非常极端，有关前面各轮循环的任何信息都不可能传递给下一轮，先前所有的物体都被摧毁，全部影响统统消失。实际上，宇宙完全从零开始再次诞生。

然而，很难看出这种模型会有什么吸引力。如果每轮循环在物理性质上与其他循环是断开的，那么一定要讲这些循环是相互继承的，或者说它们代表同一个宇宙以某种方式在延续，那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些循环实际上是一些有不同性质的分立宇宙，也许更正确的是应把它说成是平行存在而不是依次连接的宇宙。这种情况使人想起有关人可以投胎而得以再生的信仰，那里再生的人对他的前世毫无记忆。在哪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这个再投胎的人与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人是同一个人呢？

另一种可能性是，由于某种原因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结果在反弹时“时钟再次上紧了发条”。这种第二定律失效所造成的破坏意味着什么呢？让我们举一个第二定律在起作用的简单例子：关于第二章中讨论过的香水从瓶子中挥发的问题。

对香水来说，命运的倒退需要大规模有组织的协调作用，使散布在整个房间中的每个香水分子都吸回瓶子里去。实际上，这是一部倒放的“影片”。正是热力学第二定律使我们清楚了过去和将来之间的区别“时间箭头”。因此，违背第二定律相当于时间的倒流。

当然，在听到世界末日来临的霹雳信号时，假定时间简单地倒退以逃避宇宙死亡多少总是一种无能的表现。当旅途变得艰难之际，只是在倒放这部伟大的宇宙影片！

尽管如此，这种观念已引起某些宇宙学家的注意。６０年代托马斯·戈尔德（Ｔｈｏｍａｓ  Ｇｏｌｄ）提出，对于一个再收缩宇宙来说，收缩阶段中时间也许会倒流。他指出这种倒流应包括在那段时间内所有生物的大脑功能，因而使他们对时间的主观感觉也倒过来。所以，收缩阶段的居民不会观察到他们周围的每件东西在“往回跑”，而应有着与我们相同的感觉，即感觉到的是向前的事件流。例如，他们会发觉宇宙在膨胀而不是收缩。在他们看来我们的宇宙正处于收缩阶段，而我们的大脑则是在倒退着处理问题。

８０年代，霍金也曾一度热衷于时间反演宇宙，只是由于后来承认这是他的“最大错误”才予以放弃，霍金起初相信量子力学用于再收缩宇宙时隐含时间的对称性。但是，结果证明并非如此，至少在量子力学的标准公式中并不对称。最近，默里·盖尔曼（Ｍｕｒｒａｙ  Ｇｅｌｌｍａｎ）和詹姆斯·哈特尔（Ｊａｍｅｓ Ｈａｒｔｌｅ）讨论了对量子力学规律的某种修正，其中先简单地强制设定了时间的对称性，然后探讨这种事态在我们的宇宙年代可能引起的可观测结果。迄今为止答案可能是什么还不清楚。

俄国物理学家安德烈·林德（Ａｕｄｒｅｉ  Ｌｉｎｄｅ）为摆脱宇宙末日提出了一条很不一样的途径。他所依据的是一种经过他精心制作的暴胀宇宙理论。在第三章的讨论中，对于原始暴胀宇宙的演化图象，人们假定甚早期宇宙的量子态对应于一种特殊的激发真空，它的作用是在短时间内促成飞速膨胀。林德的想法不是这样，他在１９８３年提出，早期宇宙的量子态也许以一种无序的方式逐点变化：这里是低能态，那里是中等激发态，某些地方则是高激发态。处于激发态的地方会出现暴胀。此外，林德对量子态变化特性的计算清楚地表明，高激发态暴胀得最快而衰退得最慢。结果是对某个具体的空间区域来说，能态激发得越高，宇宙应暴胀得越剧烈。显然，在极短时间之后，能量碰巧为极大因而暴胀也最快的空间区域会膨胀得最大，并占据整个空间的最大部分。林德把这种情况同达尔文进化或经济学联系起来。对应于某个甚高激发态的一次成功的量子涨落，所产生的结果是那个区域的体积在瞬息之间便出现巨大的增长，尽管这意味着它外借了大量的能量。所以，那些借了许多能量、处于超级暴胀之中的区域很快便取得了统治地位。

无序暴胀的结果是，宇宙会被分割成一团微宇宙，或者说一团宇宙泡，某些泡发疯似地暴胀，而有的则根本不出现暴胀。因为纯粹是由于随机涨落的结果而使某些区域具有十分大的激发能，在这些区域内出现的暴胀会比原始理论中所假定的暴胀要强得多。但是，这些区域正是暴胀最强烈的区域，所以要是在暴胀后宇宙中随机选择一点，那么这一点很可能就落在这种高度暴胀的区域中。因此，我们自己在空间中的位置很可能便位于某个超级暴胀区内很深的地方。按林德的计算，这种“大宇宙泡”也许已经暴胀了１０的８次方幂。这是一个在１的后面跟着１亿个零的数！

我们自己的宏伟宇宙版图应只是无限多个高度暴胀宇宙泡中的一个，因而在庞大无比的尺度上，宇宙看上去仍然会是极端无序的。我们这个宇宙泡的延伸距离之远大大超出了目前可观测宇宙的范围，在它的内部物质和能量大致呈均匀分布。但是，在我们的宇宙泡之外还有其他宇宙泡，以及一些仍处于暴胀过程中的区域。事实上，在林德模型中，暴胀永不停息。始终有一些空间区域正发生暴胀，那里正在形成新的宇宙泡，哪怕另一些宇宙泡走完它们的生命循环而已死亡也没有关系。所以，这是某种形式的永恒宇宙，它同前面一章所讨论的子宇宙相类似。在这种宇宙中，生命、希望和宇宙泡永恒不息地在涌现出来。因暴胀而产生宇宙泡决无结束之日，可能也谈不上有什么起点，尽管现在对此还存在某些争议。

其他宇宙泡的存在是不是为我们的后裔提供了某种救命之索呢？他们能不能通过不断地迁移到另一个更年轻、因而拥有大量时间的宇宙泡去，以逃避宇宙末日，或更精确地说逃避宇宙泡的末日呢？１９８９年，林德在《物理通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大胆的论文，题为“暴胀后的生命”，文中所谈的正是这个问题。“这些结果意味着暴胀宇宙中的生命永远不会消失。”他写道，“遗憾的是，这个结论不是自然而然地意味着人们可以非常乐观地对待人类的未来。”林德注意到，任何一个特定的区域，或宇宙泡，都会慢慢地变得不适宜人类居住。因此引出的结论是：“为了生存下去，我们在那个时候可以找到的唯一可能的策略是，应该从老区域搬到新区域去。”

令人泄气的是，在林德的暴胀理论中，一个典型宇宙泡的尺度非常之大。根据他的计算，离我们最近的宇宙泡也许都非常非常遥远，要是以光年为单位，这段距离必须用：后面跟上几百万个零来表示。这个数字太大了，想把它全部写出来就会需要关于它自己的一整本百科全书！即使以接近光的速度，到达另一个宇宙泡也要花费差不多同样多的年数，除非运气特别好，即我们正好处在我们自己这个宇宙泡的边缘。林德指出，这甚至还要假定在如此漫长的时间中，我们的领域会以某种可预见的方式不断地膨胀下去。一旦今天左右我们的物质和辐射变得无限稀薄，现在完全不引人注意的最微不足道的物理效应最终可能会决定宇宙膨胀的方式。例如，宇宙中可能一直存在着某种极其微弱的暴胀力，它今天完全被物质的引力作用所淹没。但是，如果人类为逃离我们的宇宙泡所需要的时间非啥非常长，它最终总会被察觉到。那种情况下，因为有着充裕的时间，宇宙应会再一次开始暴胀，不过这一次不是采取大爆炸那种疯狂的方式，而是进行得极其缓慢，好像是大爆炸的某种软弱无力的赝品。不过，这种无力的抽泣尽管很微弱，但却会永远地持续下去。虽然宇宙的增长只是以微小的速率在加速，但它在加速这个事实却有着重要的物理效应。这个效应会在泡内生成一个视界，它有点像一个里外颠倒的黑洞，实际效果正像一个陷阶。在那种情况下，任何幸存下来的生物会变得孤立无援，深深地被埋葬在我们的宇宙泡内。这是因为，虽然他们企望尽快地到达泡的边缘，但暴胀泡边缘会更快地后退。因此，林德的计算向我们表明，对于人类或我们的后裔来说，他们的最终命运是如何取决于这么微小的物理效应，而这种效应在表现出它们的宇宙学意义之前，我们实际上根本无法探测到它们。林德的宇宙学在某些方面使人联想到陈旧的稳恒态宇宙理论，它在５０年代以及６０年代的早期曾一度流行，而至今它仍是用来摆脱宇宙终结的最简单而又最吸引人的学说。在赫尔曼·邦迪（Ｈｅｒｍａｎ  Ｂｏｐｄｉ）和戈尔德的原始形式中，稳恒态学说假定宇宙在大尺度上是永远保持不变的。因此，宇宙没有开端，也没有终结。随着宇宙的膨胀，新物质不断地创生出来以填补空隙，同时保持总体密度不变。任何一个星系的命运同我在前面几章中所描述的情况相类似：那就是诞生、演化和死亡。但是，一些星系源源不断地从新创生的物质中形成，而新创生物质的补充又是永无止境的。因此，宇宙的总体状况看上去是相同的，在给定的空间范围内有着相同数目的星系，它们由各种年龄的星系混合组成。

稳恒态宇宙的概念无需解释宇宙最初如何从虚无中诞生，它还把在演化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各样有趣的现象同宇宙的永恒掺合到一起。事实上，除了这点以外，它保证宇宙将永葆青春，这是因为尽管各别星系会慢慢地死去，但宇宙作为一个整体永远也不会变得老态龙钟。由于新物质自然就提供了能源，因而我们的后裔永远不必因为能源越来越枯竭而到处去发掘可利用的东西。一旦老的星系燃料用完了，居民们就迁往比较年轻的星系，而这个过程可以永无止境地、以同等充沛的精力、多样性和活跃性，一直维持下去直到永远。

但是，要使这个理论成立，还需要某些必要的物理条件。因为膨胀，每隔几十亿年宇宙的体积便要增大１倍。为了使密度保持不变，在此期间需要创生出大约１０的４８次方吨的新物质。这个数字看上去很大，但平均说来，这相当于每１００年在机舱那么大的空间内只出现１个原子。这种现象我们不大可能会注意到。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是关于这个理论中使物质得以创生的那种物理过程的性质。至少我们应该要知道，提供这份额外质量的能量来自何处，而这个能量魔瓶又怎样会取之不竭，用之不尽。这个问题是由弗雷德·霍伊尔(Ｆｒｅｄ Ｈｏｙｌｅ)和他的同事贾扬特·纳里卡（Ｊａｖａｎｔ  Ｎａｒｌｉｋａｒ）解决的。他们非常细致地发展了稳恒态学说，这两位学者提出用一种新型的场创生场来供应能量，前提条件是这种创生场具有负能。每个质量为Ｎ的新物质粒子的出现，其效果是贡献给创生场一份负能量ｍｃ的２次方。

虽然创生场从技术上解决了创生这个难题，但它仍留下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此外，它似乎还显得有点特别，因为对于这种神秘的场看不出任何其他的表征。更为严重的是，６０年代的观测证据开始对这种稳恒态学说提出了挑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发现了宇宙背景热辐射。这种均匀背景很容易用热大爆炸的遗迹来加以解释，但在稳恒态模型中要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却很难。还有，星系和射电星系的深空巡天结果明确无疑地表明，在大尺度上宇宙是在演化的。当这些证据变得确凿无疑时，霍伊尔和他的同事便放弃了稳恒态学说，不过有的时候，还会有人把它重新提出来。

除物理学的和观测上的问题外，稳恒态学说还遇到一些奇妙的哲学上的困难。

例如，假如我们的后裔确实有无限的时间和能源任凭他们支配，他们的技术发展也就不会有明显的限制。他们应会在宇宙中自由地传播开来，从而控制越来越大的空间体积。因此在非常遥远的未来，大部分宇宙基本上都已实现技术化。但我们的前提是宇宙大尺度性质应该不随时间而变化，所以稳恒态这种假定不得不使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宇宙已经实现了技术化。因为宇宙中的物理条件总体上对所有的时期都是相同的，智慧生物在所有的时期必定都会出现。而且，因为这种事态永远存在，某些人类社会应该在不同的地方已经生存了任意长的时间，而且它们将会扩展开去占领任意大的空间体积并使之技术化，其中也包括占领宇宙中我们所在的那部分区域。即使假定智慧生物没有向宇宙移民的意愿也无法回避这个结论。只要有一个这样的社会，即使它出现的时间不长，上述结论都会有效。这难题的另一种情况是，在一个无限宇宙中，即使它只有非常小的可能性，任何事件也必定会在某个时候出现，并会一次又一次无限地出现。按照这个明确结论的逻辑，稳恒态学说便预言宇宙的种种过程与宇宙居民的技术活动是同一的。事实上，我们所称的大自然就是某种超级生物或超级生物社会的活动。这看上去好像是柏拉图的造物主（在已设定的一些物理定律的范围内操纵一切的一个神）的某种翻版，而且有趣的是霍伊尔在他以后提出的一些宇宙理论中，直言不讳地鼓吹这样一类超级生物。

在任何有关宇宙末日的讨论中，我们都面临要达到什么目的的问题。我已经婉转地提到过一个事实，即一个走向死亡的宇宙前景使伯特兰·罗素确信，生存最终是徒劳无益的。近年来，这种观点得到温伯格的共鸣，集中表现于他的著作《最初三分钟》中那赤裸裸的结论：“看来对宇宙理解得越多，好像就越感到索然无味。”我一直主张对宇宙慢热寂说最初的担忧恐怕是过分了，甚至也许是错误的，虽然由大危机引起的突然灭绝仍然有可能发生。我已大胆地推测过那些超级生物的活动，使它们在体形和智能上能达到令人不可思议的目标以对付他们的各种遭遇。

我也简单地探索了无限思维认识的可能性，哪怕宇宙是有限的。

但是，这些可作为代用品的演化图象能够减轻我们的不安情绪吗？我的一位朋友曾发表这样的意见：他对听到的关于天国的内容没有多大的兴趣。他觉得要是前景是永远生活在某种极端平衡状态之中，那是一点也没有吸引力的。快一点结束生命，把一切的一切都彻底了结，这要比面临着毫无趣味地永远活下去更好些。如果永垂不朽只是限于永远翻来覆去的老一套思维和经历，那么这看来确实是索然无味的。另一方面，如果永垂不朽与进步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可以憧憬那种永远变化的新颖生活状态，永无止境地学习或者做某种新的振奋人心的事情。但问题在于，这又为了什么？当人类着手一项有目的计划时，他们心中是有既定目标的。如果这个目标没有达到，计划就宣告失败（虽然经验也许未必毫无价值。）另一方面，如果目标达到，这个计划便宣告完成，然后活动也将停止。在一项永远完不成的计划中能有真正的目标吗？如果生存本身就是向一个永远达不到的目的地的一场永无止境的旅行的话，那么这种生存有意义吗？

要是宇宙有一个目标，并且它达到了那个目标，那么宇宙一定会寿终正寝，因为它的继续存在既没有理由也毫无意义。相反，如果宇宙会永远存在下去，那么不难想象，对宇宙来说根本不会有任何最终的目标。这样，宇宙的死亡也许正是为宇宙的成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因此我们只能希望在宇宙的最后三分钟结束之前，它的目标也许会被我们的后裔所认识。

（选自《宇宙的最后三分钟》，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谢选骏指出：世界有无尽头，以及何为“宇宙的最后三分钟”——这取决于人们对于“世界”、“尽头”、“宇宙”的定义和想象。因为，人们连“自己的最后三分钟”都不清楚，又怎么可能知道宇宙的最后三分钟呢？

【27、信仰与希望】

泰瑞莎修女等诺贝尔奖项中的和平奖代表着全人类共同的对于和平的永久期望与向往，从１９０７年到现在，有许多人获得了这项奖励，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离开这个尘世，然而，他们当年在领奖台上的真挚心声，却永远地留在了时间的刻痕上，不断地唤起人类的良知，以及对于美、自由的追寻。这里摘录的是历届和平奖获得者讲词中的片断，虽是片言只字，却能激起我们对于未来的关切，对于人类的关切，并为了美好的事物的降临而勤恳工作。

“请考虑诗人们——几乎没有例外——藉着歌颂战争和屠杀来追逐声誉和名望。请再考虑：最庄严的美德经常与国旗结合在一起，而残忍只归诸于敌人——如此是为了维持国家之间的不信任、僧恨与敌意。哦，我记得这一切，沉思这一切，向你们坦白说：我自己也有沮丧的时刻，不知道自己奉献——多年来已奉献所有时间与精力于其上的那个想法，是否只是自己可怜心智的一种幻象，只是一个梦想，就像汤玛斯·摩尔的《乌拉邦》，或者我们意大利人坎巴内拉的《太阳之城》。

“但是这种时刻很快就消失！我不久就告诉自己说：如果努力追求一个象征和平与正义的未来，一个象征不断进步的未来，一个象征有利和有用的劳动对所有的人类和国家而言的未来，其实是一种幻象的话，那么它仍然是一个很神圣的幻象，足以使生活值得过，激励人们为它而牺牲生命。

“但它并非是一种幻象。我在内心深处感觉到这一点，并且人类进化的历史以及每日的经验，也使我确信这一点。理性的想法在正义的良知中获得认可，不会消失；因此理性的想法是真实的情况，是积极的力量，但是它们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可能是如此，那就是，那些宣示理性想法的人，知道如何去利用它们。因此，和平的观念是否会更稳固地根植于大众的意识中，直到它成长为整个人民的生动与积极的良知，则取决于我们，取决于我们的判断与坚决。”

厄内斯托·提欧多罗·孟纳塔（１９０７年）

“从源自世界各点的所有道路，爬到人的法律在至上的律动中所支配的顶点这难道不是人类好几世纪以来痛苦地升上十字架受难境地的终极目标吗？

“是的，必须经过很多年的考验，必须出现很多的逆行之后，所有人类共有的人类激情的喧闹才会趋于沉寂；但是，如果通往最后目标的路途很清楚地标示出来，如果像‘国联’这样的组织发挥了潜力，达到其目标，那么和平与人类团结的潜在利益将会战胜罪恶。我们至少敢于希望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考虑：自从有历史以来，我们已获得多大进展，那么，我们的希望将凝聚足够的力量，足以变成一种真实而不可动摇的信仰。”蕾昂·布尔乔斯 （１９２０年）

“因此，对于较美好的人类未来所寄予的一切希望，是取决于‘一种较高形式的世界文明发展’，一种包容一切的人类共同体。如果我们采用一种目的论的观点，相信一种明亮而慈善的目的会指引人类和国家的命运，并且将会领导我们走向那较高层次的社会发展，那么这是正确的选择吗？在宣传的工作上，我们必须建立在这样一种乐观的想法上。宣传必须诉诸人类较佳的判断力以及对于更美好未来的必要信念。就这个信念而言，死亡的阴影之谷只不过是通往幸福的高峰中的一站而已。”

克利斯坦·Ｌ·兰吉（１９２１年）

“我们之中确实有很多人，把‘个人不朽’的信念视为一种必然不会获得证明的声言是把永恒概念投射进个人层面中。

“那么，我们只好相信那表达干古老阿拉伯寓言树木的叶子凋落在地，枯萎而死，没有留下一点痕迹之中的唯物论点确实适用于人类族群吗？

“我认为，有关人类的根本统一和永恒持续的理论，会把唯物论观点提升到较高的层次。

“永恒的观念活在我们所有人的心中。我们渴望活在一种信念之中，这种信念会把我们渺小的人格提升到一种较高的凝聚状态，而这种凝聚状态是属于人类的，然而也是超人类的，是绝对的，然而也不断地成长与发展，是理想的，然而也是真实的。

“这种愿望能够实现吗，这似乎是语词上的一种矛盾。

“然而却有一种信念会满足这种愿望，解决其矛盾。

“这个信念就是对人类的统一的信念。”克利斯坦·Ｌ·兰吉  （１９２１年）

“如果和平要在我们的地球上成为一种真实，它必须建立在人心之中。这个任务如不属于教会，还应该属于谁呢？教会自称是‘和平王子’，其口号也是一种神圣的承诺：荣耀归于最高的上帝，和平归于地球。人类的心是多变的，因此根据先知的说法，和平必须藉由法律与秩序加以保护，由一种超国家的司法体系加以保护，而这种体系有力量抵制危害和平的国家，并且在不偏见、不妥协的情况下，维护正义为最高律则。然而，任何的这种法律体系，无论它是多么明智而强大，如无人类对于和平与自由的关怀做为后盾，则还只是一种空壳……但是如果一个身体没拥有一颗灵魂，则它与一部机器几乎没有差别。就这儿所说的情况而言，灵魂是上帝福音的爱与正义，不是自私的魔鬼。”桑拿·索德布隆（１９３０年）

“我们并不跟苏格拉底一样认为：人类做正确的事情，因为他知道那是正确的，但是我们必须同意这位哲学家的看法：人类在行动之前需知道什么是正确的。”桑拿·索德布隆（１９３０年）

“我们不能绊倒在我们所遇见的障篱上。我们必须努力往前跑，因为有时我们必须跳得很高，以克服我们在履行对人类的义务时所遭遇到的困难。我们不能让那阻碍‘荒野小径’我先前提到的树丛针刺瘫痪我们，我们必须看得更高，同时也看得更近。我们必须在肉体与精神上都靠得很近，以不辜负红十字的庄严象征对我们的称呼——‘人’、‘基督徒’。——伊多尔德·恰普萨，代表“国际红十字委员会”（１９４４年）

“我已经发言反对以恐惧做为和平的基础。我们所应该恐惧的，尤其是我们美国人，不是某人可能在我们身上投下原子弹，而是：我们可能发展出一种世界情势，使得一般有理性和有人性的人代表我们，可能以我们的名义使用这种武器。我们应该事先决定：任何的煽动，任何的诱惑都将不促使我们诉诸最后的可怕选择战争。

“但愿年轻人不要再面临选择：违背良心，与别人合作参与竞争性的集体大屠杀？或者背弃这些人，因为这些人为了努力争取自由、民主、人性只好征召年轻人去从事杀戮？

“当世界共同体在和平中发展时，它将在人性中开发出未经启用的伟大水库。

一代的年轻男女的反应会像是一股解除压力的源泉；这一代的年轻男女成长在一种友善和安全的气氛中，成长在一个世界中，这个世界要求他们的服务，提供他们同志之谊，召唤所有喜欢冒险和前进的人。

“我们并不被要求去预约任何乌托邦，也不被要求去相信眼前有一个完美的世界。我们是被要求耐心地踏出必然缓慢而摸索的脚步，走在前进的路上，并且准备向前踏出实际的每一步。我们被要求装备上勇气、希望、努力工作的准备心理，我们被要求珍视伟大而高尚的理想。”艾米丽·格林·巴尔琪（１９４６年）

“这种国际性的服务不只是人道主义；它不仅是在战争之后清理这世界。它的目标是对于不同的国际服务方式树立榜样，如此创造出和平来。所以，我们的国外救济是一种复建的方法，目的不只是在帮助肉体，并且也在帮助精神，把希望赐给人们，俾能创造出一个和平的世界。”亨利·克布利，代表“美国友谊服务委员会”（１９４７年）

“‘友谊协会’的所有原则与行动，都建立在这个基本的真理上。每个人都被视为具有天生的价值，而基督对我的关心与对其他人的关心是一样的。我们全都成为神圣家庭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全都对彼此负责，有错误出现时，我们都感到羞惭，并且承受痛苦的重担。” 玛格蕾特·巴克浩司，代表英国“友谊服务协会”（１９４７年）

“至少对欧洲而言，和平是不可避免的。和平可能是坟墓的和平，已逝帝国的和平，而已逝帝国失去了创造的精神，无法适应新的情况；但也可能是一种新而有活力的和平，以人类社会进化中大跃进的方式，将科学应用在一个新时代中，在这个新时代里，饥饿、贫穷和可避免的疾病将从地球上消除掉在这个时代中，每个国家的人民将提升到知性和文化福祉的更高水平，在这个时代中“铁幕”将消失，而人民虽然强烈爱自己的国家，却将能够以世界公民的身分自由旅行。这就是科学在我们面前所设定的希望。”约翰·波义－奥尔（１９４９年）

“我不是一位年老的海军上将，接受生命中最终和最庄严的勋章。我感觉到一种深沉的喜悦，一种灵魂的喜悦，像一位登山者的喜悦他在爬山的一半途中，忽然看到了一条小径，可以让他爬得更远、更好。”——多明尼克·派尔神父 （１９５８年）

“现在，我们被迫要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扫除这种史前野蛮状态的遗迹，去除这种人类的祸源。我们，你和我，有权利活在这个不寻常的时代、这个世界历史中的独特时代、这个分水岭的时代——介于充满战争与痛苦的过去一千年，以及象征和平、正义、道德与人类福祉的伟大未来之间。我们有权利利用机会促进‘消弭战争，以世界法律取代战争’的目标成就。我相信，我们将完成这个伟大的使命；世界共同体将因此不仅免于战争所引起的痛苦，也将因为更加使用地球资源、科学家的发现，以及人类的努力，而免于饥饿、疾病、文盲，以及恐惧；我们最后将能够建立一个世界，彰显出有利所有人类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公正，彰显出配得上人类智力的一种文化。”——林纳斯·鲍林（１９６２年）

“我今天接受这个奖，心中对美国怀有一种永恒的信念，对人类的未来怀有一种大胆的信念。我拒绝接受‘失望’做为对于历史之暖昧的最终反应。我拒绝接受这个想法：人类现今本性的‘本然’使得他在道德上无法臻至那种永远面对他的永恒‘应然’。我拒绝这个想法：人只是生命之河中的漂流物和废弃物，无法影响那些环绕他的展现事件。”马丁·路德·金恩（１９６４年）

“所以，我们不仅必须把自己的眼光固走在战争的负面消除，而且也必须固定在和平的正面肯定。我们必须明白：和平代表一种美妙的音乐，一种宇宙的旋律，远胜过战争的噪音。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把世界强权争斗的动力，从无人能获胜的负面核子武器竞赛，转变力一种正面的竞争利用人类的创造天才，达到我们的目的，让和平与繁荣成为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一种事实。简言之，我们必须把武器竞赛改变成一种‘和平竞赛’。如果我们有意志与毅力去进行这样一种和平攻势，那么，我们将打开到现在为止都紧紧封锁的希望之门，把迫近的宇宙悲歌，转变为咏颂创造与实现的赞美歌。”马丁·路德·金（１９６４年）

“在我看来，志愿机构的角色正变得越来越不可缺。只有这种机构才可能具有必要的独立性与进取力，以恢复人类对于我们的世界的信心与理想。它们值得更多的支持与鼓励。

“如果裁军能够获得成功，那将是归因于非政府部门的不懈与无私的努力。这是亚佛雷，诺贝尔在生前所感激的工作。这项工作现在比以前更加急迫。强权国家正走在危险的军备路上。在我们正前面的路标是‘遗忘’。在军备路上的这种前进步伐能够阻止得住吗？能够的——如果舆论使用它现在所拥有的力量。”希恩·麦克布莱（１９７４年）

“其他文明，包括更‘成功’的文明，应该无数次存在于‘宇宙之书’的‘前面’几页和‘后面’几页上。然而这种情况却不应该贬低我们在这个世界的神圣努力在这个世界中，我们像黑暗中的微光一样，从物质存在的黑暗、无意识空无中出现一会儿的时间。我们必须实现理性的要求，创造出一种生活，让这种生活配得上我们自己，也配得上我们只是微微知觉到的目标。”安德烈·沙卡洛夫（１９７５年）

“穷人是很美妙的人。有一天晚上我们出去，在街上找到了四个人。其中一人情况极为恶劣我告诉修女们说：你们照顾另外三个人，我照顾这个情况比较差的人。所以我尽量在她身上表现我的爱，我把她安置在床上，她的脸上露出很美的微笑。她握住我的手，只说声‘谢谢’就断气了。

“我禁不住在她面前检视自己的良知，我自问：如果我是她的话，我会说什么呢？我的答案很简单。我会努力稍微引起别人来注意我，我会说，我很饿，我快死了，我很冷，我很痛苦，或者什么的；但是她所给我的更多——她把表示感激的爱给了我。她死时脸上露出微笑。我们在下水道中找到的那个男人也是如此；他被虫咬得半死，我们把他带回家。‘我活得像街上的一只动物，但我将死得像一位天使，为人所喜爱、关照。’真是美妙，我看到了那个男人的伟大，他能够那样讲话，能够那样死去，不责备任何人，不诅咒任何人，不去比较任何事情。像一位天使这是我们的人民的伟大。所以我们才相信耶稣所说的：我饥饿我赤裸我无家可归我不为人所需要，不为人所爱，不为人所关照而你对我做了。

“我相信我们并非真正的社会工作者。在人民的眼中，我们可能是在做社会工作，但我们实际上是在世界心中沉思默想的人。我们二十四小时在接触基督的身体……我认为，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不需要炸弹与枪炮，来破坏或带来和平我们只要聚集在一起，彼此相爱，带来出现在家庭时的那种和平，那种喜悦，那种力量。我们将能够克服世界上所有的罪恶。” 泰瑞莎修女  （１９７９年）

“我将以所获得的这个诺贝尔奖，努力为很多没有家的人建立家庭。因为我相信，爱始于家中，如果我们能为穷人创造家，我想，越来越多的爱将会发展出来。

藉由这种了解的爱，我们将能够带来和平，成为穷人的福音先是我们自己家庭中的穷人，然后是我们国家和世界中的穷人，为了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的修女，我们的生命必须与祷告结合在一起。她们必须与基督结合在一起，才能够了解，才能够共享。因为与基督结合在一起，就是能够了解，能够共享。今日世界有这么多痛苦……当我在街上找到一个饥饿的人，我给他一盘米饭，一片面包，我已经满足。我已经排除了那种饥饿。但是一个人被隔绝，感觉不为人所要，不为人所爱，心里很惊恐，一个人被从社会驱逐出去那种穷苦多么充满伤害，那么无法忍受，我发觉那是很艰苦的……所以，让我们经常以微笑彼此见面，因为微笑是爱的开始，一旦我们开始彼此自然地相爱，我们就会想做点事了。”——泰瑞莎修女  （１９７９年）

“我们生活在希望中，因为我们像圣保罗一样相信：爱永远活着。人类在历史的过程中已经创造出很多爱的内涵藉由全世界人民积极的团结，旨在全面解放民族以及所有人类。

“我认为最重要的是：拥有内心的和平，以及祷告的安详，以便聆听上帝的沉默上帝的沉默在我们个人生活中以及在我们时代的历史中，对我们谈及爱的力量。

“因为我们对基督和人类有信念，所以我们必须谦卑地努力建设一个更公正和人性的世界。我想强调地宣称：这样一个世界是可能的。

“为了创造这个新社会，我们必须伸出友善的双手，不要心存憎意与怨恨——甚至当我们表现很大的毅力，永不畏缩地防卫真理与正义之时，也必须如此。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能紧握拳头撒播种子。为了播种，我们必须张开手。”——阿道夫·裴瑞兹·伊斯奎佛尔 （１９８０年）

“我希望自己的声音具有谦卑者和低位者的声音所具有的那种力量。这种声音抨击不义，并宣称我们对于上帝与人类怀有希望，这种希望是所有人类的希望；所有的人类都渴望与所有的其他人沟通，视为他们的兄弟与姊妹、视为上帝的孩子。” 阿道夫·裴瑞兹·伊斯奎佛尔 （１９８０年）

这个奖已经为这个世界的很多人提供了新希望痛苦、疾病、贫穷、灾荒、饥饿、压迫、不义、邪恶以及战争等经验，时常为这个世界投下了象征沮丧的幕罩。这个幕罩使得很多人怀疑：上帝是否介意？他是否是万能的？他是否爱世人、有慈悲心？德斯蒙·姆皮罗·图图 （１９８４年）“由于这个奖的缘故，新的希望已经在很多人胸中萌芽；很多人之中包括：一个母亲注视着自己的孩子在家乡的一个定居营中挨饿，或者一个母亲的脆弱塑胶栖身之所被开普敦油船公司违章建筑户营地中的权威所毁坏；被阉割的男人，在单性旅社中住了十一个月；学生们，接受低劣的教育；行动主义者，在一问领事馆或一间孤绝的囚室中憔悴消瘦，受到折磨，因为他认为自己是人类，要让上帝所赐予的权利获得承认；放逐者，渴望亲吻自己非常喜爱的祖国的泥土；政治犯，注视着终身徒刑的日子消失，像一个故障的水龙头滴着水，他受到监禁，只因为他知道上帝创造他，不是要让他的人类尊严和自尊遭受践踏。一种新希望已经在数以百万计的人胸中燃起，这些人没有声音，受到压迫、被剥夺一切，遭受强有力的专制者所折磨，在拉丁美洲、东南亚、远东、非洲的很多部分，以及铁幕之后，都缺少基本的人权，遭受惨无人道的凌辱与惩罚。

“这个奖在今天——１２月１０日人权节——颁发，多么美妙，多么合时啊。

这个奖比什么都更流利地道出了一个真理：这是上帝的世界，它在照料这世界；我们的目标是一个正义的目标；我们将越过非洲和世界各地去获得人权；我们将在南非及世界各地享有自由……你们为所有这些人提供了新希望，提供了新的喜悦；我以完全代表他们的身分接受这个奖。

“我接受这个有声望的奖，是代表我的家人，代表南非教会会议，代表我的祖国之中所有的人，代表在各地献身于正义、和平与调停的那些人。

“如果上帝拥护我们，谁又能够反对我们。”德斯蒙·姆皮罗·科图（１９８４年）

“医生的角色是肯定人生，对于医生而言，乐观主义是一种医学上的指令。甚至当结果很可疑的时候，一个病人那充满希望的态度却承诺了福祉的可能，并时常导致自身的复原。悲观主义降低生活的品质，危害还未来临的明天。如果我们要塑造一个更有希望的未来，那么肯定的世界观是不可或缺的。

“美国诗人兰格斯顿·休斯力促我们：

  紧抓住梦想

  因为如果梦想逝去，

  生命就是一只折翼的鸟

  无法飞行

“我们必须紧紧抓住‘理性终将获胜’的梦想。今日的世界充满痛苦与恐惧。

虽然危险很大，但机会更大。就算科学与技术已经把我们推进到濒临灭绝的境地，但是同样的发明却能把人类带到富裕时代的境界。

“在以前，所有饥饿的人要吃饱是不可能的，在以前，所有无家的人要获得栖身之处是不可能的。在以前，所有的文盲要接受教育是不可能的。在以前，我们是无法治愈这么多病痛的。科学与医学第一次能够减少乏味与痛苦。

“只有当一个人能够看到不可见的事，他才能够做出不可能的事。但是，为了做出不可能的事，借用若纳桑·谢尔的话，我们‘不要求我们个人的生存，我们只要求我们死后还有人继续活下去。我们要求一种保证：在我们个人死去我们知道一定会死去——之后，人类会继续生活下去。’“如果我们要成功，数百万的人民就要具有这种先见。我们必须让每一代的人相信：他们只是这个星球上的短暂过客。这个星球并不属于他们。他们不能自由命定还未出生的后代。他们不能随意抹煞人类的过去，也不能随意晦暗人类的未来。只有生命本身有权利神圣地持续下去。危险的严重性及迫切性必然把人类族群团结在一起，共同追求绝迹于整个这个世纪的和平。在一个新诞生的太平盛世即将来临时，世界和平的成就不再是遥远的，因为人类在受到灭绝的威胁时埋藏在心中的最深沉精神力量，已经释放出来，支持世界和平的成就。人类所拥有的理性、创造性及勇气，促进了一种永恒的信念：人类所创造的，人类能够主宰，也将要主宰。”

伊夫杰尼·查佐夫博士，代表“国际防核战医生协会”（１９８５年）

“希望是一个民族最强大的驱迫力量。希望带来改变，产生新的现实，打开人们通往自由的路。一旦希望主宰人心，勇气必然结合以智慧。唯有如此才能避免暴力，唯有如此才能维持镇静，以便以和平的方式面对攻击。”——奥斯卡·阿利亚斯·山却兹（１９８７年）

“写历史的人不是那些预言‘失败’的人，不是那些放弃梦想的人，不是那些遗弃原则的人，不是那些让智慧沉睡的懒惰之徒。”

——奥斯卡·阿利亚斯·山却兹（１９８７年）

“看到挑战那么大，难怪很多人变得沮丧，难怪有那么多天启预言家，宣称我们无法抗拒贫穷，宣布民主即将破产，预测和平的努力终将徒然。

“我不持有这种失败主义。我不能接受一种说法，现实意即忍受痛苦、暴力与憎意。我不认为：饥饿的人表达自己的痛苦就应该被视为颠覆人物，我永远不会接受一种说法：我们能够使用法律来使悲剧成为正当的事情，来保持事情于不变，来使我们放弃对于一个不同世界的想法。法律是自由的途径，因此必须为每个人打开进步之路。”——奥斯卡·阿利亚斯·山却兹（１９８７年）陈苍多  译

谢选骏指出：我在1994年2月华盛顿召开的美国总统早餐祈祷会上见过泰瑞莎（特蕾莎）修女（拉丁语：Mater Teresia；1910年8月26日—1997年9月5日），她当时已经坐在轮椅上了，但却和克林顿总统一起同台亮相。我觉得她虽然是在印度传扬基督教，最后却把自己变成了一个佛教徒。

（另起一页）

【第二本】

【地球实验室——我们输不起的行星赌博】

Laboratory Earth: The Planetary Gamble We Can't Afford to Lose

作者：Dr Stephen Schneider  - A Leading greenhouse advocate

Stephen H. Schneider 博士为斯坦福大学多学科环境研究、生物科学系教授、美国科学院院士。研究领域涉及：气候变化、全球增温、人类促使的气候变化的生态学和经济影响、气候变化的综合评估、古气候和人类对气候影响的气候模拟、温室效应、不确定性、人类对气候系统的危险干涉、突变性气候变化等。Schneider 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机械工程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 并于1971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机械工程和等离子物理专业的博士学位。

Schneider 博士是多家联邦机构顾问。

尼克松、卡特、里根、老布什和克林顿时代白宫顾问。

1998年被选为欧洲科学院地球和宇宙分部院士。

1999-2001年美国科学进步协会大气和水文分会主席。

2002年4月当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1973-1996年任职于美国大气研究中心(NCAR), NCAR 气候计划的创立者之一。

以表彰他在综合和诠释全球变化研究成果的杰出才能于1992年被授予MacArthur奖。

由于他在科学普及环境科学和环境政策的杰出贡献，于1991年被授予美国科学进步协会与Westinghouse 奖

他是商业与非盈利出版机构和广播电视媒体的评论气候和环境问题的经常撰稿人和常客。

Published by BasicBooks, A Division of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Inc.

Copyright ó 1997 by Stephen H. Schneider

ISBN 0465－07279－8

《Laboratory Earth: The Planetary Gamble We Can't Afford to Lose》是美国John Brockman公司组织世界著名科学家撰写，并由John Brockman公司组织全世界26家出版商分别推出的一套反映世纪之交科学前沿问题的《科学大师佳作丛书》之一。本书针对地球环境与人类发展的热门话题，融会了地质学、生态学、大气科学、生物学、能源技术、化学、农学、海洋学、政治科学、经济学乃至心理学等知识，从气候与生命的进化，到温室效应的情景，全面阐述了地球与人类的相互作用，以及人类系统解决全球环境危机问题的各种对策。这是一本值得一读的科普读物。

【目录】

前言

引言　这是一个尺度问题

第一章、有机的与非生命的地球：一种动态的结合

第二章、气候和生命的共同进化

第三章、是什么引起气候变化

第四章、模拟人类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

第五章、生物多样性和鸟类的斗争

第六章、对政策选择的综合评估

【前言】

我猜想，下面这种现象已是司空见惯：当你终于能够实现年轻时代的某些梦想时，你或许对这些东西已没有什么渴望了。很显然，人们的看法因时而异。在我的学生时代，每当完成一篇20页左右的“长篇”作业之前，总要经历数星期的不安。数十年后，作为一个已有约2万页著述的作家，我又经历了数月的更深的焦虑——为了将围绕全球环境变化这一主题的异常复杂的科学、技术和政策论争的要点塞满这本130页左右的“短篇”书本之中。

我要感谢我的代理商John Brockman。他不仅让我有机会通过这短暂的写作来开阔思路，而且他组织的《科学大师佳作丛书》深入浅出，让人们有机会了解当今一些重要科学问题的实质和意义。该丛书编写严谨，既要有科学问题与政策论争的对比，也要有主、客观两方面的评论，还要求通俗、简洁，这对我是个很大的挑战。

虽然我作了勇敢的尝试，本书最初几稿仍显得过于冗长，有时还给人一种零乱的感觉。编辑的评语以及Jerry Lyons、Jacques Grinevald、Stuart Pimm、Russell Burke、Larry Goulder和Richard Manning等人的科学评论帮我指出了上述问题。同时我要感谢科普作家Joel Shurkin，是他同意承担了编辑的工作。在他那娴熟的（偶尔也是痛苦的）编辑加工之后，一本逻辑上更合理和更紧凑易懂的著作得以呈现在读者面前。我珍惜从Sharon Conarton那里获得的对人类心灵的洞察力，因为我深信，如果我们中太多的人沉溺于过多的自我否认，那是无法解决那些难以察觉的地球危机问题。我还要感谢Debra Sacks，是她对几个初稿进行了高效的文字处理工作，并愉快地满足了苛刻的最后期限。Katerina Kivel承担了文字编校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我的两个孩子，Rebecca和Adam，早饭时经常面对的是一个由于写作和编辑到深夜而两眼惺松的父亲，他们会提醒我这个做父亲的，仅仅在几个小时之前，我还在坚持让他们睡个好觉，以保证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和机敏的头脑。然而不知怎的，这个有着坚韧意志的作家父亲自己，却奇怪他忘掉了这个建设。我充满爱意地接受了他们对于我投身这项工作所给予的支持。我还要感谢我事业和生活的伴侣――Terry Root，每当我在压力之下绞尽脑汁难以决断之时，她总是及时奉献出她可靠的观点。甚至当我在养神而显得无所事事的时候，她选择的是不打扰我，以免给我增添压力，这尤使我感激。我们需要一种共同协商的工作节奏来自由自在地完成我们的作品，我的夫人则帮助我认识到了这一点。不管怎样，本书就在这种背景下完成了。献上本书的同时，笔者期望至少有部分读者因阅读本书而激发起进一步探索地球奥秘的热情，希冀绝大多数读者都将因此树立参与解决地球危机问题的信心。

谢选骏指出：人说“当你终于能够实现年轻时代的某些梦想时，你或许对这些东西已没有什么渴望了。很显然，人们的看法因时而异。”——我看“人们的看法不是因时而异，而是依据自己的生理状态而有不同需求。”这是源于人的碳基性质、动物质地——人们随时随地改变自己的要求，是地球上最不稳定的生物。

【引言　这是一个尺度问题】

还记得20世纪60年代末宇航员拍摄的那些让人大开眼界的著名的地球全景照片吗？照片上白云环绕在点缀着白色冰盖和红色沙漠的蓝色地球上，螺旋形风暴格外醒目，其大小以方圆1000千米左右来度量，相当于美国新英格兰地区的规模。那是人们观察大气层的一种方式。对于一个在强气流中旅行的乘客来说，由于飞机在太空中的强烈颠簸，他会觉得大气的作用应以数百米来度量。而对于一个热气球乘客来说，他可以看到一滴滴雨滴或一片片雪花从面前飘过，因而可以断定他对大气的认识是在毫米级的微观尺度上。在某种意义上，上述观察结果都是“正确”的。这取决于你想要观察的对象以及观察的方法的不同。

比如，我们也许观察到风暴来临的天空中大片乌云从东向西飘移。难道这就意味着我们头顶上的风暴是从东向西移动？当晚电视天气新闻的卫星云图上，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在那一时刻局部的风向确实是由东到西，但总体上风暴却是由西向东移动。我们局部观察的结果并没有错，就像我们有关宏观尺度的假说也没有错一样。为了准确把握大范围的天气情况，我们需要一张较大尺寸的气象照片。或者，诚如普林斯顿大学的数学生态学家Simon Levin曾经指出的：人们对世界的看法迥然不同源自于人们藉以观察世界的窗口大小的不同[1]。

用一种尺度来观察事物，然后将结果延伸到另一种尺度的事物上并下结论，这是我所知的无谓至极的一些争论的根源。无论是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还是在神秘的科学争论中，均是如此[2]。

围绕多种科学现象的发生，大自然体现出了其丰富的空间尺度及其相互作用。时间尺度也是丰富多样的。凭经验我们知道风在吹，水在流，但地球充满活力的部分并不限于这些。我们“固态”的地球并不是坚固的，在时间和空间上它并不是永远不变的。事实上，作为对自然引力的响应，陆地也在运动。后面我们将看到，大陆的漂移也会对气候和生命带来重大的影响。

诸如地震、滑坡或冰川等局部地球运动现象是可以在短暂人生的时间框架内进行观察的。除此之外，一些主要的、大陆规模的地球运动会长达数千年到数百万年不等，需要具备特殊工具和创新方法才能对这类运动加以观察。“固态”地球是如何与空气、水和生命发生相互作用的，这对于将地球作为一个系统来认识是重要的。

即使人类对云层的微观物理学特征有较深入的了解，但这种认识本身并不会给我们以太空的宏观尺度所观察到的地球天气行为提供太多的解释依据。因此，在讨论天气、气候、生态社会及环境变化时，我们应选取什么样的尺度？

由于我们本身的视野十分有限，我们个人的经验不足以让我们观察到整个大自然的重要现象。在这里，我们需要借助地球系统科学家这一更大集体的观察和推论，来打开了解我们周围丰富多彩的大自然的窗口。

研究结果与研究方法 (Content with Context)

有一些学者认为，没有深入的研究，我们对事物的认识就将是肤浅的，在这批人当中一直弥漫着一种紧张情绪。确实，工业革命以来，学术的以及经济的成就是以专业分化为标志的。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如果缺乏对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一种宏观认识，各个派生的分支学科或许不会给我们提供了解或解决实际问题所需的必要素材。面对一个问题，是仅仅强调专而深的研究手段，还是强调通过各分支学科的综合研究来予以解决，学者们长期以来对此争论不休。在我看来，这种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对于强调跨学科综合研究者来说，综合研究意味着要给职业带来一定风险，因为问题的解决常常意味着要在学科的交叉点锐意创新，这样一来，研究者就无法在某一狭窄的领域中，保证拥有足够的创造力以取得在该学科中“受人尊敬”的地位。The latter sometimes imposes career risks for interdisciplinarians, since problem solving often means fashioning originality at the intersection of disciplines, with not enough disciplinary originality to constitute a “respectable” contribution in that narrow specialty.）不管双方的争论有多么激烈，将研究结果与其研究方法（或者微观与宏观）对立起来是一种愚蠢的、错误的逻辑二分法行为。我们显然需要大量各种尺度的研究结果来避免认识上的肤浅，需要综合众多研究方法来迎接现实世界各种问题的挑战。

尽管由于篇幅的限制，我在这里无法对所有相关领域进行一次专题讨论，但我将尽可能详尽地挖掘大量与环境有关的内容，来阐述我们业已掌握的有关气候变化的知识及其生态学和社会学意义。我还会指出，在全球环境论争中哪些气候变化的结论是推测出来的。我将利用实际环境与经济平衡的研究方法来帮助选择一组有代表性的研究结果。

人类并不是最近才意识到污染会降低环境质量。数个世纪以前，末加控制的煤的燃烧导致伦敦烟雾事件，那时人们就已意识到了这一点。遗憾的是，环境历史上的这一不幸正在现代中国的一些布满烟尘的城市重演。再前翻数个世纪，遭剥蚀的山坡的泥土流失给了亚洲人痛苦的教训，虽然他们意识到在进行农业生产和森林砍伐时必须辅以谨慎的保护措施。所有上述教训具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发生的范围是局部或区域尺度的；二是都在事后（当破坏已非常明显时）才被发现的。21世纪的环境问题之所以是独一无二的，是因为其影响范围真正是全球性，而不仅仅是局部性或区域性的。尤为严重的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很有可能是持续不断、甚至是不可逆转的，因此仅仅在实践中接受教训已远远不够。当地球成为我们的实验室时，在我们进行全球规模的实验以前，需要预见实验的结果。最起码这一点应该是我们将要在本书中讨论的地球系统科学的理论基础。

我将要在这里阐述的行星规模的环境问题现在已被称为“全球变化”。这一术语是那些将地球视为一个系统来加以研究的人们提出来的，用以表示那些影响地球系统（物理、生物、社会方面）的全球规模的变化。这些物理、生物、社会的地球系统是相互关联的，而人类则对这些系统的变化起着一定的作用。既然人类绝对不可能使大陆产生漂移，为何还要将大陆漂移作为“全球变化”的一部分来研究？理由是，如果我们不了解漂移的大陆是如何影响大气圈中的气体、气候以及生物进化的，那么，我们将失去可靠地预测全球变化中所谓的“人为因素”所必须的背景知识。

在本书的讨论中，我要涉及的传统学科将包括地质学、生态学、大气科学、生物学、能源技术、化学、农学、海洋学、政治科学、经济学乃至心理学[3]。我还要审视人类是如何影响地球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在本书的各章节中，将要述及大量的地球系统科学问题，包括：

气候和生命进化到目前的状态需要多长的时间？

地球所包含的生命和非生命这两套子系统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人类是如何影响地球系统的？

我们从自然系统的行为中获得了什么样的知识，使得我们能够预测人类活动可能对自然系统的影响？

在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什么样的平衡？我们如何才能使存在利益冲突的这两方面得到协同发展？

整体效应比各部分叠加的更糟 (The Whole May Be Worse Than The Sum of Its Parts)

全球变化潜在的最严重问题之一，是动植物聚居地的分割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协同作用。人们将动植物天然聚居地分割成农业用地、居住地、矿山或开发作其它用途。如果气候发生变化，各个动植物物种将被迫尽力调整，如同它们在过去的地质时代所做的一样[4]。

迁徙是它们的一个典型的反应。大约1万年前末次冰川期消退时，云杉就是这么做的。但从那以后，地貌景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些在末次冰川期期间通过迁徙而幸存下来的物种能够逾越21世纪的高速公路、农业区、工业园区、军事基地以及大城市的威胁吗？如何以经济上最合算或政治上最可行的方式来实施我们的生物保护计划，这需要某种科学的指导。全球变化研究就是涉及这类问题的科学。要回答这类问题，我们必须依靠各有关学科并自问：我们拥有什么样的知识？要向各位专家（不管他们是医生还是地球系统科学家）提出的最重要的两个问题是：地球会发生什么？发生的可能性又有多大？

地球系统科学家试图将来自各门学科的信息进行创造性综合，以回答各种尺度上的实际问题。

我们已经遇到了敌人 (We Have Met the Enemy)

人们很少会故意制造环境问题。倾倒有毒废物以及点燃油田这些做法，只是一些例外情况。然而，大多数的环境问题是全球各地无数小规模和看似微不足道的环境污染行为的总体表现。不管是偶然的还是故意的，其结果同样是有害的，如局部范围的鱼类中毒和全球范围的气候变化。对环境影响来说，动机是无所谓的。只是在处理这种影响带来的恶果时，动机才起作用。无论我们是有意还是无意，我们针对环境采取的大部分行为也是针对地球的一种实验。虽然视而不见或拒绝解决是政治上简单得多的“解决办法”，但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对我们无意识行为的潜在后果保持清醒的认识。正如斯坦福大学人口生物学家Paul Ehrlich曾经巧妙地指出的那样：“对自然规律的无知绝不是一种借口”。

人类因素 (The Human Dimension)

全球环境恶化的原因常常被归结为越来越多的人为了谋求更高的生活水平而使用了导致土地污染或分割的技术或行为。1971年，Paul Ehrlich及当时的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能源分析学家John Holdren此提出了如下的公式：I=PAT[5]，即：环境影响（I）是人口（P）、单位人口的财富（A）及所使用的技术（T）三者之乘积。

假如观察者撇开大的或全球范围的环境问题而只关注局部的环境问题时，上述三个因素的作用可能不容易观察到。观察范围的不同，可以识别出的影响因素也不同。从局部来看，可以认为贪官污吏或工业污染是当地环境问题的主要根源。从大局来看，日益增加的土地或能源利用以及人口的增长或许会成为主要因素。

我曾经说过，要使我们的分析有用，我们就不能忽略全球变化中人类活动的因素。某些国家的经济状况要优于其它一些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追求更多的经济利益是其经济计划的一个驱动力。而一旦那些计划被认为将对全球环境构成威胁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就随之出现紧张。就局部而言，对引发污染的燃料实行征税是鼓励环境保护、开发或使用洁净替代燃料的一种积极措施。但征税会引起能源价格的上升，后者对穷人的影响远较富人为大。面临经济困难的人们通常优先考虑经济增长，而不是环境保护。我们的新闻媒体上已经出现了这类环境与发展、利益与效率相平衡问题的报道，这类问题在未来的几十年内将引发更大的争论。另一个被称为“代际平衡”的问题也面临同样情况：我们今天对经济增长的渴望，以及明天想让后代过更富裕的生活的愿望，将使我们自食其果，并给后代遗留下一大堆环境问题，而他们却是无法参与今天的决策的。

今天世界的人口大约在55亿到60亿之间，其中10亿人生活在营养缺乏的边缘，每年有数百万人死于与营养不良有关的、原本可以避免的一些疾病。这些人要求提高生活水准，我们也理应帮助他们提高生活水准，但如果由此采取的措施没有考虑到对地球的影响，那么这些措施就不能说是合理的，甚至连这些论争的理论依据也是值得讨论的。社会学家Robin Cantor和Steve Rayner曾注意到，如同其他人类价值观的冲突一样，“环境论争可以理解为人们各自援引不同的有关大自然行为的迷误来支持不同的政治和道德信仰的结果”[6]。因此，要全面阐明环境与发展这一两难矛盾的价值观问题，必须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揉进人文研究的成果。随着我们不断增加对控制地球环境的各个系统的了解，系统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以及上述问题的解决办法将会明朗化。

在本书中，我会讨论局部环境问题及其对全球环境的影响，也会讨论全球环境问题，后者事实上也影响着局部环境。在我们称为地球的这个系统中，所有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的，因此，研究环境是非常迷人的。而且，虽然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可能捉摸不定，但其总体效果却显而易见。显然，我们尚不知道所有答案，甚至连所有的重要问题都还没有弄清！要对全球变化的科学和管理问题进行充分评价，尚需要一些跨学科研究队伍数十年的努力。但我们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认识，而且可以做很多事来降低风险[7]。具有科学知识和政治变革的决心的公众，能够应付我们面临的许多困难。我撰写本书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愿望。

在我们展望气候和生命都充满阴影的未来之前，有必要回溯一下我们的生物地理学上的起源：年轻的地球开始孕育生命的久远的太古代。

注释：

[1]. S.A. Levin. 1992. The Problem for pattern and scale in ecology. Ecology 73: 1943-67.

[2]. T.L. Root and S.H. Schneider. 1995. Ecology and climate: Research strategies and implications. Science 269: 334-41. These authors argue that global change problems are best addressed with multiscale, multidisciplinary, and multi-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3]. W. G. Ernst, ed. Earth System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A textbook example of the breadth of multidisciplinary knowledge needed to address earth systems issues.

[4]. R. Peters and T. Lovejoy, eds. 1992. Global Warming and Biological Diversity.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5]. P.R. Ehrlich and J.P. Holdren. 1971. Impact of population growth. Science 171: 1212-17.

[6]. R. Cantor and S. Rayner. 1994. Changing perceptions of vulnerability. In Industrial Ecology and Global Change. R. Socolow, C. Andrews, F. Berkhout, and V. Thomas,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69-83.

[7].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1991. Policy Implications of Greenhouse Warming. Washington, 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

谢选骏指出：人口增加是环境破坏的主要原因；换言之，要想不减少人口或不降低人类生活水平，就能改善环境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但是，所有的专家和宣传机器，都在干着这种“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他们只想自肥，不是真想解决环境问题。

【第一章　有机的与非生命的地球：一种动态的结合】

如果有机会乘坐时间机器作一次旅行，去对远古时代地球上自然发生的各种变化进行测年和测量，我想，大概没有一位活着的地球科学家不去马上抓住这一机会的。地球科学家可以超越数千年时间，观察地球表面大陆的漂移，这种移动不仅改变了大陆的位置及大气成分，而且使它们携带的生命也发生了变化。地球科学家还可以监视影响生命进化的空气、陆地和水的变化。只要适当注意，他们还能检测到生命反过来是如何改变了空气、陆地和水的性质的。有机物与无机物是互相联系的，具体表现在地球化学与生物学、地质学与气候学的关系上。在时间机器中，一切都在运动着，在不停地变化着，就如一张由生命和无生命单元的动态结合所构成的巨大、错综复杂并且变化着的网。如果没有非凡的想象力，一般的观察者是不会轻易理解这一图案的，除非他或她是一种怀着对地球的好奇的群体的一员，这一群体的人们使用一些精致的方法，来揭示远古以来曾出现过的大量的各种图案。这一群体以及他们所采用的方法，当然就是我们今天所称之地球系统科学的主要构成部分。

这种动态过程发生在地质时代。地质时代是一种几乎难以想象的时间跨度，在这里，1000年仅仅是一瞬间。H G．Wells《时间机器》中的人物可以看到几个世纪以来文明的演变；在一个非常坚固、可以回溯至十分久远时代的装置里旅行的生物学家或地质学家或气候学家，可以观察到有机体的进化过程，以及它们与地球之间的相互关系。

特别值得一游的时期将是生命的萌芽时期，那就是大约35亿年以前的所谓的太古代时期。在那里，我们或许会解决一个重要的科学谜案，这一谜案不仅包含了地球系统科学，而且处在围绕全球变暖和我们针对地球的一些无意识实验的危害这一现代科学论争的中心。我们会在那里看到什么？

我们将会看到太阳从天空云彩背后冉冉升起，看到高耸的、喷着烟雾的火山，看到海浪在轻轻拍打着既无树木，也无杂草的瘠薄的平地。海岸线上凸立的是一些古怪的、一米见方的、蘑菇状的石块。如果没有保护眼睛和皮肤的装置，我们不敢离开我们的时间机器，因为外面紫外线辐射强度极高，高到足以对陆地或空气中所有已知的生命的生存构成威胁。我们还必须佩戴氧气面罩，因为大气主要由二氧化碳气体组成，虽然存在一些氧气，但其含量大约只有今天的一亿分之一。大气温度高达38℃，但正午的太阳比起我们所熟悉的全新世间冰川期（我们生活的时代）的太阳似乎要暗淡一些，而且显得要小一些。我们的时间机器外部的太阳能接收面板显示接收的能量约为600瓦，这大概是我们今天所接收的太阳能的四分之一。35亿年以前的太阳要比今天的太阳小。

原因何在？当我们将核物理学引入太阳系各种作用的研究中来时，我们发现与它的大多数同类星体一样，太阳也随着把氢转变为氮的热核反应而变得越来越大，其亮度也不断增加。大多数科学家相信，自地球诞生以来的大约45亿年间，太阳的发光度增加了约30％，其中有5％是在过去6亿年间增加的。就是在这6亿年间，生命快速进化，在我们今天挖掘到的岩石中留下了无法洗去的化石印记。

超级温室效应

如果将进入地球的太阳能削减25％左右，大多数气候学家会毫不迟疑地认为这将使我们陷入严寒之中。但是，在太古代(Archean)，气候明显温热，而且没有冰冻天气——请记住，我们的时间机器的室外温度计所给出的读数是暖烘烘的38℃这一疑难问题就是众所周知的“弱早期太阳佯谬（early faint sun Paradox）”。在1970年，康奈尔大学的Carl Sagan和George Mullen提出了一种解决这一疑难的观点：一种超级温室效应。他们认为，甲烷和氨这两种气体能够在地球大气层的下部非常有效地俘获红外辐射，而太古代可能有大量的甲烷和氨，它们俘获的红外辐射足以弥补太阳辐射的不足，从而保持一种温热的气候。批评者认为上述观点是怪诞的。他们指出甲烷和氨是异常活跃的气体，而且在大气圈中的寿命较短，因此要取得上述效应，就必须不断地向大气补充这两种气体（一般假定是生物对之进行补充），如果真如此，太古代又如何能够聚集起足够数量的甲烷和氨以使地球保持足够的温热来维持生命的延续？我们对此一无所知，而这也是为什么时间机器对那些热衷于探究地球奥秘者来说，是如此奇妙的一种想象的原因之一。

虽然对太古代时期的甲烷（CH4）和氨（NH3）是由生物过程还是由与生物体无关的其它过程产生这一问题，人们至今仍莫衷一是，但Sagan和Mullen的基本思想已被大多数学者接受。然而，当代研究表明主要的超级温室气体是CO2，而不是CH4或NH3。但上述理论的阴影在今天仍笼罩着我们。如果太古代确实出现过Sagan他们所推测的那种现象，那么这种现象会否再现？

要回答这一重要问题，我们必须了解影响大气圈成分和结构的各种过程。

在科学上，了解的增多并不总是意味着肯定性的增加，至少在一个假说的早期是如此。对一个问题的解决常常会产生另一个新的问题。这里的问题是：为使太古代保持温和的气温，如果当时的CO2含量数百倍于现代，那么，在此后的30亿年间，随着太阳发光度增加了大约25％，又是什么作用使得地球气候没有相应出现急剧过热的情形？

这一疑难问题的答案（事实上只是一些假说）通常有两种（有时是矛盾的）类型：一种理论认为是通过无机地球化学过程带走一定的CO2来达到对温度和CO2含量的控制；另一种观点认为CO2的带走是由生物过程来控制的；也有人认为两种过程都起作用。不管是哪一种观点，它们都是以一种被称为负反馈的作用为基础的。

我们这些热血动物都具有起稳定作用的负反馈机制。我们拥有生理学家所称之体内平衡系统。如果太热，我们通过出汗来达到一种负的或稳定的反馈。如果太冷，我们会颤抖，这是一种提高新陈代谢水平以产生热量的力学行为，它也是一种稳定的反馈。

在气候系统的众多反馈过程中，有些起着稳定作用，相当于一个恒温器，有些则起着降低稳定性的作用。例如，如果地球变热起来，雪和冰将会出现什么后果？某些会融化，这种融化的结果将是以绿树或棕色沙漠或蓝色海洋取代原先明亮、洁白、高反射的冰雪告终。绿树或棕色沙漠或蓝色海洋的颜色要比雪原深，因此将吸收更多的阳光。如果我们能够以某种方式使地球变热，并因此使一部分雪融化，地球将吸收更多的阳光，而这种反馈机制将会加速变热过程。这是一种正反馈。但是，如果加热引起更多的水发生蒸发并形成白云，这将会有更多的阳光被反射回太空，从而降低地球的热量，这就是一种负反馈。

让我们再回到有关CO2含量降低机制的争论。针对地球化学过程控制大气CO2含量这一模型，1980年，James Walker、Paul Hays及James Kasting这几位当时都在密执安大学工作的学者，提出了一个风化－气候稳定反馈系统，这一系统被他们的同事们称为WHAK系统（他们几位名字的首字母之组合）。这几位学者指出，伴随气温的变暖，有更多的水蒸发，降雨以及水土流失的增加使水文循环更具活力。

WHAK机制运作的时间尺度是数千万年至数亿年。它本身并没有试图来描述短周期的CO2变化，这种变化可以解释恐龙时代的极热，以及2万年前本次冰川期的极冷（后面将要对此予以评述）。

如果大气中有高的CO2含量，CO2与雨水的结合产生碳酸，降雨的增加将使地表的矿物遭受大量碳酸的风化作用。在WHAK系统所提出的风化作用中，钙镁硅酸盐(calcium and magnesium silicates)将与大气中的碳结合，降低大气的CO2含量，并将碳固定在碳酸钙（石灰岩, calcium carbonate）和碳酸镁（白云石, magnesium carbonate, dolomite）等沉积岩中。大气CO2含量的减低意味着温室作用的减弱，因此，通过这种无机负反馈过程，使地质历史时期由太阳发光度增加所引起的温度升高得到抵消。

盖亚(Gaia)假说是真的吗

太古代随着太阳发光度的增加，大气具有高的CO2含量，第二种假说认为CO2的降低与生物学过程有关。英国科学家兼作家James Lovelock[4]曾提出了一种生物负反馈机制的设想。他试图解释生命如何在全球规模上作为一个自动负反馈系统发挥其作用。在他的邻居、作家William Golding的建议下，James Lovelock借用希腊神话中大地女神盖亚（Gaia）的名字将自己的假说命名为“盖亚假说”。科学家们起初并没有认真对待这一假说，而且至今仍有一些人对它持批评态度[5]。这一假说认为地球的大气圈是生物自身的一个不可缺少的、有规律的、必然的组成部分，千百万年以来，生物控制了大气圈的温度、化学成分、氧化能力以及酸度。“盖亚假说”的拥护者认为生物对地球的环境起着积极的控制作用。Lovelock的机制基于下述这样一种假定：即发生光合作用的微生物（如浮游植物），易于在CO2含量高的环境里繁殖，因此这些微生物将会迅速地（指在地质时间框架内）从空气和海洋中带走CO2，转变成碳酸钙。当它们死亡之后，这些碳酸钙沉积物会下沉至海底。

James Lovelock和微生物学家Lynnn Margulis多年来一直坚持认为，如果不是生物在起作用，地球的大气圈将是CO2占绝对主导地位，地球与其姐妹行星火星和金星将没有两样[6]。他们指出，这种以CO2为主的大气圈产生一种强大的温室效应，使地球的温度比现今要高出60℃左右，足以烧焦各种生物。

上述假说的反对者的反驳意见是，在地球上出现生物后的大部分时间里，并没有进化出浮游植物，既然如此，这一CO2消耗机制又怎能被用来解释“晚近”（即过去几亿年）之前的“弱早期太阳作谬 (paradox)”？“盖亚假说”支持者对此的一种回答是，推测自生命开始以来即存在于海水之中的藻类可以分泌能固定一些碳的固体物质。确实，我们在太古代海滨所见的蘑菇状岩石就是一些叠层石(stromatolites)，它们是生活在自身分泌的含碳的坚硬物质中的有光合作用的蓝绿藻(blue-green algae)的堆积作。今天人们仍能找到这些游绿藻的后代，它最常见于澳大利亚西部的Shark 湾。

叠层石的进化历史较末代恐龙的长50倍。然而，人们并没有定量地证明，地质历史时期曾经存在足够多的这类生物体的结构，它们消耗了大量的CO2。因此，叠层石的作用仍是一个尚待解决的问题。

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新的理论来调和一些互相对立的假说［这些假说即为哲学家Thomas Kuhn所指之对立的范例（paradigms）。在我看来，虽然现在肯定“盖亚假说”的真实性尚为时过早，但这一假说的支持者确实提出了一些新的明智的见解，从气候变化中的生物调节作用寻找弱早期太阳佯谬的答案。例如，Howard大学的David Schwartzman及纽约大学的Tyler Volk不留常规，另辟踢径，认为太古代时期的气温既不是很热也不是很冷。相反，这两位学者指出，只是当无机因素使他表温度降低到一定程度（如低达60℃-70℃）后，才使原始细菌得以生存，此时，“盖亚假说”才发挥作用。随后几十亿年的生物进化在几亿年前达到高潮，出现了树木和花卉，生命的不断发展降低了CO2含量，从而结束了超级温室效应。随着地质时代温度的降低，更多形式的生命得以生存下来，它们反过来又通过消耗CO2参与了“盖亚假说”的负反馈过程。

Volk 和Schwartzman提出了一种消耗CO2的特殊机制——“风化的生物加强作用”的假设，该机制认为土壤中的生物群使矿物和风化化学物质之间的接触面积增加，从而大大提高了风化作用的速度。提出这一大胆设想的两位学者注意到了下面这一重要的、相矛盾的地质事实：自20亿年前以来，多次出现岩石表面被磨损并留下明显证据，它们与现代冰川所造成的印痕同属一类。因此，传统的地质学思维方法认定在地球历史的大部分时期存在多期冰川作用。如果这种结论成立的话，那么自太古代到进化出现复杂有机体的6亿年前这段时间内，地球的温度就不会像“盖亚假说”所要求的那样炎热。然而，“盖亚假说”的支持者们如同训练有素的出庭辩护的律师一般，试图为跟他们的理论相矛盾的证据制造选择性的解释。在这一案例上，Schwartzman 和Volk认为岩石擦痕是由诸如流星和小行星等外来物与地球的碰撞造成的碎屑流引起。这一问题的解决将成为地学研究者在探究地球系统科学的尝试中的收获之一。

尽管围绕CO2的消耗及温度问题仍存在争议，但没有人会怀疑生物在形成氧气这一空气中最主要的成分过程中所起的不可缺少的作用。光合作用利用太阳能将CO2和水转变成碳水化合物和氧分子。这一反应的逆过程就是生物的氧化作用和腐烂作用，即碳水化合物与氧结合，释放出热量，产生CO2和水蒸气。将无机CO2分子分解并合成有机的碳水化合物和氧需要利用太阳能来进行。同样，生物的氧化作用和腐烂作用则要利用氧气并释放出碳水化合物的化合键所储存的化合能。这种“生物能”可使热血动物产生自身的内部热量，这也解释了树木为什么可以作为一种燃料来燃烧。矿物燃料之所以能够燃烧是因为它们都是有机物质的残余，这些以碳为主的有机分子蕴藏着曾用来将CO2转变成植物体的古代太阳能。大多数生物最后都要经历腐烂过程，但这些有机物残余则不然，它们所含的碳分子以化石这种形式被保存下来。

这种情形的出现一般要经历一段缺氧的埋藏环境。如有机物先在内陆浅海底部沉积下来，然后遭受密闭、压实作用，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机物质经过化学变化转化为煤、石油以及甲烷（天然气）。我们今天点燃一块煤，实际上是在还原有机物残余中恐龙时代的CO2和太阳热量。一座煤矿的形成需要数百万年的时间，但人类释放煤中的CO2和其它化学元素则只需数十年的时间。这一人为加速的过程产生了我们今天最大的全球问题，并使气候学家和生态学家均为之忧心忡忡。为了明智地讨论上述问题，科学家们需要掌握确定时间的方法。他们不仅要确定岩石的形成时代（绝对时代），而且要确定一层岩石相对于其上下岩层而言的对比年代（相对年代）。

为古老的地球定年龄

地球并不是一直被认为有几十亿年的年龄的。早在18世纪，在法国和英格兰，人们就对地球的年龄争论不休。这场争论起先发生在神学家和科学家之间，后来科学家内部也出现了分歧。最早赋予地球绝对年龄的是一些神学家，对他们的结论提出疑问会被认为是离经叛道。1645年，爱尔兰阿尔马大主教James Ussher引用圣经里列举的资料（实际上他是根据圣经人物的世代关系回溯创世历史），宣称上帝创世事件发生在公元前4004年10月26日上午9点整。到了19世纪早期，大多数地质学家明显地感到大主教的推测不大可能正确，甚至与真实情况相去甚远。

18世纪，苏格兰地质学家James Hutton以及他的一些同代人相信，塑造地球表面的物理和化学过程清楚地证明地球至少有几千万年的历史。他们的这一估计是根据一种被称为均变论（与突变论相对立）的地质学原理得出来的。均变论认为过去的地质作用实质上与今天正在进行的地质作用相同（这一概念在接下来的几页里将要多次提及）。例如，Hutton提出粘土和粉砂在现代河口的沉积方式是可以被视察到的。通过研究这些新的沉积层如何固结为页岩和粉砂岩，人们就可以推断老沉积层堆积所需的时间。如果假定在过去数百万年间发生相同的地质作用，我们就能够估计类似地层的年代，并得出地球的大致年龄。然而，这种采用岩层作为年代标志的方法所依靠的许多变量过于复杂，以致难以进行准确测量。比如，气候的变化以及陆地升高的差异可以改变剥蚀和沉积的速率。

根据现代测年技术而建立一张地质年表序列。应当指出，虽然19世纪的地质学家们并不清楚他们当时研究的岩石的绝对年代，但他们多少知晓某一地层的相对年代。年轻岩石发育在年老地层之上，这一假定在大多数情形下是正确的，但也不尽然。这一假定就是所谓的地层层序律。

地质学家们针对不同岩石地层的成分和年龄设计了一套命名体系。这一体系由一系列时间段以及在这些时间段内沉积的岩石的名称所组成。这些时间段仅仅是地质时间的次级单元。过去6亿年的“晚近”时期由古生代（5.7―2.25亿年以前）、中生代（2.25―0.65亿年以前）以及新生代（0.65亿年以前至今）组成。大多数生命是在这一地质时代进化而成的。这些生物的化石残余被广泛地用来确定地层的相对年代，并将地质年代进一步细分为纪（Period）和世（Epoch）。我们已经掌握了生物进化的许多阶段，知道哪些动物和植物在进化过程中先出现，我们也就因此能够根据岩石所携带的化石的类别来确定岩层的相对年代。（化石的价值还体现在：通过在不同地区地层之间进行化石的对比，有可能追踪地球表面大陆漂移的轨迹。我们在下文还将看到，化石也是有用的古气候标志。）19世纪的地质学家们建立起来的地质时间序列主要解决了相对年龄问题，但绝对测年技术在当时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寻找一种可靠的时钟来重建绝对地质年表，已成为学者们此后致力研究的一个主要目标。

开尔文勋爵的测年方法

在James Ussher宣布地球年龄200年之后，开尔文（Kelvin）勋爵试图利用科学的手段和推理来求出地球的年龄。

作为维多利亚时代Glasgow大学的自然哲学教授，开尔文是当时最具影响的理论物理学家。他采用当时已知的热力学原理来计算地球的年龄。根据对来自地球内部的熔岩流的观察以及以往对深部矿床的开采经验，开尔文知道地球的内部比地表要热得多。因此，他期望通过观察地表和地内的温度差别（即所谓地温梯度）来推测地球的形成年龄。他假定地球的初始状态是一个温度约为3850℃的熔融体。因此，他的计算结论是约需1亿年的时间才能使地球达到现在的地温梯度值。这一时间即被他视为地球的年龄。

开尔文的上述估算结果在其支持者——理论物理学家和反对者——地貌学家（研究地表形态的地质学家）之间掀起了一场大争吵。地貌学家们在应用均变论原理计算某些地质特征的形成时间时，发现地球表面的某些特征所反映的地球年龄远远不止1亿年。但是，这些地貌学家在当时又无法令人信服地证实他们所观察到的地质现象代表了更老的地球年龄，其观点也当然地遭到了许多物理学家的反对。在地球年龄这一问题上，物理学家们在当时提出的新认识实际上增加了科学家们对地球绝对年龄认识的不确定性。但这种局面只持续了数十年。

有时候，一些新的科学见解或发现会导致一种修正的范例以及一些看起来是矛盾的理论和观察结果之间的调和。地球年龄之争就是这样一种情形：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放射性的发现使得地球年龄这一问题再一次成为讨论热点。开尔文勋爵当初是不知道地核放射性作用所产生的那部分热量的，如果在他的计算中考虑到放射性产生的这部分热量，那么计算结果就会与地质学家们的最佳估计更为接近。后者是将均变论原理应用到地表形态的演化研究并进而推测地球的年龄的。放射性也为地质学家们进行地球绝对年龄的测定提供了一种独立的基准。

放射性测年 (radioactive dating)

一个放射性原子会随时间发生衰变。放射性原子的衰变速率被认为是一个常量（除非原子是以接近光速的速度发生运动），它实际上不受压力、温度等的影响，也不会因为由放射性原子构成的化合物（如岩石、水或空气）发生物理变化而发生改变。一个放射性元素的衰变速率是以其半衰期来表示的，即初始原子数的一半通过自然放射出质量和能量而衰变成其它（子）元素和粒子所需要的时间。如果我们知道子元素形成的恒定速率，那么，求得原始元素与子元素的比值，我们就能推算一块岩石的年龄。这一知识使得科学家们能够计算包含原始放射性元素的矿物的形成年龄。以岩石中的放射性衰变为向导，地质学家和地球化学家们能够确定岩石的绝对年龄，因而也能确定地球各种地层的绝对年龄。有了这一放射性测年技术，人们也就找到了一种用于计算地球年龄的可靠时钟。

用于岩石测年的有几种元素，其中包括衰变成铅（Ph）同位素的铀（U）同位素（半衰期在7－45亿年之间）、衰变成锯（Sr）的铆（Rb）同位素（半衰期为500亿年）以及衰变成氨（Ar）的钾（K）同位素（半衰期为13亿年）。

在同位素测年的早期阶段（1900－1939年），简陋的分析方法和有关原子核作用认识上的局限阻碍了科学家的实验工作。尽管如此，通过测量含铀矿物中的U／Ph比值以及多种岩石和矿物中He／U比值，科学家们还是能够进行粗略的年龄估计。

由于Rb和K有较长的半衰期，Rb／Sr和K／Ar测年技术分别是最可靠的测年技术之一，其测定的年龄范围几乎包括了整个地球的约45亿年的历史。但是，如果要测定比较新的地质事件的年龄（比如过去几千年前某一事件的年龄），则需要采用一些半衰期短得多的放射性元素。

放射性碳测年 (Radiocarbon Dating)

1947年，美国化学家Williard Libby发现了一种重要的测年手段，它使得气候学家、海洋学家、地质学家以及考古学家能够准确地重建气候变化、地质事件、动物进化以及文明演化的历史。Libby及其同事们找到了一种估算在过去4万年以内死亡的植物和动物遗骸的年龄的方法，这些遗骸包括树木及其它残留体（如泥炭层）、海洋及淡水贝壳，以及溶解有碳的海水和地下水。

碳元素在大气圈－水圈－生物圈中极为丰富，它有三种天然同位素，14C中的一种。与12C和13C碳的稳定同位素不同，14C是不稳定的，但相当连续的宇宙射线的照射会将大气圈中氮分子转化为14C，从而使14C不断得到补充。太阳活动的变化会引起14C产量的变化，但这些不会对碳测年方法构成大的阻碍。大气中的碳（包括14C）通过光合作用转化为有机碳化合物。

当植物活着时，其组织中的14C会保持着一种相对的平衡，这是因为它们不断通过光合作用从大气中补充14C供给量。动物总是吃活着的或刚死不久的植物（或食草动物），它们也保持着一种与大气圈密切平衡的14C水平。但是，当动物或植物死亡之后，由于没有新的14C的补充，它们组织中的放射性14C就发生衰减。

与所有放射性元素一样，14C也有其半衰期――约5750年。也就是说一定量的14C原子要经过5750年才能使其一半原子发生放射性衰变。由于这一衰变速率不受外界条件的影响，一个样品中14C的消失速率与14C该样品的时间之间存在一种绝对的关系。因此，通过测量一个样品中14C相对含量，科学家能够确定该样品的年龄。气候学家们利用14C测年技术以及记录含化石地层的传统方法来建立气候变化年表。通过利用14C测年技术确定冰块覆盖下的树木标本的年龄，我们可以建立大陆冰川扩展的年代表。对沼泽中的泥炭样品和湖岸中的浮木的测年同样也可获得冰川作用的时间表。对深海各种浮游动物沉积物中14C含量的测定，能够确定适于各种动物繁殖的海洋环境之变更的时代。通过这种方法我们能够推测海水温度及相关的气候条件。运用利比的测年方法，气候学家们得以获得一张过去4万年来的全球气候图。对取自山洞聚居者的炉边的木炭所进行的放射性碳测年工作，则有助于人类学家获得有关人类历史及其与气候波动的关系的大致认识。

氧气的起源

矿物燃料在地下的形成在研究生命对大气的影响中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因为21世纪人类正面临着由于矿物燃料的燃烧而带来的全球变热的环境风险，而且还因为这种形成过程也是氧气形成过程的一部分。

大约在10亿年或20亿年的时间里，海洋中的藻类一直在产生氧气。但是由于氧气极为活跃，而且在远古海洋中存在大量的还原矿物（例如，铁遇到氧气就很容易被氧化），因此，生物产生的大部分氧气在进入大气圈之前就已耗尽。当然，氧气在大气圈中也是极为活跃的。基于这一原因，大多数地球化学家相信，在地球生命历史的前半段，大气圈中氧气的含量只有今天含量的极小一部分。即使进化过程在这一厌氧微生物时代“发明”了更复杂的形式，如果这些生命想在陆地或空气中生存的话，它们不仅将缺乏呼吸所需的氧气，而且来自太阳的未经过滤的紫外线也会在这些生命有可能进化到更高级的形式之前将其扼杀。地球化学家们曾经指出，20亿年前，当海洋中的大多数还原矿物都被氧化之后，大气中的氧气含量才开始显著增加。这也为当时一些刚刚进化到要靠氧气来驱动其代谢机制的生命形式打开了其生存所需的生态空间。

拯救臭氧层

对于那些试图在地表或大气中生存的生命形式来说，大气圈中氧气的存在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益的作用：过滤对生命有害的紫外线辐射。紫外线可以破坏许多分子，比如DNA。禁止生产臭名昭著的含氟氯烃（CFC）也是基于这一原因，因为氟氯烃促进了平流层中的臭氧层耗损。

在紫外线的照射下，由二个氧原子组成的氧气分子O2，被分解成相当不稳定的单分子O（它可以重新组合为O2）及非常特殊的由三个氧原子组成的臭氧分子O3。臭氧分子能吸收太阳辐射中的大多数紫外线。只有大气中存在充足的O3，才能产生维持陆地上的生命（植物或动物）所需的O2。生命从原核生物（无核的单细胞生物）到真核生物（有核的单细胞）再到多细胞生物的快速进化大致发生在过去10亿年间（又称为大气的氧气和臭氧时代），看来确实不是偶然的巧合。

火山气候和漂移的大陆

我们不应得出这样一种印象，即地球大气圈在向氧气阶段的过渡以及CO2的消耗过程中，地球经历的是一种均稳的或均一变化着的气候。在生命从单细胞细菌或藻类向霸王龙进化的巨变阶段，气候以及大气成分均不是稳定的。大陆发生漂移和碰撞，引起山脉隆起并风化，导致火山喷发，上述效应作用在洋中脊，形成海底。由于海底的物质密度要大于大陆，因此当海洋板块与大陆板块发生碰撞时，海底下沉（潜没）到大陆板块之下。一个著名的潜没带就是太平洋中的“火环带”，它是漂移的大陆板块之间的交界，交界处板块之间的滑动和挤压导致了该地区（神户、安克雷奇、旧金山、洛杉矶、库页岛、墨西哥城）火山和地震的高发生率。在大陆底下被挤压进入岩石圈的物质并不见得就此永远从大气层中消失。回想一下部分潜没物质的组成：它们是一些遭受风化的岩石，这些岩石中的矿物与从大气和海洋系统中带来的碳结合在一起（这种结合有时被生命进化过程所调节）并以沉积物的形式埋藏下来。反过来，发生在“静止地球”顶部的异常缓慢的作用，使得这些物质实际上通过持续的活火山喷发或偶尔的火山爆发而被再循环至大气圈和海洋。这一再循环过程耗时可达数亿年。再循环物质的火山喷气作用，即所谓的沉积循环，对于CO2的消耗及气候的稳定有着更深入的关系。

漂移 (Drifting Alone)

尽管大陆漂移理论仍存在许多悬而未决的模糊之处。20世纪60年代，当这一概念的基本原理被地质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们所普遍接受时，它也就成为引发地球科学革命的一个新的范例。这一科学设想由德国气象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阿尔弗莱德·魏格纳（Alfred Wegener）在20世纪20代首先提出的。

在魏格纳之前的数个世纪，大陆漂移就曾是一种普遍流传而多少令人感到怪诞的观点。面对绘制好的大西洋两岸的大陆地图，地理学家注意到如果将某些大陆（如南美和非洲）移到一起，则可以看到这些大陆之间存在着非常好的锯齿状吻合关系(jigsawlike fit)。在整个19世纪，地质学家们在不同大陆的相对应地区发现了类似的岩层和矿物层（地层）、化石以及一些其它可以对比的特征。例如，在诸如南美和非洲这两个现在远隔重洋的大陆之间，存在着相似的二叠纪冰川(Permian glaciation) 作用遗迹，这导致一些学者怀疑它们曾连在一起构成一超级大陆（名曰冈瓦纳古陆dubbed Gondwanaland）的一部分，它们当时位于南极附近并发生冰川作用。

冰川作用的遗迹包括拖曳着巨大砾石的冰川在岩石表面蚀刻(rock grooves etched)的相似的槽沟形式。根据这些槽沟，科学家们能够确定古冰川的运动方向。

持怀疑态度者对这些证据不屑一顾并嘲笑大陆漂移这一理论。美国哲学学会理事长在20世纪20年代曾宣称大陆漂移理论是“十足糟透了的胡说八道utter damned rot!”。直到二战结束以后大陆漂移理论仍未获应有的承认。事实上，人们还需要两项革命性的进展才能使魏格纳的观点变得可信：证实大陆曾经移动（而且今天仍在移动）的直接物理证据以及对这种移动的解释。

20世纪50年代，伴随着全球洋中脊体系的发现，大陆移动的物理证据也开始出现。全球洋中脊体系由基本上环绕地球的长约65000公里的海底山脉组成。沿着这一山链的中央部位存在一条窄而深的裂谷。热的岩浆沿着这一裂谷上涌，在岩浆凝固的同时，它们向两侧扩张形成新的地壳物质。这一过程被称为海底扩张，到了20世纪60年代时它已被古地磁方法证实。随着新的岩石的形成，它们被永久磁化，其磁场则沿着形成时地磁场所指的方向排列。当地磁场发生倒转时，在洋中脊两侧的海底均可见到平行对称的反向磁异常条带。如果已知发生这些磁极倒转的大致年代，则通过测量裂谷与反向磁异常条带之间的距离就可以确定海底扩张的速率。

当一艘考察船拖着磁力仪在海底“裂带”上方的海区来回穿梭时，磁力仪会获得这些裂谷的有关古地磁证据，并进而确定其极性。20世纪60年代晚期，作为深海钻探计划的一部分，“格洛玛·挑战者”（Glomar Challenger）号考察船从大西洋洋中脊直接获得了岩芯，从而为科学家们提供了直接的证据。如同所预测的那样，裂谷处的海底被证实是最年轻的。沿中轴往两侧，海底的年龄逐渐变老。由于海底的地壳不断被埋葬和再循环，因此，相对于大陆来说，洋底的年龄较为年轻。洋底的平均年龄大约为1亿年，而测年所得最老的大陆岩石的年龄为近40亿年。

当新的海底形成时，老海底发生什么变化？海底的更新又是如何影响了大陆？使魏格纳的理论变得可信的第二个革命性的进展—板块构造学来自于试图回答上述及其它问题所进行的科学探索。

有必要将支持大陆漂移的观察到的事实与试图解释这些事实的假说区分开来。生物进化也有类似的情况。如前所述，数以百万计的化石碎片以及其它新的证据支持了生物进化这一事实，但达尔文（Darwin）用来解释进化机制的经典理论—自然选择，在今天仍是一个令科学家们争吵不休的话题（神创论者当然也要对这一理论提出挑战）。当然，解释这些现象的理论的不完善并不能否定支持这些现象的大量的证据的存在。

类似地，且不管已被普遍相信的板块构造学本身的正确程度有多大，大陆漂移的证据是随处可见的，并为所有有远见的地质学家和地球物理学家所接受。

已故加拿大物理学家J．Tuzo Wilson1965年提出了漂移板块(drifting plates) 的观点。根据板块构造学理论（plate tectonics），地壳可划分为一些巨大的块体（板块），在来自地球内部的热量的驱动下，这些板块在柔软的地蔓（mantle）上漂移。这些由大陆地壳和海底地壳组成的板块，方圆可达数千千米，厚可至130千米。当板块在水平方向相互离开时，在板块之间会形成一些裂谷（洋中脊），从而为新海底的上涌打开通道。如果这样的裂谷出现在大陆上（非洲的阿法尔裂谷就是一例），大陆就开始分裂。当板块发生碰撞时，它们或者是发生弯曲形成山脉，或者是一个板块潜没（下冲）到另一板块之下，二者必居其一。后一过程就形成了太平洋地区火山活动频繁的“火环带”。热量和压力使部分潜没物质发生熔融，这部分熔融物质最终将沿裂谷上涌形成新的地壳。当两个大陆板块发生碰撞时，将形成山脉（如印度板块撞到亚洲板块，形成喜马拉雅山脉）。板块交界处的地震活动也较其它地区频繁，这也进一步支持了板块构造理论。

我们在此介绍板块构造理论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明地球表面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的。前文我们已经暗示了大陆漂移与冰川活动期有某种联系。至少可以将一种气候上的巧合事件与大陆的重新调整联系起来：比如南极大陆与周围大陆的隔离以及随后的冰川作用。

在南极大陆被隔离开来以前，即地质第三纪(Tertiary) 前半段（约3500－6500万年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南极洲曾发育落叶树（季节性的）和针叶树（常青树）的许多种类。南极洲西部一些岛屿的树木碎片化石证实了这一事实。因此，当时南极洲（至少在发现树木化石的南极边缘）的温度比今日要高约10－15℃。

5500万年以前，澳大利亚大陆开始与南极大陆分离，这一事件不仅导致了南极洲显著的气候变化，而且还使澳大利亚发生特殊的生物进化，例如袋鼠的单独出现。自从南美洲和南极洲东部之间的Drake海道(Passage) 打开之后，环南极洲海流从此畅通无阻。这一环流阻挡了北方的暖流，从而使南极洲周边的海水温度较低。因此，相对于南极大陆与周边大陆的隔离这一事件来说，大约4000万年前，南极海水的发育以及随后南极冰盖的形成远远不是偶然的。到了距今400-700万年前，南极大陆确确实实发生了强烈的冰川作用。当然，也有人认为南极被冰覆盖的时间要比这一时间早数千万年。不管怎样，南极冰盖今天所容纳的水量与全球海平面曾下降60米相吻合。有证据表明，另一支重大的海流—海湾洋流(Gulf Stream)也在逐渐增强。

与洋流的增强以及大陆逐渐漂移到各自目前的大致位置这一过程相伴，从赤道到两极气候也出现了差异分明的分区。一些植物和动物在极地气温较高时曾广泛分布于全球各地，后来，随着极地变冷，这些植物和动物根据各自的生态需求（这些需求也随生物种的进化而改变），迁徙到一些适合它们生存的气候条件更为局限的地区。虽然许多物种的活动范围受到了限制，但由于今日地球的气候差异比新生代早期更为普遍，反过来它也为物种提供了更多的生态机会和生存空间。这也使我们联想起包括哈佛大学的Edward O. Wilson在内的一些生物学家所报道的一种现象：物种种数的绝对值（不一定是它们的丰度）随地球的变冷而增加。此外，从白垩纪到现代的过渡时期中，白垩纪有助于煤层和油层形成的高的生物生产率，也随着地球的变冷和CO2含量的可能减少而降低。

地球就这样缓慢地进入了第四纪（Quaternary），在这段晚近地质历史上长约200－300万年的时期内，大约每隔4－10万年，就会重复出现冰盖的重大扩展和收缩。

我们目前正生活在第四纪内长达1万年的气候上非常稳定的一个间冰川期（全新世 Holocene）内。我们后面还要讨论这种稳定能持续多久。

注释：

[1].  C. Sagan and G. Mullen. 1972. Earth and Mars: Evolution of atmospheres and temperatures. Science 17: 52-56.

[2].  W. Broecker. 1990. How to Build a Habitable Planet.  Palisades: Lamont-Doherty Geological Observatory Press. A good source for learning about the geochemical fundamentals of our planet, written by one of the most insightful earth scientists of our time.

[3]. J.K. Kasting. 1993. Earth’s early atmosphere. Science 259: 920-26. Contains citations and perspectiv on earlier works.

[4]. J.E. Lovelock. 1995. The Ages of Gaia: A Biography of Our Living Earth. New York: Norton. Jim Lovelock’s most recent update and viewpoint.

谢选骏指出：上述的种种猜测与争论说明了一个研究困境——地球上的生命是一个孤立的奇迹，因此无法通过重复取样来获得可资比较的数据。人说“我们目前正生活在第四纪内长达1万年的气候上非常稳定的一个间冰川期（全新世 Holocene）内。”——我看因此，我们对世界的看法就变得比较友好的了。

【第二章　气候和生命的共同进化】

气候既影响着地球上的生物，也被地球上的生物所影响，两者似乎是共同进化的。两者还都与一些奇妙而复杂的循环相互作用。

环境就是一个由循环构成的复杂网络。这些循环对生命的产生、进化及生存至关重要。水构成了雨、雪和海洋，导致沉积物的沉积。作为一种关键的营养成分，氮无论是在大气中还是在进入土壤和水的过程中，均在其自身的循环结构中发生迁移。氮还与硫循环相关。硫不仅产生酸雨和其它构成潜在危害的状态，它还在蛋白质的功能中发挥必要的作用。对地球上的生命来说，碳是最重要的一种元素，碳循环与外界的一切发生联系。上述循环是如何工作？这些循环内部又各有什么样的危险（如果有的话）对这些问题的解决只能借助于科学家工具箱中最先进的一些仪器，特别是人造卫星和计算机。计算机模拟技术的发展，将使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尽可能地接近时间机器所观察到的真实状态。

营养成分在一个所谓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发生迁移。生物地球化学循环[1] 这一术语是由V．Vernadsky在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它描述的是生命、空气、海洋、陆地和其它化学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气候影响上述循环的途径之一是通过控制物质在这些循环中的流动来实现的，部分地是通过大气环流的作用来实现。与此相应，营养成分有助于大气成分的确定，而大气成分又决定了气候变化。水蒸气就是这种营养成分的一种。当它凝缩成云的时候，更多的太阳射线被反射回太空，影响了气候。水蒸气和云还是温室效应的重要成分。另一方面，水还是维持地球上生命的生存的最重要的营养成分之一。

水文循环与沉积循环 (The Hydrological And Sedimentary Cycles)

任一时刻，穿越整个大气层的某一垂直柱体所包含的以水蒸气形式出现的水的含量，只有同一柱体下的海洋和冰盖中水的含量的50万分之一。与海洋的含水量相比，每年通过降雨形式降落到全球地表的淡水量也是可以忽略的。但是，不断遭受水文循环的蒸馏和扩散作用的只占地球总水量极小比例的淡水，相当于年降雨量50万立方千米。这一数量足以使地球表面5亿平方千米的面积接受每年约1米的降雨量。

大气和海洋环流的能量当然源自于太阳。它使水从湖泊、海洋和陆地蒸发上升。然后，凝聚作用和雨滴生长等作用使这些水以降雨形式回到地表。水的分布地点和数量，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在各地得以生存的生命形式。

水还通过蒸腾作用从植物树叶转移到空气中。植物的蒸腾作用与水体和土壤的蒸发作用一起，构成土壤水分蒸散作用。在全球平均水平上，海水的蒸发量6倍于陆地的土壤水分蒸发蒸腾总量，尽管后者在某些大陆中央部位可以是主要的局部蒸发源。由水文循环引起的降雨过程既形成沉积物，也使沉积物遭受侵蚀。水将物质从陆地搬运至海洋，使之最终以沉积物形式在海底沉积。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期内，沉积循环包括了侵蚀、营养成分搬运及沉积物形成等过程，其中水流起着重要作用。在一个更长的地质时代，沉积、抬升、海底扩张及大陆漂移等过程变得更为重要。水文循环和沉积循环与以下6种元素的含量分布及迁移相互交织在一起：氢、碳、氧、氮、磷和硫。这6种元素又被称为常量营养元素，活着的有机体的95％以上是由这些元素构成的。要维持各种生命形式，就需要这6种元素之间保持合适时空间和量的平衡。尽管大量的这类营养元素以多种方式（有时不易提取）蕴藏在地壳中，但任一时刻这些重要元素的自然供给量却是相当稳定的。因此，为了使生命得以不断再生，需要这些元素进行反复的循环。

氮循环

作为一个重要的营养元素，氮也是化学上最为复杂的元素之一，其循环以多种形式进行。作为氮的原始形态，氮气（N2）占大气的78％。氮气的一部分在土壤和水中转变为含硝酸铵的化合物（亚硝酸盐群）。这种转变就是所谓的固氮作用。氮被“固定在”或依附在其它化学元素上，并与其它原子（典型者如氢原子）之间形成牢固的化学键，这一过程亦被称为是氮的硝化作用。氮可以通过火（包括闪电或汽车引擎的点火或经化学施肥的植物的燃烧）以非生物形式固定下来，也可以通过特殊的固氮有机物而以生物方式固定下来。

被固定的氮残留在空气、土壤和水中。一些特殊的细菌在固氮时从植物中汲取能量来完成其工作。这些细菌常常生长在豆科植物的根瘤中，这些植物包括豌豆科的紫花苜蓿(alfalfa)、蚕豆、豌豆和丁香(clove)。由于这些植物具有固氮功能，人们通常在农作物生长季节之间种植这些植物，来补充由于大麦、玉米、西红柿等不具固氮功能的植物的生长而造成的土壤中氮的含量的耗损。通过将这种天然肥料吸收到它们的根茎中，使得这些植物能将适当形式的固定氮引入它们的组织中。这些植物然后通过化学过程将固定氮转变为氨基酸，再转为蛋白质。

生物体内以蛋白质形式固定下来的氮，最终将通过氮循环而转变为其原始状态，即大气中的氮气。当含有固定氮的植物死亡或被动物吞食时，这一转变过程也就随之开始。如果它们被动物吞食，则大多数固定氮以动物排泄物或尸体的形式回归自然。这些含有固定氮的产物（包括没有被吞食但死亡了的植物）将遭遇能分解腐生物的脱氮细菌等，后者可使固氮细菌的工作成果一笔勾销。通过脱氮作用，动物排泄物、动物尸体及死亡植物中的大部分固定氮，经过若干过程而转换成氮气，其一部分则转化为氧化亚氮（俗称笑气）。

与水蒸气和CO2一样，氧化亚氮（NO）也是一种“温室气体”，它可以捕获地球表层的热量。许多年之后，风可以将氧化亚氮吹至大气层的高层，使得氧化亚氮被紫外线所分解。当氧化亚氮被这一作用所破坏时，同时产生其它的氮氧化物气体（NO和NO2）。有趣的是，平流层中的NO和NO2被认为是对臭氧的含量起了限制作用。大气中的这类氮氧化物通过化学过程被转换为氮或硝酸盐或亚硝酸盐化合物，后者通过雨水带回地球表面时，可被植物所利用。

硫循环

对气候和生命具重要意义的另一个主要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是硫循环。作为营养物质的硫通过在蛋白质的结构和功能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而对所有生物产生影响。某些数量和形式的硫对植物或动物是有毒的，而另一些硫则决定着雨水、地表水和土壤的酸性程度，后者又决定了诸如脱氮作用等一些过程的速率。

与氮一样，硫可以有多种存在形式：二氧化硫气体（SO2）或硫化氢气体、亚硫酸盐化合物。其中亚硫酸盐化合物如在阳光下暴露，可以转变成腐蚀性的硫酸。当硫酸颗粒在空气中飘浮时，它们对笼罩在许多工业地区上空的烦人的烟雾的形成起了促进作用，这些地区往往大量使用含硫的燃料。

可以将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气体或硫酸盐化合物颗粒作为硫循环的开始状态。这些硫酸盐化合物从大气圈中或直接降落、或以雨水形式降落，造成地表环境下硫化物的形成。某些形式的硫被植物吸收到其组织中。然后，与氮一样，当这些植物死亡或被动物消化后，植物中的有机硫化物又重返陆地或水中。在这一过程中，细菌又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能将有机硫转变为硫化氢气体。海洋中由某些浮游植物产生的一种化学物质，会转变为大气中的二氧化硫气体。这些气体可以重新进入大气圈、水和土壤，使循环继续进行。

硫循环通常进行得较为迅速，而含硫岩石的剥蚀、沉积和抬升等其它过程则需要长得多的时间。火山和人类活动（一般是工业活动）将硫带入环境。当人类燃烧含流的矿物燃料时，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硫可以与大气中的水分混合，形成酸雨，从而导致环境恶化。由硫酸小颗粒构成的一层烟雾（称为硫酸盐烟雾）既可以引起肺部疾病，也可以改变大气的反照率，因而影响气候系统吸收太阳辐射能的数量，其结果通常是造成地表变冷。不管其成因是由于工业活动引起，还是由于浮游植物或火山引起，这类硫酸盐烟雾可以改变大气中云层的亮度，影响气候。虽然许多问题有待澄清，但能够肯定的是，总的硫循环，特别是人为因素引起的硫酸盐烟雾、酸雨、工业烟雾，构成了主要的物理学、生物学以及健康与社会的问题。

碳循环

对全球变化最有意义的循环是碳循环。我们知道，以二氧化碳（CO2）形式在大气中存在的碳的含量是很少的（目前是0.035％）。在海洋，沉积物和岩石中以各种形式储存的碳的含量相对来说要多得多。植物在光合作用中利用太阳能，将CO2和水结合起来，利用碳合成来构造其组织的碳水化合物和糖类。在春夏时节，伴随日照的增加和温度的上升，植物以更快的速率从空气中吸收CO2。　在北半球，每年的春季和秋季之间，空气中CO2的含量下降约3％。每年碳的吸入量相当于数百亿吨的CO2。在植物较为稀少的南半球，空气和植被之间CO2的交换量大约只是北半球的1／3。

随着秋冬季的开始，由于可将CO2转换为碳水化合物的太阳能减少，温度下降，光合作用的速率变慢。因为活着的植物的呼吸作用以及衰亡植物或死亡有机物的腐败作用超过了光合作用的速率，此时，植物碳循环中的另一部分起主导作用。

诚然，介入碳循环的因素并不限于CO2。海水内部复杂的生物学和化学过程控制着空气和海洋间的CO2交换。地球上植物的产地和数量则是另一类控制因素。此外，诚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诸如水、氮等其它营养成分也是维持生命所必需的。它们与碳和生命在一连串环环相扣的生物地球化学循环中相互作用。

前文提及CO2是地球大气圈中的微量气体，这意味着CO2的含量相对来说是不高的，目前只占大气的0.035％。但这一微小百分比所代表的大气圈碳的总重量则有7500亿吨，它对大气圈的热平衡具有显著的影响。CO2的气候学作用在于它能让大多数的太阳辐射通过，但它同时也吸收更大比例的红外辐射，捕获地球热辐射的一部分，否则这些热辐射将从大气圈逸散至太空（换言之，如前所述的那样，CO2是一种“温室气体”）。

大气圈中还有其它一些具有强烈温室效应的微量气体，它们的浓度有可能增加。其中比较突出的是甲烷（CH4）。工业革命以来，CH4的浓度已增加了大约150％。动物、细菌以及采矿、农业等人类活动所带来的污染物均可产生甲烷。氧化亚氮的含量也正在增加，这或许是氮肥使用量增长的一个后果。原始的CO2浓度来自于下列几种作用的组合：将气体带至大气圈的火山喷发活动，岩石的形成和风化作用，有机物质的合成和腐败作用，以及将未腐败的有机物质转变为矿物燃料的化学作用。所有上述作用都在较长的地质时期内发生。人类正在挖掘这些矿物燃料，并以比其形成要快得多的速率消耗它们。工业革命以来的150年间，为了满足能源和农业需求，人类活动已使大气CO2的含量增加了20％－30％，大多数的预测结果指出，到２１世纪中叶，大气CO2含量增加100％不是没有可能的。

大海洋 (The Great Plains Ocean)

地球大气圈中总有足够的CO2来支持光合作用。我们也知道通过有机的及无机的机制，CO2不停地被风化作用所消耗。如果风化进行得很完全，地表将不会留下足够的CO2来支持植物的生存，而事实上这种情形还未发生。这里，火山作用，特别是沿海底洋中脊的连续的火山作用，发挥着一定的作用。

将格陵兰的所有冰块融化可使全球海平面仅仅上升5米左右，全球所有山谷冰融化也不过将使海平面上升一点儿。而将南极巨大的冰川融化则可产生一个大得多的影响，但即使是这一显著的、难以想象的事件，也将只使海平面上升60米。这一数字还不到地质学家们所知的白垩纪(Cretaceous) 海平面上升值的四分之一。1亿年前的白垩纪，也是一个霸王龙(Tyrannosaurus rex)主宰天下的时代。因此，虽然冰川消融确实能使海平面上升一部分，但它显然也不足以解释发生在白垩纪的海平面上升，这次上升使得当时普遍存在着大量的内陆海洋。与现代陆地占地球表面积的30％不同，白垩纪时期陆地只占地球表面积的20％。那么，引起如此高海平面的其它原因会是什么呢？

有两种合乎逻辑的可能性：一是当时地球的水量较现代为多；二是当时的大陆下沉到地壳更深的部位。这些推想并无支持依据，因而被大多数科学家认为是极不可能的。

一旦我们把自己放在地质历史时间框架内进行思考，一个最经得住推敲的解释相对来说也是颇为直观的，这就是在地球的那个早期历史时期，洋盆体积较小，因此当时的海水覆盖了更多的陆地。那么又是什么东西充填了早期的洋盆呢？

最有可能的是来自洋中脊的火山物质，因为l亿年以前洋中脊火山活动的速率可能比新近的要快得多。但是，如果当时构筑成洋中脊的海底火山活动更为频繁，那么，由于火山喷发释放出的气体之一是CO2，当时应有更多的CO2进入地表系统。

尽管今天我们仍未掌握测量恐龙时代大气温度的直接方法，但我们确实知晓下列几个事实：①当时曾经很热。白垩纪中期的地表温度比今天要高出10℃（或18℃），这意味着当时过量的CO2加剧了温室效应并使大气温度升高；②地球各地普遍发育阔叶植被。更多的CO2有利于光合作用的增强；③相当数量的矿物燃料在当时形成。由埋藏的有机物质转变而来的矿物燃料反映了当时可能存在较高的植物或浮游生物生产率，这似乎又令人信服地表明，较高的CO2加剧了光合作用的进行。当然，上述所有证据都只是定性的。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Eric Barron绘制出了白垩纪时期的大陆漂移图。从图2.1我们可以知道，1亿年以前世界的地理格局与今日相差甚大。一些内陆浅海将美国分成东西两部分。现今高达1千米多的Rockies山山麓上所见的蛤的化石即与此有关。

由于水体的颜色总的来说比陆地要深，因此它能吸收更多的太阳能。仅仅由于这一因素，减少了三分之一陆地面积的地球比现今地球也要热一些。此外，几乎所有证据都表明，在白垩纪中期，地球两极缺乏稳定的冰盖。因此，与现代两极覆盖着白色冰盖的地球相比，当时从地球反射回去的太阳光要少一些，这又促进了地球的变暖。为了定量估计白垩纪中期的地球到底有多少热，人们在地球气候系统的三维计算机模拟中考虑了上述因素。

其中一种模拟研究指出，两极无冰盖及地理格局的改变，这两者的结合足以使当时地球的温度比现代高出大约5℃。但与白垩纪中期的古气候证据所表示的变暖程度相比，5℃似乎少了一些。在科罗拉多州Boulder的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NCAR）工作的Warren Washington和Eric Barron两人进行的这一模拟所得出的温度，显然比其它证据所反映的要低得多。而且，鉴于化石证据表示当时在北极圈附近生活着阔叶林和短吻鳄 (alligator)，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在白垩纪纪中期，即使是冬季，严寒的出现也是极为稀少的。那么当时的地球，是否热到即使在冬天也甚少在高纬度地区发生结冰？由于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的计算机得出的温度结果偏低，因此在其模拟中可以看到在中、高纬度地区出现大量的冰点以下温度分布区，而这与化石记录所反映的情况是相似的。也许由于我们刚开始进行模拟，模型的不完善造成对地理和冰的变化太不敏感；或许还有其它一些因素在同时起作用，如果我们在模拟中考虑这些因素，模拟的结果可能会更真实地反映实际发生的情况。模拟绝非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行为，因为我们正是利用这类模拟来预测未来数十年间人类活动对气候所可能带来的影响。

为了理解为什么这类模拟研究是如此的复杂，科学家们对之又是如此的着迷，我们有必要理解计算机模拟的构成。下面我将扯开主题，对计算机模拟的基本内容作一简单介绍。

模拟的艺术 (The Art Of Modeling)

对于一个气候学家或生态学家或经济学家来说，能够拥有的最有用的工具就是一个快速、准确的模型。在快速、大型计算机问世之前，这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做到的。只有利用快速、大型计算机，人们才能求解方程，对全球观测系统（如人造卫星）的数据进行处理，提出设想并对模型进行检验。确实，在现代巨型计算机问世之前，20世纪60年代，一些大学和大公司使用的在当时已算相当昂贵的计算机的计算速度仍是太慢，无法进行大量的计算。

Lewis F. Richardson是一位倍受科学家们崇敬的具有远见卓识的学者，他被称为大气计算机模拟之父。早在20世纪20年代，也就是在早期计算机得到普遍应用之前40年的时候，Richardson就开始尝试用数学方法来计算天气。在Richardson之前，人们已在伦敦用Colonel E．Gold的天气图指数（Index of Weather Maps）来进行天气预报。各观测台站将观测到的数据用电报告知位于伦敦的气象办公室，这些数据然后被标在一张大比例尺图上。借助于天气图指数，预报者从以前的天气图中找出大量与刚刚画出的天气图相近的天气图，基于过去曾发生过的将会重复发生这一思想，预报者也就因此做出天气预报。大气的历史被视为是“大气自身在今天的工作模型”[5]，这实际上是地质学家的均变论原理 (uniformitarianism principle) 在大气领域的翻版。Richardson则为天气预报找到了一种新的革命性的方法——用反映基本物理学规律的数学模型来代替类比图。

Richardson注意到，天气类比图的问题在于天气并不总是沿一相同的模式发生演变的。虽然曾经发生过的可以再次发生，但我们并不能可靠地认定将要发生的必定曾经发生过。因为会出现一些独特的事件或情形。因此，Richardson提出了以微分方程（已知自然规律的数学表达）的形式进行天气预报的设想。由于不能精确求解微分方程，因此他建议采用一种逼近的数值方法。他还提出了一系列方案用以将观测数据变成便于进行数值计算的术语。他非常清楚，用他倡导的数值方法来进行实际的天气预报所需的计算能力在当时仍只是一种梦想。在他的梦想中，他预见有这样一种巨大的装置“像剧院那样的大厅”[6]，这个装置内将有数百台可以进行天气计算的人类“计算机”。Richardson使用初始微分方程中的数值法则（现在称之为算法, algorithm），几次初步尝试都以失败而告终，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基本思想是错误的。更确切地说，Richardson只是没有意识到，除非对其算法稍作改变，否则他所选择的逼近方法会导致一些荒唐的结论。数十年之后，随着核武器竞争所带来的经费资助，使得数学家们找到了使Richardson的数值方法取得成功的方法。事实上，这些方法已成为现代普遍采用的天气和气候模型的基础。

模拟的优势在于我们可以进行一些在现实世界中所无法进行或不切实际的实验。从本质上来看，一个模型就是一系列编译成计算机算法的数学方程，它们被用来在计算机中模拟现实情况。它使得科学家们能够提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一般是假定一些条件，然后考虑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换言之，它使科学家们得以在某一较大的尺度上安全地进行与自然之间的游戏：如果某一条件改变了，气候的所有其它方面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如果人们改变一个变量，比如太阳的辐射能力，例如温度和降雨量等其它变量将会出现什么情况？最后，既然各种模型不大可能完全真实地反映实际情况，我们应在多大程度上相信模拟的结果？

要建立任何一个系统的模型，人们必须事先确定该系统中包含有哪些组成。例如，要建立一个铁路模型，人们必须在模型中包括一些诸如铁轨这样的基本组成单元，然后选择摹仿的机车类型。根据要模拟的铁路模型的真实程度，人们还必须考虑其它一些特征：如水塔、道口、信号、火车站等。

要模拟气候，模拟者必须确定系统的组成单元及所包含的各种变量。例如，如果我们选择模拟冰川期和间冰川期的长周期序列，我们的模型必须明白无误地将过去数百万年间发生作用的气候系统内所有相互作用的重要组分的影响包括进来。如我们所知，生物影响了气候，因此必须将生物包括在气候系统中。这些相互作用的子系统构成了一个模型的内部单元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只对模拟短周期（例如某一星期）天气事件感兴趣，那么，我们的模型中可以忽略冰川、深海、陆地形态及森林的任何变化，因为它们在短时期内的变化非常有限。这些因素将被称为模拟气候系统的外界条件。

模拟者所言的模型有一系列级别，这些级别可以大到简单的整个地球的、与时间无关的温度模型（即有关在一较长时间跨度内整个地球的平均温度的模型），小至高精度的、三维的、与时间有关的模型。后者将包括大气、海洋、生物圈中的变量，有时甚至包括地壳的变量。可以想象，这些更为综合的模型同时也是极端复杂、难以建模的，而且费用昂贵，其结果又不易验证。人们一般总会认为，随着模型复杂程度的增加，模拟的真实性也相应增加，但实际出现的情况并非总是如此，这使得模拟工作常常成为一项艰巨的任务。

当我们确定了模型所包括的各个过程和子系统后，我们编写出能最好地描述这些变量的算法，使得计算机能够根据这些算法来执行我们所给的命令。我们认为（有时并未加以证明）气候系统中的变量是在按照我们所理解的自然法则相互作用，并可将这些变量以数学形式予以表述。我们所采用的模型的精度及综合程度决定了我们所要表述的算法的数量和类型，使得模型能合理地接近（我们希望）已知的自然法则。对于非常简单的模型来说，描述各个气候变量的行为的数学方程，可以被任何知晓初等代数的高中一年级学生用初等代数予以求解。尽管如此，一旦气候学家试图在一个模型中加入许多气候变量，或者在一维以上的空间中进行模拟，其数学及其引起的计算机算法的复杂性将大大增加。如果将全球表面划分成大约四万个网格，计算每一网格几天的天气变化通常需占用现代超级计算机一个小时的机时。

天气或气候模型中的初始方程通常表达了每一气候变量在时空上的连续变化。但计算机求解的实际方程只是上述初始方程的近似。试以温度为例，现代计算机并不去求解一个针对所有地方的温度的方程，相反，它采用的是逼近法，通过对方程进行时间与空间离散。离散点的网格之间或者测量和计算时间之外的其它时间段的一些模型数据，就需用平均的方法求得。最新的方法已在网格点之间取得了更好的逼近效果。虽然一些局部现象，如湖泊、山谷及各场雷暴雨，可以改变局部的气候条件，但如果网格取得很大，上述条件就不会在计算机代码中出现。现代的气候模拟所采用的网格通常是几百千米的规模（第四章　将进一步深入阐述这种“网格尺度”现象）。因此，解决上述问题的唯一办法是采用更多的网格节点，这意味着需要有更多的数据、进行更多的计算，因而将也是十分昂贵的。每次当网格面积缩小一半时，计算费用将增加10倍。

模拟恐龙时代的气候 （Modeling The Dinosaurs’ Climate）

让我们现在回到前还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所模拟的白垩纪温度过低的那个问题。1984年，我们几个在Boulder的研究者试图用一复杂的计算机模型来解决这个问题。在我们的模型中，我们采用不同的假定的白垩纪海洋温度pattern的组合，意在寻找海流是否以某种方式，阻止了模型所预测的高纬度地区内陆冬季严寒气候的出现。我们甚至在模拟中假定北极海洋与其它各地一样，具有较高的表面温度。然而，在我们所进行的所有模拟中，均无法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即漫长的冬夜向太空辐射红外热辐射，这种辐射足以引起严酷的内陆霜期，至少在冬季，当出现来自温暖海洋的风停止吹向高纬度大陆这种偶然情况时，上述情形肯定会发生。从“弱早期太阳佯谬”论争中可以得出这样一种可能性：大气中过量的CO2加剧了温室效应。但这些过量的CO2来自何方？又是如何增加的？

也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们在其它实验室工作的一些同事，特别是耶鲁大学的Robert Berner，根据反映海底扩张速率变化的地质证据，指出约至亿年前的白垩纪中期，是一个显著的海底火山活动时期和扩张加速时期。这两者都使得海底快速堆积大量的火山岩，并因此而导致洋盆体积的缩小和海平面的上升；此外，火山活动还使大量的CO2进入海洋一大气系统。他们在前文讨论过的盖亚假说和WHAK机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联合的有机和无机反馈机制。当海底扩张速率较大时，海平面上升，CO2含量增加，气候温暖而潮湿。具有高CO2含量的暖湿气候将加剧风化作用，提高浮游植物的生产率，而这又可以反过来通过无机的风化作用和生物埋藏作用，以碳酸盐沉积物形式来消耗部分的过量CO2。

因此，这就提供了一个消耗CO2的负反馈（起稳定作用），它使得气候不至于变得过热。换言之，在几千万年（而不是数亿年至10亿年）的短时间尺度上，诸如大陆漂移、火山活动及生物活动的速率的变化等因素的共同作用，或许可以使空气中CO2的浓度高达现代CO2浓度的5倍。Berner及其同事们的模型预计，白垩纪中期 (mid-Cretaceous)的CO2含量将数倍于现代的CO2含量。

在缺乏明确的直接证据的时候，上述描述与其说是经过合理的推敲而被证实，还不如说是带有一定偶然性的自圆其说。如果愿意，你也可以称之为是一个古气候学者的饭后谈资。这也说明为什么当我们过于依赖未加验证的计算机模拟的结果时，科学论争也就随之开始。不幸的是，除计算机模拟以外，还没有其它手段可以进行这类“假如……那么……”的实验。奥妙就在于要向这些计算机问一些它们能够可信地加以回答的问题，而这绝非是一种简单的技巧。

地球化学家们总是支持这样一种观点，即从中生代 (Mesozoic) 到现代的100-million-year以来，伴随海底扩张速率的减慢，大气的CO2含量也在降低。6600万年以前的白垩纪 (Cretaceous) 末期，随着当时的恐龙及半数其它属种的生物的灭绝，海底扩张的速率开始变慢。

人们已撰写了大量文章来解释这些奇妙物种的结局，而有关恐龙灭绝的各种解释既包括生物竞争、疾病及其它一些“内在”原因，也包括地球与一颗直径约10千米的小行星或.彗星之间的巨大撞击。这样一次猛烈撞击所引起的爆炸可以将大量的物质抛向大气圈，遮挡太阳光数月乃至数年之久，从而削弱地表的光合作用，在陆地产生冰冻温度（所谓的小行星冬天）。碰撞的冲击波还使大气产生足够的硝酸，从而使海洋酸化。所有上述效应还可以使地球暂时摆脱臭氧层的影响，强烈改变大气圈的温室特性。外界的灾变所带来的致命的协同干扰作用，可以毁灭当时所有的恐龙和半数其它属种。虽然人们对这一解释的细节尚存较大争议，但这一解释总的来说似乎是合理的，甚至被广泛接受。当20世纪90年代早期，人们在Yucatán半岛“发现了据信是这样一次撞击事件的冲击坑的痕迹时，这一解释的可信度大大增加了。

尽管有各种灾变事件的出现，如果说地球的气候在过去1亿年以来只是变冷，严格来说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地球在自1亿年前演化至今的历史中，既有相对温暖的时期，也有相对寒冷的时期，其中有些时期可延续数百万年（见图1.l）。

无论如何，曾经生活在海底的浮游生物化石的化学成分，可被用来估计这一地质历史时期的海底水温。在过去1亿年间，海底水温似乎最多降低15℃才达到现今0℃左右的全球平均海底水温。同时海平面降低了数百米，各大陆则漂移到现今的位置。大部分内陆海洋消失了，有一部分残留至今日，如波斯湾(Persian Gulf)，地表温度平均下降了10℃左右。大约在1500万年至2000万年之前，随着南极洲和南美洲之间的(Drake海道（Passage）的打开，南极洲开始发育永久冰盖。如前所述，有些学者推测，由于这一大陆和洋底形态的地理格局的改变而得以形成的环南极洲洋流，使得以前曾抵达南极洲大陆岸线的温度较高的洋流开始远离南极洲，而早先的这种暖洋流，则曾经阻止现代南极洲那样的大陆冰盖的形成。另外一些学者则推测，是由于新生代大气CO2浓度的降低，才使冰盖得以在南极洲大陆上逐步发育起来。

倾斜的地球

大约200－300万年以前，覆盖北冰洋的永久冰盖已经形成，古气候记录则开始显示大约4万年为一个周期的明显的热胀冷缩交替时期。4万年是一个有趣的数字，因为它大约相当于地极从与地球轨道面呈大约22.5度交角的位置摆动到24.5度交角的位置所需的时间。目前，地轮（axis）的倾斜角度是23.5度，相当于现代北回归线和南回归线所处的纬度。在数千年后的地图上，我们将需要把这些重要界线的位置往赤道方向移动数十千米。在物理上，这意味着地轴的倾角将减少，而冬季和夏季之间的温差将减少数个百分点。

冬季和夏季之间阳光数量的改变或许影响着冰川期的开始或终结（特别是在可以发有巨大冰盖的北半球高纬地区），这一观点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所推测，而最近又有人对之进行了计算，这就是所谓的米兰科维奇（Milankovitch）机制。最有趣、或许也是最令人困惑的是；人们发现大约在60――80万年前，极端寒冷期和温暖期的主要旋回周期，转变为各间冰川期高峰之间的10万年周期（尽管4万年的周期仍不太明显地存在着）。最后一次主要冰期大约在1万年以前结束。2万年前，北欧和北美的大部分地区覆盖着与其现代海拔高度相当mile-hight厚的冰盖（图2.2）[12]。冰川在全球各地的高原和山脉中扩大。热带雨林范围收缩，而沙漠则在扩展。大量的海水以冰的形式被限制在大陆上，使得当时的海平面与现代相比下降了100余米。巨大的冰原蚀刻着陆地，塑造着地形。全球范围内平均比现代低约了5――7℃的冰川期温度改变了地球的生态面貌。

为什么在大约80万年前，10万年级别的周期主宰着更短更弱的间冰川期旋回（cycle）？为什么在数百万年前存在着气候的冷暖旋回？尽管目前已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观点和计算结果，但围绕上述问题的明确答复仍有待探寻[13]。

远古的空气 (Ancient Airs)

地球科学在过去20年间所取得的最有趣的发现之一来自格陵兰和南极的冰芯。雪降落至这些冰冻的大陆上，当雪压实成冰时，雪颗粒之间的空气最终以气泡的形式被封闭在冰中，其中有些气泡已有20万年的年龄。

科学家们将数百个5米长的冰柱从2000－3000米深处带至地表，然后通过雪上飞机将这些冰柱运到岸上，从这里再长途运输到法国、瑞士、丹麦及美国的一些实验室中，用来进行冰芯及气泡的化学成分分析。这些冰芯为我们提供了地球大气圈历史的记录，其时代可以回溯至100,000－200,000年前的祖先Neanderthal人时代。

在实验室内，这些被切成条状的冰芯在密封的器皿内进行融化，气泡内释放出来的气体被一些灵敏的仪器所检测。通过这样的工作，我们可以知道，古埃及和Anasazi印第安人所呼吸的空气的成分与现代人呼吸的空气的成分大致相似，只是现代人呼吸的空气中增加了过去一二百年间所带来的污染物。这些污染物主要有：过量的SO2、CO2及甲烷。前文我已指出，工业革命和滥伐森林已使大气的CO2含量增加了25％，而与农业、土地利用及能源利用有关的大量人类活动则使甲烷增加了15％。检测中还发现一些自然变化现象，如大规模火山喷发中的酸雪。

在我看来，来自冰芯的最引人注目的发现并不是在人类文明的过去1万年间温室气体和全球气候的相对稳定性，而是南、北极冰芯所揭示的这样一个事实：即平均来说，本次盛冰川期(last ice age)大气与我们生活的全新世 (Holocene) 的大部分时期相比，CO2含量要低30％－40％，甲烷含量低50％（事实上，这里的全新世指的是工业革命及其造成污染以前的全新世）。在极盛冰川期 （the ice age peak）及此前的间冰川期 (interglacial)（大约12―15万年以前）也发现了温室气体与温度之间类似的直接关系（见图2.3）[14]。

这一显著的发现暗示：在CO2、甲烷和气候之间可能存在一种正反馈（不稳定）机制（而不是负反馈机制）。这就是，当地球变冷时，上述温室气体减少，而这又造成大气trapping 的热量减少，从而加剧地球的变冷。当地球变热时，CO2和甲烷含量增加，从而加快了变热的过程。盖亚假说指出，为了保护气候的稳定性，生命必须发挥作用以控制环境条件。但是，如果说生命在上述温度―CO2―甲烷关系中起一定作用的话（这是可能的），那么，它对气候条件变化进程所起的作用将是加速，而不是延缓。这里，科学的故事仍旧是不完美的。不管怎样，大多数科学家同意这样一种观点，即生命在晚近的冰川期和间冰川期、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之间的正反馈关系中，曾经是一种主要因素。

对我们上面的讨论至关重要的，并不是我们还没有令人信服地找到能够解释生命在CO2――气候正反馈关系中的作用的特殊机制，而在于这种反馈呈现出正反馈特征这一事实。这与我们从大气自高CO2、低O2的太古代(Archean)，演化至约5亿年前的生物大进化时代（经历10至20亿年的过渡时期）研究中所得的结论不同。如前所述，在这一长期的过渡时期中，生命或许是CO2消耗过程中的一种重要forcing，这种消耗有助于气候的稳定，从而构成盖亚假说中隐喻的负反馈。

与此有关，地球化学家Robert Berner对其早先提出的地球化学模式进行了修改，他在新模式中增加了六种新的成果和因素，包括诸如海底扩张和长时期太阳光照度的增加等无机因素，以及大约3亿年前陆生维管植物(vascular land plants)的进化和分布所导致的一些有机作用过程。盖亚假说的支持者们曾经指出，后者还导致土壤中化学风化作用加剧进行。

针对大约3亿年之前二叠／三叠纪之交的已被广为承认的寒冷时期，Berner指出：“在以丰富的煤为特征的二叠纪(Permian)――石炭纪(Carboniferous)时期，沉积有机物的大量埋藏造成大气中CO2含量的降低，这一作用使得发生在古生代中期的CO2含量的显著下降，并在此时得到进一步的加剧。CO2含量的下降所造成的温室效应的降低可能对二叠纪（Permian）――石炭纪（Carboniferous）的冰期产生重要影响，这次冰川作用是地球显生宙（过去5.7亿年间）整个历史中规模最大、历时最久的一次冰川作用。这些结果又进一步支持了这样的观点，即认为在地质时期，大气的温室效应是影响全球气候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Berner的研究结果，除了加深我们对温室效应的理解以外，还给气候学上的有机――无机之争带来启示。他明智地忠告思想开明者：“无论是用纯地质学的方法还是用纯生物学的方法来解释长周期的碳循环，均是过于简单化的。”

空前的全球变化吗 Is Global Change Unprecedented?

将热俘获(heat trapping)温室效应理论编制成气候的数学模型，计算结果表明，当CO2（或如CH4那样的有相当遮热效应heat trapping equivalent的其它温室气体）含量增加1倍时（如果人口、经济、技术如人们所预计的那样继续发展下去，大约在下世纪中叶即可达到这一水平），到2100年，地球气温的增幅范围将是1―5℃。

即使是上述幅度的下限，也意味着每百年平均增加l℃，这一速度10倍于从未次冰川期结束到现代间冰川期这段时间内，全球温度自然持续变化的平均速率。如果采用增幅范围的上限，我们将看到，未来百年气候变化的速率是自然持续的气候变化的50倍。以这一速率变化的全球气候，将毫无疑问地促使许多物种调整它们的活动范围，以适应快速变化着的气候条件，就像它们在1－1.5万年以前由冰川期向间冰过渡）。

史无前例的是人为因素所造成的变化将可能以一个极快的速率进行，与此同时，大自然则由于人类行为所造成的大量化学物质或异地物种的移植而受到改造。因此，理解CO2含量增加1倍后，地球的温度是上升至1℃还是5℃是相当重要的，这两种预测结果之差别，反映了全球变化是以相对可适应的还是以灾变性的速率发生。

由于与上述多重相互作用反馈机制有关的因素的不确定性，要估计下一世纪全球变热的速率仍是相当困难的。将用于预测未来气候的同样的气候模型应用到白垩纪（Cretaceous）中期或冰川期――全新世(Holocene)过渡时期，可以为我们提供一定的佐证作用。科学家们的确是这么做了，而且发现在进行地质时代的古气候变化模拟以及未来气候变化的预测过程中，这些气候模型相对来说有一致的表现。虽然这是一条有价值的证据，但它并不能对模型所作的地区性预测的细节加以证实或否定。

如果CO2含量在未来50年内翻一番，将会出现何种后果？纽约大学的Martin Hoffert及Lawrence Livermore国家实验室的Curt Covey等科学家，对未次冰盛期与现代这两个时期的CO2及甲烷含量差别与气候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结论是，如果增加了1倍的CO2使地球的温度升高2－2.5℃（此值处在前述流行预测值范围的中间），则气候之间的差异正好可以据此来解释[16]。

冰芯记录（见图2.3）表明在过去的大约1万年间（人类文明时代），气候、CO2及甲烷的含量保持相对的稳定。在过去的两个世纪（工业革命时代）以前，温室气体的化学成分也几乎不变。全新世时期，伴随从本次冰）；到现代间冰川期的5000年的过渡时期，全球温度平均升高5℃和海平面上升100米，此后地球的生态系统和生物聚居地，即以我们今日所知的面貌出现。大自然化了大约5000－10000 年的时间，才将北美洲和欧洲的大部分地区以及高纬度海区被冰所覆盖的地表景观，转变为目前的主要在两极陆地和海区以及高山地区才出现终年冰盖的地表景观。由于这一转变正好对应着5℃左右的全球变暖，我们因此可以估算全球自然的、持续的稳定变化速率约为1℃／千年（请记住这一数字，我们在后面还将多次提及这一数字）。

我已经指出过，这些变化足以使物种的聚居地和聚居的物种环境发生急剧变化。它们或许还导致了诸如猛犸(mammoths)和剑齿虎(saber-toothed tiger)这类动物的灭绝。

盖亚假说 或共同进化？（Gaia or Coevolution）

在某些方面及某些规模上，生命对保持稳定的气候变化起到了促进作用。然而，在从间冰川期到冰川期或从冰川期到间冰川期的过渡时期，生命所起的作用似乎是加速了（而不是减缓了）气候的变化。这种复杂性使我在20世纪80年代，将其与18年前生态学家Paul Ehrlich和Peter Raven所命名的一种生物过程相类比[17]。两位学者的研究阐明了两种相互作用的物种的共存，是如何导致与它们相异的另外一些进化路径。他们称之为共同进化。

我觉得，气候与生物的共同进化是一个合适的类比。换言之，如果缺失其中任何一方，生物以及包括气象要素在内的无机环境，将会在地质时期遵循与它们所曾经历过的完全不同的进化路径。共同进化在正反馈或负反馈之间并没有特殊的倾向性要求，它需要的仅仅是相互作用，而地球的化石和沉积记录无疑成为这种相互作用的见证。

最后，如果允许人类将自己视作生命（即生活着的自然系统）的一部分，那么，我们可以说，人类对地球的集体作用，完全可以成为地球未来的一个重要的共同进化因素，这种集体作用被某些研究者称为“工业代谢作用”及新的工业生态学。（有关这种作用好坏与否是一个价值问题，对此我们将在本书的结束部分予以讨论。）

目前人口的持续增长趋势、对高质量生活水准的渴望以及为了达到这些以增长为导向的目标而采取的技术和组织方式，均促进了被经济学家称为残余物（residuals）（而我们大家称之为污染）的副产品的产生。

在这些地质时代内的全球规模的自然实验中，没有一个实验能够精确地与目前正在进行的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变化实验相比较。因此，我们仍无法提供决定性的证据来证实我们的预测是对的。这些实验只是积累一些恰如其分的证据，使得我们目前的预测至少是合乎情理的。它们当然也证实了我的看法，即为了对地球未来的气候变化进行关键的预测，以认识地球生态系统及人类的命运，我们必须从陆地、海洋、冰盖中挖掘出尽可能多的地质、古气候和古生态记录。不幸的是，一些目光短浅的政治势力常急功近利，削减这些似乎深奥难懂的研究的费用。

上述记录是地球自然历史的图书馆。它们提供了一种背景，对照这种背景，我们可以调整目前仍显粗糙的手段来洞察模糊不清的未来，而这种未来正遭受着来自人类的日益增强的影响。

注释：

[1]. W.H. Schlesinger. 1991. Biogeochemistry: An Analysis of Global Change.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2]. S.H. Schneider. 1994. Detecting climate change signals: Are there any “fingerprints”? Science 263: 341-347. Reviews the history of the aerosol-climate debate and offers many additional references. This paper laid out the reasoning that allowed subsequent assessments to express increased confidence in the detection of global warming effects in the climate record.

[3].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IPCC], 1996. Climate Change 1995. The Science of Climate Change: Contribution of Working Group 1 to the Second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 J.T. Houghton, L.G. Meira Filho, B.A. Callander, N. Harris, A. Kattenberg, and K. Maskell, ed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e Chapter 10 for a review of ocean carbon chemistry. Hereafter cited as IPCC 1996, WG I.

[4].  E.J. Barron, P.J Fawcett, D. Pollard, and S.L. Thompson. 1993. Model simulations of Cretaceous Climates： The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341: 307-16.

[5]. L.F. Richardson. 1922. Weather Prediction by Numerical Process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classical and versionary precursor to the weather and climate models.

[6]. Richardson. Weather Prediction by Numerical Processes, pp 219-20.

[7]. P.N. Edwards. 1996. The Closed World: Computers and the Politics of Discourse in the Cold War Americ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8]. S.H. Schneider and R. Londer. 1984. The Coevolution of Climate and Life. San Francisco: Sierra Club. Chapter 6 provides a layerson’s overview of climate modeling.

[9]. S.H. Schneider, S.L. Thompson, and E.J. Barron. 1985.

谢选骏指出：人说——从冰川期到间冰川期，全球气候变化的平均持续速率为每千年只有大约1℃；我看如此速率对于个体来说可以忽略不计了。

人说“气候和生命的共同进化”——我看既然如此，那么生命的扩张活动例如人类对气候的影响，岂不也是气候变迁的自身运动所致？如此看来，人对环境的改变，也就无需负责的了！毕竟，气候在先、生命在后，生命更多是寄居于气候，而不是相反地气候寄居于生命的！

【第三章　是什么引起气候变化】

模拟是我们用来预测未来变化或借以解释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件的重要手段。为了检验模拟对于描述实际古气候事件的各种数据的适应性，了解过去曾经发生过的事件的某些重要方面是关键所在。这样的检验，将有助于科学家了解，如何使用来自这些模型的有关信息以及如何去证实他们的预测。我们因此也将能在进入新世纪之际，更好地对面；临的大量公共政策问题进行评价。

遗憾的是，已知的气候模式可能未能包含所有的未来条件，而我们的各种模型尚未能针对迥异于已知气候模式的各种情形进行较好的调整。因此，我们仍需继续寻找进一步检验模式的各种途径。我们所拥有的用以进行这类检验的最好的物理实验室，并不是那种由玻璃和钢材构筑而成的实验室，而是地球本身，特别是我们所掌握的有关地球历史时期的知识。

是波动还是衡稳趋势？

可以在各种不同的尺度上对气候进行模拟，这些时间尺度可以从数千万年（例如，白垩纪的时间尺度）到10万年（如冰川期、间冰川期的交替变化），抑数年尺度。

为了了解并可靠地预测全球变化，需要进行许多不同时间尺度的模拟。与地球系统科学有关的全球变化问题，主要考虑的是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根据全球气温记录，并进行适当平均，显示自19世纪中叶以来全球温度上升了大约0.5℃（图3.1）。有人仍坚持认为这一变热趋势，特别是20世纪80－90年代创记录的变热，仅仅是一种自然涨落。因此，对各种时间序列下可以识别的特征变化类型进行分析，或许会提供一些帮助。

其中一种变化是这样一种周期性变化：时间序列围绕某一均值上下摆动。还有一种可能是在两个长期均值之间的跳跃性变化。例如，当一座火山喷发时，抛向平流层的硫酸烟雾将阻挡部分太阳光，并引起地表的快速冷却，这就是一种跳跃性变化。地表的变冷效应通常可以保持1年左右，然后温度在一个数年的变暖趋势中呈逐步升高趋势。1991年菲律宾的皮纳图博（Pinatubo）火山的喷发就是这一情形，其温度效应可以在图3.l中观察到。

在长期的上升趋势中也可以出现短期的下降趋势。在过去100年间，全球表面温度经历了一种整体的上升趋势。叠加在这一上升趋势之上的，是一些数年或数十年的温度“反弹”。这些反弹是一些自然的、随机的涨落过程，还是由一些可以确定的气候系统以外的外界力量（不管它们有多么小）引起的？如火山尘埃、太阳辐射变化及人类活动等。对此，研究人员和气候观测者们仍争吵不休。

一个有趣的假想例子是这样一种时间序列，在该序列中，虽然温度的长期平均值是恒定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序列内的变异增加了。例如，温度下降到O℃以下仅仅几个小时，就足以使一棵玉米夭折。对这棵玉米来说，温度越过冰冻这个门槛就是一次大事件，不管这种温度仅仅是一种随机的涨落变化还是代表了一种真实变化的趋势。同样，一只鸟或一只昆虫死于30℃以上的高温所预示的是一种变异程度不断增加的趋势，对这些动物来说，这是一件相当大的事件，但是，对一个只关注温度的长时期变化的气候学家来说，他并不会将此视作是一种气候变化。同样，对于那些老年人或流浪者来说，仅仅几天的酷暑即可置人于死地，有如1995年7月热浪袭击芝加哥时所发生的悲惨事件一样。

科学家们总是在寻找变异背后的种种原因，如果这些原因是可靠的，它们将有助于科学家们在涨落中区分出真正的变化。正如我曾经指出的那样，过去的气候是多变的：有冰川期、有延续数千万年的无冰时期、甚至还有十亿或二十亿年大气中缺失或极少含有氧气的时期。与现代相比，各大陆曾处在不同的地理位置，来自太阳的能量也不一样，而大气的成分亦有差别。换言之，有一些天然“实验”曾见证了一些尺度极大的变化，在许多情形下，甚至比人类在未来几十年内通过改变大气化学成分所能施加的影响还要大。但是，与人类所可能施加的影响相比，这些巨大变化的自然速率通常（但不完全是）要缓慢得多。要预测气候，我们不应仅仅局限于寻找验证的手段，我们还需要识别、分析促使气候变化的各种因素，这些因素被称为“气候forcings”。

循环 (Ciculation)

地球轨道形状控制某时某地抵达地球的阳光数量，它就是一种气候forcing。比如，来自太阳的热量促使了季节的变换。基本的大气循环是由太阳forcing来驱动的。当阳光照射进来时，其中一部分阳光立即被反射回太空，这种反射绝大部分是由云、沙漠和冰盖来完成的。地球的这种反射阳光的能力又被称为反照率，它决定了所吸收的太阳能的多少。人造卫星观测所得地球整体的反照率为30％左右。

因为地球呈球形，其表面积的50％位于南纬30o线和北纬30o线之间。地球的形状使得阳光直照热带地区，而在高纬度地区则以一定角度斜向照射，这使得热带、亚热带等低纬度地区所吸收的阳光远远超过50％。结果使得热带地区被过分加热，而极地地区则吸收较少的热量。

但是，如果控制气候的仅仅是太阳的辐射，那么，赤道地区的过分加热应使该地区变得更热，而极地地区冬季光照的缺失则会使它变得更冷。因此，必须还有其它一些过程在起作用。其中一个明显的过程就是活动的流体（特别是大气和海洋）使得热量围绕地球不停地发生转换。

热空气在热带地区上升，然后向上、向外迁移至更冷的区域，最后在数千千米之外下沉到极地地区。伴随着热空气的运动，出现一股与其并列或位于其下方的流向赤道的回流。这种循环被称为哈得莱环流（Hadley Cell）。地球是一个旋转的球体，这一事实将使空气的流动轨道发生偏斜，这又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

如果你借助一团空气旅行，首先向上，然后向极地移动，在北半球，你的运行路线将向有偏转；而在南半球，你的运行路线将向左偏转。事实上你本身的轨迹并没有发生偏转，只是相对你底下旋转着的地球来说，你的轨道才显示出偏转。北半球的旋风是逆时针旋转，南半球的旋风则是顺时针旋转，也是由于这一原因。旋风中心的气压要低于其边缘的气压。这样，涌向中心低气压区的气流在北半球向右偏转（逆时针），在南半球则向左偏转。卫星照片上这些风暴的螺旋型形状，就源自于这些偏转和风掠过地表所引起的摩擦力的合力。Gaspar de Coriolis数世纪以前，即在一个数学方程中描述了这一偏转现象，因此它又被称之为Coriolis效应。由于Coriolis力使得热带地区上升的热空气发生偏转，在南、北半球的低纬地区出现的是西风（即风从西边吹来）。

大气圈内任何两地的温差产生了风。这种温差反过来还产生了密度和压力的差异，从而导致空气上升、风等现象的出现。急流在夏季相对较弱，但它在冬季则要强得多，这是由于在冬季虽然极地气温下降，但热带地区的气温相对来说终年保持温热。因此，在冬季，高纬和低纬地区之间的温差达到最大，Hadley环流更强，更多的空气和热量由热带传送到两极，循环更加活跃，急流更加多变，且更靠近赤道的位置。

当大规模的环极地风相对于旋转的地球达到一定的速度时，它们将变得不稳定。如果急流不稳定，它们将分裂成高压和低压涡流，后两者也被称为气候系统。大气遵循质量、动量及能量守恒的物理规律，可以用一组方程来表达这些规律，这些方程的解可以用来对运动着的气候系统的行为进行数学模拟，而这正是Richardson在20世纪20年代试图引进的革命性方案。这些模拟解释了为什么中纬度地区的气候模式通常每隔数天就发生变化，而热带地区（有时包括中纬度地区）的气候模式有时可以连续数月保持稳定。

急流的位置对局部的或区域的气候条件来说至关重要，因为它控制着风暴的形成，并分隔热带气团与极地气团。

你肯定听说过非洲、南美洲及亚洲的季风（在北美洲则有一相对较弱的季风）。从冬季到夏季，海水表面温度只有少数几度的变化，这是由于浩瀚的海洋也是一个巨大的聚热体，它拥有科学家们所指的巨大的赌热能力（或热容）。陆地就不同了，由于其热容要小得多，其温度在季节之间可以出现数十度的变化。因此，相对于各自的周围地区，亚洲、非洲及南美洲大陆的中央部位的温度，在夏季真的升高了。被加热的空气在陆地上升。与此相伴，来自海洋的充满了水分的空气吹来填补热空气上升所留下的空间。其结果就是夏季风的出现：它带来的降雨维持了这些地区的自然和人类的生态系统。

海洋温度的另一个常见模式是美洲大陆西海岸外侧的上升冷水流。其成因是当风掠过海面时，两者之间的摩擦产生了水流。沿着北美西海岸，通常来自西北方向的风似乎在将海水挤向海滨。但由于海洋中科里奥利力的作用，实际上发生的是北半球的海流发生向右的偏转。也就是说，来自西北方向的风，在北半球将引起海流的向右偏转，从而实际上导致海水离开西海岸。随着表层海水向西南方向发生偏转（亦即偏离海岸），来自深部冰冷得多的水体就顶替上来。这就是为什么人们甚至在仲夏的加利福尼亚海边游泳时，仍需穿紧身保暖潜水服的原因。这种上升水流含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因此它支持了丰富多彩的海洋生态系统。

除了季风雨及北美洲和南美洲海岸外的上升冷水流以外，气候学家和海洋学家们还在研究一种叫厄尔尼诺（EL NINO）的现象所产生的效应，厄尔尼诺的字面意思是“孩子”，它指的是基督孩子，它是一种在圣诞节期间最为常见的周期性现象。每隔数年，与赤道太平洋地区水体的强烈来回晃动有关的大气风和海洋内部波浪，促使秘鲁海岸外的海水出奇的热，而在热带太平洋的西端则出现冷水。秘鲁海岸外的热海水也使大气圈得到了加热。加热空气的上升，使得在上升冷水流地区正常情况下应该出现的空气下沉趋势，发生了逆转。1983年和1995年的两个冬季就是极好的例子。东太平洋海区的热表层水改变了降雨模式，并使风暴向南进入加利福尼亚，引起该地区的洪水。此外，这种降雨模式的变化又会引起海水表层温度方面的反馈，从而构成海一气相互作用的一系列过程的一部分。改变东热带太平洋海区正常情况下的上升冷水流的趋势，不仅导致了秘鲁骤雨的出现，而且还引起澳大利亚的干旱乃至新几内亚的火灾，因为后者在正常情况下经历的是潮湿的雨林气候。此外，厄尔尼诺还产生一些全球性的影响。正常循环模式和厄尔尼诺循环模式之间的摆动就是所谓的南方涛动信号（Southern Oscillation Signal），一般情况下它每隔五年左右发生一次，但从1990年至1995年，厄尔尼诺现象一直出现着，某些人称之为“死不了的厄尔尼诺”。这种情况只是一种偶然情况，还是一种我们将不得不与之为伴的气候变化？大气、海洋的计算机模型以及海一气耦合模型，正在开始对这些因素进行成功的模拟，这是了解诸如温室气体不断增加等全球变化，是否还将影响厄尔尼诺这一重要现象的一个前提条件。迄今为止，虽然人们对持续的厄尔尼诺这一奇特现象所产生的后果有一较清晰的认识，但其成因问题仍有待解决。

内因还是外因 (Internal Or External Causes)

在谈及气候变化的原因时，我曾指出需要区分两类基本的原因：内因及外因。“外”意味着由系统外引起，且不大受系统内的变化的影响，但是外部过程并不一定非得在地球之外（如太阳之于地球）发生。如果我们讨论的焦点是一星期时间尺度上的大气变化（天气），那么，产生CO2的海洋、陆地表面、生物群及人类活动都是外因，因为这些过程并不会因为短期内的大气变化而遭受较大影响。但是如果我们讨论的是几十万年尺度的冰川期、间冰期旋回，那么，海洋和冰盖就构成内部气候系统的一部分，并且将作为地球气候系统的一个内在组分而发生变化。因此，对一个气候系统来说，何为外因何为内因并非绝对，而是取决于所讨论的现象以及所涉及的时空尺度。

以上少数几个例子旨在说明，在计算机模型中，从众多因素中选定某一气候系统的内因及外因是一件复杂的工作。发现混沌理论[5]的先驱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气象理论学家Edward Lorenz[4]在20世纪60年代就认识了这一内、外因之争的重要性。Lorenz注意到，一个复杂的所谓的非线性系统可以有不同类型的行为。非线性意味着一个系统对某一外力的响应，并不与外力大小成正比关系。例如，假如有这样一个非线性系统，当施以1个单位的外力时，它将作出1个单位的响应；如果外力变成2个单位，系统的响应可能将变为6（或1.5）个单位（或者系统将产生崩溃——这是一个非常非线性的响应）。两片阿斯匹林可以治愈一个人的头痛，但吞下一整瓶的阿斯匹林则将致人于死地—一这是极端的非线性响应！

有一种反应方式被称为“确定性的”，它意味着系统对外力的响应是以一种一对一的方式（即使是非线性的）进行的。也就是说，一股特定的推力引起一种特定的响应，假使推力加倍，则产生另一种可以预定的响应：推力和响应之间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例如，将l％的太阳能反射回太空的火山尘埃，原则上将会引起一次可以确定的特定降温；如果反射回太空的太阳能增加到2％，则会引起另一次特定降温效应（不一定是线性的，但仍可确定）。

另一类系统行为是“随机的”，意指系统按某些统计规律运作。例如，一对骰子是非确定性的，因为不存在一种关系能够准确地预测每次扔骰子的结果：每扔一次，出现任何数字的概率是相等的。至少在原则上可以确定一种“统计分布”，它给出一对骰子各面任何组合的概率。许多天气系统即表现出这样一种随机行为，这一因素构成了天气预报中确定降雨概率的基础。

Lorenz引入的这种新的系统行为类型，后来被数学家们称之为“混沌理论”。他指出，某些非线性系统既不是确定性的，也不是随机性的。这类系统有一种围绕某些被Lorenz称为“奇异吸引子”的状态聚集的趋向，冰期和冰川期就是这样的一些状态。人们还识别出自然界其它许多混沌行为的例子，包括玩具气球在天空中的飞行轨迹及不规则的热韵律等等。

气候记录是由内在的还是外部的原因引起？气候这一复杂的自然系统是确定的、随机的、混饨的，抑或是在不同的环境下以上三种状态均可出现？科学界围绕这些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外在因素及系统的确定性意味着可预见性。例如，位于太平洋大岛夏威夷海拔逾3000米处的Manna Loa天文台，有一个太阳光检测器。一般情况下，检测器观测到实际上有93.5％侵入到大气圈顶层的太阳辐射能最终抵达该处地表。然而在1963年，抵达Manna Loa天文台的太阳能数量有一显著的降低――下跌了几个百分点。这事实上是Bali岛的Agung火山喷发所致，火山喷发将SO2 (sulfur dioxide)带入平流层，SO2在平流层中通过光化学作用转变为硫酸微粒，扩散至全球，然后在大约8年时间内缓慢降落。这一尘埃在大气层下层将这一部分太阳能反射回太空。地球因此将变得更冷，事实上这确实降低了十分之几摄氏度（见图3.2）。回落时分，由于高空烟雾颗粒的作用，天空重新变亮，添以浓浓的紫红色，使日落时的火山壮观醒目。1983年，墨西哥境内的一座名叫El Chichon的火山发生喷发，将火山顶部相当大的岩块掀走。火山灰本身并不会引起明显的气候变化，因为它在几星期内即可从大气圈下层降落地表，从而给当地居民带来灾难。引起气候变化的真正因素，是火山喷发带人平流层的SO2。

或许是1991年菲律宾Pinatubo火山喷发的一个结果，1992年和1993年，全球平均地表温度比往年要低0.2oC。事实上，1992年是此前连续6年来第一年没有出现破高温天气的记录。随着火山尘埃消散殆尽，1994年和1995年的地表温度又恢复新高。

土地利用是另一个必须加以说明的外部气候forcing。例如，如果人类对亚马孙河西林区以一个较快的速率进行森林滥伐，气候将会因之产生何种影响？对此，人们目前正在进行许多模拟研究来试图加以确定。由于树木具有可将水分吸至土壤深处的根部的功能，森林地区比不毛之地要蒸发更多的水分。树叶通过微小的气孔呼吸CO2、O2及水蒸气。树叶的气孔张开时吸进光合作用所需之CO2，然后呼出水分和O2。植物的蒸腾作用是大气圈水分的一个重要供给来源，森林滥伐则改变了蒸腾作用的速率。大气圈本身的CO2含量多少决定树叶气孔张开时间的长短，而这又影响着蒸腾作用。如果森林滥伐伴随着大规模的焚烧，燃烧产生的烟雾将会改变温度、降雨量和云的多少。如果人类活动或自然过程改造了地表及生物群，这又将决定这些生物群赖以生存的天气的性质。这就是所谓的“生物地球物理反馈（biogeophysical feedback）”，它代表的是在地球系统的模拟中另一个必须予以澄清的内部过程。

地表的水土流失与森林滥伐有关。北卡罗来纳州的实测结果表明，该地区在森林滥伐后出现更多的水土流失，这是由于土壤固结并因而导致保持土壤水分的植被减少了。此外，由于裸露的土壤或草地相对森林而言，其蒸腾作用减弱，这又使更多的水得以流失。其结果可以导致下游的洪水灾害，特别是当有足够多的土壤被侵蚀而使水土流失急剧增加时，更是如此。然而，非线性的气候系统是非常复杂的。例如，如果森林滥伐在一足够大的规模上进行，即使森林滥伐使降水量中流失的成分增加，它也可以使蒸腾作用减弱到使降水量减少的程度，因此将导致水土流失总量的降低。人们曾将这一机制应用于亚马孙河。森林所无偿提供的所谓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之一就是控制洪水，其它功能包括控制自然害虫数量、废物再循环以及营养成分循环等。

我业已指出，碳循环以多种方式与大多数的外部和内在因素相联系。它涉及温室效应、光合作用、呼吸作用等自然过程。当然，矿物燃料的燃烧及森林滥伐是直接影响碳循环的一些全球变化。气候调节着碳的储集和流动，而人类在此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毋庸置疑的证据表明，正如南北两极的冰芯所揭示的自工业革命以来CO2。含量的增加（25％）是由人类活动引起一样，Manna Loa天文台及其它一些远离两极的地点所直接观察到的CO2含量，自1957年以来的增加值（10％），也是由人类活动所致（见图2.3）。

在所有这些外部和内在因素中，何者对气候产生最重要的影响呢？

很显然，诸如土壤中的碳这类非常缓慢的循环的变化，不至于会对来年的天气产生影响，因为后者与诸如海洋表层水温模式等更为迅速的变化有关。对1-2年的全球平均温度来说，一次火山喷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外部因素。但对一个世纪的时间尺度（大致相当于人类使CO2含量翻一番或使自然森林消失所需的时间）来说，火山尘埃似乎只是一些短期的干扰。因此，上述问题的答案将难以令人满意：“它既取决于某种气候forcing尺度下最为主导的影响因素，也与地球系统内部各个子系统的特征的响应时间有关。”此外，地球系统对各种人类干扰的响应，可以是一些不同因素之间的任意组合。

以上所有讨论说明了气候预报为什么仍是不准确的一项工作。我们所讨论的系统，在不同的时间段里遭受无数种不同方式的影响。对一确定时间段的系统来说，我们自认对其外部和内在的各种变量已有相当程度的了解，但对于每个变量是如何影响系统，我们并不完全了解。我们知道气候具有非线性成分，但我们并不了解系统的各个方面在多大程度上是决定性的、随机的或混饨的。火山尘埃和（可能的）温室气体引起的大多是一些确定性的系统响应。四季变换是对地球轨道几何形状变化的一种响应，基本上是确定性的且可预测的，但对于一个特定的冬季来说，它与长时期冬季平均情况的差别，最多也只能部分地进行预测。

由于大气圈的混沌的、不可预测的性质，目前要预报一星期或两星期之后的天气，原则上是比较困难的。现有的气候模型常招来批评者的嘲笑。某些反对者提出的一个典型的指责就是：“如果你连两周后的天气都无法予以准确预报，你又怎敢预报未来20年的气候（长时期天气的平均情况）”。然而，虽然将一对骰子掷了许多次之后仍无法可靠地预测此后每掷一次的结果，但这并不能阻止我们对两粒骰子各面组合的概率巧妙地进行预测，如果我们使用灌铅骰子并且知道如何操纵它们，那么我们还可以可靠地预测上述概率事件的替代事件。计算机模拟技术是我们所拥有的用以进行“假如……那么……”这类实验的唯一有效的手段，人类对未来气候的影响（此处相当于“气候骰子”）就是这类实验之一。地球气候系统既有众多的不确定之处，也有大量得到广泛承认的事实。因此不难明白在系统中出现错误是一件微妙而容易的事。但全球变化forcing的飞快速率并没有留给我们多少选择余地，我们只有利用这些以已知的物理学和生物学原理为基础的不断更新的手段，来增进我们的认识，改善我们的预测技术，并将那些将对下一世纪的地球生命产生影响的可能后果告知决策部门。

谢选骏指出：由于地球环境的独特性和地球生命的无从比较（缺乏可资对照的实验对象），要弄清楚“是什么引起气候变化”——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当然，人类的石化燃料确实是释放了很多能量；但这足以引起气候变化与否或影响多大，也是无法获得比较研究之后的独立证实的。

【第四章　模拟人类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

1628年，瑞典Vasa王朝国王Gustav Adolf  急切地想建立自己的造船业，希望造出一批战船用来进攻欧洲。

那年8月，一条名叫“Vasa”的船下水了。“Vasa”号开始其处女航的时候，船上有64门青铜大炮和130位船员。在船离开港口前，突然出现一股暴风把船推向码头，结果水从较低的那些炮眼漫进船内。船沉入港口，船桅尚未完全沉没，旗帜还在那边飘着。有50位船员丧生。

300多年的时间，“Vasa” 一直躺在斯德哥尔摩港口100英尺深、含盐的波罗的海水海底。1961年它被打捞起来时，意外地发现完好如初，因为海水的咸度防止了令人讨厌的海蛤（clams）对它的损害。Anders Franzen是帮助挖掘这艘瑞典战舰的海洋考古学家之一。他在1962年写到，没有证据表明“Vasa” 设计有问题或者航行不当。Franzen说：“合理的推测是这场灾难起因于大炮、压舱物和其它重物在船上位置分布不当。”

也许，如果建造“Vasa” 的工程师们预先造一个缩小的模型，来检验它在有风情况下重物处于不同位置的稳定性，就没有“Vasa”的倾覆而沉没。这样一种模型可以揭示，大炮的位置可以在船的重力中心和浮力中心之间产生一种不稳定的关系。今天的造船技术，不仅依赖物理上的船模作实验室用的测试模型，而且还依赖数学模型用存储在计算机记忆库中的方程式来处理船的形状和重量。这些模型模拟真正的船在海上和出海前的表现。工程师和科学家利用物理和数学的模型，主要用来进行那些过于危险、花费昂贵、或者不可能用实物进行的试验。

要模拟地球的气候，模拟者需要决定应该包括气候系统的哪些要素，需要考虑哪些变量。如前面已经提到，如果我们选择模拟冰川期和间冰川期的长期结果，我们的模型，就需要明确包括过去百万年来气候系统中各种重要要素的影响，而这些要素之间又是相互作用的。

地球系统科学家的问题，是要从许多可能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中定量地区分出因果联系。这是一种充满争议的努力，因为有那么多的子系统存在和同时有那么多的因素在起作用。由于这样一种复杂性，因此如果你不喜欢模拟结果，你就非常容易找出碴儿。但是，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尽管有争论，模型却可以用现实情况进行检验以增加对一般性结论的可信性。

那么，我们怎样来做到这一点呢？首先，科学家要查看温度、太阳辐射、臭氧层等变化的观察资料。这使我们鉴别出变量之间的关系。关系并不必定是因果的，因为一个事件发生在另一事件之后，并不因为前者是由后者引起。对于有把握的气候预报，我们不仅必须说明发生关系，还必须解释它是怎样的以及它为什么会发生。特别对于那些无先例可以参考的情况，理论性的而不是纯经验的方法更合乎要求。然而，观察所得到的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产生一个因果性假说，即可以用进一步的观察资料进行检验的“定律”。这种检验常常涉及到将计算机数学模型的模拟与各种经验性的观察数据（现在的和古气候的）进行比较。

这就是将科学方法典型地应用于气候模型的过程。当一个模型或一组相关的模型的模拟看来可行的时候，它们就会被套用到像预料中的人类对全球变化的影响这类“史无前例”的变化上，并要求对未来的气候、臭氧层、物种灭绝速率等等作出预测。这就叫做“敏感性分析（sensitivity analysis）”，因为这种模型是用来估计气候对于大量的“如果……那么……”事件的敏感性。这些模型成为检验各种行星级别试验的实验室，我们（我希望）不要让真正的地球来充当这样的实验室。

最全面的天气模拟模型能产生整个地球温度、风、湿度、云和雨水的三维细节。由这样的计算机模型（称为大气环流模式或GCM）产生的天气图往往看起来很逼真，但它不可能每一个细节都真实无误。模拟南北半球尺度到次大陆尺度的大规模格局，通常要比模拟区域或局部规模格局的失真性要大些。要做一个计算机产生的天气图，我们需要解六个描述大气中流体运动和质能守恒定律的偏微分方程。这些方程在气象学中叫做“初始方程”。原则上，这似乎不存在什么问题。因为我们从几百年的实验中知道这些方程是有效的。这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些方程反映了流体运动和能量和质量关系。那么，为什么计算机模型不是大气行为的完美模拟呢？对此有两个解答。

一个解答是：从一张天气图（称为“初始条件”）导出的天气演变不可能确定10天以后的情况，甚至可以说，尽管存在各种商业的长期天气预报，不过原则上根据一天内的天气情况不可能精确地确定10天以后的情况。（要记住，任何人都可以进行预报，但为了证明预报的准确性而不是发布预报，却花费了大多数科学家的时间。）但是，由Lorenz发现的混饨动力学，虽然原则上排除了做超过一个星期时间的正确天气预报的可能，却原则上不排除可以正确进行长期平均（气候而不是天气）预报。“夏天之后肯定是冬天”，这是显而易见的，季节性的循环就像这种确定性的预言，因此，气候模型可以很好地模拟季节性的循环。

对大气环流模式甚至是长期平均预报不可能完美模拟的另一个解答是：没有人知道如何正确地解那六个复杂的数学方程。它们不像代数方程，如果是那样，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直接的运算得到正确的解答。没有任何已知的数学技术能够准确地解这类成对的、非线性偏差方程。就像Richardson 在本世纪20年代时尝试的那样，我们通过把连续的方程分解成为几个分离的部分（我们叫做网格）来逼近答案。一个典型的GCM网格在水平方向上大约有科罗拉多州差不多大小；在垂直方向上，至少平均有几百米大气垂直分层。

我已经提到云是非常重要的，云还反射太阳光和捕获产生红外辐射的热。但是，由于我们没有人看到过像科罗拉多那么大小的单个云，我们就面临着一个尺度问题：我们怎样才能处理自然界存在的其尺度小于我们用大的网格逼近技术才能解决的过程？例如，我们无法计算云，因为单个的云在这个网格中只有圆点那么大小。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一些合理的有关云物理学的命题：例如，如果这是一个潮湿的天气，那么它很可能是多云的；如果气流在上升，那么它也可能是多云的。

这些气候模型可以预言网格中的平均湿度，以及气流是否稳定――可能上升或下降。因此我们可以写出一个所谓参数表达式，把我们用网格解决的大尺度变量（诸如湿度）与没有解决的小尺度过程或现象（诸如单个的云）联系起来。于是，通过这样的参数表达式，我们就得到了格精中有关云的平均的预测。因此，模型既没有忽视云的状况，也不是仅仅解决单个云的情况。相反，模拟者试图得到模拟过程的平均结果，而该过程的尺度无法达到GCM方法中可以明确解决的（网格）尺度。不管他们使用气候、生态还是经济的模型，发展、检验和估价许多这类参数表达式的性能是模拟者最重要（也是最引起争论）的任务。这把我们带回到地球系统科学中最有深远意义的争论之一，这也是衡量计算机模型有用性和脆弱性的最好例子之一。

温室效应 (The Greenhouse Effect)

如果地球吸收来自太阳的辐射而不通过某种方式把同样数量的热能返回空间，那么地球就会持续增温直到总有一天导致海洋沸腾。我们知道海洋并没有沸腾。地表温度计加上卫星也证明地球温度年复一年地保持大致稳定（尽管20世纪有0.5℃的增热趋势）。这种接近稳定的趋势要求地球每年以某种方式辐射出的能量与所吸收的能量应该相近。换句话说，地球建立了一种接近平衡的状态或辐射能平衡，这种能量平衡的组成部分对气候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所有具有温度的物体都释放辐射能。地球释放辐射能的总量相当于一个黑体（物理学家发明的一种代表理想辐射体的虚拟结构），其温度大致为－18℃。地球平均表面温度大约14℃，大约比地球黑体温度高32℃。这个温热的地表温度与地球平均辐射温度的差值就是众所周知的温室效应。

“温室效应”这个词来自于把气候现象与玻璃温室作典型的类比。在玻璃温室中，玻璃吸收最大尺度的太阳辐射同时捕获大部分的内部热量。但两者的机制是有差异的，因为暖房中的玻璃主要阻止对流气流带走内部的热量。暖房的玻璃基本上不会像地球大气那样通过阻挡内部的红外辐射或使之再辐射使暖房不断增热；相反，玻璃结构主要限制了空气流动的热物理转换。尽管一些大气科学家因此提议要废弃“温室效应”这个有所偏差的词，但这个词一方面已经十分流行而难于更改，另一方面即使不那么准确，但就大气圈捕获地表附近热量的行为而言，毕竟不能算是一个坏的类比。或许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环境保护者也提议要废弃这个词，但他们不是因为这是一个不准确的物理类比。相反，他们害怕的是，由于温室对生物是一个温暖友善的场所，因此这个词所蕴含的过于温馨的形象会使人类去强化大气的捕热能力。他们宁可使用“地球热陷阱”这个词取而代之。正如他们所说，你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感到愉快。

虽然地球表面的大部分以及云层非常接近一个黑体，但大气中的气体却不是。当地球表面的近黑体辐射向上进入大气圈时，它们就遇到了气体分子和烟雾粒子。水蒸气、二氧化碳、甲烷、氮氧化物、臭氧和地球气态被盖中的许多其它微量气体，往往是高度选择的（但往往又是高度有效的）地球内部红外辐射的吸收者。

不仅如此，大多数云层也吸收差不多所有增到它们身上的红外辐射，然后它们以云层表面的温度（大多数时间要低于地球表面温度），像黑体似地再次辐射能量。

大气圈传导地球向外红外辐射的能力要小于传导进入地球的太阳辐射的能力，这只是因为大气分子和烟雾粒子（包括云滴）的物理性质，平均看起来倾向于更多地传导太阳辐射而不是地球辐射。这些性质导致了以温室效应为特征的大规模表面增热。通过这种效应，大气圈使得相当数量的太阳辐射渗入到地球表面，然后捕获（更准确地说是以较低的能量拦截和再辐射）来自地球表面和大气圈下层的向上的地球红外辐射。向下的再辐射进一步强化了表面增热，32 ℃的自然温室效应主要就是由于这个原因而产生的。这不是一个推测性的理论，而是一个已经得到很好理解和充分检验的自然现象。

最重要的温室气体是水蒸气，因为它是最丰富的微量气体，也因为它吸收大部分红外光谱的地球辐射。二氧化碳是另一类主要的微量温室气体。虽然，它吸收和再辐射的红外辐射比水蒸气要少得多，但由于它的浓度与人类活动有关而引起最强烈的关注。如我们已经提及，臭氧、氮氧化物、硫氧化物、某些碳氢化合物，甚至某些像氟利昂这样的人造化合物也都是温室气体。它们对气候影响的程度，取决于它们在大气中的浓度以及这些浓度的变化速率。因此，地球的温度基本上是由地球的辐射平衡决定的，在一年的时间里，地球对太阳辐射的吸收与气候系统向外的地球红外辐射接近抵消。由于两者的数量都是由大气和地球表面的性质所决定，因此已经建立了一系列强调这些性质变化的重要的气候理论。这些理论中有许多仍然是有待证明的气候变化假说。可以肯定的是，自然温室效应毫无疑问他是建立在合理的科学基础上的，正是自然增热使得气候和生命的共同进化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情形。当然，人类对自然温室效应的增强（即全球变暖）到何种严重程度是当下的争论话题。

模型可以证实吗？ ( Can Models Be Validated?)

这是一个基本的哲学问题。严格地说，逻辑上的回答是，“不”。正如已经讨论过的，因为人类迫使气候变化的大多数所作所为是没有先例的，因为还没有精确的经验方式，可以证实一个根本就没有经过准确可比性检验的模型。但实践上，仍然有许多事情可以去做—通过检验模型的次级要素和通过检验模型的总体表现。虽然没有经过完备的检验，但它们也决不仅仅是一些允许对模型表现进行主观判断（虽然相关而不是主要）的证据。

目前存在着多种类型的参数化表示程序，但其发生的尺度小于现有模型能够解决的尺度，科学家们正在争论哪一种类型最佳。这是一种准确表示大尺度结果的程序（比我们能够精确处理的尺度要小）吗？因此在预报气候变化中，检验模型参数化表示的有效性非常重要。事实上，我们不容易知道这些参数化表示是否“足够好”。我们必须在实验室检验这些表示。这就是对地球进行古气候研究的价值所在。我们还可以通过进行专门领域或模型研究来检验参数化表示，以理解为大尺度模型强调的某些参数化程序的高分辨能力的细节。

让我们回到美国的腹地。或许你已经去看过内布拉斯加的沙丘？虽然它们大多数今天已经成为青草覆盖的农地。这些山丘在3000年到8000年前却是满目沙土，因为美国平原的这部分那时是非常干旱的。我们今天知道的衣阿华和伊利诺伊湿润的谷物地带那时更为干旱——古气候学家称之为“高草原半岛”，一个几百千米长的极端干旱的狭长陆地。

在全新世以前（大约1.5万年到2万年以前），中西部的任何地方因为气候太冷而根本不可能存在谷物地带。今天在加拿大北方森林北面数百千米发现的具有代表性的云杉树，那时在这个地方是谷物地带占据优势。随着冰盖逐渐向北退却和气候变暖，自然植被的分市发生了变化，迁移、转换并在几百年前发展成为今天这样的格局，即西部平原的草地和东部平原和西北地区的硬木林。

在大约3000年到8000年前，那时的夏天温度可能要比今天高出几个摄氏度，在密西西比河谷可以感受到高草原半岛广泛的干旱。如果未来再增温几个摄氏度（这次是作为人类温室效应的结果），内布拉斯加的沙丘会再度沙漠化吗？

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对中美洲平原现在的农业或对于北半球类似地区的整个经济可能是毁灭性的。科学家想要发现是什么原因引起了最初的增热，以及环境又是怎样对其作出反应的。如果我们知道这些，那么我们是否有可能运用我们用来预报21世纪增强的温室效应的工具，来“事后认识”高草原半岛的干旱呢？

有可能的是，在距今9000年到6000年前，地球围绕太阳旋转的轨道发生变化，重新分布了冬夏的太阳辐射热量，夏天增加了大约5％的阳光照射，而冬天却减少了5％。这可以解释那时的夏天为什么比今天高出几度。我相信，温室气体增加引起的气候变热（它应该在冬天和夏天同时增热）可能与高草原半岛扩张期温暖的夏季所发生的一切毫无干系。但是，这是否意味着那段时期对21世纪没有任何启示呢？肯定不是！如果我们能够运用我们用来说明未来人类变化的同类气候模型，去研究过去的自然变化，如果该模型看起来能够很好地再现过去变化的方式，那么这个评估程序就有助于我们增加对该模型的可信性。一旦我们就过去大规模的强制性气候变化检验了模型，那么我们就可以用它来较为轻松地预报未来的强制性气候变化。我们在后面还会谈到这个有6000年历史的检验例子。

当地质学家采掘岩石记录时，古生物学家则在野外提取土壤和湖泊沉积物的岩芯，并把它们带回到实验室中去。在实验室，他们鉴别岩芯不同层面上留下的花粉颗粒的类型，通过对这些物质进行C－测定来决定每个层面的年代。

研究者测量出岩芯中树、草或草本植物花的种类和其相对丰度，测定它们的年代。然后，按照不同的种类对冷或热的气候的偏好等因素，从这些相对丰度推断过去的气候可能是怎样变化的。

物种发现的地点与温度、降雨这类宏观尺度环境因素之间的联系，属于“生物地理学”这门学科的一部分。生物地理学家可以绘制出大比例尺（数百千米）的分布图，只要知道某个地点的温度和降雨量，就可以确定这个地方可能会有什么类型的植物组合。

例如，如果夏季温度在10℃以下可以推断是冻土带，如果温度很高和降雨很大可能是热带雨林，如果干旱就是沙漠，等等。遗憾的是，像土壤、生物竞争、草本植物（被动物所吃的植物）这类局部性因素的存在，使得这类生物地理学的“预报”只能得出非常一般的结论或粗略的近似。

研究者还要查看海洋或冰川沉积物，其中化石、岩石、贝壳、冰川的化学成分可以用来作为温度和海平面的代表性指标。通过从许多地点采样，古气候学家可以寻找相关的变化模式的迹象。这些模式对于古气候重建的准确定量是必要的。正是以上述这些方式，研究者已经能够推断在美国中西部有过一个广辽的大平原半岛，它与全新世中期的情况相一致，同时在世界上还发生许多其它的变化。例如，今天非洲和印度沙漠中的土壤化石显示，印度和非洲的季节性降雨地带在5000年和9000年前之间，比它们现在以及比它们在冰川期时要潮湿得多。虽然6000年前在湿热地带相对现在没有很大的变化，但在今天的干热地带却有过重要的变化。5000年到9000年前，中非北部的河流流量和湖泊水面也比今天要高出许多。

冰川期的发生与消失 (How Ice Age (May) Come And Go)

如果我们查看最近的地质时间，比如说70万年前到现在，一系列气候循环是非常明显的。每10万年左右就有一个持续1万年到2万年的间冰川期，然后通过过渡进入一个持续几万年的寒冷的冰川期。

在间冰川期和最冷的冰川期之间的大多数时间，气候比现在要冷。间冰川期往往较为缓慢地演变成为最大的冰川期：首先是一个8万年左右的波动的冰川积累期，然后是一个1万年的冰川高峰期，最后是一个非常快的冰川退化期（它们在一个完整的间冰川期到来之前在大约1万年左右时间内退去）。古气候学家把这个称之为锯齿状模式。关于什么原因引起冰川的缓慢积累以及最后较快的消退，存在着很大的争论。下例是一个可能发生的事件序列。

最后一次冰川期以来冰川的覆盖范围是什么？1万年到1.1万年以前，不列颠岛的北半部为冰川所覆盖，然而到8000年前已经见不到这一冰川了。在北美洲，冰川曾经从长岛延伸到威斯康星以及横跨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它的大多数直到6000年前才消失。

怎样才能积累起足够的冰川以形成一个冰川期呢？许多古气候学家认为（他们用模型支持自己的观点）是米兰科维奇机制左右了这些循环：地球轨道的变化改变了地轴的倾斜，从而调整了冬夏之间和赤道与两极之间太阳的照射量。对冰川期一间冰川期循环的一个理论性解释是这样的：出现一个有异乎寻常大雪（在夏天也不会完全融化）的冬天是因为地球轨道要素在起作用（意味着在北纬地带几乎没有什么夏季太阳光照）。雪所反射掉的太阳热量，要比树、草和土壤可以反射的多得多，结果导致温度急剧下降和下一年的夏季变得更冷——一个典型的正反馈系统。最终，雪积聚起来并压实成为冰，冰原随着变冷的气候向南推进。5万年左右以后，冰川越过北极发展到英格兰，从加拿大发展到了威斯康星。冰川的巨大重量压迫着其下的地壳。随着海水在陆地上成为冰原，海平面下降了100米。

冰川期怎样才能扭转呢？较为可能的思路是：由于气候是如此之冷，以致北纬地带不再能形成大雪，从而停止了冰川的增长。冰川的重量使其下的基岩下沉，从而降低了冰原的高度，使它裸露给相对较热的空气。地球轨道再一次发生变化，从而增加了夏季的太阳光照。所有这些，结合起来就导致了冰川期的消退。随着更多的赤裸的陆地露出地面和植物开始回生，地球吸收了更多的热，这种正反馈把地球很快地导入（因此出现锯齿状模式）间冰川期。1万年到2万年以后又开始一轮新的循环。

当研究者建立气候模型考虑这类forcing和反馈性因素时，他们确实可以在计算机的输出端，重现所观察到的冰川期和间冰川期过渡的锯齿状格局。然而，以模型为基础的成功的古气候模拟，仍然只是全球变暖求证实验的相关的而不是主要的证据，因为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所勾勒的这些机制的混合，在自然界是否以我们在模型中所建构的方式发生作用。例如，在过去80万年间占主导地位的10万年的循环，不可能是由地球轨道的偏心率变化所驱动的，因为这个10万年的循环，对于进入地球的太阳能量只能产生微乎其微的变化。最近有人指出，在地球轨道平面倾斜方面还存在着一个被人长期忽视的变化，这个变化，显示对过去60万年中以10万年为周期的冰川期循环有着很好的匹配关系。但是没有明显的机制，可以使得这种匹配看起来丝毫不像是一种奇怪的巧合。一个有趣的假说认为，较强烈的冰川期（包括过去60万年间10万年为期的循环）与西藏高原的构造上隆有关。很明显，冰期理论还不完善，但是在古气候重建和模型模拟的许多方面已经有足够的一致性。

气候的最适条件 (The Climate Optimum)

我已经提及，天文学家已经显示地球的轨道相对于太阳有一个2万年、4万年和10万年的循环。今天，我们在1月份最接近太阳，但在9万年以前我们却是在7月份较为靠近。从现在起的10万年后，我们会再次逆转。我们知道，地球的轨道变化不会改变地球所接受的太阳照射年总量一个百分点的十分之二三，但是轨道效应可以改变纬度上和季节性的能量分布高达10％，即所谓太阳轨道forcing。我们完全确信在9000年前的夏季，有比现在多8％的太阳光进入北半球。

随着计算机模型研究的最新进展，模型研究者现在已经开始模拟和解释过去气候的这些变化。他们可以从我们关于冰盖变化、大气圈中的粒子、二氧化碳、海平面温度，以及来自太阳的能量等方面知道的一切，把所有这些“forcing”输入模型，然后，他们可以产生几千年前的气候是什么样的模拟。

研究这些现象的科学家也研究湖泊沉积物中的花粉化石和观察云杉森林如何向北迁移。然后，运用气候模型对古气候变化的预言，加上另一个有关森林如何随温度和降雨变化而变化的模型，他们把气候科学与生态系统科学联系起来。这使得我们能够预言，由模型计算驱动的、温度和降雨随时间变化的生态系统会发生什么变化，并通过将所预言的生态系统变化与野外在花粉化石中发现的东西进行对照，以检验气候模型。一个来自许多地球科学专业的国际科学家工作小组在一个称之为“全新世合作制图计划（CO2HMAP）”的研究计划中已经合作研究有五六年。总体上，他们的许多气候和生态模型与所掌握的资料相比较，在很多方面有着令人鼓舞的相似，但是在个别细节上还不总是完全一致。在一个任意给定的地点和一个任意给定的时间，这些模型在预言某些细节方面还得不到很好的可信性。而且，他们的森林模型，还没有包括冰川期大气圈中的低CO2。浓度对树木生长的直接的生理学效应。

于是，基本问题就成为：对模型预言的变化与16万年的自然变化的广泛对比，可以证实过去100年或未来100年，温度上升和温室气体积聚之间的定量因果关系吗？对此还不能肯定，因为仍然存在其它潜在的解释。但是，一致性已经足以认为这种因果联系是极有可能的，我认为有80％－90％的可能性可以相信，在20世纪地球变热与温室气体forcing之间存在着因果联系。（参见第六章　中其它科学家关于这个问题可能性的个人观点。）证据是充分的，但仍然是相关性的因而不是结论性的――一个适合在特殊兴趣的人群中展开争论的条件。

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已经发现了吗 (Has A Human-Induced Climate Change Been Detected Yet?)

