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242卷 陆权与海权的角逐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Land Power and Sea Power

 陆权与海权的角逐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Land Power and Sea Power

2023年8月第一版

August 2023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42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42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草原帝国》的名称远远不及《内陆帝国》来得贴切——因为这些帝国不仅占据了草原，而且占有了农业地区甚至沿海地区。从海权和陆权的角度看，它们的性格都是内陆的而非海洋的，也不是中国、印度、阿拉伯那样的。它们的崛起和没落，更能揭示“陆权与海权的角逐”，有助于展开我们的思考和论述。

如果说，蒙古人、土耳其人也算文明的话，那么邹容所说的“披毛戴角之满洲种”也可以算作“文明的野蛮人”了——难怪鸦片贩子英国鬼子要和满洲鬼子进行交易呢。

印欧人想要脱贫了，想要摘掉“雅利安野蛮入侵者的帽子”。但是古代印度的文明难道不是被他们摧毁了的吗。

Executive summary

The name "Prairie Empire" is far less appropriate than "Inland Empire" - because these empires not only occupied the grasslands, but also occupied agricultural areas and even coastal area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a power and land power, their characters are inland rather than oceanic, nor are they like China, India, or Arabia. Their rise and decline can better reveal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land power and sea power" and help expand our thinking and discussion.

If the Mongols and Turks can also be considered civilized, then the "haired and horned Manchus" mentioned by Zou Rong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civilized barbarians" - no wonder the trafficker British devils want to fight with the Manchu devils Doing a transaction?

The Indo-Europeans wanted to get rid of poverty and take off their "hat of Aryan barbarian invaders". But wasn't the ancient Indian civilization destroyed by them?

（另起一页）

【第一部分】

【陆权的扩张】

【第二部分】

【海权的反扑】

（另起一页）

【第一部分】

【陆权的扩张】

【草原帝国】

[法]勒内·格鲁塞/著

蓝琪/译 项英杰/校 

（另起一页）

【目录】

前言

序言

导言

 

第一编 13世纪前的亚洲高原

第01章 草原的早期历史：斯基泰人与匈奴

第02章 中世纪初期：突厥、回鹘和契丹 

第03章 13世纪前的突厥人与伊斯兰教 

第04章 6至13世纪的南俄罗斯草原 

第二编 成吉思汗蒙古人 

第05章 成吉思汗 

第06章 成吉思汗的三位直接继承者 

第07章 忽必烈与元朝 

第08章 察合台家族统治下的突厥斯坦 

第09章 蒙古人统治下的波斯和旭烈兀家族 

第10章 钦察汗国 

第11章 帖木儿 

第三编 最后一批蒙古人 

第12章 罗斯的蒙古人 

第13章 昔班家族成员 

第14章 察合台王室的末代后裔 

第15章 15至18世纪蒙古境内的最后一批帝国 

译后记

 （另起一页）

【前言】

阿提拉与匈人，成吉思汗与蒙古人，帖木儿与金帐汗国，这些近乎传奇中的名字，对于不是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知识分子来说也不陌生。当然，你也许还看过有关匈牙利人、保加尔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的书籍。如果你对古代史感兴趣，你或许还具有辛梅里安人、斯基泰人甚至萨尔马特人的知识。你或许还听说过阿瓦尔人和哈扎尔人。但是，你未必了解在南俄罗斯草原上可以碰到的、属保加尔人的各部，即乌基尔人、库特利格尔人和乌特格尔人，你未必了解佩切涅格人和库蛮人，以及与塞尔柱克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有关系的乌泽人。

上述这些民族都是游牧民族，生息在欧亚大草原上，在历史上是一股巨大的力量。他们的历史重要性主要不是在于他们所建立的帝国，草原上大量的事例已经证明这些帝国都是昙花一现。他们的历史重要性在于他们向东、向西运动时，对中国、波斯、印度和欧洲所产生的压力，这种压力不断地影响着这些地区历史的发展。草原游牧民族的早期历史仍处于模糊不清的状况，只有当他们与那些有文字历史的文明接触时，这种模糊不清的状态才稍微明朗了一些。然而，即使是在有关他们的资料相当丰富时，语言的复杂性又给翻译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因此，当数量极少的专著和专门性研究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时，囊括多学科的一般性著作，或者是对这些民族的漫长历史作较大范围论述的综合性文章就尤其珍贵了。而在这些屈指可数的专著中，格鲁塞的不朽著作《草原帝国》可算首屈一指。

