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245卷 反法西斯战争实为殖民主义战争 The Anti-Fascist War is a War of Colonialism

 反法西斯战争实为殖民主义战争

The Anti-Fascist War is a War of Colonialism

2023年8月第一版

August 2023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4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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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反法西斯战争”是个语无伦次的说法，因为苏联是比法西斯还要法西斯的红色法西斯！一方面我看到，丘吉尔是个纳粹分子；同时我还看到，罗斯福是个斯大林主义者！他不仅帮助苏联完成了工业化，还无偿援助苏联成为超级大国，从而得以占领东欧和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

Executive summary

"Anti-fascist war" is an incoherent term, because the Soviet Union was a red fascist that was even more fascist than fascist! On the one hand, I saw that Churchill was a Nazi; at the same time, I also saw that Roosevelt was a Stalinist! He not only helped the Soviet Union complete industrialization, but also provided free assistance to the Soviet Union to become a superpower, allowing him to occupy Eastern Europe and China and establish a socialist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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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丘吉尔是个纳粹分子】

Churchill was a Nazi

【第二部分】

【罗斯福是个斯大林主义者】

Roosevelt was a Stalin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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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丘吉尔是个纳粹分子】

Churchill was a Nazi

丘吉尔是个纳粹分子——他和希特勒一样，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狂热分子；虽然他年龄较大、出道较早，却是一个比希特勒更为现行的殖民主义分子。希特勒想要奴役别人、着手屠杀犹太人，丘吉尔们却一直在奴役别人、屠杀完了原住民——丘吉尔集团和希特勒集团的斗争，只是两个纳粹团伙之间的斗争。丘吉尔是老牌的纳粹分子，希特勒是新生的纳粹分子——丘吉尔打败了希特勒却失去了大英帝国，英国的损失其实要比德国还大。——这是丘吉尔坚持抗战到底的时候做梦也没想到的吧？这就是他的失算了。当然，话说回来，英国就是对德国妥协了，也不会有太好的结果，因为大英帝国已经接近帝国死亡的三百年大限（从1688年的革命算起）了。当然，这是基于我对历史的观察和理解，丘吉尔们还没有如此深刻的眼光和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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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丘吉尔是个老牌的纳粹分子】

网文《温斯顿·丘吉尔》报道：

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英文：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1874年11月30日－1965年1月24日），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演说家、作家、记者，第61、63届英国首相（1940年－1945年，1951年－1955年）。

丘吉尔出身贵族家庭，毕业于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1895年投军，并以记者身份参加过西班牙镇压古巴革命及英国侵略印度的战争和英布战争。1900年以后，曾连续当选为自由党或保守党议员，历任殖民、海军、财政和国防大臣等职，因承担加利波利战役失利的责任而改授闲职。希特勒在德国当政后，他提出联苏制德的主张，反对绥靖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后，重任海军大臣，次年担任首相，组建联合内阁，领导英国人民对德作战。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立即发表声明援助苏联。同时还极力争取美国的援助，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贡献。1945年败选辞职，1946年发表“铁幕演说”，揭开冷战的序幕。1951年重新当选首相，1955年退休。1965年，丘吉尔因病在伦敦逝世。

丘吉尔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他还是英国重要的历史学家，著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语民族史》等。曾获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以及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丘吉尔还是历史上掌握英语单词数量最多的人之一（12万多个），一度被新闻媒体评为“近百年来世界最有说服力的八大演说家”之一、“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中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 。但其涉及到种族主义的言行也引发了较大的争议 。

早年经历

1874年11月30日凌晨1时30分，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一译温斯顿·列奥波德·斯宾塞·丘吉尔，英文：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诞生于英国牛津郡伍德斯托克镇布伦海姆宫。他的祖上约翰·丘吉尔因在“光荣革命”中支持威廉三世，且又在对西班牙和法国的战争中作为军队总司令取得胜利而于1702年被安妮女王封为马尔巴罗公爵（Duke of Malborough）。马尔巴罗家族在19世纪英国20个王室以外的公爵家族中名列第10。丘吉尔的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Lord Randolph Churchill）是马尔巴罗公爵七世的第三个儿子，是保守党“樱草会”（保守党中的一个派系，以工人阶级为主）的创办人，曾担任过内阁中仅次于首相的财政大臣。丘吉尔的母亲珍妮·杰罗姆是美国百万富翁、《纽约时报》股东之一的伦纳德·杰罗姆的女儿。

丘吉尔是一个早产儿，由于父亲忙于政治而母亲又沉湎于交际之中，他在少年时代很少感受到父母的关爱，只与保姆结下了深厚的亲情。

1881年，7岁的丘吉尔被送入圣乔治贵族子弟寄宿学校读书，丘吉尔生性好动，喜欢冒险，读书“疏懒”，是学校中最顽皮、最贪吃、成绩最差的学生之一，因此经常遭到老师的体罚，后来不得不转学到汤姆逊学校。在学习生涯中，他尤其不喜欢数学和拉丁文，但对历史和古典文学有兴趣，特别喜欢军事。从小就崇拜法国的拿破仑和自己的祖先约翰·丘吉尔，渴望能象他们那样去开创一番事业。

1888年，丘吉尔进入专为贵族子弟开设的哈罗公学就读，但是成绩依然不佳，虽然丘吉尔的学习成绩不好，可是他后来之所以成功，关键取决于他的综合素质，伦道夫·丘吉尔于是决定在儿子毕业后将他送到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1893年8月，经过三次考试，丘吉尔终于考进该校的骑兵专业学习。 他的理想是“只要什么地方打仗”，就去参军“一旦仗打好了，就要搞政治”。

1895年，在政坛上不得志的伦道夫·丘吉尔早逝。2月，丘吉尔从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毕业，被分配到第4骠骑兵团任中尉。10月，刚刚当上中尉的丘吉尔利用假期和朋友一起到古巴亲身体验了西班牙和古巴当地人民起义的战争。由于其父亲的关系，丘吉尔被英国情报部门看中，要他负责收集西班牙军队所使用的枪弹的情报。《每日纪事报》也聘请他为随军记者，为该报发稿。11月，历经了战火，身怀一枚西班牙红十字勋章的丘吉尔回到英国，古巴之旅使丘吉尔爱上写作和记者的生活。

1896年，丘吉尔随第4骠骑兵团调往印度。一年后印度北部部落爆发了反抗英军的武装起义，得知消息后丘吉尔立即请了假，以《加尔各答先驱报》和《每日电讯报》记者的身份采访了英国的军事行动，他在向两张报纸所发出的稿件的基础上再加入自己收集到的其他资料，写出了第一部著作《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1898年，《马拉坎德野战军纪实》在英国出版。之后，丘吉尔相继出版了小说《萨伏罗拉》、有关英国军队镇压苏丹人民战争的《河上的战争》。

在印度的两年，给丘吉尔后来的生活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作为一个记者，他感到自己的知识的贫乏，在两年中，他读了成箱的书籍，特别喜欢阅读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和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以及生物学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写的著作，后来他能够成为一个在很多问题上有深刻洞察力的政治家，同他的丰富的历史知识是分不开的。

1899年9月，已经辞去军职的丘吉尔以《晨邮报》记者的身份前往南非，采访英布战争。在随英军士兵行进途中被后成为南非总理的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所俘虏，丘吉尔虽然是随军记者，但是因其携带武器并参加战斗，布尔人拒绝释放他。12月，丘吉尔极为大胆地独自一人越狱成功，在当地一个英国侨民的帮助下逃到了洛伦索-马贵斯（今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的英国领事馆。这一事件使得他在英国的名声大噪。1900年3月，又经历了几次战斗的丘吉尔终于回到英国，受到奥尔德选区人民的欢迎，“出征的英雄回来了”。

初入政坛

通过越狱事件而闻名全国的丘吉尔决定抓住机会，从此踏入政坛。1900年10月，代表英国保守党参选的丘吉尔顺利当选议员，并在多次有关死里逃生的讲演中赚了一万英镑，从此开始了长达61年的政治生涯。这期间，丘吉尔在政治上扮演了激进派和自由主义者的角色，他一再在下议院发表演说，抨击保守党政府的多项政策，批评政府在英布战争中的政策，并坚持反对政府的扩军计划，在成功阻挡政府的扩军提案在下议院通过后，丘吉尔又在贸易问题上走到了政府的对立面，他公开表示反对保守党某项领袖的贸易壁垒政策，坚持维护自由贸易原则，这使得他与保守党彻底决裂。

1904年，由于不同意保守党的保护关税政策，丘吉尔自称“独立的保守党人”，并最终于1905年1月被保守党取消了党员资格。几个月后，丘吉尔以自由党候选人竞选曼彻斯特议席获胜，此后在自由党政府中晋升迅速。

1906年，自由党的亨利·坎贝尔·班纳曼上台，丘吉尔获任命为殖民地事务部次官，在任内最重要的成就是推动南非取得自治地位。1908年，赫伯特·亨利·阿斯奎斯首相上台，丘吉尔被任命为商务大臣，正式进入内阁。任内推动了强制性工人失业和伤残保险，并阻挠海军增加财政预算。9月2日，丘吉尔与出生贵族却家境贫寒的克莱门蒂娜·霍齐尔结婚，爱德华七世国王向这对新人赠送了一根刻有马尔巴罗家族族徽的手杖。

一战前后

1910年，丘吉尔出任内政大臣，当时年仅35岁。在内政部，他在监狱改革等方面做出了贡献，但由于当面对工人游行罢工时采取的毫不手软的态度而遭到指责，最著名的一次行动是发生在1911年1月他下令军警镇压罢工和游行活动，即“塞德奈街杀戮事件”。当警方得知有一伙东欧无政府主义者抢劫了一家珠宝店后，丘吉尔亲自到达现场指挥包围行动，调动了大炮、军队进行镇压。

1911年10月25日，丘吉尔与麦肯纳交换职务，转任海军大臣。当时，德国的力量迅速膨胀，威胁了英帝国的霸权地位。1912年1月，他在海军部正式建立了作战参谋部。此外，丘吉尔使海军拨款达到历史上最高水平；命令海军作战部队处于常年戒备状态；将军舰的燃料由煤改为石油。

1914年7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8月1日，丘吉尔在收到“德国已经对俄国宣战”的电讯后，自行下达海军总动员令，第二天才得到内阁追认。

战争初期，由于丘吉尔指挥不当，英军连连受挫。在比利时的安特卫普围城战中，他派了一个旅的海军陆战队去阻止德军，但为时已晚，德军攻入该城，英国旅反而被困荷兰。该事件在公众中造成极坏印象，指责他冲动鲁莽。

为了打破英法协约国军队在西线和德军相持不下的胶着状态，丘吉尔提出一套新的作战计划，主张派一支强大的舰队进入由奥斯曼帝国控制的达达尼尔海峡，攻占加利波利半岛，迫使奥斯曼帝国屈服，以其从后侧打击奥匈帝国和德国。为此，数十万英国军队自1915年2月起陆续远渡重洋来到加里波利半岛，但始终未能打开局面，包括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精税部队伤亡巨大（参见词条加利波利战役）。丘吉尔遭到来自各方面的猛烈攻击，1915年5月，决定要与保守党人共组联合政府的阿斯奎斯首相免除了丘吉尔海军大臣的职务，派他出任新成立的联合政府的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当内阁战争指导委员会改组时，被排挤在政治圈之外的丘吉尔决定辞职，赶赴法国前线担任苏格兰皇家火枪营指挥官，亲自参加战争。

1916年5月，丘吉尔卸任皇家苏格兰毛瑟枪团第6营营长，并放弃了中校军衔，回到议会。9月，达达尼尔海峡战事调查委员会成立，次年1月该委员会发表报告，为丘吉尔重新在政坛崛起提供了契机。

1917年7月，自由党党魁劳合·乔治宣布任命丘吉尔为军需大臣。丘吉尔在军需大臣任内推动了多项对今后战争产生深远影响的新发明，包括坦克、飞机和化学毒气。在丘吉尔的提议下，英国迅速扩大了坦克的生产规模，推动飞机在战争中的应用。就连他本人也学会了开飞机。

1918年11月英国举行一战后的首次大选，选后丘吉尔在内阁内兼任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两项职务。他开始对英国军队进行调整，并且主张积极干预俄国内战。极度仇视苏俄的丘吉尔称布尔什维主义是对“人类文明的威胁”，鼓吹对苏俄进行联合武装干涉。他亲自策划向俄国白卫军及波兰军队提供大量军援，并说道：“战胜了世界的老虎—德国佬之后，不能再让大猩猩掐死我。”直到1950年，他还在为没能“把布尔什维克主义掐死在摇篮里”而惋惜。当时，苏俄领导人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称丘吉尔“是苏俄的最大仇敌”。

1921年，丘吉尔转任殖民地事务部大臣，兼任空军大臣，开始与爱尔兰新芬党谈判。在各方努力下，英国最终允许爱尔兰成为英帝国内的一个自治领。

1922年，大选举行，自由党惨败，丘吉尔本人也在自己的选区中意外失利，丢掉了内阁大臣的官职。在1923年的选举中，丘吉尔在下院补选中竞选西莱斯特席位，再度落败，工党则获得胜利，组建了第一个工党政府。丘吉尔意识到自由党的势力已经开始衰败，很难再成为政坛上可以与保守党抗衡的政治势力，于是他逐渐疏远自由党，转而向保守党靠拢。在此期间，丘吉尔利用两年闲暇时间，他撰写了5卷战争回忆录《世界危机》。

1924年3月的补选中，丘吉尔以“独立的反社会主义者”身份参选威斯敏斯特教堂区的席位，提出自由党等其他所有反对党都应该向实力较强的保守党靠拢。最后选举结果丘吉尔还是以43票之差落败。同年夏，刚刚成立了9个月的工党政府倒台，丘吉尔代表保守党参选，以19843票的高票赢得埃平选区的席位，并被首相斯坦利·鲍德温任命为财政大臣。丘吉尔完成了回归保守党的旅程，但许多保守党人仍对他不信任。任财政大臣期间，丘吉尔恢复了英国战前和平时期已普遍采用了一个多世纪的金本位制；削减了防务经费，尤其是海军预算。

这一时期，殖民地解放运动和英国国内工人运动蓬勃高涨。1926年，英国职工总会因矿工薪资问题宣布举行全国大罢工。丘吉尔在罢工中采取强硬立场，公开咒骂罢工工人是“民族的敌人”，还建议用机关枪驱散罢工矿工。因印刷工人也加入罢工行列中，报纸无法出版，丘吉尔下令由政府发行《英国公报》，宣传政府的政策。工党指责他不仅是保守，简直是反动。

1929年5月，英国再度举行大选，这次选举中丘吉尔本人虽然险胜，但是保守党在全国范围内惨败下野，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重新执政，丘吉尔辞去一切官职。身在影子内阁的丘吉尔主张对爱尔兰及中东阿拉伯地区争取独立和解放的斗争进行镇压。他同保守党领袖鲍德温发生严重分歧，先是围绕自由贸易问题，后是关于印度自治问题。当鲍德温支持工党政府关于印度宪法改革的建议、甘地被释放并出席伦敦会议时，丘吉尔称他“已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于1931年1月退出了保守党影子内阁。从此，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丘吉尔没有出任过政府要职，处在“政治上的荒漠状态”或“在野岁月”，而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写作，包括已经在连载中的《世界危机》以及《我的早年生活》，还有一本关于祖先马尔巴罗公爵一世约翰·丘吉尔的传记——《马尔巴罗的生平与时代》（4卷）。

此外他还访问美国，拜访美国各界人士和政治领袖。1931年12月，在丘吉尔的第二次美国之行中他遭遇车祸，内脏严重出血，不过幸好治愈得当，住院8天后就出院。

自1929年离开政府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之前，丘吉尔始终处于“政治上的荒漠状态”。

反对绥靖

20世纪30年代，阿道夫·希特勒在德国夺取政权，德意日法西斯“轴心国”正在成型，其侵略扩张行为构成了对英国霸权地位的严重威胁。而一战后的英国长期迷漫着和平主义的气氛，从政党领袖到平民都认为一战后将再也不会有残酷的战争并主张裁军。丘吉尔是议会中极少数对德意法西斯崛起后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有比较清醒认识的人。他具有比较远大的战略头脑，主张对德意实行坚决遏制和抗击的强硬政策。因此，他在当时是英国政界一致公认的对德强硬派的领袖。

早在希特勒上台之初，丘吉尔就从德国毁约扩军的种种迹象中意识到德国的目标是要控制欧洲，夺取世界霸权，英德矛盾无法调和。丘吉尔在他的一系列演说中，特别是在1936年底保守党外交委员会的一次秘密报告中阐述了他的外交战略路线。丘吉尔认为，英国四百多年来的传统外交政策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和挫败欧洲大陆上的军事霸主”。现在“由一小撮扬扬得意的亡命之徒”领导的德国是最危险的敌人，他们正在“以德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来扩充军备”，准备发动一场要使欧洲“德意志化”的战争。丘吉尔认为，拯救英国的战略应是实行“武力与国联盟约并重”的政策，这就是在国内要“迅速地、大规模地把英国重新武装起来”，对外则“建立武装的国际联盟，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以英法两国为核心，反对潜在的侵略者”。丘吉尔强调，“要拯救我们的国家，必须再一次联合欧洲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必要时挫败德国的霸权”。为了共同对敌，丘吉尔主张化宿敌为盟友，调整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关系，与苏联结成反纳粹的“大联盟”。早在1934年7月，丘吉尔便对苏联驻英大使伊万·麦斯基表示：“现在我是德国的敌人，我要保护英帝国不受德国人的侵略。但是希特勒德国不仅成胁着我们英国人，而且也威胁着你们俄国人，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联合起来反对共同的敌人呢？我们为什么不以共同的势力来粉碎它呢？”

20世纪30年代中期，在英国有广泛社会基础的绥靖主义占上风，因此自1937年5月阿瑟·尼维尔·张伯伦上台执政后，绥靖政策便正式成为英国外交的基本国策而加以全面推行。后来，丘吉尔回忆道：“我在那时的影响已降到零。”但是他仍在议会内外大声疾呼，敦促政府争取时间加紧重整军备，并一再抨击张伯伦政府的绥靖政策。他还鼓励盟友法国加强军事势力，而不是“裁减你的武器，增加你的义务”。

1938年3月，德国吞并奥地利，张伯伦政府表示出软弱立场，丘吉尔对此大为不满。他指出，如果“坐待事态的演变”，不采取果断的措施加以制止，那么“所有的小国将纷纷从日内瓦溜走，转向对日益壮大的纳粹制度致敬”。他还坚决要求英国政府响应3月18日苏联政府关于举行国际会议，商讨共同对付希特勒的建议，指出“只有成立法英苏的联盟的方向，才能有希望制止纳粹的进犯。”除此之外，丘吉尔到处发表演说，揭露战争的危险。他的这些演说以《英国仍在沉睡》为题汇集出书，在英国社会中产生了较大的反响。

1938年9月15日，张伯伦亲自访问慕尼黑，与希特勒商讨苏台德问题（参见词条慕尼黑会议）。在谈判中，希特勒明确提出要捷克斯洛伐克割让苏台德，张伯伦表示同意，在得到法国的首肯后，两国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公使于9月20日拜会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极力游说他接受希特勒的要求。得知消息的丘吉尔于9月21日向新闻界发表了有关捷克危机的声明，指出如果在纳粹的军事威胁下屈服，不仅不会给英法带来安全与和平，反而会使两个国家处境更危险，“以为把一个小国投入虎口就可以换得安全实属误见。”慕尼黑协定签订后，当张伯伦侈谈“一代人的和平有了保障”时，丘吉尔对这个协定进行了谴责，认为英国在慕尼黑“遇到了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指出这是“一次欧洲最大的灾祸”，“这不过是算帐的开始，这不过是以后每年还要递给我们的苦酒的第一口”。他的发言引起一片抗议之声，但丘吉尔还是在嘘声中结束了自己的演讲。由于其反对绥靖政策的立场，丘吉尔还曾一度遭到自己选区的保守党党部弹劾动议，最终以3比2的信任票保住自己的议席。

1939年3月，希特勒撕毁慕尼黑协定，出兵侵占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这时，丘吉尔进一步呼吁政府加强战备，并同苏联采取联合行动。他在议会辩论中一再指出，“没有强大的东战线，我们在西欧的利益就不能有令人满意的防卫而没有俄国，也就不能有强大的东战线”。如果现在“拒绝和丢掉俄国的不可缺少的援助，这将使我们在最恶劣的情况下卷入形势最坏的战争之中”。英、法、苏三国莫斯科谈判（参见词条英法苏莫斯科谈判(1939)）开始后，丘吉尔不断批评英法政府的消极态度，力促英法政府根据平等的条件同苏联“订立最广泛的协定”。

战时首相

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战争爆发数小时后，张伯伦召见丘吉尔，邀请他加入战时内阁，重新任海军大臣。由于战事进展不顺利，下院议员们在1940年5月对张伯伦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案，将矛头指向张伯伦。从1939年9月到1940年5月，英法政府宣而不战，西线出现了“静坐战”。英国政府中有些人主张同德国议和。丘吉尔对此坚决反对。他认为，在当时情况下与纳粹德国议和，无异于向德国投降，他主张“把战争打到底，消灭希特勒，彻底粉碎纳粹主义”。同时，他领导下的海军，在大西洋对纳粹德国进行了认真的战斗。但由海军部发动的援助挪威的行动却遭遇失败，最后挪威陷落，英法部队被困（参见词条挪威战役）。

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调兵西进，对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国和法国发动突然袭击。张伯伦在一片责难声中下台，当天下午6时，乔治六世国王召见丘吉尔，令其组阁。一小时后，丘吉尔会见工党领袖克莱门特·理查德·艾德礼，邀请艾德礼等其他政党领导人入阁，并获得各方的支持。但这并不是一个正式的各党联合政府，而是团结在丘吉尔周围的“举国一致内阁”。丘吉尔在危机中达到了政治生涯的顶峰。5月13日，丘吉尔首次以首相身份出席下议院会议，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我没有别的，只有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献给大家。你们问：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可以用一个词来答复：胜利，不惜一切代价去争取胜利，无论多么恐怖也要争取胜利，无论道路多么遥远艰难，也要争取胜利，因为没有胜利就无法生存。”下议院最终以381票对0票的绝对优势表明了对丘吉尔政府的支持。

正在此时，希特勒发动的“闪电战”席卷了荷兰、比利时，占领了欧洲大陆各沿海口岸城市，前线战局急转直下，5月底，丘吉尔下令撤出在法的英国远征军，代号为“发电机计划”的敦刻尔克大撤退开始。在短短的8天中，被围困在敦刻尔克周围一小块地区的盟军奇迹般地撤出33万多人，政府号召英国沿海居民利用自己的小艇救援在海峡对岸的士兵，连海军部的军官们也亲自加入救援行列。丘吉尔在下院通报了敦刻尔克撤退成功，但是也提醒“战争不是靠撤退打赢的。”之后丘吉尔就发表了大概是二战中最鼓舞人心的一段讲话：“我们将战斗到底。我们将在法国作战，我们将在海洋中作战，我们将以越来越大的信心和越来越强的力量在空中作战，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本土，我们将在海滩作战，我们将在敌人的登陆点作战，我们将在田野和街头作战，我们将在山区作战。我们绝不投降，即使我们这个岛屿或这个岛屿的大部分被征服并陷于饥饿之中——我从来不相信会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在海外的帝国臣民，在英国舰队的武装和保护下也会继续战斗，直到新世界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拿出它所有一切的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 丘吉尔断然拒绝了希特勒的“和平”建议，领导英国人民进行保卫英伦三岛的战斗。

为了改变孤军作战的困境，丘吉尔展开积极的外交活动，采取一切措施努力争取同盟者，首先大力争取美苏两国的支持和参加。上任后，丘吉尔首先访问法国，他惊讶地得知法国即将投降，但是他向法国领导人表明，即使法国被打败了，英国仍将继续战斗。1940年6月13日，丘吉尔第五次访问法国，他希望游说法国政府继续作战，但是很明显的法国政府已经决定投降。6月22日，法国投降，丘吉尔支持夏尔·戴高乐将军在伦敦成立了法国民族委员会。8月，在丘吉尔的提议下，经过两国艰苦的磋商，以及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本人对美国国会的游说，美国最终同意向英国海军提供50艘驱逐舰，英国则以租赁的形式将其在海外的军事基地交给美国。9月7日到11月3日，德军以每晚平均200架飞机的数量连续57天对伦敦进行轰炸，仅头两天就造成800多人死亡。这期间丘吉尔几乎每周都亲自到被炸现场视察。虽然丘吉尔不止一次地在被炸毁的房屋现场流下热泪，但是他依然以钢铁般的意志继续带领人民战斗。

丘吉尔以与罗斯福良好的私人关系，帮助英国在最关键的时刻获得了美国大量的支援物资，希特勒决定无限期推延登陆计划，不列颠空战以英国的胜利告终。12月8日，英国的美元储备已经枯竭，45亿美元中的大部分已经用于订购所有美国愿意提供的武器军火。于是丘吉尔亲自写信给罗斯福，坦率地表明英国的资金短缺，但是依然希望美国能够帮助英国：“如果大不列颠在这场斗争的高潮中被夺去它全部可以销售的资产，使得我们用鲜血赢得了胜利，拯救了文明，替美国争取了充分装备以防不测后却一贫如洗，那在原则上是错误的。”罗斯福收到该信后提出以“租赁”的形式将武器弹药支援英国，两个月后，租赁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在罗斯福12月30日的著名讲话中，称“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国家的兵工厂。”

1941年6月22日，德国大举入侵苏联。丘吉尔立即表示英国将同苏联联合对德作战，在当天晚上发表广播讲话说“最近二十五年以来，没有一个人比我更始终不渝地反对共产主义了，凡过去我说过的有关共产主义的话，我一个字也不想收回。但是，在此刻正在展开的景象面前，所有这一切都变得黯然失色了……俄国所受到的威胁，也就是我国和美国所受到的威胁，……我们当然要尽我们所能去帮助俄国和俄国人民”。7月12日，英苏两国签订了在对德作战中联合行动的协定。8月，丘吉尔与罗斯福在纽芬兰签署了“大西洋宪章”。苏德战争爆发不到两个月，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终于初步形成，丘吉尔对此起了积极的作用。

在大战过程中，丘吉尔作为同盟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出席了苏、美、英三国领袖举行的德黑兰会议、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以及中英美领袖举行的开罗会议等，为争取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自己的贡献，并确定了战后的“雅尔塔体系”。1945年5月7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次日丘吉尔向英国人民宣告，英国已经赢得了对德战争的胜利。

胜利与悲剧

丘吉尔参加反法西斯战争的根本目的，是维护英国的霸权利益。因此，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发展，当德、意、日法西斯的覆灭已成定局，战后划分势力范围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时，他反苏、反共、反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政治立场便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英国同苏联及美国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也日益突出。在1943年德黑兰会议期间，丘吉尔第一次意识到“英国是一个多么小的国家”。他曾这样描绘：“我的一边坐着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的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是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

丘吉尔一直没有放弃反苏反共的立场。当战局不明朗时，他妄图假手法西斯削弱苏联，当战局趋于明朗，丘吉尔又担心战后苏联的强大。他再三拖延在法国开辟反对德国法西斯的第二战场，力图把战争的重担更久地压到苏联身上，尽可能地削弱苏联的力量。为了阻止苏联控制东欧，恢复英国在巴尔干地区的传统势力范围，丘吉尔竭力主张在所谓“欧洲柔软的下腹部”即巴尔干地区开辟第二战场，并支持在南斯拉夫、希腊、波兰等国恢复资产阶级的统治。1944年10月丘吉尔访问莫斯科期间向斯大林提出了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的方案。同时，丘吉尔在战争回忆录中写了他在战争结束前的政策和策略：“第一，苏俄已经成为自由世界的致命威胁，第二，必须立即建立一条新的阵线来阻止苏俄向前推进。”他甚至命令军事顾问研究紧接着第二次大战，进行对苏战争的可能性。后来，丘吉尔坦白地说：“还在战争结束之前，当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放下武器投降，我们的大街小巷到处是欢天喜地的人群的时候，我就发电报给蒙哥马利，盼他集中收藏好德军武器，一旦苏军的攻势继续下去，我们便可以很容易地将武器重新分发给同我们合作的德国士兵。”

丘吉尔极力反对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也绝不允许其它国家染指英国的殖民地。1945年2月在雅尔塔会议上，美国提出的关于由联合国托管英国殖民地的计划使丘吉尔暴跳如雷。他宣布，只要他当一天首相，就决不会放弃“哪怕是一小块不列颠土地”。在希腊内战中，他派军队支持希腊的流亡政府。

1945年初，丘吉尔提出的政治纲领同英国人民的情绪背道而驰。7月，大战还没有最后结束，战时内阁解散，丘吉尔辞职参加新一轮的大选。英国大选时，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正在举行波茨坦会议，为使丘吉尔能够回国听取选举结果，会议决定暂停几天。信心满满的丘吉尔安排在选举揭晓那一天在伦敦家里举行小型宴会，以庆祝保守党的胜利。原本认为凭借丘吉尔在战争中的功劳定能顺利当选的保守党，却在大选中惨败，丘吉尔本人虽然当选议员，但是保守党只获得了197席，而工党在艾德礼的带领下却赢得393席，得以组阁。当丘吉尔得知失败的结果后，坐在那里呆若木鸡。对于在最后胜利即将到来的时刻被赶下台，丘吉尔无法理解。他后来引用罗马帝国时代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话说：“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伟大民族的标志。”

开启铁幕

下台后的丘吉尔并未退出政治舞台。他始终认为自己是最有资格统治英国、“是能够对付俄国的唯一的人”。丘吉尔宣布，他将在议会中全力以赴地研究战后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继续领导保守党。下野后，丘吉尔经常发表一些连保守党人也不喜欢的演说，多次去国外旅行，写了许多文章，余暇时间画画、看赛马。在此期间，丘吉尔还专心致力于6卷巨著《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的编写，该书在1948年至1954年间陆续出齐。在野期间，他还撰写了历史书《英语民族史》。

1946年3月5日，丘吉尔访问美国时，由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陪同，在富尔顿城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著名演说：“从波罗的海边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里雅斯特，一副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拉下。”他鼓吹美英联合，共同对付苏联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叫嚷不能对苏联和所谓“共产主义的威胁”“采取绥靖政策”（参见词条铁幕演说）。在当时，这篇演讲被媒体猛烈抨击，因为此时苏联和西方国家的关系还未破裂，很多人把丘吉尔看成战争贩子。但后来的研究认为铁幕演说拉开了冷战的序幕。

同时，丘吉尔还致力于西欧联合。1946年秋，他来到日内瓦湖边休息。9月19日，丘吉尔在瑞士苏黎世的一次讲话中提出了建立“欧洲合众国”的主张。他说，为了拯救欧洲必须“重建欧洲大家庭”，建立“一种类似欧洲合众国的组织”。在丘吉尔的筹划中，统一的欧洲不仅是英国的反苏堡垒，同时也是处理同美国关系的后盾。1948年5月，在荷兰海牙召开的讨论欧洲统一问题的会议上，丘吉尔被推为名誉主席。

为了加强英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他在1948年的保守党年会上全面阐述了“三环外交”政策，提出第一环是英联邦和英帝国，第二环是包括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英语世界，第三环是联合起来的欧洲。丘吉尔认为，“一旦它们连结在一起，就没有任何力量的结合足以推倒它们”。而英国“则是在这三环的每一环中都占有重要地位的唯一国家”。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丘吉尔反对美国扩大战争和进行核讹诈。

再登辉煌

在1951年的大选中，保守党重夺政权，77岁的丘吉尔再度出任首相。在第二任期间，丘吉尔基本上保持了工党政府的部分企业国有化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在防务领域，英国试制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在对外政策上，把英美同盟作为对外政策的基础，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1954年10月，丘吉尔促成了《伦敦-巴黎协定》的签订，使西德加入北约；同年9月，英国参加了“东南亚条约组织”，随后又加入“中央条约组织”。但他也未能阻止英帝国的殖民政治和霸权地位土崩瓦解的趋势。在他任内，英国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继续发展。

1953年，丘吉尔被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授予嘉德勋章，自此称“温斯顿·丘吉尔爵士（Sir Winston Churchill, KG）”。据说伊丽莎白二世还有意封他为伦敦公爵，以表彰其为英国所做出的贡献。但最终丘吉尔接受了其子伦道夫的建议（如果丘吉尔接受爵位，那么在他死后继承公爵的伦道夫将进入上议院，丧失成为下议院议员的资格），拒绝了伦敦公爵的封号。获得嘉德勋章后，丘吉尔被称为“Sir Winston Churchill, KG”12月10日，丘吉尔凭借《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954年11月30日，丘吉尔80岁华诞，议会两院在西敏寺为他举行隆重的庆祝活动。

1955年4月5日，丘吉尔因健康原因而辞职。当他走出唐宁街10号首相府官邸时他吸着雪茄，打出有名的“V”手势向群众致意，然后就坐上汽车，在人们的欢呼声中离去。

1959年11月，丘吉尔继承了“下院之父”的称号。1960年，剑桥大学设立丘吉尔学院，以纪念丘吉尔。

因病逝世

晚年的丘吉尔，对于自己终生为之效力的事业仍然念念不忘。1963年4月9日，在接受美国“荣誉公民”的称号时，他发表书面讲话说“我不同意那种认为英国和英联邦现在应在世界上扮演默然听命和次要角色的见解。”“谁也别想永远低估我们的精力、潜力和恒久不衰的力量。”可是，大英帝国的没落却是无可挽回的。丘吉尔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也只能无可奈何地承认“我曾取得过很多成就，但到头来却是一场空。”

1965年1月初，丘吉尔因患感冒而卧床不起，15日因脑溢血而昏迷。同月24日，丘吉尔与世长辞，享年91岁。英国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丘吉尔的灵柩在西敏寺停放，供民众吊唁，之后被火车运到他的出生地布伦海姆宫附近的布雷顿教堂公墓中，与父母合葬。

为政举措坚持抗争

20世纪30年代，丘吉尔在纳粹德国势力急剧膨胀、战争危机日益严重情况下，不断提醒政府和公众注意英国国防实力有被德国超过的危险，反对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谴责《慕尼黑协定》，主张加强军备，建立以英法联盟为核心包括苏联在内的反德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出任海军大臣。1940年5月10日德军闪击西欧当日，出任英国战时内阁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国防大臣和保守党下院领袖，迅即把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英军自敦刻尔克撤退和法国投降后，在英国孤军奋战的危难时刻，丘吉尔以其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心，领导英国及英联邦国家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在不列颠空战中击败德国空军，迫使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放弃进攻英国的企图，使英国成为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大本营和解放欧洲的反攻基地。他强调保卫海上交通线，团结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借助美国的实力重返欧洲大陆，彻底击败轴心国。1940年9月批准以英国部署在西半球的海空军基地交换美国50艘驱逐舰的协议。12月请求美国总统罗斯福增加援助，并促成美国通过租借法案。1941年1月派遣三军参谋部代表与美国军方会谈，制定“先欧后亚”的战略方针。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当天即宣布援助苏联；7月12日与苏联达成军事协定，规定在战争中联合行动，不与德国单独谈判和媾和。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次日对日宣战。

二战期间，丘吉尔多次与美、苏首脑会晤，制定联盟战略，达成一系列协议。1941年8月与罗斯福签署《大西洋宪章》，确定两国共同对德政策和战争目标。12月至次年1月与罗斯福举行华盛顿会议，决定建立美英参谋长联席会议，以协调两国战略、共同使用两国资源和战略物资，并参与起草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在开辟第二战场问题上，与美、苏领导人有重大分歧。1943年1月与罗斯福举行卡萨布兰卡会议，反对在1943年开辟第二战场，主张加强地中海攻势，进军意大利。1943年11月与中华民国领导人蒋介石、罗斯福举行开罗会议，签署《开罗宣言》。11月与罗斯福、苏联领导人斯大林举行德黑兰会议，决定1944年5月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并就战后欧洲秩序的安排和国际组织的建立进行讨论，签署《德黑兰宣言》和《德黑兰总协定》。1945年2月与罗斯福、斯大林举行雅尔塔会议，就分区占领德国、对德实施管制、波兰的边界划分和政府的组成、联合国安理会的表决程序等问题达成协议。7月与美国总统杜鲁门和斯大林举行波茨坦会议。

外交方针

在二战中，丘吉尔力主与美国结成特殊关系，战后又在意识形态领域反苏反共，并设计了“三环外交”。其对外政策对英国外交政策产生了延续至今的影响。

英联邦和大英帝国是“三环外交”政策的第一环，也是英国保持大国实力的倚重力量。因而丘吉尔政府对待英联邦及殖民地方面，采取积极措施，试图确保英国对战略要地的控制，力图使英帝国平稳地向英联邦实现过渡。包括美国在内的英语世界（实际上主要是指英美特殊关系）是“三环外交”中的第二环，也是它的基石。因此，保守党政府是十分重视英美关系的，在对美政策方面，英国基本上都配合了美国大西洋联盟政策的需要，但是这并不代表英国就事事顺应美国，它在加强英美关系的同时，还是积极充分发挥了自己外交影响力，试图使美国的策略更加符合自身的利益需要。“三环外交”中的最后一环是联合起来的欧洲。丘吉尔政府在此时的欧洲政策上面临着欧洲经济一体化开始和德国重新武装两大问题。英国虽然支持欧洲的联合，但是它却不希望加入欧洲联合中去，而是希望在外部予以支持，以世界性大国的姿态与之发生联系。在面对欧洲防务一体化和德国重新武装的问题上，英国虽然不愿加入欧洲防务一体化，但还是始终关注并最终促成了德国重新武装的成功。“三环外交”对战后英国外交产生了重要影响，和平时期的丘吉尔政府沿着这条外交策略展开外交活动，试图以此来挽救英国的衰落，保住其原有的大国地位。纵观保守党政府的外交活动，其外交政策虽然未能阻止英国大国地位的衰落，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英国的国家利益。

史学思想

丘吉尔是最后一位也是最有影响力的辉格史学倡导者。在青年时期，丘吉尔就确定了信念，认为英国的历史应该被看作是不断实现帝国梦想的进程。这种信念影响着他一生的政治生涯和历史创作。丘吉尔的史学思想和散文风格深受爱德华·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英格兰史》的影响。他对社会史和经济史没有什么兴趣，一直认为历史在本质上是政治的、军事的，是伟人推动其向前的。

历史评价

英国

丘吉尔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带领英国人民取得胜利的民族英雄，是与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并立的“三巨头”之一。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在战争期间这样评论他：“丘吉尔是我们的秘密武器。在这个伟大的时刻，我们在伟大领袖的英明领导下战斗，感到无比幸福。今天，丘吉尔不仅是英国精神的化身，而且是我们的坚强领袖。不仅英国人，整个自由世界都对他无比信任。”

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

他选了一个人作为名家的例子，此人尤其被视为该评论家极为推崇的谦恭、正直、博爱，尊重他人感受、个人自由、私人情感等品质的死敌，还被视为帝国主义和浪漫主义人生观赫赫有名却不受信任的倡导者、待强凌弱的军国主义者、激情澎湃的演说家和记者、一个致力于培育私德的世界中最知名的公众人物。此人便是时任保守党政府财政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

丘吉尔的语言是因其自身需要而发明出来的一种表达手段。它有一种大胆、厚重、顾为统一、易于辩识的节奏，使它像所有独特的风格一样，容易为人（包括他自己）所戏仿。

丘吉尔是日渐减少的真正笃信一种明确的世界秩序者之一：对他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影响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渴望赋予这样一种世界秩序以生命和力量。

英国政治人物、第55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任伦敦市长时曾说：“丘吉尔对科学的热情及支持很少被人讨论，但却是他传奇一生的重要部分。无论过去或现在，作为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爵士都是科学史上的最大盟友。”但在约翰逊自己撰写的关于丘吉尔的传记中，他又用一种嘲讽的语气解释丘吉尔在20世纪30年代反对希特勒的决定，认为丘吉尔“把全部家当押在一匹被称为反纳粹主义的马上……他的押注获得了辉煌的成功”。

外国

值得注意的是，丘吉尔是有名的顽固反共人物。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关键时刻，在处理对苏关系问题上，他以一个杰出政治家的巨大勇气和高度灵活性，从英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完成了英国政治和他本人政治生涯中的重大历史性转折，毫不犹豫地与苏联结为盟国，使不同意识形态下的反法西斯力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结成了统一战线，从而保证了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斯大林称赞丘吉尔是“百年才出现一个的人物”。

连丘吉尔在政治上的对手也说：“丘吉尔是大家一致认为永远不能成为首相的人，可是他同样也是在这危急关头获得大家一致欢迎，认为是唯一可能出任领袖的人”，“人们不能不喜欢他，他的才能与朝气是无与伦比的”。人们称他“自始至终是一个伟大事业的伟大先锋，也是一位历史的伟大缔造者”。

二战期间欧洲盟军最高司令、后来的美国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说：“在战争中，丘吉尔作为领导者是强势、好战和富有鼓动力的。他多数的问题都来自于战争的执行过程，在处理这些问题时，他和我常常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论。在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不能完全一致时，我们的友谊却从未因此而被冲淡。”

美国政治家阿德莱·史蒂文森在丘吉尔逝世后在华盛顿国家大教堂致悼词说：“今天，我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在这里集会，哀悼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公民。温斯顿·丘吉尔爵士逝世了。这位曾领导许多国家、指挥千军万马、激励人们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并把新的勇气注入人们心田的声音沉默了。我们将再也听不到那熟悉的充满雄辩与机智、勇气与抗争、坚定信念与不屈精神的演说了。我们的世界因此而变得更加贫乏，政治对话受到了削弱，鼓舞大众的滚滚政治洪流变成引涓涓细水。天上出现了一片空寂。”

美国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对丘吉尔盛赞不已，他认为丘吉尔有着坚强的人格品质、强烈的民族使命感和责任感、坚定的人生信念以及超出常人的胆识谋略，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人物”。

人物荣誉头衔、职务

从1929年到1965年，连续36年担任英国布里斯托大学校监。

1941年至去世为止，丘吉尔一直出任五港总督，该职乃属名誉性质。同样在1941年，加拿大总理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委任丘吉尔为“女皇陛下加拿大枢密院”的顾问官，使他同时是加拿大和英国枢密院的成员。还两度荣登时代周刊年度风云人物。

1953年，凭《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取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评语：“因为他精通历史和传记的艺术以及他那捍卫崇高的人类价值的光辉演说。”

丘吉尔在1955年退休的时候，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伉俪特地亲临唐宁街与丘吉尔夫妇共进晚餐，自他以后，只有哈罗德·威尔逊曾享同样的殊荣。虽然丘吉尔退任首相，但他则保留下议院议席至1964年7月。此外他又在1959年取得“下院之父”的名衔，以突显他在下院服务时间最长的资历。

1956年4月，丘吉尔访问联邦德国，因其对推动欧洲一体化的贡献而被授予“查理曼奖”。

1963年4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授予丘吉尔“美利坚合众国荣誉公民”称号，由丘吉尔的儿子和孙子到美国代为出席颁赠仪式。由此，他成为美国历史上第1位正式获得此殊荣的外国人（迄今只有7人）。

丘吉尔至今仍被英国人看作是最伟大的首相之一。在2002年，BBC举行了一个名为“最伟大的100名英国人”的调查，结果丘吉尔获选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人。

个人名言

历史对我不错，因为都是我写的。 

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那样易受攻击，也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那样善于回敬掠夺者。我们的宏伟首都，世界最大的攻击目标，就像一头捆缚着的肥大而珍贵的母牛引诱着猛兽。我们现在的处境是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也是现在其他国家没有遇到过的。

即便伦敦化为灰烬，也比沦为德国奴隶强多少倍！不管付出多大牺牲，不管道路如何艰难，我们一定要战斗下去！胜利一定会到来！

我的一边坐着把一条腿搭在另一条腿上的巨大的俄国熊，另一边是巨大的北美野牛，中间坐着的是一头可怜的英国小毛驴。

习惯与爱好

“胜利”手势

据说，比利时宣传家Victor De Lavalaye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为寻找一个能代表人民抵抗纳粹占领的象征物，突发奇想，使用了字母“V”。它既是他自己名字的首字母，又代表了英文的Victory（胜利）、弗莱芒语的Vrijheid（胜利）和法语的Victoire（胜利）。这一手势迅速传开，尤其丘吉尔在公众场合频繁使用这个手势，使其象征意义得以确立并流传下来。在整个20世纪40和50年代，这一手势的意义只有一个，即“胜利”。

嗜抽雪茄

丘吉尔特别爱抽雪茄烟，每天最少要抽上10根。因此，他的食指和中指如果不是在摆出“V”字，那就常会夹着一支雪茄烟。丘吉尔一生抽过的雪茄烟，据说有3000公斤。加拿大摄影师优素福·卡什在1941年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宣传而拍摄的一张丘吉尔知名的照片《愤怒的丘吉尔》（又名《The Roaring Lion》）。这张照片摄于丘吉尔在渥太华向加拿大议会发表关于二战的演讲后。丘吉尔原本叼着雪茄，但卡什认为那一形象难以体现丘吉尔的勇猛和斗志，于是突然上前，在说“对不起”的同时一把夺下雪茄。被卡什惹恼的丘吉尔怒目而视，左手叉腰，即将发火。卡什抓住这一瞬间，按下快门。就这样，一幅名作诞生。这张作品记录下丘吉尔意欲发怒时的威严神情，被认为是丘吉尔肖像中“最有性格”的一张。许多人认为，这张照片传递出丘吉尔坚定与纳粹作战到底的勇气。照片很快被许多报刊争相发表，还被多国印制成邮票发行。曾登上《生活》杂志封面，成为20世纪人像摄影的经典之作。

长寿诀窍

丘吉尔是个先天不足的早产儿，发育比一般人晚，两岁多才学会说话，发音不准还有些口吃，三岁的时候，连说“妈妈”“爸爸”都很吃力。他早年体质弱，晚年健康状况更差，六十七岁时被诊断为动脉硬化和轻度非典型心绞痛。从遗传角度讲，丘吉尔家族并没有长寿基因，上溯七代没有一个活过90岁的。但正是这样一个体质上不占任何优势的人，竟能活到91岁。究其原因，首先要归功于他有众多健康的爱好，这些爱好在很大程度上增强了他的生命力。丘吉尔的兴趣相当广泛，除了政治外，还有军事、音乐、美术、文学等，在绘画上也有很高的造诣。早年，丘吉尔对军事产生浓厚的兴趣，并立志要当军官。为此，他在课余参加了学校的特别陆军班，很快就学会并迷上了击剑、游泳、骑术，尤其是击剑，他曾获校际击剑比赛的银牌。作为画家，他开过个人画展；作为记者、作家，他的《世界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甚为畅销，并荣获了1953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丘吉尔还酷爱宠物，家中养有牛、羊、猪、天鹅等动物，他甚至还养过一头豹子。活在爱好中，成了丘吉尔的生活方式。终其一生他都生活在自己的爱好里，从而分解了工作上压力，陶冶了情操，增强了体质。

丘吉尔还喜欢锻炼身体，他的诸多爱好中有不少是属于体育项目。丘吉尔早年就读于哈罗公学，在学习之余虽喜欢游泳，但很少和同学们一起去游，往往独自一人在学校游泳池内游，一游就是几个小时。后来，丘吉尔进入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又喜欢上了划船，并且爱上了骑马，迷上了与骑马相关的打猎和打马球，经常在业余时间练习马术，马术也成为他期终考试各项成绩中最好的一项。在军校毕业后，丘吉尔成为骑兵军官，因为没有作战任务，他就整天练习骑马，闲暇时打打马球，身体也因此好多了。二战期间，丘吉尔承担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心理和工作压力，但由于早年锻炼的铺垫，他不仅早就过了医生预测他活不过的四十五岁，还领导英国人民最终成功击退了德军的疯狂进攻。二战以后，丘吉尔迷恋开车，晚年还参加砌墙体力劳动，一天可砌三百块砖，这些都有益于他的健康。

丘吉尔一生注意劳逸结合，很善于休息。二战期间，德国对伦敦实施了长时间的疯狂轰炸，这段时间是丘吉尔一生中最忙，也是心理压力最大的时期。对英国大为不利的战争进程让整个英国忧心忡忡，日理万机的丘吉尔的神经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他每天只能睡三到四个小时。那段日子，为了躲避德国的疯狂空袭，丘吉尔只能呆在地下室指挥英国军队作战。为了放松心情，缓解压力，丘吉尔拿起织针泰然自若地织起毛衣来，士兵们看到自己的首相用粗大的手指捏着细长的织针，一本正经地织毛衣，都快忍不住要笑出来了。丘吉尔则无视士兵的反应，安然地织毛衣，听汇报，下达各种指令，神情悠闲，心情淡定。有一次，他手下的一位将军实在忍不住了，就对丘吉尔说：“首相，我觉得织毛衣这种事您可以暂时先放一放。因为德国飞机时常光顾这里，也因为您忙着指挥成千上万的军队啊！”丘吉尔回答说：“正是因为这样，我的身心必须得到有效的休息。所以，我正在进行自我调节。织毛衣让我心情惬意，让我的大脑得到休息，并时刻保持冷静与清醒的意识，避免我因冲动发出错误的指令。”丘吉尔就是靠着这些独特有效的休息方式减轻了巨大的压力，带领英国人民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二战结束后的六年时间里，丘吉尔致力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紧张写作之余，他依然热衷于编织毛衣，以助于行文构思。曾经有人向他讨教长寿的秘诀，他笑着说：“如果有地方坐，我绝不站着；如果有地方躺着，我绝不坐着。”这些重视休息的方法，使丘吉尔毕生精力充沛，至八九十岁高龄依然头脑清醒、思维敏捷。

创新意识

丘吉尔早年曾经在脑海中勾画着制造一种新型陆军机车，这与后来试验成功的坦克不谋而合，加之丘吉尔在军需大臣任内推动了坦克的大规模生产，因此他有“坦克之父”的称呼。此外，丘吉尔还喜欢飞行，可惜他缺乏空间感，在一次训练中，飞行出了事故，他本人虽然幸免于难，但是他的教官却伤势严重。

谢选骏指出：“反法西斯战争”是个语无伦次的说法，因为苏联是比法西斯还要残暴的红色法西斯！另一方面，丘吉尔也是个纳粹分子——他和希特勒一样，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狂热分子；虽然他年龄较大、出道较早，却是一个比希特勒更为现行的殖民主义分子。希特勒想要奴役别人、着手屠杀犹太人，丘吉尔们却一直在奴役别人、屠杀原住民——丘吉尔集团和希特勒集团的斗争，只是两个纳粹团伙之间的斗争。丘吉尔是老牌的纳粹分子，希特勒是新生的纳粹分子——丘吉尔打败了希特勒却失去了大英帝国，英国的损失其实要比德国还大。——这是丘吉尔坚持抗战到底的时候做梦也没想到的吧？这就是他的失算了。当然，话说回来，英国就是对德国妥协了，也不会有太好的结果，因为大英帝国已经接近帝国死亡的三百年大限（从1688年的革命算起）了。当然，这是基于我对历史的观察和理解，丘吉尔们还远远没有如此深刻的眼光和领悟。这些政治禽兽往往鼠目寸光。

（另起一页）

【二战回忆录卷一风云紧急】

[英]丘吉尔

【目录】

第01章  胜利者的蠢事

第02章  和平的鼎盛时期

第03章  潜伏的危险

第04章  阿道夫·希特勒

第05章  被蝗虫吃光的年代

第06章  日益阴暗的景象

第07章  空中均势的丧失

第08章  挑战和反响

第09章  空中和海上的问题

第10章  对意大利的制裁

第11章  希特勒动手了

第12章  用于重整军备的间歇期

第13章  德国武装起来了

第14章  艾登先生担任外交大臣和他的辞职

第15章  强夺奥地利

第16章  捷克斯洛伐克

第17章  慕尼黑的悲剧

第18章  慕尼黑之冬

第19章  布拉格，阿尔巴尼亚，英国对波兰的保证

第20章  苏联之谜

第21章  到了战争边缘

第22章  战争

第23章  海军部的重大任务

第24章  波兰的覆灭

第25章  战时内阁的问题

第26章  法国前线

第27章  战斗加剧

第28章  磁性水雷

第29章  普拉特河口外的海战

第30章  斯堪的纳维亚，芬兰

第31章  一个黑暗的新年

第32章  风暴之前

第33章  海上的交锋

第34章  纳尔维克

第35章  特隆赫姆

第36章  在挪威的挫折

第37章  挪威——最后的阶段

第38章  政府倒台

（另起一页）

【第一卷序　风云紧急】

上部　从战争到战争

（1919—1939年）

有一天，罗斯福总统对丘吉尔谈起，应该给第二次世界大战起个名称，丘吉尔应声便说：“·不·需·要·的·战·争！”（The Unnecessary War）他认为“战争主要是人们行事失策的记录”，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的决策者们处置不当，致使德、意、日侵略势力迅速膨胀，第二次世界大战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不需要打的。

丘吉尔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做的第一件蠢事就是在凡尔赛和约中规定要德国缴付巨额赔款。现代战争费用之巨是任何战败国都付不起的，因此赔偿是做不到的。事实正是如此，战胜国虽然没收了十亿镑的德国资产，却又给了德国十亿五千万镑以上的贷款，使德国经济迅速复兴。英、法的政客们为了赢得选票，不敢向人民说清楚事实真相，仍使劲宣传要“压榨德国”，逼德国交出“最后一分钱”，以示自己有多么爱国。这种做法只会煽起德国民众的民族仇恨，英、美的贷款再多，他们也毫不感激。德国人把实行西方式议会民主的魏玛共和国看作是敌人强加给他们的。这种刻毒的民族主义仇恨集中体现在希特勒的身上，形成他那丧心病狂的反犹太主义和日耳曼民族优越论，他决心要把德国人民引向一场复仇战争。

丘吉尔认为，要掠夺一个战败国，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

“把所需要的、可以搬动的东西运走，和驱使战败国一部分人担任永久的或暂时的劳役。”他说斯大林在“二战”结束时就是这么干的。

丘吉尔认为，战胜国做的第二件蠢事就是彻底拆散了奥匈帝国，东南欧迅速分裂为许多小国，结果使德国相对地扩大了。战后英、美两国还很热心地凿沉自己的军舰，拆毁自己的军事设备，并且强烈反对法国维持一支以普遍服役为基础的军队。与此同时，英、美却在华盛顿会议上允许日本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三大海军强国。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立即秘密地加速重整军备。他干得实在出色，以致两年后就有足够的力量提出公开挑战了。

1935年，德国实行陆军普遍征兵制，并正式成立空军，接着又大造军舰和潜艇。国际联盟对德国公然破坏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只是在口头上提出抗议，而没有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决心使用武力来制止德国的扩军备战。

希特勒摸清了英、法政坛上那些夸夸其谈的政客们的短视和软弱，就抓紧时机大胆出击了。1936年，他派军队占领了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明确规定的“非军事地带”莱茵兰。起初，他还有所顾虑，为了迷惑对手，便宣称这次占领“纯属象征性质”，还虚情假意地提出要与东西方邻国订立为期二十五年的互不侵犯条约。欧洲各国的当政者们竟会因此而感到心安理得，面对希特勒的挑衅不加理睬。这时，德国的空军力量已逐渐超过英国，陆军力量也逐渐超过法国。1938年3月，德国悍然吞并奥地利，并把下一个攻击矛头指向捷克斯洛伐克。战争危险迫在眉睫。

这时，苏联发出了警报，它建议与英、法等国举行会议，商讨对付德国威胁的办法，但是，英、法主政者们对苏联建议的反应都很冷淡。尽管丘吉尔一贯反苏反共，但他却认准纳粹德国是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强烈主张与苏联结盟，但英国首相张伯伦对他的意见置若罔闻，一心推行“绥靖”政策，紧接着就是张伯伦的德国之行。

1938年9月30日，张伯伦和希特勒签订了“慕尼黑协定”，用出卖捷克的可耻代价，换取希特勒表示和平意愿的一纸空文。当时，张伯伦的“绥靖”政策还是很有市场的，回英国时，他不断向对他欢呼的人群挥动有希特勒签字的那份联合声明，并宣称“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

英国下院就张伯伦与希特勒的协定展开辩论。丘吉尔发表演说：“他（希特勒）先用手枪对着你，要你给他一英镑。

等如数照给之后，他又用枪口对着你，要求给两镑，最后那个独裁者答应先收一镑十七先令六便士，剩余的部分要你保证随后付清。”为了说明一旦捷克斯洛伐克被希特勒吞并会对欧洲力量对比产生什么影响，丘吉尔欲擒故纵，先说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国家很小，陆军也不大，“只比英国的大两三倍”，捷克斯洛伐克的军火工业也不大，只比意大利的“多两三倍”，听众这时才大吃一惊，认识到捷克斯洛伐克在未来战争天平上的重要分量。这是丘吉尔在长期议会政治中磨练出来的高超的演说技巧的一个典型范例。尽管他的话给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在投票表决时，张伯伦的“绥靖”政策仍以多数票通过了。

苏联对纳粹的战争威胁并没有坐视不管，9月21日，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在国际联盟大会上以鲜明的态度谴责德国，并表示愿同法国一起全力援助捷克斯洛伐克，但是，这种正义的呼声竟然对英、法政府的对德政策丝毫不起作用。究其原因，首先是英、法以及东欧诸国领导人顽固的反共偏见在起作用。在希特勒完全吞并捷克斯洛伐克以后，苏联政府于4月16日又一次提出与英、法及波兰等东欧国家结成反德同盟的建议，但是，与苏联接壤的东欧各国领导人不愿与苏联结盟。他们深恐接受了苏联的援助，苏联就将以大军入境的形式来保护他们，这样就势必把他们的国家“并入共产体制之内”。波兰、罗马尼亚、芬兰和波罗的海三国感到进退两难，它们既怕德国的侵略，又怕苏联的援助。另一个原因是短视的、偏狭的民族利己主义。例如：捷克即将被吞并时，波兰等国理应感到唇亡齿寒而全力支持捷克，但是，事实恰恰相反，波兰当局居然还有心趁火打劫，对捷克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其割让特申边区。此外，匈牙利也想分得一杯羹。

苏联既然未能与英、法结成同盟，斯大林为了苏联自身的利益，在与英、法继续谈判的同时，开始秘密地与纳粹德国举行谈判。5月3日，苏联外长李维诺夫突然被免职一事是苏联外交政策向德国靠拢的征兆，因为李维诺夫一贯主张与英、法结盟，再加上他是个犹太人。就这样，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秘密条款终于在1939年8月23日深夜签订，仅仅过了一星期，9月1日，德军就大举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全面爆发了。

下部　晦暗不明的战争

（1939年9月3日——1940年5月10日）

9月3日，即德军入侵波兰后的第三天，英、法对德国宣战，“绥靖”政策彻底破产了，张伯伦迫于舆论压力，不得不延请丘吉尔入阁，担任海军大臣。美国总统罗斯福立即给丘吉尔来了一封信，祝贺他重返海军部。这是两位有远见的政治家之间个人联系的开始，这种联系越来越密切，直接引向日后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

英、法对德宣战只是履行它们对波兰的诺言，只具有道义上的价值，其实它们都没有实力挽救波兰。9月19日，波兰在经过英勇抵抗以后，全军覆没了。从9月17日开始，苏联军队以排山倒海之势越过毫无防御的波兰东部边境，第二天占领维尔纽斯，并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德军会师。一般的政治家只看到苏德合作的一面，而丘吉尔却有更丰富的经验和更深刻的见解。10月1日，他在广播演说中明确指出：

苏联军队之所以要驻守在大大西移的战线上，“显然是为了本国安全的需要，以防御纳粹的威胁。”他断言：“德国要想在黑海沿岸树立自己的势力，或蹂躏巴尔干国家并征服东南欧的斯拉夫民族，这些都是与俄国的利益和安全不相容的。”他预见到德、苏必战，他正在等待那一天的到来，以便能和苏联结成反德同盟。这样深刻的思想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远见卓识了。

宣战后最初的十个月里，双方都在调整各自的战线，一时还没有展开大规模的陆战。法国在沿德国边境设有马奇诺防线，十分牢固，全线都有防坦克战壕，德军是难以从那里突破的，但是，法国北部边界却十分虚弱，由于比利时害怕得罪德国，表示要严守中立，拒绝英、法军队开进它的领土构筑坚固的屏障。这就为德军日后从那里突破、实行迂回包抄留下了隐患。

英国保卫挪威的战役失败了。英国舰队在成群结队的德国飞机的轰炸下损失惨重，英军只得撤回本国，把挪威的全部港口都丢失了。

1939年11月，苏联发动对芬兰的战争，翌年3月，芬兰战败投降，全部满足了苏联对它的领土要求。

挪威战役的失败在英国下院引起强烈的不满，大多数议员都对张伯伦及其政府表示不信任。老牌政治家劳合·乔治的话最尖刻，他说：张伯伦曾一再吁请国人要为战争作出牺牲，这很好，请首相先来带个头，“因为在这次战争中，没有比首相牺牲自己的职位更能对胜利作出贡献的了。”张伯伦尽管恋栈，至此也只得下台了，但是，他仍想让执行“绥靖”政策时的主要助手哈利法克斯勋爵来继承他的位置。哈利法克斯倒有自知之明，关键时刻，他推辞了。这时，全国舆论都倾向于丘吉尔。过去六年来，他一贯大声疾呼要警惕德国的战争威胁，要加强战备，要结成反德联盟，他的话已不幸言中。只有他的崇高威信才能使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保持团结，只有他的经验和智慧才能领导英国取得最后胜利。5月10日，在研究新首相人选的会议上，平时开会总是滔滔不绝的丘吉尔却缄默不语，此时无声胜有声，战时各党联合政府首相的重任就这样自然地落在他的肩上。他自信对战争的全局有丰富的认识，有资格也有能力领导英国打赢这场战争。那一夜他睡得特别香，指挥全局的大权落在他身上，他倒反而有如释重负之感。

谢选骏指出：人说——丘吉尔认为，要掠夺一个战败国，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把所需要的、可以搬动的东西运走，和驱使战败国一部分人担任永久的或暂时的劳役。”他说斯大林在“二战”结束时就是这么干的。我看——苏联对中国就是这么干的；中国被共产党搜刮得一穷二白，人民至今还被马列主义奴役着。而这一切，都是英美在雅尔塔魔鬼会议上，伙同苏联种下的恶果。

【第一章　胜利者的蠢事】

1919—1929年

为消灭战争而战——血流干了的法国——莱茵河国界——凡尔赛和约的经济条款——对赔偿的无知——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消灭了奥匈帝国——魏玛共和——美国拒绝英美对法保证——克雷孟梭的下台——彭加勒进占鲁尔——马克的崩溃——美国的孤立政策——英日同盟的终止——英美裁减海军——共产主义的儿子：法西斯——第二次大战如何容易避免——一个可靠的和平保证——胜利者忘记了——战败者牢记于心——第二次大战的道德沦落——原因在于未能使德国废除军备。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人们深信不疑，并且几乎普遍地希望世界将享受和平。如果大家恪守正义的信念，根据常理和审慎来处理事情，各国人民的这种衷心热望本来是很容易实现的。“为消灭战争而战”一语，已成有口皆碑，人们并已采取措施，使之成为事实。当时被认为握有美国大权的威尔逊总统，曾使国际联盟的设想深入人心。在凡尔赛的英国代表团，把他的设想加以塑造和具体化，使之成为一种机构，并将永远成为人类艰苦前进道路上的一个里程碑。胜利的协约国，这时至少对他们的外敌而言，是强大无比的。他们必须应付国内的严重困难以及许多他们不知如何回答的难题。位于大半个中欧的变乱祸首的各条顿国家，已匍匐在他们面前；因受德国沉重打击而创巨痛深的俄国，已陷于内战骚乱之中，并逐渐落入布尔什维克或称共产党的手中。

※※※

1919年的夏季，协约国军队驻扎在莱茵河一带，而他们的桥头堡则深深楔入到被击败的、被解除武装的和饥饿的德国境内。各战胜国的领导人在巴黎讨论和争辩未来的措施。欧洲的地图放在他们的面前，他们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加以改绘。经过艰难困苦和冒险拼命的五十二个月以后，条顿国家同盟终于俯首听候他们发落，同盟中的四个成员国，没有一国能对协约国的意志做最微弱的抵抗。罪魁祸首的德国被公认为是使世界惨遭这场浩劫的元凶，现在完全听命征服者的摆布，而征服者自己经过这番折磨也显得踉踉跄跄。这一次战争不是政府之间的战争，而是民族之间的战争。各大国的全部生命精力都倾注于愤怒与杀戮之中。在巴黎集会的各战时领导人，在那时感到人类历史上空前强大和猛烈的潮流的压力。乌得勒支和约和维也纳和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在那个时候，贵族政治家和外交家，无论是胜利者还是战败者，在开会讨论时都是谦恭有礼，而没有民主政治那种吵吵嚷嚷的争论，他们尽可以根据共同承认的基本原则来改造各种制度。

现在，饱受苦难的各国人民，受到大量的宣传教育所鼓动，致使亿万人一致坚决要求必须进行彻底的报复。站在使人头昏目眩的凯旋顶峰上的领导人，如果在会议席上放弃战士们在沙场浴血战斗赢来的东西，那就非倒霉不可。

法国凭它的努力和牺牲，理所当然地居于领导的地位。法国人为了保卫法国的国土，在国土上抵抗入侵者的战斗中，几乎死了一百五十万人。巴黎圣母院的钟楼，在一百年内曾五次（1814年、1815年、1870年、1914年和1918年）目睹普鲁士刺眼的刀光剑影，听到震耳的枪炮轰鸣。而在这一次，法国十三个省处在普鲁士的严酷军事统治之下达四个悲惨的年头。大片大片的地区接连地遭受敌人的破坏，或在两军激战中沦为一片焦土。从凡尔登到土伦之间的每一间农舍、每一个家庭几乎都在悼念死去的亲人，或者在照顾伤残的幸免者。

曾经参加1870年战争和受过那次战争之苦的法国人，其中有许多人已经成为显要人物，在他们看来，法国在这一次刚刚结束的无可比拟地更为惨酷的战争中竟然获得胜利，几乎是一个奇迹。他们一生中对德意志帝国向来抱有恐怖的心理。他们没有忘记俾斯麦1875年曾企图发动预防性战争；他们没有忘记1905年迫使德耳卡塞去职的无情威胁；而1906年摩洛哥事件、1908年波斯尼亚纠纷和1911年阿加迪尔危机，都曾使他们战栗不安。德皇的“铁甲拳头”和“闪亮的盔甲”的演说，在英美人听来也许会引为笑柄，但在法国人心里，却是确确实实的灾祸的预兆。差不多五十年来，他们都在德国武力恐怖之下生活。现在以鲜血为代价，解除了这长期的压抑。和平与安全终于实现了。法国人民怀着热情激奋地呼喊：

“绝不能再有第二次！”

但前途充满了不吉之兆。法国的人口不及德国人口的三分之二。法国的人口没有变动，而德国的人口却在增长。在十年或不到十年之内，每年将有大批德国青年达到服军役的年龄，其人数必定比法国的多一倍。德国曾经几乎是以一国之力而与几乎整个世界作战，而且几乎征服了世界。熟知情况的人知道得很清楚：有好几次，大战的胜负安危在千钧一发之间，只是由于一些偶然事件和机会才使大局转危为安。然则，将来万一再有什么风波，强大的协约国是不是还会再度派遣几百万大军到法国战场或东线来呢？俄国正陷于瓦解和动乱之中，已变得面目全非。意大利颇有站到敌方一边的可能。英国和美国同欧洲远隔重洋或大海。英帝国似乎是靠除了帝国公民之外别人就很难了解的联系团结在一起的。将来究竟在什么形势之下，才能使参加维米山战役的强劲的加拿大军、参加维莱—布雷顿诺战役的光荣的澳洲军、参加遍地弹坑的帕森达勒作战的无畏的新西兰军、以及曾于1914年严冬坚守阿尔芒蒂埃尔战线的刚毅的印度军团，会再度开到法国和佛兰德来呢？爱好和平、麻痹大意和反军国主义的英国，什么时候会再度派遣二三百万大军在阿图瓦和皮卡迪的平原上驰骋呢？什么时候美国的二百万优秀子弟会再次远渡重洋，开到香巴尼和阿尔贡来呢？当时的法国，虽然是无可非议的主人，但已疲惫不堪，人口损失惨重；它在瞻望未来的前景时，既深感庆幸，又惶恐不安。安全在何处呢？如果没有安全，则所获得的一切似乎都是毫无意义的，而且生活的本身，即使在胜利的欢呼声中也是不可忍受的。最迫切的需要是安全，要不惜一切代价和采用一切方法，啊怕是严厉的、甚至是残酷的方法来取得它。

※※※

在停战那一天，德国军队开回本国，秩序井然。这时，戴上了荣耀桂冠的协约国总司令福煦元帅，以军人的气概说：

“他们打得不错，让他们保持他们的武器吧。”但他要求今后法国的边界必须移至莱茵河。德国会被解除武装；它的军事体制会被砸碎；它的要塞会被摧毁；德国将变得贫穷；它将要担负无法计算的赔款；它将陷于内乱：但所有这些，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内，都会成为过去。“全部日耳曼民族”的无法摧毁的威力将会卷土重来，未扑灭的普鲁士武士的火焰将会再度燃烧起来，但是又宽又深、水流湍急的莱茵河，一旦为法国军队所据守和设防，即可以成为防卫法国的天堑，在河那边的法国人就可以世世代代过和平的日子。但英语世界的感受和见解却与法国的大不相同，没有他们的援助法国早已被征服了。凡尔赛和约中关于领土的条文，实际上是让德国领土原封不动。它仍然是欧洲最大的单一民族的国家。当福煦元帅听到凡尔赛和约签订的消息时，他非常精确地说：“这不是和平。这是二十年的休战。”

※※※

和约中关于经济的条文，其苛狠和愚蠢，竟达到显然不能实现的程度。德国被宣判必须缴付惊人的巨额赔款。这个规定反映着胜利者的愤怒，也反映着战胜国的人民根本不知道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战败国能付得起相当于现代战争费用的赔款数额。

群众始终不了解这种最简单的经济事实；而一心想取得选票的领袖们，又不敢向他们说清楚。报纸和领袖们一样，反映和强调流行的见解。几乎没有人出来说明：赔款的偿付，只能用提供服役，或者用车辆或轮船载运物资输出到国外去的办法来实现；而当这些物资运到要求赔偿的国家之后，除非该国是极其原始的或受严格控制的社会，否则其国内工业就会被打乱。实际上，要掠夺一个战败国家，唯一的办法就是把所需要的、可以搬动的东西运走，和驱使战败国一部分人担任永久的或暂时的劳役。这一点甚至连俄国现在也已经学会了，不过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利益是无法与战争的费用相比的。但当时各国的当权者竟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并且能超越或摆脱公众的愚昧之见，而向选民宣布这种基本的、无情的事实；即使他们说了，恐怕也没有人相信。胜利的协约国继续坚持要压榨德国，“直到这些小个子吱吱叫为止。”所有这些对世界的繁荣和日耳曼民族的情绪都有深远的影响。

不过这些条文事实上始终没有执行。恰恰相反，战胜国虽然没收了约十亿镑的德国资产，但几年以后，主要由英美两国给德国的贷款却在十亿五千万镑以上，从而使德国能够迅速地从战争的废墟中复兴起来。这显然是慷慨的做法，但与此同时，在各战胜国中，苦难、不幸的人民还在千篇一律地大叫大嚷，而他们的政治家们又提出保证，要德国交出“最后一分钱”，这就不能期望和获得德国的感激或好感了。

德国结果只付出、也只能付出后来规定索取的赔款，因为美国正慷慨地给予欧洲，尤其给予德国以大量的贷款。实际上，自1926年至1929年的三年中，美国从各方面以分期偿还的方式所收回的赔款，大约只及没有希望得到偿还的对德贷款的五分之一，然而每个人似乎都很高兴，而且看来都认为这种局面可以永远继续下去。

历史将判定所有这些做法是属于疯狂的行为。他们帮助滋长战争祸根和“经济风暴”（关于这个问题，在后面还要讲到）。德国现在向四面八方借钱，贪婪地吞食每一笔向它慷慨提供的信贷。在援助战败国问题上的错误意见，加上这种贷款的合算利率，使得英国的投资家也参加进去，虽然在规模上要比美国的小得多。这样，德国得到了十五亿镑贷款，对比之下，它付出的赔款却只有十亿镑，而且支付的方式又是多种多样，或则让出在国外的资产和外汇，或则利用美国的庞大贷款变戏法。所有这些就是一篇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愚蠢做法的悲惨故事，编写这篇故事，又损耗了多少的辛劳，败坏了多少的美德！

※※※

第二个重大的悲剧就是圣·日耳曼条约和特里亚农条约彻底拆散了奥匈帝国。多少世纪以来，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幸存化身，曾使许多不同的民族得享一种共同的生活，享有贸易和安全的利益。但在我们的时代，这些民族没有一个有足够的力量和活力能够以自己的力量抵抗来自重新振兴的德国或俄国的压力。所有这些民族都希望脱离联邦或帝国的体制，而鼓励他们这种希望的，就是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的政策。

东南欧迅速地分裂为各个小国，结果是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的相对扩大，它虽因战败而疲惫不堪，疮痍满目，但其领土还保持完整，并且在当地占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哈布斯堡帝国所属的各民族和各省，凡获得独立者，都无不陷于像古代诗人和神学家们对堕入地狱的幽灵所描写的那种悲惨境地。

华丽的首都维也纳，这个长期得到保护的文化和传统的故乡，也是许多公路、铁道和河川的交通中心，却变得冷落凄凉，饿殍遍地，好像是一个大部分居民已离散的贫民区中的大商场。

胜利者把西方自由国家追求已久的理想强加于德国人身上。德国人从此解除了强迫军役的负担，无须再维持庞大的军备。他们虽无信用可言，但大量的美国贷款却源源而来。在魏玛，根据最后的修改意见制订了一部民主宪法。皇帝被废黜了，非显贵者被选举出来。在这个脆弱的建筑物之下，强大的、虽战败而实质未受损害的德国民族的热情，却在汹涌澎湃。美国人对帝制早有成见，劳合·乔治对此又没有企图加以抵制，这样就不啻明告被击溃的帝国，建立共和比维持帝制将会从协约国获得较好的待遇。其实，明智的政策应该是使魏玛共和国改变为立宪君主制度，由德皇的年幼的孙子当立宪君主，另设摄政院执政，从而使它得以加强和巩固起来。但可惜没有这样做，这样就使德国人民的国家生活中出现了一个真空。所有的实力派，包括封建势力和军人，本来可以在立宪君主制度之下集结起来，并为了这个制度而尊重和支持新的民主议会制，现在却暂时处于分崩离析之中。魏玛共和连同它所有的自由主义的装饰和祝福，都被视为由敌人强加给他们的，它不能取得德国人民的忠心和吸引他们的想象力。有一段时期，德国人民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年迈的兴登堡元帅身上。其后不久，种种强大的力量陷于徬徨无主的状态，真空暴露了出来，过了一阵之后，一个具有残暴天性的狂人，前所未见的侵蚀人类心灵的极其刻毒的仇恨的集中代表，就大踏步地跨进了这个真空——这个人就是下士希特勒。

※※※

法国已因战争而弄得民穷财尽。从1870年以来一直就想打一场复仇战争的那一代人已经取得了胜利，但其国力却受到严重的损耗。迎接那胜利的曙光的是一个筋疲力竭的法国。

自取得辉煌胜利之日起，法国就对德国抱有极大的恐惧心。正是出于这种恐惧心，福煦元帅为了法国的安全和应付远为强大的邻邦，要求把法国国界推至莱茵河。但英美的政治家们认为，如果把德国人居住的区域并入法国领土，就违背了威尔逊总统所提出的十四点，也违背了凡尔赛和约所根据的民族主义和民族自决的原则。因此他们拒绝了福煦和法国的要求。为了争取克雷孟梭，他们答应：一、英美共同保证法国的安全；二、设立非军事地带；三、德国全面地、永久地解除武装。克雷孟梭接受了，尽管他自己内心不愿意而福煦也表示反对。于是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雷孟梭签订了保证条约，但美国参议院却拒绝批准条约，否决了威尔逊的签署。

在缔结和约的全部过程中，我们极其尊重威尔逊总统的意见和愿望，而末了我们却得到不十分客气的通知，说我们对于美国的宪法应有更好的了解。

在法国人民的恐惧、愤怒和一片混乱之中，世界闻名的权威，并且同英美两国有特殊接触的克雷孟梭这个严厉又卓越的人物，一下子就被法国人抛弃了。普鲁塔克①说过：“对他们的伟大人物忘恩负义，是强大民族的标志。”法国在遭到如此严重削弱的关头，便犯这种脾气，那是很轻率的事。在第三共和中，政治集团的阴谋活动又再度活跃起来，政府各部长频频更换，参与其事者或则有利可图，或则以此为乐，不管怎样，这已成为第三共和的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要找出一个相当于克雷孟梭那样的强有力的人物来接替，实在是很困难的了。

①古希腊作家（约公元46年—120年）。——译者

继克雷孟梭而起的最强有力的人物就是彭加勒，他企图建立一个在法国的庇护和支配下的独立的莱茵兰。这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他为了强迫德国缴纳赔款，毫不踌躇地进兵鲁尔。这当然是为了要迫使德国遵守和约，结果却受到英美两国舆论的严厉谴责。由于德国的财政和政治陷于普遍混乱之中，加上在1919年至1923年期间缴付了几笔赔款，结果使马克迅速崩溃。法国占领鲁尔，在德国激起了极大的愤怒，并因此而导致大量滥发纸币，有计划、有目的地全部摧毁这种通货的基础。在通货膨胀的最后阶段，四十三万亿马克才值一个英镑。这次通货膨胀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引起了极端恶劣的和影响深远的后果。中产阶级的储蓄被一扫而光，这就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帜提供了天然的追随者。托拉斯的发展如雨后春笋，以致破坏了德国工业的整个结构。全部流动资本都没有了。内债以及以固定资本作为担保和抵押的工业债务，当然同时也得清算，或者赖掉，但这也不足以补偿流动资本的损失。所有这些情况所引起的直接结果，就是一个破产的国家在国外大规模借贷，这成为以后几年中的特色。德国人悲痛交集——就像他们现在的情形一样。

英国人对德国的态度，起初是非常严厉的，但不久就转到另一个方向去，而且走过了头。劳合·乔治与彭加勒有分歧，彭加勒那容易激动的性格已成为实现他的坚定而有远见的政策的障碍。这两个国家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合不来；而英国人对德国的同情或者甚至敬慕，已强烈地表现了出来。

※※※

国际联盟刚刚成立就受到一次几乎致命的打击。美国抛弃了威尔逊总统所提出的原则。总统本人准备为他的理想继续奋斗，但他正在着手进行竞选运动时，突患中风，在此后将近两年漫长而又重要的时期中，一直为疾病所缠，成为一个不能工作的残废者，直到1920年，共和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这就把他的党和他的政策都撤换了。在共和党取得胜利以后，在大西洋彼岸，孤立主义思想立即就大行其道。让欧洲去自作自受好了，但法律规定的债务则非偿还不可。与此同时，又提高了关税，阻碍货物进口，但债务的偿还又只有靠这些货物。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中，美国提出了影响深远的裁减海军的建议，英美两国政府很热心地凿沉它们的舰只和拆毁它们的军事设备。根据奇妙的逻辑，认为除非战胜国自己也解除武装，否则在道义上便无解除战败国武装的理由。法国不但在对莱茵河国界的要求和保证条约上均已完全落空，而且因为法国仍然维持一支大大削减了的以普遍服役为基础的军队，竟使法国成了英美的指责对象。

美国向英国明白表示，日本所恪守不渝的英日同盟如果继续下去就会成为英美关系的障碍。于是这个同盟就告终了。

同盟的废止，在日本产生了强烈的反响，认为西方世界把一个亚洲国家一脚踢开。许多联系被切断，而这些联系很可能对后来的和平具有决定性的价值。但与此同时，日本也有可以自慰之处：德国和俄国的失败，在一定的时期内使它在世界各海军强国实力排名榜上上升到第三的地位。根据华盛顿海军协定关于主力舰五、五、三比例的规定，日本在主力舰的实力上同英国和美国比起来虽属较低，但给它所规定的比额，就它的建舰能力和财政能力来说，也还得要好些年才能达到。日本还密切注视着，英美两个最大的海军国家正在彼此削减其本身的实力，以致远远没有达到它们的资源所能供应的程度，也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义务所提出的要求。因此，无论在欧洲或在亚洲，胜利的协约国在争取和平的名义下迅速创立起来的条件，却为下一次新的战争扫清道路。

当所有这些不幸的事件一件件出现的时候，在大西洋两岸的人们却在无休止地空谈着那些好意的陈词滥调；这时候，在欧洲却出现了一个新的争斗的祸源，它比沙皇和德皇的帝国主义更加可怕。俄国的内战以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绝对胜利而告终。开去征服波兰的苏俄军队，诚然在华沙之战中被击退了，但德国和意大利却几乎被共产党的宣传和阴谋所征服，匈牙利曾一度确实落在共产党独裁者贝拉·库恩的统治之下。虽然福煦元帅英明地说过：“布尔什维主义始终没有跨进胜利的边界”，然而，在战后最初的几年中，欧洲文明的基础却显得岌岌可危。法西斯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影子或丑陋的儿子。希特勒下士在慕尼黑竭力煽动士兵和工人疯狂地仇恨犹太人和共产党人，说他们应负德国战败之责，以此来使他自己能够为德国军官阶层效劳；而另一个冒险家本尼托·墨索里尼则为意大利提供了一套新的治理方案，声称它可以把意大利人民从共产主义中拯救出来，并趁机为自己夺取独裁权力。法西斯主义发源于共产主义，而纳粹主义则从法西斯主义发展起来。于是。这些本属同一血统的运动就开始活跃起来了，很快就把世界推到更为可怕的争斗之中；现在谁都不能说，这种争斗已因这些运动的毁灭而告终了。

※※※

虽然如此，一个可靠的和平保证还是依然存在的。德国已被解除武装；它的所有大炮和武器已被摧毁；它的舰只已在英国的斯卡帕湾自行凿沉；它的庞大军队已被解散。根据凡尔赛和约，德国为维持国内秩序，只许有一支人数不超过十万人的长期服役的专业军队，并不能以此为基础增加后备人员。每年在限额内补充的新兵不再接受军事训练；训练军队的干部已被遣散。用了一切办法把军官人数减剩十分之一。

任何军事飞机都在禁止之列。潜水艇已予禁止，德国的海军只限定在几艘一万吨以下的舰只之内。几个激烈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国家像联成一条防线一样，把苏俄同西欧隔开，这些国家刚刚摆脱了现在以一种更可怕的新形式出现的沙皇帝国。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昂首独立，似乎屹立于中欧。匈牙利曾经吃错了贝拉·库恩的药而出了乱子，现在又康复过来了。心满意足于荣誉桂冠的法国陆军，是欧洲无与伦比的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此后的若干年内，人们相信法国的空军也是第一流的。

直到1934年，征服者的力量，在欧洲，而且也可以说在整个世界，还是所向无敌的。在这十六年中，前协约国的三个国家，或者甚至只需英法两国和他们在欧洲的伙伴，只要下个决心，随时都可以用国际联盟的名义，以国际联盟的道义力量和国际力量为后盾，来控制德国的军事力量。但可惜都没有这样做。相反，直到1931年，战胜国尤其是美国，却用尽一切努力，以令人困恼的国外控制的办法来向德国勒索每年该付的赔款。而德国之所以能够付款，又全靠美国所给予的为数更大得多的贷款，这就使整个过程变得十分荒谬。除了怨恨之外，什么也没有得到。在另一方面，到1934年止，如果严格执行和约中关于解除德国武装的条款，本来不需使用武力，不需流血，也可以长久地保卫人类的和平与安全。然而，当违约的情形尚属轻微的时候，谁都不去管它；而当违约情况达到严重的程度时，又不加以正视。这样，持久和平的最后保证就付诸东流了。战败者的罪行在胜利者的愚蠢行为中找到了助长的条件和解释，虽然绝非找到了宽恕的理由。

如果没有这些蠢事，则犯罪既没有受到诱惑也没有机会。

※※※

我在这章中叙述了一些事件和印象，在我的心目中，是要说明在动乱的人类历史中前所未有的悲剧是怎样降临的。

这个悲剧不仅表现在战争所必然引起的生命财产的损失。在第一次大战中，士兵们进行可怕的残杀，各国所积累起来的财富已化为乌有，但是，除了俄国革命的极端过火的行为之外，直到战争结束，欧洲文明的基础结构仍巍然屹立。当大炮轰击的硝烟和尘土突然消散的时候，交战各国虽然敌忾犹存，但彼此之间仍然承认对方的历史悠久的种族人格。战争的法则大体上还被尊重。在作战双方的军人之间还存在着专业性的共同基础。无论战胜国和战败国，都保持着文明国家的风度。庄严的和平被建立起来，它除了行不通的经济条款之外，却符合在十九世纪不断调整着的各文明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法治得到公认，世界性的机构得以组成，以保障我们所有的人，尤其保障欧洲，防止变乱的再起。

可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消失了。自愿处在希特勒统治之下的德国人犯下了滔天的罪行，其规模之大和性质之恶毒，是人类历史上一切黑暗记录所未有的。德国的集中营有计划地和大规模地屠杀了六七百万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其恐怖的程度，比成吉思汗的乱斩乱杀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杀人的规模上，成吉思汗更显得小巫见大巫了。在东线战争中，德国和俄国都计划过而且推行过全部人口的消灭。空袭不设防城市的暴行，一旦由德国开始，实力日益强大的盟国就以二十倍的规模来回敬，终于以使用原子弹把广岛和长崎毁灭而达到高峰。

现在我们终于从物质毁灭和道德沦落的灾难中挣脱出来了，像这样的情况是过去多少个世纪以来人们所不能想象的。

可是在我们经受种种苦难并获得成功之后，还遇到各种问题和危险，其可怕的程度比起我们过去好不容易才克服的那些问题和危险来，不是小一些，而是大得多。

我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在那些日子里生活和工作过的人向读者说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本来是如何容易避免的；善者的软弱如何助长了恶者的凶狠；各民主国家如果不联合为更大的机构，则它的体制和习惯又如何地缺乏唯一能给老百姓带来安全的那些毅力和信心的素质。在十年或十五年的时期内，我们在自卫问题上又如何没有政策可言。在这本书中，我们将看到，慎重和克制的意见如何有可能成为导致严重危险的主要因素；出于安全和想过平静生活的愿望而采取折衷妥协的办法，如何直接形成灾祸的中心。我们也将看到，在这些年内，不论各国政治如何变动，各国共同采取广泛的国际行动，又如何是绝对的需要。

最简单的政策是：使德国在三十年之内废除军备，而战胜国则保持充分的军事力量；并且在此期间，即使不能同德国达成协议，也得建立一个更有力的真正的国际联盟，这个国际联盟要能够保证条约的贯彻执行，或者必须经过讨论和各方同意才能加以修改。既然，三个或四个大国的政府曾经一起要求本国人民作出最大的牺牲，人民也为了共同的事业毫不犹豫地全力以赴并终于获得了盼望已久的结果；那么，各国应该保持协调的行动，以便起码不丢掉最根本的东西，这应该说是很合理的要求，然而，对于这个并不过分的要求，胜利者的实力、文明、学问、知识和科学都不能给予满足。他们还是过一天算一天，由一次选举到另一次选举，结果二十年的时间刚刚过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可怕信号就出现了，我们对那些曾经精忠英勇战死沙场的人的儿女，又只好作这样的描写：

他们并着发痛的肩膀前进，

迈着沉重的步伐，

离开生命的光明旷野。①

①引自西格弗里德·萨松。

谢选骏指出：从来的战胜国，从战争中学到的东西，都不如战败国来得多——胜利者的愚蠢就是失败者的机会。但是不要忘记，一战的战胜者和战败者都是殖民主义的强盗，他们互相学习如何作恶，继续鼓励加码对方的恶习，用贪婪进化的物欲，大大加速了生物圈的毁灭。

【第二章　和平的鼎盛时期】

1922—1931年

鲍德温先生的登场——劳合·乔治的下台——保护关税政策的恢复——英国第一个社会党人的政府——鲍德温先生的胜利——我出任财政大臣——战债与赔款——国内各阶层的状况不断改善——兴登堡当选德国总统——洛迦诺会议——奥斯汀·张伯伦的功绩——和平的鼎盛时期——平静的欧洲——德国恢复繁荣——1929年的大选——我和鲍德温先生的分歧——印度——经济风暴——美好的希望破灭了——失业——麦克唐纳第二任政府的倒台——我开始被赶出政治舞台——英国的金融动乱——1931年的大选。

1922年间，英国出现了一位新的领袖鲍德温。他在国际舞台上原是一个不知名的或不被注意的人物，在国内事务中也只是一个普通的角色。他在战时曾任财政部财务大臣，而这时则当贸易大臣。从1922年10月他取代了劳合·乔治起，直到1937年5月摆脱沉重的工作、满载着荣誉和公众的尊敬严肃而沉默地退休到伍斯特郡故乡时为止，他是英国政治上的统治力量。我和这位政治家的关系，是我下面所要讲的事情中的一部分。我和他的分歧有时很严重，但在所有这些年月中，直到后来，在我们个人之间从未发生过不愉快的会见或接触，我也从来没有感到在个人之间不能和他真诚交谈和彼此了解。

劳合·乔治的联合政府受到因爱尔兰法案而引起的来自党内的压力，随着势在必行的大选的临近而日益增加。问题产生了：在大选前我们是仍维持联合政府还是先把它解散。联合政府内的各政党和各内阁大臣曾经共事多年，共同担负许多责任，所以在全国人民之前保持团结似乎更符合公众的利益和英国政治的风度。为了使远为强大的保守党容易接受起见，首相和我曾在这一年初用书面提出辞职，并以私人身分支持保守党的奥斯汀·张伯伦组织新政府。保守党的领袖们把这封信考虑了以后，坚决地答复说他们不能接受我们这种牺牲，并说我们必须共同进退。这种侠义的精神未能得到党内其他党员的支持，这时保守党觉得自己十分强大，足以独掌国家权力。

保守党以压倒的票数决定和劳合·乔治破裂而结束了联合政府。同日下午，首相辞职。早上他们这些人还是我们的朋友和同僚，到晚上他们就成了我们的政敌，一心一意想把我们逐出政治舞台。所有曾经和我们一起作战的杰出的保守党人以及大多数内阁大臣，除了唯一的出人意料的例外的寇松勋爵，都随劳合·乔治告退了。其中包括保守党四个最能干的人物：阿瑟·鲍尔福、奥斯汀·张伯伦、罗伯特·霍恩和伯肯黑德勋爵。在这个紧要关头，我因患阑尾炎而施行手术，等到第二天早晨恢复知觉时才知道劳合·乔治政府已经辞职，我不仅失去了我的阑尾，也失去了我的自治领及殖民地事务大臣的差使。我自认为，我在担任该职时，不论在议会和行政方面都有相当的成就。一年以前曾经因严重的健康原因离开我们的那位博纳·劳先生，勉强承诺出任首相之职。

他所组成的内阁，可以称之为“第二届十一人内阁”。杰出人物鲍德温先生任财政大臣。首相请国王下令解散议会，而人民也想有所改变。博纳·劳先生有鲍德温先生在旁协助，再加上比弗布鲁克勋爵做他的主要的支持者和顾问，获得了七十三票的多数，很有希望能执政五年。1923年初，博纳·劳先生辞去首相职位而退休，后来病发去世。鲍德温先生继任为首相，寇松勋爵只好在新政府里当外交大臣了。

这样就开始了从1923年起的十四年时期，这也许可以称为“鲍德温—麦克唐纳的统治时期”。这两位政治家，最初轮流迭替，到后来在政治上结成兄弟之谊，共同统治着英国。在名义上，他们代表互相反对的两个政党，代表两种不同的理论和互相敌对的利益，但实际上他们气味相投，见解一致，方法相同，这确实是我国宪法自有首相一职以来任何两个首相之间从未有过的。奇怪得很，两个人彼此极为投机。拉姆齐·麦克唐纳抱有古老的托利党的许多看法，而斯坦利·鲍德温除了工业家那种根深蒂固的拥护保护关税这一点之外，在性格上比起工党内的许多人来，却是一个温和的社会主义的更为真诚的代表。

※※※

鲍德温先生并没有因为自己突然取得政治显位而目眩心迷。在别人向他道贺时，他说：“请你为我祈祷。”不久，他就有些不安，害怕劳合·乔治将以保护关税为号召，联合许多与战时内阁同时离职的、持不同政见的保守党领导人来分裂政府的多数，甚或向党的领导提出挑战。于是，在1923年秋季，他决定先发制人，由他自己提出保护关税的问题。10月25日，他在普利茅斯发表演说，其结果只是使新选出的议会还没有到期就寿终正寝。他极力表白自己并没有这种图谋；

但若信以为真，那就未免低估他对英国政党政治的深刻认识了。根据他的建议，议会于10月解散，于是在不到十二个月之后，又举行第二次大选。

自由党在自由贸易的旗帜下集合起来，我也加进去了。我们在选举中取得了一个起平衡作用的地位；它虽然是少数党，但如果阿斯奎斯先生有意，也很可能组阁。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领导的工党在下院中仅占五分之二稍多的议席，鉴于阿斯奎斯无意组阁，麦克唐纳先生才成为大不列颠的第一任社会党人的首相，并且靠了历史较长的两个政党的默许和相互争吵，总算任职一年。英国处在占少数的工党的统治之下，极不安定，政治气氛对自由、保守两个反对党极其有利，以致它们挑选了一个时机，在一个主要问题上一举击败了工党政府。于是又举行另一次大选——这是不到两年之内的第三次。选举结果，保守党所得席数比各党加起来还多出二百二十二席。①在这次选举之初，鲍德温先生的地位是很微弱的，他对选举的结果并无特殊的贡献。不过以前他一直是保守党的领袖，所以当选举的结果公布时，他当然又当上了首相。

这时我颇得保守党的爱戴。在大选后六个月的威斯敏斯特的补缺选举中，证明我确实掌握了保守党的力量。我虽以一个独立宪政主义者的身分参加竞选，但有许多保守党人为我效劳，投我的票。在我的三十四个委员会办公室里，各由一名保守党议员主持其事，他们这样做是违抗党的领袖鲍德温先生和党机构的本意的。这也是前所未闻的事情。在总数的两万多票中，我只是以四十三票之差而失败。在大选中，我作为一个“宪政主义者”以一万票的多数重新当选为埃平选区的代表。那时我是不会用“保守党”的名义的。在两次选举之间，我和鲍德温先生有过几次友好的接触，但我不认为他仍能保持首相的地位。现在当他获胜的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他对我会有什么看法。当他邀请我出任我父亲一度担任过的财政大臣时，不仅使我感到突然，也使保守党为之目瞪口呆。一年以后，我个人方面没有受到任何压力，而只是以我的选民的赞同，重新正式加入离开已有二十年之久的保守党和卡尔顿俱乐部。

①保守党四百一十三席，自由党四十席，工党一百五十一席。

※※※

我在财政部遇到的第一个国际性问题，便是我们对美国的债务。在战争结束时，欧洲协约国共欠美国约一百亿美元，其中英国欠四十亿美元。另一方面，其他协约国，主要是俄国，共欠我们七十亿美元。1920年英国曾提议把战债一律取消。这样一来，英国至少在纸面上损失七亿五千万英镑。由于自那个时候以来，币值跌了一半，所以事实上的数字可能还要多一倍。但始终没有找到任何的解决办法。1922年8月1日，在劳合·乔治执政时期的鲍尔福照会宣布，美国如不向英国索债，英国也将不向它的债务国索债，不管是盟国或以前的敌国。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声明。1922年12月博纳·劳政府派遣了一个由财政大臣鲍德温率领的英国代表团访问华盛顿，结果英国同意：不论它从它的债务国收回多少债款，英国应付还对美国的全部战债，利息由百分之五减至百分之三点五。

这个协定引起了熟悉情况的各界人士的深切关注，尤其是对首相本人。英国在战争中，也同这次战争一样，自始至终进行战斗，已弄得民穷财尽，而这个协定，又使英国在今后六十二年中每年必须支付出三干五百万镑。不单在英国，就是许多并无利害关系的美国财政权威，也认为这个协定的根据，无论对债务者和债权者来说都是一种严厉的、缺乏先见之明的条件。柯立芝总统说：“他们借了我们的钱，不是吗？”

这句简洁的话虽属真实，但亦未尽然。各国之间的偿付，如果采取运交货物或劳务的方式，尤其是采取互利的交易，那不仅是公道的，而且对双方都有好处。但是，如果偿付的方式只是独断地、人为地要把战时财政所引起的那些十分巨大的款项加以兑付，那就势必扰乱世界经济的整个进程。这种偿付方式，无论是向一个共享胜利但战创深巨的盟国索取，或者向一个战败的敌国索取，同样都会产生这种情况。鲍德温—柯立芝债务协定的执行，是其后不久使世界陷于经济崩溃、阻碍世界复兴并激发仇恨心的一个明显因素。

美国新近把关税提高，并且几乎把所有已经采掘的黄金都放到它的地下金库里去，这使对美国债务的偿还付息更为困难。它强加给欧洲其他协约国的决定也是差不多的，只是比较轻而已。这种做法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使各国向德国加紧勒索。我完全赞同1922年鲍尔福照会的政策，并在当时曾为之辩护；在我任财政大臣时又加以重申，并为此而采取了行动。我认为，如果英国因为这个缘故而不仅成了美国的债务国，而且也成为替美国索债的人的话，那么，华盛顿方面一定可以看出索债之举实在不明智，可是在美国并没有产生这种反应，事实上却对这种议论大为不满。美国继续坚持英国必须每年偿还债务，只是减低了利率。

因此，我们除了要德国偿付已经削减的赔款之外，又必须和其他协约国商讨解决办法，以便我们能够取得每年须向美国国库缴纳的三千五百万镑。于是，德国就受到了极大的压力，还得被迫接受一个干涉德国内政的讨厌的国际监督机构。美国收到英国三次如数付款，而这笔款又是英国根据修订过的道威斯计划的比例向德国勒索得来的。

※※※

那时，我住在唐宁街11号，和鲍德温先生比邻相居几乎达五年之久，我每天早晨去财政部办公，路经他的住处时，几乎都去看他，并在内阁会议室里谈几分钟话。我是他的主要僚属之一，对于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我都负一份责任。在这五年期间，国内的复兴有了可观的成绩。这个政府是一个沉着而又干练的政府，在此时期内，逐年都有显著的进步和恢复。在政纲方面，虽然不能吹嘘说有什么惊人的或引起争论的了不起的大事，但无论根据经济的或财政的标准来衡量，人民大众的生活确见改善了。在我们任期终了之时，国内和世界的景况，比起我们就任之初来要舒适和富饶得多。这是一句平凡的、但也是很实在的评论。

在整个欧洲，政府获得了好名声。

※※※

这时兴登堡在德国上台掌权。战前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和战败后的德意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艾伯特，于1925年2月底去世。现在全国必须选举一个新总统。所有的德国人过去一向是在家长式的专制政治之下长大，并受到言论自由和议会反对派这种影响深远的习惯的调节。失败的战神张着羽毛脱落的翅膀，给德国人带来了极端的民主体制和各种自由权利。但德国所经历的一切使全国四分五裂，彷徨而无所适从。

各党各派互争雄长，争权夺利。在一片混乱之中，出现了转向兴登堡元帅的强烈愿望。兴登堡这时已退休家园，但仍受人们爱戴。他仍旧忠于流亡国外的皇帝，赞成“按照英国的样板”恢复帝制。这自然是最合理、但又最不投合时好之举。

当他被提名为在魏玛宪法下的总统候选人时，他感到十分不安。他再三地说：“让我过平静的生活吧！”

然而，请他出山的压力继续存在，最后找到了提尔皮茨海军大将去说服他，才使他不再犹豫，放弃他的本意而为国家负起责任。对于为国尽职，则是兴登堡向来勇于承担的。兴登堡的竞选对手是天主教中央党的马克斯和共产党的台尔曼。4月26日，星期日，德国举行选举。投票结果出乎意料地彼此接近：兴登堡，一千四百六十五万五千七百六十六票；

马克斯，一千三百七十五万一千六百十五票；台尔曼，一百九十三万一千一百五十一票。兴登堡声名显赫，这次竞选又出于多方劝说才勉强答应，与各方利益又无牵连，在竞选者之中占了上风，结果以不及一百万的多数获选，在全部票数中还没有达到绝对的多数。当他的儿子奥斯卡尔在早上七点钟把他叫醒并告诉他这个消息时，他把儿子骂了一顿：“你为什么要早一个钟头叫醒我？就是到了八点钟，事情也会是一样的呀！”说完又去睡觉了，直到平常要叫醒他起床的时间才起床。

兴登堡的当选，在法国一开始就被视为德国的新挑战。英国方面的反应则比较平稳。我一向希望看见德国恢复它的荣誉和自尊心，让战争带来的仇恨心归于消失。所以这个消息根本没有使我感到焦虑。劳合·乔治在我们再次见面时对我说：“他是一个极通情达理的老人。”的确，当兴登堡还没有老到糊涂之前，他确实是这样的人。即使他的一些最激烈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一个废物也总比一个暴君好些。”①不过，他已经七十七岁了，任期有七年之久。几乎没有人会预料他能再度连任。他在各个政党之间尽力做到不偏不倚；他在总统任期内的确给予德国以一种并不威胁其邻国的稳重的力量和安宁。

①引自特奥多尔·勒辛（1933年9月被纳粹暗杀）。

※※※

1925年2月，德国政府向当时法国总理赫里欧提出一个建议。德国政府的备忘录声明，如果在莱茵河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尤其是英国、法国、意大利和德国，能签订一个以美国政府为保证人的公约，规定在一个长时期内承担不对订约国发动战争的庄严义务，则德国愿意宣布接受。此外德国也可以接受一个保证莱茵河区疆界现状的公约。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法国政府着手同它的盟国磋商。在英国方面，奥斯汀·张伯伦于3月5日在下院公布这项消息。由于法国和德国出现国会危机，延缓了谈判的进行，但经过伦敦与巴黎之间的协商后，在1925年6月16日由法国驻德大使在柏林向德国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提出一个正式的照会。照会宣称，除非以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作为先决条件，否则不能达成任何协议。德国不得提出修改和约条件的任何提议。比利时应列入订约国之内；最后，应订立一个法德仲裁条约，作为莱茵兰公约的当然补充。

6月24日，英国下院就英国应采取什么态度举行辩论。

张伯伦先生说明，按公约规定，英国所承担的义务只限于西欧。法国也许要确定它同波兰和捷克的特殊关系，但英国将不承担在国际联盟盟约明确规定之外的任何义务。各自治领对西欧公约并不热心。史末资将军希望避免区域性协定，加拿大态度冷淡，只有新西兰准备无条件接受英国政府的意见，但我们仍然坚持。在我看来，解决法、德两国千年来的冲突，似乎是我们最高的目标。如果我们能把高卢及条顿两大民族，在经济上、社会上和道德上促成密切的团结，以防止发生新的纠纷，而实现共同的繁荣和相互的依赖，使过去的对立消失，则欧洲即可再度兴旺起来。在我看来，英国人民的最大利益，似乎在于调和法国和德国之间的纷争，此外似乎没有其他利益可以与此相比或与此相抵触的。直至今日，我的见解仍然是如此。

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先生提出了为各党所尊重的见解，内阁一致对他给予支持。德国在七月间对法国的照会提出答复，接受把西欧公约和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两件事结合起来，但说明关于普遍裁减军备的问题有先行成立协议的必要。

白里安先生来到英国，就西欧公约以及与此有关的问题进行长时间的讨论。八月间，法国取得英国的完全同意，正式答复德国。德国必须无条件加入国际联盟，作为必要的第一步。

德国政府接受了这个条件。这就是说，和约的规定，除非或直到经过互相同意而加以修正，将继续有效；德国也没有得到协约国裁减军备的具体保证。此外，德国人在强烈的民族主义的压力和激情之下所提出的其他要求，如要求取消和约中关于战争罪责的条款，要求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暂不解决，要求协约国军队立即自科隆撤退等，德国政府都没有十分坚持，但即使坚持，协约国也不会答应的。

在这个基础之上，洛迦诺会议于10月4日正式举行。在光坦如镜的湖水旁边，英、法、德、比、意的代表共聚一堂。

会议的成就是：第一，五国订立了相互保证条约；第二，德国和法国、德国和比利时、德国和波兰、德国和捷克之间分别订立了仲裁条约；第三，法国和波兰、法国和捷克之间分别订立了专门的协定，协定规定：如果西欧公约破裂并接着发生无理的军事行动时，法国保证援助波兰和捷克两国。这样，西欧民主国家一致同意在任何情况下保持相互之间的和平，一致反对任何订约国破坏协定，对兄弟国发动侵略。英国向法、德两国提出庄严的保证：如两国中任何一国成为无故侵略的对象，则对该国给予援助。这种影响深远的军事义务获得了议会的承认和全国的热烈支持。这样的一项工作，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

至于英国或法国是否有义务裁减军备，或裁减至何种程度这个问题并没有受到影响。我作为财政大臣，上任不久就碰到这些问题。我对于这种两个方面的保证有如下看法：如果法国保持军备，而德国废除军备，则德国当无进攻法国的可能；在另一方面，如果法国进攻德国，这就会自然而然地使英国成为德国的盟国，这样法国就绝不会进攻德国。这个建议，在理论上似乎有危险——如德、法之间发生战争，我们就得保证加入这方或那方——但是像这样的一场灾祸实际上是很难遇到的；这反而是防止灾祸的最好方法。所以，我对于法国裁减军备和德国重新武装，向来都表示反对，因为这会立刻给英国带来更大得多的危险。在另一方面，英国和国际联盟（根据协定德国已加入国际联盟），给德国人民提供了一种确实的保护。这就造成了一种均势，在这种均势中，以结束德法之间的纷争为其主要利益的英国，基本上居于公证人和仲裁者的地位。我们希望这种平衡局面能维持二十年，在此时期内，在长期和平、信任增长和财政负担的种种影响之下，协约国的军备也将逐渐缩减。显而易见，德国的实力一旦和法国大致相等，危险就会出现，更不用说德国变得比法国更强大了，但所有这些情况都似乎因有庄严的条约义务而被排除。

洛迦诺公约只涉及西欧的和平，因而希望继之有一个所谓“东欧的洛迦诺公约”。如果能够以防止德法战争的可能性的同样精神和措施来控制住德俄之间未来战争的危险，那我们就会感到很高兴了。但即使是施特雷泽曼领导下的德国，也不愿意放弃德国在东部的要求，也不愿接受领土条约中关于波兰、但泽、走廊地带和上西里西亚的规定。苏俄处在由各个反布尔什维克的国家所组成的“防疫线”的后面，在孤立的状态中盘算着。虽然我们继续努力，但在东欧方面没有取得任何进展。我对于使德国在东部边界上得到较大的满足的企图从未置若罔闻。但在这短短的有希望的几年中，始终没有碰到好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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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1925年底洛迦诺会议所产生的条约都热烈欢迎。

鲍德温第一个在外交部签字。外交大臣因为没有官邸，借用我在唐宁街11号的餐厅，同施特雷泽曼亲密、友善地共进午餐。我们在极其友善的气氛中聚会，并且一致认为，如果欧洲最大的国家真正团结起来，又自感到获得了安全，则欧洲的前途将是无限美好的。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文件获得议会真诚的同意以后，奥斯汀·张伯伦先生获得了嘉德勋章和诺贝尔和平奖金。他的成功就是欧洲复兴的满潮标记，从此便开始了和平复兴的三个年头。尽管旧有的敌对只是处在睡眠状态中，新兵击鼓之声已隐约可闻，但我们还是有理由希望：根据确实得到的基础，我们将打通一条向前迈进的道路。

在鲍德温第二届政府结束的时候，欧洲风平浪静，不仅为过去二十年所没有，而且在此后至少二十年中也没有。自从我们缔结了洛迦诺条约以后，对德国有一种友善的情感，法国的军队和协约国派遣军在凡尔赛和约所规定的日期之前老早就从莱茵兰撤退了。新德国加入了不完整的国际联盟。在美、英贷款的体贴入微的帮助之下，德国很快就复兴起来。它新建的远洋轮船获得了横渡大西洋最快客船的荣誉称号。它的贸易有飞跃的发展，国内情况十分繁荣。在欧洲，法国和它的同盟体制也似乎安然无恙。凡尔赛和约关于废除军备的条款也没有遭到公开的破坏。德国的海军已不复存在。德国的空军在禁止之列，并尚未再起。在德国有许多有势力的人物，至少为了慎重起见，强烈反对进行战争，而德国的最高统帅部也不相信协约国会容许他们重整军备。另一方面，在我们面前却展开了我在下面称之为“经济风暴”的形势，但对此有所察觉者，却只限于寥寥可数的一些财政界人士；而且他们看到前途太严重，也吓得噤若寒蝉。

※※※

1929年5月的大选表明：政党的盛衰交替以及正常的求变之心，是影响选民的强有力的因素。在新的下院中，工党较之保守党只占微弱的多数。约有六十席的自由党却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很明显，在劳合·乔治的领导之下，自由党一定会对保守党采取敌对的立场，至少在开始时是如此。我和鲍德温完全同意：我们不应以一个少数党的地位或依赖自由党的靠不住的支持来组织政府。因此，虽然内阁和党内对应采取的方针有些意见分歧，鲍德温还是向国王提出了辞呈。

我们全体乘专车到温莎，缴奉印绶，正式辞职；六月七日，拉姆齐·麦克唐纳第二次任首相，成为依赖自由党支持的少数党政府的领袖。

※※※

这位社会党人首相希望：他的工党新政府将对埃及作出重大让步，在印度进行远大的制度上的改革，以及重新作出努力以促成世界的、至少是英国的裁军等等，借此来使工党政府扬名天下。他算定这些目的可以得到自由党的支持，因而可以在议会中赢得多数。我和鲍德温的分歧从此开始。自此以后，五年前他挑选我为财政大臣而产生的那种关系，就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当然我们仍保持愉快的私人接触，但我们都知道我们之间的意见分歧。我认为，在帝国的和国内的一切重大问题上，作为反对党的保守党应该强烈反对工党政府，应该维护英国的尊严，就像在迪斯累里勋爵和索尔兹伯里勋爵领导下那样，应该毫不犹疑地进行论争，即使不能立即引起全国的响应也在所不计。就我所见，鲍德温已感到坚决维护不列颠帝国的光荣伟大的时代已经早就过去了；他并且认为，保守党的希望在于适应自由党和工党的力量，再相机行事，以巧妙的策略，把舆论的强烈情绪和大部分选民从他们的手中夺过来。他在这上面当然是极为成功的。他是保守党从来不曾有过的最伟大的党务经理人。他作为保守党的领袖，参加过五次大选，三次获胜。对于这些一般性问题，只有历史才能够作出评判。

我们之间发生断然的决裂，是由印度问题而起的。首相在保守党的印度总督欧文勋爵以及其后的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大力支持甚至鼓动之下，提出他的印度自治方案。于是在伦敦举行了一个奇特的会议，刚从宽敞方便的拘留所中释放出来的甘地先生，竟成为会议的中心人物。至于在1929年和1930年大会中所发生的争论的详细情形，就没有必要在这部书里一一叙述了。当政府决定释放甘地，以便他作为民族主义印度的使者出席伦敦会议的时候，我和鲍德温的关系就破裂了。他对于事态的演变似乎颇为满意，他同首相和总督都取得一致的看法，断然把作为反对派的保守党引导到这条道路上去。我坚决认为，这样做，其最后的结果必定会使我们失去印度，而印度人民也一定会遭受到无法估计的祸害。因此不久我便为了这个问题辞职退出“影子内阁”。1931年1月27日，我给鲍德温先生的信中写道：

我们在印度政策上的分歧已经公开。过去承蒙你邀请参加你的事务委员会，现在我觉得不应再出席了。无需烦言，我将尽力帮助你在下院反对工党政府；我也将在大选中作最大的努力，以促成工党的失败。

※※※

在1929年，直到第三季度末，到处都呈现日益繁荣的希望和景况，尤其是在美国。极端乐观主义纵容了疯狂的投机事业。有人著书证明，经济危机这个阶段已被不断扩大的企业组织和科学所克服了。九月间，纽约证券交易所主任还说：

“我们显然已经把我们所知道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给结束了。”

但在十月间，一阵突发的狂烈的风潮横扫华尔街。虽然力量最为雄厚的机构进行了干预，也不能遏止恐慌抛售的狂潮。一些重要的银行筹出了十亿美元的资金，以求维持和稳定市场。

但一切都是枉费心机。

在以前的年月中，很快积累得来的表现为票面价值的全部财富，一旦化为乌有。美国几百万个家庭的繁荣是在信贷膨胀这个庞大建筑上发展起来的，现在突然证明这只是一种幻觉。在此之前，甚至最有名的银行也用低息鼓励人们从事全国性的股票投机，此外还兴办了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房屋、家俱、汽车、各式各样家庭日用品以及延期付款的办法等庞大商业系统。所有这些，现在都一起完蛋了。大规模生产的工厂陷于混乱和瘫痪状态。只是在一天以前，成千成万的技师和工人已开始坐小汽车上班，使停车场也成为一个迫切问题。整个社会一直进行着极其活跃的生产活动，制造各种各式的优良产品，供亿万人享受，但在今天，这个社会却陷于工资猛降、失业增加的悲惨境地。美国的银行系统远没有英国那样集中，也没有那么牢固的基础。有两万家地方银行停止付款。人与人之间在货物和服务上的交换方式已被打得粉碎。华尔街的崩溃波及每一个家庭，不论是贫的还是富的。

盼望有更多得多的财富、让更多的人共同享受更舒适的生活，这是曾使美国人民神魂颠倒的美丽憧憬，但不要认为这纯粹是妄想狂和市场狂。任何一个社会从来不曾生产、共享和交换过为数如此巨大、种类如此繁多的货物。如果人类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勤劳和技巧，则彼此之间所能增进的利益，确实是无可限量的。然而，虚荣、幻想和贪得无厌却大大地超过了实际取得的成就，终于把瑰丽的外貌毁坏殆尽。在1929年到1932年期间，紧接着股票市场的崩溃，就是物价惨跌和随之而来的生产减缩，从而引起了大规模失业。

经济生活的紊乱产生了世界性的后果。失业和生产的下降又使贸易普遍紧缩。各国纷纷实行关税的限制政策，以保护国内市场。这次总危机又带来了尖锐的金融危机，使国内信贷陷于瘫痪。破产和失业遍及全球。麦克唐纳政府曾提出过种种的诺言，但到1930年至1931年，面对着一百万到将近三百万人的失业，弄得他头昏脑胀。据说在美国，失业的人数达一千万。这个巨大的共和国的整个银行业，已陷于混乱并顷刻崩溃。其造成的灾祸，波及到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

不过在英语世界中还没有人饿死。

一个以攻击资本为其基础的政府或政党，总是难以保持对于像英国那样岛国的高度人为的经济所至关重要的信心和信用的。麦克唐纳的工党政府完全无法应付所面临的问题。他们甚至不能运用党的纪律或采取必要的有力行动来使预算平衡。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早已处于少数地位而又丧失了一切财政信心的政府，是不可能继续维持下去的。

工党政府之不能应付这次风潮，英国财政信用的突然崩溃，自由党及其有害的平衡力量的瓦解，所有这些导致了一个联合政府的产生。看来只有由各党组成的政府才能应付这次危机。麦克唐纳先生和他的财政大臣，本于强烈的爱国热忱，力图引导工党群众拥护联合政府。鲍德温先生一向认为，只要他保持他的权力，别人尽可以担任官职。现在他愿意在麦克唐纳之下服务。他这种态度固然值得尊敬，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劳合·乔治先生做手术后还在休养（以他的年龄来说，情况是严重的），于是由赫伯特·塞缪尔爵士率领大多数自由党人参加了各党联合政府。

我没有被邀参加联合政府。在印度问题上，我已在政治上和鲍德温发生分裂。我又是一个反对麦克唐纳工党政府政策的人。我和别人一样，也感到有成立联合政府的必要。但我被置在这个政府之外，既不使我惊讶，也不使我感到不快。

事实上，在政府改组的时候，我还在戛纳绘画。如果那时我被邀参加，我会做出点什么呢？我也不知道。讨论事实上从来不存在的令人怀疑的诱惑纯属多余。在这年夏季，我曾经同麦克唐纳谈过联合政府的事，他表示有兴趣。但那时我在政治舞台上处于很为难的地位。我担任内阁官职已有十五年之久，现在正忙于写我的《马尔巴罗传》。对于那些在喧嚷的政治漩涡中的人来说，当时的政治戏剧的确是扣人心弦的。但我可以坦白地说，我在国家紧张关头被断然抛弃，并不使我感到愤懑，更说不上伤心，只是有所不便。从1905年以来，在下院开会时我总是坐在前排的席位，可以在我的座位上站起来发言，比较方便。我可以把发言稿放在讲桌上，多少给人以即席发言的印象。现在我必须有点困难地在政府席那边的过道后面找个座位，在发言时必须把稿子拿在手里；同其他著名的前内阁大臣们进行辩论时，就只好碰运气了。不过我还是常常得到发言机会。

※※※

新政府的成立并没有制止住金融危机。当我从国外回来时，发现在势必举行的大选行将到来之时，什么问题都没有获得解决。选民作出了无愧于英国民族的决定。联合政府在工党的缔造者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的领导下宣告成立。他们向人民提出了一个厉行节约和要求付出牺牲的纲领。这是“热血、辛劳、眼泪和汗水”的早期版本，只是当时还不存在战争和生死攸关的危险所带来的刺激或要求罢了。最严峻的经济政策必须实行。每个人的工资、薪俸或收入必须削减。人民大众被要求投票拥护一个厉行紧缩节约的政府。人民响应了，就像往常当他们激发起英雄气概时所表现的那样。尽管政策背弃以前的声明，废除金本位；尽管鲍德温先生不得不停止偿付而且永远也不再偿付美国战债（这些美国战债是鲍德温迫使1923年的博纳·劳内阁向美国偿付的），自信心和信用还是恢复了。新政府获得了压倒多数的拥护。麦克唐纳先生出来组阁，但在他自己的政党中，只得到七八个人的支持；而仅仅有五十个他的党内反对派和他以前的追随者当选为议员。他的健康状况和精力迅速衰退；在决定命运的将近四年的时期内，他在越来越衰老的情况下在英国政体的最高地位执政。就在这四年中，希特勒很快就来了。

谢选骏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血腥和平的鼎盛时期被腐化堕落和过度投机给消耗掉了——经济危机都是心理膨胀的结果。殖民主义的狂欢在八国联军的北京达到了高潮，一次大战的报应之后不思悔改，继续创造史无前例的经济泡沫……迎来二次大战的更大血洗世界！

【第三章　潜伏的危险】

我在1928年的感想——对未来的战争的毁灭性恐怖——若干战争技术的预言——协约国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憎恨——“安逸的局面是会改变的”——德国的陆军——十万志愿兵的限制——赛克特将军的工作和主张——“第二个沙恩霍斯特”——1927年1月协约国管制委员会的撤销——德国的航空事业——违约与伪装——德国的海军——拉特瑙的军备计划——可以改装的工厂——“十年无大战”的规定。

在我所著的《战后》一书中，我对于自欧战停战到1922年底英国政府更迭这四年中的情况，写下了一些感想。该书是1928年写的，当时我已深深感到未来的浩劫：

直到基督纪元二十世纪初，战争才开始进入到它可以毁灭人类的时代。人类已组织成为大的国家和大的帝国，各民族的兴起充满了集体意识，使屠杀事业可以按以前意想不到的规模和坚毅来加以设计和实行。个人的卓越的长处，都被集中来发展大规模屠杀的能力。雄厚的财力、进行世界贸易和信贷的资源以及巨额资本的积累，得以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把各国人民的精力用于蹂躏破坏的事业。民主政治的制度使亿万人民的意志力得以表现。教育不但把战争这一课灌输到每一个人的脑中，而且使每一个人对当前目标都能够发挥最大的作用。报纸成为一种促进彼此团结和互相激励的工具。至于宗教，在基本论点上，虽然很高明地避谈斗争，但用种种方式，对所有的战斗人员一视同仁地给予鼓励和慰劳。最后，科学打开了它的宝藏和秘密去满足人们不顾死活的要求，把那些可以说是能起决定作用的器械和装置放在他们的手中。

其结果，许多新奇的特点出现了。非但设防的城市遭受饥荒，整个整个的民族都被有计划地置于或将被置于因饥馑而衰弱的过程中。全部人口以这种或那种身分参加战争，同样都是袭击的对象。天空中开了一条道路，可以把死亡和恐怖带到远离战线的后方，带给老、病、妇、孺这些在以前的战争中不得加以侵犯的人。铁路、轮船和汽车等运输工具神奇地被组织起来，使千百万人可以不断地进行战斗。医疗和外科手术精益求精的进步，把他们一而再、再而三地送回屠杀场。凡是可以用于这种大规模浪费事业的东西，都不会被浪费掉。士兵的垂死挣扎也可以使之产生军事上的效果。

然而，在大战的头四年所发生的一切，只是准备进行的第五年战斗的序幕罢了。恐怕1919年的战役会看到杀伤力量的大大增强。假使德国军队能够保持士气，成功地撤退到莱茵河，那么，在1919年的夏季，他们恐怕就会受到前所未有的、无可比拟地可怕得多的力量和技术的袭击。成千上万架飞机将炸毁他们的城市。好几万门大炮将夷平他们的阵线。当时协约国正在进行种种部署，准备在同一时期内把二三十万配有一切必要装备的军队，用每日行驶十到十五哩的机械化车辆，源源不绝地越野前进。只有一种秘密的防毒面具（这是德国人还没有及时造出的）才能确实防御的狠毒到难以置信的毒气，将使遭受攻击的敌方阵线的全部抵抗陷于窒息，使全部生命陷于瘫痪。当然，德国人当时也有他们的计划。但愤怒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解除警报已发出来。于是，1919年的恐怖就放入各主要交战国的档案里了。

战争突然地和全面地停止，就像开战时的情形一样。世界抬起了它的头，看一看劫后的废墟，胜利者和战败者都松了一口气。在成百的实验室里，在成千的兵工厂、制造厂和各种办事机构里，人们一下子站了起来，离开他们多少年来专心致志的工作。他们的计划还没有完成，没有实行，被丢在一边了，但是他们的知识还保存着；他们的资料、数据和发明，都由各国的军事机关匆匆忙忙地捆扎起来，并注上“供将来参考”。1919年的战役没有打成，但它的各种观念还在向前发展。在每一个国家的军队中，在和平的外表的掩盖下，都在把这些观念拿来研究、推敲和提炼。假使世界再发生战争，那就不是使用准备在1919年作战用的那些武器和器械了，而是那些武器的发展和扩充，那将是无可比拟地更加可怕和更加致命的了。

我们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进入被称为“和平”的这个筋疲力竭的时期。不管怎样，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对全面局势进行考虑的机会。某些令人担忧的、但确实无疑的事实已逐渐出现，好像山峰从飘浮的云雾中逐渐显露出来似的。可以确定，从此以后，一旦打起仗来，全部人口都将加入战斗，每个人都将竭尽其力，都难免遭到敌方的猛烈攻击。可以确定，感到其生存处在危险中的国家，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来确保其生存，很可能——不，可以肯定——在下次战争中，他们所使用的手段，其中必有一些是大规模的、无限制的毁灭性武器和方法，也许一旦发射就无法控制。

在过去，人类从来不曾处在这样的境况：品德上没有取得值得重视的进步，理智上也缺乏正确的指引，却第一次握有肯定足以毁灭其自身的工具。在人类发展的过程中，人们所有的光荣和劳动把人类引导到这样的一个顶点。人们最好还是停一停，好好地想一想自己所负的新责任。死神在“立正”、遵命、听候号令，准备执行任务；准备把全人类大批大批地砍杀；准备一经召唤，就把人类文明所留下的一切一概压成齑粉，永远没有修复的希望。他只是等候一声令下。他等候一个神志虚弱的、手足无措的人来下这个命令，这个人本来是他的牺牲品，而现在——仅仅是这一刹那却成为他的主人。

所有这些话都是在1929年1月1日发表的。现在，又是十八年后的元旦了，我还是不能写出和先前两样的话来。在两次战争之间，由我本人负责的一切言论和行动，其目的只是为了防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当然也是为了在一旦发生最坏的情况下，保证我们能够取得胜利，或者至少能幸存下来。恐怕从来没有一次战争比第二次大战更容易防止。为了反抗暴政，防止世界毁灭，我们随时准备使用武力。但是，假使英国、美国和其他协约国家，是以通常处事那种贯彻始终的精神和一般家庭惯常具有的常理来处理它们的事情的话，那本来就没有必要使用武力，作没有法律伴奏的行军。不但如此，在正义的事业中，我们还可以运用实力，而不见得要冒流血的危险。英国、法国，尤其是具有巨大实力而又公正的美国，由于放弃自己的目的，甚至放弃他们衷心拥护的主张，任令局势逐步发展，终于达到他们量害怕的那个顶端。

现在，我们又面临极其相似的新问题，只要这些国家还再用那种善意的、但目光短浅的做法来对付，那就不免要导致第三次大动乱，那时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够幸存下来讲故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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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5年，我就写过一些现在还不宜忽略的关于技术方面的想法和疑问：

会不会出现一些利用爆炸能的新方法，使之比至今一切已发现的爆炸能都无可比拟地更为猛烈的呢？会不会发明一种大小像个桔子的炸弹，具有秘密的威力，足以摧毁一大片建筑物——或者集中千吨炸药的力量，一下子把整个市区夷平呢？即使是现有的炸弹，是否可以装在飞行运载工具上，用无线电或其他射线来操纵，不用驾驶员，自动地、连续不断地轰击敌方的城市、兵工厂、营房或造船厂呢？

至于毒气和各种形式的化学战，还只是一本恐怖书中已写成的第一章罢了。可以肯定，莱茵河两岸的人都在运用科学并以绝大的耐心来研究所有这些新的毁灭方法，而且，为什么要认为这些方法只限于无机化学呢？对于疾病的研究——有组织地准备各种病毒，蓄意向敌方的人畜投放——这肯定是不仅在一个大国的实验室里进行着的。毁坏庄稼的害虫，杀死马匹和牲口的炭疽热，不仅毒害军队，而且能够毒害整个地区的瘟疫——这些就是军事科学正在冷酷无情地前进的路线。

所有这些话都是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以前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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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豪的民族在战争中被击败，必定力图尽快重整军备，这是很自然的。他们只要有办法，就不会尊重被迫服从的条约。

……安逸的局面将会改变在痛苦中所发的誓言，把它视作是暴力所迫的，是无效的。

所以，强行使一个战败的敌人继续处在解除武装的状态，乃是胜利者的责任。为了这个目的，他们必须采取双重政策：第一，他们自己要保持充分的军备，同时又必须以毫不放松的警惕性和权威，贯彻执行和约中关于禁止原来的敌国恢复其军事力量的各项条款。第二，他们必须采取旨在使战败国繁荣昌盛的宽大措施，尽可能使它对自己的状况感到满足，还要用一切方法极力创造一个真正友好的和具有共同利益的基础，使诉诸武力的诱因逐渐消除。在这几年中，我提出了一个准则：“消除战败国之冤气在先，裁战胜国之军在后。”下面可以看到，英国、美国和法国却在很大的程度上采取了相反的做法。于是在下文就有故事可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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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支把一个强大国家的全部男子集合起来的军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胜利的协约国，依照劳合·乔治的建议，把德国军队限定为十万人，禁止征兵，但这一点兵力，却成为一个核心，成为一个熔炉，在可能的时候，百万大军便会从那里产生出来。这十万人就是十万个骨干，一旦决定扩充，小兵就会变成军士，军士就会变成军官。尽管如此，劳合·乔治的防止德国重建陆军的计划，不能说是考虑不周到。在和平的时期中，任何外国的监督都不能控制德国奉准设立的十万兵员的素质。问题不在这一方面。德国仅仅为了防守国境，就得需要三四百万有训练的士兵。而要建立一个能够同法国陆军相匹敌、更不用说超过法国的全国规模的军队，不但需要培植骨干，恢复旧日的联队和编制，还要实行国民征兵制度，每年征集达到兵役年龄的男子。志愿兵、青年运动、警察的扩编、老战友会，以及一切非官方的和非法的组织，都可以在过渡时期中起作用。但如果没有实行普遍的国民兵役，则骨架虽全，总缺乏外面的筋肉。

所以，除非德国实行了几年的征兵，它就不可能建成一支足以同法国军队相抗衡的军队。这里有一条非把凡尔赛和约加以明目张胆的破坏就无法越过的界线。在此之前，可以进行隐蔽的、巧妙的和精细的准备，但总有一天会下最大的决心越过界限，公然抗拒征服者。这样看来，劳合·乔治的原则是对的。假使那时曾运用权力并以审慎的态度来贯彻这个原则，那么德国的战争机器就不可能重新铸造出来。每年征集的新兵，不论在入伍前受过如何良好的教育，也必须在联队或其他单位中至少呆上两年，只有经过了这一个训练时期，才可以把现代陆军所必不可缺的后备军逐渐组成和扩充起来。虽然，法国的人力在上次战争中有大得可怕的损耗，可是它能够有条不紊地、连续地训练每年入伍的士兵，并把受训过的士兵编入后备军籍而成为国家整个战斗人员的一部分。有十五年，德国都没有被允许建立这样的后备军。在这些年中，法国的军事体制却能顺利地训练和聚集起有组织的力量，这支力量是长期不断地武装和训练的结果。德国陆军或许可以培养和发扬它的军事精神和传统，但是它如果要同法国这支力量相抗衡，即使是在梦中那也是不可能的事。

未来德国陆军的机构和核心的缔造者是赛克特将军。早在1921年，赛克特就秘密地在纸上忙于设计一支完备的德国陆军，并且谦恭地为他的种种活动同协约国军事管制委员会进行辩解。他的传记作者拉本瑙将军在1940年德军节节胜利时写道，“假使从1920年到1934年间，领导核心只是适合于小规模军队的需要，那就很难进行1935年到1939年的工作了。”例如，凡尔赛条约规定要把军官团的人数由三万四千人减到四千人。德国人用了种种计策来突破这个致命的界线，而且尽管协约国军事管制委员会作了种种努力，德国还是一步步地推行重建陆军的计划。赛克特的传记作者写道：“敌人曾经竭力要消灭参谋部，并得到国内各政党的支持。协约国管制委员会根据它的立场，曾有好几年正确地企图把高级参谋的训练搞得非常落后，使之根本不能建立参谋部。他们曾用直截了当的方法来了解参谋部的军官究竟是怎样训练的，但是我们成功地保守秘密，不论关于体制或讲授的课程，一点也没有泄露。赛克特始终不让步；因为假使参谋部被破坏，那就很难重新建立起来。……虽然参谋部的形式已经被破坏了，但它的内容依然保留住……”实际上，有好几千个穿便衣的参谋部军官和他们的助手，以建设部、研究部和文化部人员的名义，集中在柏林，对过去和未来进行深入的研究。

拉本瑙还有一段透彻的说明：“没有赛克特，今天（1940年）就没有在德国的意义上的参谋部，因为这个组织是必须经过好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建立起来的；无论军官们如何有天才，如何努力，也不可能在旦夕之间建立起来。概念的连续是为了保证在现实的严重考验中掌握领导权所必需的。个人的知识或能力是不够的。在战争中，有系统地发展起来的多数人的能力是必要的。这种集体能力需要几十年才能培植成功……在一个小型的十万人组成的军队中，如果将军们不是也变成了小气派的人，就必须建立一个伟大的理论体系。为了这个目的，还得提倡大规模的体操锻练和军事体育……这倒不是为了训练参谋部，而是要训练一批高级军官。”这些人将能按正规的军事要求来考虑问题。

赛克特认为，必须避免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个人经验中引申出错误的理论。那次战争中的一切教训，都经过透彻的和有系统的研究。拟出了新的训练原则和编订了各种新教程。

一切现有的操典都重新编写，而且不是为那十万兵员的军队而是为德意志帝国的武装力量来编写的。为了使协约国查不出来，这些操典的全部项目是用特别的字体印刷的，而且是公开的。但是供内部专用的操典，却是秘密的。他们所一再强调的主要原则就是：所有的重要兵种必须密切配合。不但主要的兵种——如步兵部队、摩托化部队和炮兵部队——必须在战术上密切配合；而且机关枪部队、迫击炮部队、冲锋枪部队、反坦克武器部队、陆军航空兵部队以及其他种种，亦应互相配合。1939年和1940年的战争中，德国各军事将领都认为他们战术上的成功，全仗这种理论。到了1924年，赛克特已能感觉到德国陆军已在慢慢地增加，超过了十万人的限制。他的传记作者说：“不到十年就收到效果了。”1925年，年迈的陆军元帅马肯森为赛克特建成德国陆军而向他致贺，而且并非不恰当地把赛克特比作沙恩霍斯特。这个沙恩霍斯特在法国于耶拿之役后占领德国的那几年内，曾秘密组织普鲁士军队来反击拿破仑。“多年的火焰一直在燃烧着，协约国的管制也没有摧毁德国军力中任何持久性要素。”

1926年夏季，赛克特率领各路指挥官带着参谋人员和通信部队举行了一次规模很大的军事演习。那时没有军队，但实际上所有的将军、指挥官和参谋部的军官，由此学到了许多战争艺术以及指挥一支正规德国陆军的技术问题。一旦时机成熟，这支军队就能够把德国提升到先前的地位。

对在正式编制之外的士兵进行小规模的短期训练，已有好几年了。这些人被称为“黑兵”，即不合法的兵。从1925年起，这些“黑兵”全部由国防部来领导，由国家经费来维持。

参谋部的1925年计划，企图超出条约限制把军队加以扩充和改进，把现有的合法的七个步兵师增加两倍，然后到三倍，但是赛克特的最终目标，是至少要成立六十三个师。从1926年起，这个计划的主要障碍，就是普鲁士社会民主党政府的反对。1932年社会民主党政府被推翻。直到1933年4月才正式超过了十万兵员军队的编制。虽然它的实力，在早些时候就已经稳步地超过这个数字了。

※※※

在洛迦诺会议后，人们都抱着善意和希望，在这种情绪下，英国和法国政府采取了一个虽非无法补救但颇成问题的决定。这就是：撤销协约国管制委员会，而代之以一个由国际联盟主持并经各方面同意的调查方案，只要有一国要求，就可以进行调查。据说这种部署可以作为洛迦诺条约的补充。但这个希望并没有实现。福煦元帅的报告虽然指出：德国业已有效地解除武装；但是必须承认，一个拥有六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是不可能永远废除军备的。必须要有若干的预防措施。尽管如此，1927年1月，协约国管制委员会还是从德国撤退了。当时已经知道，德国人正在用许多隐蔽的、不显著的方式来破坏凡尔赛和约，而他们无疑地正在制订使德国再度成为一个军事国家的书面计划。他们有童子军，有士官团，以及由青年和退伍军人所组成的许多没有武装的志愿队组织。但是不论陆军或海军，任何事情总不能大规模进行而不被发觉。至于实行国民征兵制度，建立空军，或超过凡尔赛和约的限制来建造战舰，那就是公然违背德国应守的义务，在任何时候都会在德国业已参加的国际联盟中被提出来。

至于空军，那是更难作明确的规定。凡尔赛和约禁止德国设立空军，所以在1920年5月，德国空军正式解散。赛克特在他的告别命令中说，他希望空军将再度建立起来，空军的精神亦将依然存在。他极力鼓励这样做。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德国国防部成立一个由以前的有经验的空军军官所组成的特殊团体。这是瞒着协约国委员会暗中成立的，而且连他自己的政府也不让知道。这个团体以后逐渐扩大，直到国防部中各个办事机构或监察机构都有所谓“空军细胞”，而空军人员也逐渐被引进陆军各个单位，成为陆军的干部。民用航空部的部长是一位有经验的战时军官，是赛克特所指派的人；他使民用航空的管理和发展能够配合军事上的需要。这个民用航空部，加上德国民用航空公司以及在陆军或海军中加以伪装的空军单位，大部分是由以前的空军军官担任其职务，他们根本没有商务航空的知识。

即使在1924年以前，德国全境就已经有了飞机场和民用飞机制造厂的系统，已有训练飞行员和进行消极防空的教练。

那时已有相当规模的商业航空飞行表演，建立了全国性的滑翔小组网，以鼓励为数众多的德国男女养成“航空精神”。至于准许飞行的民用航空人员在数额上的严格限制，在纸面上还是遵守的，但是这些规则，同许多其他规则一样，都被赛克特蒙混过去了。他得到德国运输部的暗中帮助，为一个有效率的航空工业和未来的空军建立了坚固的基础。在1926年的情绪支配下，协约国还以为过分抑制德国的这些违约行为，未免太伤害德国的民族自豪感。胜利者满以为有了禁止德国成立空军这一条原则界限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其实这是一条极其含糊、极不明确的界限。

在海军方面，德国人也是实行同样的掩饰手段。依照凡尔赛和约，德国只准保留小规模的海军，最高兵力不得超过一万五千人。德国就假借种种借口增加人数，超过了限额。各种海军组织秘密地混合在各民政机关之中。赫尔戈兰沿海要塞，虽然按照条约已加以拆毁，但不久又重新修筑起来。潜水艇也私自建造，并在别的国家里训练潜艇的官兵。为了使德皇时代的海军继续存在，为了准备将来有朝一日能够恢复海上的地位，一切可能做到的事情都做到了。

在其他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方面，也有重大的进步。拉特瑙先生在1919年当他任建设部部长时，就着手大规模地重建德国的军事工业。事实上他曾对将军们说：“他们固然已经毁掉了你们的武器，但是这些武器在下一次战争以前无论如何已成为废物。下一次的战争将用簇新的武器来打，而且，最不为陈旧武器所束缚的军队，将占最大的便宜。”

尽管如此，德国的参谋人员，在协约国管制下的几年中，总是为了保存原有的武器免于销毁而进行坚韧不拔的斗争。

用尽一切欺瞒和阻挠的手段来避开协约国委员会的耳目。偷偷进行的工作，组织得非常严密。德国的警察，起先对这种行为还加以干涉，但不久就协同国防部积集武器。以民间团体的名义作掩饰，成立了一个保管武器和设备的组织。从1926年起，这个组织在德国全境都派有代表。保藏各种军器的仓库遍布全德国。还有，为了制造供将来生产军用品的机器也采用了极其巧妙的方法。以前曾供军用或可以改作军用的车床，都被保留作民用生产之用，其数量之大远远超过通常商业上的需要。为战争而建立的国家兵工厂，并没有依照凡尔赛条约予以封闭。

一个全面的规划就这样地付诸实行了。根据这个规划，所有用英、美两国建设贷款来开办的新工厂和许多旧工厂，从一开始就有计划地使之能迅速变为军工厂。他们计划之彻底和周密，可以写成好几部书。拉特瑙先生在1922年惨遭反犹太的新生的纳粹秘密社团所暗杀。他们切齿痛恨这个犹太人——德国的忠实仆人。1929年取得政权的布吕宁，曾热心而又审慎地继续推行这项工作，所以，当胜利者还因为有一大堆陈旧的军事设备而高枕无忧的时候，在德国，生产新武器的巨大潜力，正在一年一年地形成起来。

1919年，英国战时内阁曾经作出决定，作为经济节约运动的一部分，各军事部门在编制预算时应根据这个假定：“不列颠帝国在今后的十年内不会进行任何大战，不需要派出远征军。”1924年，我出任财政大臣，曾提请帝国国防委员会将这个规定重新加以审查，但是没有人提议修改。1927年，陆军部建议，1919年的决议，单就陆军方面而论，应该延长为“从现在的日期起”的十年之内。这个建议得到内阁和帝国国防委员会的认可。1928年7月5日，这个问题再次被提出讨论，那时我就以接受的态度提议：“各军事部门的预算，应以十年内没有大战这句话为基础，这个基础应该一天一天向前推移，因而这个假定，应该每年由帝国国防委员会予以复核。”

我这个提议为各军事部门或自治政府留了后路，当他们认为适宜的时候，可以由他们按情况来决定提出这个问题。

有人争辩说：接受这个原则就会使军事部门陷入错误的安全感而满以为可以高枕无忧，研究工作就会被忽视，鼠目寸光的见解就会流行起来，而牵涉到财政支出的部门尤其如此。不过，一直等到1929年我离开财政部时，我感到还是有希望的，因为世界和平看来可以维持，我觉得没有理由作出新的决定，这并不是在事实上证明我有什么错误。直到1939年秋季，战争还没有爆发。在这个局势不稳定的世界，十年的光阴是够长的。“十年无大战”的规定还加上它一天一天地往前推算，直到1932年还在生效。在那年3月23日，麦克唐纳政府才正确地作出决定：可以认为这个假定业已取消了。

在这段时期中，协约国还保有足够的实力和权利，可以阻止德国进行任何可被察觉的重整军备的活动。而当时德国也不得不服从英国、法国和意大利所提出的强烈的联合要求，迫使它遵守和平条约的规定。当我们重温1930年到1938年这八年的历史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曾有过那么多的时间。

至少到1934年，我们还可以不损一兵一卒来阻止德国重整军备。我们所缺少了的，绝不是时间。

谢选骏指出：协约国具有总体的优势，所以假装怀有“对战争和军国主义的憎恨”。实际上，军国主义不过是落后国家赶超先进国家的一条捷径，而那些先进国家也无一不是依靠他们自己发家致富之前的军国主义发家致富的。例如英国的民主，难道不是私生子威廉军事征服不列颠岛的结果吗？美国若不经历南北战争的屠杀，如何走向全球扩张的道路呢。

【第四章　阿道夫·希特勒】

双目失明的下士—出身寒微的领袖——1923年的慕尼黑暴动——《我的奋斗》——希特勒的问题——希特勒和德军陆军——施莱歇的阴谋——经济风暴的袭击——布吕宁总理——一个立宪的君主政体——军备均等——施莱歇的干扰——布吕宁的下台。

1918年10月，有个德国下士，在英军袭击科明附近地区时，因受芥子气侵害，一时双目失明。当他正在波美拉尼亚的医院住院的时候，德国各地在战败之余，革命四起。他是奥地利海关一个低级税吏的儿子，在青年时，曾梦想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但他没有能够进入维也纳的艺术学院，而在维也纳过着贫苦的生活，后来又迁到慕尼黑。他有时做油漆房屋的工作，经常当临时工，在物质上过着极为贫穷的生活，心里却隐藏着极度的愤懑和怨恨，认为世界屈了他的才，使他不能有所成就。他所遭遇的不幸，并没有使他加入共产主义的行列。他却体面地走了相反的道路，并反而更抱着一种反常的种族忠诚观念和一种对德国及日耳曼民族的狂热而不可思议的崇拜。当战争爆发的时候，他立即怀着满腔热情去参军，在西线一个巴伐利亚团中服役了四年。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早年命运。

1918年冬季，当他双目失明、无依无靠地卧病在医院时，他觉得自己个人的失败，似乎同整个日耳曼民族的苦难分不开。战败的震惊，法律和秩序的瓦解，法国人的胜利，使这个伤势渐愈的团传令兵陷于极度痛苦之中，弄得他身体衰弱，面容憔悴，但从此却产生出一种异常的、可以决定人类生死命运的无可估量的精神力量。德国的失败，在他看来，按通常的事理是难以理解的。他以为其中必有一个重大而恶毒的通敌阴谋。这个抑郁的小兵，只凭他自己的狭隘的个人经验，独个儿苦思苦想，要推究这场灾祸的原因。以前他在维也纳时曾和极端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一些小组混在一起，在那里他曾听到过有一个种族，北欧日耳曼族的敌人和剥削者——犹太人所进行的种种罪恶和破坏活动的事情。他的爱国义愤以及对富人和上层人物的嫉妒，融合成为抑制不住的仇恨。

这个毫不引人注意的病人终于出院了，出院后仍然穿着军服。他对于军服，几乎具有小学生对军服所抱有的那种自豪感。他揭开眼睛上的纱布时，看见的情景多么悲惨！战败的骚乱实在是够可怕的。在失望和狂暴的气氛中，在他的周围，闪现出赤色革命的轮廓。装甲车在慕尼黑的大街上横冲直撞，向惊惶躲避的路人散发传单或射击子弹。有些和他一道当兵的人，公然在制服上配带红色袖章，疯狂地呼喊口号，反对地球上他所热爱的一切。好像睡梦方醒一样，一切都突然间变得清清楚楚了。犹太人，在后方大发国难财的人和阴谋通敌的人，以及通过犹太知识分子搞国际阴谋的可恨的布尔什维克党人，在背后把德国捅了一刀，并把它按倒在地。他看见他的责任在他眼前闪耀：他要把德国从这些瘟疫中拯救出来，要为德国报仇，要把这个作主人的种族带领到它久已注定了的命运那里去。

他团里的军官们看到部下们那种煽动性的革命情绪，大为恐慌，但他们很高兴无论如何总算发现了一个似乎了解局势根源的人。下士希特勒仍然愿意留在军中，干上了一个“政治教官”或者说是特务的工作。以这个名义，他收集了搞叛变和颠覆活动的阴谋计划的情报。不久，他的上司，一位保安军官，让他去参加当地各式各样的政党的集会。1919年9月的一天晚上，这位下士参加了在慕尼黑一家啤酒馆里召开的德国工人党的集会，他第一次听到人们所发的言论，和他内心的信念如出一辙，同样是反对犹太人，反对投机分子，反对使德国堕入深渊的“十一月罪犯”①。9月16日，他便加入这个政党。不久，为了配合他在军队的工作，他负责该党的宣传工作。1920年2月，德国工人党在慕尼黑举行第一次大会，希特勒操纵了那次大会，并且为党纲草案规定了二十五个要点。这时希特勒已成为一个政客，他的救国运动从此就开始了。同年四月，他从部队复员。自此他就以整个生命致力于党的扩大。到第二年的年中，他已经把原来的领袖一个个逐出。他以他的热情和天才，使那些着了迷的同伴接受他的个人独裁，他已经是“领袖”了。他花钱买了一个经营欠佳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作为该党的机关报。共产主义者不久便认出了他们的敌人。他们企图破坏希特勒的集会，于是在1921年底的几天中，希特勒第一次组织了他的冲锋队。直到此时为止，一切都是在巴伐利亚当地范围内进行的，但是由于战后几年，德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所以帝国各地有许多人开始去倾听这人新的福音。1923年，法国占领鲁尔，全德国大为激愤，使现在被称为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党员大大激增。马克的崩溃摧毁了德国中等阶级的基础。他们有许多人在绝望之中成为这个新政党的党员。他们在仇恨、为国复仇和爱国狂热之中，为他们的苦难找到安慰。

①1918年11月德国爆发了革命。——译者

希特勒一开头就说得很明白，要夺取政治权力，就要从激烈反对和打击由战败耻辱而产生的魏玛共和政府入手。

1923年11月，这位“领袖”在身边就有了一群坚定的党人，其中最杰出的是戈林、赫斯、罗森堡和罗姆。这些活动家认定夺取巴伐利亚政权的时机已经到来。鲁登道夫将军以他在军队中享有威望的名字，为这次冒险行动张目，而且在这次暴动中，他走在行列的前面。在战前人们常说：“在德国是不会有革命的，因为在德国一切革命都是被严厉禁止的。”慕尼黑的地方当局在这次事变中恢复了这句格言。警察开了枪，但是很仔细地不打在鲁登道夫的身上，鲁登道夫将军径直地迈步前进，向警察的队伍走去，还受到警察的敬礼。示威者大约有二十个人被打死，希特勒扑倒在地上，和其他领导人逃出了肇事场所。1924年4月，希特勒被判处四年徒刑。

虽然德国当局维持了秩序，德国的法院对肇事者亦加以惩办，但是国内各地都认为当局是打击他们自己的骨肉同胞，是为外国人服务，而以德国最忠实的儿女作为牺牲。希特勒的徒刑就由四年减为十三个月。他住在兰茨贝格狱中的十几个月，使他能够完成《我的奋斗》一书的提纲，这是他的政治哲学著作，是为献给最近暴动的死难者而写的。在他终于获得政权后，对协约国的政治军事领导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本书更值得仔细研究的了。德国复兴的纲领、党的宣传技术、同马克思主义作斗争的计划、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概念、德国理所当然地应享有世界最高地位——所有这些都在书中写得明明白白。这是信仰和战争的新可兰经：夸张、冗长、杂乱无章，但包含了这个党的使命。

《我的奋斗》的主题是很简单的。人是一种战斗的动物，因而，国家，作为战斗者的集合体，就是一个战斗的单位。任何有生命的有机体，如果停止求生存的战斗，那就注定要灭亡。一个停止战斗的国家或种族，也同样注定要灭亡。一个种族的战斗力，取决于它的纯粹性，因此，必须排除外来的玷污。犹太种族由于它遍布全世界，必然是和平主义的和国际主义的。和平主义是十恶不赦的罪孽，因为它意味着生存竞争中的种族投降，所以，每一国家的首要职责就是使群众国家主义化。在个人方面，智慧并不是首要的，意志和决心才是最主要的品质。生而具有指挥能力的人，比千千万万只配服从的人有价值得多。只有暴力才能保障种族的生存，所以军事手段是必要的。种族必须战斗，苟安的种族必定会腐化和灭亡。假使日耳曼种族能够及时联合起来，那它已经是地球的主人了。新的德意志帝国必须把所有散居在欧洲各处的日耳曼人集合在它的怀抱之中。一个遭受失败的种族可以因恢复其自信心而获得拯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必须教育军队相信自己是所向无敌的。为了复兴日耳曼民族，必须使人们确信，用武装力量来重获自由是可能的。贵族政治的原则，在根本上是正确的。理智主义是不可取的。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要造就经最少训练就能成为军人的德国人。要是没有狂热的、歇斯底里的热情作为推动力量，历史上最伟大的惊天动地的激变是不可思议的。和平与秩序这种资产阶级美德，什么事也做不出来。世界现在已转向这样一种伟大的激变了，而新的日耳曼国家，必须使我们的种族时刻准备为地球上最后而又最伟大的决战而战斗。

外交政策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外交的任务不是让一个民族壮烈地垮掉，而是使它能够繁荣和生存。只有英国和意大利可能是德国的同盟国。没有一个国家会同民主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所统治的怯懦的和平主义的国家缔结同盟。要是德国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也不会有人维持它的生存。它丧失的省分，绝不会以祈祷上帝或恳求国际联盟就能拿回来的，只有使用武力才行。德国绝不可重蹈对所有的敌人同时作战的覆辙。它必须选定其中一个最危险的敌人，全力加以攻击。只有当德国重新获得权利平等，恢复它在太阳之下的地位时，世界才会不再反对德国。德国的外交政策绝对不得感情用事。如果纯粹为了感情上的理由而进攻法国，那是愚蠢的。德国所需要的，就是在欧洲扩张领土。德国战前的殖民政策是错误的，应该放弃。德国必须谋求向俄国，尤其是向波罗的海各国扩张。绝不能够同俄国结盟。联合俄国向西欧发动战争是犯罪的事，因为苏维埃的目的就是国际犹太主义的胜利。

这些就是希特勒政策的“精华。”

※※※

希特勒不停顿地进行斗争并逐渐作为一个全国性的人物而显露头角，但这并不怎么引起各战胜国的注意，因为它们为自己的麻烦事和党派斗争所苦恼和困扰。国家社会主义党，即后来的所谓“纳粹党”，经过相当长的时期就牢牢地掌握住德国的人民群众、军队和国家机器以及那些并非无缘无故害怕共产主义的工业家，以致成为整个世界不得不刮目相看的德国生活中的一个力量。1924年底，当希特勒从狱中获释时，他曾经说，重新组织他的运动恐怕得要五年的时间。

※※※

魏玛宪法的民主条款之一规定每隔四年选举国会。人们希望根据这个条款来确保德国人民群众享有对国会的完全的和持续不断的控制权。当然，实际上这个条款只是使他们生活在一个有着绵延不绝的狂热政治刺激和不断进行选举运动的境况之中。因此，关于希特勒和他的主义的发展，就有着精确的记录。1928年，他在国会只占二十八席，1930年增为一百零七席，1932年为二百三十席。到这个时候，德国的整个机构都充满了国社党的特务，并受它的纪律的约束。对犹太人的各种威吓、侮辱和暴行，就到处猖獗起来。

在这本书中，没有必要把这种复杂而恐怖的事情、它所有的激情和罪恶，以及全部此起彼伏的进程逐年一一细述。洛迦诺公约的黯淡日光，只不过是昙花一现。大量美国借款的支出，使人感到繁荣正在恢复。兴登堡元帅当了德国的总统，而施特雷泽曼是他的外交部长，沉着而体面的大多数德国人民，以他们那种对伟大而尊严的权威的根深蒂固的热爱来拥戴兴登堡，直到他临死咽下最后一口气。但是在这个狂乱的国家里，其他各种有力的因素也是很起作用的，而魏玛共和政府既不能给这个国家以安全感，也不能使国家的光荣和复仇心得到满足。

战后几年间，在胜利者所强加而带有失败耻辱的共和政府和民主体制这个虚饰的外表后面，掌握德国实际政治权力和作为国家的持久性机构的，乃是德国陆军参谋部。总统和内阁的任免都操在这些人的手中。他们认定兴登堡元帅是他们权力的象征，是他们的意志代理人，但是在1930年，兴登堡已是八十三岁了。从这时候起，他的性格和智能就逐渐衰退。他越来越变成一个偏见、固执和独断的老人。在战争中，兴登堡曾被奉为一个伟大的形象，可是现在，德国的爱国者却以希望他早日归天来表示对他的敬仰。这确切地说明，现在的兴登堡已经变成了一个“木头的泰坦神①”了。若干时间以来，将军们已经明白，他们应该物色一个满意的领袖来继承这位年迈的元帅。但物色新人之举，却被国社党运动猛烈发展起来的力量所压住。1923年慕尼黑暴动失败以后，希特勒曾经发表过一个在法律上严格合乎魏玛共和体制的党纲，但是他同时却鼓励并计划扩展纳粹党的军事的和半军事的组织。冲锋队或称“褐衫队”以及一个人数很少而有严格纪律的核心组织党卫队，从一开始很小的组织，发展到在人数上和活力上都规模很大的团体，致使军方对他们的活动及其潜在的实力大为惶恐不安。

①希腊神话中天神与地神的子女。——译者

领导冲锋队的，就是那位行伍出身的军官罗姆，他是希特勒的同志，并且在斗争的几年中，也始终是希特勒的亲信朋友。罗姆是冲锋队的总参谋长，是一个极有能力和胆量的人，有强烈的个人野心，又是一个性变态者。他的劣行并不妨碍希特勒和他在夺取政权这条艰苦而危险的道路上互相合作。正如布吕宁叫苦地说的，冲锋队已经把原有的德国国家人民党的大多数组织吸收在内，其中包括于1920年在波罗的海和波兰同布尔什维克党人作战的自由同志会，此外还有钢盔团这个国家人民党退伍军人的组织。

陆军将领对国内潮流加以深入的研究，使他们不得不确信他们这样的一个和纳粹运动相对立的军官阶层已不能再统治德国了。这两派都是决心想把德国从地狱中拯救出来，都想报战败之仇。但是德国陆军是代表德皇帝国所设立的机构，并且是保护德国社会中的封建领主阶级、贵族阶级、地主阶级和其他富裕阶级的；而冲锋队则在基本上已成为一个由暴烈的或愤懑的颠覆分子的不满以及破产者的绝望斗争所鼓动起来的革命运动。他们和他们所谴责的布尔什维克党人之间的分歧，有如水火不相容。

陆军方面认为，和纳粹党斗争，不啻是把战败的德国撕碎。1931年和1932年，陆军高级将领都认为，为了他们自己和为了国家着想，他们必须同纳粹党联合起来，虽然他们曾以德国人所具有的那种刚毅和严厉反对过纳粹党的内政主张。在希特勒方面，虽然他准备为了攻取政权的城堡不惜采取任何攻击武器，但是在他眼前的，却是那些曾经领导伟大而灿烂的德国的领袖人物，而这些人在他年青时曾获得他的敬仰和忠诚。所以，他同陆军之间达成协议所需具备的条件，对于双方来说，都是现成的和自然的。陆军将领们逐渐认识到纳粹党势力之大，已达到了只有希特勒才能继承兴登堡为德国元首的程度。而在希特勒方面，也知道要想实现他的复兴德国的计划，那就非和陆军中的中坚成立同盟不可。交易一经定当，德国陆军将领就开始劝请兴登堡对希特勒另眼相看，把他视为未来的德国总理。希特勒则答应限制褐衫队的活动，使褐衫队受陆军参谋部的制约，并且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把这些褐衫队取消；凭借这些交易条件，希特勒就这样得到了德国统治势力的效忠，得到了正式的行政管辖权，得到了德国国家元首的明确的继承权。这位下士，步步高升，已升得很高了。

※※※

然而，国内还有另外的复杂情形。如果说德国陆军参谋部是掌握德国内部各派势力总联合的钥匙，那就有好几双手在想取得这把钥匙。这时，施莱歇将军操有一种微妙的、有时具有决定性的势力。他是那些谨慎而又具有潜在势力的军界人物的政治顾问。各党各派对他都抱有相当的怀疑心理，并认为他是一个机敏而有能力的政治活动家。他的学识远远超过参谋部的军事操典，非一般军人所能有。施莱歇早就认识到纳粹运动的重要性，并认为有加以遏止和控制的必要。在另一方面，他又从这种恐怖的聚众滋扰的暴行以及日益扩张其势力的冲锋队这一支私人军队中看出，要是他在参谋部的同事们运用得当，其中有一种可以利用的武器，也许可以利用来重新确立德国的伟大地位，而且说不定还可以确立他自己的地位。施莱歇带着这个念头，在1931年开始和纳粹冲锋队参谋长罗姆进行秘密策划。于是，两件重大的事情就同时进行了。陆军参谋部同希特勒勾结；而施莱歇却又在这当中同希特勒的主要助手并且可能成为希特勒劲敌的罗姆，进行他的个人阴谋活动。施莱歇同纳粹党内的革命派接触，尤其是同罗姆的接触一直在进行，直到三年后他们两个被希特勒下令枪毙的时候为止。自此以后，政治局势就简单多了，对剩下来的人也好办得多了。

※※※

这时，经济风暴袭击到德国来了。美国各银行鉴于国内债务日益增多，都不肯增加极不合算的对德贷款。影响所及，弄得德国各地的工厂纷纷倒闭，许多企业也突然破产，而这些工厂和企业都是德国和平复兴所依赖的基础。1930年冬季，德国的失业人数增加到二百三十万人。与此同时，赔偿问题又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在过去三年内，美国总代办吉尔伯特先生，作为协约国代表，曾接收协约国要求德国偿付的巨额赔款，其中包括付给英国的赔款（当时经我之手自动转交到美国国库）。这种做法肯定是不能持久的。早在1929年夏季，美国委员杨格先生在巴黎曾草拟、提议和要求商讨一个极其重要的减低赔款的计划，这个计划不但对赔款的偿付订出最后的限期，并且使德国国家银行和德国各条铁路脱离协约国的控制，此外又提出了撤销赔偿委员会而另设国际结算银行。希特勒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就同以商业巨头胡根堡这个残暴的、昙花一现的人物为代表的并在一定程度上以他为首的工商业利益集团联合起来。他们发动了一次徒劳的然而是野蛮的运动来反对协约国所提出的这个影响深远而宽大的通融办法。德国政府使尽了气力才勉强使德国国会仅仅以二百二十四票对二百零六票通过了“杨格计划”。外交部长施特雷泽曼这时在病重垂危之中，他在死前办了最后一件事：使协约国答应远在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期限之前把协约国军队撤出莱茵兰。

但是德国的群众对战胜国的明显让步，大都反应冷淡。在早先，或者在关系不那么紧张的情况下，这些让步或许会被认为是走向和解和实现真正和平的一大步。但是现在，德国广大群众正面临着无时不在的、阴暗可怕的失业恐怖。中产阶级因马克的贬值早已破产而不得不铤而走险。国际经济的压力削弱了施特雷泽曼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以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和以胡根堡为首的资本巨头对他进行猛烈的攻击，终于把他推翻。1930年3月28日，天主教中央党的领袖布吕宁出任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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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吕宁是威斯特伐利亚的天主教徒，是一位爱国者，一心想以现代民主政治的形式来重建以前的德国。他继续推行拉特瑙先生在未遭暗杀前所拟定的为战争作准备的工业计划。他还力图在越来越严重的混乱中维持财政的稳定。他的关于经济节约和裁减文官人数及俸给的方案，并不为人们所欢迎。怨恨的潮流更为汹涌。在兴登堡总统的支持下，布吕宁解散了敌对的国会。在1930年的选举中，他在国会中占多数。他现在就用最后一次明显的努力，号召旧德国的残余势力来反对复活起来的、暴烈的和卑劣的国家主义派的骚动。为达到这个目的，他第一步就是要设法确保兴登堡再被选为总统。布吕宁总理希望有一个新的而又明显的解决办法。他认为只有恢复帝制才能使德国获得和平、安全和光荣。如果兴登堡再度被选为总统，那他又是否能够劝动这位年迈的元帅，在他的最后任期中充任摄政，以便在他死时复辟帝制呢？这个政策如果成功，就可以填补目前希特勒显然正要跨进的德国最高权力的真空。从全部情势来看，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但是布吕宁怎么才能够把德国引导到这条路上去呢？正在倾向希特勒的保守派，或者会因为看到德皇威廉复辟而回转头来；但是无论社会民主党或工会内的势力，都绝对不允许老德皇或皇太子卷土重来。布吕宁的计划并不是要重建第二帝国，他是想建立一个英国方式的立宪君主政体。他希望在德皇太子的儿子中能够有一个可以成为立宪君主的适当人选。

1931年11月，布吕宁便把他的计划向决定一切的兴登堡密陈。这位年迈的元帅的反应是激烈而奇特的，他大为惊讶并表示极端反对。他说，他认为他自己只是受德皇委托的人。任何其他解决办法都是对他的军人尊严的冒犯。他所信奉的君主政体，与在皇子中挑选一人当皇帝的办法是不能协调的。皇位的法统，是绝对不容破坏的。同时，因为德国人既不愿德皇返国，那么在德国就只剩兴登堡自己了。他说到这里为止。没有妥协的余地。他说：“我在这里，我就留在这里。”布吕宁和这位年老的将军作了一番激烈的、也许长时间的争论。这位总理有一个强有力的理由：除非兴登堡肯接受这个虽然不合正统的君主政体的解决办法，否则革命的纳粹独裁就一定会出现。可是双方没有达成任何协议。然而，不论布吕宁是否能使兴登堡回心转意，再选兴登堡当总统之举却是非办不可的，因为这至少可以避免德国在顷刻之间有发生政治崩溃的危险。布吕宁的计划的第一阶段是成功的。在1932年3月实行的总统选举中，第二次投票结果，兴登堡取得多数，击败了他的劲敌希特勒和共产党的台尔曼而再度当选。可是现在又必须应付国内经济形势和对欧关系了。裁军会议正在日内瓦召开，而希特勒又掀起了一个喧闹的运动来反对凡尔赛条约所带给德国的耻辱。

布吕宁经过深思熟虑，草拟了一个修改凡尔赛条约的远大计划；并且在1932年4月到日内瓦去，受到出乎意外的优渥款待。在他同麦克唐纳、史汀生和诺曼·戴维斯的谈判中，似乎颇有达成协议的可能。这次谈话的特殊基础，是德法“军务均等”。不过这个原则可以有各种保留意见的解释。头脑清醒的人居然会想到可以在这样的基础上建立和平，这确实使人感到惊讶。关于这个问题，在以后几章里还要讲到。假使胜利者在这一个关键问题上作出让步，那就很可能把布吕宁从逆境中拉出来。还可以有第二个步骤——更高明的一步——大概就是为了欧洲的复兴而把赔款取消。假使实行这种解决办法，那就一定会把布吕宁的个人地位抬高到胜利者的地位了。

美国的无任所大使诺曼·戴维斯，曾打电话给法国总理塔迪厄，请他立刻从巴黎赶到日内瓦来。哪晓得布吕宁真是不幸，塔迪厄已经得到了另一个消息。这时施莱歇正在柏林大肆活动。他刚巧抢先一步警告法国大使，叫他不要同布吕宁谈判，说是布吕宁马上就要倒台了。同时也可能是塔迪厄担心在“军备均等”这个方案下法国所处的军事地位。不管怎样，塔迪厄没有去日内瓦，布吕宁亦于5月1日返回柏林。

布吕宁在这样一种情势下两手空空回到柏林，对他来说却是致命的。为了应付在德国内部有巨大威胁性的经济崩溃，必须采取剧烈的甚至不顾一切的手段。但布吕宁这个已失去民心的政府，已经没有采取这些手段所必需的力量了。布吕宁在五月份足足奋斗了一个月。与此同时，塔迪厄在变化无常的法国议会政治中，亦被赫里欧取而代之了。

新的法国总理宣布他本人准备商讨在日内瓦谈判中所达成的方案。美国驻柏林大使奉命催促德国总理立即回日内瓦，不可有片刻拖迟。5月30日晨，布吕宁接到这个电报，但在这时，施莱歇的努力已告成功。兴登堡听了他的话，决定解除布吕宁的总理职务。就在这一天的早晨，当美国的邀请电报（充满着希望但措词并不审慎的电报）送到布吕宁手中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的命运已成定局；到中午时分，他便提出辞职，以免正式明令免职。在战后的德国中，最后一个或许可以使德国人民享受安定和文明的宪政并走向睦邻邦交之路的政府，就这样结束了。假使没有施莱歇的阴谋和塔迪厄的延误，则协约国向布吕宁所提出的建议，肯定会救了布吕宁。现在这些建议，只好同另一个政府和另一个人来讨论了。

谢选骏指出：“双目失明的下士—出身寒微的领袖”，这就是丘吉尔对决希特勒的理由。因为一战结束的时候，希特勒还是双目失明的战败国下士，丘吉尔却是战胜国的部长了；况且希特勒只是出身寒微的革命领袖，而丘吉尔却属殖民主义的魔王世家——要丘吉尔向希特勒低头，那希特勒必须重走私生子威廉之路，直取伦敦、斩下蝇（英）王头。

【第五章　被蝗虫吃光的年代①】

1931—1935年

麦克唐纳—鲍德温联合政府——印度的瓦解——全德国的大动荡——兴登堡与希特勒——施莱歇作为补缺者失败了——希特勒当上总理——1933年2月27日国会失火——希特勒在选举中获得多数——新主人——质量上的裁军——1932年的德国——1933年英国空军预算——军备状态的均等——“麦克唐纳计划”——“感谢上帝幸亏有法国陆军”——希特勒退出国际联盟——纽约历险记——在恰特韦尔庄园的宁静生活——一些聪明的朋友——马尔巴罗的古战场——“普齐”——保守党的态度——远东的危机——日本进攻中国——责有攸归。

①四年后，精通《圣经》的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爵士引用《圣经》上一个生动的说法，把他接任工作的前一段凄凉的时期称为“被蝗虫吃光的年代”（《旧约》约珥书，第二章，第25节〕。（意即被荒废了的年代，丘吉尔意指在这段时期内希特勒上台，德国已开始重整军备，而英国在这段时期内却还在大谈和平、裁军，无所作为。）——译者

1931年大选所产生的英国政府，在表面上是英国历史上最强的政府，而实际上却是最弱的政府。首相麦克唐纳同他毕生致力创设的工党发生分裂，双方的对立情绪很深。他的政府，在名义上是联合政府，但事实上是保守党人占优势，因此，他虽身居政府首位，但倒也觉得清闲。鲍德温先生宁取实权，不在乎形式；他退居幕后掌握大权。外交大臣一职由约翰·西蒙爵士担任，他是自由党的领袖之一。内维尔·张伯伦先生主持内政部主要工作，他不久就继斯诺登先生任财政大臣。工党因未能解决金融危机而大受责难，在选举中惨遭严重打击，现在由极端和平主义者乔治·兰斯伯里负领导之责。在这个政府从1931年8月至1935年11月这四年多的执政时期内，欧洲大陆的整个形势已翻转过来了。

在新议会第一次集会时，政府要求对其印度政策作信任投票。关于这个问题，我当时提出了下面的修正动议：

该政策并不规定本院必须按威斯敏特法令的规定来制定一部印度自治领宪法……而且在这个期间，任何有关印度自治的问题都不得有损议会为了维持印度帝国的和平、秩序和良好的治理而担负的根本职责。

我这一次发言长达一个半钟头，大家都聚精会神地倾听，但对于这个问题，正如后来对于国防问题一样，不论人们怎么说，也不会有些微的变异。在这条次要的东方道路上，我们现在也走到了可怕的尽头：几十万可怜的人民，本来只期望在和平与公正的情况下谋生，现在却陷于厮杀之中。我大胆向各党的不了解情况的议员们说：

只要英国权力有一刻的松懈，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旧有仇恨就会死灰复燃，并有变本加厉以致达到极其狠毒之势。他们这种仇恨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在印度，终生比邻相居的民众，一旦被这种情绪所支配，就会彼此厮杀，男女老幼都卷进去。自从人们认为英国即将失去其统治并相信只要提出要求就可使英国撤出以来，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关系的恶化，是一百年来所未有的。

我们在议会的休息室里，仅能召集四十多人与下院三个政党相对抗。这必须视为在这条下坡路上的一个不幸的里程碑。

与此同时，德国全境在动荡之中，重大的事件接踵而来。

在1932年5月，布吕宁内阁下台后的一年之内，出现了很多事情。巴本和政治将军施莱歇，向来都一直企图凭机诈和阴谋来统治德国，但是现在这种机会已经过去了。继布吕宁任总理的巴本，希望取得兴登堡周围亲信和国会内极端国家主义派的支持。7月20日他采取了一个决定性的步骤。普鲁士的社会党政府被迫下台。巴本的对手正在积极图谋夺取权力。按照施莱歇的盘算，夺取权力的工具，乃是在希特勒的日益增长的名气和势力的后面，正在冲击着德国政治的那些阴暗和隐蔽的力量。他希望使希特勒运动成为德国陆军的驯服的仆人，并由此而使两者都归入他的掌握。施莱歇同纳粹冲锋队领袖罗姆的接触，开始于1931年，至第二年就发展为施莱歇和希特勒本人之间的更为正式的关系了。这两个人要取得政权，其唯一的障碍看来就是巴本以及兴登堡对巴本的信任。

1932年8月，希特勒奉总统密召到了柏林。向前跨进一步的机会似乎就在眼前。在这位领袖的背后，有一千三百万德国选民的支持。只要他开口，想必有显赫的官职。现在他所处的地位，和向罗马进军前夕墨索里尼所处的地位大致相同。可是巴本并没有理会最近的意大利历史；他有兴登堡的支持，并无辞职之意。高年的元帅接见了希特勒，但并没有产生好印象。“这个人想当总理？我可以委他当个邮政局长，他可以舔舔印有我的头像的邮票。”希特勒在宫廷的圈子里，并不具有他的竞争者们所具有的那种势力。

在国内，广大的选民浮躁不安，彷徨而无所适从。1932年11月，德国全境举行这一年内的第五次选举。纳粹党在选举中失势，由二百三十席减到一百九十六席，共产党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希特勒讨价还价的实力因此被削弱。也许施莱歇将军可以完全用不着他了。这位将军获得了兴登堡的谋士们的赞助。11月17日，巴本辞职，施莱歇继任总理，但这位新总理比较适合于在幕后操纵，却不擅长于公开执政。他得罪的人太多了。希特勒、巴本和德国国家人民党现在联合起来反对他；而共产党一方面在大街上和纳粹党格斗，另一方面又用罢工同政府作斗争，这更使施莱歇的统治成为不可能。巴本运用了他个人对兴登堡的影响力量。为抚慰希特勒，把希特勒推出去做官，负起责任，这岂不是最妙的办法吗？兴登堡最后勉强同意了。于是，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就任德国总理。

那些将会或可能会反对新秩序的人不久就尝到这位新主人的手段。2月2日禁止德国共产党的一切集会和示威，在全国各地开始搜查共产党的秘藏武器。1933年2月27日晚，形势达到了高潮。国会大厦忽然失火，褐衫队、黑衫队，以及其他附属组织奉命出动。一夜之间有四千人被捕，其中包括共产党的中央委员。这些措施是由新就任普鲁士内政部长的戈林负责办理的。这是为下次选举做准备，以确保挫败新政府的最厉害的敌人——共产党。组织选举运动是戈培尔的工作。他当然是手段高超，热情奋发的。

但是，在德国，仍有许多势力对希特勒主义不愿接受，或坚决反对，甚至是积极反对的。选举的结果，共产党获得八十一席，有许多人在徬徨痛苦之中投了他们的票；社会党得一百一十八席，中央党得七十三席，在巴本和胡根堡领导下的与希特勒结成同盟的德国国家人民党获得五十二席。为数较少的右派中心集团分得三十三席。纳粹党获得一千七百三十万票，二百八十八席。选举结果使希特勒和他的盟友德国国家人民党得以操纵国会。希特勒不择手段，用尽了种种阴谋诡计，才能在德国选民中得到这一多数选票。按照通常文明国家议会政治的情况，这样庞大的少数，对国家是会有巨大的影响，其本身也会受到相当的重视的。但在新的纳粹德国，少数派现在就要领教到，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权利可言。

1933年3月21日，希特勒在波茨坦靠近腓特烈大帝墓陵的驻军教堂内召开第三帝国的第一届国会。在教堂正中就座的有：象征德国威力绵续的陆军代表和复兴的德国的新显贵冲锋队和党卫队的高级军官。3月24日，国会的多数压倒或压服了一切反对派，以四百四十一票对九十四票通过把全部紧急措施权力授予希特勒总理，以四年为期。议决案宣布时，希特勒朝着社会民主党的席次喊道：“我再也用不着你们了。”

这次选举搞得兴奋热烈，欢欣鼓舞的国社党队伍，在柏林的大街上举行火炬游行。当队伍经过他们的领袖面前，行异教徒式的敬礼。这是一个长期的斗争，对于外国人，尤其是对于那些不知战败痛苦的人来说，是很难理解的。希特勒终于来到了，但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希特勒从失败的深渊唤起了潜伏在欧洲这一个人数最多、最有作为，但残酷、矛盾和不幸的民族之中的隐蔽而狂暴的愤怒。他召来了一个要吞食一切的莫洛克神的可怕偶像，而他则成了这个神的祭师和化身。至于如何以难以想象的残暴和凶狠下流的手段来形成这种仇恨与暴政的机构，以及如何使这种机构趋于完善，那就不在我所要叙述的范围之内了。在这里有必要向读者提出的只是，在这个仍然懵懵懂懂的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这个新的可怕事实：德国在希特勒统治之下，而且德国正在武装起来。

正当德国发生这些极其严重和不祥的变化的时候，麦克唐纳—鲍德温的政府迫于财政危机，却认为必须在若干时期内把已经够少的军备加以大大削减和限制。他们对于欧洲出现的令人不安的征兆，则始终置若罔闻。麦克唐纳和他的保守党及自由党的同僚热心地致力于胜利者的裁军，使之减缩到同凡尔赛和约强加于战败国的裁军相等。他们曾在国际联盟和通过一切可行的途径提出一系列的建议。在法国方面，虽然它的政治状态还是毫无意义地不断更迭，但它却坚定地保持法国的陆军，把它作为法国和所有盟国的生命的中心和支柱。这种态度不论在英国或美国都受到抨击。报纸和公众的舆论完全不去面对事实，而且这股逆流又是十分强大的。

1932年5月，当各党在下院对裁军的美德大加赞赏的时候，外交大臣提出了一个把武器分为应准予保持和应予废止两类的新的划分界线。他称之为“质量上的裁军”。这种说法适足以暴露其荒谬而难以使议员信服。我说：

外交大臣告诉我们，要把武器分为进攻性和防御性两个范畴是困难的。这当然是对的，因为几乎每一种可以想象到的武器，既可以用作进攻，也可以用作防御；既可以由侵略者来使用，也可以由被侵略的无辜的受害者来使用。为了使侵略者在进行侵略时有较大的困难，说是把重炮、坦克和毒气归入进攻性武器这一个罪恶的范畴。但1914年德国入侵法国达到高潮的时候，并没有使用这些武器。重炮被称为“一种进攻性的武器”。在要塞中设置重炮是完全可以的；它在那里，其性质是属于善良的、和平的；但是，如果移到战场上去——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它当然会被搬到战场去的——它就立刻变成恶劣的、罪恶的和黩武的了，而且必须被视为人类文明所不允许的。以坦克为例，德国人在入侵法国之后，深挖战壕；在两年之内击毙一百五十万试图解放法国领土的法英两国士兵。坦克的发明，是为了制服德国人用来守住在法占领地的机关枪火力，在赶走侵略者的战斗中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现在，很明显，德国为了保持所占领的法国十三个省而使用过的机关枪，要被视为善良的、防守性的机关枪，而用来保住协约国许多人的生命的坦克，却要受到一切公正和正直的人的责备和咒骂……

比较正确的分类，我想，应该禁止的武器，就是那些在使用时会漫无目标的武器，这些武器不仅导致战场上战斗人员的伤亡，而且导致远离战场的居民，男的、女的和儿童的伤亡。在我看来，这才是在日内瓦开会的各国有希望获得谈判结果的方向。……

在末了，我第一次正式提出战争临近的警告：

德国的军事力量如果同法国的相接近，我将深以为憾。有人认为这种接近好像有道理，甚至认为这是对德国的公平待遇，他们都是低估了欧洲局势的严重性。我要对那些希望看到德法军备均等的人进一言：“难道你们想打仗吗？”就我个人来说，我衷心希望我这一辈子或者我的孩子一辈子也不会看到德法军备相接近的情况。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意味着我不尊重或不敬佩德国人民的伟大品质，但我可以肯定，德国应取得与法国相等的军事地位的这种议论，如果一旦见诸于事实，就一定会把我们带到不堪设想的灾难中去。

1933年3月的英国空军预算，表明了政府以及在野的自由党和工党对于当前局势的演变完全缺乏认识。我不得不说话了（1933年3月14日）：

我听到次官说，我们只是居第五位的空军国家，十年计划要推迟到明年才实行。我深感遗憾。我听到他自豪地宣称空军部在本年内没有成立过一个新单位，这使我引以为忧。事态的发展使这些想法越来越显得荒唐。我们应该听取忠告，以更多的精力去加强我们的空防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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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谓的联合政府之下，英国的舆论显得越来越放松对德国的戒备。1931年7月21日，法国毫无结果地在一个备忘录中正确指出：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继德国单方面废除军备之后，各国将实行普遍裁减军备这个一般性的保证，并不构成一种条约义务，更不是不管时势和环境如何都必须强制履行的义务。然而，当1932年出席裁军会议的德国代表团明白提出要求取消对他们重整军备权利的一切限制时，竟得到英国报纸的有力支持。《泰晤士报》称之为“对不平等待遇的适时补救”。《新政治家报》称之为“对各国平等的原则的无条件承认”。这就是说，应该准许七千万德国人重行武装，准备战争，而最近一次艰苦战争中的胜利者却不许提出任何反对意见。这是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的平等地位，是三千九百万人口的法国与比其几乎多一倍人口的德国之间的平等！

英国的姿态给德国政府壮胆，他们把这种姿态看作是民主和议会制的社会给一个北欧种族所造成的根本的软弱性和根深蒂固的颓废性。他们有希特勒的民族运动为其后盾，采取了一条傲慢的路线。七月间他们的代表团挟起公事包，退出了裁军会议。此后，用好话来劝请他们回到会议桌上来，就成了胜利的协约国的主要政治目标。十一月，在英国的持续的重大压力之下，法国提出了名称有欠公允的“赫里欧计划”。计划的要求就是把所有欧洲国家的国防军改编为短期服役并在人数上有一定限制的军队，承认各国地位平等，但并不一定要接受实力平等。不过既然承认了地位平等，则无论在原则上和事实上结果也得接受实力平等。这使协约国政府可以给德国提供“在保障各国安全的体制之下的平等权利”。

法国在某些幻想性质的保证之下，勉强接受这个没有意义的公式。这样，德国就同意回到裁军会议上来。这件事被歌颂为一个值得重视的和平胜利。

英国政府受流行的舆论的推动，于1933年3月16日提出了一个以其发起和草拟者命名的“麦克唐纳计划”。它以接受法国的短期服役军队的概念为出发点（当时规定服役期为八个月），并进而为每一个国家的军队规定确定的人数。法国的陆军应由平时编制的五十万人减为二十万人，而德国则应扩充到与这个数字相等。德国此时的军事力量，虽然还缺乏受过训练的大量后备队伍，因为这是只有靠逐年征召一定数额人员入伍才能做到的。但是，德国可能已经有了总数在一百万以上半武装的热心的志愿兵，他们从改装的和部分改装的工厂里得到许多最新式的武器来装备。

在第一次大战结束时，法国也同英国一样，存有大量重炮，而德国军队的大炮，事实上都已按照和约炸成碎片。麦克唐纳先生为了补救这种明显的不平等，提议把机动炮队大炮的口径限为一百零五公分或四点二时。现有口径六吋以下的大炮仍得保留，但此后的补充替换必须以四点二时为限。英国的利益与法国的不同，直到1935年提议举行新的海军会议时之前，它可以由于保持和约中对德国海军军备的限制而取得保障。在协定规定的期限内，德国不准保有军用飞机，但三个协约国都得把空军裁减为每国只能有五百架飞机。

我对这种损害法国军事力量并使法德两国搞成平等的企图深为不满；1933年3月23日，我在议会说：

我怀疑现时强迫法国接受这个计划是否明智。我不认为法国会表示同意。他们对于德国所发生的事情以及对于他们一些邻国的态度，一定会感到极大的关切。几年以来，我一直在说：“感谢上帝，幸亏有法国陆军。”在这个令人焦虑的月份，我相信大概有许多人也这么说了。当我们看到德国的情形，当我们以惊讶和悲痛的心情看到凶狠和黩武精神的喧闹动乱，残忍地虐待少数派，废除文明社会所具有的正常保障，仅仅以种族为理由迫害大批人——当我们看到所有这些事情发生在世界上最有天赋、最有学识、科学最发达的强大国家时，我们不得不引以为幸的是，是德国尽情发泄的这种凶恶的情绪，除了向他们自己发泄之外，还没有向别的地方发泄。在我看来，在目前这个时候，要求法国把军队减去一半，而德国则增加一倍，要求法国把空军减少一半，而德国空军则保持现状，这个提议，至少在目前，法国政府很可能认为有点不合时宜。计划中关于陆军和飞机的实力所规定的数字，保证法国所能有的飞机数额，同意大利所能有的飞机数额相等，而对于德国所能有的空军力量，却没有给予规定。

在同年4月，我又说：

德国要求武器平等，陆军与海军的组织平等，我们听有人说，“你不能使这样一个大国长久处于卑下的地位。别人有的东西，他们也得有。”对于这种说法，我始终是不同意的。

这是最危险的要求。生命中没有永恒的东西，然而，只要德国在它的怨恨和不满还未消除，还抱着我们不幸看到过的那种情绪时，就真的获得与其邻国完全相等的军事力量，那么，可以肯定，我们自己也将面临计日可待的欧洲大战的重新爆发。

……大战后我们听到一种说法，说是德国会成为一个议会民主制的民主国家，从而使我们享有安全保障。所有这些，现在都荡然无存了。现在有的是最严酷的独裁。有的是军国主义和唤起各种战斗精神的方式，如从各高等院校重新提倡决斗直到教育部指示各小学可以充分使用鞭子等情况。有的是这些好勇斗狠的现象，还有许多议员都谈过的对犹太人的迫害……

我现在先放下德国，来谈谈法国吧。法国不仅是在欧洲唯一尚存的伟大的民主国家，而且我很高兴地说，它还是一个在军事上最强大的国家。法国是几个国家和民族联成的体系的领袖。它是从比利时绕弯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这整个新月形地带中各个小国的保证人和保护者。它们全都指望着法国。如果英国或其他大国采取任何足以削弱法国外交上或军事上的安全的步骤，那么，所有这些小国就一定会大为震惊和愤怒。它们害怕这个在中部的保护力量会被削弱，如果这样，它们就只好俯首听命于那个条顿人大国了。

如果人们认为这些都是无可置辩的事实，那么，对于由尊敬的先生们来组成的负责政府竟然会采取这些行动，而舆论界也竟然会这样一窝蜂地加以支持，就很难令人理解了。这好像蒙了一床鸭绒被，捂得令人窒息。记得当我在下院中说到“感谢上帝，幸亏有法国陆军”时，我特别注意到各方面议员们脸上那种难堪和反感的神情。所有的话都是白费唇舌。

但是法国顽强地坚持，必须过四年之后才销毁他们的重武器。英国政府接受了这个修正，但条件是法国必须同意在即将签订的一项文件中明确规定销毁他们的大炮。法国答应了。1932年10月14日约翰·西蒙爵士对前几个星期德国改变态度一事埋怨一阵之后，在裁军会议上提出了这些建议草案。结果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现在已任总理并成为德国主人的希特勒，一旦掌握权力就发出了各项命令，要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军事训练营或工厂，都大胆向前赶。他已感到自己的地位十分巩固。他甚至懒得理会向他提出的堂·吉诃德式的建议。他以轻蔑的态度命令德国政府一起退出裁军会议和国际联盟。这就是“麦克唐纳计划”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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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的愚蠢和法国政府的软弱，确实少有，但在这个可悲的时期里，他们也确实反映了两国议会的意见。美国也逃不了历史的责难。他们只顾自己的问题，专心致志于自由社会的各种各样利益、活动和事变，对欧洲所发生的重大变化，只是张大嘴呆看着，以为这不关他们的事。为数相当多的精明干练而素有训练的美国官员，虽有他们自己的见解，但对于美国外交政策那种缺乏先见之明、对欧洲事态采取漠然处之的态度，并无显著的影响。如果美国运用了他们的影响，就有可能激发英法两国的政治家，促使他们行动起来。国际联盟过去虽已不断遭受挫折，但仍不失为一个庄严的机构，它本来是可以用国际法的制裁来对付希特勒的新的战争威胁的。可是在这种紧张状态下，美国人不过是耸耸肩膀而已。于是，不到几年，他们不得不大量付出新大陆的鲜血和财富，以求自救，俾能免于危亡。

在七年以后，我在图尔目击法国的苦难时，所有这些仍在我的脑海里；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在他们提出要单独媾和的提议时，我只说些安慰和保证的话。我现在引以为快的是，这种保证现在已经履行了。

在1931年初，我安排了在美国做一次范围广泛的演讲旅行，到了纽约。在那里，我遇到一次几乎把命都送掉的严重意外事故。12月13日，我去拜访伯纳德·巴鲁克先生，车子停了以后，我搞错了，在靠马路的一边下了车，我横过第五街时，根本没想到美国车行靠右的规则刚巧和欧洲相反，也没有注意到在那时英国尚未采用的红灯信号，结果被汽车猛烈碰撞。我变成残废达两个月。后来，我在巴哈马群岛的拿骚养病，逐渐恢复，慢慢才可以缓步行走。在这种情形之下，我走遍美国全境做了四十次演讲。整个白天在火车上睡觉，晚上向人数众多的听众演说。总之，我认为这是我毕生中所经历过的最辛苦的时期。在这一年中，我的身体相当衰弱，但是，慢慢地我的体力还是恢复了。

与此同时，在国内方面，国家的生活无声无息地走向下坡路。在议会，鲍德温先生采纳和拥护麦克唐纳先生印度法案的主要原则，并由新任印度事务大臣的塞缪尔·霍尔爵士把法案提交下院。西蒙委员会的报告被置之不理，也没有让议会有辩论这个法案的机会。我和其他大约七十位保守党员，组织了一个叫作“印度保卫同盟”的团体，在此后的四年内，如果政府的印度政策超出西蒙委员会的建议，就予以反对。我们把问题提到党的会议上，斗争到底，并得到人们相当大的支持，有时比数很接近，不过经常仍居少数地位。在野的工党，在印度问题上，在议会中投票赞成政府，像在裁军问题上的情形一样，它成为执政党和在野党左右两方坐在前排的头头们之间的纽带。两党头头们的支持者构成了绝大多数，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团体，把我们斥为“死硬派”。希特勒的崛起，纳粹党支配了整个德国，德国武装力量之迅速的活跃的发展，使我同政府和国内各党之间的分歧进一步加深。

从1931年到1935年这几年中，我除了为大局焦虑之外，在个人生活上还是很愉快的。我以口授写成的文章来维持生活，这些文章不仅在英美两国的报纸上，而且当希特勒的阴影尚未降临之前，在十六个欧洲国家报纸上广泛刊载。我的生活确实是既动口又动手。在这时期内，我陆续写出《马尔巴罗传》一书的各卷。同时我不断考虑欧洲的局势和德国重整军备的问题。我大部分的时间住在恰特韦尔庄园。生活过得很有趣。那里有两所小屋和宽阔的菜园的围墙，大部分是由我亲手砌成的。此外我还筑成各种假山、喷泉和一个可以把水过滤澄清的大游泳池，还可以加热以补充变化无常的阳光。因此，从早到晚，我没有一刻沉闷和懒散。我同我快乐的一家在家中度过平静的生活。

在这几年中，我时常见到牛津大学实验哲学教授林德曼。

他早就是我的老朋友了。我在第一次大战结束之时初次与他相识，在战时他以进行过许多空中试验而著称，这些试验本来是胆子特大的驾驶员才能进行的，目的是克服那时由于“螺旋下降”几乎产生的致命危险。自1932年以来，我们的接触更密切了，他常常从牛津开汽车到恰特韦尔同我呆在一起。在那里我们多次谈到看来逐渐逼近的危险，一直谈到深夜。林德曼，他的朋友们称他为“教授”，后来成为我的现代战争科学顾问，尤其是在空防以及各种涉及统计的问题上，成了我的主要顾问。这种愉快的和有益的友谊，在整个战争时期中仍然继续着。

我的另一挚友是德斯蒙德·莫顿。1917年当陆军元帅黑格挑选刚从战场调回来的青年军官来充实他自己的幕僚时，德斯蒙德作为炮兵的精选人选而被推荐给他。在那年最激烈的春季战斗中，他曾指挥法国阿拉斯前线的前沿炮兵。他除了获得军事十字勋章外，还有一个独特的荣誉，子弹穿过他的心脏，虽然子弹还留在他身体里，但他还活得很快乐。1917年7月，我任军需大臣时，我常以总司令的客人的身分访问前线，德斯蒙德·莫顿是总司令的亲信副官，常奉命与我偕行。我们参观了战线的许多部分。在这些有时很危险的旅行中，以及在总司令的房子里，我对这位卓越而勇敢的军官产生了极大的尊敬和友谊。1919年，当我出任陆军和空军大臣时，我委派他在情报处担任要职，他一直干了好些年。他是我的邻居，距恰特韦尔仅一哩之遥。他经麦克唐纳首相的允许，可以很自由地和我谈话，使我知道许多事情。他在那时以及后来在战时直到我们获得最后胜利为止，始终是我最接近的顾问之一。

我和拉尔弗·威格拉姆也建立了友谊，那时他是外交部的红人，是外交事务的中心人物。他在部里达到了有资格对政策发表负责意见的地位，对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接触，他可以有范围很广的自由处理权。他是一个惹人欢喜和什么都不怕的人，他的以深奥学识为基础的信念，成了他生活中的支配力量。他同我一样清楚地看到，可怕的危险日渐迫近我们，但他比我有更为确实的情报。这种共同的认识促使我们彼此接近。我们常在北街他的小房子里聚会，他和他的夫人也常去恰特韦尔我的家里。同其他高级官员一样，他以充分的信任来同我谈话。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形成和加强对希特勒运动的看法。那时我在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已有许多联系，这使我能够给他相当数量的情报，供我们共同研究。

自从1933年以后，威格拉姆对政府的政策和事态的演变深感忧虑。虽然他的上司对他的能力日益器重，而且他在外交部的影响亦有所增长，但他还是一再想辞职。他的谈话非常有力量而得体，凡是曾经和他接洽过重要事务的人以及其他许多人，对他的见解都越来越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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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好些年，我竟然能够在这个小圈子里进行透彻而深刻的讨论，对于我，也许对于国家，都有重大的价值。而在我这方面，也收集和提供了大量的国外情报。我和法国几个部长以及法国政府历届元首都有密切的联系。那位《晨邮报》著名社论作家的儿子伊恩·科尔文，是《新闻纪事报》驻柏林的记者。他深深进入到德国政治之中，同德国几个重要的将军以及一些看出希特勒运动将招致国家毁灭的性格高尚的有身分的人，发生极为秘密性质的接触。有几个德国上层人物从德国来找我，向我倾吐他们内心的愤慨和痛苦。这些人，大多数在战争时都给希特勒处决了。我也从其他方面来查证和提供关于我们整个空防局势的资料。这样，我就和许多内阁大臣一样熟悉情况了。我从各方面得来的材料，尤其包括从国外联系中得到的材料，我都经常向政府报告。我同各位大臣和许多高级官员的个人关系，是密切而无拘束的；我虽常常批评他们，但我们之间仍旧维持同志式的精神。在下文就可以看到，他们正式让我看了许多极其机密的资料。从我担任政府高职的长期经验中，我也知道一些国家的绝密材料。所有这些，使我可以不凭报纸所载消息来确定和保持我的见解，虽则明眼人从报纸上亦可窥索出许多问题。

在威斯敏斯特议会里，我继续提出印度问题和德国威胁问题这两个主题。我时常在议会发表警告性的演说。这些演说虽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不幸并没有使挤在一起的迷惑不安的两院听众有所醒悟而行动起来。关于德国威胁的问题，同对印度问题一样，我在议会中找到一群朋友合作。它的组成分子与“保卫印度同盟”不大相同。奥斯汀·张伯伦爵士、罗伯特·霍恩爵士、爱德华·格里格爵士、温特顿勋爵、布雷肯先生、克罗夫特爵士，以及其他几个人，组成了我们的集团。我们经常定期聚会，基本上汇集了我们的情报。大臣们对于这一个由他们自己的拥护者和以前的同事或上司所组成的有影响的但并非不友好的团体，还是颇为重视的。我们随时可以引起议会的注意和发起正式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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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读者原谅，让我以较轻松的心情讲一讲我个人的一件题外事情。

1932年夏季，为了写我的《马尔巴罗传》，我访问了他曾在尼德兰和德国打仗的古战场。我全家连同“教授”一起同行，沿着1705年马尔巴罗从尼德兰到多瑙河的著名行军路线进行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我们在科布伦茨渡过莱茵河。当我们一路经过这些美丽的地区，经过一个又一个古代名城的时候，我很自然地去打听希特勒运动的事情，我发现这是每一个德国人心目中的最主要的事情。我感受到希特勒的气氛。我在布伦海姆的田野走了一天之后，乘车到慕尼黑，在那里住了差不多一个星期。

在里吉纳旅馆里，一个不速之客来拜访我们中间的一些人。他是汉夫施滕格尔先生，他说了一大堆关于“领袖”的事，看来他同领袖有密切的关系。看上去他是一个精神饱满而又健谈的人，操着流利的英语，因此我就邀请他共进晚餐。

他给我们生动地讲述希特勒的活动和见解，他说得好像着了魔似的。他很可能是受命来同我接触的，显然一心要博取我的喜欢。吃完饭后，他走到钢琴旁边，又弹琴，又唱歌，弹唱了许多曲子，果然别具一格，我们得到极大的享受。他似乎完全知道我所喜欢的英国歌曲。他是一位极会应酬的人，而且当时我们也知道他是领袖所宠爱的人。他说我应该见见希特勒，而且再便当没有。希特勒先生每天五点钟左右都到旅馆来，一定很愿意和我谈谈。

当时我对希特勒并不抱有什么民族偏见。关于他的理论或著作，我只略有所闻，而对于他的为人，更是不了解。在国家战败时奋起的人我都很钦佩，即使我是他的对立面。如果他愿意，他自然有做一个爱国的德国人的充分权利。我一向要求英国、德国和法国都和睦相处。当我和汉夫施滕格尔谈话时，我随便说起：“你们的领袖为什么对犹太人这样残暴？

愤恨那些干过坏事或反对国家的犹太人，我是能够完全理解的；如果由于他们在生活的任何方面想实行垄断，因此加以反对，这也是我所能理解的，但是，单单为了一个人的血统便加以反对，这是什么意思呢？任何人对自己的血统，又怎么能够自己作主呢？”他一定把我这番话转告希特勒了，因为到第二天的中午，他带着很严肃的神情赶到我处，告诉我，他为我说好会见希特勒的事不能实现了，因为希特勒在那天中午不能到旅馆来。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普齐”（他的爱称），虽然我们在旅馆还住了几天。希特勒失去了和我见面的唯一机会。以后他大权在握，曾几次邀请我，但到那时，情况已发生很大的变化，我都谢绝了。

※※※

在这段时期，美国仍然全神贯注地致力于急速变化的国内事务和经济问题。欧洲和遥远的日本，凝视着德国军事力量的勃兴。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小协约国”和一些巴尔干国家越来越惶恐不安。法国因得到了关于希特勒活动和德国备战的大批资料，就更为焦虑了。我听说，法国对德国严重破坏和约的情况，有精确的记录，但我问过我的法国朋友，为什么不把这个问题向国际联盟提出，邀请——甚至召唤德国出席，要求它解释它的行动和具体说明它到底在做些什么，他们回答我说，英国政府一定不会赞成这一个惊人的步骤。这样，在一方面，麦克唐纳在鲍德温的政治权威的大力支持下，向法国劝说裁军，而英国更是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在另一方面，德国的实力则可以飞跃增长，公然采取行动的时刻越来越迫近了。

在这里，有必要替保守党说几句公道话。自从1932年以来，在每一次保守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由劳埃德勋爵和克罗夫特爵士等有声望人士所提出的关于要求立即加强军备以应付国外日渐严重的危机的议案，都获得几乎一致的通过。可是，这时在下院中的执政党议会领袖，对议会的控制是很有效的，而政府中的三个政党和在野的工党又是那么麻木不仁，视而不见，以致国内支持者的警告，以及时局的征兆和情报机构所获得的证据都不能触动他们。这是我们历史上一再发生的不幸时期之一，在这样的时期中，高贵的英国民族似乎从高位上跌下来，失去一切观念和目的，对外来危险的威胁畏缩不前，在敌人磨刀霍霍之时，却迂腐地空谈一些陈词滥调。

在这个黑暗的时期里，最卑劣的情感得到了各个政党的负责领袖们的接受或纵容。1933年，牛津大学俱乐部的学生，在一位叫作乔德先生的鼓动之下，通过了一项真够丢脸的决议：“本院绝不为国王和祖国而战。”这一类的插曲，在英国国内固然不妨一笑置之，但在德国，在俄国，在意大利，在日本，人们已深深感到英国已萎靡不振了，而且这种看法支配了他们的一些谋算。通过这个决议的傻孩子们绝没有想到，他们早已注定要在行将爆发的战争中，不是取得胜利，就是光荣牺牲，要在战场上证明他们自己是英国迄今最优秀的一代人；而他们的长辈，由于没有机会在战场上来自赎，恐怕就找不到什么宽恕的理由了。①

①我忍不住要讲一个故事。有一次，在牛津大学俱乐部的牛津大学保守党协会的大会上，他们请我演说。我当时推辞了，但我表示愿意给他们一个小时，由他们向我提问题。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你认为德国是上次战争的罪魁吗？”我说：

“当然是的。”有一位获得罗德斯奖学金的留学英国的德国青年站起来说：“对我的祖国如此侮辱，我不能再呆在这里了。”说罢，在一片喝彩声中大踏步走出会场。

我想他真是一个有志气的孩子。两年后，在德国因为发现他的祖辈中有一个犹太人，他在德国的前途就此断送了。

※※※

1933年11月，我们在下院又有一次辩论。我回到我的主要论题：

我们读到了（德国）超乎寻常地大量输入废铁、镍和军用金属的消息，我们读到了关于这个国家盛行全国的军国主义精神的一切消息；我们还看到他们正以一种嗜血的哲学来向青年灌输，这是自野蛮时代以来所未有的。看到这些正在活跃起来的力量，我们不要忘记，这就是曾经同整个世界作战并且几乎把世界击败的那一个强大的德国，在那次战争中，它以一个人的生命换取对方两个半人的生命。①如果你知道了这些准备、这些理论和这些公开提出的主张，就难怪德国周围各国都感到惊慌失措了……

①俄国的损失还不包括在内。

当在欧洲方面，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在战争实力的对比上出现了这种可怕的转变的时候，在远东方面，非侵略的和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也出现了完全缺乏协调的情形。那里的事情成了欧洲事态恶化的复本，这都是由于从前的协约国和未来的同盟国的领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麻木不仁而造成的。

1929年到1931年的经济风暴，对日本的影响并不亚于对世界其他部分的影响。自1914年以来，日本的人口由五千万增加到七千万。它的冶金工厂由五十家增加到一百四十八家。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稻米的生产停滞不前，输入粮食又很昂贵。原料和国外市场的需要日益迫切。在严重的经济萧条期间，英国和其他四十个国家都越来越觉得不得不采取限制政策或关税政策，以抵制以不同于英美标准的劳动条件生产出来的日本货物。中国不仅一向是日本棉织品和其他工业制品的主要输出市场，也几乎是日本取得煤和铁的唯一的来源。因此，重新确保对中国的控制就成为日本政策的主要目标。

1931年9月，日本以一次地方性骚乱为借口，占领沈阳和南满铁路沿线各地。1932年1月，日本要求中国解散一切反日团体。经中国政府拒绝后，日本于1月28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以北登陆。中国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虽然缺乏飞机、反坦克炮和任何现代武器，但仍然坚持抵抗达一个月以上。至二月底，在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之后，他们不得不撤出吴淞口炮台，退至离海岸约十二哩的新阵地。1932年初，日本成立了满洲傀儡国。一年以后，中国的热河省又被兼并，而且日本军队深入到没有设防的区域，直达长城。这种侵略行动，是和日本远东势力的增长以及它在海洋方面所取得的新的海军地位相一致的。

日本对华的暴行，从第一枪开始就在美国引起最强烈的反对。但孤立政策却采取骑墙的态度。如果美国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那么，它就一定会领导国际联盟对日本采取集体行动，而美国自己也会在集体行动中成为国际联盟的主要委托国。在英国方面，它表示不愿意单独同美国采取共同行动；

他们也不希望在国际联盟宪章所规定的义务以外卷入反对日本的漩涡之中。英日同盟的终止，以及因此削弱了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及其长久建立起来的权益，使一些英国人士感到不满。英国政府当时正在为了严重的财政问题和欧洲局势的日渐紧迫而大伤脑筋，它在没有希望获得美国在欧洲方面相应的支持的情况下，在远东方面没有站在美国一边发挥重要的作用，也是未可厚非的。

中国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虽然它没有付清应缴纳的款项。它向国际联盟呼吁，完全是正义的。1931年9月30日，国际联盟要求日本把军队撤出满洲，12月，还指派了一个调查团赴当地调查。李顿勋爵被任命为该调查团的主席。他是名门世家的后裔。他过去曾任孟加拉省长和印度代理总督，在东方有过多年的经验。调查团一致通过的调查报告，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文件，是认真研究中日冲突的基础。满洲事件的全部背景，在报告中有仔细的叙述，提出的结论是明明白白的：满洲国是日本参谋部的人为产物，这个傀儡国家并不是根据人民的愿望而成立起来的。李顿勋爵及其同僚在他们的报告中，不仅分析了形势，而且提出了国际解决的具体建议。这就是宣布满洲自治，但它仍是中国的一部分，受国际联盟的保护；此外由中日两国订立一个全面的条约，规定两国在满洲的权益。国际联盟虽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这并无损于李顿调查报告的价值。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就这个文件写道：“它立刻成为、并且迄今仍然是报告所涉及的问题的极为公正的权威。”1933年2月，国际联盟宣布不能承认满洲国。国际联盟没有对日本进行制裁，也没有采取任何其他行动，日本却于1933年3月27日退出国际联盟。在上次大战中，德国和日本各在对立的方面；而现在则以完全不同的心情，彼此情投意合了。正当世界局势非常需要国际联盟的活动和力量的时候，国际联盟在道义上的权威却显出缺乏任何实质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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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认为，在这个性命攸关的时期里，不仅英国这个基本上由保守党执政的联合政府的行为，而且政府内外的工党或自由党人的行为，都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他们陶醉于悦耳的陈词滥调，而不愿正视不愉快的事实；只求哗众取宠，获得选票，而不顾国家的根本利益；真心诚意地爱好和平，可悲地相信单凭一心热爱就能为和平奠定基础；联合政府中两党的领袖显然都是理解迟钝；鲍德温先生对欧洲的情况毫无所知，一提到欧洲问题就感到厌烦；强烈的和平主义情绪支配着当时的工党；自由党人又热衷于不切实际的想法；

昔日的战时伟大领袖劳合·乔治未能继续为他的事业奋斗，甚至比这一情况更糟；全部做法都获得两院的压倒多数的支持：所有这些就勾画出一幅英国的昏庸愚昧、萎靡不振的形象。其中虽无诡诈，但罪责难逃；虽无恶意或阴谋，但对世界之陷入恐怖和悲惨的境地却起了明显的作用。这种恐怖和悲惨的情况，就当时已显示出的程度来说，已是人类经历中无可比拟的了。

谢选骏指出：丘吉尔挖苦他自己跌落政坛的十年就是英国“被蝗虫吃光的年代”……那时，老贼丘吉尔只能吃老本，无法偷香油。“好”在丘吉尔的救命稻草希特勒德国出现了——他的工作机会终于来了。要是没有希特勒，丘吉尔这段死定的朽木，就是无从获得“人生第二春”的了。表面上看，丘吉尔最恨的人就是希特勒，但在内心里，丘吉尔最该感激的人才是希特勒——若非希特勒这个后起的纳粹，丘吉尔这个纳粹前辈，早被埋没了。但是，忘恩负义的英国鬼子，从来不会感恩戴德，只会落井下石。

【第六章　日益阴暗的景象】

1934年

春季的警兆——7月30日德国的血腥清洗——裁军会议的结束——7月25日多尔富斯博士遇害——兴登堡之死——8月2日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意大利进退维谷——10月9日亚历山大国王和巴尔图在马赛被刺——11月赖伐尔出任法国外交部长——12月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在瓦尔—瓦尔地区发生冲突——1935年1月6日的法意协定——1935年1月13日在萨尔的公民投票。

1933年希特勒就任总理一事，在罗马并没有引起热烈的反应。纳粹主义被视为法西斯理论的一种粗糙的、野蛮化的翻版。大德意志对奥地利和东南欧的野心是众所周知的。墨索里尼预见到意大利与新德国对上述两个地区的利益将是不可协调的。他没有等待多久就得到证实了。

德国要取得奥地利，这是希特勒蓄谋已久的野心。在《我的奋斗》的头一页就有这样的一句话：“日耳曼的奥地利必须回到伟大的日耳曼祖国。”因此，纳粹德国政府从1933年1月获得政权那一天起，就把眼睛盯着维也纳。那时，希特勒还无力与墨索里尼抗衡，而后者在奥地利的利益早已是直言不讳的了。德国作为一个军事上依然软弱的国家，甚至连进行渗透和地下活动都必须谨慎从事。尽管如此，在头几个月里，德国就开始对奥地利施加压力。接连不断地要求奥地利政府硬把听命于它的奥地利纳粹党员塞进内阁和政府要职中去。这些奥地利纳粹分子是在德国巴伐利亚建立的奥地利兵团里受训的。他们无法无天地在铁路沿线和旅行游览中心扔炸弹，加上德国飞机在萨尔茨堡和因斯布鲁克上空散发传单，严重扰乱了奥地利共和国的日常生活。奥地利总理多尔富斯既遇到来自国内的社会党压力的对抗，又受到来自国外的企图破坏奥国独立的德国的阴谋反对。但这还不是奥地利国家的唯一危险。奥地利社会党人仿效德国这个邻国的恶劣榜样，建立了一支私人的军队，借此推翻投票箱的决定。在1933年，所有这些危险都逐渐呈现在多尔富斯面前。他唯一可以伸手求援并已得到支持的允诺的，只有法西斯的意大利。1933年8月，他在里西奥尼与墨索里尼会晤。他们之间在个人关系上和政治上都达成深切的谅解。多尔富斯相信意大利会保持不干涉态度，因而以为自己已有足够的力量来收拾他的一个对手——奥地利社会党了。

1934年1月，墨索里尼的主要外事顾问苏维奇访问维也纳，作为向德国提出警告的姿态。1月21日他发表如下的公开声明：

众所周知，由于奥地利位于中欧的心脏和多瑙河盆地，它的重要性远非它的领土面积的大小和人数的多少所能比拟。

如果它要完成多少世纪以来的传统及其地理形势所赋予的使命，那就必须首先得到独立自主与和平生活的正常条件的保证。这就是意大利在不变的原则基础上长期以来在对待政治和经济问题上一贯坚持的立场。

三个星期以后，多尔富斯政府对维也纳社会党组织采取行动。属于多尔富斯本人的政党并由费伊少校领导的“保卫祖国协会”，奉命去把奥地利社会党所控制的势均力敌的、并且也同样是不合法的队伍解除武装。后者猛烈抵抗，2月12日在首都进行巷战。几小时之内，社会党的武装力量被击溃。

这个事件不仅促使多尔富斯更加靠近意大利，并且使他更坚定地在下一阶段同纳粹党的渗透和阴谋活动进行斗争。但在另一方面，许多失败的社会党人或共产党人在愤恨中投向纳粹阵营。奥地利的情形同德国的一样，天主教与社会党之间的纷争，使纳粹党坐收渔翁之利。

※※※

直到1934年年中，英王陛下政府仍然不必冒战争风险就可以基本上控制局势。他们可以随时同法国合作，并且可以通过国际联盟的机构向希特勒运动施加强大的压力，而且在德国内部，对希特勒运动也还有很大的分歧。这样做本来是可以无须流血的，但是这个时机正在逐渐消逝。纳粹统治下的武装起来的德国正在日益逼近。说来难于置信，直到这重要的一年的年底，麦克唐纳先生在鲍德温先生的政治权力的支持下，还继续在做工作要法国裁军。我不得不援引2月7日我在议会提出的不被理睬的抗议：

比如说，假如我们裁减了法国的陆军，使之降低到与德国同等的水平，替德国争得平等地位；这种变化必然又会使欧洲引起情绪上的反应。然后，德国又会进一步说，“你们怎么能够使一个拥有七千万人口的大国不得拥有与海上最强舰队相等的海军力量呢？”要是这样，事情又将如何呢？你们到时会说，“不，我们不同意。陆军，那是别国的事。海军，这个问题影响到英国的利益，我们必须说，‘不行’。”但是，如果我们那时候说“不行”，我们又怎能站得住呢？

战争的爆发往往是来得很突然的。我曾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那时每一个人对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都极为焦虑不安，感到毫无把握，就像我们今天的情形一样。突然间，事情真的发生了——那是可怕的、迅速的，有如雷霆万钧，势不可挡。让我提醒下院回想1914年所发生的事情。那时德法两国并不存在什么争端。一个七月的下午，德国大使乘车到法国外交部，对法国总理说，“我们被迫发动对俄战争，马上就要宣战了。法国将采取什么立场呢？”法国总理回答说，他的内阁决定法兰西将按照它认为符合它的利益的原则行事。

德大使问道：“你们和俄国有盟约，是吗？”“是的。”法国总理答道。就这样，在几分钟之内，由于西方这两个大国各自投入一方，使本来在东方就已够严重的战场，一下子扩大了好几倍。有时甚至声明中立也无济于事。就我们现在所知，在上述那次会谈中，德国政府已授权它的大使，如果法国政府不对他们的俄国盟国履行义务，如果他们表示不愿卷入这一场德国决定要进行的战争，那就要求已宣布中立的法国把图尔要塞和凡尔登要塞交给德国军队接管，作为以后不改变主意的保证。……

我们，在座的各位，如果不是处在适当的安全保障之下，也许在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会遇到一位大使的光临，并且不能不给以一个答复，而一旦这个答复不合其心意，那么，几个小时之内，炸弹将在伦敦爆炸，建筑物倒塌，炮火和硝烟的弥漫，将向我们指出我们一向忽视的空防所存在的种种弱点。

我们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易受攻击。在战前，我常常听到对自由党政府的批评……现在，如果不幸发生了与我们愿望相违的灾难，那么，现在的当权者就应该遭到更为严厉的批评。

对过去的教训，毫不记取，也不运用，而所处的形势又比过去更为危险得多。那时我们有海军，又不存在空军的威胁。那时，海军是英国的“可靠盾牌”……现在我们不能那么说了。那个该死的、万恶的发明以及空中战争的发展，已使我们的处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已经不是二十年前一向过惯的那个岛国了。

于是我要求立即作出三项明确的决定，不容有所延误。在陆军方面，像全欧洲各国那样，改建民用工厂，以便能够迅速转为军事生产之用；在海军方面，我们应重新取得设计自由。我们应该废止伦敦条约，这个条约既妨碍我们建造我们所需要的舰只，也阻止美国建造它可能需要而我们又绝无理由反对的一艘巨型战列舰。由于伦敦条约国之一（日本）已决定恢复建舰的自由，这将对我们进行这件事情有所帮助；第三，在空军方面，我们应该有一支能够与法国或德国两者中较强的空军相匹敌的空军。政府在上下两院中都占压倒多数，所以他们没有什么事情会遭到拒绝。他们只要为了国家的安全，满怀信心和决心提出他们的建议，全国人民是一定会给予支持的。

※※※

在这个时候，在欧洲，出现了各国团结起来对付德国威胁的一线希望。1934年2月17日，英、法、意三国政府为维护奥地利独立提出了联合宣言。3月14日我又在议会发言：

我们现在的外交政策的最可怕的危险，就是我们不断要求法国裁减他们的实力。我们是怎样去劝他们的呢？我们说，“你们把实力裁减罢。”我们总是给他们这样的希望：如果他们在裁减实力之后，又遇到什么灾难，那我们就会设法援助他们，虽然我们也是两手空空，爱莫能助。我不能设想比这更危险的政策了。无论主张孤立或主张联盟，总有些理由可说。然而，削弱一个将与之订立同盟的大陆国家，而为了使大陆各国和解又使自己深深地陷进大陆纠纷之中，那就没有什么理由可说了。这样一来，什么也得不到，得到的只是两面不讨好。

罗马人有一句格言：“握紧你的武器，延长你的疆界。”但我们的格言似乎是：“裁减你的武器，增加你的义务。”还有，你朋友的武器也得裁减哩。

※※※

现在，意大利在作最后的尝试来实现前面所说的格言了。

3月17日，意大利、匈牙利和奥地利三国签订了所谓罗马议定书，规定三国中任何一国如遇外来威胁就进行协商。但希特勒的势力已日益强大，在5月6日，奥地利境内的破坏活动有变本加厉之势。多尔富斯立刻把这些恐怖事件写了一个报告，送交苏维奇，另外还附了一个牒文，哀叹恐怖行为破坏了奥国的商业和旅游业。

墨索里尼拿着这个文件，在6月14日赴威尼斯同希特勒作第一次的会晤。德国总理穿着一件褐色的胶布雨衣，头戴汉堡式帽子，从飞机上走下来，走进一队穿着闪耀的法西斯制服行列，率领这个队伍的，就是容光焕发、身体肥胖的墨索里尼。墨索里尼看见他的贵宾后，向他的副官轻轻地说：

“我不喜欢他那个样子。”在这一次奇特的会晤中，除了对于德国式和意大利式的独裁制度的美德互相赞扬一番之外，双方只是一般地交换了意见。墨索里尼对他那位客人的性格和语言，显然感到莫名其妙。他把他的最后印象归结为这几个字：“喋喋不休的和尚。”不过他确实取得了德国减轻对多尔富斯的压力的若干保证。会后，齐亚诺告诉记者说：“你们瞧，再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了。”

会议之后，德国的活动有所收敛，但这并不是墨索里尼呼吁之功，而是由于希特勒自己要专心处理国内问题。

※※※

取得政权后，元首同拥戴他上台的许多人之间就出现了严重的分裂。褐衫队在罗姆的领导下，越来越代表党内更革命的分子。在一些老党员中，例如热衷于社会革命的格利戈尔·施特拉塞，深恐希特勒一登高位就会被陆军、银行家和工业家等特权阶级收买过去。希特勒不会是第一个过河拆桥的革命领袖。在冲锋队（即“褐衫队”）的一般队员看来，1933年1月的胜利，意味着他们不仅可以自由掠夺犹太人和发国难财的人，也可以自由掠夺有钱人和社会中的既得利益阶级。

关于领袖背叛的谣言，很快就在党内一些人中间传开了。总参谋长罗姆，由于这种局势的推动，全力进行活动。1933年1月，褐衫队的人数有四十多万人。到1934年春，他招收和组织了近三百万人。希特勒在新的局面中，对这个庞大机构的发展深感不安；这个机构，虽然表示对他无限忠诚，其中大部分人对他又确实深为爱戴，但事实上褐衫队却开始逐渐脱离他的个人控制。在此之前，他有一支私人的军队，现在他拥有国家的军队了。他不打算以其中一个来替换另一个。他想二者兼而有之，并在必要时，使二者互相牵制，因此，他现在必须收拾罗姆。他对褐衫队的领袖们说：“我决心严厉镇压要推翻现存秩序的任何企图。我将以最严峻的力量来反对第二次革命的风潮，因为这势必导致混乱。任何人胆敢反抗已确立的国家权威，不管他地位高低，必将受到严厉的制裁。”

希特勒虽然疑神疑鬼，但对于所传那位慕尼黑暴动的同志的不忠，还是不能轻易相信。在过去七年中，这个人一向是他的褐衫队的总参谋长。1933年11月，当宣布党国合一时，罗姆就成为内阁的一员。党国合一的结果之一，就是导致褐衫队与德国陆军的合并。全国重行武装的迅速发展，使整个德国武装力量的地位和统率问题成了政治上的首要问题。1934年2月，艾登先生访问柏林，在会谈中希特勒暂时同意对褐衫队的非军事性质作出某些保证。罗姆同陆军参谋长布洛姆堡将军本来就经常发生摩擦，这时他深恐他多年以来所建立的党军会遭到牺牲。他不管对他的行为的严重性提出过警告，在4月18日公开提出明明白白的挑战：

我们所进行的革命，不是国家革命，而是国家社会主义的革命。我们甚至要在“社会主义”一词之下加着重点。我们的冲锋队是目前对抗反动倾向的唯一堡垒，因为他们是革命观念的绝对化身。褐衫队的战士从第一天起就宣誓要向革命的道路迈进，绝不动摇，直到实现我们的最终目标。

在这一次，他把褐衫队演说免不了的结尾“希特勒万岁”省去了。

在4月和5月，布洛姆堡不断向希特勒诉说褐衫队的骄横跋扈。希特勒必须在对他心怀不满的将军们和那些曾为他立过不少汗马功劳的褐衫队打手之间作出选择。他决定要将军们。在六月初，希特勒同罗姆进行了一次长达五小时的谈话，这是对罗姆抚慰和妥协的最后努力，但是对于这个野心勃勃的、心理变态的极端狂热分子，已无妥协的可能。在希特勒梦寐以求的神秘的特权阶级统治的大德意志，同罗姆所渴望的人民军队的无产阶级共和国这二者之间，隔着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在褐衫队体制之内，有一群人数较少而受过高级训练的骨干分子。他们穿黑色制服，称为党卫队，后来又称为黑衫队。这个组织，用意在于保护元首个人和担任特殊的机密工作。他们是由海因里希·希姆莱统率的。希姆莱是破落的家禽饲养场主出身。他预见到以希特勒和德国陆军为一方，而以罗姆和褐衫队为另一方之间的冲突已迫在眉睫。他想方设法把黑衫队投向希特勒的阵营。在另一方面，罗姆获得党内如像施特拉塞等有势力的人物的支持。他们看到他们的激烈的社会革命计划已被搁在一边。德国陆军也有它的叛逆者。前总理施莱歇对于1933年1月的耻辱和当时陆军将领没有推选他为兴登堡的继承人一事，始终耿耿于怀。在希特勒和罗姆的冲突中，施莱歇以为机会到来了。他轻率地向法国驻柏林大使暗示，希特勒的下台已为期不远。这是重演在布吕宁事件中他扮演过的角色，可是情况已变得更为危险了。

究竟是因为罗姆的政变阴谋已迫在眉睫才使希特勒不得不下手呢，还是因为希特勒和将军们害怕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才在他们掌握权力之时决心来一次彻底的清洗呢？这将长期成为德国争论不已的问题。按照希特勒的利益和胜利者一方的利益，当然要肯定这是个阴谋案件。事实上，罗姆和褐衫队不大可能走得那么远。他们只是一种有威胁性的运动，而还不是搞政变阴谋；但这两者之间的界线却是随时可以越过的。不过，那时他们正在组织力量，后来又受到对方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倒是真的。

事情发展得很快。6月25日，德国陆军奉令不得离开军营，黑衫队被发给了弹药。而在对方，褐衫队奉令处于戒备状态。罗姆经希特勒的同意，定于6月30日召集全体褐衫队高级领袖在巴伐利亚湖的维塞举行会议。29日，希特勒得到局势严重的警告。他坐飞机到戈德斯贝格，在那里他会见了戈培尔。戈培尔向他汇报柏林即将发生变乱的惊人消息。根据戈培尔说，罗姆的副官恩斯特曾接到举行起义的命令。这件事看来不大像，因为事实上恩斯特那时在不来梅，正要动身离开这个港口作新婚蜜月旅行。

希特勒根据这一个似真似假的情报，立即作出决定。他命令戈林主持柏林的事。他乘飞机到慕尼黑，决定亲自逮捕他的主要敌人。在这个生死关头，希特勒表现出一种可怕的性格。在整个飞行中，他坐在副驾驶员的座位上，全神贯注在狠毒的思索中。飞机在6月30日清晨四点钟在慕尼黑附近的一个机场降落。与他同行的除戈培尔外，还有十几个他的私人卫士。他乘车到慕尼黑褐色大厦，召见当地冲锋队领袖，并立即把他们逮捕起来。到六点钟，他带了戈培尔和少数卫士乘车到维塞。

1934年夏季，罗姆因病到维塞疗养。他选定为他治病的医生的私人小别墅作他的住所。选定这样一个地方作指挥部来策动马上就要举行的叛乱，可以说再糟糕没有了。这个别墅位于一条狭窄的死胡同的尽头，进出的人很容易被人看见。

别墅内没有一间可以供据说褐衫队领袖们即将举行的会议用的大房间。那里只有一架电话。这些事实都与暴动迫在眉睫的说法不符。如果罗姆和他的信徒们真的要进行叛变的话，那他们就的确太轻率了。

七点钟，元首的一列汽车开到罗姆的别墅门前。希特勒独自一个人，不带武器，径直地上了楼梯，走进罗姆的卧室。

两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将成为永远的秘密。这完全出乎罗姆的意料之外，罗姆和他的私人僚属束手就擒，没有出什么乱子。希特勒一帮人带着他们的俘虏乘车回慕尼黑。在路上，他们遇到一队载着武装褐衫队员的卡车，这批人是奉命到维塞去出席中午的会议，为罗姆捧场的。希特勒从他的汽车下来，召见他们的指挥官，以充分自信的权威，命令他把这些人带回去。他立刻服从了。如果希特勒迟了一个小时，或者这批褐衫队早到一个小时，那么，整个大局就完全不同了。