我已经提到，温度记录（图3.l）显示20世纪有大约0.5℃的增温趋势，同时，CO2、CH4、N2对这类温室气体的浓度亦相应增加。许多政策分析者和决策者已经询问：这种伴生关系是一种巧合还是一种因果？简言之，在所观察的温度记录中，是否已经发现了人类引起气候变化的迹象？对这个问题的回答看似简单，但实际上却极其困难――它会引起大量的争论。

首先，“发现”某种信号意味着从一个噪杂的背景中把它检认出来。全球平均温度记录，展示有以年计和以十年计的大约0.2℃的波动。它们仅仅是偶尔的噪声呢？还是对像火山喷发烟雾这类现象产生的反应？我认为答案是两者都有。全球温度在1883年（Krakatoa）、1963年（Agung）、1983年（El Chichon）、1991年（Pinatubo）火山爆发后的二三年里下降了十分之几度，这种变化很可能包括了对火山引起的平流层尘云的强制性反应；而大多数年复一年的温度波动可能仅仅是“噪声”，即由大气圈、海洋、冰原、土壤和生物群等气候子系统之间交换物质和能量引起的偶然的或随机的振荡。

长达一个世纪的0.5℃的增温趋势怎么样呢？它可能会是噪声吗？这相当于问：掷一对骰子出现两个一点（每36次才有一次这种机会则4是否纯属偶然？我们大多数人都想要掷上一阵子来检验这种机会。但在地球及其气候问题的情况下，我们并没有长达100多年的覆盖全球的温度测量，因此，并没有告诉我们“气候骰子”可能性的直接测量数据。在这种情况下，长达百年的0.5℃的增温趋势是一种偶然的事件。从数学上讲，为了弄清0.5℃的增温趋势是不是可以同这种自然噪声进行比较（或比其要大），我们需要知道长期的自然变异性（自然噪声）。如果比自然噪声为大，那么我们可以比较确信，20世纪的地球变暖不是一个偶然事件（我们把此过程称为“气候信号发现”）。然而，即便我们已经发现气候很可能发生了变化，但要把这种变化归之于人类活动，仍然有许多的工作要做（我们把此称为“气候信号归因”）。

由于我们没有全球表面温度趋势的观察数据，比如说2000年间（一个含有20个百年周期的时段），某些人已经提出迄今为止不存在气候变化的直接证据。虽然严格讲起来是对的，这却是一个高度误导的论断，因为还存在着大量间接的证据。例如，树木年轮的宽度就是气候变化的指示物，科学家已经取得了数千个覆盖全球数干年历史的树木年轮序列。其它的指示性“温度计”，包括冰川运动引起的地形变化、湖泊沉积物中的花粉浓度变化、冰川早期雪层中的化学成分等。虽然不是精确的全球温度指标，但这些指示物综合起来表明：0.5℃ 的全球增温（或全球变冷）是一个完全非自然的事件。或许在我们最近的间冰川期历史中，平均算起来1000年才发生一次。这个间接证据强烈地支持我们认为：在20世纪的温度记录中，已经发现了一个真正的气候变化，这就是我80％到90％他相信这不是一个典型的自然波动的原因。但是怎样确定这种典型的增热趋势的原因呢；

如果暗示由于人类温室气体的增加引起了地球增热，那么需要排除其它的潜在原因（如像太阳辐射热变化或火山喷发）。还有，太阳能量输出的直接证据只出现在一个相当短的时期：即太空探测仪对大气圈反常效应做过测量观察的过去20年。这些测量结果表明，在为期11年的太阳黑子循环中，太阳辐射只有非常小的变化（低于0·5％），这个变化不足以解释大多数所观察到的全球温度记录。当然，在我们有可靠的太空探测仪测量数据之前，太阳释放的能量或许有过更大的变化。这种可能性已经导致了喧闹的争论．温室效应怀疑者认为太阳的变异性可能引起了所见到的地球增热（尽管他们没有直接的证据）。虽然，我和我的大多数同事，不相信单单一个太阳能解释过去100年的气候变化，但我们也不能以99％的不可能性来排除这个设想。我认为，如果要非常肯定把所观察到的长达百年的增热的具体比例，归之于人类活动，还要再花10年到20年的时间，去观察太阳辐射和地球表明增热（1995年是又一个有记录的热年）。这就是说，如果我们只用地球平均表面温度作为测量变化的依据，则要花数十年时间才能得到较确切的原因。

观察发现几个嫌疑人没有不在现场的证据，但却无法给他们定罪。于是必须寻找直接的证据，特别是指纹。那么是否也存在着“气候指纹”？例如，二氧化碳捕热作用引起气候模型的全球平均温度增加，但此外平流层温度降低，北半球温度比南半球温度趋热，极地温度增热比热带要大，因为融化的冰雪使得更多的阳光被吸收，从而强化了高纬度的气候变化信号。因此，在CO2。增加1倍的模拟中，可以发现变化的或“气候指纹”的类型。于是，气候学家寻找观察记录，以了解模型产生的这种“指纹”是否在自然中发生。搜寻结果综合如下：当然，观察到增热是存在的，但是南半球的增热并不比北半球逊色，外加的极地变热也不与模型的演示匹配。平流层确实在冷却，但比模型根据温室气体增加所作的预言要多。

温室效应怀疑论者及其政治同盟军大声宣称模型不适合，是因为观察记录中根本没有清晰的“指纹”。但正如一些气候科学家（包括我自己）在回答中指出的，如果模型是由自然界所承受的同样的一组外部forcing所驱动，那么唯一合理的做法是，把自然中的气候变化模式与气候模型中的模式作比较。换句话说，模型不仅需要受到温室气体增加的驱动，而且还必须包括燃烧高硫质的煤和油所产生的烟雾这类潜在重要的区域性冷却效应的影响（在其它的forcing中，特别要考虑臭氧变化和生物量燃烧，尽管它们的绝对意义不如前者）。最近由全球规模温室气体增加和区域规模含硫烟雾双重驱动的模型，显示了完全不同于仅仅由温室气体驱动或仅仅由太阳能量输出变化驱动的“指纹”（气候变化模式）。这些工业形成的烟雾大多数存在于北半球。因此，它们反射掉了一些太阳的能量（特别是在夏季），从而降低了气温。由此可以预料，这些烟雾多少抵消了由温室气体引起的增热程度，而这种抵消大多数发生在北半球。确实，最近在英国Hadley中心和加利福尼亚Lawrence Livermore国家实验室，用CO2和烟雾forcing结合所作的模型显示：在南半球有稍微高一点的增热，高纬地区则稍弱一些。平流层仍然在降热――如果把臭氧损耗同时考虑在内就和观察所见相接近。这个“气候指纹”模式，非常接近1960年－1990年间区域性和季节性气候变化的观察模式。这一令人鼓舞的一致，使得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小组（IPCC）的几百个科学家在1995年谨慎地断定，现在已经可以说发现了一个真正的气候变化，并且至少它的某些方面可以归之于人类活动。尽管承认还存在许多不确定性，IPCC的总结报告（在为下面这句话的言词表达争论了好几天后）说到：“然而，综合的证据显示人类对气候有着可辨别的影响”。仅仅几个小时的辩论就达到了对“可辨别的”这个词的选择，这个词距离我在1976年《创世战略(The Genesis Strategy)》一书中使用的“可证实的”一词已为时不远。

这个新的“指纹”证据是不管是确凿证据还是仅仅是个不可能的巧合，会引起今后多年的争论。同时，地球这个实验室会继续发掘出答案（实验意义上的）。

在气候发现与归因问题上还需要强调最后一个话题。直到最近，气候模型研究者还没有足够的计算机能力，对气候变化随时间演化的过程进行日常计算，以提供几个不同的有关温室气体和烟雾浓度未来发展的故事。这就是，他们没有做过所谓瞬时的气候变化说明。（当然，真正的地球正在经历瞬时的实验。）相反，模型习惯于估计，在CO2被人为翻番和保持相对固定，而不是随时间增长而增加之后（就像它在实际中或在一个较为真实的瞬时模型演示中出现的那样），地球气候最终看起来是怎么样（即平衡模拟）。

因为巨大海洋的高效储热能力，瞬时模型模拟要比平衡模拟较少展示直接的变暖。然而，这种没有实现的变热在数十年后会最终表现出来。这种热衰变（会诱使我们对气候变化的长期积累产生错误的理解）现在正在用大气圈、海洋、冰川、土壤和生物圈的耦合模型进行解释（所谓地球系统模型，ESM）。早期的用ESM做的这种瞬时计算显示了与地球气候观察资料的更好的一致性。当美国Hadley中心和德国汉堡Max-Planck研究所的瞬时模型，还由温室气体和含硫烟雾两者驱动时，这些随时间变化的模拟，得到了人类对气候影响的更为真实的“指纹”[14]。需要有更多的这类计算机模拟来提供建立对气候模型的绝对的自信，但是科学家现在正在对目前的工作不是批评者一再声称的十足幻想这一点，开始表现出日益增长的自信。

然而，像ESM这种非常复杂的耦合系统，在CO2和烟雾等外部干扰，使得它发生非常快的变化时，可能会有不可预料的结果。确实，某些涉及上下数百年的瞬时模型，展现出基本气候状态的戏剧性变化（例如全球洋流中的快速变化）[15]。1982年，我和Starley Thompson用非常简单的瞬时模型，研究了随时间变迁的气候变化模式是否依赖于CO2浓度增加的速率[16]。对于一个缓慢增加的CO2积累，模型预言：温度增加在两极要大于赤道。

赤道一两极温度差异的任何变化都将导致区域气候发生改变，因为温度差异影响大规模的大气气流模式。然而，对于一个非常快的CO2浓度增加，我们发现在南半球的赤道一两极差异出现了逆转。如果这种情形持续数十年，就会在本世纪内引起不可预言的气候情况，或者因此导致气候向新的平衡状态进行调整。换句话说，我们对自然的影响越快越厉害，出现意料之外事情的可能性就越大（其中某些可能是会令人类感到不快的）。

经过15年的工作之后，IPCC用下面这段话总结了它的报告：

未来不可预料的、大而快速的气候系统变化（像过去曾经发生的那样）就其性质而言是难以预测的。这意味着未来的气候变化还可能会导致形成“意料之外的事情”。这种情况特别会由气候系统的非线性性质引起。当受到快速干扰时，非线性系统特别会出现不可预料的行为。可以通过研究气候系统的非线性过程和次级要素来取得进展。这种非线性行为的例子，包括北大西洋的快速洋流变化和与地球生态系统变化相关的反馈。

当然，如果我们选择某种政策来放慢人类活动影响大气圈的速率，气候系统就会较少受到干扰。我将把这个有争论的问题放到本书的最后去展开。

奇异气候现象 (Climate Surprises)

大约1.2万年前，在温带动物群经过长期的冰川期返回到北欧和北大西洋之后，在不足100年的时间里有过一次戏剧性的向类冰川期状态的折返。这个微冰川期被称为新仙女水期（Younger Dryas），位于仙女木（一种生长在冻原的花卉）广泛出现之后。它在温暖、稳定的全新世最终来临之前持续了大约500年。是什么事情发生了呢？

当然，我们今天无法确切地知道详情，但有一些不错的假说。此外，所谓新仙女木气候信号主要是一种区域性变化：整个北大西洋，包括加拿大东北部和欧洲大部分地区。但是在这个时期看到了戏剧性的为期几十年的生态折返，整个地区表现的是类冰川期的植物和动物。从全球上看，虽然存在着同时变化的证据，但变化的戏剧性要小得多。地质史上的这个时期，在南极洲冰芯中没有证据发现显著的气候变化。对北大西洋沉积物中浮游生物残骸化石的研究表明，温暖的海湾洋流要偏向南方许多纬度，深海大洋环流（有时候叫做海洋传送带）的整体结构仅仅几十年就回复到类冰川期的形式—一种在人的一生中就可以测度的戏剧性的气候变化。

对新仙女木期的最有可能的假说是：有过一次淡水进入北大西洋的快速脉冲。由于淡水比盐水远为容易冻结，因此很快形成了海上冰盖，这也许可以解释大约1.2万前欧洲出现的戏剧性的寒冷问题。但是这种突如其来的淡水来自何方呢？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地球化学家Wallace Broecker提出来的：来自快速变暖的北美冰原的融化水积聚在一个其东岸是冰原残余的巨大的湖泊中（地质学家把这个湖叫做Agassiz湖）；随后冰原残余的东岸破裂，一股戏剧性的“融化水洪流”泄入Saint Lawrence河谷进入了北大西洋。

最近，一些非常有争论的发现表明，至少在格陵兰，在大约13万年前的前一个间冰川期里，几度出现过温度（数十年内5℃ in decades）和CO2的戏剧性波动。直到现在，一般相信这个时期的平均气温要热一些（2℃），相对于我们所在的间冰川期（全新世）来说也较为稳定。解释这个13万年前波动的最流行的假说是：北大西洋传送带环流的变动。这些仍然有争论的奇异气候变化已经引出了一个明显关键性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温室气体或氧化硫这类人类干扰加入气候系统，会使今天的传送带洋流发生快速的变化吗？人类引起的2℃的地球变暖（可以作为未来数十年的一个好的赌注），会促发像13万年以前增热2℃的间冰川期在北大西洋区域曾经发生过的那种奇异的气候不稳定现象吗？

我们评估人类对气候快速影响引起的风险的最好方式是，把气候模型和古资料进行比较以弄清过去发生的事情，从中估计某些重要的事情再度发生的可能性的大小。此外，未来奇异现象的形式和可能性是，基于虽未确证但却可能的分析之上的推测。但是，对意料之外气候现象其破坏作用的普遍悬念和担忧，足以催促我们要加快我们的知识更新，减慢我们迫使自然变化的速率，或者最好（按照我的价值观系统）是同时做这两件事。这会产生多少代价或者谁应该支付这个代价将在后面简单论述。首先让我们考虑气候变化会对人类其它干扰行为作出如何反应，以及这种全球变化会怎样影响自然生态系统。

谢选骏指出：人说“模拟人类引起的全球气候变化”，而“要模拟地球的气候，模拟者需要决定应该包括气候系统的哪些要素，需要考虑哪些变量。如前面已经提到，如果我们选择模拟冰川期和间冰川期的长期结果，我们的模型，就需要明确包括过去百万年来气候系统中各种重要要素的影响，而这些要素之间又是相互作用的。”

——我看模拟所需要的实验条件，实际上是无法做到的。由于勉为其难，于是不同的模拟就冒了出来。结果就是大家都采用一个对自己有利的模拟结论来予以宣传。

【第五章　生物多样性和鸟类的斗争】

中欧和大西洋中部地区冰川期时代的森林主要是云杉树，而不是像今天桉树和枫树这样的硬木树种。很长一段时期，物种群落被认为仅仅是来回发展的。在冰川融化期向北追随冰盖发展，当地球寒冷时回头向南在冰前发展。这种观点自从达尔文时代以来一直非常流行，达尔文相信整个物种群落仅仅是作为整体在随气候变化而迁移。在《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一书中他写道：

由于北极的物种先向南后折回北方以与变化的气候保持一致，在漫长的迁移过程中，它们将不会经历太大的温度变化；它们是作为一个整体迁移的，因此它们的成熟关系未曾受到很大的干扰。因此，与本书中反复强调的原理相一致，这些物种形式未曾受到很大的改变。

这种思想保证了气候变化情况下生物多样性得到保持的可能性：物种将会整体迁移和生存。如果整个生物群落仅仅是随气候变化在迁移，那么只要能不受约束地进入迁移过程，物种就可以通过不以丧失多样性（也被称为灭绝）为结果的迁移而适应气候变化。

但是这种对群落迁移的期望，由于最近从地球土壤和沉积物挖掘出来的资料而得到了明显的修正。明尼苏达大学的生态学家Margaret Davis第一次提出，单个物种对气候变热的反应是有差异的。随后，叫做全新世合作制图计划（COHMAP）的科学家小组，考察了可以回溯到最后一次冰川期最高点的许多种植物的花粉颗粒化石。他们发现像云杉或桉树这样的物种，在冰盖融化时确实向北追随冰盖发展，但不是达尔文或大多数生态学家想象的那种以完整群落行进的方式。相反，COHMAP的科学家发现从冰川期向间冰川期过渡的时期，物种以不同的速率甚至以彼此不同的方向进行迁移。你可以说树是在迁移，但老的森林却在消失，因为树、草和植物的成分在过渡中经历了许多独特的和不熟悉的组合——所谓“异同生境”，因为今天根本没有相类似的东西存在。这些生态性质的重新安排也许已经被人归之于最新的灭绝事件：猛犸象、剑齿虎和最后这次冰川期末期其它所谓超凡的巨型动物群的消失。

这种“异同生境”也被伊利诺伊博物馆的Russell Graham，看作是小哺乳动物对大约5000年到l.5万年以前冰川期消退的反应。他的发现也使达尔文的观点陷入矛盾。这些发现对于那些高度相信生物多样性在面临气候变化时，可以通过迁移得到保持的人来说应该是具有打击性的，因为它们显示，正常的动物和植物群落在气候引起的过渡期间可以受到扰动，即便是相对缓慢的自然气候变化也是如此（回忆第二章，从冰川期到间冰川期，全球气候变化的平均持续速率为每千年只有大约1℃）。

换句话说，包括捕食者与被食者关系和在生态系统中创造物种相对稳定分布的其它竞争机制在内的“自然平衡”，在气候变化期间可以受到严重的扰动。因为气候变化可以引起不同的物种以不同的速率作出反应，结果改变了生物群落的结构。这使得一些生态学家担心：由快速气候变化（按现在推测，全球气候平均以每百年为尺度的速率持续变化）引起的生物群落的解体，会加剧物种灭绝的速率。现在的物种灭绝速率被认为已经由于栖息地解体、化学污染，以及非本地（所谓外来）物种的导入等原因而大大加快。

密歇根大学的生态学家Terry Root研究了美国过冬鸟类的分布，以寻找其与温度或植物类型这类大规模环境变量的关系。她发现对于产于北美的东菲比霸蓊鸟(eastern phoebe) 哪有类似那样的明显依存关系。这种鸟冬天向北飞行的范围边界与1月份平均最低温度线非常接近；但是这种有翅膀的动物在气候变化时可以非常快地迁移。这是否意味着全球气候变化与这类反应较快的物种没有干系吗？

Root发现北美许多过冬的鸟类与温度和植被两者有着相关性。在既定的生理承受能力情况下，温度控制了鸟类可以在向北多远的地方生存；而一定类型的植被对于提供食物、住所或者巢穴是必不可少的。Root进一步指出，那些生理上仅仅受到低温限制的鸟类，在天气变暖时可以马上飞向北方。但是那些同时受到栖息地（例如植被类型）限制的鸟类，为了适应空气中CO2增多所改变了的气候和光合作用，也许不得不为它们所需要的植被环境等待几百年才能迁移（如果它们可以的话）。在这个过渡时期，很可能发生生态群落的解体，捕食者——被食者关系的改变，以及长达几百年生态失序的潜在威胁。因为气候从小到1℃、大到可能10℃的增热，要让各种物种各自适应气候的变化和直接的CO2递增，需要几百年的时间。这种对自然平衡的干扰很可能加剧生物灭绝，特别是对于那些只有有限的居住范围，并且强烈地与气候变量相关的许多物种。解释今天大多数物种的栖息边界和丰度，一直是对科学的令人生畏的挑战，即使这些物种有长达数千年的稳定的气候和CO2浓度可以去适应。如果地球增热典型地以预测的或较高的速率变成现实，那么担心生态系统的扰动会导致动植物物种群落的解体，甚至搅乱现在建构起来的生态系统，就是非常合理的。

与谁在生物群落中有关吗 (Does It Matter Who’s In A Community?)

我最近参加了我们中学同学毕业30年的团聚。我渴望见到这数百名往日的同学，他们经过30年的生活岁月开始头发变灰、脸上起皱、身体发福，但同时则（幸运地）老练成熟了。同学中有的变得认不出来，有的却明显没有变化，所有这些实际上并不使我感到太大的惊奇。真正使我感到惊奇的是，即使我手中拿着记事手册，我能记起来的人也是如此之少。五六个以前的好朋友，十几个能够记得的偶尔的朋友，但是数百个其它的同学实际上一点也没有想起来。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突然闪现在我的脑子里；如果这些同学中大多数都比我早一年或晚一年，今天的我是否会变得判若两人？如果我们被带到完全不同的一组学生中间，我们是一个由相互作用的人所组成的、具有持久地改变了每一个人的整体特性的共同体呢，还是一个其功能（在这里是中学教育）基本上没有变化的偶然的个人集合体？生态系统中某些物种是否与系统的功能相关，或者仅仅只要足够类型的物种就行了？如果一种树种灭绝并被另一树种取代，这个生物群落会出现很大的差异吗？

物种在生物群落中作用的概念引出了另一种观点，即生态系统自我维持的思想。这两个问题多少都是有争论的。生态系统是被定义为一个由相互作用着的不同物种和物理化学环境组成的共同体。

生态系统的尺度可以小到云状水滴中的微生物群落，大到整个世界，这取决于我们想要考虑的特定系统和时间框架。生态系统的功能导致了许多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随时间演变，最终导向一个称之为“自然平衡”的状态。但是今天，已经很少有生态学家持有这种稳定不变的观点。相反，“自然涨落”这个词更经常地被用来描述一个动态的平衡。在这种状态中，许多单个物种可以有数量上的波动，在足够长的时间里，仅仅因为被新演化的生命形式替代而走向灭绝。但是生态系统自我维持的功能多少得到保持。这种自我维持包括基本的生产力（光合作用、氧气产生、把CO2从空气中移走并固化在植物体中——食物链的基础）、废物的再循环（来自于大量腐败菌）、洪水控制（有植被的山坡相对于赤裸的山麓能戏剧性地减少水土流失）、保持基因资源（作为食物、防治疾病和用作医药）、净化水体，以及其它一些功能。对生物多样性形成威胁的人类活动，是否也会威胁生态系统的功能。如果是的话，人类是否能够用可以持续和可以承受的技术替代自然界的这种免费服务，这些都是有争论的问题。

我还说过，生物群落的概念也是有争论的。没有人否认占据某个特定地点（并且在大多数情况下发生相互作用）的各种物种的总体构成了生物群落。然而，争论在于，某组特定的物种，是否具有不能为其它不同的种群或物种所复制的独一无二的特性和功能。

可能有两种极端的情况：①物种群落根本没有独一无二的秩序，而只是偶尔的组合；②物种间相互作用非常紧密，以致整个群落所受到的影响要超过群落中的任何一个物种。虽然大多数生态学家相信，介于两者中间的某些系统才具有代表性，但在自然界可以识别出上述两种极端的实例。并非所有的物种对群落的功能都同样重要。某些物种扩张或缩小它们的数量，但对群落的其它成员可以没有多少影响，而有些物种（称之为基本物种）在群落结构中起着关键的作用。

存在关键性危机的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是，美国西海岸的海獭(otter) 差一点被毛皮捕猎者灭绝。海獭数量的减少对整个近海生物群落产生了明显的干扰。以往曾是海獭食物的海胆快速繁殖，反过来毁坏海藻森林，导致了一片被称之为海胆荒地的生物枯竭的类沙漠海底。只有在保护海獭的有争论的政治压力取得成功以后，海胆的数量才趋于减少，海藻恢复生长，一个由鱼、就鱼和更小的生物组成的新的群落得以重建起来。

还可以讲述许多其它这样的故事。例如，美国西部为保护牲畜，大量消灭狐狸，结果导致了郊狼的繁殖。于是产生了允许狐狸数量膨胀但会威胁家禽数量的控制郊狼的计划。这导致了一些有争议的重新引入狐狸的建议。在进行自然实验时，特定的群落是松散联系还是紧密联系往往是不清楚的。更不用说，什么是群落中的关键性物种，或者是否存在关键性的种群限度（低于这个限度灭绝就有可能发生，波动将长时期地折磨群落）。从事保护工作的生物学家已经草拟出了有关最小种群数量和最小栖息面积的粗略的规则——低于这个限度－（至少适用于区域性问题，如果只剩下一块含有那种物种的地区，那么就具有全球性意义）灭绝就会逼近。这些规则也被用来预言人类活动（最明显的是砍伐森林）是怎样减少未来的生物多样性的。由于这种预言要求减慢对某些生物栖息地的破坏（这种土地利用也许在经济上有利于某些特殊群体），规则本身受到了攻击。下面让我们稍微详细地考察：由于砍伐森林这类全球变化所引起的物种丧失的根据是什么。

岛屿生物地理学：生物多样性的水晶球 (Island Biogeography: A Biodiversity Crystal Ball?)

大的区域常常以冻原、北方的森林、沙漠、草地或者热带雨林这类生物带为特征。只要气候条件合适，这些生物区系或生物带常常可以在地球各地多次再现，例如，冻原常常见于寒冷的高山或高纬地区，而阔叶植物的雨林则见于热而潮湿的地区。Terry Root发现的1月份夜间温度与北美许多过冬鸟类向北活动边界的相关性，起因于鸟类在夜晚变得又长又冷的地方所经历的生理限制。它们需要开足它们的代谢速率，用它们的脂肪作为燃料，实打实地度过颤抖的夜晚。这迫使它们一个晚上就失去身体重量的10％，第二天它们必须得到充分的补给，否则这些鸟就必须去南方生活或者就是灭绝。

类似地，居住在各种生物区系的植物，也具有允许它们在一定的地理和气候区域生存的生理特征。物种分布或生物带与气候这类大规模要素之间的关系被称为生物地理组合。

影响物种分布生物地理学的另一个因素，是栖息地的面积和这些栖息地之间的距离。把一个地区的多样性（物种的数量）与该地区的气候、大小以及与其它地区分离。情况联系起来，这种生物地理学规则是通过研究岛屿发现的。由火山活动新形成的岛屿最初是缺乏生命的，但很快就有植物和动物随着风来到岛屿之上并开始繁殖，或者再后来，搭在船底上过来，就像有高度破坏力的斑贻贝（zebra mussel） 20世纪80年代从欧洲侵入北美水域那样。

岛屿与新迁徙过来的物种的源地（例如大陆）越近，该物种就越容易在这种旅行中生存，因此它们在岛屿上的数量就越大。这称之为“距离效应”。岛屿的面积越大，不同的物种可以生存的地方或生态位置就越多。此外，较大的空间允许较多的个体，因此较多的物种将具有基于长期生存所需要的最小限度之上的总体数量。这些机制合起来构成“面积效应”。换句话说，岛屿越大，物种的数量就可能越多。最后，如果气候、火或者其它威胁等所有外部因素（生态学家叫做“干扰因素”）保持稳定，就建立了一个动态平衡，即岛屿上已有物种的灭绝速率为外部新物种的到来所平衡。平衡意味着在这种情况下多样性保持不变；而动态则意味着物种的名单随时间发生变化。

1963年， Robert MacArthur和Edward O．Wilson用这些思想和大量资料建构了一个理论，这个理论是今天预言砍伐森林这样的全球变化活动怎样减少生物多样性的主要工具。这个被称为岛屿生物地理理论，对说明人类对生命与气候共同演化的40亿年的地球自然史的影响，具有非常深远的意义。这个理论在生态学家和盲目追求发展的人群之间激起了愤怒的对抗，前者用理论去证明人类应该减慢他们对自然的影响，后者不是无视非人类的自然的价值就是攻击这个理论是夸夸其谈。哈佛大学的Edward O．Wilson在其得奖著作《生物多样性》（The Diversity of Life）中解释了他们的理论是怎样产生的：

我们注意到世界各岛屿的动植物显示了岛屿面积与其生存的物种数量之间的一致性关系。岛屿面积越大，物种越多。古巴的鸟类、蛇类、植物和其它生物的种类比Jamaica的要多得多，而Jamaica岛的动植物又比Antigua岛的多。这种关系差不多到处都可见到，从英格兰岛到西印度群岛、Galapagos岛、夏威夷、印度尼西亚群岛和西太平洋，都遵循一个始终如一的算术规则：面积每增加10倍，物种数量（鸟、蛇、草）就接近增1倍。以世界上的陆地鸟为实际例子。一个1000平方千米的岛屿大约有55个种类，而一个1万平方千米的岛屿，则有2倍那么多的种类即100种。更准确地说，物种数量是按面积－物种方程增加的：S=CAz。这里A是面积，S是物种数量，C是常数，指数z是一个二级的取决于生物类群（鸟、蛇、草）的生物学意义上的常数。z的价值还取决于群岛是接近源地（像印度尼西亚群岛那样）还是远离源地（如夏威夷和西太平洋的其它群岛）。

这种关系在该书出版以来的30年中，已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Jared Diamond等生态学家，针对数十个不同大小的栖息地做过数十次的检验与再检验，发现差不多所有的案例都证明了这个基本公式，只是z值有微小的差异。

Wilson和其它的生态学家已经运用物种－面积方程，推测如果未来几十年人类发展引起岛屿森林面积减少，那么可能会丧失（被迫灭绝）的物种的百分比将是多少。Wilson解释道：

在栖息地面积减少时，灭绝的速率就上升，并持续高于原来的基础水平，直到物种数目从一个高的平衡下降到一个低的平衡。要使结果比较明确的粗略方法是，当面积减少为原来大小的十分之一时，物种的数量就最终下降到原来的一半（实际上非常接近在自然界经常遇到的数目）。热带雨林的破坏以现在的速率持续到2022年，那么现有雨林的一半将会消失。这将引起物种灭绝的总量在10％到22％之间。

依据Wilson岛屿生物地理理论推测，每年将有多少物种灭绝呢？为了估计这一点，我们首先必须估计地球上一共有多少物种？今天相对于过去有多少正在灭绝？各种物种在不同的群落中的重要性如何？牛津大学的生态学家（曾经当过英国首相科学顾问的）Robert M．May多年来一直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出于在过去的知识社会中根深蒂固的难以理解的理由，我们在回答这些问题方面所取得的进展是惊人之少。标准版的Linnaeus’s著作出版的时间是1758年，它可以看作是记录地球上生物多样性的简单而真实工作的开始。从牛顿基于几百年来有关行星运动和星表的记录信息，给出引力定律的分析性和预见性知识以来，已经过去了整整100年。由牛顿与Linnaeus之间的这种滞后标志出来的遗产仍然伴随在我们身边。今天我们对恒星的分类学所知道的东西（以及所花费的时间），仍然要比有关地球生物分类学所知道的要多。我们对宇宙中原子的数目已经有了较好的估计（这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成就），但对与我们一起分享地球的动植物物种的数目，却没有获得相应的成功。

尽管生态学家竭力呼吁要重视调查自然的多样性（某些政治家和那些不想了解他们的私人属地有多少物种生存的土地所有者，以同样强烈的程度，要求撤销政府为弄清全球生物资源而设的基金），科学家确实已经对生物多样性做了大致差不离的估计。Wilson认为仅是对雨林的保守估计就有1000万物种。假定现今森林毁灭的速率大于每年1％，运用由岛屿生物地理理论建立的物种－面积公式，Wilson作出的“乐观估计”是每年有7.7万物种灭绝，每小时不会低于3种。通常，灭绝速率是每年每百万现有的物种中，大约会有一种灭绝。因此，他断言：“人类活动在雨林方面，仅是减少面积就使物种灭绝增加了1000到1 倍。显而易见，我们正处在地质史上一次大灭绝发作的进程中”。生态学家这些估计即便是没有包括其它全球变化的干扰的令人震惊的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决心增加自身数量和经济水准的物种（人类），有权继续这种不知不觉的，或者是故意的行星级别的屠杀吗？或者，人类应该使用我们已经进化的推理和感知能力，会停止我们的脚步，估量我们行为的结果，使我们整体上少一些破坏性吗？或者，尽管缺少普遍的政治支持，人类应该重新思考那种把人类数量和经济的增长，置于差不多所有其它竞争价值之上的全球规模的价值系统吗？只要这些含义对于某些人的经济利益或世界观是不利的，对于赋予人类发展比保护自然具有更高伦理价值的我们这个文明的整体嗜好是不利的，或许我们就不应该奇怪：为什么某些满足于传统经营生涯和以人类为中心价值的人，要煞费苦心地怀疑，那些为由人类引起的生物灭绝危机而忧心忡忡的人的科学与价值。

资料导向的经济学家与理论导向的生态学家 (Data-Oriented Economists Versus Theory-Oriented Ecologists)

虽然要冒着夸大成见和创造某种错误的两分法的危险，但我仍然断言，与生态学家相对的是自由市场的传统经济学家。后者通常坚持认为，过去的资料而不是理论才应该成为预言的基础。日内瓦大学的自然哲学家Jacques Grinevald曾经向我指出：“虽然现代经济学强调资料导向，但实际上，其传统恰恰是一门理论导向的社会科学”。不管他们的专业演化如何，这种资料导向的分析家蔑视任何缺少资料的理论。关心变化之原因的生态学家虽然也用资料，但主要是用它们来发展和检验理论；然后他们用理论去预言变化。

然而，如果从过去资料中推出的某个规则没有恰当地反映未来可能起作用的机制，相反只是一个反映过去主导机制的简单外推，那么这个规则的预言技术是要受到怀疑的。如果未来的情形很可能与过去非常不同的话（例如承受空前的全球变化的干扰），那么就尤其如此了。此外，即便是收藏了许多过去历史资料的图书馆也可能缺乏对未来有效洞见的规则，除非用来预言的规则，代表了在与过去明显不同的条件中能起作用的机制。

所有负责任的生态学家都承认，无论关于物种数量还是关于现在的灭绝速率都存在令人恼火的不确定性。他们理解，他们的希望无休止地因为社会对改变这种资料不足的统计活动缺乏支持而落空。然而，所有优秀的科学家都知道，要预见未来，就需要一个关于系统如何运行的、包含有或至少代表因果机制的规则。大多数科学家同意资料导向的经济学家所说的，这类规则需要尽可能多地从系统过去的行为中导出并得到检验。由马里兰大学工商管理学教授Julian Simon领导的理论导向方法的反对者，不喜欢森林生物多样性危机所包含的意义，如果它们威胁到个体主动性和经济增长的话。他们直接向岛屿生物地理学进行挑战，认为它是一个有不能容忍缺陷的理论。他们认为，根据物种－面积曲线得出的任何推断都是应该抵制的。他们指出，19世纪北美东部的森林有大面积的减少。他们说，运用岛屿生物地理理论和物种－面积公式，在那个时期或自那个时期以来，当地鸟类中应该有200多种本地鸟类灭绝消失（但实际上却并不是这样）。

是没头脑的思想吗 (A Bird-Brained Idea?)

田纳西大学生态学家Stuart Pimm和康涅狄格学院的Robert Askins，就有人用美国东北部鸟类灭绝作武器，批评岛屿生物地理理论本身，进行了详细的分析。首先，Pimm和Askins提到，你不能用居住在美国东北部的所有220种当地鸟作计算的依据，因为只有大约160种真正属于东部森林，其余的则居住在草地、沼泽和其它的开阔地。第二个问题是有多少森林被砍伐掉和用在物种－面积公式中的合适比例是多少。他们提到，森林砍伐是从16世纪开始波状递进地从近东海岸内陆向密西西比河推进的，至今已没有留下多少面积森林未被刀斧碰过。然而，这两位生态学家认为，像批评者那样，在物种－面积公式中，使用300年间被砍伐的森林总量则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不是从过去资料中得到这些公式的合理演绎。

当树木被砍下来运往西部时，并非所有被砍伐的陆地都是空空如也。相当部分的陆地可以再生。与此同时，来自被砍伐地区的野鸟可以飞向剩下的森林地带，或者到砍伐地遗弃后再生的新的森林地区居住，这种情况在20世纪特别明显。用他们的话说，“即便是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早期森林砍伐的高峰期，也有一些大的森林避难处为森林鸟类提供住所。1920年后，暂时性森林的数量在东北部和南部有稳定的增长。”

但是，这不是他们对社会科学家错误地企图嘲弄生态学家的主要批评。相反，这是一个更为基本的对知识理解问题。针对东部森林少量灭绝（即便是无意识）的批评者，实际上是在谈论全球灭绝即物种从世界上永远消失的问题。生态学的岛屿理论不是从世界范围，而是从特定岛屿或栖息地区的资料归纳推理而得出的。它预言的是“局部灭绝”而不是全球灭绝。因此，Pimm 和Askins 提到：

即使美国东部森林全部被砍伐掉，这160种鸟类的大多数也不会从全球灭绝。许多鸟种活动领域非常广泛，比如说它们那种横跨整个相对无干扰的加拿大北方森林的分布，不会因其它地方森林的丧失而受到伤害。160种鸟类中的某些分布特别广泛，以致即使北美、欧洲、亚洲的所有森林都被砍伐掉，它们也不会全球性灭绝。关键的差异是在全球灭绝与局部灭绝之间。

要纠正这个问题，就必须在这个理论所依据资料的范畴来考察，即在局部区域内使用该理论。因此，用物种－面积公式研究的合适鸟类，在这里就是那些仅仅居住在东北部，即那个地区特产的鸟类。Pimm 和Askins总结说，加上已知灭绝的4种鸟类，灭绝以前被认为是东部森林特产的鸟类估计为13种到28种之间。一可能的灭绝率在美／13（约为31％，如果严格地定义东部森林鸟类）到4／28（约为14％，如果加上一打或更多个在东部森林有75％活动频率的鸟类）之间。”

请注意，如果要正确地使用和检验科学公式，所需要的就不是数据本身，而是合适的数据类型。批评者也使用“数据”，但却是以一种科学上不合适的方式使用这些“数据”。这使我想起一个卡通片：在一个小镇的外边有一个路标，有关该镇的海拔高度、人口、建立时间的数据都列在这个路标的一条线上边，而位于这条线下方的则是这三个毫无联系的数目之和。看来这些并不理解所要检验假说的批评者，也是在用真实的数据表演一个明显荒诞的卡通剧。即便是估计某种像美国东北部有多少种本地鸟类这样似乎十分简单的问题，也需要某种程度的科学知识。这些细节，在批评者急切地应用“数据”（然而是不合适地），去“检验”他们并不喜欢其结论的理论时明显地忽视了。

事实上，物种－面积公式，只是稍稍低估了新英格兰地区应该灭绝的鸟类的数量，而不是像误用基础理论的非生物学批评者声称的那样，还应该大出六倍地来更高估计这个数目。况且，生态学家断定像捕猎这样的因素也是与鸟类灭绝相关的。有鉴于由于栖息地遭到破坏会使鸟类相对集中（据说这使得捕猎者易于发现它们）等因素，也许已经夸大了灭绝的数目，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物种－面积公式相对于实际发生的数目来说，其预言全球灭绝的数目实际上要偏低。

最后，从把岛屿生物地理理论用于说明美国东北部鸟类灭绝的事例，可以就热带森林中的灭绝问题学到些什么呢？Pimm和Askins在他们的结论性话语中提到；许多热带森林不仅富于各种物种，而且富于特产性物种。Pimm曾带着我和Terry Root去看一种非常漂亮的、濒临危险的夏威夷小鸟（the akiapola’au）它们高高地居住在夏威夷大岛Mauna Kea火山的山坡上（这是它们的最后栖息地之一）。Pimm说：“好好地看着它吧，它可能会赶在你俩之前就在世界上消失的。”

Pimm提到夏威夷曾经拥有135种地方性鸟类（全部都是特产），但是现在除了11种外，所有的鸟类不是已经灭绝就是濒临灭绝。如东北部的例子所示，运用物种－面积公式的栖息地丧失所预言的数目比实际物种数量要少许多，因为这仅仅涉及一个因素，而许多其它的干扰也会引起物种灭绝。Pimm和Askins写到：“要预言全球灭绝问题，就需要了解动植物的分布地”。“美国东北部由于较少特产性物种，因此尽管有严重的森林丧失，但失去的鸟类却要少得多。而地方性物种丧失的比例要比预期的高。我们发现，这个结论仅仅支持那些关心全世界砍伐森林和物种灭绝的人。”他们特别关心热带地区的森林砍伐，因为热带森林有较高比例的地域性物种。

然而，正如上述例子清晰表明的，存在着那么多复杂性和信息的匾乏不全，以致无论是用物种－面积公式还是其它的预言方法，进行生物灭绝预言，仍然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对于那些不明白如何应用理论的报刊编辑来说，肯定不能做出合理的预言。

协同作用与不确定性 (Synergism And Uncertainties)

那么，所有这些关于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争论告诉我们什么信息呢？我认为，那种仅仅由于现在缺少物种数目总量或灭绝速率的数据，而声称可以解除对物种消失的担心的观点，往好里说是蹩脚的学术，往差里说则是在肆虐公共政策。因为没有训练有素的生态学家出来作调查，就否定有尚未发现的物种正在被砍伐的热带森林中灭绝这一点，类似于否定雷电暴雨的出现，会在干旱、遥远、尚未发现的荒野里引起森林大火那样，使数据本身并不具有佐证价值，除非它产生的或验证的公式反映了变化的因果机制。

岛屿生物地理学者对灭绝率的预言是基于一个因果因素，即栖息地丧失。我自己的观点是；迄今为止，21世纪最严重的环境问题将不只是栖息地丧失、臭氧层空洞、化学污染、外来物种侵入、气候变化这些因素本身，而是这些因素的协同作用。正如Pimm所说，砍伐森林也许并不必然导致地域性灭绝，因为出走的鸟类可以飞向邻近的栖息地。但是，当这些栖息地普遍萎缩，数目减少，相距越来越远，如果气候变化又从根底上发生作用，特别是如果气候变化，是一种比本次冰川期以来物种经历的全球持续平均变化速率大上10倍甚至更多的话，那么挤在避难地的剩余的物种再要迁移就十分困难了。想象一下，1万年前在森林物种向北迁徙的过程中，如果它们还不得不穿越用世纪的工厂、农场、高速公路和庞大的城市，在所有这些之上，它们还要经历比今天要快20倍的气候变化，那么就可以了解这些森林物种可能会经历的何等严重的困难了。

如果一种鸟类离开了一个老的栖息地，不会随之就发生虫害吗？另一方面，也许这些飞走的鸟类可以在北边的另一个地区减少害虫。凡此种种，都是困扰生态学家和资源保护生物学家的有关生物群落功能的推测。因为要解释当代物种（它们居住在现在的范围已经有了1万年的历史，而直到最近也没有受到占压倒优势的人类干扰）的分布和丰度实在是有困难。现在，地球上的物种和群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率遭受多种干扰，而地球“实验室”中实验要求对物种和群落的反应细节作出科学解释。真正的科学家，对这种充满问题的未来，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可靠的知识工具呢？我们想知道，真正的批评者如何责备科学家承认这种不确定性，然后他们又怎样运用这种不确定性作为借口，来贻误可以降低风险的行动。这对于某些人也许是一笔好生意或政治实践，但在我看来却像是在用整个地球的生物财富进行赌博。我认为仅仅通过对这种鸟类生存竞争的了解，就可以明白地球系统科学是多么复杂，特别是当把地球系统科学用来处理你所在的地域性森林和鸣禽种群的问题时。数据资源及其理论推断可以像所要研究的种群一样纷呈多样。完全有可能在有限的研究方法中，选择数据和理论来支持现存的任何一种结论。明智的分析家必须查看所有的研究方法，决定证据的充分性必须是无可挑剔的。像西蒙和某些拘泥于资料的经济学家那样，如果你发现结论并不是你所喜欢的，你就有可能通过指出数据或理论中的矛盾或欠缺来攻击它们。所有理论总是会有佐证不力的数据和某些薄弱环节。如果你像我一样极度关心在所有的结果都有了结论以前（如果将来会有结论的话）袖手旁观将带来的风险，那么你就会从地球系统科学这些例子中发现足够的理由来促进认真的行动。我直率地承认，这需要信念的飞跃――从已经掌握的往往是模糊的知识到具体的行动。但是，如果生态学家是对的话，会怎么样呢？

生物多样性值得保护吗 (Is Biodiversity Worth Protecting?)

我相信，像附近的森林这样的区域性栖息地是连续的相互联系的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其范围从树苗小根的微生物群落到全球生物地球化学系统和气候系统。多样性（自然与文化的）和可持续性是我最信奉的价值，但是我认识到确定特殊案例中的平衡并不服从“科学”公式。所需要的是一种管理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辩论的有知识的人们有足够的相互尊重（和交战规则），并为获得结论而工作，他们不会完全忽视参与行动的任何一个人的利益。这种结论还必须认识到人类只是一个物种，人口增长和物质进步仅仅是一种价值体现，而不是对地球行星管理的至高无上的目的。

我是有意识地使用“行星”这个词，因为生态系统的相互联系，超越了构成私人财产、国家状态、专业实践等特性的离散尺度。环境管理需要在所管理的系统的尺度上进行，但是大多数现有的组织和体制都固定在一定的物理和法律界限内，这些界限并不总是与问题的尺度相一致。在环境可持续性的标题下，也许需要有一个管理模型的连续统一与相互联系的人与自然系统平行。要改正这些配合不当，也许需要将某些地方或国家的权利移交给管理联盟——它们能较好地适应所考虑的实际系统的结构。最后，我希望拥有众多分析决策工具的“优化者”，会认识到非常复杂系统的细节并不总是可以预言的，即便变化的可能性可以预言。因此，我们应该考虑用一种风险规避（所谓谨慎性原理）来补充经济效率优化范例，以寻求为文化和自然保存一份多样性。“我们要最好”很有可能最终导致“自然为最差”。

谢选骏指出：人说“这种鸟冬天向北飞行的范围边界与1月份平均最低温度线非常接近；但是这种有翅膀的动物在气候变化时可以非常快地迁移。这是否意味着全球气候变化与这类反应较快的物种没有干系吗？”——我看人类社会内部也有这类分化。

人说“气候从小到1℃、大到可能10℃的增热，要让各种物种各自适应气候的变化和直接的CO2递增，需要几百年的时间。这种对自然平衡的干扰很可能加剧生物灭绝，特别是对于那些只有有限的居住范围，并且强烈地与气候变量相关的许多物种。”——我看这就是所谓的“生死有命、富贵在天”了！

人说“为文化和自然保存一份多样性。”——我看这种分裂的特性，进入了大一统，文化和自然保存的多样性，将是极端的奢侈品。

【第六章　对政策选择的综合评估】

在可以用两句话来总结前面五章　有关地球系统科学的内容所要说明的问题。第一，关于精确预测由一系列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和其它全球变化，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科学观点。第二，这些影响的后果是非常广泛的，既有空气中增多的二氧化碳对植物增长带来的有益效应，也有对农业、水供应、海岸线、健康和物种可能会是灾难性的区域气候冲击。在本章中，我将说明为什么肯定不应该刻板地去对待时下那些有关未来的行动计划，但是它们的意义却值得认真加以考虑。

优化效率 (Optimizing Efficiency)

如果对学养深厚的科学界的大多数人进行调查，尽管细节上有很大差异，我相信你会发现大多数专家认为：①有绝对的把握可以认为真正的全球变化影响会发生；②产生纯正面或纯负面变化的可能性也许只是10％－20％；③由人类活动引起的全球变化导致广泛灾难性结果的可能性也只有10％－20％。这些对全球变化后果的评估叫做影响评估。如果现在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变化实验持续并得到强化，它们代表了对社会和自然带来的潜在代价（货币的和非货币的）。

你是一个理性的行动者吗 (Are You A Rational Actor?)

在经济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称作为“理性行动者”要求防止这种全球变化而行动之前，这样一种虚构的人首先想要知道减轻全球变化影响的代价（例如，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收税的经济代价）可能是什么。然后，这种理性的人，想要只花权威评估所建议的那样大小的费用就能规避气候变化（如果它不衰退的话）。这叫做经济上有效的最优化政策。

有效性与自由市场矛盾吗 (Is An Efficient, Free Market An Oxymoron?)

经济学家所谓“有效性”指的是什么？大多数经济学家的首要信念是，“自由市场”是求得经济繁荣的有效方式。对于自由市场的虔诚的信奉者来说，政府应予优先考虑的事项是允许市场无约束的发挥功能，而不是健康的管理或环境保护（如果它们限制自由市场的话）。所谓“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的意思是指，如果人们能够自由地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花钱，因为为了自身的利益要使成本最小化而收益最大化，他们就会不约而同地发现最好的方式是“有效性”，即找到成本最低、回报最高的人生的解决方法（或至少对生意来说是这样），这就是经济学的奠基人Adam Smith，在他说经济体系最好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而不是政府官员的长臂来指导时所要表达的意思。自从那以来的几个世纪，一大群经济学家、企业领袖和政治家每当出现政治麻烦（通常以要求政府管理企业界活动的形式）时就一直在重复这个教义。

当代最大争论之一是，即便市场是自由的（我们将在后边讨论“自由”问题），市场是否就像所声称的那样有效。例如，一个环境上有关的问题是，技术专家与某些环境保护者关于我们大多数房屋、商店、工厂和办公室中，为什么不用最节省能源的电灯泡或窗子的争论。工程师们认为这种低效率造成能源浪费，其代价从长远来看要大于用来改良我们建筑物效率的投资。真正的经济学家的典型回答是，考虑到所有成本的话，人们就不会改变他们的行为，因为那木会是总体上合算的改良。其根据是人们有效地为自身经济利益服务这样的假定——这本身证明了做其它的事情是非理性的！技术专家则常常认为，尽管有200年关于“有效的市场”的论调，但自由市场实际上并不是经济上有效的（除去能源问题不说）。例如，以美国的普通住房为例，可以看看这些房子的窗子、分隔情况，还有停在房子外的小汽车。或者看看有代表性的制造公司的机械。可能没有一个在能源使用方面是有效的，没有一个在工艺方面是最有效的。但是，要测定经济（相对于能源）效率，我们需要问：取代这些耗能产品是否比支付超支的能源帐单更费钱（这里还根本没有涉及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使用超量的燃料会产生干扰环境的污染，其本身就是经济学家称为“外部性”的对整个社会的某种代价）。即便撇开外部性不论，有许多批评者断言我们不安装各种可以得到的节能产品的原因，是因为自由市场体制并不像所声称的那样经济上有效地运作。这叫做“市场失效”。经济学家通常承认自由市场并不是一个完全有效的经济，但把这大部分归罪于政府干扰，而不是更多地归咎于投资者和消费者的错误。有清楚的证据可以显示：有关市场失效的信息，是从自由市场的许多买卖人那里传来的。

在1991年，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评估全球变暖的政策意义时，我目睹了经济学家和工程师之间的争论。我们的职责是就全球变暖的严重性、可能的政策响应以及它们的成本与收益问题给美国政府提供咨询。这给工程师和经济学家之间的辩论提供了舞台。聆听他们互相攻击常常是件有趣的事情。一个技术专家也许会说：“要我们把CO2排放降低10％到40％，并且挣钱来做这件事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所谓的自由市场却充满着过时的耗能的产品。”一个经济学家可能反驳道：“不，企业不会冲出去添置各种最新发明的产品，因为对于一个公司的总经理来说，为了节省公司成本的10％而花几个月的时间去合计怎样改进工厂的能源效率，经济上不是有效的。总经理应该把时间花在读《华尔街》杂志上面，通过了解新的商务机会去得到高于10％的投资回报率。”我深信某些笃信的经济学家会极尽能事地寻找一种方式证明市场是接近有效的。我调和说：“我同意任何一个把时间花在公司周围转悠以发现哪些电灯泡是耗能的总经理，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总经理。但你也不能期望一个好的总经理以便宜得多的工资就能雇用到一个技术专家来做这件事情，并要他使公司减少能耗和成本吧？”

无论如何，下面是个笑话那类有经验的经济学家的例子。有一个获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喜欢带着孙女在公园里散步。有一天，小孙女跳着奔向公园里的一张长椅。“等一等，爷爷，”她说，“我要到那张椅子那里拿个东西。”“小宝贝，你想要去拿什么？”“我看到那张椅子下有一张20元的钞票，”她激动地答道。“不，不会的。”经济学家眼睛看着别处权威地劝告说，“因为有的话，早就有人把它拿走了。”甚至一张遗失的20元钱也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市场失效。（想象去年夏天，当我十几岁的女儿在维也纳市中心拥挤的购物街的地上发现一张20先令的钞票时，我是多么高兴。我当即坚持要女儿把这件事情告诉那位经济学家，因为她正在临时照管他的孩子！）

市场是有效的吗？在这个社会中这不是一个不带偏见的争论。如果人们没有意识到降低成本的机会（例如节能的新产品），如果存在着某种潜在的补贴（例如，万一核电厂发生事故时允许核电厂可以有较少责任，用法律来保持核电的较低价格。这里没有让市场发挥作用，因为它是在损害更为便宜的竞争者的情况下推行的一种能源供应），市场失效就发生。经济上这不是有效的。要市场成为有效的，应该使整个社会的得益达到最大和成本达到最小。但是，经济学家长期以来在为谁的成本和得益这个问题发生斗争。如果投资者的得益自然增长，但是成本却往往不可见地落在市场外部的其它人头上，该怎么看呢？这是一个公平问题而不是效率问题。即便按标准的算帐法（通常以收入和支出这类所记录的交易进行计算）市场是有效的，但是仍然存在着比如像能源价格如何以“合理的市场价格”计算这类问题，如果能源的成本并不包括这样的事实的话：如汽车排气危害了其他人的肺脏，改变了气候，或者对社会的一些部门做了有潜在危害效应的事情。

如果你相信一个真正的自由市场是有效的，那么你就必须在商务成本中至少包括那些在标准帐目外属于社会成本的东西。这不单单是一个发现合理的外部成本的技术性问题。经济学家所称的这种“外部成本内部化”同时还是一个文化和政治的问题。例如，当我们知道污染引起公共财富的下降，但提高能源价格会暂时损坏经济，特别是使穷人受损，造成效率与公平、环境保护对立时，我们怎样才能妥善处理能源的价格呢？另外一个文化障碍是，单个人的决策影响着全球“财富”，但却没有一个人能拥有整个地球环境——所谓的公共财富。眼下，除非有有效的规则或付费制度，否则就只能用道德说服去引导个人减少他们对公共财富的冲击。差不多所有当代经济学家都承认这是一种潜在的严重市场失效。这个问题已经使得一部分经济学家（还有自然科学家）创造了一个“生态经济学”的领域。

让我们回到有效的最优化政策这个论题，怎样才能设计出这样一种最优化呢？研究全球变化的科学家使用一种叫做“综合评估”的模型，试图把经济学和生态学并入到成本一收益理论框架之中。某些像成本一收益分析这类分析性方法的提倡者一再坚持，对真实世界的决策应该服从由这些理性工具得出的解答，任何别的什么工具都较少客观性甚至是非理性的。不管这种信念是怎样诚挚，却不是一种科学的陈述，而是一种文化的病好或偏见。我不主张所有决策应该非理性或者无视这种分析性方法的洞见。相反，我把我的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部分试图用来理解这种方法，因为它们有助于告诉我们经济问题中，哪些方面可以用相应的货币单位进行测算。要无视这些，确实是非理性的。事实上，人们对经济工具用于决策过程缺乏了解，是对（政治上）有效地起作用的民主体制的真正威胁。但是，某种有关市场效率及其分析手段，即成本一收益方法应该是决策的“唯一”基础的坚固信念，已经导致了生态学家与许多经济学家之间的明显冲突。

如我们将看到的，由于综合评估在可信地估计我们的活动的整个系统范围的成本与收益上存在技术性困难，因为比较的最终单位是货币（通常是美元），这必然在某些基础方面显示出不足。实际的人（而不是理性的行动者）重视的许多东西（自由、自然、爱情、安全或人类生命的价值），并不都是可以简单地用金钱衡量的。然而综合评估是最好的科学方法，我相信它要比零敲碎打的方法、商业化信息和其它的广告、传真给媒体和政府官员的新闻稿，以及政治辩论中使用的（和滥用的）诉诸情感但常常缺少代表性的故事逸闻要好得多。由于我们的焦点一直集中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让我们用这个例子作为对全球变化案例研究的综合评估。要了解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我们需要从估计人类在未来100年会产生多少温室气体或二氧化硫开始，以估计它们对大气圈浓度的长期后果。这意味着要推测什么样的技术是合适的，我们每一个人可以接近多少这样的技术，以及届时地球上会有多少人（在本书引子中提到的I一PAT）。讨论中要记住，事物的总成本很少会是它表面上看到的东西。煤油灯的价格不仅仅是开采、储藏、运输，而且是采矿和燃烧对健康的结果，以及能源生产和消费过程中整个范围的潜在的环境改变。小汽车的价格不仅仅是材料、生产和利润，而且应该包括废料处理和尾气排放等环境费用。这些成本是外在于通常的经济学标准计算法的，是那些我已经定义为外部性的东西。但是，即使它们为常规的“理性的”政治学或经济学论述方便地省略，它们对社会来说却是真正的成本。

情景 (Scenarios)

联合国人口对未来人口的推测，典型地包括高、中、低三个情景（scenario）－一个绝对为综合评估者赞同的词语。在低情景与高情景推测的2100年的人口之间有一个不可想象的差异：50亿对200亿。这三个情景的主要差异是：各个现行的发展中国家达到生育力“替代水平”（每对夫妻平均生大约两个孩子）的速度为多快。低情景被差不多所有分析家认为是不可能的，因为它假定下一世纪就达到低替代的生育力。大多数未来学家相信，真实的可能是在中情景（100亿－150亿）与高情景之间，这取决于各国的生育力下降有多快。

认识到2100年世界上的人口会增加100亿（除了发展中国家达到置换生育水平会推迟几十年这一点外，如果每一个其它因素保持不变的话，是让人从心里感到犹豫的）。认为用来减少出生率的家庭计划和其它项目只会产生微弱差异的人，常常把结论考虑到2025年，因为到那时三个情景之间的差异就会相对小一些。然而，年龄结构（每个年龄组人口的百分比）会存在问题，会看到大多数高人口增长率国家中仍然处在生育年龄之下的公民，有一个不相称的比例。因此，即便置换生育水平明天就达到，即每一对未来的夫妇都只有一个两个孩子的家庭，人口必定会继续增长（一个被称为人口动量的概念入原因在于人口零增长，仅仅是在比例失控的年轻人有了他们自己的孩子之后才到来。如果现在和将来的所有夫妇多多少少都同意明天就开始实施置换生育水平，那么35年后，由于人口惯性，目前大约55亿的人口仍然会增长到大约80亿。

因此，置换生育水平越早达到，最终人口规模就可戏剧性地越低。这部分地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要选择一个家庭生一个孩子的政策，以便防止人口惯性使下一世纪末中国的人口翻一番。你究竟把目前不得已的政策还是将来的人口规模翻一番哪一种看作是大灾难，不是取决于你的伦理观，就是取决于你站在乐观主义－悲观主义、经济学家－生态学家范例的那一边。让我们把这种价值判断放在一边，而改在综合评估过程的框架内来考虑这个问题。

一旦我们选定了人口增长方案，我们就需要决定每个人的消费将是多少，换句话说，按传统定义我们的财富水平将是多少。发展中国家现在的人均收入平均大约为每人1000美元。相比之下，较发达国家平均每人为1 美元。显然，发展中国家应该发展，任何国家政府和像联合国这样的国际机构发布的每一个官方文件，都假定世界上80％最穷人的人均状况，应该有一个戏剧性的经济增长率。这方面的分析家与大多数政治经济学家一起（相信贪婪总是我们个人心理的一部分），设想当发展中国家在人均消费方面追赶发达国家时，后者决不会在21世纪里裹足不前。相反，较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也会有增加。一个代表性的推测，是到2100年世界平均消费有400％的增长，其中发展中国家也许有800％的增长。持异议的分析家的工作是探究所有可能的案例和提出问题。如果情景A或情景B或情景C出现，那么情况将是怎样？由此，让我们初步接受这些人口和财富计划。

综合评估的下一环对环境问题是关键性的。因为它涉及到用何种技术来达到使一个120亿人口世界的人均消费有几倍的增长。这里，最重要的词语是“能源强度”。这涉及到产生一个单位经济产品所需要的能源数量。在较富裕的国家，产生一个单位GNP（国民生产总值，即经济财富的标准单位）所需要的能源量，在过去几十年里有稳定的下降。平均改进（每个单位GNP所需要的能源趋于减少）速率，在过去30到40年间大约为l％。在1973年OPEC 能源涨价后的10年间，随着价格引起的定量供应、发明和能源效率以飞快的速率增加（因为有价格机制在刺激这么做），平均改进速率有了跃变。

猜测这一能源强度改进速率在将来应该是多少，在经济学界是一个大的争论。当然，OPEC 限制能源的事例给我们上了值得思考的一课，这就是常规能源（矿物燃料）的价格也应该是方程中的组成部分。然而，现在的综合评估模型很少对此进行明确的假定。相反，典型的假定是，将来会以一种恒定的速率开发那些更为节能的产品，因为人们既要创造这样的产品又要购买这样的产品是要花时间的。因此能源的价格多少与此不相关。我和我在斯坦福大学的同事、经济学家Larry Goulder用这种能源一经济模型已经证明，与价格无关的标准假定，会导致通过提高二氧化碳税就可以减少成本的偏见。因此，未来一代的综合评估模型必须考虑，由减少温室气体的政策引起的常规能源的价格增加，可能会引起不是提高能源效率就是降低非常规能源（例如太阳能）价格的技术改进。

在过去10年里，某些发展中国家（LDC）的能源强度，实际上变得更糟而不是更好。但是差不多所有的分析家都认为，这种不祥的趋势会随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上升、资本增值，以及在市场里可以买到和安装更有效的产品而逆转。

如我们在鸟类的生存斗争中所看到的，以过去的资料，预言本来的事情是不一定靠得住的。对发展中国家最终改进的能源强度的预言是基于西方的经验，这些经验认为，在经济开始起飞时，发展中国家会使用廉价的能源去推进工业化（代表性的就是煤），仿佛就是100多年前美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的再现。

再则，基于西方的经验还初步认为10年到20年后，由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快速增长，他们会比处于发展进程早期的现在，更多地转向低能耗、低污染的技术，因此他们在经济上将是有成本效益的。由于这些问题没有一个是确定的，因此这是一个综合评估专家可以（利用反映不同政策与实践方案提供的机会）为决策过程作出贡献的领域。通过显示不同的政策对影响能源强度方案的相对重要性，我们最终可以结合各种发展政策指出，二氧化碳和氧化硫的排放量问题，将对潜在的气候变化和不利于健康的空气污染具有的非常不同的影响。

还可以对有关人口、财富、技术的选择性方案的意义进行评估，即所谓“敏感性分析”。这种政策分析是综合评估工具的优点之一，也是许多国家的政府为什么要将它作为一种理性主义者方式接受，试图把全球气候变化问题许多非常不同的部分综合在一起进行考虑的原因。

能源本身并不是全球气候的主要问题，主要问题是二氧化碳排放。如果生物量、太阳能或者核能是主要的能源供给，那么每单位二氧化碳排放的量，就会远远小于用煤或石油或者以煤中的碳为基础的合成燃料来作为社会能量供给的排放。或者，采用介于两者之间的是用天然气，因为它的污染远远少于燃烧其它的矿物燃料。因此，在我们计算人口、财富、技术引起的二氧化碳排放的方程式中，需要一个附加的因素，这个附加因素就是所谓二氧化碳强度，即每单位能源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这就是敏感性分析可以根据以天然气，而不是以煤为基础的未来经济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积聚效应，来进行综合评估的另一个例子。（这也许可以使CO2减少一半以上。）

专家的推测 (Guessing With Experts)

以为现有的任何一位分析家能够确信将来一定会出现何种特定的方案是荒谬的。事实上，严格地讲起来任何一种方案的可能性都是零。这就是说，实质上可以肯定未来不会沿着我们所画出的任何一条曲线发展。综合评估的目的本身，不是要为未来发生的事情提供精确的预言，而是要显示各种假定的不同的结果。不管分析家的价值系统如何，至少分析过程使得各种选择的逻辑结果变得明确了。

如果任何一种选择真正实现的可能性是零，那么我们怎么才能提出在真实世界中是有意义的结果呢？

美国环境保护局（EPA）的分析家James Titus已经尝试了一种解决方法。他和同事作了一个小的综合评估镶嵌图——各种CO2排放方案对海平面上升的影响。他长期以来有兴趣探讨与冰盖融化或海洋变热，以及由此产生的水体热胀相关的海平面上升问题。每一种过程都会引起海水略微高出海岸线。（海平面在20世纪上升了10――25厘米，在下一个世纪预计是上升0――120厘米，其中“最佳猜测”是大约50厘米。）对海岸线经济价值的研究，认为海平面上升在将来可能会引起几百亿到几千亿美元的直接经济损失，因此对其发生可能性的评估是一件非常重要的综合评估活动。

Titus认识到没有一个方案可以说是可信的，他试图考察一系列可能的结果，并赋予它们每一个以尽可能客观的概率。为此，他依赖于几十位专家关于下列一些问题的最佳主观推测：将来会排放多少CO2，自然界怎样通过自然碳循环分解这些CO2，CO2怎样转化为气候变化，这些气候变化怎样影响极地冰块和海洋中的温度分布（所有这些集中在一起决定了海平面变化）。

Titus和同事（包括对这个问题有各种见解的专家组）把他们影响评估的最后结果，做成未来海平面上升的一个统计分布曲线，其形态从低概率的微弱的负值（表示海平面下降）到同样低概率的海平面上升1米甚至更多（见图61）。概率分布的中点是到下一世纪末海平面上升半米左右。Titus告诫说不要刻板地去看这些数字，但我相信图6．1结果的总体分布合理地描述了这个课题，应该认真地对待。

由于EPA分析家的工作只做到这里，因此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评估。为了用综合评估得出它的逻辑结论，我们需要知道各种控制战略的经济成本，用于将减少海平面上升的成本与海平面上升的经济或环境损失进行比较。这意味着要对气候变化、海岸湿地、渔业、环境难民等等赋予价值——当然是以货币计算的价值。卡内基·梅隆大学的Hadi Dowlatabadi领导了一组综合评估专家，像Titus一样把一系列气候变化的方案结合起来，但不像EPA的研究，而是在结合中加了一系列用于减少的成本评估。他们的综合评估是以用于CO2排放控制的投资，或者大于被控制的气候变化的损失，或者小于损失的概率统计形式表示的。由于他的结果没有包括对可想到的一切代价的估计（例如因海岸洪水泛滥导致人们离家的政治后果），卡内基·梅隆研究组的结果仅仅展示了综合评估技术的能力。他们的量化结果只有在确定了物理、生物、社会结果的范围及它们的成本和收益后才具有意义。

荷兰政府也做了类似的研究来为决策者提供综合评估。Jan Rotmans领头的一项任务，是要指出这种复杂的物理、生物、社会因素的模型不可能对现行政策的两难困境产生可信的“解答”，但可以对决策者提供“预见”，以使决策置于坚实的事实基础之上。即使量化特殊活动的成本和收益是有争论的，但理解任何复杂分析工具的优点和不足也是理性的决策所不可缺少的。

耶鲁大学的William Nordhaus，在把气候变化政策争论体制的优化方面迈出了勇敢的一步。他是一个长期来承认有效的经济必须把外部成本内部化（换句话说，要发现我们活动的整个社会成本，而不仅仅是以传统“自由市场”价格反映的直接成本）的经济学家。他试图量化气候变化的这种外部危害，然后试图将它们与用来减少CO2排放的全球经济政策的成本进行比较。他的优化方案是提高CO2税，通过提高与CO2排放量成比例的燃料价格，使对气候的危害内部化，由此刺激社会，去少用这些燃料。1977年他发动2000多位经济学家签署了一份呼吁书，要求各国政府通过国际政策协议使这种刺激制度化。

Nordhaus提出的CO2税方案，从每吨见美元到每吨几百美元不等（后者将有效地导致把煤从世界经济中排除出去）。他在他的模型的研究方法和假定中证明，这些CO2排放费用的成本到2100年，在任何地方，都相当于世界经济从小于l％到百分之几的GNP损失。从经典成本一收益经济分析导出的有效的优化方案是，征收CO2税以防止气候变化，所带来的效益，应该足以抵消使世界经济减少的量。他假定气候变化的影响等价于大约l％GNP的损失。这导致了一个“优化的”初始CO2税率，即每排放1吨CO2为10美元左右。在他的模型实践的研究方法中，到2100年只能减少地球变热十分之几度，这与他的模型推测的4℃地球增热相比是非常小的比例。

Nordhaus怎样得出气候危害大约是1％GNP的呢？他假定农业是气候变化最脆弱的市场经济因素。几十年来，农学家已经计算出各种气候变化方案对谷物产量潜在的影响，认为某些现在太热的地区，会因天气变热遭受严重的损失，而其它现在太冷的地区则可能因祸得福。但是，农业气象学家Norman Rosenberg指出，这种农业影响研究暗含着“愚蠢农民假定（dump farmer assumption）”。这就是说，他们忽视了农民可以适应变化的市场、技术和气候条件这样的思想。像Nordhaus这样的经济学家相信，这种适应将戏剧性地减少气候影响对耕作、运输、海岸保护和能源使用等市场因素的代价。然而，生态学家对这种自鸣得意的乐观主义提出了质疑，因为它忽视了那些真实世界的问题，即人们对尝试不熟悉做法的惰性、使用新技术的问题、意料之外的虫灾、高度变异的天气等等，这些问题掩盖了人类引起的缓慢演化的气候信号，不鼓励农民去冒采用不熟悉的适应战略的风险。

我最近介入了与一位乐观主义农业经济学家的争论，这位经济学家断言，现代农民实际上可以克服任何可能的气候变化。我反对他把这些农民设想为所有人都精通现代的电子高速公路，懂得综合评估的概率分布，并在财力上和智力上能对变化的害虫、谷物、天气、技术、政策和长期的气候条件等一系列迷惑不解的问题作出迅即反应。我说：“你否定了过去那种不真实的‘愚蠢农民假定’，但取而代之的是同样不现实的‘天才农民’。”真正的农民很可能介于两者之间。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农业害虫、极端的天气、缺少资金投入到适当的适应战略等问题，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将是减少气候对农业影响的严重的障碍，即便对“天才农民”也是一样。

赢家和输家 (Winners And Losers)

传统经济学有关气候变化对农业或海岸线变化这类市场因素的潜在成本分析还有一个附加的问题：关于赢家和输家的说法。“财富经济学”这一领域是计算各种活动和事件总体（非个人）经济财富的净变化，以及在综合评估中使用的由气候变化估计造成的成本和收益。因此，如果衣阿华的农民因为气候变暖减少谷物产量而损失10亿元，而明尼苏达农民因为延长了的季节同时获得10亿元，那么美国经济财富的净变化是零。我怀疑这种情况没有政治色彩，因为大多数人相信对平等问题的考虑要求赢家对输家进行补偿。这个纯粹“重新分配成本”的问题是困难的，现在已成为气候影响评估争论的一部分，但在政治领域肯定会得到关注。

在这一点上，耶鲁大学的森林经济学家Rob Mendelsohn已经运用所谓“享乐主义（hedonic）”方法估计了典型的全球变暖方案在美国的成本与收益（影响）。简单地说，这种方法不是要清楚地说明复杂的物理、生物、社会过程是怎样决定农业和林业的利益的，而只是把温暖的东南部地区的经济活动与寒冷的东北地区作比较。这提供了温度变化怎样影响不同经济地带的一个事例。这个方法是有争论的，因为自然科学家并不认为北部气候和南部气候的日常差异能够作为随时间演化，或瞬时变化的温度和其它变量的信号，因此说不上有惊奇之处。实质上，这些方法是要假定一个地方随时间的变化可以为同时态的跨空间变化所完全替代。但是这里的问题不是要反对这个结论，仅仅是就此讨论赢家和输家的问题。Mendelsohn利用这个方法的主要发现是，气候变热将使得原来热的地方变穷，而现在冷的地方变富。像加拿大这样的国家将是赢家，而像印度这样的国家将是输家——一种为90年前耶鲁大学的Ellsworth Huntington所信奉的“新气候决定论”。Mendelsohn明智地承认，即使他的结论是具有强大经济的富国和气候较冷的国家在经济上比穷国（大都处于热带地区）获利更多，这也不是一个没有冲突的方案，特别是由于富国公民的生活水平是穷国公民的10倍甚至更多。然而，气候资源的国际分配，因为国家实力占优势的国际关系，现在还没有明确的法律或政府控制。气候变化是一个将引起严峻的管理困境的全球共同论题。

主观的专家 (Subjective Experts)

我和一些其他人在《科学》杂志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曾与Bill Nordhaus有过辩论，认为气候变化只有1％GNP的损失估计太低。损失很可能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当有奇异气候现象时。值得赞扬的是，Nordhaus对批评者的反应是扩展他的研究，使之容纳有关假定的全球变暖的危害价值的各种观点。他很快发表了另一种方法去估计气候变化的外部代价，而不是去推测气候变化本身的成本，因为他认识到他没有包括所谓的非市场因素，例如丧失的物种的成本；因海平面上升而失去的湿地的成本；由于难民产生而引起冲突的成本；或者任何其它的非市场因素。由于这些丧失的成本不能进行样品定量处理，因此他用了另外一种方法：调查了一系列对气候影响有研究的专家，并请他们就几个气候变暖方案，提供他们认为经济代价是多少的个人见解（即最佳推测）。

数字本身不比他的研究所揭示的文化多样性更有趣。Nordhaus调查的专家中，有经典的经济学家、环境经济学家、大气科学家和生态学家。研究中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差不多所有传统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即使6℃增热的激进方案（我称之为灾难性的方案，但不大可能发生，也许只有10％的发生率），到下一世纪末，在经济上也不会造成非常灾难性的结果。大多数传统的经济学家甚至仍然认为，这种巨大的气候变化村B当于从冰川期到间冰川期变化的规模，约100年而不是几千年）对世界经济也只有几个百分点的影响。本质上，他们接受社会差不多是独立于大自然的思想范例。以他们之见，大多数与气候相关的大自然服务功能，可以被替代而不会对经济造成太多的危害。

另一方面，被Nordhaus列为自然科学家的学者认为，剧烈气候变化方案对经济的危害，可以从不大于几个百分点的损失高到100％。后一回答认为人类文明事实上遭到毁灭的可能性有10％，纳德霍认为对经济学知道最多的人往往是乐观主义的。我则明显地反击说，对环境知道最多的往往是悲观主义的。

要解释和描述这个争论，可以把传统经济学家描绘成这样一类人：他们认为，事实上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或者事实上动物、植物和矿物提供的每一项服务，都是可替代的（当然以价格形式）。如果价格上涨得太高，就会有人发明某种不同于我们（或者大自然）现行方式的新的方式。

如果工业用完了便宜的铜，某些人会找到替代的材料。如果建筑用完了木料，就有水泥砖进行替代。生态学家特别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强调许多自然生态服务功能是根本不能以实际价格替代的，例如基因多样性可用来改进农作物，沼泽地可以过滤废弃物，森林可控制供水的发生并且维持合适的温室气体水平，以保持惯常气候。因此，社会不应该建立在经济学家陈旧的信念之上，那种信念相信我们多少可以为每一个危机找到出路，只要为全球规模的干扰付出代价，就像以前在较小规模干扰时做过的那样。

下面是一个有关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由于信念不同的笑话。这是两位好朋友，他们边长途跋涉边争论自然的可持续性和人类发明的可替代性。他们全身心地沉浸在激烈的争辩之中，走上了一个高高的岩石突出部。突然，一阵狂风把其中一位刮倒了，当他的朋友试图去抓住他时，他们双双从空中坠了下去。在他们快速下落中，生态学家叫道：“我猜想这辈子我们永远不可能解决这个争论了。”经济学家没有看他，嘴里在念着：“20，80，160430。”

最后，快落到底时，生态学家迷惑不解地喊道：“你在做什么呀？”

坚信不移的经济学家说：“当价格涨到足够高时，就会有人卖给我们降落伞。”

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行政官员，后为通用汽车公司研究副主任的Robert Frosch甚至计算过，需要多少门载有灰尘炸弹的大炮，对准平流层发射，反射掉太阳光，才足以平衡CO2翻番引起的增热。这个地球工程计划的每年代价是几百个亿，但他认为要低于燃料税的成本。

当生态学家担心生态系统或物种承受人类各种干扰的能力有限，因而告诫人类降低对自然的负荷（即便是按照经济上的成本判断）的时候，经济学家正确地提醒我们，可以用于各种正当目的的人力、技术以及经济资源是有限的，我们根本就不可能有能力去抵挡每一个潜在的生态冲击。撇开取代我们迫使它们灭绝的物种的作用不说，我们不可能承担（甚至不知道怎样）取代像害虫控制这样的形形色色的自然生态功能。生态学家正确地提醒我们，一旦它们没有了，那么就是彻底没有了；把我们环境的未来抵押掉，把寻找解决方法的担子扔给我们的子孙，那不是好的地球管理者或好的经济学家。经济学家反击说，但是我们正在留给后代更多的财富去处理这些任务，找到跨越这种文化沟壑的价值平衡是政治家们应该做的事情。并且，这种过程，应该有效到能让我们把我们的价值置入决策的程度。由于它容易受到言过其实的、令人迷惑的争论的混淆，因此做起来特别难。包括综合评估在内的地球系统科学的知识可以有助于使争论非神秘化。

看多还是亏空 (Half Empty Or Half Full?)

洛克菲勒大学的经济学家和技术分析家Jesse Ausubel长期来在思考这个问题；技术和发展是不是像生态学家经常说的比疾病更糟的一种疗法，还是如观念守旧的经济学家在这场两极分化的争论中所说那样的相反。

尽管不否认人类已经严重地操蹲了他们的生命支持系统，承认发展不可能持续到无限的未来，然而，Ausubel把技术专家关于什么是未来可能的乐观主义，与经济学家关于什么是已经达到的乐观主义，两者融为了一体。“现代经济还远远没有达到系统效率的极限”，他的说法听起来非常像技术专家和生态学家在质疑市场的效率。但是他认为这是个好消息，因为随着社会依赖工程师们的发明东西在飞速发展，但对戏剧性地“减轻负荷”还存在非常大的发展空间。没有证据表明，社会因只能提供非常可怜的有效技术和做法感到沮丧，Ausubel却认为技术是我们的救星。Ausubel写道：“历史记录揭示，通过在我们的氢一碳混合资源中提倡多用氢少用碳，世界在过去200年中已经在减轻能源消费中取得了进步”。“所有这些分析意味着，在未来100年，人类经济将从它的系统中清除掉大部分碳，通过使用天然气而达到氢的代谢。”他总结性地说：“我们正在走向一个正确的方向，走向非常微小的排放。道路是漫长的，但我们的方向是正确的。”

那么土地问题怎样呢？大多数分析家都推测到下一世纪末，人口将增加卫倍甚至2倍，除去大灾难不说，为生产食物以喂养这些人口所急需的农产品又是怎样呢？这里，Ausubel也承认自然森林和野生地的毁坏对自然造成了威胁，也并不否认需要为自然系统重建土地。但是，Ausubel引用农学家Paul Waggoner所做的一项研究，相信解决这个问题的道路将再一次来自技术。发展中国家的谷物产量是如此之低，以致只要发展中国家的农民把他们的生产水平提高到美国或欧洲的一半，那么“100亿人平均就可以享受有25千焦耳（6千卡）的食物（可与今天富人的食物相比），而耕地只占用今天14亿公顷的四分之一。所占用的这部分地大约是阿拉斯加面积的2倍（大约为亚马孙盆地面积的一半）。如果未来的农地普遍生产今日美国这样的谷物，那么吃美国式食物的1004乙人就能够允许大小如澳大利亚面积的耕地重返成为野生地。”

但是还有像山一样的废弃物、有毒垃圾和燃料垃圾呢？1988年，一艘垃圾船因为找不到自愿接受的废料填埋地，被迫在公海上航行几个星期。面对这个问题，创造出“工业生态学”这个词，来特指将人类融入自然的自然一社会系统的Robert Frosch、Robert Ayres和其他人变得较少自信。工业生态学的一个原则是“非物质化”（用来满足特定经济功能的物质的重量随时间而减少）。工业生态学家承认非物质化的速率与环境有很大的关系，但却是不明确的。

让我们把这些工业生态学家的乐观主义与这样一些著名的自然生态学家（他们的反对者以及在媒体争论中通常称他们是“毁灭论者”）的观点作对照，后者的代表是斯坦福大学的Paul Ehrlich和Anne Enrlich与英国牛津大学的Norman Myers。例如，Paul and Anne Enrlich采用长期观察，并把它们与生物学的误解结合起来，试图解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不顾现实而在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之间选择前者：

人们之所以肆无忌惮，是因为他们在生物意义和文化意义上，已经进化到能够对短期的“磨难”作出反应，同时排除他们控制不了的长期“趋势”。除非我们做那些不是自然发生的事情（。果我们把焦点限制性地放在看起来是渐变的或者差不多觉察不到的变化），我们就足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困境是令人恐惧的。

他们明显地为全球变化的速率而害怕，费力而艰难地去读懂无数个可能的灾变（饥荒、生物灭绝、流行病），如果我们继续现在这样的增长方式的话。

乍一看，经济学家和生态学家之间似乎有惯常的不可缓和的分歧。但是，一个对经济学家――生态学家论争有较深认识的分析家认为，虽然存一些范例差异，但分歧并不像看上去那样大。事实上，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本身并不重要。不同的分析家都在针对同样的论题，即：①如果我们是幸运的，那么最终就有可能用新的技术，导致今后100年一个较少扰动和可持续的稳态世界；②如果运气不佳，就会因为无视我们日常经济的客观性，以及对无限的不可持续扩张活动的限度，将会看到不断加剧的灾难性的生态危机和人类危机。明显的差异是可能性大小：传统经济学家为我们将及时地运用经典的经济工具和政治工具使世界可持续而乐观；生态学家为自然的恢复能力感到沮丧，更为人类及时察觉到长期不祥趋势（以便成功扭转它们）的能力感到悲观。

或许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任何创览过Myers和Paul and Anne Ehrlichs写下的厚本巨著的人，都会从中发现，许多与乐观主义的技术专家和经济学家提出的建议，实质上是完全相同的解决问题方法：更有效的技术，更快的执行措施，适当的计划生育，技术从富人向穷人转移，更好的教育体制，更为完善的有关全球系统的研究与发展，以及其它一长串类似的活动。基本的争论是在哪里呢？它是否仅仅是关于灾难可能性的不同的调门？不，我相信至少在一个基本问题上真正存在着一个实质性分歧。生态学家相信，如果有足够的理由担心不祥的发展趋势，那么经济学的过去表现和未来潜力就是很不够了；此外，还需要有具体的行动去减慢这些威胁的到来。

生态学家与经济学家范例之间的鸿沟主要存在于两个命题：①大大膨胀了的人口规模、技术与生产活动以生态可持续方式进行的可能性；②即便生态服务功能退化，它们是否相对不重要，或者可以被人类经济的其它产品替代。差不多所有负责任的和真正的争论者，都同意这些问题不是可以确定性地回答的，但是他们对地球将经历乐观还是悲观结果的可能性有非常不同的看法。技术和经济的乐观主义者承认有环境风险，并且确实提出一系列政策行动，去促使人们努力降低环境的风险。对悲观主义的技术专家和生态学家可以说同样的话，但他们愿意看到人类事业的规模（既包括人口的数量又包括经济的规模）有戏剧性的逆转，以便避免像快速砍伐森林和持续的CO2积聚这类潜在不可持续做法，导致全球崩溃的风险。尽管他们的解决方案并非完全相同，但有相当部分是有共同性的，即使这些相同点被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言论的烟雾所遮掩。

过程是我们最重要的结果 (Process Is Our Most Important Product)

我相信，过于安心或过于绝望地相信争论的其中一方拥有真理都是绝大的错误。我预言，最有可能的结果是两者在不同的特殊事例中被证明都是对的：某些预期的环境危机将会衰退直至失去意义，而像臭氧层空洞这类其它的危机，则会作为在发生前几乎没有察觉的棘手的奇异现象而突然出现。可以肯定的就是这种悲喜交集的格局会长期持续。我还相信问题会变得日益全球化和不可逆转。紧迫的事情是，我们要决定在何种程度上需要投资于现在的资源，以使潜在的风险最小化。这正是地球系统科学的综合评估方法可以起作用的地方，它将有助于决策者把决策过程，放在一个坚实的事实基础之上。

让我再一次强调，我并不意味着我们需要刻板地对待综合评估模型的定量结论。由于这些模型涉及到许多子系统之间的相互联系，因此没有一个模型能够精确地描述相互联系的物理、生物、社会子系统的综合效应。相反，综合评估的决策价值在于“过程本身”。更进一步地，由于这些社会－自然系统中相互联系的各个子系统的高度木确定性，我认为社会或其代表，仅仅根据分析性方法来进行决策是一种危险的幻想。然而，综合评估模型表现的复杂性，能够使那些愿意探究底细的人清楚明白地知道，那些陈述清楚的假定对未来环境和经济的逻辑结果是什么。以综合评估为分析工具，一个决策者可以对真实系统的可能行为有充分了解，如果你愿意，它会有助于使用者更加直觉领会到：复杂的相互作用是怎样加大或减少了某个特定的人类行为或政策的环境与经济的风险。就像可以分析依赖于煤而不是依赖于产生较低二氧化碳浓度的燃料的环境费用那样，可以用来分析新的税收政策的环境收益和经济费用。

最终，只有一种可能性（通常是主观的决定）适用于任何一个特定的结果。但是，通过介入整个过程，通过在计算机模拟中像玩游戏似的改变系统中不同的物理生物因素之间的联系，或者通过故意改变政策，模拟估计这些政策可能有什么样的不同结果，决策者可以因此变得非常明达博识。

差不多所有决策（不管是医学的、商业的还是政府的）都是借助大多数组成要素中的不完全信息，来估计各种选择的风险和收益的直觉性价值判断的。无视问题中经得起定量化的组成要素，就同相信单纯以这些要素组成的模拟结果，就是选择正确政策的唯一理性基础一样无知。学问是在做的过程当中，而不是在“答案”当中。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过程就是我们最重要的结果！问题是要发现决策者愿意介入这种复杂的学习活动。决策生来就是一种社会性的而不是科学性的活动，因为它是负荷价值的工作。即使科学中的真理判定，也是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喜欢承认的一种社会性活动，因为至少在一个短暂的时期，在有说服力的实验进行之前，对已经掌握的知识的评估是通过听取科学界的智慧（或者是科学精美的偏见）来行事的，从而以较少含糊的语言来表达相关的知识。这种社会性活动指导着科学家下一步做什么，包括什么样的实验可以同意（意味着提供资助）去进行。

谁代表多数人的意见(Who Is The Consensus?)

即使某些社会科学家和哲学家喜欢指出，逻辑上，科学与任何其它有政治权力、主张和价值侵入其内的活动同样是非理性的，但我确实相信，大多数科学活动的确是在自觉地减少明显非科学的行为（对好支持者的国会政治分肥行为是这类事情的典型人实际上，尽管不像其实践者喜欢声称的那样客观和中立，科学是用它的客观工具即科学方法来检验和再检验它的现有观点（也称为理论或假说）。但有时科学的成果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并且由于决策部门通过新闻界而获得信息，科学就会成为一个庞大的（有时不那么大的）社会活动的组成部分。

即使我们同意要寻找意见一致，但仍有可信性的问题：如何界定科学界的成员，从而听取他们的智慧，将他们的观点作为条目纳入对最新科学的集体性描述，然后用于政治目的？例如选择二氧化碳税的大小，增加公众购买土地用作野生动物保护区和它们之间的通道以防止快速的气候变化。换句话说，什么样的专家有资格在这个科学一致性的选举中投票呢？在这里某些掌握政治或经济利益的人，有许多进行大肆攻击、设置骗局和刺杀名流的机会。我们应该去学习怎样看透这种公共关系中的闪电行动。

那些坚持认为我们应该保持沉默，直到正常的科学过程揭示出“真理”（一种有关会发生什么事的严格的一致意见）为止的科学家没有看到，事实上个人、公司、政府的决策，差不多总是基于对一系列结果的最佳推测估计上，通常总是缺乏严格的一致意见的。这就是大多数保险怎样购买、投资怎样进行、医学选择怎样评估的机制。只要专家观点的最新评估被承认是一种社会功能，我们所有参与者在某种程度上就会受到个人观点的影响。在估计军事风险、医学风险、经济风险、未来利率以及差不多所有其它重要的社会领域前景（要对面临的大的不确定性进行决策）都是如此。

于是科学决策的社会问题就成为，怎样使非专家的社会了解这些有广泛代表性的相关专家的如下看法：将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以及这些事件的可能性是什么。当然，最重要的是某种关于这些事件，会对环境与社会产生什么影响的指导性意见。这种意见一致评估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社会过程（因此没有一种科学方法适合于它），这使得许多科学家被挤到了圈外。

当然，个人与群体要估计任何特定理论的有效性，或者估计任何特定结果的可能性，都要使用科学方法。但是在缺失明确实验的情况下，不同的个人与群体就可能具有不同的专家观点。在任何阶段，有知识的专家们提出的观点就是社会的决策过程所需要的科学影响。在某个水平上，研究专家观点并且进行科学决策是必不可少的。这种做法清楚、正式、透明，要比采用具有特殊利益的报界资料好得多，后者总是勾勒他们欣赏的专家的观点，然后传真到全世界的权力结构——我常常在我的讲课中称之为“一份传真，一个投票综合征”。

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工程与公共政策系，把它在全球气候变化低水平争论中的挫折，干脆变成了一项科学调查。1994年，美国大约有16位科学家被询问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按调查科学要求设计，不带统计学偏见。所选择的科学家被这个综合评估小组（本身对气候变化问题是轻微的还是严重的威胁不带任何明显的预见）认定是具有普遍性知情专家的代表。例如，向我们提出的一个问题是，如果二氧化碳增加l倍，使得最终全球平均表面温度有一定的提高，要求就此画一个反映可能性的所谓累计概率分布。所选定的16位科学家（他们包括气候学家、海洋学家、气象学家，所有人都在那个领域工作）中有15位画了相类似的累计概率函数。虽然在具体数字上有差异，但15幅图看起来基本上是相同的：所有人对气候变化为气温下降或者不超过1℃赋予一个显著的但相当小的概率。所谓小，我是指5％――20％的概率。换句话说，16位科学家中有15位同意，关于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在下一世纪可以小到忽略不计的对立观点的概率可能较小。然而，他们认为，下一世纪全球气候变化的较大可能是在上升1℃- 4℃之间（相当接近过去20年间产生的标准的国际评估）。

简单的否定 (rush to denial)

由16位人中的15位组成的科学家小组，按照他们累计概率分布的图示，也都一致同意仍然存在着一种不愉快事件的可能性，即异乎寻常但却是小概率事件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奇异气候现象出现，以致可以看到大于4℃的气候变化（有些科学家在所谓奇异方案中图示有高达10℃甚至更多的变热）。虽然他们认为这种可能性不大于20％（我也这样认为），但10％可能性的灾难性事件肯定会促使大多数企业领导或个人去购买保险，以使自己免除全部损失，因此需要采取行动来减少发生的可能性（按战略安全家们的说法是“制止”）。当然，没有人向这些科学家提出这些对决策者有重要参考价值的问题。相反，他们仅仅被要求提供他们的技术评估：估计结果并对相应的概率作出最佳评估。

谁是那位提出不同意见的科学家？再三反对的是来自麻省理工学院（MIT）的Richard Lindzen，一个全球变暖科学的严厉的批评者和科学家。

Lindzen嘲笑有关全球变暖问题的公众讨论过程是非科学的和不成熟的。谈话节目主持人Rush Limbaugh的节目、《Wall Street Journal》和《The Cato Buesiness Review》的编辑文章、由煤炭游说团体制造的内容俗套的录像带（把CO2描述为对地球是有利的），都对Lindzen的评论作了渲染。Lindzen认为，全球变化很可能只产生可以忽略不计的结果。初看上去，他的概率图与他的15位同行的图有同样的形状。然而，在概率圆的水平轴右侧，他的极端数字不是高为10℃的最大增热而仅仅是1℃。Lindzen对调查者说，按照他的科学判断，CO2增长1倍使全球变热大于1℃的可能性只有2％都不到。回想其他15位科学家一致同意小幅度的变热（低于1℃）是可能的，其可能性典型地是从5％――20％不等。因此，我们中的其余各位，没有一个人否定出现可忽略不计的结果在内的广泛的木确定性。Lindzen和其他少数科学家（媒体赋予他们的时间看起来抵得上气候学研究小组中的大多数人）反复强调他们掌握了有关未来的专业知识，因此有某种把握知道专家小组中每一个人都在争论的东西：即未来气候变化的每一种不可忽略的结果的概率实质上都为零。由于反馈机制的广泛不确定性，没有人能绝对准确地从今天推测明天，我认为这个自鸣得意的判断是难以接受的。何况，它还忽略了前面讨论的指纹证据的增长。

一个气候学的哥白尼吗 (a climate Copernicus?)

完全有可能被调查的15人是错的，而Lindzen却是对的。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正确的概率是10％左右。甚至还会存在某种思想的传奇。科学幻想电影，经常描绘一个勇敢的科学家力排众议，坚持认为某种一致同意的推测会引起地球裂缝，创造一种放射性的怪物，或导致出另外某种与常人智慧对立的可怕的结果。而真实生活中的故事，也常常把英雄界定为是与常规知识对抗的人。伽利略和他的望远镜摧毁了陈腐的天体理论，又粉碎了声称这种理论是真理的教会的信誉。虽然社会、组织等权力机构也没有被动地作出反应，但（最后）赞美还是属于改变了教条的人。

这当然是应该的，因为这是一种敢于去实践其认真的反对意见的行动。毕竟，披着光滑的法衣在教堂和国家中有着体面位置的Ptolemy的支持者们，坚持地。已说的宇宙观已经不知有多少个世纪了。确实，意见一致的科学可以产生愚蠢的或者刚愎自用的危险的观点。在这一点上，我同意Lindzen的通过被称为科学方法的正规的质疑程序，借助于开放的科学过程，让时间来不断地清除错误的思想。

虽然对于每一个Ptolemy可能最终产生一个哥白尼，但是，我也敢打赌，对于每一个真正的哥白尼至少会有一千个假冒者。在大多数问题上，常规智慧多多少少证明是对的。不幸的是，媒体和政府对差不多所有具有博士证书的、声称拥有真理但却意见不一的人过多地一视同仁。而科学的评估过程（例如像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家组或者卡内基梅隆研究小组这种特定的事例所做的那样），是要努力把离开本题或局外的观点与最新的主流思想鉴别与隔离开来。这些局外的观点必须要听，但不是以同等的可能性予以对待。

因此，环境－发展政策的社会制订过程的最佳评判，是可以建立在科学界的代表关于变化的幅度及其科学概率的集体性评判上。并且，这个过程应该经常重复进行，因为新的知识在快速产生，我们应该按照新的发现重新思考我们的政策取向。我已经把后者称之为“滚动式再评估过程（rolling reassessment processes）。也许有一天会出现一个气候学的哥白尼，他将证明现有的常人智慧应该淘汰了。但是就眼下而言，我建议政治家还是通过调查有广泛性的代表的专家，采用由此得出的多数观点进行打赌为好。这种调查肯定不是媒体的平衡观念，他们常常蛮横地把对立的双方以难以平息的争论形式放在一起，好像有知识的人不会相信其他别的观点是有可能的，似乎那些局外观点的相对可能性与其它的概率都是一样的。这种调查也不是政治上的平衡行为――由政府的政治对手，例如美国的Ralph Nader和Newt Gingrich挑选的专家。在这样一种冲突、狂乱、扭曲的状态中，要对合适的政策行为进行理性的公共辩论是不可能的。

什么是应该考虑的行动 （What Are Some Actions To Consider?）

我多次重申，决策就是在环境与发展领域怎样去冒险（如果你愿意，也可以说成是赌博）的价值判断。尽管经常有令人不解的复杂性，但进行价值选择并不需要统计学、政治科学或地理学的博士学位。相反，公民所需要的是用普通人能够理解的常用比喻和普通语言，对环境与发展争论作出简单解释。一旦这个地球的公民开始意识到，在传统经营活动与可持续的环境管理之间作出选择所涉及到的各种利弊关系，可能出现的较好结果，是由于“普通”人不愿冒风险的意识，也许会促使他们关心自己的未来和地球的未来，来了解足够的情况，而不被包裹在任何特殊利益的俗套的商业宣传或评论文章中的简单说法所愚弄，因而最终达到对勉强行事的政治家和权力经纪人的公众制约。

可以考虑采取何种行动来处理像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变化问题呢？下列清单是1991年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NRC）进行的一个跨学科的，由企业、大学、政府联手评估得到的一致性意见。令人鼓舞的是，这个由不同观点专家组成的研究小组（包括经济学家Nordhaus、实业家Frosch、气候学家Schneider）都同意，以美国为例，以较低费用或不用代价，就可减少或补偿其温室气体排放水平大约为1990年水平的10％――40％。下面是该委员会建议的项目：

1．继续推进逐步淘汰CFC（含氟氯烃）和其它卤烃气体的排放，开发能减少和消除温室气体排放的替代物质。

2．详细地研究能源的“全社会费用价格计量方法”，逐渐在实际中引入这种系统。在污染者付费原理的基础上，能源生产和消费的价格应该反映相关的环境问题的总成本。

3．通过加强节约与办事效率，在能源使用阶段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4．在规划未来的能源供给结构时，使温室增热成为考虑问题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美国应该采用一种系统方法来考虑在能源供给、转化、用户使用和外部效应之间的相互作用，来改进整个能源系统的经济和性能。

5．减少全球性的森林砍伐。

6．探索一个适度的国内再造森林计划，支持国际上有关再造森林的工作。

7．维持农业方面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实验研究，帮助农业和商业适应气候变化，从而确保有充足的食物。

8．通过水的市场机制，提高水的利用效率，以及通过更好地管理现有的水源系统，由此解决现在的不稳定性，从而使水供应更加充足。

9．规划长期生活结构的安全边界，以考虑可能有的气候变化。

10．以开始减慢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11．执行研究与发展计划，以改进对全球变暖起补偿作用的地球工程的设计，以及增加对这些工程可能存在的副作用的认识。不要现在就实施这种地球工程计划，而要更多地了解其优点与不足。

1．控制人口增长，可以对提高生活标准和减少像温室增热这样的环境问题作出重大贡献。美国应该重新全面参加减慢人口增长的国际项目，应该对这些项目予以经济和其它方面的支持。

13．美国应该有高层官员全面参与有关温室增热的国际协议和项目，包括外交条约和研究与发展方面的工作。

考虑到参与者的背景的多样性和他们不同的思想观点，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行动清单。但是在专家小组面前进行公开争论的严峻考验中，私利者的争论和媒体的哗众取宠都是无效的，如果不是起反作用的话。这个专家小组没有断言灾难是不可避免的，也没有断言是不可能的。我们只是认为，“尽管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但温室增热却是一个潜在威胁，需要立刻采取行动”。各种模型正在积极地对国家科学委员会报告提出的政策选择进行综合评估。但是，即便这个由13条建议组成的综合性行动清单仍然忽略了两个基本方面：①非常需要开展一场理智的而不是好争论的关于全球变化的公众辩论；②非常需要开展跨学科的公共教育，除了了解传统的被分割的专业化领域外，还应该教给学生懂得整个系统和长期的风险处理方法。没有这些要素，要让公众坚定地支持把目前的国家资源投资于长期的全球目标的政策是困难的，因为目标的必要性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理解。

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 （Environment And (Or Versus) Development）

尽管NRC（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报告承认，制订世界规模的全球变化对策是重要的，但它仍然主要是发达国家的观点。发展中国家常常与发达国家有非常不同的观点。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是努力提高识字率，降低死亡率，增加寿命期望值，为增长的人口提供就业，减少当地迫在眉睫地对市民和环境造成健康威胁的空气污染和水污染。而保护物种和减慢气候变化被看作是与较发达的经济能力相对应的，在他们的优先项目中仅仅放在较低的位置。发展中国家把降低全球变化干扰放在他们优先项目的较后部位，是有嘲讽意味但又是可以理解的。尽管事实上，差不多所有的影响评估都认为，正是这些发展中国家最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损害。

经济学中有一个词语叫做“边际货币”，在我们看来，它意味着在既定的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物理、生物、社会系统中，下一笔钱投资可以获得最大社会收益的最佳地方是哪里？我已经听到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呼喊，在贫困得到扭转、可防治的疾病得到消除、非正义现象得到矫正、经济平等可以达到以前，他们只能把宝贵的资源投资到这些优先领域。我的回答是，气候变化会使他们正想处理的这些问题趋于加重，因此，我们应该设法使得投资既能减少气候变化的风险，又有助于经济发展（向高效技术转移是一个最好的例子）。最大的错误是陷于迷误的“边际货币”的错误逻辑中不能自拔，因为下一个可得到的美元的一分一厘都无不例外地用于最优先的问题，而所有其它的问题都必须等到第一优先完全达到以后才进行。对我来说，第一步就是要把“边际货币”换成小额零钱，以便许多有相互联系的优先问题至少能够总体上得到部分解决。假定围绕许多人类事件和自然事件的费用和收益有大规模的不确定性，看起来最谨慎的做法就是同时处理许多课题，并不断地估计何种投资是有效的，何种问题（包括全球变化在内）是变得严重了还是得到缓解了（即滚动式再评估过程）。

当然需要有资源进行投资。由于可得到的资本大部分是在发达国家，因此需要进行国际磋商，即被称为”有关行星的讨价还价（planetary bargaining）”，以使经济平等和社会公正问题与环境保护相平衡。这种协商正在联合国的主持下进行，很可能要花很多年，才能制订出平衡世界上各个国家不同利益和期望的方案。

虽然这里引用的美国国家科学研究委员会研究组的建议，大多数是针对发达国家政府这一级水平，但还有相同的一系列建议可用于个人与小规模的机构。我知道这听起来像是在说教（就像是告诉人们他们的投票会产生作用，即使每一个人都知道没有人会多这一票而赢得选举），但是离开房间时把电灯或者电视机或者计算机关排是重要的。例如，如果每一个选区为落选者仅仅增加一张选票，那么一系列选举的结果就会是非常不同的。类似地，当50亿人以这种方式保护能源，每年每人为1000次，那么整个能源积蓄就会上升。而且，如果我们想在减慢全球变化问题上变得有效，这样做就为我们需要进行的许多生活方式小的变化定下了合适的基调。

例如，如果你要买一台冰箱。你发现有两种不同的型号，除了微小的差异外，外表看起来是相同的，但一个价格是1000美元，另一个为900美元。你想要买哪一台呢？很可能会买便宜的那台。但是如果你读了标牌，你会发现1000美元的冰箱所耗费的能源要比900美元的那个少得多。可能是因为它隔热性能好因此价格贵一些。我们需要做的全部事情是，根据标牌上的信息做一点心算，只要看看从这个隔热较好的冰箱我们每年的电费单上可以省多少钱。我们假定它是每年25元。这就意味着，4年以后我们已经把100元钱挣了回来。一台冰箱典型的使用期是10一15年，我们实际上已经大大超过了差价。同时，由于较少的能源意味着较少的污染，因此我们也帮助了环境。眼下，这种与市场无关的设备还不是产品价格的组成部分，即便它是一个真正的社会成本。

我们都需要更新汽车。下一次我们更新汽车时，我们就可以读读标牌，看看它的能源效率。拥有一辆最大的最快的汽车真的有那么重要吗？为什么不做同时有利于环境和自己钱包的事情呢？我们应该买一辆更节能的汽车。

政治家都喜于对他们的选民的感觉作出反应（当我们交流感觉时人如果我们要影响政治领袖创造性地作出长期解决问题的办法，以帮助我们在家中有效地使用能源；为中国提供新的选择，以改进过去计划经济模式对易污染的煤的低效率使用；帮助印度尼西亚人和巴西人扭转森林的快速砍伐，政治家就必须知道我们想要他们干些什么。让他们知道你的关心和价值吧，如果我们鸦雀无声，那么只有特殊利益者的传真在进入政治家的眼帘。

事实上，这就是本书的结论：每一个公民都有职责选择如何去平衡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风险与可知收益的矛盾，这就要有充分的知识，以便作出体现这种平衡行为的价值取舍。融会多种地球系统科学领域的专家，可能有助于说明会发生什么气候变化以及有多大的概率。下一次当你听到专家告诉你“做什么”时，你要记得去问他们下面三个问题：①可能发生什么？②可能性有多大？③你怎么知道会发生的？你要确信让专家区分他们的判断中哪些部分是基于已经确立的、客观的概率，哪些部分是主观的。本书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接下去要做的事情是我们大家的责任，只要我们想要承担这份责任的话。

如果我们不负责任地行动会怎么样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在进行赌博（希望碰到某种好运，结果证明我们为保护地球付出的成本要比我们漫不经心地给地球带来的损失还要大）。然而，这是一场令我们，以及与我们分享地球但却不能介入决策过程的其它生灵根本就输不起的赌博。

谢选骏指出：这种企图把责任落实到每个人头上的想法是最没有效率的。而且参考一下从冰川期到间冰川期，全球气候变化的平均持续速率为每千年只有大约1℃——对于个体来说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活法，为后人担心犹如杞人忧天一样好像多余。

（另起一页）

【第三本】

【地球编年史】

［美］撒迦利亚·西琴著

撒迦利亚·西琴（Zecharia Sitchin）是一位在国际上备受尊敬的作家和研究者，从1976年起，他陆续出版了一部在全球范围内影起巨大反响的系列作品《地球编年史》。这套多达7册的开创性的大书迄今为止已被译为20几种语言出版，印刷近2000万册。

在书中，作者结合考古学、古文字学、东方学与《圣经》学的最新科学发现，重新编织并复述了整个人类的历史──尤其是史前地球史和人类史。他提供的证据表明，上古神话并不仅仅是传说或幻觉，而是被我们日渐遗忘的遥远的史实。

7册编年史从45万年以前由太阳系中的第12个天体尼比鲁（Nibiru）──亦即被美国航天局（NASA）在1982年发现并命名为第十大行星（Planet X）的神秘天体──上降临地球的外星高智能生物阿努那奇（Anunnaki）对地球的统治开始，中间经历了人类的崛起以及大洪水的灾难，到公元前2023年近东地区苏美尔人的覆灭为止，重构了人类起源与发展的全部历程。作者的观点新颖而极富冲击力，使该系列图书的影响力持继30余年，至今不衰。

作为世界上少数能解读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学者，撒迦利亚·西琴同时也精通希伯来语、塞姆语和欧洲的各种语言。他的研究遍及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玛雅文化等领域，一生致力于人类起源的研究活动。他的研究活动甚至被立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西琴学”。当然，最耐人寻味也最有意义的是，他的研究表明，人类在太阳系中并不孤独，因为在经过了3600年的一个轨道运行周期后，第12个天体即将返回并掠过它也许足以再次影响我们的近地点。

撒迦利亚·西琴1922年出生于俄罗斯阿塞拜疆首府库班，在乌克兰度过幼年时代。年长后在伦敦大学攻读过考古学、历史学、语言学、经济学及神话学等。现居住在美国纽约。

谢选骏指出：这《地球编年史》也是一部白俄流亡者的作品？

【《地球编年史》中译本总序】

宋易

对一个读者──至少是我本人──来说，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具说服力而且也最陌生的关于太阳系与人类历史的知识体系。它是如此恢宏、奇诡、壮丽，使我首次意识到，当我们终于有机会和能力追寻人类起源的真相时，才发现事实竟然比想象或幻想更加不可思议。而此前，人类也许并不知道，其实我们一直就置身于创造的奇迹之中，或者，我们本身就是一个被创造的奇迹。

我相信，大多数对人类进化有兴趣的人都将对这个系列的图书保持一种开放的态度，同样，对《圣经》故事以及大洪水之前的历史感兴趣的人，也可能会持有同样的阅读姿态。你是否思考过，为什么我们这个种族是地球上唯一的高智能物种？你是否想过，为什么从古代的哲人到现代的科学家，都无法完全回答我们从哪儿来？或者你是否知道，为什么希腊词汇anthropos（人类）的意思是“总是仰望的生物”？甚至连earth（大地，地球）一词都是源于古代苏美尔的e.ri.du，而这个词的本意竟是“遥远的家”？

撒迦利亚·西琴在《地球编年史》系列图书中回答的远不止这些。

西琴是现今仅有的少数能真正读懂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学者之一。他穷尽一生的时间探究着我们的起源，当然这些研究要证明的绝对不是一群下树的猿猴怎样奇迹般地成为了人。作为一位当代伟大的研究家，他既利用了现代科学的技术，又从古代文献中窥知了那些一度处于隐匿状态的“神圣知识”。而这些神圣的知识所包含的内容，正是我们是谁，我们从哪儿来，甚至，我们往何处去。从《地球编年史》的第一部《十二个天体》的出版，到第七部《末日：审判与回归的预言》的出版，其间耗时达三十年。而他在这三十年间所得到的成果，对于全人类来讲，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

他的观点是：人类种族是呈跳跃式发展的，而导致这一切的是在30万年前的星际旅行者。他们在《圣经》中被称为“纳菲力姆”（中文通行版《圣经》中将其误译为“伟人”或“巨人”），在苏美尔文献中被称为“阿努纳奇”。与《圣经》中所记载的神话式历史不同，他通过分析苏美尔、巴比伦、亚述文献和希伯来原本《圣经》，替我们详细再现了太阳系、地球和人类这一种族及其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历程。同时也证明了伊甸园、大洪水以及《圣经》中的英雄人物是史实而非神话。他的研究成果让进化论与《圣经》不再相互抵牾，这一点是空前的，人们有可能会在他的理论中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认同感，而这样的认同感不是进化论或《圣经》能单独带来的。

西琴发现，借助现代科学手段而得来的天文资料，竟与古代神话或古代文明的天文观有着惊人的相似。令人震惊的是，数千年前的苏美尔文明的天文观甚至是近代文明所远远不及的。哪怕是现在，虽然天文学家已经发现了“第十二个天体”尼比努的迹象，但却无法证明它的实际存在；而位于人类文明之源的古代苏美尔，却早就有了尼比努的详细资料。《地球编年史》充当了现代科学和古代文献之间的桥梁，在现代科学技术和古代神话及天文学的帮助下，西琴向我们全面诠释了太阳系、地球以及人类的历史。

西琴的另一个重要成果是发现真正的人类只有30万年的历史，而非之前认为的有着上百万年历史的观点。而这是基于他对最古老文献的研读，对最古老遗址的考察，以及对天文知识的超凡掌握。借助强有力的证据，他向全世界证明，人类的出现是源于星际淘金者阿努纳奇的需求。人类是诸神的造物，这一点在《地球编年史》中有着完美的科学解释。 

不过，这套旷世之作的重点并不仅仅止于此。笔者曾在玛雅抄本中看到，其历法中“第四个太阳纪元”的最后一天是2012年12月21日，由此不少人认为这就是所谓的世界末日，同时也有不少人将其视为谬论。事实上，玛雅历法认为，在2012年年底的那个冬至日之后，人类、地球乃至我们的整个星系，都会进入全新的“第五个太阳纪元”。在这套书中，撒迦利亚·西琴为这样的说法给予了科学的论证──当然，并不是论证“世末论”。在《地球编年史》中，我们能看到古代各文明神话中对于“神圣周期”的理解竟然出奇地一致。与这个周期相关的正是太阳系的第十二名成员，被称为“谜之行星”的尼比努，即阿努纳奇的家园。所谓的“末日”──如一万多年前的大洪水──是尼比努与地球持续地周期性接近的结果，而人类文明就是在这一次次的“末日”中走向未来。

在笔者看来，《地球编年史》是一部记录地球和地球文明的史书，它传递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思想和观点那么简单。它是一本集合了最新发现和最古老证据的严肃的历史书，从“只有诸神在地球上的时代”开始，讲到众神如何建立地球太空站与居民点，讲到“原始人工人”被创造的年代，讲到他们作为人类“在大地上繁衍壮大”并如何“打扰恩利尔”，于是，到了距今1万年前，诸神决定不把巨大潮汐波即将到来的消息告诉人类。但“造人计划”的领袖“恩基”，却将其泄露给了“阿特拉-哈希斯”，并指导他造了一艘潜水艇“方舟”，带上“洁净的生物”存活了下来。

而对未来，撒迦利亚·西琴同样有着科学的预测。按照古代神话中“神圣周期”的推算，以及最新的天文学研究成果，表明一次巨大的事件就快发生了。凡是接触过各古代神话的读者都应该不曾遗忘，诸神曾向我们许诺：“我们还会回来。”那么，如果他们真的以某种身份存在的话，人类与造物者的再一次相会，是否就在公元2012年呢？

我不禁想起17世纪英国语言学家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创造的一个词：EVERNESS，他用它来更有力地表达“永恒”之意。而阿根廷诗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s Luis Borges）以此为名，写下了一首杰出的十四行诗，仿佛是在与西琴所关注的领域相呼应：

不存在的唯有一样。那就是遗忘。

上帝保留了金属，也保留了矿渣，

并在他预言的记忆里寄托了

将有的和已有的月亮。

万物存在于此刻。你的脸

在一日的晨昏之间，在镜中

留下了数以千计的反影，

它们仍将会留在镜中。

万物都是这包罗万象的水晶的

一部分，属于这记忆，宇宙；

它艰难的过道没有尽头

当你走过，门纷纷关上；

只有在日落的另一边

你才能看见那些原型与光辉。

《地球编年史》──这套被翻译为三十种语言的全球畅销书──竟然是在第一本发行三十周年之后才被引入中国的。而在这三十年前，是另一个长达三十年的研究过程。也就是说，对我们而言，这是一次半个多世纪的等待。

2009年4月1日，成都

谢选骏指出：听起来，这部《地球编年史》就像现代的人类的《伊尼特》——来自宇宙深处的一部史诗。 

【《第十二个天体》目录】

30周年双里程碑庆典纪念版序

初版前言

引用来源

第一章 无尽的开端

第二章 突如其来的文明

第三章 天地众神

第四章 苏美尔：神的领地

第五章 纳菲力姆，火箭中的人

第六章 第十二个天体

第七章 创世史诗

第八章 天国的王权

第九章 着陆地球

第十章 众神之城

第十一章 阿努纳奇的兵变

第十二章 创造人类

第十三章 众生的末日

第十四章 当诸神逃离地球30周年双里程碑庆典纪念版序

第十五章 地上的王权

【谨以本书的此一版本献给双里程碑庆典（celebration of a double milestone）的读者。首先，它属于《地球编年史》系列；其次，它的发行标志着这套丛书的第一部迎来了首发30周年纪念版】

在出版史上，尤其是非文学类作品中，很少有这样在出版界风靡多年、持续畅销的读物。《第十二个天体》做到的不仅如此，还有更大的突破：它的平装版在美国知名出版社AVON BOOKS印刷了45次！这是一个记录。此外，还有22个语种的翻译版本同时面世。包括英语在内的不同语言的硬壳精装版、软壳精装版、平装版、口袋版、磁带版甚至盲文版……都在不断地重复出版，使这套书已有了上千万的读者，并时常被引用（当然，免不了也被错误地引用）。无数的书刊和媒体都称它为“经典”。

不过，当我着手写这本书的时候，从没有预料过它会被置于如此炫目的高度，也没有想过它，不，是它们，最终竟会有七本，成了厚厚的丛书。事实上，我当时也没有意识到，我竟会在标题上加入“天体（Planet）”二字。我唯一的动力和渴望就是还原圣经中的真实身份。纳菲力姆（Nefilim）并非《圣经》（Bible）中提到的巨人（Giants），而是被苏美尔人（Sumerian）的神话称为阿努纳奇人（Anunnaki）的天外来客。这种全新的认识给我带来了新的思路和研究前景。最重要的突破来自于对苏美尔以及巴比伦（Babylon）的创世史诗（Epic of Creation）的重新认识──它们是一份古老而精细的科学文档。我从中得出的结论尊重了一个古老的观点，即：在太阳系中，在我们目前已知并安居的天体地球之外，至少还有一个星球曾经是能够供某种生命生存的，并且，它与我们有着无比深刻的联系。显然，这事关地球上的生命的起源，以及发生在遥远过去的空间旅行。对我来说，这种认识预示了之后一系列在三十年前想都不会想的科学研究，诸如太空穿梭、基因探索和其他各个不可思议的方面。

本书显示了进化论和《圣经》的冲突虽然不是绝对的，但将是持久的。我相信这一点，因为它告诉我们人类起源的真相，以及──这一点非常重要──在广袤的宇宙多维度时空中，我们并不孤独。

撒迦利亚·西琴（Zecharia Sitchin）

2006年10月于纽约

谢选骏指出：只有一个魂不守舍的流亡者，才能深入思考人类的命运。就像但丁的《神曲》，其实是一本思想的自传、白日的梦游。

【初版前言】

《旧约》（Old Testament）伴随着我的童年。大约五十年前，当它的种子植入我的心灵时，我完全不知道它与进化论之间的激烈争论。但是，当一个年轻的学生学习一门叫“起源出现在古希伯来”（Genesis in Its Original Hebrew）的课程时，我心中出现了一次和自己展开的冲突。

当时，我们阅读到第六章，上帝打算发动大洪水消灭人类。在那个人类面临灭顶之灾的关键时刻之前，所谓“众神之子”，也就是那些娶人类的女儿为妻的生物，还居住在地球上。

在希伯来的古文中，他们被叫做“Nefillm”，老师解释说，纳菲力姆就是“巨人”的意思。但我反对说：“难道它不是应该直接被解释为‘被放下的人’(Those Who Were Cast Down)吗？他们是不是曾经真的到访过地球？”因为nfl这个动词是“降落”、“堕落”、“掉下”、“放下”的意思，nfil是nfl派生出来的动名词，意思是“从上往下降的人”，而nflm则是它的复数形式。所以，他们不该被意译为巨人──哪怕也许他们可能真的是巨人，但“巨人”二字却未能指明他们最重要的身份属性：从上（意为“天”）往下（意为“地”）降的人。可见，Nefillm的准确翻译应该是“从天而降的人们”。

当然，我被老师指责了一番，并被要求要接受传统的解释。在老师看来，我不能对人们诵习经年的《圣经》钦定译本的权威性表示怀疑，可正是老师的这种态度反而增添了我的疑问。

在接下来的年月里，由于我已经学习了古代近东（Near East）地区的语言、历史、文化和考古学，“巨人/纳菲力姆”就成了一个长期的困扰。考古发现和对苏美尔、巴比伦、亚述、赫梯、迦南（Canaan）以及其他一些古代文字及神话的解密，更加证明了《圣经》经文中对王国、城市及其支配者，还有那些相关的地点、寺庙、商路、人造物品、工具和当时的文化风俗的描述，具有多么一致的准确性。

那么，现在是不是到时候该来接受这些如此相似的远古文明带给我们的信息，并相信所谓的“巨人/纳菲力姆”其实就是从天堂到地球来的访客？

《旧约》中不断重复说着：“耶和华的王座在天堂”、“在天堂里主注视着凡间”云云；而《新约》（New Testament）中也反复说：“我们在天上的父”。

但《圣经》的可信度因进化论的出现而有所动摇，后者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同。如果人是进化来的，那么很明显，他们不可能一次性就被某个神创造出来，并有预谋地建议：“让我们把亚当（Adam）造成如同我们自己的形象或式样。”

所有古代人都相信神灵曾从天堂到过地球，并且他们有能力随时朝向天空，突然升起。然而这些神话从来没有被证实过是可靠的──它们中的每一个都被那些刚刚入道的学者们定义为杜撰的故事。

古代近东的一些写作包含了大量的天文学知识，它们都非常清晰地指向一个星球，并说明，那些太空人和“神灵”都是来自那里的。然而，一百五十年前，当近东的学者们辨认和解读那些写在古代的宇宙学清单上的天体时，我们的天文学家们还不知道冥王星的存在（直到1930年）。

当时他们是如何去尊重并接受这个突然出现在我们星系的新成员的存在的？就和我们现在一样：古代人知道土星以外的行星，为什么就不接受来自古代的、能证明“第十二个天体”存在的证据？

当我们自己开始太空冒险，一个全新的视野出现了，对古代经文中描述的认同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现在我们的宇航员已经登陆了月球，无人飞船也在探索其他的行星，这足以表明，在外太空，比我们更加先进的文明曾派遣他们的宇航员登陆地球并不是不可能的。

的确，很多流行作家都曾猜测古代的一些人造物，诸如金字塔或者巨石阵，都是由来自外星的更加先进文明的访客指导完成的──那些古代人难道可以靠自己去掌握那些科技吗？

那么看看另一个例子，苏美尔文明，在6000年前它们没有任何预兆地突然消失了。由于这些作家们通常无法清楚地表述这一事件发生的时间与过程，最重要的是，没有查明那些古代的太空人是从哪里来的，因此，他们留下了令人好奇的问题，却没有答案──有的是对这些没有答案的问题的进一步思索。

通过三十年的研究，我回到那些古代留给我们的信息之源，还原它们的真实面目，并且，还原一个合理的、无间断记录史前事件的编年史。所以，本书旨在带给读者一个可以回答那些特殊问题的真实故事，关于时间、过程、原因──所有这一切究竟从何而来？

我的引述、列举和证据，主要来自于那些古代的文字记录或图片本身。

在本书中，我试图去破译一个古老的宇宙进化论，它的观点似乎和现代的科学理论极为相似──太阳系是如何形成的，一个外来的行星进入了太阳轨道，之后地球和其他部分也相继被带了进来。

我所提供的证据包括了一幅从那个行星──第十二个天体──飞至地球的空间宇航地图。然后，依次是：在纳菲力姆引人注目地建立了第一个地球“殖民地”之后，它们的领导者被加上名字，他们的人际关系，他们的爱与嫉妒、成功和奋斗，都被描绘了下来，成为了“永恒”的世界。

最重要的是，本书的目标是追溯那个导致人类被创造的重要时刻。

接着，我指出了人类和他们的主人之间的混乱关系，还对伊甸园、巴别塔和大洪水的解读有了新的突破。

最后，人类──也就是我们身上，那些被创造者赋予的生物特性与物质特征被确定下来，在众神离开地球之前。

本书表明，我们在太阳系中并不孤独。作为一个普遍的信念，它也许会在世界范围内增强而不是减弱。因为，如果纳菲力姆创造了人类，他们只可能是在执行一个巨大的、大师级的计划。

Z·西琴 1977年2月于纽约

谢选骏指出：写作《神曲》的但丁死的时候56岁，西琴出版《地球编年史》的时候，55岁——他们都是失去了故乡的流亡者。

【引用来源】

本书所引用的《圣经》原文，主要来源于《旧约》希伯来语的原始文本。必须牢记的是，所有最重要的《圣经》翻译版本，在其结尾处都有这样的标记：翻译或解释(translations or interpretations)。因此，真正重要的是，那些希伯来语的原文到底在说什么。

通过这些引用，我对比了以下几种文本：希伯来原文，现有的其它翻译版本，以及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Akkadian)的文献/神话，才发现原来我自己相信的东西是一幅多么精妙的图画。

近一个多世纪以来，苏美尔、亚述(Assyrian)、巴比伦以及赫梯(Hittite)的文化，吸引了一大批学者。但对其语言和文字的解读，最早是靠抄写与音译，最后才是真正的翻译。

奇妙的是，有许多例子说明，有时仅仅靠很久之前的一些记录和音译，就可以从后来不同的翻译和说明中甄别出哪一种才是正确的。当然，在另一些情况下，当代学者的发现也可以让早期的翻译焕发生机。

本书的最后部分是关于近东地区的文字资料，范围从最古老的一直到最新的，它们跟在一些学术资料后面，其中一些对理解这些学术思想会有极为宝贵的贡献。

谢选骏指出：本书似乎是一门混合的知识体现——但其真实性和艺术性，则有待观察。

【第一章 无尽的开端】

在所有用于支撑我们信念的证据中，最明显和最重要的就是人类本身。对地球而言，从许多方面来看，现代人类（modem Man），也即智人（Homo Sapiens），都是一个外来物种。

自从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用进化论的强大证据，打击了那些传统的学者和神学家，人们对地球生命来源的追寻，就可以从人类一直回溯到灵长类、哺乳类、脊椎类，以及那之前约十亿年前后的更加低等的生命形式。人们推测，那就是生命诞生的初始。

然而当我们真正接触到这些“初始”，当我们深入思考，生命是否也存在于我们星系的其他地方甚至星系之外后，学者们开始为地球孕育了生命的说法感到不安：不知为什么，生命似乎并不该属于这里。如果这一切都只是源于一系列随机的化学反应，那为什么地球生物会有──而且只有一个单一的来源，而不是许多个？

此外，为什么在自然界中含量极为丰富的那些化学元素，在地球上所有生命体内的含量比例却微乎其微？与进化论的观点所要求的恰恰相反，几乎所有这些生命体内含有的化学成分，都是我们的星球所稀缺的。

难道生命是从宇宙中其他地方来到地球的吗？

人类在进化链中所处的位置也是一个困惑。这里，找到了一个破掉的颅骨，那里，找到一个颚骨……起初，学者们还以为人类是在50万年前起源于亚洲。但当更加古老的化石发现之后，人们不得不承认，如果进化就像一个运作中的磨坊，那它的磨盘转动得可比想象中慢多了。猿（Ape），人类的祖先，现已发现出现于令人难以置信的2500万年之前。在东非的考察发现，他们在最早大约1400万年前就开始向类人猿（Hominids）转变。从那时起大约1100万年之后，第一个有资格被称作人的类人猿才真正出现。

被承认为最早的类人猿，“高级南方古猿”（Advanced Australopithecus），在200万年前就已经存在于东非相同的地方。之后又花了近百万年的时间才进化为直立人(Homo Erectus)。最后，在另一个90万年后，第一批原始人类(Primitive Man)出现了，他们被称为尼安德特人（Homo neanderthalensis）。他们得名于被最早被发现的德国尼安德特河谷（Neanderthal）。

虽然在尼安德特人和南方古猿之间有着超过200万年的时间，但他们所使用的工具──锋利的锐石──是非常相似的；并且，从外貌上看，他们也几乎没有什么差别。

接着，无从解释的事突然发生了：在并不遥远的3.5万年前，人类的另一族群──智人 (有思想的人)──出现了，就像他们本来就在那儿一样；随之而来的是尼安德特人从地球表面的突然消失。这些近代人──克罗马农人（Cro-Magnon man，发现于法国西南部一个同名石窟中）──看上去和我们长得如此相似，如果穿上现代人的服饰，那么他们将遁形于任何一个欧洲或者美国城市的人流中。

因为他们创造的那些宏伟的洞穴壁画，他们起初被叫做穴居人（Cavemen）。事实上，他们能在地球上自由自在地游移，因为他们知道怎样在他们所到之处，用石头或兽皮修建棚屋。

百万年来，人类的工具都是形状简单且便于使用的石头，然而克罗马农人却使用木头和兽骨制造出特殊的工具和武器。他们不再是所谓的“裸猿”（Naked Ape），因为他们将兽皮穿在了身上。

他们有自己的社会组织，住在由族长带领的属于自己的氏族中。他们的壁画证明了他们对艺术已经有了较为深刻的感受。有些壁画和雕刻带着明显的宗教色彩，表达了对某位母亲女神(Mother Goddess)的崇拜──在某些时候，她是用新月符号来表示的。他们知道埋葬死者，而且必须这么做。显然，他们已经有了哲学方面的思考，比如生命，死亡，甚至可能还包括了来世。

克罗马农人的出现尽管神秘难解，不过还有更令人困惑的问题：其他现代人的遗迹被陆续发现──从地理位置上包括英国的斯旺司孔人(Swanscombe man)、德国的施泰因海姆人(Steinheim man)和意大利的蒙特玛利亚人(Montmaria man）──说明克罗马农人显然源于25万年前，那些生活在西亚或北非的类现代人的某个古老分支。

现代人的出现比直立人晚70万年，同时又比尼安德特人早20万年，这绝对是难以置信的。因为这样一来，智人就如此极端地背离了本应缓慢之极的进化过程，同时还拥有了许多类似我们才有的功能，比如语言的能力。这与之前的灵长类动物可是完全不同的。

一位很有权威的专家正在研究这一课题，他是狄奥多西·杜布赞斯基教授（Theodosius Dobzhansky）。他的著作《进化中的人类》（Mankind Evolving）对这个进化期出现在地球进入冰河时代之际感到极为困惑，因为对进化进程来说，这是最为不利的时期。

他指出：智人完全缺乏此前的物种身上我们已知的一些特征，但又额外拥有一些以前完全没有出现过的新特征。他得出这样的结论：“现代人有许多近亲和支系，但没有先祖。智人的起源因此成了一个难题。”

那么，现代人的祖先是如何突然出现在大约30万年前，而不是在经过200万年或300万年的漫长的进化发展之后？我们是否是从其他地方来到地球的？或者，像是《旧约》和其他古代文献所说的那样，是神创造了我们？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文明始于何处，并且查明了它一旦开始以后是如何发展的。但未知的是：为什么文明会突然产生？令现在许多学者郁闷不已的一个证据是：从所有的数据来看，人类都不应该拥有文明。没有任何显著的理由显示，我们应该变得比亚马逊河流域的雨林中，或者新几内亚难以接近的区域中，那些原始部落更加文明和开化。

但是，正如我们被告知的，这些部落成员至今都生活在石器时代，因为他们与世隔绝了。但是，是与什么相隔绝呢？既然他们也和我们一样，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为什么他们不能像我们想当然地以为的那样，通过他们自己学得科学技术知识呢？然而，真正的困惑，并不是布希曼人（Bushmen，意为“丛林人”，生活在南部非洲，靠狩猎为生，1950年才局部转入农耕社会）的落后，而是我们的先进；因为现在的研究已经证明，如果是按照正常的进化方式，那么，现在人类具有代表性的典型人种应该是布希曼人，而不是我们。

人类花了200万年的时间，才在使用石头的时候发现，可以通过打磨而让它们变得更为合适和顺手，并由此开始了“工具行业”（tool industries）。那么，何不又再花上200万年去学习如何应用其他材料，然后再用100万年去掌握数学、工程学和天文学？

虽然克罗马农人没有制造出天文望远镜，也不会使用金属，但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们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带有革命性的文明。他们修建棚屋的能力及灵活性，他们对穿上衣服的渴望，他们制造的工具，他们的艺术作品……凡此种种，都表明这是一个极其突然的高度文明，在为即将向下繁衍的人类文化拉开序幕。之后，将是这一进程的无尽延续。

虽然我们的学者还无法解释智人的出现和克罗马农人的文明，但毫无疑问，现在可以肯定这一文明的主要发祥地是近东。从东方的扎格罗斯山（Zagros Mountains，位于现在伊朗和伊拉克的边境）开始，高地和山脉在一个半弧形里延伸，直到北方的亚拉腊山（Ararat）和托罗斯山（Taurus），接着向西方和南方扩展，再到黎巴嫩、以色列和叙利亚的山地。在这个区域里，到处都充斥着史前的现代人留下的山洞。

其中有一个洞穴，沙尼达尔（Shanidar），位于这个半弧形文明圈的东北方。现在，粗犷的库尔德（Kurds）部落利用这些洞穴作他们的庇护之所，并储藏过冬需要的物资。和他们一样，44000年前一个寒冷的晚上，一个七口之家（其中一个是个婴儿）在这里寻找庇护所，并进入了沙尼达尔洞穴。他们的遗体──他们显然是被突然滚落的岩石砸死的──于1957年被拉尔夫·索列基（Ralph Solecki）发现。他进入这个地区寻找早期人类的证据。索列基教授告诉我，共有九具骨骸被发现，只有其中四具被落石击碎。他所发现的可比他预期的要重要得多。当一层一层的碎片被移开，才发现这个洞穴清晰地记录了，这一地区从大约10万到13000年前的人类的生活习性。

这些记录所显示的内容就像洞穴本身一样令人吃惊：人类文化并不是在进步而是在退步。将某个确定值作为标准，每代人都显示出，他们在生活中的开化及文明程度在这一标准之上，非但没有进步反而有所倒退。从大约公元前27000年到公元前11000年，这种退化和人口缩减，达到了一个几乎找不到他们居住地的地步。

被假定是气候上的原因，人类在16000年内几乎全部都离开了这整个地区。之后，大约公元前11000年，智人带着新的活力和令人无法相信的更高的文化水平再一次出现了。就像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教练，看到即将衰竭的人类游戏，于是派遣了更年轻更优秀的运动员去替代掉老一代一样。

在这几百万年的无尽文明的开端，人类还是自然的儿子。他们靠收集野外的果实、猎捕野兽、捉鸟或是捕鱼为生。但正当人类的定居点变得愈发狭小，正当他们放弃了很多住处，正当他们使用的材料和创造的艺术品都快消失了──就在这时，突然，没有任何原因也没有任何先例──人类成为了农民。

总结了很多著名专家在这一课题上的研究成果，罗伯特·J·布雷德伍德（Robert J.Braidwood）和B·豪（B. Howe，史前史科学家）指出，遗传学可以证明，农业毫无疑问地开始于智人带着他们的原始文明出现的地方：近东。现在不用任何怀疑，农业就是从近东的山脉和高地这个弧形中传遍世界的。

用放射性碳来测定年龄和植物基因，许多来自不同科学领域的学者都认同人类最初的耕作对象是小麦和大麦，可能是通过驯化野生的二粒麦品种得到的。

现在假设，人类的确是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教会了自己如何驯化、栽种并耕作野生植物，但学者们仍然为大量的、能满足人类生存的基本的植物和谷类不断走出近东而困惑。

这里面包括了粟、黑麦和斯佩尔特（Spelt）小麦；亚麻，可以提供纤维和食用油；还有能够结果的灌木和树。这些有用的物种都在快速地被继承。每个例子都表明，这些在近东被驯化的植物，比它们到达欧洲要早了千年以上。就像近东是某种植物基因实验室，在某个看不见的手的指挥下，很有效率地生产出各种刚被驯化的植物。

研究过葡萄藤起源的学者们都指出，这种植物的种植始于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北部周围的山区，以及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难怪，《旧约》告诉我们诺亚（Noah）在洪水退去后将方舟停靠在亚拉腊山，“种植了一个葡萄园”（甚至还用那些酒把自己灌醉了）。《圣经》，就像那些学者，用另一种方式指出，藤类植物种植的开端是在美索不达米亚北方的山区里。

苹果，梨，橄榄，无花果，杏，阿月浑子(pistachios)，胡桃──所有这些都是源自近东并由此传入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的。的确，我们忍不住想起《旧约》在早于我们的学者几千年之前，就能确定那个地方就是世界第一个果园：“接着天父在伊甸园（Garden of Eden）种植了一片果园，在东边……接着天父说：生长吧，长出地面，每颗树都很乐意被注视，都很适合食用。”

与《圣经》同时代的人们当然知道伊甸园的大概地址。它“在东方”──在以色列的东方。四条主河流过的陆地，其中两条是底格里斯河（Tigris）与幼发拉底河（Euphrates）。

毫无疑问，《创世纪》（The Book of Genesis）将这个世界第一个果园设立在了这些河流发源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东北高地上。《圣经》和科学达成了完全的共识。

事实上，如果我们将《创世纪》中关于希伯来起源的文字当作科学文献而不是神学文献来研读的话，我们会发现，它同样精确地描述了植物驯化的过程。科学告诉我们，这个过程是由野草变为野生谷类再到可耕种谷类，接着是结果的灌木和树。这个过程完全就如《创世纪》第一章所讲到的那样：

 接着天父说：

 “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

 并结果子的树木，

 各从其类，

 果子都包着核。”

 事就这样成了：

 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

 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

 果子都包着核。

《创世纪》接下去向我们讲述到，人类从伊甸园中被赶了出来，必须长时间辛苦地耕种他们的食物。“用你额头上的汗水来换取面包，”上帝是这么对亚当说的。在此之后，“亚伯蓄养牲畜，该隐则在泥地里耕种”。人类──《圣经》告诉我们──在成为农民之后，很快就成为了牧羊人。

学者们对《圣经》中记载的这些事件十分认同。分析过大量动物驯化理论的F·E·佐伊纳（F. E. Zeuner），在其《动物驯养》（Domestication of Animals）中认为，人类不可能“在社会组织还未到达一定规模的前提下，就把动物们关起来或者驯化。”固定的社会组织是驯化动物的先决条件，也是农业发展的转折点。

狗是最先被驯化的动物，这是可信的，发生在大约公元前9500年左右。在伊朗，伊拉克和以色列，人们发现了第一只狗的残骸。不过，它们不一定在一开始就是人类很好的朋友，也有可能是很好的食物。

羊是几乎在同一时间被驯化的。沙尼达尔洞穴中就有公元前9000年的羊只残骸，并显示出有大量的羊被变成了食物和皮革。山羊也是奶的提供源，很快也被驯化了。还有猪，以及带角的牛和无角牛，都接着被驯化了。

在每一个例子中，驯化都开始于近东。

人类发展中的一次剧变发生在大约公元前11000年，在近东（2000年后欧洲也发生了），旧石器时代结束了，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学者们称它为中石器时代。

这个名字是相当恰当的，因为它提到了人类的主要工具还是石头。他们在山区的住所仍然是石头筑成的，这使他们的社会处于石墙的保护下。他们的第一个农业用具──镰刀──也是石头做的。他们纪念和保护去世同伴的方式是用石头来盖住他们的坟墓；他们还把石头做成他们心目中的上帝，或是对生活及生产有利的“神灵”。有一个引人注目的形象出土于以色列北部，被证实是公元前9000年的，它似乎是一位神祇，不但戴着带有条纹的头盔，还戴着某种……某种“护目镜”。

总的来看，从公元前11000年开始这段时期，我们不应该叫它中石器时代，而应称之为驯化时代──中途只有3600年──似乎一夜之间就有了无数的开始：人类成为了农民，接着植物和动物都被驯化了。

接着，又是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我们的学者称之为新石器时代。最大的突破则发生在公元前7500年，那时陶器出现了。

在公元前7000年，在近东弧形文明圈中充满了粘土和陶器文化，由此诞生了许多器皿、饰物及小型雕塑。在公元前5000年，近东制作的粘土和陶器作品具有很高的质量和极为出彩的设计。但是再一次，发展放慢了。在公元前4500年的时候，考古证据表明，衰退包围了这里，陶器变得简单，石制器皿──石器时代的遗物──再一次成为了主流。居住地点也开始减少。一些曾经是陶器和粘土制造中心的地方被抛弃了。而且相当明显的是，粘土制品消失了。“文化枯竭是文化发展中的一个普遍现象。”詹姆斯·梅拉特（James Melaart）在其《近东的早期文明》（Earliest Civilizations of the Near East）一书中如是说。一些地点很显然得背上“新贫困时期”的帽子。人类和他们的文化显而易见开始了衰退。

然后再一次突然而无法预料且难以想象地，近东重新见证了她能想象到的、最伟大的文明之花的绽放，一个让我们自己从此扎根下来的文明。那只看不见的手再一次将人类从衰退中拯救出来，并将之放在了更高层次的文化、知识和文明中。

谢选骏指出：人说“无尽的开端”，我看开端都是突然的，而不是无尽的。

【第二章 突如其来的文明】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西方人认为他们的文明来自希腊和罗马。但是希腊哲学家自己却时常说他们扎根在一个更加古老的源头。后来，回到欧洲的旅行家们报告了埃及的存在，以及那些宏伟庄严的金字塔（Pyramid），和有一半都被埋进沙里的神庙──它们被一个名叫斯芬克斯（Sphinx，狮身人面像）的巨石怪物守护着。

当拿破仑（Napoleon）于1799年到达埃及的时候，他带领他的学者们研究并试图解释这些古代奇迹。他的一位官员发现，在靠近罗塞塔（Rosetta）的地方有一块石板，是公元前196年刻立的，上面用古埃及象形文字雕刻了一个宣言。

对古代埃及文字和语言的解读，以及考古学的成就表明，早在希腊文明之前，埃及文明就有了很高的成就。资料记录，在大约公元前3100年，古代埃及人就有了皇室和王朝，比古希腊文明早了整整两千年。在公元前五世纪到四世纪的时候，它进入了黄金时期。古希腊在它的面前与其说是起源者，不如说是后来者。

那么我们文明的起源是在埃及吗？

这貌似是一个较为合乎逻辑的结论，但事实却不是这样。古希腊的学者们的确描述过他们对埃及的拜访，但他们的知识来源却在另一个地方被找到。爱琴海（Aegean Sea）的前希腊文明──克里特岛（Crete Island）上的迈诺安（The Minoan）文化和迈锡尼（Mycenaean）文化──证明其集成的是近东文化，而不是埃及文化。叙利亚和安纳托利亚（Anatolia）是一个早期文明通向真正希腊文明的主要通道，而非埃及。

值得注意的是，多里安人（Dorian）入侵希腊和以色列人逃离埃及后入侵迦南（Canaan），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发生的（大约是公元前13世纪），学者们对不断增长的闪族（Semitic）文化和古希腊文化的相同点而着迷。居鲁士·H·戈登（Cyrus.H.Gordon）在《被遗忘的文字》（Forgotten Scripts）和《迈诺安语言的证据》（Evidence for the Minoan Language）等书中，通过使用一个早期的克里特文字，称之为A线（A Linear），代表了一种闪族的语言，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他的结论是：“希伯来文明和克里特文明的模式充满不同寻常的相似。”他指出，很多岛屿名字，如克里特，在克里特语中是Ke-re-et，意为“筑有城墙的城市”；在希伯来文中，其意思同样如此，而且也有和闪族神话中克里特之王（King of Kereet）相对应的神话。

古代波斯文明的根基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巴比伦和亚述帝国。在那些古代奇迹里出现的文字形符号，在一开始只被认为是装饰用的设计图案。英伯格·凯普费尔（Engelbert Kampfer），于1686年造访了古波斯帝国都城之一的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他描述这些图案时称其为楔形（Cuneates），从此，这些图案就被称作楔形文字。

当人们努力地破译这些古代文字的时候，越来越清楚地发现，这些文字跟两河流域之间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及高地上出土的人造物品与碑刻上的文字，属于同一种文字。出于对这些琐碎发现的兴趣，保罗·艾米利·博塔（Paul Emile Botta）在1843年进行了第一次有目的性的挖掘行动。他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选择了一个地点，靠近现在的摩苏尔（Mosul），今天叫做豪尔萨巴德（Jorsabad）。很快博塔就根据楔形文字命名该地方为杜莎鲁金（Dur Sharru Kin）。这是闪族文字，是希伯来文的近亲语言，意思是“正直国王的筑有城墙的城市”。我们的教材和文件上称这个国王是萨尔贡二世（king Sargon II）。

这位亚述国王的都城中心是一座宏伟的皇家宫殿，宫殿墙上刻满了精美的浮雕。如果将它们首尾相连，长度超过了一英里。对于整个城市甚至是宏伟的皇家庭院而言，被称为西古纳特（Ziggurat）的金字形神塔更是显得居高临下，它呈阶梯形，顶部有神殿，是修来供神灵使用的通往天国的阶梯。

城市的布局以及那些浮雕描绘着一种宏伟的生活规模。宫殿，神庙，房屋，马厩，仓库，高墙，城门，圆柱，饰物，雕塑，艺术品，高塔，防御墙，露台，花园──所有这一切都在短短的五年之内竣工。乔治·康特纳（Georges Contenau）在《巴比伦和亚述的日常生活》（La Vie Quotidienne Babylone et en Assyrie）中说：“一个充满想　英国人奥斯丁·亨利·莱亚德爵士（Sir Austen Henry Layard），将他的位置选在了相对豪尔莎巴德来说更远的地方，位于底格里斯河下方10英里左右。当地人叫那里为库云吉克（Kuyunjik），那里，曾经是亚述的首都尼尼微（Nineveh）。

《圣经》中的名字和事件开始进入现实了。尼尼微是亚述帝国最后三个伟大帝王的皇家都城：西拿基利（Sennacherib）、伊撒哈顿（Esarhaddon）、亚述巴尼波（Ashurbanipal）。在《旧约》里，《列王纪》（Kings）是这么讲的：“现在，在希西家王的第十四年，亚述王西拿基利上来攻击犹太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当上帝的天使惩击他的军队时，“西拿基利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

西拿基利和亚述巴尼波建造的尼尼微的宫殿、神庙以及工艺品，都超越了萨尔贡。伊撒哈顿的宫殿遗址被认为是不能被挖掘的，因为现在那里有座穆斯林（Muslim）的清真寺，而且据说下面埋葬了先知约拿（Jonas），后者被鲸鱼吞食了，因为他拒绝将耶和华的口信带去尼尼微。

莱亚德曾研读过古希腊的文献，其中一段说一名亚历山大军队里的官员，看见了“一个有很多金字塔和古代城市遗迹的地方”，一个在亚历山大时代就被埋葬的城市！当然，莱亚德随即就去把它挖了出来，经证明，那里是尼姆鲁德（Nimrud），亚述的军事中心。就是在这个地方，撒缦以色二世（Shalmaneser II）建立了一个方尖塔来记录他的战功。该塔现收藏于大英博物馆，塔上的表单显示了在众多国王之中被迫缴纳贡品的那一个，“耶胡（Jehu），暗利（Omri）之子，以色列之王。”

再一次，美索不达米亚出土的文献和《圣经》上的内容不谋而合！

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了《圣经》中的记载，这是一件让人震惊的事情。亚述学家们再一次回到了《创世纪》的第十章。宁录（Nimrod），尼尼微的创建者，“在耶和华荣光下的威武的猎人”──那个所有美索不达米亚的王国的创始人被如此形容。

“他国的起头是巴别（Babel），以力（Erech），

亚甲（Accad），甲尼（Calneh），都在示拿（Shinar）地，

他从那地出来往亚述去，建造尼尼微，利河伯（Rehoboth），迦拉（Calah），

和尼尼微，迦拉中间的利鲜（Resen），这就是那大城。”

那里确实有个土堆，当地人叫它迦拉，在尼尼微和尼姆鲁德（Nimrud）之间。在1903到1914年，由W·安德雷（W.Andrae）带领的队伍挖掘了这个区域，他们发现了亚述的遗迹，那里是亚述的宗教中心，也是它最早的都城。所有在《圣经》中提到过的亚述城市，只有利鲜还没有被找到。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马的笼头”，也许它是亚述皇家马厩的地点。

象力和潜力的帝国可以在一段很短的时间内做到如此之多。”是的，哪怕是在3000年前。

与亚述重见天日同时发生的，是由R·考得威（R.Koldewey）带领的队伍完成的巴比伦──《圣经》中的巴别──的挖掘工作，那是一个巨大的地方，内有宫殿、神庙、空中花园，和不可缺少的金字塔庙。短时间内，考古发掘和文献资料将这两个强盛的美索不达米亚帝国公诸于世：巴比伦和亚述，一个雄霸南部，一个伫立北方。

强盛和衰落，战争与和平，它们构成了一个1500年的高度文明。它们都在公元前1900年兴起，亚述和尼尼微最后都被巴比伦灭亡，一个是在公元前614年，一个是在公元前612年。正如《圣经》里的先知所预言的那样，巴比伦自己也有一个不光彩的终结，那就是，它在公元前539年被居鲁士占领，后者开启了他的波斯第一王朝：阿契美尼德帝国。

虽然亚述与巴比伦在整个历史中互为对手，相互竞争，但它们的文化和使用的材料却并没有什么较大的差别。即使亚述人称呼他们的主神为阿舒尔（Ashur），而在巴比伦则称呼其主神为马杜克（Marduk），但他们的万神殿（pantheons）实际上却是很相似的。

世界上许多博物馆都收集了一些出土于亚述和巴比伦的贵重古董，像是礼仪用的大门，带翅膀的公牛，精细制作的浅浮雕，以及战车、工具、器皿、珠宝、雕像，和其他一些用任何你能想象到的材料制作出来的东西。但是真正的宝藏其实是这些王国的文字记录：用楔形文字书写的成千上万的铭文，其中包括了有关宇宙的神话，史诗，国王庙记录，商业合同，婚姻和离婚记录，天文表，星座占卜，数学公式，地理表单，语法和词汇教科书，以及对他们来说较为重要的神的名字，氏族，称号，事迹，能力和职责。

联系亚述与巴比伦文化、历史和宗教的共同语言是阿卡德语（Akkadian），这是第一个被得知的闪族语系，与希伯来语、亚拉姆语（aramaic）、腓尼基语、迦南语相似，但又出现得更早。但是，亚述人和巴比伦人并没有创造这种语言或是字体；的确，很多出土的碑刻上都有注明，他们是从另一个更古老的源头那里学到这门语言的。

那么，是谁发明了楔形文字这门语法周密、词汇丰富的语言的？那个更早的源头是什么？而且，为什么亚述人和巴比伦人都称其为阿卡德语？

让我们再一次注意《创世纪》的内容：“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力，亚甲……”这里，亚甲，阿卡（Accad，Akkad）──难道在巴比伦和尼尼微之前真有这样一个都城吗？

在美索不达米亚的挖掘工作为此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曾经，确实有一个名叫亚甲的王国，由一个更早的统治者建立，并自称是舍鲁金（Sharrukin）。他在他的写作中声称，在恩利尔神（Enlil）的荣光下，他的帝国疆域从下海（波斯湾）一直延展到上海（被认为是地中海），他自夸在亚甲的码头上停满了从各个遥远地区驶来的船只。

学者们对此充满敬畏：他们遇见了一个在公元前3000多年就建立起的美索不达米亚帝国！从亚述萨尔贡王到亚甲的萨尔贡王之间有一个2000多年的跨度。从挖掘出来的文物来看，涉及到文学、艺术、科学、政治、商业和通讯等各个领域。不得不承认，这是一个成熟的帝国，而且早在巴比伦和亚述之前。此外，它显然还是后来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教授和源头，巴比伦和亚述仅仅是亚甲文明这个树干上的枝条而已。

如此，一个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之谜被进一步加深了。幸而，记载着亚甲萨尔贡王功绩和族谱的文献被及时发现了。当中所陈述的内容提到了他的称号：“亚甲之王，基什之王”（King of Akkad,King of Kish）。其中解释说他在继任亚甲的王座之前，是基什统治者们的顾问。就是这个地方，学者们开始了自问：会不会还有一个甚至更早的文明，在亚甲之前，被称为基什？

再一次，《圣经》经文获得了重大意义。

库什（Kush）生宁录，为世上英雄之首……

他国的起头是巴别，以力，亚甲。

许多学者都猜测亚甲的萨尔贡王是圣经中所说的宁录。如果将“基什”读成《圣经》中的“库什”，那似乎宁录之前的确是基什。学者们于是开始照字面逐字逐句地解读文献：“他击败了乌鲁克（Uruk），并击毁了它的墙……他是与乌尔人（Ur）之战的胜利者……他击败了整个像海一样大的拉格什（Lagash）。”

《圣经》中的以力是不是正是萨尔贡笔下的乌鲁克呢？随着现在被叫作瓦尔卡（Warka）的遗址的出土，我们知道的确如此。而且萨尔贡所提到的乌尔指的不是别的，正好是《圣经》里所说的乌尔，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亚伯拉罕（Abraham）的出生地。

考古发现不仅印证了《圣经》上的记载，还可以肯定，甚至在公元前3000年之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仍然有着王国、城市和文明。唯一的问题是：要找到第一个文明国度需要回溯多远？

解开这个难题的是另一种语言。

学者们很快承认，不仅仅是希伯来语中的名字具有含义，《圣经》中也是一样。这贯穿于整个古代近东。亚甲、巴比伦、亚述的所有人名地名都具有一定的含义。但是在亚甲的萨尔贡王之前的国王名字可没有这样的属性。

亨利·罗林森爵士（Sir Henry Rawlinson）指出，很多名字既不属于闪族语系又不属于印欧语系；的确，“它们似乎属于某种未知的语言或人种。”但如果名字真有内在的意思，那么，那种能够解释这种意思的语言又是什么呢？

学者们重新审视了阿卡德文字。基本上，阿卡德楔形文字是由音节构成的：每个标志都代表着一个完整的音节。但是那些文字却又大量地应用了很多不表音节却直接表达意思的词汇，比如“神”、“城市”、“国家”或者“生命”、“高兴”。对这种奇特现象的唯一可能的解释是，这些符号是一个更早期的象形文字的写作方法的遗留物。那么，在阿卡德语之前，肯定有另外一个类似于埃及圣书体（Hieroglyphs）的书写方法。

很快，有一种显然是更早的语言，而且不仅仅是书写方式，被牵涉了进来。学者们发现，很多阿卡德文献和记录中都使用了大量的外来词──从另一门语言借用的词汇（这种方式就像是一个现代的法国人也要从英文中借取“周末”［weekend］一词）。这在科学和技术术语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还有，在与神及天堂打交道的事情里显得同样醒目。

在阿卡德文献中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是一座由亚述巴尼波修建于尼尼微的图书馆的废墟，莱亚德和他的同事在那里运出了25000多条碑刻，其中许多都是由当时的文士所写，作为“古昔测试”（OLDEN TEST）的副本。一组二十三个的碑刻在结尾处有这样的标注：“第二十三支碑刻：苏美（Shumer）的语言没有改变。”另一个碑刻上有亚述巴尼波本人写下的让人费解的标注：

“文士之神授予了我他的艺术和知识作为礼物。

我被传授了写作的秘密。

我甚至能够读懂来自苏美尔的碑刻；

我明白石头里的神秘文字，它们雕刻于大洪水之前。”

亚述巴尼波自称能读懂苏美尔文，还说能看懂大洪水之前记录下来的文字，但这一事实只会增加这个谜团。在1869年1月，朱尔斯·奥波特（Jules Oppert）向法国货币学及考古学界提出，他已经认识到有一个前阿卡德（pre-Akkadian）语言和人类的存在。他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早期统治者通过使用“苏美尔及亚甲的王（King of Sumer and Akkad）”来宣告自己的正统性，他建议将那些人叫做“苏美尔人”（Sumerians），并将他们的土地叫做“苏美尔”（Sumer）。

除了读名字时发错了音──它应该是苏美（Shumer），而不是苏美尔（Sumer）──奥波特都是对的。苏美尔不是一个神秘的、遥远的土地，而是早期的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名字，就像《创世纪》中所清楚地标注的一样：巴比伦、亚甲、以力的皇城“都在示拿地”。而示拿地是《圣经》里对苏美尔（苏美）的称呼。

一旦学者们接受这些论断，道路就豁然开朗了。与“古昔测试”相关的阿卡德文变得充满了意义，而且学者们很快便承认，那些写有大量文字的碑刻，实际上是阿卡德-苏美尔字词典，是亚述和巴比伦为了方便学习他们的第一个语言，即苏美尔语所准备的。

如果没有这些很久之前的字典，那我们离阅读苏美尔文将还差得很远。在它们的帮助下，一个庞大的文学和文化宝藏向我们敞开大门。还有一点也变得清楚了，就是苏美尔文中那些早期象形文字，从在石头上竖排刻写变成了横着书写。后来，在软泥做成的碑刻上用楔形风格的文字写作，逐渐被阿卡德人、亚述人、巴比伦人和其他一些古代近东国家的人们接受。

对苏美尔语言和文字的解读，使人们认识到了苏美尔人和他们的文化是阿卡德-巴比伦-亚述成就的源头，这促使学者们对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展开考古搜查。现在，所有的证据都表明，这里就是这一切的开端。

第一个主要的针对苏美尔人的挖掘任务开始于1877年，由法国考古学家组织；从这个单一地点中发掘出的文物之多，以至于其他人在这里继续挖掘到1933年都没有完成。

当地人称这个地方为泰洛赫（Telloh），这里被证明是一个早期的苏美尔城市，并且是一个皇家城市，也就是亚甲的萨尔贡所自吹自擂的拉格什。其统治者使用了和萨尔贡相同的称号。唯一不同的是，他们使用的是苏美尔语言：EN.SI（意为“正直的统治者”）。他们的王朝始于大约公元前2900年，并且持续了接近650年。在这段时间里，四十三个“正直的统治者”当政，他们的名字，族谱，以及执政的年份都被整齐地记录在案。

这些文献向我们透露了许多信息。他们向神的祈求语，如“让稻谷发芽生长带来丰收……让浇过水的植物长出粮食”，是农业和灌溉的很好证据。一个刻字的杯子这样来表示女神的荣耀：“谷仓的守护人”，这无疑是在暗示我们，他们的粮食是测算过并贮存起来的，也可能用于贸易。一个名叫安纳吐姆（Eanatum）的“正直的统治者”，在一块泥砖上留下了一段话，很清楚地表明这些统治者只要获得了诸神的批准，就可以继任王座。他同样也记录了对其他城市的征服，这暗示我们在公元前3000年开始的时候，苏美尔就已经有了很多城市。

安纳吐姆的继承人恩铁美那（Entemene）写道，曾修建过一座神庙并饰之以黄金。那里不仅建了花园，还修了一些很大的砖口井。他还自豪地描述，他们筑造了一个带有瞭望塔和各种设施的要塞，专门用于看管入坞的船只。

古蒂亚（Gudea）是拉格什相对出名的统治者之一。他拥有大量由他自己制作的小塑像，全都用来表示他在诸神面前的祈祷和奉献。这可不是装出来的：古蒂亚确实是把自己奉献给了对宁吉尔苏（Ningirsu）的敬仰，那是他们最重要的神，并且建造和重建了许多神庙。

他的许多文献都表明，为了寻找精美的建筑材料，他从非洲及阿纳托利亚（Anatolia，小亚细亚旧称）获得了黄金，从托罗斯山脉获得了白银与铜，从黎巴嫩获得了杉木，从亚拉腊山获得了其他木料，从埃及获得了闪长岩，从埃塞俄比亚获得了玛瑙，还有从其他一些学者们尚未考证过的地方获得的其他材料。

当摩西（Moses）在沙漠中为上帝修建“居所”（Residence）的时候，他依照了上帝向他提供的设计。当所罗门王（King Solomon）在耶路撒冷修建第一座神庙的时候，他先从上帝那里“得到了智慧”。先知以西结（Ezekiel）通过一种“神圣的视觉”（in a Godly vision），从一个用青铜色的手握着淡黄色绳子和测量杆的人那里，得到了修建第二个神庙的详细计划。乌尔南模（Ur-Nammu），乌尔的统治者，在几千年之前描述说，他的神命令他为其修建一所神庙，不仅给了他一个很实用的操作指南，还让他拿着一个测量杆和包金箔的绳子来工作。

在摩西之前两百年，古蒂亚也做过同样的事。他将其记录在一个很长的文献当中。那栋需要他完成的建筑物，通过某种“神圣的视觉”传递给了他。“一个发光的人，照耀得就像天堂，”在他旁边“是神的鸟”，“指挥我修建他的神庙。”这个“人”，“从他头上的冠冕来看显然就是神”，也就是后来被称作宁吉尔苏的神。和他一起的是一位女神，“拿着讨人喜爱的天堂之星的碎片”；她的另一只手“拿着一只神圣的尖笔”，她告诉古蒂亚“这是她喜爱的星球。”第三个人，也是一个神，他手上拿着一个宝石的碎片，“修建神庙的计划就在那里面。”有一个古蒂亚的雕塑，表现的是他坐着，而这个碎片放在他的膝盖上；在这个碎片上可以清楚地看见神的画。

虽然有那样的智慧，古蒂亚还是觉得这些建筑的设计匪夷所思，便向一位能够翻译神的信息的女神求教。她向他解释了这些建筑的设计，尺寸，以及需要使用的材料的大小。之后古蒂亚雇佣了一个男性“占卜师，决策者”（diviner，maker of decisions）和一个女性“秘密寻觅者”（searcher of secret）来选址，定在了这个城市的郊外，也就是神所希望的建造地点。接着他又派遣了21.6万个人来进行这个建筑工程。

古蒂亚的疑惑是很可以被理解的，因为简单的“平面图”似乎没有给他一切必要的信息，以便建立一个复杂的、共有七层高的塔庙。A·比勒贝克(A.Billerbeck)著于1900年的《东方老人》（Der Alte Orient），已经至少部分破解了神的建筑设计。古代的图画，哪怕是在一个破碎的雕像上，都可以提供一小部分的平面图。在七个不同的雕刻上，绘有这个七层神庙的整个的建筑设计方案。

有人说过，是战争刺激着人类进行科技和材料的突破。在古苏美尔，似乎是神庙建筑事业，刺激着他们的人民和统治者不断掌握新的科技。要成功完成这些建筑的前提，是要准备一个很好的建筑计划，组织并供养一个庞大的劳动群体，轧平或抬高地面，浇筑砖块，搬运巨石，从远方取运稀有金属和其他材料，浇铸金属，制造器皿和饰物。很明显地，这些事业显示出，这个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高度文明已经进入了黄金时期。　但这仅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

此外，写作的发明和发展，是不能没有一个高度的文明作为支撑的。苏美尔人也应该是发明过印刷术的，比约翰·古藤堡（Johann Gutenberg）发明活字印刷术早了上千年的时间。苏美尔的文士们运用已经做成各种不同象形符号的模子，就像我们用印章一样在湿土上印下文字。

他们还发明了先进的旋转式印刷机── 圆柱印章法（the cylinder seal）。他们使用了极为坚硬的石头，在一个小型圆柱体背面雕刻好信息或者图画，然后当印章上裹满湿土的时候，会在泥上印出一个明显的印记。这样还可以保证文档的真实性：一个新的文档能够马上就被印刷出来与之进行比较。 

许多苏美尔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文字记录，并不仅仅与神及宗教有着必然联系，而是同时与诸如记录作物、测量田地和计算价格等日常工作相关。确实，没有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能在缺少一个先进的数学系统的情况下存在。

在苏美尔体系中，它被称为六十进制（sexagesimal），结合了所谓的世俗的10以及“天上的”6，从而获得基数60。这个系统在某些方面还要优于我们现在的系统；无论怎么说，它都要优于后来的希腊和罗马数学系统。它让苏美尔人能够在数百万的数目中进行除法和乘法，这大为提高了他们计算数字的能力。这不仅仅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数学系统，还给了我们一个“空间（SPACE）”概念：比如，在十进制系统中，2可能变成2或者20或者200，这取决于它的数位；在苏美尔人六十进制系统中，2则可能变成2或者120（2×60）。其它以此类推。 

360度的圆圈，1英尺和12英寸，以及将“十”作为一个单位，仅仅是残留的苏美尔数学体系在我们现在的日常生活中的几个例子。同时他们在天文学上的成就，以及日历的创作，就像他们的数学一样，都将在未来得到更为密切的研究。

如同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体系──我们的书籍，法院和税收记录，商业合同，结婚协议等──用纸笔来记录和规范一样，苏美尔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生活用泥土来规范。神庙、法庭和贸易所，都有自己的文职人员用他们的方法来记录那些协议、信件、计算价格，乃至于工资、土地大小和某个工程所需要的建材。

粘土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料，用于制造日用器皿和存储箱，以及运送货物的工具。同样，它们也被用于泥砖的制作──苏美尔人的又一个“第一次”。它使得人民的房屋，国王的宫殿，以及神祇的庙宇建设成为了可能。

苏美尔人有两个技术上的突破，依靠它们，可以使所有粘土产品都既轻巧又坚固：加强筋（reinforcing）和窑烧。现代建筑师知道加强筋确实是一种极为坚固的建材，是将水泥浇到带有铁棒的模型里制成的；很久以前，苏美尔人用削切好的芦苇或稻草，把他们的泥砖变得异常坚固。他们同样知道可以通过在窑里烘烤而使泥制品富有韧性和持久性。因为这些技术的突破，世界上第一座高楼和拱门出现了，就像极具耐久性的陶器制品一样。窑，一个可控制温度的高温火炉的发明，促成了另一项技术的突破：金属时代。

可以推测，人类发现了他们可以将“软石”（soft stone）──那些显露在地表的金、银、铜的化合物──打造成有用或者讨人喜欢的形状。在大约公元前6000年的某一个时候，第一个经敲打成型的金属人造物品，在扎格罗斯和托罗斯的高地上被发现。然而，当R·J·福布斯（R.J.Forbes）《旧世界的冶金发源地》（The Birthplace of Old Woeld Metallurgy）一书中指出：“在古代近东，由本地供给的铜很快就被用尽了，所以矿工们只好把挖掘对象转移到了矿石上。”这就需要寻找、挖取并碾碎矿石和提取矿物的知识和能力。没有先进的科技和窑形处理炉（kiln-type furnaces），是不可能明白和完成这个过程的。

冶金艺术很快体现在了将其他金属与铜混合以铸成合金的能力上，并成功地铸造出了新的金属品种，它具有可塑性，又坚固，还带有柔韧性。它就是我们所说的青铜。新的时代到来了：青铜时代。我们世界的第一个金属时代。这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为现代文明带来的贡献。许多古代的贸易都是金属贸易；这也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银行业和世界上的第一种钱币──银币──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许多苏美尔和阿卡德人所说的金属与合金品种的发现，以及大量的技术术语都再一次表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冶金学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有一段时间，这个现象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学者，因为苏美尔是很缺乏金属矿产的，但是冶金学却又如此明显地发源于此。

答案是能源。熔炼，精炼，混合金属，以及铸造，都少不了足够支撑窑、坩埚和熔炉燃烧的能源。美索不达米亚也许是缺少金属矿产，但却有着大量的能源矿产，所以金属矿是被运送到这些能源矿区来的。就像很多文献中所说的那样，金属是从很远的地方运输过来的。促使美索不达米亚登上技术巅峰的能源是沥青和柏油。美索不达米亚有很多这些裸露在地表上的自然界的石油成品。福布斯表示，美索不达米亚的地表上有着古代世界最主要的能源，在时间轴上，向上，它们来自很早以前，向下，则一直通向罗马时代。他的研究结论显示，苏美尔对这些石油成品的应用技术，始于大约公元前3500年。的确，苏美尔时代对这些物品的知识和属性的掌握，比以后的很多文明都要强得多。

苏美尔将这些石油成品应用得十分广泛，不仅仅把它们当作能源，也用于修路。这种建材能防水、填补漏洞、上漆，作为黏合剂，也很好成形。考古学家在对古代乌尔的搜寻中发现，它被埋葬在一个被当地阿拉伯人（Arabia）称作“沥青堆”（Mount of Bitumen）的土堆下。福布斯认为，苏美尔语言中的术语衍生出了很多变种的词汇，并散部在美索不达米亚各地。确实，在阿卡德语、希伯来语、埃及语、科普特语（Coptic）、希腊语、拉丁语和梵语中，对应沥青和石油成品的词汇，都可以很明显地回溯为其在苏美尔语中的词汇。例如，石油（petroleum）的最常见的词汇：naphta，是由napatu（意思是突然燃烧的石头）转变而来的。

当然，苏美尔人对石油成品的应用，也是基于较为先进的化学技术的。我们能够断定苏美尔人拥有很高程度的知识水平，不仅仅因为他们使用了大量的颜料和油漆，以及玻璃制造，还因为他们能用宝石制作出惊人的工艺品。

沥青还被苏美尔人用于制药，使其在另一个领域里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准。在被发现的数百个阿卡德文献中，都广泛使用了苏美尔语中的医疗术语和用语。这表明苏美尔是美索不达米亚制药业的发源地。

位于尼尼微的亚述巴尼波的图书馆里，有一个专门的药学部，其中的书籍被分成了三大类：疗法，外科手术，支配与符咒。早期的法规还规定了如果手术成功了，需要支付给医生的费用，或者是手术一旦失败，医生需要接受的惩罚：一个外科医生用一把柳叶刀为病人的太阳穴开刀，这时如果发生意外导致病人失去眼睛的话，那他也必须失去这只手。

一些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坟墓里出土的骨骸，很明显地曾经接受过脑部手术。一个部分破损的医疗文段，提到要切除“盖在人眼睛上的阴影”，这多半是指白内障；另一个文段提到了对切割器（cutting instrument）的应用，如果“病魔侵入了骨头，你需要刮以及移走它。”

苏美尔时代的病人可以在A.ZU（意为“水医生”）和IA.ZU（意为“油医生”）里面进行选择。一个出土于乌尔的碑刻，拥有接近5000年的历史，称一名药师为“露露医生”（Lulu，the docter）。不仅如此，那时还有兽医，被认为不是“牛医”就是“驴医”。在格拉什找到的一个相当古老的圆柱印章上，描绘了一对手术镊子，属于乌努格尔-蒂纳医生（Urlugale-dina,the doctor）。这个印章同时还描绘了一条在树上的蛇──当时的医学符号。还有许多描述助产人员，用某种器具切断初生儿脐带的画面。

苏美尔的医学文献涉及了诊断以及处方。毫无疑问，苏美尔医生治病从不求助于魔法或是巫术。他们建议清理和清洗，并在热水和矿物质溶剂中浸泡；应用蔬菜的提取物，并在石油化合物中摩擦。药品是用植物和矿物质化合物制成的，针对其应用还配之适当的液体或溶剂；如果是口服，则把药粉放进果酒、啤酒或者蜂蜜里；如果是“倒进直肠”──就像调配灌肠剂──它们将被放进植物或者蔬菜油里。酒精，是一种在外科手术中扮演重要角色的物质，也是许多药品的基本成分。它通过阿拉伯语的kohi演变成我们的词汇，最初则是来源于阿卡德语的kuhlu。

出土的肝脏模型表示，医学是在医学学校里运用很多由粘土制作的人体器官来进行教学的。解剖学当然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在宗教仪式中的说法，是解剖被献祭的动物。唯一的不同是工作对象变成了人类。许多印章与碑刻上都描述过，人躺在一个类似于手术台的东西上面，周围是一些神或人的团队。我们从一些史诗和英雄传记中可以得知，苏美尔人和他们在美索不达米亚的继承者都致力于思考生命、疾病和死亡。就像吉尔伽美什（Gilgamesh），以力之王，寻找“生命之树”和某种矿石来永葆青春。也有提到他们曾经努力地复活死人，特别是当对象正好是神的时候：

“在尸体之上，吊着杆子，

他们指挥着脉搏与光辉，

六十次的生命之水，

六十次的生命之食物，

他们将其洒下；

接着，伊南娜（Inanna）被唤醒了。”

是不是存在一些超现代化的、就连我们都只能猜测的方法，被他们运用在重生的尝试中？他们已经可以将对放射性原料的认识应用在治疗疾病上。一个描绘着在密封汽缸上进行现场医疗行动的印章，被证明是在苏美尔文明一开始时就制作成的：一个人躺在一张特殊的床上，他的脸用一个面具遮盖保护着，进行着某种放射性活动。

苏美尔最早的一个物质成就，或许是纺织和服装工业的发展。我们自己的工业革命所使用的纺织机，被认为是在18世纪60年代进入英国的。当时大多数发展中的国家，都愿意通过纺织业来踏出产业化的第一步。有证据显示，这个过程不仅存在于十八世纪，还存在于人类的第一个伟大文明里。在农业到来之前，人类不可能制造出有机织物，因为没有亚麻的提供；在动物驯化之前也一样，因为没有毛绒产品的供给。格瑞斯·M·克劳夫（Grace.M.Crowfoot），著有《纺织业，远古的筐篓和席垫》（Textiles，Basketry and Mats in Antiquity）一书，他与学院派的观点达成共识，认为纺织业于大约公元前3800年时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

苏美尔闻名于古代不仅是因为它的有机织物，还因为它生产的衣服。《约书亚书》（the Book of Joshua）记录道：“我在所夺的财物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我就贪爱这些物件，便拿去了。”哪怕结果可能是死亡。由此可见示拿（苏美尔）的衣服是多么的美好，以至于人们甚至愿意冒生命危险去得到它。

在苏美尔时代就已经有了大量的专业术语，用于表达制衣所需的道具或工具。最基本的成衣被称作TUG。被称作TUG.TU.SHE的衣服，在苏美尔语里的意思是“完全破损的衣服”。

古代文献里的描述不仅显示出当时的服装具有惊人的多样性，而且还十分雅致。这种高雅的品味在衣服、发型、头饰和珠宝中流行。

苏美尔人的另一个突出成就是他们的农业。在一个只有季节性雨水的土地上，河水被引流至一个庞大的灌溉系统中，并全年向庄稼供水。

美索不达米亚──这片河流之间的土地，在古代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食品篮子。杏树，在西班牙语中是damasco（即大马士革树，Damascus tree），拉丁语中叫作armeniaca，是由阿卡德语中的armanu演化而来的。樱桃，希腊语中的armanu，德语中的kirsche，都是源于阿卡德语中的karshu。这些证据表明，很多蔬菜和水果都是从美索不达米亚到达欧洲的。许多独特的种子和香料也是一样：我们所说的藏红花（saffron）来自阿卡德语azupiranu ，番红花（crocus）是kurkanu（之间通过了希腊语krokos），小茴香（cumin）是kamanu ，牛膝草（hyssop）是zupu ，没药（myrrh）是murru ……这份名单太长了。在很多时候，希腊成为了这些产品及词汇去往欧洲的桥梁。洋葱，扁豆，豆角，黄瓜，白菜和莴苣等蔬菜都属于苏美尔人的饮食。

同样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人为了准备食物而大量使用的各种方法，当然，还有他们的厨艺。图片和文献都证实了苏美尔人掌握了将谷物转化成面粉的知识，并将面粉做成发酵或者未发酵的面包、麦片粥、甜点、蛋糕和烤饼。大麦也通过发酵来酿造啤酒，在那些文献里，我们能够找到对“手工酿造”啤酒的记载。果酒一般是使用葡萄和枣椰来酿制的。牛，绵羊（sheep），山羊（goats），都是很好的奶源。奶在当时被用作饮料，还可以制成酸奶、黄油、奶油和奶酪。鱼类是日常饮食的重要部分。羊肉是现成的，还有猪肉，在苏美尔人眼里，往往大的牲畜都被认为是真正的美味。鹅和鸭则可能是供奉在神的餐桌上的。

显然，古代美索不达米亚人高明的烹调技术，是在神庙活动和供奉神祇的活动中渐渐成熟的。有一段文献表明了他们向神所提供的：“大麦面包……小麦面包……蜂蜜奶油糊……椰枣，糕点……啤酒，葡萄酒，牛奶……奶油雪松汁液”。烤肉是和献祭的酒一起提供的，也就是“一流的啤酒，葡萄酒，牛奶”。按照这个严格的食谱，还要准备一头精心宰割过的公牛，和“最好的面粉……将生面团放进水、顶级啤酒、葡萄酒里”，并与动物油，“植物之心制作的芳香剂”、坚果、麦芽和香料搅匀。“乌尔克（Uruk）之神每天的祭品”要求要有五种不同的饮料佐餐，并指定这是“厨房里的领班”和“在揉面槽前工作的厨师长”所需要做的。

当我们在读到一首赞美食物的诗歌之时，我们对苏美尔人的烹饪艺术的赞美也油然而生。是啊，一个人在看见一个上千年的食谱的时候能说些什么呢？且看这首名为coq au vin的古诗：

在喝的酒里，

在香的水里，

在油膏的汁里，

这只鸟已经煮熟了，

已经吃掉了。

一个兴旺的经济社会，一个带有如此多的“企业”和货物的社会，是不能没有一个完整的运输体系的。苏美尔人用他们那两条伟大的河流和人工修建的运河网络，通过水运来运输人员、货物和牛。在一些最早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看见世界上第一艘真正的船。

从很多早期文献里，我们得知苏美尔人也从事于远海航海活动，用大量的船只组成船队，去往遥远的岛屿和陆地，以寻找他们需要的金属、木料、石头和其他一些苏美尔本地并无出产的原材料。一本阿卡德的苏美尔语字典出土了，其中有105个关于航海相关的术语，涉及到尺寸、大小、目的地和出航任务（比如运货，传信，或者进行宗教祭神的任务）；还有69个与船只建设相关的苏美尔词汇被演变成了阿卡德语。只有当他们拥有一个长期而持久的航海传统，才有可能产生如此多的船只和技术术语。

因为有横跨大陆的运输，轮子是在苏美尔被首次应用的。它的发明和使用为日常生活带来了许多新的交通工具，比如，从运货马拉车一直到敞篷双轮战车，并且给予了苏美尔人第一个使用“牛力”和“马力”的运动项目。

在1956年，塞缪尔·N·克莱默（Samuel N.Kramer）教授，我们时代的最伟大的苏美尔学家之一，审查了于苏美尔地区发掘出的文学遗产。其中包括了第一所学校， 第一个两院制的国会，第一个历史学家，第一本药典，第一部农历，第一门宇宙学，第一个约伯（Job），第一句谚语、俗语，第一场文学界的辩论， 第一所图书馆的目录，第一个人类的英雄时代，第一部法律法规，第一次社会改革，和第一次寻求世界和平与和谐。这都是毫不夸张的。

人类第一所学校是苏美尔人创造并发展写作的直接产物，有证据（学校遗址和考试练习用的碑刻及石板）表明，苏美尔早在公元前一千年前就存在着系统性的正规教育。他们有上千名文士，从初级水平到高级水平，从皇家文士与寺庙文士到在“办公室”里承担职务的文官。其中有一部分人在学校担任老师，我们至今都能在学校里朗诵他们写作的论文，得知他们的办学宗旨和目标，以及课程与教学方法。

学校不仅仅是个教人说话和写作的地方，同时还教授当时的科学──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数学和神学。过去的文学作品也在这里被学习与备份，同时也创作出新的作品。

学校由被称作ummia 的“专家级教授”带领，他的职责除了做一名决策者，承担苏美尔文化负责人的责任，还要做一个“鞭打者”。

显然，教学过程是严厉的。一个学校学员在泥板上记录了他因为逃课，因为不够整洁，因为四处闲逛，因为没有保持沉默，因为调皮捣蛋，甚至是因为没有整齐的笔迹，而遭受了可怕的打骂。

一部描写以力历史的史诗讲述了它对以力和基什城邦对抗的担心。史诗讲述了基什的使节带着针对他们纠纷的和平协议，是如何前进至以力的。但是当时的以力统治者，吉尔伽美什王，宁愿打仗也不愿意议和。有趣的是，他不得不把这件事放进长老会议中进行投票，也就是他们的“参议院”：

吉尔伽美什大王

在他城市的长老面前提出了事件

寻求决案

“让我们别在基什面前屈服，

让我们拿起武器击败它。”

然而，长老们的意见是进行议和谈判。不服输的吉尔伽美什将这个问题带到了年轻人之中，这些好战的人们认为，打仗才是正确的选择。这个故事的意义在于，它暗示了苏美尔的统治者必须将诸如是战是和的问题，放在第一个参议院进行讨论和投票，而那时是大约5000年前。世界上第一部史记由克莱默命名为《恩铁美那》（Entemene），恩铁美那是安纳吐姆的继承人，格拉什之王。他将他与邻国乌玛（Umma）的战争记录在泥柱上，而当时的其他文献都是用文学作品或者史诗的形式来记录历史事件。恩铁美那的文字则是直接叙述的，作为历史事实的记录。因为对亚述和巴比伦的文献的较好的解读早于对苏美尔文献的解读，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们都认为世界上第一步法典是由古巴比伦王汉穆拉比（Hammurabi）制定和颁布的，那是大约公元前1900年。但是当苏美尔文明重见天日的时候，却很清晰地表明这“第一”个法律系统，第一个社会秩序及司法公正的概念，是属于苏美尔文明的。在汉穆拉比很早之前，一个苏美尔城邦爱什南那（Eshnunna）的统治者编订的法律，为食品以及车辆船只的出租设定了最高价格，目的是使穷人不要受到压迫；当中也有针对人身及财产犯罪的处理方案，也有处理家庭纠纷和主仆关系的条例。甚至在更早的时候，黎皮特-伊斯塔（Lipit-Ishtar），伊辛（Isin）的统治者，颁布了一套法典，其三十条现在仍然清晰地刻在一个已经残缺的碑扁上（一份对原法典的备份刻在一个石碑上），它们分别是关于房契，奴隶和仆人，婚姻和继承，雇用船只、牛的租金，以及如何处置拖欠税款的条例。汉穆拉比是在他之后才这么做的。黎皮特-伊斯塔解释说，他的法典是根据“伟大的诸神”的指示拟定的，他们让他“把幸福带给苏美尔和阿卡德人。”但哪怕是黎皮特-伊斯塔，也不是第一个颁布法律的苏美尔统治者。在出土的泥板片段上，刻有一小段由乌尔南模制定的法律，他是乌尔大约公元前2350年的统治者，比汉穆拉比早了超过半个千年。这部法典，因月神娜娜（Nannar）的权威而制定，目的是制止并惩罚“盗取市民牛、羊和驴”的行为，使得“孤儿不会成为财富的牺牲品，寡妇不会成为力量的牺牲品，一名只有1银币的人不会成为60个银币的人的牺牲品，”乌尔南模还规定“测量和称取重量的时候要诚实”。不仅如此，苏美尔人的法律制度，以及执法的公正，甚至要回溯到更远的时侯。公元前2600年的苏美尔，一定发生了许多的事情，以至于乌鲁卡基纳（Urukagina）认为有必要进行一次改革。一个由他写下的长篇文段，被学者们认为是关于人类第一个基于自由、平等、正义的社会改革的宝贵记录。这是一次由一个早于1789年7月14日4400年的国王发动的“法国大革命”。乌鲁卡基纳的改革法令列出了在他执政时期所发生的罪恶，然后进行重组。那些罪行主要是掌权者用权力为自己服务，滥发地方官位，以及垄断集团的高价勒索行为。所有这些不公正的现象，以及其他的罪行，都被新的改革法典所禁止。官员再也不能为自己确定一个专门价格去购买“不错的毛驴或房屋”，一个“大人物”再也不能欺压与他同等的公民，盲人、穷人、寡妇、孤儿的权力建立了，离婚妇女也获得了法律的保护。苏美尔文明到底存在了多久以至于它需要一个重大的改革？显然，很久了，因为乌鲁卡基纳声称，是他的神宁吉尔苏要求他“恢复曾经的法律”。这里很显然是在说，要回到一个甚至更为古老和久远的社会体系中。苏美尔的法律一直由法院系统维护，其中的诉讼程序和判决以及协议，都是认真记录和保存着的。法院的法官更像是陪审团，一个法院一般由三到四个法官组成，其中一名是专业的“皇家法官”，剩下的人是从一个36人的小组里挑选出来的。当巴比伦制定他们的规章制度的时候，苏美尔的社会早就开始关心公正问题，因为他们相信神要求国王保证这片土地的公平与正义。这里，不仅仅是这一方面与《旧约》中正义与道德的概念相对应，甚至在希伯来产生国王之前，就已经很关注公正这个问题了。国王不是靠战功或财富，而是靠是否“做英明的事”来评价。在犹太教中，新年标志着为期10天的对人们所行事迹的权衡和评估，以确定他们在未来一年的运势。这与苏美尔人的做法可能不仅仅是个巧合──他们相信女神娜社（Nanshe）也在用相同的方式判断人类。不管怎么说，第一个希伯来族长──亚伯拉罕──来自苏美尔城市乌尔这个乌尔南模及其法典的城市。苏美尔人对公正的关注同样表现在克莱默所说的“第一个约伯”。把在伊斯坦布尔（Estambul）博物馆里的泥板片段拼凑在一起，克莱默可以很好地解读一首苏美尔的诗歌，就像是圣经中的《约伯记》（Book of job）所言及的，处理一个正直的人的抱怨。他不但没有接受到神的祝福，反而遭受了各种形式的损失和不尊重。“我的正义之词变成一个谎言 ”，他痛苦地喊道。在第二部分，这位不知名的受害者用一些类似于希伯来诗文的方式请求他的神：我的主，你是否是我的父亲，你生下我──抬起了我的脸……你还要忽视我多久，离开我让我失去了庇佑……离开我让我失去了方向？接下来是一个圆满结局，“他所说的正义之词和单纯的言语被神所接受，他的神收回了对他进行残酷宣判的手。”早于《圣经》的《传道书》（Book of Ecclesiastes）两千年左右的时候，苏美尔谚语转达了许多与之相同的概念和极具智慧的讽喻：如果我们注定难逃一死──让我们将时间度过；如果我们可以长命百岁──让我们将时间保存。当一个穷人快死的时候，可别去摇醒他。那个拥有很多白银的人，可能是快乐的；那个拥有很多粮食的人，可能是快乐的；那个什么都没有的人，是最能睡着的！男人，为之感到高兴：结婚；细想之后：离婚。将人引致仇恨的不是内心，而是舌头。在一个没有看门狗的城市，狐狸就是守护者。苏美尔文明在物质和精神上取得的成就，同时也伴随着表演艺术的发展。一组来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者，于1937年3月发表新闻表示，他们已经破译了世界上最古老的歌。而理查德·L·克罗克（Richard L.Crocker）、安妮·D·吉尔莫（Anne D.Kilmer）和罗伯特·R·布朗（Robert R.Brown）所取得的成就，则是将写在大约公元前1800年的楔形片上的音符阅读并表演出来。它们出土于地中海沿岸的乌加里特（Ugarit，现位于叙利亚）。“我们一直都知道，”伯克利的学者们如是说：“在早期的亚述-巴比伦文明里是有音乐存在的，但是在此次破译之前，我们还不知道它们拥有全七声音阶，就像当代的西方音乐，和公元前1000年的希腊音乐一样。”至今为止，人们都认为当代西方音乐是源于希腊的；但就现在的情况看来，西方的音乐──以及很多我们文明的其他方面──都是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这本不是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因为希腊学者斐罗（Philo）早就说过，美索不达米亚是因“通过音乐寻求世界和谐”而闻名的。找不到任何理由否认，音乐和歌曲的“第一次”是由苏美尔人办到的。实际上，克罗克教授可以做出一个像那些在乌尔遗址出土的琴一样的乐器，来演奏这些古调。公元前两千年的文献表明，当时就存在着音乐的“检索数字”和一个连贯的音乐理论。吉尔莫教授自己也曾在《琴弦乐器：它们的名字、数量及意义》（The Strings of Musical Instruments：Their Names，Numbers and Significance）中说，大量的苏美尔赞美诗“在页面空白处都标有音乐的记号”；“苏美尔人和他们的继承人有丰富多彩的音乐生活。”难怪，我们发现了大量的乐器──以及歌手和舞蹈演员的表演──这些东西被刻在圆柱和泥板上。就像很多其他的苏美尔成就，音乐和歌曲同样来源于寺庙活动。只是，刚开始仅仅是为神祇服务的音乐和歌曲，很快就在寺庙外流行了起来。针对歌手收费一事，我们用当时在苏美尔相当流行的话来说就是：“一个声音并不甜美的歌手是个‘穷’歌手。”相当一部分苏美尔人热爱歌曲这一事实已被证实。最感人的，是一位母亲唱给她生病的儿子的摇篮曲：睡吧，睡吧，孩子睡吧我的孩子快睡吧疲倦的双眼，睡了吧 我病痛中的孩子让我发愁，说不出话我仰望星群新月照耀你的脸你的影子为你流泪流进你的睡梦中愿你有生长女神为伴愿天堂有你的守护神愿你一生过上好日子愿你有个好妻子愿你有个乖孩子这些音乐和歌曲最引人注目的，不仅仅因为它们是现代西方音乐结构和音阶成分的源头，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所听到的这些音乐和诗歌，一点都不奇怪，也不“外星”，甚至很多是来源于他们意识和情感深处。确实，当我们注视着这个伟大的苏美尔文明的时候，我们不仅发现了我们的道德规范，我们的法律条文，我们的艺术等等方面的苏美尔根源，还发现这些苏美尔的事物对我们而言是如此熟悉，如此接近。从内心深处，我们可以看出，我们都是苏美尔人。在格拉什的发掘之后，考古学家们开始挖掘尼佩尔（Nipper），它是过去亚甲和苏美尔的宗教中心。从那里发掘出来的30000套文献看来，其中包含了很多今天尚未涉足的东西。在舒鲁帕克（Shuruppak），发现了公元前3000年的学校遗址。在乌尔，学者们发现了精致的花瓶，珠宝，武器，战车，镀金头盔，各种金属挂牌，一个纺织厂和法院的记录，以及一座高耸的金字塔神庙废墟，它仍然是那里主要的景观。在爱什南那（Eshnunna）和阿达布（Adab），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前萨尔贡时代的寺庙和雕像。在乌玛出土的文献，记录了早期帝国们的历史。在基什出土了公元前3000年的纪念碑和金字塔神庙。乌鲁克（以力）将考古学家们带回到了公元前4000年的时候。他们发现了一个上色的陶器被置于窑里烘烤，并发现了第一次使用陶瓷轮的证据。一条用石灰岩铺成的道路，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石头建筑。在乌鲁克，考古学家们同样发现了第一座金字塔神庙──一个巨大的人造山──它的顶部是一座白色神庙和一座红色神庙。历史上第一部被刻下的文献，也与这个圆柱碑刻一同被发现，而关于后者，杰克·法那根（Jack Finegan）在其著作《来自远古的光辉》（Light from the Old Past）中赞道：“这些第一次出现在乌尔克时期的图章之完美，简直让人惊叹！”乌鲁克时期其他地点的发掘工作，也为进入金属时代找到了证据。1919年，H·R·豪（H.R.Hall）发现了一个古老的村庄遗迹，现在被称作EI-Ubaid。现在的学者们大都认为，这个地方是苏美尔文明的第一个阶段。那个时代的苏美尔城市──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到南部的扎格罗斯山脚──首次制作并使用了粘土砖，泥灰墙，镶嵌的饰品，砖砌坟墓，涂有几何图案的陶瓷，铜镜，绿松石项链，眼皮膏（眼影），铜头战斧，布段，住房以及最重要的巨型神庙。在更远的南方，科学家们发现了埃利都（Eridu）──古代文献中所说的第一座苏美尔城市。随着挖掘的日益加深，最后发现了一座为苏美尔的知识之神恩基（Enki）修建的神庙，该庙被重建和翻新了很多次。发掘中遇到的土层很清晰地将学者们带回了苏美尔文明的开端：公元前2500年，公元前2800年，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3500年。 于是铲子最后敲在了恩基的头上，也是第一座神庙上，在此之前就再没有什么建筑物了。那时大约是公元前3800年，也就是文明的开端。这不仅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文明，还是一个影响最广泛的文明，它包罗万象，在很多方面比其他追寻它的古代文明更为先进。它无疑也是我们文明的基础。在200万多年前，我们最初的祖先开始使用石头作为工具，而在大约公元前3800年，人类建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文明──苏美尔文明。只是直到今天都让学者感到困惑的是，没有任何暗示告诉我们，苏美尔人到底是谁？他们来自哪里？以及他们的文明又是为何及怎样建立的。因为它的出现太过突然，毫无预兆，毫无原因。H·法兰克福（H.Frankfort）在《告知欧盖尔》（Tell Uqair）中称之为“令人惊讶的”。皮尔·阿米埃（Pierre Amiet）在《埃兰》（Elam）中称之为“非常奇怪的”。A·帕罗特（A.Parrot）在《苏美尔》（Sumer）中形容其为“突然点亮的一团火”。李奥·奥本海姆（Leo Oppenheim）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Ancient Mesopotamia)中，说这个文明的崛起为“一段短暂而令人惊讶的时期”。约瑟夫·坎贝尔（Joseph Campbell）则在《神的面具》（the masks of god)中如此形容这一事件：“伴随着极其炫目的突然性……出现在了苏美尔的小花园里……世界上所有文明都是这个高度发达的文明身上长出的嫩芽。”

谢选骏指出：人说“突如其来的文明”，我看那是由于我们还不了解它的起源。它就像现代人类的种族一样，有着漫长的历史和突然的显现。

【第三章 天地众神】

在几千个世纪甚至上百万年的人类漫长痛苦的发展之后，是什么突然将一切都变得如此清晰明朗，而且是通过刚好一个三部曲──大约公元前11000，公元前7400和公元前3800年──将大批曾经的猎人和食物采集员变成了农民和陶器工人，接着又变成了城市建造者，工程师，数学家，天文学家，冶金师，商人，音乐家，法官，医生，作家，图书管理员，和神职人员？还有个更加深刻和基础的问题，是由罗伯特·J·布雷德伍德教授在《史前人类》（Prehistoric Men)中提出的：“这究竟是因为什么而发生？为什么所有的人类不是仍然像北欧中石器时期文化的马格尔莫斯人（Maglemosian）那样生活？”

苏美尔人，这个突如其来的文明之中的人们从何而来，有了一个答案。这是从出土的一万多个古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的一个里面总结出来的：“看上去是多么美丽，我们是由诸神的荣光所创。”

但是，苏美尔人的诸神又是谁？是不是就像是希腊的诸神，被描述为坐在一个法庭里，在天堂里的宙斯（Zeus）神殿里，在人间的奥林匹斯山（Mount Olympus）上大吃大喝？

希腊人将他们的神祇赋予人性，就像是人间的男人和女人：他们会高兴，生气，也会有嫉妒之情；他们会相爱，会吵架，会打斗；他们的生育也和人类一样，是通过性交──与神或是与人──带来后代。

他们是遥不可及的，并且常常掺杂进一些人类的事情。他们可以在急速中运动，出现然后消失；他们的武器拥有快速而奇特的威力。每一个神都有具体的能力，并且，作为一种结果，每种特定的人类活动，都会因掌管此活动的神的态度而受到惩罚或祝福；因此，祭拜之礼，以及向神献祭自己的产品，都是为了获得他们的青睐。

在希腊时期他们的主神是宙斯（Zeus），“人类及众神之父”，“天火的主人”。他最重要的武器和象征是闪电。他是从天庭来的世界之王。

他既不是第一个世界之王，也不是第一个在天堂呆过的神。由神学与宇宙学共同构成的被学者们称为神话学的科目表示，希腊人认为首先出现的是混沌的创造之神卡俄斯（Chaos）；然后大地女神盖亚（Gaea）和她的丈夫天空之神乌拉诺斯（Uranus）出现了。盖亚和乌拉诺斯生下了十二个泰坦（Titans），六名男性和六名女性。虽然他们在传说中的事迹看上去是发生在地球上的，不过可以推测出他们所对应的星辰。

克洛诺斯（Cronus）是最年轻的男性泰坦，是奥林匹亚神话中的主要人物。在阉割自己的父亲乌拉诺斯之后，他通过篡位成了所有泰坦中地位最高的一个。出于对其他泰坦的恐惧，克洛诺斯囚禁并驱逐了他们。正因如此，他被他的母亲诅咒了：他也将承受和他父亲同样的痛苦，而且也会被他的某个儿子废除掉。克洛诺斯与他自己的姐妹瑞亚（Rhea）结婚，生下了三个男孩和三个女孩：哈迪斯（Hades）、波塞冬(Poseidon)和宙斯；以及赫斯提(Hestia)、帝门特(Demeter)和赫拉(Hera)。再一次，又是最年轻的儿子废除了自己的父亲，当宙斯替代他的父亲克洛诺斯的时候，盖亚的诅咒成真了。

这些推翻和继承，看上去并不是顺利进行的。发生在诸神与巨怪首领之间持续多年的战争继续着。决定性的战役发生在宙斯和蛇形神堤丰（Typhon）之间。这场战争波及了许多区域，包括地上和天上。最后的战场是卡修斯山（Mount Casius），靠近埃及和阿拉伯的边境，很显然是西奈半岛（Sinai Peninsula）的某个地方。

在获得胜利之后，宙斯被公认为至高无上的神。然而，他必须与他的兄弟们分享对世界的控制权。通过选择（在另一种版本里，被认为是通过扔骰子），宙斯掌管天界，大哥哈迪斯掌管冥界，老二波塞冬掌管海洋。

虽然最后哈迪斯以及他的地盘成为了地狱的象征，他最初的地盘却是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那里是沼泽、无人区和有大河流过的陆地。哈迪斯被描述为“不可见的”，冷漠，可怕，严厉，面对祈祷和贡品都无动于衷。波塞冬刚好相反，时常都可以看见他举着他的象征物（三叉戟）。虽然是海神，他同样还是冶金及雕刻艺术之神，像是一个手工行业的魔法师。虽然宙斯在希腊传统和神话中对人类是非常严格的，但波塞冬则被认为是人类的朋友，他是一个受到凡人高度赞赏的神。