格鲁塞的这一精典著作首次出版是在1939年，后来曾多次重印，没有重大改动。

1952年版（当时正值作者逝世前夕）增加了1939年到1951年间针对草原艺术问题所发表的讨论稿的附录。然而，书的主体保持了原样，这本巨著中最有趣味和最重要的一般性论述乃保留至今。

本书是英文版的首版，是沃尔福德根据1952年法文版译成。拉特格斯大学历史系教授特雷恩·斯托亚诺维奇对译文作了校对，并协助统一了专业术语和音译名词。

已故小詹姆斯·F．麦克雷完成了本书的编辑印刷工作。有关草原艺术问题讨论的附录，由于过时而未收入，本书引入了适用于今天学术研究的大量注释。编辑了综合性的索引和备有19幅地图。其宗旨始终是使该书的英文版除了适用于专业研究外，也适用于普通读者，此外，该译本不仅驾驭了原著的知识，而且还保持了原著开阔的视野和雄浑的气势。

拉特格斯大学沃里斯历史学教授

彼得·查拉尼斯

谢选骏指出：草原民族建立的帝国，往往不是草原帝国，而只是草原汗国——等到草原民族建立了帝国的时候，那往往就是农牧兼备的二元帝国了。

【序言】

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他们的名字广为人知。西方的编年史家和中国的或者波斯的编年史家们对他们的叙述使他们名扬四海。这些伟大的野蛮人闯入了发达的历史文明地区，几年之内，他们使罗马、伊朗或者中国瞬间被夷为废墟。他们的到来、动机及消失似乎都是极难解释的，以致使今天的历史学家们还倾向于古代著作家们的结论，视他们为上帝之鞭，他们是被派来惩罚古代文明的。

然而，同这些人一样，人们也不是大地之子，更多的倒是他们所处环境的产物。

不过，随着我们逐渐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行为方式和动机就变得清楚了。

他们敦实而灵活的身躯（由于他们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能幸存下来，因此是不可战胜的）是草原的产物。高原上凛冽的寒风和严寒酷热，勾画出他们的面貌：瞅起的眼睛，突出的颧骨，卷曲的头发，也练就了他们强壮的体格。逐牧草而作季节性迁徙的放牧生活的需要，决定了他们特有的游牧生活；游牧经济的迫切需要决定了他们与定居民族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由胆怯地仿效和嗜血性的袭击交替出现所形成。

这三、四位伟大的亚洲游牧民划破了历史之网突然逼近我们，使我们感到十分意外，这仅仅是由于我们自己的无知罢了。对于成为世界征服者惊人形象的这三个人来说，有多少个阿提拉，多少个成吉思汗失败了呢？失败，也就是说，他们要做的不仅仅是建立一个领土包括四分之一亚洲，疆域从西伯利亚到黄河、从阿尔泰山到波斯的有限的帝国——然而，人们必须承认，这是已经具有某种重要性的一项成就。我愿向你们介绍以阿提拉、成吉思汗和帖木儿这三位巨人统领的这支伟大的野蛮人——因为他们在历史上行进了10个世纪，他们的活动从中国边界抵达欧洲边境。

我们对野蛮人这一问题应该作出严格的定义。古典世界接触到各种各样的野蛮人，也就是说，被其邻居者如此命名的人民。对罗马人来说，在长时间内，克尔特人是野蛮人，正像日尔曼人对高卢人，以及斯拉夫世界对日尔曼地区一样。同样，以后被称为中国南部的地区，对中国人的起源地黄河流域来说，长期被视为蛮夷之地。但是，由于上述所有地区的地理条件使生活在这些地区内的居民采取了农耕生活的方式，他们摆脱了落后，逐渐与农耕生活融为一体，以致到中世纪后期，几乎整个欧洲、西亚、伊朗、印度和中国都达到了相同的物质文明阶段。

然而有一个重要的地带没有经历这一变化过程，即从中国东北边境到布达佩斯之间、沿欧亚大陆中部的北方伸展的一个辽阔地带。这是草原地带，西伯利亚森林从它的北缘穿过。草原上的地理条件只容许有很少几块耕地存在，因此，居民只得采取畜牧的游牧生活方式，正像几千年前在新石器时代末期的其它人类的生活一样。

其中的一些部落（即森林地带的那些部落）确实还停滞在马格德林狩猎者的文化阶段。因此，草原和森林地带仍处于野蛮状态——这儿不是说，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比其他地区的人低能，而是说，由于这一地区的自然条件，这儿长期保留了其他地区早已抛弃了的那种生活方式。