到了慕尼黑以后，罗姆和他的一伙人被囚禁于十年前他和希特勒曾被监禁的同一个监狱里。那一天下午，处决开始。

在罗姆的狱室中放了一枝手枪，但因为他不肯领情，于是狱门被打开了，几分钟内，他就被一排子弹打穿。在慕尼黑，整个下午断断续续地进行了枪决。行刑队八个人一班，时时轮换，使兵士的精神不致过度紧张。每隔十分钟光景，就可以听到一排枪声，一直持续了好几个钟头。

与此同时，在柏林方面，戈林接到了希特勒的指示，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但在首都这里，被害的人超出了褐衫队的系统。施莱歇和他的以身体掩护丈夫的妻子，一起在家里被枪杀。施特拉塞被捕后遭处决。巴本的私人秘书和亲信都被枪杀，但他本人，由于外人不得而知的原因而得以幸免。恩斯特被从不来梅抓回来，在柏林的利希特费尔德军营结束了他的性命。在柏林，同在慕尼黑的情形一样，整天听到行刑的枪声。在二十四小时中，德国境内有许多与罗姆阴谋无关的人也失踪了，他们由于私人挟嫌报复，有的还是因很久的旧怨而送掉了性命。例如，在慕尼黑附近的森林里，发现了镇压1923年暴动的巴伐利亚政府首长奥托·卡尔的尸体。此次被“清算”的全部人数，各方估计不一，约在五千人到七千人之间。

在这血洗日的下午，希特勒飞回柏林。屠杀正在不断扩大，现在到了加以制止的时候了。那天晚上，有些党卫队（黑衫队）员因为枪毙犯人过于热心而走过了头，自己也在被枪毙之列。到七月一日凌晨一点钟左右，枪声停止了。那天近晚，希特勒在总理府的阳台上出现，接受柏林群众的欢呼，群众中有许多人本来以为希特勒本人也给打死了。有些人说他面容憔悴，也有些人说他露出胜利者的神气。他也许二者兼而有之。他果断、无情，以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保住了他的目标，无疑也保住了他的性命。在那个所谓“大刀相搏之夜”里，保持了国社党德国的团结，使它得以为害全世界。

两星期后，希特勒在对他忠诚爱戴的国会上致词。他在长达两小时的演说中，为自己的行动辩护，说得头头是道。这篇演说表明他十分了解德国人的心理，也表明他具有无可置疑的辩才。这篇演说最精彩的部分是：

采取闪电般的快速行动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在这个决定性的时刻，我只有几个人在身边……几天以前，我还准备宽大处理，但在这个时刻，已无考虑宽大的余地了。叛乱总是按照铁的法律来加以镇压的，古往今来都是如此。如果有人指责我，问我为什么不通过正规法院对罪犯进行审判，那我只能对他说：在这个时刻，我肩负着德国人民命运的责任，因而我就是德国人民的最高裁判者……我不希望这个年轻的国家重蹈旧帝国的覆辙。我下令枪毙的那些人，都是这次叛乱的主要罪犯。

接着就是下面一段不伦不类但还生动的比喻：

我下令把毒疮烧光，剩下鲜肉。这些毒疮正毒害我们的国家生活的源泉，还毒害外面的世界。

专横暴戾的恶势力所进行的这次大屠杀，不管怎样去解释，都足以表明，德国的新主人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同时也表明德国的情况与文明国家毫无共同之处。一个以恐怖和血腥镇压为基础的独裁制度，现在已在世界上出现了。反犹太运动是那么残暴和肆无忌惮。集中营制度已大力推行，用以对付一切讨厌的或持不同政见的阶层。这一个插曲，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那时，德国重整军备的全部过程，已有明显的迹象，在我看来，它带有一种冷酷无情、阴森可怕的色调；它闪烁着，射出刺目的火光。

现在我们不妨暂时转回到下院来。在1934年6月间，日内瓦裁军会议的常设委员会无定期休会。7月13日我说：

裁军会议已成历史陈迹，这使我十分高兴。把裁军与和平混为一谈，那是极大的错误。有了和平，才能有裁军。可是，最近几年以来，一些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断恶化，恶意日益滋长，而且，尽管这些年来，人们持续不断地发表演说，下结论，好心多情，还经常举行各种宴会，但军备却在不断扩张，实际上是迅速扩张。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如果各国不再像现在许多国家那样感到处于严重危险之中，欧洲就会获得安全，那时，军备的压力和负担将自然而然地消除，就像在长期的太平盛世所应有的情况一样；那时，根据普遍的同意来签署这类性质的提议，也是很容易做到的。

我确实希望，政府迫使爱好和平的、不实行军国主义的法国削弱武装力量的时期已告结束。我引以为幸的是，法国始终没有接受从各个方面多次向它提出的劝告，这些劝告，我们的反对党领袖〔兰斯伯里〕肯定会十分同意的。

在我们这一生中，我们不会只看到这一个德国。但我们必须考虑到，在目前，三两个可以说是不顾死活的人掌握着那个强大的国家，掌握着那个有高度科学知识、有智慧、驯良而勇敢的民族，人口达七千万；那里不同于君主制度，因为君主制度经常要考虑到它的长远利益，有许多顾虑，因而在决定政策时就比较稳重；在那里，根本没有公众舆论，有的只是无线电广播和受严格控制的报纸这些可怕的新闻机器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德国的政治和我们这里完全不同。在那里，你不能辞职去当反对派。你不能离开政府席位去找个普通议员席位来坐。你很可能忽然接到通知，要在一刻钟之内离开你的高级职位，把你送到警察局去，接着你可能很快就受到比撤职还要严厉得多的判决。

在我看来，处在那种地位的人，很容易受到某种诱惑，做出军事独裁还不至于做的事情。因为军事独裁固然有许多缺点，但毕竟是以对客观实际的精确研究为基础的。而那种独裁则比军事独裁危险得多，因为那些人，为了摆脱国内的严重危机，可能轻易对外进行冒险，使整个世界蒙受惨绝人寰的灾祸。

※※※

做这种冒险的第一次诱惑，不久就出现了。

1934年7月初，由巴伐利亚至奥地利的山路上，来往行人络绎不绝。7月底，有一个德国信使，落入奥国边防警察的手中。他身边带有许多文件，包括秘密电码，由电码得知有一个即将举行的全面的暴动计划。政变的组织者是当时奥国驻意公使安东·林特伦。但多尔富斯及其阁员对于危机迫近的警告以及25日清晨显然可以看出的即将发生变乱的迹象却反应迟钝。那天早上，维也纳的纳粹党徒集中待命，到下午一点钟，一队武装的叛乱分子冲入总理府，多尔富斯身中两弹，流血不止，没有人去救护他，只是等死而已。另一队纳粹分子占领了广播电台，宣布多尔富斯政府辞职，由林特伦继任。

但多尔富斯内阁的其他成员，采取了坚决有力的行动。总统米克拉斯博士发出正式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恢复秩序，并由许施尼格博士掌政。奥国军警大多数人都拥护政府，他们围攻被少数叛乱分子占据的总理府，其时多尔富斯在一群叛乱分子手中，业已奄奄一息。当时奥国各省也发生叛乱，在德国巴伐利亚的奥地利兵团的各个分队也越界入境。这时墨索里尼听到了奥国政变的消息，他就立即打电报给奥地利“保卫祖国协会”领袖斯塔亨堡亲王，答应意大利一定维护奥国的独立。他特地飞往威尼斯，接见多尔富斯的未亡人，表示衷心的同情和慰问。与此同时，有三个意大利师奉命开到布伦纳山口。希特勒到此地步，知道他的力量有限，就缩回去了。与暴动有牵连的德国驻维也纳公使里特和一些德国官员被奉命召回或解职，暴动就此失败了。还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部署，于是在最近的血洗中幸存的巴本，就被任命为德国驻维也纳的公使，奉命要用更巧妙的方法进行工作。

巴本之被任命为驻维也纳的公使，其明显的目的，就是要策动对奥地利共和国的颠覆活动。他负有双重任务，第一，鼓励在地下活动的奥地利纳粹党，此后每月发给津贴经费二十万马克；第二，推翻或收买奥国政治上的重要人物。在他受命之初，他不怎么掩饰自己，几乎可以说是轻率地对维也纳的美国公使泄漏秘密。美国公使向本国报告说：“巴本以最大胆和最无所谓的态度告诉我，全部东南欧到土耳其边界都是德国的天然腹地，他负有任务把这整个地区置于德国的经济和政治的支配之下。他爽快而直截了当地说，控制奥国是第一步。他打算利用他自己作为一个好天主教徒的声誉来取得因尼茨尔红衣主教等奥地利人的好感。德国政府决定要控制东南欧，这是阻止不了的。美国的政策，也同法国和英国的一样，都不是‘切合实际’的。”

在这些悲剧和恐怖之中，年迈的兴登堡元帅有好几个月因年老神志不清而成为德国陆军的傀儡，现在与世长辞了。希特勒成为德国的元首，同时保持德国总理的职务。现在他是德国的主权者。他同德国陆军的交易，已因血腥清党而得以成交和巩固下来。褐衫队员不得不服从。他们重申对元首效忠。褐衫队中所有的敌人和可能的对手已全部清除。此后，褐衫队大势已去，只是在典礼仪式时充当警卫队之类的角色。在另一方面，黑衫队员的人数一天天增加，它因享有特权而又有严格的纪律，便日益强大起来。它已成为在希姆莱率领下的专门保卫元首的禁卫军，与陆军将领和军人特权阶级分庭抗礼。它还成为一种有相当的军事力量并从事日益扩大的秘密警察活动的政治部队。这些权力，只须经过一种安排好的公民投票的正式批准，就可以使希特勒的独裁达到绝对的和完备的境地。

※※※

奥地利事变促成法国和意大利的接近；多尔富斯被暗杀所引起的震动，使两国的参谋部有所接触。奥地利的独立受到威胁，促使法意关系的重新调整，这就必然涉及到地中海和北非的均势，也涉及到奥国和意大利在中南欧相互关系的形势。但墨索里尼不仅急于保住意大利在欧洲的地位，抵制德国的潜在威胁，还急于保证它的帝国向非洲扩张。同英法两国密切合作来对付德国，是一个有效的办法。可是，在地中海和非洲，就不可避免地与英法发生冲突。墨索里尼忖度：

意、法、英对安全的共同需要，是否真的会促使这两个意大利以前的同盟国接受意大利在非洲的扩张计划呢？无论如何，这似乎是意大利政策的一个有希望的办法。

在法国方面，在斯达维斯基丑闻和二月暴动以后，杜梅尔格先生领导下的右翼政府下台，由达拉第先生继任总理，巴尔图先生任外交部长。自从洛迦诺公约签字以来，法国就急于在东欧安全措施上达成正式协议，但因为英国不愿接受莱茵河以外的义务，德国又拒绝同波兰和捷克订立有约束性的协定，小协约国对俄国的意图有戒心，俄国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有所怀疑，所有这些加起来，就使这个计划无从实现。

尽管如此，在1934年9月，巴尔图决定采取行动。他原来的计划，是想订立一个包括德国、俄国、波兰、捷克和波罗的海国家在内的东欧公约，由法国保证俄国的欧洲边界，而由俄国保证德国的东部边界。德国和波兰对东欧公约都表示反对，但巴尔图终于使俄国政府在1934年9月18日加入国际联盟。这是一个重要的步骤。苏联政府代表李维诺夫对外交事务各个方面都很精通。他善于利用国际联盟，非常成功地用他的道德口气发言，很快就成为一个显著人物。

新德国在别国默许之下壮大起来。法国为了寻求盟国来对付德国，就很自然地把眼光转到俄国身上，希望能够重新建立战前的均势。但在十月里，却发生了一幕悲剧。法国为了推行它的巴尔干政策，邀请南斯拉夫国王亚历山大去巴黎作正式访问。国王在马赛登岸，受到巴尔图的欢迎，他们和乔治将军一起乘车，一路上受到拿着两国国旗和鲜花的群众的热烈欢迎。从克洛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社会底层的密室里，一个恶毒的暗杀阴谋又一次跳上欧洲舞台，正像1914年在萨拉热窝的情形一样，一群准备拼死的凶手已经准备好。法国的保卫工作做得很不严密，缺乏充分的准备。突然间，有一个人从欢呼的人群中冲出来，跳上汽车的踏板，用自动手枪对准国王和其他同车的人连续发射。车上所有的人全部中弹。

凶手企图从法国骑兵卫队的后面溜走，但立刻被截住打死。一时秩序大乱。亚历山大国王当场毙命。乔治将军和巴尔图先生满身鲜血，从汽车里走出来。那位将军摇摇晃晃走不动，立刻被送去医院进行急救。而那位部长则混杂在人群之中，二十分钟后才有人去照顾他，但还让他自己上楼梯，到警察局长办公室去接受医疗。医生在伤口下面作止血处理。但他流血过多，而且已七十二岁了，几小时后就死了。这对法国的外交政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个政策，在他的指导下开始有了眉目。他去世后，由赖伐尔继任外交部长。

后来赖伐尔虽有极不光彩的历史和结局，但并不能因此就否定他的魄力和能力。他具有清楚而尖锐的眼光。他认为法国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避免战争。为了这个目的他打算同意大利和德国的独裁者进行交涉。本来他对德意两国的制度并没有什么成见。他不信赖苏俄。他对英国只是有时表示友好，其实并不喜欢，而且认为英国是一个不中用的盟国。那时，在法国，英国并不享有很高的声誉。赖伐尔的第一个目的，就是同意大利达成一定的谅解，而且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法国政府对德国的威胁始终不能放心，它准备为了争取意大利而作出重大让步。1935年1月，赖伐尔先生访问罗马，签订了一系列旨在消除两国关系中的主要障碍的协定。两国一致认为，德国重整军备是非法的。他们同意，如果将来奥地利的独立受到威胁，双方即进行磋商。在殖民地问题上，法国答应对突尼斯的意籍居民的地位给予行政上的让步，并把与利比亚和索马里兰两地接壤的一些土地割让给意大利，还把吉布提—亚的斯亚贝巴铁路百分之二十的股份权让给意大利。这些谈判，目的在于为法、意、英三国举行更正式的会谈打下基础，以求成立共同阵线来对付日益增长的德国威胁。

在其后几个月中，由于意大利突然发动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所有这一切全部落空了。

※※※

1934年12月，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两国军队在阿国和意属索马里兰边界的瓦尔·瓦尔水泉发生冲突。后来意大利就以此为借口并当着全世界公然对阿比西尼亚提出要求。从此之后，在欧洲，遏制德国的问题就由于阿比西尼亚的遭遇而被扰乱，变得面目全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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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时候，还有一件事应该提及。凡尔赛和约的条款规定，原来属于德国的一小块领土，蕴藏丰富的煤矿和有着重要的钢铁工厂的萨尔盆地，应在十五年后举行公民投票，让居民自行决定是否愿意重归德国。举行投票的日期定于1935年1月。投票结果本属确实无疑。居民中的多数肯定会投票赞成重新回到德意志祖国；而且萨尔地区名义上虽由国际联盟管辖，实际上却受当地纳粹党组织的控制，从而使投票结果有加倍的保证。巴尔图虽然知道萨尔最终总要重归德国，但他还想坚持为那些也许会投票反对立即归并德国的人提出一些安全保证。他的遇害改变了法国政策的格调。1934年12月3日，赖伐尔在煤矿问题上和德国人进行直接的交易，三天以后，他在国际联盟上公开宣布，法国将不反对萨尔重归德国。

正式的投票于1935年1月13日在国际监督之下举行，英国曾派一个旅的军队参加监督；这一小片被别国领土包围的地方，除了唯一受国际联盟主权统辖的土地——但泽之外，其中百分之九十点三的居民投票赞成重归德国。这虽然是一种正常的和势所必至的结果，但国家社会主义这次在道义上的胜利，使希特勒的威望大大提高，并且似乎给他的权威戴上了德国人民意志的真诚典范这个桂冠。希特勒并没有因为国际联盟的公正或光明正大的作风而变得好商量，更谈不到有所感动。这只是证明他一向认为协约国都是颓废的笨蛋这一看法罢了。他开始集中全力来推行他的主要目标：扩充德国的军事力量。

谢选骏指出：丘吉尔为何要说“纳粹主义被视为法西斯理论的一种粗糙的、野蛮化的翻版”呢？在我看来，这是因为，英国虽有盎格鲁撒克逊这个野蛮的日耳曼老底，但经过法国的强制拉丁化，语言都变成了双套马车——所以已经自觉不同于野蛮的条顿老底，而有文雅的拉丁外衣了。直到英国战胜了法国，夺去法国的海外殖民地，粗鄙的英国才得以扬眉吐气。现代意大利再是老迈颓废衰微，毕竟是法国野人的爹爹、英国野人的爷爷。所以英国的老纳粹丘吉尔认为，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都比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较为精致文明。

【第七章　空中均势的丧失】

1934—1935年

德国的捷径——1933年10月25日东富勒姆的选举——1934年2月7日的辩论——鲍德温先生对空中均势的保证——工党对扩充空军提议进行不信任投票——自由党的反对——1934年11月28日我提出正式警告——鲍德温先生的矛盾——1935年3月希特勒宣称德国已取得空中均势——麦克唐纳先生的惊慌——5月22日鲍德温先生承认错误——工党和自由党的态度——空军部的看法——菲利普·坎利夫—利斯特爵士继伦敦德里勋爵任空军大臣。

德国参谋部不相信德国的陆军能在1943年以前重新建立起来，规模超过法国而又具备相应的兵工厂和武器配备。德国的海军，除了潜水艇以外，也不可能在十二年或十五年内恢复旧观，并且在重建海军时，不免与其他的战备计划发生剧烈的竞争。然而，由于未成熟的文明不幸发明了内燃机和飞行技术，一种可供各国进行战争之用的新武器突然出现了，它可以很快地改变各国战争实力的对比。一个头等大国，假使在人类不断积累的知识中和在科学的进步中有自己的一份，那么，它只需四五年的努力经营，就能够建立一支强大的、也许是所向无敌的空军。这个期限当然还可以由于事先有所准备和有所考虑而得以缩短。

德国空军的重建，和陆军的情形一样，经过了长期的和谨慎的秘密准备。早在1923年，赛克特就作出决定，未来的德国空军必须是德国战争机器的一部分。在当时，他暂时还满足于在“没有空军”的陆军内部建立一个外人不易察觉的、至少在最初几年内不被察觉的周详而完备的空军骨架。在各种军事力量中，空军的实力是最难估量的，或者甚至是最难以确切的语言来说明的。在任何时候，民用航空的工厂和训练场所的军事价值和重要性究竟有多大，也是不容易加以判断的，更不用说加以精确说明了。掩饰、伪装和躲避条约的机会和办法是很多的。空军，也只有空军，才可以使希特勒有采取捷径的可能，使之在第一步获得均势，第二步在这一重要军备方面超过法英两国。但英国和法国该怎么办呢？

1933年秋，显而易见，英国在裁军方面所下的功夫，不论它怎么告诫，也不论自己如何以身作则，都不会有成功的希望。工党和自由党的和平主义，并不因为德国退出国际联盟这个重大事件而有所改变。两党继续以和平的名义坚持英国裁军，对持不同意见的人，一概称之为“战争贩子”和“恐怖贩子”。看来他们的感情得到并不了解当前事态的人们的支持。在10月25日东富勒姆的补缺选举中，和平主义情绪的潮流使工党增加了近九千票，而保守党却减少了一万票以上，胜利的当选人威尔莫特先生在投票后说：“英国人民要求……英国政府立即提出普遍裁军的政策，从而给全世界作出榜样。”那时的工党领袖兰斯伯里说，所有的国家都必须“把军备裁减到德国的水平，作为全面裁军的第一步”。这次的选举，给鲍德温先生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三年后一篇值得注意的演说中还提起它。在11月，德国国会举行选举，竞选者非经希特勒认可一概不得参加，纳粹分子获得了百分之九十五的票数。

和平的热望鼓动着对情况不了解或有错误了解的大多数英国人，并且对那些敢于采取不同路线的政党或政治家似乎具有很大的压力，在政治上几乎有被消灭的危险。如果忘记了这一点，那就不能对英国当时的政策作出正确的评论，但这当然不能为那些没有负起责任的政治领袖们辩解。政党或政治家，与其祸国，还不如下野好些。而且，在我们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政府在要求议会和人民采取必要防务措施时遭到拒绝的记载。对胆小的麦克唐纳—鲍德温政府施行威吓，使他们走入歧途的那些人，至少是不应该说话的。

1934年3月的军事预算，总数仅为两千万镑，包括成立四个新的空军中队，即把第一线的空军实力从八百五十架飞机增加到八百九十架飞机所需的费用。第一年的财政开支为十三万镑。

关于这一层，我说：

大家承认我们的空军实力仅占第五位——如果算得上个地位的话。与我们最邻近的法国比起来，实力仅及其一半。德国正在很快地武装起来，没有谁打算去阻止它。这似乎是十分明白的事。没有人提议进行一次防御性战争以阻止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它决定武装起来，也正在武装起来；而且已经在武装起来。我不知道详细的情形，但事实很明显，这些天赋很高的人，以他们的科学和他们的工厂——加上他们所说的“航空运动”——有可能在极短的时间之内，以极大的速率建立起一支既能进攻，也能防守，可以用于一切目的的最强大的空军。

我深恐有一天，威胁到不列颠帝国心脏的手段会落入德国目前的当权者的手中。我们将会落到一种可悲的境地，使每一个珍惜行动自由和独立的人感到十分难过，同时也使从事日常工作、爱好和平的广大群众遭受极大的危险。我深怕有那么的一天，而且也许为期不远了。也许只有一年，或者也许十八个月。现在至少还没有到来，但愿没有到来，我希望和祈求如此；但事实上已为期不远了。现在我们还来得及采取必要的措施，而这是我们所需要的。我们需要取得空中均势的措施。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它在世界上起着我们所起的和我们希望要起的作用，就不应该处在任由别国讹诈的地位……

胜利者和战败者之间的怨恨，一点也没有消除。富于侵略性的国家主义精神，不论在欧洲和在全世界，从来没有像今天那么猖獗。洛迦诺会议的日子早已消逝，那时我们对欧洲大家庭的和解曾抱着热烈的希望……

我要求鲍德温先生采取行动，因为他是掌握实际权力的人。他有这个权力，也有责任。鲍德温先生在答复中说：

如果我们为了达成协议所作出的努力未能收效，如果在我上面所提出的那些问题上，不能取得这种平等地位，那么本国任何一届政府，特别是联合政府即本届政府，将保证我国在空军方面的实力威力，再也不会比任何其攻击力量可以达我国海岸的国家有所逊色。

这是一个极其庄严和明确的保证，当时如果采取大规模的积极行动，那么可以肯定，这个保证现在就已经实现了。

※※※

虽然德国还没有公开破坏和约中禁止它成立空军的条款，但民用航空和滑翔运动的巨大发展，已使它可以很快就把早已成立的秘密和非法的空军加以扩充和加强。希特勒对共产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的喧嚷的指责，并不妨碍德国偷偷地把武器运给俄国。在另一方面，1927年以来，有不少德国航空驾驶员是由苏联按军事的目的给予训练的。两国间的关系有过许多波折，但根据1932年英国驻柏林大使的报告，德国陆军与红军有着密切的技术联系。正像意大利的法西斯独裁者一上台就首先同苏联签订贸易协定一样，现在的纳粹德国同幅员广阔的苏维埃国家之间的关系，看来也没有因为公开的意识形态上的争论而有所损害。

※※※

尽管如此，在1934年7月20日，政府为了加强皇家空军的实力，还是提出过一些为时已晚而又不够充实的提案，要在五年内扩充四十一个中队或大约八百二十架飞机。可是在这个时候，工党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在下院对这些提案提议进行不信任投票。

这个动议对扩充空军表示遗憾：

英王陛下政府既非由于承担了新的国际义务，也非考虑到国家的安全，竟然采取扩军政策，这必定损害国际裁军的前景，并将鼓舞危险而浪费的军备竞赛的复活。

艾德礼先生为了支持反对党拒绝接受加强空军实力的措施，以反对党的名义说，“我们否认有扩充空军军备的必要……我们否认皇家空军的扩充将有利于世界和平这个前提，我们也反对空中均势的要求。”自由党拥护这个不信任的动议，虽然他们宁愿要他们自己的提案，动议内容如下：

本院鉴于世界各国又有进行军备竞赛的趋势，深为忧虑；

事实证明，军备竞赛总是战争的先兆。除非裁军会议已告失败，除非有确切的理由，本院对我国扩充军备将不予以通过；

至于提议在空军军备上的二千万镑额外开支，因不符合这些条件，本院拒绝同意。

自由党领袖塞缪尔爵士在发言中说：“德国的情形怎么样呢？就我们所看到或听到的，并无迹象表明我们现有的空军实力不足以应付目前从这方面来的威胁。”

只要我们记住这是两个政党的负责人在深思熟虑之后所说的话，那就可以看出我国的危险是何等严重了。这还是处在酝酿的时期，那时如果我们作出最大的努力，我们也许还会保有将能保证我们独立行动的空军实力。如果英国和法国在数量上都和德国保持均势，则英法两国联合起来，其实力就比德国强一倍，而我们或者不损一兵一卒，就可以把希特勒的暴力事业铲除于其萌芽状态之中。时机错过了，一切都迟了。我们虽然不能怀疑工党和自由党的领导人的诚意。但他们是完全错误的，他们要在历史面前担当他们所应负的责任。奇怪的是，工党在以后的几年中，竟然不断声称自己具有优越的预见性，而对他们的反对党，则责之以未能为国家的安全做好准备。

※※※

这一次，我有了方便的条件，以政府辩护者的身分来敦促重整军备了。保守党以超乎寻常的友善态度来听我发言。

人们也许会认为，由于英王陛下政府的性质以及政府中主要阁员的一贯态度，定可使反对党以相当的信任和重视来考虑增强国防的要求。我认为这样的一个心里成天想着和平的政府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首相，在大战时曾以极端的做法和极大的勇气来证明他的信念，证明他为了他所坚信的和平主义事业会作出多么大的牺牲。①在公众心里，一想起枢密院长就想起祈祷时常常说的“赐给我们时代以和平”这句话。

人们大概早就认为：如果这些大臣们站出来说，他们之所以要求把保证公众安全的现有军备作稍微的扩充，是因为他们感到这是他们的职责，那就会说服反对党，也会被认为是时局危险的一个证明，而政府是想法保护我们，使我们免遭危难的。

①指麦克唐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因反战被捕入狱。——译者

请看政府所提出的辩解吧！它所提出的提案，其措词之温和，恐怕没有别的人能够做到的。自从这个题目第一次提出讨论以来，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有着谦逊的特色。他们说，我们自己就可以看出这个提案的要求是多么小。他们向我们保证：只要日内瓦裁军会议有成效，这个提案就可以随时停止。我们还得到这样的保证：我们正在采取的步骤，虽然在一些浅见的人看来，只与国防的观念相联系，但实际上它只与集体安全的伟大原则相联系。

但是，所有这些辩解与缓和的做法，反对党总是以极其轻率的态度给顶回去。他们对这些抚慰他们的努力的唯一答复，就是今晚就要表决的不信任议案。在我看来，在这个题目上，值得同某些舆论进行调和的时期已快结束了。我们面前出现一种建立舆论专政的企图，如果这种专政能够持久，就会严重损害国家的稳定和安全。我们是富裕的，又是容易被掠夺的，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那么易受攻击，也没有一个国家像我国那么善于回敬掠夺者……·在·我·们·的·宏·伟·首·都，·世·界·最·大·的·攻·击·目·标，·就·像·捆·缚·着·一·头·肥·大·而·珍·贵·的·母·牛·来·引·诱·猛·兽。我们现在所处的境地，是过去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也是现在其他国家没有遇到的。

让我们牢记这一点：我们的软弱不仅害了我们自己，也连累欧洲的稳定。

然后，我进一步论证：德国已经获得接近同英国相等的空中均势。

我首先要指出，德国违背和约，建立空军，其实力已达现今我国国防空军的三分之二。这就是我向政府提出供其考虑的第一点说明。第二，德国正在迅速扩充那支空军，所用的经费不仅包括预算中列出的巨额数字，而且包括公众的捐款——往往是强迫性的捐款——这是在德国各地正在实行而且早些时候就已经实行的了。到1935年底，即使政府这个提案付诸实行，德国空军也将在数量上和效率上和我们的国防空军几乎相等。

第三点说明是：如果德国继续扩充空军，而我们继续实行我们的计划，那么，到1936年的某个时候，德国在空中的实力肯定而且扎实地会比英国强大。第四，这是令人焦虑的一点：他们一旦在这方面领先，我们也许就永远追不上他们。

如果我这些话是无可否认的话，那么，下院各方面人士的忧虑，就情有可原了；这不仅是因为德国空军的物质力量，而且我必须说，还因为现时德国独裁制度所具有的性质。·如·果·政·府·在·今·后·几·年·中·的·某·一·天，·不·得·不·承·认·德·国·空·军·比·我·们·强·大，·那·时，·他·们·就·得·负·责，·我·认·为·理·应·负·责，·因·为·他·们·没·有·为·国·家·负·起·主·要·的·责·任。

我在结尾中说：

反对党同我们大多数人一样，对德国纳粹政府的所作所为，都一向毫不客气地畅所欲言。但谁的批评都没有工党或坐在我对面的那一派自由党的批评来得严厉。他们的各大报纸，现在为了共同的目的而联合起来，就责难的严厉而论，是最突出的。德国的当权者对这些批评极其愤恨。如果我们要我们的友国裁军，我们就会没有盟国了；我们要冒犯强大的国家，但我们又完全忽略自己的防务。这是一种悲惨的和危险的形势。事实上，他们是用他们一贯推行的方法，用要求我们投他们的票的办法，力图使我们置身于可怕而危险的境地。假使今晚我们投票反对他们，我们就有希望发现一条对国家的安全来说要比他们引导我们去遵循的更为美好的大道。

工党的不信任议案，当然因绝大多数的反对而被否决。我完全相信，如果把这些问题经适当的准备拿来向全国呼吁，则国家安全所必需的措施也会获得全国的支持。

※※※

要讲这段时期的事情，就必须记述我们从安全到死亡边缘这段漫长的路途中的一些里程碑。回想起来，我们享有的时间之长，使我不胜惊讶。在1933年，或者在1934年，英国很可能建立起强大的空军实力，足以对希特勒的野心给予必要的约束，甚至可能使德国的军事将领对希特勒的狂暴行为有所抑制。在我们面临异乎寻常的考验之前，还有整整五年多的时间。即使在那时，如果我们以合理的审慎和饱满的精力来行事，这次异乎寻常的考验也许不至于来临。英国和法国，凭借优越的空军，可以稳妥地发动国际联盟出面干预，而所有其他欧洲国家也可能团结起来作他们的后盾。国际联盟本来可以第一次成为一个有权威的机构。

1934年11月28日，英国议会举行冬季会议。我代表几个朋友，①提议在答辩词上作一些修正，说“我们的国防实力，尤其是空军实力，不够充实，不足以保证陛下忠实臣民的和平、安全和自由”。在议会里，座无虚席，大家都很想听我发言。我申述种种理由，以强调我们和全世界所遇到的严重危险，然后我进而讲到确切的事实。

①修正案署名者为丘吉尔先生、霍恩爵士、艾默里先生、格斯特上尉、温特顿勋爵和布思比先生。

第一，我断言现在德国已有了一支空军——这就是说，战斗飞机中队，具备必要的地勤部队，有受过训练的人员和物资等必要储备，只要一声令下，便可集合而成为公开的、完整的空军中队，而且这支非法的空军很快就和我们的空军实力相等了。第二，在今后的一年内，如果德国执行他现有的计划，不必加快步伐，而我们也按目前的基础，执行我们的计划，不减慢速度，并实行本年7月向议会宣布的扩充计划，那么，到了明年今天，德国的空军至少就和我们相等，也许还要比我们强些。第三，以同样的基础，这就是说，双方都照目前的办法来推行现有的计划，则再有一年，即从现在起再过二年，到1936年年底，德国空军将超过我们约百分之五十，到1937年它几乎就会增加到我们的一倍。所有这些，正如我刚才说的，都是在德国不加快速度，而我们也不减慢速度这个假定之下来说的。

紧接着，鲍德温先生针对这个问题，根据他的空军部顾问所提供的资料，对我作直接的反驳：

说德国很快就和我们有同等实力，这不是事实。我曾指出德国的数字，是全部的而非第一线战斗力的数字，我也提出了我们第一线的数字，并说明只是第一线的数字，在其后面，我们可以使用的后备力量还要大得相当多；即使以德国空军实力与英国立即可以在欧洲使用的皇家空军实力相比，也是如此。德国现在正在积极地制造军用飞机，但它的真正实力还不到我们今天在欧洲的实力的百分之五十。至于讲到今后一年的情形，如果德国执行他现有的空军计划，不加快步伐，而我们照目前核准的速率，并继续实行本年7月向议会宣布的扩充计划，那么，·德·国·的·空·军·实·力，·决·不·会·和·我·们·相·等，·或·比·我·们·更·强，·照·我·们·的·估·计，·我·们·单·在·欧·洲·就·将·超·过·他·们·近·百·分·之·五·十。我不能预料两年以后的情形。丘吉尔先生说到1937年可能发生的情形。我所能做到的调查研究，使我相信他的数字是相当夸大的。

※※※

这位事实上的首相这番透彻的保证，使大部分惊惶的人大为安心，也使许多批评者哑口无言。听到我的确切说明已被无可非议的权威所否认，人人都感到很欣慰。但这完全不能使我信服。我认为鲍德温先生的顾问们并没有把真相告诉他；不管怎样，他并不知道真实的情况。

※※※

冬季的几个月就这样地过去了，直到第二年春天，我才有机会提出这个问题。我详尽而明确地通知他。

丘吉尔先生致鲍德温先生　1935年3月17日

我建议在星期二讨论空军预算时，把去年11月的问题重新提出讨论，我将尽力之所及分析一下你所提出的关于在各个时期英国与德国的国防空军实力的数字，即当时的，现在的，以及日历年度和财政年度的1935年年底等等日期的数字。我认为，德国的空军实力已经同我们相等，也可能超过。

我还认为，如果我们实行所制定的新计划，到1935年底或1936年初，德国的实力将比我们超过百分之五十。你将看到，这同你在去年11月所说的话刚刚相反，你说那时我们将比德国超过百分之五十。当然我将提到你在1934年所作的保证，即“我国的地位再也不会比任何其攻击力量可达我国海岸的国家有所逊色”，我将根据我所能得到的情报，说明这个保证并没有兑现，而且很快就会得到事实的证明。

我想，如果我像上次那样，事先让你知道我将采取的大致的路线，这也许对你有所方便。我认为，如果有一个代表政府的发言人能够证明我的看法与事实相反，那我就再高兴也没有了。

空军预算在3月19日提交下院。我再次申述去年11月我所说的话，再一次直接向鲍德温先生的保证提出挑战。空军部次官作了充满自信的答复。到3月底，外交大臣和艾登先生赴德国访问希特勒先生，在一次重要的谈话中，希特勒亲自告诉他们，德国空军的实力已经和英国相等。这次谈话已记录在案。政府于4月3日将事实公布。5月初，首相在自己的机关报《新闻通讯》刊登了一篇文章，强调德国重整军备的危险，其措词和我在1932年以来所常常采用的极为相似。他用“埋伏”这一个发人深省的词，这必定是出于他内心的焦虑。我们的确已陷入伏兵之中。麦克唐纳先生亲自领导这次辩论。他提到德国宣布要建立一支超出凡尔赛和约规定的海军并违背和约建造潜水艇，然后他谈到空中形势：

在去年11月的辩论中，曾根据当时对德国空军实力的估计而提出预算，枢密院长曾代表政府提出保证，不管德国将来建立怎么样的空军，我们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处于劣势。如果不是如此，那我们就会置身于一种不能忍受的境地，这是本政府和空军部所充分了解的。下院在4月3日获知，在三月底外交大臣和掌玺大臣访问柏林时，德国总理说，德国空军已达到和英国实力相等的地位。这一句话，就空军实力而论，不管作何解释，无疑地表明了德国空军的发展早已远远超过我们上年在本院中所能提出的估计了。这是一个严重的事实，政府和空军部已立即注意到这个事实。

轮到我发言时，我说：

即使到了现在，我们还没有采取与我们的需要相适应的措施。政府已提议扩军。政府必须面对当前的风暴，必将遭到各种不公正的攻击。他们的动机将被曲解；他们将被诽谤和被称为战争贩子；国内许多强有力的、人数众多和声音极端响亮的势力，将群起对他们进行各式各样的攻击。但他们无论如何总是要骂的。为什么不能力争那些能给我们以安全的东西呢？我们为什么不坚决主张空军的费用必须充足呢？这样，英王陛下政府不管将会受到如何严峻的谴责，如何叫嚣的滥骂，至少可以有一个满意的结果——他们可以感到他们已尽了应尽的主要责任。

虽然下院在座各人都极端注意倾听我的发言，但我却有一种绝望的感觉。我在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有着深信不疑的看法，但我又不能使议会和全国人民重视我的警告，我提出的证据又不能使他们信服并从而采取行动，这是我一生中最痛苦的事情。我接着说：

我承认言语不能尽我之意。我想起1708年圣约翰大臣曾故意泄露政府机密。他向下院透露，阿尔曼扎战役的失败早在一年前的夏季就已成定局了，因为经下院投票通过派出作战的英国部队二万九千人，实际上开到西班牙的只有八千人。

一个月后，政府证实了这个消息。据记载，当时在下院有半小时之久没有一个议员想发言，或者对这个令人震惊的宣布有所评论。但那次事件与现在我们要应付的局势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它只是一次政策上的挫折。在那次战争中，在西班牙所能发生的事情并不至于对英国有致命的危险……

今晚本院在外交政策上存在着范围广泛的一致。我们必须同法国、意大利以及其他渴望保持和平的大国和小国协同行动。一切明显符合这个要求的政府，只要它愿意接受国际联盟的权威和制裁，我觉得也不应该拒绝与之合作。这一种政策并不是打算关闭修订和约的大门，而在于取得一种安全感，并在研究那个问题〔修订和约〕之前，使一切通情达理的国家为了自卫而团结起来。在这个集体安全的庄严结合之中，我们必须建立起各种防卫力量，与我们的友邦联合起来，共同行动，使我们可以过着安静太平的生活，使我们从可悲的错误估计中醒悟过来。我们现在就是这些错误估计的受骗者，如果我们不及时注意这个警告，也许有一天会成为它的牺牲品。

这时在我的记忆中，记起一位不知名的作家为火车失事而写的几句诗。这是我从前在一本《笨拙》漫画杂志上读到的；我在八九岁在布赖顿上学时，很爱看这份画册。

是谁掌管这轰隆隆的火车？

转轴嘎嘎地响，挂钩拉得紧紧，

以疯狂的速度，逼近了道口的转辙；

但困倦已使司机的耳朵失灵，

信号的闪耀只徒然地穿过夜色，

因为是死神啊，它在掌管这轰隆隆的列车。

不过我在发言中可没有念这几句诗。

直到5月22日，鲍德温先生才作了他的有名的自我检讨。此处我不得不援引原文：

首先谈一下去年11月我提出德国飞机数字这件事。自从那时以来，我一直没有获得使我怀疑这些数字有错误的任何情报。我相信在那时候这些数字是正确的。·我·的·错·误·在·于·对·未·来·的·估·计。·在·这·一·点·上，·我·是·完·全·错·了。·我·们·在·那·个·问·题·上·完·全·受·骗·了……

在此我愿重申，我认为我们现在还没有理由对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感到惊慌失措。但我要根据对局势的认识慎重声明，如果政府不采取我们现在所采取的坚决步骤，我就不会再有片刻留在政府里。我认为在此应该说明的只是，目前对空军部的大量的报纸上和口头上的批评，说他们好像对建军计划的不完备，没有以更快的速度进行以及其他等等都负有责任。我只想在这里复述一遍：不管什么责任，我们都十分愿意接受批评，·这·不·是·某·一·个·大·臣·的·个·人·责·任；·这·是·整·个·政·府·的·责·任，·我·们·政·府·内·所·有·的·人·都·要·负·责，·我·们·全·都·有·该·受·责·备·的·地·方。

当时我希望这个耸人听闻的自我检讨会成为一件决定性的事件，至少会使议会成立一个由各党代表所组成的委员会，对这些事实和我们的安全进行调查，提出报告。可是下院却作出不同的反应。至于工党和自由党反对派，因为他们在九个月前对政府所采取的最温和的扩充空军的步骤曾提出或支持过一项不信任决议案，现在态度消极、不明朗。他们正在展望未来的大选，准备以反对“保守党扩军政策”为号召。工党或自由党的发言人对鲍德温先生的披露和承认错误都缺乏准备，他们也没有打算改动他们的演说词，以适应这件重大的插曲。艾德礼先生说：

我们作为一个政党，并不支持单方面裁军……我们赞成通过国际联盟来谋求集体安全。我们反对用武力来推行政策。

我们赞成裁减军备和共同安全……我们已经说明，我国必须准备对集体安全作出自己的贡献。我们的政策不是以扩充军备，而是以裁减军备来寻求安全的。我们的目标是裁减军备，并由此而完全取消一切国家的军备，建立一支在国际联盟领导下的国际警察。

至少当这个宏伟的政策一时不能实现或者在实现以前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却没有说明。他不同意国防问题白皮书中所说的，参照美国的情况，我国有扩充海军的必要，参照俄国、日本、美国的空军情况，我国有扩充空军的必要等语。

“那些都是过时的议论，与集体安全体制格格不入。”他承认德国重整军备已有咄咄逼人之势，但“要抵制任何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不是单靠我国或法国的力量，而是要靠国际联盟一切忠实的会员国的联合力量。我们必须使侵略者明白，如果他胆敢向全世界挑战，他将遇到的，不是几个国家各自为政的军队，而是齐心合力的世界大军。”唯一的出路，就是把各国的空军集中在国际联盟的手中；各国的空军必须联合起来，并使之成为一个实体。当时，他和他的政党投票反对政府所提出的措施。

辛克莱爵士代表自由党要求政府召集“一个新的经济会议，使德国不仅置身于国际政治友好的气氛之中，并且使它能够在文化事业和提高两国人民生活标准上同我们积极合作……请政府提出详尽而明确的议案，以废除空军和加强民航管理。如果提案被拒绝，则责任之所归就必须有明白而恰当的确定”。

不过（他说），虽然我们应大力进行裁军，这是政府的主要目标；但在另一方面，一个非国际联盟会员国的国家，具有最强大的陆军和也许是西欧最强大的空军，而且其扩张系数又比任何别国的空军都大，这种形势……也是不可容忍的。

……如果有了明白的证据，证明有采取国防措施的必要时，自由党自必加以拥护……因此，增强国防势必与我们对集体安全体制所承担的义务相抵触的说法，我是不能表示赞同的。

他进而详细谈到“借他人的死亡从中谋取私利的问题”，并引用了教育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新近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的一句话：“英国人民总是认为战争武器的制造是一件极其严肃和极其重要的事情，不能交给不向国家那么负责的人来办。”

辛克莱爵士认为空军军备的迅速扩充，应交给国家工厂进行；

至于扩充空军一事，他说确有此必要。

私营军火工厂的存在，长期以来就是自由党和工党人士心目中的令人厌恶的怪物，而且是一个很适合于用来进行哗众取宠的演说题目。在目前，认为单靠国营工厂就可以完成公认有其必要的空军扩充计划，那当然是荒谬的。国内大部分私营工厂，正迫切需要立刻改装，以加强我们现有的制造能力。在反对派领袖的演说中，没有片言只字谈到他们也承认的当前危局或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更为严重的、潜伏的事实。

政府的多数人看来已为鲍德温先生的坦率的发言所感动。他占有各种情报资料，却在他负有责任的重大问题上出错；但因他能坦率地承认错误和承担责难，因而被认为已赎回他的罪责了。由于这位大臣毫不含糊地承认错误，掀起了一种异常的热情浪潮。的确，许多保守党议员，由于我使他们所信任的领袖处于困境而迁怒于我。他只凭他天生的刚毅和诚实，使自己摆脱困境，但可惜没有使他的祖国摆脱困境。

※※※

伦敦德里勋爵是我的亲戚，又是我童年时的朋友。他是拿破仑时代著名的卡斯尔雷①的直系后裔，是一个有着无限忠诚和爱国心的人。自联合政府成立以来，他就出任空军大臣。在这时期内，前面所提及的重大变化影响到我国的事务，而空军部也变成国家最重要的部门之一。在紧缩和裁军的几年内，他和空军部曾竭力从一位严峻而专断的财政大臣那里争取到维持原有的、并争取尽可能多的经费。在1934年夏季，内阁采纳了增设四十一个空军中队的计划，他们为之欢欣鼓舞。但英国政治，却是一热一冷，瞬息更替。外交大臣从柏林返国，整个内阁因希特勒宣称德国空军实力与英国相等而不胜震惊和无限忧虑。根据普遍承认的新形势，鲍德温先生必须承当他去年11月反驳我当时所说的话。内阁完全没想到我们的空军已被超过，照例又反过来用查究的眼光来看待有关的部和该部的首长。

①即第二代伦敦德里伯爵，1812—1822年任英国外交大臣及下院议长，曾参加全欧反抗拿破仑。——译者

空军部不知道有一笔新的财产留给他们。财政部的束缚已被打破了。他们只要开口要求，就可以得到较多的经费，但他们不这样做，却对希特勒之宣布空军均势大不以为然。空军部的发言人伦敦德里甚至相信这样的话：“当西蒙与艾登赴柏林时，德国只有一个可供作战的空军中队。从他们的训练编制中，得知他们希望在那个月底组成十五至二十个中队。”①

①伦敦德里：《命运的翅膀》，1943年，第128页。

所有这些都是专门用语的问题。因为没有统一的标准，对空军加以分类，自然就极为困难。什么叫“第一线的空军”，什么叫“可供作战的单位”，也解释不一。空军部现在要他们的首长对他们过去的行为提出了精心推敲的辩护，结果同现在的确已警觉起来的政府和公众气味大不相投。空军部的专家和官员曾把数字和预测告诉了鲍德温先生，这就是他在11月用以答复我的根据。他们希望他为这些数字和预测进行辩护；但这在实际政治上已无必要。毫无疑问，当时空军部的这些专家和官员们自己被蒙骗了，因而也使他们的首长上了当。一支至少和我们旗鼓相当的、长期掩蔽起来的强大空军，终于在德国公开跳出来了。

伦敦德里几年来总是要求更多的经费，突然间一下子竟变成没有提出充分的要求，这对他来说，恰如他书中所说的，是一件奇特而痛苦的事情。但除此之外，他的政治观点也使他不能再担当部长的职位了，况且这时空军部又是我国事务的关键所在，甚至超乎一般问题之上。此外，人人都可以看出，在这种时势中，空军部长应为下院议员。因此在是年年底，在麦克唐纳先生辞去首相之职时，当时的殖民地事务大臣菲利普·坎利夫—利斯特爵士便被任命为空军部长，作为大力扩充空军实力的新政策的一部分。伦敦德里勋爵勉强改任掌玺大臣兼上议院院长；但在大选之后，鲍德温先生把他这两项职位都免去了。他在空军部任内的重大成就，就是主持了著名的“旋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的设计和制造。这两种飞机的原型，分别在1935年11月和1936年3月试飞。

伦敦德里在他的辩解中没有提到这件事，其实他大可以提出来，况且他所受的责难，有许多还不是他的过错。新任空军大臣在有利的空气和新的潮流的鼓舞下，下令立即大量制造这两种战斗机，还储备了适当的数量。坎利夫—利斯特比起他的前任来，是一位权势大得多的政治人物，有更好的机会和一个更振奋人心的任务。他运用非常强大的力量来推进我们的空军政策，加强空军的管理组织，他亲自努力工作以补回1932年到1934年期间内阁所失去的时间。但他也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他在1935年11月离开下院，成为上院议员，这就使他改任空军大臣的一个理由给取消了。这个错误在几年后终于使他去职。

※※※

头等大祸降临到我们头上来了。希特勒已获得和英国空军实力平等的地位。此后他只要用全速来发展他的工厂和训练学校，就不仅可以保持他在空中的领先地位，而且还可以不断改进。从此以后，未知的、威力莫测的空袭威胁笼罩着伦敦，并成为我们作出决定时的一个确切的和非考虑不可的因素。而且，我们绝对没有迎头赶上的希望，或者至少我们这个政府是绝不去赶上的。英国皇家空军效率之高，应归功于政府和空军部。然而，空中均势的保证，已无可挽回地成为泡影了。诚然，德国空军其后的发展也没有保持它在取得均势那个时期的速率。德国人为了一跃而取得这种优势，并在外交上支持和运用这种优势，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这就为希特勒接二连三地进行侵略打下了基础。希特勒早已做好计划要进行一连串的侵略活动，现在就快要见诸行动了。在以后的四年中，英国政府曾作出相当大的努力，就空军的质量而言，我们无疑占有优先的地位，但就数量而言，我们从此就没有赶上去。战事爆发后，发现我们在数量上仅及德国的一半。

谢选骏指出：丘吉尔胡说英国“空中均势的丧失”，无非是为了吹嘘凸显他自己的英明果断及其他，可是他也不想想，要是他的前任真的如此不堪，英国又是如何避免沦亡的呢？我知道，那是因为希特勒缺乏战略眼光和长远计划，但是毕竟，“空中均势”的意思是指双方的力量对比，而不是丘吉尔随便定义的独角戏——这都是在丘吉尔上台之前就形成了的。丘吉尔一味通过篡改历史而企图获得不该属于他自己的名声，不亦丑陋乎。

【第八章　挑战和反响】

1935年

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下令征兵——3月16日法国实行两年兵役制——3月24日西蒙爵士和艾登先生访问柏林——斯特雷扎会议——5月2日法苏条约——6月7日鲍德温先生出任首相——霍尔爵士出任外交大臣——艾登先生被任命为国际联盟事务大臣——英德海军协定——其危险——在欧洲的深远影响——外交大臣的辩护——德国陆军的壮大——法国和德国的兵源。

几年来地下的偷偷活动，秘密的或掩蔽的准备，如今已成为过去了；希特勒终于感到自己已有足够的力量来提出第一次公开的挑战了。1935年3月9日，德国空军宣布正式成立，16日，宣布德国陆军今后将以国民征兵制为基础；接着不久，又公布了各项法令来实现这些决定，其实，实际行动早就开始了。法国政府对于行将发生的一切占有详细的情报，所以也在同一个重大日子中的早几个小时，就宣布把兵役延长为两年。德国的行动对建立国际联盟所根据的凡尔赛和平条约是一种公开的、正式的冒犯。在过去，德国是偷偷地或以种种借口和巧立名目的办法来破坏条约的，那时各战胜国因为沉迷于和平主义以及忙于国内政治，还比较容易推卸责任，不去正式宣布和约的被破坏或被违背，但在现在，问题却来得那么直截了当而粗暴。差不多在同一天，埃塞俄比亚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呼吁，抗议意大利对它的恐吓性要求。在这种背景之下，3月24日西蒙爵士与掌玺大臣艾登应希特勒的邀请访问柏林。法国政府认为这是不合时宜之举。法国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已不是一年以前麦克唐纳竭力迫使他们要实行的裁军，而是要把义务兵役由一年延长为二年。按当时流行的舆论看来，这实在是一件费力的工作。不单共产党，即使社会党也会投票反对。当莱昂·勃鲁姆先生说“法国工人将奋起抵抗希特勒的侵略”的时候，多列士在亲苏党羽的欢呼中回答道，“我们绝不容许工人阶级被拖进所谓保卫民主反对法西斯主义的战争之中。”

美国除了希望每一个人都过得好之外，对欧洲的一切事情都不愿过问，而且决定以后绝不再为了欧洲的事情来自找麻烦了。但法国、英国，当然还有意大利，虽然彼此之间意见不一，但都觉得对希特勒这种断然违背和约的行为确有谴责的必要。于是在国际联盟的主持下，几个上次大战中的主要协约国，在斯特雷扎召开了一次会议，这些问题都在会上提出讨论。

※※※

艾登先生在差不多十年的时间内几乎完全致力于对外事务的研究。他在十八岁时离开伊顿公学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第六十来福枪旅服役四年，经过多次血战，屡立战功，升为副旅长，并获军事十字勋章。1925年当选为下院议员，不久，在鲍德温先生第二次执政时期，他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奥斯汀·张伯伦的政务秘书。1931年，在麦克唐纳—鲍德温的联合政府中，他被任命为外交部次官，在新任外交大臣西蒙爵士领导下工作。次官的职责虽常有变动，但他的责任总是有限的。他必须协助首长执行内阁决定的政策，但他自己并非内阁的一员，亦不能参预内阁会议，只有在牵涉到他本人的良心和荣誉的极端情况下，才可以对外交政策表示异议，甚至进行公开的争论或者辞职。

在这许多年中，艾登先生对于国外情况获得了广博的知识，对于负有如此重大责任的外交部的活动和思想也甚为熟悉。1935年西蒙爵士在对外事务上的做法，不论反对党或保守党中有影响的人物都不表赞同。从此，艾登先生以其知识及其非凡的天赋，日益获得人们的重视。因此，在1934年末，在受任掌玺大臣之后，出于内阁的希望，他仍然同外交部保持非正式的但极为密切的联系；并因此被邀随同他的旧上司西蒙爵士去柏林，进行这次不合时宜的但也不是毫无结果的访问。外交大臣在和希特勒会晤之后返回伦敦，带来了前面已经提到的那个重要消息，即依照希特勒的看法，德国现在已获得同英国的空军均势了。其后，艾登先生奉命访问莫斯科，在那里他和斯大林建立了联系，在几年之后，这种联系又恢复，对双方都有好处。在这次访问莫斯科的归途中，他的飞机遇到猛烈而持续的风暴，经过惊险的飞行最后着陆时，他几乎不省人事。医生说他不宜和西蒙去出席斯特雷扎会议了，此后他病了好几个月。在这种情况下，首相便决定亲自和外交大臣前往参加，尽管这时他自己的健康、视力和智力都显然正在衰退。所以，在这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中，英国的阵容是弱的。参加会议的还有法国代表佛朗丹和赖伐尔，意大利代表墨索里尼和苏维奇。

当时一致认为，公开破坏牺牲了好几百万人才得以订立的庄严条约，是绝不能容许的，但英国代表们在一开始就明白表示，纵令和约遭受破坏，他们也不会去考虑制裁的可能性。这自然就使会议只限于空谈。会议一致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大意是：由单方——意即一个方面——破坏和约，是不能容许的，并将请国际联盟行政院公布已暴露出来的情况。在会议的第二天下午，墨索里尼竭力支持这一行动，直率地公开申明反对一国侵略他国。最后的宣言如下：

三国政策的目的，就是在国际联盟的机构下集体维护和平，三国一致同意，要采取各种可行的方法，反对危及欧洲和平的单方面违背和约的行为，并将为了这个目的采取密切真诚的共同行动。

意大利的独裁者在演说中着重“欧洲和平”这几个字，在说完“欧洲”一词之后又用引人注意的姿势停顿了一下。他如此强调欧洲，立刻引起了英国外交部代表们的注意。他们竖起了耳朵，很明白墨索里尼的意思是，他一方面表示愿意同英法合作以阻止德国重整军备，而另一方面，又为他日后可能要对非洲的阿比西尼亚发动远征留有余地。要不要把这一点在会议上提出来呢？当天晚上，英国外交部官员进行了讨论。每一个人都十分希望在德国问题上取得墨索里尼的支持，认为不宜在这个时候对他提出不得侵犯阿比西尼亚的警告，因为这样做显然会使他大为恼火。所以，这个问题就没有被提出来，在无人过问的情况下轻轻放过了；而墨索里尼则以为协约国已默认了他的声明，让他可以自由对付阿比西尼亚。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他这种想法也有一定的理由。法国对这个问题保持缄默，会议就此结束。

跟着，在4月15日至17日，国际联盟行政院对所传德国下令实行普遍征兵制这一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为进行审查。派代表出席行政院会议的国家有：阿根廷共和国、澳大利亚、英国、智利、捷克、丹麦、法国、意大利、墨西哥、波兰、葡萄牙、西班牙、土耳其和苏联。所有这些国家都投票赞成不得以“单方面”行动破坏和约这一原则，并把这个问题提交国际联盟大会讨论。与此同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瑞典、挪威、丹麦三国，由于深切关注波罗的海的海军均势，也联合表示一致支持。提出正式抗议的国家，总数有十九国之多，但没有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准备甚至到最后关头使用武力，因而他们的决定只能是空口说白话！

※※※

赖伐尔原本无意以巴尔图那种坚决的精神和俄国接近，但如今法国对此有迫切的需要。在关心法国前途的人看来，最重要的是，三月间仅以微弱的多数通过的两年兵役制还必须取得全国一致的支持。只有苏联政府才能左右对其效忠的那部分有重要作用的法国人。此外，在法国，人们普遍地希望恢复1895年旧有的联盟，或与此类似的同盟。5月2日，法国政府签署了法苏条约。这个含糊其辞的文件，保证在五年之内一国遇到侵略时，两国互相援助。

为了在法国政治舞台上取得确实的成果，赖伐尔先生到莫斯科进行为期三日的访问。他在那里受到斯大林的欢迎。他们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其中有一些从未公布过的事，不妨在这里说一下。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所急于知道的，当然首先是法国军队在西线的实力：究竟有多少个师，服役期多长？对这一方面进行了探讨之后，赖伐尔说：“你能不能设法对俄国的宗教和天主教徒给以一些鼓励？这将对于我和教皇的关系，有极大的帮助。”斯大林说：“啊哟！教皇！他有几个师？”至于赖伐尔怎么回答，我可不知道；但他当然很可能提到在游行中不一定看得到的若干个军团。赖伐尔始终无意使法国承担任何特定义务，而这正是苏联惯常要提出的要求。尽管如此，他仍然使斯大林在5月15日发表公开声明，对法国为了保持国家安全所必需的兵力而执行的国防政策，表示赞同。法国共产党得到了这个训令之后，立即转过头来，热烈支持国防计划和两年兵役制。法苏条约虽然是欧洲安全的一个因素，但它并没有规定在德国发动侵略时，对任何一方具有约束力的保证，所以其效力是极其有限的。法国并没有同俄国达成真正的联合。而且，这位法国外交部长在归途中曾在波兰的克拉科夫停留，参加毕苏斯基元帅的葬礼。在那里他与戈林会面，并进行极亲切的会谈。赖伐尔对苏联的猜疑和嫌恶，都通过德国的渠道及时地转告了莫斯科。

麦克唐纳先生的健康和能力逐渐衰退，已使他无法继续担任首相的职务。他在保守党方面从来是不受欢迎的。由于他的政治上的和战时的言行以及他的社会主义信仰，使保守党长期以来对他抱有成见，只是在后来的几年中出于怜悯而略见缓和。他是工党最痛恨的人；他们之所以痛恨他，显然是有理由的。虽然工党基本上是由他创立起来的。但在1931年，由于他的“背叛”（这是工党指责他的话），使工党一蹶不振。在政府的巨大多数中，他只有七个工党追随者。他用尽了最大个人力量来推行的裁军政策，现已证明完全失败。大选已为期不远，而在大选中，他也将无能为力。在这种情况下，6月7日宣布他和鲍德温先生互调职位，鲍德温先生第三度出任首相，这完全不是意外的事。外交大臣一职亦同时易人。霍尔爵士在印度事务部辛勤工作，因政府的印度法案的通过而获得了荣誉，如今他要转到更重要的岗位上了。西蒙爵士的外交政策，一些时期以来一直受到与政府密切联系的一些有势力的保守党人的猛烈抨击。现在他被调任他所熟悉的内政部。外交大臣一职则由霍尔爵士继任。

与此同时，鲍德温先生采用了一种新奇的权宜办法。艾登先生这时声誉日增，并已恢复健康，他便任命艾登先生为国际联盟事务大臣，在外交部办公，地位与外交大臣相等，并有审阅文件和使用部员之权。鲍德温先生的目的，无非表示他重视国际联盟，重视我国在日内瓦的事务，以便同拥护国际联盟的强有力的舆论潮流相协调。大约在一个月以后，当我有机会来评论我所说的“设两个地位相等的外交大臣的新计划”时，我提醒议员们注意这种安排的缺点：

昨天首相说，这只是暂时的试验，我听到很高兴。我也觉得这恐怕不能持久下去，将来恐怕也不会实行。……我们所需要的是以独个人负责外交事务的整体思想，掌握全面，使每一个因素，每一件事情都为议会所同意的总目的服务。不管谁来当外交大臣，不管他是什么人，他必须在部里享有最高权力，而且在这个重要的部里的每一个人，都得听从他，并且只听从他一个人。我记得在战时我们曾讨论过统一指挥的问题，那时劳合·乔治先生说：“这不是某个将军比另一个将军好些的问题，而是一个将军比两个将军好些的问题。”在这困难时期，一个强有力的内阁没有理由不需要每天同外交大臣在一起，首相没有理由不随时召见他或他的属员。现在的问题如此复杂繁重，时局如此不断变动，我认为这种混乱局面会因双重领导和双重责任而弄得更加混乱。

所有这些话全都不幸而言中。

※※※

正当人和事都处在这种情形的时候，英国政府办了一件极其惊人的事情，这件事的起因，至少有一部分来自海军部。

让陆、海、空的军人来搞政治，始终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他们进入一个其标准同他们一向所熟知的完全不同的新领域，当然，他们是遵循海军大臣和内阁的意向甚至指示来行事的，因为只有他们才负得起这个责任。不过海军部也吹来一股强烈的赞成之风。英德两国的海军部之间进行两国海军比例的谈判已有一些时日。按照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德国除准许有六艘不超过六千吨的轻型巡洋舰之外，排水量达一万吨的军舰，不得超过六艘。英国海军部最近发现德国新近正在建造的两艘袖珍战列舰，即“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其吨位都远远超过和约所准许的限度，其规格也完全不同，事实上是二万六千吨的轻型战列巡洋舰，或者可以称之为最高级的商船驱逐舰。

这种肆无忌惮的、欺诈性的破坏和约的行为，至少在两年之前（1933年）就有了周密的计划，而且已开始执行了，面对这种事实，海军部竟然还认为有订立英德海军协定的必要。

英国政府没有同它的法国盟友商量，也没有通知国际联盟，就这样进行了。英国政府一方面向国际联盟呼吁，并要求会员国支持对希特勒破坏和约军事条款的抗议，与此同时他们却暗中进行协议，把凡尔赛和约中的海军条款抛到九霄云外。

英德海军协定的要点，是德国海军不得超过英国的三分之一。这一点对海军部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他们想起战前曾满足于两国的比例为十六比十。为了达到这个前景，同时又偏信德国在表面上的保证，于是他们就承认德国有权建造和约明文禁止它建造的潜水艇。按协议，德国可以建造的潜水艇，可达英国潜水艇实力的百分之六十，如果德国认为情势特殊，还可以达到百分之一百。当然德国要保证他们的潜水艇永远不用来袭击商船。既然如此，他们为什么还要潜水艇呢？因为，很明显，如果协定的其余部分被遵守，则仅就军舰而论，潜水艇是不能决定海战胜负的。

德国舰队可达英国的三分之一这个规定，可以使德国实行建造新舰的计划，使德国的造船厂开足马力至少也要干十年。所以，事实上这对于德国海军的扩充，等于没有什么限制或约束。他们可以尽最大可能加速建造。事实上，英国计划容许德国建造的军舰限额，已大大超过德国所打算建造的程度，这当然一部分是由于建造军舰和制造坦克之间对钢板需要的竞争。德国按规定可以建造的，有主力舰五艘、航空母舰二艘、巡洋舰二十一艘和驱逐舰六十四艘。但事实上，在战争爆发时已完成和接近完成的，只有主力舰两艘、巡洋舰十一艘和驱逐舰二十五艘，而没有一艘航空母舰，还不及我们慷慨答应的数额的一半。如果他们不造或少造战列舰，把可以利用的资源集中于巡洋舰和驱逐舰的制造，则他们在1939年或1940年和英国开战时，就可能处于更为有利的地位。我们现在知道，希特勒曾对雷德尔海军上将说过，对英作战大概不至于在1944年和1945年以前开始。所以，德国海军的发展计划，是建筑在长远的基础之上的。只有潜水艇的建造才达到了协议所许可的程度。当他们能够超过百分之六十的限制时，就立即援用准许他们建造百分之一百的规定，到战争开始时，事实上建造了五十七艘。

至于新战列舰的设计，因为德国不是华盛顿海军协定或伦敦会议的签署国，他们就有多一层便利。当英、法、美三国都受三万五千吨的限制时，他们就立即建造“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这两艘巨型军舰的设计，其排水量都超过四万五千吨，一旦完成，就肯定成为世界海面上最强大的军舰。

这个协定同时也使希特勒在外交上得到很大的便利来分裂协约国，使其中一个国家轻易地宽恕他对凡尔赛和约的破坏，他还可以由于与英国达成协定，在协定的核准下，获得重整军备的充分自由。协定的公布，给了国际联盟又一个打击。法国人有充分理由埋怨英国准许德国建造潜水艇，因为这将危及他们的基本利益。墨索里尼则从这一件事中看出了英国对盟友并无信义：只要英国自己的海军利益有了保障，它显然愿意尽量迁就德国，而不考虑受到德国陆军扩充的威胁的友邦利益。英国这种看来不讲道义的自私态度，不啻是鼓励墨索里尼继续推行侵略阿比西尼亚的计划。至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各国，只是在两星期以前，还勇敢地对希特勒在德国陆军实行征兵制提出抗议，现在却发现英国在幕后暗中同意德国建立海军，其实力虽仅及英国的三分之一，但就是在这个限度之内，也足够使它称雄于波罗的海了。

英国的大臣们对德国提出和我们合作废除潜水艇的建议，大大地卖了一番力气。其实德国人明知这个建议附有其他各国必须同时表示同意这一个条件，人人都知道，其他国家绝对不会表示同意的，所以他们提出这个建议，实在是最稳妥也没有的了。德国之所以同意对潜水艇的使用加以限制，不得对商船进行不人道的袭击，也是因为它明知别国不会同意之故。谁能相信德国人一旦有了庞大的潜水舰队之后，在看到他们的妇孺因英国的封锁而挨饿时，还会不去充分利用这种武器呢？我把这种想法称为“十足受骗”。

这个协定不仅不可能把裁军推前一步，如果付诸实行，几年以后，将不可避免地引起全世界建造新舰的热潮。法国的海军，除了它最新建造的舰只之外，都需要重新改装。而这又将影响意大利。至于我们，很明显，我们必须大规模重建英国舰队，以便在新式舰只方面维持三比一的优势。也许我们认为，德国海军既被允许有英国的三分之一，这对于海军部来说，就是英国的海军要三倍于德国。这也许使我们能够合理地，虽则为时已晚地重建我们的舰队。但那些政治家在哪里呢？

海军大臣博尔顿·艾尔斯—蒙塞尔爵士在1935年6月21日向议会宣布这个协定。我一有机会，即在7月11日，其后又在7月22日，就对这个协定进行抨击：

我不相信英国这种单独行动将会有利于和平事业。其直接的反应，就是使德国舰队的吨位日益增加，使它能够绝对控制波罗的海，并且不久以后，阻止欧洲发生战争的因素之一也就将逐渐消失了。就地中海的形势而论，我认为我们遇到的困难更大。如果法国为了对抗德国而不得不把它的舰队加以现代化的改造，而意大利又照此办理，那么各国一定会大量建造新舰，看到那种情形，我们亦将被迫重建我们的舰队，不然就会影响到我们在地中海的地位。但最坏的情况则是影响我们在世界那一边的地位，就是说，在中国和远东的地位。这对于日本真是意外的收获！看看后果吧。海军大臣说要“正视现实”。可是如果这个计划得以完成，英国的舰队将大部分停驻北海。这就意味着远东的整个形势大大改变，不但对美国和英国不利，而且对中国也不利……

我引以为憾的是，关于德国海军复活的问题，我们并没有同我们的欧洲盟国磋商，也没有同那些和我们一样因德国大事扩军而影响其命运并深为恐惧的许多国家协同处理。德国所扩充的究竟是什么军备，那是无从精确估计的。我们已经看到，他们可以建造远比我们预料更为强大的军舰，连我们的海军部事前也不知道。我们已看到他们在空军方面所做的事情。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确知德国在本财政年度开支的数额，那么，德国用于全面备战的巨额开支必定使本院和全国大为震惊。大量的经费用在全国各地进行战备建设，使这个强大的日耳曼民族和帝国正在变成一个巨大的军火库，而且确实快要动员起来了。

※※※

霍尔爵士为了答复来自国内和欧洲的种种批评，1935年7月11日在受任外交大臣后的第一次演说中提出了相反的论证。在这里也应该提出来：

英德海军协定完全不是一项自私的协定。我们决不会订立在我们看来对其他海军国家不利的协定。而我们所订立的协定，我们认为它不但不会妨碍，而且一定会促进全面的协定，否则我们绝不会订立的。至于海军裁军问题，向来和陆军、空军的裁军问题分别处理。海军问题向来是单独处理的，并且就我所知，单独处理这个问题向来是各海军国家的意图。

但除了法律的理由之外，在我们看来，为了和平的利益——这是英国政府的主要目的——确实有充分理由缔结这个协定。根据我们的海军专家的意见，我们应该把这个协定看作不列颠帝国的安全协定。在这里，我们又发现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来消除在大战前曾引起人们愤恨的主要原因之一——德国海军的军备竞赛。顺便提一提，在讨论中，德国政府发表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声明，说他们今后将消除使战争成为非常可怖的原因之一，即潜水艇对商船的无限制的袭击。第三，我们确实认为这是达成协议的好机会，这个协定从海军的角度看来，显然将有利于其他的海军国家，包括法国在内……由于现在的法国舰队同我们的舰队接近相等，因而这个协定可以使法国舰队比德国舰队永远占百分之四十三的优势，而在战前，它比德国大约少百分之三十……所以我敢相信，当世界对这些结果作冷静的观察时，极大多数赞成和平、赞成限制军备的国家，都会说英国政府不但采取了明智的措施，并且采取了在当前状况下唯一可能的措施。

事实上，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准许德国在今后五六年中大力从事扩充罢了。

※※※

这时，在陆军方面，德国在1935年3月16日正式实行征兵制度，这是对凡尔赛和约从根本上进行挑战的开端。现在德国陆军的扩充和改组，其采取的步骤并不限于技术方面。

国社党国家的陆军的全部职能，需要有明确的确定。1935年5月21日的法律，其目的就是把秘密训练的专门人材中的技术骨干分子加以扩充，使之成为整个国家的武装表征。德国陆军改称为国防军。军队归最高领导元首统辖。每一个士兵，不是像以前那样对宪法宣誓，而是对希特勒个人宣誓。陆军部直接听命于元首。兵役是人民的主要义务。陆军的责任在于教育和永久地统一全国人民，法律的第二条规定：“国防军是德国人民的武装力量和进行军事教育的学校。”

这实际上就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的一段话的正式的和合法的体现。这段话是：

未来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不应重蹈以前的错误：使军队负有它所没有或不应有的任务。德国的军队不应成为保持民族特性的学校，而应该成为促使所有的德国人互相了解互相调节的学校。国家生活中不论有什么分裂的因素，应通过军队来加以统一。它还应把青年人的眼界从其狭小的乡土领域扩大到整个德国国家。他所必须尊重的，不应是他出生地的疆界，而是他祖国的疆界；因为这才是他所要保卫的。

在这些思想基础上，法律规定了新的军区编制。把陆军编为三个司令部辖区，分设司令部于柏林、卡塞尔和德累斯顿三地。再分成十个（后来改为十二个）军区。每一个军区有一个军，由三个师组成。此外还计划组织一种新部队——即装甲师，并且不久就成立了三个装甲师。

兵役的详细计划亦经拟定。新政权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把青年组织起来。从参加希特勒青年团起，德国少年到十八岁就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冲锋队两年。根据1935年6月26日的法律，参加劳动营成为每一个年满二十岁的德国男子的一种强迫义务。他必须为国家服务六个月，修筑道路，建造兵营，或填平沼泽，从而使他在身体上和精神上能够适合于尽一个德国公民的最高义务即服兵役。在劳动营中，强调不分阶级，加强德国人民的社会团结；在军队中，则强调纪律和国家领土的统一。

根据赛克特的建军思想所拟定的训练新军和扩充干部的重大任务，现在开始了。1935年10月15日，希特勒又一次公然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规定，恢复德国参谋学院，希特勒亲自出席正式的开学典礼，随同参加典礼的有三军将领。参谋学院是金字塔的塔尖，金字塔的基础就是无数的劳动营。1935年11月7日，在1914年出生的第一批青年应召入伍；共有青年五十九万六千人，准备接受战争技术的训练。因此，至少在纸面上，德国的陆军一下子就发展成为一支七十万人的精兵。

随着训练工作而来的问题，就是筹款重整军备和发展工业以适应国家新军需要的问题。根据秘密的命令，沙赫特博士成为事实上的德国经济独裁者。赛克特的先行工作，现在投入最高级的试验。其主要的困难有二：第一，扩充军官团；

第二，组织特种兵，如炮兵、工兵和通讯兵。到1935年10月，成立了十个军团。一年以后，又增加两个军团，到1937年10月又增设第十三个军团。警察的组织也成为武装力量的一部分。

谁都明白，在1914年出生的第一批青年应召入伍以后，其后几年入伍新兵的数量将逐渐减少，这是由于世界大战期间出生率降低之故，在德国和法国，都有同样的情形。因为这个缘故，在1936年8月，德国把服兵役的期限延长为两年。

在1915年出生的男子约有四十六万四千人，再加上延役一年的1914年出生的兵员，因而在1936年参加正式军事训练的德国男子的人数，达一百五十一万一千人，半军事性的纳粹党所属组织和劳动营还不包括在内。在同一年里，法国军队的兵力，不包括后备军，共有六十二万三千人，其中只有四十万零七千人留驻法国。

即使是普通的会计师都可以相当精确地预算出来的下列数字，很可以说明问题：

法国和德国在1914年到1920年出生而在1934年到1940年应召入伍的男子人数比较表：

出生年　德　国法　国

1914596，000人279，000人

1915464，000人184，000人

1916351，000人165，000人

1917314，000人171，000人

1918326，000人197，000人

1919485，000人218，000人

1920636，000人360，000人

 3，172，000人 1，574，000人

这些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一一成为事实之前，它只是警告的阴影。直到1935年，人们所做的一切事情，远远没有使法国的陆军及其庞大的后备军达到应有的兵力和威力，且不说它的为数不少而强有力的盟国了。即使在这个时候，本来还可以利用我们不难取得的国际联盟的权威作出断然的决议，或许也可以阻止这一事态的发展。可以把德国传到日内瓦会议去，请它提出详细的解释，组织协约国联合调查团，调查它破坏和约、重整军备和建立军队的情形。如果德国拒绝，就立即重新占领莱茵河桥头堡，直至德国确实完全遵守和约为止。这还不至于引起有力的反抗，也许不至于流血。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少可以无限期推迟爆发。法国和英国的参谋人员，对许多事实及其一般趋势是很清楚的，两国政府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但法国的政府，由于着迷地玩弄政党政治而频频更迭，英国政府则与此相反，一致同意保持现状，得过且过，也导致同样的弊端。两国都未能采取有力的或断然的行动，尽管这些行动完全合乎条约且也是理所当然的。法国政府并没有由于盟国的压力而全部接受裁军的要求，但法国政府和英国的一样，没有胆识，不能对赛克特在他那时所说的“德国军事力量的复活”进行有效的抵抗。

谢选骏指出：丘吉尔宣传德国“地下的偷偷活动，秘密的或掩蔽的准备”军事力量的复活，这等于是在说英法都是聋子瞎子……这其实完全不合事实。所以他又自相矛盾地胡说“法国政府和英国的一样，没有胆识，不能对赛克特在他那时所说的‘德国军事力量的复活’进行有效的抵抗”。丘吉尔这样一再歪曲事情真相的反复圆谎，无非是想掩盖一个事情——英法为首的协约国从一战中抢劫的东西太多了，臃肿虚胖，消化不了，自觉理亏，惴惴不安，所以丧失了行动的能力，也没有继续霸道的肌肉和底气了。而德国却像一个穷凶极恶的饿鬼，想要变本加厉地弥补自己的损失。

【第九章　空中和海上的问题】

1935—1939年

有关技术问题的插曲——德国的讹诈力量——会见鲍德温先生和首相——地面和空中——鲍德温先生的邀请——防空研究委员会——一些普遍原则——我们工作的进展——雷达的发展——沃森·瓦特教授和无线电回波——蒂泽德的报告——海岸雷达网——空军元帅道丁的电话通讯网——1939年春“齐柏林伯爵”号飞临我国东岸——敌我识别器——1939年到马特累斯汉视察——我和海军部的接触——海军航空兵部队——建造新战列舰的问题——大炮的口径——舷炮齐射的后座力——炮塔的数量——我在1936年8月1日给霍尔爵士的信——海军部的主张——四联装炮塔——一个不幸的结果——访问波特兰港：“潜艇探测器”。

在这里需要讲一讲那些对我们未来安全有着极其重要后果的技术方面的决定。为便于叙述，这一章包括从现在起到战争爆发前四年的全部过程。

我们在失去了空中均势之后，就很容易被希特勒讹诈了。

如果我们曾及时采取步骤，建立一支比德国在破坏条约时所能建立的再强一半或一倍的空军，我们就有可能保有对未来的控制权。哪怕只是空军力量和德国相等（没有人会说这是侵略性的），也可以使我们在这些危急的岁月里，对我们的防务充满信心，并给我们提供一个宽广的基础，以便进行外交活动和进一步扩充我们的空军，但现在我们已失去空中均势了。我们为了恢复空中均势所作出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在上一次大战中，飞机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它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为一种有魔力的武器，同时又是一种主要的军事力量。大臣们必须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同德国独裁者发生冲突，伦敦的毁灭和屠杀的情景将是多么的可怕。虽然并非只有英国才有这些考虑，但这些考虑确实对我们的政策，其结果也对整个世界发生重大的影响。

1934年的夏季，林德曼教授写信给《泰晤士报》，指出在防空研究方面可能获致决定性的科学成果。是年八月，我们不仅促使已在进行研究的空军部官员还促使政府主要官员注意这个问题。九月间，我们从夏纳到埃克斯累班，同鲍德温先生有过一次愉快的谈话，看来他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我们要求由高级负责机构进行调查研究。当我们回到伦敦时，因空军部发生财政困难，这件事就暂时搁置起来了。在1935年初，空军部成立了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奉命研究未来的发展。我们记得，鲍德温先生在1933年曾根据空军部的意见，发表了一篇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演说。他声称空中是无法防御的。“轰炸机总是可以穿过防线的。”既然这样，我们对空军部所属的委员会，就都失去信心，而认为应该把这个问题由空军部转到帝国国防委员会处理；在这个委员会中，政府各位首长，即国内最有力量的政治家，将能监督和指导其活动，而必需的经费也有了保证，不致没有着落。这时，奥斯汀·张伯伦爵士也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仍不时在这个问题上对大臣们进言。

2月间，麦克唐纳先生亲自接见我们，我们便把这件事向他当面提出。在我们之间，不存在原则分歧。当我指出这个问题对和平的意义时，首相深表同意。我说，再没有比排除对平民进行突然空袭的想法更能减轻笼罩着全世界的恐惧和焦虑的了。当时，麦克唐纳先生的视力看来已经很坏了，他茫然凝视着窗外的皇宫广场，对我们保证说，他正打算硬起心肠来克服来自空军部的阻难。空军部又极不愿意部外的或上级的部门来干预他们的事情，因而有一段时间，什么事也没有做出来。

因此我在1935年6月7日在下院提出这个问题；我说：

这个问题有一定的范围，按其性质来说，它基本上是科学的问题。它所涉及的，是如何发明、采用或发现一些方法，使我们能够使地面防空部队控制天空，从地面来实施控制——甚至支配——高高在其上空的飞机……我从经验中感到，在这些问题上，只要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领导人充分说明这种需要，则科学总是能够提供一些东西。以前人们说，搜捕潜艇是不可能的，但是把潜艇窒息于水面之下的方法却终于发明出来了。这个问题不一定比击落入侵飞机更为困难。许多以前认为在技术上不可能的东西，在上次大战中已被采用了。耐心、坚持不懈，尤其是在战争情况下的迫切需要，使人们的头脑更为灵活，而科学也就能适应人们的需要……

以屠杀妇孺、恐吓手无寸铁的平民，从而迫使敌国投降这种可恶的想法，只是到了二十世纪才受到人们的接受和鼓励。这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事情。如果一旦发明了某种在地面的装置，可以很容易打下投炸弹的飞机，那么每一个国家都会感到较为安全，也可以使各国消除日益接近另一次战争灾难的这种令人寝食不安的恐惧和疑虑……我们不但怕我们大城市的平民受到袭击，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比世界别的国家更容易受到损害；我们还怕我们的造船厂和其他设备受到袭击，因为这将使我们防务的主要力量，我们的舰队，陷于瘫痪甚至被毁灭。所以，这不但是为了在整个世界上消灭疑虑和战争的最坏原因，同时也是为了在英国恢复我们这个岛国的旧有的安全感。所以，我们的国家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就应该对这个问题再三加以认真的思索和考虑，并且应该以英国科学所能运用和我国财力所能担负的一切资源来推进这项工作。

第二天，发生了前一章所提到的内阁变动，鲍德温先生就任首相。坎利夫—利斯特爵士（其后不久成为斯温登勋爵）继伦敦德里勋爵任空军大臣。一个月以后，有一天下午，我正在下院吸烟室时，鲍德温先生走进来。他在我身旁坐下，就对我说：“我向你提出一个建议。坎利夫—利斯特非常希望你能参加新成立的帝国国防委员会防空研究会，我也希望你能参加。”我说，我是批评我们的空军战备的人，我还得要保持我的行动自由。他说：“这是不用说的。除了你从委员会所知道的秘密以外，你当然有绝对的自由。”

我提出一个条件：林德曼教授必须至少成为技术小组的成员，因为我需要他的帮助。几天以后，首相来函说：

1935年7月8日

你见过汉基，我很高兴。我认为你的信是表示你愿意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我很高兴，我相信你在这项极其重要的研究中一定会有真正的帮助。

当然，你可以像空气一样自由（在这种情况下的正确表述），可以随时对政策、计划和一切有关空军的一般性问题提出辩论。

我的邀请，并不是想叫你以后不能畅所欲言，而是对老同事的友好表示。

于是，在此后的四年中，我参加了那些会议，因此对我们这个重要的防空工作，知道得比较详细。几年以来，我经常同林德曼进行密切的讨论，使我对这个问题有我自己的看法。我一接受任命就立即为委员会拟出了一份备忘录，这份备忘录所包括的，不属于官方资料，而是从我和林德曼的交谈、研究以及我自己的军事概念所得出来的想法和知识。这个文件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在于它对1935年7月的情况所提出的看法。那时，没有人想到可以利用无线电来为轰炸机导航。训练大量的飞行员显然是有困难的。当时一般人认为，大批的飞机在夜间飞行，必由几架轰炸机长机率领。在国家生命陷于危险之前的四年中，各方面新的研究工作都有巨大的进步；同时，由于用无线电来为轰炸机指示轰炸目标，在战术上引起了极其重大的变化。自此以后，我在那份备忘录上所写到的东西，已被更好的办法代替了，但有许多试验还是在我当权时进行的——当然也不是所有的试验都获得成功。

1935年7月23日

我以极其谦恭的态度提出这份备忘录，因为开会在即，仓促写成，但仍希望它对我们的共同思想能够有所贡献。

一般的战术概念和技术上可行的东西，这二者之间有相互作用和反作用，因此，必须让科学家知道空军需要什么样的设备。飞机的设计必须符合一定的作战计划的要求，并能保证这一计划的实施。

在目前这个阶段，我们有必要提出这样一个合理的战争假说：英国、法国和比利时结成联盟，并受到德国的进攻。

当这样一种战争爆发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将是大陆盟国军队的动员。这至少需要两个星期，因为这会因机械化和摩托化部队的入侵而受到牵制和阻碍。法国和德国的参谋部将集中考虑军队的集结和部署问题。在第一次的主要战斗中，任何一方都不愿意有显著的落后。我们可以希望，德国在两三年之内还没有做好准备来发动这种陆、海军都起重大作用的战争，目前德国的海军还是微不足道的；它还没有取得波罗的海的制海权；而且它的重炮似乎还嫌不足。要建立一支海军，制造重炮和训练人员，就得花几年的时间，而不是几个月就能做到的。

德国的大部分军火生产都集中在鲁尔，而该地又很容易受到对方的轰炸。它一定认识到：许多从国外输入的主要军用物资的供应（铜、钨、钴、钒、汽油、橡胶、羊毛等）将会断绝。并且，如果它不能取得波罗的海的制海权，那么，甚至连铁的供应也将大大减少，因而它目前还没有达到能够发动长期战争的能力。当然，它正在大力克服这些困难，例如将一些工厂从边境迁到德国中部，进行合成汽油和人造橡胶的生产，并大量囤积储存物资。看来在1937或1938年以前，德国不大可能发动一次有取胜希望的海、陆、空三军同时进行的战争，这种战争可能要打好几年，在战争中它又几乎不会有什么盟国。

在这种战争中，英法两国的空军的首要任务，似乎是炸毁敌方的交通，如铁路、公路、莱茵河的桥梁和公路铁路的桥梁，并最大限度地破坏他们的集结地带和军火库。其次是摧毁其最易于暴露的各种军工厂。几乎可以断定，从预定军事行动的时刻开始，如果我们集中攻击这些重要目标，那么·我·们·就·应·迫·使·敌·人·也·采·取·同·样·的·策·略。要不然法国就可以毫无阻碍地进行动员，并在大规模的地面战争中取得主动权。这样，德国准备用来对英法两国平民进行恐怖空袭的飞机，就会显得不足而且力量分散了。

虽然如此，我们必须预料到，即使在海、陆、空三军的联合战争中，德国还会企图炸毁伦敦或其他容易袭击的城市，以考验政府和人民在恐怖的考验中的抵抗意志。其次，伦敦港以及我们舰队生命攸关的造船厂，也是最为重要的军事目标。

然而往往有这种不幸的可能性，德国当局也许会认为，用大规模的猛烈空袭也许可以在几个月甚至几个星期之内使一个国家屈膝投降。震撼心理的战术思想，对德国人的思想有极大的吸引力。至于他们的想法是对还是错，那是另一个问题。如果德国政府认为，在盟国军队实行动员和发动进攻之前，它可以采用空军摧毁大城市和屠杀平民的办法来迫使一个国家求和，那它就很可能在战争开始时单用空军来发动攻击。几乎不用说，如果能够把英国同法国分隔开来，则英国就会成为这种攻击的最合适的牺牲品。因为英国进行反攻的主要方式，除了空袭报复之外，无非是海军封锁，但封锁是要在相当时期之后才能见效的。

如果我们能够限制式阻止空袭城市的话，那么，以“恐怖”来摧毁我们士气的可能性（这恐怕只是一种虚构），就不复存在了，而战争的胜败终归还是要由陆军和海军来决定。我们对防空越重视，就越能遏制纯粹空战的发生。

※※※

我提出了一些观点。不要忘记，那是在1935年，到正式使用雷达侦察飞机的方法，还有四年多的时间。

※※※

委员会的工作是秘密的，我同政府的关系，一直没有公布。我对政府的其他部门，仍然不断进行更为猛烈的批评和攻击。在英国，有经验的政治家对这一类事情并不感到奇怪，正如政见上的严重分歧，有时并不妨碍个人间的友谊一样，但科学家之间的嫉忌心要强得多。1937年，技术小组的科学家和林德曼教授之间，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分歧。他的同事不满意他同我有密切的接触，也不满意我把他的见解向委员会提出。他们认为，只有蒂泽德爵士（帝国科学技术学院院长）才能向委员会说明他们的集体意见。林德曼因此被请求退职。他向我提供一些事实供讨论用，这是完全正确的；其实，这是我们两人共同参加这项工作的基本条件。他虽已离开，我为了公众的利益，并得到他的完全同意，仍继续当委员；到1938年，我又使他复职，这在下面就要提到的。

在30年代，在英、美、德、法各国，有许多人想到利用从飞机和其他金属目标反射回来的电波的可能性。我们把它称为无线电测向器（R．D．F．），后来称为雷达。它的用处，就是靠反射回来的射电波，而不是靠人们的感官，眼睛或耳朵来侦察敌机的临近。在大约离地面七十哩的高空，有一层反射电波的天幕（电离层），由于它的存在，所以普通的无线电波不致消失在太空之中，并因此而使远距离无线电通讯成为可能。把短促的脉冲波发射到空中，然后接收它的回波，这是几年来我国科学家，尤其是阿普尔顿教授一直在积极进行研究的技术问题。

1935年2月，在政府担任研究工作的科学家沃森·瓦特教授第一次向技术小组说明，用射电回波来侦察飞机是可行的，并建议进行试验。该小组对此十分重视。当时人们认为，要研究出侦察五十哩内的飞机的技术，也得要五年的时间才能成功。1935年7月25日，防空研究委员会举行第四次会议，亦即我第一次出席的会议，蒂泽德提出了关于无线电定位的报告。我们做了初步试验，证明有采取进一步实行措施的必要。军事各部门奉命制定计划。于是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并在多佛—奥尔福德纳斯地区设立一系列的试验站。对于雷达侦察船只位置的可能性，也进行探索。

到1936年3月，沿南海岸一带的各个站都已开始建造和装备，可望在秋季进行试验。在夏季，建筑上有所耽搁，并且出现了敌方电波干扰的问题。1937年7月，空军部提出计划，经防空研究委员会的同意，准备以一百万镑以上的费用，在1939年底以前在怀特岛到提兹河之间设立一连二十个站。

这时，侦察已经飞入内地上空的敌机的试验，也在进行。到年底，我们可以跟踪在三十五哩范围以内一万英尺高空的敌机。对船只的侦察也有进展。业已证明，从空中确定九哩以内船只的位置是可能的。近洋舰队中有两艘已装备了侦察飞机的仪器，而飞机测距、高射炮射击指挥和探照灯定向等试验，也分别进行。工作有所进展。到1938年12月，计划中的二十个新站，已有十四个装上了临时的设备。从空中已能够测定三十哩以内的舰艇方位。

1939年，空军部用比较长的长波无线电（十米）建成了所谓海岸雷达网，使我们能够发现六十哩左右的海面上空临近的飞机。在战斗机司令部道丁空军中将的指挥下，建立了复杂而精密的电话网，把所有这些雷达站联结起来，而在阿克斯布里奇设立中央指挥站，在那里，可以把观察到的飞机的行动，在大地图上一一标明，由此可以指挥我们自己飞机的战斗行动。还设计了所谓“敌我识别器”（I．F．F．），这使我们的海岸雷达网，可以把装有这种仪器的英国飞机同敌机区别开来。后来又发现这些长波无线电站不能侦察在海面低飞而来的飞机，为了对付这种危险，又建造了一组补充站，称为“低空侦察连锁站”，使用短得多的电波（一米半），但它的效力只及较短的距离。

敌机一旦进入内地，我们就只好依靠皇家观测兵来侦察了。观测兵只靠眼睛和耳朵，但用电话交换机连接起来，确实也极为有效，后来在不列颠空战的早期，它是我们的主要基础。但光是侦察由海上来的敌机，还是不够的，虽然这可以使我们至少在十五到二十分钟之前发出警报。我们还得设法为我们的飞机导航以追踪来犯的敌机，并在我国领土上空加以截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又建造了一些“地面指挥截击站”（G．C．I．）。但所有这些，在战争爆发时，都只是略具雏型而已。

※※※

德国人也忙得可以，在1939年春，“齐柏林伯爵”号飞船飞临英国东岸上空。德国空军通讯兵司令马蒂尼将军预先在飞船上装有特殊的收听设备，以侦探英国是否有雷达侦察设备。这个企图失败了，但如果它的收听设备效率很高，“齐柏林”号一定能够把我们有雷达这一情报带返德国，因为我们的雷达站在那时不但在工作，而且侦察出它的活动，推测到它的意图。德国人如果收听到我们的雷达脉冲波，也不会感到惊奇，因为他们已造出了一种技术上效能很高的雷达系统，在某些方面还比我们的先进。但可以使他们惊异的，就是我们实际运用新发明上所达到的规模，而且把这一切联合起来，构成总的防空体制。在这一点上，我们在世界上是领先的，英国的成就并不在于设备的新奇，而在于实际运用的功效。

防空研究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在1939年7月11日举行。那时，在朴次茅斯到斯卡帕湾之间，就有二十个雷达站，能够侦察到在五十至一百二十哩范围内飞行在一万呎上空的飞机。一种很满意的反干扰器和一种简便的敌我识别器已投产制造。我们还制造出装在飞机上的用信号引导飞机追踪敌机的试验装置，并进行了试飞。至于从空中侦察船只位置的试验装置，后来发现过于笨重，不适宜在飞机上使用，因而把它交给海军部，以便研究它是否能够放在船上使用。

※※※

我还要提到一件事。1939年6月，蒂泽德爵士遵照空军大臣的愿望，邀我乘坐一架相当简陋的飞机，视察在东海岸建成的各种设施。我们整整飞了一天。我将我的视察印象送给空军大臣，现在印在下面，因为从这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开始进行的雷达工程的一般情况。

丘吉尔先生致金斯利·伍德爵士……我在蒂泽德的带领下，到马特累斯汉和波德塞视察了一次，这次视察，非常有趣，也很受鼓舞。如果我把我的一些想法提出来，也许会有所帮助。

这些重要的无线电测向站，有立即加以掩护的必要。我们起先认为，可以用较少的费用来建立两倍至三倍的伪装站；

后来我考虑一下，觉得似乎可以使用烟幕……

这个巧妙的新装置的一个弱点，当然就是敌机在越过海岸之后就脱离无线电测向站所及的领域，那时我们只好靠观测兵了。这好像是从二十世纪中叶退回到早期石器时代似的。

虽然我听说观测兵也是很有效的。但我们必须认为，应用无线电测向器来跟踪已侵入内陆的敌机，是迫切需要的。要使无线电测向站能转过身来侦察内陆上空，还得有一段时间，并且也仅在空中战场拥挤而混乱时才有可能……

无线电测向器的进步，尤其是在测距方面的应用，肯定对海军有很大的用处。这将使海军不论能见度如何，也能和敌人交战。在1914年，当德国的战列巡洋舰轰击斯卡巴勒和哈特尔普尔时，如果我们的视力能够穿过大雾，那么，他们的命运就完全两样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海军部对这项试验还不热心。蒂泽德也指出，不分昼夜，不管能见度如何，都可以准确发射鱼雷，这对驱逐舰和潜水艇都有极大的价值。我原先还以为这是久已进行的一件大事，因为这对我们是极其有利的。

辨别敌我的方法，对海军也是具有重大的效果的，应该用它来完全取代有危险的识别信号的方法。我想海军部对此是知道的。

最后，我为业已取得的进展向你道贺。使我们这个岛国获得无限安全的第一步已经走了，可惜我们所需要的还不仅仅是这一步，而时间是短促的。

我将在下卷说明如何凭借当时只有极少人知道的一些设施，挫败了1940年秋冬两季德国对大不列颠的攻击。毫无疑问，在斯温登勋爵及其继任人的领导下，空军部和防空研究委员会在使我们的作战飞机获得这种极其可贵的加强措施方面，是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的。在1940年，当主要的责任落到我的身上，而我国的生存又有赖于空军的胜利时，由于我曾根据最详尽的官方的和技术的资料，进行了长达四年之久的深入研究和思考，这就有利于我作为一个非军人也能透彻了解空战的各项问题。虽然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弄通技术上的问题，但这门学问对我极有帮助。我认识在棋盘上的每一颗棋子，知道它们是怎么走的，别人和我谈起这一套时，我也能够完全了解。

※※※

在这几年里，我和海军部的接触，是经常的，而且是很密切的。1936年夏，霍尔爵士出任海军大臣，他准许他的官员可以同我自由讨论海军部的事务；我既然对海军极感兴趣，自然就充分利用这些机会了。我从1914年在贝蒂时就认识现任第一海务大臣的查特菲尔德海军上将，我和他在海军问题上的书信往来，则始于1936年。我同第三海务大臣兼海军军需署署长亨德森海军上将亦有多年的交谊，他专管军舰的建造和设计。他在1912年时是我们海军中最好的火炮专家，当时我是海军大臣，常常去看战列舰在从承包人接收炮架之前的试炮，我对他的工作有极高的评价。这两位官员在他们身居高位的时候，对我都极其信任，虽然我同他们有意见分歧，并曾多次严厉批评过他们已做的或没有做的工作，但从来没有因工作上的不满或指责而有碍于我们的交往。

海军航空兵究竟应属海军部还是应属空军部的问题，在这两个部和两个军种之间发生剧烈的争论。我赞成海军的意见，我曾把我的主张在议会上提出来，使我收到第一海务大臣写给我的一封恳切的感谢信。在信中他提出了海军政策的全部问题。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到恰特韦尔看我时，问我对这个似乎双方都有道理的问题有什么看法。我为他拟出了一个备忘录，这个备忘录后来几乎逐字逐句都为英王陛下政府所采纳。①

①见附录（2）。

※※※

当政府终于决定又开始建造战列舰时，我对战列舰的设计非常关心。直到这时为止，皇家海军所有的主力舰，实际上都是在1911年到1915年我主持海军部的期间内建造或设计的。只有“纳尔逊”号和“罗德尼”号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建造的。我曾在《世界危机》一书中详述我第一次任海军大臣时重建海军的全部过程，以及“伊丽莎白女王”号级快速战列舰的设计经过。那时我能充分发挥费希尔勋爵的才能和妙想。对于军舰的建造，我常常能运用我自己的思想，而我这些思想又是从许多海军专家那里得来的，至今我仍持有坚定的见解。

我一听到内阁已同意一个建造战列舰的规划方案时，我就立即断定，我们的新舰应继续装备十六吋口径炮，而且用三座装有三门十六吋口径炮的炮塔；这样是可以达到在排水量三万五千吨的限度之内的，这个条约上的限制，只有我们才严格遵守。我和霍尔爵士有过几次商谈和通讯。我听到一些议论，不能使我信服，我开始在下院提出把装十四吋口径炮和十六吋口径炮的军舰舷炮齐射时的后座力相比较的问题。他们提出了下列数字，供我个人参考：

装有九门十四吋口径炮的军舰舷炮齐射的后座力……六点三八吨。

装有九门十六吋口径炮的军舰舷炮齐射的后座力……九点五五吨。

十六吋口径炮的数字，并不是根据“纳尔逊”号现有的十六吋口径炮，而是根据美国人预备装在他们的新主力舰上的一种假设的十六吋口径炮算出来的。

我深深感到十六吋炮的舷炮齐射后座力确有其优越性。

于是，我写信给霍尔爵士：

爵士：1936年8月1日

蒙你对我的意见给予重视，至感荣幸。乍看起来，这是有理由的。我不能答复关于延搁如此之久的问题的争论。这一次又是只有我国受条约之苦。我深信不疑的是，我们可以建造一艘三万五千吨的军舰，装三座十六吋口径炮的三联装炮塔，它比起用十四吋口径炮的办法来，火力一定要强大得多。它不但是可能比较好的军舰，而且肯定被列为较好的军舰。每一个人，包括在舰上服役的人在内，都会认为它是海军力量更加强大的标志。不要忘记，德国人在他们的大炮的每一吋口径中都取得了比我们好得多的实效。他们发射的炮弹比我们的重，打得更远、更准确，结果有巨大的打击力，不仅是舷炮齐射后座力大大增加，而且十六吋口径炮弹的爆炸力当然比十四吋口径炮弹大得多。如果能穿过装甲，则在炮弹的爆炸力上再下些功夫也是值得的。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炮塔的数量，如果三座炮塔可以取得更大的打击力，那么，装四座炮塔（我假定每座重二千吨）是多么大的浪费！如果用三座炮塔，则可以使装甲增厚用以抵抗炮火和鱼雷，舰面甲板上也可以腾出较多的地方来安装高射炮群。如果你要你的部下向你提供十六吋炮军舰的图解说明，我深信他们会给你说明十六吋炮舰一定比十四吋炮舰有更好的布局。当然，关于射击控制、炮弹播散等问题，还会有所争论，我在这些问题上是完全外行了。但是我想，使用四发和五发轮番齐射，也许能收到较好的射击效果。

如果我处在你的地位，我怎样也不会接受十四吋的计划。

如果海军部决定建造两艘十四吋炮的军舰，而几个月后日本和美国却一心一意地建造十六吋炮的军舰，那么，我们的海军部就显得够愚蠢的了。我想倒不如推后些日子，还可以省去六个月的建造时间。以每艘七百万镑的代价来特意建造并非世界上最强的战列舰，那是不堪设想的！老费希尔常说：

“英国的海军，在海上总是第一流的。”

不过，这些都只是预言而已！对于所有这一切，在以前，我曾想过多次，否则我也不敢冒昧地向你陈述。我一定按照你的建议和查特菲尔德谈谈。

海军大臣对我的意见绝无反感，我们之间此后时有函件往返，我并且同他和第一海务大臣有过几次谈话。霍尔爵士在1937年5月底离开海军部前，他交给我两份海军参谋部所拟的备忘录：一份是关于战列舰问题；另一份是关于巡洋舰问题。海军部对战列舰设计的理由是：自从华盛顿条约以来，英国为了经济的原因仍然主张减低排水量和缩小炮的口径，所以在1936年，当政府终于批准建造新战列舰时，不可能把十四吋口径炮或三万五千吨排水量的条约限制置之不理。而“英王乔治五世”号级战列舰的设计，在确知其他国家在最近的将来是否继续接受条约的限制之前，就不得不开始进行。事实上，“英王乔治五世”号级军舰的炮塔，直到1936年5月才开始定造。如果海军部把设计的决定推迟到1937年4月以后进行的话，则到1941年，可用的军舰就只有两艘而不是五艘了。如果外国到时超过华盛顿条约的限制，那时，1938年计划开始建造而将于1942年完成的军舰的设计，就可以采用较大的吨位和口径。

如果我们终于不得不建造前后对称的十六吋口径炮舰，而同时又不牺牲“英王乔治五世”号级在结构上的坚固性和其他特性，则其排水量就得大为增加。结果造成的军舰不能通过巴拿马运河，除了增加每一艘军舰的造价外，我们还得扩充我们的船坞。海军部同意我的主张，即认为设三座炮塔共九门十六吋口径炮的军舰优于四座炮塔共十门十四吋口径炮的军舰。他们后来设计的战列舰，都是只有三座“多管炮塔”的军舰。

在把这份篇幅很长很厚的文件加以研究以后，我认识到我们不能因要在第一批的五艘战列舰中安置较大口径的炮而拖延了。作出的决定已不能更改。但我还是提出，作为准备措施，应早日把较大口径的炮和炮塔设计好，现在还得造好必要的工具和设备，以便炮厂能够改制较大口径的炮，即便要花相当的费用也在所不惜。

我和海军部讨论战列舰的设计时，我还不知道他们已经进行设计，并做出了十四吋口径炮的四联装炮塔即总共十二门炮的图样。如果那时我知道这一点，我就得重新考虑我的意见了。所谓“多管炮塔”的用语，使我发生误会。三座四联装炮塔，可能避免我在设有四座炮塔的军舰上所看到的许多缺点。十二门十四吋口径炮的威力，虽不能同九门十六吋口径炮相等，但在金属的重量方面却有相当大的改进。

然而，海军部的这种方针却产生了不幸的后果。设计这种全新的十四吋口径炮的四联装炮塔，拖延了很多时间。工作开始不久，海军部就决定将重叠于船前的第三座炮塔改为双联装炮塔。于是，二三千件复杂的机械配件都得重新设计。

这次计划的变更又使“英王乔治五世”号和“威尔斯亲王”号的完工延迟了至少一年之久。还有，我们的新舰现在已减为十门炮，于是，我以前认为它的舷炮齐射时后座力不如十六吋口径炮好的那种看法，又更站得住脚了。在这个时候，美国人解决了把三座有三联装十六吋口径炮的炮塔装置在三万五千吨的船身上的问题。法国人和德国人采用了十五吋口径炮，法国人在两座四联装炮塔上装八门炮，德国人在四座双联装炮塔上装炮八门。德国人也像日本人一样，无意接受条约的限制，“俾斯麦”号的排水量便超过了四万五千吨，因而具备了一切有利条件。只有我们，在这许多年之后才决定建造五艘与我们海军生命和保持我们制海权息息相关的战列舰，但结果还是从十六吋口径回到十四吋口径，而别的国家则加大了口径。因此，我们建造的几艘军舰，每一艘都用了五年的工夫才能完成，而且都没有达到其应有的更大的火力。

※※※

1938年6月15日，第一海务大臣领我到波特兰，让我参观“潜艇探测器”。这是侦察在水下的潜水艇的仪器，其方法是发射声波进入水中，当声波遇到钢铁结构时，便反射回声。

根据这种回声来测定潜水艇的方位，可以相当准确。我们在第一次大战结束时，这种新事物刚刚开始。

我们在旗舰上过夜，同海军总司令福布斯爵士作了一次长谈。次日整个上午，我们都在反潜艇学校度过，他们给我讲了差不多四个小时，我得到极其详尽的报告。于是我们乘驱逐舰出海，当天下午和晚上，他们为我举行了一次极有趣味的演习。几艘潜艇分布在附近的海域上。我站在这艘装有“潜艇探测器”的驱逐舰的舰桥上，另一艘驱逐舰约在半哩外，二者始终保持联络，我看到并听到了全部过程。这是海军部的神圣的宝贝，是他们专心致志、埋头搞了一代的时间所获得的成绩。以前我曾常常批评他们的政策。但在这次，我无疑地同他们一样，对他们的成就作了过高的评价，我一时忘了海洋是多么地辽阔广大。虽然如此，这二十年中，假如每年没有花大量资金，雇用和训练数以千计的技术熟练的官兵来进行研究，并且拿不出什么东西来——虽然是微不足道——那么，我们在对付德国潜艇的问题上（后来事实证明是十分严重的问题），也许除了吃败仗之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我给查特菲尔德的信中写道：

我常常回想起你让我参观的那些情况，我深信国家要感谢海军部和掌管海军部的人，我深信，他们多年以来忠心耿耿地努力工作，使我们能够避免最大的危险之一。

使我惊奇的是，“潜艇探测器”指示得清晰而有力。在我想象中，原以为它的指示是隐约的、模糊不清的。我绝没有想到我竟会听到潜水艇那种东西会自投罗网。这是一种惊人的方法和成就。

“潜艇探测器”本身没有征服潜水艇，但是，如果没有它，则潜水艇就征服不了。

谢选骏指出：要抢劫犯自动退还赃物赃款是不可能的，所以抢劫犯除了逃避追捕、强化犯罪之外，走投无路——这就是“军备竞赛”的机制。在我看来，主权国家就是战争的策源地，交战的双方都是恶棍，是杀人犯，是抢劫犯，是强奸犯——从进化论的强盗逻辑看，人类的演化进步就是互相屠杀的结果，这一方面刺激了科技的发展，一方面改变了进化的方向……让剩下的人类越来越强化邪恶，朝着自取灭亡的道路，不断加速，高歌猛进。

【第十章　对意大利的制裁】

1935年

第二次重大打击——阿杜瓦之战的记忆——审慎时期——在外交部的一次谈话——和平投票——英国海军在地中海的实力——霍尔爵士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发言和英国海军的调动——我在卡尔顿俱乐部的发言——墨索里尼侵犯阿比西尼亚——在英国的强烈反应——兰斯伯里先生辞去议会工党领袖的职务——假制裁——鲍德温先生的和平决定——保守党会议——鲍德温先生对选举所采取的行动——他的巨大多数——霍尔—赖伐尔协定——议会的动乱——我在国外——墨索里尼征服阿比西尼亚对欧洲的影响。

世界和平现在又受到了第二次重大打击。英国丧失了空中均势之后，接着就是意大利投到德国方面。这两件事合在一起，便使希特勒可以沿着他早已决定的狠毒的路线前进了。

我们看到墨索里尼对维护奥国的独立有过不少帮助，这对中欧与东南欧有重大意义。现在他却要走到相反的阵营中去了。

纳粹德国也不再孤立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主要协约国之一，竟然很快就同它携手合作。安全的天平发生这种一头沉的转变，我心里十分不安。

墨索里尼对阿比西尼亚的野心，是不符合二十世纪的伦理道德的。这种野心是属于黑暗时期的行为，那时白种人认为他们有征服黄种、棕种、黑种或红种人的权利，用优越的实力和武器来征服他们。在我们现在的文明时代，人们所犯的罪恶和残暴行为是以前野蛮人所畏缩不敢犯，或至少没有能力去犯的，像这样的行为，非但古老陈旧，而且不可恕宥。

况且，阿比西尼亚还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说来奇怪，1932年坚持要使阿比西尼亚加入国际联盟的，就是意大利；而加以反对的，乃是英国。那时英国认为埃塞俄比亚政府的性质，以及这块野蛮地域中所盛行的暴君专制、奴隶制度和经常进行部落战争等等，都与国际联盟的会员资格不符。但意大利偏要这样做，于是阿比西尼亚便成了国际联盟的一个会员国，享有国际联盟所规定的一切权利和它所能赋予的安全保障。

阿比西尼亚问题的确是测验这个世界政府机构是否能够满足一切善良的人对它所抱的希望的一个问题。

意大利的独裁者并非只是为扩张领土的欲望所驱使。他的统治、他的安全，是依靠威望来维持的。四十年前，意大利在阿杜瓦所受到的战败耻辱，以及那时一支意国军队不但遭受歼灭或俘虏，而且很丢脸地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引起全世界的讪笑，使所有的意大利人莫不痛在心头。他们曾经看见英国人在经过若干年后，如何洗雪在喀土穆和马祖巴的战败之辱。在意大利，报阿杜瓦战败之仇，就像法国收回阿尔萨斯和洛林一样，令人显得扬眉吐气。墨索里尼想不冒很大危险，不费重大代价，轻易地巩固他本人的权力，或者正如他所认为的那样，提高意大利在欧洲的威势，这似乎只有洗雪几十年前所蒙受的污辱，并且把阿比西尼亚并入最近建成的意大利帝国版图才能办到，此外就没有其他办法了。

所有这些思想，都是错误的和卑劣的，但是，想了解别国的观点，总不失为明智的事，所以或许可以把这些思想记录下来。

当我感到反抗纳粹德国重整军备的可怖斗争已无可阻挡地、大踏步地迫近的时候，我实在很不愿意看见意大利和我们疏远起来，甚至跑到对方阵营中去。毫无疑问，在这个时候，如果国际联盟的一个会员国对另一个会员国的进攻没受到非难，就将最后破坏国联作为集合各国力量的因素，而只有这种力量才足以控制复兴起来的德国的威力以及可怕的希特勒的威胁。从国联尊严受到维护上所能得到的好处，多半要比意大利所能给予、保留、或让与的为多。所以，假使国际联盟准备用各会员国的联合力量来抵制墨索里尼的政策，那么，我们就有责任真诚地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但是从各方面看来，英国似乎没有带头的义务。面对着德国的重整军备，英国必须考虑到自己因为丧失空中均势所导致的弱点，而且更须考虑到法国的军事地位。有一件事是明显而确定的：

如果英国充当领导，他就不能姑息，因为姑息手段，于国际联盟毫无用处，而对英国则是极其有害的。如果我们认为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决裂对欧洲的法律和安宁来说是正当而必需的，我们就必须把他打倒。打倒了这个较小的独裁者，或许可以把所有的力量——这些力量现在仍然具有压倒优势——连结起来，发挥作用，从而使我们能够遏制那个较大的独裁者，以防止德国掀起第二次战争。

这些一般的感想，就是本章记述的序曲。

※※※

自从斯特雷扎会议以来，墨索里尼企图征服阿比西尼亚的部署就日趋明显。对意大利这种侵略行为，英国的舆论显然是会加以反对的。在我们当中，那些认为希特勒的德国非特危害和平而且危害人类生存的人，都对当时被认为是一等强国的意大利竟然从我们这边倒向那边而感到焦虑。我记得有一次宴会，在座的有罗伯特·范西塔特爵士和达夫·库珀先生，那时库珀先生还只是一位次官，在这次宴会中，人们已明显地预见到欧洲均势上这种不幸的转变。大家提出一个计划，在我们当中请几位去见墨索里尼，对他说明，如果他发动侵略，在英国将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什么结果。这件事情没有下文，即使去了也不一定有什么用处。墨索里尼像希特勒一样，以为英国是一个已被吓倒的、精神萎靡的老妇，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也只是吓人而已，无论如何也没有发动战争的能力。跟他要好的劳埃德勋爵曾注意到，当1933年牛津大学学生发表拒绝“为国王和祖国而战”的乔德决议时，曾给他留下多么深的印象。

※※※

7月11日，我在议会里表达了我的忧虑：

我们似乎已经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我们自己像一只挂上铃子的羊或一位向导一样，正在向前走，领导着欧洲舆论，去反对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野心。甚至有人建议我们采取单独行动。我听到外交大臣说，此说并无根据，才使我放心。我们必须尽我们的责任，然而我们必须只根据其他各国都承认的义务采取共同行动。我们并没有强大到可以去做全世界的立法者和发言人的地步。我们要尽我们的责任，但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不能被要求去做超出我们的责任的事情……

在现在，确实有一团乌云笼罩着英意两国的深交旧谊；这一团乌云，我看是不易消散的，虽然每一个人的确都希望它会消散。我们两国之间是有老交情的，而且我们不要忘记一件只有很少人知道的事实，就是在上一个世纪，当意大利加入三国同盟的时候，它特别地要在条约上规定，不论在任何情况下，同盟条约规定的义务不得导致它同英国之间的武装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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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间，外交大臣请我和反对党领袖分别到外交部看他。

关于这些磋商的事情，已由政府公布了。霍尔爵士对我说，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的侵略，已引起日益加甚的焦虑，并且问我，应该准备怎么样来反对它。我在答复之前，希望能多了解一些在两位大臣领导下的外交部的内部的和个人的立场观点，便问到艾登的见解如何。霍尔说：“我去叫他来。”于是，几分钟后，艾登笑容可掬地来了，态度十分和气。我们进行了一次愉快的谈话。我说，我认为外交大臣·可·以·以·他·能·够·带·动·法·国·那·样·的·程·度·同·国·际·联·盟·一·起·来·反·对·意·大·利。但是我又说，他不应该给法国施加压力，因为法国同意大利订有军事条约，而且它还有对付德国的心事；所以在这种情势下，我并不认为法国会走得太远。于是我又谈到在勃伦纳山口的意大利军队，谈到没有防卫的法国南部防线以及其他军事形势。

一般地说，我坚决劝告各大臣不要使英国起带头作用，也不要过于突出地走在前面。我之所以如此，自然是因为感到德国的可怕和我国国防力量的减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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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5年的头几个月中，有人为了拥护集体安全和支持国际联盟盟约而组织了一次和平投票。这个计划受到国际联盟协会的赞许，但发起的人则基本上是由工党和自由党所支持的一个组织。所提的问题如下：

和平投票

一、英国是否应该仍为国际联盟的会员国？

二、你是否赞成用国际协定来实行全面裁军？

三、你是否赞成用国际协定来实行全面废除各国陆军和海军航空兵部队？

四、国际协定是否应该禁止为私人谋利的军火制造及其贩卖？

五、假使有一个国家坚持要进攻另一个国家，那么你认为其他国家是否应该联合起来采用（一）经济的及非军事的手段，或（二）必要时采用军事手段，来强迫他停止进攻？

6月27日宣布投票结果：一千一百多万人具名作肯定的答复。在起初，各部大臣对和平投票似乎有点误会。它的名称掩盖了它的目的。它显然是把裁减军备和抵抗侵略这两个互相矛盾的命题联在一起。有许多人认为它是和平运动的一部分。其实恰恰相反，第五个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勇敢的政策，如果在这个时候加以实行，定可获得全国大多数人的拥护。塞西尔勋爵和国际联盟协会的其他领袖，在这个问题提出之时，正如不久事实所表明的，都愿意而且决心为正义事业而战，如果一切必要行动都是国际联盟所倡导的话。在以后几个月中，他们对事实的估计有了很大的变化。的确，在整整一年中，我极力使他们在我称之为“武力与国联盟约并重”的政策上同我取得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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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整个夏季，意大利的运兵船不断通过苏伊士运河；大量军队和军需供应都集中在阿比西尼亚东部边境一带。我在外交部谈话之后，突然发生了一件很奇特的事件，使我感到意外。8月24日，内阁作出决定，并宣布英国要遵守条约和国联盟约的义务。这就使地中海立刻出现危机；因为外交大臣最近才征询过我的意见，所以我认为应该请他把海军形势给我说清楚。

丘吉尔先生致霍尔爵士　1935年8月25日

我相信你一定会很谨慎，防止使外交工作走在海军部署之前而造成的重大错误。我们在1914年曾注意到这个问题。

我们的舰队在什么地方？它们的情况很好吧？它们的力量是否足够强大？它们能否迅速而全面地集中？它们是否安全？它们事先曾否接到戒备警告？不要忘记，你正在对一个可能不顾死活蛮干一切的独裁者施加极大的压力。他很可能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他可能在以后两星期内某个时候，认为你有什么图谋，超过目前内阁所能预料的。当你正在谈论精确规定的明智的信条时，说不定他就会采取暴力行动；最好不要在他的道路上安放诱惑物。

我在报纸上看到，地中海舰队正在离开马耳他开往勒旺岛。〔为舰队着想〕离开马耳他肯定是明智的，因为我知道马耳他完全没有防空设备。以亚历山大港等处为基地的地中海舰队，按统计的数字（这是我们所能依据的一切），比意大利海军要弱得多。今天我花了一些时间来查一下大战以来两国巡洋舰和驱逐舰的建造情况。我觉得以现代化的巡洋舰和驱逐舰而论，我们的实力还不及意大利的一半，更不用说现代化的潜水艇了。因此我认为目前必须向海军部问清楚的问题，就是在勒旺岛的英国舰队的情况。它非常有可能使我们遭到惨败。它有足够的力量来自卫吗？要用大西洋舰队和本土舰队去支援，还得航行三千哩以上。在这些舰队开去与之会合之前，恐怕已经发生许多事情了。我并不怀疑，的确也不敢怀疑，海军部对这种部署是否用心研究过。我希望你将获得他们对这些问题的恰当回答，使你感到满意。

早些时候，我曾听到有人谈到这样的一个计划：一旦同意大利发生战争，就把舰队撤出地中海，而只守住直布罗陀海峡和红海。看来，现在把地中海舰队开去勒旺岛，就是这个政策的一部分。如果是真的话，我希望这个计划是经过周密考虑的。如果我们一旦同意大利处于战争状态或半战争状态，那时要是我们放弃地中海，那我们就没有什么力量来阻止墨索里尼在埃及大举登陆，夺取苏伊士运河。只有法国还有这种力量。万一发生这种情况，海军部能否肯定法国一定会挺身而出呢？

乔治·劳埃德现在和我抱一致的看法，他鉴于形势危急，认为我应该把这封信送交给你。我并不是要求你给予详细答复；我只希望海军部的部署确实使你感到满意。

外交大臣在8月27日的答复：

你所提出的所有问题，已经并正在进行认真的讨论，请你放心。你所提到的种种危险，我全都注意到了，我一定尽力注意，决不疏忽。如果你认为有必要提出一些建议或警告，请你毫不犹豫地告诉我。像这样的一种危险形势，你和任何人一样都很了解，对于目前我国防务的情况，至少在政府局外人士之中，你也和别人一样很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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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先生是国际联盟事务大臣，与外交大臣地位几乎相等。他去日内瓦已经有几个星期了。他在日内瓦召集了一次国联大会，商讨一项“制裁”意大利的政策，如果它进犯阿比西尼亚的话。给艾登先生指派这个职务以及这一职务的性质，使他把注意的重点偏重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对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不那么重视了。所谓“制裁”，指的是断绝对意大利的一切财政援助和经济供应，而把这种援助给予阿比西尼亚。像意大利这样的国家，一旦打起仗来，许多必要物资都得仰赖国外源源进口，因此这种制裁对它来说确实是一个巨大的威慑力。艾登的热忱和他的发言，以及他所提出的原则，支配着这个会议。9月11日，外交大臣霍尔爵士到达日内瓦，他在会议上发表了演说：

我要重申我所代表的政府对国际联盟的支持以及英国人民对集体安全的关切。国联盟约所包含的观念，特别是在国际事务中建立法治的迫切愿望，已经成为我们的民族良心的一部分。英国已经表明，它所要恪守不渝的不是别的什么特殊表示，而是国际联盟的原则。如果不是这样来看，那就不但低估我们的信义，而且污损我们的真诚。国际联盟为了恪守它的明确的和鲜明的义务，对于集体维护盟约的完整，特别是对一切无故寻衅的侵略行为进行坚决的集体反对，都给予大力支持。而我们英国是始终不渝地和国际联盟站在一起的。

虽然德国的事情使我十分焦虑，我国对事情的处理又使我不满意，但是，我却忘不了我在里维埃拉的阳光下读到这篇演说时所受到的感动。这篇演说激发了每一个人，轰动了全美国。它也使在英国那些大胆提倡正义与实力并重的各派力量联合起来。这至少是一种政策。如果演说者在那时知道把他掌握的力量释放出来会多么巨大，恐怕他在当时就领导整个世界了。

这个声明之所以具有很大的效力，在于它有英国海军作为后盾；在过去，凡是对人类的进步和自由确实具有重大作用的许多事业，也是如此。国际联盟似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操有一种永久性的武器。这就是国际警察的力量，依靠它的最高权威，实施外交上和经济上的种种压力或进行劝说。9月12日，即发表这篇演说的第二天，“胡德”号和“声威”号这两艘战列巡洋舰，还有第二巡洋舰队和一支驱逐舰队随同开到直布罗陀去。各方面都以为英国要用行动来支持它的言论。在国内，这种政策和行动立即获得了强有力的支持。人们并非没有理由地认为，英国海军部对于在地中海究竟需要多少军舰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筹划的，否则就不会发表这个声明，也不会调动舰队了。

在9月底，我在一个有影响的正统派组织卡尔顿俱乐部发表演说。我想给墨索里尼发出警告。我相信他会读到我的演说词的。我说：

违反整个世界的善良愿望，又没有制海权，就把一支由二十五万意大利优秀子弟组成的军队开到二千哩外的一个荒无人烟的海岸去，然后在这种形势下，进行很可能是一系列战役，攻击一个民族，而那块地区，又是四千年以来没有一个征服者认为值得去征服的，这确实是千古以来所未有的以国家前途作孤注一掷的冒险行动。①

①参看我同格兰迪伯爵的谈话，附录（1）。

奥斯汀·张伯伦写信给我，对我的演说表示赞同。我在给他的回信中写道：

1935年10月1日

你赞同我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所采取的路线，这使我很高兴；但这个问题却使我很不愉快。打垮意大利，这将是可怕的举动，这将使我们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些年以来，我们请求法国同意大利和解，而现在我们又迫使法国在意大利和我国之间作出选择，这是多么奇特的事情啊！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以这种激烈的方法来领导世界。如果我们对这个问题确有这么强烈的反感，那我们在两个月之前就应该对墨索里尼提出警告。明智的做法应该是，在初夏的时候就逐渐增强地中海舰队的实力，让他知道问题严重。现在他会采取什么步骤呢？如果（在阿比西尼亚的）战争爆发，我预料人们的情绪会大大高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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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间，墨索里尼并不因为英国海军为时已晚的调动而有所佩服，竟调动意大利军队去进攻阿比西尼亚。10日那天，在国际联盟的大会上，各主权国家以五十对一通过了一项决议，要对意大利采取集体措施，并成立一个十八人委员会，为和平解决作进一步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墨索里尼发表了一项显得十分尖锐的明确的声明，他不说“意大利将以战争来对付制裁”，却说，“意大利将以纪律、节约和牺牲来对付制裁”。然而他同时暗示说，他不能容忍对他施加任何阻挠他入侵阿比西尼亚的制裁。如果他的事业受到危害，他将与阻挡他前进的任何人作战。他说：“五十个国家！五十个国家，为首的只是一个国家！”这就是在英国解散议会并根据宪法举行大选的几个星期之前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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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比西尼亚的流血，人们对法西斯主义的憎恨，国际联盟提出制裁，所有这些使英国工党内部发生动乱。工会方面的人，包括著名的欧内斯特·贝文先生，在气质上根本不是和平主义者。坚强的工资劳动者一致表达了对意大利独裁者进行战争的强烈愿望，要求施加具有决定性的制裁，必要时要出动英国舰队。他们在激愤的集会上发表激烈而粗暴的演说。有一次，贝文先生埋怨说：“用马车装载着兰斯伯里的良心，从会议到会议搬来搬去，实在使我厌烦极了。”议会许多工党党员都抱有职工大会的情绪。在更大的范围内，国际联盟协会所有的领导人都认为他们必须维护国际联盟的宗旨。

问题已涉及他们的和平投票的第五条。这里有一些原则，如果服从这些原则，即使终身拥护人道主义的人，也得准备赴死沙场，而且如果要赴死沙场，也就得去杀人。10月8日，兰斯伯里先生辞去议会工党领袖的职务，由曾屡立战功的艾德礼少校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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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次全国的觉醒同鲍德温先生的看法和意向并不相符。大选后几个月，我方才开始对“制裁”所根据的原则有所了解。首相曾宣称，制裁意味着战争；其次，他决意不能再打仗了；第三，他决定采用制裁的办法。把这三个条件调和起来显然是不可能的。在英国的指导和赖伐尔的压力下，负责制定制裁方案的国际联盟委员会，把可能引起战争的一切因素都排除掉。大量的商品，其中有些是军用物资，都不准运进意大利，一个洋洋大观的禁运项目已草拟出来。但是，维持在阿比西尼亚作战所必需的汽油却源源不绝、毫无阻难地运入意大利，因为大家都明白，如果禁运汽油，就意味着战争。美国不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却是世界主要石油供应国，它的态度虽然和善，但不明确。不但如此，停止向意大利运输汽油就势必停止向德国运输汽油。向意大意运输铝矿是严格禁止的；可是铝矿在意大利的矿产中几乎是唯一的、产量超过自己需要的金属。至于向意大利输入废铁和铁矿一事，则为了公众正义而坚决予以否决，但是由于意大利的冶金工业只能利用少量的废铁和铁矿，而钢板和生铁又不受限制，因此这个规定对意大利并无多大妨碍。这样一来，这种声势浩大的措施，并不是一种足以使侵略国陷于瘫痪的真正制裁，而仅仅是侵略国所能忍受的半心半意的制裁，因为这些措施虽然名目繁杂，而事实上却适足以激发意大利的战争精神。所以，国际联盟对阿比西尼亚的援助，是以不得有碍于意大利侵略军队为原则的。在英国大选时，公众并不知道这些事实。

他们真诚地支持制裁政策，认为这是结束意大利侵略阿比西尼亚的可靠办法。

英王陛下政府更没有考虑过要运用舰队。种种流言盛行一时，说什么意大利的决死俯冲轰炸机队会向着我们的军舰甲板直冲下来，把军舰炸成碎片。驻在亚历山大港的英国舰队，现已得到加强。它只须摆开架势，就可以使意大利的运输船从苏伊士运河退回去，其结果恐怕就不得不向意大利海军提出挑战。听说我们的力量不足以应付这个敌人。我在一开始就提出过这个问题，但别人叫我放心。我们的战列舰固然都很旧，而且现在看来我们也没有飞机掩护，高射炮弹药也很不足。可是，有消息透露，海军司令因为有人说他的舰队不足以进行海战而使他大为恼火。看来，英王陛下政府在第一次作出反对意大利侵略的决定之前，就已经对所采取的方法和手段作过周密的研究，而且也下了决心了。

以我们现在的认识来说，那时如果我们采取断然的手段，就一定能够截断意大利到阿比西尼亚之间的交通，而且在可能接着发生的海战中，我们也一定能够取胜。我从来不赞成英国采取孤立行动，但是既然已经走得那么远，如倒退回去，其后果是严重的。不但如此，墨索里尼是不敢同一个坚决的英国政府搏斗的。几乎整个世界都反对他，如果他单独同英国作战，这不啻是把它的统治作孤注的一掷，因为地中海的海战恐怕在一开始就成为决定性的考验。意大利怎么能够打这场战争呢？它除了在现代化轻巡洋舰方面略占优势之外，它的海军在规模上只及英国的四分之一。它那支数目庞大的新征入伍的军队，号称百万人，都是不能作战的。它的空军，不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甚至比我们编制不大的空军还差得很多。一打仗意大利立刻就会被封锁。在阿比西尼亚的意大利陆军，有缺乏给养和弹药之虑。德国这时也不能给予有效的援助。为了光明正大的目的，可以冒最小的危险给予对方以致命的打击，世上如有这种机会，机会就在此时此地了。英国政府的胆力还跟不上当时的局势，这个事实就只能以他们对和平的热爱来为自己开脱了。实际上，英国政府对于局势之向更可怕得多的战争方向发展，是起了作用的。墨索里尼虚张声势的恐吓居然获得成功，从这个事实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旁观者得出了极其重要的结论。希特勒早就下定决心要用战争的办法为德国开疆拓土。现在他断定大不列颠已经衰落了，后来英国虽图奋发，可是对于和平以及对于防止希特勒侵略来说，都嫌来得太迟了。在日本也有沉思的旁观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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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我们的国家逐渐团结起来以应付当前的迫切问题，而另一方面，正在举行的大选又使各个政党之间发生冲突，这两种对立的过程同时并进。这种情况对鲍德温先生及其支持者大为有利。政府在大选中提出的宣言写道：“一如既往，国际联盟仍然是英国外交政策的基础。防止战争和建立世界和平永远是英国人民的最根本利益。国际联盟就是人们为达到这些目的而建立起来的工具，我们也指望它来达到上述目的。所以，我们要继续尽我们的力量来维护国际联盟，保持和提高国联的效能。目前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之间不幸发生争端，我们一贯采取的政策不会因此有所动摇。”

在另一方面，在工党内部却出现了极大的分歧。他们当中大多数人是和平主义者，但由于贝文先生的积极活动，使他在工党群众中获得许多人的支持，因此，工党正式领导人为了使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于是同时提出两条互相对立的路线：一方面他们要求对意大利独裁者采用断然的行动；在另一方面，他们又谴责重整军备的政策。就这样，10月22日，艾德礼先生在下院发言时说：“我们需要有效的制裁，而且要有效地加以执行。我们拥护经济制裁。我们拥护国际联盟体制。”可是，在同一次发言中，其后他又说：“我们并不认为积累大批武器就可以走向安全。我们不相信在这〔时候〕有所谓国防这一类东西。我们认为，你们必须继续裁减军备，而不是积累武器。”在选举期间，双方通常都不会有什么值得自豪的地方。首相本人当然意识到政府的外交政策有着日益强大的力量的支持。但无论如何，他已决定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卷入战争。我以一个局外人来观察，觉得他所急于要获得的，是尽可能多的支持，并在一个不大的规模上开始重整军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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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墨索里尼开始进攻阿比西尼亚和轰炸阿杜瓦的那一天，英国保守党大会在伯恩默思举行。看到这种形势，又是处在大选前夕，我们所有的人，作为同一个政党的党员，都团结起来了。

我拥护一致通过的一项决议，这就是：

（1）改正帝国国防力量所存在的严重缺点，特别是首先要改造我们的工业，使之能够在必要时迅速转变为国防工业。

（2）为使我国空军实力取得同其攻击力量可达我国海岸的最强大的外国空军相等的地位而作出新的努力。

（3）重建英国舰队，加强皇家海军，以确保我们的粮食和生活必需品的供应和维护大不列颠帝国的完整。

这几年来，我一直不想做官，我做官也做够了，而且我又反对政府的印度政策，但是，因为这个要在几年以后才能实行的印度法案已经通过了，不愿做官的障碍也就排除了。德国威胁的日渐加甚，使我很想抓我国军事机构的工作。我现在很锐敏地感到即将发生什么事情。惶惑不宁的法国和怯懦而又爱好和平的英国，很快就会受到欧洲独裁者的挑战。我对工党的改变态度，深表同情。这是建立一个真正的举国一致政府的机会。大家都知道海军部有空缺，如果保守党重新执政，我很想担任海军部的职务。当然，我知道得很清楚，鲍德温先生的几个主要同僚，并不希望我参加政府。我代表一种政策，大家都知道我不管在朝在野，都会努力以求贯彻的。

如果他们可以不要我，他们一定会很高兴的。不过这事件，多少还得看他们能否保持多数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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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选中，首相强调说明重整军备的必要，而他的主要发言，都特别提到我国海军状况所存在的不足之处。不过，他既然在制裁和重整军备的纲领上已达到了眼前的一切目标，他就急于想去抚慰国内那些职业的热爱和平分子，借以解除他们由于他谈到海军的需要时可能产生的恐怖。在10月1日，即投票前两个星期，他在伦敦市政厅会堂向和平协会发表演说，在演说中，他说道：“我向你们保证，将来不会有庞大的军备。”政府掌握了关于德国大力备战的情报，他还能说出这句话来，这确实是一项奇特的诺言。于是，首相既获得了希望国家有所准备以抵御未来危险的一派人的选票，同时也获得了认为赞美和平美德就可以保持和平的另一派人的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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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平选区中，我针对重整军备的必要和实行严格的、真正的制裁政策这两个问题，进行论战。一般说来，我是拥护政府的，虽然我对政府的做法不断提出批评，使我在保守党内的许多朋友很不高兴，可是投票结果，我以巨大的多数获选。在宣布投票结果时，我认为保持我自己的立场是理所当然的。我说：“鉴于我所发表的各次演说，我从你们的投票中感到，你们希望我以一个议员的身分来运用我的独立判断，而且希望我依照英国议会最高贵的传统，自由地、毫无畏惧地提出从我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中所得出来的看法。”大选的结果是鲍德温先生的胜利。他所得的票数比其他政党合起来的票数还多出二百四十七票，而且在任职五年之后，他获得了大战结束以来任何首相所不能比拟的个人权力。他凭着熟练而幸运的谋略来应付国内政治，而由于他的声望又受到人们的普遍尊敬，这就使他又一次取得信任投票的胜利，使那些在印度问题上或防务的疏忽上反对过他的人都显得愚蠢可笑。

这一个在我国有史以来最不祥的、有着种种错误和缺点的政府，却受到全国的欢呼。但这一笔帐是要偿还的，新的下院几乎用了十年的工夫才把它偿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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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人们盛传我将参加政府，担任海军大臣。但是当鲍德温先生的胜利公布之后，他就迫不及待地通过总部宣布他无意要我参加政府。他用这个办法来偿付他欠和平主义者代表的债务，这笔债是他在大选前几天向他们举借的。当时的报纸对我没有被邀参加政府一事，大大讥笑一番。但是现在可以看到，我是多么的走运。在我头顶上有几个肉眼看不见的有翅膀的天使保佑着我。

而且我另有愉快的慰藉。我不等议会开会，就带着我的画盒到温暖的地方旅行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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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德温先生取得胜利之后，发生了一件使他很为难的事情。为了把这件事情说清楚，我们不妨暂时不管时间的顺序。

他的外交大臣霍尔爵士，在一次很难得的溜冰假日中，路经巴黎到瑞士去，在巴黎他曾和那位仍然当法国外交部长的赖伐尔先生进行会谈，结果在12月9日订立了霍尔—赖伐尔协定。现在来看看这一著名事件的背景，也是很值得的。

认为英国正领导着国际联盟反抗墨索里尼对阿比西尼亚的法西斯侵略这一想法，使全国情绪大为高涨。但是，选举一旦结束，大臣们觉得他们已拥有多数，可能执政五年，不由得想到许多麻烦事。其根源就在于鲍德温先生所说的“一定不会有战争”和“一定不会有大量的军备”。这位出色的党务经理人曾以领导世界反抗侵略的名义，取得了选举的胜利，后来又极力主张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维护和平。

不但如此，现又有一个来自外交部的、力量巨大的冲击。

范西塔特勋爵始终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希特勒的祸害。在这一点上，他和我彼此一条心。而现在英国的政策，已迫使墨索里尼站到对面去了。德国已不再孤立。欧洲四个强国，从前是三对一，现在却变成二对二了。我国事务的这种显著恶化，使法国更为焦虑。法国政府早在1月间就订立了法意协定，跟着又同意大利订立军事条约。据估计，这个军事条约，可以使法国抽出驻在法意边界上的十八个师调到与德国接壤的边界去。赖伐尔先生在他同意大利的谈判中，肯定向墨索里尼表示，而不是暗示，说法国决不会自找麻烦去干预在阿比西尼亚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法国人很有理由同英国大臣们争论。第一，几年来我们一直要他们裁减他们生存所系的陆军；

第二，英国领导国际联盟反对墨索里尼而大受欢迎，并因而赢得选举的胜利，而在民主国家中，选举是很重要的事情；第三，我们曾缔结一个被认为对我们自己十分有利的海军协定，据说可以使我们除了潜艇战以外，在海上已十分安全，可以大为放心。

但是法国的战线又怎样呢？它应该怎样进行部署来抵抗日益增长的德国军力呢？如果打起仗来，在最初六个月内，英国所能派出的军队只有两个师，而且还有许多保留条件，所以他们的确不应多说话。现在，英国政府出于战斗的、道德的和对于世界的热烈情绪，“由一个国家领导着五十个国家”，正在同意大利结不共戴天之仇。法国有许多令它担忧的事情，只有最愚蠢的人才会对这种情形置之不顾，而在每一个国家里这种人是很多的，假使英国已运用它的海军力量来封锁苏伊士运河，并在一次全面战争中击败意大利的海军，那么，它也许就有权利在欧洲发号施令了。但是，恰恰相反，它竟明确宣称，无论发生什么事情，决不为阿比西尼亚而战。正直的鲍德温先生：在选区中获得胜利的投票；有可靠的保守党多数，使他能再执政五年；作出义愤填膺的种种表现，可是不要战争，不要战争！所以，法国人强烈地感到，他们不能因为英国突然爆发了反对墨索里尼的强烈情绪就永远同意大利疏远。何况，他们还记得英国在地中海曾向意大利海军的挑战屈服，而且法国如果一旦遭受德国的侵犯，英国在开始时所能派出的军队，充其量只有两个师。赖伐尔先生在这个时候的观点，当然是不难理解的。

到12月份，出现了一套新的议论。有人私下议论，说墨索里尼受到了制裁的巨大压力，又在“由一个国家领导的五十个国家”的严重威胁之下，会愿意在阿比西尼亚事件上妥协。毒气战争虽然对付落后的阿比西尼亚极为有效，但肯定不会提高意大利在世界上的声誉。阿比西尼亚人正在被击败。

据说他们并不准备作重大的让步和割让大片的土地。如果满足意大利的侵略所要求的东西，让阿比西尼亚保持其帝国的五分之四的领土，是不是就可以取得和平呢？外交大臣路过巴黎的时候，范西塔特刚巧也在巴黎，因此便参预这件事。但不要对范西塔特作错误的判断；他对德国的威胁始终念念不忘。他希望英法两国为了对付这个主要危险而成立最有力的联盟，同时在他们背后的意大利要成为他们的朋友，而不是敌人。

但是英国民族不时出现圣战热情的高潮。世上没有一个国家比英国更少为了某种宗旨或某种主义而进行战斗的了。

因为它在内心深处深信决不能从这种冲突中获得任何实际利益。鲍德温先生和他的大臣们由于在日内瓦反对墨索里尼，已把英国的地位抬得很高。他们已经走得很远了，现在只有继续干下去才能够在历史的面前获得拯救。除非他们准备用行动来支持他们的言论和姿态，否则倒不如像美国一样，什么也不管，听其自然，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一个可以提出来供大家议论的计划，但不是他们所采取的计划。他们已经向千百万人民呼吁，而这些一向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没有武装的千百万民众的答复，却是压倒一切的呼声，他们大声呼喊：“是的，我们必须为了反对邪恶而进军，我们现在就要进军，给我们武器！”

新的下院朝气蓬勃。鉴于此后十年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它也必须是如此。因此，正当他们因大选结果而兴奋的时候，他们接到了霍尔爵士和赖伐尔先生在阿比西尼亚问题上达成协议的消息，大为震惊。这个危机几乎牺牲了鲍德温先生的政治生命。它从根本上动摇了议会和整个国家。一夜之间，鲍德温先生几乎从公认的全国领袖这个高峰上跌下来，跌到被人讥笑和鄙视的深渊。在这些日子里，他在议会里的处境实在可怜。他从来没有想到为什么人民竟然为了这些讨厌的外交事务而操心。他们已经有一个拥有多数的保守党，又没有战争。他们还想要什么呢？可是有经验的领航员却已感到和计算出这个风暴的全部力量了。

12月9日，内阁批准了霍尔—赖伐尔计划，这个计划是让意大利和阿比西尼亚皇帝共分阿比西尼亚的领土。13日，霍尔—赖伐尔建议的全文提交国际联盟。18日，内阁放弃了霍尔—赖伐尔建议，接着霍尔爵士就提出辞职。在19日的辩论中，鲍德温先生说：

我认为这些建议走得太远了。人们在这方面所表示出的感情，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我没有料到的是，我国各地人民对于我可以称之为良心和荣誉的基础却有着更深厚的感情。每当我遇到这种情形，我就知道激发我国国民感情最深处的事情已经发生了，并在他们的灵魂深处引起了回响，发表了一些意见。我重新检查我所做的一切，我觉得……这些建议不可能获得我国人民的支持，即使作为谈判的条件也是不成的。现在，非常明显，这些建议已经绝对地、彻底地寿终正寝了。本政府肯定不准备使它复活。如果出了什么风暴，而我又认为我自己是正确的，我就宁可让它来冲击我，我或者安然无恙，或者被冲倒。如果我经过自我检查，发觉在那个风暴中有什么东西足以表明我曾经做过不明智或不正确的事情，我就会向它低头。

下院接受了这个申辩。危机过去了。艾登先生从日内瓦回来，首相召他到唐宁街10号，讨论霍尔辞职后的局势。艾登先生当即建议邀请奥斯汀·张伯伦爵士任外交大臣，还表示如有必要，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效劳。鲍德温先生回答说，他已经考虑过这一点，并且已经通知奥斯汀爵士本人，说他认为不宜委他掌管外交部。这也许是因为奥斯汀爵士健康状况不佳。12月22日，艾登先生出任外交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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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我的妻子是在西班牙的巴塞罗那度过这个激动人心的星期的。当时我的一些最要好的朋友曾劝我不要回国。他们说，如果我介入这个激烈的冲突，那就是自找苦吃了。我们住的那所舒适的巴塞罗那旅馆，是西班牙左派聚会的地方。

在我们吃午饭和晚餐的那个讲究的餐厅，经常有一群群身穿黑色衣服、神情热烈的青年在那里聚会，他们目光炯炯，谈论着不久就要使千百万西班牙人陷于死亡的西班牙政治情况。回想起来，我倒觉得应该回国。我很可能促使反政府的各派势力作出决定和联合起来，从而结束鲍德温的统治。也许这时奥斯汀·张伯伦爵士领导下的政府也成立了。但是，我的朋友却嚷着说：“最好站开点，如果你回来，人们就会认为你个人要向政府提出挑战。”这个劝告虽然不是奉承话，我也不喜欢听，但说我不能对事情有所帮助，我倒是承认的。于是，我就继续呆在巴塞罗那，在阳光之下随便画点油画。后来林德曼来找我，和我在一起。我们同乘一艘很漂亮的汽船，沿着西班牙东岸游弋，然后在丹吉尔登岸。在丹吉尔，我遇到罗瑟米尔勋爵和一群快活的人。他告诉我，劳合·乔治先生在马拉喀什，那边的气候很好。我们就坐汽车到那里去。我在那讨人喜欢的摩洛哥绘画作乐，留连忘返，直到1月20日，英王乔治五世突然逝世时才返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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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比西尼亚的抗战失败，意大利把这整个国家吞并了，这在德国的舆论中产生了无法挽救的后果。甚至那些本来不赞成墨索里尼的政策和行动的人，也对意大利进行战争时那种似乎是神速的、高效率的和无情的方式惊叹不已。在德国，一般人都认为大不列颠已彻底衰败。它受到意大利不可消释的仇恨；它把斯特雷扎阵线一下子摧毁了；它在世界上丧失了威信，这正好同新德国日益增长的实力和声誉成对比。我国在巴伐利亚的一位代表写道：“这里各方面的人谈到英国时的轻蔑语调，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值得担心的是，今后德国在西欧问题上以及在欧洲的和欧洲以外的更为普遍的问题上同我们进行谈判时，将会采取强硬的态度。”

《慕尼黑新闻》（1936年5月16日）刊登了一篇文章，其中发人深省的几段是：

英国人喜欢过一种比我们德国人的标准更为舒适的生活，这并不是说英国人不能进行持久的努力，而是说，只要不损及他们个人的和国家的安全，他们总是极力避免进行这种努力的。他们掌握了生产手段和财富，使他们和我们大大不同，能在大约一个世纪之间多少是自动积累起他们的资本。

……在大战中，它只是在开始时有些犹豫，但终于表现出惊人的精力；可是在大战之后，在世界各地英国先生们却认为他们应该休息一下了。他们全面地解除了武装——在人民生活中甚至比陆军和海军中来得更为彻底。它甘心情愿放弃相当于两大国〔海军〕加起来的水平，接受同美国相等的地位……陆军怎样呢？空军又怎样呢？……为了建立地面的和空中的防卫力量，英国所需要的，不仅是金钱，最必需的是人，以及为了帝国国防所要付出的英国公民的生命。它的新的空军计划，共需要一万一千人，但实际上还缺七千人。还有，小规模的正规军也大量缺额，大约缺少一整个师。它的地方军（为业余军人而设的像安息日圣经学校一类）远远没有达到所规定的名额，无论如何不能算作有效的战斗力量。不久以前，鲍德温先生自己就说过，他无意把募兵制改为征兵制。

旋风正在震撼欧洲，而且的确也震撼整个世界，在这种情况下，采取一种以因循不决来取得成功的政策就难望顶住这个旋风。在英国，现在没有几个人能够从国家的立场而不是政党的立场对政府的优柔寡断和暧昧的态度表示愤慨，要求它对帝国在不知不觉中逐渐陷入的危险负起责任。英国群众对于政府所谓局势可以逐步改善，所谓用小规模的调整和审慎周到的策略就能恢复均势，似乎都深表赞同……。

今天，整个阿比西尼亚已不可改变地、全部地和最后地只属于意大利的了。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日内瓦和伦敦都深信，只有使用特殊的力量才能把意大利赶出阿比西尼亚，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有使用这种力量的权力和勇气。

所有这些话，都说得太正确了。英王陛下政府曾轻率地提出要维护伟大的世界事业。他们曾大言不惭地要领导五十个国家前进。可是，鲍德温先生遇到残酷的事实就退回来。长期以来，他们在制定政策时，与其说是考虑欧洲形势的实际情况，不如说是为了满足在国内舆论上有势力的分子。由于同意大利疏远，他们已打乱了欧洲的均势，而对阿比西尼亚却毫无帮助。他们使国际联盟遭到惨败，就算还没有使这个机构的生命力遭受致命打击的话，也至少使它大受摧残。

谢选骏指出：意大利是现代欧洲最早“开化”的地方，所以也是最早腐化的地方。但是眼看着大西洋沿岸的殖民主义强盗一个个都发迹了，被锁在地中海内的意大利，也只有步上了“第二个希腊”的困死命运。意大利的处境稍好于希腊，因为它的半岛够长，北部山区够高，还有一点玩弄殖民扩张的本钱，于是想到非洲捞点残汤剩饭……但是就这样，也还是遭到了老牌纳粹（种族灭绝）国家法国和英国的反对——他们只说意大利侵略，却不说自己侵略。例如英国在谴责别国的时候，自己却在中国的内河炮击中国的平民！这就是“英国的民主”——这就是毒贩社会的民主。

【第十一章　希特勒动手了】

1936年

英国的新气氛——希特勒可以随意动手了——法苏协定的批准——莱茵兰与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3月7日希特勒重占莱茵兰——法国的犹豫——弗朗丹访问伦敦——英国的和平主义——弗朗丹与鲍德温——威格拉姆的忧虑——希特勒得到证实和胜利——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爵士的选择——焉知非福——我对国联的希望——艾登主张与法国举行两国参谋会谈——德国在莱茵兰设防——我在议会提出警告——布利特先生在战后的揭露——7月11日希特勒对奥地利的保证。

1936年1月底我回到本国，那时我觉得英国出现了一种新的气氛。墨索里尼之征服阿比西尼亚和他所采用的野蛮方法，霍尔—赖伐尔谈判的冲击，国际联盟的失败，“集体安全”的明显崩溃，凡此种种，不但使工党和自由党改变了态度，而且使那些只是在七个月以前还参加“和平投票”的一千一百万人所代表的用心善良但至今不起作用的舆论也改变了态度。所有这些势力，现在都准备好好地考虑进行反法西斯和纳粹暴政的战争的问题了。使用武力，已不再被认为是不合法的思想，而且在成千成万酷爱和平的人民群众的心目中，甚至在以前曾以和平主义者自豪的许多人的心目中，都逐渐被认为是一个决定性的手段，但是根据他们所信奉的原则，只能在国际联盟的提倡和批准之下才能使用武力。两个反对党虽然继续反对重整军备的措施，但在很大程度上已打开了取得一致意见的大门。如果英国政府能够顺应时势，恐怕它已经能够领导一个团结的民族，以共同赴难的精神，推进整个战备工作了。

政府墨守他们的中庸政策，只是采取一些不彻底的措施，只求平安无事。他们还不去利用目前国内彼此日益协调的精神，使我感到很奇怪。他们本来可以用这个方法来大大提高他们自己的地位和取得扩充国家实力的权力。鲍德温先生却并无此意。他衰老得很快。他在选举中获得巨大的多数，保守党又安静地在他的掌握中，因此他就高枕无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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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让希特勒的德国重整军备，又没有受协约国和其他有关国家的积极干涉，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几乎是肯定要发生的了。实力决斗的日期越拖延，则我们在第一阶段要不经艰苦的战争就制止希特勒的可能性，以及第二阶段，经过可怕的考验来取得胜利的可能性，都将越来越少。1935年夏季，德国破坏和约恢复征兵。英国对此已表示默许，而且还根据另外一个协定，准许德国重建海军，如果高兴的话，它还可以按英国的规模来建造潜水艇。纳粹德国已秘密地和非法地建立了空军，到1935年春季，还公开宣布其空中实力与英国相等。它在长期暗中准备之后，就积极制造军械，到现在已是第二个年头了。英国和整个欧洲，以及当时觉得遥远的美国，已面对着欧洲最有效率的七千万人口的民族这种有组织的武力和战斗意志；这个民族正盼望着重新恢复他们的民族光荣，当他们稍有踌躇时，一个军事的、社会的和政党的残暴政权就驱赶他们向前进。

希特勒现在可以随意出击了。他所采用的一系列步骤，并未遇到欧洲两个自由的民主国家的有效抵抗；在美国方面，除了高瞻远瞩的总统以外，也只是逐渐引起人们注意罢了。在1935年，有获胜希望的和平努力，到现在却几乎完全失败了。

墨索里尼已在阿比西尼亚获胜，他公然对抗国际联盟，尤其是对抗英国，结果获得成功。他现在痛恨我们，和我们疏远，而与希特勒携手。柏林——罗马轴心已经形成。现在正如事实所表明的，防止战争，或者用类似战争的实力试探来延缓战争，现在已经没有多大成功希望了。对于英法两国来说，现在除了等待挑战到来之外，只有尽可能作好准备。

也许还有时间来建立一种“集体安全”，这种集体安全的基础应该是有关各国准备使用武力来执行国际联盟决议的明显决心。各民主国家及其附属国，无论就其目前的实力或潜力而论，都比独裁国家强得多，但是它们的地位和它们的敌人相比，已比十二个月以前削弱了一半以上。被惰性和怯懦所束缚的善良动机，无论如何敌不过武装的和坚决的邪恶。对和平的真诚热爱，绝不能为糊里糊涂使千百万平民卷入全面战争进行辩解。在善意但软弱的大会中的欢呼，不久就寂然无声，他们的票数不久也要作废。大难日益逼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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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曾在1935年拒绝和破坏西方国家商讨东欧洛迦诺公约的努力。现在新德国说它自己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堡垒；

他们说，他们绝不可能同苏联合作。12月18日，希特勒在柏林对波兰大使说，“他坚决反对西方与俄国合作。”在这种情绪下，他力图阻碍和破坏法国与莫斯科达成直接协议的努力。

法苏条约是在五月签字的，但未得到任何一方批准。阻止条约的批准，就成为德国的主要目标。赖伐尔从柏林方面得到警告，说如果法国批准条约，以后就不必希望法德作进一步的接近。后来赖伐尔表示不愿坚持批准条约已很明显，但这对事实并无影响。

1936年1月，新任法国外长弗朗丹来到伦敦，参加乔治五世的葬礼。在他抵达的当晚，他在唐宁街与鲍德温先生和艾登先生共进晚餐。他们谈到如德国破坏洛迦诺条约英法两国将采取的态度。这时法国政府正准备批准法苏条约，所以希特勒很可能采取这个步骤。弗朗丹就征询法国内阁和参谋部的正式意见。据他的记载，他2月间在日内瓦通知艾登先生说，如德国破坏条约，法国的武装部队即将听受国联的指挥。他向艾登提出，希望英国将遵照洛迦诺公约的条款给予援助。

2月28日，法国国会批准《法苏条约》，次日，法国驻柏林大使奉命拜会德国政府，询问在什么基础之上可以举行法德谅解的一般谈判。希特勒答称要有几天的考虑。3月7日上午十点，德国外交部长纽赖特先生邀请英、法、比、意各国大使到威廉街，向他们宣布德国的建议：订立二十五年公约，莱茵河边界两边设非军事地带，订立限制空军的条约，以及同东西方邻国为订立互不侵犯条约进行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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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茵兰的“非军事地带”，是根据凡尔赛和约的第42、43、44各条成立的。这些条文，宣布德国不得在莱茵河西岸或五十公里内的东岸设防。在这个地带内，德国也不得有任何军事力量，不得在任何时间进行军事演习，或保持供军事动员之用的任何设备。在这些条文之上的，则是曾由双方自由谈判订立的洛迦诺公约。在这个条约中，缔约国个别地和集体地保证德比和德法边界的永久性。公约第二条，德国、法国和比利时保证不越过这些边界进行侵犯或攻击。如果凡尔赛和约第42或43条被侵犯，则这种破坏条约的行为就构成了“无故的侵略行为”，被侵犯的缔约国可以因为他国在非军事地带内集结军队而要求立即采取行动。这种破坏行为应该立即向国际联盟提出，而国联在确定破坏行为属实之后，必须向缔约国建议：它们必须对受侵国提供军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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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6年3月7日同一天中午，也就是希特勒提出二十五年公约后两小时，他在国会宣布他准备重行占领莱茵兰，就在他说话的同时，德国军队连续越过边界，进入该区所有的德国重要城镇。他们到处受到欢迎，但他们也深恐协约国有所行动。与此同时，为了迷惑英美舆论，希特勒宣布这次占领纯属象征性质。在伦敦的德国大使递交艾登先生一项建议，其内容与纽赖特当天早上在柏林交给洛迦诺各缔约国大使的建议相同。这个建议使大西洋两岸所有愿意上当的人就此心安理得。艾登先生对德国大使给予一个严肃的答复。自然，现在我们知道，希特勒当时这种和解性的提议，不过是他阴谋的一部分，用以遮掩他的违约行为罢了。这种违约行为的成功，对于他的威望从而对他计划的第二步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不仅是破坏了在战争中用武力给德国规定的条约义务，并违反了在和平时期双方完全自愿签订的洛迦诺公约，而且还利用了协约国友好地在规定日期之前提早几年撤出莱茵兰的行动。消息传出，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由萨罗任总理、弗朗丹任外长的法国政府，慷慨激昂、义愤填膺地加以谴责，并向它所有的盟国和国际联盟提出呼吁。这时候，法国博得“小协约国”，即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效忠。

波罗的海国家和波兰也同法国的体系联结起来。鉴于英国曾经提出过保障法国边界和抵抗德国侵略的保证，而且曾对法国施加压力，使法国提前撤出莱茵兰，法国尤其有权要求英国援助。如果世上有所谓破坏条约这么一回事，那么，德国的行为就是破坏条约的行为，不仅破坏了凡尔赛条约，也破坏了洛迦诺公约，因而各缔约国同样有约束力的条约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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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法国来说，这是一个充满不祥之兆的冲击。萨罗和弗朗丹马上想实行全国总动员。如果他们能做得到的话，他们就动员了，这样就可以迫使所有其他的人非跟他们走不可。这对法国是一个生死关头，但他们似乎非有英国的同意就不能有所行动。这只是一种解释，但不能使人原谅。这是有关法国生死存亡的问题，任何名符其实的法国政府应该早就下定决心信赖条约义务。在这些急剧变化的年头，人选不断变动的法国政府，它的各个部长不止一次借口英国搞和平主义来为他们自己也搞和平主义辩护。情形也许确是如此，英国从来没有鼓励他们去抵抗德国的侵略。恰恰相反，如果说他们行动踌躇，他们的英国盟友却毫不踌躇地对他们加以种种劝阻。在整个星期日中，伦敦和巴黎之间频繁地通电话，对话时十分激动。英国政府劝告法国人暂时等待，以便两国在充分考虑后才采取共同行动。好一个退却的挡箭牌！

伦敦非官方的反应也很冷淡。劳合·乔治匆忙地说：“依我的判断，希特勒先生的最大罪行，不是破坏条约，因为事前有过刺激的原因。”他接着说：“我希望我们保持冷静的头脑。”所谓刺激的原因，显然指协约国的裁军还裁得不够。斯诺登勋爵则把希望寄托于希特勒所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上，他说希特勒过去的和平建议没有被人理睬，但各国人民将不允许这次的和平建议再被忽视。这类言论，也许表现了当时英国舆论的错误倾向，但是讲这种话的人也不见得光彩。英国内阁总想走阻力最小的路线，觉得最便当的出路莫过于敦促法国向国际联盟再度提出呼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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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内也有重大的分歧。总的来说，政治家希望军队动员，向希特勒提出最后通牒，而将军们正如他们德国方面的对手一样，则要求镇静、忍耐与延缓。我们现在才知道这时希特勒与德国最高军事当局之间所发生的意见冲突。如果法国政府真的动员了近一百个师的法国陆军（当时，大家还错误地以为这是欧洲最强的陆军），德国参谋部就肯定会迫使希特勒撤退进驻的军队。这对他的妄求会起抑制作用，因而也许会给他的统治以致命打击。在这里必须记住，这时候，即使单以法国一国之力，没有其他的援助，也可以把德国人逐出莱茵兰，而只要法国开始行动，并援引洛迦诺公约，就一定可以取得英国的援助。但事实上，法国迟迟不见行动，瘫痪无力，因而永远失去了本来不必经过大战就可以阻止希特勒野心的最后机会。与此相反，法国政府经英国的怂恿，把担子推到国际联盟的肩上，而国联由于前一年制裁的失败和英德海军协定，早已受到削弱，失去锐气了。

3月9日星期一，艾登先生偕哈利法克斯勋爵和拉尔弗·威格拉姆前赴巴黎。最初的计划是准备在巴黎举行国际联盟的会议的，但不久威格拉姆奉艾登之命，赴法邀请弗朗丹到伦敦来，把国联的会议改在英国举行，这样法国就会获得英国更有力的支持。对这位忠实的官员来说，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使命。3月11日他回到伦敦后便立刻来看我，并把全部情形告诉了我。弗朗丹本人于深夜抵达伦敦，在星期四早晨约八点半钟左右，他到莫佩思大厦我住的地方来看我。他告诉我说，他要求英国政府同意两国同时动员陆、海、空三军，又说他已经获得“小协约国”和其他国家的支持。他给我念一张长长的单子，上面开列他收到的各国的答复。毫无问题，上次大战中的协约国，仍然拥有强大的实力，他们只要行动起来，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我们当时虽然不知道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之间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但强大的实力显然仍在我们的一边。我当时是局外人，以私人地位实在无能为力，但我仍祝愿我的贵宾在使事情发展到摊牌上完全成功，我还答应在我力量所及的范围内给予帮忙。那天晚上，我邀请我主要的同事吃晚饭，来听听弗朗丹的建议。

张伯伦先生这时当财政大臣，是政府中最有力量的一员。

他的传记作者、能干的基思·法伊林先生从他的日记中引述了一段话：“3月12日，和弗朗丹谈话，我们强调舆论不会支持我们进行任何性质的制裁。他认为如果我们保持坚强的阵线，德国就会不战而屈服。我们认为对一个疯狂的独裁者作这种估计不一定可靠。”后来，在弗朗丹要求至少可以实行经济抵制时，张伯伦的回答是提议在谈判时成立一支国际军队，他同意订立一个互助条约，而且宣称，如果放弃一块殖民地就可以获致永久和平的话，他愿意给予考虑。①

①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

同时，英国大部分的报纸，以《泰晤士报》和《每日先驱报》为首，都表示相信希特勒建议订立互不侵犯条约的诚意。奥斯汀·张伯伦在剑桥大学发表的演说中，却提出了相反见解。威格拉姆认为他的职责是让英国的财政界、新闻界、政府人员以及洛西恩勋爵等威格拉姆所能想到的人都同弗朗丹接触。弗朗丹在威格拉姆家里，不论遇到什么人，都提出下面的话：“今日整个世界，尤其是小国的目光都看着英国。

如果英国现在愿意行动，它可以领导欧洲。你们应该有一个政策，这样世界都将追随你们，因而你们就可以防止战争。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如果你们现在不阻止德国，一切就完了。法国就不能再保障捷克斯洛伐克，因为这在地理上成为不可能了。如果你们不维护洛迦诺公约，那么你们就只好眼看着德国重整军备，而法国对这一件事是无能为力的。如果你们今天不用武力制止德国，即使你们和德国建立了暂时的友好关系，战争还是不可避免的。至于我本人而言，我不相信德法之间可能有什么友谊；两国关系永远处在紧张状态之中。不过，如果你们放弃洛迦诺公约，我就将改变我的政策，因为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了。”这些是勇敢的话；如果付之以行动，一定会表现得更为响亮。

洛西恩勋爵提出一个见解：“他们毕竟只是到他们的后花园去罢了。”这是一种可以代表英国人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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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听到情况不妙的消息并和威格拉姆谈了一次话以后，我劝弗朗丹先生在返国前要求同鲍德温先生会晤。这次会晤在唐宁街举行了。首相十分客气和有礼地接待了弗朗丹先生。鲍德温先生说，他虽然不大懂外国的事务，却能很准确地估计英国人民的情感。人民需要的是和平。弗朗丹先生后来在书中说，他当时回答鲍德温先生说，保障和平的唯一办法，就是趁现在还有可能的时候制止希特勒的侵略。法国并不愿意把英国拖入战争，它并不要求实质上的援助；它自己就可以执行这种可以说是纯粹的警察行动，因为根据法国所得到的情报，在莱茵兰的德国军队接到命令，如遇到武力抵抗就要撤退。弗朗丹当时强调说，法国向它的盟国所要求的，只是让它能自由行动。这段话当然是假的，法国根据洛迦诺公约有权采取的合法行动，英国怎么能够加以限制呢？英国首相再三说，英国不能接受战争的风险。他又问法国政府打算怎么办。关于这一点，却没有明白的答复。据弗朗丹说，①这时鲍德温先生就说道：“你的意见或许是对的，但是，如果你的警察行动，哪怕只有百分之一的可能引起战争，我也没有使英国参战的权力。”停了一会儿，他又说：“英国并不处于参战的状态中。”这话现在没有得到证实。弗朗丹先生回到法国时，他深信不疑的是：第一，除非英国表现出坚强的意志力，要不然他那内部分裂的国家就很难团结一致；第二，英国绝对不会有所行动，连采取行动的强烈愿望也不存在。这样一来，他就错误地得到一个可悲的结论，认为法国的唯一希望，只有跟侵略性表现得日益厉害的德国谋求妥协。

①弗朗丹：《法国的政治》。1919—1940，第207—208页。有自由选择的余地了。

尽管如此，鉴于这些日子我所看到弗朗丹的态度，我觉得无论他后来的过失如何，我有责任在后来的几年中，尽我所能来帮助他。1943年到1944年冬天，戴高乐政府在阿尔及尔把他逮捕时，我曾运用我的权力来保护他。关于这件事，我曾请求并得到罗斯福总统的帮助。战争结束后，弗朗丹被提到法庭审判。我的儿子伦道夫在非洲战争中与弗朗丹曾见面多次，因而被传作证。我非常高兴地知道，他的辩护以及我为弗朗丹所写的替他辩护的一封信，对于后来法庭宣判弗朗丹无罪有一定的影响。软弱虽然一样可以造成灾祸，但究竟不是叛国。不过，法国政府无论如何是不能推卸其主要的责任的。如果克雷孟梭或彭加勒在，一定早已不让鲍德温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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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法两国对于德国违反凡尔赛和约和洛迦诺公约的屈服，使希特勒占据了莱茵兰，这对威格拉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的夫人后来写信给我说：“法国代表团走了以后，威格拉姆就回来了。他坐在房间里他从来没坐过的角落里，他对我说：‘战争现在是不可避免的了，而且一定是前所未有的最恐怖的战争。我想我是看不见的了，但是你一定会看见的。等着炸弹投到这座小房子上吧。’①我听了他的话十分害怕，他又继续说：‘这许多年来，我的工作都毫无用处，我是失败了。我没有法子使英国的人民认清楚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也许是我不够坚强，我没有办法使他们了解。温斯顿·丘吉尔总是向来理解的，他是一个坚强的人，他一定会继续奋斗到底的。’”

①这座小房子果然被炸毁了。

我的朋友受了这个打击之后，似乎始终没有恢复过来。他把这件事看得太重了。毕竟，一个人如果认定了他职责之所在，他总可以继续奋斗，冒着越来越大的危险，死而后已。威格拉姆的深刻的理解力对他敏感的天性发生了过度的反应。

他在1936年12月不幸逝世，他的死，对外交部是一个不可弥补的损失，也影响到我国的命运，我国终于陷入悲惨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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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成功地重占莱茵兰之后，与他的将领会晤时，他已经能够向他们证明他们的恐惧都是杞人忧天，并且证明他的判断或“直觉”如何高出于普通军人之上。将领们对他低头了。他们都是善良的德国人，自然都喜欢看到自己的国家如此迅速地在欧洲赢得地位，看到他们从前的敌人这样地分裂和驯服。这一幕戏肯定大大增加了希特勒在德国最高权力阶层中的声望和权威，也鼓励了他使他能够再往前走，做更大的尝试。他向全世界说：“德国的领土野心已完全满足了。”

法国现在陷于矛盾的状态之中，害怕战争的心理，以及因避免了战争而松一口气之感，都非常浓厚。思想简单的英国报纸以下面的话来安慰思想简单的英国人：“说到底，这不过是德国回到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罢了。譬如说，如果约克郡脱离我国版图十年或十五年之久，我们的感觉又怎样呢？”没有人多想一下，今后德国的军队如果进犯法国，他们的下车地点已经向前移了一百哩。也没有人担忧这件事等于向欧洲各国的“小协约国”证明，法国是不愿打仗的，即使愿打，英国也会把它拉住。这一幕戏加强了希特勒统治德国的威力，反而使那些以前想要限制他的将领们的爱国心受到很不光彩的伤害，而使他们显得愚蠢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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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才知道在这个紧张时期中，那些高级人士已经讨论我的个人命运了。首相不断受到压力，最后决定成立一个新部——不是国防部而是国防协调部。内维尔·张伯伦的传记作者对此事作过一些记述。对政府有极大影响力的奥斯汀·张伯伦曾经这样想，而且说过，把我排除在政府之外是“极大的错误”。霍尔爵士这时已病愈回来。鉴于他在霍尔—赖伐尔协定的危机中接受免职的恭顺态度，让他复职的呼声甚高。首相心想最好是由内维尔·张伯伦担任这个新职，而使他的哥哥奥斯汀·张伯伦回来担任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看准他不久就要继鲍德温就任首相，他拒绝了这个建议。

法伊林先生写道：“保守党恐怕不愿霍尔马上复职。假使这个新的部门由丘吉尔担任，那一定会使那些以丘吉尔不参加政府作为反军国主义保证的自由党人和中间派引起恐慌，①并且这等于不听从负责解释党的一般意志的人的意见；而且，一旦鲍德温退隐，这岂不是又得引起一场由谁继任的争执吗？”

我们听说，足足有一个月的时间，对这些十分微妙而重大的问题进行了慎重的估量。

①这和当时的事实恰好相反。“和平投票”的签名者对于武装的集体安全和我是一致的。

我自然知道这些事情正在进行。在3月9日的辩论中，我很注意不要丝毫减弱我对政府政策的严厉而善意的批评。大家认为我那一次演说很成功。我对新部门的成立及其权力并不满意，但我将乐于接受这个职位，因为我相信这可以发挥我的知识和经验。显然（据法伊林说），3月7日德国人的进兵莱茵兰，对我的任命发生决定性的不利影响。希特勒显然不会喜欢我担任这个职务。9日这天，鲍德温先生选定了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担任这个新职。他是一位能干的律师，有利的条件是他不为人所知，而且完全不懂军事问题。首相的选择使报纸和公众大为惊讶。对我来说，这一次确定的、而且似乎是最后地把我拒于门外，使我不能参与我们的防务工作，这对于我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我必须很小心，我必须在这种纷至沓来的重大讨论和辩论中保持平心静气，在这些讨论和辩论中，我经常是居显著地位的。我必须控制我的感情，要显出镇静、不偏不倚和超然的态度。在这种自我克制的过程中，时时想到国家安全问题就是一个最好的简单的原则。为了安定自己的情绪和贯注我的精神，我把从凡尔赛和约起直到我们目前为止其间所发生的全部历史写成一个大纲。我甚至已经写了第一章，其中一部分可以无须修改地移入本书。不过，后来事情繁忙，再加上我用以维持在恰特韦尔的愉快生活的日常写作，使我的计划进展不大。此外，在1936年底，我专心写我那部《英语民族史》，这本书事实上在战争爆发以前写完，将于日后出版。

写一本内容充实的大书，好像有一个朋友和伴侣在身边，可以时常从他那里得到安慰和欢乐。同他在一起，可以使人心中出现一个新奇广大的兴趣领域，因而也更觉得引人入胜。

当然鲍德温先生有他充分的理由来用尽他的一切权力，以对付一个曾经不断无情揭露他的错误的人。不但如此，他是一个非常机警的党务领导人，念念不忘党内的多数，着眼于使他能够在两届选举之间过安定的日子。他并不需要我这种搅扰得人人不安的帮助。他无疑地认为在政治上他已经给我一个致命的打击，我也觉得他或许真的成功了。行动的后果，不论是聪明的或愚蠢的行动的后果，也不论是善良的或恶意的行动的后果，是多么难以预料的啊！然而，假使没有这种无法估计的和无穷无尽的变幻，人生的戏剧就会变得索然寡味了。鲍德温先生和我一样，当时也不知道他帮了我一个大忙。他使我没有卷入其后三年内阁所有的妥协和不尽责之事中；假使我当了大臣，那么，打起仗来，就得要对必定被证明是极不充分的国防工作负直接的责任了。

我当时遇到在表面上似乎很不幸但其结果却对我有利的事情，这并不是第一次——也许还不是最后一次哩。

※※※

我仍旧希望，法国向国联的申诉能够结成一种对德国的国际压力，实施国联的决议。

法国（我在1936年3月13日写道）已向国际法庭提出控诉，请求法庭主持正义。如果国际法庭认为法国胜诉，但又不能提供任何使它满意的措施的话，那就证明国联盟约是骗人的，集体安全是假的。如果对于受害的一方不能提供合法的纠正办法，那么，未来的希望所系的国际法和国际合作的整个理论，就要很丢脸地归于无效。它立刻就会被一种各国结盟和国家集团的制度所代替，不靠什么保证，全靠自己的武力。另一方面，假使国际联盟能够对这个现在已成为侵略国的世界上最强国家之一施行法令的话，那么，国联的威信就会大大提高，而且自此以后，它将成为人们公认的最高权力机构，可以决定和约束各民族的争端。这样，我们或许可以趁此机会一下子实现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了。

但是，这是冒险啊！谁都不应加以忽视。怎样能使危险减少呢？这里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组成一个道义上及实力上都足以制服一切的势力来支持国际法律。如果两方面的实力都差不多的话，战争就可能在几星期内爆发，而且没人能估计到战争会怎样打下去，谁会卷进漩涡去，或者怎样收场。但是，假使国际联盟所能支配的实力，比侵略者现有势力大四五倍，那么，和平友好方式的解决就有了极好的机会。

所以每一个国家，无论大国与小国，都应该依照国际联盟盟约来发挥自己的作用。

在这个紧要关头，国际联盟所能依赖的是什么力量呢？它有执法官或警官来执行它的判决吗？还是孤立无能，成为那些毫无决心、或好冷嘲热讽的信徒们在唱高调时的一个没有内容的笑柄呢？就世界的命运而论，说来奇怪，国际联盟从不曾有过能运用这种足以压制一切的力量的时候。现在，世界警察即在手边。在日内瓦集会的各个大国都在武装待命。这些国家的利益和责任，都使它们非但要出来维护公共法律，而且必要时还要加以贯彻执行。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我们是进入新的时代呢，还是回到旧时代呢？何去何从，现在应该当机立断了。

所有这些话对于这时同我和我的几个保守党朋友共同合作的一些自由党和工党人士来说，颇为中听。它使那些为国家安全担忧的保守党人能够同工会主义者、自由党人以及一年前参加和平投票的热爱和平的男女联合起来。假使英王陛下政府能够通过国际联盟采取坚决果断的行动，则他们一定能够领导一个统一的英国民族，勇往直前地为避免战争而作最后的探索。

※※※

关于德国重占莱茵兰的辩论，直到3月26日才开始举行。中间的时间，一部分被国际联盟行政院在伦敦举行的会议占去了。会议结果是请德国把希特勒所指责的法苏协定一案提到海牙国际法庭，但在谈判进行中，不得在莱茵兰增兵。

如果德国对后一节表示拒绝，英国和意大利两国政府将根据他们在洛迦诺公约中所承担的义务而采取必要的步骤。但是意大利的诺言是没有多大价值的，因为墨索里尼早就同希特勒有密切的接触。而德国也已经觉得足够强大，尽可以拒绝会限制它在莱茵兰的兵力的任何条件。所以，艾登先生坚决主张英国、法国和比利时三国举行参谋会谈，以便对将来必要时根据洛迦诺公约采取的联合行动事先加以研究和准备。

这位年青的外交大臣作了一篇很有胆识的演说，获得议院的热烈喝彩。奥斯汀·张伯伦勋爵和我都发表了长篇演说来支持他。可是内阁却不甚热心，因此甚至连艾登要求批准举行参谋会谈一事，也不容易办到。通常这类会谈是不起外交筹码的作用的，只是秘密地、甚至非正式地举行。现在经过了三个星期的谈判和抗议，唯一的实际结果就是举行参谋会谈，而这就是协约国对希特勒破坏条约和确实占领莱茵兰的唯一答复。

我在演说中说：

在回顾我们前五年的外交政策的时候，我们是不大愉快的。这五年肯定是多灾多难的年份。我绝对不是要把这时期内世界发生的一切坏事的责任都推到我国政府身上，……不过我们确实看到人类的前途出现了最黯淡、最使人震惊的变化。在这么短短的几年内就出现这样的变化，真是亘古未有的。五年以前，大家都感觉到很安全；五年以前，大家都对和平满怀希望，瞩望将来有朝一日，和平与正义盛行于世，那时人类就可以享受科学为一切阶层所能提供的宝贵成果。五年以前，如果谈到战争，不但被人看作傻子，看作罪人，而且几乎被看作是发疯了……

侵犯莱茵兰一事之所以具有严重性，是因为荷兰、比利时和法国都因此受到威胁。国务大臣提到德国甚至拒绝在谈判进行中停止建筑防御工事，我听了非常不安。我猜想在一个极短的时间内，他们一定会在那里筑成一道防线，而有了这道有防御工事的防线以后，对欧洲的局势就会产生很大影响。·这·道·防·线·形·成·一·道·横·过·德·国·大·门·口·的·障·壁，·同·时·又·使·它·可·以·从·另·外·的·门·口·任·意·地·向·东·面·和·南·面·冲·出·去。

英美两国对德国在莱茵兰设防的严重后果，并不是一开始就认识到的。4月6日，当政府要求对外交政策作信任投票时，我就再次提到这个问题：

希特勒已撕毁各种条约，在莱茵兰驻了兵。现在他有军队在那边，而且准备永久驻下去。所有这些事实表明，在德国国内和所有邻近的国家，纳粹政权获得了新的威望。但是，事实还不止于此，德国现时正在或者即将在莱茵地区设防。设防当然需要若干时日的。首先，我们听说，德国最初筑的不过是普通野战工事。但是，有人知道，德国可以把野战工事逐步加强，使之十分完备，直至筑成为像兴登堡防线那样完美，包括有许多钢筋水泥堡垒和地下室的一道防线。知道这种情况的人就会知道野战工事同永久性防御工事，只是在程度上稍有差别而已，从挖掉第一块草皮起可以一直干下去，直到最后筑成极其完备的防线。

我完全相信，德国与法国接壤的全部边境，都将在尽可能短的时期内筑成尽可能坚固的防线。经过三个月、四个月或六个月，一定可以看到一道十分强固的壁垒。这在外交上和战略上会发生些什么后果呢？……面对法国边境有一条堡垒防线出现，这就可以使德国在这条战线上节省兵力，使它的主力转而突破比利时和荷兰……现在我们来看看东线，莱茵兰设防的后果，在东线可能来得更为直接。它对于我们固然不是一个直接的危险，但却是一个更迫在眉睫的危险。一旦这些防御工事完成，随着工程日趋完备，中欧的整个形势也就跟着发生变化。·波·罗·的·海·各·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还·必·须·加·上·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奥·地·利·和·其·他·一·些·国·家，·在·这·个·巨·大·的·军·事·建·筑·工·程·完·工·的·时·候，·一·定·会·受·到·决·定·性·的·影·响。

我这篇警告，一言一语，都已陆续地和迅速地得到证实。

德国在占领莱茵兰和建立对法的防御工事以后，第二步显然是把奥地利并入德帝国了。以1934年7月暗杀奥地利总理多尔富斯为开端的这一段事情，即将在下面的一章里写到。

我们现在知道，德国外交部长纽赖特在1936年5月18日，曾经非常坦白地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布利特先生说，德国政府的政策，非等到把莱茵兰消化了以后，在外交上不做任何积极的活动。他解释说：在德国把接着法国和比利时边界的国防线建设好以前，德国政府不但不会鼓励，而且会阻止奥地利境内纳粹党人的暴动。他们对于捷克斯洛伐克，将采取平静无事的方针。他说：“一旦我国的防御工事建成，中欧各国就会认识到法国已不能进入德国领土。这时所有这些国家就会对他们的外交政策有不同的看法，一个新的集团就会兴起。”纽赖特又对布利特先生说，奥地利的青年已逐渐转向纳粹，纳粹党统治奥地利已不可避免，这不过是时间问题罢了。

但关键在于完成接邻法国边境的防线，不然的话，如果德国和意大利发生争端，就会引起法国进攻德国。

1936年5月21日，希特勒在德国国会演说中宣称：“德国并不想也不希望干涉奥地利内政，或吞并奥地利，或造成一个德奥合并的局面。”1936年7月11日，他和奥地利政府签订了一个条约，同意不采用任何方法来影响奥地利内政，特别是对奥地利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不给予任何积极支持。这个诺言发表后不到五天，德国就有秘密训令传达到奥地利境内的国社党，叫他们扩大并加强他们的活动。同时，德国的参谋部也奉希特勒的命令，草拟了占领奥地利的军事计划，准备时机一到就立刻动手。

谢选骏指出：英法和德国的斗争，是“反法西斯战争”还是“殖民主义战争”？他们说是“反法西斯战争”，我看还是“殖民主义战争”——一战剥夺了德国的海外领地，所以希特勒打算在欧洲本身开发殖民地了，他的目标就是前进东欧，拿回列宁在《布列斯特和约》中割让给德国的领土。他的方式就是效法英国——把斯拉夫人当作印第安人来奴役，把犹太人当做澳洲土人来灭绝。……直到二战以后，英法也都丧失了海外领地，德国才只好认命了。不过这时候，美洲的原住民和澳洲的原住民，也都死得差不多了。殖民者繁殖的蛆虫布满了大地。

【第十二章　用于重整军备的间歇期。西班牙】

1936——1937年

英国的对外政策——新霸主——国际联盟——两年的间隔——1936年6月6日我对供应机构问题的备忘录——西班牙内战——不干涉政策——反共产国际公约——鲍德温先生的“坦白”发言——武力与国联盟约并重——艾伯特会堂的集会——英王爱德华八世逊位——鲍德温先生的智慧——英王乔治六世登基——英王来信——鲍德温先生退休——张伯伦先生任首相——内阁的变动——鲍德温与张伯伦——与里宾特洛甫的一次谈话。

我不妨在这一章里说明一下我多年以来所遵循的并仍将继续遵循的英国欧洲政策的原则。1936年底，保守党外交委员会请我做一次秘密演说，这是我对这些政策原则的最好的表述。

“英国四百年来的对外政策，就是反对大陆上出现最强大、最富于侵略性和最霸道的国家，特别是防止低地国家①落入这个国家的手中。从历史上来看，在这四个世纪中，人和事，环境和情况已发生了许多变化，而这个目的却始终如一，这是世界一切种族、民族、国家或人民的历史记载中最突出的事情之一。还有，不论在任何情况下，英国总是走较艰难的道路。与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相对抗，在威廉三世和马尔巴罗领导下反对路易十四世，反对拿破仑，其后又反对德国的威廉二世。在那些时候，如果英国参加较强大的一方，分享其胜利果实，那是不但轻而易举，而且有极大的引诱力的。然而，我们总是走较艰难的道路，参加不那么强大的一方，同它们联合起来，打败和挫败大陆上的军事霸主，不管他是谁，不管他所统治的是哪一个国家。这样，我们就保住了欧洲的自由，保护了欧洲的生气蓬勃和变化多端的社会的成长。经过这四次极其重要的战争之后，我国就以日益增高的声誉和日益扩大的帝国而出现于世界，而低地国家的独立也受到保护，安然无恙。这是英国对外政策的不自觉的优秀传统。在今天，我们的思想就是以此为基础的。我不知道有过什么事情曾改变或减弱我们祖先所遵循的正义、智慧、勇气和审慎。我不知道在人性中出现过什么事情使他们的结论的可靠性有丝毫减损。在军事、政治、经济或科学上，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会使我感到我们的能力比不上他们。我不知道有什么事情使我感到我们不会或不能够在这一条道路上迈进。我之所以向你们冒昧提出这个具有极大普遍意义的命题，就是因为我觉得如果接受这个命题，则其他一切问题就变得简单而明确了。

①指荷兰和比利时。——译者

“请注意，英国的政策并不考虑企图称霸欧洲的国家究竟是哪一个国家。问题不在于它是西班牙，还是法兰西王国，或法兰西帝国，是德意志帝国还是希特勒政权。这个政策与这个国家是什么国家，谁当统治者都毫无关系；它唯一关心的是谁是最强大的，或具有支配力量的暴君。因此，我们不要怕别人说我们亲法反德。如果情况改变，我们同样可以亲德反法。这是我们正在遵循的国际政策规律；它不是根据偶然的情况，或因为主观上愿意或不愿意，或者以某种别的什么感情来决定的权宜之计。

“这就提出一个问题：今天究竟哪一个国家是最强大的，是力图用暴力和危险的手段来称霸欧洲的呢？在今天，在这一年中，或者到1937年的前半部，法国陆军是欧洲最强大的，但没有人会害怕法国。大家都知道法国只希望没有人去打扰它，它保有陆军只是为了自卫。大家都知道法国人是爱好和平的，而且对邻国感到恐惧。他们勇敢、坚决，也爱好和平，但对自己的处境焦虑不安。他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实行自由的议会制度。

“另一方面，德国并不害怕别国。它正在以德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规模来扩充军备。它由一小撮洋洋得意的亡命之徒领导着。在这种专制统治之下，经济日益困难，不满情绪日益增长。他们很快就不得不在经济财政崩溃和内乱，或者发动战争这二者之间作出选择，而这个战争，其唯一的目的，以及如果取胜的话，其唯一的结果，就是纳粹统治下的德意志化的欧洲。所以，我认为过去发生的情况现在又再度出现了，而要拯救我们的国家又必须再一次联合欧洲一切力量来约束、抑制、必要时挫败德国的霸权。因为，请相信我，假使西班牙、路易十四、拿破仑、德皇威廉二世曾得我们的帮助而成为欧洲的最高统治者的话，那么，他们在取得胜利之后也会掠夺我们，使我们陷于微贱和贫穷的境地。我们应该以维护不列颠帝国的生存和绵续，以及这个岛国的伟大作为最崇高的责任，而不要被理想世界的幻想引入歧途，其实这只不过是让别国的更坏的统治进入我们的国土，让他们来支配我们的命运罢了。

“在这个阶段中，国际联盟这个广泛的概念和极端重要的机构就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国际联盟实际上是英国的概念，它和我们以前的一切方法和行动极其和谐一致。还有，它和一般的是非观念以及我们历来遵循的以遏制主要侵略国为基础的和平的观念，也是完全一致的。我们所盼望的是法治，是各国之间和各国之内的自由，而在以往，我们的荣誉、伟大和文明的缔造者们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不是为了别的目的而进行战斗，并历尽艰难来赢得胜利的。英国人民的极其宝贵的理想，就是国际法的法治以及以法律和正义为根据进行耐心讨论以解决各国之间的争端。我们不要低估这些理想对现代英国民主政治的巨大作用。人们还不知道几世纪以来这些种子已经在劳动人民的心中播下。它们牢牢地扎根在劳动人民的心中，就像他们对自由的热爱一样牢固。我们不能忽视这些理想，因为它们是这个岛国的素质的精华。所以我们相信，支持和加强国际联盟将证明是维护我们岛国的安全的最好方法，也是维护我们向来认为同我们利益息息相关的伟大的人类事业的最好方法。

“我的三个命题是：第一，我们必须反对未来的霸主或潜在的侵略者；第二，在现在的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有着庞大的军备，发展如此迅速，肯定要扮演这个角色；第三，国际联盟应以最有效的方式把许多国家集合起来，使我们国内的人民团结起来，以控制未来的侵略者。我以最尊敬的态度冒昧提出这几个主要论题供你们参考。其他问题将由此推演出来。

“发现和提出某些普遍原则总比运用这些原则容易。首先，我们必须重视我们同法国之间的有力联盟。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对德国抱有不必要的敌对情绪。缓和这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我们的责任，也符合我们的利益。就法国而论，我们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法国和我们一样，是议会民主国家，非常反对战争，而且也像我们那样，在进行防务工作时有着不少障碍。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把我们在防务上同法国建立联盟一事看作一件具有根本性的事情。在形势变得那么严重和危险的今天，别的一切事情都必须放在从属的地位。

具有一种明确的理论体系并对此有深刻的信念的人，在处理瞬息万变和难以预料的事情时，总比那些鼠目寸光、凭日常见闻而冲动行事的人居于更有利的地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怎样决定行动的方向。就我个人来说，我主张建立武装的国际联盟，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参加，以英法两国为核心，反对潜在的侵略国。让我们竭尽全力来建立这个伟大的国际机构吧！如果这件工作非我们力量所能及，或者由于别国的软弱或错误而终于失败，那么，我们至少要确保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幸存的欧洲自由国家能够同舟共济，有充分而切实的希望度过任何风暴的袭击，再一次安全回港。”

如果在英法这一方再加上美国；如果把潜在的侵略国换个名称；如果把国际联盟改为联合国，把不列颠海峡改为大西洋，把欧洲改为世界，那么，我的这个议论在今天不一定就不适用。

希特勒在1936年3月强占莱茵兰到1938年3月兼并奥地利，其间相隔整整两年。这段间隔时间比我所预料的要长些。事情完全按照我所预见到和我指出过的顺序进行，只是在连续的两次灾祸之间相隔的时间长了一些罢了。在这个期间内，德国并没有浪费时间。莱茵兰的设防，或“西墙”的建设在迅速进行，一道巨大的和永久性或半永久性的防御工事不停顿地建筑起来。德国的陆军已建立在完备的征兵制基础上，还有情绪热烈的志愿兵充当生力军。德国陆军不但在数量上而且在组织的成熟和素质上，每月都有所提高。德国的空军不但保持对英国空军的优势，而且越来越超过英国。德国的兵工厂极其紧张地进行生产。在德国机轮日夜转动，铁锤日夜敲打，使整个工业成为一个兵工厂，把全部人口熔合成为一部有纪律的战争机器。在国内，希特勒在1936年秋开始实行一个四年计划，改组德国的经济，以便打起仗来有较大程度的自给自足。在国外，他建立了在《我的奋斗》一书提到的为德国外交政策所必需的“强有力的联盟”。他同墨索里尼达成协议，形成了罗马——柏林轴心。

直到1936年中期，希特勒在推行侵略政策和破坏条约时，并不是凭它的实力，而是凭借英法两国的不团结和怯懦，以及美国的孤立状态。他初次采取的每一个步骤，无不是孤注一掷，他知道他是经不起对方认真反抗的。强占莱茵兰和在莱茵兰设防是最大的赌博。结果都非常成功。他的对手太优柔寡断，不敢接受挑战。当他在1938年采取第二个步骤时，他的恐吓就不再是虚张声势的了。这时他的侵略行为是以武力为后盾的，而且很可能是优势的武力。当法英两国政府发现这种可怕的变化时，已经太迟了。

※※※

我继续密切注视我们的战备工作。我同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爵士的关系是很友好的，我在私下尽力协助他。根据他的请求，我给他写了一个备忘录，主张成立一个供应部，这时是1936年6月6日。参看附录（3）。但直到1939年春，将近过了三年，政府始终没有采取有效的行动来成立供应部，也不准备对我国军火生产采取紧急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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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7月底，西班牙的议会政府日益衰败，共产主义的革命运动，或者说是无政府主义的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结果导致了蓄谋已久的军事叛变。根据列宁亲自制订的共产主义教义和课本，共产党人应协助一切左派运动，并帮助力量薄弱的宪政派、激进派或社会主义派的政府执政，然后从中加以破坏，并从他们的逐渐失势的手中把政权夺过来，从而建立马克思主义的国家。事实上，西班牙所发生的事情，纯粹是俄国克伦斯基时代的重演。所不同的只是西班牙的实力并没有因对外战争而大伤元气。军队保持着相当的团结。除了共产党的阴谋之外，同时还有一个秘密策划的军事叛变阴谋。这两种势力都不是光明正大地采取合法行动的。西班牙各个阶级不得不考虑西班牙的前途。

共产党对这个衰败的议会政府进行渗透，使文明社会的一般保证都荡然无存了。双方都开始进行暗杀活动。共产主义的瘟疫异常猖獗，以致可以在大街上或床上把他们的政敌抓起来加以处决。在马德里及其四周，到处发生许多这类的暗杀事件，而以索特洛的被杀而达到高峰。他是保守派的领袖，有点像1914年世界大战之前英国政治中的卡森爵士这一类人物。这一罪行成为陆军将领采取行动的信号。佛朗哥将军在一个月之前曾写信给西班牙陆军部长，明白表示，如果西班牙政府不能在日常生活中维持正常的法律保障，陆军就会进行干预。在过去，西班牙的军事首长们曾发表过许多宣言。在圣胡尔霍将军因飞机失事遇难后，佛朗哥将军就举起叛乱的大旗。他获得了军队的支持，包括普通士兵在内。在教会方面，除了黑袍教派这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情况之外，几乎所有的右派和中间派都支持他。他立刻就成为好几个重要省份的首领。有些西班牙水兵把他们的长官杀死而加入了很快就属于共产党一方的组织。共产党在文明的政府垮台时夺取了政权，并且按照他们的教义采取行动。残酷的内战开始了。取得政权的共产党人惨无人道地大量屠杀他们的政敌和富人。佛朗哥手下的人以更大的规模来回报。西班牙人以惊人的精神从容就义。双方都有许多人被枪毙。军校学生极其顽强地保卫在托莱多的阿尔卡扎的军事学院，进行激烈的战斗。这时佛朗哥的军队由南向北挺进，在每一个共产党人的村落中都留下了复仇的痕迹，终于赶到那里给他们解围。这是值得历史家们注意的一段插曲。

我在这一冲突中是中立的。我当然不赞成共产。如果那时我是一个西班牙人，他们就会杀害我和我的一家以及我的朋友了，我又怎么会赞成共产党呢？但是，我确实认为，英国政府自己还有许多事情要做，自然不宜过问西班牙的事情。

法国提出不干涉方案，让双方在没有外国援助的情况下打下去。英国、德国、意大利和俄国等国政府都赞成这个方案。结果，现在已归极端革命派掌握的西班牙政府，手里虽有黄金，却不能以正当手续买到军火。本来比较合理的办法就是按照正常的做法，承认双方处在交战状态，就像我们在1861——1865年美国内战时所做的那样。所有的大国都采取或正式同意不干涉政策。英国是严格遵守协议的。但是，以意大利和德国为一方，以苏联为另一方，都违背了他们的诺言，他们不断地给这场厮杀火上加油。尤其是德国，它用空军轰炸不设防的小城镇格尔尼卡，进行试验性的恐怖空袭。

在法国，勃鲁姆先生在六月间接替萨罗内阁而组成新政府。这个政府受到议院中共产党支持者的压力，以军用物资援助西班牙政府。空军部长科特先生本来对法国空军的实力不大关心；这时法国空军已日渐衰落；他却以飞机和军事设备秘密援助西班牙共和国军队。我为了这些发生的情况大为焦虑不安，于是在1936年7月31日给法国大使科尔宾写了一封信：

我力图保持旧日的主张，但我遇到一个极大的困难，这就是德国提出了由各反共国家联合起来的建议。如果法国把飞机等武器运给现时的马德里政府，而德国和意大利则参加另一方，那么，我可以肯定，此间占优势的力量就一定会同德意两国亲近，而与法国疏远。我给你说这些话，请你不要介意，这当然完全是我个人的意见而已。我不希望听到有人说英国、德国和意大利联合起来反对欧洲共产主义。这是最不好的事情。

我确信，严格遵守中立，强烈抗议破坏中立的行为，这就是目前唯一正确和安全的办法。如果内战陷于僵局，也许有一天国际联盟可能为了结束恐怖行为而出面干预。但是，尽管这样，我想也不见得就行得通。

还有一件事，应该在这里记录下来。1936年11月25日，各国驻柏林大使被邀请到德国外交部，纽赖特先生向他们宣布德国和日本政府商定的反共产国际公约的细节。这个协定的目的，就是采取联合行动来反对共产国际在缔约国境内或境外的国际活动。

※※※

在整个1936年，全国和议会都日益焦虑，特别是对于我们的防空。在11月12日对首相在议会的答辩进行辩论时，我对鲍德温先生未能实现他的保证进行了严厉的责难。这个保证就是：“本国任何一届政府，特别是联合政府即本届政府，将保证我国在空军方面的实力和威力再也不会比任何其攻击力量可达我国海岸的国家有所逊色。”我说：“政府根本没有下决心，或者他们根本不能使首相下决心。因此他们一直陷于奇怪的矛盾之中：决定不作决定，决心不下决心，坚决犹豫不决，坚定不移地动摇，竭尽全力无所作为。我们就这样，月复一月，年复一年——这些对英国的伟大也许至关重要的宝贵光阴，都让蝗虫吃掉了。”

鲍德温先生在一次很精彩的发言中回答我说：

我想以最坦率的态度向本院说……我和丘吉尔先生之间的意见分歧，是从1933年开始的。1931—1932年我们处在财政危机时期，尽管反对党不接受这种提法。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我要提醒本院，我在多次的发言中，并且在不同的场合，都竭尽所能提出和维护民主的原则，我说过，·民·主·制·度·总·得·比·独·裁·制·度·落·后·两·年。我相信这句话是对的。在这个问题上就是如此。我以惊人的坦白向本院提出我个人的看法。你们会记得，那时正在日内瓦举行裁军会议。你们会记得，那时全国正流行着一种也许比战后任何时候都要强烈的和平主义情绪。你们会记得，·在1933·年·秋·的·富·勒·姆·选·举·中，·联·合·政·府·的·一·个·议·席·约·以·七·千·票·之·差·而·失·掉·了，·原·因·不·是·别·的，·恰·恰·在·于·和·平·主·义·的·问·题……我作为一个大党的领袖，我的处境完全不是很好过的。当时，富勒姆选举中所表现的那种情绪正在全国流行，那时我曾自问，在今后一两年之内，有什么机会能使这种情绪转变，而认为国家应授权政府重整军备呢？假使那时我到人民中间去，说德国已在重整军备，因此我们也得重整军备，谁能设想在那个时候，这个和平的民主国家会立刻在那个召唤下联合起来呢？·依·我·的·观·点·来·看，·我·不·可·能·设·想·还·有·别·的·任·何·事·情·会·比·这·更·肯·定·地·使·我·们·在·选·举·中·遭·到·失·败·的·了。

这的确是惊人的坦白。这里面暴露了他的赤裸裸的动机，竟达到有失体统的地步。一位首相竟然公开说他因为怕选举失败就不为国家的安全尽责，这确实是我国议会历史中闻所未闻的事情。鲍德温先生当然不是出于想继续做官这个卑劣的动机。他在1936年的确很想退休。他之所以采取这种政策，是因为他害怕工党一旦当权则所做的事情甚至会比他的政府所要做的还要少。工党反对防务措施的一切声明和投票，都有记录可查，但这一点并不能成为鲍德温先生自圆其说的辩解，而对英国人民的精神来说尤欠公允。去年他对空中均势的错误估计作了天真的认错而大获成功，这次可不行了。全议院大为震动。的确，这使人产生极其恶劣的印象，要不是一件意外的事情插进来，很可能使当时身体日趋衰弱的鲍德温先生遭受致命的打击。

当时英国各个政党都有人看到未来的危险，一致要求采取实际措施来维护我国的安全和自由；而我国的安全和自由已受到极权主义冲击和我国政府的满足现状这两方面的威胁。我们的方案是迅速地、大规模地把英国重行武装起来，同时完全承认和运用国际联盟的权威。我把这个政策称为“武力与国联盟约并重”政策。我们对鲍德温先生在下院的表演都十分鄙视。这个运动的高潮就是在艾伯特会堂的一次集会。

12月3日，各个政党的许多领导人物齐集在那里，其中有：深信国家处在危急关头中的强大的保守党右翼；国际联盟和平投票的领导人；许多大工会的代表们，其中包括在大罢工时我的老对手工会主席沃尔特·西特林爵士；自由党和它的领导人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当时我们已感觉到，不仅我们的观点开始被人重视，而且已开始取得优势。正在这个时候，英王要跟他所钟爱的女人结婚；这件事把别的一切事情都推到后面去了，立即发生了逊位危机。

当我为感谢的表决致答词时，有人高呼：“国王万岁”，接着激发起长时间的欢呼。我当即表明我个人的立场：

今天晚上有另一件重大事情笼罩在我们的心头。几分钟后我们就要歌唱“上帝保佑国王”。我将以我一生中唱这首歌时最衷心的热情来歌唱。我希望和祈求不至于匆促作出不可挽回的决定，而让时间和舆论来表示他们的意志，使人们所珍爱的独一无二的人格不至于和他所深爱的人民永远隔开。

我希望议会对这些重大的宪法问题能够发挥它的作用。我深信我们的国王一定会接受英国和英帝国现在第一次表示出来的意见，英国人民也不致对王位占有者不给予宽容的考虑。

随后发生了为时甚短但十分激烈的争论，在这里就不必细说了。在爱德华八世童年时我就认识他了，在1910年我以内政大臣的身分在一次盛大集会上宣读立他为卡那封城的威尔斯亲王的诏书。我觉得我有义务对他效以最高的个人忠诚。

在那年夏季，我虽然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已心中有数，但我从来没有干预过他，也没有和他通信，现在他在苦恼中请首相允许和我商量。鲍德温先生正式表示同意；我一接到通知就到贝尔维德堡进谒国王。直到他逊位，我始终同他保持接触，我尽力请求国王和公众保持忍耐和不作仓促决定。我对此绝无后悔——真的，除此之外，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首相证明他自己确实是英国人民感情的一个眼光敏锐的裁判。他显然看出了并且表达了全国的强烈意志。他对逊位问题处理得很机巧，使他在两个星期内从深渊上升到宝塔的尖顶。有好几次，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反对盛怒的下院。我在行动上并没有不适当地为敌对情绪所左右；但不止一次我几乎无法使人听到我说的话。我曾经在“武力与国联盟约并重”政策的号召下聚集了各种力量，并把自己视作这些力量的发端者，如今却分崩离析了。而我自己在舆论上受到极大的打击，大家几乎普遍认为我的政治生命终于完结了。可是曾经对我如此敌视的这同一个下议院，竟然能在漫长而艰苦的战争岁月里一直接受我的引导，给我以大力的支持，直到战胜所有的敌人，这是多么奇怪的事啊！这就证明，经常遵循自己良心的决定行事，就是唯一明智和安全的办法。

一个君王逊位，另一个君王登基。直到1937年5月底，在国内以及在整个帝国，充满人们心中的事就是到处举行盛大而庄严的对新君王的效忠仪式和圣奠。国外的事情和我们的国防已失去了对公众心理的吸引力。我们的岛国好像远离欧洲万哩之外似的。1937年5月18日，即新君王登基的次日，我接到新王陛下一封亲笔信，现在我得到允许把它记录在这里。

亲爱的丘吉尔先生：

你给我一封很亲切的信，我在此表示感谢。我知道你向来是，直到现在仍然是忠于我亲爱的哥哥的。你对在他12月份离开我们以来所出现的种种困难问题表示了同情和谅解，我受感动之深，绝非笔墨所能形容。我充分认识到我作为君王所负的重大责任和所分担的操劳。我收到你的祝福信，这对我是极大的鼓舞。你是我国的伟大政治家之一，是一个忠心耿耿为国家服务的人，但愿国内和帝国现有的善意和希望将成为世界各国的好榜样。

　请相信我，

　你的真诚的

乔治（国王、皇帝）

 1937年5月18日

于伯克郡，温莎，大花园，皇宫。

我在那时的地位影响已降到零，得到这样宽厚的表示，使我终生难忘。

乔治六世登基后，在1937年5月28日，鲍德温先生退休了。他长期担任官职，使他理所当然地获封伯爵阶位和获得嘉德勋章。他放下了他所积聚的和小心保存的、但却很少加以利用的大权。他在公众的感激和尊敬的热烈气氛中离开了。谁将继任他的工作是没有疑问的。财政大臣内维尔·张伯伦在过去五年里不但担任政府的主要工作，而且是一个最能干最有力的大臣。他具有卓越的才干又是历史上的望族。一年以前我在伯明翰曾引用莎士比亚的话，说他是“担负国家大事的驮马”，当时他接受了，认为这种说法是对他的恭维。

我并不期望他要同我合作，在这个时候他和我共事恐怕是不明智的。在对待当前的重大问题上，他的观点和我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让一个有生气、有才干的行政人材当权，我也是很高兴的。当他任财政大臣时，他提出了征收少量的国防捐税的财政上的建议，但不为保守党所接受，当然更受到反对党的抨击，招了麻烦。他一就任首相，我就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篇演说，目的是使他从不堪忍受的处境中摆脱出来，而又不损害他的尊严。我们之间的关系，不论在公事上和私事上，都始终保持冷淡、随便和客气。

张伯伦先生对内阁只作很小的变动。过去在陆军部的事情上，他曾同库珀先生有意见分歧，而这次他却提升库珀先生担任海军大臣这个极其重要的职位，使库珀先生大为惊异。

库珀先生早年曾在外交部工作。首相显然不知道他的这位新任海军大臣对欧洲舞台的看法。而使我感到惊异的是，霍尔爵士刚刚获得为实行海军计划所需的大笔经费，竟然愿意离开海军部改任内政大臣。看来霍尔认为在广泛的人道主义的意义上来改革监狱会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时行的题目。他的家庭与著名的伊丽莎白·弗赖①有关系，因而他对改革监狱有着强烈的感情。

①十九世纪英国的监狱改良者。——译者

我不妨在这里把鲍德温和张伯伦这两位首相作一番比较的评价。我很早就认识他们，而且在他们之下工作过或即将担任工作。鲍德温是一个比较聪明、理解力又比较强的人，但缺乏细致的行政才能。他对国外的事情和军事方面的事情都不大熟悉。他对欧洲知道得很少，而他所知道的又并不使他感兴趣。但他对英国的政党政治却有深刻的认识，在很大的程度上他反映着我们这个岛国民族的一些长处和许多短处。

他以保守党领袖的身分参加过五次大选，三次获胜。他善于等待事态的发展，而且能够在不利的批评下保持冷静。他的特别巧妙之处就是使事态向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并且有当机立断之才。他似乎使我想起历史给我们留下来的关于罗伯特·沃波尔爵士那种印象，当然现在没有十八世纪的腐败情况；他们二人主宰英国政治的时间几乎都那么长。

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则是一个极其精明能干、固执而自信的人。他和鲍德温不同，他认为他对欧洲整个局势，甚至对整个世界都了如指掌。我们现在有的是在他所深信的政策的限度之内的精细而锋利的效率，而不是模糊的但又顽固的直觉。他不论任财政大臣还是任首相，都严格控制军事开支。

在他的任期内，他是一切紧急措施的最有力的反对者。他对当代国内外所有的政界人物都有明确的判断，他认为他完全能够对付他们。他脑子里充满着这样的希望：他要作为一个伟大的和平缔造者而永垂史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准备不顾实际情况而继续奋斗到底，不惜使他和他的国家冒极大的危险。可惜他卷入了其力量绝非他所能估量的洪流中，遇到了他毫不退缩但又无法抗衡的旋风。在大战爆发前的几年中，我想，和鲍德温共事，就我对他的认识而论，恐怕比和张伯伦共事要顺利些；但是，除非到最后不得已的时候，他们都从来不愿意和我共事。

※※※

在1937年的一天里，我和德国驻英大使里宾特洛甫有过一次会晤。当时我每隔两周发表一篇文章，在其中的一篇里，我曾提到他的有些演说被人误解。我当然在公共场合见过他。

现在他问我愿否去看他，和他谈谈话。他在德国大使馆楼上的一个大房间里接待我。我们谈了两个多钟头。里宾特洛甫非常有礼貌地接待我。我们纵谈欧洲大局，包括军备和政策问题。他对我所说的话，主要是德国谋求英格兰（在欧洲大陆人们还是经常把我们叫做“英格兰”）的友谊。他说他本来会当德国外交部长的，但他请求希特勒让他到伦敦来，以便为缔结英德协约甚至英德联盟作详细的说明。德国将维护不列颠帝国的伟大和广阔的领土。他们可能要求归还德国的殖民地，但这显然是无关重要的。德国所需要的只是英国不干涉它向东欧扩张。它必须为它的日益增长的人口寻求生存空间，因此它必须吞并波兰和但泽走廊。白俄罗斯和乌克兰对七千万人口的德国的未来生存，是必不可少的。有求于不列颠联邦和帝国者，只是不干预而已。墙上挂着一幅大地图，大使几次引我到地图前面来说明他的计划。

我听到这些话之后，我立即说，我可以肯定，不列颠政府不会任由德国在东欧自由行动。我们同苏联的关系的确很不好，我们和希特勒一样憎恨共产主义，但他也许知道得很清楚，即使保住了法国，英国也不至于对大陆命运如此漠不关心，以致任由德国取得中欧和东欧的霸权。当我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们正站在地图前面，里宾特洛甫突然转身走开。然后他说：“要是这样，战争就不可避免了。没有别的出路了。元首已下了决心。没有什么能阻止他，也没有什么能阻止我们。”于是我们回到椅子旁坐下来，那时我不过是个普通议员，只是有些名望罢了。我当时认为我应该对德国大使说——事实上我很清楚地记得我说：“你讲到战争，当然这将是全面的战争喽。你不要低估英国。它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外国人很少能够了解它的思想。不要以现在执政的政府的态度来评判它。一旦有一种伟大的事业呈现在英国人民之前，这个政府和不列颠民族就会采取意料不到的行动。”我重复说：“不要低估英国。它是很聪明的。如果你们使我们被迫投入另一次大战，英国就会带动整个世界来反对你们，就像上次大战那样。”说到这里，大使激动地站起来，说道：“啊！英格兰可能是很聪明的，可是这一次它不会带动全世界来反对德国的。”我们把话题转到轻松的事情上，随后就没有发生什么可记录的事情了。这一次谈话一直留在我的记忆之中。因为当时我向外交部作了汇报，我觉得可以在这里记下来。

后来当里宾特洛甫接受征服者对他一生的审判时，他竟肆意歪曲这次谈话，还要求传我去作证。如果我真的被传去作证的话，那么我说的就只是现在所写的这些话了。

谢选骏指出：英国人善于“挑动群众斗群众”，因为英鬼控制了整个国际网络，因此也把美国拖入了一战二战的漩涡。但是丘吉尔这个老纳粹绝对想不到，希特勒那个小纳粹，横扫欧洲，虽败犹荣，摇身变为拿破仑，成为欧洲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征服者。丘吉尔他更加想不到的是，英国自己却被美国夺走了国际网络，沦为雾都孤儿了！到了1688年开始的大英帝国恶贯满盈三百年后的二十一世纪，连苏格兰和威尔士都想脱离英国的母猪肚皮独立跳舞了，尽管英国国王小时候经常冒充“威尔士亲王”。

【第十三章　德国武装起来了】

1936—1938年

“全面战略目标”——德国的军备开支——独自进行的调查——1936年7月28日保守党代表团晋见首相——我对这件事的声明——普遍的结论——我的担忧——1936年11月23日我们的第二次集会——1938年5月12日斯温登勋爵离开空军部——议院的辩论——林德曼再次参加防空研究委员会——我同达拉第先生的通信——1938年法国对德国空军实力的估计——1938年6月我对德国陆军的估计——达拉第先生同意我的估计——法国空军的衰落——漫不经心的岛民。

在战争中和在对外政策以及其他事情中一样，如果从吸引人的或令人不快的许多选择办法中抓住起决定作用的重点，一定大有好处。美国的军事思想家创造了“全面战略目标”这个名称。当我们的军官第一次听到这个名称时，只觉得好笑；但后来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智慧越来越明显，并为人们所接受了。显然这是一条规律，别的重大事情都得放在从属的地位。如果不遵守这个简单原则，就会导致混乱的和徒劳无功的行动，甚至会使事情变得越来越坏。

就我个人而论，早在听到这个名称被提出来之前，我就毫不困难地按照这个规律行事了。我在1914年到1918年的战争中所看到和感到的可怕的德国，现在突然又重新掌握它的全部军事力量了，而勉强取得胜利的各协约国，却只知张着口呆看，手足无措，我一想起来就心神不安。因此，我不断用一切方法，一有机会就运用我对下院和个别大臣的影响来敦促我们的战备工作，并且为了不久会再度成为我们的共同目标的事业而寻求盟国和伙伴。

有一天，一位在政府担任绝密工作的朋友到恰特韦尔庄园看我，在我的游泳池里和我一起游泳。那天阳光灿烂，池水温暖。我们只谈到未来的战争，但他还不有全相信战争必然会到来。当我送他出门时，他突然激动地转过身来对我说：

“德国人一年就花十亿镑来扩充军备。”我那时想，应该让议会和英国公众知道这个事实。于是我就着手研究德国的财政情况。那时德国每年都做预算而且还加以公布。不过单从他们的一大堆数字来看，是很难知道真实情况的。1936年4月，我自己通过两条途径来进行调查研究。第一条途径是依靠两个在英国政治避难的德国人，他们不但极其能干，而且有着坚定不移的目的。他们懂得德国预算数字所表示的详细情况和马克的价值等等。同时我又请教我的朋友斯特拉科斯契爵士，问他能否查清真实情况。斯特拉科斯契是“联合公司”这家商行的主持人，这家公司资金雄厚，还有一批极其干练和忠心的工作人员。这家在伦敦的公司的一些人才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来专门搞这个问题。不久他们提出了精确而详尽的报告，说德国每年军事开支肯定在十亿镑左右。与此同时，那两位德国避难者用完全不同的一系列推理方法，也独立地得出相同的结论。按1936年的币值，每年十亿镑！

这样，我就有了两套资料，可以据此提出我的主张。在辩论的前一天，在议院的休息室里，我同当时仍任财政大臣的内维尔·张伯伦先生谈起来。我对他说：“明天我就要问你，德国每年在战备上花十亿镑，究竟是不是事实，我将要求你给予明确的答复，或者加以证实或者加以否认。”张伯伦说：

“我不能否认，如果你把这个问题提出来，我将加以证实。”我必须把我说的话写下来：

根据德国官方材料所公布的数字，从1933年3月底到1935年6月底的主要账目开支是：1933年接近五十亿马克；

1934年接近八十亿马克；1935年接近一百一十亿马克——总共二百四十亿马克，大约二十亿镑。请看这些数字，三年中的比数是五、八、十一。这些数字很准确地给你提供充分发展军火生产所常有的支出累进情况。

我特别地向财政大臣提出质问：

他是否知道，德国直接和间接用于战备的开支，包括建造战略性的公路在内，在1935日历年度也许已达到八亿镑，而这个开支比率是否在本年度仍然如此。

张伯伦先生答：政府未获德国官方数字，但是根据政府所获得的情报，我看没有理由认为我尊敬的朋友在提问时所提出的数字不论适用于哪一年都必定说得过分，虽然他自己也会同意，在这里面不免含有猜测的成分。

我把十亿镑改为八亿镑，目的是为了给我的秘密情报作掩护，而且也为了说得稳当一些。

※※※

我用几种方法力图将英德两国军备情况的对比弄出个水落石出的结果。我在一次秘密会议上要求进行辩论，但是被拒绝了。说是“会引起一场虚惊”。没有多少人支持我。所有的秘密会议都是不受报界欢迎的。后来，在1936年7月20日，我问首相是否愿意接见由枢密院顾问官以及几个将向他提供他们所知道的事实的人所组成的代表团。索尔兹伯里勋爵请求上院也组织类似的代表团一同去见首相。首相同意了。

我亲自向艾德礼先生和辛克莱爵士提出请求，但工党和自由党都不愿派出代表参加。于是，在7月28日，鲍德温先生、哈利法克斯勋爵和英斯基普爵士在下院的首相办公室里接见我们。和我一起的有如下几位保守党议员和无党派知名人士。

奥斯汀·张伯伦给我们作介绍。

代表团

下院　上院

奥斯汀·张伯伦爵士　索尔兹伯里侯爵

丘吉尔先生　菲查伦子爵

罗伯特·霍恩爵士特伦查德子爵

艾默里先生　劳埃德勋爵

约翰·吉尔摩爵士米尔恩勋爵

格斯特上尉

罗杰·凯斯海军上将

温特顿伯爵

亨利·克罗夫特爵士

爱德华·格里格爵士

沃尔默子爵

穆尔——布拉巴宗中校

休·奥尼尔爵士

这是一件大事。我想，在英国政治生活中从来不曾有过这样的事情。一群杰出的人，没有私心，终身致力于国家大事；他们代表着不可忽视的来自保守党的有分量的意见。如果工党和自由党这两个反对党的领导人也和我们一起参加，恐怕就会形成一种紧张的政治形势，以迫使政府采取补救措施。晋见首相连续两天，每天三四个小时，我经意说鲍德温先生是一个善于听取意见的人，他的确以极大的兴趣和注意来倾听。和他在一起的还有帝国国防委员会的参谋人员。第一天，我用了一小时十五分进行发言，阐明了当时的形势，其中有几段放在附录（4）中。

我在结尾中说：

第一，我们现在正处在我国历史上最危险和最紧急的时期。第二，为了解决我们的问题，唯一的希望就是同法兰西共和国联合起来，此外就没有别的什么办法了。如果英国舰队和法国陆军联合起来，加上两国的联合空军在靠近法比边界后面的地方进行飞行活动，还加上英法两国所显示的一切力量，这就可以形成使我们获得拯救的威慑力量。这无论如何就是最好的希望。详细地说，我们必须排除一切障碍来增强我们的实力。要防备一切可能的危险是办不到的。我们必须把力量集中在最重要的事情上，而在别的事情上吃点亏……说到更具体的建议，我们必须优先发展我们的空军。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我们的优秀青年培养为飞行员。我们必须从各个方面，用各种办法来鼓励他们，不管采用什么诱导方法。我们必须简化和加速飞机的制造，以最大的规模来进行，并且毫不犹豫地同美国或别的国家订立合同，尽量购买各种飞机原料和设备。我们正处在危险之中，这个危险是我国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即使在潜艇战的高潮时（1917年）也没有遇到过。

我忧心忡忡地想：·光·阴·似·箭。·如·果·我·们·长·久·不·去·整·顿·我·们·的·防·务，·我·们·就·可·能·受·强·敌·阻·止，·不·许·我·们·完·成·这·项·工·作·了。

※※※

财政大臣不能出席，使我们大失所望。鲍德温先生的健康状况显然越来越不好，谁都知道他不久就要退休。谁是他的继承人，大家都心中有数。真不巧，内维尔·张伯伦正享受他所应得的休假而没有出席，因而没有机会直接听取保守党议员所提供的事实。在这个代表团中有他的哥哥和他的许多可贵的朋友。

大臣们对我们提出的重要意见，看来是加以认真考虑的，但直到1936年11月23日议会休会之后，鲍德温先生才邀请我们所有的人去听取一个经过充分考虑的关于整个局势的报告。英斯基普爵士提出了一个坦率而又漂亮的报告；他对我国所遇到的严重形势并不加以掩饰。但是在实质上，他的意思是说：我们的估计，特别是我所说的话，对前途未免过于悲观；说政府正在作出巨大努力（他们的确如此）来补救，但是目前情况还没有使政府有采取紧急措施的必要；采取紧急措施势必打乱我国工业，造成普遍恐慌，显露所存在的缺点；

而在这些限度之内，一切可以做到的事情都在进行了。对于他这番话，奥斯汀·张伯伦提出我们的普遍想法：我们的焦虑并没有因此而解除，我们不能表示满意。于是我们就告辞了。

我并不认为在这个时候，即在1936年底，形势能得到补救。但是，如果我们努力奋斗，无论如何可以而且应该做出更多得多的工作。这些努力的表现和事实，即使不会对希特勒有所影响，也将对德国产生无可估量的影响。然而，最重要的事实仍然是：德国在空军实力方面已走在我们的前面，在整个军火生产领域内也超过我们，即使考虑到我们在陆军上的需要比较少，考虑到我们可以依靠法国和法国的陆军和空军，我们还是落后的。我们已无力使我们的空军超过希特勒或重获空中均势。现在谁都无法阻止德国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和空军了。我们可以通过超乎寻常的、打破常规的努力来改善我们的处境。但我们不能作根本的改变。

这些令人忧虑的结论，政府对此并没有给予认真的反驳；

这无疑对他们的对外政策发生影响。如果我们要对张伯伦先生受任首相后在慕尼黑危机之前和危机当中所作出的决定给予正确的评论，就必须充分考虑到这些结论。这时我只是一个普通议员，我不担负任何官职，我竭力激励政府，使之作出热烈的超乎寻常的努力，积极进行战备，即使引起全世界的惊恐也在所不计。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我无疑要把事情说得更严重些。我强调我们落后了两年，而在1938年10月我又提出要同希特勒决战，这很可能被认为前后矛盾。但我仍然认为，我用尽一切方法来敦促政府还是应该的，而在1938年，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如果那时我们对希特勒开战，则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比1939年我们终于不得不开战更为有利。关于这个问题，下面还有较详尽的叙述。

※※※

正如我们所提到的，内维尔·张伯伦不久就继鲍德温就任首相，而我们的叙述也必须进入1938年。斯温登勋爵是一位极其精明能干的空军大臣，长期以来，他在内阁有很大的势力，可以获得必要的资金和便利。人们对我国防空的忧虑不断增长，到五月份达到了高潮。斯温登勋爵虽然对空军的扩充和改进做了许多有价值的重要工作，但并不能够很快就见功效，而且，政府的整个政策在任何方面都缺乏魄力和紧急措施。我仍然忙于研究我国空军建军计划的情况。支持我的人与日俱增。那时斯温登做错了一件事：他接受了爵位而成为上院议员。这样他就不能在下院为他自己和他的空军部进行辩护了。从前排的政府席所选出来的发言人不能平息日益高涨的惊恐和不满的浪潮。在一次不幸的辩论之后，空军大臣必须是下院议员已成理所当然的事情了。

一天上午（5月12日）在防空研究委员会中，我们所有的人——科学家、政治家和官员们，正忙于研究各项技术问题，那时空军大臣接到一个通知，请他到唐宁街去。他要我们继续讨论，自己立刻就走了。此后他再也不回来了。张伯伦先生把他免职了。

跟着在25日举行的激烈辩论中，我力图把这位去职的大臣所具备的能力和所作出的努力同人们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区别开来：

最近发生的事情已影响到政府历次声明的信誉。关于我国空军的形势问题，下院被蒙骗了，首相本人也被蒙骗了。他显然是一直上当到底的。请看他在三月份发表的声明，那时他说到我们的军备：

“看到英国正在建立的这种巨大的、几乎是惊人的实力，就对世界舆论产生一种镇静的和稳定的作用。”

我时常对下院提出警告，我们的空军计划已落在别国的后面了，但我从来没有攻击斯温登勋爵。我从来不认为他是一个该受责备的人——当然更不是唯一该受责备的人。批评政府的人往往在被迫辞职的大臣身上发现以前没有注意到的美德，但我也许可以引用我在三个月以前所说的话：“把我们的缺点归咎任何一个大臣，或者归咎斯温登勋爵，那是不公平的。他确实是一个极其能干并且全心全意为扩充我们的空军实力而竭尽全力工作的人；如果没有时间表的限制，如果没有别的地方的情况对比，那么他所取得的成绩就是很辉煌的了……”

政府未能实现对我们所作的诺言，这个严峻的责任应该由最近五年以来，即从德国公然热烈重整军备之日起，统治和领导着这个岛国的那些人来负。我绝不会和别人一起对斯温登勋爵穷诘极究。今天我高兴地听到首相称赞他。他理应获得我们的同情。他曾获得首相的信任和友谊，他曾获得议会巨大多数的支持；但现在他却在我认为扩充空军过程中最不幸的时期中被迫离职。在几个月之后，我们可能生产出相当多的飞机，但还要他对他在这段对他来说特别不幸的时期的记录负责。几天前我读到伟大的马尔巴罗公爵的一封信，他在那封信里写道：“战斗正酣易主，这将是致命的打击。”

我把话题转到我们的防务上：

现在我们正处在公开声言扩军的第三年。如果一切都进行得很好，怎么会有那么多的缺点呢？例如，为什么警卫队在操练时不用机关枪而用手旗呢？为什么我们小小的本土防卫队还那么不健全呢？所有这些是不是按照计划进行呢？考虑到我们的武装力量那么小，为什么我们的本土防卫队不能跟正规军同时装备起来呢？这对于英国的工业来说，恐怕不算一件难办的事。英国的工业，除了军火生产之外，在任何领域里都比德国工业灵活，产量也较多。