这三兄弟和三姐妹，所有克洛诺斯和瑞亚的孩子，组成了老一代的奥林匹亚众神，十二大神。其余六个都是宙斯的后代，希腊神话中大部分都涉及到了他们的谱系和关系。

由宙斯所生的男神和女神有着不同的母亲。第一个孩子是和墨提斯（Metis）生的，是个女儿，也就是伟大的女神雅典娜（Athena）。她主管人的主要感观和行为，并成为了智慧女神。但作为唯一的主要女神，她在与堤丰的战役中陪伴着宙斯（其他神都逃走了），由此获得了战争的能力并成为了战争女神。她成了“完美的处女”，一直没有成为谁的妻子；但在有一些神话中，说她常与她的叔叔波塞冬交往，虽然他的正式的妻子是来自克里特岛的迷宫女神（Lady of the Labyrinth），但侄女雅典娜是他的情妇。

宙斯又和其他女神生下了孩子，但是他们的孩子没有资格成为奥林匹亚众神。当宙斯想方设法地要制造一个男性继承人时，他想到了他自己的姐妹。最大的是赫斯提，在所有的记录中，她都是一个隐士──她多半因为太老太虚弱而无法完成生育之事──这使宙斯需要将他的注意转移到老二帝门特身上，她是丰产之神。但是，她并没有为他生下一个儿子，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女儿，波尔塞弗捏（Persephone），后来成为了哈迪斯的妻子并和他共同掌管着冥界。

由于没有生下儿子，失望的宙斯开始到其他女神那里去寻欢作乐。他与哈尔摩尼亚（Harmonia）生下了九个女儿。接着勒托（Leto）又为他生了一个女儿和一个男孩，分别是阿尔特弥斯（Artemis）和阿波罗（Apollo），他们被列为了主神。

阿波罗是宙斯的第一个儿子，是希腊众神中最伟大的一个之一，为人类和其他神所敬畏。他将他父亲宙斯的需求传达给人类，并由此在神庙里受到供奉。他代表着道德与神圣的条文，也代表着净化与完善，无论是心灵还是肉体。

宙斯的第二个儿子是和女神迈亚（Maia）所生，叫做赫尔墨斯（Hermes），是人群和牲畜的守护者。他没有他哥哥阿波罗那么有地位和能力，但更接近人类；各种形式的幸运都被认为是出自他之手。作为一个给予人这么多好东西的神，他成为了贸易之神，商人和旅行者的庇护者。但他在神话和史诗中最主要的职务是充当宙斯的使者，诸神的信使。

由于朝代惯例，宙斯还需要他的某个姐妹为他生一个男孩──他想到了最小的妹妹赫拉。在一次神圣的婚礼中，宙斯娶了赫拉为妻，并册封她为众神的皇后，被称为母亲女神。他们的婚姻为他们带来了一个男孩阿瑞斯（Ares），还有两个女孩，但由于宙斯常常与其他女神通奸，以及传言中赫拉的不忠，导致另一个儿子的身世常被怀疑，他就是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

阿瑞斯立刻就进入了由十二主神组成的奥林匹亚众神，并成了宙斯的最高级别的军官，号称战神。他被描述为屠杀之魂；特洛伊战争时的阿瑞斯离不可战胜还有些距离，他受了只有宙斯才能医治的伤。赫菲斯托斯则刚好相反，他必须努力地奋斗才能进入奥林匹亚众神的组织。他是创造之神，冶金术及锻造之火都被认为是出自他的手中。他是神中的技师，为人类和诸神制造日用品和充满魔力的物件，传说中说他生来丑陋，于是他的母亲赫拉在气头上把他驱逐到了人间。另一个更可信的版本说是宙斯赶走了赫菲斯托斯──因为人们对他的身世表示怀疑──但是赫菲斯托斯却用自己的魔法般的创造能力，逼迫宙斯在众主神之中给他一席之地。

传说中提到过，赫菲斯托斯曾制作了一个看不见的网，这只网能够罩住他妻子的床，如果它被某个前来打扰的情人睡过。他的确需要如此防范，因为他妻子是阿芙罗狄蒂（Aphrodite），爱与美的女神。很自然地，许多与爱情有关的神话都是围绕她来讲的；在许多勾引她的人中，有一个是阿瑞斯，他是她丈夫赫菲斯托斯的哥哥。他们有一个私生子，厄洛斯（Eros），也就是爱神。

阿芙罗狄蒂是奥林匹亚十二主神之一，这种情况对我们的研究来说是很不错的。她既不是宙斯的姐妹也不是他的女儿，但却不能被忽视。他来自面对希腊的亚洲的地中海沿岸──古希腊诗人赫西奥德(Hesiod)说她经过塞浦路斯（Cyprus）而来；还说她来自于天空之神乌拉诺斯的生殖器。她由此成为了谱系中和宙斯辈份相同的一代，成为了（姑且这么说吧）她父亲的妹妹，和早已失去势力的众神先祖的化身。

这么说来，阿芙罗狄蒂就应该被归于奥林匹亚众神中了。可是他们的最大数目，十二，理所当然是不能被超过的。解决办法相当灵活：加入一个的同时去掉一个。自从哈迪斯被授予了冥界的控制权而离开了奥林匹斯山的众神组织，一个空位就出现了，刚好方便了阿芙罗狄蒂的加入。

十二这个数目同样是一种工作上的需求：奥林匹亚神不能多于十二个，也不能少于十二个。这成为了狄俄尼索斯（Dionysus）加入奥林匹亚众神的依据。他是宙斯之子，是宙斯与他自己的女儿塞墨勒所生。狄俄尼索斯为了躲避赫拉的怒火，被送到了极为遥远的地方（甚至到了印度），他在所到之处传播了种植葡萄和酿造葡萄酒的技术。与此同时，在奥林匹斯又多出了一个空位。赫斯提，宙斯最老的姐姐，因为过度年老和虚弱，从十二主神的位置上被迫落了下来。所以狄俄尼索斯回到了希腊并获准填补这个空位。于是，奥林匹亚神又成了十二位。

虽然希腊的神话没有明确地讲述过人类的起源，但它和传统观点一样，都称神生下了英雄和国王。这些半神成为了人的命运（日复一日地辛勤劳动，还要受自然、瘟疫、疾病和死亡左右）和一个辉煌的过去（一个只有诸神在世间行走的时代）之间的联系。而且，虽然众多的神祗都是出生在地球，但十二主神的选拔却展示出了他们的神性。在史诗《奥德赛》（Odyssey）中，最早的奥林匹斯被描述为置放在“纯净的高空中”。最早的这十二个主神是从天堂到地球上来的神；他们还说那十二个天体是在“天堂的穹顶”里。

这些主神的拉丁名字，是在罗马人接受这些希腊神话之后被授予的，并表明了他们所对应的星体：盖亚是地球，赫尔墨斯是水星，阿芙罗狄蒂是金星，阿瑞斯是火星，克洛诺斯是土星，宙斯是天王星。如同希腊人的传统，罗马人认为木星是个雷神，他的武器是闪电螺钉；和希腊人一样，罗马人也将他和公牛联系起来。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是克里特岛奠定了引人注目的希腊文明的基础。在那里，克里特文明从大约公元前2700年一直到公元前1400年都兴旺发达。在克里特的神话和传说中，弥诺陶洛斯（Minotaur）的神话是很突出的。这个半人半牛是帕西法尔（Pasiphae）的后代，她是迈诺斯王和一头牛的妻子。考古学的发现已经证明了克里特岛人要供奉公牛，一些圆柱碑刻将公牛描述为神圣的事物，身边围绕着一圈符号，代表着一些尚未鉴别的行星或天体。因此，可以推断克里特岛人的公牛崇拜不是源于地球生物，而是天上的公牛──金牛座──以纪念当春分时太阳出现在这个星座时所发生的某些事件，大约是在公元前4000年。 

在希腊传统中，宙斯经过克里特岛到达了希腊大陆，他在化身为公牛劫持欧罗巴（Europa）之后从那儿逃跑（游过地中海）。欧罗巴是腓尼基港口城市提尔（Tyre）的国王阿格诺尔（Agenor）的漂亮女儿。事实上，当最早的克里特文献最终被塞勒斯·H·戈登（Cyrus H.Gordon）破译的时候，它们被发现是“来自地中海沿岸东部的闪族土语”。

诸神直接从天堂来到了希腊。宙斯是经过克里特，从地中海游过来的。阿芙罗狄蒂被记录是从近东渡海而来，经过了塞浦路斯。波塞冬（罗马的海王星）是带着马从小亚细亚来的。雅典娜带着“橄榄、富饶与天然播种”从“《圣经》里的土地”（LANDS OF BIBLE）来到希腊。

毫无疑问，希腊的传统和宗教是从近东到达希腊大陆的，经过了小亚细亚和地中海群岛。他们的神话的根扎在这个地方，也正是这个地方，才是我们需要寻找的、希腊诸神的源头，以及他们为何要对应天体数目“十二”的地方。

印度的古代宗教印度教认为，《韦达经》（Vedas，也译《吠陀经》）──由颂歌、祭祀以及其他与神有关的东西组成──是神圣文字，“不是人类的”。印度的传统观点认为，在现在这个时代之前的那个时代，神自己创作了它们。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那 10万条起源经文，经过一代又一代人口口相传，越来越多地流失或被扭曲了。在最后，有一个圣人写下了残留下来的经文，并将它们分开放进四本书里，让他的四个主要弟子每人守护一本。

在19世纪的时候，学者们开始破译并懂得了一些已被遗忘的语言，并探寻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们发现《《韦达经》》是用一种非常古老的印欧语系的语言写下的，是印度古语梵语、希腊语、拉丁语和其他欧洲语言的前身。当他们最终能够阅读并解释《韦达经》的时候，他们很惊讶地发现，韦达神话中的神与希腊诸神竟然有着不同寻常的相似之处。

《韦达经》中讲到的神，都是来自于一个庞大却并不是很和谐的家族。神话中充满了升上天穹和沦落地下，空中战争，超级武器，友好和对抗，婚姻和不忠，似乎也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关系图谱记录──谁是谁的父亲，以及谁是谁的长子。地球上的诸神都是来自天堂，而主要的神即使是在地球上生活时，仍然代表着天体。

在远古时代，圣人瑞西（Rishi）们神圣地“流动”着，为令人着魔的强大力量而疯狂。其中，有七个伟大的先祖。罗日侯（Rahu）和计都（Keyu）本是一个天体，他在没有获得允许的前提下试图成为神；但是风暴之神将自己的“易燃的武器”（可能是燃烧弹）掷向了他，将他劈成了两半。其中，罗日侯被称为“龙头”，他不断地在天堂里穿梭伺机报复；计都被称为“龙尾”，Mar-ishi，是太阳王朝的先祖，生下了Kash-yapa（意为“这是王位”）。《韦达经》里将他描述为相当多产多育的，但是王朝的继承人只能由他的第十个孩子Prit-Hivi（意为“宇宙之母”）继承。

作为王朝之首，Kash-Yapa同样还是半神们（devas）的首领，并被称为迪奥斯（Dyaus-Pitar）。同他妻子和孩子们一起，他们成了十二个阿迪提亚神（Aditya），每个神都分配到了一个天体和一段黄道带。Kash-Yapa的天体是“闪光的星辰”，Prit-Hivi代表地球。接着就有了代表太阳、月亮、火星、水星、木星、金星和土星的神。

最后，十二天神的领导权转移到了伐楼拿（Varuna）的手中，他是宇宙之神。他无所不在，无所不见；有一首写给他的颂歌，听上去就像《圣经》里的赞美诗：

正是他让太阳在天国里闪闪发光

吹过的风是他的呼吸

他给河流挖出了渠道

它们听他的指挥流动

正是他成就了海洋之深

他的统治同样是迟早都要走到尽头的。因陀罗（Indra），转动天“龙”的神，通过杀死自己的父亲继承王座。他是天空和风暴神的新首领。他的武器是闪电和雷霆，他的称号是战神。然而，他不得不与他的两个兄弟分享权力。一个是日神毗婆萨婆（vivashvat），摩奴（Manu）的先祖，第一个人类；另一个是火神阿格尼（Agni），他把火种从天国带到人间，所以人类才可以使用它们。

　韦达神话与希腊神话的相似是再明显不过的了。神话中关于主神，以及诗句中提到的其他小神──儿子、妻子、女儿、情妇等──显然是在重复（或者这个才是原稿）希腊神话的故事。毫无疑问，迪奥斯就是宙斯，伐楼拿就是天王星，等等。而且，在两个例子当中，主神的队伍始终保持在十二个，无论在那些神的继承人之间发生了什么。

在那个时侯，两个在地理位置上相隔如此之远的地方，怎么可能在神话上有如此相同的内容？

学者们相信，在公元前两千年左右的某个时候，一群说印欧语言的人，在北部伊朗的中心或者是高加索地区（Caucasus area），开始了伟大的移民。一群人向东南方走，到了印度；印度教称他们为雅利安人（意为“高尚的人”）。他们将《韦达经》口述给了他们，那时大约是公元前1500年。另一群人向西到了欧洲；有些人围绕黑海并通过俄罗斯的草原到了欧洲。但是若要让这些人将他们的传统和宗教带到希腊去，最主要也最短的一条道路，就是小亚细亚。一些最古老的希腊城市，实际上，它们并不是修建在希腊大陆而是修建在小亚细亚的最西部。

但是这些将小亚细亚作为自己住所的印欧人种又是谁呢？

再一次，唯一现成又可靠的来源是依然是《旧约》。学者们发现其中有很多地方提到了居住在小亚细亚山区的赫梯人。并不像他们对迦南人和其他邻居所抱有的仇恨，他们对以色列人来说始终是友好的盟友。这正是以色列的大卫王（King David）之子所罗门王（King Salomon）梦寐以求的。所罗门王除了错乱地娶其军中将领乌利亚(Uriah)的妻子拔示巴（Bashiba）为妻之外，也通过娶来邻国国王的女儿建立和亲关系，其中有一个埃及法老的女儿，另一个正是友好的赫梯王的女儿。在另一个时候，一只叙利亚的侵略军因听到“以色列王仇恨雇用我们的赫梯及埃及的国王”的传言而逃跑了。这些针对赫梯的短小的典故，表现了他们在古代近东有拥有的强大武力。

随着对埃及圣书体的破译──而后接着是对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的破解──学者们见到了很多描述“赫梯之地”是一个小亚细亚的庞大强盛的王国的文献。但是一支如此重要的力量会消失得如此没有痕迹吗？

根据由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提供的线索，学者们开始对小亚细亚古代山区进行考古挖掘。努力见了成效：他们发现了赫梯的城市，宫殿，皇家宝藏，皇陵，神庙，祭祀用品，工具，武器，工艺品。除了这些，还出土了很多文献──既有象形文字又有楔形文字。《圣经》中的赫梯人进入了现实。

古代近东遗留给我们的一个独特的石刻纪念碑，是在古代赫梯首都郊外发现的。现在这个地方叫做雅兹勒卡亚（Yazilikaya），土耳其语意思是“铭刻之石”。走过大门和圣殿之后，一个古代的祭拜者出现在一座露天的画廊里。在一个环形的石头圈里的空地上，赫梯所有的神祇都被刻在了一个行进的队列之中。

由左向右行进的是男性神祇，很明显是按照十二“集团”组成的。在最左边，是看上去完全相同的十二个女神，她们都拿着相同的武器。

中间的十二个行进者中，包括了一些看上去较老的神和拿着不同武器的神；还有两个神用一个神圣的符号突出显示。第三组“十二神”显而易见地是由更为重要的神祇组成。他们的武器和标志都更具特色。有四个神的头上有神圣的天国标志，有两个神是有翅膀的。这组人中还包括不是神的人员：两头公牛顶着一个球体，赫梯之王带着一个骷髅帽站在翼碟（Winged Disk）的符号下面。来自右边的是两支女神队伍；然而，石刻已经太过破损，以至于我们无法看清她们的人数。我们应该不会推测错误，她们也是两个十二“集团”。来自左边和右边的队伍在面板中心相遇，那里很明显地描述着他们的主神，因为他们都显得很高兴，并站在山顶上、动物身上，甚至是神仆的肩上。

学者们，比如E·拉洛奇（E.Laroche），在其著作《雅兹勒卡亚的众神》（Le Pantheon de Yazilikaya）中研究了这些图画与象形符号，那些相对易读的刻在岩石上的神的名字。这些名字、称号、地位也都包含在了这个队伍中。只是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就是赫梯众神是由“奥林匹亚”十二神统治的。那些次神都是十二个一组，地上的主神也对应着十二个天体。

这些神祇是被“神圣数字”十二所统治的现象，还被刻在了另一个赫梯古迹上，它是一个石砖筑成的圣坛，在靠近现在叫拜特-泽希尔（Beit-Zehir）的地方被发现。它清楚地描述了一对神的情侣，由另外十个神环绕着──刚好十二个。 

考古发现毋庸置疑地告诉我们，赫梯人所崇拜的神祇是“天上和地上”的，这与他们的等级制度息息相关。一些伟大的、“老一辈的”神是天国的创立者。他们的标志──在赫梯象形文字中的意思是“神圣”或“天国的神”──看上去就像是一对护目镜。他们常常出现在一个火箭状物品的周围。

其他的神当然也有，他们在地球上──当然也在赫梯人之中──充当一个统治者的角色。由他们任命人类的国王，并在战争、拟定条约和一些其他国际事务中指导他们。

一个亲自领导赫梯人的神名字叫做特舒卜（Teshub），意思是“鼓风者”，由此，他被学者们称为暴风神，与风、闪电和雷霆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有个绰号叫做塔鲁(Taru)，意为“公牛”。和希腊人一样，赫梯人也有公牛崇拜；并且，就像他之后的木星神朱庇特（Jupiter）一般，特舒卜也被描述成了闪电与雷霆之神，一样地站在公牛身上。

赫梯文献就像后来的希腊神话，讲述了神为了显示自己的至高无上是如何与怪物作战的。被学者称为“屠龙神话”（The Myth of the Slaying of the Dragon）的文献提到了特舒卜的对手是杨卡（Yanka）。特舒卜未能在战场上打败他，乃请求其他神的帮助，但只有一名女神站到了他的阵营中，并设计在一次聚会中将杨卡灌醉。

可以认识到，这些故事类似于圣乔治（Saint George）和龙的传说，学者们将这种对抗称作“好神”与“恶龙”的争端。但事实上，杨卡这个名字的含义是“大蛇”，并且古代人喜欢将“恶神”都描述成这样──这一点可以从赫梯的浮雕作品中体现出来。宙斯也是一样，正如我们看到的，他所战胜的并不是一条“龙”，而是一个蛇形的神。我们会在之后说明，古代传统中，暴风神击败蛇神以取得神的王位的战争是具有重要意义的。这个时候我们只想先强调一下，这样的战争在古代文献中是作为一种确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而被严肃地记录下来的。

一篇保存较好的长篇赫梯史诗，被称作《天国之王》（The Royalty of the Sky），讲的就是这样的事件──天上诸神的起源。这段故事的叙述者首次呼吁“十二大神”来倾听他的故事，并证明故事的准确性：

让各位天上的神

和深色大地（dark-hued Earth）之上的神倾听吧

倾听吧，伟大古老的神

由此可以证明，老一辈的神既在天上又在地上。史诗中记录了十二个“伟大古老的神”，并且为了吸引他们的注意，叙述人讲述了“天国之王”是如何来到“深色大地”的：

很久之前，遥远的时代，阿拉卢（Alalu）是天国之王

是他，阿拉卢，坐在王座上

伟大的阿努（Anu），第一神，站在他的面前

鞠躬直到脚底，呈上了酒杯

在九个时代，阿拉卢都是天国之王

在第九个时代，阿努发动了战争

阿拉卢失败了，他逃跑了

他向下到了深色大地 

下面的深色大地就是他要去的

而王座上坐着阿努

史诗由此讲述了“天国之王”是因为王座被夺而来到地球：一个名叫阿拉卢的神被武力赶下了王座（也就是天上的某个地方），接着，为了逃生，“他向下到了深色大地”。但这还没有完。史诗继续讲述了阿努的遭遇，之后，他又被一个叫做库玛而比（Kumarbi）的神（在一些文献中，他是阿努的亲哥哥）夺位。

毫无疑问，这首史诗是在早于希腊神话一千年左右写下的，是克洛诺斯赶走乌拉诺斯，宙斯又赶走克洛诺斯这个神话的先驱。甚至在赫梯文献中，我们也能看到宙斯赶走克洛诺斯这个故事的影子，这完全就是库玛而比对阿努做的：

在九个时代，阿努都是天国之王

在第九个时代，阿努不得不和库玛而比打仗

阿努从库玛而比的手中滑了出来，并逃走

阿努向天上逃

在他身后库玛而比追着他，抓住他的脚

将他从天上拽下

他咬阿努的腰，和阿努的“雄性”（Virilidad）

在库玛而比的体内

它像铜一样融化了

照这个神话来看，这场战役不能算是完胜。虽然被“阉割”了，阿努设法飞回了自己天上的住所（Heavenly Abode），离开库玛而比并掌控地上。同时，阿努的“雄性”在库玛而比体内诞生了几个神，导致他（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克洛诺斯一样）必须将他们释放出来。其中有一个就是特舒卜，最高级别的赫梯神。

然而，在特舒卜正常执政之前还需要另一场史诗级的战争。

在得知阿努的继承人在自己体内之后，库玛而比想到了一个计划，“给暴风神制造一个对手”。“他把力量放在手中；脚上的鞋轻巧得像风”；他还从他的城市乌尔基什（Ur-Kish），去了大山女士（Lady of the Great Mountain）的住所。

“他的愿望是唤醒她；他与山女一起睡觉；他的男子气息流入她的身体。他与她这样五次了……他与她这样十次了。”

 难道库玛而比只是好色吗？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这么做是有深意的。我们的猜测是神的统治者需要继承人，而库玛而比和山女的儿子有资格登上天国的王座；因此，库玛而比与她“这样”五次和十次则是为了确保让山女怀孕。确实也怀上了：她生了一个儿子，库玛而比象征性地称它为乌力-库米（Ulli-Kummi），意为库米亚（Kummiya，特舒卜的住所）的镇压者。

库玛而比预见了为了抢夺继承权而引发的战争，它将发生在天国里。在命令他的儿子去剿灭库米亚的官僚后，他进一步向他儿子宣布：

让他为了王位而升上天国！ 

让他征服库米亚 ，这美丽的城市！ 

让他攻击风暴之神

并把他撕成碎片，像撕裂一个凡人！ 

让他击落所有在天空的神

这场与特舒卜有关的特殊的战争，是大约公元前4000左右的金牛座时代的开端，在地上和天上发生的吗？是因为这个原因导致胜利者要踩在公牛背上吗？这些事情是否与同一时间的苏美尔文明的开端，有着某种方式的联系？毫无疑问的是，赫梯众神以及他们的神话故事，确实有着存在于苏美尔文明及神祇中的根源。

有关乌力-库米挑战天国王位的神话，继续讲述了这个英雄式战争。特舒卜在与对手的战争中失败了，甚至导致他的妻子赫巴特（Hebat）试图自杀。最后，有人呼吁调节诸神之间的争执，并且召集了一次神的聚会。这是两位“老一辈的神”，恩利尔和艾（Ea）领导的，他呼吁制作“天命古书”（The Old Tablets With the Words of destiny）──某种可以帮助解决神的王位继承问题的古代记录。

然而这些记录却无法解决这些纠纷，恩利尔建议为这些挑战者设立另一个战斗，用一种极为古老的武器。“听着，古老的神，你们懂得这些古老的词汇，”恩利尔向他的追随者们说：

 

打开古老的仓库

那些属于父辈之上的仓库

拿出那些铜矛

它们曾劈开天堂与凡间

用它们劈开乌力-库米的双脚

这些“老神”是谁？答案是明显的，他们是阿努，安图（Antu），恩利尔，林利尔（Ninlil），艾，依稀库尔（Ishkur）──他们使用的是苏美尔的名字。甚至连特舒卜这个名字，也和其他赫梯神名字一样，常常以苏美尔文字来表达他们的身份。同样地，一些地点也是古代苏美尔的地名。

这种现象让学者认为，赫梯人实际上是在崇拜苏美尔的起源神话，而且，在他们眼前上演的神话故事，还有那些“老神”，也都是苏美尔的。事实上，这只是一个更大发现的一部分。不仅仅是发现了赫梯语是基于印欧语系的，还发现它受了阿卡德语的影响，表现在发音和写作上。自从阿卡德语在公元前两千年成为了古代世界的国际语言，它影响赫梯语也就很好理解了。

但真正的问题是，学者们在破译赫梯语的过程中惊奇地发现，它广泛使用了苏美尔的象形符号，音节，甚至是整个单词！不仅如此，很明显地，他们也在相当程度上掌握了苏美尔语的使用。苏美尔语，用O·R·格尼（O.R.Gruney）在《赫梯文化》（The Hittites）中的话来说，“是在首都哈图-沙斯（Hattu-Shash）被深入学习了的，而且苏美尔-赫梯词汇也是在那里发现的……许多赫梯文献中与楔形符号有关的象征物的确是苏美尔词汇，但也许它们的实际意义已经被赫梯人遗忘了……在赫梯文献中，赫梯词汇都用与之类似的苏美尔或者巴比伦词汇代替。”

而后，当赫梯人在公元前1600年之后接触到了巴比伦人，那时苏美尔人早就消失于近东的舞台。那就是为什么，他们的语言、文学和宗教影响到了亚洲另一头的伟大王国，而且时隔千年。

这个文化桥梁，学者们已经发现了，是一个被叫作胡里安（Hurrians）的民族。

在《旧约》中他们被叫做何利人（Horites），意为“自由之人”。他们控制着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和亚甲与小亚细亚的赫梯王国之间的广大区域。他们领土的北方是古代的“雪松之地”，在东方他们的领土包含了现在伊拉克的油田。在一个单独的城市，努济（Nuzi），考古学家门不仅发现了普通的建筑物和工艺品，同时还发现了上千件价值连城的法律及社会文件。在西边，胡里安的法律和影响力一直延伸到了地中海沿岸，其中包括古老的贸易和工业中心，并被迦基米施（Carchemish）和亚拉拉克（Alalakh）所学习。

但他们的权力中心与主要商路，以及最受人崇拜的神庙地点，都被认为是在“两河之间”的中心区域，《圣经》中的拿哈兰（Naharayim）。他们最古老的都城（还没有被发现）是定都于哈布尔河（Khabur River）流域的某个地方的。他们最显赫的贸易中心，是在巴利克（Balikh）河，也就是《圣经》里的哈兰（Haran）──亚伯拉罕家族从南美索不达米亚的乌尔前往迦南途中旅居的城市。

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皇家文件都提到了一个胡里安王国，叫做米坦尼（Mitanni），并把它放在了一个与自己同等的地位。这是一个影响力超出自己国境的强大王国。赫梯人称他们的乎曼邻居为赫利（Hurri）。一些学者指出，这个词还可以被念作哈尔（Har），并且，就如G·康特劳（G.Contenau）在《古代赫梯与米坦尼文明》（La Civilisation des Hittites et des Hurrites du Mitanni）中所说的，它也可能就是哈利（Harri）这个名字。

毫无疑问，哈兰是雅利安或者印欧语系的民族。他们的文字援引了很多雅利安语言中的神的名字，他们的国王使用印欧语系的名字，他们的军事和骑兵术语也是源自印欧语系。

B·赫罗兹尼（B.Hrozny）在1920年领导了一场解读赫梯文献的运动，虽然时隔很久，但仍然称哈兰为“最早的印度教徒”。这些哈兰人影响着着赫梯的文化和宗教。赫梯的神话文献被发现是出自哈兰的。甚至包括史前神话，半神英雄的史诗都起源于哈兰。

已经没有任何疑问了，赫梯人是从哈兰人那里获得了宇宙学，以及他们的神话、他们的诸神──他们的十二主神。

这里出现了一个三角联系──雅利安，赫梯，哈兰──它被很突出地记录在了一个女人为他生病的丈夫而写下的祈祷文里。这是特舒卜的妻子写给女神赫巴特的：

噢，让雅利安崛起的女神

我的女士，赫梯的情人

天与地的皇后……

在赫梯，你的名字是

“让雅利安崛起的女神”

但在松雪土地上

你的名字是“赫巴特”

所有这些由哈兰人所采用并传递的文化和宗教，并不属于印欧语系。甚至他们的语言本身就不是印欧语系。毋庸置疑，在哈兰语言、文化和传统中充满了阿卡德（亚甲）的元素。他们的首都的名字，瓦树格尼（Washugeni），是闪族语言resh-eni的变种，意思是“水的发源地”。底格里斯河被叫作阿兰扎卡（aranzakh），我认为是从阿卡德语“雪松之河”演变过来的。沙马氏（Shamash）神和塔什美吐(Tash-metum)是从哈兰语的沙马克（Shimiki）和塔什美特什（Tashimmetish）演变过来的──还有很多。

但是阿卡德人的文化和宗教也只是在苏美尔文化与信仰的基础上的一点小发展，哈兰人，实际上吸收并传承了苏美尔的宗教。正是这样，他们很明显地频繁使用了原来苏美尔人的神的名字、称号和符号。

史诗中讲得很清楚，故事内容是苏美尔的神话；“老神”的居住地是苏美尔城市，“老神的语言”是苏美尔语。甚至哈兰艺术也是在重复着苏美尔艺术──在形式、主题和象征物上。

到底是在什么地方通过怎样的方式，哈兰人“突变成了”苏美尔的“基因”？

有资料表明，公元前2000年左右，哈兰人是苏美尔与亚甲的北方邻居，并且在之前的一千年与苏美尔人混居过。这个事实证明：在公元前3000年，哈兰人存在和活跃于苏美尔。在苏美尔最后一个光荣时期，乌尔的第三个王朝，他们在苏美尔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有证据显示， 哈兰人在苏美尔（特别是乌尔）对服装业的管理和操作在古代是闻名的。那些享有声誉的乌尔商人很可能大部分都是哈兰人。

公元前十三世纪，在外来入侵和大移民（包括从埃及前往迦南的以色列人）的压力下，哈兰人撤往他们王国的东北方，在靠近凡湖（Lake Van）的地方定下了新的都城。他们称这个王国为乌拉尔图（Urartu，也就是亚拉腊）。在那里，他们崇拜由特什卜（Tesheba，特舒卜的谐音）带领的众神，并把他描述为一个充满力量的神：他头戴角帽，站在他的符号──公牛身上。他们把他们最重要的圣坛称作比特阿努（Bitanu），意为“阿努的房子”，并称他们自己正在将这个王国建设成“阿努山谷的要塞”。

这个阿努，我们可以看出来，正是苏美尔的众神之父。

这片土地现在是以色列、黎巴嫩和叙利亚南部──它们形成了古代“新月沃地”的西南部──当时是迦南人的居住地。再一次，我们认识到，所有那些直到最近才被我们发现的史实，其实在《旧约》和一些分散的腓尼基文稿中早有提及。考古学家们是在以下两项发现之后，才开始了解迦南的：在卢克索（Luxor）和塞加拉（Saqqara）找到的埃及文献，以及──更加重要的──在一个迦南的主要中心出土的有关历史、文学和宗教的文献。这个地方，现在被叫作拉丝沙姆拉（Ras Shamra），位于叙利亚海岸上，当时是古城乌加里特(Ugarit)。

乌加里特文稿中所使用的语言是迦南语，被学者们称为西闪族语，是包括最早的阿卡德语以及现在的希伯来语的语系的一个分支。

确实，任何一个对希伯来语有较好了解的人都会觉得，迦南语也是相对容易的。这种语言、文学风格和专用术语，在《旧约》中都是有暗示的。

迦南文稿中展现出来的神话，和之后希腊的神话有很多相似之处。在迦南神话的开头，也有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他叫做EI，这个单词既是一个个体神的名字，又有“崇高的神”的意思。他是所有事物，包括神界和人界的最终裁决者。阿博·亚当（Ab Adam）是他的称号，肯德里（the Kindly，意为“友好的”）与莫西浮（the Merciful，意为“仁慈的“）是他的绰号。他是“万物创造者，王权掌握者。”

迦南文献（对许多学者而言只是“杜撰的神话”）把EI描述为一个贤明的、较老的神，并远离日常事务。他住在很遥远的地方，在“两河源头”。在那里，他坐在他的王座上，接收使者们的信件，考虑并解决其他神祇告诉他的问题和困难。

一个在巴勒斯坦发现的石碑上描述了一位较老的神祇坐在王座上，一个年轻神祇向他提供饮料服务。坐着的神头戴一顶装饰着角的圆锥形头饰──角是神的标志，就像我们从史前时代就开始看到的一样──在画面中心上方有一个带翅膀的星星，一个我们越见越多的相当普遍的象征物。学者们普遍认为这个雕刻是描述迦南诸神EI的。

EI自然不是一开始就是个年老的领袖。他还有一个绰号叫做托儿（Tor），意思是公牛。学者们相信，这是为了表达他的卓越的性能力，并以此作为他众神之父的身份象征。一首迦南的诗，叫作《仁慈之神的诞生》，将EI放在了海边（多半是裸体），那里，两个妇女被他阳物的尺寸深深吸引。当一只鸟在沙滩上晒太阳的时候，EI和这两个女人交合了。由此生下了沙哈（Shahar，意为黎明或初始）和沙拉木（Shalem，意为黄昏或完结）这两个神。

但他们不是他仅有的孩子，也不是他所有七个孩子中最重要的。他最重要的儿子是巴尔（Baal）──既是一个纯粹的名字，又有“领主”的意思。就像希腊人在神话中讲述的一样，迦南人也提到了儿子争夺父亲王位和统治权的故事。和他父亲EI一样，巴尔也被学者们叫作暴风神，是个闪电与雷霆之神。巴尔还有一个小名叫做哈达（Hadad），意为锋芒。他的武器是战斧和闪电矛，他的代表动物，和EI的一样，都是公牛；而且，和EI相同的还有他们的头饰，都是镶有一对角的圆锥形。

巴尔也被叫做伊利恩（Elyon），意为至高无上；这是因为，他是被承认的王子，王座的继承人。但是他也并不是毫无竞争就获得这个称号的，首先是与他的兄弟海王子亚姆（Yam），接着是与另一个兄弟打击者莫特（Mot）。在一首用碑刻碎片拚凑起来的感人的长诗里，一开篇就写道，“工匠大师（Master Craftsman）”受到召唤，来到EI“于水的源头，两河之源的中心”的住处：

他来了，穿越了EI的领地

他走进了岁月之父的庭院

在EI脚下，他鞠躬，弯下腰

将自己卧倒，以示崇敬

工匠大师被命令为亚姆修建一所宫殿，以象征他日益增强的力量和权力。有了这个壮胆，亚姆发出信息召集群神，来要求巴尔向他屈服。亚姆命令他的使节进行挑衅，群神都没有反抗，甚至连EI都承认了他儿子之间所出现的新的格局。“巴尔是你的奴隶，噢，亚姆。”他说。

然而，亚姆的至高无上是短暂的。装备着两样“神兵”的巴尔与他对抗并祭拜了他──现在只剩与莫特之间的挑战了。在这个对抗中，巴尔很快就打成了下风；但是他的妹妹阿娜特（Anat）拒绝接受让巴尔成为最后的牺牲者，于是她“抓住了莫特，EI之子，并用剑劈死了他”。

迦南神话中并没有让莫特来充当领袖，却奇迹般地让巴尔成为了最后的赢家。

学者们试图通过认为这整个神话只是一个象征，来证明它存在的合理性。也就是说，这仅仅是一个讲述近东一年一度的干旱与雨季之间的对抗。但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迦南神话就不带有任何寓意。他们提到了一些在后来被发现是真实事件的东西：神的儿子是如何自相残杀的，其中一个又是怎样在失败后仍然成为了继承人，这可使EI高兴了：

EI，善良的、仁慈的那一位，高兴了。

他的脚放在他坐的凳子上

他放开嗓子大笑

他提高声音大声叫喊：

“我应该坐着静享安宁，

灵魂应该在我的呼吸中安息；

因为强大的巴尔活了下来，

因为大地之主存活了下来！”

阿娜特在迦南传统中，由此站在了她的兄弟巴尔一边，在他与邪恶的莫特的生死较量中陪伴着他；这与希腊神话中女神雅典娜站在宙斯一边，在宙斯与堤丰的生死较量中陪伴宙斯，是多么相似。雅典娜，和我们所看见的一样，被称为“完美处女”，即便她有一些不太正当的恋情。同样地，迦南神话（在希腊神话之前）使用了“处女阿娜特”这个称号，而且，尽管这样，还是讲述了大量的有关她的爱情故事，特别是与她自己哥哥巴尔之间的爱情故事。有一段文稿描述阿娜特到了巴尔位于扎丰（Zaphon）的住所，巴尔急忙将他的老婆们都遣散了。接着他站到他这个姐妹的脚上；他们相望对方的双眼；他们在对方的“角”上涂以药膏──

 

他拿起并握住她的子宫

她拿起并握住他的“石头”

处女阿娜特……怀孕了

难怪，阿娜特常常被描述为全裸之体，来强调她的性能力。

就像希腊宗教和它的创始者们，迦南众神中包含了一个母亲女神，众神首领的正式妻子。他们叫她阿舍拉（Ashera），她刚好对应希腊的赫拉。阿施塔特（Astarte），即《圣经》中的亚斯他录（Ashtoreth），对应着阿芙罗狄蒂，她常与阿斯塔特交往，后者常与一个明亮的星星有关，可能对应着阿瑞斯，阿芙罗狄蒂的哥哥。还有一些年轻的神，男神和女神，他们与希腊中神的关系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来。

然而，除了这些年轻神之外还有一批“老神”，他们远离日常事物，但当诸神自己陷入麻烦的时候，却只有他们能出面解决。一些关于他们的雕塑，甚至是一个部分被毁的石碑上，都可以从他们的特征和角帽上看出他们是老资格的神。

迦南人是从何处制定他们的文化和宗教的呢？

《旧约》认为他们是哈姆族（Hamitic）的一部分，扎根于非洲的热带（炎热正好是哈姆的含义），是埃及人的兄弟。一些考古行动中出土的人造物品和文字记录，显示出了两者的相似，就像迦南和埃及之间的诸多相似一样。

很多当地的神祇，他们大量的名字和绰号，他们职务的多样化，他们的象征物，以及动物符号……第一次出现在埃及神谱上，就像一群在奇怪的舞台上表演的奇怪的演员。但进一步看，他们与古代世界里的其他大陆上的同类物体基本上没有区别。

埃及人相信天国与地球上的神，并且，大神与小神被很明确地区分开来。G·A·韦恩莱特（G.A.Wainwright）在其著作《埃及天神》（The Sky-Religion in Egyp）中出示了一个证据，显示出埃及人认为，天神从天上下降到地球是在“太初之时”（extremely ancient）。一些大神的绰号──最伟大的神，天国公牛，山王（或山女）──听上去都很耳熟。

虽然埃及人使用十进制数，他们在宗教活动中却继承了苏美尔人的六十进制，而且与天有关的事情都由神圣数字十二来组织。天国被分为三个部分，每个都包含十二个天体。死后的世界被分成十二个部分。白天和晚上都被分割为十二个小时。每一种分法都对应着神的“集团”，反过来，每一个分法中都包含着十二个神。

埃及众神之首是创造者拉（Ra），他主持了十二个神的集会。在远古时代，他进行了他奇妙的创造，带来了大地盖布（Geb）和天空纳特（Nut）。接着他让植物在大地上生长，动物在地上爬行──还有，在最后，创造了人。拉是一个看不见的天上的神，他只是周期性地出现。他的象征物是阿托恩（Aten）──天碟，一个长翅的球。

在埃及传统中，拉在地球上的出现与活动，是直接与埃及的王位相关的。传统观点上，埃及的第一批统治者不是人类而是神，而第一个掌管埃及的神就是拉。他将王国分开，将下埃及给了他的儿子阴间之神奥西里斯（Osiris），将上埃及给了他的儿子混乱、暴风雨、沙漠之神赛特（Seth）。但是赛特企图推翻奥西里斯并最后将他淹死。伊西斯（Isis），是奥西里斯的妻子和姐妹，找到了奥西里斯的尸体并将其复活。之后，他穿过了“玄秘之门（the secret gates）”，并加入了拉的天球路径；他在埃及的王位是他的儿子何璐斯（Horus）继承的，有些时候他被描述为带翼和长角的神。

虽然拉是天国中最高等级的神，但在地上，他却是引领事物发展的神卜塔（Ptah）的儿子。埃及人相信是卜塔通过在尼罗河（（Nile））的关键区域修建防水工事，将埃及陆地从洪水中升起来的。这个大神，他们认为，是从其他地方来到埃及的；他不仅建立了埃及，还建立了“山地和遥远的他国”。实际上，埃及人认为，他们所有的“老神”都是从南方坐船来的；并且，从被发现的很多史前石刻上，可以看见这些老神──因为他们戴着长角的头饰──坐船来到埃及。

唯一通往埃及的海路就是南方的红海（Red Sea），它的埃及名字叫做乌尔海（the Sea of Ur）。在象形文字中，乌尔这个符号的含义是“东方的遥远的土地”；当然这同样完全可能是指苏美尔的乌尔，因为它就在那个方位，所以不可能排除这种可能性。

埃及语言中对应“圣物”或“神”的单词是NTR，意思是“看着的那个”。太形象了，这简直就是苏美（SHUMER）这个名字的含义：“看着的那些”之地。

认为埃及是文明起源的早期观点现在已经被推翻了。现在有很多证据表明，埃及文明晚于苏美尔文明超过半个千年之久，并吸收了苏美尔文明的文化、建筑、科技、艺术，和很多其他方面的成就。甚至，众多证据还显示，埃及的神都是起源于苏美尔的。

与埃及人有血缘关系的迦南人和他们共享着相同的神。但是，由于这里有从远古起就连接着亚非的桥梁，迦南也受到了强烈的闪族或美索不达米亚的影响。就像北方的赫梯，最北方的乎曼，南方的埃及，迦南人不可能有完全属于自己的原始的神。他们同样是从其他地方，得到了他们的宇宙观与众神以及神话故事。而他们直接接触到来自苏美尔的资源，则是通过亚摩利人（Amorites）。

亚摩利人的土地坐落在美索不达米亚和西亚的地中海陆地之间。他们的名字得自阿卡德语的阿穆鲁（amurru）和苏美尔语的玛图（martu，意为“西方人”)。他们不被当作外来人，只被当作是居住在苏美尔和亚甲西部领地上的居民。

在苏美尔，使用亚摩利名字的人被列为寺庙工作者。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乌尔败给埃兰人的时候，一个玛图人伊什比埃拉（Ishbi-Erra）在拉尔萨（Larsa）重建了苏美尔王权，并完成了他的首要任务：夺回乌尔，将那里重建成一个祭祀的圣坛。亚摩利人的“酋长”建立了第一个独立的亚述王朝，那时大约是公元前1900年。还有为巴比伦带来荣耀的汉穆拉比，时在公元前大约1800年；他是巴比伦第一个王朝的第六个继承人，也是亚摩利人。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考古学家找到了亚摩利人的中心和都城，名叫马里（Mari），位于幼发拉底河的一个蜿蜒处，也就是现在叙利亚边境穿越河流的所在。挖掘者们在那儿发现了一个主城，其建筑都是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之间连续不断地修建和重建的，比他们时代早了几个世纪。这些最早的遗迹，包括一个阶梯金字塔和供奉苏美尔神伊南娜、宁呼尔萨格（Ninhursag）和恩利尔的神庙。

马里的宫殿独自占据了五英亩，其中包括了一个涂有大型壁画的王座房间，三百个多种多样的房间，文官办公室，以及（对史学家们来说最重要的）多于两万个的写满楔形文字的碑刻，其中提到了当时的经济、贸易、政治和社会生活，还有国家和军队，当然，还有那里的宗教和它的人民。

马里宫殿的壁画中，有一幅描述了女神伊南娜（亚摩利人叫她伊师塔［Ishtar］）授予基姆利里姆（Zimri-Lim）王权的事迹。 

就像在其他神话中一样，他们的神的首领同样是个气候或暴风之神。他们叫他阿达德（Adad）──相当于迦南神话中的巴尔──还为他取了个小名叫作哈达（Hadad）。他的标志是预料之中的──叉状闪电。

在迦南文献中，巴尔常被称作“龙之子”，马里文献中也讲到一个名叫龙（Dragon）的老神，是“丰腴之神”──就像EI──也是一个退了休的神。有那么一次他抱怨说，他再也不能与战争的领导层一起议事了。

诸神的其他成员还包括了月神，迦南语称她为耶拉（Yerah），在阿卡德语中是辛（Sin），在苏美尔语中是娜娜；当然也有太阳神，被称为沙马氏；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神祇。所有这些神都证明了，毫无疑问地，马里是连接东地中海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桥梁，无论是地理上还是时间上。

在马里发现的文物，就像在苏美尔发现的一样，有很多描述人们自己的雕像：国王，贵族，神职人员，歌手，他们被始终如一地描绘成双手紧握呈祷告状，眼神永远凝望着自己的神。 

这些天和地的神到底是谁，始终是由一个十二主神集团带领着？

我们进入过希腊和雅利安的神庙，赫梯人和哈兰人的神庙，以及迦南人、埃及人和亚摩利人的。我们跟随着这个轨道和上千年前的线索越过大陆，跨过海洋。

而且每座神庙的每条走廊都把我们带向一个地方：苏美尔。

谢选骏指出：人说“天地众神”，我看这个主题和下面叙述的历史并不兼容——在几千个世纪甚至上百万年的人类漫长痛苦的发展之后，是什么突然将一切都变得如此清晰明朗，而且是通过刚好一个三部曲──大约公元前11000，公元前7400和公元前3800年──将大批曾经的猎人和食物采集员变成了农民和陶器工人，接着又变成了城市建造者，工程师，数学家，天文学家，冶金师，商人，音乐家，法官，医生，作家，图书管理员，和神职人员？还有个更加深刻和基础的问题，是由罗伯特·J·布雷德伍德教授在《史前人类》（Prehistoric Men)中提出的：“这究竟是因为什么而发生？为什么所有的人类不是仍然像北欧中石器时期文化的马格尔莫斯人（Maglemosian）那样生活？”

【第四章 苏美尔：神的领地】

毫无疑问，构成了这几千年来高度发达的学识和宗教的“古老的语言”就是苏美尔语。同样毫无疑问的是，所谓“老神”，也是苏美尔的神；但是，比这些苏美尔神还要古老的神，却还没有找到。

当这些神在最初的苏美尔版本或是后来的阿卡德、巴比伦或亚述版本中，被命名和记录时，我们发现，在这份名单里，他们一共有好几百个。但一旦他们被分类了，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们并不是一个众神大杂烩。他们被一组主神统治，被一群次神环绕，互相都有关系。一旦众多的侄女、外甥、孙子……被排除在外，一个小得多却又更加连贯的神祇团体出现了──每一个都扮演着一个角色，每一个都有一种独特的力量和属性。

苏美尔人相信，诸神来自“天国”。有文献提到，“在万物创造之前”的时候，有很多天国之神，例如阿普苏(Apsu)、泰麦特(Tiamat)、安莎(ANSHAR)、凯莎（Kishar）等。他们没有发表过任何声明表示这一批神到过地球。当我们进一步察看这些存在于地球之前的“神”的时候，我们发现，他们竟是组成我们这个星系的天体；而且，苏美尔神话相当关心这些天神，实际上，用较为科学合理的话来讲，是很关心我们这个星系的创立。

也有一些次神是“地球上”的，但他们被膜拜的中心主要是一些偏远的小地方；他们最多不过就是某地的神。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也只是有限地管理一些事物──举个例子，女神宁卡西（Nin.Kashi）只监管饮料制作。在他们之中，没有产生英雄级的神话。在赫梯的雅兹勒卡亚（Yazilikaya）发现的石头上，他们是走在队伍最后面的一些年轻的神。

在上述两者之间的，是天上和地上的神，被称作“远古之神”。他们是史诗中的“老神”，苏美尔人相信，他们是从天上来到地球的。

他们不仅仅是某地的神，是全国性的神──事实上，是国际性的神。他们之中的一些神甚至早于人类出现在地球上。确实，人类的最终存在就是这些神在地球上的活动而引发的结果。他们力量强大，不是世俗可以理解的。而这些神祇不仅仅看上去像人，而且吃喝也和人一样，并且和人一样有着七情六欲。

虽然一些主神所扮演的角色和他们的地位在千年过后有了转变，但仍有一部分从来没有失去过他们的高位，和他们在国内甚至国际上所享受的尊崇。当我们进一步察看这一群核心人物的时候，出现了一张绘有一个密切相关而非分离的神族家庭的图谱。

领导这个天上和地上的神族家庭的是AN（或者是巴比伦和亚述中的阿努）。他是众神之父，众神之王。他的领土是整个天国，他的标志是一颗星星。在苏美尔的象形符号里，星星符号同样也代表着AN，或者“天国”，或者“天神”，或者“神”。这个四重含义的符号在岁月的流逝中保存了下来，它作为一种文字，从苏美尔（象形文字）传到了阿卡德（楔形文字），再传到了巴比伦和亚述手里。 

从很久很久之前，一直到楔形文字逐渐消失──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几乎要接近基督（Christ）时代──这些在神的名字出现之前就有的符号，表明这个写在文献中的不是一个凡人的名字，而是原始天堂的神。

阿努的住所以及他的王座，是在天上的。那里就是其他天地众神在请愿或是朝拜时所要去的地方，当然也是他们需要解决自己纠纷或者制定决策之时该去的地方。很多文献都形容，在阿努的宫殿（由真实之树和生命之树两位神把守着入口）和他的王座面前，其他的神是如何走近他，并在他面前坐下。

苏美尔文献同样提到过，不仅仅是其他的神，甚至包括一些被选定的凡人也能走进他的住处，大多数都是为了躲避死亡。有一个神话是关于“模范人类”亚达帕（Adapa）的，传说他相当完美，且对创造他的神，阿努的小儿子艾（EA）十分忠诚。艾把他推荐给阿努。接着艾就向亚达帕描绘了即将发生的事：

亚达帕

你走在国王阿努之前

你将踏上天国之路

在天堂面前你上升了

你跨过了阿努之门

“生命的信使”和“真实的耕种者”

会站在阿努的门前

在他的创造者的指引下，亚达帕“去到天国……上升到天国并穿过阿努之门”。但当他接到这个能摆脱凡尘的机会时，却拒绝食用生命面包（Bread of Life），并认为生气的阿努会给他带有毒的食物。他由此回到地球，成了一名神职人员，不过仍是一个凡人。

苏美尔人声称，不仅是神，甚至是被选定的凡人也能上升到天堂并进入神的居所，这与《旧约》中通过伊诺克（Enoch）和先知以利亚（Elijah）上升天国相互对应。

虽说阿努住在神的地界，苏美尔文献中也记录了他下临地球的例子──发生某种大的危机之时，或者是礼仪上的往来之需（由他的妻子安图陪伴着），或者（至少一次），来找他在地球上的曾孙女印·安娜（IN.ANNA）

自从他不再定居地球，似乎就没有什么必要继续在城市或祭祀中心里独享尊崇了；一处为他而建的纪念性住所，所谓的“高房子”，是修在乌鲁克（也就是《圣经》中的以力）的，这里也是女神伊南娜的领地。乌鲁克的废墟包括了一个巨大的人造山，在那里，考古学家们找到了此处曾经修建并重修过一个大型神庙的证据──共有不少于十八个楼层的阿努神庙。

阿努神庙的名字称作E.ANNA，意思是“安的房子”。但对于这个庞大的建筑而言，这个简单的名字显得相当微不足道。苏美尔文献誉之为“真正的圣地。”连大神们自己“都为之感到奇特”：“它的檐口就像铜”，“高耸的墙壁触到了云朵──居高凌下的居所”，“这是一个让人不能拒绝的充满魅力的建筑”。当然，文献中提到了修筑神庙的目的，是“为了神从天上降落而建的房子”。

一个属于乌鲁克官方档案的碑刻启发了我们去想象，当阿努和他妻子来这里进行“国事访问”时的壮观场面。因为这个碑刻已经损坏，我们只能从中间部分看到这场庆典，那时，阿努和安图在神庙的庭院中间坐定。他们周围，“听众同一个命令”，众神手举权杖，形成了一个首尾相顾的游行队伍。一场外交典礼开始了：

他们下降到了神圣的庭院

并转身面向神阿努

纯净的牧师向权杖敬酒

权杖传递手进来并坐下 

神帕苏卡尔（Papsukal）、努斯库（Nusku）和沙拉（Shala）

随后坐在了神阿努的庭院同时，女神们，“阿努神圣的后代，乌鲁克（Uruk）的神圣的女儿们”（她们的名字不是很清楚），承担着第二个任务，前往E.NIR，也就是“女神安图的金床之屋”。随后，她们组成了一个队列回来，到了安图坐着的地方。虽然晚餐按照严格的仪式准备着，一个特别的神职人员还是把由“好油”和葡萄酒制成的混合物，涂抹在了阿努和安图准备用来过夜的屋子的大门插槽上──这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动作，看上去是为了避免在阿努和安图睡觉时大门吱吱作响。

当“晚餐”──各种饮品及开胃食品──端上来时，一个研究天文的神职人员走到了“主殿高塔的最上层”以观察星象。于是，他背诵了“献给带来光明、天国之星的主阿努”和“创造者的形象提高了”这两段辞章。

阿努和安图用从一个金盆中流出来的水洗了手，于是，宴会的第一部分开始了。接着，七个大神也用从一个大金盆里流出来的水洗了手，宴会的第二部分也就开始了。接着上演了“洗嘴典礼（rite of washing of the mouth）”；神职人员朗诵了赞美诗“阿努之星是天国的英雄”。火炬被点燃了，各位神祇，歌手，神职人员，以及传菜员都把自己编入了一个队列之中，陪伴着两位访客去他们夜晚的圣地。

四个主要的神被指派留在院子里当看守，直到天亮。其他的神则被安置在了其他的大门。与此同时，整个国家都燃起火炬来庆祝这两名神圣访客的到来。在一个主殿的图像讯息中，整个乌鲁克所有神殿中的神职人员都“用火炬燃起了篝火”；其他城市里的神职人员看见乌鲁克的篝火，也同样地燃起了篝火。接着：

整个陆地的人们在家里点起了火光

向所有的神祇奉上盛宴

城里的守卫们点燃了篝火

在街上，也在广场里

两位大神的离开也计划好了

不是按天来算，而是按分钟

在第十七天

日出后的第四十分钟

大门在神阿努和安图面前打开

为他们的旅行画上句号

这个碑刻的结尾被损坏了，但在其他文献中也有对他们离开的描述：早餐，符咒，神之间的握手。在亚述文献描述的一个神的队伍中（虽然是在很久以后），也许可以向我们提供一些有关阿努和安图在乌鲁克访问时当地的风俗习惯。一些特殊的咒文在队伍走过“满街的神”的时候被朗诵着；其他诗篇和圣歌被唱了起来，当队列走到了“神圣码头”上“备好的阿努的船”，他们在那里说了再见。“挥手告别”的时候，更多的圣歌被吟诵起来。

接着所有的神职人员在最高等的神父的带领下，进行了一场“临行前的祈祷”：“伟大的阿努，愿天国和大地保佑你！”他们吟诵了七遍，祈祷并恳求七位天神和其他天地众神的保佑。在最后，他们向阿努和安图告了别：

愿深远之神

以及有着神圣居所的神

保佑你们！

愿他们保佑你们的

每一年的每一月的每一天

在出土的无数个关于古代神祇的描述中，好像没有一个直接关于阿努的，尽管他从每一个雕塑和每一个国王像中凝视着我们，从远古到现在。在苏美尔文明中，权力由阿努而来；而且，“王权”的另一种说法是阿努图（Anutu，阿努的权力）。阿努的印章是三重冠（神圣的头饰）、权杖（权力的象征）和牧人的手杖（以表现“善牧者”给予迷失者的引导）。

从今天来看，牧人的手杖更多地出现在主教的手里，而不是国王。但是皇冠和权杖仍然是国王的代表。

在苏美尔众神中，排名第二的神是恩利尔。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天空大神”，是后来统治古代世界众神的暴风神的原形和父亲。

他是阿努的大儿子，出生于他父亲在天国的居所（Heavenly Abode）。但出于某些原因，在很早的时候，他被送到了地球，并且由此成为了最主要的天上和地上的神。当众神在天上聚会的时候，恩利尔在他父亲身边主持会议；当他们去到地球上聚集时，则在尼普尔（Nippur）── 一个“将自己奉献给恩利尔的城市”──的神圣区域中的庭院里相会，那儿，E.KUR（像山的房屋），是恩利尔的主要神庙所在地。

不仅仅是苏美尔人，连苏美尔众神都认为，恩利尔是至高无上的。他们叫他“万物统治者”，并很清楚地说明：“在天国里──他是王子；在地球上──他是领袖。”他“向上使天国颤动，向下使大地震裂。”

恩利尔

他的命令其意深远； 

他的“话语”崇高而神圣； 

他的言语驷马难追； 

他为遥远的将来写下命运 

地上诸神愿意在他面前弯腰低头； 

在地上的天神

在他面前让自己谦卑

在苏美尔人的心目中，恩利尔在地球开化之前就来到了地球。一首名为“献给恩利尔所有的仁慈”的赞歌，讲述到了如果不是因为恩利尔的诸多“长远的指令”，社会和文明的很多方面都不会存在：

没有任何城市被建立，

没有任何居住地被设立；

没有任何商铺被建造，

没有任何羊圈会出现；

没有任何国王被拥立，

没有任何祭司会诞生。

苏美尔文献还指出，恩利尔在“黑头人”（Black-Headed People）被创造之前抵达地球。黑头人是苏美尔语言中对人类的昵称。在人类之前的这段时期，恩利尔将尼普尔作为他的中心，或“指挥部”，在这里，天国和大地通过某种“连接（bond）”联系在了一起。苏美尔文献中将这种“连接”称作DUR.AN.KI（天地连接），并用诗化的语言记述了恩利尔在地球上做的第一件事情：

恩利尔

当你在大地上标注了神圣的定居点

尼普尔是你为您自己设计的城市。

崇高的大地之城

纯粹的您的位置，那儿，水都是甜的。 

你创建了杜尔安基（Dur-An-Ki）

在世界中心

在那些遥远的日子，当只有诸神居住在尼普尔而人类尚未被创造的年代，恩利尔认识了会成为他妻子的女神。在一个故事里，恩利尔看见了她未来的妻子在小河里洗澡──全裸的。他一见钟情了，不过，也不一定当时就想到了结婚：

牧师恩利尔，命运裁决者

眼光一亮，看见了她。

恩利尔欲与她交流

她却不情愿。她说：

“我的阴道太小了

它不知道如何交配，

我的双唇太小了

它不知道怎样亲吻。”

但是恩利尔没有给她任何回答。他只是向他的侍从努西库（Nushku）诉说了他对这位被称作苏德（SUD，意为“护士”）的“年轻的女士”的强烈渴望。苏德与她母亲住在“有香味的房屋”伊立什（E.RESH，）。努西库建议带她乘船游河。于是恩利尔说服苏德与他一起上了船，然后在船上强奸了她。

这个古代故事讲述了作为领袖的恩利尔是如何遭到其属下痛恨的。他们抓住了他，并把他驱逐到了下界。“道德败坏的恩利尔！”他们向他怒吼。“自己滚出城去！”在这个版本中，苏德怀上了恩利尔的孩子，并跟随被放遂的恩利尔，最后和他结婚了。

另一个版本中讲到，忏悔的恩利尔去寻找这个女孩，并派遣他的侍从去请求她的母亲，希望得到苏德的原谅。不过不管怎样，反正最后苏德成了恩利尔的妻子，而且他赐给她一个称号：宁利尔（NIN.LIL，意为“天空女神”）。

但无论是恩利尔还是驱逐他的神都没有想到，事情的真相并不是恩利尔勾引宁利尔，而是相反：宁利尔的母亲蓄意安排宁利尔在河里裸浴，为的就是让恩利尔──-他常常路过小河边──能够注意到宁利尔，并能“毫不犹豫地拥抱你，亲吻你。”

且不管是用何种方式让两人爱上对方，最终，恩利尔是一直都对宁利尔宠爱有加的。有一次，恩利尔还给了她一件“贵妇之衣”。一个发现于尼普尔的碑刻，显示恩利尔和宁利尔在他们的神庙里享受食物和饮料。这个碑刻是由乌尔-恩利尔（Ur-Enlil，“恩利尔的佣人”）授权的。

除了是众神的领袖之外，恩利尔还被认为是其领地苏美尔和其上的“黑头人”的至高无上的神。一首关于他的苏美尔圣歌用崇拜的语气唱道：

知道这片大地命运的神

他的呼唤值得信赖

知道苏美尔命运的恩利尔

他的呼唤值得信赖；父恩利尔

大地之主

父恩利尔

权威的主；父恩利尔

带领着黑头人

从日出之山

到日落之山

这片土地再无他神

你是唯一的君王

苏美尔人对恩利尔的尊崇已经走出恐惧和感谢了。是他批准了诸神会议中对付人类的法令；是他的“风”刮起了摧毁不忠城市的大型风暴；是他，在大洪水时代力图毁灭人类。但是在和人类和平共处的时候，他是一个被人们喜爱的友好的神；在苏美尔文献里，通风的知识，以及犁和镐，都是恩利尔带给人类的。

恩利尔还选择并认定了统治人类的国王。但国王不是作为一个君主，而是作为神的侍从而存在的，他的职责是听从神圣计划的安排。苏美尔、阿卡德和巴比伦的国王都曾经写下记录，来述说自己对恩利尔的崇拜，描述恩利尔将他们送上王位。这种行为──出于恩利尔和他父亲阿努的利益──赋予了统治者权威性，也标示出了这个人的职能。就连汉穆拉比──他承认一个名叫马杜克（Marduk）的神是巴比伦的国神──都在他的法典的开头写下：“阿努和恩利尔要求我提高人民的福祉……让正义充满这片大地。”

天上和地上的神，阿努的第一个儿子，王权的分配人，诸神的领袖，众神及人类之父，农业的发明者，天空大神──这些都被认为是恩利尔的功绩，这些名号显示了他的伟大和力量。他的“命令其意深远”，他的“言语驷马难追”，“他为遥远的将来写下命运”，他拥有“天地连接”，并且，从他的“令人敬畏的城市尼普尔”，他可以“提起光束并搜索所有土地的核心”，“眼睛可以审视整片大地。”

但他也像人类的年轻人一样，被一个裸体美女诱惑；也不得不服从诸神给他的惩罚，并遭到驱逐；甚至无法避免死亡。至少在一个已知的例子中，乌尔的一个苏美尔王直接向众神议会抱怨说，乌尔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它的人民会遭受厄运，因为“恩利尔将王位给了一个不值得给的人……他不是苏美尔种。”

当我们继续向前考察，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处理地球事务时，恩利尔在神和人中所扮演的最主要的角色，以及他们的几个儿子是如何为了继承权与其他神交战甚至自相残杀的。毫无疑问，这给之后展开的神的内战提供了依据。

恩利尔之后，苏美尔的第三个大神是阿努的另一个儿子，他有两个名字，艾和恩基（EN.KI）。和他的哥哥一样，他也是天上和地上的神，也从天国来到了地球。

在苏美尔文献中，他来到地球，是在波斯湾的水比现在要进入内陆得多，并将国家的南部变成湿地的时候。艾（名字意思是“水房”）是个工程大师，设计并监管了运河以及河堤的修筑，还有湿地的排水工程。他喜欢在这些水道上滑水，特别是湿地上。这些水域，作为他的符号，象征着他的家。他在湿地的边缘修建了一座城市并将他的“大宅”建在了里面；这个城市称为哈亚基（HA.A.KI，意为“水族的领地”），它还被称作埃利都（E.RI.DU，意为“远行的家”）。

艾是“咸水之王”，包括近海与大洋。苏美尔的文献中反复提到，在很早之前，三大神分配领土的时候，“海洋给了恩基，他是地上的王子（prince of earth）”。恩基由此得到了“阿卜劳（Apsu，《巴比伦史诗》中的原始甜水之渊）的统治权”。作为海之大神，艾建造了船队并前往遥远的陆地，特别是前往向苏美尔提供贵金属和宝石的地方。

最早的苏美尔图章上将艾描述成一个被流动的溪水包围的神，水里有时还有鱼。与艾有关的图章中，比如显示在这里的，带有一个月亮（用月牙象征），这也许是出于对月亮能够引发潮汐的认识。 

在苏美尔文献里，有一段让人真正震惊的艾的自传。这部被被学者们称为《恩基和世界秩序》（Enki and the World Order）的文本，说他生于天国，并在人类诞生之前来到地球。“当我接近地面，那里是一片泽国。”他陈述道。接着他继续描述他采用了多项举动，将这里改建为居住地：他用淡水填充底格里斯河，“哺育生命的水域”；他派遣了一个神去监管河堤建设，让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能够通航；他还清空了淤塞的湿地，将鱼投放了进去，并为各种鸟类制作了庇护所；此外，他还指挥种植了芦苇，这是一种很实用的建筑材料。

后来，他的工作从海洋与河流转向陆地，艾声明说，是他“提供了耕犁和牛轭……切开了神圣的犁沟……修建畜栏……制作羊圈”。自传中还写到了把制砖的技术、住房与城市的建造、冶金工业和其他成就带到地球的神。

艾作为人类的最伟大的恩人，就连那些同样为人类带来文明的神，也在许多文献中将他描述成人类的首领，诸神圈子里的主角。在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大洪水文献中，当然，也包括在《圣经》中，都有类似描述，说艾后来无视众神的决定，让一个值得信任的跟随者（美索不达米亚的“诺亚”）逃脱了灾难。

实际上，苏美尔和阿卡德文献乃至《旧约》，都认为神或者众神蓄意创造了人类，而艾是个关键人物：他是众神的科学首领，是他制订了创造人类的方式和过程。因为这种“创造”而产生了人与神这一全新的关系，所以，难怪是艾而非别的神，在带领亚达帕──因艾的“英明”而创造的“模范人类”──在阿努的天国之家里，无视众神要扣留人类“永恒生命”的决定，从而保留了人类的遗脉。艾之所以站在人类这边，是因为他自己参与创造了人类，还是另有什么具有深意的动机呢？

但我们仔细审视这些记录的时候，我们发现，无论是何种事件中，艾至始至终都在违抗恩利尔的很多决定和计划。

这些文献充满了艾对恩利尔的嫉妒。确实，艾的另一个（也有可能是第一个）名字是恩基，意为“大地之主（lord of Earth）”，这些文献暗示，这三个神（阿努、恩利尔与艾）分割这个世界仅仅是通过扔骰子，而艾则因此而将对世界的掌控权输给了恩利尔：

诸神将手握在一起

扔出骰子开始了划分

阿努升入了天国

到了恩利尔，他得到了大地

海洋，被围在一个圈里

给了恩基，他是大地的王子

恩基的不幸大概可以看出来，他内心深处种下了怨恨的种子。在恩基的自传中他写出了原因：是他，而不是恩利尔，他才是第一个出生的，恩基自称；是他，而不是恩利尔，他才有资格继承阿努的位置：

“我的父，宇宙之王，

将我带到宇宙之外……

我是多产的种子，

由大野牛（Great Wild Bull）产生；

我是阿努的长子。

我是众神最大的哥哥……

我就是这个人

神圣阿努的第一个儿子。”

自从法律被诸神带给了古代近东的人，就已表明人类所使用的社会或家庭的法典，只是神的法典的拷贝而已。在马里和努济发现的宫廷和家庭的记录，证明了《圣经》中的习俗和法律，也就是希伯来人始祖的法律，约束了整个古代近东。因此，之后的人类对这个始祖及其继承人的问题，也由此而受到启发。

亚伯拉罕被剥夺了拥有子女的权力，因为其妻子萨拉（Sarah）不孕。他的第一个儿子是他的女佣生下的。然而这个叫以赛玛利的孩子（Ishmael），在萨拉自己终于为亚伯拉罕生下以撒之后，丧失了家族继承权。

以撒的妻子丽贝卡（Rebecca）怀了一对双胞胎。理论上先出生的是以扫（Esau），一个长着很多淡红色毛发的强壮小子。跟在以扫脚后面的是更加文雅的雅各（Jacob），也是丽贝卡最宠爱的一个。当因年老而双目近乎失明的以撒宣布其遗嘱的时候，丽贝卡用了一个掉包计，使本该降临于以扫的祝福旁落在了雅各身上。

最后，雅各在接受祝福后被发现有诈，被打发走了。雅各想娶拉班（Laban ）的女儿蕾切尔（Rachel），但拉班逼迫他先娶姐姐利亚（Leah）。利亚为雅各生了第一个孩子鲁宾（Reuben），此外，她还和另外两个妾为雅各生下了其他几个男孩和一个女儿。然而，当后来妹妹蕾切尔最终嫁给雅各，并为他生下第一个孩子约瑟夫（Joseph）之后，相比其他的孩子，雅各更喜欢他。

在道德和继承法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可以了解恩利尔和恩基之间的冲突。恩利尔在所有的记录中，都是阿努和他的正房妻子安图所生的孩子，是法定的长子。但是恩基在痛苦中呼喊着：“我是多产的种子……我是阿努的长子，”肯定是基于事实的声明。是不是他本是阿努的第一个儿子，却是由一个身为小妾的女神所生？以撒和以赛玛利的故事，或者是以扫和雅各的故事，可能在天国中也发生过？

虽然恩基承认了恩利尔的继承权，不过一些学者发现了足够的证据证明，在这两个神之间有着持续的权力斗争。塞缪尔·N·克莱默（Samuel N. Kramer）曾经命名过一个文献，名字就叫《恩基及其自卑情节》（Enki and His Inferiority Complex）。就像我们之后将要看见的，几个《圣经》故事──关于伊甸园中夏娃和蛇的故事，或者大洪水的故事──在它们的苏美尔原版中，都有恩基违背他兄弟法令的例子。

从某种角度来说，恩基知道自己争夺神之王座是个没有意义的斗争；并且他将努力放在了让自己的一个孩子──当然不能是恩利尔的孩子──成为第三代继承人。他这么做，至少在一开始，是在他的姐妹宁呼尔萨格的帮助下进行的。

她也是阿努的女儿，但不是安图生的。这牵涉到了另一条继承法令。在过去几年里学者们一直想知道，为什么亚伯拉罕和以撒他们的妻子同时也是他们的姐妹──这对于《圣经》中反对与姐妹产生性关系而言，的确是一个困惑。但当马里和努济的法律文献出土之后，事情才变得清楚，原来男人可以和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姐妹结婚。不仅如此，在所有妻子生下的所有的孩子中，由这么一个妻子所生下的儿子──“纯种”的，要得到超过百分之五十的遗产──无论是不是长子都可以获得法定的继承权。这样一来，不经意地，就让（马里和努济的）人们在选择妻子时首选自己的姐妹，以便让他们的儿子获得不可动摇的继承权。

就是这么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宁呼尔萨格，帮助恩基得到一个儿子。她同样是“天上的”神，在非常早的时候来到了地球。许多文献提起，当诸神在地球上划分领域的时候，她分到了迪尔门（Dilmun）──“一个纯净的地方……一片纯净的陆地……一个光明的地方”。这是一个神秘的岛，上面没有死亡或疾病，只有甜甜的活水，就像《圣经》里所说的伊甸园。在一个被学者们称为《恩基和宁呼尔萨格：极乐神话》（Enki and Ninhursag：a Paradise Myth）的文献中，讲到了恩基为了婚姻之事而前往迪尔门。而宁呼尔萨格，文献中强调她是“独身的”──尚未订婚的女人。虽然在之后她被描述成一个老妇人，但是她年轻的时候肯定还是很有魅力的，因为文献中很直率地告诉我们，当恩基靠近她的时候，她的眼光“让他的阴茎像决水之堤”。

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恩基“让精液进入了宁呼尔萨格的子宫。她将它们放进子宫，它们来自恩基”；接着“过了九个月的孕期……她在河岸上生下了孩子”。只是这是个女孩。

在生男孩儿失败后，恩基继续与自己的女儿做爱。“他抱住她，他亲吻她；恩基将精液射进了她的子宫”，但是，她同样给他带来一个女儿。恩基继续让他的孙女怀孕；但再一次，她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为了下决心停止这些努力，宁呼尔萨格在恩基身上下了一个诅咒，在吃了一些植物后，他生病了。然而，其他诸神迫使宁呼尔萨格移走了这个咒语。

当这些事件在神的事务中产生巨大影响的时候，其他关于恩基和宁呼尔萨格的神话却在人类的事务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苏美尔文献里，人类是在宁呼尔萨格遵循恩基所制定的准则和过程创造出来的。她是护士长，掌管医药设备；正因为有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个女神被称为NIN.TI，意为“生命之女”。

一些学者把恩基的“模范人类”亚达帕（Adapa）读作圣经中阿达玛（Adama）或者是亚当（Adam）。苏美尔文中的TI的双重含义同样也在圣经中找到了对应。因为TI可以意为“生命”（life）和“肋骨”（rib），所以NIN.TI这个名字既有生命之女的意思，又有肋骨之女（lady of the rib）的意思。

作为诸神和人类的生命给予者，宁呼尔萨格被认为是母亲女神。她的昵称是玛姆（Mammu）──这是现在的mom和mamma这两个词的原形，意为“妈妈”；她的象征符号是切割刀（cutter）──这是一种在古老的年代里，接生婆用于剪断新生儿脐带的工具。

而恩利尔，恩基的兄弟，也是竞争对手，的确是交了好运，他和宁呼尔萨格在天国生下了尼努尔塔（NIN.UR.TA，“完成建设的主”）。他是地上诸神中最年轻的，他是“恩利尔的英勇的儿子，带着光束之网”去为他的父亲战斗；他是“发射光束的复仇之子”。他的妻子巴乌（BA.U）同样也是名护士或医生，她的绰号是“起死回生术之女”（lady who the dead brings back to life）。

尼努尔塔的古代肖像显示，他拿着一个奇特的武器──毫无疑问这就是那个可以发射“光束”的东西。古代文献中将他誉为一个强大的猎人，对他的战斗力的评价是直呼其为“战神”。但他最伟大、最英勇的一次战役并不是为了他父亲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这是一次波及面很广的战斗，并且牵涉到地上众神的领导权；而对手是邪神祖（ZU，意为“聪明”）。交战的原因，则是祖非法获取了首席大神恩利尔的徽章和神圣物体。

文献中对这些事件的描述在一开始还是较为混乱的，直到祖到达恩利尔的神庙伊库尔（E-KUR），故事才变得清晰起来。因为自己的尊崇地位，恩利尔如仪合礼地欢迎了他，“嘱托他守护好自己圣坛的大门入口，”但是“邪神祖”却将信任变为了背叛，因为他想要趁机“除掉恩利尔的王权”──神权的枷锁──所以，“他在心里反复谋划”。

要想达成目标，祖知道，他必须设法从恩利尔手中盗走一些重要的东西，包括充满魔力的命运碑刻（Tablet of Destinies）。在恩利尔脱掉衣服走进池子，开始他每天一次的游泳之时，诡计多端的祖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圣地的入口

他被观察着

祖等待着一天的开始

当恩利尔用纯净之水洗浴时

他的王冠被移走了

放在了王座上

祖将命运碑刻紧握于手

带走了恩利尔的王权

当祖搭乘他的MU（翻译过来是name，“名字”，实际上却是一种飞行器）逃到了一个遥远的隐蔽处，他的这种冒失行为所引发的后果开始慢慢显现出来：

神圣的规则被悬置 

四野寂静，八极沉默

圣地的光彩消失了

“父恩利尔隐忍难言”，但“诸神传递着这个消息”。这个后果实在是太严重了，以至于就连在天国居所的阿努，都被告知了这个消息。

他回顾了一遍这个事件，认为祖必须被拘获，这样“规则”才能被恢复。对“诸神，他的孩子们”，阿努问道：“诸神之中，谁可以战胜祖？他的名字将是所有名字之中最荣耀的一个！”

一些以勇武著称的神被征召了。但他们都指出，掠取了命运碑刻的祖，现在拥有和恩利尔相同的力量，所以，“他可以像击打泥土一样击败”他们。出于这一顾虑，艾有了一个伟大的想法：为什么不叫恩利尔的儿子尼努尔塔去进行这个几乎没有希望的战斗？

众神会议没有错过艾的这个恶作剧。很明显，如果尼努尔塔战死，继承王权的机会将会落在他的后代身上。让众神们惊讶的是，宁呼尔萨格（在这段文献中被称为宁马赫NIN.MAH，意为“伟大的女士”）同意了。她对她的儿子尼努尔塔解释说，祖抢夺恩利尔王权的行为不仅侵犯了恩利尔，还侵犯了尼努尔塔。她认为“我在极度疼痛中”的分娩本身，也是“为我的兄弟和阿努取得了一定的”“天国的王权”。所以她的苦痛不会白费。她命令尼努尔塔在战斗中获得胜利：

启动你的进攻

捕获逃犯祖

用你可怕的进攻对付他的愤怒

割破他的喉咙！征服祖！ 

让你的七只魔风迎面吹他 

让整个旋风攻击他

让你的光辉攻击他

用你的风带着他的翅膀去一个秘密地点

让王权回归伊库尔

让神圣的规则得以恢复

到生下你的父亲那儿。

各种不同版本的史诗都描述了接下来的这场战斗。尼努尔塔向祖发射“箭矢”（arrow），但是“箭矢无法接近祖的身体──当他将诸神的命运碑刻拿在手里的时候”。他们双方的飞行器发射出的“武器都停在了中间”。这场毫无结果的战斗刚过去，艾就建议尼努尔塔动用他的一种称为TIL-LUM的武器，将其射进祖的“翅膀”的“小齿轮”里。根据这个建议，并一再射击“翅膀”，尼努尔塔将TIL-LUM射进了祖的小齿轮。通过密集的击打，小齿轮变得松散，接着祖的“翅膀”开始打转。祖被战胜了，命运碑刻也被送还了恩利尔。

谁是祖？是不是如一些学者认为的，是一只“神鸟”？

很明显，他可以飞。但是现在的任何人都可以坐飞机，或者任何宇航员都可以进入太空。尼努尔塔也可以飞，和祖一样熟练（甚至更好），可是他自己却不是任何一种鸟类动物，就像所有描述中的一样。实际上，他是在一只异乎寻常的“鸟”的帮助下进行飞行的，这只“鸟”，平常被存放在拉格什（Lagash）的一处圣地GIR.SU里。

祖也不是什么“鸟”，显然，他也有自己的一只异乎寻常的“鸟”，这样才能飞走躲起来。也就是说，他们是依靠这种“鸟”进行的这场神之间的空战。而且毫无疑问，最后是某种武器击败了祖的“鸟”。它在苏美尔语里被称为TIL，在亚述语里被称为TIL-LUM，在象形文字中则被写作： 。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它肯定是有含义的，因为TIL在现在的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导弹！

祖，一个来历不明的神，一个策划篡夺恩利尔王权的邪恶的神；尼努尔塔，作为法定继承人，有无数个理由去击败他。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祖究竟是何方神圣，他从何而来？

有这样一种猜测：祖是否可能实际上另有身份，是恩基和他妻子唐克娜（Damkina）所生的第一个儿子马杜克──后来被汉谟拉比认作巴比伦国神的“净土之子”？他是否可能为他不是法定继承人而不择手段？

有理由相信，在通过借姐妹生子并制造一个恩利尔王权的竞争者这一计划失败后，恩基决定依靠他的儿子马杜克。事实上，在公元前两千的初始之时，古代近东经历了社会和军事的大变动，马杜克的地位在巴比伦被提高到了和苏美尔及阿卡德神一样的国家级神的位置。马杜克取代了恩利尔，被宣布为众神之王，并且，其他诸神被要求进驻巴比伦，向他宣誓尽忠。马杜克在这个地方成了至高无上的神。 

这次对恩利尔王权的篡夺（当然，是在祖的尝试之后很久的事情了），是伴随着巴比伦人大规模的伪造古代文献进行的。为了让马杜克以天国之主、造物者、大恩人以及大英雄的形象出现，并用他取代阿努、恩利尔或尼努尔塔，最重要的文献被重写，其中包括关于祖的神话。于是，在巴比伦版本中，击败祖的是马杜克，而不是尼努尔塔。在这个版本中，马杜克自吹道：“Mahasti moh il Zu”，意思是说“我碾碎了神祖的头颅。”所以很明显，祖不可能是马杜克。

另一个理由来自于恩基。这位“科学之神”提议尼努尔塔参战并建议他使用了一个很成功的武器，而他根本不可能想让这种武器来对付自己的儿子──如果祖真的是他的儿子马杜克。相反，他帮助尼努尔塔“割掉了祖的咽喉”。

唯一符合逻辑的是，祖的神秘面具后隐藏着另一个恩利尔王权的合法竞争者：兰纳（Nanna，NAN.NAR的简称，意为“闪光者”），宁利尔为恩利尔生的第一个孩子。因为如果尼努尔塔被消灭了，兰纳将会成为唯一的继承人。看来问题与恩基一家无关，而是出在恩利尔自家的后院。

领导这个天上和地上的神族家庭的是AN（或者是巴比伦和亚述中的阿努）。他是众神之父，众神之王。他的领土是整个天国，他的标志是一颗星星。在苏美尔的象形符号里，星星符号同样也代表着AN，或者“天国”，或者“天神”，或者“神”。这个四重含义的符号在岁月的流逝中保存了下来，它作为一种文字，从苏美尔（象形文字）传到了阿卡德（楔形文字），再传到了巴比伦和亚述手里。 

从很久很久之前，一直到楔形文字逐渐消失──从公元前4000年开始，几乎要接近基督（Christ）时代──这些在神的名字出现之前就有的符号，表明这个写在文献中的不是一个凡人的名字，而是原始天堂的神。

阿努的住所以及他的王座，是在天上的。那里就是其他天地众神在请愿或是朝拜时所要去的地方，当然也是他们需要解决自己纠纷或者制定决策之时该去的地方。很多文献都形容，在阿努的宫殿（由真实之树和生命之树两位神把守着入口）和他的王座面前，其他的神是如何走近他，并在他面前坐下。

苏美尔文献同样提到过，不仅仅是其他的神，甚至包括一些被选定的凡人也能走进他的住处，大多数都是为了躲避死亡。有一个神话是关于“模范人类”亚达帕（Adapa）的，传说他相当完美，且对创造他的神，阿努的小儿子艾（EA）十分忠诚。艾把他推荐给阿努。接着艾就向亚达帕描绘了即将发生的事：

亚达帕

你走在国王阿努之前

你将踏上天国之路

在天堂面前你上升了

你跨过了阿努之门

“生命的信使”和“真实的耕种者”

会站在阿努的门前

在他的创造者的指引下，亚达帕“去到天国……上升到天国并穿过阿努之门”。但当他接到这个能摆脱凡尘的机会时，却拒绝食用生命面包（Bread of Life），并认为生气的阿努会给他带有毒的食物。他由此回到地球，成了一名神职人员，不过仍是一个凡人。

苏美尔人声称，不仅是神，甚至是被选定的凡人也能上升到天堂并进入神的居所，这与《旧约》中通过伊诺克（Enoch）和先知以利亚（Elijah）上升天国相互对应。

虽说阿努住在神的地界，苏美尔文献中也记录了他下临地球的例子──发生某种大的危机之时，或者是礼仪上的往来之需（由他的妻子安图陪伴着），或者（至少一次），来找他在地球上的曾孙女印·安娜（IN.ANNA）

自从他不再定居地球，似乎就没有什么必要继续在城市或祭祀中心里独享尊崇了；一处为他而建的纪念性住所，所谓的“高房子”，是修在乌鲁克（也就是《圣经》中的以力）的，这里也是女神伊南娜的领地。乌鲁克的废墟包括了一个巨大的人造山，在那里，考古学家们找到了此处曾经修建并重修过一个大型神庙的证据──共有不少于十八个楼层的阿努神庙。

阿努神庙的名字称作E.ANNA，意思是“安的房子”。但对于这个庞大的建筑而言，这个简单的名字显得相当微不足道。苏美尔文献誉之为“真正的圣地。”连大神们自己“都为之感到奇特”：“它的檐口就像铜”，“高耸的墙壁触到了云朵──居高凌下的居所”，“这是一个让人不能拒绝的充满魅力的建筑”。当然，文献中提到了修筑神庙的目的，是“为了神从天上降落而建的房子”。

一个属于乌鲁克官方档案的碑刻启发了我们去想象，当阿努和他妻子来这里进行“国事访问”时的壮观场面。因为这个碑刻已经损坏，我们只能从中间部分看到这场庆典，那时，阿努和安图在神庙的庭院中间坐定。他们周围，“听众同一个命令”，众神手举权杖，形成了一个首尾相顾的游行队伍。一场外交典礼开始了：

他们下降到了神圣的庭院

并转身面向神阿努

纯净的牧师向权杖敬酒

权杖传递手进来并坐下 

神帕苏卡尔（Papsukal）、努斯库（Nusku）和沙拉（Shala）

随后坐在了神阿努的庭院同时，女神们，“阿努神圣的后代，乌鲁克（Uruk）的神圣的女儿们”（她们的名字不是很清楚），承担着第二个任务，前往E.NIR，也就是“女神安图的金床之屋”。随后，她们组成了一个队列回来，到了安图坐着的地方。虽然晚餐按照严格的仪式准备着，一个特别的神职人员还是把由“好油”和葡萄酒制成的混合物，涂抹在了阿努和安图准备用来过夜的屋子的大门插槽上──这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动作，看上去是为了避免在阿努和安图睡觉时大门吱吱作响。

当“晚餐”──各种饮品及开胃食品──端上来时，一个研究天文的神职人员走到了“主殿高塔的最上层”以观察星象。于是，他背诵了“献给带来光明、天国之星的主阿努”和“创造者的形象提高了”这两段辞章。

阿努和安图用从一个金盆中流出来的水洗了手，于是，宴会的第一部分开始了。接着，七个大神也用从一个大金盆里流出来的水洗了手，宴会的第二部分也就开始了。接着上演了“洗嘴典礼（rite of washing of the mouth）”；神职人员朗诵了赞美诗“阿努之星是天国的英雄”。火炬被点燃了，各位神祇，歌手，神职人员，以及传菜员都把自己编入了一个队列之中，陪伴着两位访客去他们夜晚的圣地。

四个主要的神被指派留在院子里当看守，直到天亮。其他的神则被安置在了其他的大门。与此同时，整个国家都燃起火炬来庆祝这两名神圣访客的到来。在一个主殿的图像讯息中，整个乌鲁克所有神殿中的神职人员都“用火炬燃起了篝火”；其他城市里的神职人员看见乌鲁克的篝火，也同样地燃起了篝火。接着：

整个陆地的人们在家里点起了火光

向所有的神祇奉上盛宴

城里的守卫们点燃了篝火

在街上，也在广场里

两位大神的离开也计划好了

不是按天来算，而是按分钟

在第十七天

日出后的第四十分钟

大门在神阿努和安图面前打开

                             为他们的旅行画上句号

这个碑刻的结尾被损坏了，但在其他文献中也有对他们离开的描述：早餐，符咒，神之间的握手。在亚述文献描述的一个神的队伍中（虽然是在很久以后），也许可以向我们提供一些有关阿努和安图在乌鲁克访问时当地的风俗习惯。一些特殊的咒文在队伍走过“满街的神”的时候被朗诵着；其他诗篇和圣歌被唱了起来，当队列走到了“神圣码头”上“备好的阿努的船”，他们在那里说了再见。“挥手告别”的时候，更多的圣歌被吟诵起来。

接着所有的神职人员在最高等的神父的带领下，进行了一场“临行前的祈祷”：“伟大的阿努，愿天国和大地保佑你！”他们吟诵了七遍，祈祷并恳求七位天神和其他天地众神的保佑。在最后，他们向阿努和安图告了别：

愿深远之神

以及有着神圣居所的神

保佑你们！

愿他们保佑你们的

每一年的每一月的每一天

在出土的无数个关于古代神祇的描述中，好像没有一个直接关于阿努的，尽管他从每一个雕塑和每一个国王像中凝视着我们，从远古到现在。在苏美尔文明中，权力由阿努而来；而且，“王权”的另一种说法是阿努图（Anutu，阿努的权力）。阿努的印章是三重冠（神圣的头饰）、权杖（权力的象征）和牧人的手杖（以表现“善牧者”给予迷失者的引导）。

从今天来看，牧人的手杖更多地出现在主教的手里，而不是国王。但是皇冠和权杖仍然是国王的代表。

在苏美尔众神中，排名第二的神是恩利尔。他的名字的意思是“天空大神”，是后来统治古代世界众神的暴风神的原形和父亲。

他是阿努的大儿子，出生于他父亲在天国的居所（Heavenly Abode）。但出于某些原因，在很早的时候，他被送到了地球，并且由此成为了最主要的天上和地上的神。当众神在天上聚会的时候，恩利尔在他父亲身边主持会议；当他们去到地球上聚集时，则在尼普尔（Nippur）── 一个“将自己奉献给恩利尔的城市”──的神圣区域中的庭院里相会，那儿，E.KUR（像山的房屋），是恩利尔的主要神庙所在地。

不仅仅是苏美尔人，连苏美尔众神都认为，恩利尔是至高无上的。他们叫他“万物统治者”，并很清楚地说明：“在天国里──他是王子；在地球上──他是领袖。”他“向上使天国颤动，向下使大地震裂。”

恩利尔

他的命令其意深远； 

他的“话语”崇高而神圣； 

他的言语驷马难追； 

他为遥远的将来写下命运 

地上诸神愿意在他面前弯腰低头； 

在地上的天神

在他面前让自己谦卑

在苏美尔人的心目中，恩利尔在地球开化之前就来到了地球。一首名为“献给恩利尔所有的仁慈”的赞歌，讲述到了如果不是因为恩利尔的诸多“长远的指令”，社会和文明的很多方面都不会存在：

没有任何城市被建立，

没有任何居住地被设立；

没有任何商铺被建造，

没有任何羊圈会出现；

没有任何国王被拥立，

没有任何祭司会诞生。

苏美尔文献还指出，恩利尔在“黑头人”（Black-Headed People）被创造之前抵达地球。黑头人是苏美尔语言中对人类的昵称。在人类之前的这段时期，恩利尔将尼普尔作为他的中心，或“指挥部”，在这里，天国和大地通过某种“连接（bond）”联系在了一起。苏美尔文献中将这种“连接”称作DUR.AN.KI（天地连接），并用诗化的语言记述了恩利尔在地球上做的第一件事情：

恩利尔

当你在大地上标注了神圣的定居点

尼普尔是你为您自己设计的城市。

崇高的大地之城

纯粹的您的位置，那儿，水都是甜的。 

你创建了杜尔安基（Dur-An-Ki）

在世界中心

在那些遥远的日子，当只有诸神居住在尼普尔而人类尚未被创造的年代，恩利尔认识了会成为他妻子的女神。在一个故事里，恩利尔看见了她未来的妻子在小河里洗澡──全裸的。他一见钟情了，不过，也不一定当时就想到了结婚：

牧师恩利尔，命运裁决者

眼光一亮，看见了她。

恩利尔欲与她交流

她却不情愿。她说：

“我的阴道太小了

它不知道如何交配，

我的双唇太小了

它不知道怎样亲吻。”

但是恩利尔没有给她任何回答。他只是向他的侍从努西库（Nushku）诉说了他对这位被称作苏德（SUD，意为“护士”）的“年轻的女士”的强烈渴望。苏德与她母亲住在“有香味的房屋”伊立什（E.RESH，）。努西库建议带她乘船游河。于是恩利尔说服苏德与他一起上了船，然后在船上强奸了她。

这个古代故事讲述了作为领袖的恩利尔是如何遭到其属下痛恨的。他们抓住了他，并把他驱逐到了下界。“道德败坏的恩利尔！”他们向他怒吼。“自己滚出城去！”在这个版本中，苏德怀上了恩利尔的孩子，并跟随被放遂的恩利尔，最后和他结婚了。

另一个版本中讲到，忏悔的恩利尔去寻找这个女孩，并派遣他的侍从去请求她的母亲，希望得到苏德的原谅。不过不管怎样，反正最后苏德成了恩利尔的妻子，而且他赐给她一个称号：宁利尔（NIN.LIL，意为“天空女神”）。

但无论是恩利尔还是驱逐他的神都没有想到，事情的真相并不是恩利尔勾引宁利尔，而是相反：宁利尔的母亲蓄意安排宁利尔在河里裸浴，为的就是让恩利尔──-他常常路过小河边──能够注意到宁利尔，并能“毫不犹豫地拥抱你，亲吻你。”

且不管是用何种方式让两人爱上对方，最终，恩利尔是一直都对宁利尔宠爱有加的。有一次，恩利尔还给了她一件“贵妇之衣”。一个发现于尼普尔的碑刻，显示恩利尔和宁利尔在他们的神庙里享受食物和饮料。这个碑刻是由乌尔-恩利尔（Ur-Enlil，“恩利尔的佣人”）授权的。

除了是众神的领袖之外，恩利尔还被认为是其领地苏美尔和其上的“黑头人”的至高无上的神。一首关于他的苏美尔圣歌用崇拜的语气唱道：

知道这片大地命运的神

他的呼唤值得信赖

知道苏美尔命运的恩利尔

他的呼唤值得信赖；父恩利尔

大地之主

父恩利尔

权威的主；父恩利尔

带领着黑头人

从日出之山

到日落之山

这片土地再无他神

你是唯一的君王

苏美尔人对恩利尔的尊崇已经走出恐惧和感谢了。是他批准了诸神会议中对付人类的法令；是他的“风”刮起了摧毁不忠城市的大型风暴；是他，在大洪水时代力图毁灭人类。但是在和人类和平共处的时候，他是一个被人们喜爱的友好的神；在苏美尔文献里，通风的知识，以及犁和镐，都是恩利尔带给人类的。

恩利尔还选择并认定了统治人类的国王。但国王不是作为一个君主，而是作为神的侍从而存在的，他的职责是听从神圣计划的安排。苏美尔、阿卡德和巴比伦的国王都曾经写下记录，来述说自己对恩利尔的崇拜，描述恩利尔将他们送上王位。这种行为──出于恩利尔和他父亲阿努的利益──赋予了统治者权威性，也标示出了这个人的职能。就连汉穆拉比──他承认一个名叫马杜克（Marduk）的神是巴比伦的国神──都在他的法典的开头写下：“阿努和恩利尔要求我提高人民的福祉……让正义充满这片大地。”

天上和地上的神，阿努的第一个儿子，王权的分配人，诸神的领袖，众神及人类之父，农业的发明者，天空大神──这些都被认为是恩利尔的功绩，这些名号显示了他的伟大和力量。他的“命令其意深远”，他的“言语驷马难追”，“他为遥远的将来写下命运”，他拥有“天地连接”，并且，从他的“令人敬畏的城市尼普尔”，他可以“提起光束并搜索所有土地的核心”，“眼睛可以审视整片大地。”

但他也像人类的年轻人一样，被一个裸体美女诱惑；也不得不服从诸神给他的惩罚，并遭到驱逐；甚至无法避免死亡。至少在一个已知的例子中，乌尔的一个苏美尔王直接向众神议会抱怨说，乌尔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它的人民会遭受厄运，因为“恩利尔将王位给了一个不值得给的人……他不是苏美尔种。”

当我们继续向前考察，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处理地球事务时，恩利尔在神和人中所扮演的最主要的角色，以及他们的几个儿子是如何为了继承权与其他神交战甚至自相残杀的。毫无疑问，这给之后展开的神的内战提供了依据。

恩利尔之后，苏美尔的第三个大神是阿努的另一个儿子，他有两个名字，艾和恩基（EN.KI）。和他的哥哥一样，他也是天上和地上的神，也从天国来到了地球。

在苏美尔文献中，他来到地球，是在波斯湾的水比现在要进入内陆得多，并将国家的南部变成湿地的时候。艾（名字意思是“水房”）是个工程大师，设计并监管了运河以及河堤的修筑，还有湿地的排水工程。他喜欢在这些水道上滑水，特别是湿地上。这些水域，作为他的符号，象征着他的家。他在湿地的边缘修建了一座城市并将他的“大宅”建在了里面；这个城市称为哈亚基（HA.A.KI，意为“水族的领地”），它还被称作埃利都（E.RI.DU，意为“远行的家”）。

艾是“咸水之王”，包括近海与大洋。苏美尔的文献中反复提到，在很早之前，三大神分配领土的时候，“海洋给了恩基，他是地上的王子（prince of earth）”。恩基由此得到了“阿卜劳（Apsu，《巴比伦史诗》中的原始甜水之渊）的统治权”。作为海之大神，艾建造了船队并前往遥远的陆地，特别是前往向苏美尔提供贵金属和宝石的地方。

最早的苏美尔图章上将艾描述成一个被流动的溪水包围的神，水里有时还有鱼。与艾有关的图章中，比如显示在这里的，带有一个月亮（用月牙象征），这也许是出于对月亮能够引发潮汐的认识。 

在苏美尔文献里，有一段让人真正震惊的艾的自传。这部被被学者们称为《恩基和世界秩序》（Enki and the World Order）的文本，说他生于天国，并在人类诞生之前来到地球。“当我接近地面，那里是一片泽国。”他陈述道。接着他继续描述他采用了多项举动，将这里改建为居住地：他用淡水填充底格里斯河，“哺育生命的水域”；他派遣了一个神去监管河堤建设，让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能够通航；他还清空了淤塞的湿地，将鱼投放了进去，并为各种鸟类制作了庇护所；此外，他还指挥种植了芦苇，这是一种很实用的建筑材料。

后来，他的工作从海洋与河流转向陆地，艾声明说，是他“提供了耕犁和牛轭……切开了神圣的犁沟……修建畜栏……制作羊圈”。自传中还写到了把制砖的技术、住房与城市的建造、冶金工业和其他成就带到地球的神。

艾作为人类的最伟大的恩人，就连那些同样为人类带来文明的神，也在许多文献中将他描述成人类的首领，诸神圈子里的主角。在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大洪水文献中，当然，也包括在《圣经》中，都有类似描述，说艾后来无视众神的决定，让一个值得信任的跟随者（美索不达米亚的“诺亚”）逃脱了灾难。

实际上，苏美尔和阿卡德文献乃至《旧约》，都认为神或者众神蓄意创造了人类，而艾是个关键人物：他是众神的科学首领，是他制订了创造人类的方式和过程。因为这种“创造”而产生了人与神这一全新的关系，所以，难怪是艾而非别的神，在带领亚达帕──因艾的“英明”而创造的“模范人类”──在阿努的天国之家里，无视众神要扣留人类“永恒生命”的决定，从而保留了人类的遗脉。艾之所以站在人类这边，是因为他自己参与创造了人类，还是另有什么具有深意的动机呢？

但我们仔细审视这些记录的时候，我们发现，无论是何种事件中，艾至始至终都在违抗恩利尔的很多决定和计划。

这些文献充满了艾对恩利尔的嫉妒。确实，艾的另一个（也有可能是第一个）名字是恩基，意为“大地之主（lord of Earth）”，这些文献暗示，这三个神（阿努、恩利尔与艾）分割这个世界仅仅是通过扔骰子，而艾则因此而将对世界的掌控权输给了恩利尔：

诸神将手握在一起

扔出骰子开始了划分

阿努升入了天国

到了恩利尔，他得到了大地

海洋，被围在一个圈里

给了恩基，他是大地的王子

恩基的不幸大概可以看出来，他内心深处种下了怨恨的种子。在恩基的自传中他写出了原因：是他，而不是恩利尔，他才是第一个出生的，恩基自称；是他，而不是恩利尔，他才有资格继承阿努的位置：

“我的父，宇宙之王，

将我带到宇宙之外……

我是多产的种子，

由大野牛（Great Wild Bull）产生；

我是阿努的长子。

我是众神最大的哥哥……

我就是这个人

神圣阿努的第一个儿子。”

自从法律被诸神带给了古代近东的人，就已表明人类所使用的社会或家庭的法典，只是神的法典的拷贝而已。在马里和努济发现的宫廷和家庭的记录，证明了《圣经》中的习俗和法律，也就是希伯来人始祖的法律，约束了整个古代近东。因此，之后的人类对这个始祖及其继承人的问题，也由此而受到启发。

亚伯拉罕被剥夺了拥有子女的权力，因为其妻子萨拉（Sarah）不孕。他的第一个儿子是他的女佣生下的。然而这个叫以赛玛利的孩子（Ishmael），在萨拉自己终于为亚伯拉罕生下以撒之后，丧失了家族继承权。

以撒的妻子丽贝卡（Rebecca）怀了一对双胞胎。理论上先出生的是以扫（Esau），一个长着很多淡红色毛发的强壮小子。跟在以扫脚后面的是更加文雅的雅各（Jacob），也是丽贝卡最宠爱的一个。当因年老而双目近乎失明的以撒宣布其遗嘱的时候，丽贝卡用了一个掉包计，使本该降临于以扫的祝福旁落在了雅各身上。

最后，雅各在接受祝福后被发现有诈，被打发走了。雅各想娶拉班（Laban ）的女儿蕾切尔（Rachel），但拉班逼迫他先娶姐姐利亚（Leah）。利亚为雅各生了第一个孩子鲁宾（Reuben），此外，她还和另外两个妾为雅各生下了其他几个男孩和一个女儿。然而，当后来妹妹蕾切尔最终嫁给雅各，并为他生下第一个孩子约瑟夫（Joseph）之后，相比其他的孩子，雅各更喜欢他。

在道德和继承法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可以了解恩利尔和恩基之间的冲突。恩利尔在所有的记录中，都是阿努和他的正房妻子安图所生的孩子，是法定的长子。但是恩基在痛苦中呼喊着：“我是多产的种子……我是阿努的长子，”肯定是基于事实的声明。是不是他本是阿努的第一个儿子，却是由一个身为小妾的女神所生？以撒和以赛玛利的故事，或者是以扫和雅各的故事，可能在天国中也发生过？

虽然恩基承认了恩利尔的继承权，不过一些学者发现了足够的证据证明，在这两个神之间有着持续的权力斗争。塞缪尔·N·克莱默（Samuel N. Kramer）曾经命名过一个文献，名字就叫《恩基及其自卑情节》（Enki and His Inferiority Complex）。就像我们之后将要看见的，几个《圣经》故事──关于伊甸园中夏娃和蛇的故事，或者大洪水的故事──在它们的苏美尔原版中，都有恩基违背他兄弟法令的例子。

从某种角度来说，恩基知道自己争夺神之王座是个没有意义的斗争；并且他将努力放在了让自己的一个孩子──当然不能是恩利尔的孩子──成为第三代继承人。他这么做，至少在一开始，是在他的姐妹宁呼尔萨格的帮助下进行的。

她也是阿努的女儿，但不是安图生的。这牵涉到了另一条继承法令。在过去几年里学者们一直想知道，为什么亚伯拉罕和以撒他们的妻子同时也是他们的姐妹──这对于《圣经》中反对与姐妹产生性关系而言，的确是一个困惑。但当马里和努济的法律文献出土之后，事情才变得清楚，原来男人可以和同父异母或者同母异父的姐妹结婚。不仅如此，在所有妻子生下的所有的孩子中，由这么一个妻子所生下的儿子──“纯种”的，要得到超过百分之五十的遗产──无论是不是长子都可以获得法定的继承权。这样一来，不经意地，就让（马里和努济的）人们在选择妻子时首选自己的姐妹，以便让他们的儿子获得不可动摇的继承权。

就是这么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宁呼尔萨格，帮助恩基得到一个儿子。她同样是“天上的”神，在非常早的时候来到了地球。许多文献提起，当诸神在地球上划分领域的时候，她分到了迪尔门（Dilmun）──“一个纯净的地方……一片纯净的陆地……一个光明的地方”。这是一个神秘的岛，上面没有死亡或疾病，只有甜甜的活水，就像《圣经》里所说的伊甸园。在一个被学者们称为《恩基和宁呼尔萨格：极乐神话》（Enki and Ninhursag：a Paradise Myth）的文献中，讲到了恩基为了婚姻之事而前往迪尔门。而宁呼尔萨格，文献中强调她是“独身的”──尚未订婚的女人。虽然在之后她被描述成一个老妇人，但是她年轻的时候肯定还是很有魅力的，因为文献中很直率地告诉我们，当恩基靠近她的时候，她的眼光“让他的阴茎像决水之堤”。

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恩基“让精液进入了宁呼尔萨格的子宫。她将它们放进子宫，它们来自恩基”；接着“过了九个月的孕期……她在河岸上生下了孩子”。只是这是个女孩。

在生男孩儿失败后，恩基继续与自己的女儿做爱。“他抱住她，他亲吻她；恩基将精液射进了她的子宫”，但是，她同样给他带来一个女儿。恩基继续让他的孙女怀孕；但再一次，她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为了下决心停止这些努力，宁呼尔萨格在恩基身上下了一个诅咒，在吃了一些植物后，他生病了。然而，其他诸神迫使宁呼尔萨格移走了这个咒语。

当这些事件在神的事务中产生巨大影响的时候，其他关于恩基和宁呼尔萨格的神话却在人类的事务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苏美尔文献里，人类是在宁呼尔萨格遵循恩基所制定的准则和过程创造出来的。她是护士长，掌管医药设备；正因为有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个女神被称为NIN.TI，意为“生命之女”。

一些学者把恩基的“模范人类”亚达帕（Adapa）读作圣经中阿达玛（Adama）或者是亚当（Adam）。苏美尔文中的TI的双重含义同样也在圣经中找到了对应。因为TI可以意为“生命”（life）和“肋骨”（rib），所以NIN.TI这个名字既有生命之女的意思，又有肋骨之女（lady of the rib）的意思。

作为诸神和人类的生命给予者，宁呼尔萨格被认为是母亲女神。她的昵称是玛姆（Mammu）──这是现在的mom和mamma这两个词的原形，意为“妈妈”；她的象征符号是切割刀（cutter）──这是一种在古老的年代里，接生婆用于剪断新生儿脐带的工具。

而恩利尔，恩基的兄弟，也是竞争对手，的确是交了好运，他和宁呼尔萨格在天国生下了尼努尔塔（NIN.UR.TA，“完成建设的主”）。他是地上诸神中最年轻的，他是“恩利尔的英勇的儿子，带着光束之网”去为他的父亲战斗；他是“发射光束的复仇之子”。他的妻子巴乌（BA.U）同样也是名护士或医生，她的绰号是“起死回生术之女”（lady who the dead brings back to life）。

尼努尔塔的古代肖像显示，他拿着一个奇特的武器──毫无疑问这就是那个可以发射“光束”的东西。古代文献中将他誉为一个强大的猎人，对他的战斗力的评价是直呼其为“战神”。但他最伟大、最英勇的一次战役并不是为了他父亲的利益，而是为了自己。这是一次波及面很广的战斗，并且牵涉到地上众神的领导权；而对手是邪神祖（ZU，意为“聪明”）。交战的原因，则是祖非法获取了首席大神恩利尔的徽章和神圣物体。

文献中对这些事件的描述在一开始还是较为混乱的，直到祖到达恩利尔的神庙伊库尔（E-KUR），故事才变得清晰起来。因为自己的尊崇地位，恩利尔如仪合礼地欢迎了他，“嘱托他守护好自己圣坛的大门入口，”但是“邪神祖”却将信任变为了背叛，因为他想要趁机“除掉恩利尔的王权”──神权的枷锁──所以，“他在心里反复谋划”。

要想达成目标，祖知道，他必须设法从恩利尔手中盗走一些重要的东西，包括充满魔力的命运碑刻（Tablet of Destinies）。在恩利尔脱掉衣服走进池子，开始他每天一次的游泳之时，诡计多端的祖抓住了这个机会：

在圣地的入口

他被观察着

祖等待着一天的开始

当恩利尔用纯净之水洗浴时

他的王冠被移走了

放在了王座上

祖将命运碑刻紧握于手

带走了恩利尔的王权

当祖搭乘他的MU（翻译过来是name，“名字”，实际上却是一种飞行器）逃到了一个遥远的隐蔽处，他的这种冒失行为所引发的后果开始慢慢显现出来：

神圣的规则被悬置 

四野寂静，八极沉默

圣地的光彩消失了

“父恩利尔隐忍难言”，但“诸神传递着这个消息”。这个后果实在是太严重了，以至于就连在天国居所的阿努，都被告知了这个消息。

他回顾了一遍这个事件，认为祖必须被拘获，这样“规则”才能被恢复。对“诸神，他的孩子们”，阿努问道：“诸神之中，谁可以战胜祖？他的名字将是所有名字之中最荣耀的一个！”

一些以勇武著称的神被征召了。但他们都指出，掠取了命运碑刻的祖，现在拥有和恩利尔相同的力量，所以，“他可以像击打泥土一样击败”他们。出于这一顾虑，艾有了一个伟大的想法：为什么不叫恩利尔的儿子尼努尔塔去进行这个几乎没有希望的战斗？

众神会议没有错过艾的这个恶作剧。很明显，如果尼努尔塔战死，继承王权的机会将会落在他的后代身上。让众神们惊讶的是，宁呼尔萨格（在这段文献中被称为宁马赫NIN.MAH，意为“伟大的女士”）同意了。她对她的儿子尼努尔塔解释说，祖抢夺恩利尔王权的行为不仅侵犯了恩利尔，还侵犯了尼努尔塔。她认为“我在极度疼痛中”的分娩本身，也是“为我的兄弟和阿努取得了一定的”“天国的王权”。所以她的苦痛不会白费。她命令尼努尔塔在战斗中获得胜利：

启动你的进攻

捕获逃犯祖

用你可怕的进攻对付他的愤怒

割破他的喉咙！征服祖！ 

让你的七只魔风迎面吹他 

让整个旋风攻击他

让你的光辉攻击他

用你的风带着他的翅膀去一个秘密地点

让王权回归伊库尔

让神圣的规则得以恢复

到生下你的父亲那儿。

各种不同版本的史诗都描述了接下来的这场战斗。尼努尔塔向祖发射“箭矢”（arrow），但是“箭矢无法接近祖的身体──当他将诸神的命运碑刻拿在手里的时候”。他们双方的飞行器发射出的“武器都停在了中间”。这场毫无结果的战斗刚过去，艾就建议尼努尔塔动用他的一种称为TIL-LUM的武器，将其射进祖的“翅膀”的“小齿轮”里。根据这个建议，并一再射击“翅膀”，尼努尔塔将TIL-LUM射进了祖的小齿轮。通过密集的击打，小齿轮变得松散，接着祖的“翅膀”开始打转。祖被战胜了，命运碑刻也被送还了恩利尔。

谁是祖？是不是如一些学者认为的，是一只“神鸟”？

很明显，他可以飞。但是现在的任何人都可以坐飞机，或者任何宇航员都可以进入太空。尼努尔塔也可以飞，和祖一样熟练（甚至更好），可是他自己却不是任何一种鸟类动物，就像所有描述中的一样。实际上，他是在一只异乎寻常的“鸟”的帮助下进行飞行的，这只“鸟”，平常被存放在拉格什（Lagash）的一处圣地GIR.SU里。

祖也不是什么“鸟”，显然，他也有自己的一只异乎寻常的“鸟”，这样才能飞走躲起来。也就是说，他们是依靠这种“鸟”进行的这场神之间的空战。而且毫无疑问，最后是某种武器击败了祖的“鸟”。它在苏美尔语里被称为TIL，在亚述语里被称为TIL-LUM，在象形文字中则被写作： 。

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它肯定是有含义的，因为TIL在现在的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导弹！

祖，一个来历不明的神，一个策划篡夺恩利尔王权的邪恶的神；尼努尔塔，作为法定继承人，有无数个理由去击败他。但我们面临的问题是：祖究竟是何方神圣，他从何而来？

有这样一种猜测：祖是否可能实际上另有身份，是恩基和他妻子唐克娜（Damkina）所生的第一个儿子马杜克──后来被汉谟拉比认作巴比伦国神的“净土之子”？他是否可能为他不是法定继承人而不择手段？

有理由相信，在通过借姐妹生子并制造一个恩利尔王权的竞争者这一计划失败后，恩基决定依靠他的儿子马杜克。事实上，在公元前两千的初始之时，古代近东经历了社会和军事的大变动，马杜克的地位在巴比伦被提高到了和苏美尔及阿卡德神一样的国家级神的位置。马杜克取代了恩利尔，被宣布为众神之王，并且，其他诸神被要求进驻巴比伦，向他宣誓尽忠。马杜克在这个地方成了至高无上的神。 

这次对恩利尔王权的篡夺（当然，是在祖的尝试之后很久的事情了），是伴随着巴比伦人大规模的伪造古代文献进行的。为了让马杜克以天国之主、造物者、大恩人以及大英雄的形象出现，并用他取代阿努、恩利尔或尼努尔塔，最重要的文献被重写，其中包括关于祖的神话。于是，在巴比伦版本中，击败祖的是马杜克，而不是尼努尔塔。在这个版本中，马杜克自吹道：“Mahasti moh il Zu”，意思是说“我碾碎了神祖的头颅。”所以很明显，祖不可能是马杜克。

另一个理由来自于恩基。这位“科学之神”提议尼努尔塔参战并建议他使用了一个很成功的武器，而他根本不可能想让这种武器来对付自己的儿子──如果祖真的是他的儿子马杜克。相反，他帮助尼努尔塔“割掉了祖的咽喉”。

唯一符合逻辑的是，祖的神秘面具后隐藏着另一个恩利尔王权的合法竞争者：兰纳（Nanna，NAN.NAR的简称，意为“闪光者”），宁利尔为恩利尔生的第一个孩子。因为如果尼努尔塔被消灭了，兰纳将会成为唯一的继承人。看来问题与恩基一家无关，而是出在恩利尔自家的后院。

 

第四章续2009-11-11 11:30兰纳在经过时间的流逝之后来到我们身边，不过用的是他另一个广为人知的阿卡德（或闪族）名字：辛（Sin）。

作为恩利尔的长子，他被授予了对苏美尔最著名的城市乌尔的最高统治权。在那里，他的神庙被称为E.GISH.NU.GAL，意思是“王座种子的房屋”。在这个地方，兰纳和他的妻子宁加尔（NIN.GAL，意为“伟大的女性”）用他们的仁慈和善良带领城市及其人民蓬勃发展。乌尔的人民则用爱来回报他们身为神的统治者，亲切地称其为“兰纳父亲”。

乌尔的繁荣完全取决于在兰纳带领下的它的人民。舒尔吉（Shulgi），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末期乌尔的一个统治者（由神指派），形容兰纳的“房屋”是“一个满载的畜栏”，一个“提供面包的富足之地”，那里屠宰着牛羊，环绕着美妙的音乐。

在兰纳的管理之下，乌尔成了苏美尔的粮仓，一个向各地神庙提供谷物和牛羊的地方。一首叫《乌尔消亡了的悼词》（Lamentation over the Destruction of Ur）的诗，从一个否定的角度告诉我们，在乌尔消亡之前，那里是什么样子的：

在兰纳的粮仓里，颗粒无存

诸神的晚宴不再丰盛

在他伟大的餐室里，蜜酒消失了

在他崇俊的神庙里，看不见备好的牛羊

忙碌声不再出现在兰纳的羁绊大殿（great Place of Shackles）

那里曾是屠牛之地──

现在却是寂静一片

它的工具都躺在一旁

送货船上没有货物

也没有给在尼普尔的恩利尔送去面包

乌尔的河流空了，没有驳船航行

路上没有脚印，如今是一片荒草

另外一段悲叹，则因“羊圈被交给了风”而起。这些讲述被遗弃的畜棚和出走的牧人与屠夫的文段，实在是极不寻常的：因为这并不是乌尔的人所写，而是由神兰纳和宁加尔他们自己写下的。各种各样的关于乌尔衰落的哀叹，揭示了一些不寻常的事件。苏美尔文献告诉我们，兰纳和宁加尔在乌尔完全衰落之前就离开了这个城市。这是一次极为仓促的离开。

兰纳，他曾爱着他的城市

却已不再是城的一部分

辛，他爱着乌尔

但已不再呆在他的家中。

宁加尔，在可怕的敌人中逃离了城市

匆忙地坐上货船

也已不再是城的一部分

这些文字描述了乌尔的衰落以及它的神祇的出走，而这是阿努和恩利尔的蓄意之作。兰纳在他们面前恳求取消对他的惩罚。于是：

阿努，众神之王

说“这已经足够了。”

恩利尔，大地之王

判决一个命运！

“辛将他痛苦的心带给了他的父亲；在恩利尔，生他的父亲之前行屈膝礼”并恳求道：

“噢，我的生父，

什么时候你因我的罪过

对我充满敌意？

什么时候？ 

你让心上有如火焰

摇曳着的苦痛

请给我一个友善的眼神。”

文字中却没有任何地方告诉我们阿努和恩利尔暴怒的原因。但如果兰纳是祖，对他的判决则会是篡夺王位。他是吗？

他当然有可能是祖，因为祖占有某种飞行器──他用来逃离并击打尼努尔塔的“鸟”。苏美尔的颂歌中称这种东西为“天国之船”（Boat of Heaven）：

父兰纳，乌尔之王

神圣天国之船中的荣耀

属于主，恩利尔的长子。

当你在天国之船中

飞升而上

美仑美奂。

恩利尔在你的手上

配上了永恒权杖

当你的圣船穿越乌尔。

还有一个证据表明兰纳可能是祖。兰纳的另一个名字SIN，是由SU.EN转化来的，这是ZU.EN的另一种拼读方式。一个双音词包含了两个同样的意思，那么其中的两个音节则可以任意摆放。而ZU.EN和EN.ZU则是互为“镜像”的单词。兰纳（Nanna）/SIN是ZU.EN，这与EN.ZU没有任何区别，而EN.ZU则是统治者祖（lord Zu）的意思。我们必须指出，就是他，想要篡夺恩利尔的王权。

现在可以知道是为什么，尽管艾出主意将祖打败了，但祖却没有被依法处决，而是流放。这是恩利尔的家丑。苏美尔文献和考古发掘都证明，辛和他的妻子逃到了哈兰（Haran），一个由很多河流和山保护着乎曼人的城市。这里有个值得注意的地方，当亚伯拉罕家族在他的父亲德拉（Terah）的带领下离开乌尔，他们也是将目标设定到哈兰，在通往应许之地的道路上，他们在那儿停留了数年。

虽然乌尔一直被当作供奉给兰纳/辛的城市而保留下来，但哈兰一定也是他长期居住过的地方，因为那里的建造与乌尔极其相似──它的神庙、建筑和街道──几乎是一样的。安德鲁·帕罗特（Andre Parrot）在其作品《亚伯拉罕及其有生之年》（Abraham et son temps）中说：“任何事物都能证明，哈兰除了是一个乌尔的复制品之外什么都不是。”

当位于哈兰的辛的神庙──它在千年之内被不停重建──在超过五十年的考古发掘中被发现的时候，文物中包含着两只纪念石柱，上面刻着一段由辛的高级祭司阿达迪古皮（Adadguppi）口述的记录，说她在某个不太具体的较早时期，是怎样祈祷并计划让辛回归的：

辛，众神之王，

对他的城市和神庙生气了

所以回升天国

辛厌烦或者无望了，于是匆匆“收拾行李”并“回升天国”这一事件，在其他的文献资料中也有记录。这些信息告诉我们，亚述王亚述巴尼波（Ashurbanipal）从某些敌人那里，寻回了一个神圣而“昂贵的碧玉印章”，并“在上面画了一个关于辛的图画来修饰它”。他还在这块圣石上刻着“辛的颂词，并把它佩戴在辛的塑像的脖子上”。这个辛的印石肯定是古代留下来的遗迹，因为它进一步陈述：“当敌人进行破坏的时候，脸被毁掉了。”　阿达迪古皮生于亚述巴尼波当政期间，被认为是拥有皇室血统的。她在对辛的请求中，提出了一个很具有可行性的“交易”：她把他对手的力量归还于他，他则帮助她的儿子拿波尼度（Nabunaid）成为苏美尔和亚甲之王。历史记录证明，在公元前555年，拿波尼度控制着巴比伦的军队，并被他手下的官员推上了王座。对于这一崛起，记录显示，肯定是受了辛的帮助。拿波尼度写下的文献告诉我们：辛“在他出现的第一天”，展示了一种叫“Ami”的武器──它可以“用光速触碰”天空并击碎敌人，使其掉下地面。拿波尼度信守他母亲对这位神的诺言，他重建了辛的神庙E.HUL.HUL（意为“极乐之屋”），并宣布辛是最高的神。这样，才能让辛抓住“阿努的能力，恩利尔的能力，艾的能力──在手中把持着整个天国的力量”，由此击败马杜克，甚至夺取马杜克父亲艾的权力。辛获得了“圣月牙”（Divine Crescent）这个称号，并成为了所谓的月神。

辛是怎么在地球上拥有了如此众多的荣耀之后，于厌恶中回到天国的？他是否一去不复返了？根据拿波尼度的描述，辛后来又完全“忘记了他的愤怒的指令……并计划回到E.HUL.HUL神庙，”试图通过回归创造一个奇迹，一个“从远古时代就没有在出现过的”奇迹：

一位神祇“从天国下来了”

这是辛的大奇迹，

这从没有在这片土地发生

自从远古时代；

这片土地的人民

从没有见过，也没有写过

在泥板上，永恒地保存下去：

辛，众神之主

居住在天国

如今已从天国下来了

遗憾的是，没有任何关于辛重返地球的细节被提供，比如地点或是事件。但是我们知道那是在哈兰的郊外。来自迦南的雅各在去“老村庄”寻找新娘的路上，看见“一个架在地上的梯子，顶部直到天国庭院，那里有主的天使飞来飞去。”　在同一时刻，拿波尼度正在重建兰纳/辛的神殿并恢复他的力量；他同样也重建了辛的双胞胎孩子的神庙──他们是伊南娜和乌图（UTU）。他们两个是辛的正房宁加尔所生，并由此成为了神皇室的一员。理论上说伊南娜是首先出生的，但实际上她的弟弟乌图才被认为是长子，并由此成为法定的继承人。不像是发生在以扫和雅各之间的敌对竞争，这两个神兄妹非常亲密友好地成长着。他们分享着欢乐和刺激，互相帮助，而且当伊南娜要在两位神中选择一位作为自己的丈夫时，她找到了他的弟弟来出主意。

伊南娜和乌图出生于回忆所不及的远古时代，当时只有诸神呆在地球。乌图的城市西巴尔（Sippar）被列为由苏美尔诸神建立的最早的城市之一。拿波尼度在一个文献中，写到了他着手重建乌图在西巴尔的神庙伊巴巴拉（E.BABBARA，意为“闪光之屋”）：

我寻找着它在远古的根基

我向下走了十八腕尺，进入了泥地

乌图，伊巴巴拉的大神

向我个人展示了它的根基

是那拉姆-辛（Naram-Sin），萨尔贡之子，3200年来

没有任何早于我的君王见到过

当文明之花在苏美尔开始绽放的时候，在这片两河之间的土地上，人类加入了神的队列，乌图确立了法律与公正的原则。一些早期的法典，除了从阿努和恩利尔那里引用过内容，还提出了要保持赞美和忠诚，因为它们是在“与乌图的真言符合”的前提下颁布的。巴比伦王汉穆拉比将他的法典刻在了柱子上，在其开篇部分，这个君王告诉我们，这些法律条文都是从诸神那里得来的。 

在西巴尔出土的泥板证实，在古代之时，这里是一个有着公正法律的地方。一些文献描述乌图亲自坐在对神或人的判决台上；西巴尔实际上是苏美尔的“仲裁”之座。

由乌图所提倡的公正，使人想到《新约》里的“登山宝训”，即耶稣在山头上的训导。一个“睿智的泥板”提议用这样的方式来使乌图高兴：

不要对你的对手作恶事；

你会为你的恶行受到报应。

公正地对待你的敌人。

而面对一个乞丐──

给他吃的事物，喝的饮料

助人为乐，做好事。

因为他相信──或者也可能是其他一些原因，我们之后将会看到──正义，所以反对各种形式的压迫。乌图被认为是旅行者的保护神。然而对乌图最普遍也是最持久的看法，无一例外都集中在他的光辉上。从最早的时候起，他就被称作巴巴尔（Babbar，意为“发光体”）。他是“乌图，散发着大片的光彩”，他“点亮了天国和地球”。

汉穆拉比在他的叙述中，将这位神称作沙马氏（Shamash），这是他的阿卡德名字，在闪族语系中的解释是“太阳”。因此很多学者推断乌图/沙马氏其实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太阳神，这个神的天体标志是太阳。这么一来，就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他在执行他的祖父恩利尔交代的特殊任务时，“散发着大片的光彩”。　就像众多记录显示，一个名字称作乌图/沙马氏的神祇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人群中确实存在过一样，也有数不尽的文稿、文献、符咒、神谕和祷告词，证实女神伊南娜确实有过物理上的存在。她的阿卡德名字称为伊师塔（Ishtar）。一个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在公元前十三世纪记录说，他在她弟弟的城市西巴尔重建了她的神庙，是在一个当时就有八百年历史的地基上重建的。但是在她的主要城市乌鲁克（Uruk），关于她的神话则回溯到了更远古的时期。

在罗马被称作维纳斯（Venus），在希腊被称作阿芙罗狄蒂，在迦南和希伯来被称作阿施塔特（Astarte），对亚述、巴比伦、赫梯及其他一些古文明而言，则是伊师塔或者伊师达（Eshdar）；阿卡德人和苏美尔人称之为伊南娜或者伊宁（Innin），或者宁尼（Ninni），或者其他很多昵称和绰号。她在所有时候都是战争女神和爱神，一个凶狠、美丽的女性。虽然她只是阿努的曾孙女（唯一的），但仍然为自己在天地众神之间谋得了主神地位。

作为一位年轻的女神，显而易见地，她只分配到了苏美尔东边的一块偏远的土地，也就是阿拉塔之地（Land of Aratta）。就是在这个地方，“最高的，伊南娜，所有土地的女王”有了她的“家”。但是伊南娜有着更大的野心。在乌鲁克城里有阿努的大神庙，只有当他极少数造访地球时才会使用；而伊南娜将她的目光放到了这个权力宝座。

苏美尔国王将美什迦格什（Meshkiaggasher）列为乌鲁克的第一个统治者，他是神乌图的儿子，妈妈却是人类。在他之后是他的儿子恩麦卡尔（Enmerkar），一个伟大的苏美尔王。伊南娜，则是恩麦卡尔的姑婆；然而她发现，要劝服他相信她可以成为乌鲁克而不是偏远的阿拉塔的女神，似乎有些小困难。

一段被称为《恩麦卡尔和阿拉塔之主》（Enmerkar and the Lord of Aratta）的相当吸引人的长篇文献，描述了恩麦卡尔是如何派遣使者前往阿拉塔，在一次“心理战”中用尽了每一种能想到的辩论方法，来迫使阿拉塔屈服，因为“伊南娜的仆人──恩麦卡尔大人──让她成为了阿努神殿的女王”。这段史诗不太清晰地暗示了一个完美的结局：当伊南娜前往乌鲁克时，她没有“遗弃她在阿拉特的房屋”。而她成为一个“公共之神”是不太现实的，因为在其他很多文献当中，伊南娜/伊师塔被描述成了一个充满冒险精神的旅行者。

伊南娜对乌鲁克的阿努神庙的占领，不可能在恩麦卡尔没有允许的情况下成功。很快，伊南娜就被称作“Anunitum”──“阿努所宠爱者”的缩写。在文献中，她被进一步说成是“阿努的情人”；而且在那之后，伊南娜不仅分享了阿努的神庙，同样分享了阿努的床──不管是在他来乌鲁克停留期间，还是她去到他在天国的居所之时。

通过这些手段，她成为了乌鲁克的女神和阿努神殿的女主人。随后，她用更多权谋来加强自己在乌鲁克的地位，并提升自己的权力。在幼发拉底河的下游，伫立着一座古城──埃利都（Eridu），恩基领地的中心。在得知恩基对各种工艺以及科学知识十分精通后，伊南娜决定前来借用或是偷盗这些秘密。很显然，她将对她这位大名鼎鼎的姑爷施展其“个人魅力”。伊南娜安排了一次对恩基的单独拜访，结果不出所料。但刚开始时，恩基却并不是没有一点防备，他吩咐他的管家准备了两个人的饭菜：

“过来，我的管家伊斯穆德（Isimud），听从我的命令；我将告诉一句话：这位少女，独自一人，直接将脚步踏进了冥界之屋（Abzu）……这位少女进入了埃利都的冥界之屋。给她吃带黄油的大麦蛋糕，给她浇淋清净心灵的凉水，给她喝啤酒……”

很快，他们喝多了，也都很高兴，于是恩基打算为伊南娜做些什么。她大胆地问起了神圣公式，也就是这个高度文明的根基。恩基答应给她一百个公式，包括了至高无上的神权、王权、祭祀、武器、法律、印刷、木工……甚至有关乐器和宗教型性行为的知识。当恩基清醒过来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时，伊南娜早就在回乌鲁克的路上了。后悔不已的恩基在她后面用一种“令人敬畏的武器”拚命追赶，但为时已晚，因为伊南娜已经坐在她的“天国之船”里急速飞往乌鲁克了。

在相当多的时候，伊南娜被描绘成一个裸体的女神，炫耀着自己的美丽；在某些时候她甚至被描绘成一个撩起裙边、露出下体的形象。

吉尔伽美什是公元前2900年时乌鲁克的统治者。这个半神（由人类父亲和女神所生）讲述过伊南娜是怎样诱惑他的──甚至是在她已经拥有正式伴侣之后。在一次战斗之后，伊南娜给他洗了澡，并为他披上“一件饰边的斗篷，用饰带扎上”。愉快的伊南娜将目光转移到了他的健美上：

“来吧，吉尔伽美什，做我的情人！

来吧，给我你的果实。

你将成为我的男伴，

我将是你的女人。”

但是吉尔伽美什知道这一招。“你的哪个爱人是你一直都爱着的？”他问：“你的哪一个情人一直都能取悦你？”在历数了一大段她的爱情琐事之后，他拒绝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她在众神中占有更高的地位，随之而来的则是承担处理国家事务的责任──伊南娜/伊师塔开始进行更多的军事活动，并时常被描述为战争女神，武装到了牙齿。

亚述国王们留下来的文献讲述了他们是如何为了她并且在她的指挥下投身战场，她是如何直接提出何时等待何时进攻，在某些时候，她又是如何挺进在军队之前，还有，至少有一次，她是如何在整个队伍的面前突然显现的。为了回报他们的忠心，她承诺给予亚述王长寿和成功。“我将在一个天上的金色房间里看着你们”，她向他们保证。

但马杜克的崛起使她遭遇到了一个艰难时期，并变成一个痛苦的战士。在马杜克的一个文献里，拿波尼度说：“乌鲁克的伊南娜，住在金色内殿的高贵公主，骑在由七头雄狮牵着的战车上──乌鲁克的居民在欧巴-马杜克（Erba-Marduk）的统治时期改变了对她的崇拜，移除了她的内殿，并放弃了对她的信仰”，拿波尼度“离开了忿怒的伊南娜，从此呆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没有说该地的名字）。

可能是因为将爱与权力联系在了一起，伊南娜选择恩基的小儿子杜姆兹（DU.MU.ZI）作为自己的丈夫。许多古代文献都在讲述这两个神之间的爱与恨。一些是描述形象美丽的做爱场面的情歌，其他的一些则讲述伊南娜是如何发现杜姆兹在庆祝她的离开。于是她安排了他的被捕和下落冥界── 一个由她的姐妹厄里斯奇格（E.RESH.KI.GAL）及其丈夫奈格尔（NER.GAL）统治的区域。在一些苏美尔和阿卡德文献中，讲到了伊南娜后来为了寻找她的被驱逐的爱人的冥界之旅。

在恩基的六个已知的儿子里面，有三个在苏美尔神话中拥有具体描写：长子马杜克，最终篡夺了王座；奈格尔，成为了冥界的统治者；杜姆兹，娶了伊南娜/伊师塔。

恩利尔，同样有三个儿子在神界和人界的事物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尼努尔塔，由恩利尔的姐妹宁呼尔萨格所生，是个法定继承人；兰纳/辛，恩利尔正式伴侣宁利尔所生的长子；最后，是一个由宁利尔所生的小儿子，称为伊希库尔（ISH.KUR，意为“山”或“远山的大地”），常常被称呼为阿达德（Adad，意为“所宠爱的”）。

作为辛的弟弟和乌图及伊南娜的叔叔，阿达德更多地与他们呆在家里而不是他自己的神庙里。苏美尔文献中经常把他们四位放在一起。

阿努造访乌鲁克的仪式同样也将这四个神放在了一起。一段文献中，描述通往阿努的庭院的入口处，王座房间是通过“辛、沙马氏、阿达德和伊师塔之门”到达的。另一段文献是由V.K.V.K.Shileiko首先公诸于世的，它用一段诗韵的语言描述他们四个悠闲地共度夜晚。

阿达德和伊南娜之间似乎有种很深厚的喜爱，他们两个甚至被形容成几乎总是黏在一起。在一块残碑上，一名亚述的统治者接受了阿达德（拿着戒指和闪电）和伊南娜（拿着她的弓）的赐福（第三个神由于碑刻太残破而不能识别出来）。 

除了这种柏拉图式的关系之外，他们对于这种“喜爱”还有没有更多的理由，特别是由于当伊南娜有着为数不少的爱情琐事“记录”？值得注意的是，在《圣经》的“圣诗集（雅歌）”里，一个爱玩的女孩叫她的恋人为“dod”──这个单词既是“爱人”又是“叔叔”。现在，伊希库尔是否该这样叫阿达德，因为他就是那个既是恋人又是叔叔的人？

但是伊希库尔不仅仅是一个花花公子，他还是一个明智的神。他的父亲恩利尔赐给了他暴风神的力量和权力。他被胡利安人（Hurrian）/赫梯人称为特什卜（Teshub），被乌拉尼亚人（Urartian）称为特舒卜（Teshubu，与Teshub一样，都意谓“鼓风者”），被亚摩利人（Amorite）称为拉玛努（Ramanu，意为“雷神”）；在迦南，他是拉吉木（Ragimu，意为“冰雹投掷”者），在印欧语中，则是布里亚什（Buriash，意为“光源”）。而在闪族语里，他叫美尔（MEIR），其含意是“他点亮了”天空！

汉斯·斯奇洛比（Hans Schlobies）展示的一份收藏在大英博物馆里的神祇名单证实，伊希库尔是一位远离苏美尔和阿卡德的统治者。正如苏美尔文献中所表达的，这并不是意外。看起来确实是恩利尔自己，派遣他年轻的儿子去到美索不达米亚北边和西边的山地，并成为那儿的“常驻神”。

可他为什么要将自己最受宠爱的小儿子派遣到远离尼普尔的地方？

一些讲述年轻神祇之间的冲突甚至流血事件的苏美尔史诗神话被发现了。许多印章都描述了神与神之间的战斗场面。可以看出，最初存在于恩基和恩利尔之间的冲突在他们的儿子之间继续了下去，并且更为激烈。有时兄弟之间也会反目──比如凯恩（Cain）和阿伯尔（Abel）的神话；有时战斗的对象是一个被认为是库尔（Kur）的神──唯一的可能，是阿达德/伊希库尔。如果是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恩利尔同意给他的小儿子一个很遥远的领地，因为如此一来，才能让他远离这些争权夺位的危险的战斗。

阿努的儿子们，恩利尔和恩基，以及他们的后代在王室血统中的地位，用的是一种独特的苏美尔方式来表达的：用数字分类。对这个体系的发现，同时还让我们知道了当苏美尔文明出现时，天上与地上的主神圈里的成员构成。我们可以发现，这个主神圈是由十二个神祇构成的。

对这个密码数字系统确实存在的暗示，第一次出现在关于辛、沙马氏和伊师塔这几个神名的一些文献中，它们偶尔会分别用30、20、15这几个数字来代替。在苏美尔的数学体系中，最大的单数──60──代表阿努；恩利尔“是”50，恩基40，阿达德10。数字10和它的6倍数由此代表着男性神祇，由5结尾的数字则可以认为是代表女性神祇。如下表：

男性女性

60──阿努　55──安图

50──恩利尔45──宁利尔

40──恩基/艾　35──宁基（Ninki）

30──兰纳/辛　25──宁加尔

20──乌图/沙马氏　15──伊南娜/伊师塔

10──伊希库尔/阿达德　5──宁呼尔萨格

这是6位男性神祇这是6位女性神祇

尼努尔塔──我们不必惊讶──他也是用50来表示的，就像他父亲一样。在其他一些文献中，他在王室中的地位是用一段密码信息传达的：如果恩利尔走了，你，尼努尔塔，穿上他的鞋；但是直到那时，你都不是十二神之一，因为“50”这个位置已经被占了。

同样我们不必为另一件事感到惊讶：当马杜克篡夺了恩利尔王权，他坚持宣称诸神将“五十个名字”赠给了他，“50”这个位置也成了他的。

苏美尔还有很多其他的神──众大神的孩子、孙子、侄女和侄儿；同样还有几百个拥有名字和固定地位的神祇，称作阿努纳奇（Anunnaki），被指派担任“普通职务”。但是主神圈，只有十二个。

谢选骏指出：人说“苏美尔是神的领地”，不过我认为，这里的“神”绝非圣经的神。虽然苏美尔的文明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先驱。不过我看，文明可以多元，上帝只能唯一。

【第五章 纳菲力姆，火箭中的人】

苏美尔和阿卡德文献毫无疑问地表明了古代近东的居民是天上和地上的诸神，他们可以从地上升到天国，就像是任意地在地球上空漫步一样。

一段文献讲述了伊南娜被一个人（这个人现在已经无法识别）强奸，那个人为自己的行为作出如此的辩解：

有一天我的女王

在跨过天国，跨过地球之后──

伊南娜

在跨过天国，跨过地球之后──

在跨过伊拉木（Elam）和舒布尔（Shubur）之后

在跨过……

她变得疲惫，进入了梦乡。

我在我的花园边缘看见她，

亲吻了她，与她交媾。

伊南娜在这里被描述成穿越了天国的大片遥远的土地──这只可能是飞行──她自己提到过她的另一次飞行。在由S·朗盾（S.Langdon）命名为《献给伊尼尼的古典崇拜仪式》（A Classical Liturgy to Innini）的文献中，这位女神因从自己的城里被驱逐而感到悲哀。按照恩利尔的命令，一位使者“给了我天堂的话语”，进入了她的王座室，“他没有洗过的手放在我身上，”并在其他一些不礼貌的行为之后，

我，从我的神庙里

他们让我飞起；

我，一个女王，从我的城市里

像只鸟，他们让我飞走。

拥有如此的能力，伊南娜和其他主神一样，常常在古代的艺术品上被描述成──正如我们曾看见过的，其他各方面都是很拟人的──有翅膀的。这双翅膀，从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出，并不是她身体的一部分──不是天生的翅膀──更像是神的衣服上的饰物。

伊南娜/伊师塔的广泛的旅游──往返于她最初在阿拉塔的偏远领地和她后来在乌鲁克的住所之间──在很多文献中都有提及。她拜访过埃利都的恩基和尼普尔的恩利尔，也到过乌图的城市西巴尔，去拜访她的弟弟乌图。

但她最重要的一次旅行是去往冥界，她姐妹厄里斯奇格的领地。这段旅行不仅仅被史诗和神话记录了，还被雕刻在了很多浮雕和印章上──后者展示了这位背着翅膀的女神从苏美尔飞往冥界的画面。

讲述这段冒险旅行的文献中，描写了伊南娜是怎样在旅行的开始之前将七个物体放到自己身上，接着又是怎样在穿越通向她姐妹住所的七道门的时候不得不将它们丢弃的。在其他一些讲述伊南娜的空中旅行的文献中，也提到了七个这样的物件：

1.放在她头部的SHU.GAR.RA

2.在她耳朵上的“测量坠饰”

3.围在她脖子上的小蓝石项链

4.一对在她肩上的“石头”

5.她手上的一个金柱

6.扣在她胸前的带子

7.穿在身上的Pala服

虽然没有任何人可以真正解释这七个物体是什么和它们所代表的意义，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答案早就是现成的了。从1903年到1914年，在对亚述都城阿舒尔（Assur）的考古发掘中，沃尔特·安德鲁（Walter Andrae）和他的同事们在伊师塔的神庙里发现了一个受损的女神雕像，她有各种各样的“奇特装置”被安放在她的胸和背上。1934年，考古学家们在马里的挖掘活动中又发现了一个很相似而且相当完整的雕像。这是一个有着真人尺寸大小的美丽女人。她戴着一个不同寻常的、用一对角装点着的头饰，表明她是一位女神。站在这尊拥有4000年历史的雕像旁，考古学家们为她的极度仿真而感到无比激动（晃眼一看，一个人很难发现这不是一个活着的人而是一具雕像）。他们把她称为“花瓶女神”，因为她手里握着一个柱状物。 

不像浮雕和壁画那样，这个真人尺寸大小、拥有三维效果的女神塑像勾起了人们对她的着装的极大兴趣。在她的头上不是普通的女帽而是一个特制的头盔；从两边伸出来的东西让人联想起宇航员的耳机。她的脖子和前胸是一串用很多蓝色小石头（可能是宝石）穿成的项链；她手里拿着的柱状物如果是用来装水的瓶子，那就太厚重了。

她穿着一件用透视材料制成的衬衣，两条带子在她胸前穿过，指向一个矩形的奇特盒子。这个盒子紧紧地绑在女神的脖子后面，并用一条带子绑在她的头盔上。这套装备的穿戴，是在两套绑在女神背部和胸前的十字型带子的帮助下完成的。

伊南娜用于空中旅行的七个物件，和在马里出土的塑像的着装（当然还有在阿舒尔的伊师塔神庙中发现的残缺雕塑）之间的联系是不言自明的。我们可以看见“测量耳坠”──耳机──在她的耳朵上；小石头“项链”在她脖子上；两个石头──两个肩垫──在她的肩上；和她手上的“金柱”，以及呈十字型绑在她胸上的紧身带。她的确是穿着一套“Pala服”（统治者之服），戴着一个SHU.GAR.RA头盔──这个词的意思是“使旅行更深入太空”。

所有这些都让我们相信伊南娜是一个宇航员。

《旧约》中将主的“天使”称作玛拉基姆（Malachim）──意思是带着神的信息和指令的“使者”。就像所有的例子中所讲述的那样，他们是神圣的飞行员：雅各看见他们在一个天梯上向上前行，他们在天上叫住了夏甲（Hagar，亚伯拉罕的妾）；而且是他们在天上导致了索多玛（Sodom）和蛾摩拉（Gomorrah）的毁灭。

《圣经》在记录这些事件的时候，一方面，他们在任何一方面都是相当拟人化的，在另一方面，他们会在一旦被人看见的时候就被发现是“天使”。我们知道，他们的出现是很突然的。亚伯拉罕睁开了眼睛，看见有三个人站在他身边。他向他们鞠躬并称他们为“我的主”，他恳求他们，“别忽略你们的仆人”，并提供他们洗脚，休息和吃饭。

在接受亚伯拉罕邀请之后，两个天使（另一个变成了主本身）便前往了索多玛。罗得（Lot），亚伯拉罕的侄子，“正坐在所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脸伏于地下叩拜”，并说“我主，请你们到仆人家里洗洗脚，住一夜，清早起来再走。”接着“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当天使来到城里的消息传遍全城的时候，全城的人无论老幼，围住了房子，问罗得：住在你这里的两个人在哪儿？

这两个人──他们要吃喝睡，还要洗脚──是怎么被那么快就辨认为主的天使的？唯一说得过去的解释就是他们的穿着──头盔或是制服──或者是他们手中拿的──武器──让他们很容易被辨认。他们拿着奇特的武器是很有可能的：这两人在索多玛，就要被众人害死的时候，“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摸来摸去，总寻不着房门。”另一个天使，这时出现在基甸（Gideon，他被选为以色列的法官）的面前，通过用他的棍子接触一块岩石来授予他一个圣印，岩石上就冒了一团火出来。

由安德鲁带队的小组在阿舒尔的伊师塔神庙里发现了另一个不太寻常的雕刻。与其说是浮雕，不如说它是刻在墙里面的雕塑。显然，女神头上戴着一个两边有类似宇航员用的耳机伸出来的紧身头盔，上面还有两个很明显的护目镜。 

不用说，任何人看见这样的穿着，都会在第一时间就认为这是一名宇航员。

在苏美尔遗址发现的小泥塑，有一部分被认为是拥有5500年历史的。它们很清晰地表现了这些天使所使用的棍形武器。在一个泥塑上，我们可以透过护目镜看见头盔下的脸。在另一些泥塑上，这些“使者”戴着截然不同的锥形头盔，并穿着用一些用圆形物件装饰的制服。我们目前还不清楚这些圆东西的用途。

这些面罩或护目镜是最引人注意的，因为公元前4000年的苏美尔有着大量的薄饼状的泥塑，用一种较为风格化的手法来描绘神的上半身，并夸大了他们的特征：带着面罩或护目镜的锥形头盔。在特尔布拉克（Tell Brak）发现了很多这样的泥塑，那里是哈布尔河（Khabur River）流域的史前遗址，正是在这里的河岸上，以西结（Ezekiel）看见了神的战车。

　毫无疑问，不仅是赫梯，通过哈布尔流域连接到苏美尔和亚甲，都用一个显然是“眼睛”的形象来表达“神”这个概念；同样，这个用艺术手法来表示的“神”的符号，不仅仅存在于小亚细亚，同时还存在于古代希腊。

古代文献中指出，诸神不仅仅是为了在地球上空飞行，同时也是为了升入天国。伊南娜在讲述她到阿努的天国住所的时候，解释说她之所以能够进行这次旅行，是因为“恩利尔亲自将神圣的ME服穿在了我的身上”。文献中引用了恩利尔对她说的话：

你已经穿上了ME，

你已经将ME系在了你的手上，

你已经穿上了ME，

你已经将ME绑在了你的胸前……

噢，ME中的皇后，噢，跃动的光芒

她的手握紧了七个ME。

一个名叫恩麦杜兰基（EN.ME.DUR.AN.KI）的苏美尔先王被邀请到过天国。他的名字的意思是“拥有连接天国和地球的ME的统治者”。一部由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 II）留下的文献，描述了一个为马杜克的“飞天战车”而重建的特殊的亭子，说它是“天地七ME的加强房屋”。

学者们认为ME是“神的能量物体”。这个术语来源于“在天河中游泳”这一观念。伊南娜形容它们是“天服”，她穿着它们坐上天国之船旅行。由此，这种ME是一种用于在地球上空和外太空飞行的特殊衣物。

希腊的伊卡洛斯（Icarus）神话讲到，他将带羽毛的翅膀用蜡粘在自己身体上尝试飞行。来自古代近东的证据显示，虽然神被描述成带翅的，以显示他们的飞行能力──或者可能是有时需要穿上带翅的衣服来显示他们的飞人身份──他们却从来不通过拍动翅膀来进行飞行。相反地，他们使用运输工具来进行此类活动。

《旧约》告诉我们，族长雅各在哈兰郊外过夜，看见“一个天梯”降了下来。主站在梯子的最上方。“吃惊的雅各”受到了惊吓，他说：

是的，一位神出现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多么令人畏惧！

是啊，这是主的寓所

这是通往天国的门廊。

这个故事中有两个有趣的地方。第一个是那些天神在“天国的门廊”上下使用了一种设备：一个“梯子”。第二个是这样的景象让雅各大吃一惊。当雅各在地里躺下睡觉的时候，“主的寓所”，“梯子”和“主的天使”并不在那儿。突然地，有了令人敬畏的“视野”。而且到了早上，“寓所”、“梯子”和所有其他的，又都不在了。

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天神所使用的道具是某种飞船，这样才可以突然出现在某个地方，停留一段时间之后，再次消失于人的视野。

《旧约》里同样还记录了先知以利亚（Elijah）并没有死在地球上，而是“在一阵旋风中升上了天堂”。这并不是一个突然而无法预知的事件：以利亚的升天是预先安排好的。他被告知在特殊的一天去主的房子贝斯艾（Beth-EI）。在他的门徒中，早就有流言传说他将升入天堂。当他们询问他的助手这些流言是否真实的时候，他证明了这件事，的确，“主今日将带走师父”。接下来：

出现了火马拉着的火战车，

以利亚在旋风中升入天堂。

更著名、而且表述得更为清楚的，是先知以西结看见的天国战车。他住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哈布尔河岸边的犹地亚（Judaean）：

天国之门打开了，

我看见了主的出现。

以西结看见的是一个人型物体，被光芒包围，坐在一辆战车里的王座上。王座放置在一片金属“苍穹”上。战车本身呢，可以走任何的轨道，还可以垂直升降，被这位先知形容为一股炙热的旋风。

我还看见

有一股来自北方的旋风

伴随着一团火云

有光芒环绕着

在光里，在火里

有着炙热光晕般的光辉

不久之前，一些研究《圣经》的学者，比如美国宇航局的约瑟夫·F·布拉里奇（Josef F.Blumrich）指出，被以西结看见的“战车”实际上是一个带有螺旋桨的、在四个架桩上有着驾驶舱一样的飞船──所以被认为是旋风。

大约两千年前，当时的苏美尔统治者古蒂亚（Gudea）为他修建的尼努尔塔神庙举行了一次庆祝，他在记录中写道：一个“像天国般闪耀之人……戴着头盔，这位神”出现在他的面前。当尼努尔塔和两位天神出现在古蒂亚面前的时候，他们都站在尼努尔塔的“圣黑风鸟”（divine black wind bird）的旁边。结果，修建这个神庙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构建一个安全区，这个神庙的内部，是停放“神鸟”用的。

关于这次修建工程，古蒂亚记录道，需要从远方运来巨大的梁柱和大块的石头。只有当“神鸟”可以被放在里面时，神庙的建设才算完工。这个物体非常重要──“神圣”──以至于始终由两件“神兵”守护：“至尊猎手”（supreme hunter）和“至尊杀手”（supreme killer）──它们可以发射出致命的光束。

《圣经》神话与苏美尔神话中的描述是极为相似的，包括这些天神和他们的交通工具。在文献中这些交通工具被描述为“鸟”，“风鸟”，“旋风”等物体，它们能在一团光辉之中升入天上。毫无疑问，这只能是某种飞行器。

在特尔·佳苏尔（Tell Ghassul）发现了一些让人难以理解的壁画。那里是死海东边的一个遗址，人们尚不清楚它在古代叫什么名字。而那些奇怪的壁画也许会在这个问题上帮我们一把。让我们回到公元前3500年，当时，这些壁画描绘的是一个巨大的、有八个点的“指南针”，和一个在钟状房间里的带着头盔的人的头部，以及两个完全有可能是古代所谓“旋风”飞船的形象。

古代的文献同样还提到了一些用于帮助宇航员升天的交通工具。古蒂亚陈述说，当“神鸟”升到空中开始盘旋的时候，它们“让人想到飞天的砖头”。这个被守护着的库房被形容成MU.NA.DA.TUliTUR（意思是MU的大石室）。乌鲁卡基纳（Urukagina），拉格什的统治者，曾对“圣黑风鸟”尊敬地说道：“燃气火焰的MU，我已修建得又高又强”。与之相似的，陆-乌图(Lu-Utu)，曾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统治着乌玛（Umma），他为乌图的神祇在“他神庙中指定的地方”修建了一个MU专用的、被形容为“那里有火焰向外散发”的地方。

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二世，留下了有关重建马杜克圣域的记录，其中讲到，在一道加强城墙──用烧过的砖与闪闪发光的条纹大理石制成──里面：

我升起了船ID.GE.UL的头部，

这高贵的马杜克的战车；

还有船ZAG.MU.KU──可以看见它的接近，

这往返于天地之间的伟大的旅行者；

在区域最中间，我上去了，

用幕布隔开它的两边。

ID.GE.UL，被用于描述“伟大的旅行者”或者“马杜克的战车”的第一个单词，可以很明确地意为“高至天国，在夜晚发光”；ZAG.MU.KU，是形容这些交通工具的第二个单词──很明显它是停在一个特殊区域里的“船”──意思是“为了远征的明亮的MU”。

MU── 一种椭圆顶，锥形的物体──被置放在天地众神的神庙内部某个神圣区域，是可以被证明的。在地中海海岸，现在的黎巴嫩位置的毕博罗斯（Byblos，《圣经》中的迦巴肋）发现的古代硬币──来自于公元前的第一个千年──描绘了伊师塔的大神殿。

这枚硬币描绘了三分之二个神庙的2/3部分的景观。前面是神庙的主建筑和庄严的门廊柱子，后面是一个内部庭院，或者“圣域”，用一个高大的墙围住。很明显这是个凸起的区域，因为只有通过一些上行的梯子才能到达。 

在这个神圣区域的中心部分有一个特殊的平台，它的大梁建筑像极了埃菲尔铁塔，好像是为了承担起极大的重量。在这个平台上，有一个物体，它只可能是MU。

和所有苏美尔象形文字一样，MU有一个基本含义，就是“直线上升的”之意。它同时还有其他的一些意思：“高”，“火焰”“，指挥”，“被记录的时段”──就像（后来的）“被记住的那一个”。如果我们将亚述和巴比伦的楔形文字中的MU，溯源到苏美尔象形文字中的MU，那么这些图形将显示出证据。

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一个锥形房间。“我将在天上的金色房间看着你们”，伊南娜是这样向亚述王承诺的。这个MU是“天国房间”吗？

一首写给伊南娜及她乘坐天国之船旅行的赞美诗，很清楚地指出，MU就是诸神用于在高空旅行的交通工具：

天国的女士：

她穿上了天国之服，

她勇敢地升上了天国。

穿过所有有人的土地

她在她的MU中飞行。

在MU中的女士

用充满乐趣的翅膀，

升入高高的天国。

穿过所有无人的土地

她在她的MU中飞行。

有证据显示，在地中海东部的居民曾经看见过这种形似火箭的物体，不仅仅是在神庙的库房里，而是的的确确在飞行。例如一些赫梯符号，显示了飞行中的巡航导弹，发射架上的火箭，以及一位在散发着光芒的房间里的神。 

H·法兰克福（H.Frankfort）教授在《圆筒图章》（Cylinder Seals）一书中，论证了他们是如何制作这些美索不达米亚图章，并让其描述的形象流传整个古代世界。在克里特发现的公元前十三世纪的图章上的形象，描绘了一艘正在空中航行的火箭飞船，其尾部有火焰助推。 

带翼的马，缠在一起的动物，带翼的天球，以及在头盔上有角伸出的神祇，都被证明了它们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形象。这就完全可以推断出，出现在克里特的带火焰的火箭形象，也是由古代近东流传过来的。

确实，带有“翅膀”或鳍──用一个“梯子”到达──的火箭形象，也可以在从基色（Gezer）出土的泥板上看到。基色是古代迦南的一个城镇，在耶路撒冷的西边。同一个图章的两个相似版本，都显示出了一个火箭停靠在一棵棕榈树旁边。这个物体的“天空属性”及归属地，由装饰着它的太阳、月亮和黄道带上的星座符号表现了出来。

很多提到过神庙的仓库区域，或是神的天国旅行，甚至还有凡人升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献，都使用了苏美尔文字MU，或是它的闪族版本SHU-MU（意为“它是MU”）、SHAM及SHEM。因为这个词同时还有“被记住的那一个”的意思，它后来也就有了“名字”的意思。但是早期文献中“名字”一词的普遍使用，混淆了它们的原本含义。

由此，G·A巴顿（G.A.Barton）在《苏美尔和亚甲的皇家文献》（The Royal Inscriptions of Sumer and Akkad）一书中，给出了对古蒂亚神庙中的文献的翻译：原文“它的MU将拥抱着地平线，从一端到另一端”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它的名字遍布天下”。一首写给伊希库尔的赞美诗则表明，二者其实是可以随时置换的：“你的名字发着光，它到达了天国的顶点”。显然，这里的“名字”应该是MU这种物体。

要溯源这个词的词源并不是很困难，而且“天上的房间”的来源可以推测出是“名字”一词。有出土的雕塑显示，一位神在一个火箭状的房间里面，而十二个天球环绕在外面。这个雕塑现在被存放在费城大学博物馆。 

有很多图章都极为相似地描绘了一位（有时也是两位）这样的神祇：他们在椭圆形的“神圣房间”里受到尊崇。

在人类的国王和统治者出现之前，他们将自己的形象刻在了石柱上。通过这些石柱，他们把自己与天国的永恒居所（Heavenly Abode）联系在一起。如果他们最终无法避免地被遗忘，至少他们的“名字（MU）”会被永久地记住。

这些纪念石柱是在模拟一个喷火的飞船。苏美尔人叫它们NA.RU（意为“上升的石头”），阿卡德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叫它们拉鲁（naru，意为“发光的物体”），阿穆鲁人（Amurru）叫它们那拉斯（nuras，意为“喷火的物体”）──在希伯来，ner至今都有发光的柱子的意思，由此衍生出现在的“蜡烛”（candle）；在哈兰和赫梯印欧语里，这些石柱被称为乎乌阿西（hu-u-ashi，意为“石头火鸟”）。

《圣经》的内容显示了两种类型的纪念碑的近亲关系：YAD和SHEM。先知以赛亚（Isaiah）给苦痛中的犹地亚人（Judaea）带去主承诺的更好更安全的未来：

我会给他们，

在我们房子和我的墙里面的，

YAD和SHEM。

照字面翻译，这意味着主承诺给他的人民的，是一只“手”和一个“名字”。幸运的是，圣地（Holy Land）至今都还保留有一个被称作YAD的遗迹，我们是通过它酷似方尖塔的顶部认出它的。SHEM，与之不同，是一个椭圆顶纪念碑。这样一来，看上去似乎有些明白了：它们都是模仿“天上的房间”，这种诸神升空所用的交通工具。事实上，在古代埃及，那些虔诚的人前往太阳城（Heliopolis）的一个特殊神庙进行朝圣活动，是为了见到并朝拜本本石（ben-ben）──一个方尖塔状的物体，传说它在太初之时随着神来到地球。埃及法老在他们死的时候，都有一次“张嘴”仪式，被猜测是用一个YAD或是SHEM将他们升入天国，以获永生。

大量的《圣经》翻译人员在遇到SHEM一词的时候，通通将之译为“名字”，这完全忽略了超过一个世纪以前的G·M·雷德斯罗布（G.M.Redslob）的一个相当有远见的观点。他在德国杂志《Morgenlandischen Gesell-schaft》上，很正确地指出SHEM和SHAMAIM（天国）的词源都是SHAMAH，意思是“很高的”。《旧约》中有对大卫王的记录，说他“制作了一个SHEM”，象征自己在阿拉米（Aramaeans）的卓越功绩，雷德斯罗布相信，他并不是“取了一个名字”，而是修建了一个指向天空的纪念塔。

在许多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我们遇到的MU或者SHEM，其实很多都不能被翻译为“名字”而应该翻译成“飞行器”，这样我们才可以明白那些古代文献的真正涵义，其中就包括《圣经》中的巴别塔。

《创世纪》第十一章，记录人们要修建一个通天塔。《圣经》用很简单明确的语言记录了这一事件。然而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和翻译家的努力，都只能从这段故事中读出寓言类的意义，因为──在他们的认识里──这是一个关于人类打算为自己“取个名字”的故事。真正的意义其实是如此地接近。我们认为，SHEM的含义能让这个故事充满意义，就像古代人曾经认为的那样。

《圣经》中的巴别塔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在大洪水之后，地球的生物再次复苏，有一些人“从东方来，他们在示拿地发现了一片平原，他们定居在那里。”

示拿，当然，就是苏美尔，南部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之间的平原。而那些人，他们已经掌握了制砖和建造较高建筑物的知识和技能。他们说：

“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

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注：原文MAKE US A SHEM其实毫无传扬名字之意），

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

耶和华降临，要看看

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

耶和华说：“看哪，

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

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既做起这事来，

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

然后主就对《旧约》中并没有点名的他的“同僚”说：

“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 

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

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

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

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

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Babel，意为“变乱”）。

SHEM的传统翻译为“名字”，使这一段故事从来没有被真正理解过。为什么古代的巴别──也就是巴比伦──居民要用尽努力“取一个名字”，为什么这个“名字”会被放在“塔顶通天”的塔上，而且，为什么“取一个名字”就可以避免人类在地球上分散开？

我们相信，能够回答这些问题的答案已经变得可知了──甚至是明显──我们读到过，SHEM也表示“飞行器”，而不只是“名字”。这是希伯来文的《圣经》的原始版本中所引用的词汇。这个故事描写的是，当人类遍布地球的时候，他们将失去彼此之间的联系。所以他们决定制造一个“飞行器”并为之修建一个高塔，这样他们就可以──像伊南娜一样──在一个MU里飞过“所有有人居住的土地”。

有一份称作《创造史诗》（Epic of Creation）的巴比伦文献，描述了第一个“众神的门廊”，它是由诸神自己在巴比伦修建的。阿努纳奇，普通神，被命令去

修建众神的门廊……

让它完工。

它的SHEM要被放在指定的位置。

阿努纳奇辛苦工作了两年──“使用模塑成型的砖” ──直到“他们建起了伊莎吉拉（Eshagila，意为“伟大众神之屋”）之顶”，以及“和天国一样高的塔”。

正是由于这个，一部分人类才打算在这个原本供神使用的塔上修建自己的通天塔，因为这个名字──巴比利（Babili）──意思就是“众神的门廊”。 

还有其他一些能支持我们对《圣经》故事的理解的证据吗？

生活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巴比伦史学家兼祭司贝罗苏斯（Berossus），总结了人类的发展史，认为“地上的第一批居民，凭着自己的力量升起了一座齐天高塔。”但是这座塔被众神和飓风推翻了，“而且神让人类的语言变得混乱，当时他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

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在《迦勒底叙事的起源》（The Chaldean Account of Genesis）中披露，他从希腊史学家赫斯塔亚斯（Hestaeus）的文稿中，发现了与“古代传统”相符合的记录：从大洪水中逃脱的人来到了巴比伦的赛拿（Senaar），但由于语言不通而被赶了出去。公元前一世纪的史学家亚历山大·波里希斯托（Alexander Polyhistor）写道：所有人原本都使用同一种语言，后来一部分人为了“通向天国”而修建了一个又高又大的塔。但是神的首领用一阵旋风制止了他们的行动，而每一个部落都被赋予了不同的语言。“这件事就发生在巴比伦”。

如今，就像是2000年前的希腊史学家以及他们前辈贝罗苏斯的记录一样，关于《圣经》故事，我们也有一些小小的疑问，即：它们都是源于苏美尔的吗？A·H·赛斯（A.H.Sayce），《巴比伦的宗教》（The Religion of the Babylonians）一书的作者，讲他阅读过一个被存放在大英博物馆的泥板碎片，是一个“巴别塔的巴比伦版本”。而在所有的版本中，整个故事的基础都是尝试通往天堂，然后语言变得混乱。在其他的一些苏美尔文献中，则是说一位狂怒的神让人类变得语言不通。

人类，在那个时代，多半还没有掌握到修建这么个飞机场的科技，所以与一位技术丰富的神合作并接受他的领导是必不可少的。那么，是否有这么一个违背其他神而帮助人类的神呢？一个苏美尔的图章描绘了这样的画面：全副武装的神的对抗，并且，很明显，对抗源于一场针对人类修建高塔的争论。 

现在在巴黎卢浮宫内展出的一个苏美尔石柱上，很好地表现了《创世纪》中讲述的这个故事。它是在大约公元前2300年的时候，由亚甲王那拉姆-辛（Naram-Sin）修建的。学者们推测，它描绘的是国王杀敌获胜的画面。只是，中心部位的图画却是一位神而不是人类的国王，因为这个“人”带着长角的头盔──神的通用标志。此外，这个较大的中心区域所描绘的神，并不是在指挥那些小一号的人类，而是踩在他们身上。这些人类，有秩序地前行，但不像是被征召进行军事行动，而像是迈向一个受人崇拜的圆柱形物体。连那位神的注意也被它吸引。这位神拿着弓和矛，看上去似乎对它带有敌意，而不是崇敬。 

这个圆锥物体看上去是指向三个天体的。如果它的大小、形状等可以证明它是一个SHEM，那么这幅画就描绘了一个生气并全副武装的神祇踏过人群前往这个SHEM。无论是美索不达米亚文献还是《圣经》，都很明白地指出：这些飞行器是神的，不是人的。

人类──《圣经》和美索不达米亚文献都声称──只能在神的许可之下才能升到天国。而由此又出现了更多的诸如升天甚至宇宙飞行的故事。

《旧约》中记录了几个凡人升天的事迹。

第一个是伊诺克（Enoch），他是大洪水之前的一位族长，是主的朋友并“与主齐行”。他是自亚当以下的第七个族长，也是诺亚（Noah），这位大洪水里的英雄的曾祖父。《创世纪》的第五十章列出了所有这些族长的关系和族谱，以及他们是何时去世的──除了伊诺克，“他离开了，是主带走了他。”用暗示的手法说明他进入了天国，避开了地球上凡人的生老病死。第二个升天的凡人是先知以利亚，他在一阵“旋风”中升入了天国。

而第三个升天的凡人则鲜为人知。他造访了天国，并在那里被赐予了伟大的智慧。后来他成为了地中海东海岸的城市推罗（Tyre）的统治者。我们可以在《以西结书》的第28章读到，主让以西结回想起这位国王是多么的完美和睿智，他是被神允许和其他天神一同造访天国的人：

计划中的你，

充满智慧，完美。

你曾在伊甸园，上帝的花园；

每颗宝石是你的……

你是受膏的天使，

我已经把你带到了圣山；

你作为神，

在火石里移动。

书中预言了这位推罗的国王会死于“未受割礼”，一群陌生人会杀了他，哪怕他向他们喊出：“我是一个神”。接着主将原因告诉了以西结：在这位国王被带到神的居所并赐予他财富和智慧之后，他的内心变得“阴暗，目中无人”，他将他的智慧用错了地方，玷污了神庙。

因为他的心已经被污染了，他说道：

“我是神

我坐在神的位置

群水之中”

他虽然不是真的神，但他却把自己当成了一个神。

苏美尔文献也有类似的描述，一些凡人被授予了通往天国的特权。其中一个是阿达帕，由艾创造的“模范人类”。艾给了他“智慧，但没有给他永生”。随着时光的推移，艾打算“赦免”他的凡人属性，给了他一个SHEM，通往阿努在天国的居所，吃那里的生命面包，喝那里的生命之水。

当阿达帕到达了阿努的天国居所，阿努想要知道，是谁向阿达帕提供的SHEM。

在《圣经》和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关于凡人升天的事情，我们发现了几个很重要的线索。就像推罗的国王，阿达帕也是用一个相当完美的“模子”塑造出来的。他们都必须乘坐SHEM──火石──才能到达天上的“伊甸园（Eden）”。其中一些上去了，然后又回到了地球；其他一些，像是大洪水时期的美索不达米亚英雄，至今仍享受着天伦之乐。这位美索不达米亚的“诺亚”，留给了苏美尔王吉尔伽美什生命之树的秘密。

凡人对于生命之树的无意义的寻找，是苏美尔文明留给人类文化的最长最重要的史诗巨作。现代学者称其为《吉尔伽美什史诗》（The Epic of Gilgamesh），它讲述了这位由人类父亲和神母亲所生的乌鲁克统治者的故事。吉尔伽美什被认为拥有“三分之二的神性，三分之一的人性”。由于人终有一死，他不得不寻求如何躲过死亡。他得知他的一位祖先，乌特纳皮斯坦恩（Utnapishtirm）──大洪水时的英雄──躲过了死亡，并和他的妻子一起，被带到了天国。于是吉尔伽美什打算去那个地方并得到他祖先的永生秘方。

驱使他去天国的直接原因是他接到了阿努的邀请。这段诗文读上去好像是在描述，他在一艘降落的火箭里所看见的地球。他是这样向他母亲──女神宁桑（NIN.SUN）──描述的：

我的母亲，

在那个夜晚我十分愉快

群星汇聚在天国

阿努的手工艺品向我靠来

我试着去举起它，它太重了

我试着去移动它，却移不动

乌鲁克的人围绕着它

贵族们亲吻它的脚

他们撑住我

我升起了它

我将它带给你

吉尔伽美什的母亲对这一现象的解释如今已残缺不全了，所以并不清楚。但是很明显的是，吉尔伽美什因看见这个降落的物体而感到兴奋──“阿努的手工艺品”──它载着他进行他的旅途。在这个史诗的序言中，古代的作者将吉尔伽美什称作“英明之人，见识过所有事情”：

他见过秘密事件，人类被隐瞒着但他知道；他甚至带来大洪水之前的消息。

他还进行过困难而且使人疲倦的极远的旅行；他回来了，并将他的艰辛通通刻在了石柱上。

吉尔伽美什经历的这个“极远的旅行”，当然是说他前往众神的居所一事；他的伙伴恩奇都（Enkidu）陪伴着他。他们的目的地是提尔蒙之地（Land of Tilmun），因为在那里，吉尔伽美什才可以为他自己升起SHEM。在苏美尔和阿卡德的古代文献中出现的MU和SHEM，在现在的大多数翻译中都被翻译成了“名字”。而我们要使用“飞行器”这个解读，才能使文献的本意表达出来：

统治者吉尔伽美什

将思绪锁定在了提尔蒙

他对他的伙伴恩奇都说：

“噢，恩奇都……

我要进入那片土地，

建立我的SHEM。

在那个SHEM升起的地方

我会升起我的SHEM”

由于无法劝说他，与他商议此事的乌鲁克元老和神们建议他首先要得到乌图/沙马氏的允许和帮助。“如果你想进入那里──告诉乌图”，他们提醒他。“这片土地，是乌图在管辖，”他们一再地对他强调。有了这些建议和预警，吉尔伽美什恳请乌图的批准：

让我进入这片土地，

让我建立自己的SHEM

在这个SHEM升起的地方

让我升起我的SHEM

让我到达我要降落的地方……

让我在你的保护下成功

很不幸，石碑上的一个裂缝使原文残失，让我们无法得知“要降落的地方”是哪里。不过，无论那是哪里，吉尔伽美什和他的伙伴最终到达了那里的外围。那里是一个“限制区”，有令人恐惧的卫兵把手。由于劳累和疲倦，这两个伙伴决定在这里过了夜再继续。

当他们刚睡没多久，就有东西射在了他们身上，把他们弄醒了。“是你弄醒我的吗？”他问他的朋友。“我是醒着吗？”他在想，因为他看见一个不平凡的景象，他大为惊恐，以至于不知道自己是醒着还是在做梦。他告诉恩奇都：

在我梦里，我的朋友，很高的土地倒下了。

它将我甩到很低的地方，压住我的脚……

还有无法抵抗的强光！

一个人出现了；

世上最美的就是他。

他风度翩翩……

他将我拉出倒下的土地。

他给我水喝，我的心平静了。

这个“风度翩翩”人是何方神圣？是谁将吉尔伽美什拉出了崩塌的土地，给他水喝，“安抚他的心”？而“无法抵抗的强光”又是什么，而且还伴随着无法解释的山崩？

说不清楚怎么回事，吉尔伽美什再一次睡着了──不过不是很久。

睡到一半他就醒了。

他起身对他朋友说：

“我的朋友，你叫过我吗？

我为什么醒了？

你没有碰过我？

那我怎么会震一下？

有什么神进过这里吗？

为什么我身体发麻？”

因为这次神秘的惊醒，吉尔伽美什开始思考是谁碰了他。如果不是他的伙伴，那么是有“什么神”从旁走过吗？再一次，吉尔伽美什睡着了，于是有了第三次惊醒。他向他的朋友描述了这样的惊险场面。

我看见的简直太惊险了

天空发出尖叫，大地隆隆作响；

光明消失，黑暗来临。

光芒闪过，一团火焰升起。

云朵膨胀，下起死亡之雨！

接着燃烧停止了，火焰消失了。

所有掉下来的东西都化为尘土。

要看这样的诗文──古人看见了火箭起飞──人们必须要尽力发挥想象才行。首先，巨大的重击声就像是火箭引擎的发动声（“天空发出尖叫”），它伴随着大地的震动（“大地隆隆作响”）。灰尘和烟雾笼罩着发射地点（“光明消失，黑暗来临”）。接着发动着的引擎带来了“光芒闪过”；当火箭向天空飞升，“一团火焰升起”。充满了烟尘和小碎片的云向四周“膨胀”；接着，当它们要掉下来的时候，“下起死亡之雨！”现在火箭已经到了很高的天空，逼近天国了，于是“燃烧停止了，火焰也消失了”。火箭逐渐消失于视野，那些散落的碎片“都化为尘土”。吉尔伽美什被他所见的场景震撼不已，他因此而更想到达他的目的地了。于是他再一次向沙马氏请求保护和帮助。在战胜一个“大得碍眼的守卫”之后，他到达了马舒（Mashu）山，那里能看到沙马氏“升到天国的拱顶”。

现在他已经接近了他的第一个目标──“SHEM升起的地方”。但是在入口处──很明显是建在山里的──由强大的守卫守护着：

他们的恐怖令人生厌，他们的一瞥都带来死亡。他们一闪一闪的射灯在山上扫来扫去。他们看守着沙马氏，当他进行升降的时候。

一个描绘吉尔伽美什和他的伙伴恩奇都的图章，很好地表现出了他们对一位神的恳求，旁边还有一个长得像机器人一样的守卫，他可以用射灯扫描这个区域，还能发射死亡之光。这个描绘让人想到《创世纪》中的陈述，主在伊甸园入口处放置了“旋转之剑”，封锁人类的来路。

当吉尔伽美什解释自己的半神血统，这次旅行的目的（我想询问乌特纳皮斯坦恩生死的秘密），以及是沙马氏允许的这次行动之后，守卫们为他让了路。

在“沙马氏之路”上继续前进，吉尔伽美什发现自己身处彻底的黑暗之中；“看不见前后”，他在恐惧中大喊。在数个BERU（天国的时间或是距离或是角度单位）之后，他仍然被黑暗所包围。最后，“在经过了十二个BERU之后终于变亮了”。

破损和模糊的文献接着说道，吉尔伽美什到了一个华美的花园，那里水果和树木都是用半宝石来雕刻的。乌特纳皮斯坦恩就定居在这里。他把他想问的告诉了他的祖先。吉尔伽美什得到的答案是让人失望的：人类，乌特纳皮斯坦恩告诉他，是不能避免他的凡人宿命的。然而，他又给吉尔伽美什讲述了一种方法可以推迟死亡，并向他透露了青春植物（Plant of Youth）的地址──“人类可以返老还童”，它有着这样的名号。吉尔伽美什很成功地得到了这种植物。但是，就像是命中注定，他在回来的路上愚蠢地搞掉了它，空手回到乌鲁克。

先撇开这篇史诗的文学和哲学价值，吉尔伽美什的故事最吸引我们的是它的“航空”方面。吉尔伽美什需要得到一台SHEM才能到达众神的住所，毋庸置疑那就是一艘火箭船。而他还在靠近“发射地”的地方目睹了一艘火箭的发射。这个火箭，看得出来，是被放置在一坐山里的，而且这个地方还是一个被严密守护的禁区。

大家都知道，没有任何有关吉尔伽美什所见景象的图画描述。但在一个埃及官员的墓中所发现的图画，描绘了在一个遥远的树木环绕的地方，有一个火箭头露出地表。 

火箭的机身很明显是被存放在地下的，那里是一个人造的发射井一样的筒形建筑，并用豹皮作为装饰。

对于现代绘图员来说，古代的绘图者想表达的是一个地下发射井的横截面。我们可以看见这艘火箭是有隔间的。最下层里面有两个人，身边有软管。在他们上面那一层里，有三个圆形面板。将火箭头──本本石──的大小与火箭里的两个人的大小，以及站在地面上的人的大小进行比较，可以证明，这个火箭头等同于苏美尔的MU，“天上的房间”──可以很轻松地搭载一到两个飞行员或乘客。

提尔蒙是吉尔伽美什的目的地。这个名字直译过来意思是“飞弹之地”，SHEM在这个地方被发射起来，这个地方由乌图/沙马氏管辖，在这里可以看见他“上升到天国拱顶”。

虽然与这位十二大神之一的乌图相对应的天体是太阳，但我们不太建议太阳在这里就真的是表达太阳这个意思，而是在说明他的能力。乌图的苏美尔名字的意思是“光明之人”。他的派生出来的阿卡德名字──希美斯（SHEM-ESH）──更是直接：ESH意思是“火焰”，而SHEM的本意是什么我们都知道。

乌图/沙马氏是“火箭船里的神”。我们认为，他是神的航天站的指挥长。

 

 第五章续2009-11-11 13:29乌图/沙马氏所扮演的指挥官角色，由他安排的通往众神居所的航行，以及他的手下的职能，在另一个讲述凡人升天的苏美尔文献中，有着更为详细的描述。

苏美尔的国王记录表告诉我们，那里的第十三个统治者是伊塔那（Etana），“升入天国的人”。这个较短的记录不太需要详尽的表述，因为关于这个人类国王升天的故事，在近东早已广为流传，而且有着众多的图画描绘。

伊塔那是由众神指派来带给人类安全和繁荣的国王。但是伊塔那似乎不能生一个孩子来继承这个王位。唯一有用的方法是从天国里拿到生育植物（Plant of Birth）。

就像后来的吉尔伽美什，伊塔那向沙马氏申请同意和支持。如史诗中描述的，我们很容易就能得知，伊塔那是如何向沙马氏要求一个SHEM的。

噢，主，希望你能同意

赐予我生育植物

带给我生育植物

去除我的障碍

为我打造一个SHEM

通过祈祷和用羊只献祭，沙马氏同意了向伊塔那提供一个SHEM。但并没有说是SHEM，沙马氏说的是，一只“鹰（Eagle）”会将他带到答应他的天国之地。

沙马氏事先就告诉了鹰这个即将执行的任务，并指挥伊塔那去那个停放鹰的坑。“沙马氏，他的主人”向这只“鹰”传达了秘密信息，告诉这只“鹰”：“我将送一个人到你这里来，我会牵着他的手……带他到你这儿……照他说的去做……听我的指挥。”

到达了沙马氏所说的地方，“伊塔那看见了个坑”，并且在那里面“有一只鹰”。在“英勇的沙马氏的指挥下”，这只鹰开始与伊塔那交流。伊塔那再一次解释他的目的和目的地。

于是鹰就交给了伊塔那“将鹰驾驶出坑”的步骤。前两次尝试失败了，但第三次鹰起飞了。在黎明到来的时候，鹰通知伊塔那：“我的朋友……我将载你到阿努的天国！”并告诉他如何驾驶，鹰就起飞了──很快就升到了高处。

虽然有现代的宇航员在火箭里描述地球是什么样的，这个古代的讲故事的人，同样在这个故事里描述了在伊塔那的眼里，地球是怎样越变越小的：

当他载着他飞行了一BERU之后，

这只鹰向伊塔那说道：

“看吧，我的朋友，大地是怎样的！

看那大山看那海：

大地变成了一个小丘，

而那大海也成了一盆水。”

鹰越飞越高；地球越来越小。当他载着他飞了另一个BERU之后，鹰说：

“我的朋友，

看一眼大地是什么样的吧！

它就像是一个犁沟

宽阔的海洋就像是一个面包篮。”

当载着他飞了三个BERU之后，鹰说：

“看吧，我的朋友，大地变成了什么样！

整个大地都变成了花园里的沟渠！”

之后，他们继续上升，地球突然消失于他们的视野里。

当我环顾四周，大地消失了，

在大海之上我的双眼无法看东西。

在一个版本的神话里，鹰和伊塔那确实是到达了阿努的天国的。但在另一个版本中，当伊塔那看不见地球时，他心生胆怯，并让鹰返航并“降落”（plunge down）地球。

再一次，我们在《圣经》中也找到了与之对应的描述，即从高空观看地球景象的文段。赞美主耶和华，先知以赛亚这样描述他：“是他坐在地球大圈之上，这里的居民看上去就像是昆虫。”

伊塔那的神话告诉我们，为了寻找一个SHEM，伊塔那不得不与一只被放在坑里的鹰交谈。

一个图章上描述了一个很高的、带翅的建筑（发射塔？），在那上面停放着一只鹰。 

那只带着伊塔那去天国的鹰到底是谁？或者，它到底是什么？

我们忍不住要把这些文献中的描述与1969年时，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的指挥官尼尔·阿姆斯特朗（Neil Armstrong）带回地球的信息进行比较：“休斯顿（Houston）！这里是宁静海基地（Tranquility Base），鹰已着陆！”

他是在报告人类第一次登月。“宁静海基地”是着陆地点；鹰是从飞船上脱离下来并带着两个宇航员进入月球（并在最后返回飞船）的登月舱的名字。当登月舱第一次从飞船上分离出来，开始在月球轨道上独立飞行的时候，宇航员们告诉在休斯顿的指挥部：“鹰有翅膀。”

然而“鹰”同样也代表控制飞船的宇航员们。在阿波罗11号的任务里，“鹰”同样也代表着宇航员本身，在他们所穿的制服上，也有这样的标志。就像在伊塔那神话中一样，他们就是能飞、能说话、能与人交流的“鹰”。 

古代的艺术家是如何描述神的飞船里的宇航员的？他们是否有机会来描述这些鹰？

而这正好是我们所发现的。一个在大约公元前1500年就刻好的亚述图章中，有这样的描述：两个“鹰人”在向一个SHEM致敬！ 

针对“鹰”──也就是“鸟人（Bird-men）”──的描绘已经被发现了。大多数描绘中，他们都在生命之树一旁，就像是在强调，他们的SHEM是连接有着生命面包和生命之水的天国的纽带。确实，在阿达帕、伊塔那和吉尔伽美什的故事中，都表述他们有着一种正常的生命轨迹。 

还有很多鹰人的描绘很清楚地显示了他们不是外形奇怪的“鸟人”，而是具有人性的穿着，带有鹰形象衣服或制服的生物。关于已不存在的神铁烈平（Telepinu）的赫梯神话，记录了“大神和次神都开始寻找铁烈平”，而且“沙马氏派出了一只迅捷的鹰”去找他。

《出埃及记》（Book of Exodus）有一段记录，说神想到了以色列的孩子，“我放你们在带翅的鹰上，带你到我面前”，很明显，到达天堂的方式是在一只带翅的鹰上──和神话中讲述的一样。《圣经》中有许多文段，像是描述一种事实，将这位神祇描述成带翼的。波阿斯（Boaz）迎接鲁斯（Ruth）到犹地亚，被说成是“在”主耶和华“翅膀下到来”。赞美诗的作者在“他的翅膀下的阴影中”寻求安全，并描述了主从天国下降到地球：“他登上了基路伯（Cherub）飞走；在风翼上飞行。”通过分析《圣经》中的EI（作为神的称号或族谱符号而使用的词）和迦南的EI，S.朗盾在《闪族神话》（Semitic Mythology）一书中指出，它们都将带翅的神描绘在文献和硬币上。

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始终都将乌图/沙马氏描述成管辖SHEM和鹰的发射地点的神。和他的下属们一样的是，他也常常穿戴着一套象征权力的鹰服。正因有着这样的身份，他才能赋予国王们“在鸟翼上飞行”的特权，并让他们“从低空上升到高空”。而且当他自己在一个喷火的火箭里飞升到高空的时候，他“用一段漫长的时间，延伸了未知的空间”。

苏美尔用于表达与航天有关的物体的术语，不仅仅局限在诸神乘坐的ME或是他们的圆锥形“战车”MU'S上。

苏美尔文献认为乌图的城市西巴尔有一个主要部分，隐蔽和保护在坚固的围墙之中。在这些墙里伫立着乌图神殿，“一座像是天国建筑的房子”。在神庙的一个内院里，同样是在围墙内，伫立着“高耸的，坚固的APIN，意思是“一个要费力穿过的物体”。

在乌鲁克的阿努神庙中发现的图画描述了这样一个物体。我们很难在几个世纪前猜测这个物体到底是什么；不过现在我们知道了，这是一个多级火箭，在它的顶部就是圆锥形的MU，或者直接说，指挥舱。 

文献中还有证据表明，苏美尔的诸神不仅仅是乘坐“飞行房间”漫游于地球的上空，同时他们还使用了这样的多级火箭来进行太空旅行，而这种神圣的物体就停放在位于西巴尔的乌图神殿里。我们已被告知，在博尔那（Burner）的最高法院里，目击者们必须在一个内院里发誓，他们站在一个通往三个“圣物”的门廊前。他们被取名为“金球”（乘员舱？），基尔（GIR）和阿莱克马哈拉第（alikmahrati），意思是“让船舰前行的推进器”。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发动机或引擎。

这艘三级火箭的顶端带有指挥舱，底部带有引擎，中间则是基尔。基尔，在与空中飞行相关的事务中广为使用。吉尔伽美什在沙马氏的发射地入口所遇见的守卫，被称作基尔曼（gir-men）。尼努塔尔神庙中，最神圣也是守卫得最为严密的区域，被称作基尔苏（GIR.SU，意为“基尔升起的地方”）。

基尔在当时是广为人知的。这个词形容的是一个有着锐利边缘的物体。仔细看基尔的图形符号，能更好地明白它的“神圣”性。因为我们所看见的是一个长型如箭矢形状、并被分为很多个部分或隔间的物体： 

MU可以独自在地球上空盘旋，当和基尔附着在一起的时候则能在空中飞行，当然它也能作为指挥舱装在多级火箭的顶端。这可以证明苏美尔的工程师──那些天地众神是多么心灵手巧。

 回顾一下苏美尔的图画和表意文字，我们有无数个理由相信，这些东西的创作者一定非常熟悉这些带有喷射火焰、飞弹状舱体和“驾驶室”的火箭的形状和作用。 

最后，让我们再看看苏美尔象形文字里的“神”。这是一个双音节词：丁基尔（DIN.GIR）。我们已经看见过GIR的符号：带有鳍状物的两节火箭。DIN，它的第一个音节，意思是“正直”、“纯洁”、“光明”。放在一起，这个作为“神”或“神圣生物”的丁基尔的意思就是“光明的正直者”，或者，更加明确一点，“炙热火箭中的纯洁者”。

丁的象形符号让人很轻易地看出，这是一个在尾部喷射着火焰的喷嘴引擎，而在前部却有个莫名其妙的开口。但这种莫名疑惑的感觉转变成了惊讶，如果我们将这两个象形文字结合起来“拼写”DINGIR，鳍状GIR的尾部就和丁的头部开口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 

这个使人大吃一惊的结果描绘了一个带有火箭推进器的太空船，还有停靠在母船上的登陆舱，每个部分都能与其他部分很好地组接在一起：推进器部分包含着引擎，在中央部分是补给和装备，以及圆柱形的“天房”，住着被称作丁基尔的人或诸神：数千年前的宇航员。

这里是否有一些疑问，关于古代人称他们的神是“天上与地上的神”，而直接的翻译应是，他们是从其他地方，是从天堂来到地球的人？

由此我们完全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那些古代的神以及他们的交通工具，毫无疑问地，来自于宇宙的其他地方，而他们原本也是血肉之躯。

甚至就连《旧约》的编著人──他致力于《圣经》为唯一的神──都认为有必要讲述在很早之前的地球上，有很多这样的神圣生命确实存在。

一个难以理解的章节──也是神学家最讨厌的章节──是《创世纪》第六章的开始。它插在亚当以下人类的繁衍，和大洪水前的人类觉醒之间。它毫不含糊地陈述道：

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

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这些经文的含义，与讲述苏美尔神，他们自己及其儿子和孙子，还有介于人神之间的半神后代的神话故事，将进一步符合。当我们继续读下去的时候：