当亚洲的其余地区已步入先进的农业阶段时，这些畜牧民族残存下来，这一事实在历史剧中是一种非常重要的因素。毗邻各族之间产生了一种时代的移位。公元前第2干纪的人们与公元12世纪的人们共存。游牧民族从一支到另一支，只要是从外蒙古南下的民族就到北京；或者是从吉尔吉斯草原来的就登上伊斯法罕。突变降临了，并且充满着危险。对于中国、伊朗和欧洲的定居民族来说，匈奴人、土库曼人和蒙古人确实是未开化的，他们被展示出来的武器所吓住，被玻璃球和封官赐爵所吸引，恭敬地与耕地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游牧民的态度是容易想象的。这些可怜的突厥－蒙古牧民在干旱的岁月里越过一个又一个干涸的水沟，冒险穿过荒芜的草原，来到耕地边缘，在北其里（河北）或河中地区的大门边，吃惊地凝视着定居文明的奇迹：成熟的庄稼、堆满粮食的村庄和豪华的城镇。这一奇迹，或者说，它的秘密——维持人类的繁荣所需要的辛勤劳动——是匈奴人所不能理解的。如果他受到蛊惑，他就会像他的图腾“狼”一样，在雪天潜入农庄，窥视着竹篱笆内的猎物。他还怀有闯进篱笆、进行掳掠和带着战利品逃跑的古老的冲动。

幸存在农业公社旁边的牧猎公社，或者换一种说法，在可以看到和接触到那些仍处于畜牧阶段的各民族（他们忍受着在干旱时期草原所固有的骇人听闻的饥荒）的地区内，不断繁荣的农业公社在发展，它们之间不仅呈现出突出的经济悬殊差别，而且还呈现出更加残酷的社会差别。再说一遍，人类地理学上的问题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定居民族与游牧民族之间的相互态度，使我们回想起同处于一个现代城市的资本主义上流社会与无产阶级之间的感情。耕耘着中国北部优质黄土地的农业公社，种植着伊朗的田园，或基辅的肥沃黑土地的那些农业公社，被一条贫瘠的牧地围住，牧地上常常是恶劣的气候条件，那儿十年一次的干旱，水源干枯，牧草枯萎，牲畜死亡，随之而来的是游牧民本身的死亡。

在这种条件下，游牧民族对农耕地区的定期性推进成了一条自然规律。加之这些游牧民，无论是突厥人或者蒙古人，都属于理解力很强、头脑冷静和注重实际的人，由于所处环境的严酷现实的训练，他们随时准备服从命令。当定居公社，通常是处于衰败中的公社，在其猛攻下屈服时，他们进入了这个城市，在最初几小时的屠杀结束之后，他们不费大的周折就取代了被打败的统治者的地位，毫不害羞地亲自登上了像中国的大汗、波斯的国王、印度的皇帝和罗姆的苏丹这些历史悠久而受尊崇的王位，并采取适合于自己的相应的称号。在北京，他成了半个中国人，在伊斯法罕和刺夷，他成了半个波斯人。

草原与城市之间持久的调和是最终的结果吗？绝不是。人类地理学上不可抗拒的规律继续发生作用。即令中国化或伊朗化的可汗没有被一些本地区的反抗（无论是缓慢的，或是突发的）所推翻，那么，来自草原深处的新的游牧部落、即饥饿的部落，将会出现在他的边境上，把他们这位暴发的堂兄弟只看成是又一位塔吉克人或拓跋族人，即波斯人或中国人，他们重复着这种冒险，使他处于不利的地位。

这种冒险怎么大多都能成功呢？同一旋律怎么会在从匈奴进入洛阳到满人进入北京的整整13个世纪中反复发生呢？答案是：游牧者尽管在物质文化上发展缓慢些，但他一直有很大的军事优势。他是马上弓箭手。这一专门化兵种是由具有精湛的弓箭技术和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灵活性的骑兵组成，这一兵种，赋予了他胜过定居民族的巨大优势，就像火炮赋予近代欧洲胜过世界其他地区的优势一样。事实上，中国人和伊朗人都没有忽视过这支骑兵。中国人从公元前3世纪起就采用了他们的骑马服装。波斯人从帕提亚时代起就领略了骑兵撤退时所射出的雨一般的箭的威力。但是，在这一领域里，中国人、伊朗人、罗斯人、波兰人和匈牙利人从未能与蒙古人相匹敌。他们从孩提时代就受到训练，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奔跑着追逐鹿于，习惯于耐心的潜步追踪和懂得捕捉猎物（他们赖以生存的食物）的各种诡计，他们是不可战胜的。并不是说他们常常遇上敌人，相反，他在对他的敌人发动突然攻击之后，就消失了，然后又出现，紧紧追随敌人，而不让自己被捉住，像追逐猎物一样，他折磨对方，拖垮对方，直到他们的对手精疲力尽。这支骑兵蒙蔽人的灵活性和无处不在的假象，一经被成吉思汗的两员大将者别（哲别）和速不台所掌握，就赋予了它一种共同的智慧。普兰·迦尔宾和卢布鲁克曾亲眼目睹过战斗中的这支骑兵，他们被它决定性的技术优势所震惊。马其顿方阵和罗马军团都消亡了，因为它们产生于马其顿和罗马政体，它们是有组织的国家部署的产物，像所有国家一样，它们兴起、发展、消亡。而草原上的马上弓箭手们统治着欧亚达13个世纪之久，因为他们是大地的自然产物，是饥饿和欲望的产物，是熬过了饥荒岁月幸存下来的游牧民。