前些日子有人向陆军大臣问及高射炮的情况，陆军大臣说，第一次大战时三吋口径的旧式炮已加以现代化的改造，而新式炮（我们的新式炮还不止一种）正在“超过预定计划”制造出来。但我们的计划又是什么样的计划呢？如果计划规定每月制造出六门、十门、十二门、二十门炮或别的可能数字，则这个计划显然是很容易达到的，也很容易超过的，但这样的计划又是否适应我们的需要呢？一年以前，我曾提醒下院注意德国公布的高射炮发展情况——光是机动炮兵就有三十个团，每一个团有十二个炮兵中队，总共约一千二三百门炮，此外还有固定的炮三四千门。所有这些炮都不是1915年的炮，而是1933年以后制造出来的炮。

难道这还不能使下院对德国这些进展规模之大有一个概念吗？我们虽然不需要拥有大陆国家那么庞大的陆军，但在防空方面，我们的需要和它们完全相同。我们同样易受攻击，也许更容易受攻击。我们的政府想到高射炮总是以百数来计算，而德国现在所拥有的高射炮已经是论千计算的了。……

我们对陆、海、空三军的生产总是分别开来考虑，但事实上，各个军种的军械供应，已成为对技工、原料、厂房、机器和技术设备的供应和分配的共同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一个集中控制的机构加以全面协调和合乎经济的方法来处理。

但现在我们却显得效率低，机构重叠，自然就造成许多浪费。

为什么英国熟练的飞机制造业需要九万人，但生产数量只及德国的十一万工人的产量的一半或三分之一呢？这难道不是一种不正常的事情吗？我们现在还不能制造出更多的飞机，确实难以置信。只要有一张办公桌，一块空地，有钱和有劳动力，我们就应该在十八个月之内得到许多飞机，可是，自鲍德温勋爵作出决定把空军扩充三倍到现在，已经是第三十四个月了。

新空军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请我仍留在防空研究委员会。现在天空已变得黑暗多了。我感到非常需要林德曼对一些技术问题给予解释，需要他提供建议和帮助。于是我写了一封信给他，说我需要他的协助，否则就进行不下去了。经过我在下面力争之后，林德曼被安置在主要的委员会里，我们的合作又恢复了。

※※※

直到1940年6月法国签订停战协定时为止，不论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不论我以个人的身分还是作为政府首脑，我一向同那些时常变动的法兰西共和国总理和主要的部长有彼此信任的关系。我非常急于知道德国的扩军情况，想把法国方面的估计和我自己的估计核对一下。于是我写信给达拉第先生，他是我所熟识的人。

丘吉尔先生致达拉第先生1938年5月3日

你的前任勃鲁姆先生和弗朗丹先生给我提供关于德国空军实力，特别是近年来的空军实力的估计，十分感谢。如果你能够让我知道你们目前的看法，我就感谢不尽了。我有一些资料，一直证明可靠，但我十分希望有不同来源的资料，加以互相核对。

你到我国访问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使我很高兴。我希望两国参谋协商将会举行。我已向我们的大臣们力陈召开这种会议的必要。

达拉第先生在1938年5月11日的回信中送给我一份十七页的文件，这份文件是“经过法国空军参谋部深刻研究过的”。我把这份重要文件交给英国有关部门的朋友看，他们仔细研究之后说：“这同英国空军参谋部根据它们自己的情报所得出的独立看法，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法国对德国空军规模的估计，比英国的估计稍为高些。在六月初，我获悉了相当多的权威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给达拉第先生写了一封信。

丘吉尔先生致达拉第先生1938年6月6日

我从法国大使馆武官那里收到你的宝贵情报，至为感谢。

我一定极其慎重并且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来利用这份情报，请安心。

对目前德国空军的一般估计同我个人所能得出的看法相符。但我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德国飞机制造厂所出产的飞机比所估计的要多些，所列出的数字只是供应德国空军的军用飞机的数字，而出口的以及给弗朗哥将军的飞机并不包括在内。到1939年4月1日，德国空军可能有三百个空军中队，到1940年4月1日，可能有四百个空军中队。

我也很想把我对德国陆军的估计和我从英国资料所能得出的估计互相核证一下。因此我又说：

我冒昧附上一份很短的摘要。这是我从各方面收集的关于德国陆军现在和将来的实力的情报。如果我知道这份材料同你们的估计大致相符，则对我就有不少方便。如你认为我有什么错误，只需用铅笔把数字写明就行。

摘要

德国陆军截至这个日子，即6月1日，共有三十六个正规师，四个装甲师，全部是按战时编制满员的。非装甲师正在迅速扩充，使其力量扩大三倍，现在可能已达两倍。现有的七十多个炮兵师显然还没有装备齐全。全部陆军都欠缺军官。但到1938年10月1日，我们估计不会少于五十六个师，加上四个装甲师，即六十个全部装备的师级编制。在它后面还有经过训练的后备军，人数约相当于三十六个师，并且已经配备骨干人员编制，如果使之成为现役军队中标准较低的一部分，则只需配备军械、轻武器和少量的大炮即可。这还不包括奥地利的兵力在内。按最高估计，奥地利可以提供没有武装的十二个师的兵员，但他们随时可以由德国军火工业的总库中得到武器。此外还有许多编外兵员和组织，如边防军、民防队等等，相对来说，这都是没有武器装备的。

1938年6月18日达拉第先生给我回信：

我非常高兴地知道我在6月16日的信中所附的材料与你的材料相符。

你6月6日信中附加的摘要提到德国陆军情况，与我所知的也相符合。但要指出的是，在德国可供作战的三十六个正规师中，有四个师已完全摩托化，还有两个师很快也全部摩托化。

事实上，根据我们在战后从德国资料中得到的材料，我们在1938年夏季所得到的这份德国陆军情况的摘要是非常准确的。这份摘要是由私人收集得来，其准确的程度实属惊人。这表明，在我为英国扩军所作的一系列长期斗争中，我绝不是没有充分的情报作为根据的。

※※※

这本书有几处提到法国的空军。有一个时期，法国的空军比我们多一倍，而那时德国则根本不许有空军。直到1933年，法国空军在欧洲占有很高的地位。可是，就在希特勒取得政权的那一年，法国开始对空军很不感兴趣，也不给予支持。他们不舍得花钱；任由工厂生产能力减缩；不设计现代化新式飞机。法国实行一星期四十小时工作制，其产量当然不能同德国以战时状态的紧张工作相比。所有这些情况大约同上面曾加以详细说明的英国空中均势的丧失是同时发生的。事实上，西方各协约国有权建立它们认为对其安全所必需的空军，但它们都忽视这种重要的武器；而在另一方面，德国虽按条约规定不得建立空军，但它却使它的空军成为外交工作乃至最终发动进攻的锋利的矛头。

1936年及其后几年，法国“人民阵线”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使法国的陆军和海军完成作战准备。可是在空军方面却没有进行相应的努力。本书附录（5）有一个使人感到难堪的图解，明确表明法国空军下降和德国空军不断上升，而这两条线的交叉正好在1935年。直到1938年2月居伊·拉尚布尔先生任空军部长时才采取有力的步骤来复兴法国空军。

但这时距战争爆发只有十八个月。法国固然无法阻止德国陆军逐年增长和成熟，从而赶上它自己的陆军。奇怪的是他们任由自己的空军继续下降，无人过问。我当然不能为友国和盟国的阁员分担责任或对他们加以责难，但当法国追查“罪人”时，很可以在这个方面追究一下。

※※※

英国全国和新选出的议会因感到德国的威胁，紧接着是德、意联合的威胁的逐渐降临而精神振作起来。他们现在变得很愿意甚至盼望采取一切步骤，而这些步骤，如果早两年就采取的话，他们就可以避免那些困难了。虽然他们的情绪有了改变，但他们的反对者的权力和他们任务的艰巨性却也不断增加。许多人都说，在我们任由德国夺取莱茵兰之后，除战争之外已没有别的方法来阻止希特勒了。这也许是后世各代人的判断。但我们本来可以做许多工作来使自己准备得好一些，从而减轻我们的危险。对于未能发生的事情，谁能说得定呢？

谢选骏指出：人说“美国的军事思想家创造了‘全面战略目标’这个名称。当我们的军官第一次听到这个名称时，只觉得好笑；但后来这个名称所包含的智慧越来越明显，并为人们所接受了。显然这是一条规律，别的重大事情都得放在从属的地位。如果不遵守这个简单原则，就会导致混乱的和徒劳无功的行动，甚至会使事情变得越来越坏。”——我看这就是共产党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出处。这就叫做“以夷制夷”。美国人青出于英国蓝而胜于英国蓝，但却想不到被共产党抄了后路——这是利用其从瘫子罗斯福开始的“偏瘫路线”。

【第十四章　艾登先生担任外交大臣和他的辞职】

外交大臣和首相——艾登和张伯伦——范西塔特爵士——我就西班牙问题和外交大臣的接触——尼翁会议——我们的通信——英国的成功——首相与外交大臣的意见分歧——哈利法克斯勋爵赴德国访问希特勒——我谢绝邀请——艾登自感孤立——罗斯福总统的建议——首相的答复——美国总统遭到拒绝，深表失望——张伯伦先生的严重责任——因罗马谈判问题艾登与张伯伦最后决裂——恰特韦尔的不眠之夜。

在英国的内阁中，外交大臣占有特殊的地位。他的崇高的和重大的职责使他受到特别的尊敬。但在他执行事务时，他通常是要受整个内阁，或至少受内阁中主要人物的审察的。他有责任使他们知道事情的进展。按照习惯和通例，他要把他的公事电报、驻外使节人员的报告以及他与外国使节或其他重要人物的谈话记录，在阁僚中传阅。至少，我在内阁的时候总是如此。特别是首相，他保持着这种审核权，他有权亲自或通过内阁来掌握外交政策的主要方针，至少不能对他保密。任何外交大臣，如果没有首相经常支持，他就无法进行工作。为了使事情进行顺利，首相和外交大臣之间不但在根本原则上要取得一致，就是在看法上，甚至在相当范围内，在脾气上，也应该非常调和。如果首相本人对外交问题特别关心，那么他们两人之间的合作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艾登是鲍德温任内的外交大臣。鲍德温除了以渴求和平恬静的生活著称之外，并不积极干预外交政策。张伯伦却正相反，他对政府的各个部门，都想实施强有力的控制。他对外交问题抱有坚定的见解，他一上任就申明他有与外国使节讨论外交问题的当然权利。因此，他就任首相以后，就使外交大臣的地位发生了一种非常微妙但又可以感觉到的变化。

除此之外，两人在精神上和观点上又有一种深切的、虽然起先没有表现出来的分歧。首相希望同欧洲那两个独裁者保持友好关系，而且认为最好的方法是和他们妥协，避免发生会得罪他们的事情。而艾登过去在日内瓦曾经号召各国联合起来反对其中一个独裁者而获得了声誉，而且，那时如果能让他自己决定的话，他可能合用战争边缘的手段，甚至还不只是边缘的手段来制裁独裁者。他是英法协约的忠实信徒。

他刚刚坚决主张英法两国举行参谋会谈。他很希望同苏联确立更为密切的关系；他认识到希特勒的危险和威胁。他对我国军备以及我国在外交上的反应的弱点感到不安。也许还可以说，我和他之间，自然除了他是一个负责官员这一点之外，在看法上几乎可以说没有多大出入。因此一开头我就看出，如果世界大局更为恶化，内阁里面这两个重要人物之间就很可能发生意见分歧。

此外，首相在同僚中，有一位看来是坚决赞同他的外交观点的人，这就是哈利法克斯勋爵。我和哈利法克斯之间的悠久的亲密的关系，始于1922年，那是在劳合·乔治首相时代，他担任我殖民部的次官；政治观点上的分歧，始终没有损害我们两人之间的个人关系，虽则对他在印度总督任内的政策，我们之间曾发生过非常严重和持久的争论。我相信我很了解他，我深知在我们之间有一条鸿沟。同时，我也感觉到，在他和艾登之间，也同样有这一条鸿沟或类似鸿沟的东西。总的来说，如果张伯伦先生在组阁之初，就任命哈利法克斯为外交大臣，也许还明智一些。如果让艾登担任陆军部或海军部的职务，可能更为适当，而首相在外交部方面也早就可以有一个气味相投的自己人。在艾登和张伯伦合作期内，这种不祥的形势，逐渐不断恶化。

直到这时，和在许多令人焦虑不安的年份，范西塔特爵士是外交部的首席官员。他和霍尔——赖伐尔条约的意外关系，影响了新外交大臣艾登先生和许多政界人士对他的看法。

首相这时越来越信赖他的主要工业顾问威尔逊爵士，遇事都同他商量，其中许多问题还不属于他的业务范围。首相认为范西塔特是反德的。事实上他就是这样，因为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地认识到或预见到德国威胁的增长，没有人比他更愿意为了应付德国的威胁，使其他一切考虑都服从这个目标。外交大臣觉得他同卡多根爵士一起工作比较得心应手，卡多根也是一位声望很高和能力很强的外交官。因此到1937年底，范西塔特就已经知道他要调职了，而到1938年1月1日他就被任为“政府首席外交顾问”这一特任职位。这个新名义，对外界说是一种升职，而且实在也很像升职的样子，但在实际上，管理外交部的整个责任，已不再归他掌握了。他仍旧保持原有的那一间办公室，但外交部的电文现在必须连同该部的详细意见先行送交外交大臣，然后才由他过目。范西塔特不愿意当驻巴黎大使，在一段时期内继续处于这种超然的地位。

※※※

1937年夏季至该年年底，首相与外交大臣之间在方法和目标上的分歧逐渐扩大。促成1938年2月艾登先生辞职的一连串事件，都是按照逻辑规律逐步出现的。

最初的分歧点，是因我国与德意两国的关系引起的。张伯伦先生决定向两个独裁者苦苦哀求。1937年7月他邀请意大利大使格兰迪伯爵到唐宁街首相官邸。艾登先生知道他们进行会谈，但他没有参加。在会谈中，张伯伦先生说他希望改善英意关系。格兰迪伯爵向他建议，作为初步行动，如果首相能写一封信给墨索里尼作个人的呼吁，对局势也许会有好处。张伯伦先生坐下来。就在这次谈话中他写了这样的一封信，但没有把这封信通知这时正在离首相官邸只有几步远的外交部里的外交大臣就把它发出去了。这封信没有产生明显的结果。两国的关系因为意大利扩大对西班牙的干涉，反而日趋恶化。

张伯伦先生自认为他有一种个人的和特殊的使命，一定要同意、德两个独裁者取得友好的关系，而且也认为他确实能够建立这种关系。对于墨索里尼，张伯伦先生同意对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给予承认，作为全面解决两国纠纷的前提。

对于希特勒，他准备在殖民地问题上表示让步。而同时，他却很惹人注目地表示不愿意考虑改善英国军备的状况，也不愿意考虑英法两国之间在参谋部级或政治方面进行密切的合作。反之，艾登先生深信，如果与意大利达成任何和解，那么它必须作为包括西班牙问题在内的全面解决地中海问题的一部分，而且得事先取得法国对这件事的深切谅解。在谈判这种全面解决方案时，我们是否承认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地位，显然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一个重要筹码。在外交大臣看来，还没进行谈判就把这个条件去掉，表现出急于要谈判的样子，实属不智之举。

到了1937年夏季，这种分歧更显得严重了。张伯伦先生认为外交部阻挠他同德意两国进行谈判的尝试，而艾登先生则认为他的首长在设法同独裁者接近的过程中，尤其在英国军备十分薄弱的这个时期，表现得过分迫切。说实在的，在这两个人的见解中，存在着一种实际方面和心理方面的深刻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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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和政府有种种分歧，但我对外交大臣却有深切的同情。在我看来，他似乎是政府中最坚决和勇敢的人；虽然他在过去担任外交大臣政务秘书和后来担任次官时委曲迁就地做过的许多事情，都是我曾经攻击过而且至今还加以攻击的。但我确实知道他的本心是不错的，而且他自己也掌握了问题的根蒂。在他一方面，外交部每举行宴会他必定邀请我出席，我们常有书信往来。这样做当然并没有什么不妥。按照很久以来的习惯，外交大臣总是同当时政治上的重要人物保持接触，广泛地讨论各项国际问题的。艾登先生不过是按先例办事罢了。

1937年8月7日我写信给他说：

西班牙问题打断了我们的思路。在我看来，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使勃鲁姆同我们一样严守中立。即使德国继续支持叛军一方，苏联以金钱供给政府一方，我们仍然要采取中立态度。如果法国政府帮助一方反对叛军，那就会成为德国人和亲德分子的天赐良机了。如果你有余闲，请读读我在星期一《旗帜晚报》上发表的文章。

我在这篇文章里写道：

只有在双方都有对有不对的情况下才会发生最激烈的争执。在西班牙，一方是贫穷落后的无产阶级热情，要求推翻教会、国家和私有财产，创立一个共产主义的统治。另一方是爱国主义的、信宗教的和资产阶级的势力，他们得到许多省份的农民的支持，在陆军的领导下，正在逐步建立军事独裁来恢复秩序。双方都怀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向对方施加残暴的和无情的屠杀；令人寒心的仇恨一发不可收拾；双方在信仰上利益上势不两立。所有这些，使无论哪一方取胜，接着大有可能把失败一方的积极分子无情地加以全部杀光，从而开始一个长期的专制统治时期。

到1937年秋季，我和艾登在反对轴心国积极干涉西班牙内战这个问题上，虽然通过不同途径，却取得了一致的看法。

只要他采取坚决的行动，即使行动规模不大，我在下院中总是支持他的。我很清楚地知道他在内阁里同他的一些高级同僚和首相之间发生了摩擦。我知道，假使他没有受到制约，他一定可以做出更果敢的行动。八月底，我们在戛纳，有过多次的见面，有一天我在戛纳到尼斯之间半路的一家饭店请他和劳合·乔治一起吃饭。我们的谈话涉及许多问题——西班牙的冲突、墨索里尼一贯的背信弃义和对西班牙内战的干涉。

最后自然也谈到德国势力日益强大的黑暗情景。我那时想，我们三个人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外交大臣对他同他的首长和同僚的关系，自然是讳莫如深，在谈话中没有提到这个微妙的问题。他的态度可说是再正确不过了。不过，我可以断言，他在他这个重要岗位上并不是一个快乐的人。

※※※

不久地中海方面出现了紧张形势。艾登以坚决而巧妙的手腕处理了这个危机，获得了解决。事件解决的经过可以说明我们所主张的路线是正确的。事情是，有一队商船给所谓西班牙的潜水艇击沉了。实际上这些潜水艇当然不是西班牙的而是意大利的。这是十足的海盗行为，立即激起知道这件事的人去采取行动。9月10日地中海各国在尼翁举行会议，外交大臣由范西塔特和第一海务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偕同出席。

丘吉尔先生致艾登先生　1937年9月9日

在你上一封信里，你说希望在去日内瓦之前来看我和劳合·乔治。今天我们已经见过面了。兹提出我们的见解，供你了解。

现在是督促意大利重行遵守它的国际义务的时候了。地中海区域出现潜水艇的海盗行为；它们丝毫不考虑船员的生命安全就击沉许多国家的商船。这些暴行必须加以制止。为了这个目的，地中海各国应该取得协议，把他们自己的潜水艇避开若干规定的商运航线。在这些航线内应由英法的海军负责搜索潜水艇，如果侦察器在这些航线上发现任何潜水艇，即应视为海盗，加以跟踪击沉。我们应以最客气的方式请意大利参加，不过如果它不参加，那我们就应该告诉它：“我们打算就这样办了。”

同时，由于取得意大利的友好合作也很重要，因而法国应该声明，如果意大利不参加协定，它就开放法西之间的比利牛斯山边境，准许各种武器输入。这样一来，意大利就要面对这样的事实：在地中海航线上干海盗行为的潜艇，无论如何将被肃清；另一方面，如果它拒不参加这个协议，它也没有好处，因为法国就会开放边界。我们认为这一点最关重要。这种敦促意大利加入地中海各国的行动的联合压力，再加上如果它固执己见就会冒很大危险而又毫无好处这个事实，这就几乎可以肯定能够对墨索里尼发生作用，只要他知道英法两国确实是当真的。

看来本年内德国还不打算发动一次大战，如果希望要在将来一些事情上同意大利建立良好关系，那么现在就必须把问题加以解决。现在我们所遭遇的危险，就是墨索里尼认为可以凭敲诈和威吓来取得一切，他认为最后我们只会说几句空话，结果还是后退。为了欧洲和平的利益，现在应该摆出一条坚强的阵线。如果你觉得能够作这样的努力，我们愿意向你保证，不管形势的变化如何，在全国和下院，我们都一定支持你的。

就我个人来说，在莱茵兰非军事化遭到破坏后，你坚持同法国举行参谋部级的会谈，那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觉得你现在又到了同样重要的时刻了。勇敢的道路，也就是安全的道路。

只要你觉得有助于英国的利益与和平的利益，请你随便在私人的或公开的场合利用这封信。

又：这封信我曾读给劳合·乔治听，他对信内所述，完全同意。

尼翁会议是简短而成功的。会议同意成立英法联合巡逻舰队，防止潜水艇的骚扰。舰队奉有明确的命令。任何潜水艇只要遇上它们，肯定是要被击沉的。结果，意大利也勉强同意了这个规定，海上的暴行就立刻终止了。

艾登先生致丘吉尔先生　1937年9月14日

你现在也许已经看到我们在尼翁会议中所采取的方针，其中至少有一部分同你信中所提的建议相符合。我希望你会同意认为会议的结果是圆满的。在这里，看来似乎是这样。实际上，重要的政治事实是，我们在会议中强调英法两国的合作是有效的，西欧两个民主国家在欧洲事务中仍然起决定性的作用。我们最后同意的计划，是我们同法国共同草拟的。我必须说，他们和我们合作得再好没有了。他们准备提供的海军合作的范围，使我们感到诧异。可以公平地说，如果把他们的空军支援也算在内，我们的力量就各占一半了。

我承认我们在会议中的成就，仅仅是西班牙问题的一个方面。但它大大提高了我们在各国中的威信，而这正是在我们迫切需要提高威信的时候。地中海沿岸各小国的态度，同样都是令人满意的。在土耳其的几乎是肝胆相见那样的友好领导之下，这些小国都表现得很好。查特菲尔德同每一个人接触，都得到极大的成功。我感觉到，尼翁会议正因为它开得很精简又取得了成功，对恢复我们在地图上的地位，有相当的贡献。我希望你也有同感。

至少这次会议已经鼓励法国人和我们自己，要同心协力处理我们非常艰巨的工作。

丘吉尔先生致艾登先生　1937年9月20日

感谢你在百忙之中写信给我。我的确应该向你道贺，因为这是一次重大的成就。能用严峻而有力的措施，使一个坏蛋就范而又不致引起战争危险，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

我相信下院对会议的结果一定感到很满意。

我很高兴知道张伯伦一直支持你，而不是像流行报纸所说的那样，在背后牵制你。我希望，你一定要坚决保持你已经获得的有利条件。墨索里尼只懂得优势武力，就像他现在在地中海所遇到的那样。那里的整个海军形势，从我们可以利用法国根据地之日起，就已经完全改观。意大利绝不能抵抗英法两国的有力的联合行动。因此我希望能让墨索里尼自寻出路，以摆脱由于他自己犯了大错而陷入的外交窘境。地中海所出现的局面，是我们为了无懈可击的目的联合起来对付他才形成的，而这个局面，本来是他应该尽力避免发生的。

现在他自食其果。英法两国海军的合作，现在已经开始，我希望无限期地继续下去，两国的海军和空军继续互相利用彼此的设备。这种合作，将来在防止巴利阿里群岛发生纠纷时是会用得着的。意大利继续在地中海设防，反对我们，这是对大英帝国的一个重大危险，将来是要加以对付的。现在我们的部署越变得永久化，则这种情况的危险性也就越少。

伯纳德·巴鲁克来电说，他正写出他同美国总统谈话的结果（在我们伦敦谈话之后）。我毫不怀疑，总统反对独裁国家的言论是受到我们谈话的影响的。我深信关于关税和通货方面的问题，一定也在探索了。

艾登先生致丘吉尔先生　1937年9月25日

谢谢你9月20日的来信，你对尼翁会议所说的勉励的话，也使我十分感激。你对尼翁会议局势作了这样的结论：

“能用严峻而有力的措施，使一个坏蛋就范而又不致引起战争危险，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得的机会。”我认为这个结论对局势已作了充分的说明。墨索里尼失策地走过了头，他必须受到惩罚。八十艘英法两国的驱逐舰再加上强有力的大队飞机，在地中海上巡逻，这个壮景无疑使欧洲的舆论产生深刻的印象。

从我所获得的报告来看，德国自己也没有忽视这个事实。今年的秋季，我们不得不在很大程度上采取守势。在这样的一个时机，我们能够用这种方式来维护我们两国的地位，使我和德尔博斯①都松了一口气。在我们前面，困难还多得很，而且在军事上说，当然也还远没有达到我所希望那样的强大，但尼翁会议已使我们得以改善我们的地位，并由此可以取得较多的时间。

①法国外交部长。——译者

你对于我们现在在地中海方面所形成的英法合作的局面给予重视，我衷心地同意。法国的态度，总的来说，当然与赖伐尔执政时期所表现的态度根本不同。法国海军参谋部的确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帮忙。他们对于联合舰队确实作出了重要的贡献。我相信，我们的海军部对此已有深刻的印象。此外，你提到两国间互相利用彼此的基地会对双方都有好处这一点，也是极有价值的。意大利参加了这个协议，不管其最后的形式如何，也是不能影响局势的实质的。

尼翁会议虽是一件偶然事件，但也证明英法的联合力量，如果表现得具有信心和准备不惜使用武力的话，对独裁者的心理和政策发生多么强烈的影响。在这个阶段，还不能说这种政策一定可以阻止战争的发生，但至少可以使战争推延。事实是，各种形式的“绥靖政策”只是鼓励侵略和加强独裁者对他们本国人民的权力；而西方民主国家只要作出任何反击的断然表示，就可以使紧张局势立即缓和起来。这个规律在整个1937年都表现出来了。1937年以后，局面和条件又迥然不同了。

※※※

1937年10月初，我应邀参加外交部招待南斯拉夫总理斯托亚丁诺维奇的宴会。餐后，我们站起来到处走走交谈。当我和艾登闲谈的时候，哈利法克斯勋爵走过来，兴奋地说，他接到戈林的邀请，请他去德国打猎，他很有希望借此机会同希特勒见见面。他说他已经和首相谈过这件事了，首相也认为这是一件极好的事情，所以已经接受了邀请。当时我有这样的印象：艾登听见之后，有点诧异和不快，但一切都在愉快的气氛中过去了。因此，哈利法克斯即以“老猎手”的资格访问德国。纳粹的报纸对他表示欢迎，称他为“哈拉里法克斯”勋爵。“哈拉里！”本来是欧洲大陆上人们打猎时的呼喊。经过几次打猎款待以后，他的确终于被邀请到贝希特斯加登去同德国元首作非正式的和没有大事铺张的会晤。这次的会晤并不顺利，很难设想出有比他们这两个人更难互相了解的了。一个是约克郡高派教会出身的贵族和热爱和平的人，在英国旧式生活中彼此笑脸相迎、善意相处的环境中长大。他参加过战争，是个好军官。会晤的对方却是个出身于穷苦深渊的恶棍，由于受国家打败仗的刺激，充满着仇恨心和报复心，疯狂地要使日耳曼种族成为欧洲甚或全世界的主宰。这次会面除瞎说一通和手足无措之外，毫无所获。

在这里也许可以提一提，里宾特洛甫曾经两度邀请我去访问希特勒。很久以前，在1907年和1909年我曾两次分别以殖民地事务部次官和牛津郡义勇骑兵少校的身分，应德皇的邀请赴德参观演习，但现在的情况可完全不同了。剧烈的斗争正在进行，在斗争中我有我的地位。如果我得到英国国家授权，我就会很乐于同希特勒会晤。但如果以个人身分去同他见面，那就会使我自己以及我的国家处于不利的地位。如果我对我的独裁者东道主表示同意，那我就是欺骗他了；如果我对他表示异议，又一定会使他生气，我还会被指责为破坏英德关系。因此，我对两次邀请都谢绝了，或者让它自然地推诿过去了。在这些年中，所有曾访问过德国元首的人，不是弄得非常为难，就是自己害了自己。恐怕没有人比劳合·乔治受到更彻底的欺骗了。他把他同希特勒谈话时的情况描写得那么兴高采烈，使今日读到这段记述的人不免感到可笑。

希特勒无疑有一种迷惑人的魅力，容易使来客不恰当地对他得出力量和权威之感，除非以平等的地位相见，否则还是敬而远之为妙。

在11月份的日子里，艾登对我们军备扩充的迟缓，越来越感到焦虑。11日，他和首相有过一次会晤，想表示他的担心。张伯伦先生听了一会儿后，不愿听他说下去，劝告他：

“回去吃一片阿斯匹林吧。”哈利法克斯由柏林返国后，他报告说，希特勒告诉他，殖民地是英德之间的唯一有待解决的悬案。他相信德国人并不着急，目前没有立即举行和平谈判的希望。他的结论是消极的，他的态度是被动的。

1938年2月，外交大臣自己感到在内阁中已几乎处于孤立的状况。首相得到了强有力的支持来反对他和反对他的观点。一大批重要的阁员，都认为外交部的政策太危险，甚至有挑衅的性质。另一方面，有些较年轻的阁员则极愿了解他的观点，其中有些人后来还表示不满，说艾登没有对他们推心置腹。不过艾登绝没有打算组织小集团来反对领袖。参谋长们也不能给他什么援助，实际上他们也劝告他慎重些，劝他多多考虑局势的危险性。他们不愿同法国人过分接近，以免承担超乎我们力量所能及的义务。他们认为俄国清党后的军事实力，已没有多大希望。他们认为，在处理我们的问题时，必须假定我们有三个敌人——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可能联合起来向我们进攻，而且我们几乎没有别国帮助。我们可能要求利用法国的空军基地，但在最初阶段我们都无力立刻派出军队。即使参谋部这种极其谨慎的建议，在内阁里也遭到强烈的抵抗。

※※※

但真正的决裂，是由于另一个新问题引起的。1938年1月11日晚，美国副国务卿韦尔斯先生访问在华盛顿的英国驻美大使。他带去罗斯福总统给张伯伦先生的一个密件。总统对于国际时局的日益恶化深感焦虑，提议邀请一些政府的代表到华盛顿，讨论目前纠纷的根源。不过，在他采取这一步骤之先，他愿意和英王陛下政府磋商，想知道一下他们对这个计划的看法，并且强调不要把这个建议的性质和事实通知任何其他政府。他请求英国政府至迟在1月17日前给他回信，而且说明他的建议只有在“英王陛下政府热诚赞助和全面支持”后才向法国、德国和意大利政府提出。这是一个重大但难以预测的步骤。

英国大使林赛爵士把这个绝密文件送交伦敦。他附加意见说：按照他个人的看法，总统的计划确实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真诚努力，如果英王陛下政府不予支持，则过去两年来英美两国进行合作所作出的努力，都将前功尽弃了。他十分恳切地促请英国接受这个提议。外交部在12日收到这个电文，当晚即抄录送达在乡间休息的首相。第二天早晨，首相回到伦敦，根据他的训令给美国总统发出了一个复电。这时艾登先生正在法国南部作短期的休假。张伯伦先生的复电大意是说，他很感激罗斯福总统的信任，用这种方式来和他商量总统所提的缓和欧洲紧张局势的计划；但他愿意说明自己和德意两国努力达成协议的立场，特别是对意大利方面。他说，“英王陛下政府，就自己方面而论，如果觉得意大利确实愿意为恢复信任和友好关系作出贡献，我们愿意对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一事在法律上给予承认，并且如果可能的话，将先取得国际联盟的同意。”电文又说，首相提出了这些事实，目的是使总统可以考虑他目前这个建议是否与英国的努力有所抵触。因此，暂缓提出美国的计划是否较为明智。

总统收到了这个答复，感到相当失望。他表示将在1月17日给张伯伦先生一封复信。1月15日晚，外交大臣回到英国。他的回国不是因为首相的催促，首相觉得他不在时照样可以办事。他是因为外交部里对他忠心的官员催促他返国的。

警惕的卡多根在多佛码头等候他。艾登先生曾作了长期的和艰苦的努力以求促进英美的关系，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十分不安。他立刻打了一个电报给林赛爵士，希望能够减轻张伯伦先生冷淡答复所产生的影响。总统的回信在10月18日晨送达伦敦。信里说，鉴于英国政府正在考虑直接谈判，他同意暂缓提出他的计划，但他说，英国政府打算承认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地位一事，使他感到严重关切。他认为这种承认，对于日本在远东的政策和对于美国的舆论，会发生最有害的影响。当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先生把这封信交给在华盛顿的英国大使时，他更强调地说：“这种承认定将引起一种厌恶之感，而且会使人再引起或者加深不愿替别人火中取栗的顾虑。这将被认为英国牺牲美国密切关心的在远东的利益而在欧洲进行性质恶劣的交易。”

总统的信件，在内阁的外交委员会多次会议中都被提出讨论。艾登先生取得了内阁对以前的态度的重大修正。大部分阁员认为他已感到满意，但他并没有向他们明白表示事实上他并不满意。经过这些讨论，在1月21日晚，两封公函向华盛顿发出了。大意是说，首相热烈欢迎总统的建议，只不过如果美国的建议在各方面的反应不怎么好，英国政府就不愿分担失败的责任。张伯伦先生希望说明我们并非毫无保留地接受总统所提出的做法，因为这种做法，显然不但刺激欧洲的两个独裁者，同样也刺激日本。英王陛下政府也觉得总统没有充分理解我们对法律承认问题的立场。第二封信事实上是解释我们对这件事的态度。我们愿意给予这种承认，只是把它作为对意大利谋求全面解决的一个部分罢了。

英国大使把他在1月22日向美国总统递交这些文件时同副国务卿韦尔斯先生所进行的谈话向英国政府作了报告。

他说韦尔斯先生告诉他，“总统认为承认问题是一颗两国非吞下去不可的苦药丸，他希望我们应该一起吞下。”

罗斯福总统的建议，是利用美国的影响来促使主要的欧洲国家坐到一起，就全面解决的可能性进行磋商；这自然会使美国的巨大力量参加进去，哪怕只是试验性质的。可是这个建议就这样地给张伯伦先生拒绝了。他这种态度很明确地表明了英国首相和外交大臣的看法迥然不同。他们之间的分歧，在以后的一个短时期内仍限于内阁圈子之内，但这种裂痕是带根本性的。张伯伦先生的传记作者法伊林教授对这一段插曲的评述，颇有些意思，他写道：“张伯伦深恐两个独裁者将不理睬这个建议，或者利用民主国家的结成一条阵线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可是艾登回英国之后，的却表示宁可冒这样的危险，也不愿失去美国的好感。这就出现辞职的最初的迹象，但终于找到了一个折衷办法……。”可怜的英国！日复一日过着自由自在无忧无虑的生活，它在议会那些滔滔不绝而又温文尔雅的空谈中彷徨地沿着下坡路走下去——向着它本来想避免的那个方向走去。最有势力的报纸的重要文章，除了若干忠实可敬的例外，仍在继续抚慰人心；英国的行径，好像是假定全世界和它自己一样随便，没有谋算而且用心和善。

※※※

外交大臣当然不能以张伯伦先生拒绝美国总统建议这一事件而提出辞职。罗斯福先生有心使美国介入欧洲的阴暗舞台，这实在使他在国内政治上冒了极大的风险。来往的电文，只要其中任何一部分稍有泄露，国内所有的孤立主义势力就一定对总统群起而攻之。另一方面，如果美国在充满着仇恨和恐惧的欧洲场面上出现，那么，对延缓或者甚至防止战争的发生，实在是再好没有了。就英国而论，这几乎可以说是生死存亡的问题。现在没有人在事后能估计出它对奥地利事势的演变以及对慕尼黑的局势究竟会发生什么影响。我们必须认为，这次拒绝了美国的建议——事实上确是拒绝了，也就失去了用战争以外的方法使世界免于暴政的最后一点点机会。眼光短浅而且对欧洲局势又不熟悉的张伯伦先生，竟然妄自尊大到如此程度，拒绝了从大西洋彼岸伸过来的援助之手，时至今日，看起来仍令人感到惊讶。一个正直干练的好心人，负责掌握国家命运和掌握依靠国家的一切人的命运，却在这个事件中表现得毫无分寸，甚至连自己的观念也没有，说起来实在可悲。即使到了现在，人们也很难设想出，当时究竟是什么心理状态使他采取那样的外交姿态。

※※※

我在后面还要讲到，在慕尼黑危机时对俄国的合作建议的处理经过。当时，我们不仅疏忽了自己的防务，又想方设法去削弱法国的防务，后来我们和这两个大国的关系搞得逐渐疏远，而这两个大国的最大努力，又正是保存我们的生命和他们自己的生命所必需的。假如当时英国人曾知道而且认识到这些事情，恐怕历史的发展就完全不同了。但当时一天一天都好像过得很顺利。在十年以后的今日，就让过去的教训作今后的指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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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登先生在1月25日赴巴黎与法国进行磋商。这时他对前途的信心一定已经减弱了。现在一切都以接近意大利是否成功而定了。关于这一点，我们在给美国总统的复信中曾着重地加以说明。法国政府极力向艾登先生表示，西班牙问题必须列为全面解决对意关系问题的一部分；对于这一点，艾登无须多说就完全同意。2月10日，首相和外交大臣接见格伦迪伯爵。当时格伦迪宣称意大利原则上准备开始谈判。

2月15日，消息传来说，奥地利总理许施尼格被迫接受德国的条件，任命纳粹主要人物赛斯——英夸特为内政部长和公安部长，参加奥地利内阁。这一严重事件，并没有消除张伯伦先生和艾登先生之间的紧张关系。2月18日，他们再度和格伦迪伯爵会面。这是他们两人在公务上最后一次合作。

意大利大使既拒绝讨论意大利对奥地利的立场，也拒绝考虑英国所提的撤退在西班牙的志愿军，或所谓志愿军（就是指意大利的五个师的正规军）的计划。格伦迪要求在罗马举行一般性的会谈。首相早有此意，而外交大臣则强烈反对这一步骤。

此后就是冗长的磋商和内阁里的会议。关于这些，现在已经公布的唯一权威记述，就是《张伯伦先生传》这本书。据法伊林教授说，首相“让内阁知道，到现在，不是艾登辞职就是他自己辞职”。法伊林从获准利用的若干日记和私人函件中引述首相下面所说的话：“我认为必须把话说明白，我不能接受任何意义相反的决定。”法伊林写道：“内阁一致同意首相的意见，虽然有一些保留。”我们不知道这些话是在什么时候怎样在冗长的会议上提出的，但在最后，艾登先生终于很简单地提出了辞职。理由是他不能同意在这个阶段中和在这些情况下举行罗马会谈。他的同僚们对他提出辞职都感到十分诧异，法伊林先生说他们“大为震动”。他们不知道外交大臣和首相之间的分歧已经到了非破裂不可的程度。显然，如果他们知道这件事会牵涉到艾登先生的辞职，那就将成为一个会引起更大和更广泛的争论的新问题。然而，他们专门讨论了这件引起争议的事情的是非曲直。那一整天的其余时间则用来极力使外交大臣改变初衷。张伯伦先生对内阁的苦恼也很难过。“看到我的同僚这样地感到吃惊，我提议休会，明天再继续举行。”但艾登认为再找什么表白的话也没有用。到20日的午夜，他的辞职最后决定下来。首相说，“依我看，他是很光荣的。”哈利法克斯立即被任命为外交大臣。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338页。

外面当然事先也知道内阁发生了严重分歧，虽则原因还不清楚。我早已听到一些消息，但很小心没有告诉艾登先生。

我希望他在充分确立他的理由之前，无论如何不要辞职，以便他在议会的许多朋友有机会把问题揭露出来。但这时的政府是那么强大和高高在上，所以这场斗争只好在内阁密室中，主要在两个人之间去解决了。

2月20日深夜，我坐在恰特韦尔庄园我的那间老房间里（像我现在常常坐在那里一样）。我接到一个电话，告诉我说，艾登已经辞职了。我不得不承认，我的心顿时沉了下来。一时间，我被失望的暗潮所淹没。在我漫长的一生中，经过多少盛衰荣辱。在不久就到来的战争期中，甚至战时最黑暗的日子里，我的睡眠从来没有成过问题。在1940年的危机中，那时我身负许多重任，以及在后来五年中，常常遇到令人焦灼和极其棘手的事情，但在一天的工作做完之后，还是能够一躺下就睡着——当然，要是有紧急的事情就叫我起来。我总是睡得很香，醒来神志清爽，没有什么感触，胃口很好，把早上送上来的早点盒里的东西，不管什么就狼吞虎咽地吃掉。

但现在，在1938年2月20日之夜，也只有在这一夜，我睡不着了。从半夜直到天明，我躺在床上，心里又难过又担忧。

眼前是一个坚强的年青人，他巍然屹立，顶住那股长长的、忧郁的、慢吞吞地流过来的潮流。那是一股毫无主见、动不动就屈服的潮流，也是估计错误、冲击微弱的潮流。如果让我来处理他的事，在许多方面一定会和他不同；但这个时候，在我看来，他代表英国民族的全部希望；而这一个伟大古老的英国民族，曾对人类有过许多贡献，今后仍将有所贡献。现在这个人却离开他的职位了。我凝视着阳光慢慢地穿过窗户，在我的内心中看到了站在我前面的“死神”的影象。

谢选骏指出：丘吉尔所吹嘘的“这一个伟大古老的英国民族”，究其历史，不到千年。就算从私生子威廉在不列颠建立殖民统治、形成“英国民族”或“英语民族”开始吧——就这么大一点的范围，就暴露了丘吉尔这厮的历史知识。由此可见，丘吉尔的认识水平——远远没有达到“人类文明”，依然停在了“西欧蛮族”的状态。这种认识状态诚然可以凭借蛮力赢得“老纳粹打败小纳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却无法在战后继续维持殖民帝国，就像目前俄罗斯还在灭顶之灾里拼命挣扎。因为英国的殖民扩张，虽然得力于海权，也因为隔海而失去了控制，就像其他西欧国家。而俄国、美国、巴西，却因为成型于大陆扩张，而有所不同。

【第十五章　强夺奥地利】

1938年2月

“奥托计划”——希特勒取得最高统率权——奥总理奉召去贝希特斯加登——他面临严峻的考验——许施尼格的失败——2月2日希特勒的国会演说——关于艾登先生辞职事件的辩论——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沆瀣一气——奥地利公民投票——入侵奥地利——希特勒受恩于墨索里尼——胜利进军维也纳和它的背景——欢送里宾特洛甫的午宴——3月12日的辩论——维也纳陷落的后果——捷克斯洛伐克的危险——张伯伦先生和苏联的提议——侧面打击——与德·瓦勒拉先生的谈判——放弃爱尔兰各港——英国的重大损失——爱尔兰的中立——我的无效抗议。

在现代，国家战败以后，往往仍保持国家的结构、国家的本体，以及他们的档案机密。在这一次，战争一直打到底，我们获得了许多材料，知道了敌人的内幕。根据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相当准确地把我们那时的情报和行动加以核实。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希特勒在1936年7月怎样下令德国参谋部草拟一旦时机成熟占领奥国的军事计划。这个作战计划，命名为“奥托计划”。经过一年之后，到1937年6月24日，他又发出一个特别的指令，把这个计划具体化。11月5日他向他的军事将领披露他的未来计划。德国必须有更多的“生存空间”。最好能在东欧——波兰、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来取得。

为了取得这些地方，不免要引起一场大战，附带还要消灭现在住在这个区域内的居民。德国势必对付两个“可恨的敌人”——英国和法国，这两个国家是“不会容忍站在欧洲中心的德国巨人”的。为了利用德国在军火生产方面所占的优势，为了利用由纳粹党鼓动起来并以纳粹党为代表的爱国热情，德国必须一遇可乘之机就发动战争，要在这两个明摆着的敌人还没有准备好以前就先行下手。

纽赖特、弗里奇，甚至布洛姆堡，这些受德国外交部、参谋部和军官团的观点影响的人，听到这个政策就大为震恐。他们认为要冒的风险太大了。他们承认，由于元首的果敢，已使德国在军备的任何方面都确实走在各协约国的前面。德国的陆军正在逐月成熟，而法国内部的腐败和英国的缺乏坚决意志，都是有可能起充分作用的有利因素。一切都在顺利地进行着，再过两年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们必须要有建立完善的作战机构的时间；元首只须不时作一番和解性的演说，就可以使无用的颓废堕落的民主国家饶舌一番了，但希特勒并不确信这一点。他的天才告诉他，胜利不是通过绝对有把握的道路来取得的，风险是必须冒的，突然的跃进是必须的。过去的成功，第一次是重整军备，第二次是恢复征兵，第三次是重占莱茵兰，第四次是同墨索里尼意大利的接近，这都使他大获成功，得意洋洋。如果要等到万事俱备，也许就会贻误时机，为时过晚了。历史学家和别的人，那些不必考虑每天怎样过和怎样去行动的人，也许可以很容易地说，如果希特勒继续扩充实力两三年之后才动手，他或者早已掌握全世界的整个命运了。不过后来的事实并非如此。在人类生命或国家生活中，并不存在十拿九稳这回事。希特勒决定赶快进行，要在他的全盛时期发动战争。

布洛姆堡因为不相匹配的婚姻事件，使他在军官团的势力有所削弱，首先被免职了；然后，在1938年2月4日，希特勒又解除了弗里奇的职务，亲自掌握武装部队的最高指挥权。元首不仅对国家的政策，也对军事机构掌握了直接支配权。因为一个人好歹是有天赋的和权力很大的，对别人又能施加那么可怕的惩罚，他总要尽可能在极其广大的领域内来充分发挥他个人的意志。他这时的权力与拿破仑在奥斯特利茨和耶拿战争以后的权力颇为相似；当然他没有拿破仑驰骋战场亲自指挥，获得重大战役胜利的光荣。他的光荣是由政治和外交方面的胜利而得来的；他周围的人和追随者们都知道，这种胜利完全出于他一人，出于他的判断能力和敢作敢为。

※※※

希特勒之渴望吞并奥地利共和国，除了在《我的奋斗》中明白说过他决心把所有条顿种族纳入帝国里面这个理由之外，他还有两个理由。如果奥地利归德国所有，就是既打开了捷克的门户，也获得了通往西南欧的更为宽广的道路。自从1934年7月多尔富斯总理被奥地利纳粹党暗杀以来，用金钱、阴谋、暴力来进行颠覆独立的奥地利政府的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奥地利境内的纳粹运动，随着希特勒在别处取得的成功，无论在德国国内或对协约国方面取得的成功而日益壮大起来，但它必须逐步前进。在名义上，巴本奉令同奥地利政府维持最友好的关系，促使奥政府正式承认奥地利纳粹党为合法团体。在那个时候，墨索里尼的态度对于希特勒尚有约束的作用。多尔富斯遇害后，意大利这位独裁者乘飞机到威尼斯，接见和抚慰在那里政治避难的奥总理遗孀，那时意大利的大军在奥地利南部边界集中。但现在到了1938年初，欧洲各国的分合和价值标准已经有了决定性的变化。如果法国想突破它面前那条用钢筋水泥筑成的、日益坚固的齐格菲防线，恐怕非作大量牺牲不可。德国的西方大门已经紧闭。无效的制裁，对墨索里尼的权力毫无损害，反而激怒了他，把他赶进德国的阵营。他很可能津津有味地想起马基亚维里的名言：“人所必报的是小仇，而非大仇。”尤其是西方民主国家似乎一再被人看透了，只要暴力行为没有直接攻击到他们本身，他们是会向暴力低头的。这时巴本正在奥地利的政治结构中进行巧妙的活动。许多奥地利显要都在他的压力和阴谋之下屈服了。对维也纳非常重要的旅行业，因时局动荡不定而大受妨碍。恐怖分子的幕后活动和扔炸弹的暴行，使奥地利共和国的脆弱生命岌岌可危。

德国认为现在时机已到，可以促使最近取得合法地位的奥地利纳粹党的领导人参加维也纳的内阁，从而取得对奥地利政策的控制权。1938年2月12日，即希特勒取得最高军事统率权后的第八天，他传唤奥地利总理许施尼格先生到贝希特斯加登去。奥总理服从命令，同他的外交部长施米特一起去了。现在我们已见到许施尼格的记载，其中有下面一段的对话。①

①许施尼格：《奥地利安魂弥撒》，第37页以后。

希特勒曾经提到奥地利边境的防务。所有这些防御工事只不过是一些也许需要用必要的军事行动来克服的东西，从而引起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

希特勒：我只要下一道命令，一夜之间你们边界上所有那些可笑的虚张声势的东西都将完蛋。你当真以为你能挡住我半个小时以上吗？谁知道——也许我将像一场春天的风暴似的一夜之间突然出现在维也纳，那时你就会真正体验到点什么了。我非常愿意使奥地利不要遭到这种命运，因为这样一来，就会有许多人丧命。军队之后，褐衫队和“奥地利兵团”也要跟着来的！谁也不能阻止他们报仇，甚至连我自己都不能。你要把奥地利变为第二个西班牙吗？所有这些，如果可能，我是愿意避免的。

许施尼格：我将取得必需的情报和停止在德国边界建筑防御工事。当然，我知道你是可以长驱直入奥地利的，但是总理先生，不管我们是否愿意，如你这样做就会引起流血。我们在世界上不是单独存在的。这种行动可能意味着战争。

希特勒：在这个时候，我们坐在安乐椅上自然很容易高谈阔论喽。但在这背后，有许多痛苦和流血的事实存在。许施尼格先生，你愿意承担这个责任吗？你不要相信世界上有什么人能阻止我的决定！意大利吗？我和墨索里尼说得明明白白：我和意大利保持最亲密的关系。英国吗？英国不会为奥地利动一个手指头。……法国吗？算了吧，两年以前，我们以少数部队开入莱茵兰——那时我冒了很大的险。如果那时法国军队开入莱茵兰，我们或者早已被迫撤退了。……但到现在，对法国来说，这样做已经太迟了。

这头一次的谈话是在上午十一点举行的。经过一次正式的午餐后，那些奥地利人被叫到一个小房间里。在那里，见到里宾特洛甫和巴本，一个书面的最后通牒提出来了。所有的条件是不容讨论的，内容包括任命奥地利纳粹党人赛斯—英夸特为奥地利内阁保安部长，对所有在押的奥地利纳粹党人实行大赦，把奥地利纳粹党正式并入由政府创导的“保卫祖国协会”。

稍后，希特勒接见奥地利总理。“我再对你说一遍，这是最后的机会了。我希望在三天之内实行这个协定。”在德国约德尔将军的日记中，有下面的记载：“许施尼格和施米特再一次受到了最严重的政治的和军事的压力。到晚上十一点，许施尼格签订了这个“协定草案”。①于是巴本陪同许施尼格一起坐着雪橇经过白雪皑皑的公路回到萨尔茨堡。在路上，巴本向他解释说：“是的，元首会是什么样子，现在你已经亲自体验过了。但你在下次来的时候就会舒服得多。元首可以说是真正的惹人喜欢的。”②

①《纽伦堡文件》（英国陛下政府出版局），第一编，第249页。

②见前引许施尼格书，第51—52页。

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演说：

我很高兴告诉诸位先生，在过去几天以内，我们和一个因为许多理由和我们特别密切的国家获得了进一步的谅解，德国和日耳曼的奥地利连结在一起了，这不仅因为两国都是同一民族，也因为两国共享一种悠久的历史和共同的文化。鉴于执行1936年7月11日协定所遇到的困难，形势迫使我们设法肃清在实现最后和解的路途上的种种误解和障碍。假使没有做到这一层，那么很明显，不论有意或无意，总有一天会造成一种不能忍受的局面，可能从而导致极为严重的灾难。

我很高兴能够向你们保证，我们这些想法同应我之邀请来访问我的那位奥地利总理的看法完全一致。我们的想法和意图就是两国彼此设法使我们之间的紧张关系得以缓和；其办法是，在现有的立法下，使抱有国家社会主义信仰的公民能够享有在日耳曼的奥地利中别的公民所享有的同样法律权利。

与此有关的是，应该对和平作出切实的贡献，要颁布大赦，要通过在尽可能多的各个方面——政治的、个人的、经济的等各个方面——进行友好合作，使两国之间取得更深的了解，所有这些都是7月11日协定范围内的事及其补充。在这一方面，我愿在德国人民之前，向奥地利总理表示我衷心的感谢；

他基于伟大的谅解和热情的诚意接受了我的邀请，和我一起工作，使我们可以发现一条能满足两国最大利益的途径；因为，归根结底，这是为了整个日耳曼民族的利益，无论我们生在什么地方，我们都是日耳曼的子孙。①

①《希特勒演讲集》（贝恩斯编），第二卷，第1407—8页。

很难找得到比这个更地道的欺诈和伪善的样板了，英国人和美国人看了一定得益不少。我之所以在这里加以引述，是因为它在这些方面确有其独特之处。奇怪的是在任何自由国家里的有知识的男女，对希特勒这些话本来早就该嗤之以鼻了。

※※※

我们暂时又得回到在前一章里讲过的在英国的严重局势。在第二天，2月21日，英国下院就外交大臣艾登先生和他的次官克兰伯恩勋爵的辞职，进行一场大辩论。克兰伯恩是一个“动于衷而不形于外”的人，他对艾登很忠诚和信任，愿意同进退。艾登自然不能公开提到罗斯福总统的建议和这个建议所受到的挫折。在意大利问题上的分歧，只是次要的。

艾登说：

我已经说到使我和我的同僚之间出现裂痕的直接分歧，但是，如果我说这是一个孤立的问题，那我就是不坦白了。它不是一件孤立的事。·在·最·近·几·个·星·期·之·内，·一·件·与·意·大·利·完·全·无·关·的、·在·外·交·政·策·方·面·十·分·重·要·的·决·定·才·是·根·本·的·分·歧。

他在结论中说：

我不相信，如果让外国有一个印象，相信我们屈服于不断的压力之下，就能够对欧洲的局势缓和有所推动。……在我自己的思想上，我确信进步首先有赖于民族的气质，而民族的气质又必须以坚决的精神表现出来。我深信我们并不缺乏这种精神。如果不让这种精神表现出来，我认为对我国和对世界来说都是不公平的。

艾德礼先生提出了一个尖锐的论点。艾登先生的辞职，在意大利正被宣布为“墨索里尼的又一次大胜利”。“我们在全世界都听到了这件事，‘你看我们领袖的威力多么大，英国的外交大臣已经下台了。’”我到第二天才发言，在发言中我对辞职的两位大臣作了一番赞扬。我也支持艾德礼先生的指责，我说：

上周是独裁者们的一个美满的一周——是他们所未曾有过的最美满的一周。德国独裁者已经把他的铁掌伸到一个历史悠久的小国身上，而意大利独裁者对艾登先生的仇恨也终于得到了胜利的终局。他们之间的冲突已为时甚久。墨索里尼已取得胜利，现在对此不能有所怀疑了。不列颠帝国所有的尊严、力量和主权都不能使前外交大臣所肩负的任务获得成功，这些任务是由全国人民和议会的公意委托给他的。……

这就结束了这件事情的一部分，这就是说，受英国人民和议会的委托，担任某种职务的那个英国人终于去职了，而意大利的独裁者则在为了国内的理由正迫切需要有所成就的时刻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在全世界每一块地方，不管在那里，不管是实行什么制度的政府，凡是英国的朋友，都感到沮丧，而英国的敌人则兴高采烈。……

前外交大臣的辞职，也许很可能成为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俗话说得好，大冲突通常由小事引起，但不会因为小的理由而发生。前外交大臣恪守我们久已置之脑后的传统的旧政策。首相和他的同僚却采取另一种新政策。旧政策的内容就是极力在欧洲建立法律秩序，通过国际联盟建立有效的防止侵略者的力量。新政策是否以为不只是在感情上和自尊心上，而且也在物质上作出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屈服来和极权国家妥协，就可以保持和平呢？

有一天，哈利法克斯勋爵说，欧洲是混乱的。欧洲发生混乱的部分，是受议会政府统治的那一个部分。我不知道在大独裁者方面有什么纷乱。他们知道需要什么，而且谁也不能否认，直到现在为止，他们每一步都取得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对世界安全最严重的、并且大部分是无可挽回的损害，都是在1932到1935年间造成的。……对我们来说第二个采取行动的好机会是在1936年初德国重占莱茵兰的时候。现在我们得知，当时英法两国如果在国际联盟领导下采取坚决的立场，就会立刻迫使他们从莱茵兰撤退，而无须流一滴血；影响所及，·可·能·使·德·国·军·队·中·较·为·慎·重·的·人·恢·复·他·们·应·有·的·地·位。而德国那位政治领袖也不会取得这么巨大的威望，使他得寸进尺了。现在我们处于他的第三次行动的时候，但是这次机会，并不像以前那么有利了。奥地利现在已受奴役，·我·们·也·不·知·道·捷·克·斯·洛·伐·克·是·否·会·遭·到·同·样·的·攻·击。

欧洲大陆的形势继续演变着。墨索里尼派人传了一个口讯给许施尼格，说他认为奥地利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态度是正确而又巧妙的。他保证意大利对奥地利问题的态度绝不会改变，明确表示他个人的友谊。2月24日，奥地利总理自己向议会致词，欢迎同德国解决纠纷，但又相当尖锐地强调，如果有越出协定具体规定的情形，奥地利决不接受。3月3日，他经奥地利驻罗马的武官交给墨索里尼一封密函，通知意大利领袖，说他打算举行公民投票，以加强奥政府在国内的政治地位。二十四小时后，他接到驻罗马的奥地利武官叙述他与墨索里尼会面情形的回电。在谈话中，领袖谈得很乐观，他说局势将会改善。罗马和伦敦间的紧张关系很快就可以缓和，这肯定会减轻当前的压力。……至于公民投票问题，墨索里尼提出警告说，“这是一个错误，如果投票有满意的结果，人们会说是伪造的。如果结果不好，政府的地位即将受不了；如果结果是没有决定性的，则投票毫无用处。”但许施尼格已决定进行。3月9日他正式宣布：在3月13日星期日，奥地利全国各地将举行公民投票。

最初风平浪静，赛斯—英夸特似乎没有说什么话就接受了这个主张。但到11日晨五点半，许施尼格被电话铃闹醒了。

维也纳警察局在电话里告诉他：“一小时前，德国萨尔茨堡边界实行封锁，德国税务人员已经撤退。铁道交通已经切断。”

奥地利收到的第二个报告，就是他派驻慕尼黑的总领事发出的电报，告诉他该地德军已经动员；假定目的地——奥地利！

上午晚些时候，赛斯—英夸特跑来，说他刚接到戈林的电话，通知说公民投票必须在一小时内宣布取消。如果在限定时间内没有答复，戈林将认为赛斯—英夸特已不能自由通电话，因而他就会采取适当的行动。许施尼格获得了负责官吏的报告，知道军警不尽可靠，于是就通知赛斯—英夸特说，公民投票将予以延期。一刻钟后，赛斯—英夸特回来见许施尼格，手里拿着戈林的答复，这是在一张电文纸上记下来的：

只有奥总理立即辞职，两小时内任命赛斯—英夸特为总理，这才能挽救局势。如果在这个时间内没有实行，德军即将开进奥地利。①

①见前引许施尼格书，第66、72页。

许施尼格当即进谒米克拉斯总统，提出辞职。他在总统室时，收到了意大利政府打来的密码电，电文说他们提不出什么意见。高年的总统态度很坚决，他说：“这样到了最后决定的关头，只剩下我一个人了。”他坚决拒绝任命一个纳粹党人为总理。他决定迫使德国人做出可耻的暴力行动，这正是德国人早已准备好的。

关于德国的反应，在约德尔将军3月10日的日记中有生动的记载：

许施尼格没有同他的阁员商量就突然命令在3月13日星期日举行公民投票。这是·在·没·有·计·划·和·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使执政党取得巨大多数的办法。元首决定不能容忍他这样做。

当晚，3月9日到10日的夜间，他召见戈林，又把赖歇瑙将军从开罗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召回来。舒伯特将军和格莱斯—霍斯顿诺部长也奉命前来，后者本来和区领导人（伯克尔）同在莱茵兰选帝候领地。凯特尔将军在一点十五分把情况通报有关方面。十点钟，他乘车到总理府。十点十五分，我跟着去总理府把原有的“奥托计划”草案交给他。十三时凯特尔将军通知作战参谋总长和卡纳里斯海军上将。里宾特洛甫因事留在伦敦。纽赖特暂管外交部事务。元首要把最后通牒送交奥地利内阁。他给墨索里尼发出一封私函，说明迫使元首采取行动的理由。①

①《纽伦堡文件》，第一编，第251页。

第二天，即3月11日，希特勒下令德国武装部队对奥地利进行军事占领，经过长期研究和周密准备的“奥托计划”开始实行了。在紧张的整个一天内，米克拉斯总统始终以坚决的态度拒绝赛斯—英夸特和奥地利纳粹党领导人的要求。在战后纽伦堡战犯审判中，希特勒和他派到意大利领袖那里的特使黑森的菲利普亲王的电话谈话记录曾被用作证据。这段对话很有趣：

黑森：我刚从威尼斯宫回来。领袖以非常友好的态度对待整个事情。他向您问好。他已从奥地利方面获悉了，因为许施尼格把消息告诉了他。那时他曾说过，这（指意大利出兵干涉）是完全不可能的事；这可能只是一种恐吓；这种事是做不得的。因此告诉他（许施尼格）事势既不幸达到这个地步，也就无法改变了。然后墨索里尼接着说，奥地利对他是无关轻重的。

希特勒：请你转告墨索里尼，在这件事情上，我决不会忘记他。

黑森：是的。

希特勒：不管发生什么事，我永远、永远、永远不会忘记。我现在仍然准备同他订立一个完全不同性质的协定。

黑森：是，这一点我也已经告诉他了。

希特勒：一待奥地利问题解决，我甘愿与他同甘苦，共患难；不论发生任何情况。

黑森：是，我的元首。

希特勒：听着，我愿意订任何协议——万一我们卷入战争，我不再害怕在军事上陷于可怕的形势了。你可以告诉他，我的确是非常感谢他，我永远不会，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点。

黑森：是的，我的元首。

希特勒：不管发生什么情况，我永远不会忘记。如果有一天他需要什么援助，或发生什么危险，他可以确信，不论发生什么情况，即使全世界和他为敌，我将坚决同他站在一起。

黑森：是的，我的元首。①

①见前引许施尼格书，第102—3页，及《纽伦堡文件》，第一编，第258—259页。

1943年，希特勒把墨索里尼从意大利临时政府的手中解救了出来。他的确遵守了他的诺言。

※※※

向维也纳胜利进军向来是这位奥地利下士的梦想。3月12日星期六的晚上，奥地利首都的纳粹党曾计划举行火炬游行，以欢迎这位英雄征服者，但到时却不见大军驾临。只有三名巴伐利亚的军需官乘火车到达维也纳，为入侵的德军布置营房。这时这三个不知所措的军官被大众抬起来游行，以资点缀。后来，误时的原因慢慢泄露出来。原来德国的战争机器，摇摇晃晃，声音隆隆地越过了边界，快到林茨时却走不动了。虽然气候和道路的情况都很好，但大部分的坦克车坏了，摩托化的重炮兵出了毛病。从林茨到维也纳的路上，挤满了重型军用车辆，把交通堵住了。希特勒特别宠爱的第四军团司令赖歇瑙将军被认为应对这次事件负责。这件事也暴露出德国陆军在其重建的现阶段中尚未成熟的情形。

希特勒自己乘汽车经过林茨时，看到车辆拥塞的情形，大为震怒。轻坦克在拥挤混乱的道路上设法开了出来，七零八落地在星期日清晨开进维也纳。装甲车和摩托化重炮只好用火车运到维也纳，用了这种办法才算及时赶到参加仪式。希特勒在兴高采烈或惊惶失措的群众之中乘车进入维也纳的照片，是大家都看过的。但这个神秘性的光荣时刻却有一个令人不安的背景。事实上，德国元首对他的军事机器的明显缺点大动肝火。他申斥他的将领，而将领们也反唇相讥。他们提醒希特勒，说他不听弗里奇的警告，说德国的军事地位尚不能冒大战风险。后来，表面上的样子还是保持住了，正式的庆祝和游行也举行了。星期日那天，在大批德军和奥地利纳粹党人占领维也纳之后，希特勒宣布解散奥地利共和国，全部领土并入德国。

※※※

里宾特洛甫先生这时正要离开伦敦，返国就任外交部长。

张伯伦先生特别在唐宁街10号设午宴欢送，我和我的妻子应首相邀请出席作陪。席上一共约有十六个人。我的妻子坐在桌子的一端，在卡多根爵士的旁边。正在吃到一半的时候，一个外交部信差进来交给他一封信。他把信封打开，全神贯注地看。接着他站了起来，绕着桌子走到首相的坐处，把信交给首相。虽然卡多根的举动没有表现出发生了什么乱子，但我不由得注意到首相显然有点心神不定。不一会儿，卡多根把信收回重新入座。后来我听说信的内容是说希特勒已向奥地利进军，德国的机械化部队正在迅速地向维也纳推进。宴会仍顺利进行，没有半点停顿。但不久张伯伦夫人从她的丈夫那里得到了若干暗示，便站起来说：“让我们大家到客厅里喝点咖啡吧！”我们陆续走进客厅，在我或者在一些其他人看来，张伯伦夫妇显然希望快点把这个宴会结束。大家都带着一种不安的心情，闲散地站着只等同贵宾说再会。

但里宾特洛甫先生夫妇似乎完全没有察觉到这种气氛。

相反，他们拉着主人夫妇喋喋不休地谈了约半小时之久。有一阵，我同里宾特洛甫夫人谈起来，我以临别赠词的口气说：

“我希望英国和德国将保持友好。”她庄重地回答说：“请你当心不要损害两国之间的友好关系。”当然他们都完全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认为把首相拖住，使他不能去办理公事和接听电话，是一个好策略。最后张伯伦先生对大使说：

“对不起，我得去处理急事。”说完立即走出房间。里宾特洛甫夫妇还是不走，因此我们大部分人都托词脱身回家。我想他们终于也走了。这是里宾特洛甫被绞死前我同他最后一次的见面。

侵略奥地利的暴行和征服这个美丽的维也纳连同它的声誉、文化及其对欧洲历史的贡献，使我受到很大的打击。在发生这些事件的次日，即3月14日，我在下院说：

3月12日事件的严重性，不会是言过其实的。欧洲现在遭遇到一个侵略的计划，这是经过精心策划，在时间上作了巧妙安排而逐步展开的。现在不只是对我们来说，而且也对其他国家来说，都只剩下一个选择：或者像奥地利那样屈服，或者趁我们还来得及采取有力措施把危险消除；如果不能消除，就想办法对付……如果我们坐待事势的演变，那我们对目前可供保卫我们安全与和平之用的资源还要放弃多少呢？

多少个朋友将因而离开我们呢？我们还要眼巴巴地看着多少个可能的盟国先后被推进那可怕的深渊呢？虚张声势的恐吓还要得逞多少次，使恐吓的背后不断积聚力量，变为真正的实力呢？……·比·如·说，·两·年·以·后，·那·时·德·国·陆·军·肯·定·将·比·法·国·强·大·得·多，所有的小国将纷纷从日内瓦溜走，转而向日益壮大的纳粹制度致敬，尽可能为自己取得较好的条件，·那·时，·我·们·又·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我又说：

维也纳是组成旧日奥匈帝国各国的交通中心，也是西南欧各国的交通中心。多瑙河的一大段现在已落入德国的掌握。

纳粹德国在控制了维也纳之后就可以在公路、航运、铁路各方面对整个西南欧的交通进行军事上经济上的控制。这对于欧洲的结构会发生什么影响呢？对于所谓国际均势，对于所谓小协约国又会有什么影响呢？对于所谓小协约国这个国家集团，我必须说明一下。把小协约国的三个国家分别来看，可以说是三个二等的国家，但它们是很有力量和精力充沛的国家，如果联合起来，它们就成为一个大强国。它们过去和现在都一直根据最密切的军事协定联合在一起。它们联合起来就构成一个大国，成为一个大国的军事力量。罗马尼亚有汽油，南斯拉夫有矿藏和原料。两国都有庞大的军队；而它们的军火主要是捷克斯洛伐克供应的。在英国人的耳朵里听来，捷克斯洛伐克这个名称似有些怪异。它无疑只是一个小小的民主国家。它的陆军无疑只比我们大两三倍。它无疑只有比意大利大三倍的军火供应。但它仍然不失为一个生气勃勃的民族。他们有他们的权利；有根据条约规定的权利；他们有一条要塞防线；而且他们有着表现强烈的生存意志，有着要求过自由生活的意志。

捷克斯洛伐克此刻不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都处在孤立状态之中。根据和约，汉堡虽然是它的对外贸易的通道，但随时都有可能被封锁。现在它和开往南欧以及经南欧而到西南欧的铁路与水路的交通随时可能被切断。它的贸易可能被迫缴纳毁灭性的过境税，就是说，一种完全可以制其对外贸易于死命的过境税。这个国家是以前的奥匈帝国境内的最大工业区。除非在势必举行的谈判中对捷克斯洛伐克交通的安全保证达成协议，否则它同外界的交通就要被切断，或者马上就要被切断。从南斯拉夫来的原料供应以及它在那里建立的自然市场的联系也许会立即被切断。上星期五晚上的暴行，结果也许会使这个小国的经济生活大大受到窒息。在所谓小协约国的中心，已经打进一个楔子了。这几个小国，在欧洲有过不受侵扰的生活的权利，正如我们任何人在我们乡土上有不受侵扰地生活的权利一样。

现在俄国人发出警报了。3月18日，他们建议举行会议以讨论时局。他们希望讨论一下，如遇德国对和平有重大威胁时，要采取什么手段和方法在国际联盟行动体制内履行法苏协定，哪怕是商量一个纲要也好。这个建议在伦敦和巴黎的反应都很冷淡。法国政府由于别的事情弄得心烦意乱。他们国内的飞机工厂发生严重的罢工。佛朗哥的军队正在深入到共产党统治的西班牙地区。张伯伦表示怀疑，态度消沉。他非常不同意我所提出的关于前途危险的看法和为了抵抗这些危险所主张的方法。我一直竭力主张，只有成立法英苏的联盟的方向，才能有希望制止纳粹的进犯。

法伊林先生告诉我们，首相曾在3月20日写信给他的姐姐，流露了他当时的心情：

温斯顿所说的“大联盟”，其实在他提到之前我早就考虑到了。……我同哈利法克斯谈过，并把这个想法提交三军参谋长和外交部专家研究过。这是一个有极大吸引力的设想；而且直到你进而考虑它是否切实可行之前，会觉得这一设想几乎有百分之百的理由。但一到具体考虑时，它的吸引力就消失了。只要看看地图就知道德国如要征服捷克斯洛伐克，无论法国或我们都毫无办法来救它。因此我放弃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给予保证的念头，并且由于法国对它有条约义务我们对法国也不能给予任何保证。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347—348页。

不管怎样，这总算是一个决定了。这个决定是根据错误的推理得来的。在现代大国或联盟之间的战争中，要保卫某个区域，并不单靠同一地区的努力。这涉及到整个战线的力量对比。这种情况，在战争尚未开始和战争还可避免的时候，尤其是如此。“三军参谋长和外交部专家”当然无需思索就可以报告首相，英国的海军和法国的陆军不可能部署在波希米亚山头阵地上而置身于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和希特勒入侵的军队之间。的确，这是打开地图一看就知道的。但德国如果肯定地知道越过波希米亚边境一定会引起全欧洲的大战，那么，即使在那个时候，也许还很可能阻止或延缓希特勒进行下一次的进攻。不到一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战略价值已给丢光了，希特勒的权力和威望差不多又增加了一倍，这时他却贸贸然向波兰提出保证，试想张伯伦先生这种在私下说的出自内心的推理竟错误到何种程度！

1938年3月24日，首相在下院提出他对俄国动议的看法：

英王陛下政府认为苏联政府建议采取的那种行动，其间接的，但势所必致的后果，将加强成立排他性国家集团的趋势，就英王陛下政府看来，这种集团的成立，对欧洲和平的前途必然是有害的。

不过，首相也不能躲避所面对的残酷事实：当时存在着“国际信任的重大妨碍”，政府对英国在欧洲的义务迟早必须作明确的解释。我们在中欧将负什么义务呢？“如果战争爆发，参战国家大概不会只限于那些承担法律义务的国家。战争将打到哪里为止？哪些国家会被卷入？这都是无法预测的。”此外必须注意“排他性国家集团”固然有其弊害，但不这样做就只有让侵略者逐一消灭，各个击破，这样，这个理由就站不住脚了。而且，这种想法忽视了国际关系中所有的是非问题。事实上毕竟还有国际联盟及其宪章哩。

首相的路线现在是很明白地规定了：“同时向柏林和布拉格施加外交压力，对意大利采取姑息态度，对法国的义务则作严格限制的解释。为了执行前两点，对最后一点必须作慎重和精确的解释。”

※※※

现在须请读者向西移到“绿岛”①去。“到提珀勒里去要走很远的路”②，但有时还是禁不住要去那里看看。由希特勒占领奥地利起，到他对捷克斯洛伐克的阴谋暴露止这个期间，我们必须转过来说说我们遭到的另一种性质大不相同的不幸。

自1938年初起，英国政府一直与南爱尔兰的德·瓦勒拉先生进行谈判，到4月25日双方签订了一个协定，除了其他问题以外，英国放弃占有南爱尔兰的昆斯敦和贝雷黑文这两个港口作海军用途的权利，并放弃在拉夫·斯威利的基地。这两个南部的港口，在我们海军防卫和粮食供应中占有重要的地位。1922年我担任殖民地事务大臣时，处理过内阁当时所作的“爱尔兰方案”的细节问题。当时我把海军大将贝蒂请到殖民部，由他向迈克尔·科林斯③说明这两个港口在英国取得供应的整个系统中的重要性。他立刻获得了科林斯的信服。科林斯说：“你们当然必须占有这些港口，它们是你们生命所必需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在其后十六年中，一切都很顺利。昆斯敦和贝雷黑文为我们安全所必不可少这个理由，是容易了解的。它们是加油站，我们的驱逐舰队就是从那里向西开入大西洋搜索潜水艇和保护将开进英国而到达狭窄海口处的船队的。拉夫·斯威利也是保护船只开到克莱德湾和默尔西河口所必需的。放弃这些地方，则我们的舰队，此后向北开就须从拉姆拉希出发；向南就要由彭布洛克码头或法尔默思开出。这样就会把我们海军的行动半径和保护范围在内海和境外都缩小了四百多哩。

①爱尔兰的别称。——译者

②提珀勒里是爱尔兰的一个地方，所引这句话出自一首英国军歌。——译者

③爱尔兰代表。——译者

参谋长委员会竟然同意放弃这一个极其重要的安全保障，确实使我难以置信。直到最后一刻，我还以为至少已保证在战时我们还有占用这几个爱尔兰港口的权利，但是德·瓦勒拉先生在爱尔兰议会上宣布，英国放弃这些港口并不附有任何条件。后来我得到确实消息，英国政府这样爽快答应德·瓦勒拉先生的要求使他也感到十分诧异。他之所以把这一条列入要求之中，原来只是为了讨价还价，只要其他各条能有满意的解决，这一条原是可以放弃的。

查特菲尔德勋爵在他最后写的书中，有一章专门说明他和其他参谋长们所采取的方针。①凡是愿意研究这个问题的人，都应该看看这本书。我个人仍然深信，这样毫无理由放弃我们在战时可以使用这些爱尔兰港口的权利，是对英国国家生活和安全的一个重大损失。很难设想有比这更不动脑筋的事情了——尤其是在这样的时候。不错，没有这些港口，我们最后也把难关度过了。而且，如果我们没有这些港口就无法度过难关，我们也会用武力重行占领，而不致因此活活饿死。不过这些都不能作为辩解的理由。这种缺乏深谋远虑的迁就妥协的例证很快就使我们丧失许多船只和生命了。

①查特菲尔德勋爵：《前车可鉴》，第18章。

整个保守党，除了代表北爱尔兰的几个议员外，全都支持首相。像这样的一种步骤，自然使身为反对派的工党和自由党也感到很高兴。因此，5月5日我站起来提出我的抗议时，我几乎是完全孤立的。大家带着怀疑的心情耐心地听我发言。有些人甚至以一种同情的态度来看待，他们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像我这样有地位的人，竟然提出这种毫无希望的抗议呢？我从没看到下院有比这更完全的错误。这时距宣战只有十五个月了。等到我们的生存取决于大西洋战役的胜败的时候，议员先生们的看法就大不相同了。因为我的演说词已经在《进入战斗》一书中全部引录，所以在这里就不再引了——除了这一点：没有正视战时南爱尔兰的中立问题。

〔我问道〕如果我们同某个强国发生战争，我们能够保证南爱尔兰或他们自称的爱尔兰共和国不会宣布中立吗？这个敌国将采取的第一个步骤，肯定是在一切方面对南爱尔兰给予全部豁免，如果南爱尔兰保持中立的话……我们不能排除这种中立的可能性。这样的中立，也许我们不久就会体验到的。很可能当我们有迫切需要的时候，却不能使用那些港口；

当我们需要保护英国居民使之免于匮乏甚或饥饿时，我们很可能要遇到极其严重的困难。谁愿意自己伸着头往绞索里套呢？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竟然会考虑这种做法呢？我们一旦撤出这些港口，都柏林政府想拒绝我们使用这些港口，将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那里有的是大炮，也可以布设水雷。但更重要的理由是，他们有了法律上的权利了。我们过去对这些港口曾享有权利；我们把这些权利放弃了；我们希望由此而取得他们的友好亲善，亲善到足以能为我们忍受艰苦。可是，如果得不到他们的友善态度，“那么我们就重占这些港口”，说这些话是没有用的。我们不会有这样做的权利了。在一场大战争中，我们如被宣布破坏爱尔兰的中立，我们就为世界舆论所不齿，我们参战的目的也得被玷污……我们为了空虚的幻想和贪图安逸，正在抛弃切实的和重要的安全手段。

《泰晤士报》的评论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关于防务的协定……使联合王国政府解除了1921年英爱条约的条款。这些条款，曾使政府负起在战时保卫科克、贝雷黑文和拉夫·斯威利等设防军港的沉重而微妙的任务。

如果把直布罗陀交给西班牙，把马耳他交给意大利，一定还可以解除得更彻底哩，而且两个地方对于我们居民的实际生存的关系还没有像南爱尔兰那些港口那么直接。

关于这个可悲的而又可惊的插曲，我就说到这里。

谢选骏指出：历史学家们永远也弄不明白，欧洲的殖民主义列强，为何把丧心病狂的海外掠夺，变成了处心积虑的欧洲内讧？马克思的匪类们说这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帝国主义”，可是他们营造的“社会主义苏联”为何变成了“帝国主义的最后阶段”？更加奇怪的是，为何后来又在共产党中国那里变成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我看来，这些随时变异的西洋镜，都是发源于英国鬼子信口雌黄的胡搅蛮缠——所以伦敦成了马克思主义的策源地。希特勒这个小纳粹，以为英格兰的老纳粹会服从他的理想，却不知英国比他还要狡诈毒——生姜还是老的辣。

【第十六章　捷克斯洛伐克】

一个不至于成为历史争论的问题——希特勒的下一个目标——“对捷克斯洛伐克并无恶意”——勃鲁姆先生的保证——1938年3月我访问巴黎——达拉第先生继勃鲁姆先生任总理——英意协定——同苏台德领袖谈话——德国将领的疑惧和抗争——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关系——斯大林与贝奈斯——俄国国内的阴谋和清洗——达拉第6月12日的声明——希特勒对凯尔特的诺言——维德曼上尉赴伦敦的使命——8月27日我在塞顿·布瓦向选民发表演说——8月31日我给哈利法克斯勋爵的信——苏联大使到恰特韦尔庄园来访问我——我给外交部的报告——9月7日《泰晤士报》社论——博内先生的问题和英国的答复——希特勒在纽伦堡的危机演说。

有几年，关于英法两国在慕尼黑事件中的做法究竟明智还是愚蠢，似乎要成为一个长期争论的历史问题，然而，根据战后从德国方面得来的资料，尤其是从纽伦堡审判中得到的材料，却显出未必是这样。争论中的两个主要问题是：第一，如果英法采取坚决行动，是否能使希特勒让步，或引起推翻希特勒的军事政变？第二，从慕尼黑事件到战争爆发这一段时期内，西方大国的地位与德国比起来，是否比1938年9月慕尼黑危机时有所改善还是更坏？

关于在慕尼黑危机中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而告结束的事件，已经有过许多的著作，而且今后还会有人加以论述。这里只想提出几个主要事件，并说明这些事件之间的相互关系。

这些都是无法避免的事实，因为希特勒决心要把所有的日耳曼人结合为一个大德意志帝国并向东扩张，而他又深信法英两国的领导人因酷爱和平和未能重整军备所以都不想打仗。

他对捷克斯洛伐克采用惯用的伎俩。苏台德的日耳曼人确有不满情绪，但被他尽量加以扩大和利用。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第一次公开攻击捷克斯洛伐克。他说：“有一千万以上的日耳曼人生活在同我们边境相邻的两个国家里”，德国有责任去保护这些日耳曼同胞，应该为他们争取“一般的自由，包括人身的、政治的和思想的自由”。

德国政府公开表示关心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人的地位，这同德国在欧洲展开政治攻势的秘密计划是密切相关的。纳粹德国的政府公开宣布的目的有二：把所有在国外的日耳曼少数民族并入德国版图之内，然后向东方扩张其生存空间。至于德国政策中比较不那么公开的目的，则是属于军事性质的。摧毁捷克斯洛伐克，使它不至于在打起仗时成为苏联的空军基地，也不能成为英法两国在军事上的补充力量。德国参谋部早在1937年6月即已奉希特勒的命令忙于草拟入侵和摧毁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了。

有一个草案这样写道：

德国武装部队进行突然袭击的目的，就是要在战争开始和战争期间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对我军在西线作战的后方所存在的威胁，并且使俄国空军不能利用捷克斯洛伐克的大部分空军基地。①

①《纽伦堡文件》，第二编，第4页

西方民主国家竟然接受了德国对奥地利的征服，这就鼓励了希特勒加紧推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事实上，在军事上控制奥地利领土，是进攻波希米亚堡垒所不可缺少的准备工作。当侵略奥地利正在紧张进行的时候，希特勒坐在汽车里对哈尔德将军说：“这样一来，捷克人可不方便了。”哈尔德立即明白了希特勒这句话的意思。这使他看到了前景。这也向他表明了希特勒的意图，但同时也表明如所看到的，希特勒对军事的无知。他说：“德国军队要从南面向捷克进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经过林茨的那条单轨铁道，会完全暴露出来，因而进行突然袭击完全是不可能的。”但希特勒的主要的政治战略观念是对的。德国本土的“西墙”正在加强，虽距完工为时尚远，但已足使法国军队引起在松姆和帕森达勒的恐怖回忆。希特勒确信无论法国和英国都是不愿意打仗的。

在德国军队向奥地利进军的那一天，柏林的法国大使向巴黎报告，说戈林曾对驻柏林的捷克公使提出庄严保证，说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并无恶意”。3月14日，法国总理勃鲁姆先生对驻巴黎的捷克公使提出庄严声明，说法国将毫无保留地履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义务。这些外交上的保证并不能掩盖残酷的现实。大陆上整个战略形势已经改变了。德国人的议论话题和大军现在已可以直接指向捷克斯洛伐克的西部边境了。在这些边区里，居民属于日耳曼种族，他们有一个爱借故生端的、活跃的日耳曼国家主义党，一发生纠纷，他们就是一支第五纵队。

3月底，我去巴黎同法国领导人进行探索性的谈话。政府对我恢复同法国的接触表示赞同。我住在我们的大使馆里，先后会晤许多法国重要人物，包括法国总理勃鲁姆、弗朗丹、甘默林将军，保罗·雷诺、皮埃尔·科特、赫里欧、路易·马兰和其他一些人。有一次，我对勃鲁姆说：“德国的野战榴弹炮，在射程方面，当然也在打击力方面，据说都比你们法国改装过的七十五公分口径的重炮好。”他答道：“关于法国的炮兵的情况，难道我要你来告诉我吗？”我说：“当然不是，但请你问问你们的技术专科学校，最近给他们举行过一次关于新式七十五公分炮的火力比较的展览，但完全没有使他们信服。”他立即改变了态度，显得温和而友好。雷诺对我说：

“我们很了解，英国是不会实行征兵的。那么你们为什么不组织一支机械化军队呢？如果你们有六个装甲师，你们就会有一支强大的大陆性军队了。”或是意思是如此的话。当时好像有一位名叫戴高乐的上校曾写过一本受到许多批评的书，书中说明现代装甲车辆的攻击力。

大使和我同弗朗丹三人共进午餐，吃了很久。我在1936年曾见过他，现在他的态度完全改变了。那时他负有责任，态度激动；现在他没有担任官职，就比较冷静和稳定了。他深信法国除了和德国妥协之外，就没有别的希望了。我们争论了两个小时之久。甘默林也来看我，他对当时法国陆军的力量很有信心，但当我问到他们的炮兵时，他就不大愉快了，因为他对这一方面非常内行。他在法国的政治制度范围内，总是尽力而为。但是当时法国国内政治不断动荡不安，勃鲁姆内阁不久也将倒台，这就分散了法国政府对欧洲舞台出现的危险的注意力。因此更有必要对于一旦出现全面危机时两国所应共同承担的和相互承担的义务加以明确的规定，以免产生误会。4月10日，法国政府改组，由达拉第继任总理，博内任外交部长。这两个人将在其后的生死存亡的关键岁月中担负法国政策的责任。

为了阻止德国进一步发动侵略，英国政府根据张伯伦先生的决定，在地中海方面谋求同意大利取得和解。这样做就会加强法国的地位，并且使英法两国可以集中力量来应付中欧的事情。由于艾登下台，墨索里尼已得到一定的满足，他觉得自己的讨价还价的地位比以前更为有利了，所以他不拒绝英国这种登门认错的表示。1938年4月16日，英意两国签订了一个协定。这个协定，实质上是英国让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自由行动，以此来回报意大利对中欧表示难以估计的善意。外交部对这一项交易表示怀疑。张伯伦先生的传记作者告诉我们，张伯伦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你真该看看外交部给我的草案；这真是使北极熊也得冻死的。”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350页。

我同外交部一样，对这种做法也有所怀疑：

丘吉尔先生致艾登先生　1938年4月18日

意大利协定当然是墨索里尼的彻底胜利。他在地中海设防来对付我们，他征服阿比西尼亚，他在西班牙横行霸道，现在却获得我们的真诚接受。条约中规定我们非经“事前磋商”不得在塞浦路斯设防，这一点是极其有害的。至于其余部分，在我看来，也只不过是拼凑几句补白罢了。

然而我又认为，要直率地反对这个协定，那还得慎重考虑。这已是既成事实了，并已被称为走向和平的一步。这个协定无疑地可以使地中海的火星不至于燃点起欧洲大火灾。

法国为了不致和英国各行其事，自必如法炮制，以求自卫。最后，还有这样一个可能：墨索里尼可能为了他自己的利益而阻止德国干预多瑙河盆地。

在我作出决定之前，我希望先知道你的看法和意图。我以为英意协定只是第一步；而第二步就是企图同德国搞一个类乎更冠冕堂皇的协定，一方面用以抚慰英国人民，同时又让德国的军事力量不断增长，使德国的东欧计划日趋完备。

上星期，张伯伦曾秘密向（保守党协会）全国联合会执行委员会说，他“没有放弃同德国达成同样协议的希望”。他们对此表示冷淡。

与此同时，我们在空军方面的进展越来越使人失望……

艾登先生致丘吉尔先生1938年4月28日

……关于意大利协定，我同意你信中的意见。墨索里尼所给予我们的，只不过是以前曾经答应过而又被他自己破坏的东西。除此之外，只有把军队从利比亚撒出这一点是新的，他派到该地的军队，其原来的目的，也许纯属扰乱性质。现在显然正像我以前所预料的一样，墨索里尼在罗马会谈开始以后，仍在西班牙继续进行干预。如果这种干预是使佛朗哥取得胜利所必需的话，那么，要是还有人竟然相信墨索里尼肯停止干预，他可真是个乐观主义者。

作为一种外交手段来说，这个协定中所规定的内容，实行起来恐怕也困难重重。它要等到意大利离开西班牙之后才能生效。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这一点必须要多少个月之后才能办到，而且重要的并不在于意大利步兵是否留在西班牙，而是在于他们的专家和德国人都坚持有权呆在那里，这就使将来要确定是否已经撤退十分困难了，但也许有人对这一点并不在乎。

其次是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的地位问题。据我所知，那里的情形不但未见改善，反而有日趋恶化的趋势。我担心在这个时候承认意大利的地位，就会大大地损害我们在阿皇几百万有色臣民中的威信。

我对于你之认为必须以审慎的态度来对待协定这一层，是完全赞同的。毕竟现在它还不是一个正式协定。如果我发表什么言论可以被认为更有碍于协定的实现的话，那当然是我的过错了。这也是我在辞职演说和在利明顿的演说中答应不这样做的。

据我看来，国际局势中最令人焦虑的事情，却在于紧张局势的暂时缓和，因为这也许会被人用来作为松懈国防努力的借口。鉴于时局的严重，这种努力实在做得太不够了……

希特勒正警觉地注视着局势。对他来说，使意大利在欧洲危机中最后同他站在一起，也是很重要的。4月底，他和参谋长们举行会议时，就考虑要加紧进行了。墨索里尼希望他可以在阿比西尼亚自由行动。在这一冒险行动中，他虽然已获得英国政府的默许，但也许最终还需要德国的支持。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必须接受德国对捷克斯洛伐克所要采取的行动作为交换条件。这个问题必须加以解决，以便在解决捷克问题时意大利能参加德国的一边。柏林方面当然要研究英法两国的政治家们的公开言论的。西方两个大国劝捷克人为了欧洲的和平要有理性，他们这种意图曾使柏林方面感到满意。亨莱因领导下的苏台德纳粹党，现在又提出在这个与德国相邻的地区实行自治的要求。他们的步骤已在4月24日亨莱因在卡尔斯巴德发表的演说中加以宣布了。接着，布拉格的英法公使立即往见捷克外交部长，“表示希望捷克政府作最大的努力来解决这个问题”。

5月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日耳曼人奉命加紧进行煽动。

5月12日，亨莱因访问伦敦，目的是让英国政府更详细地知道他的同胞所受到的迫害。他表示希望见见我。于是我安排第二天在莫佩思大厦和他谈话，当时在场的还有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由林德曼教授担任翻译。

亨莱因所主张的解决办法，可以概述如下：

在布拉格应该有一个中央议会，主管外交、国防、经济和交通等事宜。各政党在议会内均得自由发表意见，政府应按多数决议施政。边界要塞可以由捷克军队驻防，当然他们可以不受妨碍地开到边区。苏台德日耳曼人区，可能还有别的少数民族地区，均应实行地方自治；这就是说，他们应有其自己的城乡参议会和一个区议会；在区议会中，对于在业经明确划定的界限之内的地区中的有关地方性的事务，都可能提出辩论。关于事实问题，例如边界的划定，他愿意提交一个不偏不倚的法庭，甚或是由国际联盟委任的法庭给予解决。各个政党应自由组织，自由竞选；在自治区内，应有公正的法庭。在德语区域中的官吏，如邮政、铁路和警官，当然应由德语民族的人来担任。在税收的总数中，应以适当比例拨给这些地区作为行政费用。

捷克驻伦敦公使马萨利克在事后获悉这次会谈，他也表示同意这样的解决办法。这样看来，既不妨碍捷克共和国的独立，又能和平解决公认的种族和少数民族之间的争执，并不是不可能办到的，如果德国心怀善意而又守信用的话。但对这个条件，我并不抱什么幻想。

5月17日，亨莱因同捷克政府就苏台德问题进行谈判。

亨莱因从英国返捷克的途中曾访问希特勒。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地方选举即将举行，德国政府为了这次选举作准备，进行精心策划的神经战。关于德国军队向捷克边境推进的谣言四起。5月20日，英政府要求驻德大使内维尔·亨德森爵士在柏林探问这件事。德国的否认并不能使捷克人安心，他们在5月20至21日晚，下令军队作局部动员。

※※※

在这个时候，研究一下德国的企图是很有必要的。在若干时候以来，希特勒一直深信不论是法国还是英国都是不会为捷克斯洛伐克而战的。5月28日，他召集他的主要顾问举行会议，下令为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做准备。后来他在1939年1月30日在国会演说中公开宣布这个决定。他说：

看到这个不可容忍的挑衅……我决定把苏台德—日耳曼问题加以彻底地、一劳永逸地解决。5月28日，我命令：

（1）在10月2日以前做好对这个国家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2）立即加速扩大我们在西线的防御工事。①

①《希特勒演讲集》，第二卷，第1571页。

但他的军事顾问们并不全都和他一样信心十足。德国的将军们不相信法国和英国会对元首的挑战表示屈服，因为他们考虑到协约国的实力除空军外仍然比德国强大得多。要击败捷克军队，突破或包抄波希米亚防线，就必须出动整整三十五个师。德国参谋部的将领告诉希特勒，要考虑到捷克军队是有效率的，而且拥有最新式的武器和装备。“西墙”或称“齐格菲防线”的防务构筑虽然已经筑好了野战工事，但距全部完成还很远。而在进攻捷克时，德国只能抽出五个正规师和八个后备师来保护西线以防可能动员一百个师的法国军队的进攻。将领们听到要冒这个危险，不禁大吃一惊。而如果能再等几年，德国军队是可以重占优势的。虽然由于协约国的和平主义和软弱性，使德国在实行征兵、进占莱茵兰和强夺奥地利这几个事件中，证明了希特勒的政治判断非常正确，但是，德国最高统帅部却不能相信希特勒的虚张声势的恫吓会获得第四次成功。那些胜利的大国，在军事上显然还占着优势，如果他们再一次放弃他们的责任和荣誉，对于他们来说也即是常识和审慎的途径，那就太不合乎情理了。此外还存在着俄国，它与捷克斯洛伐克同属斯拉夫种族。在这个时候，它对德国的态度是有很大的威胁性的。

苏俄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关系以及与贝奈斯总统个人的关系，都保持着亲密团结的友好关系。这一关系的根源一方面是由于种族关系，另一方面也由于最近发生的几件事。关于这几件事，这里有必要略加说明。这是在1944年1月贝奈斯总统到马拉喀什来看我时告诉我的。1935年，希特勒向他建议，如果捷克斯洛伐克保证在法德战争中保持中立，他就保证在任何情况下尊重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当贝奈斯说明他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着同法国一致行动的条约义务时，德国大使回答说，不必宣布废除条约，只要在战争发生时不实行动员或不出动军队就可以把条约破坏无遗了。这个小小的共和国，由于它所处的地位，对于这一类的建议也无法表示愤怒。他们对德国害怕到了极点，尤其是考虑到德国随时可以提出苏台德日耳曼人的问题，或者对这些日耳曼人加以煽动，就可以使他们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和日益严重的危险。

于是他们对这个建议不加批评，也不置可否，搁起不谈就是了。此后一年多都没有再提起这件事。到1936年秋，德国高级军事方面送交贝奈斯总统一个信件，大意说，要是他愿意利用元首的建议，就应迅速行动，因为俄国马上就会发生重大事情，那时将使他给德国的任何帮忙都变成无足轻重了。

当贝奈斯为了这个令人不安的暗示沉思默想的时候，他发觉苏联驻布拉格的大使馆正在频繁地传递俄德两国政府重要人物之间的信件。这就是所谓军人和共产党老赤卫队的叛国阴谋的一部分。他们想推翻斯大林而建立一个以亲德政策为基础的新政权。贝奈斯总统立即把他所能知道的一切情况通知了斯大林。①

①有一些事实证明，贝奈斯的情报先是由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通知捷克警方，因为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想把这个情报通过一个友好国家，再转告斯大林，但这并不因此就勾销了贝奈斯对斯大林的帮助，所以这事关系不大。

接着，苏俄就进行了无情的、但也许并非不必要的军事上、政治上的清洗。在1937年1月进行了一连串的审判。检察官维辛斯基在这些审判中大显身手。

虽然共产党老赤卫队不大可能同军事将领携手合作，反过来也是一样，但他们肯定都极其嫉忌斯大林，因为他们是被斯大林撵出的。因此，按照极权国家的标准，自然最好是同时把他们加以清除。革命时期的老领导人，如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还有派去伦敦参加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大典的苏联代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以及不少陆军高级军官，都被枪毙了。

文官和上尉以上的军官，被“清算”者总共约有五千人以上。

俄国军队以牺牲其军事效率为代价肃清了亲德分子。苏俄政府显著地转向反德倾向。斯大林个人对贝奈斯总统深为感激；

苏俄政府极其愿意帮助他个人和他的受威胁的国家来抵抗纳粹危险。希特勒当然对这些事情知之甚详。但我不知道，英、法两国的政府是否都很明了。在张伯伦先生和英、法两国的参谋部看来，苏俄1937年的清党，主要是俄国军队内部的分裂，是由于残忍的仇恨和报复，把苏联弄得四分五裂罢了。这也许是一种极端的看法。一个以恐怖为基础的政府制度，用无情的手段来确保政权，是很可以巩固政府的地位的。在这一段叙述中所要表明的显著事实，就是俄罗斯与捷克斯洛伐克之间，斯大林与贝奈斯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

但是，外界对德国内部的紧张状态和贝奈斯与斯大林之间的关系，全都不知道。英、法两国的驻捷克公使也茫无所知。齐格菲防线虽然尚未完成，但仍不失为一个可怕的障碍。

德国陆军是新建立的，其确实人数和战斗力尚难加以精确估计，而且显然有所夸大。此外还存在着难以估量的对不设防城市进行空袭的危险。最关重要的是，民主国家的人民心中痛恨战争。

尽管如此，达拉第在6月12日重申他的前任在3月14日所作的保证，宣称法国对捷克所承担的义务“是神圣的、不可规避的”。过去有人认为，十三年前的洛迦诺公约意味着在东欧的洛迦诺公约得以签订以前东欧一切问题都是悬而未决的空谈；现在由于达拉第发表了这个重要声明，这种议论也就烟消云散了。在历史的前面，法国和捷克在1924年所订的条约无论在法律上或事实上都毫无疑问地具有完全的效力；

即在多事的1938年时，法国政府历届元首都曾一再重申这一点。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希特勒深信只有他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于是他在6月18日宣布了向捷克发动进攻的最后命令。在这中间，他曾经一再向那些感到焦虑的将领们保证。

希特勒致凯特尔只有在我坚信法国一定正像我们重占莱茵兰非军事区以及进占奥地利时那样不会进军，因而英国也不至于进行干预，我才决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①

①《纽伦堡文件》，第二编，第10号。

希特勒为了混淆视听，派他的随从副官维德曼上尉到伦敦。哈利法克斯勋爵在7月8日接见这位特使，外表上装成好像德国大使馆也不知其事。他表示：元首因为英国对他的提议没有作出反应而感到不快。英国政府是否可以让戈林到伦敦进行更详细的讨论。在某种情况下，德国是会把进攻捷克的行动延缓一年的。几天以后，张伯伦同德国大使对这种可能性进行探讨。在此之前，为了澄清布拉格的局势，英国首相曾向捷克建议，派遣一个视察员到捷克斯洛伐克，以便促成友好的妥协。英王7月20日巴黎之行，使哈利法克斯有机会和法国政府讨论这个建议，经过简单地交换了意见之后，两国政府同意进行调解。

1938年7月26日，张伯伦在议会上宣布派朗西曼勋爵到布拉格，为的是就地促成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与亨莱因和平解决。次日，捷克政府发表了国内少数民族问题法案草案，作为谈判的根据。同一天，哈利法克斯勋爵在议会上说：“我不相信目前欧洲各国的负责人都想打仗。”8月3日，朗西曼勋爵抵达布拉格，同有关各方进行一系列冗长的和错综复杂的谈判。不到两个星期，这些谈判终于破裂了，从此局势就迅速发展起来了。

8月27日，这时已任外交部长的里宾特洛甫报告说，意大利驻柏林的大使曾去拜会他，大使说他“又接到墨索里尼的书面训令，请德国及时告诉他可能对捷克采取行动的日期”。墨索里尼要求得到通知，使他“可以在适当的时候在法国边境采取必要的措施”。

※※※

8月间，令人忧虑的情况日益严重。27日我向我的选区选民说：

我们在这个赛顿·布瓦的古森林里，光是这个名字就使我们回想起诺曼时代——在此地，以和平守法的英国人的心，实在很难理解在欧洲盛行的凶暴情绪。在这个令人焦虑的月份里，你们一定在报纸上看到各种报导，一个星期好，一个星期坏，一个星期好一些，一个星期坏一些。但我必须告诉你们，欧洲和世界的整个局势，正在不断地走向一个绝不会再拖延下去的顶点。

战争当然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从德国家庭中征召入伍的庞大军队还没有解散之前，和平的威胁就无法解除。一个并不受别国威胁也不害怕别国的国家，却将一百五十万士兵实行战时编制，这是一个极其严重的步骤……在我看来，我也必须坦白告诉你们，把这一大批力量实行战时编制，就是存心想在极短的时间之内达到某种结果……

政府已派了朗西曼勋爵赴布拉格，我们表示完全赞同。我们希望——真的，我们为他祷告，希望他的调解使命获得成功。现在看来，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也在竭尽全力来调整他们的国内情况，对于任何要求，只要不致使他们的国家陷于分裂，都准备加以接受……可是，更大的和更狂暴的野心却可能妨碍达成协议。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和文明世界就势必面对纳粹德国的要求，或者要遇到德国纳粹党方面某种突然的狂暴行为，对一个个国发动进攻并加以征服。这样一种事件，恐怕就不仅是进攻捷克斯洛伐克，而且是破坏全世界的文明和自由的暴行……

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世界各国都应该知道——我们的政府也应该让他们知道——英国和英帝国，必定能够发挥他们的作用和尽他们的责任，就像他们在历史还没有忘记的那些重大事件中所做的一样。

在这些日子里，我同大臣们有一些接触。我同哈利法克斯勋爵的关系，由于我同政府之间在国防和外交上有着严重的政治分歧，自然不免受到影响。我同艾登的想法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但我对于他的继任者却不能这样说了。尽管如此，当我们相遇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朋友，并且是多年的老同事了。有时我也给他写信。偶尔，他也请我去看他。

丘吉尔先生致哈利法克斯勋爵1938年8月31日如果贝奈斯作了让步，而朗西曼也认为这个建议公平合理，但仍然被对方拒绝的话，那么，在我看来，为了加强制止希特勒暴行的阻力，在本星期之内所能做的只有两件事，而这两件事都不至于使你为了可怕的保证承担责任。

第一，是否可以由英法俄三国提出联合照会，说明：

（1）他们对和平友好关系的愿望；（2）他们对德国的军事部署深感焦虑；（3）他们一致关心捷克斯洛伐克争端的和平解决；（4）德国如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将成为所有这三个国家的重要问题。拟好这个照会之后，应由三国驻美大使把它交给罗斯福过目。我们还应竭力促使罗斯福对这个问题尽可能加以支持。我认为可能他会给希特勒送一封信，强调指出时局的严重性，说他认为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势必引起世界大战，因而殷切希望事情得到友好的解决。

依我看来，这种办法会使德国官方的和平分子有坚持立场的好机会，而希特勒也许可以同罗斯福进行会谈而找到下台阶。固然，所有这些事情都很难预言，只能当作一些希望罢了。·重·要·的·事·情·是·提·出·一·个·联·合·照·会。

有可能挽救局势的第二步，就是调动舰队，并把后备小舰队和巡洋舰队编入现役舰队。我的意思并不是召集皇家后备舰队或实行动员，但我认为，可以把五六个小舰队提高到第一舰队的规模，还可以利用大约二百艘拖网船作反潜艇之用。采取这些措施和其他一些措施，就可以在海军港口造成声势，作为阻止德国发动战争的威慑力；如果一旦发生战争，这也是一种及时的戒备，反正只会对我们有利。

我冒昧地希望你对一个以前曾亲身经历这类日子的人提出的这些建议不要见怪。很明显，行动迅速是至关重要的。

※※※

9月2日下午，我接到苏俄大使一封信，说是有一个紧急问题想马上到恰特韦尔来看我。我同麦斯基大使的私人交谊已有多时了。他也时常同我的儿子伦道夫会面。我接见了这位大使，在略为寒暄之后，他严谨详细地告诉我下面的事。他还没有说多久，我就感到他之所以和我私人作这次谈话，是因为苏联政府宁愿通过我而不愿直接向外交部提出建议，以免可能遭到拒绝。他们显然希望我把听到的一切向政府报告。

大使虽没有这样说，但他并没有请我保守秘密，这就可想而知了。我当时就感到事关重要，在转告政府时得非常小心，避免参加上自己的意见，而且也不能使用可能使我们相互之间引起争论的语言，以免在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进行考虑时有偏颇的影响。

丘吉尔先生致哈利法克斯勋爵1938年9月3日我个人从绝对可靠方面得到如下情报。我觉得我有责任向你汇报，虽然不是别人要求我这样做的。

昨天，即9月2日，法国驻莫斯科代办（大使正在休假）往访李维诺夫，以法国政府的名义，问他当捷克斯洛伐克受到德国袭击时俄国将给予什么援助，特别是考虑到波兰和罗马尼亚可能保持中立所造成的困难。李维诺夫反问法国打算怎样，他指出法国负有直接的义务，而俄国的义务则是以法国的行动来决定的。法国代办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尽管如此，李维诺夫还是对他说：第一，苏联决意履行他们的义务。他认识到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态度所造成的困难，但他认为罗马尼亚方面的困难是可以克服的。

在最近几个月来，罗马尼亚政府的政策对俄国显然很友好，两国之间的关系已大为改善。李维诺夫认为，为了克服罗马尼亚的勉强情绪，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国际联盟。例如，如果国际联盟决定捷克斯洛伐克是被侵略国，德国是侵略国，这就有可能使罗马尼亚决定让俄国的陆军和空军过境。

法国代办指出，国联行政院或许不能达成一致的决议。李维诺夫答称，多数票的决议就够了，同时罗马尼亚可能在行政院表决时加入多数的一方。李维诺夫因此建议，以出现战争危险作为理由，根据第十一条的规定，召集国联行政院开会，国联各会员国可在一起进行磋商。他认为时间也许已十分短促，要做就越早越好。后来他又告诉法国代办说，俄国、法国和捷充斯洛伐克的参谋部应立即举行会谈，研究援助的方法和措施，苏联准备参加这种会谈。

第四，李维诺夫提起他在3月17日的谈话，外交部当然有这次谈话的副本。在那次谈话中，他主张应由爱好和平的各国就维护和平的最妥善办法进行商谈，也许最好能发表一个包括法、俄、英三大国在内的联合声明。他相信美国对这一声明会在道义上加以支持。他这些话，都是以俄国政府的名义说的，是俄国政府认为阻止战争的最好方法。

我要指出，今天的消息似乎表明希特勒的态度比较温和些，所以我认为除非亨莱因与贝奈斯的谈判出现新的破裂（如果出现破裂则过错不会在捷克斯洛伐克政府一方），英国政府不会考虑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如果希特勒确实改变态度，转而采取和平解决的办法，我们就不要激怒他。

你当然可以从别的渠道获悉这些消息，但我认为李维诺夫的话是极端重要的，我不应该置之不理，不向你报告。

我把报告口授写好以后，立即送给哈利法克斯勋爵。他在9月5日以谨慎的口吻答复说，他认为现在如根据第十一条规定采取行动，对时局不会有什么帮助，但他可以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我认为在现在，正如你所指出的，我们应该根据亨莱因从贝希特斯加登带回来的报告重新检讨整个局势。”

他又说，局势仍然使人十分忧虑。

《泰晤士报》在9月7日的社论中说：

捷克政府已表示愿意接受苏台德人最近的建议，如果现在他们又提出新的要求，那么唯一可能的结论就是：德国的目的不仅在于为那些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中感到不自在的人解除疾苦而已。在那种情况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值得考虑的是，他们是否应该完全排除为某些方面所赞成的计划，即割让某些异族居民居住的并与其同种族的国家接壤的边缘地区，从而使捷克斯洛伐克成为一个更加单纯的国家的计划。

这当然是意味着把波希米亚要塞防线的全部地带交出来。虽然英国政府立即声明《泰晤士报》这篇文章不能代表政府的意见，但国外的舆论，尤其是法国的舆论并不因此安心。就在同一天——9月7日——法国驻伦敦大使往访哈利法克斯勋爵，代表法国政府请求英国政府阐明英国将采取的立场，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斯洛伐克的话。

当时的法国外交部长博内先生宣称，他在1938年9月10日曾向我们驻巴黎大使埃里克·菲普斯爵士提出如下的问题：“明天希特勒也许就要进攻捷克斯洛伐克了，如果是这样的话，法国就立即动员。法国会回头问问你，‘我们要进军了；你们是不是和我们一同进军？’英国将如何答复呢？”

下面是经过内阁同意的答复。这是由哈利法克斯勋爵在12日交菲普斯爵士转交法国的：

我当然知道我国政府对这个问题的明白答复对法国政府来说是多么重要。但是，正如你向博内指出的，这个问题的本身虽然简单明白，但决不能同可能会发生这个问题时的情况分隔开来，而在现阶段，这样的情况显然纯属假定。

此外，在这种事件中，英王陛下政府不可能只关心自己的处境，因为不论它作出什么决定或采取什么行动，事实上都使各自治领承担同样的义务。各自治领政府当然不愿意在情况尚未发生之前由别人代它们作出决定，它们希望自己来作出判断。

所以，在现阶段，我对博内先生的问题所能提出的答复只是：虽然英国政府决不会让法国的安全受到威胁，但是他们不能准确地说明，在现时尚难预料的形势中将采取的未来行动的性质和采取行动的时间。①

①乔治·博内：《从华盛顿到法国外交部》，第360—361页。

法国政府针对“英国政府决不会让法国的安全受到威胁”这一点提出问题：如果法国受到威胁时可以得到英国什么援助。根据博内的记载，伦敦的答复是两个没有摩托化的师，在战争开始的六个月内将派出一百五十架飞机。如果博内先生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找个借口，以便把捷克交由命运支配，那么，我们应该承认他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9月12日同一天，希特勒在纽伦堡党员大会上发表演说，对捷克人大肆攻击。第二天，捷克在国内某些地区实施戒严令，作为回答。9月14日，他们同亨莱因的谈判完全破裂了。15日，这个苏台德领袖就逃往德国了。

现在已到了危机的顶点。

谢选骏指出：老纳粹丘吉尔承认“西方民主国家竟然接受了德国对奥地利的征服，这就鼓励了希特勒加紧推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但狡猾的丘吉尔却避而不谈西方“民主”国家（从殖民主义的角度看，其实是“老纳粹”国家）为何接受德国对奥地利的征服，又为何鼓励了希特勒加紧推行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在我看来，这是因为丘吉尔羞于启齿，正是西方国家用于肢解他国的“民族自决”原则，在发挥作用！而且一直发挥到他们自己头上，最终瓦解了他们的海外领地。

【第十七章　慕尼黑的悲剧】

张伯伦掌握大权——他访问贝希特斯加登——他和希特勒的会谈——朗西曼使命的结束——英法对捷克的压力——贝奈斯总统的屈服——福歇将军放弃法国国籍——我在9月21日的声明——李维诺夫在国联大会上的强硬声明——苏联实力的被漠视——兀鹰齐集在厄运注定的国家的周围——张伯伦与希特勒在戈德斯贝格——希特勒的最后通牒——英法内阁的拒绝——威尔逊赴柏林的任务——我在9月26日往访唐宁街——哈利法克斯的公报——英国海军动员——在德国前线的后面——贝克将军的免职——希特勒与德国陆军参谋部的斗争——哈尔德将军的阴谋——9月14日阴谋失败的所传原因——9月26日德国陆军参谋部给希特勒的意见书——雷德尔海军上将的进谏——希特勒的动摇——张伯伦9月27日的广播——他第三次建议访问希特勒——他向墨索里尼呼吁——9月28日下院的好戏——慕尼黑会议——一张废纸——张伯伦凯旋归来——“光荣的和平”——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的证词——希特勒的判断再度证实——道德和行为的一些普通原则——法国和英国走上致命的道路。

张伯伦先生控制了英国的外交政策，而霍勒斯·威尔逊爵士则是他的主要亲信和代理人。哈利法克斯勋爵对他的外交部的事情越来越疑惑不解，但还是跟着首相走。内阁深切不安，但还听从张伯伦。下院中的政府多数党被党的议会领袖所操纵。一个人，只有一个人执掌着我们的国家大事。这个人不论对他所应负的责任或他应尽的个人努力都是不会畏缩不前的。

9月13日到14日深夜，达拉第和张伯伦取得联系。法国政府认为，如果法英两国领导人亲自出马，一起去见希特勒也许会有好处。但张伯伦却有自己的主意。他主动地打了一个电报给希特勒，建议去访问他。第二天他向内阁报告了这件事，当天下午他接到希特勒的回电，邀请他到贝希特斯加登去。于是，在9月15日早晨，这位英国首相就乘飞机到达慕尼黑机场。从各方面来看，选择这个时候并不怎么合适。当这个消息传到捷克首都时，捷克领导人简直不能相信真有这回事。他们感到很奇怪：正当他们刚刚第一次控制住苏台德区内部形势的时候，英国首相竟然亲自去访问希特勒。他们感到这会削弱他们同德国打交道的地位。因为，希特勒在9月12日发表的挑衅性的演说，以及随后德国鼓动亨莱因的党徒叛变，都没有得到当地人民的支持。亨莱因已经逃到德国去了，苏台德的日耳曼党因失去领导显然已不同意采取直接的行动。捷克政府在其所谓“第四次计划”中，正式向苏台德的日耳曼的领袖们提出地方自治的行政计划，内容不但超过了今年4月亨莱因在卡尔斯巴德所提出的要求，而且也完全符合张伯伦在3月24日演说中所提出的意见，符合西蒙爵士在8月27日演说中的声明。但甚至朗西曼勋爵也看出，苏台德的领袖们和捷克政府之间达成双方满意的协定正是德国人最不愿意的事。张伯伦此行使苏台德党有了一个提出更多要求的机会；该党的极端分子依照柏林的训令公开提出归并德国的要求。

※※※

首相的飞机在9月16日下午到达慕尼黑机场，然后他乘火车前往贝希特斯加登。正在这时，德国所有的电台都转播亨莱因要求苏台德区归并德国的声明。这是张伯伦下飞机后听到的头条新闻。这显然是有计划地让他在会晤希特勒之前就知道这件事。关于归并这个问题，不论德国政府或亨莱因本人都从来没有提出来过；而且在几天之前，英国外交部已经宣布这不是英国政府所能接受的政策。

张伯伦和希特勒会谈的现存记录，现在已经由法伊林公布了。我们可以从他的叙述中得到张伯伦的突出印象如下：

我想，尽管我从他的脸上看出他是一个残酷无情的人，但我所得到的印象却是，这个人在作了保证之后还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367页。

事实上，我们已经看到，希特勒早在几个月以前就已下了决心并且做好准备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动侵略，所等待的只是最后的信号而已。首相在星期六，即9月17日返回伦敦，立即召集内阁会议。那时朗西曼勋爵已经回来，而他的报告当然也引起了大家的注意。这些日子他的健康状况一直很不好，执行这项使命，又使他精神极度紧张，人也消瘦些。他建议采取“一项直截了当的行动的政策”，即“把以日耳曼人占多数的地区移交给德国”。这个办法至少有简单明了的优点。

首相和朗西曼勋爵都深信，只有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才能劝阻住希特勒不下令进犯捷克。张伯伦在他和希特勒会谈时强烈地感到希特勒“充满斗志”。他的内阁也认为法国是毫无斗志的；因此根本谈不到抗拒希特勒向捷克提出的要求。

有的大臣竟然提出“民族自决权”，“少数民族要求公正待遇”等论调聊以自慰，甚至显出一副“支持小人物反抗捷克暴徒”的神情。

现在必须同法国政府采取一致后退的步骤。9月18日，达拉第和博内来伦敦。张伯伦已经决定在原则上接受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所说明的要求。剩下来的事情只是拟出建议，由英法两国驻布拉格代表向捷克政府提出。法国内阁送来了一份确实想得比较周到的草案。他们不赞成公民投票，因为他们看到，这样一来，斯洛伐克和露西尼亚地区也可能会提出同样的要求。他们赞成直截了当地把苏台德区割让给德国。

不过他们又说，英国政府应该和法国，加上俄国（他们从来没有与之磋商过），共同保证这个支离破碎的捷克的新国界。

我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在内阁圈子之外的，都感到博内实质上完全是个失败主义者，他的一切花言巧语，其目的无非是一句话——“不惜任何代价来谋求和平”。他在战后所写的一本书中，自然要竭力把全部责任都推到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身上。当时他心里的想法，大家是很清楚的。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来使法国不去履行最近还重申的庄严而明确的义务，即要为了保卫捷克斯洛伐克而战。这时，英、法两国的内阁在外表上好像两个烂熟的西瓜挤在一起压碎了；然而事实上它们所需要的却是刀剑出鞘。但是，不同捷克人商量这一点，英法两国却是完全一致的。捷克人应该听从保护人的决定。这些像孩子一样头脑单纯的人受到了不能再坏的待遇。

英国和法国在向捷克人提出他们的决定或最后通牒时说：“法、英两国政府都认识到，要求捷克斯洛伐克作出的牺牲是多么的巨大。他们都觉得有责任坦率说明这些条件对安全如何必要……首相必须最迟在星期三同希特勒先生再举行会谈，如有可能还要提早，因此我们觉得应该请你尽早给予答复。”于是，在9月19日下午，捷克政府就接到了立即把捷克境内日耳曼人占半数以上的地区移交给德国的建议。

英国毕竟没有保护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它也没有提出过非正式的保证，但法国确实有这样的条约约束：如果德国进攻捷克，法国必须对德作战。二十年来，贝奈斯总统始终是法国的忠实盟友，而且几乎是法国的附庸，在国际联盟和其他场合都支持法国的政策和利益。如果世上还有所谓神圣庄严的义务的话，那么现在的法捷关系就是了。勃鲁姆和达拉第的声明，言犹在耳。法国政府竟自食其言，实为劫数的凶兆。我始终认为贝奈斯的屈服是错误的。他应该保卫他的防线。按照我在那时的看法，一旦战争爆发，法国在全国人民热情澎湃的情况下，一定会起来帮助的，而英国也会立即同法国采取一致行动。在这次危机的高潮时（9月20日），我到巴黎去了两天，拜访我在法国政府中的朋友雷诺和曼德尔。这两位部长都感到非常苦恼，甚至想退出达拉第内阁。我反对他们辞职，因为就算他们作出了牺牲，也不能改变事态发展的进程，反而使法国政府由于失去两个最能干最果断的人而更为虚弱。我甚至冒昧地把这个意思明白告诉了他们。在这次痛苦的访问之后，我便回到伦敦。

※※※

9月20日深夜到21日凌晨二时，英法两国驻布拉格公使往访贝奈斯总统，告诉他已经没有希望根据1925年德捷条约进行仲裁，并极力敦促他“在法国和英国不能承担责任的形势还没有出现之前”，要接受英法两国的建议。法国政府对于这一个通知至少自己也感到有些惭愧，所以要他的公使只用口头提出来。在这种压力之下，捷克政府在9月21日屈从英法建议。当时在布拉格有一位名叫福歇的法国将军。他从1919年起就是法国驻捷克军事代表团的团员，1926年升任团长。他现在向法国政府申请离职，离职后立即就参加了捷克军队。他还取得了捷克国籍。

法国曾提出下面的辩解，对此我们不能轻易放过。他们说，如果捷克拒绝屈服，结果发生战争，法国自应履行其义务；但是，如果捷克一遇到施加压力就屈服，那就无损于法国的荣誉。关于这一点，我们只好交给历史来评判了。

※※※

在同一天，即9月21日，我向伦敦新闻界发表了一篇有关这次危机的声明：

捷克斯洛伐克在英法两国的压力之下被分割，这无异是西方民主国家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这种失败不会给英国和法国带来和平或安全。恰恰相反，这将使这两个国家的处境更为软弱无力和更为危险。仅仅使捷克中立化就意味着德国可以抽出二十五个师的兵力用来威胁西线；此外，这将为胜利的纳粹打通一条通向黑海的道路。受到威胁的，不单是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一切国家的自由和民主。以为把一个小国投入虎口就可以得到安全，实在是致命的谬见。德国的战争潜力会在短期内迅速增长，其速度将比法国和英国完成必要的防御措施要快得多。

在9月21日的国际联盟大会上，李维诺夫提出正式警告：

……现在，捷克内政正在受到其邻国的干涉，而且受到公开的咆哮的攻击恐吓，说什么要以武力相加。欧洲最古老、最文明、最勤劳的民族之一，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压迫之后才获得独立；在今天，或者在明天，也许就要决定拿起武器为保卫独立而进行战斗了……

对于奥地利被消灭这一件重大事件，国际联盟竟然毫不在乎地放过去了。苏联政府深知这个事件对于欧洲尤其是对于捷克的命运的重要性，所以在德奥合并之后就立即正式向欧洲各大国提出建议，应对这个事件可能发生的后果立即进行集体磋商，以便采取集体的预防措施。遗憾的是，我们的建议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个建议如果实行，可能使我们不至于受到现在全世界为捷克的命运而感到的震惊……在我动身来日内瓦的前几天，法国政府第一次问我们：一旦捷克被攻击，我们将采取什么态度。我以政府的名义提出如下极其明确而毫不含糊的答复：

“我们准备根据条约履行我们的义务，将同法国一起以我们所能采取的方法来援助捷克。我国的国防部准备立即参加法国和捷克的国防部代表举行的会议，商讨采取适时的措施……”只是在两天之前，捷克政府向我国政府提出如下的正式询问：如果法国恪守其条约义务，给予捷克以直接而有效的援助，则苏联政府是否准备根据苏捷条约给予捷克以同样的援助呢？对于这个问题，我国政府给予明确的肯定答复。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有关的大国所发表的公开的不附带条件的声明，竟然对张伯伦所进行的谈判和法国对于这次危机的处理丝毫不起作用。我听到有人说，在地理上俄国不可能把军队开到捷克去，而发生战争时，俄国的援助也只能限于小规模的空军支持。当然，这需要取得罗马尼亚同意，在次要程度上也要取得匈牙利同意，让俄国军队通过它们的领土。麦斯基先生对我表示，至少对罗马尼亚来说，如果在国际联盟支持下的一个大同盟对它施加压力和提出保证，就很可能取得它的同意。从俄国经过喀尔巴阡山脉到捷克有两条铁路：北面的一条是由切诺维兹经过布科维纳；南面的一条是由德布勒森经过匈牙利。利用这两条与布加勒斯特和布达佩斯有相当距离的铁路，就可以转运三十个师的俄国军队到捷克去。这些可能性就是维护和平的力量，将可以使希特勒受到很大的阻碍，一旦发生战争，几乎可以肯定这会导致更远大的后果。有人竭力说苏联口是心非，言而无信，因此，苏联的建议事实上未被重视。苏联的建议没有放在对付希特勒的天平上，而是受到冷漠的（更不必说是蔑视的）待遇，这在斯大林的心中留下了一道痕迹。事态的发展，好像世界上不存在苏联这个国家似的。为了这一点，使我们后来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

9月21日，墨索里尼在特雷维佐发表了一篇相当重要的演说，他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觉得它今日所处的地位可以称为一种‘微妙的形势’，它曾是——我们也许已经可以用‘曾是’这两个字了，其理由我马上就告诉你们——不仅包括‘捷克斯洛伐克’而是包括‘捷克、日耳曼、波兰、马扎尔、露西尼亚、罗马尼亚、斯洛伐克’，现在这个问题既然已经发生，那我要郑重声明，它有必要用一个通盘的办法来加以解决。”①

①见里普卡：《慕尼黑及其后》，第117页。

捷克政府屈从英法的联合建议被迫辞职，另外成立了一个由赛洛维将军领导的无党派政府。赛洛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驻西伯利亚的捷克军团司令。9月22日，贝奈斯总统对全国广播，严肃地呼吁人民保持镇静。当贝奈斯准备广播时，张伯伦已飞往德国，和希特勒举行第二次会谈。这次会谈是在莱茵兰的一个城市戈德斯贝格举行的。英国首相带着已由捷克政府接受的英法建议的细节，作为同“元首”进行最后讨论的根据。这两个人在戈德斯贝格的旅馆中会晤，这个旅馆是四年前希特勒为了肃清罗姆而匆匆离开的那一家旅馆。会谈一开始，张伯伦就发现他自己面对着他所说的“一种完全意外的形势”。他回来后曾在下院描述当时的情况：

在贝希特斯加登时，我听说如果接受民族自决原则，希特勒先生就会同我讨论实施的方法和步骤。他后来告诉我，他根本没有想到我竟然会再来并表明已接受这个原则。我不希望下院以为他有意欺骗我——我自己一点也不那么想，但对我来说，我本来以为当我回到戈德斯贝格时，我只要安静地同他讨论我带去的那些建议，事情就可以顺利解决。使我大为震惊的是，会谈一开始他就说这些建议是不能接受的，而应代以另一套我根本没想到的建议。

我觉得需要一些时候来考虑我该怎么办，所以我就退场了。对于我能否完成我的使命，我心中充满着不祥的预感。但在退场前我先得到希特勒先生答应延长他以前提出的保证，这个保证就是在谈判未获结果之前不调动他的军队。在我这方面，我则答应请求捷克政府避免采取任何足以引起意外事件的行动。

讨论就这样停下来了，直到第二天才继续进行。9月23日的整个早晨，张伯伦在旅馆的阳台上踱步。他在早餐后给希特勒送了一封信，说他准备把德国的新建议转交给捷克政府，但提出其中有严重的困难。希特勒在当天下午的答复中毫无让步之意，张伯伦要求在当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提出附有地图的备忘录。这时捷克已开始动员，英法两国政府正式通知它们驻布拉格的代表，说他们以前曾负责劝说捷克不要动员，现在不能再负这个责任了。那天晚上十时三十分，张伯伦再度与希特勒会晤，至于会谈的情况，最好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明：

在我同德国总理最后一次会谈中，他把备忘录和地图交给我。会谈从当夜十时半开始，直到次日清晨两三点钟，在场者有德国外交部长，还有亨德森爵士和威尔逊爵士。我第一次在备忘录上发现有时间上的限期。因此，这时我说得很坦率。我极力强调说，如果坚持这些条件就会发生危险；一旦发生战争，就会导致可怕的后果。我说，这个文件的用语和所持的态度，与其说是备忘录，倒不如说是最后通牒，这将使中立国的舆论大为震动。我严厉责备德国总理对我谋求和平的努力没有作出任何响应。

我必须附带说明的是，希特勒恳切地向我重申他在贝希特斯加登所说过的话：说这一次是他在欧洲最后一次的领土野心，他并不是要把非日耳曼种族也包括在德国之内。第二，他还极其恳切地说，他希望同英国友好相处，如果这次苏台德问题获得和平解决，·他·极·愿·意·恢·复·谈·判。当然他还说：“此外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即殖民地问题；但这是一个不会引起战争的问题。”

9月24日下午，张伯伦返回伦敦。第二天，内阁召开了三次会议。这时在伦敦和巴黎都有日益强硬的舆论。讨论结果，决定拒绝在戈德斯贝格所提出的条件，并把这个消息转告德国政府。法国内阁同意这个决定，并立即实行部分动员，其效率之高确实出乎意外。在9月25日的晚上，法国总理和部长又来到伦敦，勉强接受了对捷克人的义务。次日下午，威尔逊爵士奉命携首相亲笔信去柏林见希特勒，那时正是在希特勒准备在体育馆演说的前三个小时。威尔逊爵士所能得到的唯一答复，就是希特勒表示不愿意放弃戈德斯贝格最后通牒中所定的期限，即星期六，10月1日，除非他在星期三，28日下午二时以前接到捷克表示同意的通知，否则他将在这一天向这个地区进军。

那天晚上，希特勒在柏林发表演说。当他提到英国和法国时，用语温和亲切，但对贝奈斯和捷克人，则进行了粗暴而无情的攻击。他非常肯定地说，捷克人必须在26日以前离开苏台德区，还说他在这个问题获得解决之后，不管捷克境内发生什么事情他都不再感兴趣了。“这是我在欧洲的最后一次的领土要求。”

※※※

正像处在类似的情况时一样，危机日益恶化，我同政府的接触就更为频繁密切。9月10日，我到唐宁街官邸拜访首相，作了一次长谈。9月26日我又去了，他或者邀请我去，或者很愿意接见我。在这关键的一天，下午三时半，他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内阁会议室里接见我，我敦促他们执行我在8月30日致哈利法克斯勋爵信中所提出的政策，即由英国、法国和俄国发表一个共同声明，表明一致反对希特勒侵略的一致情绪和决心。我们详细讨论了一个公报，看来大家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哈利法克斯和我的意见相同，我当然就以为首相也是完全同意的了。当时有一个外交部级官员在场，就由他拟了稿。当我们分手时，我极为满意，如释重负。

当晚大约八时，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即现在的雷金纳德·利珀爵士，向外交大臣提交一个公报，内容大要如下：

德国如果不顾英国首相的努力，仍对捷克发动进攻，其直接结果必定是法国必然援助捷克，而英国·和·俄·国自必支持法国。

公报由哈利法克斯勋爵批准后就立即发表了。

在早一些时候我回到我的莫佩思大厦寓所时，我发现已有十五位先生齐集在那里。他们都是保守党党员：塞西尔勋爵、劳埃德勋爵、爱德华·格里格爵士、罗伯特·霍恩爵士、布思比先生、布雷肯先生、劳先生。大家的情绪极为热烈。各人的意见集中于一点就是：“我们必须使俄国参加。”保守党内的意见如此热烈，表明了他们已完全抛开阶级、党派或意识形态的利害关系等想法，表明了他们的情绪之高，这使我深深感动，惊叹不已。我把唐宁街的事情告诉了他们，并说明公报的性质。大家听了都大为安心。

法国右派报纸对这个公报表示怀疑和蔑视。《晨报》说这是“巧妙的谎言”。博内先生则忙着表示他的行动是多么进步。

他对几个议员说，他不能证实英国公报，好让这些议员感觉到这并非他所希望的英国保证。他当然是不难传达这种印象的。

那天晚上，我和库珀先生在海军部吃晚饭。他告诉我，他正要求首相立即动员英国舰队。这使我回想起二十五年前我自己的经验，那时的情况与此十分相似。

※※※

冲突的时刻似乎已经到来，双方的军队已列阵对峙。捷克人有一百五十万人在欧洲最坚强的防线后面武装待命，由高度组织和高度效率的工业机械把他们装备起来。法国军队已部分动员，法国内阁虽然有点勉强但还准备履行对捷克所承担的义务。在9月27日午夜之前，我国海军部向我国舰队发出了警戒电报，命令舰队在次日动员。这个消息同时分发给英国各报纸（在下午十一时三十八分）。9月28日上午十一时二十分，海军部正式发出英国舰队动员令。

※※※

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希特勒向英、法两国政府展示的坚硬的正面背后的情形。总参谋长贝克将军对希特勒的计划惶恐不安，他完全不赞成这个计划，还准备加以阻止。在三月间，在德国进犯奥地利之后，他曾送给希特勒一个备忘录，列举详尽的事实来证明：连续不断的征服计划势必招致世界性的灾祸，使新近复兴的德国再度陷于崩溃。希特勒对此不作答复。停了一段时期。贝克不愿分担元首决意进行战争的历史责任。到七月间，他们二人之间出现对立。当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即将实现时，贝克要求希特勒保证不再进行战争冒险。于是他们二人就决裂了。希特勒对贝克说，军队是国家的工具，他是国家的元首，所以陆军和其他武装力量都要无条件服从他的意志。贝克因此就请求辞职。他的辞呈始终没有得到答复。这位将军的决定是不会更改的。自此之后，他就不到陆军部办公了。希特勒只得把他解职，并委派哈尔德来继任他的职位。贝克后来还有一个悲剧性的但光荣的命运。

所有这些事情，只有秘密的圈内人才知道的。现在元首和他的专家顾问之间也开始了一场持续的严重斗争。贝克是陆军参谋部一致信任和尊敬的人，他们之间不但在职业意见上一致，而且对非军人的、政党方面的命令同样都有反感。看来九月危机已造成了使德国将领感到担心的局面。有三十到四十个师的捷克军队部署在德国东部边境，而法国军队约以八对一的优势开始沉重地压在“西墙”。敌意的俄国可能利用捷克的飞机场采取军事行动，苏俄军队可能通过波兰或罗马尼亚向前推进。最后，据说英国海军在最后阶段已在动员。随着所有这些形势的发展，人们的情绪上升到狂热的地步。

首先，我们得到了哈尔德将军所作的关于拘捕希特勒及其主要亲信的阴谋计划的报告。这件事的证据还不限于哈尔德的详细叙述。计划肯定是有的，只是当时的决心究竟有多大，那我们就不能精确判断了。将军们曾一再计划造反，但到最后关头总是由于种种原因而给打消了。他们被盟军俘虏之后，为了他们本身的利益，自然不厌其详地说明他们曾经如何为了和平做出努力。毫无疑问，那时有过这种阴谋计划，并且为了实现这个计划，也采取过一些重大措施。

到9月初（哈尔德说），我们就采取了必要的步骤使德国能够摆脱这个疯子。那时，大部分的德国人对战争的前景充满恐惧。我们并不想把纳粹领导人杀死，只是想把他们抓起来，成立一个军政府，向人民宣布：我们之所以采取行动，完全是因为我们深信我国人民正在被引到确实无疑的灾难中去。

参加这个阴谋的有：哈尔德将军、贝克将军、施蒂普纳格尔将军、维茨累本将军（柏林卫戍司令）、托马斯将军（装备署署长）、布罗克多尔夫将军（波茨坦卫戍司令）以及柏林警察局局长赫尔多夫将军。他们还秘密告诉了总司令勃劳希契将军，他也表示赞同。

作为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和正常军队的调动的一部分，他们顺利地把一个装甲师调到靠近柏林的地区，只需一个晚上的时间就可以开到柏林。证据是很清楚的，因为在慕尼黑危机时，赫普纳将军指挥的第三装甲师驻在柏林之南。赫普纳将军的秘密任务就是在接到信号时立即占领首都、总理府和重要的纳粹部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这个师后来被拨归维茨累本将军指挥。椐据哈尔德的供述，柏林警察局局长赫尔多夫当时对于拘捕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和希姆莱等，曾作过极其周密的布置。“当时不可能出任何意外。只要希特勒在柏林，则政变取得完全成功所需的条件就全部具备了”。希特勒在9月14日晨由贝希特斯加登到达柏林。哈尔德在中午得到了这个消息，立即去见维茨累本把计划订好。当即决定在当天晚上八时执行。到下午四时据哈尔德说，维茨累本的办公室接到张伯伦要飞到贝希特斯加登与元首会晤的消息。于是他立即召开会议，在会议中哈尔德告诉维茨累本说：“如果希特勒的虚张声势的恐吓又获得成功，那么，他作为总参谋长是不宜把它拆穿的。”于是就决定暂缓行动，等待事态的发展。

这就是当时的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所说的柏林内部危机的故事，是否属实，历史家将会进行调查。后来米勒—希勒布兰特将军也加以证实，有些调查过此事的权威人士也认为确实可靠。如果这件事终于被认为属历史事实，那么，这又是另一个因极小的偶然事件而改变人类命运的例子。

除此之外，参谋部方面还有其他虽不那么激烈但还热心的努力，以谋求抑制希特勒，这是毫无疑问的。9月26日，由汉内肯将军、勒布将军和博登沙茨上校等组成的代表团，到总理府请求晋谒希特勒，但被打发走了。次日中午，主要将领在陆军部开会。他们一致同意拟订了一份意见书，送到总理府。这个文件曾在1938年11月在法国发表。①意见书分五章，另有三个附录，一共十八页。第一章的重点是叙述第三帝国的政治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并说明德国人民士气低落，支持不了一次欧洲战争。又说，如果发生战争，就必须把非常权力授予军事当局。第二章叙述国防军的恶劣情况，并说“军事当局只好对许多严重违反纪律的情况不加过问”。第三章列举德国军备的各种缺点，尤其着重说明匆促完成的齐格菲防线的缺点，而在埃克斯拉夏佩勒和萨尔布吕肯之间地区，又缺少防御工事。意见书又说，集中在纪韦的法国军队恐有入侵比利时的可能。最后强调军官太少，说是要使陆军能达到作战力量，至少要有四万八千个军官和十万个军士，如果现在就进行全部动员，至少有十八个师缺乏有训练的下级指挥官。

①由拉韦尔涅教授发表在1938年11月的《法国和外国政治年刊》上。见里普卡，前引书，第212页及其后。

这一个文件还提出种种理由，证明为什么除了严格限于局部战争之外，失败是必然的，而且可以肯定，在陆军军官中，相信德国有可能取得胜利的人，还不到五分之一。在附录中，有关于捷克斯洛伐克军事上的评论，说捷克斯洛伐克军队即使没有同盟国的援助也能打三个月，而德国在波兰边界和法国边界方面，在波罗的海和北海，都需要足以掩护的军队防守。在奥地利，至少需要二十五万的兵力来防止人民暴动和捷克可能发动的进攻。最后，参谋部认为，在三个月的期间内，很不可能使冲突只限于局部地区。

陆军方面所提出的警告，最后又由德国海军部长雷德尔海军上将再加以强调。9月27日晚上十时，元首接见雷德尔。

雷德尔提出了措词激烈的呼吁。几小时后，传来了英国舰队动员的消息，使他的呼吁更有力量。希特勒动摇了。上午二时，德国电台正式否认德国准备在29日动员的消息，使他的呼吁更有力量。同日上午十一时四十五分，德国官方通讯社给英国新闻界一个文告，再一次否认德国准备在29日动员的消息。在这时候，这个人和他的惊人的意志力所受到的紧张压力，一定是极其猛烈的。显然他已经走到了全面战争的边缘。他面临着不利的舆论，又受到陆、海、空三军将领的严重警告，他能毅然改变方针吗？从另一方面来说，他长期以来依靠威望来维持他的统治，现在又能否经得起退却呢？

※※※

正当元首和他的将领之间进行搏斗的时候，张伯伦自己又准备向英国人民广播了。在9月27日晚上，他说：

现在我们为了一个遥远的国家中我们完全不了解的民族之间所发生的争吵，在这里挖掘战壕，试带防毒面具，这真是多么可怕，多么不合理，多么不可思议！……如果我认为还有所裨益的话，我将毫不犹疑地进行第三次德国访问……

我这个人，从心底里就是一个爱好和平的人。国与国之间的武力冲突，对我来说，好比一场恶梦；但是，如果我确信有一个国家决心要用武力恐怖来统治整个世界的话，那我就认为非进行反抗不可。因为在这种统治下，信奉自由的人是不值得活下去的；但战争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在我们投入战斗之前，我们必须明白，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张伯伦发表了这一篇和战两可、四平八稳的广播演说之后，收到了希特勒对他上次让威尔逊爵士转交的信的答复。这封信带来了一线的希望。希特勒主动提出德国愿意参加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新国界的联合保证，他还表示愿意对实行新的公民投票的方式提出进一步的保证。这时，时间非常紧迫。戈德斯贝格德国的最后通牒，在次日（即9月28日，星期三）

的下午二时，就到最后的期限了。张伯伦于是写了一封个人的信给希特勒：“拜读来信，使我深信你可以不经战争就立即得到你所有的基本要求。我愿立即亲自来柏林，同你以及捷克政府的代表讨论移交的问题，如果你愿意的话，法、意两国的代表也可以参加。我深信我们能在一个星期之内达成协议。”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372页。

与此同时，他又打电报给墨索里尼，告诉他已向希特勒提出了这个最后呼吁。电文是：“我希望阁下通知德国总理，说你愿意派代表出席。我还希望你尽力促使希特勒先生同意我的建议，使我们的人民不致陷于战争。”

这次危机的最显著特点之一，就是伦敦和巴黎之间似乎没有进行密切的、彼此信任的磋商。虽然双方的意见大体上是一致的，但很少或者说没有什么个人接触。当张伯伦未经同法国政府和他自己内阁的同僚商议就写出这两封信的时候，法国内阁正沿着与此相平行的路线采取他们自己的措施。

我们已经知道，法国新闻界是极力反对同德国较量的；我们也知道，经法国外交部授意的巴黎报纸又如何影射那个曾提到苏联的英国强硬公报，说它是伪造的东西。法国驻柏林大使在27日晚奉命提出一项进一步的建议，准备把立即移交德国占领的苏台德地区加以扩大。当弗朗索瓦—蓬塞先生正同希特勒在一起时，希特勒收到墨索里尼的来电，劝告希特勒应该接受张伯伦的举行会议的意见，并说意大利也愿意参加。

9月28日下午三时，希特勒通知张伯伦和达拉第，建议在第二天加上墨索里尼一起到慕尼黑举行会议。这时张伯伦正在向下院演说，报告最近事件的一般情况。在他的演说快要结束时，坐在楼上贵族席的哈利法克斯勋爵把希特勒邀请他去慕尼黑的电报传下来交给了首相。张伯伦那时正在叙述他给墨索里尼去信以及他采取的这一步骤所得的结果：

墨索里尼先生在回信中告诉我，他已发出通知……说意大利虽然准备完全履行支持德国的保证，但他考虑到英国政府向他提出的要求的重要性，因而他希望希特勒先生设法把他通知威尔逊爵士本来要在今天下午二时采取的行动至少延迟二十四小时。我看这就可以使墨索里尼先生对当前形势重行考虑，设法找出一个和平解决的办法。希特勒先生在其回答中说，他同意把军队动员令推迟二十四小时……这还没有完。我还有些事要报告下院。我现在接到希特勒先生的邀请信，他请我明晨到慕尼黑同他会晤。他也邀请了墨索里尼先生和达拉第先生。墨索里尼先生已接受他的邀请。我可以断定，达拉第先生也是会接受的。我的回信就不必说了……我深信下院会同意我现在就立即动身，看看我在这最后的努力中能做到些什么。

就这样，张伯伦第三次飞去德国。

※※※

关于这次值得纪念的会议，已有过许多记述，在这里，只能强调几个重要特点。会议并没有邀请俄国参加，捷克自己也没有获许出席。28日晚上，捷克政府只是收到措词率直的通知，说是第二天欧洲四强的代表就要举行会议。“四巨头”迅速达成协议。会谈在中午开始，一直开到次日凌晨二时。备忘录写了出来，在9月30日晨二时签字。它在基本各点上接受了戈德斯贝格最后通牒。苏台德区由10月1日起分五批撤退，在十天内完成。最后的边界由一个国际委员会来决定。这个文件交给奉准专程前来慕尼黑听候发落的捷克代表。

当这四位政治家等待专家们草拟出最后文件的时候，首相问希特勒是否愿意同他进行一次私人谈话。希特勒“欣然同意”。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376页。

9月30日早晨，两位领导人在慕尼黑希特勒的寓所中会晤，除了译员之外，没有别人参加。张伯伦提出了他事先预备好的一个声明，其内容如下：

我们，德国元首兼总理和英国首相今天继续会晤，双方一致认为英德关系问题是两国和整个欧洲的最重要的问题。

我们认为，昨夜签订的协定以及英德海军协定是我们两个国家希望彼此之间不再发生战争的一个象征。

我们决心以协商的办法来处理有关两国之间的任何其他问题，我们决定继续作出努力，来消除可能引起分歧的根源，从而为确保欧洲和平作出贡献。

希特勒读完这个声明就毫不犹豫地签了字。

张伯伦回到英国，飞机在赫斯顿着陆，他下飞机时挥动着有希特勒签字的这个联合声明，向前来欢迎的显要人物宣读。他的汽车由机场开出，在经过欢呼的群众时，他对坐在身旁的哈利法克斯说：“三个月后，这一切将成为过去。”但他在唐宁街官邸的窗户前又挥动那张纸说：“在我国历史上这是第二次把光荣的和平从德国带回到唐宁街来，我相信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①

①都是爱国的人，他们切望祖国能在世界上重新获得它的地位。

现在我们又有了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受审时对捷克代表提问的答复：

艾格上校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向凯特尔元帅问道：

“在1938年的时候，如果西方各国肯帮助布位格，第三帝国会不会进攻捷克斯洛伐克呢？”

凯特尔元帅回答：

“肯定不会。那时我们在军事上的力量还不够强大。慕尼黑〔按指在慕尼黑签订协定〕的目的，就是把俄国赶出欧洲，争取时间，完成德国的武装。”①

①引自雷诺：《法国拯救了欧洲》，第一卷，第561页注释。

法伊林，前引书，第381页。

希特勒的判断再一次得到了决定性的证明。德国参谋部不胜惭愧。元首毕竟又是对的了。他单靠了他的天才和直觉，准确地衡量了全部军事、政治形势。像在莱茵兰一样，元首的领袖才能又再度战胜了德国军事将领们的阻挠。这些将领他们日夜辛勤努力，用各种方法来加强德国的实力。当他们发现自己多么地跟不上形势的发展时，心里感到十分痛苦；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对元首的憎恶和不信任常敌不过他们对元首高瞻远瞩的天才和神奇的幸运的赞美。毫无疑问，他成了一颗他们应该跟随的明星，应该服从的领导。就这样，希特勒终于成为不容非议的德国主人。鸿图大略的道路已打开了。

阴谋反叛的人已销声匿迹，但也没有被他们在军队中的同志们所出卖。

※※※

在这里，不妨提出一些道德上和行为上的准则，也许对未来有些指导意义。要评判这类事情，绝不能离开当时的实际情况。某些事实在当时也许尚未为人们所知，因而对事情的估计，基本上只能是猜测，还可能受到试图作出判断的人的一般情绪和意向的影响。那些在气质上和性格上喜欢对含糊暧昧而困难的问题寻求斩钉截铁的解决方案的人，那些在一遇到外国的挑衅就立即准备应战的人，并非都是对的。另一方面，那些倾向于低头忍受、耐心而忠心诚意地寻求和平妥协办法的人，也不一定是错的。恰恰相反，在大多数场合下，后者可能是正确的，不论从道德上还是从实际效果上来看，都是如此。忍耐和坚持善意曾避免了多少次的战争！宗教和道德同样都主张谦让和卑逊。这不只限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多少次战争是由于煽动者促成！多少次引起战争的误会本来可以因延缓决定而得以消除！往往也有多少国家，彼此间进行过残酷的战争，而在几年和平之后，不仅成了朋友，而且结成同盟！

“登山宝训”是基督教义中的精义。我们每一个人都尊敬教友派①，然而，大臣们履行领导国家大事的责任，却不是以这种教义为根据。他们的职责，首先是在与其他国家交往中避免引起冲突和战争，并避免各种形式的侵略行为，不论其目的是民族主义的还是意识形态的。但是，为了国家的安全，为了本国同胞的生命和自由（大臣们的职位是他们给的），在不得不而正确地采取最后手段的时候，或者经过深思熟虑，有了肯定而明确的判断时，也不排除使用武力。如果情况证明确有使用武力的充分理由，那就可以使用武力。在这时，就应该在最有利的情况下来使用。如果把战争推迟一年，使自己在战争中处于更不利的劣势，或将更难取得胜利，则推迟战争没有什么好处。这是有史以来人类所常遭遇到的痛苦的两难情形。这类事情的最后评判，只能由历史根据当时双方所知道的并在其后获得证明的事实来记载了。

①教友派为基督教的一支，此派反对在任何情形下使用暴力或诉诸战争。——译者

但是，有一个有助于作出评判的准则，即一个国家要遵守诺言和遵守盟国的条约义务。这个准则叫作“道义”。人们所说的“道义”，往往同基督教的教义不完全一致，想起来实在令人难以理解。道义常常受自尊心的影响，而自尊心对于道义的激发又有着巨大的作用。当然过于夸大的道义规范会导致空虚迂腐而又不合常理的行为，不论它看来有多么美好，也不足为训。而在这一次，正是道义的准则已指出了责任之所在的时候，而当时对于事实又能作出正确判断的话，就更能加强道义指令的力量了。

法国政府背弃忠实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使它任由命运摆布，这实在是一个令人伤心的错误，由此还产生了许多可怕的后果。不仅是明智而公正的政策，还有侠义精神、道义感，以及对受威胁的小国的同情，是会形成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的，而英国如果有条约义务的约束，是一定会起而战斗的。但无论如何它已深深地卷入进去了，历史只好遗憾地这样记载：英国政府不仅默许而且鼓励法国政府走上了这一条致命的道路。

谢选骏指出：“慕尼黑的悲剧”这个说法属于事后聪明，当时英法两国人民可是一片欢呼，认为“赢得了一代人的和平”。丘吉尔这个坏东西，假惺惺地说“法国政府背弃忠实的盟国捷克斯洛伐克，使它任由命运摆布”，但是他自己呢？它代表的英国政府同样背弃了忠实的盟国中华民国，使它任由苏联的摆布！

【第十八章　慕尼黑之冬】

波兰和匈牙利：趁火打劫——英国生活的紧张——库珀先生的辞职演说——关于慕尼黑事件的辩论——希特勒在10月9日的演说——英内阁左右为难：重整军备或和平——大选问题——与库珀先生通信——捷克的肢解——首相的权力和责任——1938年11月他同意大利的接近和访问巴黎——博内先生对德国表明态度——慕尼黑的后果——在实际上和预计上英法联合力量对比的衰退——英国空军情况的改善——1938年至1940年英国和德国的空军实力——1938年德国人口增加了一千万。

9月30日捷克斯洛伐克向慕尼黑的决议屈服了。他们说：“希望把他们对他们不曾参与的决议所提出的抗议在全世界面前备案。”贝奈斯总统辞职了，因为“他可能已成为新国家必须去适应的发展的一个障碍”。他离开捷克斯洛伐克，寄居英国。捷克这个国家就根据协定解体了，但是抢吃死人肉的兀鹰还不限于德国。紧接着9月30日慕尼黑协定之后，波兰立即向捷克提出以二十四小时为限的最后通牒，要求立刻把特申边区割让给它。这时捷克已无法抵抗这种苛刻的要求。

波兰民族具有英雄的品质，但我们不能因此就忽视他们的错误；几世纪以来，这种错误曾使他们遭受无法估计的痛苦。我们看到，他们在经受许多世代的瓜分和奴役之后，终于在1919年由于西方协约国的胜利而恢复成为一个独立的共和国，而且成为欧洲主要国家之一。现在，在1938年，它为了无关重要的特申问题，竟然与曾经把它扶起来使之重获民族团结生活的法、英、美等友好国家疏远，其实不久它又对这些国家感到十分需要了。我们看到，正当强大的德国对他们虎视眈眈的时候，他们却迫不及待地从那个已被掠夺和破坏的捷克斯洛伐克中抓去它自己的一份。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当着英法大使把大门关起来，英法两国大使求见波兰外长一面而不可得。这个民族，就一些个人而言，具有种种英雄的品质，天赋很高，豪迈勇敢，令人神往，但在政府生活的各个方面，却再三表现出积习难改的错误，这是欧洲历史中一件令人迷惑难解的事情，也是一个悲剧。今天，波兰人民又处在新的奴役之下，我们同他们是心连心的。我们相信他们不会缺乏那种不断奋起抗击暴政的力量，他们也能以不屈不挠的精神来对待他们遭遇到的痛苦。我们展望着未来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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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牙利也几乎参加了慕尼黑的讨论。1938年8月底，霍尔蒂访问德国，但希特勒对他保持极其慎重的态度。在8月23日的下午，希特勒虽然同那位匈牙利摄政进行长时间的谈话，但没有透露他准备在哪一天进攻捷克。“他自己并不知道时间。凡是要一起吃饭的人，就得一起下厨帮忙。”但是吃饭的时间并没有宣布。不过在现在，匈牙利提出他们的要求的时间，却是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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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后来这些日子里，我们经过了这些身心交瘁的多少岁月之后，确实不容易向下一代人描述英国国内当时由于慕尼黑协定的问题所爆发的愤怒。在保守党中，本来彼此有亲密接触的各个家庭和朋友之间，其意见分歧之大，是我从来没有看到的。由于政党关系、社会关系和家庭关系而一向彼此友好的男男女女，现在见面却彼此带着轻蔑的情绪怒目相视。

这一个问题，绝不是张伯伦从飞机场入城时向他夹道欢呼或堵塞唐宁街及其通道热烈欢呼的群众所能解决的，甚至执政党议会领袖或党员的拚命努力也无济于事。我们当时属少数派，对于政府的支持者对我们的冷嘲热讽，一概不予理睬。内阁从根本上动摇了，但事情既然发生，他们也只好仍保持团结。只有一位阁员站出来。海军大臣库珀先生辞去了他的重要职位；他曾作出动员舰队的决定，使海军部的地位大大提高。正当张伯伦能够绝对控制公众舆论的时候，他从欢呼的人群中冲了出来，公开宣布他完全不赞同首相的做法。

下院就慕尼黑事件进行了一天的辩论。在辩论开始，库珀先生发表了辞职演说。这是我们议会生活中一件出色的事情。他神态安详，不用讲稿；在他讲话的四十分钟内，党内与他相对立的多数派都在聚精会神地倾听。在这个时候，要博得激烈反对政府的自由党和工党的欢呼，是很容易的。但在保守党内，这是一次可以引起分裂的争论。他提出的一些真理，有必要在这里记录下来：

我恳求我的同事，不要老是从捷克斯洛伐克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不要老是从那个小国在战略上所处的困难地位出发来看这个问题。我们倒不如向我们自己说：“由于侵略捷克斯洛伐克，会有一天爆发欧洲大战；当那一天到来的时候，我们就得参战，而无法置身局外。我们将站在哪一边作战，这是毫无疑问的。”应该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一点，这将使那些准备扰乱和平的人感到有理由住手……

接着，张伯伦先生在星期三上午提出了最后呼吁。在四星期的谈判中，从头到尾，希特勒先生总算第一次准备退让一吋，也许退让一呎，无论如何总算对英国的提议准备作若干让步。但我要提醒下院注意，希特勒那天早上收到的第一个消息，并不是首相的去函。早在天明时，他已经获悉英国舰队实行动员的消息。人的动机是无法知道的；在这两个消息之中，究竟哪一个对他影响最大，使他同意作慕尼黑之行，这也许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的。但我们知道，他过去是从来不让步的，而现在却让步了。我多日以来就催促实行舰队动员。我曾认为这种行动的语言，比起外交上慎重面有保留的辞令或公文中附有条件的条款，更容易为希特勒所了解。我曾经力促在8月底以前，在首相去贝希特斯加登以前，采取类似这次动员的步骤。我曾建议，这种步骤应该与威尔逊爵士奉命赴德同时进行。我记得首相说，这样做肯定会破坏威尔逊爵士的使命，而我则认为这将使他的使命获得成功。

在所有这些日子里，这就是首相和我之间的深刻分歧。首相一直认为应该用委婉动听、合乎情理的话来同希特勒打交道。我则认为用暴力的语言更能打动他。

首相对希特勒先生的善意和他所说的话深信不疑。虽然希特勒先生在破坏凡尔赛和约时，保证要遵守洛迦诺公约；而在他破坏洛迦诺公约时，又保证不再作进一步的干涉，或不再在欧洲提出领土要求；当希特勒用武力进占奥地利时，曾授权他的党羽提出有权威的保证，说他不会再干涉捷克斯洛伐克的事。这还是不到六个月以前的事，然而首相到现在还相信希特勒的信义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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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长时间的辩论，很可以说明当时情绪之激动和问题之严重。我记得很清楚，当我在发言中说到“我们已经遭到一次完全、彻底的失败”时，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抗议声，使我不得不稍停片刻，才能继续发言。张伯伦先生为了维护和平而作出了不屈不挠的努力，尽了他个人的力量，使大家肃然起敬。但是在这里，不能不叙述他对人对事所作出的一连串的错误估计和判断，并据此采取了错误的行动。至于他的动机，那是无可非议的；他所采取的路线，也需要最高度的精神勇气来执行。关于这一点，两年后我在他逝世后的演说中曾大加赞扬。在保守党内的重要人物之间，虽有严重的分歧，但他们并不因此就互相不尊重，而且以大多数的情况而论，私人关系最多也只是暂时受到影响。我们之间有一个共同认识。现在激烈要求采取行动的工党和自由党这两个反对党，曾经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反对和抨击政府所采取的哪怕是温和折衷的国防措施，希望以此来争取民心。

此外，政府还可以提出一个严重的实际理由，虽然说出来也不能为他们争光。谁也不能否认，我们严重缺乏战争准备。有谁比我和我的朋友更积极地证明这一点呢？英国让自己的空军实力远远落在德国的后面。我们所有的薄弱环节仍没有设防。用来防卫世界最大城市和人口中心的，不过是一百来门高射炮，而且大部分炮手还缺乏训练。如果希特勒是诚实的，持久和平果真得到实现，那么张伯伦先生就是对的了。如果不幸他受了骗，那么，我们至少得有一个喘息的时间，以便弥补由于疏忽所造成的最恶劣的状况。这些考虑，以及一般人由于暂时避免了可怕的战争而产生的那种如释重负的欣慰感，使政府的支持者表示了衷心的赞同。下院以三百六十六票对一百四十四票通过了英王陛下政府“在最近的危机中所采取的防止战争”的政策。持不同意见的三四十名保守党员，除了以弃权来表明他们的反对之外，别无他法。我们一致正式地这样做了。

我在演说中说：

在这一次长时间的辩论中，我们实在不必浪费时间去研究在贝希特斯加登、在戈德斯贝格以及在慕尼黑所达成的局面之间的差别。如果本院允许我把一个比喻变动一下的话，那我就可以简明扼要予以说明。他先用手枪对着你，要你给他一英镑。等到如数照给之后，他又用枪口对着你，要求给两镑。最后，那个独裁者答应先收一镑十七先令六便士，剩余的部分要你保证随后付清。

从来没有人比首相更坚决和更不妥协地追求和平的了。

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这么强烈地、不屈不挠地维护和保障和平的决心真是亘古未有。虽然如此，我却不怎么明白，如果英国和法国确实向来都准备牺牲捷克斯洛伐克的话，那么英法两国在这一次又怎么会有卷入对德战争的很大危险呢？关于首相带回来的条件，我相信在夏季某个时候可以通过一般外交途径很容易地达成协议的。我要说的是，我相信，如果让捷克人自己去对付，而且向他们表明，他们不可能从西方国家取得援助，那么，他们或者早就能够取得比经过这番波折所得到的较好的条件，他们总不会有比现在更坏的条件。

一切都过去了。缄默的、悲哀的、被抛弃的、支离破碎的捷克斯洛伐克，已在黑暗之中。长期以来，它追随法国的领导和政策，和法国站在一起，结果使它在各方面都吃大亏……

如果我国被纳粹德国控制，落入它的势力范围，受它的指使，或者我们的生存变得非仰赖它的善心和恩典不可，那我就无法忍受了。为了防止这种情形，我曾尽力敦促政府做好各方面的防务——第一，要及时建立一支其实力要比任何其攻击力量可达本国海岸的国家为强的空军；第二，要把许多国家的集体力量集合起来；第三，在国联盟约的范围内，结成联盟和订立军事条约，以便把力量集合起来，无论如何至少可以遏制这个国家的向前发展。然而一切努力都枉费心机。

每一个主张都被那些似是而非、煞有介事的借口所破坏和抛弃了。

我们的忠诚勇敢的人民，他们准备不惜任何代价来尽他们的职责，在上星期的紧张状态之下，他们从不畏缩。对于他们当知道暂时无须再受艰苦的磨炼时而自发表现出兴高采烈如释重负的心情，我并不埋怨他们；但他们应该知道事情的真相。他们应该知道，我们的防务有严重的疏忽和缺点；他们应该知道，我们未经战争就遭到了一次失败，其后果将对我们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应该知道，我们已经过我们历史上的一个可怕的里程碑——欧洲的平衡被打乱了；西方民主国家这时已听到这种可怕的话：“你们已在天平上称过了，发现分量不足。”不要认为这件事会从此结束，这不过是算账的第一步。这不过是以后每年还要递给我们的苦酒的第一口，第一次尝尝味道罢了。除非我们振作精神，恢复我们的战斗活力，我们才能像往日一样重新站起来，为保卫自由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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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对于英国人的好心好意，以及英国人真诚地以为在慕尼黑取得了英德和平而大为庆幸的心情，却只有冷漠的表示。10月9日，距他在张伯伦极力要求接受的那个相互友好宣言上签字还不到两个星期，他在萨尔布吕肯发表演说时说道：

我们对方的政治家要求和平……但他们所统治的国家，其国内政治体制，随时有可能使他们丢掉官职而由另一些并不热衷于和平的人来代替。这种人已经在那里等候了。在英国，只要不是张伯伦先生当政，而是库柏先生、艾登先生或丘吉尔先生当政，那么我们完全可以知道，这些人的目的就是要立即发动新的世界大战。他们对此并不隐讳，而是公然承认。此外，我们还知道，现在同过去的情况一样，在后面还潜伏着犹太国际那个威胁性的敌对角色，他们在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国家里已立定脚跟和具有体制了。我们还知道有某一个专靠谎言和诽谤过活的国际新闻社的势力。这使我们不得不加倍警惕，念念不忘保卫我们的国家。时刻维护和平，但不容片刻松懈，准备自己。

因此，我决定照我在纽伦堡演说所宣布的，要以更大的努力来加紧建筑我们的西部防御工事。现在我要把至今还在我们防御工事前面的两个地区，即亚琛区（埃克斯拉夏佩勒）和萨尔布吕肯区并入防御工事之内。

他又说：

如果英国人民逐渐丢弃他们自凡尔赛和约时代承袭而来的那种神气，那就算是一件好事情了。我们不能再忍受·女·管·家·的·管·教了。如果英国政客要过问德国境内德国人的命运，或过问德国所属的其他人的命运，那是不恰当的。在我们方面，我们也不会过问英国的事情。其实德国以外的世界，很应该管管他们自己国内的事，或者，比如说，管管巴勒斯坦的事。

随着慕尼黑协定所带来的如释重负的感觉逐渐冷淡下来，张伯伦先生和他的政府发现自己却面临着一个严峻的左右为难的局面。首相曾经说过：“我相信这是我们的时代的和平。”但他的多数同僚却希望利用这个“我们的时代”来尽快地重新武装起来。在这一点上，内阁出现了意见分歧。慕尼黑危机所引起的警惕以及我们的防务，尤其是高射炮方面所暴露的种种弱点，都要求我们大力重整军备，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情绪却使希特勒大为震动。他也许找到了借口说：

“这算是对我们慕尼黑协定的信赖和友好的态度吗？如果我们是朋友，而你们又相信我们，那你又为什么要重整军备呢？让我保持军备，而你则保持对我的信赖吧。”这种看法，按照议会所得到的材料来看，似乎有充分的理由，但并不能使人信服。当时国内有要求大力重整军备的强烈的汹涌澎湃的情绪。

这自然要受到德国政府和它所授意的报纸的抨击。不过，英国全国的舆论是不容置疑的。他们一方面由于首相使他们免遭战祸而深感庆幸，欢呼和平的口号响彻云霄；另一方面，他们又痛感到军备的需要。所有的军事部门都提出要求，都提到在危机中暴露出来的令人担心的军备严重缺乏的情况。内阁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折衷方案，其基本原则是：要尽可能做好准备，但同时又不采取大规模的措施，以免扰乱本国贸易或刺激德国和意大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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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先生在慕尼黑事件后顶住了要求举行大选的诱惑和压力，这无疑是他的功绩。如果这时举行选举，这只会引起更大的混乱。然而，在那些曾批评慕尼黑协定并拒绝投赞成票的保守党人看来，那年的冬季确是令人着急和沮丧的。我们每一个人，在各自的选区内，都受到保守党党部的攻击。有许多在一年以后成为我们的热烈的拥护者的人大肆活动，积极反对我们。在我的选区——埃平区内，情势的发展竟使我必须作出明白的表示，声明如果本地的党部通过对我进行弹劾的决议，我就得立即辞去我在下院的席位，另行参加补缺选举的竞选。但我的那位忠心耿耿、努力不倦的战友和主席霍基爵士和他周围一群坚决的人，却给我以大力的支持，寸土尺地，在所必争；他们经过艰难的斗争，终于在党部的一次决定性会议上，使我在这晦暗的时刻，得到三对二的信任票。这是一个黯淡的冬季。

到11月，我们又进行一次关于国防问题的辩论。我发表了长篇演说。

库珀先生致丘吉尔先生　1938年11月19日

听说因为我在上星期四的演说中提及你而使你很不高兴，至感遗憾。不知你为什么会这样。我不过是说，首相提起1914年的往事时，他的意思是要说明在军事动员之后，不管怎样检查总可以发现一些缺点和不足之处，所以我认为你对他的指责，恐怕他是不能接受的。当然我本来可以根本不必提到你，但我只是认为，在辩论中引用别人过去说过的话作为自己发言的根据，往往有良好的效果。此外，在星期四那天，我的处境并不怎么简单。你那篇使我大为欣赏和钦佩的伟大的猛烈攻击的演说，是对政府三年以来的政绩的攻击。

在这三年的时期里，除了最后六个星期之外我始终是政府中的一员。因此，你很难希望我会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以致投票赞同。不过，不管你觉得受到我冒犯是否有充足的根据，我对于冒犯了你这一件事，总是感到很抱歉的，请你多多原谅。

因为我们之间的交往和友谊以及你的忠告，对我都是非常宝贵的。

丘吉尔先生致库珀先生　1938年11月22日

我很高兴收到你的信，非常感谢。我们这一小群朋友，在现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互相指责，实在是个大错误。唯一的原则是尽可能互相帮助，而不要互相伤害——不要让渔翁得利。你擅于词令，应该很容易说明你的立场，无须表明我们之间有意见分歧。我是恪守这一条规则的。你的发言固然无可非议，但你离开正题来答复我，这就使我的一些朋友不免怀疑你这样做是否有什么用意，例如，是不是有意尽量把我从反对政府的其他保守党人中孤立起来。我自己并没有这样想。你的委婉的来信，使我完全释然。我们人数那么少，我们的政敌又那么多，目标又那么重要，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彼此削弱。

我认为我所听到的你的演说的有些部分，尤其是你列举了最近三年以来我们所受到的灾难，确实讲得十分出色。我真不知道你不用讲稿怎么就能讲得那么全无遗漏。

我对这次辩论，感到非常遗憾。张伯伦现在已毫无牵挂，安然无事。慕尼黑已成过去；防务不足的情况，已被置诸脑后。直到现在，在国防军备上还未见作出认真的努力。以可怕的代价换来的喘息时间，也将白白浪费掉。我为这些国事而担忧，使我在你提出同我一道吃晚饭时，我的态度显得很没有礼貌，那时我并不知道你发言开头一段究竟说了些什么。

但不管怎样，你总可以信赖你的真诚的朋友。

11月1日，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哈查博士当选补上捷克斯洛伐克残余部分的总统的空缺。一个新政府在布拉格就职。

这个茕茕无依的政府的外交部长说：“欧洲和世界的一般情况，使我们在最近的将来不可能希望有一个安静的时期。”希特勒也有同样的想法。德国在11月初把抢来的赃物进行正式的分摊。波兰心安理得地占领了特申。曾被德国用来作棋盘上的卒子的斯洛伐克人，获得了朝不保夕的自治。匈牙利以斯洛伐克为牺牲，也分得一块肉。英国下议院提出慕尼黑的这些后果时，张伯伦先生解释说，英法两国在慕尼黑协定后向捷克斯洛伐克提出的国际保证，只是在这个国家受到无故侵略这个假定之下来说的，并不涉及该国现有疆界。“我们现在所正在做的，”他以超然的态度说，“是为凡尔赛和约规定的边界的重行调整作证。我不知道当时划定这些边界的人是否认为一经划定就永远不变。我不大相信他们会是这样想的。

他们也许会想到这些边界难免时常有所调整。把这些人当作非凡的超人，认为他们的眼力可以确定永久性的正确边界，那是不可想象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这些边界是否应该时常调整，而是调整的方式，是通过谈判和讨论还是通过战争。调整正在进行中，关于匈牙利边界的情形，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已接受德意两国的仲裁来最后决定捷匈两国之间的边界线。我想，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了……”但不久以后还有得说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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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1月17日我写道：

每个人都必须承认，首相正在执行的政策是最具有决定性和极其重要的。他对于他要做些什么事情以及即将发生什么事情，都有着坚定的看法。他有他的价值标准；他有他的见解。他相信与希特勒先生和墨索里尼先生达成妥协就可以使欧洲和不列颠帝国很好地安定下来。没有人反对他的动机。

没有人怀疑他的信心和勇气。除了所有这些之外，他享有去做他认为最好的事情的权力。在我国对外政策的原则上，或者在我国必须对付的事实和可能的事情上，凡持有不同意见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我们根本没有权力去阻止他，使他不去利用他所能运用的手段和方法走他所坚信的道路。他愿意承担责任；他有承担责任的权利。在一个比较短的时期内，我们就可以知道他的计划对我们会产生什么结果了。

首相相信希特勒在欧洲大陆方面不再作进一步的领土扩张；因为他认为对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征服和并吞，已经满足了德国纳粹政府的胃口。他也许希望说服保守党，同意把现归英国所有的托管地，或被认为与托管地情况完全相同的地方，通通归还给德国。他相信让德国收复国土就可以导致英德两国长期友好和稳定的关系。他还相信，形成这种友好关系，在任何方面都不会削弱我们与法兰西共和国之间以自卫为目的的根本团结；这种团结是我们双方一致同意的，是必须加以保护的。张伯伦先生深信，所有这一切将导致达成广泛的协定，抚慰不满意的国家，从而取得长治久安的和平。

但所有这些都纯属希望和推测。我们还得想到有一连串与此相反的可能性。他也许会要求我们承受无法忍受的事情；

他也许不得不要求我们承受无法忍受的事情。再说，对方在这次困难的谈判中，也许并不抱有激发首相的那种好意和信义。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或者说我们被迫要付出的代价是很高的，而且也许还不够哩。这个代价也许还包括使不列颠帝国受到重大的损害和屈辱，却不能使欧洲大陆事态发展的进程有所停止或转移方向。最多也只能拖延几个月。·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首·相·对·希·特·勒·先·生·和·德·国·纳·粹·党·的·看·法·究·竟·对·不·对。·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绥·靖·政·策·是·否·收·到·绥·靖·的·效·果，·还·是·刺·激·了·对·方·更·为·凶·狠·的·野·心。

在现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所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加强我们的抵抗力量和国防力量，以防万一首相不幸而错了或受骗上当时，我们还可以在最坏的情况下苟延残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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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对“我们时代的和平”作何感想，张伯伦先生总认为必须把意大利和德国拆开来。他对此有明确的看法。他充满希望地相信，他已获得了希特勒的友谊；为了完成他的计划，他还必须争取墨索里尼的意大利，作为代价高昂的同德国和解的平衡砝码。在他同意大利独裁者重温旧好的过程中，他必须拉着法国和他一起干。大家来一个普天同爱。我们在下一章里，将研究这个建议结果。

11月底，首相和哈利法克斯勋爵访问巴黎。法国政府对首相访问罗马的建议虽表同意，但并不热烈。然而，首相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却高兴地知道法国正准备搞个声明，仿效张伯伦和希特勒在慕尼黑签字的关于英德未来关系的英国声明的榜样。1938年11月27日，在博内先生发给法国驻华盛顿大使的一封信中，叙述法国政府的这个意思。信中说：“昨天在巴黎进行讨论时，内维尔·张伯伦先生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对他们认为在性质上与英德声明相同的那个声明，明白表示满意，这个声明对国际缓和工作将是一个直接的贡献。”①为了进行这种讨论，里宾特洛甫带着沙赫特博士到巴黎。德国人不仅希望发表一个友好的一般性的声明，而且还希望签定一项具体的经济协定。对于前者，他们有了收获，于12月6日在巴黎签字了，至于后者，甚至博内先生也不愿接受，虽然他也很想充当法德谅解的缔造者。

①《法国黄皮书》第35、37页。

里宾特洛甫访问巴黎的使命，内中还有一个更深一层的动机。正像张伯伦希望离间罗马和柏林一样，希特勒也认为他可以离间巴黎和伦敦。关于这件事，博内先生所叙述的他同里宾特洛甫的谈话是有点意思的：

关于英国，我对里宾特洛甫申明，英德关系的改善对缓和欧洲局势的政策的任何发展一定大有帮助，而欧洲局势缓和的政策也是德法之间一切行动的主要目的。德国外交部长力图把目前局势的责任推到英国政府身上。他说，英国政府，尤其是英国的报纸，在慕尼黑事件结束时似乎曾一度表示过某种理解，但其后却对柏林政府采取最令人失望的态度。……

库珀、丘吉尔、艾登和莫里森等人在议会发表政见日见增多，以及某些报纸的评论，使德国极为愤慨；而在德国，是没有人能够限制报纸对此不作出反应的。我再一次强调英法团结的根本重要性和不可动摇性，明白指出，从长远来说，德法关系的真正改善，如果不同时存在与此相平行的英德关系的改善的话，那是不可思议的。①

①《法国黄皮书》第43—44页。

在慕尼黑事件之后的一年内，人们对于究竟是希特勒还是协约国的实力增加得快些这个问题曾有过争论。在英国，许多知道我们防务空虚的人，看到我们的空军月月扩充，“旋风”式和“喷火”式战斗机也快要大量出厂，因而有如释重负之感。虽然，空军中队不断有所扩编，高射炮增加了，转入战时工业的部署也不断加快进行，这些改进似乎难能可贵，可是若与德国军备的巨大增长相比，那就微不足道了。正如在前面所说的，全国范围的军需品生产计划，需要四年完成：

第一年全无生产，第二年只能有少量产品，第三年有成批的产品，第四年是大量生产，源源不绝。但目前希特勒德国的战备工作，几乎与战时的情形一样紧张而突飞猛进地进行着，它早已达到第三年或第四年的阶段了。而英国则只是在非紧急状态的基础上有所推进，而且规模也小得多。1938年到1939年，英国全部军事开支的总数是三亿零四百万镑，①而德国的军事开支至少有十五亿镑。在战争爆发前的这一年里，德国的军火生产的总产量可能比英法两国合起来的产量最少超过一倍，或可能超过两倍，而它的一些规模巨大的坦克工厂也已开足马力，全部投入生产。因此他们不断得到比我们多得多的武器。

①1937至1938年为二亿三千四百万镑；1938至1939年为三亿零四百万镑；1939至1940年为三亿六千七百万镑。

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被征服，协约国丧失了捷克军的二十一个正规师和已经动员的十五到十六个后备师，还失去了他们的山地防御工事；这条防线在慕尼黑危机中曾使德国不得不部署三十个师的兵力，或者说，德国的受过完备训练的机动部队主力。根据哈尔德和约德尔两将军在战后受审时的供词，在慕尼黑事件的部署中，在西线的德军兵力只剩十三个师，其中只有五个师是第一线的正规军。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陷落，我们无疑地等于损失了相当于三十五个师的兵力。

此外，捷克的斯科达兵工厂，这个中欧第二个最重要的兵工厂也让给了对方。这个工厂在1938年8月到1939年9月之间的生产量，与同期内英国各兵工厂的实际产量几乎相等。在全德国正在紧张地、几乎像在战时状态那样努力工作的时候，法国的劳工却早在1936年就已争得渴望已久的每周四十小时的工作制了。

更不幸的是，法德陆军实力的对比发生了变化。从1938年起，德国陆军不但在数量上和编制上以及后备队伍的积聚上每月都有所增长，而且在质量上及其纯熟程度上也是月月有所提高。随着装备的不断扩充，对官兵的训练和一般官兵在技术上的熟练程度也日益取得进展。而法国陆军却没有同样的进展和扩充。它在各方面都被德国超过了。在1935年，法国即使没有前协约国家的援助，可能不必经重大战斗就可以攻入和重行占领德国。到1936年，法国的压倒优势的实力还不至于成为疑问。我们现在根据德国方面的透露，这种情况到1938年仍然存在。德国最高统帅部正因为知道了它们自己的弱点，所以才曾极力阻挠希特勒采取各种行动，但正是这些成功的行动使希特勒声望增高。到我们现在正在探讨的慕尼黑事件后的这一年内，德国陆军虽然在有训练的后备队这个方面仍较法国为弱，但它的效率已达到很高的程度。而且由于军队的基础在于人口，而德国的人口又比法国多一倍，所以德国军队不论按照任何标准都将胜过法国，这只是时间问题而已。以军队的士气来说，德国人也是占上风的。抛弃盟国，尤其是害怕战争，就会使任何一支军队的士气被削弱。

被迫屈服之感使官兵精神沮丧。在德国方面，信心、成功和力量日益增强之感，都激发了这个民族的战斗本能，而法国却自认虚弱，使法国各级官兵大为丧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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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开始赶上德国，使我们的地位有所改善。在1938年，用“旋风”式和后来以“喷火”式等新式战斗机替换如“斗士”式一类旧式双翼战斗机的过程还刚刚开始。1938年9月，我们只有五个中队配备了“旋风”式战斗机。而且，旧式飞机的储存和零件，因为此后不能使用，只好抛弃。在新式战斗机的装备上，德国远远走在我们的前面，他们已有为数甚多的“米式”109飞机，这是我们的旧式飞机无法与之相比的。在1939年整整一年中，由于我们有更多的配备新式飞机的中队，我们的情况有所改善。在那年的7月份，我们一共有二十六个新式战斗机中队，每架飞机装配八挺机关枪；只是因为时间关系还没有建立大规模的储存和替换零件。到1940年7月不列颠空战时，我们可以用来作战的新式战斗机一般有四十七个中队。

在德国方面，其实力增加的数字如下：

1938年　轰炸机　1，466架

战斗机 920架

1939年　轰炸机　1，553架

战斗机　1，090架

1940年　轰炸机　1，558架

战斗机　1，290架

德国空军的扩充，无论在数量上和质量上，事实上早在战争开始以前大部分已经完成了。我们的努力，比起他们迟了差不多两年。在1939年到1940年间，他们只增加百分之二十，而我们在现代战斗机方面增加百分之八十。1938年，我们在质量上差得太远，到了1939年，虽然对于这种不均衡的状况，我们曾努力补上了一些，但在1940年正式同德国较量时我们还是不行。

在1938年，伦敦是有可能遭受空袭的，我们对此竟毫无准备，实属可悲。不过，除非德国占领了法国和荷兰、比利时低地国家，取得了迫近我国海岸的必要基地，否则，决定性的不列颠空战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没有这些基地，他们就不能使用在当时航程尚短的战斗机来为他们的轰炸机护航。而在1938年或1939年，德军要击败法军还是不可能的。

德国用来突破法国阵线的大规模坦克的生产，是直到1940年起才开始的；法军在西线仍占优势，而东线的波兰又尚未征服以前，德国当然不能像后来在法国被迫投降后的情形那样，集中全部空军力量来对付英国。这还没有把俄国的态度或捷克斯洛伐克可能实行的抵抗估计在内。我觉得应该把这个时期空军实力的对比的数字提出来，但这些数字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我所写的结论。

据说我们因慕尼黑事件“获得”了一年的喘息时间，但根据以上所有的理由，英法两国同希特勒德国的对比，却远较慕尼黑危机时恶劣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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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在1938年一年内，希特勒把六百七十五万奥地利人，三百五十万苏台德人，总数在一千万人以上的居民、劳苦大众和士兵并入德国，置于他的专制统治之下。毫无疑问，这个可怕的力量对比是转而有利于他的。

谢选骏指出：丘吉尔为了凸显自己的事后聪明，就把张伯伦描写得一塌糊涂，以此蒙骗了世界舆论。但是在我看来，张伯伦的主要“错误”，就是没有料到希特勒竟是那么愚蠢，竟会和苏联勾结，犯下那么低级的战略错误，再次落入两线作战的死亡陷阱。至于丘吉尔自己，他在大肆批判张伯伦制造了“慕尼黑的悲剧”之后几年，却亲手制造了更大规模的“远东的慕尼黑”《雅尔塔协定》，肢解了中国，用二战盟友的尸体来给自己垫底——可见丘吉尔这个人属于有意作恶，其人性十分恶劣败坏。但是上帝是公平的，英国机关算尽，如此丧心病狂，反倒加速了自己的沦亡。大英帝国三百年寿终正寝（1688年—1988年），天数已定。1982年，英国虽然从阿根廷那里赢得了马尔维纳斯群岛（福克纳群岛），但改变不了自己二等国家的命运了——很快连永久割让的香港岛也丢掉了！

【第十九章　布拉格，阿尔巴尼亚，英国对波兰的保证】

1939年1—4月

张伯伦访问罗马——德军向捷克斯洛伐克集结——内阁的乐观主义——希特勒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张伯伦在伯明翰的演说——政策上的彻底改变——3月31日我给首相的信——苏联政府关于召开六国会议的建议——英国对波兰的保证——同贝克上校的谈话——1939年4月7日意大利在阿尔巴尼亚登陆——英国地中海舰队的错误部署——4月13日我在下院的演说——我给哈利法克斯勋爵的信——戈林、墨索里尼和齐亚诺的军事计划会议——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后德国的战略优势——英国政府实行征兵——工党和自由党反对派的软弱态度——组织英国联合政府的宣传鼓动——克里普斯爵士的呼吁——斯坦利先生表示愿意辞职。

张伯伦先生仍然相信，只要他亲自和两个独裁者面商，就可以使世界形势大为改善。他不知道这两个独裁者已经下定决心了。他满怀希望地建议他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在一月份访问意大利。拖延了一些时候，意大利才提出邀请。会谈就在1月11日举行。可是现在当我们读到《齐亚诺日记》中提到意大利在背地里对我国和我国代表的评论时，不免使人面红耳赤。齐亚诺写道：“实质上这次访问的调子是低的……彼此之间从来没有真正的接触。我们同这些人的距离有多么远！那是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在饭后向领袖说到这些事。墨索里尼说，‘这些人同创造了大英帝国的弗朗西斯·德拉克船长和其他伟大冒险家不是用同样的材料做成的人。说到底，他们不过是富贵世家的没出息的末代子孙而已。’”齐亚诺又写道：

“英国人不想打仗。他们想尽可能退得慢一点，但并不想打仗……我们同英国人的会谈已告结束了，但毫无结果。我打电话告诉里宾特洛甫说，这是一个大失败，但没有什么害处……

当张伯伦坐的火车开动时，他的侨胞们唱着‘他是一个顶呱呱的好人’，这时他热泪盈眶。墨索里尼问道：‘这是个什么歌子？’”两星期后，日记又写道：“珀思勋爵把张伯伦准备在英国下院发表的演说提纲交给我们，征求我们的意见，说是我们如认为有必要就可提出修改。领袖对这个演说提纲表示赞同，还说：‘我认为英国政府首脑把自己的演说提纲送请外国政府核准，这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个不祥之兆。’”①不过，最后走上灭亡的道路的却是齐亚诺和墨索里尼自己。

①《齐亚诺日记，1939—1943年》（马尔科姆·马格里奇编），第9、10页。

与此同时，1月18日，里宾特洛甫抵达华沙，对波兰展开外交攻势。吞并捷克，继而包围波兰。这次作战的第一阶段，就是声言德国在但泽拥有主权，并把德国在波罗的海区域的控制权伸展到立陶宛的重要海港梅默尔，以此来截断波兰出海的通道。波兰政府对这种压迫表示强烈的反对。希特勒只好密切注视着，等候发动战争的时机。

在3月份的第二个星期，出现种种谣言，说德奥境内，特别是在维也纳和萨尔茨堡之间地区，军队调动频繁。据说德国已按战时编制动员了四十个师。斯洛伐克人自信有了德国的支持，正在准备把他们的地方脱离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贝克上校看见条顿民族的烈风已经吹向另一个方向，就松了一口气。他在华沙公开宣布，他的政府对斯洛伐克人的愿望深表同情。希特勒以对待国家总理的礼节在柏林接待斯洛伐克的领袖蒂索神甫。12日，有人在议会上向张伯伦先生问起保证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的问题，当时张伯伦提醒下院说，这个建议是为了反对无故的侵略，而现在并未发生这种侵略。但是他不用等待多久，这种侵略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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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月份，英国政治舞台充满一种颠倒反常的乐观主义情绪。拥护慕尼黑协定的英国各大臣和各个报纸，无视捷克斯洛伐克里里外外都受到德国的强大压力，形势日益紧张，却仍对于这个使捷克万劫不复的政策依然信心十足。举一个例子来说，3月10日，内政大臣在他选区发表演说时就说到他希望有一个五年和平计划，说是有了这个计划，不久就会出现“黄金时代”云云。当时，他们还在满怀希望地讨论同德国订立贸易协定的问题。著名的《笨拙》漫画杂志登出了一幅讽刺画，画着约翰牛正从一个恶梦中醒来，刚喘过一口气，在夜间打扰他的一切恶毒谣言、幻觉和疑虑，都飞出窗外了。

就在这张讽刺画发表的那一天，希特勒向那个因慕尼黑决议而被夺去边界防线的危危欲堕的捷克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

向布拉格进军的德国军队绝对控制了这个毫无抵抗的国家。

我记得，当报导这件大事的晚报送来的时候，我正同艾登一起坐在下院的休息室里。即使像我们那样对前途不抱幻想、并且一直在竭力证明这种局势的人，对这种突如其来的强暴行为，也不免大吃一惊。掌握一切秘密情报的英国政府，竟然也如此茫然失措，确实令人难以置信。3月14日，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被瓦解和征服。斯洛伐克人正式宣布独立。暗中有波兰支持的匈牙利军队便开进了他们所要求的捷克东部省份喀尔巴阡——乌克兰。希特勒到了布拉格，宣布捷克受德国保护，就这样便把它并入德意志帝国。

3月15日，张伯伦先生不得不向下院说：“德国军队在今晨六时开始占领波希米亚。捷克人民已奉政府命令不加以抵抗。”于是，他接着说，他认为他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已不再生效了。五个月以前，当慕尼黑会议之后，殖民地事务大臣英斯基普爵士在提到这项保证时说：“英王陛下政府感到有道义上的责任来保持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保证（这句话听起来好像这个保证在技术上已生效似的）……所以，假使发生无故侵略行为，英国政府当然不得不在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采取行动，以保证捷克斯洛伐克的领土完整。”到现在，首相却说：

“这项保证直到昨天仍然生效的。但是，自从斯洛伐克国会宣布斯洛伐克独立以后，形势改变了。由于斯洛伐克发表了这个宣言，结果使我们要保证其边界完整的这个国家，因内部分裂而归于消灭了，所以，英国政府就不受这个义务的约束了。”

这似乎已成定局。首相在末尾说道：“我对于现在所发生的事情，当然应该深引为憾，但是我们决不可因此而离开正轨。我们应该记得，世界各国人民的意愿仍然是集中在和平的希望上。”

张伯伦先生预定在两天后在伯明翰发表演说。我以为他一定会用最委婉的辞令来接受所发生的一切。这样就可以同他在议会的演说在调子上相一致了。我甚至设想：他或许会说，亏得政府在慕尼黑有先见之明，使英国同捷克斯洛伐克的命运，实际就是中欧的命运，断然脱离关系。他或许会说：

“去年9月，我们决定不卷入大陆纷争的漩涡，这是何等幸运啊！我们现在可以任由这些与我们无关的国家以不流血、不费财力的方式来解决他们之间的争执。”既然在慕尼黑会议上一致同意分裂捷克斯洛伐克，大多数英国人在他们了解局势的范围内又表示赞同，因此得出这些想法是合乎逻辑的结论的。这也是一些最积极拥护慕尼黑协定的人所采取的见解。所以我起先以藐视的态度来等待张伯伦在伯明翰的演说。

首相的反应使我大吃一惊。他向来认为他自己特别了解希特勒的性格，能够精确估计德国行动的限度。他满怀希望地相信，慕尼黑会议是一个真心相见的会议，他和希特勒、墨索黑尼一起已把世界从战争的无限恐怖中解救出来。现在好像一个突然的爆炸把他的信念以及由他的行动和言论所造成的一切都炸得粉碎了。他对事实作出了严重错误的判断，不但欺骗了他自己，而且还把这些错误强加给唯命是听的同僚和不幸的英国舆论，这对他来说，当然是责无旁贷的，然而，在这一夜之间，他突然从过去的错误中转变过来了。如果说张伯伦未能了解希特勒，那么希特勒也完全低估了英国首相的性格。希特勒错误地认为首相温良恭谦的外表和祈求和平的热情完全可以说明他的性格，认为他的雨伞就是他的象征。

他不知道内维尔·张伯伦有一颗坚强的心，不愿受人欺骗。

他在伯明翰的演说，调子和以前大不相同。他的传记作者说：“他的口气和以前很不一样……他获得更充分的消息，他知道议会、公众和各自治领都表示了坚决的立场，于是他把早就拟好的关于国内问题和社会福利问题的讲稿抛到一边，勇敢地站起来与困难搏斗。”他谴责希特勒背信弃义，破坏慕尼黑协定。他援引希特勒所提出的一切保证：“这是我对欧洲的最后一次领土要求”，“我可以保证，我对捷克不再有什么兴趣了。我决不会再要一个捷克人了。”首相在演说中说：

“我相信，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大多数英国人民都和我一样衷心希望这种政策将推行下去，但是在今天，我和英国人民都感到同样的失望，同样的愤怒，觉得那些希望被对方肆无忌惮地破坏了。本星期所发生的事情，和我刚才给你们宣读的那些保证，怎么能够说是一致的呢？”

“对于这个突然遭受侵略的自豪而英勇的民族，对于这个被剥夺了自由、失去了国家独立的民族，谁能不感到衷心的同情呢？……现在，我们听说，由于捷克斯洛伐克发生骚乱，所以才不得不侵占它的领土……如果那里发生骚乱，难道不是外国煽动起来的吗？这到底是最后一次进攻一个小国呢？还是会有别的进攻接着来呢？事实上，这岂不是企图用武力来称霸世界的一步吗？”

这番话和他前两天在下院的声明所抱的态度和政策比较起来迥然不同，令人难以想象。他必定经过了极度紧张的思想斗争。15日那天，他还说：“让我们不要离开正轨。”但是现在却突然来个彻底转变。

不但如此，张伯伦之改变主意，并不限于口头上说说了事。在希特勒的名册中的第二十“小国”就是波兰。由于首相作出了重大的决定，由于他必须与许多人士进行磋商，他在这个期间当然是极其忙碌的。过了两个星期（3月31日）首相向议会说：

我现在要向议会报告……如果一旦发生显然威胁波兰的独立的行动，而波兰政府因此也认为必须发动全国的力量来进行抵抗，那么，英王陛下政府将立刻认为有义务立即给予波兰政府以全力支持。英国政府已经向波兰提出大意与此相同的保证了。

我还要申明，法国政府已授权我明确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它与英王陛下政府采取同样立场，〔其后又说〕各自治领已获得详细的通知。

这时，已经不是彼此追究往事的时候了。议院里各党各派的领导人都一致支持对波兰的保证。“上帝保佑，除此之外，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了。”这就是我当时所说的话。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关头，这是一个必要的行动。凡了解当时局势的人，都毫不怀疑，这多半意味着一场我们不免要卷入的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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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好心而能干的人作出了种种错误的判断而演成的悲惨故事，现在已达到高潮了。使我们大家都陷于困境这一事实，说明那些负有责任的人尽管他们的动机如何光明正大，都应受到历史的谴责。请回头看看我们过去曾接连接受的或者放弃的东西：根据庄严的条约把德国解除了武装；德国破坏庄严的条约重整军备；我们失去了空军优势，甚至连空军均势也丢掉了；德国以武力进占莱茵兰，齐格菲防线已经筑成或正在建筑；柏林—罗马轴心成立了；奥地利被德国并吞同化了；慕尼黑协定背弃和毁灭了捷克斯洛伐克，德国占领了它的防御工事，它的强大的斯科达兵工厂从此替德军制造军火；罗斯福总统想通过美国的干预来稳定或澄清欧洲局势，被一手撇开了；而苏联显然愿意联合西方国家竭尽全力来援救捷克斯洛伐克，也没有人理睬；在英国只能提供两个师来增强法国边境防务的时候，本来可以对付尚欠完备的德国军队的三十五个捷克师，也被扔掉不要了。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而现在，把所有这些优势和有利条件丢得一干二净的时候，英国却一手领着法国，迈步前进，要保证波兰领土的完整。这个波兰，只是在六个月之前，还像一只饿狼一样参与掠夺和摧毁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如果我们在1938年为捷克而战，那是明智的，因为那时德国军队还不一定能够派出五六个有训练的师到西线驻防，那时候，法国以其六七十个师的兵力，尽可以风驰电掣地越过莱茵河，进入鲁尔。但是在那时，只要提到这种战争，就会被认为不讲道理，轻率鲁莽，不符合现代人的思想和道德水平。现在到了最后田地，两个西方民主国家又宣布时刻准备为了波兰的领土完整而牺牲自己的生命。历史，据说其中大部分是人类罪恶、愚蠢和痛苦的记录。像这种突然一反五六年来一向随便采取的安抚绥靖政策，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就转变了立场，甘愿接受显然是迫在眉睫的战争，而这个战争，条件远较以前恶劣，其规模则大到极点，我们不妨在历史里好好地探寻搜索一下，看看能否找出同样的事例来。

此外，我们又怎么能够保护波兰，并履行我们的保证呢？

那只有对德国宣战，向那道曾在1938年9月把我们吓退的而现在更坚强的“西墙”和更为强大的德国陆军发动攻击。这是走向灾祸的一连串的里程碑。这是向日益强大的德国威力接连地屈服的记录，只是在开始时我们还有力量轻易对付，往后就越来越困难了。现在，英法两国终于不再屈服了，在最坏的时刻和最不利的条件下终于作出了必然导致千百万人遭受大屠杀的决定。先是把所有的资产和有利条件肆意挥霍殆尽，然后用颠倒过来的精心刻划的词藻，宣称决意为了正义的事业进行殊死的战斗。如果你可以在无须流血就能轻易获胜的时候不为正义而战，或者在稳操胜券并且代价不大的时候不战，那就会有一天只好在极不利的形势下，在只有一线生存希望的时候被迫进行战斗了。甚至还可能有更坏的情况。

可能在全无取胜希望时还不得不奋起战斗，因为战死沙场总比活着当奴隶好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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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演说使我同张伯伦先生大大接近。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说：

我冒昧重申一下我昨天下午在议院会客室向你提出的建议，即今后应在防空方面进行充分的准备。我们这样做不会被认为属于侵略性的，却可以加强英国政府在大陆所采取的行动的严肃性。把这些官兵集合在一起，使之成为一个整体，他们的效率就会逐日增长。这在国内的影响，只会加强人们的信心而不会引起恐慌。但使我最念念不忘的是希特勒。他在这个时候一定是精神极度紧张的。他知道我们正在组织一种联合力量来制止他发动进一步的侵略。像他这样的一个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出来的。他们可能企图对伦敦或者对使我更忧虑的航空工业进行突然袭击。如果他事先知道我们一切早有准备，则这种诱惑也许就不复存在了。事实上不可能进行突然袭击了，因此，必须消除采取极端暴行的诱因，以便进行更为审慎的计议。

1914年8月间，我曾向阿斯奎斯先生建议，让我把舰队调到北方去，以便在外交形势尚未绝望·之·前，使舰队能够通过多佛海峡和爱尔兰海峡。在我看来，现在充实空防人员，就有相类似的情形。我向你提醒这件事，请勿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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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消灭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时，波兰人以可耻的行径占取了特申，可是他们很快就得交纳他们的罚款了。3月21日，里宾特洛甫接见波兰驻帕林大使利普斯基先生。他说话的声调比起以前进行讨论时的声调变得严厉得多了。由于德国占领了波希米亚和成立了斯洛伐克卫星国，德国军队就开到波兰的南部边界。利普斯基对里宾特洛甫说，波兰一般民众都不能理解为什么德国要对斯洛伐克采取保护制度，认为这种保护是直接针对波兰的。他还询问里宾特洛甫和立陶宛外交部长最近进行会谈的情况，问及这次会谈是否对梅默尔有所影响。两天后（3月23日），利普斯基就得到回答了。德军占领了梅默尔。

在东欧方面，任何足以组织抵抗德国侵略的手段现在差不多都完了。匈牙利已经投入德国的阵营。波兰起先对捷克人采取隔岸观火的态度，现在又不愿意同罗马尼亚密切合作。

不论波兰或罗马尼亚都不让俄国军队越过它们的领土去干涉德国。“大同盟”的关键就是同俄国达成谅解。3月19日，深受当时局势影响的俄国政府，虽然在慕尼黑危机时被摈于大门之外，这时提出召开六国会议的建议。对于这个问题，张伯伦先生也有他的既定见解。他在3月26日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

我不得不承认我对俄国极不信任。即使它愿意，我也不知道它究竟是否有能力维持一次强大的攻势。而且对于它的动机，我也不予信赖；在我看来，它的动机同我们的自由观念毫无关系。它只是挑拨是非，惟恐天下不乱。不但如此，许多小国都恨它，怀疑它，尤其是波兰、罗马尼亚和芬兰。①因此，苏联的六国会议的建议就这样地受到冷淡的看待并且给打消了。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403页。

英国官方的算计对诱使意大利脱离轴心的可能性曾寄予很大的希望，现在这种可能性也逐渐消失了。3月26日，墨索里尼发表了一篇措词激烈的演说，针对法国来提出它对地中海的要求。他暗中正在计划扩大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和亚得里亚海的势力，以便使他能够同德国在中欧的进展保持均衡。他侵犯阿尔巴尼亚的计划已准备就绪了。

3月29日，张伯伦先生在议会宣布，他计划把本土防卫队扩大一倍，包括纸面上增加的二十一万人（没有装备的）。

4月3日，希特勒的总参谋长凯特尔发出了针对波兰的秘密命令：“1939年至1940年武装部队指令”——暗号叫“白色方案”。元首在这个命令上批示：“准备的工作务须做到从9月1日起任何时间都可以发动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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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4日，政府邀请我参加在萨伏伊饭店宴请波兰外交部长贝克上校的午宴。这位波兰外交部长是来伦敦作正式的重要访问的。去年我曾在里维埃拉认识他，当时我们两个人曾在一起吃过饭。现在我问他：“当你回去的时候，你的专车能否平安无事地经德国回到波兰吗？”他答道：“我想我们还来得及平安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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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危机现已在我们面前展开了。

1939年4月7日黎明，意大利军队在阿尔巴尼亚登陆，经过很短的战斗，就占领了整个国家。正如捷克斯洛伐克将要成为德国侵略波兰的基地一样，阿尔巴尼亚也会成为意大利进攻希腊和迫使南斯拉夫中立化的跳板。英国政府早已对东北欧的和平利益承担义务。对东南欧的威胁又怎么办呢？这艘和平的大船已处处出现漏洞了。

4月9日，我写信给首相道：

我希望最迟在星期二再召集议会。我之所以写这封信给你，就是要说明，我是多么希望你将在议会发表的声明也能够像对待波兰协定那样，提出联合战线的建议。

在我看来，现在时间毕竟是很重要的。恢复外交主动权已属刻不容缓。这已经不是仅仅发表声明，或废弃英意协定，或撤回大使等方法所能济事的了。

星期天各报纸都直率地提到我们正在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保证。我还注意到有几份报纸谈到英国海军已占领科孚。假使我们真的采取了这个步骤，那就是维护和平的最好机会了。

如果我们没有采取这个步骤，这当然要经希腊的同意，那么，在我看来，既然报纸已把这种想法宣布出来，而且显然是形势的需要，科孚很快就会被意大利先行占领的。那时，要想重新把它夺回来恐怕就不大可能了。从另一方面来说，假使我们先行占领科孚，那时只要有少数几只英国军舰遭受袭击，那就会使墨索里尼面临着开始一场对英国的侵略战争。其直接结果将使意大利国内一切反对同英国进行大战的力量获得最好的机会。这不但不会加重目前出现的严重危机，而且反而使危险减少，但必须在今晚就采取行动。现在巴尔干半岛十分危险。如果这些国家仍然处在德国和意大利的压力之下，而我们又显出如同他们的估计一样不能有所行动，那么，他们就只好同柏林和罗马妥协，以求取得最好的条件。那时，我们的处境将会变成何等绝望！我们将要对波兰承担责任，这就会使我们卷入东欧的纠纷中，而在这同时又放弃建立一个一旦建成即可获救的大同盟的一切希望。

我在写上面的话时，还不知道我国地中海舰队现在的情况。我们的地中海舰队当然应该集中，应该·在·海·上，摆开适当的、但不太接近而又能相互支援的阵势。

事实上，这时英国的地中海舰队正分散在各处。我们的五艘主力舰，一艘在直布罗陀，另一艘在东地中海，其余三艘停靠在相隔很远的意大利各海港内外，而且其中两艘还没有小舰队护航。驱逐舰队则散布在欧洲和非洲沿海一带。另外一大队巡洋舰则集中在马耳他港，没有战列舰的强有力的高射炮炮廓的掩护。正当我们的舰队因这样分散而实力受到损害的时候，就听说意大利舰队集中在奥特朗托海峡，而意大利军队也正在集合登上军舰，准备进行某种性质严重的图谋。

4月13日，我在下院对这种疏忽的部署加以抨击：

外国已研究起英国人过周末的习惯和英国人对适逢教会节日的假期的重视。耶稣受难日，正好是在解散议会后的第一天。听说在那一天里，英国舰队仍按照惯常旧例执行早经宣布的计划。因此，舰队就会散开于四方各处……我很相信，如果那时我们的舰队已经集中起来，在爱奥尼亚海的南部各处巡弋，则意大利就不会冒险进犯阿尔巴尼亚了……

经历二十五年的和平与战争的经验，我相信英国的情报工作在世界上是第一流的，然而在波希米亚的被征服和阿尔巴尼亚的被侵犯这两件事情中，听说英帝国各部大臣对于将发生的事好像毫无所知，或者至少是知道得不十分确切。我不相信这是英国秘密情报工作的过失。

在德国进行侵犯波希米亚暴行的前夕，为什么英国各部的大臣们还沉湎于所谓“温暖的会谈”，还预言“黄金时代即将到来”呢？当显然即将发生一件性质异乎寻常的、后果难以预测的事件时，为什么上星期假日的旧规定竟还照常实行呢？……我以为，如果各部大臣把情报部门所收集并及时提供给他们的情报，就其影响和重要性方面任意加以挑选、粉饰和缩小，如果他们先入为主，只是重视与他们认为世界和平应该继续维持的真诚而可敬的愿望相符合的情报，那他们就是在冒最可怕的危险。

所有的事情都是在同一的时刻发动的。年复一年，月复一月，这些事情一直在一齐向前发展。等到我们想到某种形势时，事实上，人家已经在实际上达到某种形势了。现在危机已在逼临，欧洲大部分国家已进行大规模动员。千千万万人正在准备战争。各国边界都以重兵防守，各处都感到新的攻击迫在眼前。万一真的打起仗来，我们将卷入漩涡，这还有什么疑问的呢？我们现在所过的，已经不是两三个月以前那样的日子了。我们在各方面，已承担了义务。我看，在看到了所发生的一切之后，这样做也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没有必要逐一列举我们曾直接和间接给予保证或正在给予保证的国家。在一年以前，我们在各方面还是力量强大的，我们在那时连做梦也想不到要做的事情，甚至在一个月以前也想不到要做的事情，现在我们都正在进行了。当然，如果我们很想把整个欧洲从危险的深渊的边缘拉回来，引导到法治与和平的高原上，我们就必须作出最崇高的榜样。我们不能有任何退缩。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够继续在家里过着舒服安闲的生活，甚至连“强制”一词也不愿意说出口，甚至不愿意采取必要的措施来补充和装备我们所答应的军队呢？乌黑的苦水到处迅速泛滥。我们又怎么能够继续——让我特别坦率和真诚地说吧——还不把全国国民兵力编入军队编制呢？

几天后，我在一封给哈利法克斯勋爵的私人信中，又再一次表示对我国舰队的部署的不满：

我国舰队的部署确实令人莫名其妙。第一，4月14日，星期二的晚上，海军大臣报告本土舰队进行戒备的情况，说紧张到连高射炮手想离开炮位走到下面来一下都不成。这是由于一份令人震惊的电报所引起的结果。照我看来，这就超过戒备的要求了。可是在另一方面，地中海舰队却像我在下院所说的那样，散布在地中海各处，处于极易遭受攻击的混乱状态；而且，根据报纸所登的照片，“巴勒姆”号竟停驻在那不勒斯的码头。现在，地中海舰队已经集中，而且已经在它应该在的海面上了。因此，在地中海方面，无疑的一切已经妥善。但是，缺乏戒备的情形又移到本国海面上了。大西洋舰队除了少数几门高射炮之外，几天以来，因为大多数人都在休假，所以实际上是失去了战斗力。处在这样的时刻，谁都会想到休假至少可以错开一下。所有的扫雷艇还在重新装备，还不能活动。这种情形又怎么能够与所说的星期二那天的紧张情况相吻合呢？看来这是严重违背连续的合理的戒备的规定的。毕竟现在所处的情形与上星期的情形基本上并没有什么不同。第一海务大臣现在患着重病，所以我预料有许多事情要落在斯坦诺普的身上。

我写这封信给你，是专为了告诉你个人的，以便你可以亲自去查明事实。所以，我请你对这封信严守秘密，因为我不想拿这件事情去麻烦首相，但我认为你是应当知道这些事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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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15日，在德国宣布对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给予保护之后，戈林与墨索里尼、齐亚诺举行会谈，目的是要对意大利人说明德国战备进行的情况。这次会谈的记录已被发现，其中有戈林这样的一段话：“不管怎么说，捷克斯洛伐克的重型武器表明，即使在慕尼黑会议之后，假使发生严重冲突，情况会是多么的危险啊！由于德国的行动，使两个轴心国家的地位有所改善。因为，除了其他原因之外，由于捷克斯洛伐克的巨大生产力转归德国，结果使轴心国的经济潜力增加了。捷克斯洛伐克的生产力大大加强了轴心国对付西方国家的力量。还有，德国现在即使进行大规模战争，连一个师也不必用来防备这个国家。归根到底，这也是两个轴心国家可以享有好处的有利条件……德国在捷克斯洛伐克所采取的行动，应该认为是为了轴心国的利益的。德国现在可以从两翼侧面进攻这个国家（波兰），而且距波兰新工业中心只需二十五分钟的飞行即可达到。波兰这个新工业中心，因为接近边区，现在已经迁到内地，比较靠近波兰的其他工业区了。”①

①《纽伦堡文件》，第二编，第106页。

几年后，约德尔将军在一篇演说中说道：“在1938年秋和1939年春，我们兵不血刃地解决了捷克的冲突和兼并了斯洛伐克，完成了大德意志领土的恢复，使德国现在有可能根据战略上多少较为有利这个前提来考虑波兰的问题。”①在戈林访问罗马的这一天，罗斯福总统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一封私函，力劝他们保证在十年之内，“或者，如果我们看得更远一些的话，甚至在二十五年之内”不再进行侵略。意大利这位领袖最初拒绝看这封信，后来加了批语：“小儿麻痹症的后果！”他没有想到他自己将来要受到更厉害得多的折磨。

①同上书，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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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过去一再保证不实行征兵，可是到了4月27日，他断然决定实行征兵了。大力促成这种姗姗来迟的觉醒的，应该归功于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他的确是准备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同首相进行了几次性质十分严重的谈话。在这种严重考验中，我看到他的某些特点。在这段时期，他没有一天敢说这一天上班不是最后一次上班。

当然，在这个阶段实行征兵，还不能立刻组成一支军队。

当时只征召二十岁的男子；他们还得接受训练；在训练之后，还得给予武装配备。不过，对于法国、波兰和其他获得我国慷慨保证的国家来说，这是最重要的象征表示。在辩论中，反对党未能履行他们的职责。自由党和工党在英国自古以来根深蒂固反对征兵的偏见面前退缩下来了。工党领袖提出如下动议：

在我们准备采取一切必要步骤来保卫国家的安全和履行国际义务的时候，本院对于政府违背诺言废弃志愿入伍的原则深表遗憾；从来志愿原则不曾使国防所需要的人力有所缺乏。本院认为现在所提出的措施，实有考虑不周之处。非但不能显著增强国防实力，反而会招致分裂，并且使全国的努力受到挫折。这进一步证明政府在这紧急时期所采取的措施不能取得全国人民和本院的信任。

自由党领袖也找出种种理由来反对这个步骤。这两个政党的领袖对于他们根据党的立场而不得不采取的这种态度，颇为苦恼。但是他们还是采取了这种立场，并且提出了一大堆理由。在表决时，他们各自根据自己政党的路线投票。投票结果，保守党以三百八十票对一百四十三票通过了他们的政策。我在发言中曾尽力劝告反对党要拥护这个必不可少的措施；可是我的努力没有产生效果。我完全了解他们的困难，尤其是在对付他们所反对的政府的时候。我必须把这件事记录下来，因为这件事使自由党和工党以后再也没有权利来批评当时的政府了。他们极其明白地表明他们对当前局势所采取的手段。不久他们就表明采取了一种更为真实的手段。

※※※

虽然张伯伦先生仍然希望避免战争，可是一旦爆发战争，他显然是不害怕战争的。他的传记作者法伊林先生说，首相在日记中写道：“战争可能性越大，丘吉尔〔参加政府〕的机会就越多，反之亦然。”①这句话不免带点蔑视的口气。我除了想再度入阁当大臣之外，我心里还有许多别的思想。可是，我还是很了解首相的见解。他很明白，如果爆发战争，他就会找我帮忙，而且他也准确地相信我一定会答应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又怕希特勒见我参加政府就认为是一种敌对的表示，因而会使仅存的和平机会也消失了。这是一种自然的、然而是错误的看法。虽然如此，张伯伦先生不愿因为下院某一议员加入政府致使那么严重而微妙的局面更恶化，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406页。

三月间，我曾联合艾登先生和三十个保守党议员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议案。在夏季，国内掀起一阵风，要求成立联合政府。有的主张至少要我和艾登先生入阁。站在独立的立场的克里普斯爵士对这次国内危机非常担忧。他曾访问我和各位大臣，极力主张组织他所说的“举国一致政府”。我是无能为力的。但贸易大臣斯坦利先生却十分赞同。他写信给首相说，如果他的去职有助于政府的改组，他就愿意辞职。

斯坦利先生致首相　1939年6月30日在这个时候，当你不胜焦思烦虑之际写信给你，我很犹豫，但鉴于事情紧急，请你原谅。我想我们都认为，唯一可能避免今秋爆发战争的机会，就是让希特勒确实知道我们必定履行我们对波兰的义务，而他的侵略就势必引起大战。至于我们所有的人，一定都在思索：我们是不是可以采取某种行动，一方面不会具有引起对方报复的威胁性，但却具有引人注意的戏剧性。除了现在就成立一个在战争爆发时必须成立的那种政府之外，我自己也实在想不出别的更有效的办法来。组织这样的政府，就是举国一致、协力同心的戏剧性证明。我设想，这不但对于德国，而且对于美国，都会有重大的影响，而且，如果在最后的时刻，还有可能获致满意的解决的话，那么，由这样一个政府来进行和解，也会容易得多。

你一定考虑过这个可能性的，而且对于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也一定比我知道得多。但是我想，我还是要写信给你，使你知道我的想法，并且向你保证，如果你确实曾考虑成立这种政府的可能性，我——我相信我们所有的同僚和我一样——一定很乐意担任任何职位，不管职位怎么小，不管是在政府之内或在政府之外。

首相只表示正式收到这封信。

过了几个星期，差不多所有的报纸，由《每日电讯报》（7月3日）开头，《曼彻斯特卫报》加以强调，纷纷响应这个意见。我看到这种舆论的日日提出和一再表达，至为惊讶。写着“要丘吉尔回到政府去”的海报多得不得了，贴在首都招贴板上，一直持续了几个星期。许多自愿参加的青年男女，在身前身后挂着贴有同样标语的广告板，在下议院门前走来走去。这种宣传鼓动的方法与我无关，但是，如果政府向我提出邀请，我当然是会加入政府的。这次我个人又走运了。其他一切事情都按照逻辑的、自然的而又可怕的顺序演变下去。

谢选骏指出：欧洲的群狼蠢蠢欲动，都想从别人身上咬下一块肉——“狗娘养的英国”，它和法国“对波兰的保证”，只是把波兰送入了“猪狗不如的苏联怀抱”——中间还要加上德国的百般蹂躏和种族清洗！

【第二十章　苏联之谜】

希特勒废除英德海军协定——希特勒废除德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建议成立三国同盟——边境国家左右为难——苏德接触增加了——李维诺夫的免职——莫洛托夫——英苏谈判——5月19日的辩论——劳合·乔治先生的发言——我对欧洲局势的发言——联俄的必要——太迟了——德意“钢铁公约”——苏联的外交策略。

英国和德国之间所有的关系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现在我们当然都知道，自从希特勒上台以来，英德两国之间从来没有真正的友好关系。希特勒所希望的，只是对英国进行劝说或加以恐吓，要英国任由他在东欧自由行动。张伯伦先生则满心想安抚他，感化他，教他温文知礼。可是现在，已到了英国政府的最后幻想破灭的时候了。内阁终于相信纳粹德国是要打仗的。于是，首相向四面八方的国家，只要不予拒绝的，都提供保证和订立盟约，也不管我们对这些国家能否给予有效的援助。除了向波兰提供保证之外，还向希腊和罗马尼亚提供保证，接着又同土耳其结盟。

现在我们要回过头来提到张伯伦先生在慕尼黑获得希特勒签名并在赫斯顿下飞机时拿在手里得意洋洋地向群众挥舞的那张倒霉的纸片。在这张纸上，他曾求得了他认为存在于他与希特勒之间、在英国与德国之间的两个保证，即慕尼黑协定和英德海军条约。捷克斯洛伐克的被征服已把前一个保证破坏无遗了；希特勒现在又要刷掉第二个保证了。

4月28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说道：

今天，既然英国的报纸和英国官方都主张在任何情况下都非反对德国不可这样的观点，为证实这个观点还推行我们所知道的包围德国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海军条约的基础就不复存在了。因此，我决定在今天给英国政府一个牒文，说明这项决定。对我们来说，这还不是一个重要的实质性问题——因为我还希望我们与英国之间能够避免军备竞赛——这只是一种出于自尊心的行动。不过如果英国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同德国再度进行谈判，要是还有可能在我们之间达成明白而坦率的谅解的话，那我就再高兴也没有了。①

①《希特勒讲演集》，第二卷，第1626页。

在希特勒推行他的政策的重要的关键时刻，英德海军协定显然使他获得很大的好处；而现在他却把这个条约说成是对英国的一种恩惠，为表示德国的不悦，就可以撤回这种恩典。希特勒向英国政府表示，他愿意同英国政府进一步讨论海军问题，也许他甚至希望以前上过他的当的人还会坚持绥靖政策。现在这个海军条约对他已是无关重要的了。他有意大利同他合作，他有空中优势；他还占有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及这两个国家所拥有的一切。他已经有了“西墙”。仅就海军方面来说，他早就把任何协定置诸不理，尽可能地加快速度来建造潜水艇了。他形式上早就援用条约规定的权利，建造与英国数目相等的潜艇了，但这丝毫不曾限制德国建造潜艇的计划。至于较大的舰只，海军协定对他虽给予慷慨的许诺，但他心有余而力不足，无法全部消受。因此，他就厚颜无耻地巧妙表演，把条约向着制造这个条约的傻瓜，劈头盖脑地扔回去。

在同一篇演说中，希特勒也宣布废除德波互不侵犯条约。

他把英国对波兰的保证作为直接的理由。他说“在某种情况下，如果德国与任何其他国家发生冲突而使英国卷入战争的话，这个保证将使波兰对德国采取军事行动。这种条约义务与我在不久之前同毕苏德斯基元帅所订立的协定是不相容的……所以，我认为波兰已单方面违反了这个协定，因此这个协定已不复存在了。我已经给波兰政府发出一个说明这种意见的牒文……

当时我对这篇演说词加以研究之后在一篇论文中写道：

现在纳粹德国的目光非常可能转到波兰身上。希特勒先生的演说，不管能不能说明他内心的用意，但上星期五那一幕戏的主要目标，显然在于孤立波兰。他说了一些似是而非的理由，对波兰展开猛烈的攻击，对它施加强大的压力。德国的独裁者似乎认为，只要他所提出的要求是限于但泽和走廊地带，就可以使英波协定不能实行。他显然希望英国那些过去惯常叫喊“谁会为捷克斯洛伐克打仗？”的人现在也会叫喊“谁会为但泽和走廊地带打仗？”看来他没有意识到，由于他对慕尼黑协定的背信弃义，已经使英国舆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由于他的暴行，已经使英国政府尤其是首相在政策上完全改变了。

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的废除，是一个极其严重和具有极大威胁性的步骤。直到本年1月当里宾特洛甫访问华沙时，他还对这个条约一再加以肯定。这个条约和英德海军条约一样，是按照希特勒的愿望经谈判订立的。它也和海军条约一样，对德国显然是有利的。这两个协定都曾在德国还是弱国的时候使德国地位好转。海军协定事实上等于英国宽恕德国破坏凡尔赛和约的军事条款，因而使斯特雷扎阵线的决定和国联行政院的决定都归于无效。德波协定则使德国的注意力得以集中于奥地利，其后集中于捷克斯洛伐克，使这两个不幸的国家惨遭蹂躏毁灭。德波协定在一定时期内削弱了波兰与法国之间的关系，并使东欧各国之间不能发展利益休戚相关的团结。现在，当这个协定已为德国效过劳之后，就被单方面的行动所抛弃了。波兰得到了暗示，使它知道它现在正处在可能遭受侵略的范围之内。

※※※

英国政府对于它给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保证究竟牵涉到什么实际问题，急须加以考虑。这两个保证除非纳入英国同他国达成一个全面的协议的体制之内，否则无一具有军事上的价值。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英国驻苏大使和李维诺夫终于在4月15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谈。由于苏联政府过去一直受到那种对待，现在就不能对他们抱有多大的期望了。然而，他们还是在4月16日提出了一个正式建议，主张英、法、苏三国结成相互支援的联合阵线。这个建议的全文没有公开。苏联的建议还主张这三个国家，如果可能的话还加上波兰，要对中欧和东欧受德国侵略威胁的国家提出保证。成立这个协定的障碍，就是这些和苏联同一边界的国家深恐接受了苏联的援助，苏联就将以大军入境的形式来保护它们和抵抗德的侵略，这样一来，苏联就会顺手把它们并入它们所深恶痛绝的苏维埃共产主义体制之内。波兰、罗马尼亚、芬兰和三个波罗的海国家都不知道自己所最害怕的究竟是被德国侵略还是接受苏联的援助。正是这种可怕的抉择，使英法两国的政策陷于瘫痪。

不管怎样，即使在事后看来，英法两国无疑地应该早就接受苏联的建议，宣布成立“三国同盟”；至于一旦发生战争时如何进行援助的方法问题，则可留待对共同的敌人作战的盟国之间加以解决。因为在那种情况下，情绪就大不相同了。

战时的盟国，相互之间总会倾向于听从对方的愿望；前线上一打响，战斗激烈，在和平时所不能接受的权宜之计，也将大受欢迎。在这种本来可能已建立的大联盟之中，一个盟国如果没有得到邀请，要把军队开进另一个盟国境内，这恐怕是很不容易的。

可是，张伯伦先生和外交部却被这个难解的难题弄得茫然失措了。在这种紧要关头，时局以这样的速度和这样大的规模急剧地发展的时候，最聪明的办法就是随机应变，走一步是一步。英法苏三国的联盟一定会使1939年的德国大为惶恐不安。即使在那个时候，谁也不能肯定战争就一定不能避免。同盟国方面还可以运用优势的力量采取第二个步骤。它们可以在外交上重新把主动权夺回来。希特勒一方面经不起发动他曾极力反对的东西两线同时进行的战争，另一方面又不能半途而止。那时我们没有使他处在这种尴尬的境地，说起来实在可惜。这种境地很可能送掉他的生命的。政治家的任务，不仅仅是解决容易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往往会自然而然得到解决的。只是当均势发生动摇、力量的对比像在大雾中难以认清的时候，才会出现为挽救世界作出决定的机会。

我们既然已使自己置身于1939年的可怕困境，那我们就要抓住较好的希望，这是最关重要的。即使到了现在，我们还不可能确定斯大林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才决定放弃同西方民主国家合作的念头而考虑同希特勒妥协。事实上很可能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时候。美国国务院根据俘获的德国外交部大宗档案，编辑并且出版了一本名叫《1939年到1941年的纳粹——苏联关系》的书，书中倒是告诉我们若干向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实事。看来早在1939年2月初，两国之间就有过一些接触；

但这些事情几乎可以肯定是属于贸易和商务的问题，这是因为受到慕尼黑事件后捷克斯洛伐克的地位所影响，德苏两国有必要对这些问题进行磋商。在3月中旬，捷克斯洛伐克并入德国，这类问题又更加多了。俄国曾向捷克政府订购斯科达兵工厂的产品，现在斯科达工厂已成为德国的兵工厂，这些合同又该怎么办呢？

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魏茨泽克的记载说明，差不多一年前呈递国书的苏联大使，在4月17日那一天曾对他作第一次的拜访。当时他问起斯科达厂的合同，魏茨泽克说：“由于外传俄英法三国成立空军协定和类似的事情，在目前把战争物资运给苏联的有利条件尚待开创。”说到这里，苏联大使立刻把话题由贸易转到政治，他问这位国务秘书对德苏关系有什么想法。魏茨泽克答：“在我看来，最近苏联报纸并不完全同美国报纸和若干英国报纸那样唱一样的反德调子。”关于这一点，苏联大使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既然并不影响俄国和意大利的关系，所以对于德国来说这也不一定是一种障碍。苏联从来没有利用目前德国和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摩擦来反对德国，它也不想这么做。在俄国，并不存在不能与德国在正常基础上相处的理由，而从正常关系中就会产生越来越改善的关系。

我们必须认为这次谈话是极端重要的，尤其是考虑到英国大使正在这时和李维诺夫在莫斯科进行会谈以及4月16日苏联正式提出与英法订立“三国同盟”的建议。这是俄国脚踏两条船的初次明显举动。从此以后，它就一步一步地一方面运行俄德关系“正常化”，另一方面为建立反对德国侵略的“三国同盟”进行谈判。

如果，比方说，张伯伦先生在接到俄国的建议就答复说：

“是的，让我们三个国家团结起来打断希特勒的脊梁骨”，或者说出类似的话，那么，英国议会就会加以通过，斯大林就会有所领会，而历史的发展就会沿着完全不同的道路进行了。

这条道路无论如何总不会更坏一些。

5月4日我以下列的话来评论当时的局势：

最重要的是不要失掉时机。自从俄国提出建议以来，已过了十天或十二天了。英国人民现在既已牺牲了向来遵守而又很难改变的习惯，接受了征兵制的原则，他们有权和法国一起要求波兰不要在共同事业的道路上设置障碍。我们不仅必须接受同俄国的充分合作，而且必须使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这三个波罗的海国家参加这个大联盟。这三个善战的民族，合起来大概有二十个师的精锐部队。一个友好的俄国给它们提供军火和其他援助是必不可少的。

没有俄国的积极帮助，就无法维持一条反纳粹侵略的东战线。阻止希特勒对东欧的阴谋，是同俄国的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的。现在仍然有可能把波罗的海到黑海之间各个国家和民族联合成一个坚固的阵线，以反对新的暴行或侵略。这条阵线，如果以坚定的信念建立起来，进行坚决果断而有效率的军事部署，再同西欧国家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就足以对付希特勒、戈林、希姆莱、里宾特洛甫、戈培尔及其同伙，其力量还可以使德国人民不愿随便挑战。