那些时候及往后，纳菲力姆在地球上，

那时神的儿子娶了亚当的女儿为妻，

他们生了孩子。

他们是永恒的强者──SHEM中人。

后者的翻译绝不是传统译法。很长一段时间，“纳菲力姆在地球上”一直被翻译为“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译注：见中文旧版《圣经-旧约》创世纪6：4）”。然而不久之前的翻译认识到了这个错误，于是简单地在译文中保留了希伯来语Nefilim（纳菲力姆）一词。“SHEM中人”这一句，在预料之中，被翻译成了“有名字的人”，由此衍生为“有名望的人”。但就像之前我们所说的，SHEM一词必须采用它的原始含义──火箭，飞船。

那么，纳菲力姆这个词，到底又是什么意思呢？源于闪族的NFL（“被降下的”），它的意思的确就是它所表达的：它代表的就是那些降落到地球的人！

当代神学家及《圣经》学者似乎是有意避开了这些难解的经文，要么将它们翻译为一个比喻，要么直接将它们全部忽略掉。然而，第二圣殿（Second Temple）时期的犹太文献，确实与有关“堕落天使”的传统说法有着共鸣。一些早期的学术研究甚至还提到了这些“从天堂坠落到地球”的神圣生物的名字：沙穆-哈宅（SHEM’s lookout，意为“SHEM的瞭望塔”），乌撒（Uzza，意为“强大”），乌兹-艾（Uzi-EI，意为“神力”）。

十九世纪著名的犹太《圣经》评论员马尔毕姆（Malbim）认识到这些古代经文并解释说：“古代的一国之主都是从天国下降到地球的诸神的儿子们，他们统治了地球，并在人类的女儿中挑选自己的妻子；他们的后代则包括了那些英雄和强者，王子和女王。”这些故事，马尔毕姆说，是关于非基督教神“及神的儿子，在太初之时从天国坠入地球……所以他们称自己为‘纳菲力姆’，意思是坠落之人。”

不论是否它们在神学本身上有所暗示，这些经文最原始的意思绝对不能忽略：诸神的儿子们来到地球，他们是纳菲力姆。纳菲力姆又是SHEM里面的人──火箭里的人。那么，从今以后，我们应该归还他们在《圣经》中的真实名字。

谢选骏指出：人说“苏美尔和阿卡德文献毫无疑问地表明了古代近东的居民是天上和地上的诸神，他们可以从地上升到天国，就像是任意地在地球上空漫步一样。”

我看这是神话与历史混为一谈了，然而并无天文学和考古学方面的依据。

【第六章 第十二个天体】

既然地球曾被来自其他地方的高级智能生物造访过，那么，一个更进一步的假说就是：在另一个星球上，存在着比我们更为高级的文明。

在过去，围绕外星高等生物的推测，都是认为他们来自火星或者金星。然而，现在我们相当确定，这两个地球的邻居既没有高等生物也没有高等文明。所有那些仍持有地球曾被造访观点的人于是将眼光放到了其他的星系，认为那些更加遥远的星球才是这些外来宇航员的故乡。

这些假说的优势是，它们既不能被证明是真的，同时也不能被证明它们就是错的。而劣势则是他们所提出的外星“故乡”到地球的距离之远，对我们这种生物来说完全是个幻想，即便是光速也需要很多很多年才能到达。由此，这些假说的倡导者又提出了另一种假设，那就是，他们当初进行的只是通往地球的单程旅行：一队宇航员执行不返回任务，或者是一艘失控的宇宙飞船迫降到了地球。

这很明显不是苏美尔人所说的天国诸神。

苏美尔人认为有一个“天国居所”的存在，那是一个“纯洁之地”，“太初的居所”。当恩利尔、恩基和宁呼尔萨格去了地球并在那里安家的时候，他们的父亲阿努则在天国里做统治者。这可不是在众多的经文中偶尔才提到，而是有着详细的“神祇名单”，并在阿努“纯洁之地”的王座前，明确地写上了二十一对神祇伴侣的名字。

阿努自己则亲自统治着一座巨大而辉煌的宫廷。就像吉尔伽美什提到的（《以西结》书也有同样的观点），那是一个由宝石镶嵌着的美丽花园。阿努和他的结发妻子安图及六个妾、八十个子孙（其中有十四个是安图所生）一起生活在那里，还有他的总理大臣，三个管理Mil（火箭船）的指挥官，两位武器管理员，两位掌管写作知识的大师，一位财政大臣，两位主法官，两位“有着声音印记的”神，和两位大文士和他们手下的助理文官。

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常常提到阿努居所的富丽堂皇，以及那些守卫在大门前的全副武装的神祇。关于阿达帕的神话，记录了恩基向他提供了一个SHEM：

为他指一条通往天国之路，

到那要上去的天国。

当他升到了天堂，

他到达了阿努之门。

塔穆兹（Tammuz）和基兹达（Gizzida）守卫着

阿努之门。

阿努的王座室是众神集会的地方，有SHAR.UR（皇家猎手）和SHAR.GAZ（皇家杀手）守护。这里有苛刻的进入和就坐礼仪：

恩利尔进入了阿努的王座室，

坐在了右边皇冠的地方，

阿努之右。

艾进入了阿努的王座室，

坐在了神圣皇冠的地方，

阿努之左。

古代近东的天地众神不仅只是从天国来，还可以回到天国去。阿努偶尔会从天国来到地球进行访问；伊南娜至少两次去了阿努的天国居所。恩利尔在尼普尔的中心装备着“天地纽带”。沙马氏管辖着鹰和火箭发射地。吉尔伽美什去过永恒之地并返回乌鲁克；阿达帕也有过类似的旅行并在之后回到了地球；同样做的还有《圣经》中推罗的国王。

古斯塔夫·古特博克（Gustav Guterbock）对一些讲述阿普卡尔（Apkallu）──源于苏美尔文AB.GAL，意为“伟大的领导者”或“指点方向的大师”的阿卡德词汇──的美索不达米亚文献的研究，证明了他们就是我们已经知道的、被描述为“鹰”的“鸟人”。为他们歌功颂德的文献提到，他“从天堂带着伊南娜，在伊安纳（E-Anna）神庙降落”。这一段以及其他一些文献都指出，阿普卡尔是驾驶着太空船的纳菲力姆的宇航员。

双向旅行不仅是可行的而且还是预先制定好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在决定于苏美尔修建众神的门廊巴比利（Babili）之后，诸神的领袖解释说：

当要去太初之地，

你们一起起飞，

应该有个夜里休息的地方，

来接纳你们。

当从天国而来，

你们一起降落，

应该有个夜里休息的地方，

来接纳你们。

同时，苏美尔人并没有说他们的神来自遥远的星系。众神居所的“遗址”在这里显露了出来，它就在我们的星系里。

我们看见过沙马氏穿着他的制服，就像是鹰的指挥官。在他的两个腕关节，戴着看上去像是表的物体，用金属扣卡住。其他的鹰的描绘显示出，所有重要人物都带着这样的东西。而它是真正有用还是仅仅作为装饰，我们无从知晓。只是所有的学者都同意，这些物件表示的是圆花饰──由中心放射出来的“花瓣”串。

这种花饰是古代神庙符号中最常见的装饰，盛行于美索不达米亚、西亚、小亚细亚、塞浦路斯、克里特和希腊。比较被认同的观点是，将这些花饰作为神庙符号是因为它们代表着生长或者某种已经风格化的天物形象──行星环绕的太阳。这些古代宇航员将这样的符号放在制服的腕部更是支持了这一说法。

从一个关于阿努的天国门廊的亚述描绘可以看出，古代人熟知的一个星系就像我们现在的太阳系。门廊两侧是两只鹰──指出需要他们的服务才能到达天国居所。带翼的球──象征着至高无上的神圣──标志在门廊上。它被架在月牙和七颗天体之间，象征着（我们相信）阿努被恩利尔和恩基环绕着。

这些符号所指示的天体到底在什么地方？哪里才是天国居所？古代的艺术家们用另一个描绘来回答：一个大的天神将自己的光束散发到十一个环绕着他的小一点天体上。这是指的太阳，由十一颗行星环绕。

当然这并是唯一一幅有这种场景的画，柏林博物馆的另一幅古代近东的作品，就描画了相似的事件。 

当柏林图章上的天体或者神祇被放大之后，我们可以看见，七个天体环绕着一个大的、发光的星星，它们依次由二十四个小球连接着。这仅仅只是巧合吗？因为我们星系也刚好有二十四个行星的卫星。

当然，也有一些蹊跷。描绘着太阳和十一个天体的这些图案表示着我们的星系，因为我们的学者告诉我们太阳系由太阳、地球和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组成。也就是说，除开太阳，只有十个行星，哪怕把月亮也算上了。

但这并不是苏美尔人想说的。他们认为，我们的太阳系是由一个太阳和十一个行星（包括月亮）构成的，除了我们今天已经知道的行星，我们的星系还有第十二个成员──纳菲力姆的家园。

我们可以称之为“第十二个天体”。

在我们考证这个苏美尔信息的准确性之前，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自己的天地观。

今天我们知道，在巨行星木星和土星后面──在宇宙中这种距离甚至可以忽略，但对人类来说这是极其遥远的──还有两颗较大的行星（天王星和海王星），以及第三个，小一点的冥王星。但这样的观念其实也是不久之前的事。天王星的发现是用天文望远镜证实的，那是在1781年。在观察它接近五十年之后，一些天文学家指出它的运行轨道是受了另一颗行星的影响。在一系列精确的计算和推断之后，那颗被忽略的行星──海王星──在1846年被天文学家们指出了所在位置。接着，十九世纪末，又有证明指明海王星受着某种未知力场的拉扯。那么还有另外的行星存在于我们的星系吗？这个问题结束在1930年，天文学家通过观测发现了冥王星，并为其定位。

而在那些更早的岁月，人们相信我们的星系只有七颗行星：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而地球当然不被算成行星，因为它理所当然是宇宙中心，其他天体都围绕着它运行──地球是神创造的最重要的天体，在地球上，则是神最伟大的造物，人。

我们的教科书当然有着这么一章，赞扬尼古拉斯·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发现地球仅仅只是一颗普通的行星，在一个“日心说”系统中围绕太阳运行。这个发现动摇了地心说和地球的神圣地位。他由于惧怕狂怒的天主教会，所以一直等到他去世的时候（1543年）才出版了《天体运行》（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一书。

几个世纪之前的发现时代（Age of Discovery），哥伦布（Columbus）、麦哲伦（Magellan）和其他航海家的发现，也证明了地球不是平的而是圆的。这是哥伦布通过精确计算和在古文献中搜寻答案发现的。有一位支持哥白尼的教会人士，名叫卡蒂诺勋伯格（Cardinal Schonberg），在1536年写给他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发现你不仅仅是知道古代数理的基础，还创造了一个全新的体系……地球是运动的，而太阳才是中心，它居于最主要的位置。”

基于希腊和罗马的理念，人们认为地球是平的，被遥远的天空覆盖着，而天上则布满了星星。与那些镶在天幕上的星星不同，有七个行星（希腊语中的wanderer，意为“流浪者”）绕着地球转。这七个行星根据一周七天和它们的名字来命名：太阳，SUN（星期天，SUNDAY）；月亮，MOON（星期一，MONDAY）；火星，MARS（星期二，MARDI）；水星，MERCURY（星期三，MERCREDI）；木星，JUPITER（星期四，JEUDI）；金星，VENUS（星期五，VENDREDI）；土星，SATURN（星期六，SATURDAY）。 

这种天文观点来自公元二世纪时埃及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的天文学家托勒密（Ptolemy）。托勒密的宇宙观一直延续了超过1300年──直到哥白尼将太阳放到了宇宙中心。

当一些人将哥白尼称为“现代天文学之父”的时候，其他人则认为他更像是一个早期理念的研究员和重现者。事实上，他深入研究了在托勒密之前的希腊天文学文献，比如希帕恰斯（Hipparchus）和萨摩斯岛（Samos）的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后者于公元前三世纪指出，如果是太阳──而不是地球──是宇宙中心的话，那天体的运行便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事实上，在哥白尼之前大约2000年，希腊的天文学家已经从太阳开始，通过正确的顺序排列了那时已知的天体，而且认定是太阳，而不是地球，位于星系的中心。

日心说的观点仅仅是被哥白尼重提了；而更有趣的是，公元前500年的天文学家比公元500年和公元1500年的天文学家知道的都还要多。

的确，学者们现在都很难解释，为什么先是后希腊（later Greeks）再是罗马认为地球是平的，它浮在一层黑暗之水上，水下则是哈迪斯（Hades）或者“冥界”。而更早的希腊天文家们留下的证据，却显示他们反而知道得更多。

希帕恰斯，生活在公元前二世纪的小亚细亚，讨论过“冬至与夏至的标志移动”，现在这个现象被称为分点岁差。但是这种现象只能在“球面天文学”中进行解释，也就是需要一个球形的地球，被其他一些球形天体环绕着，并且，都在一个球面宇宙中。

那么希帕恰斯早就知道地球是球形的了？他的计算和推测是基于球面天文学的吗？与之同样重要的，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种岁差现象可以通过将春分时间和黄道带星座上太阳的位置（从地球上看上去）进行联系来观测。然而从一个星宫向另一个星宫的切换需要2160年。很显然，希帕恰斯不可能活那么长的时间来做这样的天文观测。那么，他是从哪里得到这样的信息的？

尼多斯（Cnidus）的欧多克索斯（Eudoxus），一个生活在希帕恰斯两个世纪前的小亚细亚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设计了一个天球，这个球上描绘了黄道带的星座。但是如果欧多克索斯将天想成一个球型，那么地球呢？他会认为这个球状天是依赖在平面地球上──这是个最尴尬的安排──或是他知道球状地球由球状天所包围着？ 

欧多克索斯的研究原本已经失传了，但感谢阿拉托斯（Aratus）的诗歌让它们得以流存到我们的时代。阿拉托斯是公元前三世纪的诗人，他将天文学的事实“翻译”成诗歌的语言。在这首诗中──圣保罗（St.Paul）一定很熟悉它，他曾引用过──这些星座被极为详细地描述，“画满了”，并把它们的分组和命名归在了一个很遥远的年代。“昔时之人构想的系统和命名，他们找到了合适的名字。”

那些被欧多克索斯认为构想星座的“昔时之人”是谁？从诗中明显的线索来看，现代天文学家相信，希腊经文描述的天，就跟在公元前22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所观测到的一样。

同时，小亚细亚的希帕恰斯和欧多克索斯都被认为有可能是从赫梯得到这些知识的。也许他们甚至还去过赫梯的都城，看见过那些刻在岩石上的神圣队列；因为在那些行进的神祇中，两个牛人（bull-men）举起一个球体──它可以很好地激发欧多克索斯设计他的天球。 

是否那些生活在小亚细亚的早期天文学家，比他们的继任者更了解情况──因为他们利用了美索不达米亚的资源？

实际上，希帕恰斯在他的记录中证实了，他的学说是基于已积累了上千年的知识上的。他称他的导师为“埃里克（Erech）、博尔西巴（Borsippa）和巴比伦的天文学家”。罗兹（Rhodes）的吉米纽斯（Geminus）命名“迦勒底人（古巴比伦人）”为月球精确移动的发现者。史学家迪奥多罗斯·塞库鲁斯（Diodorus Siculus），在公元前一世纪写下的文字证明了美索不达米亚天文学的精确。他陈述道：“迦勒底人为行星命名……在他们星系的中心是太阳，那朵大光；其他行星都是他的‘后代’，反映着太阳的位置和光辉。”

已知的希腊天文学知识源头是迦勒底；那些早期的迦勒底人掌握了比他们的后人都还要伟大和精确的知识。一代又一代，遍及整个古代世界，“迦勒底”这个名字是“占星师”和天文学家的代称。

亚伯拉罕从“迦勒底的乌尔”中出来，当他讨论着希伯来未来的后代时，被上帝告知应凝望星星。确实，《旧约》充满了天文信息。约瑟将自己和兄弟同十二个天体进行比较，族长雅各将他的十二个后代与黄道十二宫建立关系来祝福他们。对于天的科学划分，以及其他天文学的信息，由此在古代近东流行起来，那时可比古希腊要早得多。

早期希腊天文学家从美索不达米亚天文学中汲取的领域一定是很广泛的，因为考古学家们所发现的，足以构成一次文献的山崩──无数的文稿，描述，图章，浮雕，绘画，天体名单，占卜涵义，日历，太阳和其他行星上升下降表，以及日月食预测。

很多后来的此类文献，都很显然是更具占卜意义的。天和天体的运行成为了国王、神庙祭祀甚至普通百姓最为关心的头等大事；这种对星星的观测似乎是打算从天空中找到地球上所发生事情的答案：战争，和平，富足，饥荒。

R·C·汤普森（R.C.Thompson）在他的《尼尼微与巴比伦的法师和占星师口供》（The Reports of the Magicians and Astrologers of Nineveh and Babylon）一书中，编译和分析了上百个公元前一世纪的文献资料，他告诉我们，这些观星者是试图从一种自然视角来观测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以及人民之上的统治者的命运，而不是一个个体的命运（如现在的星宫算命法）：

当月亮在预计出现的时刻却看不见的时候，

一个强大的城市将遭到侵略。

当一个彗星到达了太阳的轨道，场流（field-flow）减小；

一次骚乱将发生两次。

当木星与金星同时离开的时候，

地上的祷文将进入诸神的心。

如果太阳出现在月亮的宫位，

这片土地的君王将有着牢固的王位。

这些占星术甚至还需要广泛而精确的天文学知识，如果没有掌握那些知识的话，你会一个预兆也看不见。美索不达米亚人掌握了这样的知识，并区分开了所谓“不动”的星星和“漫游着”的行星，还知道太阳和月亮既不是不动的星星也不是普通的行星。他们很熟悉彗星、流星和其他天文现象，并计算出太阳、月亮和地球的移动与预测日月食之间的关系。他们观察着天体的运行，并将它们与地球的轨道联系，发现它们在太阳系中旋转。

为了让天体的运行轨迹及其天宫位置与地球和它们彼此之间保持联系，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制作了精确的星历表。这个表能够定位并预测天体的未来位置。乔治·萨顿（George Sarton）教授，《公元前最后三世纪的迦勒底天文学》（Chaldean Astronomy of the Last Three Centuries B.C.）一书的作者，发现他们用两种方法进行计算：后一个在巴比伦使用着，较为古老的则来自乌鲁克。他对于后者的意外发现，让人们看到这种乌鲁克的方法相比之后的方法更加成熟和精确。他解释了这种令人吃惊的现象，指出希腊和罗马不正确的宇宙观源自一个几何世界观的变形，而迦勒底的占星师和天文家，则继承了苏美尔人的想法和传统。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重现天日，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我们知识的根源无论是在天文领域还是其他很多领域，都是扎在美索不达米亚的。而犹其在天文方面，我们继承和发扬了苏美尔的遗产。

萨顿的成果经O·纽格伯尔（O.Neugebauer）深入而广泛的研究得以加强。在《楔形文字的天文手册》（Astronomical Cuneiform Texts）一书中，纽格伯尔说他很惊讶地发现，巴比伦的这些天文学家的星历表十分精确，却并不是自己观察得来的。相反，它们是“通过一些固定的计算……给予”并使用的，“并不受干预”。也就是说，他们不干预那些“固定的”算法。

这种对“算术”的坚持得到了带有星历表的“步骤资料（procedure texts）”的帮助，它基于某种“严格的数学理论”，“给予了计算星历的每一个步骤的规定”。纽格伯尔指出，巴比伦天文学家对这种系统是无知的，哪怕他们的星历和他们的数学计算都基于此。他同时还认为，这个精确图表的“观测和推论基础”的范围是很广的，这与现代学者们也不同。然而他相信一点，古代天文理论“必定是存在的，因为如果没有一个非常详尽的计划阿尔弗雷德·耶利米亚（Alfred Jeremias）教授在《古代东方精神文化手册》（Handbuch der Altorientalischen Geistkultur）一书中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学家很熟悉逆行现象（phenonmenon of retrograde）──从地球上看行星，有时会感觉行星轨迹不稳定甚至呈蛇形，这是因为地球绕太阳运动的速度比其他行星要么快一些，要么慢一些。这些知识的重要意义不仅仅体现在逆行是一种与围绕太阳的轨道相关联的现象，同样还体现在了观测上。

这些结构复杂的理论是在哪里产生的呢？纽格伯尔指出：“在步骤资料里，我们看见了一大批完全无法阅读的术语，不过懂它们的意思。”一定有另一群远远早于巴比伦时期就掌握了天文和数学知识的人，当然，比后来的亚述、埃及、希腊和罗马还要早得多。

巴比伦人和亚述人将他们大部分的天文学努力都融汇到了一部精确的历法中。就像犹太历法，它是一部以月亮为主体的太阴历，将一年设置为刚刚超过365天，每个太阴月都刚刚低于30天。历法对于日常事物和其他小事都是相当重要的，它的准确性可以让人们确定哪一天是一年中较为特殊的节日或时刻，或者是祭神的日子。

要测量并把握太阳、地球、月亮和其他行星的复杂的移动规律，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学家和祭司相信一种复杂的球面宇宙学。在这种学说看来，地球是一个带有赤道和两极的球体；天空，则由假想中的赤道和极线分开。天体的经过与黄道带有关，黄道带是我们在地球上看到的太阳运行的轨迹，也就是太阳在“天球”上运动的轨迹；此外，这个年代所使用的天文知识还包括对岁差和冬夏二至点（solstices）的认识。

然而巴比伦和亚述并没有制定出一部自己的历法或者为之设定很好的秩序。他们的历法──和我们所使用的一样──源自苏美尔。有学者发现过一部历法，在很久很久之前就开始使用了，它是所有后来历法的基础。最重要的历法是尼普尔历（calendar of Nippur），而尼普尔正是恩利尔的地盘和管辖中心。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个历法正好是基于尼普尔历的。

苏美尔人认为，当太阳越过春分点的时候，新年就到来了。S·朗盾在《德莱海姆档案》（Tablets from the Archives of Drehem））中发现，舒尔吉（Shulgi，又称Dungi）──大约公元前2400年的乌尔统治者──留下的记录中，显示尼普尔历选择了一个特殊天体，它能够测算出新年的具体时间。对于这一点，他指出，“可能是在舒尔吉时代2000年之前”完成的──也就是大约公元前4400年！

难道这就是苏美尔人在没有必要设备的时候，仍然拥有了如此成熟的天文学和数学知识的原因，哪怕它们是基于球面宇宙学和几何学上的？

他们有这样一个术语──DUB──（在天文学中）意思是360度“世界圆周”，同时，他们也提到过天空的曲度和弧度。根据他们的天文和数学计算，他们画出了AN.UR──以他们测量出的天体的升降为标准的假想的“天平线”。他们还假想了一条与这条天平线相垂直的竖线，叫做NU.BU.SAR.DA；在它的帮助下他们得知了天穹的顶点（zenith point）并称其为AN.PA。他们描绘出了被我们称作子午线的经线，称其为“分级的轭（the graded yokes）”；纬线被称作“天国中线（middle lines of heaven）”。纬线标出了苏美尔的（冬、夏）至点，例如，AN.BIL的意思是“天国的炙热之点”。

阿卡德人、哈兰人、赫梯人和古代近东的其他杰作，都是苏美尔原版的翻版，他们大量学习了苏美尔与天体和天文现象有关的语言和词汇。巴比伦和亚述学者在碑刻上列出星体表或计算行星运行时，往往标注出它们的苏美尔出处，并指出他们是在引用或者翻译。曾于亚述巴尼波时代被存放于尼尼微图书馆的25000个天文学和占星学文献，显示出它们所承载的正是苏美尔的知识。

是不可能制定出一套高难度的计算法则的。”

一个主要的天文学说被巴比伦人称作“主之日（The Day of the Lord）”，是从亚甲的萨尔贡时代留下的苏美尔碑文中拷贝来的──萨尔贡时代是公元前第三个千年。一个来自乌尔第三王朝时期──同样是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碑刻，十分清晰地描述并列出了一系列天体，现代学者甚至很轻松地就能识别它们的身份，就像是读一个星座分类资料一样。它们包含了大熊座（Ursa Major，即北斗星），天龙座（Draco），天琴座（Lyra），天鹅座（Cygnus）和仙王座（Cepheus），以及北边天空的北三角座（Triangulum）；猎户座（Orion），大犬座（Canis Major），长蛇座（Hydra），乌鸦座（Corvus），和南部天空的半人马座（Centaurus）；最后，还有大家都很熟悉的黄道十二宫。

在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天文学的秘密被天文学家和祭司们守护、学习和传播着。三位耶稣会神父──约瑟夫·艾平（Joseph Epping），约翰·斯特拉斯曼（Johann Strassman）和法兰兹·X·库格勒（Franz X.Kugler）──将失落的“迦勒底”科学带给了我们。库格勒在他的杰作《巴比伦的星学和占星师》（Sternkunde und Sterndienst in Babel）中，解读了一大批文献和列表。有一个例子，是用数学方法“回溯天空”，可以显示出在公元前1800年，在巴比伦上空一个有三十三个天体的清单，非常整齐地排列成现在的样子。

在完成了判定哪些是真正的星群、哪些又只是一些子群的大量工作之后，世界天文组织于1925年同意把从地球上看见的天空分成三个部分──北部、中部和南部──并把其中的星星归类于八十八个星座。这项工作所完成的，实际上已经不是什么新东西了，因为苏美尔人才是第一个将天空分为三段或三“路”的──北“路”以恩利尔命名，南路由艾命名，中段则是“阿努之路”──并让他们管辖各类星座。现在的中段，也就是黄道十二宫，与阿努之路刚好相符，苏美尔也将这一路的星星分别归入十二个天宫。

在那古老的年代里，也如同今天一样，都有着黄道带这样的概念。地球围绕太阳的这个大圈被等分成了十二个部分，每个部分三十度。每个部分或“天宫”里的星星合在一起组成了星系，而它们的形状看上去像什么，就被叫成什么。

这些星系及它们的内部细分星群，甚至是星系里面的某个单独的星星，在西方文明里都有着自己的名字和描述，而这些都取自希腊神话──西方世界回溯了接近两千年才能从希腊人那里借来这些东西。然而，很显然，早期的希腊天文学家仅仅是将一个从苏美尔人那里得来的、已经成型的宇宙观放入自己的语言和神话中。我们已经讲到过希帕恰斯、欧多克索斯和其他人是如何得到这些知识的。甚至连泰利斯（Thales），最具影响力的古希腊天文学家，据说他预测了公元前585年3月28日的日全食，而正是这场日食停止了吕底亚人（Lydians）和美地亚人（Medians）之间的战争。他的知识的源头正是前闪族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起始，名字是苏美尔。

我们从希腊的“动物圈”（zodiakos kyklos）──因为那些星星组成的形状看上去就像是狮子与鱼等──中得到了黄道带（zodiac）这个词。但是这些假想的形状和名字实际上是由苏美尔人发明的，他们称这十二个黄道带上的星座为UL.HE（意为“闪光的兽群”）：

1.GU.AN.NA（天牛），金牛座。

2.MASH.TAB.BA（孪生子），双子座。

3.DUB（夹子/钳子），巨蟹座。

4.UR.GULA（狮子），狮子座。

5.AB.SIN（她的父亲是辛），处女座。

6.ZI.BA.AN.NA（天命），天秤座。

7.GIR.TAB（抓撕者），天蝎座。

8.PA.BL（卫士），弓箭手，射手座。

9.SUHUR.MASH（山羊鱼），摩羯座。

10.GU（水神），水瓶座。

11.SIM.MAH（鱼），双鱼座。

12.KU.MAL（牧场居民），白羊座。

这些黄道带的图画或符号，从苏美尔人创造它们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很好地保存了下来。

直到望远镜发明后，欧洲的天文学家们才接受了托勒密的想法，认为在北部天空只有十九个星系。到了1925年，通用规范的分类方法被接受，在苏美尔人所说的恩利尔之路上又发现了二十八个星系。我们对此完全没有理由感到惊讶，那些古老的苏美尔人早就认识、鉴别了所有的北部天空的星系，并且为之命名和分组，列出了一长串让托勒密无法想象的清单！

在恩利尔之路上的星系里，有十二个被认为是属于恩利尔的──就像是在阿努之路上的十二个黄道带天体。同样地，在南部的空中──艾之路──星系被标了出来，不仅仅是作为南部上空的一员，更是属于神艾的。除了这些属于艾的十二个主星系之外，也标注了一些其他的南部星系──尽管没有今天我们看见的那么多。

艾之路对于致力于研究破解古代天文学的亚述学家们来说可是一个大问题，不仅仅是要破解那些术语，还必须知道在几个世纪甚至几千年之前，人们看见的天空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从乌尔或者巴比伦观测南部的天空，那些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学家们能看见的南部天空仅仅刚好过半；其余的都隐藏在地平线之下。然而，如果识别正确，艾之路上的一些星系也是在地平线之上的。但是这里有一个更加严峻的问题：如果像学者们所推测的，美索不达米亚人相信（就像后来的希腊人所相信的一样）地球是一团浮在混沌黑暗的阴间（希腊人的冥界）之上的干地──一个平的碟状世界，天空像个半圆形的罩子罩在地球上──那么如此一来，就根本不存在南部天空了！

受美索不达米亚人抱有平板地球观这种推测的限制，现代学者们并不允许在他们的观点中，出现有低于赤道线的世界的存在。而我们的证据则显示，苏美尔人的三条“路”很明显地说明，他们眼中的地球是一个球体，而不是平的。

1900年，T·G·平切斯（T.G.Pinches）在向英国皇家亚洲学会的报告中，说他可以重组和重建一个完整的美索不达米亚星盘。他做出来的是一个圆形的碟子，像一块蛋糕一样被切成了十二瓣，同时也划分出了三个同心圆，最后就得到了三十六个小部分。 

这整个设计中出现了带有十二片“叶子”的花状物，每片“叶子”上都分别写有每个月的名字。平切斯为了方便，从一到十二标注了它们，从NISANNU（相当于我们的一月）开始，这是美索不达米亚历法的第一个月份。

这三十六个部分还分别包含了一个底部有小圆圈的名字，表示着一个天体的名字。这些名字在许多文献和“星表”中都被发现过，不用怀疑它们就是星系、恒星或行星的名字。这三十六个部分中的任何一个，都还有一个写在天体名字下边的数字。在最内层的圆内，这些数的范围是30到60；在中间的圆内，是从60（写作“1”）到120（六十进位中写作“2”，意思是2×60=120）；而在最外面的圆内，是从120到240。这些数字是想表达什么？

在平切斯报告之后的近五十年，O·纽格伯尔在其作品《古代天文史：疑问和解答》（A History of Ancient Astronomy: Problems and Methods）中，也只能说“这整个文稿组成了某种图解式的天体图……在这三十六个部分中的任意一个中，我们都能找到一个星系的名字和一个简单数字，不过数字的意思还不太清楚。”这个项目的另一位领导专家B·L·范德瓦尔登（B.L.Van.Der.Waerden），则在其著作《巴比伦天文学：三十六星体》（Babylonian Astronomy: The Thirty-Six Stars）中，描述了这些数字在一些节奏上较为明显的升降，而这只能表明“这些数字是与白昼的持续时间有关的。”

这是个可以解决的问题，我们相信，只要我们丢掉美索不达米亚人相信平板地球的这个观念，并认识到他们的天文学知识与我们是一样的好──倒不是因为他们有着和我们一样的仪器，而是因为他们知识的来源是纳菲力姆。

我们认为，这些难解的数字所表达的是天弧的度数。以北极开始作为起始点，而这个星盘是一个平面天球图，也就是说，是用一个平面来表示球体。

随着这些数字的增减，恩利尔之路的数字（如Nisannu-50，Tashritu-40）加起来就是90；所有阿努之路的数字加起来则是180；而那些艾之路的数字加起来就是360（比如Nisannu200，Tashritu160）。它们表示的是一个完整的球形的圆周的各个部分：四分之一个圆周（90度），半个圆周（180度），或者整个圆（360度）。

这些标记恩利尔之路的数字非常适合表示从北极开始，然后一直延续至60度的苏美尔人的北部天空，在赤道下方30度与阿努之路分界。阿努之路到赤道两侧是等距的，一直到赤道南方30度。接着，更南边以及从北极算起最远的地方，就是艾之路──从南极点开始30度的天球和地球的部分。

艾之路里面的数字在阿达加（Addaru，相当于我们的二月中旬到三月中旬）和乌鲁鲁（Ululu，相当于我们的八月中旬到九月中旬）里加起来等于180度。这是唯一一个从北极延续180度的点，无论你是往西南方还是东南方走，都是朝着南极方向。

岁差现象是由地球的南北轴的不稳定造成的，这导致北极（指向北极星的地方）和南极在天空中画出一个壮丽的大圈。地球相对于星系的明显减速在一年的合计是大约五十五秒（表示弧度），或者是每七十二年一度。由此得出这个大圈──它将地球的北极再次指向同一颗北极星──一圈要持续25920年（72×360），这就是天文学家所说的大年（Great Year）或者柏拉图年（Platonian Year）──因为很明显，柏拉图曾意识到这种现象。

在古老的年代，各种星星的升起和降落被认为是有着重大意义的，而且春分（带来新的一年）的精确测量，与黄道宫中所发生的天文现象有着较大的关联。由于岁差的存在，春分和其他天文现象，被一年一年地延迟，最终会在2160年之后到达下一个黄道宫的重临。我们的天文学家继续使用着“零点”（白羊座的起点），它代表大约公元前900年的春分，但现在，这个点已经被切换到了双鱼座。大约在公元2100年的春分点，又将进入宝瓶座。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说，我们正在进入宝瓶座时代。

因为从一个星宫到另一个星宫的切换需要超过两千年，学者们想知道希帕恰斯是怎样或从何处学来这些知识的，而那时还是公元前二世纪。现在已经清楚了，他的知识源头是苏美尔。朗盾教授的发现显示出，尼普尔历是在大约公元前4400年建立的，那时是金牛座时代，这反映出，岁差以及黄道带星宫切换要花上2160年时间的知识早已掌握了。将美索不达米亚天文文献与赫梯天文文献进行对比的耶利米亚教授，同样告诉我们，更古老的天文文献记录了从金牛宫到白羊宫的转换；并且他还指出，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学家预测到了从白羊宫到双鱼宫的转换。

在看过这些结论后，威利·哈尔特勒教授（Willy Hartner）在《近东，最早的星座史》（The Earliest History of the Constellations in the Near East）中提出，苏美尔人留下了大量的图画证明这些现象。当春分点还在金牛宫的时候，苏美尔的至点还在狮子宫。哈尔特勒注意到，在苏美尔描绘中，从最早的时候开始就有着周期性的“牛狮之争”，并认为这种斗争表现了公元前4000年的观测者从北纬30度（比如乌尔）所看到的金牛座和狮子座的关系。

大多数学者认为，苏美尔人将金牛座视为其第一个星座，不仅仅是因为黄道带的古老证据──可以回溯至公元前4000年──同时还可以证明的是，苏美尔文明的建立是多么突然。耶利米亚教授在《古老东方之光下的<旧约>》（The Old Testament in the Light of the Ancient East）一书中，说他发现了一些证据，显示苏美尔的“零点”刚好是在金牛宫和双子宫之间；通过这一点和其他一些档案，他指出黄道带这个概念是在双子宫时代设计出来的，然而那时苏美尔文明压根没有开始。存放于柏林博物馆的一个苏美尔的碑刻（VAT.7847），是从狮子座开始交代黄道十二宫的──它带我们回到了公元前11000年，那时的人类刚刚开始耕地。

H·V·希尔普雷奇特（H.V.Hilprecht）走得更远。通过研究几千个带有数表的文献，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巴比伦探险考察》（The Babylonian Expedi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中指出：“所有来自尼普尔和西普尔（Sippar）图书馆的乘除法文献，以及所有亚述巴尼波图书馆（在尼尼微）的文献都是基于（数字）12960000的。”在分析这个数字及它所代表的意义之后，他再次指出它只可能与岁差现象有关，并且苏美尔人知道25920年，一个周期的大年。

这绝对算是一种幻想，一种在不可能的时代的天文幻想。

正如有证据显示，苏美尔天文学家掌握了他们不可能通过自身而掌握的知识一样，这里有证据证明，他们拥有的大量知识，事实上都对他们没有实际作用。

这不仅仅与被使用的那套相当成熟的天文方法有关──在古代苏美尔哪个人又真正需要去建立一个天体赤道，谁能举个例子出来？──还与各种测量各星体之间距离的复杂文献有关。

其中有这样的文献，被称作AO.6478，列出了二十六个主星，它们都是可以在今天我们所说的北回归线上清晰地看到的。文献中用三种不同的方法测量出了他们之间的距离。首先是用一个被叫做mana shukultu的单位（意为“测量和称量”）给出的。我们相信这是一个聪明的构想，它将流失的水的重量与时间的推移联系起来。它让用时间来测算两星之间的距离成为可能。

第二种方法是由天弧的度数得来的。一整天（白昼和黑夜）被分为两个12个小时，整个天弧包括了360度。因此，一个“贝鲁”（beru）或者“两个小时”代表着30度的天弧。用这种方法，地球上时间的推移完成了指定天体间距离的测量。

第三种测量方法是beru ina shame（意为“天之长”）。F·塔里奥-但基教授（F.Thureau-Dangin）在《星之距离》（Distances entre Etoiles Fixes）中指出，前两种方法都是依靠其他现象才能得以实现，第三种方法则是直接的测量。他和其他一些人都相信，一个“天上的贝鲁”，相当于10692个我们现在所使用的米（11693码）。由此，二十六个主星之间的“天距”在文献中被计算了出来，加起来是655200个“贝鲁”。

这三种测量星体之间距离的方法的实用性，表达出了这类事物的重要性。然而，生活在苏美尔的男女老少到底又是谁需要这样的知识──而且他们中的谁又能发明出这样的方法并实际使用它们？唯一的答案是：这是纳菲力姆的知识，只有他们需要如此精确的测量。

具有宇宙旅行的能力，从另一个星球到达地球，在地球上空漫游──他们是唯一能够在人类文明还需要数千年发展的曙光时期掌握这类知识的物种，是他们拥有如此成熟的数学与天文学的概念和方法，而且他们需要教导人类的文士如何抄写和记录这些天文信息，例如星星之间的距离，星系、天体的升降和秩序，天文历法，以及其他那些精确得不现实的天地知识。

有着这样的背景，美索不达米亚的天文学家们在纳菲力姆的带领下，甚至还没有意识到土星之后的行星──他们并不知道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他们对于太阳系──地球的家园的知识，还不如他们对星星之间的距离以及它们的排列秩序的知识。

上百个被详细记录古代天文信息的文献列出的天体，按照它们的秩序──或者神祇，或者月份，或者土地，或者所属星系──整齐地排列着。有一个这样的文献，经过《巴比伦天文手册》（Handbuch der Babylonischen Astronomie）的作者恩斯特·F·威德纳（Ernst F.Weidner）分析，被认为是“大星表（The Great Star List）”。它被列为五列有十位数的天体，并被相互联系起来，涉及到月份、国家和神祇。另一个文献列出了正确的黄道十二宫里的主要星体。一个被编入索引的B.M.86378文献在它已较为破损的部分，按照它们在天上的位置排列出了七十一个天体；此外，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确实，苏美尔人和他们的继承人知道，我们的星系是日心星系，太阳是主宰，而地球只是普通行星；此外，他们也知道在土星后面还有更多的行星。

同时，苏美尔人也把所有的天体（行星、恒星或者星系）都称为MUL（意为“在高处闪耀”）。阿卡德词汇kakkab也代表任何天体。但有一些MUL被表述成LU.BAD，以便很明确地指出是我们星系的行星。

得知希腊人叫这些行星为“漫游者”，一些学者们将LU.BAD理解成“漫游的羊”，由LU（意思是“他们是牧羊人”）和BAD（意为“高远”）派生出来。但事实上，BAD的另一意思是“古老的”、“基础”或“归宿”。

这很适合描述太阳，而且在那之后就是LU.BAD，不是“漫游的羊”，而是被太阳放牧的“羊”──太阳之下的我们的行星。

这些LU.BAD的位置和它们之间及与太阳的关系，在很多美索不达米亚天文文献中都有描述。它们有些“在上面”，有些“在下面”，库格勒猜对了，其参照点就是地球自身。

只是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行星都是在讲述MUL.MUL──这是一个让学者们不停猜测的词汇──的文献中才提到。由于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法，多数学者已经同意MUL.MUL代表着昴宿星团（Pleiades），金牛座中的星群，在大约公元前2200年的时候穿过春分线（对巴比伦而言）。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常常提到MUL.MUL包含了七个LU.MASH（意为“近亲漫游者”），学者们由此推断它们是昴宿星团中最亮的七颗星星，用肉眼就能看见。事实上，基于分类的原则，这组星体中要么有六个，要么有九个亮星，反正不是七个，这是个问题；但是这一点被忽略了，因为除此之外没有什么更好的想法能解释MUL.MUL的含义了。

法兰兹·X·库格勒很不情愿地接受了昴宿星团这个说法，但是，当他发现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较为模糊地表达了MUL.MUL不仅包含“漫游者（行星）”，还包含了太阳和月亮之后──完全可以推翻昴宿星团的说法──他感到相当的惊讶。同样，他还见到了一个很清晰的表述：“MUL.MUL UL-SHU 12”──意思非常明显：MUL.MUL是一个“十二地带”。

我们建议将MUL.MUL这个词认为是星系，用重复的词（MUL.MUL）来表达这个全面的、“包含了所有天体的天体”。查尔斯·维洛列伍德（Charles Virolleaud）在《迦勒底占星学》（L'Astrologie Chaldeenne）中翻译了一部美索不达米亚文献（索引号K.3558），上面描述了MUL.MUL或者kakkabu/kakkabu的成员。文献的最后一句说得相当明确：

Kakkabu/kakkabu

它的天体数为十二。

它的天体量是十二。

月亮的月份一共有十二。

这个文献毫无疑问地表明：MUL.MUL──我们的星系──是由十二个成员所构成。也许我们不该为这一点感到惊讶，因为希腊学者迪奥多罗斯·塞库鲁斯在解释迦勒底的这三条“路”以及随之而来的三十六个天体的时候，陈述道：“在这些天神中，有十二个占主要地位；对每一个，迦勒底人都为其标注了一个月和黄道带上的一个符号。”

恩斯特·威德纳（Ernst Weidner）的研究显示，除了阿努之路和它的黄道十二宫，在一些文献中还提到了“日之路（way of the Sun）”，同样也是由十二个天体所构成：太阳、月亮和十个其他星体。在所谓的TE-碑刻的第20行上有这样的陈述：“naphar 12 shere-mesh ha.la sha kakkab.lu sha Sin u Shamash ina libbi ittiqu”，意思是“总的来说，12个成员在太阳和月亮的所属地，那里行星围绕。”

我们现在可以抓住在古代世界中十二的重大意义了。苏美尔大神圈，以及在那之后奥林匹亚12主神，都是由刚好十二个构成的；年轻神祇只有在老神退休之后才能晋级到十二神之中。同样地，这个神圣数字十二的空白必须被填上。与之相对的，一年有十二个月，一天有两次十二个小时。苏美尔的每一项设计和发明都参照了十二个天体，以此来保证好运。

许多研究，例如S·朗盾的《巴比伦月历和闪族历法》（Babylonian Menologies and the Semitic Calendar）就显示出，从一开始的时候，将一年设计为十二个月就与十二大神有关系。在他之后，弗里茲·霍米尔（Fritz Hommel）和其他人证明这十二个月与黄道十二宫有着紧密联系，而且他们都是源于那十二个主要天体。查尔斯·F·简（Charles F.Jean）则在《苏美尔词汇学》（Lexicologie Sumerienne）中重制了一个苏美尔的二十四天体表，将黄道十二宫与我们星系的十二个成员进行配对。

一个长篇文献，由F·塔里奥-但基鉴别为是巴比伦的新年庆的寺庙活动过程。对大神庙而言，如埃萨吉拉（Esagila），有十二个大门。通过连续背诵十二次“我的主，你是我的主”，所有天神的力量将在马杜克被授予，神的仁慈将被祈求十二次，他伴侣的仁慈也将被祈求十二次。这总共是二十四下，刚好切合黄道十二宫和我们星系的天体。

一块由苏萨国王（Susa）刻下天体符号的界石，描绘出了二十四个符号：有十二个像黄道带，还有十二个代表我们星系成员。它们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十二个星形神，和哈兰、赫梯、希腊，以及所有其他古代神话中的一样。

虽然我们的自然数的基础是数字10，然而数字12渗透到了苏美尔消失很久以后的各类天文和神圣的事物中。希腊有十二个泰坦，以色列有十二个部落，以色列的大祭司魔法般的护甲有十二个部分。数字12还存在于耶稣的十二个门徒，甚至我们在十进制的数数中从一数到12（英语中1至12的单词是完全没有重复的，而13开始则是由两个数字单词组合而成），仅在12之后我们才变成了“十和三（ten and three，组成thirteen）”，“十和四（ten and four，组成fourteen）”，以此类推。

这个具有如此力量的数字从何而来？是从上天。

因为这个星系──MUL.MUL──包括的，除了我们现在已知的，还有阿努之星，它的符号──一个发光的天体──在苏美尔文献中代表着阿努和“神圣”。“至高权杖之星是MUL.MUL里的一只羊”。当马杜克篡夺了阿努的王位成为这颗星的主人之后，巴比伦人说道：“MUL.MUL中出现了马杜克之星。”

纳菲力姆在教导人类认识真正的地球和宇宙时，不仅仅向古代的天文学家和祭司们传授了关于土星之前的行星的知识，还包括他们那颗最重要的行星，也就是纳菲力姆的家：

第十二个天体。

谢选骏指出：人说，“既然地球曾被来自其他地方的高级智能生物造访过，那么，一个更进一步的假说就是：在另一个星球上，存在着比我们更为高级的文明。”

但是我看，“外星人”的说法，在天文学和地质学上毫无根据，最多是一种科学幻想的题目。

【第七章 创世史诗】

在大多数被发现的古代圆柱图章上，都有代表特定天体──我们星系中的行星──的符号。一个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阿卡德图章，现存放于柏林国家博物馆，索引号为VA/243，它并不是像通常那样一个个地描绘它们，而是十一个天球为一组，环绕在一个大的发光星体周围。很明显，这是在描绘苏美尔人眼中的星系：它由十二个天体组成。 

我们通常在这样一个平面上来描述我们的星系：一条从太阳拉出来的线，线上依次排列着行星。但是如果我们在一个圆内，而不是一条线上来描绘我们的行星（第一个是水星，接着是金星，然后是地球，以此类推），那么绘出来的图就截然不同。

如果再看一眼描绘在VA/243上的星系放大图，我们可以看见一些“小圆球”围绕着一颗大星，而它们的大小比例和它们的秩序，刚好与我们现在这个星系吻合：水星后面跟着大一号的金星，地球和金星一样大，被月球围绕着。按照这样的顺序下去，火星也是刚好比地球小但又比月球或水星大。

但接下来，古代描绘中出现了一颗我们都不知道的星球──很明显比地球大，但是又比木星和土星小。它靠在木星旁边。更远的地方，另一对行星很完美地与我们的天王星和海王星匹配。最后，最小的冥王星也在这里，但不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地方（海王星之后）；它是出现在土星和天王星之间的。

苏美尔人将月球也算成一个平等的天体，他们的描绘中出现了我们现在已知的所有行星。除了冥王星，它们都有着正确的秩序，而且还有着正确的大小。

这幅4500年前的图画同时还提示我们，在火星和木星之间，有着另一个大行星。它其实就是我们之前一直提到的第十二个天体，纳菲力姆的家园。

如果这幅苏美尔天体图是在两个世纪前被发现的，天文学家们会认为苏美尔人简直就是无知的，竟然在土星之后还幻想出如此多的虚假行星。然而现在，我们知道已经有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的出席了。那么苏美尔人是否又在幻想，还是他们确实在纳菲力姆的教导下，得知月球在这个星系中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冥王星实际上是靠近土星的，并且，在火星和木星之间有着第十二个天体？

旧观点认为，月亮除了是“一个结冰的高尔夫球”之外什么也不是，这种观点一直持续到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才彻底结束。最不错的猜测是，月亮是从地球分离出来的一大块，那时的地球还处于熔炉般的状态。它受到数以百万计的陨石的影响，于是在表面有了很多环形山（Tsiolovsky）。由此它成了一个无生命无历史并永远跟随地球的卫星。

无人卫星进行的观测将这样的旧观点带入了新问题。现在已经可以确定的是，构成月球的化学物质和矿物质与地球有着很大的不同，这直接冲击了“分裂”说。美国宇航员在月球上进行的实验，以及对带回地球的月球土壤和岩石样本的研究分析表明，现在是不毛之地的月球，曾经却是“生命行星”。像地球一样，它也是分层的，也就是它是从它自己的熔岩内核开始凝固的。像地球一样，它也产生热，只是地球的热来自它的放射性物质，在地球内部极大的压力下“烹炒”；而月热，则是来自很靠近月表的放射性物质层。那么，是什么将它们翻到了如此靠近月球表面的位置？

月球的力场是不规则的，仿佛有很大的重物（比如铁）并没有沉到它的核心，而是在胡乱分布。我们想问，这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要这样？有证据显示，月球上的古岩石是带磁性的。也有证据表明，月球的磁场改变甚至反转了。它是在一些不为人知的内部过程之后，或是在一些暂时无法确定的外部影响之后改变的吗？

阿波罗16的宇航员在月球上发现的角砾岩（breccias）是曾经被粉碎后的实心固态岩，而后来却在突然的极度高温中又被焊接在了一起。这些岩石是在什么时候、又是怎样被粉碎的，又是如何重焊的？月球上其他的表面物质富含稀有的放射性钾和磷，而在地球上，此类物质都是深藏地下的。

将这些发现放在一起，科学家们现在肯定，月球和地球是在大约同一时间由相近化学物质构成的，有着各自的发展和进化。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科学家的观点是，月球在它开始的前五亿年属于“正常”发展期。他们说：最大变动期是在40亿年前，当时有着庞然如大城市甚至国家大小的陨石冲击月球，由此形成了巨大的环形山。这些碰撞留下来的放射性物质开始在地表之下发热，融化了大量地表，熔岩也像海一样在地表蔓延。阿波罗15号在环形山附近发现了一个岩滑堆（rockslide），它比地球上任何岩滑堆都至少大上六倍。阿波罗16号发现，创造甘露海（Sea of Nectar ）的那次撞击的碎片散布到了1000英里以外的地方。阿波罗17号降落在一个悬崖附近，而这个悬崖要比地球上任何一个悬崖高上八倍，也就是说，月球曾发生过比地球上任何一次地震都强上八倍的地震。

这次宇宙大事件引起的变动一直持续了八亿年，以至于三十二亿年之前，月球才最终有了冰冻的表面。

苏美尔人很正确地给予了月球一个正常行星的地位。他们留下了大量文献，解释并描述了这次让NASA专家们关心的宇宙灾难。

冥王星曾被称作“谜”。因为它围绕太阳的轨道不只是像其他行星那样略微偏离一个完美的圆圈，而是很明显地被拉长成了椭圆；当其他行星只是或多或少地偏离轨道的时候，冥王星却偏离了十七度，这是相当巨大的数字。因为这个很不正常的轨道现象，冥王星是唯一一个切过其他行星──海王星──轨道的行星。

论大小，冥王星的确只是“卫星”级：它的直径（3600英里）不比海卫一（Triton）──海王星的一颗卫星──大多少；或者是土卫六（Titan），土星的十个卫星之一。有着这样的特点，它的“不称职”被认为有可能是因为它一开始只是一颗卫星，由于某种原因脱离了主星，并开始了自己的行星生涯。这种可能即将得到证明，我们马上就能看到苏美尔文献的相关记录。

现在，我们对太初宇宙事件的追寻到达了高潮：关于第十二个天体的存在。令人吃惊的是，我们的天文学家也发现了这样一颗星球的确曾存在于火星和木星之间。

十八世纪末，在海王星都还没有被发现的时候，一些天文学家发表了这样的演说：“这些行星按照某种既定规律排列在与太阳相隔某段距离的地方。”这种规律后来被称为波德定律（Bode’s Law），它让天文学家们相信，有一颗行星应该在一个至今都没有被发现有行星存在的地方旋转着──而这个地方，刚好是在火星与木星之间的轨道上。

被这些数字上的计算所刺激，天文学家们开始在这片区域中搜寻这颗“迷失的星球”。在十九世纪的第一天，意大利天文学家朱塞佩·皮安琪（Giuseppe Piazzi）在这块区域发现了一颗非常小的行星，他叫它谷神星（Ceres）。直到1804年，在此区域发现的小行星已经有了四颗；而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现有将近3000颗小行星在围绕着太阳，这个轨道被称为小行星带。还需要怀疑吗，这无疑就是一颗被粉碎以后的行星。俄罗斯天文学家们称其为战车（Phayton）。

当天文学家们肯定这颗行星的存在时，对于它的消失却无法解释。它自爆了吗？如果这样的话，行星碎片应该是四散开来，而不是停留在一个小行星带里。如果是一次撞击摧毁了这颗行星，那么谁才是“肇事”行星呢？它也碎了吗？然而如果把那些围绕太阳漂浮的残骸加起来，甚至还不足以称其为一颗行星，别提两个了。同样地，如果火木之间的小行星带包含着两颗行星，它们就应该分别保留着两颗行星的公转方式。但所有的小行星只有一种公转方式，这暗示着它们来自同一颗天体。那么，这颗行星是怎样被粉碎的呢，是谁粉碎了它？

古人给了我们这些问题的答案。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出土于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被解读，让我们突然领会到，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不仅仅是与《圣经》内容对应，还在之前。艾伯赫·施拉得（Eberhard Schrader）于1872年写下的《楔形文字与<旧约>》（Die keilinschriften und das alte Testament）一书，揭幕了持续半个世纪的相关书籍、文章、演讲和辩论的雪崩。

是否有一个纽带，在某个很早的时候，连接着巴比伦（Babylon）和《圣经》（Bible）？各个头条标题都很有煽动性地写着：babel und bibel（法语：巴比伦和圣经）。

亨利·莱亚德（Henry Layard）在尼尼微的亚述巴尼波图书馆发现了众多文献，其中一个所讲述的创始神话就像《圣经·创世纪》里所讲述的一样。这个破损的碑刻，是由乔治·史密斯（George Smith）首次拼装成功，并在1876年通过其著作《迦勒底创世纪》（The Chaldean Genesis）公之于世的。该书证据确凿地指出，的确有这么一个阿卡德文献，用古巴比伦方言书写，讲述了一个单独的神是如何创造天地万物甚至人类的。

到现在都有无数个研究正在对比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和《圣经》故事的异同。巴比伦神的工作，如果不是在六“天”之内完成的，就是被记录在六个碑刻上的。与《圣经》中上帝第七天休息并玩耍自己的手工艺品相同的是，美索不达米亚史诗中用第七个碑刻写下巴比伦神的兴奋和他的功绩。极为恰当地，L·W·金（L.W.King）将之命名为《创世七碑刻》（The Seven Tablets of Creation）。

现在，它被称为《创世史诗》（The Creation Epic）。这部文献因为它著名的引子──伊奴玛·伊立什（Enuma Elish，意为“当处于顶点”）──而在古代流传甚广。《圣经》的创世神话是从创造天地开始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故事则是一段真实的宇宙进化史，讲述的是很久之前的事件，带领我们回到时间的开始：

当处于顶点之时，天堂还没有被命名

在那之下，结实的大地还没有名字

史诗告诉我们，在那之后这两个太初天体生下了一系列的“天神”。随着天体数量的激增，它们制造出很大的噪音和骚乱，打扰了太初之父。他忠诚的信使劝说他好好考虑一下惩罚这些年轻的神，但是他们联合起来，抢夺了他的创造力。太初之母试图报仇。一个领导造反的神向众天神提出了一个建议：让他的小儿子加入众神集会（the Assembly of the Gods），并给他至高权力，好让他去单独迎战那只由他们的母亲变成的“怪兽”。

在接受了权威之后，这位年轻的神──巴比伦的马杜克──面对这只怪兽，在一次激烈的战斗之后把她切成了两半。用她的一半做成天，一半做成地。

接着他宣布了天国的固定秩序，为每个神都定下了固定的位置。在地球上，他创造了高山、海洋与河流，建立了季节和植被，并创造了人。他往返于天国与巴比伦，以及修建在地球上的塔庙之间。神和人都被指派了工作与任务，还有需要遵守的礼仪。众神于是承认马杜克是最高之神，献给他“五十个名字”。

随着更多的碑刻和碎片被发现和翻译，我们可以证明，这段文字不是一个单一的文学作品：它是巴比伦最神圣的宗教历史史诗，它的一部分在新年礼中作为诵读的内容。为了宣称马杜克的至高无上，巴比伦将他作为创世神话中的英雄。然而，也并非一直如此。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巴比伦版本的史诗是早期苏美尔版本（关于阿努、恩利尔和尼努尔塔等英雄）的政教合一的伪版。

然而，无论在这些天神的戏剧中演员叫什么名字，这些神话的确是和苏美尔文明一样古老。大部分学者将之看成是哲学作品──神与邪恶之间永恒斗争的最早版本──或者是关于自然界冬天、夏天，日出、日落，生死循环的古老寓言。

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承认这些神话以其本身的价值，比如，认为它们确实是在陈述苏美尔已知的宇宙现象，如同纳菲力姆告诉他们的那样？抱着这样一种勇敢而新奇的看法，我们发现，《创世史诗》很完美地解释了我们星系中可能发生过的事情。

《伊奴玛·伊立什》的第一幕上演在太初宇宙。而那些演员们则既是创造者又是被创造者：

当处于顶点之时，天堂还没有被命名，

在那之下，结实的大地还没有名字；

一切皆无，而最初的阿普苏（AP.SU），它们的创造者，

穆木（MUM.MU）和提亚马特（TIAMAT）──她生下了它们所有；

他们的水被混合在一起。

水里没有芦苇，没有沼泽。

众神之中，没有谁出现，

万物没有名字，没有既定之命运；

接着就是这样，在它们之间，有了神。

用芦苇笔在这第一块泥板上的草草几笔──九个短行──这位古代诗人兼年代记录者设法让我们坐在剧院的前排正中，然后他勇敢且戏剧性地拉开了有史以来最伟大壮丽的一幕：我们星系的诞生。

在广阔空间中，“诸神”──行星们──出现了，有了名字，有了自己的既定“命运”──轨道。只有三个“真神”存在：“最初的阿普苏”（意为“从一开始就存在”）、穆木（意为“出生者”）和提亚马特（意为“生命处女”）。阿普苏和提亚马特的“水”混合在一起，文献里讲得很清楚了，这不是长着芦苇的水，而是原始水域，宇宙最基础的生命摇篮。

阿普苏，是与之最近的是穆木。史诗中的故事在之后讲得很清楚，穆木是阿普苏最信任的助手和使者：对水星的很好的形容，一颗迅速地围绕着主人的小巧行星。事实上，这也是古希腊和罗马人对于水星神的观点：神的快递员。

稍远一些的是提亚马特。他就是后来被马杜克切了的“怪物”──“消失的星球”。但是在太初之时，她是第一个圣三位一体（Divine Trinity）的处女母亲。她和阿普苏之间的空间并不是白白地空出来的，它填充着阿普苏和提亚马特的原始力。这些“水”“混合”了，一对天神──行星──出现在了阿普苏和提亚马特之间。

他们的水被混合在了一起

……在它们之间，有了神：

拉赫姆（LAHMU）和神拉哈姆（LAHAMU）出现了；

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名字。

从字源学上讲，这两颗行星的名字是起源于LHM（意为“制造战争”）的。古代传统告诉我们火星是战神，而金星既是爱神又是战神。拉赫姆和拉哈姆的确分别是一男一女的名字；史诗中这两位神和火星、金星的身份特点，不仅从字源学和神学上，也从天文学上得到了证实：作为“迷失的行星”，提亚马特是在火星后面的。火星和金星确实应该出现在太阳“阿普苏”和“提亚马特”之间。我们在苏美尔天体图的帮助下说明这个问题。

星系的形成过程继续着。拉赫姆和拉哈姆──火星和金星──出现了，然而：

在他们成长完之前

也是指定个子大小的时候

──神安莎（Anshar）和神基莎（Kishar）形成了，

（大小上）超过了他们。

随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神阿努（ANU）成为了他们的儿子

──是他祖先的竞争对手。

接着安莎的第一个孩子，阿努，

以他自己的地位，

自己的形象生下了努迪穆德（NUDIMMUD）。

《创世史诗》的第一幕只讲述了一个简单的故事，就在我们眼前演出完毕。我们被告知，火星和金星只长到了一个有限的大小；然而在它们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时候，另一对行星形成了。这是两颗壮观的星球，像它们的名字一样──安莎的意思是“王子，天国最重要的”，而基莎则是“结实大地上最重要的”。显然，它们的大小超越了第一对。这些描述、用词和位置很容易让人看出，它们就是土星和木星。

又过了一段时间（“年复一年”），第三对行星出现了。先出现的是阿努，比安莎和基莎都小（“是他们的儿子”），但比第一对大（“是他祖先的竞争对手”）。之后阿努又生了一对双行星，“以他自己的地位，自己的形象”。巴比伦人称这颗星为努迪穆德，也就是恩基/艾的另一种写法。再一次，它的大小和位置让我们知道了它们在我们星系中的身份：天王星和海王星。

然而，在这些行星的外层还有一颗行星，也就是我们所称的冥王星。《创始史诗》中已经讲述了阿努是“安莎的第一个孩子”，暗示着安莎/土星还有另一个孩子。史诗后来提到了这个孩子，它陈述道：安莎将他的信使佳佳（GAGA）派往其他行星进行大量任务。而佳佳的作用和个子，与阿普苏的信使穆木差不多；这让人联想到水星和冥王星之间的诸多相同点。佳佳，就是冥王星。但是苏美尔的天体图并没有将冥王星放在海王星之后，而是在土星一旁，作为他的“信使”，或者卫星。

太阳，“从开始就存在”。

《创世史诗》第一场走到了结尾，这里有了一个由九个行星和一个太阳组成的星系：

太阳──阿普苏，“从一开始就存在”。

水星──穆木，阿普苏的助手和信使。

金星──拉哈姆，“战争之女”。

火星──拉赫姆，“战神”。

？？──提亚马特，“给予生命的处女”。

木星──基莎，“结实大地上最重要的”。

土星──安莎，“天国最重要的”。

冥王星──佳佳，安莎的助手和信使。

天王星──阿努，“天国的他”。

海王星──努迪穆德（艾/恩基），“灵巧的创造者”。

地球和月球跑哪儿去了？它们也被创造了，在之后的一次宇宙碰撞中。在这出壮丽的讲述行星诞生的戏剧的最后，《创世史诗》的作者拉开了第二场的帷幕：天乱。新出现的行星一点也不稳定。行星们相互牵引着，它们向提亚马特涌去，扰乱并危及了她的安全。

神兄弟们聚在一起，

他们来回涌动打扰了提亚马特。

他们在天国家园里做的傻事，

困扰着提亚马特的“腹部”。

阿普苏听不下去他们的喧闹；

提亚马特对他们无语了。

他们的所为令人厌恶……

惹麻烦是他们走的路。

我们可以从中看出，不稳定、不规则的是那些行星的轨道。新行星“来回涌动”；它们离对方靠得太近了（“聚在一起”）；它们干扰了提亚马特的轨道；它们离她的“腹部”太近了；他们“走的路”会惹麻烦。虽然提亚马特才最危险，但同样阿普苏也发现这些行星的所为“令人厌恶”。他打算“毁掉他们的道路”。他与穆木聚在一起，和他秘密商谈。但是“他们所密谋的”被其他神无意间听到了，这个要毁掉他们的决定让他们气得说不出话。唯一一个没有失去理智的是艾。他想出了一个花招，“将睡意倒向阿普苏”。当其他天神都支持这个计划的时候，艾“画了一副可靠的宇宙地图”，并向行星中的太初之水下了咒。

艾（海王星）──当它在围绕太阳并包围其他所有行星旋转的时候（它是当时最外层的行星）──施放的这个咒或者力是什么呢？它自身的绕日轨道影响了太阳的引力并由此导致它的辐射外流？或者是海王星自己，在被创造时放出某种大量的能量射线？无论这种影响是什么，史诗将其比喻为“将睡意倒向”── 一种平静的影响──“阿普苏”（太阳）。甚至“穆木，他的助手，也无力动弹”。

就像是《圣经》中的叁孙（Samson）和黛利拉（Delilah）的故事，被催眠的英雄的力量是很容易被抢夺的。艾相当迅速地抢走了阿普苏的创造力。看上去好像是阻塞了太阳中原始物质的释放，艾/海王星“脱下了阿普苏的王冠，卸下了他的光环斗篷”。阿普苏被“战胜”了。穆木不能再继续漫游了。他被“弹开，甩在了后面”，成为了主人身边的一颗缺乏生命力的行星。

在剥夺了太阳的创造力──停止了它释放更多能量和物质创造新行星的过程──之后，诸神为星系带来了短暂的安宁。这次胜利因其改变了阿普苏的意义和位置而有着更深刻的寓意。这个词从此被用于表述“艾的住所”。任何新行星从此之后都只能来自一个新的阿普苏──从“深处”──这颗最外层行星面对的遥远的空间。

这次安宁再被打破之前持续了多久？史诗并没有说。但它在一小段暂停之后继续着，开始了第三场：

在命运之屋里，在宿命之地，

一个神被创造了出来，是众神间最有能力和智慧的；

在深处之心，被创造的是马杜克。

一个新的“天神”──新行星──加入了。他在深处被创造，一个遥远的空间，一个带给他运行轨道──行星的“宿命”──的地方。他被最外层的行星引入了这个星系：“生下他的是艾（海王星）”。这颗新星看上去是这样的：

他的肖像是美丽的，眨眼都会闪光；

他的步伐如同贵族，自古享有高位……

众神之前他傲然登场，无神能及。

众神之间他傲视群雄，俯瞰世事。

他的成员极其庞大，他是最高的。

来自外层空间，马杜克是一颗新生行星，打着火嗝，还释放着辐射。“当他合唇之时，有烈焰迸发。”

当马杜克靠近其他行星的时候，“他们将他们可怕的闪光放在他的身上，”他闪耀着光芒，“穿上十个神的光环”，他的接近由此让星系中其他行星排放电或是其他物质。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达我们对史诗的解读：有十个天体──太阳和其他九个行星──等待着他。

史诗中的故事将我们带上了马杜克的快速旅行。他先是经过了“生下”他的行星──将他拉进星系的艾/海王星。当马杜克靠近海王星的时候，后者的引力强烈地拉扯着他。它让马杜克的轨道变圆，“使之更好地达到目的地”。

在那个时候，马杜克肯定还是很具可塑性的。当它经过艾/海王星的时候，它的引力让马杜克变得膨胀，由此他有了“第二个头”。然而，马杜克的身体没有任何一个部分在这时被扯了下来；但当他接近阿努/天王星的时候，有一大块被扯了下来，由此出现了四个马杜克卫星。“阿努创造并使这四个成型，将他们的力量给了他们的主人。”它们四个被称为“风”，并进入了一个围绕马杜克的快速轨道，“像一股旋风般旋转。”

这个秩序──先是海王星，再是天王星──说明马杜克进入这个星系不是顺着星系中的轨道方向（逆时针），而是反方向进入的，呈顺时针。他继续前进着，这颗迎面而来的行星很快就被巨行星安莎/土星的强大引力和磁场拉扯住，接着又是基莎/木星。他的轨道变得更为向内──进入了这个星系的中央部位──直指提亚马特。

马杜克的接近很快就影响到了提亚马特和更里面的行星（火星、金星和水星）。

他制造出溪流，影响着提亚马特；

众神开始不安，像身处暴风之中。

虽然有一部分文献在这里是破损的，我们仍然可以读出这颗接近中的行星“稀释了他们的生命之需……刺痛他们的眼睛。”提亚马特则“踱来踱去忧心如焚”──她的轨道，很显然是受到了影响。

这个不速之客的强烈引力开始撕扯着提亚马特。在她的中心部位出现了十一个“怪兽”，一群“咆哮着，愤怒的”卫星从她的体内“自行分裂出来”，并“在提亚马特的一侧前行”。为了面对奔跑过来的马杜克，提亚马特“为他们带上光环”，给了他们神（行星）的外表。

其中一颗卫星在《创世史诗》和美索不达米亚宇宙观中都很重要，是提亚马特最主要的卫星之一，被称为金古（KINGU），“众神中第一个出生的，参加了她（提亚马特）的会议”：

她提升了金古，

在他们中间她让他变得伟大……

战争的最高指挥权

她放在了他的手中。

无法与引力抗争，提亚马特的大卫星开始向马杜克移去。金古由此拿到了自己的命运之签──一个属于自己的轨道──这件事严重扰乱了其他行星。是谁给了提亚马特创造新行星的权力？艾问道。他将问题带给了安莎，巨大的土星。

他复述了一遍提亚马特策划的一切：

“她举行了一次会议，并大发雷霆

她装备了无与伦比的武器，带着怪兽

她创造出了十一个这样的神祇；

在参与了集会的众神之中，

她提拔出金古，她的长子，让他成为首领

她给了他命运之签，

缠在他的胸上。”

再说艾，安莎问他是否可以去杀掉金古。而艾给出的答案却因为碑刻的破损而丢失了；不过很明显艾没有答应安莎，因为接下来的故事中安莎找到了阿努（天王星），询问是否可以“去与提亚马特对抗”。然而阿努“不能面对她而转身离去”。

在这个不安宁的天上，一个冲突出现了；但神一个接一个地退去。没有谁能与暴怒的提亚马特作战吗？

马杜克，在经过海王星和天王星之后，现在解禁了安莎（土星）和他的外环。这给了安莎一个主意：“他力量强大可以作为我们的复仇者；他在战场上是锋利的：马杜克，是英雄！”进入土星的外环（“他亲吻了安莎的嘴唇”）后，马杜克回答道：

“如果，我确实是你们的复仇者

我将战胜提亚马特，拯救你们──

召开会议吧，宣布我宿命中的至高无上！”

这种情形有些冒险，不过也很简单：马杜克和他的“宿命”──他围绕太阳的轨道──在所有天神中是至高无上的。接着，佳佳，安莎/土星的卫星──也是未来的冥王星──从他的旅行中被释放了出来：

安莎张开了他的口，

对着佳佳，他的助手，说：

“走你的路吧，佳佳，

在众神前表明立场，

向他们复述，我对你说的。”

经过了其他神/行星，佳佳劝说他们“为马杜克修改自己的法令。”这个决定是预先想好的：众神仅仅是太热切地希望其他人去为他们夺取胜利。“马杜克是君王！”他们大喊着，并劝服他早日动身：“去结束提亚马特的生命！”

第四场由此开幕：天战。

众神已经承认了马杜克的“宿命”；他们的引力现在已经确定了马杜克的轨道，所以他可以走向那场“战斗”──与提亚马特的撞击。

作为一名战士，马杜克为自己装备上了各式武器。他用“烈焰填满自己的身体，他做了一支弓……装上了箭……在他面前他放置了闪电”；不仅如此，“他还制作了一张能罩住提亚马特的网”。下面是这些天文现象的名字──两星汇聚时的放电现象，以及互相之间的引力作用（网）。

但是马杜克的首要武器是他的卫星。当他经过天王星的时候，天王星给他的四只“风”：南风，北风，东风，西风。后来在经过了巨大的土星和木星时，马杜克自己又“制作”了三颗卫星──邪风、旋风和无敌之风。

将他的卫星作为“暴风战车”，他“派出了这七股风”。他们已经为战斗做好了准备。

上主开始了行军，顺着他的航线；

他的脸直面暴怒的提亚马特……

上主接近并审视着提亚马特，

她的助手金古的轨迹，被察觉了。

然而当这两颗行星靠近对方的时候，马杜克的航线变得不规则了：

像他看上去一样，他的航线被扰乱了，

他的方向不再明确，他的所为被扰乱了。

甚至马杜克的卫星都开始偏离轨道：

当在他一旁行军的

诸神，他的助手们，

看见勇敢的金古时，

他们的视力变得模糊。

是否这些斗士在最后与对手擦肩而过了呢？

但死亡已是注定的了，他们的轨道无法避免碰撞。“提亚马特发出了一声咆哮”……“上主升起了狂啸的暴风，他强大的武器”。当马杜克走得更近的时候，提亚马特更加“愤怒”；“她的脚跟摇来摇去”。她开始向马杜克下咒──就像在更早的时候艾向阿普苏和穆木释放的一样。然而马杜克还是向她靠拢。

提亚马特和马杜克，神中最强的，

相互激烈地对抗；

面对战斗他们奋勇前行，

他们走向战争。

史诗现在开始描述这场天战──这次创造天地的行为。

上主张开天网要罩住她；

邪风，在最后面，撞在她的脸上。

当她张开她的嘴，提亚马特，

想要吃掉他──

他驾着邪风所以她闭上了她的嘴。

凶猛的暴风们撞击着她的腹；

她的身体变得膨胀；她的嘴大张着。

他用箭射向那里，扯破了她的腹部；

箭从她体内划过，戳穿了她的子宫。

由此征服了她，他熄灭了她的生命和呼吸。

这是解释这个至今都困扰着我们的难题的最早理论。一个不稳定的星系，由太阳和九个行星组成，被一个来自外层空间的巨大的、彗星一样的行星侵入。它先是遇到海王星；接着经过天王星，然后是土星、木星，它的轨道被深深地向内拉扯进入星系中央，并由此出现七颗卫星。它无可改变地走上了一条向提亚马特──下一颗行星──撞去的轨道。

但是这两颗行星实际上并未相撞：是马杜克的的卫星冲进了提亚马特，而不是马杜克本身。他们“膨胀”了提亚马特的身体，让她出现了很大的裂缝。穿过这些裂缝，马杜克射了一“箭”，一道“圣光”，强烈的电流集中在一起，现在的马杜克“充满了耀眼的光芒”，找到了进入提亚马特体内的路，它“熄灭了她的生命和呼吸”──抵消了提亚马特自己的电磁场，并“熄灭”它们。

马杜克和提亚马特的第一次遭遇让它出现了裂缝，变得不再有生命力；但是她最终的毁灭仍然要等到后来与同样裂成两半的金古的相遇。提亚马特的其他十颗小卫星却马上毁灭了。

他杀死提亚马特之后，

她的环粉碎了，她的主体裂了缝。

站在她这边的诸神，

因害怕而颤抖，

为了保命都转身离去。

我们能识别这种现象吗──“粉碎……裂了缝”，导致了那样的颤抖，并“转身离去”──朝相反的方向？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提出对于我们星系中另一现象的解释──彗星现象。小型的天球，它们常常被认为是我们星系“无从控制的成员”，因为它们不遵循任何一种正常的轨道路线。行星围绕太阳的轨道几乎是圆形的（冥王星是个例外）；而这些彗星的轨道是被拉长了的，而且在很多例子中都是被拉得很长的──其中一些长到了会从我们眼里消失数百上千年。行星围绕太阳的轨道是在一个统一的平面上的（除了冥王星）；而彗星的轨道则是在许多不同平面上。最意味深长的是，许多彗星都是反方向运行。

天文学家们无法告诉我们是什么力量、什么事件创造出了彗星并将它们扔进了它们的奇怪的轨道。我们的答案是：马杜克。在一个他自己的平面的反向轨道上运行，他撕碎并破坏了提亚马特的主体，将它们变成了小彗星，再用他的所谓的网（引力）影响了它们：

扔进这个网里，他们发现自己被困了。

一整群恶魔行进在她的一旁

他给他们的手带上手铐

紧紧地包着，他们无法逃掉。

　战斗结束之后，马杜克从金古那里夺走了命运之签（金古的独立轨道），并将它捆在了自己的胸上：他的轨道成为了永久性的绕日轨道。从那时起，马杜克总是跳跃着回到那次天战的现场。

“战胜”提亚马特之后，马杜克在天上航行着，围绕着太阳，并再次回顾他见到的最外层的行星：艾/海王星。“马杜克完成了他的渴望”，“马杜克达成了他想要的胜利”。接着马杜克的新轨道带着他回到了他的胜利之地，“加强他对这些被征服的神的控制”，说的是提亚马特和金古。

当第五场的帷幕就要拉开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也只在这儿，虽然直到目前为止都没有被承认──《圣经·创世纪》的内容进入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创世史诗》；因为正是这个时候，天地创造才真正开始。

完成了他的破天荒的第一次绕日轨道，马杜克“就回到了被他征服的提亚马特。”

上主踌躇地看着她缺乏生命的身体。

精心计划后，他分开了这个怪物。

接着，像一个贝壳，他将她切成了两半。

现在马杜克自己撞上了这颗已被击败的行星，将提亚马特撞成了两半，切掉了她的“头”，或是上身。接着另一个马杜克的卫星，被称作北风的，闯进了已被切开的一半。这一重击带着这一部分──注定要成为地球──到了一个从来没有出现过任何一个行星的轨道上：

上主践踏着提亚马特的身体，

用他的武器切掉了身首之连接；

他切断了她的血管；

并让北风带着它

去到无人问津之地。

地球由此诞生！

另一个部分有着不同的命运：在第二次回到这里的时候，马杜克自己撞了上去，它变成一片粉碎：

他将她的（另）一部分做成了天上的幕布：

将它们锁在一起，像一个守护者安置着它们……

他扯弯提亚马特的尾巴形成一个如手镯的大弯。

 

这块破损部分的碎片被击打成天上的“手镯”，成了外层行星和内层行星之间的“幕布”。它们舒展开来成为了一个“大弯”。小行星带由此形成。

天文学家们和物理学家门承认，内层或是“类地”行星（水星，金星，地球和月球，以及火星）与外层行星（木星及其之后的行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而它们由小行星带隔开。现在我们发现了在苏美尔史诗中，古人对这些现象的认识。

除此之外，对导致“迷失的行星”消失，小行星带（包括彗星）出现，地球诞生的天文事件，我们被提供了──还是第一次──一个条理清楚而连贯的天文学上的科学解释。在他的几个卫星和他的电场将提亚马特撕成两半之后，马杜克的另一个卫星将她的上半身带到了一个新的轨道上，成为了我们的地球；而马杜克，在它运行的第二圈里，将下半身撞得粉碎，并使碎片成为了一个巨大的天带。

在我们成功解读《创世史诗》之后，所有困扰着我们的疑问都被解答了。不仅如此，我们同时知道了，为什么地球的大陆会集中在它的一侧，而一个很深的口子（太平洋底部）会存在于另外一侧。不断被提到的提亚马特的“水”也在给我们启发。她被称为充满水的怪物（Watery Monster），这代表着，地球，作为提亚马特的一部分，同样是生来就带有这些水的。事实上，现在的一些学者形容地球为“水球”──因为它是我们星系目前已知的唯一一个带有如此充满生机的水的行星。

这些天文理论听上去像是很新鲜，但《旧约》中的先知和圣人其实早已讲述过这样的事实。先知以赛亚回忆“太初之时”，上帝“切开了傲慢者，让充满水的怪物旋转，并烘干了提霍深渊（Tehom-Raba）的水”。称主耶和华为“我的太初之王”，赞美诗的作者用一小段提到了宇宙创造。“在你的许可下，那些水散开了；那些充满水的怪物的首领破碎了。”约伯回想这位天神还重击了“傲慢者的助手们”；而且对上帝发出这样令人印象深刻的赞美：

敲打出的华盖在提霍伸展开来，

大地被悬挂在虚空中……

他的力量让水止住了，

他的力量让傲慢者被劈开；

他的风让打造的手镯成形了；

他的手让这条扭曲的龙不复存在。

《圣经》学者现在认识到，希伯来文的提霍（意为“充满水的深渊”）一词源于提亚马特；而提霍深渊的意思是“大提亚马特”。而且，《圣经》中对这些太初事件的理解是基于苏美尔天文史诗的。同样该弄清楚的是，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相同点出现在《创世纪》的开场白里，它形容了上帝的风是如何在提霍的水域上盘旋，他的光（巴比伦中的马杜克）在击打到提亚马特──创造出地球和拉基亚（Rakia，字面上翻译过来是“打造出的手镯”）──时又是如何照亮这片黑暗的。这条天带（至今仍被译为“苍穹”）被叫做“天国”。

《创世纪》希伯来原版1：8──不是现行英文版或中文版《旧约》──很详细地叙述了，正是这个“打造出的手镯”被上帝称为“天国”（shamaim）。阿卡德丁文献同样将这片天域称作“打造出的手镯（rakkis）”，并描述了马杜克是怎样将提亚马特的下半身伸展到首尾相连，变成一个大圈的。苏美尔源头毫无疑问地向我们指出，这个“天国”完全不是我们对于天国的传统概念，而是一个小行星带。

我们的地球和小行星带既是美索不达米亚又是《圣经》所指的天与地，而这一切都是由于提亚马特被马杜克或是上帝毁掉而诞生的。

在马杜克的北风将地球带到它的新位置之后，地球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绕日轨道（有了四季）并拥有了自转轴（有了日夜）。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声称，在地球诞生之后，马杜克的一个任务就是“分配（给地球）日光并划分日夜交界。”《圣经》也这么说：

主说：

“让光出现在打造好的天国，

划分日与夜；

让它们成为空中的标记，

区分季节，日子，和年岁。”

现代学者们相信，地球在成为一颗行星之后是一个布满了活火山的热球，空中也满是烟尘和云。随着气温下降，水蒸气转化成了雨水，地表于是有了干地和海洋。

《伊奴玛·伊立什》的第五个碑刻虽然损毁严重，但还是传达了相同的科学信息。它形容喷发出的熔岩就像是提亚马特的“唾液”，《创世史诗》很正确地将这种现象放在了大气层、海洋和陆地形成之前。在“云雨聚在一起”之后，海洋开始形成，并且地球的“地基”──大陆──升了起来。随着“冷的制造”──气温下降──发生，雨和雾出现了。同时，“唾液”继续持续流着，“流到每一层”，为地球创造出诸多地貌。

再一次，这与《圣经》中的对应多么明显：

主说：

“让天空下的水聚在一起，

在一个地方，让干地出现。”

于是成了。

地球有了海洋、大陆和大气层，现在已准备好形成山脉、河流、瀑布、山谷。将所有的创造都归功于马杜克，《伊奴玛·伊立什》继续诉说着：

将提亚马特的头部（地球）放在指定位置上，

他在那上面升起了山脉。

他打开了瀑布，它们飞流直下。

透过她的双眼，他释放出了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

用她的奶头创造了高耸之山，

钻了井，好带走瀑布之水。

与现代发现完美吻合，无论是《创世纪》还是《伊奴玛·伊立什》或是其他一些与之有关的美索不达米亚文献，都将生命的出现基于水的出现，然后是“一群活着的生物”和“飞鸟”。直到“在那之后，牲口、爬行动物和野兽”出现在地球上，才到达最后的顶点，人类的出现──创世的最后一个动作。

作为地球上的工作的一部分，马杜克“让神圣之月出现了……让他来标志夜晚，界定每月的日子。”

这位天神又是谁呢？文献中叫他SHESH.KI，意思是“保护大地的天神”。在此之前文献中没有提到过这样一个名字；然而他现在出现了，“在她的大压力之下”（力场）。这个“她”是谁：提亚马特还是地球？

提亚马特和地球被认为是可以互换的。地球是提亚马特的转世。月球被称作地球的“守护者”；而提亚马特也是这么称呼她的主要卫星金古的。

《创世史诗》特别将金古从提亚马特被粉碎成彗星的“军队”中排除了出来。在马杜克完成了他的第一个轨道并回到战斗现场的时候，他判定了金古的分裂命运：

而金古，在他们之中成了首领，

他缩小了；

他将他看成是神DUG.GA.E。

他夺走了他不正当的

命运之签。

但马杜克并没有毁掉金古。他夺走了提亚马特给他的独立轨道，缩到了一个小一号的尺寸。金古让人想起一位“神”──一颗我们星系的行星。由于没有轨道，他只能再次成为一颗卫星。随着提亚马特的上半部分被扔进了一个新轨道（成为地球），我们认为，金古也被沿路拉了过去。我们的月亮，就是金古，曾经的提亚马特的卫星。

转变成DUGGAE，金古极重要的元素被剥夺了──大气层，水，放射性物质；他缩小了，而且变成“一块无生命的泥”。这些苏美尔文献很恰当地描述着我们的月球，这也是我们近来才发现的月球历史，这颗卫星的发展也就是由金古开始，由DUG.GA.E结束。

L·W·金在《创世七碑刻》中报告说，有三块天文-神话碑刻的碎片讲述了马杜克对战提亚马特的另一个版本，其中包括了马杜克调遣金古这件事。“金古，她的配偶，带着不用于战争的武器切掉……金古的命运之签他拿在他手里。”B·蓝德斯伯格（B.Landesberger）作了一个更为深刻的尝试，试图完全翻译这些文献，以论证金古/恩苏（Ensu）/月球这三个名字的可互换性。

这些文献不仅证明了提亚马特的主要卫星成为了我们的月亮，它们同时还解释了NASA对于一次大碰撞的发现，“当城市一样大小的天体冲撞月球”。NASA和L·W·金发现的文献都形容月球为“衰败的行星”。

描绘这次天战的圆柱图章被发现了，显示了马杜克正在和一名凶狠的女神作战。有一个描绘显示马杜克向提亚马特射出了他的光，金古──很清楚地能被识别成月球──试图保护他的创造者，提亚马特。

这个图画表明月球和金古是同一颗卫星。用语源学能更加深刻地证明这一点。神辛（SIN）这个名字，在后来是与月球有关的，它源于SU.EN（意为“沦陷地之主”）。

在处理掉提亚马特和金古之后，马杜克再一次“穿越天空并观察了这一地带。”这一次他的注意力被集中到了“努迪穆德（海王星）的住所”，为佳佳制定一个终极“命运”。佳佳是安莎/土星曾经的卫星，被当作是去其他行星的“信使”。

这部史诗告诉我们，当他在天上进行最后的事务时，马杜克将这位天神指派到了“一个隐蔽地”──一个至今都未知的、面对“深处”（外层空间）的轨道──并授予他“充满水的深处的顾问”这一位置。为了与他的新位置符合，这颗行星被重命名为US.MI，意思是“领路者”，最外层的行星，我们的冥王星。

按照《创世史诗》的说法，马杜克曾自吹：“我将巧妙地改变天神所走之路……他们将被分为两个部分。”

的确他做到了。他首先从天上排除掉了提亚马特。他创造了地球，将它抛进了靠近太阳的新轨道。他在天上打造了一个“手镯”──划分内外行星的小行星带。他将提亚马特的大部分卫星都变成了彗星；而她的主要卫星，金古，他将其放在了绕地轨道上成了月球。他还将土星的卫星佳佳切换到了一个新的轨道成为冥王星，并给了它一些马杜克自身的轨道特点（例如不再在同一个平面上）。

我们对于自己的星系的困惑──地球上的海洋洞穴，月球上的破损，彗星的反向轨道，冥王星的奇怪现象──都在我们解读美索不达米亚《创世史诗》后完美地解答了。

在为各个行星建立“站点”（stations）之后，马杜克给了自己一个站点：“尼比努（Nibiru）”，并“穿过天空观察着”这个全新的星系。它现在由十二个天体组成，被十二个神象征着。

谢选骏指出：人说——“我们对于自己的星系的困惑──地球上的海洋洞穴，月球上的破损，彗星的反向轨道，冥王星的奇怪现象──都在我们解读美索不达米亚《创世史诗》后完美地解答了。在为各个行星建立“站点”（stations）之后，马杜克给了自己一个站点：“尼比努（Nibiru）”，并“穿过天空观察着”这个全新的星系。它现在由十二个天体组成，被十二个神象征着。”

我看——要在神话学和天文学之间建立联系相当困难；而要把神话学和天文学融为一体，那就是星相学而不是人类学了！

【第八章 天国的王权】

对《创世史诗》及类似文献──如S.朗盾的《巴比伦创世史诗》（The Babylonian Epic of Creation）──的研究显出，在大约公元前2000年之后，恩基之子马杜克，在与恩利尔之子尼努尔塔的竞争中获胜，成为了众神之中的大神。巴比伦人由此修改了原版的苏美尔《创世史诗》，从中删掉了尼努尔塔和大部分有关恩利尔的内容，并将这颗侵入星系的行星改名为马杜克。

马杜克的地位在地球上明显提高，最终，“众神之王”的称号被戴在了他的头上，就像他至高无上的天文意义所指向的，是纳菲力姆的家园，第十二个天体。作为“天神（行星）之主”，马杜克由此成为了“天国之王”。

一开始，一些学者相信“马杜克”既不是北极星，也不是能在春分之时从美索不达米亚天空看见的任何亮星，因为马杜克被描述成一颗“明亮的天体”。但是艾伯特·肖特（Albert Schott）通过其著作《马杜克和明星》（Marduk und sein Stern），证据确凿地向我们表明，所有古代天文书籍凡是提到马杜克，都将它视作我们星系的一员。

自从那些词语将马杜克描述为“伟大天体”和“照亮的”，有理论进一步认为马杜克是巴比伦的太阳神，相当于是埃及的神太阳拉（Ra）。文献中这样形容马杜克，“审视着遥远天国的顶点……穿戴着光环，他的荣光让人敬畏”，这再一次支持了这种理论。但是文献中接下去却说：“他像沙马氏（太阳）那样瞭望着大地”。就算马杜克与太阳是极为相似的，他也不可能是太阳。

如果马杜克不是太阳，那他是哪颗行星？古代天文书籍没有将他指为任何一颗行星。一些学者将他们的理论基础建立在诸如“太阳之子”等词汇上，他们指出是土星。火星也变成了候选人，因为马杜克有着同样暗红的外表。只是文献中将马杜克放在了一个较为尴尬的位置（“在天国的中部”），这一点又让大多数学者认为最适合他的身份是木星，它位于众行星轨道的中部位置：

木星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土星　天王星　海王星　冥王星

但这个理论很快被它自己反驳了。持这种理论的学者们不相信迦勒底会知道在土星之后还有行星。他们还主张说，迦勒底人相信地球是天体系统中的一个中央平面。而且他们还忘掉了月球的存在，而月球却是美索不达米亚人最明确肯定过的“天神”中的一员。将第十二个天体等同于木星很明显是不可行的。

《创世史诗》很清楚地陈述道，马杜克是从外层空间进入我们星系的入侵者，在撞击提亚马特之前经过了其他行星（这已经包括了土星和木星）。苏美尔人称这颗星为尼比努，“十字行星”。在一部巴比伦版本的文献中，保留了如下的天文信息：

尼比努星：

它占领了天地之间的十字路口。

自上而下，他们无法经过；

他们必须等他。

尼比努星：

天上的光辉之星。

他占着中央位置；

他们要向他致敬。

尼比努星：

是他不知疲倦

在提亚马特的中心留下十字

让“十字”成为他的名字

──占领着中央的那一位。

这几行文字为我们提供了额外的、同时也是让人信服的信息，显示它将其他行星分为两部分。第十二个天体“不停穿越在提亚马特的中心”：它的轨道让它一次次回到提亚马特曾经所在的位置。

我们发现，这些天文文献对行星时代的叙述是相当成熟的，就像是按照顺序排列星表一样，说出马杜克出现在木星和火星之间的什么地方。看来苏美尔人知道这些行星，认为第十二个天体出现在“中央部位”，这便证明了我们的结论：

马杜克

水星　金星　月球木星　土星　天王星

地球　火星海王星　冥王星

如果马杜克的轨道将它带去提亚马特曾在的地方，相对接近我们（火星与木星之间）的话，我们为什么从未看见过这颗又大又亮的行星？

美索不达米亚文献说，马杜克到达了天上的未知区域，并去了宇宙中遥远的地方。“他审视着隐藏着的知识……他看着宇宙的边缘”。他被描述成其他行星的“监察员”，他的轨道包围着所有行星的轨道。“他稳住他们的带子（轨道）”，并制造了一个“铁环”包围了他们。他的轨道“最高”、“最大”。这让法兰兹·库格勒想到马杜克是一个快速移动的天体，在一个巨大的椭圆轨道上航行，像一颗彗星。

这样的绕日椭圆轨道，有一个最远点──离太阳最远的位置，也是返程旅行的开端──和一个近地点──离太阳最近的地方，并开始向外层空间飞去。我们发现马杜克的这两个点都在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有所表述。苏美尔文献形容这颗行星从AN.UR（天之基）飞到E.NUN（主之屋）。《创世史诗》说马杜克：

他穿过天国观察着这片区域……

他测量出了深处的构造。

他建起伊莎拉（E-Shara）作为他杰出的住所；

他建起伊莎拉作为他在天国的宏伟住所。

一个“住所”如此“杰出”──于太空中遥远的“深处”。另一个则是建立在“天国”，在小行星带里，介于火星和木星之间。

乌尔的亚伯拉罕在他的苏美尔祖先的教诲下，同样将古希伯来人的大神与地位最高的行星联系起来。就像美索不达米亚文献，《旧约》中许多章节都形容“上帝”在“天国的顶点”有着他的住所，在那里他“看着主要的行星升起”；一个看不见的天上的主，“在天上，在一个圆圈上移动。”《约伯记》（The Book of Job）描述过这次天体撞击，并暗示了我们这颗上帝的行星到底去了哪里：

在深处之上他标出了一支轨道；

光和暗（混合）的地方就是他最远的边界。

没有隐瞒什么，赞美诗中写出了这颗行星宏伟的轨道：

天国展示了主的荣光；

打造出的手镯也是他的手工艺品……

他来到这里就像是揭开华盖的新郎；

他像一个运动员兴奋地跑上这条航线。

他来自天国的尽头，

他的圆也到了它们的尽头。

它被认为是天国里的伟大旅行家，飞往它极高的最远点，然后再“下来，绕着弯向天国行进”到它的近地点。这颗行星被形容为带翼的天球。无论在什么地方，一旦考古学家发现近东人的遗物，上面都会有带翼天球的符号，它们装饰着神庙和宫殿，刻在岩石上，印在圆柱图章上，画在墙上。它伴随着国王和祭司，标志在它们的宝座上，“盘旋”于他们的头上（在他们战斗的地方），印在他们的战车上。泥、金属、石头和木质物件也装饰着这样的符号。苏美尔和亚甲，巴比伦和亚述，埃兰和乌拉尔图（Urartu），马里（Mari）和努济，米坦尼（Mitanni）和迦南──都有着这样的符号。赫梯国王，埃及法老，波斯萨尔（Persian shar's）──都崇尚着这样的符号，它代表着至高无上。它一直延续了上千年。

古代的宗教和天文学认为这第十二个天体──“众神的行星”──逗留在我们的星系内，并且它的轨道将带着他再次接近地球。第十二个天体的图画符号，“十字行星”，是一个十字。这个楔形符号， ，同样代表着“阿努”和“神圣”，演变成了闪族语中的字母tav，意思是“符号”。

的确，所有古代世界的人都认为，第十二个天体的周期性靠近代表着大动荡、大改变和新纪元。美索不达米亚的文献将这颗行星的周期性出现，描述为一种能够预知的可观测的事件：

伟大的行星，

他的出场，深红色的

他从中分开天国

他是尼比努。

许多讲述该行星到来的文献都预言这个事件将影响到地球和人类。R·坎贝尔·汤普森（R. Campbell Thompson）在《尼尼微和巴比伦的天文学家与魔法师报告》（Reports of the Magicians and Astronomers of Nineveh and Babylon）一书中复制了一些这样的文献，它们重现了这颗行星的前进：当它“包围了木星”并到达十字路口的中心，尼比努：

当从木星来的时候

这颗行星向西前行，

会有一段时间在安全的住所中。

安宁会降临大地。

当从木星来的时候

这颗行星放出荣光

在巨蟹宫成为尼比努，

亚甲将会丰收，

亚甲之王将变得强大。

当尼比努到达极点。

大地将是安全的，

敌人的君王将变得平和，

诸神将接受祷告并倾听恳求。

这颗靠近中的行星，被预言为可以停止大雨和洪水，如同它强大的引力被认为是：

当天国王座之星

变得光亮，

会有洪水和降雨。

当尼比努到达最低点，

诸神会给予和平；

麻烦将被解决，

难题会被解开。

雨水和洪水降至。

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学士们一样，希伯来先知认为，在这颗行星靠近地球并且能为人类所看见的时候，人类将进入一个新的纪元。与美索不达米亚预言中伴随着“天国王座之星”而来的和平相同的，是《圣经》中关于主之日（Day of Lord）后的地球将出现和平与公正的预言。这些可以从以赛亚的话中很好地读出来：

它会在最后的日子来临：

主降在国之间审判

责难众人。

他们会将他们的剑刺入犁中

将矛刺入钩里；

国与国不再有刀剑相争。

带着主之日以后的新纪元的祝福，这一天本身在《旧约》中被描述为伴随着降雨、洪水和地震的一天。如果我们此时将《圣经》中的文段想成是在描述一颗带有强大引力的巨大行星接近地球，那么以赛亚的话就能很轻松地理解了：

像群山中的噪音，

像是由无数人发出的狂乱声响，

所有王国和民族汇聚一起；

是主，

指挥着军队去作战。

他们来自遥远之地，

来自天国的边界

主和他愤怒的武器

要来摧毁整个大地。

因此天国震动

大地被震离原有的位置

当主的军队穿过之时，

他狂怒的一天。

而这时的地球“山被融化，河谷崩摧”，连自转都被干扰了。先知阿莫斯（Amos）很清晰地预言道：

在那一天，

主说：

我将让太阳在中午落下

我将让地球在白昼的中心

变得漆黑一片。

“看，主之日来了！”先知撒加利亚（Zechariah）告诉人们，地球自转将只持续一天：

在那一天，

没有光──一切反常地结冰了。

有一天主会知道，

既不是白昼也不是夜晚，

在前夕会有光。

在主之日，先知约耳（Joel）说：“太阳和月亮将变得黑暗，群星将收回自己的光辉”；“太阳变得暗淡，月亮则是血红”。

美索不达米亚文献赞扬着这颗行星的光辉，并认为哪怕是在白天它一样能被看见：“日出时被看见，日落时消失于视野。”一个在尼普尔发现的圆柱图章，描绘了一群犁地的人惊恐地看见了被描绘成十字符号的第十二个天体。

古人不仅预言了第十二个天体的周期性到来，同样还绘出了他的前进轨道。

《圣经》中的许多文段──特别是在《以赛亚书》（The book of Isaiah）、《阿莫斯书》（The book of Amos）和《约伯书》中──讲述了它移向众多星系的运动。“他独自展开天国并踏在最高的深处之上；他到达了大白霜（the Great Hoar）、猎户座和天狼星，以及南部的星座。”“他向金牛座和白羊座微笑；他要从金牛座去射手座。”

这些经文描述了这颗行星不仅仅是在天国最高点巡游，而且从南部进入，并顺时针移动──就像我们从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看到的一样。相当明显地，先知哈巴谷（Habakkuk）陈述道：

“主从南边来

他的荣光布满大地

金星会发光，

它的光是主赐的。”

在许多讲述这件事的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有一个说得十分清楚：

神马杜克之星：

出现在其上：水星。

上升三十度天弧：木星。

站在天战之地：尼比努。

下面，相应的图表将阐释，以上的文字不只是简单地将第十二个天体叫成不同的名字（如一些学者推测的那样）。这个图释通过从地球上得来的观测，来讲述这颗行星的移动和三个关键点。 

当第十二个天体的轨道将它带回地球的时候，第一个观测到它的机会，是当它于水星（A点）──通过我们的计算，与假想中的日-地-最短轴线呈三十度──呈一线的时候。靠近地球并由此出现了在地球天空中的“上升”（“三十度天弧”，相当精确）；然后，这颗行星在B点穿过木星的轨道。最后，到达曾发生过天战的地方，它的近地点，或者叫做“十字路口”，也就是说，到达C点，它成为了尼比努。我们假想出一条轴线，它连结了太阳、地球和马杜克轨道的近地点，而这条假想的轴线，会与从地球上勘测时首先看到的马杜克与水星的连线呈30度夹角。再过另一个30度，马杜克在B点穿过木星的轨道。

接着，在它的近地点（C点）上，马杜克遇到了“十字路口”：重回天战遗址，这里最接近地球。然后它在它的轨道上继续飞往遥远的宇宙。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和希伯来文献中，对于主之日的预测由此是基于地球上人们的切实体会的：他们在地球上见证了王权之星的周期性的到来。

这颗行星周期性的到来和远去，证明了关于它在我们星系有着永恒轨道的假想。在这一点上它就像很多彗星一样。一些已知的彗星──比如哈雷彗星（Halley's comet），每七十五年接近一次地球──会消失很久才出现一次，以至于很多天文学家都很难说他们是否看见了同一颗彗星。其他一些彗星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也就被看见过一次，据推测，它们的轨道需要上千年才回来一次。科胡特可（Kohoutek）彗星就是个例子，它在1973年3月被首次发现，在1974年的时候飞到了离地球7500万英里的地方，此后很快地消失在了太阳之后。天文学家们推测它将会在未来的7500至75000年之内在某个地方重现。

人类与第十二个天体的周期再现与消失的亲密联系来自于这样的观点：它的轨道周期比计算中科胡特可的周期要小。如果这样，为什么我们的天文学家从来没有意识到有这么个行星的存在？事实上，哪怕只有科胡特可下半部分轨道一半大小的轨道，也将让第十二个天体先比冥王星到我们的距离多上六倍──如果它只是反射太阳光，这样的行星是不可能在这样的距离下从地球上看见的。实际上，土星之后的行星被首次发现并不是通过观测而是通过计算。天文学家们现在已经知道，行星的轨道是受其他天体的影响的。

这其实不失为“发现”第十二个天体的方式。现在已经有了对“第十大行星”（Planet X）存在的推测，它同样是看不见的，而是从某些彗星的轨道上被“感觉”到的。在1972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劳伦斯·利文-莫尔国家实验室（Lawrence Liver-more Laboratory）的约瑟夫·L·布兰迪（Joseph L. Brady），发现哈雷彗星的轨道上的问题，可能是由一个木星大小、围绕太阳每1800年公转一圈的行星造成的。它被估计是在60亿英里之外，它的存在只能用计算来得到。

当这种轨道的可能性不能被排除的时候，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和《圣经》却为我们提供了强大的证据，证明第十二个天体的公转是3600年一圈。数字3600在苏美尔语中被写成一个大圈。表示行星的词──SHAR，意思是“最高统治者”，同样还有“完美之圆”“完整的圆”的意义。同时，还代表着数字3600。这三个词的一致性──行星/轨道/3600──不能完全看成是巧合。

贝罗苏斯（Berossus），巴比伦的祭司、史学家和大学者，提到了大洪水之前地球上的十位统治者。在总结贝罗苏斯的文字之后，亚历山大·波里希斯托（Alexander Polyhistor）写到：“第二本书里讲述的是迦勒底十位君王的历史，以及他们各自的当权期，它们由一百二十个SHAR’S（下文将解释）组成，或是四十三万二千年的时间；直到洪水。”

阿比德纳斯（Abydenus），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学生，同样引用了贝罗苏斯笔下的十位前大洪水时代的一百二十个SHAR’S的统治者。他弄清楚了这些统治者和他们的城市都是位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

　“据说地上的第一个王是阿诺努斯（Alorus）……他统治了十个SHAR’S。

　现在，一个SHAR被尊为三千六百年……

　在他之后，阿拉普鲁斯（Alaprus）统治了三个SHAR’S；来自盘梯-比布伦（panti-Biblon）的阿米拉努斯（Amillarus）继承了王位，他统治了十三个SHAR’S……

　在他之后的阿麦仑（Ammenon）统治了十二个SHAR’S；他是盘梯-比布伦的。接着是来自同一个地方的美加路努斯（Megalurus），统治了十八个SHAR’S。

　接着是道斯（Daos），领导者，管理这片土地十个SHAR’S……

　后来还有其他统治者，最后一个是西斯特拉斯（Sisithrus）；所以所有十个君王，加起来是一百二十个SHAR’S。”

雅典的阿波罗托罗斯（Apollodorus）同样以类似的方法来解读贝罗苏斯的史前记录：“十个统治者一共当政120个SHAR’S（相当于432000年），而且他们之中每一个的当政时间都是按照一个SHAR是3600这样的单位年来计算的。”

随着苏美尔学的兴起，贝罗苏斯所指的“古书”被发现并被破译了；这些苏美尔国王清单很明确地记录了十位前大洪水时代的统治者，他们从“王权由天国下落”开始统治着地球，一直到“大洪水淹没地球”。

一份被称作W-B/144号文献的苏美尔国王名单，记录了五个地点或“城市”的神圣统治。第一个城市，埃利都，有两位统治者。文献在他们两人的名字前加上了前缀“A”，意思是“先祖”。

当王权由天国下落，

埃利都首先有了王权。

在埃利都，

阿鲁利姆（A.LU.LIM）成为了王；

他统治了28800年。

阿拉加尔（A.LAL.GAR）统治了36000年。

两位王统治了它64800年。

之后王权传了出去，那些地方的统治者被称为EN，或者“主（lord）”。

我扔下埃利都；

它的王权被带到了巴地比拉（Badtibira）。

在巴地比拉，

恩门路安纳（EN.MEN.LU.AN.NA）

统治了43200年；

恩门加安纳（EN.MEN.GAL.AN.NA）

统治了28800年；

圣杜姆兹（DU.MU.ZI），统治了36000年。

三位王统治了它108000年。

清单上接着列出了之后的城市，拉勒克（Larak）和西巴尔（Sippar），以及它们的神圣统治者；最后，是舒鲁帕克（Shuruppak），一个有着神圣血统的人类是那里的国王。这些统治者长得不现实的统治时间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无一例外是3600年的倍数。

阿鲁利姆──8×3600=28800

阿拉加尔──10×3600=36000

恩门路安纳──12×3600=43200

恩门加安纳──8×3600=28800

杜姆兹──10×3600=36000

恩斯帕兹安纳（Ensipazianna）──8×3600=28800

恩门杜兰纳（Enmenduranna）──6×3600=21600

乌巴图图（Ubartutu）──5×3600=18000

另一个苏美尔文献（W-B/62）将拉尔萨（Larsa）和它的两位神圣统治者也加入了这份国王名单之中，同样他们的统治时间也刚好是3600年的倍数。在其他文献的帮助下，我们可以发现，在大洪水之前苏美尔的确有十位统治者；他们分别统治了许多SHAR’S；总共是120SHAR’S──和贝罗苏斯的记录是一样的。

这个结论表明，这些以SHAR来计算的统治时间与行星“SHAR（王权之星）”的绕日轨道（3600年）有着明显的关系；阿鲁利姆的统治时间是八个第十二个天体的轨道时间，阿拉加尔是十个，以此类推。

如果这些前大洪水时代的统治者们是从第十二个天体来到地球的纳菲力姆，那么他们在地球上的统治时间与第十二个天体轨道拉上关系也就不奇怪了。这种王权的任期是从他们的降落开始，一直到他们再次起飞结束；当一个指挥官从第十二个天体上下来的时候，他的统治就开始了。因为降落和起飞必须是在第十二个天体靠近地球的时候才行，所以他们的任期就不得不与这颗行星的轨道周期有关，他们的任期只能用SHAR来计算。

人们也许会问──当然这也很正常──难道纳菲力姆中的一员来到地球上，竟然能够在28800或者36000年之后还活着执政？无怪乎学者们将他们的任期比喻为“传奇”。

问题是，什么叫做一年？我们的“年”只是地球围绕太阳转一圈的时间。因为地球生命是随着地球而围绕太阳旋转的，所以轨道长度是地球生命的“模子”（甚至在有着更小轨道的情况下，就像月球那样，日夜的循环也有足够的能量来影响地球上几乎全部的生物）。我们活上这么多年是因为我们的生物钟已经适应了这么多次绕日的轨道。

几乎不用怀疑，其他行星上的生命也会与那颗行星的周期“同步”。如果第十二个天体的绕日轨道有那么长，那么它绕日一圈就相当于地球绕日100圈，那么，纳菲力姆的一年就是我们的100年。如果他们的轨道是我们的1000倍，那1000个地球年就是他们的一年。

而要是如我们所相信的那样，他们的轨道相当于3600个地球轨道的话，会怎样呢？我们的3600年在他们的日历上将成为仅仅一年，也就是他们生命中的一年。这样的话，苏美尔人和贝罗苏斯所说的王位的任期，将变得既不是“传奇”的，也不是不可思议的：他们仅仅是当政了五、八或是十个纳菲力姆年。

我们在之前的章节中讲过，人类的文明之路──处在纳菲力姆的干预之中──经过了三个阶段，都是以3600年为分界：中石器时代（大约公元前11000年），陶器时代（大约公元前7400年），和突然出现的苏美尔文明（大约3800年）。不难看出，纳菲力姆会周期性地回顾（并决定继续发展）人类的进程，这些都发生在每当第十二个天体接近地球的时候。

许多学者──例如海因里希·齐默恩（Heinrich Zimmern）在《巴比伦和希伯来的起源》（The Babylonian and Hebrew Genesis）中──指出，《旧约》同样介绍了前大洪水时代的首领或先祖们，从亚当到诺亚，一共有十位这样的统治者。《创世纪》第六章描述了人类的觉醒：

“主懊悔在地上创造了人类

于是主说：

我要毁灭我创造的人类。”

……

“主说：

我的灵不会永驻人类身上，

他有罪，是血肉之身。

他的日子有一百二十年。”

一代代的学者都在解读这一段经文：“他的日子有一百二十年”，因为这表明上帝似乎给了人类120年的生命。但这不是很讲得通。如果这段经文所表述的是上帝想毁灭人类，那为什么他同时还要给人类那么长的生命？而我们发现，大洪水是后来很久的事情，诺亚甚至还活过了120年大限，他的后代更长寿，比闪（Shem），600岁；阿尔帕克沙德（Arpakhshad），438岁；示拉（Shelah），433岁；等等。

为了应用人类有120年生命这一说法，学者们忽略了《圣经》没有使用将来时──“他的日子将有（His days shall be）”──而是使用的过去时（英文时态）──“他的日子有过（And his days were）”──很明显的问题是：这里说的是谁的生命时间？

我们的结论是，这个120年所指的肯定是神。

时间一直是苏美尔和巴比伦史诗文献中的重大问题。《创世史诗》以伊奴玛·伊立什（“当在天国之时”）开头。恩利尔和女神宁利尔的相遇是在“人类还没有被创造的时候”，等等。

《创世纪》第六章的语言和意义有着同样的目的──将大洪水事件放在正确的时间上。

当人类

在地面上

繁衍壮大

他们生下女儿。

故事继续说道：

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类的女儿的美貌，

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

此时是：

地球上有纳菲力姆

在那些日子及往后；

当神的儿子们

与人类的女儿们结合

她们怀孕了。

他们是永恒的强者

Shem中人。

就是在这段时间，人类快要被大洪水从地表抹去。

这到底是什么时候？

《旧约》毫不含糊地告诉了我们：当他到了120年的时候。一百二十“年”，不是人类的地球年，而是那些强者，“火箭里的人”，纳菲力姆的年份，他们一年就是一个SHAR──3600个地球年。

这种解释不仅理清了《创世纪》第六章的混乱，还显示出了这些经文与苏美尔文献的相同点：120SHAR’S，432000地球年，是纳菲力姆第一次着陆地球到大洪水的时间。

通过我们对大洪水事件的判断，我们将纳菲力姆第一次登陆地球放在大约45万年之前。

在我们再次回到讲述纳菲力姆飞进地球并开始殖民之前，有两个需要回答的基本问题：与我们没有明显差别的生物能在另一个星球上进化吗？这些生物有能力在50万年前进行星际旅行吗？

前一个问题触及到了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我们是否在地球附近的任何地方发现过生命？科学家们现在知道有着无数个像我们银河系一样的星系，其中包含有数不尽的如太阳般的恒星，它们携带着多如天文数字的行星，可以提供任何能够想象得到的温度、大气和化学物质，为生命的起源提供了无穷个可能。

他们同样还发现我们的太空并不是“真空”。例如，太空中有水分子，有被认为是在星体形成初期外围的冰结晶云的残余部分。这些发现支持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不断提到的太阳之水，以及与之相混的提亚马特之水。

生命所需的基本物质同样被发现在星际之间“漂流”，而且认为生命只能存在于某些大气和温度之下的观点也已被推翻了。此外，认为太阳是生命组织能量和热量的唯一来源的观点也早已丢弃。由此，先锋10号飞船发现木星虽然比起地球离太阳要远得多，但仍然十分热，可以断定它有自己的能量和热量来源。

一颗在自身深处有着充足的放射性物质的行星还会经历大量的火山活动。这些火山活动制造了大气层。如果这颗行星足够大，能产生强大的引力，它就能几乎永久性地维持着这片大气。这样的大气层，反过来又制造出温室效应：它将这颗星球与外层空间的寒冷隔绝开来，并保证行星自己的热量不会流失到外太空──就像衣服让我们暖和一样。有着这样的观念，古代文献形容第十二个天体为“穿着光环”，就不仅仅只有诗歌创作上的修辞意义。它一直都被描述成发光的行星──“众神之间他最光亮”──并说它有着能放出光束的身体。第十二个天体能自己产热并能在大气层的保护下保住这些热量。

科学家们还很意外地发现，在其他星球上（如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不仅仅能够发展出生命，而且很有可能已经在那里出现了。这些行星是由星系中较轻的物质构成的，与整个宇宙中普遍行星的构成更为类似，它们的大气层中有着充足的氢，氮，甲烷，氨，可能还有氖和水蒸气──所有这些都是有机体所需要的。

因为如我们所知道的，水是生命发展必不可少的。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很清晰地告诉我们第十二个天体是一个充满水的行星。在《创世史诗》列出的这个行星的五十个名字里，包括了一组形容它充满水的名字。基于A.SAR一词（意为“充满水的君王”），“他建立了水的分级”，这些名字将这颗行星描述为A.SAR.U（意为“崇高、明亮的充满水的君王”），A.SAR.U.LU.DU（意为“有着丰富内涵的崇高、明亮的充满水的君王”），等等。

苏美尔人一直坚信第十二个天体是一个充满生命气息的绿色星球；的确，他们称它NAM.TIL.LA.KU，意思是“供养生命之神”，他同样还是“耕作术的传授者”，“谷物和草药的创造者，是他让蔬菜发芽……他打开了井，分配大量的水”──“天与地的灌溉者”。

科学家们指出，生命不是带着它们沉重的化学成分在陆地行星上出现的，而是在星系的外缘区。第十二个天体从这些星系的边缘进入到我们的中心，一颗暗红的炙热的星球，生产并放射出自身的能量，而它自己的大气层则提供了生命必须的化学物质。

如果还有一个疑惑，那就是地球上生命的出现。地球是在大约45亿年前形成的，而且科学家们也相信，在那之后的几亿年里，地球上就已经有了简单生命体。这也许太快了一些。不过的确存在30亿年前就有最简单最古老的生命的痕迹。这意味着，这些在地球形成后不久就很快地出现的生命，是先前就存在的生命体的后裔，而不是这些缺乏生命的化学物质和气体组成在一起的结果。

这些问题让科学家发现，地球本身是不适宜生命发展的，不过，事实上生命出现了。诺贝尔奖得主弗朗西斯·克里克（Francis Crick）和莱斯利·欧格尔（Leslie Orgel）在科学杂志《伊卡洛斯》（Icarus，于1973年）中提倡这样一种观点：“地球生命可能是来自于从遥远宇宙来的微粒物质。”

为什么所有的地球生物都只有一种基因密码？如果生命是在“太初汤”里开始的，如大多数生物学家相信的，有着大量基因密码的组织是应该出现的。同样，为什么钼（molybdenum）在生命必不可少的酶反应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钼却是极为稀有的物质？为什么地球上充足的物质，比如铬（chromium）和镍（nickel），在生物反应中却是不重要的？

由克里克和欧格尔提出的奇怪理论不仅仅是说，所有的地球生物都来源于外层空间闯进的物质，而且还认为这种“播种”是蓄意的──外星球的高智慧生命将“生命种子”放进太空船送到地球，为了快速开始地球的生物链。

在没有这本书的信息的帮助下，这两位知名科学家接近了真正的事实。当然，其实并没有这样预先策划好的“播种”；而是一次天体撞击。一颗承载着生命的行星，第十二个天体和它的卫星，撞上了提亚马特并将其切成两半，其中一半成为了“地球”。在这次撞击中，第十二个天体承载着生命的土壤和空气“种”在了地球上，给予它早期的生命体，除此之外没有其他解释。

如果第十二个天体上的生命的出现哪怕只比地球快上百分之一，那它就比我们早上大约4500万年。甚至只有这一瞬间的差别，第十二个天体上的类人生物，早在地球第一只哺乳动物出现的时候就住在那里了。

有着这样的差别，第十二个天体上的人当然可以在50万年前进行星际旅行。

谢选骏指出：人说“天国的王权”，我看有关这个题目，在《圣经》已经得到了应许，而且在《启示录》的最后，更哟明确的宣告——

22:18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作见证，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

For I testify unto every man that heareth the words of the prophecy of this book, If any man shall add unto these things, God shall add unto him the plagues that are written in this book:

22:19 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分。

And if any man shall take away from the words of the book of this prophecy, God shall take away his part out of the book of life, and out of the holy city, and from the things which are written in this book.

可是不幸的是，西琴的《地球编年史》，并不符合《圣经》，明显属于混合主义的产物。

【第九章 着陆地球】

我们只在月球上踏出过自己的脚印，我们的无人飞船也只能探测离我们最近的行星。在我们的邻居们后面，无论是星系类的还是外层空间的探索都在我们的能力之外。而有着超长轨道的纳菲力姆的行星，它本身就像是一个旅行中的天文台。这个轨道带着它飞过所有的更外层的行星，并让他们能够直接地观察我们的星系。

当他们登陆地球的时候，他们带来了他们伟大的天文知识。纳菲力姆人，地球上的“天国之神”，教导人类看向苍天──就像耶和华让亚伯拉罕做的一样。

甚至是在最古老最简陋的浮雕和绘画上，我们都能看见星座和行星符号；当神被描绘或是被祈求的时候，他们的符号就被用一种图画简写。通过向这些符号祈祷，人类不再孤独；这些符号连接着地球人和纳菲力姆人，也连接着地球和天国，以及人类和宇宙。

这些符号中的一些，我们相信，同样还表达了空间旅行的含义。有大量的讲述这些天体和他们与各天神关系的古代文献和列表。古代人为天体和天神取多个名字的习惯让我们的分析变得困难。哪怕在已经建立好的关系中，如金星是伊师塔，也随着众神中的变动而变得混淆。所以，在更早的时候金星被认为是宁呼尔萨格。

E·D·范布伦（E.D.Van Buren）在《美索不达米亚艺术中众神的符号》（Symbols of the Gods in Mesopotamian Art）一书中，分类整理了超过八十个这样的符号──神和天体的符号。它们在圆柱图章上，雕塑上，石柱上，浮雕以及界石上──更加详细清晰，例如亚甲的库都鲁（kudurru）──被发现。随着这些符号的分类，它显示出除了一些代表南部或北部星座的符号外，还有一些若不是代表黄道十二宫的话，那就是代表着十二个天地众神，再不然的话就是代表着太阳系的十二个成员。美里西帕克（Melishipak）──苏萨（Susa）之王──立下的库都鲁，显示了黄道带的十二个符号，和十二个星形神的符号。

亚述王伊撒哈顿（Esarhaddon）立下的一个石柱上，描绘了这位统治者在面对天地十二主神时手举生命之杯（Life of Cup）。我们可以看见有四位神祇站在动物身上：伊师塔站在狮子身上，阿达德拿着叉状闪电，这很容易就能鉴别出来。另外有四位神用带有他们特殊属性的工具来表示，比如用狮头锤来代表战神尼努尔塔。剩下的四位神则是用天体来表示──太阳，是沙马氏；带翼天球，是第十二个天体，阿努的住所；还有月牙与七星。

虽然在后来辛才是月亮，用月牙表示，但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在“古老的时候”，这个符号所代表的是一位年老的长满胡须的神，他是苏美尔真“老神”之一。他常被描述在水流环绕中，这位神毫无疑问就是艾。月牙同时还与测量和计算科学有关，而艾正好也主管这一块。海洋之神艾是非常适合用引起潮汐的月亮来表示的。

那么七星符号的意思是什么呢？

许多线索都将我们的视线集中到恩利尔的身上。在阿努的门廊前，用月牙和七星来表示艾和恩利尔。一些最清楚的符号已被亨利·罗林森（Henry Rawlinson）爵士在《西亚的楔形文献》（The Cuneiform Inscriptions of Western Asia）一书中，一丝不苟地拷贝了下来，这些符号中最重要的“三人组”是阿努在他的两个儿子之间；这些代表恩利尔的符号不是七星就是有七个顶点的“星星”。数字七是恩利尔的符号中必不可少的（有时还包括他的女儿宁呼尔萨格，代表符号为脐带剪）。

学者们曾无法理解拉格什王古蒂亚的一段陈述，“天上的7是50”。试图用算术来解决──根据一些准则将7变为50──的尝试无法理清这段陈述的含义。然而，我们却看到一个简单的答案：古蒂亚所说的这个“七”天体代表的神是“五十”。恩利尔，他的代表数是五十，而与他对应的行星是第七个。

哪颗行星是恩利尔呢？我们回想起那些讲述诸神第一次来到地球的文献。当阿努在第十二个天体上的时候，他的两个儿子来到了地球。艾被给予了“深处的统治权”，恩利尔则是“大地（Earth）的统治权”。现在这个问题的答案突然出现了：恩利尔之星就是地球。地球──对纳菲力姆而言──是第七个行星。

1971年2月，美国发射了执行至今为止最远任务的无人飞船。它航行了21个月，经过火星和小行星带，在很精确的时刻表内与木星会合。接着，就像NASA科学家们所预言的那样，木星巨大的引力“抓”到了它并把他扔到了外层空间。考虑到先锋10号可能会在某一天被另一个“太阳系”的引力吸引而坠落到宇宙中的某个行星上，研发这艘飞船的科学家们将一块刻有“信息”的铝板放在它里面。这段信息使用的是象形语言──与最早的苏美尔象形文字中的符号和标志没有太大区别。它试图告诉任何找到这块铝板的生物，人类有男女之分，大小和飞船的大小是成比例的。它描述了构成我们世界的两种基本化学物质，以及相对于某种宇宙射线来说我们的位置。它还描绘出了我们的太阳系──一个太阳九个行星的版本──一告诉它的发现者：“你发现的这艘飞船来自这颗太阳的第三个行星”。

我们的天文学家已经适应了地球是第三个行星这种说法了──事实上，它的确是。但那是在从我们星系中心，太阳，开始算起的时候。

但对于某个从外部接近我们太阳系的人而言，第一个被算进去的行星是冥王星，第二个是海王星，第三个是天王星──不是地球。第四个会是土星，第五个是木星，第六个是火星。 

第七个才是地球。

除了纳菲力姆，没有别人会经过冥王星、海王星、土星、木星和火星再到达地球，也没有人会认为地球是“第七个”。即使这样，仍然有人认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居民，而不是太空来客，有能力并需要从太阳系的边缘开始计算地球的位置，而不是从太阳开始算起，这样顺便也证明了这些古人是的确知道天王星、海王星和冥王星的存在的。不过这些行星的存在并不是靠他们自己得知的，我们已经证明过了，这些信息都是由纳菲力姆传达给他们的。

无论怎么说，结论都只有一个：只有纳菲力姆才会知道土星之后还有行星，而正因为这样，从外面数进来，地球成了第七个天体。

地球并不是太阳系中唯一一个数字位置被符号化了的天体。有充分证据证明，金星被描绘成了有八个顶点的星星；金星是第八个天体，当从外数到内的时候是在地球之后。八个顶点的星星同时还代表着女神伊师塔，而金星是伊师塔的行星。

许多圆柱图章和图画遗物将火星描绘为第六个天体。一个圆柱图章显示火星的神祇坐在一个王座上，王座位于一个“六芒星”下面。图章上的其他符号分别代表着太阳，和我们现在的描绘方式差不多；还有月亮；十字，“十字行星”的符号，第十二个天体。

在亚述时代，一个神之星的名次通常用他王座旁的星星来表示。由此，一个描绘尼努尔塔的牌匾将四颗星星放在他的王座上。他的行星土星的确是第四个行星，当然是用纳菲力姆的排序方式。其他大多数行星都有类似的描绘。

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最重要的宗教事件，是为期十二天的新年庆典。庆典中充满了第十二个天体轨道，太阳系的组成，以及纳菲力姆前往地球的旅程的象征。其中保存最好的“信任誓词（affirmations of the faith）”是巴比伦的新年礼仪；但有证据显示，巴比伦人仅仅是简单地复制了苏美尔文明一开始的传统。

在巴比伦，这项庆典是在非常严格和详细的礼仪规范下举行的；每一个部分、场次和祷告词都有着传统原因和一个特殊的意义。这些典礼是在尼散月（Nisan）──新年第一个月──的第一天开始举行的，与春分刚好相合。有十一天，其他神将按照规定的秩序到马杜克那里去。到了第十二天，其他每个神都回到自己的住所，马杜克将在他的光辉中再次落单。与马杜克在星系中出现所对应，显然他要与太阳系中其他诸神“会面”，并在第十二天分离──让这第十二位神继续与世隔绝地做着众神之王。

新年庆典的礼仪与第十二个天体相关。前四天，对应的是马杜克经过前四颗行星（冥王星、海王星、天王星和土星），是准备日。在第四天的最后礼仪被称作是让行星依库（Iku，即木星）出现于马杜克的视野。马杜克快要走到天战遗址了；很有象征意味地，大祭司此时开始诵读《创世史诗》──天战的故事。这是一个不眠之夜。当天战的故事讲完之后，天刚刚破晓，第五天到了，这时的典礼是十二次称马杜克为“上主”，肯定了在天战之后，太阳系有了十二个成员。朗诵中接着就点明了太阳系的这十二个成员以及黄道带的十二个星宫。在第五天内的某个时段，神那布（Nabu）──马杜克的儿子及继承人──从他的崇拜地博尔西帕（Borsippa）乘船而来。但他只在第六天才进入巴比伦神庙内院，因为在那之后，那布成为了巴比伦的十二大神之一，而属于他的行星是火星──第六个天体。

《创世纪》告诉我们，在第六天，天地及其上的一切都完成了。巴比伦的庆典同样在尼散月的前六天，纪念了这次创造地球和小行星带的宇宙事件。在第七天，庆典将注意力集中到了地球。虽然第七天庆典的细节有些缺乏，H·法兰克福（H.Frankfort）在《王权与众神》（Kingship and the Gods）一书中表示，他相信他们参与了一场神的演出：在那布的带领下，解救被关押在“下层大地之山（Mountains of Lower Earth）”的马杜克。

自从发现了详细介绍马杜克与其他对手争夺地球王位的史诗文献，我们可以推测，第七天的事情就是重演马杜克争夺地球（第七个天体）王权的往事，他最初的胜利，以及他的最终胜利并夺得权力。

在巴比伦新年庆典的第八天，马杜克在地球上取得胜利──也就是篡改过的《伊奴玛·伊立什》中的天国胜利──取得了至高无上的权力。在赞扬马杜克之后，这些神祇，在国王和百姓的帮助下，他们上了船。在第九天，按照规定好的队伍，马杜克从他在城市中的圣域前往位于城外某个地方的“阿基图（Akitu）之屋”。马杜克和前来拜访的十一位神祇在那里呆到第十一天；在第十二天，诸神各回各家，庆典也就结束了。

从任何一个方面来看待巴比伦的庆典，都让人想起它之前的苏美尔人的庆典。最具有说服力的是与阿基图之屋有关的部分。许多学说，例如S·A·帕里斯（S.A.Pallis）的《巴比伦阿基图庆典》（The Babylonian Akitu Festival），对这所“屋子”在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苏美尔宗教庆典中有过特别介绍。这个庆典的精华部分是：一支神圣的队列看见当政的神祇离开了他的住所或神庙，经过几个站点，到了镇外的一个地方。一艘特别的船，“圣船”，在这次行动中被用上了。这位神祇很成功地完成了他在阿基提（A.KI.TI）之屋的任务──无论那是什么，坐着同一艘船返回了城市的码头，并顺着原路返回神庙，享受国王和百姓提供的佳肴和欢乐。

苏美尔词汇阿基提（正是巴比伦词汇阿基图的源头）字面上的意思是“以地球生命为基础”。与各种各样的难以理解的旅行联系起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队列象征着纳菲力姆人，从他们的家园来到第七个天体地球的危险却成功的航行。

在古巴比伦遗址上持续二十多年的挖掘成果，与巴比伦宗教文献的记录有着惊人的符合。F·韦策尔（F.Wetzel）和F·H·维斯巴赫（F.H.Weissbach）在其合著的《巴比伦的马杜克主神庙》（Das Hauptheiligtum des Marduks in Babylon）一书中披露，由他们带队的挖掘小组能够在理论上重建马杜克的圣域。事实上也是如此：他的塔庙，前行之路（Processional Way）的建筑特征，在位于东柏林的古代近东博物馆（Museum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被重新架构了起来。

七个站点的具有象征意味的名字和马杜克在每个站点的称号，既有阿卡德语版本，又有苏美尔语版本──证明了它们的苏美尔起源及象征意义。

马杜克的第一个站──那里他的称号是“天国统治者”──亚甲名字叫做“圣屋”（House of Holiness），苏美尔名字叫做“亮水之屋”（House of Bright Waters）。他在第二个站的称号现在还无法辨读；这个站本身名叫“分土之地”（Where the Field Separates）。第三个站点的名字有些部分已经破损，开头的几个字是“面对行星……的位置（”Location facing the planet……）；马杜克在这里的称号变成了“喷出火焰的主人”（Lord of Poured-Out Fire）。

第四个站被称为“命运圣地”（Holy Place of Destinies），在这儿马杜克被称为“安与基的水之暴风的主人”（Lord of the Storm of the Waters of An and Ki）；第五个站的出场没有这么“震撼”，它被叫做“车道”（The Roadway），马杜克是“羊倌之话出现之地”（Where the Shepherd’s Word Appears）；第六个站被叫做“行者之船”（The Traveler’s Ship），马杜克的称号在那里变为了“表示出的门廊之神”（God of the Marked-Out Gateway）；第七个站是“比特·阿基图”（Bit Akitu），“创建地球生命之屋”（house of building life on Earth）。在这个地方，马杜克的称号是“休息室之神”（God of the House of Resting）。

我们认为，马杜克队列所经过的七个站点表示着纳菲力姆到达地球的空间之旅；第一个“站”，“亮水之屋”，代表的是经过了冥王星；第二个（“分土之地”）是海王星；第三个，天王星；第四个── 一个太空风暴的地方──土星。然后是第五个，在那里“车道”变得清晰了，“羊倌之话出现的地方”，是木星。第六个，一个将旅行转到“行者之船”的地方，是火星。

而第七个站就是地球──旅行的终点，马杜克在那里提供了“休息室”（神的“创建地球生命之屋”）。

纳菲力姆的“航天太空总署”是怎样按照他们通往地球的飞行来认识太阳系的？

逻辑上讲──事实上也是──他们从两部分认识这个星系。一个观测区域是飞船本身，它经过了从冥王星到地球等七颗行星占领的空间。第二组，在他们航线的前面还有四个天体──月球、金星、水星和太阳。在天文和神的谱系中，这两组被认为是分开的。

从谱系上看，辛（月球）是这“四个”中为首的，沙马氏（太阳）是他的儿子，伊师塔（金星）是他的女儿。阿达德（水星）是她的叔叔，辛的兄弟，他随时都与他的侄儿沙马氏和（特别是和）他的侄女伊师塔在一起。

而另一方面，这“七个”在讲述人神及太空大事的文献中是被合在一起考虑的。他们是“裁决的七个”（the seven who judge），“君王阿努的七信使”（seven emissaries of Anu, their king），而且正是因为这样，七这个数字变得神圣起来。有“七古城”，城市有七道门；城门有七个门闩；祈福要求七个丰年；饥荒与动荡的诅咒持续七年；圣婚通过“做爱七天”来庆祝；还有很多。

在这些严肃的庆典，如阿努和他的伴侣作为来访的稀客的时候，代表这七颗行星的神祇将被选派出来。而另外四个却被当作隔离者来对待。例如，古代外交规定就有陈述：“神祇阿达德、辛、沙马氏和伊师塔将坐在院子里直到破晓。”

在天上，每一组都本该呆在它自己的天域里，苏美尔人也认为在两组之间有一根“天条”（celestial bar）隔绝了它们。

“一部重要的天文神话文献，”A·耶利米亚说，它讲述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宇宙事件。当这七个“被卷在天条上”──在这次剧变之中（罕见的七星一线），“他们与英雄沙马氏（太阳）和勇敢的阿达德（水星）结盟”──意思可能是，所有的引力施加在一个方向上。“与此同时，伊师塔，寻找着一个和阿努一起的充满荣光的住所，想要成为天国女皇”──金星通过某种方式将自己的位置移向了一个更为“荣光的住所”。最大的影响是在辛（月球）的身上。“这七个惧怕的不是律法……光的给予者辛被凶猛地包围”。按照这个文献的说法，第十二个天体的出现拯救了黑暗的月球，并让它再次“在天国发出光辉”。

这四个位于被苏美尔词汇称为GIR.HE.A的天域里，意思是“迷惑火箭的天水”（celestial waters where rockets are confused），还有另一些苏美尔词汇用来描述它，比如MU.HE，“飞船的困惑”（confusion of spacecraft），或是UL.HE，“混淆带”（band of confusion）。这些奇怪的词汇是讲得通的，我们曾认识到纳菲力姆人是按照他们的太空旅行来认识太阳系的。也就是前不久，通讯卫星的工程师发现太阳和月亮会“玩弄”卫星并将它们“关掉”。地球卫星会被太阳耀斑产生的微粒雨或月球反射的红外线“迷惑”。纳菲力姆也是一样，在他们经过地球并靠近金星、水星和太阳的时候，火箭或飞船进入到了一个“迷惑区域”。

因为天带而与另外四个隔离，这七颗行星位于苏美尔所说的UB天域里。UB包含了七个部分，在阿卡德语里被称为幽居地（giparu）。无疑这就是古代近东人相信“七天国”的开端。UB的七个“天球”包括了阿卡德人的基什莎图（kishshatu，意为“整体，总体”）。这个词汇的原形是苏美尔的SHU，同样也有“最重要的部分”，至高无上的意思。因此这七个行星有时也被称作“SHU.NU，七个发光体”──它们居处于“至高无上的区域（in the Supreme Part rest）”。

相对于另外四个，这七个有着更为详细的记载。苏美尔人、巴比伦人和亚述人的天体列表用了大量的词汇来形容它们，并很正确地排列它们。大多数学者都认为，这些古代文献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土星之后的行星，所以很难正确理解这些文献中的行星。但是我们却发现，这些文献中的名字是很容易就能被认识的。

纳菲力姆进入太阳系的第一个被看见的行星是冥王星。美索不达米亚将这颗行星命名为SHU.PA（意为“SHU的监管者”），因为这颗行星“守护”着太阳系的“至尊无上的区域”。

就像我们看见的一样，纳菲力姆要到达地球，只能在最接近地球的时候从第十二个天体上起飞，这样他们就能不仅是在第十二个天体上观察冥王星，同样还能在飞船上观察冥王星。一本天文文献说SHU.PA星是“恩利尔为大地制定命运之地”──在那个地方，神驾驶着飞船，制订了到达地球和苏美尔之地的正确航线。

在SHU.PA之后是IRU（意为“圈”）。在海王星，纳菲力姆的飞船可能开始了通往目的地的曲线或者“圈”。它的另一个名字是HUM.BA，暗指“沼泽植物（swampland vegetation）”。也许在以后的某一天，当我们探索海王星的时候，会发现上面有着曾被纳菲力姆人看见的沼泽地？

天王星被称作Kakkab Shanamma（意为“成对的行星”）。从大小和外表上来看，天王星的确和海王星像是双胞胎。一个苏美尔列表将其称为“EN.TI.MASH.SIG（意为“光辉的绿色生命之星”）”。难道天王星也是一个布满湿地植物的星球吗？

在天王星之后的就是土星了，这是一个有着“光环”的巨行星（接近十倍于地球的大小），而“光环”与之的距离超过其直径的两倍。它们肯定会对纳菲力姆和他们的飞船造成威胁。这样的话很好解释为什么他们叫这颗行星TAR.GALL（意为“强大的毁灭者”）。这颗行星还叫KAK.SI.DI（意为“正义武器”）和SI.MUTU（意为“替天行道者”）。

在整个古代近东，这颗行星代表着邪恶终结者。这些名字是不是意识到了这颗行星会对飞船造成威胁？

我们看见过阿基图之行，在第四天提到过安和基之间“水之风暴”──这是当飞船行驶在安莎（土星）和基莎（木星）之间的事情。

一个很早之前的苏美尔文献在1912年被公开，被认为是“古代魔法书”（an ancient magical text），很可能讲述的是一艘飞船和其上的五十名宇航员的丧失。它陈述马杜克是怎样到达埃利都，告诉他父亲艾这个可怕的消息的：

“它被创造成一个武器；

如死神般前行……

五十个阿努纳奇，

被重击了……

如鸟般飞行的SHU.SAR

被击中了胸部。”

文献中没有提到“它”是什么。而无论它是什么，它毁掉了SHU.SAR（意为飞行的“至尊舰”）和其中的五十名宇航员。但是这种对于宇宙不幸的惧怕也只是在土星这里。

纳菲力姆在经过土星到达木星的时候一定得到了很大的宽慰。他们将这第五个天体称为Barbaru星（意为“明亮的”），或SAG.ME.GAR（意为“伟大的，穿上宇航服之地”），或SIB.ZI.AN.NA（意为“天国的真向导”）。同样，文献也描述了它在通往地球的旅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这是进入火星与木星之间的地带，进入小行星带这个危险区域的标志。从这些名字上看，纳菲力姆人是在这个地方穿上了宇航服。

火星，很适当地被叫做UTU.KA.GAB.A（意为“水域之门前的灯”），让我们回想起苏美尔文献和《圣经》中将小行星带描述为天上的“手镯”，它分开了太阳系中的“上水域和下水域”。更为精确的是，火星还被认为是Shelibbu（意为“‘接近’太阳系‘中部’”）。

一个刻在圆柱图章上的不寻常的图画显示，在经过火星之后，一艘前行中的纳菲力姆飞船与地球上的“太空航行地面指挥中心”始终保持着联系。

这幅古代图画最重要的内容是第十二个天体的符号，带翼的天球。但这次看上去不太一样：它更加机械化，更为人造化。它的“翅膀”看上去非常像美国航天器上的太阳能板，将太阳的能量转化为所需的电能。还有两个天线是绝对不会错的。

这个圆形的飞船，带着皇冠状顶部，翅膀和天线，在天国里，在火星和地球之间。在地球上，一位神将手伸向一名还在太空的宇航员，他靠近火星。这名宇航员看上去戴着一副面甲和胸甲。他着装的下半部分看上去就像是一个“鱼人”──也许是一种需要，他们迫降在海里。在他的一只手上他拿着一副器具；另一只手回应着地球上的问候。

旅行继续着，接着就到了地球，第七个天体。在“七天神”的列表中，它被称为SHU.GI（意为“SHU的正确休息地”）。它同样还代表着“SHU的结束之地”，在这个太阳系中的至尊部分（Supreme Part）──这次长途旅行的目的地。

在古代近东，GI这个发音常常被音译为KI（意为“地球，干地”），GI的发音和音节的原始意义一直保存到了今天，和纳菲力姆人所表达的含义是一样的，就像：geo-graphy（地理），geo-metry（几何），geo-logy（地质）。

在最早的象形文字里，SHU.GI这个符号同样代表着SHIBU（意为“第七个”）。天文文献解释说：

Shar shadi il Enlil ana kakkab SHU.GI ikabbi

（意思是“大山之主，恩利尔神，与SHU.GI星是同样的。”）

与马杜克到七个站点的旅行一样，这七个名字同样也在讲述一次星际旅行。在旅行的最后就是第七个天体，地球。

我们也许永远都不会知道，从现在开始的无数年之后，是否会有外星人找到并看懂我们放在先锋者10号上面的信息。同样，我们也能在地球上找到类似的信息──告诉地球人第十二个天体的位置和信息的牌匾。而如此的证据确实存在。

证据是在尼尼微的皇家图书馆的废墟里发现的一只泥板。和其他泥板一样，这无疑也是苏美尔原版的亚述复制品。但与其他不同的是，它是一个圆盘；而且虽然上面的楔形符号都保存得相当完好，但所有研读过这个泥板的学者都称其为“最难解的美索不达米亚文献”。

在1912年，L·W·金在大英博物馆管理着亚述和巴比伦的古物，对这个碟子做了一个很细心的拷贝，它是被分为八个部分的。

没有破损的部分上面有一些几何图形，它们都有着相当高的精度，这在其他古代工艺品、设计和图画中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它们包括了箭头，三角形，交叉线条，甚至还有一个椭圆──这是一种被认为古代人无法描绘出的精准的几何曲线。

这个不寻常的奇怪泥板首先是在1880年1月9日的一个科学组织的报告中，吸引了英国皇家天文学会（the British Royal Astronomical Society）的注意。R·H·M·博桑基特（R.H.M.Bosanquet）和A·H·赛斯（A.H.Sayce），在一个最早的“巴比伦天文学”演讲中，认为它是一个平面天球图（在一个平面地图上表示球面的内容）。他们声称其上的一些楔形符号“似乎是一些带有理论意义的测量”。

牌匾中八个部分出现的许多天体的名字很明显是在讲述天文内容。博桑基特和赛斯对其中一个部分的七个“小星点”特别感兴趣。他们说这些东西想要表示的可能是月相。这些小星点似乎是被贯穿在一条线上的，“群星之星”（stars of star）被命名为DIL.GAN，另一个天体被命名为APIN。

“这些神秘图案绝对有一个很简单的解释，”他们说。但是，可惜他们自己对于寻找这个答案的努力，并没有因为他们正确认识了这些楔形符号的含义，而且还理解了这是平面天球图而走远。

当皇家天文学会公布这个平面天球图的草图的时候，J·奥伯特（J.Oppert）和P·延森（P.Jensen）改进了一些星体和行星的名字的读法。弗里茲·霍米尔（Fritz Hommel）博士在1891的一本德国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古代迦勒底的天文学》（Die Astronomic der Alten Chaldaer）中，注意到了这个平面天球图八个部分的每一个都是45度角，他指出整个天盘的度数是360度。他认为，这个被标出的焦点是“巴比伦天空”的某个地方。

这件事被放置了一段时间，直到恩斯特·F·威德纳（Ernst F. Weidner），先于1912年在一篇发表的文章《巴比伦学：巴比伦人的天文学》（Babyloniaca Zur Babylonischen Astronomic）上，后于他的一本主要教科书《巴比伦天文学手册》（Handbuch der Babylonischen Astronomie，1915年）上，十分彻底地分析了这个牌匾，但指出它是无意义的。

他的困惑的缘由，是这些写在很多部分里的几何图形和星体及行星名字是清晰易读的（哪怕是在它们的意义或者目的不明确的情况下），而顺着那些线条（互相隔着45度）的标注或题字是无意义的。他们总是一些重复着的亚述语言中的词汇。比如这样：

lu bur dilu bur dilu bur dibat bat bat kash kash kash kash alu alu alu alu

威德纳指出这个牌匾既讲天文学又讲占星术，是用作驱邪除妖的魔法书，和其他那些有着重复词汇的文献一样。因为这个解读，他不再对这个独特的碑刻感兴趣。

然而，如果我们用苏美尔语来读这段文字，而不是亚述语的话，它们则会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意思；因为这个泥板本身就是亚述人复制的原属苏美尔的内容。当我们看到其中一个部分时（我们设它为一号），上面有着这样看似无意义的符号：

na na na naa naa na nu（这是顺着下行线的）

sha sha sha sha sha （这是顺着四周的）

sham shambur burKur （这是顺着地平线的）

如果我们用苏美尔语来分析这些重复符号的话，它们突然变得有意义了。

这里显示的是一张路线图，标注了神恩利尔“经过这些行星”，还伴随着一些操作指南。线条都呈45度倾斜，似乎是为了标出一艘飞船从“高高高高（high high high high）”的地方下降下来的路线，经过“水蒸气云层”（vapor-clouds）和一个“缺水的下层区域”（no vaper-clouds），朝着天地交接的地平点。

在接近地平线的天空中，对于宇航员而言这些指南是有意义的：他们被告知要“调整调整调整”（set set set）他们的仪器设备，好抵达最终目的地；接着，当他们接近大地的时候，“火箭火箭”（rocket rocket）被点燃以减缓飞船速度，火箭很显然应该是在其接近降落点之前就要升起（“堆积，pile-up”）的，因为它还要经过高耸或者崎岖的地带（“山山，mountain mountain”）。

这个部分的信息明摆着是在讲述恩利尔自己的飞行。在这第一个部分中我们被给予了一个精确的几何草图，两个三角形被一条带转角的线连接起来。这条线表示一条路线，因为上面的文字很清楚地说明这个草图想表达的是“神恩利尔经过这些行星”。

起点是左边的三角形，表示的是太阳系之外的遥远地方；目标区域在右边，所有部分都指向这个着陆点。

左边的三角形，它的底部是开口的，和一个已知的近东象形文字很相似；它的意思可以被认为是“统治者的领域，多山之地”。右边的三角形是由注释shu-ut il Enlil（意为“神恩利尔的道路”）而被认识的；这个词汇，如我们已知的那样，指示的是地球的北部天空。

这条带转角的线，我们认为，它连接着第十二个天体──“统治者的领域，多山之地”──和地球天空。这条线路在两个天体之间经过──Dilgan 和Apin。

一些学者坚持认为这是遥远星球或者是星系中某星的名字。如果现代载人或无人飞船会用一个预设好的明亮星球引航的话，那就不能排除纳菲力姆人也使用这种领航方式的可能。这两颗星星的名字不是很支持它们成为遥远的星球：DIL.GAN字面意思是“第一站”；而APIN则是“正确航向设定之地”。

这些名字的含义指出了他们经过的站点。我们趋向于同意一些权威人士的看法，如汤普森、艾平（Epping）和斯泰斯玛耶尔（Strassmaier），他们认为APIN是火星。如果这样，这个草图的意义就变得很清楚了：一条从木星（“第一站”）和火星（“正确航向设定之地”）之间连起王权之星和地球上空的路线。

在纳菲力姆人的星际旅行中，描写与之相关的行星的名字的术语，与七个SHU行星的名单中的名字和用词是相符合的。好像是要印证我们的观点，这个注释说，这是恩利尔在这一列共七个行星之下的出现路线──从冥王星到地球。

没有什么可惊讶的，他身下的另外四个天体，在“混淆区域”中，与七颗行星分开显示在地球北部天空和天带之后。

证明这是一张宇宙地图和飞行指南的证据，同样显示在其他每一个没有破损的部分中。顺着逆时针方向，一个仍然保持清晰的部分带有这样的标注：“拿拿拿投投投完成完成”（take take take cast cast cast cast complete complete）。第三个部分，上面有一个奇怪的椭圆，标注的清晰部分显示着：kakkab SIB.ZI.AN.NA……envoy of AN.NA……deity ISH.TAR（意为“木星……安纳的使者……神伊师塔”），还有一句让人充满兴趣的句子：Deity NI.NI supervisor of descent（意为“降落的管理者，神尼尼”）。

在第四个部分，表现的似乎是如何按照星群来设定自己正确的航向，这条下行线很明确地被认为是天际线（skyline）：在这条线下天（sky）被重复了十一次。

这个部分是不是在表示靠近地球和着陆点的飞行阶段？而这可能的确是这个传奇的进入地点──在地平线下面的标注：

“山山山山顶顶顶顶城城城城”

（hills hills hills hills top top top top city city city city）

在中部的标注是：kakkab MASH.TAB.BA（Gemini）whose encounter is fixed kakkab SIB.ZI.AN.AN（Jupiter）provides knowledge，意思是“遇到双子座是注定的：木星将提供知识。”

如果真的是这样，这个部分是按照接近的先后秩序进行整理的，那么人们肯定就能分享到纳菲力姆人接近地球航空港时的兴奋了。

下一个部分，同样在下行线下有“天天天”，同时还有：

“我们的光　我们的光　我们的光

变　变　变　变

看到轨迹和高地

……平地……”

（our light　our light　our light

change　change　change　change

observe path and high ground

…flat land…）

在地平线上，第一次，写下了：

火箭　火箭

火箭　升起　滑翔

404040

4040202222

（rocketrocket

rocket　rise　glide

404040

4040202222

下一个部分的上一条线上没有再写“天天”；而是写着“通道 通道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channel channel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在这个严重损毁的部分有一个图样还是可以识别的。在一条线下有着这样的注释：“Ashshur”，它可以被解释成“看见…的他”（He who sees or seeing）。

第七个部分由于损毁得极为严重，以至于我们都无法为其加上解释；几个可以识别的符号的意思是“遥远的 遥远的……视野 视野”（distant distant……sight sight），和带指导性质的词“按下”（press down）。第八个也是最后一个部分，却是接近完整的。指向线，箭头，以及在两颗行星之间标示出的轨迹。有指示要“堆起 山 山”（pile up mountain mountain），显示了四组十字，将两个命名为“燃料水谷物”（fuel water grain），另外两个是“蒸气水谷物”（vapor water grain）。

这是讲述为飞向地球做准备，还是讲述为重回第十二个天体做准备？后者可能是对的，因为带箭头的线条指着的是与地球着陆点相反的方向，标志着传奇的“返回”。

当艾为“阿达帕升天之路”做准备的时候，阿努发现了这件事，问道：

为什么艾，对一个无用的人类

揭示了天地的示意图（plan）──

让他变得卓越，

为他制造一个Shem？

在我们刚刚描述的平面天球图上，我们确实看到了这样一个路线图，一个“天地的示意图”。用符号语言和词汇，纳菲力姆人向我们画出了从他们星球到我们星球的草图。

除此之外的其他讲述天上的距离的难解文献，一旦解释为是从第十二个天体出发的太空航行的话，就都讲得通，而且充满意义。有一个这样的文献，在尼普尔的废墟中被发现，被认为有着4000年的历史，现存放于德国耶拿大学的希尔普雷奇特收藏馆（Hilprecht Collection）。O·纽格伯尔（O.Neugebauer ）在《远古的精确科学》（The Exact Sciences in Antiquity）一书中声称，这个碑刻毫无疑问是一个“更早的原版文件”的复制品；它给出了月球到地球、再到其他六颗行星之间的距离比。

这个文献的第二部分，似乎提供了解决各种星际问题的数学公式（按照某种读法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404206409 is(是) 6 40

13 kasbu 10 ush mul SHU.PA（冥王星）

eli mul GIR sud

40 4 20 6 407 is(是) 5 11 6 40

10 kasbu 11 ush 6&frac12; gar 2 u mul GIR tab

Eli mul SHU.PA sud

这一部分文献的度量单位及内容的读法和理解，从未在学者们之间统一过。耶拿希尔普雷奇特收藏馆的管理员J·欧斯勒（J.Oelsner）博士，在一封信中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读法。然而，在文献的第二部分，却能很清晰地看出，这是在测量到SHU.PA（冥王星）的距离。

只有纳菲力姆，通过穿越过行星轨道，才能得出这些公式；也只有他们需要这样的数据。

考虑到他们自己的行星和他们的目标地球都是在不断运动着的，纳菲力姆人不得不瞄准当他们到达时地球的位置，而不是他们在发射时的地球的位置。可以想象，纳菲力姆人如同现代科学家画登月地图或是到其他行星的地图一样得出他们的航线。

纳菲力姆的飞船很可能是顺着第十二个天体的轨道方向起飞的，但那远远超出了地球范围。基于这一点和大量其他因素，航空学与工程学博士阿姆·农西琴（Amnon Sitchin）为这艘飞船提出了两个替代路线。第一条路线是在第十二个天体到达它的远地点（指星球轨道上离地球的最远点）之前发射飞船。只用少量能量，飞船能够避免在减速时改变航向。当第十二个天体（虽然很大，但本身就是个“太空船”）继续在它超长的椭圆轨道上前行，这艘飞船降在一条短得多的椭圆航线上，于第十二个天体之前很久抵达地球。这个方案能为纳菲力姆带来好处，但同时也带来缺点。

以整整3600个地球年为他们自己的一年，这适用于所有在地球上的纳菲力姆统治者或其他纳菲力姆。而这一点的存在表明，可能他们更喜欢第二种方案，一个短途旅行，与第十二个天体一同呆在地球上空。这表示，飞船（C）必须是在第十二个天体从它的远地点返回的路程中间发射。随着星球自身速度的快速提高，飞船必须有着强劲的动力才能超过它的母星，在其几个地球年之前抵达地球（D）。

基于复杂的技术数据，如美索不达米亚文献中的提示一样，似乎纳菲力姆的地球任务很像NASA的月球任务：当主飞船靠近目标星球（地球）的时候，它会进入围绕该行星的轨道，而不是直接降落。相反地，一艘更小的飞船（登陆舱）从母船脱离出来并进行登陆。

与准确降落同样困难的是，从地球上的撤退肯定更具有技术含量。登陆舱必须返回母船，它就必须先发动它的引擎并加快到极高的速度，因为它必须要追上第十二个天体，当时第十二个天体会刚好以它轨道上的极速，经过它在火星与木星之间的近地点。

在这艘飞船的绕地轨道上有三个点，会将他们向第十二个天体方向猛推。这三个方案向纳菲力姆们提供了一种在1.1到1.6个地球年内追上第十二个天体的机会。

合适的地形，来自地球的导航，以及和母星方面的完美协调是成功抵达、登陆、起飞和离开地球的必须条件。

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纳菲力姆人满足所有这些条件。

谢选骏指出：人说“着陆地球”——我们只在月球上踏出过自己的脚印，我们的无人飞船也只能探测离我们最近的行星。在我们的邻居们后面，无论是星系类的还是外层空间的探索都在我们的能力之外。而有着超长轨道的纳菲力姆的行星，它本身就像是一个旅行中的天文台。这个轨道带着它飞过所有的更外层的行星，并让他们能够直接地观察我们的星系。当他们登陆地球的时候，他们带来了他们伟大的天文知识。纳菲力姆人，地球上的“天国之神”，教导人类看向苍天──就像耶和华让亚伯拉罕做的一样。甚至是在最古老最简陋的浮雕和绘画上，我们都能看见星座和行星符号；当神被描绘或是被祈求的时候，他们的符号就被用一种图画简写。通过向这些符号祈祷，人类不再孤独；这些符号连接着地球人和纳菲力姆人，也连接着地球和天国，以及人类和宇宙。

我看——这是把现代人类的航天活动与古代神话的思想活动，混为一谈了。

【第十章 众神之城】

外星高智能生物第一次登陆地球的故事，是一个蔚为壮观的长篇史诗，它不亚于人类历史上对美洲的发现和第一次周游世界。实际上它更为重要，因为有了这次登陆，我们和我们的文明才会存在。

《创世史诗》告诉我们，“诸神”在他们领袖的带领下有目的地来到地球。巴比伦版本中，将这些都归功于马杜克，说他等着地球的泥土变得足够干燥结实，才好登陆地球，并在地球上进行建设。接着马杜克将他的决策告诉了一组宇航员：

在深处之上，

你们居住的地方，

我建造了“上部的王城”（The Kingly House of Above）。

现在，它的对应物

我将建在下部（The Below）。

接着马杜克解释了他的目的：

在天上

你们要降落以集会，

晚上要有休息的地方

来接纳你们全部。

我会命名它为“巴比伦”（Babylon）

──众神的门廊。

地球由此证明不是他们的暂时落脚地，或考察地；而是一个固定的“家之外的家”（home away from home）。

在一个本身就像太空船的行星上旅行，穿过了其他所有行星轨道，纳菲力姆人无疑是先在他们自己的行星上勘测这个太阳系的。无人探测器绝对是派出过的。早晚他们会拥有将载人飞船派向其他行星的能力。

当纳菲力姆人寻找另一个“家园”的时候，地球肯定最合他们胃口。它的蓝色指出它有孕育生命的水和大气；而它的棕色代表了坚实的陆地；它的绿色，是植物与动物生命的基础。然而当纳菲力姆人最终向地球进发的时候，它看上去一定和今天我们的宇航员所看到的存在着一些区别。因为在纳菲力姆人第一次到达地球的时候，地球还处于冰河时代中期──一个极冷的时代，地球上一个结冰和去冰（icing and deicing）的时代：

早期冰河时代──开始于大约600000年前

首次变暖（间冰期）──大约550000年前

第二次冰河时代──480000到430000年前

当纳菲力姆人在大约45万年前第一次到达地球的时候，地球上有大约1/3的大陆被冰原和冰河覆盖。由于有着如此多的冰冻水域，降雨减少了，但也不是到处都这样。由于风云的运行模式与地形特点的结合，与其他地方不同，有一些现在很贫瘠的区域当时却是富水区，而现在某些只有季雨的区域在当时却是经历着整年的降雨。

海平面也比现在更低，因为大量的水都结成了冰盖在陆地上。有证据指出，在两个冰河时代的顶峰时期，整个海平面比现在低了600到700英尺。因此，当时的一些干地变成了如今的海域和海岸线。在河水继续流动的地方，它们在经过岩石地貌的时候，创造了深深的河谷或山峡；如果它们的轨迹是在软地或泥土上，它们将经过大片的湿地抵达冰河时代的大海。

 

作者：我是奔哥　回复日期：2009-11-05　13:16:24　   

作者：枝丫间　回复日期：2009-11-04　23:29:07　 

奔哥好厉害~

 

是作者撒迦利亚·西琴厉害。

作者：弯弓射雁　回复日期：2009-11-05　09:56:23　 

 奔哥大名是宋易吗？你翻译了这部著作？

呵呵，宋易乃犬子也:)))

第十章开始了，请继续支持。

 

作者：我是奔哥　回复日期：2009-11-05　13:18:05　   

第十章 众神之城（续）

在这样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中抵达地球，这些纳菲力姆人会在什么地方建起自己的第一个住所？

无疑，他们将寻找一个气候相对温和的地方，这样他们简单的临时房屋才能满足需求，他们才能在轻便的工作服中活动，而不是穿着笨重的保温服。

当然他们肯定还要寻找用来饮用、洗涤和工业用的水，例如用于维持供食用的植物和动物的生命。河水既能基本满足大片土地的浇灌用水，又能为运输提供方便。

当时的地球上只有一个地方能满足这样的气候条件，而且还能提供着陆需要的大片平地。如我们现在所知的一样，纳菲力姆人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三条大河及其中的平原上。三条河：尼罗河（the Nile）、印度河（the Indus）和底格里斯-幼发拉底河（the Tigris-Euphrates）。这些流域中的任何一个都很适合用于早期殖民；而每一个地方，最后都成为了一个古代文明的中心。

纳菲力姆人当然不可能忘记另一个需求：燃料和能源供应。在地球上，石油是具有多种功能且大量拥有的能源矿物，提供能量、热和光，无数必不可少的货物都是由这种极其重要的天然原料制成的。我们由苏美尔人的实践和记录可以判断，纳菲力姆人，他们大量使用了石油极其派生物；显而易见地，纳菲力姆人在选择最合适栖息地的时候，当然愿意那个地方有着丰富的石油资源。

有了这种想法，纳菲力姆人可能会把印度河流域放在选择的最后，因为这不是一个有石油的地方。尼罗河多半被作为第二个选择；它在地质上属于沉积岩区域，但这个地区的石油只能在离该流域有一段距离的地方才能找到，并且需要钻很深的井。而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毫无疑问是被置于首要选择的。一些世界上最富饶的油田，从波斯湾的末端一直延伸到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发源地。而当在大多数地方人们都不得不钻很深的井才能采集石油的时候，在古代苏美尔（现在的南部伊拉克），沥青和柏油冒泡并浮上地表。

有趣的是，苏美尔人为每一种沥青（bitumens）材料都命了名──石油（petroleum），原油（crude oils），天然沥青（native asphalt），石沥青或沥青岩（rock asphalts），焦油（tars），高温分解沥青（pyrogenic asphalts），乳香（mastics），蜡（waxes），松脂（pitches）。他们对各种不同的沥青取了九个不同的名字。通过对比，古代埃及语中只有两个，而梵语中只有三个。

《创世纪》中描述过上帝在地球上的住所──伊甸园──那里有着舒适的气候，温暖而略带微风，因为上帝下午要散步，享受凉爽的微风。这是一个有着良好土壤的地方，能自我耕种，同时也是个美丽的花园。特别是一个宜于种植的果园。这是一个由四条河流组成水网的地方。“第三条河的名字（是）海德基尔（Hidekel，指底格里斯河）；它流向亚述之东；而第四条（河）是幼发拉底河。”

对于前两条河的鉴别，比逊河（Pishon，意为“充裕”）与基训河（Gihon，意为“喷涌而出”），还不能确认，而后两条河却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就是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一些学者将伊甸园的位置定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在这个地方有这两条河与两条相对较小支流的发源地；其他一些学者，例如E·A·史本赛（E.A.Speiser），在其著作《乐园之河》（The Rivers of Paradise）中表示，他相信这四条河在波斯湾顶部汇总，所以伊甸园不在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而是在南部。

《圣经》中“伊甸”这个名字源于美索不达米亚，它的原文是阿卡德语“edinu”，意思是“平原（plain）”。我们回想起古代诸神的“神圣”称号丁基尔（DIN.GIR，意为“火箭中的正直/公正的人”）。而苏美尔人叫这个众神的住所为E.DIN，意思是“这些正直者的家”──十分相符的描述。

 

作者：我是奔哥　回复日期：2009-11-05　13:23:41　   

第十章 众神之城（续）

纳菲力姆人将美索不达米亚作为他们在地球上的家，至少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虽然最后纳菲力姆人在干地上建造了太空船发射降落场，但仍有一些证据证明，至少在一开始，他们是在一片溅水声中将自己的密闭太空舱降落到海里的。如果这是他们的降落方法，美索不达米亚附近可不止有一片海，而有两片──南部的印度洋和西边的地中海──所以在紧急情况下，降落就无需在一个特定水域进行了。和我们即将看到的一样，向海中迫降说是必不可少的。

在古代的文献和图画中，纳菲力姆的飞船在最初被叫做“天船”（celestial boats──boat指狭义的“船只”）。这些“航海的”宇航员，可以想象，在古代史诗文献中将被描述为从海底“天国”而来的人，于是“鱼人”形象就这么出现了。而且他们还上了岸。

这些文献，实际上将一些为飞船领航的AB.GAL的穿着描述为鱼。一部文献中，讲到伊师塔的神圣旅行，她寻找着在一条随着“沉没的船”离去的“大加鲁”（Great gallu，意为“主领航员”）。贝罗苏斯传播了有关奥安尼斯（Oannes）的传奇，他是“赋予理性者”（Being Endowed with Reason），他是在王权下落地球第一年，从“巴比伦王国边境的厄立特里亚古海（the Erythrean sea）”而来的一位神。贝罗苏斯记录说，虽然奥安尼斯长得像一条鱼，但他在鱼头下有人头，在鱼尾巴下也有人脚。“他的声音和语言也和人类接近，发音清晰。”

那三位让我们懂得贝罗苏斯所写内容的希腊历史学家们，记录这些鱼人会周期性地出现，从“厄立特里亚古海”而来──现在被我们称为阿拉伯海（the Arabian Sea，印度洋西部）的地方。

为什么纳菲力姆会降落在印度洋，与他们选中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地点离了数百英里，而非波斯湾，那儿离选中地点要近得多？古代记录中间接地证明了我们的观点──他们的第一次降落是在第二次冰河时代，那时现在的波斯湾还不是海而是一片沼泽和浅湖，在那里降落是不可能的。

下落到阿拉伯海，这些来到地球的第一批高智慧生物，将他们的道路直指美索不达米亚。沼泽地延伸到了今天的海岸线之内。在湿地的边缘处，他们建立了在我们星球上的第一个据点。

他们将它称作E.RI.DU（埃利都，意为“建在远处的房屋”）。多么合适的名字！

一直到现在，波斯文的“ordu”一词都表示“营地”。这个词在所有语言中都生了根：Earth（地球，陆地，大地）在德文中被称作Erde，在古高地德语（Old High German）中被称为Erda，冰岛语（Icelandic）中被称为Jordh，丹麦语（Danish）中被称为Jord，哥特语（Gothic）中被称为Airtha，中古英语（Middle English）中被称作Erthe；而且，回溯到过去，“Earth”在亚拉姆语（Aramaic）中是Araiha或Ereds，在库尔德语（Kurdish）中是Erd或Ertz，在希伯来语中是Eretz。

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埃利都，纳菲力姆人建立了地球站（Earth-Station），一个半部是冰的星球上的孤独的前哨站。

 

作者：老屋檐下的燕子　回复日期：2009-11-05　14:03:45　   

回到神奇的意境。

 

作者：阿廖　回复日期：2009-11-06　05:10:13　   

　有趣的是，苏美尔人为每一种沥青（bitumens）材料都命了名──石油（petroleum），原油（crude oils），天然沥青（native asphalt），石沥青或沥青岩（rock asphalts），焦油（tars），高温分解沥青（pyrogenic asphalts），乳香（mastics），蜡（waxes），松脂（pitches）。他们对各种不同的沥青取了九个不同的名字。通过对比，古代埃及语中只有两个，而梵语中只有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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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知识太有价值了

 

作者：我是奔哥　回复日期：2009-11-06　13:56:15　   

第十章 众神之城（续）

苏美尔文献，以及后来的阿卡德译文版，按照建立顺序列出了纳菲力姆人的据点或“城市”。我们甚至还被告知了各个据点是由哪位神所管辖。一部苏美尔文献，被认为是阿卡德“大洪水碑刻”（Deluge Tablets）的原本，讲到了前七座城市中的五座：

“在王权从天国下落之后，在高贵的王冠之后，王权宝座从天国落下了，他……完善了这些程序，神圣的律法……在纯洁之地创建了五座城市，叫出它们的名字，将它们设计成中心。”

第一座城市，埃利都，

他给了努迪穆德（Nudimmud），领导者，

第二座，巴地比拉，

他给了努济格（Nugig）。

第三个，拉勒克（LARAK），

他给了帕比尔萨格（Pabilsag）。

第四个，西巴尔，

他给了英雄乌图。

第五个，舒鲁帕克（SHURUPPAK），

他给了苏德（Sud）。

那个让王权从天国落下，计划修建了埃利都和另外四座城市，并安排它们各自的长官或指挥者的神的名字，很不幸地被涂掉了。然而，在所有文献中都写着的那位淌过湿地边缘，并上岸说“我们在这里安家”的神是恩基，在这个文献里他的绰号是“努迪穆德”（意为“他是造物者”）。

这位神的两个名字──EN.KI（意为“干地之主”）和E.A（意为“水是他的家”）──是非常合适的。埃利都，在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历史中都一直保存着恩基的能量之座，是他的崇拜中心。这里是在一片从湿地水中人工升起的陆地上修建的。在一个被S·N·克莱默（S. N. Kramer）命名为《恩基和埃利都神话》（Myth of Enki and Eridu）的文献中能找到证据：

带水的深处之主，王恩基

修建了他的房子。

在埃利都他修建了水岸之房（House of the Water Bank）。

王恩基……修起了一座房屋

埃利都，像一座山，

他从大地升起；

他将它建在一个好的地方。

这些和其他大多数文献片段都认为，这些地球最早的“殖民者”，必须对付这些浅湖或充满水的沼泽。“他带来……让小河变得干净”。努力疏通河床和支流的阻塞，让湿地和沼泽的水排开，并引入更优质的水，以获得更干净的、可饮用水，并进行灌溉。苏美尔人的故事同时还提到了一些填土或是抬高水坝的行为，以保护这第一批房屋。

 

 

作者：我是奔哥　回复日期：2009-11-06　13:57:55　   

第十章 众神之城（续）

一部被学者定名为《恩基和大地秩序》（Enki and the Land’s Order）的“神话”文献，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长的、也是保存得最好的苏美尔叙事诗。它的文本包括了470行诗，其中的375行至今都清晰可读。它的开头（大约前50行）很不幸地破损了。接下来的诗文讲述了恩基的得意并建立了他与诸神阿努（他的父亲）、宁悌（Ninti，他的姐妹）和恩利尔（他的兄弟）之间的关系。

在这些引言和介绍之后，恩基自己“拿起了麦克风（microphone）”。和它听上去一样不可思议，事实上，在这里文献变成了恩基登陆地球后的第一人称的报告：

“当我到达地球，

这里洪水泛滥。

当我到了它的青草地前，

土堆和山丘

在我指挥下堆积起来。

我在一个纯洁之地修建了我的房屋……

我的房屋──

它的阴影延伸到了蛇湿地（Snake Marsh）……

鲤鱼在它里面摇着尾巴

在小芦苇丛中。”

诗文继续描述并用第三人称开始记录恩基的功绩。这里是一些节选：

“他为这些湿地分界，

在里面放进了鲤鱼和……鱼；

他为这些灌木丛分界，

在里面放进了……芦苇（reeds）和绿芦苇（green-reeds）

恩比鲁鲁（Enbilulu），运河的监察员，

他让他管辖沼泽和湿地。

他在其中放网让鱼无从逃脱，

他的陷阱没有……逃脱，

他的圈套没有鸟能逃脱，

……的儿子……一位爱鱼的神

恩基让他管理鱼和鸟类。

恩基木杜（Enkimdu），沟渠和水坝的那一位，恩基让他管理沟渠和水坝。

他是……铸造，库拉（Kulla），大地上的造砖者，恩基让他管理铸造与制砖。

诗文中还列出了恩基的其他功绩，包括净化底格里斯河的水，用运河连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他的房屋在充满水的河岸，靠近一个码头，芦苇筏和船只能够在那里登陆，也能在那里下水。很适当地，这座房子被叫做E.ABZU（意为“深处之屋”（house of the Deep）。恩基在埃利都的圣域从此以后用这个名字流传了千年。

 

作者：我是奔哥　回复日期：2009-11-06　13:59:13　   

作者：老屋檐下的燕子　回复日期：2009-11-05　14:03:45　 

回到神奇的意境。

 

作者：阿廖　回复日期：2009-11-06　05:10:13　 

　有趣的是，苏美尔人为每一种沥青（bitumens）材料都命了名──石油（petroleum），原油（crude oils），天然沥青（native asphalt），石沥青或沥青岩（rock asphalts），焦油（tars），高温分解沥青（pyrogenic asphalts），乳香（mastics），蜡（waxes），松脂（pitches）。他们对各种不同的沥青取了九个不同的名字。通过对比，古代埃及语中只有两个，而梵语中只有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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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知识太有价值了

谢谢支持:)))

 

作者：我是奔哥　回复日期：2009-11-06　14:01:05　   

第十章 众神之城（续）

毫无疑问，恩基和他的团队探索过埃利都周围的土地，但他似乎最喜欢走水路。湿地，他在一个文献中说：“是我最喜爱的场所；它向我张开怀抱。”另一部文献说，在湿地上，恩基在他的船中航行，他的船名叫MA.GUR（字面上的解释是“转向之船”），也就是说，一艘行驶的船。他讲述他的船员们是怎样“同时划起船桨”，怎样“唱着甜美的歌曲，让河流也跟着欣喜”的。在如此的时刻，他倾诉道：“神圣的歌曲和魔法填满了我，充满水的深处”。

苏美尔国王列表指出，恩基和他的第一队纳菲力姆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呆在地球上：在第二个指挥官或“殖民首脑”到来之前过了八个SHAR’S（28800年）。

当我们仔细审查这件天文事件的时候，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学者们曾被一个明显的苏美尔“困惑”缠住，说不清楚黄道十二宫中谁才是与恩基有关的。鱼-山羊（fish-goat）的标志，代表着摩羯座，很显然是与恩基有关的（而且，确实能够解释埃利都创始人这个词汇，A.LU.LIM，它有“闪光水域中的羊”的意思）。然而，艾/恩基常常被描绘成举着流水的花瓶──最初的宝瓶座（Water Bearer），或者是水瓶座（Aquarius）──实际上这两个星座是同一个星座，它有两个英文名字，前者是送水人的意思；而且他肯定是鱼神，由此又与双鱼座有关。

天文学家们弄不明白，那些古代的占星师到底是怎么观察那些星群的轮廓的，说它们是鱼还是送水人。答案是这么来的。黄道带星座的名字其实不是因为星群的轮廓而来，而是根据一位生活在某个时候的神的主要活动或称号而来，那时的春分点刚好落在某一个黄道宫上，就为这一星宫命名。

如果恩基登陆地球──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是在双鱼宫时代的开始，见证了向宝瓶宫的转移，并经过一个大年（25920年），一直呆到了摩羯宫时代的开端，那他就的确是在地球上指挥了传奇般的28800年。

有关时间的记载同样也能证明我们之前的论断，认为纳菲力姆人是在一次冰河时代的中期来到地球的。提高水坝、挖掘运河，这些劳累的工作是在气候仍然很严酷的时候进行的。在他们着陆后的几个SHAR’S年之后，冰河时代为一个更为温暖和多雨的气候让路了（大约是在43万年前）。就是在那之后，纳菲力姆人才打算进入更远的内陆以扩大他们的据点。很适当地，阿努纳奇（纳菲力姆的普通人员）将埃利都的第二个指挥官称作A.LAL.GAR（意为“他带来休憩的雨季”）。

然而当恩基忍耐着作为一个地球拓荒者的艰难的时候，阿努和他的另一个儿子恩利尔却在第十二个天体上注视着地球的发展。美索不达米亚文献很清晰地讲到，真正管理地球任务的是恩利尔；当继续任务的决策下来之后，恩利尔自己降落到了地球。EN.KI.DU.NU（意为“恩基，挖向深处”）为他修建了一个特别的据点或是基地，名叫拉尔萨（Larsa）。恩利尔是什么时候开始独自管辖这个地方的？他的绰号是ALIM（意为“公羊”），这与白羊座时代相符合。

拉尔萨的建立让纳菲力姆在地球上的殖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它标志着，这项进入地球的工作若要继续进行，需要向地球运输更多的“人力”、工具和装备，并将有价值的货物运回第十二个天体。

水降已经不再适用于有着如此重量的转载舱了。气候的变化让内部的空间能够被更好地利用；是时候将着陆点移至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心部位了。在这个关键时刻，恩利尔来到了地球，并在拉尔萨开始修建一个“太空航行地面指挥中心（Mission Control Center）”──一个可以让纳菲力姆人方便地进行回母星或是来地球的太空航行的地面指挥中心，它能引导航天飞船的降落，完善它们的起飞，指挥它们返回到围绕地球旋转的太空船上。

 

作者：我是奔哥　回复日期：2009-11-06　14:03:32　   

第十章 众神之城（续）

恩利尔为这样一个目的而选择的地方，就是扬名千年的尼普尔，他将之命名为NIBRU.KI，意思是“地球的十字路口”（Earth’s crossing）──这让我们回想起第十二个天体与地球最接近的地方被叫做“天十字之地（Celestial Place of the Crossing）──在那里恩利尔建立了DUR.AN.KI，“天地纽带”。

这项工作很显然是复杂而耗时的。恩利尔在拉尔萨呆了6个SHAR’S（21600年），当时尼普尔还正处于建设之中。尼普尔的建设工作也是相当漫长的，恩利尔的称号证明了这一点。在拉尔萨的时候，恩利尔和公羊（白羊座）相对应，随后又与公牛（金牛座）相对应。尼普尔是在金牛座时代建成的。

一首祈祷诗赞美了仁慈的恩利尔和他的妻子宁利尔，他的城市尼普尔，以及其中的“高耸之屋”E.KUR，向我们讲述了很多关于尼普尔的事。首先，恩利尔在那儿排列出了一些高尖端的仪器设备：一个审视大地的“升起的‘眼睛’”，和一个寻找大地之心的“升起的柱子”。诗文告诉我们，尼普尔由惊人的武器保护着：“它看上去非常恐怖”，从“它的外面，没有任何强大的神敢接近”。它的“手臂”是一张“大网”，它的中间蹲着一只“快步的鸟”，没有任何邪恶能躲过这只“鸟”的“手”。这个地方是不是通过电场由某种死亡射线保护着？在它的中部是不是有一个直升机坪，这只“鸟”相当轻快所以没有谁能逃出它的势力范围？

在尼普尔的中心，在一个人造物上面升起了一个平台，坐落着恩利尔的指挥部，KI.UR，意为“地球之根”──升起“天地纽带”的地方。这是太空航行地面指挥中心的通信中心，是地球上的阿努纳奇跟他们战友联系的地方，他们的战友们IGI.GI（意为“转身看的人”）位于绕地旋转的太空船上。

古代文献接着讲到，在这个中心里，有一个“朝向天空的接近上天的高柱”。这个极高的“柱子”，很坚实地扎在“不可推翻的平台上”，恩利尔用它来向天空“宣讲他的话”。这是对于广播塔的简单描述。一旦“恩利尔的话”──他的指令──“到达天国，丰收将降临地球”。这是一种对于航天飞船带来材料、特殊食物、药品和工具的多么简单的描述，而导致这一切的是尼普尔所给的“话”！

这个指挥中心在一个升起的平台上，恩利尔的“高耸之屋”。其中有一个神秘的房间，名叫DIR.GA：

同远方的水域一样神秘，

就像是天上的穹顶。

在它的……之间……标记（emblems），

星星的标记。

它让ME更为完善。

它的言语是为了表达……

它的言语是仁慈的神谕。

这个DIR.GA是什么？古代碑刻的破损阻止了我们获得更多的信息；但它的名称，意思是“黑暗的、王冠状的房间”，一个存放着星际航海图的地方，一个制造预言的地方，一个接受并发送ME（这些宇航员的信息）的地方。这些信息让我们想到位于德州休斯顿的太空航行地面指挥中心，追踪监测着执行月球任务的宇航员，扩大他们的交流，在布满星星的天空下为他们标明路线，给予他们“仁慈的神谕”作指引。

这时也许我们会回想起神祖（Zu），他到恩利尔的圣域并夺走了命运之签，于是“停止了指挥的发布……神圣的内室失去了它的光辉……一片沉寂……死寂盛行”。

 

作者：阿廖　回复日期：2009-11-06　22:54:26　   

沙发阅读!!

关于历史

关于传说

关于年轮的积淀……

虽然有书，但仍然愿意多读几遍。

 

作者：水浣风　回复日期：2009-11-07　00:07:35　   

对我而言，这完全就是一个新奇的世界。仿若爱弥丽误入仙境。

 

作者：我是奔哥　回复日期：2009-11-07　16:49:22　   

第十章 众神之城（续）

在《创世史诗》中，行星神的“命运”就是他们的轨道。我们有理由认为命运之签，对恩利尔的“太空航行地面指挥中心”是非常重要的，它控制着太空船的轨道和顺着天地纽带的飞行路线。它很可能是带着指引飞船航线等电脑程序的不可缺少的“黑匣子”，失去它的话，地球上的纳菲力姆人和他们母星之间的联系就被切断了。

许多学者都将恩利尔这个名字解释为“风之主”（lord of the wind），这样就符合了古人愿意将自然因素“人格化”的理论，并由此有了一名管理风和风暴的神祇。然而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懂得，在这个例子中，LIL的意思不是自然界的暴风而是从“嘴”里出来的“风”──一种表达，一种指挥，一种语言上的交流。再一次，EN在古老的苏美尔象形文字里的含义──特别是在EN.LIL这个词汇中──和LIL的含义，在这个问题上发出了自己的光芒。因为我们看到的那个带着天线的高塔建筑，就像是今天我们用于捕捉和发射信号的大型雷达──这就是文献中提到的“大网”。

巴地比拉，作为一个工业中心而建，恩利尔将他的儿子兰纳/辛派为指挥官；在城市列表文献中将他称为NU.GIG，意思是“夜晚天空的他”。我们相信，伊南娜/伊师塔和乌图/沙马氏这对双胞胎是在这里出生的──这件事在古代传统中，表现在他们的父亲和下一个黄道宫──双子宫（文献中为“Twins”）有了联系。作为在火箭中训练的神祇，沙马氏掌管着GIR（既有“火箭”的意思，又有“蟹爪”的意思，或是巨蟹座）星座，当然，这是在被描述为狮子（狮子座）伊师塔之后。

恩利尔和恩基的姐妹，“护士”宁呼尔萨格（SUD），也没有在这里被漏掉：在她的管理下，恩利尔将舒尔帕克（Shuruppak）建设成了纳菲力姆的医药卫生中心──她掌管“The Maid”星座（处女座）是这件事的标志。

当这些中心被建成的时候，尼普尔的建造也随着纳菲力姆地球太空站的建设而完工。文献上讲清楚了，尼普尔是发布命令或“言语”的地方，在那里，当“恩利尔命令道：‘对准天国！’……一个就像空中的火箭一样的闪光升起。”但这次行动本身却发生在“沙马氏升起之地”，而这个地方是纳菲力姆的“肯尼迪角（Cape Kennedy，位于佛罗里达州东海岸的卡纳维拉尔角，于1963年更名为肯尼迪角）”──西巴尔。这座城市是在鹰之首领（Chief of the Eagles）的管辖之下，是多级火箭的发射地，“圣域”就在那里。

当沙马氏有能力指挥喷火火箭（Fiery Rockets）的时候，他成为了审判之神（the God of Justice），他被认为掌管着天蝎座和天秤座（文献中称之为“Libra”）。

完成众神的前七个城市的列表及其与黄道十二宫对应的是拉勒克。在那儿，恩利尔任命自己的儿子尼努尔塔作指挥官。城市列表中称他为PA.BIL.SAG（意为“强大守护者”）；射手座也有着一样的称呼。

 

作者：我是奔哥　回复日期：2009-11-07　16:51:41　   

第十章 众神之城（续）

要认为这众神的前七个城市的建立是无计划性的，显然无法让人相信。这些“神祇”，他们有着太空旅行的能力，按照精确的计划进行了第一次登陆，提供着必要的服务：能够在地球上降落，能离开地球返回母星。

终极计划是什么？

当我们找寻着这个答案的时候，我们扪心自问：地球的天文学和占星术的符号的起源是什么，为什么我们曾经用一个十字加圆圈来表示“目标”这个概念？

这个符号要追溯到苏美尔的天文学和占星术源头，而且它在埃及象形文字中有着“地方”的意思。

这是巧合，还是有着深远意义的证据？在纳菲力姆的登陆地图上，是否有着这样的符号以标注“目标”？

在地球上，纳菲力姆人是陌生人。当他们从太空审视着这颗行星表面的时候，他们多半对山峰和山脉有着较多的注意。这些东西对降落和起飞都有着潜在的威胁，但同时它们也能成为领航的标志。

如果这些纳菲力姆人在印度洋上空盘旋，注视着被选为最早降落地点两河流域的平原，这时就会有一个地标，毫无疑问，它是亚拉腊山（Mount Ararat）。

这是一座死亡的火山，它盘踞在亚美尼亚高原（Armenian plateau）上，位于现在土耳其、伊朗和亚美尼亚共和国的边境上。它的东北一侧高出海平面3000英尺，西北侧则高出海平面5000英尺。整个山丘的直径大约是二十五英里，一个高耸的顶部从地球表面伸出。

还有其他一些因素，让它不仅在地上显得很突出，在天上同样也很显眼。首先，它基本上位于两湖之间──凡湖（Lake Van）和赛凡湖（Lake Se-Van）。第二，在山顶部升起了两座山峰：小亚拉腊山（Little Ararat，大约12900英尺）和大亚拉腊山（Great Ararat，大约17000英尺──超过5千米）。再没有什么山峰可以与这两座被永远不会融化的冰雪所覆盖的山峰匹敌的了。它们就像是两湖之间的明亮灯塔，而在白天，它们就像是巨大的反光源。

我们有理由相信，纳菲力姆人是通过一个不可有误的地标和合适的河流，从而调整一条南北刻度线来确定降落地点的。美索不达米亚的北部，能轻松辨认的亚拉腊山的双峰是很明显的地标。一条从亚拉腊山双峰中部画过的刻度线，将幼发拉底河一分为二。这个地方就是被选择为太空站的地方。

他们能够在那里顺利着陆和起飞吗？

答案是能。这个选址是在平原上；环绕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山脉也是隔得很远的。最高的山峰（从东到北）都不会阻碍到航天飞船从南部的进入。

带来的宇航员和材料能够不太困难地运输进来吗？

答案同样是能。通过水运经过幼发拉底河，再走陆路就可以到达这个地点。

还有一个非常紧要的问题：这附近有能源资源，提供电和能量的燃料吗？答案非常明确地是有。西巴尔建立在幼发拉底河的弯曲处，那里是古代最著名的能源富足之地，有着通过自然油井浮至地标的露天沥青、柏油。它们都可以在不用任何深挖深掘的情况下轻松采集。

我们可以想象，在太空飞船指挥所里，恩利尔在他的副官们的簇拥下，于地图上的一个圈内画下了一个十字。“我们该如何命名此地？”也许他会这么问。也许有人就说了“为什么不叫它‘西巴尔’？”

在古代近东的语言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鸟”。西巴尔正是鹰群归巢的地方。

 

作者：我是奔哥　回复日期：2009-11-07　16:53:10　   

作者：阿廖　回复日期：2009-11-06　22:54:26　 

沙发阅读!!