当成吉思汗成功地征服了世界时，他是能够这样做的，因为当他还是一个被遗弃在克鲁伦草原上的孤儿时，就与弟弟老虎术赤一起每天带回了足够的野味，而没有被饿死。

对古代和中世纪来说，马上弓箭手们投射和飞驰的箭是一种不直接交锋的武器，在当时是具有战斗力和摧毁敌人士气的作用，几乎与今天枪手们的子弹的作用一样。

什么因素使这一优势结束了呢？16世纪以来游牧民族怎么不再任意地支配定居民族了呢？理由是后者用大炮来对付他们。于是，一夜之间，他们突然获得了压倒游牧民的人为的优势。长期以来的位置颠倒过来了。伊凡雷帝用炮声驱散了金帐汗国的最后一批继承者；中国的康熙皇帝用炮声吓倒了卡尔梅克人。大炮的隆隆声标志着一个世界历史时期的结束。军事优势第一次、也将是永远地变换了阵地，文明变得比野蛮强大。几小时之内，游牧民的传统优势已成为似乎是不真实的过去。在1807年的战场上，浪漫的沙皇亚历山大召集来打拿破仑的卡尔梅克弓箭手们，就像是马格德林时代的猎人一样过时了。

然而，自从这些弓箭手们不再是世界征服者以来，仅仅才过了三个世纪。

谢选骏指出：从中国出发的火药，到欧洲长大了，回过头来，彻底结束了冷兵器时代。

【导言 草原及其历史】

在自然外观上，亚洲高原表明在地球史上曾经演出过最壮观的地理戏剧。这一巨大的大陆块的隆起和与周围地区的隔离，是由于在两个不同时期内形成的两大褶皱山系集中碰撞而成，两大褶皱山系分别是天山和阿尔泰山的海西褶皱（天山以西域陆块为界，阿尔泰山以安加拉大陆的古西伯利亚高原为界）和喜玛拉雅山褶皱山系。喜玛拉雅山褶皱在中新世时期取代了欧亚大陆的“古地中海”。天山和阿尔泰山朝西北方突出的弓形和与之相对的、喜玛拉雅山朝南突出的凹形合起来把突厥斯坦和蒙古利亚包围起来并使之与其他地区隔离，似乎让它们悬在四周的平原之上。

这些地区由于海拔较高，又远离海洋，属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夏季酷热。冬季严寒。

在蒙古的库伦（乌兰巴托），气温变化幅度是从零上38℃到零下42℃。西藏高原海拔很高处几乎都能生长普通植物，天山与阿尔泰山的半弧形山区也是这样，由于同样的原因，它们属高山气候，植物分布各有特征，有山脚的森林，有山峰的稀疏植物。除西藏高原和天山与阿尔泰山的弧形山区外，几乎整个亚洲大陆被一条纵向的草原带覆盖着，草原上，冬季万物休眠，夏季万物枯萎。这片大草原在灌溉地区仍是肥沃的，但在中部，肥沃的土地逐渐枯萎变成了沙漠，这片大草原从中国东北部起一直延伸到克里米亚，从外蒙古的库伦延伸到马里和巴尔赫地区，欧亚北部草原在此让位于更富有地中海特征的伊朗和阿富汗的亚热带干草原。