※※※

可是，事实却正相反，当一方面正准备采取权宜措施和作明智的妥协时，而另一方面却在很长时间内保持沉默。这种拖延，对李维诺夫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为了同西方国家一起把问题加以明白了当地解决而作出了最后的努力，现在终于失败了。我们的声望已大大低落。俄国为了自己的安全，需要一种完全不同的外交政策，必须找一个新政策的代表。5月3日，莫斯科发表了一项公报，宣布李维诺夫先生已因他自己的请求而被解除人民外交委员的职务，该职将由总理莫洛托夫先生兼任。驻莫斯科的德国代办在5月4日向柏林报告：“直到5月2日，李维诺夫还接见英国大使，在昨天的报纸上，在检阅游行的贵宾名单中还有他的名字，看来他的免职是斯大林临时决定的……在最近一次党代表大会上，斯大林强调要小心谨慎，以免苏联被卷入冲突。莫洛托夫（不是犹太人）被认为是‘斯大林的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密切的合作者’。他的任命显然是为了保证今后对外政策仍将继续严格遵照斯大林的思想。”

苏维埃的驻外代表奉命通知驻在国的政府，说明这次人选的变动并不意味着苏联要改变对外政策。5月4日莫斯科广播，说莫洛托夫将继续推行多年以来李维诺夫努力寻求的西方安全政策。这位被德国视为眼中钉的卓越的犹太人，一时像一件破旧工具似的被丢在一边了；不让他为自己申辩，被毫不留情地撵出世界舞台，过幽居的生活，靠微薄的薪给度日，还受到警方的监视。在国外不大著名的莫洛托夫成为外交人民委员，与斯大林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他可以不受以前所作的各种声明的牵累，不受国际联盟的意见的约束，只要是俄国自卫之所需，什么路子都可以走。但事实上，他现在可能只走一条路。他一向赞成同希特勒达成协议。从慕尼黑和其他许多事件中，使苏维埃政府深信，无论英国或法国，除非它们自己受到攻击，是不想打仗的，而到那时候也就没有多大用处了。乌云密布，风暴逼临。现在俄国必须为自己的安全着想了。

李维诺夫的免职，表示一个时代的结束。这表示克里姆林宫对于同西方国家订立安全条约，对于组织一条抵抗德国的东欧阵线的可能性，都完全失去信心了。当时德国报纸的评述，虽不一定准确，但却很有意思。5月4日，德国报纸登载了一篇华沙通讯，说李维诺夫在辞职之前曾与伏罗希洛夫元帅（胆大妄为的俄国人在疏忽时称他为“党的伙计”）有过一场激烈的争吵。伏罗希洛夫无疑是根据明确的训令，宣称红军没有准备为波兰而战，并以俄国总参谋部的名义指责“过于庞大的军事义务”。5月7日，获得充分情报的《法兰克福报》评述说，李维诺夫的辞职使英法的“包围”政策的前途受到严重的挫折；辞职的可能涵义，也许是在俄国国内关心这种政策所引起的军事负担的人，把李维诺夫喝住了。所有这些话都是真的；但在一定时期内，对这种重大的转变，必须加上一些掩饰，而且即使到了最后一刻，苏联的态度仍然保持捉摸不定的样子。而且，俄国必须在两个方面同时进行，要不然，它又怎么能够同它一向又恨又怕的希特勒进行讨价还价的交易呢？

※※※

犹太人李维诺夫下台了，使希特勒的最强烈的偏见有所缓和。从此德国政府就不再把它的对外政策称为“反布尔什维主义”，转而攻击谩骂“财阀的民主主义”。报纸的文章向俄国人保证说，德国的生存空间不会扩张到俄国的领土；它在各方面的确只到俄国边界就止步了。因此，只要苏联不同英法订立“包围”协定，俄国和德国之间就不存在发生冲突的理由。德国大使舒伦堡伯爵奉召返回柏林进行详细的商讨，然后回到莫斯科提出一项对苏联有利的长期货物信用贷款。

双方的动向都趋向于订立盟约。

俄国政策发生了剧烈的和不自然的大转变，这样摇身一变只有极权国家才能做到的。仅仅两年以前，俄国陆军将领，如图哈切夫斯基和好几千个最有成就的军官，正是因为倾向于这种政策而惨遭杀身之祸。可是现在，克里姆林宫里少数焦虑不安的主人，又觉得这种政策是可以接受的了。在那时，亲德主义是异端邪说，是阴谋叛国。而现在，一夜之间，它却成为国家的政策。凡敢于提出异议者，当然就活该倒霉了，而那些转变得不够快的人，也往往遭到同样的命运。

为了完成立刻就要进行的工作，当然没有别的人比新的外交人民委员更为合适或条件更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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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由斯大林安置在苏联对外政策讲坛上的人物，值得略加叙述，这是当时英、法两国政府所不熟知的。莫洛托夫是一个具有杰出才能的人，有着冷酷无情的性格。他和所有的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一样，在革命取得胜利的年代里经历过许多可怕的危险和考验，但他却安然无恙。他是在一个不断出现各种阴谋，个人经常有遭清洗的危险的社会里生活过来和发迹起来的。他的像个炮弹似的脑壳，他的黑色的小胡子，他的敏锐的眼睛，他的平板的脸盘，他说话圆滑而机敏，举止沉着而冷静，所有这些都是他的性格和才能的恰当表相。

他比谁都更适合充当一个在变化莫测的国家机器中推行其政策的代理人或工具。我只是在有时带点幽默风趣的会议上，或者当他殷勤地提议来一连串惯例的毫无意义的干杯时，以同等的地位和他见过面。我从来没有看见过有人比他更能充分代表现代人心目中的机器人了。然而，尽管如此，他仍然不失为一个看来是讲道理而又讲究修饰的外交家。至于他对待地位不如他的人又是如何，那我就不得而知了。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答应在打败德国后立即进攻日本。从此之后，莫洛托夫对日本大使的态度如何，可以从他的谈话记录中看得出来。在其后接二连三地举行微妙的、试探式的、十分尴尬的会谈中，他总是十分稳重，不透露他的意向，保持客气的、正式的礼节。他谈话无破绽可寻，绝对不带半点不必要的刺激。他的带有西伯利亚的寒气的微笑，他的经过审慎斟酌、而且往往说得十分高明的话，再加上他那谦恭有礼的风度，使他成为在这个凶恶的世界上执行苏联政策的最完善的代表人物。

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来同他通信讨论，总是毫无用处的，而且，如果逼之太甚，他就不免以谎言或侮辱之词来收场。在这本书里，不久就有这类的例子，只有一次，我似乎得到了自然而合乎人性的反应。那是在1942年的春季，他从美国返国途中，飞机在英国降落。那时我们已签订了英苏条约，他将要冒着危险飞回本国去。在唐宁街我们用来开秘密会议的花园的大门口，我握住他的手臂，两人面对面互相凝视着。突然间，他好像深受感动似的。深藏在外表形象之内的真实的人显现出来了。他用同样的力量来握住我的手臂，以此作为回答。我们两人一言不发，只是互相紧紧握手。那时我们是团结一致，生死与共的。在他一生中，在他的周围，到处都是暴乱和破坏，他或者自己受到威胁，或者把别人投入其中。

苏维埃的机器找到了莫洛托夫，的确是有了一个干练的、在各方面都有典型性的代表人物——他永远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和共产主义的信徒。如果我能直至生命结束时都不必经受他所遭受的那种紧张生活，那真是叫我高兴。要是过他那样的生活，倒不如不生下来才好。假如人死之后真的有另一个世界，而布尔什维克党人又愿意去的话，那么，马扎兰、塔莱朗、梅特涅都一定会欢迎他和他们一起搞外交了。

※※※

从莫洛托夫当上外交人民委员那天起，他就推行牺牲波兰来同德国达成协议的政策。没有多久，法国就知道这种情形。法国《黄皮书》中曾载有5月7日法国驻柏林大使的一个极其值得注意的电文，说是根据他秘密得到的情报，他断定第四次瓜分波兰将成为德俄和解的基础。1946年4月，达拉第先生写道：“自5月份以来，苏联进行了两种谈判，其一是同法国的谈判，另一是同德国的谈判。他似乎愿意瓜分波兰而不愿意保卫波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原因。”①但当然还有别的原因。

①雷诺书中所引，前引书，第一卷，第585页。

※※※

5月8日，英国政府对4月16日的苏联照会终于作了答复。英国的复文内容没有公布，但塔斯社在5月9日发出了一项消息，列出了英国建议的要点。5月10日，官方机关报《消息报》刊登一项公报，大意说：路透社报导英国提出了反建议，即“苏联对每一个邻国都必须分别作出保证；如苏联因为提供了这些保证而卷入战争的话，则英国必须保证援助苏联”，但这项报导是不符合事实的。公报说，苏联政府已收到5月8日英国的反建议，其中并未提到苏联向每一个邻国分别提供保证的义务；相反，英国的反建议说，如果英法两国为履行对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保证而卷入战争的话，苏联有立即援助英法的义务。然而，英国的反建议并没有提到苏联若因履行对东欧任何国家的义务而卷入战争时英法对苏联的援助。

同日晚些时候，张伯伦先生说，政府已承担了对东欧的新义务，但因种种困难没有邀请苏联直接参加。英国政府曾经提议，苏联自己应该发表同样的声明，表示愿意援助可能成为侵略对象的国家，并准备保护它们的独立，如果它们愿意接受的话。

苏维埃政府差不多在同时提出了一个更为广泛和更为严格的方案。英国政府认为，尽管这个方案可能有别的一些优点，但它势必引起英国政府所提建议要避免的那些困难。他们因此向苏联政府指出困难之所在。同时，他们把他们的原提议作了某些修改。他们（英国政府）特别明白表示，·如·果·苏·联·政·府·希·望·他·们·之·是·否·进·行·干·预·要·视·英·法·是·否·进·行·干·预·而·定，·则·英·国·政·府·也·不·会·表·示·反·对。

可惜这一番话未曾在两个星期之前明白宣布。

这里应该提一提，5月12日土耳其议会正式批准英土协定。我们希望，由于承担了这个新的义务就可以在出现危机时加强我们在地中海的地位。这是我们对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的答复。正如我们同德国进行谈判的时期已告结束一样，现在我们在实际上同意大利的关系也进入了同样的僵局。

我们同俄国人的谈判仍然毫无进展。5月19日，全部问题在下院提出来了。辩论是简短而严肃的，发言的人几乎只限于各党领袖和曾任内阁大臣的重要人物。劳合·乔治先生、艾登先生和我都力促政府必须立即根据平等的条件同俄国订立最广泛的协定。劳合·乔治先生首先发言，他以惨淡的色调描绘出一幅阴暗的和危险的图画：

目前这种局势使我深深地回想起在1918年初春时普遍流传的感觉。那时我们获悉德国快要发动一次重大的进攻，但谁都不知道它向哪里攻击。我记得当时法国人认为他们的前线将首当其冲；而我国的将军们则认为它将攻击我们。法国的将军们甚至对他们前线的哪个部分将首先受到攻击，也没有一致的看法；而我们的将军们也同样意见分歧。我们所知道的，只是反正有一个地方就要受到极为强大的攻击罢了。整个气氛虽不能说是恐惧，至少也是心神不安。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德国阵线后面极其活跃，我们知道他们正在进行准备。我看，这些都同目前的局势多少有点相像……我们都十分焦虑；

整个世界都感到侵略者正在准备发动另一次进攻。谁都不很清楚这次进攻将在什么地方爆发。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正在以空前未有的速度来扩充军备，尤其是扩充进攻性的武器——坦克、轰炸机、潜水艇。我们知道，他们正在占领和构筑新的阵地，这些阵地在他们对法国和我国作战时会使他们在战略上占优势地位……他们正在观察和调查自利比亚到北海一带作战时可能十分重要的一切形势。战线后方的活动有一种极端不吉之兆的秘密。

在1918年也有这样的秘密，为的是使我们不能捉摸他们的目的。他们不是为防御作准备……他们不是为了抵抗来自法国、英国或俄国的进攻而进行准备。他们从来未受到威胁。

无论从私人方面或公开得来的消息，我也没有听过有任何暗示或提议，说我们正在考虑对意大利或德国的任何地点发动进攻；这一点他们也知道得十分清楚。因此，所有这些准备，都不是为了防御的。这是为了执行某种既定的进攻计划，攻击与我们有利害关系的某个国家。

※※※

劳合·乔治先生接着又说了一段很精辟的话：

两个独裁者的主要军事目的和计划，就是力求速战速决，避免长期的战争。长期的战争对独裁者来说总是不合适的。像伊比利亚半岛战争①的长期战争是会把他们拖垮的。俄国的坚强防御，虽然没有打过什么大胜仗，但终于打垮了拿破仑。

德国的理想，现在是，而且一向就是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

1866年的对奥地利的战争，不过打了几个星期；1870年对法国的战争，实际上打了一两个月就告结束了。1914年的作战计划，本来也是要达到同样的目的，而且几乎获得成功；要是没有俄国，他们或者就获得成功了。但是，只要他们不能迅速取胜，一切就完了。你们可以相信我的话，德国的伟大军事思想家一直在研究这样的问题：1914年的错误是在什么地方呢？缺少的是什么呢？在下一次大战中，他们又如何能补救这些缺陷，如何纠正或避免这些严重错误呢？

①指1808—1814年西班牙抗法独立战争。——译者

劳合·乔治先生从事实推进到想象，接着又说德国人已经有“两万辆坦克”和“几千架轰炸机”。这些话远远超过事实，而且不恰当地引起人们的恐惧心。这些年来，我们一小群人，奔走呼号，反复强调要重整军备，为什么他不和我们一起努力呢？他的话使全院为之寒心。两年以前，或者不如说三年以前，这一类的话和演说中所有的悲观主义，一定会受到讥讽和嘲笑。但在那时有的是时间，而现在，不管这些数字是否确切，说这些话就已经太晚了。

首相在回答中第一次向我们透露他对苏联建议的看法。

他对这个建议的态度当然是冷淡的，而且的确又是轻蔑的。他说：

如果我们能想出一个办法来取得苏联的合作和协助以建立和平阵线，我们是欢迎的。我们也需要它，重视它。说我们轻视苏联的协助，纯属无稽之谈。至于如何精确估计俄军实力，或如何使俄军充分发挥作用的问题，我们既然没有接受任何未经证实的见解，谁也不致愚蠢到认为这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和资源丰富的大国，在我们现在面临的这种局势中是微不足道的因素。

这番话所表现出的缺乏分寸，和我们在一年前见到的他拒绝罗斯福总统建议的话是一样的。

我于是就这个问题接下去讲：

我始终不能理解是什么理由阻碍同俄国达成协议。首相自称他很希望这样做，还说要按照苏联政府所提出的广泛而简单的形式进行。

毫无疑问，俄国政府所提出的建议，是想成立反侵略的英法俄“三国同盟”，其他国家如果或希望要从这个联盟得益的话，这个联盟也可以扩大它的互相救助的范围。联盟的目的，只是为了抵抗将来发生的侵略行为和保护被侵略的国家。

我看不出苏联建议有什么不好。这个简单的建议有什么不好的呢？有人说：“你能信任苏联政府吗？”我想他们在莫斯科也会说：“我们能信任张伯伦吗？”我希望我们能够说，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肯定的。我竭诚希望如此……

这个受到普遍接受的土耳其建议，对整个黑海和东地中海地区，都是一种促成团结和安定的巨大力量。同我们订立这个协定的土耳其，与俄国保持最密切的友好关系。它和罗马尼亚也很密切和友好。这些国家合起来正在互相保卫他们的重大利益。……

英国和南欧各联合的国家之间有极为一致的利益，但在北欧不是也有同样的一致利益吗？以波罗的海各国来说，彼得大帝就曾经为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而战。现在，不让这些国家落入纳粹德国之手，是俄国至为关心的事情，就是北欧的重大利益。我也不必细说关于〔德国进攻〕乌克兰的议论，因为这意味着向俄国本土的进攻。你们可以看到，沿着整个东线，确实和俄国的主要利益都有关连，因此，我们似乎可以断定，他们是会把他们的利益与受到同样影响的其他国家联系在一起的。

如果你准备在战争中和俄国结盟（这是最大的考验和最重大的事件）；如果你准备在保卫我们曾给予保证的波兰和罗马尼亚时与俄国结盟，那么，你为什么又害怕现在就同俄国结盟呢？在这时候结盟这一事实本身就可以防止战争的爆发。

我不懂得所有这些外交上的谨言慎行和迟延不决有什么意义。如果不幸发生最恶劣的形势，我们和他们一起卷入这种局面之中，还必须尽最大努力和他们一起奋斗。如果困难不至于发生，那很好，我们也可以在最初阶段获得安全。……

英国政府对波兰提出过保证。我听到政府提出这个保证时，我感到震惊。我现在还拥护这个保证，但我在听到时确实震惊。因为在这之前所发生的事情都没有使人感到将会采取这一步骤。我请求委员会注意，劳合·乔治先生在十天前和今天一再提出的问题还没有得到答复。这个问题是：在保证提出之前有没有同参谋部商量过，诸如提出这种保证是否妥当，是否切实可行，是否有实现这项保证的方法。全国都知道问题已经提出了，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答复。这真使人惶惑不安。

显然，俄国除非得到平等的待遇，其实不只是平等待遇，而且还能使他相信盟国——和平阵线——所采用的办法很有成功的希望，否则俄国是不准备参加协定的。谁都不愿意同犹疑不决的领导人和摇摆不定的政策合作的。政府也须认清，所有这些东欧国家，除非背后有一个与西方各国联合起来的友好的俄国给予他们以巨大而坚强的支持，它们是无法单靠自己的力量来支持大约一年的战争的。我基本上同意劳合·乔治先生这个意见：如果要建立一条强有力的东线——一条东部的和平阵线，或者，如果战争发生的话，则变为作战的战线——那么，只有获得在东欧国家背后的友好的苏联的强大支持才有可能。

除非建立东线，否则在西线的国家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像比利时、荷兰、丹麦、瑞士这些国家，即使我们还没有对他们提出保证，一般也认为我们有义务援助他们，他们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让我们回顾一下我们在1917年的经验吧。在1917年，俄国的战线已被击溃，士气涣散。革命和兵变使那支有纪律的庞大的军队逐渐丧失了斗志，前线上的情况乱得难以形容；然而，尽管如此，直至和约订立和把战线结束时为止，即使它在毫无战斗力和极其不幸的情况下，还吸住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德国军队。后来那条战线一旦结束，德国的一百万大军和五千门大炮就立即调到西线来了。在战争的最后时刻，这几乎扭转了战争的发展形势，并要迫使我们接受一个灾难性的和平。

东线的问题，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现在没有人更多关注这件事，使我感到十分诧异。当然我不是说要讨好苏联。

现在不是向什么国家讨好的时候。这里有一个建议，公平的建议，而且照我看来，这个建议的条件，比政府自己所要求的还要好些；这是一个更为简单、更为直截了当和更为有力的建议。让我们不要把它扔在一旁，不了了之。我请求政府在脑子里记住这些无情的真理。没有强大的东战线，我们在西欧的利益就不能有令人满意的防卫；而没有俄国，也就不能有强大的东战线。政府既曾长期忽略了我们的国防，又已经丢掉了捷克斯洛伐克和它的全部军事力量所包含的一切，现在对技术问题不加考虑就承担了保卫波兰和罗马尼亚的义务，在这种情况下，现在又拒绝和丢掉俄国的不可缺少的援助，这将使我们在最恶劣的情况下卷入形势最坏的战争之中，那么他们就辜负了国民的信任，而且，我还要加上一句，也辜负了国民对他们的宽容。

所有这一切现在无疑已嫌太迟了。艾德礼、辛克莱和艾登的发言，概括地说明危险迫在眉睫和与俄国结盟的必要。工党和自由党的领袖，在几星期以前还领导他们的党员投票反对全国征兵制度，使他们的地位大受削弱。他们所经常提出的辩解，是因为对外交政策不满，但他们的辩解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如果没有足够的实力为后盾；如果全国人民不准备为了产生这种实力而接受必要的牺牲，那么，不管什么外交政策都不能有什么效果。

※※※

当西方国家为了建立抵抗德国的防御阵线而作出种种努力的时候，对方也在进行同样的活动。里宾特洛甫与齐亚诺于五月初在科莫举行会谈，获得了所谓“钢铁盟约”的正式的和公开的结果，并在5月22日由两国外交部长在柏林签字。这是对英国给东欧各国提供脆弱的保证的挑战性的答复。

在齐亚诺的日记中，记录了在签订这个盟约时和希特勒的一段谈话：

希特勒说他对这个盟约非常满意，而且确认地中海政策将由意大利主持。他对阿尔巴尼亚很感兴趣，对我们要把阿尔巴尼亚变成控制巴尔干的坚强要塞的计划，表示热烈的赞成。①

①《齐亚诺日记》，第90页。

在签订“钢铁盟约”的第二天，即5月23日，希特勒同参谋长们举行会议。他在会上更明显地表露出洋洋自得的情绪。这次谈话的秘密纪要记录在这里：

我们现在正处于爱国主义的热潮之中，另外有两个国家也是一样，这就是意大利和日本。我们对自己过去那段时期的确是很好地加以利用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都是按照目标有条不紊地进行的。波兰不是一个“候补敌人”。波兰将总是站在我们的敌人一边的。虽然订立过友好协定，但波兰却总是暗中存心想利用每一个机会来害我们。但泽根本不是争论的主题。这是一个我们在东方扩大生存空间和保障粮食供应的问题。因此，毫无问题我们绝对不能饶了波兰，我们不得不决定，一遇适当的机会就进攻波兰。我们不能期望捷克事件的重演。仗是一定要打的。我们的任务是孤立波兰。成功地孤立波兰将是决定性的一着。

如果不能断定德波冲突不至于引起西线的战争，那么战争将主要是对付法国和英国。如果法国、英国、俄国成立反对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联盟，那我就不得不对英法两国给予几次歼灭性的打击。我对于同英国达成和平解决的可能性表示怀疑。我们必须准备打仗。英国把我们的发展看成是将会削弱它的地位的一种霸权的基础，所以英国是我们的敌人。

和英国的冲突，将是生死存亡的战争。荷兰和比利时的空军基地，必须由武装部队加以占领。对他们的中立宣言，可以不予理会。

如果英国有干涉波兰战争的意向，我们就必须以闪电的速度来占领荷兰。我们必须致力于夺取从荷兰到须德海的新防线。以为我们可以顺顺当当取得成功，这种想法是很危险的；根本不存在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破釜沉舟。现在已不是正义与不正义的问题，而是八千万人民的生死存亡的问题。

每一个国家的武装部队或政府，都必须以速战速决为目标。不过政府也必须准备打十年或十五年的战争。

英国知道，战争的失败就是它的世界霸权的结束。英国是反对德国的推动力量。

英国人是骄傲的、勇敢的、顽强的，有坚强的抵抗力和具有组织才能。他们知道怎么去利用每一个新的进展。他们具有爱好冒险和北欧种族的勇敢精神，但一般德国人比他们高出一筹。我们在第一次大战中，如果我们拥有多两艘战列舰和两艘巡洋舰，又如果日德兰的海战在早上开始，英国舰队就会被击败，①而英国也就屈膝投降了。我们除了准备进行突然袭击之外，也必须作长期战争的准备。同时，我们必须排除英国在欧洲大陆上的机会。陆军必须坚守我们的海军和空军所必需的基地。如果成功地占领并守住了荷兰和比利时，如果击败了法国，那么打败英国的基本条件也就具备了。②5月30日，德国外交部发给驻莫斯科大使如下训令：“与我们过去计划的政策相反，现在我们已经决定和苏联进行明确的谈判。”在轴心国家的军队集结和进行军事部署的同时，西方国家和苏联的重要联系已经完结了。5月30日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发表演说，对张伯伦先生5月19日在下院的演说给予答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两方见解的根本分歧。

〔他说〕远在四月中旬，苏维埃政府与英法政府进行谈判，讨论要采取的必要措施。那时开始的谈判，至今尚未结束。事情早就很清楚，如果对成立一条由和平国家组成的强有力的反侵略阵线具有任何真诚的愿望，则下列最低限度的条件是必需的：

①《纽伦堡文件》第一编，第167—168页。希特勒显然对日德兰海战的事实一无所知。在这次海战中，英国舰队从头到尾都想把德国舰队引出来进行大决战而未成，如果进行了大决战，则英国舰队的压倒优势的火力，一定会很快就发生决定性作用。

②《纳粹—苏联的关系》，第15页。

由英法苏三国缔结一个纯粹是防御性的、强有力的反侵略互助公约。

由英法苏方面，向中欧和东欧国家，毫无例外地包括苏联近邻的一切欧洲国家提出保证，抵抗侵略者的进攻。

英法苏三国缔结明确的协定，规定一旦侵略者发动进攻，三国彼此之间互相进行直接的有力的支援以及规定对被保证国家提供直接的和有力的援助的方式和范围。

谈判到了一个看来已无法打开的僵局。波兰和罗马尼亚政府虽然接受英国的保证，却不打算接受俄国政府同样方式的保证。在另一个有着重要战略价值的地区——波罗的海各国，也抱有同样的态度。苏联政府明白表示，苏联所主张的互助公约，必须是把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包括在全面保证之内。现在这四个国家都拒绝了这个条件，也许它们由于害怕早就会拒绝这个条件的。芬兰和爱沙尼亚甚至声明，如果没有得到他们的同意而向它们提出保证，它们将把它看作侵略行为。6月7日，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同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样，希特勒就轻易地把那条反对他的迟延不决的联盟的最后防线突破了。

谢选骏指出：丘吉尔和希特勒一样，都是战术家，不是战略家，所以才会发出“苏联之谜”这样的感叹。其实苏联哪有什么谜，那不过是个动物农场，只是靠着西方的经济危机，才从美国获得一点工业化的营养，后来又通过租借法案发了美元的战争财，吹起了共产主义的气球。至于斯大林，在战略上倒是比他的对手似乎高明，因为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倒行逆施，比希特勒还坏上了一百倍。特别是他灭亡了中国，让我们难忘他的下流与邪恶，至今还在毒害世界。

【第二十一章　到了战争边缘】

对但泽的威胁——甘默林将军邀我参观莱茵河战线——和乔治将军同行——一些印象——法国采取守势——原子能研究的情况——我关于防空工作的信——为了同苏联达成协议所作的新努力——波兰的阻挠——莫斯科军事谈判——1942年斯大林对我的说明——欺诈行为的记录——里宾特洛甫应邀前往莫斯科——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轰动世界的消息——希特勒的军令——“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英国的预防措施——首相给希特勒的信——傲慢的答复——希特勒推迟进攻日期——希特勒给墨索里尼的信——意大利领袖的答复——最后的几天。

夏季一天天过去，全欧洲都不停地进行备战，外交家的态度、政治家的演说、人类的意愿越来越不被重视。德国的军事调动，似乎预示着它要用武力的方法来解决它同波兰在但泽问题上的纠纷，以此作为进犯波兰的第一步。6月10日，张伯伦先生在议会表示他对时局感到焦虑，并且一再表明，如果波兰独立受到威胁，英国一定给予援助。基本上在国王影响下的比利时政府，以超然的精神，在6月23日宣布他们反对同英法举行参谋会议，并表示比利时决意保持严格的中立。

事态的发展趋势使英法两国的军队以及两国内部日益靠紧。

在整个7月份里，巴黎和伦敦之间往返频繁。7月14日法国国庆节，是一个显示英法团结的大好机会。我应法国政府邀请参加了这次盛典。

在游行后，我正要离开布尔歇时，甘默林将军建议我应该去参观法国前线。他说：“你从来没看过莱茵河扇形战区，8月里请你再来，我们什么都让你参观。”于是，我们拟定了一个计划。8月15日斯皮尔斯将军和我受到了他的密友乔治将军的欢迎。乔治将军是法国东北战线陆军总司令，也是最高统帅的可能的继承人。我很高兴能会见这位和蔼可亲而又极其能干的军官。我们在十天里一直在一起，互相研讨军事问题。我和甘默林随时有接触，这时他也正在考察这一部分前线的另外几个地方。

从劳特堡附近莱茵河的拐角那里起，我们遍历全部防区，直达瑞士的边境。在英国，像在1914年的情形一样，无忧无虑的人们这时正在享受他们的假期，同他们的孩子一起在沙滩上玩乐。可是在这里，沿着莱茵河一带，则又是另一番景象。所有的临时桥梁都移到了河的这一边或那一边。永久的桥梁都有重兵驻守，而且都埋有地雷。忠实可靠的军官日夜驻守着，一有信号，即可按动电钮把桥梁炸毁。这条巨大的河流，由于阿尔卑斯山积雪溶化，河水高涨，汹涌向前流去。

法军前哨中队蹲伏在丛林中的哨兵坑里。他们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三三两两地走到河边，但不能成群结队，以免露出目标。在河那一边约三百码之外，可以看到德国人在丛林之间悠闲地用大镐和铁铣构筑防御工事。在斯特拉斯堡所有河边住宅区里的居民，早就全部撤退了。我在桥上站了一会儿，看见一两辆汽车开过。在桥的两端，双方都详细验查护照，盘诘身分。在这里，德国哨所距离法国哨所约有一百米左右。他们之间没有往来。然而当时欧洲还是平静的，德法之间也没有发生纠纷。莱茵河不断以每小时六七哩的速度，滔滔滚流，波涛起伏。一两只载着孩子们的小游船在水面上掠过。在这次以后，一直过了五年多，我才再次看到莱茵河。1945年3月，我和蒙哥马利元帅乘小船横渡莱茵河，但那时是远在北部靠近韦塞尔的地方。

我回国后，我把我收集的札记送给陆军大臣，也许还送给同我有往来的其他大臣。我写道：

奇袭法国的前线是不可能的。不论在任何一点，都无法加以突破，除非付出极大的生命代价，花费许多时间，而在战斗进行的时间内，整个局势就会发生变化。在德国方面，情形也是如此，虽然程度略差一些。

但这一防线的两翼，是以两个中立的小国为依托的。比利时的态度，一般认为非常令人不满意。现在法国和比利时之间，没有任何军事的关系。

在我能详细参观的防线的另一端，法国已竭尽全力进行准备，防范经由瑞士而来的侵袭。如果德国采取这种军事行动，它将沿阿勒河前进，并以一部分兵力开入或开向贝尔福山峡，以保护进攻主力的右翼。我个人认为，在战争开始时，德国对法国前线或对在其两翼的两个小国，绝不至于有任何重大的企图。

德国在攻击波兰之前，不必进行军队动员。他们按战时编制的现有的军队，已足够供东线作战之用了。即使在开始猛攻波兰的同时才开始动员，仍可有充分的时间来增援齐格菲防线。所以，如果认为德国的动员才是警告的信号，这在战争爆发之前是不会出现的。另一方面，法国在现在处在这种极端紧张的时期，似乎有采取非常措施的必要。

到目前为止，一般认为，希特勒似应等到阿尔卑斯山地区降雪，使墨索里尼可以利用冬季的掩护时才会有所行动。在9月初的两星期中，甚至早些时候，这些条件就会具备。10月底或11月初的泥泞时期，会使德国发动攻势有所妨碍，但在这时期来临之前，希特勒仍然可以有充分的时间对波兰加以沉重的打击。所以9月的上半月，看来是最危急的时期。现在德国准备在纽伦堡实行的示威行动——宣传之类——似乎和上述的结论相吻合。

※※※

在我这次访问所看到的事情，我认为最值得注意的，就是大多数负有重大责任的我的法国东道主，都一致认为必须采取守势，并不容反驳地向我灌输。同这些非常有能力的法国军官们谈话时，不禁使人有这样一种感觉：他们认为德国比他们强，而法国又已不复有发动大规模的攻势的生气勃勃的魄力了。法国将为其自身生存而战——只此而已！对面就是坚强的齐格菲防线，配备着增强了火力的新式武器。我想起上次大战时在松姆和帕森达勒的攻势还有余悸哩。现在德国当然比慕尼黑事件时要强大得多。我们也不知道德国最高统帅部当时所感到的深切焦虑。我们在物质方面和心理方面都已落到如此地步，以致没有一个负起责任的人（到这时为止，我还是在野的人，无责可负）敢于根据符合实际的推测来采取行动。这个推测就是，德国在从北海到瑞士的漫长防线上，只有配备不全、训练不够的四十二个师。而在慕尼黑时期，德国在这条防线上则只有十三个师罢了。

※※※

在这最后的几个星期中，我最担心的是英国政府也许会不顾我们的保证，在德国攻击波兰时畏缩不前，不敢对德开战。这时的张伯伦先生无疑已毅然改变了方针，虽然这对他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我当时对他的认识，并没有像一年以后那样深刻。我怕希特勒也许会再来一次虚张声势的恫吓，说什么他有什么新的行动或什么秘密武器之类，把我们这个已负担过重的内阁吓倒，或者弄得茫然不知所措。林德曼教授以前曾不时和我谈起原子能的事。我于是请他告诉我这一方面的现状如何。我和他谈话之后，写了下面的信给金斯利·伍德。以前已提到，我和伍德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丘吉尔先生致空军大臣：1939年8月5日几星期以前，有一份星期日的报纸上登有一篇文章谈到，根据最近的发现，一种名叫铀的特殊的原子，被中子击裂时会发生连锁反应，从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乍看起来，这可能预示着将会发明一种破坏力极大的新爆炸物。·在·这·个·问·题·上，·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不·论·这·种·发·现·在·科·学·上·引·起·多·大·的·注·意，·并·且·将·来·也·许·终·于·具·有·实·用·上·的·重·要·性，·但·在·几·年·以·内，·这·种·发·现·决·不·会·导·致·可·以·在·作·战·中·大·规·模·使·用·的·危·险。

根据种种迹象，在国际局势非常紧张的时候，有人会故意散播谣言，说什么用这种方法可以制造出可怕的新的秘密爆炸武器，一下子把整个伦敦夷平。第五纵队当然也将设法用这种威胁的话来诱使我们接受另一次的屈服，因此，我们必须把真实情况说清楚。

第一，最有权威的学者认为，在铀里面，只有极少的成分能在这种作用中发生效力。如果要得到大规模的效果，就得先把这种成分提炼出来。这就得好几年才能成功；第二，只有把大量的铀集中在一起才能发生连锁反应。而一旦释放出能量，在还没有真正产生出猛烈的效果以前，一经轻微的引发就会引起爆炸。①

①这个困难后来当然终于被克服了，但这只是经过几年的研究用了极精密的方法才解决的。

它也许像我们现在所有的各种爆炸物一样有效力，但不至于会产生更危险得多的效果；第三，这些试验不可能以小规模进行。如果他们已成功地进行了大规模试验（即取得了真正足以威胁我们的结果，而不是虚张声势的恫吓），那么要保持秘密就不大可能了；第四，在从前属于捷克斯洛伐克现归柏林控制的领土内，只有少量的铀。

有人觉得这种新发现可以使纳粹有了某种足以毁灭其敌人的凶恶的、秘密的新爆炸物而大为恐惧。从上述所有的理由来看，这显然是毫无根据的。今后一定还会有各种不祥的流言蜚语、吓唬人的传闻。我希望没有人会听信这一套。

我的预测竟然如此正确，真是一件怪事。在原子能方面，摸到门路的倒不是德国人。他们实际上走错了路，正当罗斯福总统和我决定并获致值得纪念的协议来从事大规模制造原子弹的时候，德国人却放弃了原子弹的研究而从事火箭或无人驾驶飞机的研究。关于我们这个协议，我们在后面适当的地方还要谈到。

我提交防空研究委员会的最后一个意见书中，也说：

　1939年8月10日

英国对空袭的主要防御，是对来袭者抽取过境税。如果在每一次空袭中，能击落五分之一的敌机，那就可以使空袭停止。……我们可以设想，开始的攻击必然是大规模的，在好几个小时之内接连不断地分批渡海进行空袭。但头次空袭的结果，并不能决定空战的胜负。空袭英国并不是一桩儿戏。

重大的死伤数字将迫使敌人不得不慎重考虑其得失。到了日间空袭不久就证明代价太大时，我们所要对付的就只限于对建筑物多的地区的盲目夜袭了。

墨索里尼在7月7日向英国大使说：“告诉张伯伦，如果英国准备为保卫波兰而战，意大利一定和我们的盟国德国并肩作战。”但在幕后，他的态度恰巧相反。他在这个时候所企求的目的，无非是巩固他在地中海和北非的利益，摘取他在西班牙进行干涉的果实，消化他在阿尔巴尼亚所夺取的东西。

他并不愿意因为德国要征服波兰而卷入欧洲战争。他虽然屡次公开自吹自擂，但是对于意大利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脆弱，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得更清楚。在1942年时，如果德国供给他军火，他是愿意主张作战的，但在1939年的时候就绝非如此！

在夏季，波兰所受到的压力日益猛烈，这时墨索里尼又想再作慕尼黑事件时代那样的和事佬了。他建议召开一个世界和平会议，但这个念头被希特勒敷衍了事地打消了。8月11日，齐亚诺在萨尔茨堡和里宾特洛甫会晤。齐亚诺的日记写道：

领袖非常希望我能用书面证据清楚地说明，在这个时候发动战争实为不智……要想把战争限于波兰是不可能的，而全面的战争又会使每一个国家都受到损害。领袖从来没有这样毫无保留地和这样热烈地希望和平……里宾特洛甫一味托辞规避。我问起他关于德国政策的详细情形时，他说话躲躲闪闪。关于德国对波兰的企图，他说谎的次数太多了，因此现在他对于他必须对我说的事情，以及他们实际上计划要做的事，感到有点局促不安。……德国要打仗的决心是无可更改的了。即使他们取得的利益比他们所要求的还多，他们还是要进攻的。因为毁灭的魔鬼已经使他们着迷了……有时，我们的谈话极为紧张。我毫不犹豫地把我的意见坦白说出来，但他却无动于衷。慢慢我就发觉我们在德国人的眼里是多么的渺小。①

①《齐亚诺日记》，第123页。

第二天，齐亚诺去见希特勒。我们现在得到了德国方面对这一次会见的记录。希特勒明白表示，他要和波兰彻底解决。他说他不惜被迫和英法一战，他要意大利参加进来。他说，“如果英国在国内要保持必要的兵力，则派赴法国的兵力最多只能有两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师。此外，还可以提供几个轰炸机中队，但决不能派出战斗机。因为德国的空军将立即袭击英国，英国需要战斗机来防卫本土。”关于法国，他说在消灭波兰之后——这不需要多少时间——德国就可以在西墙集中几百个师的兵力，这时法国就必须把它在殖民地和意大利边境及其他地方所有的兵力集中于马奇诺防线来进行殊死战斗。齐亚诺在答复中，对他所听到的这番话的严重性表示诧异。他抱怨说，德国方面以前从未有过任何表示，让他们知道波兰争端已到了如此严重和迫切的地步。相反，里宾特洛甫说过，但泽问题可以留待将来解决。意大利的领袖虽然深信和西方各国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他认为应该有两三年的时间来制定此事的计划。

在这次会谈之后，齐亚诺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意大利，向他的主人汇报。他发现墨索里尼这时已更加相信民主国家会不惜一战，因而更加希望自己置身于这场斗争之外。

※※※

英国和法国政府为了同苏联达成协议又再度进行努力。

英国决定派一位特使去莫斯科。艾登先生在早几年前和斯大林有过成功的接触，自请前往，但这个慷慨的建议没有为首相所接受。6月12日，他派斯特朗先生担任这项极其重要的任务。斯特朗先生固然是一位能干的官员，但在外交部以外并没有特殊的地位。这是另一个错误，派遣这样一位次要的人物，实在是对别人侮辱不敬。他是否能通过苏联机构的外围也很成问题。无论如何，现在一切都已太迟了。自从1938年8月麦斯基被派到恰特韦尔来看我到现在，其间已发生了很多事情。慕尼黑事件已经发生了。希特勒的军队的发展又已多了一年的时间。他的兵工厂得到了斯科达工厂的补充，都在日夜开工。苏联政府十分关心捷克斯洛伐克，但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完了。贝奈斯已流亡在外。一个德国的总督在布拉格统治着。

另一方面，在俄国看来，波兰是完全不同的一系列年深日久的政治的和战略的问题。两国最后一次的主要冲突是1920年的华沙之战。那时加米涅夫率领的布尔什维克军队攻入波兰，毕苏斯基得到法国的魏刚将军以及达伯农勋爵领导的英国代表团的建议，把红军击退，接着加以追击，报之以血腥屠杀。在此后的几年中，波兰一直是反布尔什维主义的前哨。它用左手联合并支持了反苏的波罗的海各国，又用它的右手在慕尼黑时期参加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劫掠。苏联政府明知波兰憎恨他们，也知道波兰无力抵抗德国的进攻。不过他们也深知他们自己的危险，深知他们需要时间来整顿他们最高统帅部内部所受到的破坏。在这种情况下，斯特朗先生的任务的前景是不美妙的。

谈判始终围绕着一个问题，即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不愿意让苏联把他们从德国手中拯救出来；在这一点上，谈判始终没有进展。6月13日《真理报》的社论中表明，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的有效中立，对苏联的安全极关重要。社论还说，这类国家的安全对英国和法国都是极端重要的。这是“连丘吉尔先生这样一个政治家”也承认的。这个问题，在6月15日在莫斯科提出讨论。第二天，俄国报纸宣称“苏联外交部方面认为初次会谈的结果并不完全顺利”。在整个7月份，谈判断断续续地进行。最后，苏联政府建议同法英两国代表从军事角度上继续谈判。英国政府于是派了德拉克斯海军上将率领代表团于8月10日前往莫斯科。这些军官并没有得到进行谈判的书面授权。法国代表由杜芒克将军率领。在俄国方面，则由伏罗希洛夫元帅出席主持。我们现在知道，当时苏联政府同时也同意德国派遣一个谈判代表到莫斯科。英法苏三国的军事会谈不久因波兰和罗马尼亚拒绝俄军过境而终归失败。波兰人的态度是，“德国人来了，我们有丧失自由的危险，而俄国人来了，我们有丧失灵魂的危险。”①

①雷诺，前引书，第一卷，第587页。

※※※

后来，在1942年8月间，有一天早上，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把苏联那时的一些情况告诉我。斯大林说：“我们当时的印象是：如果波兰受侵略，英国和法国政府并没有下决心打仗，他们只希望英法和俄国在外交上联合起来，以为这样就可以阻止希特勒。我们肯定这是阻止不了的。”当时斯大林曾问：“法国在动员时可以派出多少师兵力去对抗德国？”回答是：“大约一百个师。”于是他问：“英国可以派多少？”回答是：“两个师，以后可以再派两个师。”斯大林重复着说：“啊，两个师，以后可以再派两个师。”他问：“你们知道不知道，如果我们对德作战，我们在俄国前线要派出多少个师？”这时停顿了片刻。“三百个师以上。”他没有告诉我这是他和谁的谈话，是在什么时候谈的。我们必须承认这些话都说得很有道理。但这对我们外交部的斯特朗先生却颇为不利。

为了便于讨价还价，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认为必须把真正的意图掩藏起来，直到最后的时刻才摊牌。莫洛托夫及其下属在和英、德双方接触时，显出他们两面应付的惊人本领。直到8月4日，德国大使舒伦堡从莫斯科发出的电报还只能这样说：“从莫洛托夫的整个态度看来，显然，苏联政府实际上更倾向于改善德苏关系，但他们以前对德国的不信任还是根深蒂固的。我的总印象是：如果英国和法国能满足他们的要求，苏联政府现在是决心要和他们订约的。当然，谈判也许还要拖很久，尤其是因为他们非常的不信任英国。……在我们方面，如果要使苏联政府转换方向，就必须作相当的努力。①”其实他不必担忧，大局已定了。

①《纳粹—苏联关系》，第41页。

※※※

8月19日夜，斯大林向政治局宣布他准备同德国签订条约。8月22日，同盟国代表团直到晚上才找到伏罗希洛夫元帅。他对法国代表团团长说：“同法国进行军事合作的问题多年来一直悬而未决。去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被消灭时，我们等待法国的音信，但始终没有消息。我们的军队是准备着的……法国和英国政府现在对于政治和军事的谈判都一味拖延，而且已经拖延太久了。既然如此，出现某种政治事件的可能性是不能加以排除的。”第二天，里宾特洛甫就抵达莫斯科。①我们现在从纽伦堡文件和美国最近发表所缴获的文件中，完全知道了这一件永不应该忘记的交易。椐据同里宾特洛甫一起飞到莫斯科去的他的主要助手高斯的话，“8月23日下午，里宾特洛甫和斯大林举行第一次会谈……德国外交部长在长时间会谈之后回来，显得极为满意……”即在这一天晚些时候，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正文，很快就达成了协议，没有什么困难。高斯说，“里宾特洛甫在前言中亲手加进一句有关德苏两国友好关系的形成的重要意义的话。斯大林对此表示反对。他说，苏联政府在被纳粹政府劈头盖脑地倾倒了六年大粪之后，不能突然之间把友好的宣言拿到群众面前来。因此，前言中的这一句话就被删去了。”在一个秘密的协定中，德国声明它在政治上对拉脱维亚、爱沙尼亚和芬兰都不感兴趣，但认为立陶宛应在它的势力范围之内。瓜分波兰的分界线已经划定。对波罗的海各国，德国只要求经济利益。这个互不侵犯条约和秘密协定直到8月23日深夜才签订。②

①雷诺，前引书，第一卷，第588页。

②《纽伦堡文件》，第十编，第210页及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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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章和前一章中我心平气和地记录了一切。尽管如此，我还要说，对于这类违背常理的行为所引起的非难和反感，只有两国的专制极权主义者才可以对付得了。我们不知道希特勒还是斯大林这两个人中究竟哪一个最厌恶这个条约。双方都知道这只是一种暂时的权宜之计。在这两个帝国和两种制度之间，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斯大林无疑地知道，在希特勒和西方国家作战一年之后，德国就不再成为俄国的劲敌了。

希特勒方面所采取的方法则是“各个击破”。这一类的协定竟然能够成立，这一事实标志着几年以来英法两国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手段的绝顶失败。

在苏联方面，我们必须说明的是，他们最大的需要是使德国军队部署的阵地越往西越好。这可以使俄国有时间从其广大帝国的各部分把军队集中起来。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俄国军队在1914年的不幸状况。当时他们在仅仅部分动员的情况下就向德军进攻。现在他们的边界，较上次大战时要偏东得多。因此，他们必须在受到攻击之前，不管用什么手段，武力也好，欺骗也好，都得首先占领波罗的海各国和波兰的一大部分。他们的政策固然是冷酷无情的，但在当时却是极其具有现实意义的。

这个不幸的消息，好像一个炸弹一样在全世界爆炸。苏联塔斯社说，8月21日到22日，里宾特洛甫正飞往莫斯科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英国政府当时所感到的情绪不论究竟如何，但他们当时没有恐惧的成分在内。他们立即宣称，“这件事绝不影响他们所决心要履行的义务。”现在已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再避免或延缓大战的爆发了。

※※※

我们仍有必要把“条约”的条件记录下来：

缔约国双方约定相互之间不进行单独的或和其他国家联合的任何暴力行动、任何侵略行为和任何攻击。

这个条约的有效期间为十年，如在期满前一年，没有一方提出废除则自动延长五年。在会议桌的周围，欢呼庆贺，祝酒干杯。斯大林还主动提议为德国元首干杯，他说：我知道德国人民多么爱戴他们的元首，我为祝他身体健康干杯。”从这些事实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非常平凡而简单的教训：“诚实是最好的政策。”这在本书中还要谈到几个同样的例子。奸诈的人和政治家，虽然费尽心机，总是害了自己。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过了二十二个月，斯大林和俄国的成千成万的生命，就得为此付出可怕的代价。一个在道德上毫无顾忌的政府，似乎总是大占便宜，为所欲为，但“一天结束时，一切都得算清楚，全部时间结束时，更得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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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从秘密谈判中知道同俄国谈判的条约一定会在8月22日签字，所以，甚至在里宾特洛甫从莫斯科回来或在公开宣布这个条约之前，他就给他的总司令写了下面的一封信：

我们必须在一开始就决定同西方国家开战……与波兰的冲突是迟早要来的，我在春季即已有这样的决定，但我认为我应先打西方，而后再转向打东方……我们不用怕封锁。东方会给我们粮食、家畜、煤……我只怕在最后关头有某个下流痞会建议调解……政治上的目的已进了一步。摧毁英国霸权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在我把政治布置完成之后，军人就要开始这同一个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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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苏条约的消息一公布，英国政府就立即采取预防措施。

发出各项命令要海岸的重要地点的防卫部队以及防空部队集合待命，保卫易受攻击的各个据点。政府发电报给各自治领和殖民地，警告他们可能在短期间内要进入警戒阶段。掌玺大臣奉命把地方机构一律改为战时编制。8月23日，海军部得到内阁授权，征用商船二十五艘，把它们改成武装商船巡洋舰，另外征用拖网渔船三十五艘，装配潜艇探测器。为海外驻军征召了六千人的预备役。各雷达站的防空部署和防空部队的全面部署，已获批准。空军预备役二万四千人和所有的空军辅助部队，包括各气球中队在内，都应召服役。所有的服军役人员一律不准请假。海军部也向商船航运发出警告，此外还采取了其他许多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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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决定把英国这些准备措施告诉希特勒。这一封信并没有记载在法伊林先生写的传记内，但在别的地方发表过。为了对张伯伦先生公正起见，这当然应该让大家知道：

阁下也许已经知道英国政府所采取的某些措施，这些行动在今晚的报纸上和无线电广播中已加以发表了。

英国政府认为，这些步骤是必要的，因为据报告，德国方面已进行军事调动。同时，德苏条约公布后，柏林某些人士显然认为英国将不会为了波兰而进行干预，认为这种万一的可能性已不必加以考虑。这实在是最大的错误。不论德苏协定的性质如何，都绝不能改变英国对波兰的条约义务。这是英国政府一再公开明白说明的，也是他们决心要履行的。

有人说，如果英王陛下政府在1914年时把它的立场更清楚地加以说明，也许可以避免那一场大灾祸。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站得住脚，这一次英王陛下政府决意不再让人有这种悲剧性的误解。如有必要，他们决心并准备立即运用他们的全部力量；而敌对行动一旦开始，其结果是无法预料的。如果认为战争一旦开始也会很快结束，这种想法，即使在战争各条战线上某一方面能取得一些胜利，也是极端危险的幻想。

在现在这个时候，我承认我确实想不出什么方法来避免这一场使欧洲卷入战祸的灾难。鉴于统治者的行动对人类可能引起严重后果，我希望阁下对我在上面所提出的种种，会加以最慎重的考虑。①

①《纽伦堡文件》，第二编，第157—158页。

希特勒在其答复中，在详述德国准备用“无可比拟的宽容大度”来解决但泽和走廓问题以后，跟着说了下面一段无耻谎话：

英国对波兰提供无条件的保证，不管可能引起冲突的原因如何，英国将在任何情况下都援助波兰。这种保证，只能被解释为对那个国家的一种鼓励，今后他们在这张特许证的掩护下，可以放手对波兰国内的一百五十万日耳曼居民施加惊人的恐怖行为。①

①同上书，第二编，第158页。

8月25日，英国政府公布同波兰订立的正式条约，确认以前所提供的保证。当时采取这个步骤是希望可以为德波直接谈判提供最好的机会，因为这个条约表明，如果直接谈判解决失败，英国就会站在波兰的一边。战后戈林在纽伦堡审讯中说：

英国向波兰正式提出保证的那一天，元首打电话给我，说他已停止原订计划对波兰的进攻。我于是问他，这是暂时的还是永远的停止。他说：“不，我要看一看我们能不能排除英国的干预。”①实际上希特勒将进攻日期从8月25日推迟到9月1日，而且像张伯伦所希望的那样，同波兰进行了直接谈判。但是他的目的并不是想同波兰达成协议，而是想给英王陛下政府种种机会，使之可以逃避保证。至于英国政府的思想，像议会和全国一样，根本不是这样。英国岛民的性格有点古怪，他们讨厌军事训练，近千年以来从来没有敌人入侵，但在危险日益临近和日益扩大时，他们反而越来越镇定，在危险到了迫在眉睫时，他们反而更为凶猛，在危险发展到了性命攸关的关头，他们反而无所畏惧。这些习性，曾使他们能够在多次危难中转危为安。

①同上书，第166页。

※※※

这个时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给墨索里尼。这封信最近在意大利发表了：

领袖：

若干时候以来，德国和俄国都在考虑有无可能使他们双方的政治关系能够建立在一个新的基础之上。最近根据下述种种理由，更有在这方面获得具体结果的需要。

1．世界政治的总形势。

2．日本内阁还是迟迟不采取明确的立场。日本虽然准备参加一个反俄联盟，德国（据我看来，意大利也一样）根据目前的情况认为这只属次要的考虑。日本不愿针对英国而承担任何明确的义务——而这在德国方面，我认为也在意大利方面，却是一个决定性的问题。

3．从今春以来，德国和波兰间的关系，不能令人满意，在最近几星期内已变得难以容忍了，这不是由于德国的过错，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英国的行为……这些理由促使我迫切需要在德俄谈判中得出结果。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把这个问题的详细情形告诉你。但最近几星期，克里姆林宫显然改变对德关系的意向——这种意向从李维诺夫去职的时候起就有了——越来越明显了，使我现在能在局势得到初步澄清以后，派我的外交部长到莫斯科，拟订世界上现有的性质最广泛的互不侵犯条约，其全文不久即将公布。这个条约是无条件的，此外还规定凡有关德俄利益的一切问题，均应互相磋商。我也可以告诉你，领袖，有了这些规定，俄国的善意态度已有确实的保证。·尤·其·重·要·的·是，·现·在·如·果·发·生·冲·突，·就·不·再·会·有·由·罗·马·尼·亚·方·面·来·的·任·何·攻·击·的·可·能·了。①

①《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书信与文件集》，第7页。

墨索里尼收到这封信后，立即回答说：

马肯森大使刚刚转来你给我的信，兹敬复如下：

1．就与俄国达成协议一事而论，我完全赞同。

2．我觉得应避免同日本发生破裂或对它冷淡，以免它同民主国家集团日趋接近。……

3．莫斯科条约封锁了罗马尼亚，也可能改变土耳其的立场。土耳其接受过一笔英国借款，但它并没有签订盟约。土耳其方面采取新的态度会破坏法国和英国在东地中海方面的战略部署。

4．关于波兰，我完全理解德国的立场，我们深知这种紧张局势是不能永远继续下去的。

5．关于在军事行动发生后意大利的实际态度，我的见解有如下述：

如果德国进攻波兰，而冲突又能只限于局部时，意大利将向德国提供所需要的各种政治经济援助。

如果德国进攻波兰，而后者的盟国又向德国发动反攻时，我必须郑重提出，以目前意大利军事准备的情况来看，我不能在军事上采取主动的行动，这一点我已屡次并且及时地向你，元首和里宾特洛甫先生提过的。

但是，如果德国能立即以军火和原料供给我们，使我们能够对付法国和英国可能对我们的攻击，那么，我们自可立即参战。在我们前几次会晤时，我们预料战争将在1942年后发生。到那个时候，我的陆海空军就会按照我们约定的计划准备好了。①

①《希特勒与墨索里尼，书信与文件集》，第10页。

如果希特勒以前没有料到的话，那么从这时起他就知道战争爆发时不能指望意大利进行武装干预。墨索里尼想在最后一分钟重演慕尼黑时的角色的任何企图，已被置之不理了。

意大利领袖关于德国的最后行动的消息，似乎不是由德国方面而是由英国方面得来的。齐亚诺在他8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英国把德国向伦敦提出的建议全文通知我们，我们在事前一点也不知道。”①墨索里尼现在唯一的需要是希特勒默许意大利保守中立。关于这一点，希特勒答应了他。

①《齐亚诺日记》，第136页。

※※※

8月31日，希特勒发出了“第一号作战指令”。

（一）现在东部边界的形势已达到使德国无法容忍的地步，要用和平方式从政治上加以解决的可能性已不存在了。我决心用武力来解决问题。

（二）对波兰进攻应按照“白色方案”执行，只有一点改变，就是陆军方面军事部署几乎全部完成的各方面，可以不在此限。至于任务和作战目标的分配都维持不变。

进攻日期——1939年9月1日。进攻时间——四时四十五分〔用红铅笔注上〕。

（三）在西线，重要的是必须使开始敌对行动的责任明明白白地由英法方面来负。开始时，对于对方的不重要的越境侵犯行为，只应采取纯粹局部行动来予以还击。①

①《纽伦堡文件》，第二编，第172页。

※※※

我从莱茵河回来后，在巴尔桑夫人那里过了几天晴朗的日子。和我在一起的是一群笑容可掬但心里却焦虑不安的人。

我们住在纳瓦尔的亨利王在伊夫里战役前住过一夜的那个古堡里。华莱士夫人和她的几个儿子也和我们一起住在那里。她的丈夫是内阁部长。她正在等他到这里来。不久她接到他的来电，说他不能来了，至于何以不能来，以后再告诉她云云。

别的危险征兆也不断传来。人们都深感不安。甚至可爱的厄尔山谷的阳光，也失去了柔和的光线。在这种不安的气氛中，我要作画也是一件难事。我决定在8月26日回国，因为在国内我至少可以知道正在进行的一切。我告诉我的妻子，我将在适当的时候通知她。我路过巴黎时，请乔治将军同进午餐。

席间他把法德军队的数字全部都提出来，并按质量把这些师分为几等加以比较。这使我有极其深刻的印象。我第一次忍不住说：“那你们占优势啊！”他回答道：“德国军队很强，我们决不能先发制人。如果他们发动进攻，我们两个国家将联合起来履行自己的责任。”

回到英国后，当晚我住在恰特韦尔家里。第二天我请艾恩赛德将军来和我呆在一起。他刚从波兰回来，他提供了有关波兰军队极有利的报导。他看过一师人在炮兵实弹射击配合下进行攻击演习，结果略有死伤。波兰的士气极高。他和我一起住了三天。我们力图估量这个不可知的局势。就在这个时候，我砌完了我的住宅的厨房的砖墙，这座住宅在去年就开始盖起来，准备在以后几年我全家居住在这里。我的妻子在接到了我的电报后，于8月30日经敦刻尔克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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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英国的有组织的德国纳粹党员，已知的有二万人。

按照他们在别的友好国家中所采取的行动来看，在战争爆发之前，他们总是首先进行破坏和暗杀。我在当时并没有官方的保护，我也无意提出这样的请求，但我觉得我相当受人注目，必须防备万一。我有许多情报使我深信希特勒认为我是一个敌人。以前当过伦敦警察厅侦探的汤普森巡官现在已经退休。我请他带着手枪来我这里住。我也找出了我自己的武器，倒还是好好的。于是，一个人睡觉，另一个人就警戒。这样就不会有人可以乘虚而入。在这时候，我知道如果战争一旦发生——谁还会怀疑这个呢？——一个重大的担子，必然会落到我的身上来的。

谢选骏指出：战争边缘的玩火行为，为的是要避免战争。但是不幸，英法两个殖民帝国却做出了最坏的选择——他们给波兰担保，等于就是选择参战，为苏联义务守住了德国的东进的大门！而在我看，英法的最佳选择，是放开一条生路给德国，让他放手进攻苏联——这样，两个极权主义魔鬼就无法联手作恶，而只能提前自相残杀……那么世界就是另一番格局了。

【第二十二章　战争】

张伯伦先生邀请我入阁——9月2日的犹豫——9月3日的宣战——第一次空袭警报——重新主管海军部——海军上将达德利·庞德爵士——我关于海军事务的知识——1914年和1939年的对照——海军的战略形势——波罗的海——基尔运河——意大利的态度——我们地中海的战略——潜艇的威胁——空袭的威胁——日本的态度——新加坡——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安全——战时内阁的组织——张伯伦先生的最初选择——一个老一辈的人物——午睡的妙用

9月1日黎明，德国进攻波兰。同一天早晨，我们的所有部队奉命动员。首相请我在下午到唐宁街去看他。他告诉我，他认为避免与德国作战的希望已经幻灭，提议成立一个由少数不负责专部的阁员组成的战时内阁来指挥作战。他提到，据他了解，工党不愿参加联合政府，但他仍然希望自由党将会参加。他邀请我担任战时内阁的阁员。我未加任何评论，便接受了他的提议。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对于人选和措施，进行了长谈。

经过一番考虑以后，我觉得组成指挥作战的最高执行机构的阁员，他们的平均年龄必然会使人感到太高了。为此，我在午夜以后写信给张伯伦先生：

1939年9月26我们岂不是成了一个老人队了吗？我发觉你昨天向我提起的六个人的年龄总数，竟达三百八十六岁或平均六十四岁以上！仅比领取养老金规定的年龄差一岁！不过，如果你把辛克莱（四十九岁）和艾登（四十二岁）延揽入阁，平均年龄就可以降到五十七岁半。

如果《每日先驱报》关于工党不拟参加政府的说法是真实的，我们今后一定会遇到经常不断的批评，以及战争中往往出现的令人沮丧和出人意外的事件。因此，在我看来，更加重要的是，邀请处于反对党地位的自由党坚决地参加我们的队伍。艾登对于支持他的那部分保守党人，以及温和的自由党分子，都有相当的影响。在我看来，利用这种影响也是增加实力的一个极其必要的办法。

波兰人遭受猛烈的进攻，现在已有三十小时了。我听到巴黎方面还有再提照会的说法，深为不安。我相信你最迟在今天下午议会举行会议时，就能够提出联合宣战的声明。

除非海军部采取特别的措施，并在今天发出信号，否则，德国军舰“不来梅”号即将驶出阻截区。这只是一个次要问题，但也很可能引起麻烦。

我在此听候你的指示。①

①见法伊林，《内维尔·张伯伦传》，第420页。

9月2日是非常紧张的一天，但我很奇怪，整整一天没有听到张伯伦先生的动静。我想他也许为了保持和平而正在作最后一分钟的努力；事实证明确是如此。然而，到了会议开会时，却发生了一场短暂的、但很激烈的辩论，在辩论中首相模棱两可的声明，引起了整个下院的不满。当格林伍德先生起立，代表工党反对党发言时，保守党席上的艾默里先生向他高声喊道：“要为英国说话。”这句话博得了大声喝采。下院的情绪无疑是主张作战的。我甚至认为比我也曾亲自参加的1914年8月2日的同样场面，更显得坚决和团结。那天晚上，各党派的一些重要人士，都到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对面我的寓所来拜访我，表示深切的忧虑，唯恐不能履行我们对波兰的义务。下院准备在第二天下午重新开会，当天晚上，我写给首相一封信如下：

1939年9月2日

在星期五我们的谈话中，据我了解，我将成为你的僚属，而且你对我说，这个消息很快就要宣布。但从那时起，我一直没有听到你的任何下文。我真不知道，在这个紧张骚动的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虽然，在我看来，现在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和你对我说“大局已经决定”时所表示的思想已经截然不同了。我非常理解，为了应付这种非常重要的欧洲局势，方法的变换也许是必要的，但我觉得我有权利要求你在中午辩论开始以前，让我知道不论为公还是为私，我们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

在我看来，如果工党态度疏远，而且据我所知，自由党也采取这样的态度，那么，在这样狭隘的基础上，很难组成一个你所提到的有效的战时政府。我认为我们应当进一步努力，以争取自由党参加，而且对于你曾和我讨论过的战时内阁的组织与范围问题，需要重新研究。今天晚上议会里有一种观感，即认为我们决心的显然削弱，已经使全国团结一致的精神，受到了损害。我并不低估你应付法国所遇到的困难，但是我深信我们现在将要自作决定，从而给我们的法国朋友作出任何必要的榜样。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将需要尽可能地组成最强大、最完整的联合政府。因此，我请你在我们再进行一次谈话以前，不要宣布战时内阁成员的名单。

正如我昨天早晨写给你信中所说的，我完全听候驱使，并衷心希望帮助你完成艰巨的任务。

后来我了解，英国的最后通牒已在9月1日下午9时30分递交德国，接着在9月3日上午9时，又递交了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的最后通牒。9月3日早晨的广播，宣布首相将在11时15分发表广播演说。因为这时看来，英国和法国肯定会立刻宣战，我便准备了一篇简短的演说。我认为这篇演说对于我们一生中以及历史上的这个庄严伟大的时刻来说，是很得体的。

首相的广播演说告诉我们，我们已经处在战争状态。他的话刚说完，我们耳边突然听到了一阵陌生的、持久的、凄厉的声响，这种声响后来就变得习以为常了。我的妻子跑进房来，由于当时的形势危急而显得神情紧张，但她对于德国人敏捷而又准确的行动，却给予好评。我们俩一同登上寓所的屋顶，看一看外面发生的情况。在我们周围，在晴朗凉爽的9月的阳光下，四面八方的伦敦的屋顶和尖塔，历历在望。

在这些屋顶和尖塔上面，已经有三十或四十个圆柱形的气球冉冉上升。我们对于政府这种显然有所准备的迹象，表示满意。我们预料应该有一刻钟的准备时间，在这段时间将要结束时，我们便带了一瓶白兰地酒和其他适用的药品，配备齐全地走到指定给我们的防空洞去。

我们的掩护所，就在顺着大街走过去约有一百码的地方，其实只是一个敞开的地下室，外边甚至没有堆起沙袋。附近六家的居民早已聚集在室内。每个人都抱着高兴而又诙谐的态度。这是英国人面临凶吉未卜的前途时所表现的本色。当我站在门口凝视着空寂的街道和下面拥挤的地下室时，在我的想象中呈现出了这种景象：毁灭与屠杀的场面；震撼地面的巨大爆炸声；高楼大厦坍塌成为瓦砾土堆；消防队和救护车在隆隆的敌机声下，在浓烟中穿梭往来。我们不是早已听说空袭将是如何的可怕么？空军部当然为了强调自己的重要性而大大地夸张了空袭的威力。和平主义者曾经设法利用公众的这种恐惧心理，而我们这些人一向督促政府积极准备，建立一支优势的空军，虽然不承认那种最可怕的预测，但也赞成将它作为对当局的一个刺激。我知道政府在战事初起的几天内，曾预备了两万五千张病床，以供空袭中受伤者应用。至少在这方面，没有发生估计过低的情况。现在应该看一看实际发生的情形了。

大约过了十分钟以后，凄厉声又响起来了。我自己不敢断定这次是否是重复一次警报，但有一个人一路奔来，高声喊道“警报解除了”。我们于是就分散，各自回家去作我们的工作。我自己便到下院去。下院在中午按时开会，不慌不忙地按照议事程序进行，并作了简短而庄严的祈祷。在议会里，我接到首相的一封便函，要我在辩论结束后，立即到他的房间去。经过最近几天极度兴奋而又激动的心情，当我坐在自己的席位上，倾听议员们演说时，一种特别强烈的宁静感紧紧地攫住了我。我觉得内心安详，并体会到一种凌驾于人间事务与个人问题之上的超然感。英国虽然爱好和平和缺乏准备，但在国家荣誉的召唤下，瞬刻间表现出大无畏的精神；旧时英国的这种光荣传统，使我整个身心异常激动，而且似乎把我们的命运，提升到一个远离尘世现实和肉体感受的境界。

我发言时，我试图在某种程度上，把这种心情转达给下院，结果得到了良好的反应。

张伯伦先生告诉我，他已经考虑了我的信；他说自由党拒绝参加政府；他准备让负有行政职务的海陆空三个部的大臣参加战时内阁，从而能够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我关于平均年龄的见解，并且可以将平均年龄减低到六十岁以下。他说，这样就可以使他邀请我担任海军大臣，并在战时内阁中担任阁员。我听了以后，感到非常高兴，因为虽然我从来没有提出这点，但我当然愿意主管确定的任务，而不愿高高在上，出谋划策，督促别人工作。一个部长，不论势力多大，如果不主管专部，结果往往如此，颁发训令要比提出建议容易，而有权采取行动，即便范围有限，也比有权参加泛泛的讨论更为适宜。如果一开始首相就要我在参加战时内阁与主管海军部二者之间选择其一，我当然一定会选择海军部。而现在我却二者兼有了。

关于我究竟应该在什么时候，正式由国王授职，张伯伦先生只字未提。实际上，直到5日我才就职如仪。但战争初起的这段时间，对于海军也许有生死存亡的关系，因此我通知海军部，告诉他们我立即就任，准备在六时到部视事。海军部接到通知，立即好意地向舰队发出信号：“温斯顿回来了。”这样我就重新回到了几乎恰好二十五年前我在痛苦和遗憾中离开的那间办公室；二十五年前由于费希尔勋爵的辞职，我被解除了海军大臣的职务，并且事实证明关于在达达尼尔海峡强行登陆的重要计划遭到了不可挽回的破坏。①

①1915年丘吉尔主张在达达尼尔海峡登陆，进攻土耳其，以便包抄德国。这次战役持续八个月，英法军队死伤惨重，最后不得不自行撤退。是年5月，费希尔第一海务大臣引咎辞职，不久，丘吉尔也被解除了海军大臣职务。——译者

我坐在以前的那张旧椅子上，在我背后几呎的地方，是我在1911年所安置的一个木制的地图箱，箱内仍存有北海的地图，当时为了便于集中注意最重要的目标起见，我曾命令海军情报局，每天在地图上注明德国公海舰队的调动和部署情况。自从1911年以来，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光已经消逝了，然而，我们却仍然面临着在同一个德国的魔掌下遭受荼毒的威胁。我们再一次为了捍卫一个无辜遭受侵略和蹂躏的弱国的权利，而奋起作战。我们再一次为了生存和荣誉，奋起反抗日耳曼这个勇敢的、有纪律的却又残酷的民族的一切疯狂暴力。我们需要再一次战斗！既然如此，就战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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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第一海务大臣来看我。我在以前担任海军大臣期间，就与达德利·庞德相识，但不很熟，只知道他是费希尔勋爵的亲信参谋军官之一。以前在意大利进攻阿尔巴尼亚时，他曾任地中海舰队的总司令，当时我在议会中对于地中海舰队的部署，作过激烈的抨击。现在我们以同僚的身份相见，而庞大的海军部整个机构是否能够顺利运行，这就要依靠我们能否保持亲密关系和取得基本一致的见解了。我们彼此用一种怀疑的、但却友好的眼光看待对方。但从最初的时候开始，我们的友谊和相互信任，便逐渐增长和成熟起来。我对庞德海军上将在业务上的专长和个人的伟大品质，给予适当的估价并加以尊重。在变幻无常、胜负莫测的战争中，我们一同受过巨大的冲击，因此我们成为更加忠实的同志和朋友了。四年以后，正当对意大利的战争获得全面胜利时，他竟与世长辞，我以十分悲痛的心情，悼念海军和全国所遭受的一切损失。

3日晚上的大部分时间，我用来接见海军部各海务大臣及各部门的负责人，从4日早晨起，我着手处理海军事务。正如1914年一样，在总动员以前，海军已经采取了预防突然袭击的戒备措施。早在6月15日，就有大量的后备军官与士兵，被征服役。后备舰队，已经人员齐全，从事演习，在8月9日曾由国王检阅过一次；到了22日，其他各级的后备人员，也被征入伍。24日议会通过了《国防紧急授权法案》，同时下令舰队开往战时据点；事实上，我们的海军主力在斯卡帕湾已有几个星期了。在舰队奉命实行总动员以后，海军部的作战计划逐步顺利展开；当时虽有某种严重的缺陷，尤其是在巡洋舰和反潜艇的舰只方面，但也正如1914年的情形一样，在面临挑战时，舰队完全能够承担当前的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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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也许了解，我对海军部和皇家海军，有很丰富的知识。从1911到1915这四年期间，在最初局势严重的十个月内，我负责准备舰队的作战事宜，并主持海军部的工作。这四年时光在我一生中留下了特别鲜明的印象。我对舰队以及海上作战，积累了大量详细的资料，并且获得许多的教训。在以后的时期内，我曾对海军问题有过许多研究和著述。我在下院一再就这些问题发言。我和海军部一向保持密切的接触，在这些年中，虽然我是他们的主要批评者，但我暗中参与他们的许多机密。我曾在防空研究委员会工作过四年，因而使我了解关于雷达的最新的发展，而这些发展现在已对海军事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我前面已经提过，1938年6月第一海务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曾亲自陪我参观波特兰港的反潜艇学校，以及乘驱逐舰开到海上，参加用“潜艇探测器”侦察潜艇活动的演习。我和在1928年前一直担任海军部军需署长的已故亨德森海军上将有亲密的友谊，而且当时的海军大臣鼓励我和查特菲尔德勋爵讨论新战舰与巡洋舰的设计，因此，使我对于海军新的建造方面，有了一个全盘的了解。此外，根据已经发表的记载，我对于我国舰队实际的和潜在的实力、组织和结构，以及关于德国、意大利、日本的海军的类似情况，当然是很熟悉的。

我的公开演说，为了要收到批评和刺激的效果，当然不免着重指出我国海军的弱点和缺陷；就这些演说的本身而言，它们绝没有表达出皇家海军的巨大的实力，也没有表达出我自己对它的信心。如果说海军对于与德国作战，或与德国和意大利作战，没有充分的准备，那么，这种说法对张伯伦政府及其海军顾问，不免有失公道。至于如何对澳大利亚和印度作有效的保卫，以防日本同时的进攻，这个问题引起的严重困难较多，但在此时，这种进攻大概不会发生，同时，这种进攻大概一定会把美国卷入漩涡。因此，在我就职时，我感到我所指挥的，无疑是世界海军作战中一支最精锐的舰队；

而且我可以断言，我们会有时间来弥补和平时期的疏忽，并应付战争中同样肯定会发生的不愉快的意外事件。

※※※

现在的情势，绝不是1914年的海军非常局面的重演。当时在我们参战时，主力舰方面，我们与敌方的比率是十六比十，巡洋舰的比率是二比一。当时我们动员了八个作战分舰队，包括战列舰八艘，每一分舰队各有一个巡洋舰队及一个小舰队，另外还有重要的独立的巡洋舰队。我高兴地等待同敌人实力较逊、但仍不失为强大的舰队进行全面的战斗。现在德国的海军刚刚开始重建，甚至还没有组成一个战斗阵势的实力。虽然我们必须假定他们的两艘巨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和“提尔皮茨”号，在吨位方面已经违反了《凡尔赛和约》规定的限制，但距离完成日期至少还要一年。他们的轻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经德国人用欺诈的手段从一万吨增加到二万六千吨，已在1928年完成。除此以外，德国还有一万吨的“袖珍战列舰”三艘：即“施佩伯爵”号、“舍尔海军上将”号和“德意志”号，以及装有八呎口径大炮的一万吨快速巡洋舰二艘，轻巡洋舰六艘，以及驱逐舰和较小的舰艇六十艘。因此，在海面舰只方面，敌人绝不能向我们的制海权挑战。在实力和数量上，英国海军同德国相比，无疑占有压倒的优势，而且在科学训练或技术方面，也绝无理由认为它有任何的缺点。舰队除了缺乏巡洋舰和驱逐舰外，始终维持了它惯有的高水平。今后摆在它面前的任务，倒不是如何与敌人作战致胜，而是如何来担负起无数繁重的任务。

※※※

我对海军战略形势的见解，在我到海军部时，已经大体形成了。对于敌人来说，控制波罗的海是非常重要的。为了取得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供应、瑞典的铁矿石，尤其是为了保卫没有设防的德国北部海岸（其中有一处与柏林相距不过一百余哩）以防俄国的进攻，德国的海军必须设法控制波罗的海。所以，我坚信，在战争开始的这个阶段中，德国一定不愿有损它对波罗的海的控制权。因此，它可能出动潜艇和袭击商船的巡洋舰，或者派一艘袖珍战列舰，来搔扰我们的航运，但绝不愿冒险牺牲任何为控制波罗的海所必需的舰只。按德国舰队这时的发展来看，它必须以控制波罗的海为其主要的、几乎是唯一的目标。我们为了维护制海权这个主要目标，并坚持我们主要的海军攻势——封锁，在北海方面，当然必须维持一支优势的舰队；但是为了监视波罗的海的以及赫尔戈兰湾的出口，似乎无需特别强大的英国海军力量。

基尔运河是沟通波罗的海的侧门，如果对它进行空袭，即便是在短暂的时间内使它不能使用，那也会显著地增强英国的安全。

一年以前，我曾给英斯基普爵士一个节略，讨论这种特殊的作战行动：

1938年10月29日

在对德国的战争中，切断基尔运河，将成为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成就。对这一点，我不准备作详细的说明，因为我认为这是大家公认的。现在应该由一个专门技术委员会拟订实现这个目标的计划，并且，在需要时，拟定计划变动的各项细节。基尔运河因为水闸很少而且运河两端的海面没有显著的差别，所以，如用高度爆炸性的炸弹加以破坏，即便使用的是最重型的炸弹，它也可以迅速地修复。不过如果能在运河内投掷许多附有定时雷管的中型炸弹，有些在一天内爆炸，有些在一星期内爆炸，有些在一月内爆炸，因为它们爆炸的时间与地点不可捉摸，这就可以把运河封锁起来，使军舰和重要船只不得通行，直到整个河底被重行深挖一次为止。此外具有磁性感应的特殊雷管，也应当予以考虑。

鉴于我们不久就要遇到的情况，上文中磁性水雷一词是很值得注意的。不过，当时并没有采取特殊的行动。

※※※

在战事爆发时，英国的商船队，总计超过二千一百万吨，数量与1914年大致相同。船的平均体积较前增大，因此数量较少。然而这个总吨位，并不是全部供给商用的。海军需要各种类型的辅助船舰，大部分必须从最大的定期远洋商轮中征调。所有国防部门都需要供特种用途的船只：陆军和皇家空军需要船只装运军队和装备前往海外；海军需要船只担任舰队根据地及其他各地的各种工作，特别是载运油类燃料，供应遍布全世界的各个战略据点。为完成所有这些目标而需要的吨位，总计大约三百万吨，此外，还要加上海外帝国的航运需要。至1939年底，将所得与损失加以平衡以后，英国全部可供商用的船只总吨位，大约有一千五百五十万吨。

※※※

意大利并没有宣战。事实已经很明显，墨索里尼正在等待局势的变化。在局势尚未明朗、而且我们的部署尚未完全就绪以前，为了谨慎起见，我们认为还是把我们的航运绕道好望角为妙。但是，除了我们自己的海军实力对德国和意大利海军的联合力量占有压倒的优势外，我们还有强大的法国舰队为助。法国舰队由于达尔朗海军上将的卓越才能和长期主管，已经取得了最大的实力和效能，这是法国海军从帝政时代以来从未达到过的情形。如果意大利成为敌国，则我们的第一战场必然是地中海。除了作为一种暂时性的权宜之计以外，我完全反对所有关于放弃地中海、仅仅封锁这个大内海两端的计划。我们自己的实力，即使没有法国海军及其设防港口的协助，也足以把意大利的船舰逐出地中海，并在两个月以内，或者可能在更短的时间内，使海军完全控制地中海。

英国控制了地中海，对于处在敌对地位的意大利，必定会带来严重的损害，这对它继续作战的力量，可能是一个致命的打击。所有它在利比亚和阿比西尼亚的军队，将变成折下来插在瓶中的花朵一样。法国和我们在埃及的部队，可以随意获得增援，而它的部队即便不致活活饿死，亦将不胜负担，疲于奔命。另一方面，如果不守住中部地中海，埃及与苏伊士运河以及法国的属地，就将陷于暴露状态，而招致由德国主持的意大利军队的进攻。如果在战争开始的几个星期内，在这个战场上能够获得一连串迅速的重大的胜利，则对于对德国的主要战争，一定会产生最有益和最有利的影响。任何阻力都不能妨碍我们在海军和陆军方面取得这些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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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复职以前，我就十分轻易地接受海军部关于就多大程度已能战胜潜艇的看法。虽然在最初许多次对潜艇的遭遇战中，已经证明了“潜艇探测器”的技术效能，但我们反潜艇的办法，毕竟十分有限，因而不能防止我们遭受严重的损失。我当时曾发表意见说：“在外海，对潜艇应当可以控制，而在地中海，则绝对可以控制。今后不免会遭到损失，但它绝不会影响到形势的演变。”这种意见不是不正确的。在潜艇战的第一年中，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事件。大西洋之战还有待于1941和1942年。

正如战前海军部流行的见解那样，我也没有充分估计到空袭对于英国战舰可能造成的危险，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对英国战舰的阻挠作用。在战争爆发前几个月中，我曾经写道：

“按照我很谦虚的看法（因为这些问题很难判断），英国的战舰，按其现有的武装装备和保护来说，空袭将不能阻止它们充分发挥优势的海上力量。”然而，空袭的阻挠作用，虽然过分夸张，但不久便对我们舰队的行动，产生了严重的影响。空袭几乎立即证明它是可怕的威胁，尤其是在地中海方面。几乎全无空防的马尔他岛，成为一个无法立即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在第一年中，没有任何英国主力舰由于空袭而被击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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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日本方面有什么敌对行动或企图。日本最关切的，当然是美国。在我看来，美国人自己这时即便尚未卷入战争的漩涡，但要他们消极地坐视日本全面侵占欧洲国家在远东的全部权益，似乎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形下，日本变为敌国，尽管会给我们带来许多苦恼，但如果因此而使美国参加战争，并且可能的话，也许只对日本一国作战，则两者比较，对我们来说，所得多于所失。无论如何，不论远东方面发生任何危险，我们绝不可因而转移对欧洲主要目标的关注。我们无法保护我们在黄海的利益和财产，以防止日本的袭击。如果日本参战，我们所能保卫的最远一点，将为新加坡要塞。新加坡必须加以固守，直到地中海得到安全保障和意大利舰队被肃清为止。

如果新加坡要塞有充分的驻军并储备着至少能维持六个月的粮食和弹药，则在战争爆发时，我并不害怕日本将派遣一支舰队和陆军，前往征服新加坡。新加坡远离日本，正如索斯安普敦远离纽约一样。日本如果想要在新加坡登陆并展开围攻，就得派遣它的舰队的主力，护卫装载至少六万人的运输舰，经过三千哩的海程；但是，日本的海上交通线，一旦遭到切断，这种围攻必将以惨败而告终。但只要日本占领了印度支那和暹罗，并在越过暹罗湾仅三百哩的地方建立了强大的陆军和实力非常雄厚的空军以后，上述看法，当然不能再适用了。不过，这些情形是在一年半以后才发生的。

只要英国海军没有战败而且我们防守住新加坡，日本要进攻澳大利亚或新西兰，一般认为是不可能的。我们可以给澳大利亚一个可靠的保证，保护他们不受到侵略的危险，但我们必须按照我们自己的方针，按照战争的先后次序，采取这种行动。看来，日本一旦成为敌国，在它踌躇满志地控制了黄海以后，不大可能从海上派遣一支长征部队去征服澳大利亚并实行殖民政策。日本在很长的时期内，必须保持一支庞大而又装备精良的军队，才能使澳大利亚部队有所畏惧。这种计划，必然要使日本的舰队轻率地转移力量，在澳大利亚陷于长期的涣散的战斗中。不论什么时候，只要在地中海获得决定性的胜利，就可以抽调出极其强大的海军部队，来切断侵略者和他们的根据地之间的联络。而在美国方面，它可以轻而易举地告诉日本，如果日本把舰队和运输舰开往赤道线以南，它将认为这是一种战争的行为。美国很可能有意发表这种声明；关于这种非常遥远的可能事变，我们现在不妨试探一下他们的意见。

关于截至1939年9月3日晚为止，英国和德国舰队的实力，包括已经建成和正在建造的舰只，以及根据同样基础的美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的舰队实力，在本书附录（6）中已分别列出。我深信（有记录为证）在世界大战的第一年内，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它们的本土方面，不会发生任何危险，而到了第一年结束时，我们可以希望海洋方面的敌人已被肃清。

这些想法，作为对第一年海战的预测而言，证明是准确的。我将在本书适当的场合，再行详述1941和1942年远东方面发生的重大事变。

※※※

以《泰晤士报》为首的报纸舆论，赞成由不负专部责任的阁员五人或六人组成一个战时内阁的原则。据称，只有这样，对于作战政策，特别是政策较大的方面，才能采取一个广泛而协调的意见。简言之，“五个人只管指挥战争，而不管其他事务”这种作法被认为最合乎理想，然而这种办法，实际上也有许多缺陷。若干处于超然地位的政治家，不管名义上的威权多么高，但在与同他们有密切关系的重要部门的主管大臣打交道时，往往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就海陆空军三个部门来说，情形尤其如此，战时内阁的成员，对于每天进行的事务，不能负直接的责任。他们可以采取重要的决定，他们可以事先提出一般性的意见，或事后提出批评。但举例来说，他们却无法和海陆空三部大臣分庭抗礼，因为后者熟悉问题的各种细节，有专业同僚的协助，并负行动的责任。战时内阁的阁员，如果团结一致，可以决定一切，但在他们中间，意见往往不能统一。他们无休无止地进行讨论和争辩，而与此同时，战争却一泻千里地向前发展。战时内阁阁员本人对于掌握了全部事实与数字的负责大臣，当然自愧不如，不敢予以非难。他们对于那些具体负责执行与指挥的大臣，不忍再增加其负担，因此，他们就越来越成为理论上的督导者和评论者；每天阅读大量的文件资料，却不知如何使用他们的知识，促使工作的顺利进行，而不致造成更多的麻烦。在各部之间发生纠纷时，他们往往只能加以仲裁，或求得妥协。

由于这些原因，负责外交和作战部门的大臣，应该成为这个最高机构的组织成员。通常在“五巨头”中，至少有某些人并不是因为对于作战有特殊的知识和才能，而是由于他们政治上的势力才入选的。因此，战时内阁的人数，开始增加到远超出原来设想的限度。当然如果首相自己兼任国防大臣，人数可以大为缩减。就我个人而言，在我主持国政时，我不喜欢在我左右有不负责专部的阁员。我宁愿和负责专部的大臣而不愿和顾问打交道。每个人每天都应该认真地工作，负责某种确切的任务，然后才不致无事生非，或哗众取宠。

张伯伦先生原来关于战时内阁的计划，迫于形势的压力，几乎不得不立即扩大，把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掌玺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财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国防协调大臣查特菲尔德勋爵、不管部大臣汉基勋爵包括在内。除上述人员外，还增加了海陆空三部的首脑，我是其中之一，还有陆军大臣霍尔·贝利沙先生和空军大臣金斯利·伍德爵士。此外，殖民地事务大臣艾登先生和内政大臣兼国内安全大臣约翰·安德森爵士虽非战时内阁的正式阁员，也必须经常出席。这样，总数为十一人。关于负责作战的三个部的大臣加入战时内阁的决定，大大地影响了查特菲尔德勋爵作为国防协调大臣的权威。他本于惯有的善良本性，接受了这个职位。

除我以外的所有其他阁员，在最近许多年来不是主管我们国家的政务，就是与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外交与战争局面有所关联。艾登先生在1938年2月曾因外交政策而辞职，而我十一年以来始终不曾担任公职。因此对于过去的事情，以及现在显然可见的缺乏准备的情况，不负任何责任；相反地，在过去六七年中，我不断地预言祸害即将临头，现在果然大部分不幸而言中了。因此，虽然现在我掌握了海军的强大的机构，而在现阶段中，唯一负实际作战责任的，也就是海军，但我并不感到自己有什么不利的地方；而且即使我有什么不利的地方，也必然会由于首相及其他同僚的善意和忠诚的支持而消除。我和所有这些阁员都很熟悉。我们大部分都曾在鲍德温先生主持内阁期间同事过五年，而且在议会生活中变化无常的局面下，我们当然保持经常的接触，有时关系融洽，有时则又发生争执。然而，约翰·西蒙爵士和我则代表老一代的政治家。在任何其他阁员担任公职以前，我在英国历届政府中任职，断断续续的已有十五年的历史了，而西蒙爵士也有差不多长的经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紧张时期内，我曾担任过海军大臣和军需大臣。就年龄来说，虽然首相比我年长几岁，但我几乎是唯一的老一辈的人物。在局势危急时，人们的普遍心理当然是要求年轻人的活力和新的观念，而老一辈人物当权，难免会引起指责。因此，我觉得我应该尽最大的努力，以便同现在当权的一代，以及随时可能出现的年轻而有巨大才能的新人一同工作，而不致相形落伍。在这方面，我依靠自己的知识以及一切可能的热情和智力。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起见，我又使用1914年和1915年我在海军部期间被迫采用的一种生活方式，而在我看来，这种方式大大地增加了我日常处理工作的能力。我在每天下午，总是尽早地上床，至少睡眠一小时，充分利用我几乎能够立即酣睡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一种值得庆幸的天赋。我用这种方法，能够把一天半的工作压缩在一天内办完。大自然的本意，并不要求人们从早上八点钟开始，一直工作到半夜而不在中间暂时愉快地摆脱一切，稍事休息；这种暂时的休息，哪怕只有二十分钟也已经足够使人的精力重新焕发。我对于每天下午都得像儿童一样上床睡觉，感到遗憾，但我也因此得到了报酬，就是使我能通宵工作，直到第二天两三点钟，有时甚至还要晚些，而等到第二天八九点钟，我又起来重新开始工作。在整个战争期间，我都遵守这个日常规矩，而且向别人推荐，如果在遇到需要长期地利用人体中最后的一分精力时，不妨采取这个办法。第一海务大臣庞德海军上将知道了我的方法以后，立即加以实行，不过，事实上，他并不上床去睡，而只是坐在扶手椅上打瞌睡。他使用这种办法，甚至更进一步，往往在内阁会议上也入睡了。不过，只要有人提到海军一个字，就足以使他霍然而醒，打起全副精神来；他的听觉非常灵敏，头脑反应很快，所以什么事都瞒不了他。

谢选骏指出：丘吉尔是个机会主义者，也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下贱官迷，这使得他虽能抓住任何机会进行投机钻营，但在重大的战略问题上，如此投机却会犯下致命的错误。例如他像希特勒一样，与苏联缔结了魔鬼同盟，结果就是“大英帝国”的自杀了。

【第二十三章　海军部的重大任务】

只有海战——海军部的作战计划——潜艇的袭击——装有潜艇探测器的拖网船——对商船的管制——护航制度——封锁——我主持第一次会议的记录——对南爱尔兰港口的需要——主力舰队的根据地——警戒措施不够充分——“捉迷藏”——我访问斯卡帕湾——在尤湾的回忆——“勇敢”号被击沉——巡洋舰政策——第一个月的潜艇战——收获很多的9月——更广泛的海战行动——波兰海军的锐气——罗斯福总统的来信

在希特勒对波兰展开了猛烈的进攻，以及英国和法国对德国宣战以后，紧接着却出现了一个漫长而沉闷的间歇期。这引起了全世界人们的惊讶。张伯伦先生在一封由他的传记作者发表的私人信中，把这个阶段称作“晦暗不明的战争”。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424页。

我觉得这个用语非常贴切而又达意传神，所以就用作本书下部的题目。法国的军队并没有对德国展开进攻。它们的动员已经完成，他们在整个前线虽保持接触，却按兵不动。德国人除了空中侦察以外，没有对英国采取任何其他空中行动；同时，对法国也没有空袭。法国政府要求我们暂时不要空袭德国，认为这会引起德国对他们尚未设防的军火工厂进行报复。

我们只是空投了一些小册子，希望唤起德国人更高尚的道德观念。这种离奇的陆地上和空中的战争局面，使人们惊异不止。法国和英国始终没有行动，同时，在几个星期内，德国战争机器的全部实力，已经把波兰摧毁或征服了。希特勒对于这种局面，当然没有不满的理由。

另一方面，海上的战斗从战争一开始，便激烈地进行着，因此，海军部便成为事变中最活跃的中心。9月3日，所有我们的船只仍在世界各地航行，执行他们的正常业务。突然间，它们遭到事先妥为分布的德国潜艇的袭击，特别是在英国西面海洋的入口处。当天晚上九时，开往外国的一万三千五百吨客轮“雅典娜”号被鱼雷击中沉没，有一百二十人丧命，其中二十八名是美国公民。这件暴行在几个小时内便传遍了全世界。德国政府为避免引起美国方面的任何误会起见，立即发表一项声明，说我曾亲自下令将一个炸弹放在船上，以炸毁这艘客轮来破坏德国和美国的关系。在不友好的方面，有些人竟相信这种谎言。①

①见《纽伦堡文件》，第4编，第267页及以后——“潜艇艇长的供词”。

9月5日和6日，“波斯尼亚”号、“皇笏”号和“里奥·克拉罗”号先后在西班牙沿海被击沉。

所有这些都是重要的船只。

我给海军部的第一个节略，就是关于潜艇的威胁在最近的将来可能达到的规模：

海军情报局局长：1939年9月4日

请给我一份报告，说明今后几个月中德国现有的和将建成的潜艇的实力。请把航行远洋的和小型的潜艇加以区别。对于每种潜艇续航能力的日数和哩数，请分别加以估计。

我立即获悉敌人共有潜艇六十艘，到1940年初可以有一百艘。5日，他们提出了更详尽的答复，这是应该加以研究的。

有长距离续航能力的潜艇，数量极多，可以看出敌人实在有意使其潜艇尽早地在极远的海洋中展开活动。

海军部对于增加我们反潜艇舰只数量的问题，已有极其周密的计划。尤其是已经做好准备，要征用八十六艘最大的和最快的拖网船，并在船上装备潜艇探测器；拖网船的改装工作已经进行到相当阶段。关于建造大小驱逐舰、巡洋舰以及许多辅助船只的战时造舰计划，也已详细拟定，自从宣战以后，即已自动实行。上一次的大战，已经证明护航制度有极大的优点。海军部好几天来管制着一切商船的行动。要求船长遵守关于航线以及参加护航队的命令。但是因为我们的护航舰只数量不多，所以在敌人采取无限制的潜艇战①以前，海军部不得不设法在海洋上采取躲避航行的政策，而且，最初不得不将其护航队限于英国的东部沿海一带，但“雅典娜”号的沉没，推翻了这些计划，此后，我们在北大西洋也采用了护航办法。

①德国的潜艇：型式

吨位

1939年8月在役潜艇的数量

预期在1939年12月服役的潜艇数量

预期在1940年初服役的潜艇数量

估计的续航能力

里程

日 期

沿海

250

30

32

32

4，000

33，每小时5浬

远洋

500

10

10

23

7，200

30，每小时10浬

远洋

517

9

15

17

远洋

712

2

2

—

8，400

35，每小时10浬

远洋

740

8

13

16

远洋

1，060

—

2

11

10，000

42，每小时10浬

远洋

1，028

1

（为土耳其建造而未交货的）

8，000

33，每小时10浬

总计

60

74

99

　    护航队的组织早已完全准备就绪，并曾召集船主们，就有关他们的防御事项进行经常的磋商。此外，对于各船长已发出训令，指导他们如何应付在战时必然要遇到的许多不熟悉的事情，同时，向他们提供了特殊的信号和其他设备，使他们能够参加护航队。商船船员面对着不可预测的前途，抱着果敢的决心。他们不满足于担任消极的任务，却要求武装。

商船使用大炮进行自卫，在国际法上，是一向被认为合法的。

武装远洋商船和训练水手，使他们能够自卫，便成为海军部立即付诸实行的计划中的重要部分。迫使潜艇潜入海面下袭击，而不在海面上以炮火袭击，这不但使船只有较大的逃避机会，而且使袭击的潜艇浪费其宝贵的鱼雷，往往徒然消耗鱼雷而毫无所获。由于远大的预见，上次大战中用来对付潜艇的大炮被保存了下来，但防空的武器仍感到极端的缺乏。直到许多个月以后，才给商船提供了充分的防御空袭的装备，但在这段时期中，它们却遭受了严重的损失。我们在最初这段时间就计划在战争爆发后的三个月以内，使一千艘船只至少各有一门反潜艇大炮。这个目的，事实上是达到了。

除了保护我们自己的航运以外，我们还必须将德国的贸易往来从海上驱逐出去，同时阻止德国的一切输入。我们极其严格地执行封锁政策。一个经济作战部已告成立，负有指导政策的责任，而海军部则主管执行的工作。敌人的航运，正如在1914年一样，几乎立即在公海上绝迹。德国的船只大部分躲避在中立国的港口内，或者在中途被阻截时，自行凿沉。

尽管如此，在1939年底以前，仍有敌人船只十五艘，共计七万五千吨，为盟国所俘获，并由我们加以使用。德国的大邮船“不来梅”号最初躲避在苏联摩尔曼斯克海港内，后来所以能回到德国，还是因为英国潜艇“萨蒙鱼”号完全正确地、一丝不苟地遵守了国际法惯例而放过了它的缘故。①

①这艘潜艇由比克福德少校指挥。他因屡建奇功而被特殊晋级，但其后不久，即随该艇一同沉没，以身殉职。

※※※

我在9月4日晚上举行了海军部第一次会议。由于所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我在下半夜上床睡觉以前，用我自己的措词记下了会议的结论，以便传阅并遵照执行：

1939年9月5日

（1）在战争的最初阶段中，当日本毫无动静，意大利虽然态度犹豫不决但仍保持中立时，从大西洋前来英国的海洋入口处，似乎将成为敌人主要的袭击目标。

（2）护航制度正在建立。所谓护航制度，系专指反潜艇护航而言。所有关于对抗在海上从事袭击的巡洋舰或重型军舰的问题，不在本文的范围以内。

（3）第一海务大臣正在考虑，将东方和地中海战区所能抽调的一切驱逐舰和护送舰只，派往英国西面的海洋入口处，其目的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使护送的舰只增加到十二艘。这些舰只应在一个月的期限内提供使用，直到大量的装有潜艇探测器的拖网船开始服役时为止。关于这类拖网船只在10月中可能交货的数量，应当准备报告。至少在最初的交货中，最好不要等待在船上安装大炮，而仅仅依靠使用深水炸弹。等到压力稍微减轻以后，可以重新考虑装炮问题。

（4）贸易司司长应该能够每天就驶近英伦三岛的一切英国船只的内向航行作出报告。为达到这个目的，如有必要，可以增加一间办公室和增添办事人员。应该准备一张尺寸很大的航线图，每天早晨注明距离我国海岸两天——最好是三天——航程以内的一切船只，对每一艘船的指导或管理，必须事先有预见，并加以规定，以便任何一条船，在我们能力所及的范围内，都得到个别处理。这个措施在二十四小时内即将实行，请提出建议以便补充，并在将来改进。同时应当和贸易部或其他有关部门保持必要的联系，并提出报告。

（5）贸易司明天也应当准备计划，规定由大西洋（包括比斯开湾在内）驶来的商船的每个船长或船主，在到达后应由一个有资格的海军人员前往访问。他应以贸易司司长的名义审查航程的纪录，包括曲折航行在内。如有违背或不合海军部训令的情况，海军部人员均应指出；如有严重违背训令的情况，应当给以处分，最重的予以撤职，以便惩一儆百。海军部承担责任，商船船长必须服从命令。关于这个计划的人事和规则，以及适当的处罚条例，均应详细制定。

（6）在目前，商船的航线似乎最好仍由地中海移往好望角航线。但运输军队的船队，不在此限。任何商船，如果就便的话，当然可以参加护航队。但是，这些护航队只能偶尔航行一次，即每一个月或三个星期不得超过一次，而且对于这些护航队，不应当视为保护贸易，而应当视为海军作战行动的一部分。

（7）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在这个时期内，即战争开始后的最初六个星期或两个月内，除海军作战或驶往埃及沿岸的航行以外，同时要禁止任何船只出入红海。

（8）这种不愉快的局势，在装有潜艇探测器的拖网船交货后，将会逐渐缓和。其次，则要看意大利态度的决定。我们不能肯定意大利犹豫不决的态度，在今后的六个星期中便一定会明朗化，虽然我们应当加紧要求英王陛下政府尽快地促成对我们有利的结果。同时，我们在地中海的重型舰只应采取守势，因此，便可以不再需要它们在逼近意大利沿海一带时所必需的某种驱逐舰保护。

（9）关于德国五艘（或七艘）重型军舰中的任何一艘突然出来袭击，这个问题将成为海军特别严重的事件，需要特别的计划。海军部无法为商船护航队提供护送舰只，以抵抗严重的海上袭击。这些袭击如果发生，只能由主力舰队出动对付，进行海战，主力舰队并将组织必要的搜索舰队向敌人进攻，在未获结果以前，商船应当尽量远离现场为妙。

海军大臣以上述各节提交其海军同僚，请予考虑、批评和纠正，并希望能收到根据上述原则而提出的关于如何行动的建议。

开往国外的商船护航队的组织，几乎立即付诸实行。到9月8日，三条主要航线已开始通航，即由利物浦及泰晤士河驶往西方的海洋，以及在泰晤士河与福思河之间的沿海护航队。在这些港口和在国内外许多其他港口管理护航队的人员，都包括在作战计划之内，并已开始派遣。同时，所有在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海驶往外国的一切船只，凡未编入护航队的，都奉命驶往普利茅斯和米尔福德两个港口，所有单独的出口航行，全部取消。在海外，组织返国护航队的具体步骤正加速进行。其中最早的一批在9月14日由弗里敦和16日由诺瓦斯科夏的哈利法克斯港分别出发。在月底以前，正常的远洋护航队已经开航，出航的船队由泰晤士河和利物浦出发，而驶回的则从哈利法克斯、直布罗陀和弗里敦出发。

我们迫切需要为我们这个岛国提供食粮并发展我们的作战力量，而这时却因为突然不准我们再使用南爱尔兰各港口，而严重地影响了这种需要。我们的驱逐舰数量本嫌不足，而由于这个原因，更严重地削弱了它们的续航能力。

第一海务大臣和其他人员1939年9月5日有关部门的首脑，应该就所谓爱尔兰自由邦的所谓中立而引起的种种问题，拟出一个特别报告，由第一海务大臣和海军参谋部提交海军大臣。各种考虑都因此而产生：（1）西爱尔兰各港口的爱尔兰不满分子是否可能接济德国的潜艇，情报局的意见如何？如果他们能在伦敦投弹①，难道他们不会以燃料供应德国的潜艇？我们必须保持最大的警惕。

①这是与战争无关的一次犯罪行为（按指爱尔兰独立党人在伦敦投掷炸弹一案——译者）。

（2）因为不能利用贝雷黑文港或其他南爱尔兰的反潜艇根据地，以致增加了我们驱逐舰的航程，这个问题必须研究，同时也应指出如有这些便利条件我们所能获得的利益。

海军部应该认识到，我们也许不能得到满意的结果，因为爱尔兰的中立问题，引起了政治争端，这是以前从未遇到的问题，而海军大臣也不能肯定他能否解决。但应当提出全部情况，以便考虑。

※※※

在护航制度建立以后，海军第二个重大需要，就是为舰队物色一个安全的根据地。9月5日下午10时，我为这个问题举行一次长时间的会议。这唤起了我的许多旧的回忆。在对德国的战争中，斯卡帕湾是一个真正的战略据点，英国海军从那里可以控制北海的出口，并执行封锁。在上次大战中，直到最后二年，我国的大舰队才被认为具有足够的优势力量，可以向南移到罗塞斯湾，因为在当地，舰队可以利用一个头等的造船厂。但斯卡帕湾因为与德国的空军基地距离较远，现在显然处于最好的位置，海军部在作战计划中已经明确选定它作为海军的基地。

1914年秋天，我国的大舰队中突然发生了一种惶惶不安的情绪。大家纷纷传说：“德国潜艇已跟着他们进入了港口。”

当时海军部人士，谁都不信一艘潜在水中的潜艇能穿过进入斯卡帕大湖的错综复杂而且水流湍急的唯一航道。彭特兰海口的潮流湍急，时速约在八或十浬，当时被认为是一种有力的阻碍。那时组成大舰队的舰只约有一百艘，在这巨大的阵列中，忽然蔓延着一种疑惧情绪。当时曾有两三次，尤其是在1914年10月17日，警报传出，说在停泊所内发现了一艘潜艇。于是群炮齐放，驱逐舰搜索海面，整个庞大舰队慌忙而又愤怒地驶出海外。最后的结果，证明海军部是正确的。在那次大战中，没有一艘德国潜艇能克服这条航道的危险。直到1918年，就在战争结束时，曾有一艘德国潜艇企图闯入，但终于在这孤注一掷的尝试中遭到毁灭。尽管如此，关于当时的种种情况，以及我们为了封闭所有的入口并使舰队安心而作出的最大的努力，我却留下了非常鲜明的但并不愉快的回忆。

现在，1939年，有两种危险应该加以考虑：（1）原有的危险，即潜艇的侵入；（2）新发生的危险，即空袭。在会议上，我发现在这两方面都没有采取进一步的预防措施来防御现代化的袭击方式。这使我感到惊讶。在三个主要的入口处，已装有新型的反潜艇水栅，何这些只是一道铁丝网而已。在斯卡帕湾东面狭窄而弯曲的入口处，所设的防御工事，只有上次大战中放在那里的几艘封港船的残骸，现在增加了二三艘封港船，虽然防御有所增加，但情况仍然使人担忧。鉴于现代潜艇的体积大、速度快、马力强，以前认为波涛汹涌的急流足以阻止潜艇通过这些航道入口的想法，现在已不能使负责方面人士再信服了。我在海军部第二天晚上召开会议的结果是，下了许多命令，要求增加铁丝网的设置和堵塞入口的船只。

从空中来的新危险，过去几乎完全没有注意。除了在霍伊岛的海军油库和驱逐舰停泊处有两个高射炮中队加以保护外，在斯卡帕湾可以说没有防空设备。在舰队留驻时，在柯克沃尔的附近，有一个机场可以供海军飞机使用，但是没有为皇家空军直接参加防御所需的设备；至于沿海岸的雷达站虽然可以使用，却不完全有效。关于在威克驻扎两个皇家空军战斗机中队的计划虽经核准。但这个措施在1940年以前不能实现。我要求一个立即行动的计划，但是我们的防空力量非常紧张，我们的办法极其有限，而我们的容易遭受空袭的地方——包括整个庞大的伦敦在内——又非常之多，因此提出要求太多也是徒然的。另一方面，现在只有五六艘巨舰需要空中的保护，而这些舰只本身也都装有强大的防空设备。为使事情顺利进行起见，海军部准备在舰队留驻斯卡帕湾期间，派遣两个海军战斗机中队驻在当地，以资保护。

最重要的一点，似乎是应该在最短期间内将炮队布置完竣，同时，除了照旧采用1914年秋季我们被迫采用的“捉迷藏”政策外，别无他法。苏格兰的西海岸，有许多为陆地所包围的停泊处，只要装好指示铁丝网，加上不断的巡逻，就很容易防止潜艇的袭击。在上次大战中，我们曾经发现一个有效的安全措施，就是躲藏起来；但即便在那时，一架可能由叛徒接济燃料的飞机，在漫无目标的飞行中，由于好奇而进行窥探，也曾经使我们心中充满了恐怖。现在飞机的航程使整个英伦三岛在任何时候都暴露在摄影侦察机之下，所以对于大规模的潜艇袭击或空中袭击，现在都没有可靠的隐蔽方法。不过，要保护的舰只，数量不多，而他们可以经常往来移动，所以，我们在没有其他办法以前，也只能欣然承担这种风险了。

※※※

我觉得我有责任尽早地去视察斯卡帕湾。自从1938年6月查特菲尔德勋爵陪我到波特兰港反潜艇学校去参观以后，我一直没有和总司令福布斯爵士见面。于是我请假不参加每天召开的内阁会议，带了几个随员，在9月14日晚上，前往威克。以后的两天，我用大部分的时间视察港口入口处以及水栅和铁丝网。我确信这些设备和上次大战时同样完好，并且对它们正在进行或准备进行重要的增添和改进。我和总司令一同呆在“纳尔逊”号旗舰上，同他和他的高级军官们不但讨论了斯卡帕湾，而且讨论了整个海军问题。舰队的其余舰只正隐蔽在尤湾。17日，海军上将和我乘“纳尔逊”号到了那里。在我们通过出入口进入大海以后，我发现这艘巨舰并没有驱逐舰护送，大为惊讶。我说：“我以为，即便是一艘战列舰，也至少要有两艘驱逐舰护送，才能驶入大海。”但是海军上将答复说：“当然，这是我们所希望的；但是我们的驱逐舰数量不足，无法实行这种规则。周围的巡逻艇很多，我们不要几个小时就能进入明奇海峡了。”

这一天，像其他的日子一样，非常可爱。一切都很顺利。

到了晚上，我们停泊在尤湾内，那里聚集了我们本土舰队的巨舰四五艘。进入海湾的狭口有好几重指示铁丝网封锁着，而无数备有潜艇探测器和深水炸弹的巡逻艇和哨船，正穿梭般地往来。苏格兰壮丽的紫色山峰在四周耸立着，我的思想回到了二十五年前另一个9月，当时我就在这个海湾内访问了约翰·杰利科爵士和他的舰长们，发现他们的战舰排成长列，停泊在港内，正像我们现在一样，听任不可预测的命运的摆布。当时的舰长和海军上将们，大部分都已逝世，或久已退休。现在当我分头访问各舰时，介绍给我的负责高级军官，在很久以前都只是一些年轻的海军上尉或甚至准尉。在上次大战以前，我曾有三年的准备，因而能够同大部分的高级军官相识，并核准他们的任命，但现在，这些都是新的人物和新的面孔了。完善的纪律、风度和举止以及惯常的海军仪式——一切都没有改变，但穿军服的和任职的，已是完全不同的一代人了。只有舰船，大部分是在我任职期间开始建造的，没有一艘是新的。这真是一个离奇的经验，好像突然回到了前世一样。在我多少年前所保持的地位中，现在似乎只有我一个人仍幸存至今。但是这种说法也不对；因为危险也仍然继续存在。从海波下面来的危险，因为有了更强大的潜艇而变得更为严重；从空中来的危险，不但能发现你的隐藏地点，并且能做更严重或更有毁灭性的袭击！

18日早晨，我又视察了两艘军舰，由于我在访问中对于总司令建立了绝对信任，我便从尤湾乘汽车前往因弗内斯，再转乘在那里等候我们的火车。途中，我们在炎热的阳光下，在一条闪闪发亮的清溪旁边，共进野餐。许多往事在我的脑海中起伏，使我觉得难以排遣。

“看在上帝面上，让我们坐在地上，

叙述帝王们死亡的悲惨故事。”

没有一个人曾在这样一个间隔期内，两度经历同样可怕的路程。没有一个人曾像我们那样感到身在顶峰时所面临的危险与责任，同时，也没有一个人曾像我那样体会到，当个人威信低落时，如果重要的军舰沉没和事情发生差错，海军大臣会遭受何等的待遇。如果我们真要把往事重新经历一次，我是否还要忍受一次被撤职的痛苦？费希尔、威尔逊、巴登伯格、杰利科、贝蒂、帕克南、斯特迪，①他们都已经与世长辞了！

“我觉得自己

像是一个孤独失群的人，

在空寂的宴会厅里徘徊，

灯火已经熄灭，

花环已经凋谢，

人们已经散去，只他一人还在！”

①以上诸人均系英国著名海军将领。——译者

我们重又不可挽回地被投入最大的、无限的苦难之中，这究竟是怎样的光景呢？波兰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法国往日的战争热情，现在几乎完全消沉下去；俄国巨人已不再是同盟者，甚至不是中立者，而很可能变成一个敌人。意大利不是朋友。日本也不是盟国。美国会再参加我们这方面吗？英帝国虽然完整，光荣地团结一致，但准备不足，缺乏应战的充分条件。我们仍然掌握着制海权，但在飞机这个新的决定性的武器方面，我们在数量上却处于可悲的落后状态。整个前景似乎相当黯淡。

我们在因弗内斯搭上火车，消磨整个下午和夜晚，前往伦敦。第二天早晨我们在尤斯顿下车时，我看到第一海务大臣在月台上，感到大为惊讶。庞德海军上将的神情极其严肃。

“我要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大臣。‘勇敢’号昨天晚上在布里斯托尔海峡中被击沉了。”“勇敢”号是我们最老的航空母舰之一，但在当时是一艘非常需要的舰只。我感谢他亲自来告诉我这个消息。我说：“在进行这样一场战争中，这种事是难免要时常发生的。我以前见得多了。”这样，我就回去洗澡，准备另一天的辛勤工作。

从战事爆发，到我们反潜艇辅助小舰队完成，其间有二三个星期的空隙，为弥补这个缺陷起见，我们决定比较放手地利用航空母舰，使它们帮助护送当时驶近我们海岸的大批没有武装、没有组织和没有护航的船只进入港口。这是必须采取的一种冒险作法。“勇敢”号由四艘驱逐舰保护，就是担任这种任务的。在17日傍晚的时候，其中有两艘驱逐舰前去搜索一艘正在袭击一条商船的潜艇。在薄暮时，“勇敢”号转过船身，迎着风以便自己的飞机在甲板上降落时，它在事先未曾预料的这种航行中，由于百分之一的可能性，竟恰巧同一艘德国潜艇相遇。在全部一千二百六十名海员中，有五百名被淹死，包括以身殉船的马凯格·琼斯舰长在内。三天前，我们另有一艘航空母舰，即后来变成很有名的英王陛下军舰“皇家方舟”号，亦在同样情形下，受到了潜艇的袭击。所幸鱼雷没有击中目标，而潜艇本身却立即为护卫它的驱逐舰所击沉。

※※※

在我们海军问题中，最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有效地对付海面上的袭击舰，这种袭击舰不可避免地将在不久的未来出现，正如1914年一样。

9月12日我发出了下列节略：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1939年9月12日

巡洋舰政策

在过去，我们曾企图使用巡洋舰来防止我们的贸易遭到突然的袭击；鉴于必须加以控制的海洋范围如是之大，原则是巡洋舰“愈多愈炒”。在搜索敌人的袭击舰或巡洋舰时，即使是小型巡洋舰亦能发挥作用，就“埃姆登”号一例来说，我们不得不集中了二十多艘军舰，才能将它捕获。然而，如果对巡洋舰政策采取长远的看法，我们似乎有规定新的搜索舰队的必要。假定一个由四艘军舰组成的巡洋舰分队可以搜索八十哩的海面，则一艘巡洋舰在一艘航空母舰的护送下，就可以搜索到三百哩，如果再将舰只的移动计算在内，应当可以涉及四百哩。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理解将来的袭击舰是强大的军舰，如果有机会的话，它们深愿同单独的军舰作战。仅仅增加力量薄弱的小型巡洋舰的数量，绝不是肃清海面上强大的袭击舰的办法。事实上，它们只能听任敌舰的摆布。袭击舰即便最后被它们团团围住，它也会摧毁其中一艘较弱的巡洋舰，突围而出。

每一个搜索舰队，必须具有搜索、捕获和击毁敌舰的力量。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需要许多优于万吨级的巡洋舰，或把我们自己的万吨级巡洋舰两艘合为一组。这些舰队必须由载有大约十二架或二十四架飞机的小型航空母舰护卫，而它们的排水量则愈小愈好。一个理想的搜索舰队应该包括一艘能制敌死命的巡洋舰或两艘制敌力量不够充实的巡洋舰，加上一艘航空母舰，四艘远洋驱逐舰，再加上二三艘精制的快速油船。组成这种队形的舰队，在海上巡逻时，可以防止潜艇的袭击，能够搜索广大的海域，并能击毁任何发现的单独航行的袭击舰。

在这个节略中所讨论的组织搜索舰队的政策，即创立一种能够扫荡广大海域，并能在搜索范围内制服任何袭击舰的均衡实力，曾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以推广。这个问题，在以后的一章中，还要讨论。后来美国人所采用的特遣舰队制度，就是将这种办法更进一步的扩大，因而对于海战技术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

将近月底时，我认为我最好使下院对于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及其原因，有一个相当完整的概念。

海军大臣致首相：1939年9月24日

关于反潜艇战和一般海军形势，是否应当由我向下院提出较你在演说中所谈的情况更为详细的报告？我在这个问题上，可作二十五或三十分钟的发言。我以为这是会有好处的。

无论如何，那天我私下接见六十名记者时，他们听了我所能提供的情况，显然感到很大的安慰。如果你认为这个意见不错，我不妨在演说中声明，我将在以后的讨论中作更详细的报告。我想报告当在星期四提出，因为预算案定在星期三讨论。

张伯伦先生欣然同意。因此，他在二十六日发表的演说中告诉下院，在他演说完毕后，我将就海上战争提出报告。这是我入阁以后，除了回答质问之外，第一次向议会发言。我报告了一个好消息。在宣战后最初的七天中，我们在吨位方面的损失等于1917年（即上次大战中潜艇袭击达到顶点的一年）4月中一个星期所损失的吨位的半数。我们在以下各方面取得了进展：首先，实行了护航制度；其次，加紧武装我们所有的商船；第三，对德国潜艇展开了反攻。“在第一个星期中，被潜艇击沉的船舰共达六万五千吨；在第二个星期中，是四万六千吨；而在第三个星期中，是二万一千吨。在过去的六天中，我们只损失了九千吨。”①我在发言中始终遵守宁可唱低调并避免一切乐观预测的习惯，这是过去沉痛的经验所给我的教训。我说：“人们不应过分重视这些使人安心的数字，因为战争中充满了不愉快的意外。但我们当然可以说，就这些数字而论，我们确实不必有任何过分的失望或惊慌。”

①下面是正确的数字：

英国商船因敌人的行动而受到的损失，1939年9月（括弧中的数字表明船数。）

　潜艇其他原因

　 （总吨位）（总吨位）

第一个星期（9月3—9日）64，595（11）

第二个星期（9月10—16日）　53，561（11）11，437（2）（水雷）

第三个星期（9月17—23日）　12，750（3）

第四个星期（9月24—30日）　 4，646（1）　5，051（1）（海上袭击舰）

总　计135，552（26）16，488（3）

152，040（29）

此外，中立国和盟国的船只损失共计15艘。33，527吨。

同时（我继续说），我们遍及世界各地的整个庞大的贸易仍在继续着，没有受到阻碍，或发生显著的减少。大批的运输军队的船队，在护送下安全到达目的地。敌人的船舶与贸易从海上被肃清。现在躲藏在德国港口内或被扣留在中立国港内的德国船舶，已超过二百万吨……在战争开始的头两个星期中，我们实际截获、占有和改归我们自用的德国商船，比在我们自己商船中所损失的要多六万七千吨。……我要再一次地提醒大家，不要得出过分乐观的结论。但事实上，我们在今天下午，获得的国内供应品，确实比没有宣战和没有潜艇活动以前我们所应有的更多。按照这个比例，我们可以毫不冒昧地说，要把我们饿到屈服，那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

德国潜艇艇长时常竭力使其行为符合人道。我们知道他们曾经通知我们，并努力设法帮助海员前去港口。一个德国艇长亲自向我发来电讯，通知他刚才击沉的英国船只的位置，并要求派船去营救。他在电报上署名“德国潜艇”。当时我对于如何投送复电，感到有些踌躇，但他现在已经落到我们的手中，受到了一切的优待。

在战争开始头两个星期内所击沉的德国潜艇的数字，即便以六艘或七艘为最稳妥的估计，①这也是宣战时敌人所有全部潜艇中的十分之一，同时也许是在积极活动中的所有潜艇中的四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一。但英国对于潜艇的攻势只刚刚开始。我们搜索舰队的实力正日益强大。到十月底时，我们希望搜索舰队的实力能达到战争开始时的三倍。

①我们现在知道，1939年9月中，只有两艘德国潜艇被击沉。

这次费时仅二十五分钟的发言，受到了下院的热烈欢迎。

事实上，它纪录了德国潜艇最初对我们贸易进行袭击的失败。

我所担忧的是将来，但是我们为1941年所作的准备，现在在我们的巨大资源所许可的范围以内，正按照最大的规模尽快地进行着。

※※※

到了9月底，我们对于海战最初的交锋的结果，几乎没有什么不满。我感到我已经胜任愉快地接管了这个我所熟悉的而又偏爱的重要部门。我现在了解海军部正在进行什么工作，以及将来会有什么任务。我知道一切事务的头绪。我访问了所有的主要军港，并会见了所有的总司令。按照创设海军部的特准状，海军大臣“就海军部的一切事务对英王和议会负责”。我确实感到自己应该准备不但在形式上，而且在事实上履行这种责任。

大体上说，9月份对于海军是顺利而又有收获的。我们完成了由和平时期转入战时的这个重大的、微妙的和危险的过渡阶段。一个遍及世界的贸易，突然受到违背正式国际协定的无限制潜艇战的打击，在最初几个星期中是没有办法不受损失的；但护航制度现在已顺利进行，几十艘商船每天离开港口，各自在船尾上安装一门大炮，有时使炮位适于高角射击，同时，派有少数有训练的炮手。装备着潜艇探测器的拖网船和带有深水炸弹的其他小艇，都由海军部在战争爆发前已经妥为准备。他们现在参加服役的数量每天也不断增加，并都有经过训练的水手。我们都确信潜艇对于英国贸易的第一次攻势，已经被粉碎，而其威胁亦受到了彻底的和坚强的控制。显然，德国将大量建造潜艇，其数目当以百计，而且，毫无疑问，无数的潜艇也正在造船架上，在各种不同的完成阶段中。我们预料，在十二个月或最多在十八个月中，主要的潜艇战必然会发生。但到那时候，我们希望我们优先制造的大批新的小舰队和反潜艇船只，当能准备就绪，以相称的和有效的优势给潜艇以迎头痛击。不幸的是高射炮，特别是3．7吋口径的和双筒自动式的，仍感非常的缺乏，只能在几个月后才能改善；但在我们资源所能及的限度内，我们已采取了种种措施，以保卫我们的海军军港；同时，我们的舰队虽然能够控制海洋，但仍然必须继续采取“捉迷藏”办法。

※※※

就更广泛的海军作战而论，敌人对于我们的地位还没有做断然的挑战。在地中海的交通经过短期的中断后，我们的船只不久重新通过这个宝贵的走廊来往。同时，输送远征军前往法国的工作亦顺利进行着。“在北方某处”的本土舰队本身，随时准备阻截敌人少数重型军舰的突击。对德国实行封锁的方法，与上次大战中所采取的方法相类似。北方的巡逻线设在苏格兰和冰岛之间，到第一月结束时，运往德国的货物被截获的，共计将近三十万吨，而我们在海上因敌人的行动而损失的有十四万吨。在海外，我们的巡洋舰正在搜捕德国船只，同时保护我们的船只，使它们不受袭击舰的袭击。因此德国的航运完全停顿。到9月底，德国停留在外国港口内不能活动的船只，达到三百二十五艘，将近七十五万吨。因此，落到我们手中的实在不多。

我们的盟国亦有贡献。在控制地中海方面，法国负担了一部分重要的工作。在本国领海和比斯开湾中，它们也帮助我们进行反潜艇战。而在中大西洋，以达喀尔作为基地的一支强大的海军力量，成为盟国对付海上袭击舰的计划中的一部分。

年轻的波兰海军大显身手。在战争的初期，三艘新式的驱逐舰和两艘潜艇“威尔克”号和“奥泽尔”号由波兰逃出，抗拒了德国在波罗的海的海军，终于到达了英国。潜艇“奥泽尔”号的逃亡真是一首史诗。它在德国侵入波兰时由格丁尼亚港出发，最初在波罗的海驶行，9月15日进入中立港口塔林，把患病的艇长送到岸上。爱沙尼亚当局决定把潜艇扣留，派了一个卫兵守在艇上，并拿走了它的航海图和大炮的尾栓。但它的指挥官毫不沮丧，在制服了看守的卫兵以后，把潜艇驶出港口。在以后的几个星期中这条潜艇继续受着海面和空中巡逻队的追捕，但是即便没有航海图的帮助，最后仍由波罗的海逃入北海。在北海中，它以微弱的无线电讯，将其假定的位置通知了英国的电台，在10月14日，它被一艘英国驱逐舰找到，并护送到达安全地带。

※※※

在9月中，我收到了罗斯福总统的一封私人信件，感到很高兴。我在上次大战中，同他仅有一面之缘。那是在格雷饭店的一次晚宴上。他年富力强，仪表堂堂，给我的印象颇深，但当时没有机会攀谈，仅略一招呼而已。

罗斯福总统致丘吉尔先生。1939年9月11日因为你和我在上次世界大战中担任类似的职位，所以我要你知道，你重返海军部，我是多么愉快。我深知你的问题由于新的因素而变得更加复杂，但本质却没有多大的差别。我希望你和首相了解，如果你们有什么事要告诉我，我随时欢迎你们直接和我联系。你可以经常把封好的信，通过你们的外交邮袋或我的外交邮袋寄给我。

你在当前这些事情发生以前能将《马尔巴罗传》全书完成，使我感到愉快——这书我已阅读过，深感津津有味。

我迅速地给了他回信，信末署名“海军人员”。这样，我们便开始长期而值得纪念的通信——双方都有近一千封之多，直到五年多以后他去世时为止。

谢选骏指出：英国是个海盗国家，所以丘吉尔通过潜入海军部，就可以入住首相府；但丘吉尔不懂，世界已过了海权时代，所以只有中国大陆这样的长城国度，才需要补课“走向蔚蓝”。而像老牌海盗英国，即使赢得了对德战争，还是丧失了海外帝国。

【第二十四章　波兰的覆灭】

德国的侵略计划——波兰不完善的部署——炮队与坦克的劣势——波兰空军的毁灭——第一星期——第二星期——波兰英勇的反攻——歼灭战——苏联的出兵——华沙电台沉默了——现代的闪电战——我在9月21日提出的备忘录——我们当前的危险——我在10月1日的广播演说

这时候，我们围坐在内阁的会议桌旁，眼见一个弱国，按照希特勒的方法和蓄谋已久的计划，几乎就像由机械操作那样迅速地遭到了毁灭。波兰三面遭受德国的进攻。侵犯的军队，共计五十六个师，其中包括所有它的九个装甲师和摩托化师。第三集团军（八个师）从东普鲁士向南进攻华沙和比亚威斯托克。第四集团军（十二个师）奉命从波美拉尼亚出发，消灭但泽走廊的波兰军队，然后再沿维斯杜拉河两岸向东南行动，进攻华沙。面对波森凸出点的边境，由德国后备部队防守，但在他们的右翼一直向南，则是第八集团军（七个师），该军的任务是掩护主攻部队的左翼。担任主力进攻的是第十集团军（十七个师），奉命直攻华沙。再向南一点，是负有双重任务的第十四集团军（十四个师），第一个任务是占领克拉科夫以西的重要工业区；第二个任务是如果主攻前线顺利进展，它就直攻波兰东南部的伦贝格（即利沃夫）。

所以，德军对于边境的波兰军队准备首先予以突破，于是再以两个钳形攻势，把它们压服包围起来；第一个钳形攻势是从北方和西南进攻华沙；第二个钳形攻势，也就是范围更大的，是由从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前进的第三集团军与攻占伦贝格以后的第十四集团军会师所组成的。这样，从对华沙钳形合围中逃出的波兰军队，进入罗马尼亚的退路就被切断。德国出动了一千五百多架新式飞机，在波兰上空进行狂轰滥炸。它们的第一任务，是要压倒波兰空军，第二步再协助战场上的陆军，此外，再袭击军事设置以及所有的公路与铁路交通。同时，它们也要把战争恐怖散布到四面八方。

波兰军队在人数与装备方面，都远非入侵部队的敌手，而且它们的部署也不明智。它们把所有的部队都散布在它们本国的边境一带。同时它们也没有集中的后备部队。它们既采取自大和傲慢的方式反抗德国的野心，却又害怕人们责备它们挑衅，不敢在适当的时机动员，来对付向它们周围大量集中的敌军。当时波兰军队已经做好或将要做好作战准备以应付最初的突然袭击的，共有三十个师，只占现役军队的三分之二。形势变化的迅速，和德国空军的猛烈阻挠，使波兰其余的军队无法在整个前线阵地被突破以前赶到增援，而只是卷入了最后的崩溃。因此，三十师波兰部队，面临着比它们数量几乎多一倍的半圆形大包围，而在它们自己后面，却毫无支援。而且，它们还不仅在人数上处于劣势，它们的大炮远不如敌人。它们只有一个装甲旅，却要应付当时被称为德国装甲部队的九个师。它们共有十二个骑兵旅，英勇地抗击成群结队的坦克和装甲车，可是它们的大刀和长矛，却不能损害这些坦克和装甲车。它们所有的九百架第一线飞机，其中或许有半数是新式的，遭到了敌人的出其不备的袭击，多数还没有飞上天空，就已经被摧毁了。

德国军队按照希特勒的计划，在9月1日出动，它的空军首先出动袭击波兰飞机场上的波兰空军中队。在两天之内，波兰的空军实际上已被歼灭。在一个星期内，德国军队已深入波兰。波兰军队在各处都作了英勇的抵抗，但终归无效。所有边境上的波兰军队，除了在波森两翼已深深陷于包围中的兵团外，都被驱向后退。在罗兹的兵团，被德国第十集团军的主力截成两段，一部向东退到拉多姆，另一部被迫而向西北撤退；德国的两个装甲师，就穿过这个突破口，直扑华沙。

在更北面一点，是德国第四集团军，它到达而且渡过了维斯杜拉河，折而沿着河流扑向华沙。只有波兰北部的兵团，能够阻止德国第三集团军的进攻。可是不久，他们就被包抄，不得不退到纳雷夫河，防守河岸预先准备好的唯一相当坚强的防线。这就是闪电战第一个星期的结果。

第二个星期的特点，是剧烈的战斗，结果名义上约有二百万人的波兰军队，溃不成军，不再成为有组织的武装力量。

在南方德国第十四集团军继续推进到桑河。曾经退到拉多姆的四个波兰师，就在这支军队的北面被包围歼灭。第十集团军的两个装甲师冲到了华沙郊外，但是因为没有步兵跟随着，遭到华沙市民组织起来的殊死抵抗，不能有所进展。华沙的东北是德国第三集团军，从东面包围华沙，其左翼纵队到达了距离战争前线有一百哩的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

波兰军队，就是在对华沙的钳形攻势的合围下进行搏斗而牺牲的。在波森的波兰兵团，和由于德国军队猛攻而自索恩和罗兹撤退的几师人会合，现在总数共有十二个师。德国第十集团军由比较薄弱的第八集团军作掩护，突过这支波兰部队的南翼，涌向华沙。虽然实际已被包围，波兰的波森兵团司令库特尔齐亚将军，决定向南进攻德军主力的侧翼。这次英勇果敢的波兰反攻，即所谓“布祖腊河之役”，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局势，不仅吸住了德国第八集团军，以及一部分第十集团军，使它们不得不放弃华沙的目标，甚至从北方吸引来第四集团军的一个兵团。波森兵团，在所有这些强大的军队的进攻下，在毫无抵抗的空中轰炸的强大压力下，维持它们的永垂不朽的光荣战斗达十天之久；最后，在9月19日这天全军覆没。

同时，外圈钳形围攻的部队已经会师合围。第十四集团军在9月12日到达伦贝格的外围，向北进击，在17日和越过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的第三集团军部队会师。现在已经团团合围，没有一线之路可供离散的及敢于冒险的人逃脱了。20日，德国人宣布，维斯杜拉河之战，“是自古至今最大的歼灭战之一。”

现在轮到苏联来采取行动了。他们现在所谓的“民主”，就要具体地表现出来了。9月17日俄国军队蜂拥地越过了几乎毫无防御的波兰东部边境，在一个广阔的前线地带，以排山倒海之势向西猛进。18日，它们占领了维尔纳（维尔纽斯），在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它们的合作者德国军队相会。在上次大战中，布尔什维克党人违背他们和西方协约国所订的庄严协定，就在此地单独和德皇时代的德国媾和，并且屈辱地接受了德国严酷的媾和条件。而现在俄国共产党人，竟和希特勒的德国，就在这个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地方，握手言欢。波兰的覆灭以及它全部被征服的过程，进行得很快。

可是华沙和莫德林尚未被征服。华沙的抵抗，主要是由于民众激昂的爱国情绪，真是伟大悲壮，但却毫无希望。经过了许多天猛烈的空中轰炸，以及许多从平静的西线，通过东西向的主要公路，迅速调来的重炮队的疯狂的炮击，华沙电台终于停止播送波兰国歌，而希特勒便进入了这个一片废墟的城市。莫德林是维斯杜拉河下游二十哩的一个要塞，曾经收容了索恩的兵团残部，继续苦战，直到28日为止。于是，在一个月中，一切都告结束。一个拥有三千五百万人口的国家就这样陷于残酷的桎梏之中，而对它施加这种桎梏的人们不仅要征服，而且要奴役，甚至要消灭它的广大人口。

我们已经看见了现代闪电战的一个完整的标本；看见了陆军与空军在战场上的密切配合；看见了对于一切交通线及任何可以成为目标的城镇所进行的猛烈轰炸；看见了活跃的第五纵队的身手；看见了间谍和伞兵队的任意使用。最重要的是，看见了大批装甲部队势不可挡地向前冲锋陷阵，然而，波兰人却不是忍受这种苦难的最后一个民族。

※※※

苏联的军队继续向前推进，直到它们和希特勒商妥的界线为止，到了29日，苏德两国瓜分波兰的和约正式签字。我仍然确信苏德之间有深仇大恨，并相信这种仇恨绝难消释，而且我始终希望，苏联一定会由于局势的逼迫而倒向我们方面。

因此，对于苏联这种无情残暴的政策，我虽然感觉十分愤慨，而且在内阁中，在我周围的人们虽然情绪激动，但我仍保持冷静。我对苏联从来不抱任何幻想。我知道他们不承认任何道德准则，只顾他们自己的利益。但是，至少他们对于我们并没有承担任何义务。此外，在有关生死存亡的战争中，我们的愤怒，必须服从于击败当前的主要敌人这一目标。我决心对他们可憎的行为，进行最好的解释。因此，我在9月25日致战时内阁一文中，用冷静的口气说：

虽然俄国人由于在最近的谈判中表现出最严重的背信弃义的行为而应该受到谴责，但伏罗希洛夫元帅曾经提出，如果俄国作为波兰的盟国，俄国军队应该占领维尔纳（维尔纽斯）和伦贝格，这个要求，是一个完全正当的军事要求。但它却被波兰拒绝，拒绝的理由，虽是很自然的，但现在看来，却不够充分。结果，俄国以波兰的敌人的地位所占领的界线和阵地，正是它当初作为一个极不可靠的和被猜忌的朋友可能占领的那些地方。事实上的差别，并没有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大。俄国人动员了极大的军队，而且已经显示出他们自己能够从他们战前的阵地迅速地向无数方推进。他们现在已和德国在边界相对峙，而德国要想不防守这个东部战线，是绝不可能的。它必须留驻一支庞大的德国军队加以防守。据我了解，甘默林将军估计这支军队至少有二十个师，但很可能它有二十五个师，甚至更多，因此，一个东部战线是可能存在的。

但是，很可能，一个对于俄国、英国和法国都有共同利益的东南战线也会建立起来。这只北极熊的左掌已经堵住了由波兰到罗马尼亚的通道。俄国对于巴尔干国家的斯拉夫民族有着传统的利害关系。德国人到达黑海地区，将成为对于俄国的一个极大的威胁，而对于土耳其来说，情况也是如此。

这两个国家当然要共同努力来防止这种局面的发生。这正直接地满足了我们的愿望，而且也绝不会同我们对土耳其的政策发生抵触。俄国很可能要强占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地区；

但这并不一定就会同我们的主要利益发生冲突，因为我们的主要利益是要制止德国向东南欧发展。罗马尼亚在上次大战期间，获得了重大的利益，因为协约国的胜利使它免于彻底的失败；如果在这次战争结束时，它仅仅丧失了比萨拉比亚及多布鲁加的南部地区，它就是很幸运的了，因为为了巴尔干集团的利益，它应该乐意地将多布鲁加让与保加利亚。就现在所能作出的判断来说，俄国的行动所产生的反应，在整个巴尔干半岛，特别是在南斯拉夫，是有利的。因此，除了一个可能的东部战线外，一个可能的东南战线也会建立。它将形成一个新月形，由里加湾直到亚得里亚海之滨（也许从那里继续延伸，越过勃伦纳到达阿尔卑斯山脉）。

我们当然非常愿意所有这些国家一同攻打这个唯一的共同敌人——纳粹德国；随着时间的转移，这种可能性不应该加以排除。如果德国经过匈牙利攻打罗马尼亚，或退一步说，如果它攻打南斯拉夫，上述的可能性很快就要实现。我们现在实行的政策，就是要鼓励建立这个战线，增强这个战线，而且在这个战线的任何部分遭到袭击时，努力使它同时行动起来。看来，这种政策是绝对正确的。这种政策意味着要同俄国重新建立关系，正如外交大臣已经很快地预见的那样。同时，这种政策也要求我们必须遵循首相宣布的下列政策；我们自己不要承诺对任何特殊领土问题的解决，而集中英法两国的全部努力以粉碎希特勒主义，同时要保证“德国的恐怖”在将来很长的时期内，不会再重新落在西方民主国家身上。最后一点，对法国人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而且非常确切地体现在首相的这段话中：“我们的总目标……就是要把欧洲从它对于德国侵略所抱的那种永久而反复出现的恐惧中解救出来，并使欧洲各国人民能够保持他们的自由与独立。”这种说法应当经常而普遍地加以宣传。

根据这些总的估计，我们如何处理同土耳其的谈判，就比较容易考虑。我不认为，处理这个问题就像当初传说希特勒将用二十八个师等等去侵犯罗马尼亚的时候那么急迫。现在看来，那个家伙由于受到警告而不去从事他在东线的事业了；不过，他当然会随时重新使用他的威胁，而我们还有一个主要的利害问题，即使得所有的巴尔干国家和东部战线对德国采取敌对行动，因此，缔结土耳其条约，似乎是最重要的。①

①见附录（11）

倘若最后局势的变化是希特勒在东线受到阻碍（当然，这点在现在还不能确定），在他面前有三种抉择：

（1）对西线发动主力进攻，这个进攻可能取道比利时，而且顺道占领荷兰；

（2）对英国工厂和海军军港等，或许对于法国飞机制造厂，展开猛烈的空袭。

（3）首相所说的那种“和平攻势”。

按我个人意见，我相信只有在德国在比利时和卢森堡边界对面集中了至少三十个师，上述第（1）点，才可能发生。

至于第（2）点，那个家伙似乎很可能采取这种做法；不过，他也可能不这样做，或许他的那些现在看来更有威权的将军们不允许他这样做，因为害怕空袭不可避免地将造成大屠杀，因而同英国结下了血海深仇，也许将美国也卷入漩涡。至于第（3）点，如果他没有尝试第（2）点，那么，看来，我们的责任和政策应该是：拒绝一切能使他摆脱困境的方案而让他在冬季自作自受。与此同时，我们加速武装自己并组成我们的同盟。因此，总的前景似乎远比1914年的秋天有利，因为当时法国的大部分领土已被占领，而俄国在坦嫩堡又一败涂地。

但是上述第（2）点始终未被排除。这是当前令人不安之处。

10月1日我在广播中又说：

波兰再一次遭到了两个大国的侵略。这两个大国曾经同其他大国一起奴役波兰达一百五十年之久，但却不能摧毁波兰民族的精神。华沙的英勇抵抗，表明波兰的灵魂是不可毁灭的，表明它正和一块岩石一样，暂时间固然可以被浪潮淹没，但终究会显露出来，仍旧是一块岩石。

俄国实行了一个冷酷的利己政策。我们本来可以希望俄国军队以波兰的友邦和盟国的地位，而不是以侵略者的身份，驻守他们现在的阵线，但俄国军队所以要驻守在这个阵线上，显然是为了本国安全的需要，以防御纳粹的威胁。无论如何，这里有了一道防线，而且是纳粹德国不敢贸然进攻的一个东部防线已经建立起来了……

我不能向你们预言俄国的行动。这是一个非常神秘的谜中之谜，但是也许有一个可以揭开谜底的秘诀，这个秘诀，就是俄国的国家利益。德国要想在黑海沿岸树立自己的势力，或蹂躏巴尔干国家并征服东南欧的斯拉夫民族，这些都是与俄国的利益和安全不相容的。如果这样做，则将违背俄国历史性的生存利益。

首相对我的言论，表示完全同意。他在写给他的妹妹的一封信中说：“我们刚才正在听温斯顿发表一篇非常出色的广播演说。我的见解和他完全相同。我们相信俄国永远会按照它自认为是本身利益的需要而采取行动。绝不能相信，它会认为德国的胜利以及接踵而至的德国对欧洲的统治，是对它有利的。”①

①法伊林，前引书，第425页。

谢选骏指出：丘吉尔装模作样，谈论“波兰的覆灭”，好像是因为“波兰不完善的部署”。其实，谁不知道，波兰这样一个瘪三国家，如何经得起纳粹和苏联的两面夹击？所以我看，波兰的覆灭是由于英法的战略错误造成的——如果波兰能够让出一条走廊给与德国进攻苏联，英法就能获得战略主动了！

【第二十五章　战时内阁的问题】

我们每天的例会——为英国建立一支拥有五十五个师的军队——我们的重炮——我9月10日致首相的信——9月10日给军需大臣的信及其复信——需要一个海运部——我9月15日致首相的信——他9月16日的复信——关于军火与人力的其他信件——我9月24日给财政大臣的信——节约运动——探求一个海军攻势——波罗的海——“凯瑟琳女皇”计划——强行打通进入波罗的海的航道的计划——技术和战术的各个方面——战利品——第一海务大臣的意见——科克勋爵的任命——计划的进展——空军的否决——新的造舰计划——巡洋舰——驱逐舰——数量与体积——长期与短期的政策——加速计划的实施——需要防空战斗舰分队——“皇家君主”号级的军舰的浪费——我设立我自己的统计处

战时内阁及其额外的阁员，会同海陆空三军参谋长和若干秘书，于9月4日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此后我们每天开会，有时一天两次。我想不起任何时期有过这样热的天气——我做了一件黑色羊驼毛上衣，里面只穿一件亚麻布衬衫。这真正是希特勒侵犯波兰时所需要的气候。波兰人在防御计划中指望依靠的几条大河，几乎在每个地方都能涉水而过，而且地面坚硬结实，坦克和各种车辆都可以往来。每天早晨，帝国总参谋长艾恩赛德将军都站在地图面前，提出长篇的报告和评价，不久，我们心中都明白波兰的抵抗必将迅速地被粉碎。我每天就海军部方面的情况向内阁提出报告，内容通常是关于被德国潜艇击沉的英国商船清单。拥有四个师兵力的英国远征军开始向法国移动，空军部因为不准轰炸德国的军事目标而感到遗憾。在其他方面，所处理的大部分工作，都是关于国内防务的，当然，在外交方面也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尤其是关于苏联和意大利的态度以及在巴尔干半岛应采取的政策。

最重要的步骤，是设立地面部队委员会，由当时的掌玺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任主席，其任务是，就我们应该建立的军队的规模和组织，向战时内阁提供意见。我是这个小型机构的委员，这个机构在内政部开会。仅仅在一个闷热的下午，听取了将领们的意见以后，我们就一致同意应该立即开始建立一个拥有五十五个师的军队，同时并应立即设立各种军火制造厂，各种工厂，以及为支持军队作战所必需的各种军需供应。当时希望到第十八个月时，上述计划的三分之二，即一个相当庞大的军队，已经派往法国，或者至少亦要能够适于作战。在这方面，塞缪尔·霍尔爵士很有眼光，并积极进行一切活动，我始终支持着他。另一方面，空军部担心这样一支庞大的军队及其供应，会过多地占用我们的技术工人和人力，以致影响他们执行为在两三年内建立一支强大无比的、占绝对优势的空军而制定的庞大计划。首相深受金斯利·伍德爵士论证的影响，对于要同意建立如此庞大的军队，以及因此而必需的种种条件，感到踌躇不决。战时内阁为了这个问题，意见发生分歧，直到一个多星期以后，才作出决定，同意采纳地面部队委员会关于建立一个拥有五十五个师的军队的意见，或者不如说是同意了这个目标。

我觉得我既然是战时内阁的一员，就必须采取全局观点，因此始终把我自己主管部门的需要放在服从主要计划的位置。我热切希望建立一个能和首相取得一致立场的广泛基础，并且也渴望能将我在以前曾经身历其境的这个领域中所积累的知识提供他利用；在他的善意的鼓励下，我在各种问题发生时，先后写了不少信给他。我不愿在内阁会议中和他发生争执，而一直宁愿以书面提出意见。差不多在所有的情况下，我们的意见都能一致，虽然最初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对我颇具戒心，但我很高兴地说，随着时光月复一月地过去，他对我的信任和善意似乎日益增加。他的传记作者，曾对这一点加以证明。此外，我也写信给战时内阁的其他阁员，以及在部务或其他事务方面与我有交往的其他大臣。战时内阁很少单独开会，往往总有秘书或军事专家列席，因而它的工作不免受到妨碍。战时内阁是一个认真而有效的机构。大家为了一个共同的任务，紧密地团结一致，彼此间自由讨论，不拘形式，也不作记录。这方面的好处确实很大。这类会议，对于正式会议起了重要的配合作用，在正式会议上，一切事务得到处理，决议予以记录，作为行动的准绳。这两种程序，在处理极其困难的事务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

我在上次大战期间担任军需大臣时，曾造了大量的重炮，我对于它们的下落，极为关切。这类武器，需要一年半的时间才能制成，但不论为了防守或进攻，一支军队如有大量的重炮可以利用，则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劳合·乔治先生在1915年和陆军部发生的争执，而且也记得，由于要建立一个能占优势的极重炮队的问题而引起的种种政治骚动，以及嗣后发生的事件如何证明了他的见解的正确。陆地战争的性质，在八个月以后，即在1940年间终于显示出来时，事实证明是和1914至1918年间的陆地战争截然不同的。但以后可以看到，这些大炮在本土防务方面，却满足了重大的需要。我在这时，想起了这个埋藏着的宝库。如果我们把它忘却了，那真是太蠢了。

为了这个问题和其他事务，我写信给首相：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0日

我有几点意见，想私下向你提出，希望不要介意。

（1）我仍然认为我们不应首先发动轰炸，但法国军队作战的临近战区不在此限，因为我们对于法国军队的作战区当然要给予援助。为我们的利益着想，我们进行战争时，应该使它符合比较人道的战争观念；在加强严酷的和激烈的战争手段方面，尽管这个过程毫无疑问是难于避免的，但我们绝不能先德国而实行，必须等它做了以后，我们再做。时间每过一天，就会使伦敦和其他大城市的居民得到更多的隐蔽所，再过两个星期左右，我们拥有的比较安全的避难所，一定会比现在要多得多。

（2）你应该知道人们向我们提出的关于我们小型远征军现况的批评，说他们缺少坦克，缺少有训练的堑壕炮支队，尤其是重炮队。如果证明我们真是缺乏重炮队，那么，这种批评确是公正的……在1919年战争停止后，我任陆军大臣时，我曾下令将大量的重炮贮存起来，涂上油并妥为保管；我也记得在1918年，曾应总司令部的请求，为了支援军队在1919年进入德国，建造了两尊十二吋口径的榴弹炮。这两尊炮并未用过，但在当时确实是最优良的武器。它们不是轻易可以失掉的东西……我认为最最重要的是，第一，应看一看我们家里还有些什么；第二，应立即加以修理，并制造新式炮弹。

就这种笨重的武器来说，我在海军部也许能有所帮助，因为我们对于一切笨重的东西，当然是最能胜任愉快的……。

（3）你也许愿意知道我改订海军新造舰计划时所依据的原则。我建议除了最初的三艘或许四艘新战列舰外，所有的造舰工作全部停止，现在对于在1942年以前不能参加作战的舰只应暂时放弃。这个决定，应在六个月后重行加以考虑。由于这种变更，我才有余力来帮助陆军。另一方面，我应该竭力促进关于建造较小的反潜艇舰队的工作。这一类的舰只，数量极其重要。有许多舰艇可以在1940年内完成，但如果一想到我们在1940年夏季就可能遭遇二百到三百艘潜艇的袭击，那么，这些数量可是绝对不够用的……。

（4）关于军队的供给以及它和空军的关系，请原谅我将我曾经付出很大代价换来的、而非老师传授的经验和知识提供给你参考。军需大臣现在根据五十五个师的基础来制定计划，这个计划不会使空军部或海军部蒙受不利，因为（1）关于确定地基和建筑工厂的种种准备工作，并不需要技术工人去干好多个月；在这几个月中，挖掘地基、铺上混凝土、砌砖墙、抹泥灰、敷设阴沟等工作，只要普通的建筑工人即可；

（2）即便你为了其他的要求而不能在二十四个月以内成立一支拥有五十五个师的军队，你可以将时间变更为三十六个月或甚至更长，而不会改变原有的规模。另一方面，军需大臣如果在开始时，没有制定庞大的计划，那么，到了现有的工厂不得不扩大时，必将发生令人烦恼的耽搁。最好是让他制定大规模的计划，同时用变更时间因素的方法，来保证空军和陆军的需要。一个工厂造好了，在不需要时，可以不加利用，但如果工厂并不存在，那么，到了需要你作进一步的努力时，便将束手无策了。只有在这些大工厂开工以后，你才能获得充分的效果。

（5）直到现在（中午）为止，没有接到关于船舶被潜艇击沉的新报告，换言之，我们在最近三十六小时内并无损失。

也许潜艇都去度周末了！但我却把时间消磨在准备挨打之中。

然而，我深信一切都会好转的。

我也写信给伯金博士：

海军大臣致军需大臣　1939年9月10日

1919年我在陆军部时，我曾发过详细的指示，要求将大量的重炮上好油，贮存起来。现在似乎这些重炮已经被发现了。据我看来，你应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掌握住这些物资，尽量优先加以修理，并制造重炮弹。在重炮弹方面，海军部或许能够帮忙。如需要帮助时，请直接提出。

他给我的复信，使我非常满意：

军需大臣致海军大臣　1939年9月11日

自从1938年9月的危机以来，陆军部一直关心你来信中所提到的超级重炮，并准备加以利用。九点二吋口径大炮和十二吋口径榴弹炮的炮身和炮座，实际上在1月份即已开始修理。

这些重炮在1919年贮存时，工作作得很仔细，结果证明，它们在大体上情况良好。但其中有一部分配件已经损坏，必须更换新的，这种工作在本年度内已在继续进行。在本月中，我们必定可以使一部分重炮修理完毕，我对于这项工作，当然给予最高的优先处理……

我对于你的来信非常感激。当你知道根据你的建议，已有许多工作完成，你一定会很高兴。

※※※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1日

每个人都说应该有一个海运部。今天我们和船主们举行会议时，船舶商会会长竭力向我要求建立这样一个部门。贸易大臣要求我和他联名提出申请，这样，当然就会削减他自己的任务。我可以断定议会中也会有这种强烈的要求。另外，我也认为这个方案是极有价值的。它的作用有三方面：

（1）使海运按照内阁的战时政策和局势的迫切性，而取得最大的效果和节约。

（2）规定并组织大规模的造船计划。在1940年夏季，也许将发生潜艇的袭击，我们预计会损失大量的吨位，因此，大规模造船计划是一种必要的预防措施。这当然应该包括关于建造混凝土船只的研究，以便在缺乏钢铁期间，可以减少我们对钢铁的需求量。

（3）照顾、慰问和鼓励商船船员。他们在被鱼雷袭击而获救以后，仍须不断地出海工作。在这种战争中，这些商船船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可能是非常有力的因素。

贸易大臣已告诉过你，如果要将他主管的部中有关机构分离出来另建立海运部，那就需要两三个星期的时间。我认为允许有这种过渡时期，是很明智的。在新的大臣人选决定和公布以后，他亦必须罗致必要的僚属，并逐渐接管贸易部的有关机构。另外，还有一点似乎也很重要，即政府应该在受到议会或航运界方面的压力，和听到人们振振有词地反对现行的制度以前，就先采取必要的步骤来建立海运部。

※※※

经过一个月的讨论以后，这个部成立了，并在10月13日予以公布。张伯伦先生选定吉尔摩爵士为首任部长。一般的批评认为，这个选择很不恰当。吉尔摩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苏格兰人，并且是一个著名的议员。他在鲍尔温先生和张伯伦先生的政府中，都曾任过阁员。他的健康日益衰退，任职没有几个月便去世了，后来由罗纳德·克罗斯先生继任。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5日

我因事外出，要到下星期一才回来。我想把我现在对于主要形势的看法，提供给你参考。

我认为在这个季节的晚些时候，德国人绝不会企图在西线发动一个攻势……可以肯定地说他的计划，显然是继续向波兰、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推进，以至黑海为止，他也许已和俄国取得某种谅解，从而俄国可以取得波兰的一部分并收复比萨拉比亚……。

在这冬季的几个月中，希特勒最聪明的办法，似乎是和东邻结好，取得可靠的给养，从而可以使他的人民看到不断获胜的奇观，并深信已经削弱了我们的封锁。所以，我认为在他还没有把东线唾手可得的战利品加以搜刮以前，他不会在西线发动进攻。尽管如此，我仍然竭力主张我们应在西线准备一切，以资自卫。我们应尽一切努力使比利时能会同法国和英国的军队，采取必要的警戒。同时，在比利时后面的法国边境上，应以一切可能的资源日夜修建防御工事。在这个纵深的防御体系中，尤其应注意防御坦克的障碍物，例如：

竖立铁轨，挖掘深壕，树立混凝土桩，有的地方并应埋设地雷和准备可以立即淹没敌人的洪水等等。在对波兰的战争中，已经证明三四个德国装甲师，可以发挥极大的进攻力量，对于这类攻势，必须要有障碍物，加上沉着应战的部队和强大的炮队防卫，才能加以阻止……如果没有障碍物，对于装甲车辆的进攻，必将无法作有效的抵抗。

我在1919年曾把大量在战时制造的大炮贮存了起来。它们现在都可以利用，使我极其欣慰。其中有三十二门十二吋口径的、一百四十五门九吋口径的、大量的八吋口径的、将近二百门六吋口径的榴弹炮，还有数量极大的军火；事实上，这些重炮不仅可以充实我们小小的远征军，而且可供一支庞大的军队之用。这些重炮的一部分，应该尽快地运往前线，这样，不管我们的军队还缺少什么，至少在重炮方面不会有什么缺少的了……。

我希望你能对我上面所说的情况，加以慎重考虑。我这样做，只是想帮助你履行你的责任，同时也尽到我自己的责任。

首相在16日给我的复信中说：

所有来信，我都曾仔细阅读，并且慎重考虑。我所以一直没有写回信，只是因为我们每日见面，而且根据我的见解，你和我的意见非常吻合。……在我看来，从波兰战役中所得到的教训，是关于空军的力量，在空军取得全部制空权以后，它就可以使地面上的活动陷于瘫痪……因此我认为，关于迅速增加我们空军力量的计划，应该得到绝对优先的考虑，而我们在陆地上所应努力的程度，应该根据我们在满足空军扩充以后所剩余的资源来决定。当然我必须等到地面部队委员会的报告交来以后，才能在这一方面作出最后的决定。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18日

你认为空军是我们首先的需要，我深表同意，事实上，我有时还认为，这可能是获得胜利的根本道路。另一方面，我正在研究空军部的报告，其中所提出的要求，似乎是大而无当，现在没有必要加以实现，而且假如给予绝对优先处理，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必要的作战努力。我正准备对这个报告提出一个意见书，现在只要提出一个使我感到惊奇的数字便够了。

如果航空工业现有三十六万人，每月能生产近一千架飞机，而为了每月生产两千架飞机，就需要一百零五万人，似乎是违反常情。我们认为“增加产量以后必能大大减少人力”，尤其是在实行大量生产以后。我不相信德国每月会使用一百万人来生产两千架飞机。我虽然大体上接受每月生产两千架飞机应该作为我们的目标，但我目前却不能相信，为了这个目标，就必须像这个报告所提示的那样，要对我们的作战能力，提出这样巨大的要求。

我所以迫切地希望我们应该按照五十或五十五个师的规模来建立我们的军队，其理由是因为我不相信法国人会同意分工的办法，即让我们担任海空两方面的作战，而陆地作战所造成的流血牺牲几乎完全由他们承担。这样一种安排，我们当然欢迎；但我对于我们仅仅在海空方面作战的设想却不能表示赞赏。

对任何一个部门，给予绝对的优先权，会造成很大的危险。在上次大战期间，尤其是在海军部的力量极其雄厚而美国海军已经参战的最后一年，海军部却专横而又自私地滥用了这种优先权。现在，为了共同的利益，我每天都在遏制这种倾向。

在我给你的第一封信中，我已经说过，关于建设制造炮弹、枪炮和充填火药等工厂的计划以及炸药和钢铁的供应，在上述各种工厂的建筑过程中，不会同飞机工业方面所需要的完全不同的劳动力发生直接的竞争。这是一个如何巧妙配合的问题。另一方面，机械车辆的供应则有直接竞争的性质，所以必须妥为调整。最好应使陆军军火工厂先大规模地造好，然后在我们资源许可和战争性质需要的范围内，让它们开工。你可以根据局势的变化，调节时间因素。但如果现在不开始建设工厂，那你便不再有选择的余地了。

我认为我们最好应该告诉法国人，我们有意建立一支拥有五十或五十五个师的军队。但要达到这个目标，将需要二十四个月或三十甚至四十个月，当然应该保留其伸缩性。

在上次大战结束时，我们在各战场上，约有九十个师的军队，我们每月生产飞机达两千架，同时我们保持的海军，其规模大大超过我们当时的需要，而且远远超过我们现在计划的规定。因此，我不认为，建立五十或五十五个师与每月生产两千架飞机这两个目的，是不能互相配合和同时并进的，虽然现代化的师和现代化的飞机在工业方面的要求，当然远比以前要高——现在一切都变得十分复杂了。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21日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考虑，让战时内阁的阁员们偶尔单独开会，在没有秘书和军事专家参加的条件下，彼此商谈。在我们的正式会议中，重大的问题正在彻底地讨论，但我对这点还不能感到满意。我们被任命为负责处理作战事务的阁员，我深信，如果我们时常作为一个整体举行会议，则必定会符合公众的利益。许多不属于三军参谋长职务范围以内的事务现在被加在他们的身上。他们提出过许多有价值的、富于启发性的报告，我们已经加以利用。但我大胆地向你建议，我们有时应该单独来讨论一般的局势。在许多方面，我不相信我们已经弄清了问题的真相。

关于这一点，我尚未和任何其他同僚提过，亦不知道他们的意见如何。我向你提出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

9月24日，我写信给财政大臣：

我经常想起你以及你要解决的问题，因为以前我在财政部时，亦曾饱尝辛酸。我预期今后的预算，将以广大的富有阶级作为基础，具有严峻的性质。但我认为你应该同时发起一个强有力的反浪费运动，与之配合。鉴于我们现在支出庞大而所得效果极小，我认为“·金·钱·的·价·值”从来没有像现在变得如此之小。在1918年，我们为了避免浪费，曾实行过许多不愉快的限制，但这些限制终究对于战争的胜利多少有作用。在你定于星期三发表的声明中，对于这一点，应该特别加以强调。你应该竭力告诉人民，有哪些事，他们应该避免去做。这并不是禁止支出的办法。·在·没·有·更·多·的·东·西·制·造·出·来·以·前，一切都应该节省消耗，即便是奢侈品亦然。试以文具为例——这在各个部门都应该立即限制。用过的信封应重新粘过，可以重复使用。虽然这似乎是小事，是却能使每个官员——而我们现在有着几百万官员——都想到节约一事。

1918年，我们曾反复叮咛在前线的人们，实行积极的“节约运动”，人民也开始以实行节约为荣，并视为战时努力的部分内容。为什么不在开始时就向实际尚未作战的各地区内的英国远征军，灌输这些思想呢？

我正在设法删掉海军部一些庞大的海军改革计划，凡是在1941年前，或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在1940年底以前不能实行的计划，一律删除。请你注意，不要让这些负责防御的人们和其他本位主义者把我们的能力消耗在长期的发展计划上，因为这种计划必须等到决定我们命运的高潮已经过去以后，才能够成熟。

我发现各个部门在经济上受到了极严厉的控制以后，仍充满了松弛浪费的现象。为你设想，最好带着你的僚属，用·批·评·者的眼光来观察这些浪费现象，而不应采用拖延的方式。

在这个充满危机的时候，不要妨碍各部门的行动；把责任交给他们；但如果他们不能节约，必须立即对他们加以申斥。

我就上述问题写信给你，但希望你不要因此而有所介意。

我重视财力的节省，正如我重视为战争所作的努力一样，因为节省财力确实是战时努力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所有这些事务中，你可以信赖我的支持，同时，我是一个花钱部门的首脑，你如有需要审查的地方，我一定会服从听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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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次战争中，只要皇家海军获得了制海权，它就必须付出这样的代价，即要在敌人面前暴露自己的庞大目标。私掠船、实行海上袭击的巡洋舰，尤其是潜艇，使用各种不同的战争方式，对于我们的贸易和粮食供应的生命线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因此，我们经常被迫以防御作为我们的主要任务。

由于这个事实，便产生了这样一种危险，即我们被迫实行，或退而采取防御性的海军战略和思想习惯。现代的种种发展，更加强了这种倾向。在两次大战中，在我主管海军部的时期内，我经常设法寻找各种反攻的方式，以杜绝迷恋于一味防御的思想。只要使敌人无法猜测下一次他将在什么地方受到袭击，就可以大大便利于引导几百个商船队和几千艘商船安全驶入港口的工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先是希望通过进攻达达尼尔海峡，后来希望通过进攻博尔库姆和其他弗里希恩岛屿，重新获得主动，并迫使海军软弱的敌国，专心研究它与自己的问题，而无暇过问我们的问题。1939年我又奉命重新主管海军部，在急迫的需要得到处理、危险加以防止以后，我立即感到不能满足于“护航和封锁”政策。我竭力寻求以海军进攻德国的方法。

波罗的海首先浮现在我的眼前。一支英国舰队如能控制波罗的海，则必然带来可能具有决定意义的收获。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一旦被解除了德国入侵的威胁以后，它即便实际上不变成一个加入我们一方的交战国，也会因此而很自然地被纳入我们的作战系统。英国舰队在波罗的海获得制海权以后，会伸手援助俄国，这样，就可能对于整个苏联政策与战略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负责的和消息灵通的人士中间，对于这些事实并无异议。对波罗的海的控制权，显然不仅是皇家海军的，而且也是整个英国的最大战利品。我们能不能获得这个战利品呢？在这场新战争中，德国的海军并不成为一个障碍。我们在重型军舰方面占有优势，因此使我们迫切希望一有机会，不论在何地，亦不论在何时，就和他们交战。水雷区可以被较强的海军国家所肃清。而潜艇对于有高效能的驱逐舰队保护的舰队，也无能为力。但现在，德国虽然没有1914和1915年的强大的海军，却有了一支强大的无法估量的空军，并且它的重要性正在与月俱增。

如果在两三年前，我们能够同苏俄建立联盟，现在我们派一个英国战斗分舰队和俄国舰队联合，并以克琅斯塔德作为基地，就可以控制波罗的海。当时我曾在我的朋友中间鼓吹这个方案。至于这样一种建议办法究竟是否达到行动的程度，则不得而知了。这当然是抑制德国的一种方法；但此外，还有其他更容易的方法却没有被采用。现在到了1939年的秋季，俄国成为一个敌对的中立国，正处在敌对与实际作战两者之间。瑞典有几个可以供英国舰队作基地的良港。但我们不能期望瑞典自己去招致德国的侵犯。如果我们无法控制波罗的海，我们就不能要求利用瑞典的港口；而如果没有瑞典的港口，我们就无法控制波罗的海。这是战略思想上的一个僵局。这个僵局有没有办法能打破呢？寻找一个解决办法，这总是正确的。以后可以看到，在战争期间，我曾迫使参谋部对于各种不同的作战计划作长时间的研究，结果往往使我深信这些计划最好还是暂时作罢，否则无法同整个的战局相配合。在这些计划中，第一个就是关于取得波罗的海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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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海军部以后的第四天，就要求海军参谋部拟定一个关于打开进入波罗的海的通道的计划。计划处很快地答复说，如果要使计划成功，则必须使意大利和日本保持中立；空袭的威胁似乎使这个计划不可能实现；但除此以外，这个作战计划应该详细地加以研究，并且如果认为可行的话，应在1940年3月或以前执行。与此同时，我和我在1911—1912年间相识的老朋友、海军建设局长斯坦利·古多尔爵士就这个计划进行了长谈，他立即对这种想法着了迷。我把这个计划称为“凯瑟琳计划”，采取俄国伟大的女皇凯瑟琳的名字，因为在我的想法后面，隐藏着俄国。在9月12日，我写成了一个详细的备忘录，送给有关的各方面。①

①见附录（7）。

庞德海军上将在20日答复我，他认为这个计划成功与否，要看俄国是否参加德国那一方面，同时也要看挪威和瑞典是否能保证合作；他还认为不论派遣什么力量进入波罗的海，我们必须能够对抗任何几个国家可能联合的力量而仍能获得胜利。他对于这个冒险行动，完全赞成。9月21日，他同意海军元帅科克—奥里伯爵，一个极有造诣和名望的将领，到海军部工作，并为他准备了办公室和少数精选的参谋人员以及所有为探讨和策划波罗的海进攻计划所必需的情报。这样的做法，在上次大战中，恰好是有先例的，当时我曾得到费希尔勋爵的完全同意，而将外号“拖船”的著名的威尔逊海军上将调回海军部，以担任这一类的特殊任务；而在这次战争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事例，即通过毫无拘束的友好方式，对这类的重大问题进行探讨，同时丝毫没有引起有关的参谋长们的反感。

科克勋爵和我两人的想法，都赞成建造特别适合抵御飞机和鱼雷袭击的主力舰。正如载在附录中的备忘录所表明的，我希望将“皇家君主”号级的船只二三艘加以改造，使它们安装着抵御鱼雷的超级舰胴和抵御炸弹的坚固铁甲板，以便派赴沿海或海峡中作战。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准备牺牲一个或甚至两个炮塔和七八浬的速度。这种舰只，不仅可以用于波罗的海，而且为我们提供了有利条件，以便在敌人的北海海岸附近海面，尤其是在地中海展开攻势。但即便关于海军建造工程和船坞方面的最早估计能够如期实现，这一切在1940年暮春以前，亦不能完成。于是我们便根据这种情形进行工作。

26日，科克勋爵提出了他的初步估计，这种估计当然是根据对于问题所作的纯军事研究。他认为这个将来必然由他来指挥的作战计划，是完全可行的，但并不是没有危险性。他认为在打开通路时，难免要遭受损失，因此，要求至少有超过德国舰队30％的富裕舰只。如果我们预备在1940年中采取行动，则舰队的集合和一切必要的训练应在2月中旬完成。

因此，我指望在“皇家君主”号级舰只的甲板上加装铁甲板和船舷加装护壳的计划，为时间所不许。这又是一个僵局。不过，这类的工作如果继续进行，我们也许在一年以后可能按照计划规定采取行动。但在战争中，正如在日常生活中一样，所有其他的事物也正在发展。如果能有一二年的时间，镇定沉着地进行安排，则可以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

在所有这些方面，副参谋长汤姆·菲利普斯海军上将（1940年底“威尔士亲王”号在新加坡附近海面沉没时遇难）

和海军部军需署长兼第三海务大臣弗雷泽海军上将都给我以有力的支持。后者建议以格伦轮船公司的四艘快速商船加入进攻的舰队之内，这些船只后来在其他事件中发挥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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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海军部最初处理的任务之一，是审查现有的新舰建造计划和在战争发生时实行的战时扩充计划。

在任何时候，海军部至少有四个连续的每年造舰计划在同时进行。在1936和1937年间，有五艘战列舰已经着手建造，预定在1940年和1941年中可以服役。1938年和1939年间，议会又核准建造四艘战列舰，但从定造日起，非有五六年不能完成。此外，还有十九艘巡洋舰正处在不同的建造阶段。在过去二十年中，由于条约的限制，皇家海军在设计方面的建筑天才和令人钦佩的名誉受到了歪曲和束缚。我们所有的巡洋舰，都是为了要遵照这些条约限制和“君子协定”而取得的结果。在和平时期，舰只便按照这种标准在困难的政治局面下年复一年地建造，用以维持海军的力量。在战时，一切舰只的建造，一定要以明确的战术目标作为标准。我极希望建造若干艘一万四千吨的巡洋舰，装有九点二吋口径的大炮，和足以抵御八吋口径的炮弹的坚固装甲板，而且它必须有很远的续航能力，和超过任何现有的“德意志”号或其他德国巡洋舰的速度。在这以前，条约的限制阻止了我们采用这样的政策。现在我们已经不再受它们的拘束，但战时许多事务迫切地需要优先处理，因而使这种长期计划同样无法实行。

驱逐舰是我们最迫切需要的舰只，也是我们最弱的一个环节。1938年的造舰计划中完全没有驱逐舰，但在1939年中定造了十六艘。当时在造船坞中，这种不可缺少的舰只共有三十二艘，而在1940年底以前能交货的只有九艘。因为要使每个新建的驱逐舰队能比上次建造的舰队更好，这种难以抗拒的倾向，便将建造的时间由二年延长到将近三年。海军方面当然希望有能够在大西洋上乘风破浪的舰只，并要使舰身大小，足以容纳在炮击方面，尤其是在防空方面的一切现代化设备。显而易见，按照这种言之成理的论点而建造的舰只，很快就会变成小型巡洋舰，而不再是驱逐舰了。这些没有装甲的舰只的排水量，接近甚至超过了二千吨，并载有二百名海军在海上行驶，它们本身便轻易地成了任何正规的巡洋舰的牺牲品了。驱逐舰原是防御潜艇的主要武器，但随着舰身的增大，它自己却变成了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它已逾越了猎人的界线而成为被猪者了。我们需要的驱逐舰愈多愈好，但它们不断地改进和扩大，使造船厂所能容纳的数量，大受限制，并且大大延迟了完成的时间。

另一方面，在海洋航行的英国商船往往超过了二千艘，而且每星期在我们国内港口进出的远洋轮船达几百艘，沿海商船达几千艘之多。为了实行护航制度，为了在英吉利海峡和大不列颠与爱尔兰之间的海峡进行巡逻，为了保卫英伦三岛的几百个海口，为了供应我们遍布全世界的基地，为了保护扫雷艇来履行它们连续不断的任务，凡此种种都使我们必须大大增加小型武装舰只的数量。数量以及建造速度是极重要的两个条件。

我的责任是调整我们的造舰计划，使它配合当时的需要，并尽力最大限度地增加我们的反潜艇舰艇。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确定了两个原则：第一，长期的造舰计划应该完全停止，或者严格推迟，这样就可以将劳动力和原料集中于我们在第一年或一年半中能够建成的舰只；第二，必须设计出新式的反潜艇舰只，只要它们能够在临近我们岛国的海面活动，以便使我们较大的驱逐舰能抽出来，派到较远的海洋上去完成任务。

关于这些问题，我连续写了几个节略给我的海军部同僚：①

①参阅附录（8）

·鉴·于·潜·艇·的·威·胁·在·接·近1940·年·底·时·一·定·会·以·更·大·的·规·模·卷·土·重·来，我们需要建造的驱逐舰，必须注意数量和建造速度，而不应着重其大小和威力。我们应该可以设计出在一年以内能够完成的驱逐舰，按照这种情况，至少有五十艘应该立即开始建造。我很理解必须有相当数量的小舰队领队舰只，和能在远洋服役的大型驱逐舰，但如果我们的舰队获得了我所计划的五十艘中型紧急式驱逐舰，则可以使所有较大的舰只移往海洋活动或作战。

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之间往往发生的冲突，在战时变得尤其剧烈。我规定所有在1940年底以前不能建成服役的大型舰只的建造工程，只要是可能同主要的造舰计划相竞争的应该停止。此外我们必须以能够在十二个月以内或者可能的话，在八个月以内建成的新型舰艇，来增加我们反潜艇舰队的数量。对于这类舰只的第一种型式，我们恢复了驱潜快艇的旧称。在战事爆发以前不久，这类舰只已经定造了五十八艘，但还没有一艘开始建造。后来一种经过改进的类似舰只，在1940年定造的，则称为快速巡洋舰。此外，还有大量的各种型式的小舰艇，尤其是拖网船，必须在最短期间内迅速改装，增加大炮、深水炸弹和潜艇探测器等配备；海军部新设计的汽艇，亦必须大量制造，以便担任沿海一带的任务。发出的定单，达到了我们造舰能力的限度，包括加拿大在内。即便如此，我们并没有完成我们所希望的一切，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可避免地发生种种耽搁，使造船厂的交货，同我们的预期，产生了很大的差距。①

①参阅附录（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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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波罗的海战略以及战列舰的改造方面的见解，经过长时间的讨论，终于占了优势。设计完成了，定单也发出了。但是，人们陆续提出各种理由，不主张进行这项工作，其中有些理由是很有根据的。据说如果德国的袖珍战列舰或有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冲破了封锁线，我们就可能需要用“皇家君主”号级的舰只来护航。同时也有人认为，这个计划对于其他的重要工作，将产生令人不能接受的妨碍作用，而关于把我们的劳动力与装甲优先用于其他方面所提出的理由，似乎也令人信服。我一直希望建立这样一个分舰队，其舰只甲板上装着极厚的铁甲，速度不超过十五浬，拥有大量的高射炮和任何其他舰只所不及的抵御空中和水下袭击的能力，但我这个希望始终未能实现，使我深以为憾。到了1941和1942年，当时马尔他岛的保卫和援救变得非常迫切时，当我们极需轰炸意大利的港口，尤其是的黎波里时，其他人和我都同样深切地感到需要上述舰只，但到那时，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在整个战争期间，“皇家君主”号级舰只始终是一种浪费和隐忧。它们不像其姊妹舰“伊丽莎白”号一级那样，经过了重新改装；我们以后将会看到，到了1942年4月，日本舰队侵入印度洋，有可能让它们参加作战时，驻在当地的海军上将，以及庞德海军上将和国防大臣的唯一思想，就是设法在最短的时间内，使它们和敌人间的距离，能够相隔几千哩，而且愈远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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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接任海军大臣和成为战时内阁阁员以后，最初采取的步骤之一就是建立一个自己的统计处。为了这个目的，我聘用了林德曼教授，他是我多年的老朋友和亲信。我们相处在一起，共同提出了我们对于整个战局的见解和估计。我现在把他安置在海军部内，和六个统计专家和经济学家一道工作，我们相信这些专家都是专注意现实而不管其他的人。这一批能干的人，在林德曼的指导下，利用一切官方情报，能够不断地向我提供图表和图解，并就我们所了解的全部战局加以解说。他们孜孜不倦地审查和分析各部门送给战时内阁的一切文件，并且对于我自己希望进行的各种调查，亦都加以研究。

这时，并没有一个全面性的政府统计机构。每个部门根据它自己的数字和论据而提出它的见解。空军部这样统计，而陆军部又那样统计。供应部和贸易部虽然指的是一件事，但各有不同的说法。这种情况，当某些问题在内阁发生分歧时，有时引起了误解并浪费了时间。然而，我从开始就有我自己可靠的、稳定的情报来源，它的每一部分都和所有其他部分整个连系着。虽然最初，这只包括整个情报领域中的一部分，但是却大大地帮助我对于向我们不断涌来的无数事实和数字，形成一个正确和综合的见解。

谢选骏指出：战略错误的大坑，只能用战术来弥补。但是任何战术，也无法完全弥补战略错误。德国犯了这样的错误，英国也跟着犯了这样的错误，结果让苏联和美国捡到了便宜，趁机圈地，瓜分了两个阵营。

【第二十六章　法国前线】

英国远征军开往法国——在比利时边境增强防御——侵略者的有利地位——比利时的中立——法国与攻势——马奇诺防线——公认守势具有的威力——不受欢迎的法国代替方案——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估计——希特勒的错误——西方的相对军事力量——德国可能进攻的路线——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意见及其在1939年9月18日提出的意见书——甘默林制定D计划——第八号训令——盟国最高军事会议9月17日在巴黎开会——D计划获得通过——D计划扩展至荷兰

战争刚一爆发，我们的远行军就立即开往法国。在上次大战以前，为了进行准备工作，至少消磨了三年的时间，而在这一次，直到1938年的春天，陆军部才专为这个目的，设立了一个特别机构。这时又出现了两个严重的新因素：第一，一支现代化军队的装备和组织，远没有1914年那样简单。每一个师，都有机械化的运输，组织比较庞大，并且非战斗人员的数量更多。第二，由于过分畏惧敌人空袭运输军队的船只和军队登陆的港口，陆军部不得不只用法国南部的港口，而以圣纳泽尔为主要的基地。这样，陆军的交通线便大大地延长，结果延迟了英国部队的到达、部署和给养，并在沿途耗费了大量的人力。

奇怪的是，我们的军队究竟应该在前线的哪一部分布防，在战争爆发前，竟然没有决定，但根据当时有力的推测，它应当在利尔以南；9月22日，这个推测得到了证实。到了10月中旬，由英国四个师组成的两个正规军军团，驻扎在沿法比边界的防地。它们都从专供军队登陆的遥远的港口，经过二百五十哩公路与铁路运输，才开抵目的地的。10月和11月间先后到达的三个步兵旅，在1939年12月间，编成第五师。

1940年1月，第四十八师由国内出发，接着，在二月间，第五十和第五十一师，3月间，第四十二师和第四十四师，相继开来，共计到达的军队有十个师。我们的数量逐渐增加，于是，我们便接管了更多的防线。当然，我们在任何一个据点都没有和敌人发生接触。

在英国远征军①到达它们的指定阵地后，它们发现沿前线一带，已经筑好一条相当完整的人工防坦克战壕，并且每隔大约一千码的地点，有一个很大而又很显著的碉堡，可以使机关枪和反坦克炮沿着战壕进行纵射。此外，还有一个连绵不断的铁丝网带。在这个不寻常的秋冬两季中，我们军队的主要工作，是改善法国人建筑的防御工事，组成了一条与齐格菲防线相类似的防线。虽然气候严寒，但工作进展很快。根据空中摄影，我们了解到德国人把他们自己的齐格菲防线由摩泽尔河向北方延伸的速度。尽管他们在取得国内资源和强迫征调劳工方面，享有许多有利条件，但我们的工作似乎可以和他们并驾齐驱。到了1940年5月德军进攻时，我们的军队已经完成了四百个新碉堡。长达四十哩并设有护墙的防坦克战壕已经掘好，大量的铁丝网亦已装妥。由于交通线一直向后伸展到南特，因此，各种需要变得非常巨大。庞大的基地设施已经建立，公路已经加以改良，长达一百哩的宽轨铁路已经铺设，一个庞大的地下电报线系统已经埋好，几个供军团和军的司令官使用的地下总指挥部也接近完成。大约有五十个新机场和卫星机场都已经加以扩建或改进了跑道，使用了五万多吨的混凝土。

①英国远征军先头部队于9月4日在法国开始登陆。第一军团于9月19日，第二军团于10月3日先后登岸。总司令部最初在9月15日设在勒芒。军队的移动主要是经过瑟堡，车辆和给养经过布雷斯特和南特，而以勒芒和拉瓦尔为集合地点。

对于所有这些任务，英国军队都努力地工作着，并且为了丰富它们的经验起见，各个旅轮流被派到靠近梅斯一段的法国前线，那里正同敌人对峙，至少有一些巡逻活动。其余的时间，我们的部队都从事训练。这确是必要的。在战争爆发时，军队具有的准备程度远不及二十五年前约翰·弗伦奇爵士①的军队所达到的水准。在国内，军队已有好几年没有受到相当规模的操练。正规军校编制短少二万人，其中包括军官五千名，而根据以正规军保卫印度的“卡德韦尔计划”，其责任便大部分落在本土部队的身上，结果使本土部队的质量几乎和军队学员相等。1939年3月本土防卫队扩充一倍，其用意虽然很好，但很欠考虑，而同年5月又建立了民团，结果这两方面都从正规军中调用了大量的教官。在法国冬季驻防的几个月时间，得到了很好的利用，各种的训练计划都并入加紧设防的主要工作之内。我们的军队在这个难得的喘息期间，在效率方面确有显著的增进，工作虽然艰苦，而且没有发生任何战斗行为，但部队的士气和精神面貌，都在焕发增进。

①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军队总司令。——译者

在我们前线的后方，沿交通线的军需库中，堆积着大量的给养和弹药。在塞纳河和松姆河之间，储存着十天的供应物资，在松姆河以北，还有七天的额外供应品。后一项给养，在德国人突破前线后，使英国军队渡过了难关。鉴于当时局势平静，勒阿弗尔以北的其他港口亦逐渐地陆续加以利用。迪埃普成为一个医院基地；费康专供运输军火；最后，我们利用的法国港口，共有十三个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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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受任何法律或条约约束的政府，同那些必须在犯罪国家开始进攻后才能产生战争情绪和进行计划的国家相比，它所具备的优越条件是不可估量的。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便宜。相反地，除非侵略者的胜利是绝对的和决定性的，否则，将来总有清算的日子。希特勒除了遇到比他更强大的力量外，不受任何约束，可以任意决定他进攻的时间和地点；但是两个西方民主国家却不能侵犯比利时的中立。它们所能做的，最多是准备在比利时向它们求援时，立刻前往援救，但等到它要求援救的时候，可能时间已嫌太晚了。当然，如果在战争爆发前的五年中，英法两国在条约认可和国联赞同的范围内采取了坚决果断的政策，比利时也许可能恪守旧有的同盟，并允许组成一个共同的阵线。这样也许可能导致巨大的安全，并且也许可能避免了即将到来的灾难。

这种同盟，如有适当的组织，可能沿着比利时边境直到海边，筑成一道屏障，以防御在1914年几乎使我们完全覆灭而在1940年将使法国一败涂地的那种可怕的迂回战术。同时，这种同盟也可以使我们能够从比利时迅速攻入鲁尔的德国工业心脏地区，因而对于德国的侵略增加一种强大的阻力。

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比利时也不会遭受比以后实际遭受的更为悲惨的命运。当我们回想起美国当时置身局外；拉姆齐·麦克唐纳先生提倡法国裁军；我们由于德国屡次破坏“和约”关于裁减军备的条款而一再受到的挫折和屈辱；我们对于德国侵犯莱茵兰所表示的屈服；我们默认奥地利遭到兼并；

我们在慕尼黑签订的条约以及承认德国占领布拉格——当我们回想起所有上述情况时，凡是在以往的那些岁月中，在英国或法国负责国家大事的人们都没有责备比利时的权利。在一个动摇和妥协的时期中，比利时只能严守中立，并且也只能希望它能在其设防的前线挡住德国的入侵，以待英法军队前来援助，借此聊以自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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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14年，法国军队和法国人民，由于怀着从1870年以来历代相传的复仇怒火，而富于激烈的进攻精神。他们的理论认为，数量上较弱的国家，不仅在战略上而且在战术上必须处处展开反攻，才能抵抗敌人的侵入。战争刚一开始时，穿着蓝衣红裤的法军，随着军乐队演奏的马赛曲，勇往直前。

德国人虽然正在侵入，但不论在何处遇到这种情况，便停下来对法军开枪射击，使它遭受了极大的伤亡。主张采取攻势最力的首创者格朗梅松上校，就在战场的最前线为他的国家和他的信条而牺牲。我曾在《世界危机》一书中，说明为什么防御炮火在1914至1916年或1917年这段期间占有绝对的优势。我们亲自看到在南非战争中，少数波尔人使用自动来福枪，产生了很大的效力；这种火力，对于穿过旷野前进的军队，即便不能给以毁灭性的打击，至少可以造成重大的伤亡。除此以外，当时还有日益增多的机关枪。

接踵而至的是大规模的炮战。几百门，后来增到几千门的大炮，能把一个地区轰成粉碎；但是，英法军队在英勇牺牲以后，如果再要并肩前进去攻打凭壕固守的德国军队，他们会面临着绵连相接的坚强工事；而他们压制第一线敌人的排炮，已把他们前面的土地，轰得弹坑累累，纵使他们进攻获胜，这些弹坑亦将成为他们再向前进的巨大障碍。从这些艰苦的经验中所能得到的唯一结论，就是采取守势，必胜无疑。此外，在过去二十五年中，武器的火力已经大大增强。不过守势固有其利，同时亦有其弊，这在以后可以明显地看到。

这时的法国，和1914年8月间同它的世代仇敌决一死战的法国，却完全不同了。报仇雪耻的精神，自从战争胜利、任务完成以后，已经烟消云散了，而培养这种精神的领袖们也都早已去世了。在上次大战中，成年的法国人惨遭杀害的达一百五十万。在绝大多数的法国人的心目中，一想起攻势行动，便联想起1914年法国进攻时最初的失败、1917年尼韦尔将军的溃退、松姆河和帕森达勒的长期苦战，尤其是现代化武器的火力对于进攻部队所造成的巨大伤亡。在法国和在英国，都没有人能彻底了解一种新事物所引起的后果，即装甲车辆能够抵御炮轰，并且能够每天向前推进一百哩。关于这个专题，几年以前，有一个名叫戴高乐的指挥官发表了一部富有启发性的著作，却没有引起任何反应。年老的贝当元帅在最高军事委员会中的权威，对于法国的军事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它闭塞了吸收新思想的途径，尤其是不赞成那些被古怪地称为“进攻武器”的东西。

在事过境迁以后，关于依赖马奇诺防线的政策，时常受到人们的指摘。这种政策确实造成了一种防御心理。但是，在保卫长达几百哩的边界时，明智的防御措施，往往是用防御工事尽可能地同敌人隔离，因而可以在军队驻守不动的条件下，节省兵力，同时还可以控制敌人可能进犯的路线。如果马奇诺防线在法国的作战计划中能够适当地加以利用，则它可能对于法国作出巨大的贡献。它应该被看作是一长列互相连接的宝贵的出击口，尤其是能够被用来隔断大部分的前线，以便在它的后面集中一般后备队，或进行“大规模的调遣”。

如果考虑到法国和德国在人口方面的差别，我们应该承认马奇诺防线是一个明智而谨慎的措施。实际上，非常古怪的是，这条防线并没有至少沿着默兹河一直向前延伸。如果能够一直延伸的话，它就可以成为一个可靠的屏障，使法国得以自由使用手上坚固锋利的宝剑向敌人冲锋陷阵。但是贝当元帅却反对延长防线。他竭力主张，阿登地区由于地形关系，绝不可能成为入侵的通道。因此，延长防线的计划被否决了。我在1937年视察梅斯时，吉罗将军曾对我说明马奇诺防线的攻势意义。但后来攻势的观念并没有付诸实行，而这条防线不仅吸收了大量有训练的正规军的士兵和技术人员，而且对于军事战略和全国人民的警惕性，反而产生了削弱的效果。

新的空中力量被恰当地看成是各种作战中的一个革命性的因素。鉴于当时双方可以使用的飞机的数量较少，它的效力不免被人们所夸大，并且一般认为空军可以在敌军发动进攻时阻碍大量军队的集中和运输，因此有利于守势方面。法国最高司令部，甚至认为法国的动员时期，都有极大的危险，因为铁道中心可能遭到空袭的破坏，虽然当时德国飞机像盟国一样，数量极少，不足以担任这样重大的任务。空军首脑人物所表示的这些思想，当然是正确的，到了战争的后期，当空军力量增加了十倍或二十倍时，并且得到了完全证实。但在战争开始时，这种看法则未免过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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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有人开玩笑说，陆军部总是在准备着上次的战争。但在其他各部或其他国家，大概都有这样的情形，而就法国军队来说，确实如此。我也认为只要积极地采取防守措施，守势具有极大的力量。但我这时既不肩负任何责任，同时又无法获得连贯的情报来作出新的评价。我了解上次大战中的屠杀情形，使法国人民痛彻心腑，难以忘怀。德国已经获得了建造齐格菲防线的时间。如果将剩下的法国壮丁，派去攻打这座由炮火和混凝土合成的铜墙铁壁，这是多么可怕啊！在附录（15）中，我发表一种长期的方法（密码代号为“耕种者第六号”），当时我认为可以用来制服采取守势的敌军的火力。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个月中，根据我心中的想法，我觉得我和一般人对于守势的见解，并无不同，并且我相信反坦克的障碍物和野战炮，如有巧妙的布置，并备有足够的弹药，除了在黑夜或天然的和人造的雾中以外，都能将坦克加以击退或毁坏。

在万能的上帝对他的卑贱的仆人所确定的问题中，没有一件事是会同样发生两次的，即使有一件事看起来像是曾经发生过的，但其中总有变化出入，使它不能一概而论。一般人是在具有固定结论的环境中生长起来的，他们的心理，除了受非凡的天才的引导外，绝不能超越固有的结论。但我们不久将要看到，在双方处于静止状态八个月以后，希特勒突然发动大规模的进攻，由大量防弹的或重型装甲的战车作前导，冲破了所有的防御工事，并且在几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甚至也许是在发明火药以来的第一次，使大炮在战场上暂时几乎完全失去了效力。我们必将看到，火力的增强使少数部队就能够防守必需的阵地，因此缩小了人体的目标，大大地减少了实际战争中的流血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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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一个边界，曾经像一直伸展过低地国家的法德边界那样，在战略上受到重视并被当作实验的题材。几个世纪以来，西欧所有的军事将领和军事学院，往往根据他们当时的最后一次战役的经验，对这片土地的每个方面，对它的山地和水道，孜孜不倦地加以研究。在目前这个时期内，如果比利时遭到德国的入侵，而盟国决定给予援助时，它们能够派兵驰往的，或者，如果比利时提出邀请时，它们能够根据一个妥善安排的计划秘密而突然地加以占据的，有两条防线：其中第一条防线是所谓斯凯尔特河线。这条线靠近法国边境，不需要长途行军，而且不冒重大的危险。在最坏的情况下，不过是守住了一条“错误的防线”，这也并无害处；在最好的情况下，它可以按照局势的发展而被建成一道防线。第二条防线是更加伟大的。它沿着默兹河，经过纪韦、迪南和那慕尔，再经卢万而至安特卫普。如果盟国能够占领，并在苦战中守住这条富于冒险性的防线，则德国入侵时采取右翼包抄将受到重大的阻碍；如果事实证明它的军队处于劣势，那么这就可以成为进入并控制鲁尔地区德国军火生产重要中心的一个值得歌颂的序幕。

由于国际道义准则的原因，不能在未获得比利时同意的情况下，穿过比利时的国境而向前推进，因此，只有从法德之间的边界前进，如果在斯特拉斯堡的北面和南面横过莱茵河朝正东方向进攻，那么，军队主要将进入黑森林区，这个地区也正像阿登山区一样，在当时被认为是不适于进攻的地区。但是当时还有从斯特拉斯堡——梅斯前线向东北进入帕拉廷奈特的可能。这种推进，以莱茵河为其右翼，可能控制该河，直到北面的科布伦茨或科隆。从这里可以进入良好的作战地区；而这些可能性以及许多变化，很多年以来，已经成为西欧各参谋学院关于战争研究的部分内容。然而，在这部分地区，却有齐格菲防线，许多建筑坚固的混凝土碉堡互为犄角，大量的铁丝网构成了纵深阵地，到了1939年9月，这道防线已经是坚不可摧的了。法国人可能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最早日期，也许是9月第三个星期的最后几天。但到那时，波兰战役已告结束。到十月中旬，德国在西线的军队已有七十个师。法国在西线数量上的暂时优势，便迅速消失。法国如果从它的东部边境发动攻势，则必然会削弱他们在更为重要的北方防线的兵力。法国军队即使在开始时能够获得初步的胜利，但在一个月之内，他们要想保持在东方所得的战果，就将感到极大的困难，而且无法抵御德国对它的北方防线展开的全力反攻。

这就是对于“为什么一直采取消极防御，直至波兰被摧毁？”这样一个问题的解答。但是这场战争，实际上早在几年以前已经输掉了。战争如果发生在1938年，那时捷克仍旧存在，可能有很好的胜利机会。在1936年，可能不会引起强大的反抗。在1933年，日内瓦一份决议书，可能不经过流血而获得服从。在1939年，甘默林将军不敢冒险进攻，也不能只怪他一人，因为自从历次危机发生以来，已经使这种危险大大地增加，而法国和英国政府对待危机也一直畏缩不前。

英国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估计，德国到9月18日止，动员的各种军队至少有一百十六个师，其分布如下：西线四十二个师；德国中部十六个师；东线五十八个师。我们现在从敌人的记录中，了解到这个估计几乎完全正确。德国全部军力，共有一百零八个师到一百十七个师。进攻波兰的五十八个师，是最成熟的部队。剩下的五十或六十个师，素质参差不齐。其中由埃克斯—拉—夏佩勒到瑞士边境沿西线一带，派驻了四十二个德国师（十四个现役师；二十五个后备师，和三个后备军）。德国的装甲师团或已派往波兰作战，或是尚未建立，而工厂还未开始大量生产坦克。英国远征军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支持。它在10月第一个星期，只能派出两个师，到了第二个星期，又增加了两个师。自从慕尼黑危机以来，德国的相对力量虽然已有巨大的增加，但在波兰未被征服以前，德国最高司令部对于他们在西线的局势，仍然非常焦虑，只是由于希特勒的专制权力和坚决意志以及他认为法国和英国不愿作战的政治判断先后五次得到了证实，这才能够劝诱或迫使他们去接受他们认为不应该冒的风险。

希特勒确信法国的政治制度已经腐败不堪，而法国军队也受到了沾染。他了解法国共产党的力量，认为只要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一旦妥协，而莫斯科抨击法国和英国政府发动一场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以后，就可以利用法国共产党的力量使法国的军事行动遭到削弱，或陷于瘫痪。他深知英国信奉和平主义，而且日益衰败。按照他的看法，张伯伦先生和达拉第先生是由于英国少数好战分子的驱使而达到了宣战的地步，他们必然会尽可能地避免作战，而且在波兰一旦被击溃以后，愿意接受既成事实，正像一年以前在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所表现的那样。在以前说明的屡次事件中，希特勒的直觉被证明是正确的，而他的将领们的论点和惧怕却是错误的。但他并不理解只要战争信号一旦发出，在大不列颠和英帝国将要发生的强烈的变化；他也不理解那些为争取和平不遗余力的人们，如何会在一夜之间忽然变得为了赢得胜利而不顾疲劳地努力奋斗。他无法懂得我们岛国人民心灵上或精神上的力量，我们岛国人民不管怎样竭力反对战争或军事准备，但世世代代以来，却始终认为胜利是他们天生的权利。但是，无论如何，英国军队在开始时不能发生任何作用，同时他也断定法国并不全心全意地作战。事实上这也确是真实的情况。结果他如愿以偿，他的命令得到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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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军官认为在德国完全战败波兰军队以后，它将在波兰境内留驻大约十五个师的兵力，其中大部分可能是质量较低的军队。如果它对于同俄国订立的条约有所疑虑，它在东线军队的总数，可能会增加到三十个师。所以根据最不利的假设，德国将会从东线抽调四十个师，使西线共有一百个师的实力。但到那时，法国可能已经动员了七十二个师，此外还有相当于十二个或者十四个师兵力的要塞守备部队，和四师英国远征军。除了在意大利边界应有法军十二个师驻守外，可以用来对付德国的兵力共有七十六个师。所以敌人和盟国相比较，占有四比三的优势；而且预计敌人可能组成额外的后备师团，使部队的总数在最近的将来，提高到一百三十个师。对付这种局面，法国在北非还有十四个师，其中有一部分可以抽调回来，再加上英国以后可能逐渐增加的军队。

在空军方面，我们参谋长委员会估计，德国在摧毁波兰以后，可能在西线集中二千架以上的轰炸机，而当时法英两国的合在一起的轰炸机数共计九百五十架。①因此，德国在解决波兰以后，不论在陆地上或空中，它的实力显然远比英法两国联合的实力强大。所以，根本不必考虑法国对德国展开攻势，然而德国是否可能向法国进攻呢？

①当时德国轰炸机的确数是一千五百四十六架。

当然，德国可能采取的办法有三个：第一，经过瑞士前来侵犯。这可以迂回地绕过马奇诺防线的南翼，但在地理上和战略上都有许多困难。第二，通过法德之间的边界侵犯法国。这似乎也不可能，因为大家相信德国军队还不具备对马奇诺防线作正面攻坚战的充分装备和武装。第三，通过荷兰和比利时侵犯法国。这种进攻也会绕过马奇诺防线，并且可以避免对永久性的防御工事正面进攻可能遭受的损失。参谋长委员会估计，为实行这种进攻，德国在发动战争时必须从东线抽调二十九个师，另外再调动十四个师在后方列成梯形阵线，以便增援已经驻在西线的军队。在三个星期以内，不可能完成这样的调动，同时也无法使进攻部队得到充分的炮火支持。而且这种准备活动，在进攻开始以前的两个星期中，必然将被我们发觉。德国要想发动这种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则势必在今年晚些时候，但这种可能性却不能加以排除。

我们当然应该用空袭交通线和部队集中区的办法，来阻挠德国军队由东线向西线移动。因此，可以预料，德国在战争初期将会发动空战，目的是想通过空袭我们的飞机场和飞机工厂来削弱或消灭盟国方面的空军。但就英国而论，对于这种空战，并不是不欢迎的。我们下一个步骤，将是对付经过低地国家前来侵犯的德军。我们不能向前推进到荷兰，给它们以迎头痛击，但为了盟国的利益，应该尽可能在比利时境内加以阻止。“我们知道，”参谋长委员会写道，“法国的意见认为，比利时如果仍旧能够在默兹河一带守住，法英军队应该占领纪韦—那慕尔一线，而英国远征军则在左翼作战。我们认为除非能在德国进攻以前的充分时间内，同比利时商妥，计划先行占领这一防线，否则这个计划便不宜采用……除非比利时目前的态度能有转变，我们能制定提前占领纪韦—那慕尔（亦称默兹—安特卫普）防线的计划，否则我们竭力主张，应该在法国边境已作好准备的阵地上，抵抗德国的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被德军利用或占领的比利时和荷兰的城镇和铁道，当然都必须加以轰炸。

关于这个重要问题后来的变化经过，应该加以记录。9月20日，这个问题提交给战时内阁，经过简单的讨论以后，又提交给最高军事会议。最高军事会议经过惯常的程序，依次征求甘默林将军的意见。甘默林将军在答复中，仅仅说明，关于D计划（即推进到默兹河——安特卫普防线）的问题，法国代表团在它的报告中已经有所安排。在这个报告中有关作战的一节是：“如果比利时及时提出请求，英法军队将进入比利时，但不准备进行遭遇战。在公认的防线中，有斯凯尔特河防线和默兹河—那慕尔—安特卫普防线。”在考虑法国的答复后，英国参谋长委员会又向内阁提出了另一个意见书，讨论了关于推进到斯凯尔特河防线的代替方案，但对于推进到默兹河—那慕尔—安特卫普防线这个更重大的任务，则只字未提。10月4日，这第二个报告由参谋长委员会提交内阁时，他们并没有提到关于D计划的这个极其重要的代替方案。因此，战时内阁认为英国参谋长委员会的意见已经得到满足，不必再采取进一步行动，或另作决议。这两次内阁会议，我都参加了，并没有感到尚有任何重大的问题悬而未决。在10月间，我们和比利时没有作任何有效的部署，所以便假定我们向前推进当以斯凯尔特河防线为限。

在这个时期，甘默林将军正在同比利时进行秘密的谈判，确定：第一，比利时军队应保持充分的实力；第二，比利时应在更前面的那慕尔到卢万的防线上准备驻防。到11月初，法国和比利时在这几点上取得了协议，从11月5日到14日，在万森和拉费尔特举行了一系列会议，英方艾恩赛德、纽沃尔和戈特曾出席参加了全部的或部分的会议。11月15日，甘默林发表了第八号训令，证实了14日订定的协定，根据这个协定，“在情形许可下”，应推进到默兹河—安特卫普防线以支援比利时。盟国最高军事会议11月17日在巴黎开会，张伯伦先生带了哈利法克斯勋爵、查特菲尔德勋爵和金斯利·伍德爵士前往出席。我在当时还没有达到被邀请陪同首相出席这类会议的地位。当时的决议是：“既然承认有必要尽量把德国军队阻截在最远的东部防线上，所以如果德国侵犯比利时，应该竭力坚守默兹河—安特卫普防线。”在这次会议上，张伯伦先生和达拉第先生都一再强调这个决议的重要性，所以此后的行动，便受了这个决议的支配。事实上，这是一个赞成D计划的决议，于是，它便代替了以前议定的关于只推进到斯凯尔特河防线的那个比较谨慎的协议。

D计划不久又增加了一个新内容，即关于法国第七集团军的任务。派遣这支军队在盟国军队的侧翼沿海岸推进的想法，最初是在1939年11月初被提出来的。吉罗将军率领一个后备军，驻在兰斯附近，本已感到烦躁不安，这时他被任为司令官。扩充D计划的目的，是要派军队经过安特卫普进入荷兰，以便援助荷兰人；第二，企图占领荷兰的伐耳赫伦岛和贝弗兰岛的某些地区。如果德国军队已被阻截在艾伯特运河而不能前进，所有这些计划当然是很好的。甘默林将军希望实行这个计划。但乔治将军则认为这不在我们的范围以内；他宁愿将用在这一方面的部队驻在战线中央的后方，作为后备军。关于他们的这些意见分歧，我们当时完全不了解。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便度过了严冬，等待着来春。

从现在到德国发动攻势的六个月期间，法国和英国的参谋部和他们的政府，对于战略原则未再作出任何新的决定。

谢选骏指出：“英国远征军”？——仅仅一个海峡之隔，就如此自吹自擂，难怪转眼之间，就被德国人围歼在法国海滩了。

【第二十七章　战斗加剧】

关于和平的提议——英法加以拒绝——苏联吞并波罗的海国家——我关于英国军事准备的意见——在地中海方面对意大利的关系可能改善——国内战线——“皇家橡树”号的沉没——10月31日我第二次访问斯卡帕湾——关于舰队主要根据地的决定——张伯伦夫妇在海军部晚餐——“拉瓦尔品第”号被击沉——一个假警报

希特勒利用他的成功，向盟国提出了他的和平方案。我国的绥靖政策，以及我国对于他起来掌权所采取的一般态度，曾产生了许多不幸的后果，其中之一就是使他深信，我国与法国都是不堪一战的。9月3日英国和法国的宣战，是一个使他感到不快的意外事件，但他坚决相信，波兰迅速土崩瓦解的景象，一定可以使衰败的民主国家认识到，它们能够影响东欧及中欧命运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时，他对俄国十分放心，尽管俄国正在狼吞虎咽地并吞波兰的领土和波罗的海国家。实际上，就在这个10月中，他竟能把俘获的美国商船“燧石城”号，在德国捕获船押送员的监视下，开入苏联的摩尔曼斯克港。他不愿在这个阶段和法英两国继续作战。

他坚决认为，英王陛下政府一定非常乐意接受他在波兰所作的决定，如果他提出媾和的建议，一定可以使张伯伦先生及其旧同僚，在通过宣战而证明了他们的忠诚守信以后，能够从议会中的好战分子迫使他们面临的困难局面中，解脱出来。

他始终一刻也不曾想到，张伯伦先生以及英帝国与联邦的其他成员现在已经下定决心，不是叫他灭亡，便是他们本身在这种努力中遭到灭亡。

俄国和德国瓜分波兰以后所采取的第二个步骤，就是同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订立了三个“互助协定”。这些波罗的海国家，都是在1918年和1920年的解放战争中，摆脱了苏联政府的羁绊而获得了自由。这些小国完成了严厉的土地改革，主要是牺牲了以前俄国地主的利益，然后逐渐地形成了一种带有强烈反共色彩的民族主义的农民生活方式。

它们一贯畏惧强大的邻邦——苏联，并且非常迫切地希望维持中立地位，因此设法避免一切挑衅。但是由于它们的地理位置，它们的艰巨的任务很难实现。例如里加变成了一个搜集俄国方面情报的窃听站和国际反布尔什维克的中心。但是德国在和苏联进行的交易中，却乐于把它们加以放弃，现在苏联政府抱着积蓄已久的仇恨和急切的贪婪心理向它的牺牲品扑去。这三个国家过去曾是沙皇帝国的一部分和彼得大帝旧日的征服地。它们立即遭到苏联强大的军队的占领，因为对于这样的大军，它们无法进行有效的抵抗。苏联使用了惯常的方法，对于所有反共反苏分子，实行了残酷的清算。二十年来一直在他们本土过着自由生活、并且代表着绝大多数人民的许多人士，现在都失踪了。其中一大部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其余的人们被送到了更远的地方。这就是所谓的“互助”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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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方面，我们忙于扩充陆军和空军，并且采取一切措施，加强我们的海军实力。我继续向首相提供我的意见，并竭力把这种意见向其他同僚游说，以供采纳。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10月1日

在这个周末，我不揣冒昧，向你提出我对于若干重大问题的意见。

（1）在敌方对我们展开和平攻势的时候，我们对法国必须支持。虽然我们有接近一百万人的备战部队，但我们的贡献目前是，而且在今后许多个月中一定仍然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应该告诉法国人，我们正在作极大的战时努力，虽然形式不同，但规模与我们1918年所作的努力相同；我们除了重视在空军方面作出重大贡献外，正在建立一支包括五十五个师的庞大军队，在能够尽快地加以训练和装备以后，将立即派往任何需要的地点参加作战。

目前我们拥有的正规军，其中有四个或五个师的战斗力也许比任何其他部队要强大。但不要设想只受过六个月左右训练的本土防卫队，就能够参加作战而和至少已服役两年并具有更好装备的德国正规军正面对垒，而不至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和不良的结果；也不能设想它们能够和法国的军队并肩作战，因为大部分法军已有服役三年的经验。要迅速扩充我们在法国的部队，唯一的方法便是调回驻在印度的职业军队，把它们作为骨干，对本土防卫队和征召入伍的人加以训练并组成新军。我现在不打算作详细的说明，但原则上我们应该派遣本土防卫队六万人到印度，维持境内的治安和完成他们的训练，同样地，把驻在印度的四万或四万五千名正规军调回欧洲。这些部队应调到法国南部的营地，该地的冬季气候，对于训练部队来说，要比在这里适宜，而且当地还有许多的军事设备；它们就可以成为组成八个或十个优秀的战地师的核心和基础。这些部队的质量，到了明年春季晚期，就可以同与它们正面对垒或并肩作战的部队实力相等。在冬季的几个月中，在法国培植这样一支实力，这个事实对法国人将成为一个巨大的鼓励，并使他们感到满意。

（2）我对于空军部提出的关于他们战斗力的数字，非常关注。在战争爆发时，他们共有一百二十个中队，但这个数字，实际上，已缩减到只有九十六个能参加作战的中队。人们往往希望，在动员令一旦发出以后，就会有巨大的扩充。但在这方面，却出现了严重缩减的情况。在这方面发生的实际情形是为了要建立一支作战力量，却把许多中队中受过训练的空勤人员、技工或零件等等抽调走了，而这些残缺不全的中队，就被并在一起，成为一支庞大的所谓后备力量。如果冬季几个月安然度过，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空袭，则又可能有大批新的飞机和大量受过训练的驾驶员，加入这个后备力量中去。即便把这个总数扣除种种合理的数额以后，我们每个月应该至少能够组成六个中队。如果能够组成中队，作为后备力量，待命出发，也比仅仅把大量剩余的驾驶员、剩余的飞机和零件合并在一起，要高明得多。目前我们与德国的差距，是令人惊心动魄的。我敢断言，如果你发出命令，这种扩充是能够完成的。

（3）关于空袭预备警报计划的防御措施和经费支出，系按照计划所包括的全国各地遭受危险程度而定，但目前对于这种危险程度的见解，是完全错误的。我们对于敌机空袭的目标地区，以及经过的飞行路线，应该列成表册，以便作为依据，对计划进行研究。在这些地区内，必须有大量全日工作人员。伦敦当然是主要的［目标］，其他城市很快也会变成类似的情况。在这些目标地区内，关于路灯制度，应该设法使防空人员在空袭警报发出以后能够加以控制；同时一方面应该日夜赶紧建筑和加强防空壕，但另一方面，剧场与电影院应该继续开放，直至空袭实际开始时止，以保持人民的情绪。在农村的大部分地区，应该立即准许恢复有限制的灯光照明，并开放娱乐场所。在这些地区内，不得有给予报酬的防空人员。一切都应该以自愿服务为基础，中央政府仅限于提出意见，其余统由地方当局处理。在这些包括联合王国至少八分之七面积的区域内，防毒面具可以留置家中，只有在目标地区内才须按照计划随身携带。现在实在没有理由，为什么不应该在下个星期中就发出具有这种内容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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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方面所发生的灾难，使我更加迫切地设法防止意大利卷入战争，并用种种的方法，在两国之间建立某种共同的利益。与此同时。战争仍在继续进行，我忙于一些行政事务。

海军大臣致内政大臣　1939年10月7日

尽管我在这里往往整天忙于工作，但我对于国内战线，却不得不感到焦虑。关于不必要的严厉的灯火管制和限制娱乐等等，在国内大部分地区已经推行到超乎情理以外的程度。我对于这些问题的见解，你是知道的。①但关于汽油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是否海军没有输入充分的供应？正由海面运来、或者也许已经运到的供应数量，难道不比和平没有遭到破坏时的定货数量更大吗？我听说国内有非常多的人和一大部分的企业，受到了这种限制的妨碍。要解决这个问题，最适当的办法，当然是实行按标准价格的定量配给，和准许外加重税的自由购买。这样，人民将为了交通而付款，国家将因税收而得补益，车辆加多而登记费用亦可增加，全国的商业亦可以向前发展。

①参阅附录（12）

现在来看看粮食部为了赢取战争而筹划的种种定量配给。当然定量配给无论如何是需要的，但我听说，以肉类的定量配给比例，并不比德国的情况好多少。现在海路已经打开，是否还有任何需要来采取这种作法呢？

如果我们由于空袭或海上袭击而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挫折，也许就有必要来实施这种严峻的办法。不过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任何理由可以说海军对于负责输入供应的工作已告失败，或将归于失败。

此外，我们究竟怎样对待所有下列这些中年人？在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曾在上次大战中服过兵役，他们充满着活力而且富有经验，现在却对他们中间的好几万人说，我们不再需要他们了，他们除了在当地劳工介绍所登记以外，没有其他出路。目前的这种办法当然是很愚蠢的。我们为什么不把五十万四十岁以上的人（如果他们愿意自动参加），组成国民自卫军，再把我们所有上了年纪的大人物作为他们的领袖，并且加入这种新组织的结构？让这五十万人出来，推动年轻有为分子离开家园共赴国难。如果缺乏制服，一个臂章也可以应付，我敢断言，无论如何我们有充分的来福枪，从你前次同我的谈话中，我认为你是赞成这种想法的。如果是这样，让我们加以实行。

我从各方面听到关于国内战线缺乏组织的怨言。我们能不能设法予以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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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正在处理所有这些紧急事务时，突然发生了一件事，它触及了海军部的疼处。

我曾经提到过，由于一份关于德国潜艇进入斯卡帕湾的情报而引起的警报，曾经使英国的大舰队在1914年10月17日仓皇驶出到海上。那次警报，结果证明是一场虚惊。现在，刚巧经过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几乎恰恰就在同一天，警报却成为事实。1939年10月14日午夜一点半钟，一艘德国潜艇乘风破浪，突破了我们的防御工事，把停泊在湾内的“皇家橡树”号击沉了。最初，在一连串齐发的鱼雷中，只有一个击中了舰首，引起了低沉的爆炸声。舰上的海军上将和舰长认为停泊在斯卡帕湾内，非常安全，无法相信他们的军舰已经中了一枚鱼雷，因此，他们认为爆炸的声音，是由于军舰本身出了毛病。经过二十分钟以后，确实就是那艘潜艇，重新装好射管，发射第二批鱼雷。于是，有三四枚鱼雷迅速地连续击中军舰，把舰底炸开了。十分钟内，舰身便倾覆下沉。舰上大部分人员都正在作战岗位上，但因为舰身倾覆非常迅速，以致舱下的人员几乎没有一个能够逃脱。

根据德国人当时对于此事的报告所作的记载，现可以转录如下。

1939年10月14日午夜一点三十分，停泊在斯卡帕湾的英国军舰“皇家橡树”号被第四十七号潜艇（艇长普里恩上尉）用鱼雷击沉。这次作战，由潜艇司令官邓尼茨海军上将亲自作了周密的计划。普里恩在天气晴朗的10月8日通过基尔运河，朝着西北北方向，驶往斯卡帕湾。10月13日清晨四点钟，潜艇停在奥克尼群岛外海。到下午七点钟，升到海面，海上吹着清新的微风，没有发现任何目标；在半明半暗的夜色中，远处的海岸线朦胧可见；北极光的狭长流光，闪射出蓝色的光芒，横过夜空。潜艇向西前进。它悄悄地逐渐驶近斯卡帕湾东边入口处霍尔姆海峡。不幸的是，峡口的航道没有完全被阻塞住。在两艘沉船中间，留出一条狭窄的通道。普里恩以极高明的技巧，驶过翻腾打旋的海水。海岸已靠近了。

现在已经看得见岸上有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沿岸边道路回家。

突然整个海湾豁然开朗。柯克海峡已经过去了。他们已进入了湾内。在靠北岸的地方可以看到一艘战列舰的影子映在水面上，它矗起的巨大帆柱，好像一幅黑布上的饰物。向它驶近，更近一些——所有的鱼雷射管已经准备就绪——没有警报，除了轻微的浪潮拍岸声，嘶嘶的气压声和发射导管杠杆的尖锐拔动声以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声响。发射鱼雷！五秒——十秒——二十秒钟。接着一声惊天动地的爆炸，在黑暗中激起了巨大的水柱。普里恩稍等几分钟后，再作第二次发射。发射导管预备好了。发射！鱼雷击中了船腹，引起了一阵隆隆的爆炸声。英国军舰“皇家橡树”号连同七百八十六名官兵，包括布莱格罗夫海军少将（第二作战舰队司令），一起沉没。第四十七号潜艇悄悄地从缺口处退了出来。二十四小时以后，一艘阻截船开到了。

这一个插曲，应该看成是德国潜艇指挥官的光辉战绩，但它却使英国的公众舆论大为震动。这对于任何负责战前警备事务的大臣，在政治上也许很可能成为一个致命的打击。我是新上台的人物，在这最初的几个月内可以免受这类的指责，而且反对党也没有利用这个不幸的事件，捞取资本。相反地，A·V·亚历山大先生①保持克制和同情的态度。我答应作最严格的调查。

①工党代表。——译者

在这一次，首相对于10月16日德国空袭福思湾的情形，在下院也作了报告。这是德国人第一次企图用空军来打击我们的舰队。德国飞机约有十二架左右，每批两三架，前来袭击停在福思湾内的我方巡洋舰。“索斯安普敦”号和“爱丁堡”号两艘巡洋舰和“莫霍克”号驱逐舰受到了轻度的损坏。

军官和海员死伤二十五人；但敌方轰炸机四架被击落，其中三架是由战斗机中队击落的，一架是用高射炮打下的。也许只有一半轰炸机能够安全返回德国。这是一个使它们不敢再轻易尝试的有效办法。

第二天，17日早晨，敌机又空袭了斯卡帕湾。已经解除武装并卸去铁甲、仅当作母舰使用的一艘旧军舰“艾恩公爵”号，因炸弹在近处爆炸而受伤。它搁浅在浅海的海底，在整个战争期间继续完成它的工作。这次又有一架敌机被击落焚毁。所幸本土舰队当时不在湾内。这些事件表明，如果再要使用斯卡帕湾，那就多么需要把斯卡帕湾防止各种袭击的工事加以改善。经过大约六个月以后，我们才能享受该湾的主要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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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卡帕湾遭到袭击和“皇家橡树”号的沉没，立即激起了海军部方面的反应。10月31日，我由第一海务大臣陪同，前往斯卡帕湾，在海军上将福布斯的旗舰上，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来讨论这些问题。关于保卫斯卡帕湾，我们现在一致同意的防御措施，包括在没有设防的东部航道中，加强水栅和增添额外的障碍船，以及建立控制的水雷区和其他设施。在这些强大的障碍工事以外，还要再增加巡逻艇，和设置足以控制各处入口的大炮阵地。为了抵御空中袭击，计划装设八十八门重型的和四十门轻型的高射炮，再加上许多探照灯，同时增加防御汽球网。此外陆地上在奥克尼群岛和威克两处，组成强大的战斗机防卫力量。我们希望到1940年3月，所有这些部署能够完成，或者至少取得了足够的进展，使舰队能够重返旧地。在这期间，斯卡帕湾可以作为驱逐舰的加油基地，但对于重型舰只的安置，则需要另找场所。

关于可能的代替基地，各方所提的理由不同，专家的意见亦不一致。海军部的意见赞成克莱德湾，但海军上将福布斯表示异议，他的理由是如果采用这个地点，则舰队到它的主要作战区，往返都要增加一天航程。而这样又使它必须增加驱逐舰队的实力，并将使重型的舰只在活动时必须分为两个分舰队。另一个代替基地是罗赛斯，在上次大战的后期，它曾经是我们的主要基地。就地理位置而言，它是更为适宜，不过，却更容易遭到空中的袭击。这次会议所作出的最后决定，在我回到伦敦以后草拟的节略中，曾加以总结。①

①参阅附录（10）。

我和张伯伦先生的关系，逐渐变得亲密，11月13日星期五，他和他的夫人，到海军部大厦同我们共进晚餐。在大厦的顶楼，我们夫妇占有一套舒适的房间。这天我们一桌四人。

我和张伯伦先生虽在鲍尔温先生内阁时曾同事五年之久，但在这以前，我和我的妻子与张伯伦夫妇从未有过这类的交际。

我凑巧偶然把话题转到他过去在巴哈马群岛的生活，我很高兴地发觉，我的客人深深地陷于他个人的回忆中，这是我以前从未见到过的。他把他在靠近拿骚的一个西印度荒岛上种植剑麻的六年奋斗史，源源本本地讲给我听。对于这个故事，我原来只知道一个最简单的轮廓。他的父亲，伟大的约瑟夫·张伯伦，坚决相信这是一个机会，一方面可以为帝国发展一种新工业，同时也可以增加一家的财产。他的父亲和他的哥哥奥斯汀·张伯伦在1890年把他从伯明翰召到加拿大，此后他们对于种植计划，进行了长时间的研究。在加勒比海湾中，距拿骚岛约有四十哩左右，有一个小荒岛，岛上罕有人迹，但据说土壤适宜于种植剑麻。经过他的两个儿子详细勘察以后，约瑟夫·张伯伦先生在安德罗斯群岛上买了一块土地，投下了一笔为开发土地所必须的资金。一切都已齐备，只等种植剑麻了。奥斯汀决心献身于下院的政治生涯，所以这个艰巨的工作就落在内维尔·张伯伦先生的肩上。

他不单因为孝顺，而且也抱着信念和跃跃欲试的心情接受了这个工作。在此后的五年中，他的生活就消磨在这个荒岛上，尝试种植剑麻。荒岛时常遭受大风暴的袭击，他过着近乎原始的生活，同时必须同缺乏劳工而引起的困难及其他种种的障碍进行不断的斗争，只有拿骚城，是唯一的文明的象征。他告诉我们说，他坚决要求每年在英国休假三个月。他建造了一个小港口和趸船，以及短短的一段铁路或电车轨道。

他采用了一切被认为与土壤相宜的施肥方法；大体上过着完全原始式的露天生活。但是剑麻却没有生长出来！或者至少是没有可以供应市场的剑麻。经过了五年以后，他深信这个计划没有成功的希望。他回到了家去见他的严肃的父亲，而他的父亲对于这种结果是绝不满意的。据我所知，当时他的家庭感到，虽然他们很宠爱他，但对于五万镑巨款付之东流，也感到痛心。

张伯伦娓娓谈来，神情异常兴奋，加以故事本身表现了一种英勇的努力，使我不胜神往。我不禁想道：“可惜希特勒在贝希特斯加登、戈德斯贝格和慕尼黑会见这位随身携带雨伞、态度沉着的英国政治家时，却不知道他的谈话对象，实际上是一个曾经在英帝国边远地方开拓荒野的顽强人物。”我和内维尔·张伯伦一同共事大约二十年，但这样亲密的社交谈话，就我记忆所及，真是唯一的一次。

当我们进晚餐的时候，战事仍在进行，事件也继续发生。

在喝汤时，有一个军官从下面作战室跑上来报告，说一艘德国潜艇被击沉了。等到吃甜品时，他又上来报告说，我们击沉了第二艘德国潜艇；等到夫人们正要离开餐室时，他第三次上来报告说又击沉第三艘德国潜艇。一天之内接连三次捷报，这是以前从来未曾有过的，而且以后过了一年多，才再有同样的纪录。当夫人们快要离开我们时，张伯伦夫人以天真而又美丽的眼光看着我说：“这是不是你故意布置好的？”我向她保证，如果下次她再光临，我们一定会作出同样的结果。①

①根据战后的分析，可惜这种充满希望的报告没有得到证实。

※※※

我们在奥克尼群岛以北的漫长而薄弱的封锁线，大部分由商船改装和巡洋舰建成，有时再加上辅助的战列舰。这样的封锁线，当然很容易受到德国主力舰的突然袭击，尤其是德国的两艘快速的和最强大的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我们无法阻止敌方进行这样的袭击，我们希望把专门偷袭的敌舰，引来作一次决战。

11月23日薄暮，在冰岛与法罗群岛之间巡逻的由商船改装的巡洋舰“拉瓦尔品第”号，发现一艘敌舰，正在迅速地向它逼近。它相信这艘不知名的敌舰是袖珍战列舰“德意志”号，便据此作了报告。它的司令官肯尼迪舰长，对于这种遭遇战的结局，丝毫不抱任何幻想。他的军舰原由远洋客轮改装而成，舷侧只有四门六吋口径的旧炮，而他的假想敌人，除了有一套强大的辅助武装外，装有六门十一吋口径的大炮，然而他却接受了这种强弱悬殊的逆势，决意用他的军舰奋战到底。敌舰在相距一万码处首先开火，“拉瓦尔品第”号立即加以反击。这种一面倒的作战，是不能维持长久的，但战斗仍继续下去，直到“拉瓦尔品第”号的大炮全部被毁，舰身成为一团烈焰冲天的火堆为止。天黑后不久全舰沉没，随舰殉职的有舰长和二百七十名英勇的官兵。只有三十八人幸免于难，其中二十七人被德国人俘虏，其余十一人在冰冷的海水中飘浮了三十六小时，才被另一艘英国船救起。

实际上作战的对方，却不是“德意志”号，而是两艘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这两艘军舰在两天以前，离开德国，原想袭击我们的大西洋商船队，但航行中却遭遇并击沉了“拉瓦尔品第”号。它们因为深恐暴露踪迹，所以放弃了它们其他的任务，立即返回德国。因此，“拉瓦尔品第”号的英勇战斗，并非全无结果。在附近巡逻的巡洋舰“纽卡斯尔”号看到炮火的闪光，立即响应“拉瓦尔品第”号的第一次报告，它和巡洋舰“德里”号驶到作战地点时，“拉瓦尔品第”号还正在燃烧，尚未沉没。它紧追敌人，在下午六点十五分，在苍茫的暮霭和滂沱大雨中发现了两艘敌舰。它认出其中一艘是战斗巡洋舰，但在幽暗的夜色中失去了接触，而敌舰终于安然逸去。