关于历史

关于传说

关于年轮的积淀……

虽然有书，但仍然愿意多读几遍。

 

作者：水浣风　回复日期：2009-11-07　00:07:35　 

对我而言，这完全就是一个新奇的世界。仿若爱弥丽误入仙境。

 

 

阿廖、水浣风，谢谢:)))

 

作者：我是奔哥　回复日期：2009-11-07　16:55:29　   

第十章 众神之城（续）

这些航天飞船是如何滑行着进入西巴尔的呢？

我们可以设想某个太空导航员指出了最佳线路。左边是位于西部的幼发拉底河与多山的平原，右边是位于东部的底格里斯河与扎格罗斯山脉。如果这艘飞船与穿越亚拉腊山的刻度线呈简单的45度角接近西巴尔的话，它的轨道将让它安全地从这两个危险区域之间穿过。此外，以这样的角度着陆，它将在处于高海拔的时候从南部穿过阿拉伯半岛的多岩石的顶部，并在波斯湾水域开始它的滑行。这样的旅程，飞船肯定有着毫无阻碍的视觉，并能保持和位于尼普尔的太空航行地面指挥中心的密切联系。

恩利尔的副官此时可能就画了一个较为粗略的草图──一个各顶点是水域和山脉的三角，一个类似箭头的东西指向西巴尔。“X”可能代表尼普尔，它出现在中心部位。

可能它看上去是有些不可思议，这个草图还真不是我们画的；这个设计是在苏萨出土的陶器上看到的，而这个陶器是在可以追溯到大约公元前3200年的土层中发现的。它向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路，这个描绘飞行轨道和程序的平面图，是基于45度角的。

纳菲力姆人在地球上建立据点并不是无计划的。所有的方案都是研究过的，所有的资料都被参考过，所有的潜在危险和阻碍都被算上了；不仅如此，殖民计划本身被一丝不苟地描绘了出来，这样一来，每一个地点都与最后的形式相同，而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画出在西巴尔的着陆轨道。

过去还没有谁试图去看穿这些分散的苏美尔聚居地背后的终极计划。然而如果看过那前七个被建起的城市，我们就会发现巴地比拉、舒鲁帕克和尼普尔是建在一条与亚拉腊山线呈45度的线上的，而这条线刚好与西巴尔城和亚拉腊山线相交！另外两座已知其位置的城市，埃利都和拉尔萨，同样是建在一条与第一条线和亚拉腊山线相交的直线上的，同样穿过西巴尔。

古代的草图给了我们提示。它将尼普尔放在它的中心部位，在其外围画下了一个覆盖其他各个城市的同心圆。我们发现，另一座古代苏美尔城市──拉格什──刚好也位于这些圆中的一个之上──一条与45°线等距的线上──比如埃利都-拉尔萨-西巴尔线。拉格什的位置与拉尔萨交相辉映着。

虽然LA.RA.AK（意为“看见明亮光环”）的遗址尚未被发现，它理论上的位置应该是在5点，因为它也是一座众神之城，在以6个贝鲁（beru，纳菲力姆人的距离单位）为间隔的城市线（与主航线一致）上，其余的是：巴地比拉，舒鲁帕克，尼普尔，拉勒克，西巴尔。

两条外层的线，在穿过尼普尔的中心线的两侧，每一侧都与之呈6度，作为主航线的南北外线。它有个相当适合它的名字，LA.AR.SA，意思是“看见红光”（seeing the red light）；以及LA.AG.ASH，意思是“在6看见光环”（seeing the halo at six）。每条线上的城市的确是相隔6贝鲁（大约60千米，也就是37英里）。

我们相信，这就是纳菲力姆人的终极计划。在为它们的太空站选择了最好的位置（西巴尔）后，他们在到达此处的最重要航线的两侧铺开了其他的据点。在这些据点的中心，他们建造了尼普尔，也就是“天地纽带”。

 

作者：我是奔哥　回复日期：2009-11-07　16:58:26　   

第十章 众神之城（续）

无论是最初的众神之城，或是它们的遗址，都无法再现于人类的视野了──它们都被后来发生在地球上的大洪水摧毁了。但我们仍可以很好地认识它们，因为每一位美索不达米亚君王都有一个神圣的职责，那就是在相同地点按照它们原本的模样重建这些圣域。这些重建者一丝不苟、无比忠诚地按照原本的计划修建了它们，如同一段陈述（莱亚德发现了它）中写着的那样：

这个为了未来

永恒的大地计划，

建筑的决心

（我一直牢记着）。

它承载着

来自上古的图画

和上天的文字。

如果拉格什真如我们所说的那样，在众多城市中提供灯塔服务，那么由古蒂亚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提供的信息就成为了证据。他写道，当尼努尔塔指挥他重建圣域的时候，一个陪伴他的神给了他建筑计划（画在一个石板上），一名女神（她在她的“房间”里“往返于天地之间”）给了他一张天上的地图，并指导他将各部件对应天体排成直线。

除了“圣黑鸟”，神的“可怕的眼睛（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的柱状物）”和“世界控制者（world controller，他的声音会‘在四处回响’）”也都位于圣域中。最后，当这个建筑物完工之后，“乌图的标志”在上面升起了，面朝“乌图升起之地”──位于西巴尔的太空站。所有这些束状物对太空站的运转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乌图在检查这些建筑的完工时，他自己“变得高兴”。

早期苏美尔描绘中，常常出现大量在最早的时候用芦苇和木头修建的建筑，它们位于一群吃草的牛群中。最通常的观点认为这些建筑是牛舍，但这与这些建筑物屋顶上所伸出的柱子是相矛盾的。

这些柱子的用途，我们能看出来的，是放置一对或更多的“指环”（rings），但它们的功能并没有过陈述。而既然这些建筑是长在草地上的，那肯定人们会问这些房子到底是不是建来养牛的。苏美尔象形文字中有一个词汇DUR，或是TUR（意思是“住所”，“聚集地”），它是通过描绘一个建筑物来表达的。无疑它就是这些建筑。它们让我们弄清楚了这些建筑的主要用途并不是做“牛棚”而是做天线塔。同样的戴“指环”的柱子在神庙的入口处，诸神的圣域里也有安置，而不仅仅是放在郊外。

这些天线是否附带着广播装备？这些成对的环状物是不是信号发射器？将它们置于郊外是否是引导外来的飞船？那些圆柱眼睛是不是扫描设备，如同那些众多文献中提到过的“无所不见之眼”（allseeing eyes）？

我们知道这些各种设备仪器是很轻便且易于携带的，因为一些苏美尔图章里描绘了像盒子一样的“圣物”，通过小船走水路，内陆地区则用动物的驮载来运输。

这些“黑匣子”，当我们看见它们的模样时，我们会联想到摩西（Moses）在上帝的指示下制作的约柜（Ark of the Covenant）。柜子是木质的，内外都镀以黄金──两个导电的表层被绝缘的木头隔开。在柜子上面的卡波雷斯（kapporeth，属性不明，学者们推测是一种“覆盖物”）同样是用黄金打造的，由两个黄金打造的基路伯（Cherubim）撑起。《出埃及记》（The Exodus）为我们提示了卡波雷斯的用途：“我将放你们在卡波雷斯之上，在两个基路伯之间”。

 

作者：阿廖　回复日期：2009-11-08　07:03:40　   

约柜主要是暗示一个通信盒，用电来操作，而且便于携带。它用串着四个金“指环”的木棒架着。没有人能触碰这个柜子；而当一个以色列人触摸了它之后，他被即刻处死──好像是死于高压电。

很明显，这是一个“超自然”的仪器──它可以用来与另一位神祇联系，哪怕他根本是在另一个地方──它变成了一个受崇拜的器具，“神圣崇拜的符号”。拉格什、乌尔、马里和一些其它古代遗址中的各个神庙有着圣物“崇敬之眼（eye idols）”。最主要的例子是发现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的特尔布拉克（Tell Brak）的“眼睛神庙（eye temple）”。这个有着4000年历史的神庙有这样一个名字，不仅仅是因为这里出土了几百个“眼睛”符号，而主要是因为在神庙的内室中，只有一个祭坛，在一个巨石上有两只“眼睛”。

唯一的可能是，这是对真实圣物──尼努尔塔的“可怕的眼睛”，或是在尼普尔的恩利尔太空航行地面指挥中心的“眼睛”的模仿。对于后者，古代文献中记述道：

“他凸起的眼睛审视着大地……他凸起的柱子搜寻着大地。”

美索不达米亚的平原是必不可少的，看上去，与太空相关的装备都放在人造的升起的平台上。文字和图画描绘毫无疑问地告诉我们，这些建筑是由最初的草地上的棚屋慢慢发展为后来这些阶梯平台的，有楼梯和斜坡，让人从宽阔的低层走到稍显狭窄的高层。在塔庙的顶端，修建了神真正的住所，周围是带墙的平地院子，用来停放他的“鸟”或者“武器”。一个圆柱图章上描述的塔庙，不仅显示了这样一座阶梯状建筑，它还带有“指环天线”，高度几乎与三个阶梯等同。

马杜克声称，巴比伦的塔庙和神殿是在他的亲自指挥下完成的，同时还参考了“上天之书”。安德烈·帕罗特（Andre Parrot）曾在《巴比伦的金字形神塔导游》（Ziggurats et Tour de Babel）中，破译和分析一个被称为史密斯碑刻（the Smith Tablet）的文献，指出七层塔庙呈完美正方形，它的第一层也就是底部的每边都是15GAR。之后的每一层占地范围和高度都变小了，除了最后一层（神的住所）。最后一层的高度甚至更高。而整个的高度，又是15GAR。可以说，它是一个正方体。

上文所用的GAR单位相当于12腕尺（cubit）──大约6米，也就是20英尺。有两位学者，H·G·伍德（H.G.Wood）和L·C·史特契尼（L.C.Stecchini），向我们显示了苏美尔人的六十进位制，60这个数，确定了所有美索不达米亚塔庙的测量基础。

是什么来决定各个楼层的高度？史特契尼发现，如果他将第一层的高度（5.5GAR）乘上两个腕尺，结果是33，近似于巴比伦的纬度（北纬32.5度）。用相似方法计算，第二层将观测角上升到了51度，而接下来的四个，每一层都比之前高6度。第七层由此是在被升到了比巴比伦纬度高75度的平台上。这最后一层，又向上累加了15度──让观测者向上呈90度角来观测。史特契尼指出，每一层都是一个天文观测台，有着预先设计好的高度，以方便从不同角度进行观测。

当然，这里面肯定还有其他的“隐藏”意义。33度这个海拔其实并不是与巴比伦很相符，而是与西巴尔相符。在每4层相隔6度与众神之间相隔6贝鲁是否有着什么联系呢？这七个台阶与初始七城是否有着某种对应呢？或是与地球作为第七个天体有关？

G·马提尼（G. Martiny）在其著作《巴比伦塔顶的天文学》（Astronomisches zur babylonischen Turm）中，向我们展示了塔庙的各个特征是多么适合用来进行天文观测，而埃萨吉拉（Esagila）的最顶层是刚好朝向SHUPA（经鉴别为冥王星的行星）和白羊座的。

这些塔庙的建造仅仅是为了观星吗，还是同时也能服务纳菲力姆人的飞船？所有的塔庙都是被定向了的，所以它们的各个拐角都是朝向正北、正南、正东和正西的。所以，它们的每一侧都刚好与各正方向呈45度角。这就是说，一辆飞进来的太空梭可以跟着这些塔庙的边（它们与之前提到的主航线是刚好一致的）一直飞到西巴尔，而不会有任何的困难！

这些建筑在阿卡德/巴比伦语中的名字叫做zukiratu，意思是“圣灵之管”（tube of divine spirit）。苏美尔人叫这些塔庙为ESH，这个词汇的意思是“至高无上”或者“最高”──这些建筑的确也是这样的。它同样还暗指与塔庙外观的“测量”有关的数字。同时它还有“热源”（a heat source）的意思（就是阿卡德文和希伯来文中的“fire”，火）。

哪怕是没有使用我们的“宇宙”解释来说明这一课题的学者，同样无法忽略这些塔庙不仅仅是为神修建的“高升”的房子这一结论。塞缪尔·N·克莱默（Samuel N. Kramer）总结了学术上的一些见解：“这些塔庙、阶梯塔（stagetower），成为了美索不达米亚神庙建筑学的特征印记……它们打算成为一条连接纽带，既是事实上的也是象征中的，它们连接着天国的神和地球的凡人。”

不过，我们现在知道了，这些建筑的实际功能是连接起天国的神和地球上的神──不是凡人。

谢选骏指出：人说——“外星高智能生物第一次登陆地球的故事，是一个蔚为壮观的长篇史诗，它不亚于人类历史上对美洲的发现和第一次周游世界。实际上它更为重要，因为有了这次登陆，我们和我们的文明才会存在。”

我看——这可能是对维吉尔《伊尼特》的模仿，就像我年轻的时候梦想写一部《中国史诗》……但科学幻想故事，绝对更加离谱，更加宏大，大大超过了埃及的《死人的书》。虽然科幻不是“升天的故事”，而是“落地的故事”——就像天蓬元帅猪八戒被打入了凡间犯贱……

（另起一页）

【第四本】

【自私的基因】

[英]理查德·道金斯

【序言】

虽然黑猩猩和人类的进化史大约有99.5%是共同的，但人类的大多数思想家把黑猩猩视为畸形异状、与人类毫不相干的怪物，而把他们自己看成是上升为万物之主的阶梯。对一个进化论者来说，情况绝非如此。认为某一物种比另一物种高尚是毫无客观依据的。不论是黑猩猩和人类，还是蜥蜴和真菌，他们都是经过长达约三十亿年之久的所谓自然选择这一过程进化而来。每一物种之内，某些个体比另一些个体留下更多的生存后代，因此，这些得以繁殖的幸运者的可遗传特性（基因），在其下一代中的数量就变得更加可观。基因的非随机性的区分繁殖就是自然选择。自然选择造就了我们，因此，要想了解我们的自身特性，就必须懂得自然选择。

尽管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学说是研究社会行为的关键所系（特别是同孟德尔的遗传学相结合时），但却一直为许多人所忽视。社会科学领域内一系列研究部门相继兴起，致力于建立一种达尔文前和孟德尔前派的社会和心理世界的观点。甚至在生物学领域中，忽视和滥用达尔文学说的情况一直令人诧异。无论造成这种异常发展的原因究竟何在。有迹象表明，这种状况即将告终。达尔文和孟德尔所进行的伟大工作已为日渐增多的科学工作者所发展，其中著名者主要有菲希尔（R.A.Fisher），汉密尔顿（w.D.Hamilton），威廉斯（G.C.Williams）和史密斯（J.Maynard Smith）。现在，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把根据自然选择的社会学说的这一重要部分，用简明通俗的形式介绍给大家，这是第一次。

道金斯对社会学说中这一崭新工作的主要论题逐一作了介绍：利他和利己行为的概念，遗传学上的自私的定义，进犯行为的进化，亲族学说（包括亲子关系和群居昆虫的进化），性比率学说；相互利他主义，欺骗行为和性差别的自然选择。道金斯精通这一基本理论，他胸有成竹，以令人钦佩的清晰文体展示了这一崭新的工作。由于他在生物学方面的造诣颇深，他能够使读者领略生物学文献中的丰富多彩和引人人胜之处。凡遇他的观点同已发表的著作的论点有分歧时，他的评论，就象他在指出我的一处谬误时一样，无不一箭中的。同时，道金斯不遗余力地把据以论证的逻辑推理交待清楚，俾使读者能够运用这种逻辑推理再去扩展这些论据（甚至可以和道金斯本人展开争论）。这些论据可以向许多方面扩展。例如，如果（按道金斯的论证）欺骗行为是动物间交往的基本活动的话，就一定存在有对欺骗行为的强烈的选择性，而动物也转而必须选择一定程度的自我欺骗，使某些行为和动机变成无意识的，从而不致因蛛丝马迹的自觉迹象，把正在进行的欺骗行为败露。因此，说自然选择有利于神经系统是更准确地反映了世界的形象这种传统观点，肯定是一种关于智力进化的非常幼稚的观点。

近年来社会学说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由此引起了一股小小的逆流。例如，有人断言，近年来社会学说方面的这种进展，事实上是为了阻止社会前进的周期性阴谋的一部分，其方式是把这种社会的前进说成在遗传上似乎是不可能的。还有，把一些相似而又不堪一驳的观点罗致在一起，使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达尔文的社会学说，其政治含义是反动的。这种讲法同事实情况大有径庭。菲希尔和汉密尔顿首次清楚地证明了遗传上性别的均等性。从群居昆虫得到的理论和大量数据表明，亲代没有主宰其子代的固有趋势（反之亦然）。而且亲代投资和雌性选择的概念，为观察性别差异奠定了客观的和公正的基础，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进展，超越了一般把妇女的力量和权利归根于毫无实际意义的生物学上的特性这一泥潭中所作的努力。总之，达尔文主义的社会学说使我们窥见了社会关系中基本的对称性和逻辑性，在我们有了更充分的理解之后，我们的政治见解当会重新获得活力，并对心理学的科学研究提供理论上的支柱。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也必将对我们受苦受难的许多根源有一个更深刻的理解。

特里弗斯（Robert L.Trivers）1976年7月于哈佛大学

谢选骏指出：人说“虽然黑猩猩和人类的进化史大约有99.5%是共同的，但人类的大多数思想家把黑猩猩视为畸形异状、与人类毫不相干的怪物，而把他们自己看成是上升为万物之主的阶梯。对一个进化论者来说，情况绝非如此。认为某一物种比另一物种高尚是毫无客观依据的。”

我看这人不懂，人类之所以看不起黑猩猩，就是由于彼此无法交配产子，无法进行种族杂交。换言之，如果不同的人种之间也无法交配产子、无法进行种族杂交——那么，种族歧视就会变成种族灭绝了，就像欧洲殖民者在美洲的早期行径。

【前言】

读者不妨把本书当作科学幻想小说来阅读。笔者构思行文着意于发人深思，唤起遐想。然而，本书绝非杜撰之作。它不是幻想，而是科学。“事实比想象更离奇”，暂不论这句话有否老生常谈之嫌，它却确切地表达了笔者对客观事实的印象。我们都是生存机器——作为载运工具的机器人，其程序是盲目编制的，为的是永久保存所谓基因这种禀性自私的分子。这一事实直至今天犹使我惊异不置。我对其中道理虽已领略多年，但它始终使我感到有点难以置信。但愿我也能够以此使读者惊叹不已，这是我的一个希望。

在写作过程中似乎有三位假想的读者一直在我背后不时地观望，我愿将本书奉献给他们。第一位是我们称之为外行的一般读者。为了他的缘故，我几乎一概避免使用术语。如属不得已使用专门性词语的地方，我都一一详加说明。我不懂为什么我们不把一些学术性刊物里的大部分术语也删掉呢？虽然我假定外行人不具备专业知识，但我却并不认为他们愚昧无知。只要能做到深入浅出，就能使科学通俗易懂。我全力以赴，试图以通俗的语言把复杂艰涩的思想大众化，但又不丧失其精髓。我这样尝试的效果如何尚不得而知；而我的另一个抱负是，让这本书成为一本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的读物，使其无愧于题村的内容。但这方面我能取得多大成功，心中也毫无把握。我一向认为，生物学之迷人犹如一个神秘的故事，因为事实上，生物学的内容就是一个神秘的故事。本书的题材理应为读者带来莫大的兴趣和启发，但我所能做到的充其量不过是沧海一粟，再多我也不敢侈望了。

第二个假想的读者是个行家。他是一个苛求的评论家，对我所用的一些比拟笔法和修辞手段大不以为然。他总是喜欢用这样的短语：“除此之外……”，“但在另一方面……”，“啧！啧！”我细心地倾听了他的意见，纯粹为了满足他的要求，我甚至把书中的一章全部重写了一遍。但归根结底，讲述的方式毕竟还是我自己的。这位专家对我的写作方式恐怕不会完全没有微词吧！但我仍极为热切地希望，甚至他也能在拙作中发现一点新内容，也许是对大家所熟悉的观点的一种新见解，甚至受到启发产生出他自己的新观点。如果说我的这种雄心太大，那么，我是否可以希望，这本书至少能为他在旅途中消愁解闷？

我心目中的第三位读者是位从外行向内行过渡的学生。如果他至今还没有抱定宗旨要在哪一方面成为专家，那么我要奉劝他考虑一下我所从事的专业——动物学。动物学固然自有其“实用价值”，而各种动物大部又有其逗人喜爱之处。但除此之外，研究动物学有其更为深远的意义：因为宇宙万物之中，我们这些动物当属最为复杂、设计最为完美的机器了。既然如此，弃动物学而求其他学科就令人费解了！对那些已经献身于动物学研究的学生来说，但愿本书能有一定的教育价值，因为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所孜孜不倦钻研的原著和专业书籍，正是笔者撰写本书的依据。他们如果发现原著难以理解，我的深入浅出的论述，作为入门或辅助材料之类的读物，也许对他们有所助益。

显然，要同时迎合三种类型读者的口味势必要冒一定的风险。我只能说，对此我是始终十分清楚的。不过，考虑到我的这种尝试所能带来的种种益处，我是甘愿冒这种风险的。

我是个行为生态学家，所以动物行为是本书的主题。我接受过行为生态学的传统训练，我从中获得的教益是不言而喻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牛津大学我曾在廷伯根（Niko Tinbergen）指导下工作过十二个年头。在那些岁月里他对我的影响之深，恐怕连他自己也想不到。“生存机器”这个词语虽非实际出自他的口，但说是他的首创亦不为过。近年来，行为生态学受新思潮的冲击而生机勃发。从传统观点来说，这股思潮的来源不属行为生态学的范畴。本书在很大程度上即取材于这些异军突起的思想。这些新思想的倡导者主要是威廉斯，史密斯，汉密尔顿和特里弗斯（R.L.Trivers），我还将分别在有关章节中提及。

各方人士为本书的书名提出过许多建议，我已将他们建议的名称分别移作有关各章的题目：“不朽的螺旋圈”，克雷布斯（John Krebs）；“基因机器”，莫里斯（Desmond Morris）；“基因道德”，克拉顿-布罗克（Tim Clutton-Brock）和琼?道金斯（Jean Dawkins），为此向他们表示谢意，另外，特向波特（Stephen Potter）表示歉意。

尽管假想的读者可以作为寄托虔诚希望的对象，但同现实生活中的读者和批评家相比，毕竟无太大实际意义。笔者有一癖好，文章非改上几遍不肯罢休。为此，玛丽安·道金斯（Marian Dawkins）不得不付出艰辛的劳动。对我来说，她对生物学文献的渊博知识，对理论问题的深刻理解，以及她给予我的不断鼓励和精神上的支持，都是必不可少的。克雷布斯也阅读了全书初稿。有关本书的议题，他的造诣比我深。而且他毫不吝惜地提出许多意见和建议。汤姆森（Glenys Thomson）和博德默（walter Bodmer）对我处理遗传学论题的方式提出过既诚恳又严格的批评。而我所做的修改恐怕还不能完全使他们感到满意。但我总希望，他们将会发现修订后的稿子已有所改进。他们不厌其烦地为我化费了大量时间，对此我尤为感激不尽。约翰·道金斯以其准确无误的眼力指出了一些容易使人误解的术语，并提出了难能可贵的修改意见。我不可能再找到比斯坦普（Maxwell Stamp）更适合和有学问的“外行”了。他敏锐地发现初稿中一个带有普遍性的文体缺陷，这对我完成最后一稿助益非浅。最后，我还要向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罗杰斯（Michael Rodgers）表示谢忱。他审阅过我的手稿，所提意见富于助益；此外，他在负责安排本书的出版工作方面，作了许多份外的工作。

道金斯（Richard Dawkins）

谢选骏指出：英国人玩世不恭，把学术论题当作科学幻想小说来摆弄，因为他们自知罪孽深重——他们作为纳粹灭绝营的先行者，在世界各地虐杀了无数的原住民族。所以他们回避严肃的科学检视，就像法国人所拍摄的二战影片，只能是喜剧式的。

【第一章 为什么会有人呢？】

行星上具有理解力的生命从其领悟自身存在的道理时起，这一生命才算成熟。如若宇宙空间的高级生物莅临地球访问的话，为估价我们文明的水平，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将是：“他们发现了进化规律没有？”三十多亿年来，地球上一直存在着各种生活有机体，但对生命存在的道理，它们始终一无所知。后来，其中有一个人终于弄懂了事实真相，他的名字就叫达尔文（Charles Darwin）。说句公道话，其他的人对事实真相也曾有过一些模糊的想法，但对于我们之所以存在的道理第一个作了有条理、站得住脚的阐述的却是达尔文。达尔文使我们能够对于好奇的孩子提出的，现作为本章题目的这样一个问题，给予一个切合实际的回答。生命有意义吗？人生目的何在？人是什么？我们在面对这些深刻的问题时，无需再求助于迷信。著名动物学家辛普森（G.G.Simpson）在提出上述的最后一个问题之后，曾这样说过：“现在我要讲明的一点是，1859年之前试图回答这一问题的一切尝试都是徒劳无益的，如果我们将其全部置诸脑后，我们的境遇会更好些”。

今天，对进化论产生疑问，犹如怀疑地球绕着太阳转的理论一样，但达尔文进化论的全部含意仍有广阔的天地有待认识。在大学里，动物学仍是少数人研究的课题，即使那些决定选学这门课的人，往往也不是出于赏识其深刻的哲学意义。哲学以及称之为“人文学科”的课程，现在讲授起来，仍好象不曾有过达尔文此人。毫无疑问，这种状况以后将会改变。不管怎样，本书并无意于全面地提倡达尔文主义，而是探索进化论对某一个特殊问题所产生的种种后果。我的目的是研究自私行为和利他行为在生物学上的意义。

我在开始进行论证之前，想先扼要他说明一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论点，以及不是什么样的论点。如果有人告诉我们，某人在芝加哥强盗社会中长期过着荣华富贵的生活，我们就能够对他是什么样的人做一些猜测。我们可以想见，他的性格粗暴鲁莽，动辄开枪，而且能吸引忠贞不贰的朋友。这些推论并非是万无一失的。但如果你知道一个人在什么情况下生活和发迹的，那你是能够对他的性格作出某些推断的。本书的论点是，我们以及其他一切动物都是我们自己的基因所创造的机器。在一个高度竞争性的世界上，象芝加哥发迹的强盗一样，我们的基因生存了下来，有的长达几百万年。这使我们有理由在我们的基因中发现某些特性。我将要论证，成功的基因的一个突出特性是其无情的自私性。这种基因的自私性通常会导致个体行为的自私性。然而我们也会看到，基因为了更有效地达到其自私的目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会滋长一种有限的利他主义。上面一句话中，“特殊”和“有限”是两个重要的词儿。尽管我们对这种情况可能觉得难以置信，但对整个物种来说，普遍的爱和普遍的利益在进化论上简直是毫无意义的概念。

因此，现在我要讲一下本书所不准备论证的第一点。我并不提倡以进化论为基础的道德观，我只是讲事物是如何进化的，而不是讲人类应该怎样行动才符合道德准则。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因为我知道我有被人误解的危险。有些人不能把阐述对事物的认识同提倡事物应该如何这两件事区别开来，此类人为数实在太多。我自己也觉得，一个单纯以基因那种普遍的、无情的自私性法则为基础的人类社会，生活在其中将会令人厌恶之极。然而我们无论怎样感到惋借，事实毕竟就是事实。本书主旨在于引起读者的兴趣，如果你想从中引出某种教益，那未阅读时，可以视之为一种告诫。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希望为了共同的利益，建立一个人与人之间慷慨大度，相互无私合作的社会，那你就不能指望从生物的本性获得什么助益。让我们设法通过教育把慷慨大度和利他主义灌输到人们头脑中去吧！因为我们生来是自私的。让我们懂得我们自私的基因居心何在。因为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有机会去打乱它们的计划，而这是其他物种从来未能希望做到的。

上述有关教育的议论，必然表明下面的观点是错误的：即认为从遗传学的角度看来，继承下来的特性是明确固定，不容改变的。这是一种谬见，而且极为常见。我们的基因可以驱使我们的行为自私，但我们也不必终生屈从。如果我们在遗传上生来就是利他性的，再去学利他主义也许不那么困难。在动物中，只有人类受文化，也受后天获得的以及继承下来的影响的支配。有人可能会说，又化是如此之重要，以致不论基因自私与否，它与我们对人类本性的理解毫不相干。另有人也会不同意这种讲法。这完全取决于作为人类特性的决定性因素“本性对教养”的辩论中，你站在什么立场上。这就使我要讲一讲本书不准备论证的第二点。在本性对教养的争论中，本书不支持这一或那一立场。当然我有自己的观点，但我不打算表达出来。只在最后一章中，把我的观点包括到我将要阐明的文化观点中去。如果确实证明基因同决定现代人的行为毫不相干，如果在动物中我们在这方面确实是独一无二的，至少探究一下我们在如此近期内成为例外的规律，将仍旧是兴味无穷的。而假如我们这一物种并不象我们一厢情愿的那样，而是个例外的话，研究这一规律甚至就更加重要。

本书不准备论证的第三点是，不对人类或其他某一种动物的行为细节进行描述。只在举例说明时，我才使用有事实根据的细节。我不会说：“如果你看一下狒狒的行为，就会发现它们的行为是自私的；所以人类的行为也可能是自私的。”我的关于“芝加哥强盗”的论证在逻辑上与此迥然不同。情况是这样的，人和狒狒都是经由自然选择进化而来。如果你注意一下自然选择进行的方式，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凡是经由自然选择进化而来的任何东西应该是自私的。因此我们可以预见到，当我们去观察狒狒、人类和其他一切生物的行为时，一定会发现它们的行为是自私的。如果发现我们的预见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所观察到的人类行为的确是利他性的，我们就会遇到某些令人迷惑不解的事情，需要进行阐明。

我们需要有一个定义，然后再进一步探讨。如果一个实体，例如狒狒，其行为的结果是牺牲自己的利益，从而增进了另一同类实体的利益，该实体就被认为是利他性的。而自私行为的效果则恰好相反。我们所谓的“利益”就是指“生存的机会”，即使行为的效果对事实上的生与死所产生的影响小得微不足道。人们现在体会到，对生存概率的影响，在表面上看来，那伯是极微小的，也能够对进化发生很大的作用。这是对于达尔文学说最新解释所产生的一个令人吃惊的后果。因为这种影响有大量的时间供其发挥作用。

上述有关利他和自私的定义是指行为上的，而不是指主观意识上的，弄清这一点至关重要。这里我的旨趣不在动机的心理学方面，我不准备去论证人们在做出利他行为时，是否“真的”私下或下意识地抱有自私的动机。他们或许是，或许不是，也许我们永远也不可能知道。但无论怎样，这些都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内容。我的定义只涉及行为的效果，是降低或提高这个假定的利他主义者生存的可能性，以及这个假定的受益者生存的可能性。

说明行为对生存所产生的远期影响，是一件异常复杂的事情。事实上，在把这一定义运用于实际行为时，我们必须用“明显地”这个词来修饰提到的实际行为。一个明显的是利他性的行为，表面看去似乎（不管可能性如何小）使利他主义者有较大的可能死亡，而受益者有较大的可能生存下来。更仔细地观察一下，常常会发现明显的利他行为实际上是伪装起来的自私行为。我要再次声明，我绝不是说它们的潜在动机都是心怀自私。我的意思是，这种行为对生存可能性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同我们原来的设想正好相反。

现在我来举一些明显的自私以及明显的利他行为的例子。每当讨论我们自己这一物种时，要避免思想上的主观性习惯是困难的，因此我将以其他动物为例。先举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有关个体动物的自私行为的例子。

黑头鸥集群作巢，巢同巢之间相距仅几英尺，雏鸥刚出壳，娇嫩幼小无防卫能力，易被吞食。一个黑头鸥等到它的邻居转过身去，或许趁它去捉鱼时，便扑上前去将它邻居的一个雏鸥一口囫囵吞下去，这种情况相当普通。就这样它吃了一顿营养丰富的饭，而不必再费神去捉鱼了。也不必离开它的巢，使其失去保护。

雌螳螂那种喜食同类的可怕习性，更是人们所熟知的。螳螂是食肉的大昆虫，它们一般吞食比它们小的昆虫，如苍蝇等。但它们会袭击几乎一切活的东西。交配时，雄螳螂小心翼翼地爬到雌螳螂的背上，骑着进行交配。雌螳螂一有机会就把雄螳螂吃掉，首先把头咬掉，这发生在雄螳螂接近时，或在刚一爬上去之后，或在分开之后。按理说，雌螳螂似乎应等到交配完之后，再开始吃雄螳螂。但脑袋的丢失，似乎并不会打乱雄螳螂身体其余部分进行交配的进程。的确，由于某些神经抑制中心位于昆虫的头部，把头吃掉可能反而会改善雄性的性活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倒不失为一种额外收获。主要的收获是它饱餐了一顿。

虽然这些同类相食的极端的例子同我们的定义很契合，但“自私”这个词就未免有点轻描淡写了。对于南极洲帝企鹅（empperor penguins）的那种所谓胆怯的行为，我们也许更能直接寄干同情。可以看到它们伫立在水边，由于有被海豹吃掉的危险，在潜入水中之前踌躇犹疑。只要有一只先潜入水中，其余的就会知道水中有否海豹。自然没有哪一个肯当试验品，所以大家都在等，有时甚至相互往水中推。

更为常见的自私行为可能只不过是拒绝分享某些视为珍贵的东西，如食物、地盘或配偶等。现在举一些明显的利他性行为的例子。

工蜂的刺螫行为是抵御蜂蜜掠夺者的一种十分有效的手段。但执行刺螫的工蜂是一些敢死队队员。在刺螫这一行动中，一些生命攸关的内脏，通常要被拖出体外，而工蜂很快就死去。它的这种自杀使命可能就把蜂群储存的重要食物保存下来，而它们自己却不能活着受益了。按照我们的定义，这是一种利他性行为。请记注，我们所议论的不是有意识的动机。在利他性行为以及自私性行为的例子中，这种有意识的动机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但这些同我们的定义都不相干。

为朋友献身显然是一种利他性行为，但为朋友冒点风险也是一种利他性行为。有许多小鸟在看到捕食飞禽，如鹰，飞近时会发出一种特有的“警告声”，鸟群一听到这种“警告声”，就采取适当的逃避行动。非直接的证据表明，发出这种警告声的鸟使自己处于特别危险的境地，因为它把捕食者的注意力引到了自己身上。这种额外风险并不算大，然而按照我们的定义，乍看之下至少还是称得上是一种利他性行为的。

动物利他行为中最普通明显的例子，是父母，尤其母亲，对其子女所表现的利他性行为。它们或在巢内，或在体内孕育这些小动物，付出巨大代价去喂养它们，冒很大风险保护它们免受捕食者之害。只举一个具体例子，许多地面筑巢的鸟类，当捕食动物，如狐狸等接近时，会上演一出“调虎离山计”。母鸟一瘸一拐地离开巢穴，同时把一边的翅膀展开，好象已经折断。抽食者认为猎物就要到口，便舍弃那个有雏鸟安卧其中的鸟巢。在狐狸的爪子就要抓到母鸟时，它终于放弃伪装，腾空而起。这样，一窝雏鸟就可能安然无恙，但它自己却要冒点风险。

我不准备以讲故事的方式来阐明一个论点。经过选择的例子对于任何有价值的概括从来就不是重要的证据。这些故事只不过是用来说明我所讲的，在个体水平上，利他性行为以及自私性行为是什么意思。本书将阐明如何用我称之为基因的自私性这一基本法则来解释个体的自私性和个体的利他性。但我首先需要讲一下人们在解释利他性时常犯的一个特别错误，因为它流传很广，甚至在学校里广为传授。

这种错误解释的根源在于我已提到过的，生物之进化是“为其物种谋利益”或者是“为其群体谋利益”这一错误概念。这种错误的概念开始如何渗入生物学领域是显而易见的。动物的生命中有大量时间是用于繁殖的，我们在自然界所观察到的利他性自我牺牲行为，大部分是父母为其下一代做的。“使物种永存”通常是繁殖的委婉语。物种永存无疑是繁殖的一个必然结果。只要在逻辑推理时稍为引伸过头一点，就可以推断，繁殖的“功能”就是“为了”使物种永存。从这一推断再向前迈出错误的一小步，就可得出结论说，动物的行为方式一般是为了有利其物种的永恒性，因而才有对同一物种的其他成员的利他主义。

这种思维方式能够以模糊的达尔文主义的语言表达出来。进化以自然选择为动力，而自然选择是指“适者”的有差别的生存。但我们在谈论的适者是指个体，还是种属，还是物种或者是其他什么？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并无多大关系，但涉及到利他主义时，显然是至关重要的。如果在达尔文所谓的生存竞争中进行竞争的是物种，那末个体似乎可以恰如其分地被认为是这种竞争中的马前卒。为了整个物种的更大利益，个体就得成为牺牲品。用词稍雅一点，一个群体，如一个物种或一个物种中的一个种群，如果它的个体成员为了本群体的利益准备牺牲自己，这样的一个群体要比与之竞争的另一个群体，如果它的个体成员把自己的自私利益放在首位，灭绝的可能性要小。因此，世界多半要为那些具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个体所组成的群体所占据。这就是瓦恩-爱德华兹（Wynne-Edwards）在其一本着名的书中公诸于世的“群体选择”理论。这一理论后为阿德雷在其《社会契约》一书中所普及。另一个正统的理论平常叫做“个体选择”理论，但我个人却偏爱用基因选择这一名词。

对于刚提出的上述争论，“个体选择论者”可以不假思索地这样回答：即使在利他主义者的群体中，几乎可以肯定也有少数持不同意见者，拒绝作出任何牺牲。假如有一个自私的叛逆者准备利用其他成员的利他主义，按照定义，它比其他成员更可能生存下来并繁殖后代。这些后代都有继承其自私特性的倾向。这样的自然选择，经过几代之后，“利他性的群体”将会被自私的个体所淹没，同自私性的群体就不能分辨了。我们姑且假定开始时存在无叛逆者的纯粹利他性群体，尽管这不大可能，但很难看出又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自私的个体从邻近的自私群体中移居过来，以后由于相互通婚，从而玷污了利他性的群体的纯洁性。

个体选择论者也会承认，群体确实会消亡，也承认究竟一个群体是否会灭绝，可能受该群体中个体行为的影响。他甚至可能承认，只要一个群体中的个体具有远见卓识，就会懂得，克制自私贪婪到头来是它们的最大利益所在，从而避免整个群体的毁灭。但同个体竞争中那种短兵相接速战速决的搏斗相比，群体灭绝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甚至在一个群体缓慢地、不可抗拒地衰亡时，该群体中的一些自私的个体，在损害利他主义者的情况下，仍可获得短期的繁荣。

尽管群体选择的理论在今天已得不到那些了解进化规律的专业生物学家的多大的支持，但它仍具有巨大的直观感召力。历届的动物学学生，在他们从中学进入大学之后，惊奇地发现这不是一种正统的观点。这不该责怪他们，因为在为英国高级生物学教师所写的《纳费尔德生物学教师指南》一书中，我们可以找到下面这句话：“在高级动物中，为了确保本物种的生存，会出现个体的自杀行为”。这本指南的不知名作者，幸而根本没有意识到他提出了一个有争论的问题。在这方面，这位作者应属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之列。洛伦茨（Konrad Lorenz）在《论侵犯行为》一书中讲到进犯行为对“物种保存”的功能时，认为功能之一是确保只有最适合的个体才能繁殖的权利。这是个周而复始的辩论的楷模。但这里我要说明的一点是，群体选择的观点竟如此根深蒂固，以致洛伦茨象《纳费尔德指南》的作者一样，显然不曾认识到，他的讲法同正统的达尔文学说是抵触的。

最近我在英国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中听到一个有关澳大利亚蜘蛛的报告。其中提到一个同样性质的、听来使人忍俊不禁的例子。如没有这个例子那倒是一套相当精彩的节目。主持这一节目的“专家”评论说，大部分的小蜘蛛最后为其他物种所吞食。然后她继续说：“这也许就是它们生存的真正目的，因为要保存它们的物种，只需要少数几个生存就行。”

阿德雷在《社会契约》中用群体选择的理论解释整个的社会秩序。他明确地认为，人类是从动物这条正路偏离出来的一个物种。阿德雷至少是个用功的人，他之决定和正统的理论唱反调是个有意识的行动。为此，他应受到赞扬。

群体选择理论之所以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原因之一也许是它同我们大部分人的道德和政治观念完全相吻合。作为个人，我们的行为时常是自私的，但在我们以高姿态出现的时刻，我们赞誉那些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虽然对“天下”这个词所指的范围如何理解，我们仍莫衷一是。一个群体范围内的利他行为常常同群体之间的自私行为并行不悖。从另一个意义来说，国家是我们他性自我牺牲的主要受益者。青年人作为个人应为国家整体的更大荣誉而牺牲，令人费解的是，在和平时期号召人们作出一些微小的牺牲，放慢他们提高生活水平的速度，似乎比在战争时期要求他们献出生命的号召更难奏效。

最近出现了一种同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背道而驰的、而代之以全人类的物种作为我们同情的目标的趋向。这种把我们的利他主义目标加以人道主义的扩大，带来一个有趣的必然结果：进化论中的“物种利益”这一概念似乎再次得到了支持。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通常是物种道德最笃信不疑的代言人，而现在却对那些稍微扩大一些利他主义范围以包括其他物种的人，极尽其嘲笑之能事。如果我说我对保护大鲸鱼免受捕杀，比对改善人类的居住条件更感兴趣，很可能会使我的某些朋友大为震惊。

同一物种中的成员同其他物种的成员相比较，前者更应得到道义上的特殊考虑，这种情感既古老又根深蒂固。非战时杀人被认为是通常犯罪中最严重的罪行。受到我们文明更其严厉的谴责的唯一一件事是吃人（即使是吃死人）。然而我们却津津有味地吃其他物种的成员。我们当中许多人在看到对那些哪怕是人类最可怕的罪犯执行死刑时，也觉得惨不忍睹，但我们却兴高采烈地鼓励射杀那些相当温顺的害兽而无动于衷。我们确实是以屠杀其他无害物种的成员作为寻欢作乐的手段的。一个人类的胎儿，所具有的人类感情丝毫不比一个阿米巴多，但它所享受的尊严和得到的法律保护却远远超过一个成年的黑猩猩。黑猩猩有感情会思维，而且根据最近的试验证明，黑猩猩甚至能够学会某种形式的人类语言。就因为胎儿和我们同属一个物种，立刻就赋予相应的特殊权利。我不知道能否将“物种主义”的道德[赖德（Richard Ryder）用语］置于一个比“种族主义”更合理的地位上，但我知道，这种“物种主义”在进化生物学上是毫无正当的根据的。

在生物学上，按照进化理论关于利他主义应该在什么水平上表现出来存在着混乱状态。这种混乱状态正好反映出与之平行的，在人类道德中关于利他主义在什么水平上是可取的——家庭、国家、种族、物种以及一切生物——所存在的混乱状态。对于群体成员之间从事竞争而相互交恶的情况，甚至连群体选择论者也会觉得不足为奇。但值得一问的是，群体选择论者如何决定对哪一级的水平才是重要的呢？如果说选择在同一物种的群体之间以及在不同物种之间可以进行，那么选择为什么就不能在更高一级的群体之间进行呢？物种组成属，属组成目，目组成纲。狮子和羚羊与我们一样，同属哺乳纲。难道我们不应该要求狮子“为了哺乳纲的利益”，不要再去杀害羚羊吗？为了不致使这一纲灭绝，毫无疑问，它们应该去捕食鸟类或爬行动物。可是，照此类推下去，为了使脊椎动物这一门全部永恒地存在下去又该怎样呢？

运用归谬法进行论证，同时揭示群体选择理论无法自圆其说的困境，当然对我很有利，但对于明显存在的个体的利他行为仍有待解释。阿德雷竟然说，对于象汤姆森的瞪羚（Thomson's gazelles）的跳跃这种行为，群体选择是唯一可能的解释。这种在捕食者面前触目的猛跳同鸟的警叫声相似；因为这种跳跃的含意似乎是向其同伙报警，同时明显地把捕食者的注意力吸引到跳跃者自己身上。我们有责任对这种跳跃行为以及类似现象作出解释，这就是我在后面几章中所面临的问题。

在深入讨论之前，我必须为我的信念辩解几句。我认为，从发生在最最低级的水平上的选择出发是解释进化论的最好方法。我的这一信念深受威廉斯（G.C.Williams）的伟大著作《适应与自然选择》（Adaptation and Natural Selection）的影响。我要运用的中心观点，可以追溯到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基因学说尚未出现的日子，那时魏斯曼（A.Weismann）的“种质的延续性”（continuity of the germ-plasm）理论已预示出今日的发展。我将论证，选择的基本单位，因此也是自我利益的基本单位，既不是物种，也不是群体，严格说来，甚至也不是个体，而是遗传单位基因。对于某些生物学家来讲，初听上去象是一种极端的观点。我希望，在他们理解了我的真正意思时，他们会同意这种观点实质上是正统的，尽管表达的方式与众不同。进行论证需要时间，而我们必须从头开始，以生命起源为其开端。

谢选骏指出：人问“为什么会有人呢？”我看道理说起来都很简单。按照进化论的观点——为什么会有人呢？因为一些猩猩不断杀害别的猩猩，就把自己精选出来，变成了没毛的猩猩。他她们把“没毛”当作了“美貌”，所以白种女人天天刮毛，而“毛主席”干脆“嘴上没毛”——尽管中国俗话说“嘴上没毛，办事不牢”，中囶人还是让那个嘴上没毛的做了主席，结果就是大家煮稀（毛），没饭吃了！人人择洞（毛），没房住了！

【第二章 复制基因】

天地伊始，一切单一纯简。即使是简单的宇宙，要说清楚它是怎样开始形成的真是谈何容易。而复杂的生命，或能够创造生命的生物如何突然出现，而且全部装备齐全，我想，无疑是一个更难解答的问题。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进化论是令人满意的，因为它说明了由单一纯简变成错综复杂的途径，说明了杂乱无章的原子如何能分类排列，形成越来越复杂的模型，直至最终创造人类。人们一直试图揭开人类生存的奥秘，而迄今为止只有达尔文提供的答案是令人信服的。我打算以比一般还要通俗的语言阐明这个伟大的理论，并从进化还未发生以前的年代谈起。

达尔文的“适者生存”其实是稳定者生存（survival of th estable）这个普遍法则的广个特殊情况。宇宙为稳定的物质所占据。所谓稳定的物质，是指原子的聚合体，它具有足够的稳定性或普遍性而被赋予一个名称。它可能是一个独特的原子聚合体，如马特霍恩（Matterhorn），它存在的时间之长足以值得人们为之命名。稳定的物质也可能是属于某个种类（class）的实体，如雨点，它们出现得如此频繁以致理应有一个集合名词作为名称，尽管雨点本身存在的时间是短暂的。我们周围看得见，以及我们认为需要解释的物质——岩石、银河，海洋的波涛——在大小不同的程度上都是稳定的原子模型。肥皂泡往往是球状的，因为这是薄膜充满气体时的稳定形状。在宇宙飞船上，水也是稳定成为球形的液滴状，但在地球上，由于地球引力的关系，静止的水的稳定表面是水平的。盐的结晶体一般是立方体，因为这是把钠和氯离子聚合在一起的稳定形式。在太阳里，最简单的原子即氢原子不断熔合成氦原子，因为在那样的条件下，氦的结构比较稳定。遍布宇宙各处的星球上，其他各种甚至更为复杂的原子正在形成。依照目前流行的理论，早在开天辟地发出“大砰啪”爆炸声之时，这些比较复杂的原子已开始形成。我们地球上各种元素也是来源于此。

有时候，在原子相遇时，由于发生化学反应而结合成分子，这些分子具有程度不同的稳定性。它们可能是很大的。一块钻石那样的结晶体可以视为一个单一的分子，其稳定程度是众所周知的，但同时又是一个十分简单的分子，因为它内部的原子结构是无穷无尽地重复的。在现在的生活有机体中，还有其他高度复杂的大分子，它们的复杂性在好几个水平上表现出来。我们血液中的血红蛋白就是典型的蛋白质分子。它是由较小的分子氨基酸的链所组成，每个分子包含几十个排列精确的原子。在血红蛋白分子里有574个氨基酸分子。它们排列成四条互相缠绕在一起的链，形成一个立体球形，其结构之错综复杂实在使人眼花镣乱。一个血红蛋白分子的模型看起来象一棵茂密的蒺藜。但和真的蒺藜又不一样，它并不是杂乱的近似模型，而是毫厘不爽的固定结构。这种结构在一般人体内同样地重复六万亿亿次以上，其模型完全一致。如血红蛋白这样的蛋白分子，其酷似蒺藜的形态是稳定的，就是说，它的两条由序列相同的氨基酸构成的链，象两条弹簧一样倾向于形成完全相同的立体盘绕模型。在人体内，血红蛋白蒺藜以每秒约四百万亿个的速度形成它们“喜爱”的形状，而同时另外一些血红蛋白以同样的速度被破坏。

血红蛋白是个现代分子，人们通常用它来说明原子趋向于形成某种稳定模型的原理。我们在这里要谈的是，远在地球还没有生命之前，通过一般的物理或化学过程，分子的某种形式的初步进化现象可能就已存在。没有必要考虑诸如预见性、目的性、方向性等问题。如果一组原子在受到能量的影响而形成某种稳定的模型，它们往往倾向于保持这种模型。自然选择的最初形式不过是选择稳定的形式并抛弃不稳定的形式罢了。这里面并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地方。事物的发展只能是这样。

可是，我们自然不能因此认为，这些原理本身就足以解释一些结构复杂的实体，如人类的存在。取一定数量的原子放在一起，在某种外界能量的影响下，不停地摇动，有朝一日它们会碰巧落入正确的模型，于是亚当就会降临！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你可以用这个方法把几十个原子变成一个分子，但一个人有多达一千亿亿亿个原子。如果要制造一个人，你就得摇动你那个生物化学的鸡尾酒混合器，摇动的时间之久，就连宇宙存在的漫长岁月与之相比好象只是一眨眼的功夫。即使到了那个时候，你也不会如愿以偿。在这里，我们必须求助于达尔文学说的高度概括的理论。有关分子形成的缓慢过程的故事只能讲到这儿，其他的该由达尔文的学说去解释了。

有关生命的起源，我的叙述只能是纯理论的。事实上当时并无人在场。在这方面存在很多持对立观点的学说，但它们也有某些共同的特点。我的概括性的叙述大概与事实不会相去太远。

生命出现之前，地球上有哪些大量的化学原料，我们不得而知。但很可能有水、二氧化碳、甲烷和氨：它们都是简单的复合物。就我们所知，它们至少存在于我们太阳系的其他一些行星上。一些化学家曾经试图模仿地球在远古时代所具有的化学条件。他们把这些简单的物质放人一个烧瓶中，并提供如紫外线或电火花之类的能源——原始时代闪电现象的模拟。几个星期之后，在瓶内通常可以找到一些有趣的东西：一种稀薄的褐色溶液，里面含有大量的分子，其结构比原来放入瓶内的分子来得复杂。特别是在里面找到了氨基酸——用以制造蛋白质的构件（building block），蛋白质乃是两大类生物分子中的一类。在进行这种试验之前，人们原来认为天然的氨基酸是确定生命是否存在的依据。如果说在火星上发现氨基酸，那么火星上存在生命似乎是可以肯定无疑的了。但在今天，氨基酸的存在可能只是意味着在大气层中存在一些简单的气体，还有一些火山，阳光和发生雷鸣的天气。近年来，在实验室里模拟生命存在之前的地球的化学条件，结果获得了被称为嘌呤和嘧啶的有机物质。它们是组成遗传分子脱氧核糖核酸的构件，即DNA。

“原始汤”的形成想来必然是与此类似过程的结果。生物学家和化学家认为“原始汤”就是大约三十亿到四十亿年前的海洋。有机物质在某些地方积聚起来，也许在岸边逐渐干燥起来的浮垢上，或者在悬浮的微小的水珠中。在受到如太阳的紫外线之类的能量的进一步影响后，它们结合成大一些的分子。现今，大有机分子存在的时间不会太长，我们甚至觉察不到它们的存在，它们会很快地被细菌或其他生物所吞噬或破坏。但细菌以及我们人类都是后来者。所以在那些日子里，大有机分子可以在稠浓的汤中平安无事地自由漂浮。

到了某一个时刻，一个非凡的分子偶然形成。我们称之为复制基因（replicator）。它并不见得是那些分子当中最大的或最复杂的。但它具有一种特殊的性质——能够复制自己的拷贝。看起来这种偶然性非常之小。的确是这样。发生这种偶然情况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实际上可以把这种千年难得一遇的情况视为不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你买的足球彩票永远不会中头奖的道理。但是我们人类在估计什么是可能或不可能发生的时候，我们不习惯于将其放在几亿年这样长久的时间内去考虑。如果你在一亿年中每星期都购买一次彩票，说不定你会中上几次头奖呢。

事实上，一个能复制自己拷贝的分子并不象我们原来所想象那样难得，这种情况只要发生一次就够了。我们可以把复制基因当作模型或样板。我们可以把它想象为由一条复杂的链所构成的大分子，链本身是由各种类型的起构件作用的分子所组成。在复制基因周围的汤里，这种小小的构件多的是。现在让我们假定每一块构件都具有吸引其同类的亲和力。来自汤里的这种构件一接触到它对之有亲和力的复制基因的另一部分，它往往就附着在那儿不动。按照这个方式附着在一起的构件会自动地仿照复制基因本身的序列排列起来。这时我们就不难设想，这些构件逐个地连接起来，形成一条稳定的链和原来复制基因的形成过程一模一样。这个一层一层地逐步堆迭起来的过程可以继续下去。结晶体就是这样形成的。另一方面，两条链也有一分为二的可能，这样就产生两个复制基因，而每个复制基因还能继续复制自己的拷贝。

一个更为复杂的可能性是，每块构件对其同类并无亲和力，而对其他的某一类构件却有互相吸引的亲和力。如果情况是这样，复制基因作为样板的作用并不产生全似的拷贝，而是某种”反象”，这种“反象”转过来再产生和原来的正象全似的拷贝，对我们来说，不管原来复制的过程是从正到反或从正到正都无足轻重；但有必要指出，现代的第一个复制基因即DNA分子，它所使用的是从正到反的复制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突然间，一种新的“稳定性”产生了。在以前，汤里很可能并不存在非常大量的某种特殊类型的复杂分子，因为每一个分子都要依赖于那些碰巧产生特别稳定结构的构件。第一个复制基因一旦诞生了，它必然会迅速地在海洋里到处扩散它的拷贝，直至较小的构件分子日渐稀少，而其他较大的分子也越来越难得有机会形成。

这样我们到达了一个具有全都一样的复制品的大种群的阶段。现在，我们必须指出，任何复制过程都具有一个重要的特性：它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它准会发生差错。我倒希望这本书里没有印刷错误，可是如果你细看一下，你可能会发现一两个差错。这些差错也许不至于严重地歪曲书中句子的含义，因为它们只不过是”第一代”的错误。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在印刷术尚未问世之前，那时候如福音之类的各种书籍都是手抄的。以抄写书籍为业的人无论怎样小心谨慎，他们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一些差错，何况有些抄写员还会心血来潮，有意“改进”一下原文。如果所有的抄写员都以同一本原著为蓝本，那么原意还不至于受到太大的歪曲。可是，如果手抄本所依据的也是手抄本，而后者也是抄自其他手抄本的话，那么谬种就开始流传、积累，其性质也更趋严重。我们往往认为抄写错误是桩坏事情，而且我们也难以想象，在人们抄写的文件中能有什么样的错误可以认为是胜于原文的。当犹太圣典的编纂人把希伯来文的“年轻妇女”移译成希腊文的“处女”时，我想我们至少可以说他们的误译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因为圣典中的预言变成“看哪！一个处女将要受孕并且要养一个儿子……”。不管怎样，我们将要看到，生物学的复制基因在其复制过程中所造成的错误确实能产生改良的效果的。对生命进化的进程来说，产生一些差错是必不可少的。原始的复制基因在复制拷贝时其精确程度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今天，它们的后代DNA分子和人类所拥有的最精密的复印术相比却是准确得惊人。然而，差错最终使进化成为可能。原始的复制基因大概产生过多得多的差错。不管怎样，它们出过差错是肯定无疑的，而且这些差错是积累性的。

随着复制错误的产生和扩散，原始汤中充满了由好几个品种的复制分子组成的种群，而不是清一色的全都一样的复制品，但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裔”。它们当中会不会有些品种比其他品种拥有更多的成员？几乎可以肯定他说：是的。某些品种由于内在的因素会比其他品种来得稳定。某些分子一旦形成后就安于现状，不象其他分子那样易于分裂。在汤里，这种类型的分子将会相对地多起来，这不仅仅是“长寿”的直接逻辑后果，而且是因为它们有充裕的时间去复制自己的拷贝。因此，长寿的复制基因往往会兴旺起来。假定其他条件不变的话，那就会在分子的种群中出现一个朝着寿命变得更长的“进化趋向”。

但其他的条件可能是不相等的。对某一品种的复制基因来说，它具有另外一个甚至更为重要的、为了在种群中传布的特性。这就是复制的速度或“生育力”。如果A型复制分子复制拷贝的平均速度是每星期一次，而B型复制分子则是每小时一次。显而易见，不需多久，A型分子就要大为相形见拙。即使A型分子的“寿命”再长也无济于事。因此，汤里面的分子很可能出现一个朝着“生育力”变得更强的“进化趋向”。复制基因分子肯定会选择的第三个特性是复制的准确性。假定X型分子与Y型分子的寿命同样长，复制的速度也一样快，但X型分子平均在每十次复制过程中犯一次错误，而Y型只在每一百次复制过程中犯一次错误，那未Y型分子肯定要变得多起来。种群中X型分子这支队伍不但要失去它们因错误而养育出来的“子孙”，而且还要失去它们所有现存或未来的后代。

如果你对进化论已有所了解的话，你可能会认为上面谈到的最后一点似有佯谬之嫌。我们既说复制错误是发生进化的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但又说自然选择有利于高精确度的复制过程。如何能把这两种说法调和起来？我们认为，总的说来，进化在某种含糊的意义上似乎是件”好事”，尤其是因为人类是进化的产物，而事实上没有什么东西“想要”进化。进化是偶然发生的，不管你愿意不愿意，尽管复制基因（以及当今的基因）不遗余力地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莫诺（Jacques Monod）在他纪念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演讲中出色地阐明了这一点。他以幽默的口吻说，“进化论的另一个难以理解的方面是，每一个人都认为他理解进化论！”

让我们再回到原始汤这个问题上来，现在汤里已存在一些分子的稳定品种。所谓稳定的意思是，那些分子或是本身存在的时间较长，或是它们能迅速地复制，或是它们能精确无误地复制。朝着这三种稳定性发展的进化趋向是在下面这个意义上发生的：如果你在两个不同的时间分别从汤中取样，后一次的样品一定含有更大比例的寿命长或生育力强或复制精确性高的品种。生物学家谈到生物的进化时，他所谓的进化实质上就是这个意思，而进化的机制是一样的——自然选择。

那么，我们是否应该把原始的复制基因分子称为“有生命的”呢？那是无关紧要的。我可以告诉你，“达尔文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而你可能会说，“不，牛顿才是最伟大的嘛”。我希望我们不要再争论下去了，应该看到，不管我们的争论结果如何，实质上的结论是不受影响的。我们把牛顿或达尔文称为伟大的人物也好，不把他们称为伟大的人物也好，他们两人的生平事迹和成就是客观存在的，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同样，复制基因分子的情况很可能就象我所讲的那样，不论我们是否要称之为“有生命的”。我们当中有大多的人不理解字眼仅仅是供我们使用的工具，字典里面的“有生命的”这个词并不一定指世上某一样具体的东西。不管我们是否把原始的复制基因称为有生命的或无生命的，它们的确是生命的祖先；它们是我们的缔造者。

论点的第二个重要环节是竞争。达尔文本人也强调过它的重要性，尽管他那时讲的是动物和植物，不是分子。原始汤是不足以维持无限量的复制基因分子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地球的面积有限，但其他一些限制性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在我们想象当中，那个起着样板或模型作用的复制基因浮游于原始汤之中，周围存在大量复制拷贝所必需的小构件分子。但当复制基因变得越来越多时，构件因消耗量亦随着大增而供不应求，成为珍贵的资源。不同品种或品系的复制基因必然为了争夺它们而互相搏斗。我们已经研究过什么因素促进那些条件优越的复制基因的繁殖。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条件差一些的品种事实上由于竞争的结果而变得日渐稀少，最后它们中间一些品系难逃绝种的命运。复制基因的各种品种之间发生过你死我活的搏斗。它们不知道它们在进行生存斗争，也不会因之而感到烦恼。复制基因在进行这种斗争时不动任何感情，更不用说会引起哪一方的恶感了。但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的确是在进行生死存亡的斗争，因为任何导致产生更高一级稳定性的复制错误，或以新方法削弱对手的稳定性的复制错误，都会自动地得以延续下来并成倍地增长。改良的过程是积累性的。加强自身的稳定性或削弱对手的稳定性的方法变得更巧妙，更富有成效。一些复制基因甚至“发现”了一些方法，通过化学途径分裂对方品种的分子，并利用分裂出来的构件来复制自己的拷贝。这些原始肉食动物在消灭竞争的对手的时候同时摄取食物。其他的复制基因也许发现了如何用化学方法，或把自己裹在一层蛋白质之中来保卫自己。这也许就是第一批生命细胞的成长过程。复制基因的出现不仅仅是为了生存，而且是为它们自己制造容器，即赖以生存的运载工具。能够生存下来的复制基因都是那些为自己构造了生存机器以安居其中的复制基因。最原始的生存机器也许仅仅是一层保护衣。后来，新竞争对手陆续出现，它们拥有更优良、更有效的生存机器，因此生存斗争随之逐渐激化。生存机器的体积越来越大，其结构也渐臻复杂。这是一个积累和渐进的过程。

随着时间的推移，复制基因为了保证自己在世界上得以存在下去而采用的技巧和计谋也逐渐改进，但这种改进有没有止境呢？用以改良的时间是无穷无尽的。一千年的变化会产生什么样的怪诞的自我保存机器呢？经过四十亿年，古代的复制基因又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它们没有消失，因为它们是掌握生存艺术的老手。但在今日，别以为它们还会浮游于海洋之中了。很久以前，它们已经放弃了这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了。在今天，它们群集相处，安稳地寄居在庞大的步履蹒跚的“机器”人体内，与外界隔开来，通过迂回曲折的间接途径与外部世界联系，并通过遥控操纵外部世界。它们存在于你和我的躯体内；它们创造了我们，创造了我们的肉体和心灵；而保存它们正是我们存在的终极理由。这些复制基因源远流长。今天，我们称它们为基因，而我们就是它们的生存机器。

谢选骏指出：人说“复制基因”——我看复制基因就是“最基本的生物法则”，从病毒到人类都是如此。终于在2019年，生物世界的两个极端（病毒和人类）在武汉遭遇了。结果就是一场特大瘟疫横扫地球，几十亿人感染，几千万人死亡——百分之几的人惨遭淘汰，剩下的人全都变态。

【第三章 不朽的螺旋圈】

我们是生存机器，但这里”我们”并不单指人，它包括一切动物、植物、细菌和病毒。地球上生存机器的总数很难计算，甚至物种的总数也不得而知。仅就昆虫来说，据估计，现存的物种大约有三百万种，而个体昆虫可能有一百亿亿只。

不同种类的生存机器具有千变万化、种类纷繁的外部形状和内脏器官。章鱼同小鼠毫无共同之处。而这两者又和橡树迥然不同。但它们的基本化学结构却相当一致，尤其是它们所拥有的复制基因，同我们——从大象到细菌——体内的分子基本上同属一种类型。我们都是同一种复制基因——即人们称之为DNA的分子——的生存机器。但生存在世上的方式却大不相同，因而复制基因制造了大量各种各样的生存机器供其利用。猴子是保存基因在树上生活的机器，鱼是保存基因在水中生活的机器，甚至还有一种小虫，是保存基因在德国啤酒杯草垫中生活的机器。DNA的活动方式真是神秘莫测。

为简便起见，我把由DNA构成的现代基因讲得几乎和原始汤中的第一批复制基因一样。这对论证关系不大，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原始复制基因可能是一种同DNA相近似的分子，也可能完全不同，如果是后一种情况的话，我们不妨说，复制基因的生存机器是在一个较后的阶段为DNA所夺取。如上述情况属实，那么原始复制基因已被彻底消灭，因为在现代生存机器中已毫无它们的踪迹。根据这样的推断，凯恩斯-史密斯（A.G.Cairns-Smith）提出了一个饶有兴趣的看法，他认为我们的祖先，即第一批复制基因可能根本不是有机分子,

而是无机的结晶体——某些矿物和小块粘土等。且不论DNA是否是掠夺者，它是今日的主宰，这是毋庸争辩的，除非象我在最后一章中所试图提出来的见解那样，一种新的掠夺力量现在正在兴起。

一个DNA分子是一条由构件组成的长链，这些构件即称为核苷酸的小分子。就同蛋白质分于是氨基酸链一样，DNA分子是核苷酸链。DNA分子大小不能为肉眼所见，但它的确切形状已用间接的方法巧妙地揭示了出来。它由一对核苷酸链组成，两条链相互交织，呈雅致的螺旋形；这就是“双螺旋”或“不朽的螺旋圈”。核苷酸构件仅有四种，可以把它们简称为A，T，C和G。在所有动物和植物中这四种都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是它们缠绕交织在一起的顺序不一样。人类的G构件同蜗牛的G构件完全相同。但人类构件的序列不仅同蜗牛的不同，而且人类不同个体之间的序列也不相同，虽然在差别程度上略小一些（同卵双胞胎的特殊情况除外）。

我们的DNA寄居在我们体内。它不是集中在体内的某一特定的部分，而是分布在所有细胞之中。人体平均大约由一千万亿（1015）个细胞组成。除某些特殊情况我们可以不予以考虑外，每个细胞都含有该人体的DNA的一套完整的拷贝。这一DNA可以认为是一组有关如何制造一个人体的指令。以核苷酸的A，T，C，G字母表来表示。这种情况就象在一幢巨大的建筑物中，每间房间里都有一只“书橱”，而“书橱”里存放着建筑师建造整幢建筑物的设计图。每个细胞中的这种“书橱”称为胞核。建筑师的这种设计图人类共有46“卷”，我们称它们为染色休。在不同的物种中，其数量也不同。染色体在显微镜下是可见的，形状象一条一条长线。基因就沿着这些染色体有次序地排列着。但要判断基因之间首尾相接的地方却是困难的，而且事实上甚至可能是无意义的。幸好，本章就要表明，这点同我们的论题关系不大。

我将利用建筑师的设计图这一比喻，把比喻的语言同专业的语言随意地混在一起来进行叙述。“卷”同染色体这两个词将交替使用。而“页”则同基因暂且互换使用，尽管基因相互之间的界线不象书页那样分明。我们将在很长的篇幅中使用这一比喻。待这一比喻不能解决问题时，我将再引用其他的比喻。这里顺便提一下，当然是没有“建筑师”这回事，DNA指令是由自然选择安排的。

DNA分子做的两件重要事情是：第一，它们进行复制，就是说进行自身复制。自有生命以来，这样的复制活动就从未中断过。现在DNA分子对于自身复制确已技巧精湛，驾轻就熟了。一个成年人，全身有1015个细胞，但在胚胎时，最初只是一个单细胞，拥有建筑师蓝图的一个原版拷贝。这个单细胞一分为二，两个细胞各自把自己的那卷蓝图拷贝接受了过来。细胞依次再按4，8，16，32等倍数分裂，直到几十亿。每次分裂，DNA的蓝图都毫不走样地拷贝了下来，极少发生差错。

讲DNA的复制只是一个方面。但如果DNA真的是建造一个人体的一套蓝图的话，又如何按蓝图开展工作呢？它们将如何转变成人体的组织呢？这就是我要讲的DNA

做的第二件重要事情。它间接地监督制造了种不同种类的分子——蛋白质。在前一章中提到过的血红蛋白就是种类极为繁多的蛋白质分子中的一个例子。以四个字母构成的核苷酸字母表所表示的DNA密码信息，通过机械的简单形式翻译成另一种字母表。这就是拼写出的蛋白质分子的氨基酸字母表。

制造蛋白质似乎同制造人体还有一大段距离，但它却是向制造人体这一方向前进的最初一小步。蛋白质不仅是构成人体组织的主要成分，而且它们还对细胞内一切化学过程进行灵敏的控制，在准确的时间和准确的地点，有选择地使这种化学过程继续或停止。这一过程最后到底如何发展成为一个婴儿说来话长，胚胎学家要化费几十年，也许几世纪的时间才能研究出来。但这一过程发展的最后结果是个婴儿，却是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基因确实间接地控制着人体的制造，其影响全然是单向的：后天获得的特性是不能遗传的。不论你一生获得的聪明才智有多少，绝不会有点滴经由遗传途径传给你的子女。新的一代都是从零开始。人体只不过是基因保持自己不变的一种手段。

基因控制胚胎发育这一事实在进化上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意味着，基因对其自身的今后生存至少要负部分责任，因为它们的生存要取决于它们寄居其中，并帮助建造的人体的效能。很久以前，自然选择是由自由漂浮在原始汤中的复制基因的差别性生存所构成。如今，目然选择有利于能熟练地制造生存机器的复制基因，即能娴熟地控制胚胎发育的基因。在这方面，复制基因和过去一样是没有自觉性和目的性的。相互竞争的分子之间那种凭借各自的长寿、生殖力以及精确复制的能力来进行的自动选择，象在遥远的时代一样，仍在盲目地、不可避免地继续。基因没有先见之明，它们事先并不进行筹划。基因就是如此，某些基因比其他一些基因更甚。情况就是这样。但决定基因长寿和生殖力的特性并不象原来那样简单，远远不是那样简单。

近年来（指过去的六亿年左右），复制基因在建造生存机器的工艺学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如肌肉、心脏和眼睛（经历几次单独的进化过程）。在那以前，作为复制基因，它们生活方式的基本特点已有了根本的改变。我们如果要想将我们的论证继续下去的话，我们需要对此有所了解。

关于现代复制基因，要了解的第一件事就是，它具有高度群居性。生存机器是一种运载工具，它包含的不只是一个基因而是成千上万。制造人体是一种相互配合的、错综复杂的冒险事业，为了共同的事业，某一个基因所作出的贡献和另一个基因所作出的贡献几乎是分不开的。一个基因对人体的各个不同部分会产生许多不同的影响。人体的某一部分会受到许多基因的影响，而任何一个基因所起的作用都依赖于同许多其他基因间的相互作用。某些基因充当主基因，控制一组其他基因的活动。用比拟的说法，就是蓝图的任何一页对建筑物的许多不同部分都提供了参考内容，而每一页只有作为和其他许多页的相互参照的资料才有意义。

基因的这种错综复杂的相互依赖性可能会使你感到迷惑不解，我们为什么要用“基因”这个词呢？为什么不用象“基因复合体”（gene complex）这样一个集合名词呢？我们认为，从许多方面来讲，这确实是一个相当好的主意。但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考虑问题，那么把基因复合体想象为分成若干相互分离的复制基因也是讲得通的。问题的出现是由于性现象的存在。有性生殖具有混和基因的作用，就是说任何一个个体只不过是寿命不长的基因组合体的临时运载工具。任柯一个个体的基因组合（combination）的生存时间可能是短暂的，但基因本身却能够生存很久。它们的道路相互交叉再交叉，在延续不断世代中一个基因可以被视为一个单位，它通过一系列的个体的延续生存下去。这就是本章将要展开的中心论题。我所非常尊重的同事中有些人固执地拒绝接受这一论点。因此，如果我在论证时好象有点噜苏，那就请原谅吧！首先我必须就涉及性的一些事实扼要地加以阐明。

我曾讲过，建造一个人体的蓝图是用46卷写成的。事实上，这是一种过分简单化随讲法。真实情况是相当离奇的。46条染色体由23对染色体构成。我们不妨说每个细胞核内都存放着两套23卷的可相互替换的蓝图。我们可以称它们为卷1a卷1b，卷2a卷2b......直至卷23a卷23b。当然我用以识别每一卷以及此后的每一页的数字是任意选定的。

我们从父亲或母亲那里接受每一条完整的染色体，它们分别在精巢和卵巢内装配而成。比方说卷1a,卷2a，卷》a……来自父亲，卷1b，卷2b，卷3b……来自母亲。尽管实际上难以办到，但理论上你能够用一架显微镜观察你的任何一个细胞内的46条染色体，并区别哪23条是来自父亲，哪23条是来自母亲。

其实成对的染色体并不终生贴在一起，甚至相互也不接近。那么在什么意义上讲它们是“成对”的呢？说它们是成对的意思是：可以认为原先来自父亲的每一卷都能够逐页地直接代替原先来自母亲的对应的某一卷。举例说，卷13a的第六页和卷13b的第六页可能都是“管”眼睛的颜色的，也许其中上页说的是“蓝色”，而另外一页说的是“棕色”。有时可供替换的两页是全似的，但在其他情况下，如在我们举的眼睛颜色的例子中，它们互相不同。如果它们做出了相互矛盾的“推荐”，人体怎么办呢？有各押不同的结果。有时这一页的影响大于另一页。在刚才所举的眼睛颜色的例子中，这个人实际上可能是生了一双棕色的眼睛，因为制造蓝色眼睛的指令可能在建造人体的过程中被置之不理。尽管如此，这不会阻止制造蓝眼睛的指令继续传递到后代去。一个这样被置之不理的基因我们称它为隐性基因。与隐性基因相对的是显性基因。管棕色眼睛的基因与管蓝色眼睛的基因相比，前者处干优势。只有相关页的两个拷贝都一致推荐蓝眼睛，一个人才会得到一双蓝眼睛。更常见的情况是，两个可供替换的基因不全似时，结果是达成某种类型的妥协——把人体建成一个居间的模样，或一种完全不同的模样。

当两个基因，如管棕色眼睛基因和管蓝色眼睛基因，争夺染色体上的同一个位置时，我们把其中一个称为另一个的等位基因。为了我们的目的，等位基因同竞争对手是同义词。试把建筑师一卷一卷的蓝图想象成一本本的活页夹，其中的活页能够抽出并能互相交换。每一本卷13必然会有一张第六页，但好几张第六页都能进入活页夹，夹在第五页同第七页之间。一个版本写着“蓝色眼睛”；另一个版本可能写着“棕色眼睛”：整个种群中还可能有其他一些版本写出其他的颜色如绿色。也许有六个可供替换的等位基因占据着分散于整个种群里的第十三条染色体的第六页的位置。每人只有两卷卷13染色体。因此，在第六页的位置上最多只能有两个等位基因。如一个有蓝眼睛的人，他可能有同一个等位基因的两个拷贝，或者他可以在整个种群里的六个可供替换的等位基因当中任选两个。

当然你不可能真的到整个种群的基因库里去选择自己的基因。任何时候，全部基因都在个体生存机器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我们每人在胚胎时就接受了全部基因，对此我们无能为力。然而从长远来讲，把整个种群的基因统称为基因库还是有意义的。事实上这是遗传学家们所用的一个专门术语。基因库是一个相当有用的抽象概念，因为性活动把基因混合起来，尽管这是一个经过仔细安排的过程。特别是类似从活页夹中把一页页、一叠叠抽出并相互交换的情况的确在进行，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我已经叙述了一个细胞分裂为两个新细胞的正常分裂情况。每个分裂出来的细胞都接受了所有46条染色体的一份完整拷贝。这种正常的细胞分裂称为有丝分裂。但还有一种细胞分裂叫作减数分裂。减数分裂只发生在性细胞即精子和卵子的产生过程中。精子和卵子在我们的细胞中有其独特的一面，那就是它们只有23条，而不是46条染色体。这个数字当然恰巧是46的一半。这对它们受精或授精之后融合在一起以便制造一个新个体是何等的方便！减数分裂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细胞分裂，只发生在精巢和卵巢中。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具有完整的双倍共46条染色休的细胞，分裂成只有单倍共23条染色体的性细胞（皆以人体的染色体数目为例）。

一个有23条染色体的精子，是由精巢内具有46条染色体的一个普通细胞进行减数分裂所产生。到底哪23条染色体进入一个精子细胞呢？一个精子不应得到任何的23条染色体，这点显然很重要，也即它不可以有两个拷贝的卷13，而卷17却一个拷贝也没有。一个个体可以把全部来自其母亲的染色体赋予他的一个精子（即卷1b，卷2b，卷3b……卷23b），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在这种不太可能发生的情况中，一个以这类精子受孕的儿童，她的一半基因是继承其祖母的，而没有继承其祖父的。但事实上这种总额的全染色体的分布是不会发生的。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请不要忘记，一卷卷的蓝图（染色体）是作为活页夹来看待的。在制造精子期间，某一卷蓝图的许多单页或者说一叠一叠的单页被抽出并和可供替换的另一卷的对应单页相互交换。因此，某一具体精子细胞的卷1的构成方式可能是前面六十五页取自卷1a，第六十六页直到最后一页取自卷1b。这一精子细胞的其他22卷以相似的方式组成。因此，即使一个人的所有精子的23条染色体都是由同一组的46条染色体的片断所构成，他所制造的每一个精子细胞却都是独特的。卵子以类似的方式在卵巢内制造，而且它们也各具特色，都不相同。

实际生活里的这种混合构成法已为人们所熟知。在精子（或卵子）的制造过程中，每条父体染色体的一些片断分离出来，同完全相应的母体染色体的一些片断相互交换位置（请记住，我们在讲的是最初来自制造这个精子的某个体的父母的染色体，也即由这一精子受精最终所生的儿童的祖父母的染色体）。这种染色体片断的交换过程称为交换（crossover）。这是对本书全部论证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如果你用显微镜观察一下你自己的一个精子（如果是女性。即为卵子）的染色体，并试图去辨认哪些染色体本来是父亲的，哪些本来是母亲的，这样做将会是徒劳的（这同一般的体细胞形成鲜明对照，见第33页）。精子中的任何一条染色体都是一种凑合物，即母亲基因同父亲基因的嵌合体。

以书页比作基因的比喻从这里开始不能再用了。在活页夹中，可以将完整的一页插进去、拿掉或交换，但不足一页的碎片却办不到。但基因复合体只是一长串核苷酸字母，并不明显地分为一些各自分离的书页。当然蛋白质链信息的头和蛋白质链信息的尾都有专门符号，即同蛋白质信息本身一样，都以同样四个字母的字母表表示。在这两个标点符号之间就最制造一个蛋白质的密码指令。如果愿意，我们可以把一个基因理解为头和尾符号之间的核苷酸字母序列和一条蛋白质链的编码。我们用顺反子（cistron）这个词表示具有这样定义的单位。有些人将基因和顺反子当作可以相互通用的两个词来使用。但交换却不遵守顺反子之间的界限。不仅顺反子之间可以发生分裂，顺反子内也可发生分裂。就好象建筑师的蓝图是画在46卷自动收报机的纸条上，而不是分开的一页一页的纸上一样。顺反子无固定的长度。只有看纸条上的符号，寻找信息头和信息尾的符号才能找到前一个顺反子到何处为止，下一个顺反子在何处开始。交换表现为这样的过程：取出相配的父方同母方的纸条，剪下并交换其相配的部分，不论它们上面画的是什么。

本书书名中所用的基因这个词不是指单个的顺反子，而是某种更细致复杂的东西。我下的定义不会适合每个人的口味，但对于基因又没有一个普遍接受的定义。即使有，定义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如果我们的定义下得既明确而又不模棱两可，按我们喜欢的方式给一个词下一个适用于我们自己的目的的定义也未尝不可。我要用的定义来源于威廉斯。基因的定义是：染色体物质的任何一部分，它能够作为一个自然选择的单位连续若干代起作用。用前面一章中的话来说，基因就是进行高度精确复制的复制基因。精确复制的能力是通过拷贝形式取得长寿的另一种讲法，我将把它简称为长寿。这一定义的正确性还需要进一步证明。

无论根据何种定义，基因必须是染色体的一部分。问题是这一部分有多大，即多少长的自动收报机用的纸条？让我们设想纸条上相邻密码字母的任何一个序列；称这一序列为遗传单位。它也许是一个顺反子内的只有十个字母的序列；它也许是一个有八个顺反子的序列；可能它的头和尾都在顺反子的中段。它一定会同其他遗传单位相互重叠。它会包括更小的遗传单位，而且也会构成更大遗传单位的一部分。且不论其长短如何，为了便于进行现在的论证起见，我们就称之为遗传单位。它只不过是染色体的一段，同染色体的其余部分无任何实质性差别。

现在，下面这点是很重要的：遗传单位越短，它生存的时间——以世代计——可能就越长。特别是它被一次交换所分裂的可能性就越小。假定按平均数计算，减数分裂每产生一个精子或卵子，整条染色体就有可能经历一次交换，而且这种交换可能发生在染色体的任何一段上。如果我们设想这是一个很大的遗传单位，比如说是染色体的一半长，那么每次发生减数分裂时，这一遗传单位分裂的机会是50%。如果我们所设想的这一遗传单位只有染色体的1%那么长，我们可以认为，在任何一次减数分裂中，它分裂的机会只有1%。这就是说，这一遗传单位能够在该个体的后代中生存许多代。一个顺反子很可能比一条染色体的1%还要短得多。甚至一组相邻的几个顺反子在被交换所分解之前能够活上很多代。

遗传单位的平均估计寿命可以很方便地用世代来表示，而世代也可转换为年数。如果我们把整条染色体作为假定的遗传单位，它的生活史也只不过延续一代而已。现在假定8a是你的染色体，是从你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那么它是在你受孕之前不久，在你父亲的一个精巢内制造出来的。在此之前，世界有史以来，它从未存在过。这个遗传单位是减数分裂混合过程的产物，即将你祖父和祖母的一些染色体片段撮合在一起。这一遗传单位被置于某一具体精子内，因而它是独特的。这个精子是几百万个精子中的一个，它随这支庞大的微型船船队扬帆航行，驶进你的母体。这个具体的精子（除非你是非同卵的双胞胎）是船队中唯一在你母亲的一个卵子中找倒停泊港的一条船。这就是你所以存在的理由。我们所设想的这一遗传单位，即你的8a染色体，开始同你的遗传物质的其他部分一起进行自身复制。现在它以复制品的形式存在于你的全身。但在轮到你要生小孩时，就在你制造卵子（或精子）时，这条染色体也随之被破坏。这条染色体的一些片断将同你母亲的8b染色体的一些片断相互交换。在任何一个性细胞中将要产生一条新生的染色体8，它比老的可能“好些”，也可能“坏些”。但除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巧合，否则它肯定是与众不同的，是独一无二的。染色体的寿命是一代。

一个较小的遗传单位，比方说是你的染色体8a的1%那么长，它的寿命有多长呢？这个遗传单位也是来自你的父亲，但很可能原来不是在他体内装配的。根据前面的推理，99%的可能是他从父亲或母亲那里完整无缺地接受过来的。现在我们就假设是从他的母亲，也就是你的祖母那里接受来的。同样99%的可能她也是从她的父亲或母亲那里完整无缺地接受来的。如果我们追根寻迹地查考一个遗传小单位的祖先，我们最终会找到它的最初创造者。在某一个阶段，这一遗传单位肯定是在你的一个祖先的精巢或卵巢内首次创造出来的。

让我再重复讲一遍我用的“创造”这个词所包含的颇为特殊的意义。我们设想的那些构成遗传单位的较小亚单位可能很久以前就已存在了。我们讲遗传单位是在某一特定时刻创造的，意思只是说，构成遗传单位的那种亚单位的特殊排列方式在这一时刻之前不存在。也许这一创造的时间相当近，例如就在你祖父或祖母体内发生的。但如果我们设想的是一个非常小的遗传单位，它就可能是由一个非常遥远的祖先第一次装配的，它也许是人类之前的一个类人猿。而且你体内的遗传小单位今后同样也可以延续很久，完整无缺地一代接一代地传递下去。

同样不要忘记的是，一个个体的后代不是单线的，而是有分枝的。不论“创造”你的这一特定短染色体8a的是你哪位祖先，他或她，除你之外，很可能还有许多其他后代。你的一个遗传单位也可能存在于你的第二代堂（表）兄弟或姐妹体内。它可能存在于我体内，存在于内阁总理的体内，也可能存在于你的狗的体内。因为如果我们上溯得足够远的话，我们都有着共同的祖先。就是这个遗传小单位也可能是碰巧经过几次独立的装配：如果这一遗传单位是小的，这种巧合不是十分不可能的。但是即使是一个近亲，也不太可能同你共有一整条染色体。遗传单位越小，同另外一个个体共有一整条染色休的可能性就越大，即以拷贝的形式在世上体现许多次的可能性就越大。

一些先前存在的亚单位，通过交换偶然聚合在一起是组

成一个新的遗传单位的通常方式。另外一个方式称为基因点突变（point mutation）。这种方式虽然少见，但在进化上具有重大意义。一个基因点突变就相当于书中单独一个字母的印刷错误。这种情况尽管不多，但显而易见，遗传单位越长，它在某点上被突变所改变的可能性就越大。

另外一种不常见的，但具有重要远期后果的错误或突变叫做倒位。染色体把自身的一段在两端分离出来，头尾颠倒后，按这种颠倒的位置重新连接上去。按照先前的类比方法，有必要对某些页码重新进行编号。有时染色体的某些部分不单单是倒位，而是连接到染色体完全不同的部位上，或者甚至和一条完全不同的染色体结合在一起。这种情形如同将一本活页夹中的一叠活页纸换到了另一本中去。虽然这种类型的错误通常是灾难性的，但它有时能使一些碰巧在一起工作得很好的遗传物质的片段紧密地结成连琐，这就是其重要性之所在。也许以倒位方式可以把两个顺反子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它们只有在一起的时候才能产生有益的效果，即以某种方式互相补充或互相加强。然后，自然选择往往有利于以这种方式构成的新“遗传单位”，因此这种遗传单位将会在今后的种群中扩散开来。基因复合体在过去悠久的年代中可能就是以这种方式全面地进行再排列或”编辑”的。

这方面最好的一个例子涉及称为拟态（mimicry）的现象。某些蝴蝶有一种令人厌恶的怪味，它们的色彩通常是鲜艳夺目，华丽异常。鸟类就是惜它们这种“警戒性”的标志学会躲避它们的。于是一些并无这种令人厌恶怪味的其他种蝴蝶就乘机利用这种现象。它们模拟那些味道怪异的蝴蝶。于是它们生下来就具有和那些味道怪异的蝴蝶差不多的颜色和形状，但味道不同。它们时常使人类的博物学家上当，也时常使鸟类上当。一只鸟如果吃过真正有怪异味道的蝴蝶，通常就要避开所有看上去一样的蝴蝶，模拟者也包括在内。因此自然选择有利于能促进拟态行为的基因。拟态就是这样进化来的。

“味道怪异”的蝴蝶有许多不同的种类，它们看上去并不都是一样。一个模拟者不可能象所有的“味道怪异”的蝴蝶。因此，它们必需模拟某一特定味道怪异的蝴蝶种类。任何具体的模拟者种类一般都专门善于模仿某一具体的味道怪异的种类。但有些种类的模拟者却有一种非常奇特的行为。这些种类中的某些个体模仿某一味道怪异的种类，而其他一些个体则模仿另外一个种类。任何个体，如果它是中间型的或者试图两个种类都模仿，它很快就会被吃掉。但蝴蝶不会生来就是这样的。一个个体要么肯定是雄性，要么肯定是雌性，同样，一个个体的蝴蝶要么模仿这一味道怪异的种类，要么模仿另外一种。一个蝴蝶可能模仿种类A，而其“兄弟”可能模仿种类B。

一个个体是模仿种类A还是模仿种类B，看来似乎只取决于一个基因。但一个基因怎么能决定模拟的各个方面——颜色，形状，花纹的样式，飞行的节奏呢？回答是，一个理解为顺反子的基因大概是不可能的，但通过倒位和遗传物质的其他偶然性的重新排列所完成的无意识的和自动的“编辑工作”，一大群过去分开的旧基因得以在一条染色体上结合成一个紧密的连锁群。整个连锁群象一个基因一样行动（根据我们的定义，它现在的确是一个单一的基因）。它也有一个“等位基因”，这等位基因其实是另外一个连锁群。一个连锁群含有模仿种类A的顺反子，而另一个连锁群则含有模仿种类B的顺反子。每一连锁群很少被交换所分裂，因此在自然界中从未见到中间型的蝴蝶。但如果在实验室内大量喂养蝴蝶，这种中间型偶尔也会出现。

我用基因这个词来指一个遗传单位，单位之小足以延续许多代，而且能以许多拷贝的形式在周围散布。这不是一种要么全对要么全错的死板僵化的定义，而是象“大”或“老”的定义一样，是一种含意逐渐模糊的定义。一段染色体越是容易被交换所分裂，或被各种类型的突变所改变，它同我所谓的基因在意义上就越不相符。一个顺反子大概可以称得上是基因，但比顺反子大些的单位也应算基因。十二个顺反子可能在一条染色体上相互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致对我们来说可以算是一个能长久存在的遗传单位。蝴蝶里的拟态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顺反子离开一个个体进入下一代，在它们乘着精子或卵子进入下一代时，它们可能发现小船还载有它们在前一次航行时的近邻。这些近邻就是在这次开始于遥远的祖先体内的漫长航行中，它们曾与之同船的伙伴。同一条染色体上相邻的顺反子组成一队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旅行伙伴，减数分裂的时机一到，它们经常能够登上同一条船，分开的情况很少。

严格他说，本书既不应叫做自私的顺反子，也不应叫做自私的染色体，而应命名为略为自私的染色体大段和甚至更加自私的染色体小段。但应该说，这样的书名至少是不那么吸引人。既然我把基因描绘成能够延续许多世代的一小段染色体，因此，我以《自私的基因》作为本书的书名。

现在我们又回到了第一章结尾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已经看到，在任何称得上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的实体中，都会发现自私性。我们也已看到，有人认为物种是自然选择单位，而另有些人则认为物种中的种群或群体是自然选择单位，还有人认为个体是自然选择单位。我曾讲过，我宁可把基因看作是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因而也是自我利益的基本单位。我刚才所做的就是要给基因下这样的定义，以便令人信服地证明我的论点的正确性。

自然选择的最普通形式是指实体的差别性生存。某些实体存在下去，而另一些则死亡。但为了使这种选择性死亡能够对世界产生影响，一个附加条件必须得到满足。每个实体必须以许多拷贝的形式存在，而且至少某些实体必须有潜在的能力以拷贝的形式生存一段相当长的进化时间。小的遗传单位有这种特性，而个体、群体和物种却没有。孟德尔（Gregor Mendel）证明，遗传单位实际上可以认为是一种不可分割和独立的微粒。这是他的一项伟大的成就。现在我们知道，这种讲法未免有点过分简单。甚至顺反子偶然也是可分的，而且在同一条染色体上的任何两个基因都不是完全独立的。我刚才所做的就是要把基因描绘为一个这样的遗传单位，它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接近不可分的颗粒性这一典型。基因并不是不可分的，但很少分开。基因在任何具体个体中要么肯定存在要么肯定不存在。一个基因完整无损地从祖父母传到孙子女，迳直通过中间世代而不同其他基因混合。如果基因不断地相互混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自然选择就是不可能的了。顺便提一句，这一点还在达尔文在世时就已被证实，而且使达尔文感到莫大的忧虑。因为那时人们认为遗传是一个混和过程。孟德尔的发现那时已经发表，这本来是可以解除达尔文的焦虑的，但天啊，他却一直不知道这件事。达尔文和孟德尔都去世之后许多年，似乎才有人读到这篇文章。孟德尔也许没有认识到他的发现的重要意义，否则他可能会写信告诉达尔文的。

基因的颗粒性的另一个方面是，它不会衰老，即使是活了一百万年的基因也不会比它仅活了一百年更有可能死去。它一代一代地从一个个体转到另一个个体，用它自己的方式和为了它自己的目的，操纵着一个又一个的个体；它在一代接一代的个体陷入衰老死亡之前抛弃这些将要死亡的个体。

基因是不朽的，或者更确切他说，它们被描绘为接近于值得赋予不朽称号的遗传实体。我们作为在这个世界上的个体生存机器，期望能够多活几十年，但世界上的基因可望生存的时间，不是几十年，而是以千百万年计算。

在有性生殖的物种中，作为遗传单位的个体因为体积太大而且寿命也太短，而不能成为有意义的自然选择单位。由个体组成的群体甚至是更大的单位。在遗传学的意义上，个体和群体象天空中的云彩，或者象沙漠中的尘暴。它们是些临时的聚合体或联合体，在进化的过程中是不稳定的。种群可以延续一个长时期，但因为它们不断地同其他种群混合，从而失去它们的特性。它们也受到内部演化的影响。一个种群还不足以成为一个自然选择的单位，因为它不是一个有足够独立性的实体。它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也不足，不能优先于其他种群而被“选怪”。

一个个体在其持续存在时看起来相当独立，但很可惜，这种状态能维持多久呢？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特的。在每个实体仅有一个拷贝的情况下，在实体之间进行选择是不可能实现进化的！有性生殖不等于复制。就象一个种群被其他种群所玷污的情况一样，一个个体的后代也会被其配偶的后代所玷污，你的子女只一半是你，而你的孙子孙女只是你的四分之一。经过几代之后，你所能指望的，最多是一大批后代，他们之中每个人只具有你的极小一部分——几个基因而已，即使他们有些还姓你的姓，情况也是如此。

个体是不稳定的，它们在不停地消失。染色体也象打出去不久的一副牌一样，混和以致被湮没。但牌本身虽经洗牌而仍存在。这里，牌就是基因。基因不会被交换所破坏，只是调换伙伴再继续前进。它们继续前进是理所当然的，这是它们的本性。它们是复制基因，而我们则是它们的生存机器。我们完成我们的职责后就被弃之一旁，但基因却是地质时代的居民：基因是永存的。

基因象钻石一样长存，但同钻石长存的方式又不尽相同。长存的一块块的钻石水晶体，它们以不变的原子模型存在。但DNA分子不具备这种永恒性。任何一个具体的DNA分子的生命都相当短促，也许只有几个月时间，但肯定不会超过一个人的一生时间。但一个DNA分子在理论上能够以自己的拷贝形式生存一亿年。此外，一个具体基因的拷贝就象原始汤中的古代复制基因一样，可以分布到整个世界。所不同的是，这些基因拷贝的现代版本都有条不紊地装人了生存机器的体内。

我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要强调，基因通过拷贝形式的存在几乎是永恒的，这种永恒性表明了基因的特性。将基因解释为一个顺反子适用于某些论题，但运用于进化论，定义就需要扩大。扩大的程度则取决于定义的用途。我们需要找到自然选择的一个切合实际的单位。要做到这点，首先要鉴别出一个成功的自然选择单位必须具备哪些特性。用前面一章的话说，这些特性是：长寿，生殖力以及精确复制。那么我们只要直截了当地把“基因”解释为了个至少有可能拥有上述三种特性的最大的实体。基因是一个长久生存的复制基因，它以许多重复拷贝的形式存在着。它并非无限期地生存下去。严格他说，甚至钻石也不是永恒的，顺反子甚至也能被交换一分为二。按照定义，基因是染色体的一个片段，它要短得使其能够延续足够长的时间，以便它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自然选择单位而发生作用。

确切地说，到底多长才算“足够长的时间”呢？这并没有严格的规定。问题取决于自然选择的“压力”达到多大的严峻程度。就是说，要取决于一个“坏的”遗传单位死亡的可能性比它的“好的”等位基因大到多大程度。这个问题牵涉到因具体情况不同而各异的定量方面的细节。自然选择最大的切合实际的单位——基因，一般界于顺反子同染色休之间。

基因之成为合适的自然选择基本单位，其原因在于它的潜在的永恒性。现在是强调一下“潜在的”这个词的时候了。一个基因能生存一百万年，但许多新的基因甚至连第一代也熬不过。少数新基因成功地生存了一代，部分原因是它们运气好，但主要是由于它们具有一套看家本领，就是说它们善于制造生存机器。这些基因对其寄居其中的一个个连续不断的个体的胚胎发育都产生一定的影响。这样就使得这个个体生存和繁殖的可能性要比其处在竞争基因或等位基因影响下的可能性稍大一些。举例说，一个”好的”基因往往赋予它所寄居其中的连续不断的个体以长腿，从而保证自己的生存。因为长腿有助于这些个体逃避捕食者。这只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不具普遍意义。因为长腿毕竟不是对谁都有好处的。对鼹鼠来说，长腿反而是一种累赘。我们能不能在所有好的（即生存时间长的）基因中找出一些共同的特性，而不要使我们自己纠缠在烦琐的细节中呢？相反，什么是能够立即显示出”坏的”即生存短暂的基因的特性呢？这样的共同特性也许有一些，但有一种特性却同本书特别有关，即在基因的水平上讲，利他行为必然是坏的，而自私行为必定是好的。这是从我们对利他行为和自私行为的定义中得出的无情结论。基因为争取生存，直接同它们的等位基因竞争，因为在基因库中，它们看等位基因是争夺它们在后代染色体上的位置的对手。这种在基因库中牺牲其等位基因而增加自己生存机会的任何基因，我再噜苏一句，按照我们的定义，往往都会生存下去。因此基因是自私行为的基木单位。

本章的主要内容已叙述完毕，但我一笔带过了一些复杂的问题以及一些潜在的假设。第一个复杂的问题我已扼要地提到过。不论基因在世世代代的旅程中多么独立和自由，但它们在控制胚胎发育方面并不是那么非常自由和独立的行为者。它们以极其错综复杂的方式相互配合和相互作用，同时又和外部环境相互配合和相互作用。诸如“长腿基因”或者“利他行为基因”这类表达方式是一种简便的形象化讲法，但理解它们的含义是重要的。一个基因，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建造一条腿，不论是长腿或是短腿。构造一条腿是多基因的一种联合行动。外部环境的影响也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实际上腿毕竟是由食物铸造出来的！但很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基因，它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往往使腿生得比在它的等位基因的影响下生长的腿长一些。

作为一种类比，请想象一下如硝酸盐那一种肥料对小麦生长的影响。小麦这种植物施以硝酸盐要比不施硝酸盐长得大，这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但恐怕没有这样的傻瓜会宣称，单靠硝酸盐能生长小麦。种子、土壤、阳光、水分以及各种矿物质显然同样不可缺少。但如果上述的其他几种因素都是稳定不变的，或者甚至在一定范围内有某些变化，硝酸盐这一附加因素能使小麦长得更大一些。单个基因在胚胎发育中的作用也是如此。控制胚胎发育的各种关系象蜘蛛网一样交织连锁在一起，非常错综复杂，我们最好不要去间津。任何一个因素，不论是遗传上的或环境上的，都不能认为是导致婴儿某部分形成的唯一“原因”。婴儿的所有部分都具有几乎是无穷数量的先前因素（antecedent causes）。但这一婴儿同另一婴几之间的差别，如腿的长短差别，可以很容易地在环境或基因方面追溯到一个或几个先前差别（antecedent differences）。就是这些差别才真正关系到生存竞争和斗争；对进化而言，起作用的是受遗传控制的差别。

就一个基因而言，它的许多等位基因是它的不共戴天的竞争者，但其余的基因只是它的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如温度、食物、捕食者或伙伴是它的环境一样。基因发挥的作用取决于它的环境，而这一所谓环境也包括其余的基因。有时，一个基因在另一个特定基因在场的情况下所发挥的是一种作用，而在另一组伙伴基因在场的情况下所发挥的又是一种截然不同的作用。一个个体的全部基因构成一种遗传气候或背景，它调整和影响任何一个具体基因的作用。

但现在我们似乎有一种佯谬现象。如果建造一个婴儿是这样的一种复杂的相互配合的冒险事业，如果每一个基因都需要几千个伙伴基因配合共同完成它的任务，那么我们又怎么能把这种情况同我刚才对不可分的基因的描述一致起来呢？我曾说，这些不可分的基因象永生的小羚羊一样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从一个个体跳跃到另一个个体：它们是自由自在，不受约束地追求生命的自私行为者，难道这都是一派胡言吗？丝毫也不是。也许我为了追求词藻绚丽的章句而有点神魂颠倒，但我绝不是在胡言乱语，事实上也不存在真正的佯谬。我可以用另外一个类比的方法来加以说明。

单靠一个划奖能手在牛津和剑桥的划船竞赛中是赢不了的。他需要有八个伙伴。每个划手都是一个专门家，他们总是分别在特定的位置上就坐——前桨手或尾桨手或艇长等。划船是一项相互配合的冒险行动，然而有些人划船比另一些人划得好。假使有一位教练需要从一伙候选人中挑选他理想的船员，这些船员中有的人必须是优秀的前桨手，其他一些人要善于执行艇长的职务等等。现在我们假设这位教练是这样挑选的：他把应试的船员集合在一起，随意分成三队，每一队的成员也是随意地安排到各个位置上，然后让这三条船展开对抗赛。每天都是如此，每天都有新的阵容。几周之后将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赢得胜利的赛艇，往往载有相同的那几个人。他们被认为是划桨能手。其他一些人似乎总是在划得较慢的船队里，他们最终被淘汰。但即使是一个出色的划桨手有时也可能落入划得慢的船队中。这种情况不是由于其他成员技术差，就是由于运气不好，比如说逆风很大。所谓最好的划桨手往往出现在得胜的船上，不过是一种平均的说法。

划桨手是基因。争夺赛艇上每一位置的对手是等位基因，它们有可能占据染色体上同一个位置。划得快相当于建造一个能成功地生存的个体。风则相当于外部环境。候选人这个整体是基因库。就任何个体的生存而言，该个体的全部基因都同舟共济。许多好的基因发现自己与一群坏的基因为伍，它正在同一个致死基因共一个个体。这一致死的基因把这一尚在幼年时期的个体扼杀。这样，好的基因也就和其余基因同归于尽。但这仅是一个个体，而这个好的基因的许多复本却在其他没有致死基因的个体中生存了下来。许多好基因的拷贝由于碰巧与坏基因共一个个体而受累；还有许多由于其他形式的厄运而消亡，如它们所寄居的个体被雷电所击。但按照我们的定义，运气不论好坏并无规律可循，一个一贯败阵的基因不能怪它的运气，它本来就是个坏的基因。

好桨手的特点之一是相互配合好，即具有同其余桨手默契配合的能力。对于划船来讲，这种相互配合的重要性，不下于强有力的肌肉。我们在有关蝴蝶的例子中已经看到，自然选择可能以倒位的方式、或染色体片段的其他活动方式无意识地对一个基因复合体进行“编辑”。这样就把配合得很好的一些基因组成紧密地连接在一起的群体。但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说，一些实际上并不相互接触的基因也能够通过选择的过程来发挥其相容性（mutual compatibility）。一个基因在以后历代的个体中将会与其他的基因，即基因库里的其他基因相遇，如果它能和这些基因中的大多数配合得很好，它往往从中得到好处。

举例说，有效的肉食动物个体要具备几个特征，其中包括锋利的切嚼牙齿，适合消化肉类的肠胃，以及其他许多特征。但另一方面，一个有效的草食动物却需要偏平的磨嚼牙齿，以及一副长得多的肠子，其消化的化学过程也不同。在草食动物的基因库中，任何基因，如果它赋于其”主人”以锋利的食肉牙齿是不大可能取得成功的。这倒不是因为食肉对谁来说都是一种坏习惯，而是因为除非你有合适的肠子，以及一切食肉生活方式的其他特征，否则，你就无法有效地吃肉类。因此，影响锋利的食肉牙齿形成的基因并非本来就是坏基因。只有在草食动物种种特征形成的基因所主宰的基因库中，它们才算是坏基因。

这是个复杂的微妙的概念。它之所以复杂，是因为一个基因的“环境”主要由其他基因组成。而每一个这样的基因本身又依它和它的环境中的其他基因配合的能力而被选择。适合于说明这种微妙概念的类比是存在的，但它并非来自日常生活的经验。它同人类的“竞赛理论”相类似，这种类比法将在第五章讲到个体动物间进行的进犯性对抗时加以介绍。因此，我把这点放到第五章的结尾处再进一步讨论。现在我回过头来继续探讨本章的中心要义。这就是，最好不要把自然选择的基本单位看作是物种，或者是种群，甚至是个体；最好把它看作是遗传物质的某种小单位。为方便起见，我们把它简称为基因。前面已经讲过，这个论点的基础是这样一种假设：基因能够永存不朽，而个体以及其他更高级的单位的寿命都是短暂的。这一假设以下面两个事实为依据：有性生殖和交换；个体的消亡。这是两个不容否认的事实。但这不能阻止我们去追问一下：为什么它们是事实。我们以及大多数的其他生存机器为什么要进行有性生殖？为什么我们的染色体要进行交换？而我们又为什么不能永生？

我们为什么要老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其具体细节不在本书的探讨范围。除各种特殊原因之外，有人提出了一些比较普遍的原因。例如有一种理论认为，衰老标志着一个个体一生中发生的有害的复制错误以及其他种类的基因损伤的积累。另外一种理论为梅达沃（Peter Medawar）爵士所首创，它是按照基因选择的概念思考进化问题的典范。他首先摈弃了此类传统的论点：“老的个体之死亡属于对物种其他成员的一种利他主义行为。因为假如他们衰老得不能再生殖还留恋尘世，他们就会充塞世界对大家都无好处。”梅达沃指出，这是一种以假定为论据的狡辩。因为这种论点，以它必须证实的情况作为假定，即年老的动物衰老得不能再生殖。这也是一种类似群体选择或物种选择的天真的解释方法，尽管我们可以把有关部分重新讲得更好听一些。梅达沃自己的理论具有极好的逻辑性，我们可以将其大意综述如下：

我们已经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即哪些是“好的”基因的最普遍的特性。我们认为“自私”是其中之一。但成功的基因所具有的另一个普遍特性是，它们通常把它们的生存机器的死亡至少推迟至生殖之后。毫无疑问，你有些堂兄弟或伯祖父是早年夭折的，但你的祖先中一个也没有是幼年夭拆的。祖先是不会年幼丧生的。

促使其个体死亡的基因称为致死基因。半致死基因具有某种使个体衰弱的作用，这种作用增加了由于其他因素而死亡的可能性。任何基因都在生命的某一特定阶段对个体施加其最大的影响，致死和半致死基因也不例外。大部分基因是在生命的胚胎期间发生作用的，有些是在童年，有些是在青年，有些是在中年，而还有一些则是在老年。请思考一下这样一个事实：一条毛虫和由它变成的蝴蝶具有完全相同的一组基因。很明显，致死基因往往被从基因库中清除掉。但同样明显的是，基因库中的晚期活动的致死基因要比早期活动的致死基因稳定得多。假如一个年纪较大的个体有足够的时间至少进行过若干次生殖之后，致死基因的作用才表现出来，那么这一致死基因在基因库中将仍旧是成功的。例如，使老年个体致癌的基因可以遗传给无数的后代，因为这些个体在生癌之前就已生殖。而另一方面，使青年个体致癌的基因就不会遗传给佷多的后代；使幼儿得致死癌症的基因就不会遗传给任何后代。根据这一理论，年老体衰只是基因库中晚期活动致死基因同半致死基因的一种积累的副产品。这些晚期活动的致死和半致死基因之所以有机会穿过了自然选择的网，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在晚期活动。

梅达沃本人着重指出的一点是：自然选择有利于这样一些基因，它们具有推迟其他的致死基因的活动的作用；也有利于这样一些基因，它们能够促进好的基因发挥其影响。情况可能是，基因活动开始时受遗传控制的种种变化构成了进化内容的许多方面。

值得重视的是，这一理论不必作出任何事先的假设：即个体必须到达一定的年龄才能生殖。如果我们以假设一切个体都同样能够在任何年龄生一个小孩作为出发点，那么梅达沃的理论立刻就能预测推断出晚期活动的有害基因在基因库中的积累，以及由此而导致的老年生殖活动的减少的倾向。

这里就此说几句离题的话。这一理论有一个很好的特点，它启发我们去作某些相当有趣的推测。譬如根据这一理论，如果我们想要延长人类的寿命，一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实现这个目的。第一，我们可以禁止在一定的年龄之前生殖，如四十岁之前。经过几世纪之后，最低年龄限制可提高到五十岁，以后照此办理。可以想见，用这样的方法，人类的长寿可提高到几个世纪。但我很难想象会有任何人去认真严肃地制定这样一种政策。

第二，我们可以想办法去“愚弄”基因，让它认为它所寄居的个体比实际要年青。如果付诸实践，这意味着需要验明随着年纪的增大，发生在个体内部化学环境里的种种变化。任何这种变化都可能是促使晚期活动的致死基因开始活动的“提示”（cues）。以仿效青年个体的表面化学特性的方法，有可能防止晚期活动的有害基因接受开始活动的提示。有趣的是，老年的化学信号本身，在任何正常意义上讲，不一定是有害的。比如，我们假设偶然出现了这种情况：一种S物质在老年个体中的浓度比在青年个体中来得高，这种S物质本身可能完全无害，也许是长期以来体内积累起来的食物中的某种物质。如果有这样一个基因，它在S物质存在的情况下碰巧产生了有害的影响，而在没有S物质存在的情况下却是一个好基因，这样的基因肯定在基因库中自动地被选择，而且实际上它成为一种“导致”年老死亡的基因。补救的办法是，只要把S物质从体内清除掉就行了。

这种观点的重大变革性在于，s物质本身仅是一种老年的死亡，可能认为S物质是一种有毒物质，他会绞尽脑汁去寻找S物质同人体机能失常之间的直接的、偶然的关系。但按照我们假定的例子来讲，他可能是在浪费时间！

也可能存在一种y物质，这种物质在青年个体中要比在老年个体中更集中。从这一意义上讲，y物质是青春的一种“标志”。同样，那些在有y物质存在的情况下产生好的效果，而在没有y物质存在的情况下却是有害的基因会被选择。由于还没有办法知道S物质或y物质是什么东西——可能存在许多这样的物质——我们只能作这样的一般性的推测：你在一个老年个体中越能模仿或模拟青年个体的特点，不论这些看来是多么表面化的特点，那个老年个体就应该生存得越久。

我必须强调指出，这些只是基于梅达沃理论的一些推测。尽管在某种意义上说，梅达沃理论在逻辑上是有些道理的，但并无必要把它说成是对任何年老体衰实例的正确解释。对于我们现在的论题密切有关的是，基因选择的进化观点对于个体年老时要死亡这种趋势，能毫无困难地加以解释。对于个体必然要死亡的假设是本章论证的核心，它是可以在这一理论的范围内得到圆满解释的。

我一笔带过的另一个假设，即存在有性生殖和交换，更加难以解释清楚。交换并不总是一定要发生。雄果蝇就不会发生交换。雌果蝇体内也有一种具有压抑交换作用的基因。假定我们要饲养一个果蝇种群，而这类基因在该种群中普遍存在的话，“染色体库”中的染色体就会成为不可分割的自然选择基本单位。其实，如果我们遵循我们的定义直到得出其逻辑结论的话，就不得不把整条染色体作为一个“基因”。

还有，性的替换方式是存在的。雌蚜虫能产无父的、活的雌性后代。每个这样的后代具有它母亲的全部基因（顺便提一下，一个在母亲“子宫”内的胎儿甚至可能有一个更小的胎儿在它自己的子宫内。因此，一个雌蚜虫可以同时生一个女儿和一个外孙女，它们相当于这个雌蚜虫自己的双胞胎）。许多植物的繁殖是以营养体繁殖的方式进行，形成吸根。这种情况我们宁可称其为生长而不叫它生殖。然而你如果仔细考虑一下，生长同无性生殖之间几乎无任何区别，因为二者是细胞简单的有丝分裂。有时以营养体方式生长出来的植物同“母体”分离开来。在其他情况下，如以榆树为例，连接根出条保持完整无损。事实上，整片榆树林可以认为是一个单一的个体。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蚜虫和榆树不进行有性生殖，为什么我们要费这样大的周折把我们的基因同其他人的基因混合起来才能生育一个婴儿呢？看上去这样做的确有点古怪。性活动，这种把简单的复制变得反常的行为，当初为什么要出现呢？性到底有什么益处？

这是进化论者极难回答的一个问题。为了认真地回答这一问题，大多数的尝试都要涉及到复杂的数学上的推理。除一点外，我将很坦率地避开这个问题。我要说的一点是，理论家们在解释性的进化方面所遇到的困难，至少在某些方面是由于他们习惯于认为个体总是想最大限度地增加其生存下来的基因的数目。根据这样的讲法，性活动似乎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因为个体要繁殖自己的基因，性是一种”效率低”的方式：每个胎儿只有这个个体的基因的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由配偶提供。要是他能够象蚜虫那样，直接“芽出”（bud off）孩子，这些孩子是他自己丝毫不差的复制品，他就会将自己百分之百的基因传给下一代的每一个小孩。这一明显的佯谬促使某些理论家接受群体选择论，因为他们比较容易在群体水平上解释性活动的好处。用博德默（w.F.Bodmer）简单明了的话来说，性“促进了在单个个体内积累那些以往分别出现于不同个体内的有利突变”。

但如果我们遵循本书的论证，并把个体看作是由长寿基因组成的临时同盟所造成的生存机器，这一佯谬看起来就不那么自相矛眉了。从整个个体的观点来看，“有效性”就无关紧要了。有性生殖对无性生殖就被认为是在单基因控制下的一种特性，就同蓝眼睛对棕色眼睛一样。一个“负责”有性生殖的基因为了它自私的目的而操纵其他全部基因。负责交换的基因也是如此。甚至有一种叫作突变子的基因，它们操纵其他基因中的拷贝错误率。按照定义，拷贝错误对错误地拷贝出来的基因是不利的。但如果这种拷贝错误对诱致这种错误的自私的突变基因有利的话，那么这种突变基因就会在基因库里扩散开。同样，如果交换对负责交换的基因有好处，这就是存在交换现象的充分理由；如果同无性生殖相对的有性生殖有利于负责有性生殖的基因，这也就是存在有性生殖现象的充分理由。有性生殖对个体的其余基因是否有好处，比较而言也就无关紧要了。从自私基因的观点来看，性活动毕竟也就不那么异乎寻常了。

这种情况非常接近于一种以假定为论据的狡辩，因为性别的存在是整个一系列推论的先决条件。而这一系列推论的最后结果认为基因是自然选择单位。我认为是有办法摆脱这一困境的。但本书宗旨不在于探索这一问题。性毫无疑问是存在的。这一点是真实的。我们之所以能将这种小的遗传单位，或基因，看作是最接近于基本的和独立的进化因素，正是性和交换的结果。

只要学会按照自私基因的理论去思考问题，性这一个明显的佯谬就变得不那么令人迷惑不解了。例如有机体内的DNA数量似乎比建造这些有机体所必需的数量来得大，因为相当一部分DNA从未转化为蛋白质。从个体有机体的观点来看，这似乎又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如果DNA的“目的”是监造有机体，那么，一大批DNA并不这样做，这是令人奇怪的。生物学家在苦思冥想地考虑，这些显然是多余的DNA正在干些什么有益的工作呢？但从自私的基因本身的角度上看，并不存在自相矛盾之处。DNA的真正“目的”仅仅是为了生存。解释多余的DNA最简单的方法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寄生虫，或者最多是一个无害但也无用的乘客，在其他DNA所创造的生存机器中搭便车而已。

有些人反对这种他们认为是过分以基因为中心的进化观点。他们争辩说，实际上生存或死亡的毕竟是包括其全部基因在内的完整个体，我希望我在本章所讲的足以表明：在这一点上其实并不存在分歧。就象划船比赛中整条船赢或输一样，生存或死亡的确实是个体，自然选择的直接形式几乎总是在个体水平上表现出来。但非随机的个体死亡以及成功生殖的远期后果，表现为基因库中变化着的基因频率。对于现代复制基因，基因库有保留地起着原始汤对于原始复制基因所起的同样作用。性活动和染色体交换起着保持原始汤的现代相等物的那种流动性的作用。由于性活动和交换，基因库始终不停地被搅混，使其中基因部分地混和。所谓进化就是指基因库中的某些基因变得多了，而另一些则变得少了的过程。每当我们想要解释某种特性，如利他性行为的演化现象时，最好养成这样一种习惯——只要问问自己：“这种特性对基因库里的基因频率有什么影响？”有时基因语言有点乏味，为简洁和生动起见，我们不免要借助于比喻。不过我们要以怀疑的目光注视着我们的比喻，以便在必要时能把它们还原为基因语言。

就基因而言，基因库只是基因生活于其中的一种新汤。所不同的是，现在基因赖以生存的方式是，在不断地制造必将消亡的生存机器的过程中，同来自基因库的一批批络绎不绝的伙伴进行合作。下面一章我们要论述生存机器本身以及在某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基因控制其生存机器的行为。

谢选骏指出：《生命为何偏爱螺旋结构》（2005年09月21日 《大科技》杂志）报道：虽然人类设计建筑与马路时均偏好于笔直的线条，但大自然的选择对此并不赞同，而更倾向于螺旋状的卷曲结构。小到决定生命形态的DNA结构，乃至关乎我们后天性状美丑的蛋白质结构及我们赖以生存的食物的主要组分淀粉，无一例外是螺旋结构。欲了解是什么决定了这样的自然选择及这种结构的益处，让我们走近螺旋。

生物大分子螺旋

生物大分子DNA、蛋白质、淀粉、纤维素的结构中都存在着螺旋结构。我们所熟知的遗传物质DNA是双螺旋结构，它包含着人体的遗传信息。在受精卵中父系与母系的各一条链相结合，就诞生了综合二者信息的新的生命。DNA最重要的结构是双螺旋结构，但也可以形成其他结构，当双螺旋体的一部分解开时，其中一条DNA链可以折叠回去，形成了三螺旋或其他结构。

与DNA双螺旋结构相比，蛋白质中的螺旋是由氨基酸经脱水组成的单链螺旋，蛋白质末端运动自由度较大，可以组成三圈螺旋，三圈螺旋还可以转变成折叠形状。从这种意义上讲，折叠是螺旋的一种特殊形式。

人体中的蛋白质就是螺旋与折叠结构复合而成的复杂结构。比如，人体中重要的蛋白质——胶原蛋白就是由三条肽链拧成“草绳状”三股螺旋结构，其中每条肽链自身也是螺旋结构。人体中有16%左右是蛋白质，胶原蛋白占体内蛋白质总量的30%～40%，主要存在于皮肤肌肉、骨骼、牙齿、内脏与眼睛等处。

除遗传物质与蛋白质外，我们的主要食物淀粉的结构和所穿衣物(棉)中的主要成分棉纤维，也多是螺旋结构。

螺旋生物体

不仅生物大分子采取了螺旋的构型，而且有时整个生物体的形状或生物体的组成部分也可以是螺旋体。我们熟悉的螺旋藻就是这样的一种生物，其得名就是由于其形体在显微镜下观察时呈螺旋状的缘故。螺旋藻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光合生物，研究表明，螺旋藻是所有已被发现的生物中营养成分最丰富，最全面，最均衡的海洋生物。它的细胞壁是由多糖类物质构成，极易被人体消化吸收，吸收率可达95%以上。此外，螺旋藻还富含胡萝卜素，亚麻酸和亚油酸等活性物质，有清除血脂、疏通血管和保持血管弹性的作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很有益处。螺旋藻是人类的朋友，而下面的另一种螺旋状的生命体就不能算是人类的朋友。

寄居在胃里的幽门螺旋杆菌，也是因其呈杆状、螺旋形而得名。胃液对许多细菌具有强烈的杀伤力，但对幽门螺旋杆菌却奈何不得。幽门螺旋杆菌埋藏在胃壁表面的黏膜下方，能够分泌一种物质来中和周围环境中的强酸，这是其过人之处。幽门螺旋杆菌很爱挑衅我们的免疫系统，往往激怒免疫系统发动初步的无情攻击，导致发炎反应。因此感染幽门螺旋杆菌的人，会出现没有症状的胃炎(也就是胃粘膜发炎)。人进入中年之后，会很容易得这些病，这都是幽门螺旋杆菌的祸害所致。

除上述生物体本身呈螺旋状外，而有些生物却借助螺旋形状实现它们独特的功能。水黾就是利用其腿部特殊的微纳米螺旋结构效应在水面上行动自如，即使在狂风暴雨和急速流动的水流中也不会沉没而下沉。原来，这些取向的微米刚毛和螺旋状纳米沟槽的缝隙内可以有效吸附空气，在其表面形成一层稳定的气膜，阻碍了水滴的浸润，从而表现出水黾腿的超疏水(即不浸水)特性。对其腿的力学测量表明：仅仅一条腿在水面的最大支持力就达到了其身体总重量的15倍。

生命为何爱螺旋？

由上述得知，大自然几乎到处都存在螺旋。螺旋结构是自然界最普遍的一种形状，许多在生物细胞中发现的微型结构都采用了这种构造。那么，为何大自然对这种结构如此偏爱呢？在近期的《科学》杂志报道了这一现象的数学解释。

美国宾州大学的兰德尔·卡缅教授指出，从本质上来看，在拥挤的细胞(例如一个细胞里的DNA)中，非常长的分子聚成螺旋结构是一个较佳的方式。在细胞稠密而拥挤的环境中，长分子链经常采用规则的螺旋状构造。这一构造有两点好处：可以让信息紧密地结合其中；还能够形成一个表面，允许其他微粒在一定的间隔处与它相结合。例如，DNA的双螺旋结构允许进行DNA转录和修复。

卡缅教授通过一个模型说明了这个问题：把一个能随意变形、但不会断裂的管子浸入由硬的球体组成的混合物中，管子就像是一个存在于十分拥挤的细胞空间中的一个分子。观察发现对于短小易变形的管子而言，U形结构的形成所需的能量最小，空间也最少。而它的U形结构，在几何学上与螺旋结构最为近似。

卡缅指出：“看来，分子中的螺旋结构是自然界能够最佳地使用手中材料的一个例子。DNA由于受到细胞内的空间局限而采用双螺旋结构，就像是由于公寓空间局限而采用螺旋梯的设计一样。”这是生物大分子采取螺旋结构的合理的数学解释。然而为何生物体也以螺旋结构的形状存在的原因仍不清楚，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我看——螺旋结构的形状可以节省空间，同样的空间可以容纳更多的内容；按照同样的道理，人造的东西则取直线，以“捷径”方式把握空间。所以人们在躲避射击和在小范围内散步的时候，也会采用螺旋的结构。

【第四章 基因机器】

生存机器最初是作为基因的贮藏器而存在的。它们的作用是消极的——仅仅是作为保护壁使基因得以抵御其敌手所发动的化学战以及意外的分子攻击。在古代，原始汤里大量存在的有机分子是它们赖以为生的“食料”。这些有机食物千百年来在阳光的有力的影响下孳生繁殖，但随着这些食物的告罄，生存机器一度逍遥自在的生活也告结束。这时，它们的一大分支，即现在人们所说的植物，开始利用阳光直接把简单分子建成复杂分子，并以快得多的速度重新进行发生在原始汤里的合成过程。另外一个分支，即现在人们所说的动物，“发现了”如何利用植物通过化学作用所取得的劳动果实。动物要么将植物吃掉，要么将其他的动物吃掉。随着时间的推移，生存机器的这两大分支逐步发展了日益巧妙的技能，来加强其生活方式的效能。与此同时，新的生活方式层出不穷，小分支以及小小分支逐渐形成，每一个小分支部在某一特殊方面，如在海洋里、陆地上、天空中、地下、树上、或其他生活体内，取得超人一等的谋生技能。这种小分支不断形成的过程，终于带来了今日给人类以如此深刻印象的丰富多采的动植物。

动物和植物经过进化都发展成为多细胞体，每一个细胞都获得全套基因的完整拷贝。这个进化过程始于何时，为什么会发生，整个过程经过几个独立的阶段才告完成，这一切我们都无从知道。有人以“群体”（colony）来比喻动植物的躯体，把它们说成是细胞的”群体”。我却宁愿把躯体视为基因的群体，把细胞视为便于基因的化学工业进行活动的工作单位。

尽管我们可以把躯体称为基因的群体，但就其行为而言，各种躯体确实取得了它自己的独特个性。一只动物是作为一个内部协调的整体，即一个单位，而进行活动的。我在主观意识上觉得自己是一个单位而不是一个群体。这是意料中的事情。选择的过程有利于那些能同其他基因合作的基因。为争夺稀有资源，为吞食其他生存机器并避免让对方吃掉，生存机器投身于激烈无情的竞争和斗争中去。为了进行这一切竞争和斗争，在共有的躯体内存在一个中央协调的系统必然比存在无政府状态有利得多。时至今日，发生于基因之间的交错的共同进化过程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以致个体生存机器所表现的集群性（communal nature）实质上已不可辨认。事实上，很多生物学家不承认存在这种集群性，因此也不同意我的观点。

就本书在后面章节中提到的种种论点的“可靠性”（新闻工作者用语）而言，幸而这种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是学术性的。如果我们在谈论生存机器的行为时反复提到基因，那未免会使人感到厌烦，事实上也没有必要这样做；正如我们谈论汽车的性能时提到量子和基本粒子反觉不便一样。实际上，把个体视为一个行为者，它“致力”于在未来的世代中增加基因的总量，这种近似的提法在一般情况下自有其方便之处。而我使用的亦将是简便的语言。除非另作说明，“利他行为”与“自私行为”都是指某一个动物个体对另一个动物个体的行为。

这一章将论述行为，即生存机器的动物分支广泛利用的那种快速动作。动物已经变成活跃而有进取心的基因运载工具——基因机器。在生物学家的词汇里面，行为具有快速的特性。植物也会动，但动得异常缓慢。在电影的快镜头里，攀缘植物看起来象是活跃的动物，但大多数植物的活动其实只限于不可逆转的生长。而另一方面，动物则发展了种种的活动方式，其速度超过植物数十万倍。此外，动物的动作是可逆转的，可以无数次重复。

动物发展的用以进行快速动作的机件是肌肉。肌肉就是引擎，它象蒸汽机或内燃机，以其贮藏的化学燃料为能量产生机械运动。不同之处在于：肌肉以张力的形式产生直接的机械力，而不是象蒸汽机或内燃机那样产生气压。但肌肉与引擎相类似的另外一点是，它们通常凭借绳索和带有铰链的杠杆来发挥其力量。在人体内，杠杆就是骨胳，绳索就是腱，铰链就是关节。关于肌肉如何通过分子进行活动的方式，人们知之甚多，但我却感到下面的问题更有趣：我们如何控制肌肉收缩的时间和速度。

你有没有观察过构造复杂的人造机器？譬如说，针织机或缝纫机、纺织机、自动装瓶机或干草打包机。这些机械利用各式各样的原动力，如电动马达或拖拉机。但这些机械在运转时如何控制时间和速度却是一个更其复杂的问题。阀门会依次开启或关闭，捆扎干草的钢抓手会灵巧地打结并在最恰当的时刻伸出割刀来切断细绳。许多人造机器的定时操作是依靠凸轮来完成的。凸轮的发明的确是个辉煌的成就。它利用偏心轮或异形轮把简单的运转转变为复杂的、带节奏性的运转。自动演奏乐器的原理与此相仿。其他乐器，如蒸汽风琴，或自动钢琴等则利用经过按一定模式打孔的纸制卷轴或卡片来发出音调。近年来，这些简单的机械定时装置有被电子定时装置取代的趋向。数字计算机就是个例子。它们是大型的多能电子装置，能够用以产生复杂的定时动作。象计算机这样的现代电子仪器，其主要元件是半导体，我们所熟悉的晶体管便是半导体的一种形式。

生存机器看来绕过了凸轮和打孔卡片。它使用的定时装置和电子计算机有更多的相同之处，尽管严格说来，两者的基本操作方式是不同的。生物计算机的基本单位是神经细胞或称作神经原。就其内部的工作情况看来，是完全不同于晶体管的。神经原用以在彼此之间通讯的密码确实有点象计算机的脉冲码）但神经原作为一个数据处理单位比晶休管复杂得多。一个神经原可以通过数以万计的接线与其他单位联系，而不仅仅是三个。神经原工作起来比晶体管慢些，但就微型化而言，晶体管却大为逊色。因此，过去二十年来微型化是主宰电子工业的一种倾向。关于这一点，下面这个事实很能说明问题：在我们的脑袋里大约有一百亿个神经原，而在一个脑壳中最多也只能塞进几百个晶体管。

植物不需要神经原，因为它们不必移动就能生活下去。但大多数的动物类群都有神经原。在动物的进化过程中，它们可能老早就“发现”了神经原，后来为所有的类群继承了下来；也有可能是分别几次重新发现的。

从根本上说，神经原不过是一种细胞。和其他的细胞一样，有细胞核和染色体。但它的细胞壁却形成拉长了的、薄的线状突出部分。通常一个神经原有一条特别长的“线”，我们称之为轴突。一个轴突的宽度狭小到只有在显微镜下才能辨认，但其长度可能有好几英尺。有些轴突甚至和长颈鹿的颈部一样长。轴突通常由多股集束在一起，构成我们称之为神经的多心导线。这些轴突从躯体的一部分通向其他部分，象电话干线一样传递消息。其他种类的神经原具有短的轴突，它们只见于我们称之为神经节的密集神经组织中。如果是很大的神经原，它们也存在于脑子里。就功能而言，我们可以认为脑子和计算机是相类似的，因为这两种类型的机器在分析了复杂模式的输入信号并参考了存贮的数据之后，都能发出复杂模式的输出信号。

脑子对生存机器作出实际贡献的主要方式在于控制和协调肌肉的收缩。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们需要有通向各个肌肉的导线，也就是运动神经。但对基因的有效保存来说，只有在肌肉的收缩时间和外界事件发生的时间具有某种关系时才能实现。上下颌的肌肉必须等到嘴巴里有值得咀嚼的东西时收缩才有实际意义。同样，腿部肌肉要在出现有值得为之奔跑过去或必须躲避的东西时，按跑步模式收缩才有实际意义。为了这个缘故，自然选择有利于这样一些动物，它们具备感觉器官，将外界发生的各种形式的有形事件转化为神经原的脉冲码。脑子通过称为感觉神经的导线与感觉器官——眼、耳、味蕾等——相连。感觉系统如何发生作用尤其使人感到费解，因为它们识别影象的高度复杂技巧远胜于最优良的、最昂贵的人造机器。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打字员都要成为冗员，因为她们的工作完全可以由识别言语或字迹的机器代劳。在未来的数十年中，打字员还是不会失业的。

从前某个时候，感觉器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直接与肌肉联系，实际上，今日的海葵还未完全脱离这种状态，因为对它们的生活方式来说，这样的联系是有效的。但为了在各种外界事件发生的时间与肌肉收缩的时间之间建立更复杂的和间接的联系，那就需要有某种形式的脑子作为媒介物。在进化过程中，一个显著的进展是记忆力的“发明”。借助这种记忆力，肌肉收缩的定时不仅受不久以前而且也受很久以前的种种事件的影响。记忆装置，或贮存器，也是数字计算机的主要部件。计算机的记忆装置比我们的记忆力更为可靠，但它们的容量较小，而且在信息检索的技巧方面远逊于我们的记忆力。

生存机器的行为有一个最突出的特征，这就是明显的目的性。在这样说的时候，我指的不仅是生存机器似乎能够深思熟虑去帮助动物的基因生存下去，尽管事实的确是这样。我指的是生存机器的行为和人类的有目的的行为更为类似这一事实。我们看到动物在“寻找”食物、配偶或迷途的孩子时，我们总是情不自禁地认为这些动物在那时的感受和我们自己在寻找时所体验到的某些感受一样。这些感受可能包括对某个对象的“欲望”，对这个向往的对象形成的“心象”以及存在于心目中的“目的”。我们每一个人出于自身的体验都了解这一事实：现代生存机器之中至少有一种已经通过进化的历程，使这个目的性逐渐取得我们称之为“意识”的特性。我不通晓哲理，因此无法深入探讨这个事实的含义。但就目前我们所讨论的课题而言，幸而这是无关紧要的。因为我们把机器的运转说成好象由某种目的性所驱使，而不论其是否真的具有意识，这样来得方便些。这些机器基本上是非常简单的，而且无意识的追踪目标状态的原理在工程科学中经常应用。瓦特蒸汽调速器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例子。

它所牵涉到的基本原理就是我们称之为负反馈的原理，而负反馈又有多种多样的形式。一般他说，它是这样发生作用的：这种运转起来好象带有自觉目的的“目的机器”配有某种度量装置，它能测量出事物的现存状态和“要求达到的”状态之间的差距。机器的这种结构方式使它能在差距越大时运转得越快。这样，机器能够自动地减少差距——称之为负反馈的道理就在于此——在“要求达到的”状态实现时，机器能自动停止运转。瓦特调速器上装有一对球，它们借蒸汽机的推动力而旋转。这两只球分别安装在两条活动连接的杆臂的顶端。随着球的转速增大，离心力逐渐抵消引力的结果，使杆臂越来越接近X平。由于杆臂连接在为机器提供蒸汽的阀门上，当杆臂接近水平时，提供的蒸汽就逐渐减少。因此，如果机器运转得过快，蒸汽的馈给量就会减少，从而机器运转的速度也就慢下来。反过来，如果机器运转得过慢，阀门会自动地增加蒸汽馈给量，从而机器运转的速度也随着增快。但由于过调量或时滞的关系，这类目的机常常发生振荡现象。为了弥补这种缺陷，工程师总是设法添加某种设备以减少这种振荡的幅度。

瓦特调速器“要求达到的”状态是一定的旋转速度。显然，机器本身并非有意识地要求达到这个速度。一台机器的所谓的“目的”不过是指它趋向于恢复到那种状态。近代的目的机器把诸如负反馈这样的基本原理加以扩大，从而能够进行复杂得多的”逼真的”动作。比方说，导弹好象能主动地搜索目标，并且在目标进入射程之后进行追踪，与此同时，它还要考虑目标逃避追击的各种迂回曲折的动作，有时甚至能“事先估计”到这些动作或“先发制人”。这些细节这里不拟详谈。简单他说，它们牵涉到各式各样的负反馈、“前馈”以及工程师们熟知的一些其他原理。就我们所知，这些原理现在已广泛地应用于生活体的运动中。我们没有必要认为导弹是一种具有任何近似于意识的东西，但在一个普通人眼中，导弹那种显然是深思熟虑的、目的性很强的动作教人难以相信，这枚导弹不是由一名飞行员直接控制的。

一种常见的误解是，认为导弹之类的机器是有意识的人所设计和制造的，那么它必然是处在有意识的人的直接控制下。这种误解的另一个变种是：“计算机并不能真的下棋，因为它们只能听命于操纵计算机的人”。我们必须懂得这种误解的根源，因为它影响到我们对所谓基因如何“控制”行为的含义的理解。计算机下棋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因此我想扼要地谈一下。

计算机下棋今天还未能达到象棋大师那样的水平，但它足以与一个优秀的业余棋手相比美。更准确的说法是，计算机的程序足以与一个优秀的业余棋手相比美，因为程序本身对使用哪一台具体的计算机来表演其技巧是从不苛求的。那么，程序编制员的任务是什么呢？第一，他肯定不象厂个演木偶戏的牵线人那样每时每刻操纵计算机。这是作弊行为。他编好程序，把它放入计算机内，接着计算机便独立操作：没有人进行干预。除了让对手把他的一着按入机内。程序编制员是否预先估计到一切可能出现的棋步，从而编好一份长长的清单，列出针对每一种情况的妙着？当然不是这样。因为在棋局中，可能出现的棋步多如恒河沙数，就是到了世界末日也编不出一份完备的清单。也是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们不可能为计算机编制这样一份程序，使它能在“电脑”里事先走一次所有可能出现的棋步，以及所有可能的应着，以寻求克敌制胜的战略。不同的棋局比银河里的原子还要多。这些仅仅是琐细的问题，说明为下棋的计算机编制程序时面临的难题，事实上这是一个极难解决的难题。即使是最周密的程序也不能和象棋大师匹敌，这是不足为奇的。

程序编制员的作用事实上和一个指点他的儿子怎样下棋的父亲差不多。他把主要的步法提纲挚领地告诉计算机，而不是把适用于每一种开局的各种步法都告诉它。他不是用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逐字他说，“象走对角线”，而是用数学的语言这样说，“象的新坐标来自老坐标，程序是在老坐标X以及老坐标y上加上同一个常数，但其符号不必相同。”实际上使用的语言当然更简洁些。接着他可以再把一些“忠告”编入程序内，使用的是同样的数学或逻辑语言，其大意如果用我们日常的语言来表达，不外是“不要把你的王暴露在敌前”，或一些实用的诀窍，如一马“两用”，同时进攻对方两子。这些具体的棋步是耐人寻味的，但讲下去未免离题太远。重要的是，计算机在走了第一步棋之后，它就需要独立操作，不能指望它的主人再作任何指点。程序编制员所能做的一切只是在事先竭尽所能把计算机部署好，并在具体知识的提供以及战略战术的提示两者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

基因也控制它们的生存机器的行为，但不是象直接用手指牵动木偶那样，而是象计算机的程序编制员一样通过间接的途径。基因所能做到的也只限于事先的部署，以后生存机器在独立操作时它们只能袖手旁观。为什么基因如此缺乏主动精神呢？为什么它们不把缰绳紧握在手，随时指挥生存机器的行为呢？这是因为时滞造成的困难。有一本科学幻想小说，它通过比拟的手法非常巧妙他说明了这个问题。这本扣人心弦的小说是霍伊尔（Fred Hoyle）和埃利奥特（John Elliot）合着的《安德洛墨达（Andromeda）的A》。象一切有价值的科学幻想小说一样，它有一些有趣的科学论点作为依据。可是，说也奇怪，这本小说对其中一个最重要的科学论点似乎有意避而不谈，而是让读者自己去想象。如果我在这里把它和盘托出，我想两位作者不会见怪吧。

离开我们两百光年之遥的安德洛墨达星座里有一个文明世界。那里的人想把他们的文化传播到一些远方的世界去。怎样做才是最好的办法呢？直接派人走一次是不可能的。在宇宙中，你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的最大速度，理论上不能超过光速这个上限，何况实际上由于机械功率的限制，最高速度要比光速低得多。此外，在宇宙中，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的世界值得你去走一趟，你知道朝哪一方向进发才会不虚此行呢？无线电波是和宇宙其余部分联系的较理想的手段，因为，如果你有足够的能量把你的无线电信号向四面八方播送而不是定向发射的话，能收到你的电波的世界就非常多（其数目与电波传播的距离的平方成正比）。无线电波以光速传播，也就是说，从安德洛墨达发出的信号要经过二百年才能到达地球。这样远的距离使两地之间无法进行通话。就算从地球上发出的每一个信息都会被十二代的人一代一代地传达下去，试图和如此遥远的人进行通话无论如何是劳民伤财的。

这是个我们不久就要面临的实际问题。地球与火星之间，无线电波要走四分锺左右。毫无疑问，太空人今后必须改变谈话的习惯，说起话来不能再是你一句我一句那样，而必须使用长长的独白，自言自语。这种通话方式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是通信。作为另外一个例子，佩恩（Roger Payne)指出，海洋的音响效果具有某些奇特的性质，这意味着弓背鲸发出的异常响亮的“歌声”在理论上可以传到世界各处，只要它们是游在海水的某个深度上。弓背鲸是否真的彼此进行远距离通话，我们不得而知。如果真有其事的话，它们所处的困境就象火星上的宇宙航行员一样。按照声音在水中传播的速度，弓背鲸的歌声传到大西洋波岸然后等对方的歌声再传回来，前后需要两小时左右。在我看来，弓背鲸的独唱往往持续八分锺，其间并无重复之处，然后又从头唱起，这样周而复始地唱上好多遍，每一循环历时八分锺左右，其原因就在于此。

小说中的安德洛墨达人也是这样做的。他们知道，等候对方的回音是没有实际意义的，因此他们把要讲的话集中在一起，编写成一份完整的长篇电文，然后向空间播送，每次历时数月，以后又不断重复。不过，他们发出的信息和鲸鱼的却大有径庭。安德洛墨达人的信息是用电码写成的，它指导别人如何建造一台巨型计算机并为它编制程序。这份电文使用的当然不是人类的语言。但对熟练的密码员来说，几乎一切密码都是可以破译的；尤其是密码设计者本来的意图就是让它便于破译。这份电文首先为班克（JodreII Bank)的无线电望远镜所截获，电文最后也被译出。按照指示，计算机终于建成，其程序亦得以付诸实施。结果却几乎为人类带来灾难，因为安德洛墨达人并非对一切人都怀有利他主义的意图。这台计算机几乎把整个世界置于它的独裁统治之下。最后，主人公在千钧一发之际用利斧砸碎了这台计算机。

在我们看来，有趣的问题是，在哪一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安德洛墨达人在操纵地球上的事务。他们对计算机的所作所为无法随时直接控制。事实上，他们甚至连计算机已经建成这个事实也无从知道，因为这些情况要经过二百年才能传到他们耳中。计算机完全独立地作出决定和采取行动。它甚至不能再向它的主人请教一般的策略性问题。由于二百年的障碍难以逾越，一切指示必须事先纳入程序。原则上，这和计算机下棋所要求的程序大致相同，但对当地情况具有更大的灵活性以及适应能力。这是因为这样的程序不仅要针对地球上的情况，而且要针对具有先进技术的形形色色的世界，这些世界的具体情况安德洛墨达人是心中无数的。

正象安德洛墨达人必须在地球上有一台计算机来为他们逐日作出决定，我们的基因必须建立一个脑袋。但是基因不仅是发出电码指示的安德洛墨达人，它们也是指示本身，它们不能直接指挥我们这些木偶的理由也是一样的：时滞。基因是通过控制蛋白质的合成来发挥其作用的。这本来是操纵世界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但必须假以时日才能见到成效。培养一个胚胎需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去耐心地操纵蛋白质。另一方面，关于行为的最重要的一点是行为的快速性。用以测定行为的时间单位不是几个月而是几秒或几分之一秒。在外部世界中某种情况发生了：一只猫头鹰掠过头顶，沙沙作响的草丛暴露了猎物，接着在顷刻之间神经系统猛然行动，肌肉跃起；接着猎物得以死里逃生——或成为牺牲品。基因并没有象这样的反应时间。和安德洛墨达人一样，基因只能竭尽所能在事先部署一切，为它们自己建造一台快速的执行计算机。使之掌握基因能够“预料”到的尽可能多的各种情况的规律，并为此提出“忠告”。但生命和棋局一样是变幻莫测的，事先预见到一切是不现实的。象棋局的程序编制员一样，基因对生存机器的“指令”不可能是具体而细微的，它只能是一般的战略以及适用于生计的各种诀窍。

正如扬格（Young）所指出，基因必须完成类似对未来作出预测那样的任务。当胚胎生存机器处于建造阶段时，它此后一生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危险和问题都是未知之数。有谁能预言有什么肉食动物会蹲伏在哪一个树丛里伺机袭击它，或者有什么腿快的活点心会在它面前突然出现，婉蜒而过？对这些问题人类不能预言，基因也无能为力。但某些带普遍性的情况是可以预见的。北极熊基因可以有把握地预先知道，它们的尚未出生的生存机器将会有一个寒冷的环境。这种预测并不是基因进行思维的结果。它们从不思维：它们只不过是预先准备好一身厚厚的皮毛，因为在以前的一些躯体内，它们一直是这样做的。这也是为什么它们仍然能存在于基因库的原因。它们也预见到大地将为积雪所覆盖，而这种预见性体现在皮毛的色泽上。基因使皮毛呈白色，从而取得伪装。如果北极的气候急剧变化以致小北极熊发现它们出生在热带的沙漠里，基因的预测就错了。它们将要为此付出代价。小熊会夭折，它们体内的基因也随之死亡。

在一个复杂的世界上，对未来作出预测是有一定风险的。生存机器的每一决定都是赌博行为，基因有责任事先为脑子编好程序，以便脑袋作出的决定多半能取得积极成果。在进化的赌场中，使用的筹码是生存，严格说来，是基因的生存。但一般他说，作为合乎情理的近似说法，也可以说是个体的生存。如果你向下走到水坑边去喝水，守候在水坑边的食肉兽把你吃掉的风险就会增加。如果你不去的话，最后免不了要渴死。去也好，不去也好，风险都是存在的。你必须作出决定，以便让基因获得最大的能生存下去的机会。也许最好的办法是忍着不喝，直到你非喝不可的时候才走下去喝个痛快，以便可以长时间不需要再喝水。这样，你减少了到水坑边去的次数，但是到了最后不得不喝的时候，你得低下头去长时间的喝水。另外一个冒险的办法是少喝多跑，即奔过去喝上一两口，马上就奔回来，这样多跑几次也能解决问题。到底哪一种冒险的策略最好，要取决于各种复杂的情况，其中食肉兽的猎食习惯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食肉兽为了取得最大的效果，它们也在不断改进其猎食习惯。因此，有必要对各种可能性的得失进行某种形式的权衡。但我们当然不一定认为这些动物在有意识地权衡得失。我们只要相信，如果那些动物的基因建造了灵敏的脑袋，使它们在打赌时往往成为赢家；那么，作为直接的后果，这些动物生存下去的可能性就更大，这些基因从而得到繁殖。

我们可以把打赌这个隐喻稍加引伸。一个赌徒必须考虑三个主要的数量：赌注、机会、赢款。如果赢款额巨大的话，赌徒是愿意下大赌注的。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准是有机会博取大量赢款的。他当然也有输掉一切的可能，但平均说来，下大赌注的人和其他下小赌注以博取小额赢款的人比起来占不到什么便宜，也不见得会吃亏。交易所里买空卖空的投机商和稳扎稳打的投资者之间也有类似之处。在某些方面，交易所这个比喻比赌场更贴切，因为赌场里的输赢是受到操纵的，庄家到头来总归是赢家（严格说来，这意味着下大赌注的人比下小赌注的人输得多些，而下小赌注的人要比不打赌的人来得穷些。但在某种意义上对目前的论题来说，不打赌的例子是不怎样合适的）。撇开这个不谈，下大赌注和下小赌注似乎都各有理由。动物界中有没有下大赌注的，或者有比较保守的动物？我们将在第九章中看到，人们通常可以把雄性的动物视为下大赌注、冒大风险的赌徒，而把雌性动物视为稳扎稳打的投资者，尤其是在雄性动物为配偶而相互争夺的一雄多雌的物种中。阅读本书的博物学家可以想到一些能称为下大赌注、冒大风险的物种，以及其他一些比较保守的物种。这里我要言归正传，谈谈基因如何对未来作预测这个带有更大普遍意义的主题。

在一些难以预见的环境中，基因如何预测未来是个难题，解决这个难题的一个办法是预先赋予生存机器以一种学习能力。为此，基因可以通过对其生存机器发出如下指示的形式来编制程序：“下面这些会带来好处：口中的甜味道、情欲亢进、适中的温度、微笑的小孩等。而下面这些会带来不快：各种痛苦、恶心、空空的肚皮、哭叫着的小孩等。如果你碰巧做了某件事情之后便出现了不愉快的情况，切勿再做这种事情；在另一方面，重复做为你带来好处的任何事情。”这样编制的程序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大大削减必须纳入原来程序的那些详尽的规则，同时可以应付事先未能预见到其细节的环境变化。在另一方面，仍然有必要作出某些预测。在我们所举的例子里，基因估计吃糖和交配可能对基因的生存有利，在这一意义上，口中的甜味以及情欲亢迸是“有益的”。但根据这个例子，它们不能预见到糖精和自渎也可能为它们带来满足。它们也不能预见到，在我们这个糖多得有点反常的环境里，糖吃得过多的危险性。

学习战略已应用于计算机下棋的某些程序中。计算机和人对奕或和其他的计算机对弃时，这些程序确实能不断得到改善。尽管它们备有一个规则和战术库，但它们的决定程序里也带有一个预先纳入的小小的随机趋向。它们把以往的种种决定记录下来，每当赢得一局时，它们就稍微增加为这局棋带来胜利的战术的权重，以便计算机下次再度采用同样战术的可能性增加一些。

预测未来的一个最有趣的方法是模拟。一位将军如果想知道某一项军事计划是否比其他可供选择的计划来得优越，他就面临作出预测的问题。天气、部队的士气以及敌人可能采取的反措施都是未知数。如果想知道这个计划是否切实可行，一个办法是把该计划试行一下，看看其效果如何。然而，要把所有想象得出的计划都试行一下是不可取的，因为愿意“为祖国”献身的青年毕竟有限，而各种可能的计划实在多得很。进行与假想敌人交锋的演习也可以考验各种计划的实践性，这要比真刀真枪地干一下好。演习可以采取“北国”与“南国”全面交战的方式，使用的是空炮弹。但即使是这样也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物资。比较节约一些的办法是用玩具士兵和坦克在大地图上移来移去进行演习。

近年来，计算机已肩负起大部分模拟的职能，不仅在军事战略方面，而且在诸如经济学、生态学、社会学等必须对未来作出预测的一切领域。它使用的是这样的技术：在计算机内树立世界上某种事物的一个模型。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你揭开计算机的盖子，就可以看到一个和模拟对象相同的微型模仿物。在下棋的计算机里，记忆装置内没有任何看得出是棋盘以及马和卒各就各位的“形象”。有的只是代表棋盘以及各种棋子位置的一行行的电子编码。对我们来说，地图是世界某一部分的平面缩影。在计算机里面，地图通常是以一系列城镇和其他地点的名字来代表的。每个地点附有两个数字——它的经度和纬度。计算机的电脑实际上如何容纳它这个世界的模型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容纳的形式允许它操纵这个模型，进行操作和试验，并以计算机操作员能够理解的语言汇报运算的结果。通过模拟技术，以模型进行的战役可以得出胜负，模拟的班机可以飞行或坠毁，经济政策可以带来繁荣或崩溃。无论模拟什么，计算机的整个运算过程只需实际生活中极小的一部分时间。当然，这些反映世界的模型也有好坏之分，而且即使是上好的模型也只能是近似的。不管模拟得如何逼真也不能预测到将要发生的全部实际情况，但好的模拟肯定远胜于盲目的试验和误差。我们本来可以把模拟称为代替性的“试验和误差”，不幸的是，这个术语早为研究老鼠心理的心理学家所优先占用了。

如果模拟是这样一个好办法，我们可以设想生存机器本该是首先发现这个办法的，早在地球上出现人类以前，生存机器毕竟已经发明了人类工程学的许多其他方面的技术：聚焦透镜和抛物面反射镜、声波的频谱分析、伺服控制系统、声纳、输入信息的缓冲存储器以及其他不胜枚举的东西，它们都有长长的名字，其具体细节这里不必细说。模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说，如果你自己要作出一个困难的决定，而这个决定牵涉到一些将来的未知量，你也会进行某种形式的模拟。你设想在你采取各种可供选择的步骤之后将会出现的情况。你在脑子里树立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并不是世上万物的缩影，它仅仅反映出依你看来是有关的范围有限的一组实体。你可以在心目中看到这些事物的生动形象，或者你可以看到并操纵它们已经概念化了的形象。无论怎样，不会在你的脑子里出现一个实际上占据空间的、反映你设想的事物的模型。但和计算机一样，你的脑子怎样表现这个模型的细节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脑子可以利用这个模型来预测可能发生的事物。那些能够模拟未来事物的生存机器，比只会在明显的试验和误差的基础上积累经验的生存机器要棋高一着。问题是明显的试验既费时又费精力，明显的误差常常带来致命的后果。模拟则既安全又迅速。

模拟能力的演化似乎终于导致了主观意识的产生。其所以如此，在我看来，是当代生物学所面临的最不可思议的奥秘。没有理由认为电子计算机在模拟时是具有意识的，尽管我们必须承认，有朝一日它们可能具有意识。意识之产生也许是由于脑子对世界事物的模拟已达到如此完美无缺的程度，以致把它自己的模型也包括在内。显然，一个生存机器的肢体必然是构成它所模拟的世界的一个重要部分；可以假定，为了同样理由，模拟本身也可以视为是被模拟的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事实上，“自我意识”可能是另外一种说法，但我总觉得这种说法用以解释意识的演化是不能十分令人满意的，部分原因是它牵涉到一个无穷尽的复归问题——如果一个模型可以有一个模型，那么为什么一个模型的模型不可以有一个模型呢……？

不管意识引起了哪些哲学问题，就本书的论题而言，我们可以把意识视为一个进化趋向的终点，也就是说，生存机器最终从主宰它们的主人即基因那里解放出来，变成有执行能力的决策者。脑子不仅负责管理生存机器的日常事务，它也取得了预测未来并作出相应安排的能力。它甚至有能力拒不服从基因的命令，例如拒绝生育它们的生育能力所容许的全部后代。但就这一点而言，人类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我们在下面将谈到这个问题。

这一切和利他行为和自私行为有什么关系呢？我力图阐明的观点是，动物的行为，不管是利他的或自私的，都在基因控制之下。这种控制尽管只是间接的，但仍然是十分强有力的。基因通过支配生存机器和它们的神经系统的建造方式而对行为施加其最终的影响。但此后怎么办，则由神经系统随时作出决定。基因是主要的策略制定者；脑子则是执行者。但随着脑子的日趋高度发达，它实际上接管了越来越多的决策机能，而在这样做的过程中运用诸如学习和模拟的技巧。这个趋势在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将会是，基因给予生存机器一个全面的策略性指示：请采取任何你认为是最适当的行动以保证我们的存在。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物种达到这样的水平。

和计算机类比以及和人类如何作出决定进行类比确实很右意思。但我们必须回到现实中来，而且要记注，事实上进化是一步一步通过基因库内基因的差别性生存来实现的。因此，为使某种行为模式——利他的或自私的——能够演化，基因库内“操纵”那种行为的基因必须比“操纵”另外某种行为的、与之匹敌的基因或等位基因有更大的存活可能性。一个操纵利他行为的基因，指的是对神经系统的发展施加影响，使之有可能表现出利他行为的任何基因。我们有没有通过实验取得的证据，表明利他行为是可遗传的呢？没有。但这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到目前为止，很少有人对任何行为进行遗传学方面的研究。还是让我告诉你们一个研究行为模式的实例吧！这个模式碰巧并不带有明显的利他性，但它相当复杂，足以引起人们的兴趣。这是一个说明如何继承利他行为的典型例子。

蜜蜂有一种叫腐臭病（foul brood）的传染病。这种传染病侵袭巢室内的幼虫。养蜂人驯养的品种中有些品种比其他的品种更易于感染这种病，而且至少在某些情况下各品系之间的差异证明是由于它们行为上的不同。有些俗称卫生品系的蜜蜂能够找到受感染的幼虫，把它们从巢室里拉出来并丢出蜂房，从而迅速地扑灭流行病。那些易感染的品系之所以易于染病正是因为它们没有这种杀害病婴的卫生习惯。实际上这种卫生行为是相当复杂的。工蜂必须找到每一患病幼虫所居住的巢室，把上面的蜡盖揭开，拉出幼虫，把它拖出蜂房门，并弃之于垃圾堆上。

由于各种理由，用蜜蜂做遗传学实验可以说是一件相当复杂的事情。工蜂自己一般不繁殖，因此你必须以一个品系的蜂后和另外一个品系的雄蜂杂交，然后观察养育出来的子代工蜂的行为。罗森比勒（W.C.Rothenbunler）所作的实验就是这样进行的。他发现第一代子代杂交种的所有蜂群都是不卫生的：它们亲代的卫生行为似乎已经消失，尽管事实上卫生的基因仍然存在，但这些基因已变成隐性基因了，象人类的遗传蓝眼睛的基因一样。罗森比勒后来以第一代的杂交种和纯粹的卫生品系进行“回交”（当然也是用蜂后和雄蜂），这一次他得到了绝妙的结果。子代蜂群分成三类：第一类表现出彻底的卫生行为，第二类完全没有卫生行为，而第三类则是拆衷的。这一类蜜蜂能够找到染病的幼虫，揭开它们的蜡蜂巢的盖子，但只到此为止，它们并不仍掉幼虫。据罗森比勒的猜测，可能存在两种基因，一种是进行揭盖的，另一种是扔幼虫的。正常的卫生品系两者兼备，而易受感染的品系则具有这两种基因的等位基因——它们的竞争对手。那些在卫生行为方面表现为拆衷的杂交种，大概仅仅具有揭盖的基因（其数量是原来的两倍）而不具有扔幼虫的基因。罗森比勒推断，他在实验中所培育出来的，显然完全是不卫生的蜂群里可能隐藏着一个具有扔幼虫的基因的亚群，只是由于缺乏揭盖子基因而无能为力罢了。他以非常巧妙的方式证实了他的推断：他自己动手把蜂巢的盖子揭开。果然，蜡盖揭开之后，那些看起来是不卫生的蜜蜂中有一半马上表现出完全正常的把幼虫扔掉的行为。

这段描述说明了前面一章提到的若干重要论点。它表明，即使我们对把基因和行为连接起来的各种胚胎因素中的化学连接一无所知，我们照样可以恰如其分他说“操纵某种行为的基因”。事实上，这一系列化学连接可以证明甚至包括学习过程。例如，揭蜡盖基因之所以能发挥作用，可能是因为它首先让蜜蜂尝到受感染的蜂蜡的味道。就是说，蜂群会发觉把遮盖病仔的蜡盖吃掉是有好处的，因此往往一遍又一遍地这样做。即使基因果真是这样发挥作用的，只要具有这种基因的蜜蜂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终于进行揭盖活动，而不具有这种基因的蜜蜂不这样做，那么，我们还是可以把这种基因称为“揭盖子“的基因。

第二，这段描述也说明了一个事实，就是基因在对它们共有的生存机器施加影响时是“合作的”。仍幼虫的基因如果没有揭盖基因的配合是无能为力的，反之亦然。不过遗传学的实验同样清楚地表明，在贯串世世代代的旅程中，这两种基因基本上是相互独立的。就它们的有益工作而言，你尽可以把它们视为一个单一的合作单位；但作为复制基因，它们是两个自由的、独立的行为者。

为了进行论证，我们有必要设想一下“操纵”各种不大可能的行为的基因。譬如我说有一种假设的“操纵向溺水的同伴伸出援手的行为”的基因，而你却认为这是一种荒诞的概念，那就请你回忆一下上面提到的卫生蜜蜂的情况吧。要记住，在援救溺水者所涉及的动作中，如一切复杂的肌肉收缩，感觉整合，甚至有意识的决定等等，我们并不认为基因是唯一的一个前提因素。关于学习、经验以及环境影响等等是否与行为的形成有关这个问题我们没有表示意见。你只要承认这一点就行了：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同时在许多其他的主要基因在场，以及各种环境因素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一个基因，凭其本身的力量比它的等位基因有更大的可能促使一个个体援救溺水者。这两种基因的差别归根结底可能只是某种数量变数的差异。有关胚胎发育过程的一些细节尽管饶有风趣，但它们与进化的种种因素无关。洛伦茨明确地阐明了这一点。

基因是优秀的程序编制者，它们为本身的存在而编制程序。生活为它们的生存机器带来种种艰难险阻，在对付这一切艰难险阻时这个程序能够取得多大的成功就是判定这些基因优劣的根据。这种判断是冷酷无情的，关系到基因的生死存亡。下面我们将要谈到以表面的利他行为促进基因生存的方式。但生存机器最感关切的显然是个体的生存和繁殖，为生存机器作出各种决定的脑子也是如此。属同一“群体”的所有基因都会同意将生存和繁殖放在首位。因此各种动物总是竭尽全力去寻找并捕获食物，设法避免自己被抓住或吃掉；避免罹病或遭受意外；在不利的天气条件下保护自己；寻找异性伴侣并说服它们同意交配；并以一些和它们享受的相似的优越条件赋予它们的后代。我不打算举出很多例子——如果你需要一个例证，那就请你下次仔细观察一下你看到的野兽吧。但我却很想在这里提一下一种特殊的行为，因为我们在下面谈到利他行为与自私行为时必须再次涉及这种行为。我们可以把这种行为概括地称为联络（communication）。

我们可以这样说，一个生存机器对另一个生存机器的行为或其神经系统的状态施加影响的时候，前者就是在和后者进行联络。这并不是一个我打算坚持为之辩护的定义，但对我们目前正在探讨的一些问题来说，这个定义是能够说明问题的。我所讲的影响是指直接的、偶然的影响。联络的例子很多：鸟、蛙和蟋蟀的鸣唱；狗的摇动尾巴和竖起长颈毛；黑猩猩的“露齿而笑”；人类的手势和语言等。许许多多生存机器的行动，通过影响其他生存机器的行为的间接途径，来促进其自身基因的利益。各种动物千方百计地使这种联络方式取得成效。鸟儿的鸣唱使人们世世代代感到陶醉和迷惘。我上面讲过的弓背鲸的歌声表达出更其高超的意境，同时也更迷人。它的音量宏大无比，可以传到极其遥远的地方，音域广阔，从人类听觉能够听到的亚音速的低沉的隆隆声直到超音速的、短促的刺耳声。蝼蛄之所以能发出宏亮的歌声，这是因为它们在泥土中精心挖成双指数角状扩音器一样的土穴，在里面歌唱，唱出的歌声自然得到扩大。在黑暗中翩翩起舞的蜂群能够为其他觅食的蜂群准确地指出前进的方向以及食物在多远的地方可以找到。这种巧妙的联络方法只有人类的语言可以与之比美。

动物行为学家的传统说法是，联络信号之逐步完善对发出信号者和接收信号者都有禆益。譬如说，雏鸡在迷途或受冻时发出的尖叫声可以影响母鸡的行为。母鸡听到这种吱吱啁啁的叫声后通常会应声而来，把小鸡领回鸡群。我们可以说，这种行为的形成是由于它为双方都带来好处；自然选择有利于迷途后会吱吱啁啁叫的雏鸡，也有利于听到这种叫声后随即作出适当反应的母鸡。

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其实无此必要），我们可以认为雏鸡叫声之类的信号具有某种意义或传达某种信息。在这个例子里，这种呼唤声相当于“我迷路了！”我在第一章中提到的小鸟发出的报警声传递了“老鹰来了！”这一信息。那些收到这种信息并随即作出反应的动物无疑会得到好处。因此，这个信息可以说是真实的。可是动物会发出假的信息吗？它们会扯谎吗？

说动物说谎这种概念可能会令人发生误解，因此我必须设法防止这种误解的产生。我记得出席过一次比阿特丽斯（Beatrice）和加德纳（Alan Gardner）主讲的一次讲座，内容是关于他们所训练的遇逸闻名的“会说话的”黑猩猩华舒（她以美国手势语表达思想。对学习语言的学者来说，她的成就可能引起广泛的兴趣）。听众中有一些哲学家，在讲座结束后举行的讨论会上，对于华舒是否会说谎这个问题他们费了一番脑筋。我猜想，加德纳夫妇一定有些纳闷，为什么不谈谈其他更有趣的问题呢？我也有同感。在本书中，我所使用的“欺骗”、“说谎”等字眼只有直截了当的含义，远不如哲学家们使用的那么复杂。他们感兴趣的是有意识的欺骗。而我讲的仅仅是在功能效果上相当于欺骗的行为。如果一只小鸟在没有老鹰出现的情况下使用“鹰来了”这个信号，从而把它的同伴都吓跑，让它有机会留下来把食物全都吃掉，我们可以说它是说了谎的。我们并不是说它有意识地去欺骗。我们所指的只不过是，说谎者在牺牲其同伴的利益的情况下取得食物。其他的小鸟之所以飞走，这是因为它们在听到说谎者报警时作出在真的有鹰出现的情况下那种正常反应而已。

许多可供食用的昆虫，如前一章提到的蝴蝶，为了保护自己而模拟其他味道恶劣的或带刺的昆虫的外貌。我们自己也经常受骗，以为有黄黑条纹相间的食蚜蝇就是胡蜂。有些苍蝇在模拟蜜蜂时更是惟妙惟肖，肉食动物也会说谎。琵琶鱼在海底耐着性子等待，将自己隐蔽在周围环境中，唯一触目的部分是一块象虫一样蠕动着的肌肉，它挂在鱼头上突出的一条长长的“钓鱼竿”末端。小鱼游近时，琵琶鱼会在小鱼面前抖动它那象虫一样的钩饵，把小鱼引到自己的隐而不见的咀巴旁。大咀突然张开，小鱼被囫囵吞下。琵琶鱼也在说谎。它利用小鱼喜欢游近象虫一样蠕动着的东西这种习性。它在说，“这里有虫”任何“受骗上当”的小鱼都难逃被吞掉的命运。

有些生存机器会利用其他生存机器的性欲。蜂兰（bee orchid）会引诱蜜蜂去和它的花朵交配，因为这种兰花活象雌蜂。兰花必须从这种欺骗行为中得到的好处是传播花粉，因为一只分别受到两朵兰花之骗的蜜蜂必然会把其中一朵兰花的花粉带给另外一朵。萤火虫（实际上是甲虫）向配偶发出闪光来吸引它们。每一物种都有其独特的莫尔斯电码一样的闪光方式，这样，不同物种之间不会发生混淆不清的现象，从而避免有害的杂交。正象海员期待发现某些灯塔发出的独特的闪光模式一样，萤火虫会寻找同一物种发出的密码闪光模式。Photuris属的萤火虫雌虫“发现”如果它们模拟Photinus属的萤火虫雌虫的闪光密码，它们就能把Photinus属的萤火虫雄虫引入壳中。photuris属的雌虫就这样做了。当一只Photinus属的雄虫受骗接近时，雌虫就不客气地把它吃掉。说到这里，我们自然会想起与此相似的有关塞王（Siren）和洛勒莱（Lorelei)的故事，但英国西南部的康瓦耳（Cornwall）人却会追忆昔日那些为行劫而使船只失事的歹徒，他们用灯笼诱船触礁，然后劫掠从沉船中散落出来的货物。

每当一个联络系统逐渐形成时，这样的风险总会出现：即某些生物利用这个系统来为自己谋私利。由于我们一直受到“物种利益”这个进化观点的影响，因此我们自然首先认为说谎者和欺骗者是属于不同的物种的：捕食的动物，被捕食的动物，寄生虫等等。然而，每当不同个体的基因之间发生利害冲突时，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说谎、欺骗等行为以及联络手段用于自私的目的的情况。这包括属于同一物种的不同个体。我们将会看到，甚至子女也要欺骗父母，丈夫也要欺骗妻子，兄弟俩也要相互欺骗。

有些人相信，动物的联络信号原来是为了促进相互的利益而发展的，只是后来为坏分子所利用。这种想法毕竟是过于天真。实际的情况很可能是：从一开始，一切的动物联络行为就合有某种欺诈的成分，因为所有的动物在相互交往时至少要牵涉到某种利害冲突。我打算在下面一章介绍一个强有力的观点，这个观点是从进化的角度来看待各种利害冲突的。

谢选骏指出：《深度书评|揭开基因机器的神秘面纱》2022/10/13|汪冰书评人）报道：当你能够滑动拇指，看到屏幕上的这些文字，就应该感谢一种纳米级的基因机器——核糖体。提到DNA，几乎人人都有所耳闻，而说到核糖体，很多人都会一脸茫然。按照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文奇·拉马克里希南的话说，“不仅眼睛的多数部分是由核糖体制造的，而且几乎所有生命的每一个细胞里的每一个分子要么是核糖体制造的，要么是由核糖体生成的酶制造的。”确切地说，这里的“每一个分子”指的是“每一个蛋白质分子”，而蛋白质分子是有机体细胞结构与功能的最基本和重要的组成部分，比如负责运输氧气的血红蛋白、皮肤中的胶原蛋白、还有抵御病毒时产生的抗体也是一种蛋白质。如果不能源源不断地持续制造蛋白质，人体就无法维持正常生理功能，完成自我修复和更新，生命也会戛然而止，所以人体内必须有一个高效运转的蛋白质生产工厂。

众所周知，基因是生命的蓝图，但是光有蓝图没有原材料和生产机器什么也制造不出来。DNA的结构虽然告诉了我们基因是如何自我复制和传递的，但是它没法告诉我们这些遗传信息如何变成了蛋白质。换句话说，只是知道了基因的结构，依然无法解释从信息蓝图到鲜活生命的巨大跃迁：从三个碱基一组的遗传密码子，如何变成由20多种氨基酸组成的千变万化的蛋白质呢？很多人都试图攻克这个难题，直到有科学家发现细胞内蛋白质的合成发生在一种特殊的颗粒上，这种颗粒小到可以在一根头发丝上的宽度上轻松地排列4000个，这种颗粒后来被命名为“核糖体”。发现核糖体及其在蛋白质合成过程中的作用是现代生物学几个伟大成就中的一个巅峰，因为它是连接基因及其编码的蛋白质之间的桥梁。正是核糖体作为生产机器，把原材料（氨基酸），按照建筑蓝图（基因）的设计连接在一起，生产出功能各异的产品（蛋白质）。

因此，在文奇·拉马克里希南的新书《基因机器》中，核糖体被形象地称为 “基因机器”，而他荣获2009年诺贝尔化学奖正是因为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我们不妨先看看他是如何走上这条诺奖之路的。19岁大学毕业之前，文奇一直生活在印度，但是遍布机会的美国吸引着他，何况那里还诞生过他崇拜的理性英雄——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他想去美国读书，可是虽然出身于印度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母也无法负担他在美国的学费，所以文奇选择了一个愿意给他奖学金的大学，虽然他连那所学校的名字都没听说过。用文奇父亲的话说，“去哪儿并不重要，只要你努力，迟早都能混出来”。他开始选择的是物理系，结果“进行论文研究的时候他都无法提出重要的问题，更不用说如何解决它们了”。就这样他过了几年浑浑噩噩的研究生生活，用后来他自己的话说“如果我有这样的研究生，我早就把他开除了！”

不久，一位叫薇拉·罗森伯里的女人走进了他的生活，不到一年时间，他们就火速结婚了，就这样23岁的文奇成了薇拉5岁女儿的继父，而且薇拉还想再要一个孩子。此时的文奇马上要完成物理学博士学位，但是面对养家糊口的重任，他却感到茫然，他已经知道自己对物理学不感兴趣也谈不上有天赋，但还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些什么。这时《科学美国人》杂志成了他的缪斯，文奇从每期对生物学进展的报道中得出一个结论：它们“看上去好像是我这样的凡人也能做出的成就”。于是他决定从零开始，再读一个生物学博士。几年之后，文奇进修生物学的时候，《科学美国人》上另一篇关于核糖体的文章又一次改变了他的人生。

那时核糖体已经被研究了几十年，但是一直没有人能弄明白它的内部细节和运作过程， “这就好像我们知道一辆汽车有4个轮子、窗户和一个操纵方向盘的驾驶员，除此之外对于它实际如何运行一无所知。” 因为核糖体不像DNA分子那么简单，它太大、太复杂了，连搞清它的结构都是一项艰巨而棘手任务，更别提它的运作机制了，很多研究者都望而怯步。在《基因机器》一书中，文奇写道，“像许多其他领域一样，科学也有追逐潮流之趋，在不同的时间段，某些领域，通常是那些有快速新发现的新领域，被认为比其他领域更有趣。一旦进展变得困难的时候，许多科学家就换到另一个新问题。极富创造力的人会开创全新的领域，而其他人只是追着潮流走。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我们对现象的理解就会很肤浅，但幸运的是还有一些科学家能坚持钻研一个问题，刨根问底，不管它有多老多困难。”毫无疑问，文奇就属于后者，他决定研究一个当时“已经老掉牙不时髦的问题”——核糖体的结构和功能。

除了核糖体有50万个原子，本身就巨大复杂之外，若想揭开它的神秘面纱，文奇还要面临两个艰巨的技术难题。首先，用何种方式来才能“看清”核糖体。早在19世纪，德国物理学家恩斯特·阿贝就计算出只有当两个物体的距离不小于用于观察它们的光的波长的一半时我们才能观察到这两个物体是分开的，或者“分辨”它们，比如，可见光的波长通常为500纳米，因此非常细微的细节（例如，短于250纳米的不同特征）根本看不到。所以，约20～30纳米的核糖体虽然从分子量上堪称巨大，但是对比可见光的观察极限来说实在是太微小了。幸运的是，除了可见光以外，还有一种“波”可资利用，那就是X射线，因为它恰好比可见光波长小一千倍以上，这个波长用来观测原子细节正合适。后来，文奇用来“看清”核糖体结构的“光”，正是由同步加速器产生的X射线，使用同步加速器的一大好处是可以精确地选择X射线的波长，调整分辨率。

但是问题又来了，通过X射线法所观察的并不是某一个核糖体而是核糖体的结晶，确切的说，这种方法是利用X射线照射在晶体上会发生衍射，再根据衍射的X射线，通过数学计算推断出晶体中的原子排列细节（又被称为X射线晶体学）。所以，要想看清核糖体，必须先要有核糖体的结晶。每个人都见过食盐的结晶，但是蛋白质比氯化钠这样的无机物小分子要复杂太多。像蛋白质这样的大分子并不完全是刚性的，它们往往很松散，周围有小小的袢（环圈）和延展结构。蛋白质能够结晶本身就足以令人惊叹，并且通常情况下蛋白质越大，结晶越难。文奇曾说过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把大理石堆在一起很容易，但是把很多蓬松柔软的泰迪熊堆成一个稳定结构就太难了”，而蛋白质大分子就像泰迪熊，它们不仅极难形成结晶，而且晶体结构本身也很容易遭到破坏。

因为观察方法已经基本确定，所以，在核糖体结构的国际科研竞赛中，制备高质量的核糖体晶体就成了重中之重。在这场竞赛中，文奇决定独辟蹊径。当时已知核糖体有两个组成部分，50S大亚基和30S小亚基，对于这样一个复杂的结构，分成两部分分别进行研究是非常自然的想法。一直领先文奇的那些实力雄厚的研究团队聚焦于50S大亚基的研究，而文奇的团队只有几个人，他选择了30S小亚基。首先，这避免了与他人直接竞争，而且30S的小亚基只有50S体积的一半，从研究难度来说似乎也是更好的选择。事实证明，他很明智。文奇不仅率先获得了核糖体小亚基高分辨率晶体结构，后来还解析了整个核糖体的复合物原子结构，这些研究有助于认识一些重要问题，比如核糖体如何“识别”图纸的起点和终点，即在哪里开始和停止工作？它如何能“看懂”图纸的细节并将一个又一个氨基酸连接在一起？核糖体在制造蛋白质的时候如何兼顾效率和正确率，防止犯错？等等。2009年，文奇因为这些有重大意义的贡献被授予了诺贝尔化学奖，而他所著的《基因机器》一书就是对这一历程的全景式记录。

《基因机器》不仅揭开了核糖体的神秘面纱，它交错的叙事线就像双螺旋DNA，在全景展现科研内幕的同时，还为我们呈现了一位新移民科学家，一个曾是门外汉的生命科学研究者，一个肩负家庭责任的丈夫和父亲，一个对自己经常充满怀疑又对目标坚定不移的理想主义者是如何取得成功的。他的成功有天赋、有运气、有努力，更有一颗对自身生命和万物的惊奇之心。面对重重压力和挑战，文奇矢志不渝地坚持投身于他最感兴趣的谜题，成功并非不重要，但是答案本身更有意义。书中文奇以惊人的坦诚，开诚布公地分享了自己在科研路上的压力和迷茫，对科学界政治的愤怒和不适，还有对诺贝尔奖的矛盾心理。在他看来诺贝尔奖只有三个人能获奖太不公平了，不能用体育比赛的方式来看待科学竞赛，因为你很难分清究竟谁的贡献更大，在科学的发展与进步中，每一个都踩在前人的肩膀上，同时也都依赖旁人的协助。也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文奇不吝笔墨地写出了每一个与他一起经历这趟发现之旅的人，他笔下不是一串长长的感谢名单，而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鲜活人物，在文奇眼中，他们大概算是人类认识和发现活动中的 “平民英雄”。

当然，文奇对核糖体的研究其意义远不只是知晓生命的奥秘，满足科学家的好奇。很多抗生素的作用靶点正是核糖体，比如，四环素、氯霉素、红霉素等都可以通过阻碍病原体的蛋白质的合成来发挥作用，蛋白质是生命的重要基础，阻断了蛋白质合成就是阻断了生命过程。而且，随着对核糖体结构和运作机制更加详细的研究，这些成果可以帮助人类设计出抵抗耐药细菌的新型抗生素，未来可期。

关于核糖体的故事远未结束，正如结尾文奇写道的那样，“关于核糖体的故事有它自身的戏剧性，无论我们是否只是发现的媒介，让人感到兴奋的是，它发生时我在场。”作为读者，阅读《基因机器》也给了我们这样一次“在场”的机会，不仅能见证激动人心的时刻，更能充分体会到科学之谜即科学之美。

我看——机器时代的人们用自己的“机心”或是“心机”，把一切都看成了机器，包括了“人是机器”、“国家机器”以及“基因机器”……但我想说的是，这是机器时代的一种想法，一种比喻……仅此而已。

【第五章 进犯行为：稳定性和自私的机器】

本章所要讨论的主要是关于进犯行为这个在很大程度上被误解了的论题。我们将继续把个体作为一种自私的机器加以论述，这种机器的程序编制就是为了完成对它的作为一个整体的全部基因来说是最有益的任何事情。这种讲法是为了叙述的简便。本章结尾时我们将再回到以单个基因为对象的讲法。

对某个生存机器来说，另一个生存机器（不是前者自己的子女，也不是另外的近亲）是它环境的一部分，就象一块岩石、一条河流或一块面包是它的环境一样。这另一个生存机器可以制造麻烦，但也能够加以利用。它同一块岩石或一条河流的一个重要区别在于：它往往要还击。因为它也是机器，拥有寄托着其未来的不朽基因，而且为了保存这些基因，它也会不惜赴汤蹈火。自然选择有利于那些能够控制其生存机器从而充分利用环境的基因，包括充分利用相同物种和不同物种的其他生存机器。

有时，生存机器似乎相互不大影响对方的生活。举例说，鼹鼠同乌鸫不相互吞食，不相互交配，也不争夺居住地盘。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认为它们老死不相往来。它们可能为某种东西而竞争，也许是争夺蚯蚓。这并不等于说你会看到鼹鼠和乌鸫为一条蚯蚓而你争我夺；事实上，一只乌鸫也许一生中也见不到一只鼹鼠。但是，如果你把鼹鼠种群消灭干净，对乌鸫可能产生明显的影响，尽管对于发生影响的细节，或通过什么曲折迁遇的间接途径发生影响，我都不敢妄加猜测。

不同物种的生存机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发生影响。它们可能是肉食动物或被捕食的动物，是寄生虫或宿主，也可能是争夺某些稀有资源的对手。它们可以通过各种特殊方式被利用，例如，花利用蜜蜂作为花粉的传播者。

属于同一物种的生存机器往往更加直接地相互影响对方的生活。发生这种情况有许多原因。原因之一是，自己物种的一半成员可能是潜在的配偶，而且对其子女来讲，它们有可能是勤奋和可以利用的双亲；另一个原因是，同一物种的成员，由于相互非常相似，由于都是在同一类地方保存基因的机器，生活方式又相同，因此它们是一切生活必需资源的更直接的竞争者。对乌鸫来说，鼹鼠可能是它的竞争对手，但其重要性却远不及另一只乌鸫。鼹鼠同乌鸫可能为蚯蚓而进行竞争，但乌鸫同乌鸫不仅为蚯蚓而且还为其他一切东西而相互争夺。如果它们属于同一性别，还可能争夺配偶。通常是雄性动物为争夺雌性配偶而相互竞争，其中道理我们将会看到。这种情况说明，如果雄性动物为与之竞争的另一只雄性动物造成损害的话，也许会给它自己的基因带来好处。

因此，对生存机器来说，合乎逻辑的策略似乎是将其竞争对手杀死，然后最好是把它们吃掉。尽管自然界会发生屠杀和同类相食的现象，但认为这种现象普遍存在却是对自私基因的理论的一种幼稚的理解。事实上，洛伦茨在《论进犯行为》一书中就强调指出，动物间的搏斗具有克制和绅士风度的性质。他认为，动物间的搏斗有一点值得注意：它们的搏斗是一种正常的竞赛活动，象拳击或击剑一样，是按规则进行的。动物间的搏斗是一种手持钝剑或戴着手套进行的搏斗。威胁和虚张声势代替了真刀真枪。胜利者尊重降服的表示，它不会象我们幼稚的理论所能断言的那样，会给投降者以致命的打击或撕咬。

把动物的进犯行为解释成是有克制的而且是有一定规格的行为，可能会引起争论。尤其是把可怜的历史悠久的人类说成是屠杀自己同类的唯一物种，是该隐（cain）印记以及种种耸人听闻的此类指责的唯一继承人，显然都是错误的。一个博物学家是强调动物进犯行为暴力的一面、还是克制的一面，部分取决于他通常所观察的动物的种类，部分取决于他在进化论方面的偏见，洛伦茨毕竟是一个主张“物种利益”的人。即使对动物搏斗方式的描述有些言过其实，但有关动物文明搏斗的观点至少是有些道理的。表面上看，这种现象似乎是一种利他主义的形式。自私基因的理论必须承担对这种现象作出解释这一艰巨任务。为什么动物不利用每一个可能的机会竭尽全力将自己物种的竞争对手杀死呢？

对这一问题的一般回答是，那种破釜沉舟的好斗精神不但会带来好处，而且也会造成损失，而且不仅仅是时间和精力方面的明显损失。举例说，假定B和C都是我的竞争对手，而我又正好同B相遇。我作为一个自私的个体，按理讲我应想法将B杀死。但先别忙，请听我说下去。C既是我的对手，也是B的对手。如果我将B杀掉，就为C除掉了一个对手，我就无形中为C做了一件好事。假使我让B活着也许更好些，因为这样B就可能同C进行竞争或搏斗，我也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不分青红皂白地去杀死对手并无明显的好处，这个假设的简单例子的寓意即在于此。在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竞争体系内，除掉一个对手并不见得就是一件好事，其他的竞争对手很可能比你从中得到更多的好处。那些负责控制虫害的官员们所得到的就是这类严重的教训。你遇到了一场严重的农业虫害，你发现了一种扑灭这场虫害的好办法，于是你高高兴兴地按这个办法去做了。殊不知这种害虫的消灭反而使另外一种害虫受益，其程度甚至超过对人类农业的好处。结果是，你的境遇比以前还要糟。

另一方面，有区别地把某些特定的竞争对手杀死，或至少与其进行搏斗，似乎是一个好主意。如果B是一只象形海豹（elephant seal），拥有一大群“妻妾”（harem），而我也是一只象形海豹，把它杀死我就能够把它的“妻妾”弄到手，那我这样做可能是明智的。但即使在有选择性的搏斗中也会有损失，也是要冒风险的。进行还击以保卫其宝贵的财产对B是有利的。如果是我挑起一场搏斗的话，我的下场同它一样，很可能以死亡告终。说不定我死它不死的可能性甚至更大。我想同它进行搏斗是因为它掌握着一种宝贵的资源。但它为什么会拥有这种资源的呢？它也许是在战斗中赢来的。在和我交手以前，它也许已经击退过其他的挑战者。它可能是一个骁勇善战的斗士。就算是我赢了这场搏斗而且得到了这群“妻妾”，但我可能在搏斗的过程中严重受伤，以致不能够享用得来的好处。而且，搏斗耗尽了时间和精力。把时间和精力暂时积蓄起来说不定更好。如果我一门心思进食，并且在一段时间内不去惹事生非，我会长得更大和更强壮。最终我是会为争夺这群“妻妾”而同它进行搏斗的，但如果我等待一下而不是现在就勿促上阵，我获胜的机会可能更大。

上面这段自我独白完全是为了说明：在决定要不要进行搏斗之前，最好是对“得-失”进行一番如果说是无意识的、但却是复杂的权衡。尽管进行搏斗无疑会得到某些好处，但并非只有百利而无一弊。同样，在一场搏斗的过程中，牵涉到让搏斗升级还是缓和下来的每一个策略上的决定都各有其利弊，而且这些利弊在原则上都可以进行分析。个体生态学家对这种情况早已有所了解，尽管这种了解还不太清晰明确，但只有史密斯才能有力地和明确地表明了这种观点，而通常并不认为他是一位生态学家。他同普赖斯（G.R.Price）和帕克（G.A.parker）合作运用称为博奕论（Game Theory）这一数学上的分支。他们的独到的见解能够用语言而不用数学符号表达出来，尽管其精确程度因此有某些损失。

进化上的稳定策略（evolutionarily stable strategy以下简称ESS）是史密斯提出的基本概念。他追根溯源，发现最早有这种想法的是汉密尔顿（W.D.Hamilton）和麦克阿瑟（R.H.Mac Arthur）。“策略”是一种程序预先编制好的行为策略。例如，“向对手进攻；如果它逃就追；如果它还击就逃”就是一种策略。我们所说的策略并不是个体有意识地制订出来的，弄清这点十分重要。不要忘记，我们是把动物描绘成机器人一样的生存机器，它的肌肉由一架程序预先编制好的计算机控制。用文字把策略写成一组简单的指令只是为了便于我们思考。由某种难以具体讲清楚的机制作用所产生的动物行为，就好象是以这样的指令为根据的。

凡是种群的大部分成员采用某种策略，而这种策略的好处为其他策略所比不上的，这种策略就是进化上的稳定策略或ESS。这一概念既微妙又很重要。换句话讲，对于个体来说，最好的策略取决于种群的大多数成员在做什么。由于种群的其余部分也是由个体组成，而它们都力图最大限度地扩大其各自的成就，因而能够持续存在的必将是这样一种策略：它一旦形成，任何举止异常的个体的策略都不可能与之中拟。在环境的一次大变动之后，种群内可能出现一个短暂的进化上的不稳定阶段，甚至可能出现波动。但一种ESS一旦确立，就会稳定下来：偏离ESS的行为将要受到自然选择的惩罚。

为将这一观点用于解释进犯行为，我们来研究一下史密斯所假设的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定有一个特定的物种叫鹰和鸽子（这两个名称系按人类的传统用法，但同这两种鸟的习性无关：其实鸽子是一种进攻性相当强的鸟。）在这个物种的某个种群中只存在两种搏斗策略。在我们这个假定的种群中，所有个体不是鹰就是鸽子。鹰搏斗起来总是全力以赴，孤注一掷的，除非身负重伤，否则绝不退却；而鸽子却只是以风度高雅的惯常方式进行威胁恫吓，从不伤害其他动物。如果鹰同鸽子搏斗，鸽子迅即逃跑，因此鸽子不会受伤。如果是鹰同鹰进行搏斗，它们会一直打到其中一只受重伤或死亡才罢休。如果是鸽子同鸽子相遇，那就谁也不会受伤；它们长时间地摆开对峙的架式，直到它们中的一只感到疲劳了，或者感到厌烦而决定不再对峙下去，从而作出让步为止。我们暂且假定一个个体事先无法知道它的对手是鹰还是鸽子。只有在与之进行搏斗时才弄清楚，而且它也记不起过去同哪些个体进行过搏斗，因此无从借鉴。

现在，作为一种纯粹是随意规定的比赛规则，我们规定竞赛者“得分”标准如下：赢一场50分，输一场0分，重伤者-100分，使竞赛拖长浪费时间者一10分。我们可以把这些分数视为能够直接转化为基因生存的通货。得分高而平均“盈利”也高的个体就会在基因库中遗留下许多基因。在广泛的范围内，实际的数值对分析并无多大意义，但却可以帮助我们去思考这一问题。

鹰在同鸽子搏斗时，鹰是否有击败鸽子的倾向，对此我们并不感兴趣，这点是重要的。我们已经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鹰永远会取胜。我们想要知道的是，究竟是鹰还是鸽子是进化上的稳定策略型。如果其中一种是ESS型而另一种不是，那么我们认为属ESS型的那种才会进化。从理论上讲，存在两种ESS型是可能的。不论种群大多数成员所采取的碰巧是什么样的策略——鹰策略也好，鸽子策略也好——对任何个体来说，如果最好的策略是随大流的话，那么，存在两种ESS型是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种群一般总是保持在自己的两种稳定状态中它首先达到的那一种状态。然而我们将会看到，这两种策略，不论是鹰的策略还是鸽子的策略，事实上单凭其自身不可能在进化上保持稳定性，因此我们不应该指望它们任何一个会得以进化。为了说明这点，我们必须计算平均盈利。

假设有一个全部由鸽子组成的种群。不论它们在什么时候进行搏斗，谁也不会受伤。这种比赛都是一些时间拖得很长、按照仪式进行的竞赛，也许是相互虎视眈眈的对峙，只有当一个对手让步，这种竞赛才告结束。于是得胜者因获取有争议的资源而得50分，但因长时间地相互虎视眈眈而浪费时间被罚一10分，因此净得40分。而败方也因浪费时间而被罚-10分。每只鸽子平均可望输赢各半。因此每场竞赛的平均盈利是＋40分和-10分的平均数，即＋15分。所以，鸽子种群中每只鸽子看来成绩都不错。