在北部，这条纵向的欧亚草原地带分别与俄罗斯中部和西伯利亚的北部大森林地带，以及蒙古北缘和中国东北部会合。在草原地带中部的三个地区，草原不知不觉地让位于沙漠：河中地区的克齐尔库姆沙漠和阿姆河以南的卡拉库姆沙漠；包围着塔里木盆地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最后是从西南贯穿东北的大戈壁滩，它从罗布泊（戈壁滩在此与塔克拉玛干沙漠相接）起，到中国东北边境上的兴安岭止。这些沙漠像癌细胞一样吞啮着草原地带，在有文字记载历史以前时期它们就不断蚕食着草原。戈壁沙漠北面是北蒙古、贝加尔湖畔的森林、鄂尔浑河和克鲁伦河畔草原，南面是南蒙古、阿拉善、鄂尔多斯、察哈尔草原和热河，这一中间位置是妨碍突厥-蒙古族帝国（无论是古代的匈奴人的帝国，还是中世纪的突厥人的帝国）幸存下来的持续因素之一。

在沙漠边上的草原之路，给在今天称为中国突厥斯坦的塔里木盆地的历史带来了决定性的转变。这一地区摆脱了草原上的游牧生活（尽管总是受到北方游牧部落的威胁或控制），使商路上的这些绿洲具有都市的、商业的特征，通过这些链条式排列的绿洲，这一地区形成了西方几大定居文明即地中海世界的文明、伊朗文明和印度文明与远东的中国文明之间的交通线。在干涸的塔里木河南北的两条凹形河岸上形成了两条道路：北道经过敦煌、哈密、吐鲁番、焉耆、库车、喀什、费尔干纳盆地和河中地区；南道经过敦煌、和田、莎车、帕米尔山谷和巴克特里亚。这条纤细的双线，交替着穿过沙漠，越过山峦；它弱似忙于越野的蚂蚁爬出的婉蜒而漫长的路线，然而，它已足以使我们的地球形成一个整体，而不是彼此分离的两个世界，足以维持中国的“蚁穴”与印欧的“蚁穴”之间的低限度的联系。这就是丝绸之路和朝圣之路，沿着它，进行着贸易交往和宗教传播；沿着它，传来了亚历山大后继者们的希腊艺术和来自阿富汗地区的传播佛教的人。经过这条路，托勒密曾提到过的希腊－罗马商人们争着控制那些易于获得到来自“塞里卡”大捆丝绸的地方，中国东汉王朝的将军们试图与伊朗世界和罗马帝国东部建立交往。维持这条伟大的世界商路的畅通是中国从汉代到忽必烈可汗时期的一贯原则。

然而，在这条狭窄的文明小径以北，草原为游牧民提供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一条由无数条道组成的无边无际的路，即蛮族之路。在鄂尔浑河或克鲁伦河畔与巴尔喀什湖之间的地区内，浩浩荡荡的蛮族大军畅通无阻，因为尽管阿尔泰山和天山北部山嘴在朝着巴尔喀什湖方向似乎已经合拢，然而实际上两山之间在楚固恰克方向，在塔尔巴哈台的额敏河处，空隙仍十分宽阔，裕勒都斯河、伊犁河和伊塞克湖之间朝着西北方向的空隙也很宽，来自蒙古利亚的牧马人在这里看到了远方一望无际的吉尔吉斯草原和俄罗斯草原。塔尔巴哈台、阿拉套和穆扎尔特通道上不断有从东方草原向西方草原迁徙的游牧民通过。在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以前，这种运动可能更多地是采取相反的方向，人们的印象是伊朗种（印欧种人）的游牧民，即希腊历史学家们称之为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伊朗碑文证实为萨加人，必定朝东北方向深入了很长的路程，到帕兹雷克和米努辛斯克地区；而另一些印欧种人在塔里木诸绿洲上定居，分布在从喀什到库车、焉耆和吐鲁番，甚至远至甘肃。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从公元初年起这种流动就是从东向西进行的。在以后的中国突厥斯坦的各绿洲上不再盛行印欧方言即“东伊朗语”、库车语或吐火罗语。相反，是匈奴人，他们以匈人一名，在南俄罗斯和匈牙利建立了前突厥帝国（匈牙利草原是俄罗斯草原的延伸部分，正像俄罗斯草原是亚洲草原的延伸部分一样）。在匈人之后来的是阿瓦尔人，阿瓦尔人是在6世纪的突厥人的压力之下从中亚逃出来的蒙古族部落。它将先后统治着俄罗斯和匈牙利。7世纪的哈扎尔突厥人，11世纪的佩切涅格突厥人，12世纪的库蛮突厥人，他们都是沿同一条路而来。最后，在13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人统一了草原，可以说，他们成了从北京到基辅的大草原的化身。