这时有关方面的主导思想就是希望把这两艘重要的德国军舰，引出来作一决战。海军总司令立即把他的整个舰队开往海洋。在最后被发现的时候，敌舰正在向东方退去，因此，我们迅速地组成强大的舰队，包括潜艇在内，预备在北海内加以阻截。但是，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个可能性，即敌人摆脱了我们的追击以后，可能重新折回，向西方驶去，进入大西洋。我们为我们的商船队提心吊胆，而局势又迫使我们使用全部可用的力量。为了监视北海的各个出口，我们组成了海上和空中的巡逻，此外一组强大的巡洋舰，把这种警戒扩展到挪威的沿海一带，在大西洋的战列舰“沃斯派特”号离开了它的护航队，前往丹麦海峡进行搜索，在未能发现任何踪迹以后，继续绕过冰岛的北部前进，与在北海担任监视的舰只会合。“胡德”号、法国的战斗巡洋舰“敦刻尔克”号以及另外两艘法国巡洋舰，奉命开往冰岛海面，而“却敌”号与“狂暴”号亦从哈利法克斯港向同一目的地出发。到了25日，共有十四艘英国巡洋舰，带同与之配合的驱逐舰和潜艇，在战列舰的护卫下，仔细搜索北海的海面。但时运不佳，竟毫无发现，而且敌舰也没有任何向西方活动的迹象。虽然气候十分凛冽，这种辛苦的搜索，持续了七天之久。

第五天，我们正在海军部焦急地等待，并且仍然希望我们一定能够捕获这些辉煌的战利品时，我们的无线电测向站听到了一艘德国潜艇发报的声音。我们根据这个事实，断定我们在北海的战舰之一，受到了敌人的袭击。不久德国电台广播，据称以前击沉“皇家橡树”号的普里恩舰长，在谢特兰群岛以东击沉了一艘装有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消息传来时，我正和庞德海军上将在一起。英国的公众舆论对于英国船舰的沉没，非常敏感；“拉瓦尔品第”号在英勇战斗以后被击沉以及所造成的重大的生命损失，如果继续没有予以报告，舆论对于海军部一定会有严重的反响。人们也许会质问：

“实力这样薄弱的一艘军舰，为什么不给它强大的支援就让它暴露？是不是德国的巡洋舰能够任意活动，甚至闯入了我们主力舰队防守的封锁区？是不是袭击的敌舰已经安然无恙地遁去？”

我们立即发出一个电讯进行查询，以解释这个疑团。一个小时以后，我们重新聚在一起，但仍无回音。这时我们真是如坐针毡。我所以回想起这一件事，因为它表示了我和庞德海军上将之间，以及我们和同时在场的汤姆·菲利普斯海军上将之间的强烈的同志感情。我本于自己的责任感，说：

“我负全部的责任。”庞德说：“不，这是我的责任。”我们在非常烦恼中，互相紧紧地握手。我们两人在战争中虽然都已磨炼成为铁石心肠的人，但在遭受这种打击时，也不能不感到最难忍受的痛苦。

但事实证明这并不是任何人的过错。八小时以后，事实表明被袭击的军舰是“诺福克”号，而它没有受到损坏。它没有遇到任何潜艇，只是敌机在靠近船尾的地方投了一枚炸弹。不过，普里恩舰长却不是一个夸大其辞的人。①“诺福克”号认为从乌云密布的天空投下的一枚炸弹，实际上却是德国的一枚鱼雷，差一点而没有击中目标，在船尾后面爆炸。普里恩从潜望镜中探望，看见水波涌起，但水波却把前面的舰只遮住了。他为了躲避预料中的炮击，立即潜入海底。半小时以后，他浮起潜艇作第二次的瞭望时，视线不大清楚，也不再有巡洋舰的踪迹。于是他便作了上述那样的报告。我们深受痛苦之余，这个消息使我们如释重负，同时关于“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已经安然重返波罗的海的消息所造成的失望，也因此而稍稍减轻。现在我们知道，德国这两艘军舰，是在11月26日早晨，穿过我们在靠近挪威海岸巡逻的巡洋舰封锁线的。当时因为重雾，双方都没有互相发现。如果有现代化的雷达，则一定可以发生接触，不过那时还没有这种雷达。人们的一般印象对海军都颇为不利。关于海洋是非常广阔的，或者海军在许多区域内正在作出非常大的努力，所有这些情形，我们都不能使外界人士理解。经过两个多月的战争和受了若干严重的损失以后，我们在另一方面却毫无可以表现的地方，而且我们仍然不能回答这个问题：“海军在干些什么？”

①参阅附录（14）

谢选骏指出：英法拒绝德国的和平提议——这是典型的鼠目寸光。如果英法接受德国的和平提议，德国就会提前进攻苏联了！那样，不仅战争会大大缩短，世界也可以避免共产主义的荼毒和暴政了。所以我看，斯大林的“战略精明”，其实是由于西方国家的“战略愚蠢”造成的，斯大林想不要西方国家白送的好处都不行——因为英法和德国双方，竞相朝着斯大林竞相向着这个这个格鲁吉亚的魔鬼献上了厚礼。

【第二十八章　磁性水雷】

（1939年11月和12月）

和达尔朗海军上将举行会议——英、法两国海军情况——康平契先生——北方的水雷封锁线——磁性水雷——一个忠诚的行为——技术方面——扫雷方法——“消磁设备”——磁性水雷的袭击被克服并受到控制——报复方法——莱茵河中的漂浮水雷——“皇家海军”作战计划

11月的最初几天，我前往法国和法国海军当局举行会议，讨论联合作战问题。庞德海军上将和我驱车前往距巴黎约四十哩的法国海军总司令部。司令部设在诺阿耶公爵的古老别墅周围的花园里。开会以前，达尔朗海军上将对我解释法国处理海军部事务的方法。我们讨论作战问题时，他不准许海军部长康平契先生出席。这些问题纯粹属于专业的范围。

我说在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和我是一致行动的。达尔朗说他了解这一点，但在法国情形则不同了。“但是，”他说，“部长先生将和我们共进午餐。”于是，我们广泛地研究海军事务，达两小时之久，大部分意见都能取得一致。午餐时，康平契先生来了。他知道他所处的地位，这时殷勤地招待我们进餐。

我的女婿邓肯·桑兹以我的随员身分，坐在达尔朗旁边。席间大部分时间，达尔朗向他说明，在法国制度下，文官部长所受的限制。临行以前，我到别墅去拜访公爵。他和他的家属似乎非常忧郁，但仍然引导我们参观他们异常宏丽的房屋和珍贵的艺术品。

晚上，我在里茨饭店一间私人餐室里，举行小型宴会招待康平契先生。他的爱国主义、他的热情、他的智慧，尤其是他的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令人深深感动，使我非常钦佩。

我不由自主地在心中拿他来和海军上将相比，后者对自己的地位采取小心维护的态度，正在一条和我们截然不同的战线上作战。庞德的见解和我相同，虽然我们都了解达尔朗为法国海军所做的一切努力。人们不应该低估达尔朗，同时也不应该不知道推动着他前进的动机。他认为他自己就是法国海军，而法国海军也拥护他为他们的首领和复兴者。他担任现职，已有七年之久，而海军部长一职，则由时常更换的有职无权的人物来担任。他所念念不忘者，就是设法使政治人物安分守己地在议会中高谈阔论而已。庞德和我同康平契相处，关系十分融洽。这个刚毅的科西嘉人从来没有任何畏缩或沮丧。将近1941年初，他在维希政府的斥责下，郁郁寡欢地逝世，临终遗言，对我寄以厚望。这些话，我将终身引以为荣。

下面的声明，是我在会议中就当时我们海军情形所作的总结：

海军大臣致法国海军部的声明

现在只有海战已在激烈的进行中。潜艇对于贸易的袭击，在1917年曾经几乎致我们于死命，但现在已被英法反潜艇舰只所控制。我们应该预计德国的潜艇，会有大量的增加（俄国可能借给他们一部分潜艇）。但只要我们采取迅速的和大规模的反措施，这也不必引起我们忧虑。英国海军部的代表将就我们庞大的造舰计划，作详细的说明，但这个计划必须到1940年末期，才能完全实行。在目前，一切可能利用的反潜艇舰只必须完成，并立即投入服役。

（2）毫无疑问，我们的潜艇探测器方法是很有效的，比上次大战中已知的任何仪器要好。它使两艘鱼雷艇能够承担1917至1918年间必须由十艘鱼雷艇来承担的任务，但这仅限于搜索。对于商船队，数量仍然是很重要的。商船队必须有装备潜艇探测器的舰只护送，才能获得安全。这既适用于商船队，也同样适用于战舰。只有在潜艇对于法国或英国的船舰进行袭击后，立即遭到潜艇探测器的反击时，才能把潜艇战败。

英国海军部准备以潜艇探测器，供给和装备每一艘法国反潜艇舰只。所费很少，帐目可以在以后结算。但任何需要派往英国进行装备的法国舰只，应立即着手准备；我们也要对每艘舰只准备传授方法，并加以训练。这件工作，在潜艇探测器的发祥地波特兰港进行最为方便，因为该港具有一切现成的设备。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计划提供设备来装备五十艘法国船舰。

（3）但我们殷切希望法国海军能增加它们装有潜艇探测器的舰只，并且以最快的速度建成所有能在1940年内参加服役的舰只。在这一方面的工作布置就绪后，我们可以在六个月以后来考虑1941年的情况。目前让我们着眼于1940年，尤其是春夏两季。1936年和1937年开始建造的六艘大型驱逐舰，极需在1940年潜艇战达到顶峰以前，用来进行海洋护航。

此外，在1939年开始建造或现正在计划中的，还有十四艘小型驱逐舰，这些都将发挥可贵的作用而不致对于我们的人力与物力造成很大的消耗。总数是二十艘，可以在1940年内完成。这些舰只在装备了潜艇探测器以后，在粉碎1940年的潜艇攻势中，可以成为极其有效的武器。1936年开始建造的六艘和1937年的十二艘单桅扫雷艇，以及1938年造舰计划中的十六艘猎潜舰，我们也大胆地认为是非常需要的舰只。对于所有这些舰只，我们愿意提供潜艇探测器和其他一切的便利。我们将在它们完成以后加以装备，好像一个作战行动一样。可是，我们认为，这些较小的舰艇，在重要性方面不能和上述的大小驱逐舰相比。

（4）我们不应该忘记，一旦我们战败了潜艇，盟国舰队就会获得对全世界海洋的制海权，可能促使强大的中立国来援助我们，同时还可以从法英两个帝国的各个地区吸取资源，维持贸易，从而收集为继续作战所需的财富。

（5）英国海军部对于能在1940年内完成的和在较晚时期完成的大型舰只加以明确的划分。特别是我们竭尽一切努力，设法在1940年内建成“英王乔治五世”号和“威尔士亲王”号，如果可能的话，并使它们在秋季完成。这是很必要的，因为如果在这两艘战舰尚未完成以前，“俾斯麦”号忽然出现在海洋上，必将造成极大的不幸后果，我们既不能把它捕获，又不能把它摧毁，它必将在海洋上通行无阻，并破坏所有的航运。但是法国亦有一艘非常重要的舰只，即“黎歇留”号，它可能在1940年秋、甚或较早的时候完成，如果意大利的两艘新舰只可以在1940年规定期限如期完成，则这艘舰只当然更加需要。如果不能在1940年以前使这三艘主力舰参加作战，那将成为海军战略上的一个极端严重的错误，并将引起不但是海军方面，而且是外交方面的极不愉快的后果。因此我们希望，法国应该尽一切努力，使“黎歇留”号尽可能地在最早的日期建成。

关于英法海军以后的主力舰，最好应在明年四月或五月再加以讨论，到那时，我们将更加清楚地看出战争的趋向和性质。

（6）英国海军部对于法国同僚和同志们，从战争开始以来为了共同事业而给予我们的非常宝贵的帮助，愿趁此机会表示谢意。这种帮助。已远远超过了战前所作的一切允诺或协议。在护送从塞拉利昂返国的商船队方面，法国巡洋舰和驱逐舰所作的贡献，绝非任何其他办法所能替代的。如果没有它们的帮助，盟国商船一定会遭到更大的损失。法国的巡洋舰和扫雷艇与法国战舰“敦刻尔克”号相配合，保护商船队到达我国西部海岸入口处，而且在当时也是击退德国袭击舰的唯一力量。法国潜艇留驻特立尼达附近，也是最受欢迎的帮助。尤其值得提起的，是不断护送往来于直布罗陀和布雷斯特之间的商船队的两艘驱逐舰，它们对于我们的海军力量是一个重大的支援，因为我们的海军力量虽然巨大而且不断地增长，但仍然是非常紧张。

最后，对于法国给予“阿尔戈斯”号航空母舰的种种便利，使它能在地中海良好的气候中训练英国海军的飞机驾驶员，我们非常感谢。

（7）对于比较一般的战争形势的考察：因为敌人海军没有作战的界限，这就要求我们只能将我们的海军力量广泛分布在各大海洋上；我们现有七个或八个英国的搜索舰队，另增加了两个法国的搜索舰队，每一个舰队都有能力捕获或摧毁一艘类如“德意志”号的敌舰。我们现在北大西洋、南大西洋和印度洋中实行巡逻。结果使袭击舰不敢对商船队加以损害，而在战前我们以为它们一定会这样做的。实际上在主要的大西洋航运线上，几星期以来一定有过一艘、甚至两艘像“德意志”号的袭击舰的出没，但鉴于它们的毫无成就，使我们对于这类以前认为是极端危险的袭击，觉得稍为放心。我们当然也不能说，它今后一定不会以更激烈的方式卷土重来。

英国海军部毫不反对将大型舰只编成适合的舰队，使它在不致受到空袭的海洋中广泛游弋，并为盟国在广阔的海洋中取得有效的和明显的控制。

（8）我们不久即将着手将加拿大和澳洲军队的先头部队输送到法国，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将我们所有的搜索舰队广为分布，比较方便。许多横渡大西洋的最大商船队，也有必要派遣战列舰加以护送。虽然气候酷寒，但我们仍要继续维持从格陵兰到苏格兰的北方封锁线。在这条封锁线上，共有商船改装的巡洋舰二十五艘轮流值勤，由四艘装有八吋口径大炮的万吨巡洋舰作为后援，在这后面，我们始终保持着英国海军的主要战斗力，即最新式的战列舰“胡德”号或另一艘巨舰，所有这些力量，就是在“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企图突破封锁出来时，也能够应战或追击。鉴于波罗的海的形势，我们认为敌人不大可能这样使用这两艘战舰。

虽然如此，我们始终保持为应付它们所必需的力量。

我们希望由于两个盟国的海军继续采取这种战略，意大利不致被诱惑来参加对我们的战争，而德国的敌对力量也一定可以被消灭。

法国海军部在答复中，说明他们事实上正在积极地完成所提及的各种舰只，并且欣然接受我们关于安装潜艇探测器的提议。不但“黎歇留”号将在1940年夏季完成，而且“让·巴尔”号也将在同年秋季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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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中旬，庞德海军上将向我提出建议，准备在苏格兰和挪威之间，重设水雷封锁线。在1917年至1918年间，英美两国海军部曾在这里敷设水雷封锁线。我不喜欢这种作战方法，因为它主要是防御性的，并且企图以消耗大量的物资来代替决定性的行动。然而我逐渐地被迫放弃自己的意见而表示同意。我在11月19日将计划提交战时内阁。

北方水雷封锁线

海军大臣备忘录

经过反复的考虑以后，我向我的同僚们推荐这个计划。毫无疑问，这个计划在完成以后，对于德国的潜艇和海面袭击舰的外出和返回将造成巨大的障碍。它似乎是预防潜艇战日趋剧烈的一种谨慎的措施，同时也是防止俄国参加我们的敌人一方这种危险的有力保证。依靠这一措施，我们将封锁住所有的敌舰，并且对于波罗的海和北海的一切入口取得完全的控制。这种进攻性的布雷区的要点是使用优势的海军力量不断警戒，使敌人无法扫除水雷，打通航道。在布雷区成立以后，我们会感到在外海的行动，将远比现在自由。布雷区逐渐地但却无情地扩展，这将为敌人所了解。但是对于敌人的士气，它将产生一种沮丧作用。它所需的费用，不幸是很浩大的，但大量的款项已经由财政部拨出，而北方水雷封锁线，是应用这种作战手段（即布雷）中的最好方法。

这代表了最高级的专家意见，当然也正是在一个严肃而明智的内阁中容易获得通过的方案。可是由于形势的发展它被抛在一边；但到那时，大量的金钱已被用掉。为这个封锁线制造的水雷，在以后完成其他的任务方面却很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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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一种新的可怕的危险又威胁着我们的生存。在9月和10月间，有将近十二艘商船在我们海港的入口处触雷沉没，而这些地方是曾经进行了适当的扫雷工作的。海军部立即怀疑敌人使用了一种磁性水雷。对于我们来说，这并不新奇；在前一次大战结束时，我们也曾小规模地使用过。在1936年，海军部的一个委员会曾经研究过对抗磁性导炸装置的方法，但是他们的工作，主要是对付磁性鱼雷或浮雷，在当时并没有完全认识到使用船只或飞机，把很大的地雷，敷设在相当深的水中，可以造成可怕的损害。如果没有一个这种水雷的样品，就不可能想出补救的办法。9月10月期间被水雷炸沉的，大部分属于盟国和中立国的船只，总数达到了五万六千吨。在11月中，希特勒竟然得意忘形，阴险地暗示说，他的新式“秘密武器”是无法抗拒的。有一天晚上，我正在恰特韦尔，庞德海军上将焦急异常地来看我。有六艘船在泰晤士河入口处被击沉了。英国的港口，每天有几百艘船只进出，而我们的生存就依靠它们的往来航行。希特勒的专家们一定告诉了他，这种袭击方法可以置我们于死地。所幸的是，他开始只能采取小规模的行动，而且储存数量和制造能力都很有限。

命运之神也更直接地袒护着我们。在11月22日下午九到十时之间，有人看见一架德国飞机，将一个附在降落伞上的巨大物体，投入靠近休伯里纳斯的海中。这里的海岸周围是一大片泥潭，潮水退去，它便显露出来。因此事情立即变得明显，不论投下的是什么东西，等到潮退以后，一定可以勘查，而且可以捞起。这真是我们的大好机会。当晚午夜前，负责发展水下武器的海军机构——“韦尔农”号军舰上两个技术高超的军官，即奥夫里和刘易斯海军少校，被召到海军部来，第一海务大臣和我接见他们，并听取他们的计划。到次晨一时三十分，他们已乘车出发，前往绍森德着手危险的打捞工作。23日，天未破晓，在一片漆黑中，仅仅凭借一盏信号灯的微光，他们在满潮标大约五百码下面，发现了水雷，但当时正当涨潮，他们只能略加审视，并作好准备，等下一次涨潮过后再加处置。

危险的打捞工作在下午很早就开始了，那时候又发现在第一枚水雷附近的淤泥中，还有第二枚水雷。奥夫里和上士鲍德温处理第一枚水雷，他的同僚刘易斯和二等水兵维恩库姆则站在安全距离以外等待，以防万一。在每一次预定的工作完成以后，奥夫里以信号通知刘易斯，以使已经了解的情况能在拆卸第二枚水雷时加以利用。最后，他们必须集合四人之力才能处理第一枚水雷，但他们的技能和热诚却获得了充分的酬报。当晚奥夫里等人到海军部来，报告水雷已经完整地捞起，并正在运往朴次茅斯，以便作详细的检查。我热情地接见他们。我在最大的房间里，召集了八十或一百名军官和官员，听众异常激动地倾听打捞经过，因为他们深知这是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大事。从这时起，整个局势就改变了。从以前的研究所获得的知识，现在可以立即用来创造实用的方法，以便制服这种性质特殊的水雷。

我们发动了海军具有的全部力量和知识；不久，试验和实验工作就开始产生实际的效果。威克—沃克海军少将奉命负责协调当时所需要的各种技术措施。我们同时向各方面开展工作，第一是先寻求积极的手段，以新式的扫雷和引动雷管的方法来摧毁水雷；第二是寻求消极的防御手段，在水雷未经扫除、或未经有效扫除的航道内，设法使一切的船只防御可能遇到的水雷。为了达到这第二个目的，我们发明了一种以电缆围绕船身而使船只消磁的有效方法。这种方法称作“消磁法”，立即应用到各式各样的船只。商船就在我们各主要港口安装这种装置，以便不致耽搁它们的行程；在舰队方面，因为拥有受过高度训练的皇家海军技术人员，工作的进展便大大地简化了。凡对技术细节不厌烦琐的读者，可以参阅附录（13）有关这些发展的记载。

※※※

舰只遭到严重损失的事件，仍继续发生；新巡洋舰“贝尔法斯特”号在11月21日在福思湾触雷，12月4日，战列舰“纳尔逊”号又在进入尤湾时触雷，但这两艘军舰居然都能继续驶到一个有船坞的港口。在这个时期内，损失了两艘驱逐舰，除了布雷艇“冒险”号以外，还有两艘驱逐舰在东海岸受了创伤。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关于“纳尔逊”号的损坏，直至它修理完好重行服役为止，由于我们严守秘密，德国谍报机关竟始终不能刺探到真相。可是从事件发生起，在英国就有好几千人，必须知道事实的真相。

经验不久使我们知道了新的更简单的消磁方法。这种成功在振奋士气方面发生的效果非常巨大，但是我们赖以挫败敌人的努力，主要还是依靠了扫雷艇的忠诚、勇敢和坚忍的工作，以及技术专家们勤奋的才干，他们设计并提供了扫雷艇所用的一切设备。从这时候起，虽然仍有许多令人焦虑的时期，但水雷的威胁始终受到了控制，而这种危险也终于开始减轻。到了圣诞节，我能够写这样的信给首相：

1939年12月25日

这里一切都很平静，但我想你也许愿意知道，我们对付磁性水雷已经获得了显著的成功。我们最初采用的两种促使水雷爆炸的方法，经过证明都是有效的。有两个水雷给磁性扫雷器炸掉，另外两个给带着粗电缆圈的驳船炸掉。这是在港口A〔尤湾〕发生的情况，我们“有趣的病人”〔“纳尔逊”号〕还正在该处等待航道扫清以后，回到朴次茅斯的疗养院去。同时，看来要使战舰和商船消磁，还有一个简单、迅速和省钱的方法。我们一切最好的设计现在都已接近〔完成〕。飞机和磁性船——“博尔德”号——在十天以内即能应用，我们确信由于磁性水雷而造成的危险，不久即可消除。

我们也正在研究类似这种袭击的其他变化方式，即音响引爆水雷和超声波水雷。三十名热心的专家正在研究这些可能性，但我现在尚不能说他们已找到了解决的方法……

关于海战的这一方面，有必要加以深思。当时，在我们的全部战时努力中，必须用来制服水雷的占了重大的比例。大量的物资和金钱从其他的任务方面拨过来，仅仅在扫雷艇方面，便有好几千人日以继夜地冒着生命的危险担任工作。到1944年6月中人数达到了顶峰，当时从事这方面工作的人几达六万之多。任何困难都不能挫败商船船员的锐气；随着水雷袭击的日趋可怕复杂和我们反击措施的日益有效，他们的精神更为振奋。他们艰苦的工作和不倦的勇气拯救了我们。我们赖以生存的海上航运，终于能不断地照常往来。

※※※

磁性水雷最初的冲击，使我深为震动，除了采取迫使我们应用的一切保护措施外，我也寻求一种报复手段。战争前夕，我去视察莱茵河，曾使我在心中极其重视德国这条极端重要的动脉。甚至早在9月中，我已在海军部提起把漂浮水雷投入莱茵河的问题。鉴于这条河当时正由许多中立国家的船只利用，我们除非等到德国人对我们首先发动这种不择手段的战争以后，否则便不能采取这种行动。现在他们已把水雷投在英国港口，不择手段地炸沉了我们的船舶，我认为正当的报复方法，是在莱茵河中采取类似的、在可能范围内更为有效的水雷袭击。

因此，在11月19日，我发出了几个节略，其中以下面一个最确切地说明了计划的详情：

海军部军需署长（和其他人员）

（1）为进行报复起见，似有必要以大量的漂浮水雷投入莱茵河中。这在斯特拉斯堡至劳特之间的任何地点都很容易办到，在这一段河流的左岸是法国的领土。甘默林将军对于这个设想很感兴趣，并请我为他拟定实行的计划。

（2）我们应该清楚地观察一下我们的目标。莱茵河中有大量的大驳船往来航行，而且它是德国的贸易和人民生活的主要动脉。这些驳船的结构只是为了河道运输，并不具备双龙骨，亦无隔舱分成的大分舱。这类细节，是很容易查明的。

此外，最近在莱茵河上至少架有十二座船桥，这些都是德国集中在萨尔布吕肯——卢森堡区域的军队必需使用的。

（3）因此所需的水雷，只是一种小型的，也许没有足球大。河水最大的流速，大约每小时七哩，在通常的情况下，大约三四哩，但这也是很容易查明的。所以水雷中必须有一种计时器，使它在漂浮一定的距离后才能发生危险，这样可以使它远离法国领土，并且也可以使它造成的恐怖扩展到莱茵河的下流，到它和摩泽尔会流处或更远的地方。水雷在到达荷兰领土之前，应能由这个计时器使它自动沉没，或者最好是自动爆炸。在水雷向前漂浮，经过了规定的并且可以变更的距离以后，必须一经轻微的接触，即能爆发。除了上述各种特点外，水雷如能在经过一定时间的搁浅后，自动爆炸，那是更好，因为这样就能在德国河岸两旁，很容易地散布恐怖情绪。

（4）此外，水雷必须在水面以下适当的距离漂浮着，这样可以使它在涨水中不能被人发现。我们应当设计一个用压缩空气的小唧筒来推动的水压活塞。我并没有计算过，但我认为它能工作的最大限度，至少是四十八小时。另一种方法是在河中投下大量伪装的球状物——铁皮的空壳——这可以造成混淆，并使对方要想设法应付也束手无策。

（5）他们会如何对付这种水雷呢？显然他们会在河中架起铁丝网；但是从上游漂浮下来的破损船只，会把铁丝网弄毁，并且除在边境以外，铁丝网对于水上交通也是一种极大的不便。无论如何，当我们的水雷撞到了铁丝网而停止前进时，它也会爆炸，在铁丝网上炸成大洞，如有十二次或次数更多的爆炸以后，航道将又重新打开，其他的水雷又可以徐徐漂浮过去。同时还可以使用特大的水雷将铁丝网炸开。我想不出任何其他的防御方法，但负责研究这个问题的官员，或许能想到一些办法。

（6）最后，因为这些水雷将有大量的需要，而且敷雷工作也要逐夜进行，数月不断，以使水道不能利用，所以大家必须牢记住，制造水雷的方法必须简单，以便能够大量生产。

战时内阁赞成这个计划。他们认为在德国人利用磁性水雷对前来英国港口的盟国和中立国一切船只进行袭击和破坏后，我们为了反击起见，使莱茵河上全部频繁的航运，像我们可能做到的那样，陷于瘫痪，这当然是正确而恰当的措施。

我们得到了必要的允许和优先权以后，工作立即开始迅速进行。我们和空军部共同制定了计划，用飞机在莱茵河的鲁尔段敷设水雷。我将这件工作完全委托给菲茨杰拉德海军少将，他在第一海务大臣的指导下工作。这个极有才能的军官作出了极大的个人贡献，但后来在指挥一个大西洋护航队时以身殉职。技术上的问题都已经解决。水雷的大量供应也毫无问题，并有几百个热诚的英国水手和水兵被组织起来，以备时间一到，即能出动来从事敷雷工作。这都是11月间的情况，而我们在明年3月以前还不能准备就绪。无论在和平时期或在战时，如果在你这一方面，某种积极的措施将要实现总是令人愉快的。

谢选骏指出：在如此紧要的战略决策的关头，丘吉尔这头典型的英国蠢猪，竟然谈论什么“磁性水雷”。这样的蠢材当家做主，大英帝国能不解体？老纳粹丘吉尔还不如小纳粹希特勒。好在小纳粹胃口太大，树敌太多，一错再错，还不至于逼得老纳粹“有家难回”；至于英国的海外领地，那就被老纳粹输得精光了。这还不如后来解体的苏联，还能死死咬住亚洲大部分殖民地，至今不放它们独立。

【第二十九章　普拉特河口外的海战】

海面的袭击舰——德国袖珍战列舰——德国海军部的命令——英国搜索舰队——美洲的三百哩界限——我们向美国的提议——国内的忧虑——“德意志”号的慎重——“施佩伯爵”号的大胆——舰长朗斯多夫的策略——普拉特河口外哈伍德海军准将的舰队——他的远见与幸运——12月13日的遭遇战——朗斯多夫的错误——“埃克塞特”号失去战斗力——德国袖珍战列舰的退却——“埃阿斯”号与“阿溪里”号的追击——“施佩”号逃入蒙得维的亚港——12月17日我给首相的信——英舰集中蒙得维的亚——朗斯多夫接到德国元首命令——“施佩”号的凿沉——朗斯多夫自杀——对英国商船最初的海上袭击结束——“阿尔特马克”号——“埃克塞特”号——普拉特河口外战争的影响——我给罗斯福总统的电报。

虽然潜艇的威胁，使我们受到最大的损害和承担最大的风险，但是海面袭击舰对我们的海洋贸易的袭击，如果让它持续下去，甚至更为可怕。凡尔赛和约准许建造的三艘德国袖珍战列舰，在设计时，德国人就有深谋远虑，准备将它们作为袭击商船的战舰。它们的六门十一吋口径的大炮，二十六浬的速度，以及装备的铁甲，通过巧妙的技术，都压缩在一万吨排水量的限度以内。任何一艘单独的英国巡洋舰，都不是它们的敌手。德国装备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比我们的巡洋舰更加现代化，所以，如果用来袭击商船，恐怕也是一个可怕的威胁。此外，敌人也许还会使用装备着重型武器的伪装商船。1914年“埃姆登”号和“克尼希堡”号的劫掠事件，以及我们被迫聚集了三十多艘战舰和武装商船来消灭它们的情景，在我们的记忆中，至今仍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在这场新的战争爆发前，就有许多谣传，说有一两艘袖珍战列舰已经从德国驶出。我们本土舰队曾经进行搜索，但毫无结果。我们现在知道，“德意志”号和“海军上将施佩伯爵”号两艘军舰，都是在8月21日和24日之间从德国出发的，并在我们组织封锁线及北方巡逻舰队以前，已穿过危险区而在海洋中任意航行。9月3日，“德意志”号通过丹麦海峡后，就潜伏在格陵兰附近一带。“施佩伯爵”号穿过了北大西洋的贸易航线而未被发现，已经到达亚速尔群岛以南很远的地方。这两艘军舰，各有一艘补助舰结伴驶行，以供应燃料及其他物品。它们最初都毫无活动，隐没在辽阔的海洋之中。除非它们从事袭击活动，否则就不会获得战利品。同时，只要它们不进行袭击，它们也不会遇到任何危险。

8月4日德国海军部发布命令，其见解是很高明的：

战时任务用一切可能做到的手段，来阻挠并摧毁敌人的贸易航运……如果遇到敌人的海军，即使它们处于劣势，也只有在有利于完成主要任务的情况下，才可以和它们交锋……

在作战区域，应时常变更所在的地点，这样就可以使敌人捉摸不定，而且即便没有获得明显的结果，至少也可以限制敌人商船的行动。此外，暂时离开当地，前往遥远的区域，也可以使敌人更加感到扑朔迷离。

假使敌人竟然使用优势力量来保护他们的航运，而使我们不能获得直接的结果，那么，仅就敌人的航运受到这种限制来说，也足以表明我们已经大大地损害了他们的补给状况。

假如袖珍战列舰继续留在敌人的护航区，我们也可以获得有价值的结果。

英国海军部，对于所有这些充满智慧的见解，也不得不痛心地表示同意。

※※※

9月30日，英国一艘五千吨的邮船“克莱门特”号在单独航行中，在伯南布哥海面为“施佩伯爵”号击沉。这个消息，使英国海军部大为震动。这正是我们一直在等待的信号。

于是，许多搜索舰队立刻组成，包括我们一切可利用的航空母舰，另有战列舰、战斗巡洋舰和巡洋舰加以协助。根据一般判断，由两艘或更多的军舰组成的搜索舰队能够截获和击毁一艘袖珍战列舰。

总计在以后的几个月中，为了搜索两艘袭击舰，需要组成九个搜索舰队，包括二十三艘强大的军舰。我们为了保护重要的北大西洋商船队，又被迫加派了三艘战列舰和两艘巡洋舰，担任额外的护卫。这些需要，对我们本土舰队和地中海舰队的实力来说，是非常严重的削弱，因为我们必须从这些舰队中抽出十二艘最强大的军舰，其中包括三艘航空母舰。

各个搜索舰队从大西洋和印度洋中分布很广的各个根据地出发，能够遍及我们的船舶所经过的各主要焦点区域。敌人要袭击我们的贸易航运，就不免置身在至少一个搜索舰队力量所及的范围之内。为了使人们对于这些搜索活动的规模，获得一个概念，我把搜索活动达到高潮时期的各个搜索舰队，列成一个完备的一览表。

※※※

在这个时期，美国政府的主要目的是要使战争尽可能地远离他们的海岸。10月3日，二十一个美洲共和国的代表在巴拿马集会，决议宣布一个美洲安全区域，主张确定一个距离他们海岸三百到六百哩的区域，在这区域内，不得发生战争行动。我们也非常希望使得战争不扩展到美洲的水域——在某种程度上，这确实也对我们有利。因此，我迅速通知罗斯福总统，假如美国要求各交战国都尊重这个安全区域，那么，我们将立即宣布愿意接受他们的愿望——当然，其条件是我们按国际法应享有的权利能够得到尊重。假如这个安全区能够有效地加以维持，我们并不计较这个区域的范围向南延伸到什么地方。这个安全区如果仅仅由几个弱小的中立国家来担任戒备，则我们对于接受这个建议，就不免感到很大的困难；但是，假如是由美国海军来担任戒备，我们便十分安心。在南美沿海一带巡弋的美国军舰愈多，我们也就愈加感到满意；因为这样一来，我们正在搜索的德国袭击舰，或许宁愿离开美洲国家的领海，而转往南非的贸易航线，在那里我们准备对付它们。但是，假如有一艘海面袭击舰，竟然从美洲安全区出发展开活动，或逃入这个安全区避难，我们希望应该有所保障，或者允许我们实行自卫，以免遭到袭击舰的危害。

搜索舰队组织表——1939年10月31日

a04.htm

北大西洋商船队增加的护航舰：

战列舰：“复仇”号、“坚决”号、“沃斯派特”号。

巡洋舰：“绿宝石”号、“企业”号。

在这段时期，我们对于在10月5日与10日间，好望角航路上发生的三艘船舶被击沉的事件，还没有获得确实的消息。所有这三艘船，都是单独作归国航行的。我们没有接到它们求援的信号，但因它们逾期很久犹未到达，这才引起了疑虑。过了若干天，我们才能断定它们已成为袭击舰的牺牲品了。

我们的海军力量必须分散，尤其是因为我们的主要舰队，隐蔽在英国的西部沿海一带，这就使我和其他人感到焦虑。

第一海务大臣及海军副参谋长：　1939年10月21日

敌舰“舍尔”号最初在伯南布哥附近海面出现，以后它的行踪诡秘，不知去向，以及为什么它不袭击贸易航运，这就使人不得不发生疑问：德国人是否要挑动我们把剩余的船舰，作广泛的分散，假使如此，究竟为了什么目的？正如第一海务大臣所说的，论理他们当然应该希望我们把船舰集中在国内水域，以便成为他们空袭的目标。不但如此，他们怎样预料我们对于“舍尔”号出现在南大西洋的传说，将作出什么程度的反应？敌人的所有这些行动，看起来好像都是漫无目标的；然而德国人却不是一个无缘无故采取行动的民族。

你能确定这就是“舍尔”号，而不是一个诡计或假消息吗？

我听到德国无线电吹嘘，他们正在把我们的舰队驱出北海。在目前，这种说法却并不像他们以往胡诌的许多谎言那么虚假。因此，东部沿海或许会遭到海面军舰袭击的危险。我们是否能够调派我们自己的潜艇队驶出海外，部署在敌人进犯的可能路线附近活动？它们或许需要一艘保护它们的驱逐舰，来替它们侦察敌情。它们活动的地点，应该在远离我们拖网船的监视线以外。很可能不久就会发生某种变故，因为我们为了争取时间，现在已经作了相当距离的后退。

我是最不愿意煽起“侵略恐怖”的人。我在1914年到1915年的最初时期，曾不断地同这种思想斗争。尽管如此，参谋长委员会应该很好地考虑，譬如说有两万人渡海而来，在沿岸附近有深水的哈里奇或韦伯恩湾登陆，试问将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两万人的入侵可能使霍尔·贝利沙先生对其大军的训练具有远比现在预期的更为现实的意义。现在黑夜漫长，对于敌人的这种企图，颇为有利。陆军部对于预防这种非常事变，是否有任何布置？必须记住，我们现在在北海处于什么地位。我并不认为这种情况真的就要发生，但实质上是很有可能的。

“德意志”号原来企图侵扰我们横渡西北大西洋的生命线，但是它对自己奉到的指令，作了透彻慎重的解释。在它进行两个半月的巡弋期间，始终没有接近过我们的护航队。由于它决心竭力避开英国的舰队，因此它只击沉了两艘船，其中一艘是挪威的小船。第三艘船，是美国的“燧石城”号，在载货前往英国途中，被它俘获，但后来却在挪威的一个海港被德国人释放。11月初，“德意志”号重新驶过北极的海洋，潜返德国。然而，这艘强大的军舰出现在我们主要的贸易航运线上，仅仅这个事实，正如它所希望的那样，已经对我们在北大西洋的护航舰艇和搜索舰队造成了严重的压力。事实上，我们宁愿它出来活动，而不愿受它含有的那种隐晦的威胁。

“施佩伯爵”号却比较大胆而富于想象力，因此它不久便成为南大西洋中的注意中心。10月中旬，盟国的强大海军，就在这个广阔海域，展开了活动。一支舰队包括以弗里敦为根据地的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和战斗巡洋舰“声威”号，会同法国一支由两艘重巡洋舰组成的分舰队，以及以达喀尔为根据地的英国航空母舰“赫尔米兹”号。在好望角还有“苏塞克斯”号及“希罗普郡”号两艘重巡洋舰；同时在南美东部沿海一带，为了保护至普拉特河与里约热内卢的重要的航运起见，则有哈伍德海军准将的舰队，包括“坎伯兰”号、“埃克塞特”号、“埃阿斯”号及“阿溪里”号。“阿溪里”号是一艘新西兰军舰，舰上官兵主要是新西兰人。

“施佩”号的作法是，在某一地点短暂地出现，找到了一个牺牲品以后，重又隐没在苍茫无边的大海中。从它在好望角航线以南较远的地方第二次出现，仅仅击沉了一艘商船以后，差不多有一个月没有再发现它的踪迹。在这一个月期间，我们各搜索舰队，便在所有各个区域内，四处搜索，并且指示印度洋方面的舰队，保持特别警戒。其实，印度洋就是它的目的地。11月15日，它在马达加斯加岛与非洲大陆之间的莫桑比克海峡，击沉了一艘英国小油船。这样，作为一个声东击西的策略，它在印度洋出现，以便把搜索舰队引到那个方向，然后，它的舰长——富有才智的朗斯多夫——便迅速折回，并且取道好望角南面较远的航线，重又进入大西洋。我们事先并不是没有料到这种行动，但是因为它迅速撤退，使我们要想拦截它的计划归于失败。海军部根本弄不清究竟事实上是一艘，还是两艘袭击舰，在进行诡秘的活动。于是，我们便要同时在印度洋和大西洋两处竭力搜索。这时我们还以为“施佩”号就是它的姊妹舰“舍尔”号。由于敌人的力量和我们被迫采取的对付手段很不相称，确实使我们烦恼。这就使我回想起1914年12月间，先在科罗内尔，后来在福克兰群岛作战以前令人焦虑的几个星期，那时，我们必须在太平洋和南大西洋七八个地点，同时做好准备，等待冯·施佩海军上将率领以前的“沙恩霍斯特”号及“格奈森诺”号前来作战。二十五年已经过去了，而令人困惑的难题仍是一样。

因此，当“施佩”号在好望角与弗里敦之间的航路上重新出现，在12月2日击沉两艘船只，并在7日又击沉了一艘，这个消息使我们确实感到如释重负。

※※※

从战争开始后，哈伍德海军准将的特别使命和职务，就是保护普拉特河口外及里约热内卢海面的英国航运，他深信“施佩”号迟早要向普拉特河驶来，因为在这一带，它可以掠取极其丰富的捕获品。他已经周密地考虑了在发生遭遇战时将要采取的战术。他所指挥的八吋口径大炮巡洋舰“坎伯兰”号及“埃克塞特”号，六吋口径大炮巡洋舰“埃阿斯”号及“阿溪里”号，联合起来，不但能够截获，而且可以击毁敌舰。但是，由于燃料和修整方面的需要，这四艘军舰似不大可能在“预期的那一天”同时应战。假如情况果然如此，那就很难有把握了。哈伍德一听到“多里斯明星”号在12月2日被击沉的消息，便作出了正确的预测。虽然“施佩”号还在三千哩外，但他断定它将要向普拉特河驶来。他非常幸运而又明智地估计“施佩”号可能在13日这天到达。他命令所有可以作战的舰艇，在12月12日在该处集中。可惜“坎伯兰”号这时正在福克兰群岛修理；但是，到了13日早晨，“埃克塞特”号、“埃阿斯”号及“阿溪里”号已集合在普拉特河口外航路的中心。到了上午六点十四分钟，果然看见东方升起了黑烟。望眼欲穿的遭遇战，已经来临了。

哈伍德驻在“埃阿斯”舰上，从事调度他的舰只，使各舰从彼此相隔很远的方向来炮轰这艘袖珍战列舰，使敌舰的炮火顾此失彼。他以最高的速度，率领他的小型舰队向前进逼。“施佩”号舰长朗斯多夫最初瞥见小舰队时，以为只需要对付一艘轻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所以也以最高速度向前驶去；但是，片刻以后，他认出了他的敌手的实际情况，就知道一场生死决斗已经临头了。双方的舰只现在以每小时将近五十哩的速度迅速接近。朗斯多夫这时只有一分钟的时间来作出决定了。他应该采取的正确行动是立刻掉头驶去，在尽可能的长时间内，使他的敌手处在他那十一吋口径大炮的射程和威力的优势之下，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英国舰只最初无法发炮还击。这样，由于他能够毫无阻碍地进行炮击，这就可以使他一方面加快自己的速度，另一方面迫使对方减低速度，从而扩大双方的距离。他也很可能不等到任何一艘敌舰向他发炮轰击以前，就给它以沉重的打击。可是相反地，他却决定继续向前逼近“埃克塞特”号。因此，双方几乎同时开始作战。

哈伍德海军准将的战术，证明是有利的。“埃克塞特”号舰上所有的八吋口径大炮，一齐发射，在战斗刚一开始就击中了“施佩”号。同时两艘六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亦进行了猛烈而有效的炮击。不久“埃克塞特”号被一枚炮弹击中，除将B号炮塔击毁外，并将所有的舰桥交通毁坏，而所有在舰桥上的人员几乎非死即伤，同时该舰也暂时失去了控制。但这时，两艘六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攻势猛烈，敌舰不能再予忽视，因此“施佩”号便把它的主要炮火移向它们，这样就使“埃克塞特”号在危急之中，得到了喘息的机会。这艘德国战舰处在三面夹攻之中，感到英国战舰的攻势过于猛烈，不久以后，便放出一道烟幕，转身离开，显然是企图驶向普拉特河。朗斯多夫本来早就应该这样做了。

“施佩”号掉头驶去以后，又重新炮轰已被十一吋口径炮弹击伤的“埃克塞特”号。该舰所有的前炮都被毁坏，腹部发生猛烈的燃烧，舰身严重倾斜。舰桥发生爆炸时，舰长贝尔未曾受伤；他便和两三名军官集合在后面的操纵台，使用一座硕果仅存的炮塔，使该舰继续战斗，直到七点三十分，由于压力不足，最后一个炮塔也失去了战斗力。这时他已无能为力了。到了七点四十分，“埃克塞特”号就转身驶去修理，不再参加作战了。

“埃阿斯”号和“阿溪里”号，这时已经开始追击敌舰，它们以极度奋发的精神，继续作战。“施佩”号用舰上所有的重炮向它们轰击。七点二十五分，“埃阿斯”号两座后炮塔被击毁，“阿溪里”号亦遭到损伤。这两艘轻巡洋舰的炮火威力，不能同敌舰相匹敌，而驻在“埃阿斯”舰上的哈伍德，发觉他的炮弹逐渐短少，决定终止战斗，以待夜晚，因为到了晚上，他将有较好的机会来有效地使用轻便武器，或许可以使用鱼雷。因此，他便在一阵烟幕的掩护下，转身驶去，而敌人亦未追赶。这次猛烈的战斗，持续了一小时二十分钟。在这天剩下的时间内“施佩”号向蒙得维的亚进发，英国巡洋舰紧随其后，彼此仅只偶而炮击。午夜过后不久，“施佩”号进入蒙得维的亚港，停泊在该处修理舰上被损坏的部分，装载必需品，将伤员送到岸上，把舰上人员换乘一艘德国商船，并将情形报告德国元首。“埃阿斯”号和“阿溪里”号则停泊在港外，决定如果德舰敢于驶出港外，就紧追不放直到将它摧毁为止。其间，在14日夜晚，“坎伯兰”号已经从福克兰群岛以最高的速度驶来，接替了严重损坏的“埃克塞特”号。

这艘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的来到，使一种不定的局势，又勉强地恢复了平衡。

13日，我把大部分时间，消磨在海军部的作战室，以异常兴奋的心情，密切注视着这场动人心魄的海战的戏剧性发展。那一天，我们的忧虑并没有终止，张伯伦先生这时正在法国访问我们的远征军。17日，我写信给他说：

1939年12月17日

如果“施佩”号今天晚上万一突围而出，我们希望以装备八门八吋口径大炮的“坎伯兰”号来代替六门大炮的“埃克塞特”号继续进行13日那天的战斗。“施佩”号现在知道，我们的“声望”号及“皇家方舟”号正在里约热内卢加油，因此，这是它的最好的机会。“多塞特郡”号及“希罗普郡”号正从好望角驶来，分别需要三天和四天才能到达此间。在“坎克塞特”号遭受严重创伤时，幸而“坎伯兰”号就在福克兰群岛，可以准备使用。“埃克塞特”号受到一百多次的炮轰，一座炮塔被击碎，三座炮失去作用，官兵死亡六十人，受伤二十人。“埃克塞特”号和敌方优势射程炮力相搏斗，确实进行了一次最英勇、最果敢的战斗。现在已经采取一切可能想象的戒备，防止“施佩”号的乘机潜逃，并且我已通知哈伍德（他现在是海军准将和荣誉爵士司令），在三百哩以外的任何地点，他可以自由对该舰进行袭击。但我们宁愿让它拘留起来，因为拘留比在战斗中沉没，更有损于德国海军的威望。

不但如此，像这一类的战斗，是富于危险性的，而我们绝不应该造成无谓的流血。

加拿大军队全部人员，在主要舰队的保护下，已经在今天早晨平安到达，受到了安东尼及梅西的欢迎，而且我相信格里诺克及格拉斯哥的大多数人也会同样欢迎。我们准备给予热诚的接待。他们将要开往奥尔德肖特，我想不久你一定会亲自去看他们的。

今日东部沿海一带，从威克到多佛有过十次空袭，袭击单独航行的船舶，其中有些商船，由于敌人泄愤而受到机枪扫射。有一些人在甲板上中弹。

我确信你在前线的时候，一定过得非常愉快，而且我希望你会觉得，变换环境是最好的一种休息。

当我们一听到海战发生时，我们就立即命令一些强大的舰队集中在蒙得维的亚海面，但是我们的搜索舰队，当然广布分散各处，没有一个舰队是在距离战区二千哩以内。在北方，包括“声威”号及“皇家方舟”号的K搜索舰队，十天前从开普敦开始，正在完成一项扫荡的任务，现在已经到达伯南布哥以东六百哩及距蒙得维的亚二千五百哩的地点。在北面更远的地方，巡洋舰“海神”号和三艘驱逐舰刚和法国的X搜索舰队分开，向南驶去，以便同K搜索舰队会合。所有这些舰队，都奉命驶往蒙得维的亚；它们必须先得到里约热内卢加添燃料，但是我们设法造成一种印象，使外界认为它们已经离开里约热内卢，正以三十9304的时速驶往蒙得维的亚。

在大西洋的另一端，H搜索舰队在非洲沿海从事扩大的扫荡后，正在返回好望角途中，准备在该处增添燃料。只有“多塞特郡”号是在开普敦，可以立即调用，于是，它便立刻奉命去增援哈伍德海军准将，但相距尚有四千多哩的航程。后来又有“希罗普郡”号跟着出发。此外，为了防范“施佩”号可能向东南逃逸起见，此时正在德班的Ⅰ搜索舰队，现在包括“康沃尔”号、“格罗斯特”号以及来自东印度群岛基地的航空母舰“鹰”号在内，都由南大西洋方面的舰队总司令指挥。

※※※

与此同时，“施佩”号舰长朗斯多夫在12月16日发给德国海军部的电报如下：

蒙得维的亚港外的战略形势，除巡洋舰及驱逐舰以外，尚有“皇家方舟”号及“声威”号，晚间封锁严密，要想逃往公海，突围返回祖国领海，已经绝望了。……是否可以不顾普拉特河口的海水深度不足，将船凿沉，还是宁可遭到拘禁，请予裁决。

在一次由德国元首主持，并有雷德尔和约德尔参加的会议上，决定复电如下：

尽一切努力，设法延长停泊在中立国水域的时间。……

如果可能，突破包围，驶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绝不可在乌拉圭被拘留。如果必须将船凿沉，要彻底加以破坏。

德国驻蒙得维的亚公使后来报告，关于企图延长七十二小时限期的交涉，毫无结果，于是，这些命令由德国最高司令部予以批准。

因此，在17日下午，“施佩”号将舰上七百多个海员以及行李和供应品转移到港内的德国商船上。嗣后不久，哈伍德海军上将获悉“施佩”号在起锚了。下午六时十五分，在广大群众的注视下，它离开海港，徐徐地向大海驶去，英国的巡洋舰正在贪婪地等待着。下午八时五十四分，在日落时，“埃阿斯”号舰上的飞机报告：“‘施佩伯爵’号已经自行炸毁。”这时“声威”号及“皇家方舟”号还在一千哩之外。

朗斯多夫因为丧失了他的军舰，十分伤心。虽然他曾接到政府让他全权处理的命令，但在12月19日，却这样写道：

我现在只能以自己的生命来证明第三帝国的战斗人员是准备为国旗的荣誉而牺牲的。凿沉袖珍战列舰“海军上将施佩伯爵”号的行动，应该由我一个人负责。我非常愉快地献出我的生命来洗刷任何可能玷污我们国旗的荣誉的耻辱。我对我的国家与元首的事业和未来，抱着坚定的信念，我将以这样的心情，面对我的命运。

那天晚上，他就开枪自杀了。

这样，在海洋上最初对英国贸易航运进行的海面袭击便告结束。在这以后，就没有其他袭击舰出现，直到1940年春季，敌人才开始一个新的战役，利用伪装的商船进行袭击。这种船只，比较容易避免被人发现，但另一方面，我们不必使用像摧毁一艘袖珍战列舰那样的力量，就能够战胜它们。

※※※

当“施佩”号自行凿沉的消息刚刚传来，我就迫不及待地把所有分布在各处的搜索舰队调回本国。然而，“施佩”号的补助舰“阿尔特马克”号仍在海上游弋，并且一般相信，这艘军舰载有九艘被袭击舰击沉的船舶的船员。

第一海务大臣：1939年12月17日

既然南大西洋上除了“阿尔特马克”号以外，实际上已经没有敌踪，所以将“声威”号及“皇家方舟”号，连同至少一艘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调回本国，似乎是非常重要的。

这就可以使我们在护航工作方面较为便利，并使各舰的修理工作及人员休假能够完成。我赞成你提的关于将两艘小型舰只在明天停泊在蒙得维的亚内港的计划，但我以为把K搜索舰队派往这样远的南方，是不妥的。而且，这么多的军舰，恐怕未必获准同时驶进港内。假如像你所提议的，一等到胜利进入蒙得维的亚港的仪式结束以后，“海神”号立即接替“埃阿斯”号，那就非常便利；并且，假如所有返回国内的舰只在归国途中能够竭力在南大西洋仔细搜索“阿尔特马克”号，那就很好了。我觉得我们应该把所有并不是绝对需要的舰只调回国内。只要我们坚持在北方巡逻，我们就经常需要从克莱德湾派遣两艘或最好三艘舰只去增援北方巡逻舰队。坦南特舰长认为德国海军部一定急于有所表现，以图恢复他们的名誉，对此，我表示同意。

也许你会让我知道你对这些想法的意见。

同时，我对“埃克塞特”号非常焦虑。有人向我建议，就让该舰留在福克兰群岛直到战争结束，而不必加以修理，但我不能接受这个建议。

第一海务大臣、海军军需署长及其他人员：1939年12月17日

关于“埃克塞特”号所受损害的最初报告，表明了它所遭到的猛烈炮火以及敌人同它战斗的决心。同时，由于它能够经得住这么长时间的猛烈炮轰，因而对于海军部建造司来说也是莫大的光荣。这个故事应该尽快地加以宣传，但要删去一切不相宜的事实（即不应该让敌人知道的事实）。

关于修理方面，有什么建议？在福克兰群岛能够做些什么？我想该舰一定可以得到初步的修理，以便它能驶回本国进行彻底的修理。

第一海务大臣、海军副参谋长及军需暑长：　1939年12月23日

我们不应该立即同意关于在战争期间暂不修理“埃克塞特”号的建议。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增强它的内部结构，用支柱加以支撑，并且将它所载的军火或其中大部分移到一些商船或供应船上。或许它可以装上一部分木桶或空油桶，再把舰上人员大大地减少，然后在护卫舰只的保护下返航，或者驶到地中海，或者驶到我们的任何一所修船厂。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仍无法将它修理，那就应该将它一切有用的大炮及设备拆卸，以便移装到新建的舰只上。

以上只不过是我的一般意见，也许你们会让我知道用什么方法加以实行。

军需署长及第一海务大臣：1939年12月29日

关于在南美洲的海军少将来电声称“埃克塞特”号已不值得修理一节，我还没有看到复电。关于此点，我曾在备忘录中提出我的相反的意思。这件事现在究竟办得怎样了？我从你们的谈话中获悉，我们大家都赞同将该舰驶回国来彻底修理，而且修理所需的时间，也不如海军少将所设想的那么久。

关于“埃克塞特”号的问题，现在究竟预备怎样办？我们用什么办法，在什么条件下，以及在什么时候把它弄回来？

我们不能让它留在福克兰群岛，因为在该地，如果不是它会遭受危险，就是要有某些重要的军舰羁留在那里护卫着它。我将乐于听取你们的提议。

我的意见被接受了。“埃克塞特”号平安地回到了本国。

我很荣幸地在普利茅斯港站在该舰支离破碎的甲板上，向它的勇敢的官兵们致敬。“埃克塞特”号以后被保留下来，又服役了两年多的时间，建立了特殊的功绩，直到1942年巽他海峡的决死战中，被日本人的大炮击毁。

※※※

普拉特河口外海战的结果，使英国全国人民莫不欢欣鼓舞，并且大大地增加了英国在全世界的威望。三艘较小的英国军舰，居然毫不犹豫地袭击一艘大炮远较它们为多、装甲远较它们为厚的敌舰，而且迫使敌舰逃遁，这种情景，受到了世界各国的赞赏。关于这次海战，有人将它同1914年8月德舰“戈本”号在奥特朗托海峡逃脱的不幸事件相比。但是，为了公平地评价当时的那位海军上将起见，我们应该记住，哈伍德海军准将率领的所有舰只，其航行速度，都比“施佩”号要快；相反地，在1914年，特罗布里奇海军上将所率领的舰队中除了一艘军舰以外，其余军舰的速度都比“戈本”号要慢。然而，这次海战的情景，总是令人欢欣鼓舞的，而且使我们正在度过的灰暗和艰苦的冬天，比较轻松多了。

这时苏联政府对我们抱着不满的态度，他们在1939年12月31日在《红海军报》刊物上登载的评论，就是他们报导事实的一个例子：

没有人敢说德国丧失一艘战列舰，就是英国舰队的辉煌胜利。相反地，这正是英国已经达到了史无前例的衰弱无能的表现。12月13日早晨，德国战列舰开始和“埃克塞特”号发生炮战，在几分钟以内，就迫使那艘巡洋舰退出战斗。据最近消息，“埃克塞特”号在驶往福克兰群岛途中，已在阿根廷沿海附近沉没。

※※※

12月23日，美洲各共和国就普拉特河口外的海战，向英、法、德三国提出了正式抗议，认为普拉特河口外的海战侵犯了他们的安全区域。大约在这个时候，又发生了两艘德国商船在美国沿海附近被我国巡洋舰阻截的事件。其中一艘是三万二千吨的邮船“哥伦布”号，它自行凿沉；船上人员由一艘美国巡洋舰救去。另一艘便逃入佛罗里达州境内的领海中。罗斯福总统对于西半球沿海附近发生这些可恼的事件，亦不得不表示不满，因此我在答复中，乘机强调说明我们在普拉特河口外的海战，对于南美各共和国的利益。南美各国的贸易，曾因德国袭击舰的活动而受到阻挠，而南美各国的海港，亦被德国袭击舰当作它的补给船及情报中心。按照战争法，德国袭击舰有权俘获一切在南大西洋中和我们贸易的商船，或者在安置船员以后将船击沉；这些情况，对美洲的贸易利益，尤其是阿根廷的利益，造成了重大损害。普拉特河口外的海战，将这些烦恼一扫而光，南美各共和国应该表示欢迎。整个南大西洋，现在已经没有，或许永远没有作战行动了。南美各国，对于这种解除战争忧虑的事实，应该珍视，因为它们现在实际上可以长期享受一个三千哩范围的安全区域的利益，而不仅限于三百哩了。

我不得不再补充一点，即皇家海军，为了尊重海上国际法，已经肩负起一个很重大的负担。只要在北大西洋发现了仅仅一艘袭击舰，我们就需要出动整个战斗舰队的一半力量，以确保世界贸易的安全。敌人无限制地投放磁性水雷，增加了我们的驱逐舰队和小型舰艇的繁重工作。假如我们由于不胜负担而垮台，恐怕南美各共和国立刻就要遇到比听见一天遥远的海外炮声更为严重的许多忧虑，而且美国亦将在转瞬间，遭遇到更多的要它自己直接操心的问题。因此，我觉得，我有权利请求美洲各国，对于我们在这个关键时期所承担的重任应该给予充分的考虑；对于为了使战争在合理的时间内和在正当的方式下能够结束而必需采取的行动，给予善意的解释。

谢选骏指出：历史是胜利者写的。海军部长丘吉尔写的历史，就堆满了“普拉特河口外的海战”这样的陈芝麻、烂谷子。海军部长变成了首相以后，他的陈芝麻、烂谷子，就成了国家大事。后来这个首相跟着美国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俨然升级成为历史的要人了。

【第三十章　斯堪的纳维亚。芬兰】

挪威半岛——瑞典的铁矿石——中立与挪威走廊水域——纠正了一个错误——德国的幕后情形——冯·雷德尔海军上将与罗森堡先生——维德孔·吉斯林——1939年12月14日希特勒的决定——苏联反对波罗的海国家的活动——斯大林对芬兰的要求——1939年11月28日苏联对芬兰宣战——芬兰的英勇抗战——苏联的失败和挫折——世界各国感到满意——援助芬兰与挪威和瑞典的中立——“在挪威水道”布雷的论点——道义上的争端

从波罗的海海口至北极圈的这个半岛，延续一千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挪威的山脉趋向海洋，形成了一个由岛屿组成的连绵不断的边缘地带。在这些岛屿与大陆之间，有一个走廊形状的领海，德国可以通过这个领海，维持与外海的交通，因此，对我们的封锁，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德国的战争工业，主要是依靠瑞典供应的铁矿石。在夏季，矿石由瑞典在波的尼亚湾上部的吕勒欧港输出，到了冬季，港口冻结，便由挪威西海岸的纳尔维克港输出。如果尊重这个走廊水域，就将听任整个这种贸易在中立国的掩护下自由进行。我们虽有优势的制海权，对它也无可奈何。海军参谋部对于德国享有这种重要的便利，深为不安，因此，我尽早地抓住机会，在内阁中提出这个问题。

我回想起在上次大战中，英、美政府对于在“水道”，即在这片受掩护的水域内布雷，并没有任何顾虑。1917至1918年间，从苏格兰直至挪威，横越北海，曾经敷设大范围的水雷封锁钱。但只要德国的商船和潜艇绕着这个封锁线的边缘驶行，安然无恙地悄悄过去，则这个水雷封锁线就不能发挥充分的效力。但我发现两个协约国的舰队，却没有在挪威的领海内布设任何水雷区。它们的海军将领埋怨说，除非把走廊水域同时封锁，否则花费了大量人力和金钱所完成的水雷封锁线，不能发生任何作用，因此，所有的协约国的政府，便对挪威施加最大的压力，促使它自行将走廊水域加以封锁。敷设一个广大的水雷封锁线，需要很长的时间，等到它完成时，人们对于战争的结局，以及德国已经无力侵犯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事实，已经没有多大的怀疑了。然而，挪威政府直到1918年9月底，才被说服采取了行动。在他们实际完成布雷计划以前，战争已告结束。

1940年4月，当我最后把这个问题提交下院时，我说：

在上次的大战中，当我们和美国并肩作战时，德国的潜艇就特别利用这条被掩护的航道，出发去进行它们在海上劫掠的冒险活动，使协约国觉得深受其害。于是，英、法、美三国政府联合向挪威人提出劝告，请他们（着手）在自己的领海内，横断这条被掩护的航道。因此，从这次战争开始以来，海军部很自然地要提请英王陛下政府注意这个先例，今昔的情形尽管不是完全相同，而确有一些差别，但它仍不失为一个现代的极可尊重的先例；同样自然的，海军部也竭力主张，应该准许我们在挪威的领海内，敷设我们自己的布雷区，以迫使在这条航道上往来的德国贸易航运不得不移往公海。这样，它就必须冒险，很有可能接受我们大小封锁舰队所施加的关于战时禁运品的管制，或者被当作敌国战利品，直接被捕获。英王陛下政府长期踌躇不决，不愿受到即使是在技术上违反国际法的谴责，这也是很自然而恰当的。

他们确实长期迟延而不能作出一个决定。

最初，大家对我提出的理由，反应很好。我的所有同僚，对于上述流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严格尊重小国的中立，是我们一致遵守的行为准则。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　1939年9月19日

今天早上，我提请内阁注意停止瑞典铁矿石由挪威的纳尔维克港启运的重要性，说明只要波的尼亚湾一封冻，纳尔维克的运输即将开始。我指出在1918年，我们曾获得美国的同意与合作，在横越挪威领海三哩的限度以内，布设了一个水雷区。我提议我们应该在短时期内，重行采取这种措施。

〔这点正如上面所说的，并不是一个精确的说明，而且我不久就接到了关于实际情况的通知。〕内阁，包括外交大臣在内，似乎非常赞成采取这种行动。

因此，必须采取一切行动来进行准备。

（1）首先必须认真地同挪威人谈判，租用他们的所有商船。

（2）因为我们绝对不希望同瑞典人发生纠纷，贸易部应该同瑞典进行协商，由我们承购有关的矿石。

（3）应该使外交部完全了解我们的提议；1918年英、美两国采取联合行动的全部事实，连同合理的解释，应该慎重地提出来。

（4）布雷计划的本身，应该由海军参谋部有关人员加以研究，并且在必要时通知经济作战司。

请随时告我关于计划的进展情况，这种计划在打击敌人战争工业方面，具有最大的重要性。

等到一切准备就绪，还需要内阁作出决定。

29日，我应同僚的要求，并且在海军部详尽地研究了整个问题以后，就这个主题，以及有关的租用中立国商船事，起草了一个报告提交内阁讨论。

瑞典与挪威海军大臣的备忘录

·租·用·挪·威·的·商·船1939年9月29日

（1）挪威代表团即将到达，贸易大臣希望在几天内和他们进行谈判，准备租用他们所有的剩余商船，其中大部分是油船。

海军部认为租用这些商船极为重要，查特菲尔德勋爵曾提出书面意见，竭力主张采取这种行动。

·从·纳·尔·维·克·起·运·供·给·德·国·的·矿·石

（2）到11月底，波的尼亚湾通常就要冻结，因此，瑞典的铁矿石只有通过波罗的海的奥克塞洛森德港，或挪威北部的纳尔维克港才能运往德国。奥克塞洛森德港只能运输德国所需瑞典矿石量的大约五分之一。到冬季，主要的贸易通常都从纳尔维克港进行。从该港，商船可以顺挪威西部海岸而下，直到斯卡格拉克海峡以内，前往德国的整个航程，始终都在挪威的领海以内。

应该理解，瑞典铁矿石的充分供应，对德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能在从10月至4月的冬季期间，截断或阻止这种从纳尔维克起运的供应，可以大大削弱它的抵抗能力。在战争初起的三个星期内，由于船员不愿航行以及其他非我们所能控制的原因，没有任何运输铁矿石的船离开纳尔维克。如果这种令人满意的状态能够继续下去，海军部就不必要求采取特殊的行动。此外，与瑞典政府的谈判，正在进行中，谈判本身也许可以大大削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对德国的矿石供应。

然而，如果由纳尔维克起运的对德国的供应，重新开始进行，我们就需要采取更严峻的行动。

·对·瑞·典·的·关·系

（3）我们和瑞典的关系，需要慎重地考虑。德国对瑞典采取威胁的行动。我们的制海权，也使我们获得了强大的武器，在必要时，我们必须用来对瑞典实行直接控制。然而，我们应该提议尽可能帮助瑞典人去解决他们的矿石问题，由我们以煤与他们进行交换，作为第（2）节中所述的政策的一部分内容；如果交换的煤尚嫌不足，至少一部分可以用其他方法给予赔偿。这是第二个步骤。

·关·于·所·有·可·用·的·中·立·国·船·舶·的·租·用·和·保·险

（4）以上的各种考虑，引起了一个范围更广的提议。我们是否应该用租用或其他的方式，保证控制我们所能得到的所有中立国家的剩余船只，包括挪威在内，从而使盟国能够管制世界上大部分的海上运输，并且能用有利的条件，再转租给那些照我们意见行事的国家？

我们是否应该把我们护航制度的有利条件，推广到不受我们直接管制的中立国家的船舶？

皇家海军截至目前为止，在抵御潜艇袭击方面所获得的成就，按照海军部的观点，似乎足以证明应该采用后一途径。

这将意味着，我们对于在我们航线上航行的所有国家的所有船舶，都应该提供安全的护航，条件是它们必须遵守我们管制禁运品的规则，并以外币偿付必要的酬金。因此，他们可以由于订定合同而免除战争的风险，而随着我们反潜艇战的成功，我们可以希望获得利润，以补偿反潜艇战的浩大费用。

这样，不仅我们拥有的，或受我们管制的船舶，而且还有独立的中立国船舶，在公海上都将受到英国的保护，如遇意外事故，同样可以获得赔偿，海军部并不认为这是超乎我们力量所及的事。如果在上一次大战开始时，对于中立国船舶的租用和保险，实行了某种类似的计划，那么无疑地早已证明这是一种非常有利的交易。在这次战争中，它很可能被证明是构成一个“自由航海国家联盟”的基础，而参加这个联盟则是很有利的。

（5）因此就要提出要求：如果内阁原则上赞同上述四个主要目标，就应该将问题重新交给各个有关部门，以便拟定详细的计划，采取迅速的行动。

在把这个报告在内阁中传阅并提出讨论以前，我要求海军参谋部对整个局势，再作一次彻底的探讨。

海军大臣致海军助理参谋长　1939年9月29日

请在明天早晨内阁举行会议时，重新召开我们在星期四曾经举行过的矿石会议，以便研究我提出的报告草案。除非其结果具有头等重要性，否则，我不便向内阁请求，对一个中立国家采取我所建议的严峻的行动。

我听说，目前并没有任何德国或瑞典船只，准备载运矿石由纳尔维克南运。又听说德国为预防冬季港口冻结，已由海道在奥克塞洛森德积聚矿石，以待在冬季中源源起运，由波罗的海通过基尔运河到达鲁尔区。这两种说法是否真实？如果我在挪威的领海内采取了布雷行动，而结果却无成效可言，那是很不妙的。

同时，假定挪威西海岸的矿石运输是一个真正重要的因素，值得努力加以阻截，你准备在什么地点进行阻截？

请你详细勘查海岸的情形，让我知道具体的地点。显然这个阻截地点无论如何应该在卑尔根以北。这样，挪威西海岸的南部，仍可自由航行，从挪威起运或由波罗的海来的贸易航运，仍可参加挪威商船队前来我国。所有这些，在我能把我的主张提交内阁以前，都要再作进一步的探讨。我要等到下星期一或星期二，才打算提出来。

等到海军部对这一切表示同意并解决了以后，我再一次把这个问题提交内阁。同以前一样，大家对于这方面的需要都有同感，至于采取行动，我却不能获得他们的同意。外交部所提出的关于尊重中立的理由，很有份量，使我的意见不能通过。正如以后可以看到的，我使用种种方法，并在各种场合，坚持我的论点。然而，直到1940年4月，才决定采取我在1939年9月所提出的要求，但到那时，时间已经太晚了。

※※※

根据我们现在知道的情况，几乎就在这个时候，德国的注意力也移到同一个方向来了。10月3日海军参谋长雷德尔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个题为“在挪威取得基地”的建议。他要求：“把海军作战参谋部关于扩展作战基地至北欧的可能性的意见，尽快地通知元首。现在必须确定，在俄、德两国的联合压力下，是否可能在挪威取得基地。以便改善我们战略上和战术上的地位。”因此，他草拟了一系列的报告，在10月10日提交希特勒审阅。在这些报告中他写道，“我竭力说明，如果英国占领挪威，我们必将遭到的不利：英国将控制波罗的海的入口，对我们的海军作战及空袭英国形成包围形势，以及终止我们对瑞典施加压力。同时，我也强调占领挪威海岸对我们的好处：获得通往北大西洋的出口，英国不能再像1917—18年那样布置水雷封锁……元首立即看出挪威问题的重要性；他要我把报告留下，说明他希望亲自加以考虑。”

纳粹党的外交事务专家、主管国外宣传活动的一个专门机构的罗森堡，他的见解与雷德尔海军上将相同。他梦想“感化斯堪的纳维亚人，使他们接受一个北欧集团的观念，其中包括所有的北欧民族，处在德国的天然的领导之下”。他在1939年初期，便认为他已经发现，挪威的极端的国家党是一个可以利用的工具。这个党是由挪威前陆军部长维德孔·吉斯林所领导的。双方不久就发生了接触。吉斯林的活动，通过罗森堡的组织以及德国驻在奥斯陆的海军武官，和德国海军参谋部的计划联系起来了。

12月14日，吉斯林和他的助手哈格林到了柏林，由雷德尔引见希特勒，讨论在挪威进行政治上的策动。吉斯林带来了一个详尽的计划。希特勒为了保守秘密起见，假装不愿增加他承担的义务，说它宁愿保持一个中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不过，根据雷德尔所说，就在这同一天，他下令给德国最高指挥部，要求准备一个在挪威作战的计划。

当然，关于所有这些情况，我们当时毫不了解。

※※※

同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出现了一个意外的冲突的场面。

这次冲突，在英法两国引起了极大的愤慨，也大大地影响了关于挪威的讨论。苏俄从德国一卷入对英法两国的战争以后，就根据对德条约的精神，进行堵塞自西方进入苏联的通道。第一条路线是从东普鲁士经过波罗的海国家而进入苏联；第二条路线是经过芬兰湾的水域；第三条路线是经过芬兰本土，横过卡累利阿地峡而至芬苏边境，距离列宁格勒近郊仅有二十哩的一个地方。苏联人没有忘记1919年列宁格勒所面临的危险。甚至高尔察克的白俄罗斯政府也曾通知巴黎和会，在波罗的海国家内的基地和芬兰，都是保护俄国首都所必需的地方。在1939年夏季，斯大林对英法两国的代表团也曾经说过措词相同的话；我们在以前的有关各章中，已经看到，这些小国的自然的恐惧心理，如何成为阻碍英法两国与苏联结成同盟的障碍，以及如何为莫洛托夫与里宾特洛甫的协定铺平了道路。

斯大林没有浪费时间；9月24日，爱沙尼亚外交部长奉召访问莫斯科，四天以后，他的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一个互助条约，条约给予俄国在爱沙尼亚境内重要基地驻防的权利。10月21日，苏联红军与空军就去驻守。同时，对拉脱维亚也采取了同样的步骤，而且苏联的驻军也在立陶宛出现了。这样，通往列宁格勒的南路以及半个芬兰湾，已由苏联的武装部队很快地加以阻断，以防止德国可能入侵的野心。现在只剩下通过芬兰本土的一条路线了。

10月初，芬兰的政治家、曾经签订1921年苏芬和约的帕西基维先生到了莫斯科。苏联的要求范围很广，在卡累利阿地峡的芬兰边界线，必须后移相当的距离，使列宁格勒脱离敌方炮火的威胁。苏联的其他要求包括：芬兰割让芬兰湾内的若干岛屿；将雷贝锡半岛，连同芬兰在北极海内唯一的不冻港比特萨摩，一并租借给苏联；而最重要的是，将位于芬兰湾入口处的汉戈港，租借给俄国作为海军及空军基地。芬兰人对以上要求，除最后一条外，都准备让步。在他们看来，如果芬兰湾的要害地点被俄国掌握以后，芬兰在战略上的安全和国家安全，就将荡然无存。谈判在11月13日宣告破裂，芬兰政府开始动员，并加强他们在卡累利阿边境的军队。11月28日，莫洛托夫宣布《苏芬互不侵犯条约》作废；两天以后，苏联军队就沿着长达千哩的芬兰边境，从八处进攻，同日早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受到苏联空军的轰炸。

苏联进攻的主力，最先是集中在卡累利阿地峡芬兰的边境防御工事。这种工事包括一个设防地带，从南至北纵深约达二十哩，穿过积雪甚厚的森林区。它被称为曼纳海姆防线，曼纳海姆是芬兰的总司令，同时是在1917年使芬兰免于被布尔什维克党征服的救星。苏联以它巨大的力量，无缘无故地进攻一个高度文明的生气蓬勃的小国，在英国、法国，尤其是在美国，激起了人们极端的愤慨，但不久，人们又感到惊讶和如释重负。在最初几个星期的战争中，苏联军队毫无进展，进攻的军队在开始时，几乎全是从列宁格勒的驻军中抽调来的。而芬兰军队的全部战斗力量仅有将近二十万人，却表现了良好的战绩。他们以勇往直前的精神，和一种不久被人称为“莫洛托夫鸡尾酒”的新式手榴弹，对付俄国的坦克。

苏联政府也许预计可以长驱直入。他们初期对赫尔辛基及其他地方进行空袭，虽然规模不大，但希望借此可以造成人们的恐怖心理。他们最初使用的军队，虽然数量上比芬兰军队强大得多，但是素质较劣，训练不佳。空袭以及敌军侵入芬兰国土，结果使芬兰人斗志昂扬，万众一心，共同抵抗侵略者，并以绝对的决心和最高明的战术，进行战斗。担任进攻比特萨摩的俄国师团，诚然毫不费力地驱退了当地的七百名芬兰士兵，但对芬兰“腰部地带”的进攻，证明对侵略者造成了惨重的损失。这一片地带几乎全是松林，地势稍有起伏，此时积雪冻结有一呎深厚。气候是非常的寒冷。芬兰人在雪屐和御寒衣服方面，都有良好的配备，相反地，俄国人两者都感缺乏。而且，芬兰人证明了他们每个人都是富于进攻精神的战士，在侦察及森林战争方面，都受过高度的训练。俄国人依赖他们庞大的人数和重型的武器，结果却毫无成效。在整个战线上，芬兰边界的哨兵缓慢地撤离公路，俄国的纵队在他们的后面追踪。等到他们深入大约三十哩，他们就受到芬兰军队的袭击。苏联的军队，前面遇到芬兰在森林中筑成的防线，无法前进，左右两翼受到日夜不断的猛攻。

他们后面的交通线又遭到切断，于是，纵队被切得支离破碎。

如果侥幸的话，在损失惨重以后，重新退到开始进攻的地点。

到了12月底，俄国准备经过“腰部地带”而向前推进的整个计划已经破产了。

同时，对卡累利阿地峡曼纳海姆防线的进攻，结果也并不更妙。约有两师的苏联军队，准备在拉多加湖的北部进行一个包抄运动，但他们遇到了与更北面的地段的战争相同的命运。对曼纳海姆防线本身，苏联在12月初调遣了大约十二个师的兵力，进行了一系列的集团攻击，在整个12月中，攻势持续不断。俄军大炮的轰击，不够充分；他们的坦克，大部分是轻型的；连续的正面进攻都被击退了，损失重大而毫无所获。到了这年年底，全线的失败使苏联政府深信，他们必须对付的敌人，与他们过去意料中的敌人大不相同。他们决定作出一次较大的努力。他们认清在北部的森林战争中，单凭数量的压力，是不能战胜芬兰人的优越战术和训练的，所以，他们决定用攻坚战的方法，集中全力突破曼纳海姆防线；

在这种攻坚战中，大量集中使用的大炮和重型坦克可以充分发挥威力。这种战争需要大规模的准备，所以从年底起，全线战争趋于沉寂，使芬兰人截至这时为止，战胜了他们的强大敌人。这一个出乎意外的事件，使全世界各国，无论是中立国或交战国，都同样地感到满意。这也是使苏联军队声誉扫地的一个广告。在英国方面，有许多人士庆幸我们不曾超出常轨把苏联拉到我们这边，同时，以他们能有先见之明而沾沾自喜。他们过于草率地作出了结论，以为清党行动已经破坏了俄国的军队，同时俄国政治和社会制度本身的腐败和衰退，现在已经得到了证实。持有这种见解的，不仅限于英国。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无疑都曾把芬兰战争所暴露的情形作了深刻的考虑，而且也无疑地在影响德国元首的思想方面，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由于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签定的条约，大家对于苏联政府本来已经非常愤慨，而最近所表现的这种残暴的强国欺凌弱国的侵略行为，更如火上浇油。此外，又掺杂着蔑视苏联军队所表现的无能，和同情英勇的芬兰人的激奋心情。尽管英法两国本身已经宣战，但人们却迫切希望从英国、美国，尤其是法国，以飞机和其他宝贵的战争物资，以及派遣志愿军等办法，来援助芬兰。不过，无论是军火供给和志愿军，只有一条可能通往芬兰的路线。于是，起运铁矿石的纳尔维克港以及越过山地通往瑞典铁矿的铁路，产生了一个新的感情上的，即便不是战略上的重要性。利用纳尔维克港及其铁路，作为供应芬兰军队的通道，影响到挪威和瑞典的中立。这两个国家，对于德国和俄国抱着同样的恐惧心理，它们只有一个目标，即置身于战争之外，因为战争已把它们包围起来，而且可能会把它们卷入漩涡。在它们看来，中立是保障它们继续生存的唯一机会。但是英国政府虽然很自然地不愿为了自己的利益和打击德国，而在挪威的水道布雷因而即便是在技术上造成了对挪威领海的侵犯，然而另一方面，它却根据与我们战时问题仅有间接关系的一种慷慨的情绪，向挪威、瑞典两国提出了一个更加严重得多的要求，即要求它们准许人员和供应品假道前往芬兰。

我对芬兰人抱着热烈的同情，支持关于援助他们的一切提议，而且也欢迎这种新的和有利的气氛，因为这样就可以切断对德国的重要的铁矿石供应，完成我们主要的战略利益。

如果纳尔维克变成了一个向芬兰人提供补给的盟国根据地，那就当然很容易阻止德国的船只在港口装载矿石，和安然通过挪威水道到达德国。不论根据什么理由，只要挪威和瑞典的抗议一旦被压制下去，较大的措施将包含较小的措施。这时海军部的目光也注视着俄国一艘巨型高效能的破冰船的动向，这艘船由摩尔曼斯克出发驶往德国，表面上是为了修理，但更可能的原因，是为德国装运矿石的船只打开现在已经封冻的波罗的海海岸的吕勒欧港。因此，我重新作出努力，争取大家的同意，实行在前次大战中已有某种先例的简单而不流血的办法，即在挪威水道实行布雷。因为这个问题引起了道义上的争端，我觉得应该把我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和辩论最后得出的结论提出来。

挪威——矿石运输

海军大臣提出的报告　1939年12月16日

（1）有效地阻止挪威对德国的矿石供应，应该列为战争中一项主要的攻势行动。在今后的许多月中，没有其他的措施会使我们能有这样好的机会来减少战争中的浪费和破坏，或许防止伴随主力部队的交战而产生的大规模的屠杀。

（2）如果认为所得的利益，超过了遭受明显的和严重的反对，则这种阻止敌方供应的整个步骤必须执行。从吕勒欧起运的矿石，由于冬季冰冻已经停止，如果苏联的破冰船企图破冰解冻，我们绝不允许它进行。对于由纳尔维克起运的矿石，我们必须在沿岸两三个适当的地点，在挪威的领海内，陆续布下一系列的小规模布雷区加以阻止；这样，就可以迫使运载矿石前往德国的船只，不得不离开领海而驶入公海。在公海上，如果遇到了德国的船只，我们将它当作战利品予以捕获；如果是中立国的船只，则应受我们关于战争禁运品的管制。关于从波罗的海主要不冻港奥克塞洛森德起运的矿石，亦应该用既非外交的亦非军事的方法加以阻止。对于所有这三个港口，我们都应该尽快地采用不同的适当方式加以处理。

（3）因此，这个问题，不仅是使德国从现在起直至5月，无法获得一百万吨的矿石，而且切断了德国整个冬季的供应，虽然它仍然能够从耶夫勒或波罗的海其他次要的不冻港取得一些微不足道的供应。但是到了波的尼亚湾冰冻融解时，吕勒欧的充足的供应即将重新开放，而德国无疑正在计划不仅在冬季取得尽可能多的供应，而且在筹划它在1940年5月1日至12月15日所需的整个九百五十万吨，甚至更多的数量。

在这以后，它可能希望组织苏联方面的供应，从而可以进行一次长期的战争。

（4）假如到了明年5月，德国在工业及军火方面深感缺乏铁矿石，则阻止吕勒欧港的重开，将成为〔我们〕一个主要的海军目标。一个方法是，由英国潜艇在吕勒欧港外布下一个公开的布雷区，包括磁性水雷。此外，还有其他的方法。

如果我们能从现在至1940年底，切断德国从瑞典取得的一切矿石供应，那么，对于德国作战能力的打击，将等于在战场上或在天空中，取得了一次重大的胜利，而且还不会招致严重的生命牺牲。实际上，这还可能立刻发生决定作用。

（5）在战争中每施加一个打击，就会有一个反打击。如果你向敌人打枪，他一定也会开枪还击。所以，我们绝对必须认真地面对德国可能采取的，或者在它的压迫下挪威或瑞典可能采取的反措施。就挪威而言，有三组正反相关的事连在一起。第一：以残酷的及违法的方式作战的德国人，曾经侵犯挪威的领海，而且未提警告便击沉了许多英国的和中立国的船只，事后又不加以援救。对付这种行为，我们的反应便是前面已经提及的布设布雷区。第二：有人说，挪威为了表示抗议起见，也许会取消我们和它订立的关于租用它的油船及其他船舶的重要协定，但这样一来，它就将丧失曾和我们订立的极其有利的交易，而且鉴于我们对战时禁运品实行控制，这类船只对它将变为毫无用处。它的船只就将空闲无用，船主也将陷于贫困境地。挪威政府如果采取这种步骤，则将违反挪威的利益；而利益问题却是一个有力的因素。第三：

挪威可以把我们空军部和供应部所需要的铝及其他战争物资停止输出，作为报复。但在这方面，它的利益又要受到不利的影响。它不仅将损失这种贸易给予它的宝贵的利益，而且，如果英国对它停止供应铁矾土和其他必不可少的原料，就可以使以奥斯陆及卑尔根为中心的整个挪威工业，完全陷于停顿。简单地说，挪威如对我们进行报复，它将陷入经济的和工业的崩溃境地。

（6）挪威的同情倾向我们方面，它在未来摆脱德国的控制而获得独立，有赖于盟国的胜利。所以合理的假定是，除非德国对它施加暴力，迫使它采取这种行动，否则它不至于采取上述的两项措施，尽管它可能以此来进行威胁。

（7）如果德国认为以武力控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是合乎它利益的，那么，不管我们采取什么行动，它对挪威总会施加武力的。在这种情况下，战争就将蔓延到挪威和瑞典，但由于我们拥有制海权，所以没有理由认为法、英两国的军队为什么不应该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土地上和德国侵略者作战。无论如何，我们一定可以自由选择挪威沿海的任何岛屿或适当地点，加以占领和驻守。这样，我们在北方对德国的封锁，就可变成绝对的封锁。例如，我们可以占领纳尔维克和卑尔根，一方面对我们的贸易保持开放，同时对德国则完全断绝来往。英国控制挪威海岸线，是具有头等重要性的战略目标，这点应该竭力加以强调。因此，我们采取了现在所提议的行动，即使引起德国进行肆无忌惮的报复，那也看不出如何会使我们的地位变为不利。相反地，德国如果攻击挪威或瑞典，对我们来说，则是所获超过所失。关于这一点，可以作更详细的说明，但在此不必细述。

现在没有理由说，为什么我们不应该设法通过纳尔维克从瑞典取得大量的和长期不断的矿石供应，同时转移所有对德国的矿石供应。我们必须以此作为目标。

我的结论如下：

（8）我们对挪威采取的行动，对于世界舆论以及对我们自己的名誉，将会发生什么影响，也必须加以考虑。我们为了要帮助遭到德国侵略的受害者，已经按照国际联盟盟约的原则，奋起作战了。在技术上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只要不是同时引起任何不人道的行为，是绝不能使中立国家丧失对我们的善意的。对于中立国家中最大的美国，也不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将以最能帮助我们的巧妙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而且他们是非常足智多谋的。

（9）最后的裁判是我们自己的良知。我们从事战争，是为了要重新建立法治和保护小国的自由。如果我们遭到失败，那就意味着世界将面临一个野蛮暴行的时代，不仅对我们自己，而且对欧洲每一个小国的独立生存，都有致命的威胁。我们以国联盟约的名义，而且作为国联及其所代表的一切实际代理人，对于设法要加强和重新肯定的法律中的若干惯例，有权利而且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在短暂的时期内加以摒弃。当我们为小国的权利与自由而战的时候，它们不应该束住我们的手脚。在非常紧急的时期，法律的条文，不应该用来妨碍保护和执行法律者的行动。如果侵略者一方面可以自由撕毁一切法律，从而享受一种利益，而另一方面，却凭借它们对方对法律的内心尊重，以资掩护，从而又享受另一种利益，那是既非正当，同时也是不合理的。我们不应该以是否合法，而应该以是否合乎人道，作为我们的指针。

对于所有这一切，历史将会作出判断。现在我们要正视当前的局势。

12月22日，内阁讨论了我的备忘录，我竭力为我的理由进行辩护。但我不能获得关于采取行动的任何决议。关于德国滥用挪威的领海，可以向挪威提出外交上的抗议，参谋长委员会奉命研究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土地上承担义务，在军事方面所引起的后果。他们被授权制订关于派遣部队在纳尔维克登陆以援助芬兰的计划，同时考虑德国可能占领挪威南部的问题。但对于海军部却不能发出执行的命令。在12月24日，我所分发的一个文件中，我把情报机关的报告，扼要地加以叙述，表明俄国对挪威可能施展阴谋。据说，苏联在摩尔曼斯克集中了三个师的兵力，准备从海上进行远征。我最后说：“也许这个场所，将变成展开早期活动的舞台。”这些话证明一点也没有错：但活动却来自一个不同的方面。

谢选骏指出：1939年11月28日苏联对芬兰宣战——这样的行为和德国入侵波兰没有区别，那么英法为何没有向苏联宣战？可见英法不仅短视，而且缺德。所以我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不是什么“反法西斯战争”，而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继续”，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殖民主义瓜分世界的战争，就像“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一样。也像半个世纪以后，“1949年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这是中国亡于苏联的开始！也是毛狗胡风狂吠“时间开始了”的黑暗时代的降临。我们不能因为狗被毛打，就说它是一个好人。

【第三十一章　一个黑暗的新年】

昏睡状态的继续——“凯瑟琳”计划的最后阶段——同俄国的紧张关系——墨索里尼的疑惑——霍尔·贝利沙先生离开陆军部——行动的种种障碍——工厂处于暧昧不明状态——5月中的结果——截获德国进攻比利时的计划——英国远征军的工作与发展——没有装甲师——法国陆军的衰退——共产党的阴谋——德国侵犯挪威的计划——2月5日的最高军事会议——我第一次参加最高军事会议——“阿尔特马克”号事件——舰长菲利普·维安——救出英国俘虏——张伯伦的有效辩护——希特勒任命冯·法尔肯霍斯特将军统率德军进攻挪威——先攻挪威，后攻法国——德国空袭我国东部沿海航运——对付空袭的措施——最初六个月海战令人满意的结果——1940年2月27日关于海军预算的演说。

1939年底，战争仍处在不祥的昏睡状态。只有偶然的炮击和侦察的巡逻机声，打破了西线的沉寂。双方的军队，从它们日益巩固的防御工事后面，隔着一个公认的“无人区”彼此遥遥相望。

现在的情势，同1914年底比较，很有几分相似（我在圣诞节写信给庞德说）。从和平到战争的过渡时期，现在已经完结了。在外洋上，敌人的海面船只至少暂时已经肃清。法国境内的防线，呈现出静止的状态。此外，我们在海上已经击退了最初的潜艇袭击，而在上次的大战中，直到1915年2月，潜艇战才开始发动；同时，对于新奇的磁性水雷，我们已经找到了对付的办法。而且，在法国，沿着边界设有防线，而不像在上次大战中，法国有六七个省以及比利时都已经陷于敌人手中。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的情形和1914年比较，也许要好得多。并且我还觉得德皇时代的德国是一个比纳粹德国更加顽强的对手（不过，这种观感可以随时修正）。

在这个艰难的时刻，我也只能以上述感想当作圣诞节的贺片了。

这时我更加确信，在1940年不可能执行“凯瑟琳”计划。

“派遣一支最优秀的舰队进入波罗的海，”我写信给庞德说（1月6日），“虽然非常合乎理想，却不是夺取并占有铁矿区的必要手段。因此，虽然派遣舰队开入波罗的海的一切准备工作，仍旧应当继续进行，并且应当作出坚强的努力，但是，除非我们能够设法在空袭下保全舰队，否则，轻加尝试必然会造成错误；如果要依赖派遣海面上的舰队来占领铁矿区，那就更加错误了。让我们满怀着信心前进，随着时事的展开，看看海军方面将如何发展。”

于是又过了一个星期之后：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0年1月15日

（1）承你送来为答复我关于“凯瑟琳计划”各项草案所作的各种报告，我都已经仔细研究过了。我不得不勉强而又十分明确地断定，我们在秋季所计划的作战行动，在今年将不可能实行。我们对于潜艇、水雷及袭击舰，还不能够取得充分的制服手段，因而仍不能够派遣许多必需的较小船舰，去担负它们的特别任务。如何使我们的船舰在防御空袭方面能够比较安全，这个问题迄今还没有解决。俯冲轰炸机仍然是一个可怕的威胁。至于火箭〔为保密起见，又称“U．P．武器”，就是“不旋转的投射弹”〕，虽然迅速地趋向生产阶段，但是，即使一切进行顺利，在今后的许多个月内，仍不能有充分的数量可供利用。直到现在我们还不能给予我们较大的船舰以更多的装甲保护。波罗的海方面的政治局势，总是使人捉摸不定。另一方面，9月间，“俾斯麦”号的到达会使我们将要遭到的海上抵抗大大地加强。

（2）但战争很可能在1941年猛烈进行，而且谁都不能说那时会有什么机遇。所以，我希望，所有列在你的表格中标明“有利”字样的各种船舰及辅助舰的准备工作，只要时机允许，应该继续进行；并且希望船舰在入坞修理或重行装配的时候，应当为它们作出一切努力，以免耽误它们回队服役。

还有一点，鉴于俄国的态度，要继续使我们的驱逐舰为在冬季海面上展开活动作好准备。当然，这也只是我们应当采取的谨慎态度。我们对此都意见一致，使我感到愉快。

※※※

直到现在，没有一个盟国支持我们的事业。美国的态度，比任何其他时期更为冷淡。我一直坚持和美国总统通信，但是很少有反应。财政大臣为我们日益减少的美元储备而叫苦。

我们和土耳其已经签订了一个互助条约，正在考虑从我们自己有限的财源中，能给它一些什么援助。芬兰战争所造成的严重情势，使我们和苏联间早已不和睦的关系，变得更加恶化。如果我们要采取任何行动来援助芬兰，都可能引起对俄国的战争。苏联政府和纳粹德国间根本的敌对，并没有妨碍克里姆林宫以种种的供给和便利条件，积极帮助希特勒发展其威力。法国的共产主义者以及存在于英国的这一类共产主义者，都谴责“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战争，并尽他们所能来阻挠军需工厂的工作。他们在由于久不作战而早已变得生气索然的法国陆军的内部，确实产生了一种打击士气和破坏性的影响。我们继续用礼让的态度和有利的条件，来笼络意大利，但我们并不能够有任何安全感，或获得任何博得友谊的进展。齐亚诺伯爵以彬彬有礼的态度对待我国大使。墨索里尼则采取冷淡疏远的态度。

然而，意大利的独裁者，却不是没有他自己的忧虑的。1月3日，他写了一封透露隐衷的信给希特勒，表明他对德苏成立协定的厌恶：

我曾经有四十年的政治经验，因此，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一个政策——尤其是一个革命的政策——是有它战略上的要求的。我是在1924年承认苏联的。1934年，我和他们签订了一个通商友好条约。所以，我明白，·尤·其·是·因·为·里·宾·特·洛·甫·关·于·英·国·和·法·国·不·会·采·取·干·涉·政·策·的·预·言，·结·果·并·未·实·现，你不得不设法避免造成第二战场。你为此事不得不付出代价，因为俄国不费一兵一卒，已经在波兰及波罗的海的战争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

但是，作为一个天生具有革命气质，并且始终未曾改变革命意志的人，我要告诉你，你不能永远牺牲你的革命原则，来适应某个时间的战略需要……并且我也有一定的责任告诉你，如果你和莫斯科发生更进一步的关系，那就会在意大利引起具有严重后果的反应。在意大利，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情绪，是绝对一致的，和花岗石一样坚实，并且是牢不可破的。

我很希望这种情形不会发生。要解决你的生存空间的问题，必须到俄国去，而不是在其他的地方……到了我们能够粉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那一天，我们才能够对于双方的革命，完成了心愿。然后便要轮到各大民主国家了，因为这些民主国家，身受癌症的折磨，是无法幸存的。……

※※※

1月6日，我再访法国，向法国最高统帅部说明我那“耕种者第六号”和“漂浮水雷”（“皇家海军”作战计划）两个军械设计①。那天早晨，在我动身以前，首相召我前去，告诉我说，他已决定更换陆军部长人选，要使霍尔·贝里沙先生让位于奥利弗·斯坦利先生。那天深夜，霍尔·贝里沙先生打电话到巴黎英国大使馆找我，把我已经知道的事告诉了我。

我竭力促使他在政府向他提出的其他职位中择一担任，但没有成功。这时，政府本身颇不景气，全国报纸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政府失去了一个极有作为而又活跃的人物。霍尔·贝利沙在各报一致赞扬声中离开了陆军部。议会是不接受报纸的意见的，实际上，报纸的议论往往使它采取相反的行动。一个星期以后，下院开会时，霍尔·贝里沙先生只有寥寥几个拥护者，他自己也没有作任何发言。我写信给他如下：

①见附录（15）与（17）

1940年1月10日

我们共事不久，便告分离，使我非常惋惜。在上次大战中，我也经受过和你相同的经验，所以我知道，任何专心致志于工作的人，对于这件事都会感到多么的伤心与痛苦。这次提出的人事变动，事先我并未参加商议。我只是在事情决定以后才获得通知。同时，假使我不告诉你我认为你最好是能担任贸易部或新闻部的职务，那我就太不坦白了；我很遗憾，你对于这些重要职务中的第一个职务，竟然也不愿接受。

你在陆军部任职期间的显著成绩，就是在和平时期通过征兵法。你对这点可以引以自慰。我希望我们不久仍然可以再作同僚。这次暂时的挫折，对于你将来获得为国家效劳的机会来说，绝不会成为严重的障碍。

我虽想实现这个希望，始终未能成为事实；直等到联合政府解散以后，1945年5月，我组织所谓“看守政府”时，才邀请贝里沙担任国民保险部大臣。在他赋闲的这段期间，他曾经是严厉抨击我们政策者之一；但是，我对于能够罗致这样一个干才，重新参加政府，确实感到非常愉快。

※※※

在整个1月份中，芬兰人坚守阵地，到了月底，人数逐步增多的俄国军队，仍然被遏制在它们原有的阵地。红军的空军连续轰炸赫尔辛基和维伊普里，芬兰政府要求飞机和军用物资的呼声，越来越高。随着北极的夜晚的缩短，苏联的空中攻势即将逐渐加强，不但芬兰的城镇，并且芬兰军队的交通线，都将成为袭击的目标。直到现在为止，只有来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少量军用物资和几千名志愿军到达了芬兰。在1月中，在伦敦开设了一个招慕新兵的机构，并有几十架英国飞机运往芬兰，其中有若干架直接由空中飞去。实际上，这些都无济于事。

关于纳尔维克部署的迟延，仍然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内阁虽然准备考虑对挪威和瑞典施加压力，以便使援助物品得以通过两国国境到达芬兰，但它们对于在水道布雷这个比较微小的行动却始终反对。在这两个行动中，第一个是高尚的举动，而第二个只是战略上的措施。此外，大家可以看出，挪威和瑞典对于提供条件以便进行援助的事，一定会加以拒绝，因此，这个计划终究毫无结果。

在某次内阁会议后，我在烦恼中，写信给一位同僚说：

1940年1月15日

我心中的烦躁不安，主要是由于我们指挥作战的机构，对于积极行动所造成的对种巨大的困难。我看到阻挠我们的势力，已经或正在筑成一道道的高大的围墙，因而使我怀疑任何计划是否会有机会越过它去。只要看看七个星期中，我们在讨论纳尔维克部署问题方面必须克服的种种议论，就可以知道了。第一，是各个经济部门，如供应部、贸易部等的反对论调。第二，是联合计划委员会。第三，是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第四，是所谓“不要为了小事而损害大的计划”这种别有用心的论调，其实，当时很少有机会坚决地尝试大的计划。第五，是法律上、道义上的反对论调，这派论调，后来逐渐地被压下去了。第六，是中立国，尤其是美国的态度，但是请看美国对我们的“行动”的反应是多么的良好啊！第七，是内阁本身，议论纷纭，意见分歧。第八，是等到所有这些问题顺利解决以后，又要去和法国商量。最后，是必须使各个自治领以及它们的正义观念和我们协调一致，因为它们事先并没有参与我们国内讨论这个问题的整个过程。所有这些情形使我感到，在现在的安排下，我们只好无可奈何地坐待敌人进行可怕的袭击。对于这种袭击，我们无法使各方面的步骤一致，同时加以预防，而避免使国家的力量受到致命的消耗。

我已有两三个正在进行的计划，但我引以为忧的是，所有这些计划，会在消极论调和消极力量形成的巨大堡垒前面，化成泡影。因此，如果我流露出烦恼，则请你原谅。有一件事是绝对不容置疑的，即采取阻力最小的路线，是绝不会获得胜利的。

不过，关于纳尔维克的全部故事，现在由于低地国家所面临的威胁，已经暂时被搁在一边。假使这个威胁成为事实，则必须根据崭新的事变，对形势加以研究了。……假使低地国家发生大战，对于挪威和瑞典，或许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即使战争结果陷于相持不下的僵局，它们也许会感到远比以前更加自由，而对我们来说，则甚至可能更加需要一种转移注意力的事变。

※※※

另外，还有使人不安的原因。在改造我们的工业，使它投入战时生产方面所取得的进展，并没有达到所需要的速度。

1月27日，我在曼彻斯特发表的一篇演说中，竭力阐述扩大我们劳动力来源，招收大量妇女参加工业生产，以代替被征调入伍的男子并增强我们国家力量等所具有的极其重大的意义。我接着说：

我们必须进行巨大的扩展，尤其要吸收那些能够从事熟练或半熟练生产的技工。在这方面，我们必须特别期待我们的工党同僚和工会领袖的援助与指导。我在前军需部极盛时代担任过该部大臣，所以能够以懂得一些内情者的资格来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将需要数百万新工人，而且必须有百万以上的妇女勇敢地来参加我们的军事工业——进入炮弹工厂、军火工厂以及飞机工厂。假如不扩大这种劳动力的来源，假如不让英国妇女像她们所希望的那样参加战斗，我们就根本不能负起英法两国共同担负的责任中我们应该承担的一部分。

然而，关于这件事，并没有作出多大的努力。人们似乎缺乏一种局势变得极其紧急的感觉。在工人和管理生产的人员中以及在军事行动中，都存在着“暧昧不明”的态度。直到5月初，才有了一个关于机械、动力和飞机工业集团就业状况的调查报告，提交内阁，透露了无可争议的事实。这个报告，由我管辖的统计部门，在林德曼教授的主持下，加以彻底研究。虽然这时因挪威问题的喧嚣使我分心和激动，但我仍有时间把下面的备忘录，送给我的各位同僚：

海军大臣的备忘录1940年5月4日

本报告提出，我们在这个基本的工业集团方面，至少还几乎没有开始把人力组织起来，进行军火生产。

据〔以前的文件的〕估计，在战争的第一年中，将需要在从事金属工业生产人员方面进行很大的扩充，其数量将达到71．5％。而实际上，本报告中所讨论的这个占整个金属工业人数五分之三的机械、动力和飞机集团，在1939年6月到1940年4月期间，只扩充了11．1％（十二万二千人）。这个比率少于上述所需要的扩充数的六分之一。在1936年至1937年间，政府并未进行任何干涉，仅仅因为贸易的改善，人数的增长就和这次的增加同样快。

虽然每年有三十五万青年离开学校，可是在这个集团中，年龄在二十一岁以下的就业男子数，只增加了二万五千人。不但如此，妇女与年轻人的比率，也不过从26．6％增加剧27．6％。在机械、动力和飞机工业集团中，我们现在所有的女工人数仅占男工人数的十二分之一。在上次大战中，金属工业中的女工与男工的比率，曾由一比十增加到一比三。在上次大战中的第一年，从1914年7月至1915年7月，金属工业所吸收的新工人，达到原有工人的20％。在现在调查的这个足以代表整个金属工业的集团中，在过去十个月中，增加的人数仅占11％。

在海军部所属各部门中，就业人数已经增加到将近27％，因为缺乏工人的分类数字，这里没有考虑在内。

※※※

1月10日，我们对于西线的忧虑，得到了证实。德国第七空军师的一名少校参谋奉命携带若干文件前往科隆的总司令部。他错过了火车，决定飞行。但他的飞机掠过了目的地，在比利时境内被迫降落。比利时部队将他逮捕，并没收了他的文件；当时他曾拚命企图销毁文件，结果未遂。这些文件，包括希特勒所决定的侵略比利时、荷兰和法国的全部实际计划。不久，这个德国少校便被释放，让他自己去向上级报告事实经过。当时我听到了发生的一切，在我看来，很难设想比利时不拟定一个计划，邀请英、法两国派兵开入它们的国家。但是比利时对这一点没做任何事。英、法、比利时三个有关的国家，都议论这件事，认为这或许是敌人的一个狡计，但这是不可能符合事实的。绝对没有理由认为，德国人企图使比利时相信，他们准备在最近的将来要向它发动进攻。因为这样一来，可能会使比利时做出德国最不愿意发生的事，就是它和法英两国军队制订计划，让英法军队在某个天气晴朗的夜晚，秘密而又迅速地进军。因此，我相信德国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了。

1月13日，凯斯海军上将打电话告诉我，如果我们同意作出某种影响深远的保证，则比利时国王或许能够说服他的大臣们邀请英法两国军队“立刻”开进比利时去。按照我们的理解，“立刻”意味着现在“立刻”，而不是在德国侵入以后“立刻”。战时内阁决定答复说，除了已经包含在军事同盟条约中的保证以外，我们不能再给予任何其他保证，而且，如果要求盟国军队开入比利时，则必须尽早地发出邀请，以便使盟国军队能够预先制止德国的侵略，因为比利时政府显然认为德国的侵略已经迫在眉睫。1月15日，凯斯海军上将发来电报说，比利时国王认为，如果他将英国的答复转达给他的政府，则会产生很坏的影响，而且如果盟国的军队“立刻”开来，比利时和荷兰马上就会卷入战争，最好还是让德国承担破坏比利时中立地位的责任。比利时政府给达拉第先生一个类似的答复。法国驻伦敦大使也告诉我们，比利时政府认为，如果让德国作出侵略行动，英法两国的援助将“取得道义的性质”，这就会增加“获得胜利的机会”。

于是，比利时国王和他的陆军参谋们仅仅等待着，希望一切都会好转，尽管有了德国少校的文件，盟国和受威胁的国家都没有进一步采取任何行动。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希特勒却召见了戈林，在他获悉所有被截获的文件实际上就是全部进攻计划以后，大发雷霆，然后下令准备新的修改方案。

由此显然易见，在1940年初，希特勒已经有了一个详细的计划，预备把比利时与荷兰卷入漩涡，以便进攻法国。不论什么时候，只要这种侵略行动开始，甘默林将军的“D计划”就会立刻实行，其中包括法国第七集团军和英国军队的出动。“D计划”制定得非常详细，只须一声令下，就可以使它付诸行动。英国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在战争开始时，虽然曾经非难过这个方案，但在1939年11月17日，巴黎会议却明确地、正式地加以批准。两个盟国在这个基础上，等待着逼近的突然袭击，而希特勒则正在等待用兵的季节，因为过了4月以后，就可能有适宜的气候了。

在冬季和春季中，英国远征军极度忙于自己的整顿工作，加强它们防线的防御工事，并准备从事不论进攻或防御的战争。从最高级到最低级的官兵，都一律艰苦地努力工作；他们到最后作出的良好表现，大部分由于充分利用了冬季所提供的机会。到“晦暗不明的战争”终结的时候，英国军队已经比以前高明多了，而且也壮大得多了。第四十二师和第四十四师于3月中开到法国，在1940年4月下半月中，继续推进至边境防线。同月内，第十二师、第二十三师和第四十六师也到达了。这些部队奉调开进法国境内，以便完成他们的训练，并且增强正在进行手头工作的劳动力量。他们甚至缺乏通常部队应有的武器和配备，同时也没有大炮。虽然如此，在战争开始时，他们终于不可避免地卷了进去，出色地尽了自己的责任。

今天回顾我们战前的部署，当时最可怕的缺陷，就是英国远征军中，甚至连一个装甲师也没有。英国本来是生产各种形式的坦克的发源地，可是在两次大战期间，对于这种不久将要支配战场的武器的发展竟大大地疏忽了，以致宣战以后的八个月中，我们这支小而优良的陆军，在严重的考验来临的时候，只有一个第一坦克旅，包括十七辆轻型坦克和一百辆“步兵”坦克。这一百辆“步兵”坦克中，只有二十三辆总算装了发射两磅重炮弹的大炮，其余各辆只装有机关枪。

此外，还有七个骑兵和义勇骑兵团，配有运送车辆及轻坦克，这批部队，正在改编为两个轻装甲旅。英国远征军除了缺少装甲配备以外，它的效能有了显著的进步。

※※※

法国前线的发展情形，就没有这样令人满意了。在一个实行全国征兵制的大军中，民众的情绪密切地反映到军队内部，尤其是军队驻扎在国内，与民众接触密切的时候，更加如此。我们不能说法国在1939年到1940年间，对于战争怀着高昂的情绪或甚至抱有很大的信心。过去十年来国内政治的动荡不安，造成了分裂和不满的现象。重要人士为了反对日益增长的共产主义势力，转向法西斯主义，轻信戈培尔的巧妙宣传，并在闲谈及谣传中传播开来。因此，在陆军中，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具有的那种制造分裂的影响也在发生作用；而在漫长的冬季的几个月，由于等待，却给这种毒害势力以巩固的时间与机会。

要造成军队良好的士气，有许多的因素，其中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使官兵全力从事有益的和有趣的工作。懒散无事是一个富有危险性的温床。在整个冬季中，有许多需要进行的工作；训练一事，需要继续注意；防御工事距离令人满意和完备的程度，还差得很远，甚至马奇诺防线，也缺少许多辅助性的野外堡垒；士兵体格方面的强壮，还需要锻炼。可是参观法国前线的人，看到前线普遍存在的那种超然冷漠气氛，正在进行的工作显得质量低劣，以及缺乏任何可见的活动，往往感到惊讶。在法国防线后面的公路上，一切都显得冷冷清清，同英国驻守的一段防线背后，公路上车辆往来频繁，络绎不绝地延伸到数里以外的情景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毫无疑问，在这个冬季中，法国军队的素质，由于放任自流而变得退化；如果它在秋天而不是在第二年春天作战，则它一定会有更英勇的表现。不久，它将被德国迅疾猛烈的攻击所吓倒。直到这个短暂的战役的最后阶段，法国士兵的真正的战斗特质才有充分的发挥，奋起保卫他们的祖国，抵抗世代深仇的敌人，但到那时，一切都太晚了。

※※※

与此同时，德国企图直接进攻挪威并且以闪电战方式占领丹麦的计划，亦正在进行中，凯特尔将军在1940年1月27日关于这个问题起草了一个备忘录：

元首和全国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希望“N”计划应当直接在我亲自指导下继续研究，并且同一般的战争政策作密切的联系。由于这些原因，元首已经指令我接管有关进一步准备工作的指导事宜。

这个战役的详细计划，则通过正常的途径进行。

※※※

2月初，首相要到巴黎参加最高军事会议，他第一次邀我和他同行。我提议我们乘船前去，这事可以由我安排。于是，我们全体人员乘着一艘驱逐舰由多佛启航，及时到达巴黎，参加当晚的会议。在渡海途中，张伯伦先生给我看他对萨姆纳·韦尔斯先生收集的和平建议所作的答复。这个答复给我很好的印象。当我在他面前阅读完毕，我对他说：“我以能够在你的政府中任职而感到骄傲。”他听了，似乎感到高兴。

2月5日讨论的主要题目是“援助芬兰”，并且核准了各种计划，预备派三个或四个师，同时说服挪威和瑞典，让我们运送供给物资和增援部队前往芬兰，并附带取得对耶利瓦勒铁矿的控制权。但瑞典人，正如我们所料，对此表示不同意，因此虽然已作了大规模的准备，但整个计划，却完全失败。张伯伦先生代表我国，亲自主持会议，而出席的英国各部大臣，只发表了很少的意见。照会议记录，我始终不曾发言。

第二天，当我们重渡海峡时，发生了一个有趣的事件。我们看到了一个漂浮的水雷。于是我对舰长说：“让我们用炮弹炸掉它。”这个水雷随着砰然一声巨响便炸开了。一大块碎片向我们打过来，刹那时，好像就要打在舰桥上，而这时所有的政治家和若干其他名流，都聚集在舰桥上。但很幸运，这个大碎片，落到了空荡荡的前甲板上，一个人也不曾受伤。于是一切都高高兴兴地过去了。从此以后，首相总是邀我和其他人员，陪着他参加最高军事会议，但是我却不能每一次都提供这样的消遣。

※※※

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援救芬兰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芬兰不能获得三万至四万受过训练的援军，它绝不能支持到春季以后；目前源源开到芬兰的成分混杂的志愿军，是不够的；

而如果芬兰遭到毁灭，这就是盟国的一个大失败。所以必须派遣盟国军队，经由比特萨摩或纳尔维克和（或）其它挪威海港。通过纳尔维克的作战更为可取，因为这可以使盟国“一箭双雕”（即：既可援助芬兰，又可切断铁矿运输）。英国的两个师，原定在2月中开往法国，应该暂时留在英国，准备在挪威作战。同时，我们应尽一切的努力，来取得挪威人和瑞典人的同意，如果可能的话，取得他们的合作。至于挪威和瑞典如果拒绝（看来很有可能拒绝），我们应该如何应付，对于这个问题，却始终未作正面的处理。

这时发生了一个很生动的插曲，使斯堪的纳维亚的一切，都趋于尖锐化。读者可以回想起，我对于要捕获“施佩伯爵”号的辅助舰——“阿尔特马克”号一事所表示的关切。这只军舰，也是监禁我国被击沉的商船船员的一个浮动监狱。经“施佩伯爵”号舰长朗斯多夫按照国际法在蒙得维的亚港释放的英国俘虏告诉我们说，在“阿尔特马克”号舰上，大约有三百名英国商船海员。这只军舰隐匿在南大西洋将近两个月，后来，该舰舰长指望我方的搜索已经中止，便企图潜回德国。

由于幸运和适宜的气候，直到2月14日在它经过冰岛和法罗群岛之间，驶入挪威领海后，才被我们的飞机发现。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0年2月16日

就今晨我接到的报告所述情形，我们的巡洋舰及驱逐舰似乎应该在白天迅速向北搜索，到挪威沿海一带。如果发现“阿尔特马克”号，即便它是在挪威的领海内，也应当毫不犹豫地加以捕获。这只军舰把英国战俘载往德国，已经违反了中立法。是否一定还要派一两艘巡洋舰在今晚仔细搜索斯卡格拉克海峡？我们必须把“阿尔特马克”号当作一个非常宝贵的战利品。

用海军部公报的话来说：“若干便于调遣的皇家军舰正在出动。”一个驱逐舰队，在英国军舰“科萨克”号舰长维安的指挥下，截住了“阿尔特马克”号，但没有立即加以拦阻。它便逃入约星峡湾，这是一条大约一哩半长的狭窄海湾，四周环峙着高峻的积雪山岩。两艘英国驱逐舰奉令向它围扰，以便进行检查。在峡湾的入口处，它们遇到两艘挪威炮艇。炮艇通知英国军舰说，“阿尔特马克”号没有武装，已经在前一天经过检查，并已获准通过挪威领海开往德国。我们的驱逐舰于是便撤退了。

这个消息传到了海军部，我就出面干预，在取得外交大臣的同意后，指令我们的军舰进入峡湾。我过去不大采取直接的行动，但这一次我却对舰长维安发出以下的命令：

1940年2月16日下午5时25分

除非挪威的鱼雷艇负责护送“阿尔特马克”号前往卑尔根，舰上有英国和挪威双方卫队驻守，并由双方共同护航；否则，你应该派兵登上“阿尔特马克”号，释放俘虏，并将该舰占领，听候进一步的训令，再行发落。假使挪威鱼雷艇进行干涉，你们便应警告该艇离开。假使该鱼雷艇向你们开火，非到进攻形势严重时，不得还击。如果形势严重，必须自卫，则所用的火力，切勿超过必需的程度；如果对方停止炮火，我方也应停止。

其余的事便由维安去办了。那天晚上，他乘着探照灯四射的“科萨克”号，穿过了漂浮的冰块，进入峡湾。他先登上挪威炮艇“切尔”号，要求必须将“阿尔特马克”号由双方联合护航，带到卑尔根，再依据国际法予以审问。挪威舰长一再担保地说，“阿尔特马克”号已被搜查过两次，证明它没有武器，而且舰上也没有英国俘虏。维安于是说，他预备自己登舰检查，并请这位挪威军官陪他同往。这个提议最后被拒绝了。

同时，“阿尔特马克”号就乘机开船；它企图撞击“科萨克”号，结果自己反而搁浅了。“科萨克”号强行逼近这艘军舰，而在两舰相靠以后，一队登舰检查人员便跳到“阿尔特马克”号舰上。接着发生了剧烈的肉搏战，在短兵相接中，德国人死了四个，伤了五个；一部分船员逃到了岸上，其余的都投降了。于是开始搜寻俘虏。霎时间，找出了几百人，都被禁闭在舱内，或锁在贮藏室内，甚至被关闭在空的油槽内。

接着响起了一阵叫喊声：“海军来了！”各禁闭处所的门都被打开，被俘者便一拥而出冲到甲板上。总计共有二百九十九个俘虏获得释放，他们换乘我们的驱逐舰。搜查的人又发现“阿尔特马克”号舰上有两门高射机关炮，四架机关枪。原来挪威人虽然曾经两度登上该舰，实际上未曾加以搜查。在冲突中，挪威炮艇自始至终默然地旁观。到了午夜，维安离开了峡湾，便向福思进发。

海军上将庞德和我，一同坐在海军部作战室里，心中有些担忧。我已经对外交部施加了很大压力，我也完全明白我们所采取的步骤在技术上的严重性。对于这些步骤，如果要给以公正的判断，我们必须记住，直到那天为止，德国已经击沉过二十一万八千吨的斯堪的纳维亚船舶，使五百五十五个斯堪的纳维亚人丧失了生命。但在我们国内和内阁方面，所关心的是舰上有没有英国俘虏。当早晨三点钟消息传来，有三百名英国俘虏，已被找到而且救出，我们听了真是愉快。这是一个压倒一切的事实。

我们以为这些英国俘虏由于饥饿与禁闭的折磨，境况一定十分可怜，所以便派救护车、医生、新闻记者和摄影师到利思港去迎接他们。但是，看来他们都很健康，在驱逐舰上得到了很好的照料，上岸时，人人兴高采烈，因此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对外就没有透露。他们的获救和舰长维安的行动，引起了英国人士热烈的欢腾，其情况不亚于击沉“施佩伯爵”号以后的情形。这两件事情，增强了我的力量和海军的声望。“海军来了！”这句话，便有口皆碑，盛传一时。

对于挪威政府的行动，应当尽量加以原谅，因为挪威政府慑于德国的恐怖并玩忽英国的宽容，原是很自然的。他们对于英国军舰进入他们的领海，提出了强烈的抗议。张伯伦先生在下院的一篇演说的内容，包含着英国答复挪威抗议的要点：

根据科特教授（挪威外相）所表示的见解来看，挪威政府对于一艘德国军舰，为了达到逃避在公海上被捕并运送英国俘虏到德国监禁营的目的，而利用长达数百哩的挪威领海一节，并不反对。此种主张，同英王陛下政府所了解的国际法，大相径庭。在英国政府看来，这种主张将使得德国军舰滥用中立国水域的行动变为合法化，而且所造成的一种局势，是英王陛下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接受的。

※※※

我们前面已经看到，希特勒是在12月14日作出了进攻挪威的决定，而军事参谋工作，则在凯特尔指挥下进行。“阿尔特马克”号事件，无疑成为对他们行动的一个刺激。按照凯特尔2月24日的建议，希特勒紧急召唤冯·法尔肯霍斯特将军到柏林。此时法尔肯霍斯特正在科布伦茨指挥一个军团。

他在1918年曾参加德国在芬兰的战役，他和元首开始会谈这个问题。后来在纽伦堡审判中，这位将军曾叙述这次会谈的情形。

希特勒向我提起以前我在芬兰的经验，并对我说，“坐下来，告诉我你做了些什么。”过了一会儿，这位元首打断了我的话。他领我到一张铺着地图的桌子面前。他说：“我心中也有一件类似的事情，就是占领挪威；因为我听说英国人要想在那里登陆，所以，我要趁他们未到以前就下手。”

于是，他就在房内踱来踱去，把他的理由解释给我听。他说：“英国要是占领了挪威，就会造成一种战略上的迂回，就可以使他们进入波罗的海地区，而我们在波罗的海地区，既未驻扎军队，又无沿岸防御工事。我们在东方已经获得的成就和准备制胜西方的希望，都要被摧毁无遗；因为敌人所处的地位可以使它们直向柏林逼进，而攻破我们两个战线的中枢。第二和第三点就是，征服挪威可以保证我国舰队在威廉港湾的行动自由，并且还可以保护我们的瑞典铁矿石输入。”

……最后他对我说：“我派你去指挥这个远征。”

当天下午，法尔肯霍斯特就被再度召到总理公署，和希特勒、凯特尔及约德尔讨论远征挪威的详细作战计划。最紧要的问题是决定先后的次序。希特勒究竟是在执行所谓“黄色计划”（进攻法国）以前，还是在以后，进攻挪威？3月1日，他作了决定；先向挪威进攻。3月3日约德尔的日记上写道：“元首决定先执行‘威塞尔演习’计划，待完成后稍停几天，就实行‘黄色计划’。”

※※※

最近我国整个东部沿海的航运，开始受到了令人可恼的空袭。除了开往较大港口的远洋船只以外，不论哪一天，在海上或沿海港口内，都有大约三百二十艘船只，它们的吨位在五百吨与二千吨之间，其中许多都是运煤到伦敦或南方去的。在这些小船中，只有少数最近才装上高射炮，所以敌人的飞机，便集中袭击这些容易得手的目标。它们甚至袭击灯塔船。这些为海员们忠实服务的灯塔船，停泊在我国沿海一带的浅滩附近毫无掩蔽之处，对于一切船只，甚至从事袭击的潜艇本身，都有用处，而在上次大战中，从未遭受过袭击。

现在竟有几艘被击沉或损坏了，最恶劣的事例发生在恒伯海面。那里有艘灯塔船，在一阵猛烈的机枪扫射下，船中九名船员，竟有八名死于非命。

护航制度，在防御空袭方面，已经证明和防御潜艇有同样的效力，但是现在已经在尽一切努力使每只船都有若干种武器。在我们缺少高射炮的时候，我们利用了各种各样的巧妙方法。甚至一个救生用的火箭也打下了一个空中强盗。国内舰队所剩余的机关枪，连同海军炮手，都分配给沿东海岸一带的英国及盟国商船。这些人员和武器，在每次航行经过危险地带时，随时从此船移到彼船。到2月底，陆军方面已能给以协助，因而开始成立了一个后来称为海上皇家炮队的组织。1944年当战争达到最剧烈的阶段时，担任这项职务者共有从正规军调来的将士三万八千余人，其中有一万四千人由陆军供给。在沿东海岸的护航路线上，有很大一部分，一遇到空袭，可以立刻通知最近的飞机场，取得战斗机的保护。

于是陆、海、空三军便打成一片。空袭飞机被击毁的数目逐渐增加。敌人对通常毫无防御的各国商船的扫射，结果所付出的代价远比预期的损失要大，因此袭击减少了。

整个前景，并非全部都是漆黑一团的。在外海上，自从12月中“施佩伯爵”号被毁后，就不再见袭击舰活动的迹象，而扫荡德国海上航运的工作，则在继续进行。2月中，有六艘德国船，从西班牙出发企图到达德国。只有一只船达到了目的；其余各船，有三艘被俘，一艘自行凿沉，另一艘在挪威被击毁。在2月及3月间，另有七艘德国船，企图冲出封锁线，被我国巡逻舰队截住。这七艘船，除其中一艘外，都由它们的船长自行凿沉。至1940年4月初止，由于被俘获或自行凿沉，德国人共损失船只七十艘，计三十四万吨；另一方面，还有二百十五艘德国船，仍然被困在中立国海港。德国潜艇发现我们的商船都已武装起来，便放弃炮击，改用鱼雷。

它们下一步的办法，就是又放弃鱼雷，改用最卑鄙的作战方式——不经警告的水雷。我们已经看到如何应付并战胜磁性水雷袭击的情形。虽然如此，在1月中，我们的损失，半数以上是由于磁性水雷，而中立国的损失，又占全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我在2月底的海军预算中，曾评述海战的主要特色。据我推测，德国在参战时拥有的潜艇，已损失了一半。但是同意料相反，就是直到此时，很少有新的潜艇出现。据我们现在所知，实际上至2月底，德国潜艇有十六艘已被击沉，同时又增加了九艘。敌人的主要努力，尚未充分发挥。我们关于建造小船的计划，包括护航船只和补充损失的商船，规模极为庞大。海军部已经接管商船制造的统制，而格拉斯哥造船业者詹姆斯·利思戈爵士为了此事参加了海军部工作。在这次新战争的最初六个月中，除去新造的和外国让与的船只抵偿以外，我们的损失不到二十万吨，而在1917年，仅仅在那个局势万分危急的4月份中，便损失了四十五万吨。①同时我们继续截获运往敌区的货物的吨数比我们自己所损失的还要多。

①参看附录（16）

每一个月〔我在结束我的演说时说〕，我们的输入，都有不断的增进。在1月中，虽有潜艇、水雷以及冬季的大风与大雾，海军安然无恙地运进英国港内的物资吨数，同前三年和平时期的平均数相比，大大地超过了五分之四。……当我们考虑到大量的英国船只被调遣来参加海军服役，或运送军队渡过英吉利海峡，或加入运输部队的航队前往世界各地，我们可以谨慎地说，在这些结果中，并没有使人沮丧或惊惶的地方。

谢选骏指出：墨索里尼反对德国和苏联勾结，比希特勒和丘吉尔、罗斯福都要来得正确。但即使如此，他对“战略”的理解依然是战术性的，所以墨索里尼才会说出“你不能永远牺牲你的革命原则，来适应某个时间的战略需要”这样的话。在我看来，墨索里尼所说的“革命原则”，才是战略；墨索里尼所说的“某个时间的战略需要”，只是战术层面的东西。例如，毛泽东1971年向美国叩头、背叛革命，就是一个战略改变；相比之下，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倒只是一个跟屁虫在毛泽东投降主义路线之后的战术改变。

【第三十二章　风暴之前】

1940年3月

舰队回到斯卡帕湾——我们通过明奇海峡的航程——“航路上发现水雷的报告”——一次空袭警报——斯卡帕湾情况的改善——现在所了解的希特勒的计划——芬兰陷入绝境——达拉第先生徒然的努力——苏联和芬兰的停战条件——斯堪的纳维亚的新危机——“皇家海军”作战计划——漂浮水雷准备就绪——达拉第先生的反对——达拉第政府的倒台——我致新总理雷诺先生函——3月28日的最高军事会议——张伯伦先生对局势的观察——最后关于在挪威水道布雷的决定——7个月的拖延——各种攻势作战建议及计划——1940年4月5日张伯伦先生的演说——德国即将采取行动的种种迹象

3月12日是人们盼望已久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本土舰队将重新回到斯卡帕湾并使用它作为主要的根据地。我想我应该亲自愉快地参加我们海军事务中的这件大事，于是，就在克莱德湾登上海军上将福布斯的旗舰。

这个舰队，包括五艘主力舰、一个巡洋舰分舰队，和大约二十艘驱逐舰。通过明奇海峡的航程，需要二十四个小时。

我们将在黎明经过北部海峡，中午前后到达斯卡帕湾。“胡德”号及其他舰只，从罗赛斯出发，沿东海岸而上，会比我们早到几小时。明奇海峡的航行，是极其复杂的；它的北部出口，宽阔只有一哩，而处处都是岩石海岸和暗礁，并且据说在这四周包围的海中匿藏着三艘潜艇。我们必须高速度地驶行，而且要曲折前进。所有在平常和平时期使用的灯光全部熄灭。所以，这是海军特别感到兴趣的航行任务。然而，正当我们午餐后要动身时，肩负主要直接责任的舰队舰长，即旗舰担任航行指挥的军官，忽然因患流行性感冒而病倒了。因此，舰长的助手，一个看上去很年轻的海军上尉，就跑到舰桥上来，负责指挥舰队的行动。这个军官给我深刻的印象，因为他没有接到任何通知，竟来担任一项如此严肃的、需要非常完备的专业知识、准确性及判断力的工作。他虽然保持镇静的态度，但仍然不免流露出得意的神色。

我有许多事情要和舰队总司令讨论，所以直到午夜以后，我才到舰桥上去。这时四周都像乌绒似的，一片漆黑。天空是纯清的，但是一颗星也看不见，而且也没有月亮。这艘巨舰，以十六浬的速度，破浪前进。人们只能够看见后面尾随的战舰的一团黑影。这里共有将近三十艘舰只，成群结队，秩序井然地鱼贯前进，除了船尾的小灯以外，没有任何照明的灯光；并且按照规定的防备潜艇的方法，不断地改变航线。它们现在已经有五个小时不见陆地和天日了。不久，海军上将福布斯到我这里来，我向他说：“这样的航行是我很不愿意负责执行的事情。你怎样确定你会在天亮时到达明奇海峡的狭窄的出口呢？”他说：“大臣，假如在这个时候，你是唯一能够发号施令的人，你怎样办呢？”我立刻回答说：“我要抛锚，等到早晨再走。正如纳尔逊说的：‘哈迪，抛锚啊！’”①但是海军上将回答说：“现在，在我们脚下，海水的深度大约有六百呎。”当然，对于海军，我有多年以来所积累的完全的信赖。

我讲这个故事，只是要使得一般读者对于这种神奇的技能与准确性有深刻的认识；在陆地的人们看来似乎是不可能的业绩，但在必要时，却能够依靠这样的技能和准确性，作为理所当然的事来完成。

①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1758——1805）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海军将领之一。在1805年著名的特拉法尔加海战中，他乘旗舰“胜利”号亲自督战。经过激烈的战斗，英国海军击败法国和西班牙的联合舰队而获得全胜。但纳尔逊却身受重伤，奄奄一息。上面的引语系纳尔逊临终前对“胜利”号舰长托马斯·哈迪说的。——译者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我才醒来。我们已到达明奇海峡以北的广阔海面，绕着苏格兰的西部顶端，向斯卡帕湾航行。当我们距离斯卡帕湾入口处大概还有半小时的航程时，获得信号，说德国飞机若干架，已在我们将要通过的主要入口处投下了水雷。于是福布斯海军上将决定必须令舰队离岸向西驶行二十四小时，直到航道畅通无阻时为止。因此整个舰队，便开始改变航线。他说：“如果你想要换船，我可以很容易地派一艘驱逐舰送你上岸。‘胡德’号已经在港内了，它可以照顾你。”我因为好不容易才能离开伦敦三天，便接受了这个建议。

我们的行李迅速地搬到了甲板上；旗舰把速度减到三浬或四浬，从军舰上的艇架放下一只小快艇，小艇上有十二个系着救生带的海员。当我们这一小群人已经到了小艇内而我正向海军上将告别时，空袭警报响起来了，于是整个旗舰突然忙碌起来，所有的高射炮位都派人把守，并采取了其他的措施。

旗舰必须把速度减低，而我们知道在这片水域中，已经潜伏着潜艇，因此使我焦急；但是海军上将说一切不必担忧，同时指着围绕着旗舰快速驶行的五艘驱逐舰，以及正在等候我们的第六艘驱逐舰。在我们的快艇和这艘驱逐舰之间，约有一浬的距离，我们划了一刻钟之久才到达。这光景倒很像处在以往的时代，不过现在水手们对于划桨，不是那样熟练罢了。旗舰此时已重新加快速度，在我们还未爬上驱逐舰时，便离开我们去追赶舰队其余的军舰了。驱逐舰上的军官们，都守在他们的战斗岗位上，只有外科医生来欢迎我们，引我们到军官室，室内桌上放着他的全部医疗器械，准备应付意外。

但是空袭没有发生，我们立刻就以高速度驶入斯卡帕湾。我们穿过了斯维塞海峡，这是一条小的次要海道，未被投下水雷。我的中校参谋汤普森说：“这是商人的进出口。”实际上，这乃是指定给海军军需船舶的进出口。驱逐舰的上尉很不自然地说：“这是准许小舰队通过的唯一进出口。”为使一切事情顺利进行起见，我便问他是否还记得吉卜林的诗句：

“航路上发现水雷的报告传来，

警告一切来往船舰，叫它们停留着：

‘传令给……’”

我背诵到这里，就让他续下去，他一字不差地继续背诵：

“‘统一’号、‘克拉里贝尔’号、‘亚述’号、“啄木鸟’号及‘万利’号。”①

①经班布里奇夫人和麦克米伦有限公司的同意，引自《海战》一书中的诗篇“扫雷艇”。

我们很快就到达了“胡德”号，海军上将惠特沃思集合了他手下的大部分舰长来迎接我们，于是我就在舰上度过了一个愉快的夜晚，第二天的全部时间将用于长时间的巡回视察。这是我最后一次登上“胡德”号，虽然它在1941年被“俾斯麦”号击沉以前，还曾服役了近两年的时间。

六个多月的不断努力，以及各种最优先的条件已经弥补了和平时期对斯卡帕湾的疏忽。三个主要的进出口航道，已用水栅和水雷加以保护；在柯克海峡又增添了三只障碍船，以前普里恩的潜艇就是从这个海峡偷偷地溜进来，将“皇家橡树”号击沉的。此外，还有许多障碍船要开来。大量的驻军保卫着这个根据地和正在增添的炮台。我们已经计划用一百二十门高射炮，连同无数的探照灯和一个防空气球网来控制舰队停泊处的上空。所有这些措施，虽然还没有全部完成，但空中的防御已经很强大。许多小舰艇都在进口处一带巡弋，频繁不停地活动着；而在凯思内斯机场则驻有二三个“旋风”式战斗机中队，它们不论在白天或黑夜，都可以由当时所有的最优良的雷达装置之一导航，去阻截前来袭击的敌机。本土舰队终于有了一个安身的根据地。而在上次大战中，皇家海军正是从这个著名的根据地出发，而称霸于全世界的海洋的。

※※※

像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德国虽然已经选定5月10日为侵略法国和低地国家的日期，但希特勒对于首先进攻挪威的实际日期，却尚未决定。有许多事情还得预先做好。3月14日，约德尔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英国以十五到十六艘潜艇，在北海守卫警戒着；弄不清究竟是因为它要保卫自己的作战行动，还是为了防止德国的作战行动。元首尚未决定根据什么理由执行“威塞尔演习计划”。

在德国作战机构的计划部门内，曾有一阵繁忙紧张的活动。进攻挪威和侵犯法国的准备工作，正在双管齐下，有效地继续进行下去。3月20日，法尔肯霍斯特提出报告说：“威塞尔”作战计划有关他的部分，已经准备就绪。德国元首曾在3月16日下午举行了一个军事会议，临时决定了发动进攻的日期，显然是4月9日。海军上将雷德尔曾问会议报告说：

……按照我的意见，英国在挪威登陆的危险，现在已经不严重了……至于最近的将来，英国会在北方采取什么行动，可以答复如下：他们会进一步企图阻挠德国在中立国海域的贸易，并制造事端，以便或许可以作为向挪威进行军事行动的借口。它的一个目的，过去是，而且现在仍然是要截断德国由纳尔维克的输入。不过，威塞尔作战计划即使实行，这种贸易至少也必须暂时被截断。

·德·国·迟·早·会·面·临·执·行·威·塞·尔·作·战·计·划·的·必·要。所以，最好尽快地实行，最迟不超过4月15日，因为过了那一天，夜晚就太短了；而且4月7日还有新月。假使威塞尔作战计划再延迟下去，海军作战的可能性，将要受到极大的限制。潜艇只能在驻在地再停留二三个星期了。在执行威塞尔作战计划时，无须等待那种有利于“黄色作战计划”的气候；因为阴暗和多雾的天气，更有利于威塞尔作战计划。海军和军舰准备作战的一般状况，现在是很良好的。

※※※

从这年年初开始，苏联就把主力压在芬兰人的身上。苏联加倍努力，企图在积雪融化以前，突破曼纳海姆防线。承受着巨大压力的芬兰人，曾经把希望寄托在春天来临和积雪融化上，但不幸，这一年的春天和融雪季节却迟来了将近六个星期。2月1日，苏联开始对地峡展开强大攻势，前后持续了四十二天，同时对芬兰防线后方的基地仓库和铁路线的联接站，进行了猛烈的轰炸。紧密排列的苏联大炮先进行了十天的猛烈轰击，接着开始了有力的步兵进攻。经过十四天的战斗，这条防线就被攻破了。对于维伊普里主要的要塞炮台和基地的空袭，日益猛烈。到了2月底，曼纳海姆防线已经完全崩溃，俄国人现在可以集中军队进攻维伊普里湾了。芬兰人缺乏弹药，而且军队也精疲力竭了。

我们为保持荣誉而采取的循规蹈矩的做法，不仅使我们在战略上不能采取任何主动，同时也妨碍了关于输送军火给芬兰的一切有效措施。我们充其量只能从我们自己本感不足的贮存量中，调拨一些对芬兰无关重要的捐助物资。不过在法国，却有比较热诚和深厚的感情，并且得到达拉第的大力赞助。3月2日，他未曾同英国政府商量，就同意派送五万名志愿军和一百架轰炸机到芬兰。我们当然不能按照这样的做法，并且，鉴于在比利时境内捕获的德国少校身上发现的文件，以及情报机关陆续送来的关于德国军队在西线大量集中的情报，这种做法实在超过了谨慎从事的限度。虽然如此，英国仍然同意派遣五十架轰炸机。3月12日，内阁重新决定恢复在纳尔维克及特隆赫姆实行军事登陆的计划，接着，准备在斯塔万格和卑尔根继续登陆，作为因法国关系而使我们不得不从事的援助芬兰计划的一部分。这些计划规定要在3月20日付诸行动，虽然尚未获得挪威和瑞典的必要的同意。另一方面，在3月7日，帕西基维先生已再次前往莫斯科；这一次是讨论停战条件。12日，芬兰接受了俄国的条件。所有我们准备派兵登陆的计划，又重新束之高阁，而正在集中的兵力，一部分也加以遣散。在英国候命出发的两个师，现在奉命开往法国，使我们对挪威的进攻兵力，减至十一个营。

※※※

与此同时，“皇家海军”作战计划已经成熟。五个月的紧张努力，加上海军部的优先权作为后盾，使这个计划能够准时完成。海军上将菲茨杰拉德及其训练有素的由英国海军军官及陆战队员组成的各分遣队，已经驻在莱茵河的上游，准备在获得许可时便发动进攻。每个人对于这种新奇的作战行动都非常兴奋。我对于这个计划的详细解释，可参阅附录（17）。3月间，一切准备都已完成，最后我便向我的同僚和法国人征求同意。战时内阁极愿让我开始执行这个经过仔细准备的进攻计划，并且在外交部的支持下，由我尽一切可能与法国进行谈判。我自有生以来，每当法国人发生任何战争及困难时，我总是和他们打成一片，所以我相信，法国人如果肯为今天世界上任何其他外国人出力，也一定会助我一臂之力。但是，在这个“晦暗不明的战争”的现阶段中，我竟不能感动他们。当我催促得很紧的时候，他们却采用了一种我在过去或以后从未遇到的拒绝方法。达拉第先生以一种非常礼貌的态度，告诉我说：“法国总统已经亲自出面干涉，不准采取任何只会引起对法国进行报复的侵略行动。”对于这种不要激怒敌人的想法，我却不能表示赞赏。希特勒对我国的海港滥布水雷，尽一切力量来扼杀我国的贸易。我们过去只用防御的手段来打击他。善良、正派而又文明的民族似乎只有束手待毙，而绝不能袭击别人。在这些日子里，可怕的德国火山，以及所有它隐藏在地下的火焰，已快到爆发点了。可是虚假的战争，还要持续几个月。在我们这一方面，情况是对于无关紧要的问题，不断讨论，议而不决，即或作出决议也被推翻，并且还要遵守“不可得罪敌人，如果得罪了他，徒然引起他的愤怒”这条清规戒律。另一方面，敌人却在准备一场浩劫——一个庞大的军事机器，正在向前推进，随时就要辗到我们身上来了！

※※※

芬兰的军事崩溃，引起了更多的反响。3月18日，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勃伦纳山口会晤。希特勒有意给他的意大利主人这样的印象，即德国绝不会在西线发动陆地攻势。19日，张伯伦先生在下院演说。鉴于批评日益增多，他便相当详细地回顾英国援助芬兰的始末。他很正确地强调我们的主要考虑是希望尊重挪威和瑞典的中立，同时又对政府未曾迅速参加难有成效的援救芬兰的行动进行辩护。芬兰的战败对达拉第政府是一个致命伤。达拉第曾采取虽然迟缓却非常显著的行动，并且他个人对于我们在这方面所抱的忧虑，也作了过分的渲染。3月21日，以雷诺先生为首的新内阁组成了。它保证将以更大的努力推行战争行动。

我和雷诺的关系，建立在和我与达拉第的关系截然不同的基础上。雷诺、曼德尔和我，对慕尼黑事件，都抱有同样的感情，而达拉第却有另一种心情。所以我欢迎法国政府的变更，并且也希望，我的漂浮水雷计划被法国接受的机会，现在变得更大了。

丘吉尔先生致雷诺先生　1940年3月22日

我听到一切事情都已经如此顺利而迅速地完成，尤其是达拉第重新参加了你的内阁，这使我感到说不出的愉快。此间对于这件事以及对于勃鲁姆的自谦行为表示赞赏。

我很高兴，你现在主持国政，而曼德尔又和你共事。瞻望将来，我们两国政府必然会有极密切和最积极的合作。你知道，对于你前晚向我谈起的关于战争一般情势的种种忧虑，以及需要采取的有力的严厉措施，我都抱有同感；但是在我们谈话的时候，我没有想到，局势的变化，会如此迅速地对你发生决定性的影响。在过去的三四年来，我们的想法是如此相同，所以我非常希望今后这种最密切的谅解会保持下去，而在我这方面，也会贡献我的力量。

关于上星期我到巴黎去处理的一件公事，我曾经写给甘默林一封信，兹将该信寄给你，请你对这个计划立刻给予同情的考虑。首相和哈利法克斯勋爵对于这个“皇家海军”作战计划，抱有极大的热情，而且我们三人正准备坚决地敦促你的前任者予以接受。让这个宝贵的时机丧失，似乎是一件很大的憾事。我现已准备好六千个水雷，源源不断而来——可惜只是在陆地上——当然如果延期实施，不免会有泄漏秘密的危险。

我期望最高军事会议早日举行，并且相信英、法两国的同僚，在会议中可能采取一致的行动。现在我们是真正的同僚了。

请你代我向曼德尔致意，并且请你相信，我以最大的热诚祝你成功。我们的共同安全，实在深切地有赖于你的成功……

3月28日，法国部长们到伦敦出席最高军事会议。张伯伦先生致开幕词，对于他所见的情景作了一个充分而清楚的说明。他说他的第一个建议是“某个作战计划，即一般称作‘皇家海军’作战计划，必须立刻加以执行”，这使我非常满意。他又说明这个计划如何实行的方法，并称漂浮水雷已经积存了一定数量，以供有效而持续的使用。这个计划，将完全出乎敌人的意外，而地点将在莱茵河几乎专供军用的那一段。在过去，从来不曾实行过类似的作战计划，而且也从来没有设计出这种特殊装置，以便能够利用河道的条件，成功地炸毁堰堤以及河道中遇到的各种船只。最后，因为武器的设计妥善，不致影响到中立国的水域。英国人预期这种袭击，会造成敌人极大的恐慌与混乱。大家知道，就准备工作和计划而言，没有一个民族比德国人更富有彻底的精神的；但是同样的，如果执行计划而告失败，也没有一个民族比德国人更加狼狈不堪的。他们不能随机应变。其次，战争已经使德国的铁路陷于周转困难的状态，因此，增加了他们对内地水道的依赖。我们除了漂浮水雷以外，还设计出其他武器，将用飞机投到德国内部没有急流的运河中，他敦促法国方面说，出奇制胜全靠行动迅速。如果迟延，就有泄露秘密的危险，并且目前河道的条件，已经快到非常有利的时机。至于德国的报复一节，如果德国以为英、法两国的城市值得一炸，它也不会等待一个借口。现在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只等法国最高统帅部发出命令了。

接着，他又讲到德国有两个弱点：就是铁矿石和石油的供给。这些物资的主要供应来源，是在欧洲的南北两端。铁矿来自北方。他精确地说明了要截断德国从瑞典输入铁矿石供应的问题。他又谈到罗马尼亚和巴库的油田；如果可能，应用外交手段使德国无法利用。我对这种强有力的论调越听越高兴。我真没有想到。张伯伦先生和我的意见完全一致。

雷诺先生讲起德国宣传对于法国士气的影响。德国的无线电广播每天晚上大声疾呼，宣称德意志帝国与法国并无争执；说战争的起源，在于英国给予波兰的空头支票；法国跟在英国后面，被拖入了战争；并且甚至说法国的情形不能维持长期的斗争。戈培尔对法国的政策，似乎是让战争继续维持现存的缓慢速度，因为他指望现在已被征入伍的五百万法国人，将日益气馁，并且期待法国出现一个愿意牺牲英国而同德国妥协的新政府。

雷诺先生又说：在法国普遍地提出了一个问题，即“盟国怎样能获得战争的胜利”？双方的师的数字，“即便英国的努力”也计算在内，德国方面也比我们增加得快。因此，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希望达到为西线的战斗胜利所必需的人力方面的优势呢？我们不知道德国在物质装备方面继续进行什么活动。法国国内的一般感觉，认为战争已陷于僵局，而德国只是在等待时机。我们除非采取某种行动，切断敌人所仰给的石油及其他原料的供应，否则“大家可能会越来越感到，封锁并不是一个足以保证盟国事业获胜的强大武器”。关于“皇家海军”作战计划，他说这个计划本身虽然很好，但不能有决定性的影响，并且，任何敌方的报复都会落在法国身上。然而，假如其他问题获得解决，他将作出特别的努力来取得法国的赞同。他对于切断瑞典铁矿石供应一事，反应积极，并说瑞典铁矿石的供应与德国钢铁工业的生产有密切的关系。

他的结论是，盟国应在挪威沿海一带的领海布雷，然后以同样的行动，阻止正从吕勒欧港起运的铁矿石到达德国。他还强调阻挠德国获得罗马尼亚的石油供应的重要性。

会议最后决定，在对挪威和瑞典致送措词笼统的通牒以后，我们应在4月5日在挪威领海敷设水雷区，并且，在取得法国军事委员会同意下，开始执行“皇家海军”作战计划：

于4月5日开始在莱茵河投放漂浮水雷，并在4月15日，由空中将水雷投入德国各条运河。会议还取得协议，决定如果德国侵犯比利时，盟国应该不等待正式的邀请，立刻派兵进入比利时；假如德国侵犯荷兰，而比利时不去援助，盟国为了援助荷兰起见，应该认为自己可以自由进入比利时。

最后，作为全体一致同意的明显的一点，会议公报声明，英法两国政府，已经一致同意下列郑重的宣言：

·在·现·在·的·战·争·期·间，·英、·法·两·国，·除·彼·此·取·得·协·议·外，·绝·不·单·独·谈·判，·缔·结·停·战·协·定，·或·和·平·条·约。

这个协约后来发挥了很大的重要作用。

※※※

4月3日，英国内阁便执行最高军事会议的决议，海军部奉命于4月8日在挪威水道布雷。我把这个实际的敷雷活动称作“威尔弗雷德”，因为它本身是极小而又不违禁的。鉴于我们在挪威领海布雷，可能引起德国的报复，所以又一致议定，英国应派一个旅，法国应派一个分遣队开往纳尔维克肃清港口，并向瑞典边境推进。此外还应派遣部队占领斯塔万格、卑尔根及特隆赫姆，使敌人不能利用这些基地。

现在值得我们回顾在最后作出关于在挪威水道布雷的决议以前所经历的各个阶段。①我在1939年9月29日曾经提出这种要求。同时，与计划有关事宜，却始终没有任何变化。所有道义上及技术上的反对理由：例如认为计划触犯中立，或者担心德国可能对挪威进行报复，或者根据截断从纳尔维克流向德国的铁矿石运输的重要性，或者深怕影响中立国家和全世界的舆论——归根结底都是完全一样的。但是最高军事会议终于对这个计划表示信服，战时内阁最后也表示赞同，而且实际上已决定加以执行了。过去他们曾经一度赞同这个计划，后来又撤销原议。那时候芬兰战争的复杂情况，占去了他们的全部注意力。在大约六十天中“援助芬兰”的方案始终列入内阁的议程，最后一切都毫无结果。芬兰被俄国打垮，终于屈膝。现在，经过了所有这种徒然的畏缩、犹豫不决、政策的改变、在善良和值得尊敬的人士中间进行的无体无止的1939年11月27日，海军大臣对第一海务大臣提出一个节略，要求审查在挪威水道布雷的建议。

①1939年9月29日，海军大臣请内阁注意瑞典铁矿石对于德国经济的价值。

1939年12月15日，海军大臣在内阁提出关于铁矿石运往德国的问题。

1939年12月16日，传阅送达内阁的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备忘录。

1939年12月22日，内阁考虑备忘录。

1940年2月5日，最高军事会议在巴黎就援助芬兰事宜，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丘吉尔出席会议）。

1940年2月19日，英国内阁再次讨论水道布雷一案，海军部奉命进行准备。

1940年2月29日，布雷命令撤销。

1940年3月28日，最高军事会议决定应该敷设水雷区。

1940年4月3日，英国内阁最后决定布雷。

1940年4月8日，水雷区敷设完毕。

争论等，我们最后达到了简单的一点。而关于这一点，早在七个月以前，我已经要求采取行动了。但是，在战争中，七个月是一个很长的时期。现在希特勒已经准备就绪，而且他所准备好的计划比以前更为强有力，更为完善了。人们很难找到一个比上述情况更加完美的实例，来证明通过委员会或甚至若干个委员会进行战争的办法，是多么无能为力而又愚蠢。在这以后的几个星期中，我注定要担负主要的责任，并忍受不吉祥的挪威战役所引起的某些谴责。关于挪威战役的经过情形，不久就要叙述。假如在我最初提出要求的时候，就准许我自行筹划，便宜行事，那么，在这个非常重要的战场上，或许早已有了非常好的结局，在各方面也都可以有美满的后果。而现在，一切都将成为灾难了。这真是所谓：

可以做的时候，他不要做，

等到他要做时，就很难做了。

在这里，我或许应该说明，我在“晦暗不明的战争”期间，以僚属身份所提出的各种进攻提议和计划。第一是进占并控制波罗的海；假如可能的话，这是主要的计划。这个计划，由于人们逐渐认识到空军的威力而被否决。第二是将“皇家君主”号级的战斗舰加以改造，建立一个由装甲特厚的舰只所组成的密集的作战舰队，从而不太畏惧空中炸弹或鱼雷，这个计划，因为战争的变化以及必须优先建造航空母舰等情形，也中途废弃。第三是简单的战术行动，即在挪威水道布设水雷，以切断德国所依赖的主要的铁矿石供应。第四是“耕种者第六号”（附录15），即用一种长期的手段，来打破法国前线的僵局，而避免重复上次大战中大量杀伤的局面。

这个计划，却被德国装甲车的突击所否定，这种突击是把我们自己所发明的坦克用来摧毁我们，并且证明在这次的新战争中，进攻占有优势。第五是“皇家海军”作战计划，即用投放漂浮水雷的方法，使莱茵河的交通陷于瘫痪状态。这个计划，从奉准执行的时候开始，就发挥了它的有限作用并且证明了它的效力。然而，它在法国的抵抗全部瓦解中被勾消了。无论如何，这个计划，必须经过长时期的实行，才能使敌人受到重大的伤害。

概括地说，关于陆地上的军队的战斗，我迷恋于防御炮火的威力，至于海上的战斗，我在我的职权范围以内，坚持不懈地努力保持对敌人的主动进攻，借以减轻由于我们的海上贸易成为敌人袭击的庞大目标而造成的可怕的苦难。但是在这个“晦暗不明的”、或像美国通常沂谓“虚假的”战争的长期昏睡状态中，无论法国或英国都无力应付德国报复性的突击。英国只是在法国被打败以后，依靠它的岛国有利地位，才从遭受失败的痛苦和面临被歼灭的威胁中，形成了一个可以和德国相抗衡的民族决心。

※※※

这时，可信程度不同的各种不祥的消息，开始传来了。在4月3日战时内阁的会议上，陆军大臣告诉我们，陆军部已获得情报，说德国人已在罗斯托克集中强大军队，企图在必要时占领斯堪的纳维亚。外交大臣说，来自斯德哥尔摩的消息，可以证实这个情报。据驻柏林的瑞典公使馆说，在什切青和斯维纳明德现在已经集中了二十万吨的德国船舶，船上载有军队，谣传有四十万人。据说这些军队是准备在我们可能对纳尔维克或其他挪威海港发动进攻时，向我们展开反攻的，因为听说德国人对于我们要进攻上述地点，仍然惴惴不安。

不久，我们便获悉法国军事委员会不同意发动“皇家海军”作战计划。他们赞成在挪威水道布雷，但是反对任何足以引起对法国施加报复的事情。法国总理雷诺，通过法国大使向我们表示歉意。张伯伦先生在这个阶段，十分倾向于采取若干积极的行动，因此，对于法国的拒绝感到烦恼，他在和科尔班①谈话中，把两个作战计划连系起来，一方面英国可以按照法国的意愿截断德国的铁矿石供应，但是同时，法国要允许我们在已经遭受或正在遭受磁性水雷所造成的一切损害时，执行“皇家海军”作战计划，以便进行报复。尽管我热衷于“皇家海军”作战计划，却没有料到首相竟会如此积极主动。这两个作战计划都是手段，借以对敌人展开攻势，并使战争“不明朗的”阶段告一结束。因为这时我相信，“晦暗不明的”战争的延长，占便宜的是德国。然而，如果我们能在几天以内使法国同意按时执行这两个计划，则我愿意把“威尔弗雷德”计划再延迟几天实行。

①当时法国驻英大使。——译者

首相在这个关键时刻，对于我的见解非常赞同，简直好像我们两人的心思几乎完全合而为一。他要我前往巴黎，并要我设法如何能够把那个显然从中作梗的达拉第先生说服。

我在4日晚上英国大使馆的宴会上，会见了雷诺先生以及若干其他法国部长，我们似乎非常投机。我们曾邀请达拉第参加，但他推托已先有约会，不能前来。于是约定第二天早晨我去看他。因为我要竭力把达拉第说服，曾请求内阁允许我，向达拉第说明，即使“皇家海军”计划遭到否决，我们也要进行“威尔弗雷德”计划。

我在5日中午，在圣多米尼克街和达拉第会见，并且和他作了一次严肃的谈话。我对他头天晚上不参加我们的宴会予以批评。他向我辩白，说他确实事先已有约会。在我看来，在新旧两个总理之间，显然存在着很大的裂痕。达拉第说，三个月以后，法国的空军可以获得充分的改进，足以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应付德国对于我们执行“皇家海军”作战计划所产生的反应。关于这一点，他准备用书面提出一个确定的日期。他对法国的工厂毫无防御一节，竭力加以强调。最后，他向我保证，法国的政治危机已经过去，而他将和雷诺先生融洽地一同进行工作。谈到这里，我们就分别了。

我用电话向战时内阁作了报告，它同意：尽管法国拒绝“皇家海军”作战计划，“威尔弗雷德”计划仍应当进行，但希望就这个问题，双方进行一次正式的换文。在4月5日的内阁会议上，外交大臣奉命通知法国政府，说明我们虽然自始至终极端重视尽早地执行“皇家海军”作战计划，而与此同时，也执行在挪威领海布雷的计划，但我们准备让步，按照法国的希望，只实行后一个计划。执行的日期，便最后确定为4月8日。

※※※

1940年4月4日，星期四，首相以异常乐观的精神，向保守党和统一党协会全国联合会的中央委员会发表了演说：

经过了七个月的战争，我觉得我对胜利的信心，要比战争开始时增加了十倍……我觉得在这七个月中，我们与敌人的相对地位，已比先前大大地增强了。

请大家考虑像德国那样一个国家和我们国家在方针上的区别。早在战争爆发以前，德国已经在备战了。它以狂热的速度，增加它的陆地上和空中的武装力量；它集中了它的一切资源来生产武器和装备，并建立庞大的物资储备；事实上，它把本身变成了一个完全武装的军营。另一方面，我们这个爱好和平的国家，却在从事我们的和平事业。不错，我们由于德国所进行的活动，而被迫开始重新建立那些被我们搁置了很久的防御措施，但是，在和平尚未绝望时，我们延迟实行——而且继续延迟实行——那些为了把国家纳入战时编制而必需的激烈的措施。

结果是，到了战事实际爆发的时候，德国的种种准备远远超过了我们；因此，我们当然可以料到，敌人必然会利用它初期的优势，在我们来不及弥补我们的种种缺陷以前，企图压倒我们和法国。但敌人却没有这种企图，这难道不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事吗？姑且不论由于什么原因——也许希特勒认为他可以不经过战争而逍遥自在地占有他所攫取的一切；

也许他的各种准备毕竟还不是十分充分——但有一点是确实无疑的，即希特勒错过了时机。

因此，在我们度过的这七个月中，我们能够纠正并消除我们的弱点，增强并充分发挥各种进攻的和防守的武装力量，大大地增加了我们然战斗力，所以现在我们能够以冷静沉着的心情来对付将来发生的任何局势了。

你们也许会说：“是的，难道敌人不是也同样忙于准备吗？”敌人当然也是如此，关于这点，我毫不怀疑。对于敌人的实力，以及敌人在它认为它的打击不会遭到加倍报复的情况下毫无顾忌地、毫不容情地使用这种实力的决心，我也绝不加以低估。我承认这一切。但是我也要说：正因为它的准备已经非常完备，所以他要继续挖掘的力量已经是非常有限的了。

这种说法证明是很欠考虑的。它主要假定我们和法国人都比在战争开始时期相对地要强大一些，但这种假定却是不合情理的。我在前面已经说明过，德国人现在已经进入了狂热地从事军火生产的第四年，而我们则处在初期阶段，就我们的成果和敌人相比，恐怕相当于它的第二年。不但如此，随着时光一个月一个月地消逝，到如今已有四年之久的德国陆军，逐渐变成了一个成熟而完善的武器了，而法国陆军先前在训练和团结方面所有的优点，却在不断地消失。首相没有表示预感到我们正处在重大事变的前夜，而在我看来，几乎可以断言陆地战争即将开始，总而言之，首相所谓的“希特勒错过时机”的说法，是一句不幸的话。

一切都悬而未决，我能提出的各种次要策略，都已获得采纳；但英法双方都没有采取过任何重要性质的行动。就我们现有的计划而言，它有赖于实行封锁，其办法是在北部挪威走廊敷设水雷，并在东南方阻断德国的石油供应。在德国前线的后方，则毫无动静，一片沉寂。哪知突然间，盟国这种消极的小规模的政策，竟被出乎意外的猛烈的风暴一扫而光。我们就要了解全面战争的真正涵义了。

谢选骏指出：东欧已经沦陷于德国和苏联的魔爪，丘吉尔还在轻松描写什么“风暴之前”，可见这个英国的老牌纳粹分子，具有多么冷酷和歹毒的心肠。确实的，这个格外凸显出了：英国人是欧洲殖民者中间最残忍的种族灭绝者，超过了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人在美洲和澳洲的暴行，只有德国和比利时在非洲的暴行可以比拟，这是因为，他们都有日耳曼人的主流血统。

【第三十三章　海上的交锋】

1940年4月

查特菲尔德勋爵的引退——首相请我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一个尴尬的安排——“威尔弗雷德”计划——奥斯陆——德国占领挪威——中立的悲剧——全部舰队在海上——“萤火虫”号——“声威”号和“沙恩霍斯特”号及“格奈森诺”号交战——本土舰队在卑尔根港外——英国潜艇的活动——沃泊顿—李的驱逐舰队在纳尔维克港——4月9日最高军事会议在伦敦开会——会议的结论——4月10日我给第一海务大臣的节略——英国人民的愤怒——4月11日议会中的辩论——“沃斯派特”号及其驱逐舰队消灭了纳尔维克港的德国驱逐舰——国王的来信。

在继续叙述以前，我应该先说明我的地位的变更，这事发生在1940年4月间。

查特菲尔德勋爵所担任的国防协调大臣这个职位，已经成了一个多余的累赘。3日，他坦率地提出辞职，张伯伦先生接受了他的辞呈。4日，唐宁街十号发表一个公告，说明这个职位不准备派人接任，但正在进行安排，准备由海军大臣以资历最久的军务大臣的身份，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于是，我从4月8日到15日便担任了会议主席，每天开会一次，有时甚至两次。这样，我担负了额外的责任，却没有进行有效指挥的权力。其他的军务大臣也是战时内阁的阁员，我在这些地位相同的人们中居于首席，但是却没有权力作出决定或加以执行。我必须取得其他军务大臣和他们的专业长官的同意，于是，许多重要而有才干的人，对于现已开始的战争——真正的战争的迅速变化的局势，都有表示他们见解的权利和义务。

三军参谋长们在分别同与他有关的大臣讨论总的形势以后，每天聚集在一起开会。于是，他们各自作出显然极为重要的决定。关于这种情况，我是从对我毫无保留的第一海务大臣那里，或是从三军参谋长委员会发表的会议摘要或备忘录中了解的。如果我对于这些意见要提出问题时，我当然可以先在我的协调委员会提出，在这个会议中，三军参谋长们以个人的身份出席，各军务大臣往往携同他们参加，并支持他们的意见。会议上，大家滔滔不绝地发表了彬彬有礼的谈话，会议结束时，由在场的秘书草拟一份措辞得体的报告，由海、陆、空三个部加以核对，以保证没有丝毫出入。这样，我们便达到了那种广阔的、愉快的崇高境界，在这种境界中，每一件事都是经过了全体协商，根据绝大部分人的常识，为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而得到了解决。但是在我们现在就要经验到的一种战争中，情形截然不同。遗憾得很，我必须指出：实际的战斗，必须像是两个恶汉殴斗，一个恶汉使用一根木棍或一个铁锤，或其他更好的工具猛击另一个恶汉的鼻子。所有这种情形，都是令人遗憾的；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避免战争，为什么对每件事，都必须充分照顾到少数人的权利，忠实地记下不同的意见，以友好方式通过协议来加以解决的最好理由之一。

战时内阁的国防委员会几乎每天开会，讨论军事协调委员会的和参谋长委员会的各种报告；他们的结论或分歧的意见，又被提交给时常开会的内阁会议。一切问题都必须解释又解释；等到这个程序完成以后，整个局势往往早已发生了变化。海军部在战时，当然是一个作战司令部，在那里，对于要影响舰队的决议总是立即加以决定，只有在遇到最严重的情况时，才向首相提出，而首相每次都支持我们的意见。如果遇到行动必须涉及其他军事部门时，这种程序就不可能充分适应形势的发展。然而，在挪威战役开始时，因为事件的特殊性质，海军部掌握了四分之三的行政事务。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不管我有什么权力，我对于我们现在面临的各种问题，都应该能够作出较好的决定或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关于我即将描述的事件，它的影响非常猛烈，情况非常混乱，因此，我不久便看出只有首相的威权，才能够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因此，在15日，我便请张伯伦先生担任主席，我们以后在挪威战役期间内的历次会议，几乎全由他来主持。他和我继续保持完全一致，他对于我所发表的意见，以他个人的最高权威加以支持。我在援救挪威已嫌太晚的时候，深深地卷进了为完成这个任务所作的不愉快的努力。

至于更换主席的问题，由首相在议会答复质询时，宣布如下：

我应海军大臣的请求，同意在协调委员会开会讨论与总的战争指挥有关的特别重要的事务时，亲自出任主席。

有关的各个方面立即表示忠诚和善意。然而首相和我却深切地感到我们的制度缺乏固定的形式，而在遇到出乎意外的事变发生时，尤其如此。虽然海军部在这个时期不可避免地成为主要的动力，但对于协调委员会这样一个组织，人们显然能够提出反对的理由，因为，其中一个军务大臣一方面要管理海军部的全部事务，并对海军的行动负有特别责任，而同时又企图协调其他军事部门的一切作战计划。这些困难，并没有因为首相亲自主持会议并作我的后盾而得到解决。但是尽管由于缺乏方法或管理不善而造成的一系列不幸事件几乎每天落在我们的身上，我仍然继续在这个不定形的、友好的、但却散漫的组织中任职。

※※※

4月5日，星期五的晚上，德国驻奥斯陆公使邀请了一些显要人物，包括政府成员在内，到公使馆观看电影。电影描述德国征服波兰的经过，而以德国轰炸华沙，恐怖场面达到高潮时结束。字幕映出：“对于这种结局，他们应该感谢他们的英、法朋友。”这次的集会就在沉默和忧郁的气氛中散场，但是挪威政府最关心的却是英国的活动。4月8日早晨四时三十分到五时之间，四艘英国驱逐舰在通往纳尔维克港航道佛斯特峡湾的入口处，敷设我们的布雷区。早晨五时，伦敦广播了这个消息，五时三十分，英王陛下政府将一个照会提交挪威外交部长。在奥斯陆，这天早晨的时间都消磨在草拟对伦敦的抗议中。但在当天下午稍晚时候，英国海军部通知挪威驻伦敦公使馆，在挪威沿海发现德国的战舰向北驶去，估计是前往纳尔维克。大约与此同时，挪威首都也收到了报告，据说一艘德国运输舰“里约热内卢”号在挪威南部沿海一带被波兰潜艇“奥泽尔”号击沉，大批的德国士兵由当地的渔民救起，据他们说是奉命前往卑尔根，帮助挪威保卫国家，抵抗英、法两国的入侵的。接踵而至的，还有更多的报告。德国已经攻入丹麦，但这个消息直到挪威本身被入侵以后才传到那里。因此，它没有接到正式的警告。丹麦进行了抵抗，但在少数忠诚的士兵被击毙以后，就很容易地被德国所占领。

那天晚上，德国的战舰逼近奥斯陆。外围的炮台开炮轰击。挪威的防御力量，有一艘布雷艇“奥拉夫·特里格伐森”号和两艘扫雷艇。黎明以后，两艘德国扫雷艇侵入峡湾口，让军队在海岸炮台附近登陆。其中一艘被“奥拉夫·特里格伐森”号击沉，但德国军队登陆成功，并夺取了炮台。而这艘勇敢的布雷艇在峡湾口挡住了两艘德国驱逐舰，并击伤了巡洋舰“埃坶登”号。一艘只装备一座大炮的挪威武装捕鲸船，并没有接到任何特别命令，亦立即参加作战，抵抗侵略者。它的炮被击成粉碎，舰长的双腿被炸断。他为了避免使他的海员见了寒心起见，自己由甲板上滚入海中，慷慨就义。德国的主力舰队，在重巡洋舰“布吕歇尔”号统率下，这时已进入峡湾口，向奥斯卡斯堡要塞保护的海峡前进。挪威炮台开炮轰击，从岸上五百码远的地方发射的两个鱼雷准确地命中目标，“布吕歇尔”号迅速沉没，随船丧命的有德国派来的高级行政官员和秘密警察分遣队。其他的德国舰只，包括“吕佐夫”号在内，被迫撤退。受伤的“埃姆登”号没有再继续参加海战。可是奥斯陆最后不是被海上来的敌舰所攻陷，而是由于敌人使用运输军队的飞机和在峡湾登陆的方法加以占领的。

希特勒的计划，立即闪电似的全面展开。德国军队分头袭击克里斯蒂安桑、斯塔万格和北面的卑尔根和特隆赫姆。

最大胆的袭击是在纳尔维克。一个星期以来，按照常规驶回纳尔维克港的德国矿石运输船，沿着挪威中立所掩护的走廊水域向北驶行，表面上似乎空无一物，其实都满载着供应品和军火。十艘德国驱逐舰各自载运两百名士兵，在“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的护卫下，几天以前离开了德国，在9日清早到达了纳尔维克。

两艘揶威战舰“诺格”号和“艾兹沃尔德”号停在峡湾中。它们准备作战到底。黎明时，它们发现有几艘驱逐舰高速度地向港内驶来，但在狂风暴雪下，起初不能断定它们是哪个国家的军舰。不久，一个德国军官乘了汽艇过来，要求“艾兹沃尔德”号投降。在接到该船司令官简短的答复“我进攻”以后，他立即退却了。但这艘军舰几乎立即被同时发射的一连串鱼雷炸毁，船员几乎全部罹难。同时，“诺格”号开炮轰击，但在几分钟以内，它也被鱼雷击中，立即沉没。

在这次勇敢的但毫无希望的抵抗中，两艘军舰上死亡的挪威水兵有二百八十七人，被救的不及一百人。在这以后，纳尔维克便轻而易举地被占领。这是一个战略要点——但我们却永远不能利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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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袭、残酷和准确，这些都是进攻无辜的和毫无防御的挪威时表现出来的特点。最初在各地登陆的部队，没有超过二千人的。所使用的军队有七个师，主力部队在汉堡和不来梅登上军舰，后续部队则在什切青和但泽启航。用于进攻的共有三个师，另外四个师通过奥斯陆和特隆赫姆加以支援。作战飞机有八百架，运输飞机有二百五十到三百架，这是德国计划中最显著的和重要的特点。在四十八小时内，挪威所有的主要港口都落入于德国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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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星期日夜间，我们的侦察飞机报告，在头一天曾发现一个德国舰队，包括一艘战斗巡洋舰、两艘轻巡洋舰、十四艘驱逐舰和一艘可能是运输舰在内，驶过斯卡格拉克海峡口向纳兹驶去。我们在海军部的人，很难相信这个舰队会驶往纳尔维克。虽然哥本哈根传来的情报，说希特勒想要占领那个港口，但海军参谋部认为德国的舰只也许会回到斯卡格拉克海峡。然而我们仍立即下令采取下述的行动：本土舰队，包括“罗德尼”号、“却敌”号、“英勇”号、两艘巡洋舰和十艘驱逐舰在内，已经起航，在4月7日下午八时三十分，离开斯卡帕湾；第二巡洋舰分舰队包括两艘巡洋舰和十五艘驱逐舰，在同一天晚上十时，由罗赛斯出发。第一巡洋舰分舰队本来在罗赛斯装载部队准备在万一德国进攻挪威时去占领挪威港口的，奉命把士兵送回岸上，甚至把他们的军械留在舰上，尽快地驶往海上和舰队会合。巡洋舰“曙光”号和六艘驱逐舰，正也在克莱德湾担任类似的任务，奉命开往斯卡帕湾。这些果断的行动，都得到了总司令的同意。总之，所有可以使用的军舰都已奉命出动，所根据的假定是——但这点我们绝不同意——一个重大的紧急状态已经发生。与此同时，在纳尔维克港口外，有四艘驱逐舰在战斗巡洋舰“声威”号、巡洋舰“伯明翰”号和八艘驱逐舰护卫之下，进行布雷工作。

战时内阁在星期一早晨开会时，我报告在佛斯特峡湾的水雷区已经在早晨四时三十分到五时完全布置就绪。我也详细说明，我们的所有舰队已经驶往海上，但这时我们已经确定德国的海军主力显然正在驶往纳尔维克。在出发前去敷设“威尔弗雷德”水雷区的途中，我们有一艘驱逐舰“萤火虫”号，因为晚上有一个水兵失足坠入海中，留在后面寻觅，以致和其余的舰只分散了。8日上午八时三十分，“萤火虫”号报告它正在佛斯特峡湾西南约一百五十哩地方同敌方一艘驱逐舰发生接触。接着不久，它又报告看见另一艘驱逐舰在它的前面，后来报告说，它正在和优势的敌方舰队作战。九时四十五分以后，它不再拍发电报了。从此以后，便再也听不到它的音讯。根据这个情况来估计，德国的舰队，除非被中途截留，否则可能在当天晚上大约十时到达纳尔维克。我们希望，它们会和“声威”号、“伯明翰”号以及它们的驱逐舰遭遇。因此，战斗也许不久即将发生。我说，“我们无法预言战争中的意外事件，但目前这种战斗必然不会在我们不利的条件下发生。”况且，总司令正率领着整个本土舰队由南方逼近战区。他现在大概到达了斯塔特兰对面的海域。我们所知道的一切情况，都已经通知了他，他当然要保持沉默。德国人也知道我们的舰队已驶往海上，因为我们曾收听到一艘在奥克尼群岛附近的德国潜艇，在我们舰队离开斯卡帕湾时发出了很长的电讯。同时，在阿伯丁港外向北移动的第二巡洋舰分舰队，亦报告它正被敌机尾随着，预料在中午前后必将遭到袭击。海军和皇家空军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使战斗机飞往作战地点。当时没有可以便用的航空母舰，但水上飞机正在活动。有些地方大雾迷漫，但相信北方的气候较好，并继续放晴。

战时内阁记下了我的发言，并请我将我们收到的关于德国舰队行动的情报，通知挪威海军当局。总而言之，大家认为希特勒的目的是纳尔维克。

4月9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张伯伦先生召集我们参加战时内阁会议，讨论当时我们所知道的关于德国侵略挪威和丹麦的情况。战时内阁议定，我应授权本土舰队总司令采取一切可能的步骤，以肃清卑尔根和特隆赫姆的敌方军队，参谋长委员会应该开始进行军事远征的准备工作，以便收复上述两个地方，并占领纳尔维克。不过，这些远征军必须在海军局势澄清以后才能出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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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我们从德国的记载中，获悉了“萤火虫”号的命运。

在8日，星期一的清晨，它首先遇到了一艘敌方驱逐舰，然后又遇到了第二艘。于是，在白浪滔天的大海中，双方进行了一场追逐战，直到巡洋舰“希佩尔”号突然来到了现场。

“希佩尔”号开炮时，“萤火虫”号退到烟幕后面。“希佩尔”号穿进烟幕向前逼进，不久在穿过烟幕时，发现英国驱逐舰正在它的附近，以最高的速度向它直冲过来。“希佩尔”号来不及躲避，于是，“萤火虫”号便撞在它敌手的万吨舰身上，将舰侧撞开了一个宽四十米的破口。接着，它在残破不全的状态下驶去，舰上已经燃烧起来，几分钟以后，便炸毁了。

“希佩尔”号捞救了四十名水兵；它的勇敢的舰长正在被移往安全地点时，由于精疲力尽，从巡洋舰的甲板上翻身坠入海中，便失踪了。这样，“萤火虫”号的光亮便熄灭了，但它的舰长杰拉德·鲁普海军少校，身后被追赠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而这个事迹也将永远为人们所纪念。

当“萤火虫”号的电讯突然中断时，我们指望诱使胆敢到这么远的海域展开活动的德国主要舰队进行战斗。星期一，我们在敌舰的两侧都集中了优势的舰队。根据有待扫荡的海域来估计，很有希望同它们接触，而一有接触，我们就必须对它们集中进攻。我们当时还不知道“希佩尔”号正在护送德国军队前往特隆赫姆。它在当晚进入特隆赫姆，但“萤火虫”号使这艘强大的军舰失去战斗力达一个月之久。

“声威”号的惠特沃思海军中将一接到“萤火虫”号的电讯后，先向南方驶行，希望拦截敌人，但根据后来的情报和海军部的训令，他决定去防守纳尔维克港的入口处。9日，星期二，是一个风暴非常猛烈的日子，狂风怒号，暴风雪大作，海浪滔天。“声威”号在晨曦中，看见在佛斯特峡湾靠海方向约五十哩处，有两艘模糊的船影。这两艘是“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它们刚完成了护送远征军前往挪威的任务，但“声威”号当时只以为其中一艘是战斗巡洋舰。“声威”号先在一万八千码处发炮轰击，不久即击中“格奈森诺”号，毁坏了它的主要的大炮控制设备，使它一时无法开炮。它的伴舰放出烟幕掩护了它，两艘军舰于是转向北去，战斗变成了追逐。同时“声威”号亦被命中两次，但损坏不大，接着它又第二次命中“格奈森诺”号，后来又击中了第三次。

在巨浪澎湃的海中，“声威”号以全速向前追击，但不久也不得不减为二十浬。在断断续续的暴风雪和德国军舰的烟幕中间，双方的炮火已经没有多大的效力。“声威”号虽然竭尽一切力量要追赶德国军舰，但它们的影踪终于在北方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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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早晨，福布斯海军上将率领主力舰队列阵在卑尔根港口外。早晨六时二十分，他电询海军部关于驻守当地的德军实力的情报，因为他有意要派一队巡洋舰和驱逐舰，在莱顿海军中将指挥下，去进攻所能找到的任何德国军舰。海军部也有相同的想法，因此，在八时二十分拍给他下列的电讯：

制定计划，准备袭击在卑尔根港内的德国战舰和运输舰，而且，假定该港的防务仍在挪威人手中，则控制该港的入口处。如果你有足够的力量同时兼顾的话，对于特隆赫姆也应该准备类似的计划。

海军部核准了福布斯海军上将进攻卑尔根的计划，但后来又警告他不应该指望防御的一方仍是友好的国家。为了避免分散实力起见，对于特隆赫姆的进攻，推迟到德国战斗巡洋舰被发现以后再实行。在十一时三十分左右，四艘巡洋舰和七艘驱逐舰在海军中将的指挥下，开始向八十哩外的卑尔根进发，因为遇到逆风，加以波涛汹涌，只能以十六浬的速度前进。不久，飞机报告在卑尔根港内有两艘巡洋舰而非一艘。我方仅有七艘驱逐舰，所以除非我们的巡洋舰也能一同进入港内，否则成功的希望显然不大。第一海务大臣认为这些舰只在空袭和水雷的威胁下，冒险太大。在我参加内阁会议回来时，他立即和我商量，在阅读早晨往来的电讯并在作战室进行简短的讨论以后，我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我们决定取消这次进攻。现在回想这事，我认为海军部对于总司令控制得太严格了，在已经知道他要强迫进入卑尔根港的原意以后，我们应该仅限于向他提供情报。

当天下午，敌机对舰队展开了猛烈的空袭，尤其是集中袭击莱顿海军中将的舰只。驱逐舰“廓尔喀”号被炸沉，巡洋舰“索斯安普敦”号和“格拉斯哥”号因炸弹在近处爆炸而受创伤。此外，旗舰“罗德尼”号亦被命中，但因有坚厚的甲板铁甲保护，未受重创。

在使用巡洋舰进攻卑尔根的计划取消时，福布斯海军上将提议在4月10日薄暮出动航空母舰“狂暴”号上装载鱼雷的海军飞机。海军部表示同意，并且也准备在9日晚上派皇家空军的轰炸机，10日早晨由哈茨登（奥克尼群岛）派海军飞机发动袭击。同时，我们的巡洋舰和驱逐舰继续封锁所有的入口处。空袭是成功的，德国巡洋舰“克尼希堡”号被海军飞机的三颗炸弹炸沉。“狂暴”号现在转赴特隆赫姆，据我们的侦察飞机报告，那里有敌人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各两艘。11日清晨我方飞机十八架出击，但除了商船外，仅发现了两艘驱逐舰和一艘潜艇。不幸的是，受创的“希佩尔”号已在夜间离去，并未发现任何巡洋舰，而对两艘德国驱逐舰的袭击亦未成功，因为我们的鱼雷在没有达到目标以前，已在浅水中搁浅了。

同时，我们的潜艇在斯卡格拉克海峡和卡特加特海峡活动。8日夜晚，它们发现了由波罗的海向北驶行的敌船，加以袭击，但未成功。但在9日，“游荡者”号在克里斯蒂安桑港外击沉了巡洋舰“卡尔斯鲁厄”号，第二天晚间，“金枪鱼”号又用鱼雷将从奥斯陆返回的袖珍战列舰“吕佐夫”号击沉。

除了这些胜利以外，潜艇在这个战役的第一个星期内，至少又击沉了九艘敌方运输舰和供应船，使敌方丧失了大量的海员。我们自己的损失亦很严重，4月间在防御严密的波罗的海入口处，有三艘英国潜艇被击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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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日晨，纳尔维克方面的情况不明。总司令希望在德军占领以前，抢先占领该港，因此，即下令指挥我们驱逐舰队的沃伯顿—李海军上校进入峡湾，阻止敌人的任何登陆行动。同时，海军部转给他一个报刊上的报导，说明已有一艘敌舰进入港内，并派了一小支军队登陆。电讯继续说：

向纳尔维克推进，击沉和捕获敌船。如果你认为可以从现有的敌军手中夺回纳尔维克，即可斟酌派遣军队登陆。

因此，沃伯顿—李海军上校率领他自己小型舰队中的五艘驱逐舰，“哈代”号、“猎人”号、“哈沃克”号、“霍特斯珀”号和“敌忾”号，进入了佛斯特峡湾。在特拉诺埃，挪威的领港人员告诉他，六艘比他的军舰更大的敌舰和一艘潜艇已经进入峡湾，而湾口的航道已经布雷。他拍发电报汇报了这个情况，并说：“计划在清晨进攻。”惠特沃思海军上将收到了这个电报后，考虑他是否应该以他自己现已扩大的分舰队，去加强进攻军舰的实力，但鉴于时间已极紧迫，他认为如果在这个阶段加以干预，也许会引起耽搁。事实上，我们在海军部的人，也不准备让“声威”号来冒这种危险，因为“声威”号是我们仅有的三艘战斗巡洋舰之一。海军部拍给沃伯顿—李海军上校的最后一个电报如下：

挪威海岸一带的防守舰只也许已经在德军手中。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应该进攻，只有你能判断。不论你作出何种决定，当全力支持。

他的答复是：

立即开始进攻。

在4月10日的浓雾和暴风雪中，这五艘英国驱逐舰驶入了峡湾，黎明时，到达了纳尔维克港外。在港内，停泊着敌方五艘驱逐舰。在第一次袭击中，“哈代”号的鱼雷击中了一艘挂着德国海军准将三角旗的军舰，海军准将立即丧命；另一艘驱逐舰被两枚鱼雷击沉，敌人其余的三艘驱逐舰被炮火所遏制，无法作有效的抵抗。港内尚有各国的商船二十三艘，包括英国的五艘在内，德国商船六艘亦被击毁。到这时为止，我方五艘驱逐舰中参加进攻的，只有三艘。“霍特斯珀”号和“敌忾”号留作后备力量，以便对付任何海岸炮台或新开来的德国舰只。现在它们参加第二次袭击，“霍特斯珀”号用鱼雷又击沉了两艘德国商船。沃伯顿—李海军上校的军舰未受损伤，敌人的炮火显然已经停止，经过一小时的战斗后，也没有发现敌方舰只从任何海湾内出来向他袭击。

但这时我们的运气发生变化了，在它完成了第三次袭击后返回时，沃伯顿—李海军上校发现有三艘新舰只，从赫简斯峡湾驶来。它们并没有表示希望缩小距离，到相距七千码时便开始战斗。突然间，从前面的大雾中又出现了两艘战舰。

它们并不是最初所希望的前来援助的英国军舰，而是曾在巴兰根峡湾停泊的德国驱逐舰。德国军舰上重型的大炮立即开始发挥威力；“哈代”号舰桥被击毁，沃伯顿—李身受重伤，除了他的秘书斯坦宁海军上尉外，所有他的军官和同伴，或死或伤，该舰就由斯坦宁担任驾驶。后来一个炮弹在引擎内爆炸，在猛烈的炮火下，这艘驱逐舰搁浅了。“哈代”号舰长向他的小舰队发出的最后一个电讯是：“继续与敌人作战。”

同时，“猎人”号已被击沉，“霍特斯珀”号和“敌忾”号都受了创伤，跟着“哈沃克”号驶向公海。曾经阻拦它们去路的敌舰，现在亦无力截住它们了。半小时以后，它们遭遇到一艘由公海驶来的大船，证明就是运输德国后备弹药的“劳恩费尔斯”号。它被“哈沃克”号开炮击中，不久就炸毁了。“哈代”号的幸存者，带着他们司令官的遗体，挣扎上岸，后者被追赠维多利亚十字勋章。他和他们对于敌人以及在我们的海军史上都留下了永不磨灭的业绩。

9日，雷诺先生和达拉第先生偕同达尔朗海军上将飞抵伦敦，下午即召开最高军事会议，讨论他们所谓“因在挪威领海内布雷而引起的德国行动”。张伯伦先生立即指出，敌人的措施当然是预先计划的，与我们的行动完全无关。甚至在当时，这也是显而易见的。雷诺先生告诉我们，那天早晨，在法国总统主持下，法国军事委员会举行了会议，原则上决定，假如德国发动进攻，盟国军队将进入比利时境内。他说除了缩短战线以外，如果增加比利时的十八个师到二十个师，实际上可以抵销德国在西线的优势。法国准备把这个作战计划和在莱茵河上投放漂浮水雷联系起来。他又说，根据来自比利时和荷兰的情报，德国对于低地国家的进攻已经迫在眉睫；

有人说这是几天内的事，也有人说这是几小时内的事。

关于派遣远征军前往挪威的问题，陆军大臣提请会议注意，原来为了援助芬兰而召集的两个英国师，已经派遣到法国。在英国国内可以派遣的部队只有十一个营。其中有两个营准备当晚乘船出发。其余的部队由于各种原因，在三四天内无法开拔。

会议同意，应该派遣坚强的军队开往挪威沿海可能登陆的港口，并制定了联合计划。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的一个师奉命在两三天内登船出发。那天晚上，我们可以调出英军两个营，三天内再调五个营，十四天内再增加四个营——共计十一个营。如果要将更多的英国军队派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去，则必须由法国抽调回来。我们必须采取适当的措施，占领法罗群岛，并且应该向冰岛保证给它保护。关于在意大利进行干预时我们在地中海的海军部署，也一致商妥。同时决定应该向比利时政府提出紧急建议，要求他们邀请盟国军队进入比利时境内。最后，并且确定德国如在西线发动进攻或侵入比利时，应该执行“皇家海军”作战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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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挪威的情况而言，截至目前所发生的一切，使我非常不满。我写信给庞德海军上将：

　1940年4月10日

德国人已经占领了挪威沿海所有的港口，包括纳尔维克在内，如果要将他们从其中任何一个港口驱逐出来，必须经过大规模的战斗。挪威的中立，以及我们对中立的尊重，结果使我们无法制止这次残酷的突然袭击。现在必须采取新的观点了。我们必须忍受由于敌人空袭我们北部基地的距离缩短而造成的不利地位。我们必须以随时警戒的水雷区来封锁卑尔根，并集中力量进攻纳尔维克，为了占领这个港口，必须经过长久而猛烈的战斗。

现在必须立即在挪威海岸取得一个或两个加油基地，在这方面有极大的选择余地，参谋部现在正加以研究。我们如果能够在挪威沿海有一个基地，即便是临时的，也有极大的好处，因为现在敌人在那里已有了基地，我们如无基地，一切更难进行。海军参谋部正在各个可用的地点中进行选择，条件是该处要有适当的而又可以防御的停泊所，并且同内地交通隔绝。除非我们不久就能够获得这种基地，否则，就不能同处在新局势下的德国人抗衡。

我们亦应该尽量利用我们在法罗群岛的便利条件。

纳尔维克必须力争。我们虽然已经相形见绌，但是却没有理由认为在这个区域进行持久的认真的战斗，不会使敌人遭到比我们更大的消耗。

三天以来，由中立国家传出的种种情报和谣言，纷至沓来，而德国对于它给予英国海军的损失以及它不顾我们的优势海军力量，出奇制胜地攻占了挪威也得意洋洋，大吹大擂。

显然，英国已被人占先，猝不及防，而且像我写给第一海务大臣的信中所说的，已经相形见绌了。全国人民非常愤怒，而海军部则首当其冲。11日，星期四，我不得不应付一个激动而又愤怒的下院。我采取了我一贯认为在这种场合最有效的方法，即根据事件的发展，平心静气地从容不迫地详细说明事实，尤其着重于丑恶的事实真相。我第一次当众说明，从开战以来由于德国滥用挪威走廊水域或“受掩护的航道”而使我们遭到的不利处境，以及我们如何终于克服了顾虑。“这种顾虑曾使我们获得了光荣，同时也使我们受到了损害。”

如果这些中立国家，在德国按照一个科学化的计划对它们进行实际的进攻以前，始终与我们若即若离，那么，谴责盟国不能给它们重大的援助和保护，是毫无意义的。挪威严格遵守中立是造成了它现在所遭受的痛苦以及我们只能给它有限援助的原因。我相信，这个事实对于其他的国家应该有所警惕，这些国家在明天，或一个星期，或一个月以后，也许会在同样以摧毁和奴役它们为目标的周密策划的计划下，成为牺牲品。

我叙述了我们舰队重新使用斯卡帕湾的经过，和我们为了在北方阻截德国的舰队而立即采取的行动，以及敌人事实上正处在我们两个优势的舰队的夹攻下的局面。

但是，它们逃脱了……你们会看一看地图，看到了插在各个地点的小旗时，也许会认为结果是十拿九稳的；但是当你们到了海上，发现它浩瀚无边，有风暴与浓雾，有黑夜的降临，以及存在的一切莫测的变化，你们就不能希望以适合于陆军行动的那种条件，来适用于海战的危险情势……我们谈到制海权时，并不是说在同一时间或在任何一个时间，都能控制海洋的每一部分。它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凭我们的意志最后支配被选作战场的海洋的任何部分，由于这种方式，间接地使我们的意志可以支配海洋的任何一部分。假如认为皇家海军的生命和实力，应该消磨在挪威和丹麦沿海一带，进行不断的巡逻以防万一希特勒会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打击，因而听任舰队成为德国潜艇袭击的目标，那真是愚不可及的想法。

我继续谈到我刚得到的种种消息，即星期二“声威”号和敌舰的交锋，在卑尔根港口外对于英国舰队的空袭，尤其是沃伯顿—李突进纳尔维克港并作战的情况，使下院听了逐渐满意。最后，我说：

每一个人必须认清这种异乎寻常的和轻率的赌注性质，即把德国全部舰队投入野蛮的海上战争，好像仅仅为了一个特殊的战役而把它当作非投不可的赌本似的……这种孤注一掷的作法，使我感到这些代价重大的战役，也许正是陆上即将发生远为重大的事件的一个前奏。我们现在也许已经到了战争的第一次的主要搏斗了。

一个半小时以后，下院的冷漠疏远的态度似乎大有改变。

不久以后，还会有更多的事件需要叙述。

4月10日晨，“沃斯派特”号加入了正向纳尔维克前进的总司令的舰队。等到获悉沃伯顿—李海军上校在清晨的袭击以后，我们决定再作一次尝试，命令巡洋舰“佩内洛普”号在驱逐舰的护卫下，“根据今晨所得的经验，在认为适合作战时，即发动进攻。”但在传送电讯时，“佩内洛普”号正在搜索据报在博多港外的敌方运输舰，不幸忽然搁浅。第二天（12日），“狂暴”号派出俯冲飞机轰炸纳尔维克港内的敌方船舰。空袭在气候恶劣和可见度很低的情况下竭力进行，据报被命中的敌方驱逐舰有四艘，而我们损失了两架飞机。这是不够的。我们迫切需要纳尔维克，所以决心至少要把德国海军肃清。现在战斗就要达到高潮了。

宝贵的“声威”号没有参加战争。惠特沃思海军上将在海上把“沃斯派特”号改为旗舰，13日中午，他由九艘驱逐舰和“狂暴”号上的俯冲轰炸机护送，进入峡湾。该处没有水雷区；但有一艘潜艇已被驱逐舰赶走，另一艘潜艇被“沃斯派特”号自己的双翼海上飞机击沉，飞机并且发现在一个海湾潜藏着一艘德国驱逐舰正想从隐蔽处以鱼雷袭击我们的战列舰。这艘敌方驱逐舰很快地被击毁了。下午一时三十分，我们的舰只穿过海峡，到达距离纳尔维克十二哩的地方时，发现在前面的烟雾中，出现五艘敌方驱逐舰。剧烈的战斗立即发生，双方所有的舰只都开炮轰击，并迅速调动。“沃斯派特”号发现岸上没有炮台可以进攻，就使用它的厉害的炮火参加驱逐舰的战斗。它的十五吋口径大炮的轰鸣在四周的群山中回荡，宛如丧钟。敌舰处于绝对劣势，被迫退却。这场海战便分散成为个别小规模战斗。我们的舰只，有的进入了纳尔维克港，在那里完成摧毁敌舰的任务。其他则由“爱斯基摩”号率领，追逐企图躲避在罗姆巴克斯峡湾上游的三艘德舰，在那里把它们击毁。“爱斯基摩”号的舰头被鱼雷所击毁，但这次在纳尔维克港外发生的第二次海战中，逃过沃伯顿—李的袭击而幸存的八艘敌方驱逐舰全被击沉或损坏，而英国却没有损失一艘舰只。

海战结束后，惠特沃思海军上将想派遣由水兵和陆战队组成的登陆部队，上岸占领城市，在该处暂时似乎不会遇到任何抵抗。不过，除非“沃斯派特”号的炮火能够控制全局，否则，数量上占有重大优势的德国士兵，势必会发动反攻。由于可能有来自空中和潜艇方面的危险，他觉得不应该把这艘优秀的舰只长期暴露，而遇到意外的危险。在下午六时，约有十二架德国飞机出现，这就更加强了他的决定。因此，次日清晨，在装载了驱逐舰上的受伤人员以后，他便下令撤退。

他说，“我的印象，是纳尔维克的敌方军队，由于今天的战斗而受到了极大的震惊。我提议该城应该立即由主要的登陆部队加以占领。”两艘驱逐舰留在港口外警戒待变，其中一艘救出了“哈代”号上曾在岸上等待援救的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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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德两国海军这次在北海的交锋，大大激动了英王陛下的爱好海军的本性，他写给我下面一封鼓励信：

　白金汉宫

1940年4月12日

亲爱的丘吉尔先生：

我一直想和你谈论关于最近在北海发生的重大事件。我既然出身海军，对于这事的发展，当然有非常浓厚的兴趣。但我有意克制自己，不愿占用你的时间，因为我知道从你兼任协调委员会主席以来，你的责任增加，必然十分操劳。但是，只要当前的局势稍有稳定，请你即来看我。同时，我应当向你道贺，因为在你的指导下，海军非常出色地抵抗了德国对斯堪的纳维亚的侵略行动。请你善自珍摄，在这危急的时刻，尽量设法多加休息。

你的真挚的国王乔治

谢选骏指出：“英王陛下的爱好海军的本性”，其实就是“英国海盗的看家本领”——早在两百年前，满清人就亲身知道，英国人是所有欧洲人中最顽劣的民族；但是满清人的地理知识不够，也没有进入欧洲的贼窝摸爬滚打，因此不知道“英国人为何是所有欧洲人中最顽劣的民族”。其实道理很简单，英国是欧洲唯一的海岛大国，他们要是不做海盗，那简直是暴殄天物，太太太浪费人才了！所以英国能够发动鸦片战争，这绝不是一个历史的偶然。换言之，只有英国人民，才干得出这样伤天害理的事情，也只有英国人民，才能把贩毒这个“事业”，变成伟大光荣正确。

【第三十四章　纳尔维克】

希特勒对挪威的暴行——处心积虑的诡计——挪威人的反抗——向盟国呼吁——瑞典的地位——远征纳尔维克——给麦克西将军的训令——给科克勋爵的训令——直接进攻的问题——麦克西将军的反对——我希望集中在纳尔维克港实行围攻——4月13日战时内阁的结论——讨论特隆赫姆计划——来自纳尔维克的令人失望的消息——4月17日我给军事协调委员会的备忘录——我们给海陆军司令的电报——纳尔维克的僵局。

多少世代以来，挪威质朴率直的人民，从事贸易、航海、渔业和农业，完全置身于世界政治的动乱之外。从前，北欧的海盗突然大批出动，对当时所知的世界的大部分地区进行征服和劫掠这样的时代久已消逝了。在百年战争、三十年战争、威廉三世和马尔巴罗的战争、拿破仑的骚动以及后来的种种冲突中，挪威，虽然已经脱离了丹麦，在其他方面却没有受到影响，也没有遭到损害。因此，大部分人民直到这时为止，所想的仅仅是中立而已。一支小小的军队，和一个只希望在自己位于半北极地带的、山脉纵横的国家中安居乐业的民族，现在成为德国新发动的侵略的牺牲品了。

德国多年来实行的政策，是对挪威表示真挚的同情和友好。上次大战结束后，有好几千的德国儿童在挪威人的家里食宿。这些孩子现在在德国都已长大成人，其中许多人是热诚的纳粹党徒。此外，有一个吉斯林少校，他率领少数的青年，在挪威仿造了一个小规模的法西斯运动。在过去几年中，德国常召开北欧民族会议，邀请许多挪威人参加。德国的讲演者、演员、歌唱家和科学家，都先后访问挪威，促进共同的文化。所有这些活动都和希特勒的军事计划的具体部署交结在一起，从而布置了一个广泛分布在挪威内部的亲德阴谋活动。在这方面，每个德国外交官或领事人员，每个德国贸易代理机构，都接受驻奥斯陆的德国公使馆的指示，进行活动。他们现在所造成的丑行或进行的阴谋诡计，也许可以同历史上西西里人大杀法国侨民和圣·巴托洛穆节的大屠杀①相比。挪威国会议长卡尔·汉布罗曾写道：

①指法国国王查理九世时于1572年8月24日圣巴托洛穆节，在巴黎对法国胡格诺教徒的大屠杀。——译者

就波兰和以后荷兰和比利时所发生的情况来说，双方都曾经交换过照会，并提出过最后通牒。但挪威的情况则不同。

德国人在友好的假面具下，企图在一个黑夜中，悄悄地、恶毒地，既不宣战，又不提出警告，而一举消灭掉一个国家。比德国侵略行为本身还要使挪威人惊慌的，乃是挪威全国人民忽然发现，一个多年来一向表示友好的大国，忽然变成了一个死敌；而与他们一向在商业上或专业方面有密切关系、在过去曾被热烈欢迎到他们家里作客的德国男女，原来是一些间谍和破坏分子。挪威的人民惊骇地发现，他们的德国朋友多年来一直处心积虑地制定最详细的计划，以侵犯并在嗣后奴役他们的国家。这比破坏条约和一切国际义务更使他们震惊。

挪威的国王、政府、陆军和人民，一旦明白了正在发生的一切以后，立即感到异常激愤，但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德国人的渗透和宣传，过去蒙蔽了他们的视线，现在又削弱了他们的抵抗力。吉斯林少校出现在已被德军控制的电台上，成为这个被征服国家的亲德统治者。几乎所有的挪威官吏都拒绝为他服务。陆军已经动员，在鲁格将军的指挥下，立即开始同由奥斯陆向北推进的侵略者作战。能够获得武器的爱国者则进入山林。国王、内阁和国会最初撤退到离奥斯陆一百哩的哈马尔。德国的装甲车在后面紧追，德军并企图使用从空中投弹和机枪扫射等残忍的方法来消灭他们。但他们仍继续向全国发布命令，号召作最奋勇的抵抗。其余的人民被血淋淋的实例所威吓和吓倒，以致茫然失措，或悲哀地屈服。挪威半岛长约一千哩，人烟稀少，公路铁路不多，尤以北部为甚。希特勒征服挪威的那种迅雷不及掩耳的作法，在作战上和策略上，是一个显著的成就，并且也是表明德国人的彻底、恶毒和残酷的一个永不磨灭的例证。

挪威政府以前由于惧怕德国，对我们十分冷淡，这时向我们提出了迫切的呼吁，要求援救。但从一开始，我们对于挪威南部，显然无力援助。我们所有经过训练的和许多半训练的部队，差不多都已派往法国。我们数量不大的但正在逐渐增长的空军，都已全部奉派去支援英国远征军、担任本土防务和接受严格的训练了。为保卫重要而易受袭击的地点，我们现有的高射炮，尚不及需要量的十分之一。但是，我们仍感到自己有责任，应该竭力去援助他们，即便因而对于我们自己的准备和利益会发生严重的干扰也在所不惜。看来，纳尔维克，为了盟国整个事业的利益，是一定能够占领和保卫的。在这里，挪威国王可以悬挂他未被征服的国旗。为了保卫特隆赫姆，也应该竭力奋战。这样至少可以推迟侵略者向北进犯，直至纳尔维克重新被我们占领，并成为军队的基地为止。看来，这个基地能够从海上加以支持，但所需的力量，必须要胜过由陆地经过了五百哩山地而来的任何军队。内阁对于援助和保卫纳尔维克及特隆赫姆的一切可能措施深表赞同。由于援助芬兰计划没有实现而搁置的部队，以及为了进攻纳尔维克而保留着的一支精锐队伍，不久就可以整装待发。

但他们缺少飞机、高射炮、反坦克炮、坦克以及运输和训练。

挪威的整个北部地区已被大雪所掩盖，积雪很厚，是我们的士兵从来没有见过、感觉过或想象过的。我们既没有雪鞋，也没有雪橇——更没有善于滑雪的人。可是，我们必须尽我们最大的努力。这样，这个草率从事的战役便开始了。

※※※

我们有种种理由相信，瑞典将成为德国或俄国的下一个牺牲者，或者甚至成为他们两国的牺牲者。如果瑞典出来援助它陷于苦难的邻邦，军事形势暂时将会改观。瑞典有一支良好的军队。他们可以很容易地进入挪威。他们可以在德军到达以前，在特隆赫姆集中大批兵力，我们可以同他们在那里会师。但是在以后的几个月中，瑞典的命运又会怎样呢？希特勒出来报复，将给它毁灭性的打击。而俄国巨熊将从东方来伤害它。另一方面，瑞典可以将德国人所需要的全部铁矿石，在整个夏季中供给他们，以换取中立。对于瑞典人来说，他们的选择是，究竟保持有利可图的中立呢，还是被征服？它对于这个问题的看法，没有根据我们这个没有准备的、但现在却很热诚的岛国的立场。这也不能责怪它。

4月11日早晨，在内阁会议以后，我写了以下的节略，说明我们为了小国的权利和国际法所作的牺牲，因而使我有理由提出下列的论点：

首相：

外交大臣：

对于今天早晨讨论的结果，以及我个人提出的意见，我都感到不能完全满意。我们所需要的，是瑞典不应该保持中立，而应该对德宣战。我们所不需要的，是向它提供我们留作实行芬兰计划之用的三个师，或在战争持续期间供给它充足的粮食，或在斯德哥尔摩被炸时去轰炸柏林等。在现在押下这些赌注，实在太不值得了。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竭力提出一般性的保证，鼓励它参战，例如我们将尽一切努力给它援助，我们的军队将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积极地展开活动，我们将把它当作友好的盟邦，和它齐心协力，而且我们绝不会抛开它而单独地，或者在它没有恢复原来的地位以前去同德国媾和。我们是否已经使英法军事代表团树立了这样的概念？

如果没有，我们还有时间可以补救。此外，我们在斯德哥尔摩的外交活动，也应该积极展开。

我们应该记住，我们如果提议由我们来保卫耶利瓦勒铁矿，瑞典人会说“敬谢不敏”，因为它自己可以很容易地加以保卫。它的困难是在我们难以为助的南部。但我们如果能对它提出保证，说明我们打算尽早地以主力部队从大西洋打开经过纳尔维克通往瑞典的路线，同时我们也计划顺序肃清沿挪威海岸的德国据点，以便打开通往其他地方的通路，这样，也许会有一些效力。

如果大战在佛兰德①爆发，德国人将无法多派军队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去，另一方面，如果德国并不在西线展开进攻，我们也可以按照德国从西线撤下的军队的比例，将军队派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去。法国有意劝说瑞典人参战。我认为对于这种想法，我们不应该泼冷水。如果听任他们继续保持中立，将铁矿石由耶利瓦勒沿波的尼亚湾运走，借此收买德国，这将是最不幸的事。

①比利时、荷兰、法国北部的全称。原为中世纪欧洲的一个国家。——译者

今天早晨，我对这个问题并不充分了解，感到很抱歉。但是当我进来参加会议时，讨论已经开始，而我也没有把我的意思表达得十分清楚。

外交大臣的答复，也有使我信服的理由。他说首相和他对于我的意见，大体上表示赞同，但对于我所主张的向瑞典交涉的方法，表示怀疑。

1940年4月11日。

根据我们从与盟国友好的瑞典方面所获得的一切情报看来，我们提出的任何建议，只要在他们心中容易被理解为我们要将他们卷入战争的一种企图，则其结果恐怕恰恰与我们的期望相反。他们的直接反应可能是认为，我们还没有在挪威的一个或更多的港口获得立足点以前，设法要他们来做我们自己所不能做或不愿做的事。因此，其结果对于我们将会是害多利少。

※※※

几天前被解散的纳尔维克远征军，仅是一支小小的队伍，现在立即要把它重新集中起来，是很容易的。英军的一个旅及其辅助部队立即开始登船，4月12日，第一批护送舰只就向纳尔维克出发。一两个星期以后，法国的阿尔卑斯步兵团的三个营和其他法国部队也接着出发了。在纳尔维克北面，还驻有挪威军队，可以帮助我们登陆。4月5日，挑选了陆军少将麦克西来指挥可能派往纳尔维克的远征军。他所接到的训令，在措词方面，对于我们必须要求它给予某种便利的一个友好的中立国家来说，是完全合适的。训令的附录，对于轰炸一事，有下列的指示：

虽然知道在一个人烟稠密的区域内，有一个正当的目标，但如果不能确切地找到它的位置，或不能证明毫无差错时，绝不能加以轰炸。如果轰炸，显然是违法的。

鉴于德军的猛烈进攻，4月10日，又向麦克西将军发出了新的更坚决的训令。这些训令使他有较大的行动自由，但上述的特别禁令并没有取消。训令内容如下：

英王陛下政府和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决定派遣一支野战部队去挪威北部，开始对德作战。这支部队的目的，是要肃清纳尔维克区的德军，并将纳尔维克本地加以占领。……你的初步任务是将部队驻扎在哈尔斯塔，保证同可能尚在当地的挪威军队取得连络，并收集对你能够计划进一步行动所必需的情报。我们并不要求你不顾对方的抵抗强行登陆。但你可能会因为被误认为敌人而遭到抵抗。因此，在你放弃登陆企图以前，要采取适当的步骤使对方知道你的部队的国籍。是否应该登陆，将由高级海军军官和你商量后，再作决定。如在哈尔斯塔无法登陆，应该设法在其他适当的地点进行试探。

当你拥有足够的军队时，必须实行登陆。

同时，帝国总参谋长艾恩赛德将军写了一封私人信给麦克西将军，其中说：

你也许会有利用海战的机会，如有这种机会，应该加以利用，必须大胆从事。

这种口气似乎和正式的训令不同。

在对波罗的海战略展开积极讨论的漫长的几个月中，我和科克—奥里瑞勋爵发生了密切的接触。虽然关于“凯瑟琳”计划的见解略有不同，但他和第一海务大臣的关系是融洽的。我根据长期的和艰苦的经验，充分理解，大胆地将事情写成书面，以便对它进行探讨和检验——一种智力上的探讨——和实际进行工作与完成，二者之间存在着差距。庞德海军上将和我，根据稍有不同的观点，都认为在北方冒险进行海陆两栖作战中，应该由科克勋爵担任海军的司令。我们都竭力劝他不必因为害怕风险而踌躇不决，应该奋勇进击，以求占领纳尔维克。因为我们的意见完全一致，并能在一起展开充分的讨论，所以，我们给他特殊的便宜行事之权，而没有给他任何书面的命令。他确切地了解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在他的报告中，他说，“我离开伦敦时所获得的印象极为明确，即英王陛下政府希望能在尽可能早的时候，将敌人赶出纳尔维克。我应该尽量迅速从事，以便达到这个目的。”

这时，我们的参谋工作，并没有受到战争经验的锻炼，而各个军事部门的行动，除了在我刚刚开始主持的军事协调委员会的会议中以外，亦缺乏一致的步骤。作为委员会主席的我和海军部，都不知道陆军部给麦克西将军训令的内容，而海军部给科克勋爵的训令，因为是口头的，所以也没有书面文件可以送给陆军部参考。两个部的训令虽然都是基于同一个目的，但在语调上和重点上，多少有所不同；这对于陆军和海军两个司令间不久发生的意见分歧，也许是有关系的。

科克勋爵在4月12日晚由罗赛斯出发，乘“曙光”号以高速破浪前进。①他希望在哈尔斯塔和麦克西将军会见。哈尔斯塔是瓦格斯峡湾欣诺易岛上的一个小港，虽然距离纳尔维克约有六十哩，但已被选作军事根据地。但在14日，他收到了“沃斯派特”号舰上惠特沃思海军上将的电讯，后者头一天曾击毁了所有的德国驱逐舰和供应船。这次来电说：“我深信，现在可以通过直接袭击的办法占领纳尔维克，而不必担心在登陆时遇到严重的抵抗。我认为登陆的主力，只要一支极小的部队……”科克勋爵因此改变“曙光”号的航程，驶往罗弗敦群岛的希尔峡湾，侧击去纳尔维克的通路，同时命令“索斯安普敦”号前往该处和他会合。他的目的，是想组织一支担任直接进攻的部队，包括“索斯安普敦”号装载的苏格兰卫兵两个连，和“沃斯派特”号以及已在希尔峡湾的其他舰只上的水兵和陆战队。但他要和“索斯安普敦”号取得联络，非经过海军部不可。这就难免要迟延。海军部的答复中有这样的话：“我们认为你必须和麦克西将军会合，与他一致行动。除非联合作战，否则不得进攻。”于是他离开希尔峡湾转向哈尔斯塔，率领运送第二十四旅的护航队，于15日早晨进入港内。他的护卫驱逐舰击沉了在附近游弋的第四十九号德国潜艇。

①（原书）第591页有一张纳尔维克作战图。

科克勋爵现在竭力敦促麦克西将军利用德国海军实力全部被毁的机会，乘早直接进攻纳尔维克，但麦克西将军答复说，敌人正以机枪阵地坚守着港口，同时还指出，他的运输舰所装载的部队与物资，不是为了进攻，而只是为了实行无抵抗的登陆之用的。他在哈尔斯塔的旅馆中设立了司令部，他的军队开始在附近登陆。第二天，他说，根据所得的情报，在纳尔维克登陆是不可能的，即便在海军排炮的掩护下，也不能成功。科克勋爵认为凭借优势的炮火，军队可以在纳尔维克登陆而不致遭受重大损失；但麦克西将军却不同意，并在其训令中找到了一些借口。我们海军部方面，也竭力主张直接进攻。在陆军和海军的首脑中间，因此形成了一个僵局。

这时候，气候骤变，大雪纷飞。我们的军队对于这种具体情况，既无装备，亦未受过训练，因此，一切行动似乎陷于瘫痪。同时，在纳尔维克的德军，以其机枪阵地迫使我们日益扩大的军队寸步难行。这是一个严重的出乎预料的障碍。

※※※

我们这次临时准备的战役，种种事务，大部分都经过我的手，因此，我宁愿尽可能地用我在当时的言辞予以记录。首相和战时内阁都同样强烈地希望占领特隆赫姆和纳尔维克。

这个代号称为“莫里斯”计划的战役，很可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战役。按照4月13日我们军事协调委员会的记录：

［我］深怕人们提出的建议，可能会削弱我们企图占领纳尔维克的决定。我们不允许有任何障碍来阻挠我们断然占领这个地方。我们进攻纳尔维克的计划是很缜密地加以拟定的。

如果计划能够顺利进行而不加以改动，成功的机会是很多的。

另一方面，进攻特隆赫姆是带有更大投机性质的举动。在我们确实占领纳尔维克以前，任何调遣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去该地的提议，我都不能表示赞同。否则，我们可能在挪威沿岸一带，从事一些毫无成效的战斗行动，其中没有一个是会成功的。

同时，我们对于特隆赫姆地区，已给予适当的考虑，并已制订了计划，在必须进行大规模作战时，在那里获得登陆地点。在那天下午，海军将在纳姆索斯举行小规模登陆。帝国参谋总长已集中了五个营的兵力，其中两个营在4月16日可以在挪威沿岸登陆；如有必要，在4月21日还可以指派三个营。登陆的确实地点，将在那天晚上加以决定。

麦克西将军最初接到的命令是，在纳尔维克登陆后，他应该迅速地向耶利瓦勒铁矿区推进。但现在他奉命不要越过瑞典边界，因为如果瑞典保持友好态度，我们就不必为铁矿区担忧；如果瑞典抱有敌意，则占领矿区的困难未免太大了。

我又说：

对于纳尔维克的德军，可能有必要加以围攻。但是除非我们进行了一次非常坚决的战斗，否则，绝不应该让战斗退化为一种围困。根据这种谅解，我愿意发一个电报给法国，说明我们不单希望，并且认为，我们使用奇袭，应该能够成功地占领纳尔维克。同时，我们应该说明，因为命令有了改变，这种做法就比较容易，因为现在不必越过瑞典边界而去远征了。

战时内阁决定对于纳尔维克和特隆赫姆两地的战役，都加以尝试。眼光远大的陆军大臣警告我们说，为了增援挪威，也许不久就可能迫使我们从驻在法国的军队中抽调力量。他建议我们应就这一点，尽早地向法国提出。我赞同他的意见，但认为在一两天内，还没有和法国商洽的必要。这个意见被接受了。战时内阁批准了另一个建议，即将我们要重新占领特隆赫姆和纳尔维克的意图，通知瑞典和挪威两国政府；我们认为特隆赫姆是一个极端重要的战略中心，但夺取纳尔维克作为海军基地也是重要的。我们还要说明，我们无意派遣我们的军队越过瑞典边界。我们同时请求法国政府同意，让我们放手使用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派遣他们到纳尔维克以外的地方作战，并把我们告诉瑞典和挪威政府的一切通知了他们。我和斯坦利先生都不赞同分散我们的兵力。除了在其他地方作牵制性的进攻外，我们仍有意集中兵力进攻纳尔维克。但我们服从了多数的意见，这种意见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正当的理由的。

※※※

16至17日的夜晚，从纳尔维克传来了令人失望的消息。

麦克西将军似乎不愿在舰队近距离的排炮掩护下，实行直接进攻，以占领这个城市；科克勋爵也没有办法来推动他。我将当时出现的局势，对我的委员会作了说明。

　4月17日

（1）科克勋爵的电报表明，麦克西将军提议，在纳尔维克的入口处，占领两处未曾沦陷的地方，然后就在那里驻守以待解冻。这也许要等到本月底。麦克西将军希望把第一个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的半个旅兵力，归他调遣。这当然是办不到的。这种政策，意味着我们在几个星期内，将在纳尔维克前线按兵不动，而与此同时，德军必将宣称他们已使我们停止不前，而纳尔维克仍在他们手中。这对挪威人和中立国家，都将有极其不利的影响。而且，德军在纳尔维克的防御工事将继续加强，在时机到来时势必要用更大的气力，才能重新占领。这个消息，不但出乎预料，并且也是令人不快的。

陆军中一个最精锐的正规旅将因此而被浪费掉，同时因为士兵患病而损失实力，结果在战斗中毫无贡献。我们现在应该考虑是否将下述的电报，发给科克勋爵和麦克西将军：

“你们的建议，会在纳尔维克造成不利的僵局，并使我们最精锐的一个旅不能发生作用。我们不能将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派给你们。‘沃斯派特’号在两三天内，需要派到其他地方去。因此，你们应详细考虑在‘沃斯派特’号和驱逐舰的掩护下向纳尔维克进攻。这些军舰也可以在罗姆巴克斯峡湾作战。对这个港口和城市的占领，将是一个重要的胜利。我们希望你们能说明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并告诉我们，你们估计在海边阵地将要遇到的抵抗会达到什么程度。这件事是很紧急的。”

（2）第二点要决定的是，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是否应该被派到纳姆索斯或越过纳姆索斯的地方去和卡顿·德·维阿尔特将军会合，还是比较容易地将他们留在斯卡帕湾，到22或23日，会同可以担任主力进攻的其他军队，一并用于特隆赫姆的战役。

（3）第一四六旅的两个营希望已在今天黎明前，在纳姆索斯和班德桑德登陆。“克劳布里”号舰上的第三营明天将要经过危险的航程前往纳姆索斯，如果一切顺利，可以在黄昏前后到达和登陆。利勒约纳斯的停泊处，整个下午被炸，两艘运输舰幸未命中，一万八千吨的大运输舰现在已经卸载，正在返回斯卡帕湾的途中。如果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的先头部队要在纳姆索斯使用，他们应该直接开往该地，不应再到利勒约纳斯去集合。

（4）现在可以用来在特隆赫姆作为主攻力量的军队是否足够？这个问题，今天亦必须加以决定。有待动员，即有待装备的两个卫兵营，恐不能如期准备就绪。法国外籍军团的两个营恐怕不能如期到达。但从法国来的一个正规旅却可以在20日由罗赛斯出发。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的第一个和第二个半旅兵力也可以及时到达。加拿大军队一千名已准备就绪了。此外，还有一营的本土防卫队。这些部队是否足以压倒特隆赫姆的德军？如再耽搁，危险极大，这里不必再述。

（5）霍兰德海军上将今天晚上出发，去和18日回到斯卡帕湾的本土舰队总司令会面，他必须携有完整的和明确的决议。海军对于运兵去特隆赫姆必定欣然从事，这是当然的。

（6）为了要占领昂达尔斯内斯，战斗也许会在今晚或明晨发生。我们希望从巡洋舰“加尔各答”号登陆一个先头部队，并且正在调动足够的巡洋舰，准备在黎明时，对付敌方五艘驱逐舰可能发动的袭击。

（7）海军将在今天清晨开始，以排炮轰击斯塔万格飞机场。

委员会同意了这个电报，于是电报就发出去了。然而，它却没有产生效果。这种袭击是否会获得成功，将始终是一个见解问题。部队进行这种袭击，虽然不必在雪上行军，但另一方面，必须在纳尔维克港和在罗姆巴克斯峡湾，冒着敌人机枪的扫射，从毫无掩蔽的舰上强行登陆。我指望这艘巨舰上的大炮展开近距离炮击所产生的效力，可以摧毁海岸阵地，并且使德军整个机枪阵地上，满是滚滚的浓烟和被炮弹激起的积雪和泥土。适当的高度爆炸性炮弹，已由海军部供给了战列舰和驱逐舰。科克勋爵既在当地，又可以估计炮击的性质，当然非常赞同展开这种袭击。我们有四千多名最精锐的正规军，包括卫兵旅和海军陆战队在内。他们一旦登陆以后，就会和防守的德军短兵相接。德军的正规部队，除了从被击沉的驱逐舰上救获的水兵以外，我们估计不会超过我们部队的半数。这个估计据我们现在所知是正确的。这种力量对比，倘若发生在上次大战中的西线，一定会被认为是一种有利的形势，而在这里，现在也没有其他的新因素。后来，在这次大战期间，进行这种袭击有几十次之多，结果时常是成功的。

而且发给司令官们的命令，不但措词明确，性质紧急，并且显然考虑到会有重大的损失，所以他们是应该服从的。况且，如果进攻而被击退，遭受了重大的损失，其责任亦将完全落在国内当局的身上，并且是直接落在我的身上。我乐于承担这种责任。但是我或我的同僚或科克所说的一切，或所做的一切，都丝毫不能打动麦克西将军。他决心要等待积雪溶化。

至于炮击，他可以引证他接到的训令中所称不要危害平民一节，来对付我们。我们如把这种态度，来和敌人的情况，即他们根据长期的和深刻的盘算，不惜以生命和舰只孤注一掷，并且以近乎疯狂的锐气进行战斗，从而使德军赢得了不少辉煌胜利的情况，互相对比一下，那么，我们为了进行这个战役而遇到的种种不利条件，也就显而易见了。

谢选骏指出：丘吉尔只谈“希特勒对挪威的暴行”，却不谈“斯大林对芬兰的暴行”——这显示了老纳粹对于小纳粹的嫉妒？还是为了“英国要与斯大林缔结魔鬼同盟”进行辩护？

【第三十五章　特隆赫姆】

一个主要的目标——明显的计划——“铁锤”作战计划——本土舰队总司令的态度——挑选将领担任指挥——一些意外事件——4月14日的形势——4月17日的形势——参谋人员的重新考虑——在没有遭到抵抗时空军的威力——计划的变更——罗杰·凯斯爵士的愿望和成就——4月19日我给军事协调委员会的报告——战时内阁同意放弃“铁锤”作战计划——4月20日谈进攻纳尔维克的紧迫性——伊斯梅将军的总结。

特隆赫姆，如果在我们的掌握中，当然可以成为在挪威中部进行重大战役的关键要地。我们如果占据了这个地方，就可以获得一个具有码头与船坞等设备的安全港口，在这里可以建立一支五万人或人数更多的军队，并以此作为它的根据地。在它附近，有一个可以容纳几个战斗机中队的机场。如果占领了特隆赫姆，就可以和瑞典有直接的铁路交通，大大地增加瑞典参战的机会，或在瑞典本身被袭击时，可以大大地增加互助的程度，只有从特隆赫姆，才能够可靠地阻截德国由奥斯陆向北推进。根据政策与战略方面最广义的理由，如果挪威中部是希特勒想要去的目的地，盟军就应该和他在该处进行最大规模的战斗。纳尔维克在遥远的北方，可以随时袭击或攻陷，而且始终需要加以保卫。我们拥有强有力的制海权。至于空中力量，如果我们能够巩固地占领挪威的飞机场，我们应该毫不踌躇地和当地的德国空军，在双方都要受到严重限制的条件下，进行一切可能的战斗。

法国军事委员会和英国战时内阁，以及它们大部分的顾问，都一致相信这些理由。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的意见也完全一致。甘默林将军愿意根据德国由西线抽调军队开往挪威的程度，相应地由法国抽调法军或撤走英国师团开往挪威。他显然欢迎在特隆赫姆以南地区，进行长期的大规模战斗，因为在那个区域，地面几乎到处都利于进行防御战争。看来，我们从海上把军队和供应品，通过特隆赫姆运到作战地点，一定会比德军由奥斯陆沿着唯一的公路和铁路线向北推进，要迅速得多，而且，他们后面的公路和铁路线，都可能被炸弹或由空中降落的部队所切断。唯一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及时地占领特隆赫姆？我们是否能在敌军的主力部队从南面到达以前，赶到那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是否能在他们现在无敌的空中优势下，获得即便是短暂的喘息机会？

赞同进攻特隆赫姆的意见，纷至沓来，远远超出了内阁的范围。进行这个战役的好处非常明显，所有的人们都能够充分地认识。公众、俱乐部、报纸及其军事记者，在过去几天中，毫无拘束地讨论这个政策。我的好朋友海军元帅罗杰·凯斯爵士是主张打开达达尼尔海峡的拥护者，而且也是泽布勒赫之战的英雄和胜利者。他热烈希望能率领本土舰队或它的一部分舰队，冲过炮台，进入特隆赫姆峡湾，从海上登陆去攻打城市。科克勋爵也是一个海军元帅，虽然他是海军总司令福布斯海军上将的前辈，但因为已奉命指挥纳尔维克的海军作战，所以军阶问题方面的困难，似乎已经解决了。海军元帅们一向是留在现役名单上的，而凯斯和海军部又时有接触。他非常激奋地一再告诉我，并写信提醒我关于达达尼尔海峡的故事，说那一次战役，如果我们没有被那些胆怯的干扰者所阻挠，本来可能很容易地将海峡打开。我也时常考虑攻打达达尼尔海峡的教训。特隆赫姆的炮台以及那里可能布置的水雷区，如果和当时我们所遭遇的情况相比，实在微不足道。但是另一方面，现在有了飞机，它们可以把炸弹投在英国少数巨大军舰没有防护的甲板上，而这些军舰现在正是英国在海洋上的海军力量。

在海军部，第一海务大臣和海军参谋部大体上对于这种冒险行动，并没有畏缩的表示。4月13日，海军部正式将最高军事会议预备派遣军队去占领特隆赫姆的决定，通知了总司令，并以积极的态度，向他提出是否应该出动本土舰队去打开这条通路的问题。

你是否认为（电讯继续问）可以摧毁或压倒岸上的炮台，以便运输舰可以驶入港内？倘若如此，你提议应该使用多少舰只和哪些类型的舰只？

福布斯海军上将立即要求把特隆赫姆的防务情形告诉他。他表示同意说，如果战列舰具备适当的炮弹，在白天可能摧毁或压倒岸上的炮台。但当时本土舰队的舰只上都没有这类炮弹。他说，首先，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保护运输舰，使它们在穿过入口处三十哩狭窄的海域时，不致受到猛烈的空袭；其次，是要实行敌前强行登陆，关于这点，我们已经提出过充分的警告。在现有情况下，他不认为这个作战计划是可行的。