但是现在假设在种群中出现了一个突变型的鹰。由于它是周围唯一的一只鹰，因此它的每一次搏斗都是同鸽子进行的。鹰对鸽子总是保持不败记录，因此它每场搏斗净得＋50分，而这个数字也就是它的平均盈利。由于鸽子的盈利只有＋15分，因此鹰享有巨大的优势。结果鹰的基因在种群内得以迅速散布。但鹰却再也不能指望它以后遇到的对手都是鸽子了。再举一极端例子，如果鹰基因的成功扩散使整个种群都变成了鹰的天下，那么所有的搏斗都变成鹰同鹰之间的搏斗。这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鹰同鹰相遇时，其中一个受重伤，得-100分，而得胜者则得＋50分。鹰种群中每只鹰在搏斗中可望胜负各半。因此，它在每场搏斗中平均可望得到的盈利是＋50分和-100分的对半，即-25分。现在让我们设想一下，一只生活在鹰种群中的子然一身的鸽子的情景吧。毫无疑问，它每次搏斗都要输掉。但另一方面它却绝不会受伤。因此，它在鹰种群中的平均盈利为0，而鹰种群中的鹰平均盈利却是-25分。因此鸽子的基因就有在种群中散布开来的趋势。

按照我这种叙述方式，好象种群中存在一种连续不断的摇摆状态。鹰的基因扶摇直上迅速占据优势；鹰在数量上占据多数的结果是，鸽子基因必然受益，继而数量增加，直到鹰的基因再次开始繁衍，如此等等。然而情况并不一定是这样摇摆动荡。鹰同鸽子之间有一个稳定的比率。你只要按照我们使用的任意规定的评分制度计算一下的话，其结果是鸽子同鹰的稳定比率为5/12:7/12。在达到这一稳定比率时，鹰同鸽子的平均盈利完全相等。因此，自然选择不会偏袒甲而亏待乙，而是一视同仁。如果种群中鹰的数目开始上升，比率不再是7/12，鸽子就会开始获到额外的优势，比率会再回复到稳定状态。如同我们将要看到的性别的稳定比率是50：50一样，在这一假定的例子中，鹰同鸽子的稳定比率是7：5。在上述的两种比率中，如果发生偏离稳定点的摇摆，这种摆动的幅度不一定很大。

这种情况乍听起来有点象群体选择，但实际上同群体选择毫无共同之处。这种情况听上去之所以象群体选择，是因为它使我们联想到处于一种稳定平衡状态的种群，每当这种平衡被打破，该种群往往能够逐渐恢复这种平衡。但ESS较之群体选择是一种远为精细微妙的概念。它同某些群体比另外一些群体获得更大成功这种情况毫无关系。这只要应用我们假定的例子中的任意评分制度就能很好地加以说明。在由7/12的鹰和5/12的鸽子组成的稳定种群中，个体的平均盈利证明为61/4分。不论该个体是鹰还是鸽子都是如此。61/4分比鸽子种群中每只鸽子的平均盈利（15分）少很多。只要大家都同意成为鸽子，每个个体都会受益。根据单纯的群体选择，任何群体，如其所有个体都一致同意成为鸽子，它所取得的成就比停留在ESS比率上的竞争群体要大得多。（事实上，纯粹由鸽子组成的集团并不一定是最能获得成功的群体。由1/6的鹰和5/6的鸽子所组成的群体中，每场竞赛的平均盈利162/3分。按这个比例组成的才是最有可能获得成功的集团。但就目前的论题而言，我们可以不必考虑这种情况。对每一个体来说，比较单纯的全部由鸽子组成集团，由于每一个体的平均盈利为15分，它要比ESS优越得多。）因此，群体选择理论认为向全部由鸽子组成的集团进化是发展的趋势，因为鹰占7/12的群体取得成功的可能性要小些。但问题是，即使是那些从长远来讲能为其每一成员带来好处的集团，仍免不了会出现害群之马。清一色的鸽子群体中每一只鸽子的境遇都比ESS群体中的鸽子好些，这是事实。然而遗憾的是，在鸽子集团中，一只鹰单枪匹马就可干出无与伦比的业迹，任何力量也不能阻止鹰的进化。因此这个集团因出现内部的背叛行为而难逃瓦解的厄运。ESS种群的稳定倒不是由于它特别有利于其中的个体，而仅仅是由于它无内部背叛行为之隐患。

人类能够结成各种同盟或集团，即使这些同盟或集团在ESS的意义上来说并不稳定，但对每个个体来说却是有利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仅仅是由于每一个体都能有意识地运用其预见能力，从而懂得遵守盟约的各项规定是符合其本身的长远利益的。某些个体为了有可能在短期内获得大量好处而不惜违犯盟约，这种做法的诱惑力会变得难以抗拒。这种危险甚至在人类所缔结的盟约中也是始终存在的。垄断价格也许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将汽油的统一价格定在某种人为的高水平上，是符合所有加油站老板的长远利益的。那些操纵价格的集团，由于对最高的长远利益进行有意识的估计判断，因此能够存在相当长的时期。但时常有个别的人会受到牟取暴利的诱惑而降低价格。这种人附近的同行立刻就会步其后尘，于是降低价格的浪潮就会波及全国。使我们感到遗憾的是，那些加油站老板的有意识的预见能力，这时重新发挥其作用，并缔结垄断价格的新盟约。所以，甚至在人类这一具有天赋的自觉预见能力的物种中，以最高的长远利益为基础的盟约或集团，由于现内部的叛逆而摇摇欲坠，经常有土崩瓦解的可能。在野生动物中，由于它们为竞争的基因所控制，群体利益或集团策略能够得以发展的情形就更少见。我们所能见到的情况必然是：进化上的稳定策略无处不在。

在上面的例子中，我们简单地假定每一个个体不是鹰就是鸽子。我们得到的最终结果是，鹰同鸽子达到了进化上的稳定比率。事实上，就是说鹰的基因同鸽子的基因在基因库中实现了稳定的比率。这种现象在遗传学的术语里被称为稳定的多态性（polymorphism人就数学而言，可以通过下面这个途径实现没有多态性的完全相等的ESS。如果在每次具体竞赛中每一个体都能够表现得不是象鹰就是象鸽子的话，这样一种ESS就能实现：所有的个体表现得象鹰一样的概率完全相等。在我们的具体例子中这个概率就是7/12。实际上这种情况说明，每一个个体在参加每次竞赛时，对于在这次竞赛中究竟要象鹰还是象鸽子那样行动，事先已随意作出了决定；尽管决定是随意作出的，但总是考虑到鹰7鸽5的比例。虽然这些决定偏向于鹰，但必须是任意的，所谓任意是指一个对手无法事先猜出对方在任何具体的竞赛中将采取何种行动，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在连续七次搏斗中充当鹰的角色，然后在连续五次搏斗中充当鸽子的角色如此等等是绝对不可取的。如果任何个体采用如此简单的搏斗序列，它的对手很快就会识破这种策略并加以利用。要对付这种采用简单搏斗序列的战略者，只有在知道它在搏斗中充当鸽子的角色时，你以鹰的行动去应战就能处于有利地位。

当然，鹰同鸽子的故事简单得有点幼稚。这是一种“模式”，虽然这种情况在自然界实际上不会发生，但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自然界实际发生的情况。模式可以非常简单，如我们所假设的模式，但对理解一种论点或得出一种概念仍旧是有助益的。简单的模式能够加以丰富扩展，使之逐渐形成更加复杂的模式。如果一切顺利的话，随着模式渐趋复杂，它们也会变得更象实际世界。要发展鹰同鸽子的模式，一个办法是引进更多的策略。鹰同鸽子并不是唯一的可能性。史密斯和普赖斯所介绍的一种更复杂的策略称为还击者策略（Retaliator）。

还击策略者在每次搏斗开始时表现得象鸽子，就是说它不象鹰那样，开始进攻就孤注一掷，凶猛异常，而是摆开通常那种威胁恫吓的对峙姿态，但是对方一旦向它进攻，它即还击。换句话说，还击策略者当受到鹰的攻击时，它的行为象鹰；当同鸽子相遇时，它的行为象鸽子，而当它同另一个还击策略者遭遇时，它的表现却象鸽子。还击策略者是一种以条件为转移的策略者。它的行为取决于对方的行为。

另一种有条件的策略者称为恃强欺弱的策略者（Bully）。它的行为处处象鹰，但一旦受到还击，它立刻就逃之夭夭。还有一种有条件的策略者是试探还击策略者（prober-retaliator）。它基本上象还击策略者，但有时也会试探性地使竞赛短暂地升级。如果对方不还击，它坚持象鹰一样行动；另一方面，如果对方还击，它就回复到鸽子的那种通常的威胁恫吓姿态。如果受到攻击，它就象普通的还击策略者一样进行还击。

如果将我提到的五种策略都放进一个模拟计算机中去，使之相互较量，结果其中只有一种，即还击策略，在进化上是稳定的。试探性还击策略近乎稳定。鸽子策略不稳定，因为鹰和恃强欺弱者会侵犯鸽子种群。由于鹰种群会受到鸽子和恃强欺弱者的进犯，因此鹰策略也是不稳定的。由于恃强欺弱者种群会受到鹰的侵犯，恃强欺弱者策略也是不稳定的。在由还击策略者组成的种群中，由于其他任何策略也没有还击策略本身取得的成绩好，因此它不会受其他任何策略的侵犯。然而鸽子策略在纯由还击策略者组成的种群中也能取得相等的好成绩。这就是说，如果其他条件不变，鸽子的数目会缓慢地逐渐上升。如果鸽子的数目上升到相当大的程度，试探性还击策略（而且连同鹰和恃强欺弱者）就开始取得优势，因为在同鸽子的对抗中它们要比还击策略取得更好的成绩。试探性还击策略本身，不同于鹰策略和恃强欺弱策略，它在试探性还击策略的种群中，只有其他一种策略，即还击策略，比它取得的成绩好些，而且也只是稍微好一些。在这一意义上讲，它几乎是一种ESS。因此我们可以设想，还击策略和试探性还击策略的混合策略可能趋向于占绝对优势，在这两种策略之间也许甚至有幅度不大的摇摆，同时占比例极小的鸽子在数量上也有所增减。我们不必再根据多态性去思考问题，因为根据多态性，每一个体永远是不采用这种策略，就是采用另一种策略。每一个体事实上可以采用一种还击策略、试探性还击策略以及鸽子策略三者相混的复杂策略。

这一理论的结论同大部分野生动物的实际情况相去不远。在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已经阐述了动物进犯行为中“文明”的一面。至于细节，当然取决于赢、受伤和浪费时间等等的实际“得分”。对于象形海豹来说，得胜的奖赏可能是让它几乎独占一大群“妻妾”的权利。因此这种取胜的盈利应该说是很高的。这就难怪搏斗起来是那样的穷凶极恶，而造成重伤的可能性又是如此之高。把在搏斗中受伤所付出的代价与赢得胜利所得到的好处相比，浪费时间所付出的代价应该说是小的。但另一方面，对一只生活在寒冷的气候中的小鸟来说，浪费时间的代价可能是极大的。喂养雏鸟的大山雀平均每三十秒锺就需要捕到一件猎获物。白天的每一秒锺都是珍贵的。在鹰同鹰的搏斗中，浪费的时间相对来说是短促的，但比起它们受伤的风险，时间的浪费也许应该看作是一件更为严重的事情。遗憾的是，在自然界中各种活动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带来的利益，目前我们知之甚少，不能够提出实际数字。我们不能单纯从我们自己任意选定的数字中轻易地得出结论。ESS型往往能够得以进化；ESS型同任何群体性的集团所能实现的最佳条件不是一回事；常识会使人误入歧途，上述这些总的结论是重要的。

史密斯所思考的另一类战争游戏叫作“消耗战”。可以认为，这种“消耗战”发生在从不参加危险战斗的物种中，也许是盔甲齐全的一个物种，它的受伤可能性很小。这类物种中的一切争端都是按传统的方式摆摆架势来求得解决。竞赛总是以参加竞赛的一方让步而告终。你要是想赢得胜利，那只要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对方，坚持到底毫不动摇，直到对方最终逃走。显然任何动物都不能够无限期地进行威胁恫吓；因为其他地方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做。它为之竞争的资源诚可宝贵，但其价值也并非无限。它的价值只值得化这么多时间，而且正如在拍卖时一样，每一个人只准备出那么多钱。时间就是这种只有两个出价人参加的拍卖中使用的通货。

我们假定所有这些个体都事先精确估计，某一种具体资源（如雌性动物）值得化多长时间。那么一个打算为此稍微多化一点时间的突变性个体就永远是胜利者。因此，出价极限固定不变的策略是不稳定的。即使资源的价值能够非常精确地估计出来，而且所有个体的出价也都恰如其分，这种策略也是不稳定的。任何两个个体按照极限策略出价，它们会在同一瞬间停止喊价，结果谁也没有得到这一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与其在竞赛中浪费时间倒不如干脆一开始就弃权来得上算。消耗战同实际拍卖之间的重要区别在于，在消耗战中参加竞赛的双方毕竟都要付出代价，但只有一方得到这件货色。所以，在极限出价者的种群中，竞赛一开头就弃权的策略会获得成功，从而也就在种群中扩散开来。其结果必然是，对于那些没有立刻弃权而是在弃权之前稍等那么几秒锺的个体来说，它们可能得到的某些好处开始增长起来。这是一种用以对付已经在种群中占绝对优势的那些不战而退的个体的有利策略。这样，自然选择有利于在弃权之前坚持一段时间，使这段时间逐渐延长，直至再次延长到有争议的资源的实际经济价值所容许的极限。

谈论之际，我们不知不觉又对种群中的摇摆现象进行了描述。然而数学上的分析再次表明，这种摇摆现象并非不可避免的。进化上的稳定策略是存在的，它不仅能够以数学公式表达出来，而且能用语言这样来说明：每一个个体在一段不能预先估计的时间内进行对峙，就是说，在任何具体场合难以预先估计，但按照资源的实际价值可以得出一个平构敦。举例说，假如该资源的实际价值是五分锺的对峙。在进化上的稳定策略中，任何个体都可能持续五分锺以上，或者少于五分锺，或者恰好五分锺。重要的是，对方无法知道在这一具体场合它到底准备坚持多长时间。

在消耗战中，个体对于它准备坚持多久不能有任何暗示，这点显然是极为重要的。对任何个体来说，认输的念头一旦流露，那怕只是一根胡须抖动了一下，都会立刻使它处于不利地位。如果说胡须抖动一下就是预示在一分锺内就要退却的可靠征兆，赢得胜利的一个非常简单的策略是：”如果你的对手的胡须抖动了一下，不论你事先准备坚持多久，你都要再多等一分锺。如果你的对手是胡须尚未抖动，而这时离你准备认输的时刻已不到一分锺，那你就立刻弃权，不要再浪费任何时间。绝不要抖动你自己的胡须。”因此，抖动胡须或预示未来行为的任何类似暴露都会很快受到自然选择的惩罚。不动声色的面部表情会得到发展。

为什么要面部表情不动声色，而不是公开说谎呢？其理由还是因为说谎行为是不稳定的。假定情况是这样：在消耗战中，大部分个体只有在确实想长时期战斗下去时才把颈背毛竖起来，那么，能够发展的将是明显的相反策略：在对手竖起颈背毛时立刻认输。但这时说谎者的队伍有可能开始逐渐形成。那些确实无意长时间战斗下去的个体在每次对峙中都将其颈背毛竖起，于是胜利的果实唾手可得。说谎者基因因此扩散开来。在说谎者成为多数时，自然选择就又会有利于那些能够迫使说谎者摊牌的个体。因而说谎者的数目会再次减少。在消耗战中，说谎和说实话同样都不是进化上的稳定策略。不动声色的面部表情方是在进化上的稳定策略。即使最终认输，也是突如其来和难以逆料的。

以上我们仅就史密斯称之为“对称性”（symmetric）竞赛的现象进行探讨。意思是说，我们所作的假定是，竞赛参加者除搏斗策略之外，其余一切方面的条件都是相等的。我们把鹰和鸽子假定为力量强弱相同，具有的武器和防护器官相同，而且可能赢得的胜利果实也相同。对于假设一种模式来说，这是简便的，但并不太真实。帕克和史密斯也曾对“不对称”的竞赛进行了探讨。举例说，如果个体在身材大小和搏斗能力方面各不相同，而每一个体也能够对自己的和对手的身材大小进行比较并作出估计的话，这对形成的ESS是否有影响？肯定是有影响的。

不对称现象似乎主要有三类。第一类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种情况：个体在身材大小或搏斗装备方面可能不同；第二类是，个体可能因胜利果实的多寡而有所区别。比如说，衰老的雄性动物，由于其余生不会很长，如果受伤，它的损失较之来日方长的、精力充沛的年轻雄性动物可能要少。

第三类，纯属随意假定而且明显互不相干的不对称现象能够产生一种ESS，因为这种不对称现象能够使竞赛很快见分晓，这是这种理论的一种异乎寻常的推论。比如说，通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两个竞争者中的一个比另一个早到达竞赛地点。我们就分别称它们为“留驻者”（resident）和“闯入者”（intruder）。为了便于论证起见，我是这样进行假定的，不论是留驻者还是闯入者都不因此而具有任何附加的有利条件。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假定在实际生活中可能与事实不符，但这点并不是问题的关键。问题的关键在于，纵令留驻者具有优于闯入者的有利条件这种假定无理可据，基于不对称现象本身的ESS也很可能会得以形成。简单他讲，这和人类抛掷钱币，并根据钱币的正反面来迅速而毫不用争执地解决争论的情况有类似之处。

“如果你是留驻者，进攻；如果你是闯入者，退却，”这种有条件的策略能够成为ESS。由于不对称现象是任意假定的，因此，“如果是留驻者，退却；如果是闯入者，进攻”这种相反的策略也有可能是稳定的。具体种群中到底采取这两种ESS中的哪一种，这要取决于其中的哪一种ESS首先达到多数。个体的大多数一旦运用这两种有条件的策略的某一种，所有脱离群众的行为皆受到惩罚，这种策略就因之称为ESS。

譬如说，假定所有个体都实行“留驻者赢，闯入者逃”的策略。就是说它们所进行的搏斗将会是输赢各半。它们绝不会受伤，也绝不会浪费时间，因为一切争端都按任意作出的惯例迅速得到解决。现在让我们设想出现一个新的突变型叛逆者。假定它实行的是纯粹的鹰的策略，永远进攻，从不退却，那么它的对手是闯入者时，它就会赢；而当它的对手是留驻者时，它就要冒受伤的很大风险。平均来说，它比那些按ESS的任意规定的准则进行比赛的个体，得分要低些。如果叛逆者不顾惯常的策略而试图反其道而行之，采取“如身为留驻者就逃；如身为闯入者就进攻”的策略，那么它的下场会更糟。它不仅时常受伤，而且也极少有机会赢得一场竞赛。然而，假定由于某些偶然的变化，采用同惯例相反的策略的个体竟然成了多数，这样它们的这种策略就会成为一种准则，偏离它就要受到惩罚。可以想见，我们如果连续观察一个种群好几代，我们就能看到一系列偶然发生的从一种稳定状态跳到另一种稳定状态的现象。

但是实际生活中可能并不存在真正的任意不对称现象。如留驻者实际上可能比闯入者享有更有利的条件，因为它们对当地的地形更熟悉。闯入者也许更可能是气喘吁吁的，因为它必须赶到战斗现场，而留驻者却是一直待在那里的。两种稳定状态中，“留驻者赢，闯入者退”这种状态存在于自然界的可能性更大，其所以如此的理由是比较深奥的。这是因为“闯入者赢，留驻者退”这种相反的策略有一种固有的自我毁灭倾向，史密斯把这种策略称为自相矛盾的策略。处于这种自相矛盾中的ESS状态的任何种群中，所有个体总是极力设法避免处于留驻者的地位：无论何时与对手相遇，它们总是千方百计地充当闯入者。为了做到这一点，它们只有不停地四处流窜，居无定所。这是毫无意义的。这种进化趋势，除无疑会招致时间和精力上的损失之外，其本身往往导致“留驻者’’这一类型的消亡。在处于另一种稳定状态，即“留驻者赢，闯入者退”的种群中，自然选择有利于努力成为留驻者的个体。对每一个体来说，就是要坚守一块具体地盘，尽可能少离开，而且摆出“保卫”它的架势。这种行为如大家所知，在自然界中到处可见，大家把这种行为称为”领土保卫”。

就我所知，伟大的个体生态学家廷伯根（Niko

Tinbergen）所作的异常巧妙和一目了然的试验，再精彩不过地展示了这种行为上的不对称性。他有一只鱼缸，其中放了两条雄性刺鱼。它们在鱼缸的两端各自做了巢，并各自“保卫”其巢穴附近的水域。廷伯根将这两条刺鱼分别放人两个大的玻璃试管中，再把两个试管并排放一起，只见它们隔着玻璃管试图相互搏斗。于是产生了十分有趣的结果。当他将两个试营移到刺鱼A的巢穴附近时，A就摆出进攻的架势，而刺鱼B

就试图退却；但当他将两个试管移到刺鱼B的水域时，因主客易地而形势倒转。廷伯根只要将两个试管从鱼缸的一端移向另一端，他就能指挥哪条刺鱼进攻，哪条退却。很显然，两条刺鱼实行的都是简单的有条件策略：“凡是留驻者，进攻；凡是闯入者，退却。”

这种领土行为有什么生物学上的“好处”？这是生物学家时常要问的问题，生物学家提出了许多论点，其中有些论点稍后我们将会提及。但是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出，提出这样的问题可能本来就是不必要的。这种领土“保卫”行为可能仅仅是由于抵达时间的不对称性而形成的一种ESS，而抵达时间的不对称性通常就是两个个体同一块地盘之间关系的一种特点。

体积的大小和一般的搏斗能力，据认为是非任意性不对称现象中最重要的形式。体积大不一定就是赢得搏斗不可或缺的最重要特性，但可能是特性之一。如果两个个体搏斗时比较大的一个总是赢的话，如果每一个体都能确切知道自己比对手大还是小，只有一种策略是明智的：“如果你的对手比你体积大，赶快逃跑。同比你体积小的人进行搏斗。”假使体积的重要性并不那么肯定，情况也就随之更复杂些。如果体积大还是具有一点优越性的话，我刚才讲的策略就仍旧是稳定的。如果受伤的风险很大的话，还可能有一种“似非而是的策略”，即“专挑比你大的人进行搏斗，见到比你小的就逃”！称之为似非而是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因为这种策略似乎完全违背常识。它之所以能够稳定，其原因在于：在全部由似非而是的策略者组成的种群中，绝不会有人受伤，因为每场竞赛中，逃走的总是参加竞赛的较大的一个。一个大小适中的突变体如实行的是“合理”的策略，即专挑比自己体积小的对手，他就要同他所遇见的人中的一半进行逐步加剧的严重搏斗。因为，如果他遇到比自己小的个体，他就进攻；而较小的个体拼命还击，因为后者实行的是似非而是策略；尽管合理策略的实行者比似非而是策略的实行者赢得胜利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但他仍旧冒着失败和严重受伤的实际风险。由于种群中的大部分个体实行似非而是的策略，因而一个合理策略的实行者比任何一个似非而是策略的实行者受伤的可能性都大。

即使似非而是的策略可能是稳定的，但它大概只具有学术上的意义。似非而是策略的搏斗者只有在数量上大大超过合理策略的搏斗者的情况下才能获得较高的平均盈利。首先，这样的状况如何能够出现实属难以想象。即使出现这种情况，合理策略者对似非而是策略者的比率也只要略微向合理策略者一边移动一点，便达到另一种ESS——合理的策略——的“引力区域”（zone of attraction）。所谓引力区域即种群的一组比率，在这个例子里，合理策略者处于这组比率的范围内时是有利的：种群一旦到达这一区域，就不可避免地被引向合理的稳定点。要是在自然界能够找到一个似非而是的ESS实例会是一件令人兴奋的事情，但我怀疑我们能否抱这样的侈望[我话说得太早了。在我写完了上面这句活之后，史密斯教授提醒我注意伯吉斯（Burgess）关于墨西哥群居蜘蛛oecobius civitas（拟壁钱属）的行为所作的下述描绘“如果一只蜘蛛被惊动并被赶出其隐避的地方，它就急冲冲地爬过岩石，如岩石上面无隙缝可藏身，就可能到同一物种的其他蜘蛛的隐蔽地点去避难。如果闯入者进来时，这个蜘蛛正在家里，它并不进攻，而是急冲冲爬出去再为自己去另寻新的避难所。因此，一旦第一个蜘蛛被惊动，从一个蜘蛛网到另一个蜘蛛网的一系列替换过程要持续几秒锺，这种情况往往会使聚居区的大部分蜘蛛从它们本来的隐蔽所迁徙，到另一只蜘蛛的隐蔽所”（群居蜘蛛，《科学美国人》，1976年3月号）。这就是第109页上所讲的那种意义上的似非而是的现象］。

假如个体对以往搏斗的结果保留某些记忆，情况又会是怎样呢？这要看这种记忆是具体的还是一般的。蟋蟀对以往搏斗的情况具有一般的记忆。一只蟋蟀如果在最近多次搏斗中获胜，它就会变得更具有鹰的特点；而一只最近连遭败北的蟋蟀，其特点会更接近鸽子。亚历山大（R.D.Alexander）很巧妙地证实了这种情况，他利用一个模型蟋蟀痛击真正的蟋蟀。吃过这种苦头的蟋蟀再同其他真正的蟋蟀搏斗时多数要失败。我们可以说，每个蟋蟀在同其种群中有平均搏斗能力的成员作比较的同时，对自己的搏斗能力不断作出新的估计。如果把对以往的搏斗情况具有一般记忆的动物，如蟋蟀，集中在一起组成一个与外界不相往来的群体，过一段时间之后，很可能会形成某种类型的统治集团。观察者能够把这些个体按级别高低的顺序排列。在这一顺序中级别低的个体通常要屈从于级别高的个体。这倒没有必要认为这些个体相互能够辨认。习惯于赢的个体就越是会赢，习惯于失败的个体就越是要失败。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即使开始时个体的胜利或失败完全是偶然的，它们会自动归类形成等级。这种情况附带产生了一个效果：群体中激烈的搏斗逐渐减少。

我不得不用“某种类型的统治集团”这样一个名称，因为许多人只把“统治集团”（dominance hierarchy）这个术语用于个体具有相互辨认能力的情况。在这类例子中，对于以往搏斗的记忆是具体的而不是一般的。作为个体来说，蟋蟀相互辨认不出，但母鸡和猴子都能相互辨认。如果你是一个猴子的话，一个过去曾经打败过你的猴子，今后还可能要打败你。对个体来说，最好的策略是，对待先前曾打败过它的个体应采取相对的带有鸽派味道的态度。如果我们把一群过去相互从未见过的母鸡放在一起，通常会引起许多搏斗。一段时间之后，搏斗越来越少，但其原因同蟋蟀的情况不同。对母鸡来说，搏斗减少是因为在个体的相互关系中，每一个体都能“安分守己”。这对整个群体来说也带来好处，下面的情况足资证明：有人注意到，在已确立的母鸡群体中，很少发生凶猛搏斗的情况，蛋的产量就比较高；相比之下，在其成员不断更换因而搏斗更加频繁的母鸡群体中，蛋产量就比较低。生物学家常常把这种“统治集团”在生物学上的优越性或”功能”说成是在于减少群体中明显的进犯行为。然而这种讲法是错误的。不能说统治集团本身在进化的意义上具有“功能”，因为它是群体而不是个体的一种特性。通过统治集团的形式表现出来的个体行为模式，从群体水平的观点上来看，可以说是具有功能的。然而，如果我们根本不提“功能”这个词，而是按照存在有个体辨认能力和记忆的不对称竞赛中的各种ESS来考虑这个问题，这样甚至会更好些。

迄今我们所考虑的竞争都是指同一物种的成员间的竞争。物种间的竞争情况又是如何呢？我们上面已经谈过，不同物种的成员之间的竞争，不象同一物种的成员之间那样直接。基于这一理由，我们应该设想它们有关资源的争端是比较少的，我们的预料已得到证实。例如，知更鸟保卫地盘不准其他知更鸟侵犯，但对大山雀却并不戒备。我们可以画一幅不同个体知更鸟在树林中分别占有领地的地图，然后在上面迭上一幅个体大山雀领地地图，可以看到两个物种的领地部分重迭，完全不相互排斥，它们简直象生活在不同的星球上。

但不同物种的个体之间也要发生尖锐的利害冲突，不过其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例如，狮子想吃羚羊的躯休，而羚羊对于自己的躯体却另有截然不同的打算。虽然这种情况不是通常所认为的那种争夺资源的竞争，但从逻辑上说，不算竞争资源，道理上难以讲通。在这里，有争议的资源是肉。狮子的基因“想要”肉供其生存机器食用，而羚羊的基因是想把肉作为其生存机器进行工作的肌肉和器官。肉的这两种用途是互不相容的，因此就发生了利害冲突。

同一物种的成员也是肉做的，但为什么同类相食的情况相对来说这样少呢？这种情况我们在黑头鸥中见到过，成年鸥有时要吃自己物种的幼鸥。但我们从未见到成年的肉食动物为吞食自己物种的其他成年动物而主动去追逐它们。为什么没有这种现象呢？我们仍旧习惯于按照“物种利益”的进化观点去思考问题，以致我们时常忘记摆出这样完全有道理的问题：“为什么狮子不去追捕其他狮子？”还有一个人们很少提出的其实是很好的问题：“羚羊为什么见到狮子就逃，而不进行回击呢？”

狮子之所以不追捕狮子是因为那样做对它们来说不是一种ESS。同类相食的策略是不稳定的，其原因和前面所举例子中的鹰策略相同。遭到反击的危险性太大了。而在不同物种的成员之间的竞争中，这种反击的可能性要小些，这也就是那么多的被捕食的动物要逃走而不反击的道理。这种现象可能源出于这样的事实：在不同物种的两只动物的相互作用中存在一种固有的不对称现象，而且其不对称的程度要比同一物种的成员之间大。竞争中的不对称现象凡是强烈的，ESS一般是以不对称现象为依据的有条件的策略。“如果你比对手小，就逃走；如果你比对手大，就进攻”，这种类型的策略很可能在不同物种成员之间的竞争中得到发展，因为可以利用的不对称现象非常之多。狮于和羚羊通过进化上的趋异过程而形成了一种稳定性，而竞争中本来就有的不对称现象也因此变得日益加强。追逐和逃跑分别变成它们各自的高超技巧。一只突变型羚羊如果采取了“对峙并搏斗”的策略来对付狮子，它的命运同那些消失在地平线上的其他羚羊相比，可能要不妙得多。

我总是有一种预感，我们可能最终会承认ESS概念的发明，是自达尔文以来进化理论上最重要的发展之一。凡是有利害冲突的地方，它都适用，这就是说几乎在一切地方都适用。一些研究动物行为的学者沾染了侈谈“社会组织”的习惯。他们动辄把一个物种的社会组织看作是一个具备作为实体的条件的单位，它享有生物学上的“有利条件”。我所举的”统治集团”就是一例。我相信，混迹于生物学家有关社会组织的大量论述中的那些隐蔽的群体选择主义的各种假定，是能够辨认出来的。史密斯的ESS概念使我们第一次能够清楚地看到，一个由许多独立的自私实体所构成的集合体，如何最终变得象一个有组织的整体。我认为，这不仅对物种内的社会组织是正确的，而对于由许多物种所构成的“生态系统”以及“群落”也是正确的。从长远观点来看，我预期ESS概念将会使生态学发生彻底的变革。

我们也可以把这一概念运用于曾在第三章搁置下来的一个问题，即船上的桨手（代表体内的基因）需要很好的集体精神这一类比。基因被选择，不是因为它在孤立状态下的“好”，而是由于在基因库中的其他基因这一背景下工作得好。好的基因应能够和它必须与之长期共同生活于一系列个体内的其余基因和谐共存，相互补充。磨嚼植物的牙齿的基因在草食物种的基因库中是好基因，但在肉食物种的基因库中就是不好的基因。

我们可以设想一个不矛盾的基因组合，它是作为一个单位被选择在一起的。在第三章蝴蝶模拟的例子中，情况似乎就是如此。但现在ESS概念使我们能够看到，自然选择纯粹在独立基因的水平上如何能够得到相同的结果，这就是ESS概念的力量所在。这些基因并不一定是在同一条染色体上连接在一起的。

其实，划船的类比还没达到说明这一概念的程度。它最多只能说明一个近似的概念。我们假定，一个赛艇的全体船员要能真正获得成功，重要的是奖手必须用言语协调其动作。我们再进一步假定，在桨手库中，教练能够选用的桨手，有些只会讲英语，有些只会讲德语。操英语的奖手并不始终比操德语的桨手好些，也不总是比操德语的桨手差些。但由于通话的重要性，混合组成的桨手队得胜的机会要少些，而纯粹讲英语的或纯粹讲德语的所组成的桨手队得胜的机会要多些。

教练没有认识到这点，他只是任意地调配他的桨手，认为得胜的船上的个体都是好的，认为失败的船上的个体都是差的。如果在教练的桨手库中，英国人碰巧占压倒优势，那么，船上只要有一个德国人，很可能就会使这条船输掉，因为无法进行通话；反之，如果在桨手库中凑巧德国人占绝对优势，船上只要有一个英国人，也会使这条船失败。因此，最理想的一队船员应处于两种稳定状态中任何一种，即要么全部是英国人，要么全部是德国人，而绝不是混合阵容。表面上看起来，教练似乎选择清一色的语言小组作为单位，其实不然，他是根据个体桨手赢得竞赛的明显能力来进行选择的。而个体赢得竞赛的趋向则要取决于候选桨手库中现有的其他个体。属于少数的候选桨手会自动受到惩罚，这倒并非因为他们是不好的桨手，而仅仅是由于他们是少数而已。同样，基因因能相互和谐共存而被选择在一起，这并不一定说明我们必须象看待蝴蝶的情况那样，把基因群体也看成是作为单位来进行选择的。在单个基因低水平上的选择能给人以在某种更高水平上选择的印象。

在这一例子中，自然选择有利于简单的行为一致性。更为有趣的是，基因之被选择可能由于它们的相辅相成的行为。以类比法来说明问题，我们可以假定由四个右手划桨手和四个左手划奖手组成的赛艇队是力量匀称的理想队；我们再假定教练不懂得这个道理，他根据“功绩”盲目进行挑选。那么如果在候选桨手库中碰巧右手划桨手占压倒优势的话，任何个别的左手划桨手往往会成为一种有利因素：他有可能使他所在的任何一条船取得胜利，他因此就显得是一个好桨手。反之，在左手划桨手占绝对多数的桨手库中，右手划桨手就是一个有利因素。这种情况就同一只鹰在鸽子种群中取得良好成绩，以及一只鸽子在鹰种群中取得良好成绩的情况相似。所不同的是，在那里我们讲的是关于个体——自私的机器——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这里我们用类比法谈论的是关于体内基因之间的相互作用。

教练盲目挑选“好”桨手的最终结果必然是由四个左手划奖手和四个右手划桨手组成的一个理想的桨手队。表面看起来他好象把这些桨手作为一个完整的、力量匀称的单位选在一起的。我觉得说他在较低的水平上，即在单独的候选桨手水平上进行选择更加简便省事。四个左手划桨手和四个右手划桨手加在一起的这种进化上稳定状态（“策略”一词在这里会引起误解）的形成，只不过是以表面功绩为基础在低水平上进行选择的必然结果。

基因库是基因的长期环境。“好的”基因是作为在基因库中存活下来的基因盲目地选择出来的。这不是一种理论，甚至也不是一种观察到的事实，它不过是一个概念无数次的重复。什么东西使基因成为好基因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我曾讲过，建造高效能的生存机器——躯体——的能力是基因之成为好基因的标准，这是一种初步的近似讲法。现在我们必须对这种讲法加以修正。基因库是由一组进化上稳定的基因所形成，这组基因成为一个不受任何新基因侵犯的基因库。大部分因突变、重新组合或来自外部而出现的基因很快就受到自然选择的惩罚：这组进化上稳定的基因重新得到恢复。新基因侵入一组稳定的基因偶尔也会获得成功，即成功地在基因库中散布开来。然后出现一个不稳定的过渡阶段，最终又形成新的一组进化上稳定的基因——发生了某种细微程度的进化。按进犯策略类推，一个种群可能有不止一个可选择的稳定点，还可能偶尔从一个稳定点跳向另一个稳定点。渐进的进化过程与其说是一个稳步向上爬的进程，倒不如说是一系列的从一个稳定台阶走上另一个稳定台阶的不连续的步伐。作为一个整体，种群的行为就好象是一个自动进行调节的单位。而这种幻觉是由在单个基因水平上进行的选择所造成。基因是根据其“成绩”被选择的，但对成遗的判断是以基因在一组进化上稳定的基因（即现存基因库）的背景下的表现为基础的。

史密斯集中地论述了一些完整个体之间的进犯性相互作用，从而把问题阐明。鹰的躯体和鸽子躯体之间的稳定比率易于想象，因为躯体是我们能够看得见的大物体。但寄居于不同躯体中的基因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犹如冰山的尖顶。而在一组进化上稳定的基因——基因库——中，基因之间绝大部分的重要相互作用，是在个体的躯体内进行的。这些相互作用很难看见，因为它们是在细胞内，主要是在发育中的胚胎细胞内发生的。完整的浑然一体的躯体之所以存在，正是因为它们是一组进化上稳定的自私基因的产物。

但我必须回到完整动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水平上来，因为这是本书的主题。把个体动物视为独立的自私机器便于理解进犯行为。如果有关个体是近亲——兄弟姐妹，堂兄弟姐妹，双亲和子女——这一模式也就失去效用。这是因为近亲体内有很大一部分基因是共同的。因此，每一个自私的基因却同时须忠于不同的个体。这一问题留待下一章再加阐明。

谢选骏指出：人说“进犯行为：稳定性和自私的机器”——我看这是世纪大战的阴影投射。

人说——“克林顿·理查德·道金斯，FRS, FRSL（英语：Clinton Richard Dawkins；1941年3月26日—)，英国演化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科学传播者、作家，1990年任牛津大学动物学正教授……”

我看——这个帝国主义者亲身体会到了大英帝国的瓦解过程，肯定痛彻心扉、发出哀鸣——所以他就变成了一个“演化生物学家、动物行为学家、科学传播者、作家”……了。

【第六章 基因道德】

自私的基因是什么？它不仅仅是DNA的一个单个的有形片断。正象在原始汤里的情况一样，它是DNA的某个具体片断的全部复制品，这些复制品分布在整个世界上。如果我们可以把基因理解为似乎具有自觉的目的，同时我们又有把握在必要时把我们使用的过分通俗的语言还原为正规的术语，那么我们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个自私基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它的目的就是试图在基因库中扩大自己的队伍。从根本上说，它采用的办法就是帮助那些它所寄居的个体编制它们能够赖以生存下去并进行繁殖的程序。不过我们现在需要强调的是，“它”是一个分布在各处的代理机构，同时存在于许多不同的个体之内。本章的主要内容是，一个基因有可能帮助存在于其他一些个体之内的其自身的复制品。如果是这样，这种情况看起来倒象是个体的利他主义，但这样的利他主义是出于基因的自私性。

让我们假定有这样一个基因，它是人体内的一个白化基因（albino）。事实上有好几个基因可能引起白化，但我讲的只是其中一个。它是隐性的，就是说，必须有两个白化基因同时存在才能使个体患白化病。大约在两万人中有一个会发生这种情况，但我们当中，每七十个人就有一个体内存在单个的白化基因。这些人并不患由化病。由于白化基因分布于许多个体之中，在理论上说，它能为这些个体编制程序，使之对其他含有白化基因的个体表现出利他行为，以此来促进其自身在基因库的存在，因为其他的白化体含有同样的基因。如果白化基因寄居的一些个体死去，而它们的死亡使含有同样基因的一些其他个体得以存活下去，那么，这个白化基因理应感到相当高兴。如果一个白化基因能够使它的一个个体拯救十个白化体的生命，那么，即使这个利他主义者因之死去，它的死亡也由于基因库中白化基因的数目得以增加而得到充分的补偿。

我们是否因此可以指望白化体相互特别友好？事实上情况大概不会是这样。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有必要暂时放弃把基因视为有自觉意识的行为者这个比喻。因为在这里，这种比喻肯定会引起误会。我们必须再度使用正规的、即使是有点冗长的术语。白化基因并不真的“想”生存下去或帮助其他白化基因。但如果这个白化基因碰巧使它的一些个体对其他的一些白化体表现出利他行为，那么不管它情愿与否，这个白化基因往往因此在基因库中自然而然地兴旺起来。但为了促使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个基因必须对它的一些个体产生两种相互独立的影响。它不但要对它的一些个体赋予通常能产生非常苍白的肤色的影响，它还要赋予个体这样一种倾向，使它们对其他具有非常苍白肤色的个体表现出有选择的利他行为。具有这两种影响力的基因如果存在的话，它肯定会在种群中取得很大的成功。

我在第三章中曾强调指出，基因确实能产生多种影响，这是事实。从纯理论的角度上说，出现这样的基因是可能的，它能赋予其个体以一种明显可见的外部“标志”，如苍白的皮肤、绿色的胡须，或其他引人注目的东西，以及对其他带有这些标志的个体特别友好的倾向。这样的情况可能发生，尽管可能性不大。绿胡须同样可能与足趾甲往肉里长或其他特征的倾向有关，而对绿胡须的爱好同样可能与嗅不出小苍兰的生理缺陷同时存在。同一基因既产生正确的标志又产生正确的利他行为，这种可能性不大。可是，这种我们可以称之为绿胡须利他行为效果的现象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象绿胡须这种任意选择的标志不过是基因借以在其他个体中“识别”其自身拷贝的一个方法而已。还有没有其他方法呢？下面可能是一个非常直接的方法。单凭个体的利他行为就可以识别出拥有利他基因的个体。如果一个基因能“说”相当于这样的话，“喂！如果A试图援救溺水者而自己快要没顶，跳下去把A救起来”，这个基因在基因库中就会兴旺起来，因为A体内多半含有同样的救死扶伤的利他基因。A试图援救其他个体的事实本身就是一个相当于绿胡须的标志。尽管这个标志不象绿胡须那样荒诞不经，但它仍然有点令人难以置信。基因有没有一些比较合乎情理的办法“识别”存在于其他个体中的其自身的拷贝呢？

回答是肯定的。我们很容易证明，近亲多半共有同样的基因。人们一直认为，这显然是亲代对子代的利他行为如此普遍存在的理由，菲希尔，霍尔丹（J．B.S．Haldanc），尤其是汉密尔顿认为。这种情况同样也适用于其他近亲——兄弟、姐妹、侄子侄女和血缘近的堂（表）兄弟或姐妹。如果一个个体为了拯救十个近亲而牺牲，操纵个体对亲属表现利他行为的基因可能因此失去一个拷贝，但同一基因的大量拷贝却得到保存。

“大量”这种说法很不明确，“近亲”也是如此。其实我们可以讲得更确切一些，如汉密尔顿所表明的那样。他在1964年发表的两篇有关社会个体生态学的论文，是属于迄今为止最重要的文献之列。我一直难以理解，为什么一些个体生态学家如此粗心，竟忽略了这两篇论文（两本1970年版的有关个体生态学的主要教科书甚至没有把汉密尔顿的名字列入索引）。幸而近年来有迹象表明，人们对他的观点又重新感到兴趣。他的论文应用了相当深奥的数理，但不难凭直觉而不必通过精确的演算去掌握其基本原则，尽管这样做会把一些问题过度简单化。我们需要计算的是概率，亦即两个个体，譬如两姐妹共有一个特定基因的机会。

为了简便起见，我假定我们讲的是整个基因库中一些稀有的基因。大多数人都共有“不形成白化体的基因”，不管这些人有没有亲缘关系。这类基因之所以普遍存在的原因是，自然界里白化体比非白化体更易于死亡。这是由于，譬如说、阳光使它们目眩，以致有更大的可能看不清逐渐接近的捕食者。我们没有必要解释基因库中不形成白化体的，这类显然是“好的”基因所以取得优势的理由。我们感兴趣的是，基因为什么因为表现了利他行为而取得成功。因此，我们可以假定，至少在这个进化过程的早期，这些基因是稀有的。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种群中是稀有的基因，在一个家族中却是常见的。我体内有一些对整个种群来说是稀有的基因，你的体内也有一些对整个种群来说是稀有的基因。我们两人共有这些同样的稀有基因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但我的姐妹和我共有某一具体的稀有基因的机会是很大的。同样，你的姐妹和你共有同一稀有基因的机会同样也是大的。在这个例子里，机会刚好是百分之五十。其所以如此是不难解释的。

假定你体内有基因G的一个拷贝，这一拷贝必然是从你的父亲或母亲那里继承过来的（为了方便起见，我们不考虑各种不常见的可能性——如G是一个新变种，或你的双亲都有这一基因，或你的父亲或母亲体内有两个拷贝）。假如说是你的父亲把这个基因传给你，那么他体内每一个正常的体细胞都含有G的一个拷贝。现在你要记住，一个男人产生一条精子时，他把他的半数的基因给了这一精子。因此，培育你的姐姐或妹妹的那条精子获得基因G的机会是百分之五十。在另一方面，如果你的基因G是来自你的母亲，按照同样的推理，她的卵子中有一半含有G。同样，你的姐姐或妹妹获得基因G的机会也是百分之五十。这意味着如果你有一百个兄弟姐妹，那么其中大约五十个会有你体内的任何一个具体的稀有基因。这也意味着如果你有一百个稀有基因，你的兄弟或姐妹中任何一个体内都可能合有大约五十个这样的基因。

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演算方法计算出任何亲缘关系的等次。亲代与子代之间的亲缘关系是重要的。如果你有基因H的一个拷贝，你的某一个子女体内含有这个基因拷贝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五十，因为你一半的性细胞含有H，而任何一个子女都是由一个这样的性细胞培育出来的。如果你有基因J的一个拷贝，那么你父亲体内含有这个基因拷贝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五十，因为你的基因有一半是来自他的，另一半是来自你母亲的。为了计算的方便，我们采用一个亲缘关系（relatedness）的指数）用来表示两个亲属之间共有一个基因有多大的机会。两兄弟之间的亲缘关系指数是1/2，因为他们之间任何一个的基因有一半为其他一个所共有。这是一个平均数：由于减数分裂的机遇，有些兄弟所共有的基因可能大于一半或少于一半。但亲代与子代之间的亲缘关系永远是1/2，不多也不少。不过，每次计算都要从头算起就未免令人太麻烦了。这里有一个简便的方法供你运用，以算出任何两个个体A和B的亲缘关系。如果你要立遗嘱或需要解释家族中某些成员之间为何如此相象，你就可能发觉这个方法很有用。在一般情况下，这个方法是行之有效的，但在发生血族相互交配的情况下就不适用。某些种类的昆虫也不适用这个方法，我们在下面要谈到这个问题。

首先，查明A和B所有的共同祖先是谁。譬如说，一对第一代堂兄弟的共同祖先是他们共有的祖父和祖母。找到一个共同的祖先以后，他的所有祖先当然也就是A和B的共同祖先，这当然是合乎逻辑的。不过，对我们来说，查明最近一代的共同祖先就足够了。在这个意义上说，第一代堂兄弟只有两个共同的祖先。如果B是A的直系亲属，譬如说：是他的曾孙，那么我们要找的“共同祖先”就是A本人。

找到A和B的共同祖先之后，再按下列方法计算代距（generation distance）。从A开始，沿其家谱上溯其历代祖先，直到你找到他和B所共有的那一个祖先为止，然后再从这个共同祖先往下一代一代数到B。这样，从A到B在家谱上的世代总数就是代距。譬如说，A是B的叔父，那么代距是3,共同的祖先是A的父亲，亦即B的祖父。从A开始，你只要往上追溯一代就找到共同的祖先，然后从这个共同的祖先往下数两代便是B。因此，代距是1＋2=3。

通过某一个共同的祖先找到A和B之间的代距后，再分别计算A和B与这个共同祖先相关的那部分亲缘关系。方法是这样的，每一代距是1/2,有几个代距就把几个1/2自乘。所得乘积就是亲缘关系指数。如果代距是3，那么指数是1/2X1/2X1/2或（1/2）3；如果通过某一个共同祖先算出来的代距是9，同该祖先的那部分的亲缘关系指数就是（1/2）9。

但这仅仅是A和B之间亲缘关系的部分数值。如果他们的共同祖先不只一个，我们就要把通过每一个祖先的亲缘关系的全部数值加起来。在一般情况下，对一对个体的所有共同祖先来说，代距都是一样的。因此，在算出A和B同任何一个共同祖先的亲缘关系后，事实上你只要乘以祖先的个数就行了。譬如说，第一代堂兄弟有两个共同的祖先，他们同每一个祖先的代距是4，因此他们亲缘关系指数是2（1/2)4 = 1/8。如果A是B的曾孙，代距是3,共同“祖先”的数目是1（即B本身），因此，指数是1X(1/2)3=1/8。就遗传学而言，你的第一代堂兄弟相当于一个曾孙。同样，你“象”你叔父的程度[亲缘关系是2X（1/2）3=1/4]和你“象”你祖父的程度[亲缘关系是1X（1/2）2=1/4]相等。

至于远如第三代堂兄弟或姐妹的亲缘关系[2X[（1/2）8=1/128]，那就要接近于最低的概率，即相当于种群中任何一个个体拥有A体内某个基因的可能性。就一个利他基因而言，一个第三代的堂兄弟姐妹的亲缘关系和一个素昧平生的人差不多。一个第二代的堂兄弟姐妹（亲缘关系1/32）稍微特殊一点，第一代堂兄弟姐妹更为特殊一点（1/8），同胞兄弟姐妹、父母和子女十分特殊（1/2），同卵孪生兄弟姐妹（1）就和自己完全一样。叔伯父和叔伯母、侄子或外甥和侄女或外甥女、祖父母和孙子孙女，异父或异母兄弟和异父或异母姐妹的亲缘关系是1/4。

现在我们能够以准确得多的语言谈论那些表现近亲利他行为的基因。一个操纵其个体拯救五个堂兄弟或姐妹，但自己因而牺牲的基因在种群中是不会兴旺起来的，但拯救五个兄弟或十个第一代堂兄弟姐妹的基因却会兴旺起来。一个准备自我牺牲的利他基因如果要取得成功，它至少要拯救两个以上的兄弟姐妹（子女或父母），或四个以上的异父异母兄弟姐妹（叔伯父，叔伯母，侄子，侄女，祖父母，孙子孙女）或八个以上的第一代堂兄弟姐妹，等等。按平均计算，这样的基因才有可能在利他主义者所拯救的个体内存在下去，同时这些个体的数目足以补偿利他主义者自身死亡所带来的损失。

如果一个个体能够肯定某一个人是他的同卵孪生兄弟或姐妹，他关心这个孪生兄弟或姐妹的福利应当象关心自己的福利完全一样。任何操纵孪生兄弟或姐妹利他行为的基因都同时存在于这一对孪生兄弟或姐妹的体内。因此，如果其中一个为援救另外一个的生命而英勇牺牲，这个基因是能够存活下去的。九带犰狳（nine-banded armadillos）是一胎四只的。就我所知，从未听说过小犰狳英勇献身的事迹。但有人指出它们肯定有某种强烈的利他行为。如果有人能到南美去一趟，观察一下它们的生活，我认为是值得的。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父母之爱不过是近亲利他行为的一种特殊情况。从遗传学的观点来看，一个成年的个体在关心自己父母双亡的幼弟时，应和关心自己子女一样。对它来说，小弟弟和子女的亲缘关系指数是完全一样的，即1/2。按照基因选择的说法，种群中操纵个体表现大姐姐利他行为的基因和操纵个体表现父母利他行为的基因应有同等的繁殖机会。事实上，从几个方面来看，这种说法未免过分简单化，我们在下面将要谈到，而且在自然界里，兄弟姐妹之爱远不及父母之爱来得普遍。但我要在这里阐明的一点是，从遗传学的观点看，父母／子女的关系并没有比兄弟／姊妹关系来得特殊的地方。尽管实际上是父母把基因传给子女，而姐妹之间并不发生这种情况。然而，这个事实与本题无关。这是因为姐妹两个都是从同一个父亲和同一个母亲那里继承相同基因的全似复制品。

有些人用近亲选择（kin selection）这个名词来把这种自然选择区别于群体选择（群体的差别性生存）和个体选择（个体的差别性生存）。近亲选择是家族内部利他行为的起因。关系越密切，选择越强烈。这个名词本身并无不妥之处；不幸的是，我们可能不得不抛弃它，因为近年来的滥用已产生流弊，会给生物学家在今后的许多年代里带来混乱。威尔逊（E.O.Wilson）的《社会生物学：新的合成》一书，在各方面都堪称一本杰出的作品，但它却把近亲选择说成是群体选择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书中一张图表清楚地表明，他在传统意义上——即我在第一章里所使用的意义上——把近亲选择理解为“个体选择”与“群体选择”之间的中间形式。群体选择——即使按威尔逊自己所下的定义——是指由个体组成的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别性生存。诚然，在某种意义上说，一个家族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群体。但威尔逊的论点的全部含义是，家族与非家族之间的分界线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属于数学概率的问题。汉密尔顿的理论并没有认为动物应对其所有“家族成员”都表现出利他行为。而对其他的动物则表现出自私行为。家族与非家族之间并不存在着明确的分界线。我们没有必要决定，譬如说，第二代堂兄弟应否列入家族范围之内。我们只是认为第二代的堂兄弟可以接受的利他行为相当于子女或兄弟的1/16。近亲选择肯定不是群体选择的一个特殊表现形式，它是基因选择所产生的一个特殊后果。

威尔逊关于近亲选择的定义有一个甚至更为严重的缺陷。他有意识地把子女排除在外：他们竟不算近亲！他当然十分清楚，子女是他们双亲的骨肉，但他不想引用近亲选择的理论来解释亲代对子代的利他性关怀。他当然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想法为一个词下定义，但这个定义非常容易把人弄糊涂。我倒希望威尔逊在他那本立论精辟的具有深远影响的著作再版时把定义修订一下。从遗传学的观点看，父母之爱和兄弟／姐妹的利他行为的形成都可以用完全相同的原因来解释：在受益者体内存在这个利他性基因的可能性很大。

我希望读者谅解上面这个有点出言不逊的评论。而且我要赶快调转笔锋言归正传。到目前为止，我在一定程度上把问题过分简单化了，现在开始，我要把问题说得更具体一些。我在上面用浅显易懂的语言，谈到了为援救具有一定亲缘关系的一定数目的近亲而准备自我牺牲的基因。显然，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能认为动物真的会点一下它们正在援救的亲属到底有几个。即使它们有办法确切知道谁是它们的兄弟或堂兄弟，我们也不能认为动物在脑子里进行过汉密尔顿式的演算。在实际生活中，必须以自身以及其他个体的死亡的统计学上的风险（statistical risks）来取代肯定的自杀行为和确定的“拯救”行为。如果你自己所冒的风险是非常微小的话，即使是第三代的堂兄弟也是值得拯救的。再说，你和你打算拯救的那个亲属有朝一日总归都要死的，每一个个体都有一个保险统计师估算得出的“估计寿命”，尽管这个估计可能有误差。如果你有两个血缘关系同样接近的亲属，其中一个已届风烛残年，而另一个却是血气方刚的青年，那么对未来的基因库而言，挽救后者的生命所产生的影响要比挽救前者来得大。

我们在计算亲缘关系指数时，那些简洁的对称演算还需要进一步加以调整。就遗传学而言，祖父母和孙子孙女出于同样的理由以利他行为彼此相待，因为他们体内的基因有1/4是共同的。但如果孙辈的估计寿命较长，那么操纵祖父母对孙辈的利他行为的基因，比起操纵孙辈对祖父母的利他行为的基因，具有更优越的选择条件。由于援助一个年轻的远亲而得到的纯利益，很可能超过由于援助一个年老的近亲而得到的纯利益（顺便说一句，祖父母的估计寿命当然并不一定比孙辈短。在婴儿死亡率高的物种中，情况可能恰恰相反）。

把保险统计的类比稍加引伸，我们可以把个体看作是人寿保险的保险商。一个个体可以把自己拥有的部分财产作为资金对另一个个体的生命进行投资。他考虑了自己和那个个体之间的亲缘关系，以及从估计寿命的角度来看该个体同自己相比是不是一个“好的保险对象”。严格他说，我们应该用“预期生殖能力”这个词，而不是“估计寿命”，或者更严格一些，我们可以用“使自己的基因在可预见的未来获益的一般能力”。那么，为了使利他行为得以发展，利他行为者所承担的风险必须小于受益者得到的净收益和亲缘关系指数的乘积。风险和利益必须采取我所讲的复杂的保险统计方式来计算。

可是我们怎能指望可怜的生存机器进行这样复杂的运算啊！尤其是在匆忙间，那就更不用说了。甚至伟大的数学生物学家霍尔丹（他在1955年发表的论文里，在汉密尔顿之前就作出了基因由于援救溺水的近亲而得以繁殖的假设）也曾说，“……我曾两次把可能要淹死的人救起（自己所冒的风险是微乎其微的），在这样做的时候，我根本没有时间去进行演算。”不过：霍尔丹也清楚地知道，幸而我们不需要假定生存机器在自己的头脑里有意识地进行这些演算。正象我们使用计算尺时没有意识到我们实际上是在运用对数一样。动物可能生来就是如此，以致行动起来好象是进行过一番复杂的演算似的。

这种情况其实是不难想象的。一个人把球投入高空，然后又把球接住，他在完成这个动作时好象事先解算了一组预测球的轨道的微分方程。他对微分方程可能一窍不通，也不想知道微分方程是什么玩意儿，但这种情况不影响他没球与接球的技术。在某个下意识的水平上，他进行了某种在功能上相当于数学演算的活动。同样，一个人如要作出某项困难的决定，他首先权衡各种得失，并考虑这个决定可能引起的他想象得到的一切后果。他的决定在功能上相当于一系列加权演算过程，有如计算机进行的那种演算一样。

如果要为一台计算机编制程序，使之模拟一个典型的生存机器如何作出应否表现利他行为的决定，我们大概要这样进行：开列一份清单，列出这只动物可能做的一切行为，然后为这些行为的每一种模式分别编制一次加权演算程序。各种利益都给以正号，各种风险都给以负号。接着进行加权（weighted），即把各项利益和风险分别乘以适当的表示亲缘关系的指数。然后再把得出的数字加起来，为了演算的方便，在开头的时候我们不考虑其他方面如年龄、健康状况之类的权重。由于一个个体对自己的亲缘关系指数是1（就是说，他具有他自己的100%的基因——这是不言自明的），对他的一切风险和利益都不需要打拆扣，即在演算时给以全部权重。这样，每一种可能的行为模式的总和大体上是这样的：行为模式的净收益=对自己的利益- 对自己的风险+1/2对兄弟的利益-1/2对兄弟的风险＋1/2对另一个兄弟的利益-1/2对另一个兄弟的风险+1/8对堂兄弟的利益-1/8对堂兄弟的风险+1/2对子女的利益-1/2对子女的风险+……。

这个总和就称为那个行为模式的净收益得分。接着，这个模式动物算出清单上每一种可供选择的行为模式的得分。最后，它决定按净收益最大的行为模式采取行动。即使是所有的得分都是负数，它还是应该按这个原则进行选择，即择其害处最小的一种行为模式。应当记住，任何实际行动必然牵涉到精力和时间的消耗，这些精力和时间可以用于做其他事情。如果演算的结果表明不做任何事情的净益最大，那么，这个模式动物就什么也不做。

下面是个十分简单的例子，以自我独白的形式而不是以计算机模拟的形式来说明问题。我是一只动物，发现了八只长在一起的蘑菇。我心中首先盘算一下它们的营养价值，同时考虑到它们可能有毒的这个不大的风险，我估计每个蘑菇约值+6单位（象前面一章一样，这些单位是任意选定的）。由于蘑菇很大，我最多只能吃三个。我要不要发出“有食物”的喊声，把我的发现告诉其他动物呢？谁能听到我的喊声？兄弟B（它和我的亲缘关系是1/2），堂兄弟C（亲缘关系是1/8）和D（并不算亲戚，因此它和我的亲缘关系指数是如此之小，以致事实上可以作为）。如果我不声张，我能吃掉的每个蘑菇都为我带来净收益+6，全部吃掉是＋18。如发出“有食物”的喊声，那么我还有多少净收益可要盘算一下了。八个蘑菇四份平分，对我而言，我自己吃的一份折合净收益+12，但我的兄弟和堂兄弟各吃掉的两个蘑菇也会给我带来好处，因为它们体内有和我一样的基因。事实上的总分是（1X12）+（1/2X12）+（1/8X12）＋（0x12）=19.5，而自私行为带来的净收益是十18。尽管差别不大，但得失是分明的。因此，我将发出“有食物”的喊声。在这种情况下，我的利他行为给我的自私基因带来好处。

在上面这个简化的例子里，我假设个体动物能够盘算它的基因的最大利益是什么。实际的情况是，基因库中充满对个体施加影响的基因，由于这种影响，个体在采取行动时好象事先进行过这种演算。

无论如何，这种演算的结果仅仅是一种初步的、第一近似值，它离理想的答案还有一段距离。这种演算方式忽略了许多东西，其中包括个体的年龄等因素。而且，如果我刚饱餐了一顿，现在最多只能吃一个蘑菇，这时发出“有食物”的喊声为我所带来的净收益将比我在饥肠辘辘时大得多。针对各种可能出现的理想情况，这种演算的质量可以无止境地逐步提高。但动物并非生活在理想的环境里，我们不能指望真正的动物在作出最适宜的决定时考虑到每一个具体细节。我们必须在自然界里通过观察和试验去发现，真正的动物在进行有关得失的分析时，能够在多大的程度上接近理想的境界。

为了不致因为举了一些主观想象的例子而离题太远，让我们暂且再使用一下基因语言。生活体是由存活下来的基因为之编制程序的机器。这些存活下来的基因是在一定的条件下这样做的。这些条件，一般说来，往往构成这个物种以前的环境所具有的特征。因此，有关得失的“估计”是以过去的“经验”为依据的，正象人类作出决定时一样。不过，这里所说的经验具有基因经验的特殊意义，或者说得更具体一些，是以前的基因生存的条件（由于基因也赋予生存机器以学习能力，我们可以说，某些得失的估计也可能是以个体经验为基础的）。只要条件不发生急剧变化，这些估计是可靠的，生存机器一般说来往往能作出正确的决定。如果条件发生急剧变化，生存机器往往作出错误的决定，它的基因要为此付出代价。人类也是一样，他们根据过时的资料作出的决定多半是错误的。

对亲缘关系的估计也会出现差错及靠不住的情况。我们在上面一些简化的计算中，生存机器被说成是知道谁跟它们有亲缘关系，而且知道这种关系的密切程度。在实际生活中，确切知道这方面的情况有时是可能的，但一般他说，亲缘关系只能作为一个平均数来估计。譬如说，我们假定A和B可能是异父或异母兄弟，也可能是同胞兄弟。它们之间的亲缘关系指数是1/4或1/2，由于我们不能肯定它们的确切关系，可供运用的有效指数是其平均数，即3/8。如能肯定它们都为一母所生，但为一父所生的可能性只是1/10，那么它们是异父兄弟的可能性是90%，而同胞兄弟的可能性是10%，因而有效指数是1/10X1/2 +9/10X 1/4=0.275。

但当我们说可能性是90%时，是谁作出这个估计的？我们指的是一位长期从事实地研究的人类博物学家呢，还是指动物本身？如果碰巧的话，两者所作估计的结果可能出入不大。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考虑一下，动物在实际生活中是怎样估计谁是它们的近亲的。

我们知道谁是我们的亲属，这是因为别人会告诉我们，因为我们为他们取了名字，因为我们有正式结婚的习惯，同时也因为我们有档案和良好的记忆力。很多社会人类学家对于他们所研究的社会里的“亲缘关系”感到关切。他们所指的不是遗传学上的真正的亲缘关系，而是主观上的、教养上的亲属概念。人类的风俗和部落的仪式通常都很强调亲缘关系；膜拜祖先的习惯流传很广，家族的义务和忠诚在人类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根据汉密尔顿的遗传学说，我们很容易解释氏族之间的仇杀和家族之间的争斗。乱伦的禁忌表明人类具有深刻的亲缘关系意识，尽管乱伦禁忌在遗传上的好处与利他主义无关。它大概与近亲繁殖能产生隐性基因的有害影响有关。（出于某种原因，很多人类学家不喜欢这个解释。）

野兽怎能“知道”谁是它们的亲属呢？换言之，它们遵循什么样的行为准则便可以间接地获得似乎是有关亲缘关系的知识呢？提出“对亲属友好”这条准则意味着以未经证明的假定作为论据，因为事实上如何辨认亲属这个问题尚未解决。野兽必须从它们的基因那里取得一条简明的行动准则：这条准则不牵涉到对行动的终极目标的全面认识，但它却是切实可行的，至少在一般条件下是如此。我们人类对准则是不会感到陌生的，准则具有的约束力是如此之大，以致如果我们目光短浅的话，我们就盲目服从这些准则，即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它们对我们或其他任何人都无好处。例如，一些信奉正教的犹太人或伊斯兰教徒情愿饿死而不违反不吃猪肉的准则。在正常的情况下，野兽可以遵循什么样的准则以便间接地使它们的近亲受益呢？

如果动物倾向于对外貌和它们相象的个体表现出利他行为，它们就可能间接地为其亲属做一点好事。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有关物种的具体情况。不管怎样，这样一条准则会导致仅仅是统计学上的“正确的”决定。如果条件发生变化，譬如说，如果一个物种开始在一个大得多的类群中生活，这样的准则就可能导致错误的决定。可以想象，人们有可能把种族偏见理解为是对亲属选择倾向不合理地推而广之的结果：即把外貌和自己相象的个体视为自己人、并歧视外貌和自己不同的个体的倾向。

在一个其成员不经常迁居或仅在小群体中迁居的物种中，你偶然遇到的任何个体很可能是你的相当接近的近亲。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你所遇见的这个物种的任何成员一律以礼相待”这条准则可能具有积极的生存价值，因为凡能使其个体倾向于遵循这条准则的基因，可能会在基因库中兴旺起来。经常有人提到猴群和鲸群中的利他行为，道理即在于此。鲸鱼和海豚如果呼吸不到空气是要淹死的。幼鲸以及受伤的鲸鱼有时无力游上水面，为了援救它们，鲸群中的一些同伴就会把它们托出水面。有人曾目睹过这种情景。鲸鱼是否有办法识别它们的近亲，我们无从知道，但这也许无关紧要，情况可能是，鲸群中随便哪一条都可能是你的近亲，这种总的概率是如此之大，使利他行为成为一种合算的行为。顺便提一下，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条野生海豚把一个在游泳的快要淹死的人救了起来，这个传闻据说非常可靠。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看作是鱼群错误地运用了援救快要淹死的成员这条准则。按照这条准则的“定义”，鱼群里快要淹死的成员可能是这样的：“挣扎在接近水面处一条长长的快要窒息的东西。”

据说成年的狒狒为了保护它的伙伴免受豹子之类食肉兽的袭击而甘冒生命的危险。一般说来，一只成年的雄狒狒大概有相当多的基因储存在其他狒狒体内。一个基因如果这样“说”：“喂，如果你碰巧是一个成年的雄狒狒，你就得保卫群体，打退豹子的进攻”，它在基因库中会兴旺起来。许多人喜欢引用这个例子；但在这里，我认为有必要补充一句，至少有一个受到尊敬的权威人士所提供的事实同此却大有径庭。据她说，一旦豹子出现，成年雄狒狒总是第一个逃之夭夭。

雏鸡喜欢跟着母鸡在鸡群中觅食。它们的叫声主要有两种。除了我上面提到过的那种尖锐的吱吱声外，它们在啄食时会发出一种悦耳的嘁嘁喳喳声。吱吱声可以唤来母鸡的帮助，但其他雏鸡对这种吱吱声却毫无反应。另一方面，嘁嘁喳喳声能引起其他小鸡的注意。就是说，一只雏鸡找到食物后就会发出嘁嘁喳喳声把其他的雏鸡唤来分享食物。按照前面假设的例子，嘁嘁喳喳声就等于是“有食物”的叫声。象那个例子一样，雏鸡所表现的明显的利他行为可以很容易地在近亲选择的理论里找到答案。在自然界里，这些雏鸡都是同胞兄弟姐妹。操纵雏鸡在发现食物时发出嘁嘁喳喳声的基因会扩散开来，只要这只雏鸡由于发出叫声后承担的风险少于其他雏鸡所得净收益的一半就行了。由于这种净收益由整个鸡群所共享，而鸡群的成员在一般情况下不会少于两只，不难想见，其中一只在发现食物时发出叫声总是合算的。当然，在家里或农场里，养鸡的人可以让一只母鸡孵其他母鸡的蛋，甚至火鸡蛋或鸭蛋。这时，这条准则就不灵了。但母鸡和它的雏鸡都不可能发觉其中底细的。它们的行为是在自然界的正常条件影响下形成的，而在自然界里，陌生的个体通常是不会出现在你的窝里的。

不过，在自然界里，这种错误有时也会发生。在那些群居的物种中，一只怙恃俱失的幼兽可能被一只陌生的雌兽所收养，而这只雌兽很可能是一只失去孩子的母兽。猴子观察家往往把收养小猴子的母猴称为“阿姨”。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无法证明它真的是小猴子的阿姨或其他亲属。如果猴子观察家有一点基因常识的话，他们就不会如此漫不经心地使用象阿姨之类这样重要的称呼。收养幼兽的行为尽管感人至深，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也许应该把这种行为视为一条固有准则的失灵。这是因为这只慷慨收养孤儿的母兽并不给自己的基因带来任何好处。它在浪费时间和精力，而这些时间和精力本来是可以花在它自己的亲属身上，尤其是它自己未来的儿女身上。这种错误大概比较罕见，因此自然选择也认为不必“操心”去修订一下这条准则，使母性具有更大的选择能力。再说，这种收养行为在大多数情况下并不常见，孤儿往往因得不到照顾而死去。

有一个有关这种错误的极端例子，也许你可能认为与其把它视为违反常情的例子，倒不如把它视为否定自私基因理论的证据。有人看见过一只失去孩子的母猴愉走另外一只母猴的孩子，并抚养它。在我看来，这是双重的错误，因为收养小猴的母猴不但浪费自己的时间，它也使一只与之竞争的母猴得以卸掉抚养孩子的重担，从而能更快地生育另一只小猴子。我认为，这个极端的例子值得我们彻底探究。我们需要知道这样的情况具有多大的普遍性，收养小猴的母猴和小猴之间的平均亲缘关系指数是多少；这个小猴的亲生母亲的态度怎样——它们的孩子竟会被收养毕竟对它有好处；母猴是不是故意蒙哄憨直的年轻雌猴，使之乐于抚养它们的孩子？（也有人认为收养或诱拐小猴子的雌猴可以从中获得可贵的抚养小孩的经验。）

另外一个蓄意背离母性的例子，是由布谷乌及其他“寄孵鸟”（brood-parasites）——在其他鸟窝生蛋的鸟——提供的。布谷鸟利用鸟类亲代本能地遵守的一条准则：“对坐在你窝里的任何小鸟以礼相待。”且莫说布谷鸟，这条准则在一般情况下是能够产生其预期效果的，即把利他行为的受益者局限在近亲的范围之内；这是因为鸟窝事实上都是孤立的，彼此之间总有一段距离，在你自己窝里的几乎可以肯定是你生育的小鸟。成年的鲭鸥（herring gulls）不能识别自己所生的蛋，它会愉快地伏在其他海鸥的蛋上，有些做试验的人甚至以粗糙的土制假蛋代替真蛋，它也分辨不出，照样坐在上面。在自然界，蛋的识别对海鸥而言并不重要，因为蛋不会滚到几码以外的邻居的鸟窝附近。不过，海鸥还是识别得出它所孵的小海鸥。和蛋不一样，小海鸥会外出溜达，弄得不好，可能会走到大海鸥的窝附近，常常因此断送了性命。这种情况在第一章里已经述及。

另一方面，海鸠却能根据蛋上小斑点的式样来识别自己的蛋。在孵卵时，它们对其他鸟类的蛋绝不肯一视同仁。这大概由于它们筑巢于平坦的岩石之上，蛋滚来滚去有混在一起的危险。有人可能要问，它们孵蛋时为什么要区别对待呢？如果每一只鸟都不计较这是谁家的蛋，只要有蛋就孵，结果还不是一样吗？这其实就是群体选择论者的论点。试设想一下，如果一个把照管小鸟作为集体事业的集团得到发展，结果会怎样呢？海鸠平均每次孵一卵，这意味着一个集体照管小鸟的集团如果要顺利发展，那么每一只成年的海鸠都必须平均孵一只蛋。假使其中一只弄虚作假，不肯孵它那只蛋，它可以把原来要花在孵蛋上的时间用于生更多的蛋，这种办法的妙处在于，其他比较倾向于利他行为的海鸠自然会代它照管它的蛋。利他行为者会忠实地继续遵循这条准则：“如果在你的鸟窝附近发现其他鸟蛋，把它拖回来并坐在上面。”这样，欺骗基因得以在种群中兴旺起来，而那些助人为乐的代管小鸟的集团最终要解体。

有人会说，“如果是这样的话，诚实的鸟可以采取报复行动，拒绝这种敲作行为，坚决每次只孵一蛋，绝不通融。这样做应该足以挫败骗子的阴谋，因为它们可以看到自己的蛋依然在岩石上，其他的鸟都不肯代劳孵化。它们很快就会接受教训，以后要老实一些。”可惜的是，事情并不是这样。根据我们所作的假设，孵蛋的母鸟并不计较蛋是谁家生的，如果诚实的鸟把这个旨在抵制骗子的计划付诸实施的话，那些无人照管的蛋既可能是骗子的蛋，但同样也可能是它们自己的蛋。在这种情况下，骗子还是合算的，因为它们能生更多的蛋从而使更多的后代存活下来。诚实的海鸠要打败骗子的唯一办法是：认真区分自己的蛋和其他的鸟蛋，只孵自己的蛋。也就是说，不再做一个利他主义者，仅仅照管自己的利益。

用史密斯的话来说，利他的收养“策略”不是一种进化上的稳定策略。这种策略不稳定，因为它比不上那种与之匹敌的自私策略。这种自私策略就是生下比其他鸟来得多的蛋，然后拒绝孵化它们。但这种自私的策略本身也是不稳定的，因为它所利用的利他策略是不稳定的，因而最终必将消失。对一只海鸠来说，唯一具有进化意义的稳定策略是识别自己的蛋，只孵自己的蛋，事实正是这样。

经常受到布谷鸟的寄生行为之害的一些鸣禽种类作出了反击。但它们并不是学会了从外形上识别自己的蛋，而是本能地照顾那些带有其物种特殊斑纹的蛋。由于它们不会受到同一物种其他成员的寄生行为之害，这种行为是行之有效的。但布谷鸟反过来也采取了报复措施，它们所生的蛋在色泽上、体积上和斑纹各方面越来越和寄主物种的相象。这是个欺诈行为的例子，这种行径经常取得成效。就布谷鸟所生的蛋而言，这种形式的进化上的军备竞赛导致了拟态的完美无缺。我们可以假定，这些布谷鸟的蛋和小布谷鸟当中会有一部分被“识破”，但未被识破的那部分毕竟能存活并生下第二代的布谷鸟蛋。因此，那些操纵更有效的欺诈行为的基因在布谷鸟的基因库中兴旺起来。同样，那些目光敏锐，能够识别布谷鸟蛋的拟态中任何细小漏洞的寄主鸟类就能为它们自己的基因库作出最大的贡献。这样，敏锐的、怀疑的目光就得以传给下一代。这是个很好的例子，它说明自然选择如何能够提高敏锐的识别力，在我们这个例子里，另一个物种的成员正竭尽所能，企图蒙蔽识别者，而自然选择促进了针对这种蒙蔽行为的识别力。

现在让我们回过头来对两种估计进行一次比较：第一种是一只动物对自己与群体其他成员之间的亲缘关系的“估计”；第二种是一位从事实地研究的内行的博物学家对这种亲缘关系的估计。伯特伦（B.Bertram）在塞仑格提国家公园研究狮子生态多年。以他在狮子生殖习惯方面的知识为塞础，他对一个典型狮群中各个体之间的平均亲缘关系进行了估计。他是根据如下的事实进行估计的：一个典型的狮群由七只成年母狮和两只成年雄狮组成。母狮是狮群中比较稳定的成员，雄狮是流动的，经常由一个狮群转到另一个狮群。这些母狮中约有一半同时产仔并共同抚育出生的幼狮。因此，很难分清哪一只幼狮是哪一只母狮生的。一窝幼狮通常有三只，狮群中的成年雄狮平均分担做父亲的义务。年轻的母狮留在狮群中，代替死去的或出走的老母狮。年轻的雄狮一到青春期就被逐出家门。它们成长后三三两两结成一伙，到处流浪，从一个狮群转到另外一个狮群，不大可能再回老家。

以这些事实以及其他假设为依据，你可以看到我们有可能算出一个典型狮群中两个个体之间的亲缘关系的平均指数。伯特伦演算的结果表明，任意挑选的一对雄狮的亲缘关系指数是0.22，一对母狮是0．15。换句话说，属同一狮群的雄狮平均比异父或异母兄弟的关系稍为疏远一些，母狮则比第一代堂姐妹接近一些。

当然，任何一对个体都可能是同胞兄弟，但伯特伦无从知道这一点，狮子自己大概也不会知道。另一方面，伯特伦估计的平均指数，在某种意义上说，狮子是有办法知道的。如果这些指数对一个普通的狮群来说真的具有代表性，那么，任何基因如能使雄狮自然倾向于以近乎对待其异父或异母兄弟的友好方式对待其他雄狮，它就具有积极的生存价值。任何做得过分的基因，即以更适合于对待其同胞兄弟那样的友好方式对待其他雄狮的话，在一般情况下是要吃亏的，正如那些不够友好的，把其他雄狮当作第二代堂兄弟那样对待的雄狮到头来也要吃亏一样。如果狮子确实象伯特伦所讲的那样生话，而且——这一点也同样重要——它们世世代代一直是这样生活的，那么，我们可以认为，自然选择将有利于适应典型狮群的平均亲缘关系那种水平的利他行为。我在上面讲过，动物对亲缘关系的估计和内行的博物学家的估计到头来是差不多的，我的意思就在于此。

我们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就利他行为的演化而言，“真正的”亲缘关系的重要性可能还不如动物对亲缘关系作出的力所能及的估计。懂得这个事实就懂得在自然界中，父母之爱为什么比兄弟／姐妹之间的利他行为普遍得多而且真诚得多，也就懂得为什么对动物而言其自身利益比甚至几个兄弟更为重要。简单他说，我的意思是，除了亲缘关系指数以外，我们还要考虑“肯定性”的指数。尽管父母／子女的关系在遗传学的意义上说，并不比兄弟／姐妹的关系来得密切，它的肯定性却大得多。在一般情况下，要肯定谁是你的兄弟就不如肯定谁是你的子女那么容易。至于你自己是谁，那就更容易肯定了。

我们已经谈论过海鸠之中的骗子，在以后的几章里，我们将要谈到说谎者、骗子和剥削者。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个体为了本身的利益总是伺机利用其他个体的亲属选择利他行为，因此，一个生存机器必须考虑谁可以信赖，谁确实是可靠的。如果B确实是我的小弟弟，我照顾它时付出的代价就该相当于我照顾自己时付出的代价的一半，或者相当于我照顾我自己的孩子时付出的代价。但我能够象我肯定我的儿子是谁那样肯定它是我的小弟弟吗？我如何知道它是我的小弟弟呢？

如果C是我的同卵孪生兄弟，那我照顾它时付出的代价就该相当于我照顾自己的任何一个儿女的两倍，事实上，我该把它的生命看作和我自己的生命一样重要。但我能肯定它吗？当然它有点象我，但很可能我们碰巧共有同样的容貌基因。不，我可不愿为它牺牲，因为它的基因有可能全部和我的相同，但我肯定知道我体内的基因全部是我的。因此，对我来说，我比它重要。我是我体内任何一个基因所能肯定的唯一的一个个体。再说，在理论上，一个操纵个体自私行为的基因可以由一个操纵个体利他行为，援救至少一个同卵孪生兄弟或两个儿女或兄弟或至少四个孙子孙女等的等位基因所代替，但操纵个体自私行为的基因具有一个巨大的优越条件，那就是识别个体的肯定性。与之匹敌的以亲属为对象的利他基因可能搞错对象，这种错误可能纯粹是偶然的，也可能是由骗子或寄生者蓄意制造的。因此，我们必须把自然界中的个体自私行为视为是不足为奇的，这些自私行为不能单纯用遗传学上的亲缘关系来解释。

在许多物种中，做母亲的比做父亲的更能识别谁是它们的后代。母亲生下有形的蛋或孩子。它有很好的机会去认识它自己的基因传给了谁。而可怜的爸爸受骗上当的机会就大得多。因此，父亲不象母亲那样乐于为抚养下一代而操劳，那是很自然的。在第九章即《两性之间的争斗》那一章里，我们将看到造成这种情况还有其他的原因。同样，外祖母比祖母更能识别谁是它的外孙或外孙女，因此，外祖母比祖母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是合乎情理的。这是因为它能识别它的女儿的儿女。外祖父识别其外孙或外孙女的能力相当于祖母，因为两者都是对其中一代有把握而对另一代没有把握。同样舅舅对外甥或外甥女的利益应比叔父或伯父更感关切。在一般情况下，舅舅应该和勇母一样表现出同样程度的利他行为。确实，在不贞行为司空见惯的社会里，舅舅应该比“父亲”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因为它有更大的理由信赖同这个孩子的亲缘关系。它知道孩子的母亲至少是它的异父或异母姐妹。“合法的”父亲却不明真相。我不知道是否存在任何证据，足以证明我提出的种种臆测。但我希望，这些臆测可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其他的人可以提供或致力于搜集这方面的证据。特别是，社会人类学家或许能够发表一些有趣的议论吧。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谈父母的利他行为比兄弟之间的利他行为更普遍这个事实。看来我们从“识别问题”的角度来解释这种现象的确是合理的，但对存在于父母／子女关系本身的根本的不对称性却无法解释。父母爱护子女的程度超过子女爱护父母的程度，尽管双方的遗传关系是对称的，而且亲缘关系的肯定性对双方来说也是一样的。一个理由是父母年龄较大，生活能力较强，事实上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为其下一代提供帮助。一个婴孩即使愿意饲养其父母，事实上也没有条件这样做。

在父母／子女关系中还有另一种不对称性，而这种不对称性不适用于兄弟／姐妹的关系。子女永远比父母年轻。这种情况常常，如果不是永远，意味着子女的估计寿命较长。正如我在上面曾强调指出的那样，估计寿命是个重要的变量。在最最理想的环境里，一只动物在“演算”时应考虑这个变量，以“决定”是否需要表现出利他行为。在儿童的平均估计寿命比父母长的物种里，任何操纵儿童利他行为的基因会处于不利地位，因为这些基因所操纵的利他性自我牺牲行为的受益者都比利他主义者自己的年龄大，更近风烛残年。在另一方面，就方程式中平均寿命这一项而言，操纵父母利他行为的基因则处于相对的有利地位。

我们有时听到这种说法：亲属选择作为一种理论是无可非议的，但在实际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却不多见。持这种批评意见的人只能说是对何谓亲属选择一无所知。事实上，诸如保护儿童、父母之爱以及有关的身体器官、乳分泌腺、袋鼠的肚囊等等都是自然界里亲属选择这条原则在起作用的例子。批评家们当然十分清楚父母之爱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但他们不懂得父母之爱和兄弟／姐妹之间的利他行为同样是亲属选择的例子。当他们说他们需要例证的时候，他们所要的不是父母之爱的例证，而是另外的例证。应该承认，这样的例子是不那么普遍的。我也曾提出过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我本来可以把话题转到兄弟／姐妹之间的利他行为上——事实上这种例子并不少。但我不想这样做。因为这可能加深一个错误的概念（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这是威尔逊赞成的概念）——即亲属选择具体地指父母／子女关系以外的亲缘关系。

这个错误概念之所以形成主要有其历史根源。父母之爱有利于进化之处显而易见。事实上我们不必等待汉密尔顿指出这一点。自达尔文的时代起，人们就开始理解这个道理。当汉密尔顿证明其他的亲缘关系也具有同样的遗传学上的意义时，他当然要把重点放在这些其他的关系上。特别是他以蚂蚁、蜜蜂之类的群居昆虫为例。在这些昆虫里，姐妹之间的关系特别重要，我们以后还要谈到这个问题。我甚至听到有些人说，他们以为汉密尔顿的学说仅仅适用于昆虫！

如果有人不愿意承认父母之爱是亲属选择行为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那就该让他提出一个广义的自然选择学说，这个学说在承认存在父母的利他行为的同时却不承认存在旁系亲属之间的利他行为。我想他是提不出这样的学说的。

谢选骏指出：人说“基因道德”，我看基因道德就是自我保存——这是人类社会道德的延申及其解读。

《基因编辑究竟哪里不道德？》（2018/12/24 蒋海宇）报道：“一个人的命运绝不是基因能够决定的。”

11月末，中国科学家贺建奎首次在人类生殖细胞上完成基因编辑，并导致了两个婴儿的诞生。科学共同体内，“违反伦理”的批评声不绝于耳，更有一百余位华人科学工作者发表联合声明，谴责该研究的“疯狂”：“（用CRISPR基因编辑技术进行人胚胎改造）早就可以做，没有任何创新，但是全球的生物医学科学家门不去做、不敢做，就是因为脱靶的不确定性、其他巨大风险以及更重要的伦理。”

时至今日，各方调查结果还未公布，贺建奎本人在香港峰会后也不知踪影。在等待相关机构调查之时，《知识分子》邀请到六位生物伦理学家深度剖析，共同讨论基因编辑技术将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怎样的伦理挑战。

这六位伦理学家，分别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复旦生命医学伦理研究中心主任王国豫，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院长翟晓梅，纽约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马修·廖（Matthew Liao），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皮特·辛格（Peter Singer），牛津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朱利安·萨瓦莱斯库（Julian Savulescu）和哈佛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格林·科恩（Glenn Cohen）。

对于贺建奎的具体、单个实验是否道德，社会和科学界已经达成共识。第一，目前CRISPR技术用于人体仍有巨大风险；第二，HIV病毒在体外受精过程中，已经通过洗精去除，再做基因编辑无必要；第三，知情同意情况并不明确。

本文要探讨的，是基因编辑技术本身可能将对人类未来产生深远影响的同时，对人类社会带来的伦理挑战。

我看上面的探讨纯属没话找话。因为“基因编辑”之所以被认为“不道德”，一是因为基因编辑从科学上说是威胁了现有的基因，二是从宗教上说是挑衅了上帝的创造。

【第七章 计划生育】

有人主张把父母的关怀同其他类型的亲属选择利他行为区别开来，这种主张的道理是不难理解的。父母的关怀看起来好象是繁殖的组成部分，而诸如对待侄子的利他行为却并非如此。我认为这里确实隐藏着一种重要的区别，不过人们把这种区别弄错了。他们将繁殖和父母的关怀归在一起，而把其他种类的利他行为另外归在一起。但我却希望这样区分：一类为生育新的个体，另一类为抚养现存的个体。我把这两种活动分别称为生育幼儿和照料幼儿。个体生存机器必须做两类完全不同的决定，即抚养的决定和生育的决定。我用“决定”这个词是指无意识的策略上的行动。抚养的决定是这样一种形式的决定：“有一个幼儿；它同我在亲缘关系上的接近程度如此这般；如果我不喂养它，它死亡的机会如何如何；我要不要喂养它？”另一方面，生育的决定是这样的：“我要不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步骤以便生育一个新的个体？我要不要繁殖／在一定程度上，抚养和生育必然为占用某个个体的时间和其他资源而相互竞争：这个个体可能不得不做出选择：“我抚养这个幼儿好呢还是新生一个好？”

抚养和生育的各种混合策略，如能适应物种生态上的具体情况，在进化上是能够稳定的。单纯的抚养策略在进化上不可能稳定。如果所有个体都以全副精力去抚养现有的幼儿，以至连一个新的个体也不生，这样的种群很诀就会受到精于生育的突变个体的入侵。抚养只有作为混合策略的一部分，才能取得进化上的稳定——至少需要进行某种数量的生育活动。

我们所非常熟悉的物种——哺乳动物和鸟类——往往都是抚养的能手。伴随着生育幼儿的决定通常是抚养它的决定。正是因为生育同抚养这两种活动实际上时常相继发生，因此人们把这两件事情混为一谈。但从自私基因的观点来看，所抚养的婴儿是兄弟或者是儿子，原则上是没有区别的。这一点我们在上面已提到过。两个婴儿同你的亲缘关系，其亲疏程度是相等的。如果你必须在两个要喂养的幼儿之间作出选择的话，没有任何遗传上的理由非要你选择自己的儿子不可。但另一方面，根据定义，你不可能生育一个弟弟。你只能够在其他人生出他之后抚养他。关于个体生存机器对其他已经存在的个体要不要采取利他性行为，怎样才能做出理想的决定，我们在前面一章中已有论述。我们在本章要探讨一下，个体生存机器对于要不要生育新的个体应如何做出决定。

我在第一章中提到过关于“群体选择”的争论，这种激烈争论主要是围绕了这个问题进行。这是由于瓦恩-爱德华兹根据，“种群调节”（Population regu1ation）理论提出其群体选择观点，而他又是这个群体选择论的主要鼓吹者。他认为，个体动物为了群体的整体利益，有意降低其出生率。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假设，因为它十分符合人类个体应该做出的行动。人类的小孩太多了。人口的多少取决于四种情况：出生，死亡，入境移民和出境移民。如果我们把世界人口作为一个整体，那就无所谓入境移民和出境移民，只有出生和死亡。只要每对夫妻平均有两个以上的小孩存活下来进行繁殖，以后新生婴儿的数目就会以持续的加速度直线上升。每一代的人口不是按固定的数量上升，而更可能是在不断增长的人口所已达到的基础上按一个固定比率递增。由于人口本身也在增大，因此人口的递增量也越来越大。如果让这样的增长速度继续下去而不加以制止的话，人口的增加会达到天文数字，速度之快令人惊讶。

顺便提一下，人口的增长不但取决于人们有多少小孩，而且也取决于何时生小孩，甚至关心人口问题的人有时也认识不到这一点。因为每代人口往往按某种比率增长，因此，如果你把一代和一代之间的间距拉长，人口每年的增长率就低些。我们完全可以把写在横幅上的口号“只生两个”这几个字改为“以三十岁为起点”！但无论如何，人口加速度地增长会捂致严重的问题。

我们大家也许都已看到过这种计算出来的触目惊心的数字的例子，这些数字能够清楚他说明问题。举例说，拉丁美洲目前的人口大约有三亿，而且其中已有许多人营养不良。但如果人口仍按目前的速度继续增长，要不了五百年的时间，人口增长的结果就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人们站着挤在一起，可以形成一条遮盖该大陆全部地区的由人体构成的地毯。即使我们假定他们都是瘦骨嶙峋——一个不是不真实的假定——情况依然如此。从现在算起，在一千年之后，他们要相互立在肩膀上，其高度要超出一百万人。待到两千年时，这座由人堆起的山将会以光速向上伸展，达到已知宇宙的边缘。

无疑你会注意到，这是一种根据假设计算出来的数字！事实上，由于某些非常实际的原因，这种情况绝对不会发生：饥荒、瘟疫和战争；或者，如果我们幸运的话，还有计划生育，这些就是其中的一些原因。乞灵于农业科学的进展——“绿色革命”之类，是无济于事的。增加粮食的生产可以暂时使问题缓和一下，但按照数学上的计算，肯定不可能成为长远之计；实际上，和已使危机加剧的医药上的进展一样，粮食增产很可能由于加快人口膨胀的速度，而使这一问题更趋恶化。如果不用火箭以每秒运载几百万人的速度向空间大规模移民，不加控制的出生率必然导致死亡率的可怕上升，这是一个简单的逻辑事实。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连那些禁止其追随者使用有效避孕方法的领导人竟然也不理解，实属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表明宁愿采用“自然的”方法限制人口，而他们将要得到的也正是这种自然的方法：饥饿。

但是，这种从长远观点计算得出的结果所引起的不安，当然是出于对我们整个物种未来福利的关心。人类（其中有些人）具有有意识的预见能力，能够预见到人口过剩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生存机器一般为自私的基因所操纵，完全可以肯定，自私的基因是不能够预见未来的，也不可能把整个物种的福利放在心上，这就是本书的基本假定。而瓦恩-爱德华兹也就是在这一点上同正统的进化论理论家们分道扬镳的。他认为，使真正的利他性生育控制行为得以形成的方式是存在的。

人们对很大一部分事实是认识一致的，不存在分歧，但在瓦恩-爱德华兹的著作中，或在阿德雷普及瓦恩-爱德华兹的观点的文章中，这一点都没有得到强调。一个明显的事实是，野生动物的数目并不以天文数字的速度增长，尽管在理论上是可以达到这种速度的。有时野生动物的数目相当稳定，出生率和死亡率大体相抵。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的数目波动很大，旅鼠（Lemmings）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们时而大量激增，时而濒于灭绝。有时波动的结果是种群的彻底灭绝，至少在局部地区是如此。以加拿大山猫为例，其数目的摇摆波动似乎是有节奏的，这从赫德森海湾公司连续几年所出售的皮毛数量就可看得出。有一点可以肯定，即野生动物的数目是不会无限制地持续增长的。

野生动物几乎永远不会因衰老而死亡：远远等不到它们老死，饥饿、疾病，或者捕食者都可以使它们丧生。直到前不久人类的情况也是如此。大部分动物在幼年时期就死亡，还有许多尚在卵子阶段就结束了生命。饥饿以及其他的死亡因素是野生动物不可能无限制增长的根本原因，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自己物种的情况，我们的物种没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弄到那一地步。只要动物能调节其出生率，就永远不会发生饥饿。瓦恩-爱德华兹的论点就认为，动物正是这样做的。但甚至在这点上，存在的分歧可能没有象你在读他的书时所想象的那样大。拥护自私基因理论的人会欣然同意：动物的确是调节自己的出生率的。任何具体物种的每窝孵卵数或每胎所生数都相当固定：任何动物都不会是无限制地生育后代的。分歧不在于出生率是否得到调节，而在于怎么会得到调节：计划生育是通过什么样的自然选择过程形成的呢？概括他说，分歧在于：动物的控制生育是否是利他性的，为了群体的整体利益而控制生育；还是自私性的，为了进行繁殖的个体的利益而控制生育。我将对这两种理论逐一进行论述。

瓦恩-爱德华兹认为，个体为了群体的整体利益而限制自己生育小孩的数量。他承认，正常的自然选择不大可能使这种利他主义行为得到进化：对低于平均数的生殖率的自然选择，在表面上看来，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因此，象我们在第一章所见到的那样，他乞灵于群体选择的理论。根据他的讲法，凡其个体成员能约束自己出生率的群体，较之其个体成员繁殖迅速以致危及食物供应的群体，前者灭绝的可能性要小些。因此，世界就会为其个体成员能约束自己出生率的群体所占据。瓦恩-

爱德华兹所说的自我约束行为大体上就相等于生育控制，但他讲得更加具体，事实上他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概念，认为整个社会生活就是一种人口调节的机制。举例说，许多动物物种的群居生活具有两个主要的特征，即地域性（territoriality）和统治集团（dominance hierarchies），我们在第五章已提到过。

许多动物显然把很多时间和精力花在“保卫”工作上，它们致力于“保卫”博物学家称之为地盘的一块地域。这种现象在动物界十分普遍，不但鸟类、哺乳动物和鱼类有这种现象，而且昆虫类，甚至海葵也是如此。这块地盘可能是林间的一大片地方，它主要是进行繁殖的一对动物觅食的天然场地。如知更雀就是这样。或者，如鲭鸥（herring gulls），这样的地盘可能是一小块没有食物的地方，但中间却有一个窝。瓦恩-爱德华兹认为，为争夺地盘进行搏斗的动物是为了争夺象征性的目的物，而不是为了象一点食物这样的实物。在许多情况下，雌性动物因雄性动物不拥有一块地盘，而拒绝同其交配。有时，雌性动物由于其配偶被击败，地盘被占领，而很快就委身于胜利者，这情况的确时常会发生。甚至在明显是忠诚的单配物种中，雌性动物许配的可能是雄性动物的地盘，而不是雄性动物本身。

如果种群的成员过多，有些个体得不到地盘，它们就不能进行繁殖。因此，按照瓦恩-爱德华兹的观点，赢得一块地盘就象是赢得了一张繁殖的证书或许可证。由于能够得到的地盘数量有限，就好象颁发的繁殖许可证有限一样。个体可能为取得这些许可证而进行搏斗，但整个种群所能生育的幼儿总数受到所能得到的地盘的数量的限制。有时，一些个体初看上去好象表现出自我约束力，例如红松鸡就是如此，因为那些不能赢得地盘的个体不仅不繁殖，而且似乎放弃斗争，不想再去赢得地盘。它们好象都接受这样的比赛规则：要是竞争季节结束时你还没有得到一张进行生育的正式许可证，你就要自觉地克制生育，在繁殖季节期间不去惊扰那些幸运的个体，以便让它们能够为物种传种接代。

瓦恩-爱德华兹也是以类似的方式阐明统治集团形成的过程。在许多动物群体中，尤其是豢养的动物，但有时也包括野生动物，个体能记住对方的特征，而且它们也知道在搏斗中它们能够击败谁，以及通常谁能够打败它们。我们在第五章中曾讲到，它们“知道”哪些个体大概能击败它们，因此遇到这些个体时往往不战而表示降服。结果，博物学家就能够把统治集团或“啄食等级” （peck order）（因当初用以描绘母鸡的情况而得名）——在这种等级分明的社会里，每一个体都清楚自己的地位，因此没有超越自己身份的想法——形象地描绘出来。当然，有时也发生真正的全力以赴的搏斗，而且有时有些个体能够赢得升级，取得超过其顶头上司的地位。但正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讲的那样，总的说来，等级低的个体自动让步的后果是，真正持久的搏斗很少发生，重伤情况也很少见。

许多以某种模糊的群体选择观点来看问题的人，认为这是件“好事”。瓦恩-爱德华兹的解释就更加大胆。比起等级低的个体，等级高的个体有更多的机会去繁殖，这种情况不是由于它们为雌性个体所偏爱，就是因为它们以暴力阻止等级低的雄性个体接近雌性个体。瓦恩-爱德华兹认为社会地位高是表示有权繁殖的另一种票证。因此，个体为社会地位而奋斗，而不是直接去争夺雌性个体，如果最终取得的社会等级不高，它们就接受它们无权生育这个事实。凡直接涉及雌性个体时，它们总是自我克制，但这些个体能不时地试图赢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因此可以说是间接地争夺雌性个体。但和涉及地盘的行为一样，“自觉接受”这条规定，即只有地位高的雄性个体才能生育，根据瓦恩-爱德华兹的观点，其结果是，种群的成员数字不会增长太快。种群不会先是生育了过多的后代，然后在吃过苦头以后才发现这样做是错误的。它们鼓励正式的竞赛，让其成员去争夺地位和地盘，以此作为限制种群规模的手段，以便把种群的规模保持在略低于饥饿本身实际造成死亡的水平之下。

炫耀性行为（epideictic behaviour）也许是瓦恩-爱德华兹的一个最令人惊讶的观点，炫耀性这个词是他自己杜撰的。许多动物的群居生活占据了它们很多时间，它们集结成群，在陆地、空中或水里活动。自然选择为什么会有利于这种集体生活，人们对此提出了各种理由，而这些理由或多或少都属于常识范围。我在第十章会谈到其中的一些。瓦恩-爱德华兹的观点却迥然不同。他认为大批的欧掠鸟在晚间集聚，或大群的蠓虫在门柱周围飞舞时，它们是在对自己的种群进行“人口”普查。因为他提出的观点是，个体为了群体的整体利益而约束自己的出生率，即当动物个体的密度高时就少生育一些，所以它们理所当然地应该有某种方法去估计动物个体的密度。恒温器需要有温度计作为其机械装置的一个组成部分，上述的情况也正是如此。在瓦恩-爱德华兹看来，炫耀性行为就是经过周密安排的群体聚集，以便于对动物的数量作出估计。他并不认为动物对其自身数量的估计是一种有意识的行为，但他认为这是一种把个体对于其种群的个体密度的直觉同它们的繁殖系统联系起来的神经或内分泌的自动机制。

我对瓦恩-爱德华兹理论的介绍，尽管只有三言两语，但尽力做到公正。如果我做到了这一点，现在你应该感到心悦诚服，这一理论表面看来至少是言之成理的。但你以犹疑的口吻说，尽管瓦恩-爱德华兹的理论听起来好象很有道理，它的根据最好再充分一些，否则……。你所持的这种怀疑态度，是阅读了本书前面几章的结果。遗憾的是，根据并不充分。构成这一理论的大量例子，既能够用他的方式去解释，但也完全可以以更加正统的“自私的基因”规律加以阐明。

虽然拉克（David Lack）从未用过“自私的基因”这一名称，但他却是计划生育的自私基因理论的主要创始人，是一位伟大的生态学家。他对野生鸟类每窝孵卵的数量曾进行过专门研究，但他的学说和结论却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每一物种的鸟往往都有典型的每窝孵卵数。例如，塘鹅和海鸠每次孵一只卵，东亚雨燕每次孵三只，而大山雀每次孵六只或更多。每次孵卵数井非一成不变：有些东亚雨燕每次只生两只蛋，大山雀也可能生十二只。我们有理由设想，雌乌下蛋孵卵的数目，象其他特性一样，至少是部分受遗传的控制，这就是说，可能存在使母鸟下两个蛋的基因，下三只的与之竞争的等位基因，还有下四只的等位基因，等等，尽管实际情况可能并不如此简单，现在，自私基因的理论要求我们去探究，这些基因中究竟哪一种会在基因库中越来越多。表面看上去，使母鸟下四只蛋的基因毫无疑问会胜过下三只或两只的基因。然而稍加思索就会发现，“越多越好”的论点绝非事实。以此类推的结果就会是，五只比四只好，十只更加好，一百只还要好，数量无限最好。换句话说，这样类推，逻辑上就要陷入荒谬。显然，大量生蛋不仅有所得，也有所失。增加生育必然要以抚养欠佳为代价。拉克的基本论点是，任何一定的物种在任何一定的环境条件下，每窝肯定都有其最适度的孵卵数。他同瓦恩一爱德华兹的分歧就在于他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从谁的观点来说是最适度的？”瓦恩一爱德华兹认为，这种重要的最适度也就是对群体作为一个整体的最适度，也就是一切个体应力图实现的最适度。而拉克却认为，每一自私个体对每窝孵卵数的抉择以其能最大限度地抚养的数量为准。如果东亚雨燕每寓最适度的孵卵数是三只的话，照拉克的观点来看，意思就是，凡是试图生育四个子女的个体，较之更加谨慎、只试图生育三个子女的竞争对手，结果子女可能反而更少。这种情况很明显是由于四个幼儿平均得到的食物太少，以致很少能够活到成年。最初对四只蛋的卵黄配给，以及幼儿孵化后食物的配给都同样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因此，拉克认为，个体之所以调节其每窝的孵卵数，绝非出自利他性的动机。它们不会为了避免过多地消耗群体的资源而实行节制生育。它们节制生育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它们现有子女的存活数，它们的目标同我们提倡节制生育的本来目标恰好背道而驰。

育养雏鸟是一件代价昂贵的事情。母鸟在制造蛋的过程中必须投入大量的食物和精力。为了保存它所下的蛋，它要付出大量的劳动去筑巢，这也可能是在其配偶的协助下完成的。母鸟要化几个星期的功夫耐心地去孵化这些蛋。雏鸟出壳后，母鸟就要累死累活地为它们弄食物，几乎得不到喘息的时间。我们已经知道，大山雀母鸟在白天平均每三十秒锺就要往鸟巢衔一次食物。哺乳动物，如我们人美本身，进行的方式稍有不同，但繁殖作为一件代价昂贵的事情——对母亲来说尤其如此——其基本概念是相同的。显然，如果母亲将有限的食物和精力资源分给太多的子女，结果育养的子女反而更少，倒不如一开始就谨慎一些不要贪多为好。她必须在生育和抚养之间进行合理的平衡。每个雌性个体或一对配偶所能搜集到的食物和其他资源的总量，是决定它们能够抚养多少子女的限制性因素。按照拉克的理论，自然选择对每窝的最初孵卵数（每胎产仔量等）进行调节，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有限的资源。

生育太多子女的个体要受到惩罚，不是由于整个种群要走向灭绝，而是仅仅由于它们自己的子女能存活下来的越来越少。使之生育大多子女的基因根本不会大量地传递给下一代，因为带有这种基因的幼儿极少能活到成年。

现在再来讲一讲野生动物。拉克关于每窝孵卵数的论点可以推而广之，用于瓦恩-爱德华兹所举的其他例子：地盘行为，统治集团，等等。以他和几个同事对红松鸡所进行的研究为例。这种鸟食石南属植物，它们把石南丛生的荒原，分成一块块地盘，而这些地盘显然能为其主人提供超过其实际需要量的食物。在发情期的早期，它们就开始为争地盘而搏斗，但不久，失败者似乎就已认输，不再进行搏斗了。它们变成了流浪者，永远得不到一块地盘，在发情期结束时，它们大部分都要饿死。得到繁殖机会的只有拥有地盘的动物。如果一个拥有地盘的动物被射杀，它的位置很快就会为先前的一个流浪者所填补，新来的主人就进行繁殖。这一事实说明，不拥有地盘的动物生理上是有繁殖能力的。我们已经看到，瓦恩-爱德华兹对这种涉及地盘的极端行为的解释是，这些流浪者“承认”自己失败，不能得到繁殖的证明书或许可证；它们也就不想再繁殖。

表面上看，用自私基因的理论似乎很难解释这个例子。这些流浪者为什么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想法把地盘上的占有者撵走，直到它们筋疲力尽为止呢？看来它们这样做不会有任何损失。但且慢，也许它们的确会有所失。我们已经看到，如果地盘的占有者一旦死亡，流浪者就有取而代之的机会，从而也就有了繁殖的机会。如果流浪者用这样的方式承继一块地盘，比用搏斗的方式取得这块地盘的可能性还要大，那么，作为自私的个体，它宁愿等待，以期某一个体死亡，而不愿在无益的搏斗中浪费那怕是一点点精力。对瓦恩-爱德华兹来说，为了群体的福利，流浪者的任务就是充当替角，在舞台两侧等待，随时准备接替在群体繁殖舞台上死亡的地盘占有者的位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作为纯粹的自私个体来说，这种办法也许是它们的最佳策略。就象我们在第四章中所说的情况那样，我们可以把动物看作赌徒。对一个赌徒来说，有时最好的策略不是穷凶极恶主动出击，而是坐等良机。

同样，凡是动物显示出逆来顺受地“接受”不繁殖地位的许多其他例子，都可以用自私基因的理论加以解释而毫无困难。而总的解释形式却永远相同：个体的最好赌注是，暂时自我克制，期望更好的时机来临。海豹不去惊动那些“妻妾”占有者们的美梦，并非出自群体的利益，而是在等待时机，期待着更加适宜的时刻。即使这个时刻永远也不会到来，而最终落得身无后代。在这场赌博中成为赢家的可能性本来还是有的，尽管事后我们知道，对这一海豹而言，这并非是一场成功的赌博。在数以百万计的旅鼠潮水般地逃离旅鼠泛滥的中心地带时，它们的目的不是为了减少那一地区旅鼠的密度！它们是在寻求一个不太拥挤的安身之处，每个自私的旅鼠都是如此。如果它们当中哪一只可能因找不到这样一个安身之处而死去，这是一个事后才可以看到的事实。它改变不了这样一种可能性：留下不走甚至要冒更大的风险。

大量文献充分证明，过分拥挤有时会降低出生率。有时这种现象被认为是瓦恩-爱德华兹理论的依据。情况完全不是这样。这种现象不仅符合瓦恩-爱德华兹的理论，而且和自私基因的理论也完全一致。例如，在一次实验中，把老鼠放在一个露天的围场里，同时放进许多食物，让它们自由地繁殖。鼠群的数量增长到某一水平，然后就稳定下来。这种稳定原来是由于老鼠太多而使雌鼠生育能力减退：它们的幼鼠少了。这类结果时常有所报道。人们常把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称为“压力”（stress），尽管起这样一个名称对解释这种现象并无助益。总之，不论其直接原因可能是什么，我们还是需要深究其根本的或进化上的原因。鼠群生活在过分拥挤的环境内，为什么自然选择有利于降低自己出生率的雌鼠？

瓦恩-爱德华兹的回答清楚明了。在群体中，凡其中的雌性个体能估量自己群体的个体数量并且调节其出生率，以避免食物供应的负担过重，那么，群体选择便有利于这样的群体。在上述那次实验的条件下，碰巧绝不会出现食物缺乏的情况，但我们不能认为老鼠能够认识到这种情况。它们的程序编制就是为了适应野外生活的，而在自然条件下，过分拥挤可能就是一种将要发生饥荒的可靠预兆。

自私基因的理论又是怎么讲法呢？几乎完全相同，但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你可能还记得，按照拉克的理论，动物往往从其自私的观点出发繁殖最适量的幼兽。假如它们生育得太少或太多，它们最后抚养的幼兽，会比它们应该生育的最适量来得少。“最适量”在这个物种的过分拥挤的年份中可能是个较小的数目，而在这种动物变得稀少的年份中可能是个较大的数目。我们都一致认为，动物的数量过剩可能预示着饥荒。显而易见，如果有可靠的迹象向雌性动物显示出，一场饥荒就要临头，那么，降低其出生率是符合它的自私利益的。凡是那些不以这种方式根据预兆相应行事的对手，即使它们实际生育的幼兽比较多，结果存活下来的还是比较少。因此，我们最终得出的结论几乎同瓦恩-爱德华兹的完全一致，但我们却是通过一种完全不同的，进化上的推理得出这一结论的。

自私基因的理论甚至对于“炫耀性展示” （epideictic displays）也能够解释清楚。你应还记得，瓦恩-爱德华兹曾作过这样的假设，一些动物故意成群地聚集在一起，以便为所有的个体进行“人口普查”提供方便，并从而相应地调节其出生率。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任何这样的聚集事实上是炫耀性的，但我们可以假定找到了这类证据。这会不会使自私基因的理论处于窘境？丝毫也不会。

欧椋鸟大批群栖在一起。不妨这样假定，它们在冬季的数量过剩，来年春季繁殖能力就会降低；而且，欧椋鸟倾听相互的鸣叫声也是导致降低生殖能力的直接原因。这种情况可以用这样的实验加以证明。给一些欧椋鸟个体分别放送两种录音，一种再现了欧椋鸟的稠密的栖息地而鸣叫声又非常宏亮的情况，另一种再现了欧椋鸟不太稠密的栖息地而鸣叫声又比较小的情况。两相比较，前面一种欧椋鸟的下蛋量要少些。这说明，欧椋鸟的鸣叫声构成一种炫耀性展示。自私基因的理论对这种现象的解释，同它关于老鼠的例子的解释，几无差别。

而且，我们是以这样的假定为出发点的，即如果那些基因促使你生育你无法抚养的子女，这样的基因会自动受到惩罚，在基因库中的数量会越来越少。一个效率高的生蛋动物，作为自私的个体，它的任务是预见在即将来临的繁殖季节里每窝的最适量是多少。你可能还记得，我们在第四章中使用的预见这个词所具有的特殊含义。那么母鸟又是如何预见它每窝的最适量的呢？哪些变量会影响它的预见？许多物种作出的预见也可能是固定的，年复一年地从不变化。因此塘鹅平均每窝的最适量是一个蛋。在鱼儿特别多的年月，一个个体的真正最适量也许会暂时提高到两个蛋，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如果塘鹅无法事先知道某一年是否将是一个丰收年的话，我们就不能指望雌塘鹅甘冒风险，生两只蛋而浪费它们的资源，因为这有可能损害到它们在一般年景中的正常的繁殖成果。

一般来说，可能还有其他物种——欧椋鸟或许就是其中之一——能在冬季预言，某种具体食物资源在来年春天是否会获得丰收。农村的庄稼人有许多古老的谚语，例如说冬青果的丰产可能就是来年春季气候好的吉兆。不管这些说法有没有正确的地方，从逻辑上说预兆是可能存在的，一个好的预言者从理论上讲可以据此年复一年地按照其自身的利益，调节其每窝的生蛋量。冬青果可能是可靠的预兆，也可能不是，但象在老鼠例子中的情况一样，动物个体的密度看来很可能是一个正确的预报信号。一般他说，雌欧椋鸟知道，它在来年春季终于要喂养自己的雏鸟时，将要和同一物种的对手竞争食物。如果它能够在冬季以某种方式估计出自己物种在当地的密度的话，那么它就具备了有力的手段，能够预言明年春天为雏鸟搜集食物的困难程度。假如它发现冬天的个体密度特别高的话，出于自私的观点，它很可能采取慎审的政策，生的蛋会相对减少：它对自己的每窝最适量的估计会随之降低。

如果动物个体真的会根据对个体密度的估计，而降低其每窝的生蛋量，那么，每一自私个体都会立即向对手装出个体密度很高的样子，不管事实是不是这样，这样做对每一自私的个体都是有好处的。如果欧惊鸟是根据冬天乌群栖息地声音的大小来判断个体密度的话，每只鸟会尽可能地大声鸣叫，以便听起来象是两只鸟而不是一只鸟在鸣叫，这样做对它们是有利的。一只动物同时装扮成几只动物的做法，克雷布斯（J. R.Krebs）在另一个场合提到过，并把这种现象叫作“好动作”效果（Beau Geste Effect），这是一本小说的书名，书中讲到法国外籍军团的一支部队曾采用过类似的战术。在我们所举的例子中，这种方法是用来诱使周围的欧椋鸟降低它们每窝的生蛋量，降低到比实际的最适量还要少。如果你是一个欧椋鸟而且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那是符合你的自私的利益的，因为你使不合有你的基因的个体减少了。因此，我的结论是，瓦恩-爱德华兹有关炫耀性行为的看法实际上也许是一个很正确的看法：除了理由不对之外，他所讲的始终是正确的。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拉克所作的那种类型的假设能够以自私基因的语言，对看上去似乎是支持群体选择理论的任何现象，都能作出充分有力的解释，如果此类现象出现的话。

我们根据本章得出的结论是，亲代个体实行计划生育，为的是使它们的出生率保持在最适度……。

对于家庭的大小从数量上进行的探讨就讲这些。现在我们开始讲家庭内部的利害冲突。做母亲的对其所有的子女都一视同仁是否总是有利？还是偏爱某个子女有利？家庭该不该作为一个单一的合作整体发挥作用，还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甚至在家庭内部存在有自私和欺骗这一现实？一个家庭的所有成员是否都为创造相同的最适条件而共同努力，还是在什么是最适条件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这些就是我们要在下面一章试图回答的问题。关于配偶之间是否可能有利害冲突这个问题，我们放到第九章去讨论。

谢选骏指出：人说“计划生育”，我看计划生育是计划经济的产物或是伴生物——它自认为人造胜过天然，但是往往显示出了“脑子不够用了”的捉襟见肘。例如中囶的“一胎化”一刀切掉了三亿人口，就是一个最为典型的血腥案例。而英国人显然比共产党聪明——他她们只是强迫殖民地的原住民“计划生育”，自己不会如此愚蠢自杀；而共产党作为外国代理人，却强迫自己的人民计划生育——用欧洲殖民者对待土著的办法来对待自己的俘虏也就是“中国人民”。

【第八章 世代之间的争斗】

让我们首先解决上一章结束时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做母亲的应该不应该有宠儿？她待子女应该不应该一视同仁，不厚此薄彼？尽管说起来可能使人感到厌烦，但我还是认为有必要再唠叨一下，象往常一样作个声明，做到有言在先，免得产生误会。“宠儿”这个词并不带有主观涵义，“应该”这个词也不带有道义上的要求。我把做母亲的当作一架生存机器看待，其程序的编制就是为了竭尽所能繁殖存在于体内的基因的拷贝。你我之辈都是人类，知道具有自觉的目的是怎么一回事，因此，我在解释生存机器的行为时使用带有目的性质的语言，作为一种比喻，对我是有其方便之处的。

我们说做母亲的有宠儿，这旬话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呢？这意味着它在子女身上投资时，资源的分配往往不均等。母亲能够用来投资的资源包括许多东西。食物是显而易见的一种；还包括为取得食物而消耗的精力，因为它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才能把食物弄到手。保护子女免受捕食者之害而承担的风险也属资源的一种，它可以“花费”也可以拒绝花费这种资源。此外，料理“家务”以及防止风雨侵袭所消耗的能量和时间，在一些物种中为教养子女而花费的时间，都是宝贵的资源。做母亲的可以“随意”决定如何在其子女间分配这些资源，或均等，或不均等。

要设想用一种通货作为亲代用以投资的一切资源的计量单位是困难的。正如人类社会使用货币作为可以随时转换为食物、土地或劳动时间的通货一样，我们需要一种通货来衡量这些资源，即个体生存机器用以在另一个个体，尤其是自己孩子身上投资的资源。某种能量的度量单位，如卡路里，有其可取之处，一些生态学家已据此从事于核算自然界里能量消耗的成本。但这种核算方式是不全面的，因为它不能精确地转换成具有实际意义的通货，亦即进化的“金本位”——基因生存。1972特里弗斯提出亲代投资的概念（parental investment）。从而巧妙地解决了这个难题[尽管在阅读他的言简意赅的文章时，我们从字里行间获得的印象是，这个提法与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菲希尔爵士（Sir Ronald Fisher）在1930年提出的“亲代支出” （parental expenditure）在含义上很相近]。

亲代投资（P.I）的定义是：“亲代对子代个体进行的任何形式的投资，从而增加了该个体生存的机会（因而得以成功地繁殖），但以牺牲亲代对子代其他个体进行投资的能力为代价。”特里弗斯提出的亲代投资这个概念的优点在于：其计量单位非常接近于具有实际意义的单位。一个幼儿消耗一定数量的母体的乳汁，其数量不是以卡路里或品脱计算，而是以同一母体所哺育的其他幼儿因而受到的损害为计量单位。比方说，如果一个母体有两个幼儿x和y,x吃掉一品脱母乳，而这一品脱母乳所体现的又是亲代投资中的主要部分，那么其计量单位就是y因没有吃到这一品脱母乳而增加了其死亡的可能性。亲代投资是以缩短其他幼儿估计寿命的程度为其计量单位的，包括已出生的或尚未出生的幼儿。

亲代投资并不是一个尽善尽美的计算方式，因为它过度强调亲代的重要性而相对地贬低其他的遗传关系。最理想的应该是利他行为投资（altruism investment）这个概念化的计量单位。我们说个体A对个体B进行投资，意思是个体A增加了个体B的生存机会，但以牺牲个体A对包括其自身在内的其他个体的投资能力为代价，而所付出的一切代价均需按适当的亲缘关系指数进行加权计算。这样，在计算一个母体对任何一个幼儿的投资额时，最好能以对其他个体的估计寿命所造成的损害为计量单位，所谓其他个体不仅指这个母体的其他子女，而且指侄子、外甥、侄女、甥女以及母体自身等等。不过，就许多方面而言，这个方法过于烦琐，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而特里弗斯的计算方法还是有很高的实用价值的。

任何一个母体在其一生中能够用来对子女（以及其他亲属、她自己等，但为了便于论证，我们在这里仅仅考虑子女）的亲代投资是有一定总量的。这个亲代投资总额包括她在一生中所能搜集或制造的食物、她准备承担的一切风险以及她为了儿女的福利所能够耗费的一切能量与精力。一个年轻的雌性个体在其成年后应如何利用它的生命资源进行投资？什么样的投资策略才是它应遵循的上策？拉克的理论已经告诉我们，它不应把资源分摊给大多的子女，致使每个子女得到的份额过分微薄。这样做它会失去太多的基因：它不会有足够的孙子孙女。另一方面，它也不应把资源集中用在少数几个宠坏了的儿女身上。它事实上可以确保一定数量的孙子孙女，但它的一些对手由于对最适量的子女进行投资，结果养育出更多的孙子孙女。有关平均主义的投资策略就讲到这里。我们现在感到兴趣的是，对一个做母亲的来说，在对子女进行投资时如果不是一视同仁，是否会有好处，也就是说，它是否应该有所偏爱。

我们说，做母亲的对待子女不一视同仁，在遗传学上是毫无根据的。它同每个子女的亲缘关系指数都一样，都是1/2。对它而言，最理想的策略是，它能够抚养多少子女就抚养多少，但要进行平均投资，直至它们自己开始生男育女时为止。但是，正象我们在上面已看到的那样，有些个体与其他个体相比，是更理想的寿险对象。一窝幼畜中，个子矮小，发育不良的和同窝其他发育正常的幼畜一样，体内有同等数量的来自母体的基因。但它的估计寿命可要短些。换句话说，如果它要和它的兄弟们一样长寿，它就需要额外的亲代投资。做母亲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出决定，它可能发现，拒绝饲养一个个子矮小、发育不良的幼畜，将其名下应得的一份亲代投资全部分给它的兄弟姐妹反而来得合算。事实上做母亲的有时干脆把它丢给其他幼畜作为食料，或自己把它吃掉作为制造奶汁的原料，这样也许上算。母猪有时吞食小猪，但它是否专挑小个子的吃，我却不得而知。

发育不良的小个于牲畜是个特殊的例子。对幼体的年龄如何影响母休的投资倾向，我们可以作出一些更带普遍性的猜测。如果在两个幼儿中它只能拯救其中一个，而另一个最终会死去的话，那么它应拯救其中年龄较大的一个。这是因为，如果死亡的是年龄较大的一个而不是小弟弟，那么，它一生付出的亲代投资中较大的那一部分将要付诸东流。也许这样说能更好他说明这个问题：如果它救了小弟弟，它仍需要耗费一些代价昂贵的资源才能把这个幼儿抚养到大哥哥的年龄。

另一方面，如果这种抉择并不截然涉及生或死的问题，那么对母亲来说，其上策也许是，宁可将赌注押在较年幼的一个身上。我们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做母亲的因为不知道该把一些食物给小的吃还是给大的吃而感到左右为难。大哥哥更有可能凭自己的力量去寻找食物。因此，如果妈妈不饲养它，它不一定会因此死去。另一方面，小弟弟因为年事尚幼，没有能力自己去找吃的，如果母亲把食物给了大哥哥，小弟弟饿死的可能性就更大。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妈妈宁愿牺牲小弟弟，它还是可能把食物喂给小弟弟，因为大哥哥毕竟不太可能会饿死。这正是哺乳动物使幼儿断乳，而不是喂养它们终生的原因。到了一定时候，做母亲的就停止喂养一个幼儿，而将其资源留给未来的子女，这样做是明智的。这个时刻到来时，做母亲的就要给这个幼儿断乳。有时一只母畜可能知道它生下的是最后一个幼畜，它会把自己有生之年的全部资源花费在这个最小的幼儿身上，也许把这个幼儿奶到成年。不过，它应该”权衡一下”，要是把资源花费在孙辈或侄甥之辈身上是否更为合算，因为尽管后者同它的亲缘关系只及子女的一半，但它们从投资中获益的能力可能比它自己这个幼儿大两倍以上。

在这里似乎应该提一下人们称之为停经这个令人费解的现象。也就是人类中年妇女的生殖能力突然消失这个现象。在我们未开化的祖先中，这种情况可能比较少见，因为能够活到绝经这个年龄的妇女并不大多。可是，妇女的生理突变与男子生殖力的逐渐消失显然不同，这种不同说明停经现象大概具有某种遗传学上的”目的性”——就是说，停经是一种“适应”。要说清楚这个问题很不容易。乍看之下，我们很可能认为妇女在倒毙之前应该不停地生男育女，即使随着年事的增长，她养下的婴儿的存活率会越来越低。至少，她们总应该尽力而为吧？但我们应当记住，她的孙子孙女也是她的后代，尽管亲缘关系只有子女的一半。

由于各种原因，也许与梅达沃的衰老学说（第54页）有关，处于自然状态的妇女随着年龄的增长而逐渐丧失抚养子女的能力。因此，老年母亲所产幼儿的估计寿命短于青年母亲所产的幼儿。这意味着，如果一个妇女和她的女儿同一天生产，她孙子的估计寿命大概要比她儿子的估计寿命来得长。妇女到达一定的年龄后，她所生育的每个孩子活到成年的平均机会比同岁的孙子活到成年的平均机会的一半还要小。在这个时候，选择孙子孙女而不选择子女作为投资对象的基因往往会兴旺起来。四个孙子孙女之中只有一个体内有这样的基因，而两个子女之中就有一个体内有它的等位基因。但孙子孙女享有较长的估计寿命，这个有利因素胜过数量上的不利因素。因此，“孙子孙女利他行为”基因在基因库中占了上风。一个妇女如果自己继续生育子女就不能集中精力对孙子孙女进行投资。因此，使母体在中年丧失生殖能力的基因就越来越多。这是因为孙子孙女休内有这些基因，而祖母的利他行为又促进了孙子孙女的生存。

这可能就是妇女停经现象形成的原因。男性生殖能力之所以不是突然消失而是逐渐衰退，其原因大概是，父亲对每个儿女的投资额及不上母亲。甚至对一个年迈的男人来说，只要他还能使年轻妇女生育，那么，对子女而不是对孙子孙女进行投资还是合算的。

迄今为止，我们在本章和上一章里都是从亲代，主要是从母亲的立场来看待一切问题的。我们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做父母的是否应该有宠儿，一般说来，就父亲或母亲而言，最理想的投资策略是什么？不过，在亲代对子代进行投资时，也许每一个幼儿都能对父母施加影响，从而获得额外的照顾。即使父母不“想”在子女之间显得厚此薄彼，难道做子女的就不能先下手为强，攫取更多的东西吗？他们这样做对自己有好处吗？更严格他说，在基因库中，那些促使子女为自私目的而巧取豪夺的基因是否会越来越多，比那些仅仅使子女接受应得份额的等位基因还要多？特里弗斯在1974年一篇题为亲代与子代间的冲突（parent-offspring Conflict）的论文里精辟地分析了这个问题。

一个母亲同其现有的以及尚未出生的子女的亲缘关系都是一样的。我们已经懂得，从纯粹的遗传观点来看，它不应有任何宠儿。如果它事实上有所偏爱，那也是出于因年龄或其他不同条件所造成的估计寿命的差异。就亲缘关系而言，和任何个体一样，做母亲的对其自身的“密切程度”是它对其子女中任何一个的密切程度的两倍。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意味着它理应自私地独享其资源的大部分，但其他条件不是不变的。因此，如果它能将其资源的相当一部分花费在子女身上，那将为它的基因带来更大的好处。这是因为子女较它年轻，更需要帮助，因而它们从每个单位投资额中所能获得的好处，必然要比它自己从中获得的好处大。促使对更需要帮助的个体而不是对自身进行投资的基因，能够在基因库中取得优势，即使受益者体内只有这个个体的部分基因。动物之所以表现出亲代利他行为，而且事实上它们之所以表现出任何形式的近亲选择行为，其原因就在于此。

现在让我们以一个幼儿的观点来看一下这个问题。就亲缘关系而言，它同它的兄弟或姐妹之间任何一个的密切程度和它母亲同其子女之间的密切程度完全一样。亲缘关系指数都是1/2。因此，它“希望”它的母亲以其资源的一部分对它的兄弟或姐妹进行投资。从遗传学的角度上看，它和它母亲都希望为它的兄弟姐妹的利益出力，而且它们这种愿望的程度相等。但是，我在上面已经讲过，它对自己的关系比它对兄弟姐妹当中任何一个的关系密切两倍，因此，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它会希望它的母亲在它身上的投资要多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事实上其他条件可能不变。如果你和你的兄弟同年，又同样能从一品脱母乳中获得相等的好处，那你就“应该”设法夺取一份大于应得份额的母乳，而你的兄弟也应该设法夺取一份大子应得份额的母乳。母猪躺下准备喂奶时，它的一窝小猪尖声呼叫，争先恐后地赶到母猪身旁的情景你一定见过吧。一群小男孩为争夺最后一块糕饼而搏斗的场面你也见过吧。自私贪婪似乎是幼儿行为的特征。

但问题并不这样简单。如果我和我的弟弟争夺一口食物，而他又比我年轻得多，这口食物对他的好处肯定比对我大，因此把这口食物让给他吃对我的基因来说可能是合算的。做哥哥的和做父母的利他行为可以具有完全相同的基础。前面我已经讲过，两者的亲缘关系指数都是1/2，而且同年长的相比，年纪较轻的个体总是能够更好地利用这种资源。如果我体内有谦让食物的基因，我的小弟弟体内有这种基因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五十。尽管这种基因在我体内的机会比我弟弟大一倍——一百分之百，因为这个基因肯定存在我体内，——但我需要这份食物的迫切性可能不到它的一半。一般说来，一个幼儿“应该”攫取大于其应得份额的亲代投资，但必须适可而止。怎样才算适可而止呢？它的现存的以及尚未出生的兄弟或姐妹因它攫取食物而蒙受的净损失。不能大于它从中所得利益的两倍。

让我们考虑一下什么时候断乳最适宜这个问题。做母亲的为了准备生第二胎而打算让正在吃奶的幼儿断乳。另一方面，这个幼儿却不希望这样快就断乳，因为母乳是一种方便的、不费力气的食物来源，而且它还不想为了生活而外出奔波。说得更确切一些，它最终还是想外出谋生的，但只有在它母亲因它走后得以脱身抚养它的弟妹，从而为它的基因带来更大的好处时才这样做。随着年岁的增大，一个幼儿从每一品脱母乳中得到的相对利益就越来越小。这是因为它越长越大，一品脱母乳按它的需要而言，其比例相对地越来越小，而且在必要时它也有更大的能力去独立生活。因此，当一个年龄较大的幼儿吃掉本来可以让给一个年龄较小的幼儿的一品脱母乳时，它消耗的亲代投资，相对他说，要大于一个年龄较小的幼儿吃掉这一品脱母乳所消耗的亲代投资。在每个幼儿成长的过程中，这样的时刻必将来到：即它的母亲停止喂养它，而把一个新生的幼儿作为投资对象是有利的。不然的话，再过一些时候，年龄较大的幼儿也会自动断乳，以便给自己的基因带来最大的好处。这时，一品脱母乳对可能存在于它弟妹体内的它的基因的拷贝所能带来的好处，要大于对事实上存在于它自己体内的基因所能带来的好处。

存在于母子之间的这种矛盾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这个例子里，矛盾只涉及定时的问题。做母亲的打算继续喂养这个幼儿直至为它支出的投资总额达到它“应得“的份额。这个”应得”份额取决于这个幼儿的估计寿命以及已经为它支出的亲代投资额。到这里为止，矛盾尚未产生，同样，幼儿吃奶的日子不宜过长，到了它的尚未出生的弟妹因它继续吃奶而蒙受的损失超过它从中得到的好处的两倍时，它就不应继续吃下去；就这一点而言，母子双方的看法是一致的。但矛盾发生在居间的一段时期，亦即在母亲眼中，这个幼儿正在取得多于其应得份额，而其弟妹因此蒙受的损失还没有到达两倍于它的利益的时候。

断乳时间只不过是母子之间引起争执的一个例子。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情况视为一个个体和它所有的尚未出生的但受到母亲袒护的弟妹之间的争执。可是，为了争夺亲代投资，更直接的争执可能发生在同代的对手之间，或同巢的伙伴之间。因此，做母亲的通常总是力图持公平的态度。

很多鸟类是在鸟窝里哺育幼儿的。雏鸟嗷嗷啾唧，而母鸟就把小虫或其他食物丢入一张张大咀里。按理说，雏鸟叫声的大小和它饥饿的程度是成正比的。如果说母鸟总是对谁叫得最响就先喂谁的话，那么，每只雏鸟早晚都会得到它应得的份额，因为吃饱了的雏鸟是不会再大叫大喊的。这种情况至少在最理想的环境里是会出现的。在这种环境里，大家都循规蹈矩，不弄虚作假。但根据我们提出的自私基因的概念，我们必须估计到个体是会弄虚作假的，是会装出一副饥不可耐的样子的。这种欺骗行为逐步升级，但显然不会得到预期的效果，因为如果所有的雏鸟都大叫大喊，装出快要饿死的模样，这种大叫大喊就要变成一种常规，因而不会达到说谎的效果。不过升级容易降级难，不管哪一只雏鸟带头降低嗓门，它得到的食物就会减少，从而很可能真的要饿死。再说，由于种种原因，小鸟也不会漫无止境地提高嗓门大叫。譬如说，过高的喊声要消耗体力，也会引来捕食者。

我们知道，一窝幼兽中有时会出现一个小个子，它的个子比其他的幼兽小得多。它争夺食物不象其余幼兽那样力量充沛，因而常常饿死。我们已经考虑过在什么条件下做母亲的让小个子死掉事实上是合算的。如果单凭直觉判断，我们大概总是认为小个子本身是会挣扎到最后一刻的，但这种推断在理论上未必能站得住脚。一旦小个子瘦弱得使其估计寿命缩短，而且缩短到这样的程度，以致它从同样数量的亲代投资中获得的利益还不到其他幼儿的一半，这时它也就该体面而心甘情愿地死去。这样，它的基因反而能够获益。就是说，一个基因发出了这样的指令：”喂，如果你个子比你的骨肉兄弟瘦小得多的话，那你不必死捱活撑，干脆死了吧！”这个基因在基因库中将取得成功，因为它在小个子体内活下去的机会本来就很小，而它却有百分之五十的机会存在于得救的每个兄弟姐妹体内。小个子的生命航程中有一个有去无回的临界点。在达到这一临界点之前，它应当争取活下去，但一到了临界点之后，它应停止挣扎，宁可让自己被它的骨肉兄弟或父母吃掉。

在我们讨论拉克的有关每窝孵卵数的理论时，我没有谈到上面的情况。但如果母鸟吃不准今年该孵几个卵才是最适量时可以采取下面这个明智的策略。它在孵卵时可以比它事实上“认为”可能是最适宜的数目再多孵一个蛋。这样，如果今年食物收成比原来估计的好，它就额外多抚养一个幼儿。不然的话，它就放弃这个幼儿以减少损失。母鸟在喂养它的一窝幼儿时总是有意识地按同一次序进行，譬如说，按雏鸟个子的大小依次喂食。这样，它可以让其中一只也许就是那个小个子，很快就死掉，而不致在它身上除了蛋黄或其相等物的第一笔投资之外，再浪费过多的食物。从母鸟的观点来看，这说明了小个子现象存在的理由。小个子的生命就是母鸟打赌的赌注，母鸟的这种打赌行为在许多鸟类中很普遍，其性质和交易所里那种买现卖期的策略一样。

我们把动物比作生存机器，它们的行为好象有“目的”地保存它们自己的基因。这样，我们可以谈论亲代与子代之间的矛盾，亦即两代之间的争斗。这是一种微妙的争斗，双方全力以赴，不受任何清规戒律的约束。幼儿利用一切机会进行欺骗。它会装成比实际更饥饿的样子，也许装得比实际更年幼或面临比实际更大的危难的模样。尽管幼儿幼小赢弱，无力欺负其父母，但它却不惜使用一切可能使用的心理战术武器：说谎、哄骗、欺瞒、利用，甚至滥用亲缘关系做出不利于其亲属的行为。另一方面，做父母的必须对这种欺骗行为保持警觉，尽力避免受骗上当。要做到这点似乎也并不难。母鸟如果知道它的雏鸟可能装成很饿的样子，它就可以采取定量喂食的策略来对付，即使这只雏鸟继续大叫大喊也不予以理睬。问题是这只雏鸟很可能并未说谎，而是真的饥饿。如果它因为得不到食物而死去，这只母鸟就要失去它的一些宝贵的基因。野生鸟类只要饿上几个小时就会死掉。

扎哈维（A.zahavi）指出，有一种幼儿的讹作手段特别可怕：它放声大叫，故意把捕食者引来。它在“说”：“狐狸，狐狸，快来吃我！”做父母的只好用食物塞住它的嘴巴。这样，它就获得了额外的食物，但自己也要冒一定的风险。这种不择手段的战术和劫持班机的人所使用的战术一样。他威胁说，除非付给他赎金，否则就要炸毁飞机，自己也准备同归于尽。我怀疑这种策略是否有利于进化，倒不是因为它过于冷酷无情，而是我认为这种策略到头来会使进行讹诈的雏鸟得不偿失。如果真的引来了捕食者，它的损失可要大了。如果它碰巧是个独生子，那就更不用说了。扎哈维所讲的就是这种情况。不管它母亲在它身上的投资已经有多大，它还是应该比它母亲更珍视自己的生命，因为它母亲只有它的一半基因。即使讹诈者不是独生子，而且跟它生活在一起的兄弟姐妹都是脆弱的幼儿，这种策略亦未必有利，因为这个讹诈者在每个受到威胁的兄弟或姐妹身上都有百分之五十的遗传”赌注”，同时在自己身上有百分之一百的赌注。我想，要是这只予取予求的捕食者仅仅惯于把最大的一只雏鸟从巢里抓走，这种策略或许能够取得成效。在这样的情况下，个子较小的雏鸟耍无赖手段，威胁要把捕食者唤来，可能是合算的，因为它自己所冒的风险不会太大。

初生的布谷鸟如果因运用这种讹诈策略从而得到实惠，也许更加合乎情理。大家知道，雌布谷鸟把蛋分别生在几个“收养螟岭子”（foster）的鸟巢里，每窝一个，让属于完全不同物种的被蒙在鼓里的养父养母把小布谷鸟养大。因此，一只小布谷鸟在它的同奶兄弟或姐妹身上没有遗传赌注（出于某种阴险的动机，一些物种的小布谷鸟要把它的同奶兄弟或姐妹全部干掉。我们在下面将要谈到这种情况。现在先让我假定我们议论的是那些能够和同奶兄弟或姐妹共同生活的布谷鸟物种）。如果小布谷鸟大声鸣叫，引来了捕食者，它自己可能要送掉小性命，但养母的损失就更大——也许是四个亲生儿女。因此，养母以多于其份额的食物喂它还是合算的，而小布谷鸟在这方面得到的好处可能超过它所冒的风险。

到了一定的时候，我们应该重新使用正规的基因语言，以免过多的用主观隐喻把我们弄糊涂。这样做是明智的。我们说，小布谷鸟为了“讹诈”其养父母而大叫大喊“捕食者，捕食者，快来吃我和我所有的小兄弟姐妹吧！”这个假设究竟说明什么问题？现在就让我们使用正规的基因语言来进行论述吧。

使布谷乌大叫大喊的基因在基因库中数量越来越多，这是因为高声叫喊提高了养父母喂养小布谷鸟的概率。养父母之所以对高声叫喊作出这种积极反应是因为促使对大叫大喊作出反应的基因在收养螟岭子的物种的基因库中已经扩散开来。至于这种基因得以扩散的原因是：个别的养父母由于没有把额外的食物喂给小布谷鸟而失去越来越多的亲生子女，而情愿把额外食物喂给小布谷鸟的养父母失去亲生子女的机会却少得多，这是因为小布谷鸟的叫声引来了捕食者。尽管不促使布谷鸟大叫大喊的基因，被捕食者吃掉的可能性比促使布谷鸟大叫大喊的基因小些，但不高声叫喊的布谷鸟因为得不到额外的食物而受到更大的损失。因此，促使大叫大喊的基因得以在基因库中扩散开来。

按照上面这个比较主观的论点，我们可以进行一系列相似的遗传学推理。这种推理表明，尽管我们可以想象这样一个进行讹诈的基因也许能够在布谷鸟基因库中扩散开来，但在一个普通物种的基因库中它却未必能够扩散，至少不会因为它引来了捕食者而扩散开来。当然，在一个普通的物种中，促使大叫大喊的基因可能由于其他的原因而扩散开来，这点我们上面已经谈过，而且这些基因有时也会偶然地产生引来捕食者的后果。不过，就这个问题而言，捕食行为的这种选择性影响，如果它能产生任何影响的话，往往会有减轻这种叫喊声的倾向。在我们假设的布谷鸟的例子里，捕食者所产生的实际影响最终使布谷鸟喊得更响。乍听起来，这种说法似乎有点自相矛盾，但事实确是这样。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布谷鸟或其他有类似“寄生育雏”（brood-parasitic）习惯的鸟类实际上运用这种讹诈策略。但它们凶狠无情是肯定无疑的。譬如说，有些指蜜鸟（honeyguides）和布谷鸟一样，会在其他物种的鸟巢里生蛋。初生的指蜜鸟生就一副尖锐的钩喙，它一出壳时尽管两眼还没有有张开，身上光秃无毛，无依无靠的，但它却会把所有的同奶兄弟姐妹都活生生地啄死。因为死掉的兄弟就不会和它争食了！大家熟悉的英国布谷鸟采用的方法稍有不同，但殊途同归，结果一样。它的孵化期较短，因此它总是比它的同奶兄弟姐妹早出壳，它一出壳便把其他的蛋都摔到巢外，这是一种盲目的、机械的动作，但其毁灭性的后果是无庸置疑的。它首先蹲到一只蛋的下面，以背部凹下部分托住这只蛋，然后一步一步往巢的边缘后退，同时用两边翅基使这只蛋保持平衡，直至把蛋顶翻到巢外，摔在地上。接着它把剩下的蛋全部如法处置掉。从此它得以独占鸟巢，它的养父母也可以专心照顾它了。

在过去一年中，我所获悉的最值得注意的事实之一是阿尔瓦雷斯（F.Alvarez），阿里阿斯.德.雷纳（L.Arias deReyna）和塞古拉（H.Segura）三人从西班牙发出的报导。他们从事研究那些有可能成为养父母的鸟类——可能受到布谷鸟愚弄的受害者——如何识破布谷鸟蛋或初生布谷鸟之类的入侵者的能力。在实验过程中，他们曾将布谷鸟的蛋和幼鸟放入喜鹊巢中，同时为了进行比较，他们也将其他物种如燕子的蛋和幼鸟放人喜鹊巢中。有一次，他们把一只乳燕放入喜鹊巢里。第二天，他们发现喜鹊巢下面的地上有一只喜鹊蛋。蛋没有跌破，于是他们把它捡起，重新放入巢中再进行观察。他们看到的景象可奇妙呢！那只乳燕的行为简直和布谷鸟一模一样，它把喜鹊蛋丢到巢外。他们再一次把蛋捡起放人巢里，结果完全一样，乳燕又把它摔到外面。和布谷鸟一样，它用两边翅基使喜鹊蛋保持平衡，托在背上，然后向后倒退，把蛋顶上鸟巢边缘，让它滚翻到外面。

阿尔瓦雷斯和他的合作者并没有试图说明这种令人惊异不置的景象，这可能是明智的。这种行为在燕子的基因库中是如何形成的？它必定同燕子的日常生活中某种东西相一致。乳燕通常是不会出现在喜鹊巢里的。在正常情况下，除自己的巢之外，它们从不光顾其他的鸟巢。这种行为是不是体现了一种经过进化而形成的对抗布谷鸟的适应能力？自然选择是不是有利于燕子基因库中的一种反击策略，亦即有利于以布谷鸟的武器来反击布谷鸟的基因？燕子巢里通常不会出现寄生的布谷鸟，这好象也是事实。也许道理就在这里。根据这个理论，喜鹊蛋在试验时之所以意外地受到同样的待遇也许是因为它们和布谷鸟蛋一样都比燕子蛋大。如果乳燕能够辨别大蛋和正常的燕子蛋，它的母亲也具有这种辨别力自不待言。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把布谷鸟蛋摔掉的不是乳燕的母亲而是体力差得多的乳燕自己呢？有一种理论认为乳燕具有把臭蛋或其他碎屑从鸟巢里消除掉的正常活动能力，但这种理论同样是站不住脚的。因为老燕子能更好地完成这些任务，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既然有人曾经目睹孤弱的乳燕熟练地完成这种复杂的摔蛋动作，而同时成年燕子肯定能毫不费力地完成同样的任务，因此这种情况迫使我得出如下的结论：从老燕子的观点来看，乳燕是存心不良的。

我认为，真正的答案可能与布谷鸟毫不相干，这是可以想象得到的。乳燕是不是这样对待它的同胞兄弟或姐妹的？这种景象确实令人毛骨惊然。由于最先出壳的乳燕必须和它的尚未出生的弟妹争夺亲代投资，因此它一出生就摔掉其他的蛋是合算的。

拉克关于每窝孵卵多少的理论，是从亲代的观点来考虑其最适量的。如果我是一只燕子“妈妈”，在我看来，每窝最适量比如说是孵五只蛋；但如果我是一只乳燕，那我就会认为小于五的数目才是最合适的，只要我是其中一个就行！老燕子拥有一定数量的亲代投资，它“希望”在五只乳燕中平均分配。但每一只乳燕都想得到超过五分之一的份额。和布谷鸟不一样，它并不想独吞全部投资。因为它和其他的四只乳燕都有亲缘关系。但它确实很想分到多于五分之一的份额。它只要能摔掉一只蛋，它就能分到四分之一。再摔掉一只就能分到三分之一。用基因语言来说，操纵杀兄弟姐妹行为的基因在基因库中是会扩散开来的，因为它有百分之一百的机会存在于表现这种行为的个体内，而存在于它的受害者体内的机会只有百分之五十。

人们反对这个理论的主要理由是：如果情况果真是这样，那很难使人相信竟会至今还没有人见过这种穷凶极恶的行为。我对此没法提出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世界上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种类的燕子。我们知道，譬如说，西班牙种的燕子在某些方面不同于英国种的燕子，不过人们对西班牙种的燕子还没有象对英国种的燕子那样，进行过非常仔细的观察。我认为，这种把兄弟或姐妹置于死地而后快的行为是可能发生的，不过没有受到注意罢了。

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出燕子杀兄弟姐妹这种罕见行为的假设，是因为我想说明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就是说，小布谷鸟的残醋行为只不过是一个极端例子，用以说明任何一只鸟巢里都会发生这种情况。同胞兄弟之间的关系比一只小布谷鸟同它的同奶兄弟的关系密切得多，但这种区别仅仅是程度问题。即使我们觉得动物之间的关系竟然会发展到不惜对亲兄弟姐妹下毒手这种程度有点难以置信，但情况没有如此严重的自私行为的例子却是很多的。这些例子说明，一个幼儿从其自私行为中得到的好处可以超过它因损害到它的兄弟姐妹的利益而蒙受的损失两倍有余。在这种情况下，正如断乳时间的例子一样，亲代与子代之间便会发生真正的冲突。

在这种世代的争斗中，谁将是胜利者呢？亚历山大（R.D.Alexander）写过一篇有趣的论文，他认为这样的问题只能有一个总的答案。按他的说法，亲代总归占上风。如果情况果真是这样，那你阅读这一章就算是白费劲了。如果亚历山大是正确的，那就要引起很多有趣的问题。例如，利他行为之所以能进化，并不是因为有利于该个体本身的基因，而仅仅是有利于亲代的基因。以亚历山大的话来说，亲代操纵变成了利他行为的另外一个进化的因素，它和直接的近亲选择无关。为此，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亚历山大的推理过程，并使我们自己相信，我们是真的懂得他究竟错在哪儿。为了证明他的谬误，我们实在应该用数学演算的方法，但本书中，我们一直避免明显地使用数理，而且事实上通过直觉的理解也能看出亚历山大这篇论文的破绽所在。

他的基本的遗传论点包括在下面这段经过删节的引语里：“假定一个青少年个体……使得亲代利益的分配对自己有利，从而减少了它母亲自身的全面繁殖能力。通过这个方式提高处在青少年时代的个体的健康水平的基因，肯定会在该个体成年时更大程度地降低其健康水平，因为这种突变型基因将越来越多地存在于这个突变型个体的后代体内。”亚历山大所说的是一个新近发生突变的基因，这个事实并不是这个论点的关键所在。我们最好还是设想一个从双亲一方继承的稀有基因。在这里，“健康水平”具有一种特殊的学术意义——成功地繁殖后代的能力。亚历山大的基本论点可以归纳如下：一个基因在促使其幼年个体搜取额外的食物时确实能增加该个体的存活机会，尽管其亲代养育后代的总能力会因此受到影响。但当这个个体自己成为父母时就要付出代价。因为其子女往往继承了同样的自私基因，从而影响这个个体养育后代的总能力。这可以说是一种既损人又不利己的行为。这样的基因只能以失败告终，因此亲代必定永远在这种冲突中取得胜利。

这个论点理应立即引起我们的怀疑，因为作为论据的假设，即遗传学上的不对称性，事实上并不存在。亚历山大使用“亲代”与“子代”这样的字眼时好象它们之间存在着根本的遗传学上的不伺。我们在上面已经谈过，尽管亲代与子代之间存在实际上的差异，如父母的年龄总比子女大、子女为父母所生等，但两代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遗传学上的不对称现象。不管你从哪一个角度看，亲缘关系都是百分之五十。为了阐明我的论点，我想重复一下亚历山大的原话，但把“亲代”、“青少年“以及其他有关字眼颠倒过来使用。“假定一个亲代个体有这样一个基因，它使亲代利益得以平均分配。通过这种方式提高作为亲代个体的健康水平的基因，肯定在这个个体还处于青少年时代时更大程度地降低过它的健康水平。”这样，我们就得出和亚历山大完全相反的结论，即在任何亲代／子代的争斗中，子女必然会胜利！

这里显然存在某种错误。这两种论点的提法都过于简单。我之所以要把亚历山大的说法颠倒过来，并不是为了证明和亚历山大相反的论点是正确的。我的目的在于表明，我们不能以这种人为的不对称性作为论据。亚历山大的论点以及我把它颠倒过来的说法都是由于站在个体的观点上看问题而背离真理。亚历山大是从亲代的观点看问题，而我是从子代的观点看问题。我认为当我们使用”健康水平”这个技术性的字眼时，很容易造成错误。我在本书中一直避免使用这个字眼就是为了这个缘故。只有站在一个实体的观点上看进化现象才是正确的，这个实体就是自私的基因。青少年个体的基因如有胜过亲代个体的能力就被选择；反之，亲代个体的基因如有胜过青少年个体的能力就被选择。同样是这些基因，它们先后存在于青少年个体及亲代个体之内，这并无自相矛盾之处。基因之被选择是因为它们能够发挥它们具备的力量：它们将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机会。因此，同一个基因，当它存在于青少年个体之内时，它可以利用的机会将不同于它存在于亲代个体之内的时候。因此，在它的个体生命史中，两个阶段的最优策略是不同的。亚历山大认为，后一阶段的策略必然胜过前一阶段的策略，这样的看法是毫无根据的。

我们可以通过另外一个方式驳斥亚历山大的论点。他心照不宣地在亲代／子代关系与兄弟／姐妹关系之间假定一种虚妄的不对称性。你应当记得，根据特里弗斯的说法，一个自私的幼儿在攫取额外的食物时必须承担丧失其兄弟或姐妹的风险，而这些兄弟或姐妹体内部有它的一半的基因。正因为如此，它在攫取食物时会适可而止。但兄弟或姐妹只是各种亲属中其亲缘关系指数是百分之五十的一类亲属。对一个自私幼儿来说，它自己的未来的子女和它自己的兄弟或姐妹同样“可贵”。因此，它在攫取额外资源时应估算一下为此必须付出的全部代价，不能漫无节制；这种自私行为不仅使它丧失现存的兄弟或姐妹，而且要使它丧失其未来的子女，因为这些子女必然也会以自私行为彼此相待。亚历山大认为，青少年时期的自私性遗传到子女一代从而减少自己的长期繁殖能力是不利的，这一论点是言之成理的。但这仅仅意味着，我们必须将这种不利因素作为一项代价加在方程式里。对一个幼体来说，只要它从自私行为中得到的净利益至少不小于它的近亲因此受到的净损失的一半，那么，这种自私行为还是合算的。但“近亲”应该包括的不仅仅是兄弟或姐妹，而且应该包括它自己的未来的子女。一个个体应该把自己的利益看作是比它的兄弟的利益可贵一倍，这就是特里弗斯所作的基本假设。但它同时应该把自己看作是比自己的未来子女当中一个可贵一倍。亚历山大认为，在利害冲突中亲代享有天然的有利条件，他的这一结论是谬误的。

除了他这个基本的遗传论点外，亚历山大还有一些比较切合实际的论点。这些论点来源于亲代／子代关系中不可否认的不对称性。亲代个体是采取积极行动的一方，它实际上从事于寻找食物等工作，因此能够发号施令。如果做父母的决定不再供养其子女，子女是没有什么办法的，因为它们幼小，无力还击。做父母的因此能够无视子女的愿望而要求子女绝对服从。这个论点显然并不错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它所假设的不对称性是真实的。父母当然比子女大些，强壮些，而且更老于世故。好牌看来都在父母手中。但子女手中也有一两张王牌。譬如说，父母应该知道它们的每个子女到底饿到什么程度，以便在分配食物时有所轻重缓急，这点很重要。它们当然可以搞平均主义，以完全相等的口粮分给每一个子女。但在最理想的环境里，把略多一些的食物分给事实上最能充分利用这份口粮的孩子是能够收到较大效果的。要是每个孩子能够自己告诉父母它有多饿，对父母来说倒是个理想的制度。我们在上面已经谈过，这样的制度似乎已经形成。但子女说谎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它们确切知道它们自己有多饿，而它们的父母最多只能猜测它们是否老实。做父母的很难拆穿小小的谎言，尽管弥天大谎或许瞒不过父母的眼睛。

另一方面，做父母的最好能够知道孩子什么时候高兴，孩子如果在高兴的时候能够告诉父母就好了。某些信号，如咕噜咕噜的叫声和眉开眼笑，可能被选择，因为这种信号使父母知道它们怎样做才能为子女带来最大的好处。看见子女眉开眼笑或听见子女发出得意的叫声是对父母的最大安慰，正象食物到肚对一只迷路的老鼠同样是莫大的安慰一样。可是，正是由于甜蜜的笑脸和满意的叫声总会带来好处，孩子就能够利用笑脸或叫声来操纵父母，使自己获取额外的亲代投资。

因此，在世代之间的争斗中，到底哪一方有更大的可能取胜是没有一个总的答案的。最终的结局往往是子代企求的理想条件与亲代企求的理想条件之间的某种妥协。这种争斗同布谷鸟与养父母之间的争斗相似，尽管实际上争斗不致于那么激烈可怕，因为双方都有某些共同的遗传利益——双方只是在某种程度内或在某种敏感的时节里成为敌人。无论如何，布谷鸟惯用的策略，如欺骗、利用等，有许多也可能为其同奶兄弟或姐妹所使用，不过它们不致于走得太远，做出布谷鸟那种极端自私的行为。

这一章以及下面一章（我们将讨论配偶之间的冲突）所讨论的内容似乎是有点可怕的讽刺意味的。身为人类父母的人彼此真诚相待，对子女又是如此无微不至地关怀，因此这两章甚至可能为天下父母带来难言的苦衷。在这里，我必须再次声明，我所说的一切并不牵涉到有意识的动机。没有人认为子女因为体内有自私的基因而故意地、有意识地欺骗父母。同时我必须重申，当我说“一个幼儿应该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哄骗……说谎、欺诈、利用……”的时候，我之所谓“应该”具有特殊的含义。我并不认为这种行为是符合道德准则的，是可取的。我只是想说明，自然选择往往有利于表现这种行为的幼儿，因此，当我们观察野生种群的时候，我们不要因为看到家属之间的欺骗和自私行为而感到意外。“幼儿应该欺骗”这样的提法意味着，促使幼儿进行欺骗的基因在基因库里处于有利地位。如果其中有什么寓意深刻的地方可供人类借鉴，那就是我们必须把利他主义的美德灌输到我们子女的头脑中去，因为我们不能指望他们或她们的本性里有利他主义的成分。

谢选骏指出：人说“世代之间的争斗”，这使我想起了1988年，我在为一本叫做《第四代人》的书（后来畅销）作序的时候，发表了关于“老公猩猩”的著名论点——

《代与代文化的冲突》

第一节宇宙生命的节律：“代”

随着国人文化视野的开拓，代与代文化的冲突开始受到日益增长的关注。承认代的间距、放弃以强力去压制新一代的文化，是现代文化意识开始成熟于中国的表现。

至于我自己，则是从文化冲突对文化演进的意义这一角度去看“代”的。代与代的问题不疏阔迂远，它就在我们中间，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流过，纠缠每一个人的生活和意志，影响（往往是破坏性的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有关代和代问题的因素，对社会的协调发展来说，其意义更多是负面的；这体现为冲突、斗争、彼此毁损——老一代看不惯年轻一代，新一代则视老一代为“怪物”，为“古生物博物馆里的陈列品”。化名“斯大林”的约瑟卡·维萨里奥诺维奇·朱加施维的女儿斯维里特兰娜在她《致友人的二十封信》里，就采取了如此激烈的措辞去形容她父亲的同事。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这么深刻的对立呢？

这正是我们这里所要探讨的。

盛唐诗人孟浩然（六八九——七四〇年）在那感人至深的《与诸子登岘山》一诗中写下了两句耐人寻味的诗：

人事有代谢，

往来成古今。

这是诗人之情的流露，也是哲人之思的显现。它蕴涵着对历史、对宇宙生命的基本领悟。

让我们略微回顾一下“代”的哲思传统。

自从欧洲人经历了启蒙运动的浪漫主义的洗礼之后，他们便仿照中国式的智慧，放弃了对上帝的崇拜。与此同时，也迎来了精神空虚和行为混乱的时代；为补救这一点，“历史”的主宰性质便被发明了出来，以便替补那个死去的人格之神。而在中国，早在东周的春秋时代，对上帝的信仰就开始让渡给了对历史的论理。恰是那部相传孔子所作的《春秋》，是中国文化精神这一根本转变的里程碑。《春秋》的范例表明，中国人已开始习惯于用历史的褒贬去代替上帝的审判；用近距离的人道标尺，去代替远距离的天道标尺——这正是郑国的贤相子产所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的精神。

这不是一个旋生旋灭的视界，而构成了一个强大的传统。当那位南宋的亡国宰相、我们的民族英雄文天祥在《过零丁洋》一诗中痛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大道理时，这就不仅仅是一个人的述怀，而是表达了一种文化的共识。正因为这样，不仅他说了和做了，而且还有人听他说，有人模仿他做。文天祥的诗所表达的传统意识是根深蒂固和普遍接受的，这传统意识就是把历史当作终极审判的信念。

近代的欧洲人，也像古代的中国人那样，开始以历史之窟取代了众神之天。”历史的必然性”取代了“上帝的意志力”，“物质”取代了“精神”。同时，强权的即历史的审判取代了彼岸的即宗教的审判；其结果是力的竞逐，取代了诗的玩味。

这是一个历史意识破毁了神秘感的时代；但又是一个神秘感反过去注入历史意识从而异化了后者的时代。这一分合之势，体现为历史的崇拜，而不是对历史的所谓科学分析。人从上帝的子孙，下降为历史的产物；甚至连上帝本身和一切事物的起源，也都被推究到历史上去：神圣的一切，本身都成了一种“历史过程”。

历史使“人”获得了一种空前重要性。随着人道取代天道，人不仅获得了与神同等的地位，且战胜了神，获得了比神更优越的位置。因为据说，人是一种由崇拜神开始、因崇拜自己而结束的、进化着的生灵。

那么，对现代人的存在（一种崇拜历史的存在）如此重要的“历史”，其本身又是什么呢？

在孟浩然诗歌的哲思中，对此已有足够的提示：历史（即所谓“古今”）是由人事的代谢构成的。亦即人事代谢的无意识“往来”，到了思考它的心灵中，便成了有意识的“古今”。正是这种思考，赋予历史以灵魂，使历史不再是一种纯粹的客体。从此，历史成了能与上帝竞争的力与场。

在古今的构成中，“代”是个关键。代有两层含义：作为存在，它是宇宙生命的节律：作为意识，它是这一节律所作出的多样性思考。

孟浩然暗示了这双重含义：

《与诸子登岘山》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

羊公碑尚在，读罢泪沾襟。

读碑的垂泪人和游山的登临者，把双重含义集于一身：同一代人既是行动者，又是思想者。他们的行动构成了代的存在；他们的思想，构成了代的意识。前者只是纯粹的时间变化，后者还是历史的演进。

读碑的人为什么哭泣？是那碑记所唤醒的历史意识使他颤栗不已。人无法理解时间，因为他本身就陷在时间之里；但人却能理解历史，因为历史是他对时间的思考。人曾在时间中悠然自得：“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这时，他只是一个行动者。他所看到的是一幅超越于历史之外的宇宙宁静：“水落鱼梁浅，天寒梦泽深。”这时，他只是一个观察家。但无言的江山无法起到的沟连古今的作用，却被有言的“羊公之碑”起到了：古今的代谢对于历史的构成当然必要的，但是对于那构成历史的人、对那生于代中死于代中的个体来说，却是令人惶恐不已的。

谁愿意“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他最悲哀的时候，便是他意识到历史、意识到人事代谢的阴影正在逼近的时候。他不是为古人担忧，他只是感到自己也正被“代”的轮转碾为齑粉。

历史和文化的变易，都是由“代”为轴心而轮转的。这几乎是一个常识。但是，面对此情此景却不是每一个都能保持镇静的。因为作为历史之轴的“代”，它的关键在于消解性的“变”。

萧梁一代的著名历史学家萧子显在他所撰的《南齐书·文学传论》（卷五十二）中，有几句耐人寻味的话：“习玩为理，事久则渎，在乎文章，弥患丸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虽然说的是文学现象，但完全可以适用于各种人世间的事物。特别是，“若无新变，不能代雄”的概括，大至人类历史，小至个人体验，大凡逃不出此间机制。

“变”，推动了“代”的轮转，体现了生命的节律。这节律与人事相通并成为人事代谢的依据。《周易.系辞传》曾经这样点破其间的关系：

富有之谓大业，

日新之谓盛德，

生生之谓易。

成象之谓乾，

效法之谓坤，

极数知来之谓占，

通变之谓事，

阴阳不测之谓神。

以上大业、盛德、易、乾、坤、占、事、神，代表了宇宙的七要素。“通变之谓事”一语，解释了变的关键在于“事”。人间的事业不是无意义、无目的地发展，而在于推动并适应变化（“通变”）。这意味着充分实现“代”的功能。

一切人事（不是现代汉语中的“人事制度”，而是指人世间的一切盛德大业）都以“通变”为归，一切通变都以“代谢”为归。这使代谢的节律构成了古今之变。在“历史——代——变——革——事”的这种关系中，中国智慧的变通性一目了然。

变通意识，是出于对“代”现实的尊重。

相应于不同的年龄所构成的人生阶段，不同的社会与文化方式为之确立了不同的责任与义务、活动范围与生存方式。规定不同的年龄层进行不同的社会活动，是年龄制度最基本的特征，它也使“代”与“代”的隔离出现在社会中。例如你到了一定的年龄，就必须退休，否则，社会生活就会陷入紊乱，年青人就无法安身立命，这是没有办法的。即使你拒不退休或延缓退休，但精力的衰退和（其他人都认为你确实已经老了的）社会评价，也会使你在事实上退休。当然，你的活动范围，也就必然随之萎缩，你的事业和雄心也就随之退休了。

“代”沟的形成其实是十分简单的。人到了一定年岁，就会被社会生活的秩序安排到相应年龄层中去，与同龄者一起活动。年龄层的划分，有时会很狭窄的，比如进学校受教育便是如此，一个年级一个年级地把学生们区分开来。有时则又相对广泛：从二十岁到六十岁的成年人都可以在一个社会团体中分担各种专业工作。尽管有这些分层上的不尽一致，但年龄上的区分与隔离却毫无例外。

年龄的制度化和年龄集体团的隔离，既给社会安排了特别适于生命节律的年龄级序，同时又不可避免地阻止了异层成员之间的平等交往。在产生积极力量的同时，也有消极的作用。目前，国际上关于年龄集团的区分是应该更严格些还是应该更通融些，存在着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上的歧异，不仅是世界观的歧异所致，也是由所援引的事实不同造成的。例如，在学校的高低年级之间，加强“对话”和“平等感”也许不是什么坏事，这至少可以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所产生的误解；消除许多冷漠和敌意。但是在师生之间，尤其明显的是在中学以至小学的师生之间，是否应具有一种更平等的关系？是否应该达成一种人与人之间的谅解而不是上下级之间的压制和反抗？这是充满了争议的话题。

第二节代与代的隔离与幽闭

“代”这个词多少囿于经验的描述，而更为确切、更为理论化的概念，可以叫做“年龄集团”。专门研究人类社会行为方式和群体协作方式的文化人类学家们，一致同意以下看法：

年龄集团如此熟悉、如此重要，以至于它与性别有时被称为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唯一普遍因素。在我们自己的社会中，我们最好的朋友一般是与我们同龄的孩子们，我们被一起送到学校上学，在学校里，我们一直呆在一块，直到快二十岁才分手。到一定年纪，我们成为“法定成人”，这意味着我们已可以投票，供养自己，而且，如果需要，就必须离家去参战。直到那时，我们还不准喝烈性酒、开车、或者做一些我们的长辈才能做的事情。最终，我们退休了，我们渐渐与我们的同龄人在“退休社”中渡过了晚年，与社会上的其他人脱离了。我们是“青少年”、“中年人”、“老龄公民”，不管我们是不是喜欢，都是如此，而且除我们的年纪之外，别无他因。（参见威廉·A·哈维兰：《当代人类学》，十八章，一节。）显然，不同年龄集团的人们，虽然共处在，一个社会文化圈中，但由于年龄层的区分与限制，由于那种和“代”有关的制度化规定，他们实际上是被“代”隔离着的。在不同的代即年龄集团之间，人们互相说话，但并不完全理解；人们互相交往，但行为方式却迥然相异。甚至人们在为一个共同事业奋斗的时候，所采取的形式与依据也完全不同，这，就是代的奇妙。

西方的、现代化的社会是如此，而在那些非西方的、发展中的社会里，代的隔离作用甚至更大。

综合多种民族学、社会学的事实，人们不难发现，代和年龄集团的区分，并不只是人类社会生活中的一种习惯，或无意识的行为。在很多场合下，代与年龄集团的区分已经成为一种必须遵守的制度：婴孩的养育，儿童的成长，青少年的教育以及成年仪式和正式进入成年社会等一系列的活动，都是按照一律的时刻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的。甚至社会生物的一定级别所负有的那些社会义务和责任等等，也都以达到一定的年龄为其前提。即使在那些“代议制的民主社会”中，不到法定年龄（一般是十八岁），也无法获得选举权；而不达到更大一些的年龄，则无法获得被选的资格。例如在美国，竞选总统者必须达到三十五岁。

年龄与制度之间的关系，有两层：

一、生物的因素。

二、文化的因素。

显然，年龄本是一种生物的现象，是根据生命体的诞生、成长，衰老和死亡之节律而显现出来的。但对年龄进行制度性规定，并赋予它相应的社会内容，却是文化的因素。关于形成年龄制度化的决定因素，到底是生物性的还是文化性的，具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人类学家们一般同意年龄的制度化在决定社会成员应当享有何等社会地位的过程中，确是文化的因素显得更重要，起了更为决定性的作用。（参见P·古利弗：《年龄划分》，《国际社会科学大百科全书》，第一卷1968年版157-162页。）

有人曾经表示过一种看法，女孩子们只是在婚前才有比较要好的同性朋友；一旦结婚，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同性之间的友谊便完全淡漠了。而男子则不然，他们在婚后仍能彼此之间保持长久的友谊。根据经验人们可以发现，在已婚妇女和未婚妇女之间，尤其是已有孩子和没有孩子的女性之间，共同的语言是越来越少了，正如俗话所说，“女人们凑在一起就短不了谈论孩子与丈夫。”那没有孩子或没有丈夫的女性，与那些只对孩子和丈夫感兴趣的女性之间，又怎能保持有共同的语言和情感呢？这也是年龄集团隔离作用之一。

事实上，婚龄对不同的妇女虽是不一样的，但在这里绝对的年龄是被相对的年龄（如婚龄）所取代了。而不变的因素依然是年龄的制度化，在制约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年龄对人的统治是无所不在的。

老龄则是另一番情形，老龄带来两个相关的问题：衰老与丰富。前者是就精神而言，后者是就经验而言。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模式，对这两个相关的问题，给予各有侧重的看待，例如美国社会更看重老龄衰老的一面，而中国社会则更看重老龄的丰富一面。选择的不同，使评价也就随之而易。美国因而号称是儿童的天堂，青年的战场，老年的坟墓。而中国则是儿童的游戏场，青年的训练所，中年的工作间，老年的王国。这一区别，就是作用于相似的生物性之上的不同的社会性。

一般说来，停滞稳定的社会传统更重视老龄的智慧一面，而发展迅猛的现代化社会则多注视老龄的衰颓一面。因此，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的过渡中，年龄层的价值、年龄集团的作用会发生根本的扭转。仅从社会延续性这一方去看，老年人的积极作用是必不少的；但从加快社会进步的方面着眼，则情形恰恰相反。

根据追踪调查的研究所示，在肯尼亚的必里基人那里，由于英国殖民统治所带来的现代化冲击，握有传统大权的“仪式长者”的职责与权力受到了严重的削弱。在近二十年间，祖先崇拜下降了，直到今天，这一崇拜的形式方面，实际上已经灭绝。结果，这批社会化石“和斗士龄级序一样，已经被剥夺了大部分的传统年龄基级序活动”。但更可悲的是，“与斗士不同，他们并没有发现替代的活动。”基督教教会中的领导地位由一小部分男人占据着，他们大多数是年长斗士年龄级序中的人。尽管“仪式长者在入组仪式中仍占有最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们作为男巫和巫术铲除者的权力，几乎仍然受到普遍的敬畏”。但他们的历史作用已随着旧社会的消亡而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以上均参考W·H·萨格瑞：《肯尼亚西部的班图蒂里基人》，见J·吉布斯编《非洲各族》，豪特·兰哈特与斯顿出版社，1965年版第69——72页。）

但相比之下，原先的仪式长者曾负有这样重大的社会使命：

“仪式长者”主持家宅主神礼、有关继承权等问题的亚氏族会议、半年一度的村社祈祷和入社式这些像教士一样的职责。他们还被授权使用巫术力量，有权驱逐或杀死恶婆，或者负有抵抗恶势力的责任，也可通过巫术对那些由于侵扰会社秘密或者由于犯了其他十恶不赦的罪而受到村人咒骂的人判处死刑。在一切对于村社或部落普遍的福利有危险或危害的情况下，都要求征得仪式长者的意见。例如，斗士在发动一次重大袭击之前，要先求仪式长者占卜预兆，如果兆头不好，就延迟这次袭击行动。（以上均参考W·H·萨格瑞：《肯尼亚西部的班图蒂里基人》，见J·吉布斯编《非洲各族》，豪特·兰哈特与斯顿出版社，1965年版第69-72页。）

由此可见，同样的年龄阶层对不同的文化社会环境的价值完全不同。对当事人来说，这样的变化怎不令人痛心疾首呢？

研究过去的文化人类家既然这样说了，那么，研究人类未来的未来学家又该怎样看待这一问题呢？

著名的美国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在他所写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中，不可避免地涉及了“代”与“代”之间的隔阂：

一代人为之艰苦奋斗的事情在另一代人往往看得平淡无奇。今天有谁会回头想想储蓄银行的人寿危险呢？可是马萨诸塞州路易斯·D·布兰代斯提出的这个主张是在立法议会奋战了五个月才得以通过的这是国会所见过的最艰苦的奋战之一。这个问题使布兰代斯闻名全国，最后使他进了最高法院，这种声望依然存在，但问题本身很快就烟消云散了。

然而，过去没有、现在也仍然没有完全吸取教训——改革的效果从来就没有像支持者所希望的那样巨大，而其结果也很少有反对者所担心的那样大的破坏性和灾难性。（见该书中译本第331页，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为什么不同世代之间的感觉，有如此之大的差距？

显然，是不同的经历与感受、不同的知识积累与生活视野造成了不同的人格。从社会的发展和人格的演变来看，这些不同人格之间的嬗替是有必要的。但对当事人自身来说，这也就形成了一种痛苦，与磨擦的根源。正是围绕着这些不同的感受和生活世界，不同的社会态度与行为方式之间开始进行斗争，以决定谁来支配未来的人类。在历史演变的特定关头，年龄集团各自所拥有的势力是这样的强大，以致他们能够直接穿越政治关系和亲属关系，并且和这些关系相对抗，从此开出一个新局面来。

染启超的“少年中国”、“五四”时代的“新青年”，就是这么干的。这也是社会大分化，大改组所必定要经历的一个痛苦时期。

由于近代中国陷入一个漫长的、迄今没有结束之期的文化革命过程中，所以，在中国近代史上，年龄集团的大分化表现，尤为突出。我们看到，近代史中的许多人物，在年轻的时候向西方寻求真理，但到了晚年，却大多成了迷恋国粹的人。但当他们到了晚年时，整个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并未停止，反而发展得比他们年青的时候更加迅速，因此这是不能用社会的停滞来解释的一种个人的退后。

那么，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我们认为，这实际上是年龄差异所导致的对不同文化的选择结果。是社会文化的大裂变状态给不同年龄的人们打上的各自印记。人哪！很明显，由于衰老，他们的生命节奏迟缓了，于是他们便对那些更激进的文化态度产生了隔阂，甚至反感，产生了极端的冷漠和尖锐的敌意。

这已不是观念之争，而成了生命之战。

对年轻人来说，重要的任务不在于谴责这种退后行为，而在于分析它并理解它。当然，分析与理解并不意味模仿与顺从。相反，抗争也许是必不可少的。这里，酝酿着一种回避不了的紧张。剑拔弩张的文化形势表明，大规模的社会冲突就在眼前了。

但这冲突并不纯粹是消极的，或充满破坏性的。代与代间的隔阂，曾是促使社会单位得以有机形成的持久动力。今后也依然会这样。社会与文化的发展，若不诉诸某种大隔离、大分化、大裂变、大灭绝，反而是不可想象的。只要人们善于理解这种形势，并以适当的分寸去适应它、或把握它，就可以更好地完成过渡——生命的过渡、时代的过渡、文化的过渡，以及自我的过渡。

生命力正潜伏在“代”沟之间！它跃跃欲试。

第三节体制加剧了代文化的冲突

“代年龄集团”、“代的隔阂”、“年龄现象的制度化”——是分别来自纯粹生物的、社会生物的、文化心理的、社会制度等三方面的对群体生命代谢现象的解释。观察点各有侧重，理论框架也各不相同，但却同样注重群体代谢活动对人类文化演进的重大意义。

渐进的常规的演化，伴随着磨擦和不适。而突变的、革命的演化，则带来爆炸性的局面和触及灵魂的痛苦。一个有资格的社会学家，断然不会无视“代”文化冲突所带来的一系文化问题，正如一个敏锐的历史学家能像把握自然界中的节气那样把握住“代”文化的差异。他将发现，“代”的不同，使生活在“代”中的人们受到不同文化的支配，从而形成了不同的“代文化层”。社会文化的“代”以及“代”的隔离，不是严丝合缝、铁板一块、一成不变的。在实际生活中，“代”文化的内部变化，推动“代文化”间的彼此渗透。这正是希望之所在。渗透与无所不在的交流，可以消除社会分层的极向化恶果——社会分裂状态。以此缓解人世间的敌意和对立。从而，使那些过于坚硬的心趋于融洽。这有助于促进“代”文化之间在互相让步基础上的合作，有助于挽回已遭破坏的社会信任。

可悲的是，这种力图填补代沟之裂罅的善良期望，却被体制的僵硬性给破坏了。

年龄的分层自古以来就是与制度的强力规定联在一起的。年龄问题从此不仅是个生理问题和心理问题，甚至不仅是个人文化水平和社会身份的问题，而且是和各种现存体制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年龄的制度化规定，在事实上加深并加固了代沟，十分有效阻止个人逾越代沟的隔离，去达到一种新的对话。

人们在失去各种社会自由的同时，还得附加一种“身份税”：丧失和异代人平等交流的个人自由。没有这种平等的自由，就失去了对话和相互理解的机会，堵塞了自我变通、逾越代文化局限的主要渠道。

体制的压力，使人们的心变得格外坚硬了。

在古代的以色列，掌握教权因而控制着社会权力的文士和法利赛的人，就被耶稣指责为心硬的人。显然，文士和法利赛人的心硬，很大程度上是被体制的压力决定了的，至少是加剧了的。而耶稣反对心硬的教导（他要求人与人之间进行新型的、有活力的对话），实际上正是一种反体制的呼声。当他宣布“我来不是要致太平，乃是要动刀兵”的时候，与他宣布和平与慈爱的时候，并不自相矛盾：二者都是反对当时体制的行为。可见，耶稣不是体制的维护者，甚至不是改革者，而是一位革命者。他的反体制倾向完全类似于近代世界的无政府主义者。

体制加深了人们相互之间的隔阂和幽闭。从社会交往上更从内心深处切断了以“人”的名义和本性进行对话的最后渠道。心硬的人们是与硬性的体制是相适应的。因此，要求减轻社会紧张状态、要求加强代与代之间的对话的努力，也就必不可免地与如何去超越体制的问题相关。

在英国历史学家A.汤因比与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之间进行的一场对话中（英文书名《Choose Life》，日文版书名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对话》，中译本则改为《展望二十一世纪》，分别体现了不同的思考方式），就以“代沟与体制”为名进行了讨论（第一编，第五章，第五节）。

池田大作首先提出这个问题。他认为，新旧两代人之间的隔阂，已是一个广泛的社会问题，关系到许多人的切身利益，因而引起了世界性的关注。而两代人之间最大的不同，首先就是体现在他们对体制以及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看法分歧上。

老一代人认为，自己的生存是受到休制保护的。所以，如果体制的存在一旦受到威胁，就是豁出性命，也要维护体制。这样一来，自由也好，生命的尊严也好，都成了一种观念。而与此相比，保护体制则成了现实的前提。对年青人来说，威胁个人自由和生命的最大元凶则是那有义务保护他们的体制。老一代人为了保证生命的安全，被体制剥夺了自由，结果反而失去了生命的价值。这对年轻的一代是无法容忍的。老一代人维护体制，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体制现在已经关系到自己的权威和利害。他们年轻时，权力也是握在上一代人的手里，在上一代人的手下，他们尝够了苦头。而现在，当他们终于掌握了权柄时候，他们下一代的年轻人却不承认体制的权威了。因此，必须制止这种现象。

对于反体制的年轻人来说，问题主要是体制领导人的特权意识。虽然体制随着各种时代发生着变更，但无论哪种体制都总是要压制那些不顺从它的人。年轻一代抗议和反对的正是这种机构和支撑机构的这种意识。年轻人想要改变生活方式，创造出一种反抗的文化，这种“二次文化”的浪潮不断变化着形式风行于世界。加剧了代文化的冲突。

在汤因比看来，还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中国旧体制存续的时间比有史以来的其他国家都要长。

总的来说，现代国际性反体制运动的明显特征，就是在体制以内的青年与中年人之间的对抗。体制内的所有年轻一代，都采取了叛逆行为，结果使得现代社会变得异常混乱。青年一代的反叛与离心运动，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现代掌权的中年一代，显然已经不能令人满意地处理社会上的各种问题。这加强了全社会的危机感。

第二，科学技术加速度的发展，使社会文化事物的变化异常迅速，而且具有朝着破坏性方向发展极大可能。因此年轻一代担心，在经过世代更替、自己的时代到来之前，现代的中年层就会招致无法收拾的败局，使人类文明毁掉。

第三，年轻人对年长者抱有疏远感。是因为在所谓现代社会中，统治者的活动和生活方式已经失掉了魅力，失掉了威信。过去，印度的婆罗门阶级、日本的武士、明治时代的元老政治家、罗马的元老院议员、华尔街的巨头等等，这些人的生活方式曾有过社会魅力。但是，今天的社会领导人的生活则一点魅力也没有。有时，甚至是令人憎恶的。现代统治者的平庸无能，导致了年轻人的反叛。

新一代之所以轻蔑和厌倦老一代，还由于他们认为老一代显得不诚实，像伪君子。但这种分歧和成见的责任，是否都在老一代身上呢？当然不是。事实上，不论哪一代人，一旦轮到自己掌权时，行为的自由就受到可以称之为“前世报应”的某种无形势力的束缚和摆布。“前世报应”，是对人们经验中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包括“文化心理”）等主客观因素的概括：一种哲学的、带有宗教与神学意味的抽象概括。这些因素左右着当事人和决策者们的言行，并迫使他们服从报应的规律。若非大德者与大能者，决然脱不出它的制约。

正因为如此，尽管汤因比认为老一代统治者享有的特权与人的尊严是不相容的，而在体制与人性之间发生的对抗与冲突上，应该优先考虑人；这种新的思维是使隔离与斗争中的两代人，取得历史性和解的必要条件。但是他转而又怀疑这一点。因为前世报应被认为是人类“命运中的一部分”，难道现代人果真的具有改变天命的能力，能够填平至少是在五千年以前就已横下的这条鸿沟吗？

相比而言，池田大作在展望未来时，更富于乐观的说教精神。现代反体制的主力军是年轻的学生，很奇怪，他们作为现体制中心阶层的子弟应是统治制度秩序的接班人，但正好是他们，却充当了反体制运动的急先锋，这个世界性的问题，是一个在不同社会制度中共同发生着的现象。这也使得现代的反体制运动与历史上的反体制运动有所不同；它采取了“青年反抗”的运动形式。由于这个新特点，当代社会的变革就面对着一系列新的挑战。

在以往时代里，问题要简单得多。维护体制的一方获胜而反抗体制的一方被迫屈服。只是当体制过于腐败以致充满各种自身无法调整的尖锐矛盾时，反体制的一方才会强大到跃居主流地位，使历史发生重大的转折。但在现代，斗争却好像是了无结果的——人们期待的戏剧性决战始终没有到来，结果整个社会陷于长期而持久的内耗中，这种内耗，正是由于彼此对立的观点，无法说服对方而影响了社会决策，从而使社会陷于剧烈的摇摆和混乱之中。

怎么办？池田大作提出了他的解决方案：

“新老两代人都应该在这种意义上承认人的尊严。以此为起点，便能打通一条双方互相谅解的渠道。在这个基础上还可以再建立一种社会体制或学问体系，总之，是一种新的秩序。”

但在一个当代中国人看来，这一方案具有太多的鸟托邦色彩，虚幻而不切实际。经验早已告诉我们，演奏高调是容易的，而解决社会的低效率问题，却很难。

怎么办？代文化的冲突使现代人付出了越来越沉重的代价。这种内在的紧张，也显示了现代社会急速进步的幅度之大。当物体前进的速度急剧加快时，它所经历的震撼也会相对加大。因此，在这里很可能也像人类所面临的其他问题上一样，没有什么十全十美、皆大欢喜的解决办法。在中世纪的宁静和传统社会的低效率中，冲突可能会得到更好的控制，因为革新的力量被比较有效地遏制住了。

与其因噎废食，勿宁铤而走险：这或许可以抓住一线转机。

第四节人类的优越性

前人在谈到“人的优越”时，多从其先天的、生理的素质着眼，如古典哲学家称赞人类“会思想”、“有理性”，即属此例。

人的思想能力是与生俱来的一项本能，而思考的动力，则是生命本身。后天的教养，只不过教会他思考什么和怎样思考而已。

我们从后天的、文化的意义去看待人的优越及其包含的巨大能量。人类不仅“会思想”，还懂得如何思想和思想什么。思想和理性本身，并不拥有恒定的价值，如果使用不当，它照样会成为负数的并带来灾难。理性主义并不值得骄傲。因此，知道“有理性”还不够，还要进一步考察他有什么样的理性以及他如何使用这些理性。

好的思想和理性可以帮助人们跨越代沟，使社会的发展不致中落。这是一种文化而非一项本能。发展它需要社会的合作。这也是文化赋予人的力量之一。

在动物世界里，在猿类的群体中，这种藉助于文化而实现的跨越是难以想象的。在那里，古来的秩序和现行的权力，主宰了一切，形成了一种不稳定的却极冥顽的习惯统治。

在猿类的群体中，老一代公猿与年轻一代的斗争，是周而复始、不断上演的戏剧。它们调动全副精力，互相竞争着对群体的影响力。据说，这种不断的竞争，有助于保持种族生命的活性，使种族的遗传资源获得必要的选择。

人是从猿进化来的，因此他又带有猿性。但是，人不是命中注定要和猿一样的。他有思想，他能发展起自己的理性模型；他的思想和理性能改变他的命运吗？

无疑，人类已被世代和世代所形成的文化樊篱所隔离。但问题还有另一面：竞争所激发的生命力，即基于压抑和反抗的对立形态而完成其形式化的社会活力，也恰恰潜伏在代与代文化的沟壑之间。如果没有这里所分析的一切，如果没有那些崎岖不平的分层制度，如果没有代与代文化的冲突，人们的生命力也许就无法达到那令人晕眩的高度。

承认代与代文化的现实，是一种新思维和新理性的胜利。这将开通缓和代文化冲突的一条新路。只有在缓和冲突而不是加剧冲突的基础上，社会才可能跨越代的间距，而不是被代的间距所分裂。这呼唤一种新生命，这将造就新生命。而变通的艺术，正是作为对“代”现实的尊重，出现在历史中的。变通是文化的活路，它有助于激发青年对社会的效忠，减少社会的内耗、痛苦与破坏，推动文化发展的和平过渡。

如果和平过渡的渠道被阻绝，那么，就会发生这种情况：一、社会停滞；二、暴力革命。而暴力革命正是对社会停滞的一种报复、一种急速的补偿。这虽可给文化发展带来意想不到的机会，但却也弃满了难以预测的危险。

在这些方面，科学哲学家们关于科学发展的研究是有启发性的。例如库恩在对“科学革命的结构”的研究中指出；常规科学和革命科学分别是受传统束缚的活动和打破传统的活动，作为科学体系中相反相成两个侧翼，造成了“传统与创新之间基本的紧张状态”。这种形势和我们代与代之间的紧张状态极相似。

历史表明，“放弃一个范式的决定，永远是同时接受另一范式的决定。”（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77页。）所以，库恩把科学革命中两个范式的斗争，比做政治斗争中两个党派的斗争。在这对立力量之间，缺乏一个公认的更高权力机构，一个可以节制冲突双方的仲裁者，所以科学革命也像政治革命一样，不受理性的支配。在传统力量和革新力量的代表之间，虽有一个说理的对话进程，但自古以来的这类对话却免不了两个毛病：

（一）、彼此都竭力向对方宣传，但却全然听不进对方的话。

（二）、双方论争的理由都是靠循环论证来支持的，也即他给自身规定了标准，却不能满足对方所规定的标准。

既然新旧力量的交替，不是按照理性方式完成的，那么革新力量如何战胜传统力量呢？

决定性的事件是这样发生的：

提出新理论的，主要是年轻人或一门学科中的新人。由于生长的文化环境不同，这些人形成了新观念和新行为方式，他们把这些变成了一种新的信仰，并把自己的生存环境中所特有的那种压力转换成对新信仰的皈依和献身。因此，他们的胜利不能被解释为说理力量的胜利。实质上，那是一种生命形式的新陈代谢，那是一种生命力量由较强之处向转弱之处的流动。因此在库恩看来，科学革命胜利的最关键处，就是抱有老一代信念的人们逐渐消失，和抱有新一代信念的人们逐渐成长。随着生命的这一成长，新的信念也就成长，最终获得了统治力。新一代人因此也是按照和老一代人同样的机制去行事的：他们坚持并信仰新的科学犹如老一代人坚持并信仰旧的科学。