草原秘史是突厥-蒙古各部落为争夺肥沃牧场，彼此吞并的历史；是主要受牧群的需要所驱使，从一个牧场到另一个牧场进行无休止迁徙的历史。在某些情况下，由于迁徙路途非常遥远，往返迁徙一次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这些游牧民的种种条件，即身体状况和生活方式，都已经变得适应了这种迁徙。在黄河和布达佩斯之间的这些不停的流荡的历史，由定居国家的人们保留下来，但是很少，仅仅是当时对他们有影响的那些事件。他们记录了在长城脚下，或者是在多瑙河要塞下，即在大同或者是锡利斯特拉爆发的波涛汹涌的猛烈攻击。但是，关于突厥-蒙古各族之间的内部骚动，他们谈了些什么呢？在可以称为帝国地区的鄂尔浑河源处的哈喇巴喇哈森和哈拉和林，我们发现了其目标是要统治其它游牧部落的所有的游牧部落：在公元纪年以前有突厥族的匈奴人；在公元3世纪有蒙古族的鲜卑人；在5世纪有也属于蒙古族的柔然人；在6世纪有突厥族的突厥人；在8世纪有回鹘突厥人；在9世纪有黠戛斯人；在10世纪有蒙古族的契丹人；在12世纪有可以假定是突厥族的克烈人，或乃蛮人；最后是13世纪的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尽管我们可以识别这些对其它部落施加过霸权、交替出现的突厥部落和蒙古部落，但是，我们不知道突厥、蒙古和通古斯这三大母族的最初分布情况。今天，通古斯人无疑地不仅占有北蒙古，还占有东西伯利亚的大部，以及中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中游东岸地区；而蒙古人则聚集在历史上的蒙古利亚；突厥人分布在西西伯利亚和东、西突厥斯坦。然而应该记住，在东、西突厥斯坦，突厥人是后来者，他们在阿尔泰山的影响是直到公元1世纪才为人们所查觉，他们在喀什噶尔和河中的影响分别在9世纪以后和11世纪以后才被人们查觉到。撒马尔罕和喀什两城的市民基本上仍是突厥化的伊朗人。

然而历史表明，在蒙古利亚本土上，成吉思汗的后代们明显地使许多突厥部落蒙古化，这些部落是阿尔泰山的乃蛮人，戈壁滩的克烈人，察哈尔的汪古特人。在成吉思汗把所有这些部落统一在青蒙古人的旗帜下以前，今天蒙古利亚的一部分仍是属于突厥族的，甚至今天确实还有一支突厥人，即雅库特人，占据着通古斯人以北的西伯利亚东北部，在勒拿河、因迪吉尔卡河和科雷马河流域。这支突厥人离白令海峡如此之近，在蒙古人以北，甚至在北冰洋上的通古斯人以北，因此，在企图确定“最初的”突厥人、蒙古人和通古斯人的相对位置时必须谨慎。以上所表明的是突厥-蒙古人和通古斯人的主体最初可能是定居在相当远的东北部，因为不仅是今天的喀什地区，而且在萨彦岭北坡（米努辛斯克）和大阿尔泰（帕兹雷克）当时都是由来自印欧种人的共同摇篮南俄罗斯的印欧人居住。这一假设与像伯希和、纪尧姆·德·埃维西等这些语言学家的观点是一致的，这些语言学家们拒绝考虑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蒙古语族和通古斯语族）与集中在乌拉尔山区的芬兰-乌戈尔族所使用的那些语言之间存在着最初的联系，直到进一步的证据即将发现。再则，且不管突厥语、蒙古语和通古斯语之间的最初的联系，今天它们之间存在的相当大的差异使我们考虑，在有史时期内曾联合在一个共同统治下的这三个种族（因此，他们之间常常发生文明术语所说的互相仿效）可能彼此之间一度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分布在亚洲东北的辽阔地区。

如果突厥-蒙古族游牧部落的历史仅限于他们的远征，或者仅限于在寻找新牧地中发生的尚不清楚的那些小冲突的话，那么，它们的历史简直没有多大意义，至少就目前的利益而言。人类史上重要的事实是这些游牧民对南方的文明帝国所施加的压力，这种压力反复出现，直到征服成功。游牧民的袭击简直是一种自然规律，是由盛行于他们土生土长草原上的各种条件所决定的。

当然，那些留在贝加尔湖畔森林地带和黑龙江的突厥－蒙古人仍然是未开化的人，靠渔猎为生，如到12世纪时期的女真人和直到成吉思汗时代的“森林蒙古人”，他们被森林隔离地带严严实实地封锁住，不可能想像还有其他的、令人羡慕的地区。