海军参谋部坚持他们的意见。海军部在我热烈的赞同下，于4月15日答复如下：

我们仍然认为所述的作战计划，应该作进一步的研究。这个作战计划，在七天以内不可能实行，因为在这个期间，将全力进行仔细的准备工作。在大型运输舰进入危险地带时，不论在何处，空中的危险是无法减少的。我们的意思，是除了使用皇家空军轰炸斯塔万格飞机场以外，并派遣“萨福克”号在黎明用高度爆炸性炮弹加以轰击，希望借此可以使这个飞机场无法使用。至于特隆赫姆的飞机场，可以先用海军航空兵部队的轰炸机，然后再用排炮来对付。十五吋口径大炮用的高度爆炸性炮弹，已指定运往罗赛斯。“狂暴”号和第一巡洋舰分舰队将用来担任这个任务。因此，请你对于这个重要的计划，再作进一步的考虑。

福布斯海军上将虽然并不能够完全确信这个计划是妥善的，但由于这个电报，便用一种逐渐表示赞同的态度来着手进行。在以后的一次复电中，他说，就海军方面而论，除了他在登陆时，无法以空军来保卫运输舰外，不会有任何重大的困难。他认为所需要的海军力量，是用“英勇”号和“声威”号来担任“光荣”号的防空工作，以“沃斯派特”号来担任轰击，此外至少要有四艘具有防空炮火的巡洋舰和大约二十艘驱逐舰。

※※※

从海上正面进攻特隆赫姆的计划正在以最快的进度准备时，另外两个辅助性的登陆行动，却已在进行了，其目的是要从陆地向前推进，以包围这个城市。其中第一个登陆行动，是在北面一百哩的纳姆索斯进行的。获有维多利亚勋章的卡顿·德·维阿尔特少将被选派来指挥这支军队，奉命“占据特隆赫姆地区”。他获悉海军将以三百人作初步的阵地占领，以便夺取并坚守据点，为他的部队登陆作准备。当时的意思是，用两个步兵旅和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的一个轻装师在该处登陆，以呼应海军对于特隆赫姆的主力进攻，即“铁锤”作战计划。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第一四六旅和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正从纳尔维克调来。卡顿·德·维阿尔特立即搭了一只水上飞机出发，在15日傍晚敌机大举空袭下，到达了纳姆索斯。他的参谋官受了伤，但他在现场立即担任坚强的指挥。第二个登陆行动是在昂达耳斯内斯，在特隆赫姆西南沿公路大约一百五十哩的地方。这里也先由海军占领了阵地，摩根准将在4月18日率领一支陆军到达，担任指挥。统率在挪威中部作战的所有部队的总司令，委派梅西中将担任。他只能在陆军部指挥，因为目前在大洋的对面，还没有可以作为他的总司令部的地方。

※※※

15日，我提出报告，说明这些计划都在进行中，但所遇到的困难极其严重。纳姆索斯雪深四呎，对空袭毫无掩蔽。敌方拥有完全的制空权。我们既无高射炮，又无可供空军中队利用的机场，上将最初并不十分赞同在特隆赫姆强行登陆，因为空袭的危险很大，所以，最重要的，当然是皇家空军应继续袭击为敌机往北必须经过的斯塔万格机场。“萨福克”号将在4月17日以它的八呎日径大炮轰击这个机场。这个提议获得批准，于是排炮轰击按照计划，如期实行。机场受到了相当的损毁，但在“萨福克”号退回时，它受到了七小时的连续轰炸。它受到了严重的损伤，在次日到达斯卡帕湾时，它的后甲板已经浸在水中了。

※※※

陆军大臣现在必须选派一个陆军司令官，但是他所作为的选择都很不顺利。斯坦利上校最初选定了当时颇有声望的霍特布拉克少将。他在4月17日在海军部举行的三军参谋长会议上，听取了关于他所担任的工作的详细指示。当晚十二时三十分，他忽然旧病发作，倒在“约克公爵台阶”上，丧失知觉，片刻后才被人发现。幸而他的文件都已交给了他的参谋人员，正在加以研究。次晨，伯尼—菲克林准将奉派继任他的职务。他也听取了详细的指示，乘火车出发前往爱丁堡。4月19日，他和他的参谋人员乘飞机飞往斯卡帕湾。他们的飞机在柯克沃尔机场坠毁，飞行员受了重伤。可是日期已经非常短促了。

4月17日，我向最高军事会议扼要地说明了参谋部为了在特隆赫姆实行登陆而制定的计划。立即可以使用的部队，有从法国调来的一个正规旅（计二千五百人），一千名加拿大军队，以及大约有一千人的本土防卫队的一个旅可以作为后备。

军事协调委员会接到的报告是，可以使用的军队，人数是充足的，并且虽然危险很大，但这种冒险的行动是值得的。这次作战将由舰队给予全力支持，并将增派两艘航空母舰参加，载有一百架飞机，其中包括四十五架战斗机。登陆日期，临时决定为4月22日。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的第二个半旅，必须到4月25日，才能抵达特隆赫姆。希望到了那一天，他们能在特隆赫姆的码头登岸。

当时，在会议上，曾经询问三军参谋长对于上述的计划是否同意。空军参谋长代表他们，并当着他们的面，表示同意。这个战役当然有相当大的危险，但这些危险却值得一冒。

首相同意这种看法，他强调空军给予配合的重要性。战时内阁对于这个计划，给予热烈的赞同，而我则尽一切努力，使它能够实现。

到这时为止，所有的参谋人员和他们的首长，似乎都决心要对特隆赫姆实行中间突破的战术。福布斯海军上将正积极在准备进攻，当时似乎没有理由不遵守22日这个进攻日期。虽然我特别喜欢进攻纳尔维克，但是我以日益增长的信心投入这个大胆冒险的行动，并且愿意让舰队去冒一些危险，例如：峡湾入口处小炮台的轰击，可能的水雷区，而最严重的是，空袭的危险。舰只装备着在当时可以说很强大的高射炮。一群舰只联合起来，向空中射击的火力，可以迫使飞机不敢在准确投弹的高度进行袭击。我在这里应该说明，空军的力量在没有遇到反抗时，是非常可怕的。飞行员可以随心所欲地尽量低飞，并且在离地五十呎时，往往比在高空更为安全。他们可以准确投弹，并以机枪扫射地面上的士兵，唯一的危险是，偶而凑巧被步枪射中。我们在纳姆索斯和昂达耳斯内斯的小规模远征军，不得不在这些艰苦的情况下作战。

但舰队既有高射炮，又有一百架水上飞机，因此，它的实力在实际作战时，也许可以优于敌人所能派到那里的任何空中力量。如果特隆赫姆被占领以后，则附近的韦纳斯机场将落到我们手中，在几天以内，我们不仅可以在城区有大量的驻军，而且可以有几个皇家空军的战斗机中队出动助战。如果我个人可以自由行事，我可能会坚持最初就有很大兴趣的战役，即纳尔维克战役；但我既然在一位可尊敬的首相和一个友好的内阁下任职，我现在只有期望这个令人兴奋的计划能够成功。许多严肃而谨慎的大臣们都热烈赞同这个计划，并且它似乎也为海军参谋部和几乎所有我们的专家所拥护。这是17日的形势。

当时，我感到我们应该竭力使挪威国王及其顾问们了解我们的计划，因此，应该派一个能懂得挪威情况并且能作权威性发言的官员，去拜访挪威国王。海军上将爱德华·埃文斯爵士非常适合于担任这个任务，于是，他奉命乘飞机经过斯德哥尔摩前往挪威，到挪威国王的总部和他联系。他在该处需要尽一切力量设法帮助挪威政府进行抗战，并说明英国政府为了援助他们而采取的种种措施。从4月22日起，他和国王以及主要的挪威当局连续协商了几天，帮助他们了解我们的计划和我们的困难。

※※※

在18日那一天，三军参谋长和海军部的意见，忽然发生了激烈的、决定性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原因是，第一，他们愈来愈感到，将我们这么许多最优越的主力舰只投入这种冒险的行动，海军承担的风险实在是太大了。其次，陆军部认为，即使舰队可以进入港内，而且安然驶出，但在德国空军的压力下，我们的部队实行敌前登陆，仍然是很危险的。另一方面，在特隆赫姆的北面和南面已经成功的登陆行动，在所有这些当局看来，似乎是一个危险要小得多的解决办法。于是三军参谋长拟定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反对“铁锤”作战计划。

这个报告开始就提醒大家注意，一个包括敌前强行登陆的联合战役，是战争中最困难和最危险的一种战斗方式。三军参谋长一贯认为，这种特殊的战役含有极严重的危险；因为由于形势紧急，所以没有时间对于这种性质的作战计划给予应有的详细而精密的准备，同时因为没有空中侦察或空中摄影，所以计划只好以地图和航海图作为根据。这个计划还有一个缺陷，即要使本土舰队几乎全部集中在一个可受敌方空军猛烈袭击的区域以内。此外，在这种形势下还有其他新因素应该加以考虑。我们已经在纳姆索斯和昂达耳斯内斯夺取了登陆据点，并在岸上驻扎了军队；根据可靠的报告，德军正在改进特隆赫姆的防务；关于我们企图在特隆赫姆直接登陆的消息已经在报刊上发表。三军参谋长根据这些新因素，对原来计划重新加以考虑，结果一致提议变更这个计划。

他们仍然认为我们有必要去占领特隆赫姆，将它作为以后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作战的根据地；但他们竭力主张不应该直接正面进攻，而应利用我们在纳姆索斯和昂达耳斯内斯军队登陆时出乎意外的成功，以钳形攻势由北面和南面来包抄特隆赫姆。他们说，采取了这种手段，我们可以使一种具有严重危险的冒险行动，变成为危险极少而可以获得同样效果的行动。计划变更以后，则报纸所发表的关于我们的意图的消息，也可以变成对我们有利；因为利用这种有意泄露的消息，我们可以期望使敌人认为我们仍企图坚持我们的原定计划。因此，三军参谋长提议，我们应该在纳姆索斯和昂达耳斯内斯投入最大的兵力，占领通过当博斯的公路和铁路交通线，并由北面和南面包围特隆赫姆。在纳姆索斯和昂达耳斯内斯两地进行主力登陆以前不久，应从海上用排炮轰击特隆赫姆的外围炮台，使敌人认为我们即将在当地进行直接进攻。我们应该这样从陆地上包围特隆赫姆，从海上加以封锁，虽然占领城市在时间上将比原来的计划延迟，但我们军队的主力反而可能在较早的日期完成登陆。最后，三军参谋长们指出，放弃直接进攻而改用了这种包抄行动，可以使我们舰队中大量值得珍视的舰只，用于其他区域的战役，例如纳尔维克。这些有力的提议，不但由三军参谋长，并由他们的三个能干的副参谋长，包括新近任命的汤姆·菲利普斯上将和约翰·迪尔爵士在内联名提出。

关于否定这样一个积极的两栖作战计划，我们很难设想有任何反对意见会比他们的意见更有决定性的作用。同时，我也没有见过一个内阁或大臣能够压倒他们的反对意见。在现行的制度下，三军参谋长组成了一个单独的而且主要是独立的工作机构，不受首相或最高行政机构的任何具有权威性的代表的监督或指导。加上海、陆、空三军的首长，对于整个战局没有一个全面概念，他们都过分地局限于所属部门的看法。三军参谋长们在和他们本部门的大臣讨论后，开会协商，发表影响极大的节略或备忘录。这是当时我们指挥作战制度方面最不幸的缺点。

当我知道这种向后转的变更时，我非常愤怒，便向有关军官追根究底地询问原因。我不久就明白，仅仅在几天以前还主动拥护这个作战计划的所有专家们，现在都一致加以反对了。当然也有不随波逐流的人，眼前就有罗杰·凯斯爵士。

他热烈向往于战斗和光荣。他嘲笑这些迟迟发生的恐惧和反复再三的再考虑。他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率领少数旧舰只以及必需的运输舰，在德军还没有变得更加强盛以前，进入特隆赫姆峡湾，使军队登陆并攻打那个地方。凯斯有过极其伟大的成功纪录。在他心中热情奔放。在五月间的辩论时，曾有人提示“达达尼尔战役使我痛心疾首”。意思是说，因为那一次的事件，曾使我去职，所以我已没有冒险的能力了；但其实这是不真实的。处于一个从属的地位，而必须要采取激烈的方式来行动，其间发生的困难是非常之大的。

此外，当时有关的高级海军将领之间的个人关系，亦很特殊。罗杰·凯斯和科克勋爵一样，资历比总司令和第一海务大臣要高。庞德海军上将曾经在地中海担任凯斯的参谋官达两年之久。我如果采纳罗杰·凯斯的意见，而拒绝他的意见，则将导致他的辞职，而福布斯海军上将也势必请求解除他本人的职务。就我的职位而论，我当然不应该在这个时候，为了一个作战计划而使首相和我的战时内阁的同僚们面临这些人事上的戏剧性事件。而且这个作战计划，尽管有很大的吸引力和重要性，但对于整个战局，甚至即使对于挪威战役来说，基本上毕竟还是次要的。所以，我毫无疑问地认为，虽然参谋部改变了主意，而且对于他们经过删改的计划可以提出明显的反对理由，但我们仍然必须接受他们的意见。

于是，我接受了放弃“铁锤”计划的决定。我在18日下午，将事实汇报给首相。他虽然非常失望，但和我一样，除了接受这种新的形势外，也别无他法。在战争中，也正如在人生中一样，时常在遇到某个渴望实现的计划失败时，不得不采取另一个可能最好的代替方案；如果情况是如此，那么，倘若不竭尽全力来促其实现，则是愚不可及的了。于是，我也掉转了我的枪口。我在4月19日向军事协调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如下：

（1）由于卡顿·德·维阿尔特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我们在昂达耳斯内斯和南峡湾中其他港口轻而易举地实行了登陆、报刊不慎泄露了关于攻打特隆赫姆的机密，以及为了实行这个所谓“铁锤”作战计划而必需巨大的海军力量，同时还要冒很大的风险，使许多极其重要的舰只在很长的时间内，处于近距离的空袭威胁之下，因此，三军参谋长及其副参谋长们提议，关于在两个钳形攻势与中间突破之间有所侧重的计划，现在应将重点完全改变，意思是指：主力应改放在北面和南面的钳形攻势上，而中间对特隆赫姆的进攻则应改为仅仅是一种示威。

（2）由于事件和意见的迅速变动，我们必须采取上述的决定，首相已经加以核准，现正发出命令。

（3）提议应设法使人相信，对特隆赫姆的正面进攻即将发动，并应在适当的时机，以主力舰的排炮轰击外围炮台，以便强调这一行动。

（4）应尽一切的努力，以炮队增援卡顿·德·维阿尔特。

如果没有炮队，他的军队组织就不够健全。

（5）我们为“铁锤”计划而集中的所有军队，应尽快地大量用战舰运往罗姆斯德尔峡湾的各港口，向当博斯推进。在到达当博斯以后，除了派一部分阻截部队向南开到挪威的主要战线外，大部分兵力应转到北面，向特隆赫姆进发。在越过昂达耳斯内斯的一些的地方已有一旅兵力（摩根的）和六百名陆战队登陆。由法国调来的一个旅和辅助的本土防卫队的一个旅，将尽快地全部在这里参加战斗。这就可以攻下当博斯，而且把控制的范围伸展到从奥斯陆到特隆赫姆两条挪威铁路中靠东面的一条，而斯特伦是一个特别有利的据点。此外，还有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第二个半旅、法国外籍军团两个营和加拿大军队一千人。他们的目的地在今天或明天可以暂不加以决定。

（6）在纳姆索斯的军队所处的地位，应认为仍有一些危险，但其司令官是惯于冒险的。另一方面，我们没有理由，为什么不能使用有决定性的优势兵力推进到昂达耳斯内斯——当博斯铁路线，以便在遇有机会时，越过这个最重要的据点，达到使特隆赫姆陷于孤立，并将它占领的目的。

（7）这个着重点的变更，虽然有改变计划之讥，但是应该认识到，我们已从一个危险较大的作战计划，转到了一个危险较小的作战计划，并且大大减少了“铁锤”计划加在海军身上的沉重负担。改用这个比较稳当的计划，似乎也能同样达到我们的目的，而如此做来，也未必就会使我们的目的迟延实现。使用这种方法，我们必然能够比使用另一种方法更早地将更多的兵力运到挪威境内。

（8）我们既然已竭力主张在纳尔维克进行奋勇的战斗，在这时，当然不能调走在纳尔维克的战列舰。“沃斯派特”号因此已奉命驶回［该地］。纳尔维克还需要进一步的增援。这必须立即加以研究。加拿大军队也应在考虑之列。

（9）同时，斯卡格拉克海峡的扫雷工作，现在已可能进行，以便肃清敌人的反潜艇船只，并有助于我方潜艇的活动。

第二天，我向战时内阁说明关于导致我们决定取消直接进攻特隆赫姆的形势，并申述首相所赞同的新计划。这个计划，大体上说来，是将法国阿尔卑斯步兵第一轻装师的全部兵力派给卡顿·德·维阿尔特将军，由北面攻打特隆赫姆，另派由法国调来的几个正规旅去增援已在昂达耳斯内斯登陆并进军去占领当博斯的摩根准将。另一个本土防卫队的旅将派往南线。这个在南面的军队的一部分兵力，或许可能一直向前推进，以增援在奥斯陆前线的挪威军队。我们很幸运，能够使所有的军队登陆而至今没有遭到任何损失（除了运输摩根准将所有车辆的船只以外）。按照现在的计划，规定在到5月的第一个星期结束时，应该使大约二万五千人离船上岸。法国曾提出可以额外派给我们两个轻装师。主要的限制因素，是缺少用来维持军队给养的必要基地和交通线，所有的基地，也容易受到猛烈的空袭。

接着，陆军大臣说，新计划同直接袭击特隆赫姆相比，危险并不较少。在我们能够占领特隆赫姆的飞机场以前，我们几乎无法抵御敌机大规模的空袭。同时，新计划也不能确切地被称为是对特隆赫姆的“钳形攻势”，因为北面的军队虽然会在不久的将来，对特隆赫姆施加压力，但南面的军队的首要任务，则是巩固它本身地位，以抵抗从南面来的德军攻势。

因此，由南面而要对特隆赫姆采取任何严重的行动，恐怕要在一个月以后，才能实现。这个批评非常中肯。然而，艾恩赛德将军却大力赞助这个新行动。他希望卡顿·德·维阿尔特将军在取得法军的增援后，可以拥有一个大部分是非常机动的庞大军队，可能会跨过由特隆赫姆通往瑞典的铁道。至于已驻在当博斯的军队，他们却没有大炮或运输工具，但他们应该能采取守势。于是，我又发言，说明对特隆赫姆展开正面进攻的计划，被认为对于舰队和我们的登陆部队，都有太大的危险。如果在一次成功的袭击中，舰队因敌方空军活动而损失了一艘主力舰。这个损失将会抵消我们作战中所获得的成功。而且，登陆部队显然可能要受到重大的伤亡。梅西将军的意见，认为所承担的风险与希望得到的效果，彼此不能相称，尤其因为这些效果通过其他方法也同样可以得到。

陆军大臣虽确切地指出，这些其他方法不能提供稳妥的或令人满意的解决办法，但也乐于加以尝试。我们都明了我们事实上只能在许多不愉快的办法中，进行选择，而且被迫去采取行动。于是，战时内阁便批准了改变进攻特隆赫姆的计划。

我现在又重新回到纳尔维克问题。自从正面进攻特隆赫姆计划放弃以后，进攻纳尔维克的计划似乎变得更加重要而且更加可能了，于是，我写了一个备忘录给军事协调委员会如下：

（1）关于纳尔维克，我们必须作出决定，其重要性与迫切性，非言语所能尽述。如果战斗保持着静止状态，局势会对我们愈来愈不利。现在距波的尼亚湾的解冻日期，至迟也只有一个月了。到那时，德国人可能会要求瑞典准许德国自由通过铁矿区，以便增援他们在纳尔维克的军队，并且也许会要求控制铁矿区。他们可能会许诺瑞典人，如果瑞典同意德国在它遥远的北部采取这种行动，德国可以保证使瑞典的其余地区不受骚扰。无论如何，我们应该认为德国人必然会设法以武力或怀柔政策进入铁矿区，并增援他们在纳尔维克的驻军。因此，我们至多仅有一个月的充裕时间了。

（2）在这个月中，我们不但必须攻陷那个城市和降服已经在那里登陆的德军，并且必须沿铁道推进到瑞典边境，在某个湖上取得一个有效的、防守严密的水上飞机基地。这样，我们即便不能控制铁矿区，也能阻止它在德军的控制之下进行生产。看来，似乎至少必须有（额外的）三千名士兵，立即派往纳尔维克，他们至迟应该在5月第一个星期结束时到达该地。这个命令现在应该立即发出，因为与此同时，如果形势澄清，要将部队调往其他地方，那是最容易不过的事情。

如果这些军队都是英国的，则管理上将有很大的方便，但如果由于任何原因而不能做到，那么，是否可以将第二个法国轻装师的主力旅，派到纳尔维克去？派遣一艘巨舰进入希尔峡湾或附近地区，应该不会有过分的危险。

（3）我希望海军副参谋长能和陆军部中一个地位相当的官员进行洽商，讨论如何能满足这个需要以及船只和时间等问题。如不能占领纳尔维克，将成为一个重大的不幸事件，并且因而使德国控制了铁矿区。

伊斯梅将军在4月21日写的报告，对这个时候看到的一般局势，说得非常精辟：

在纳尔维克作战的目的，是为了要占领这个城市并掌握通往瑞典边界的铁路。这样，我们就能够在必要时派军队开入耶利瓦勒铁矿区，而占领铁矿区，则是我们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所进行的一切战役的主要目的。

吕勒欧港的积冰大约在一个月内融化。积冰一旦融化，我们就应该预料到德国人必会使用威胁或武力取得他们军队需要的通道，以便他们自己可以占领耶利瓦勒矿区，或许更进一步去增援他们在纳尔维克的军队。因此，必须在一个月以内攻下纳尔维克。

在特隆赫姆区作战的目的，是要占领特隆赫姆，从而可以获得一个基地，以便在挪威中部和必要时在瑞典，展开进一步的作战活动。部队已在特隆赫姆北面的纳姆索斯和南面的昂达耳斯内斯进行登陆。我们的目的是，纳姆索斯的军队应该驻扎在从特隆赫姆通往东面的铁路两侧，从而由东面和东北面包围当地的德军。在昂达耳斯内斯登陆的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和在利勒哈梅尔的挪威军队合作，占据一个防守的位置，以阻止由奥斯陆主要登陆地点出发的德军去增援特隆赫姆。在奥斯陆和特隆赫姆之间的公路和铁路，都应该加以防守。在完成这个任务以后，一部分军队才可以北上，从南面对特隆赫姆施加压力。

在目前，我们的主要注意力，集中于特隆赫姆区。最重要的是支援挪威军队，并保证特隆赫姆不能获得增援。纳尔维克的占领，在目前并不十分紧迫，但它的紧迫性，将随着波的尼亚湾航道的解冻而日益增加。如果瑞典参战，纳尔维克将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据点。

现在正在挪威中部进行的战斗，具有极端冒险的性质，我们碰到了严重的困难。其中主要是：第一，为了急于要立即援助挪威人，迫使我们匆促将临时编成的军队——立即可用的任何军队——派去登陆。第二，我们进入挪威时，迫于形势，不得已选择了不足以维持庞大军队组织的基地。全地区中唯一可用的基地是特隆赫姆，但该地已在敌人的掌握中。我们正在利用纳姆索斯和昂达耳斯内斯，这些都只是次要的港口，卸下军需物资的设备，即使有也很少，而且和内地的交通也很简陋。因此，要把机械化的运输工具、大炮、供应品和汽油（这些在当地都是不能取得的）运上岸去，即使不受其他的障碍，也成为相当困难的事。所以，在没有占领特隆赫姆以前，我们能在挪威维持的军队，数量必须受到严格的限制。

当然，人们可以说，我们在挪威进行的种种战役，即使能在当地取得成功，在现在看来，势必要被在法国即将发生的可怕战争的结果一扫而光。在一个月的时间内，盟国主力部队即要被敌人击溃，或驱入海中。我们所有的一切，都将投入为继续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因此，我们没有在特隆赫姆四周建立起庞大的陆军和空军，还是幸运的。掩盖着未来事件的帷幕正在一幅一幅地揭开，而我们凡人俗夫则必须一天一天地采取行动。根据我们在4月间所了解的情况，我的意见至今仍认为，我们既然已经进行到这种地步，我们就应该坚持实行“铁锤”作战计划以及我们大家一致同意的对特隆赫姆的三面围攻；但在我们的专家顾问坚决反对这个计划并向我们提出严重的反对理由时，我并没有强迫他们接受我的意见。这一点我应该负全部的责任。然而，在那种情况下，最好还是将进攻特隆赫姆的计划全部放弃，而集中全力攻打纳尔维克。但到了这时，这个计划已经太晚了。我们的许多部队都已登陆，而挪威人则正在呼吁援助。

谢选骏指出：德国和英国两个强盗国家，拿出它们在海外惯用的欺侮殖民地人民的无法无天的流氓行径，直接在第三国的领土上开战，就像俄国鬼子和日本鬼子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开战一样——这些鬼子还以此作为炫耀的资本，体现了“强权就是公理”的西方逻辑。

【第三十六章　在挪威的挫折】

任命科克勋爵为驻纳尔维克的最高司令官——科克勋爵给我的信——麦克西将军对轰炸提出异议——英国内阁的答复——4月22日最高军事会议举行第八次会议——德国与盟国在陆军和空军方面的力量对比——斯堪的纳维亚的混乱局面——关于特隆赫姆和纳尔维克的决定——指挥权的又一次变更——5月1日的指令——特隆赫姆战役——在纳姆索斯的失败——昂达耳斯内斯远征中的佩吉特——战时内阁关于英军撤出挪威中部的决定——在莫绍恩的惨败——5月4日我的报告——格宾斯的军队——德军的北进——德国在方法上和素质上的优势。

4月20日，我获得同意，任命科克勋爵为纳尔维克区英国海、陆、空军的唯一司令，从而使麦克西将军直接受他的节制。科克勋爵富有充沛的进攻精神，这是毫无疑问的。他很锐敏地认识到迟延的危险；但是在当地的自然条件和行政127管理方面的困难，远远超过了我们在国内所能设想的情形。不仅如此，海军军官即使被授予最充分的权力，在纯军事问题上，也不便向陆军发号施令。假使海、陆军的地位互相对换，这种情形，甚至更为真确。我们曾经希望，通过解除麦克西将军的直接的重大责任，应该使他感到更加自由地去采取大胆的战术，但结果却使我们大失所望。麦克西仍然使用了各种各样的、层出不穷的理由来阻挠我们采取激烈的行动。自从临时决定进攻纳尔维克的主张遭到拒绝以后，一个星期以来的形势的发展，变得对我们逐渐不利。两千名德国士兵，无疑地是在日夜赶工，建筑他们的防御工事。而这些工事以及纳尔维克城，全都隐匿在大雪中。敌人这时无疑已经把那些从沉没的驱逐舰中逃脱出来的两三千水兵组织起来了。他们为使用空中力量来对付我们所作的安排，日益改进。我们的船舰和已经登陆的部队，受到了日益加剧的轰炸。21日这天，科克勋爵写信给我如下：

我写信来感谢你对我的信任。我一定要尽我最大的力量，以免辜负你的期望。停滞不前的情形是很难克服的。当然，军队的行动受到了很大的障碍，尤其是天降大雪，在北部的山坡上，至今积雪仍有好几浬深。我本人曾亲自加以勘查，但因大雪两天来时断时续，局势没有好转。最初的错误是，原有的军队出发时，都假定他们不会遇到抵抗，这也是我们常犯的错误，例如坦噶战役①。目前士兵尚未获得小型武器弹药和淡水的储备，但是却有并不需要的成吨的军需品和人员。

①系指1914年在桑给巴尔附近的坦噶登陆。

我们真正迫切需要的是战斗机，因为我们在空中处于绝对的劣势。这个地方，天天有敌机来侦察，如果遇有运输舰或轮船等，即投弹轰炸。这些船舰终究难免要被命中。我昨天乘飞机在纳尔维克上空视察，但很难看得仔细。山石嶙峋的悬崖，除了露出的顶点以外，都被积雪掩盖；在这露出顶端的周围，积雪一定很深。从岸上直到水边，一片都是皑皑白雪，因此，无法看清水边的情况。

在等待可以发动攻势的条件时，我们同时实行破坏地下铁道等交通工具，轰炸和烧毁大的渡船，切断该城与外界的联络，……不能前进，令人十分着恼；而且我了解你一定诧异，为什么我们不前进？不过，我要向你保证，这绝不是我们有不愿前进的意思。

科克勋爵决定在海军排炮的轰击下，实行武装搜索，麦克西将军对此表示异议。他说，在预定对纳尔维克采取军事行动以前，他觉得他有责任声明，假使在纳尔维克的挪威男女及幼童，竟然遭受我们所计划的炮击，则他部下的将士，就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国家来说，都将引以为耻。科克勋爵自己不加任何评论，仅把这篇发言转来。首相和我都不能参加4月22日的国防委员会会议，因为那天我们都要到巴黎去参加最高军事会议。在动身以前，我已草拟了一个答复，并且得到了我的同僚们的赞同：

我认为科克勋爵已经阅读了战争爆发时所颁发的“炮击训令”。假使他有鉴于敌人利用建筑物作掩护，以维持他们在纳尔维克的行动，因而感到有超越训令规定的必要时，他可以利用他可能有的一切方法，包括在可能的条件下散发传单，来提出六小时限期的警告；并要通知德军司令，必须命令城内所有的平民离开该城；如果阻止平民离去，德军应该负责。

他也可以宣布，在六小时的限期内，不破坏铁路线，以便平民可以从那条路线从容地撤退。

国防委员会批准了这个政策，并坚决地声明：“不能允许德国人把平民关在城内，以阻止我们的进攻，而使挪威的城镇变成了战争堡垒。”

※※※

我们到巴黎时，心中对挪威战役不胜焦急慌乱，因为挪威战役的行动，原是由英国负责的。雷诺先生在欢迎我们以后，开始叙述总的军事形势，这种形势的严重性，使我们两国远征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联合行动，相形之下，变成了次要的问题。雷诺先生说，地理位置使德国人永远享有内线作战的优越条件。德国现有一百九十个师，其中可以用于西线方面的，有一百五十个师。盟国用来抵抗德国军队的，有一百个师，其中十个师是英国部队。在上次大战中，德国人口共计六千五百万，兵力达到二百四十八个师，其中二百零七个师在西线作战。而法国方面，则有一百一十八个师，其中一百一十个师驻防在西线；英国共有八十九个师，其中六十三个师是在西线。总计西线方面，协约国军队以一百七十三个师，对抗德军二百零七个师，直到后来美国参战，派来了三十四个师才使协约国的兵力与德国相等。但今天的形势，是多么不利啊！德国的人口现在已达八千万人。它显然可以建成三百个师的兵力。另一方面，到今年年底止，法国很难期望英国能够派出二十个师的兵力参加西线。因此，我们势必面临敌人在数量上巨大的而且不断增长的优势。在目前，敌我双方在人数上，已是三与二之比，不久恐怕就要变成二与一之比。至于装备方面，德国在航空及飞机的装备方面，都占优势，而大炮及军火的聚积，也比我们要多。雷诺的发言到此为止。

我们逐步地造成了今天这样一种局面。假使我们在1936年德国占领莱茵兰的时期就出来干涉，那时只需一个警察行动，便足以应付；或者在慕尼黑事件以后，就出来干涉，那时德国虽然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但能派到西线的兵力，还只有十三个师；或者甚至即使1939年9月以后才出来干涉，那时因为波兰还在抵抗，德国也只能派四十二个师来到西线。

因为曾经获得胜利的协约国，始终没有一次敢于采取任何有效的步骤，来抵抗希特勒的屡次侵略及破坏各种条约的行为，甚至在他们最强大的时候也是如此，终于造成了德国今天这种令人生畏的优势。

※※※

对于这个阴沉的序曲的严重性，我们全都了解。在这个序曲结束后，我们重新又讨论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混乱状态。

首相很明确地说明了当前的局势。我们已有一万三千名部队在纳姆索斯及昂达耳斯内斯登陆，而没有受到任何损失。我们的军队向前推进到我们期望的范围以外的地点。因为感到正面进攻特隆赫姆，将会需要过多的海军力量，于是决定改变计划而采取南北两面包抄的方式。但是在最近两天内，因为纳姆索斯遭到一次惨重的空袭，这些新计划受到了严重的阻碍。由于那里没有高射炮火的抵抗，德国人便可以狂轰滥炸。另一方面，纳尔维克的全部德国战舰，已经完全消灭，但是陆地上的德国部队，有坚强的防御工事，因此要在陆地上进攻敌人，一时还不可能。如果我们第一次的尝试不能成功，就得重新再接再厉。

张伯伦先生说，关于挪威中部，英国司令部迫切希望增援已经开往该地的部队，保护它们来抵抗德军由南面来的进攻，最后并协助占领特隆赫姆。该处需要生力军的增援，早已肯定无疑了。在最近的将来可以调派的，有英军五千名，法军七千名，波兰三千名，英国机械化部队三个营，英国轻坦克部队一个营，法国轻装师三个师以及英国本土防卫队的一个师。目前的问题，并不在于可以派出多少军队，而在于可以登陆并在该国坚持作战的将士的数目，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雷诺先生说，法国可以派遣四个轻装师。

我在这些会议中，到现在才第一次充分发表了我的意见。

我向法国人指出，在敌方飞机及潜艇的袭击下把军队及供给品运送上岸时所遇到的困难。每条船只，都得用驱逐舰护航；

每个登陆地点必须由巡洋舰及驱逐舰不间断地保卫，不但在登陆时如此，而且要等到在岸上装起高射炮时为止。直到现在，盟国的船舶非常幸运，很少有被敌机击中的。但我们应该明白在作战方面所遇到的困难。盟国迄今为止，虽已有一万三千人安全登陆，但尚未建立作战根据地，在内地作战时，仅仅依赖薄弱的交通线，而且实际上，没有大炮或掩护作战的飞机。这就是挪威中部的局势。在纳尔维克，德国人的阵势没有这样的强大，而且港口也不像这样容易遭受空袭。一旦港口夺到手，士兵就可以用较快的速度登陆。凡是不能在更南面的海港登陆的部队，都应该调到纳尔维克。在奉派到纳尔维克作战的部队中，或甚至还留在英国的部队中，没有一个部队能冒着大雪在当地越野行军的。在纳尔维克的任务，恐怕不仅要解放海港及城镇，甚至也不仅限于肃清整个地区的德国人，而是要使用与德国任何进一步策划相称的兵力，沿着铁路线推进到瑞典的边界。照英国司令部慎重考虑的见解，这是可以做得到的，即使这样会延迟部队在其他港口登陆的速度，但其程度也不超过它们在登陆时因上述各种困难而已经受到的限制。

我们全体一致承认当前这种不愉快的处境，以及暂时的无能为力。最高军事会议一致同意，当前的军事目标应该是：

（1）占领特隆赫姆。

（2）占领纳尔维克，并在瑞典边界，集中足够的盟国军队。

第二天，我们谈到荷兰人及比利时人面临的危险，以及他们拒绝和我们采取任何共同的措施。我们非常了解，意大利随时可能向我们宣战。关于地中海方面，庞德上将和达尔朗海军上将将进行洽商，准备采取各种海军措施。在这次会议中，波兰政府首脑西科尔斯基将军也被邀请参加。他宣称，他能够在几个月之内，组成一支十万人的军队。并且他正在采取积极的步骤，要在美国招募一个波兰师。

在这次会议上，双方又取得协议：如果德国侵犯荷兰，盟国军队不必和比利时政府磋商，应该立即进兵比利时；英国皇家空军，可以出动轰炸德军部队集合地点及鲁尔区的炼油厂。

※※※

在我们出席会议归来后，我非常担心，我们不仅在为了对抗敌人所作的努力方面，而且在指挥作战所用的方法方面，都将遭到彻底的失败。因此，便写信给首相，内容如下：

我十分希望能尽我最大的努力来给你支持，因此，必须提醒你，你在挪威方面马上就要碰壁了。

我很感激你接受了我的请求，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的日常事务，等等。不过，我认为应该让你知道，假使我不能拥有必要的权力，我不愿再从你那里接受这个任务。现在没有一个人是有权的。委员会有六个参谋长和“副参谋长”，三个大臣，还有伊斯梅将军。他们对于在挪威的作战行动（除纳尔维克战役外），都有发言权。但是除了你自己以外，没有人负责制定和指挥军事政策。如果你觉得能够负起这个重任，你可以相信我将以海军大臣的地位对你表示始终如一的忠诚，假使你因为负有其他种种任务而觉得不能负起这个任务，你不妨将你的权力委托给一个能够筹划并指挥我们一般作战行动的代表，同时由你和战时内阁给予支持，直到有充足的理由不能给予支持时为止。

在我还没有发出这封信的时候，我接到了首相的一封信，说他一直在考虑着斯堪的纳维亚的形势，感觉到局面不能令人满意。他要我在那天晚上饭后，到唐宁街去见他，私下讨论整个形势。

我对于这次谈话的经过，没有留下记录。这次谈话，是非常融洽的。我当然把这封没有寄出的信中所述各点告诉了他，而首相因为我所持的各点具有充分而正当的理由，所以表示了同意。他十分愿意把我所要求的指挥权交给我，而且在我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个人隔阂。然而他必须和许多重要人物商量，而且要说服他们。直等到5月1日，他才能向战时内阁及有关人士发出下列的通告：

1940年5月1日

我对关于探讨并决定各种国防问题的现行办法进行了研究，并同主管陆、海、空军部门的大臣们交换了意见。现将一份备忘录交给各位同僚传阅，其中说明已经决定在今后对这些办法实行某种改革，而海陆空三部大臣对此也一致表示同意。经海军大臣同意，伊斯梅少将（曾获三级巴斯勋章和三级特殊功勋章）已被任命为高级参谋官，主管中央参谋部。

该参谋部，按照备忘录中的说明，应听从海军大臣指挥。伊斯梅少将因任这种职务，并已被任命为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的额外委员。

 内维尔·张伯伦

 国防组织

为了使作战指挥事宜更加集中起见，对现行办法，将实行下列的改革：

海军大臣，在首相本人不主持会议时，将继续主持军事协调委员会的各种会议，并且在首相不出席会议时，将以首相代表的资格，在会议上处理战时内阁交议的一切事务。

海军大臣，将代表军事协调委员会，负责领导并指挥三军参谋长委员会。为达到这个目的起见，他可以在他认为必要时，随时召集委员会，进行个人商谈。

三军参谋长，仍将负责对政府提出集体的意见，并且与其所属的参谋人员制定方案，以实现由海军大臣代表军事协调委员会所提出的任何目标；在提出方案时，并附上他们认为适当的评论。

三军参谋长，就其个人的身分而言，分别对各自部门的大臣负责，并应随时将所得的结论，报告他们的大臣。

如果时间许可，三军参谋长所拟的方案，连同他们的评论及海军大臣所作的任何评论，应呈送交军事协调委员会核准；并且除非军事协调委员会经战时内阁授权作出最后的决定，或在军事协调委员会发生异议时，这些方案，应送交战时内阁核准。

关于紧要事件，也许不能把方案提交军事协调委员会的正式会议。但是遇到这种情形，海军大臣无疑会有各种方法，和三军部门的大臣，作非正式的商讨。如果发生异议时，则应呈请首相决定。

为了便利上面概述的一般计划，并使海军大臣与三军参谋长之间有一个维持密切联系的便利方法起见，将成立一个适当的中央参谋部（与海军部的参谋部有区别）以协助海军大臣。该参谋部，由一个高级参谋官主持，他是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的额外委员之一。

我接受了这个办法。它似乎较前有了改进。我现在能够召集并主持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的会议了。没有他们，什么事都无从做起。并且我已奉命正式负责对他们“进行领导和指挥”了。主管中央参谋部的高级参谋官伊斯梅将军，现已听我指挥，成为我所属的军官及代表；并且，由于这个资格而成为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的正式委员之一。我和伊斯梅将军相识好多年了，但是直到现在，我们还是第一次发生了亲密的、甚至更进一步的关系。于是，三军参谋长们，在很大的程度上集体对我负责，而我作为首相的代表，在名义上，可以使用我的权力，来左右他们的决议和政策。另一方面，他们主要是向他们各自部门的大臣效忠，这也是很自然的事。而各军事部门的大臣，如果对于把他们拥有的一部分权力移交给他们的同僚之一，而不感到某种不快，这也是超乎人之常情的。而且，在备忘录中，已明白规定，我是代表军事协调委员会而履行职责的，因此，我负有无限的责任，但我自己手中却缺乏执行职责的实权。虽然如此，我却感到也许我能够使这个新的机构发挥作用。但它命定只维持了一个星期之久。

可是，从1940年5月1日起，直到1945年7月27日我卸任时为止，我在公私两方面和伊斯梅将军的关系，以及他对三军参谋长委员会的关系，继续维持不断，而且也没有疏远。

※※※

现在有必要把特隆赫姆战役的实际经过详细地叙述一下。我们从纳姆索斯出发的北面的部队，离开特隆赫姆有八十哩；而我们从昂达耳斯内斯出发的南面的部队，距离该城市，则有一百五十哩。准备经过峡湾而展开的中央攻势（“铁锤”作战计划），已经放弃了；放弃的原因，一半是由于害怕付出的代价太大，一半是由于把希望寄托在两侧包抄的攻势上。现在两侧包抄的运动战都完全失败了。纳姆索斯方面由卡顿·德·维阿尔特率领的军队，已遵照训令，冒着挪威的大雪和德国人的空袭，迅速前进。19日，有一个旅到达峡湾口，距离特隆赫姆五十哩的费尔达尔。我已经看出，德国人能够在一夜之间，派出一支实力比他们强大的军队，由特隆赫姆水路出发，来切断他们的后路，我并且向参谋部提出了警告。两天以后，这种情形果然发生了。我们的部队，被迫退却了若干哩，直到他们可以阻截敌人的地方。道路积雪很深，使人无法忍受，而且现在在有些地方，积雪有时也开始融化。另一方面，渡过内峡湾而来的德军，也像我们一样缺乏车辆运输。由于这些原因，任何地面的剧烈战斗，都无法进行；沿途少数零散的部队，疲劳不堪地跋涉前进，但他们对于不可抵抗的敌方空军来说，已不成为袭击的目标了。要是卡顿·德·维阿尔特已经知道他只能获得数量有限的兵力，或者已经了解对特隆赫姆的中央攻势已被放弃——这个重要情况，我们的参谋部却没有通知他——那么，毫无疑问，他一定会更有步骤地向前推进。他是配合事先告诉他的那个主要目标而采取行动的。

最后，几乎人人都被弄得精疲力竭，沮丧而愤懑地退回到纳姆索斯，法国阿尔卑斯步兵旅仍留在该地。卡顿·德·维阿尔特对于这些问题的意见，颇受人们尊重，这时宣称除了撤退没有任何其他办法。海军部便立刻进行准备，4月28日，发出命令，要求部队从纳姆索斯撤退。法国的分遣队将先于英军上船，留下部分穿滑雪鞋的部队，和我们的后卫部队相配合。撤退的日期，可能是5月1日及2日夜晚。但最后竟在一夜之间全部撤退了。所有的部队都在3日晚上船，等到黎明的时候，德国侦察飞机发现他们时，他们早已入海很远了。从早晨八时起到下午三时，敌方轰炸机成群结队，接二连三地来袭击我们的战舰及运输舰，当时因为没有英国空军来保护舰队，所幸各运输舰都没有被敌机击中。只有装载我们后卫部队的法国驱逐舰“比松”号及英舰“阿弗利第”号，“战斗到最后而沉没”。

我们在昂达耳斯内斯登陆的部队，却遭到了一系列不同的不幸事件，但是在此地，我们至少也使敌人遭到了重大的伤亡。为了响应挪威总司令鲁格将军的紧急求援，陆军准将摩根的第一四八步兵旅迅速前进，最远到达利勒哈梅尔。在该处，他们同精疲力尽、溃不成军的挪威部队会合。德国人曾使用他们三个装备齐全的师团的优势兵力，沿着从奥斯陆到当博斯及特隆赫姆的公路和铁路，一路追击这些挪威部队。

剧烈的战斗，接着便展开了。一艘装载着摩根准将的车辆以及所有大炮和迫击炮的船只，被击中沉没。但摩根准将部下那些年轻的本土防卫队，仍用他们的步枪和机枪，同时那些不仅配备着五吋九口径的榴弹炮，而且拥有许多重迫击炮及若干坦克的德国先锋队，英勇战斗。4月24日，从法国开来的第十五旅的主力营，到达了即将崩溃的前线。统率这些正规部队的佩吉特将军，从鲁格将军那里获悉挪威军队已经精疲力竭，不经过充分休整，并且重新加以装备，就不能再作战了。于是，他接管了作战的指挥权，把他的一个旅的其余部队，在刚刚开到后，就立即投入战斗，并以坚决的意志，对抗德军，进行了一系列猛烈的交锋。由于巧妙地利用了幸而未被毁坏的铁路，佩吉特把他自己的部队、已经丧失七百人的摩根旅以及一些挪威部队，都救了出来。大批的英军，整整一天都藏在一条漫长的铁路隧道中，由他们那辆可贵的军需火车来供应给养。这样就完全未被敌人以及俯瞰一切的敌机所察觉。佩吉特经过了五次的后卫战，其中有数次曾给德军以重创，而且行军一百多哩，终于回到海边的昂达耳斯内斯。这个小地方，也和纳姆索斯一样，已被炸成平地；但是，在5月1日夜晚，第十五旅和摩根的第一四八旅的残余部队，都已登上英国的巡洋舰和驱逐舰，平安无事地到达了本国。佩吉特将军在这几天中所表现的才能和决心，使他开始随着战争的发展而逐步晋级，直到后来担任高级统帅。

此外，空军为了支援地面部队而进行的一次英勇的冒险行动，也应该予以记录。距离昂达耳斯内斯四十哩，已经冰冻了的雷谢斯科根湖，是唯一的降落“机场”。4月24日，由“光荣”号舰上起飞的一个“斗士”式战斗机中队飞到当地，它们立即遭受猛烈的袭击，海军航空兵部队立刻全力援助；但是，一面要为本身生存而战，一面要掩护相距二百哩远的两个远征军的作战；一面又要保护它们自己的根据地，这样的任务，实在不是单独一个航空中队所能胜任的。到了4月26日，这队飞机便不能再起飞了，而当时又没有可以从英国飞来的轰炸机，给予长距离的支援。

※※※

我们为当地的局势所迫而实行的撤退，与战时内阁在接到由首相主持的军事协调委员会的提议后所采取的决定，是相符合的。我们全体一致断定，要想占领并据守特隆赫姆，已非我们的能力所及了。实力薄弱的钳形攻势，两翼都已被击溃了。张伯伦先生向内阁宣称，虽然我们同时应该继续抵抗德国人的推进，但是必须制定计划，从纳姆索斯及昂达耳斯内斯撤退我们的部队。内阁对于这些提议颇感烦恼，然而，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事。

※※※

为了尽量延迟敌人向纳尔维克北进，我们现已派遣后来称为“突击部队”式的特种部队，由富于胆识的军官格宾斯上校率领，前往离海岸一百二十哩的莫绍恩。我最感焦急的，是驻在纳姆索斯的一小部分军队，必须使用任何可用的车辆，夺路而出，沿公路前往格朗。即使只有二百人，也足以从事小规模的后卫战。他们从格朗，一定可以觅路步行到莫绍恩。

我希望利用这种手段，使格宾斯能争取时间来建设阵地，以便抵抗敌人目前能够开到的极少数的部队。人们一再地告诉我，这条公路是无法通行的。梅西将军从伦敦发出了坚决的要求。他获得的答复是：即使一小队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使用他们的滑雪鞋，也不能通过这条道路。几天后，梅西将军在他的电报中说，“看来，如果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不能沿着这条公路退出，则德国人似乎显然也不能沿着这条公路而前来……这是一个错误，因为后来德国人曾充分利用了这条公路，而且沿这条公路非常迅速地前进，使我们在莫绍恩的部队没有时间妥善地筑好他们的阵地。看来，我们势必不能守住这个地方。”事实证明这话一点也不错。驱逐舰“贾纳斯”号，曾载运阿尔卑斯步兵团士兵一百名及轻高射炮两门，由海道到达当地，但在德国人到来以前，该舰复又离去。

※※※

我们进行的挪威战役，现在已经达到了被许多重大事件所掩盖的地步了。德国人在计划、执行和力量方面，显然占有优势，他们把一个经过精密准备的作战计划，彻底地加以贯彻。他们充分了解如何在各个方面大规模地利用空军。不但如此，他们在个别方面，尤其是小队组织方面，表现出显著的优势。在纳尔维克，一个混合的、临时凑集的德国部队，为数仅六千人，竟能顽抗盟国部队二万人达六星期之久；而后来虽被我们从该城中逐出，但最后仍坚持着看到我们的部队被迫撤去。海军出色地发动了纳尔维克攻势，但因陆军司令不肯去冒公认的特大的危险，使它终于陷于瘫痪。我们的兵力，分散在纳尔维克与特隆赫姆两处，结果使这两处的进攻计划，都受到了损害。特隆赫姆中间突破战术的放弃，适足以表明英国最高统帅部的优柔寡断。这件事不但军事专家应该负责，就是那些过分轻信专家意见的政治首脑也应该负责。在纳姆索斯，我们的部队不过是在泥泞的道路上往返跋涉了一次，只是在昂达耳斯内斯的远征中，算是打击了一下德国军队。德国人在七天内走过了从纳姆索斯到莫绍恩的公路，也就是英国人和法国人宣称为不可通行的道路。当格宾斯的部队向北退却期间，在博多和摩城两地，我们都是迟了一步；另一方面，敌人虽然必须克服困难，跋涉数百哩崎岖不平、积雪难行的田野，而且尽管我们有种种英勇的表现，他们终于迫使我们退回去。我们一向具有制海权，并能进攻沿着不设防海岸的任何地方，但现在却被在陆地上行军、不顾一切险阻、而越过遥远的路程的敌人抛在后面了。在这次挪威的交战中，我们一些最精锐的军队——苏格兰和爱尔兰卫队，被希特勒的精壮的、勇往直前的和训练有素的青年军队所挫败了。

为了尽到我们的职责起见，我们已经竭尽一切力量，企图在挪威境内固守下去。我们当然认为上苍对待我们非常残酷。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幸而我们能摆脱这个困难的局面。同时，我们对于一系列的安全撤退，应该引以为慰。在特隆赫姆，是失败了！在纳尔维克，是进退维谷！这是在5月的第一个星期中，我们能够在英国人民、我们的盟国以及友好的或敌对的中立国家面前展示的唯一成果。鉴于我本人在这些事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无法解释曾使我们遭到挫败的种种困难，以及我们的参谋部、我们的政府机构和我们的指挥作战方法等方面的种种缺点，我真奇怪我居然仍能保持我的地位，并继续享有公众对我的尊敬和议会对我的信任。

这就是因为六七年以来，我早已确切预料到局势的变化过程，并曾不断地提出警告；在当时虽然没有引起注意，而现在人们却回想起来了。

※※※

“晦暗不明的战争”，因希特勒进攻挪威而告终。这种不明朗的状态，随着人们从未见过的一次最可怕的军事进攻的爆发而突然消失，一切都呈现在强烈的眩光之下了。我对于八个月以来曾使全世界人们发生惊异的英法两国的昏睡状态，曾加以说明。这个阶段，证明对盟国是最有害的。法国共产党从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条约时起，就向莫斯科学舌，指责战争是“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反对民主政治的一种罪行”。

他们尽一切力量来摧毁军队的士气，并阻挠工厂的生产。法国的士气，无论就军队方面或民众方面来说，在现在的5月中，已显然比战争爆发时要低落多了。

英国却没有发生这种情形。英国国内受苏联指挥的共产党，虽然活动繁忙，但势力薄弱。不过，我们的政府仍是一个政党组成的政府。它在一个和反对党极为疏远的首相的领导下，而且没有获得工会运动热烈的和积极的支持。政府方面的镇静的、诚恳的、但带有按部就班式的特色，没有在统治阶级或军火工厂中激起那种具有重要意义的紧张努力。为了振发沉睡中的英国民族的潜力，我们需要有灾难的打击和危险局势的刺激。警钟很快就要响起来了。

谢选骏指出：英国的手也伸得太长了！挪威是个半岛，距离德国占领的丹麦半岛很近，距离英国的岛屿较远，英国海盗还想跳海打仗？“警钟很快就要响起来了”——这只是前菜罢了。而丘吉尔为了掩饰这一点，极力夸大德国的优势，把英国的劣势归咎于自己的前任。可是等他自己上台以后，如果不是靠着美国的施舍，还是一败涂地的。而他依靠美国施舍的结果，就是大英帝国被美国瓦解、取代了。

【第三十七章　挪威：最后的阶段】

放弃对纳尔维克的直接进攻——在5月的登陆——奥金莱克将军被任为军事司令长官——5月28日占领城市——在法国的战争压倒了一切——撤退——返回英国的护航队——德国战斗巡洋舰的出现——“光荣”号和“热情”号被击沉——“阿卡斯塔”号的故事——空袭特隆赫姆的德国军舰——我们获得的一个重大结果——德国舰队的瓦解。

我们最好不管事件发生的先后次序，在本章中叙述挪威插曲的结果。

4月16日以后，科克勋爵被迫放弃直接进攻纳尔维克的想法。4月24日，战列舰“沃斯派特”号和三艘巡洋舰曾进行了三小时的排炮轰击，但不能有效地击退当地的驻军。我曾请第一海务大臣设法安排，以比较次要的“坚决”号去代替“沃斯派特”号，因为就炮轰而言，前者同样可以承担这个任务。同时，因为法国和波兰军队的到达，尤其因为积雪融化的时期已经来临，这就促使科克勋爵加紧向城市进攻。根据新的计划，我方部队应在纳尔维克上面的峡湾端部登陆，然后再越过罗姆巴克斯峡湾，进攻纳尔维克。第二十四卫兵旅已经调去抵抗由特隆赫姆来犯的德军；但到5月初，法国阿尔卑斯步兵团三个营、法国外籍军团两个营、波兰军队四个营和大约有三千五百人的挪威军队，都可供调用。在敌人方面，他们获得第三山地师团的一部分兵力的增援，这支增援部队不是从挪威南部空运来的，便是从瑞典由铁路偷运来的。

第一次登陆由法国分遣队司令贝图阿尔将军指挥。在5月12至13日夜晚，在别尔克维克胜利完成，损失极微。我派去统率挪威北部所有部队的奥金莱克将军当时也在场，并在第二天，负责指挥作战。他所接到的训令是切断敌方铁矿石的供应，并为挪威国王及其政府在国内保持一个立足之地。

这个新的英国司令官，很自然地要求大大增加兵力，使它能达到十七个营，两百门轻重高射炮和四个中队的飞机，但是可能答应给他的，大概只有他所要求的一半数量。

但这时，惊人的事件已经压倒了一切。5月24日，在面临一败涂地的危机时，我们决定将我们在法国和国内所有的一切力量集中使用。这个决定，得到了几乎普遍的赞同。不过，为了保证把纳尔维克港加以破坏，并掩护我们部队的撤退，我们必须先占领该城市。越过罗姆巴克斯峡湾而对纳尔维克进行的主力进攻，在5月27日开始。参加的部队有外籍军团两个营和挪威军队一个营，在精明强干的贝图阿尔将军的指挥下作战。这次登陆，完全成功。登陆时，几乎毫无损失，敌方的反攻也被击退。纳尔维克在5月28日被占领。曾经和兵力超过他们四倍的我方军队作过长期抵抗的德军，终于退入山地，留下来被我们俘虏的有四百人。

我们现在却不得不抛弃经过艰难困苦所赢得的一切。撤退本身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作战行动。它使得已因在挪威和英吉利海峡两面作战而过分铺开的舰队，承担了更加沉重的任务。敦刻尔克撤退的任务，已经落在我们的身上，所有可以利用的轻型船舰都已南调，作战舰队本身，必须随时作好准备，抵抗敌人侵入本土。许多巡洋舰和驱逐舰早已调往南部沿海一带，担任防备敌人入侵的任务。海军总司令在斯卡帕湾可以遣调的主力舰，有“罗德尼”号、“英勇”号、“声威”号和“却敌”号。这些舰只是预备用来应付一切意外的。

纳尔维克的撤退进展很快。到6月8日，所有法国、英国和波兰的军队约二万四千人，连同大量的物资和装备都已装上船，编成三个护航队驶往英国，而没有受到敌人的阻挠。

实际上，这时岸上的敌军，只不过是几千名分散的、没有组织的、但却胜利的官兵了。在这最后几天内，我们不但出动了海军飞机，并有陆上基地出发的一中队旋风式飞机，提供极其重要的保护，以抵抗德国的空军。这个中队奉命保持战斗活动直到最后一刻，在必要时，将它们的飞机破坏后撤退。

但这些飞行员凭借他们的勇气和技巧，完成了空前未有的功绩——也是他们最后的功绩——将所驾驶的旋风式飞机，降落在“光荣”号航空母舰上，和“皇家方舟”号及大队船舰一同返国。

为了掩护这些战斗，科克勋爵除了航空母舰外，尚有巡洋舰“索斯安普敦”号和“考文垂”号以及十六艘驱逐舰和其他较小的舰艇。巡洋舰“得文郡”号，当时去接挪威国王及其部下离开特罗姆塞，所以它是单独行动的。科克勋爵将他所安排的护航队情况通知了总司令，并请求保护，以免受到敌方重型军舰的袭击。福布斯海军上将在6月6日，派出“英勇”号去和运输部队的第一个护航队会合，将它护送到谢特兰群岛北面，然后再回去保护第二个护航队。总司令虽然有许多需要他兼顾的事务，他仍企图用他的战斗巡洋舰来保护运输舰。6月5日，他获得情报，说有两艘来历不明的船只，显然正在向冰岛驶去；后来又接到报告，说敌军已在该岛登陆。所以，他觉得有必要派他的战斗巡洋舰去调查这些报告，结果证明消息不确。于是，在这不幸的一天，我们在北方海洋可用的实力，都被广泛地分散了。当时纳尔维克护航队的航行以及对于它们的保护，完全遵照前六个星期中所使用的毫无差错的方法。在这条航路上，运输舰和战舰，包括航空母舰在内，以前一向是只派反潜艇的舰只护送的。到这时为止，从来没有发现过德国重型军舰的活动。现在，德国的重型军舰在修理好早期会战中所受到的损坏后，却突然在挪威沿海一带出现了。

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率领巡洋舰“希佩尔”号和四艘驱逐舰，在6月4日离开基尔，目的是要袭击纳尔维克区域内的航运和各个基地，借以解救他们残余的登陆部队。关于我们撤退的意图，他们直到6月7日才得到消息。德国海军司令听到英国护航队已在海上，决定袭击它们。8日清晨，他遇到了由拖网船护送的一艘油船、一艘空的运输舰“奥拉马”号和救护船“阿特兰蒂斯”号。他尊重“阿特兰蒂斯”号的豁免权，而将其余的舰艇都击沉了。

当天下午，“希佩尔”号和驱逐舰回到了特隆赫姆，但两艘战斗巡洋舰则仍继续在海上搜寻战利品。到下午四时，它们得到了酬报。它们看见航空母舰“光荣”号，以及护送它的驱逐舰“阿卡斯塔”号和“热情”号的浓烟。“光荣”号在早晨因燃料不足，而离队单独驶返本国，这时，大约在主要的护航队前面二百哩的地方。但这个解释不能使人信服。“光荣”号应该有足够的燃料，使它可以用护航队的速度一同前进。所有的舰只都应该在一起行动的。

双方的交锋，大约在下午四时三十分开始，彼此相距在二万七千码以上。在这个距离，“光荣”号的四吋口径大炮是完全无用的。它曾企图把它的鱼雷轰炸机升空作战，但没有等到飞机起飞，它的前飞机棚已被击中起火，将旋风式飞机烧毁，并使鱼雷不能由舱下吊上来装在轰炸机上。在以后的半小时内，它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使它完全失去逃脱的机会。

到了五时二十分，它的舷侧严重地倾斜。于是舰长下令撤离该舰。大约在二十分钟后，它便沉没了。

同时，它的两艘驱逐舰也勇敢地参加了战斗。它们都放出烟幕，努力设法掩护“光荣”号。它们在被击沉以前，都曾向敌舰发射鱼雷。“热情”号不久即被击沉。“阿卡斯塔”号由皇家海军的C·E·格拉斯弗德海军中校指挥，现在面对占绝对优势的敌舰单独应战；它的故事，由舰上的一个幸存者，一等水兵C·卡特叙述如下：

我们的舰上像死一般的静寂。没有一个人说话。军舰现在正以全速避开敌舰。接着，传来了一大串的命令：准备所有的烟幕浮子，接连皮带管，各种其他的工作都准备就绪。我们这时仍在避开敌舰，并放出烟幕。我们所有的烟募浮子全都开放了。舰长于是将下述命令传给各个作战岗位：“你们也许以为我们正在躲避敌舰，准备逃脱，其实并不如此。我们的友舰‘热情’号已被击沉了，‘光荣’号也正在沉没中，我们至少可以给他们一些颜色看看，祝你们的幸运。”接着，我们改变航程，进入我们自己的烟幕。我奉命负责发射第六和第七鱼雷射管。不久，我们穿出了烟幕，转向右舷改变航程，由左舷发射我们的鱼雷。这时，我才第一次瞥见敌舰，老实说，我似乎看到一艘大的［军舰］的一艘小的军舰。我们相距不远。我从我的［船尾］鱼雷射管发射出两个鱼雷，最前面的射管也正在发射鱼雷。我们都在注视着结果。这时欢声骤起，使我终身难忘。在一艘敌舰的左船头，黄色的光亮一闪，浓烟腾空而起，巨大的水柱向上直冲。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击中目标了。我们既然如此靠近，我个人认为是绝不会不击中的。敌舰对我们一弹不发。我认为这次袭击完全出乎它的意料。我们发射鱼雷后，又回到我们自己的烟幕中去，又向右舷改变航程。“准备发射剩余的鱼雷”；这次，我们刚将舰首伸出烟幕，敌舰就狠狠地打击我们。一颗炮弹击中了机器舱，击毙了我的鱼雷射管的组员。我被抛到射管的后头。我一定被打晕了一阵，因为当我醒来时，我的手臂疼痛。军舰已停止不动了，并向左舷侧倾斜着。但是，精彩的插曲发生了，你相信也罢，不相信也罢。总之，我爬回到我的控制座，我看见那两条军舰，我发射了剩余的鱼雷，没人叫我这样做，我猜想我是发狂了。只有上帝知道我为什么要发射鱼雷，但我却发射了。“阿卡斯塔”号的大炮正在不断地怒吼着，甚至舰侧已经倾斜，但仍开炮。后来敌舰打中了我们几次，但在船尾正中发生了一次大爆炸。我时常怀疑是否敌舰使用了鱼雷来袭击我们？无论如何，这次的爆炸似乎将军舰从海面上悬空提了起来。最后，舰长下令弃船。我永远不能忘记那个上尉医官①。这是他登上的第一艘军舰，他的第一次战斗。在我跳入海中以前，我看见他仍在治疗伤兵，这是一个绝望的工作。当我在海中时，我看见舰长靠在舰桥上，从烟盒里拿了一支烟抽着。我们向他喊叫着，要他到我们的艇里来。他挥手表示“再会，并祝你们幸运”——一个勇敢的人，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

①临时医官斯坦默斯，皇家海军义勇后备队。

一千四百七十四名皇家海军的军官和士兵，四十一名皇家空军人员，便这样牺牲了。虽然经过长时间的搜寻，但后来由一艘挪威船救起并运送返国的，只有三十九人。此外有六个人被敌船救起，带到了德国。“沙恩霍斯特”号被“阿卡斯塔”号的鱼雷击中，受到重创，向特隆赫姆驶去。

当这次战斗正在进行时，巡洋舰“得文郡”号载着挪威国王及其大臣们，约在西南一百哩的海上。向北方驶来会合护航队的“英勇”号，还离得很远。从“光荣”号收到的唯一电讯，电码错误很多，意义不明，可见它的主要无线电讯设备早已被损坏。只有“得文郡”号收到了这个电讯，但因电文的重要性并不明显，它便没有打破当时的寂静，发出电讯转递这个消息，因为一经转递，就有将它的位置泄露的严重危险。在当时环境之下，这是极不相宜的。直到第二天的早晨，疑虑才开始产生。当时，“英勇”号遇到了“阿特兰蒂斯”号，知道了“奥拉马”号被击沉的消息，以及敌方主力舰已经开到海上。“英勇”号传递了这个情报，并加快速度去和科克勋爵的护航队会合。总司令福布斯海军上将立即率领他仅有的军舰“罗德尼”号、“声威”号和六艘驱逐舰出发入海。

英勇的“阿卡斯塔”号给予“沙恩霍斯特”号的创伤，产生了重要的结果。敌人的这两艘战斗巡洋舰，放弃了进一步的战斗活动，立即回到特隆赫姆。德国最高统帅部对于他们的海军司令没有遵守命令，擅自放弃命令中所指示的目标，表示不满。他们又派出了“希佩尔”号，但这时已经太迟了。

10日，福布斯海军上将命令“皇家方舟”号加入他的舰队。当时接到了各方情报，据称敌舰正在特隆赫姆，他希望从空中加以袭击。11日皇家空军轰炸机展开攻势，但无效果。

第二天早晨，“皇家方舟”号的鸥鸟式飞机十五架发动了俯冲轰炸袭击。它们前来袭击，被敌方侦察机预先获悉，结果反而损失了八架之多。最后，我们还有一个更大的不幸，因为根据现在我们知道的情况，当时有一架鸥鸟式飞机所投的炸弹，正命中“沙恩霍斯特”号，但是没有爆炸。

在这些悲剧正在进行时，从纳尔维克驶来的护航队安全地回到了它们的目的地。英国在挪威的战役于是便告结束。

※※※

从这一切的残余和混乱的局面中，却出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可能影响到战争的前途。德国人在和英国海军展开孤注一掷的战斗中，就这样断送了他们自己的海军，从而无法应付即将来临的战争高潮。在挪威沿海一带的历次海战中，盟国方面的损失，共计航空母舰一艘、巡洋舰两艘、海岸炮舰一艘和驱逐舰九艘。此外，还有巡洋舰六艘、海岸炮舰两艘和驱逐舰八艘受创，但可以在我们海军实力的范围内，加以修复。另一方面，到了1940年6月底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期，可以作战的德国舰队却只剩下一艘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两艘轻巡洋舰和四艘驱逐舰。虽然他们受伤的军舰大部分也像我们一样，是可以修好的，但是就侵犯英国这个最高目标来说，德国海军已不再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了。①

①见附录（18）。

谢选骏指出：打败德国的海军并不难，问题是如何打败德国的陆军？走投无路的英国，在失去法国之后，实际上已经被赶出了欧洲大陆。除了借债美国、巴望苏联，简直一筹莫展。

【第三十八章　政府倒台】

5月7日的辩论——由此而产生的不信任的决议——劳合·乔治在议会中的最后一击——我竭力设法扭转下院的形势——我对首相的劝告——5月9日的会议——德国的进攻——5月10日和首相的谈话——荷兰的苦难——张伯伦先生提出辞职——英王邀请我组织内阁——工党与自由党参加内阁——事实与梦想。

在短暂的挪威战役中所发生的许多令人失望的和不幸的事件，在国内引起了深刻的骚动，甚至就战前若干年间最不活动、最迟钝的人们来说，其中有些人的情绪也变得愈来愈激昂。反对党要求对战争的形势进行辩论，经过安排，决定在5月7日举行。下院挤满了神情非常激动而又悲痛的议员们。张伯伦先生在开场时所作的声明，不能遏制敌意的浪潮。

在嘲笑声中，他的发言被打断了。人们要他回想一下他在4月5日所发表的演说；当时他在另一种场合下，曾经轻率地说过“希特勒错过了时机”。首相说明了我的新地位，以及我和三军参谋长的关系；并且在答复赫伯特·莫里森先生的质询时，明确地说明在挪威战役中，我还没有取得这种权力。下院中执政党与反对党双方的议员，相继发言，以非常严酷和激愤的态度，攻击政府，尤其是政府首脑。发言者发现他们博得整个下院的支持，四面八方的欢呼声，越来越响亮。而热衷于在新的战争中建立功勋的罗杰·凯斯爵士，对于海军参谋部企图占领特隆赫姆的计划归于失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说：“当我看到局势的演变多么不妙时，我始终不断地请求海军部和战时内阁，让我负起全部的责任，并领导舰队进攻。”

他身穿海军元帅的制服，以非常迎合当时下院情绪的态度，提出技术性的详细资料并以他专家的权威，为反对党的指责助威。坐在政府席后面席位上的艾默里先生，在响彻下院的一片欢呼声中，引用克伦威尔向长期议会所说的几句专横的话：

“你们在这里坐得太久了，再也不会干出什么好事。我说，你们走开！让我们和你们从此一刀两断。看在上帝的面上，走罢！”一位多年的朋友和同僚、一位同是代表伯明翰区的议员、一位声名卓著和经验丰富的枢密顾问官的口中竟然说出了这样一句令人痛心的话。

第二天，5月8日，虽然议会中的辩论，在讨论休会动议的情况下继续进行，但它却具有不信任决议的性质，而赫伯特·莫里森先生以反对党的名义，宣布他们要求举行信任投票。首相再一次站起来，表示接受挑战，而且在一段不幸的发言中，向他的朋友们呼吁，要求给予支持。他有权利提出这种呼吁，因为他的这些朋友过去对于他采取行动或不采取行动，都曾给予支持，因此，在战前那些“被蝗虫吃光的年代”中，应该分担他的责任。但到了今天，他们自觉惭愧，缄默不语，而且其中有些人已经参加了反对派方面，进行充满敌意的示威了。这一天，人们看到劳合·乔治先生在下院作最后一次决定性的干预。他在一篇不超过二十分钟的演说中，对政府首脑进行了充满恶意的抨击。他企图替我开脱说：“我并不认为海军大臣对于在挪威发生的一切，应负全部的责任。”我立即插话申明：“我对海军部所作的一切，负完全的责任；我也愿意接受我应该负的全部责任。”劳合·乔治先生警告我不要为了掩护我的同僚，使其避免被流弹击中而把自己变成一个防空洞，然后，他把目标转向张伯伦先生说：“现在不是谁是首相朋友的问题。当前的问题要大得多。首相曾经吁请大家作出牺牲。全国都准备作出各种牺牲，但要有一个条件，那就是，国家必须有领导的人物，政府必须明确地表示它要达到的目标，而全国必须能够相信领导他们的人正在尽他们的最大的努力。”他最后说：“我庄严地声明，首相应该以身作则，首先作出牺牲，因为在这次战争中，没有比首相牺牲自己的职位，更能对胜利作出贡献的了。”

作为阁员，我们大家都团结一致。陆军大臣和空军大臣都已经发言了。我自告奋勇地来作结束辩论的演说。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不仅是为了要对我所效劳的首长表示忠诚，而且也因为在我们以不够充分的军事力量，冒险企图援救挪威的战役中，我曾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我的演说，尽管不断地被主要来自工党反对党席位上的发言所打断，但我尽我的最大的努力，设法使政府重行控制下院。当我回想到前几年工党的错误和他们奉行的危险的和平主义，以及在战争爆发前四个月，他们团结一致地反对实行征兵，我在发言时，精神非常振奋。我觉得有权提出这种批评的，是我本人和少数与我志同道合的朋友，而绝不是他们。当他们将我的话打断时，我立即反唇相讥并加以蔑视，有几次喧嚣声震耳欲聋，以致我无法使人听清我的发言。但是自始至终，他们的愤怒显然并非对我而发，而是以首相为对象。我尽我最大的努力，而且不顾一切其他的考虑，为首相进行辩护。到十一点钟我坐下时，议会即举行投票。结果政府获得八十一票的多数，但有三十个保守党人投票赞成工党和自由党反对党，另有六十个保守党人弃权。这次的辩论和投票表决，即便不在形式上，至少实际上，无疑强烈地表现出下院对于张伯伦先生及其政府的不信任。

在辩论结束以后，首相请我到他的房间去。我立刻看出，他对于下院对他的情绪持有最严重的看法。他觉得他不能再继续执政。现在应该成立一个联合政府，仅仅一个政党负担不起这样的重任。现在必须有人出来组织一个由各个政党参加的政府，否则，我们就不能度过难关。由于辩论中充满敌意的发言，使我非常激动，同时又感到我本人对有关争端在过去所持的立场极有把握，因此，我坚决倾向于继续战斗下去。“这是一场损害我们的辩论，但你仍有一个可靠的多数。

不要为此事而感到痛心。况且关于挪威的局势，实际上比起向下院所能报告的情形要好些。你应该从各方面加强你的政府，让我们继续奋斗，直至我们拥有的多数背弃我们时为止。”

我所说的话，内容如此，但张伯伦先生并没有因此而感到信服或得到安慰，当我午夜前后离开他时，心里感到，如果没有其他的出路，他一定会坚持牺牲他自己的决心，而不愿尝试由一党组成的政府来领导继续作战。

5月9日早晨所发生的事情，我现在已记不清了，但是却有过下列情况。金斯利·伍德爵士，作为首相的同僚和朋友，和首相有极密切的关系。他们两人长期共事，互相充分信任。

从伍德爵士那里，我知道张伯伦先生已决定组织一个联合政府，而且如果他不能担任政府的首脑，他愿意让给任何他所信任的而又能够胜任的人物。因此，到了下午，我就感到，我很可能会奉命负起领导的责任。这种前景，既没有使我兴奋紧张，也没有使我惊慌失措。我认为在当前的局面下，这是最好的办法。我心安理得地听任形势的发展。下午，首相召我到唐宁街去，在那里我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勋爵。在对一般的时局作了一番谈话以后，我听说艾德礼先生和格林伍德先生在几分钟后就要来访问，一同进行洽商。

等他们到来以后，我们围桌而坐，我们三个阁员坐在一边，两个反对党领袖坐在另一边。张伯伦先生说明组织联合政府的极端重要性，并想探询工党是否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服务。这时，他们的党正在伯恩默思举行会议。双方谈话非常客气，但工党的领袖在没有和他们的党内人士商量以前，显然不愿作出任何许诺，不过，他们明确地暗示，他们认为工党将有不利的反应。接着，他们就辞退了。这是一个晴朗的下午，阳光灿然，哈利法克斯勋爵和我在唐宁街十号的花园里坐了一会儿，漫无目标地随意闲谈。然后，我就回到海军部，那天晚上直至午夜，我处理着繁重的公事。

※※※

5月10日天亮以后，立即传来了重大的消息。装着电报的信盒络绎不绝地从海军部、陆军部和外交部送到我这里来。

德国人发动了他们等待已久的袭击。荷兰和比利时同时遭到侵犯，两国边界的许多地点已被突破。德国军队侵入低地国家和法国的整个行动已经开始了。

大约十点钟的时候，金斯利·伍德爵士来看我，他刚才会见了首相。他告诉我，张伯伦先生鉴于现在大战临头，觉得似乎有必要继续留任。金斯利·伍德告诉他，情形恰恰相反，由于新的危机，成立联合政府更为必要，因为只有举国一致的政府才能应付危机。他还说，张伯伦先生已经接受了这个见解。十一点钟，我再一次奉首相之召，到唐宁街去。在那里，我又会见了哈利法克斯勋爵。我们在桌子这边，和张伯伦先生对面而坐。他告诉我们，他深知组织联合政府，已不是他力所能及的事。他从工党领袖方面所获得的反响，已经使他对于这一点毫无怀疑。所以，现在的问题是，在他本人辞职获准以后，应该向国王推荐谁来组阁。他的态度保持冷静，不慌不忙，就事论事，似乎完全不考虑个人的成份。他隔着桌子望着我们。

在我的政治生涯中，我曾有过许多次重要的谈话，而这次确实是最重要的一次。通常我滔滔不绝地谈论，但这次却缄默不语。张伯伦先生显然心中记着两个夜晚以前，下院中的纷扰景象，当时我和工党人士舌剑唇枪，争执得似乎非常激烈。虽然我这样做，是为了给他支持并且为他辩护，但他觉得这可能妨碍我在这个关键时刻，取得工党的拥护。我不记得他当时说了些什么话，但其含义就是如此。他的传记作者法伊林先生，明确地说他宁愿要哈利法克斯勋爵组阁。因为我继续沉默，所以，我们的谈话便中断了很长时间。这段时间似乎确实比纪念休战日静默两分钟的时间还要长久。过了一会儿，哈利法克斯终于发言了。他说他感到由于他的上院议员身份，他在下院没有席位，在当前这种性质的战争期间，将很难使他执行首相的职务。他如果出任首相，就将对一切负责，但他却缺乏领导下院的权力，而任何政府的存在，都全靠下院的信任。他发表这类意见，有几分钟之久。等到他把话说完时，显然这个责任就将落在我的身上——事实上，也真的落在我的身上了。于是我才第一次发言。我说我在国王命令我组阁以前，不准备和两个反对党中的任何一党交换意见。这次重要的谈话，就到此结束。然后我们又恢复了我们通常那种轻松而随便的态度；我们多年共事，无论在朝在野，生活都消磨在英国政治舞台的友好气氛之中，平日相处原是轻松而随便的。后来，我回到了海军部，在那里也许不难想象，正有许多事等着我哩。

荷兰的阁员们正在我的办公室里。他们刚从阿姆斯特丹飞抵此间。他们形容枯槁，精疲力竭，眼中流露出恐怖的神色。他们的国家，突然遭到袭击，而事先敌人既无任何借口，也未提出任何警告。大炮、坦克排山倒海似的越过边界，战火遍地燃烧。当敌人遭到抵抗，荷兰边防部队开枪反击时，大规模的空中袭击接踵而至。荷兰全国都陷入纷扰混乱的状态中；准备已久的防御计划，立即付诸实施，堤岸已经掘溃，洪水遍地泛滥。但是德国人这时早已越过外部的防线，现在正蜂拥地沿莱茵河堤岸长驱直入，并已突破内部的格拉夫林防线，同时也威胁着围绕须德海的堤道。我们是否能有什么方法来加以制止呢？所幸我们在不远的地点，有一支小舰队。它立即奉命轰击堤道，给蜂涌而来的侵略者以最大的损伤。荷兰女王仍在荷兰境内，不过看来，她似乎已经不能在当地久留了。

这些讨论得出的一个结果，就是海军部对我们在附近的所有舰只，发出了大量的命令，并和荷兰皇家海军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荷兰的阁员们，虽然对最近挪威与丹麦被征服的事例记忆犹新，但似乎仍不能理解，那个伟大的德国，直至头天晚上还对荷兰一味表示友谊，竟然会突然发动这种可怕的和残酷的袭击。为了处理这些措施以及其他问题，一两个小时便消磨过去了。从受到德军推进影响的各个边境方面，电报如潮水般地纷至沓来。德国旧有的施利芬计划①，为了配合新的形势已经扩展到荷兰，现在似乎已经充分地加以实施了。1914年德国侵略军队的迂回前进的右翼，冲过比利时，但在荷兰边界停止前进。在当时，人们都知道，战争如果延迟三四年发生，德国可能准备好额外的军团，而且铁路终点和交通线也可能改造就绪，以便进行越过荷兰国境的运动战了。现在这种著名的运动战已经开始。它具备了所有这些便利的条件，和一切施展突然袭击和诈术的环境。但是其他的发展还在前头。敌人的决定性的打击，并不是作为对侧翼的迂回运动，而是主力前线的突破。我们和法国负责指挥的人士，都没有预见到这一点。在今年早些时候，我在一篇发表的谈话记录中，就曾根据敌方军队的部署和公路、铁路的发展，以及从缴获的德国计划中显然可见的情形，警告这些中立国家，指出它们即将遭到什么命运。但我的话却引起了别人的厌恶。在这场巨大的战斗所引起的强烈震动中，我们在唐宁街进行的安静的谈话，在我的心中，逐渐淡薄或消失。不过我记得，有人告诉我张伯伦先生已经或正要去谒见国王，这不用说也料得到。不久，我接到一个通知，要我在六点钟入宫。由海军部沿公园林荫路至皇宫，乘车只需两分钟。虽然我估计晚报上一定会充满从大陆方面传来的惊心动魄的消息，但对于内阁危机则只字未提。公众现在还没有充分的时间来理会国内外发生的一切情况，因此，在皇宫门前，也没有等候的群众。

①施利芬为德国在1891年至1907年的总参谋长。他主张在德国与法国发生战争时，德国军队的主力应越过比利时与卢森堡进攻法国。——译者

我立即被引见去觐见国王。国王陛下对我非常客气，要我坐下。他以一种锐利的和奇妙的眼光注视了我一会儿，然后对我说：“我想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找你来吧？”我顺着他的情绪回答说：“陛下，我简直想不出为什么。”他笑着说：

“我要请你组织政府。”我说我当然愿意遵命。

国王没有规定政府必须具有举国一致的性质。我感到我的任命，与这一点并没有正式的关联。但是，鉴于已经发生的一切，以及造成张伯伦先生辞职的情况，则建立联合政府，显然是在当前形势下应有的安排。如果我感到无法和处在反对党地位的各个政党实行妥协，那么，在宪政上并不能限制我设法成立一个最大限度的坚强的政府，罗致所有愿意在危急时期为国效劳的人士，条件是，只要这样的政府能获得下院多数的信任。我告诉国王，我将立即邀见工党及自由党的领袖；我建议组织一个包括五个或六个阁员的战时内阁；同时，我希望在午夜以前，使他知道至少五名人选。接着，我即告辞，回到海军部。

在当晚七八点钟之间，艾德礼先生应我的邀请来看我。他和格林伍德先生一同到来。我告诉他，我已奉命组织政府，并问工党是否愿意参加。他说他们愿意参加。我提议他们在政府中应占三分之一以上的职位，在五人或者可能六人组成的战时内阁中，应占两个职位；我请艾德礼先生给我一张名单，以便我们能讨论具体职务的安排。我提到了贝文先生、亚历山大先生、莫里森先生和多尔顿先生。他们出任高级的职务，实为当前形势所急需。当然，我对艾德礼和格林伍德两人，在下院中久已相识。在战争爆发前的十年间，我多少处于独立地位，与保守党和联合政府发生的冲突与摩擦，远远超过我和处在反对党地位的工党与自由党的冲突。这时，我们曾有一个短时间的愉快的谈话，然后，他们就告辞，用电话通知他们在伯恩默思的朋友和追随者。他们彼此之间，在前四十八个小时内，曾保持着最密切的接触。

我邀请张伯伦先生以枢密院大臣的职位领导下院，他在电话中答允接受，并告诉我已经做好安排，决定在当晚九点钟向全国广播，宣布他已经辞职，同时，呼吁全国拥护和赞助他的继任者。所有这些，他后来在广播中，用非常豁达的措词，都谈到了。我邀请哈利法克斯勋爵参加战时内阁，并连任外交大臣。大约在十点钟左右，我按照我所作的诺言，把五个人的名单呈交国王。陆、海、空军三部大臣的任命，是非常重要的事，关于这三部大臣的人选，我心中早已决定。艾登先生应该主管陆军部；亚历山大先生应主管海军部；自由党领袖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应主管空军部。同时，我兼任国防部大臣的职位，但是对于国防部的范围和职权，却不打算加以规定。

这样，在5月10日的晚上，在这场巨大战斗开始时，我取得了主持国政的大权。此后，在世界大战的五年零三个月中，我所持有的权力日益扩大，直至最后，当所有我们的敌人，不是已经无条件地投降，就是正在准备无条件地投降时，英国的选民立即解除了我的职务，使我不能再处理他们的事务了。

在这场政治危机的最后这些忙乱的日子里，我始终没有感到格外的兴奋。我对事态的发展，全部加以接受。但是对于阅读这篇真实记载的读者们，我却不能隐瞒：我在大约三点钟上床时，我强烈地感到自己如释重负。我终于获得指挥全局的大权了。我觉得我好像是正在和命运一同前进，而我以往的全部生活，不过是为这个时刻，为承担这种考验而进行的一种准备罢了。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在政治上处于在野地位，因而使我摆脱了通常政党之间的敌对情绪。我在过去的六年中所提出的警告，既频繁而又详尽，并且现在都已不幸而言中，所以，谁也不能对我非难，谁都不能指责我发动战争，或对战争缺乏准备。我想我对战争的全局有很多的认识，自己深信不会遭到失败。因此，虽然我迫切地盼望天明，但我却睡得很熟，而且不必在梦中去追求安慰，因为事实比梦想要美妙得多。

谢选骏指出：英国政府倒台了，而丘吉尔这位英国政府的成员却“睡得很熟”，而且“不必在梦中去追求安慰，因为事实比梦想要美妙得多”——因为这为他的个人野心提供了胡作非为的机会，他进行反攻倒算的时候终于到了！

【附录（1）与格兰迪伯爵谈话的内容①】

丘吉尔先生致范西塔特爵士 1935年9月28日

虽然他为意大利的事件作了许多巧妙的辩解，但他当然是知道整个局势的……

①见（原书）第156页。

我告诉他说，自从议会休会以来，舆论方面有了急剧的发展。英国，实际上是整个不列颠帝国，可以在国际联盟的基础上采取一致行动，而且各政党都认为这个机构是防止将来任何地区发生危险的最强有力的保障。他说，假如失去意大利，国联将受到伤害。意大利现政权失败后，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亲德的意大利的出现。他似乎宁愿采取经济制裁。他们准备接受农村公社式的生活。不论怎样穷困，他们都能忍受。他讲到英国舆论的变动如何难于捉摸。我说，这当然不能责怪驻外使节，但是必须认识到舆论已有所改变这一个事实。不仅如此，还必须料到，如果阿比西尼亚发生战争，开起炮来，打死了人，乡村被轰炸，等等，人们的情绪就更会无限高涨。他似乎认为，实施经济制裁之初恐怕不会有什么效果；但制裁的压力会逐渐增加，到某一时机就会发生战争。

我说英国舰队是很强大的，虽然在最近的将来必须加以重建，但它在目前还是良好而有效率的，并且已做好充分准备进行自卫。但是我又一再表明，以我们在地中海的利害而论，这纯粹是防御性的措施，而且我们的立场不会与国联的其他会员国有什么不同。他听到这句话，苦笑一下。

我于是讲到我们必须找出一个解决办法。“能支配他自己的精神的人，比攻取一个城市的人还要伟大。”他回答说，除了在意大利以外，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会那么想。他们必须对付手里拿着步枪的二十万人。墨索里尼的独裁，是一个深得人心的独裁，而成功则是独裁制度力量的根本。最后，我说我赞成举行三国政府首脑会议——三人聚在一起，总可以处理一些一个人独力所不能办到的事情。意大利要求在阿比西尼亚方面占有优越的地位，要求阿比西尼亚必须进行内部改革，这些毕竟已得到英法两国的充分理解。我告诉他，如果这种想法获得大家同意，我一定给予支持。英国公众愿意为了光荣的和平采取一切办法。我认为应举行三国首脑会议。

他们所达成的协议，当然是要提交国际联盟核准的。在我看来，使意大利这个在欧洲的一个强大而友好的因素不致遭到毁灭，这就是唯一的机会了。即使这个办法失败，也不会有什么害处，而现在我们却向着彻底的毁灭走去。

【附录（2）我关于海军航空兵的备忘录①】

①见（原书）第143页。

1936年致国防协调大臣英斯基普爵士1．海军元帅主张，舰队的飞机，不论用于侦察、射击或空袭敌方舰队，都必须是完全由他来指挥，并且是他所能信赖的。这个意见是不可能反对的。这些飞机是他的眼睛。因此，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采取的各项步骤，必须按照海军部的主张行事。

2．有人认为这情况与陆军同空军的配合作战一样。我们不能赞成这种意见。和陆军配合作战的飞机从机场起飞作战，这和一般的空军作战是完全相同的，但飞机从战舰起飞，配合海军作战，那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前一种情况的确纯属配合作战问题，而后一种情况则是现代海军作战的一个组成部分。

3．因此，海军部所统率的空军，和空军部所统率的空军必须有所区别。这个区别，不在于飞机的起落架的类型，也不一定在起飞的基地，而在于二者的任务有所不同，在于它是否主要执行海军的任务。

4．这些防御任务，大部分是能够加以明确规定的。例如，凡是必需配备在军舰上或航空母舰上的各种飞机（不论是用着陆轮的飞机、有浮舟的水上飞机，或飞艇；不论是侦察机、战斗机、轰炸机，或发射鱼雷的水上飞机），这些飞机执行的一切任务，当然属于海军的范围。

5．因此，这个问题就缩小到应该选派哪些飞机由海岸基地起飞出海作战的。这个问题，又只有根据海军的任务和责任才能加以决定。附在军舰上的飞机，对于保护商船可以发挥相当大的作用，这在广阔的海面上尤其是如此。因为在广阔的海面上，一队巡洋舰，配有自己的侦察机，或两艘小型航空母舰，就可在一千哩的范围内进行巡逻搜索。但是不能要求海军——海军也没有要求过——拥有强大的空中力量，足以在英国海峡对付强敌的巨大空军力量对商船的集中攻击。事实上，我们必须实行空军对空军，海军对海军的原则。

对敌方的空军主力或他们派遣的特种机队的袭击，就要由英国皇家空军来应战。

6．在这方面，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可以选择或改装一只或几只军舰来配合纯属空军的作战，例如要袭击某个远在敌后的基地或重要据点。这是空军的作战，必须使用通常不和舰队配合作战的那些飞机。在这种情况下，海军部和空军部的作用就调换位置了。海军就得依照空军部在战术上和战略上的需要来调动舰队。这种特殊情况，绝不能说是打乱计划，恰恰是“按任务划分指挥权”的逻辑的一个例证。

7．在所规定的范围内，应把拨归海军的一切都全部交给海军。海军部对海军航空兵部队应有全部统率权，并且为它配备全部工作人员。这个部队所需要的军官、见习士官、基层军官和技术兵等，可以由海军部从皇家海军中挑选。挑选出来的人，将在皇家空军的训练学校中受飞行技术和管理飞机方面的训练（在这些学校里也许还要配备海军军官），但是在掌握了飞机驾驶员和航空机械人员所必需的熟练程度之后，他们就须转到海军部所属的在陆地上的机构，接受为执行海军航空兵部队的任务所必需的训练，正如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也转到空军学校学习空中作战一样。所以，海军航空兵部队所使用的全部人员，是海军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的训练、晋级，以及他们的事业和年金等，都完全由海军部掌管其事。这个原则适用于所有官兵和各种勤务人员，包括在船上的人员和在岸上机构的人员。

8．在海军航空兵部队完全成为海军兵种的同时，应该对各项任务加以重新调整。空军部应负起积极空防的责任。就海军而论，这就是说，所有海港的海岸高射炮、探照灯、飞机、防空气球和其他设备都要隶属于一个作战指挥部之下，不过司令官及其部下，当然要归要塞司令节制。

9．同样，伦敦的空防和其他有必要设置大规模空防设备的易受攻击地区的空防，亦应统一指挥，隶属于空军部。这个指挥机构，不但负责作战指挥，而且，只要能够办得到的话，应该包括积极空防的全部人员的训练、培养和管理方面的工作。

10．空军部理所当然地对积极空防有确定的指挥权，正如海军部应该有自己的“眼睛”一样。为了这个目的，空军应该成立一个名叫“空防”的新部门来指挥所有的高射炮、探照灯、防空气球以及与这个任务有关的各种工作人员和皇家空军中随时可能被派参加这项任务的人员。在这个新部门之下，应设若干空军军官来主持，有适当的人员来协助，从事指挥特定地点或地区内一切积极空防事宜。

11．这并不是说，空军部或空军参谋部现在就能够独自担负起这个新的重大责任。在建立这个空防指挥系统的过程中，必须依靠原有的两个军种。陆军部和海军部中受过优良训练的参谋人员，必须与现有的空军参谋部的军官结合起来。

注意——新兵的招募问题，以及移交给防空司令部供作战和训练之用的各个单位的内部行政问题，不要成为一种障碍。除非将来另有更便利的解决办法，否则现在人员的来源仍应照旧。

12．这个备忘录，到此还没有谈到武器设备问题，但这个问题是极其简单的。海军部自会根据指定给他们的任务来决定所需要的飞机类型。他们在国家的财政和资源中需要占多少份额，要由国防协调大臣主持下的优先权委员会加以审核，再提交内阁决定。在现阶段，该部大臣当然是向现有人员发出指示。但是，如果战争发生或战备紧张，他就得把这些事情指示军需部办理。毫无疑问，在一般的航空生产方面，海军当然不能有优先权。不能让海军部挤掉别的需要。一切都必须根据最高的需要来加以考虑。

13．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要海军部另行成立飞机设计的技术机构，与空军部或军需部所属的现有的这种单位分庭抗礼。不过海军部不妨成立一个技术参谋核心。他们可以对科学发展的可能方向，向两个部提出建议，并以恰当的技术用语向军需部提出海军的特殊需要。

14．总结起来，我们的主张是：

第一、海军部对海军航空兵部队应享有全部指挥权，以完成属于海军范围的所有任务。

第二、必须从海、陆、空三军抽调人员成立一个新部门，隶属空军部，负指挥积极空防之责。

第三、关于武器、设备供应问题，必须由国防协调大臣主持下的优先权委员会来决定。目前可由现有的组织系统办理，但终归要成立一个军需部来处理。

【附录（3）关于军需机构的备忘录，1936年6月6日①】

①见（原书）第191页。

1．目前国防协调大臣的职责包括一些互不相关和划分不当的职能。担任战略协调之责的大臣，其工作与担任下列职责的大臣的工作是不同的（虽然这两位大臣的工作范围又不是彼此无关的）。这些职责是（1）保证既定计划的执行。

（2）计划使英国工业能迅速进入战时状态，为此也是为了现在的目的而建立最高的有效控制。

2．所以，第一步就是把属战略思想的任务，与平时和战时物资供应的任务彼此分开，并成立一个机构来掌管后者的事宜。一个彼此协调的安排是设四个不同的部——海军部、陆军部、空军部和军需部，在这四个部之上由国防协调大臣对优先权作出最后决定。

3．不要再增设什么委员会了。不论多么专门和分工多么精细的委员会，再多也不能达到这个目的。没有一个发号施令的机构，就不能完成供应任务。必须有一个负责的有权力的指挥系统，其权力必须贯彻到全部英国工业。（不要认为这意味着国家对工业的实际活动实行干预。）在目前，海、陆、空三军当局各自掌握自己的供应。而第四个，即在计划中的权力机构纯属咨询性质的。只有在战争的时候，才有放弃现行供应办法的必要。现在需要的是，把海陆空三军的军需部联合为一个机构，有权处理战时工业的扩充事宜。（海军部对军舰的建造和某些特殊的海军储备，可以保留其支配权。）

4．这种机构的统一，不但包括供应任务，而且也包括设计任务。海陆空三个部用一般的技术用语提出他们所需要的军需品的类型、质量和数量，而军需部则应想方设法来给予满足。换句话说，军需部的任务是把被批准的各项军需品在海陆空各军需要时送交它们使用。

5．要实现这件事情，或按时执行任何已核准的计划，在现时普通和平时期部署的状态下是不可能的。在目前这个时候，我们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实行战时权力和应用战时方法。我们应该宣布一个过渡状态，不妨称为紧急准备时期。

6．这项法律的草案应该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适用于紧急准备阶段，第二部分适用于战时状态。第一部分现在就应实施。第二部分应该予以仔细研究，周密考虑，确定原则，草拟条文，以便一旦发生战争，只须向议会提出，即可付诸实行。我们必须使紧急阶段能够迅速而没有多大动乱地过渡到战时阶段去，因为全面的计划是早就做好了的。

7．为了把这个新计划付诸实行，应该先设立一个军需大臣。这个军需部可以设立一个军需委员会。每一个委员，应该都有责任去研究他所主管的四个或五个生产部门的问题。

此后，海陆空三军所属的负责供应、计划和订立合同等机关，将尽快地把业务逐步转移到新的军需部。以后，只有这个军需部才可以在经费问题上同财政部打交道（所谓“经费”指的是在已核准的计划范围内应付的款项）。

【附录（4）1936年7月28日我在两院保守党议员代表团谒见首相时的发言①】

①见（原书）第204页。

在和平时期，我们的小小陆军的需要，以及在某种限度内也包括空军和海军的需要，尤其是武器和弹药，是统由陆军部供应的。陆军部为此目的，拥有若干由政府设立的工厂和经常打交道的私人承办厂商。这种办法只能应付和平时期的日常需要，其所贮存的物资，只能供给我们数量有限的正规军几个星期的战斗之用。在几个月以前，除此以外，便一无所有了。大约在三四个月以前，才准许陆军部的订货范围扩大到一般民用工业上去。

可是，在所有的大陆国家里，若干时候以来整个工业已经加以稳妥地和科学地改组，使之从和平体制变成战时体制了。其中最突出的当然是德国，甚至在希特勒上台以前，这个问题就已成为德国政府最重要的研究课题。根据和约，德国被禁止设有海军、陆军和空军，但它在矢志复仇的冲动之下，事实上已集中全力加紧把整个工业加以改造，使之适合战争的需要。在别人早已把问题解决之后，只有我们，现在才开始认真研究这个问题。在1932年和1933年，我们仍有急起直追的时间。三年前，当希特勒取得权力的时候，我们大概有十几位官员在研究战时工业体制；而在德国，不断研究这个问题的，却不下五六百人。希特勒政权把这个庞大机构开动起来了。他们非等每种工业都开足马力绝不敢冒险破坏和约有关陆、海、空军的规定，因为他们希望，到那时只要他们没有立刻受到协约国的攻击他们很快就会成为一个武装起来的国家。

现在是怎么做的呢？政府除了提出过或许能迷惑那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一些零碎项目之外，没有向议会提到别的情况。

例如，我们在上星期听说，政府曾视察五十二家工厂，并同它们订立制造军火的合同；诺丁汉的旧的枪炮工厂要重新开工，伍尔维奇加油站要搬到西岸。但在三个月之前，还没有发一份定货单，而这些军火制造，从订货日起至少有十八个月没有一项能够达到大量交货的阶段。假使军火指的是投射物（炮弹和炸弹）以及装有发射火药的弹壳，那么所有这些工厂就必须添加若干特殊用途的机械工具，还必须变更这些厂房的现有的布局。此外，还必须制造供实际制造所需的钻模和规测器，……这些特殊的机械工具、钻模和规测器，在大多数情况下必须由不同于承造炮弹的工厂的另一些工厂来制造。在这些特殊机械工具交货以后，把它们装设在工厂里并投入生产，还需要有一段时间。那时，只有到那时才能发货，最先是一点点，然后是一批批，最后才能大量生产，源源不绝。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军用物资的积聚才能开始。这种不可避免的长期过程，我们到了现在还只是以极小的规模进行。订货的工厂，共有五十二家。其中十四家在上星期接受了合同。在现在这个时候，可以毫不夸大地说，德国军火工厂也许已增加到四五百家，并紧张地进行生产已近两年了。

至于大炮的问题，我所说的大炮，是指发射爆炸性炮弹的炮。建立一个大炮制造厂所经历的过程，必定是很长的。特殊的厂房和机械工具更加繁多，其布置亦更为精细。过去十年中，我们通常的和平时期的大炮产量，除了军舰上所用的大炮外，实在是微不足道。因此，我们在今后两年之内，肯定不可能有大量的野战炮和高射炮交货。去年德国恐怕至少制造了五千门炮，而在战争中还可以大大增加。所以我们当然应该建立炮厂，以便在必要时使我们能够建立和装备相当规模的国家军队。

我之所以提出投射物和大炮的问题，是因为它们是国防的核心；但这些理由和条件，只要略加修改就可以适用到整个装备问题。英国工业具有弹性，如果立刻开动起来，应该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生产出各式各样的装备，例如卡车以及像坦克和装甲车一类的武器，还可以生产陆军所需的各种轻级装备。但究竟开动了没有呢？我们听说，非等到正规军装备好之后，本土防卫队才能得到装备，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不知道步枪和步枪弹药的情形。我希望至少有足够的数量以供一百万人之用。但是从新的供给来源提交步枪，要费很长的时间。

机关枪的生产甚至更需要提出来。我根本不知道勃朗宁机关枪和轻机关枪的生产计划。但是，如果在几个月之前才发出命令来建立必要的工厂，那么在1938年初以前，除了向外国直接购买以外，我们不可能期望有满意的交货。在德国，类似的工厂已经开工，并且能够大量供应，足够供给能使用机关枪的全国男子而有余。

这些道理也同样可以适用爆炸物，发射火药、信管、毒气、防毒面罩、探照灯、迫击炮、手榴弹、空袭炸弹等等的生产，也可以据此来考虑海军所需要的深水炸弹和水雷的生产问题。我们不要忘记，海军所需的许许多多较小的军需品是依赖陆军部的，是依赖全国工业的发展的。如果缺少了一样，就会使海军受到极大的损失。在这一切的后面，当然还有原料供应及其各种无限复杂的问题。

结论是什么呢？在国防物质装备上，至少从陆军部以往所负责的全部供应量以及海军部和陆军部由此产生的一切反应来看，我们要在约两年以后，才能有满意的改进。但如果按照我们现有的规模来进行，即使在两年之后，我们的供应情形，同我们在战时的需要，或者同别国在和平时期所达到的程度比起来，将是相差很远的。

显然，如果这些事实接近真实情况——我相信多半是估计过低的——那又怎么能够说不存在紧急状态呢？怎么能够说我们绝不能对国内正常贸易进行干预呢？怎么能够说我们无须同工会接触以解决劳动力削弱的问题呢？怎么能够说我们可以安然信赖国防协调大臣所说的“按工作需要多训练一些工人”这句话呢？怎么能够说我们不要做出惊扰公众的事情，不要做出使公众感到正常的生活习惯受到扰乱的事情呢？

有人抱怨说，国民不能体会国家的需要；工会不起作用；

陆军和本土防卫队的征募工作搞得松松垮垮，而且受到舆论界的阻碍。但是，只要政府向他们保证，说什么根本不存在紧急状态，则这种阻碍是不会消失的。

法国政府曾秘密给我一份对1936年德国空军力量的估计。这个估计，同我在去年12月在帝国国防委员会上提出的估计数字几乎完全一致。现在空军参谋部认为法国的估计过高，我个人则认为估计过低。德国现时可以同时出动的飞机数目，恐怕不止一千五百架而是将近二千架。况且，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到了二千架就会停止。德国空军的整个设备和布局，其规模是十分巨大的，他们也许已在规划一个前所未有的巨大发展计划。即使我们接受法国估计的约一千四百架这个数字，那么，按照可以出动作战和连续作战的有训练的飞行员和军用飞机来估计，这时德国的实力就比我们首都的空军多一倍。而判定两国的力量对比，就必须考虑到两国补充能力。德国工业的组织，使工业肯定能够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一个月生产一千架飞机，以后还可逐月增加。现时英国工业能每月生产三百架到三百五十架吗？我们要经过多少时候，才能达到和德国一样的潜在的军用生产数量呢？两年之内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考虑到战争中极高的损耗率，那么，两国开战以后，不到半年，我们的实力就不及他们的三分之一了。最迫切的事情，似乎莫过于为战时工业扩张做好准备，至少扩张到现时规模的三倍。今年，至少就今年的情况而论，我们显然没有赶上他们。恰恰相反，我们远远落在他们的后面。这种情形到明年还会继续多久呢？谁也说不定。

据宣布，建造一百二十个空军中队和第一线飞机一千五百架的本土防卫计划，将在1937年4月1日完成。这个计划，在飞机、人员、组织、或补给方面究竟如何执行，议会从未获得任何消息。我们对此毫无所闻。我在这里并不是要责备政府不向议会提供详细情况。因为现在这样做是太危险了。不过在完全不了解情况时，就不免使人感到十分焦虑，也自然会引起私下的议论……我很怀疑，到明年7月，我们是否能有三十个配备新式飞机的空军中队。据我所知，在一年或十五个月之内，新式飞机不会真的开始大量的交货。在这段时间内，我们手头有的是老式的陈旧的配备。

关于这些新式飞机，还有第二个问题。当这些飞机在十五个月后从制造厂中大量生产出来的时候，它们是否都装好一切必需的机械装置呢？就拿机关枪来说吧。如果我们要想得到二千架最新式的飞机，这就是说，从现在起十八个月之内，增加一千五百架，另五百架后备飞机，那么，对于这些飞机所需要的机关枪，究竟准备了没有呢？有些新式战斗机，机翼上装配的机关枪有八挺之多。即以平均每架飞机需四挺机关枪来计算，加上适当的储备，那么总数就需要一万挺机关枪。大规模制造勃朗宁机关枪，不是只在几个月以前才作出决定的吗？

现在让我们按投掷重量和射程范围作为测验轰炸力的标准，来考察我们已经建造和正在建造的航空队吧。在这里我又必须和德国作一个比较。德国今后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派遣这样的一队飞机，在一次出航中，向伦敦至少投下五百吨炸弹。从我们的军事统计中，我们知道，一吨炸弹平均炸死十人，伤三十人，并可造成价值五万镑的损失。认为德国的全部轰炸机队会连续不断地轰炸英国，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因为其间也还有种种别的考虑因素。尽管如此，要实际估计两国轰炸机队的实力对比，那么，每次飞行投弹的总重量，仍不失为一个极为合理的标准。现在，我们假定，如果德国全部轰炸机队每一次飞到伦敦至少可能投下五百吨炸弹，那么，我们对德国又能够给予什么报复呢？他们从现在起，就可以这样做了。我们能做些什么呢？首先，我们如何对柏林进行报复呢？在目前，我们还没有一队飞机能够装有相当数量的炸弹飞往柏林。明年这个时候，我们会有些什么呢？我请你考虑，明年这个时候，德国的航空队很可能可以装运约一千吨的炸弹。而那时我们还不能以六十吨以上的炸弹空袭柏林作为报复。

现在我们不谈柏林。新的轰炸机队的最大缺点，莫过于航程短。我们大部分新式重型轰炸机和中型轰炸机，从本国起飞，仅仅能够飞抵德国的海岸。只有与我们距离最近的德国城市才处在这些轰炸机的航程之内。所以，实际上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如从本国起飞对德国施行报复，就投弹的重量来看无异儿戏，而且攻击地点又只限于德国的边境。

假使我们的飞机可以从法国和比利时的机场起飞，情况当然会好些。果然如此，则德国一些巨大而重要的工业区就在我们飞机攻击所及的范围以内。假使我们的空军同法国和比利时的空军联合作战，就会比我们单独作战有效得多了。

我现在转到另一方面的问题。这就是关于我们本土的积极空防和消极空防、地面空防和空中空防的问题。显然，我国大城市和重要的运输港口可能要经受人类社会从未受到的严重考验。请问在这个方面，究竟作过什么布置呢？就拿伦敦和它的七八百万居民来说吧。将近两年以前，我曾在下院提出铝热剂烧夷弹空袭的危险。这些比橘子稍为大一些的炸弹，即在那时的德国就已经制造出几百万个了。一架中型的飞机就可以散投五百个。我们必须设想到，在一次小规模的空袭中，真会有好几万个这种炸弹投落下来，使地面的房屋一层一层地烧光。假定只有一百处起火，而消防队只有九十队，我们又怎么办呢？真正的攻击，显然要比这个假定严重得多。我们必须料到，重磅炸弹会在同一时间投落下来。自来水、电灯、煤气、电话等各种系统，都会受到严重的破坏。

试问这将发生什么事情呢？这是在世界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很可能要撤退大量居民，于是政府就得碰到公共秩序、卫生、食物供给等问题，这些个问题都要他们特别加以注意，而且说不定还要出动一切受过训练的队伍。

各补给海港，尤其是泰晤士河、索斯安普敦、布里斯托尔和默尔西河，没有一个不是在敌人攻击范围以内，假使受到攻击，事情又将如何呢？怎样从许许多多的补助途径来运进食物，这方面又作了什么部署？对于保卫我们的防空中心，又作了什么准备呢？所谓防空中心，我指的是我们继续进行抵抗所依靠的中心。关于居民和他们的苦难问题是一件事；我们能够藉以作战的手段，是另一件事。我们是否已安排好和建立了另一个政府所在地，以便在伦敦陷于混乱时把政府迁到那里去呢？当然，这个问题，在纸面上已经有人讨论了，但是否已经准备好一两个可以作为备用的指挥中心，备有深埋的电话线和无线电，使某种有系统的出主意的机构能够从那里发出必要的命令呢？……

【附录（5）第一线飞机产量比较①】

①见（原书）第213页。

注：德国的数字是根据所缴获的文件；

法国的数字是根据法国方面的材料。

【附录（6）海军实力表①】

①见（原书）第367页。

1939年9月3日

（a）包括三艘改装的防空舰。

（b）包括改装的护航舰。

（c）十六艘用于反潜艇，其余用于扫雷。

（d）此外，还接收了为巴西建造的驱逐舰六艘。

（e）包括“雄狮”号和“卤莽汉”号，但其后又取消建造。

（f）始终没有完成。

（g）其中只有“欧根亲王”号一艘完成。

（h）包括训练巡洋舰“埃姆登”号。

（j）此外订造了五十八艘驱潜快艇，但没有动工建造。

（k）当时英国估计为五十九艘，再加上为土耳其建造但没有交货的一艘（见第二十三章）。

（l）在战时情况之下，其中有许多预料可在1940年完成。

（m）包括1939年9月3日所知道的正在建造或计划建造的全部潜艇；自战事爆发起至1940年底，实际建造完成的共有五十八艘。

英国和德国的舰队

英国（包括自治领）德国

类型

已建

建造中

已建

建造中

1940年12月31日以前完成

1940年12月31日以后完成

1940年12月31日以前完成

1940年12月31日以后完成

战列舰

　战列巡洋舰

　袖珍战列舰

　航空母舰

　水上飞机母舰

　巡洋舰：

　    8吋口径炮

　    6吋或6吋口径以下

　驱逐舰

　海岸炮舰

　护航驱逐舰

　驱潜快艇（包括巡逻艇）

　鱼雷艇

　扫雷艇

　潜艇

　低舷重炮舰（炮口15吋口径）

　布雷艇

　内河炮艇

　拖网船

　摩托鱼雷艇（包括摩托炮舰等）

12

　3

　—

　7

　2

　15

　49（a）184（b）

　38

　—

　8

　—

　42

　58

　2

　7

　20

　72（c）

　27

3

　—

　—

　3

　—

　—

　13

　15（d）

　4

　20

　3（j）

　—

　—

　12

　—

　2

　—

　20

　12

4（e）

　—

　—

　3

　—

　—

　6

　17

　—

　—

　—

　—

　—

　12

　—

　2

　—

　—

　—

　—

2

　3

　—

　—

　2

　6（h）

　22

　—

　—

　8

　30

　32

　57（k）

　—

　—

　—

　—

　17

2

　—

　—

　1（f）

　—

　2（g）

　—

　3

　—

　—

　—

　4

　10

　40（m）

　—

　—

　—

　—

　—

2（f）

　—

　—

　1（f）

　—

　1（f）

　3（f）

　13（I）

　—

　—

　—

　6（I）

　—

　—

　—

　—

　—

　—

　—

美国

舰队实力，1939年9月3日（不包括海岸护卫舰艇）

类 型

已建成

在建造

　和计划

　建造中

估计完成日期

战列舰

15

8

1941年完成1艘，1942年完成1艘，1943年完成4艘，以后完成2艘。

航空母舰

5

2

1940年完成1艘，以后完成1艘。

航空母舰供应舰

13

6

1941年完成2艘，以后完成4艘。

巡洋舰：　6吋口径炮　8吋口径炮

18

　18

—

　7（a）

—

　1939—1940年完成1艘，1943年完成6艘。

驱逐舰

181（b）

42

1939年完成11艘，1940年完成16艘，1941年　完成15艘。

驱逐舰供应舰

8

4

1940年完成2艘，以后完成2艘。

潜艇

99（c）

15

1940年完成4艘，1941—1942年完成11艘。

炮舰（包括巡逻艇）

7

—

—

内河炮艇

6

—

—

布雷艇

10

1

1940年。

扫雷艇

26

3

1940年。

潜水艇供应舰

6

2

1941年。

猎潜舰

14

16

1940年完成4艘，此后完成12艘。

摩托鱼雷艇

1

19

1939—1940年。

注：（a）包括装有五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四艘。

（b）包括一百二十六艘超龄舰。

（c）包括六十五艘超龄潜艇。

法国1939年9月3日

　类 型

已完成

建造中

计划完成日期

战列舰

8（包括训练舰1艘

3

1940年1艘，1941年1艘，1943年1艘。

战列巡洋舰

2

—

—

航空母舰

1

1

1942年1艘。

航空输送舰

1

—

—

巡洋舰

18

3

—

轻巡洋舰（反鱼雷艇）

32

—

—

驱逐舰（鱼雷艇）

28

24

1940年6艘。

摩托鱼雷艇

3

6

1940年6艘。

鱼雷艇

12

—

—

巡洋潜艇

1

—

—

潜艇（一级）

38

3

—

潜艇（二级）

33

10

1940年2艘。

布雷潜艇

6

1

—

内河炮艇（包括过期猎潜艇2艘）

10

—

—

布网布雷艇

1

—

—

布雷艇

3

—

—

扫雷艇

26

7

—

殖民地海岸炮舰

8

—

—

猎潜舰

13

8

1940年5艘。

意大利1939年9月3日

类 型

已完成

建造中

计划完成日期

战列舰

4

4

1940年2艘，1942年2艘。

巡洋舰（8吋口径炮）

7

—

—

巡洋舰（6吋口径炮）

12

—

—

旧巡洋舰

3

—

—

巡洋舰（5．3吋口径年。（炮）

—

12

1942—1943

驱逐舰

59

8

1941—1942年。

鱼雷艇

69

4

1941—1942年。

潜艇

105

14

1940年10艘，1941—1942年4艘。

摩托水雷艇

69

—

—

布雷艇

16

—

—

海岸炮舰

1

—

—

水上飞机供应舰

1

—

—

日本1939年9月3日

类 型

已完成

　1939年建造中

计划完成日期

1941年12月7日参战时的实力

战列舰

10

2

1941年1艘，

　1942年1艘。

10

航空母舰

6

10

1940年1艘，

　1941年4艘。

　1942年5艘。

11

巡洋舰：　8吋口径炮

5．5吋口径炮

旧式

18

　17

　3

3或4

1940年3艘

18

1942年1艘

20

3

水上飞机供应舰

2

2

1942年2艘

2

布雷舰

5

2

1939年1艘，

　1940年1艘。

8

驱逐舰

113

20

1939年2艘，

　1940年10艘，

　1941年8艘。

129

潜艇

53

33

1940年3艘，

　1941年11艘，

　1942年19艘。

67

护航舰

4

—

—

4

炮艇

10

3

1940年2艘，1941年1艘。

13

鱼雷艇

12

—

—

—

【附录（7）1939年9月12日的备忘录“凯瑟琳”计划①】

①见（原书）第415页。

第一部分

（1）要进行一个特殊的作战计划，必须建造特别的器械。

海军建设局认为可以把一艘“R”舰［“皇家君主”号级战列舰之一］的吃水深度提高九呎，这样就可以使它驶过一个只有二十六呎深的海峡。现在敌方还没有设置大炮来控制这个海峡，而海峡的两旁都是中立国家。所以，把舰只的护甲带暂时提高到水平面以上，是不会有什么害处的。这种办法就是在“R”舰的两旁加上两层浮箱（舰胴），使该船有了一条长达一百四十呎的横梁。而且在装置时，并不存在不可克服的困难。船身内部可在船坞安装，外边部分可在海港安装。用装满或卸空这些浮箱的方法，就可以很方便地改变船只的吃水深度。而且，一旦驶过浅水海峡以后，船身仍可下降，使护甲带安稳地下降到吃水线以下。在船身完全升高的时候，船行速度或许可达十六浬，在船身降到普通吃水深度时，速度为十三或十四浬。这些速度都可用于作战。这比我所预料的要好得多。

必须注意的是，这种浮箱，对于防御鱼雷，具有多一层的保护，有惊人的效果；实际上它们是超级的护船外壳。

此外，甲板上的装甲必须增厚，以便在势必发生的空袭时有特别的保护。

（2）这种浮箱，将称之为“套鞋”，而增厚的铁甲板，将称为“雨伞”。

（3）当所论及的战场的冰层在三月间（？）融化时，作战时间就会开始。如果我们在10月1日发出进行必要工作的命令，同时进行设计工作，我们就有六个月的时间，或许有七个月。虚耗夏季的光阴，是很不对的；因此，我们需要最高的优先权。所需的时间和金钱，应该在这个基础上来作出估计。

（4）原则上，应该要有两艘“R”舰具备这样的准备，如果能够有三艘，当然就更好了。在1940年夏季，唯一可能出现的敌舰，恐怕就是“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我们可以断定，这两艘军舰，也就是德国所仅有的巨舰，都不会暴露在装有十五吋口径大炮，足以粉碎它们的“R”舰面前。

（5）除了有这种装备的“R”舰以外，还得准备撞雷船十二艘。请你们把设计给我看。这些撞雷船，必须有足够深的吃水，以掩护他们所跟随的“R”舰，而且应由一小队机器舱人员在舰尾开动。它们须有坚固的船首，能经受任何水雷爆炸的冲击。在每一艘“R”舰的正前面，应有这样的一艘船。当各船列成纵队前进时，这种需要或者可以减少。我不能画出这些撞雷船的图样。我们必须预料会遇到两三排的水雷，每一艘撞雷船可以搞掉一排。也许普通的商船，照此加强装备后，即可充作撞雷船之用。

（6）除此以外，整个远征舰队必须备有足供三个月之用的汽油供应。因此，必须备有凸形甲板保护的运油船，其速度至少须为十二浬。我们可以认为假定航行速度为十二浬，如果事实上能够达到这个速度，那就更好了。

第二部分

（1）本计划的目的是为了控制这个特定的战场（波罗的海），要保持这种控制权，就要将一队为敌方重型军舰所不敢相抗的舰队，派驻在波罗的海。在这个战斗舰队的周围，应有轻型舰只护航。据提议可以用一万吨的装有八吋炮巡洋舰三艘，六吋炮巡洋舰二艘，组成巡洋舰队，再加上最强大的战斗驱逐舰两个小队，潜艇一个分队，和相当多的补助舰；如或可能，还需有若干军需船和一队修理船。

（2）“凯瑟琳”舰队应于核准的日期，视形势适宜在夜间或白日渡过航线，必要时使用烟幕。各驱逐舰应驶在舰队的前面，撞雷船应在“R”舰的前面，巡洋舰和轻型舰只则应紧紧跟随其后。一切现有的扫雷器和其他防御器械都可以采用。所以，克服水雷的危险应该是能够做到的，而且又没有大炮封锁海峡。至于空中的猛烈攻击，应由舰队的联合炮火来加以迎击。

注意：同时还可以派遣一艘航空母舰，并派出飞机换班飞到该舰维持。

第三部分

我们没有必要对控制这个战场的战略利益加以详细地论述。这是皇家海军发动一次最强大攻势的机会。把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隔开，就可以截断铁矿、粮食和其他贸易品的供应。当这个舰队到达战场并建立制海权的时候，就有可能对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的行动起决定作用。这时也就可以把这些国家拉到我们这方面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一个由陆地供应的便利基地。困难在于，只有当我们到达那里，他们才敢有所行动。但是，可供三个月用的汽油可以提供必要的最低需要量，那时，即使形势恶化，我们的舰队也不见得能去不能返。这个舰队一旦在战场出现，敌方一切力量就处在危险的境地。他们除非铤而走险，恐怕不敢派出船只在贸易航线上航行。他们不得不在整个北部海岸设防，以抵抗舰队的炮轰，或者还可能要抵抗我们登陆进攻，如果我们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结成同盟的话。这种活动对俄国将发生深远的影响，但我们不能把这一点计算在内。

严守秘密是必要的，因为必须完全做到迅雷不及掩耳。因此，对这个作战计划，应始终使用“凯瑟琳”一词。浮箱可称为“外加的护船壳”。至于凸形甲板的增厚，则是正常的防空准备。

我提出这些想法供你们研究，希望能因而解决种种困难。

丘吉尔

【附录（8）船舰的新建和改建①】

①见（原书）第418页。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和其他人　1939年10月8日

1．我们需要一些可供作战的军舰，需要那些由议会今天订购定期交货的舰只，这比浪费精力于日期遥远的、对免除我们的危险没有什么作用的造船工作要重要得多。

2．我们应以最大的努力，使“英王乔治五世”号和“威尔士亲王”号这两只军舰能按订造合同的日期如期完成。在平常时期，承办厂商随自己的高兴来接受和执行合同，这种习惯，在战时是不能容许继续存在的。请把可以执行的惩罚告诉我，以便在必要时可以把案件向皇家司法官提出。请把限制我们的因素告诉我。我向来认为装设大炮是问题之所在。如果这些舰只不能在约定的日期完工，则一切有关方面都一定会认为这是一个明显的失败。下星期五我将亲自去了解这些舰只的建造情况，并将亲自在海军部和你一起接见承造厂商。请为我准备这次从下午五时起的会晤。要是承造厂商说他办不到，那是没有用的。我知道，只要给予充分的压力，充分利用资源和装置，事情就能办到。总而言之，我们必须在1940年7月要他们交出“英王乔治五世”号，再过三个月交出“威尔士亲王”号。

我们要用来取胜的这些舰只，必须在1940年加入现役。

请你们全力做好这件事，帮助我消除各种障碍。

3．以上的话也适用于航空母舰。“光辉”号要推迟五个月交货，我们知道推迟交货会发生什么影响。“胜利”号甚至要迟九个月。“可畏”号从1937年的计划来算，是迟了六个月，而“无畏”号则迟了五个月。所有这些军舰都是要参加作战的，并不是为了在战争终了后才出海的——那时或许舰上挂上德国旗也未可知！我现在请求你们把这件事督促一下。要是我们在1940年被打败，后来所造的航空母舰就救不了我们了。

4．第三，还有巡洋舰。例如，请看一看，“迪多”号原定在1939年6月完工，而现在却说要到1940年8月才能交货。这个失败该怎样解释呢？

5．在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仔细地把办工业或做生意与争取战争胜利这二者分别清楚。现在正在建造那些不能在1940年内完工的舰只的熟练工人，只要是需要或可行的，都应调去赶造那些可能在1940年完工的舰只。我们必须按需要来作出特别的安排，把建造交货限期较迟的舰只的工人，调去建造那些战争急需的舰只。一切预定在1941年完工的舰只可以暂时丢在一边，而预定在1942年完工的舰只更可置之不理。我们必须使那些能在1940年完成的舰只有建造优先权。

6．同样的原则，更适用于驱逐舰和轻型舰只。但是这些舰只的生产，似乎进行得很好。我还没有时间来详细考查这些舰只完工的日期。但是我们最急切需要的，是在1940年年底以前要有新战列舰两艘、航空母舰四艘及巡洋舰十二艘·加·入·现·役，·参·加·战·斗。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　1939年10月21日

这封信是我专写给你一个人看的，因为我们两个人一起合作，就可以做出所需要的事情。

我们必须要有若干不怕偶或有的飞机炸弹轰炸的主力舰。我们已能用舰胴和潜艇探测器来保护舰只以防潜艇的攻击。我们还要使它们能够防御空袭。一个重磅空中鱼雷袭击一艘军舰，击中的机会的确只有一百分之一，但是被击中的机会总是会有的，而两者的价值又相差十分悬殊，好像一个英雄被疟蚊叮着了一样。我们必须做到恢复旧有的观念：一只战舰在阵前必须能够抵御一切攻击。

我的主要意思是，我需要四五艘装甲极厚的军舰，我们想派它到哪里就能到哪里去，可以高枕无忧。此外还可以有能够在远洋执行任务的各种类型的舰只。但是，如果没有一队足以抵抗空中轰炸的大型军舰，我们是维持不下去的。

我今天早晨已经写信给你，谈到“伊丽莎白女王”号的事。

但是我们至少必须把另外五艘军舰改装成足以防御空中袭击的舰只，这就是说，即使遇到从一万呎高空投下的一千磅的穿甲炸弹袭击也不怕。这就需要结构上的改造，但改造的工作并不如设想的那么大。总得把炮塔拆去一两座，这样就减去至少有两千吨的重量，就可以铺设六吋或七吋的钢板，只要舰身稳定限度许可，就尽量铺得厚些。拆去炮塔空出的地方，必须装上高射炮。这就是把八门炮减少为四门，但是四门十五吋口径的炮，一定可以击沉“沙恩霍斯特”号或“格奈森诺”号。在德国新战列舰出现以前，我们必须把“英王乔治五世”号和“威尔士亲王”号先行完成。因此，我们要集中力量先完成五六艘不怕空袭，因而能在英国海峡活动的军舰。高级的军舰便可专用于远洋活动。总之，把舰上的炮卸下来，加厚甲板。这是1940年军事主题。

现在有很多事情要办，怎样把这些舰只弄到船坞里去改装呢？

我们不要考虑舰只的外观。请你把舰上的上层炮塔去掉吧。军舰的改装，一艘可以在普利茅斯，一艘在朴次茅斯，两艘在克莱德，还有一艘在太恩分别动工。改装后的装四门炮的军舰，如果炮术专家加以专心研究，是可以发挥很大的炮火威力的。但是，最要紧的是，必须多多增加高射炮，必须能够做到要去哪里就去哪里，这就是1940年的军事主题，我们现在还来得及。

所有这些都使我们更加需要装甲的军火运输舰和装甲的油船，这是显而易见的。所有这些做法都说明我们对于海战的考虑不必太多，而应该更多地考虑到在猛烈空袭之下如何保持制海权的问题。

这个办法，应该在星期一提出，还要提供充分的资料，使我们能够在星期四以前采取这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在那一天，让我们把审计宫、海军建设局长和海军军械局长一并请来，把我们的战线从船舷移到船顶上来。

·照·我·看·来，·战·争·大·概·会·拖·过·这·一·个·冬·天，·各·处·会·有·些·象·征·性·的·接·触，·可·是·到·了·春·季，·一·定·会·开·始·一·场·紧·张·而·激·烈·的·战·斗。

请记住，我们一起所作的决定是没有人能够驳得倒的。

丘吉尔

【附录（9）新造军舰计划，1939—1940年①（不包括轻型海防舰艇）】

Ⅰ

　类型

Ⅱ

　战争爆

　发前核

　准建造

　的数字

Ⅲ

　1939年战时计

　划的数字

Ⅳ

　1940年

　战时计

　划的数

　字

Ⅴ

　修正的（战时）估计完成日期

Ⅵ

　实际完成

（a）

　1940年

　底以前

（b）

　（a）项之外再加上

　1941年

　底以前

（a）1940年底以前

（b）

　（a）项之外再

　加1941

　年底以前

战列舰

　航空母舰

　巡洋舰：　8吋口径　6吋口径以下

　舰队驱逐舰

　护航驱逐舰

　海岸炮舰

　猎潜快艇（包括护航舰）

　潜艇

　布雷艇

　扫雷艇

　拖网船（反潜艇用）

9（a）

　6

　—

　23（b）

　32

　20

　4

　61（c）

　12

　4

　20（d）

　20

—

　—

　—

　6

　16

　36

　2

　60

　19

　—

　22

　32

1（e）

　—

　—

　—

　32

　30

　20

　52（f）

　49

　—

　22

　100

2

　3

　—

　13

　12

　26

　4

　88

　22

　2

　10

　42

2

　2

　—

　7

　28

　34

　2

　48

　23

　2

　31

　50

1

　2

　—

　7

　11＋6（g）

　25

　2

　51

　19

　—

　5

　30

2

　2

　—

　6

　14

　25

　4

　70

　19

　4

　20

　53　①见（原书）第419页。    注：（a）包括后来取消的“雄狮”号、“卤莽汉”号、“征服者”号及“雷神”号在内。

（b）包括原在1939年计划中，而到1939年9月3日尚未动工的四艘在内，其中两艘后来取消了。

（c）包括已定货但在1939年9月3日尚未动工的五十八艘。

（d）已定货但在1939年9月3日尚未动工。

（e）“先锋”号。

（f）二十七艘后称大型快速巡洋舰。

（g）为巴西所造而接收过来的六艘驱逐舰。

【附录（10）舰队基地①】

①见（原书）第443页。

海军大臣致海军副参谋长及其他人员

（按最后一段开始行动）　1939年11月21日

海军大臣、第一海务大臣和海军总司令，于1939年10月31日曾在“纳尔逊”号上举行会议，决定在舰队各基地应有以下各种部署。

1．在春季以前，斯卡帕湾仅能作为舰队临时增添燃料的基地，还不能作基地之用。但以下的几种工作，应尽速进行：

（1）在没有设防的航道上设置沉没的障碍舰船。

（2）将防潜网改为两重，尤其是设置在必要的地方。这些防潜网，除了比从前的更为进步之外，其使用数量和范围至少要像上次大战时一样。峡道日常启闭工作须重新研究，使每次开放的时间缩短，以保证更大的安全。

（3）拖网船和带有漂网的扫海船的船队，应按上次大战所采用的规模，调往斯卡帕湾应用，船只的部署应由计划局周密考虑。但是所有的拖网船和带有漂网的扫海船，在斯卡帕湾恢复为主要基地之前，就是说，在1940年2月底以前，将供福思湾利用。

（4）简便营房的建筑应积极进行，不能停止。

（5）应建造混凝土的炮座，供架设防卫斯卡帕湾的八十门炮。此项工作应该在整个冬季内进行，但应等到春季，一切已经准备就绪时，才可以把炮运往架设。

（6）威克的飞机场，应该扩大到可容四个中队的飞机。

（7）雷达的工作，应该继续进行，但如遇到更重要的任务，也应按先后次序。

在这期间，斯卡帕湾可用来作驱逐舰加油基地。应照预定计划，进行油库伪装和建筑假油库等工作。在斯卡帕湾的人员，不应减少。除了已有的十二万吨油量外，该处存油，无须增加。现在从事建造地下仓库的人们，可令其担任其他更迫切的工作，甚至担任最近部内所决定的事情。

2．尤湾A港应保持现状，现有人员亦应保持。甚至在斯卡帕湾的水道铁丝网完成以前，就应有一种永久性的水栅和水道铁丝网。淡水管子应立即完工，并须采取其他种种次要的措施，使此港成为便于舰队时常来休息的隐蔽的休息站。

3．罗赛斯港应成为舰队作战的主要基地，并应尽一切努力使该港发挥最大的效率。关于水道铁丝网的改进工作应优先进行。防空气球必须装置，以有效地防御敌机低飞攻击大桥下的碇泊处。以前调到克莱德湾的二十四门三点七吋的高射炮和四门双筒自动高射炮，应该在从舰队离开克莱德湾以后四天之内，分批调回福思湾。此事不宜做出十分急促的样子，各炮兵队尽可以很随便地表现出从容不迫的样子装运，只要从现在规定这个时间起，五天之内能够安设在福思湾即可。保护罗赛斯港的雷达，应尽力尽快优先装置。空军少将道丁今日正在与本土舰队总司令商讨从英国防空委员会获得支持的问题。以前和空军部议定的办法，必须认为是最低限度，希望在舰队第一次利用这个基地的时候，至少可以有六个空军中队能够参加作战。

请海军副参谋长查一下总司令和道丁少将会议的内容，把结果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料到舰队一到福思湾就会遭受攻击，所以必须准备应付。此后这个基地的各方面都将继续予以加强，直至能使舰队中最大的军舰都可以安全停泊。此外还应该有特别的部署，把军舰上的炮火与海岸上的炮火协调射击。

我看七十二门炮的集中火力应该可以掩护停泊舰只的区域了。

4．现已安放在克莱德湾的十六十防空气球，不可移动，因为这可以淆乱敌方，使他们不知道我们的意图。

我非常希望海军副参谋长能够仔细核对一下这个记录，确定这里说的各项细节都是正确无误，并在取得第一海务大臣同意以后，即命令各部门切实执行。

丘吉尔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0年1月3日

斯卡帕湾的防御问题

1．9月间我们给斯卡帕湾各炮台等处配备人员时，据估计需要海军陆战队三千人。这个估计，现已由陆军部陆续增加，由三千人加到六千人，七千人，一万人，甚至一万一千人。

这个数字，当然完全超出皇家海军陆战队所能派出的限度。

2．不但如此，皇家海军陆战队“专任作战”人员的训练，只能在3月1日以后开始，到那时候陆军方面才能供给种种必需的装备。其实自9月以来，除了把军官和军士约八百名集合在一起外，什么事也没有做。这些人，随时可以用作海军陆战队的突击队或机动的防守兵力。

另一方面，陆军部在人力储备上还有剩余的训练好的兵员，似乎准备编入斯卡帕湾的炮兵部队。那里高射炮现在正以每月十六门的速度进行装设。由于我们要在3月份以后利用这个基地，这当然是一个应付需要的最好办法。

3．万一陆军部不愿负起这个责任，那我们就要求他们自2月1日起给我们提供各种训练设备，并请他们给我们派来所缺乏的各级技术人员，给予我们以充分的协助；还要和他们商定逐步接管的办法。但是，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由他们来负责，我们必须加紧催促他们。

4．我并不愿意海军部向陆军提出太多的要求。如果容许若干通融办法，则所需要的人数，似乎可能大大减少。每一门炮配备三十人，每一座探照灯设置十四人，这个数字是预备所有的炮和探照灯都能够长年地昼夜不断地配有全部人员。但是舰队经常是出海的，这时戒备级数不妨略为降低。不但如此，事实上在长时间空袭中，我们不能希望各炮连续不断地发射。假使真有这种攻击发生，那么舰队一定会出海了，因此，是否可以只让一部分的炮保持一级戒备状态，而另一部分在接到警报后准备时间可以长些。

5．是否的确需要一百零八座探照灯呢？这样远的距离，敌机能对舰队进行夜间空袭吗？直到现在，敌机空袭只限于白天，而且只有在白天，才能准确命中目标。

6．等到舰队准备把斯卡帕湾作为基地来使用时，我们就必须从罗赛斯港把一大部分的高射炮及其人员，最好是半数，调到斯卡帕湾。我们没有力量同时两处都作最高级戒备的装备。这也是一种经济之道。

7．所以我主张斯卡帕湾的防务，应该配置五千人，并应通知司令官，要仔细研究每一个炮兵阵地、每一个岗位所能作出的局部改进办法，以便逐步尽他所能地使这些炮发挥最大的威力。

8．像斯卡帕湾这样一个地方，有这样坚强的防守力量，伞兵降落和潜艇袭击的事大概不至发生。所以，除了现有的炮兵团之外，不必再添一营军队了。不过，司令官应该设法组织一支足以应付紧急事态的部队，以应付这一类小规模的但未必发生的事情。

9．谢特兰群岛的情形和这里不同。在谢特兰，我们最好要有一个营的兵力，虽然这个营的装备不必像在西线那样好。

丘吉尔

【附录（11）对土耳其的海军援助①】

①见（原书）第402页。

海军大臣的报告　1939年11月1日

第一海务大臣和我在今日下午接见土耳其的奥尔贝将军并把下述情形告诉他：

如果土耳其受到俄国威胁，那么，英王陛下政府在接到土耳其的请求，在某种情况下就有意要使用比俄国的黑海舰队实力更为优越的海军来援助土耳其。为了这个目的，必须在士麦拿湾和伊斯米德湾配备反潜艇和空防的力量，必要时还得派遣英国的技术官员加以协助。这些戒备，是现有在达达尼尔海峡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设置防潜网计划以外所增加的措施。

我们现在还没有答应土耳其什么东西，也没有订立军事协定。这种意外的事或许不会发生。我们希望俄国能严守中立，或者甚至对我方采取友好态度。不过，如果土耳其觉得处于危险地位，因而向英国要求海军援助时，那么，我们就要根据地中海的局势和意大利的态度同土耳其进行协商，希望能订立正式协定。也许只要英国舰队开抵士麦拿湾就可以阻止俄国走极端，而英国舰队进入伊斯米德湾，也许就可以阻止俄国对博斯普鲁斯海口进行军事袭击了。不管怎样，我们采取为建立黑海制海权所必需的行动，也就是从这个立场出发的。

奥尔贝将军对这个说明表示十分满意。他说，他完全知道两国之间并无约束。他说他归国后将向他的政府报告，在这些基地上将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

我对此事并没有想到法理的问题；因为，假使我们真的达到订立正式协约的阶段，那时当然会讨论解决这个问题的。假定的理由是，土耳其只有在觉得自己处在严重危险，或已实际成为一个交战国的情形下才会向英国提出援助的请求。

【附录（12）灯火管制①】

①见（原书）第438页。

海军大臣的意见　1939年11月20日

1．我冒昧向我的同僚建议，当现在的月亮开始亏缺的时候，灯火管制办法应该作合乎情理的改变。我们知道，德国政府现在的政策，并不是要在英法两国境内不分青红皂白地滥施轰炸。轰炸非军事目标对他们并无好处。而要轰炸军事目标，最好并且或者只有在白天或月夜才能有好的效果。如果他们改变这个政策，或者我们实行空袭警报，那时我们再熄灭灯火不迟。现在这个时候，可以在有空袭预报时才熄灭街道的灯火。如果进行夜间空袭单是为了杀害平民，那么无论伦敦是否熄灭灯火，他们只要按定向方位和地图就可以很容易找着伦敦。敌机是无需用城市的辉煌灯火来作引导的，而且如果在空袭敌机进入我国之前就把灯火熄灭，那也就没有什么引导了。

不管怎样，灯光是没有多大的关系的。

2．当然，我们也不要把街道照明完全恢复平时状态。可以有种种改变方式。巴黎街道所实行的灯火管制，是很切实际而又有效的，可以看得见六百码以内的一切。街道的灯光亮度足以使车辆安全行驶，但又比和平时期的灯光暗得多。

3．我们为了目前所采用的方法，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第一，丧失生命；第二，就像空军大臣所提出的抗议一样，妨碍了军火生产，并且妨碍了海港工作，甚至妨碍西岸的工作；第三，引起群众焦躁和情绪低落，妨碍他们发挥作战的能力，并且因为大家认为这种办法不合理，使英国政府的威信受到损害；第四，使夜晚在黑暗街道中或闭灯的火车中的妇女和少女们担心受怕；第五，使商店营业、娱乐场所等事业受到影响。

因此我主张自12月1日起实行以下各点：

（1）各城镇和乡村的街道应该恢复较暗或限制的照明。

（2）汽车和火车，应该许其使用较大的灯光，即使也许要冒一定的危险。

（3）现有关于房屋住宅灯火管制的种种限制规定，群众已经习惯的，则仍应予以保持；但是为了轻微的违反规定就加以使人反感的惩罚，就不应再有了。（我在报上看到，一个男子因在某处吸烟，火光太亮而被处罚，又有一妇人因为开灯照料她生病的婴孩，亦被罚款。）

（4）这种通融办法如获批准，应佐以一种有效的宣传，用无线电多次广播，印发布告，在各加油站分发给汽车司机，要他们知道，空袭警报时，司机应立即停车灭灯，所有其他灯光亦应一律熄灭。警报响后再露灯光者，应予严惩以儆效尤。

4．我们或许可以按照这些情况度过以后云雾甚多的冬季三月。假使战争激烈起来，或我们做了任何足以引起敌人报复的事，我们随时可以恢复现在的灯火管制办法。

丘吉尔

【附录（13）关于防御磁性水雷的各种措施的节略①】

①见（原书）第455页。

关于磁性导炸装置的水雷和鱼雷的一般性能，在战争爆发前大家虽然已知道得很清楚，但对于德国所发明的这种水雷的详情，在当时还没有人知道。直到1939年11月23日在休伯里纳斯捞获了一个以后，我们才能利用过去研究所得的知识，立即研究适当的对付办法。

首先，需要的是扫雷的方法；第二是为各种船舶提供消极的防御方法，在未经扫雷或未完全扫雷的水道上保护船舶以防触雷。这两个问题都加以有效地解决了，以下几段将简单地叙述战争初期所采取的技术措施。

积极的防御——扫雷新法磁性水雷

要扫除磁性水雷，必须在该种水雷的附近安置一个足以引发该水雷爆炸的强大的磁场装置，使水雷在扫雷艇的安全距离之外爆炸。早在1939年初我们就设计了一艘破雷舰，而这种破雷舰，现在已加以试验性的使用。这种破雷舰有强大的电磁装置，在该舰前进时，可以将前面的磁雷引炸。1940年初，这种破雷舰曾有若干成效，但是这种方法在大规模使用上，发现不甚适宜而且又不十分可靠。

同时我们又试制了各种用浅水船只拖带的电力扫雷器；

也试用过由低飞的飞机携带电磁线圈的方法。但这个方法有许多实际上的困难，而且飞机有很大危险。所有一切试验过的方法中，被称为L·L·扫雷法的似乎最有成功希望，于是人们集中力量来研制这种方法，使之更为完善。它的扫雷装置，包括一条很长的一般称作“尾巴”的粗电缆，由一小只船拖带，总是两条或两条以上的船一起工作。强烈的电流，按仔细调整的时间间隔通过这些“尾巴”，这样就可以使水雷在距离扫雷艇相当遥远之处爆炸。这种装置的设计者遇到了许多困难，其中之一就是要使这种电缆具有浮力。这个问题，已由电缆工厂加以解决；起先是在电缆之上加一层叫作“索博”的橡皮套子，后来改用缝合网球的方法，也很有成效。

到了1940年春季，L·L·扫雷船的使用逐渐增多。自此以后，这个问题就在德国的水雷设计家和英国的水雷扫除专家两方面智力的斗争中去解决。德国人对水雷的性能，常常加以改变，而每一次改变又被扫雷器的改进所破。敌人虽然也有得手的时候，而且曾在一个时期内取得主动，但最后总是给英国对手所制服。有时，往往能预料到德国水雷构造的改变而事先准备对付办法。直到战争终了的时候，L·L·扫雷法始终是对付纯粹磁性水雷的有效办法。

音响引爆水雷

1940年秋季，敌人开始使用一种新的“音响引爆”式水雷。这种水雷的导炸装置，是由船舶推进器在水中行走的声音来激发的。我们早已料到有这种发明，因而早已准备好应付的办法。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是使扫雷艇发出一种合适的而且充分强烈的声音，使水雷在距很远的地方爆炸。在各种试验方法中，以“康果震动锤”最为有效。这种装置是装在船龙骨下的一个防水容器之内的。这个方法的效果，取决于找出正确的震动频率；这也和以前一样，必须先获得一个敌人的这种水雷标本，才能迅速取得成效。我们这次又有好运气，1940年10月发现第一个音响引爆水雷，到了11月，又在布里斯托尔海峡的泥滩上打捞起完整的两个。接着很快就有了有效的对付方法了。

不久，我们发觉敌人在水雷中同时兼用音响和磁性导炸装置，无论碰着哪一种外因都能把水雷导炸。此外，敌人又有了许多反扫雷的办法，这就是使导炸装置在受到第一次或预定的若干次刺激时，不起作用，或者使水雷在敷设后一段时间以内不能引爆。因此，经我们扫雷艇彻底扫除甚至扫过若干次后的航道中，也许仍会有若干随后才能“成熟”的、造成危害的水雷。可是，虽然德国人的技巧才干有了种种结果，而且在1941年1月，我们因索伦特试验场被炸，致使许多有价值的记载被毁，使我们遭受严重的损失。但是，两方不停的斗智，继续下去还是逐渐变得对我们有利。我们最后的胜利，就是对各有关方面不倦地努力工作的赞扬。

消极的防御——消磁

凡是钢制的船舶，都有永久性和感应性的磁性，这是一般的知识。由此产生的磁场的磁力如果够大，就可以触发那放在海中经过特别设计的水雷导炸装置；但如果把这磁场的磁力减小，也许就可以避免这种危险。在浅水中，虽不能说绝对安全，但是相当程度的消磁性显然是可以做到的。1939年11月底以前，在朴次茅斯进行的初步试验，已表明船舶的磁性可以减小，其方法是在船身上以水平方向绕电缆，用船自身的电力在电缆上通电流。海军部立刻接受了这个原则；于是凡有发电设备的船舰，都可以用这个方法得到相当程度的保护。并且，一方面加紧进行研究，以确定更准确的必要条件，同时也立即赶紧进行大规模的准备，用这种防御方法来装备舰队。我们的目的是保护在超过十噚深的水域航行的船舰，使之可以不怕磁性水雷，而扫雷艇及其它小舰艇则在更浅的水域也可以安全航行。12月间进行了大规模的试验，表明这种消磁圈的方法，使船只能够在别的未装上这种设备的船只的航行安全深度的一半深度的水域比较安全地航行，不但如此，这种装备无须变动船身的结构，也无须添设精密的器械，只是有许多船舰需要增添发电设备罢了。作为紧急措施，可以在船壳外面绕上临时电缆圈。这种工作几天内就可以完成，不过比较永久性的装在船内的这种设备，仍应在适当时机尽早装上。这样，在前一种情况下，正常的航运周转不会受太大的耽搁。这种方法称为“消磁法”。成立了一个组织，在海军中将莱恩—普尔的领导下，监督各船装设这种设备。

这项工作的供应问题和管理问题甚为繁重。根据调查，消磁圈一项，每星期需要使用的电缆长达一千五百哩，而国内的产量，最初只能供应上述数量的三分之一。我们的产量虽可提高，但这只有牺牲其他重大需要才能做到。因此，全部的需要只有由国外输入大量材料才能对付。此外，各海港都必须备有训练好的人员来管理装设工作，确定每一船舰的实际需要量，对各地管理航运调动的有关方面给予技术指导。所有这些保护性措施，把英国和各盟国商船队的大量船只都包括在内。

到1940年最初几个星期，这个组织在不断发展。在这个阶段，首先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就是使各船舶在我国各海港，尤其是有重大危险的东部沿海各港，能够自由进出。因此我们集中力量于装置临时消磁圈，全国生产的合用的电缆都征用了。电缆工人日夜工作，以应需求。在这期间，许多船舶出海时船身都围绕着电缆。这种电缆也许经不起海浪的冲击，但至少可以使船只安然通过危险的沿岸水域，在再次进入可能有水雷的区域之前，又可以重新安装起来。

拭去磁力装置除了上面所说的方法以外，还发明了一个简单的消除磁力的方法，就是现在所谓“拭去磁力法”。这个方法可以在数小时内完成，就是把一条粗电缆放在靠船身处，然后通以岸上所供应的强大电流。船上无须装置永久性的电缆，不过这个方法隔几个月以后，就须再来一次。这个方法对大轮船无效。但它因为可以适用于经常在危险地带航行的大量小型沿海船只，这就使装设消磁圈的部门大大地减轻压力。大量节约了时间、材料和人力。当盟军由敦刻尔克撤退时，尤其显出这种方法的特殊价值。那时许多各式各样的小船，平常不在大海航行，它们在经过这种简单的处理之后，就可以在英吉利海峡沿岸周围的浅水区航行。

商船的消磁

海军大臣的备忘录1940年3月15日

我的同僚一定知道，我们对抗磁性水雷最有效的方法之一，便是消除船舶的磁性。这种方法能使船只在十噚以上的水域航行时，不受磁性水雷的威胁。

在联合王国各海港从事贸易的英国船，需要安装消磁圈的，共有四千三百艘。

消磁圈的安装工作，在1月中旬开始。到3月9日为止，已有军舰三百二十一艘、商船三百十二艘安装完毕。在这一天，有军舰二百十九艘、商船约二百九十艘，正在安装。

直至现在为止，电缆供应限制了安装工作的速度。但供应情况现已迅速改善。今后安装的速度，恐怕要受船厂劳动力供应的限制了。

如果一部分英国船只安装消磁圈的工作可以交由外国船坞去做，则将有很大的好处。和我国有贸易往来的中立国船只，约有七百艘。中立国船员，尤其是挪威轮船上的船员，对于在通达我国各港的贸易航路上碰上敌方水雷的危险，已开始感到不安。中立国船只的安全和中立国船员的信心，对我们都极为重要，所以我们很有理由把消除磁力所需要的技术知识供给中立国家，使他们能够把同我国进行贸易的船舶加以消磁。

将若干英国船只交给外国船坞消磁，以及将消磁方法推广到中立国的船上，固有很大的好处，但同时也要考虑到泄漏秘密的不利问题。如果敌人知道我们所采用的方法，他们或许会（1）增加水雷的灵敏度，不然就会（2）在同一布雷区布设具有相反的磁极性的水雷。如果能够保持秘密，就可以延缓敌人的反措施。不过我们有关消磁圈设备的详细技术情形，非使国内所有修理船舶的厂家知道不可。这样广为分发的资料，几乎可以肯定，敌人很快就会知道的。

不过，敌人的（1）和（2）的两种办法，于敌人亦有不利之处，因为：

（1）会使水雷更容易扫除，而且也使没有消磁设备的船只减少危害，因为太灵敏的水雷总在距离船只很远的前方爆炸，或者甚至就在船舶的前面爆炸。

（2）颠倒磁极性，只对若干难以彻底消磁的船只有效，而且还须在水雷上设有灵敏度高的装置。

自从“伊丽莎白女王”，号驶抵纽约，以及后来在报上把这件事宣布以后，以上情形已经有了改变。敌人现在已经知道我们所采用的防护方法。他们知道自己的水雷构造，所以不难推知消磁圈的作用。所以他们现在可以采取任何力所能及的反措施。报纸上的登载，更加促使中立国家加紧要求取得这种资料，我们如果继续拒绝把这种秘密告诉别人，实与我国鼓励中立国商船同我国进行贸易的政策有所抵触。

因此，我的顾问人员认为，如果我们现在不再把这种技术资料看作军事秘密，对我们也没有什么重大损失。

因此，海军部提出：

（1）在必要时，应该使用中立国家的船坞为我国商船安装消磁圈，以补我国在这方面的资源不足。

（2）在必要时，应将这种消磁方法的技术情报供给中立国家，使中立国家与我国进行贸易的船只得以安装消磁圈。

丘吉尔

【附录（14）德国第四十七号潜艇作战日记节录①1939年11年28日】

德国时间

十二时四十分方位北纬60°25′　 在120度（正）方位发现桅杆。

东经01°　 我认明是一艘"伦敦"号级巡洋

十二时四十九分　风向西北北10-　舰。

9海浪8有云

十三时三十四分　北纬60°24′射程八百公呎（约八百八十码）

东经01°17′估计巡洋舰速度为8浬。一鱼雷

自第三号管射出。一分钟二十六

秒后，闻爆炸声。我可看见在烟

囱后面中弹后的损伤，上甲板已

弯曲破裂。右舷的鱼雷管装置，

向后弯过船边。舰上飞机搁在甲

板尾部。该舰向右舷倾侧约五

度，即按反方向航行隐没于暴风

雨中。

十四时零三分露出海面，进行追击。

十四时二十分该巡洋舰再度出于90°的方位。

我立即潜入水中想接近而击

之，但该舰又在暴风雨中隐没。

十四时五十一分　露出海面，在该区域搜寻，但未

能寻获。

1939年11月29日，邓尼茨海军大将的作战日记，有下列的记载：

“在接到第四十七号潜艇对一艘巡洋舰施放鱼雷的报告之后，宣传部即称已击沉一艘巡洋舰。按照军人的见解，这种不正确的言过其实的宣传，并不合适。”

①见（原书）第447页。

【附录（15）“耕种者第六号”①】

①见（原书）第497页。

在那些踌躇不决并在进行分析研究的月份中，我在一个问题上想了很多，而且尽力使这个想法得以实现。我想，一旦大战开始，这个想法也许有些用处。为了保守秘密，我们先把它叫作“第六号白兔”，后来又改称为“耕种者第六号”。

这是一种为陆军设想的方法，使他们可以不遭受过分或重大的死伤达到并穿过敌军战线。我相信，我们可以制造一种机器，能够在地上挖出一条壕沟，其深度和阔度足够使进攻的步兵，不久还可以使进攻的坦克车比较安全地前进，越过无人地带和铁丝网，然后在敌人的防区出现，这样就能够以同敌人相等或更优越的兵力，逼近作战。开凿这种壕沟的机器，必须有充分的前进速度，在黑夜的几小时内，能够穿越敌我两军阵线开出一条沟道。我希望能有每小时前进三哩或四哩的速度；但甚至每小时开半哩也就够了。如果在一条二十哩或二十五哩长的战线上采用这种方法，也许只要用二三百架这种掘壕机，到了黎明时候，就可有一队锐不可当的坚强步兵到达并深入德军阵地。有着几百条交通壕和后方联系，大量的援军和军需品就可以循着这些交通线源源接济。像这样，我们就可以出其不意，几乎没有什么损失就深入敌军阵地。这种办法还可以无限制地做了再做。

二十五年前，当我曾命令制造第一辆坦克时，我请了海军建设局长德因纳科特来解决这个问题。因此，在十一月，我又把这个问题向现在担任这个最重要职位的斯坦利·古多尔爵士提出，由他最能干的助手之一霍普金斯负责此事，还拨款十万镑作为实验之用。林肯市的拉斯敦·布希鲁公司在六个星期内就设计和建造了一个工作模型，这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小机器，约有三呎长，在海军部地下室的沙地上进行试验成绩很好。我既得到帝国总参谋长艾恩赛德将军和其他英国军事专家的积极支持，便邀请首相和若干同僚参观表演。后来我又把这个机器带到法国，先后给甘默林将军和乔治将军观看，他们都表示赞同。12月6日，我获得保证，立即订造二百辆并享有制造上的绝对优先权，1941年3月交货。同时有人建议制造再大一点的机器，以掘成一条宽度足够容纳坦克车的壕沟。

1940年2月7日，内阁和财政部核准建造二百辆挖狭壕的“步兵”式机器和四十辆挖宽壕的“军官式”机器。因为设计非常新颖，因之须首先建造主要部件的试验型。到了4月，遭到一点挫折。我们过去一向是靠简单的“默林——马林”型发动机来发动的，而现在空军部却需要全部这些机器，所以不得不改用其他比较笨重而巨大的发动机来代替。最后制成的机器，重达一百吨，长七十七呎，高八呎。这个庞然大物每小时可以在普通耕地中开成一条五呎深七呎半宽半哩长的壕沟，共推动泥土八千吨。1940年3月，全部制造程序都移交军需部所属的一个特别部门办理。担任建造工作的三百五十家厂商，对不论制造分散的部件或在特选的中心装配完成等工作，都绝对保密。对法国和比利时北部的土壤，也进行了地质分析，并且决定了若干适宜的区域，能利用这种装备作为发动强大攻势计划的一部分。

但是所有这些工作，在进行的每一阶段，都要做许多说服和推动的工作，结果却一无所成。一个极不同的战争方式，不久就像排山倒海似的向我们压过来，把它面前的一切一扫而光。正像不久就看到的，我立即把这些精心结构的计划搁在一边，把这个计划所需的一切资源，移到别种用途上。只是制好了几个成品，留供某种特别的战术用途，或者用作紧急挖掘反坦克的壕沟之用。到1943年5月我们只有一个试验性的原型机，四个狭壕机，五个宽壕机，有的做好了，有的尚在制造之中。我看过大的原型机的试验，表现惊人效率之后，我批了几句话：“把五架‘军官’式机器撤销四架，但四架‘步兵’式机器应妥为保存。也许它们会有用得着的时候。”

这几架剩下来的机器，放在仓库中，一直保留到1945年夏季。

那时我们正在用其他方法冲破齐格菲防线。除了一架以外后来都拆掉了。这就是耕种者第六号的始末。我对此是负责的并始终不后悔。

丘吉尔

【附录（16）战争开始后八个月内英国因敌方攻击所损失的商船数字①】

敌方使用手段

1939年

1940年

9月

10月

11月

12月

1月

2月

3月

4月

5月

潜 艇

135，552

（26）

74，130

（14）

18，151

（5）

33，091

（6）

6，549

（2）

67，840

（9）

15，531

（3）

14，605

（3）

365，449

（68）

水 雷

11，473

（2）

3，170

（2）

35，640

（13）

47，079

（12）

61，943

（11）

35，971

（9）

16，747

（8）

13，106

（6）

225，093

（63）

海面舰只

5，051

（1）

27，412

（5）

706

（1）

21，964

（3）

—

—

—

5，207

（1）

60，340

（11）

飞 机

—

—

—

487

（1）

23，296

（9）

—

5，439

（1）

—

29，222

（11）

其他及原因不详

—

—

2，676

（3）

875

（1）

10，081

（2）

6，561

（3）

1，585

（1）

41，920

（9）①

63，898

（19）

总数（总吨位）

152，040

（29）

104，712

（21）

57，173

（22）

103，496

（23）

101，869

（23）

110，372

（21）

39，302

（13）

74，838

（19）

743，802

（172）

【附录（17）“皇家海军”作战计划①】

①见（原书）第517页。

海军大臣节略　1940年3月4日

1．在3月12日以后，可能在任何时间，在发出通告的二十四小时内开始海军作战行动。在那时候，按照预订计划将有二千个海军式漂浮水雷可资使用。这些水雷包括三种不同的型式。此后已安排好每星期经常最少可以供给一千个水雷。英国海军队伍开到现场；作战的物资准备停当。当地的种种安排，已经通过甘默林将军和达尔朗海军上将同法国洽妥。相信这些水雷可以使从卡尔斯鲁厄以下一百哩的河流受到威胁。把兵员和特种物资，集结于靠近敌人前线之处（四至六哩），虽然在马奇诺防线之内，总是有些危险的。据说这一个月河道的状况良好。到了四月里，积雪融化，河水或许会更深一些，那就不免要将水雷的尾部加长；支流的水或许会暂时不注入主流，甚或倒灌。

2．空军要等到四月中旬月圆时候，才能去准备好。所以除非事态遇到我们非动手不可，否则最好是等到那个时候。这样就可以同时搅扰整条河流因而使敌人辨不清我们海军行动的出发点。到了4月中旬，空军会有大量的水雷可以使用，这就可以在有月亮时每晚出动，在宾根和科布伦茨之间的各河区布雷。所有两种水雷，在漂流到荷兰边境之前，都会变成无害的东西。在4月底以前，专用于静水运河的特别水雷，希望可以准备好；最迟到5月月圆之夜，预备布放在流入黑利戈兰湾各河河口的水雷，也许可以准备好了。

3．因此，这一庞大的布雷战役应该按照下列时间表来执行：

第一天，发表布告，申述德国人对英国海岸、船舶和各河口所进行的攻击的情形，并宣布自此以后只要英国继续受到攻击，莱茵河就是已布雷的和禁止通过的区域。对各中立国家和平民，给予二十四小时的通告，要他们自此以后，停止使用和渡过该河。

第二天，入夜以后，就用两种办法，尽量布设水雷，越多越好，并须夜夜连续进行。那时，水雷可以大量供应，可以充分使用各种方法来布雷。

第二十八天，开始在各静水运河和各河口布设水雷。自此以后，只要机会许可，一直要进行下去，直到敌人终止进行现在对我们的攻击、或者得到别的结果的时候才停止。

4．在原则方面，所需决定的是：

（1）在目前的情况下这种作战方式是否正当，是否得策？

（2）是否应事先提出警告？这会丧失迅雷不及掩耳的好处。不过，这一点并不被认为具有决定性质。因为我们的目的，是在阻止使用河流和内地水道，而非专事破坏。

（3）我们是否须等到空军准备就绪后才执行这个计划？抑或在3月12日以后尽快开始海军行动？

（4）如果敌方报复，我们预料他会有什么报复方法？我们除了已经受到袭扰的沿海港口之外，英法两国并没有与莱茵河相似的天然上或经济上的特别地区。

（5）负责这项作战计划的第五海务大臣，最好在星期四前往巴黎和法国作最后的详细协商，探明法国政府的反应如何。

根据达拉第、甘默林将军和达尔朗海军上将的态度，一般认为大概会有极好的反应。

【附录（18）在挪威战役中海军的损失①1940年4月——6月德国海军的损失被击沉的舰只名号】

类 型

原 因

“布吕歇尔”号

“卡尔斯鲁厄”号

“克尼希堡”号

“布鲁默尔”号

“威廉·海德坎普”号

“安东·施米特”号

“汉斯·鲁德曼”号

“格奥尔格·蒂勒”号

“阿尼姆”号

“沃尔夫·岑克尔”号

“埃里希·盖斯”号

埃里希·克纳尔”号

“赫尔曼·库纳”号

“勒德尔”号

编号舰第44、64、49、1、50、54、

22、13号

阿尔巴特洛斯

8吋炮巡蜒蠼ⅱ

轻巡洋舰

轻巡洋舰

训练炮舰

驱逐舰

驱逐舰

"

"

"

"

"

"

"

"

潜艇

鱼雷艇

4月9日在奥斯陆被挪威海岸防线鱼雷和炮火击沉。

4月9日在卡特加特被潜艇“游荡者”号发射鱼雷击沉。

4月10日在卑尔根被海军航空兵部队炸沉。

4月15日在卡特加特被潜艇发射鱼雷击沉。

4月10日第一次攻击纳尔维克时被鱼雷击沉。

4月13日第二次攻击纳尔维克时被鱼雷或炮火击沉（其中五艘在4月10日第一次攻击纳尔维克时受伤）。

　

原因各别。有三艘在挪威海外沉没，五艘在北海沉没。

4月9日在奥斯陆被击毁。

此外有扫雷艇三艘、巡逻艇二艘、运输舰十一艘、辅助舰四艘被击沉。

①见（原书）第592页。

　被击伤舰只

名 号

类型

原　因

“格奈森诺”号

战列巡洋舰

4月9日与“声威”号交战。6月20日被潜艇“克莱德”号鱼雷击中。

“沙恩霍斯特”号

"

6月8日被“阿卡斯塔”号鱼雷击中。

“希佩尔”号

　8吋口径巡洋舰

 4月8日与“萤火虫”号交战。

“吕佐夫”号

袖珍战列舰

4月9日在奥斯陆与海岸炮台交战。

　4月11日在卡特加特被潜艇“金枪鱼”号鱼雷击中。

“埃姆登”号

轻巡洋舰

4月9日在奥斯陆与海岸炮台交战。

“布雷姆斯”号

训练炮舰

4月9日在卑尔根与海岸炮台交战。

此外另有运输舰二艘受伤，一艘被俘。

在整个时期内失去作战能力的舰只

名号　类型原因

“舍尔海军上将”号 袖珍战列舰　引擎修理

“莱比锡”号　 轻巡洋舰鱼雷击伤修理

1940年6月30日的德国舰队

类型　现役舰名　 附注

战列巡洋舰　 无　“沙恩霍斯特”号和

 “格奈森诺”号已受伤。

袖珍战列舰　 无　“舍尔海军上将”号

　在修理中，“吕佐夫”号受伤。

8吋口径炮巡洋舰 “希佩尔”号

轻巡洋舰“克尔恩”号、　 “莱比锡”号和“埃姆登”号受伤。

“纽伦堡”号

驱逐舰　“舍曼”号、

“洛德”号、

“殷”号、

“加尔斯特”号六艘在修理中。

鱼雷艇　十九艘尚有六艘在修理中，

　八艘新艇在建造中。

还有旧战列舰“施勒辛”号和“施勒斯维希·霍尔施泰因”号二艘可供海岸防务之用。

挪威战役中盟国海军的损失被击沉的舰只

名号　种型　 原因

“光荣”号　 航空母舰 6月9日被炮火击沉

“埃芬厄姆”号　 巡洋舰　 5月17日被击沉

“麻鹬”号防空　 巡洋舰　 5月26日被炸沉

“鹭鹚”号　 海岸炮舰 4月30日被炸沉

“萤火虫”号 驱逐舰　 4月8日被炮火击沉

“廓尔喀”号 "4月9日被炸沉

“哈代”号　 "4月10日被炮火击沉

“猎人”号　 "4月10日被炮火击沉

“阿弗利第”号　 "5月3日被炸沉

“阿卡斯塔”号　 "6月9日被炮火击沉

“热情”号　 "6月9日被炮火击沉

“比松”号（法国）　 "5月3日被炸沉

“格罗姆”号（波兰） "5月4日被炸沉

“蓟草”号　 潜艇 4月14日被德国潜艇击沉

“鰽白鱼”号 "4月22日，不详

“蝶鲛”号　 "4月27日，不详

“海豹”号　 "5月5日触雷

“多里斯”号（法国） "5月14日被德国潜艇击沉

“奥泽尔”号（波兰） "6月6日，不详

此外尚有拖网船十一艘、载有兵员的运输船一艘、未载士兵的运输舰二艘、供应舰二艘被击沉。

被击伤舰只（不包括轻度损伤）

 名号 种型 原因

“佩内洛普”号　巡洋舰　4月11日搁浅

“萨福克”号"　 4月17日被炸弹击中

“曙光”号　"　 5月7日被炸弹击中

“库拉索”号防空巡洋舰　4月24日被炸弹击中

“开罗”号　"　 5月28日被炸弹击中

“埃米尔·贝尔坦”号（法国）巡洋舰　4月19日被炸弹击中

“鹈鹕”号　海岸炮舰4月22日被炸弹击中

“黑天鹅”号驱逐舰　4月28日被炸弹击中

“霍特斯珀”号　"　 4月10日被炮火击中

“日蚀”号　"　 4月11日被炸弹击中

“旁遮普”号"　 4月13日被炮火击中

“科萨克”号驱逐舰　4月13日被炮火击中

“爱斯基摩”号　"　 4月13日被鱼雷击中

“苏格兰人”号　"　 4月13日搁浅

“马奥利”号"　 5月2日被炸弹击中

“索马里”号"　 5月15日被炸弹击中

Ⅱ．海军大臣的节略在给海军部一些官员及部门负责人的备忘录和节略中常常使用简称。为便于读者了解，现将相当的全称列表于下。

简称全称

Controller　军需署长和第三海军务大臣

ControllerM．S．R． 商船修造署署长

D．C．N．S．海军副参谋长

A．C．N．S．海军助理参谋长

D．T．I．　 海军情报局长

D．N．O．　 海军军械局长

D．N．D 贸易局长

D．N．C．　 海军建设局长

D．T．M．　 海军鱼雷与水雷制造局长

D．S．R．　 科学研究局长

1939年9月

海军大臣致秘书及各部门　1939年9月4日

为避免混淆起见，在所有公文及公报中，德国潜艇以后一律正式称为U—boats。

海军大臣致海军情报局长及秘书1939年9月6日

1．这份公报写得很好，我同意其中的原则。但是，首先在我们损失可能重大的时候（大约是9月份），要注意说明我们正在消灭德国潜艇。过些时候再实行保持缄默的政策。麦克纳马拉上校起草的每日公报，在第一星期内，如果可能，应该先交海军大臣过目；不过，海军大臣不在时，应该马上发表，不得迟延。最重要的是，海军部的公报应该保持翔实的信誉，语调不可牵强。今天公报的语调，非常恰当。

2．在议会开会期间，如果有任何值得报告的事发生，无论是坏事或好事，海军大臣或海军部政务次官愿在下院中提出说明，以答复友善的私下提出的问题。

在草拟这种说明的时候，应与作为海军大臣议会事务顾问的政务次官进行协商。而惊人的或重大的事件，则须由海军大臣或第一海务大臣慎重审查。

3．在下院发表任何有关海战的说明时，都应将内容通知上院议长斯坦诺普勋爵。

此外，海军大臣希望他的私人秘书，在这最初的几星期内，把斯坦诺普勋爵可能感到兴趣的问题，随时通知他。勋爵一向和海军部保持密切的关系，他与海军部的事态发展不应割断联系。

海军大臣致情报局长（密件）1939年9月6日爱尔兰西海岸的形势如何？在爱尔兰海岸的小湾或入口处，有没有任何接应德国潜艇的迹象？看来应该花些钱，找一些可靠的爱尔兰特工人员，对海港保持最严密的监视。这件事已经进行了吗？请报告。

海军大臣致海军副参谋长　1939年9月6日

请告诉我多佛海峡布雷的进展情况，以后每周报告一次。

海军大臣致军需署长　1939年9月6日

1．关于调出旧商船弥补吨位损失问题，我们进行得如何？

调出多少？在什么地方？请你开列名单，并附吨数。必须安排船只的入坞和擦洗船底的工作，否则速度将受到严重影响。

2．关于如何尽量取得中立国的吨位，我很愿听取建议。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军需署长及其他人员

 1939年9月6日

1．现在批准添造即使在战时也要两年才能完成的巡洋舰，实在为时过早。这个问题可在今后三个月内再作考虑。现在我们既然不再受任何条约限制，那么今后我们造的巡洋舰，就必须是新式的，足以制服德国现正建造的五艘装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

2．请通知建设局长于方便时，给我准备一份关于一万四千吨或一万五千吨巡洋舰的说明，舰上须装九·二吋口径大炮、装备优质铁甲、可以抵抗八吋口径大炮的轰击、其航程与速度要超过现有的“德意志”号级或装八吋口径大炮的德国巡洋舰。在建造这种舰只以前，看来需要取得美国的支持。

3．所提计划中的其他部分，因都与搜索潜艇有关，并应于年内准备就绪，所以已予核准。

4．我很乐于讨论有关海军部一般政策的问题。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39年9月7日

训练居民完全熄灭他们私人住所的灯光，看来极为需要，迄今采取的办法已有成效。但由两个或三个中心点控制的庞大的灯火设备，当然属于另外一类的事。

虽然对于住家要实行灯火管制，但在空袭警报发出以前，为什么不能让可以控制的灯光继续照明？这样，当汽笛响起以后，整个范围的灯火系统，就可立刻一起熄灭。这样可以使空袭警报更加有力，而当解除警报的汽笛响起时，灯火一起明亮，人人都可以知道警报已经解除。这既免除了极大的不便，又避免了不必要的黑暗引起的沮丧情绪。而且，因为至少有十分钟的多余时间，所以尽可从容地将灯火全部熄灭。

如果你没有异议，我就把此事通告我们的同僚。

海军建造的完工日期：军需暑长所作列表说明

海军大臣致军需署长　1939年9月9日

在和平时期，我们年年在政治纷争的环境中建造船只，以保持海军的实力。在战时，一定的战术目标必然会激励整个造船事业。如果我们弄明德国和意大利的实际和潜在的海军实力，我们就可清楚地知道，为了与它们匹敌，我们究竟需要建造多少船只。因此请根据可以取得的资料，告诉我这两个国家直到1941年为止可同我们比较的舰队实力（实际的和预期的）。·鉴·于·潜·艇·的·威·胁，·到1940·年·底·一·定·还·会·变·本·加·厉，今后所要建造的驱逐舰的型式，必须着重数量与建造速度，而不在体积和威力。应当可以设计一种不到一年即可完成的巡洋舰，若设计成功，应马上开始建造五十艘。我深知需要有一定比例的分舰队的主力舰和能够执行远洋任务的大型驱逐舰，但如果我们的舰队，有了五十艘我所设想的应急的中型驱逐舰，就可以将所有较大舰只替换出来，担任远洋任务并参加战斗。

请向我说明目前我们驱逐舰队的全部情况，但本文件提到要添造的舰只除外。在我没有熟悉驱逐舰实力情况之前，我不准备了解护航舰只等情况。

海军大臣致军需署长、建设局长及其他人员

1939年9月11日

在我们9月12日星期二上午九点半的会议召开之前，可考虑下列各点：

1．凡在1941年底以前不能参加作战的战列舰，全部工程一律停止一年。这个决定，以后每六个月可以重行考虑一次。把力量集中于“英王乔治五世”号、“威尔士亲王”号和“约克公爵”号；如果“杰利科”号能在1941年内完成，亦可兴建，否则予以停工。

2．所有航空母舰的建造应按加速计划进行。

3．集中力量建造可在1941年年底前交货的“迪多”号级巡洋舰。通过强制性的行政措置，应该可以把目前整个计划，限制在不可逾越的界线内，即十艘。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以前，不建造新的“迪多”级巡洋舰。

4．“斐济”号级巡洋舰么？不要了！把火力不强的巡洋舰散布在各个海上的政策应该放弃，因为遇到德国装有八吋口径大炮的万吨巡洋舰（德国不久就将有五艘这种巡洋舰），它们既不能与之战斗，又逃脱不了。用两艘“斐济”级巡洋舰同一艘装有八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作战，这种想法绝不能实现。①

①“斐济”号级舰只装备六吋口径大炮。但装备六吋口径大炮的巡洋舰“埃阿斯”号和“阿溪里”号，后来同装备十一吋口径大炮的“施佩伯爵”号作了胜利的和光荣的战斗。

所有的经验说明，一群火力不强的舰只不是一艘强大舰只的敌手。（请看1914年8月“戈本”号逃出亚得里亚海口的事件。）

5．我很担心地看到，要到1940年底，即十六个月以后，我们才能验收十艘驱逐舰，而本年内只有七艘，而且，还要再过九个月，另外六艘才能交货。不过我们已经接收了六艘为巴西建造的军舰，这些舰只将于1940年到达，可以使情势有所缓和。让我们尽最大努力推进这些工作罢。这种称为“驱逐舰”的舰只，为了适应九十年代法国蚊式舰队的需要，在设计方面已经背离了他们原来的“鱼雷艇驱逐舰”的任务。

它们实际上是没有装甲的小巡洋舰，但所费的人力和金钱，却远超过它们抗御同等舰只炮火的能力。然而，在作战和抵挡海洋巨浪时，却能起到很好的作用。

6．快速护航舰：我现在了解到，这种船实际就是一千吨的中型驱逐舰。应该尽力加快这类舰只的全部建造工作。

7．我们还有捕鲸式的船只——但这些船只是九百四十吨，如需相当数量，费用就很庞大。我怀疑我们的美金储备是否能允许我们在美国定造四十艘这种船只。如果我们能制定计划，自己制造另一型式的船只，以补充捕鲸船那就更好。

8．我要求成立一个委员会，其成员可以由三名熟悉小舰队工作的海军军官和两名技术专家组成，立即开会解决下列问题：

计划一种反潜艇和飞机的船只，这种船只国内许多小船厂在一年内即可建成。设计图样一经批准，就着手制造一百艘。武装及设备必须尽量简单，同时应经常注意大量生产所需要的条件。这些船只的任务，是接管爱尔兰海峡、英吉利海峡、西海岸入口近岸一带、地中海和红海的反潜艇任务，以便腾出驱逐舰和快速护航舰，来担任航程更大的作战行动。

我冒昧提出下列细则，请委员会审查和修正：

五百至六百吨；

速率十六至十八海里；

装炮两门，口径四吋左右，但这要看从什么地方弄到什么大炮而定，自然最好是高射炮。

装有深水炸弹；

不备鱼雷，只具有一般活动范围。

这些船只将被认为是“价廉而讨厌的”（对我们而言是价廉，对敌人的潜艇而言是讨厌）。这种船只是为完成一种特殊但迫切的任务而造的，任务完成以后，对海军无疑不再有什么价值——但让我们来完成这个任务罢。

9．潜艇建造计划已获批准，因为它们仍有一定的作用。

如果你能于明晚把你对上述意见的看法逐条提出，我将非常感谢。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军需署长及其他人员

1939年9月18日

虽说在大洋之中一般不可能使用弹射起飞飞机，但在南美大陆的岬角附近使用这种飞机却十分方便，问题是能不能在无人居住的地带或在岛屿的背风之处，划定降落地点或水面平静的海湾，以便自附近船只上弹射起飞的飞机可以在那里着陆，在被人发现之后，就可以声明是为了要求避难降落权利。然后再由巡洋舰就便载离。此事也许已经进行了罢。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1939年9月20日我虽然非常希望加强此地的空防，并认为这是当务之急，但鉴于其他方面的大量需要，我认为装置八十门三·七吋口径大炮，规模太大，超过了合理的程度。在整个战争期间让三个高射炮团等（共六千二百人）死钉在斯卡帕湾，是太过分了。斯卡帕湾现在已经不是大舰队的根据地，那里只有三四艘重要的舰只。它们还可以使用其他港口。那里与德国的距离（四百三十哩）相当遥远。我们必须极其慎重，不要为了消极的防御而过度分散了我们的实力。

因此，我同意把增添十六门三·七吋口径大炮作为最迫切的工作。但我认为应由海军部来负责装置，免得由陆军部军械局来装置而造成长期拖延，并支出庞大费用。

对于第二批的二十门大炮，应根据马耳他的需要和英国飞机制造厂的情况加以考虑。关于剩下的四十四门三·七吋口径大炮全部更应这样考虑。它们最后用于何处，只能根据今后战争的需要而定。

根据舰队上重机关炮的火力来看，轻高射炮的数量似乎过多。探照灯与防空气球是非常需要的，那两个战斗机中队也是需要的。我们是否需要一个更强大的雷达站？是否应在大陆上添设一个雷达站？

在这个问题上，把某些事情火速安排就绪，比制定1940年的大规模计划更为重要。

请提出经过削减的建议，以及对时间及所需款项的估算，但第一批不得拖延。

此外，请就马耳他以及查塔姆的防空情况，给我写一份报告。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1939年9月21日今天看到航空母舰“阿尔戈斯”①号已在朴茨茅斯船坞中，很高兴。舰上的小艇已移交本土舰队总司令，但这些小艇无疑是很容易加以替换的，此外还可以装上各种炮。我们听说，现代的飞机需要一个较大的供起飞和降落的甲板。如果是这样，我们是否最好制造一些与母舰相适应的飞机？因为制造飞机比制造一艘新的航空母舰要快多了。“勇敢”号上幸免于难的人员现在既已可供调用，我们就应尽快地让“阿尔戈斯”号出海服役。请考虑为达到这个目的所应采取的步骤。我听说它在海上是一艘很坚固的军舰，如果不是这样，隔舱的间壁可加上支柱，或用其他方法加固。

①“阿尔戈斯”号后被调服役，并在地中海训练海军空兵部队驾驶员方面，作了极有价值的工作。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1939年9月21日海军副参谋长和我对于“韦尔农”号极感兴趣的所谓阿克蒂恩鱼雷防御网，都有很深的印象。这种网是在上次大战的末期发明的。它像一件女裙或衬裙，只有在船只开动时才发生效力。“韦尔农”号的人说，装上这种网的船，航速可达十八海里。“拉孔尼亚”号准备装上这种网作一次试航。这种网是用细金属线织成的大孔网，应该可以在很短的时期内大批生产。我建议把它当作一件最为迫切和最重要的工作来作。

凡是商船、邮船，而实际上最重要的是没有驱逐舰保护而单独执行任务的战舰，都应装上这种网。是否可在本星期内成立一个委员会，来把这个已由海军当局进行到相当程度的计策抓紧，研究能否把它提到我们目前紧迫战争准备的最前列？

假使这个计策行得通，就需要大规模采用。①

①在发展这种网的过程中，曾遭遇到许多实际困难。最初的试验都没有成功，直至1942年这种装置才算完善。此后即装置在七百五十艘船舰上，成效不等。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人员　1939年9月21日

我们应该使国内各港口的司令官和各较小军港的官员都深切认识到，在敌机空袭时，凡能用来向飞机射击的一切大炮，无论在港内船上的或在造船所中的，都必须一起对敌机开火。应设法把这种炮火的火力与经常的防卫配合起来。必要时，干船坞内船上的高射炮炮手，可从供应舰船员中抽调充任。同时应特别安排电力的供应，对即使在大修中的船也不例外。如何使大量的火力集中攻击进犯的敌机，一定有许多方法。我们必须把今后的月明之夜，作为需要特别警戒的时期。请考虑是否能够发出一些一般性的训谕。

海军大臣致萨默维尔海军上将及军需署长1939年9月23日请你尽快地提出一个在皇家舰只上装置雷达的计划，说明至现在为止已经进行的情形，以及对今后装置进度的估计，并附日期。此后，请每月交我一份报告，说明进度。第一次月报可在11月1日交来。

据说有十艘船舰曾因这种设备得到保全。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1939年9月24日我们有许多驱逐舰及小舰艇，在目前艰苦的战斗条件下，发生互相碰撞的情形。我们必须十分注意，不要由于遇到偶然的意外事件的灾难，便挫伤了小舰队军官的锐气。我们应该鼓励他们根据战时的自由，使用他们的舰只；并且，如果他们已经尽了自己的力量，但有时仍发生一些事故，也不要使他们感觉犯了有失职守的错误。我深信你们早已抱着这种态度和看法，但我很希望海军部对这一点还要进一步加以强调。不应统一规定每一件损坏事故都要交付军事法庭。只要在事故中没有玩忽职守和极端愚昧的情况，海军部应该使用自己的权力自行处置。在对敌作战时发生的错误，即使有不愉快的结果，也应予以最宽大的处理。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海军副参谋长及

海军情报局长（一般指示）（最密件）　 1939年9月24日

1．杜兰蒂先生对英国是完全友善的。1917—1918年我任军需大臣期间，他是我的下属军官，但他在南爱尔兰（即所谓南爱尔兰自由邦），并没有支配的地位或权威。他一般采取温良恭谦的态度，代表了爱尔兰一切最好的品质。南爱尔兰四分之三的人民是同情我们的，但是少数心怀恶意、仇恨难消的人，却能造成很大的乱子，因此德·瓦勒拉也不敢对他们稍有冒犯。所有这种关于南北爱尔兰分立的议论，以及可以因南北爱尔兰的联合而得以消除仇恨心理的议论，都不会产生什么结果。在目前他们是不会联合的，而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出卖北爱尔兰忠于政府的人们，你们能否考虑这些见解，作为海军部和南爱兰进行交涉的根据？

2．现在似乎有不少证据，或者至少有可疑的迹象，表明在爱尔兰西部港口，德·瓦勒拉所不敢干涉的那一部分怀有恶意的人，正在支援德国的潜艇。而我们又被剥夺了使用贝雷黑文等港的权利。如果潜艇战越来越危急，我们应该强制南爱尔兰准许我们监视海岸，并让我们使用贝雷黑文等港。然而，如果在我们反击并采取了保卫措施以后，潜艇战缓和下来，则内阁也不希望面临因强制措施而可能引起的严重问题。

所以看起来目前的恶劣局势，暂时仍将继续下去。但是海军部应该不断地通过各种途径，提出它对这种情况不满的意见，我本人也要经常向内阁提出我们受到损害的情况。他们现在对我们的态度这样可恨，我们绝不能表示默然接受，更不能认为满意。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海军副参谋长

1939年9月29日

我虽然极不愿在任何方面妨碍本土舰队总司令的判断，但我认为你们不妨指出，调派重型舰只深入北海，一定会招致敌机的轰炸，同时也不能吸引德国军舰离开它们的港口。虽然上一次没有发生炸弹击中的情况，但是很容易引起与我们的战术目标不相称的损失。内阁中有几个同僚曾向我表示过这样的意见。

舰队与敌机的第一次交锋，已经圆满地过去了，而且我们取得了有用的资料，但是我们的重要舰只，在还没有达到必要的防空标准，足以对付时速二百五十哩的飞机以前，我们不想冒不必要的风险。①

①这指9月26日的事件，北海的本土舰队受到敌机袭击，没有遭到损害。

海军大臣致秘书　1939年9月30日

的确，你所提出的所有这些互不关连的统计部门的情况，说明有必要成立一个中心机构，由它汇集海军部的全部统计资料，并用不断简化和图表化的形式提交给我。

我希望在每个周末知道我们各方面的进展；我们雇用的全部人数、船舰的进展情况、建造工程的情况、与我们有关的军火生产情况、我们商船吨位和损失情况以及海军和商船队每一部门的数字。整个情况，应以小册子的形式提出，像1917年及1918年我任军需大臣期间、当时担任我的统计官员的莱敦爵士为我预备的小册子一样。每星期我都得到这样一本小册子，其中表明过去和每周的进展情况，并标明拖延的情况。我在一两小时以内，对全局就可以有所了解，因为我可以确切知道会得到什么，在什么时候得到。

你认为怎样才能满足我这种需要呢？

1939年10月

海军大臣致秘书　1939年10月9日

在这一次交锋中，“皇家方舟”号受到了特别的注意。德国人宣称已把它击沉，声称击沉的驾驶员会受勋。此后几个星期中，德国的无线电天天重复这个问题：

“‘皇家方舟’号在哪里？”

海军大臣的统计局应该有林德曼教授参加，他除了科学活动外，兼任此职。他需要一个熟悉海军部情况的秘书、一个统计专家和一个最好能兼任会计的机要打字员。该局的职务是：

1．每周向海军大臣提交一份实况报告，表明所有新建工程的进度和超越限期的情况，即便没有追究延迟原因也可以，海军大臣根据报告将自己进行调查。

2．提出关于所有英国的或由英国控制的商船统计报告，并按类别提出损失情况，以及新造或新获得船只的数字——

①一周内的，

②自从战争开始以来的；

此外再加交货的估计数字。

3．记录每周以及战事开始以来弹药、鱼雷、燃油等的消耗数字，附加每周的产量及预计数字。

4．对于海军航空兵部队作全面的连续的统计调查，不单包括飞机，而且包括驾驶员、机关枪及各种设备的数字，并指出明显的拖延情况。

5．每月提出有关各种人员损失的实况报告。

6．保存海军大臣提供的调查报告，和所有有关数字及实力的专门文件。

7．根据海军大臣的要求，为海军大臣在内阁发表的统计性报告，或其他各部的统计性文件，提供专门的调查分析。

在和林德曼教授商议决定本局人选以后（以上职务是否还须补充，也应请林德曼教授提出意见），立即将一份备忘录分送各个部门，请他们按照规定的时间把必要的统计数字送交统计局（简称S），并给予一切必要的协助。

飞机的供应

1939年10月16日

这份极有趣的报告，很令人鼓舞，但它没有涉及战时内阁所要了解的问题——即新机的每月产量和组成皇家空军第一线战斗实力的中队数量两者间的差距。在1937年，我们听说，到1938年4月1日我们就会有一千七百五十架现代化装备的第一线飞机（见英斯基普演说词）。但是，照后来的说明，这种情形直到1939年4月1日才实现，下院对这个说明却还是表示满意的。我们始终得到保证，英国制度的特色，在于后备的规模远远超过德国。我们现在显然只有第一线飞机一千五百架，和准备投入战斗的充足后备。经过动员以后，1939年4月1日的一百二十五个中队降到了九十六个中队。现在必须弄清，在今后11月、12月、1月、2月几个月内，究竟有多少新的中队将组织完成。自从5月以来，战斗机的生产每月平均在七百架以上，最近的数字甚至还要高些，在这种情况下，实在很难理解我们第一线的战斗实力，为什么只能增加寥寥几个中队；为什么实际的实力，比原来说今年4月确已达到的数字为低。鉴于飞机产量这样高，驾驶员人数这样多，应该认为我们可以使第一线的战斗力，每月增加十个或十五个中队；究竟为什么做不到，却没有人提出说明。如以十个中队计算，每队十六架飞机，再加百分之百的后备机，则每月仅需三百二十架，即还远不到工厂现有产量的一半。内阁应该获得解释；这里有些什么限制我们的因素，他们应该得到详尽的说明。是否缺乏驾驶员，或技工，或高级的地勤人员，或机关枪，或任何其他的工具？工厂方面已经大量生产，究竟受到什么阻力不能立即组成中队，充实第一线战斗实力的阵容？对此我们当然不应长此不了解情况。这种情形也许是没有办法补救的，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立即加以检查。

现在落后的倒不是生产，而是如何根据已经核定的规模，组成具有充分后备的战斗单位。

科学研究局长、军需署长及秘书　 1939年10月16日

1．我很感谢科学研究局长［关于海军研究局的］那份有趣的备忘录，他谈到研究工作的第一阶段应该是由各军种提出他们所感到的需要。对于这一原则，我完全同意。一旦把这种需要用简单的事实清楚地说明以后，科学专家们几乎总是可以找到解决方法的。我们应该经常鼓励各个军种，把他们在任何一种具体的工作中遇到的困难或障碍加以说明。例如，一个士兵在越过无人地带时，被枪弹击中，使他不能再发挥前进的能力。鼓励他或他的后继者要勇敢是没必要的，因为他们已具备这个条件。但是如果在士兵与枪弹之间有一层钢板或其他掩护的东西，那么他就不会丧失运动的能力。于是问题就变成如何在士兵的前面安放一个掩蔽物。由此又出现一个问题：掩蔽物太笨重，他无法携带，因此必须使那个掩蔽物具有运动的力量；用什么方法呢？最后产生了坦克。这自然是一个简单的例子。

2．在你们研究局的各部门中，工作主要集中于应用及发展方面，对物理的研究似乎没有怎么考虑。因此，听说克拉伦登实验所将专作物理研究之用，我很高兴，我将于本日内处理这个问题的报告。

海军大臣致军需署长及其他人员1939年10月18日

拖网船的征用

我已请农业大臣会同贝文先生和他的代表团，在他们自己把问题仔细探讨后，于明日四时十五分一同到海军部来。请通知所有有关人员，并正式发函给农业部，邀请他们出席。我将自己主持会议。

同时海军助理参谋长、贸易局长、军需署长或副署长和财务秘书，应于今晚开会，拟定一个根据海军需要、以“极力捕鱼”为目标的计划。因我们征用而直接造成的损失，应由各港分担，不要使曾制造最好的拖网船的港口，反而承受最严重的损失。除了这个平均分担损失的办法外，同时应以设备供给各造船厂，尽快地造成一种合用的拖网船。一旦这种拖网船大批出货，平均分担的拖网船在暂时征用后也已归还，就可以或者分配给各港，或者拨给曾经是主要征用对象的港口——这一点可由地方商议决定。保持渔业正常进行非常紧要，我们对待这方面的食品供应，必须像对付潜艇威胁那样艰苦斗争。①

①在整个战争时期，贸易局设有专组，负责处理我们在沿海活动的渔船的需要。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海军

副参谋长（最密件）　1939年10月19日

土耳其的局势日趋尖锐化，假设土耳其要求我们派遣舰队开入黑海，而舰队的实力须相当强大，足以抵挡俄国对博斯普鲁斯海峡或土耳其北部海岸其他部分的军事压力；假设内阁同意，认为这样做可能阻止俄国参加战争，而即便是俄国参加了战争，也可以防止它进攻土耳其；我们能抽出这样的舰队吗？

俄国在黑海的海军实力如何，需要多大的实力才能控制它们？在这个区域内，是不是只须派遣英国潜艇，加上几艘驱逐舰和两艘担任保护的巡洋舰，以土耳其的港口为基地，就可以发挥极大的保护作用？无论如何，海军参谋部应从各种军事角度去研究这个可能性，并应筹划抽调和维持这样一支舰队的办法。

如果俄国向我们宣战，显然我们必须守住黑海。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军需署长1939年10月23日在进一步研究你们关于北方水雷封锁线的文章之前，我先要知道需用多少炸药，以及如何取得这些炸药而不致妨碍陆军的主要军火供应。军需署长今天也许可以和柏金先生或他的化学组长讨论这一点。我不知道在这方面有些什么限制我们的因素。我听到有人估计甲苯可能会缺乏。我认为水雷封锁线所需要的产量，将大大超过海军部无烟火药或炸药厂能达到的限度。我提议由军需署长从海军部及供应部非正式地搜集所有资料，等我们回来时再讨论。①

①见第二十八章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　1939年10月23日我很希望你能于今天早晨和其他参谋长约定时间，以便根据舰队目前所处地位和黑夜加长的情况，讨论有关预防突袭或进攻的问题。在上次大战中，我经常和这些想法斗争，但是现在的环境与以前似不完全相同。我当然不了解军事部署，但在我看来，似乎应该有一定数量的机动纵队或有组织的兵力，如遇敌人突袭，就可以迅速出动给予反击。自然，空军部门也许可以担负全部的责任。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海军副参谋长

1939年10月27日

我写的这个文件是预备送到内阁传阅的，请你们加以考虑。

为我们的利益计，当然无需反对俄国要求在波罗的海获得基地。这种基地只有在对付德国时才有需要，而在取得基地的过程中，俄国和德国利益的强烈冲突，就会明显起来。我们应该向芬兰人指出，保全他们的国家不受德国的进犯和征服是极为重要的，但俄国在芬兰湾或波的尼亚湾取得基地，也不会影响到芬兰的安全。除了德国以外，俄国在波罗的海的海军实力，对我们来说绝不会强大到可怕的程度。只有德国才是那里的危险因素和敌人。实际上，使尽可能大的一部分波罗的海不被德国利用，对英国和俄国都有好处。俄国需要一些基地，来防止德国对波罗的海沿海省份或对彼得格勒进行侵略，是很自然的。如果上面的理论不错，那么我们就应该让俄国人知道我们的观点，同时设法说服芬兰人对俄国人让步，并说服俄国以取得战略要点为限度。

海军大臣致海军副参谋长及秘书1939年10月29日

请设法在地下室内方便之处安放一个武器架，让海军部大厦的军官和所有体格强健的雇员，每人有一枝步枪、一把刺刀及子弹。五十份就够了。请于四十八小时内完成。

海军大臣致史末资将军函（私人密件）1939年10月29日低舷重炮舰“埃里伯斯”号已准备开往开普敦。你是知道的，我们从未认为需用十五吋口径的大炮来防卫开普敦，但为使深恐日本发动进攻的皮尔柯满意起见，我们同意在当地防御力量现代化之前暂时借出“埃里伯斯”号。我们知道开普敦的防御仍嫌薄弱，但德国现在没有主力舰，其仅有的两艘战斗巡洋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森诺”号，大概绝不敢开到南非的海面，如果它们竟敢开去，那么就会遭到一个虽然防御薄弱但远不是一个友好修船厂的炮火击毁的危险。假使它们冲出来，就会掀起大规模海战，我们将出动最强大的舰只，它们逃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直至把它们捕获为止。因此在我看来，你大概不需要这只船。反之，它如果在比利时的沿岸浅海中，尤其是如果荷兰被侵犯时，就可以有种种的用处。实际上1914年费希尔和我就是为了这种用途，才造这艘船的。所以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政治影响的问题。我们不愿使你为难，宁可不用这只船。但如果你能以转租或转让的方式让这艘军舰再为我们所有，海军部将非常感谢，自然我们对南非联邦将予以赔偿。①

①史末资将军复信说，他自然愿照我们的意思办理。

祝一切顺利。

1939年11月

海军大臣致秘书　1939年11月4日

法国人在乡间设有一套十分完备的机构，可以办理他们的全部海军事务，而且现已迁到那里。我们的政策，是继续留在伦敦，直到不能再留下去为止，但是正因为这样；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把我们可能选作临时代替的机构的效率提到很高的水平。

请让我知道它目前的情况，以及我们是否能一经通知便立刻转移，而在指挥方面不致发生任何中断。电话等是否已装妥？有没有地下电线及其他设备？它们除伦敦的交换台外，是否同其他的电话交换台相接，还是单靠伦敦的总台？如果是这样，那是非常危险的。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人员1939年11月9日战争开始后十星期内，因我们从事战斗而引起的进出口贸易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使我深为担忧。除非我们能加以控制，并把贸易减退限制在正常情况的20％的水平，否则即将发生严重的短缺。其他行政部门所提出的不满意见是很严重的。如果我们只能以拖延来代替商船的沉没，那么我们就没有尽到我们的责任。我坦白承认我过去没有认识到这一方面，但在这次战争中，我们还须时刻学习。我们必须暗中放松护航制度（但在公共场合又必须大吹大擂宣扬护航制度），尤其是远洋航线。我们对于现在所实施的限制，以及因此而造成的航程的延长，必须进行细致的研究，并且必须承受较大的风险。鉴于我们的许多船只已经武装起来，所以现在有实行的可能。它们可以结成小队出发；即使对横越大西洋的船只，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恐怕也必须采用这样的原则。如果我们在上述办法外，还能派出一支强大的驱逐舰队，专门巡行西部海岸入口处，当然就不必再部署指挥护航舰只的集合点，那么，我们就可以获得较大的行动自由了。这不是推翻或鄙弃以前的政策，那种政策在开始时是必要的。我们把以前的政策加以改进和发展，是为了使政策的目的得以实现。

海军大臣致海军副参谋长　1989年11月9日

依我看来，圣赫勒拿岛及阿森松岛的防务必须充实加强，以防像“德意志”号这类敌舰输送登陆部队，加以占领。如果它们只有两门六吋口径大炮，以及港口内的一艘供应舰，我们就不免太愚蠢了。我认为该地的防军尚嫌薄弱。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　1939年11月15日

请把所提议的第一批加拿大护航队的详细情况告诉我。

有多少船，是些什么船，每只船上有多少人，护航队的航速如何，是否有防潜艇及防空的船舰护航？集合地点以及离港日期，应该口头通知。

海军大臣致秘书及海军助理参谋长　1939年11月16日

你们是否确实知道通海军部地下室的通气孔十分安全？

如果现有的通气孔被炸弹炸坏，是否还有其他代用的通气孔？

如果庭院里起火怎么办？

目前不仅在庭院里，就是在地下层有些房间里，似乎都放着成堆的无用东西、木材以及其他可以引燃的材料。凡是不必要的可以引燃的材料，此后都应移开。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　1939年11月20日

在反潜艇战争中，最重要的办法莫过于成立一支独立的小舰队，它的工作和驻在通路上的骑兵师一样，它不必去管商船来往和潜艇击沉商船的事情，而可以在大区域内有系统地广泛搜索。用这种方式，潜艇就无法在这些区域内藏身匿迹，而且这种策略还带来许多其他好处。①

①这个办法直到战争后期，才有了实现的可能。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1939年11月22日

1．遇到发生突然的紧急事件，例如这次磁性水雷的惊人出现，凡对这种事件有任何知识或权威的人，自然应该集合起来，并从各方面来采取行动。但你是否认为现在我们应该成立一个专门负责此事的机构，由我们所能找到的最适当的人选主持，直接在参谋部及海军本部领导之下，进行这类工作？这样的机构需要分成几个组；例如一个组专管搜集和鉴别从敌人最早在西海岸使用磁性水雷起，所有有关的材料，以及和幸存者进行谈话等等，以便把一切资料收集起来，加以集中。

2．第二组将专门处理试验方面的工作，“韦尔农”号的试验工作将为其中的一部分。我听说李斯特海军上将正在此地进行某种工作；他自己有一个计划，正在进行之中，但最好大家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

3．第三组专门负责在生产方面采取行动，设法使各项计划所需的材料，如期交货；而第四组显然是作战行动方面的，它实际已经成立。

我并不是说这个机构应该是永久性的或所有参加的人都应该全日在这里工作，他们应该以这项任务作为他们日常工作的重点，而一切都应由最高一级加以指导和协调。

请你加以考虑，并提出一个使各方面都能配合的书面计划。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1939年11月23日

1．我同意任命威克—沃克海军上将，负责协调有关磁性水雷的工作。但是他应该有明确的任务和具体的指示。（1）收集所有能够取得的资料。（2）协调和推进所有的试验工作，并确定轻重缓急。（3）就必要的生产任务提出建议。（4）在作战行动方面向海军参谋部提出意见。但作战行动问题必须时刻在海军参谋部和诺尔总司令的领导下独立进行。当然上述各项工作都应在海军部的领导下进行。

2．请给我准备一张关于各部门的职务分工表，并在表内明确海军部各技术部门的官员，如遇需要，须随时参加威克—沃克海军上将分派的工作。你在拟定这个计划时一定要和他商量。

3．从一开始，所有各项工作必须有德拉克斯海军上将参加，此外也应和诺尔总司令保持联系，俾使他自12月1日起有充分的了解和活动。①

①见第二十八章及关于磁性水雷问题的附录（13）。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1939年11月27日

1．我们对于德国得到瑞典铁矿石的事，必须要有清楚的认识。对于切断这种供应的重要性，一直有人表示怀疑。据经济作战部大臣告诉我说，情况恰好相反，如能使德国铁矿石输入中断三个月或甚至六个月，那么，不仅对于德国的作战能力，而且对于德国整个国家生活，都将发生无可比拟的严重影响。

2．海军参谋部曾向我口头提议，等到吕勒欧港冻结时，我们应该侵犯挪威的中立，派兵登陆，或者在纳尔维克港领海内派驻一艘军舰。我对这两种办法，都表示反对。

3．有人提议，在挪威沿岸某些偏僻的地点，如果可能，越向北越好，布设布雷区，以封锁挪威领海。请研究这个提议，并提供意见。如果挪威人肯自行布雷，那是再好没有。否则我们就必须制定一个实施布雷的计划。曾经有人怀疑，我们能否对这个布雷区保持必要的警戒，或能否阻截在布雷区以外行驶的装有矿石的船只。这种怀疑当然是没有根据的。我们曾在这个区域布雷，而且大家知道我们正在警戒和执行封锁，单是这个事实，就可以使装矿石的船视为畏途了。而且这项任务，对我们本土舰队总司令来说，也不至十分繁重。不管怎样，请把你的确切看法告诉我。

4．必须注意，除了矿石以外，还有许多对德国非常有价值的商品，正通过挪威水道南下。据情报局长给我看的一个报告说，在11月，已有五艘装铁矿石的船由纳尔维克抵达德国，说现在有一些空船正在北上去装载矿石。经济作战大臣对此有什么看法？我们必须知道事实的真相，并在各部门之间取得一致的意见。

5．与此同时俄国人已通知我们，他们那只名义上是开往喀琅施塔得途中的庞大的北极破冰船，马上就要开入挪威的领海。但是同时我们听说，俄国人正在把这只破冰船租给德国，作为打开通往吕勒欧港冰路之用。如果把冰破开，而我们不采取其他反措施，那么流往德国的矿石，就将继续保持现在每月一百万吨的数字，因而完全挫败所有我们的策略。我们怎样应付这种局势呢？我将面告你一项建议；但与此同时，关于整个情势必须与外交部商量。

海军大臣致秘书　1939年11月27日

我在空军看到每一个房间都备有蜡烛和火柴，以备急需。

请立即采取行动，使海军部也作同样的准备。

海军大臣致海军副参谋长及第一海务大臣

1939年11月30日

烦请考虑，我们是否可以给大洋洲的护航舰队再增加第三只船。也许澳大利亚方面会再提供一艘巡洋舰，但如果他们不能提供，我们能否找出另外一艘装六吋口径大炮、有飞机弹射装备的舰只？这可以使“拉米伊”号在敌方发动海面舰只进攻时，较为自由地与敌作战。有了这艘船，还可以在运输舰队前面很远的或侧翼进行巡逻，这样就可以事先提出警告。假使在中国或印度的海面上，有了这样一艘配备潜艇探测器和深水炸弹的巡洋舰，那么，至少说明我们对德国潜艇有了某种明确的对付办法。运送一些澳洲师，是英帝国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事，如果发生意外，就将成为一场灾难。也许我们派遣在印度洋的潜艇之一，也可以加助一臂之力。

1939年12月

海军大臣致军需署长及其他人员（密件）

1939年12月3日

建设局长谈到，可以建造一艘装有压缩成四座十五吋口径大炮炮塔的新主力舰，我对此深感兴趣。这种战舰应该是战斗巡洋舰的型式，有厚的装甲，并确能抵挡空袭。请给我一份说明，并附上所需费用及时间的估计。这只船，可于“英王乔治五世”号一批完工后，“卤莽汉”号及“雄狮”号兴建前动工。①

①这只船的建造计划继续进行，即后来的“先锋”号。

海军大臣致秘书、副参谋长及第一海务大臣

1939年12月12日

1．为了防止发生敌人乘我们不备而采取突然袭击的危险，在圣诞节或新年中不得暂停办公或放假。在海军部和所有军港，必须实行最高一级警戒。另一方面，自现在起至2月15日之间，应该让参与参谋工作的官员差不多每人都能有一星期的休假。我很高兴听说海军部内正在计划这件事，并且我认为各军港也应尽可能这样做。

2．应该想一切办法来减轻驱逐舰水兵们所受到的辛苦紧张。我听说在德文波特，为巡逻回来的舰队全体人员安排了很好的慰劳活动，他们在港内休息两三天回到舰上后，恢复得非常好。在罗赛斯和斯卡帕，也作了类似的安排，但我听说在斯卡帕的休假活动，远不如其他军港，在那里作短期休息的人员，都深为失望。当然，有的时候这是难免的，但我相信有关方面会全面研究这个问题，在作战允许的范围内，最大限度地慰劳这些海员。

海军大臣致海军副参谋长、威克—沃克海

军上将及科学研究局长（请即行动）　1939年12月24日

我想你们已经预料到，敌人可能会使用音响引爆水雷或超声波水雷来代替磁性水雷。便中请给我一份意见。

海军大臣致秘书、海军副参谋长及

第一海务大臣　1939年12月28日

应该向外交部说明，关于意大利领海以六哩为限的规定，是战争开始时海军作为主动让步而制定的法令。我们始终没有通知意大利，也没有向世界公布。因此它不能成为任何谈判或协定的一部分，而只能是英国海军当局在特定情况下为便于工作所遵循的方针。现在它已经对我们不利，而且可能对我们的封锁政策有很大的妨害，在这种情况下，海军部将以处理本部事务的方式，通知地中海舰队总司令，以后只须遵守三哩的限度。同时本部将重申原来的训令：对意大利船只采取特别宽大的态度，并避免同该受惠国引起摩擦或不满。

请将所拟稿件交我。

1940年1月

海军大臣致秘书　1940年1月4日

能否设法利用运河系统，以解除北方和南方之间煤炭运输的紧张状态？请你准备一份意见，等我回来时交我。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军需署长、鱼雷及

水雷制造局长、沃克海军少将及林德曼教授

1940年1月12日

“皇家海军”作战计划

1．关于这个问题，已在法国与它的高级军事当局充分讨论，并作了各种布置。菲茨杰拉德上校与杰弗里斯少校已见过必要的人员，现在应该可以向我提出他们的工作报告。法国军事人员指出，萨尔河和摩泽尔河的上游以及莱茵河都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可以采取许多可能的措施。大家深信，一定要等到我们的必需品有了真正大量供应以后，才能开始行动。不仅第一次行动必须在所有各处都要以最大的规模进行，而且此后每天和每周都要有大量的供应，来无限期地保持最高紧张状态。

2．自然双方都理解，虽然现在要为一切行动作好准备，但最后的决定还要等两国政府来作出。

3．不管怎样，我准备把行动日期由2月月圆时推迟至3月月圆时。同时，应尽各种努力，使计划更加完善，并积累最大量的储备。

4．星期一晚九点半在我的办公室举行有关人员的会议。

到那时，每个人应能报告自己工作的进展，而各方面的工作应当达到协调一致。我准备邀请空军大臣列席听取报告。报告可以个别提出，但有关人员应在休会时间一起商议。最重要的是，任何造成不合理的拖延的障碍或原因，都应在会上提出来，以便使作战计划尽快地准备好。我们也许会被迫在3月月圆前采取行动。①

①见第二十八章及第二十二章。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军需署长、海

军副参谋长、秘书、及海军助理参谋长　1940年1月12日

海军大臣谨向所有参加处理磁性水雷的有关人员，对于他们迄今所获得的成功表示祝贺。

海军大臣致厄斯本海军上将　1940年1月13日

火箭推进武器

收到你1940年1月12日的报告。除了炸弹以外，一切似乎都进行得很顺利，而在这项武器制造中，只有炸弹这一部分不在我们掌握之中。我注意到文纳公司所制炸弹的某个构件已经落后。但你是否确信空军部在研究炸弹方面已尽了他们的力量？

请你给我写一份关于这个问题的专门报告；并且告诉我，我是否需要写信给空军大臣，请他们把这一部分工作，也像其他部分那样，移交给我们。这种不旋转的投射弹的试验非常重要。整个英国战舰及商船的安全，可能因这种发展而加强。我期待你把各方面工作切实协调起来，并一齐向前推进，以便我们可以尽早地投入大规模成批生产。

今天关于发射的试验工作未能完成，我很遗憾，然而我从林德曼教授处知道，这个试验在原理方面是令人满意的。

请督促这项工作以最快的速度进行。

我认为现在已到了应该向空军部和陆军部提出报告、说明进展情况的时候，他们曾把这个问题中与他们有关的部分委托我代管。所以请你预备好一个简要的报告，说明截至目前的情况和今后的瞻望。①

①这个节略谈到的不旋转的投射弹（火箭），当时正在发展中，预备作攻击低飞飞机之用。这种武器，包括一组火箭，在达到预定的高度时，即发出拖曳的长金属线，每条线端各携有一颗由降落伞吊着的小炸弹。飞机和这种金属线缠在一起时，炸弹就被拽到机翼内，发生爆炸。

这种武器是一种应急武器，由于我们当时严重缺乏短程武器而设计的。其后即有更强大的武器取而代之。

海军大臣致军需署长1940年1月3日

我很高兴收到你关于混凝土船只的报告。我并不认为，过去对于这种设计已经有了充分的研究。自从上次大战以来，在钢筋混凝土方面已有极大的进步。我们可以采用完全不同的一类技工和材料，使我们原来造船计划的紧张状态得到相应的缓和。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应该设法立刻动手建造一艘可以出洋的混凝土船。①

①混凝土船只的发展，可望减轻我们重要的战争工业的负担。看来，这种船可以由普通造船业以外的工人很快地、而且成本很低地造成，此外还可节省大量的钢铁。但是这些好处，经研究后发现是根据不足的，而且发生了许多未曾预料的技术上的困难。我们曾造了一艘二千吨的试验性船只，但却是一个失败：以后试验工作虽继续进行，但用混凝土作船身，只造成了二百吨以内的驳船。

海军大臣致海军秘书　1940年1月14日

也许你可以与克里普斯先生（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的兄弟）见见面，他在上次大战中表现很好，是一个勇敢而能干的人。在我们某些扫雷艇中，一定有许多空缺。

〔附弗雷德里克·克里普斯先生来信，信中问到“他能否在扫雷方面做些工作？”〕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0年1月16日

斯卡帕湾的防空

照我所建议的召开一次会议，在会议桌上来讨论问题，比由我准备一个报告，把问题提出来由内阁讨论一定会更好一些吧？现在在各方面都有浪费人力物力的现象，人人认为求局部的安全即是为国尽力。我们的陆军，就前线上的实力而言是薄弱的；我们的空军，令人失望地比德国为弱；而我们又不能设法截断他们所取得的重要的矿石供应；我们保持着完全消极的态度，我们的实力则越来越分散；海军方面要求斯卡帕湾和罗赛斯都要保持最高度的紧张。你是否感到我们或许正在走向失败？我觉得必须尽我的责任（即使在小事中亦应如此）设法有效地集中全力对付敌人，并防止我们实力的不必要的分散。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0年1月19日

海军航空兵部队——战争开始后最初十二个月的费用估计

1．我对于海军航空兵部队对英国作战资源需求之多，早就越来越觉得不安。然而，现在这个估计简直使我吃惊，我不曾想到所需费用竟如此庞大。我一向是竭力提倡设立海军航空兵部队的，英斯基普爵士最后在1938年所提出的折衷决议，实际上是由我起草的。因此我觉得更有责任使海军航空兵部队在这场战争中，确能在杀死和战败德国人方面作出真正的贡献。

2．几年前当我们在对海军航空兵部队进行讨论的时候，航空母舰飞机和岸上起飞飞机的发展，已使母舰飞机无法与之竞争。这样一来，海军航空兵部队的最重要的任务，就限于在大海上侦察搜索，在与海面舰只作战中识别敌舰，以及用海上飞机进行鱼雷袭击。不过敌方现有的海面战舰数量极少，所以我们可能的目标，仅限于可能突围而出的德国袭击舰或快速战斗舰。我们当然要为这些作好准备；但是，为此付出如此庞大的开支却是不值得的。

3．另一方面，我们的空军已远远落在德国的后面，而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必须把敌人对我们本岛、工厂、军港及商船以及港内舰队的空袭，看作是我们必须严加警惕和认真对付的唯一·可·能·致·命的打击。因此我急于解除皇家空军在海峡及北海方面一切沿岸巡逻的日常任务，而由海军航空兵部队担当起这个责任，到了那个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才担负起一项与为他们所付出的费用和他们的能力相称的任务。

4．以前，当空军部正兴旺发展的时候，他们深怕别人侵越他们的势力范围，但是，现在他们已取得很重要的地位，在很多方面可与皇家海军相等，他们的态度要谦让多了；此外，他们迫切希望增加他们自己的可以调度的力量。最近他们曾允许给我们组织两支以海岸为基地的飞行中队，以保卫奥克尼群岛等，因此我相信，如果处理得法，再加上目前的良好气氛，这个原则很可能应用到整个东部海岸。照我所知，我们具有担任这类职务的无比优越的驾驶员和飞行侦察员，所以这样做对海空军两部无疑都有好处。

5．因此，我提出一个原则，请你考虑，即应由第一海务大臣草拟一项计划，在海军航空兵部队内精简出一百至一百五十名驾驶员，连同技工及管理人员，组成以陆地为基地的六个、七个或八个航空中队，而航空母舰，尤其是没有装甲的航空母舰上的编制员额，应该根据需要尽量加以削减。至于外海侦察工作，我们只能配备极小的编制，也应根据当时北海的情势加以考虑。我们应该在海军航空兵部队的训练学校及其他机构内，为充实这些新的战斗力量严格罗致新兵。

6．如果这个计划的细节拟制完成，我就和空军部进行商洽，提议·在·不·增·加·人·民·负·担·的·情·况·下，免除他们在本国沿岸的全部工作。今后对母舰飞机我们可以少要一些，但另一方面我们要求供应战斗机或中型轰炸机，最初也许不必是最新式的，但须能作短距离的战斗。然后我们应将整个责任担负起来，作为战时的非常措施，而把本部的职务范围留待战争结束以后再重新加以规定。

请告诉我你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①

①事态的演变把这个计划打消了。在不列颠战役中，海军航空兵部队对皇家空军曾作出贡献。后来反潜艇战的发展，极度消耗了沿海司令部的力量，而沿海司令部为了应付其日益扩大的任务起见，又不得不大量地向轰炸司令部求援。

后来在1941年，又因“护卫航空母舰”一类舰只的出现，使海军航空兵部队在战败潜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这种潜艇是在一般陆地起飞飞机的航程范围以外活动的。

海军大臣致副参谋长、海军情报局长及秘书1940年1月31日

三十年前我在外交部看到用极易燃烧的纸张印制的密件书册，它们差不多可以立刻加以销毁。自那时以来，这方面的技术都有了进步。现在恐怕可以用硝盐纤维纸来印书，一经点燃，差不多就可立刻炸毁。现有的书籍，可以极方便地用拍照的方法，印在这种质料的纸上。上述两种方法分别或结合使用，就可以把这些书缩成很小的体积，用一种小型阅读器来阅读。请成立一个人数甚少的委员会来研究这个问题。

请向我提出人选。林德曼教授可以作我的代表。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海军副参谋长

1940年1月31日

许多报纸登载了澳大利亚军队在启程参战前开过悉尼等处的照片。因此敌人一定知道，运兵船即将驶近红海入口和索科特拉岛一带。虽然现在还没有在印度洋上发现德国潜艇的情报，但是，我们如何能断定，没有一艘德国潜艇从马达加斯加（那里曾有过谣传）驶过来，进入红海，在某个意大利或阿拉伯港口加油呢？如果在索科特拉岛附近，能够提供反潜艇的护航，那我将感到放心得多。我们可以这样做：派驱逐舰“复仇”号由海法出发至一个指定地点（比如说，索科特拉岛以东二百哩处），在那里，同已从新加坡开始追随运输船队的“威斯特科特”号会合。有了这两艘装有潜艇探测器的驱逐舰，就可以提供完全的安全保证，而两艘中只须有一艘作广泛的搜索。

关于这个问题请给我一个答复。

1940年2月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0年2月9日

战时第三应急舰队的特点

一千六百五十吨的驱逐舰的大小差不多和小巡洋舰相同。这种配备着二百人的没有装甲的舰只，如“格伦维尔”号及“埃克斯默思”号的事例所表明的，本身成了德国潜艇的猎物和目标。在这种舰队中驱逐舰的吨数与分舰队主舰的吨数仅差十吨。由于不断地增加驱逐舰的体积和造价，我们把一种狩猎性的舰只逐渐变成被狩猎的目标了。把这样多的人，放在一艘没有装甲而极易受到攻击的舰只上，实在欠妥。制造这种船只所需时间很长，大概已来不及参加这次战争了。我们所需要的是数量较多可以更快交货的较小船舰。我们必须把这种大型驱逐舰的数量保持在最低限度。简单的武装和非常持久的续航力是很大的优点。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附文件）、海军副参谋长、

海军情报局长、军需署长及秘书　1940年2月11日

日本的实力——海军情报局文件02242A39号

1．对于日本现有及可能的造舰能力，有切合实际的见解，是非常重要的。我必须能确信有可靠的证据证明日本确有能力建造一支比英国和美国已建成和正在建造的海军更为优越的海军，才能向内阁提出这个问题。日本的财政状况，已可悲地趋于恶化。它在中国地行一场毁灭性极大的战争，已有两年半之久，它在这个战场上一直要保持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的军队。至今还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进展。相反，一般认为中国的力量却正在加强。这在日本当然引起了一种显著的反应，内部的紧张状态是很严重的。

2．我们必须根据这些事实，来看他们表示准备制造新舰的一些声明。他们为了造军舰，必须自海外购买一大部分原料，这笔费用再加上对华战争的消耗，势必大大影响他们的外汇。第一海务大臣的表中所列他们的造船计划，以日元、英镑、美元计，需多少费用？在我看来，他们似乎是在财政迅速恶化的情况下，准备支出前所未有的庞大海军费用。

3．他们的钢铁生产量有多少？他们的钢铁消费量是多少？

如果我的记忆不错，日本的钢铁消费量一年约在三百万吨左右，而英国则是一千五百万吨，美国是五千四百万吨。然而，据说正在进行中的这项日本造舰计划，将会而且正在严重消耗英国或美国的实力。无疑，英美大规模的造船计划，将迫使日本作更大的努力。他们是否能飞速进行建造，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仅仅是谣传他们计划建造多少船只，不能视为有足够的根据的。我们与负责研究敌国或潜在敌国军事实力的莫顿小组或委员会研究过没有？

总之，我对于日本是否有力量建造一支与英国或美国现有及正在建造中的舰队实力相等的舰队，非常怀疑。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0年2月20日

鉴于昨日内阁的决定，应作好一切准备，尽快地执行所提及的作战计划。

请提出你的建议。

我认为这事非常迫切，因为必须把它与“阿尔特马克”号事件联系起来看。这个作战计划，因为较小而且简单，可叫作“威尔弗雷德作战计划”。①

①这是指在挪威水道布雷的计划。但因为遇到第三十二章中所述的许多复杂政治情况，这个计划直至4月8日才执行。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等 1940年2月24日

请你及早给我一个关于“埃克塞特”号目前情况及修理所需时间的报告。我们应尽一切努力，使该舰的全体兵员不要分散。如果“埃克塞特”号的修理需要三四个月之久，在这期间，另外还有哪些巡洋舰能够顺路把“埃克塞特”号的全体人员连同他们现在的舰长一道载回？在陆军中，如果把这样一个作战单位拆散，人们一定会认为是愚蠢的；我认为没有理由不把这种道义上的考虑也应用到海军中去。①

①在本书第二十九章中，载有我记述普拉特河战役后，“埃克塞特”号返回本国所发生的困难的节略。它当时有好几个月都是在修理状态中。

海军大臣致军需署长及其他人员 1940年2月25日

小型战舰的重新分类

计划局长说，“驱逐舰这个词，联系起来，现在是指以鱼雷为主要武器的一种特殊舰只。”这种说法是忽略了驱逐舰的整个历史。驱逐舰的主要任务，是以优势的炮火，击毁鱼雷艇。所谓驱逐击毁，并不专指用鱼雷来驱逐击毁，用深水炸弹或炮火同样可以表示这种意义。

第一海务大臣认为在舰名后面无需再用“舰只”一词，他希望所有舰只的名称以一个词为限，我同意他的意见。

我觉得驱逐舰一词，应该包括过去称为“快速护航艇”的舰只，这种舰只实际就是中型的驱逐舰。我不喜欢“捕鲸船”一词，这完全是一个误称，因为他们实际并不捕鲸，关于这方面我很愿听听有什么建议。在现在分别称为“护航艇”、“巡逻艇”和“捕鲸船”的舰只之间，究竟有什么差别？

现在最重要的似乎是，对这个问题从速作出简单的结论，并自3月1日起命令各司令部和各部门开始援用。请你给我一张已造和正在建造中的船只的分门别类的名单。①

①“快速护航艇”被称为“狩猎”级驱逐舰，因为它们都是以著名的猎犬为名。我们造了很多这种舰只，它们在反潜艇战和我们的两栖作战中服役，都取得出色成绩。后来又恢复了旧名。

“捕鲸船”被称为“驱潜快艇”，后来的一种型式称为“快速巡洋舰”。护送艇则称为‘海岸炮舰’。

1940年3月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秘书　1940年3月1日

我们应该准备一个计划，假设在3月发生战争时，如何把战列舰（以及其他舰只）集中在地中海。我并不是说一定会发生战争；但是将各种组合方法事先进行通盘考虑，是有好处的。①

①考虑的结果，战列舰“沃斯派特”号奉命重新开回地中海，但由于挪威战役的开始，它又奉命开回本国海面，直至5月才开抵地中海。在6月意大利宣战以前，原在大西洋执行护航任务的“马来亚”号、“拉米伊”号及“皇家君主”号也参加了地中海舰队。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军需署长及其他人员 1940年3月5日

9月26日我们舰队受到空袭以后，我们都认为训练我们的高射炮手，使他们能射击较过去更快速的目标，是非常必要的。林德曼教授曾提出过新的设想，也曾进行过试验，“韦尔农”号也提出过照明弹等其他设想。关于这一切有些什么下文吗？当然天气一直十分不利，但是恐怕根本没有在我们领海上进行过高速率目标射击演习吧。现在五个月已经过去了，如果直到现在我们对于快速目标还没有制成一套有效的武器，又不能弄到必要的装置以使舰队发挥其威力，那么，问题是非常严重的。

现在气候已经好转，舰队也已回到斯卡帕湾，我们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改进皇家海军舰只的大炮，对它们的安全有极重大的意义。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军需署长1940年3月5日

1．修理船只比新建船只还是要好些。我们应该作出极大的努力，把这艘八千吨的“当玛拉”号变成一艘适用的运货船。现可立即将它接管，用最普通的方法修理，让它担任最艰苦的工作。

2．我们的抢救工作作得够不够？请把目前在我们沿海岸搁浅的船只的情况告诉我，关于使它们恢复航海能力所采取的措施也写一份报告。对于这种船只，所花的人力物力，在不影响生命与航行安全的前提下，应减少到最低限度。·在·抢·救·和·修·理·部·门·中，·应·该·大·力·推·进·工·作。任何一天工作所完成的吨数，须超过新商船建造的速率。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　1940年3月6日

你若能与法国共同计议如何重新组编盟国舰队，以便应付意大利敌对或威胁的态度，这是比较稳妥的。等我回来时，你再把情况告诉我罢。

（在火车上）

海军大臣致海军部政务次官　1940年3月11日

我很高兴，你和工会的谈判已获得相当大的成功。但对于“劳工部训练中心”的问题，必须慎重。这个机构，按它以往的组织情况来说实际只是半慈善性质的组织，以救济贫民区的不幸人民为目的。它们从来不是为把半熟练工训练成为技工而组织起来的。根据这种组织的现状，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陷阱。我们必须要找能胜任的人去学习新的技艺。劳工大臣经常说，他的训练中心只能涉及失业人员，意思是指和平时期的失业人员。我们要招收培养的，却是较有生气的一类人，这些人不过是因为战争的关系而改变一下职业罢了。

我认为你还是要依靠造船厂和海军部所属专门技术学校来进行训练工作。

请谈谈你的意见，因为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似乎是一个严重的缺陷。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1940年3月14日