在这里，科学已经成了一种特权，成了生命的权力形态。

这就是历史的进步？

“革命以两个阵营中的一个完全胜利而告终。那个集团难道会说他们的胜利结果不算是进步吗？那就好像是承认自己错了，而他们的敌人倒是对的。（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150页。）当然，这是不可能的。

从功能上说，这进步不过是生命的一种节律罢了。是生命形式的新陈代谢在社会、文化、科学诸过程中的体现。这些周而复始、无所不在的代谢，对当事人来说是不舒服且令人烦恼，但若无此烦恼及痛苦，没有这些冲突和混乱，我们的文化又何以发展呢？

正如美国女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她研究原始民族的著作中所写的那样，“在这块土地上，没有人孤注一掷，没有人蒙受信仰的磨难，也没有人为了特殊的目的殊死拼搏。……一位丈夫与勾引妻子的情敌之间的仇隙，只需一张精致的草席便可弥合。……任何人的生活步履，都不会被别人催促不停，也没有人因其身心发展缓慢而受到严厉的责罚。相反，这些富有天资、早熟早慧的人却每每受到遏止，以期让那些迟钝、缓慢的人得以赶上他们。……这个社会只把所有的奖赏赐给那些不计较失败、而且能在蒙受失败后依然面带微笑另找目标的人。”（见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第十三章。）

然而，正是在这个充满和谐的无痛苦之地，却没有科学和艺术，没有使现代人可以为之感动并献身的一切。

如果和西方文明即现代文明比较一下，那么萨摩亚文化即原始文化中，虽然有生物的“代”，却没有文化的“代沟”。那里的人们尽管也是从小到老生活在不同的世代中，却免除了代文化冲突的烦恼。在那里，所有的人都是同一派别的教徒。尽管教会成员与非教会成员可以在实践上有所区别，但在信仰却无从冲突。“在他们看来，只有一种上帝，只有一种可以被人们接受的宗教实践。假如一个人不信宗教，他唯一的办法便是比同胞信的少一点；他可以嘲弄、藐视宗教，但却没有任何新的教旨可以信仰。”（见玛格丽特.米德：《萨摩亚人的成年——为西方文明所作的原始人类的青年心理研究》第十三章。）

但现代社会却完全相反，它仿佛是由不同色质的纱线编织而成的，因此任何一个群体所接受的思想体系本身就包含着内在的多样性及其矛盾。这是各种文化交融的结果。但另一面，这些不同的体系之间却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和冲突。这种复杂性和“言行不一”，正是现代人感到莫衷一是、不知所措的苦恼之源。

在这里也正像在其他任何地方一样：苦恼成了重新出发的起点。

文明社会不是被习惯统治的社会，而是一个革新力量与传统力量不断较量并战胜它的社会。这是生命律动的激化，也是文化代谢的动力：青年的过剩精力，转化成文化变异的驱动力。

要青年人不使用他的过剩精力是不可能的。过剩精力驱使他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且诱使他以万事万物来作好奇的试验品。

这是一种特能够被我们理解且一拍即合的时代精神。

压制它，将弊多于利。

青年的效忠，是消减群体内耗的保证，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而促成这种效忠，则有待于领袖人物去弥合代文化之间的鸿沟，其方式应是超越代文化的差异，这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自然而然的事恰是基于本能去肆行压制，卷入周而复始的猿类戏剧。因此，这需要卓绝的创造性努力，这期待着一种有魅力的人格。

达成各代及各代文化的沟通，是社会福祉的莫大的保障。而这，也是我们寄望于《第四代人》的。

（1988年5月，为东方出版社《第四代人》所作的《序言》）

【第九章 两性之间的争斗】

如果说体内有50%的基因是相同的亲代同子代之间还有利害冲突的话，那么相互毫无血缘关系的配偶之间，其利害冲突该会激烈到何种程度呢？他们唯一的共有东西就是在他们子女身上的50%的遗传投资。鉴于父亲和母亲都关心他们子女身上各自一半的福利，因此，相互合作共同抚养这些孩子可能对双方都有好处。假如双亲的一方在对每一子女进行昂贵的资源投资时，其付出的份额比对方少，他或她的景况就会好一些；这是由于他或她有更多的资源用于同其他性配偶所生的其他子女身上，从而他或她的基因有更多的繁殖机会。因此，我们可以说，每个配偶都设法利用对方，试图迫使对方多投资一些。就个体来说，称心如意的算盘是，“希望”同尽可能多的异性成员进行支配（我不是指为了生理上的享乐，尽管该个体可能乐于这样做），而让与之交配的配偶把孩子抚养大。我们将会看到，有一些物种的雄性个体已经是这样做了，但还有一些物种的雄性个体，在抚养子女方面，承担着同配偶相等的义务。特里弗斯特别强调指出，性配偶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相互不信任和相互利用的关系。这种关于性配偶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观点，对个体生态学家来说，是一种比较新的观点。我们过去通常认为，性行为、交配以及在此之前的追求行为，主要是为了共同的利益，或者甚至是为了物种的利益而相互合作共同进行的冒险事业！

让我们再直接回到基本原理上来，深入探讨一下雄性和雌性的根本性质。我们在第三章讨论过性的特性，但没有强调其不对称现象。我们只是简单地承认，有些动物是雄的，另有一些是雌的，但并没有进一步追究雄和雌这两个字眼到底是什么意思。雄性的本质是什么？雌性的根本定义又是什么？我们作为哺乳动物看到大自然以各种各样的特征为性别下定义，诸如拥有阴茎、生育子女、以特殊的乳腺哺乳、某些染色体方面的特性，等等。对于哺乳动物来说，这些判断个体性别的标准是无可厚非的，但对于一般的动物和植物，这样的标准并不比把穿长裤子作为判断人类性别的标准更加可靠。例如青蛙，不论雄性还是雌性都没有阴茎。这样说来，雄性和雌性这两个词也许就不具有一般所理解的意义了。它们毕竟不过是两个词而已。如果我们觉得它们对于说明青蛙的性别没有用处，我们完全可以不去使用它们。如果我们高兴的话，我们可以任意将青蛙分成性1和性2。然而性别有一个基本特性，可以据以标明一切动物和植物的雄性和雌性。这就是雄性的性细胞或“配子”（gametes）比雌性配子要小得多，数量也多得多。不论我们讨论的是动物还是植物，情况都是如此。如果某个群体的个体拥有大的性细胞，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以称之为雌性；如果另一个群体的个体拥有小的性细胞，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可以称之为雄性。这种差别在爬行类动物以及鸟类中尤为显著。它们的一个卵细胞，其大小程度和合有的营养成分，足以喂养一个正在发育成长的幼儿长达数周。即使是人类，尽管卵子小得在显微镜下才能看见，但仍比精子大许多倍。我们将会看到，根据这一基本差别，我们就能够解释两性之间的所有其他差别。

某些原始有机体，例如真菌类，并不存在雄性和雌性的问题，尽管也发生某种类型的有性生殖。在称为同配生殖（isogamy）的系统中，个体并不能区分为两种性别。任何个体都能相互交配。不存在两种不同的配子——精子和卵子——而所有的性细胞都一样，都称为同形配子（isogametes）。两个同形配子融合在一起产生新的个体，而每一个同形配子是由减数分裂所产生。如果有三个同形配子A、B和C,

那么A可以和B或C融合，而B可以同A或C融合。正常的性系统绝不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A是精子，它能够同B或c融合，那么B和C肯定是卵子，而B也就不能和C融合。

两个同形配子相互融合时，各为新的个体提供数目相等的基因，而贡献的食物储存量也相等。精子同卵子为新的个体贡献的基因数目虽然也相等，但卵子在提供食物储存方面却远远超过精子：实际上，精子并不提供任何食物储存，只是致力于把自己的基因尽快输送给卵子而已。因此，在受孕的时刻，做父亲的对子代的投资，比他应支付的资源份额（50%）少。由于每个精子都非常微小，一个雄性个体每天能够制造千百万个。这意味着他具有潜在的能力，能够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利用不同的雌性个体使一大批幼儿出生。这种情况之所以可能仅仅是因为每个受孕的母体都能为新胎儿提供足够的食物。因此，每一雌性个体能够生育的幼儿数量就有了限制，但雄性个体可以繁殖幼儿的数量实质上是无限的。这就为雌性个体带来了利用这种条件的机会。帕克以及其他人都曾证明，这种不对称现象可能是由原来是同形配子的状态进化而来。还是在所有的性细胞可以相互交换而且体积也大致相同的时候，其中很可能有一些碰巧比其他的略大一点。略大的同形配子可能在某些方面比普通的同形配子占优势，因为它一开始就为胎儿提供大量的食物，使其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因此那时就可能出现了一个形成较大的配子的进化趋势。但道路不会是平坦的。其体积大于实际需要的同形配子，在开始进化后会为自私性的利用行为打开方便之门。那些制造小一些的配子的个体，如果它们有把握使自己的小配子同特大配子融合的话，它们就会从中获得好处。只要使小的配子更加机动灵活，能够积极主动地去寻找大的配子，就能实现这一目的。凡能制造体积小、运动速度快的配子的个体享有一个有利条件：它能够大量制造配子，因此具有繁殖更多幼儿的潜力。自然选择有利于制造小的、但能主动拣大的并与之融合的性细胞。因此，我们可以想象，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性“策略”正在进化中。一种是大量投资或“诚实”策略。这种策略自然而然地为小量投资、具有剥削性质的或“狡猾”的策略开辟了道路。这两种策略的相互背驰现象一旦开始，它势将继续下去，犹如脱缰之马。介乎这两种体积之间的中间体要受到惩罚，因为它们不具有这两种极端策略中任何一种的有利条件。狡猾的配子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灵活机动。诚实的配子却进化得越来越大，以补偿狡猾的配子日趋缩小的投资额，并变得不灵活起来，反正狡猾的配子总是会积极主动去追逐它们的。每一诚实的配子“宁愿”同另一个诚实的配子进行融合。但是，排斥狡猾配子的自然选择压力（第47页）同驱使它们钻空子的压力相比，前者较弱：因为狡猾的配子在这场进化的战斗中必须取胜，否则损失很大。于是诚实的配子变成了卵子，而狡猾的配子则演变成了精子。

这样看来，雄性个体是微不足道的家伙，而且根据简单的“物种利益”理论，我们可以预料，雄性个体的数量较之雌性个体会越来越少。因为从理论上讲，一个雄性个体所产生的精子足以满足一百个雌性个体的需要，因此，我们可以假定，在动物种群中雌雄两性个体的比例应该是100：1。换言之，雄性个体更具“低值易耗”的性质，而雌性个体对物种来说，其“价值”较大。当然，从物种的整体观点来看，这种情况完全正确。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在一项象形海豹的研究中，据观察，4% 的雄性象形海豹所进行的交配占所有交配的88%。在这一例子以及许多其他例子中，有大批剩余的从未交配过的独身雄性个体，它们可能终生得不到机会进行交配。但这些多余的雄性个体在其他方面过的是正常生活，它们不遗余力地将种群的食物资源吃光，同其他成熟个体相比，毫不逊色。从“物种利益”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是一种极大的浪费；可以说，这些多余的雄性个体是社会的寄生虫。这种现象只不过是群体选择理论所遇到的难题中的又一个例子而已。但另一方面，自私基因的理论能够毫无困难地解释这种现象，即雄性个体和雌性个体的数量趋于相等，即使实际进行繁殖的雄性个体可能只占总数的一小部分。第一次作出这种解释的是菲希尔。

雄性个体和雌性个体各出生多少的问题，是亲代策略中的一个特殊问题。我们曾对力图最大限度地增加其基因存活量的亲代个体的最适宜的家庭规模进行过讨论。同样，我也可以对最适宜的性比率进行探讨。把你的宝贵基因信托给儿子好呢还是信托给女儿好？假定一个母亲将自己的所有资源全部投资在儿子身上，因而没有任何剩余用于女儿的投资：一般来说，她对未来基因库的贡献，同另一位将其全部资源用于女儿身上的母亲相比，会不会更大一些？偏向儿子的基因是不是会比偏向女儿的基因变得多起来，还是越来越少？菲希尔证明，在正常情况下，最适宜的性比率是50：50。为了弄懂这个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具备一点有关决定性别的机理的知识。

在哺乳类动物中，遗传上是这样来决定性别的：所有卵子既能发育成雄性个体，也能发育成雌性个体。决定性别的染色体的携带者是精子。男性所制造的精子，其中一半生育女性，或称为X精子；一半生育男性，或称为y精子。两种精子表面看上去没有区别。它们只有一条染色休不同。基因如要一个父亲只生女儿，该基因只要他只制造X

精子就行了；而基因如要一个母亲只生女儿，该基因只要让她分泌一种选择性的杀精子剂，或者使男性胎儿流产即可。我们所要寻求的是一种同进化上的稳定策略（ESS）相等的东西，尽管在这里，策略在更大的程度上说只是一种比喻的讲法（在论进犯行为一章中我们已使用过这种比喻）。实际上，个体是不能够随意选择自己子女的性别的。但基因倾向于使个体生育一种性别的子女还是可能的。如果我们假定这样的基因，即倾向于不平均性比率的基因存在的话，它们在基因库中会不会在数量上超过其等位基因，即倾向于平均性比率的基因？

假定在上面提到的象形海豹中出现了一个突变基因，而该突变基因有使做父母的生的大部分是女儿这种趋势。由于种群内不缺少雄性个体，因此不存在女儿寻找配偶的困难，制造女儿的基因从而能够散布开来。这样，种群内的性比率也就开始向雌性个体过剩转变。从物种利益的观点出发，这种情况不会发生问题。我们已经讲过，因为只要有几个雄性个体就足以提供甚至一大批过剩的雌性个体所需要的精子。因此，从表面上看来，我们可以认为，制造女儿的基因不断地扩散，直到性比率达到如此不平衡的程度，即剩下的少数几个雄性个体搞得精疲力尽才能勉强应付。但是，试想那些生儿子的为数不多的父母，它们要享有多么巨大的遗传优势！凡是生育一个儿子的个体，就会有极大的机会成为几百个海豹的祖父或祖母。只生女儿的个体能确保几个外孙外孙女是无疑的，但同那些专事生儿子的个体所拥有的那种遗传上蔚为壮观的前景相比，就要大为相形见拙了。因此，生儿子的基因往往会变得多起来，而性比率的锺摆就又要摆回来。

为简便起见，我以锺摆的摆动来说明问题。实际上，锺摆绝不会向雌性占绝对优势的方向摆动那样大的幅度。因为性比率一旦出现不平衡，生儿子的这股自然选择压力就会开始把锺摆推回去。生育同等数目的儿女的策略，是一种进化上的稳定策略，就是说，凡偏离这一策略的基因就要遭受净损失。

我的论述是以儿子的数目对女儿的数目为根据的，目的是为了使其简单易懂。但严格说来，应该根据亲代投资的理论进行解释，就是说以前面一章我们曾讨论过的方法，按亲代一方必须提供的所有食物和其他资源来进行计算。亲代对儿子和女儿的投资应该均等。在一般情况下，这意味着他们所生的儿子和女儿数目应该相等。但是，假如对儿子和女儿的资源投资额相应地不均等的话，那么性比率出现同样程度的不均衡在进化上可以是稳定的。就象形海豹而言，生女儿同生儿子的比例是三比一，而对每个儿子投资的食物和其他资源却是三倍于每个女儿，借以使每个儿子成为超群的雄性，这种策略可能是稳定的。把更多的食物投资在儿子身上，使他既大又强壮，亲代就可能使之有更多的机会赢得”妻妾”这个最高奖赏。但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通常的情况是，在每个儿子身上的投资同在每个女儿身上的投资，数量大致相等，而性比率从数量上说一般是一比一。

因此，一个普通的基因在世代更叠的漫长旅程中，它大约要花一半的时间寄居于雄性个体中，另一半时间则寄居于雌性个体中。基因的某些影响只在一种性别的个体中表现出来。这些影响称为性限制基因影响（sex-1imited gene effects）。控制阴茎长度的基因仅在雄性个体中表现出它的影响，但它也存在于雌性个体中，而且可能对雌性个体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认为男性不能从其母体继承形成长阴茎的趋势是毫无道理的。

不论基因存在于两种个体的哪一种中，我们可以认为它会充分利用该种个体所提供的一切机会。由于个体的性别有所不同，这些机会可能是很不相同的。作为一种简便的近似讲法，我们可以再次假定，每一个体都是一架自私的机器，都竭尽全力维护自己的全部基因。对这样一架自私的机器来说，其最佳策略往往因为其性别的不同而完全不同。为了简洁起见，我们又要用老办法，把个体的行为当作是有目的的。和以前一样，我们要记注这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实际上，个体是一架其程序由它自己的自私基因所盲目编制出来的机器。

让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在本章开始时我们提到的那一对配偶。作为自私的机器，配偶双方都”希望“儿子和女儿数目均等。在这一点上他们是没有争议的。分歧在于，谁将承担抚养这些子女中每一个的主要责任。每一个体都希望存活的子女越多越好。在任何一个子女身上，他或她投资得越少，他或她能够生育的子女就会越多。显而易见，实现这种愿望的方法是诱使你的性配偶在对每一子女进行投资时付出比他或她理应承担的更多的资源，以便你自己脱身同另外的配偶再生子女。这种策略是一种两性都向往的策略，不过对雌性来讲，更难如愿以偿。由于她一开始就以其大而食物丰富的卵子，付出比雄性多的投资额，因此做母亲的从怀孕的时刻起，就对每个幼儿承担了比做父亲的更大的”义务”。如果幼儿一旦死亡，她比做父亲的要蒙受更大的损失。更确切他讲，为了把另一个新的幼儿抚养到同死去的幼儿同样大小，她今后必须比做父亲的进行更多的投资。如果她耍花招，让做父亲的照料幼儿，而她却同另一个雄性个体私奔，父亲也可以将幼儿抛弃作为报复手段，而其所蒙受的损失，相对来说要小。因此，至少在幼儿发育的早期，如果有这种抛弃行为发生的话，一般是父亲抛弃母亲，而不是相反。同样，我们可以期望雌性个体对子女的投资多于雄性个体，这不仅在一开始，而且在整个发育期间都是如此。所以，例如在哺乳类动物中，在自己体内孕育胎儿的是雌性个体，幼儿降生之后，制造乳汁喂养幼儿的是雌性个体，抚养并保护幼儿的主要责任也落在雌性个体肩上。雌性个体受剥削，而这种剥削行为在进化上的主要基础是，卵子比精子大。

当然，在许多物种中，做父亲的确实也非常勤奋，而且忠实地照料幼儿。但即使如此，我们必须估计到，在正常情况下，会有某种进化上的压力，迫使雄性个体略微减少一点对每个幼儿的投资，而设法同其他配偶生更多的子女。我这样讲指的仅仅是，基因如果说：“喂，如果你是雄性个体，那就早一点离开你的配偶，去另外找一个雌性个体吧，不必等到我的等位基因要你离开时才离开”，这样的基因往往在基因库中获得成功。这种进化上的压力在实际生活中随着物种的不同而产生大小悬殊的影响。在许多物种中，例如极乐鸟，雌性个体得不到雄性个体的任何帮助，抚养子女完全靠自己。还有一些物种，诸如三趾鸥，结成一雌一雄的配对，是相互忠诚的楷模，它们相互配合共同承担抚养子女的任务。这里，我们必须设想。某种进化上的对抗压力起了作用：对配偶的自私剥削，不仅能得到好处，一定也会受到惩罚。在三趾鸥中，这种惩罚超过了所得利益。不管怎样，只有在妻子有条件不依赖他人抚养幼儿的前提下，父亲抛弃妻子和幼儿才会有好处。

特里弗斯对被配偶抛弃的母亲可能采取的各种行动方针进行了探讨。对她来说，最好的策略莫过于欺骗另一个雄性个体，使之收养她的幼儿，“以为”这就是他自己的幼儿。如果幼儿还是个尚未出生的胎儿，要做到这点恐怕并不太困难。当然，幼儿体内有她的一半基因，而上当受骗的父亲的基因一个也没有。自然选择会对雄性个体的这种上当受骗的行为进行严厉的惩戒，而且事实上，自然选择有不利于那些雄性个体，他们一旦同新妻子结为配偶时就采取积极行动杀死任何潜在的继子或继女。这种现象很可能说明了所谓布鲁斯效应（Bruce effect）：雄鼠分泌一种化学物质，怀孕的雌鼠一闻到这种化学物质、就能够自行流产。只有在这种味道同其先前配偶的不同时，它才流产。雄鼠就是用这种方式把潜在的继子或继女杀死的，并使它的新妻子可以接受它的性追求。顺便提一句，阿德雷竟把布鲁斯效应当成一种控制种群密度的途径！雄狮中也有同样的情况发生，它们新到达一个狮群时，有时会残杀现存的幼狮，可能因为这些幼狮不是它们自己生的。

雄性个体不需要杀死继子继女也能达到同样的目的。他在同雌性个体交配之前，可以把追求的时间拖长，在这期间驱走一切向她接近的雄性个体，并防止她逃跑。用这样的方法，他可以看到，在她子宫里有没有藏着任何小的继子或继女，如果有，就抛弃她。在后面我们将会讲到，雌性个体在交配之前为什么可能希望“订婚”期要长一些。这里我们谈一下，雄性个体为什么也希望”订婚”期长一些。假定他能够使她同其他雄性个体脱离一切接触，这样有助于避免不知不觉地成为其他雄性个体所生子女的保护人。

假如被遗弃的雌性个体不能够欺骗新的雄性个体，使之领养她的幼儿，她还有其他办法吗？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这个幼儿有多大。如果是刚受孕，事实上她已投资了整个卵子，可能还要多些，但将这个胎儿流产并尽快找一个新的配偶，对她仍旧是有利的。在这种情况下，流产对她未来的新丈夫也是有利的，因为我们已经假定她没有希望使他受骗。这点可以说明，从雌性个体的角度来看，布鲁斯效应是起作用的。

被遗弃的雌性个体还有一种选择，即坚持到底，尽力设法自己抚养幼儿。如果幼儿已经相当大，这样做对她尤其有利。幼儿越大，在他身上已经进行的投资也就越多，她为了完成抚养幼儿这项任务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少。即使幼儿仍旧很幼小，但试图从她初期的投资中保存一些东西，对她可能仍是有利的，尽管她必须以加倍的努力才能喂养这个幼儿，因为雄性个体已经离去。幼儿体内也有雄性个体的一半基因，她可以在幼儿身上发泄怨恨而把幼儿抛弃，但这样做对她来讲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在幼儿身上泄怨是毫无道理的。幼儿的基因有一半是她的，而且只有她自己面对目前的困境。

听起来似乎自相矛盾，对有被遗弃危险的雌性个体来说，恰当的策略是，不等雄性个体抛弃她，她先离开他。即使她在幼儿身上的投资已经多于雄性个体，这样做对她仍可能是有利的。在某种情况下，谁首先遗弃对方谁就占便宜，不论是父亲还是母亲，这是一个令人不愉快的事实。正如特里弗斯所说，被抛弃的配偶往往陷入无情的约束。这是一种相当可怕但又是非常微妙的论点。父母的一方可能会这样讲：“孩子现在已经长得相当大，完全可以由我们当中一个抚养就可以了。因此，假定我能肯定我的配偶不会也离开的话，我现在离开对我是有好处的。假使我现在就离开，我的配偶就可以为她或他的基因的最大利益而努力工作。他或她将要被迫做出比我现在正在做出的还要激烈得多的决定，因为我已经离开。我的配偶‘懂得’，如果他或她也离开的话，幼儿肯定要死亡。所以，假定我的配偶要做的决定，对他或她的自私基因将是最有利的话，我断定，我自己的行动方针是，最好我先离开。因为我的配偶可能也正在‘考虑’采取和我完全相同的方针，而且可能来一个先下手为强，随时抛弃我！因此，我尤其应该先离开。”这样的父母是会主动抛弃对方的。这种自我独白，和以前一样，仅仅是为了说明问题。问题的关键是，自然选择有利于首先抛弃对方的基因，这仅仅是因为自然选择对随后抛弃对方的基因不利而已。

我们已经讲了雌性个体一旦被遗弃，她可能采取的一些行动。但所有这些行动总有一点亡羊补牢，犹为未晚之感。到底雌性个体有没有办法减轻由于其配偶首先对她进行剥削而造成损失的程度呢？她手中握有一张王牌。她可以拒绝交配。她是被追求的对象，她是卖方。这是因为她的嫁妆是一个既大又富营养的卵子。凡是能成功地与之交配的雄性个体就可为其后代获得一份丰富的食物储藏。雌性个体在交配之前，能够据以进行激烈的讨价还价。她一旦进行交配，她就失去了手中的王牌——她把自己的卵子信托给了与之交配的雄性个体。激烈的讨价还价可能是一种很好的比喻。但我们都很清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没有任何相当于激烈讨价还价的某种实际形式，能够借自然选择得以进化呢？我认为主要有两种可能性，一种为家庭幸福策略（the domestic-bliss strategy），一种为大丈夫策略（the he-man strategy）。

家庭幸福策略的最简单形式是：雌性个体对雄性个体先打量一番，试图事先发现其忠诚和眷恋家庭生活的迹象。在雄性个体的种群中，成为忠诚的丈夫的倾向必然存在程度上的差异。雌性个体如能预先辨别这种特征，她们可以选择具有这种品质的雄性个体，从而使自己受益。雌性个体要做到这点，方式之一是，长时间地搭架子，忸怩作态。凡是没有耐心，等不及雌性个体最终答应与之交配的雄性个体大概不能成为忠诚的丈夫。雌性个体以坚持订婚期要长的方式，剔除了不诚心的求婚者，最后只同预先证明具有忠诚和持久的品质的雄性个体交配。女性忸怩作态是动物中一种常见的现象，求爱或订婚时间拉得长也很普遍。我们讲过，订婚期长对雄性个体也有利，因为雄性个体有受骗上当，抚养其他雄性个体所生幼儿的危险。

追求的仪式时常包括雄性个体在交配前所进行的重要投资。雌性个体可以等到雄性个体为其筑巢之后再答应与之交配。或者雄性个体必须喂养雌性个体以相当大量的食物。当然，从雌性个体的角度来讲，这是很好的事，但它同时也使人联想到家庭幸福策略的另一种可能形式。雌性个体先迫使雄性个体对它们的后代进行昂贵的投资，然后再交配，这样雄性个体在交配之后再抛弃对方，也就不会有好处了。会不会是这种情况呢？这种观点颇具说服力。雄性个体等待一个忸怩作态的雌性个体最终与之交配，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它放弃了同其他雌性个体交配的机会，而且向该雌性个体求爱时要消耗它许多时间和精力。到它终于得以同某一具体雌性个体交配时，它和这个雌性个体的关系已经非常“密切”。假使它知道今后它要接近的任何其他雌性个体，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拖延，然后才肯交配，那么，对它来说，遗弃该雌性个体的念头也就没有多大诱惑力了。

我曾在一篇论文中指出过，这里特里弗斯在推理方面有一个错误。他认为，预先投资本身会使该个体对未来的投资承担义务。这是一种荒谬的经济学。商人永远不会说：“我在协和式客机上（举例说）已经投资太多，现在把它丢弃实在不合算。”相反，他总是要问，即使他在这项生意中的投资数目已经很大，但为了减少损失，现在就放弃这项生意，这样做对他的未来是否有好处。同样，雌性个体迫使雄性个体在她身上进行大量投资，指望单单以此来阻止今后雄性个体最终抛弃她，这样做是徒劳的。这种形式的家庭幸福策略还要取决于一种进一步的重要假定：即雌性个体的大多数都愿意采取同样的做法。如果种群中有些雌性个体是放荡的，随时准备欢迎那些遗弃自己妻子的雄性个体，那么对抛弃自己妻子的雄性个体就会有利，不论他对她的子女的投资已经有多大。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多数雌性个体的行为。如果我们可以根据雌性个体组成集团的方式来考虑问题的话，就不会存在问题了。但雌性个体组成的集团，同我们在第五章中讲到的鸽子集团相比较，其进化的可能性也不会更大些。我们必须寻找进化上的稳定策略。让我们采用史密斯用以分析进犯性对抗赛的方法，把它运用于性的问题上。这种情况要比鹰和鸽的例子稍微复杂一点。因为我们将有两种雌性策略和两种雄性策略。

同在史密斯的分析中一样，”策略”这个词是指一种盲目的和无意识的行为程序。我们把雌性的两种策略分别称为羞怯（coy）和放荡（fast），而雄性的两种策略分别称为忠诚（faithful）和薄情（philanderer），这四种策略在行为上的准则是：羞怯的雌性个体在雄性个体经过长达数周而且代价昂贵的追求阶段之后，才肯与之交配。放荡的雌性个体毫不迟疑地同任何个体进行交配。忠诚的雄性个体准备进行长时间的追求，而且交配之后，仍同雌性个体待在一起，并帮助她抚养后代。薄情的雄性个体，如果雌性个体不立即同其进行交配，很快就会失去耐心：他们走开并另寻雌性个体；即使交配之后，他们也不会留下承担起作父亲的责任，而是去另寻新欢。情况同鹰和鸽的例子一样，并不是说只有这几种策略，然而对实行这几种策略会带来什么样的命运进行一番研究是富于启发性的。

同史密斯一样，我们将采用一些任意假定的数值，表示各种损失和利益。为了更加带有普遍性，也可以用代数符号来表示，但数字更容易理解。我们假定亲代个体每成功地抚养一个幼儿可得＋15个单位的遗传盈利。而每抚养一个幼儿所付出的代价，包括所有食物、照料幼儿花去的所有时间以及为幼儿所承担的风险，是-20个单位。代价用负数表示，因为是双亲的“支出”。在旷日持久的追求中所花费的时间也是负数，就以-3个单位来代表这种代价。

现在我们设想有一个种群，其中所有的雌性个体都羞怯忸怩，而所有的雄性个体都忠诚不贰。这是一个一雌一雄配偶制的理想社会。在每一对配偶中，雄性个体和雌性个体所得的平均盈利都相等。每抚养一个幼儿，它们各获得＋15分，并共同承担所付出的代价（-20分），平均分摊，每方各为-10。它们共同支付拖长求爱时间的代价（罚分-3）。因此，每抚养一个幼儿的平均盈利是:+15-10-3=＋2。

现在我们假设有一个放荡的雌性个体溜进了这个种群。它干的很出色。它不必支付因拖延时间而化费的代价，因为它不沉湎于那种旷日持久的卿卿我我的求爱。由于种群内的所有雄性个体都是忠诚的，它不论跟哪一个结合都可以为它的子女找到一个好父亲。因此，它每抚养一个幼儿的盈利是+15-10=+5。同它的羞怯忸怩的对手相比较，它要多收益3个单位。于是放荡的基因开始散布开来。

如果放荡的雌性个体竟获得很大成功，致使它们在种群内占据了统治地位，那么，雄性个体的营垒中，情况也会随之开始发生变化。截至目前为止，种群内忠诚的雄性个体占有垄断地位。但如果现在种群中出现了一个薄情的雄性个体，它的景况会比其他的忠诚的对手好些。在一个雌性个体都放荡不羁的种群内，对一个薄情的雄性个体来讲，这类货色比比皆是，唾手可得。如果能顺利地抚养一个幼儿，它净得盈利+15分，而对两种代价却分文不付。对雄性个体来说，这种不付任何代价指的主要是，它可以不受约束地离开并同其他雌性个体进行交配。它的每一个不幸的妻子都得独自和幼儿挣扎着生活下去，承担起-20分的全部代价，尽管她并没因在求爱期间浪费时间而付出代价。一个放荡的雌性个体结交一个薄情的雄性个体，其净收益为＋15－20=-5；而薄情的雄性个体的收益却是＋15。在一个雌性个体都放荡不羁的种群中，薄情的雄性基因就会象野火一样蔓延开来。

如果薄情的雄性个体得以大量地迅速增长，以致在种群的雄性成员中占了绝对优势，放荡的雌性个体将陷于可怕的困难处境。任何羞忸怩的雌性个体都会享有很大的有利条件。如果羞怯忸怩的雌性个体同薄情的雄性个体相遇，它们之间绝不会有什么结果。她坚持要把求爱的时间拉长；而他却断然拒绝并去寻找另外的雌性个体。双方都没有因浪费时间而付出代价。双方也各无所得，因为没有幼儿出生。在所有雄性个体都是薄情郎的种群中，羞怯忸怩的雌性个体的净收益是零。零看上去微不足道，但比放荡不羁的雌性个体的平均得分-5要好得多。即使放荡的雌性个体在被薄情郎遗弃之后，决定抛弃她的幼儿，但她的一颗卵子仍旧是她所付出的一笔相当大的代价。因此，羞怯忸怩的基因开始在种群内再次散布开来。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这一循环性假设的最后一部分。当羞怯忸怩的雌性个体大量增加并占据统治地位时，那些和放荡的雌性个体本来过着纵欲生活的薄情雄性个体，开始感到处境艰难。一个个的雌性个体都坚持求爱时间要长，要长期考验对方的忠诚。薄情的雄性个体时而找这个雌性个体，时而又找那个雌性个体，但结果总是到处碰壁。因此，在一切雌性个体都忸怩作态的情况下，薄情雄性个体的净收益是零。如果一旦有一个忠诚的雄性个体出现，它就会成为同羞怯忸怩的雌性个体交配的唯一雄性个体。那么他的净收益是＋2，比薄情的雄性个体要好。所以，忠诚的基因就开始增长，至此，我们就完成了这一周而复始的循环。

象分析进犯行为时的情况一样，按我的讲法，这似乎是一种无止境的摇摆现象。但实际上，象那种情况一样，不存在任何摇摆现象，这是能够加以证明的。整个体系能够归到一种稳定状态上。如果你运算一下，就可证明，凡是羞怯忸怩的雌性个体占全部雌性个体的5/6，忠诚的雄性个体占全部雄性个体的5/8；的种群在遗传上是稳定的。当然，这仅仅是根据我们开始时任意假定的那些特定数值计算出来的，但对其他任何随意假定的数值，我们同样可以轻而易举地算出新的稳定比率。

同史密斯所进行的分析一样，我们没有必要认为存在两种不同种类的雄性个体以及两种不同种类的雌性个体。如果每一雄性个体能在5/8的时间里保持忠诚，其余的时间去寻花问柳；而每一雌性个体有5/6的时间羞怯忸怩，1/6的时间纵情放荡，那同样可以实现进化上的稳定状态。不管你怎样看待ESS，它的含义是：凡一种性别的成员偏离其适中的稳定比率时，这种倾向必然受到另一种性别在策略比率方面相应变化的惩罚，这种变化对原来的偏离行为发生不利的影响。进化上的稳定策略（ESS）因之得以保持。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主要由羞怯忸怩的雌性个体和忠诚的雄性个体组成的种群，能够进化是肯定无疑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家庭幸福策略对于雌性个体来说，实际上看来是行之有效的。我们就不必再考虑什么由羞怯忸怩的雌性个体组成的集团了，其实羞怯忸怩对雌性个体的自私基因是有利的。

雌性个体能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将这种形式的策略付诸实践。我已经提到过，雌性个体可能拒绝同还没有为它筑好巢、至少还没有帮助它筑造一个巢的雄性个体交配。在许多单配制的鸟类中，情况的确如此，巢不筑好不交配。这样做的效果是，在受孕的时刻，雄性个体对幼儿已经付出的投资要远较其一些廉价的精子为多。

未来的配偶必须为它筑造一个巢，这种要求是雌性个体约束雄性个体的一种有效手段。我们不妨说，只要能够使雄性个体付出昂贵的代价，不论是什么，在理论上几乎都能奏效，即使付出的这种代价，对尚未出生的幼儿并没有直接的益处。如果一个种群的所有雌性个体都强迫雄性个体去完成某种艰难而代价昂贵的任务，如杀死一条龙或爬过一座山然后才同意交配，在理论上讲，它们能够降低雄性个体在交配后不辞而别的可能性。企图遗弃自己的配偶，并要和另外的雌性个体交配以更多地散布自己基因的任何雄性个体，一想到必须还要杀死一条龙，就会打消这种念头。然而事实上雌性个体是不会将杀死一条龙或寻求圣杯这样专横的任务硬派给它们的求婚者的。因为如果有一个雌性个体对手，它指派的任务尽管困难程度相同，但对它以及它的子女却有更大的实用价值，那么它肯定会优越于那些充满浪漫情调、要求对方为爱情付出毫无意义的劳动的雌性个体。杀死一条龙或在Hellespont中游泳也许比筑造一个巢穴更具浪漫色彩，但却远远没有后者实用。

我提到过的雄性个体做出的具有求爱性质的喂食行动对于雌性个体也是有用的。鸟类的这种行为通常被认为是雌性个体的某种退化现象，它们恢复了雏鸟时代的幼稚行为。雌鸟向雄鸟要食物，讨食的姿态象雏鸟一样。有人认为这种行为对雄鸟具有自然的诱惑力，这时雌鸟不管能得到什么额外的食物，它都需要，因为雌鸟正在建立储存，以便致力于制造很大的卵子。雄鸟的这种具有求爱性质的喂食行为，也许是一种对卵子本身的直接投资。因此，这种行为能够缩小双亲在对幼儿的初期投资方面存在的悬殊程度。

有几种昆虫和蜘蛛也存在这种求爱性质的喂食现象。很显然，有时这种现象完全可以作另外的解释。如我们提到过的螳螂的例子，由于雄螳螂有被较大的雌螳螂吃掉的危险，因此只要能够减少雌螳螂的食欲，随便干什么对它可能都是有利的。我们可以说，不幸的雄螳螂是在这样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意义上对其子女进行投资的。雄螳螂被作为食物吃掉，以便帮助制造卵子，而且储存在雄螳螂尸体内的精子随之使吃掉它的雌螳螂的卵子受精。

采取家庭幸福策略的雌性个体如果仅仅是从表面上观察雄性个体，试图辨认它的忠诚的品质，这样的雌性个体容易受骗。雄性个体只要能够冒充成忠诚的爱好家庭生活的类型，而事实上是把遗弃和不忠诚的强烈倾向掩盖起来，它就具有一种很大的有利条件。只要过去被它遗弃的那些妻子能有机会将一些幼儿抚养大，这个薄情的雄性个体比起一个既是忠诚的丈夫又是忠诚的父亲的雄性对手，能把更多的基因传给后代。使雄性个体进行有效欺骗的基因在基因库中往往处于有利地位。

相反，自然选择却往往有利于善于识破这种欺骗行为的雌性个体。要做到这一点，雌性个体在有新的雄性个体追求时，要显得特别可望而难及，但在以后的一些繁殖季节中，一旦去年的配偶有所表示，就要毫不犹豫，立刻接受。这样对那些刚开始第一个繁殖季节的年轻的雄性个体来说，不论它们是骗子与否，都会自动受到惩罚。天真无知的雌性个体在第一年所生的一窝小动物中，体内往往有比例相当高的来自不忠诚的父亲的基因，但忠诚的父亲在第二以及以后的几年中却具有优势，因为它有了一个可靠的配偶，不必每年都要重复那种浪费时间、消耗精力、旷日持久的求爱仪式。在一个种群中，如果大部分的个体都是经验丰富而不是天真幼稚的母亲的子女——在任何生存时间长的物种中，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假设——忠诚而具模范父亲性格的基因在基因库中将会取得优势。

为简便起见，我把雄性个体的性格讲得似乎不是纯粹的忠诚就是彻头彻尾的欺诈。事实上，更有可能的是，所有的雄性个体——其实是所有的个体——多少都有点不老实，它们的程序编制就是为了利用机会去占它们配偶的便宜。由于自然选择增强了每一个配偶发现对方不忠诚的行为的能力，因此使重大的欺骗行为降到了相当低的水平。雄性个体比雌性个体更能从不忠诚的行为中得到好处。即使在一些物种中，雄性个体表现出很大程度的亲代利他主义行为，但我们必须看到，它们付出的劳动往往比雌性个体要少些，而且随时潜逃的可能性更大些。鸟类和哺乳类动物中，通常存在这种情况是肯定无疑的。

但是也有一些物种，其雄性个体在抚养幼儿方面付出的劳动实际上比雌性个体多。鸟类和哺乳类动物中，这种父方的献身精神是极少有的，但在鱼类中却很常见。什么原因呢？这种现象是对自私基因理论的挑战，为此我长时间以来感到迷惑不解。最近卡利斯勒（T.R.Carlisle）小姐在一个研究班上提出了一个很有独创性的解释，由此，我深受启发。她以上面我们提及的特里弗斯的“无情的约束”概念去阐明下面这种现象。

许多种类的鱼是不交尾的，它们只是把性细胞射到水里。受精就在广阔的水域里进行，而不是在一方配偶的体内。有性生殖也许就是这样开始的。另一方面，生活在陆地上的动物如鸟类、哺乳动物和爬虫等却无法进行这种体外受精，因为它们的性细胞容易干燥致死。一种性别的配子——雄性个体的，因为其精于是可以流动的——被引入另一种性别个体——雌性个体——的湿润的内部。上面所说的只是事实，而下面讲的却是概念的东西。居住在陆地上的雌性动物交配后就承受胎儿的实体。胎儿存在于它体内。即使它把已受精的卵子立即生下来，做父亲的还是有充裕的时间不辞而别，从而把特里弗斯所谓的“无情的约束”强加在这个雌性个体身上。不营怎样，雄性个体总是有机会事先决定遗弃配偶，从而迫使做母亲的作出抉择，要么抛弃这个新生幼儿，让它死去；要么把它带在身边并抚养它。因此，在陆地上的动物当中，照料后代的大多数是母亲。

但对鱼类及生活在水中的其他动物而言，情况有很大的差别。如果雄性动物并不直接把精子送进雌性体内，我们就不一定可以说，做母亲的受骗上当，被迫“照管幼儿“。配偶的任何一方部可以有机会逃之夭夭，让对方照管刚受精的卵子。说起来还存在这样一个可能性：倒是雄性个体常常更易于被遗弃。对谁先排出性细胞的问题，看来可能展开一场进化上的争斗。首先排出性细胞的一方享有这样一个有利条件——它能把照管新生胎儿的责任推给对方。另一方面，首先放精或排卵的一方必然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它的未来的配偶不一定跟着就排卵或放精。在这种情况下，雄性个体处于不利地位，因为精子较轻，比卵子更易散失。如果雌性个体排卵过早，就是说，在雄性个体还未准备好放精就产卵子，这关系不大。因为卵子体积较大，也比较重，很可能集结成一团，一时不易散失。所以说，雌性鱼可以冒首先排卵的“风险”。雄性鱼就不敢冒这样的风险，因为它过早放精，精子可能在雌性鱼准备排卵之前就散失殆尽，那时雌性鱼即使再排卵也没有实际意义。鉴于精子易于散失，雄性鱼必须等待到雌性鱼排卵后才在卵子上放精。但这样，雌性鱼就有了难得的几秒锺时间可以趁机溜走，把受精卵丢给雄性鱼照管，使之陷入特里弗斯所说的进退两难的境地。这个理论很好他说明，为什么水中的雄性动物照料后代的这种现象很普遍而在陆上的动物中却很少见。

我现在谈谈鱼类以外的另一种雌性动物采取的策略，即大丈夫策略。在采取这种策略的物种中，事实上，雌性动物对得不到孩子们的爸爸的帮助已不再计较，而把全部精力用于培育优质基因。于是它们再次把拒绝交配作为武器。它们不轻易和任何雄性个体交配，总是慎之又慎，精心挑选，然后才同意和选中的雄性个体交配。某些雄性个体确实比其他个体拥有更多的优质基因，这些基因有利于提高子女的生育机会。如果雌性动物能够根据各种外在的迹象判断哪些雄性动物拥有优质基因，它就能够使自己的基因和它们的优质基因相结合而从中获益。以赛艇奖手的例子来类比，一个雌性个体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它的基因由于与蹩脚的桨手搭档而受到连累的可能性。它可以为自己的基因精心挑选优秀的桨手作为合作者。

一般他说，大多数雌性动物对哪些才是最理想的雄性动物不会发生意见分歧，因为它们用以作为判断的依据都是一样的。结果，和雌性个体的大多数交配是由少数这几个幸运的雄性个体进行的。它们是能够愉快胜任的，因为它们给予每一雌性个体的仅仅是一些廉价的精子而已。象形海豹和极乐鸟大概也是这种情况。雌性动物只允许少数几只雄性动物坐享所有雄性动物都梦寐以求的特权——一种追求私利的策略所产生的特权，但雌性个体总是毫不含糊，成竹在胸，只允许最够格的雄性个体享有这种特权。

雌性动物试图挑选优质基因并使之和自己的基因相结合，按照它的观点，它孜孜以求的是哪些条件呢？其中之一是具有生存能力的迹象。任何向它求爱的个体已经证明，它至少有能力活到成年，但它不一定就能够证明，它能够活得更久些。凡选择年老雄性个体的雌性个体，同挑选在其他方面表明拥有优质基因的年轻个体的雌性个体相比，前者生的后代并不见得就多些。

其他方面指的是什么？可能性很多。也许是表明能够捕获食物的强韧的肌肉，也许是表明能够逃避捕食者的长腿。雌性个体如能将其基因和这些特性结合起来可能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些特性在它的儿女身上或许能发挥很好的作用。因此，我们首先必须设想存在这样的雌性动物，它们选择雄性个体是根据表明拥有优质基因的万无一失的可靠迹象，不过，这里牵涉到达尔文曾发现的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费希尔对之也进行过有条理的阐述。在雄性个体相互竞争，希望成为雌性个体心目中的大丈夫的社会里，一个做母亲的能为其基因所做的最大一件好事是，生一个日后会成为一个令人刮目相看的大丈夫的儿子。如果做母亲的能保证它的儿子将成为少数几个走运的雄性个体中的一个，在它长大之后能赢得社会里的大多数交配机会，那么，这个做母亲的将会有许多孙子孙女。这样说来，一个雄性个体所能拥有的最可贵的特性之一，在雌性个体看来只不过是性感而已。一个雌性个体和一个诱人非凡并具有大丈夫气概的雄性个体支配，很可能养育出对第二代雌性个体具有吸引力的儿子。这些儿子将为其母亲生育许多孙子孙女。这样，我们原来认为雌性个体选择雄性个体是着眼于如发达的肌肉那种显然是有实用价值的特性，但是这种特性一旦在某一物种的雌性个体中普遍被认为是一种具有吸引力的东西时，自然选择就会仅仅因为它具有吸引力而继续有利于这种特性。

雄极乐鸟的尾巴作为一种过分奢侈的装饰，因此可能是通过某种不稳定的、失去控制的过程进化而来的。在开始的时候，雌性个体选中尾巴稍许长一些的雄性个体，在它心目中这是雄性个体的一种可取的特性，也许因为它象征着健壮的体魄。雄性个体身上的短尾巴很可能是缺乏某种维生素的征象——说明该个体觅食能力差。或许短尾巴的雄性动物不善于逃避捕食者，因此尾巴被咬掉一截。请注意，我们不必假定短尾巴本身是能够遗传的，我们只需假定短尾巴可以说明某种遗传上的缺陷。不管怎样，我们可以假定，早期的极乐鸟物种中，雌鸟偏爱尾巴稍微长一些的雄鸟。只要存在某种促进雄鸟尾巴长度发生自然变化的遗传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因素就会促使种群中雄鸟尾巴的平均长度增加。雌鸟遵循的一条简单的准则是：把所有的雄鸟都打量一番，并挑选尾巴最长的一只，如此而已。背离这条准则的雌鸟准会受到惩罚，即使尾巴已经变得如此之长，实际上成了雄鸟的累赘。因为一只雌鸟如果生出的儿子尾巴不长，它的儿子就不可能被认为是有吸引力的。只有在尾巴确实已长到可笑的程度，因而它们明显的缺点开始抵消性感这方面的优点时，这个趋向才得以终止。

这是个令人难以接受的论点；自达尔文初次提出这个论点并把这个现象称为性选择以来，已有不少人对之表示怀疑。扎哈维（A.zahavi）就是其中之一，他的“狐狸，狐狸”论点我们已经看到过。作为一个对立面，他提出截然相反的“累赘原理”（handicap principle）。他指出，正是因为雌性个体着眼于选择雄性个体的优质基因，才使雄性弄虚作假有了市场。雌性个体所选择的发达的肌肉可能真的是一个优点，但有什么东西阻止雄性个体卖弄假肌肉呢？这些假肌肉并不比我们人类的棉花垫肩更具实质内容。如果雄性个体卖弄假肌肉反而比长出真肌肉省事，性选择应有利于促使个体长出假肌肉的基因。可是，要不了多久，逆选择（counter-selection）将促使能够看穿这种欺骗的雌性个体的进化。扎哈维的基本前提是，雌性个体终将识破虚假的性卖弄。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真正能够成功的是那些从不故弄玄虚的雄性个体。它们掷地有声地表明它们是老老实实的。如果我们讲的是肌肉，那么，装出肌肉丰满的样子的雄性个体很快就要为雌性个体所识破。反之，以相当于举重等动作显示其肌肉真正发达的雄性个体是能够获得雌性信赖的。换句话说，扎哈维认为，一个大丈夫不仅看上去要象一个健全的雄性个体，而且要真的是一个健全的雄性个体，否则不轻信的雌性个体是会嗤之以鼻的。所以，只有是货真价实的大丈夫，它的炫耀行为才能进化。

到现在为止，扎哈维的理论还没有什么问题。下面我们要谈的是他的理论中使人难以接受的那一部分。他认为，尽管极乐鸟和孔雀的长尾巴,鹿的巨角以及其他的性选择的特性，看起来是这些个体的累赘，因而始终是不合理的现象，但这些特征之得以进化正是因为它们构成累赘。一只雄鸟长了一条长长的、笨重的尾巴，为的是要向雌性个体夸耀，说明尽管它有这样一条长尾巴，象他这样一个健壮的大丈夫还是能够活下去。

这个理论很难使我信服，尽管我所持的怀疑态度已不象我当初听到这个论点时那么坚决。当时我就指出，根据这种理论可以得出这样的逻辑结论：进化的结果应该使雄性个体只有一条腿和一只眼睛。扎哈维是以色列人，他立即反驳我说，“我们最好的将军中有些是独眼的！”不过问题还是存在的。累赘的论点似乎带有根本性的矛盾。如果累赘是真实的——这种论点的实质要求累赘必须是真实的——累赘本身正如它可能吸引雌性个体一样，同样对该个体的后代肯定是一种惩罚。因此不管怎样，至关重要的是这个累赘不能传给女儿。

如果我们以基因语言来表达累赘理论，我们大概可以这样说：使雄性个体长出如长尾巴之类的累赘物的基因在基因库里变得多起来，因为雌性个体选择身负累赘物的雄性个体。这种情况的产生是因为，使雌性个体作出这种选择的基因在基因库里也变得多起来的缘故。这是因为对身负累赘物的雄性个体有特殊感情的雌性个体，往往会自动地选择在其他方面拥有优质基因的雄性个体。理由是，尽管身负这种累赘物，这些雄性个体已活到成年。这些拥有“其他”方面优点的基因将使后代具有健壮的休格。而这些具有健壮体格的后代因此得以存活并繁殖使个体生长累赘物的基因，以及使雌性个体选择身负累赘物的雄性个体的基因。倘若促使生长累赘物的基因仅仅在儿子身上发挥作用，就象促使对累赘物产生性偏爱的基因仅仅影响女儿那样，这个理论也许可以成立。如果我们只是以文字对这个理论去进行论证，我们就无从知道这个理论是否正确。如果我们能以数学模式来再现这种理论，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它的正确程度。到目前为止，那些试图以模型来表现累赘原理的数学遗传学家都失败了。这可能是因为这个原理本身不能成立，也可能是因为这些数学遗传学家不够水平。其中有一位便是史密斯。但我总感觉到前者的可能性较大。

如果一只雄性动物能以某种方式证明它比其他雄性动物优越，而这种方式又无需故意使自己身负累赘，那么它无疑会以这种方式增加它在遗传方面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因此，象形海豹赢得并确保它们的“妻妾”，靠的不是它对雌性个体具有吸引力的堂堂仪表，而是简单地靠暴力把妄图接近其“妻妾”的任何雄性象形海豹撵走。“妻妾”的主人大都能击败这种可能的掠夺者，它们之所以拥有“妻妾”显然是因为它们有这样的能力。掠夺者很少能取胜，因为它们如能取胜，它们早该成为“妻妾”的主人了！因此，凡是只同“妻妾”的主人交配的雌性象形海豹，就能使它的基因和健壮的雄性象形海豹相结合，而这只雄性象形海豹有足够的能力击退一大群过剩的、不顾死活的单身雄性象形海豹所发动的一次又一次的挑衅。这只雌性象形海豹的儿子如果走运的话，它就能继承其父的能力，也拥有一群“妻妾”。事实上，一只雌性象形海豹没有很大的选择余地，因为如果它有外遇，它就要遭到“妻妾”主人的痛打。不过，跟能在搏斗中取胜的雄性个体结合的雌性个体，能为其基因带来好处，这条原理是站得住脚的。我们已经看到这样一些例子，即一些雌性个体宁愿和拥有地盘的雄性个体交配，另外一些宁愿和在统治集团里地位高的雄性个体交配。

至此本章的内容可以归结为：我们看到，在动物界中各种不同的繁殖制度———雌一雄、雌雄乱交、”妻妾”等等——都可以理解为雌雄两性间利害冲突所造成的现象。雌雄两性的个体都“想要”在其一生中最大限度地增加它们的全部繁殖成果。由于精子和卵子之间在大小和数量方面存在根本上的差别，雄性个体一般他说大多倾向于雌雄乱交，而缺乏对后代的关注。雌性个体有两种可供利用的对抗策略。我在上面曾称之为大丈夫策略和家庭幸福策略。一个物种的生态环境将决定其雌性个体倾向于采取其中的哪一种策略，同时也决定雄性个体如何作出反应。事实上，在大丈夫策略和家庭幸福策略之间还有许多居间策略。我们已经看到，有时候，做父亲的甚至比做母亲的更关心孩子们的生活。本书不打算描述某些具体动物物种的生活细节。因此我不准备讨论是什么促使一个物种倾向于某种繁殖制度而不倾向于另一种繁殖制度。我要探讨的是普遍地存在于雌雄两性之间的差异，并说明如何解释这些差异。我因此不想强调两性间差异不大的那些物种；一般他说，这些物种的雌性个体喜欢采取家庭幸福策略。

首先，雄性个体往往是追求鲜艳的色彩以吸引异性，而雌性个体往往满足于单调的色彩。两性个体都力图避免被捕食者吃掉，因此两性个体都会经受某种进化上的压力，使它们的色彩单调化。鲜艳的色彩吸引捕食者，犹如吸引异性伴侣一样。用基因语言来说，这意味着使个体色彩变得鲜艳的基因，比使个体色彩单调的基因，更可能被捕食者吃掉而结束生命。另一方面，促使个体具有单调色彩的基因不象促使个体具有鲜艳色彩的基因那么容易进入下一代的体内，因为色彩单调的个体不吸引异性配偶。这样就存在两种相互矛盾的选择压力：捕食者倾向于消灭基因库里色彩鲜艳的基因，而性配偶则倾向于消灭色彩单调的基因。和其他许多情况一样，有效的生存机器可以认为是两种相互矛盾的选择压力之间的折衷物。眼下使我们感到兴趣的是，雄性个体的最适折衷形式似乎不同于雌性个体的最适折衷形式。这种情况当然和我们把雄性个体视为下大赌注以博取巨额赢款的赌徒完全一致，因为雌性个体每生产一个卵子，雄性个体就可以生产数以百万计的精子，因此种群中的精子在数量上远远超过卵子。所以任何一个卵子比任何一个精子实现性融合（sexual fusion）的机会要大得多。相对而言，卵子是有价值的资源。因此，雌性个体不必象雄性个体那样具有性吸引力就能保证它的卵子有受精的机会。一个雄性个体的生殖能力完全可以使一大群雌性个体受孕，生育出一大批子女。即使一只雄性个体因为有了美丽的长尾巴而引来了捕食者或缠结在丛林中而过早死亡，但它在死以前可能已经繁殖了一大群子女。一只没有吸引力或色彩单调的雄性个体，甚至可能和一只雌性个体同样长寿，但它子女却很少，因而它的基因不能世代相传。一个雄性个体如果失去了它的不朽的基因，那它即使占有了整个世界又将怎么样呢？

另一个带有普遍性的性区别是，雌性个体在和谁交配的问题上比雄性个体更爱挑剔。不管是雌性个体还是雄性个体，为了避免和不同物种的成员交配，这种挑剔还是必要的。从各个方面来看，杂交行为是不好的。有时，象人和羊交配一样，这种行为并不产生胚胎，因此损失不大。然而，当比较接近的物种如马和驴杂交时，这种损失，至少对雌性配偶来说，可能是相当大的。一个骡子胚胎可能由此形成，并在它的子宫里呆上十一个月。骡子消耗母体全部亲代投资的很大一部分，不仅包括通过胎盘摄取的食物，以及后来吃掉的母乳，而且最重要的是时间，这些时间本来可用于抚养其他子女的。骡子成年以后，它却是没有繁殖力的。这可能是因为，尽管马和驴的染色体很相象，使它们能合作建造一个健壮的骡子躯体，但它们又不尽相象，以致不能在减数分裂方面进行适当的合作。不管确切的原因是什么，从母体基因的观点来看，母体为抚育这只骡子而花掉的非常大量的资源全部浪费了。雌驴子应当十分谨慎，和它交配的必须是一只驴子，不是一匹马。任何一个驴子基因如果说，“喂，如果你是雌驴，那就不管它是马还是驴，只要它是年老的雄性个体，你都可以和它交配”，这个基因下次就可能跑到骡子的体内，结果将是死路一条。母体花在这只幼骡身上的亲代投资将大大降低它养育有生殖力的驴子的能力。另一方面，如果雄性个体和其他不同物种的成员交配，它的损失不会太大，尽管它从中也得不到什么好处。但我们却可以认为，在选择配偶的问题上，雄性个体不致过分苛求。凡是对这种情况进行过研究的人都会发现情况确实是如此。

即使在同一物种中，挑剔的情况还是会有的。同一血族之间的交配，和杂交一样，可能产生不利的遗传后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致命的或半致命的隐性基因获得公然活动的机会。这种情况再次使雌性个体的损失比雄性个体大，因为母体花在某一幼儿身上的资源总是要大些。凡是存在乱伦禁忌的地方，我们可以认为雌性个体会比雄性个体更严格地遵守这种禁忌。如果我们假定在乱伦关系中，年龄较大的一方相对来说更有可能是主动者的话，那么我们应该看到，雄性个体年龄比雌性个体年龄大的乱伦行为一定较雌性个体年龄比雄性个体年龄大的乱伦行为普遍，譬如说，父／女乱伦应该比母／子乱伦更普遍。兄弟／姐妹乱伦行为的普遍性介乎两者之间。

一般他说，雄性个体比雌性个体往往有更大的乱交倾向。雌性个体只能以比较慢的速度生产有限的卵子，因此，它和不同的雄性个体进行频繁的交配不会有什么好处。另一方面，雄性个体每天能够生产数以百万计的精子，如果它利用一切机会和尽量多的雌性个体交配，它只会从中得到好处而不会有任何损失。过于频繁的交配行为事实上对雌性个体的害处并不很大，但好处肯定也是没有的。另一方面，雄性个体却能乐此不疲，不管它和多少个不同的雌性个体交配。过分这个字眼对雄性个体来说没有实际意义。

我没有明确地提到人类，但当我们思考如本章涉及的一些有关进化的论点时，我们不可避免地要联想到我们自己的物种和我们自己的经验。雌性个体只有在对方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能够长期忠贞不渝时才肯与之交配，这种做法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这可能说明，人类的妇女采取的是家庭幸福策略，而不是大丈夫策略。人类社会事实上大多数实行一夫一妻制。在我们自己的社会里，父母双方对子女的亲代投资都是巨额的，而且没有明显的不平衡现象。母亲直接为孩子们操劳，所做的工作比父亲多。但父亲常常以比较间接的方式辛勤工作，为孩子们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源。另一方面，有些人类社会有杂交习俗，而有些则实行妻妾制度。这种令人惊讶的多样性说明，人的生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而不是基因。然而，更大的可能性是，男人大多倾向于杂交，女人大多倾向于一夫一妻。根据进化的理论，我们也可以预见到这两种倾向。在一些具体的社会里，哪一种倾向占上风取决于具体的文化环境，正如在不同的动物物种中，要取决于具体的生态环境一样。

我们自己的社会有一个肯定与众不同的特点，这就是性的炫耀行为。我们已经看到，根据进化的理论，凡有不同性别个体存在的地方，喜欢炫耀的应该是男人，而女人则喜欢朴实无华。在这一点上，现代的西方男人无疑是个例外。当然，有些男人衣饰鲜艳，有些女人衣饰朴素，这也是事实。但就大多数的情况而言，在我们的社会里，象孔雀展示尾巴一样炫耀自己的毫无疑问是妇女，而不是男人。

面对这些事实，生物学家不得不感到疑惑，他观察到的社会是一个女人争夺男人而不是男人争夺女人的社会。在极乐鸟的例子里，我们认为雌鸟的色彩之所以朴素是因为它们不需要争夺雄鸟。雄鸟色彩鲜艳华丽，因为雌鸟供不应求，对雄鸟可以百般挑剔。雌极乐鸟之所以供不应求是因为卵子这种资源比精子稀少。现代的西方男性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男人果真成了被追求的性对象了吗？他们真的因供不应求而能百般挑剔吗？如果情况果真如此，那又是为什么呢？

谢选骏指出：人说“两性之间的争斗”——我看两性之间是先有勾结才有争斗的。但是在离婚率高的情况下，人们关注的是“两性之间的争斗”；而在离婚率低的情况下，人们关注的则是“两性之间的勾结”。但是因为性别差异，“独占”有利于雌性。因为一般而言，雌性在生物学意义上投资较大，雄性在社会学意义上投资较大。结论是，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的婚姻，对女性比较实惠有利；不生孩子或少生孩子的婚姻，对男性就是“赔钱赚吆活”的空头支票了。

至于“丁克”，更是女权主义的胜利。

《“第一批丁克夫妻现状曝光，他们都后悔了吗？”》（CDT 2024-04-20）报道：

4月14日，@新浪热点 发布长文《第一批丁克夫妻现状曝光，他们都后悔了吗？》，以讲述一些丁克夫妻的故事变相“催生”。

原文如下：

前一阵，微博话题#44岁女高管被老公要求不生孩子就离婚#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的热烈讨论。

这对夫妻年轻时事业心都很强，彼此约定好丁克。

此后几年，两个人的日子逍遥自在。然而，突然有一天，丈夫改了主意，对妻子提出“要么生，要么离婚”。丈夫说身边的朋友都有儿有女，看上去十分温暖，他也想体验这种感觉……丈夫想法的改变让妻子陷入两难，痛苦不堪。为此，她吃尽了苦，可即使是这样，也没能迎来奇迹，不但卵子质量均不达标，还被发现了子宫肌瘤，必须在手术一年后才能备孕。

评论区里网友为此吵翻了。

有人提醒“女性丁克要慎重”；有人表示“决定丁克时应签下协议，让反悔的人付出代价”；还有人说“离就离，有钱有工作，怕什么”……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丁克。当“生育后代”和“个人发展”产生冲突时，越来越多人选择了后者。尤其是生养成本的提高和哺育后代的压力，如同一只看不见的大手。

前一阵，人口与生育研究智库“育娲人口研究”发布了《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版》。报告显示，0岁～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53.8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约为68万元。

目前，我国已有超过60万个“丁克”家庭。从20世纪80年代发展至今，丁克群体逐渐衍生出各种细分标签：

“铁丁”（从现在起直到宇宙毁灭，坚决不生）；

“白丁”（丁克数年后因各种原因反悔，“白白做了一场丁克梦”）；

“被丁克”（由于生理原因无法生育）；

“丁宠”（以养宠物代替养孩子）；

“伪丁克”（年轻未婚，玩心大，还没有做决定的能力）。

如今，几十年过去了，那些选择丁克的家庭过得还好吗？

01 “如果生育意味着要放弃热爱，还不如不要”

在寸土寸金的上海，假如你有一套135平方米的三居室，你打算怎么住？很多夫妻可能会为了再多隔出一间房给老人留宿，在设计上绞尽脑汁。

然而，一对特立独行的上海夫妻，给出了他们的方案：

将墙壁内移，使得原本可以被纳入客厅的阳台扩大一倍，不封窗户，不设晾衣架，仅摆一张能容纳两人的小沙发，两张小茶几，其余空间全部用来种花。三居室被打通，原因只是为了在沙发上休息时，妻子能看到在餐桌上办公的丈夫；在厨房准备咖啡时，丈夫一回头就能和朋友聊天。

为什么他们能如此任性，只用考虑自己不用考虑其他家人？

女主人说出了答案：“我们是丁克，就不用给小孩留空间了。”

这对“70后”夫妻，应该是中国最早的一批丁克。他们用17年婚姻，向所有人证明了自己的坚持。

当丈夫被问道：“你们选择丁克，是否会是一时冲动？”

他认真地回应：“这是我们深思熟虑后的自主选择。”

作为坚定的丁克主义者，自由职业者陈翰宾也从未后悔过。

环游世界4年后，回到国内的陈翰宾惊奇地发现，身边的朋友都选择了结婚生子。

或许这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生命的必经之路，可陈翰宾却对此感到害怕——

“如果选择婚姻、生育，就意味着要被迫放弃很多曾经喜欢且热爱的事物，这对我而言，是不能接受的。”

为此，他坚定地选择了丁克，并且毅然决然地做了结扎。

小红书上有一对相守了20多年的丁克夫妻，主页都是两个人岁月静好的点点滴滴。

博主在视频中坦然地说：

丁克没有那么好，老了的心态怎么变化都不可知；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难，只要是认认真真生活，就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父母。

丁克本身就是一种生活态度，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02 “选择丁克意味着需要与人性抗争”

选择丁克的底气，源于对现有生活状态的自信。

可不是所有的丁克夫妻，都能拥有这份自信。

之前刷到过一个很窒息的视频。

一对“90后”丁克夫妻，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两人，相处如同陌生人。

早上，一人吃早饭，一人在另一个房间锻炼；晚上，一人看书，一人准备睡觉；即使一起吃饭，也全程无交流。

妻子一张嘴，丈夫的脸上就写满了不耐烦；邀请朋友来家里吃饭，其间大家把酒言欢，但是朋友走后，家里又陷入死寂；老公生日，妻子精心准备了饭菜，结果没有换来丈夫的任何回应……

这些太过压抑的场面，一度令网友质疑夫妇俩是在摆拍。

可妻子却表示，虽然看着很离谱，但这就是两人真实的生活状态。

曾经的他们无话不谈，不要孩子的初衷，也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用来健身和看书，为了彼此有更好的发展。

可渐渐地，妻子的想法变了，时不时就会说一句：“要个孩子也挺好的……”

丈夫对此完全不能接受，愤怒地对妻子说：“再提生孩子，立马办手续离婚！”

就这样，在日复一日的冷战中，夫妻俩的感情也是渐行渐远，不复从前。

北京妇产医院的医师刘勇，曾在网络上分享过一个真实故事。

一次面诊时，他接待了一位42岁的高龄孕产妇，那是她的第一胎。当被问及为什么年纪这么大了才怀孕时，孕妇叹了一口气道出了原委。

原本夫妻俩一直是丁克，有一天，来家里做客的外甥惊叹道：“舅妈，你这房子真大！以后等你和舅舅死了，是不是这房子就归我了？”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

她心中顿生寒意：“小小年纪的孩子怎么会说这种话？”

转瞬间，她想明白了，毕竟，他们没有孩子，外甥的爸妈肯定私下议论过这些事。

与丈夫商量后，他们决定生一个自己的孩子。

曾看过一段话：

那些无儿无女的人，猛然间发现身边出现了许多秃鹫，它们用红眼盯着你，等待你死亡，寻找你的弱点，趁机剥下一块肉。

这些秃鹫可能是亲人、保姆、护工，甚至是陌生人。那时，人间将展现其最残酷的一面。

大多数时候，丁克，考验的是人性。

03 “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年龄却没办法从头再来”

前段时间，一位博主采访54岁丁克舅舅的视频火爆全网。

这位博主的舅舅舅妈，是国内第一批丁克家庭。

夫妻俩年轻的时候一致决定：不要孩子，丁克到底。

想了解他们真实想法的博主，对舅舅和舅妈分别进行了灵魂拷问：“选择丁克，你们后悔了吗？”

她原本以为，一辈子没有做过妈妈的舅妈会回答后悔，可出乎意料的是，舅妈说：“我不后悔，这是正确的选择。”

反倒是一旁的舅舅，态度很耐人寻味。他没有正面回应，而是端起水杯喝了口水，然后缓缓地说：“时间过得真快啊，一晃就老了。”

当被问及“以后养老怎么办”时，舅妈直言去养老院，而舅舅则半开玩笑地说：“这不还有你这个外甥女吗？”

最后，博主让舅舅给准备丁克的年轻人一些建议。

丁克了一辈子的舅舅语重心长地对着镜头说：“到了该结婚的年龄就结婚，该要孩子还得要！”

听到这句话，一旁的姥姥和姥爷坐不住了，姥爷更是激动地说：“当初多少人劝你要孩子，你就是不听，你不后悔，连我抱孙子的机会都耽误了。”

北大毕业的UP主全嘻嘻曾说，她结婚之前，跟老公表态：接受丁克才结婚。

当初满口答应的老公，却在结婚4年后反悔。

全嘻嘻为了挽回婚姻和丈夫，决定生孩子。

她说，到了40岁，如果她老公还想要孩子，但那时她已无法生育，那样情况将会变得复杂。

她含蓄地表达，实际上情况远非微妙，可能会对人性进行检验。

一切都可以重新开始，年龄却没办法从头再来。

这或许是丁克夫妻反悔后，所面临的最大代价。

04 “丁克到底值得不值得？”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

然而选择丁克，必将面对更多未知。

你需应对人性复杂，也要面对诸多风险。

因为本质上，丁克就是一场对未来的豪赌，赌自己是否能坚持初心，赌爱人是否彼此信任，更多的则是赌复杂多变的人性。

但是，儿孙满堂也好，独善其身也罢，人最终都要学会自己为自己打算和铺路。

决定我们晚年是轻松还是艰辛的，或许不一定是有没有子女、有几个子女，而是身体健康和经济独立，缺一不可。

在该文发布以后，@新浪热点 同时发起同名微博话题，引发热议，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第一。

但是，对于这篇文章，大多数网友都感到十分不适，纷纷留言质疑和嘲讽这一变相“催生”文章，但相关讨论很快便被清理。

以下是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用户评论：

搞搞就是潘锆呐：天通苑软肋研究所所长被撤职查办了吗？

别忘了自己的墙头：都不需要点开，就知道是拿丁克来催生

一枪穿心周泽楷楷：催泥马呢出生率低了就用这种莫名其妙的方式道德绑架吗？谁知道分享的“案例”都是哪来的。不解决根本的教育成本问题催一万年都没用，有钱人怎么自己不多生点

难得看穿你心里那层雾：怎么啦？想考这个提高生育率？做梦，我就丁克

真圆柚子：so？子宫是我的，想生生，不想生不生

再来一包无穷鸡翅根：好歹毒的热搜

怼我者倒霉一辈子：不生孩子不是为了自己，只是不想让孩子做牛马

一点江花：赶紧生还不行么，这就去当韭菜

粉嘟嘟努米团子：不要生孩子，我们这代已经深刻体会到根本受不到法律的保护，下一代就更别想了！自己活着都没保障，孩子还能被保护？

我有一个朋友临死前说：这文章看上去在说是个人自由，举的例子全是后悔的

我的偶像孙立人将军：假如自己的生活看不到希望，我觉得还是丁克的好

王佩宜3949：就是骗子宫呢，洗脑的文章。

不怕淋雨的毒蘑菇：看来生育率死活上不去，又开始拿丁克出来说事了

爱你呦爱你呦爱你：996，两班倒，啥时候能真正落实劳动法，人民生活幸福，自然而然就生孩子了，而不是剥削劳动人民休息时间来维持所谓的高速发展

isqdhq520：天通苑老几位处理了吗？

盒饭_Petrichor：我自己都養不起了還養孩子

王二小放牛真费劲：不想继续给资本家当牛马了

云柔儿哟：本质问题闭口不谈，无聊

秋叶寒枝：不是不想生，而是养不起！

网民嚎叫：

不允许的笔名 发表评论于 2024-04-21 08:28:25

生养小孩是一种印在人DNA里的欲望，和食欲性欲一样人人都有，强弱不同。到一定年纪，食欲性欲下降，养小孩的欲望就原来越强。很多人养宠物是一种发泄渠道，就像食欲不满足就看菜谱，性欲不满足就看黄片。

zhongguoren8 发表评论于 2024-04-21 07:34:45

为ZF培养一个韭菜，人矿，没必要。父母累死累活，孩子痛苦万分。

zhongguoren8 发表评论于 2024-04-21 07:33:39

养孩子是要欠一辈子的，无尽的经济付出和时间付出。不如先把自己照顾好。

秦唐 发表评论于 2024-04-21 07:07:00

男人后悔的多

ljcn 发表评论于 2024-04-20 21:16:31

中华文化有毒，连生不生娃都要道德绑架。看来还是不生好。

iask 发表评论于 2024-04-20 21:03:53

别生，不愿儿女接茬做韭菜的人们！

___1984___ 发表评论于 2024-04-20 20:44:37

相信绝大多数看到中国今天这个样子，会庆幸自己的正确选择。

一方水土一疯人 发表评论于 2024-04-20 20:17:49

在一个人吃人的社会里，如果认为自己的后代能继续吃别人，那就生，相反就别生出来给别人吃！

JohnZhangxj 发表评论于 2024-04-20 19:55:53

你拿人生当儿戏，人生把你丢路边。

谢选骏指出：我看“丁克”，是女权主义的胜利。为何呢？因为“丁”本来指的就是男人，不包括女人的。丁克，不就是“男死”吗？

《古代历史上，为什么生男孩叫“添丁”，生女孩却叫“添口”？》（2021-02-01 我就是不一样的火）报道：

通常，一个家庭有新生婴儿降生，那么就会称作“添丁进口”，因为这是高兴的事情，所以也称作是添丁之喜。

现在的“添丁之喜”泛指所有婴儿，无论男女，但在古代，添丁是专指男孩子出生的，如果出生的孩子是女孩子，那么就称作是“进口”。

成年男子才能称作“丁”，女子要被称作“口”，两者有所不同。

男子被称作添丁

按照《辞海》的解释，南方的口音中，丁与“灯”谐音类似，所谓人口，男子称丁，女子称口。

古人所说的“丁”，专指男生，而且是成年的男子，女子与未成年男孩子是不能称作“丁”的。

在传统的宗族制盛行的时代，每逢家族之中有男孩子出生，那么就需要在宗社祠堂之中添一盏新灯，以此表示家族绵延继承有人。

灯，象征着光芒与希望，由此也引申出了昂扬向上的说法，传统的家族传承，都是需要男孩子的，女子无法继承家业。

在一个家族之中，每当男孩子降生，自然也就代表家族的传承又增加了一份希望，所以古人说的也一直都是“添丁之喜”。

有一个很古老的词汇，叫做“人丁兴旺”，这里的“丁”说的还是男孩子。

古代的丁，说的是成年之后，能够承担各种劳作的男子，只有丁越多，才能够使得这个家族越来越兴旺，所以古人说的人丁兴旺，说的是男性劳动力越多越好。

另外，传统的宗法架构，都是按照父系血缘进行的，若是一个家族只有女儿没有儿子，那么也意味着祭祀断绝，也就是所谓的绝嗣。

女子被称作进口

相较于男子的“丁”，古代的女子被称作是“口”，倘若一个家族里出生的新生命是个女儿，那么就叫做“进口”，但并没有“进口之喜”的说法。

口，也就是嘴，由于传统的劳动分工不同，古代的男子承担是更多重体力劳作，女子主要是在家里相夫教子纺线织布。

因为环境条件的限制，通常情况下，女子能够创造的财富自然是比不上男子。

女孩子不能继承家业与宗祧，又无法创造更多的财富，所以古人觉得家里多了个女儿，其实就是多了一张嘴吃饭而已，也没什么好喜的。

丁口与古代税赋徭役相关密切

在古代时期，除了田地之外，人口也是需要征收税赋的，也就是所谓的人头税。

从先秦时代开始，历代王朝就开始按照田地、人丁等进行税赋的征收，除了缴纳货币与实物之外，还可以出力气服役。

汉朝开始，在编册之内的成年人都要按照人头来征收丁口税，除非是成年的女子并且名下没有土地，那么只收口税，不必征收土地的税。

唐代开始，拥有田地的男丁才交税，均田制之下，丁男与十八岁以上的中男，都有固定数量的田地，需要按时纳税。

古代土地稀缺，是大多数农户的最大资产，因此土地的分配多以男子数量为标准，所以古代的丁，说的是成年而且可以承担赋税徭役的成年男子。

正因为那时候缴纳税赋的，绝大多数都是男子，所以丁，逐渐成了男子的专称。

清朝康熙时期，康熙帝宣布盛世滋丁，永不加赋，以康熙五十年的丁银额度为准，此后额外增加的人丁，不再多征收税赋。

丁口的说法影响深远，丁在古代是一种权利与义务的象征，而与其相关者，几乎都是成年的男子，所以将丁专指男子，而女子称作是口。

谢选骏指出：丁克专杀男人，所以是女权主义的胜利——如果男女通杀，那就该叫“丁口两克”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何要专杀男性呢？因为多数人想要男孩，所以多杀女孩……消灭一个民族的传承，还得先从男孩抓起！女人反正是嫁鸡随鸡，家狗随狗，比较容易同化对付。

【第十章 你为我搔痒，我就骑在你的头上】

我们已经研究了属于相同物种的生存机器之间的相互作用——亲代的、有性的以及进犯性的相互作用。不过，在动物的相互作用中，似乎还有一些令人值得注意的方面，显然并未包括在上述三种范围之内。许多动物所具有的群居习性就是其中一个方面。鸟、昆虫、鱼、鲸鱼乃至生活在平原上的哺乳动物，活动总是集结而出，觅食一般成群结队。这些集体中的成员通常属于同一物种，但也有例外情况。斑马和角马就常常混在一起活动，人们有时也可以看到属于不同物种的鸟类聚集成群。

群居生活可以为一个自私个体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在此，我不打算逐一罗列，只准备讲几个带有启发性的例子。其中我还要重提我曾在第一章里列举过的一些明显的利他行为的例子，因为我说过这些例子要留待以后再解释。这样就必然要涉及到对群居昆虫的讨论；事实上，如果避而不谈群居昆虫，对动物利他行为的论述就不可能全面。最后，在本章拉拉杂杂的内容中，我将谈到相互利他行为这个重要的概念，即“于人方便，于己方便”的原则。

动物之所以要聚居在一起，肯定是因为它们的基因从群居生活的交往中得到的好处多，而为之付出的代价少。鬣狗成群猎食时能够捕捉到比它们单独活动时大得多的野兽，尽管捉到野兽后要分食，但对参加集体猎食的每一自私个体来说还是上算的。某些蜘蛛齐心协力织造一张巨大的共有的蜘蛛网，大概也是出自类似的原因。帝企鹅紧紧地挤在一起是为了取暖。这是因为相互挤在一起后，每只企鹅暴露在外界的身体表面要比自己独处时小得多。两条鱼在水中游时，如果一条游在另一条后面，同时保持一定的倾斜度，它就可以从前面的一条鱼所激起的湍流中获得流体动力方面的好处。这可能就是鱼类成群结队一起游的一方面的理由。如何利用湍流来减轻空气阻力也是自行车竞赛者所熟悉的一种窍门。鸟类在飞翔时组成V字形可能也是为了这个缘故。由于飞在最前头的一只鸟处于不利地位，因此这些鸟大概要竞相避免担任这个角色。很可能它们轮流担任这个不是出于自愿的领航员。这是一种延迟的相互利他行为，这种形式的利他行为我们在本章末将加以论述。

群居生活可能带来的好处有很多与避免给捕食者吃掉有关。汉密尔顿在一篇题为自私兽群的几何学的论文里精辟地提出了这种理论。为了不致引起误会，我要强调指出，他所谓的“自私兽群”是指由“自私个体组成的兽群”。

让我们再一次从一个简单的“模式”讲起。尽管模式是抽象的，它却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真实的客观世界。试设想有一群某一物种的动物正受到一只捕食者的追捕。最靠近捕食者的那只动物往往最先受到攻击。对捕食者来说，这种策略是合理的，因为这样可以节约精力。但对被捕食的动物而言，这种策略却产生了一种有趣的后果。就是说，这群争相逃命的动物每一只都力图避免处于最靠近捕食者的地位。如果这些动物老远就发现这只捕食者，它们只要逃走就行了。即使捕食者不露声色地突然出现，如隐藏在茂密草丛中的猛兽那样，每只动物还是能见机行事，尽量避免处于最接近捕食者的地位。我们可以想象，每一只被追捕的动物周围有一个“危险区”。在这个危险区里，从任何一点到这只动物的距离都短于从该点到其他任何一只动物的距离。譬如说，如果一群被追逐的动物在移动时形成一个规则的几何图形，彼此之间有一定的间隔，那么，每一只动物（除非它正好处在边缘上）的危险区大体上是个六边形。如果捕食者正好潜伏在个体A的六角形危险区内，个体A就有被吃掉的可能。处于兽群边缘上的个体特别容易受到攻击，因为它们的危险区相对他说不是一个小小的六角形，而是有一个开口端，开口端外一片广阔地域都是它们的危险地带。

一个头脑清醒的个体显然是会尽量缩小其危险区的。它尤其尽力避免处于兽群的边缘地位。如果它发觉已处于边缘地位，它会立即采取行动，向中心地区移动。不幸的是，边缘上总得有，‘人”，但就每一个体而言，这个“人”最好不是它！因此，一群动物在前进时，处于边缘的个体不停地往中心移动。如果这群动物原来是松散的或者是七零八落的，这种向群体中心移动的结果很快就会使它们挤成一团。即使我们所讲的模式开始时没有任何聚拢的倾向，被追捕的动物开始时也是随意分散的，但自私的动机将会促使每一个个体试图把自己挤到其他的个体中间以缩小各自的危险区。这样，集群迅即形成，而且会变得越来越稠密。

在实际生活中，这种聚拢倾向显然受到各种阻力的限制，不然的话，这些动物免不了要乱作一团，弄得精疲力尽。但这个模式还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说明了即使是一些极其简单的假说也可以导致动物倾向于聚拢的结论。有人提出一些比较复杂的模式。这些模式虽然具有更大的实际意义，但汉密尔顿提出的比较简单的模式并没有因此而减色。后者有助于我们研究动物聚拢在一起的现象。

自私的兽群这个模式本身并不容许存在合作性的相互作用。这里没有任何利他行为，有的只是每个个体为了私利而利用其他每一个个体。但在实际生活中常有这样的情况：个体似乎积极地为保护群体里的伙伴免遭捕食者的袭击而作出努力。说到这里，我不禁想起鸟类的警叫声。这种警叫声使其他个体闻声逃命，确实起到了警告的作用。没有人认为发出警报的个体是“想要把捕食者的火力”引到自己身上。它仅仅让伙伴知道出现了捕食者——也就是向它们报警。但乍看起来，这种行为本身似乎是利他性的，因为它的效果是把捕食者的注意力引到了报警者身上。我们可以根据马勒（P.R.Marler）发现的一个事实作出间接的推论。鸟类的这种警叫声似乎具有某种理想的物理特性：捕食者往往难以发现叫声来自何方。如果让一位声学工程师设计一种捕食者难以追踪的声音，这种声音很可能和许多会唱歌的小鸟的天然警叫声相似。在自然界里，这种警叫声的形成肯定是自然选择的结果。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很多个体因为它们的警叫声未臻完善而送掉性命。因此，发出警叫声似乎总是有危险。自私基因的理论必须证明，发出警叫声具有一种令人信服的优点，足以抵消随之而来的危险。

事实上这并不是十分困难的。在过去，不断有人指出鸟类的警叫声其实与达尔文学说“格格不入”。结果是为解释这种现象而挖空心思，虚构各种理由已成为人们的一种游戏。于是我们今日面对如此多的言之成理的解释而莫衷一是。显而易见，如果鸟群中有些个体是近亲，促使个体发出警叫声的基因在基因库中准能兴旺起来，因为得救的一些个体拥有这个基因的可能性很大。即使发出警叫声的个体由于引来了捕食者而为这种利他行为付出高昂的代价，这样做还是值得的。

如果你认为这种近亲选择的概念不能令人信服，那么，供你挑选的其他理论有的是。一个对其伙伴报警的个体可以通过各种途径获得私利，特里弗斯为此提出五种颇有见识的想法。但下面我要谈的是我自己的两种想法，我认为它们更能使人心悦诚服。

我把第一个想法称之为凯维（Cave）理论。凯维原来是拉丁文，意思是“当心“。在今天，小学生看见老师走近时还用这个暗号来警告其他同学。这个理论适用于采取伪装策略的鸟类，这些鸟在面临危险时一动不动地蹲伏在矮树丛里。假设有一群这样的鸟在田野上觅食。这时一只老鹰在远处飞过。老鹰还没有瞥见鸟群，因此没有逞直飞过来。但它的锐利的目光可能随时发现鸟群，那时它将俯冲而下，发动攻击。如果鸟群中一只小鸟首先发现这只老鹰，而其余的鸟都还没有发现。这只眼快的小鸟本来可以马上蹲下来不动，躲在草丛中。但这样做对它并无好处，因为它的伙伴还在周围活动，既触目，又喧闹。它们当中任何一只都可能引起老鹰的注意，那时整个鸟群都要陷入危险的境地。从纯粹自私的动机出发，这只发现老鹰的小鸟应当立即对它的伙伴发出嘶嘶的警告声，让它们马上安静下来，以减少它们无意中把老鹰引到它自己附近的可能性。对这只小鸟而言，这是最好的策略。

我打算谈的另一个想法可称之为“绝对不要脱离队伍”的理论。这个理论适用于某些物种的鸟类，它们看见捕食者走近时马上飞走，也许飞到树上。让我们再设想一群在觅食的鸟群中有一只首先发觉这只捕食者。它该怎样行动呢？它可以只顾自己飞走，并不警告它的伙伴。如果是这样的话，它就要成为一只不合群的动物，不再是一个不那么惹人注目的鸟群中的一员。老鹰喜欢攻击离群的鸽子，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事实。就算老鹰没有这样的猎食习惯，我们根据推理可以提出很多理由，说明脱离队伍可能是一种自杀性的策略。就算它的伙伴最终还是跟它飞走，但第一个飞离地面的个体免不了暂时地扩大了它自己的危险区。不管汉密尔顿的有关理论是否正确，生活在鸟群的集体中总是有一些重要的有利条件，否则鸟类是不会过集体生活的。不论这些有利条件是什么，第一个飞出鸟群的小鸟至少要部分地丧失这些有利条件。如果这只遵守纪律的小鸟不擅离队伍，那它又该怎样办呢？或许它应该依靠集体力量所能提供的掩护，可以若无其事地继续进行活动。但这样风险毕竟太大。无遮无拦很容易遭受袭击。在树上到底安全得多。飞到树上确是上策，但务必使伙伴们采取一致的行动。只有这样它才不致成为一只脱离鸟群的孤单的小鸟，不致因此丧失集体为它提供的有利条件，同时又能够得到飞到树上躲起来的好处。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发出警叫声所得到的是纯粹的自私利益。恰尔诺夫（E.L.Charnov）和克雷布斯提出过一个有点相似的理论，他们直截了当地使用“操纵”这个词来描绘这只发出叫声的小鸟对其他小鸟施加的影响。这种行为已经远远不是纯粹的、无私的利他行为了。

从表面上看，以上种种理论好象与这样的说法有矛盾：发出警叫声的个体把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事实上其中并无矛盾的地方。如果它不报警反而会使它自己面临更大的危险。有些个体因发出警叫声而牺牲了，尤其是容易暴露声源的那些个体。其他一些个体则因为没有报警而死去。乌类在面临危险时为什么会发出警叫声？人们提出很多解释，凯维理论（Cave theory）和“绝对不要脱离队伍”的理论不过是其中的两个而已。

跳跃的汤姆森瞪羚又应如何解释呢？我在第一章里曾提到这种现象。瞪羚这种显然是利他性的自杀行为使阿德雷感动得断言，只有用群体选择论才能解释这种现象。这个课题向自私基因的理论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鸟类的告警声是有效的，但它们发出信号时总是小心翼翼，尽力避免暴露自己的意图。瞪羚的跳跃就不是这样。它们故作姿态甚至达到惹人恼火的程度。看来瞪羚是诚心吸引捕食者的注意的，有时简直象在戏弄这只捕食者。这种现象导致一个既是饶有兴趣的又是十分大胆的理论。斯迈思（N.Smythe）最初提出这个理论的轮廓，但最后予以逻辑发展的无疑是扎哈维。

我们可以这样阐明扎哈维的理论。这个理论的关键的一点在于，瞪羚的跳跃行为绝不是发给其他瞪羚看的信号，其实是做给捕食者看的。当然，其他的瞪羚看到了这种跳跃，而且它也影响了它们的行为，不过这是附带发生的后果。因为瞪羚的这种跳跃行为被选择，主要是作为发给捕食者的信号。这个信号的大意是：“你看！我能跳多高！我显然是一只健壮的瞪羚，你抓不到我。你还是放聪明点，抓我的伙伴吧！它们没有我跳得那么高。”用不那么拟人化的语言来讲，促使个体跳得高而又惹人注目的基因不大可能被捕食者吃掉，因为捕食者往往挑选那些看来容易捕获的动物。不少哺乳类的捕食者尤其喜欢追捕年老体弱的动物。一个猛劲儿跃起的个体动物就是以夸耀的方式显示它的年轻力壮。证诸这个理论，这种夸耀行为绝非是利他性的。我们只能说这种行为是自私性的，因为它的目的在于告诉捕食者，它应该去追逐其他动物。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好比是一场跳高比赛，看谁跳得最高，而失败者就是捕食者选中的目标。

我说过要进一步探讨的另外一个例子是蜜蜂的自杀行为。它在螫刺蜂蜜掠夺者时几乎可以肯定要为此献出生命。蜜蜂不过是群居性很高的一种昆虫。其他有黄蜂、蚂蚁和白蚁。我想探讨的对象是一般的群居昆虫，不仅仅是蜜蜂的敢死队。群居昆虫的业绩是脍炙人口的，尤其是它们那种令人惊讶的相互密切配合的行动以及明显的利他行为。自杀性的螫刺使命体现了它们自我克制的奇迹。在“蜜罐”蚁（honey-potants）的蚁群中，有一种等级的工蚁不做其他工作，整天吊在巢顶上，一动也不动。它们的腹部隆起，大得惊人，象个电灯泡，里边塞满食物。其他的工蚁把它们当作食品库。在我们人类看来，这种工蚁不再是作为个体而存在；它们的个性显然是为了集体利益而受到抑制。蚂蚁，蜜蜂或白蚁的群居生活体现了一种更高水平的个性。食物按极其严格的标准分配，我们甚至可以说它们共有一个集体的胃。它们通过化学信号，如果是蜜蜂，就通过人所共知的“舞蹈”，来互通情报。这些手段是如此之有效以致整个集体行动起来好象是一个单位，具备自己的神经系统和感觉器官。它们好象能够通过身体的免疫反应系统所产生的选择性那样来识别并驱逐外来人侵者。尽管蜜蜂不是“热血”动物，但蜂房内相当高的温度几乎象人体那样得到精确的调节。最后，同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种类比可以引伸到生殖方面。在群居昆虫的群落里，大多数的个体是不育的职虫。“种系”（germ line）——不朽基因的连续线——贯串在少数个体，即有生殖能力的个体之内。它们和我们精巢和卵巢里的生殖细胞相类似。不育的职虫和我们的肝脏、肌肉和神经细胞相类似。

只要我们接受了职虫都不能生育这个事实，它们的自杀性行为以及其他形式的利他性或合作性行为就不会那么令人惊讶了。一只正常动物的躯体之所以受到操纵就是为了要生育后代以及抚养拥有同样基因的其他个体，以保证其基因得以生存下去。为其他个体的利益而自杀和在今后生育自己的后代两者是不能一致的。因此，自杀性的自我牺牲行为很少进化。但工蜂从不生育自己的后代。它们的全部精力都用于照顾不属自己后代的亲属从而保存自己的基因。一只不育工蜂的死亡，对它自己基因的影响，宛如秋天一棵树落下的一片树叶对树的基因的影响。

说到群居昆虫就会使人情不自禁地要故弄玄虚一番，但实际上并无此必要。但研究一下自私基因的理论怎样应用于群居昆虫还是值得的，尤其是如何用这一理论解释职虫不育性这个不平凡现象的进化起源。因为这种现象似乎引起了一系列问题。

一个群居昆虫的群落就是一个大家庭，其所有成员通常都为一母所生。职虫很少或从不繁殖，一般分成若干明显的等级，其中包括小职虫、大职虫、兵虫以及一些高度专业化的等级如“蜜罐”蚁等。有生殖力的雌虫叫女王，有生殖力的雄虫有时叫雄蜂或王。在一些较高级的群落里，从事繁殖的雌虫不干其他任何事情，但在繁殖后代这方面，它们却是干得非常出色的。它们依靠职虫为它们提供食物和保护，职虫也负责照管幼虫。在某些妈蚁或白蚁的物种中，女王简直成了一座庞大的产卵工厂，其躯体比普通的职虫大几百倍，几乎不能动弹，其外形简直不象一只昆虫。女王经常受到职虫的照料，它们满足女王在日常生活中的需要，包括提供食粮并把女王所产的卵子源源不断地运到集体托儿所去。这样一只大得异常的女王如果需要离开内室，它就得骑在好几队工蚁背上，让它们庄严堂皇地扛出去。

在第七章里，我谈过生育和抚养之间的区别。我曾说，在一般情况下，把生育和抚育结合在一起的策略能够得以进化。在第五章里，我们看到混合的、进化上的稳定策略可以分成两大类型：要么种群中每一个个体都采取混合策略，这样个体往往能够明智地把生育与抚养结合在一起，要么种群分成两种不同类型的个体，亦即我们最初设想的鹰与鸽之间取得平衡的情况。按照后一种方式取得生育与抚养两者之间在进化上的稳定平衡，这在理论上是说得通的。就是说，种群可以分为生育者和抚养者两部分。但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保持这种进化上的稳定状态：即被抚养者必须是抚养者的近亲，其亲近程度至少要象抚养者自己的后代——假设它有的话——那样亲。尽管在理论上说，进化可以沿着这个方向进行，但实际上似乎只有在群居昆虫中才可以看到这种现象。

群居昆虫的个体分为两大类：生育者和抚养者。生育者是有生殖力的雄虫及雌虫。抚养者是职虫——白蚁中的不育雄蚁及雌蚁，其他群居昆虫中的不育雌虫。这两类昆虫互不干扰，因此能更有效地完成自己的任务。但这里所谓的有效是指对谁有效呢？“职虫从中究竟可以得到什么好处？”这个熟悉的问题是对达尔文学说提出的挑战。

有人回答说：“没有什么好处”。他们认为女王至高无上，平日颐指气使，通过化学过程操纵职虫来满足其私欲，驱使它们抚养其众多的子女。我们在第八章看到过亚历山大的“亲代操纵”理论，上面讲的其实就是这种理论的另一种提法。一个与此相反的提法是，职虫“耕耘”有生殖力的母体，驱使母体提高其繁殖力，以复制职虫的基因。女王制造出来的生存机器肯定不是职虫的后代，但它们都是职虫的近亲。汉密尔顿有一个独到的见解，他认为至少在妈蚁、蜜蜂和黄蜂的群体中，职虫同幼虫的亲缘关系事实上可能比女王同幼虫的关系更密切！汉密尔顿以及后来的特里弗斯和黑尔，以这种观点为指导继续前进，终于在自私基因理论方面取得了一项最辉煌的成就。他们的推理过程是这样的。

昆虫中名为膜翅目的群体，其中包括蚂蚁、蜜蜂和黄蜂，具有一种十分奇特的性决定体系。白蚁不属于这种群体因而并没有这种特性。在一个典型的膜翅目昆虫的巢里只有一个成熟的女王。它在年轻时飞出去交配一次，并把精子储存在体内，以备在漫长的余生中——十年或者更长——随时取用。它年复一年地把精子分配给自己的卵子，使卵子在通过输卵管时受精。但并不是所有的卵子都能够受精。没有受精的卵子变成雄虫。因此雄虫没有父亲，它体内每一个细胞只有一组染色体（全部来自母体）而不是象我们体内那样有两组染色体（一组来自父体，一组来自母体）。按照第三章里的类比说法，一只雄性膜翅目昆虫在它的每个细胞里都只有每一“卷”的一份拷贝，而不是通常的两份。

在另一方面，膜翅目雌虫却是正常的，因为它有父亲，而且在它的每个体细胞里有通常的两组染色体。一只雌虫成长为职虫还是女王并不取决于它的基因，而是取决于它如何成长。换句话说，每一只雌虫都有一组完整的成为女王的基因和一组完整的成为职虫的基因（或者说，也有好几组分别使之成为各种专职等级的职虫、兵虫等的基因）。到底哪一组基因起决定性作用，取决于它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取决于它摄取的食物。

尽管实际情况复杂得很，但基本情况大致如此。我们不知道这种奇特的有性生殖系统怎么会进化的。毫无疑问，这种进化现象必然出之有因。但我们只能暂时把它当作膜翅目昆虫的一种难以理解的现象，不管原来的理由是什么，这种奇特的现象打乱了我们在第六章里提到的计算亲缘关系指数那套简捷的办法。这说明雄虫的精子不象我们人类的精子那样每一条都不相同，而是完全一样的。雄虫的每一个体细胞仅有一组基因，不是两组。因此每一条精子必须接受完整的一组基因，而不是一部分——百分之五十，所以就一只具体的雄虫来说，它的全部精子都是完全一样的。现在让我们计算一下这种昆虫的母子之间的亲缘关系指数，如果已知一只雄虫体内有基因A，那么它母亲体内也有这个基因的可能性是多少呢？答案肯定是百分之一百，因为雄虫没有父亲，它的全部基因都来自其母亲。现在假定已知一只雌虫体内有基因B，它儿子也有这个基因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五十，因为它只接受了它母亲一半的基因。这种说法听起来好象自相矛盾，而事实上并没有矛盾。雄虫的所有基因都来自母亲，而母亲仅把自己的一半基因传给儿子。这个佯谬的答案在于雄虫体内基因的数量仅有通常的一半。那么它们之间的”真正的”亲缘关系指数是1/2呢还是1？我认为没有必要为这个问题去伤脑筋。指数不过是人们为解决问题而设想的计量单位。如果在特殊清况下它的运用为我们带来困难，我们就干脆放弃它而重新援用基本原则。从雌虫体内基因A的观点来看，它儿子也有这个基因的可能性是1/2。数量和它女儿一样。因此，从雌虫的观点来看，它同其子女的亲缘关系，如同我们人类的子女同母亲的亲缘关系一样密切。

但当我们谈到姐妹时，情况就变得复杂了。同胞姐妹不仅出自同一父亲，而且使它们的母体受孕的两条精子的每一个基因都是完全相同的。因此，就来自父体的基因而言，姐妹和同卵孪生姐妹一样。如果一只雌虫体内有基因A，这个基因必然来自父体或母体。如果这个基因来自母体，那么它的姐妹也有这个基因的机会是百分之五十。但如果这个基因来自父体，那么它的姐妹也有这个基因的机会是百分之一百。因此，膜翅目昆虫的同胞姐妹之间的亲缘关系指数不是1/2（正常的有性生殖动物都是1/2），，而是3/4。

由于这个缘故，膜翅目雌虫同它的同胞姐妹的亲缘关系比它同自己的子女更密切。汉密尔顿看到了这一点，尽管他那时并没有如此直截了当他说出来。他认为这种特殊密切的亲缘关系完全可能促使雌虫把它的母亲当作一架有效的为它生育姐妹的机器而加以利用。这种为雌虫生育姐妹的基因比直接生育自己子女的基因能更迅速地复制自己的拷贝。职虫的不育性由此形成。膜翅目昆虫的真正的群居性以及随之出现的职虫的不育性似乎独立地进化了十一次以上，而在动物界的其余部分中只有在白蚁身上进化过一次。想来这并不是偶然的。

不过，这里面还有蹊跷。如果职虫要成功地把它们的母亲当作生育姐妹的机器而加以利用，它们就必须遏制其母亲为其生育相同数量的小兄弟的自然倾向。从职虫的观点来看，它任何一个兄弟的体内有它的某个基因的机会只有1/4。因此，如果雌虫得以生育同等数量的有生育能力的子女，这未必对职虫有利，因为这样它们就不可能最大限度地繁殖它们的宝贵的基因。

特里弗斯和黑尔认为，职虫必然会努力影响性比率，使之有利于雌虫。他们把菲希尔的有关最适性比率的计算方法（我们在前面一章里谈到这个方法）运用到膜翅目昆虫这种特殊情况，重新进行了计算。结果表明，就母体而言，最适投资比率跟通常一样是1：1，但就姐妹而言，最适比率是3：1，有利于姐妹而不利于兄弟。如果你是一只膜翅目雌虫，你繁殖自己基因的最有效方法是自己不繁殖，而是让你母亲为你生育有生殖能力的姐妹和兄弟，两者的比例是3：1。但如果你一定要繁殖自己的后代，那么你就生育数目相同的有生育能力的儿子和女儿，这样对你的基因最有利。

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女王和职虫之间的区别不在于遗传因素。对一只雌虫胚胎的基因而言，它既可以成为职虫也可以成为女王，前者“希望”性比率是3：1，而后者“希望”性比率是1：1。“希望”到底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如果女王生育同等比例的有生育能力的儿子和女儿，那它体内的基因就能最好地繁殖自己。但存在于职虫体内的同一个基因如果能够影响这个职虫的母亲，使之多生育一些女儿，这个基因就能最好地繁殖自己。要知道这种说法并无矛盾之处。因为基因必须充分利用可供其利用的一切力量。如果这个基因能够影响一个日后肯定要变成女王的个体的成长过程，它利用这种控制力量的最佳策略是一种情况；而如果它能够影响一个职虫个体成长的过程，它利用那种力量的最佳策略却是另外一种情况。

这意味着如何利用这架生育机器引起了双方的利害冲突。女王“努力”生育同等比例的雄虫和雌虫。职虫则努力影响这些有生育能力的后代的性比率，使之形成三雌一雄的比例。如果我们这个有关职虫利用女王作为生育机器的设想是正确的话，职虫应该能够使雌雄比例达到3：1。不然，如果女王果真拥有无上的权力，而职虫不过是女王的奴隶和唯命是从的王室托儿所的“保姆“，那我们看到的应该是1：1的比率，因为这是女王“很想”实现的一个比率。在这样一场世代之间的特殊争斗中，哪一方能取胜呢？这个问题可以用实验来证明。特里弗斯和黑尔两人就用大量的蚂蚁物种进行过这种实验。

我们感兴趣的性比率是有生殖能力的雄虫同雌虫的比率。它们是些体型大、有翅膀的妈蚁。每隔一定时间，它们就成群结队从蚁穴飞出来进行交配。之后，年轻的女王可能要另外组织新的群落。为了估计性比率，有必要对这些带翅膀的个体进行计数。要知道，在许多物种中，有生殖能力的雄虫和雌虫大小悬殊。这种情况使问题更加复杂。因为我们在上面一章里已经看到，菲希尔有关最适性比率的计算方法只能严格地应用于对雄虫和雌虫进行的投资额，而不能用来计算雄虫和雌虫的数目。特里弗斯和黑尔考虑到了这种情况，因此在实验时对蚂蚁进行过磅。他们使用了二十个不同的蚂蚁物种，并按对有生殖能力的雄虫和雌虫的投资额计算性比率。他们发现雌雄比例令人信服地接近于3：1的比率，从而证实了职虫为其自身利益而实际上操纵一切的理论。

这样，在作为研究对象的那几种蚂蚁中，职蚁好象在这种利害冲突中“取胜”。这种情况原是不足为奇的，因为职虫个体作为幼虫的守护者自然比女王个体享有更多的实权。试图通过女王个体操纵整群的基因敌不过那些通过职虫个体操纵整群的基因。饶有兴趣的是，在哪些特殊情况下女王可以享有比职虫更大的实权呢？特里弗斯和黑尔发现可以在某种特殊情况下严格地考验一下这个理论。

我们知道，某些物种的蚂蚁豢养奴隶。这些役使奴隶的物种的职蚁要么不干任何日常工作，要么就是干起来也是笨手笨脚的。它们善于为捕捉奴隶而四处出击。这种两军对垒，相互厮杀的情况只见于人类和群居昆虫。在许多蚂蚁物种中有所谓兵蚁的特殊等级。它们具有特别坚硬发达的上下颚，是进行搏斗的利器。它们专门为自己群体的利益而进攻其他蚁群。这种旨在捕捉奴隶的袭击只不过是它们的战争努力中一种特殊的形式。它们向另一个物种的蚁穴发动攻击，试图杀死对方的进行自卫的职蚁或兵蚁，最后掳走对方的尚未孵化的幼虫、这些幼虫在掠夺者的蚁穴中孵化。它们并不“知道”自己已变成奴隶。它们按照固有的神经程序开始工作，完全象在自己的穴里一样执行职责。这些奴隶待在蚁穴里包办了管理蚁穴、清洁卫生、搜集粮食、照料幼虫等各种日常工作，而那些专门捕捉奴隶的职蚁或兵蚁继续出征以掳掠更多的奴隶。

这些奴隶当然不知道它们同女王以及它们照料的幼虫完全没有亲缘关系，这是件好事。它们不知不觉地抚养着一批又一批新的捕捉来的奴隶兵蚁。自然选择在影响奴隶物种的基因时，无疑有利于各种反奴隶制度的适应能力。不过，这些适应能力显然并不是十分有效的，因为奴隶制度是一种普遍现象。

从我们目前论题的观点来看，奴隶制度产生了一种有趣的后果。在捕捉奴隶的物种中，女王现在可以使性比率朝它“喜欢”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它自己所生的子女，即那些专门捕捉奴隶的蚂蚁不再享有管理托儿所的实权。这种实权现在操在奴隶手中。这些奴隶“以为”它们在照顾自己的骨肉兄弟或姐妹。它们所做的大抵无异于它们本来在自己穴里也同样要做的一切，以实现它们希望达到的有利于姐妹的3：1比例。但专门掳掠奴隶的物种的女王能够采取种种反措施，成功地扭转这种趋势。对奴隶起作用的自然选择不能抵消这些反措施，因为这些奴隶同幼虫并无亲缘关系。 

让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情况。假定在任何一个蚂蚁物种中，女王“试图”把雄性卵子加以伪装，使其闻起来象雌性的卵子。在正常情况下，自然选择对职蚁“识破”这种伪装的任何倾向都是有利的。我们可以设想一场进化上的斗争的情景，女王为实现其目的不断“改变其密码”，而职蚁不断进行“破译”。在这场斗争中，惟能通过有生殖能力的个体把自己的基因传递到后代体内的数量越多，谁就能取胜。我们在上面已经看到，在正常情况下，职蚁总是取胜的一方。但在一个豢养奴隶的物种中，女王可以改变其密码，而奴隶职蚁却不能发展破译的任何能力。这是因为在奴隶职蚁体内的任何一个“有破译能力”的基因并不存在于任何有生殖能力的个体体内，因此不能遗传下去。有生殖能力的个体全都是属于豢养奴隶的物种，它们同女王而不是同奴隶有亲缘关系。即使奴隶的基因有可能进入任何有生殖能力的个体体内，这些个体也是来自那些被掳掠的奴隶的老家。因此，这些奴隶最多只能忙于对另一套密码进行破译！由于这个缘故，在一个豢养奴隶的物种中，女王因为可以随心所欲地变更其密码而稳操左券，绝对没有让任何有破译能力的基因进入下一代的风险。

从上面这段比较复杂的论证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该估计到在豢养奴隶的物种中，繁殖有生殖能力的雌虫和雄虫的比率是1：1而不是3:1。只有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女王能够如愿以偿。这就是特里弗斯和黑尔得出的结论，尽管他们仅仅观察过两个豢养奴隶的物种。

我必须强调指出，我在上面是按照理想的方式进行叙述的。实际生活并非如此简单。譬如说，最为人所熟知的群居昆虫物种——蜜蜂——似乎是完全违反“常情”的。雄蜂的数量大大超过雌蜂，无论从职蜂或从蜂后的观点来看，这种现象都难以解释。汉密尔顿为了揭开这个谜，他提出了一个可能的答案。他指出，当一只女王飞离蜂房时，它总要带走一大群随从的职蜂，它们帮这只女王建立一个新的群体。这些职蜂从此不再返回老家，因此抚养这些职蜂的代价应该算是繁殖成本的一部分。这就是说，从蜂房每飞走一只女王就必须培育许多额外的职蜂来补缺。对这些额外职蜂所进行的投资应算作对有生殖能力的雌蜂的投资额的部分。在计算性比率的时候，这些额外的职蜂也应在天平上称分量，以求出雌蜂对雄蜂的比例。如果我们这样理解问题的话，这个理论毕竟还是站得住脚的。

这个精巧的理论还有另外一个更加棘手的问题需要解决。在一些物种中，年轻的女王飞出去交配时，与之交配的雄蜂可能不止一只。这意味着女王所生育的女儿之间的亲缘关系平均指数小于3/4，在一些极端的例子里，甚至可能接近1/4。有人把这种现象解释为女王借以打击职蜂的一种巧妙的手段！不过这种看法似乎不合逻辑。附带说一句，这似乎意味着女王飞出去交配时，职蜂应伴随在侧，只让女王交配一次。但这样做对这些职蜂本身的基因并没有任何好处——只有对下一代职蜂的基因有好处。每一只职蜂所“念念不忘”的是它自身的基因。有些职蜂本来是“愿意”伴随其母亲的，但它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因为它们当时还没有出生。一只飞出去交配的年轻女王是这一代职蜂的姐妹，不是它们的母亲。因此，这一代职蜂是站在女王这一边而不是站在下一代职蜂那一边的。下一代的职蜂是她们的侄女辈。好了，说到这里，我开始感到有点晕头转向。是结束这个话题的时候了。

我在描述膜翅目职虫对其母亲的行为时使用了“耕耘”的比喻。这块田地就是基因田。职虫利用它们的母亲来生产它们自身的基因的拷贝，因为这样比职虫自己从事这项工作更富有成效。源源不断的基因从这条生产流水线上生产出来，包装这些基因的就是称为有生殖能力的个体。这个“耕耘”的比喻不应与群居昆虫的另外一种可以称为耕耘的行为混为一谈。群居昆虫早就发现，在固定的地方耕种粮食作物比狩猎或搜集粮食有效得多。而人类在很久之后才发现这个真理。

譬如说，在美洲有好几个妈蚁物种以及与这些物种完全无关的非洲白蚁都培植“菌类植物园”。最有名的是南美洲的“阳伞蚁”（parasol ants)。这种蚁的繁殖能力特别强。有人发现有的群体其个体竟超过两百万个之多。它们筑穴于地下，复杂的甬道和迥廊四通八达，深达十英尺以上，挖出的泥土多达四十吨。地下室内设有菌类种植园地。这种蚂蚁有意识地播种一种特殊品种的菌类。它们把树叶嚼碎，作为特殊的混合肥料进行施肥。这样，它们的职蚁不必直接搜寻粮食，只要搜集制肥用的树叶就行了。这种群体的阳伞蚁吃树叶的胃口大得惊人。这样它们就成为一种主要的经济作物害虫。但树叶不是它们的食粮，而是它们的菌类的食粮。菌类成熟后它们收获食用，并用以饲养幼虫。菌类比蚂蚁的胃更能有效地消化吸收树叶里的物质。因此蚂蚁就是通过这样的过程而受益。菌类虽然被吃掉，但它们本身可能也得到好处，因为蚂蚁促使它们增殖，比它们自己的孢子分散机制更有效。而这些蚂蚁也为植物园“除草”，悉心照料，不让其他品种的菌类混迹其间。由于没有其他菌类与之竞争，蚂蚁自己培植的菌类得以繁殖。我们可以说，在蚂蚁和菌类之间存在某种利他行为的相互关系。值得注意的是，在与这些蚂蚁完全无关的一些白蚁物种中，独立地形成了一种非常相似的培植菌类的制度。

蚂蚁有其自己的家畜和自己的农作物。蚜虫——绿蚜虫和类似的昆虫——善于吮吸植物中的汁液。它们非常灵巧地把叶脉中的汁液吮吸干净，但消化这种汁液的效率却远没有吸吮这种汁液的效率高，因此它们排泄出仍含有部分营养价值的液体。一滴一滴含糖丰富的“蜜汁”从蚜虫的后部分泌出来，速度非常之快，有时每个虫在一小时内就能分泌出超过其自身体重的蜜汁。在一般情况下，蜜汁象雨点一样洒落在地面上，简直和《旧约全书》里提到的天赐“灵粮”一样。但有好几个物种的蚂蚁会等在那里，准备截获蚜虫排出的食粮。有些蚂蚁会用触角或腿抚摩蚜虫的臀部来“挤奶”。蚜虫也作出积极的反应，有时故意不排出汁液，等到蚂蚁抚摩时才让汁液滴下。如果那只蚂蚁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它的话，有时甚至把一滴汁液缩回体内。有人认为，一些蚜虫为了更好地吸引蚂蚁，其臀部经过演化已取得与蚂蚁脸部相象的外形，抚摩起来的感觉也和抚摩蚂蚁的脸部一样。蚜虫从这种关系中得到的好处显然是，保证安全，不受其天然敌人的攻击。象我们牧场里的乳牛一样，它们过着一种受到庇护的生活。由于蚜虫经常受到蚁群的照料。它已丧失其正常的自卫手段。有的蚂蚁把蚜虫的卵子带回地下蚁穴，妥为照顾，并饲养蚜虫的幼虫。最后，幼虫长大后又轻轻地把它们送到地面上受到蚁群保护的放牧场地。

不同物种成员之间的互利关系叫做共生现象。不同物种的成员往往能相互提供许多帮助，因为它们可以利用各自不同的“技能”为合作关系作出贡献。这种基本上的不对称性能够导致相互合作的进化上的稳定策略。蚜虫天生一副适宜于吮吸植物汁液的口器结构，但这种口器结构不利于自卫。蚂蚁不善于吮吸植物的汁液，但它们却善于战斗。照料和庇护蚜虫的蚂蚁基因在基因库中一贯处于有利地位。在蚜虫的基因库中，促进蚜虫与蚂蚁合作的基因也一贯处于有利地位。

互利的共生关系在动植物界中是一种普遍现象。地衣在表面上看起来同任何其他的植物个体一样。而事实上它却是在菌类和绿海藻之间的，而且相互关系密切的共生体。两者相依为命，弃他就不能生存。要是它们之间的共生关系再稍微密切那么一点的话，我们就不能再说地衣是由两种有机体组成的了。也许世界上存在一些我们还没有辨认出来的，由两个或多个有机体组成的共生体。说不定我们自己就是吧！

我们体内的每个细胞里有许多称为线粒体的微粒。这些线粒体是化学工厂，负责提供我们所需的大部分能量。如果没有了线粒体，要不了几秒锺我们就要死亡。最近有人提出这样的观点，认为线粒体原来是共生微生物，在进化的早期同我们这种类型的细胞就结合在一起。对我们体内细胞中的其他一些微粒，有人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对诸如此类的革命性论点人们需要有一段认识的过程，但现在已到了认真考虑这种论点的时候了。我估计我们终将接受这样一个更加激进的论点：我们的每一个基因都是一个共生单位。我们自己就是庞大的共生基因的群体。当然现在还谈不上证实这种论点的“证据”，但正如我在上面几章中已试图说明的那样，我们对有性物种中基因如何活动的看法，本身其实就支持了这种论点。这个论点的另一个说法是：病毒可能就是脱离了象我们这种“群体”的基因。病毒纯由DNA（或与之相似的自我复制分子）所组成，外面裹着一层蛋白质。它们都是寄生的。这种说法认为，病毒是由逃离群体的“叛逆”基因演化而来，它们在今天通过空气直接从一个个体转到另一个个体，而不是借助于更寻常的载运工具——精子和卵子。假设这种论点是正确的，我们完全可以把自己看成是病毒的群体！有些病毒是共生的，它们相互合作，通过精子和卵子从一个个体转到另一个个体。这些都是普通的“基因”。其他一些是寄生的，它们通过一切可能的途径从一个个体转到另一个个体。如果寄生的DNA通过精子和卵子转到另一个个体，它也许就是我在第三章里提到的那种属于“佯谬”性质的多余的DNA。如果寄生的DNA通过空气或其他直接途径转到另一个个体，它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病毒”。

但这些都是我们在以后要思考的问题。目前我们正在探讨的问题是发生在更高一级关系上的共生现象，即多细胞有机体之间的而不是它们内部的共生现象。共生现象这个字眼按照传统用法是指属不同物种的个体之间的联系关系（as sociations）。不过，我们既然已经避开了“物种利益”的进化观点，我们就没有理由认为属不同物种的个体之间的联系和属同一物种的个体之间的联系有什么不同。一般他说，如果各方从联系关系中获得的东西比付出的东西多，这种互利的联系关系是能够进化的。不管我们说的是同一群鬣狗中的个体，或者是完全不同的生物如蚂蚁和蚜虫，或者是蜜蜂和花朵，这一原则都普遍适用。事实上，要把确实是双向的互利关系和纯粹是单方面的利用区别开来可能是困难的。

如果联系的双方，如结合成地衣的两方，在提供有利于对方的东西的同时接受对方提供的有利于自身的东西，那我们对于这种互利的联系关系的进化在理论上就很容易想象了。但如果一方施惠于对方之后，对方却迟迟不报答，那就要发生问题。这是因为对方在接受恩惠之后可能会变卦，到时拒不报答。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是耐人寻味的，值得我们详细探讨。我认为，用一个假设的例子来说明问题是最好的办法。

假设有一种非常令人厌恶的蜱寄生在某一物种的小鸟身上，而这种蜱又带有某种危险的病菌。必须尽早消灭这些蜱。一般说来，小鸟用嘴梳理自己的羽毛时能够把蜱剔除掉。可是有一个鸟嘴达不到的地方——它的头顶。对我们人类来说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一个个体可能接触不到自己的头顶，但请朋友代劳一下是毫不费事的。如果这个朋友以后也受到寄生虫的折磨，这时他就可以以德报德。事实上，在鸟类和哺乳类动物中，相互梳理整饰羽毛的行为是十分普遍的。

这种情况立刻产生一种直观的意义。个体之间作出相互方便的安排是一种明智的办法。任何具有自觉预见能力的人都能看到这一点。但我们已经学会，要对那些凭直觉看起来是明智的现象保持警觉。基因没有预见能力。对于相互帮助行为，或“相互利他行为”中、做好事与报答之间相隔一段时间这种现象，自私基因的理论能够解释吗？威廉斯在他1966年出版的书中扼要地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在前面已经提到。他得出的结论和达尔文的一样，即延迟的相互利他行为在其个体能够相互识别并记忆的物种中是可以进化的。特里弗斯在1971年对这个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讨。但当他进行有关这方面的写作时，他还没有看到史密斯提出的有关进化上稳定策略的概念。如果他那时已经看到的话，我估计他是会加以利用的，因为这个概念很自然地表达了他的思想。他提到“俘虏的窘境”——博弈论中一个人们特别喜爱的难题，这说明他当时的思路和史密斯的已不谋而合。

假设B头上有一只寄生虫。A为它剔除掉。不久以后，A头上也有了寄生虫。A当然去找B，希望B也为它剔除掉，作为报答。结果B嗤之以鼻，掉头就走。B是个骗子。这种骗子接受了别人的恩惠，但不感恩图报，或者即使有所报答，但做得也很不够。和不分青红皂白的利他行为者相比，骗子的收获要大，因为它不花任何代价。当然，别人为我剔除掉危险的寄生虫是件大好事，而我为别人梳理整饰一下头部只不过是小事一桩，但毕竟也要付出一些代价，还是要花费一些宝贵的精力和时间。

假设种群中的个体采取两种策略中的任何一种。和史密斯所做的分析一样，我们所说的策略不是指有意识的策略，而是指由基因安排的无意识的行为程序。我们姑且把这两种策略分别称为傻瓜和骗子。傻瓜为任何人梳理整饰头部，不问对象只要对方需要。骗子接受傻瓜的利他行为，但却不为别人梳理整饰头部，即使别人以前为它整饰过也不报答。象鹰和鸽的例子那样，我们随意决定一些计算得失的分数。至于准确的价值是多少，那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被整饰者得到的好处大于整饰者花费的代价就行。在寄生虫猖撅的情况下，一个傻瓜种群中的任何一个傻瓜都可以指望别人为它整饰的次数和它为别人整饰的次数大约相等。因此，在傻瓜种群中，任何一个傻瓜的平均得分是正数。事实上，这些傻瓜都干得很出色，傻瓜这个称号看来似乎对它们不太适合。现在假设种群中出现了一个骗子。由于它是唯一的骗子手，它可以指望别人都为它效劳，而它从不报答别人给它的好处。它的平均得分因而比任何一个傻瓜都高。骗子基因在种群中开始扩散开来。傻瓜基因很快就要被挤掉。这是因为骗子总归胜过傻瓜，不管它们在种群中的比例如何。譬如说，种群里傻瓜和骗子各占一半，在这样的种群里，傻瓜和骗子的平均得分都低于全部由傻瓜组成的种群里任何一个个体。不过，骗子的境遇还是比傻瓜好些，因为骗子只管捞好处而从不付出任何代价，所不同的只是这些好处有时多些，有时少些而已。当种群中骗子所占的比例达到百分之九十时，所有个体的平均得分变得很低：不管骗子也好，傻瓜也好，它们很多因患蜱所带来的传染病而死亡。即使是这样，骗子还是比傻瓜合算。那怕整个种群濒于灭绝，傻瓜的情况永远不会比骗子好。因此，如果我们考虑的只限于这两种策略，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傻瓜的灭绝，而且整个种群大概也难逃覆灭的厄运。

现在让我们假设还有第三种称为斤斤计较者的策略。斤斤计较者愿意为没有打过交道的个体整饰。而且为它整饰过的个体，它更不忘记报答。可是哪个骗了它，它就要牢记在心，以后不肯再为这个骗子服务。在由斤厅计较者和傻瓜组成的种群中，前者和后者混在一起，难以分辨。两者都为别人做好事，两者的平均得分都同样高。在一个骗子占多数的种群中，一个孤单的斤斤计较者不能取得多大的成功。它会化掉很大的精力去为它遇到的大多数个体整饰一番——由于它愿意为从未打过交道的个体服务，它要等到它为每一个个体都服务过一次才能罢休。因为除它以外都是骗子，因此没有谁愿意为它服务，它也不会上第二次当。如果斤斤计较者少于骗子，斤斤计较者的基因就要灭绝。可是，斤斤计较者一旦能够使自己的队伍扩大到一定的比例，它们遇到自己人的机会就越来越大，甚至足以抵消它们为骗子效劳而浪费掉的精力。在达到这个临界比例之后，它们的平均得分就比骗子高，从而加速骗子的灭亡。当骗子尚未全部灭绝之前，它们灭亡的速度会缓慢下来，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成为少数派。因为对已经为数很少的骗子来说，它们再度碰上同一个斤斤计较者的机会很小。因此，这个种群中对某一个骗子怀恨在心的个体是不多的。

我在描述这几种策略时好象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凭直觉就可以预见到情况会如何发展。其实，这一切并不是如此显而易见。为了避免出差错，我在计算机上摸拟了整个事物发展的过程，证实这种直觉是正确的。斤斤计较的策略证明是一种进化上稳定的策略，斤斤计较者优越于骗子或傻瓜，因为在斤斤计较者占多数的种群中，骗子或傻瓜都难以逞强。不过骗子也是ESS，因为在骗子占多数的种群中，斤斤计较者或傻瓜也难以逞强。一个种群可以处于这两个ESS中的任何一个状态。在较长的一个时期内，种群中的这两个ESS可能交替取得优势。按照得分的确切价值——用于模拟的假定价值当然是随意决定的——这两种稳定状态中的一种具有一个较大的“引力区”，因此这种稳定状态因而易于实现。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一个骗子的种群可能比一个斤斤计较者的种群更易于灭绝，但这并不影响前者作为ESS所处的地位。如果一个种群所处的ESS地位最终还是驱使它走上灭绝的道路，那么抱歉得很，它舍此别无他途。

观看计算机进行模拟是很有意思的。模拟开始时傻瓜占大多数，斤斤计较者占少数，但正好在临界频率之上；骗子也属少数，与斤斤计较者的比例相仿。骗子对傻瓜进行的无情剥削首先在傻瓜种群中触发了剧烈的崩溃。骗子激增，随着最后一个傻瓜的死去而达到高峰。但骗子还要应付斤斤计较者。在傻瓜急剧减少时，斤斤计较者在日益取得优势的骗子的打击下也缓慢地减少，但仍能勉强地维持下去。在最后一个傻瓜死去之后。骗子不再能够跟以前一样那么随心所欲地进行自私的剥削。斤斤计较者在抗拒骗子剥削的情况下开始缓慢地增加，并逐渐取得稳步上升的势头。接着斤斤计较者突然激增，骗子从此处于劣势井逐渐接近灭绝的边缘。由于处于少数派的有利地位同时因而受到斤斤计较者怀恨的机会相对地减少，骗子这时得以苟延残喘。不过，骗子的覆灭是不可挽回的。它们最终慢慢地相继死去，留下斤斤计较者独占整个种群。说起来似乎有点自相矛盾，在最初阶段，傻瓜的存在实际上威胁到斤斤计较者的生存，因为傻瓜的存在带来了骗子的短暂的繁荣。

附带说一句，我在假设的例子中提到的不相互整饰的危险性并不是虚构的。处于隔离状态的老鼠往往在舌头舔不到的头部长出疮来。有一次试验表明，群居的老鼠没有这种毛病，因为它们相互舔对方的头部。为了证实相互利他行为的理论是正确的，我们可以进行有趣的试验，而老鼠又似乎是适合于这种试验的对象。

特里弗斯讨论过清洁工鱼（cleaner fish）的奇怪的共生现象。已知有五十个物种，其中包括小鱼和小虾，靠为其他物种的大鱼清除身上的寄生虫来维持生活。大鱼显然因为有人代劳，为它们做清洁工作而得到好处，而做清洁工的鱼虾同时可以从中获得大量食物。这样的关系就是共生关系。在许多情况下，大鱼张大嘴巴，让清洁工游入嘴内，为它们剔牙，然后通过鱼鳃游出，顺便把鱼鳃也打扫干净。有人认为，狡猾的大鱼完全可以等清洁工打扫完毕之后把它吞掉。不过在一般情况下，大鱼总是让清洁工游出，碰都不碰它一下。这显然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利他行为。因为大鱼平日吞食的小鱼小虾就和清洁工一样大小。

清洁工鱼具有特殊的条纹和特殊的舞姿，作为清洁工鱼的标记。大鱼往往不吃具有这种条纹的小鱼，也不吃以这样的舞姿接近它们的小鱼。相反，它们一动不动，象进入了昏睡状态一样，让清洁工无拘无束地打扫它们的外部和内部。出于自私基因的禀性，不择手段的骗子总是乘虚而入。有些物种的小鱼活象清洁工，也学会了清洁工的舞姿以便安全地接近大鱼。当大鱼进入它们预期的昏睡状态之后，骗子不是为大鱼清除寄生虫，而是咬掉一大块鱼鳍，掉头溜之大吉。但尽管骗子乘机捣乱，清洁工鱼和它们为之服务的大鱼之间的关系，一般说还是融洽的，稳定的。清洁工鱼的活动在珊瑚礁群落的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每一条清洁工鱼有其自己的领地。有人看见过一些大鱼象理发店里排队等候理发的顾客一样排着队伍，等候清洁工依次为它们搞清洁工作。这种坚持在固定地点活动的习性可能就是延迟的相互利他行为形成的原因。大鱼能够一再惠顾同一所“理发店”而不必每次都要寻找新的清洁工，因此，大鱼肯定感觉到这样做要比吃掉清洁工好处大。清洁工鱼本来都是些小鱼，因此这种情况是不难理解的。当然，模仿清洁工的骗子可能间接地危害到真正的清洁工的利益，因为这种欺骗行为产生了一些压力，迫使大鱼吃掉一些带有条纹的、具有清洁工那种舞姿的小鱼。真正的清洁工鱼坚持在固定地点营业，这样，它们的顾客就能找上门来，同时又可以避开骗子了。

当我们把相互利他行为的概念运用于我们自己的物种时，我们对这种概念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可以进行无穷无尽的耐人寻味的猜测。尽管我也很想谈谈自己的看法，可是我的想象力并不比你们强。我想还是让读者自己以此自娱吧！

谢选骏指出：人说“你为我搔痒，我就骑在你的头上”——我看这就像“阶级斗争”。卡尔马克思这个野鸡博士为恩格斯这个中学生财主瘙痒，恩格斯就骑在马渴死的头上，利用马渴死乱生孩子造成的贫困，让自己成为“催生马克思主义的巫师”——恩格斯家族的工厂主把贫困的流氓博士无产者马克思变成了自己的共产党坐骑！

【第十一章 觅母：新的复制基因】

行文至此，我还没有对人类作过殊为详尽的论述，尽管我也并非故意回避这个论题。我之所以使用“生存机器”这个词，部分原因是由于，“动物”的范围不包括植物，而且在某些人的心目中也不包括人类。我所提出的一些论点应该说确实适用于一切在进化历程中形成的生物。如果有必要把某一物种排除在外，那肯定是因为存在某些充分的具体理由。我们说我们这个物种是独特的，有没有充分理由呢？我认为是有的。

总而言之，我们人类的独特之处，主要可以归结为一个词：“文化”，我是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使用这个字眼的，它并不带有通常的那种势利的含义。文化的传播有一点和遗传相类似，即它能导致某种形式的进化，尽管从根本上说，这种传播是有节制的。乔叟（Geoffrey Chaucer）不能够和一个现代英国人进行交谈，尽管他们之间有大约二十代英国人把他们连结在一起，而其中每代人都能和其上一代或下一代的人交谈：就象儿子同父亲说话一样，能够彼此了解。语言看来是通过非遗传的途径“进化”的，而且其速率比遗传进化快几个数量级。

文化传播并不为人类所独有。就我所知，詹金斯（P.F.Jenkins）最近提供的例子最好不过地说明了除人类之外的这种情况。新西兰附近一些海岛上栖息着一种叫黑背鸥的鸟。它们善于歌唱。在他进行工作的那个岛上，这些鸟经常唱的歌是大约九支曲调完全不同的歌曲。任何一只雄鸟只能唱这些歌曲中的一支或少数几支。这些雄鸟可以按鸟语的不同分为几个群体。譬如说，由八只相互毗邻的雄鸟组成的一个群体，它们唱的是一首可以称为CC调的特殊歌曲。其他鸟语群体的鸟唱的是不同的歌曲。有时一个鸟语群体的成员都会唱的歌曲不止一首。詹金斯对父子两代所唱的歌曲进行了比较之后，发现歌的曲式是不遗传的。年轻的雄鸟往往能够通过模仿将邻近地盘的小鸟的歌曲学过来。这种情况和我们人类学习语言一样，詹金斯在那儿的大部分时间里，岛上的歌曲有固定的几首，它们构成一个“歌库”（song pool）。每一只年轻的雄鸟都可以从这个歌库里选用一两首作为自己演唱的歌曲。詹金斯有时碰巧很走运，他目睹耳闻过这些小鸟是如何“发明”一首新歌的，这种新歌是由于它们模仿老歌时的差错而形成。他写道，“我通过观察发现，新歌的产生是由于音调高低的改变、音调的重复、一些音调的省略以及其他歌曲的一些片断的组合等各种原因……新曲调的歌是突然出现的，它在几年之内可以稳定不变。而且，若干例子表明，这种新曲调的歌可以准确无误地传给新一代的歌手，从而形成唱相同歌曲的显明一致的新群体。”詹金斯把这种新歌的起源称作”文化突变”（cultural mutations）。

黑背鸥的歌曲确实是通过非遗传途径进化的。有关鸟类和猴子的文化进化还可以举一些其他的例子，但它们都不过是趣闻而已。只有我们自己的物种才能真正表明文化进化的实质。语言仅仅是许多例子中的一个罢了。时装、饮食习惯、仪式和风俗、艺术和建筑、工程和技术等，所有这一切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在进化，其方式看起来好象是高速度的遗传进化，但实际上却与遗传进化无关。不过，和遗传进化一样，这种变化可能是渐进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科学事实上比古代科学优越，这是有其道理的，随着时间一个世纪一个世纪地流逝，我们对宇宙的认识不断改变，而且逐步加深。我们应当承认，目前科技不断取得突破的局面只能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在文艺复兴以前是一个蒙昧的停滞不前的时期。在这个时期里，欧洲科学文化静止在希腊人所达到的水平上。但正象我们在第五章里所看到的那样，遗传进化也能以存在于一种稳定状态同另一种稳定状态之间的那一连串的突发现象而取得进展。

经常有人提到文化进化与遗传进化之间的相似之处，但有时过分渲染，使之带有完全不必要的神秘色彩。波珀爵士（Sir Karl Popper）专门阐明了科学进步与通过自然选择的遗传进化之间的相似之处。我甚至打算对诸如遗传学家卡瓦利-斯福尔泽（L.L. Cavalli-Sforza）、人类学家克洛克（F.T. Cloak）和人性学家卡伦（J．M.Cullen）等人正在探讨的各个方面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我的一些热心的达尔文主义者同行对人类行为进行了解释，但我作为一个同样是热心的达尔文主义者，对他们的解释感到并不满意。他们试图在人类文明的各种属性中寻找“生物学上的优越性”。例如，部落的宗教信仰一向被认为是旨在巩固群体特征的一种手法，它对成群出猎的物种特别有用，因为这种物种的个体依靠集体力量去捕捉大的、跑得快的动物。以进化论作为先人之见形成的这些理论常常含有群体选择的性质，不过我们可以根据正统的基因选择观点来重新说明这些理论。在过去的几百万年中，人类很可能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有亲缘关系的小规模群体中。亲属选择和有利于相互利他行为的选择很可能对人类的基因发生过作用，从而形成了我们的许多基本的心理特征和倾向。这些想法就其本身而言好象是言之成理的，，但我总认为它们还不足以解释诸如文化、文化进化以及世界各地人类各种文化之间的巨大差异等这些深刻的、难以解决的问题。它们无法解释特恩布尔（ColinTunlbull）描绘的乌干达的艾克（Ik of Uganda）那种极端的自私性或米德（Margaret Mead）的阿拉佩什（Arapesh）那种温情脉脉的利他主义。我认为，我们必须再度求助于基本原则，重新进行解释。我要提出的论点是，要想了解现代人类的进化，我们必须首先把基因抛开，不把它作为我们的进化理论的唯一根据。前面几章既然出自我的手笔，而现在我又提出这样的论点似乎使人觉得有点意外。我是个达尔文主义的热情支持者，但我认为达尔文主义的内容异常广泛，不应局限于基因这样一个狭窄的范围内。在我的论点里，基因只是起到类比的作用，仅此而已。

那么基因到底有什么地方是如此异乎寻常的？我们说，它们是复制基因。在人类可及的宇宙里，物理定律应该是无处不适用的。有没有这样一些生物学的原理，它们可能也具有相似的普遍适用的性质？当宇航员飞到遥远的星球去寻找生命时，他们可能发现一些我们难以想象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怪物。但在一切形式的生命中——不管这些生命出现在哪里，也不管这些生命的化学基础是什么——有没有任何物质是共同一致的？如果说以硅而不是以碳，或以氨而不是以水，为其化学基础的生命形式存在的话，如果说发现一些生物在零下100℃就烫死，如果说发现一种生命形式完全没有化学结构而只有一些电子混响电路的话，那么，还有没有对一切形式的生命普遍适用的原则？显而易见，我是不知道的。不过，如果非要我打赌不可的话，我会将赌注押在这样一条基本原则上，即一切生命都通过复制实体的差别性生存而进化的定律。基因，即DNA分子，正好就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普遍存在的复制实体。也可能还有其他实体。如果有的话，只要符合某些其他条件，它们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成为一种进化过程的基础。

但是难道我们一定要到遥远的世界去才能找到其他种类的复制基因，以及其他种类的、随之而来的进化现象吗？我认为就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最近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复制基因。它就在我们眼前，不过它还在幼年时代，还在它的原始汤里笨拙地漂流。但它正在推动进化的进程。速度之快已为原来的基因所望尘莫及。

这种新汤就是人类文化的汤。我们需要为这个新的复制基因取一个名字。这个名字要能表达作为一种文化传播单位或模仿单位的概念。“Mimeme”这个词出自一个恰当的希腊词词根，但我希望有一个单音节的词，听上去有点象“gene”（基因）。如果我把“mimeme”这个词缩短成为meme（觅母），切望我的古典派朋友们多加包涵。我们既可以认为meme与“memory”（记忆）有关，也可以认为与法语Meme（同样的）有关，如果这样能使某些人感到一点慰藉的话。这个词念起来应与“cream”合韵。

调子、概念、妙句、时装、制锅或建造拱廊的方式等都是觅母。正如基因通过精子或卵子从一个个体转到另一个个体，从而在基因库中进行繁殖一样，觅母通过从广义上说可以称为模仿的过程从一个脑子转到另一个脑子，从而在觅母库中进行繁殖。一个科学家如果听到或看到一个精彩的观点，他把这一观点传达给他的同事和学生。他写文章或讲学时也提及这个观点。如果这个观点得以传播，我们就可以说这个观点正在进行繁殖，从一些人的脑子散布到另一些人的脑子。正如我的同事汉弗莱（N.K.Humphrey）对本章一份初稿的内容进行概括时精辟地指出，“…觅母应该看成是一种有生命力的结构，这不仅仅是比喻的说法，而是有其学术含义的。当你把一个有生命力的觅母移植到我的心田上，事实上你把我的脑子变成了这个觅母的宿主，使之成为传播这个觅母的工具，就象病毒寄生于一个宿主细胞的遗传机制一样。这不仅仅是一种讲法——譬如说，‘死后有灵的信念’这一觅母事实上能能够变成物质。它作为世界各地人民的神经系统里的一种结构，千百万次地取得物质力量。”

让我们研究一下上帝这个概念。我们不知道它最初是怎样在觅母库中产生的。它大概经过许多次的独立“突变”过程才出现的。不管怎样，上帝这个概念确实是非常古老的。它怎样进行自身复制呢？它通过口头的言语和书面的文字，在伟大的音乐和伟大的艺术的协助下，进行复制传播。它为什么会具有这样高的生存价值呢？你应当记住，这里的“生存价值”不是指基因在基因库里的价值，而是指觅母在觅母库里的价值。这个问题的真正含义是，到底是什么东西赋予了上帝这一概念在文化环境中的稳定性和外显率（penetration）？上帝觅母在觅母库里的生存价值来自它具有的巨大的心理号召力。上帝这一概念对于有关生存的一些深奥而又使人苦恼的问题提供了一个表面上好象是言之有理的答案。它暗示今世的种种不公平现象可以在来世中得到改正。上帝伸出了“永恒的双臂“来承受我们人类的种种缺陷，宛如医生为病人开的一味安慰剂，由于精神上的作用也会产生一定的效果。上帝这个偶象之所以为人们乐于接受并一代一代地在人们脑子里复制传播，其部分理由即在于此。我们可以说，在人类文化提供的环境中，上帝这个形象，通过具有很高生存价值或感染力的觅母形式，是存在的。

我的一些同事对我说，我这种关于上帝觅母的生存价值的说法是以未经证实的假设作为论据的。归根到底，他们总是希望回到“生物学上的优越性”上去。对他们而言，光说上帝这个概念具有“强大的心理号召力”是不够的。他们想知道这个概念为什么会有如此强大的心理号召力。心理号召力是指对脑子的感召力，而脑子的形成又是基因库里基因自然选择的结果。他们企图找到这种脑子促进基因生存的途径。

我对这种态度表示莫大的同情，而且我毫不怀疑，我们生就现在这个模样的脑子确实具有种种遗传学上的优越性。但我认为，我的这些同事如果仔细地研究一下他们自己的假设所根据的那些基本原则，他们就会发现，他们和我一样都在以未经证实的假设作为论据。从根本上说，我们试图以基因的优越性来解释生物现象是可取的作法，因为基因都能复制。原始汤一具备分子能够进行自身复制的条件，复制基因就开始繁盛了起来。三十多亿年以来，DNA始终是我们这个世界上值得一提的唯一的复制基因。但它不一定要永远享有这种垄断权。新型复制基因能够进行自我复制的条件一旦形成，这些新的复制基因必将要开始活动，而且开创其自己的一种崭新类型的进化进程。这种新进化发轫后，它完全没有理由要从属于老的进化。原来的基因选择的进化过程创造了脑子，从而为第一批觅母的出现准备了“汤”。能够进行自我复制的觅母一问世，它们目己所特有的那种类型的进化就开始了，而且速度要快得多。遗传进货的概念在我们生物学家的脑子里已根深蒂固，因此我们往往会忘记，遗传进化只不过是许多可能发生的进化现象之中的一种而已。

广义地说，觅母通过模仿的方式得以进行自我复制。但正如能够自我复制的基因也并不是都善于自我复制，同样，觅母库里有些觅母比另外一些觅母能够取得较大的成功。这种过程和自然选择相似。我已具体列举过一些有助于提高觅母生存价值的各种特性。但一般地说，这些特性必然和我们在第二章里提到过的复制基因的特性是一样的：长寿、生殖力和精确的复制能力。相对而言，任何一个觅母拷贝是否能够长寿可能并不重要，这对某一个基因拷贝来说也一样。“美好的往日”这个曲调拷贝萦绕在我的脑际，但我的生命结束之日，也就是我脑子里的这个曲调终了之时。印在我的一本《苏格兰学生歌曲集》里的这同一首曲调的拷贝会存在得久些，但也不会太久。但我可以预期，萦绕于人们脑际或印在其他出版物上的同一曲调的拷贝就是再过几个世纪也不致湮灭。和基因的情况一样，对某些具体的拷贝而言，生殖力比长寿重要得多。如果说觅母这个概念是一个科学概念，那么它的传播将取决于它在一群科学家中受到多大的欢迎。它的生存价值可以根据它在连续几年的科技刊物中出现的次数来估算。如果它是一个大众喜爱的调子，我们可以从街上用口哨吹这个调子的行人的多寡来估算这个调子在觅母库中扩散的程度。如果它是女鞋式样，我们可以根据鞋店的销售数字来估计。有些觅母和一些基因一样，在觅母库中只能在短期内迅猛地扩散，但不能持久。流行歌曲和高跟鞋就属这种类型。其他如犹太人的宗教律法等可以流传几千年，历久不衰，这通常是由于见诸文字记载的东西拥有巨大的潜在永久性。

说到这里，我要谈谈成功的复制基因的第三个普遍的特性：精确的复制能力。关于这一点，我承认我的论据不是十分可靠的。乍看起来，觅母好象完全不是能够精确进行复制的复制基因。每当一个科学家听到一个新的概念并把它转告给其他人的时候，他很可能变更其中的某些内容。我在本书中很坦率地承认特里弗斯的观点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然而，我并没有在本书中逐字逐句地照搬他的观点。将其内容重新安排揉和适应我的需要，有时改变其着重点，或把他的观点和我自己的或其他的想法混合在一起。传给你的觅母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这一点看起来和基因传播所具有的那种颗粒性的（particulate）、全有或全无的遗传特性大不相同。看来觅母传播受到连续发生的突变以及相互混合的影响。

不过，这种非颗粒性表面现象也可能是一种假象，因此与基因进行类比还是能站得住脚的。如果我们再看一看诸如人的身长或肤色等许多遗传特征，似乎不象是不可分割和不可混合的基因发挥作用的结果。如果一个黑人和一个白人结婚，这对夫妇所生子女的肤色既不是黑色也不是白色，而是介乎两者之间。这并不是说有关的基因不是颗粒性的。事实是，与肤色有关的基因是如此的多，而且每一个基因的影响又是如此的小，以致看起来它们是混合在一起了。迄今为止，我对觅母的描述可能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一个觅母单位的组成好象是一清二楚的。当然事实上，还远远没有弄清楚。我说过一个调子是一个觅母，那么，一支交响乐又是什么呢？它是由多少觅母组成的呢？是不是每一个乐章都是一个觅母，还是每一个可辨认的旋律，每一小节，每一个和音或其他什么都算一个觅母呢？

在这里，我又要求助于我在第三章里使用过的方法。我当时把”基因复合体”（gene complex）分成大的和小的遗传单位，单位之下再分单位。基因的定义不是严格地按全有或全无的方式制定的，而是为方便起见而划定的单位，即染色体的一段，其复制的精确性足以使之成为自然选择的一个独立存在的单位。如果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中某一短句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色，使人听后难以忘怀，因此值得把它从整个交响乐中抽出，作为某个令人厌烦的欧洲广播电台的呼号，那么，在这个意义上说，可称之为一个觅母。附带说一句，这个呼号已大大削弱了我对原来这部交响乐的欣赏能力。

同样，当我们说所有的生物学家当今都笃信达尔文学说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每一个生物学家都有一份达尔文本人说过的话的拷贝原封不动地印在他的脑海中。每一个人都有其自己的解释达尔文学说的方式。他很可能是从比较近代的著作里读到达尔文学说的，而并没有读过达尔文本人在这方面的原著。达尔文说过的东西，就其细节而言，有很多是错误的。如果达尔文能看到我这本拙著，他或许辨别不出其中哪些是他原来的理论。不过我倒希望他会喜欢我表达他的理论的方式。尽管如此，每一个理解达尔文学说的人的脑海里都存在一些达尔文主义的精髓。不然的话，所谓两个人看法一致的说法似乎也就毫无意义了。我们不妨把一个“概念觅母”看成是一个可以从一个脑子传播到另一个脑子的实体。因此，达尔文学说这一觅母就是一切懂得这个学说的人在脑子中共有的概念的主要基础。按定义说，人们阐述这个学说的不同方式不是觅母的组成部分。如果达尔文学说能够再分割成小一些的组成部分，而有些人相信A部分而不相信B部分，另一些人相信B部分而不相信A部分，这样，AB两部分应该看成是两个独立的觅母。如果相信A部分的人大部同时相信B

部分——用遗传的术语来说，这些觅母是密切连锁在一起的——那么，为了方便起见，可以把它们当作一个觅母。

让我们把觅母和基因的类比继续进行下去。我在这本书中自始至终强调不能把基因看作是自觉的、有目的的行为者。可是，盲目的自然选择使它们的行为好象带有目的性。因此，用带有目的性的语言来描绘基因的活动，正如使用速记一样有其方便之处。例如当我们说“基因试图增加它们在未来基因库中的数量”，我们的真正意思是“凡是由于基因本身的行为而使自己在未来的基因库中的数量增加，这样的基因往往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看到的那些发生作用的基因。”正如我们为了方便起见把基因看成是积极的、为其自身的生存进行有目的的工作的行为者，我们同样可以把觅母视为具有目的性的行为者。基因也好，觅母也好，都没有任何神秘之处。我们说它们具有目的性不过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我们已经看到，在论述基因的时候，这种比喻说法是有成效的。我们对基因甚至用了“自私”、“无情”这样的词汇。我们清楚地知道，这些说法仅仅是一种比喻的说法。我们是否可以本着同样的精神去寻找自私的、无情的觅母呢？

这里牵涉到有关竞争的性质这样一个问题。凡是存在有性生殖的地方，每一个基因都特别同它的等位基因进行竞争，这些等位基因就是它们与之争夺染色体上同一位置的对手。觅母似乎不具备相当于染色体的东西，也不具备相当于等位基因的东西。我认为在某种微不足道的意义上来说，许多概念可以说是具有“对立面”的。但一般他说，觅母和早期的复制分子相似，它们在原始汤中浑浑沌沌地自由漂荡，而不象现代基因那样，在染色体的队伍里整齐地配对成双。那么这样说来，觅母究竟如何在相互竞争？如果它们没有等位觅母，我们能说它们“自私”或“无情”吗？回答是我们可以这么说，因为在某种意义上说，觅母之间可能进行某种类型的竞争。

任何一个使用数字计算机的人都知道计算机的时间和记忆存储空间是非常宝贵的。在许多的大型计算机中心，这些时间和空间事实上是以金额来计算成本的。或者说，每个计算机使用者可以分配到一段以秒计算的时间和一部分以“字数”计算的空间。觅母存在于人的脑子里，脑子就是计算机。时间可能是一个比存储空间更重要的限制因素，因此是激烈竞争的对象。人的脑子以及由其控制的躯体，只能同时进行一件或少数几件工作。如果一个觅母要控制人脑的注意力，它必须为此排除其他“对手”觅母的影响。成为觅母竞争对象的其他商品是无线电和电视时间、广告面积、报纸版面以及图书馆里的书架面积。

我们在第三章里已经看到，基因库里可以产生相互适应的基因复合体。与蝴蝶模拟行为有关的一大组基因在同一条染色体上如此紧密相连，以致我们可以把它们视为一个基因。在第五章，我们谈到一组在进化上稳定的基因这个较为复杂的概念。在肉食动物的基因库里，相互配合的牙齿、脚爪、肠胃以及感觉器官得以形成，而在草食动物的基因库里，出现了另一组不同的稳定特性。在觅母库里会不会出现类似的情况呢？譬如说，上帝觅母是否已同其他的觅母结合在一起，而这种结合的形式是否有助于参加这些结合的各个觅母的生存？也许我们可以把一个有组织的教堂，连同它的建筑、仪式、律法、音乐、艺术以及成文的传统等视为一组相互适应的、稳定的、相辅相成的觅母。

让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问题。教义中有一点对强迫信徒遵守教规是非常有效的，那就是罪人遭受地狱火惩罚的威胁。很多小孩，甚至有些成年人都相信，如口果他们违抗神父的规定，他们死后要遭受可怕的折磨。这是一种恶劣透顶的骗取信仰的手段，它在整个中世纪，甚至直至今天，为人们带来心理上的极大的痛苦。但这种手段非常有效。这种手段可能是一个受过深刻心理学训练，懂得怎样灌输宗教信仰的马基雅维里式的牧师经过深思熟虑的杰作。然而，我怀疑这些牧师是否有这样聪明。更为可能的是，不具自觉意识的觅母由于具有成功的基因所表现出的那种虚假的冷酷性，而保证了自身的生存。地狱火的概念只不过是由于具有深远的心理影响，而取得其固有的永恒性。它和上帝觅母连结在一起，因为两者互为补充，在觅母库中相互促进对方的生存。

宗教觅母复合体的另一个组成部分称为信仰。这里指的是盲目的信仰，即在没有确凿的证据的情况下，或者甚至在相反的证据面前的信仰。人们讲述过多疑的托马斯的故事，并不是为了让我们赞美托马斯，而是让我们通过对比来赞美其他的使徒。托马斯要求看到证据。对某些种类的觅母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寻求证据的倾向更加危险了。其他的使徒并不需要什么证据，而照样能够笃信无疑，因此这些使徒被捧出来作为值得我们仿效的对象。促使人们盲目信仰的觅母以简单而不自觉的办法阻止人们进行合理的调查研究，从而取得其自身的永恒性。

盲目信仰的人什么事都干得出。如果有人相信另一个上帝，或者即使他也相信同一个上帝，但膜拜的仪式不同，盲目信仰可以驱使人们判处这个人死刑。可以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可以把他烧死在火刑柱上，可以用十字军战士的利剑刺死他，也可以在贝鲁特的街头枪决他，或者在贝尔法斯特的酒吧间里炸死他。促使人们盲目信仰的觅母有其自己的冷酷无情的繁殖手段。这对爱国主义的和政治上的盲目信仰以及宗教上的盲目信仰都是一样的。

觅母和基因常常相互支持、相互加强。但它们有时也要发生矛盾。例如独身主义大概是不能遗传的。促使个体实行独身主义的基因在基因库里肯定没有出路，除非在十分特殊的情况下，如在群居昆虫的种群中。然而，促使个体实行独身主义的觅母在觅母库里是能够取得成功的。譬如说，假使一个觅母的成功严格地取决于人们需要多少时间才能把这个觅母主动地传播给其他人。那么从觅母的观点来看，把时间化在其他工作上而不是试图传播这个觅母的行为都是在浪费时间。收师在小伙于尚未决定献身于什么事业的时候就把独身主义的觅母传给他们。传播的媒介是人的各种影响，口头的言语，书面的文字和人的榜样等等。现在，为了便于把问题辨明，让我们假定这样的情况：某个牧师结了婚，结婚生活削弱了他影响他的教徒的力量，因为结婚生活占据了他一大部分时间和精力。事实上，人们正是以这种情况作为正式的理由要求做牧师的必须奉行独身主义。如果情况果真是这样，那么促使人们实行独身主义的觅母的生存价值要比促使人们结婚的觅母的生存价值大。当然，对促使人们实行独身主义的基因来说，情况恰恰相反。如果牧师是觅母的生存机器，那么，独身主义是他应拥有的一个有效的属性。在一个由相互支持的各种宗教觅母组成的巨大复合体中，独身主义不过是一个小伙伴而已。

我猜想，相互适应的觅母复合体和相互适应的基因复合体具有同样的进化方式。自然选择有利于那些能够为其自身利益而利用其文化环境的觅母。这个文化环境包括其他的觅母，它们也是被选择的对象。因此，觅母库逐渐取得一组进化上稳定的属性，这使得新的觅母难以入侵。

我在描述觅母的时候可能消极的一面讲得多些，但它们也有欢乐的一面。我们死后可以遗留给后代的东西有两种：基因和觅母。我们是作为基因机器而存在的，我们与生俱来的任务就是把我们的基因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但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功绩隔了三代就被人忘怀。你的儿女，甚至你的孙子或孙女可能和你相象，也许在脸部特征方面，在音乐才能方面，在头发的颜色方面等等。但每过一代，你传给后代的基因要减少一半。这样下去，不消多久，它们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小，直至达到无足轻重的程度。我们的基因可能是不朽的，但体现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基因集体迟早要消亡。伊丽莎白二世是征服者英王威廉一世的直系后裔。然而在她身上非常可能找不到一个来自老国王的基因。我们不应指望生殖能带来永恒性。

但如果你能为世界文明作出贡献，如果你有一个精辟的见解或作了一个曲子，发明了一个火花塞，写了一首诗，所有这些都能完整无损地流传下去。即使你的基因在共有的基因库里全部分解后，这些东西仍能长久存在，永不湮灭。苏格拉底在今天的世界上可能还有一两个活着的基因，也可能早就没有了，但正如威廉斯所说的，谁对此感到兴趣呢？苏格拉底、莱奥纳多、哥白尼、马可尼等人的觅母复合体在今天仍盛行于世，历久而弥坚。

不管我提出的觅母理论带有多大的推测性，其中有一点却是非常重要的，在此我想再次强调一下。当我们考虑文化特性的进化以及它们的生存价值时，我们有必要弄清楚，我们所说的生存指的是谁的生存。我们已经看到，生物学家习惯于在基因的水平上（或在个体、群体或物种的水平上，这要看各人的兴趣所在）寻求各种有利条件。我们至今还没有考虑过的一点是，一种文化特性可能是按其自己的方式形成的。理由很简单，因为这种方式对其自身有利。

我们无需寻求如宗教、音乐、祭神的舞蹈等种种特性在生物学上的一般生存价值，尽管这些价值也可能存在。基因一旦为其生存机器提供了能够进行快速模仿活动的头脑，觅母就会自动地接管过来。我们甚至不必假定模仿活动具有某种遗传上的优越性，尽管这样做肯定会带来方便。必不可少的条件是，脑子应该能够进行模仿活动：那时就会形成充分利军这种能力的觅母。

现在我就要结束新复制基因这个论题，并以审慎的乐观口吻结束本书。人类的一个非凡的特征——自觉的预见能力——可能归因于觅母的进货，也可能与觅母无关。自私的基因（还有，如果你不反对我在本章所作的推测，觅母）没有预见能力。它们都是无意识的、盲目的复制基因。它们进行自身复制，这个事实，再加上其他一些条件，意味着不管愿意不愿意，它们将趋向于某些特性的进化过程。这些特性，在本书的特殊意义上说，可以称为是自私的。我们不能指望，一个简单的复制实休，不管是基因或是觅母，会放弃其短期的自私利益，即使从长远观点来看，它这样做也是合算的。我们在有关进犯性行为的一章里已看到这种情况。即使一个“鸽子集团”对每一个个体来说比进化上的稳定策略来得有利，自然选择还是有利于ESS。

人类可能还有一个非凡的特征——表现真诚无私的利他行为的能力。我但愿如此，不过我不准备就这一点进行任何形式的辩论，也不打算对这个特征是否可以归因于觅母的进化妄加猜测。我要说明的一点是，即使我们着眼于阴暗面而假定人基本上是自私的，我们的自觉的预见能力——我们在想象中模拟未来的能力——能够防止我们纵容盲目的复制基因而干出那些最坏的、过分的自私行为。我们至少已经具备了精神上的力量去照顾我们的长期自私利益而不仅仅是短期自私利益。我们可以看到参加“鸽子集团”所能带来的长远利益，而且我们可以坐下来讨论用什么方法能够使这个集团取得成功。我们具备足够的力量去抗拒我们那些与生俱来的自私基因。在必要时，我们也可以抗拒那些灌输到我们脑子里的自私觅母。我们甚至可以讨论如何审慎地培植纯粹的、无私的利他主义一这种利他主义在自然界里是没有立足之地的，在世界整个历史上也是前所未有的。我们是作为基因机器而被建造的，是作为觅母机器而被培养的，但我们具备足够的力量去反对我们的缔造者。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我们人类，能够反抗自私的复制基因的暴政。

谢选骏指出：人说“反抗自私的复制基因的暴政”——我看太监是这方面的先行军，怪不得中国历史上经常发生太监专政。因为能够成功反抗暴政的，才能摆脱“暴政的奴隶”这一不幸的地位，才能升级为“暴政的主人”——对其他人进行全面专政！

（另起一页）

【第五本】

【世界人种基因图谱和独龙族的华夏基因】

【上篇·世界人种基因图谱”是最为可靠的历史典籍】

《远古的馈赠：近现代人类基因溯源突破性进展》（写在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颁布之际 关凡 吴晓敏 黄河 曾朝阳 熊炜 范春梅）报道：

1　古人类的发现与研究

1.1　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

1.2　古人类基因研究方法的开创与线粒体DNA的研究

1.3　技术的发展使研究转向核基因组

1.4　尼安德特人的种群特点

2　古人类基因渗入对于当代不同人种抗感染能力的影响

2.1　抗病毒信号STAT2基因的渗入

2.2　OAS基因组区域与免疫

2.3　TOLL样受体的反复渗入

2.4　病毒互作蛋白（VIP）基因的交流

3　三号染色体的基因簇与免疫

4　SLC16A11基因与2型糖尿病

5　EPAS1基因有助于缺氧呼吸

6　展望

参考文献

摘要

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瑞典生物学家斯万特·帕博（Svante P??bo），以表彰他在古人类基因组学和人类起源方面做出的决定性贡献。

关于人类起源，存在各种学说，目前主流的观点是“走出非洲学说”。斯万特·帕博在开创一门新的学科——古人类基因组学的同时，一直在不断完善“走出非洲学说”。他借助各种生物学技术，从基因组学的角度去深入探究人类起源，发现我们身体内保留着一些来自古人类的基因印迹。这项研究意味着在研究某些疾病的时候可以追根溯源，而不是将眼光局限于基因本身，探究某个基因从哪里来将会是研究疾病的全新思路。本文总结了他在研究过程中对相关生物技术的革新、基于线粒体和核基因组对古人类的探究以及相关成果，并介绍了一些源自古人类的基因及其有关信息。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随着DNA测序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证据已经表明“走出非洲学说”比“多地区起源学说”更加经得起推敲。1987年，在科学家们的追踪下，发现20万年前生活在非洲的一位妇女是全世界人的祖先。在这里，科学家们追踪的是婴儿的线粒体DNA（mtDNA），众所周知线粒体DNA只能通过母亲传给下一代，所以科学家们最先发现的便是生活在远古时代的一位妇女，据此，便推测人类起源于非洲。为了排除亚洲独立起源假说，复旦大学校长金力及其团队［1］对来自中国各地的9 988例男性随机样本进行了3个Y染色体单倍型的基因分型，结果显示这些样本全部都携带有来自非洲的“基因痕迹”。这一证据直接否定了中国独立起源的假说。除此之外，金力也表示并不是所有走出非洲的原始人类都和现代人的起源有关系。美国华盛顿大学的生物学家Alan R. Templeton通过研究单倍型树对人类基因流模式和历史事件进行了重建，发现在190万年前人类祖先发生了第一次从非洲出走，大约70万年前发生了第二次，第三次出走发生在大约10万年前［2］ （图1）。第二次出走的是尼安德特人，第三次出走的一批才是现代人的祖先，这两批人并不是毫无交集。随着技术的发展，科学家们通过基因组研究发现，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祖先在地球上相遇了，并且有了基因的交流。

（a）直立人从非洲迁移到欧亚大陆；（b）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从非洲迁移到欧亚大陆；（c）现代人祖先从非洲迁移到欧亚大陆。

2022年10月3日，瑞典卡罗琳斯卡医学院宣布，将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瑞典生物学家斯万特·帕博，以表彰他在已灭绝人类基因组和人类进化方面所做出的重要贡献。斯万特·帕博开创了一门新的学科——古人类基因组学，该学科的发展壮大不断完善“走出非洲学说”，同时在研究过程中也开发了许多新的技术，为更好地研究人类进化提供了技术支持。他从人口迁徙和种群杂交两个方面解释了现代人基因多样性的来源，从自然选择的角度诠释了尼安德特人遗留给现代人基因的生理意义，同时也为研究疾病指引了新的方向。

1　古人类的发现与研究

1.1　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

作为第二批大规模走出非洲的人——尼安德特人，一直到1856年才正式被命名。1829年尼安德特人的头骨化石首次在比利时被发现，直到1856年人们在德国杜塞尔多夫附近尼安德特山谷的一个山洞里又发现了尼安德特人的头骨和其他骨骼，这些骨头的主人才获得了“尼安德特人”的名称。相比起来，丹尼索瓦人发现的时间则远远晚于尼安德特人。2008年科研人员在西伯利亚南部阿尔泰山脉的丹尼索瓦洞穴中挖掘出了一具来自少年古人类的远端手指骨。斯万特·帕博及其团队［3］利用这具被发现的远端手指骨提取残留在里面的DNA，并对该古人类的基因组进行测序，覆盖率大约为1.9倍。结果表明，这个手指骨主人的DNA是独一无二的，这显然是一个既不同于尼安德特人，也不同于现代人的群体，于是将其命名为丹尼索瓦人，他们同样属于一个古人类群体，与尼安德特人有着共同的祖先，但却有着不同的种群（population）历史。当然，丹尼索瓦人与尼安德特人并不是两个完全独立的群体，事实上这两个群体之间也存在着基因交流。在斯万特·帕博2018年的研究中，他和他的团队获得了丹尼索瓦洞穴中的骨头碎片“丹尼索瓦11号”，并对其进行了基因组的测序。他们不仅比较了骨头碎片中的基因组与来自尼安德特人基因组或丹尼索瓦人基因组的衍生等位基因相匹配的DNA片段的比例，还绘制了基因组中位点的分布图，发现丹尼索瓦11号携带一个与阿尔泰尼安德特人基因组相匹配的等位基因，以及一个与丹尼索瓦3号基因组相匹配的不同等位基因［4］。这种结果就是由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发生基因交流后产生的，更确切地说，她是尼安德特人母亲和丹尼索瓦人父亲的后代，也是目前为止发现的第一代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后代。多方研究共同表明，无论是尼安德特人还是丹尼索瓦人，他们都不是一直处于孤立的状态，他们也与现代人的祖先存在着基因交流，现代人也依然延续着他们的基因。

1.2　古人类基因研究方法的开创与线粒体DNA的研究

在开展整个研究的过程中，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有技术方面的，当然也有因为年代久远，导致提取到的DNA存在人为或环境的污染、含量低等问题，为了让研究持续进行，斯万特·帕博不断革新技术，让研究得以从mtDNA到核DNA实现飞跃。

1.2.1　硅基质纯化法

聚合酶链式反应（PCR）的发展让研究已灭绝的物种和过去的种群成为可能，但它面临着两方面问题的考验。一方面是提取物往往含有抑制Taq DNA聚合酶的成分，导致考古遗迹不能产生可扩增的DNA。另一方面则是聚合酶和微量当代DNA的污染可能产生误导的结果。为了更好地提取DNA，基于Boom等［5］提出的核酸纯化方法，斯万特·帕博及其团队对该纯化方法进行修订，构建了硅基质纯化法。主要做了两方面的改进：a. 减少处理过程中存在的包括DNA的污染；b. 克服二氧化硅对DNA双倍化造成的双倍污染。改善之后的方法能够高效提取残存在骨头中的DNA，并且考古提取物成分对PCR的抑制作用也能够很好地被消除［6］。

1.2.2　利用氨基酸消旋确定内源性DNA

依靠PCR和硅基质纯化法能够提取并扩增DNA［7］，但是，仅有少数古代标本含有可扩增的古代DNA，而微量DNA污染造成的假阳性对古人类基因组学的研究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斯万特·帕博及其团队成功证明了天冬氨酸、丙氨酸和亮氨酸外消旋化的程度可以为评估古代组织样品是否含有内源性DNA提供参考。

除甘氨酸外，蛋白质中的所有氨基酸都能以两种光学异构体的形式存在，即D-和L-对映体，其中L-对映体专门用于蛋白质生物合成。氨基酸的外消旋化是指已有特定旋光性的氨基酸转变成另一种旋光性氨基酸的过程。一旦氨基酸从活性代谢过程中分离出来，L-氨基酸就会经历消旋化产生 D-氨基酸，直到氨基酸的L-和D-对映体等量存在。斯万特·帕博及其团队将分析限定在符合许多真实性标准的9个案例中，并排除了人类遗骸（因为识别来自当代人的污染存在固有的困难）。他们还分析了17个样本，其中包括无法扩增出古代DNA序列的人类样本。结果发现，在D/LAsp比值高于0.08的样品中无法检索到古代DNA序列，而所有比值低于0.08的样品都产生了古代DNA序列。这表明天冬氨酸的外消旋化程度可以评估古代组织样品是否含有内源性DNA。以前通过氨基酸的消旋作用，判断化石的年代和海岸线的变迁［8］，现在，在斯万特·帕博开创性的引领下，可以通过某些氨基酸的外消旋化程度来确定待测样品中是否含有内源性DNA。

1.2.3　选择mtDNA作为研究切入

人体内的mtDNA，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具有高拷贝数并且明显缺乏重组［9］，二是具有高替代率［10］，三是母系遗传［11］。鉴于这几种特点，帕博及其团队认为mtDNA是一种对于研究和理解人类进化的有力工具。而且由于进化速度很快，可以用它来对进化过程进行高分辨率分析［10］。然而，几乎所有基于mtDNA测序的人类进化研究都局限于控制区，而这个控制区占线粒体总DNA不到7%［12］。这个控制区在生物学上也被称作D环区，包含在非编码区的范畴内。为了研究进化谱系，科学家们又开创了“分子钟假说”，并且他们认为让这个分子钟假说成立的先决条件是对于任意给定的大分子蛋白质或DNA序列在所有演化谱系中的演化速率近似恒定［13］。帕博及其团队在研究人类进化过程中无法避免地要以该假说为工具。而前面提到的控制区并没有在所有人类血统中以恒定的速率进化，但是人类的mtDNA序列（不包括D环）的进化速率大致相同，并且和黑猩猩mtDNA的进化速率也没有显著差异［12］，表明控制区对于研究人类进化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因此，为了不让分析局限于控制区，帕博及其团队决定对53名不同来源的人类完整mtDNA序列进行分析，进而描述人类的全球mtDNA多样性［12］。2004年，帕博及其团队对来自德国、俄罗斯和克罗地亚的4个尼安德特人化石的mtDNA进行检索，发现这些个体携带了目前人类中尚未发现的mtDNA。通过与5个早期现代人进行比较发现，这5个早期现代人中没有一个含有这种mtDNA序列。结合已有的mtDNA数据，他们认为可以排除尼安德特人对早期现代人类的任何重大遗传贡献，但不排除较小贡献的可能性［14］。2008年，他们还采取高通量测序技术从38 000岁的尼安德特人个体中重建完整的线粒体基因组序列，从中得出尼安德特人有效种群规模很小的结论［15］。2009年，帕博及其团队提出了一种古代DNA序列检索方法，这个方法不仅有针对性，而且大大减少了样本破坏和测序需求，他们使用这种方法重建了5个尼安德特人的完整mtDNA基因组，除此之外，他们还做了对mtDNA蛋白质进化的分析，结合这些数据他们最后发现尼安德特人长期有效种群规模小于现代人类和现存的类人猿［16］。

1.3　技术的发展使研究转向核基因组

由于mtDNA仅是研究古人类基因组学的冰山一角，为了更加全面地研究人类进化与起源，在技术发展的帮助下，帕博及其团队逐渐把研究转向了尼安德特人的核基因组。454生命科学公司提供了一个全新的高通量基因检测系统。这个系统的优势在于可以在体外分离扩增并检测DNA，且一次性可以检测数百万碱基中所含的信息。基于这项技术，斯万特·帕博团队将研究重点放在了核基因组的检测中。由于这项系统每次能产生几十万个DNA拷贝，还可以直接测序。避免了在PCR中定向选择时引物错误造成的一些影响。最重要的是，其规避了细菌克隆的需要，因为细菌克隆会损失大量的模板分子。它进一步排除了PCR中的模板竞争，因为每个分子都是单独扩增的［17］。这些新技术使核基因组分析的效率大大提高。

斯万特·帕博成功测出了尼安德特人的1 000 000个基因，并较为精确推算出尼安德特人与原始智人的分离时间，这使斯万特·帕博及他的团队信心大增。于是他提出了新的目标与计划，要得到尼安德特人基因序列草图。他在洁净的实验室添加了一种新的接头，这种接头包含尼安德特人特有的密钥序列，可以准确识别被确定为尼安德特人骨头提取液当中的基因序列［18］。这个装置可以被用来估计尼安德特人化石提取液中内源mtDNA和污染人类mtDNA的相对数量［19］以及由碱基对之间的氧化或者错配导致的基因序列错误，从而可以避免很多后续实验当中所产生的测序误差［20］，同时，他改进了测序的文库技术，通过把最后一步实验用NaOH处理改为用90°C孵育处理，让最后一步的回收率与前面的步骤保持相近。

斯万特·帕博及他的团队使用了更新的测序方法，他们使用Illumina基因组分析仪来分析DNA序列，这种分析仪是基于并行以及荧光的读取方法，来对数百万序列进行分析，同时可以使用可逆终止子进行迭代测序［21］。这种方法的优势在于解决了测序结束时总是会出现的碱基对错配情况 （C-T的转变），从而使测序结果进一步精确。

1.4　尼安德特人的种群特点

1.4.1　高覆盖率的丹尼索瓦基因使种群分离时间被重新估算

斯万特·帕博团队在2008年的一块原始骨头上发现了高覆盖率的（>30倍）丹尼索瓦人基因［22］，不久后又在这个丹尼索瓦人居住过的洞中发现了一块人近端脚趾指骨，通过高通量DNA测序发现，这块指骨上有高覆盖率的尼安德特人基因。这项研究成果不仅表明了尼安德特人的活动范围一直延伸到了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还说明了丹尼索瓦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应该有基因交流。他们将该基因组与现有的低覆盖率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包括来自高加索地区Mezmaiskaya洞的一个基因组）以及25个高覆盖率的现今人类基因组进行了比较分析，斯万特·帕博团队估计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之间的种群之间的分离（population segregation）是在38万~47万年前，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之间的分离时间是在55万~76万年前。

1.4.2　尼安德特人的遗传多样性较低

高通量测序在古人类基因组的逐渐推广使核基因组测序信息逐渐完善。许多尼安德特人的族群信息被斯万特·帕博团队分析出来。2014年，斯万特·帕博小组使用杂交方法从西班牙和克罗地亚的两个尼安德特人基因组的蛋白质编码部分富集DNA，并将这些序列与高覆盖率的西伯利亚尼安德特人的基因组一起进行分析。结果显示，尼安德特人的遗传多样性较低，不同族群之间相互隔离、封闭，发生较少的基因交流。斯万特·帕博小组随后发表了第三个高覆盖率的尼安德特人基因组［23］，她是来自阿尔泰山Chagyrskaya洞的个体。据分析，她与来自欧亚大陆西部的尼安德特人的亲缘比来自西伯利亚南部的丹尼索瓦洞的尼安德特人亲缘更近。这与较为早期的尼安德特人灭绝和尼安德特人从欧亚大陆西部向东部迁徙的事实较为符合。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位于西伯利亚的尼安德特人族群较小，较分散，而居于欧洲的尼安德特人、阿尔泰山的丹尼索瓦人和古代现代人都居住于较大的部落当中。

2　古人类基因渗入对于当代不同人种抗感染能力的影响

2.1　抗病毒信号STAT2基因的渗入

2.1.1　STAT2对于抗感染的作用

STAT家族由7个转录因子组成，每个转录因子包含7个结构和功能上保守的结构域：N端结构域（NTD）、卷曲螺旋结构域（CCD）、DNA结合结构域（DBD）、接头结构域（LD）、Src同源2结构域（SH2D）、酪氨酸磷酸化位点（pY）和转录激活结构域（TAD）［24］。STAT2在其核心功能上基因具有高度保守性。

IFNs由3个主要的亚家族组成，分别为I型、II型和III型。I型干扰素（IFN-I）由IFN-β、IFN-κ、IFN-ω、IFN-ε和IFN-α等13种亚型组成；II型干扰素（IFN-II）由单一的IFNγ组成；III型干扰素（IFN-III）由IFN-λ1、IFN-λ2、IFN-λ3［25］和IFN-λ4［26］组成。IFNs主要由浆细胞、树突状细胞产生，以回应特异性受体的刺激信号，这些受体位于细胞表面、细胞膜或细胞内［27］，接受微生物产物或外来核酸的刺激［28］。

酪氨酸的磷酸化会导致两个相同或者不同的STAT分子形成同源或异源二聚体（IFN-I诱导STAT蛋白酪氨酸残基磷酸化，通过SH2-pTyr相互作用介导STAT发生平行二聚体构象的二聚化［29］）。在IFN-I诱导信号的典型途径中，STAT1在Tyr701处的磷酸化和STAT2在Tyr690处的磷酸化会诱导平行构象中的异质二聚体，并与IRF9相互作用最终形成ISGF3复合物（图2）。ISGF3复合物被转运到细胞核中，在那里含ISGF3的STAT二聚体与基因启动子结合，特别是IFN-I刺激反应元件（ISRE），它含有共识序列AGTTTCN2TTTCN，可以激活300多个干扰素刺激基因（ISG）［30］的转录，最终提高机体的抗感染能力。

2.1.2　尼安德特人引入的STAT2单倍型

研究者对6个旧世界人群（比亚卡人（Biaka）、曼登卡人（Mandenka）、桑人（San）、汉人（Han Chinese）、法属巴斯克人（French Basque）、巴布亚新几内亚人（Papua New Guineans））的STAT2（包括所有的编码外显子）进行了重新测序，观察到存在一种仅限于非非洲人群的单倍型（N），并且它有相对较深的分支。该单倍型与尼安德特人共享衍生的SNP，在非非洲人中产生扩展的连锁不平衡（LD），并显示出与尼安德特人序列较高的同源性［31］。并且单倍型N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以10倍的频率被发现，表明STAT2成为美拉尼西亚人正向选择的基因之一。N单倍型在西亚人中延伸约130 kb，在一些东亚人和美拉尼西亚人中延伸至约260 kb，产生的LD比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人中观察到的强得多。从这些数据可以得出，现代人在欧亚大陆的祖先与尼安德特人进行基因交流时，引入了这一种在环境中十分有选择优势的免疫基因STAT2，并且这种基因的单倍型N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有着较高的频率。

2.2　OAS基因组区域与免疫

2020年，在遗传关联研究以及来自重症监护中易感性和死亡率的遗传学（genomics of mortality in critical care，GenOMICC）联盟的数据支持下，斯万特·帕博团队研究发现，与感染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2（SARS-CoV-2）时需要重症监护有关的来自12号染色体上某个区域的单倍型是从尼安德特人遗传而来的［32］。而该基因组区域包含3个基因，分别是OAS1、OAS2和OAS3。这3个基因均位于12q24.1，并且都来自OAS家族。OAS家族蛋白由OAS1、OAS2、OAS3和OAS样蛋白（OASL）组成。OAS1~3蛋白具有明显的同源性，它们仅在OAS单元的数量上存在差异［33］。作为抗病毒过程中的重要物质，它们会在干扰素的配合下，一起将病毒消灭。

干扰素是最强大的抗病毒细胞因子，可以诱导像OAS1、OAS2和OAS3这些能够介导抗病毒效应的基因产生相应的反应。前面提到的3种蛋白质均可以通过核糖核酸酶L（RNase L）依赖途径对入侵的病毒产生抵抗作用。当病毒感染宿主细胞后，病毒的双链RNA（dsRNA）会刺激OAS1、OAS2和OAS3，在干扰素的诱导激活下这些基因会表达，产生寡腺苷酸合成酶，但是此时产生的酶仍以酶原的形式存在［34］，所以还需要dsRNA的激活。寡腺苷酸合成酶在被激活以后会催化2'-5'寡核苷酸的合成，然后激活核糖核酸酶RNase L。激活的RNase L会降解细胞内的dsRNA（图2），同时它也会激活细胞内其他抗病毒机制。例如，MDA5和RIG-I识别裂解的病毒RNA后，会促进IRF3和IRF7的激活，进而引起一系列其他反应［33］。除了RNase L依赖途径，OAS3还可以通过另一种途径发挥作用，即非RNase L依赖途径。许多研究都已经表明OAS家族蛋白在对抗RSV、流感病毒、登革热病毒、HIV等病毒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4］，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冠状病毒。OAS1~3所对抗的病毒范围相对来说比较广泛，可以更多地挖掘它们在抗感染方面的潜能。

2.3　TOLL样受体的反复渗入

根据研究表明，在10种人类Toll样受体中，有3种在4号染色体上：TLR10、TLR6、TLR1。这3种能表现出尼安德特人的高渗透率，并且这3个TLR基因发挥着先天免疫的关键作用［35-36］。先天免疫系统提供抵御病原体的第一道防线，参与微生物的早期检测以及适应性免疫反应的激活。大多数TLR的刺激导致Th1而不是Th2分化，Th1细胞产生干扰素-g（IFN-g）并介导细菌和病毒感染的消除，而产生IL-4和IL-13的Th2细胞参与对抗蠕虫感染的反应。细菌一些独特的细胞壁成分（如LPS）会刺激免疫细胞并作为病原相关分子模式（PAMP），被单个TLR识别。LPS，也被称为内毒素，通常是细胞壁成分中最有效的免疫刺激剂［37］。在革兰氏阳性和革兰氏阴性细菌中都存在的脂蛋白和肽聚糖（PG）也是有效的免疫刺激剂。TLR2在检测革兰氏阳性菌中起主要作用，并参与识别各种微生物成分，包括LTA、脂蛋白和PG。TLR2与TLR1、TLR6在物理和功能上相互作用，它们似乎参与识别脂蛋白脂部分的细微变化［36］。白细胞中TLR6、TLR1和TLR10的表达显著增加。而在现代人中，幽门螺杆菌的血清阳性率降低和对过敏的易感性增加［38］也能说明TLR基因在免疫当中的重要作用。综上所述，渗入的等位基因可能增强先天免疫监视和对某些病原体的反应性，但这也可能会增加对非病原体过敏原的超敏性，从而导致当今人类出现过敏性疾病。

2.4　病毒互作蛋白（VIP）基因的交流

在最近的10万年当中，尼安德特人和古现代人至少杂交过两次，在杂交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核基因组的交流，两类人种当中都会存在对方相应的等位基因，在自然的正向选择当中优势基因会发生保留，并以相对较高的基因频率存在于人群当中。然而这些基因交流，其实也就相当于每个物种暴露于对方物种提供的新病毒的环境下，并且彼此提供对这些病毒抗性的适应性等位基因。其中的一类就是病毒互作蛋白（VIP）。STAR分析表明，相比于和DNA病毒相互作用的VIP，和RNA病毒特异性相互作用的VIP在现代欧洲基因组中特别丰富［39］。现在已经发现了20种已知能与至少10个VIP相互作用的人类病毒。相关病毒倾向使用类似的宿主VIP［40］，比如与HIV相互作用的VIP也可能与其他慢病毒相互作用。4 534个人类VIPs与非VIPs相比，VIPs表现出：a. 非同义多态性与同义多态性的平均比例较低；b. 罕见的、可能有害的多态性比例较高；c. 可能有害的分离变体的密度较高［41］。VIP还在保守基因组片段密度较高的区域被发现［42］，同时它在人类蛋白质-蛋白质相互作用网络当中比非VIP有更多相互作用的蛋白质伙伴［43］。并且研究表明，因为自然正向选择使尼安德特人具有高度VIPs富集，并且在VIPs处重叠的片段比与非VIPs重叠的片段更长，频率更高［39］。

总的来说，关于病毒适应性的引入情况，不同地区的引入率不同或许与不同地区自然环境下病毒的正向选择有关。原始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的基因交流允许特定的病毒VIPs进行跨物种传播，使双方物种都具有对特定病毒的抵抗性。在欧洲而不是在东亚的RNA VIPs上的强烈富集表明，这种差异是由亚洲人和欧洲人分离后的脉冲式杂交产生的［44］。

3　三号染色体的基因簇与免疫

2020年，重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y，GWAS）组在意大利和西班牙征集志愿者，对符合标准的志愿者进行基因分型和分析。通过做荟萃分析，他们发现有2个位点与COVID-19诱导的呼吸衰竭相关。这两个位点是3p21.31和9q34.2。其中3p21.31位点里包含6个与COVID-19有关的基因。这6个基因是SLC6A20、LZTFL1、CCR9、FYCO1、CXCR6和XCR1［45］，这6个基因相关的基本信息和发挥作用的机制见表1。同年，基于这项研究［45］，斯万特·帕博发现，能加重COVID-19的最相关遗传变异均处于高连锁不平衡状态，他开始调查这个位点与古人类有无关系。他还参考了由COVID-19宿主遗传学倡议（The COVID-19 Host Genetics Initiative）发起的研究［46］，分析了1 000个基因组项目中该基因组区域的所有5 008个单倍型，最后发现遗留在现代人体内的这个位点其实来源于尼安德特人。因此尼安德特人单倍型可能是一些人群中患重症COVID-19的重要因素。被留下基因印迹的人里，南亚携带者频率最高，欧洲和美国次之，东亚最低。这个发现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患COVID-19以后发展为重症的比例很低［47］。

表 1  古代渗入的基本信息及发挥作用的机制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ancient introgressive genes and their mechanism

古代渗入基因 分子全名 作用 隶属家族 发挥作用机制

STAT2基因 信号转导和转录激活因子2 抗感染 STAT家族 含ISGF3的STAT二聚体与IFN-I刺激反应元件（ISRE）结合，导致干扰素刺激基因（ISG）转录激活

OAS1基因

寡聚腺苷酸合成酶1/2/3

抗感染

OAS家族

病毒的dsRNA会刺激OASI、OAS2和OAS3，在干扰素的诱导激活下这些基因会表达，产生寡腺苷酸合成酶，激活以后会催化2'-5'寡核苷酸的合成。然后激活RNaseL，从而发挥免疫作用

OAS2基因

OAS3基因

TLR1

Toll样受体家族1/6/10

抗感染

TLR家族

白细胞中 TLR6、TLR1和TLR10的表达显着增加，而在现代人中，幽门螺杆菌的血清阳性率降低和对过敏的易感性增加

TLR6

TLR10

VIP基因

病毒互作蛋白

抗感染

VIP家族

原始现代人和尼安德特人之间的基因交流允许特定的病毒VIPs进行跨物种传播，使双方物种都具有对特定病毒的抵抗性

SLC6A20 溶质载体家族6，成员20

与COVID-19呼吸衰竭的遗传易感性相关

SLC6家族 作为脯氨酸转运蛋白在肾脏和小肠中表达。该基因的突变与高甘氨酸尿症和亚氨基甘氨酸尿症有关

LZTFL1 亮氨酸拉链转录因子1 LZTFL家族 可以通过调节β连环蛋白的核移位，抑制胃癌细胞的迁移和侵袭，发挥一定的抑癌作用

CCR9 CC趋化因子受体9型 CCR家族 基因及其专属配体趋化因子在多种恶性肿瘤中过度表达，与肿瘤增殖、凋亡、侵袭、迁移和耐药密切相关

FYCO1 FYVE和卷曲螺旋域自噬适配器1

与COVID-19 呼吸衰竭的遗传易感性相关

FYCO家族 编码Rab7衔接蛋白，该基因的突变会导致的疾病有白内障和包涵体肌炎

CXCR6

C-X-C基序趋化因子受体6

CXCR家族

是CXCL16的受体，在阑尾、淋巴结、胎盘、脾脏和胸腺中的表达最高，同时也表达于免疫系统细胞。它与它的配体都是免疫方面信号通路的一部分

XCR1 X-C基序趋化因子受体1 XCR家族 在DC介导的免疫应答、调节性T细胞的胸腺发育和胸腺自我耐受的建立中起着重要作用

SLC16A11 溶质载体家族6，成员11 突变致2型糖尿病发生 SLC16家族 SLC16A11突变会影响脂质代谢的异常功能，导致甘油三酯在肝组织中堆积，这种堆积与人类的胰岛素抵抗有关

EPAS1 内皮PAS结构域蛋白1 助于缺氧呼吸 EPAS家族 氧水平下降时会诱导这种基因，该基因的突变与家族性4型红细胞增多症有关

与重症COVID-19有关的这6个基因中有3个基因编码的蛋白质都是趋化因子的受体，分别是CXCR6、XCR1和CCR9。这3个受体和它们相应的配体作为免疫方面信号通路的一部分，介导细胞的趋化性，在机体对抗病原体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48-50］。其中CCR9作为β趋化因子受体家族的一员，目前被证明可以调节肺嗜酸性粒细胞的聚集［51］，这可能也与COVID-19有一定相关性。另外3个基因虽然不与趋化因子直接相关，但也同样在免疫过程中发挥作用。作为一种转运体，SLC6A20主要定位于质膜上，主要转运的是脯氨酸［52］。SLC6家族中的转运体需要Collectrin（一种ACE2的同源物，在肾脏氨基酸及Na+转运以及胰岛素的分泌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或者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SARS-CoV-2细胞表面受体）才能到达细胞表面［53］。SLC6A20在功能上与ACE2相互作用，因此研究人员将它视为与COVID-19重症有关的候选基因［45］。同时也有研究表明，SLC6A20表达增加可能导致ACE2蛋白水平增加和病毒摄取增加［51］。LZTFL1在纤毛细胞内高度表达，它能够调节气道纤毛的发生和功能，这对气道清除病毒起着重要作用。以COVID-19为例，如果该基因表达减弱，那么纤毛发挥的作用可能就会受到影响，气道清除病毒的效率会下降，进而刺激更多SARS-CoV-2在肺部积累，加重病情［54］。除此之外，在病毒感染的过程中，上皮-间充质转化（epithelial-mesenchymal transition，EMT）会导致SARS-CoV-2的两种细胞受体减少：ACE2和跨膜蛋白酶丝氨酸2（TMPRSS2）。研究表明，LZTFL1水平升高抑制EMT，而LZTFL1水平降低促进EMT［55］。所以当LZTFL1表达升高时，EMT会被抑制，那么前面提到的两种受体就无法明显减少，抑制SARS-CoV-2感染的效率也会大大降低。FYCO1编码Rab7衔接蛋白，它能够与LC3、PtdIns（3）P和Rab7结合，也能与自噬体外膜结合，所以研究人员又将它称为自噬膜和微管以及末端定向分子马达之间的适配器［56］。同时，FYCO1是连接ER衍生的双膜囊泡（冠状病毒的主要复制位点）与微管网络的关键介体［57］。