这与草原上的突厥－蒙古人不同，草原牧民靠饲养牲畜过活，因此，他们由于需要成了游牧民：牧群追逐牧草，他们跟随牧群。

加之，草原是马的故乡。草原之子是牧马人出身。无论是西方的伊朗种人，或者是东方的突厥－蒙古种人，是他们发明了骑马服，正像在博斯普鲁斯出土的辛梅里安人时期希腊花瓶上所看到的斯基泰人所穿的服装一样，或者像我们从中国人那里听到的那样，中国人于公元前300年在骑兵交战时仿效匈奴人，以裤子取代了长袍。

闪电般突然袭击的牧马人是能在远距离射中敌人的马上弓箭手，他们在撤退时能发射出箭（即帕提亚之箭，实际上是指斯基泰人和匈人之箭），他们在交战时所使用的武器，同他们捕捉野味或母马时所用的一样，都是箭和套索。

在这些袭击的门槛边（此处是草原的尽头和耕地的起点），他瞥见了与他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生活方式，这是一种将唤起他的贪婪的生活方式。在其土生土长的草原上，冬天是寒冷的，冬季的草原是西伯利亚泰加森林气候的延续地带；夏季十分炎热，因为夏季的草原是戈壁滩气候的延伸地。为牲畜寻找牧场，游牧民必须爬上兴安岭、阿尔泰山或塔尔巴哈台山脉。唯有春季把草原变成了一片草木茂盛的平原，五颜六色的花朵点缀其中，对牧群和牧民来说，春季是最美好的季节。一年中的其余时间，特别是冬季，游牧民的目光都是转向南方温暖的土地，在西南方是向着伊塞克湖，即“热海”；在东南方是向着黄河流域肥沃的黄土地。并不是说他要尝试着像对待耕地一样地耕种土地，当他占有耕地时，他本能地让它处于不生产的休闲状态，土地变成了草原，为他的羊群和马群生产牧草。

这就是13世纪的成吉思汗的态度。征服北京地区以后，他的真正欲望是使河北平原上肥沃的玉米地上升到牧地的地位。然而，尽管这位来自北方的人对耕耘一无所知（直到14世纪，突厥斯坦和俄罗斯的成吉思汗后裔们仍是纯游牧民，他们愚蠢地洗劫着已属于他们自己的城市和改变灌溉渠道使土地荒芜——就农民说，至少是不要按时付钱），但是他对都市文明中的机械产品和令人愉快的事情赞叹不已，并作为掠夺和洗劫的目标。他被温和的气候所吸引，在很大程度上来说是相对的温和，因为对成吉思汗来说，北京令人难受的气候似乎也令人松懈，每次战役之后，他就返回北方，在贝加尔湖附近度夏。同样地，他打败了札兰丁之后，故意避开就在他脚下的印度，因为对于从阿尔泰山来的成吉思汗来说，印度好像是魔窟。无论如何，他对舒适的文明生活的怀疑是正确的，因为当他的曾孙子们住进北京和大不里士宫殿时，他们随即开始堕落。但是，只要游牧民还保持游牧精神，他就把定居者只看成是他的农人，把城市和耕地看成他的农场，对农人和农场进行公开勒索。他骑在马背上沿着古老帝国的边境巡游，检查从那些比较欣然地按规定行事的人们上交来的定期贡赋，或者当受害者鲁莽地拒绝支付时，在突然袭击中掠夺不设防的城市。

这些人像狼群——狼不正是古代突厥人的图腾吗？——徘徊在鹿群周围，扑向它们的咽喉，或者只是拾起那些迷途的和受伤的野兽。凶猛掠夺和勒索定期贡赋（就天子而言，定期贡赋被委婉地说成是表示亲善关系的礼物）交替出现，大体上已成为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17世纪中突厥－蒙古人与中国人之同关系的固定模式。

然而，从游牧民中有时也会产生杰出的人物，他及时得知定居帝国的腐朽状况（这些狡猾的野蛮人像公元4世纪的日耳曼人一样非常熟悉中国帝国宫廷内的拜占庭式的阴谋）。他将与中国的一派或者一个王国签订盟约以反对另一派，或者与篡位失败者签订盟约。他将宣布自己及其部落是帝国的盟邦，在保卫帝国的借口下进入帝国边境地区，在一代或两代之后，他的孙子们已充分具备了中国人的外表，采取了大的行动，泰然自若地登上天子的王位。在这一方面，13世纪的忽必烈的功绩只不过是4世纪的刘聪和5世纪的拓跋人的重复。又过二、三代后（如果不被某次民族起义赶出长城的话）这些中国化的蛮族们除了丧失蛮族性格的坚韧和吸收了文明生活的享乐腐化外，从文明中一无所获，现在轮到他们成为蔑视的对象，他们的领土成为那些还留在他们土生土长的草原深处的、仍在挨饿的其它游牧蛮族垂涎的战利品。于是，上述过程又重复出现。在5世纪，拓跋人站在匈奴人和鲜卑人的肩上消灭了他们，并取代了他们的位置。在12世纪，在契丹人（一支完全中国化的蒙古人，自10世纪以来他们就是北京的和平的君主）的北面，女真人崛起，他们是通古斯人，几乎还处于原始状态，在几个月之内他们夺取了北京城，结果轮到他们受到中国的影响，并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直到恰好一个世纪以后被成吉思汗灭掉。