我们现在既然无权干涉挪威走廓，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两艘船首特别加固，最好装有撞角的快速商船呢？这种船只可以装上货物，驶入挪威水道，寻找德国运矿船或其他商船，然后假作意外地向它们撞击。这只是“Q”式船①的另一发展。

①伪装商船或渔船的武装船只，用于引诱敌国潜艇驶进炮火射程之内。——译者

海军大臣致海军副参谋长、海军情报局长

（请即行动）（密件）　1940年3月22日

欣韦尔先生说，在维戈仍有许多德国商船，船上的船员有许多不是德国人，而在德国船员中，有许多不是纳粹分子。

他说，用一点钱和一定的组织工作，可能鼓动这些船只把船开到海上，再由我们的舰只加以截获。对那些把船开出的人，则给予适当的酬劳。这种说法有没有什么道理？

海军大臣致海军副参谋长及第一海务大臣

1940年3月30日

自1940年3月29日《每日电讯报》剪下：纳粹船只二十艘准备开航。企图冲破封锁（阿姆斯特丹，星期五）。据闻“厄尔斯特”号现在鹿特丹。

我从《每日电讯报》上剪下这段新闻，并向情报局长提出咨询，是因为德船大批撤离荷兰港口，很可能是对荷兰本身的一个危险征兆。我相信你也会有同样的想法。

海军大臣致秘书　1940年3月31日

战时内阁后备职业小组委员会财政部提出的意见

在失业人数近一百五十万人，而陆军没有严重伤亡的情况下，我主张应反对调动我们造船的人员，因为我们需要这些人，调动会打乱海军部的工作布署。这个问题必须根据内阁决定来解决。请你设法转告威尔逊爵士，我未能接纳他的意见，非常遗憾。

1940年4月

海军大臣致军需署长 1940年4月1日

关于正在修理的四十艘驱逐舰的复役问题，情况究竟如何？另外，对于新的驱逐舰，尤其是第四十分舰队的驱逐舰，可否把交工前的修整和添设新式装备这些颇费时间的工序省去一些，以便提前建成？我们最大的目标，是在今年夏季的几个月内，获得最大数量的驱逐舰。等到我们的舰只更充裕时，再回厂作进一步的处理。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　 1940年4月4日

虽然我看不出意大利局势有什么不利的变化，但我估计海军参谋部有关部门正在拟制，或已制成一项计划，准备一旦意大利迫使我们作战时，在地中海和它进行海战。内阁也许会向我们索取这样的计划。所以我希望能尽早地看到这个计划，无论如何四五天内要交来。

海军大臣致军需署长1940年4月12日

我们应将力量高度集中于“胡德”号，因为我们可能要用全力对付意大利的威胁或攻击。

请给我一份说明它何时可以出海的时间表。

海军大臣致海军副参谋长　1940年4月12日

除了法罗群岛以外，还有没有其他需要注意的丹麦岛屿？

另外，请你要求参谋部研究一下，一旦荷兰陷落后库拉索的形势。第四海务大臣曾对我谈到，我们的石油供应有赖于库拉索炼油厂。我希望得到有关这个问题的简短报告。

海军大臣致商船修理署长　 1940年4月12日

1940年4月9日有关造船所工人的周报

这个报告好得多了，这是第一次报告新商船产量有所提高。自从我们于2月1日接管以来，我们共增加了一万五千人。你是否认为前任政务次官的一切布署都已安排妥当，并正顺利地进行着？我们还需要三万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作出最大的努力。现在还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吗？

现在你是否能把预备向内阁提出的报告准备就绪呢？我本来想在上周把它送交内阁的。我希望报告能在下周准备好。

你是否可以让我先看看提纲？

海军大臣致海军副参谋长　1940年4月13日

你主管下的一个部门应对西班牙岛屿作一番仔细的研究，万一西班牙被卷入战争不再信守中立的话。

海军大臣致军需署长，第一海务大臣及秘书

1940年4月13日

4月13日军需署长关于“胡德”号的记录①

①另见前4月12日海军大臣的节略。

这个记录所说的情况，与提议在马耳他岛修理这艘船时我所听到的，很不相同。当时我得到保证：整个修理工程只需要三十五天，绝不会超过三十五天就可出海，就是说只需要很短的时期。前几天我问起需要多少日子“胡德”号才能重修服役，据说还需要十四天。那么就是说，这条船到目前为止已经修理了二十天以上了，而现在又说必须加上4月的十七天，5月的三十一天，共计〔六十〕八天，即超过了这条重要船只在这个危急时期入港修理前人们告诉我的时间〔将近〕一倍。请解释一下这种异乎寻常的变更。而且在这〔六十〕八天以后，为修理它的后备供油舱，又需要十四天，总共是〔八十〕二天，即在战争最危急的时期需时〔将近〕三个月。

我上次在斯卡帕湾时，负责“胡德”号的工程师很有把握地对我说，他们已经找到保养该船上有缺点的凝结管的方法，因此速率可达二十七浬，并且说这条船没有什么理由不能继续服役六个月。

鉴于意大利的态度，我很遗憾未能得知较精确的情况汇报。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　 1940年4月14日

我们必须考虑，如果纳尔维克在最近的将来落入我们手中，我们打算怎样加以利用。第一，我们要把它作为一个便于利用的加油基地，我们在挪威沿岸活动的分舰队，就可以很经济地在这里加油。第二，我们需要以最积极的方式，把该处的大批矿石运往我国。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我们必须派遣一支适中的驻军，比如说，调本土防卫队约一千名；调派能够对付高空及低空飞机的几个强大的高射炮兵连；设立一个用周密布网、立水栅、也许再加上部分布雷等方法形成的封锁区；油船的供油要充足。淡水是否充分呢？

我们必须防备敌人不时的空袭。为了保卫海岸人口，应装设几门防卫海岸的大炮。沉没的德国鱼雷艇，也许可以提供其中一部分大炮。打捞和修理这些鱼雷艇的工作，必须进行研究，此外应使港口尽可能从速恢复工作。现在募集的海军陆战队工作队，可以派其中一部分到纳尔维克去。我相信那里大概有很好的工厂，可以完成修理工作。海军部一部分人员（我想应该是计划处罢）今天起开始研究这个问题，并订出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目的，在于使纳尔维克一旦为我们控制以后，应在最短期间内，能够自给和自卫，因为在纳尔维克以南沿海的一些地方，还需要我们全力以赴。所需大炮（高射炮），可由英国防空委员会供给。

海军大臣致文官大臣　1940年4月16日

法罗群岛

以你在部内的经验和关系，你现在应该负起责任来协调行动，使法罗群岛能适合我们的目标。海军副参谋长可以告诉你我们的要求。请你每周提出一个报告。我们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取得一个飞机场和一个雷达站，同时还需要一定数量的防空设备和几门海岸大炮。这个地方对于袭击舰来说，是一个很吸引人的基地。

海军大臣致首相　1940年4月18日

对法国所获德国关于军火报告的评论

单靠无限制地使用大炮炮弹即可维持攻势，这种设想是错误的。造成一个错综复杂的地带或弹坑密布的地段，本身便成为进攻军队的一种难于逾越的障碍。步兵到一定时间总是要冲进这个地段，而且必须和守军进行肉搏战的。同时，就弹药的消耗而言，守方可以保持它的实力，直至敌军步兵进攻时再发射，因而可以节省大量的弹药。有人说，“所有的大规模攻势，都只是因为进攻军队没有充分的弹药而告中止”，这种说法是不对的。当战斗部队离开出发地点越来越远时，进攻的劲头就逐渐消失了。无论是弹药或是粮食，都将发生来不及供应的情况。他们越是用大炮把中间地带彻底破坏，向战斗部队运送弹药（即使弹药就在原已前移的临时贮藏站中）也越是困难。到这时候，就是发动反攻的时机了。

这篇非常有趣的报告，根据我的印象，一定是出自德国军火部门高级人员的手笔，他很自然会单纯着眼于炮弹。炮弹是极重要的，我们大概不会有嫌多的一天，但绝对没有理由认为，在现代战争中，无限制地使用炮弹，就可以取得大规模的胜利。如何在战斗的各阶段中，为大炮输送弹药，对炮兵迄今一直是一个限制的因素。

海军大臣致萨默维尔海军上将 1940年4月21日

请你把雷达站的目前情况，就有关海军及沿岸防务方面，给我一个简单的报告，说明它的弱点以及你所希望采取的改进办法。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海军副参谋长　1940年4月25日

我为在纳尔维克的入口处那些布雷区操心的原因是，“沃斯派特”号现在已经驶离该地，只有一艘未作好战斗准备的舰只“坚决”号在那里，如果在一个晴朗的早晨“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林诺”号突然出现，这条船在大炮射程上定将处于不利地位。不过为躲避长射程的炮火，它或许可以隐蔽在峡湾里，迫使敌舰在距离缩短后再作战，要不然我们或可把“坚决”号修理一下。总之，我认为我们必须确实保证纳尔维克不受海面敌舰的袭击。①

①当时我们的船只是以罗弗敦群岛的希尔峡湾为前进基地。这个基地掩护着由佛斯特峡湾通往纳尔维克的入口处。

（即日采取行动）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其他人员1940年4月28日

根据法罗群岛传来的关于飞机及海上飞机基地的坏消息，以及我们必须在整个挪威海岸与德国人周旋的事实，我们似乎必须在冰岛方面占有一个基地，供我们飞船停留和北方巡逻队的舰只加油之用，请准备好事由根据，以便向外交部提出。我们越早让冰岛人知道这是我们的需要越好。①

①冰岛于5月10日由英军占领。

海军大臣致利斯戈爵士与军需署长　 1940年4月30日

自从德国侵略挪威、丹麦以来，我们所俘获船只约达七百五十艘，共计三百万吨。我们有必要来考虑这对于我们航运和造船现况的好处。显然，我们所得到的缓和，是我们在着手进行目前的计划时绝对没有料到的。我很愿知道你对此事的看法，尤其是对于利斯戈爵士最近写的报告，感觉如何。

一些有关人事的问题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第二海务大臣及秘书

1939年9月18日

我刚才核准了给北方巡逻队的电文。

关于纽芬兰的渔民：在这常有暴风雪的严冬季节，要有效执行电文里的任务，纽芬兰人的航海技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些人生活在大海的狂风巨浪中，是世界上最顽强、技术最高的渔民。他们迫切希望得到雇用。请提出在纽芬兰立刻征集皇家海军志愿后备队一千名的办法，同时起草给自治领事务处的必要函件和列出征募条件。他们对于海上的知识应有尽有，因此可以马上用某些方法对他们进行教练。这项工作至多在十天以后就应在纽芬兰开始进行。

海军大臣致第二海务大臣　1939年3月21日

在和本土舰队总司令谈话当中，我曾答应研究在斯卡帕湾为本土舰队及北方巡逻队准备一艘演戏及电影船。

我认为用船比在岸上设置娱乐设备要好得多。我想到在上次大战中为大舰队所作的安排，那时是用的“廓尔柯”号轮船。

这艘船除应有放映电影及舞台表演的设备外，应当有一个由海陆军招待所主办的大商店，还可以加一艘有冷藏储备的船只。

请你拟定计划，以便提供斯卡帕湾海军生活中这项极为重要的附属部分。

海军大臣致第二海务大臣及秘书（密件）1939年9月29日

泄密的问题

这个文件提议不经审判、不提出控诉、甚至不加询问而开除一个海军下级士官。在六个与例子同姓名的人当中，他因为有极洁白的牙齿而被认出。据说他曾在某一天午餐席上，说了一些可能是有失检点的话。文件中没有提到他被收买，也没有说他有叛卖的意图。在这些文件中，我看不出可在法院中指控他的任何根据，检察官也看不出。然而现在却不给他为自己辩护的任何机会，在大战刚一开始，就把他排斥到军队的大门之外，并使他一生背着奸细或卖国贼的嫌疑。

这种作法是不准许的。如果认为这种虽然不很严重，但也很令人恼火的泄密事件，值得追究，应当属于刑事诉讼的范围，那么就根据《海军惩戒法》上某个具体罪名，直接向军事法庭提出控诉，而只有军事法庭才能宣判他有罪或无罪。

对于造船厂的雇员和其他人员，如果证据也是这样含混和不充足就无需采取这种办法。作为行政上的措施，把他们稍微调动一下，还是可以的。

海军大臣致秘书　1939年10月4日

请你把不能采用低级人员擢升办法的部门列出。能够应用和不能应用该办法的部门比例如何？

海军大臣致第二海务大臣、政务次官及秘书

1939年10月7日

请你们说明，为什么有些工种的人员不能因功擢升至委任级？为什么厨师或乘务员可以，电工或炮工或造船工人就不能？电报员可以，油漆工就不能？显然在德国油漆工要升至委任级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海军大臣致秘书　1939年10月7日

海军元帅

这个问题不需要口头交涉。请你为我起草致第一及第二海务大臣的节略，主要为了解决困难，起草成后由我签字。我很清楚地知道海军元帅和陆军元帅一样，应该一直保留在现役军官名册上，并且不应以年龄过轻即获得擢升而处于不利地位。你可以以私人名义向财政部说明，这里并不涉及钱的问题。如果只是挂一两天联合王国国旗，然后就退休到切尔特纳姆去，偶然给《泰晤士报》写写信，那么被任命为海军元帅又有什么价值呢？

海军大臣致第二海务大臣和有关人员及秘书

1939年10月14日

〔皇家海军在雇用印度人或殖民地土著时〕不应根据种族或肤色实行区别对待。但在实际应用时，如果这个平等的理论推行的实例过多，就会发生很多困难。每一件事例，都应从行政工作是否能顺利推行出发，而判断其是非。如果印度人能够胜任而工作又需要，我看也没有什么理由反对他们在皇家舰只上服务；如果他们有值得作海军元帅的品质，也没理由一定不能升为海军元帅。但请不要从他们当中提升过多。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　1939年10月24日

我看没有理由要在战时停止在自治领征兵，或对自治领关闭海军的大门。我对于纽芬兰特别关切，关于该地我曾给予专门的指示。当然我们不能让纽芬兰人从纽芬兰“自己找到我们国家来”。我们应该承担起征募尽可能多的兵员、予以训练并运至联合王国的责任和工作。我希望能召募一千名。我听说此事正在进行中，请写一份报告，确切地说明纽芬兰方面工作的进展情况。

关于其他自治领方面，凡是合格的应征入伍人员，无论是只参加作战，或志愿永久服役，都应予以接受。这种海军人员可以在自治领海港如：悉尼、哈利法克斯、埃斯奎莫尔特和西蒙斯敦等地加以训练。然后再找机会把他们分批运回我国，或由在自治领靠岸的英国军舰征召他们服役。

为了克服困难，请根据上述方针拟出一个计划。

海军大臣致第四海务大臣　1939年12月12日

我听说扫雷艇人员没有佩戴徽章，如果是这样，应该立即设法补救。我已请布雷肯先生要求肯尼思·克拉克爵士于一星期内绘成图样，然后以最快的速度制造，一待交货，马上分发。

海军大臣致海军秘书及其他有关人员　 1939年12月19日

“萨蒙鱼”号战时巡逻的记述

我完全同意第二海务大臣昨天提出的备忘录。所提关于擢升和嘉奖的建议，无论是关于军官的还是士兵的，我都非常同意。关于擢升方面，我等待海务大臣们提出建议。海军秘书应准备好呈交英王的受奖名单，并且，如果可能，应于“萨蒙鱼”号再度出海前，把官兵名字一律公布。也许国王要亲自召见这位军官（比克福德少校），并在召见结束时授予服务优异勋章。请海军秘书设法弄清王宫内对此有何意见。对于“厄休拉”号的艇长，可能也需要给予类似的虽不必完全相同的奖励，而且，同“萨蒙鱼”号的情况一样，艇上水兵也必须一起参加授奖。我们应尽一切努力，使士兵和军官同时受奖。这项工作至迟应在四十八小时内全部办完。

第一海务大臣致秘书　1940年2月8日

某学员的入学资格

根据这个考生的较高的教育程度、他和军队的关系、以及他父亲1月4日信中所提出他的简历，很难理解为什么要对他坚决拒不接受。我们必须特别注意，不要在录取的决定中掺杂上阶级的偏见。所以除非向我提出更充分的现由，否则我要让我的海军秘书在照来件所提议的给他父亲写信以前，代表我去和那位青年谈谈。

海军大臣致秘书　1940年2月25日

1939年11月参加海军学校入学考试落选的考生

如果我认为所作决定不公，我就不惜“对一个正式委员会的意见进行调查”，或甚至改变委员会的组织，或更换主席的人选。这个委员会自改组以来，已有多少时间了？那天我看见达特默思军校学生齐步走过时，不禁产生很坏的印象。反之，我看到一些准备升为军官的士兵在朴次茅斯演习场上操练和受训时，却获得深刻的印象。他们年龄自然大得多，但看起来却神气得多了。

不单我的海军秘书要和那位青年见面，我也希望有时间亲自和他谈一次。谁是选拔委员会中的海军代表？海军应该有合适的代表。

因此请行动起来。

请给我一份关于整个委员会的名单——写明每个委员的全部经历及任命日期。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海军副参谋长

1940年2月25日

1．我愿照你们所提议的，让已经卓越地执行了艰巨任务的“萨蒙鱼”号，作为一艘额外的实习潜水艇，到德文波特去呆几个月。此外，让比克福德少校到海军部的计划司去（假定说六个月罢），可以使该司对于赫尔戈兰湾最近的形势，保持直接和密切的接触。我看这位军官似乎很干练，而且他对于反潜艇战经验极丰富，我希望尽快把这些经验搜集起来。

2．“厄休拉”号为什么不参加参挪威商船护航队呢，有什么理由吗？

3．此外还有一些船只，是潜艇司令认为工作过度紧张的。

这事以后可以研究一下。

4．如果战争是普通性的，人人都在全力作战，那就不需要讨论这种职务的变化。但鉴于目前首当其冲的，只是很少数的人，尤其是潜艇在布雷区中工作，冒受种种越来越大的危险，艰苦无比，我坚决认为我们应该实行轮换制度，把曾经历过一段特别艰苦的工作时期，或建立功绩的舰只和官兵，调任比较轻松的工作，而让其他人员得到显声扬名的机会。是否可能让一些适于在赫尔戈兰湾工作的水手接替潜艇上的岗位，使更多的人来分负重担呢？希望你们加以研究。

5．“萨蒙鱼”和“厄休拉”号的人员是否已得到了他们的奖章和勋章？军官们已经经过授勋。让我们采取特别的措施，以保证士兵们在下次出海前，获得这些奖励。

海军大臣致第二海务大臣及第四海务大臣　1940年3月24日

双陆棋在士官起居室、中级和下级士官室内都是一种良好的游戏，我想它一定可以使水手们得到消遣。罗瑟米尔勋爵给我的预备作各种娱乐费用的一千镑，现在怎样了？是否已用完，如何用的？如有必要，无疑我还可再筹到些款项。在战时舰上服务的环境中，双陆棋比扑克牌要好，因为它只消磨二十分钟或十五分钟，而扑克牌需要的时间则长得多。

海军大臣致第一海务大臣及第二海务大臣　1940年3月25日

我看到德国报纸上指控我们士兵犯劫掠罪。如果不是我注意到“阿尔特马克”号舰长的手表、经纬仪及铁十字勋章被窃，现在由某些水兵当作纪念品保留，我本认为不必提出此事的。任何这类的行为，必须严加禁止。凡是有些价值的纪念品，非经报告和批准，不得私自保存。敌人的个人财产可由国家予以没收，但绝不许个人没收。

海军大臣致第二海务大臣　1940年4月7日

我已见到那三个应考者。在这次教育选拔考试中，在四百名应考人员中三百二十名考试及格的、九十余名成绩优良者中，这三名青年分别考第五、第八、第十七名的，因此我不懂为什么说他们不合乎海军服役的要求。不错，在三人中，A略带一点伦敦土音，其他二人为商船队中一个大副及一个轮机长的儿子。但是选拔考试的整个目的是使有能力的人都有得到这个职业的机会，不问他的阶级和财富。一般来说，应该认为，考试成绩特别好的应考者，就会录取。然而在教育程度测验中成绩极差的人，在少数情况下也可以参加服役。但拒绝接受名列前茅的青年（除非他们有某种极为严重的缺点）是完全违背议会所批准的原则的。

我敢断言，如果这个委员会在面试这些青年之前，已经知道他们属于全部应考名单中最聪明的一批，就不会采取这样严厉的态度，根据一次口试就把他们全部否定。在我看来，今后委员会的口试应放在笔试以后举行，并把笔试的成绩摆在面前作参考。此外，如果早已决定一个青年即使考了第一名，也在不取之列，那么就不应再让他参加考试，经受考试的紧张与焦虑了。

我还觉得，没有必要提出关于口试和经历的不合格的标准。此外还应通知口试委员会，他们可以对同一应考者，根据兵役中各单位的不同要求，予以不同的分数。显然，一个青年任军需官也许比任行政人员更为适合，委员会应该可以作出相应的不同的评定。

口试委员会当然没有必要面见每个应考的人员。教育程度测验必须要有标准。目前及格分数是四百分，满分是一千三百五十分。我注意到上次考试中考取的青年，都获得六百分以上。如果把教育程度测验的合格标准提高，那么口试委员会的工作不是就自然会减轻了吗？

请提出修改目前制度的建议，以实现上述各点。对上面我所提的三人，应给予学员资格。

本书的铭言战争时：坚决刚毅失败时：顽强不屈胜利时：宽容敦厚和平时：友好亲善志谢我应再次向协助我完成前卷书的各位友好致谢；他们是：

陆军中将亨利·波纳尔爵士、艾伦海军准将、迪金上校、爱德华·马什爵士、丹尼斯·凯利先生和伍德先生。对于审阅过原稿并提出意见的许多其他人士，我也表示谢意。

伊斯梅勋爵以及其他朋友曾继续给予我帮助。

承蒙英王陛下政府准予复制某些官方文件的文本，此类文件的王家版权法定属于英王陛下政府文书局局长所有，再次表示感谢。遵照英王陛下政府的要求，为了保密起见，本卷中所刊载的某些电文，曾由我根据原意加以改写。这些更动，并未改变其原有的含义或实质。

序言在本卷所涉及的这个时期里，我肩负着重任。我担任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国防大臣和下院领袖。在最初的四十天之后，我们是孤独地面临节节胜利的德国和意大利对我们发动的致命的进攻，苏俄这个敌对的中立国家在积极援助希特勒，而日本又是一个未可预知的威胁，但是，英王战时内阁兢兢业业地忠诚地处理英王陛下的国务，在议会的支持下，在英联邦和英帝国各地政府和人民的拥护下，终于完成了一切任务，并且战胜了我们所有的敌人。

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于肯特郡韦斯特汉，恰特韦尔庄园1949年1月1日第二版的说明人们一直要求再版本书，我利用这个机会改正了细节方面的几个错误。许多人写信给我，让我注意这些错误，我对他们非常感激。

正像第一卷一样，我必须感谢人们给予本书的许多好评，我向许多写信给我对本书表示关心的人谨致衷心的谢意。

温斯顿·斯潘塞·丘吉尔 恰特韦尔庄园 1950年1月10日

谢选骏指出：这些附录的存在显示，丘吉尔的回忆录，就像《列宁全集》之类，多为他人代劳，可怜辛苦了那些名不见经传的秘书。这是官场通病，无论什么主义什么制度，都是权力游戏的制度——甚至托马斯·阿奎那领衔撰写的《神学大全》，也使用了教会组织上所提供的文书人员。他们挪用了原来属于公共的资源，完成署名私人的著述。

（另起一页）

【第二部分】

【罗斯福是个斯大林主义者】

Roosevelt was a Stalinist

内容提要

罗斯福是个斯大林主义者，就像丘吉尔是个纳粹分子——所以罗斯福1933年和苏联勾结建交，他不仅帮助苏联完成了工业化，还无偿援助苏联成为超级大国，从而得以占领东欧和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阵营。从1941年无条件援助斯大林，培养了一个超级恶霸、犯下了严重的历史罪行。罗斯福是个斯大林主义者——只有从这样的角度，才能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才能理解冷战，才能理解民族解放运动。

（另起一页）

【导论、罗斯福是个斯大林主义者】

《马雅：斯大林与罗斯福的关系之谜》（微史记 2023 06 10）报道：

写在前面 ：70年前的1953年3月5日，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病逝，享年74岁。斯大林的政治生涯，改变了一个时代；斯大林的猝然离世，也带来了一个时代的改变。我们特此刊登本号资深作者马雅女士的一篇文章，以志铭记。

1945年2月，当雅尔塔会议结束时，斯大林（1878-1953）眼望着被轮椅推走渐行渐远的罗斯福，不禁失声叹息：“命运怎会对他这么不公！” 而斯大林不是个轻易流露感情的人。

1945年4月，雅尔塔会议后才几周，罗斯福离世。斯大林闻讯，竟然掉了泪。沉默许久后，斯大林说：“他一定是被人下了毒。” 斯大林声称，应对罗斯福进行尸检。

回溯1943年11月，美苏英“三巨头”在德黑兰举行第一次会谈，罗斯福与斯大林第一次见了面。

一开始，苏、英两国都向罗斯福发出邀请，入住本国的大使馆。但罗斯福为了避免偏向，选择留在美国公使馆。而由于罗斯福身体不便，苏方首席外交代表莫洛托夫则建议，会谈就在美国公使馆举行。可当天下午，莫洛托夫又紧急召见美、英驻苏大使，告知他们：“据苏联截获的情报，希特勒想趁“三巨头”聚会之机，把他们连锅端。” 莫洛托夫补充道，“特务们由降落伞空降，其中有几人已被捕，但仍有几人在逃。”于是，苏方又建议：罗斯福应当转移到苏联或者英国的大使馆内，以确保安全。

美方认为这情报多出于苏方的捏造，至少是夸大其词。但考虑到美公使馆地处德黑兰另一端，距离苏、英两国大使馆路途较远；美方一来不愿承担万一出事的责任，二来不愿给外界留下置斯大林和丘吉尔的安危于不顾的印象，所以同意了罗斯福的转移。

由于苏联大使馆有几千人的保卫，且临近英国大使馆，因此苏方提议，罗斯福不妨住进苏联大使馆的官邸。当然，此方案对苏联最有利。这样，斯大林既不必冒出门的风险，苏方还可方便地获取美方情报。

美方的保安和幕僚，显然对此安排有警觉。这不但把罗斯福完全“置于俄国人之手”，并且他与助手们的商谈，也很容易被苏方窃听。丘吉尔闻风后，更是嗤之以鼻。但出乎所有人的意料，罗斯福竟欣然应邀前往，住进了苏联驻伊朗的大使馆，妥妥地成为斯大林的“囊中之物”。

难道罗斯福一时心血来潮，正像丘吉尔眼里的二百五，对这老共党“投怀送抱”？为了解答疑问，读者有必要了解一下罗斯福其人其事。

罗斯福（1882-1945）祖上是早期西欧（荷、法）移民北美的清教徒，有三百年的家世。其父系出过像西奥多·罗斯福总统那样的能人；其母系中的姥爷，在中国的鸦片战争中发过横财。罗斯福是在哈佛、哥伦比亚受的教育。早年，他担任海军部长助理时，曾被威尔逊总统世界大同的国际主义所熏陶。后来，罗斯福因罹患脊髓灰质炎，导致下肢瘫痪。

在命运的至暗时刻，他抓住契机，从上流社会脱身，投入政治，重新开拓人生。时值美国的大萧条，初任纽约州长的罗斯福，马上启动了政府的救济项目。而自从1933年当选总统起，他再接再厉，对内推行“新政”，在美国开创了社会保险、医疗保障等一系列福利社会的先河。

外交上，罗斯福也不循规蹈矩。在他看来，苏联基本上还是俄国，而俄国不像欧洲其他列强那样，彼此不断争战，并不断地向海外扩张。固然，苏联搞阶级斗争和公有制，是个专制国家；但苏联对外来威胁的惧怕，恐甚于它向外输出革命的野心。同时，罗斯福相信，苏联的共产主义宣传与实践，有悖于美国的传统理念，美国人民也不吃那一套。

可罗斯福心里真正惦记的，还是怎样应对当时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崛起。因此，现实主义的他，认为应当利用俄国，来抗衡德日。当然，他也有别的盘算：苏联是广大的市场，有助于美国摆脱经济危机；况且，通过给苏联的经济援助，也好嘚瑟一下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市场的优越。

所以，罗斯福一上台，就承认了苏联，而且帮助苏联在30年代实现了工业化。尽管同期，斯大林在农村强制施行“集体化”，并对党政军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大清洗”。1939年8月，苏联甚至与纳粹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罗斯福小心翼翼地留有余地，并没把门对苏联封死。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对苏联发动了代号为“巴巴罗莎”的突然袭击，动用5百万左右的兵力，3600部坦克，2700架飞机，和7000门大炮，这是欧洲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罗斯福的助手们大都预言：苏联顶多能撑几个月，但罗斯福不以为然。两天之内，他就下令给予苏联紧急援助。接着，他派亲信哈利.霍普金斯去莫斯科，面晤斯大林，实地考察。在国内，罗斯福游说国会，对苏联适用租赁条约，就像对盟友英国一样，享受慷慨的军援。

其后3年半，美国给了苏联110亿美元的战争援助。尽管这只占苏联战时国民生产总值的7%，但它至关重要。特别是战争的头一年，德军长驱直入，到年底已距离离莫斯科仅15英里之遥。在俄国生死存亡的关头，罗斯福政府雪里送炭，大大提高了苏联军民的士气。

其实，罗斯福的举措遭致国内强烈抵制。原因如下：如果苏联马上崩溃，这大量的军用物资，岂不落入德军之手？英国在1941年的秋夏，仍迫切需要援助；远东的局势也不容乐观，也需要足够的资源，以备万一；罗斯福还要加强美国本土的防务。且不说，民间的反共情绪，和孤立主义者们的指控：罗斯福支持苏联，他想拖美国下水，卷入欧战。

尽管阻力重重，罗斯福杀伐决断，因为他坚信：苏联在东线把纳粹拖得越久，英美盟军就越有可能扭转战争的走向。战争才爆发，他就对一个助手说：德国进攻俄国，这不只是战争暂时的重心转移，它可能意味着“欧洲从纳粹手中，得到解放”。

随着1941年12月7日的珍珠港事件，美国直接参与二战，美国人自己也在战场上牺牲。这促使罗斯福将斯大林化敌为友的意愿，变得更为明确紧迫。他从军事和外交上，双管齐下：1942年，美国开辟了北非的“第二战场”，以减轻德国在东线对俄国的压力。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罗斯福又宣布盟军只接受轴心国的“无条件投降”。这算对苏联表了态：盟军不会撂下苏联不管，而是把苏联与盟军绑定。

由于承认苏联在战争中的重要性——苏军最终在极其残酷的东线，牺牲了8百万以上的将士，以及判断美苏关系是战后世界稳定的基石，罗斯福遂刻意培育他与斯大林的私人关系。除了1941年夏，德国刚入侵苏联，罗斯福就派亲信作为私人代表，前往莫斯科，面见斯大林之外，当年10月，罗斯福又主动倡议：两国首脑应当尽早会晤。

再来看看斯大林其人其事：

不像叼着银勺出世的罗斯福，斯大林出生于沙俄格鲁吉亚的贫困家庭，只受过东方正教学校的教育。他早年参加革命时，为了筹募基金，曾抢劫银行获得巨款 (相当于140万美元)，但全部交公。他被捕过7次，被流放6次。后来，斯大林追随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以主办党报《真理报》和掩护列宁逃亡国外等业绩，引起了高层重视与提拔。

十月革命爆发时，斯大林已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协助列宁组织暴动。革命成功后，他担任总书记，闷声管理党务与人事。他在党内的劲敌托洛斯基，则担任红军总司令，南征北战，声名在外。

斯大林的名字意为“钢铁”，他确实性格刚毅。因顾虑到斯大林为人处事的简单粗暴，列宁曾建议应把他从总书记的职位上调开。然而，列宁去世后，斯大林逐渐掌握了党政大权，清除了他党内的反对势力，包括被列宁看好的托洛斯基。（抛开权力之争，斯大林与托洛斯基的分歧是：托洛斯基主张世界革命，将革命进行到底；而斯大林则主张先在苏联一国，建成社会主义。）

一旦巩固了政权，斯大林马上着手用计划经济的方式，全力推行“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村的集体化。工业化－把苏联这个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把进口机器和设备的国家，变为生产机器和设备的国家，而优先发展重工业。由于以牺牲农民的利益为代价，苏联30年代迅速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了欧洲最大的工业国。但是，农业却长期停滞不前，甚至发生了以乌克兰为重灾区的大饥荒。

然而，在世界经济大萧条中，许多西方的知识分子，出于对资本主义深度失望，把他们的目光移向苏联。这致使当年左翼思潮，在全球大流行。所以，不能排除，在罗斯福政府的决策层里，他的助手和顾问们，也深受其影响。

1934年7月，英国作家威尔斯对斯大林进行了专访。像他在著名的《联共党史》中那样，斯大林立场鲜明地宣扬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坚决否认西方社会民主党的议会道路。但他倒是对罗斯福的“能力、才干和勇敢”，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只不过，斯大林认为：罗斯福枉费心机，他的改良主义挽救不了垂死的资本主义。

从1937年起，为了进一步巩固政权，斯大林在党内进行“大清洗”。肃反的扩大化，给苏联的党政军造成了重大损失。而基于对形势这种内忧外患的估计，为避免腹背受敌，1939年8月，斯大林又与希特勒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但在1941年6月22日，纳粹德国以闪电战突袭苏联。这完全出乎斯大林的意料，震惊的他，从公共视野消失了近两个星期。虽然，斯大林对局势有严重误判，而党政的高层，仍旧恳请他出来，继续做他们的领导。

1941年11月7日，德国百万大军兵临城下。在纷飞的大雪中，斯大林在红场上举行盛大的阅兵式，还发表了激情的爱国主义的演讲。他列举历史上民族英雄，如苏沃洛夫、库图佐夫等俄国名将，民心大振。阅兵后，红军奔赴前方。

毕竟苏联的工业化，积累了雄厚的重工业和军工基础，加上保家卫国的人气，苏联人终于挺住纳粹的强攻。时至 1942年8月-1943年2月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苏联扭转了战争的趋势，打破了德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此战役的胜利，使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空前振奋。

在1943年11月的德黑兰三巨头会面时，连反共老手丘吉尔，都以乔治六世的名义，献给斯大林铸有斯大林格勒字样的宝剑，来表达对苏联的敬意。而斯大林对罗斯福代表的国家，心存感念。在酒会上，斯大林举杯称颂：“如果没有美国的这些机器（原话），我们打不赢这场仗！” 而到了1944年6月，在接见美国商会会长时，斯大林还说：“我要是出生在美国，我就会做一个实业家。”

然而，在丘吉尔看来，罗斯福对斯大林过于轻信，就像未谙世故的大二学生，举止轻浮幼稚。熟谙欧洲地缘政治、经营数百年帝国的丘吉尔，当然明晰斯大林壶里买的是什么药：首先，他是推行推行革命的共产党，本来在意识形态上就是死对头。黄鼠狼给鸡拜年，能有什么好？其次，斯大林代表的是俄国——那个永远走不进欧洲文明，永远摆脱不掉荒蛮、暴政的国家。

可在罗斯福眼里，丘吉尔虽是统治世界的盎撒精英，却“廉颇老矣”。他透着十九世纪政客那种机关算尽的老奸巨猾，常在战术上斤斤计较，耍一些雕虫小技，可缺乏二十世纪的战略眼光。罗斯福认为，丘吉尔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不过是为了保住大英帝国过时的既得利益。

按说，美英本是亲兄弟，照常理应当一起玩。因此，丘吉尔对罗斯福给斯大林献殷勤，一开始笑掉大牙，到后来却笑不出来。丘吉尔意识到，苏美两国力量的上升，会削减英国在战争和战后的地位。他的疑惧有道理。因为战争的头两年，英国在战场上有更多的抗德军队，所以在英美的伙伴关系中，英国是老大。等到了1943年11月，当“三巨头”——罗斯福、丘吉尔和斯大林在德黑兰聚会时，英美之间的位置已经互换，美国将在欧洲战场演主角儿。

进而，战局的发展，已让人们心知肚明：苏联不但能在战争中挺下来，而且在战后的作用，也举足轻重。所以，罗斯福一再向斯大林示意：美英不会背地里合伙另搞一套，来对付苏联。所以，罗斯福有意利用德黑兰会议，与斯大林建立颇为特殊的双边关系，而这关系独立于他原与丘吉尔之间的牢固纽带。

在德黑兰，罗斯福曾多次谋求与斯大林的私人会晤，却回避与丘吉尔私下讨论。他甚至不忌讳当着斯大林的面，表示不同意丘吉尔的意见。比如，罗斯福拒绝了丘吉尔企图加强英美在意大利和东部地中海联合行动的建议。相反，在美英应聚焦于1944年春夏诺曼底登陆的策划上，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倒达成了共识。仍在酝酿中的诺曼底登陆，有助于在东线作战的苏军，使之得到必要的喘息。

罗斯福是不是昏了头，养虎为患？可罗斯福自信满满：不管是共产主义，还是帝国主义，他都有能力与之共事或“缠斗”，我行我自由民主之素。确实，罗斯福既没有丘吉尔老大帝国的历史包袱，也没有斯大林四面受敌的心理负担。在会议期间，为了活跃气氛，打开僵局，罗斯福惯于跟丘吉尔打趣，比如说：“ 昨晚温斯顿没睡好觉，情绪激惹，所以今儿一早就从床的另一边下了地。” 这类笑话连铁面人斯大林，也都能被逗得偷着乐。三人私下相处时，罗斯福带着斯大林，常拿丘吉尔寻开心。有时惹得丘吉尔不乐意了，他俩就在一起，好言哄劝。而在背地里，罗斯福又跟丘吉尔一起，管斯大林叫“乔叔叔”，引起斯大林假装不悦。

通过小恶作剧的人物互动，罗斯福用他的人格魅力去软化、拉拢斯大林，以期必要时来共同对付丘吉尔。这有点像几个住校的男生，组成了一个“三人帮”，凌驾在全班其他的男生们之上。而在这个“帮”里，还得细分谁跟谁是一头儿，谁又是真正的老大。斯大林对此心照不宣，配合默契。可还有什么比推举罗斯福当会议主席，能更贴切地表达心意？于是，当三巨头排排坐，拍正式合影时，罗斯福总是坐在正中央。

据罗斯福的印象，斯大林体格坚实，一双大手就跟垒球队员的一样，而他金色的目光如蜜。这当然不是阶级敌人们，从斯大林眼中所见的铁样冷光。然而，又不得不承认，罗斯福也真有两下子，曾短暂地打开过斯大林这扇紧闭的心灵之窗。

1945年2月，在雅尔塔“三巨头”再次相聚，这也是罗斯福与斯大林的第二次和最后一次见面。此时欧战对盟军来说，已经胜利在望；可日军仍在远东负隅顽抗，看来攻打日本的本土之战，势在必行。罗斯福的健康每况愈下，他已经悄悄地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但在雅尔塔，罗斯福基本上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让苏联接受了联合国的原则，并让斯大林给他作出承诺：苏联在德国投降三个月之内，向日本开战。

然而，后来的人们，特别是共和党，谴责罗斯福背叛了东欧，导致“铁幕”的降落，导致其后几十年东欧与西方隔绝。事实上，在雅尔塔三巨头签署了欧洲解放宣言和对波兰的宣言，声称：所有原德占区的人民，都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并在无记名投票的基础上，波兰人民尽早地进行不受限制的自由普选。但是无可否认，英美确实同意了斯大林对波兰边界重新划分的要求：即苏联吞并波兰东部，而把波兰的边界向西推移，从战败的德国那里得到领土，来作为补偿。同时，英美也未能坚持恢复波罗的海三国独立的要求。这三国原是在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时，被苏联一股脑儿地实行“苏维埃化”的。

可1945年严峻的现实却是：苏军通过漫长可怖的血战，直捣柏林，它实际上已经占据东欧大部。苏军以不计生命代价的方式，战胜了德军，赢得了地盘，其实力地位已然成为既成事实。除非英美组成联军对抗苏军，否则斯大林在东欧终究要占上风。事实上，这些落入斯大林之手的国家，没有自由选举的机会，只有接受苏式政权这一条出路。

话又说回来，那些谴责罗斯福取悦斯大林的政客们，如果当年自己在位，就能忍心把无数美英的子弟兵投入战争的绞肉机？而不宁愿把这血战的“殊荣”让给红军，让他们去攻克柏林？！

这正如同罗斯福允许苏联分裂中国的外蒙古，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权，以此作为交易，苏联同意出兵中国东北。从而，美军也避免了在中国土地上，与日军王牌——关东军寸土必争的惨烈前景。

这可好，苏军在欧洲、亚洲都替美军打了仗，美国少死了多少人！瞧瞧人家罗斯福与斯大林这朋友交的，不但合算，而且双赢。这就是领袖的素质。

在他最后的时光，罗斯福关注二战中美苏暂时的协同，是否会转化为战后维护世界和平的持续力量。虽然他对苏联的体制不存幻想，但希望因两国在二战中的合作，会使日后一旦战争的危机来临，双方仍能享用曾经合作过的红利。

尽管罗斯福未能眼见二战的胜利及其他后果，但他主动与斯大林沟通，并伸出援手，确保了苏联在腥风血雨的二战中，同美国站在一起。知否知否：丘吉尔曾有过与纳粹结盟，把苏联灭掉的次选方案？

罗斯福被一些历史学家、他的政敌、甚至幕僚，描绘为冷酷、阴险、报复心强的政客。这些评价不全是政策上的歧见，也包括对他人格的诟病。

试举例如下：

1941年3月，他促使国会通过了“租赁条约”，使美国得以用50艘陈旧的驱逐舰，换取英国在加勒比海的海军基地，其目的是间接地在军事上支持与德国作战的英国。这其实违背了美国的宪法。因为国会通过的“中立法”，其一是要求美国政府在欧战中保持中立，其二此条约应当经过双方政府的批准，而不能由单边决定。罗斯福明知故犯，曾私下里对助手说：“我可能会因此被弹劾。”

1941年12月7日，日军突袭珍珠港。虽然美国政府至今未公开承认，但有解密的档案提示，罗斯福可能事先已获知相关情报。但为了让孤立主义者们闭嘴，并引导大多数美国人民支持参战，则必须有敌人对本土的攻击。其结果美军死亡2403人，受伤1178人；平民死伤百余人；同时被击沉4艘战列舰和2艘驱逐舰，被炸毁飞机188架，而受损的建筑、船只和飞机更多。

众所周知，在美对轴心国宣战以后，美国的日裔公民（主要在加州）被关入拘留营。同样是轴心国的德、意族裔公民，却大都能幸免于难。这里姑且不论有无种族主义的因素卷入，但历史学家争议，罗斯福需要德、意后裔，以及加州其他非日裔族群的选票，以确保他的连任。

1937年，罗斯福“新政”中的劳工法，曾遭到最高法院中保守势力的反对。于是，罗斯福背着国会和内阁，黑箱作业，企图以兑水的方式，稀释最高法院的名额，来达到其法案通过的目的。

为了实施其激进的新政，并使美国投身二战，罗斯福打破了华盛顿立下的不得连任两届美国总统的规矩，空前绝后地连任了四届。而且，他在竞选中，打压、排斥民主党内的同仁，对从前的恩师、战友乃至下属，也绝不手下留情。

诚然，在真正的保守派看来，罗斯福的“罪过”，还远不止于此。是他首先提出“房屋”“医疗”和“教育”，都是美国人权的概念。比如，他的“退伍军人权利法”，给二战的老兵们提供了诸多优惠。批评者说：罗斯福利用职权，拿各种甜头，收买选民。从此，政客们大行其道，导致当前国库的日益亏空。

更有甚者攻击他：“新政”从来没有把失业率降到8%以下，经济危机直到二战，才得到真正解决。由于战争，军工复合体（艾森豪威尔为此命名）得以横空出世，从此屡试不爽，独步天下。

也许正因如此，在罗斯福心目中，他跟斯大林都是一路杀来，斩关夺隘，威风凛凛的真男儿；又都代表着朝气蓬勃、地大物博的新生大国，而不似老气横秋的老大帝国。罗斯福的新政：他的凯恩斯主义，他的大政府小市场，他的福利社会的设想，虽不能与斯大林的五年计划等号，却多少似曾相识。顺带插一句，斯大林同样身有残疾，儿时的天花，给他留下麻脸、左臂变形和走路轻微一拐一瘸的缺陷。与此同时，这两人都深藏不露，自命心志高远，卓尔不群，所以不择手段。

再放眼世界，罗斯福望见了百年不遇的大好时机——美国可以与俄罗斯一起，把国际的大棋局推翻了重来。根据零和博弈论，有赢家必有输家。斯大林也定有此意。这相见恨晚，这天下英雄谁敌手的惺惺相惜，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在历史上，只有近三十年后，毛泽东与尼克松的握手，可与之类比，从此都改变了世界的格局。

斯大林趣闻三则：

在德黑兰会议期间，一次三巨头共进晚餐，斯大林体恤译员们的幸苦，建议让他们也有机会休息一下，填填肚子。当即，丘吉尔举杯赞同：“来，全世界的译员联合起来！我们失去的只是听众，而我们得到的，将是整个的世界！” 对丘吉尔的机敏，斯大林报以微笑。

仍然在德黑兰，斯大林在会议上留意到，丘吉尔与他的外相艾登互递纸条，随后再搓成团抛进字纸篓。会议结束，斯大林令其部下，从字纸篓中拣出纸团，研究一下英国人到底鼓捣些啥名堂。结果打开来一看，艾登说：“温斯顿，你裤裆的链子开了。” 丘吉尔回答：“你放心，小鹰不会从窝里掉下来。” 斯大林听罢，哈哈大笑。

到了波茨坦会议时，丘吉尔已经落选，由工党的艾德里代替，外相是工会领袖贝文。一次，恰好贝文与斯大林同在洗手间。仗着工人背景，贝文跟斯大林卖弄他的幽默：“在资本主义国家，劳动人民只有在这里，才能真正把握自己的生产工具。” 斯大林沉吟片刻，跟进道：“在社会主义国家里，也是一样滴。”

谢选骏指出：上述毛共文章，意欲披露真相，终究功亏一篑——因为它还不懂得，罗斯福是个斯大林主义者。

《罗斯福的失误让世界浪费了44年》（思芦随笔 2022-09-22）报道：

保罗·约翰逊的《摩登时代》（Modern Times: The World from the Twenties to the Nineties）是20世纪的叙事史，20世纪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一次大萧条，冷战、共产主义的兴起和灭亡，几个帝国的崩塌。许多历史事件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影响。盖棺仍未论定，对20世纪的解读必然深深影响我们对今天世界的展望。一本描写我们亲身经历的时代的叙事史。本书史实详实，文笔生动，洞见深邃，有许多正史没有的秘辛。是很少能读到的历史巨著。

         

雅尔塔会议：中国是雅尔塔的主要受害者，最终导致政权的颠覆。中国并没有出席雅尔塔会议，尽管它是盟友，直到8月14日才把会议条款详细告知中国。当时苏联已经宣战，协议已不可更改。斯大林什么都不付出便得到了他的漫天要价，美英怎么也不能证明放弃他们最重要的原则的道理，哪怕是以刚性的军事需要作为理由。

罗斯福把中国带入了“四巨头”体系；尽管方便的时候他总是把中国忽略掉，尤其是在至关重要的关于日本的雅尔塔秘密协定上，这一协定把苏联人带入了中国东北。后来，大概是感到内疚，他见到蒋介石，“我问蒋介石的第一件事情是：‘你想要印度支那吗？’他说：‘那对我们没什么用。我们不想要。它们不是中国的。’”

罗斯福说：关于斯大林“以他这样位高权重者的品德，他不会试图吞并任何地方，而且会为了一个民主与和平的世界跟我携手合作。”后来罗斯福抡起拳头猛捶自己的轮椅：“我们没法跟斯大林做生意。他违背了自己在雅尔塔许下的每一句诺言。”他告诉一位记者：斯大林要么并没有掌控一切，要么“是个说话不算数的家伙”。罗斯福满足了苏联的要求同意波兰选举，但他并不支持英国的要求：对投票进行国际监督。他宣布：所有美国军队都将在两年之内撤出欧洲；这正是斯大林想要听到的。冷战可以说是雅尔塔会议的直接后果，美国为罗斯福的错觉和轻浮付出高昂的代价。

罗斯福没有做任何事情来鼓励艾森豪威尔迅速向柏林、维也纳和布拉格推进，像英国人所希望的那样。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这样的观点：他的部队挺进的程度将事实上决定战后的地图。他强调：“我不愿意为了纯粹的政治的目的而让美国人冒生命危险。”蒙哥马利将军难过地写道：“美国人不懂，如果在政治上输掉这场战争的话，在战略上打赢战争就没多大用处。”艾森豪威尔屈从于苏联的反对，命令美军在距布拉格两个小时的地点止步不前，导致布拉格被苏联轻松地在三天后单独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从此被纳入苏联阵营。才有可能发生以后的布拉格之春和天鹅绒革命。捷克人民又失去了44年自由。与苏联的狡猾地违反协议相反，美国忠实而愚纳地遵守和苏联的协议。讽刺的是，苏联宣传后来把美军描绘为蓄意拒绝向布拉格进军，听任纳粹杀害捷克爱国者。

在解放欧洲期间落入盟军之手的任何苏联国民都必须归还给苏联，不管本人愿不愿意。10%的“德国”战俘实际上是苏联人。大多数人不想回去。结果，数十万人被交给斯大林。第一批一万人当中，只有12个人是自愿的。

丘吉尔通过他在1944年10月在莫斯科的讨价还价，从而有效地、几乎单枪匹马地把极权主义排除在地中海之外——这是他对人类自由最后的伟大贡献。

朝鲜战争：1950年1月12日，迪安·艾奇逊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一通十分愚蠢的演说。在演说中，他似乎把台湾、印度支那和朝鲜都排除在美国的防御圈之外。艾奇逊认为：中国和苏联很快就会互掐起来。苏联对“中国北方四省”（外蒙古、内蒙古、新疆和满洲）的“吞并”是一个最重要事实。美国千万不要与中国为敌，并因此把“正义的怒火和中国人民的仇恨从苏联人那里转移到我们自己的身上”。事实上，艾奇逊得到的信息是错误的。他不知道，就在他发表演说的时候，苏联归还东北铁路和旅顺港的谈判正在进行。斯大林把新中国政权与苏联集团绑在一起，不是通过威胁恐吓和经济机器，而是通过提高远东的军事温度。苏联在朝鲜进行了一场有限的代理人战争，把中苏关系的决裂推迟了10年。

韩战的另一个意料之外的后果就是重整军备的加速。尽管捷克和柏林危机把美国推入了一套共同防御体系，但正是朝鲜，导致了持久的军备竞赛。杜鲁门发现，让国会为冷战拨款十分困难。1950财年的国防支出只有177亿美元。朝鲜战争彻底改变了国会和国民对国防的态度：国防拨款跃升至1952财年的440亿美元，第二年突破了500亿美元大关。军费增长使得战术核武器的发展、向德国增派4个师、海外空军基地的迅速建造、战略空军指挥部在世界范围的发展、核动力航母舰队和传统作战部队的机动能力成为可能。到1951年2月，美国飞机生产回到了1944年的最高水平。美国的盟国也开始重新武装自己，德国的重整军备成为现实。如果说冷战是从波兰开始的，那么它在朝鲜达到了成熟，并让全世界卷入其中。实际上，斯大林使世界两极化了。

麦卡锡主义能够施行由于两个因素：首先是美国诽谤法律的不完善，允许媒体发表未经证实的指控而不受惩罚。媒体把滥用变成了丑闻，正如1970年代它们把水门事件放大成了政治迫害。其次是某些机构在屈服于当时盛行的非理性上所表现出来的道德怯懦，尤其是在好莱坞和华盛顿。它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将在1965～1975年重蹈覆辙，表现为大学向学生暴力投降。把麦卡锡主义跟苏联相比较是富有教益的。麦卡锡没有警察。他没有执行权。相反，杜鲁门和艾森豪威尔的政府都竭尽全力给他设置障碍。尤其是，麦卡锡并没有参与法律过程。他没有法庭。事实上，法庭完全不受麦卡锡主义的影响。法庭抵制麦卡锡主义，其行为根本不像20年后它们受到水门事件歇斯底里的强烈影响。作为最后的手段，麦卡锡的武器是大肆宣扬；在一个自由的社会，大肆宣扬是把双刃剑。麦卡锡被大肆宣扬给毁了。

艾森豪威尔是20世纪最成功的美国总统，他统治美国的时期（1953～1961年）是美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最繁荣的几年。他试图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只不过是一个立宪君主，把决策权托付给他的同事们，托付给国会，热衷于尽可能把最多的时间用在打高尔夫球上。他被看作一个心肠很好、智力有限、愚昧无知、不善辞令的人，常常很软弱，始终很懒惰。艾森豪威尔搞的是假授权。他并没有把外交政策托付给国务卿杜勒斯，他从很多杜勒斯毫不知情的来源得到建议，并把一根秘密的缰绳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里：杜勒斯每天打电话向他汇报，即便身在国外。艾森豪威尔阅读了大量的官方文件，与外交界、商界和军界的高层朋友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他把杜勒斯当个仆人来用。杜勒斯和亚当斯是主角的看法是艾森豪威尔故意造成的，因为犯错时可以归咎于他们，因此保护了总统。反过来，艾森豪威尔有时候也利用他在政治上很天真这个名声，把下属的错误揽到自己身上，例如，当杜勒斯在1953年任命温斯罗普·奥尔德里奇为驻伦敦大使上犯了一连串错误的时候。他经常假装无知。实际上，他十分狡猾，在跟很难对付的外国人打交道的时候，他总是假装误解他自己的翻译。他的秘密会议记录显示，他的思路清晰有力。他对演讲稿撰写人的草稿和杜勒斯演讲稿所做的修订表明，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够熟练掌握和运用英语。丘吉尔是能够欣赏他的真正价值的少数人之一。可以说，他们是20世纪中叶两位最伟大的政治家。

在美国，和平向来是一个赢得选票的话题。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记录中有一个富有教益的对比。1916年，威尔逊因为承诺让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而赢得了大选，第二年，美国成为交战国。1940年，罗斯福以同样的承诺赢得了同样的结果。1964年，林登·约翰逊以一份和平竞选政纲（反对共和党“战争贩子”）赢得大选，很快就把越南冲突变成了一场重要战争。1952年的艾森豪威尔和1972年的理查德·尼克松是20世纪仅有的兑现了和平承诺的总统。

第三世界：在一个政府反对者总是消失在夜幕中从此杳无音信的国家，很难看出甘地的方法如何能应用。如果没有自由的媒体和集会的权利，不仅诉诸外部舆论不可能，而且发起群众运动也是不可能的。在苏联，甘地这样的人在哪里呢？甘地的事业生涯所证明的只不过是：英国的统治是克制的，而且愿意让位。

苏加诺面对一个问题时总是用一个短语来解决。他会把短语变成首字母缩写，再由一群受过良好训练的文盲反复咏唱。他用Konsepsi（马来语：概念）治国。

纳赛尔是“万隆那一代”最典型的成员：擅长辞令，但别的方面乏善可陈。像苏加诺一样，他在发明口号和头衔上也才华横溢：他经常改变他所创立的那个党的名称，以及他所商谈的阿拉伯联邦的名称。他的特长是操纵群众。他夸夸其谈的修辞深受欢迎，尤其是对学生。他似乎有本事唆使开罗的乌合之众有节奏地反复呼喊他希望听到的口号，而这些口号经常天天花样翻新。

中东阿以冲突：英国和印度一样严厉措施使用得太少。数字表明，1945年8月至1947年9月（不算大卫王酒店的死亡人数），有141个英国人死于非命，44个阿拉伯人、25个犹太非恐怖分子、外加37个犹太恐怖分子在枪战中被杀，只有7个人被处死（两个人在监狱里自杀）。犹太恐怖主义让英国人转向反犹。当撤军开始时，官兵们都密谋把武器、岗哨和供应品交给阿拉伯人。实际上，犹太人的恐怖主义让犹太人付出了耶路撒冷老城和约旦河西岸的代价，这两个地方直到1967年才被占领。

阿以冲突产生了50多万阿拉伯难民（联合国的数字是大约65万；以色列的数字是53.8万）。也制造了数字相当的犹太难民。1948～1957年，10个阿拉伯国家的56.7万犹太人被迫逃离到以色列。到1960年，犹太难民已在以色列重新定居。阿拉伯难民原本也可以同样定居下来。然而，阿拉伯国家宁愿让难民一直待在难民营里，他们和他们的后代一直作为人证留在那里，直到夺回巴勒斯坦，而且，他们也是1956、1967和1973年发动进一步战争的正当理由。

在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里，中等强国靠良好的公共关系生存，而不是靠战舰。

长远来看，苏伊士运河危机真正的输家是美国。艾森豪威尔帮助准备好了一根强有力的鞭子，它将抽打美国自己的后背，这根鞭子就是“国际舆论”这个宣传性的概念，最早在万隆会议上被清楚地表达出来，如今，通过艾森豪威尔自己的行动，它被转交给了联合国。

突尼斯民族解放阵线真正痛恨的是自己一方的和平人士。在战争的前25年里，他们只杀死了1035个欧洲人，却杀死了6352个阿拉伯人。事实上，民族解放阵线的战略就是要把穆斯林群众置于恐怖的夹层中。一方面，民族解放阵线的杀手取代了温和派。另一方面，民族解放阵线的暴行就是打算激怒法国人实施野蛮的报复，并以此把穆斯林人口赶进极端主义的阵营。

谢选骏指出：“罗斯福抡起拳头猛捶自己的轮椅：‘我们没法跟斯大林做生意。他违背了自己在雅尔塔许下的每一句诺言。’他告诉一位记者：斯大林要么并没有掌控一切，要么‘是个说话不算数的家伙’。”按照“罗斯福对斯大林的上述两个判断”，去看看罗斯福本人，他推卸了自己在雅尔塔所干的一切勾当的历史责任，所以我看罗斯福，要么是个病入膏肓的瘫子，要么是个不择手段的斯大林主义者——事实上罗斯福兼而有之。而斯大林也是恰好如此。

《厄尔·白劳德：共产主义的推销员》（2011年09月21日  中国青年报）报道：

1938年5月30日，美国《时代》周刊将封面位置给了美国共产党总书记厄尔·白劳德。记者写道，一方面，白劳德将马克思和斯大林的黑白素描画像挂在办公桌后面，另一方面，别人送给他的47岁生日礼物，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国家文件。

白劳德让人感到迷惑不解的地方之一，就是他是一个崇拜罗斯福的斯大林主义者。他是那类典型的共产主义信徒，11岁辍学打工，在监狱里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一度憎恶美国社会并参与美国共产党的地下运动。

他崇拜斯大林，却又是当时共产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异端。他早早就抛弃了鼓动工人暴动的主张，而建立了名为“人民阵线”的民主左派联盟。他对罗斯福新政后的美国大加赞赏，甚至认为一般意义上的阶级矛盾在美国并不尖锐，因此，从1936年前后开始，他开始宣扬后来被称为“修正主义”的理论：美国共产党不应该通过工人运动、而应该通过选举竞争和妥协改良来实现掌权的愿望。

到1944年，他甚至提议解散美国共产党，将其改组为一般意义上的政党，主张放弃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接受美国现存的制度，并与资产阶级政府长期合作。

在外人看来，白劳德始终是个矛盾的人。他中等身材，绿眼睛，经常穿着灰衣服，看上去很整洁，而且每天要工作12到15小时。但同时，在传记作者Ryan的笔下，他又极端虚荣，而且是个“不计后果的好色之徒”。

白劳德试图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美国式民主间做出调和，得罪了革命和保守两方。警察曾经在他一下火车就把他逮捕，却说不出什么清楚的理由；警员向他扔过鸡蛋和西红柿；大学则纷纷禁止他演讲。据说，由于他对罗斯福的赞扬太多，以至于罗斯福不得不几次通过各种渠道表示，他实在不希望白劳德再对自己表示赞扬了，因为这会让总统先生感到尴尬。

他的共产党同志对他也没好到哪里去，几乎没有人认他是朋友。他最亲密的伙伴毫不犹豫地离他而去。在他被美国共产党开除之后，他去莫斯科为自己辩解时，莫斯科却要求他自己出路费。他在各国共产主义者那里遭到诟病。直到如今，在大多数中文材料里，他被称为“修正主义者”、“叛徒”，并被认为对共产主义事业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造成了巨大破坏。

事实上，在白劳德主张以民主方式参与社会政治的时期，美国共产党员人数上升，影响也稳定增长，他本人也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这是美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社会上受到的最高礼遇。用传记作者Ryan的话说，白劳德“为美国共产党带来了它既没有听说过也再不可能获得的合法性”。他虽然不是最深刻的共产主义思想家，但“毫无疑问是共产主义最伟大的推销员”。

这个推销员常常陷入左右两难的境地。1939年，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一度要求白劳德采取行动对抗罗斯福。白劳德便故意拖延。他很想让美国共产党成为美国政治中的竞选者，因此不愿意再做社会的敌人；但同时，出于很多现实考虑，他不能冒犯莫斯科——他的妹妹为苏联特工组织NKVD工作，他的妻子过去的革命经历也许不能被美国移民局容纳，他自己也为苏联做过很少一些工作。

到最后，美国政府不喜欢他，共产党也开始嫌弃他。美国政府以护照造假之名逮捕了他，并判刑四年。1946年2月，解散后又重新成立的美国共产党开除了他。

在自己人生的最后阶段，白劳德成了反共杂志的顾问，以及反对马克思学说在美国应用的演说家。不过，当迫害左翼的麦卡锡主义在美国盛行时，已经被开除的白劳德面对质问时，拒绝指控自己以前的共产党同志是苏联间谍。

谢选骏指出：白劳德为何里外不是人？因为，“罗斯福是个斯大林主义者”——但这却是一个不能说破的事情。

《斯大林和英国作家赫·乔·威尔斯的谈话》（1934年7月23日）报道：

威尔斯：斯大林先生，承蒙接见，不胜感谢。不久以前我去过美国，和罗斯福总统作了次长谈，我想弄明白什么是他的领导思想。现在我来拜访你，是想详细地问一问：你在做些什么事情来改变世界……

斯大林：做得还很不够……

威尔斯：我有时候游历全世界，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观察在我周围所发生的事情。

斯大林：像你这样的大活动家，并不是“普通人”。当然，只有历史才能表明一个大活动家的重要性，但是无论如何，你并不是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观察世界的。

威尔斯：我不是故意谦逊。我是指我竭力用普通人的眼光，而不是用有党派的政治家或十分重要的国务活动家的眼光来看世界。这次美国之行，给了我极强烈的印象。旧的金融界在崩溃，全国的经济生活以新的方式在改造。列宁当年曾经说过，要“学习做生意”，要向资本家学习这一点。现在资本家应当向你们学习，以便领会社会主义精神。我以为，在美国，问题是在于进行深刻的改造，是在于建立计划经济，即社会主义经济。你和罗斯福是从两个不同的起点出发的。但是在华盛顿和莫斯科之间，有没有思想上的联系、思想上的血缘关系呢？例如，我在华盛顿就曾经看到了这里所进行的事情：扩大管理机关，建立许多新的国家调节机关，组织无所不包的社会服务部门。象贵国一样，那里也是领导本领不够。

斯大林：美国的目的和我们苏联的目的不同。美国人所追求的目的，是从经济紊乱、经济危机的基地上产生的。美国人希望不改变经济基础，而在私人资本主义活动的基础上摆脱危机。他们力求把现存的经济制度所招致的破坏和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在我们国家里，你知道，旧的经济基础已被破坏，建立起了完全不同的新的经济基础。即使你所说的那些美国人能够部分地达到自己的目的，即把这种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可是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不能消灭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无政府状态的根源。他们还保存着这种一定要导致而且不能不导致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经济制度。因此，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也谈不到改造社会，谈不到消灭这种产生无政府状态和危机的旧的社会制度，而只是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坏的方面，限制旧的社会制度的个别极端的表现。这些美国人主观上也许认为他们是在改造社会，但是客观上在他们那里还保留着现今的社会基础。所以，客观上是不可能对社会进行任何改造的。

计划经济也是不可能有的。什么是计划经济呢，它有一些什么特征呢？计划经济力求消灭失业现象。我们假定，在保存资本主义制度的情况下，可以做到把失业现象减少到某种最低限度。但是不论哪一个资本家，从来不会而且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完全消灭失业现象，消灭失业后备军，因为失业后备军的使命，就是压制劳动市场，保证工资比较低廉的劳动力。你看，这已经是资产阶级社会“计划经济”中的一个破绽。其次，计划经济要求加强产品为人民群众所特别需要的那些工业部门的生产。可是你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的扩大是按照完全不同的动机来进行的，哪一个经济部门的利润率比较高，资本就流向哪一个经济部门。你永远不能迫使资本家自己受损失，同意较低的利润率，以便满足人民的需要。如果不摆脱资本家，如果不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原则，那么你就不能建立计划经济。

威尔斯：你的话有好多我是同意的。但是我想着重指出，如果整个国家接受计划经济原则，如果政府逐渐地、一步步地开始彻底实行这个原则，那么最终金融寡头就会消灭，盎格鲁撒克逊人所理解的那种社会主义就会建立起来。罗斯福的“新政”口号具有巨大的效果，而且据我看来，那是社会主义的口号。我觉得不要强调两个世界的对抗，要在当前环境下力求确立一切建设性力量间的共同语言。

斯大林：当我说在保存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下不可能实现计划经济原则时，我丝毫不想以此贬低罗斯福的卓越的个人品质——他的主动、勇敢和坚决。毫无疑问，在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切首脑中间，罗斯福是一个最有才能的人物。所以，我想再一次着重地说，我相信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实行计划经济，但这个信念绝不意味着怀疑罗斯福总统个人的能力、才干和勇敢精神。但是一个最有才干的统帅，如果环境对他不利，他就不能达到你所说的那种目的。当然，在理论上并不排斥这样一点，就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可以逐渐地、一步步地走向你按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解释叫作社会主义的那个目的。但这种“社会主义”意味着什么呢？在最好的情况下，也不过意味着稍微抑制一下个别最不受抑制的资本主义利润的代表者，稍微加强一下国民经济的调节原则。所有这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只要罗斯福或现代资产阶级世界的任何其他首脑，采取任何认真的办法来反对资本主义的基础，那么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完全失败。要知道银行不在罗斯福手中，工业不在他手中，大企业、大农场不在他手中。要知道所有这一切都是私有财产。无论是铁路也好，商船也好，都掌握在私有主手中。最后，熟练劳动者大军、工程师和技师，他们也都不在罗斯福手中，而是在私有主手中，他们都是为私有主工作。不可忘记国家在资产阶级世界中的职能。这是一个组织国防、维持“秩序”的机关，征收捐税的机构。真正的经济是很少与资本主义国家有关系的，它并不在资本主义国家手中。相反地，国家是掌握在资本主义经济手中。因此，不管罗斯福有多大的精力和能力，我担心他不会达到你所说的目的，要是他真有这个目的的话。也许，经过几代以后，可以稍微接近于这个目的，但我个人认为这也是很少有可能的。

威尔斯：也许我比你更相信从经济上说明政治。由于各种发明和现代科学，强大的力量得到了利用，这些力量导致把人类集体更好地组织起来，使它更好地发挥作用，即导致社会主义。不管社会理论如何，把个人行动加以组织和调整，已成为客观的必然。如果从国家监督银行开始，进而监督运输业，监督重工业，监督一般工业，监督商业等等，那么这种无所不包的监督就等于把国民经济一切部门国有化了。这也就是社会化的过程。要知道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并不是象黑与白那样水火不相容。它们之间有着许多中间阶段。有与土匪行为相近的个人主义，也有与社会主义意义相同的纪律性和组织性。实现计划经济，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经济组织者、熟练的技术知识分子，而这种知识分子是可以一步步地争取到社会主义组织原则方面来的。这是最主要的。因为首先是组织，然后才是社会主义。组织是最重要的因素。如果没有组织，社会主义思想也就只是一种思想罢了。

斯大林：个人和集体之间、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应当有不可调和的对立。不应当有这种对立，是因为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并不否认个人利益，而是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社会主义是不能撇开个人利益的。只有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给这种个人利益以最充分的满足。此外，社会主义社会是保护个人利益的唯一可靠的保证。在这个意义下，“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对立。但是难道能否认阶级之间的对立，有产者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劳动者阶级、无产者阶级之间的对立吗？一方面是有产者阶级，他们掌握着银行、工厂、矿山、运输业、殖民地种植园。这些人除了自己的利益、自己追求利润的欲望以外，是什么都看不见的。他们不服从集体的意志，他们力求使任何集体都服从自己的意志。另一方面是穷人阶级、被剥削者阶级，他们没有工厂，没有银行，他们为了谋生不得不把自己的劳动力出卖给资本家，他们被剥夺了满足自己最起码的需要的可能性。这些互相对立的利益和欲望，怎么能调和起来呢？据我所知，罗斯福并没有找到调和这些利益的途径。经验告诉我们，这也是不可能的。你对于美国的情况要比我知道得清楚些，因为我没有去过美国，主要是根据书报来观察美国情形。但是在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方面，我却有一点经验，这种经验告诉我，如果罗斯福真的企图牺牲资本家阶级的利益来满足无产者阶级的利益，那么资本家就会拿别的总统来代替他。资本家们会说，总统可以上台下台，我们资本家还是资本家;如果某一总统不能保卫我们的利益，我们就另找一个。总统能拿什么来反抗资本家阶级的意志呢？

威尔斯：我反对这样简单化地把人类分为穷人和富人。当然，有专以发财为目的的一类人。但是这些人，难道不也象在这里一样被认为是障碍物吗？有一些人不是以发财为目的，他们有一定数量的钱，希望投资，由此获得利润，但是根本不认为这是自己活动的目的，这种人难道在西方很少吗？这些人把投资看作一种很勉强的必要。有一些有才干的和忠心耿耿的工程师、经济组织者，他们的活动不是受发财而完全是受其他刺激推动的，这种工程师、经济组织者难道很少吗？据我看来，有一个为数众多的实在是能干的人们组成的阶级，他们意识到现存制度的不能令人满意，他们的使命是在将来社会主义社会里起巨大的作用。近几年来，关于必须在广大的工程师、飞行员中间和军事技术界等等宣传社会主义和世界主义思想，我已做了许多，想了许多。对这些人作直截了当的阶级斗争宣传，是没有用的。这些人懂得这个变为血泊的世界是处在怎样的状态中，但是他们认为你们搞阶级斗争的那种粗陋的对立是毫无意义的。

斯大林：你反对简单化地把人分为富人和穷人。当然，有中间阶层，也有你所说的技术知识分子，在这种知识分子中间有很诚实的好人。在这种知识分子中间也有不诚实的坏人。什么人都有。但是人类社会首先是分为富人和穷人、有产者和被剥削者，撇开这个基本划分，撇开穷人和富人之间的矛盾，就是撇开基本事实。我不否认中间阶层的存在，这些中间阶层不是站在这两个互相斗争的阶级中的一个阶级方面，便是在这一斗争中采取中立的或半中立的立场。但是，我重说一遍，撇开社会的这一基本划分和两个基本阶级间的这一基本斗争，就是忽视事实。这一斗争正在进行，而且还要进行下去。这一斗争的结果，是由无产者阶级、劳动者阶级来决定的。

威尔斯：但是劳动的、劳动效率很高的、可是并不穷的人难道很少吗？

斯大林：当然也有小土地占有者、手工业者、小商人，但决定各国命运的并不是这些人，而是生产社会一切必需品的劳动群众。

威尔斯：但是要知道有各种各样的资本家。有只想牟利、只想发财的资本家，也有甘愿牺牲的资本家。例如，老摩根，他就是只想发财，他简直是社会的寄生虫，他只是把财富聚积在自己手中。可是我们看一下洛克菲勒，他是出色的组织者，他是组织石油销售的模范，值得仿效的榜样。或者看一下福特。当然，福特是很狡猾的，自私自利的，但他不是你们正要学习的合理化生产的热情的组织者吗？我要着重指出，最近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里，对于苏联的社会舆论已经有了重大的转变。其原因首先就是日本的态度和德国的事件。但也有不单是从国际政治产生的其他一些原因。还有一个更深刻的原因：广大的各界人民认识了以私人营利为基础的制度正在瓦解。在这些条件下，我以为不应该过于强调两个世界之间的对抗，而应该竭力把一切建设性运动、一切建设性力量尽可能地结合起来。我觉得我比你更左些，斯大林先生，我认为世界离开旧制度死亡的日子已经很近了。

斯大林：当我说到只想牟利、只想发财的资本家时，我根本不打算以此来说明，他们都是一无所能的最不中用的人。他们中间有好多人无疑是具有很大的组织能力的，这一点我绝不想否认。我们苏联人向资本家学习很多东西。就说这个被你说得那么糟糕的摩根，无疑也是优秀的能干的组织者。但是，如果说到立志改造世界的人们，那么，在那些一心一意专事营利的人中间，当然是找不到这种人的。我们和那些专事营利的人站在对立的两极上。你说到福特。当然，他是能干的生产组织者。可是难道你不知道他是怎样对待工人阶级的吗？难道你不知道他毫无道理地把多少工人抛到街头吗？资本家是和利润血肉相连的，没有任何力量能把他和利润分开。资本主义将被工人阶级所消灭，而不是被生产“组织者”、不是被技术知识分子所消灭，因为这一阶层不能起独立的作用。要知道，工程师、生产组织者并不是按照自己的愿望，而是按照别人的命令、按照主人的利益所要求的去做工作的。当然也有例外，这个阶层中间也有摆脱了资本主义欺骗的人。技术知识分子在一定的条件下能够创造“奇迹”，给人类带来极大的利益。但是他们也能带来巨大的害处。我们苏联人对于技术知识分子有不少切身的经验。十月革命以后，一部分技术知识分子不愿意参加新社会的建设，抗拒这一建设，实行怠工。我们曾经多方努力把技术知识分子吸引到这一建设中来，对他们用了各种办法。经过不少的时间，我们的技术知识分子才走上了积极帮助新制度的道路。今天，他们当中优秀的一部分已站在社会主义社会建设的最前列了。我们有了这一经验，就决不低估技术知识分子的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我们知道，他们既能造成危害，又能创造“奇迹”。当然，如果经过一次突击就能使技术知识分子在精神上脱离资本主义世界，那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但这是空想。难道能够从技术知识分子中找到很多决心跟资产阶级世界决裂而献身于社会改造的人吗？据你看来，比方在英国和法国，这种人是很多的吗？不，愿意同自己的主人决裂而去改造世界的人是很少的呀!

此外，要改造世界，就应该有政权，这一点难道可以忽视吗？威尔斯先生，我觉得你非常低估政权问题，你根本没有想到它。要知道即使有美好愿望的人，如果不能提出夺取政权的问题和没有掌握政权，他们能做出什么来呢？最多他们只能协助夺取政权的新阶级，而他们自己是不能把世界翻转过来的。为此，就必须有一个巨大的阶级，这个阶级可以代替资本家阶级，成为象资本家阶级那样握有充分权力的主人。这样的阶级就是工人阶级。当然，应该接受技术知识分子的帮助，而反过来又应该给技术知识分子以帮助。但是不应该认为技术知识分子能起独立的历史作用。改造世界是一个巨大、复杂和痛苦的过程。要完成这个巨大的事业，必须有一个巨大的阶级。远航必须有大船。

威尔斯：是的，但要远航，就必须有船长和领航员。

斯大林：对的，但要远航，首先就必须有大船。要是没有船，那么领航员算什么呢？是一个没有事做的人。

威尔斯：大船就是人类，而并不是阶级。

斯大林：威尔斯先生，看来，你是从一切人都是好人这个前提出发的。可是我没有忘记，有很多的坏人。我不相信资产阶级的好心。

威尔斯：我回想起几十年以前技术知识分子的情形。那时候技术知识分子很少，但是事情很多，每个工程师、技师、知识分子都找得到应用自己知识的机会。因此，这是一个最不革命的阶级。今天技术知识分子太多，他们的情绪急剧地改变了。以前甚至听也不愿听革命言论的熟练知识分子，现在对革命言论感到兴趣了。不久以前我应邀参加了我们英国最大的科学团体皇家学会的宴会。主席的演说赞成社会计划化和科学管理。三十来年以前，该学会甚至没有人会听我刚才说的话。而现在领导该学会的，是具有革命观点和主张科学地改造人类社会的人。你们宣传阶级斗争，是没有估计到这些事实的。情绪在改变。

斯大林：是的，我知道这一点，这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在陷入了绝境。资本家正在找寻但又找不到一个摆脱绝境的出路，这个出路是要符合这个阶级的尊严、这个阶级的利益的。他们可以部分地爬出危机，但是他们是找不到可以使他们昂着头走出来而根本不损害资本主义利益的出路的。当然，广大的技术知识界都感到了这一点。他们很大的一部分开始觉悟到，他们跟那个能够指出摆脱绝境的出路的阶级有共同的利益。

威尔斯：斯大林先生，什么是革命，而且在实践上是怎样，你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是否群众自己会在某个时候举行起义呢？你是否认为一切革命都是少数人进行的这一事实是确定的真理呢？

斯大林：要革命就必须有领导革命的少数人，但是最有才能、最忠诚和最有干劲的少数人，如果不依靠千百万人的哪怕是消极的支持，他们也会束手无策。

威尔斯：哪怕是消极的支持吗？也许是下意识的支持吧？

斯大林：部分地也依靠半本能的支持，依靠半自觉的支持。但是没有千百万人的支持，最优秀的少数人也是无能为力的。

威尔斯：我观察了西方的共产主义宣传，我觉得这种宣传在现代条件下听起来是完全不合时宜的，因为它宣传暴力行动。这种主张以暴力推翻社会制度的宣传，只有在某一暴政实行绝对统治的时代才是适当的。但是，在今天的条件下，统治的制度反正在毁坏，本来在解体，就不应该把重点放在暴乱上，而应该放在效率上，放在本领上，放在生产率上。我觉得暴乱的调子已经陈腐了。在那些建设性地思考问题的人看来，西方的共产主义宣传是一种障碍。

斯大林：当然，旧制度是在毁坏，在解体。这是真的。然而人们正在作新的挣扎，正在用另一些方法、用所有的办法来捍卫、拯救这个正在灭亡的制度，这也是真的。你从正确的认识中作出了不正确的结论。你正确地认定旧世界是在毁坏。但是你认为它在自行崩溃，那就不对了。不，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革命过程。这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过程，这是斗争，这是与阶级冲突相联系的过程。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了，但是不能把它简单地跟一棵已经十分腐朽、自己一定会倒在地上的树相比。不，革命，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总是斗争，是痛苦的残酷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每当新世界的人们得到了政权，他们就应该保卫它，以防旧世界用暴力恢复旧制度，他们，新世界的人们总是应该保持戒备，准备回击旧世界对新制度的侵犯。

是的，你说旧社会制度在毁坏，这是对的，但是它不会自行崩溃。例如，就拿法西斯主义来说吧。法西斯主义是一种企图用暴力来维持旧世界的反动力量。你对法西斯分子将怎样办呢？劝告他们吗？说服他们吗？但要知道这对他们是不会有丝毫效力的。共产党人决不把暴力方法理想化。可是他们，共产党人，不愿遭到突然袭击，他们不能期待旧世界会自己离开舞台，他们看到旧制度是在用暴力保卫自己，因此共产党人向工人阶级说：准备以暴力回答暴力，尽力防止正在灭亡的旧制度击溃你们，别让旧制度给你们的双手戴上镣铐，你们是要用这双手去推翻这个旧制度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一种社会制度被另一种社会制度所代替的过程，在共产党人看来，并不简单地是自发的和和平的过程，而是复杂的、长期的和暴力的过程。共产党人不能不估计到这些事实。

威尔斯：不过请你注意看一看现在资本主义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要知道这不简单地是制度的崩溃。这是那种蜕变为露骨暴徒行为的反动暴力的爆发。我觉得，在谈到跟这些反动的愚笨的暴徒冲突时，社会主义者应当诉诸法律，并且不要把警察看作敌人，而要支持警察跟反动分子作斗争。我觉得，不可简单地用旧的、呆板的、暴乱的社会主义所使用的那些方法来行动。

斯大林：共产党人是从丰富的历史经验出发的，这个历史经验教导我们，已经衰亡的阶级不会自愿地退出历史舞台。请你回忆一下十七世纪的英国历史。难道不是有很多人说过旧社会制度已经腐朽了吗？然而难道不需要克伦威尔用暴力去粉碎旧制度吗？

威尔斯：克伦威尔是依靠宪法和以立宪制度的名义行动的。

斯大林：为了宪法他采用了暴力，处决了国王，解散了议会，逮捕了一些人，杀了另一些人!

再从我国历史中举个例子吧。难道在一个长时期中人们不是知道沙皇制度在腐朽，在崩溃吗？然而为了推翻它，不知流了多少血啊!

而十月革命呢？难道知道只有我们布尔什维克才指出了唯一正确出路的人还少吗？难道人们不懂得俄国资本主义已经腐朽了吗？但是你知道，为了保卫十月革命不受国内外一切敌人的侵害，我们进行了多么大的抵抗，我们流了多少血啊!

或者再看一看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在1789年以前很久，许多人就已经知道，王权和农奴制度腐朽到了什么地步。但是没有人民起义，没有阶级冲突，你对它们就没有办法而且也不可能有办法。

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于，那些应当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级，总是直到最后才相信他们的作用已经完结。要他们确信这一点是不可能的。他们以为，已经腐朽的旧制度建筑物上的裂口是可以填补的，正在毁坏的旧制度建筑物是可以修补和挽救的。因此，垂死的阶级拿起武器，开始用一切手段来保卫自己，使自己能够作为统治阶级生存下去。

威尔斯：但领导法国大革命的还有不少律师。

斯大林：难道你否认知识分子在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吗》难道法国大革命是律师的革命，而不是发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反对封建制度、保卫了第三等级的利益并取得了胜利的人民革命吗》难道法国大革命领袖中间的律师们，是按照旧制度的法律行动吗？难道他们没有建立新的资产阶级的革命法制吗？

丰富的历史经验教导我们，直到现在没有一个阶级曾经自愿让路给另一个阶级。在世界历史上是没有这种先例的。共产党人掌握了这个历史经验。共产党人是会欢迎资产阶级自愿地退出舞台的。但是经验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共产党人愿意作坏的准备，号召工人阶级警觉起来，作战斗的准备。谁需要那种麻痹自己军队的警觉性的统帅，那种不知道敌人决不会投降而应当加以击溃的统帅呢？作这样的统帅，就是欺骗和出卖工人阶级。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认为，你觉得不合时宜的东西，事实上对工人阶级来说，正是一种革命的合适方法。

威尔斯：我绝不否认暴力的必要性，但是我认为斗争形式应当最大限度地接近于现存法律所给予的可能性，应当保卫这种可能性不受反动的侵犯。旧秩序之所以用不着加以瓦解，是因为它本身正在充分地瓦解着。正因为如此，所以我觉得反对秩序、反对法律的斗争，是一种陈旧的、不合时宜的东西。而我有意地要夸张一点，以便更清楚地显示真理。我可以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如下：第一，我拥护秩序，第二，既然现存制度不保证秩序，我就要抨击它;第三，我认为宣传阶级斗争思想，会把社会主义同恰好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受过教育的人们隔离开来。

斯大林：为了进行巨大的严重的社会事业，必须有一个主力、支柱、革命阶级。其次，必须把辅佐力量对这个主力的援助组织起来，这个辅佐力量在目前情况下就是知识分子的优秀力量也可以加入的政党。你刚才说到“受过教育的人们”。但你所指的是哪一种受过教育的人呢？不论在十七世纪的英国，在十八世纪末的法国，在十月革命时代的俄国，难道站在旧秩序方面的受过教育的人是很少的吗？有很多受过很高教育的人站在旧制度方面，替旧制度服务，他们维护旧制度，反对新制度。要知道教育是一种武器，其效果是取决于谁把它掌握在手中，用这个武器去打击谁。当然，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需要受过很高教育的人。很明显，蠢才是不能帮助无产阶级去争取社会主义，建立新社会的。我并不低估知识分子的作用，相反地，我却强调他们的作用。问题只在于，说的是哪一种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是有各种各样的。

威尔斯：如果不根本改变国民教育制度，那就不可能有革命。只要举两个例子就够了：一个是德意志共和国的例子，它不曾触动旧的教育制度，因而它从未成为共和国;另一个是英国工党的例子，它坚持根本改变国民教育制度的决心不够。

斯大林：这是正确的意见。

现在让我来回答你所提出的三点：

第一，对于革命来说，主要的就是要有社会支柱。这个革命支柱就是工人阶级。

第二，必须有辅佐的力量，共产党人把这种力量称作党。具有知识的工人以及技术知识分子中间跟工人阶级有密切联系的分子，都可以加入这个党。知识分子只有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才能是强有力的。如果他们反对工人阶级，那么他们就变成毫不足道的人了。

第三，必须有政权作为改革的杠杆。新政权建立新法制、新秩序，这种秩序就是革命秩序。

我不是拥护任何的秩序。我只拥护与工人阶级利益一致的秩序。如果旧制度的某些法律可以被利用来为争取新秩序而斗争，那就应当也利用旧法制。你说既然现存制度不保证人民所必需的秩序，就应该加以抨击;对你的这个意见，我是没有丝毫异议的。

最后，如果你认为共产党人醉心于暴力，那就不对了。如果统治阶级同意让位给工人阶级，那么共产党人是会乐意放弃暴力方法的。但是历史经验是否定这个假设的。

威尔斯：但是在英国历史上就有过一个阶级自愿把政权让给另一个阶级的例子。在1830年到1870年这个时期中，未经过任何残酷斗争便发生了贵族自愿把政权转交给资产阶级的过程，贵族的影响到十八世纪末还是很大的，而资产阶级则是君主制的多情的支柱。政权的这一转移，后来便导向金融寡头统治的确立。

斯大林：可是你不知不觉地从革命问题转到改良问题了。这不是同一个东西。你是否认为宪章运动在十九世纪英国的改良事业方面起了很大作用呢？

威尔斯：宪章派做的事情很少，而且已经消声匿迹了。

斯大林：我不同意你的意见。宪章派和他们所组织的罢工运动曾起了巨大作用，曾经迫使统治阶级在选举制度方面、在消灭所谓“衰败城镇”[“衰败城镇”，是指英国18世紀末和19世纪初一些人口减少但仍沿袭旧制享有选举议员权利的小城镇和乡村。这种特权后被取消。——编者注]和实行“宪章”某几条方面作了许多让步。宪章派曾经起了不小的历史作用，并且促使一部分统治阶级为了避免重大的震动而作了一些让步，实行了一些改良。一般地应该说，在一切统治阶级中间，英国的统治阶级，无论是贵族也好，资产阶级也好，从他们的阶级利益看来，从维持他们的政权看来，都是最聪明、最圆滑的。我们就从现代历史上举一个例子吧。比如1926年英国总罢工。当时工联总理事会号召罢工，任何资产阶级遇到这种事件，首先就会逮捕工联领袖。英国资产阶级没有这样做，从他们的利益看来，他们是做得很聪明的。不论在美国、德国、法国，我都不能想象资产阶级方面会有这样圆滑的阶级战略。为了确立自己的统治，英国统治阶级从来不惜实行若干小的让步和改良。但是以为这些改良是革命，那就错了。

威尔斯：关于我国的统治阶级，你的评价比我的要高。但是一般讲来，小的革命和大的改良之间的区别是不是很大呢？改良不是小的革命吗？

斯大林：由于从下面来的压力、群众的压力，资产阶级有时候可以实行某些局部的改良，而依然保存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的基础。他们在这样行动时，认为这些让步是为保存自己的阶级统治所必需的。改良的实质就在这里。革命则表示政权从一个阶级转移到另一个阶级。因此，任何改良都不能叫作革命。正因为如此，所以不能期望社会制度的更替可以通过改良，通过统治阶级的让步，使一种制度悄悄地过渡到另一种制度来实现。

威尔斯：我很感谢你这次谈话，因为它对我有很大的意义。你在给我解释时，大概回忆起了你在革命前的地下小组里阐明社会主义原理的情形。现在世界上只有两个人物，他们的意见、他们的每一句话是千百万人注意听的。这就是你和罗斯福。其他的人尽可以讲得天花乱坠，但不会有人登载，不会有人理会。我还不能评价贵国所进行的事情，因为我昨天才到这里。不过我已经看见了健康的人们的幸福面容，我知道你们正在进行一种非常重大的事业。跟1920年形成了惊人的对比。

斯大林：如果我们布尔什维克更聪明些，那么我们做的事情也许还多些。

威尔斯：不，如果人们全都更聪明些。不妨想出一个改造人类头脑的五年计划，因为人类头脑显然还缺少为完善的社会秩序所必需的很多东西。(笑声)

斯大林：你是不是打算出席苏联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呢？

威尔斯：可惜得很，我杂务在身，只能在苏联逗留一星期。我这次来是为了会晤你，我对我们的谈话深为满意。但是我打算跟我能够会见的苏联作家谈谈他们能否参加笔会的问题。这是高尔斯华绥所创立的一个国际作家组织，在他逝世以后我就担任了主席。这个组织还是很薄弱的，可是它在很多国家里都有分会，因而(这是更重要的)该会会员的言论可以广泛地发表出来。这个组织坚持有自由发表一切意见的权利，连反对的意见也在内。我打算和马克西姆·高尔基谈一谈这个问题。但是我不知道这里是否允许有这样广泛的自由。

斯大林：我们布尔什维克把这一点叫作“自我批评”。它在苏联是广泛地运用的。如果你有什么愿望的话，我是乐意帮助的。

威尔斯：谢谢。

斯大林：谢谢你和我的谈话。

克·乌曼斯基 记录

谢选骏指出：综合判断下来可以说，罗斯福是个斯大林主义者；但事实上，斯大林也是一个罗斯福主义者——一个为了夺取权力而不择手段的残废人（ 斯大林身体畸形，手臂和脚部枯萎）。

（另起一页）

【柏林日记】

【二战驻德记者见闻】

（另起一页）

【序言】

威廉·L夏伊勒（William L. Shirer）一生横跨20世纪的大半时间。1904年，他出生于美国中西部，将近90岁时在波士顿去世，他曾亲眼目睹了这个世纪一些最重要的和决定性的事件。

“我父亲的生活总是使他感到惊讶，”英格·夏伊勒·迪安（Inga Shirer Dean）在为《这里是柏林》(This is Berlin)而写的一篇有趣的序言中说道。这本书收集了夏伊勒从纳粹德国发回的无线电播音稿，正是《柏林日记》所涉及的那一时期。她继续写道：

他来自衣阿华州(Iowa)平静的小镇，在现代史上最为动荡的二十年中，喀布尔、乌尔(Ur)、巴比伦(Babylon)、德里(Delhi)、巴黎、维也纳和柏林这些城市不断地使他目眩神迷。并不完全是命运的巧合将他带到那里。他给我们讲故事，关于穿越阿富汗山间峡谷的旅行、在印度伴随甘地一道前进、在纽伦堡大会上看到的令人惊畏的戏剧性场面、柏林战时灯火管制后浓重的夜色以及炸弹坠落时的尖啸声……这些故事就像风筝一样飘飞在中西部童年的原野之上，似乎已经成为他的一部分，尽管他看到和知道的这些事情已经远去有一代人的时间。

实际上，如果（正如夏伊勒经常声称的那样）有幸在合适的时间处于合适的地点是一名伟大记者事业的基石，那么命运在20世纪30年代对他是再垂青不过的了。针对夏伊勒20世纪30年代回忆录的出版，全国广播公司记者约翰·钱斯勒(John Chancellor)在《纽约时报书评》（1984年）中对夏伊勒的好运气作了分析：“夏伊勒先生说只是由于‘运气’，他才会在重大事件发生时待在欧洲。不过，在新闻界有一句老话：有懒惰的记者，也有幸运的记者，但就是没有既懒惰又幸运的记者。夏伊勒先生对其在新闻报道方面的成绩是当之无愧的。”在这十年开始时，夏伊勒担任驻印度记者，记录了非暴力运动的圣徒——圣雄甘地的崛起和发展；在这十年结束的时候，则在柏林对一个刽子手式恶魔的化身——阿道夫·希特勒所策动的一系列可怕事件作了第一手记录。

《柏林日记》(Berlin Diary)始于1934年，当时夏伊勒作为《纽约先驱论坛报》(The New York Herald Tribune)驻欧洲记者待在巴黎。1935年，他前往柏林，从事一份新工作，隶属于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的环球新闻服务社(Universal News Service)。他担任这个职务，直到赫斯特解散了这个机构，此时夏伊勒被爱德华·R·莫罗(Edward R. Murrow)聘用，加入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olumbia Broadcasting System)具有先驱意义的无线电广播组。莫罗—夏伊勒的合作关系，以及他们现在已经成为传奇的来自伦敦和欧洲大陆的战时广播，标志着国际新闻报道新时代的来临。

“这本日记的主题，”夏伊勒告诉我们，“……除了个别情况外，并非是它的主人，而是他以日益增长的兴趣和恐惧所观察着的欧洲，看着它在30年代后半期疯狂地沿着通往哈马吉多顿(Armageddon，译者注：圣经所载善恶大决战的战场。)的道路前进。”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读者而言，《柏林日记》是第一本未经新闻审查的记录德国走向战争之路的书，理所当然地受到了读者的欢迎。1941年7月出版后，夏伊勒的书立刻成为最畅销书；到8月份，已经印刷了35万本。直到珍珠港遭袭后，《柏林日记》仍然高踞畅销书榜首。

对于今天的美国读者而言，他们可能习惯于将1941年最后一个月定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始，《柏林日记》提供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教育机会。夏伊勒这本书在一开始便扣人心弦，对当时德国生活的目击报道也令人兴奋，同时还抓住了欧洲政治生活中的主要潮流，借此我们可以了解第三帝国的崛起，以及即将到来的冲突是如何无情地一步步走近，直到我们的国家利益被完全卷入。在无懈可击的证据引导下，我们可以观察那些事出突然、形态变幻的事件演变过程——在它们最终成为历史之前。例如夏伊勒对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后希特勒在帝国议会发表演说的描述：

整个演说——我边听边想——都保持一种奇怪的旋律，似乎希特勒被自己所造成的困境搞得头晕目眩，甚至还感到一点绝望。不知何故，他的演说不能令人信服，帝国议会中欢欣鼓舞的气氛也明显不如上次会议，而其重要性远不如这次会议。乔丹(Jordan)（夏伊勒的播音同行）一定也有同感。当我们准备将演说翻译为英文时，他嘀咕道：“听上去像是天鹅最后的歌声。”实际上也的确如此。

作者客观地作出了如下预言：“明天，英国和法国可能会加入进来，你们将得到你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

夏伊勒在柏林又呆了15个月，直到1940年12月才返回美国。在葡萄牙登上“埃克斯坎宾号”(Excambion)轮船后，他写道：

一轮满月悬挂在特茹河(Tagus)上，里斯本以及大河对岸群山中的无数灯火闪闪烁烁，轮船则静静地滑向大海。已有多长时间？除里斯本以外的整个欧洲都灯火全无。欧洲大陆西南角这一小块地方还燃点着灯火。在这里，文明还未被纳粹军靴踏碎。但是下一周、下一个月、再过两个月又如何呢？希特勒的大军难道不会攻占这里从而熄灭最后的灯火吗？

在六十年后再读这段话，需要片刻思索，才能理解其令人吃惊的含义。我们突然间理解了，夏伊勒提出的问题尽管言词华丽，但绝非浮夸之词：当他那天晚上沿特茹河顺流而下时，无论是作者还是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他合上了自己的《柏林日记》，漂流在不可知的生命之河，历史渐渐远去，等待人们去书写。

小詹姆斯·麦斯提赫 2004年10月

谢选骏指出：“非暴力运动的圣徒——圣雄甘地”、“一个刽子手式恶魔的化身——阿道夫·希特勒”——这样的两分法像是出自一个地狱的判官，但却不是一个记者更不是一个历史学家的想法。“除里斯本以外的整个欧洲都灯火全无。欧洲大陆西南角这一小块地方还燃点着灯火。”——欧洲殖民者终于把他们在海外冒险中养成的恶习，带回到自己国家，开展了最后的疯狂、欧洲的种族灭绝。人面兽心的伪装也都撕掉了。

FO1《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罗马，1月11日（选自：战争前奏）

张伯伦和哈里法克斯(Halifax)今天抵达罗马以安抚元首。在车站，张伯伦（比在慕尼黑时更像只鸟，同时也更加自负）手里拿着雨伞，在站台上来回走着，向乱七八糟的一群英国当地侨民点头致意，这些人是墨索里尼暗地里请来迎接他的。墨索里尼和齐亚诺，身穿黑色法西斯制服，在两位十分可笑的英国人身后悠闲地走着，墨索里尼脸上始终带着一丝得意的笑容。当他走过我身边时，正低声与女婿说笑。他看上去老多了，比以往显得庸俗，脸也更胖了。当地消息人士告诉我，他在一位19岁的金发美女身上消耗了太多精力。他将这位小姐安置在官邸对面的一座别墅里。过去他身上那种精力充沛和专注工作的劲头开始减弱。我们还得知，张伯伦对于在沿途车站所受到的热情欢迎深为感动。难道他不知道这些都是事先安排好的吗？

FO1《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日内瓦，1月19日

国联已经处于垂死挣扎之中了，过去四天的景象真是令人悲哀。这里的博内和哈里法克斯认为，已经没有必要再不承认佛朗哥的胜利了。昨天，德尔·瓦约(Del Vayo)在国联委员会面前发表了一次很有尊严的演说。哈里法克斯，为了表明自己的立场，在演说中间站起身来，故意很招摇地走了出去。今晚，我与德尔·瓦约进行了一次长谈。他感到压抑和沮丧，虽然他并没说什么，但我理解这都是为了共和国。佛朗哥带着他的德国兵和意大利兵，已经站在巴塞罗那的大门口。与埃德加·莫罗尔、尼克、哈里·马斯迪克和泰布瓦夫人(MmeTabouis)共进午餐，聊了很多事情。无论如何，我们这边是输了。

FO1《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罗马，2月12日

周五早上6点15分，科尔提斯(Cortesi)从罗马给我打电话，说教皇逝世了。7点2分有一趟列车开往米兰，我把苔斯叫了起来，她帮我赶上了那趟车。今天是周日，在圣彼得大教堂前的广场上作播音。我叫住一些刚刚瞻仰过庇护11世(Pius XI)教皇遗体、正从教堂中鱼贯而出的人，对他们进行采访。由于我并非天主教徒，对于教会和梵蒂冈我所知太少（尽管我已经在一年里读了许多本书），我找了教会的人帮我作大部分播音。

FO1《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罗马，2月（未标明日期）

庇护11世今天下葬，仪式举行得很堂皇。但是圣彼得大教堂很冷，而且中间耽搁了很长时间。原因好像是在将棺木放入墓穴前，需要将棺材口封住，但是工程师的焊锡用光了。人们紧急行动去找焊锡，但因大多数工厂都已停业，花了好长时间才找到足够的焊锡。德拉尼神父为我们转播这次葬礼，干得非常漂亮。在人们四处找焊锡的空当里，解说得非常出色。

FO1《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罗马，3月3日

红衣大主教帕塞利(Pacelli)昨天当选为新教皇，除了德国以外这个选择受到了普遍的欢迎。我们很幸运在选举过后一会儿便播发了这条消息，虽然在那天早些时候我们似乎面临着灾难。前天我离开洛桑时得了流感，感觉很难受。当我抵达米兰时病情已经非常严重，以至于必须住进一家旅馆上床休息。我想方设法赶上了火车，但在昨天早晨抵达罗马时完全失去了知觉。汤姆·格兰丁(Tom Grandin)是我们驻巴黎的记者，很聪明但刚被雇用，在播音方面还是个新手，中午时从巴黎赶来。他后来告诉我，当时我已经神志不清，在谵妄状态中的指示完全是胡说。不过，他还是听明白了，下午要在圣彼得大教堂柱廊处作播音。他赶到那里，找着了为我们作播音的德拉尼神父。正当他们准备停止播音的时候，通过耳机突然得到梵蒂冈内部传来的消息，要求他们准备播音并将消息发往纽约，他们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不大一会儿工夫，他们便宣布了新教皇的名字。

FO1《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罗马，3月9日

一场风暴正在可怜的捷克斯洛伐克残余部分中酝酿。哈查博士(DrHacha)，这个虚弱的小个子总统（伟大的马萨里克总统和能干的贝纳斯总统的继承者）已经宣布在斯洛伐克实行军管，并解散了以蒂索(Tiso)神父为首的斯洛伐克内阁。但是我知道，蒂索是柏林的人。奇怪的是（也可能并不奇怪），德意两国并未向残缺不堪的捷克提供安全保证，虽然他们在慕尼黑会议上作了承诺。意大利外交部官员承认，伦敦和巴黎已经敦促希特勒作出保证。但是他们说，希特勒认为布拉格仍然“太犹太、太布尔什维克、太民主了”。我不记得慕尼黑协议有此类保留性条款。

我流感还未好，仍然躺在床上，必须待在这里，直到周日教皇加冕礼。

FO1《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日内瓦，3月14日

收音机广播称，斯洛伐克宣布“独立”。捷克斯洛伐克的残余部分也开始解体了。应该去布拉格，但我实在没有这份心情。难道我变得多愁善感起来，太感情用事以至于不再是个好记者了吗？我并不太在意杀戮和流血，在过去14年里我可没少经历那些事。但是现在的布拉格——我实在无法面对它。收音机说［捷克总统］哈查和［外交部长］查瓦科夫斯基(Chvalkovsky)今晚抵达柏林。是想收拾残局吗？

FO1《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巴黎，3月15日

在这个春季的暴风雪天里，德军占领了波西米亚和摩拉维亚，希特勒在布拉格伏尔塔瓦河边的赫拉德辛城堡，以廉价的戏剧性姿态宣布将其并入第三帝国。撕毁庄严的国际条约，对他而言已是家常便饭。但是，由于我亲自参加了慕尼黑会议，所以禁不住回想起张伯伦是如何说，协议不仅拯救了和平，而且还拯救了捷克斯洛伐克。

今晚，巴黎方面对于希特勒出乎意料的行动无动于衷。法国不会为此动一根指头。实际上，博内今天告诉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慕尼黑协议中的保证“还未生效”，因此法国没有义务采取行动。爱德·莫罗打电话说，伦敦方面的反应是一样的。今天，张伯伦在下院甚至声称，对希特勒不讲信用的指责与他毫不相干。我的上帝！

我原以为今天将去布拉格或柏林。但是，今早在日内瓦与莫罗讨论后，我们认为纳粹分子在这两个地方的新闻审查会非常严格。而根据我在这里搜集的材料以及我非常熟悉的背景知识，可以从巴黎播发内容更好的新闻。我感到十分轻松。我从巴黎乘飞机来到日内瓦。飞机从日内瓦起飞后不久，在贝勒加德山口(Bellegarde Pass)附近，机身开始结冰并在暴风雪中迷航。飞机遂返航，送我们回机场。我坐上了中午的火车。博内下令对电台进行新闻审查，今晚我与他的狗腿子就广播稿一直争论到深夜。

FO1《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巴黎，3月22日

昨天有人［我想是刚从伦敦回来的佩蒂纳克斯(Pertinax)］告诉我一件怪事，张伯伦在上周五伯明翰演讲中完全改变了他的立场。两天前，他已经告诉下院不会指责希特勒不讲信用。在伯明翰，他却严厉地指责希特勒“撕毁条约”。佩蒂纳克斯说，霍勒斯·威尔逊爵士（这个戈德斯堡和慕尼黑会议上站在幕后的小个子），实际上按照首相议会讲话的绥靖路线，已经为他起草了伯明翰演讲的稿子。但是，当半数内阁成员和伦敦多数大报编辑表示反对后，张伯伦突然感到必须改变自己的整个政策。实际上，在前往伯明翰的路上，他亲自重写了大部分演说稿。

在过去十年巴黎变得多么蹩脚！一些法国人指出这些新的迹象，华丽俗气的电影院，汽车销售橱窗，一度非常漂亮的爱丽舍大街上到处都是廉价酒吧。他们还说：“这都是美国人给我们带来的。”可能的确如此，不过我想这是法国人自作自受。法国已经失去了我14年前来这里时所拥有的一些东西：她的品味，她的部分灵魂，她对历史使命的责任感。到处都是腐败，阶级上自私自利和政治上的彻底混乱。我的一些正派朋友也打算放弃了。他们说：“让它见鬼去吧。”这使他们也成为类似失败主义者的人，像塞琳一类的作家还将“让它见鬼主义”这个词广泛传播。

FO1《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日内瓦，3月29日

马德里昨天投降了，西班牙共和国的其他部分今天也投降了。我今晚的感受无法用言词来表达。佛朗哥的屠杀将是恐怖的。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4月1日

今天下午，正当希特勒在威廉港开始广播讲话后，一个命令传到德国广播公司控制室——我已在那里做好了准备，要求停止向国外转播。控制室里顿时一片混乱。希特勒开始演说后，德国人准备切断我们的转播线路，我疯狂地向他们提出抗议。但是来自威廉港的命令非常清楚。是希特勒本人在开始演说时下达的命令。此次演说同样不在德国国内直播，只是随后再播放录音。从这个情况以及转播线路被切断来看，希特勒希望在将演说公之于众前，再仔细斟酌一下自己兴之所至时所讲的话。对录音总是可以进行剪辑的。我向短波部主任拉特克博士(DrRatke)建议，他应该在我们的美国广播网上宣布，由于一个误会导致希特勒的演说播音暂时中断，元首此时实际上仍在演讲。但他是个非常敏感的人，拒绝了我的提议。相反，他下令播放一些愚蠢的音乐唱片。我预料的事情果然发生了。不到一刻钟，保罗·怀特便紧急从纽约打来电话。为什么希特勒的演说被切断？纽约有消息说他遭到暗杀。他没有被暗杀吗？你怎么知道？因为我此刻可以从联通威廉港的电话线路上听到他的声音。德国人正在给演讲录音。

直到德国人收到准许播放的希特勒演说录音，我才可以再次开始播音。实际上，准许播放的演说录音与演讲原文差异不大。今天，希特勒非常好战，显然是在对张伯伦发火。昨天，张伯伦在下院发表演说，终于对英国外交政策作了彻底修正，宣布如果波兰的独立受到威胁，英国将援助波兰。明天，我将去华沙，看看德国人可能会在何时进攻。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华沙，4月2日

这个周日下午，参观了一个十分可怜的航空展。看着那些笨重缓慢的轰炸机和双翼战斗机，我的波兰朋友们向我表示歉意。它们都太破旧了。他们也展示了几架看上去速度挺快的先进战斗机，但是仅此而已。波兰人怎能用这样一支空军与德国人作战。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华沙，4月6日

波兰外长贝克(Beck)（他在这些年里采取了亲德反法政策）已经去了伦敦，今晚，我们听到了英波公报宣布，两国将签署一份永久性条约，当一方遭到第三方进攻时，相互间将提供援助。我想这将暂时延缓希特勒的步伐，因为力量是他能够理解和尊重的东西，而我到波兰一周后对波兰人作战的决心已毫无疑虑。而如果英法也投入战斗，希特勒将陷入困境。我只对三件事不太放心：波兰的战略处境极端糟糕，因为德军进入了保护国和斯洛伐克（在波兰的帮助和鼓励下！），从南面对波兰形成了迂回，而在北面则从东普鲁士对波兰形成迂回；当明年冬天“西墙”防线竣工后，将阻止英法两国为帮助波兰而从西面进攻德国；最后，则是对俄国不放心。这周我曾与十几位波兰人吃饭、饮酒，其中包括外交部、军队以及负责波兰电台的那个皮苏斯基元帅军团中的老战士。他们无法使自己理解，波兰不能承担同时对俄德两国作战的奢侈做法。他们必须做出选择，而如果能够使俄英法三国联合起来，那他们就赢了。但是，他们往往是叉起一块这里盛产的美味烟熏维斯杜拉河鲑鱼肉，再从57种伏特加酒中倒一杯喝下去，随后向我指出俄国援助的危险性。肯定是有危险。红军一旦踏上波兰土地就可能赖着不走，并进行宣传以赤化波兰。这个国家被上校们统治得如此糟糕，无疑为布尔什维主义提供了肥沃土壤。没错。那么就与纳粹讲和吧。给他们但泽和走廊地区。绝不！他们答道。

尽管如此，在英国作出保证后的这个春日，我们所有人都感觉好多了。福多尔（今晚将乘船回英国过复活节，因为德国禁止他过境）感觉很乐观。美国驻波兰使馆人员，包括比德尔和武官，都感到很快活。只有兰德雷特·哈里森(Landreth Harrison)冷嘲热讽，不断夸大其词地指出波兰人的弱点。他有偏见，但很聪明。

今天，有谣言说德军正在调动，但是波兰人对此不予置理。波兰电台在安装新短波发射台的问题上仍然拖拖拉拉。真是糟糕。明早去巴黎作一个复活节播音节目，然后去日内瓦过复活节后的第一个周一。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4月7日

今晚，当“东方快车”驶入车站时，我首先看到的便是站台上的哈斯，我知道一定有坏消息。他说，伦敦打电话叫把我弄下车，因为英报声称德军正向波兰边境调动。过境时我专门注意过这方面的迹象，但什么也没有发现。他还说，伦敦方面对于阿尔巴尼亚(Albania)问题非常关注。“那里出什么事了？”我问道。“意大利人今早向那里进军。”他说。“今天？真是个不错的周五。”当我确定德国并不打算在复活节对波兰采取行动后，我计划乘坐明早的飞机去巴黎。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伦敦，4月23日

与斯特拉布尔基勋爵(Lord Strabolgi)一同播音。我的主要观点是，现在德国人的整个生活都在为战争做准备，但是已经出现经济崩溃的迹象。铁是如此短缺，以至于他们将帝国境内的铁栅栏全拆了。德国人民的心理也受到很大影响，他们反对发动战争。斯特拉布尔基为此感到振奋，并邀请我去上院一个委员会发表讲话，但我还是婉拒了。计划飞回柏林，以报道4月28日的帝国国会。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4月28日

今天，希特勒在帝国国会又撕毁了两项条约（在听到他演讲到此处时，我都忍不住要笑出声来），同时回答了罗斯福的要求，即让他保证将来不会进攻欧洲其他独立国家。我觉得，他对总统的回答相当精明，刻意争取美英法等国绥靖主义者以及美国国内反新政分子的同情。他声称，已经询问过罗斯福认为受到德国威胁的国家，问它们是否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但是，“所有回答都是否定的”。他无法询问像叙利亚那样的国家，因为“它们现在并不拥有自由，而是处于被民主国家军队占领的状态，因此也就被剥夺了权利”。而且，“罗斯福先生显然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巴勒斯坦现在是被英国而非被德国所占领。”于是，就以这样一种挖苦的语气，希特勒极其巧妙地大肆讥讽嘲弄，今天他就像一名超级演员。美国支持以召开会议的方式解决分歧？他问道。但难道它不是那个头一个不愿参加国联的国家吗？“只是在许多年之后，我才下决心仿效美国的榜样，也离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会议。”

然而，最后希特勒还是同意“按照罗斯福先生希望的方式”，给予总统罗列出的国家以安全保证。但是，这当然只是纳粹骗人的小把戏而已。在整个演讲过程中，那些坐在下面的脖子短粗的议员们不时爆发出粗野的笑声，而这正是希特勒所希望的。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表现了他利用插科打诨摆脱尴尬处境的技巧，实际上罗斯福的要求是非常合理的。

废除两项条约受到了“橡皮图章”议员们的热烈欢迎。希特勒废除英德海军协定的理由是，伦敦的“包围政策”已经使它失去效力。这个理由实在是不充分，实际上可能根本算不上理由。被废除的另一项条约是1934年的德波条约，这一举动性质更为严重，理由则恰好是一样的。希特勒在演说中，还揭晓了他向波兰提出的全部要求：将但泽(Danzig)归还给德国，同时给予帝国一条通过走廊地带联系东普鲁士的公路。为了吓唬波兰人，他还说这个要求“只提一次”。那就是说，以后提出的要求会比今天还要高。这里的消息灵通人士们仍在怀疑，希特勒是否真的要为了但泽而挑起一场世界大战。我猜，他是希望以慕尼黑方式得到但泽。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华盛顿，7月3日

希望我能在祖国多待一些时间。21岁以后几乎是一直待在国外，现在要适应还真需要些时间。这里和纽约对欧洲危机几乎完全不清楚。苔斯说，我的悲观态度已使自己成为最不受欢迎的人物。问题是，这里的人似乎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他们知道不会发生战争。我也希望不会有战争。但我认为除非德国放弃其要求，否则必有一战。我无法肯定德国会那样做，虽然说可能性肯定始终存在。这里的国会处于不可救药的混乱中。哈姆·菲什(Ham Fish)、博拉赫(Borah)、海勒姆·约翰逊(Hiram Johnson)之流主宰了国会，他们对任何外交政策都不感兴趣，只是坚持武器禁运。似乎确保西方民主国家赢得对轴心国战争的胜利，对于共和国而言完全是无关紧要的事情。罗斯福的双手完全被国会束缚住了，其处境与首届任期伊始的林肯颇为相似，只不过林肯采取了一些措施，而罗斯福（据这里的人说）已经气馁而不会采取行动。他对欧洲局势的看法是准确的。但正因为如此，正因为他看到了危险，所以博拉赫和菲什之流称其为战争贩子。

啊，在这里与家人待在一起，无所事事、悠闲自在地过些日子真是美妙。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纽约，7月4日

在展览会与比尔·刘易斯一家(Bill Lewises)度过了一个美好的下午。明天我们必须返回欧洲。从但泽传来了令人担心的消息，分社害怕我不能及时返回。汉斯·卡尔滕博恩(Hans Kaltenborn)是如此肯定战争不会爆发，以至于他今晚告诉我，已经送儿子去地中海度蜜月。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在“玛丽女王号”轮船上，7月9日

在船上遇到许多不错的旅伴。其中有保罗·罗伯逊(Paul Robeson)，自从10年前他在伦敦一举成名后，我们便一直未再见面。晚上，我们坐在一起进行争论，有罗伯逊、苏联驻美大使康斯坦丁·乌曼斯基(Constanine Oumansky)、苔斯和我。乌曼斯基告诉我，他将要就“苏联民主”问题给一些美国学生讲课。他宽厚豁达地接受了我的玩笑。苏联民主？我不嫉妒他的工作。他的前任（即上一任苏联驻美大使）现在被关在小黑屋里。我认识许多苏联外交官，但是他们或迟或早都被清洗了。乌曼斯基认为，苏联将会和英法站在一起，组成民主国家阵线以对抗法西斯侵略者。但是巴黎和伦敦要表现出诚意，而非只想让俄国独自（或与波兰一道）对抗德国。他说，迄今为止，英法两国没做任何事情，在与克里姆林宫的谈判中趑趄不前。

在这次航程中，与苔斯狂打了许多场乒乓球。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伦敦，7月14日

来自纽约的保罗·怀特和我们的“欧洲班子”开会讨论了对战争的报道问题，包括莫罗、驻巴黎的汤姆·格兰丁和驻伦敦的我。我们就传输线路和短波发射台等技术性问题制订了方案，另外还安排建立一个由美国记者组成的常设报道小组（例如，《纽约时报》国外部便雇用了几名英国人），以防开战后美国新闻机构不再允许其雇员作播音。我听说，与我们竞争的广播公司计划采访一些大名鼎鼎的外国人，包括英国的丘吉尔、法国的弗兰丁(Flandin)、意大利的盖达(Gayda)，等等。但是，我们认为自己的计划更好。如果战争爆发，美国听众希望听到新闻，而非外国人的宣传。我们对波兰人未能迅速建成新短波发射台而感到沮丧，因为这将使我们的广播网出现一个漏洞。与爱德打了一场疯狂的高尔夫球。平时，总是听到我的工党朋友们在下院咒骂义务兵役制，保守党则表示希望继续执行绥靖政策。但在球场上，却听到我的球童以标准的伦敦腔说：“这几天我们大概必须得给那个笨蛋希特勒一顿胖揍了……”。这种感觉真是不错。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巴黎（未标日期）

约翰·埃略特（以前驻柏林，现在是《先驱论坛报》驻巴黎记者）告诉我，他为报纸写欧洲每日新闻的这些年里，总共只收到了一打左右的读者来信，只有这么几个人对他所写的东西感兴趣。但在3月15日布拉格被占领时，他在巴黎只做了两三次广播，便收到数十封来信，有表扬的、有抗议的，也有提问的。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日内瓦，7月28日

福多尔和贡特尔今晚来了，我们聊天并辩论了大半夜。约翰对和平相当乐观。福多尔本身就是一个有经验的工程师，知道许多关于德国缺少铁矿的材料。你不可能储存太多铁矿砂，福多尔说。约翰的新作《在亚洲》即将发行。我们还讨论了印度，我担心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有点过于敏感。与我不同，甘地给约翰留下的印象并不深。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8月9日

昨晚由巴塞尔上车的乘客看上去干净而体面。正是这种类型的人，使我们不禁会喜欢纳粹上台以前的德国民族。今早，在阿德隆旅馆吃早饭时，我要了一杯橙汁，如果他们有的话。

“我们当然有橙子，”侍者骄傲地说道。但是，当他端来早饭时，却并没有橙汁。“旅馆里一个橙子也没有了。”他羞愧地承认。

今天与D上尉进行了一次讨论。他是一名参加过世界大战的军官，其爱国心无可置疑，在慕尼黑危机期间反对战争。但我注意到，在4月28日希特勒攻击波兰和英国协议后，他的立场转变了。今天，只要提到波兰和英国，他就变得非常暴躁。他大发雷霆：“为什么英国人要插手但泽，而且威胁如果一个德国城市回归祖国便要开战？为什么波兰人要向我们挑衅？难道我们对于但泽那样的德国城市没有权力吗？”

“你们难道对一个布拉格那样的捷克城市有什么权力吗？”我问道。沉默。没有回答。他以德国人特有的迷茫目光注视着我。

“为什么波兰人不接受元首宽宏大量的提议？”他再次开始发问。

“因为他们害怕又一个苏台德区，上尉。”

“你的意思是说他们不信任元首？”

“自从3月15日后是不那么信任了。”我说。在说出这句亵渎的话之前，我小心地环顾四周以防有人听见。再次是那种迷茫的德国式注视。

与埃略特少校夫妇共进午餐。他刚从伦敦和巴黎回来，对法国陆军和英国空军评价甚高，这对我而言是好消息。午夜时分在“酒馆”里遇见了《先驱论坛报》的乔·巴恩斯。他刚从但泽和波兰回来。他的理论是，如果希特勒再等9个月，就将得到但泽。届时可能不会有什么麻烦，而且肯定不会有战争。他认为，波兰对希特勒要求的反抗将会崩溃，波兰根本无法承受超过9个月的动员。我争辩说，英法两国可以替波兰人支付账单。乔不认为它们会那样做。我不认为他就一定错，但我想他低估了英法两国的转变程度。乔对波兰落后状况的描述令人印象深刻。他和莫里斯·兴都斯访问了波兰农村。他说，波兰只有200万人能够读报，许多村庄连一台收音机都没有。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8月10日

德国人民是生活在怎样一个完全孤立的世界中啊。看一眼这两天的报纸就会使你想起这一点。当世界其他地方都认为，和平即将因德国而被打破、德国威胁将因但泽而进攻波兰时，德国报纸仍然坚持完全相反的观点。（这对你而言并不稀奇，只不过你离开了一段时间，所以忘了而已。）纳粹报纸的内容包括：波兰在破坏欧洲和平；波兰以武力入侵威胁德国，等等。这与德国去年9月准备入侵捷克时的做法如出一辙。

“波兰？小心！”《波森日报》大字标题警告道，另外还加上了：“答复波兰，反对欧洲和平与正义的杀人狂信使！”

卡尔斯鲁厄的《元首报》（我在火车上买的）的大字标题则称：“华沙威胁轰炸但泽——波兰人的极端蠢行与不可思议的兴奋！”

要说对真相的荒谬歪曲，这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你可能会问：德国人民怎么可能相信这些谎言？那么你可以与他们交谈。许多人都信以为真。

但是，迄今为止，新闻界仍将自己局限于但泽问题。德国人是否仍将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任何一个傻瓜都知道，他们根本不在乎但泽。这只是个借口。在纳粹党圈子内公开宣称，纳粹的立场是，德国不能长期承担在东部边境保持一支庞大的部队，因此必须消灭波兰。德军不仅将占领波兰的生命线但泽，而且将夺取走廊地带、波森和上西里西亚。波兰将名存实亡，成为德国的附庸国。然后，当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也同样变成类似国家后（匈牙利实际上已经是这样了），德国将在经济和农业上实现独立，对英法经济封锁（曾经赢得上次战争而且可能也会赢得下次战争）的巨大恐惧就可以消除了。于是，德国便可以转向西方并有可能击败英法两国。

对街上、饭馆里和咖啡馆里德国女人的丑陋感到惊讶。他们当然是欧洲最缺乏吸引力的一个种族。她们似乎没有脚踝。她们的走路姿势很难看。她们的衣着一般不如英国妇女。今晚出发去但泽。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但泽，8月11日

作为一个被人们认为将成为战争策源地的城市，但泽有些名不副实。与柏林人一样，当地民众并不认为会爆发战争。他们对希特勒盲目信任，认为他会使他们成功回归帝国，而不致引发战争。这个自由市正在迅速地军事化，德国军用轿车和卡车（挂着但泽的车牌！）在街道上奔驰。我住的旅馆“但泽霍夫”里住满了德军军官。通往波兰的公路上用坦克陷阱和原木障碍进行了封锁。这使我想起了一年前的苏台德区。两座具有战略意义的山头比斯霍夫斯堡（Bischofsberg）和海格尔堡(Hagelberg)已经被堡垒化。德国人趁着夜色由东普鲁士渡过诺加特河(Nogat)，将大量武器运到这里，包括机枪、反坦克炮、高射炮和轻型火炮。显然，他们没有运来重型火炮。大多数武器都是捷克制造。

这座城市被彻底地纳粹化了。最高领袖是纳粹总督阿尔伯特·福斯特(Albert Forster)，他甚至根本不是但泽人，而是个巴伐利亚人。参议院议长格雷塞(Greiser)先生，是个较为温和的人，但听命于福斯特。普通民众并不像我预料的那样紧张。人民希望回归德国，但是不能以战争为代价，或是失去作为波兰出海口的地位。没有了后者（尽管自从在西面12英里处建立了波兰新港格丁尼亚(Gdynia)后，其地位已经遭到了削弱）他们便会挨饿，除非德国征服波兰。像所有德国人一样，但泽人两样都要。

但泽看上去是个美丽的城市。我喜欢那些笨重的波罗的海式日耳曼塔楼，正面墙装饰富丽且有着陡峭山墙的哥特式汉萨同盟大厦。这使我想起了汉萨同盟的其他城市——不来梅、吕贝克和布鲁日。在港口周围走了一圈，到处是一片死寂，船只寥寥无几。但泽城内的醉鬼要比我在国外看到的总和还要多。这里的杜松子酒口味很正，酒性强劲。人们称之为“但泽金水”，因为里面掺着金粉。

与我们的领事库肯达尔(Kuykendahl)先生共进午餐，他是个非常有用的人而且也知道自己地位的关键性。吃午餐时，约翰·贡特尔不知从什么地方冒了出来。饭后，约翰和我坐出租车去祖波特(Zoppot)，这是波罗的海著名的夏季旅游胜地。我们在码头、海滩和赌场（我们都在轮盘赌上输了钱）里消磨了一个下午，谈论着各类事情，探讨着国际问题。午夜时分，他急忙赶回格丁尼亚，以搭乘晚间特快回华沙。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但泽，8月12日

我越来越感觉到但泽并非关键问题，我在这里是在浪费时间。关键问题是波兰的独立或者说德国对它的主宰。我必须争取去华沙。今天，已经给柏林打了几次电话。柏林电台在设备方面卡我，阻挠我明天在这里作播音。打算给华沙的波兰电台打个电话，了解一下他们在格丁尼亚是否有麦克风。我可以在那里播音。我讨厌德国人阻止我播音的行为，因为我走了这么远的路，而且也的确有话想说。但泽本地的纳粹分子对我非常冷淡。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8月13日，午夜

在卧铺车厢里，格丁尼亚—华沙，8月13日，

我在格丁尼亚而不是在但泽对纽约作了播音。柏林的德国人对此不置可否。华沙的波兰人非常仗义地拔刀相助。很高兴能够击败德国人让我闭嘴的企图。我曾经计划驱车12英里由但泽赶到格丁尼亚，但是我的德国司机临阵退缩，说挂有但泽牌照的汽车会遭到波兰人射击。我急忙跑到火车站，赶上了一趟列车。糟糕的是，在格丁尼亚我怎么也找不着广播电台。没人知道它在哪里。电话本上没有记录。电话中心也不知道。我先后询问了陆军、海军和警察，但都不知道。最后，当我已经完全放弃播音的希望后，我们在邮电大楼内发现了广播电台。这个电台通过电话与伦敦相连，再从那里用短波发射台传到纽约，而且刚刚才安装完毕。不过，伦敦方面称接收效果很好。与两名波兰工程师聊了聊，他们是专为此次播音而从图尔恩(Thurn)赶来的。他们显得冷静而自信。他们说：“我们准备好了。我们将会战斗。我们就在附近地区出生，当时还处于德国统治下，我们宁愿死也不愿再有那种经历。”

吃完晚饭，在等华沙特快的时候，我利用这段时间看了看这个港口城市。波兰人在法国人的帮助下完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15年前，格丁尼亚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渔村，人口只有400人。今天，它已成为波罗的海最大的港口，人口超过10万。由于缺乏自然的便利条件，波兰人遂直接将码头延伸到海里。城市本身看上去朝气蓬勃，非常像35年前我们西部的一些城市。它也是波兰未来的希望之一。

补记：关于但泽局势的一点情况：希特勒还未准备好最后摊牌。否则但泽参议院就不会在一周前让步。当时，他们通知波兰，要求撤回但泽的波兰海关官员。但在收到波兰的最后通牒后，又表示屈服并收回成命。但这可能只是德国人暂时的后撤。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华沙，8月16日

今天波兰政府圈子内部显得很兴奋。雷茨–斯米格韦(Smigly)元帅、贝克和将军们举行了多次会议。一名波兰士兵在但泽边境遭枪击。结果是：今晚下达了命令，要求波军对任何越过但泽边境的人不问口令立即射击。在比德尔大使家吃午饭。他对自己的工作充满了热情，并且知道无数很有价值的消息，虽然我并不总是同意他的结论。他非常亲波兰，这很自然，而且也合我的脾气。比德尔害怕英法两国再次试图绥靖，并提出布克哈特博士（是个瑞士人，任国联驻但泽高级专员，上周末在伯希特斯加登会见了希特勒）可能会成为又一个隆西曼。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华沙，8月20日

今天凌晨4点对美国播音。拂晓时分走回旅馆，空气柔和、新鲜，使人感到欣慰。按照纽约的指示，今晚将前往柏林——我担心自己的命运总是这样赶不上趟。总而言之，波兰人冷静而又自信。柏林方面的大肆嘲笑，戈培尔以谎言和捏造事件发动的可怕新闻战，使这里显得有点冷清。但是他们太浪漫、太自信了。你问他们关于俄国的问题（上周我在外交部和军队中问过几十名官员和军官），他们只是耸耸肩而已。俄国对于他们不算什么。但是这当然得算个大事。我认为波兰人将会战斗。我知道一年前在捷克问题上我说错了。但在波兰问题上我还是要这么说。美国使馆内部的看法存在分歧。大多数人认为，波兰将会表现得不错。我们的武官认为，波兰人能够单独抵抗德国6个月。哈里森则相反，认为波兰会很快崩溃。埃略特少校也在这里。他认为波兰军队相当不错，但是装备不够好，而且也不明白极度糟糕的战略处境。另外，约翰·贡特尔举行了一次喧闹的晚宴，有许多伏特加、熏鲑鱼和聊天。今天与年轻的理查德·莫雷尔(Richard Mowrer)（与其父亲一模一样）、保罗·斯科特·莫雷尔(Paul Scott Mowrer)及其非常迷人的新娘共进午餐。昨晚播音前，与莫里斯·兴都斯在华沙市内走了一圈。华沙的新短波发射台还未安装完毕，令我很担心。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8月23日

汉斯·卡尔滕博恩，我们著名的外国新闻评论员，今天下午在由伦敦飞抵滕珀尔霍夫机场时被秘密警察遣送回去。我们都被纳粹好好骗了一次。根据纽约的指示，我向政府圈子里的人询问了他到柏林来的问题，并得知他访问此地不会遭到反对。但他不能在德国播音，也不能会见任何官员。当所有乘客都已走光，护照官仍然不给他放行时，我就有些怀疑。他的妻子、她的几名德国亲戚和我都耐心地在铜栏杆外等候。天气非常闷热，而且事情已经很明白，我们都惊出一身汗。这些德国亲戚，仅仅因为在现场就可能被逮捕。但是，他们勇敢地待在栏杆那里。最后，我对一名盖世太保官员报怨，使我们滞留了这么长时间。经过一番激烈争吵后，他允许汉斯陪着我们去机场咖啡馆的露天座位，在那里我们要了啤酒。汉斯是下午3点45分抵达。到6点差一刻时，一名盖世太保官员宣布，汉斯将乘6点的飞机返回伦敦。

“为什么，他刚从那里过来。”我喊了起来。

“他现在将回到那里去。”这名官员说道。

“我能问为什么吗？”汉斯说道，内心很愤怒，但外表仍很冷静，不过额头上布满了大滴的汗珠。

这名官员有着现成的答案。看着笔记本，他非常严肃地念道：“卡尔滕博恩先生，某年某月某日在俄克拉荷马城发表过一篇侮辱元首的演讲。”

“请让我看看那份演讲稿。”汉斯叫道。但是你没法与盖世太保争辩。对方并不回答。汉斯冲了出去以赶上那架飞机，但根本没有空座，所以他又回来，坐在我们的桌子旁边。我问这位盖世太保官员，是否可以让他乘坐晚间的列车去波兰。现在我担心他，可能不得不在监狱里度过今晚。我说，我可以让美国使馆担保他不会中途在德国境内跳车。最后，他们犹犹豫豫地答应了。我给盖斯特领事打电话。他同意参加这个游戏。我们再次把这件事搁下来，将注意力转移到啤酒上。随后，一名盖世太保气喘吁吁地冲了过来。在飞机上为犯人腾出了一个地方。他们已经将某位旅客从飞机上赶了下来。于是汉斯就被押了出去。当走进围栏后，他忽然想起衣袋里装满了给我带的美国烟草。他赶忙将一些烟草扔给我，但是一名盖世太保特务制止了他。这么做是被禁止的。然后他便消失了。

补记：（午夜之后四小时）。今晚“酒馆”里闹得很厉害。凌晨2点，我们得到了苏德条约的条款。它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想像。通过邀请德国入伙、消灭波兰，这个协议实质上是斯大林（曾被认为是纳粹主义及其侵略行动的最大敌人）与德国结盟。布尔什维克的朋友们目瞪口呆。前天还在歇斯底里地写文章痛骂布尔什维主义祸害的几名德国编辑（包括哈菲尔德、克里格、赛莱克斯(Silex)）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签署苏德协定，后排为

斯大林和苏军总长沙波什尼科夫现在走了进来，要了香槟庆祝，并声称自己原来是苏联的老朋友！斯大林会如此赤裸裸地玩弄强权政治，而且为纳粹提供便利条件，确实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记者们，尤其是英国记者们，都要了香槟或科涅克白兰地以借酒浇愁。斯大林的所作所为会置国际共产主义于死地。难道法国共产党员在被灌输了6年的反纳粹宣传后，竟会忍受莫斯科与希特勒的拥抱吗？不过，斯大林可能是精明的。他的目标是使德国和西方国家之间发生战争以造成混乱，布尔什维克随后便可趁虚而入，共产主义就可在这些国家或者说在这些国家的废墟上实现。当然，他这样做也可能并不能算是精明。希特勒撕毁了自己签订的所有国际条约。当他利用完俄国后（正如他已经利用完波兰一样，德波之间曾于1934年签订过一个相似的条约），也就该和俄国说再见了。乔·巴恩斯和我争论着此事的意义，这个消息令他震惊，不过他是这里唯一真正了解俄国的人。我们与德国编辑们坐在一起。他们心满意足、夸夸其谈，口沫四溅地声称英国现在不会再敢于参战，并否认过去6年来纳粹主子要求他们说的话。乔和我当面将这些话回敬给他们。争论变得十分不堪。乔十分紧张，有些压抑。我也同样如此。不久我们觉得有些恶心。如果我们不走，肯定就会出事……卡尔滕博恩太太走了进来。我约她凌晨3点在这儿会面。我随即告退。我必须走。乔也必须走。对不起。我们在蒂尔加滕公园漫步直到冷静下来，此时天色也已微明。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8月24日，晚7点

今晚看上去像是战争即将爆发。在我房间的大街对面，有人正在IG法本公司的屋顶架设高射炮。我估计就是去年9月份安装在那里的那门炮。整天不断有德国轰炸机飞越城市上空。今晚，希特勒很可能会下令向波兰进军。许多人都这样想。但我认为，这将取决于英法两国。如果他们强调自己将遵守对波兰许下的诺言，希特勒可能会等一等。然后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尽可能多地捞到一些他想要的东西。到国际新闻社去拿张伯伦在议院的讲话稿。听上去很坚定。一小时前，爱德从伦敦打电话说他正在下议院，英国政府态度十分坚定。希特勒看上去当然是很坚定的。昨天，英国大使亨德森飞往伯希特斯加登去见他。亨德森告诉他，如果德国进攻，英国将实现帮助波兰的承诺，尽管俄德条约已经签署。希特勒答道，英国的任何保证都无法使德国“放弃其生存空间”。

很明显，由于已将俄国收入囊中，希特勒不会进行妥协。俄国已在其囊中！在过去48小时内发生了一件多么具有转折意义的事件。布尔什维克俄国与纳粹德国，地球上的两个死敌，突然相互容忍、成为朋友并令人惊叹地结成了同盟。

8月21日周一晚上11点公布了这个消息。德国电台突然中断了一个音乐节目，然后是宣布德国和俄国决定签署一项互不侵犯条约。我错过了这个广播。我当时正在《先驱论坛报》办公室与乔·巴恩斯一起聊天，直到11点差5分。事先没有得到关于此事的暗示，只是后来才想起威廉大街给的一点微妙暗示，意思是深夜时可能会有新闻。我记得，好像是费蒂（一名德国报界人士）提到过此事。实际上，我是在午夜时分当爱德·莫罗从伦敦打电话时才得知这个消息。德国广播公司不会让我在当晚播发这个消息的。显然，他们正在等待政府下达的“编辑”命令。昨天，也就是周日，有人暗示会公布一项俄国和德国之间签订的新通商条约。当地报纸关于此事的友好言论（直到此前还在猛烈攻击俄国和布尔什维主义）本来应该使我警觉起来，但很可惜没有。消息公布后，对于大多数纳粹高官而言，如同对于世界其他人一样，不啻于一颗重磅炸弹。参与希特勒此项机密活动的人不超过一打。

第二天，德国报纸的表现真是令人惊叹！戈培尔博士的《攻击报》（所有报纸中攻击共产党最为猛烈的）写道：“全世界都面临着这个惊人的事实：两国人民将自己置于共同的外交政策基础上，漫长的传统友谊为共同的理解奠定了基础。”！（惊叹号是我加的，并非《攻击报》报文中原来就有。）卡尔·赛莱克斯博士(DrKarl Silex)，原来是一名诚实的国际新闻记者，现在则是《德国大众报》善于阿谀奉承的编辑，在头版一篇社论中称这一新条约为“自然的伙伴关系”。自从他成为纳粹的一名奴仆之后，他就不断猛烈地攻击布尔什维主义和苏维埃俄国。

毫无疑问，希特勒出人意料的行动很受大众的欢迎。周二，我乘地铁、电车、公共汽车在街上转了一圈。每个人都在读报纸上的这个消息。从他们的脸上，从他们的谈话中，你可以看出他们喜欢这个消息。为什么？因为它意味着，他们最害怕的被包围的噩梦（两线作战）显然已经不存在了。昨天它还在那儿。今天它就不在了。这次再也没有漫长的俄国前线需要防守了。

根据英国使馆的命令，所有英国记者都将于今晚撤至最近处的德国、丹麦边境。《每日快报》的塞尔科克·潘顿(Selkirk Panton)冲进来问我，是否能照管他的汽车直到恐慌过后。潘顿于1940年4月德军开进哥本哈根后被捕，被关押在丹麦一个小岛上。法国驻哥本哈根公使坚持要求德国释放在那里逮捕的所有法国和波兰记者。英国驻哥本哈根公使没有进行任何努力，那里的4名英国记者全部被捕并被关押。他认为自己10天内就可返回，他说道。又一场慕尼黑危机，你知道。由于英国人都走了，阿德隆旅馆的酒吧显得很冷清。不少人说，希特勒已经命令德军于拂晓时向波兰进军。我对此表示怀疑。德国民众还没有被充分动员起来参战。仍然没有“理由”。没有口号。报纸上尚未有一个字提及战争即将到来。大街上的民众仍然对希特勒能够在不爆发战争的情况下安然脱身抱有信心。我觉得大众对战争不像1914年时那样狂热地支持。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8月25日

纽约的一些人坚持要我们执行几周前制订的“欧洲之舞”计划，即在伦敦、巴黎和柏林的夜总会里安装拾音器。我在一个被称为“汉堡酒吧”的“圣保利夜总会”里安装了拾音器，但是今天莫罗发电报来建议取消该计划。战争一触即发，哪里还顾得上这种事。今晚非常不自在，因为整个下午和晚上与外界的电话和电报联系都中断了。今晚，当我赶到德国广播公司去做凌晨1点的播音时，我对于得到准许并不抱任何希望。但是主管官员们一句话没说，于是我便径自去播音。显然，这是美国一天来从柏林听到的唯一消息。从我听到的反馈情况看，当我报道这里一切平静、战争并未爆发时，纽约方面感到一丝释然。无线电可以扮演某种重要角色了，我想。亨德森今天见了希特勒两次，今天早些时候又飞往伦敦。只要他们觉得还有可以谈判的东西，就不会有战争。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8月26日

亨德森今早去伦敦，预计直到明天（星期天）晚上都不会回来。我想，周末我们可以有个喘息之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希特勒的立场软化。但是威廉大街仍然希望张伯伦的立场会软化。今天美国使馆对这里的所有美国人发布了正式通知，要求除绝对有必要留在这里的人以外，其余的人立即撤离。大多数记者和商人已经将妻儿送走。由于“局势的严峻性”，计划于明天在坦南堡举行纳粹党大会也被取消，希特勒原打算在会上发表讲话，因此我也不必去那里了。与莫罗通了电话，他很痛快地同意取消“欧洲之舞”节目。今天德国报纸的部分大字标题如下：《波森日报》：“波兰陷入全面骚乱——日耳曼人家庭逃亡——波军士兵向德国边界推进！”《正午报》：“这次玩火过了头——三架德国客机遭到波军射击——走廊地区许多日耳曼农舍燃起了熊熊烈焰！”

又是炎热的一天，大多数柏林人前往城市周围的湖泊游玩，以忘掉战争的威胁。

补记：凌晨1时30分。午夜后不久作了播音。试图不去扮演先知的角色，但还是说了如下一段话：“我不知道我们是否将面临一场战争。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今晚在柏林的感觉是，除非德国对波兰的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必有一战。”明天早晨（周日）的报纸首次表明，希特勒现在不仅是要求但泽和走廊地区，而是德国在1918年失去的所有一切，那意味着波森和西里西亚。就在我开始播音前，德意志通讯社通知说自周一开始将实行配给制度。食品、肥皂、鞋子、布料和煤炭都将有配给卡。这将使德国民众明白他们的处境！不过，希特勒这样做的目的，可能只是为了给伦敦和巴黎留下深刻印象。纽伦堡的纳粹党大会今晚被取消。这同样可使民众从漠不关心中清醒过来。明早的报纸将使紧张局势加剧。希特勒的《人民观察家报》的大字标题是：“波兰全国陷入战争狂热！150万人被动员！川流不息的部队被运往边境！上西里西亚地区陷入混乱！”

当然，丝毫没有提及德国的动员，虽然德国动员已经进行了两周之久。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8月27日（周日）

天气十分闷热，使局势显得更加紧张。亨德森未能如预料的那样于今天返回，使得威廉大街指责英国人拖延时间。（两周内波兰的雨季将开始，届时道路会泥泞难行。）然而，有些纳粹分子则认为，亨德森在伦敦的耽搁意味着英国正在屈服。明天的《人民观察家报》将要求人民耐心一些：“元首仍然要求你们要保持耐心，因为他希望穷尽和平解决危机的最后一点可能性。那意味着以不流血的方式满足德国的全部要求。”这倒是个不错的方法，可以进一步使人民相信无论结果如何，元首已经采取了一切可能措施以避免战争。然而，《人民观察家报》这篇文章在结尾处声称德国不会放弃其要求。“无论是个人，还是国家，只能放弃那些无关紧要的东西。”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德国人性格的精髓所在。一个德国人不能放弃至关重要的东西，但他却期待别人这么做。今天下午，希特勒在总理府对帝国国会议员们发表了讲话，不过这并非例行性会议。弄不到关于此次演说的任何报告。德意志通讯社的公告只是说，元首“描述了形势的严峻性”。这是希特勒首次告知德国人民“形势严峻”。

食品配给制度今天确定下来，我听到许多德国人对自己的配给份额表示不满。食品配给制度的部分项目包括：肉，每周700克；糖，每周280克；柑橘酱，每周110克；咖啡或代用品，每周八分之一磅。至于肥皂，今后四周每人将得到125克。实行配给制度的消息，对于民众而言是个沉重的打击。

完全出乎议员哈姆·菲什的意料，前些天里宾特洛甫为他提供了一架飞机，匆匆赶往斯堪的纳维亚参加国际议会大会，以便在这个民主党派的会议上告诉人们形势的严峻性。今天，他返回了柏林。使我们惊讶的是，他似乎渴望继续扮演这一角色。中午，在阿德隆旅馆大厅吃饭时，乔·巴恩斯和我发现他正非常严肃地与扎拉特博士(DrZallatt)谈话。后者是外交部一位不重要的低级官员，据说负责那里的美国新闻事务，但美国记者们都懒得搭理他，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后来，在让记者们足足等了1小时后，菲什终于吃完午饭并露了面。他以非常庄重的语调说道：“对不起，先生们，我迟到了，但是我刚与德国政府一名重要官员进行了一次谈话。”记者们费了好大劲才没有笑出声来。菲什今天下午乘坐第一班列车离开。格奥弗雷·帕森斯(Geoffrey Parsons)是《先驱论坛报》的社论主笔，冷静、聪慧、大度而坚定，昨晚离开柏林去巴黎。他上周刚见过丘吉尔，并且相信战争即将爆发。

不管外界情况如何，威廉大街今天仍倾向于和平。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8月28日

他们已经亮出自己全部的底牌。现在欧洲各国领导人都很难再后撤了。凌晨两点，我们知道了前两天达拉第与希特勒通信的内容。达拉第以一种高贵的口吻，要求希特勒不要挑起战争，并说没有任何问题不可以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他还提醒希特勒，波兰毕竟是一个主权国家，声称法国将履行对波兰的承诺。希特勒对法国打算为“维护一个错误”而战斗表示遗憾。然后，他首次挑明了自己的真实要求。但泽和走廊地区必须还给德国，他说。他非常了解战争的全部后果，他声称，但认为波兰在战争中的命运将比任何国家都糟糕。

在达拉第的信中，有一句话讲得非常好，那就是最后一句话：“如果现在法国人和德国人之间再次喋血，就像25年前一样，那么两国人民都将充满信心地为胜利而战斗。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毁灭和野蛮将成为真正的胜利者。”

今天1点半，爱德·莫罗从伦敦给我打电话。他很疲惫但精神很好。我们都是每天播音四、五次——从中午直到凌晨4点。爱德不同意昨晚比尔·斯通曼从伦敦打电话告诉我的话：即英国正在叛卖。爱德说。他们现在已经无法后退。他估计，今天下午正由伦敦返回柏林的亨德森将给希特勒带去一个“令他震惊的消息”。宣布实行食品配给制和公布希特勒与达拉第的来往信件内容，似乎使大街上的民众终于理解了局势的严重性，这可以从他们的表情看出来。一位德国老人读完希特勒和达拉第的信后对我说道：“是的，他们忘记战争是个什么样了，但是我没忘。我记得。”

向东方进发的部队今天涌过街道。这些并非精锐部队。他们乘坐的是运货车、运食品的卡车等运输工具。德国已经向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和瑞士保证，在战争中将尊重其中立地位。

补记：晚上8点半亨德森乘机返回柏林，于10点半前往总理府，在那里一直待到11点40分。关于这次关键性会谈没有可靠消息，虽然午夜时威廉大街的官方态度无论如何不能说是悲观的。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8月29日

今天，普通德国人看上去很沮丧。他无法摆脱食品配给卡带来的打击，这对他来说就意味着战争。昨晚，当亨德森带着对希特勒要求的答复从伦敦飞回时（在所有人都知道可能将决定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一个晚上），我惊奇地看到在柏林的500万人口中只有不到500人来到总理府前。这几百个人站在那里，冷漠而安静。在民众中几乎可以感觉到一种失败主义情绪。有个人昨晚对我说：“走廊地区？见鬼，我们有20年没有听说它了。为什么现在还提这事？”

补记：凌晨3点。今晚7点15分希特勒将他对英国提议的答复告诉了亨德森。只是在8月31日晚，也就是在战争爆发前9小时，我们才得知答复中包括一个要求，即波兰应在8月30日周三派出一名全权代表，那也就是说在24小时内。亨德森问希特勒：“这听上去像是最后通牒。”但这位大人物对此表示否认。在谈判期间，新闻记者们基本上都被蒙在鼓里，而威廉大街则散布欺骗性的消息，要我们“保持乐观”。出乎威廉大街的预料，这位英国大使并没有带着这个答复紧急飞回伦敦，虽然德国人已经在滕珀尔霍夫机场为他准备了一架飞机。他只是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将它发回。看上去似乎英国人终于变得强硬起来。今晚在“酒馆”里的一些记者，包括我在内，都感到英国人终于将这个下士逮了个正着。“酒馆”里的德国编辑们今晚不那么嚣张。现实情况是，希特勒有些犹豫不决。许多狂热的纳粹分子认为他应该在上周五就采取行动。如果说英国人真的将他逮了个正着，是否英国保守派仍然可能与他做交易以拯救他？今晚，我顺便去英国使馆看望一个老朋友。大厅里堆满了行李。“我们都打好了行李。”他笑着说道。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8月30日

今晚，英国冷冰冰地对希特勒最近一次要求作出了答复。结果如何，我们并不知道。亨德森再次会见了里宾特洛甫，但是关于此次谈话也没有任何消息。今晚可能会是决定性的。德意志通讯社已经宣布，今晚它将通宵发布新闻。这听上去像是不祥之兆。威廉大街今晚吞吞吐吐地向我们指出，德俄互不侵犯条约也是一个磋商性协议，在近几天这部分内容已经被落实。这使我感到惊奇，但是今晚我在播音时仍然说道：“那似乎意味着——而且实际上威廉大街内部消息人士已经毫不含糊地指出了这一点，德国人和苏联人过去几天一直在举行会谈。而且正如一位记者今晚所说的，‘是就波兰问题会谈。’就这方面的联系，德国媒体今晚并未忽略一条来自莫斯科的电讯，意思是俄国人不仅没有如报道中所称将30万部队从西部边境撤退，相反还加强了在那里即俄波边境处的兵力。我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在这里看来，这一行动颇为引人注目。”

补记：波兰人于今天凌晨两点半宣布实行总动员。这并不像听上去那么可怕，因为波兰已经动员了许多部队，只要能提供足够的步枪和皮靴就行了。但是这条新闻给德国媒体提供了一个借口，并攻击波兰人是侵略者。（德国也实行了动员，虽然并未正式宣布。）由于希特勒现在已经公开要求归还但泽和走廊地带，德国人民应该知道谁是侵略者。但是我估计他们还是会顺从地吞下戈培尔博士精心配制的药丸。

午夜，希特勒宣布成立战时内阁，叫作帝国国防部长委员会。戈林任主席，成员包括弗利克(Frick)、丰克(Funk)、拉莫斯(Lammers)和凯特尔将军(General Keitel)。

夜晚的时间过得越来越快。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8月31日（早晨）

所有人都反对战争。人们公开这样谈论。一个国家怎么会在民众都坚决反战的情况下挑起一场大战呢？民众对于被蒙在鼓里也十分不满。昨晚一个德国人对我说：“我们什么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将情况告诉我们？”我看，今早政府内部的乐观情绪也逐渐消失。哈斯认为，希特勒可能还保留着一张王牌，即与斯大林的协议，由俄国人从后方进攻波兰。我对此非常怀疑，但是在苏德条约签署后，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有人认为，这位大人物现在要摆脱羁绊了——但是如何摆脱呢？

补记：晚上7点45分进行了播音。内容包括：“今晚的形势非常严峻。希特勒尚未答复英国昨晚的照会……可能已经不需要答复了……新的国防委员会开了一整天会。威廉大街忙得不可开交……德国和英国政府间没有进行联系。相反……倒是俄国和德国之间进行联系。柏林期望苏联今晚批准苏德条约……英国大使没有拜访威廉大街。他与法国大使科隆德先生倒是谈了一次话。然后他又会见了波兰大使李普斯基。这三个使馆的行李都已准备好……”

补记：凌晨3点半。今晚，希特勒又使出了他惯用的骗术。晚上9点，德国电台停播正常节目，广播了德国向波兰提出的“要求”条款。这些条款显得通情达理，使我吃了一惊。由于当时正在播音，而我还必须立刻为美国听众翻译，一时搞得我有些摸不着头脑。这就是希特勒昨晚要求波兰派遣全权代表到柏林“讨论”的东西，但是这些条件前天晚上才送给亨德森。甚至这也是不真实的。亨德森后来揭露，里宾特洛甫以一种极端傲慢的态度向他宣读16点要求，语速极快以至于根本无法听清。当他要求得到一份书面材料时，德国外交部长竟然表示拒绝！德国政府立刻非常巧妙地抱怨，波兰人甚至不愿到柏林就这些条件进行磋商。显然，他们根本就没有时间。而且希特勒凭什么为一个主权国家设定限期呢？这些“提议”看上去似乎合情入理，但显然德国人并不真当回事。其中包括16点提议，但实质性建议只有4点：（1）将但泽归还德国。（2）举行全民公决以决定走廊地区归属。（3）交换少数民族人口。（4）即使走廊地区投票交还德国，格丁尼亚仍属于波兰。

今晚，大批陆军、海军和空军都已动员。各国相互间实行封锁。今天，我们无法与巴黎或伦敦联系，当然华沙也是如此，不过我倒的确与日内瓦的苔斯通了话。尽管如此，并未预料到今晚会发生突发性事件。从表面上看，今晚柏林一切正常。没有撤退妇女儿童，甚至在窗口也没有堆垒沙袋。看上去似乎我们还必须再等一个晚上，才能知道最终结果。于是就这么上床睡觉，几乎已经是拂晓时分。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9月1日

凌晨6点，西格里德·舒尔兹（上帝保佑她的心）打来电话。她说：“它开始了。”我睡得迷迷糊糊，身体和头脑都有些发木，几乎失去了知觉。我含糊地说道：“谢谢，西格里德。”然后就跌跌撞撞地滚下了床。

战争开始了。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9月1日，补记

这是一场“反攻”！今天早上拂晓时分，希特勒开始进攻波兰。这是一次明目张胆的、毫无理由的、无缘无故的侵略行动。但是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称其为一次“反攻”。这是一个灰蒙蒙的清晨，乌云低垂。当我驱车去德国广播公司去作8点15分的首次播音时，发现大街上的民众表情冷漠。阿德隆饭店对面，上早班的工人们正在I.G.法本公司的新大楼上忙活着，似乎什么事也没发生。没有人购买报童们叫卖的号外。德国空军沿着由东向西的轴线，正在部署5门重型高射炮，以保护将于10点去帝国国会演说的希特勒。乔丹和我必须留在电台，以便将希特勒的演说向美国转播。在演说过程中，我边听边想，觉得有种奇怪的紧张感，似乎希特勒本人也被自己所陷入的困境所震惊，并为此而感到有些绝望。不知怎么的，他并未使人们感到充满信心，帝国国会里的欢呼声还不如上次不那么重要的场合。乔丹一定也有同感。当我们等着将演说稿为美国听众翻译成英语时，他小声说道：“听起来像是天鹅最后的歌唱。”的确是如此。他听上去有些泄气，因为他告诉帝国国会意大利不会参战，因为“在这场斗争中我们不想寻求外部帮助。我们将自己完成这项任务。”然而轴心国军事盟约第三条要求，战时意大利将立即、自动以“其在陆地、海洋和空中的全部军事力量参战”。这是怎么回事？当提及莫洛托夫昨天关于苏联批准苏德条约的演说时，听上去他几乎有些绝望。他说道：“我将记住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演说的每一个字。”

明天英国和法国可能将参战，那时你们将得到你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今晚，英法两国向希特勒发出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将他的军队从波兰撤退，否则他们的大使将要求交还他们的护照。很可能他们将会得到自己的护照。

补记：凌晨两点半。我们的首次灯火管制已经快结束了。这座城市陷入一片漆黑之中。费了一会儿工夫才逐渐适应。你在漆黑的街道上摸索前进，不久你的眼睛就会适应。你可以分辨出刷着白灰的路边石。我们晚上7点时首次听到空袭警报。我正在电台为8点15分的播音开始写广播稿。电灯突然熄灭，所有德国雇员都抓起他们的防毒面具，惊慌失措地跑向掩体。没有人给我一个防毒面具，但是防空管理员坚持要我去地下室。在黑暗和混乱中，我跑了出去，来到演播室，在那里我发现一间小屋的桌子上点着一枝蜡烛。我就在那里写完了播音稿。没有飞机到来。但是随着英法参战，明天情况可能就会不同。那时我将处于一个不那么愉快的困境，既希望他们将这座城市炸得鬼哭狼嚎，又希望不要炸着自己。汽笛凄厉的尖叫声，戴着防毒面具（如果你有一个的话）跑向地下室，漆黑一片的夜晚——人类的神经怎么可能长期经受住这种压力？

在战争首日，柏林显得很奇怪：咖啡馆、饭馆和啤酒馆都坐满了客人。我感到，空袭过后人们只不过略有些担心而已。凌晨1点半作完播音后，在黑暗中沿着恺撒大道跌跌撞撞地走了约半英里，最后才找着了一辆出租车。但是夜色中又窜出一位步行者并且抢先钻进车里。我们最后共享了这辆出租车，他喝得一塌糊涂而司机也是个醉鬼，两人都不停地咒骂黑暗和战争。

与外部世界的隔绝，使你感觉犹如身处暗夜一般，今晚又颁布了一项新法令禁止收听外国广播。到底是谁害怕事实真相？这是不言自明的。奇怪的是，今晚没有一架波兰轰炸机突入柏林。但是英法参战后恐怕就不会是这样了。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9月2日

德国进攻波兰现在已有两天了，英国和法国还未实现其诺言。难道张伯伦和博内试图从战争中脱身？希特勒发电报给罗斯福，称如果对方不轰炸不设防城市的话，他也不会那样干。今晚没有空袭。波兰人都干什么去了？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9月3日

希特勒对波兰的“反攻”在这个安息日变成了一场世界大战！记住这个日子：1939年9月3日。时间：上午11点。今天早上9点，内维尔·亨德森爵士拜见了德国外交部长，交给他一份致德国的照会，要求德国在11点之前同意将其军队从波兰撤退。11点过后不久，他又返回威廉大街，收到了以备忘录形式写成的德方答复。现在大街上已经在出售号外。报童们正在到处散发。我这里有一份《德国大众报》出的号外。它的大字标题是：

英国的最后通牒被拒绝

英国宣布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

英国照会要求东线我军撤退

元首今天离开赴前线视察

在官方报道前是一个典型的大字标题：

德国备忘录证明了英国的罪恶

将近中午时分，我正站在威廉大街上，高音喇叭突然宣布英国已经向德国宣战。阳光下约有250人站在那里。他们很专心地听着声明。当广播结束时，大街上寂静无声。他们就像方才一样站在那里。人们都惊呆了。人民仍然无法明白，希特勒已经将他们带进了一场世界大战。迄今为止，还没有制造出什么借口来糊弄他们，不过随着这一天的进行，很清楚所谓“不列颠的叛卖”将像1914年那样成为欺骗公众的借口。在《我的奋斗》一书中，希特勒说德皇最大的错误就是与英国作战，而德国一定不要重犯那一错误。

这是9月里可爱的一天，阳光灿烂，气候宜人，往常柏林人在这样的天气里喜欢在附近森林里或小湖边度过。我走上街道。人们的脸上是惊讶和沮丧。直到今天为止，他们基本上是像平常一样干着自己的工作。的确，是有食品卡和肥皂卡，你无法搞到汽油，晚上实行灯火管制时行动很困难。但是东线战争似乎离他们还很远。在两个月光明亮的夜晚，没有一架波兰飞机飞抵柏林带来死亡和破坏。报纸上也说德军在所有战线上都在挺进，波兰空军已经被摧毁。昨晚，我听见德国人在谈论这些“波兰佬”只能坚持几周，顶多几个月。没有几个人相信英国和法国会采取行动。里宾特洛甫肯定他们不会采取行动并已经报告了元首，后者相信了他的说法。英国和法国以前容忍过一次。为什么就不会再出现一个慕尼黑？昨天，当伦敦和巴黎仍在犹豫时，包括威廉大街人士在内的所有人都很乐观。为什么不呢？

1914年，我相信，柏林在世界大战第一天是极度激动的。今天，没有激动，没有乌拉，没有欢呼，没有四处抛撒的鲜花，没有战争狂热，没有战争歇斯底里。甚至没有对法国和英国的仇恨，尽管希特勒向人民、纳粹党、东线部队、西线部队发表了各式各样的声明，谴责这些挑起战争的“英国战争贩子和犹太资本家”。今天下午，当我经过英法两国使馆时，发现前面的人行道上几乎没有人。在两座使馆前各有一名士兵来回踱着步。

午饭时分，我们聚集在阿德隆饭店前的院子里，与十几名英国使馆人员喝酒。他们似乎完全不为这些事件所动。他们谈论狗以及其他类似话题。今天，法国没有与英国协调行动令人感到迷惑，科隆德(Coulondre)的最后通牒直到下午5点才提出，而此时英国宣战已有6个小时。但是法国人告诉我们，这纯粹是因为与巴黎的联络不畅。实际上在法德停火后，博内还吹嘘他拒绝哈里法克斯提出的同时宣战的要求。直到最后一刻，他还在玩弄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和平的把戏。

最高统帅部表示，在西线德国人不会对法国人开第一枪。

补记：整个下午和晚上都在播音。实行灯火管制第三天。依然没有遭到轰炸，虽然我们都估计英法两国飞机可能会来。报纸继续大肆宣扬禁止收听外国广播的法令!他们究竟在害怕什么呀？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9月4日

午夜过后，仍然没有空袭，虽然英法已经参战。难道在这场新的世界大战中，他们不会轰炸大城市、首都、平民、家中的妇女和儿童吗？这里的民众已经感觉轻松多了。他们在头两个晚上几乎不敢睡觉。

今晚从纽约收到的反馈中，我听到击沉“雅典娜号”(Athenia)的报道，1400名乘客死亡，其中包括240名美国人。英国人说，这是一艘德国潜艇所为。德国人迅即予以否认，虽然德国报纸和电台直到第二天还被禁止提及此事。在此事发生后，今晚我对自己竟然还坐在这里播音感到恶心，以至一反常规地解释我作为一名美国播音员的个人立场。我被指定播送来自德国的消息，德国官方否认德潜艇用鱼雷击沉“雅典娜号”的声明是这些消息中的一部分，而国内的指示禁止我表达自己的个人观点。我所讲的一切都要送交最高统帅部派遣的军事新闻审查员，但幸运的是负责审查的是一名海军军官，是个有荣誉感的正派人。过去几天我和他谈了一些知心话，在其职责范围内他十分通情达理。

战争开始伤害普通人的利益。今晚颁布了一项法令，规定将所得税提高50%，对啤酒和烟草的税收也大幅度提高。另外，还颁布法令规定了固定工资和物价。

英法使馆人员今天乘坐两列大型普尔门卧车离开。这件怪事使我有些震惊。尽管杀戮正在进行，但直到最后交战双方仍然严格遵守所有的外交礼仪。

昨晚，英国人首次轰炸了库克斯港和威廉港。当消息传来时，德国人的脸色真够瞧的！这意味着战争已经来到身边，似乎没有人喜欢这一点。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9月5日

西线情况非常奇怪。今天，威廉大街向我们保证，目前还没有发射过一发子弹。实际上，一名官员告诉我（虽然我怀疑他的说法）在法国边境上的德军用法语向法国兵广播：“只要你们不开枪，我们就不会开枪。”一些消息人士声称，法国人在一个汽球上拴了一长条横幅，上面写着同样的内容。今天RRG(德国国家广播公司)Reichs Rundfunk Gesellschaft—德国国家广播公司。首次在前线进行了播音，听起来相当真实。当然这是录音。德国人说，他们将让我在前线进行广播录音，但是美国广播公司不允许进行广播录音。这很遗憾，因为这是用无线电在前线对战争进行真实报道的唯一途径。我想，我们放弃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虽然上帝知道我并不特别希望像英雄一样战死在前线。格劳登兹(Graudenz)要塞今天陷落，德国人已经突破走廊地区。在开始时的缓慢推进后，他们的神速进展令人震惊。在南方，克拉科夫已经被包围。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9月6日

今天下午，波兰第二大城市克拉科夫陷落。最高统帅部还声称，凯尔采(Kielce)已被攻陷。在地图上寻找这个地名时，我惊奇地发现它位于罗兹(Lodz)和克拉科夫以东，几乎处于华沙正南方。没有想到德军已经挺进到那么远的地方。在一周时间内，德国人已经推进到超出他们1914年边境线的地方。看上去波兰人全面溃败了。

今晚，我听说由纽约起航的“不来梅号”客轮成功地逃脱了英国的封锁，于今天抵达俄国北部港口摩尔曼斯克。我可以肯定，自己是城里唯一知道此事的人，因此我在播音开始时谈到了这一冒险故事。但到快要讲完的时候，军方新闻审查员冲了进来并停止了播音。他说，我不能提及此事。

补记：凌晨1点乔·巴恩斯和我在我屋里聊了聊，以便将情况梳理清楚。我们有个想法，即认为英法不会在西线流很多血，但是将保持严密封锁，以等待德国崩溃。与此同时，波兰当然会被打垮。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9月7日

今天听到许多关于和平的议论！他们的想法是在德国对波兰取得胜利后，希特勒将向西方提出和平建议。我就此问题相当小心地编写了今晚的广播稿，但是新闻审查员不允许有一个字提到此事。

“反攻”开始至今只有一周时间，而今晚我从一位军方朋友那里听说，德国人离华沙仅20英里。今天颁布的一项新法令规定，可以对任何“危及德国人民国防力量”的人处以死刑，这将给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以充分的活动空间。另外一项法令则强迫工人必须接受新的工作，即使这项工作的工资要比以前少。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9月8日

德国最高统帅部宣布，德军已于今天下午5点15分攻抵华沙。7点15分，电台广播了这一消息。随后，一个乐队立即奏起了“德意志高于一切”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甚至我们的武官也为这一消息感到震惊。今晚，柏林街头并没有狂喜的欢庆场面。在乘地铁去广播公司播音室的路上，我注意到人们对这一重大消息十分奇怪地无动于衷。当波兰正被打垮的时候，根据德国人的说法，西线却一枪未响！根据昨天的法令被处决的第一个人（希姆莱倒是不浪费时间）是德骚(Dessau)的约翰·海恩(John Heinen)。据称，他之所以被枪毙，“是因为拒绝参加国防工程”。

全国广播公司和联合广播公司(Mutual)已经停止在欧洲的播音工作。爱德·克劳伯(Ed Klauber)打电报称，我们应该独家进行下去。我们建立一套美国电台记者班子是很明智的。凌晨1点即早早回家，是开战以来头一次，打算好好睡一觉。今晚听到了爱德在伦敦的播音。听上去他疲倦到了极点，我也同样如此，一个月以来日夜不停地播音，几乎没有睡觉。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9月9日

今天凌晨4点，拉响了开战以来第二次空袭警报。但是我却没有听见，因为好久没有睡好觉，当时正在梦乡中。没有听到其他关于德军进入华沙的消息，我开始怀疑昨天的声明是否有些仓促。从前线回来OW先生告诉我，他看到了一些可怕的残缺不全的尸体，都是被波兰人杀死的日耳曼人。他同时也描述了德国人如何将包括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内的波兰平民包围起来，赶进一座建筑物内，进行简短的军法审判，随后赶到后院墙边，由行刑队处决。我们的武官说，可以这样做，对付非正规狙击手就是这样。但我不喜欢这样，即使他们是狙击手。而且根据OW先生所说的情况，我怀疑军法审判能否识别真正的非正规狙击手，可能被杀者的唯一罪行不过身为波兰人而已。

今天，戈林在本地一个军工厂作了广播讲话。他提醒人民，这可能是一场长期的战争。他威胁英国和法国，如果胆敢轰炸德国，他将进行可怕的报复。他说，现在波兰境内的70个师将在一周内得到解脱，并可用于“其他地方”。显然，波兰的战争已经接近尾声。大多数记者都感到有些压抑。英法两国在西线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缓解波兰所承受的巨大压力。现在，希特勒看上去像是个新拿破仑，可能会横扫一切并征服欧洲。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9月10日

在英法宣战一周后，普通德国人开始纳闷，这是否真的是场世界大战。他是这么看问题的。没错，英法两国是正式履行了对波兰的诺言。它们与德国正式处于战争状态已有一周之久。但这是战争吗？他们问道。的确，英国人派了25架飞机轰炸威廉港。但如果这真的是场战争，为何只派25架飞机？而且如果是场战争的话，为何只在莱茵区撒了几张传单就算完事？德国工业的心脏地带就位于法国旁边的莱茵河沿岸地区。将波兰人炸得粉身碎骨的军火大部分来自那里。然而还没有一个莱茵区的工厂挨过一颗炸弹。这是战争吗？他们问道。一周前我看到的那些拉长的脸，在今天这个周日看上去就不那么长了。

这里的生活仍然相当正常。歌剧院、戏院和电影院都仍然开放而且都是观众爆满。歌剧院里上演《唐豪塞》(Tannhauser)和《蝴蝶夫人》(Madame Butterfly)。国家剧院里正在上演歌德的《伊芙金尼亚》(Iphigenie)。希特勒最喜欢的大都会戏院宣布周三将上演一部新轻歌舞剧。晚报上说，今天德国共举行了200场足球赛。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9月11日

最高统帅部称，波兰境内一场规模巨大的战役即将结束，预计波兰陆军将被全歼。现在，德军已经在华沙东南桑河(San River)一线作战。今天的战争公报首次提到，西线法军进行了炮击。布拉格的保护国政府今天宣布，任何站在敌方作战的捷克人被俘后，都将作为叛国者被枪毙。

补记：（午夜）。今晚去播音的路上，在地铁里听到许多对战争的不满和牢骚。似乎妇女们特别感到压抑。然而当我播音完毕回来时，一大群人在歌剧院站上了地铁，其中大多数是妇女。她们刚去看过歌剧，而且似乎对战争正在进行以及德国的炸弹和炮弹正落在华沙妇女、儿童头上的事实无动于衷。我怀疑，除非是一场可怕的空袭或是几年的半饥饿，才能使这里的人民明白战争已经来临。

今晚，《德国大众报》的大字标题非常经典：“波兰人炮击华沙！”报纸上充斥着最疯狂的谎言。最新一条谎言声称两名英国特工组织了对勃洛姆堡(Bromberg)日耳曼人的屠杀。当我拿此事逗军方新闻审查员（一个正派人）时，他的脸都红了。

但有一件事值得注意：是否在英法决定进行一场长期消耗战后，德国民众可能会忘却对纳粹政权的反感，转而认为保卫祖国是神圣的职责？今天，我从德国人那里听到的议论，使我禁不住这样想。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9月14日

昨天，元首司令部发布了一项由总司令签署的声明（当然是在希特勒的指使下），声称如果城里的波兰平民继续抵抗德军的话，德国人将使用一切可以支配的手段，特别是空中轰炸和重炮轰击，向平民们证明“他们抵抗行动的毫无意义”。这周在前线呆了三天的D、H和W先生说，几乎他们看到的所有波兰城镇和村庄，都被空袭和炮击摧毁了一半甚至是完全摧毁。

英法的无所作为使这里所有的人都感到困惑不解。显然，从爱德和汤姆在伦敦和巴黎的播音来看，盟国方面夸大了它们在西线的行动。德国人坚持说，那里迄今为止只发生了小规模的冲突，并且指出法国人在“进攻”中甚至连飞机都没有使用。今天，我们使馆的Y先生对比德尔大使电报中所述对波兰城镇的可怕轰炸提出了看法。Y先生认为，当平民进行抵抗时，希特勒轰炸、炮击城镇就是正当的。我想自己可能不够客观，但对此我实在不能苟同。

今晚，我的女仆进来时说，战争真是太可怕了。

“为什么法国人要对我们开战？”她问道。

“为什么你们要对波兰人开战？”我说道。

“嗯，”她说道，脸上一片茫然。“但是法国人，他们毕竟是人呀。”她最后说道。

“但波兰人可能也是人呀。”我说道。

“嗯。”她脸上又是一片茫然。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9月15日

我今天得到非常权威的消息，即俄国可能进攻波兰。

就一个非常枯燥的话题写几句话。盟国的封锁对于德国有什么影响？封锁使德国的进口数量减少了50%。德国被剥夺的主要商品包括：棉花、锡、镍、石油和橡胶。俄国可能会提供一些棉花，但去年俄国棉花的总出口量只相当于德国每年所需的25%。不过俄国可能向德国提供其所需的全部锰矿砂和木材，并且可以和罗马尼亚一起提供至少足够军方使用的石油。关于铁，去年德国从法国、摩洛哥等国获得了所需铁矿石的45%，但这些来源现在已被切断。不过瑞典(Swede)、挪威(Norway)和卢森堡(Luxemburg)可以提供1100万吨铁矿石。这些供应国仍然对德国开放。总之，德国因失去50%的进口物资而遭受的打击当然是沉重的。但是，由于斯堪的纳维亚、巴尔干和俄国是潜在的供应源，德国所受到的打击并不像1914年那样严重。

整整两周前，对波兰的大“反攻”刚刚开始。在14天中，德国的机械化部队就将波兰军队击退了两百英里，俘虏了10万战俘，实际上消灭了波兰。今天，一个德国集团军已经来到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城堡前。1918年，德国人曾在那里迫使布尔什维克签署了一个屈辱的条约。另外一个德国集团军正在接近罗马尼亚边境，将德国带到丰富的石油矿藏和小麦产区的大门前。的确，一支勇敢的波兰军队仍然坚持战斗，他们在华沙以西75英里的库特诺(Kutno)被彻底包围。但是能坚持多久呢？华沙也在坚守。但能坚持多久？波兰境内的战争已经结束。德国师已经在涌回西线。今晚，新闻审查员并不反对我在广播中指出，俄国将插手并占领居住有俄罗斯族的波兰部分领土。今天，更多的人在谈论和平。

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纳粹是如何欢迎我们的孤立主义政策：《波森日报》的大字标题：“参议员博拉赫对美国国内的战争焦虑提出警告。”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9月16日

今天，我遇到的所有德国人都欢迎林白上校的广播讲话。柏林报纸对此事进行了广泛的报道，所受到的待遇甚至超过了罗斯福的讲话。大字标题都非常友好。《波森日报》称：“林白上校警告反对西方列强的挑唆。”

今天，我认识的一名美国妇女买了一听沙丁鱼罐头。杂货店主坚持要在商店里打开罐头。原因是：如果杂货店主把罐头打开，你就无法囤积罐装食品了。

补记：（午夜）。德国人刚刚宣布，如果华沙不在12小时内投降，德军就将使用所有军事手段制服它。那意味着对华沙进行空袭和炮轰。在该城里有50余万平民，大部分是妇女和儿童。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9月17日

莫斯科时间今早6点，红军开始入侵波兰。俄国当然与波兰签署有互不侵犯条约。似乎是多少世纪以前（虽然实际上并没隔多长时间），我坐在日内瓦和其他国家首都听着苏联政治家们谈论反侵略统一战线。现在，苏维埃俄国在背后捅了波兰一刀，红军与纳粹军队联手灭亡了波兰。今天早晨，红军的行动在柏林得到了衷心的拥护。

我的军事新闻审查员今天真的是相当正派。他允许我在播音时谈了如下内容：“如果华沙不投降，就意味着欧洲最大城市之一将被德军炸掉，而其中相当一部分市民也将玉石俱焚。这在历史上当然是前所未有的……德国人说这是由于华沙的波兰人违反了国际法，动员他们的平民参与防守首都。但是，我想说的是，我对这场战争中发生的事情实在是无法理解。”

明天将去“前线”，如果还有的话。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祖波特，但泽附近，9月18日

由柏林出发开了一整天车，穿过波美拉尼亚和走廊地区，来到这个地方。公路上都是由波兰返回的德军机械化部队。在走廊地带的树林中，到处是死马的腐臭气和更为浓烈的死人的腐臭气。德国人说，就是在这里，整整一个波兰骑兵师向数百辆德国坦克发起了冲锋并被全部消灭。（译注：这当然有些夸大，在走廊地区只有一个“波摩尔斯卡”骑兵旅，而且波军也无骑兵师编制。）在这个避暑胜地的码头上，仅仅5周前约翰·贡特尔和我还坐在遥远的和平夜晚，争论着欧洲是否会爆发战争，今天晚上我们便观看了格丁尼亚周围进行着的战斗。隔着大海，你可以看到远方重型火炮开火时的闪亮。

波默尔博士，宣传部负责此次旅行的新闻官，坚持要我和菲利普·约翰逊(Phillip Johnson)在旅馆里共住一个双人间，他是一名美国法西斯分子，声称代表库夫林神父的“社会正义党”。我们都无法忍受这个家伙，并怀疑他为纳粹充当监视我们的探子。头几个小时在我们的房间里，他摆出一副反纳粹的姿态，并试图摸清我的立场。我只是厌烦地咕哝了几句而已。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但泽，9月19日—20日，凌晨两点半(1)

坐在当地电台，冻得直打哆嗦，等着凌晨4点的播音。我在午夜进行了播音，但柏林打来电话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可能并没接收到。我们定于4点钟再试一次。

今天我看到了一场真正的战斗，也是波兰战役的最后战斗之一，实际上与此之前的战斗没什么两样。战斗发生在距格丁尼亚以北两英里处的一座小山上，这座小山由海边向内陆延伸达7英里左右。此次战斗既非常可悲，同时也有些怪诞。

1939年9月1日，德军在装甲车掩护下，攻击格丁尼亚邮电大楼。

我们站在格丁尼亚城中一座叫作斯特恩堡(Sternberg)的小山上，头顶上有一个巨大的十字架，实在是颇具讽刺意味！这里是德军的一个观察哨。军官们站在周围，用望远镜观察。越过这个曾经是波兰希望的模范新城的现代化建筑的屋顶，我们观看着在北面两英里处进行的战斗。今早，我们在祖波特一家旅馆睡觉时被这场战斗所惊醒。早上6点，我房间的窗户被震得直响。停泊在但泽港中的德国战列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施泰因号”(SchleswigHolstein)，正用11英寸舰炮越过我们的头顶进行炮击。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德国人已经从三面包围了波兰人。德国驱逐舰则从海上进行炮击，从而对波兰人形成了全面包围。德国人使用各种类型的武器，包括重型火炮、小型火炮、坦克和飞机进行攻击。波兰人除了机枪、步枪以外，只有两门高射炮，他们绝望地将其作为普通火炮使用，以对付德军机枪阵地和坦克。你可以听到德国火炮低沉的轰鸣声和双方机枪的“嗒嗒”声。波兰人（我们从他们射击的声音进行判断，因为即使有望远镜你也看不到什么东西）不仅利用战壕和树丛进行防御，而且将所有建筑物都改建成机枪阵地。他们将两座大型建筑物（一座是军官学校大楼，另一座是格丁尼亚电台大楼）都改建成堡垒，从几个窗口用机枪进行扫射。经过半小时的战斗，一发德国炮弹击中了军官学校的屋顶，燃起了大火。随后，德军步兵在坦克支援下（从望远镜里看上去似乎坦克在前面领路），冲上了山坡并包围了这座建筑物。但是他们并未拿下它。波兰人从燃烧大楼的地下室窗口，继续用机枪扫射他们。波兰人虽身处绝境，但仍然非常勇敢。一架德国海军飞机在山头盘旋，为炮兵射击定位，后来又飞来一架轰炸机。两架飞机俯冲下来，用机枪扫射波兰人的防线。最后，一个中队的纳粹轰炸机也飞来了。

波兰人的处境毫无希望，然而他们仍坚持战斗。同我们在一起的德国军官，不断地赞扬他们的勇气。就在我们下方的格丁尼亚街道上，站着当地的妇女和儿童，表情阴沉而安静，看着这场不对等的战斗。在一些建筑物门前，波兰人排着长队，等待分发食物。在上山之前，我注意到他们脸上的悲苦表情，特别是那些妇女们的脸上更是如此。

我们观看战斗直到中午时分。那时德国人一定已经前进了约四分之一英里。他们的步兵、坦克、炮兵和通讯部队，就像一架精密机器一般在运转。在我们这个观察哨上的德国军官脸上没有一丝一毫的紧张或兴奋之情。他们完全是公事公办的神色，使我想起了一支冠军足球队的教练们。他们坐在球场边线旁，冷静而自信地看着自己制造的机器表演，对所有的一切都胸有成竹。

当我们准备离开时，乔·巴恩斯转向我。“可悲而古怪。”他说道。没错，就是这样。不对等的战斗，还有下面街道上感到震惊的平民，这的确是一场悲剧。而我们这帮人则有些古怪，毫无危险地站在那里观看着一场屠杀，仿佛这是一场足球赛，我们则被舒服地安置在大看台上。同样古怪的是，可以坐在大看台的座位上，看着下面街道上的妇女，对于她们所有人而言，我们听到的火炮轰鸣声都是一场个人悲剧。

当我们离开时，我向一名军官询问波军炮兵的情况。

“他们没有什么炮兵，”他说道。“如果他们有一门75毫米榴弹炮，就能把我们所有人都炸成粉末。战场离这里只有两英里，而这儿很自然地将成为目标。”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但泽，9月19日—20日，凌晨两点半(2)

我们驱车前往威斯特普拉特岛(Westerplatte)，这是但泽和大海之间的一个小岛，被波兰人作为补给站。一支小小的卫戍部队，面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战列舰进行直射的11英寸舰炮和斯图卡(Stuka)式俯冲轰炸机投下的500磅炸弹，整整坚守了五天。甚至德国人也承认他们的勇敢，当波兰人最终投降时，指挥官被允许保留佩剑。今天的威斯特普拉特岛看上去就像是凡尔登周围的废墟。有趣的是：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投下的炸弹，远比老式战列舰发射的炮弹更为致命和准确。一个直径不超过40英尺的波兰圆形碉堡，被两枚500磅炸弹直接命中。10英尺厚的钢筋水泥墙像纸片一样被撕得粉碎。在附近我们看到了为碉堡中的波兰守军遗体挖的坟墓。

下午，我们驱车前往但泽同业公会大厅，一座非常美丽的哥特式建筑，去听希特勒自9月1日在帝国国会发表开战演说以后的首次演讲。我的座位在过道边，当他经过我身边向讲坛走去时，我想他看上去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具帝王相。他在演说中就像我以前所见过的那样显得怒气冲冲。当他说到英国时，他的脸因歇斯底里般的愤怒而涨得通红。后来，我认识的一个纳粹分子私下告诉我，“老头子”正处于可怕的愤怒之中。因为他曾经打算今天在华沙发表演讲，并不得不在波兰首都外面等待了三、四天，渴望着象征服者恺撒一样入城并发表胜利演说。但是，城里的波兰人拒绝投降并坚持顽强抵抗，他的耐心最终达到了极限，便赶到但泽发表演讲。他必须进行这次讲话！我们曾经预料到，希特勒会向西方提出和平建议，并宣布对波兰的处治办法。但他什么都没有说，只是说波兰将永远不会按照凡尔赛和约的模式重建，而他没有任何针对英法两国的战争目标。但是，如果它们仍然想打，他也会继续战斗。当希特勒在过道上与我擦身而过时，希姆莱、布鲁克纳、凯特尔等人跟随着他。所有人都穿着沾满灰尘的野战军装，大部分人都没有刮脸。我不得不说，看上去就像是一帮芝加哥匪徒。希姆莱负责希特勒的保卫工作，不断将过道上的人往后推，冲着他们小声嚷嚷。我听说，陆军想把他除掉，但不敢这样做。这里的灯火管制已被取消，很高兴能够再次看到灯火通明的景象。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9月20日

希特勒将自己的一架32座飞机借给了我们，以便将我们从但泽带回柏林。今晚，新闻界公开谈论和平。《法兰克福日报》称：“英法为何要在我们的西墙防线浪费鲜血？既然波兰已经不复存在，与它的同盟条约当然也就失去了意义。”今天，与我交谈的所有德国人都十分肯定，一个月内就会实现和平。他们都情绪高涨。当我对其中一些人说，谋求和平的最佳时机是在三周前，即希特勒进攻波兰之前，现在英法恐怕不会轻易媾和了。但是他们看着我，就好像是看着一个疯子。我觉得，现在实现的和平只可能是一次停火，希特勒将进一步瓦解民主国家的抵抗意志、加强自己的军事实力，直到他感到自己肯定可以征服西欧时为止。

华沙以西的战斗已经快要结束，历史上可能会称之为库特诺战役，简直就是第二个坦南堡(Tannenberg)战役。今天，我向一名总参谋部军官询问了此次战役的情况。他告诉我一些数字。俄国人（波兰人）在坦南堡有92000人被俘，28000人战死。昨天，德国人仅在库特诺就俘虏了105000人，前天还俘虏了50000人。最高统帅部通常在其战报中很少使用形容词，但却称库特诺战役为“人类历史上最具毁灭性的战役”。在我对前线的短暂参观后，很快便理解了波兰人的遭遇。他们对德国轰炸机和坦克的毁灭性攻击毫无防御能力。这是一支按一战标准衡量相当优秀的军队，与一支1939年标准的机械化军队的较量，后者只是简单地绕过他们或直接冲过去。同时，德国空军破坏了他们的通讯系统。的确，波兰最高统帅部似乎不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为什么它将自己最好的集团军甚至在战争开始时还部署在波森附近，更不用提当德国人已经进至华沙后方时还那样做，这对我们一些最老练的战略家而言都是个谜。如果波兰人在战争头一周撤过维斯杜拉河，他们可能会坚持到冬季，届时泥泞和大雪将阻止德国人的前进。

上周日晚上，有两枚炸弹在柏林爆炸，一颗在航空部门前，另一颗在亚历山大广场秘密警察司令部入口处。当然，在报纸或电台上都没有提及此事。渗透进来的飞机借着灯火管制带来的黑暗安然脱身。

如果战争继续下去，我对大多数民众支持现政权的立场是否会动摇仍持怀疑态度。民众非常爱国，而且被可怕的新闻“轰炸”进行了灌输，认为英国应单独为战争负责，可能会普遍产生“保卫祖国”的观念。甚至在那些不喜欢纳粹政权的人中间，我也没有发现有一个人认为德国摧毁波兰有任何不对的地方。外部世界认为德国侵略波兰的道德立场，在这里的人民中间几乎没有任何回应。柏林所有阶层的群众，不论男女，在过去两周内都聚集在窗前，以赞叹的目光注视着地图，上面的红色小箭头显示德军在波兰境内的胜利进军。只要德军在战场上取得胜利，而人民不至于把裤腰带勒得太紧，这就不会是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

昨天在萨尔区的奥特魏勒(Ottweiler)村，德国人以全副军礼埋葬了法军的路易斯·保罗·德夏奈(Louis Paul Dechanel)中尉。他父亲曾是法国前总统。他在率领一支小分队进攻西墙防线时阵亡。在他的葬礼上，一支德国乐队演奏了“马赛曲”。德国人将葬礼拍了一部新闻片，并将在宣传中大肆利用，以便向法国人显示德国对于法国并无恶意。让无线电见鬼去吧。刚刚才得知，我在但泽的播音根本没有接收到。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9月21日

昨晚，在一项给德军的每日训令中，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契将军宣布对波兰的行动已经结束。就这样，结束了这次“反攻”。在18天的时间里，德军这架令人惊异的作战机器占领了波兰，摧毁了它的军队，将它的政府赶出了波兰领土。但是，华沙仍然英勇地坚持战斗。

听说罗斯福总统要求国会举行特别会议以取消中立法，允许将“现金、自运”的货物出售给那些有能力购买的国家，即英法两国。总统还没有讲完，威廉大街就向外国新闻界发布了声明，指责总统违背了中立原则。去年夏天，我试图考察一下美国是否被纳入了纳粹考虑的范围。我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他们对我们有丝毫关注。上次大战时的往事已经成为过眼云烟。但是现在他们开始考虑我们了。

这里对俄国抱有很大希望，认为他们会帮助德国度过封锁难关。不过，首先，我无法理解希特勒会使自己的生存处于依赖斯大林恩赐的地位。其次，我无法理解苏联人会替纳粹德国火中取栗。

战争可能才刚刚开始，尽管德国人在灭亡波兰之后，希望看到战争结束。奇怪的是，希特勒两天前在但泽会说：“我们永远不会屈服。”而新闻界也对此作了响应。为什么当你的地位看上去如此稳固之时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与苔斯通了话。她身体更好了，而且在我不在的情况下独力支撑着日内瓦的办事处。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9月22日

今晚，《德国大众报》对罗斯福要求取消中立法案的消息进行了评论：“美国不是罗斯福，而罗斯福必须依靠美国人民。”昨天，《波森日报》在它所谓的美国国内“理性阵线”上看到了一些希望。在那一阵线中，它将参议员博拉赫和克拉克(Clark)、林白上校和库夫林神父放在了一起！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9月23日

冯·弗里契将军（现代德国陆军的建立者，因在奥地利问题上与希特勒冲突而退休），在华沙城下的战斗中阵亡。这有点奇怪。他并未参与指挥战斗，只不过当时正与自己担任荣誉上校的团队在一起。

从后天开始，开始实行新的食品配给制度。现在德国人民每周将得到如下定量的食品：1磅肉，5磅面包，四分之三磅猪油，四分之三磅糖，1磅用烘烤过的大麦籽做的代用咖啡。重体力劳动者可以得到双倍的配给食品，而戈培尔博士（真是个聪明人！）决定将我们这些外国记者也列入重体力劳动者。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9月24日

最高统帅部在回顾了波兰战役后，声称波兰的命运实际上在8天内就决定了。到那时为止，德军已经实现了自己的主要战略目标，即将波军主力包围在维斯杜拉河大河湾处。另外还公布了其他一些数字：俘虏波军45万人，缴获火炮1200门，摧毁或缴获飞机800架；在18天的战斗结束时，没有一个波兰师，甚至是没有一个波兰旅，仍然保持完整无损。

今天早晨，戈培尔博士召开了一个特别新闻发布会。我们聚集在宣传部里，琢磨着可能是达成和平协议或是其他什么事。小个子博士昂首阔步走进来，鼻子哼哼着像头公牛，然后便将所有时间都用在对尼克博克的攻击上，他称之为“一个国际骗子和造假者”。博士说，同样作为一名记者，在他的一生中就从来没有诋毁过任何人的名誉！似乎尼克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纳粹高官们在国外囤积了黄金，以便在这场战争失败时使用。这使得戈培尔博士怒气冲天。他告诉我们，他已在周四（9月21日）的德国短波电台上向尼克播发了一条消息，即只要他能提供纳粹分子在国外存款的证明，总数的十分之一将归他所有。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提议。他还说，他要求尼克于周六晚（即昨晚）提出证明。显然，尼克当时已经在海上，正在前往纽约的船上。这里流传的说法是，尼克回电称在收到德方最后通牒前，规定期限就已经过了。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9月26日

今天早晨，他们埋葬了冯·弗里契将军。天在下雨，寒冷而阴暗，是我记忆中柏林最为凄凉的一天。希特勒没有露面，里宾特洛甫和希姆莱也没有露面，虽然他们今天下午已经从前线回到柏林。报纸上的官方讣告省略了惯常的“为元首而死”，只说是“为祖国而死”。昨天当戈培尔发完怒后，我们一些记者聚集在外面大街上，认为弗里契或是被他的死敌希姆莱下令杀害，或是由于对生活和希特勒领导德国陷入的处境感到厌恶（可能也是对德国炸弹和炮弹毫无意义地屠杀华沙妇女儿童感到恶心？）而有意寻死。也就是说，他是自杀。我们想问，一个像他那样级别的将军，在华沙外围前线干什么？那里的狙击手正以惊人的速度干掉德国士兵。实际上，我听说他是在随一个侦察小队在维斯杜拉河对岸华沙郊区街道上前进时被杀的。对于德国现代陆军最伟大的人物而言这真是一件怪事。（注释：许多个月之后，我从一个无可置疑的来源得知，弗里契的确是在寻求死亡，而在此次行动前不久他写的三封信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德国陆军圈子内也传说，虽然弗里契受的是重伤，但无论如何并非致命伤，只是他拒绝了副官将其送回后方的要求。他根本就不听从这个要求。弗里契是因流血过多而死的。）

希特勒在不参加葬礼问题上显示了典型的小家子气。他无法原谅曾经与他发生过冲突的人，即使对方已经死了。他没有原谅冯·卡尔，后者曾经镇压了1923年的啤酒馆政变，但在1934年的清洗中被枪杀。

战争越来越多地进入到你认识的家庭中。昨天，T小姐在波兰失去了她的兄弟。在世界大战中，她曾失去父亲和另一位兄弟。报纸上充斥着德国家庭登的正式死亡通知。其中半数都省去了“为元首而死”，只保留了“为祖国而死”的字眼。这也是在表示对希特勒不满。

在摧毁波兰之后，德国现在希望与西方实现和平。今天开始了大规模的和平攻势。报纸上、电台上充斥着相关内容。标题包括：法国和英国现在为什么还要打仗？已经没有可为之奋斗的目标了。德国对西方一无所求。

补记：美国驻华沙使馆的7名成员今晚抵达这里，我们在阿德隆饭店酒吧里喝酒。他们讲述了关于炮击华沙的可怕故事以及对平民百姓的屠杀。他们中的部分人似乎还未完全从弹震症中恢复过来。他们是趁德国人与波兰人的短暂停火逃出来的。德军一发炮弹直接命中使馆，但幸运的是人们都躲进了地下室。

今天又对服装作出了新限制。如果我订做一件新套装，我的裁缝必须用一块长3.1米宽1.44米的布料做出来。相当于长3.3码，宽1.5码。报纸还告知我们，再也不能为自己的鞋制作半底。再也没有皮革供应，必须等待一种还未生产出的代用品。

另外，我们怎么刮脸呢？一项法令规定在今后四个月里，你只能有一块刮脸皂或一管刮脸油。我打算开始蓄胡子。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9月27日

在经过一场很有英雄气概但毫无希望的抵抗后，华沙今天投降了。最高统帅部称，波兰司令官在“德国的进攻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后，决定于今天早晨投降。

德国人今天声称，在海军舰队与飞机的首次战斗中（海军上将和空军司令们已经在纸上进行了多年的较量，以解决一支舰队是否容易受到空中攻击的问题），德国空军在未损失一架飞机的情况下，击沉一艘英国航空母舰，重伤一艘战列舰。

今晚在我播音前去了一次国家歌剧院，联合通讯社的乔治·基德提议说这对我们的神经将会有好处。这是这个音乐季的第一个夜晚，节目是受人喜爱的老节目，韦伯的《自由射手》(Freischutz)。我对我的神经状态感到有些奇怪。我无法坐着将歌剧看完。我无法容忍这些饱食终日的小市民、男人和女人，其中许多人还穿着晚礼服，甚至音乐听上去也不那么对劲。唯一感到有趣的是夹在节目单中的一页纸，告诉你当遇到空袭警报时应该怎样做。由于歌剧院里没有地下室，一张地图向我显示应如何赶到我的地下室，即一号地下室。解说词还称，警报将由舞台上发出。届时我应保持冷静，到衣帽间要自己的帽子和衣服，然后前往地下室。当警报解除后，我再回到歌剧院，存好我的帽子和衣服，歌剧将从中断的地方重新开始。不过今晚并没有空袭警报。

里宾特洛甫到了莫斯科，我们都在想他在干什么。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9月28日

今晚午夜时分，我对德国王牌潜艇艇长赫伯特·舒尔兹(Herbert Schultze)上尉进行了广播采访。结果比我预料的要好得多。本来在下午和晚上，我还怀有许多疑问，并且遇到一件非常头痛的事。在一些海军军官的帮助下，今天下午我在海军部堵住了舒尔兹。他刚从首次战斗中返航。他是个外表整洁的家伙，今年刚30岁，结实得像颗钉子，性格坦率而自信。我想，当你每天用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去赌博时，可能自然而然就会获得这种自信。

他有点担心自己的英语水平，他说。而在听了一段录音后，我也很担心。实际上，他说的英语我一个字都听不懂，我们必须用德语交谈。有人提议说，可以在下午帮他好好提高英语水平，他只不过是有些生疏而已。这个提议带来了希望，我给纽约发电称采访改在今晚。我将我的提问告诉他，上尉则坐下来用德语写下答案。当他写完一张纸后，我再将英语译文告诉海军部一位秘书，这位秘书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写英文正确无误，但听英语却要费很大劲。我们忙了整整一个下午共四小时，最后整理出来一份一刻钟的播音稿。

在广播稿里有两点内容是根据我的意思加的，也使稿子显得非常有趣。上尉说了一个他如何用鱼雷击沉英国轮船“皇家权杖号”(Royal Sceptre)的故事，以及他如何冒着生命危险营救这些船员，并帮其登上另一艘英国船“勃朗宁号”(Browning)。现在我回想起来，几天前伦敦曾报道称“皇家权杖号”在未得到警告的情况下即遭到鱼雷攻击，船员和乘客共60人估计全部遇难。我不知道到底谁说的是事实。

当我们写采访稿时，舒尔兹上尉还提到，他就是那个给温斯顿·丘吉尔发了一封鲁莽无礼电报的潜艇指挥官。他告诉丘吉尔刚被击沉的英国轮船所在的位置，以便这位海军大臣可以营救船员。但就在一两天前，丘吉尔先生刚刚告诉下院，那个向他发电报的德国潜艇艇长已经被抓获，现在已经成为国王陛下政府的一名囚犯。

我将这件事告诉上尉，并问他是否可以将那封电报内容告诉我。他的航海日志放在基尔港，我们便给那里打了个电话，让对方将电报报文念给我们听。这使我感到放心了一些。就在今晚播音前不久发生的一件事使我更加放心。当我们离开海军部时，一名军官拿来一份路透社电讯，说“勃朗宁号”刚刚在巴西的巴希亚(Bahia)港靠岸，“皇家权杖号”的船员和乘客都安全抵达。

好事情接踵而至。出乎我的预料，当播音开始后，正如原先预计的那样，上尉的英语水平的确是有提高。他的口音相当可怕，但不知为何他还是能够清晰流畅地说出每个词。你可以听清每一个音节。我早就发现，像他那样类型的男人，一旦站在麦克风前，往往只会机械地念稿子。但是令我高兴的是，他证明自己能够自然地讲话，就好像事先不曾写过一行稿子似的。后来，英国海军部证实了他关于“皇家权杖号”以及发给丘吉尔无礼电报的说法，当然也包括舒尔兹并未被俘的事实。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9月29日

德国的和平攻势现在得到俄国的支持。

昨晚在莫斯科，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签署了一项协议和共同宣言。后者的内容说明了一切：

“今天，在德国政府和苏联政府通过签署一项条约，彻底解决了由于波兰国家解体而产生的问题，从而为东欧的永久和平奠定了巩固基础之后，她们联合起来表达她们的观点，即结束目前存在于德国与英法之间的战争状态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因此两国政府将集中精力，如有必要还将与其他友好国家合作，共同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

“然而，如果两国政府的努力仍然不能取得成功，则英法应为战争的持续进行负责，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和俄国政府将进行磋商以采取必要的措施。”

这实在是滑稽可笑，但可能意味着俄国站在德国一边参战。去年8月曾说英法在首个苏德协议签订后决不敢开战的纳粹分子，今晚又肯定地说这两个民主国家现在将同意停战。他们可能会再次说错，不过我也不太肯定。

FO2《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9月30日

今天这里到处都充斥着关于和平的议论。德国人对此十分肯定，而苏联使馆一位秘书今天告诉我莫斯科也是如此。他说伦敦和巴黎现在应该赶紧抓住和平的机会。《人民观察家报》今天评论称：“全欧洲都在等待着来自伦敦的和平信号。我诅咒那些拒绝和平的人。他们总有一天会被他们的国民用石头砸死。”

今晚，与伦敦、巴黎和纽约合作搞了一次四方联播，由于节目时间拖得太晚，我将自己的广播稿删掉了许多内容，以至于没有什么意义了。

明天，齐亚诺来这里拜会希特勒。有消息说，德国人打算利用他向伦敦和巴黎施压，以争取实现和平。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0月2日

刚听到BBC说，英国飞机昨晚飞越柏林上空。我们在这里的人都很奇怪。没有空袭警报。没有飞机的声音。不过这些天来交战双方都在撒谎。德国人声称他们击沉了“皇家方舟号”(Ark Royal)航母就是一例。

艾莉诺·K（Eleanor K）是个自然入籍的美国姑娘，父母都是德国人，多年来在这里对我帮助很大。自昨天开始，她家里人就不断要求我帮助找她。她在几天前由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前往柏林，但却未能抵达目的地。今天我去了趟使馆，找G先生给德荷边境的德国秘密警察机构打了个紧急电话。答复是：埃莉诺关押在那里。我如何向她家里人解释呢？

丘吉尔昨晚的广播讲话，使得这里对于和平的热情略有些降温。我正对着根据配给制发给我供今后4个月之用的一管剃须油纳闷。我的胡子将是粉红色的。

A先生周六（9月30日）突然闯了进来，还带着他在华沙遇到的一个美国姑娘。他们在波兰东部荒野中流浪了三周时间——就在德军和俄军之间。他说，他们有很多天就以干面包维持生命，由一个村庄流浪到另一个村庄。农民们只肯卖给他们干面包，虽然他们还有奶油、鸡蛋和鲜肉。大部分村庄已经成立了地方苏维埃。A先生从未喜欢过波兰人，对纳粹则相当拥护，他说，波兰东部那些远离泥泞道路、铁路和大路的村庄，尽管根本没有军事意义，但仍被德国空军不分青红皂白地摧毁。德国飞机经常对着小块田地里的单个农妇进行俯冲，对她们投下一枚炸弹或用机枪进行扫射。他看到了那些尸体。A先生和女友最后设法进入了德军的防线，与日耳曼难民一道坐了几天敞篷车，最终抵达了德国。

威蒂(Whitey)从波兰回来后，说他周六（9月30日）乘机飞越华沙上空，看到全城到处烈焰熊熊。在城市中心看到少数几幢未着火的建筑物，但也只是废墟而已。他估计城中有数以万计的居民死亡。他在苏军中待了三天，但印象很糟糕。红军中的妇女数量之多令他震惊。威蒂还参加了一次特别行动。戈林得到报告，说是有几名被波兰人俘虏的飞行员在靠近俄国边境的一个集中营被杀害。出动了四架德国飞机寻找飞行员的尸体，一架载着威蒂和几名德国军官，另外三架装着棺材。他们在整个波兰东部地区到处掘坟，但都没搞对。最后在一块地里，他们认为自己终于发现了要找的地方。这是一个大土堆，上面覆盖着新土。他们狂热地刨着。最后，发现里面埋着50匹死马。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0月4日

摘录两条今天的新闻标题：《正午报》报头版红色大字标题：“英格兰的责任——为保卫自己而令人愤慨地对华沙进行煽动。”《晚报》的社论，认为美国并不像“罗斯福先生和他的犹太顾问们”那样急于参战。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0月5日

明天帝国国会召开大会。预计希特勒将提出和平条款。没有人认为这些条款会是非常大方的。他本人今天飞往华沙对他的部队进行胜利检阅。他对他的士兵发表了演说，征服者恺撒式的演说。

这里的人民当然渴望和平。政府可能在目前这个时候也希望和平。是否英法现在媾和、明年又得再次进行动员呢？希特勒赢得了波兰战争的胜利，但在那里的和平问题上输给了俄国。苏联人未经战斗就获得了将近一半波兰土地，掌握了波罗的海诸国命脉，现在又阻碍德国实现其向东方发展的两个主要目标，即获得乌克兰的小麦和罗马尼亚的石油。希特勒急忙将所有日耳曼人从波罗的海诸国撤退，他们大多数人在那里已经居住了数世纪之久。爱沙尼亚屈服于莫斯科，同意苏联人在它领土上建立一个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的外交部长们在他们首都及莫斯科之间来回穿梭，试图挽回残局。一旦苏联人在这些波罗的海国家打入一个楔子，还需要多少时间它们就会被布尔什维克化？很快，用不了多长时间。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0月6日

今天中午，希特勒在帝国国会公布了他的经过大肆宣扬的“和平提议”。我到那里看了这场表演，这已经是我第n次听他演讲。他提出了“和平建议”，与1936年进军莱茵区以来的每次征服后他在讲坛上提出的建议完全相同。这次想必已经是第五次提出此类建议。虽然这至少已是第五次，与以前说的内容相同，而且同样也非常真诚。但后来我与一些德国人交谈时发现，如果你表示外部世界可能会不太相信这些和平建议，正如他们从苦涩的经验中学会了不再相信前几次和平建议时，大多数德国人都会大吃一惊。

希特勒提出，如果英法不干预德国在东欧的生存空间的话，他愿意在西线实现和平。波兰的未来前途未卜，但他说波兰将永远不会再威胁德国的利益。换句话说，波兰将成为一个奴隶国，就像现在被奴化的波希米亚一样。

我很怀疑英法是否会花5分钟去听这些和平建议，虽然我的一些同事们不这样想。他们认为，现在俄国和德国在一条漫长的边界线上相遇，在过去一周里又忙于巩固在波罗的海诸国的势力范围。因此对伦敦和巴黎而言，媾和并坐等德俄在东欧冲突可能是精明之举。佩蒂纳克斯在几个月前曾写过文章，称除非德国在东方有一道它明知无法突破的屏障，否则德国问题将永远无法解决。只有到那时，它才会停止扩张，停止骚扰欧洲其余部分，并将它无可置疑的精力和能量转用于更为和平的目标。俄国可能会充当那道屏障。无论按照任何标准衡量，俄国迄今为止都是这场战争的赢家，希特勒完全依赖于斯大林的善意，而后者无疑只对维护自己和俄国的利益感兴趣。

希特勒今天比往常要安静一些。那些“橡皮图章”国会议员们的快活劲要多一些，热情要少一些，只是当他吹嘘德国强大时除外。这种吹嘘可以使任何德国人感到热血沸腾。内阁成员们坐在歌剧演员平时进行表演的舞台上。大会开始前，他们随意地站着并轻松地聊着天。里宾特洛甫和雷德尔海军上将在一起，戈培尔博士和冯·牛赖特在一起。会议结束后，我采访过的大多数议员都表示肯定会实现和平。这是一个美好的秋日，天气凉爽，阳光灿烂，似乎也有助于人们产生好心情。当我穿过蒂尔加滕公园去参加国会会议时（像往常一样在克罗尔歌剧院召开），我注意到到处都是高射炮阵地。

第二天早晨的《人民观察家报》（希特勒本人进行战争叫嚣的御用工具）似乎变成了一只和平鸽。红色大字标题是：“德国的和平意愿—无意对法国和英国作战—除殖民地外别无领土要求—削减军备—与欧洲所有国家合作—建议召开会议。”

如果纳粹是真诚的，他们应该在发动“反攻”前就说这套甜言蜜语。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0月8日

今天的《人民观察家报》以整整一版的篇幅刊登阵亡启事。没想到会有这么多的独子丧生！摘录两则典型启事：“为元首、人民和祖国像英雄般战死，9月18日，在波兰的战斗中，我亲爱的独生子，22岁。”另外一篇是：“为了他可爱的祖国，9月20日在库特诺附近的战斗中倒下，我唯一的儿子，25岁。”所有的阵亡启事都由母亲签名。

我明天去日内瓦，以使神经得到恢复，并取些冬季衣服，因为天气已经变冷。当我整整两个月前离开日内瓦时，没有带任何冬服。我没想到需要带。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感觉倒像是过了一个时代。在和平年代，时间对于记忆是多么无足轻重。那个世界已不复存在。而对于我来说，尽管它存在缺点，存在不公正和不平等，但总体上仍然是个不错的世界。我在那个世界长大成人，在其中的生活是自由的、文明的、深刻的，充满了小小的悲剧和喜悦，工作和休闲，新的土地，新的面孔——少有陈腐平庸，永远抱有希望。

现在则是一片黑暗。一个新世界。灯火管制、炸弹、屠杀、纳粹主义。现在到处是暗夜、尖叫和野蛮。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日内瓦，10月10日

终于可以回家待两三天了。难以言表的震惊。今晚当我回家时，孩子还在睡觉；头枕着枕头，正在熟睡中。苔斯在车站接我，既漂亮又……她开车带我们回家——德马雷·贝斯从柏林跟我到这里来，另外还有多萝西。在实行灯火管制的柏林待了六周以后，驱车经过日内瓦城，看到眩目的街灯、灯火通明的商店橱窗、头灯大开的汽车，感觉非常奇怪。奇怪而美丽。

今天中午在巴塞尔，德马雷和我毫不知羞地吃了个肚儿圆。我们点了一大盘奶油，只是为了欣赏它，另外还点了俄国鸡蛋、一大份牛排、奶酪和甜点，还有几升葡萄酒、科涅克白兰地、咖啡——真是一顿盛宴！而且不用给食品券。从巴塞尔开始，我们在火车上一路感觉都很好。山脉、山边的小木屋以及结实的瑞士人都像是来自天堂。

今天早晨在从卡尔斯鲁厄沿莱茵河去巴塞尔的路上，我们经过约100英里的法国边境。没有任何战争迹象，列车服务员告诉我，自从战争开始以来这条前线还从未开过一枪。当列车沿着莱茵河行驶时，我们可以看到法国碉堡，在许多席子的遮掩下，法国人正在建造堡垒。在德国这边也是同样的景象。部队似乎遵守着一项停火协议。他们相互在对方的视野和射程中毫不隐蔽地干着自己的事儿。实际上，一发法国75毫米炮弹就可以将我们的列车干掉。德国人在铁路上运输火炮和补给，但是法国人并不干扰他们。

真是一场奇怪的战争。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日内瓦，10月11日

看到瑞士报纸同时刊登两边的战争报道感受到一种奇怪的震惊。如果在独裁国家里能够做到这一点，可能那些“恺撒们”就不会这么轻易地挑起战争了。带着艾莲(Eileen)和苔斯到处逛很有意思。回家时感冒了。这里的房间里现在还没有供暖。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0月15日

又回来了，感到很压抑，瑞士的一周过得实在太快。我在日内瓦的三天半时间里，有两天是在发烧，一天是在准备播音，但却因气象原因无法播出。即使如此仍很不错。苔斯坐火车一直送我到纽沙特(Neuchatel)，在湖边这个小站分手时实在很伤感。瑞士火车上坐满了士兵。这个国家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参军，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比例都高。这并非他们的战争。但是他们准备战斗以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我在公寓里问一个胖胖的商人，他是否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以获得和平（在周围都是交战国而且所有身体健康者都参军的情况下，瑞士的商业遭到了毁灭性打击），从而可以重新挣钱。

“不是希特勒提出来的那种和平，”他说道。“也不是过去5年中我们所拥有的那种和平。”

入夜后不久，沿着莱茵河行驶，又经过了那段梦幻般的前线。双方士兵都在观望着，就是不开枪。实行灯火管制的法兰克福车站简直像一场噩梦。数以百计的旅客，其中有不少是士兵，在几乎漆黑一片的站台上试图挤上火车，被行李绊得跌跌撞撞，或是踩到别人身上。我在卧铺车厢留有一个铺位，但在夜色中无法找到那节车厢，便又回到了坐席车厢，一直坐到柏林。实行灯火管制的列车走廊里挤满了人，他们就在黑暗中整整站了一夜。

在安哈尔特(Anhalter)车站，我买了一份早报。重大新闻。“德国潜艇击沉英国战列舰‘皇家橡树号’(Royal Oak)！”英国海军部已经承认这一事实。这真是一个重大打击。奇怪德国人是如何又是在哪里击沉这艘战列舰的？

记：罗素·希尔(Russel Hill)是一个非常聪明的21岁年轻人，他既为我们作播音工作，同时还是《先驱论坛报》的助理记者。他告诉我，周三（10月11日）一条关于停火的假报道使整个柏林出现欢喜若狂的景象。他说，那天早上，电台播发的一条新闻宣称，英国政府已经倒台，将立即实现停火。罗素还说，菜市场的胖老太太们都将卷心菜抛到了空中，在狂喜中弄坏了自己的摊位，然后便跑到近处的酒馆里，喝杜松子酒庆祝和平。当下午柏林电台否认这一报道时，那种似乎从梦中醒来的感觉非常可怕。

我房间的服务员告诉我，昨晚在柏林听到非常猛烈的高炮射击声，是战争开始后第一次。宣传部今晚解释称，一架德国飞机在城市上空迷航，结果被击落。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0月18日

德国潜艇击沉“皇家橡树”号战列舰的地点原来正是在斯卡帕湾(Scapa Flow)，那里是英国最大的海军基地！听上去不可思议。今晚，一位世界大战时期的潜艇指挥官告诉我，在上次战争中德国人曾两次试图派一艘潜艇进入斯卡帕湾，但都遭到了失败，潜艇也全部损失。

普里恩(Prien)上尉，那艘立功潜艇的指挥官，今天下午专程赶到宣传部参加午后新闻发布会，身边还带着自己的艇员，都是18、19和20岁的大男孩。普里恩本人30岁，干净利落，趾高气扬，是个狂热的纳粹分子，很明显具有极强的能力。希特勒的新闻主管迪特里希博士(DrDiettrich)将他介绍给大家，同时还不停地咒骂英国人，并称丘吉尔是个骗子。普里恩对于自己如何击沉“皇家橡树号”战列舰谈得并不多。他只是说，在通过保护海湾的障碍物时没费什么周折。虽然他并未证实，但我想他一定是跟随一艘英国舰艇，可能是一艘扫雷艇，进入了斯卡帕湾。英国人的玩忽职守实在是太糟糕了。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0月19日

今天中午，德国人禁止全国广播公司和我们进行播音。我事先看过了希尔的稿子并予以批准。纳粹新闻审查官坚持认为，它将使国外产生不良印象。下午，我给波默尔博士打电话并告诉他，如果今天的行动意味着我们只能谈一些可以产生良好印象的事情的话，那我们将干脆停止播音。他向我保证这只是一个误会而已。今晚当我播音时，新闻审查员准许我说自己想说的内容。最高统帅部今晚就神秘的西线所发生的事情发布了一份详细的报告。报告称，其实根本就没有发生任何事情，我倾向于相信这个说法，虽然巴黎大肆向美国吹嘘一些荒诞的故事，即法军对西墙防线发起了一场伟大攻势。最高统帅部称，到10月17日为止，德国人在西线共有196人阵亡、114人失踪、356人负伤。这可以证明只发生了零星的、分散的军事行动。我几乎完全相信德国陆军就其军事行动所反映的情况。德国海军有些夸大其词，而德国空军纯粹就是撒谎。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0月21日

威廉大街怒气冲冲，因为土耳其与英国前天签署了一项互助条约。据我的线人说，巴本被紧急召回柏林，并被其主子召去，狠狠地训了一顿。这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德国人在外交上遭到的首次打击。他们不喜欢遭到打击。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0月22日

这个周日是“一锅日”。这意味着，你中午只能喝一份廉价的汤。但是你要支付一份大餐的价钱，差价将用于“冬季救济”行动，或者这只是他们这么说而已。实际上钱都流入了战争钱柜。今晚8点15分，戈培尔突然地、毫无先兆地发表了播音讲话，对丘吉尔进行了猛烈攻击，指责他击沉了“雅典娜号”。他称呼丘吉尔为骗子至少有12次，并且不断地高喊：“你这个厚颜无耻的骗子，丘吉尔先生！你这个可恶的骗子！”戈培尔竟然会说出这种话来！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0月24日

德国人民苦苦等待和平，但今晚里宾特洛甫在但泽发表的演说却告诉他们，这场战争必须决出最后胜负。我想每个走向战争的政府都试图使其人民相信三件事：（1）正义站在他们一边；（2）他们纯粹是为了保卫国家而战斗；（3）他们必将获胜。纳粹当然试图使人民对这三点深信不疑。现代化的宣传工具，特别是无线电，当然也给他们帮了大忙。

汉诺威的三个年轻人在灯火管制期间抢了一位女士的手提包，被判处死刑。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0月28日

我听商人圈内传说，下个月将开始实行严格的布料配给制度。真实情况是，棉花已经没有了，羊毛也快没有了，德国人民必须依靠现有的衣服凑合着过日子，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0月29日

我看了看德国人在这些黑暗的日子里所看的书。最畅销的小说有三部：（1）《飘》(Gone with the Wind)，德语译为《随风飘散》；（2）克罗宁的《城堡》(Citadel)；（3）《在树丛之上歌唱》(Beyond Sing the Woods)，作者是年轻的挪威作家特里格维·古尔布兰森(Trygve Gulbranssen)。注意三部小说的作者都是外国人，其中一人还是英语国家的作家。

非小说类书籍中最畅销的是：（1）《带颜色的战线》(The Coloured Front)，匿名作家所写的关于白种人与黑种人关系问题的著作；（2）《了解英格兰》(Look Up the Subject of England)，一本宣传英国的小册子；（3）《总体战》(Der totale Krieg)，鲁登道夫(Ludendorff)关于总体战的名著——现在倒是正合时宜；（4）《德国五十年》(Fifty Years of Germany)，作者斯文·赫定(Sven Hedin)是瑞典探险家也是希特勒的朋友；（5）《这就是波兰》(So This is Poland)，是由冯·奥尔岑(von Oertzen)编写的关于波兰详细情况的书，1928年首次出版。

我得知，尽管自8月份与莫斯科签约后，官方命令要降低反苏或反布尔什维克宣传的调门，但仍然有三本反苏书籍畅销。其中最受欢迎的是《遭背叛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Betrayed)，作者是一个名叫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的前德国共产党员。侦探故事在战时德国仍然很受欢迎，而匆忙写就的关于潜艇战和空战的书籍也很受欢迎。一个德国人今天告诉我，今天下午他在报摊上能找到的美国杂志只有一本，好像是什么《真正爱情故事》(True Love Stories)杂志10月号。

剧院的生意也很兴隆，上演的大多是古典名剧，歌德、席勒、莎士比亚。萧伯纳现在是这里最受大众欢迎的在世剧作家。唯一成功上演的德国现代戏剧是格哈特·豪普特曼(Gerhart Hauptmann)的新作，《教堂的女儿》(The Daugther of the Cathedral)。可怜的老豪普特曼，一度是位热情洋溢的社会主义者和伟大的剧作家，现在却成为一名纳粹和老迈不堪的人。

在电影界，此时最轰动的是克拉克·盖博(Clark Gable)在《中国历险记》(Adventure in China)（德文译名）中的表演。这部片子已经使人们连续四周蜂拥而入影院观剧。一部德国电影能够坚持放映一周就已经很不错了。

电台广播的威力真是惊人！我那关于缺少刮胡肥皂及我可能必须留须的言论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在10天之后便放弃了留胡须的打算。胡子是淡红色的，而且长得像杂草，遭到了所有人的嘲笑。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0月30日

今天传来对老百姓而言十分糟糕的消息。天气已经转凉并时常下雨，而且很快就会下雪，政府却规定只有5%的人可以购买新橡胶套鞋。现有存货将优先供应邮递员、报童和清洁工。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0月31日

看看莫洛托夫同志所说的话，据此地报道，他今天在莫斯科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说道：“我们极其谨慎且一丝不苟地遵守苏德条约……而且我们宣布所有关于将波罗的海国家苏维埃化的胡言乱语，只会对我们的共同敌人和所有反苏维埃破坏分子有利。”

秘密警察宣布，昨天有两人由于“拒捕”而被击毙。据称，其中一人企图诱使一座重要军工厂的德国工人怠工。希姆莱现在拥有不经审判就可枪杀任何人的权力了。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1月2日

休·约翰逊将军(General Hugh Johnson)是纳粹报纸经常引用其言论的少数美国人之一（林白是另外一个），今天他上了柏林报纸的头版。约翰逊关于美国船“弗林特城号”(City of Flint)（前些天被纳粹俘获）的观点成为《正午报》的头条新闻：“对‘弗林特城号’事件不必要的愤怒——约翰逊将军反对小题大作。”

反共产国际一事是绝口不提了。我得知纳粹的反共产国际博物馆（是这里用来展示布尔什维主义暴行的场所）已经悄悄关闭了。这一周，《反共产国际》杂志的纳粹编辑给订户们写信，就杂志9月号未能按时出刊表示歉意，并解释说该杂志将换个名称重新出刊。他宣布编辑们已经发现，德国的真正敌人原来并非布尔什维克，而是犹太人。“在所有敌视德国统治的敌人身后，”他写道，“还站着需要我们全力围攻的敌人，同时也是日耳曼人民以及所有健康向上民族的敌人，这就是那些犹太人。”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1月4日

德国电台工作人员私下里好心地提出，可以带我到一个波罗的海港口，让我在那里报道“弗林特城号”的到来，该船预定于明天抵达。但是挪威人前天又扣留了这艘船，使我的这一计划作废。威廉大街火冒三丈，威胁挪威政府，如果不将这艘美国船交还德国，将面临可怕的后果。

柏林，11月5日

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希望我就战争期间希特勒的工作状况作一次广播。我就此问题遍访我的“间谍们”。他们说：他起得很早，在7点钟即吃第一顿早餐。这一般包括一杯牛奶或果汁，还有两到三个面包卷，他喜欢在上面涂抹大量的柑橘酱。与大多数德国人相同，他还要吃第二顿早餐，这次是在上午9点。吃的东西与第一次相似，只是他还要再吃一点水果。他以浏览国内报纸来开始一天的工作，他对这项工作十分厌恶，因为他讨厌做具体工作。他与自己的副官讨论当天的日程，主要是与冲锋队领袖威廉·布鲁克纳(Wilhelm Bruckner)。他特别倚重自己的副手鲁道夫·赫斯，后者一度是希特勒的私人秘书，是少数几个他可以吐露心声的人之一。在上午，他往往会接见三军领导人，听取他们的汇报并作出决定。与戈林在一起时，他不仅谈论空军事务，而且还谈论一般性的经济问题，或者不如说是谈论其结果，因为他对这方面的细节甚至是理论都毫无兴趣。

希特勒午餐吃得很简单，往往是一份炖蔬菜或蔬菜煎蛋卷。他当然得算是素食主义者、禁酒主义者和禁烟主义者。他往往会邀请一个小圈子里的人共进午餐，包括三四名副官、赫斯、新闻官迪特里希博士，有时也包括戈林。在这种宴席上，会摆上一种专门为希特勒酿制的酒精度仅1度的啤酒，有时也会摆上一种用酸白菜酿制的叫作“赫尔夫”(Herve)的饮料，其中加了一点摩塞尔河(Mosel)葡萄酒调味。

午餐后，他回到书房开始工作。阅览更多的国内报纸，召开更多的会议，往往是与他的外交部长，有时则是与回国的驻外大使，此外还有一些党的领导人如雷伊博士或马克斯·阿曼(Marx Amann)。后者是一战时他的老军士长，现在则是利润丰厚的埃耶出版社(Esher Verlag)负责人，该社负责印刷《人民观察家报》，希特勒是该报股东。下午后半时，希特勒会在总理府后花园散散步，并继续与约好在此时会面的随便什么人谈话。希特勒是个电影迷，当晚上没有什么重要会议或他不在征服什么国家时，就会在总理府的私人电影放映室里度过几个小时，看看最新拍摄的电影。新闻纪录片是他的最爱，近几周来他看了在波兰战役期间拍摄的所有纪录片，包括为军方档案馆拍摄的数十万英尺胶片，公众永远也看不到这些东西。他喜欢美国电影，许多永远不会在德国公开上映的片子他都看过。几年前，他坚持把《一夜风流》(It Happened One Night)播放了几遍。虽然人们认为他热爱瓦格纳的歌剧，但他几乎从未光临过柏林的歌剧院。他喜欢大都会剧院，那里上演质量不错的音乐喜剧，其亮点则是美丽的舞女。最近，他邀请了一位令其心动的姑娘喝茶。但仅仅是喝茶而已。在晚上，他还喜欢邀请托特博士(DrTodt)，这是一位想像力丰富的工程师，建造了了不起的拥有两条车道的高速公路网，后来又建造了西墙的堡垒工事。希特勒热衷于补偿自己在艺术领域的遗憾，年轻时在维也纳他曾苦于自己的才华无人欣赏。现在他对建筑师们的模型十分钟爱，会和托特博士花上几个小时摆弄那些东西。他们说，他甚至还亲自设计新军装。希特勒睡的很晚，睡眠质量也很差，我担心这恐怕会是全世界的不幸。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1月7日

荷兰女王和比利时国王提出愿意进行调停。希望很渺茫。柏林很冷静地接受了这一提议。荷兰和比利时仍然拒绝举行参谋部会谈。但是，它们长期以来的中立、拒绝与任何一方结盟的做法，最终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除非能够放弃那些老古董。这里对德国通过荷兰实现突破的话题谈得很多。这不仅将绕过马其诺防线，而且也使德国空军基地向英国海岸推进了100英里。

补记：今晚，我们四五个美国记者与戈林进行了一次谈话。地点则有点蹊跷，恰好是在苏联使馆，我们是去参加布尔什维克革命周年招待会。沙皇俄国时代遗留下来的装饰物和家具闪闪发亮，列宁(Lenin)的大幅画像微笑地俯视着我们，戈林背靠一张餐具桌站着，啜饮着一杯啤酒，抽着一支长长的雪茄。此刻，他十分健谈。当一名吓坏了的副官提醒说，他正在与“美国新闻界”谈话时，他说自己不在乎。我们认为（我们真是太天真了），他可能会对美国感到生气。因为，几天前我们的中立法案被废除，而且国内还吹嘘说将向同盟国出售数千架飞机，以帮助它们击败纳粹德国。但他非但不生气，相反还就美国生产飞机的能力大开玩笑。

“如果我们只能以你们的速度制造飞机，”他说，“我们就会太虚弱了。我是很认真的。你们的飞机很好，但是你们不能迅速制造足够数量的飞机。”