以上提到的6个基因在不同程度上都与免疫建立了一定的联系，抗击SARS-CoV-2的过程也与免疫密切相关。目前有许多的研究都在探究它们与COVID-19的关系，目前尚未阐明这6个基因具体是如何导致重症COVID-19的，但可以明确的是该基因簇是COVID-19患者的遗传易感位点［45］，它们可以成为COVID-19药物研发的切入点。

4　SLC16A11基因与2型糖尿病

截至2017年，2型糖尿病患者超过4.15亿，是全球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主要原因［58］。目前研究人员们已发现117种可能导致2型糖尿病的基因，而SLC16A11基因就属于其中一个。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SLC16A11基因与2型糖尿病密切相关，与前面提到的3号和12号染色体上的两个基因簇一样，这个位于17号染色体的基因同样来自于尼安德特人［59］。SLC16A11基因隶属于SLC16基因家族，这个家族也被称作单羧酸转运体家族。SLC16A11基因作为其中一员，编码蛋白质MCT11，它在肝脏、皮肤、肺、卵巢、乳腺、胰腺等部位中表达［60］。科学家们对SLC16家族做了分类，其中第一类成员的功能是通过质子耦合机制运输简单的单羧酸，如乳酸、丙酮酸和酮体。SLC16A1、SLC16A3、SLC116A7和SLC16A8都归为第一类成员，在最近的研究中，也发现SLC16A11是一种质子耦合单羧酸转运体，所以它可以发挥与其他4位成员相似的作用。人体细胞内存在着两种伴侣蛋白，分别是basigin和embigin，它们都由一个包含保守谷氨酸残基的单个跨膜结构域、一个短的细胞内C端和一个大的糖基化细胞外结构域构成，它们需要在SLC16家族第一类成员的帮助下才能到达质膜，才能在高尔基体中积累。如果它们的活性降低，可能会导致乳酸流出，进而影响糖酵解速率［58］。在小鼠体内被敲除SLC16A11基因，再将变异的SLC16A11基因编码的异常蛋白转入基因敲除小鼠体内后，研究人员发现，小鼠体内发生了脂蛋白的上调，这导致了更多的甘油三酯积累和胰岛素抵抗，这说明SLC16A11突变会影响脂质代谢的异常功能。在II型糖尿病患者中开展的研究也同样发现甘油三酯在肝组织中堆积，而这种堆积与人类的胰岛素抵抗有关，所以研究人员推测SLC16A11变异体可能通过调节脂质代谢来增加糖尿病风险，但如何直接导致代谢紊乱尚不清楚［61］。关于SLC16A11基因与2型糖尿病的研究还在继续，无论具体的机制如何，目前的研究都能为科研人员深入研究指明方向，对药物开发也提供了一定的指导，比如弥补因为SLC16A11突变导致的功能缺陷。

5　EPAS1基因有助于缺氧呼吸

随着现代人类迁出非洲，他们遇到了许多新的环境条件，包括更高的极端温度、不同的病原体和更高的海拔。这些不同的环境很可能充当了自然选择的有效途径，并促使人们适应当地的环境。最著名的例子之一是西藏人适应青藏高原的缺氧环境［62］。在高原缺氧环境下选择的最强信号来自EPAS1，一种参与缺氧反应的转录因子［63］。EPAS1也称为缺氧诱导因子2α（HIF-2α）。HIF转录因子家族由两个亚基组成，其中3个交替的α亚基（HIF-1α、HIF2α/EPAS1、HIF-3α）与由ARNT或ARNT2编码的 β 亚基二聚化。HIF-1α和EPAS1各自作用于一组独特的调节靶点，EPAS1的表达谱包括成人和胎儿肺、胎盘和血管内皮细胞。EPAS1中的蛋白质稳定突变与红细胞增多症有关［64］，表明EPAS1与红细胞生成的调节之间存在联系。但是在青藏高原EPAS1基因高表达的个体却与低红细胞数量相关。红细胞产生是对缺氧应激的常见反应，可能是EPAS1“西藏等位基因”的携带者能够在高海拔地区维持足够的组织氧合，而无需增加红细胞水平。关于EPAS1基因具体在缺氧呼吸时发挥作用的分子机制还有待考究。

6　展望

斯万特·帕博团队对尼安德特人和丹尼索瓦人的不断探索与发现，不仅开创了一个古人类基因组学的新学科，而且从生物、地理、历史角度完善了“走出非洲”这一人类进化学说。他的发现也给予古生物学很好的发展思路和前进方向，不仅加深了研究人员对古生物种群特征的了解，而且为他们的进一步溯源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同时该项研究紧紧跟随时代最新的分子生物学技术，比如优化回收DNA的手段、高通量测序的普及、完善构建基因文库等技术。这些新的方法、新的技术无疑为进一步开展人类基因组溯源提供了更好的途径。斯万特·帕博的工作为当代遗传学疾病研究、流行病学调查、免疫学等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面对全球性的疾病爆发，通过人类基因追溯工作，更能洞悉不同地区人种的基因差异性，有利于合理分配不同地区的医疗资源，以及公共卫生工作的进一步开展。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人们能通过对古人类基因组的研究，更好地理解现代人基因的来源与去向，攻克更多的疑难杂症，真正读懂老祖宗留下的信息，更好地去造福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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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选骏指出：人说“远古的馈赠：近现代人类基因溯源突破性进展”，我看“世界人种基因图谱”是最为可靠的历史典籍，想要伪造都很困难。

【中篇·世界人种基因的正论与反论】

【一、50000年前人类是一家，我们拥有共同祖先】

2007-05-09 探索

新的基因研究表明澳大利亚土著的祖先与其它现代人的祖先一样都来自于非洲

剑桥大学的研究人员最近宣称新的DNA证据证明了人类的“非洲起源说”理论，该证据表明地球上所有的人类都起源于非洲的一个小部落，该部落在大约50000年前移居世界各地。

来自剑桥大学和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的研究小组认为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土著居民的祖先也都来自于非洲这个相同的部落。他们称这项研究反驳了过去人们对“非洲起源学说”的怀疑。

领导这项研究的遗传学家Peter Forster博士说：“虽然以前也有人曾推测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土著都来源于相同的祖先，但是由于化石特征区别很大所以很难证明。”

他说：“而基因上的联系首次给予了我们证据证明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和新几内亚人都是非洲迁移来的特定人群的后代。”

这项研究认为非洲的早期智人在数千年前离开了非洲大陆迁往欧亚大陆。这些移民者取代了早期的人类，例如尼安得特尔人，而不是与他们杂交繁殖。

研究人员分析了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和来自新几内亚的美拉尼西亚人的线粒体DNA和Y染色体DNA，然后将分析后的这些数据与早期人类有关的各种DNA图谱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和来自新几内亚的美拉尼西亚人共同拥有一些基因特征，这些特征将他们与50000年前从非洲迁移走的现代人联系了起来。

至今造成人们怀疑人类“非洲起源说”理论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澳大利亚发现的一些证据不一致。在那里发现的一些头骨化石和残留工具与那些非洲早期移民生活的南亚沿海地带发现的有着明显的区别。

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差异的存在是因为早期的移民者与当地的直立人杂交繁殖所造成，也可能是因为后来又有一批来自非洲的移民。这两种解释都将破坏现代人单一的共同起源理论。

但最新的研究显示没有来自直立人的遗传基因特征，这表明澳大利亚的移民者没有与直立人杂交繁殖，他们与其它欧亚大陆上的人有着共同的直接的祖先。

在50000年前非洲人迁移的时候，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被陆桥连接在一起，这块区域与欧亚大陆之间被狭窄的海峡分割开来，例如位于印度尼西亚的华莱士线（澳洲和亚洲两个动物区系分区之间的假设分界线）。大约在8000年前，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之间的陆桥被淹没。

这项新研究还解释了为什么澳大利亚的化石和考古学记录会与其它地方的发现的不同。

DNA特征显示澳大利亚人和美拉尼西亚人在人口进化上是相对孤立的，但他们拥有共同的基因特征。这表明在非洲人迁往澳大利亚后，几乎没有其它的基因流入该大陆。

这项研究被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最新一期上。

【二、科学家用基因手段证明澳大利亚土著源于非洲】

2007-05-11 科技日报

众说纷纭的澳大利亚土著起源问题近日有了新的答案。英国科学家利用基因手段证明，澳大利亚土著源于非洲。这个结论有可能会结束有关人类起源究竟是“非洲起源”还是“多地区起源”的争论，表明地球上所有肤色的人种均为5万年前非洲人的后裔。 

对于人类起源问题，目前国际学术界有很多理论。最著名的包括“非洲起源说”及“多地区起源论”。非洲起源说认为，人类共同的祖先来自于5万年前的非洲。多地区起源论则认为人类是在世界不同地区分别完成的起源和进化。而非洲起源说最大的理论障碍就是如何解释澳大利亚土著的起源，因为在澳大利亚所发现的一些头骨化石和残留工具，与那些生活在南亚沿海地带非洲早期移民有着明显的区别。 

澳大利亚四面环水，孤立在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之中，其土著居民更是别具一格。他们有着宽鼻子、厚嘴唇、深色的眼睛、棕色的皮肤、头发为波浪形。持非洲起源说的人类学家认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头发为波浪形，与非洲黑人非常相似，应属非洲人种。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澳大利亚人与欧洲人一样，有着发达的体毛和狭窄的鼻子，其体征接近欧洲人，因此他们应是来自欧洲。还有的学者将澳大利亚的凯洛尔人头骨和印度尼西亚的瓦贾克人头骨相比较，发现两者大同小异，据此认为澳大利亚人是由亚洲现代人发展而来。也有的学者认为，澳大利亚土著是由早期的移民者与当地的直立人杂交繁殖所产生。 

由剑桥大学和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的研究人员组成的研究小组，分析了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和来自新几内亚的美拉尼西亚人的线粒体DNA（母系）和Y染色体DNA（父系），并提取了现代土著人及亚洲人群的血样，然后比较各种不同的DNA谱系。研究人员假设了一个DNA的平均变化率，通过计算DNA样本的变化，可以追溯出人类起源的分支交汇点，并可计算出人类祖先到达世界各地的时间表。结果显示，澳大利亚人共具有四个DNA分支，而这四个DNA分支的祖先都是距今7万年前至5万年前的非洲现代人。最新的研究还显示，澳大利亚土著人的遗传基因中，没有来自直立人的遗传基因特征，这表明，澳大利亚的早期移民并没有与直立人杂交繁殖，他们与其他欧亚大陆上的人有着共同的祖先。 

科学家推测，5万年前，当亚欧大陆板块仍连接在一起时，非洲人首先迁移到了欧亚大陆。当时的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之间没有像今天这样深的海洋，海峡之间也很狭窄，直到8000年前，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之间的陆桥才被海洋淹没。早期的定居者可能是穿越了澳大利亚和邻近的新几内亚岛大陆桥，到达澳大利亚定居下来。 

领导该项研究的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的福斯特博士表示，科学家早就猜测澳大利亚土著人与新几内亚人有着共同的祖先，但由于化石记录的结果差异太大，一直难于证明。这次最新的研究结果首次发现了他们之间的基因联系，证明他们均源自非洲。一些研究人员认为，最新的研究结果为人类起源的“多地区起源论”敲响了丧钟。

【三、从欧亚大陆人类基因分析图谱看欧亚人种分布】

2007-05-12

从上述两张分析图中我们可以看出，北方汉人同南方汉人比较起来，的确在基因上显示出了很大差异。我们以往曾经认为，由于我国历史上几次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北方汉人的血统应当稍微较南方汉人接近于阿尔泰，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北方汉人（华北、东北、）在基因上应当是在接近平分基础上的阿尔泰基因大于原汉族基因，而南方汉人则基本上保留了汉族血统，越人、马来和苗瑶血统只占二、三成的样子。但是，从科学基因分析图上我们可以看出，结果却是北方汉人更加接近于先秦时期的原始汉人，而同化成分较大的，应当是南方汉人。

我想说的第二点，就是我们可以从第二张基因分析图中看出，距离汉族基因成分中心区（即我国北方）的陆地距离（实际曲线行进距离，非直线距离）越近的地方，M9的成分越大。现在，我们说汉族的代表基因是蓝色基因，而拥有这种蓝色基因的人种在学术界被称为蒙古人种（这种称谓只是个代号，蒙古人种和蒙古人不是一个概念）。那么，我们从第一张基因分析图中可以看出，M9的传播范围很远，在广大的通古斯地区、东北欧、南亚、东南亚都占有很大成分。我个人认为，M9是欧亚大陆除西欧以外的普遍原始基因，这也同时验证了M45是由M9分离出来的。另外，蒙古人当时对整个欧亚大陆的远征，其实也是M9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除去蒙古人自身携带的M9不论，蒙古骑兵当时的确带着很多掌握先进技术的汉人。只是我不知道，这些汉人是否同样享有蒙古骑兵的初夜权。如果有的话，那么原因就很好理解了，不过我认为这种汉人同样享有初夜权的情况几乎不存在，除非当时那些汉人直接参与了蒙古人的屠城和奸淫妇女行为，而且后代大多成功存活了下来，否则这一点很难解释。这一点有待我从史籍上进行更进一步的考证。但是就目前来讲，我更加倾向于M9是在很早就普遍存在的一种欧亚黄种基因，只不过汉人的基因出奇的纯净罢了。这一点“出奇”似乎在第一张基因分析图中很难得到解释，因为当时蒙古人在中国也有初夜权，即使当时中国人为了保持民族性纯洁而杀死第一胎。况且中国北方汉人不可能没有阿尔泰基因。但是一旦我们仔细分析第二张基因分析图，我们就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了汉族血统所谓“出奇纯洁”的原因，其实是因为阿尔泰血统、汉人血统、越人血统、马来血统和苗瑶血统其实都包含M9基因。

第三点，就是汉族血统中有关M45的来源。我们可以参照Uighur(维吾尔人)等民族的基因成分来看，我们会发现，M45主要分布于西南亚，也就是说，这个另外一个黄色人种基因的来源也许出自这里。其实，M45和M20是从M9中分离出的两个基因。M20主要存在于印度。另外我要强调的是，美洲的黄种人其实就是M45基因。这种基因是从西南亚通过西伯利亚，从白令海峡迁移到美洲的。

第四点，我们新疆维吾尔人的基因和塔吉克舒格南人（接近于我国古代新疆和田人）的基因有一点显著区别，就是我们新疆维吾尔人没有塔吉克舒格南人的欧洲基因和黑矮人基因。

下面提一些我的疑问，这些疑问都有待于我查阅一些相关研究资料之后再作分析：

1、为什么黑矮人基因（YAP）在希腊、中亚存在的同时，又同时在日本、韩国和蒙古出现？为什么偏偏越过了汉人？难道是通过通古斯地区传播的？那么北方汉人的血统中就会有黑矮人基因。难道是通过海上移民？那为什么偏偏绕过了南亚半岛而在中南半岛上零星出现？

2、M9在欧亚大陆上的传播路径，是否和匈奴人、蒙古人的远征有直接关系？因为据《史记》叙述，匈奴人其实是夏人，原本居住在黄河流域的夏人被来自西部的商人击败后，被后者流放至北部草原。也就是说，匈奴人可能带有相当纯洁的汉人基因M9。那么，西迁的那一部分北匈奴后来定居的匈牙利，是否也存在大量的M9呢？匈牙利的民歌很类似于陕北的信天游，而且民间很多风俗习惯都和我国西北汉人有类似的地方。

再有就是，Nenets人，据我查阅相关资料，已经为俄罗斯人所统治的他们所信奉的宗教，除了东正教以外，还有通古斯阿尔泰民族信奉的萨满教。有专家称，他们其实是我国古代的丁零人的后裔。是否真的如此？

3、暂且放下这些科学基因分析不谈，从历史角度来看，我国民族基因成分中不可能没有中亚民族的基因成分。在唐、元两朝，不少色目人与汉族通婚，尤其是在元代，逐渐形成了回族。回族与汉族的通婚融合，使得我们汉民族中的一部分人体内不可能不带有中亚、西亚人种的M45、M89、M17和YAP黑矮人基因。难道这就是我们汉人基因中的4﹪的M45的由来？

4、朝鲜半岛自古历来是汉人躲避战争的迁徙地。那么，他们的M9是由于这部分汉人的民族融合，还是由于朝鲜民族的起源是在中国北方东北长白山，他们的祖先本来就带有M9基因？抑或二者因素都有？

5、M130的传播途径是什么？为什么在西亚、通古斯、朝鲜半岛、日本群岛、南亚、中南半岛和大洋洲都有M130的存在？似乎又把汉人这一段过渡地带跳过去了。为什么？

注：

黄色M89基因是中东基因

浅蓝色M17是白种基因

蓝色M9和绿色M45是黄种基因

棕黄色M130是澳大利亚土著基因

黑色YAP是棕种基因

【四、分子人类学所见历史上闽越族群的消失】

（汉人与印欧人是仅有的两大超级族系！） 

zilanren Sat Jun  2 2007  

李辉：《分子人类学所见历史上闽越族群的消失》,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9 卷第2 期,2007年3月。 

谁能给张看得清行政地理分布的《各地汉族群体中Y染色体O1单倍群频率的地理分布图 》

這裡是語言學論壇，不要再討論人類遺傳問題！

首先，用粒線體和Y染色體探討人類起源原本就是一個備受爭議的方法。

這兩種方法只能回答父系祖先和母系祖先，但是對於成千上萬的其他祖先，

這個方法完全忽略。譬如每個人都有父母兩個一代的祖先，有祖父母四個

兩代的祖先，有曾祖父母八個三代的祖先，每代都會倍增，到了七十代祖先，將會有2^70 =1.18059162 × 10^21個祖先，當然實際上沒這麼多人，絕大部分是重複的，但是少說應該有幾十萬人。但是上面兩種方法，

只討論其中之二的祖先，其他的祖先呢？完完全全忽略了。所以要研究人類起源和遺傳，本來就要所有DNA都要考慮，等到全部DNA變異都研究清楚了，人類遷徙才有比較清楚了輪廓。但是就算到了那個時候，語言變異也無法完全了解。因為人類的語言不是單從父母配偶而來的，

也包括從朋友，同行而來，而且這部份已知是語言變化的重要源頭。

所以語言的變化不是單靠基因就能決定的。所以我希望不要再這裡討論人類遺傳問題！因為它遠遠不能了解語言的變化問題！（劉志宏）

【五、全球首个黄种人基因组图谱诞生】

综合广州日报、深圳商报报道 2007-10-12

一个身份被严格保密的黄种人的“基因身份证”———“炎黄一号”，昨日在深圳揭开神秘面纱。深圳科学家介绍，这是全球第一例中国人标准基因组序列图谱，也是全球20亿黄种人的第一个个人基因序列图。10年内，可能只要花费1万元，每个中国人都可以拥有一张个人“基因身份证”。 

组图有助防治黄种人疾病 

第九届高交会上，“炎黄一号”的黄种人基因组序列图谱板足足有几十米长，写满密密麻麻的科学符号，据称这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该项目负责人之一、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王俊博士形容，如果将一个人的基因组序列写成一本书，书的厚度将与深圳帝王大厦的高度相媲美。 

王俊表示，首个黄种人基因组序列图谱的成功绘制，不仅成功破解了黄种人独特的生命密码，更重要的是将帮助科研人员找出与黄种人主要疾病更有针对性的变异基因，例如哮喘、糖尿病、心脏病和癌症等，从根本上改进疾病的预防和治疗措施。 

10年内“基因身份证”仅万元 

王俊介绍，目前完成的“炎黄一号”的黄种人基因组序列图谱只是全部研究工作的第一步，第二步是选取100人做出黄种人基因组标准序列图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黄种人的个体化医疗体系。 

王俊表示，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绘制的第一个白种人的基因组耗资20亿美元，而中国的研究团队绘制“炎黄一号”的黄种人基因组序列图谱花费2000万人民币。目前，在美国为个人进行所有的基因检测费用高达2000万美元，在国内个人进行同样检测的价格也达到200万人民币，因此现在还无法普及完整的基因检测。但10年内，可能只需花费1万元，就可以为每个中国人绘制一张“基因身份证”。 

“基因密码”将严格保密 

首个被绘制基因图的个体的身份将被严格保密。据悉他是一名中国男子，没有已知的疾病，身体相对健康。 

科研人员介绍，由于基因图谱隐含着每个人与生俱有的秘密，他的个性、欲望、疾病、甚至精神状况，可以说是一个人的生命密码，用得好可以造福人类。但“密码”一旦被他人获知，也可能成为个人命运的“陷阱”，某些有遗传缺陷的人可能在就业、交友、婚姻等诸多方面被限制，甚至基因方面的特征被非法利用。科研人员还指出，基因与人类健康、生活方式和外界环境之间的关系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因此广泛推行基因检测的做法并不成熟。有时，盲目轻信所谓的基因检测结果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可能会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首个完整中国人基因组图谱炎黄一号绘制完成来源：广东省医药卫生信息网 点击数：97 更新时间：2007-10-12 文章录入：KLeom 

我国科学家11日对外宣布，他们已经成功绘制完成第一个完整中国人基因组图谱 （又称 “炎黄一号”），这也是第一个亚洲人全基因序列图谱。该项目是我国科学家继承担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1％任务、国际人类单体型图谱10％任务后，用新一代测序技术独立完成的100％中国人基因组图谱。专家表示，这项在基因组科学领域里程碑式的科学成果，对于中国乃至亚洲人的DNA、隐形疾病基因、流行病预测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该项目由来自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生物信息系统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及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研究所的科学家共同发起并承担。该项目执行博士王俊说，遗传保证了生命的延续，而突变产生了不同物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同族群有着各自独特的遗传背景，对不同病的易感性也可能不一样。只有真正了解基因与疾病的关系，才能根据每个个体的基因进行疾病预测和检测，及早做出预防方案或进行针对性治疗。 

王俊说，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中华民族，在长期的进化发展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生活方式和习惯，对环境适应和疾病的发生也有着不同于其他族群之处。建立中国人和亚洲人的参照基因组图谱，有着不言而喻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王俊透露说，自1999年正式加入“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以来，该合作研究团队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学前沿，在基因组研究领域积极参与国际协作，先后参与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人类单体型计划”等。同时对完成数个重要动植物基因组图谱绘制，包括水稻、家蚕、家鸡、家猪等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基因组学研究领域跻身国际前列。 

王俊说，近年来测序技术新的进步，极大加速了解码生命的进程，成本降低了几个数量级，时间也大为缩短。在此前提下，该合作研究团队提出了“炎黄计划”，即绘制中国人基因组序列图谱和多态性图谱的研究设想。 

“如果将这个基因组序列写成一本书，高度将与384米的深圳地王大厦相同。”王俊这样描述合作研究团队的工作量。到10月初，该合作研究团队已经完成了第一个中国人的基因组序列图谱的测序工作，下一步将是进行上百个乃至更多的个体基因组分析，发现亚洲人基因组多态性的规律。 

揭秘首个中国人基因图谱 叠起来竟厚100米来源：东方今报 点击数：21 更新时间：2007-10-12 文章录入：KLeom 

一个身份被严格保密的黄种人的“基因身份证”，昨日在深圳揭开神秘面纱。来自深圳一家研究院的科学家在昨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这是全球第一例中国人标准基因组序列图谱，也是全球20亿黄种人的第一个个人基因序列图，对于中国乃至亚洲人的DNA、隐形疾病基因、流行病预测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 

成果：图谱叠起来厚100米

第九届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一号展馆，第一个完整中国人基因组图谱（又称“炎黄一号”），以一系列神秘的符号展现出来。这些神秘的符号揭示了某个人的遗传密码，他的祖传命运以及未来可能发生的病变。“炎黄一号”研究人员之一、年仅31岁的博士王俊介绍说，这只是他们绘制的首个黄种人基因图谱极少的一部分内容。“基因图谱全部测序数据打成文字排成书，其厚度可达100米。比深圳最高的大楼地王大厦还高。它们是由两台每秒万亿次计算机集群日夜不停工作半年计算出来的结果。”

据介绍，这一被命名为“炎黄一号”的黄种人基因组研究项目，由来自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生物信息系统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以及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的200多名研究人员共同完成。这个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5岁。

影响：祖先的厄运不再重演

据介绍，众多危害人类健康的疾病都与人体内变异的基因片段密切相关。然而，对于像心脏并癌症、糖尿并哮喘等，这一类严重威胁人类生命健康的疾病，与之有内在联系的变异基因序列一直以来都很难被直接发现。只有真正了解基因与疾病的关系，才能根据每个个体的基因进行疾病预测和检测，及早做出预防方案或进行针对性治疗。

王俊和他的同事完成的，正是绘制属于个人的基因图谱。他介绍说，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将可能人手一份“基因身份证”，里面记录了只属于你自己的遗传信息。特别是某些遗传病缺陷会被早发现早治疗，祖先的厄运因此不必在你身上重演。

王俊预言，首个黄种人基因组序列图谱的成功绘制，不仅标志着科学家成功破解了黄种人独特的生命密码，更重要的是将帮助科研人员找出与黄种人的主要疾病更有针对性的变异基因。

据了解，今年以来，全球宣布完成个人基因组图谱的就有两人，但他们所完成的均是白种人的基因组图谱。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炎黄”项目发言人叶佳介绍说：“不同人种之间的基因差异客观存在，由于黄种人突变位点与白种人不尽相同，了解了黄种人的基因组信息，才能针对中国人进行疾并健康方面的相关研究。”“目前完成的黄种人标准基因组序列图谱，好比为20亿黄种人绘制了一个遗传地图，根据这份遗传基因"地图"，科研人员可以通过对黄种人突变位点的追踪，更容易地发现与独特人群有关的主要疾病基因，例如哮喘、糖尿并心脏病和癌症等，从而提供个性化的疾病预防和治疗。”

将来 10年后万元可获“基因身份证”

王俊介绍，目前完成的“炎黄一号”的黄种人基因组序列图谱只是全部研究工作的第一步。“第二步是选取100人做出黄种人基因组标准序列图谱。在这个基础上建立黄种人的个体化医疗体系。”

据了解，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绘制的第一个白种人的基因组耗费20亿美元，而中国的研究团队绘制“炎黄一号”的黄种人基因组序列图谱花费2000万人民币。目前，在美国为一个人进行所有的基因检测费用高达2000万美元，在国内的价格也达到200万元人民币。因此目前完整的基因检测还无法普及。

但王俊说，到2010年，在现有科学发展水平上为一个人绘制出基因图，可能只需要20万元，10年内，可能只需要1万元就可以为每个人绘制一份基因身份证。这对于个人的意义，简单地说，拥有了自己的基因图谱后，就可以像查字典一样，把生病的器官最根源的决定者找到。到时候，用基因疗法看病就如釜底抽薪，直截了当而且立竿见影。

秘密 这个样本姓甚名谁

谁是第一个被绘制出基因组序列图谱的幸运儿？这个被选出来作为全球20亿黄种人代表的人具有典型性吗？根据相关试验进行的测序是否存在误差？昨日，王俊代表他的研究团队回答了读者对这一神秘科学研究的疑惑。

据王俊博士介绍，首个被绘制基因图的个体的身份将被严格保密。但他是一名汉人，身体健康，是从一般黄种人中选取的。没有已知的疾病，身体相对健康。

科研人员介绍说，由于基因图谱隐含着每个人与生俱有的秘密，他的个性、欲望、疾病甚至精神状况，可以说是一个人的生命密码，所以利用得好就可以造福人类。但是密码一旦被他人获知，也可能成为个人命运的“陷阱”，某些有遗传缺陷的人可能在就业、交友、婚姻诸多方面被限制，甚至基因方面的特征被非法利用。

“基因与人类健康、生活方式和外界环境之间的关系还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因此广泛推行基因检测的做法并不成熟。有些时候，盲目轻信所谓的基因检测结果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可能要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王俊还透露，在“炎黄一号”后，将启动“炎黄99”，征集99名志愿者——中国多民族、东亚地区不同国家人群的志愿者，逐一分析个体的基因组图谱，从而建立黄种人特异性的高密度、高分辨医学遗传图。从而为下一步将基因测序分析用于临床医学提供依据。 

【六、黄种人基因图谱：破译中国人的生命天书】

广东省医药卫生信息网 2007-10-12

将成看病重要依据——— 

十年后，我们在国内的医院看病时，一个医生很可能同时开出两张甚至更多的药方。 

一张和现在的没什么差别，是针对病人所患病症开的治疗处方，比如拉肚子就对症下药开一些消炎、止泻或助消化类处方；另一张则是一纸“预言书”，医生能“看”到病人今后可能患什么病，然后还能给出预防措施，指导他如何生活、如何工作。 

这不是科幻，也不是算命，这是全球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家都在致力研究的一项课题——绘制属于个人的基因图谱。在不久的将来，人类将人手一份“基因身份证”，里面记录了只属于你自己的遗传信息。特别是某些遗传病缺陷会被早发现早治疗，祖先的命运因此而不必在你身上重演。 

但目前，世界上仅有的两张个人基因图谱都属于美国人。中国人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自己的“黄种人基因图谱”呢？ 

广东省深圳市盐田区的北山工业区，一栋11层的高楼内，在8至11层分布着多个实验室，有的实验室还在继续建设中。在这里，百余名中、青年专家正在紧张地工作。在测序实验室里，5台新一代测序仪在24小时不间断地运行。这里就是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今年年底之前，人类首张“黄种人基因组图谱”将在这里诞生。 

“对世界上超过20亿人口的蒙古人种进行测序得到的图谱可以用于这一人种遗传病的识别及追踪。为黄种人的基因研究和疾病治疗提供更准确和更有针对性的‘基因标准图库。’” 

为解读黄种人“生命天书”， “炎黄计划”秘密在深圳开始 

2003年4月14日，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与中国6国科学家参与、被誉为“生命科学登月计划”的人类基因组计划，完成了由30亿个碱基对组成的人类基因组DNA的关键序列图的测序工作，6国政府首脑为此共同发表了“人类基因组计划”宣言。 

人类基因组计划1990年启动，标志着人类系统“解码”生命的开始，该计划历时约13年，耗资40亿美元。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完成奠定了人类认识自我的基石，推动了生命与医学科学的发展。 

有了基因测序，研究者就可以从中找到被认为与基因有关的疾病、智力、冒险精神、信仰和性格等问题的“密码”。 

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测定的只是白种人的基因组，而不同人种之间的基因差异客观存在。了解了黄种人的基因组信息，才能针对中国人进行疾病、健康方面的相关研究。 

因此，从去年开始，一项被命名为“炎黄计划”的研究项目在深圳展开。这同时也是我国科学家与英国桑格基因组研究院合作进行的千人个体基因组多态性研究的一部分。这一合作研究计划的主要内容是，以新一代测序设备和高性能计算机技术为支撑，通过对白、黄、黑三大人种进行大样本的全基因组测序和序列比较，探索人类基因组在不同人群中的多态性分布和变化规律。 

深圳华大基因有关负责人说。“中国要有自己的数据和参考样本，才能解决中国人特有的疾病遗传问题，进而掌握中国自己的基因检测技术。” 

黄种人的疾病基因和白种人差别不大， 但和黑人差异巨大 

中国工程院院士程书钧一直在从事流行病学方面的研究。他发现，近年来，大量的流行病学调查研究结果显示，某些疾病的发病率在种族之间存在差异。比如我国不同民族间高血压的发病率存在很大的差异。对比国际资料，该病的发病率在黄种人中是最低的。而白种人发病率为5%-7%，在黑人中更高达20%-30%。 

原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校长、现任浙江大学医学院院长的巴德年院士对此也有同感：“在一个基因当中，只差一两个核苷酸就可使人体对疾病的反应不同，人体对疾病的感受、对疾病的抵抗不一样。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其实很小，有时就是在某个基因当中相差一个核苷酸，这种现象就是‘单核苷酸多态性’。” 

但这种差异究竟从何而来呢？ 

科学家研究发现，不同人的基因组至少有99.99%的碱基对是相同的，只存在不到0.01%的差异。但这一被称为“单核苷酸多态性”的DNA链上单一碱基对的变化，不仅决定了人们是否易患某些疾病，也决定了不同种族之间在身高、肤色和体型等方面的差异。当然，目前科学家对其中的关系还知之甚少。 

不过研究已经能够显示，白种人和黄种人之间几乎差异不大，但与黑种人之间差异比较大。2004年，美国FDA据此推出了一种“种族型药物”。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这种药过去曾经有过，但没有被批准，因为白种人服用后没什么作用；后来偶然在1050例黑人中做测试，发现效果良好。于是FDA批准这个药专门给黑人用。这也是世界上第一个批准的“伦理型的药物”。 

“人类疾病和基因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关系。虽然基因组测序工作已全部完成，但到目前为止真正搞明白的只有两万多个基因，还有很多基因的功能不清楚。”程书钧研究员说，“研究表明，基因在遗传方面对于前列腺癌，大肠癌跟乳腺癌三种肿瘤的影响可能分别占到40％、30％、20％左右。” 

“为了能更好的了解黄种人的基因与复杂性疾病的关系，我们急切的需要一张真正的黄种人特有的医学遗传图谱。利用这张图谱，我们才能全面筛选黄种人群特异性的疾病基因，为后期基因预测、预防医学研究做好铺垫。” 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拿到个人基因图谱并不能“安枕无忧” 

那么是否我们拿到了基因图谱以后，许多复杂疾病的防控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呢？ 

答案是否定的。卫生部最近公布的《2006年城乡居民主要死亡原因》统计显示，恶性肿瘤已成为我国城乡居民的首要死因，居去年居民死因之首。 

程书钧研究员告诉记者，肿瘤的发生与遗传有关，但遗传因素并不能起决定作用。绝大多数肿瘤的发生是遗传背景的易感性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并且在某种程度上环境和生活方式起到了更大的作用。所以说肿瘤不是父母给的，是可以预防的。 

“人类的肿瘤，绝大部分并不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 程书钧研究员强调，疾病都是每个人的基因型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从个人基因组图谱中获得的知识，还要与环境因素结合起来考虑。 

“有些遗传性相关的疾病，比如与乳腺癌有关的两个遗传基因，一个叫BRCA1另一个是BCRA2，如果这两个遗传基因发生突变，这种人群到40岁左右，70％左右会得乳腺癌。” 程书钧举例说。“由遗传基因突变所致的肿瘤大约不超过5%，即95%的乳腺癌是散发的，并不是由遗传基因突变所引起的。 

因此，对于绝大多数常见的肿瘤来说，个人基因图谱只是提供参考信息，不能因为某个人的某个基因的缺陷，就认定其将来一定会患肿瘤。此外，蛋白质的表达、修饰也并不完全由基因来决定，后面还有一系列的复杂生命过程。DNA不能决定一切。” 

显然，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但是，随着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这方面研究的进展还是很快的。最近，关于乳腺癌愈后的基因表达谱检测芯片已经获得美国药品检验部门的批准，这是一个里程碑式的进步。 

“坏基因”不能决定一切， 以此为依据，有针对性的预防是关键 

巴德年院士介绍说：一种遗传基因叫APOE，它有许多种(型)，其中是APOE4的人非常容易得动脉硬化，可是APOE3型个体却不容易得此病，两型蛋白基因之间只有一个核苷酸的不同。研究人员进行有关动脉硬化病患者全球调查的时候，发现新几内亚的人有APOE4的人特别多，但新几内亚人得动脉硬化的人却不多。后来，流行病学家经过实地调研后发现，原来新几内亚的人很少吃肉、吃油，基本上以素食为主，所以动脉硬化病人少。 

但在调查中突然发现有一类人群动脉硬化特别是冠心病突然增加，经过了解才知道这些患病者都是矿工，因为矿主为他们免费提供的午餐是麦当劳、汉堡包，几年下来出现冠心病的矿工增多了。 

“这就说明如果你有APOE4，但你注意节食，就可以减缓或不得动脉硬化；但如果你是APOE4，仍不注意饮食，你得动脉硬化的几率就会大大增加。” 巴德年院士表示，已知APOE4不仅和动脉硬化关系密切，而且与老年痴呆也非常相关，APOE4的人得老年痴呆的几率是APOE3的人的6倍。用通俗的话说，APOE4是个“坏基因”。因而，从医学角度，从预见、预防的意义上说，如果你是APOE4，你最好别干这样两种活儿：拳击和踢足球。 

2006年《科学》杂志上的一篇文章认为：如果两个等位基因的位点都是“C”的话，这个人就容易胖，肥胖指数比其他型的高两个半。但是调查了5个从事不同职业组后，其中的“护士组”不符合这个规律，尽管她们的等位基因的两个点都是“C”。原因是护士是最注意保持形体的人群，保持形体实际上就是保持健康。 

“这说明，个人基因组图谱具有‘两面性’。” 程书钧说。如果合理正确地使用它，把它作为认识某些单基因疾病或复杂疾病的重要的参考信息，是非常有用的；反之，过度地解释和夸大这张图的作用，特别是夸大其在复杂疾病诊断上的作用，在当前医学研究还不是很完整、人类对很多疾病的认识还很肤浅的情况下，往往可能适得其反、造成危害。 

未来看病时，医生会问你"基因图谱带来了吗" 

未来在看病时医生和病人之间可能是这样的：“你基因图谱带来了吗？” 巴德年院士认为：“对一名临床医生来说，重要的是看完病人的基因图谱后，应该根据自己的医学知识断定病人很容易发生什么问题，应该采取什么措施指导他在生活中加以预防，还应该根据病人的特点开什么样的处方指导他的生活。”巴德年院士提出“3P医学”(预见、预防、治疗个体化这3个词的英文开头都是P)概念。 

“我主张搞基础的、搞药物的、搞临床的应该相互结合，搞医的甚至应该和搞工的相结合，才能产生新的药物、新的疗法，最后在祖国大地构筑属于中国人的新的医学。” 

“利用医学遗传图谱，建立包括可用于筛查疾病相关基因的分子标记集，大规模筛查黄种人群特异性疾病。”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有关负责人谈到绘制完成黄种人个人基因图谱后的工作时说，“我们初步选择高血压、高血糖、血脂异常、骨质疏松四种高发多基因复杂疾病，通过疾病和正常个体的比较，识别出疾病表型强关联性遗传多态性位点组合，用于这些疾病的预测。” 

大批名人排队争购个人版基因组图谱 

2007年5月31日，诺贝尔奖获得者、被誉为“DNA之父”的美国著名科学家詹姆斯?沃森获得了全球第一份个人基因组图谱。研究者可以从中找到被认为与基因有关的疾病、智力、冒险精神、信仰和性格等问题的“密码”。 

2007年5月31日，诺贝尔奖获得者、被誉为“DNA之父”的美国著名科学家詹姆斯?沃森，从美国贝勒医学院人类基因组测序中心和“454生命科学公司”负责人手中，接过装有他个人完整基因组图谱的数据盒。这个特殊的小盒中包含了沃森本人基因组的所有信息，也被称为沃森的“生命天书”，他的个人生命信息从此将可以“一览无余”。 

沃森的“个人版”基因组图谱引来一大批科学家与名人纷纷效仿，正在排队准备进行基因测序的人包括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美国著名电视主持人拉里?金和微软公司创始人之一保罗?艾伦。每位名人的基因组都将被排序，制作成光盘，公布在网络上。此外，沃森还私下推荐球星韦恩?鲁尼、名模凯特?莫斯等英国明星作为出基因组光盘的候选人。 

美国“X”奖基金会去年宣布，设立一项金额高达1000万美元的奖金，激励科学家进行绘制人类基因图谱的竞赛。“X”奖基金会希望这笔钱能激励科学家在10天内绘制出100个人的基因图谱。基金会还提供了100万美元的额外奖金，为100个名人、科学家和亿万富翁破译基因密码。这100个人包括微软公司创始人之一保罗?艾伦与搜索引擎GOOGLE的合作创始人之一拉里?佩奇等。 

“这一举措能够加速个人基因图谱时代的来临，到时候，每个人的患病倾向、药物反应和其他趋势都将被单独绘制出来。”美国人类基因研究协会的负责人弗朗西斯?柯林斯说。 

“今后更多‘个人版’基因组图谱的陆续问世，将有助于科学家理解不同种族之间差异所在，并得出带有普遍规律的科学认知；也将使得基因治疗、药物治疗更加个性化，更具针对性。” 程书钧研究员说。 

技术使个人版基因图谱测定“便宜”了几十亿美元 

1990年启动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用了10年时间才完成草图绘制，而且成本超过40亿美元。而詹姆斯?沃森的基因组图谱绘制采用了新的测序技术，使耗时和成本大幅缩减。这意味着“个人版”基因组图谱走向公众将很快成为现实。 

据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有关负责人介绍，2006年下半年，新一代DNA测序仪面世，速度提高了上百倍，成本大大下降，使得测定一个人基因组的费用由当初的30亿美元可以下降至几十万美元，并有望在数年内降至千余美元的水平。随着技术的不断突破，一台新一代测序设备的工作量能够达到100台传统测序仪的水平，这也大大降低了科研成本。 

“科学仪器的自动化程度提高和工作成本的下降，使得绘制首张黄种人基因图谱具备了现实的可能性。”这位负责人介绍说。

【七、吐火罗基因历史学——颠覆曾经的推测】

2008-11-25 回复

世界吐火罗学已经达到了很大的高潮，不过也有很多想象力丰富的历史学家擅断吐火罗人的上古和太古史，但这些都是不科学的。

目前我们知道吐火罗属于西欧语系的，意思是吐火罗的祖籍来自于阿尔卑斯。欧罗巴人种主要的基因来自R1a族、R1b族和I族，这就是欧罗巴人的三大基因族。

可以这样估计，在太古时期，人类都以最原始的氏族为单位，仇视敌对部落，所以每个民族血统都比较单一。但在上古以后，由于原始国家的出现，社会工具的大发展，人口规模的长进扩充，使其远途迁徙和对人口劳动力的渴求成为可能，所以从这个时候起，欧亚大陆各原始部族之间开始发生不可逆转的大融合。

什么是吐火罗人的基因？首先我们都能肯定，吐火罗的语言属于西欧语系，是凯尔特语族的近亲。凯尔特人是太古欧洲中部、南部和西部的主人，是一种原始欧洲人。但从上古起，大量雅利安、斯拉夫人的进入，凯尔特人作为一个民族，几乎已经在很多国家已经不存在。幸好，在苏格兰和爱尔兰却留下了两个比较封闭的凯尔特民族，为我们研究提供了相当大的生物资料。

上古以来的民族都是移动的，所以我们必须确定一个路线图，这个路线图非常关于一个种族的形成，可以打个比方。Ａ族是一个比较单一的游牧民族，他的血统定位Ａ。然后迁移到Ｂ族土地，那么他的血统很有可能就会成为Ａ+Ｂ。最后又迁到Ｃ族范围内，那么他的血统极有可能变为Ａ+Ｂ+Ｃ。而语言也有可能变为三者综合，或者干脆失去过去的语言。 

历史上的吐火罗人恰恰没有完全失去凯尔特语，而是和迁徙途中的其他种族形成了一个新语系－－吐火罗语，这个吐火罗语和古代雅利安语有一定亲缘性，说明他们通过雅利安人区，或者他们最后落居的地方属于雅利安人，最大就是这两种可能。现代凯尔特人各族中Ｒ１b基因几乎占压倒性优势，而其他民族却不具备这种优势，可以说Ｒ１b族就是凯尔特人原始基因。也可以清晰划出一条路线图，凯尔特－吐火罗人的迁徙路线是由西向东。

凯尔特人东迁必然要经过雅利安人区，甚至高加索人北支地区，所以这种融合影响都是存在的，吐火罗语大致就是那个时候完成的。苏美尔人属于吐火罗的一个支，可以看出吐火罗语早在黑海－－里海时就业也初步形成，因此我们有必要先研究雅利安基因。我们也知道现代伊朗波斯、德国、北印度都属于雅利安系统，波斯族具有的是Ｉ、R1a、E3b和阿拉伯Ｊ三大基因。而Ｉ在北欧人中很常见。可是，北印度白种人却不具备Ｉ基因，阿拉伯Ｊ基因也少得可怜，到是Ｒ１a基因多达４０％左右。而德国日尔曼人基因主要由凯尔特Ｒ１b＋北欧Ｉ＋Ｒ１a三合一构成，凯尔特人原为德国领土上被日尔曼征服的土著民族，这个我们是不容置疑的。并且，恰恰是北欧Ｉ族和Ｒ１a上德国和伊朗是比较类似的，也根据历史上伊朗人翻越高加索的记录，可以证明伊朗人和德国同属于北阿尔卑斯的西北雅利安人，太古上古西北雅利安人的基因构成就是Ｉ＋Ｒ１a。而印度上古时期的雅利安人属于中亚雅利安人，太古上古中亚的东南雅利安人的基因主要是Ｒ１a，并带有少许的Ｊ阿拉伯和Ｇ高加索影子。以此论断，原始氏族纯种时期的雅利安人都是Ｒ１a族，后在太古时期主要分为西北雅利安人北阿尔卑斯）人，东南雅利安（北里海）人。

世界学者从历史的观点都公认维吾尔族是吐火罗人最主要的继承者，另外由于吐火罗大月氏的南迁，阿富汗族和乌兹别克族也难逃干系。基因给了我们明确的显示，维吾尔的凯尔特Ｒ１b居然从多瑙河到黄河和印度河各民族中最高的，样本一度接近２０％左右，排名前列的还有土耳其人、乌兹别克人、阿富汗人均在１０％左右。而周围其他民族非常少，到印度和中原已经是罕见了。根据民族基因发现和凯尔特人东迁图，以及凯尔特人和吐火罗人语言的变点，我们有理由得出正宗吐火罗人就是Ｒ１b+R1a组合民族，其中Ｒ１b基因族占主导地位。

对于中东和西伯利亚吐火罗的盲目推断！世界历史学者总是根据文化和语言的相近性盲目预测历史，其中中东的苏美尔吐火罗人和西伯利亚吐火罗人就是其盲点之一。

缪误假说之一，苏美尔人迁到新疆。苏美尔人是从黑海－里海翻越高加索一支吐火罗人，也是吐火罗人中第一支放弃游牧生活，进入农耕社会的民族。但新疆吐火罗人的形成并不晚于苏美尔。社会高度发达的苏美尔人也不可能迁到新疆。我们怎么也想不出一个非常发达的农耕民族又会回到集体游牧故事的理由，况且它的东北面全是密密麻麻的雅利安人。而伊朗、北阿拉伯和亚美尼亚以及土耳其的基因中可以看出，都有一定比率的凯尔特Ｒ１b基因，可以肯定的是苏美尔人并没有走，而是融入亚美尼亚、伊朗和阿拉伯人中。结论是苏美尔吐火罗基因结构是凯尔特Ｒ１b+雅利安R1a+阿拉伯J+高加索G，和新疆的吐火罗人在文化上和人种上都有明显区别，只能算是吐火罗人的旁系。

缪误假说之二，西北利亚吐火罗迁到新疆。在南西伯利亚，有白种的人群，语言和文化与新疆吐火罗有一定亲近性，其中吉尔吉斯人携带这种民族基因是比较多的，打开吉尔吉斯人的民族基因库，的确令人吃惊，这个已经变成黄种人的民族基因里拥有相当高的Ｒ１a基因。而凯尔特Ｒ１b并不高，从很多考古发现西伯利亚原始白种人文化更接近于斯拉夫－乌拉尔文明。把视野看向俄罗斯人，这个民族的Ｒ１a同样高得惊人，而凯尔特基因也很少，这两类欧罗巴基因的构成和吉尔吉斯人惊人的相似。我们可以断定西伯利亚吐火罗人属于伏尔加－乌拉尔人群，而并非正宗的吐火罗人，只能在语言文化角度出发算吐火罗旁系而已。结论为西伯利亚吐火罗人的语言、人种和新疆吐火罗人有很大的不同。

（附）和维吾尔有关的三种白种基因。一种是东伊朗人，一种是蓝突厥人，另一种是西伯利亚Ｑ基因。

伊朗人来源于西北雅利安和东南雅利安，分为东伊朗和西伊朗两类，雅利安人在迁居中亚和中东的时候，由于融合其他民族和文化，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伊朗语系，这就说它已经不是过去的雅利安人了。东西伊朗人是非常有差距的，特别是东伊朗塞种和西伊朗的波斯差距较大，而包括塔吉克在内的河中伊朗人却介于两者之间。维吾尔族是塞种伊朗人继承最大的民族，曾在几何时，学者都在辩论塞种属不属于伊朗语族，从这可以看出塞种人和波斯人的差距。波斯人来自于西北雅利安，民族基因中有大量北欧人种成分。而向东延伸，到塞种人后裔南疆人的地盘上的时候，这种基因已经很少见。在南中亚，雅利安人没有到达前是什么种族？收遍中亚民族基因，我们可以发现有一种阿拉伯Ｊ基因很显眼，使人们幡然醒悟，中亚地区在雅利安民族没有走进来的时候，肯定存在一种很古老的游牧民族－－闪族Ｊ。这个闪族留在了中亚各族中间。结论，西伊朗人主流基因以Ｉ+R1a+E3b+Ｊ，而东伊朗人主流基因则是R1A+J。

蓝突厥发源于阿尔泰山，很多人都误会是属于南西伯利伯利亚吐火罗，这个有待考究，蓝突厥是以阿史那部落为主的民族，古书上记载，唐朝为了彻底防范这个阿史那东山再起，将阿史那部落十有八九都迁往中原。阿史那族的最终归宿，根据历史记载，主要是在中原和新疆唐朝管辖地区。根据汉族西北地区基因看，Ｊ、Ｒ１a、Ｇ基因等同，符合诸阿史那历史迁移记载。现代中亚突厥人当中的Ｇ基因比例相对是很低的，这个Ｇ来自何方，他就是以亚美尼亚为主的高加索人种。随着对阿史那突厥人的世界研究日渐成熟，很多专家提出了阿史那源自于高加索。从迁移路线上看，中古阿史那部落经过了塞种区，最后到达南西伯利亚阿尔泰－乌拉尔区。所以他们的基因应该是Ｇ＋Ｒ１a+J。

丁零人中的白种基因。阿尔泰人无论是通古斯人，还是蒙古人突厥人，他们都有拥有一种比较独特基因群体，这就是发源于西伯利亚的Ｑ基因。Ｑ基因在北印第安人中占有重要位置，这个基因人种更似黄白混血种。原始阿尔泰人皮肤较黑，都以Ｃ（棕褐色人种）为基础，北方的多Ｎ黄种基因，而南方的多Ｏ黄种基因，可以用阿尔泰山南西伯利亚白种人为基点划一条分界线，以东以北均是阿尔泰人领地，以西以南为白种人领地。其中阿尔泰人又大致从蒙古高原划分一条界限，以南以东为Ｃ＋Ｏ，以北为Ｃ＋Ｎ。而Ｑ基因却无限制的分布于南北阿尔泰民族。结论，维吾尔的Ｑ基因的确来自于回纥和铁勒。

欢迎指正补充！

【八、民间研究：南北汉人Y染色体是白人基因型】

2009年02月11日 天戟

黄色人种，实际上是棕色和黑色的C、D两种基因型同白色的O/N型结合的产物。中国的南北黄种人（各族在内），包括东南亚的黄色人种，他们的Y染色体单倍体型是O/N型，这本是一个白色人种的Y基因型，他们征服了当地的土著C、D类型（是稍早从非洲过来的），就混合成了黄色人种。 

天戟最近阅读人类Y染色体基因单倍体谱系方面的知识时，有一个惊天大发现。 

下图人类各Y染色体非重组区单倍体基因谱系简图，天戟给出的是一个比较通俗的图，但并非敷衍了事，只是为了叙说的方便、叙说的通俗。且这个图上的所有18个单倍体，已经涵盖了人类所有的单倍体型，只是未有更细化而已。比如我们看到的蓝色0方块，代表了O175,是东亚－南亚基因，如果再细分，可以分成3个类型，M119/M95/M122,其中的M119，在中国南方的汉人中占有比例很高，达到75％以上，在北方汉人中间几乎为零，姑且称为南方汉人基因，为什么说姑且呢？因为这个基因单倍体型在北亚也存在，比如满蒙、朝鲜和日本、以及东北亚岛屿上。M95基因单倍体，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上，在日本、朝鲜人中也有，姑且称东南亚基因。M122很广，分布在几乎所有的东亚和东南亚包括西藏等地，出现频率最高的地方是云南，在黄河流域的河北、陕西、山东，长江流域的湖北、安徽、四川、江西等地区的这些北方汉族人中，M122大约为80%，频率分布云南最多，其次北方汉人和藏人，再次朝鲜日本东南亚，在太平洋岛屿上也有少量发现，是一组以滇川陕为轴心的频率分布图。M122继续分化为M134和M117。M117是在M134上继续分化的。 M134分布在云南、四川包括汉民族在内的许多民族、藏民族和北方汉族中间，姑且称为先羌基因。M117姑且称为北方汉族基因型，是汉民族一个古老的基因型，主要分布在北方汉人以及北方一些民族中间。推测大约是周秦民族的源基因型。 

M119/M95/M122/M134/M117这些基因虽然都十分古老，在叙述中国汉人分类上有继续分类的必要，但本图中没有出现。并不是表示这些基因型分化，是因为本文基本不涉及这些，其他基因型也类似。 

天戟在这个图上发现了一个惊天线索。 

天戟通过查阅资料发现，图中，非洲黑人基因型主要是A、B，这两个几乎没有出非洲。出非洲的人以及部分非洲人，都含有一个原始的M168类型，所有的突变，都来源于这一个类型，也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的突变。M168也是人类出非洲的直接证据。M168是世界上除部分黑人外都存在的Y基因类型。这个基因分化为图中从C一直到R的所有类型。M168分为3个大型，CM130、D-YAP、F89。涵盖了出非洲的白人、黄人、棕色人、美洲人以及东非的部分黑人的所有基因型。其中CM130，大约存在于从印度一直到东北亚的沿海地区、太平洋诸岛，在中亚人中也能找到一些。D-YAP，为小黑矮人基因，主要分布在印度安达曼人（100%）、藏族（58%）、土家族、彝族、瑶族、日本（34.7%）、朝鲜、满州人、缅甸人、克钦人和部分汉人中间,其分化出的E和E3B，是中非和东部非洲的人类基因型；另外一大支F89，是一个十分了不起的基因，除了非洲黑人区域外，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存在。它分化出了包括欧洲人、美洲人（Q）、阿拉伯人、波斯人、中亚人、印度人、东亚东南亚人（O/N)等等所有的基因类型。 

天戟发现，F89比较特别。这一支分化出的所有子类别，除了东亚东南亚人（O/N)和美洲人（Q）外，都是白人类型。狂且猜想F89是突变出的一种白人的根基因（似乎是灰白人种），那么O/N和Q型，极有可能也是白人类型。当然，F89是白人基因，其中分支类型突变为黄种基因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但是，从美洲人和东亚东南亚人（远东人）和白人在身材、肤色、外表许多方面的差异，以及O/N和Q型独立分型而美洲人和远东人有着许多相似性分析，突变的可能性较小。加上在远东、极北和太平洋上这些远东黄种人占据地周围发现有许多C、D类型的人，狂且大胆推测，O/N和Q型依然是白人基因型！也就是说，占据南北汉人各约75％的O-175Y基因单倍体型，是白人基因型！那么为什么包括南北汉人在内的东亚黄种人、美洲人是却是黄色人种（美洲人疑似黄种）呢？ 

人类从非洲出发到达世界各地，并非只有一批，他们是层次推进的，出非洲的人类有好几批，因此包括有多种基因突变类型。出非洲的M168单倍体型分化为三种子类型，即C、D、F，这是在非洲就已经分化完成的。没有出非洲的，有A、B这样两个和M168一样古老的两个大类，它们再分化成许多子型。最早从非洲出来的，可能是C、D基因型。他们在冰川期还没有结束已经到达了东南亚一带，时间大约在5万年前，此后一直向太平洋岛屿（当时水平面比现在低 100－200米，岛屿连成一片）和美洲进发，冰川期过后，沿东南亚沿海和中国沿海向北方进发。F类型现在是现代人类的一个大类，他们可能在C、D类型的稍后出发，也可能同时，但走的不是一个路线。这里说明一下，每种类型出非洲，也不是一次性的，可能分为很多批次。而且，即使象F类型这样一个大类，当初出非洲的几批人，可能也只有几百几千人。F型似乎在非洲还没有完成子类型的突变和分化，因为在非洲，几乎找不到由F突变而成的类型。F类型应当和C、D几乎同时或者稍后出的非洲。M168基因突变型为什么会成批走出非洲，人类学家推测可能遭遇类似卢旺达的种族清洗，M168基因突变型在竞争中失败了。但是，因祸得福，他们反而从此走上了繁荣昌盛的道路。因为，地球上所有除中非、西非等地的黑人外，都是M168基因型繁衍的后代。F类型出走的路线，推测和C、 D基因型不同，他们先进入北非和西亚一带，并发展出了比C、D型人更高的技术水平。当时，北非和西亚人并无其他智人（如C、D型)，或者很少，所以，这批白肤色基因型来到以后，仍然保持自己的白色肤色。他们在这一地带，由于人种的大量繁衍，分化出了更多的子基因型。当3万年前冰雪融化，气候转暖，这些不同子基因型的F型人群开始向世界各地扩散。西亚的周围一带，从欧洲一直到中亚，由于没有先前的C、D类型的人，F基因型（包括各种不同子基因型）占据以后，他们的肤色都还是白色，而到达远东的那部分白种基因型O/N和Q型，就遇到了先前已经到达那里的棕色或黑色的C、D类型人种，于是，不可避免进行了征服和争夺土地的战争。争斗的结果，当然是掌握了先进技术（推测他们当时已经进入中石器，新石器，如果是的话，那么中石器时代比考古的要提前几千年）的白种基因型F型获胜。于是，在远东，白种突变型O/N型男子取代了大部分棕色或黑色的C、D人种男子，和C、D型女性（当然也包括O/N型女性）融合成为黄色人种；在美洲，白色基因型的Q型人种，也取代了当地的C型人种男子，和C型女性一起融合为有色美洲人。 

因此，黄色人种，实际上是棕色和黑色的C、D两种基因型同白色的O/N型结合的产物。中国的南北黄种人（各族在内），包括东南亚的黄色人种，他们的Y染色体单倍体型是O/N型，这本是一个白色人种的Y基因型，由于他们征服了当地的土著C、D类型（是稍早从非洲过来的），就混合成了黄色人种。之所以说是征服，是因为Y基因型是O/N型。只有征服者才能把种姓基因，也就是Y基因型传给后代。 

这里有必要说明一下，其实前文也已经交代过。虽然南北汉人都是O/N型占据70－80％左右，但其中的内涵不同。O型分化出了三支，时间大约是3万年前，地点约在东南亚。一支大体是先羌，就是M122，一支大体是东南亚各族祖先，就是M95,一支大体是现代南方汉人和其他南方少数民族的祖先，就是M119。先羌的M122型，分化出M134，时间大约为1万年前，此为古西羌族，也就是汉藏民族的祖先。M134接着分化出M117,此为汉藏分野，分子钟计算时间大约为6000年前左右。M134和西藏本土的D类型（可能是冰川期后来自印度），一部分进行融合，一部分共存。因此，现在西藏人的 M134型为40％左右，D型为34％左右。M117可能就是周秦氐羌民族的祖先的Y基因单倍体型。他们向低地发展，征服并融合了当地的C、D型乃至从南方过来的M119型（比如殷商），形成了古华夏族。所以北方汉人的Y基因型中，有70％以上是M134。南方汉人，古称百越民族，中国南方和北方一样，原来是棕色或者黑色的C、D型土著占据的地盘，现在白色的M119来了，征服了土著，替换Y基因型，使南方中国人的Y基因型变成了本来是白肤色的M119 型，融合当地女性土著，形成了中国南方黄色人种。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也是类似情况，只不过M119型换成了另一种M95型。 

人种问题思考

（雅利安、高加索、白种人、有色人种、混血）2009-11-11 

经过网上搜寻资料学习，基本形成以下观点：

雅利安人起源于俄罗斯南部，金发碧眼，游牧为生，能征善战，经过四处征战，扩张到亚洲和欧洲。

欧洲（西欧）土著是白种人，但非雅利安人。

希腊土著是地中海人种，黑发黑眼，可能是白种人，但难免与南部有色人种混血，或者干脆就是有色人种，后与入侵的雅利安人混血；印度土著为深色人种，后也与雅利安人混血，越往北雅利安成分越重；伊朗土著为阿拉伯人种，雅利安人侵入后与其混血，文化上雅利安化，但人种上雅利安人被同化，现在伊朗人以雅利安人自居，其实雅利安成分只有20%。

西欧（如德国)人血统中土著白种人占成分较高，雅利安成分很低，不到20%，但二战时德国人以纯正雅利安人自居；东欧（如波兰、俄罗斯）人雅利安人种成分占50%以上，是较纯正的雅利安人，却在二战时被伪劣雅利安人当作劣等人种屠杀。

雅利安人种相貌确实优秀，但并不足够其成为最优秀的种族，而且可以说他们是比较野蛮的民族。较纯种的雅利安人如波兰人俄罗斯人在现代文明中表现并非最好。欧洲文明起源于希腊，受益于印度、中东，这些地方的人是混血人种或有色人种。

混血人种可能确实更聪明，更优秀。

白种人享受了混血人种创造的文明成果，并发挥他们的野蛮贪婪本性通过殖民扩张和资源掠夺维持了和维持着他们的文明优势。

【九、研究：汉族基因南北有别 东西无差】

中央社记者康世人新加坡2009年11月27日

新加坡科技研究局人类遗传小组在分析6000份来自新加坡和中国大陆10个省份的基因样本后，发现汉人的基因南、北有别，存在0.3%的差异，但无东、西的差别。

由刘建军率领的小组，在分析搜集的基因样本后也发现，以广东省的广东、潮州和客家族群来说，潮州人的基因更接近中国北方人的基因，客家人的基因则接近中国中间地带的基因，广东人则是道地的南方人基因。

新加坡人大多数以福建移民居多，因此方言属于闽南语，但刘建军指出，这次搜集的基因样本中，并没有包括福建省，所以缺乏福建人的基因图谱作为依据，以这次新加坡的样本和其他省份比较之下，新加坡人分析起来最像广东的基因图谱。

刘建军告诉媒体，这项大型基因研究显示，中国北方和南方人的基因存在0.3%的细微差异，甚至说不同方言的社群间基因也会有差异，可能是同语系通婚者多的关系。这种差异，和受测者所处的地理位置有一定关联。

这项研究已刊登在“美国人类遗传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引起国际的注意。

刘建军表示，进行这项研究，是因为在研究牛皮癣（psoriasis）、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痲疯病、鼻咽癌和皮肤白斑病（Vitiligo）等疾病搜集了大量来自中国和新加坡的血液样本。

这项研究取得的样本共8200份，但研究小组仅分析其中的6000份，其中来自新加坡的样本有500多份，其他来自中国最北至辽宁、东至安徽、西至四川，南至广东的10个省份，也涵盖了北京和上海。

刘建军说，由于取得样本中的DNA有小部份不同，因此小组就研究这个不同的部份，探讨来自不同地区的汉人，是否会相似或差异较大，因而根据样本为不同省份的汉人拟出基因图谱。

他指出，从基因图谱上，发现同一省份的样本会形成一个聚落，不同省份的样本会占据不同的位置，从而证明中国南方人和北方人基因有些不同，地理上差距愈远的方言群，DNA的差距就愈大。

刘建军表示，这些不同地区的汉族基因图谱，有助了解祖先迁移和进化的过程，也能帮助小组设计和解释基因与疾病的关系。 

【十、阿尔泰人群其实“最年轻”】

2010-1-27 东方网-文汇报 

由复旦大学参与的基因地理组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完成，复旦大学金力教授为第一作者的亚洲人类遗传多样性图谱发表在上月的《科学》杂志上。这项研究显示，所有亚洲人都是从印度进入中南半岛，然后到东亚大陆，再由南往北迁徙，最后才到达阿尔泰地区的。原先认为的阿尔泰地区人群是亚洲最大最古老人群的看法，在此次研究中被否决，因为研究发现这其实是亚洲最年轻的人群之一。

基因地理组计划是由《国家地理》牵头，由IBM赞助的一个国际协作计划。全球各地的15个顶级分子人类学实验室共同参与，分别承担了全世界各地人群民族家系的研究任务，用同样的分析手段、分析方法得到不同人群和家族、家系的数据，再把这些数据进行比对，勾画出一个非常庞大的全球人类发展脉络的谱系树。这个谱系树的建立在科学上的意义非常重大，相当于是对全球各个民族进行遗传关系的调查。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重点实验室分担的是东亚和东南亚的群体调查，目前已经采集了近20万份DNA，涉及到了数百个民族。

课题组的有关专家介绍，目前的谱系树仍然比较粗糙，接下来将要把所有的家族画出来，比如说各个姓氏之间的关系。仅以中国为例，就需要检测成千上万个DNA中基因片段的位点，然后比对中国两三千个姓氏，分别进行组合。这个谱系树不仅可以研究历史问题，而且从自然科学的研究来看，一方面可以了解人类进化到底是怎么进行的，另一方面可以了解进化过程中的地方病、家族病、流行病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包括可以看出癌症或者一个特殊的病和某些基因上的标记有没有关系。

据介绍，对于东亚地区的研究，目前可以看出人群的结构呈现树状，最根部的地方就是最古老的人类群体，越往枝梢的地方越年轻，其中在“根部”的是亚洲小黑人群体，他们个子非常小，是尼格利陀人，再分下来的人群叫南岛人，就是整个太平洋中占大多数的人群，再从这一群里面分出了孟高棉人;谱系树的上面则是侗傣，苗瑶，再上面是汉藏，到最后形成阿尔泰族群，就是包括中国北方一直到西伯利亚很大部分地区的民族。原来学者一直以为这是很大很古老的人群，后来才发现他们是整个东亚地区非常大的树上的一个小枝梢。所有亚洲人都是从印度进入中南半岛，然后到东亚大陆，由南往北迁徙过来，最后才到了阿尔泰地区。

“目前对于人类疾病等领域的很多看法，经常出现一些矛盾的结论。实际上大多数时候都是盲人摸象，如果我们把这个谱系树搞清楚，了解各种遗传基因在这个系统中是怎么变化的，从历史的、全面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很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专家称，“这项非常基础的科学研究工作，可以推动很多应用科学往前走很大的一步。整个研究的意义很难估量，至于现在热炒的曹操墓研究只不过是其中一个姓氏的研究的一小部分。”

【十一、世界人种基因的图谱】

2012-02-09 网文

先对表中的基因作一个说明：

黄种基因：N（极北基因）、O（东亚-南亚基因）

棕种基因：C（东北亚-澳洲基因）、D（矮黑人基因）

白种基因：F（斯里兰卡基因）、G（亚美尼亚基因）、H（印度-斯里兰卡H基因）、I（北欧基因）、J（阿拉伯-犹太基因）、K（新几内亚K基因）、L（印度-斯里兰卡L基因）、M（新几内亚M基因）、R1a（阿尔泰/印欧东支基因）、R1b（西欧/印欧西支基因）

黑人基因：A（东非-南非基因）、RxR1（中非R基因）、B（中非B基因）、ExE3b（非洲基因）

科普特-柏柏尔基因：E3b（东非-北非基因）

印第安基因：Q（美洲基因）

注意：图中白色标记的"突厥基因"是笔误，应改为"亚美尼亚基因"。

图表No.1

俄罗斯的阿拉伯基因来源于犹太人，俄罗斯现有200多万犹太人，此外还有大约200万有犹太血统的人，他们在沙皇俄国和苏联迫害时期被迫改变民族身份（改变信仰、族籍）。

俄罗斯人受东方印欧人的影响甚于伊朗人。

德国人有相当一部分是斯拉夫人后裔，如建立德意志帝国的普鲁士人。

意大利人的阿拉伯基因主要集中于南意大利，尤其是被阿拉伯人统治过300多年的西西里。

这份由美国人研究出的世界人种基因图谱(Y染色体)表明：现代德国人中属于雅利安基因占19.5%。而俄罗斯人属雅利安人基因占47%。雅利安人成份最高的是波兰，超过50%。以雅利安人自居的伊朗，雅利安基因只占18%。不如中国维吾尔族21%。印度操印欧语民族中雅利安基因占39.5%。

图表No.2

最不可思议：哈萨克人和蒙古人的大部分来源于澳洲原始白人。

蒙古有2%的伊斯兰教徒（基本上都是移居外蒙的回族）。

北方汉人和西藏人没有阿拉伯血统，研究人员可能对除了维族之外的其他穆斯林民族（比如回族、撒拉族）的历史缺乏了解，就凭蒙古人种的长相将这些民族归入到汉人和藏族的行列中了。目前中国有2000多万穆斯林，但据民间的说法，中国穆斯林人口大约在4000万至7000万之间（除去维族血统，阿拉伯血统差不多占北方人口的2%）。

西藏的阿尔泰基因来源于氐族（小月氏）。

维吾尔人的13.5%是驻守边疆的汉兵后代和吐蕃时期入侵新疆的汉藏语系部落后裔。

无论是从语言，考古还是DNA分析，汉人与现代的羌族都是很接近的。还有一点，那就是汉民族在黑暗时期的关于昆仑山昆仑神的传说恰好应证这一点。从某种意义上讲，汉人就是定居的羌人。之所以现代汉族对羌人没有认同感，理由同上。进入定居生活的华羌集团开始渺视那些还保持原始生活的羌人，慢慢在中国西边形成两大对立，生活方式截然不同的集团，即汉人和羌人。整个两汉王朝，汉羌不断兵戎相见。到南北朝，羌人一度在中国北方建立国家，称大秦。南北朝之后，羌人势力在中原衰微，转而向西南发展，形成西南众多民族。

图表No.3

土耳其人的极北基因可能是居住在西伯利亚的原始部落带来的。

亚美尼亚的阿拉伯后裔可能是拜占庭帝国安置的被迫改奉基督教的阿拉伯人。

中亚、西亚的黑人后裔有两种可能来源：一是被穆斯林统治者大量采购的黑人，二是伊拉姆人（埃兰人）的后代，但由于埃兰人已经消亡，前者很可能是大批来源。《一千零一夜》里就有许多黑奴伺候尊贵的阿拉伯主人。俄罗斯的黑奴在高加索还有后代。

中东阿拉伯人的东北非基因是原住民留下的。在阿拉伯帝国征服期间，中东有许多民族归依了伊斯兰教（如阿拉米人、巴比伦人、科普特人）。

印度印欧人来源于印欧语系东支。

11%的印度人信奉伊斯兰教。印度东北蒙古人种原住民中的米佐拉姆人被确认为犹太人后裔，全国2%的阿拉伯基因，他们可能能分到一份。此外阿富汗的杜兰尼人也被普遍怀疑为古代以色列“失踪的十族”。

印度的黑人大多属于安达曼群岛的土著。

M9下面有几个主要的子系，今天的汉族人，占压倒性主体的是O—M175。 

具体分析，在M175下还可以细分为最大三个子支系（其他N多小类型都不算）：O1—M119、O2—M95、O3—M122。 

这三个子类型地理分布很有意思： 

O1—M119广泛分布在从北亚到东南亚，但在最中央的黄河流域竟几乎找不到！在贝加尔湖畔的布里亚特人，其O1—M119的比例最高，达34%，另外，北亚地区的外蒙、满州、朝鲜、日本、堪察加人等民族也有O1—M119类型，但一般比例不超过10%，中国南方，浙江、上海、福建等省份，O1—M119比例也较高。而在黄河流域的山东、河北地区的汉族人中，O1—M119类型的比例都小于0.5%，在陕西、山西、湖北等省，没有发现这种类型，出现频率为零，M119的分布呈现的是两头大中间少的格局。 

O2—M95类型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地区，在泰国高达55%，从泰国向北在递减，从泰国向南也在递减，可以推论O2—M95变异最初出现在东南亚地区，并向西周扩散。在东亚地区，只在朝鲜人、日本人、阿穆尔人中有一定分布，在山东、河北、甘肃的汉族人群中，出现频率全部为零，找不到这种类型，在南方汉族人中，能找到出现概率非常低的M95。 

O3—M122类型是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一种。从北亚向南到爪哇、新西兰，从日本向西到西藏、哈萨克人，全部能找到O3—M122的分布。 

从出现频率上看，O3—M122的出现频率最高地区为中国的云南地区、印度的那加邦土著民族上，很多民族中出现频率为100%，如独龙族等。在黄河流域的河北、陕西、山东，长江流域的湖北、安徽、四川、江西等地区的汉族人中，O3—M122都超过了80%。在北亚地区，O3—M122数量比较少，外蒙人中超过了30%，阿穆尔人也超过了40%，以及朝鲜人，除这三个人群外其他都比较少，在艾温基人出现频率为零，在布里亚特人也为零，在日本人中为22%。在东南亚地区，M122数量比较多，只有泰国、柬埔寨等地区略少，其他地区一般超过50%，出现频率从中国向南逐渐递减，到了爪哇人中出现频率只有20%，在汤加、新西兰的毛利人人也有出现，但比例都不大。 

M175这三个子类型的地理分布告诉我们一个信息，我们可以推论出东亚各民族的发展史。东亚黄种人开始可能分为四个大集团：北亚人群、黄河上游人群、黄河下游人群、中南半岛人群。 

北亚人群代表了阿尔泰语系的民族，由于生活在气候寒冷地区，无法种植农作物，其他人群都无法涉足，所以很难取代他们。 

黄河上游集团代表了古代汉藏语系民族（先羌，标志性基因O3—M122），黄河下游集团也是一个古老人群，他们特有的是O1—M119。大约在6-5千年前，古代汉藏语系先民开始分化，一支向西、向南发展，成为了藏缅语族、另一支向东发展，就是汉语族。汉语族部落并击败了黄河下游的古老居民，这些具有M119的民族失败后开始分化为两支，北支M119进入了辽河流域，并深深影响了西伯利亚和北亚居民的基因构成，成为阿尔泰语系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基因，南支M119向南发展，成为后来的“百越”。从此，M119基因从黄河流域消失，取代他的是带有M122的先羌人（汉语族部落）。 

这段部族迁徙史，也许就是我们民间口口相传的著名的黄帝战胜蚩尤的历史传说！虽然我们找不到当年的战争遗迹，但我们完全可以找到吻合的考古和基因的证据：考古上，山东的大汶口文化从此消失了，取代它的正是从陕西河南来的龙山文化，此后山东存在的文化就是山东龙山文化！在基因上，证据更加明显，山东、河北两省的汉族人中M122和M119的比例接近200:1，超过99%人以上都是随黄帝东来者（先羌部落，M122类型）的后代，而陕西、湖北的汉族人中干脆找不到M119的类型。 

经过这次原始的部落战争，汉语族的各部族控制了整个黄河流域，他们建立了数量众多的方国，这种状态持续了大约近2000年。大概在距今3100年前，一支小部落从甘肃天水迁徙到了陕西周原，就是周族人。他们在周武王的带领下，周族人消灭了商朝。灭商后，周武王率领300辆战车和5000虎贲，用了三年时间，消灭了99个方国，征服了652个方国（《逸周书·世俘解第四十》）。在此后一百多年间，西周分封了大量诸侯国，周族也随着分封扩散到了全国。 

周族人称自己国家是“有夏”，此后各诸侯国都自称“有夏”，对外统称自己“诸夏”。夏者，本意是区域广大。周族自称自己的本民族为“华”，称外族为“夷”（异），此后凡是与周族有同源关系的血亲部族都开始自称“华胄”，称外族为“非类”“夷（异）人”，意思是非华族类，华者，本意就是高贵壮丽。从此，“华夏”也就成了这些诸侯国的统称，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中华”两字的来历。周族人的语言叫“雅语”（夏语），在全国通行，孔子讲学，学生来自不同的诸侯国，但孔子的话他们都听得懂，因为孔子说的是当时的普通话——“雅语”，这在《论语》里有：“子所雅言”的话，不说“雅语”就是被称为“野言”、“非文”，由于有着交流需要和文学推进，“雅语”最终成为了全国通用的语言，也就是后来我们说的汉语。到了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最终将这些互相强烈认同的割据国家统一起来，后来又经过汉朝的统一和强盛，华夏族终于发展成为汉族。  

先秦的发展，使得汉语族各支系语言全部统一到周族的“雅语”下，经长期融合，不断的人口迁徙，到今天，长江以北的汉族人，各地之间差异已经非常小了，从山东到甘肃，都没什么差异。 

秦汉以后，中原王朝开始了对长江以南地区的军事和政治控制，大量的汉族移民开始迁往南方，今天，南北汉族在Y染色体上差异很小，90%的相似性，也就是南北方汉族父系都是同源的。南北汉族的差异主要体现在mtDNA上，也就是母系来源上。 

简单的说，南方汉族基本可以表示为=父系（北方汉族Y染色体）+ 母系（北方汉族线粒体mtDNA+溶入的南方很多的民族的线粒体mtDNA），南方汉族不但和北方汉族在mtDNA上有差异，其实他们之间也不同，湖南的汉族和福建的汉族mtDNA就不同，甚至同是广东人，广府人和客家人在mtDNA上也不同。迁往南方的汉族主要是由于服兵役、逃避战乱、因罪流放等因素，这些人基本都是男性，带家属的情况不多，所以他们肯定是娶了当地的女性，就造成了南方汉族有着和北方汉族相同的父系祖先，却有不同的母系祖先。（其实总体来看，在南方，来自北方汉族母系的mtDNA还是占多数，也就是一半以上的南方汉族其母系祖先也是来自中原地区的，但个别地区这个比例很少，而南方当地女性的mtDNA部分地区却可以达到85%，如广东的一些地区）。 

Y染色体变异数量多少并不能用人口数量来衡量，很多人口众多的大民族都是由一个小人群由于某种原因迅速壮大而来的，如历史上曾建立了强大帝国（典型的是汉人、阿拉伯人），近代的高技术革命和殖民（如英格兰人、西班牙人），这些人群的同源性强，Y染色体的变异类型并不特别丰富，相反，一些非常古老的小民族，其Y染色体变异类型却十分丰富。 

亚欧大陆上主要民族（图中的chinese指汉族，和一般人的观念不同，汉族的基因构成恰恰是一个非常单一纯粹的民族，足以证明原来的汉族融合而成的理论是错误的） 

K—M9基因是最重要的一个支系，亚欧大陆上，除了西亚地区和西伯利亚，世界岛上绝大部分民族都由K—M9的子孙构成，今天汉族人中，96%的人都是K—M9类型。 

K—M9下面也有很多子类型，最重要的有两个，一个是ON—M214，另一个是P—M45。 

前者（ON—M214）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北亚东部、部分太平洋岛屿（以上都是O—M175子类型）和乌拉尔山两侧、北欧北部、东欧北部和北极圈内的爱斯基摩人（以下都是N—M231子类型）。中国人主体类型就是O—M175。 

汉族人中的4%的P-M45白种人基因，最有可能的来源的是古代中原的高加索人种 。汉族的确融合了其他民族，但数量非常少，最大的一个来源是鲜卑，也就是汉族中大部分的N1和少部分的C3a都来自鲜卑，构成了汉族基因库gene pool中2%左右的贡献。 。蒙古和通古斯的C3c、古匈奴已知的N2，在汉族中都不存在。 汉族的母系的确比较复杂，但却仍然能看出和羌族、藏族等民族同源的汉藏系母系占主体。 原来划分南北汉族的HLA基因，体现了常染色体的关系，并不反映父系Y染色体的关系，汉族的父系同源性就是强。 

谢选骏指出：俄罗斯诗人普希金就是黑人杂交的后裔。中国诗人李白也可能来自中亚的血统。

【十二、从ＤＮＡ看人种历史】

 

一、现代人类起源

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使对DNA分子的直接研究成为可能。起先，一些有具体功能的基因的多态性(即人与人有差异)得到了关注。研究得最多的是人类特异性免疫蛋白基因HLA。他的确有相当多的类型，可以观察到大量群体间的差异。但由于与重要的人体功能有关，所以它的变异受到相当程度的限制，无法与人群 的分化完全同步。其实，《人类基因组计划书》的完成使人们发现，在人类冗长的DNA分子中，有具体表达功能的基因只有三万个左右，而大部分的区段都只是填充基因组或维持分子结构的无意序列。这些序列的变异往往不会影响正常的人体功能，所以可以自由的与人群分化同步。然而，不管有无功能，位于常染色体上的序 列都会碰到混血的难题。人类基因组主要分成23段，每一段构成一种染色体，其中22种是常染色体。每种常染色体在每个人体内都有一对，其一来自母亲，另一来自父亲，但在继续传给后代时，父母双方的染色体会打断而后重新拼接，即重组。所以不同位置的突变之间毫无关系，其组合完全没有意义。 

于是，人们自然开始关注没有重组现象的区段，其一是线粒体，其二是Y染色体非重组区NRY。线粒体是男女都有的，但不管男女都来自其母亲，男性的线粒体无法传给后代(线粒体位于细胞质里，男女交配授精过程中，精子细胞只有细胞核和卵细胞核融合，精子的细胞质包括线粒体被排除在卵细胞之外)，所以人们的线粒体都来自其女祖先，自然不存在重组。NRY则只有男性体内存在，更无法重组。这种不重组的区段，最大的优点是其上的突变是紧密相关的，每一个突变都代表着整个区段的特性。先后发生的突变，也会有上下游关系。这样，不仅突变的谱系清晰，不同性质的突变，在研究时也可以相得益彰。相关联的突变构成的组合结构叫做单倍型。而每种单倍型的发生年代可从其相关的”时钟”标记计算得到。这样，只要民族群体有特征单倍型，其发生渊源和年代就可推断。 

但是这种构成单倍型的突变，必须保证只出现一次而且不会变回去，不然各种单倍型就不能保证其发生的独特性(同一种单倍型如有不同的来源，便不能据以分 析群体发生的关系)，有一种突变”核苷酸多态SNP”就符合这种要求。各SNP构成的某种单倍型都是单一来历的，NRY上的SNP单倍型就是在世界各地各 民族中体现出极丰富的特异性和多样性。 

另一种突变标记”短序列重复STR”与SNP单倍型相粘连时，就成了天然的”时钟”标记。在一个固定的基因位置上，有一种特定的短序列重复了几遍，有如火车车厢。每次突变都会增加或减少一节，而这种增加或减少是随机的。所以，同一个祖先的不同个体的同一STR位置，可能有不同的重复数。因为突变的速度 是可知的，所以我们只要寻找到最大的重复数差异，再加上其它一些参数，就可以推算出他们共同祖先的生活年代。 

不同位置上的STR，也可以构成单倍型。当几个STR同时随机增减时，奇妙的效果产生了。从最古老的单倍型开始，向不同方向产生差异越来越大的单倍型。在特定群体中观察到的中央单倍型总是最古老的，这就象一点墨水在清水中静静的扩散，色迹的中心必然是墨滴的最初位置。而根据扩散的半径，也可以计算扩 散持续的时间。由于STR的突变机率比SNP大得很多，所以在同一种SNP单倍型的个体中分析STR的网络关系，就可以计算SNP的发生年代。这样，我们就掌握了民族遗传分析的两大利器。 

由于技术难度不同，最早研究的非重组区是线粒体。在分析了遍及全世界的几千个人的线粒体之后，1987年，RebeccaCann发现线粒体的系统发源于非洲，这一学说被称为“非洲夏娃说”，这项研究揭开了遗传学方法探索人类史前历史的序幕。从现代人的线粒体发现现代人类起源于十万年前的非洲，那么其它大陆上更早时期的古人类句必然是已灭绝的旁支。这与古人类学界原有的普遍观点不合，因此引发了很多争论。但是，对欧洲尼安德特人骨骸DNA的分析，证实了他们的确与现代人没有传承关系，两个学界的认识也渐统一。 

但是，由于线粒体的特殊性质，它的突变过快而且长度太短。这使得它提供的信息量很有限，而且在群体间的分布格局较乱，这一切则由NRY来捕捉。NRY 上不断有新的SNP，到2001年，斯坦福大学的PeterA.Underhill等在全世界人群中发现了218个SNP位点，构成了131种单倍型。这些单倍型构成的谱系与线立体谱系的共同之处，也是证明现代人十万年前发源于非洲。 

首先通过与黑猩猩等人类近亲的相关区段的比较，我们找到了人类谱系的”根”的方向，因为SNP的特异性，人类的SNP位点，在黑猩猩的对应位置上必然未突变。所以与黑猩猩单倍型最接近的人类SNP单倍型，必然是人类最古老的形态。而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有新的人类的单倍型演化出来。结果发现所有最早演化出来的新态都保存在非洲，而非洲之外的人类的单倍型形态只是较晚(约12万年前)发生的一小支。这说明现代人最早(约15万年前)的演化过程发生在非洲，直到大约12万年前，才有一小部分人走出非洲，向全世界扩散。 

这种结构在NRY的谱系中表现得比线立体清晰和稳定得多。由于NRY是纯粹父系遗传的，所以这种非洲起源假说被称为“非洲亚当说”。人们往往对非洲人的黝黑肤色难以认同，其实现代非洲人已不是世界上其它人种的直系亲属。只是在公元1000年左右，西非洲的黑人(Y染色体单倍群E)掌握了农业技术，人口增长而后扩张，才把东非洲等地的浅色的“我们的近亲(Y染色体单倍群A和B)”取代了。而由于欧洲人于大航海时代的殖民，西非洲的这种取代，就被打乱而未能完全完成，所以南非的土著肤色不太黑。 

东亚的古人类学界至今还有人不相信。北京猿人竟然不是我们的祖先。但是在这里，的确没有找到10——4万年前的人类化石，看起来这里的古人种，在约10万年前就灭亡了。在之后的几万年冰河时期，东亚大地寒冷而寂寞，直到四万多年前，来自非洲的现代人重新发现了这块大地。 

人的血型的一大特点是：终身不变，且能遗传。按照孟德尔遗传定律，父亲双方各遗传一种基因给子女，子女的血型里就包含着这些基因，因此，每个人的血型既受之于父母，但又不同于父母，通过验血型可以认定父母与子女间的血缘关系。而且，人类的这种血缘关系源远流长，早在人类祖先从猿人分化出来时，一种叫Gm血型的因子已形成，它代代相传，延续至今。可见，在血型里，不仅有父母的标记，而且还有老祖宗的标记。 

人体血型主要有红细胞血型、白细胞血型、血小板血型、血清血型和红细胞酶型五大类，总共有500种以上。ABO血型已为大家所熟知。但ABO血型仅是 红细胞的血型，而携带着人类种族特征的血型是血清的血型。血清血型要比红细胞血型复杂，它有几十种之多，其中，叫做Gm的血清血型(双倍体遗传的常染色体 基因)有明显的种族差异。 

Gm血型的种族差异，表现在组成Gm血型的各个因子上。组成Gm血型的各个因子，目前世界上已检出的是18个，其中有的因子是不同人种所专有的，如fb因子只存在于白种人，st因子为黄种人特有，C3因子仅见于黑种人等等；此外，在同一人种的不同民族中，Gm因子的基因频率具有特定值，即是占有某种 Gm因子的人数在总人数中占有比较恒定的百分比。如我国的壮族，具有afb因子人的百分比总在80%左右，而维吾尔族人中是7%左右。由基因频率特定值可 以确定民族间的血缘关系。Gm血型的这两大特点，是至今发现的人体500多种血型中独一无二的。这使它成为研究种族关系的重要依据。

人类的东非祖先的一支后裔Y染色体单倍群突变为A-M91。 

12万年前，人类的东非祖先的另一支后裔Y染色体单倍群突变为B-M60和M168。 

M168继续突变为三个分支： 

C-M130、P9(YAP)、F-M89。 

P9(YAP)又继续突变为D-M174和E-M96(SRY)。 

10万年前，C和D(Gm血型是ag)最先走出非洲，形成棕色人种。他们沿着印度洋岸边，拿着旧石器和尖木叉，在海边捕鱼为生，并捡食滩涂上的高蛋白食物。经过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扩展，来到了印度，形成了前达罗毗荼人ag/axg。前达罗毗荼人是所知的棕色人种中文化发展的最为先进的一支，与后来的L共同创造了哈拉巴文化 

接着，棕色人种东继续东进，到了东南亚。当时的海平面比现在要低好多，巺他群岛与中南半岛连成一片，澳大利亚和伊利安岛以及美拉尼西亚的许多岛屿也连在一起。6万年前，棕色人种到达并占领了这片地区。到后来海平面抬升以后，澳大利亚和伊利安岛远离亚洲大陆，棕色人种在这两块孤立的大陆上居住到了现在。4万多年前，棕色人种又北上占领整个东亚大陆，创造了中国的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如山顶洞人、资阳人。当时的日本列岛与朝鲜半岛、美洲与亚洲都是连在一起 的，棕色人种沿着今对马海峡到达日本，成为绳文人，并且沿着今白令海峡到了美洲。 

中国北方(包括西北、华北、东北、外蒙古、朝鲜)的棕色人种，与2万多年前之后从中亚零星迁入的吐火罗人『按：吐火罗最初源于语言学研究，吐火罗语这个名称对不对还是二说，中国学者倾向于叫它焉耆龟兹语，吐火罗人何时迁到新疆没有定论（但肯定是在印欧语形成之后），不知道本文作者是否在臆断，抑或此处的吐火罗是个人种学的概念，和说焉耆龟兹语的人不是同一个民族，个人猜测黄帝可能是焉耆龟兹人的同族，这种语言属于印欧语西支和拉丁语日耳曼语等有密切关系，虽然焉耆龟兹人地处今日中国境内，但和印欧语东支的伊朗印度语差别很大，英国语言学家w.亨宁认为他们是灭亡苏美尔阿卡德王朝德蛮族kutim人.逐渐融合形成了阿尔泰民族(Gm血型是吐火罗ab3st+棕色人种ag/axg)，所以阿尔泰民族Y染色体特色单倍群以C为主，以P为辅。在东北、华北，吐火罗的因子特别少，形成通古斯群(比较纯种的棕种人,Y染色体单倍群基本是C)；在蒙古高原东部，吐火罗与棕色人种在人口比例上平分秋色，形成蒙古群(Y 染色体单倍群C和P各占一半)；在新疆、蒙古高原西部、黄土高原，吐火罗的影响力比较深，形成突厥群(Y染色体单倍群是C和P)。 

此时整个东亚、南亚大陆及澳洲只分布着棕种人的Y染色体单倍群C、D型。今天，C只在亚洲和美洲土著有发现，里海以西没有C的存在。D可能先于C来到东亚大陆，是东亚最早的原住民，后来到达的C对其进行了驱逐与覆盖。所以D只分布在边缘的岛屿和高寒的西藏。 

二、白种人 

7万年前，黄白种人F-M89(P14)(Gm血型是ab1b3)也离开非洲，他们没有走海岸线，而是走陆路，6万年前到达西亚(苏美尔、伊朗、巴基 斯坦)并定居在那里，形成欧亚人群(Gm血型突变为afb1b3)。目前，F占德拉维达(达罗毗图)诸民族的13%、印度印欧语系的3%、伊朗族的5%、乌孜别克族的7%、哈萨克族的4%、喀山鞑靼的4%、吉尔吉斯族的2%、阿尔泰族的2%、藏族的1%、蒙古族的1%。 

接着，G-M201、H-M69(M52)、J-M304(1212)从欧亚人群分离出去，G-M201迁移到意大利、小亚细亚、伊朗，今天的意大利族的6%、伊朗族的4%、土耳其族的7%拥有G；H-M69(M52)迁移到印度，今天操印欧语系的印度人的20%、德拉维达(达罗毗图)诸民族的18% 拥有H；J-M304(1212)是阿拉伯的祖先，随着阿拉伯人的扩张，今天中东阿拉伯族的48%、埃塞俄比亚族的15%、达罗毗图诸民族的12%、维吾尔族的10%、哈萨克-吉尔吉斯族的5%、乌兹别克族的8%、蒙古族的2%、回族的8%、俄罗斯族的3%、土耳其族的25%、伊朗族的12%、意大利族的 20%、墨洛哥的15%、苏丹的10%拥有J。 

I-P19(M170)也从欧亚人群分离出去，迁移到北冰洋沿岸，今天冰岛族的37%、苏格兰族的20%、挪威族的30%、拉普人的30%、德意志族 的25%、西班牙族的12%、西班牙族的15%、意大利族的15%、伊朗族的14%、中东阿拉伯族的5%、俄罗斯族的18%、土耳其族的15%、喀山鞑靼 的15%、涅涅茨人的6%、鄂温克族的6%、科里亚克族的7%拥有I。 

K-M9也从欧亚人群分离出去，由于东部高山的影响，K-M9分为两个方向继续向东迁徙，一部分L-M20(M11)向南，进入印度次大陆。今天，印度操印欧语系的人26%、操德拉维达(达罗毗图)语系的30%、维吾尔族的3%、乌孜别克族的2%携带L，中东人也有1-2%携带L。3万年前L与从南部沿海进入印度的“海上移民”棕色人种C4、C5遭遇，其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新来的侵略者L与棕色人种的女人们交配，而那些棕色人种的男人们则大部分遭到杀害。今天C4、C5占整个印度(包括印欧语系和达罗毗图语系)诸民族的比例为5%，但在个别达罗毗图语系民族中比例达到20%。今天的德拉维达(达罗毗 图)诸民族就是L、H与C、F的融合。 

K-M9另外一部分M-M5(M4/H17)继续东进，来到澳洲，今天伊里安查亚的70%、巴布亚新几内亚的34%拥有M。K-M9的另外一部分K则 进入澳洲和中国，今天苏门答腊岛的15%、婆罗洲的16%、伊里安查亚的5%、巴布亚新几内亚的59%、澳洲土著的25%、汉族的10%拥有K。 

K-M9另外一部分P-P27(M45)于3.5万年前向北面的兴都库什山走去，继续向北进入中亚里海北岸游牧，即今天的印欧语系。印欧语系西支染色体突变为R-M207(M173)，Gm血型由afb1b3突变为fb1b3。公元前3000年，印欧语系西支R1b离开故乡分好几路向四面八方扩张。西 支一路到了希腊，西支二路到了意大利(这两路分别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的起源)。西支三路穿过中欧一直到达不列颠诸岛(凯尔特人的祖先)。西支还有两路北上到了东欧波罗的海，西边的为日尔曼、东边的为斯拉夫。这些西支白种人每到一处，就征服或同化当地的土著(尼安德特人)，把自己的语言传播到那里。公元前1000年，最后一拨印欧语系西支R1a(M17/H16)也离开里海北岸的故乡，一路南下分别占领了伊朗、苏美尔、阿富汗和达罗毗图语系的印度，他们都号称雅利安人。这拨人里面还有一部分(RxR1)从印度出发，继续往西南行进，远抵喀麦隆。 

今天，冰岛族的40%、苏格兰族的75%、德意志族的48%、西班牙族的65%、意大利族的44%、挪威族的25%、俄罗斯族的6%、土耳其族的 14%、涅涅茨人的4%、塞尔库普人的4%、拉普人的6%、中东阿拉伯的5%、伊朗族的5%、喀山鞑靼的4%、乌孜别克族的7%、维吾尔族的17%、回族的12%携带R1b。 

今天，俄罗斯族的47%、挪威族的35%、冰岛族的22%、德意志族的22%、拉普人的20%、印度讲印欧语的40%、讲德拉维达(达罗毗图)语的 8%、阿尔泰族的50%、喀山鞑靼的18%、乌孜别克族的18%、维吾尔族的18%、哈萨克族的5%、吉尔吉斯族的40%、涅涅茨人的10%、塞尔库普人 的18%、拉普人的20%、伊朗族的13%、土耳其族的6%、中东阿拉伯的2%、藏族人的5%、回族的5%携带R1a。 

今天，德拉维达(达罗毗图)语的8%、印度操印欧语的3%、维吾尔族的4%、乌孜别克族的4%、吉尔吉斯族的2%、哈萨克族的1%、土耳其族的1%、伊朗族的1%、澳洲土著的6%、喀麦隆土著的45%拥有RxR1。 

印欧语系东支染色体没突变，仍然是P，但Gm血型由afb1b3突变为ab3st。今天，P主要分布在中亚，其次印度的分布比例也较高(与中亚人历次 军事南侵和商旅往来有关)，最后中东与东亚也有零星分布(主要是当时中东和东亚人口众多，而当时的印度人口不算太多)。印欧语系东支于2万年前向东迁移， 到达新疆及蒙古高原，称吐火罗人，他们后来全部同化于突厥人、蒙古人之中，但却给其带来了P的染色体和ab3st的Gm血型，并使突厥人由棕种-黄种人变成为黄棕白混血人种。 

西伯利亚最初是土著棕色人种C，后来I又移民过来，再后来阿尔泰人(P、C)又移民过来，最后黄种人N也移民过来，最终融合形成雅库特人(N为主)、 楚科奇人、科里亚克(N、C为主)人、尼夫赫人、尤卡吉人、勘察加人等古西伯利亚人(北亚人)。1.5万年以前，部分北亚人(母系是黄种人但父系却是白种 人P)又经过白令陆桥进入了美洲，成为阿留申人、爱斯基摩人(N占50%,Q3占47%)、印地安人(基本上是Q3)。北亚人在向西伯利亚、美洲行进过程中，一部分到达美洲，Y染色体从P突变为Q3-M3(H15)；一部分从西伯利亚南下中原，Y染色体从P突变为Q1-M120，混入中原通古斯，再后来成为东夷最西一部、最后成为今日河南汉族的一部分。 

三、黄种人 

5万年前，K-M9中的L-M20(M11)、P-P27(M45)白人分离出去之后，剩余的人群染色体突变为M214，接着又分为N、O，但Gm血型仍然是afb1b3，而没有象印欧人一样突变为fb1b3。N、O沿喜马拉雅山南麓匆匆通过，进入东南亚，这期间也融入了少量棕色人种的基因。剩余的 N、O的另一支留居西亚(苏美尔、伊朗、巴基斯坦)故土，到后来创造了人类最早的文明——苏美尔文明、克里特岛文明和伊朗-阿富汗的先雅利安文明。 

4万年前，在东南亚的密林里，N、O演变为黄种人。黄种人逐渐发展壮大了起来，在与棕色人种的对比中，渐渐占据了优势，并最终将自己居住区域(华南- 东南亚)的棕色人种不分男女全部予以种族灭绝，而不是同化融合。也就是说，此时华南南部和东南亚随着黄种人的到来，Y染色体发生了C、D被O的替换。 

2.5—3万年前，黄种人并分化成了沿海支、内陆支、乌拉尔支。内陆支黄种人又称南亚(百濮)/澳斯特罗-亚细亚，形成于缅甸一带，并散布于整个中南半岛(除占城)、中国云南省、广西省和海南岛，今中国的佤-德昂-布朗、缅甸-泰国的孟族、柬埔寨的高棉族、越南的京族、马六甲族、尼科巴族、印度的蒙达 族、斯里兰卡的维达人都是其后代。由于历史比沿海支稍长，渐渐形成了更多的基因突变，南亚(百濮)的Y染色体特色单倍群为O2(包括 M88/O2a1+M111)和O3(包括M7/O3d+M134/O3e)。百越民族中，泰国泰族的65%、中国壮族的35.95%也是O2的后代。 

沿海支黄种人又称百越(侗台)南岛，Y染色体单倍群是O1-M119(包括M50+M110/O1b+M103)。沿海支黄种人最初在越南占城一带形成，其中的百越民族离开占城北迁至广东(如柳江人)，其中的南岛民族离开占城南迁至马来半岛。在广东，百越民族居住了几万年而没有外迁，因此发育出了统一 的体质和文化。百越分成南北两部分，南部是壮傣和黎的祖先，北部是侗水和仡央的祖先。 

当时，第四纪晚更新世冰期(距今7万年)不仅仅造成了海平面下降、大陆边缘延伸，另一个效应是一些不高的山都是积雪冰封，使得南岭等山脉成了黄种人向北进入长江流域的天然障碍。1万年前，冰期结束，使得黄种人大量北上，开创了一个全新的新石器时代，农业文明的星星之火在各地的黄种人中燃烧了起来，社会发展的火车头被拉动了。黄种人的北上分两条路线进行。 

西部内陆支的百濮民族通过贵州、四川这条路线北上，并且分出了两支。一支沿着长江往下走，到了长江中游(以江汉平原为中心，南包洞庭湖平原、西尽三峡川东、北达豫南豫中、东抵鄱阳湖的广大地区)，形成南蛮(苗瑶)，Y染色体是O2a*，后来汉藏部落O3d混入南蛮，而南蛮的O2a1则脱离南蛮混入南越。南蛮先后创造了石门皂市下层文化(为前5000)→大溪文化(前4400——前3300)→屈家岭(湖北京山县)文化(前3000—前2000)→湖北龙山文化(青龙泉三期,前2400,与中原龙山文化有较大区别)四种新石器文化。百濮另一支沿着四川的几条大河(金沙江-雅砻江-大渡河)北上，(另一种途径折返向西经喜马拉雅山南麓达阿富汗，然后经新疆天山、昆仑山、祁连山东进)来到了黄河上游地区，形成了汉藏民族，Y染色体是O3，特别是O3e(M134)。 

由于广西、云南、中南半岛、海南居住着百濮，湖南北部居住着苗瑶，所以东部的沿海支的百越民族最早的扩散方向是空旷无人的东北和正东。北部百越(以 M119亚类型M110为特色)向东北迁徒进人江西，形成干越。干越一部溯长江而上向西远迁到贵州西北部，成仡央族群，在商朝时建立了夜郎国。在商末，楚国发动了对江西干越的征伐，干越大部分人退到广西梧州，被称为骆越。秦汉时候，部分骆越迁到了广西北部的融水一带，又渐向贵州移动成为今天的水族。宋代受越南侵略军的侵扰，骆越又从梧州北上广西、湖南、贵州三省交界地带，成为今天的侗族。部分干越后来东迁进人浙江，形成了於越，在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创造了灿烂的新石器文化。於越先后创造了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前5000～前4000年)、太湖流域马家浜文化(分为马家浜和崧泽两期，为前4300～前 3300年)、良渚文化(前3300～前2200年,与山东龙山文化有更密切的联系)、南京北阴阳营文化、安徽潜山薛家岗第三期文化(前3200～前 3000年)。于越民族继而又从江苏进入山东，与当地的苗瑶、通古斯融合创造了先东夷文化。 

南部百越(混入了部分苗瑶的O2a1-M88)部分也在北部百越离开后一段时间开始内开始东进，到达福建和浙南，形成后来的闽越和东瓯。西汉南越灭国后，汉朝时武帝灭南越，南越开始大规模西迁，到唐朝时进入西双版纳、老挝、泰国。1215年更从云南的勐卯国(现云南德宏)西迁至印度阿萨姆省建立了阿含Ahom王国。南越小规模进入海南岛也较早，但是大规模进入海南是较晚的事，形成黎族。台湾原住民是不同时期沿不同路线从大陆来到台湾的，少部分属于南越，大部分属于北越。今壮族的17.9%、泰国泰族的10%、越南京族的7%、柬埔寨高棉族的8%、土家族的20%拥有M119。 

同属黄种人东部沿海支的南岛民族，与同胞百越民族相反，他们不是向北，而是向南面广阔的大洋进发。公元前3000年之后，逐渐从占城、马来半岛扩散到 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公元后又进一步扩散到马达加斯加、密克罗尼西亚[马绍尔、吉尔伯特(基里巴斯)、关岛查莫罗、加罗林群岛(波纳佩-雅普-特鲁 克)、帕拉乌、瑙鲁]、美拉尼西亚[斐济、莫图、雅比姆、所罗门群岛、瓦努阿图]、波里尼西亚[新西兰毛利、乌维亚、萨摩亚、汤加、图瓦卢(艾利斯)、钮 埃、库克群岛拉罗通加、社会群岛塔西提、土阿莫图、马克萨斯、夏威夷]。

四、黄种人进入北方取代棕色人种 

1万年前，沿海支、内陆支的黄种人分别北上，阿尔泰在与吐火罗人(Y染色体单倍群为P)第一次混血的基础上，又与当时北上的两支黄种人发生了第二次混血，形成黄棕混血的黄种人北亚人种。东部阿尔泰通古斯混有较多的沿海支成分O1，但也混有很多内陆支成分O3(可能是进入文明时代后加入的)；中部阿尔泰蒙古混有较多的内陆支成分O3；西部阿尔泰突厥也开始混入了大量的内陆支成分O3。 

目前，蒙古族血统中，C3占55%，O3占20.5%，O1占4.2%，O2占1%，K占4%，N占5%，R1a、D、Q、J各占2%，RxR1占 1%，F占0.8%，R1b占0.5%。朝鲜族血统中，O2占32%，O3占25%，O1+O*占14%，C1占16%，D占7%，N占2%。满族的Y染 色体类型中，C1占23%、C3占2%、D占6%、N占15%、O占53%。维吾尔族有10%的阿拉伯血统J、3%的印度黄白血统L、39%的雅利安血统 R、4%的蒙古血统C、4%的藏族矮黑血统D、2%的芬兰黄种人血统N、14%的汉朝唐朝戍守西域的汉族士兵血统O3。 

C1-M8占鄂温克族的65%、鄂伦春族的61%、日本大和族的8.5%、阿伊努人的90%、朝鲜族的15%、满族的25%(含C3)、赫哲族的 30%。C3-M217占布里亚特蒙古族的60%、蒙古族的55%、达斡尔族的31%、锡伯族的27%、哈萨克族的45%、乌孜别克族的17%、吉尔吉斯 族的10%、维吾尔族的4%、阿尔泰族的23%、雅库特族的11%、土耳其族的1%、喀山鞑靼的1%、古西伯利亚科里亚克族的30%、回族的23%、藏族 的2%、印度讲印欧语的3%、塞尔库普的3%。C2—M38占澳大利亚土著的70%、伊里安查亚的25%、巴布亚新几内亚的3%、婆罗洲的17%。C4、 C5占印度(包括印欧和达罗毗图语系)的比例为5%。 

D分布于印度安达曼群岛土著(100%)、苏门答腊岛土著、冲绳人(55%)、藏族(50%)、土家族、彝族、缅甸族、克钦/景颇族、瑶 族、日本(34.7%)、朝鲜(7%)、满族人(6%)、维吾尔族(4%)、阿尔泰族(4%)、蒙古族(2%)、乌孜别克族(2%)、哈萨克族(1%)。 N-M231所占比例中，布里亚特为27%、叶尼塞鄂温克族17%、中国鄂温克族0%、鄂伦春族的5%、赫哲族18%、满族15%、达斡尔族9%、锡伯族 21%、蒙古族5%、阿尔泰族4%、哈萨克族7%、吉尔吉斯族3%、喀山鞑靼21%、乌孜别克族2%、维吾尔族2%、日本2%。 

O1—M119所占比例中，布里亚特蒙古人5%、锡伯族7%、达斡尔族4%、蒙古族4.2%、满族5.6%、乌尔奇Ulchi(赫哲亲属)3.8%、 雅库特4%、回族的8%、古西伯利亚尼夫赫6%、堪察加人的6%、科里亚克人7%、日本人3.4%、叶尼塞鄂温克3.2%、中国鄂温克族5%、朝鲜族的 14%(含O*)。 

O2—M95主要分布在泰国-柬埔寨-越南南部的南亚(百濮)语系和中国的苗瑶语族；而且，百越民族如泰国泰族的65%、中国壮族的35.95%也是 O2；另外，东北亚O2含量也很高，如日本的O2比例高达31.7%，朝鲜族O2比例亦高达32%，满族的O2比例为11%，赫哲族为5%、达斡尔族为 21%、鄂伦春族5%、叶尼塞鄂温克0%、中国鄂温克族2%、锡伯族1%、回族的2%、蒙古族1%。 

O3所占比例中，蒙古族20.5%、锡伯族30%(含O*)、达斡尔族27%(含O*)、满族3**%(含O*)、赫哲族46%(含O*)、鄂伦春族 22%(含O*)、朝鲜族25%、日本人20.1%、维吾尔族14%、哈萨克族8%、吉尔吉斯族24%、回族17%(含O*)，中国鄂温克族28%(含 O*)、叶尼塞鄂温克族和布里亚特蒙古人为0。 

阿尔泰人在黄土高原(突厥)的故土被内陆支的黄种人(汉藏民族)霸占，生活在那里的阿尔泰人不是被屠戮就是向北面的家园逃窜，所以今天黄土高原的居民很少有阿尔泰特有单倍群C的发现。 

阿尔泰人在华北(通古斯)的故土遭到了沿海支黄种人的大规模入侵，不过，沿海支黄种人相对比较温和，与通古斯和平共处而不是屠戮，二者逐渐融合为新的民族——东夷，东夷的O1成分浓厚。 

新石器时代，阿尔泰人在阴山以北创造了以细石器/刮削器在生产工具中占优势的狩猎文化，与阴山以南以农耕文化为主的仰韶文化有明显不同。商族的母系祖先东夷从燕山地区南下到古河济之间的进程中，一部分阿尔泰人(蒙古群)也随之从大兴安岭山原南下来到商族祖居的赤峰市、朝阳市、承德市、北京市，创造了拉苏克游牧文化之一的夏家店上层文化。 

后来的匈奴、坚昆、丁零、金山突厥等突厥部落，都是黄种人居于统治地位的棕色白色混血人种。随着突厥人的西迁中亚，他们与当地的晚于吐火罗人到来的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也发生融合。公元400年突厥族群的匈奴西迁，演化为保加尔人。公元600年蒙古族群的柔然人厌达人西迁，一部分被斯拉夫人同化，一部分被保加尔人同化。保加尔人的一支演化为目前的楚瓦什人，保加尔人的另一支被斯拉夫人同化为保加利亚人。中亚北部的突厥族群可萨人、佩切涅格人、乌古思人、 钦察人逐渐演化成目前巴什基尔人、库梅克人、诺盖人；后来一部分与西迁的蒙古人融合为鞑靼人。 

黄种人乌拉尔支N-M231(M178)跟随内陆支黄种人来到黄河上游，并进入突厥地盘，与O3一起征服了突厥，成了那里的主宰，原始突厥语、汉藏语、乌拉尔语混杂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新的语言——乌拉尔语。前3000年，N-M231途经阿尔泰山，最终西迁至乌拉尔山，形成乌拉尔族群。乌拉尔族群与当地的占人口多数的斯拉夫-日尔曼人(R)、波罗的海人(I)融合，形成芬兰-乌戈尔人，再后来分成三支向外扩散：向北的一支沿着伏尔加河上游进入北欧，演变为芬兰人、芬兰以北的拉普人(N占45%,I占30%,R1a占20%,R1b占5%)、爱沙尼亚人、莫尔多维亚(莫尔多瓦)人、乌德穆尔特人、 马里人、卡累利阿人、科米人(黄种人)；向西的一支演变为马扎尔人；向东一支，沿卡马河、越过乌拉尔山，进入西伯利亚，演变为汉蒂(奥斯恰克)人、曼西 (沃古尔)人等。剩下的乌拉尔族群被称为萨莫耶德人，包括涅涅茨人(分布在北西伯利亚和乌拉尔山脉两侧,N占80%,R1a占10%,I占6%,R1b占 4%)、塞尔库普人(N占7%,R1a占18%,R1b占6%,C占3%,Q占66%)、牙纳桑人，他们生活在俄罗斯极北地区，是相对纯粹的黄种人。 

黄种人沿海支和内陆支大规模来到北方以后，分别对当地的阿尔泰-棕种男人进行了杀戮和驱逐，但保留了阿尔泰-棕种女性(Gm血型是 ag+axg+ab3st)以婚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北迁的黄种人的后代与阿尔泰-棕种的后代是同母异父。当历史进入了阶级社会，情况就发生了变化，奴隶的需求使得黄种人对遭遇到的棕种男人不再灭杀。那段时期黄种人才到达的边缘地区，比如青藏高原、蒙古高原、日本列岛，棕色人种的成分被大量地保留 了下来。 

日本列岛在棕色人种绳文人到来时还可以通过大陆架很容易地到达，而当黄色人种来到东北亚时，已成为茫茫大洋相隔的海岛，是黄种人传说中的蓬莱仙岛。现在北海道的虾夷人(阿伊努人)和种子岛的部分居民就是绳文人的后代。日本的黄种人——弥生人，是春秋战国之后从中国大陆迁入的东夷人(O2+O1)、 汉族人(O3)、通古斯人(C1)，弥生人在九州岛登陆，然后向本州岛及更东北方向扩张的过程中，对旧石器的绳文人进行了征服和奴役，造成了日本绳文人比例的下降。但是到1800年，本州岛的北部和库页岛，都还是虾夷人的领地。从日本各地的遗传结构看，棕色人种的遗传比例虽然是从西往东递减，但各地的该种 成分都不在少数。所以日本人总体上应该算是两个人种的混血。日本大和民族的Y染色体类型中，O-M175占54.2%(其中O2——M95占 31.7%,O3——M122占20.1%,O1——M119占3.4%)；D占34.7%；C1-M8占8.5%；N占1.6%。阿伊努人的Y染色体类 型中，C1-M8占90%，D占10%

五、东夷的华夏化 

原始东夷属于苗瑶、百越、通古斯民族的混血，特有的是Y染色体单倍群是O2、O1、C1，分布在华北平原东部和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北方的东夷有更多的通古斯血统，南方的东夷有更多的苗瑶、百越血统，但总体上以苗瑶、百越为主。自从东夷首领与西邻原始华夏族在中原地区接触以来，东夷混入了越来越多的原始 华夏的因子，特别是华北平原的东夷已经大幅度华夏化(不但指语言上而且指血统上)。 

东夷以凤为祖图腾，繁衍为以各种鸟为子图腾的诸多部落。原始东夷创造了先进的海岱文化：发明了带羽毛弓箭、创造了东夷文字(对汉字的诞生有启蒙作 用)、制作青铜器与冶铁、制造舟-车、发展农业与治水。为紧邻民族华夏之文化的发展和推进，起到了关键和决定性作用，中原华夏文明就是文化相对落后的西部华夏族吸收先进的东部东夷族文化后进入文明社会进而在周朝超越东夷文化的。从伏羲、神农、炎黄直到夏商二代，在华夏-东夷文化(主要指科技,不包括语言) 互动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的也是东夷文化，但在政治上语言上起主导作用的还是华夏族(商与东夷联合灭夏,受东夷影响很大)。 

太昊(即伏羲氏后裔分支)姓风，是原始华夏首领伏羲氏派驻东夷的殖民代表，东夷化成了东夷的世袭首领。春秋时的任(济宁市)、宿-须句(东平县)、颛臾(费县西北)都是太昊后裔回到伏羲母系故里后建立的方国。神农氏部落与太昊部落(该族分两支,原支在淮阳发展为华夏族,东迁一支在曲阜发展为东夷)一样，也分为淮阳和山东两大系统，淮阳以华夏语言为主、山东以东夷语言为主，但神农氏各部落后来全部为东迁的炎帝部落(四岳之一支)所并。炎帝四岳之一支东 迁到今鲁西豫东接壤地区，以淮阳为都，完全取代了原神农氏的地盘，与太昊集团交错分布；居住在山东的四岳本为华夏，后来全部东夷化(语言上)。太昊集团有华夏族龙崇拜，但同时也和东夷一样以鸟为图腾崇拜。 

蚩尤就是东夷的子孙，但具体是太昊还是神农之后，不可考。 

少昊是东夷继太昊之后的又一个统治集团，嬴姓。少昊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团。帝喾的儿子少昊挚只是东夷诸多少昊首领中的一个，并且与之前和之后的少 昊首领也没有父系的血缘关系，母系倒有可能。少昊挚是华夏族派驻东夷的殖民代表，后来东夷化(改姓东夷姓嬴)变成东夷的代表了。 

嬴姓祖少昊，其后裔春秋时仍有徐、江、葛、黄、淮夷、费、郯、谭、锺离等国。徐，今安徽泗县和江苏泗洪；江，今河南正阳县西南；黄，今河南潢川县西 北；葛，今河南宁陵县；费，今山东费县；郯，今山东郯城县；谭，今山东章丘县境；锺离，今安徽风阳县。少昊嬴姓的一部分西迁在晋陕立国，成为秦国、赵国的祖先。偃姓祖皋陶，与少昊同姓，嬴、偃同字异写，由于部落的分化所致。偃姓在西周春秋时尚有奄(曲阜县)，为少昊所都；英，今安徽金寨县；六，今安徽六 县；舒鸠，今安徽舒城县；东夷群舒，均为偃姓。莒国(今山东莒县)先为嬴姓，后改己姓，是少昊集团加入黄帝集团的部落。 

夏初，启与伯益争夺共主地位的斗争，中经后羿、寒浞代夏政，直到后杼灭有穷氏，前后经历半个世纪的斗争，是少昊集团中那些与炎黄集团结成部落联盟的各部落在部落联盟向国家过渡过程中的斗争。这些部落已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的行列，成为华夏起源时期东系的重要来源。他们分布在古河济之间，即今鲁、豫、冀三省接壤的地区。在夏代，还有一支从东夷中分化出来加入了华夏雏形形成行列的，就是商族(父系是华夏,母系是东夷)。他们从燕山地区南 下，兴起于河济之间，终于造成了代夏而建立中国第二个王朝的基础。在泰山与古济水流域，形成了以奄(今曲阜)与薄姑(今山东博兴县)为中心的各方国。西周初奄与薄姑仍是东夷中的大国，他们是东夷中社会发展水平最接近夏、商的方国，而泰山以东至海，以南至淮的各部落与方国，即夏商时期的九夷或夷方。 

西周初既灭奄及薄姑，封鲁与齐于其故地。以齐鲁为中心，今山东省境内到春秋的只有莱夷没有完全华夏化。淮水地区诸夷，为西周东方的劲敌，是西周中后叶东夷的主体。齐与鲁对周围东夷部落的政策有明显的区别：齐太公治齐“因其俗，简其礼”，鲁公伯禽治鲁“变其俗，革其礼”。齐所采取的政策，促进了华夏文化与东夷文化的融合，不仅在春秋时首先称霸，齐国的文化对整个华夏文化的影响也不可低估。齐国周围的东夷部落较快地与之融为一体，前567年齐国灭莱，于是 山东半岛各东夷小国已被齐兼并。鲁国伯禽强调变革当地土著居民的礼俗，虽然鲁以推行周礼着称，但当地土著东夷的习俗仍顽强地保留着。鲁在东夷文化起源发展 的中心地区，以华夏族之周文化为主导，发展出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孔孟儒家学说。孔夫子，其先为宋人，是商族苗裔。 

今江苏北部、安徽北部分布着少昊集团的后裔嬴姓与偃姓诸国，如徐、江、葛、黄、淮夷、锺离、英、六、舒鸠等，他们是蚩尤战败后由山东迁移过来的东夷部落，但南迁后含有更多的百越血统。春秋时期他们与诸夏通婚，参与会盟，在战国大兼并的历史进程中，他们先后被楚、鲁、吴-越所兼并，他们的文化对齐、鲁、 楚及吴越都有影响，在政治上逐步统一过程中，文化与民族得到交汇融合，夷夏间的差别逐渐消失，成为华夏族的一部分。 

应该说一直到汉朝，东夷的华夏化才彻底完成，东夷在向华夏族完全贡献了自己的科技智能后，在血缘上、语言上被华夏族函化，最终成为汉族的一分子。所以目前山东、苏北、皖北之汉族，血缘上都含有通古斯和百越血统，非纯粹的华夏血统，但人种上与华夏无异，属于北方远东人种。 

原始汉人创造前仰韶文化时，东夷人创造了北辛(山东滕县)-青莲岗(江苏淮安市)文化，分布于淮北、鲁南，为前5400～前4400。 

原始汉人创造仰韶文化时，东夷人创造了大汶口文化(是北辛-青莲岗文化的继续)，主要分布在全山东、江苏淮河以北，在皖北、豫东和辽东半岛也有零星分布，为前4300～前2500年。大汶口文化的早期受到仰韶文化的影响。到了晚期，它还深入豫中地区，如平顶山寺冈、偃师滑城等地。辽东半岛旅顺郭家村下层，是大汶口文化向北波及的证据。 

华夏族创造中原龙山文化时，东夷人创造了山东龙山文化(典型龙山文化,是大汶口文化的继续)。山东龙山文化的分布以山东为主，也包括江苏、河北和辽东半岛的部分地区，为前2500～前2000年。 

华夏族创造夏-先商-先周文化时，东夷人创造了岳石(山东平度县东)文化(前1900—前1500)。岳石文化填补了山东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空隙。 

东夷被华夏族击败后，东夷北支逃到辽河流域，深深影响了西伯利亚和北亚居民的基因构成，O1—M119成为阿尔泰语系民族中普遍存在的基因，O2成为满族、朝鲜族、大和族的第一基因；东夷南支向南逃窜，回到自己的百越老家，并将部分C1/D带到南方。从此，东夷民族从肉体上、文化上从黄河流域消失，取 代他的是带有O3—M122的华夏族。 

六、华夏族的形成 

汉藏民族Y染色体单倍群是O3—M122。O3出现频率最高地区为中国云南省、印度东北部那加邦的藏缅族群里，很多民族中出现频率为100%，如独龙族等。在靠近中国的东南亚地区，O3数量比较多，缅甸、老挝、越南都超过50%。 

汉藏民族一支形成了藏缅族群，他们创造了马家窑文化，以陇西为中心，西至河西走廊和青海省北部，北达宁夏南部，南抵四川省北部。马家窑文化是陕西仰韶文化的一种地方性的变体，年代为前3300——前2050年。齐家文化起源于中原之陕西龙山文化，随着不断向西发展，分布与马家窑文化地域重合，开始承袭了马家窑文化的若干因素，地域性也就显得更加突出，实属陕西龙山文化的变体。齐家文化早期为前2000年，已普遍出现铜器，晚期年限可到商代。至于甘肃西部的火烧沟文化，则已进入比较发达的青铜时代，为前1900～前1700。 

藏缅族群不断南下，占领了原属棕色人种的和兄弟民族百濮的很多地盘，并于之通婚，融合成现在的藏族人、羌族人、氐族人、彝族人、缅甸族人、蜀人、巴人(土家族)人。 

其中，藏族是秦汉时期藏缅族群中的两支唐旄发羌(仙女)，南下进入青藏高原，与当地的棕色人种土著雅砻(猕猴)混血而形成的。现在的藏族人的遗传结构还能看到大量的D型Y染色体(当然O3型染色体占50%以上)。而观察藏族的面貌特征，甚至在同一个村子中，也会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样式，有的人是挺拔的羌人的面容，有的人则是敦圆的棕色人种面貌，肤色的差异也很大。

氐族现在仅存于四川和甘肃边界地区，有着惊人的Y染色体遗传结构——全部的D型，说明他们是棕色土著的后代，并且在汉藏语中，“氐”就是“底层”的意思。羌人来到青藏高原，把原本就在这里的棕色土著称为“氐族”，因为他们“原抵”就在那 里。羌族也含有部分的D型，但还是以O3为主。另外，整个藏缅族群由于在黄河上游老家跟C融合的厉害或者因为后来匈奴、鲜卑、金山突厥、契丹、蒙古的影 响，所以现在都含有10%以上的C的血统。 

O3在南亚语群体和苗瑶语群体中就存在。唯有O3e1是汉族才独有的，这个类型诞生于原始汉人的故乡黄土高原(甘南宁夏陕北)，很可能是做了800年 江山的周族的祖先帝喾-后稷(弃)。今日北方汉族O占73%，K占13%，C、Q各占4%，R1a、J、其他各占2%；今日南方汉族O占71%，K占 14.4%，C占8%，D占4%，F占1%，R1a占0.8%，N占0.8%。

引用：

小矮黑人基因（YAP lineage）

小矮棕人基因（M130 lineage）

黄种人基因（M9 lineage）

白种人基因（M173，M17）

C-130（棕色人种基因）

D-YAP（小黑人种基因）

O3（黄种人汉族基因M122）

O2（黄种人南亚基因M95）

O1（黄种人百越基因M119）

中国人Chinese 黄种人基因（M9 lineage） 占多数，用蓝色表示，但也有一小部分的 小矮黑人基因（YAP lineage）。

D—YAP又被称为小黑矮人基因，是一支非常古老的基因，印度安答曼群岛的安达曼人（100%）、藏族（58%）、土家族、彝族、瑶族、日本（34.7%）、朝鲜、满州人、缅甸人、克钦人。在汉族人中，D—YAP出现的频率小于1%。

在人类主干的18个Y染色体类型中，日本人Y染色体结构是：

O—M175 54.2%（黄种人基因）

D—YAP 34.7%（小矮黑人）

C—M130 8.5%（小矮棕人）

其他 1.6%

阿伊努人（Ainu)

D+C

所以日本人说自己是优等民族简直是天大的笑话。

小矮棕人基因C—M130,外蒙达到58%，吉尔吉斯人、布里亚特人在60%以上，现代日本人（6.5%）、朝鲜人、满州人、阿穆尔人中，也有一定数量,南印度地区达到20%。在现在汉族人中，M130的比例小于3%。

蒙古族血统中，C-M130 占55%，O3占21.5%，O1占4.2%，K占6%，N占3%，R1a、D、Q、J各占2%，RxR1占1%，F 占0.8%，R1b占0.5%。

朝鲜族血统中，C1占15%，D-YAP占6%，O2占32%，O3 占25%，O1占18%，。

满族的Y染色体类型跟朝鲜族类似。

单眼皮是棕色人种的遗传特征，蒙古族90%是为单眼皮（单眼皮是显性基因），朝鲜族单眼皮的比例也相当高。北方汉族的单眼皮也来自棕色人种。

此图并不能说明汉族人血统最纯正，只能说明汉族大多是由一些黄种民族融合成的，而与其他人种融合很少。

至于图中颜色，只是用来区别不同基因的。

非洲的M168生成中东谱系的M89，M89又生成M9，M9生成了M20、M45以及 M175。

携带M9的人被称为“欧亚部落”。大约4万年前他们在伊朗平原或亚洲中南部出现，是中东M89的后代。

M9的后代由于东部高山的影响分为两个方向继续向东迁徙，一部分向北面的兴都库什山走去，另外一部分向南，进入巴基斯坦和印度次大陆，这是从Y染色体得出的答案。向南走的这支人马就是M20。印度南部50%的男人携带这个变异密码。1-2%的中东人中也有这个密码。大约3万年前他们与从南部进入印度的“海上移民”遭遇，其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新来的侵略者与“海上居民”的女人们交配，那些海上的男人可能遭到杀害，因为从（男性）Y染色体看，今天“ 海上居民”的后代非常罕见，但却并不缺乏mtDNA的M谱系（女性）。“海上居民”的标记在印度南部出现的频率是5%（94页）。

M9向北走去的一支发展为M45，他们进入中亚，时间为3.5万年前。今天也只有中亚人具有这一M45标记，中东与东亚只有零星出现，他们在印度出现的频率也较高。我对于这一流向的解释是，中亚与印度之间具有广泛联系，一直存在有重要的移民通道，比如于阗国的建立，中国昆仑文化之迷，还有哈拉巴文化都可与这一问题联系考察。作者疑惑地说，现在还不明白为什么这些人不向中东扩散。我认为这很明显，因为中东的人口压力太大，人类大规模移民选择向人口稀少的未开发地区进军。

最早的西伯里亚人基因有2个部落谱系，一个是上面的M45，一个是更加古老的一批M9Y。

M45在天山之东产生出新的M175节点，它只出现于东亚，在西亚与欧洲完全没有M175的出现。M175在韩国的比率高达30%，出现的时间为大约3.5万年前。考古方面也证实了这一点。日本也基本接近。今天生活在东亚的大部分男人都携带有M175基因变异标记。

巴基斯坦人有M89标记。这里的中东标记如此集中，我在想，这是否是“以色列失散的十个部落”带来的影响。

大约4万年前，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迎接来了非洲而来的“现代人”，当然这是指大规模的非洲人进入，零星的进入应该早得多吧。

“一些中国科学家提出了‘地区连续性’的进化模式，否认东亚的智人起源于非洲，认为他们是由当地的直立人进化而来的。但从基因中找不到任何支持这一理论的证据，而且基因研究的结果表明，移民到东亚的现代人的后代不可能逃过考古学家的眼睛。近年，中国遗传学家金力和他的同事进行了一项研究，在东亚各个地区对 1万2千名男性进行了取样，结果表明他们每个人都能回溯到5万年前的非洲祖先，因为每个人的Y-染色体中都有M168标记。对寻找东亚地区连续性进化模式证据的科学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坏消息，因为这一结果至少对男性谱系，完全否定了地区进化的理论。而且东亚的线粒体DNA做出了同样的回答：几千份取样，结果全部显示他们的祖先在非洲。总之，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直立人在现代东亚人的基因中留下了痕迹，而且大量的证据表明，……他们被现代人取代了”（99 页）。

“在东亚海上移民的谱系出现的频率很高”。“在蒙古，海上移民谱系出现的频率是50%，在东亚东北部，这一谱系的存在也很普遍。……可能是早期迁徙到东南亚的海上移民，在几千年内逐渐向内地迁徙，南部的M130染色体比北部的古老，也证明了这一推测的可能性。很可能在3万5千年前，海上移民遇到了欧亚部落的后代，东亚人口中同时存在的欧亚谱系和海上移民谱系，证明他们之间发生过较大范围的部落融合”（99页）。这又一次让我们联想到神秘的环渤海文明正是这一融合的结果。

现代人从南北两个方向来到东亚定居。欧亚部落在3万5千年前从南西伯里亚进入东亚，南方海上移民迁徙到东亚的时间大约在5万年前。至今中国南北谱系的差异依然非常明显（99页）。

这些几万年前的迁徙模式可能一直延续进入新石器时期，从某个角度说，“丝绸之路”早在几万年前就已经存在，而且是南北两条主干线。络绎不绝的后来者以奇特的方式与先前的一些部落联系在一起，这个南北差异与南北融合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后来蚩尤与炎黄之战，以及炎黄之战。几万年的尘埃落定之后我们获得了汉族、苗族、百越等高度混合之后的一些群体名称，今天被压在中国最南部的百越群体较有可能就是最早来到东亚的“海上移民”的后代，或许他们与蚩尤之后有关。

作者承认，在中东开始定居与种植模式的同时，中国也开始了粟米与稻谷的种植。稻谷首先在中国南部扩散，公元前3500年台湾也开始种植，苏门答腊岛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1500年印度尼西亚群岛全部开始种植稻谷。

中国稻谷很可能是“海上移民”的杰作，最初的种植似乎恰在中国南方。从后来的传播模式中也很容易看出海洋文化的源远流长。 

谢选骏指出：我的基因测试是一个100%的RACE:eastern chinese——天晓得这是什么意思。

【十三、汉族是国内外人种最纯的主要民族】

江河坝博克

最近看到一些帖子，觉得有些人喜欢搞点民族自虐和民族虚无的东东，比如什么汉人不是纯种的，汉语是一种落后语言，普通话不是汉语等等，还有的人喜欢说汉人是一个懦弱的民族，奴性的民族等等，有些观点凭常识就知道是荒唐的，一个懦弱的民族怎么可能是一个全世界数量最多的民族呢。一个懦弱的民族怎么可能把好地方都占了而强悍的民族怎么都生活在老边穷的地方呢？难道物竞天择在东亚大地上的作用是颠倒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关于汉民族人种是不是纯粹这个问题，我最近翻了一下有关人种方面的资料，发现汉民族的起源和迁徙中很多有意思的现象，比如纯种问题，现在我还没发现国内或者世界上主要民族还有比汉族更纯种的了。

下面我们先看看汉民族的人种基因都有些什么。

这是美国新出版的人种基因图谱，中国的南北汉人尽管在基因上有区别，但是，可以看出不论南北，东亚-南亚基因都占70%以上。其它基因占比很少，最多的第二大基因也不超过13%。种类数量才七个，记住这个特点。下面我们来看看我国其它的主要少数民族的情况。

我们先看看蒙古人的遗传基因的情况。图中显示东北亚-澳基因这一蒙古人原始人种基因仅占53%，第二大基因是东亚-南亚基因，这一汉民族的主体基因竟然占了25%，其它基因占了22%，基因数量竟有12个，比汉族基因7个的数量多得多了。如果汉族都是不纯种民族的话，那蒙古人岂不是更杂了吗？

再看西藏人，藏族和汉族本是同源，都是从东非经中亚、缅甸到今天的陕西甘肃等地后才开始分流，向东发展的一支成为了后来的汉人，向西向南发展的就成为了今天的藏族和缅甸及中国西南的一些民族。从图中可以看出藏族基因占了50%，东亚-南亚基因占35%，这说明虽然向西发展成为了藏族，但是后来又和向东方发展后来成为了汉人的民族发生很大的融合，所以在人种基因图谱上留下了多达35%的东亚-南亚基因。

维吾尔人我们已经看不出他的主体基因了，完全是一个混合类型的了。11种基因，较为均衡的组合在一起，最多的阿尔泰基因也才21%，这和这个民族的历史倒是蛮吻合的，维吾尔的意思就是联合，原来不是一个民族的众多小族群，为了某种政治利益联合起来组成了一个民族，其基因也呈现了这样的“联合”状态。这恐怕才是典型的不纯种吧。泛突厥斯坦主义极力想把自己打扮成历史上已经消失了的民族突厥族，但维吾尔人的突厥基因才4.5%，实在太少了，属于维吾尔人的人种基因中最弱势的一种，只及作为汉人主体基因东亚南亚基因占维吾尔人种基因成分的三分之一还弱。这种科学新发现实在令东突分子们很郁闷。

综观国内的几个主要民族的人种遗传基因的图谱，我们不难看出，汉族是最纯种的民族了。其人类起源的主体人种基因的的强势地位很明显，混合其它基因数量最少，难道还不纯粹吗？当然，有人认为要百分之百才纯粹，这样的情况全世界主要民族中是没有的，只有那种长期生存在一种封闭的环境中才有这种可能，中国倒是有这么一个民族，独龙族，其人种遗传基因是百分之百的。经过人类DNA学的鉴定，独龙族的华夏基因（O3—m122）几乎是100%。 这说明独龙族不仅和汉族在血缘上是一致的，而且独龙族在血缘上是世界最纯的汉族人。 因为独龙族没有迁徙出怒江一带，因此保持了早期汉族的血缘。

汉族属于汉藏缅语系民族，经历过4、5万年长时间的迁徙和融合，直到2000年的汉朝才形成了汉族，自然不可能百分之百的纯种。但是，在形成汉民族的有记载的历史中，其参与融合的民族基本上还都是从M89黄白人种这个源头来的，与其他非这个分支人种稍有接触和融合，人种基因融合的数量稀少，其主体基因优势地位非常显著。

从国内各主要民族相比较可以看出汉民族的人种是最纯种的。

其实，纯种与否并不代表优秀与否，因此，纯不纯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实事求是，把真相告诉大家，不要误导读者。

前面介绍了中国国内的各民族人种遗传基因图谱比较，从中可以看出主要民族的基因都是比较多样化的，没有纯种的，但存在着人种遗传的主体性，主体性存在着强弱的差别。比较这些差别可以看出汉人是相对最纯种的。那种“汉人是不纯种的”说法是别有用心的。

汉人的人种遗传基因的强势不仅在国内体现出了这样的特点，甚至在世界上也同样体现出了这样的特性。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下世界上几个比较大的民族的人种基因遗传情况，可以作为我们比较的参考坐标。

我们先来看看曾经发动过两次世界大战，以自己的民族为“优秀民族”而骄傲的德国人。其西欧基因还不到50%，北欧基因占22%，两项加起来也还达不到70%，阿尔泰基因这个亚洲基因竟然占到了19%，成为第三大基因。还有阿拉伯基因，东北非基因，成份各占5%，其纯种程度远不能和汉人相提并论，要是希特勒能活着看到这个科技成果，我想他再怎么样也骄傲不起来了吧，他起劲的反对犹太人，蔑视犹太人，结果他的血液中却还有犹太人的血液在流淌。这对种族主义者们无疑是一个绝大的讽刺！ 

【十四、世界主要民族基因圖譜中的謬誤】

2012-08-19

近期在网络上流行一个帖子，叫“《世界主要民族基因图谱》+《从DNA看 人种历史》”（不给链接了，很好搜到，到处被转载，我又查不清始作（俑）者）。应该说这个帖子还是有不少内容的，对于分子人类学的外行来说也有不错的科普 作用，但因为这个帖子本身是爱好者写的，我作为专业人士（本人在复旦大学现代人类学重点实验室作分子人类学研究工作），感觉也有义务对其中有错误的地方作 一下批判和纠正，以免以讹传讹。

首先是文中的“基因”一词用得就不正确。按照生物学的严格定义，基因是“控制性状的基本遗传单位，亦即一段具有功能性的DNA序列”。一般来说，这样的DNA是要转录成RNA并最终表达为多肽（如蛋白质）的。最常见的基因是类似血红蛋白基因、乳糖酶基因、乙醇脱氢酶基因这样的。而“基因图谱”，或者说叫“遗传图谱”(genetic map)是指在人类的基因组上，每个基因到底分布在46条染色体的哪个位置的图，比如这样（Y染色体的基因图谱）：

而这篇外行文章所作的图，其实是Y染色体类型的分布频率图，和基因无关，和人种也是无关的。首先，大家从中学生物课中都能学到，每个人46条染色体，其中有22对是常染色体，另外两条，男性是一条X染色体和一条Y染色体，而女性是一对X染色体。这篇文章里面所谓的“某某人种基因”的图其实画的都是Y染色体的类型，也就是只有男性有，并严格按照父系来传递的染色体。

Y染色体其实上面的基因非常少，密度比其他染色体都少得多，总数也就100个左右，上面其他部分大多数是高度重复且难以释读的序列，有时称作“垃圾序列”，包括上图斜线阴影部分的“异染色质”。目前Y染色体上已知的很多基因都是与男性性征、睾丸和精子发育等相关的，而没有发现和肤色、相貌、体格等等和种族有关特征相联系的基因。也就是说，Y染色体的类型与种族没有因果关系。

这里面说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两个事物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的区别。有因果关系的两个事物未必相关性好，而另一方面，相关性非常好的两个事物也未必存在因果关 系。这里举两个例子：（一）有人做了个统计，发现某个地方得心血管疾病的人平均寿命高于不得心血管疾病死的人，于是得出结论：得心血管疾病可提高人的寿 命。当然常识告诉我们，心血管疾病显然会造成人死亡的，但为什么从平均寿命上反而看不出来呢？因为因先天性疾病夭折的、饿死的、事故死的、传染病死的人通 常死亡年龄更轻，只有有幸未因为这些原因死亡的，才在年龄较老时得了心血管疾病。（二）有人把小明的年龄和中国的GDP做了个图，发现不但单调，而且曲线还很接近指数函数，相关性非常好。于是作出结论：说中国的GDP增长的原因是小明的年龄增长了。不过也有人说，不对，因为中国的GDP增长了，所以小明的年龄增长了……仔细想想，就明白，小明的年龄和中国近几十年的的GDP都是随年份增加的，而本身年龄和GDP二者之间互不为因果。

所以，回到那篇《世界主要民族基因图谱》（见上图），里面写了什么“黄种基因：N（极北基因）、O（东亚-南亚基因）；棕种基因：C（东北亚-澳洲基因）、D（矮黑人基因）；印第安基因：Q（美洲基因）”等等，其实就没几个靠谱的。首先，我们前面已经提到，Y染色体上不包括已知的决定相貌或种族特征的基因，也就是说，Y染色体和种族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另一方面来看，比方说假如最早成为棕种人的人里面主要包含C和D单倍群，或者C和D单倍群开始扩张时的祖先能确定是棕种人，或者当时Q在开始扩张时就在美洲，那至少也是一种间接的因果联系。只可惜，在这点上，那个图也是错的，或者至少是缺乏依据的。

该文作者对一些Y染色体单倍群作出人种或地理判断的主要依据是含这些单倍群在哪些族群中有较高的比例。比如因为安达曼人（安达曼是现在印度辖下缅甸西南方的一个群岛）是矮黑人，而据称在安达曼人的一个群体里面测出的Y染色体都是D单倍群，因此说D单倍群是矮黑人。但我们仔细看数据来源（Thangaraj K, 2003），里面安达曼群岛的Onge和Jarawa人都是D型而大安达曼岛并无D型。此外安达曼只是几个非常小的群体（1850年时大约7千人，大部分是大安达曼岛人，而现在整个安达曼土著仅存400余人），D单倍群的人口绝大多数分布在亚洲大陆和日本列岛上（西藏和日本比例最高，有40%以上，汉族在2%左右），基本上都属于黄种人的范畴。对于小的族群，不论Y染色体类型还是体貌特征都容易受始祖效应、漂变或者少量外来人口的影响，同时体貌特征也受地理环境的选择，很难说安达曼岛的Onge和Jarawa人就代表了D单倍群的始祖群体的体质特征。同样，C型有大量是汉族和阿尔泰语族，仅通过澳大利亚和巴布亚新几内亚那几个民族就说C型是棕种人也是缺乏依据的。

再说地理上，说Q型是美洲基因就太冤了。要知道美洲的支系大体属于Q1a3a1-M3的一小支（美洲北部少数后迁去的爱斯基摩和纳-德内语系人中的Q有的不是），而Q型的绝大多数早期分出来的支系基本都分布在亚洲，比如中国、北亚或犹太人等。只不过亚洲人多，Q型在亚洲多只占了人群的一小部分，而在美洲，因为正好是Q1a3这支在1万多年前通过白令海峡到了无人区，因此成为了美洲尤其是中南美洲父系的绝大多数。而你不能因此说亚洲的Q就是美洲基因，他们几千辈子就从来没有到过美洲。或者说，你叔叔做了什么和你已经不相干了。

至于N单倍群因为最近共祖的单倍群O大体分布在东亚和东南亚，且N型内部早期的支系基本都在中国有分布，而北亚，尤其到欧洲的俄罗斯、乌拉尔和波罗的语族，N基本都属于N1c1-M178这一支系，扩散年代相对较晚，说明N型的起源和扩张也应该是在东亚而非北亚，最可能是在中国发生的。自然不应把N型说成是北亚类型。如果算人口数而不是只看比例，中国的N（>5%）比北亚及以西的N总数还多，亚洲的Q也不一定比美洲的Q少。

图里还有一些错误，是不同来源文章的检测精度不同造成的，例如南北方汉族里面高比例的K（“新几内亚基因”）其实主要是O2*-M268(xO2a-M95,O2b-M176)以及N-M231，但早期的文章里并未检测M268和M231，因此这两部分人就都算在上游的K-M9单倍群里面了。在其他的图里有的把这两部分人单算成其他颜色了。不一样的分类法放一起比较自然不会有正确的结果。

至于文章里面的话就比那个图还要更不靠谱了，比如“哈萨克斯坦人和蒙古人的大部分来源于澳洲原始白人”，还有“印度的黑人大多属于安达曼群岛的土著”，等等，无力反驳了，一句句反驳这种话对不起我和读者的智商。

再有一点恶心的，Y染色体谱系是全球多个实验室共同硏究的，单倍群的命名也是全球科硏人员在2002年开了个会才最终定下来的，怎么成了“美国版”的“人种基因图谱”了？

【下篇·独龙族的华夏基因】

【一、文面独龙族的基因密码】

王传超写于2012年10月19日凌晨

披发文面，刀耕火种，武侠小说般的神秘，靛青蝴蝶的飘逸，伴随着荆刺敲破少女白皙面庞时的一丝惊恐，这是我之前对独龙族的全部印象。

独龙族，仅7000余人，全部聚居于独龙江流域河谷地带，独龙江峡谷位于横断山西部的高黎贡山与担当力卡山之间，山高在4000——5000m，冬季大雪封山道路阻绝之时可达半年之久不通人烟。在元代的文献中已有独龙族的记载，当时称“撬”，清代称“俅”，有自己的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与云南景颇语、西藏察隅僜人语言相近，与贡山怒语基本相通。

说独龙族，不可不提文面。每年的冬天，家里有十二三岁女娃子的父母们会早早撕下打扁树的皮，放在锅里干馏成烟，凝结在悬于上方的另一口锅底上，刮下这层烟灰，调上水搅成染料。再选出钢笔粗细的荆棘枝条，去叶，仅留下一根硬刺。请来经验丰富的文面老太，女娃子躺下，老太先在其脸上先画出图案，然后一手拿荆棘枝，一手拿小木棍，用木棍轻轻敲击荆棘枝，刺破女娃的皮肉，随后把用锅灰调制的染料涂入伤口，反复揉擦刺文，让其渗入皮下。选择冬天，是因为天太冷，刺的时候并不很疼，但涂上染料后的脸会肿得很大，需要一周左右才会消退。脱痂之后，面部呈现的就是永远擦洗不去的黑色和靛青色斑痕所形成的蝴蝶纹样。据说，上世纪40年代，政府部门曾出面禁止文面，否则严惩，但独龙人仍恪守这条规矩，甚至在60年代初，文面还风行。文面有着最美丽的传说：独龙人认为亡魂最终将变成大而好看的各色蝴蝶，只有文面的人死后才能与自己的灵魂相认，独龙人就是把灵魂寄予蝴蝶身上，不惜痛苦，将蝴蝶文于脸上终生相伴直至灵魂的尽头。又有传说独龙族的先辈并没有文面的习俗，只因为解放前察瓦龙西藏土司和傈僳族奴隶主经常到独龙江掳掠人口当奴隶。姑娘到了嫁人的年龄，为了逃避为奴的悲惨命运，才不得已忍痛文面毁容。我难以想象女孩子们文面之时该是如何地痛苦和无奈。

文面的独龙族从哪里来？有学者考证说独龙族源于古代的氐羌人，后来演变为乌蛮分支的路蛮。近年来，体质人类学方面的数据也为独龙族由来揭开了些端倪：独龙族头顶面观中头型稍圆，前面观中而宽，面窄长，眼裂中等偏窄，低鼻，鼻狭长，薄唇，无蒙古褶居多，身高普遍较矮，独龙族具有蒙古人种南亚类型的一般体质特征。但人群的体质特征，既受到遗传因素的作用，更与其生活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如肤色以及身材大小和体型，在很大程度上受气候造成的自然选择的影响。独龙族藏于深山，条件艰苦，生活困难，或也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体质特征。

文献考证和体质特征研究或有异议，那么DNA上独龙族讲述着怎样的故事呢？15个常染色体常用微卫星位点显示独龙族与汉、回、藏、维吾尔、白、阿昌等民族均有显著性差异，揭示独龙族在其起源、迁徙和发展过程中可能保持着与其他民族相对独立的隔绝状态。父系相传的Y染色体在独龙族里的结果更是惊人，全部为汉藏族群的代表类型O3，且几乎一半是汉人高频类型，一半是藏缅代表类型，父系这边告诉我们独龙族源出汉藏无疑，可提供信息就此终止，略显单薄。

不同族群交流融合时，经常会出现性别偏向性，史前族群的大部分父系遗传结构经常被晚近时期强势民族的父系特征标记所掩盖。而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求助于母系，母系遗传结构则忠实地记录了历史上不同的移民层次，对于追寻远古族群的迁徙历史来说是非常理想和有效的工具。母系的线粒体DNA类型在独龙族中有如下几类：40%的A类型，26.7%的D类型，13.3的R9a类型，10%的G类型，以及零星的M*和N*这些古老类群。线粒体A类型广泛分布在东亚、北亚，甚至于北极地区，A的一些支系如也伴随着一些北亚和乌拉尔族群的西迁一直分布到中亚、东欧和北欧部分地区。A类型大约在3-4万年前开始出现并扩张开来，A类型的最初分化地点可能就在两广一带。N9a类型则可能从越南北部起源，然后主体向北进入中国境内。也有资料分析说，湖北、湖南可能是A和N9a扩张之后再分化的最重要地区，这些地区是古代苗蛮民族的势力范围。此外A和N9a在广西西北部、云南东部和南部等地也比较常见，这些地区也均有苗瑶族群分布，A和N9a在后来的发展中很可能成为苗瑶族群的母系遗传成分之一。在线粒体频率主成分图中，独龙族也与藏、湖南汉族、湖南白族、湖南土家族聚类，或也印证了上述说法的可信之处。N9a或还和寿命长短相关，我们研究长寿人群时曾发现线粒体是N9类型的人普遍短寿，因为线粒体是能量工厂，与寿命相关也不奇怪，上帝是公平的，N9a的人却对2型糖尿病有着天生的抵抗力。至于独龙族母系出现的D和G，这两类在亚洲扩散的很早，现集中出现在欧亚大陆北部，D类型的年龄估算在三万五至三万七千年前，可能源自东南亚，但在北亚、美洲土著中很高频出现，比如蒙古语族的墓葬尸骨里线粒体DNA就是D型的比例很高，以至于在粗略分析时，我们常把其定义为北方类型。也就是说独龙族的母系可能是南北大跨度混合的而形成的。

故事就到这里吧，更多的结论我也难以给出，进一步的研究或可辨析更清楚。

谢选骏指出：独龙族的纹面与汉人的缠足都有类似“防止人口掠夺”的理由，这更让我相信独龙族就是华夏族的独苗。

【二、DNA揭秘喜马拉雅山区的僜人】

2012-10-17 王传超

僜人结绳记事—— 

在遥远的西藏东南边陲，世代生活着一支罕为人知的极少数民族——僜人。僜人,又俗称“僜巴”，分布于中国和印度交界地区，也就是喜马拉雅山脉以东、横断山脉西部的西藏察隅等平均海拔1000米左右的林区。僜人，共有两万八千余人，但是居住在我国察隅的僜人仅有1300多人，其余大部分生活在麦克马洪线以南，这就使得僜人成为了西藏地区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族群。解放前，绝大多数僜人居住在深山老林，过着非常原始的生活，他们刀耕火种、刻木结绳记数记事。他们有自己的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内部有两种方言——达让话和格曼话，讲达让话的人自称达让，讲格曼话的人自称“教”或“格曼”，达让和格曼均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的北阿萨姆语支。

僜人是一个未进行民族识别的族群，在新版身份证上，他们的民族成份一栏里写的是：其他。僜人的周围生活着藏族和珞巴族，珞巴族又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少的一个民族，仅有3000人。僜人和珞巴都不认同藏族族源，而僜人却恰恰自认是珞巴族的后人。究竟僜人是怎样一批人？是不是真的从属珞巴？古往今来，喜马拉雅山藏住了多少秘密？

2009年，我们与西藏民族大学合作，采用目前最常用的常染色体上15个微卫星重复序列位点对一百多位僜人进行分型，然后与其周围的珞巴、安多藏、卫藏、康藏、夏尔巴人、白族、拉祜、彝族等12个群体进行对比，发现僜人的这15个位点的基因频率与其他群体都存在较大差异，僜人里的基因多样性也是这些群体里面最低的，这说明僜人经过了长时间的隔离和近亲通婚。较之藏人，僜人与珞巴有更近的亲缘关系，或许僜人的最初形成就是源自很少数珞巴人的隔离。同时，僜人与印度的一些群体也有着超过藏人的较远的遗传距离，且喜马拉雅山区的人群互相紧密聚类，却与外部的东亚的任一人群都不近，也就是说喜马拉雅山确实阻隔了人群间的基因交流。

汉藏族群的父系Y染色体的最典型的代表类型O3在僜人里占到了近95%，珞巴人不单单O3占了30%左右，还有藏人里常见的D类型、北欧乌拉尔语族常见的N类型竟也差不多与O3同比例，且还有来自北亚和中东的J、Q和R这些类型，显而易见，珞巴的族源比僜人要复杂的多。粗略就各类型频率而言，在父系上珞巴与藏族更接近，而僜人更类似于华南的汉藏群体。更进一步，我们进行了Y染色体微卫星序列的网络图分析，僜人的O3类型更多地与汉人聚类，而珞巴的O3则与藏人更近，在时间上，僜人的O3约是2000年左右。我们还进行了更细致的结构分析（STRUCTURE），僜人里的O3与羌人最近，而珞巴则与藏人和西南的其他藏缅族群最近。

自此，僜人的源流基本清楚了，僜人也出自源自氐羌的汉藏群体，很可能就是直接源出珞巴，之后经历了长时间隔离，遗传结构基本没变，而珞巴则与周围群体不断进行基因交流、慢慢改变着最初的基因结构，直到僜人再次走出山林，僜人与珞巴还差一点难以相认。

【三、中国的独龙族面临现代化“蜕变”】

黄安伟 2016年4月25日

21岁的孔明清（音）准备种植草果。独龙人没有多少曾在峡谷外生活，但他是个例外。

中国独龙江乡——这座狭长的河谷是中国最为原始偏远的地区之一。猴子、亚洲黑熊和稀有的羚羊在雨水浸透的森林中出没，下面是一湾碧绿的江水。春天的时候，山坡上开满了粉色的杜鹃。直到两年前，这里下雪就会导致封山，每年有很多个月不能通车。

现如今，在喜马拉雅山脉东缘的这片狭长地带，政府正为了脱贫在兴修公路，扩展电信覆盖，鼓励商业活动。李迎春当年从村里去寄宿学校得花上五天时间翻越一座雪山。他说，现在新修了一条路，在山里开了七公里的隧道，生活就方便了。

不过，对活动激增带来的环境和社会影响，他有所担心。一家国企已经在独龙江上建了至少两座水电站。旅馆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哪里有路，哪里就有车，”从事生态工作的李迎春说。他今年29岁，在省里的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人类活动太多了。”

这条蜿蜒的山路于2014年通车，陡升陡降，九曲十八弯，还有落石的危险。不过，它大大缩短了去往县城的时间——过去要沿着一条有15年历史的坑洼土路开一整天，冬天根本无法通行，如今却只要三小时。

让中国众多地区焕然一新的那种变化正以光速在独龙江峡谷发生着。作为官方认定的56个民族中规模最小的之一，中国的7000名独龙族人口几乎都分布在此地。这里位于云南省的西北角，依靠独龙江为生。独龙江发源于青藏高原，经由这座峡谷流入缅甸，并在那里汇入伊洛瓦底江。它在云南境内的流长为90公里。

高黎贡山让独龙江峡谷成为了世外桃源，与多民族混居的规模较大的怒江地区分隔开来。

高黎贡山的天然屏障曾令“二战”期间飞越喜马拉雅山脉的飞行员吃过不少苦头。这些飞行员从位于印度的美军及同盟国基地把军事物资送往中国的抗日部队。有多架飞机在此坠毁，其中一架的残骸目前躺在南面的一座博物馆里。

独龙族世世代代居住在这座峡谷的山村里。到了今天，河谷不再因崇山峻岭而与世隔绝。不光是新修的公路和隧道让居民与外界取得了联系。中国移动在峡谷的大片区域开通了4G蜂窝数据服务，还不忘在广告牌上大肆宣扬。在从山区前往乡政府所在的孔当村的路上，一块标语牌上写着，“拍下美景，分享给全世界”。

文字旁边的图片展现了碧绿的江水和一名独龙族文面女。在女性的面部文上繁复的刺青曾是当地的一种普遍现象。

孔当村的建筑为混凝土结构，其中许多是几年前修建或翻新的。它们的外墙刷成了橙色，带有独龙族牛头图腾的剪影轮廓。村口还有一尊牛的雕像。

“变化很大，”住在怒江峡谷的汉人杨毅（音）说。过去十年中，他驾驶一辆载客的小面包车往返在两座峡谷之间。

“交通、服装、日常生活——全变了，”他说。“你要是十年前来，就能从五颜六色的服装上认出独龙人。大概三五年前，他们开始穿现代服装。”

就连习近平主席也注意到了这些变化。2015年1月，他在云南首府昆明会见了独龙族的七名代表。当地的一篇官方新闻报道称，习主席谈到了“脱贫致富奔小康”。

独龙江峡谷依然宁静，只是间或有建筑工程上马。一条公路从独龙江乡通往北面的云南与西藏省界方向，修到了李迎春的家乡附近。另一条公路则通往中缅边境，并未再往缅甸境内延伸。最靠近边境线的村庄有一座红色的教堂。一些独龙人信基督，不过多数人信仰万物有灵。

这里并没有边境检查站。沿着一条土路即可进入缅甸，只有一块小石碑为界。

不远处的缅甸克钦邦村庄尚未开通出村的公路。那里的独龙人会步行到独龙江峡谷来贩卖草药和蔬果。

旅游才是省城和县里的官员想要贩卖给外界的东西。关于独龙江峡谷优美景色的消息在慢慢传开，一些国际机构也认定高黎贡山国家自然保护区为重要的生态圈。

不久前的一个下午，来自华中地区的三名汉族背包客在最靠近中缅边境的村落里歇脚。外面的人陆续来到独龙江峡谷从事餐饮业及其他服务行业，他们预期这里的旅游业将会出现大发展。这些人主要来自云南的其他地区。

在孔当村以南的普卡旺村，一群上海来的游客开车前往河边的精品酒店Green Cottage。这座酒店去年10月开业，得到了当地官方扶贫项目的支持，老板是来自北京的创业人士。

老村子就坐落在酒店背后的山坡上，还住在那里的居民所剩无几。他们会在带有火坑的木屋里歇息，有时喝着家酿的玉米烈酒。

这家酒店占了新村子的一半地方。酒店和村民的家是在2012年前后一齐设计并建造的。

官方给普卡旺村的每户人家两栋新屋，一栋自住，另一栋则租给酒店做客房。酒店给每户人家每年5000元租金，而这13间独栋客房住一晚的价格则为25到75美元（约合人民币160到480元）。

“这里的居住条件比过去好多了，”21岁的孔明清（音）站在酒店背后的新家门廊旁边说。

独龙人没有多少曾在峡谷外生活，但孔先生是个例外。他说自己去湖南省学过汽车修理，不过2013年因为经济原因回到了家乡。

“我回来的时候已经变了，”他说。“变化的事情我没有想太多。反正肯定会有变化。”

在普卡旺村，来自大理的白族酒店经理杨玉彪（音）表示，店里一直希望雇佣村民——这符合官方提出的提升当地收入的计划——但遭遇了困难。

“村民说工作劳累无趣，”他说。“做了两三天就走了。”

据他说，酒店的九名员工中，有三人是来自峡谷其他地方的独龙人，其余则是外来的。

“扶贫计划成不成功？”他自问。“我们提高了这里的独龙人的意识——怎么跟外人交流，怎么赚钱，怎么过上更好的日子。”

不过，杨玉彪还表示，他听说普卡旺村几年前有两名女性喝农药自杀了。他对此的解释是：“这里不久前还是原始社会，”他说。“现在的跳跃式发展太快了。有些人接受不了。”

【四、哪些民族和汉族血统近似？最终答案意想不到，原来是这几个民族】

2018-11-17 佚名

汉族属于汉藏语系，主要基因是O3体系基因。最早的时候，是从非洲，长途跋涉进入印度经过尼泊尔，进入缅甸，再北上的智人人群。

使用汉藏语系的民族，包括，汉族，藏族，羌族，门巴族，彝族，哈尼族，纳西族，景颇族，白族，壮族，傣族，侗族，黎族，土家族，康巴和独龙族等等。

如果从基因来说，黄种人进入我国大陆以后，逐渐在与C，D基因人群的竞争当中，占据绝对优势，成为主导。其中最大的就是O3-M122基因，在这个基因下面有三大群体。持有这种基因的民族，包括80%的汉族，还有大多数云贵少数民族都高频出现。

另外就是O3-M117基因，汉族15%，缅族和壮族40%，以及在藏族，彝族，纳西族，察哈尔蒙古，黑龙江满族都有超过20%都是这种基因。而且，这种基因可能是原始汉藏成分、汉语族的奠基者。

如果分析，这些基因就是从非洲，进入尼泊尔，再从缅甸进入甘肃，随后进入内蒙辽宁，建立了夏家店文化，红山文化的那一批人。因为在，尼泊尔古遗址，内蒙古夏家店遗址，甚至还有外蒙古额金河匈奴墓地都发现了这种基因。

剩余汉族基本都是C2C南支基因，这种基因在东南亚和西南少数民族当中出现频率比较高。南方汉族、北方汉族、藏缅族系整体上基因比较接近。

【五、最接近汉族的少数民族，粉碎英国入侵西藏阴谋，现已过上现代生活】

2021-05-22 正观历史

中华民族被称为龙的传人，56个民族中还真有一个以龙为名字的民族，就是独龙族。这个民族的总人口只有7000，生活在云南的独龙谷，与世隔绝数千年。

横断山脉穿过云南，造成了极其破碎的地形，几条山脉高耸入雪线，河流从山谷中奔腾而过，不但无法游渡，连桥都搭不起来。正是由于极其艰难的交通条件，使这里保存了很多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动植物品种，连生活在此的人类也仍然延续着数千年前的习惯。

独龙族生活在这片神秘的土地上，位于独龙江峡谷和怒江两岸，很少与外人交往。新中国成立时，他们处在原始父系社会的晚期，结绳记事，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

根据独龙族的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一对兄妹，在世界性的大洪水来临后，他们逃到了这里。大洪水是全世界各民族的共同神话，不知道独龙族祖先经历的这场大洪水，与被大禹驯服的大洪水是否有联系。

只能肯定独龙族祖先最早不是生活在云南地区，基因测试发现现代独龙族是跟汉族基因最接近的少数民族，说不定他们就是中原人的后代，可能算是汉族的另一个分支。

独龙族没有文字，独龙语与怒语很接近，属于汉藏语系。他们有15个氏族，其中8个应该来自于怒江，与怒族关系密切。有可能是怒族的一部分迁徙到独龙江峡谷后，慢慢有了自己的习俗和语言，成为新的民族。

独龙河谷在唐宋时期属于南诏和大理政权，元朝将这里的少数民族分成八种，其中的卢蛮是独龙族、傈僳族等的祖先。因为独龙江上游被称为俅江，独龙族在很长时间里被称为俅人。

1952年，周总理废弃了俅人等侮辱性称呼，并根据他们自己的意愿，按照其生活的独龙江地区而定名为独龙族，成为一个“龙”的民族。

独龙族最明显的特点是女子纹面，这个习惯是如何形成的，至今众说纷纭。最广为接受的是，古时候傈僳族等外来民族经常派人到独龙族村寨抢粮抢女人。

而独龙族势单力孤，打不过敌人，于是独龙族的女人们故意纹面，以掩盖自己的容貌，让敌人放弃这种打算。从此以后，每个成年的独龙族女性在成年时都要纹上刺青，就这样形成了习俗。

清代官府对独龙族进行过登记，免除了其他民族强加给他们的纳贡，正式编入中国的户籍。1913年，驻扎在缅甸的英国殖民者企图侵入独龙江地区，遭到独龙族和傈僳族人民的反击。

当侵略者过江时，独龙族猎手用弩箭射死了领军的布里查上尉，使他掉进独龙江，永远留在了这片陌生的土地上。其他侵略者吓得再也不敢前进，仓皇逃跑，粉碎了英国借独龙江入侵西藏的阴谋。

独龙江平时很少与外界打交道，因为交通实在不方便，只有马帮才能深入到独龙族聚居区，因此盐巴等生活物资十分昂贵，使得独龙族百姓的生活非常贫困。

由于生产力水平落后，又经常受到其他民族的欺负，建国时的独龙族的人口只有1700多人。经过数十年的增长到2010年，总人口已经接近7000。有很多年轻人开始走出高山，外出打工。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独龙族居住的是简陋木板屋或竹屋，生活用具极少，每年收获的粮食仅够一家人糊口。村寨里唯一的一台发电机，还是县长来视察时安排的，从此独龙族才能看上电视。

为了给孩子们建设小学校，独龙族马帮肩挑背扛把盖房顶的石棉瓦运进了山。学校建成后，一百多块石棉瓦没有一块是完整的，而且都有一个清晰的人影，那是马帮工人的汗印。

进入新世纪后，云南省投资十几亿元，给独龙族地区通上了公路，雄伟的大桥跨过湍急的大江，终于使独龙族告别了马帮。如今独龙族住上了崭新的瓦房，用上了5G，开始享受现代文明的成果。

与之成对比的是，缅甸也是一部分独龙族，至今仍然过着原始的生活，他们居住在中国独龙族的下游地区。中缅两国山水相连，在通公路之前，向南进入缅甸，要比翻越高山容易得多。

缅甸独龙族大部分已经与其他民族融合，真正纯种的独龙族只剩下很少一部分。他们有的还保留了兄妹通婚的风俗，随着医学知识的普及，这种风俗现在已经断绝了。

【六、女娲在云南：从独龙族神话看中华民族起源】

2020-10-28 醉挽清水

中国大部分民族关于人类起源的神话传说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不合适洪水过后产生人类。这个共同点绝不是偶然的，而是世界上非洲和澳洲以外所有民族所共同的记忆——史前大洪水。大约在10000年前，地球气温迅速上升，导致亚欧大陆的的冰川融化，造成了大洪水。大洪水之后，人类开始深入亚欧大陆，并且在温暖的气候下，开始了农业革命。关于中国最早的大洪水传说，也就是女娲了。

古文献中的女娲氏

据汉族文献记载，女娲和伏羲均为华胥氏后代，中国人被叫做华人，很可能就是从华胥氏演而来。关于女娲的传说，主要有女娲补天和女娲造人。女娲在古人心中的形象为蛇身人像，伏羲同样，两者为兄妹，但是结为夫妻，这在西南每一个民族的人类起源神话中都能够找到影子。

女娲

《史记·补三皇本纪》记载，水神共工造反，与火神祝融交战。共工被祝融打败了，气得用头去撞世界的支柱周山，导致天塌陷，天河之水注入人间。女娲炼五色石补天，折神鳖之足撑四极。这反映了在10000年前的大洪水时代，女娲氏族和洪水作斗争的事迹。关于女娲造人，古文献这样记载“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务剧，力不暇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在大洪水之后出现人类起源，这样的故事在西南各族中屡见不鲜，为什么总是在大洪水之后呢？因为大洪水之后，气温变得温暖，人类开始大规模繁殖，人口迅速增加，因此造人神话就反映了这个现象。

现代很多学者在争论女娲到底在哪里，有人认为在河南，有人认为在陕西，还有的人认为在甘肃的大地湾遗址。但是他们都忽略了女娲蛇神的形象以及西南地区民族神话的共同点。真正将女娲作为祖先来崇拜的，只有云南的少数民族，而这些民族，都是一些古老的民族。而蛇为图腾的民族，一般来说都是南方民族。

女娲伏羲图

中华民族的迁徙路线

中华民族从女娲而来，要分析女娲氏在哪里，就必须知道中华民族的迁徙路线。大约在3万年前，黄种人在南亚地区形成，接着有些人朝着东边迁徙，成为了现在东亚大陆的主体，还有的北上，进入东北了西伯利亚，成为了因纽特人。而在青藏高原西南的缅甸，印度东北，云南一带，成为东亚人演化和分道扬镳的地点。

到达这里的黄种人，其基因染色体都有一个共同的O=M175，这就是东亚人共同的基因突变点，也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基因点。而后，在这里，东亚人开始分道扬镳，按照不同的路线前进。其中有一支沿着大海前进，成为了百越民族（O1-m119），东夷族是他们北上的一只，南下的到达了中南半岛，还有的进入了太平洋，成为南岛人。

另外一只则进入了中国大陆西南，我们称为先羌（O3=M122）。在云南，先羌中的一只向长江流域的森林而去，形成了南蛮。而剩下的则绕过四川盆地（为什么绕过四川呢，因为四川当时有强大的古蜀人），沿着青藏高原东边前进，相当于爬雪山，过草地。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待在青藏高原不走了，并且和青藏的棕色人种混血，成为了藏族。还有的在青海甘肃一带停止了，成为了羌族，剩下的一支进入黄河上游地区，开始农业，形成了汉族。

因此，中国各民族都是在滇缅地区形成后分化出去的。不过人类迁徙是很复杂的，有的走了，有的就停留了。在滇缅地区，存在许许多多古老的民族，他们就是当年没有随着大部队迁徙的人。例如在西南地区存在着一只非常小的民族——独龙族。经过人类DNA学的鉴定，独龙族的华夏基因（O3—m122）几乎是100%。这说明独龙族不仅和汉族在血缘上是一致的，而且独龙族在血缘上是世界最纯的汉族人。因为独龙族没有迁徙出怒江一带，因此保持了早期汉族的血缘。

独龙族

独龙族的神话

无独有偶，除了血缘纯正，独龙族的神话传说也很汉族神话达到了惊人的相似。关于人类起源，独龙族神话是这么说的：上天的大神嘎美和嘎莎用双手在岩石上搓出了泥土，用泥巴团捏出了1男1女，男的叫“普”，女的叫“姆”。洪水后，兄妹占卜成婚，生9男9女，这9男9女又结婚，形成了中国的一些民族。第三子和第三女结婚后，留在了本地，成为了独龙族，而大兄妹成汉族，并且迁走了，二兄妹成为了怒族。其他兄妹分别是傈僳、藏、白、纳西等民族，这些民族都是在西南地区。

独龙族村寨

当然，如果去了解纳西族和怒族的神话，我们也可以发现惊人的相似的地方，不过有的民族传说是生7男7女，但是从中可以看出这些民族应该是同宗同源的。从独龙族的神话来看，兄妹结婚很可能就是女娲和伏羲。

关于汉族文献中，为什么女娲和伏羲是蛇，西南民族的神话也有解释。最明显的是怒族，怒族的神话传说记载：洪水过后，腊普和亚妮兄妹婚配生下许多儿女，孩子长大后无法婚配，只好跟会说话的蛇、松鼠、鱼等动物结婚，生下的孩子成为蛇氏族、鱼氏族等等氏族人的祖先。或许这里面的蛇氏族就是女娲氏，而鱼氏族可能就是古蜀人（鱼凫）。

怒族

古代流传的神话虽然荒诞不经，但是通过神话，我们却可以找到上古民族的基因密码，这也就是神话传说的奥秘。中国汉族的神话传说主要记载于《山海经》，故事特别零碎，然而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神话传说却是一步步史诗，这不得不让我们注意。西南地区的彝族、纳西族、水族等都有特别古老的文字和传说，这就是我们探究上古历史的关键。

【七、基因“最纯”的独龙族，是如何起源的？】

2023-02-20 孩子的百科

独龙族为中国西南少数民族，世居地位于高黎贡山以西，担当利卡山以东的独龙江流域的河谷地带。独龙族使用独龙语，没有本民族文字。独龙族只有4000多人口。本世纪中叶，独龙族还处于原始公社的解体阶段，妇女还崇尚纹面的习俗。独龙族过去的宗教信仰尚处在较原始的自然崇拜或万物有灵阶段，即使是唯一的年节(独龙语：卡雀哇)也是和宗教联系在一起的。过卡雀哇于每年冬腊月的某一天举行(各地时间不一)，节期的长短常常以食物准备的多寡而定。

文身，古代称“雕题”、“黥肌”、“黥面”、“绣脚”、“绣面”、“刺墨”、“扎青”等。是用刺、针、刀等尖状锐器在皮肤上刻刺花纹或符号，渗入颜色，使之保存终生，永不褪落的身体装饰方法。它的起源很早，是由原始人在肤体上绘画以为装饰或进行宗教活动的习俗发展而来的。曾广泛流行于亚洲东南部、大洋洲、中南美洲和非洲的许多原始民族中。至今，这些地区的不少土著民族仍把它视为一种不可替代的装饰，举族挚爱不辍。中国的东南、西南地区，古代文身之风也很盛行。直到近现代，在黎、傣、布朗、德昂、独龙、基诺、佤、怒、景颇、珞巴、高山等民族中，这种习俗还残留有一定的遗迹。

独龙族妇女文身的部位主要侧重于脸部，因此常称之为“画脸”、“文面”。每当少女长到十二三岁时，便要文面，以象征成年。施文时，由老年有经验的妇女先用竹签蘸锅烟水在少女脸上画出图案，然后用小木棍敲击荆棘的硬刺或带针的木棍，使之依图案刺破皮肉，再将锅底灰或草汁揉入伤口，脱痂后即成青蓝色纹样。纹样大致可分两种：独龙河中上游地区，多自眉心至鼻梁文刺相连的菱形纹五六个，然后以嘴为中心，向鼻翼的两侧展开，继续刺联缀的小菱纹，经双颊至下颌处汇合，组成一方圈，方圈内竖刺条纹，方圈以上至眼睛的部位横刺点状纹。整个图案就像展翅欲飞的蝴蝶。独龙河下游地区比较简单，一般只在下颌处文二三行竖条纹。其他部位不文。

独龙族妇女据史籍记载和民间的传说，独龙族妇女纹面习俗的由来，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近两三百年来，藏族土司和僳僳族奴隶主的势力不断深入独龙族地区，对独龙族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榨。特别是藏族察瓦龙土司，每年都要向独龙族人民强收名目繁多的贡赋，甚至连嘴、耳、鼻、头发都要征税。如缴纳不起，便强掳妇女到藏族地区为奴。特别是年轻、漂亮的独龙族妇女，常常面临着被掳走他乡的危险。在这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中，独龙族妇女为了免遭掳掠，逃避土司的蹂躏与践踏，只好采取一种消极的自救办法：用锅烟子涂抹脸颊，甚至宁愿忍痛把自己的脸染刻成永远洗不掉的“黛墨青纹”，变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使生人望而生畏，不敢近前。久而久之，形成了纹面的习俗，并一直延续到解放初。所以，纹面在历史上是独龙族妇女反抗民族压迫、求得人身安全的一种消极斗争形式。

独龙人的姓名也是十分奇特的。按照独龙族的古老习俗，男孩出生七天命名，女孩出生九天命名。独龙人没有姓氏，一般用家庭的名称(也是地名)加上父名、爱称及本人排行，就是这个人的名字。如某男名为“孔敢·朋松·阿克洽·顶”，那么“孔敢”就是家庭名，“朋松”是父名，“阿克洽”是爱称，“顶”就是排行，意为意四。简称“孔敢·顶”。如果是女子，除了加父名以处，还需加上母名。不过，他们除了独龙族名字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他们照汉族的习惯，给自己取了姓氏。这姓来源于村寨的名称，如马库寨的就姓马，齐当寨的就姓齐，孔当寨的就姓孔，和我们汉族百家姓没有丝毫关系。“马库”是指森林多的地方；“孔当”意即一块宽大的坝子。 

独龙族还有很多奇异的习俗和使人肃然起敬的好风气。比如寨里死了人，全寨的人就要三天不能下地干活，大家都来帮忙处理丧事。他们把尸体屈肢侧卧于由本板合成的棺内，埋在住房附近，但不垒坟，只在上面插一根木杆，把死者生前用过的东西挂在上面。男的大多挂弩弓、箭包、挎刀之类，女的则大多挂背篓、独龙毯之类。挂上之后，绝无人再去动它，任其风吹雨淋，自行毁坏。还有下种的日子忌讳别人来访。万一遇见别人下种，千万不能讲话，否则种子就会“不发”！还有屋子里火塘上的三角架以及酒筒、床板等，外人是不能移动的。 我沿独龙江旅行，见到江边堆着山上砍来或从江中捞起的大块木料和柴禾，上面仅奈着一块小石头，表示已有主人了，这样就不会再有任何人去动它了。出门带的口粮太多或行李衣服过重，可以挂在树上秉一根草或放在路边奈一块石子，就绝不会丢失，回家时，物归原主，分毫不差。路途中如一时没带够口粮而肚子饿时，可以随便到哪家的庄稼田里搿包谷、挖洋芋吃，只是吃后要削两根竹片交叉在原地，表示不是偷窃，主人家就不会怪罪了。这些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风尚，倘不是亲眼所见，真不敢叫人相信。从繁华喧闹的大都市来到为遥远闭塞的河谷中，真有恍如隔世之感！ 

有趣的是，独龙人虽羞见生人，但对远客却都抱有极大的兴趣。他们常把家中来客人的多少当作自己人品好坏的象征。他们经常在途中就主动邀请我们去做客，热情款待，即使把主人家的东西全吃光了，也不会有半点怨言。

独龙族的生产和生活主要集中在河谷和山麓平台上，独龙村寨依山傍水，一座座木屋大多轻巧地构筑在陡峻的山坡地上。为使山洪从屋下流走，临江一面都是悬空的。勤劳的独龙人民房屋的四壁仅以竹篾巴围起上覆茅草，整个建筑结构简单，也有的在石基上垒垛整段的圆木，盖成结实的小木屋。走进独龙人的家里，首先跃入眼帘的便是那披在身上、摆在床上或是铺在柜子上面作为装饰品的独龙毯。这种毯子以棉麻为原料，用五彩线手工织成。质地柔软、古朴典雅，是独龙人民引以自豪的民族工艺品。

独龙族的传统服装一般穿黑白直条相交的麻布或棉布衣，下穿短裤，习惯用麻布一块从左肩腋下斜拉至胸前，袒露左肩右臂，左肩一角用草绳或竹针拴结，腰间佩带弩弓、箭包和砍刀。女子多在腰间系戴染色的油藤圈作装饰，常常披挂的五颜六色，串珠、胸链、耳环，甚至铜钱和银币常挂在颈上和耳下。以前有文面的习俗。妇女出门要身背精致的篾箩。男女不戴帽，多披头散发，赤足。 独龙族男子过去用一方毯披于背后，由左至右掖，拉向胸前系结，下身穿短裤，惟遮掩臀股前后。女子用两方长布，从肩部斜披至膝，左右围向前方。男女皆散发，前齐眉、后齐肩，左右皆盖耳尖。两耳或戴环或插精制的竹筒。独龙族普遍穿上了布料衣装，但仍在衣外披覆条纹线毯。独龙族的佩饰颇具特色，男女均喜欢把藤条染成红色作为手镯和腰环饰物。男子出门必佩砍刀、弩弓和箭包；妇女头披大花毛巾，项戴料珠。独龙族纺织手艺比效发达，所织麻布线毯质地优良，色彩谐调，特色鲜明。

无论饮酒、吃饭和吃肉，独龙族家庭内部都由主妇分食。客人来临也平均分给一份。

入夜后男子在火塘边喝酒念祝词，然后将酒碗抛在火塘上的竹架上，以碗口朝天为吉兆。

独龙族非常好客，如遇猎获野兽或某家杀猪宰牛，便形成一种远亲近邻共聚盛餐的宴会。此外，独龙族还有招待素不相识过路人的习俗，对过路和投宿的客人，只要来到家中都热情款待。认为有饭不给客人吃，天黑不留客人住，是一种见不得人的事。他们有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传统习尚，视偷盗为最可耻的行径。在独龙族进行一些原始的祭祀活动时，游客不能参观祭祀活动。

独龙族喜爱饮水酒、喝茶、抽旱烟。独龙人酿酒的方法奇特。在地上挖一个土窖，四面用芭蕉叶围住，把煮熟的玉米或米饭拌好酒曲，放进窖里，盖上一层芭蕉叶，用泥土封口，在上面烧火加温，三五天后，将土坑钻一个小洞，如有浓烈的酒气，便酿造成功了，扒开封口泥口，把玉米或米饭掏出，放在盆里揉搓捣烂，滤出的汁液，就是食用酒。无论饮酒吃饭和吃肉，独龙族家庭内部都由主妇分食。客人来也平均分一份。一般每个家庭都有数个火塘，每个子女结婚后便增加一个火塘，做饭由各个火塘轮流承担。独龙族民间互相邀请方式十分独特，通常都是用一块木片做为邀请对方的请柬，把木片送到要邀请的客人家，在木片上刻有几道缺口就表示几天后举行宴请仪式。被邀请的客人要携带各种食品以表示答谢。客人进入寨门后，要先与主人共饮一筒酒，然后落座聚餐，并观赏歌舞。入夜后男子在火塘边喝酒念祝词，然后将酒碗架在火塘上的竹架上，以碗口朝天为吉兆。 独龙族性情淳厚，即使路上相逢，也要置酒相待，认为有饭不给客人吃，天黑不留客人住，是一种见不得人的事。

独龙族青年男女没有婚姻自由，他们的婚姻，从小就由父母包办，求婚的方式更是别具一格。青年男女本人不出头露面，而是由男方的父母带酒专程去女方家里，一边喝酒，一边向女方父母唱求婚歌。如果女方父母同意这桩婚事，就回唱允婚歌。如果女方家父母不同意，则以十分委婉的歌词来表示拒绝。前来求婚的男方父母一听到拒绝歌，便会明白对方的意思，便会提着酒到另一家去求婚。

独龙族行族外婚，为一夫一妻制的个体家庭，恋爱自由，独龙族青年男女相爱之后，便会相互赠定情物。姑娘送给小伙子一床自己精心编织的独龙毯，小伙子送给姑娘一把锄头或自己编的背篓。

到了提亲的时候，小伙子会请一个能说会道的男子去女方说婚。说婚人去时要提上一个茶壶，背囊中带上茶叶、香烟和茶缸。

到姑娘家，不管对方态度如何，说婚人都要以最快的速度，将茶壶灌满水，自己走到火塘将火烧得大大的，放上茶壶。然后从背囊中取出茶叶和茶缸，到姑娘家的碗柜中拿出碗来，做好泡茶准备。姑娘家的人不管同意与否，都只能围在火塘边等候。水一开，说婚人立即在茶缸中泡好茶，再倒入碗中。按顺序先敬姑娘父母，然后是姑娘的兄弟姐妹，最后是姑娘自己。接下来，就开始说婚事，说的无非是小伙子如何好，家中人如何喜欢姑娘等。

说到一定时候，姑娘家的人虽没有说什么，但只有姑娘的父亲或母亲将茶一饮而尽了，姑娘和其他人也跟着将茶喝了，这门亲事就算成了。如果说到深夜，茶水还是没人喝，那第二天晚上再来。如果接连三个晚上仍是没人喝茶，说明姑娘家不同意婚事。如果还想说，需要等到来年再来。

独龙族的婚礼比较简单，在仪式上，男女双方的父母要向大家介绍自己儿子女儿的情况，勉励新人要相互关心，将来一方的手、脚断了或是眼睛瞎了也不能分离。然后一对新人喝同心酒，大家跳起独龙舞，便算仪式结束。

独龙族的婚礼禁忌：1、严格恪守族外婚制，禁族内婚。旧时，各家族之间还有固定的婚姻集团。2、定亲或迎娶忌无彩礼。3、忌离婚。若妻弃夫，家中尚有妹，则由妻妹来抵，否则要退全部彩礼。若夫弃妻，妻家可少退或不退彩礼。4、禁与藏族通婚。旧时，独龙族禁与藏族通婚，但现已改变。

以前，独龙族的婚姻状态较复杂，几乎包含了人类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各种婚姻形态。解放后，人民政府帮助独龙族人民发展生产，进行经济建设，改善交通，开辟邮电，把文化、教育、医疗送到独龙河谷，从根本上改变了独龙族聚居区的面貌。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我国婚姻法在独龙族地区逐步地得到了贯彻，旧的婚俗有了很大改变。一夫一妻制已经确立，妻姊妹婚，夫兄弟婚，非等辈婚，以及固定的家族外婚制，已经基本废弃，买卖婚姻的情况也比较少了。

独龙族不仅和华夏族同源，而且可以说独龙族比汉族更接近华夏族的先祖族群。

1960年中缅签订边界条约后，独龙族所在的江心坡被划归给了缅甸，从此独龙族成为跨境民族。

独龙族1

缅甸的独龙族聚居在缅甸北部的恩梅开江和迈立开江流域，1962年的调查显示，缅甸的纯血统独龙族男性38人，女性30人；1997年调查显示，纯血统的独龙族人仅存8人；2001年的数据显示，纯血统的独龙族人只有3人。

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缅甸独龙族不与外族通婚，长期的近亲结婚造成遗传病、精神病较多，身材矮小，被称为侏儒民族。等他们意识到近亲结婚的弊端，想改变时，又因为遗传病很多，身材矮小，其他部落的人也不愿意和他们通婚，如此人口越来越少。

缅甸的独龙族现状如何，无从查证。

独龙族2

我国的独龙族人口为7310，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云南迪庆和西藏察隅也有散居，另外山西、内蒙、辽宁、山东、重庆也有零星分布。

独龙族的起源没有定论，不过从其语言和DNA分析上，可以得出大概脉络。（暂且引用非洲起源说。虽然我也赞成本土起源说，但是因为证据链不足，还未得到公认，不好直接引用。不过我相信随着考古和基因等学科的发展，以及地下化石文物的不断挖掘，本土起源说一定能得到公认。）

独龙族3

早期人类第二次走出非洲，向北遇到伊朗高原，在那里形成黄白人种，然后分成三部分，一部分向西向北，一部分向东，一部分留了下来。

1、留下来的人形成了两河文明，也就是苏美尔文明。

2、向西向北的部分形成了白种人。

3、向东的部分于大约3万年前，在南亚地区形成黄种人，然后又继续迁徙。

分南线和北线。

3.1北线部分，经帕米尔高原、中亚地区，到达蒙古高原，然后再分化成两支。

3.1.1一支到达黄土高原，形成原始的西羌。

3.1.2一支越过大兴安岭，进入东北地区。

南线部分

3.2南线部分经印度、中南半岛，进入岭南地区。

然后分两支。

3.2.1一支沿着海岸线形成百越民族，继续北上形成东夷族，继续南下的进入太平洋，形成南岛人。

3.2.2另一支进入大陆西南、长江流域，形成先羌。

先羌北上进入青藏高原的部分和第一批走出非洲的古亚洲人形成藏人。

进入黄河流域的形成华夏族，后不断融合其他民族，直到汉朝才相对稳定，形成如今的汉族。

内陆部分

但是南线进入滇缅地区时，有一部分留了下来，他们后来形成了许多古老民族，而独龙族就是这些民族中的一个。

独龙族4

如今的汉族因为融合了第一次走出非洲的古亚洲人的基因，而独龙族后来一直没有迁徙出怒江一带，又因为地理和习俗的关系，所以更多地保存了早期华夏族的先祖族群的基因，所以可以说独龙族是目前最纯的华夏先祖基因的民族。

独龙族5

独龙族和我们同根同源，是保守的，也是开放的；是古老的民族，也是不断发展的民族。这些独龙江边最早的居民，如今依旧陪伴着滔滔的独龙江，而独龙江同样迎接并哺育了他们。

我们感叹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同时，也相信独龙族从原始社会一下子跨进现代社会以后，依旧会守护好独龙江——这个美丽的家园。

谢选骏指出：人说——经过人类DNA学的鉴定，独龙族的华夏基因（O3—m122）几乎是100%。这说明独龙族不仅和汉族在血缘上是一致的，而且独龙族在血缘上是世界最纯的汉族人。 因为独龙族没有迁徙出怒江一带，因此保持了早期汉族的血缘。

我看汉人应该好好保护独龙族，当做祖宗，供养起来。

（另起一页）

书名

地球不是赌注

The Earth Is Not a Bet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

2024年4月第一版

April 2024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88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88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