“那好，德国是否会在这数千架美国飞机交付同盟国之前发动一场大规模空中攻势呢？”我们问道。

他笑了。“你们制造你们的飞机，我们的敌人制造他们的，而我们制造我们的，有一天你将会看到谁制造的飞机最好最多。”

谈话仍然继续进行：

“你对总体局势看法如何？”

“对德国非常有利。”

“目前你的空军只攻击了英国军舰。为什么？”

“军舰是非常重要的目标。而且它们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训练机会。”

“你们会开始轰炸敌方的港口吗？”

“我们是讲人道的。”

我们实在压抑不住自己的笑声，对此戈林反驳道：“你们不要笑。我是认真的。我是讲人道的。”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1月8日

事先没有通知，希特勒今晚（即1923年啤酒馆政变的纪念日）在慕尼黑的勃格布劳凯勒(Burgerbrau Keller)啤酒馆突然发表了一次演说。无论是电台还是报纸都未暗示他今晚将发表讲话，威廉大街的官员们只是在讲话前一小时才得知此事。所有德国电台都广播了此次演说，但不知出于什么理由没有允许我们向美国转播。希特勒告诉人民做好长期战争的心理准备，并披露当两个月前那个周日英法宣战时，他命令戈林做好进行5年战争的准备。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1月9日

昨晚，当希特勒和所有纳粹党重要领袖离开慕尼黑的勃格布劳凯勒啤酒馆后12分钟，即9点9分，一枚炸弹爆炸，将大厅炸得一片狼藉，7人被炸死，63人受伤。这枚炸弹被安放在一根柱子里，恰好位于希特勒发表演说的讲台后面。如果他再多停留12分零1秒，他肯定会被炸死。他原先站的地方覆盖着6英尺厚的建筑物残骸。

现在还无人知晓是谁干的。纳粹新闻界尖叫着声称，这是英国人干的，是英国秘密机构！它甚至指责张伯伦应对此负责。我们大多数人觉得这有些像国会纵火案。前几年，希特勒和所有其他大人物在演说过后会继续待会儿，与啤酒馆政变的老战友们聊聊旧事，喝喝啤酒。昨晚，他们几乎是跑出了啤酒馆，只留下普通同志们自己喝啤酒。此次未遂“暗杀”无疑会激起公众对希特勒的支持和对英国的仇恨。奇怪的是，纳粹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是唯一刊登此事的早报。昨晚午夜当我刚刚完成播音后，一个朋友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但是所有德国电台官员和新闻审查员都对此予以否认。他们说，这是个愚蠢的谣言。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1月11日

停战日。真是一个讽刺！听到慕尼黑关于为啤酒馆爆炸案死难者举行国葬的广播。希特勒出席了葬礼，但并未讲话。赫斯发表了讲话。他说：“这一犯罪企图教会我们如何去仇恨。”我想，他们事先知道。

今天得知，昨晚有人向御用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展览希特勒肖像艺术照的橱窗中扔了一块砖头。一名警察开了枪，但是罪犯趁灯火管制之机逃之夭夭。随后，警察加强了对要人们的保护措施。

似乎有迹象表明要发生什么大事。今天，有人告诉我，希特勒的司令部专列已经升火待发。纳粹党圈内人士也在悄悄谈论，可能对英国发动一次大规模空中攻击。可能会发动一次横扫荷兰和比利时的进攻。也有可能通过瑞士发动进攻。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1月12日

德国人宣布，他们已经根据“军事法庭的判决”枪毙了勃洛姆堡的波兰市长。他们说，调查表明他“涉及对日耳曼人的谋杀和盗窃城市资金”。我想，这就是德国人的和平。我想不起在同盟国占领莱茵区后，曾经枪毙过哪个德国城镇的市长。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1月12日

今天下发了衣服配给卡，可以看到许多德国人的脸都拉长了。男人、妇女、男孩、女孩和婴儿的配给卡都各不相同。除了婴儿的配给卡外，每个人的卡上都有100点。买一双短袜或长袜只花5个点，但是你每年只能买5双袜子。一套睡衣要花30点，几乎相当于配给卡总额的三分之一，但如果你买睡袍的话，就可节省5点。一件新大衣或西服套装将花掉60点。今晚我计算了一下，用我的衣服配给卡（购买衣服还要受季节限制），从12月1日到4月1日可以购买：两双短袜，两条手绢，一条围巾和一副手套。从4月1日到9月1日：一件衬衫，两副衣领和一套内衣。在一年的其他时候：两条领带和一件汗衫。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1月18日

昨天，布拉格大学9名年轻的捷克学生被带到一个德国行刑队面前并被枪决。在今天中午的新闻发布会上，我们质问政府这是为什么。他们答道，这些学生在10月23日和11月15日组织了反德示威游行。“在战争时期这可不是开玩笑，”我们的新闻发言人说道，对于我们的问题甚至显得有些不耐烦。当天晚些时候，德国人承认还有3名捷克人，其中有两人是警察，因“攻击一名德国人”而被枪毙。我敢拿衬衫打赌，300万苏台德日耳曼人在捷克统治20年中，没有一人曾因参与示威游行而被处决。

昨天，在德国有3名年轻人因“叛国罪”而被处决。今天，在奥格斯堡(Augsburg)有两名年仅19岁的孩子因在一名士兵的家中偷窃而被判死刑。

《先驱论坛报》的比奇·康格尔(Beach Conger)一个月前才来到这里，今天在德国政府要求下被迫离开。纳粹不喜欢他写的一篇文章。他们要求收回这篇文章。他拒绝了。在最后时刻，比奇说道，一名高大的纳粹官员把他叫进屋里，“提出”让他得到一家大型美国电台网络驻柏林记者的工作，这使他相当吃惊，令我也受惊不小。大多数美国记者都到车站欢送他，还有人向康格尔夫人献了鲜花。

虽然纳粹不喜欢我，但我估计自己永远不会被赶出德国。他们的困难是我的电台播音稿事先都经过审查，所以无论我在播音时说了什么，都不能用来对付我。报纸记者可以用电话将想写的任何内容告诉外界，同时也就会冒康格尔所冒的风险。这甚至要比我必须承受的新闻审查更为糟糕，因为纽约新闻协会和纽约报社不喜欢被一脚踢出来的记者。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1月19日

迄今为止几乎有两个月时间没有发生陆战、海战或空战了。然而，从与德国军方人士的谈话来看，我确信如果认为德国人将会接受同盟国把战斗限制于经济战线的做法，那将是一个错误。帝国在那种类型的战争中将处于不利地位。而这也是为何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期待着军事行动尽快开始的原因之一。

弗兰克(Frank)（被占领的波兰的总督）今天宣布华沙的“隔都”(ghetto)从此以后必须与首都的其余部分用路障隔离开，并处于警察严密控制下。他说，犹太人是“疾病和细菌的携带者”。今晚，一名由华沙返回的美国朋友告诉我，纳粹的政策就是要灭绝波兰犹太人。他们被驱赶到波兰东部地区，被迫住进没有取暖设备的小木屋，并被剥夺了任何为自己挣得面包和奶油的机会。几千名来自帝国内部的犹太人也被遣送到波兰东部去送死，他说道。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1月20日

纳粹分子强迫可怜的奥古斯特·威廉王子（德皇第四子）出席今晚在宣传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以否定最近谣传的希特勒迫害霍亨索伦家族成员的说法。“奥维”(Auwi)（人们习惯于如此称呼他）是霍亨索伦家族中唯一积极参与纳粹党活动的人。他实际上是冲锋队的一名成员，今天波默尔博士将他介绍给我们时，称其为“大队长奥古斯特·威廉王子”。他有些紧张并且对自己扮演的角色也感到有些羞愧，将要求他说的话告诉了我们，并以一句响亮的“希特勒万岁”结束了讲话。我不禁想到，这对霍亨索伦家族而言真是个奇怪的结局。那个充满活力的普鲁士家族产生了腓特烈大帝以及腓特烈的父亲还有威廉二世，并且先是将普鲁士随后又将德国提升到世界大国的地位。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1月21日

盖世太保头子希姆莱今天声称，他已经发现了半月前那个在慕尼黑安置炸弹并差点将希特勒炸成碎片的人。他的名字叫格奥尔格·埃尔塞(Georg Elser)，今年36岁。据希姆莱称，在他背后是英国情报机构和奥托·施特拉塞（纳粹党前领导人，现在则是希特勒的死敌，目前住在法国）。希姆莱关于埃尔塞如何行动的报告听上去实在可疑。今天，一名德国人在看到报道后告诉我：“现在我可以肯定，那颗炸弹是希姆莱安的。”有几个月的时间，在几乎每一次纳粹新闻发布会上，我们都会询问何时审判埃尔塞。开始时，我们被告知，他将会与国会纵火案的“罪犯们”一样，在莱比锡(Leipzig)最高法庭接受审判。这似乎非常恰当，因为纳粹党在两件案子中都有嫌疑。几周以后，我们每天必提的问题“何时审判埃尔塞”，只会惹得记者们发笑并使波默尔博士（宣传部外国新闻司司长）、施密特博士(DrSchmidt)（外交部新闻司司长）和其副手冯·斯图姆男爵(Baron von Stumm)感到越来越尴尬。最后，我们终于不再觉得此事可笑。在充分利用此事开了几个月的玩笑后，我们最终不再提它。据我所知，埃尔塞从未被审判过。无人知道他是否已被处决。

希姆莱今天还宣布（似乎是为了迷惑公众），英国情报机构负责西欧的头子，一个什么贝斯特(Best)先生及其帮凶斯蒂文斯(Stevens)上尉，都于11月9日在德荷边境被盖世太保抓住。这也证实了我们听说的阿姆斯特丹传来的绑架案消息。荷兰人称，此事发生在荷兰领土上。

《人民观察家报》的记者在明天的报纸上将会说，当看到埃尔塞后，“你几乎忘记了自己正与一名恶魔待在一起。他的眼睛是聪慧的，面貌相当柔和。”

希姆莱及其手下进行这一系列活动，显然是企图使容易受骗上当的德国人民相信，英国政府打算通过谋杀希特勒等人来赢得这次战争。今天，新闻审查员删去了我的播音稿中关于国会纵火案的内容。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1月23日

感恩节。在临时代办亚历山大·柯克(Alexander Kirk)家，约100名饥饿的美国人冲向堆放在餐桌上的几只火鸡。晚饭时，我在奥克斯纳家又吃了一次火鸡，在午夜时分又拉上多萝西·奥克斯纳一起去播音室，就她如何在实施战时配给制的德国准备一顿火鸡大餐做了一次采访。她解释得非常好，说自己使用一种新型机器将奶油从黄油中提炼出来，并以此作为制作南瓜馅饼所需的生奶油。

12月1日以后，凡是不属于正规农场的马、牛和猪也都要使用食品配给卡。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1月26日

比尔·怀特(Bill White)［威廉·艾伦(William Allen)的儿子］来到了这里，他在本周还帮助我对战时夜生活进行了调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希望我今晚就此题目作一次播音。我们发现柏林的夜生活非常丰富。明天将去日内瓦待一些日子。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日内瓦，12月1日

苏联入侵芬兰！昨天红军空军轰炸机攻击了赫尔辛基，杀死了75名平民，有数百人受伤。工人阶级最伟大的斗士，反抗“法西斯侵略”的了不起的宣教士，“一丝不苟地遵守条约”（引用莫洛托夫一个月前的讲话）的最正义的旁观者，现在却违背了至少半打“庄严的条约”，扑向了欧洲最规矩、最勤劳并实行民主制度的小国。过去10年苏联在国际关系上赖以立足的道德基础像纸牌搭建的房子一样坍塌了，而批评者和反共分子一贯都是这样认为的。斯大林表明自己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和小日本都是一丘之貉。苏联外交政策原来与沙皇时代一样具有“帝国主义”特色。克里姆林宫已经背叛了革命。

我愤怒了足有30个小时；昨晚几乎无法入眠，虽然实际上我也没有机会睡觉。自从昨天中午开始我便不断向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柏林、伯尔尼、阿姆斯特丹和伦敦打电话，为我们从芬兰作播音进行通讯准备。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将此事办成，不仅是出于自己的目的，也是为了使美国国内能够听到芬兰人为自己辩护的声音。这是一项艰苦的工作，一个失败接一个失败，但是我们就是要把此次播音工作办成。首先，马克西(Maxie)代表全国广播公司与日内瓦电台（我们唯一中立的对外联系渠道）达成了协议。他还率先与芬兰人和瑞典人进行联系，并设法使对方同意，让芬兰总统卡利欧(Kallio)、外交部长埃尔库(Erkko)只接受全国广播公司记者的采访。给赫尔辛基政府打了个电话，澄清了这一事实，原来并非如此，至少芬兰人这样说。但是我很难说服斯德哥尔摩的瑞典人，使他们相信参与采访的并非全国广播公司一家，还包括我们公司。而且，我还必须依赖他们转播所有从芬兰发出的信号。昨天整个下午都在寻找一家转播电台。柏林的德国广播公司既不会向我提供转播电台，也不会提供用于转播的电话线路。他们接到不要冒犯俄国人的命令。给阿姆斯特丹打电话，试图使荷兰人借给我一个转播电台，但是他们太害怕违犯自己的中立地位了。实际上只要有利可图，无论是俄国还是德国无疑都不会尊重什么中立地位的。最后爱德·莫罗解决了我们所有的困难，不过我们既不会将此告诉德国人，也不会告诉瑞典人，甚至也不告诉芬兰人。他让英国广播公司接收瑞典中波电台转播的信号，而后者则是通过电话线接收来自芬兰赫尔辛基的报道再进行广播的。英国广播公司再将他们接收的信号通过电缆传输到“橄榄球”电台，再通过短波发射台传送到我们在纽约的播音室。从赫尔辛基播音的通常做法是，通过电话线将播音经瑞典、德国传到瑞士，然后再通过日内瓦的发射台用短波传送到纽约。但是，德国拒绝为我们提供转播电话设施，马克西又独占了日内瓦的发射台，使我们无法这样做。纽约方面反馈说，我们对赫尔辛基报道的转播要比全国广播公司的转播好得多。他们的转播很明显是由日内瓦接收斯德哥尔摩中波发射台的信号，但是由于伦敦的接收设备性能要比日内瓦的优越，我们的转播效果自然也要出色得多。

今天下午，我安排《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驻赫尔辛基记者对赫尔辛基遭受轰炸作了首次现场报道——一条独家新闻。哈拉尔德·迪特里希，是德国广播公司短波部主任，同时也是一名冷静而优秀的技师。他对于美国广播电台在接收欧洲电台信号时所面临的技术工作，几乎具有一种艺术家的敏感。虽然是个需要提防的狂热纳粹分子，但我在德国与他合作得最顺利也最成功。哈拉尔德打电话告诉我，将尽全力促使戈培尔允许我们使用转播用电话设备，只是我必须保证通话者都是美国人。

由于流感而发着烧，但必须继续处理这些在芬兰进行播音的事务。苔斯努力投入工作，帮了大忙，往往要用几种语言对着电话叫喊几个小时，其中包括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语言，她的丹麦语说得不错。她还得发出并接收电报，这些都必须在电话旁完成，对我帮助很大。两天来我的电话账单已经超过了1000美元，包括打给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柏林、阿姆斯特丹、伦敦和纽约的无数紧急电话。我的海底电报和普通电报帐单一定也达到将近500美元。但是保罗·怀特和克劳伯(Klauber)坚持要求：“一定要播音。”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2月7日

通过电话与斯德哥尔摩的比尔·怀特取得了联系，并叫他前往赫尔辛基为我们报道芬兰战争。他从芬兰前线发回的感人的圣诞节播音还上了罗伯特·舍伍德(Inspire Robert Sherwood)的剧本《夜晚不再》(There shall Be No Night)。有趣的一件事：我们公司在纽约的一些人认为，有一天晚上他在这里的报道完全脱离了中立立场，拍电报称虽然他们个人同意比尔反纳粹的倾向，但他应该努力更客观一些。当我返回柏林前往德国广播公司时，迪特里希手里拿着比尔的播音稿向我走来。我想，他可能会挑起一场争执。

“看看这个，”他说道。

“有什么问题吗？”我说道，并决定维护这篇播音稿，虽然这篇稿子在讥讽嘲弄纳粹方面确实有些过火。

“噢，它非常精彩！我们这里认为这是一次非常出色的播音，机智但是公正。如果你能够忘掉你个人对纳粹主义的反感，有一天你可能也能做到。”他说道。

即使我在德国住上100年，我也无法理解这些德国人。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2月10日

在这个安息日的夜晚，爱德·莫罗和我进行了柏林和伦敦之间的首次电话交谈，自开战以来两地间的电话联络即被切断。这是一次播音节目。我相信这是保罗·怀特的主意，他特别热衷于做“姿态”。我们的声音的确是作了一次长途旅行。埃德的声音由伦敦通过短波发射到纽约，再从那里由短波发射到柏林，然后我才能听到。我的声音则沿着同一条路线作反方向旅行。为了不至于给敌方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我们事先都写好交谈内容，我将我的问题和爱德的回答以及他的问题和我的回答都提交给德国人，而他对英国人也是如此。两国在对待稿件方面都表现得相当宽宏大量。听到爱德的声音令人高兴。有一两次他的声音模糊不清，我也无法听到提示我说话的暗号，但总体而言十分有趣。

似乎埃莉诺·K是在由阿姆斯特丹到柏林的路上，被盖世太保在靠近德荷边境的本特海姆逮捕，并且从关押她的当地旅馆顶楼跳下。几乎是个奇迹，她没有被摔死，但背部、双腿和一只手臂骨折。我听说，她现在已被释放，并前往纽约。必须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我敢肯定秘密警察在她身上没有抓到什么把柄。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2月13日

“不来梅号”客轮成功地突破了英国的封锁，沿着挪威海岸由摩尔曼斯克返回德国港口。英国海军在此事上显得不那么能干。乔丹和我在谁将对海军准将阿伦斯(Commodore Ahrens)（“不来梅号”船长）进行采访一事上发生了争执。我不喜欢这类竞争。由于争执我们都落入了纳粹的手里。宣传部现在坚持让洛斯罗普·斯托达(Lothrop Stoddard)代替我们进行此次采访。有人告诉我，这位美国作家凭着《有色人种的兴起》一书而迅速走红。他写的关于种族问题的文章，被选进了纳粹学校课本。我不能让宣传部来指定节目主持人，因此即使哥伦比亚公司失去了播音机会，仍然坚决拒绝了这一提议。

今天，里宾特洛甫的白皮书《关于此次战争起源的文件》由外交部以几种语言出版。我很快地读了一遍后，就可以肯定这本书像它的作者以及其服务的主子一样不诚实。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曾批评帝国政府在1914—1918年间对于战争起源的宣传不温不火。那时，柏林政府的立场似乎是，德国对1914年战争爆发应负的责任并不比其他国家多。希特勒认为这是糟糕的宣传。他认为，帝国政府应该絮絮不休地对着全体德国人民的耳朵说，同盟国应为战争负完全责任。他现在正在这样做。

在序言中，里宾特洛甫重复了一个流传已久的谎言，希特勒已经勤勤恳恳地使其在这个国家成为无可置疑的真理：那就是，在凡尔赛和会后，大不列颠抵制任何德国以和平手段摆脱和约枷锁、解放自己的努力。英国反对过德国1935年实行义务兵役制吗？反对过1936年德国进军莱茵区吗？反对过1938年德奥合并吗？反对过1938年将从未属于德国的苏台德区割让给它吗？

圣诞树开始出售了，但立即被人们抢购一空。无论德国人是多么粗野、凶暴，多么像个异教徒，他们对于圣诞树却怀有一种孩子式的热情。所有地方的人们都勇敢地企图使这个圣诞节看上去与和平年代一般无二。我今天进行了一次圣诞节采购，但却感到有些狼狈。在橱窗里摆着那么多好东西，但是人们却不能买，因为按照政府的命令，将它们摆在那里只是为了展览。德国人在圣诞节往往会相互馈赠衣饰、肥皂、香水、糖果等礼品，但今年这些东西都实行了配给，他们必须送别的东西。今天在拥挤不堪的商店里，他们大多是购买书籍、收音机、留声机、唱片和珠宝。我试图购买一些留声机唱片送给德国广播公司的四位女秘书，但发现你必须交出老唱片才能购买新唱片。我没有老唱片，也就很不幸地不能购买新唱片。政府在圣诞节对配给制也稍微放松了一些。每人可得到四分之一磅奶油、100克额外的肉，在圣诞节这一周可得到4个鸡蛋，而非以前的1个鸡蛋。

这些天纳粹报纸给丘吉尔加上了新的头衔：“谎话大王”。在纳粹报纸提到丘吉尔一般只用其名字的缩写W.C.，在德国每个厕所都标着这两个字母，这也是纳粹那么干的原因。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2月14日

今晚，德国报纸大肆庆祝袖珍战列舰“格拉夫·斯佩号”(Graf Spee)在蒙得维地亚港外对三艘英国巡洋舰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在收音机里，我听到伦敦也将此次海战欢呼为英国的胜利。这不禁使人想起日德兰大海战，当时英国和德国都庆祝自己获得了胜利。德国报纸声称，英国巡洋舰使用了芥子气炮弹，不过德国海军对这一指控并不当回事。戈培尔博士当然要利用这个故事大做一番文章。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2月18日

公众还有点糊涂，不知道“格拉夫·斯佩号”的伟大胜利如何却以这艘袖珍战列舰昨天下午在蒙得维地亚港外自沉结束。但是戈培尔和戈林却很利索地使人们尽可能快地忘掉此事。明天早晨，德国人民的注意力将被报纸和电台转移到其他方面，一场赫尔戈兰岛附近的所谓胜利——这一次是在空中。所有报纸和电台都接到命令，要求它们尽其所能地大吹大擂一份政府公告，即今天下午在赫尔戈兰岛(Helgoland)北面44架英国轰炸机中有34架被击落。一场非常及时的胜利。我们就“格拉夫·斯佩号”事件提出一系列令德国人尴尬的问题后，刚刚穿上外套并走下楼梯，正要离开晚上的新闻发布会场时，波默尔博士上气不接下气地冲进来，说他有一些重要消息，请我们上楼返回会议室。然后，他就气喘吁吁地宣读了关于击落34架英国飞机的公告。我怀疑这是个骗局。

听说，就戈培尔在“格拉夫·斯佩号”事件中帮倒忙一事，海军冲希特勒发了火。海军上将们最感恼怒的是，前天该舰自沉后，戈培尔还让记者由蒙得维地亚发回了一篇电讯，声称这艘袖珍战列舰只受了表皮伤，而英国报道其遭到严重破坏纯属谎言。

在告诉人们如果同盟国胜利将会出现的可怕后果，以促使民众支持这场战争方面所作的宣传要更为精明一些。明天的《人民观察家报》将刊登一幅地图，显示如果法国和英国获胜的话，德国领土会变成什么样子。《人民观察家报》声称，同盟国报纸已经刊登了这幅地图，不过我很怀疑纳粹编辑们没有对其进行一番不着痕迹的润色。根据这幅地图，法国拥有莱茵区，波兰拥有德国东部，丹麦拥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捷克斯洛伐克拥有萨克森(Saxon)，南边是一个巨大的哈布斯堡帝国，包括了德国南部大部分地区。德国剩下的土地则标为“占领区”。真是聪明的宣传，德国人民会上当的。

补记：当我在播音中提到上述故事时，我评论道：“我没有看到如果德国赢得战争时欧洲地图的模样。”我的新闻审查员认为这违背了公正立场并将这段话删掉。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2月21日

今天，德国海军发布了一项奇怪的公告：“海军司令部宣布：‘格拉夫·斯佩号’司令官，汉斯·兰斯道夫(Hans Langsdorff)舰长，在其战舰沉没后，不愿苟且偷生。遵循古老的传统以及他在其中生活了30年的军官团的精神，他做出了这一决定。在将其船员带到安全地带后，他认为已经完成了自己的职责，并追随他的战舰而去。海军对此表示理解和褒扬。兰斯道夫舰长的行为不愧战士和英雄的称号，没有辜负他的元首、德国人民和海军的期望。”

可怜的德国人民，得不到任何来自外界的真实消息，永远也不会被告知兰斯道夫舰长并未随其战舰沉入海底，而是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旅馆房间里孤独地用左轮手枪自杀。他们也不会被告知（虽然海军在这篇公告里已经竭尽所能地进行了暗示），被这次失败激怒的希特勒，在暴怒中命令这位舰长结束自己的生命。

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向约瑟夫·斯大林同志发了祝贺圣诞节的电报。真是非常滑稽。希特勒的电文称：“对您本人以及友好的苏联人民的繁荣未来致以最美好的祝愿。”对此，斯大林答称：“德国和苏联人民之间由鲜血凝成的友谊将是持久和巩固的。”经过一个月的战斗，俄国人在芬兰进展甚微。我还记得苏联使馆顾问在战斗开始前曾说的话。他吹嘘道：“三天内事情就会结束。”

在过去两天，这里承认共判处了11件死刑案。约一半是间谍案，其余则是因为“破坏了战争时期人民的利益”。除一件案子以外，所有判决都由“人民法庭”作出，其程序从不公开。这11个案子中，有一个案子是因“破坏人民利益”，法庭作出了15年监禁的判决。但是希姆莱对这一判决并不满意，因此他直接下命令将这个可怜的家伙枪毙。“抵抗国家权威者格杀勿论，”希姆莱说。但是当你与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谈话时，他是多么温和的一个小个子家伙，使你想起一位乡村教师，他一度干过这个职业——戴着夹鼻眼镜以及其他一些东西，简直是惟妙惟肖。弗洛伊德(Freud)曾经告诉过我们，为什么温和的小个子或者身上流露出女性气质的人如希特勒，有时会变得如此残忍。我猜想自己宁愿忍受戈林那种暴跳如雷式的粗暴待遇。

许多收听外国电台广播的德国人被判处了长期监禁的刑罚，然而仍然有许多人继续收听。实际上，偷听敌台的人数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今天发布了官方警告。在结尾处声称：“对于收听敌人谎言的那些白痴罪犯将毫不容情。”有一天我与一个德国家庭度过了一下午，包括母亲、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当他们收听下午6点BBC新闻时都显得有些紧张。那位母亲说，除了门房以外（那是这座公寓楼的正式密探），他们刚刚得知一名犹太房客为了换取服装配给卡（犹太人有食品配给卡，但没有服装配给卡）也充当了这座楼里的密探，因此他们必须特别小心。他们将收音机音量调得如此之低，以至于我几乎听不到新闻，而且一个女儿还在大门口盯着。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2月24—25日，凌晨3点

圣诞夜。外面下着雨，但不久将会下雪。不知怎么搞的，第一个战时圣诞节比任何东西都使人更深切地体会到战争已经来到每个人的家中。对德国人来说，圣诞节总是每一年的高潮，但今年却是一个凄凉的圣诞节，礼物很少，斯巴达式的食品，男子们都不在家，街上实行灯火管制，百叶窗和窗帘都按照警察局的规定拉得紧紧的。我曾经在许多个美丽的圣诞夜漫步柏林街头。即使是在最贫困的街区，透过不拉窗帘、毫无遮挡的窗户，都可看到家家皆有烛光辉煌的圣诞树。德国人感到了今晚的不同。他们显得阴沉、压抑和悲伤。希特勒已经前往西线，不过我们被禁止提及此事。他于21日匆匆忙忙地出发，不再参加为总理府工作人员以及他的纳粹党老友们举行的传统圣诞节宴会，尽管此事早已安排就绪。今晚我去奥克斯纳家吃的圣诞节晚餐，这真是一顿美餐。在那里聚集了相当一部分人数已经大大减少的美国侨民，而且我想我们都极力想忘却战争和德国人，并按照“美好的传统的美国方式”享受飞逝着的圣诞时光。对于我们所有人而言，这种“美好的传统的生活方式”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但是晚餐有火鸡和配菜，多萝西像艺术家一样做了南瓜馅饼、掼奶油和真正的咖啡，还有许多最近十分少见的优质红酒，啊，还有香槟和一棵巨大圣诞树以及一位长着金黄色头发、清澈的蓝眼睛、跳起舞来像阵风的可爱美女，明天她就要与丈夫一起出发前往芬兰前线，在伤员们四处喷溅的鲜血中工作了。

午夜时分，我因播音而必须离开。在德国广播公司，他们在一个办公室里树起了一棵巨大的圣诞树，当我到达时人们正在跳舞、喝香槟取乐。我担心这次播音毫无疑问是有些过于感伤。我不断地回想起童年时一战前舒曼·海因克(SchumannHeink)在芝加哥演唱“安静的夜晚”时所用的腔调。“嗬嗬勋爵”(Lord HawHaw)，那个在这里被称为弗罗利克(Froehlich)的英国叛徒，其真实姓名是威廉·乔伊斯(William Joyce)，每天晚上会有成百万英国人在电台上听到他的声音。他和他的英国妻子也来到晚会上，但是我刻意避开了他们。后来，杰克·特雷沃(Jack Trevor)（一名英国演员，也是叛国者并为德国人作英语广播）走进屋里，看上去喝了不少酒。我对他也无法容忍。

两小时内——凌晨5点——必须乘车出发前往汉堡和基尔(Kiel)，明晚我将在那里的德国舰队作一次圣诞节播音。因为我无法在圣诞节回日内瓦，所以很高兴能够有这么一次消遣。自从战争开始后，还没有一个外国人曾经见过德国舰队。纳粹曾经答应我在“西墙防线”作一次播音，因为我们公司驻巴黎办事处在马其诺防线安排了一次播音，但是有人欺骗了我，将这个机会给了我们公司的竞争对手。作为抗议，我在晚上停止播音一星期。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2月27日(1)

这真是一个不平常的圣诞节。在德国舰队待了两天时间，我是第一个得到这种机会的外国人。

圣诞节拂晓前几小时即起床，但是陆军派来的司机却因为柏林的灯火管制和浓重雾气而迷了路。我们花了两个小时才找到向导，一位来自陆军总司令部的X 中尉。他是典型的一战军官，戴着单片眼镜，被气得说不出话来。他发火是因为在瓢泼大雨中在一处黑暗的街角站了两小时，而我们的车几次经过那里。

当我们抵达汉堡后，仍然下着倾盆大雨。这个城市令我想起了利物浦。我们最终找到了码头，趟过一英尺深的积水，来到停泊战舰的地方。我花了一小时参观新型巡洋舰“海军上将希佩尔号”(Admiral Hipper)，这艘战舰系泊在一个码头上。在甲板上下都堆放着大量乱七八糟的物品，但是军官们解释说它只是在进行正常维修，每艘新型舰艇都需要这样。他们发誓说这艘军舰并非是遭敌军破坏。不知什么原因，我与这些德国海军军官们相处得非常融洽。当喝红酒吃三明治时，我提醒他们说英国海军部最近宣布英潜艇用鱼雷击中了一艘巡洋舰。德国舰长冲我眨了眨眼，示意我跟他来。我们顺着一条狭窄的梯道爬呀爬，直到我浑身大汗、喘不过气来，我的外套也撕破了5处。最后，我们爬到了指挥塔。

“看看那里，”他有些顽皮地说道。约100码以外有一艘稍小一些的巡洋舰被架在干船坞里，恰好在舰体中部，即水手们所说的舯部，被炸开了一个直径足有50英尺的大洞。这是巡洋舰“莱比锡号”(Leipzig)，德国舰长告诉我一枚英国鱼雷准确地击中了“莱比锡号”，但他们很幸运地将这艘军舰开回了港口。他还说，BBC声称这艘军舰已被击沉。但是它就在那里，虽然是圣诞节，仍有一群工人聚集在舰上进行修理。在我们返回汽车时，沿着河边溯流而上走了一段，我注意到35000吨级的战列舰“俾斯麦号”(Bismarck)。看上去它已接近完工。这艘军舰及其姊妹舰都笼罩在极度神秘的气氛中，它们是德国海军仅有的两艘35000吨级战列舰。

下午晚些时候，当我们驱车前往基尔时，天气开始转冷，由下雨变成下雪，汽车在翻山时遇到了困难，因为路面开始结冰。在基尔，一些可能是代表宣传部的官员迎接了我并简短地说了几句话。

“我刚刚听说，”他说道，“你在汉堡逗留并看到了我们在那里的所有军舰。你看到‘莱比锡号’巡洋舰了吗，夏伊勒先生？”

“是的，先生，而且……”

“那些英国骗子，他们说他们击沉了‘莱比锡号’，夏伊勒先生。”

“对我而言它的确不像是被击沉了，我必须承认，而且我将很高兴在播音时宣布我已经看到了它，它并未被击沉，但是那个……”

他以一声大吼打断了我的话。“夏伊勒先生，那就好。你将答复这个卑鄙的英国谎话，是吗？你将告诉伟大的美国人民事实真相。告诉他们你已经亲眼看到了‘莱比锡号’，是吗？而且那艘军舰完好无损。”

我还没来得及插话，他就将我推上了通往一艘海军汽艇的跳板。我转向陪同我前来的中尉表示抗议。但他的单片眼镜已经掉了下来，脸上满是悲哀，于是我也放弃了抗议的努力。无论如何，在这伙人中他能说些什么，而且现在又有几名等候在汽艇中的海军军官加入了我们的行列。

驶进基尔港，我惊奇地发现几乎整个德国舰队都因圣诞节而集中在这里。我注意到袖珍战列舰“德意志号”(Deutschland)，两艘“科隆”(Cologne)级巡洋舰（近几天在柏林我突击钻研了德国海军舰艇的型号以便能够分辨，当一名军官证实它们的确就是“科隆”级时我感到很自豪），这些都是26000吨级的战列舰（译注：夏伊勒不熟悉军事，经常犯类似错误。实际上袖珍战列舰、巡洋舰与战列舰是有区别的，后者吨位一般要大得多），另外还有约15艘潜艇，还不包括3艘仍在干船坞中的潜艇。我禁不住想到，如果英国人知道这个情况，他们可以在今晚飞来，几乎是个满月的夜晚，并将整个德国舰队一扫而光。只要一次真正的大规模轰炸行动。基尔港在圣诞节傍晚淡灰色的光线中显得很美丽。环绕港湾的群山一片雪白。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2月27日(2)

我们的汽艇最终停靠在一座巨大的干船坞旁边。一艘26000吨级的战列舰“格奈森瑙号”(Gneisenau)停放在这里。主人们决定向我展示这艘军舰。他们很迅速地向我介绍说，这艘军舰也在进行大修，而且我必须承认在我能看到的船体一边，没有任何孔洞。我们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参观这艘庞大的军舰。我对军舰上军官与士兵之间的同志情谊感到惊讶，而且我注意到陪同我前来的“一次大战式”的中尉也是如此。有四、五名高级军官陪同我参观军舰，当我们走进一个舰员舱时，水兵们并未如我所预料的猛然蹦起来并“咔”地一声敬礼。舰长一定注意到了我们的惊讶表情。

“这是我们海军的新作风。”他骄傲地说道。他还解释说在这次战争中，所有德国军舰上的士兵所得到的食品种类和分量与军官完全相同。在上次大战中情况并非如此，他引用了一些海军中流传的口头禅，以证明官兵伙食平等消除了不满情绪并有助于赢得这场战争。我记得，毫无疑问他也记得，1918年革命就是在基尔由心怀不满的水兵们发动的。

当我们乘汽艇返回岸边时，一轮辉煌的满月在覆满白雪的山后冉冉升起，在水面上撒下一片银辉，军舰的轮廓清晰可见。回到旅馆后，我们讨论了播音计划，播音将在一艘潜艇补给舰上进行，一艘刚刚返航潜艇的艇员将在那里庆祝圣诞节。海军军官们同意晚上9点与我碰头。我们将乘车前往那艘补给舰。播音定于10点15分开始。9点钟到了。一个军官也没有露面。9点15分。9点30分。我对那艘军舰停泊在哪里毫无所知。即使我知道，我也怀疑出租车司机能够在灯火管制中找到地方。10点差5分，我的海军军官们终于露了面。我们恰好在播音开始前赶到舰上，虽然我曾计划进行一次或两次排练，而且我们至少需要进行一次排练。沃尔夫·米特勒(Wolf Mittler)，帝国广播公司派来帮助我播音的一个身材高大、脾气温和的小伙子，赶忙组织艇员们——他们围坐在船舱里的一张桌子旁边——唱起了圣诞歌曲。港口上空的月亮已经高高升起，月色是如此美丽，以至于我决定在顶层甲板开始此次播音，先描绘一下周围的美景。不过领头的海军军官警告我，看在上帝的分上，千万不要告诉英国人整个德国舰队都在这里，此时此刻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我将在月色照耀下在甲板上开始播音，然后再带着我的麦克风滑下一个舱口，来到下层舰员舱，播音的主要部分将在这里进行。开始时进行得非常顺利，在用完我的形容词后，我开始顺着舱口爬下，手里紧紧抓着我的便携式麦克风。唉，我到底不是个水手。在我终于爬到舱底——不管水手们管它叫什么——时，我撕破了一只袖子，打碎了系在我腰里的秒表面。但我当时并未注意到此事。我跌跌撞撞地闯进了舰员舱，转播了水兵们演唱的歌曲，描述了这些士兵如何乘潜艇执行攻击任务后返航并在这里庆祝圣诞节，再让志愿兵们用英语说几句话，节目进行得非常顺利。我扫了一眼我的秒表看时间还剩多少。秒表面已经碰碎。我向舰长打手势，示意要看他的手表，但他没能明白我的意思。最后我断然决定结束播音。后来柏林告诉我们实际只剩下10秒钟。在一片匆忙中，我们都忘记了新闻审查员。我还即兴发挥穿插了一句话，即“莱比锡号”受重伤但并未被击沉。很明显没有一位军官懂英语，因为他们都一声不吭。

这些强壮的小个子水手们在为欢度圣诞节而布置他们的“黑洞”——那当然得算是个黑洞——时所表现出的聪明才智令我吃惊。在一个角落里放着一棵圣诞树，电子蜡烛将其照耀得辉煌灿烂，在舱室的另一边水手们临时支起了一些奇异的圣诞节展品。其中一件是个微型的溜冰场，周围是白雪覆盖的山区景点，一对对小人在上面作着有趣的花样滑冰动作。一套精巧的磁力装置使得花样滑冰者做着动作。另外一套展品则显示了英格兰的海岸线，一套电动装置为人们表演了一场非常逼真的海战场面。播音过后，我们围坐在一张长桌旁，军官和士兵们混坐在一起，令陪同我前来的中尉十分吃惊，人们又唱又聊。舰长端来了罗姆酒和茶水，然后一箱又一箱的慕尼黑啤酒被拿了出来。中尉和我对于对着瓶子喝酒都感到有点困难，因为没有杯子。到午夜时分，所有人都喝得有些多愁善感。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2月27日(3)

“英国人，为什么要与我们打仗？”士兵们不断向我提出这个问题，但很明显此时此地都不适于我说出自己的真情实感。然而，这些潜艇部队官兵的高昂士气令人印象深刻，同样印象深刻的还有普鲁士等级纪律的完全缺乏。在我们的桌子周围军官和士兵们似乎地位平等而且都很喜欢这样。

我们踏着月光走回旅馆，又喝了一会儿酒，3点钟才上床睡觉。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2月28日

我必须记下雷伊博士的圣诞节公告：“元首永远正确。服从元首。母亲是女人品德的最高体现。士兵是男人品德的最高体现。上帝不会用这场战争来惩罚我们，他只是给予我们机会，以证明我们是否配得上我们的自由。”

希姆莱突然决定取消允许咖啡馆和酒吧在新年夜通宵营业的决定，而且警告公众在那天晚上不得过量饮酒。他是否害怕这块土地上的人民会到街上大吃大喝，喝醉（一般德国人很少喝醉），并表达他们对这场战争的感受？无论如何，所有人都必须在新年夜凌晨1点前关闭店铺。

FO3《柏林日记 一九三九年》 柏林，12月31日

来自各个方面的新年公告如潮水般汹涌而来——包括希特勒、戈林和希姆莱等人。希特勒向人民指出1940年获胜的希望。他说道：“在国内保持团结，在经济上做好准备，在军事上武装到最高程度，我们已经进入德国历史上这个最具决定性的一年……1940年可能会带来决定性的胜利。无论如何，那将是我们的胜利。”然后他开始长篇大套地为“他的”战争进行辩护，而且如果德国人民不是被宣传毒化到如此程度并被剥夺了从外界获得最起码的事实真相的机会，他们肯定会感到好笑。他说“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中的反动的犹太战争贩子”挑起了战争！我担心，言辞无论是对这个人还是对他的人民而言都已经失去了意义。他说道：“德国人民不想要这场战争。”（真话。）“直到最后一分钟我还试图保持与英国的和平。”（假话。）“但是犹太人和反动的战争贩子正等着这个机会以便执行其摧毁德国的计划。”（假话。）

奇怪的是德国人仍然试图用狂暴的威胁吓唬英国人，而他们此时应该明白这毫无用处。戈林在明天的《人民观察家报》上将进行如下威胁：“直到现在德国飞机仍然只满足于严密监视英国的战争行动。但是只要元首发话，它带过去的就不会是目前那些轻巧的摄影机，而是毁灭性的大批炸弹。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英伦三岛那样易于受空中攻击……当德国空军真的开始行动时，它将发动一次世界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攻击行动。”

非常寒冷，而且煤炭短缺。办公室男仆说今晚我们已经用完了办公室里的煤，而且将无法再获得更多的煤。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1月1日

今年将带来什么呢？是决定性结果吗，正如希特勒昨晚所吹嘘的？我还没有碰到一个不是对此持绝对肯定态度的德国人。当然这种虚假的战争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希特勒必须不断取得新的胜利，不然他的体系就有崩溃的危险。

昨晚在库夫斯坦达姆大街上看到的醉汉比我以往在柏林全城看到的还要多。希姆莱派出数以千计的警察散布在城里，以确保无人使用自己的汽车以及咖啡馆在凌晨1点时迅速关张。在西格里德·舒尔茨家度过上一年的最后时刻，随后在帝国广播公司与德国人消磨了一个小时左右时间，然后又与罗素·希尔一起去弗吉尼亚家(Virginias)。凌晨两点左右，我们在库夫斯坦达姆大街跳进了一辆出租汽车。一个德国人、他的妻子和约12岁的女儿从另一侧车门也钻了进来，我们于是决定共享这辆车，因为实际上几乎没有其他出租车了。一名士兵和他的女朋友随后也钻了进来，紧挨司机坐下。我们没有走多远，一名警察拦住了我们，并命令我们都出来，理由是除非公务在身我们不能乘坐出租车。我承认在新年夜里凌晨两点我的确没有公务在身，但是指出我们带着一个孩子，而且她还得了病。他最后同意我们再次挤进车里。我们前进了没有几个街区，那位士兵便开始大发脾气，我说不清他是由于喝醉了还是由于弹震症。不管怎么说，他叫嚷着要司机停车并让他出去。然后他的女朋友首先是朝他尖叫，随后又朝司机尖叫，不知要干些什么。那位司机，不知是由于喝醉了还是由于我不了解的性格问题，什么反应都没有。我们继续前进。然后，前座乘客的神经质开始传染后座乘客，我们五个人在那里挤成一团。小女孩突然开始尖叫，不知是由于幽闭恐惧症还是由于害怕那位尖叫的士兵，抑或两者兼而有之，罗素和我都拿不准。她也叫喊着企图出去。她的母亲加入了她的行列。然后就是她的父亲。最后，司机很明显被这种骚动所惊醒，终于决定停车。走到马路边后，那位父亲和士兵开始激烈地争吵，辩论到底是谁毁了谁的大年夜。罗素和我以及司机偷偷地离开，将他们留在那里争论个水落石出。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都怨战争使人们的神经错乱。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1月3日

今天我听说俄国人答应今年向德国运送如下物资：100万吨饲料和谷物；50万吨油菜籽；50万吨大豆；90万吨石油；15万吨棉花（这比去年俄国向全世界出口的棉花还多）；价值300万金马克的皮革。

这在纸面上看上去不错，但我敢打赌俄国人只会提交承诺总量的一部分。

一个官方声明宣称，戈林将成为德国战时经济的绝对独裁者，他在相当长时间里实际上已经承担着这项工作。新闻开始喋喋不休地谈论所谓“英国在斯堪的那维亚的侵略性意图”。我们听说，希特勒已要求陆海空军迅速草拟计划，以阻止盟军进入斯堪的那维亚半岛，帮助芬兰抵抗俄国人。德国陆海军都非常亲芬，但也理解必须保护通向瑞典铁矿砂产地的航路。如果德国失去这些，她就注定要失败。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1月8日

今晚对恩斯特·乌德特(Ernst Udet)将军作了一次采访，但他的上司戈林将我们的广播稿大加删改，以至于没有多大意思了。今天大部分时间我都用于教这位将军说英语，他说得实在不怎么好。乌德特是个讨人喜欢的家伙，过去我时常在多德大使家看到他，堪称是个特殊人物。他是个职业飞行员，仅仅几年前还因为手头紧而在美国做巡回特技飞行员，常常穿着全套礼服和大礼帽表演。现在，他负责德国军用飞机的设计和制造。虽然他从未有过任何商业经验，但在工作中已经证明自己在这方面是个天才。除了戈林和米尔赫(Milch)将军，他在这里的圈子内部被认为对德国空军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做出了最大的贡献。今晚，我不由自主地想到，像乌德特这样的人在美国永远不可能被委以如此重任。他会被认为“缺乏商业经验”。另外，如果商人们知道他多少有些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方式，在是否信任他的问题上也会犹豫不决。然而，在这个疯狂的纳粹体系中，他却成就了一番惊人的事业。有趣的是：昨晚乌德特在他家举办了一个小型晚会，包括三位将军，餐巾甩在他们的肩膀后面，在非常奢华的酒吧里做招待。席间，有非常漂亮的姑娘，还有一大堆胡闹。然而，正是这些人使德国空军成为世界各国同行中最为可怕的杀人机器。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1月9日

哈里·C(Harry C)可能是我们驻莫斯科使馆中消息最灵通的人。今天，他陪同妻子路过柏林，准备回美国生孩子。哈里知道一些离奇古怪的故事。他讲了一个故事，并认为现在的俄国人支持斯大林只是为了保住工作或至少是保住性命。他说，俄国人在进攻芬兰问题上把事情搞糟了。伤亡人数已达10万，列宁格勒及北方地区的医院里挤满了伤员。但是他们还算是幸运的，因为还有数以千计的轻伤员死于寒冷和暴露。哈里说，莫斯科所有人包括斯大林在内，都认为进攻开始后一周红军就能打到赫尔辛基。他们是如此自信，以至于还计划于12月6日进攻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只是在最后时刻才将其取消。

今天是14年来我在欧洲经历过的最冷的一天。数以万计的家庭和许多办公室没有煤烧。人们经受着真正的折磨。由于运输大部分煤炭的河流和运河都已封冻，德国无法提供足够的煤炭供应。听说最近在一座波兰战俘营有18名波兰人被杀、30人受伤。这里的党卫队解释说发生了“暴动”。陆军就盖世太保在波兰的残暴行为向希特勒提出了抗议，但我估计无济于事。

必须注意到正在进行新的宣传战，以使德国人民相信这不仅是针对“财阀们的”英国和法国，而且是针对犹太人的圣战。雷伊博士今晚声称：“我们知道这是一场针对世界犹太人的意识形态斗争。英国与犹太人结盟反对德国……英国在精神上、政治上和经济上都与犹太人站在一起……对我们而言英国和犹太人是同一个敌人……”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１月１１日

寒气逼人。在我的窗户外面，气温低到零下15度。一半的人口都在家中、办公室或工厂里挨冻，因为没有煤。昨天看见街上那些可怜的人们，用童车推着或肩膀扛着一袋煤回家。我奇怪纳粹怎么会允许形势变得如此严重。每个人都牢骚满腹。没有什么会像持续寒冷这样消磨士气。

希特勒回到了柏林，我听说昨晚在总理府他和戈林严厉训斥了工业巨头们的懈怠，这些人是紧急由莱茵地区召集来的。有人告诉我，这些大亨们——正是他们的钱才使希特勒得以掌权——坐在那里，脸色通红，一声都不敢吭。希特勒昨天和今天还会见了军方将领，有消息称春天将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势。据我的线人的说法，尽管受到纳粹党的压力，陆军仍然不愿对马其诺防线发动进攻。德国是否会像许多人想像的那样试图穿过荷兰发动进攻？他们想要荷兰海岸的空军基地以便作为对英作战的出发地。这里还有关于入侵英国的疯狂说法；另外就是德国人将进入瑞典以确保其铁矿砂供应，理由是瑞典人图谋让盟军借道进入芬兰作战。

今天从一个由布拉格返回的旅行者处得知，斯洛伐克和波希米亚的奶油、面粉等食品生产者都将他们运往德国的商品标上“俄国生产”的字样。这么做是根据柏林的命令，用意是向德国人民显示已经有大量来自苏联的“援助”。

今天一名威廉大街的官员对我承认，德国要求波兰境内所有犹太人服强迫性劳役。他说强迫性劳役的时间“只有两年”。德国官方颁布的法令内容如下：“所有年龄在14岁到60岁之间的犹太人都需服强迫劳役。强迫劳役的期限是两年，但是如果被认为未达到教育目的的话还可延长。被征召服强迫劳役的犹太人必须迅速报到，而且必须携带两天的伙食以及卧具。犹太技术工人在报到时必须携带其工具。违背该法令最严重者可判处10年徒刑。”一名德国教师告诉我这么一件事：教师们每天早晨对学生们的见面语是：“上帝惩罚英国！”然后学生们就要回答：“一定。”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阿姆斯特丹，１月１８日

爱德·莫罗和我到这里待上几天，以讨论我们对欧洲的新闻报道范围，或者至少这是我们的借口。实际上，夜晚的灯光、精美的食物和气氛的改变都使我们极度兴奋，我们像一对突然由严厉的姑母家或教化院逃跑出来的孩子一样胡闹。昨天晚上，我们参加完一次盛大的晚宴后回家，新雪就像狂欢节纸屑一样从天空飘然而下，在纯粹的喜悦中，我们在一处明亮的街灯处停下来，打了一场激烈的雪仗。我丢了我的眼镜和帽子，最后我们筋疲力尽地回到旅馆，但是很快乐。今天早晨我们与玛丽·马尔文·布瑞京里奇(Mary Marvin Breckinridge)一起在运河上滑冰，她抛弃了美国社会无聊沉闷的生活，充当我们驻荷兰的代表。荷兰人仍然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们消费的食物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质量上（牡蛎、家禽、肉类、蔬菜、橙子、香蕉、咖啡——交战国人民从未见过的东西）都绝妙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们举行晚宴、舞会、去教堂、在运河上滑冰并照管自己的生意。同时他们也是盲目的（哦，真是太盲目了）以至于看不到迫在眉睫的危险。爱德和我试图做一些传教士式的工作，但我担心并未取得成功。荷兰人与其他所有人一样，总是希望两全其美。他们希望和平和舒适的生活，但是他们不想作出牺牲或甚至可能长期确保其生活方式的艰难决定。他们说，女王顽固地拒绝与盟军甚至比利时举行参谋部会谈。同时，当我越过边境时观察到，德国人正在德荷边境地区囤积物资和集结军队。如果他们开始进军，荷兰将没有时间与盟军举行参谋部会谈。荷兰人告诉你，如果他们甚至只是与盟军就联合防御计划偷偷耳语，希特勒都会将其当作是进军的借口；似乎当希特勒决定进军时，他还会去寻找什么借口似的。

爱德有些不安，因为据说英国人正在把事情搞糟，而英国国内有种偷懒的思潮，即认为盟军不用损失太多的人或进行激烈的战斗，只要保持封锁和等待德国崩溃，就可以赢得战争胜利。今晚我们从希尔维萨姆(Hilversum)对美国进行了联合播音。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阿姆斯特丹，１月２０日

爱德今天前往巴黎，而我则要于今晚返回柏林。我已经邀请马尔文下个月过来，负责处理“妇女问题”。今天下午在卡尔顿饭店碰见了汤姆·R，一位美国商人。他终于告诉了我关于发生在埃莉诺·K身上的事情。他本人也牵涉其中。他交给她两封商业信件，要其转交德国境内某些人，他说自己不知道这些信件会危及安全，但很明显情况正是如此。这些信件最终差点导致她的死亡。埃莉诺并未看这些信，只是将它们塞进自己包里。在荷德边境的本特海姆(Bentheim)，盖世太保发现了这些信。他们逮捕了她，但允许她被关押在当地旅馆里，因为没有合适的监狱。每天都会进行长时间的审问，盖世太保审讯者试图使她屈服并承认事实上她拒绝承认的东西：即她知道那些信件的内容，而且实际上充当了信使的角色，为德国国内外一些从事非法经济活动的可疑商业团体服务。使事情变得更糟的是，其中一封信是致柏林一个犹太人的。一天晚上在旅馆里埃莉诺陷入极度抑郁状态。盖世太保对她进行了一整天的审讯和威胁。她仿佛看到自己被判处长期监禁。她原本打算在几周内就返回美国的。现在她可能会在一座纳粹集中营或一间潮湿的监狱牢房里度过漫长的岁月。她决定绝对不能那样。她决定自杀。决心定下后，她冷静地做了准备。她搞到一根绳子，将一头拴在暖气片上，另一头拴在她的脖子上，打开窗户，坐在窗台上，然后开始吞吃烈性安眠药。她知道，自己很快就会失去知觉，从窗台上跌下，然后绳子就会完成余下的事情。为什么没能死，她永远也搞不清了，汤姆说道。可能是绳子从暖气片上滑脱。她所知道的就是一些天以后，他们在医院里告诉她大街上的积雪减缓了她下跌的冲击力，她在那里躺了5个小时，直到凌晨时分有人被她冻得半僵的身体绊倒，她的骨头大部骨折，但最终仍可能康复。最后，她被转移到柏林一所监狱医院，在那里，美国领事在极度秘密的情况下，争取使她获得释放并静静地将她转移出这个国家。她现在已回美国，汤姆说。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1月22日

昨天，我对严寒的冬季和军队的运输需要如何使德国的运输（至少是铁路客运）瘫痪有了切身的体会。在德国边境，我们得知通常开往柏林的特快已经停运。我与其他50名旅客一起，在本特海姆的车站里躲避暴风雪，等了几个小时。直到铁路官员调来了一列当地的列车，声称可以送我们走25英里，而这里距柏林足有250英里。这列客车没有供暖设备，而且不久就停了下来。我们聚集在风雪中，尽其所能地扛着自己的行李，现在德国根本就没有搬运工。当天黑时，我们乘坐形形色色的当地列车前进了大约75英里左右。在一个小站上，有消息说一列来自科隆方向的特快列车不久将抵达，并将捎带我们去柏林。但当这列特快抵达时，车上已经挤满了人，而月台上至少有500人想上车。发生了一场混战。我使用了大学里玩橄榄球的战术技巧，抱着行李冲了上去，仅仅在一个三等车厢外面的走廊里觅得栖身之地，其他挤作一团的乘客们大声喊叫着，咒骂着我。在随后8个小时里，我就站在那一小块地方，没有暖气，直到我们快抵达柏林。数百名脾气暴躁的乘客大半夜都站在车厢过道里，数以千计的旅客站在我们途经的车站月台上，根本就没有机会上车。自从战争爆发以来，我还从未听过德国人发过如此多的牢骚。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1月24日

1940年1月，芬军正在检查被其缴获的苏军OT-130型喷火坦克我想珀西瓦尔·W(Percival W)（一位退休的美国商人，父母都是德国人，并在这个国家度过了大半生）明白我一直试图弄清的一些事情。我以前从未见过他，但今天早晨他不期而至，到我的房间闲谈了一会儿。我们讨论了德国人关于道德、荣誉和行为的概念。他说道：“对于德国人而言，一件事是否正义、合乎道德和有荣誉感，要看它是否与德国人所认为的行为传统相符合；或者它是否有利于德意志精神或德国的利益。但是德国人缺乏对于道德、荣誉和正义行为的抽象性概念。”他举了一个精彩的例子作证明。一位德国朋友告诉他：“芬兰人的做法不是太恐怖了吗，竟然与俄国人打仗？这完全是错误的。”当W先生表示异议，认为毕竟芬兰人只是做了所有体面的德国人在同样处境下也会做的事情而已。也就是说，抵抗肆无忌惮的侵略，维护自己的自由和独立。但他的朋友反驳道：“但俄国是德国的朋友。”

换句话说，对于一个德国人而言，保卫自己国家的自由和独立是正确的。对于一个芬兰人而言，这样做就是错误的，因为会破坏德国与俄国的关系。在德国人的头脑中完全缺乏抽象概念。

这大概可以解释，为何德国人对波兰人或捷克人的灾难缺乏同情。德国人对这些民族所干的一切（例如谋杀他们）都是正确的，因为这是德国人干的，而牺牲者按照德国人的观点都是劣等种族。他们必须认为，只要德国人高兴，无论干什么都是正义的。正如雷伊博士所说：“正义就是元首所做的事情。”所有这些都证实了我多年前即得出的一个结论：那就是德国人的“荣誉”观念（他们对此津津乐道）纯粹是胡说八道。

W先生告诉我，他是在1917年美国参战前不久来到德国的，而直到1916年至1917年冬季，普通平民还未承受任何生活困难。他说，目前的配给制和物资短缺，大致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三年所经历的相同。他肯定目前的状况不能持续太久，前线一片平静，除了艰苦生活而外一无所有，特别是现在我们经受了一个多月的严寒折磨。“德国人必须得到的，”他在临走时说道，“是一连串的快速胜利。”

昨天，乔［哈什］顺路到我这里来。他说他的公寓里是如此寒冷，以至于当他试图打电讯稿时不得不在厨房炉子上热上一盆水，每隔5分钟便将手指浸进去，以便能够继续打字。今天，市长警告公众绝对不能使用煤气炉给房间加热或烧水取暖。现在即使你还有煤，热水也仅限于周六供应。因此我又开始蓄胡子。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1月25日（午夜）

在哈贝尔餐厅独自用餐。要了一小瓶1923年的波尔多红酒(Bordeaux rouge)，尽管侍者向我作了保证，但其口感与其年份并不相称；现在对于普通葡萄酒而言，1934年就是最好的年份了。当我正要离开时，一个白头发老糊涂蛋在我那张桌子旁边坐下。他要了一份肉菜，但却没有配给卡，我把自己的一张卡给了他。我们开始聊天。

“谁将赢得战争？”他问道。

“我不知道。”我说道。

“什么，毫无疑问，当然是德国。”他笑道。他争辩道在1914年德国人的对手是整个世界，现在则只有大不列颠和法国，俄国人是友好的。

“两边的人都认为自己将获胜，”我说道。“在所有战争中都是如此。”

他那双老眼怜悯地看着我。“德国将会获胜，”他说道。“这是一定的。元首已经说了。”

但是当我们谈话时，我明白自己的话对他起了刺激作用。他变得具有侵略性而且暴躁起来。他说英国和法国挑起了战争。

“但是你们进攻了波兰，而且有些人感到是那一事件挑起了战争，”我插话道。他惊讶地挺直了身子。

“请原谅。”他喘着气，然后花了10分钟时间重复了希特勒告诉人们的关于战争起源的所有谎言。（那么德国人确实是相信希特勒的，我想。）“我们外交部发布的文件已经毫无疑义地证明了，”他继续说道，“英国和法国挑起了战争而且实际上已经策划了一年多时间。”

“对我而言他们并未证明这一点。”我说道。

这使他倒吸了一口凉气。当他恢复过来后又说道：“正如我说的，文件证明了这一点……”

我注意到自己的刺激性语言已经吸引了屋子里其他人的注意，邻桌两个长着斧头脸、戴着党员徽章的家伙似乎打算扮演一下英雄的角色进行干涉。我遂起身离席，并向那位老绅士道了声晚安。

晚上6点钟，X小姐来访，以取回她的一些国外亲戚托我给她带来的食品。她是我在这些年里遇到过的最聪明的德国妇女。我们聊了聊德国的戏剧和电影，对此她知道得很多。她对于德国的性格、历史和前途问题有一些很有趣的观点。对于德国人而言困难在于，她说道，他们是“geborene Untertanen”——天生的被统治者，不过“Untertan”还包含顺从的被统治者的意思。来自高高在上的一位统治者的权威和指示就是一个德国人毕生之所求。

“一个德国人，”她说道，“会认为在如下情况时即使死了也像个好德国人。他可能会在马路边等红灯，然后在绿灯时就开始过马路，即使他清楚地知道一辆卡车——可能是违反法律的——正向他冲来并会将他撞死。”

使她痛苦的是——她非常痛苦——德国将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一场可能会终结西方文明的战争上，而德国的某些因素不仅对这一文明作出了贡献，而且还曾试图在德国文化基础上再造它。她认为现政权根本不关心西方文明，并且代表了始终潜藏在德国历史表面下的野蛮因素，对其而言生命只有在赞美战争、力量、征服、野蛮以及粉碎一个较弱的敌手时才有意义，特别是如果对手是斯拉夫人。她强烈地批评德国人的完全缺乏政治判断力、对权威的奴性以及怯懦地拒绝独立思考或行动。

按照她的说法，非欧洲的、反西方文明的因素目前在德国占了上风，而且她认为使德国的西欧属性得救的唯一途径就是又一次失败，甚至是又一次威斯特伐里亚和约（1648年该和约将德国分裂成300个独立国家）。对此我相当赞同。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1月27日

一些杂记。我今天得知，随着为前线部队准备的袖珍版《我的奋斗》的出版，希特勒写的这本“圣经”的总出版量已经达到不可思议的5950000册……自上次大战后希腊和土耳其交换人口后最大规模的有组织移民在波兰进入了尾声。来自俄占波兰东部的约135000名德国人和来自波罗的海国家的约100000名德国人，被安置在德国完全兼并的那部分波兰土地上。为给他们腾出地方，相同数目的波兰人被赶出自己的房屋和农庄，并被遣送到波兰被占领区……弗兰克博士，德国驻波兰总督，下令当德国人提出“合理”价格后，那些拒绝出售其商品或囤积物资的波兰人将被处以死刑。这将使德国人能够彻底地掠夺波兰。如果一个波兰人拒绝，就将丢掉他的脑袋……波森(Posen)的一个德国法庭已经判处8个波兰人死刑，其中包括3名妇女，罪名是虐待德国飞行员——可能是跳伞着陆的。甚至德国人也承认没有一名飞行员被杀。

一场虚假的战争。今天来自前线的电讯都是关于德国机枪如何与法国大喇叭进行战斗的报道！似乎在莱茵河前线法国人播放的一些录音被德国人认为构成了对元首的人身侮辱。

“法国人不能理解，”德意志通讯社以一种完全缺乏幽默的口吻说道，正是这一点使德国人显得很滑稽，“对元首的攻击将立即遭到德国部队的反对。”所以在奥登海姆(Altenheim)和布雷萨赫(Breisach)的德国部队对法国的大喇叭开了火。陆军有人告诉我，实际上法国人只不过播放了希特勒以前攻击布尔什维主义和苏联人的演说而已。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1月28日

在这个安息日很难相信一场战争正在进行中。街道和公园里覆满了厚厚的白雪，今天下午在蒂尔加滕公园数以千计的人们在池塘和泻湖里滑冰。数以百计的孩子们在玩平底雪橇。孩子们是否在想着战争？我无从知晓。今天下午在蒂尔加滕公园，他们似乎只想着自己的雪橇、溜冰鞋和冰雪。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1月30日

马尔文·布雷京里奇到这里了，明天我将去加米施作一次短途旅游，这是希特勒的新闻主任和亲信迪特里希博士组织的，以便拉拢我们保持友好态度。我希望从那里再偷偷跑到瑞士山区与苔斯和艾莲待上半个月。今晚在体育场，希特勒在纳粹党夺权7周年纪念日上出人意料地发表了一次演说。我并不特别希望参加这次集会，于是马尔文前去进行报道。她对观察这个人感到非常兴奋。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加米施—帕滕基兴，2月3日

在这里进行播音，显得有些愚蠢。正在举行冬季运动会，德国所有的卫星国都参加了。但是我们对它们并无兴趣，我将每日播音内容局限于更严肃的关于这场可怕战争的主题。困难在于城里唯一的麦克风位于溜冰场里。昨天在我下午两点的播音节目中，当我刚刚谈及战争中不幸的人们所面临的可能前景时，有人就在播音室下面的冰球场上射门得分，场中顿时欢声雷动，我发现很难将思绪集中在希特勒今后的行动上。今晚零点50分进行播音时，冰球比赛已经结束，体育场上是如此空旷，以至于我在雪地里等了很长时间，才把守夜人叫醒。体育场上方的小播音室里酷冷，我被冻得牙齿喀嗒嗒直响，必须不断向手指哈热气，才使其能够保持灵活并给播音稿翻页。我估计，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听众不明白这种奇怪的声音是怎么回事。

我为鲍勃·X(Bob X)感到遗憾，他是随同我们前来的一位美国年轻记者。他只是无法承受开战后与纳粹交往的压力而已，这也是可以理解的。抵达这里后，他显然是有些紧张，放纵自己喝了太多酒，并表达了自己的真实想法。酒精有时会促使人们口无遮拦，但不幸的是也为他造成了很大麻烦。我估计在他返回柏林后，纳粹会要求他离开德国。今天两位顶尖的美国记者拒绝在晚餐室与他坐在同一张桌子旁，我觉得这实在是没必要。他们俩实际上对纳粹批判得最多。

希特勒今天下令，从此以后婴儿也必须使用服装配给卡。当一个国家连尿布也短缺时，它的经济确实是够紧张的。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在慕尼黑—洛桑的列车上，2月4日

我必须记下三件事：

1、在德国收听外国电台是严重的刑事犯罪。有一天，一名德国飞行员的母亲接到德国空军通知，称她的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为死亡。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在每周公布一次的德国战俘名单时，宣布她的独生子已被俘。次日，她便收到来自朋友和相识者的8封信，告诉她他们已经听说其子在英国被俘并很安全。随后，这个故事发生了很丑恶的转折。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这8个人收听英国广播，他们全都被捕了。

（当我试图在电台里讲述这个故事时，纳粹新闻审查员将它删掉了，理由是美国听众可能会不理解这位妇女在告发8位朋友时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

2、一位潜艇军官的父母接到关于他们儿子死讯的正式通知。这艘潜艇过期仍未返航，德国海军部已经放弃了希望，并认为它已被击沉。这对父母在教堂安排了葬礼。在举行葬礼那天早晨，肉铺老板造访并想跟一家之长私下说几句话。随后杂货店老板也来了。最后朋友们开始蜂拥而入。他们都听到英国广播公司在宣布从一艘潜艇上抓到的战俘名单中有那个儿子的名字。但是如何取消葬礼又不让当局得知这个家庭的一些密友收听敌台呢？如果这对父母不告发的话，他们本人就可能被捕。为此举行了一次家庭会议。最后决定葬礼照常进行。结束后，吊唁者们聚集在这对父母的房间里，不知情者才被告知事实真相，于是所有人都痛饮香槟进行庆祝。

3、去年夏天，德国一家大电影公司花了几百万马克拍摄了一部影片，内容是关于德国“秃鹰军团”(Condor Legion)在西班牙的功绩。这是一部超级巨片，表现了德国人是如何在反布尔什维主义圣战中在西班牙抛撒鲜血的。希特勒、戈林、戈培尔和希姆莱都看了这部片子并提出了表扬。随后，去年8月签署了苏德条约。这部片子现在已被封存。它从未对公众放映。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瑞士，2月20日

沃伦附近别墅(Villars-sur-Ollon)，瑞士，2月20日

从窗户向外望去，越过河谷，便是中阿尔卑斯山脉犬牙交错的山峰。夕阳西下时分，这些白雪覆盖的山峰会呈现出壮丽的粉红色。我因每年都得的流感而在床上躺了10天。明天必须返回柏林。春天很快就会来到这里。行动、进攻、战争，似乎离这里都很远。黄昏时分，苔斯回来了，她在旅馆后面山坡上滑了4英里的雪，脸庞红扑扑的；艾莲回屋时脸庞更为红润，她在雪地里玩了一整天。在我病倒之前，晚上会吃一顿精美的、不受配给限制的晚餐，然后在酒吧里与头脑正常的人们聊天和跳舞。在第一天以及我走下病床的最后三天，在山下的滑冰场与中国驻巴黎大使顾维钧一道滑冰。他的流感也才好，并刚开始学习滑冰。顾大使看上去像30岁，但实际上可能已经50多岁。他试图向我传授中国人久已知晓的长远观点，但我既无耐性也缺乏这方面的智慧。他经历了中国的战争，在他看来这场战争不过是漫长故事中的一个章节而已，只不过是人们必经的一站和漫长艰苦道路上的一个停顿而已。他一边柔和地讲着，一边踩着溜冰鞋跌跌撞撞地走着。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2月23日

我的生日。想想现在已经36岁了，目前为止一事无成，而中年时光过得又是多么迅速。

昨天在瑞士边境的经历很不愉快：瑞士人拿走了我所有的生活用品——巧克力、肥皂、罐头、咖啡和威南特给我的一瓶威士忌。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他们与外部世界相隔绝，希望保留他们所有的一切东西，不愿让它们落入德国人手里。但是我很心疼。在德国人那边，盖世太保搜查了三分之二的旅客，包括所有妇女。不知什么原因，可能是因为我是最后一个检查完护照的人而列车已经晚点，他们放过了我。

今天（周五）早晨抵达这里，发现今天的伙食里没有肉。食品令人厌恶。因为倒春寒，没有鱼吃。甚至在阿德隆饭店，我也只能吃土豆和罐头蔬菜，而朋友们还说我算幸运的，因为过去几天甚至连土豆都没有，城里供应的土豆都被冻坏了。在瑞士待了几天后，再看德国的报纸，似乎都是疯话。但是德国人仍然“吞下”了这些伙食和谎话。在这个可怕的冬季过后，他们的士气更加低落，但是他们似乎仍然是那么温顺听话。很难想像出他们忍受能力的限度。

关于春季攻势这里谈论的很多。但是到底将在哪里发动呢？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2月25日

今天X先生告诉我一个离奇的故事。他声称，正在计划把党卫队突击队员藏在货船底舱，将他们运往斯堪的纳维亚、比利时和非洲的港口，随后夺取那些地方。对此我实在难以置信。即使他们能够进入港口（这一点也很成问题），他们怎么能够守得住呢？我怀疑这个故事是个诡计，纳粹希望我们广为宣传，以此作为神经战的一部分。我不会上他们的当。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2月27日

马尔文从侧面发掘出许多有关战时德国生活的有趣故事。她访问了9所纳粹新娘学校中的一所，在那里党卫队成员的妻子或未婚妻将被教会如何做好一个家庭主妇和为下场战争生产炮灰的好机器。在婚内或者婚外都可以。1939年10月28日，德国警察头子和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下令：“超乎可能尚属必需的资产阶级的法律、风俗和观念的限制，拥有良好血统的德国妇女和姑娘们现在最大的任务是，并非出于轻佻无聊而是出于发自内心的真诚的道德感情，（甚至在婚姻约束之外）也应成为出发作战的士兵们孩子的母亲……对于按照国家命令仍然待在国内的男人和妇女们而言，在这些时候再次成为孩子们的父母对于他们而言是比平时更为神圣的义务。”希姆莱承诺党卫队将承担所有在前线战死的雅利安种族士兵的所有合法和私生子女的监护责任。她们还被教育应如何阅读纳粹报纸以及收听纳粹电台。马尔文注意到在女孩宿舍里只有两本书，其中一本是《北欧国家和人民的信仰》(The Belief in the Nordic State)……因为缺乏肥皂，洗涤工作也不得不相应减少，马尔文发现德国职员们穿上了纸衣领。每个衣领只花8分钱，可以穿两天，然后就扔掉……马尔文说许多公共场所由于缺煤都悄悄关闭了，包括柏林大学工学院、国家图书馆以及大多数学校。教堂里也不许烧煤，直到接到进一步通知。她还向我描述，有一天她去拜访一位德国老太太，这位老夫人露面时穿着两件毛衣、一件毛皮大衣和套靴。她客厅里的温度低至华氏46度……虽然德国人每年移民美国的配额是27000人，但马尔文发现美国领事馆接到的出国申请名单却有248000人之多。其中98%都是犹太人，这就是说有一半的犹太人要离开德国。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3月1日

萨莫尔·韦尔斯(Summer Welles)今天早晨抵达。据说他来此是作为罗斯福总统的特使，以便了解欧洲领导人各自的立场。今天他将会见里宾特洛甫和国务秘书魏扎克尔(Weizacker)，明天将会见希特勒。城里都在议论纳粹将对他进行欺骗，并提出一项听上去不错的和平设想。这很有可能；起码并非不可能。

由于进攻似乎迫在眉睫。运输部队的列车每天都经柏林向西开去。近几天里许多人被征召入伍。所有的防空管理员都接到通知，3月15日之后必须准备好执行任务。有人听说（在这里你永远无法明确地知道），针对荷兰正在进行大规模的部队集结。根据我在尼德兰所看到的情况，荷兰对于德国人而言只是小菜一碟。他们的军队十分糟糕。他们著名的洪水防线的价值十分可疑。瑞士则是个难啃的核桃，而且我怀疑德国人是否愿意试试。

韦尔斯午饭后在大使馆接见了我们。一个沉默寡言的家伙，他说自己什么也不能说。我从他说的少数几句话感觉到，他对会见戈林很有兴趣。不知是否因为他考虑戈林可能会领导一个比较保守的政府？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3月3日

韦尔斯于今晚离开，并且始终守口如瓶。然而，威廉大街那些人却并非如此。他们向美国记者们提供了头版消息。他们告诉我们，希特勒向韦尔斯清楚地表示：

1、不可能通过谈判立即实现和平。这场战争必须进行到底。德国有信心取胜。

2、必须允许德国在她所认为的欧洲东部生存空间自由行动。她将永远不会重建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奥地利。

3、无论任何和平协议都必须包括一条，即打破英国对海洋的控制权，不仅包括裁减其海军兵力，而且要放弃直布罗陀(Gibraltar)、马耳他(Malta)和新加坡(Singapore)等大型海军基地。

我怀疑这番高论会给韦尔斯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在我看来这倒颇有些调侃人的意味。无论如何，德国未如有些人所预料的，提出一项言辞动人但毫无意义的和平倡议。我的内线报告说，希特勒这些天信心十足，并认为他可以迅速取得全面胜利。

德国人民天真地希望韦尔斯的访问可能会为实现和平铺平道路，这实在令人感动。有几个德国人今天来到我这里，并且询问“韦尔斯运气如何”。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3月4日

昨晚，根据要求，我就战时这里每天如何播音的实际情况作了一番报道。以前从未停下来想过此事。在这里作一些摘录：纽约时间每天下午6点45分的广播，意味着我们这里是在次日凌晨1点差1刻进行播音。如果我能为自己的汽车搞到汽油的话，开车去演播室只需12分钟。如果我搞不到汽油，就必须沿着漆黑一片的威廉大街走10分钟到地铁站。几乎每个晚上我都会撞到路灯柱、消防水龙、突出的楼梯或一头栽倒在雪堆里。到了地铁站就安全了，到达德国广播公司办公室需要半小时。由于一半路程都是在地面上，地铁要在黑暗中行驶约一刻钟。我的口袋里塞满了各式各样的通行证。如果我不能找到正确的那张，在地铁到站后我必须在大厅里等候并填写一张允许我进入的表格。当终于到达后，我在一间办公室里写播音稿。隔着两间办公室，我可以听到“嗬嗬勋爵”很有兴致地攻击他的打字员，或者用鼻音很重的嗓音叫喊着攻击“大财阀张伯伦”。在播音前半小时，我必须将稿子交到新闻审查员手中。随后，便是与他们进行半小时的斗争。如果他们保留的内容还值得广播的话，一般而言都会如此，为及时赶到播音室和麦克风那里，我必须冲过广播大楼那曲折的走廊，跑下许多层楼梯，再来到一片漆黑的空地上。这里有着看不见的台阶，因为这片空地被修成了阶梯状。我必须十分小心，以免撞到途中几处棚屋或掉进雪堆里。在穿越这片空地的旅程中，我必须经过至少3名戴钢盔的党卫队卫兵，不过他们待在暗处我看不到。但是我知道他们都端着锯短枪管的自动步枪（译注：这当然不太可能。德军从未装备过锯短枪管的自动步枪，党卫队一般使用MP38型冲锋枪），并可以向任何不接受其盘问的人开枪。他们必须检查我的通行证。我用冻僵的手指摸索着寻找通行证，如果能够幸运地找到的话，我便可及时赶到播音室而且也不会累得气喘吁吁，当然也绝不会是满面春风。如果在新闻审查员或警卫那里耽搁了时间，我便不能及时赶到演播室，赶到后也会气喘吁吁，心情沉重而且脾气乖戾。我估计，听众们可能会奇怪我们在播音时经常会大喘气。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3月8日

外交圈子里盛传在斯德哥尔摩正在为结束俄芬战争举行秘密和平谈判。今天颁布的一项法令规定，所有拥有废金属的个人和公司应将其上交国家。由于缺铁，德国可能会在这场战争中落败。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3月10日

今天是德国的纪念日，是纪念在战争中牺牲者的日子。在前些年，德国人纪念的是在1914年至1918年间被杀的两百万死者。现在纳粹要求人民不要过多地考虑世界大战中的死者，而是将其思念更多地集中于在这场战争中已死的人或将要死的人身上。人类可以变得多么的荒谬乖张啊！《地方启事报》在其头版社论中称：“这不是多愁善感的时刻。每日每夜都有人为德国而死。个人命运现在无关紧要。当一个人倒下或负伤时不要再问为什么。”

那正是问题之所在。如果德国人问问为什么，他们的青年精英可能就不必总是在战场上遭受屠杀了。冯·龙德斯泰特（von Rundstedt）将军，征服波兰的军事领袖之一，在《人民观察家报》上写道：“纪念日—1940：我们当然真诚地思念死者，但是我们不要悲伤。”该报头版的红色通栏大字标题是：“越过坟墓前进！”

希特勒今天在佐格豪斯(Zeughaus)即战争博物馆的大院里发表了讲话。在那里，在博物馆的展品——在过去战争中欧洲人用以相互屠杀的铠甲和武器——中间，他大模大样地发表了一次演说。他的声音充满了仇恨，人们可能会期望在纪念日他会避免这一点。难道这个人就没有其他感情了吗？他向他的人民承诺，当战争结束时，德国将会获得历史上最为辉煌的军事胜利。他只考虑到武器。难道他不明白经济在这场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吗？

里宾特洛甫前往罗马，以确定当德国开始进攻时墨索里尼能够做些什么，同时也是为了会见教皇，将就签署新的宗教事务协定举行会谈。教皇公使，恺撒·奥森尼戈(Cesare Orsenigo)先生静悄悄地到威廉大街访问已有几周了。德国人没有遵守上次签署的宗教事务协定，随意迫害教会人士。但他们可能会签署一项新协定。这意味着希特勒的威信在国内外都将得到提高。

所有我与之交谈的德国人都担心，在这个月地狱之门就将打开。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3月11日

今天与冯·舍尔(von Schell)将军进行了交谈，他是一位负责汽油和汽车的奇才。他声称自己拥有足够供10年战争之用的汽油。他说他的工厂现在只生产20种型号的卡车，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去年生产的型号多达120种。

自4月20日开始，所有10到18岁的德国孩子都必须参加希特勒青年团(Hitler Youth)。征召年轻人入伍在1936年便被写入法律，但是直到现在才正式生效。17岁至18岁的男孩将接受初级军事训练。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3月13日

昨晚在莫斯科，俄罗斯和芬兰实现了和平。对芬兰而言，这是一个非常苦涩的和平，根据BBC的报道，今天赫尔辛基下了半旗。然而，柏林则很高兴。原因有两个：（1）俄罗斯摆脱了战争的负担，她现在可能会向帝国提供一些极端紧缺的原料。（2）这使德国摆脱了必须在漫长的北部前线作战的风险，届时她将不得不从海上进行补给，并可能分散现在集结在西线准备进行决定性打击的军队，而这随时可能开始。

我想最终挪威和瑞典将会为拒绝盟军穿越她们的领土帮助芬兰而付出代价。可以肯定，这两个国家的处境并不妙。外交部的冯·斯图姆男爵今天确定地告诉我，希特勒已经通知奥斯陆(Oslo)和斯德哥尔摩，如果盟军部队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立足，德国将立刻入侵北方以切断其交通线。对于斯堪的纳维亚人而言，问题在于100年的和平已经使他们变得软弱不堪，成为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和平的人。而且他们也缺乏展望未来的勇气。当她们下定决心站在某一边时，往往已经太迟了，正如波兰人一样。桑德勒(Sandler)，瑞典外交大臣，似乎是唯一正确判断形势的人，但他已经被迫辞职了。

芬兰现在处于俄罗斯的掌控中。苏联人可以用任何捏造的借口占领这个国家，因为芬兰人必须放弃他们的筑垒防线，正如捷克人在慕尼黑会议后必须做的。（在那之后捷克仅生存了5个半月。）难道我们已经进入了没有一个小国还能保持安全的历史阶段？这些小国都必须依靠独裁者的宽宏大量才能生存？美好的19世纪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那时一个国家只要说自己希望如此就可保持中立与和平。

随着芬兰实现了和平，这里的话题再次转移到德国的攻势上。X先生，一个德国人，不断告诉我那将是十分可怕的攻势；毒气、细菌，等等。与所有德国人相同，尽管他应该知道得更多些，但他仍然认为攻势将是如此可怕，因此将给德国带来迅速的胜利。他似乎从未想过，敌方也拥有毒气和细菌武器。

一项纪录：卡尔·勃兰特(Carl Brandt)去年10月7日由纽约发出的一份信，于前天也就是3月11日，才送到我手里。英国和德国的审查员都曾打开看过。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3月14日

昨晚在伦敦，一个叫穆罕默德·辛格·阿扎德(Mohamed Singh Azad)的人开枪并打死了迈克尔·奥德耶尔爵士(Sir Michael ODwyer)。虽然甘地可能不会，但我所认识的大多数印度人都会感到这是上天的报复。奥德耶尔一度担任旁遮普邦(Punjab)的副总督，对1919年的阿姆利则(Amritsar)惨案负有一定责任，在那次事件中戴尔(Dyer)将军冷酷地枪杀了1500名印度人。当11年后，也就是1930年，我到阿姆利则的时候，那里的人们仍然对此痛苦万分。戈培尔充分利用了这次暗杀事件。今晚《晚报》的大字标题是：“一位印度斗士追求自由的事迹——反抗压迫者的枪声。”这种话竟然出自在波希米亚和波兰进行大规模谋杀的德国人之口。

几则消息：今天又有两名德国人因“破坏人民利益”而丢了脑袋。另外还有一人也被判处死刑；同样的指控……德国人吹嘘说这里的物价并没上涨。今天在阿德隆饭店我为买一盘煮胡萝卜竟花了1美元……戈林今天下令人民必须上交他们拥有的紫铜、青铜、黄铜、锡、铅和镍。如果缺乏这些物资德国如何打一场长期战争呢？1938年德国从国外进口了近100万吨紫铜、20万吨铅、18000吨锡和4000吨镍。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3月15日

一年前的昨晚，希特勒将哈查（慕尼黑会议和纳粹操纵的斯洛伐克“脱离”后，捷克斯洛伐克残余部分的总统）哄进了他的总理府，大肆进行威胁直到凌晨4点，声称他将派德国空军摧毁布拉格及其上百万人口，最终迫使这位可怜的老人不得不“邀请”德国“保护”。（奇怪的是迄今为止似乎没有几个德国人知道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今天希特勒又强迫哈查发来一份“祝贺”电报，赞扬他摧毁了捷克斯洛伐克并希望他在这场战争中获胜。希特勒的玩世不恭固然令人叹为观止，但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竟然相信，今天双方的电报往来完全是真诚的。希特勒答称，哈查的电报令他“深为感动”，并且还说：“德国丝毫无意威胁捷克的国家生存。”实际上他已经摧毁了这个国家！牛赖特，一个将其灵魂（他们没有头脑）出卖给希特勒的典型的德国贵族，向他发来一封奴性十足的电报，为希特勒的“历史性功绩”向他表示感谢，同时发誓称“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将永远效忠”。在德国新闻界的一次采访中，牛赖特说捷克人对于他们的命运感到满意，只是“少数知识分子和那些不安定分子除外，但他们已经被镇压下去，其手段之严厉将使人不致产生误解。”他指的是去年秋天对捷克人的大规模枪杀。

我的好朋友Z，在最高统帅部工作的一名海军上尉，有整整一周没有穿军装露面了。今天他将原因告诉了我。“我没有多余的白衬衫了。我有8周不能在洗衣店洗衣服了。我也没有肥皂以便自己洗，与洗衣店的情况一样。我只剩下带色的衬衫了。所以我穿便衣。”对海军而言这真是个不错的国家。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3月17日

政府办公区在这个棕枝主日显得非常兴奋，原因是一份战争公报声称，德国空军昨晚在斯卡帕湾击中并摧毁了3艘英国战列舰。对我而言，更重要的是德国人首次承认，在空袭中他们的飞机还轰炸了位于斯特罗姆内斯(Stromness)和柯克沃尔(Kirkwall)的英国空军基地。在这场半心半意的战争中，这是一方首次有意在对方领土上投下炸弹。我想，它标志着这场战争在春季真正开始了。《法兰克福日报》编辑克切尔今天早晨试图回答一个长期困扰着人们头脑的问题。为何德国人不以他们众所周知的空中优势对付同盟国？为什么他们要坐等同盟国在美国帮助下追赶上来？克切尔的答案是同盟国并未赶上来，而德国的相对优势在过去7个月中变得更明显了。

春天终于要来了。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在经历了他们记忆中最严酷的冬季后正在“解冻”。不知什么原因，今天在大多数公寓里没有热水供应，尽管是个星期天。有几位朋友在我的房间里排队等候洗澡。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3月18日

今天早晨的暴风雪持续了两个半小时。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在勃伦纳(Brenner)山口举行了会晤。我们认为希特勒希望在执行其春季计划前得到领袖的支持，无论计划内容是什么。威廉大街今晚宣扬说，希特勒已经说服墨索里尼同意与德国和苏联一起组成三国集团，以便在欧洲建立新秩序。可能是吧。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3月19日

约翰·查普曼(John Chapman)——自从衣阿华州赛达·瑞皮兹的高中毕业后我就再未见过他——来访。他是《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的驻外记者，刚刚从巴尔干半岛和意大利过来。他知道一些不错的内幕消息。他怀疑意大利将会参战。我也这样认为。意大利能够被阻止。约翰说他注意到法西斯主义的冲劲有所减弱。人们变得更为懈怠。领袖也不那么起劲地推动他们了。他年纪大了，长胖了，和他年轻的金发情妇在一起消磨的时间太多了。在罗马时有人告诉约翰，那位情妇刚刚为领袖生了个孩子。约翰说他在马德里见到了贝当(Petain)。老头子说道：“我估计德国人会试图突破马其诺防线。它可以被突破——当然要花点代价。但是就让他们过来吧。我希望能够在那里指挥盟军作战。”

今天下午我拜访了X国大使馆的X少校。他认为现在德国有三种选择：

1德国可以媾和。他认为希特勒希望和平。而且他也有实力提出一项听上去相当公平而且可以被除英国以外各方所接受的和平倡议，这还可以巩固他的大部分胜利果实。他认为，实现这样的和平，不亚于德国在战场上获得一次伟大的胜利。

2德国可以维持目前的状况，使斯堪的纳维亚和意大利保持中立和经济合作，同时发展与东南欧特别是俄罗斯的合作关系。这将需要时间，至少是3年，但是一旦发展成熟，就将使同盟国的封锁不那么有效。少校指出，在历史上没有哪个丧失制海权的国家能够获得一场大战的胜利。但是他认为，如果德国能够保持其北部、南部和东南部门户的开放并与俄罗斯发展密切的合作，这一次她可能会做到这一点。他认为与俄国的关系是希特勒的王牌，但同时又说这是德国总参谋部强迫希特勒这样做的。后者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如果俄国加入同盟国或者甚至只是保持严格中立但对德不友好，与西方国家的战争都是不可想像的。

3德国在西线以武力解决问题。他认为这绝不可能。德国总参谋部，他说，对马其诺防线和法国军队十分敬畏。他承认马其诺防线可能被攻破（在付出巨大代价后），但这并不意味着就赢得了战争。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3月20日

昨晚，英国为了报复对斯卡帕湾的轰炸，对位于叙尔特(Sylt)岛的德国水上飞机基地进行了长达7小时的猛烈炮击。同往常一样，最高统帅部声称没有造成任何破坏。按照英国广播公司的说法，英国人的战果则很辉煌。中午时分，政府提出要派飞机送我们去亲眼看一看，随后又取消了。我很老实地在自己的播音稿里提到了这一邀请；当我正在播音时传来了取消这一行程的决定，于是我在播音结束时宣布了这一消息。今晚，当我正在等候播音时，顺便打开了收音机收听BBC。令我惊奇的是（同时也很尴尬，因为德国广播公司的一名官员就坐在我旁边）英国播音员正在念我中午播音稿的全文。他模仿我的声音是如此准确，特别是我在结尾处关于取消叙尔特之行的声明，他只能是根据BBC对我的播音所作的录音学来的。我可能会听到更多的此类广播。

所有柏林报纸都根据戈培尔的命令以大字标题报道了对叙尔特岛德国基地的进攻：“英国炮击丹麦！”似乎有两发炮弹的确落在了丹麦领土上。但这是典型的歪曲事实。

《正午报》今天的头版头条是关于昨晚张伯伦在下院发表演说的报道：“下院谎言的节日——海盗们承认了他们对中立国所犯下的罪行！”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3月21日

今天他们终于送美国记者们前往叙尔特岛参观，但并未邀请我。今晚他们给柏林方面打电话称，在赫尔努姆(Hoernum)的重要水上飞机基地他们的确没有看见受到多大破坏，不过也只允许他们参观了这一处地方——我在自己今晚的播音中指出了这一事实。纳粹新闻机构受命将于明天早晨就这些美国记者们的报道大作一番文章。

今天，在波森又有3名波兰人因被指控在战争中杀死1名德国人而被判处死刑。我听说，有16名波兰妇女正在一所柏林监狱中等待被处决，她们全都被判处死刑。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3月22日

我劝全国广播公司的埃尔文(Irwin)也指出，美国记者并未参观全部叙尔特岛。今天下午，最高统帅部因为我提及此事而非常生气。

今天是耶稣受难日。马路两边挤满了人。人们的脸上并未流露出复活节特有的喜悦之情。前几天在糖果店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德国人真是太有耐性了，能够为了一点节日配给糖果而在雨中站上几个小时！上周鸡蛋的配给额由一个增加到两个；这周又减少到一个鸡蛋。

补记：电台职员打来电话。明天他们将送埃尔文和我乘飞机去叙尔特岛参观该岛北部地区。（译注：美国记者昨天参观的赫尔努姆基地位于叙尔特岛的南端。）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3月23日

昨晚午夜时分，德国广播公司打电话告诉我们，叙尔特岛之行最终还是不能安排。难道是德国空军不想让埃尔文和我知道英国人在这个岛北部所干的事吗？

今天中午在电台出了大事。最高统帅部的一名军官指责埃尔文和我在背后对新闻界同行捣了鬼。他说，在我们昨天播音后，没有一家美国报纸愿意刊登驻柏林记者撰写的关于叙尔特岛的稿件。然而，德国人当然刊登了美国记者们的文章。这便产生了绝妙的宣传效果。

今天宣布，将拆下所有教堂的铜钟，以便用来制造火炮。（译注：应该不是用于铸炮，毕竟不是拿破仑战争时期，德军早已不使用铜炮。）下周，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运动，搜集锡、镍、紫铜和青铜等稀有金属。今天陆军命令所有因战时禁令而停用汽车（约占总数90%）的车主上交其汽车电瓶。

明天是复活节。政府通知民众，他们必须待在家里，别像以前那样外出旅游，因为没有多余的列车。明天禁止私人汽车上街。待在家里也很愉快。去年就是这个时候，我出门在外，开车由华沙去巴黎，途中风驰电掣般地驶过柏林。当时，欧洲正因墨索里尼入侵阿尔巴尼亚而战战兢兢，有谣言称希特勒也将染指波兰。这似乎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3月24日

今天是复活节，天色灰暗，十分阴冷，不过雨倒是停了。我取消了与几个德国朋友共进午餐和喝茶的约会。今天不愿见任何德国人，尽管他们并非希特勒的支持者。只希望独自一人待着。中午时分方才起床，收听来自维也纳的广播。爱乐交响乐团演奏了海顿的一首不错的小曲子。

下午，散了会儿步。菩提树下大街上熙熙攘攘。就个人而言，德国人肯定是欧洲长得最难看的民族。在整个菩提树下大街上没有一个相貌端正点的女人。他们蹩脚的服装可能也加深了人们的不良印象。大街上军人相对较少。难道是限制军人外出？这是什么意思？是否意味着很快就要进攻？

我惊奇地注意到，位于菩提树下大街尽头处的恺撒宫已经破旧不堪。宫殿墙皮很多已经剥落。一派荒芜的景象。阳台石栏杆看上去都快碎了，1914年威廉二世正是在那里，对着脚下谵狂的人群发表了著名的开战演说。不过，当这次战争开始时，群众并没有在希特勒的阳台下表现出疯狂的热情。

在这个复活节，我试图从人们的脸上看出其所思所想。但是他们的脸上皆是一片茫然。很明显，他们不喜欢战争，但是他们愿意服从他人的命令，甚至是走向死亡。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3月25日

德国广播公司今天宣布：“复活节，在上莱茵河前线的一些地方，法国一方爆发了示威活动，反对这场英国的战争。这清楚地表明，法军认为由于英国的暗中操纵使德法两国成为敌人，这真是太愚蠢了。”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3月28日

除非德国能够确保瑞典铁矿石的供应，否则便不能长期作战。这些铁矿石大部分在挪威港口纳尔维克(Narvik)装上德国运输船，为了突破封锁要沿着挪威海岸航行，并保持在3海里领海内，在那里就不会遭到英国海军的攻击。我们中间有些人很奇怪丘吉尔为何不就此采取措施。从现在开始，可以看出他是否会采取行动了。威廉大街说，他将拭目以待。对于德国而言这是生死攸关的问题。X先生向我保证，如果英国驱逐舰进入挪威领海，德国人必将采取措施。但是如何行动还不清楚。德国海军绝非英国人的对手。

我并不希望使自己陷入困境，但根据这周我打听的消息，今晚还是在播音稿里写道：“这里有些人相信战争可能会蔓延到斯堪的纳维亚。今天柏林有报道称，上周有一个中队至少9艘英国驱逐舰集结在挪威沿海，而且运输铁矿石的德国货船已遭到几次警告性炮击……从这里来看似乎中立国，特别是斯堪的纳维亚诸国，最终可能会被卷入冲突之中。”

我经常会写上这么一段话，以试探军方新闻审查员的反应。他没有表示反对，这本身便意味深长。

FO4《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3月30日

纳粹昨晚发动了攻击，抛出了他们认为在美国会引起爆炸性轰动的材料。今天它看上去倒更像是个飞去来器。这是笨拙的德国外交官们容易犯下的典型错误。

外交部发表了一份新白皮书，包含了据说是德国人在波兰外交部发现的16份文件。里宾特洛甫说他们是多位波兰特使的秘密报告。最重要的是来自波兰驻伦敦、巴黎和华盛顿大使的报告。它们“涉及”美国大使如肯尼迪、布利特和比德尔等人，其观点则是这些外交官在罗斯福支持下，领头策划阴谋并将这场战争强加于德国身上！

虽然听上去确实有些难以置信，即使德国人也不应如此愚蠢。但外交部的朋友告诉我，里宾特洛甫的确认为这些“揭秘”将动摇罗斯福的地位，以至于在下次大选中肯定会遭到失败，或在候选人提名时便遭到失败，以至根本不能参加大选。里宾特洛甫听说，美国民众强烈希望置身于战争之外，因此认为这些“文件”将使美国人民相信，罗斯福及其亲自任命的大使们不仅参与了挑起战争，而且正竭尽全力促使美国参战，从而大大增强美国国内孤立主义者的实力。令人高兴的是，美国的第一反应还不错，纽约报界提出这些文件可能是伪造的。它们可能并非完全是伪造；可能只是经过了一番篡改而已。

补记：在晚报上看到了一条很长时间都未见过的最好笑的假话。该报告诉德国人民，波兰“文件”的公布就像炸弹一样在美国引起了轰动。其意是指罗斯福遭到了致命一击。国务卿赫尔(Hull)正式否认了这些“文件”的指控。德意志通讯社对此进行了歪曲，并声称：“赫尔否定了美国大使们的做法！”一个拙劣的谎话！

唯一的问题在于，哈姆·菲什和拉什·霍尔特(Rush Holt)参议员等人可能会利用纳粹宣传作为打击罗斯福的工具。德意志通讯社电讯中直白地说道，参议员霍尔特“同意德国白皮书的观点”。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4月2日

今晚，我在播音中说道：“德国现在正在静静地观察，为切断将瑞典铁矿石沿挪威沿海运往帝国的运输线，同盟国打算采取什么行动。这里普遍认为，英国必将进入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领海以切断这条运输线。同时还认为，德国将不可避免地对此作出反应……德国每年进口1000万吨瑞典铁矿石。德国不可能一弹未发就眼看着铁矿石运输线被切断。”

但是如何战斗呢？S先生悄悄告诉我，纳粹部队正在波罗的海港口集结。但是德国人怎么对付英国海军呢？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4月7日

今天，《人民观察家报》称：“德国已经做好准备。8000万双眼睛仰望着元首……”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4月8日

英国宣布他们已经在挪威领海布雷，以阻止德国铁矿石运输船由纳尔维克南下。威廉大街表示：“德国知道应如何行动。”到底如何行动呢？今晚流传着两个谣言，但我们无法证实。一个说法是，德国舰队已经驶入卡特加特海峡(Kattegat)，即丹麦以北、瑞典以西和挪威以南地区，正向斯卡格拉克海峡(Skagerrak)前进。另一个说法是，一支德国远征军正在波罗的海港口集结，数十艘客轮被匆匆征集以便将部队运往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4月9日(1)

在这个春日，希特勒又占领了两个国家。拂晓，纳粹军队入侵了丹麦和挪威这两个中立国，一份官方公报虔诚地声称，其目的是为了“保护她们的自由和独立”。经过短暂的12小时后，一切似乎都已结束。丹麦已经被彻底占领，仅仅1年前希特勒刚刚签署了一份为期10年的互不侵犯条约。挪威所有的重要军事要点，包括首都在内，都落入纳粹手里。这些消息令人震惊。哥本哈根今天早晨被占领，奥斯陆今天下午被占领，克里斯蒂安桑(Kristiansand)今天晚上被占领。挪威所有的重要港口包括纳尔维克、特隆海姆(Trondheim)、卑尔根(Bergen)、斯塔文格(Stavanger)都被占领。纳粹如何——在英国海军的利齿下——到达那里完全是个谜。很明显这一行动早已做好准备，计划的时间更早，而且肯定是在前天英国在挪威沿海布雷前便已开始执行。由德国基地前往纳尔维克至少需要3天时间。

今天上午10点20分，我们被紧急召去参加外交部将于10点半举行的特别新闻发布会。我们等了半个小时。到上午11点，里宾特洛甫高视阔步地走进来，身穿浮华的淡灰色外交部制服，看上去似乎整个地球都已经归他所有。他的新闻处长施密特公布了新闻，并且宣读了今天清晨早些时候致挪威和丹麦政府的备忘录内容，要求她们接受德国的“保护”，并警告“所有抵抗都将被德国武装力量以所有可能手段予以粉碎，因此只能招致完全不必要的流血。”

“因此，帝国政府，”施密特继续唠唠叨叨地念着，他是一个肥胖粗笨的年轻人，“期待挪威政府和挪威人民能够完全理解德国的做法并不再以任何方式进行抵抗……本着长期存在的德挪友好关系的精神，帝国政府对挪威皇家政府宣布，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德国都无意损害挪威王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

里宾特洛甫像条毒蛇似地弹了起来，说道：“先生们，昨天同盟国对挪威领海的入侵，是对一个中立国权利明目张胆地侵犯。这可以与1807年英国炮击哥本哈根相提并论。然而”——他得意洋洋地咧嘴笑着，牙齿都露了出来——“这都在德国意料之中……英国企图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建立一个基地，以便从侧翼攻击德国。先生们，我们拥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计划包括占领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丹麦、挪威和瑞典。德国政府有证据表明法国和英国总参谋部军官已经来到斯堪的纳维亚，正在为同盟国军队的登陆做准备工作。”

“全世界现在都可以看到，”他继续说道，不知何故令人觉得他像只蠕虫，“同盟国在试图开辟一个新战区时所表现出的玩世不恭和粗暴野蛮。一项新的国际法现在已经公布，即当交战国一方采取非法行动时，另一方有权采取非法行动作为回应。元首已经作出回答……德国已经占领了丹麦和挪威领土以便保护这些国家不受同盟国侵略，并使她们享有真正的中立权直到战争结束。就这样，值得我们尊敬的一部分欧洲也就免于遭到几乎肯定降临的毁灭。”

这个小人（一度是个成功的香槟酒推销员并娶了老板女儿，以最卑鄙的方式取得了希特勒的青睐，通过将主人送进集中营的手法窃取了萨尔茨堡附近一座城堡）结束了讲话。他环顾四周，试图跟大家笑笑，但却毫无意义且索然乏味。

“先生们，”他喊道，“我再次感谢你们并祝你们早安。”在身穿制服的随从护卫下，他昂首阔步地走了出去。

我感到震惊。我不应该如此——在希特勒统治的这块土地上已经待了这么多年——但我还是惊呆了。我走到威廉大街上，然后又穿过蒂尔加滕公园，以便冷静下来。中午，我驱车去广播公司作例行播音。我注意到，街上的人们对这一新闻的反应十分平静。甚至很少有人去买报童们开始叫卖的号外。从帝国广播公司的数十个房间里，扩音器传来戈培尔那令人不愉快的嗓子发出的狂吼乱叫声。他正以惯常的激烈风格在念各种备忘录、声明和新闻公告——全是谎言。我头一次发现来了一大群新闻审查员。他们警告我要“小心”。我扫了一眼最新的德国电讯。最高统帅部的一份特别通告称，哥本哈根已于早8点被彻底占领。通告称，德国军队晚上乘船由波罗的海港口出发，于拂晓时分在哥本哈根登陆，首先占领了城堡和电台。这是个谎言，正如不久之后在举行入城式时所表明的。很清楚丹麦人没有进行任何抵抗。看上去挪威人似乎进行了抵抗，虽然德国人很有信心地认为入夜后他们就会停止抵抗。我给几位朋友打了电话。丹麦驻柏林大使今早向威廉大街提出了抗议，但很快便又表示丹麦处于无法与德国作战的地位。挪威大使——我记得是个因亲纳粹而在柏林臭名昭著的人——也提出了抗议，并且表示挪威将进行战斗。我写了简短而悲哀的新闻稿，并作了播音。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4月9日(2)

补记：很明显在挪威问题上出了问题。挪威人并不是可能在战斗，而是确实在战斗——至少是在一两个地方。有报道称，德国海军损失不小，但是海军保持了沉默。今天拂晓，所有丹麦和挪威记者都被从床上揪了起来，并被关进了恺撒霍夫旅馆。他们这才知道，自己的国家已经遭到德国的保护。

纳粹报纸今晚有一些绝妙的报道：《攻击报》：“年轻的德国陆军为它的军旗增添了新的荣誉……这是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伟绩之一。”这当然是个伟绩。《波森日报》：“英国冷血地踏过小国人民的尸体。德国保护弱小国家不受英国强盗的侵害……挪威应该理解德国行动的正义性，这样做是为了确保挪威人民的自由。”

明天，《人民观察家报》——希特勒的骄傲和印钞机器——将以大红通栏标题宣称：“德国拯救了斯堪的纳维亚！”惊叹号并非是我所加。

在凌晨两点再次播音，现在准备去睡觉，胃里因没吃饭而感到恶心。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4月10日

从我今天打听到的消息来看，很清楚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原希望挪威会不战而降。现在情况却并非如此，昨天的信心十足已经烟消云散。今天在官方授意下写的一篇文章警告民众，“昨天仅仅是一次大胆冒险行动的开端而已，预计同盟国方面可能会发动反击。”实际上，我从陆军和海军圈内人士处得到的印象是，如果英国以得到强大登陆兵力支持的海军介入的话，德国人将面临的战斗规模要比其预计的更大。德国的弱点是缺乏强大海军。在挪威西海岸港口的驻防部队只能通过海上进行补给。另外在斯塔文格以北也没有合适的机场。

最高统帅部在简短地介绍了今天德英驱逐舰在纳尔维克的战斗后，又提到了一件令我们感到困惑不解的事情。德国人说4月8日，也就是在德军夺取挪威港口前一天，“一艘英国驱逐舰在另一次战斗中被击沉”。我们几个人预感到，如果能够搞清楚“另一次战斗”的情况，可能就会清楚德国海军是如何迅速将战舰和登陆舰送到挪威港口并避免英国海军干预的。后来，我们得知这艘驱逐舰是“萤火虫号”(Glowworm)，是在4月9日之前，英国海军中唯一与数十艘偷偷驶近挪威海岸的德国军舰及运输船遭遇的舰艇。它于4月8日在挪威海岸附近发现了万吨级德国巡洋舰“海军上将希佩尔”号，还没来得及逃离便被轰成碎片。如果4月8日英国能有一支小型舰队，比如后来驶入纳尔维克的那支舰队，处于对挪威海岸的打击范围内，希特勒的挪威冒险行动就会失败。人们只能认为，英国海军是在“打盹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这的确令人感到难以理解。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4月11日

伦敦报道称，盟军已经夺取了卑尔根和特隆海姆。德国最高统帅部直截了当地予以否认。它还断然否认了伦敦关于在斯卡格拉克海峡发生了一场大规模海战的报道——那里恰好也是日德兰大海战发生的地方。目前德方承认，其海军所受损失包括在奥斯陆峡湾被击沉的万吨级“布吕歇尔号”(Blucher)巡洋舰、在克里斯蒂安桑被击沉的6000吨级的“卡尔斯鲁厄号”巡洋舰，都是在9日晨被挪威海岸炮台击沉。

得知希特勒已经警告瑞典，在当前这个时刻如果不保持中立，就将面临极为可怕的后果。据我所知，瑞典人被吓坏了，不会去帮助他们的挪威兄弟，而且今后也将任人摆布。这些小国是多么奇怪啊，宁愿被希特勒一个接一个地吞掉。

一名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告诉我们，挪威议会议长汉布罗先生是个“不干净的先生和一名犹太人”。挪威的纳粹分子原来是一名前国防部长，一个叫维第孔·吉斯林(Vidkun Quisling)的人，而且他似乎拥有一个强大的“第五纵队”。威廉大街的一个人告诉我，吉斯林将担任挪威总理。《波森日报》抱怨哈康国王(King Haakon)“不明智的态度……通过他僵硬的态度，可以看出他的参谋人员很糟糕，而且也并非其人民利益的真正保护者。”

BBC今晚引用了丘吉尔今天在下院的讲话：“希特勒犯下了一个严重战略错误”，英国海军现在可以占领挪威沿海，并击沉斯卡格拉克海峡和卡特加特海峡中的所有德国舰艇。上帝，我希望他是对的。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4月14日

我终于搞清楚了德国是如何在缺乏强大海军的情况下，能够在英国海军鼻子底下占领了1000英里海岸线上的所有主要挪威港口。携带火炮和补给的德军由运输船送往目的地，表面是前往纳尔维克运送瑞典铁矿石。这些运输船就如同战争开始时那样，在挪威3海里领海范围内航行，从而得以逃脱英国海军的监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竟然是在挪威军舰护送下抵达的目的地，后者得到命令要保护德国船免受英国海军的侵害！

但这并不能解释英国人为何会放走组成德国舰队另一半的打击力量，其中包括7艘驱逐舰、1艘重巡洋舰和1艘战列舰，使它们能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沿挪威海岸航行。

德国海军圈子内部承认，昨天他们的7艘驱逐舰在纳尔维克被一支占据优势的英国海军攻击舰队全部歼灭，但是又说他们守住了这座城。然而，明天报纸将会说：“大不列颠进攻纳尔维克被击退。”今晚当我让一位海军上尉看一份报纸清样时，他不由得脸红了，还骂了戈培尔几句。

听说冯·法尔肯霍斯特(von Falkenhorst)将军在奥斯陆张贴了如下公告：“挪威政府已经拒绝了几项合作提议。挪威人民现在必须决定他们祖国的未来。如果挪威人遵守本公告，正如丹麦人做的那样，挪威将免于战争的恐怖。然而，如果进行任何抵抗，并且拒绝去握德国人伸出的善意之手，那么德国最高统帅部将不得不使用最严厉的手段以粉碎这种抵抗。”

希特勒在欧洲播下了仇恨的种子，总有一天不仅会毁灭他自己，而且也会摧毁他的国家。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4月17日

希特勒今天向丹麦王室表示祝贺，因为王太子妃生了个女儿。

德国报界和电台今天将其火力对准了荷兰。由外交部授意的一篇报道称：“与德国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盟国并不希望阻止这些小国被拖进战争”！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4月18日

乔·哈什由哥本哈根返回，并带回了一个不错的故事。他报道称，在4月8日夜，丹麦国王被当天的新闻搞得有些心神不安，遂召见了德国公使并要求他作出保证。这位公使向国王发誓说，希特勒无意进军丹麦，那天的愚蠢谣言只是“盟国的谎言”而已。实际上就在那一刻，这位德国公使知道，有几艘德国运煤船正停泊在哥本哈根港，这些船是两天前抵达的。在舱盖下，正如他也知道的，是德军部队。

拂晓时分，舱盖被打开，德国士兵跳了出来。王宫离码头很近。纳粹部队沿着街道走向宫殿。骑车上班的丹麦人被惊呆了，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许多人后来说他们还以为是在拍电影。然而，当德军接近宫殿时，国王卫队开了枪。德军进行了回击。乔说，当国王听见射击声后，他派副官出去告诉卫队，看在仁慈的分上停止射击。这位副官疯狂地挥舞着白手帕，冲了出去并下达了停火命令。正是由于这一合作行动，德军才得以包围宫殿。同时，德军还命令骑车上班的丹麦人避开宫殿，走旁边一条马路。但是有些人没有迅速领会其意思。德军开了枪，打死十几名丹麦人。X先生，一名美国商人，当时恰好在哥本哈根，认为德国人故意低估了海军的损失。例如，他说，在离哥本哈根约60英里的地方，曾看到一艘沉没袖珍战列舰的桅杆。

的确，今天德国海军要求民众表现出更多耐心和纪律性，不要围着海军部要求得到亲属的消息。它承诺战死者的亲属将及时得到通知。同时，我还得知，盖世太保禁止得知亲属战死的人在报纸上刊登阵亡启事。只有两三个海军高级将领的家庭才获准刊登其亲属的阵亡启事。

“布吕歇尔号”重巡洋舰上幸存的受伤水手和士兵们今天抵达柏林，脸上和脖子上都带着可怕的烧伤。似乎当这艘巡洋舰沉没时，水面上泄漏了大量燃烧的油料。许多游水逃生者都被烧死。我估计其中一些人半是死于水淹、半是死于火烧——真是个不错的组合。

在新闻界只字未提这些事情。德国人民只能得到关于这场战争的愉快的和胜利的消息。我怀疑，以他们目前的精神状态，是否还能承受住更多坏消息。

值得注意的是，丹麦已经被德国占领所毁灭。丹麦的300万头牛、300万头猪和2500万只蛋鸡主要依靠来自南北美洲和满洲国(Manchukuo)的饲料。那些供应源现在已经被切断。丹麦必须屠宰大部牲畜，而这是它赖以生存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4月19日

今天一份官方公告称：“鉴于挪威国王和挪威前政府的敌对态度，挪威公使以及挪威公使馆全体人员被要求于今天离开德国领土。”他们已经离开了。

明天是希特勒的51岁生日，要求民众悬挂旗帜以示庆祝。今晚戈培尔博士在一次播音中声称：“德国人民在元首身上发现了他们的强大化身以及他们民族目标的最伟大阐释者。”今晚，当我经过总理府时，注意到约有75人等候在外面，希望能看上元首一眼。在前几年他的生日前夕，往往会有上万人到此。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4月21日

今天，最高统帅部揭开了盟军在挪威登陆地点之谜。他们是在纳姆索斯(Namsos)和翁达尔斯内斯(Aandalsnes)登陆，这是特隆海姆铁路线的南北两端，后者是位于挪威海岸中部的一个关键港口，由德军占领。最高统帅部的一个朋友告诉我，挪威战役现在完全取决于特隆海姆战斗的结果。如果盟军占领了它，他们便保住了整个挪威，或至少是北部地区。如果德国人由奥斯陆沿两条铁路线首先推进至这两个地方，那么英国人就必须撤退。德国人今天占领了利勒哈默尔(Lillehammer)，位于奥斯陆以北约80英里，但他们仍需前进约150英里。我估计，德国人最害怕的是英海军将会在纳粹部队由奥斯陆赶到前，进入特隆海姆峡湾，将城市中的德国守军一扫而光。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德国的赌博就算失败了。

在弄明白这点之后，今晚我感到比战争开始后任何时候都好受多了。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4月22日

向北朝特隆海姆推进的德军遇到的抵抗日益增强。今晚，德国最高统帅部首次声称在这一地区遇到了顽强抵抗。但是，德国空军对位于纳姆索斯、翁达尔斯内斯和杜姆奥斯(Dombas)的英军基地进行了猛烈的轰炸。米尔赫将军，戈林的得力助手，已经被派往挪威指挥空军。现在，空军已成为德国在那里的最大希望。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4月23日

约瑟夫·特波文(Joseph Terboven)，科隆市年轻而强硬的总督，远远超过那里的弗里茨·蒂森(Fritz Thyssen)，已经被任命为帝国驻挪威专员。换句话说，如果希特勒获胜，挪威将成为纳粹统治下的一个省。

准备前往洛桑出席国际广播联盟的一次会议。阿尔卑斯山脚下日内瓦湖边的春天应该是美好的。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4月29日

今晨由瑞士返回。本周内，可能会在特隆海姆进行关键性战斗。我发现，德国人要比一周前我离开时自信得多。显然，英国远征军并不像原先预料的那样强大。从我在瑞士以及今天在这里听到的情况来看，一周前在利勒哈默尔投入战斗的头一批英军不但数量上居于劣势，而且装备也糟糕得可怕——没有坦克，没有重炮，只有少量反坦克炮。

弗雷德·N(Fred N)，是美国使馆里对这次战役最熟悉的人。今天，他仍然怀疑英国人可能并未认真对待挪威战役，令我十分震惊。为给自己打气，我提醒他在上次大战中，英国人花了两年时间才接近巴格达，随后他们的主力军和总司令都被土耳其人俘虏。然而，一两年后英国人最终占领了巴格达，并将土耳其人和德国人赶出了美索不达米亚。英国陆军和海军需要一两次挫折。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认真起来。

我现在才听说，在挪威中部登陆的英军部队已经被消灭了。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5月1日

两天前，也是开战后第4次或第5次，我由巴塞尔出发，沿莱茵河旅行至法兰克福。出巴塞尔城后，约有20英里路程，列车会沿着分隔德法两国的莱茵河行驶。实际上，你是在穿过所谓无人区，因为德军主要防线位于铁路线之后黑森林高地的山坡上。两支大军隔河对峙。然而，到处都很安静。在一个村庄的游戏场上（今天是周日），德国孩子们正在玩耍，而在莱茵河对岸游荡的一些法国士兵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一块开阔的草地上，离莱茵河不到200码，正处在一座法国碉堡的射界中，一些德国士兵正在闹着玩，踢着一只破足球。莱茵河两岸的列车，其中一些正装载着在挪威造成可怕破坏的那些物资，毫无阻碍地行驶着。没有听到一声枪响。在空中也看不到一架飞机。

昨晚，我在播音时说道：“这是什么战争，还是什么游戏？为什么在挪威飞机会轰炸战线后方的交通线，正如在波兰做的那样，或正如在世界大战中那样什么都炸，然而在这里在西线，世界上最强大的两支军队面对面站着，却完全相安无事？”

难道汽油开始短缺了吗？在柏林，1600辆出租车中的300辆今天停止使用，原来还被允许使用的占总数约25%的私家车和卡车也突然被下令停开。

很清楚，德国由于拥有北部所有空军基地，已经在挪威拥有全面空中优势。是否这些就足以使其胜利地向特隆海姆挺进？我担心情况正是这样。正是德国空军的威胁使得英国海军畏首畏尾。否则又该如何解释英国像进攻纳尔维克一样由海上进攻特隆海姆却遭到了失败？事实上，纳尔维克处于大多数德机活动半径之外。但是除非英国人由海上过来，否则他们可能永远也达不到目标。这是一场竞赛，德国人现在跑得更快些。

补记：今天是德国的劳动节，是除兵工厂工人以外所有人的节日，希特勒向在挪威的部队发布了一个夸大其辞的命令。昨晚，最高统帅部宣布，由奥斯陆向北挺进的德军和由特隆海姆向南挺进的一支德军分遣队，在特隆海姆以南不远处会师。希特勒赢得了特隆海姆战斗的胜利。盟军现在的位置以及行动，目前都不清楚。但是这已经无关紧要。他们拥有一个绝好的机会去阻止希特勒，但是却白白错过了。最糟糕的猜测似乎得到了证实——那就是，在挪威人看来，英国人似乎从未真正重视特隆海姆战斗。

“盟军的意图，”希特勒胜利的叫喊道，“即通过逐步占领挪威从而迫使我们屈服的计划遭到了失败。”希特勒还向“挪威战区的战士们”下达了命令。三周前里宾特洛甫还告诉我们，元首将避免挪威成为一个“战区”。

于是这个劳动节便成为德国人的胜利日。但是希特勒没有讲话或作公开露面，这是他上台后头一次出现这种情况。希特勒的副手，鲁道夫·赫斯，代替他在埃森(Essen)的克虏伯(Krupp)兵工厂发表了演讲。他不断提到汉布罗(Hambro)先生，并称之为“那个犹太人，汉堡包先生。”

今天，从挤满蒂尔加滕公园的普通市民的表情来看，他们从内心里希望和平，让胜利见鬼去吧。然而，我估计挪威战役的胜利对士气将是个鼓舞，尤其是在这个可怕的冬季过后。这里的一位资深记者S先生认为，这个国家中的每个男人、妇女和儿童都是天生的杀手。可能是吧。但是，今天在蒂尔加滕公园，我注意到许多人在用配给面包喂那些松鼠和鸭子。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5月2日(1)

对同盟国而言忧郁沮丧的一天。在乔的房间里，我们收听了下午6点的BBC播音，听到不少坏消息。张伯伦刚在下院公布了可怕的失败。在特隆海姆以南登陆的英军，在过去10天对由奥斯陆向特隆海姆挺进的德军进行了抗击，但现在已经由英国位于海岸的基地翁达尔斯内斯撤退。也就是说，英国人放弃了挪威南部和中部地区——也是最重要的地区。在那一地区进行了一场史诗般战斗的挪威人被弃之不顾。张伯伦承认，是德国空军使英国无法将坦克和火炮运往翁达尔斯内斯的。但是4月11日丘吉尔说下的大话怎么办？英国海军在哪里？

德军由奥斯陆向北沿着奥斯特达尔(Osterdal)和古德布兰斯达尔(Gudbrandsdal)两条河谷朝特隆赫姆前进了200英里，同时还以一支小部队轻易地顶住了盟军的南北两路夹攻并守住了该城，这当然是个了不起的战绩。夺取整个挪威，虽然是在最卑鄙的诡计帮助下，在军事上也毫无疑问算是伟绩。英国人虽然动用了他们所有海军力量，经过3个星期的战斗，竟然连纳尔维克都拿不下来。

张伯伦吹嘘说，由于德国舰队实力受损，同盟国便可以加强在地中海的海军实力。也就是说，这位老人开始重视墨索里尼的虚张声势，即他可能会步希特勒后尘参战。但他当然是选错了地方。在我们看来，英国将可以确保其夺取特隆赫姆并在挪威击败希特勒的海军撤离，以加强在地中海的实力并用于打败实则不堪一击的意大利，实在是有些不可思议。

柏林，5月4日

英国人已经由特隆赫姆以北的纳姆索斯狼狈不堪地撤退，从而结束了盟军在挪威中部对于挪威人的灾难性援助。

仅仅半月前丘吉尔还大肆吹嘘可以将德国人逐出挪威领海的英国海军在哪里呢？今天我看了一部德国新闻纪录片。该片展示了德国坦克和重炮在奥斯陆登陆的情况。除了使用显然数量并不多的潜艇以外，盟军没有进行任何真正努力去阻止德国补给品由奥斯陆进入挪威。他们甚至不愿让驱逐舰去斯卡格拉克海峡和卡特加特海峡冒险，更不用说巡洋舰和战列舰了。

是否在这一短促的挪威战役中，空军力量已经显示出其凌驾于海军力量之上呢？或至少是在你的机场控制范围之内？在1914—1918年，德国人像现在这样主动出击是不可思议的。但是由于德国空军控制了丹麦和挪威的机场，盟军舰队不仅不敢冒险进入卡特加特海峡阻止德国向奥斯陆运输武器和人员，甚至不敢试图在特隆赫姆、卑尔根或斯塔文格采取行动，只是在战争头一周对斯塔文格进行了一次80分钟的炮击。现在，德国人吹嘘说，空军力量已经证明其优越于海军力量。

总之：戈林的飞机在挪威完成了4项关键任务：（1）它们确保由卡特加特海峡通往奥斯陆的海路不受英国军舰骚扰，使得德国地面部队主力能够自由得到人员、火炮和坦克补给。（2）它们防止（或成功地吓阻）了英国海军攻击德国人控制的关键港口如斯塔文格、卑尔根和特隆赫姆。（3）正如张伯伦先生所承认的，通过不断轰炸盟军卸载物资的港口，它们使英国人几乎不可能将重炮和坦克运上岸。（4）通过轰炸和扫射敌军阵地，它们使德军地面部队相当轻松地在崎岖地形上前进。

换句话说，德国空军使北海地区的战争发生了革命性变化。

今天我与一位警察朋友进行了交谈。他认为这场战争将在几周内发展到轰炸主要城镇，甚至可能使用毒气。我对此表示同意。希特勒希望尽可能在今年夏天结束战争。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尽管德国人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他最终仍有可能失败。

今天颁布的一项命令解释了为何在汽油供应还充足时就要进一步减少消耗。许多仍在使用的汽车和卡车都被禁止行驶。这就带来两个问题：（1）供应难道不够充足吗？（2）在英国已经撤出纳姆索斯、德国人已经赢得挪威战役胜利后，难道现在又要进行更大规模军事行动并需要尽可能多的汽油吗？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5月2日(2)

今天的德国报纸充斥着对英国现在企图“扩大战争”的指责。在地中海或巴尔干或别的什么地方，我认为那意味着荷兰。

作为一种逃避的手段，今天下午我读了一些歌德的信件。回想拿破仑给德国造成的破坏令人感到舒服一些。显然，歌德所在魏玛(Weimar)附近的耶拿(Jena)遭到了法军的蹂躏。但是经历了这一切的大诗人从未丧失希望。他不断地说，人类精神最终将胜利，那也是欧洲的精神。但是今天，德国的欧洲精神又在哪里呢？只有死亡……死亡……

歌德反复地说，一名作家在进行创作时，必须远离世俗，才能完成其工作。他抱怨说，世俗只是索取，却不给予。他的一些关于魏玛地方行政问题的信件颇为有趣。他也有渺小、好争吵的一面。而且，令人奇怪的是，他对大公殿下极为恭顺！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5月6日

今天，纳粹教育部长伯恩哈德·腊斯特对学生们发表了播音讲话，相当准确地反映了1940年时德国人的精神状态。他说道：“上帝创造了世界，是作为工作和战斗的地方。谁不理解战斗的生命法则，谁就将被判失败，正如在拳击台上一样。这个地球上的所有好东西就是奖杯。强壮者得到它们。弱小者失去它们……希特勒领导下的德国人民并非是自己拿起武器，闯入外国土地并使其他民族为其服务。他们是在那些阻挠其获得面包和统一的国家的压力下，不得不拿起武器。”

我开始想，欧洲面临的最迫切问题，并非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也就是说并非是社会问题。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日耳曼主义问题，是腊斯特描述得如此清晰的精神状态问题。除非解决了这个问题，否则欧洲将永无宁日。

德国女孩今天被要求将梳下的头发带到学校。这些头发将被收集起来制作毛毡。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5月7日

现在已经有三四天时间，德国报纸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战役，以使人们相信自从在挪威遭到失败后，盟军正试图入侵欧洲的其他什么地方。6周之前，德国采取了同样的行动，以使人们相信盟军将要成为斯堪的纳维亚的“入侵者”。随后，德国便以其所谓的同盟国入侵意图为借口，开始进行她自己的侵略。

下一步德国将在哪里采取行动呢？我怀疑是荷兰，部分原因是因为在这场宣传战中，它是唯一没有被特意提起的地名。或者盟军在将德军吸引到远离其国内基地的挪威之后，又打算将其吸引到巴尔干地区？

今天看到的报纸大字标题令人好笑：“张伯伦，这个侵略者。同盟国计划进行新的侵略！”如果德国人民不是在智力上处于迷醉状态或者如此愚蠢的话，他们应该能够看出其中的幽默之处。

我猜想，在今后几周内战争将在整个欧洲展开。而且，最终将使用所有武器：对不设防城镇进行轰炸，使用毒气，等等。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5月8日

今天不能不注意到在威廉大街弥漫着一种紧张的气氛。正在酝酿着什么事情，但是我们不知道究竟是什么。拉尔夫·巴恩斯，刚从阿姆斯特丹赶来，说在由荷德边境到柏林途中头20英里，他乘坐列车上的卫兵将窗帘都拉了下来。我听说荷兰和比利时都很紧张。我希望她们如此。她们应该如此。今天我发电报通知纽约，让埃德温·哈特里奇(Edwin Hartrich)仍旧留在阿姆斯特丹。他们希望将他派往斯堪的纳维亚，但那里的战争已经结束。

今天就在我开始播音前，弗雷德·奥克斯纳打电话说，在伦敦附近克莱布哈姆交换站的铁道旁发现了韦布·米勒的尸体。这个消息使我感到震惊。我认识他已有12年之久，我喜欢他，敬佩他。在我作为一个年轻记者来到这里的头些年里，他对我十分友好并帮助过我。在过去10年，我们的人生道路经常发生交叉，在印度，在近东，在巴尔干、德国、日内瓦、意大利，当然还有英国，他是联合通讯社在那里的明星记者和欧洲主管。韦布非同寻常地谦逊，尽管他的记者生涯与我们时代的任何美国记者相比都毫不逊色。他从不记得自己所取得的成功。我记得当面临重大事件时，他往往既激动又紧张，就像当时我们这些最年轻最缺乏经验的记者们一样。而如果是一次采访的话，他的羞涩之情也与我们相似。他的羞涩令人非常吃惊，而且他始终保持着这个特点。我纳闷他是怎么死的？疲劳？睡意？我知道不会是自杀。

昨晚我到郊区去看一部关于德国空军如何给波兰造成巨大破坏的电影。片名是《火的洗礼》(Baptism of Fire)。波兰城镇和农村，特别是华沙，所遭到的肆无忌惮的破坏被赤裸裸地表现出来。德国观众在一片死寂中观看了这部影片。

补记：我的新闻审查员今天表现得很正派。他们允许我公开暗示德国的下一次打击将要落在西线，包括荷兰、比利时、马其诺防线和瑞士。今晚城里到处是流言。威廉大街对于美联社的一篇报道非常生气，该报道称两支德国集团军，一支由不来梅出发，一支由杜塞尔多夫出发，正在向荷兰边境挺进。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5月9日

多么具有讽刺意味，韦布·米勒在过去24年中大部分时间都在报道战争，经常身处枪林弹雨中间。他逃过了所有这些危险，但却从远离战场的列车上摔下而死！今天的德国报纸充斥着愚蠢的故事，声称韦布是被英国秘密机构暗杀。纯粹胡说。卑鄙下流。（当民众天天接受这些谎言熏陶时，他们的思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希特勒今天下令释放一些挪威战俘，同时宣称：“违背德国人民及其政府的意愿，挪威的哈康国王和其军队参谋部发动了对德战争！”

补记：今晚，疯狂喊叫着的大字标题字体仿佛又加大了一些，都疯狂指责英国计划在某地发动一次大规模入侵行动。“英国企图扩大战争。”德国报纸叫嚣。

所有这些都促使我在今晚的广播中说道：“不管是谁要扩大战争，看来战争是要扩大了。而且很可能正如这里许多人所设想的，战争将在夏季结束前进行决定性战斗。人们似乎感觉到，这个周末的圣神降临节将是欧洲在一段时期内所过的最后一个节日。”

新闻审查员们不喜欢这段话，但是在一番争论后，他们同意不删除。他们的想法是德国无疑正在扩大战争。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5月10日(1)

西线进攻已经开始。今天凌晨，德军开进了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这是希特勒为胜利所作的孤注一掷。很明显，德国无法长期坚持经济战。所以希特勒在其军队仍然拥有补给、其空军仍然领先于盟军的时候发动了攻击。他似乎明白自己冒着全盘皆输的风险。他在今天给部队的训令开头便说道：“关系德国民族未来的决定性战斗已经来临。”在结尾时则总结道：“今天开始的战斗将决定今后一千年德国民族的未来。”如果他输了，那当然是的。

照我看来，希特勒有三个选择：等待并在经济领域决出战争胜负，正如整个冬季所做的一样；在有利地点迎击盟国军队，比如巴尔干地区；横穿中立的荷兰和比利时，在西线寻求决战。他选择了第三种做法，同时也是风险最大的一种。

我不能吹嘘自己已经为此做好了准备。实际上，昨晚像往常一样播音后，我就死死地睡过去了，直到今天早晨7点电话铃响。是德国广播公司的一名女孩。她向我报告了进攻的消息。

“你想什么时候开始播音？”她问道。

“我赶到那里就开始。”我答道。

“里宾特洛甫8点将在外交部开新闻发布会。”她提醒我。

“别管它了，”我说。“告诉纽约方面，给他们发封急电，做好准备工作，我将在一小时内播音。”

实际上直到两小时后我才能开始播音。穿衣服、赶到德国广播公司并写好播音稿都花了不少时间。德国广播公司里似乎很兴奋，我从德国播音员手里拿到各种公报又花了些时间。幸运的是，新闻审查员夜里一定得到了消息，现在已经出现在工作岗位上，他们没有耽搁我很多时间。只是我不能在导语中将德国对荷兰和比利时所做的事称之为“侵略”。他们对此表示否定。我火了，但最终决定，既然新闻审查员忽略了正文中三次使用“侵略”一词，那么为了使美国听众能够听到来自柏林的报道，在导语中用“开进”取代“侵略”也许是值得的。我不喜欢这种妥协。但这是为一个字而牺牲一次重大报道的问题。而且无论如何，当侵略发生时，美国人民心里有数。

补记：我必须说，柏林人民对这场战役的反应是平静的，虽然希特勒声称这将决定德国民族今后一千年的命运。不像平常发生重大事件时那样，没有什么人聚集到总理府前。也没有什么人去买登载消息的午报。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戈培尔禁止报纸发号外。

德国为希特勒新的侵略活动作辩护的备忘录于6点交给了荷兰和比利时大使，此时大约是德军入侵这两个中立国后一个半小时。甚至对于希特勒而言，这份备忘录在玩世不恭和厚颜无耻方面也创下了新纪录。它要求两国政府下令不要对德军进行抵抗。“如果德军在比利时和荷兰遭到任何抵抗，”备忘录称，“它将使用一切手段将其粉碎。比利时和荷兰将为因此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和流血事件负一切责任。”

里宾特洛甫在8点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宣读了备忘录，声称英法两国即将通过低地国家进攻德国，帝国因此认为有必要派遣部队“确保比利时和荷兰的中立”。这一荒谬而伪善的说法还附有一份最高统帅部提供的伪造“文件”，声称这是盟军将要开进比利时和荷兰以夺取鲁尔的证据。

很明显，德军倾尽全力发动了进攻。空军全部出动，而且利用其对盟军的优势取得了丰硕战果。最高统帅部称，德国空军在凌晨时轰炸了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数十个机场，最南直到法国里昂(Lyon)。然后就是这条新闻：公报声称，德国部队从空中降落到比利时和荷兰的许多机场。德国人宣称，他们夺取了机场并占领了周边地区。显然——虽然最高统帅部新闻审查员禁止我在今天的广播中这么说——他们投下了数以千计的伞兵。一条关于德国伞兵已经占领鹿特丹(Rotterdam)部分地区的报道还未得到证实。听上去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挪威战役后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5月10日(2)

第一份德国战报称他们渡过了马斯河(Maas)（缪斯河Meuse），夺取了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并且穿过了卢森堡，进入了比利时。今晚，德军已经来到列日(Liege)城下，1914年该城曾经坚守了数日，鲁登道夫也就是在这里首次引起了人们注意。

对于平民的战争也已开始。盟军方面报道，德国飞机炸死了许多平民。今晚，德国声称三架盟军飞机在弗赖堡(Freiburg)市内投下炸弹，炸死24名平民。作为这一阶段战争发展趋势的先声，今晚一份德国公报声称：“从现在开始，敌军对德国平民的每一次轰炸，都将遭到德国飞机对英法城市五倍的报复。”（注意纳粹在这里采取的手法。1这一声明是对敌国神经战的一部分。2其用意是通过保证将使英法平民遭到五倍的报复而促使德国平民忍受轰炸。）

这是一个迹象。这里还有一个迹象：当比利时和荷兰大使今天向威廉大街申请护照时，还对粗暴践踏两国中立权提出了强烈抗议。德方迅速发表了一份官方声明，称“外交部一名值班官员在读了傲慢而愚蠢的申请内容后，拒绝接受并要求两位大使以通常方式申请其护照”！德国人的神经已经失常。

在播音一整天后，我感到非常疲劳，同时胃里也觉得有些恶心。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5月11日

德国压路机横扫荷兰和比利时。今晚，德国人声称已经夺取了最高统帅部所说的列日附近最重要的埃本-埃马尔(Eben-Emael)要塞，这个要塞控制着马斯河（缪斯河）与阿尔伯特(Albert)运河交汇处。最高统帅部在希特勒领导下不放过任何宣传机会，说这个要塞是使用“一种新的攻击方法”占领的，故意把气氛搞得很神秘。难道历史又再次上演？1914年，当列日阻止德军进攻达12天之久的时候，德军也是出其不意地使用420毫米口径榴弹炮，比利时军队的堡垒在其轰击下就像木头做的一样四分五裂。

德国人对其部队乘飞机空降到荷兰前线后方的海牙和鹿特丹一事保持沉默。但是最高统帅部在盟军报道的刺激下，今天的确否定了荷兰人已经重新夺回海牙(Hague)或鹿特丹机场。那就是说，伞兵们还随身携带着轻便的无线电台。

奇怪的是，民众对于战争中的这一决定性转变态度冷漠。除政府官员以外，我所见到的大多数德国人在听到这些消息时都情绪沮丧。问题是：究竟有多少人支持希特勒所进行的这一最后的、绝望的赌博？在阿德隆饭店讨论这一问题时，大多数记者都同意：支持的人很多。然而我还没有发现哪个德国人真的相信希特勒进入中立国的借口，即是为了对付盟军即将开始采取的相似行动，而他曾多次保证不损害这些国家的领土完整。甚至对德国人而言，这也是一个赤裸裸的谎言。

戈培尔的宣传机构也开始高速运转，今天又发现——在官方宣布遭轰炸的弗赖堡被炸死24人后的24小时——在24名死者中有13名是正在城市体育场上嬉戏的孩子。在遭受空袭时体育场上竟会有这么多孩子？这个戈培尔式的谎言之所以制造出来，可能是为德国屠杀对方平民寻找借口。

今天，柏林报纸又以大字标题刊登了关于两个低地国家因遭侵略而“毫无羞耻地”抗议的文章。

昨天，纳粹将所有反纳粹的荷兰记者都关在恺撒霍夫，其中包括哈里·马斯迪克，当此事发生时他几乎不敢相信。自昨天凌晨开始，荷兰纳粹报纸的一名女记者就坐在德国广播公司，用荷兰语向荷兰人民发布虚假消息。这是个“嗬嗬夫人”一类的人物（译注：作者玩了个文字游戏，意指与“嗬嗬勋爵”一样是个叛国者）。

早上4点半又作了一次广播，在纽约还是昨晚10点半。早上8点又起来工作。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5月12日

星期天，睡了一小会儿。希尔将进行中午的播音。

仅仅经过两天的战斗，最高司令部就声称已经占领了南海（Zuider Zee）地区以东的荷兰东北部地区，突破了荷兰境内的第一、二道防线，同时突破了比利时沿阿尔伯特运河的防线东端。大约一年前，我曾看过那条运河，比利时人在那里大修碉堡，使其成为一座要塞。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坦克陷阱，河岸深邃陡峭。难道说比利时人没有炸断大桥吗？

今天是柏林一个典型的星期天，没有迹象表明柏林人正为事关他们千年生存的战斗而辛勤操劳。咖啡馆奉命在晚11点前关闭，而非以前的凌晨1点。这可以使人们在晚上空袭开始前回到家里，虽然现在还未遭到过空袭。另外，现在还禁止跳舞。

今晚，电台警告称，如果荷兰的德国人遭到虐待，“有充分机会可以对德国境内的荷兰人进行报复”。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5月13日

惊人的消息。下午5点的报纸大字标题称：“攻陷列日！德军地面部队突破并与鹿特丹附近的空军部队建立联系！”

毫不奇怪，一名德国官员告诉我，甚至最高统帅部都对挺进神速感到吃惊。

所谓空军部队，是指伞兵们和那些在战役第一天乘飞机在海牙附近海滩着陆的部队。正是这些人占领了鹿特丹包括机场在内的部分地区，尽管他们没有火炮。而荷兰作为一个富裕国家，部队应该装备有很多火炮。而德国地面部队如何穿越荷兰南部并挺进至海滨，对这里所有人而言都是一个谜。德军应该是机械化部队，而在荷兰那一地区，他们前进的道路上有数十条运河和河流。人们认为荷兰人肯定会炸毁那些桥梁。

“卐字旗飘扬在列日城头，”今晚的报纸头条欢呼道。显然，突破阿尔伯特运河的德军从西北对列日进行了迂回攻击，这里的防御最薄弱，因为比利时人预计主攻将来自相反方向。1914年列日坚守了14天。如果现在它在四天内就陷落，这对盟军而言无疑是个坏消息。

外国电台继续报道，德军伞兵降落在比利时和荷兰全境，夺取机场和城镇。（在柏林我们得不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消息。）这是一种新型战争，看看它对一场持久艰苦的战争将产生何种影响倒很有趣。前提是这场战争将持续下去，而不是德军再一次轻易获胜。

昨晚，法国总理雷诺宣布，在前线后方发现任何未穿德军制服的伞兵都将就地处决。今晚，威廉大街告诉我们，德方已经通知盟军方面，他们每处决1名德军伞兵，德方都将处决10名法军战俘作为报复！德国人真是个令人愉悦的民族。那将使我们倒退一千年时间。但是要记住，这还只是希特勒的新式恐怖手段之一。

今天，我在美国使馆待了一段时间。每个人都因为听到的消息而沮丧，而且大多数人在想——在进攻开始后的第四天！——盟国算完了。我试图回想起1914年对巴黎和伦敦来说似乎是黑色的8月，当时德军横扫西线、直逼巴黎，法国政府逃往波尔多。昨晚，苔斯在电话上说，瑞士正在征召所有可以服役的男子。什么时候将轮到瑞士？我要她带上孩子试试能否订头一班船票回国。她不同意。她的理由是：她还要照管我在日内瓦的办事处，她不希望全家离得太远，而且现在战争已经成为现实，她希望看看战争。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5月14日

今晚的新闻使我们都有点震惊。

荷兰军队投降了——只经过了5天战斗。它的了不起的洪水防线出了什么问题？人们曾认为那是不可逾越的。它的50万军队出了什么问题？

一小时前，我们从一份特别公报中得知，鹿特丹陷落了。德国公告声称，“在德国俯冲轰炸机攻击和迫在眉睫的德国坦克攻势所造成的巨大威胁下，鹿特丹投降了，从而使自己免遭毁灭。”这是我们首次得知鹿特丹遭到轰炸并且处于被摧毁的关头。我想知道，在这场阿道夫·希特勒承诺将不会针对平民的战争中，那里的平民有多少被屠杀？难道这整个城市以及其中的50万居民都是一个军事目标以至于必须被摧毁？

在突破列日后，德国人今晚声称突破了那慕尔(Namur)西北的比利时第二条防线。他们一定离布鲁塞尔很近了。坦克和飞机，特别是飞机，为德国人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贡献。英国人和法国人忽视他们的空军简直就是犯罪！

对于德国电台宣布每一个新胜利的方式有些厌倦。先是中止播放的节目，随后是嘹亮的喇叭声，然后是宣读公报，最后是一个合唱队演唱的流行曲子“我们向英国进军”。对于重大胜利，还要再加上两首国歌。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5月15日

今天许多外国记者和外交官都是一副因震惊而拉长的面孔。最高统帅部声称，德军已经在色当（Sedan）附近突破马其诺防线，并在色当和北面的那慕尔和吉维特（Givet）之间渡过缪斯河。对任何见过树木丛生、河谷深峻的缪斯河谷的人来说，德军如此迅速地通过这一地区似乎不可思议，只要西岸有任何军队进行防守。但是作战双方都声称，在缪斯河西岸正在进行激烈的坦克战。

几乎我的全部朋友都放弃了希望；只有我还没有这样做。1914年8月巴黎的形势可能要更暗淡些，当时似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挡德军向首都挺进。我们的军方人士提醒我们，主力作战尚未开始，德军还未遭遇法军和英军主力。比利时仍有50万军队在战斗。今天的盟军防线依然十分严密：安特卫普（Antwerp）、卢万（Louvain）、那慕尔，然后是顺着缪斯河到色当，只是德军已在几处地点渡过了这条河。

今天不断有来自罗马的消息称，看到德国人似乎将取胜，意大利可能在这个周末参战。今天早晨，苔斯从日内瓦打电话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再次催促她带着孩子离开，最终她似乎同意了。苔斯和V夫人——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将穿越法国前往西班牙。在里斯本她们可以乘坐“快帆”式客机前往纽约。整天都在担心这件事。如果意大利进攻法国，由日内瓦去西班牙会很不方便，如果不是完全不可能的话。

似乎荷兰昨天放弃抵抗的原因是，德国人对鹿特丹进行了一番狂轰滥炸，并威胁将对乌德勒支（Utrecht）和阿姆斯特丹也采取同样行动。希特勒通过威胁使用恐怖手段或进行惩罚以帮助其军队前进，他在使用这种残忍手段方面堪称大师。

例如，今晚他的最高统帅部又威胁要轰炸布鲁塞尔，除非立即停止所有部队调动，德国人声称其侦察机发现了这些情况。“如果比利时政府，”德方公告声称，“希望使布鲁塞尔能够免于战争的恐怖后果，那它就必须立即停止城中的部队调动和建设堡垒的工作。”

真是一场不错的战争。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5月16日

担心苔斯和孩子。如果像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意大利在今后一两天参战的话，她们从那个方向逃出来的希望便落空了。今天有报道称，德国人在瑞士边境的活动日益频繁。现在纳粹军队任何时候都可能突入瑞士境内。问题是法国不会让美国人经其领土逃出。他们此时不发放过境签证。然而，美国政府已经建议，瑞士境内的美国人应立即离开并前往波尔多，美国船将在那里搭救他们。我们领事馆的大部分人已经送妻子儿女带着外交护照通过法国逃了出去。我相信希特勒将轰炸并摧毁日内瓦，以发泄其对国联及日内瓦所代表的一切事物的仇恨。

在昨晚德国威胁之后布鲁塞尔是否将遭到轰炸？P先生对德国的意图总是十分熟悉，他认为在48小时内希特勒将下令对巴黎和伦敦进行昼间轰炸。

我刚刚在宣传部的新闻发布会上看到了两部未经审查的纪录片。是关于德国军队穿越并毁灭比利时、荷兰的片子。展示了一些反映德国炸弹和炮弹毁灭性力量的杰作。一个个城镇被夷为平地，士兵和马匹的死尸七零八落，当炸弹或炮弹爆炸时土块和灰泥飞上了天。德国解说员欢呼道：“我们就是这样给敌人带去死亡和毁灭的！”在我看来，这部影片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准确地反映了德国人。

傍晚时分，乔·哈什和我在蒂尔加滕公园散了会儿步，而且我们都同意如下结论：在德国人看来，使用炸药和钢铁对他人进行野蛮摧残是件愉快的事情，而且实现了日耳曼生活中的高尚目标；炸飞他的房子、妻子和孩子吧。但是让他对你作同样的事，那么他就是一个杀害无辜的野蛮人了。我们回想起，这部电影还将其镜头拉回到弗赖堡，德国人现在声称，在那里有包括13名儿童在内的35人被同盟国炸死（虽然在首次公布此次轰炸及死亡人数后24小时，戈培尔才想起提及被炸死的儿童）。解说员愤怒地说道：“野蛮而肆无忌惮的敌人就是这样轰炸、杀死和谋杀无辜的德国儿童。”

“这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对乔说道。“德国人总是想两边的便宜都占。”

如果没有蒂尔加滕公园我该怎么熬过战争啊？这真是上帝赐予的美丽公园。我们聊着今天的草色显得那样深绿，谈论着彼此在国内时的割草技术，但在这里却是让草自由生长，以便最后晒成干草。奇怪的是，在欧洲大陆几乎没人知道割草机。今天在公园中央小河周围的树林草丛显得是那么繁茂，使我想起了巴比松（Barbizon）的画作。或是莫奈所绘诺曼底半岛上长满百合花的池塘。唯一遗憾的是，池塘中没有一位身穿长裙的端庄女士，腰板笔直地坐在简陋的小船上。

在短波频道收听到罗斯福正在国会宣读一份特别通知。他的声音显得非常清晰。总统精神非常好，我想。他提出我们在1年内应制造50000架（！）飞机并立即向同盟国交货。他说德国现在拥有20000架飞机，同盟国只有10000架飞机，而且德国正以更快速度制造新飞机。这对我们这些待在德国的人而言是显而易见的，但是过去当我们报道这些情况时，便被谴责为替纳粹作宣传。罗斯福的讲话得到了欢迎，我在收听国会广播时从未听到过如此热烈的掌声。国内民众终于从梦中惊醒，使我感觉舒服了一些。

我们要加入这场战争，或至少是作为同盟国的主要供应商，还需要多长时间？如果说仍然有时间的话？德国人说我们来得太晚了。按照BBC的说法，《先驱论坛报》今天公开要求对德宣战。这使一些美国记者今晚在晚餐时琢磨，如果外交关系恶化，我们这些驻德记者是否会被赶走。大多数人认为我们将被拘留。没有人喜欢这种前景。

今晚我们处于一场大战的前夜，可能是这场战争的决定性战斗，前线由安特卫普经那慕尔到色当以南某处，长达125英里。看上去德国人将把全部兵力都投进去，那是相当可观的。昨天，在缪斯河和代尔防线（Dyle Line）以北地区，德军通过比利时的进攻似乎被阻挡住了。但这只是大规模决定性攻击前的一个停顿而已。希特勒必须赢得此次战斗，以及随后几周或几个月的所有战斗，否则他就完了。他的运气看上去不错。但是历史上伟大的决定性战斗并非总是由幸运儿赢得的。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5月17日

怎样的一天！令人震惊的消息！下午3点，最高统帅部发布了它的每日公告。要不是德国陆军自波兰战役第一天开始在其战绩方面就从未误导我们，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它的声明往往令人难以置信，但在最后却总是被证明是正确的。

今天最高统帅部声称，它的部队已经在瓦夫尔（Wavre）以南突破了比利时的代尔防线，并夺取了那慕尔要塞的“东北防线”。更为重要的是，它声称其部队已经在100公里宽的前线上突破了马其诺防线！即由莫伯日（Maubeuge）一直延伸至色当东南的卡里尼昂（Carignan）。这对盟军来说实在是够糟糕的。而且看上去似乎昨天罗斯福承诺向同盟提供的援助——特别是急需的飞机，德国主要是依靠优势空军力量才赢得了这场战争——已经来不及发挥作用了。除非德国立即放慢速度，并且被阻挡住。但是BBC承认说，德国人还未被挡住。它声称战斗继续在勒泰耳（Rethel）地区进行，后者位于由色当去兰斯（Reims）的半道上。我们这里不知道德国人已经突破到那么远的地方。今晚在广播公司，我注意到军方人士首次谈到“法国的溃败”。

当我刚把公报译成英文，便于凌晨3点半进行了附加的新闻广播。随后我返回美国使馆，在那里发现所有人都被事态发展搞得晕头转向。只有几个人似乎受《德国大众报》的一篇社论鼓舞而变得乐观，那篇社论声称最后的决定还未作出，德国人民仍然面临着漫长而艰难的道路。但是见鬼，这次攻势开始才不过8天。而德国人已经占领了荷兰和半个比利时，现在已经推进到由法国边境到兰斯的半道上！

对苔斯很担心。今天中午给她打电话，催促她赶快带着孩子起程，通过法国前往西班牙。现在，就是今晚，我又希望她还未成行，特别是法国人要求她们先向北到巴黎，以便去波尔多。在听到今天的消息后，巴黎可不是适宜旅行的地方。德国人可能会在那里碰到她。今晚我因无法打通她的电话而十分气恼，这使我想到她可能已经动身去法国。我想对她而言，最好是在瑞士小山村里躲避一下。可能希特勒还不至于去轰炸一个瑞士小山村吧。

今天，天气暖和起来，阳光灿烂。从在蒂尔加滕公园晒太阳的德国人那无动于衷、几乎是懒洋洋的表情中，你很难看出这场战争中一场——可能会是决定性的——战役正在进行。自从新攻势开始后，这里还没有响过防空警报，虽然我们听说鲁尔区和莱茵区城镇遭到了夜间轰炸。

补记：最高统帅部今天深夜宣布，德军在日落时分进入布鲁塞尔。白天，他们突破了卢万南北的盟军防线。事态发展速度似乎加快了。1914年，德国人攻抵布鲁塞尔花了16天。这次，只用了8天。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5月18日

明天去前线。最终得到了一个机会去看看这只德军巨兽是如何行动的，竟然如此迅速地打过了比利时、荷兰和法国北部。

我在出发问题上还有些犹豫，担心离开期间可能会发生与法国战役有关的决定性事件，而在那种情况下真正重要的新闻可能会在柏林，而我将错失良机。另外，自去年9月这场战争爆发后，德国人给我们安排了太多无用的旅行，而此次我们很有可能根本看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我最后决定冒这个风险。我们将于明早10点起程，先开车前往亚琛。一行共9人：4名美国人，3名意大利人，1名西班牙人和1名日本人。

安特卫普今天陷落。当德军正在将比利时境内的盟军向大海驱赶时，在莫伯日和色当之间的马其诺防线（译注：此说有误，马其诺防线并未向西延伸到此，只有色当位于防线西端，德军实际上是“轻拂马其诺防线的末梢”）实现突破的德军迅速向巴黎挺进。军事消息颇为灵通的《波森日报》有一篇报道暗示，现在由东北方面威胁巴黎的德军可能不会立即夺取巴黎，正如1914年作的那样，而是将朝西北方向的海峡港口前进，以便切断英法之间的联系。另外还暗示，第二支部队可能向相反方面前进，以便从后方攻占东面的马其诺防线。

德国报道承认，盟军在比利时和法国都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又说其远非庞大的德国部队尤其是坦克和空军的对手。可能过不了几天，我就可以亲眼目睹了。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国际旅馆，5月19日（午夜）

亚琛（Aachen），国际旅馆，5月19日（午夜）

鲁尔区（Ruhr）——德国工业的心脏地区——最令人惊讶的是，盟军飞机本应该（而且我们认为也能够）在几天内就将其炸个稀巴烂，但就我所看到的情况而言，英国人的夜间轰炸成效甚微。

我曾以为，对德国西部的夜间轰炸——自此次大规模攻势开始后BBC曾就其效果进行过大肆吹嘘——会影响到民众士气。但在整个下午乘车穿越鲁尔区的过程中，我们看到德国人（特别是妇女们）站在横跨大路的天桥上，朝着向比利时和法国进发的部队欢呼。

我们穿过几座鲁尔区城镇的市中心，盟军声称在近几个晚上对其进行了猛烈轰炸。我们当然不可能看到鲁尔区所有工厂、桥梁和铁路枢纽，但是我们还是看到了几个，不过它们都完好无损。埃森和杜伊斯堡（Duisburg）附近有庞大的铁路和桥梁网络，伦敦声称对其进行了夜间轰炸，但也都毫发未伤。科隆的几座莱茵河桥依然挺立在那里。整个鲁尔区的工厂如同往日一样在喷云吐雾。

在汉诺威以东，我们抵达前几小时英国轰炸机刚刚进行过夜间空袭。当地居民告诉我们，一座房子里的20个人被炸死了。在汉诺威以东15英里，距高速公路大约200码处，我们发现有一架汉德利-佩奇（HandleyPage）式轰炸机坠毁在地里。宪兵们告诉我们，它是被高射炮击落的。5名机组人员乘降落伞逃生。其中4人已向附近城镇的市长投降；还有1人仍然在逃，农民和宪兵们正在附近田野里搜索。我们察看了这架飞机。机枪手所在后舱非常小，而且无任何装甲保护。前发动机和驾驶舱被摔得粉碎并燃起了大火。奇怪的是，后舱玻璃并未打碎。德国空军机械师们正忙着拆掉设备和有用金属。德国人需要所有能找着的东西。数百名农民站在旁边，注视着这堆残骸。他们似乎根本不紧张。

我们整天不停地迷路。负责给我们这4辆车引路的司机实在是有些呆。我们的司机说：“和平时期他是出租司机。他总是迷路，总是绕最远的路。”当我们越过草地看到科隆大教堂的塔楼时，才发现完全走错了方向，只好原路返回，而此时我们已经位于去法兰克福的半路上，天也黑了下来。最后，天空升起一轮满月，当我们沿着一条树木茂盛的林阴道驶入亚琛时，感觉非常舒服。沿着道路，是无穷无尽的行军队伍，有的乘卡车，有的步行，都在向前线赶去，他们唱着歌曲，精神高涨。

（举一个德军重视细节的例子：在柏林到科隆300英里的高速公路上，废旧农具被伪装成从任何高度看都很像高射炮的东西，每隔200码放一个。将犁的杆指向空中，看上去像一门高射炮。耙地机、耙子、手推车、播种机等所有可以想像得到的旧工具都被精心伪装成高射炮［flak］德语意为高射炮。的样子，从而使顺公路飞行的盟军飞行员认为作俯冲攻击无异于自杀。我注意到，在汉诺威附近英国飞机中发现的地图上，用红墨水标着密集的德国高炮阵地。这些农用机械的另一个作用便是防止盟军飞机在公路上降落。在高速公路双车道中间的狭窄空地上埋设电话线杆子也是出于这个目的。）

除了几架从附近汉诺威起飞的德国轰炸机以外，我们整天都没有在空中看到一架飞机，甚至当接近比利时前线时也是如此。我们经过了科隆机场。上面到处都停放着飞机，机库也都完好无损。它们上面都非常巧妙地蒙着伪装网。显然，英国人的夜间空袭不仅没能使鲁尔区瘫痪，甚至连德国机场都没能破坏。盟军似乎仍然在进行着某种虚假战争。

我在国际旅馆的房间位于顶楼，或者不如说是在阁楼。如果英国轰炸机今晚飞来的话，住在这里实在令人不安。但现在天黑已有两个小时（凌晨1点），还没有一点空袭的迹象。

补记：凌晨3点半。英国飞机于凌晨2点50分飞来。高射炮震耳欲聋的炮声和街对面屋顶上一挺高射机枪“嗒嗒嗒”的扫射声将我惊醒。英国人正在轰炸亚琛车站，这可以从飞机发动机的声音和距我房间窗户约100码的车站上一门高射炮不停的射击声作出判断。没有空袭警报。我们听到的第一声警报便是突如其来的高射炮轰鸣声。我跑到大厅里，想看看人们在这种场合将会做什么，他们会如何反应。几名吓坏了的妇女，穿着睡袍疯狂地冲下楼梯，脸上满是恐惧之情。几个男人，我估计是军官，则慢步走下来。我们那几个记者倒都纹丝不动地待在屋里。虚假的勇敢？其实那几名军官也并非是感到恐惧，只是不想冒不必要的风险而已。空袭持续了25分钟，然后一切又都安静下来。我感到非常困倦，但我们必须在5点就起床。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亚琛，5月20日（午夜）(1)

这是我一生中值得纪念的一天。看到了战争带来的破坏，看到了火炮和炸弹给房屋及其主人、小镇、城市、桥梁、车站、铁路、列车、大学、古老高贵的建筑物以及公路沿线的敌军士兵、卡车、坦克和马匹所造成的破坏。

这些景象实在是不漂亮。不，它们实在不是美丽的景象。例如卢万，那个古老的大学城，1914年被德国人一怒之下烧毁，随后又在美国人的帮助下重建。该城大部化为一片瓦砾。卢万大学宏伟的图书馆，由数以百计的美国中学和大学捐资重建，也被彻底炸毁。我问一名德国军官，图书馆里的书怎么样了？

“烧了，”他说道。

我看着这片废墟，思考着这小小的一击对学术、文化尤其是欧洲生活中的正派传统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旁人看来，我一定是被惊呆了。

那位军官又说道：“太糟了。很可惜。但是，我的朋友，这就是战争。正视它吧。”

我正视了。但同时也受伤了。

我在播音中将今天看到的情况作了简略叙述。（原定于凌晨4点半在科隆播音，如果能赶到那里的话。）以下是大致按照时间顺序所作的记录：

拂晓后不久，我们离开亚琛，经过荷兰的林堡省，来到马斯特里赫特。没有什么迹象表明荷兰人在这里进行过战斗。房屋完好无损，窗户也都未被打碎。偶尔能看到个把荷兰人的碉堡像是被机枪扫射过，但也并不严重。显然，荷兰并未试图炸毁通向马斯特里赫特的道路，以延缓德军前进的步伐。一条小溪上的桥梁被破坏。但仅此而已。

我们在马斯特里赫特渡过了马斯（缪斯）河。这条河在此地很宽阔，成为一条天然防线，不过荷兰人并没怎么利用它。他们在炸毁桥梁方面显得半心半意。我看到两座桥梁的七八个桥拱中只炸毁了一个。德国人显然在后方拥有钢制桥拱，几小时内便架设起来，将桥梁修复一新。当我们抵达时，德国人的补给纵队正轰隆隆地驶过桥梁。

早7点半，抵达阿尔伯特运河。河岸极为陡峭，高达30英尺，比利时人用水泥进行了加固，根本不可能攀登，是一条极好的防线，特别是对坦克而言。只是比利时人没有将桥梁炸毁。我询问一名德国军官这是为什么。

“我们速度太快，以至于他们来不及作出反应。”他说道。显然，在这里以及阿尔伯特运河上通往列日的其他桥梁，德国伞兵都是由后方冲上大桥，消灭了守军的机枪阵地，甚至还摧毁了桥头堡，并在比军引爆炸药前便切断了导火索。这座运河桥梁由位于比利时一方桥头的地堡守卫，左右两侧100码还有两座地堡。那座桥头堡一定也是用与夺取列日的埃本-埃马尔要塞同样的神秘方式占领——由伞兵使用了某种新式武器。

德国军官警告我们，不要进入地堡内部，因为周围仍然有地雷，但是有两人还是冒险走了进去。我立刻看出在地堡内部曾经着过火。从这一点我得出结论（虽然还有些保留），从后方夺取地堡的伞兵一定拥有某种类似喷火手枪的武器，攻击时将火焰喷入地堡内。（译注：攻占埃本-埃马尔要塞时，德军使用的秘密武器是锥形装药爆破装置。夺取桥头堡可能使用了火焰喷射器，喷火手枪一说当然是无稽之谈，上千度的高温会把持枪者自己灼伤。）在旁边我注意到有些新坟，比军钢盔用树枝挑着插在坟上。可能是地堡守军葬在那里。

速度也发挥了作用，达到了奇袭的效果。德军机械化部队在凌晨5点越过20英里外的德荷边境，10点便渡过运河进入比利时（途经本应重兵把守的马斯特里赫特），只用了5个小时。

你立刻便会感到荷兰与比利时的不同。我们刚刚进入比利时，便开始在公路两边看到被炸得粉碎的成片房屋。显然比利时人与荷兰人不同。一开始，他们便像狮子一样战斗，逐屋进行争夺。

7点45分，通厄伦镇（Tongres）——在这里我们首次见识到真正的毁灭性破坏。我们经过的该镇大部分地方都被炸成碎片。是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和火炮干的，一名军官解释说。火车站成了一片废墟，显然是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干的。铁轨都被炸毁，卷曲起来，歪七扭八；车厢和机车都被炸翻出轨。一个人可以——或不如说一个人怎能——想像得出居民的震惊。当他们周四晚上（5月9日）上床睡觉时，比利时还与这个世界——包括德国在内——相安无事。到周五拂晓，德国轰炸机便将火车站和这个小镇——他们入睡时还是如此安宁的房屋——炸成了一片残垣断壁。镇上是绝对的荒凉。只有两三条饿狗悲伤地在废墟里嗅来嗅去，显然是在寻找水、食物和主人。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亚琛，5月20日（午夜）(2)

8点10分，圣特赖登（StTrond）——这个小镇位于通厄伦以西约12英里。当我们在布满残骸的街道上摸索着缓慢前进时，我歪歪扭扭地写下了几行笔记：“房屋被炸得粉碎……一片废墟……比利时平民痛苦的面容……他们刚刚开始返回……妇女在哭泣……他们的男人们呢?……在哪里?……这里的房屋被随意地摧毁了……是斯图卡无意中干的?……不是有意干的?……战争之路……到处是坦克、飞机、火炮、反坦克炮……整个早上，公路上挤满了补给纵队和赶往前线的部队……奇怪的是，迄今为止没有看到一架盟军飞机……而这些无穷无尽的部队、火炮、补给纵队，由德国边境一直延伸过来……多好的目标啊！……难民们沿着公路在漫天灰尘和炎热天气下返回家园……场面令人痛心……”

难民们沿着公路长途跋涉，老太太们用她们衰弱的手臂拉着小孩子，母亲们提着家庭生活用品。幸运点的人用自行车驮着自己的物品。真正的幸运儿则推着手推车。他们的面容显得震惊而恐惧，悲伤和痛苦之情凝固在脸上，但同时又是尊严的。人们还有什么东西不能忍受！生存下去并继续前进！——几个小时内，他们将回到前天还是他们家园的那片烧焦的瓦砾堆。

8点30分，特勒蒙（Tirlemont）——一名德国军官在这里说道：“进至特勒蒙花了我们5天时间。”我们从亚琛到这里大约是100公里——每天约20公里。这个速度倒是不慢。我注意到途中没有在公路上看到一个炸弹坑。我估计，在德国人用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将比利时铁路炸毁的同时，他们特意避免轰炸公路或“他们的”桥梁。显然，德国司令部决定在推进时不使用比利时的铁路，而只使用公路。他们的军队是建筑在安装汽油发动机的汽车之上的。

途中我们在公路上遇到了一个可怕的大洞，刚好在小镇外面一条小溪附近。这个洞直径约30英尺，深约25英尺。德国军官解释说，这是法国人炸的。

“是法国爆破专家们干的，”他说道。“在有些地方他们干得相当漂亮。但是他们没能阻止住我们的坦克。坦克绕过你可以看见的左边那座工厂，撞倒工厂围墙，就好像那是手纸做的，在上游约200码的地方渡过小溪，继续追击敌人。我们损失了一点时间，”他接着说，“即使如此你必须承认法国人在这里干得很漂亮。”他对法国爆破手们极为敬佩。

在特勒蒙有更多巷战的迹象。房屋的墙壁被机枪子弹打成了麻脸；许多房屋被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和火炮夷为平地。

9点15分，卢万——这个古老的大学城，1914年时被德国人在愤怒中烧毁，现在这座城市的相当一部分再次被摧毁。这是来到这里后的第一印象，我感觉好似挨了当头一棒。一个又一个街区完全成为废墟。废墟上面仍然冒着青烟。因为这个城市刚刚被占领两三天而已。

我们驱车穿过废墟来到大学，前往图书馆。它也是在1914年被德国人烧毁，并且由数百所美国学校捐资重建（书籍可能也是捐赠的）。

“图书馆怎么样？”我询问当地驻军指挥官，他是一名年纪挺大、脸颊胖得耷搭下来的上校军官，看上去不像是个缺乏同情心的家伙。

“我们一分钟后就到那里。你们会看到的，”他说道。他沉默了一会儿。可能他注意到我有些急不可耐。他又说道：“城里这个地区发生了激烈战斗。激烈的巷战。这座城市几次易手。我们攻进来，他们又将我们赶出去。肯定会造成破坏，我的先生。”

那么图书馆一定是被摧毁了，我得出结论。一分钟内我们到了那里，将车开到图书馆前的广场上，广场上挖了几道战壕。我们爬下汽车并看到……

宏伟的图书馆大楼完全被摧毁了。废墟上仍然冒着烟。一些支撑房顶的大梁仍然在。都铎王朝式样的正墙，尽管被烟熏黑了，但仍然骄傲地挺立着。不过当我企图接近时，一名德国士兵跑过来警告我不要走得太近，因为墙壁随时可能会倒塌。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走到了近处。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亚琛，5月20日（午夜）(3)

我对石头上刻的字发生了兴趣。我在纸片上记下了一些：芬奇学校；罗彻斯特大学；菲利普斯学院，安多沃；伊利诺斯大学；美国女子大学联合会；宾夕法尼亚州费城公学。等等。除了这些学校以外，还有其他为重建这座图书馆捐资的美国学校。我试图寻找那块著名的铭文，当我1925年首次来到欧洲而这座图书馆刚刚完工时，一些美国捐助者和比利时当局就此产生了许多愚蠢的争执（今天看来倒是不那么愚蠢了）。我没有发现它。我试图准确回忆其原文，但实在记不清了。不过我想其意思大致是这样的：“因德国的怒火而毁灭；因美国的慷慨而重建。”

“那些书呢？”我问那位德军指挥官，我越来越感到他是个正派人。“烧了，”他说道，“可能全部都烧了。”

一名脸上长满疙瘩，显得十分狡诈的纳粹工人走上前来，黄色臂章表明他属于托特组织，他们往往跟随德军行动并负责清理废墟。他对我说：“这是英国人干的。在他们离开前放了把火。非常典型，不是吗？”

我什么也没有说，但是后来当我单独和上校在一起时，我向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他看着我，耸了耸肩，说道：“我的先生，正如我所说的，在这座城市里发生了一场战斗。在街道上进行了激烈的战斗。火炮和炸弹都用上了。你看有多少房屋被摧毁。我不知道一座房屋在被摧毁时是否会得到与众不同的对待。也不知道这座图书馆是与其他房屋一样玉石俱焚呢？还是由于其他原因被摧毁？”

在我们离开柏林之前，一位德军军官来到威廉宫并告诉我们：“先生们，我们刚刚得到来自卢万的消息，英国人以最无耻的方式抢劫了那座美丽的古城。”

我们在卢万消磨了一个早上，在废墟附近转悠，察看一些没被摧毁的房屋，与刚返回的居民以及牧师和嬷嬷们交谈。有些牧师和嬷嬷在三天战斗中，就躲在附近女修道院和修道院的地下室里。我们没有看到或听到一丝一毫关于英国人抢劫城市的证据。公平地说，也没有一位德国正规军军官曾经这么说过。

当我们早上9点15分进城时，被炸得稀烂的街道上空无一人。没有一个平民；只有一些士兵和穿着捷克军装（难道德国人连军装都不够穿吗？）的辅助部队成员，此外就是穿着无标志工作服、戴着黄色臂章的托特组织成员。

在希特勒发动西线攻势前，卢万居民共有41000人。一周后，当纳粹军队进城时，没有一名居民还留在那里。我们无法查清楚有多少平民被杀。可能非常少。也可能根本没有人被杀。实际情况是，该城居民由于对纳粹大军的恐惧，在德国人到来前就已逃离该城。他们无疑还记得上次即1914年德国人来时，有200名市民代表被抓作人质并被枪决，以作为对所谓狙击事件的报复。

当我们离开时，大约中午时分，我们看到第一批返回的市民。他们的脸充满震惊和恐惧，是那样的悲苦和怨怒，然而，又是如此自尊！我注意到了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此时此刻，以自尊掩饰着的痛苦是人类脸上最高贵乃至最美丽的表情。我们那超级世故油滑的奥尔德斯·赫胥黎（Aodous Huxley）之流需要多看看这种表情——在废墟之中的、活生生的表情。

德军指挥官将我们带到大教堂和市政厅。除了有一两扇窗户被打破而外，几乎都完好无损。它们一定是逃过了1914年那场火灾，因为都不是新建筑。一名德国军官对我说：“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比起普通轰炸机有一个优点。”

“什么优点？”我问道。

“它们更为精确。看看这里的市政厅和大教堂都幸免于难。若是普通轰炸机攻击这座城市，很可能连它们也会被击中。但我们的斯图卡不会。它们只炸指定的目标。”

我们鱼贯而入市政厅。在一条挺长的中世纪风格大厅里——可能是接待室，因为位于前面——我们立即辨别出这里曾经是英军司令部。在一张用白木制作的大桌子上，放着地图、笔记本、威士忌酒瓶、啤酒瓶和带有奇怪的英国商标的饼干筒。它们证明英国人不久前还在这里。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亚琛，5月20日（午夜）(4)

一条走廊通向里面更小些的房间，英国军官们似乎曾在那里住过。在他们的桌子上，堆放着更多的地图、法英辞典。在一张桌子上，我注意到放着一本炮兵手册。一间屋子的地板上沾满了血。德军指挥官冒险透露了一个消息，有两个受伤的比利时人在那里因流血过多而死。在各个房间绘有大幅文艺复兴时期壁画的墙壁下，放置着英国人睡觉用的凌乱床垫。大多数床垫都沾满了血，似乎在最后的日子里，它们并不是用来睡觉，而是用来等待死亡。

当我们离开市政厅，鱼贯而出那间大接待室时，我注意到后墙上有一块巨大的铜牌，但有半块被打掉。

“那是怎么回事？”我问一名军官。

他随即大肆吹嘘了一番德军的荣誉感，这块铜牌是纪念卢万的烈士——即1914年被德军抓为人质并枪毙的200名市民。正如全世界都知道的，这些市民中的头面人物之所以被枪毙，只是由于比利时人对德军士兵打冷枪。在1940年没有发生打冷枪事件。这块铜牌描述了野蛮的德国士兵，而为了捍卫德军的荣誉，便将记述“英雄烈士及野蛮德军”的那半块铜牌毁掉。而另外一半铜牌记述了1914年比利时军队在保卫这片土地时的英雄事迹，德国人对此并不反对，因此将其保留下来。德国人只是反对打冷枪而已。

在火车站附近的广场废墟中，一座巨大的石质纪念碑仍然矗立在那里，尽管德国人和英国人此次在那里战斗了三天之久。这座纪念碑也是为了纪念1914年被枪毙的那些好市民们。上面甚至罗列了他们的姓名。迄今为止德国人还没有将其炸掉。

我们在广场上停下来喘口气。脸上仍然带着恐惧和震惊的难民们，已经开始逐渐返回家园，在废墟中小心地走着。他们安静、悲苦而骄傲。虽然这会使人很伤心，但我们还是叫住了一些人，试图询问他们一些问题。我们提出的一些问题是想弄清德国人对英国人火烧卢万图书馆的指控，因为我们相信德国人是罪魁祸首，而美国人民的反纳粹情绪将因此而进一步高涨。但是看到陪同的德国军官，他们都变得谨言慎行，什么也没有跟我们说。他们什么也没看见，他们坚持说。在战斗期间他们并不在城里。他们已经逃往山区。

“我怎么可能看到什么情况？”一位老人抗议道，眼中闪耀着怒火，看着德国人。一位比利时牧师也同样谨慎小心。“我待在修道院的地下室，”他说道。“我为我的教民们祈祷。”一位德国嬷嬷告诉我们，她和56名孩子是如何在女修道院里躲了三天。她的确记得周五即5月10日晨，炸弹开始从天而降。事先毫无警告。炸弹完全是不期而至。比利时并未宣战。比利时并未对任何人做任何事情……她停了下来并注意到德国军官正盯着她。

“你是德国人，是吗？”其中一名军官问道。

“是。”然后她便赶忙惶恐地说道：“当然，作为一名德国人，我很高兴这一切都已过去，而且德军部队来到了这里。”

德军指挥官很明显是受到了鼓舞，想带我们去女修道院与更多的德国嬷嬷们谈谈，但是我们估计这只是为了宣传而已，因此催促率领我们这帮人的军官继续前进。我们遂起程前往布鲁塞尔。

大约中午时分，我们沿着灰尘涨天的公路驶向布鲁塞尔，突然有人看见了斯蒂诺克吉尔（Steenockerzeel）以及那座中世纪城堡，奥托·冯·哈布斯堡和他的母亲、前奥匈帝国皇后兹塔（Zita）住在那里。我们停下车来以便看一看。这座城堡遭到了轰炸。

奥托的城堡是座古老建筑，拥有无数塔楼，轮廓有些丑陋。城堡四周是一条泥泞的护城河。当我们接近城堡时，发现一部分屋顶被炸飞，一座墙看上去摇摇欲坠。窗户都被震破。显然这是高爆炸弹的冲击波造成的。走得再近一些，我们发现了两个巨大的炸弹坑，实际上与护城河联成一体并使其更宽阔。很明显，城堡之所以能够屹立不倒，只是由于这两枚至少500磅的炸弹都掉进了护城河，而河水和淤泥减弱了爆炸的破坏力。护城河距城堡仅60英尺，炸弹的投掷当然可以称得上精确。显然是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的杰作。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亚琛，5月20日（午夜）(5)

但是为何要轰炸奥托·冯·哈布斯堡的城堡？我询问一名德国军官。他也说不清楚。最后他提出：“无疑英国人将城堡作为指挥部，因此当然算是个军事目标。”后来我们在城堡里看了个遍，也未发现任何英国人曾经到过这里的证据。

当我们进入城堡后，很快便发现它曾被劫掠过，虽然并非十分彻底。有迹象表明主人离去得很匆忙。在楼上卧室里，女人的衣服在地板、椅子和床上扔得到处都是，似乎那些人拿不定主意该带哪些衣服，而且既无时间也拿不动太多衣服。所有衣橱里都装满了衣服和长袍，整齐地挂在衣架上。在一个男人住的房间里，书籍、运动衫、套装、高尔夫球杆、留声机唱片和笔记本扔得到处都是。在楼下客厅，这是一间布置得颇富资产阶级情调的大房间，书籍、笔记本和瓷器在一张大桌子上杂乱无章地堆放着。一本关于昆虫的大书很明显被什么人——可能是奥托本人——仔细地翻阅过。在楼上我认为是他的书房的房间里，我注意到一本法文书，名字叫《即将到来的战争》（The Coming War）。我查看了他的书籍。有些极好的法文、德文和英文书。显然他在读书方面品味很高。当然，有许多是他的大学课本，都是关于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书籍。

我们花了半小时彻底检查这些房间。其中大多数布置得非常糟糕。洗澡间简直称得上是原始。我还记得维也纳霍夫堡宫的壮丽，哈布斯堡家族在那里统治了数百年之久。两者实在是有天壤之别。我们一行中有些人顺便捡了不少纪念品，有刀剑、老式手枪和各种各样的装饰品。我则捡了一页奥托的英语作文纸留作纪念，很明显这是他在最近访问美国前温习英文时所写。感觉就像个强盗。一名德国军官递给我一顶奥托的学生帽。我顺从地接了过去。有人发现了一些兹塔的名片并且给了我一张。上面写着：“奥地利皇后及匈牙利的统治者”。我把它装进口袋，当然也得算是个抢劫犯了。一条悲伤、饥饿、迷惑的小狗在混乱不堪的房间里打着转转，然后又跟着我们到汽车那里。我们将这座城堡留给了它。周围一个人也没有。

斯蒂诺克吉尔到布鲁塞尔的公路上拥挤不堪，路右边是向西加速行驶的德国军车和牵引火炮，路左边则是冒着酷热和灰尘返回被摧毁城镇的络绎不绝的难民队伍。我本来还想在布鲁塞尔美美地吃上一顿午餐。这一景象使我胃口都没了。

下午两点，布鲁塞尔。布鲁塞尔幸免于难，它也是比利时唯一没有被全部或部分夷为平地的城市。希特勒曾威胁要摧毁布鲁塞尔，前提是如果比利时人通过该城调动部队或该城不再是一个不设防城市。可能它的迅速陷落倒使其免遭劫难。

当你驱车穿过城区时，不时会看到被零星投掷的德国炸弹炸毁的房屋（只是为了吓唬人吗？）。城市中央运河上的所有桥梁——原先肯定有一打——都被英国人炸毁……

这是晚春温暖的一天，街道上挤满了当地居民。与我们在其他城镇看到的一样，人们的脸上是痛苦但自尊的神情。负责我们这4辆汽车的德国军官走下车，向一个路人询问如何去我们已经订好座位的饭馆。这位先生，看样子像个教授，留着胡须，戴着宽边黑帽，给我们指明了方向。他很礼貌，但也很冷淡。德国军官敬了个礼表示感谢。教授生硬地碰了碰他的帽檐。

不久，我们来到市中心，即火车东站前面，然后又粗鲁且不必要地鸣着高音喇叭，沿着街道加速冲到大都会旅馆前面的广场上。和平时期我常在这里漫步，度过了多少个日日夜夜……观察布鲁塞尔的好市民们、浓妆艳抹的妓女，大街上摆满了你在德国绝对见不着的好东西，包括橘子、香蕉、奶油、咖啡、鲜肉；电影海报栏里张贴着好莱坞和巴黎最近的电影海报，广场上的咖啡屋挤满了人。

我们在皇家饭馆吃饭，我在布鲁塞尔时常到这里。与德国军官一起到这里，我感到有些尴尬。好在领班及侍者都没认出我来，也可能是装作没认出来。这家饭馆和大都会旅馆一样都被军方征用，不过在吃饭期间也有两三个平民进来并用餐——我想这可能是例外。我们吃得很好。这里的德国人有不少是外交部和宣传部的官员，但主要还是军官。在柏林有几年没有吃到这么好的饭菜了。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亚琛，5月20日（午夜）(6)

我们中有人在几分钟内便将饭馆中的美国香烟都买光了。我买了3盒“好运”牌香烟。在德国抽了一年劣质香烟后，我实在无法抵御那种诱惑。我将把它们留在早饭时抽，一天抽一盒。大多数人都是成纸箱地买，这使我良心上感到轻松了一些。我们以10法郎兑1马克的愚蠢比价付钱。午餐后，大多数人都跑出去用现在很值钱的马克纸币进行“抢劫”。他们买鞋子、衬衫、雨衣、妇女穿的丝袜，几乎看见什么买什么。一名意大利人买了咖啡、茶叶、两加仑食油，此外还买了鞋子和衣服。

F先生和我出去找一家我过去时经常光顾的商店；不是去买东西，而是去聊天。老板娘正在商店里招待顾客。她对我还有模糊的印象。她既震惊又害怕，但也表现得很勇敢。她仍然没有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她说道：“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先是德国人进攻。然后是政府逃跑。我们不知道都发生了什么事情。最后是周五（今天已经是周一了），大约晚上8点，德军开进了城。”她承认德国士兵的行为还算“端正”。

“你的丈夫在哪里？”我问道。

“我不知道。他被动员参军了。他上前线了。我没听到他的消息。我只能希望他还活着。”

两名德国士兵晃悠着走了进来，每人买了6盒美国香烟。在德国他们最多只被允许购买10根劣质德国香烟。当他们离开后，老板娘说道：

“我的铺子仍然开张。但不知还能开多久？我们的货都来自英国和美国。还有我的孩子。从哪儿能搞到牛奶呢？我弄到够两个月喝的罐头牛奶。但喝完后又该怎么办呢？”

她停顿了一下。最后，她还是说了出来：

“说到底，事情最终会怎样？我的意思是，你认为比利时还会像以前一样吗——保持独立并保留我们的国王？”

“嗯，当然，如果同盟国获胜，事情会像上次大战后一样……”我们只好说道。

“如果？……但是为什么他们撤得这么快？加上英国人和法国人，我们在比利时有100多万军队。但他们还不如1914年那一点比利时军队守得时间长。我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不明白，随后便离开了。回到我们停放汽车的饭馆，我们一行中的个别人开始返回，拎着大包小包的“战利品”。但许多人仍然没有回来，于是F先生和我又到市政厅广场上散步。在午后阳光的照耀下，市政厅楼顶飘扬着纳粹卐字旗。尽管如此，除了一群群的德国士兵外，广场看上去一切如常。我们发现了一家美国银行的办事处。我们走了进去并要求见见经理。午餐前，我们曾要求德国人带我们去美国使馆，但遭到了拒绝。美国使馆人员与比利时政府一起逃跑了，他们告诉我们。我抗议道，至少使馆还会留下一个秘书看管。不是这样，他们声称，只留下了一个门房。很明显这是假的，但是F先生和我并没说出来。要走路去的话有点太远，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

这家银行的两位经理——其中一位在比利时遭入侵后前两天才从纽约来这里——似乎很高兴看到我们。他们告诉我们，美国大使库达希（Cudahy）和全体使馆成员都留在布鲁塞尔。但是使馆无法与外界联系。据他们所知，所有美国人都很安全。在德军进城前两天，有些美国人与一伙犹太难民曾打算趁夜逃走。但是，在距首都20英里的铁路桥遭到了德机轰炸，火车不得不停车。城里有些恐慌，特别是在犹太人中间，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伙犹太人和几名美国人决定步行前往海边。其他人——包括两位经理中的一位——则返回了布鲁塞尔。无人知晓那些逃往海边的人们的下落。

关于布鲁塞尔的一些零散情况：街车仍在行驶，但不允许使用私车。德国人征用了大部分私车。不准打电话。电影院被关闭，但海报栏里仍然张贴着法国和美国电影广告。德军禁止人民收听外电广播。到处都贴满了告示，其中一份是市长发布的，以法文和佛莱芒文印刷，要求民众在处理与德军关系时保持冷静和尊严。美国公司外则贴着用美国使馆信笺打印的告示，内容是：“此处属美国财产并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亚琛，5月20日（午夜）(7)

午后才离开布鲁塞尔，我们的汽车上装满了大家的“战利品”。对我而言幸运的是，我们于晚上9点半便返回亚琛。我已经与柏林的德国广播公司约好，于凌晨4点半在科隆进行播音。

我刚刚写完播音稿。必须把来自宣传部和最高统帅部的新闻审查员从床上叫起来进行审查。虽然我最近很少睡觉，但我一点都不觉得困乏或疲倦。我租了一辆车和一个司机，以便开车送我去科隆，大约需行驶40英里。他坚持要现在就出发，也就是凌晨1点。他说，公路上的部队会阻碍我们行车，英国轰炸机可能也会来捣乱。今晚它们还没飞过来，虽然几乎是满月。

5月21日，6点15分——播音进行得很顺利。英国轰炸机没来。在灯火管制情况下寻找广播电台遇到了一些麻烦。最后，科隆城内的一位胖胖的金发女郎——与大兵一起站在门口——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在电台抽空睡了半小时，在返回亚琛的路上又睡了一个半小时。也就是说，在归途中一直在睡。现在下楼去吃早饭，我们将于6点半出发去前线。没有时间换衣服，不过还是抽空刮了脸。

关于5月20日的脚注——由布鲁塞尔返回亚琛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一群英国战俘。那是在荷兰林堡省的什么地方，我想大概是在马斯特里赫特郊区。他们被赶到了一家废弃工厂地面铺砖的院子里。我们停了下来，走过去和他们谈了谈。看着他们，令人十分伤感。战俘们总是这样，特别是在战斗刚刚结束后。一些人显然是得了弹震症，一些人受了伤，所有人都筋疲力尽。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们的体质。他们都是胸脯扁平、骨瘦如柴、肩膀单薄。约有三分之一视力不好并戴着眼镜。我认为，这非常说明问题，英国在战后22年忽视年轻人的行为几乎是犯罪，而德国尽管战败而且还面临着通货膨胀和失业人口达到600万等问题，但却是在野外新鲜空气中和灿烂阳光下抚养自己的孩子。我问这些战士们，他们都来自哪里？在家里从事什么工作？战俘约有半数来自利物浦的公司；其他人则来自伦敦的公司。他们说，9个月前开始进行军事训练，当时战争刚刚开始。但是正如人们所看到的，这不能弥补战后这些年来由于饮食太差、缺少新鲜空气和阳光以及体育锻炼所带来的危害。30码以外，德国步兵正在公路上向前线开进。我不由得将他们与这些英国小伙子进行对比。这些德国兵肤色黝黑，胸肌发达，身材匀称，健壮如狮。这是一场不对等的战斗。

我知道，这些英国小伙子，也曾像男人一样勇敢地战斗。但是勇敢并不决定一切，在这场机械化战争中单纯靠勇敢是不够的。你必须拥有一个可以承受可怕摧残和折磨的好身体。然后，特别是在这场战争中，你必须拥有所有必需的军事装备。我就此问题询问了这些英国人。有6名英国战俘站在一起，与其他人有一些距离。他们告诉我，在卢万附近投入战斗时还有一个连，现在仅剩下这几个人。

“我们根本没有机会取胜，”其中一人说道。“我们立刻就被打垮了。特别是那些俯冲轰炸机和坦克对我们威胁最大。”

“你们自己的轰炸机和坦克呢？”我问道。

“从来没见过。”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道。

其中，有三个人都是一只眼上蒙着非常肮脏、血迹斑斑的绷带。有一个人看上去特别沮丧，站在那里痛苦地咬着牙。

“很可惜，”他的战友悄悄对我说。“他失去了一只眼睛。感觉非常糟糕。”

“告诉他没那么糟糕，”我笨拙地企图安慰他。“我自己也有一只眼睛失明，但是你们都没注意到这一点。”我并不指望他相信我的话。

尽管有弹震症并面临着当战俘的黑暗前景，总体而言，他们仍很乐观。一个戴着厚厚眼镜片的来自利物浦的小个子对着我微笑。

“你知道，你是我平生见过的第一个活生生的美国人。在这种地方头一次见美国人，是不是有点滑稽？”这也引起了其他战俘的同感，我们都大笑起来。但是在内心里我感觉并不好。F先生和我将随身带的所有香烟都送给了他们，然后才走开。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亚琛，5月21日(1)

今天终于来到真正的前线，并首次目睹了战斗场面——是在比利时西部斯凯尔特河（Scheldt River）一线。这是自去年9月我在波兰格丁尼亚观看战斗后所看到的第一次实战。

驱车上前线途中，我们再次经过卢万城。令人吃惊的是，有这么多人已经返回。农民们运来了食品。令我们惊讶的是，在一条成为废墟的街道上已经建立了一个小菜市场。

到布鲁塞尔后开始向南走，我们沿着公路向图尔奈（Tournai）前进，该城仍然掌握在盟军手中。在位于滑铁卢（Waterloo）西南数英里的蒂比兹（Tubize），近期发生过战斗的标志再次出现。街道两边的房屋都被炸毁，到处是冒着青烟的废墟。迄今为止，我想，这场战争都是沿着公路进行的——这是两支依靠汽车机动的军队之间的较量。几乎每个城镇都被全部摧毁或至少被摧毁了一半。但是附近的田地却丝毫未遭破坏。返回家园的农民们已经开始收割粮食。

大约中午时分，我们抵达昂吉安（Enghien），遂即前往冯·赖歇瑙将军的司令部，他是第6集团军司令。指挥所位于离城不远的一个城堡中。在通往城堡的园林中，到处都设置了高射炮。在比利时和法国乡间随处可见这种具有文艺复兴风格的城堡，四周的园林和草地郁郁葱葱，非常凉爽。

赖歇瑙，我在战前曾偶尔见过几次，在阳台上迎接我们。他像往常一样皮肤黝黑，动作轻快，一只眼睛上永远夹着一副单片眼镜。以一种德国人的典型的彻底精神和显然令我吃惊的坦率，他相当深入地介绍了作战情况，并不时停下来回答问题。根据采访时的笔记，我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写了一条简略的电讯稿。内容如下：

尽管迄今为止德国人十分成功，赖歇瑙对我们强调说，目前的战斗还只是一次包围行动而已，决定性的战斗还未进行。

“那么将会在何时何地进行呢？”我问他。

“具体地点，”他笑着答道，“部分将取决于敌军的行动。具体时间以及将持续多长时间，我宁愿让未来去做回答。可能很短，也可能很长。记住，滑铁卢战役的序战持续了几天之久。而滑铁卢的决定性战斗在8小时内便决出了胜负。”

赖歇瑙承认，“如果魏刚（Weygand）决定进行顽强抵抗，德军的前进速度现在可能会减慢。我们在发起战役时充满自信。但是我们不抱幻想。我们知道前面还有一场大战在等着我们。”

赖歇瑙说，迄今为止德军的损失相对较少，伤亡人数约相当于敌方战俘的十分之一。根据最新官方统计数字，战俘约有110000人，不包括50万投降的荷兰军队。

有人问德国步兵是如何迅速渡过河流和运河的，我们看到盟军几乎炸毁了所有桥梁。

“大多数情况下是乘橡皮艇渡河。”他说道。

我还简略记下了赖歇瑙所讲的其他内容：

希特勒的确是在司令部里直接指挥德军。比利时境内被炸毁的桥梁和道路大多数是法国爆破专家们干的……我曾在一天里沿着前线行驶了150英里，但还未发现一次空战。我们对于盟军根本未试图炸毁马斯河和阿尔伯特运河上的桥梁当然也感到惊讶。英国人只是在白天作过一次尝试。我们击落了18架飞机。但是似乎英国人毫无疑问是在保存其空军实力。至少我的印象是如此。

而且我得到的印象是，这一点使他感到相当烦恼！

与赖歇瑙的谈话记录还有：

英国陆军在比利时有两个军，大部分都是机械化部队。比利时人防守北部地区；英国人防守中部和南部地区。……我们遇到过一个摩洛哥师。他们作战勇敢，但缺乏耐力，没有坚持多长时间……开始几天，最艰苦的战斗发生在阿尔伯特运河一线。后来则是在代尔防线，特别是在那慕尔西北的让布卢（Gembloux）。

然后双方又进行了一番问答。将军的情绪几乎可以称得上是快活。他既不紧张，也不担忧，从容不迫。你可能会奇怪：“难道这些德国将军根本没有感情？”因为，毕竟他是在一场重要战役中指挥着一支庞大的军队啊。沿公路再走几英里，有200万人正试图杀死对方。他是其中几乎100万人的指挥官。这位将军微笑着，得意洋洋地对我们说再见。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亚琛，5月21日(2)

“我刚刚下令允许你们去前线，”他说道。他的双眼闪闪发光。“你们可能会遭到射击。但是你们必须冒这个风险。我们都一样。”

他将我们交给了副官，后者请我们喝了一瓶非常好的波尔多红酒，无疑是从下面酒窖里拿的。然后便出发上前线。

不久我们便听到远方沉闷的炮声。我们正在前往阿特（Ath）的路上，我查看了地图，发现它离仍然在盟军手里的里尔（Lille）很近，恰好处在里尔与布鲁塞尔两地中间。现在有更多迹象表明，战斗就在正前方进行。红十字救护车越来越频繁地掠过我们的车队。村庄街道上飘来死马的臭气。在公路旁边的原野上，牲畜一动不动地躺在草地上，显然是被炸弹或炮弹炸死。

接近阿特后，我们绕了点儿路，经过一条景色优美的乡间小路。一位不久前还是威廉大街官员的中尉此时站了起来，摆出拿破仑的姿势，站在汽车前座上，向我们大幅度地打着手势，一会儿要我们拐弯，一会儿要我们停车。司机们都是士兵，说他在兴奋中打的那些手势都毫无意义。司机们都笑个不停……但是这位中尉显然是闻到了战斗的血腥味，虽然我们离前线还有些距离。

非常突然地，我们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全是由一支法军混合纵队造成的，它们遭到了德机的空袭。在狭窄的道路上，躺着一打被骄阳晒得臭气熏天的死马；还有两辆法国坦克，它们的装甲像手纸似的被穿透了；另外还有一门被遗弃的6英寸榴弹炮和一门75毫米榴弹炮。几辆卡车显然是在极度匆忙中遭遗弃，四周散落着不少器具、外套、衬衫、大衣、钢盔、食品罐头，还有写给家中妻子、女友和母亲的信件。

我注意到，公路边有一些新挖的坟墓，每座坟上都插着一根棍子，上面挂着顶法国钢盔。我捡起了一些信件，想着有一天可能会将它们寄出或捎给收信者，可能还会说明一下当死亡来临时、那最后的地点是什么样子。但却发现这些信件既无信封，也无地址，甚至连姓氏都没有。上面只是潦草地写着：“致我亲爱的杰奎琳”，“致我亲爱的妈妈”，等等。我粗略地看了其中一两封信。它们一定是在出发前写的。内容包括军队生活的无聊和在巴黎如何焦急地等待下一次休假。

在晚春骄阳照耀下，那些死马发出的恶臭令人无法忍受，虽然已经有人向上面喷洒了石灰。于是我们继续前进。我们途经一个非常小的村子。五六所农舍位于一条小路与公路的交叉路口。牛在草地上吃草。猪在场院里长声尖叫。它们都饿了，农舍里空无一人。奶牛有几天没有挤奶了，它们的乳房都涨痛了。

我们现在可以清楚地听见火炮的射击声。我们沿着遍布灰尘的道路加速前进，经过无穷无尽的德军卡车纵队，上面装载着部队、弹药、至关重要的汽油以及各种型号的火炮。在勒兹（Leuze）附近的河流——也可能是运河——上的桥梁被炸毁，但是德国工兵已经修建了一座应急桥，我们就通过这座桥过了河。

勒兹城里挤满了车辆和部队。整个街区的房屋都被炸成碎片。有些房屋还在冒烟。我们在一个漂亮的小广场上停下来休息半小时，周围有一座教堂、一所学校和市政厅（也可能是别的什么政府机构）。学校已被改成红十字会的救护站。我漫步走了过去。救护车排列在那里，等待着将伤员送下车，伤员约有七八位。甚至在处理伤员问题上，也体现着同样的、机器一般的、不受感情左右的组织性。既不激动，也不紧张。甚至伤员们似乎也在这个公事公办的巨大机器中称职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们既不呻吟，也不说话，更不抱怨。

在我们等待的时候弄到了一点吃的东西——一块黑面包上抹了一些罐装蔬菜炖鱼肉。随后，便出发上前线。在我们动身前，带队的陆军军官警告说会有危险。同时，还警告我们必须迅速服从其命令。此外，还解释了如果盟军飞机到来或法军炮兵开火的话，应如何迅速扑到地上并平趴在那里。当我们前进时，一行人开始感到有点儿紧张。我们向北进发，与前线保持平行，然后又向回走约5英里到龙瑟（Renaix），迅速穿过这座城市，再向北走到斯凯尔特河，两军正在那里激战。步行的步兵——这几乎是我们首次看到他们步行——沿着通往斯凯尔特河的各条道路进行部署。令人惊叹的是，橡胶轮胎的6英寸重炮由拖拉机牵引，以40英里的时速拖到一座小山边。（如此迅速地牵引重炮，不知是不是德国的一个军事秘密？）最后，我们停了下来。在公路右边一座果园里，隐蔽在果树下的一个6英寸炮兵连正在猛烈开火。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斯凯尔特河谷，并可以观察对面山坡上的情况。火炮射击声震耳欲聋，一秒钟后你就可以看到远处山坡上炮弹爆炸冒出的白烟。一名军官解释说，他们正在炮击敌军阵线后方的道路。你可以通过炮弹的白烟，看出河谷对面曲折的道路。我们下了汽车，但立刻便有人命令我们回去。有人解释说，我们太暴露了。在那里敌军飞机或炮兵可能会击中我们。于是我们又开车返回一段距离，然后再向西开，爬上了一座比炮兵阵地更为偏西的小山，后者现在位于我们后方，炮弹从上方飞过。这是个炮兵观察所，位于山顶树林里。我们坐在山坡上，透过林木的遮掩，观察前线情况。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亚琛，5月21日(3)

但是效果很不令人满意。实际上，能够看见的东西很少。你无法看清步兵或是他们正在干什么。一名军官解释说，他们正在下面沿岸一线进行战斗。盟军仍然据守着两岸，但是正在撤过斯凯尔特河。唯一可以看到的步兵战斗迹象，就是德军炮兵弹幕开始向前推进。然后便停住了。随后又再次开始炮击离我们更近些的地方。你可以看出对方发动了反攻，而德军必须在炮兵弹幕掩护下再次开始进攻。一位来自威廉大街的老军官坚称，他可以看到步兵的行动。我拿起望远镜来，但还是看不到步兵。

从斯凯尔特河对岸山坡炮弹爆炸冒出的白烟，你可以看出德国人正对敌军后方交通线进行猛烈炮击。通过望远镜，你可以看到德国人是如何沿着曲折的道路进行炮击的。过了一会儿，一大片炮弹爆炸形成的烟雾便在远处山坡上弥漫开来。迄今为止，我们还未听说过关于炮兵在德军令人惊奇的快速推进中所起的作用。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的战绩吸引了我们的注意力。但是显然，德国人的机械化炮兵部队，能够以40英里的时速迅速部署到挺进中的坦克部队后方，无疑也发挥了巨大作用。盟军可能根本没想到，炮兵机动速度会这么快。在我们周围，德国人现在正以6英寸榴弹炮和105毫米榴弹炮射击。炮击声并未像我想像的那样震耳欲聋。可能已经慢慢习惯了。

一名年轻士兵走了过来，并试图对我们进行宣传。他很草率地说，英国人昨晚进行了反攻，最远攻抵我们现在所在的这片树林，并裹胁走了当地所有平民。我们大多数人对此不感兴趣。我估计，如果英国人的确进行了反攻，并回到这里待了一个晚上，那么大多数平民很可能是出于自愿跟着英军撤退，以避免落入德国人之手。甚至我们一行中的意大利人都讥讽地笑了。

我注意到，前线上空整个下午都盘旋着两三架德国侦察机，很明显是在校正炮兵射击。它们毫无顾忌地以巡航速度在战场上空慢吞吞地飞着。但盟军方面并无飞机校正其炮兵射击，他们只是向德军前沿阵地进行大略炮击而已，并未有意压制德军炮兵，实在是很奇怪。单纯缺乏炮兵校射飞机就使盟军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实际上，我们整整一天也未看见过一架盟军飞机。我们曾遇到过一两次空袭警报，但最后并无飞机露面。英法现在正为其忽视空军的犯罪行为付出代价！

伴随着火炮的不断射击，下午渐渐过去，我们附近的炮兵得到命令，需要前进至新阵地。立刻，在周围树林中，我们此前根本没发现的士兵和汽车便作好了准备，士兵们扔掉了将他们几乎是完美地伪装起来的树枝并开始出发。我们最后看了一眼斯凯尔特河河谷，以及河对岸炮弹爆炸冒起的烟尘。可能这一切对于我们周围的德军军官而言有着明确的含义。每发呼啸而去的炮弹都有着特定的任务。冲下公路的每门炮和每辆车都将前往其指定阵地。数以千计的火炮进入数以千计的阵地。战场上的这些在我看来是一片混乱，但实际上展示了一部保养良好的战争机器是如何运作的。

我们驱车赶回布鲁塞尔。德国俯冲轰炸机掠过头顶，去作它们午后的“功课”。在布鲁塞尔，德国战斗机和轰炸机威慑性地飞越城市上空。德国人在以他们的方式震慑民众……

我们抵达亚琛时已是午夜时分。在马斯特里赫特，德国人正等候着英国轰炸机的到来。在离修好的桥梁约四分之一英里处，一名士兵命令我们停车。所有灯光都必须熄灭。我们借着月光——今晚几乎是满月，月色十分可人——驱车过桥。再驶出四分之一英里后，一名士兵又叫我们停车，告诉我们开车时可以打开暗光灯。效率真高。

我们一行中的大多数人又对布鲁塞尔进行了第二次“抢劫”，但又担心德国人（他们在旧荷德边境仍然保留着海关关卡！）会拿走他们的战利品。还好德国人并没这么干。

时间太晚不能播音了，于是我写了一个播音稿以便用电话告知柏林方面，再用电报发往纽约，由那里的电台播音。我还没来得及坐下写稿子，英国轰炸机便飞临亚琛上空。我离开了自己的房间——现在我们已经从阁楼上搬走，位于顶楼下面一层——来到一楼的餐厅写播音稿。各种口径的高射炮几乎是不停地射击。你不时会感到炸弹的冲击波并听到爆炸声。我们的小旅馆离车站约100码。英国人显然是试图轰炸火车站和机车场。你可以听到大型轰炸机的轰鸣声，有时也可听到德国夜间战斗机的嗡嗡声……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亚琛，5月21日(4)

凌晨1点20分，我打通了电话。由于高射炮的射击声和炸弹的爆炸声，我几乎无法使对方听清我的声音。

在写稿子的时候，我还记下了空袭的情况。

凌晨12点20分，高射炮开火；

12点40分，空袭警报拉响；

12点45分，附近的重型高射炮突然开火；

12点50分，德国战斗机机炮射击声；

1点左右，车站附近的轻型高射炮开火；

1点15分，空袭仍然在进行。

此次空袭持续了4个小时，直到凌晨4点才结束。给柏林打完电话后，我感到有点疲倦，便上床睡觉，几乎立刻便睡着了。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5月24日

整整两周之前，希特勒在西线发动了闪电战。随后便发生了如下事情：荷兰被打败；比利时五分之四的领土被占领；法国军队被赶回巴黎；据说包括英法精锐部队在内的100万盟军被包围在海峡地区。

只有当你亲眼看到德军战斗行动时，你才会相信这一点。据我所看到的情况，使德军变得如此出色的原因包括如下几点：

它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听上去似乎难以置信，但在前线的整整一个白天，我都没有看到一架盟军飞机。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削弱了盟军防御阵地，使步兵可以不费太大劲就能攻占目标。同样，它们还可摧毁盟军后方联络线，轰炸挤满卡车、坦克和火炮的公路，炸毁战略性车站和铁路枢纽。另外，侦察机可以使德军指挥官清楚地了解战斗进展情况。与此相对应的是，盟军却耳目不灵，侦察机很少能够飞临前线。另外，盟军轰炸机也根本未能通过昼间轰炸切断德军交通线。在前线令人最为震惊的是，德军毫无阻碍地将部队、火炮和补给大规模调往前线。由于比利时人和法国人彻底破坏了铁路桥，德军指挥部决定完全依靠汽车运输。在前线一整天，当驱车以四五十英里的时速行驶时，会经过无穷无尽的机械化行军纵队。这支纵队大摇大摆地横跨比利时，几乎连续不断。而且纵队前进的速度很快，时速约三四十英里。你会奇怪，德国人到底是如何为其提供充足油料的。但是他们做到了这一点。汽油与其他所有东西一样被送上前线。每个司机都知道，当缺油时可以去哪里加油。

如果盟军派出飞机的话，这些无穷无尽的行军纵队将是多么美妙的目标啊！

使这一切如此顺畅运转的是一架多么出色的机器啊。实际上，当你看到德军行动时，这是给你留下的第一印象。它是一架巨大的、非人的战争机器，冷静而高效地运转，就像美国底特律的汽车制造厂。就在前线后面，当火炮不分昼夜地进行炮击，飞机轰鸣着飞越上空，数千辆军车在尘土飞扬的道路上隆隆驶过，军官和士兵们却都保持着冷静，不动声色。绝对没有激动，也没有紧张。一名指挥炮兵射击的军官会停下来，花半个小时向你解释他正在干些什么。在关键战役中指挥一支庞大军队的冯·赖歇瑙将军，会花一个小时向我们这些外行们解释他的专业工作。

德军部队的士气极其高涨。我记得一个工兵连即将下到斯凯尔特河边，在敌火威胁下铺设浮桥。士兵们斜靠在木料上，读着当天军队出版的日报——《西线》（Western Front）。我从来没有见过人们在进入一场有些人肯定不会生还的战斗前是这个样子。嗯，他们简直可以说是麻木不仁。

BBC的观点［即这些正向海边阿布维尔（Abbeville）突进的德军飞行纵队，只是一些无法保住其战果的软弱无力的部队］是个神话。德国人突击时动用的并不仅仅是坦克和少量机械化步兵，而是使用了全部力量。轻型和重型机械化炮兵紧紧跟在坦克和步兵后面。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5月25日

今晚，这里的德国军方圈子内部把话点明了。他们说，被包围在佛兰德斯（Flanders）的庞大盟军的命运已经确定。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5月26日

加莱（Calais）陷落了。现在英国与大陆的联系被切断了。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5月28日(1)

利奥波德国王（King Leopold）抛弃了同盟国。拂晓时分，与英法军队一起被包围在佛兰德斯和阿图瓦（Artois）的一个不断缩小的“口袋”中的比利时军队放下了武器。晚上，利奥波德向德军防线派出一名特使，要求实现停火。德军要求无条件投降。利奥波德表示接受。这使英法军队的防线出现了一个大洞。最高统帅部声称，这使他们的形势“完全无望”。今天早晨，听到雷诺（Reynaud）总理在广播中指责利奥波德背叛了盟军。根据BBC的说法，丘吉尔表现得更为谨慎。在对下院发表的简短讲话中，他表示自己不会轻下结论。

这里的新闻界对于比利时的投降表现得兴高采烈。仅仅才过了18天，柏林报纸提醒我们。德国人打败波兰人只花了18天。在周末之前，他们还可能会消灭其余被包围在口袋中的盟军。据BBC说，丘吉尔警告下院不久可能会传来坏消息。

开战后第一次，“元首司令部”今天连续不断地发布公告。所有公告听上去都像是希特勒口授的。他总是企图显得很大度，例如：“德意志通讯社。元首司令部，5月28日。元首命令给予比利时国王及其军队以配得上英勇战斗军人的待遇，他们已经证明自己符合这一条件。由于比利时国王本人没有表示任何个人希望，他将获得比利时的一座城堡，直到就他的最终居住地作出决定。”

可是由谁作出决定呢？

纳粹宣传机器开足了马力运转，企图证明利奥波德的行为正当而合理。德国电台告诉其听众，一篇特别公告将使“全德国都充满骄傲和喜悦之情”。

“元首司令部宣布：由于对德军的毁灭性威力印象深刻，比利时国王决定结束无意义的继续抵抗，要求实现停火。他接受了德国方面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比利时军队今天已经放下了武器并且不再存在。此时，我们想念我们勇敢的士兵们……整个日耳曼民族都怀抱着深深的感激及无限的骄傲凝望着我们的部队……正是他们迫使敌军投降……比利时国王为了防止进一步的流血以及毫无意义地毁灭自己的国家，作出了放下武器的决定，尽管这违背了内阁多数成员的意愿。应为比利时的灾难负主要责任的正是这个内阁，似乎到现在仍然希望继续追随其英法两国的主子。”

今晚报纸的大字标题是：“丘吉尔和雷诺侮辱利奥波德国王！——伦敦和巴黎的懦夫下令继续在佛兰德斯的自杀行动。”德国电台今晚称：“利奥波德的行为符合一名军人和一个人的标准。”

上周，我在前线看到了比利时军队所受到的可怕惩罚。看到除布鲁塞尔以外，比利时几乎全部被德国炮兵和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夷为平地。你可以同情利奥波德国王希望结束这一切的心情。但是法国和英国说，他未与两国磋商便作出决定，背叛了盟军并使其陷入可怕困境，以至失去了从包围圈中撤退的机会。三国军队合在一起仍然有杀出一条血路突围的可能。由于50万精锐的比利时军队的退出，法国和英国军队的命运似乎也就确定了。

这真是一场文明的战争。戈林今晚宣布，由于他得到了法国虐待被俘德国空军人员的消息，所有被德军俘虏的法国飞行员都将立即被戴上镣铐。另外，戈林还宣布，如果他听说有一名德国飞行员被法国枪毙，他就将下令枪毙5名法国战俘。还有，如果他听说有一名“正乘降落伞降落的”德国飞行员被打死，他将下令枪毙50名法国战俘。

据我们所知，盟军正在枪毙不愿投降的德国伞兵，因为正是这些士兵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了荷兰的陷落，并在战线后方造成了一片混乱。可能从被击落飞机上跳伞降落的普通德国飞行员也被误以为是令人憎恨的伞兵。然而，戈林的命令显然也是希特勒通过散播恐怖进行征服的技巧之一。B先生上周曾去鹿特丹。他说，该城尽管已经投降，但大部地区仍被摧毁。德国人的借口是，当荷兰人投降时，斯图卡式俯冲轰炸机已经升空，他们无法及时将其召回！这听上去毫不可信，因为飞机上都载有无线电台，并与地面保持着经常性联系。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5月28日(2)

戈林补充道，上述5比1或50比1的枪毙比率不会应用在英国人身上，“因为他们的行为谨慎，还不应遭到这种报复”。

今晚，宣传部给我们放了一部伴有配音的未经剪辑的新闻片，是关于如何摧毁比利时和法国的片子。一个小镇接着一个小镇，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冒起了熊熊大火。特写镜头显示，噼啪直响的火苗吞没了房屋，从窗户口蹿出，屋顶和墙壁坍塌。而就在几天之前，男人和女人们还在这里过着即使未必快乐也是十分平和的生活。

德国解说员对于破坏的热情，似乎随着城镇一个接一个被烧毁而不断高涨。他的嗓音粗野而刺耳，到了影片末尾，他的播音似乎就是一阵虐待狂的大发作。“看看这些破坏，这些燃烧的房屋，”他吼道。“这就是那些反抗德国力量者的下场！”

难道说欧洲不久就将被这样一个民族所统治和主宰——被这种虐待狂？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5月29日

今天，一家美国大广播公司的老板（不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给德国广播公司打电报称：“请安排利奥波德国王进行播音。”

里尔、布鲁日、奥斯坦德（Ostend）都被攻占！伊普雷斯（Ypres）遭到猛攻！敦刻尔克（Dunirk）遭到炮击！被包围盟军的命运已经被锁定！……今天的报纸上不断出现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字标题。今晚，似乎这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战役将进入收尾阶段—至少在柏林看来。

今天，德国最高统帅部在其公告开始时称：“阿图瓦地区法军的命运已经决定。它在里尔以南的抵抗已经崩溃。已经被压缩到迪克斯迈德（Dixmude）、阿尔芒蒂耶尔（Armentieres）、布律埃（Bailleul）、贝尔格（Bergues）和敦刻尔克以西地区的英军也将在我军的向心攻击下遭到灭顶之灾。”

随后今晚德军司令部又宣布，在企图粉碎英军的快速进攻中，又攻占了伊普雷斯和凯迈尔（Kemmel）。

实际上，德国人告诉我们，自昨天开始法军和英军便被分割包围，分别处于一个狭小的口袋中。较小一点的口袋呈四方形，每边长约12英里，位于里尔以南——即该城与杜埃（Douai）之间。3个法国集团军的残部都待在那一小块地区，今晚德军将从四面对其发动进攻。较大一些的口袋围绕着敦刻尔克港形成一个半圆形。英国人被包围在这里。

如果英法军队投降或被消灭的话——据德国人说，位于两个口袋中的英法军队必将落得如此下场——那么下一步会怎样呢？自1066年后首次入侵英国吗？除非在最后一分钟发生奇迹，英国已经失去了其在大陆的基地。低地国家与英国只隔着海峡和狭窄的北海南部海域，保卫这些国家一直是英国政策不可更改的原则，但现在却都落入敌人之手。法国位于海峡地区的港口，过去是连接英法两盟国的纽带，但现在也全都丧失。

这里大多数人认为，希特勒现在将试图征服英国。可能会吧。我对此并不肯定。也可能他将试图先干掉法国。

昨天，在战斗中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当德国人占领卡塞尔（Kassel）以东的法军阵地时，他们实际上却从后方，冲到了位于法比边境的法军筑垒地区。

普鲁士的威廉亲王在西线战斗中战死，今天以军礼埋葬在波茨坦。如果1914年后德国一切进展顺利的话，他本来可能会成为德国皇帝。出席葬礼的有皇太子和皇太妃、马肯森元帅和许多世界大战时期的军官，都戴着他们那精巧的尖顶钢盔。前德皇送了一个花圈。

德国人又在进行心理战：今晚发布的一份官方公告称，德国将为在英国夜间空袭中被杀的每一个德国平民及被毁的每一块德国石头，对英国进行超出许多倍的报复。

FO5《柏林日记 一九四零年》 柏林，5月30日

我们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当一名领事打电话提醒我一场约了一月之久的高尔夫球赛时，我突然想起了这个纪念日。在美国内战中有多少人被杀？

今天一个德国人拜访了我。他说：“这场战争将持续多少年？”考虑到最近的新闻，这一问题令我感到惊讶。上周，威廉大街的三名官员与我打赌，认为德国人在三周内将进入伦敦——也就是说，离现在还有两周时间。

这个德国人还提到一件同样令我担心的事情：德国人的损失以及不了解情况的民众将会受到什么影响。（希特勒不允许公布伤亡名单。）他说，民众将此与1914—1918年的情形作比较，当时报纸每天都公布阵亡者名单，每过几个月就公布一次全部伤亡名单。但是今天没有哪个德国人了解，西线攻势到底使多少德国人丧生。他甚至不知道挪威战役中的伤亡有多少。最近伤亡数字是在波兰战役时公布的，对于希特勒给出的数字他表示怀疑。

今天，佛兰德斯和阿图瓦地区的大战已经接近尾声。德国人取得了惊人的胜利。据德国最高统帅部称，昨天英国人进行了巨大的努力，以通过海路营救英国远征军的残余部队。英国人派出了50艘运输船，营救敦刻尔克附近海岸的英军。德国人称，他们派出了两个空军联队进行轰炸。击沉16艘运输船和3艘军舰，这毫无疑问有所夸大；同时还击中、击伤或炸燃了21艘运输船和10艘军舰，这可能就更为夸张。英国人派出数以百计的战斗机保护其舰队。德国人声称，他们击落了68架英国飞机。英国人声称，他们击落了70架德国飞机。

从德方报道可以看出，被包围在佛兰德斯和阿图瓦地区的3个法国集团军被逐步消灭了。今天，德国人说他们俘虏了法国第1集团军司令普里厄将军。他们已经俘虏了另外一个法国集团军司令吉罗（Giroud）将军，当时他刚刚接管那个集团军。法国人显然被完全包围了。英国人仍然保持着海路畅通，而且无疑正在尽可能多地撤出部队。伦敦昨天说，英国正在进行“历史上最伟大的后卫战”。但是，他们进行的此类作战未免太多了一些。

这里不少人都在谈论，希特勒正准备将伦敦和巴黎炸个底朝天。报纸和电台发动了一场“战役”，以便使德国民众做好心理准备。今天的攻击主要针对法国。《人民观察家报》称他们已经“杂种化、黑人化而且十分堕落”，指责他们虐待被俘德国飞行员。该报还说，法国人很快将为这一切付出代价。报纸上充斥着要对这件事或那件事进行报复的言论。

德国驻比利时大使今天在新闻发布会上发表了长篇大套的讲话，是关于法国人如何在其前往瑞士的旅途中虐待他的。正如一个德国人后来对我说的，这些德国人似乎不能理解，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之所以仇恨他们，是因为德国人入侵这些国家——对比利时没有任何借口或理由——并毁灭他们的城镇，以炮击和轰炸等手段屠杀数以千计的平民。这只是德国人根本无法理解他人立场的典型特征的又一例证。对于德国飞行员遭受虐待所表现的愤怒也是同样的情况。敌国严厉对付乘伞降落的飞行员，只是因为对方知道希特勒通过在战线后方空投伞兵的手段征服了荷兰。但是德国人认为对手就不应该抵抗那些从空中降落下来的人。如果对手这样做了，如果对手枪毙了这些人，那么德国就将屠杀那些落入其手中的战俘。

谢选骏指出：四百多年的殖民主义活动，已让欧洲人习惯了种族屠杀，二十世纪开始，他们把这些兽行搬回了本国大肆推行，犯下了严重的战争罪行。1945年，他们审判了失败的一方，其实，交战的双方都应该受到审判！

【后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重新瓜分世界的新殖民主义战争】

《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源头》（赵大夫 2023-09-21）报道： 

九一八事变是中国人的大事，现在公认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在沈阳，每年的9月18日，在“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残历碑广场，“警世钟”声低沉响起，14声钟声，声贯苍穹，让人永远铭记中华民族14年抗日战争的艰辛历程。随着时钟的指针缓缓走向9时18分，警报声响彻沈阳上空，街道上车辆停车鸣笛、行人驻足肃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人民的大事，二战的结束，构建了当今世界政治格局，至今未变。

九一八事变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何关系，值得探究。

1.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1931年9月18日晚，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中尉河本末守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42包黄色炸药放置在南满铁路轨道上，并摆放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当晚10点20分，河本末守引爆炸药，南满铁路被炸开一个口子。听到爆炸声，蓄谋已久的日本军队，立刻以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为名，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起进攻。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就此爆发。 

2.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简称二战，亦称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以德意志第三帝国、意大利王国、日本帝国三个法西斯轴心国及仆从国与反法西斯同盟和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进行的第二次全球规模的战争，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战争。战争范围从亚洲到欧洲，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80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军队和民众伤亡超1.05亿人，财产损失达4万亿美元。这是一场正义的反法西斯战争。

关于二战，由于西方长期掌控话语权，将欧洲作为主战场，对亚洲特别是中国的战事重视不够。原先的主流观点认为二战开始的时间是1939年9月1日，那一天，德国出动62个师、160万人进攻波兰。而国内本身，以前也仅是把七七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爆发日。自2017年起，中国政府已把九一八事变作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近年来，有更多专家学者倾向于将1931年9月18日作为二战的起点，这一天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了整个东北。整个东北，无论地域面积、人口规模、战事规模、抵抗程度及后续影响，九一八事变以前是大大地低估了的。九一八事变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起点，标志着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的局部抗战也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

3.为何“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

九一八事变是20世纪非常重要的国际性历史事件，为何近年来这一事件被公认为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战的起点，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表面上，“九一八”事变是日本侵略沈阳、侵略东北。但随着史料不断丰富，史学界发现，“九一八”事变不是一次局部地区冲突，而是一起涉及整个中国及世界的国际事件，是日本在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开战。

明治维新后，日本对外扩张的野心持续膨胀，制定了以侵略朝鲜和中国东北为首要目标的“大陆政策”，提出第一步占领“满蒙”、第二步占领中国、第三步征服世界。可见“九一八”事变开启的绝不仅侵占东北的孤立事件，而是中日两国间的战争，也是日本妄图征服世界的第一步，其国际企图显而易见。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缔结军事同盟条约，形成侵略集团，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日本由来已久的这种企图和野心。

从世界角度看，“九一八”事变处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阶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1年到1937年的6年不但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组成部分，也是二战的组成部分。

4.“九一八事变”爆发时就伴随着中国人民的强烈抵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辽宁省警务处长兼沈阳市公安局长黄显声就觉察到日军对我东北之武装侵略已成一触即发之势，在多次向当时的军政当局请示而不得主张的情况下，便以警务处的名义，提前扩充下属的警察队、公安队。他下令将下属的全省58个县的警察队、公安队扩充成12个总队，突击发放了20余万支旧枪，为后来的民众抗日提供了武器装备；对沈阳的警察也进行了充分部署，将2000名警察组织起来，编成一个总队并发枪。他自己从9月初开始昼夜不离办公室，随时准备应变。1931年9月18日下午，黄显声接到公安督察长熊飞报告，称当天早晨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由日本国内回到沈阳，已经与关东军司令本庄繁见面，并闻有谋，有可能采取爆发行动。黄显声当晚就到公安局坐阵以待，并严令各警察分局及公安队待令行动。晚10时20分，日军果然发动事变，随机炮轰北大营东北军第7旅的营房。19日早晨，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沈阳市区商埠及大小西关。当时沈阳南市场、三经街等公安分局均按黄显声的命令奋起抵抗。

尽管上峰下达“不抵抗”命令，但时任北大营驻军620团团长王铁汉仍率部奋起抵抗，自卫还击突出重围。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敌人侵吾国土，攻吾兵营，斯可忍，则国格、人格全无法维持”。

黄显声和王铁汉打响了中国十四年抗战的第一枪。

九一八事变后，在长春地区，中国守军毙、伤日军中队长以下145人。在齐齐哈尔地区，11月初，黑龙江省代主席兼代军事总指挥马占山，领导指挥了江桥抗战，英勇顽强地挫败日伪军的3次强攻。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也称“七七事变”或“卢沟桥事变”）。中国的抗日战争经过艰苦的战略防御和相持阶段于1944年转入反攻。1945年，中国抗日军民进行全面反攻，苏联红军也出兵中国东北，围歼日本主力关东军。中国战场，共消灭日军150万，受降128万。

5.二战的其它主要战场

二战的战火燃及欧洲、亚洲、非洲和大洋洲。战争分为西、东两大战场，即欧洲北非战场和亚洲太平洋战场，其中其它主要战场有：

1）欧洲战场

西线战场

1939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二战全面爆发。此后德军接连向欧洲西、北和东南大规模进攻。从1940年4月到次年6月，德国先后攻陷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后德国迫使英法联军从敦刻尔克跨海退守英伦三岛，之后德意南北合击，迫使法国败降。德还对英国进行大规模空袭战役，占领南斯拉夫和希腊。

东线战场

1941年6月22日，德国投入190个师共550余万人，分3路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

2）太平洋战场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场开启。

3）东南亚战场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进军东南亚，半年内占领了东南亚广大地区。

4）北非战场

1940年7月，意大利乘英法在西欧失败之机从埃塞俄比亚进犯驻扎在东非的英军。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沦为日本的殖民地，而且日本侵略逐步向华北地区扩展， 中国社会性质发生了变化，中华民族得到了空前的觉醒和团结；国共两党的民族使命感迅速增强，最终导致了两党的再次合作；从东北地区到西北地区，最后发展到全中国，终于开创了团结御侮，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新局面。

从历史的大格局上来看，九一八事件是日本最终战败，中国胜利、以及最终崛起的标志性事件。没有九一八事件，就不会有抗日战争；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中国就不会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主角之一（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义勇军进行曲”诞生于民族存亡的关键时刻，它伴随着中国人的牺牲、奋战和崛起；它作为中国国歌绝不是巧合，而是历史的必然，这首歌也会永远唱下去。

谢选骏指出：说“九一八事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源头”，依据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反法西斯战争”的错误定义。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是重新瓜分世界的新殖民主义战争”，所以，“九一八事变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源头”——否则，中华民国岂不成了新殖民主义国家？那么，为何要说“第二次世界大是重新瓜分世界的新殖民主义战争”呢？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场之一，是两个法西斯国家之间的战斗——红色法西斯苏联与褐色法西斯德国之间的苏德战争。因此，怎么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是反法西斯战争”呢？当然，这只能算是“重新瓜分世界的新殖民主义战争”了。所以“雅尔塔协定”取代了“慕尼黑协定”成为殖民列强之间重新瓜分世界的蓝图，其后遗症直到今日还在制约着世界格局。

（另起一页）

书名

反法西斯战争实为殖民主义战争

The Anti-Fascist War is a War of Colonialism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

2023年8月第一版

August 2023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45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