欧洲也与亚洲一样。在俄罗斯草原（它是亚洲草原的延伸部分）上，也经历了类似的连续性：在阿提拉的匈人之后，接踵而来的是保加尔人、阿瓦尔人、匈牙利人（他们属芬兰－乌戈尔种人，具有匈奴贵族的强硬）、哈扎尔人、佩切涅格人、库蛮人和成吉思汗的后裔。同样地，在伊斯兰境内，在伊朗和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征服者中，伊斯兰化和伊朗化的过程与上述征服“天朝”的突厥人、蒙古人和通古斯征服者的中国化过程—一对应，在这里可汗成了苏丹和国王，正像在东方他成了天子一样；像在中国一样，他很快就让位给另一些来自草原的、更加粗野的可汗们。

在伊朗也可以看到征服、继承和毁灭这一类似的过程，伽色尼突厥人之后，紧接着是塞尔柱克和花刺子模的突厥人，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帖木儿王朝的突厥人和昔班尼王朝的蒙古人，更不用说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以箭一般的速度来到了穆斯林地区的外缘，取代了在小亚细亚的、垂死的塞尔柱克人的残余，由此迅速地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征服拜占庭。

因此，比约丹勒斯描述的斯堪的纳维亚更高一级，大陆亚洲可以被看成各民族的策源地和亚洲的日尔曼尼亚，在民族大迁徙中注定要把苏丹和天子呈献给古文明帝国。草原游牧部落的这些定期性袭击成为历史上的一种地理规律，草原游牧部落的可汗们登上了长安、洛阳、开封或北京的王位，登上了撒马尔罕、伊斯法罕或大不里士的王位，登上了科尼亚或君士坦丁堡的王位。但是，还存在着相反的另一种规律，它通过古代文明地区使游牧入侵者发生缓慢的同化过程。这种现象与所期望的一致，具有双重性。首先存在着人口统计学方面的因素。这些野蛮的牧马人作为相当分散的贵族被淹没在这些密集的居民中，即远古的人口稠密地区。其次有文化方面的因素。中国和波斯文明，尽管被征服，但反过来征服了野蛮的和末开化的胜利者，令他们陶醉，使他们麻痹沉睡，最后消灭了他们。在征服之后常常只需要50年，生活继续着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中国化和伊朗化的蛮族首先起来保卫文明，反对来自蛮族之地的新攻击。

公元5世纪，洛阳的拓跋族君主把自己看成是中国耕地和文化的卫士，反对所有的蒙古人：鲜卑人或者是希望重建业绩的柔然人。12世纪，正是塞尔柱克人桑伽“密切注视着”阿姆河和锡尔河，反对来自咸海或伊犁地区所有的乌古思人或喀喇契丹人。克洛维和查理曼的故事再现于亚洲历史的每一页。正像罗马文明在奋力抵抗撒克逊和诺曼日耳曼主义时，在被它同化的法兰克人中发现了后备力量一样，中国文明在5世纪的这些拓跋人中发现了它最好的支持者；而阿拉伯－伊朗的伊斯兰国家也知道上文提到的勇敢的桑伽是最忠实的拥护者。这些中国化和伊朗化的突厥－蒙古人作出了更好的榜样，他们完成了古代王中之王或者是天子们的事业。库思老或哈里发未能取得的胜利，即获得巴昔留斯王位和正式地进入呈索菲亚，被他们的意外继承者、15世纪的奥斯曼国王，在穆斯林世界的欢呼声中完成了。同样，汉唐两代希望建立“泛亚洲统治”的梦想，是由13世纪和14世纪的元朝皇帝忽必烈和铁穆耳·完泽笃为了古老中国的利益，通过使北京成为俄罗斯、突厥斯坦、波斯和小亚细亚、高丽、西藏和印度支那的首都而实现了。因此突厥－蒙古人在为他们效力中只是挥舞他的剑就征服了这些古文明地区。担负起统治之后，他像古代诗人笔下的罗马人一样统治着这些具有古文明的各族人，与他们的传统和他们长期的抱负保持一致。从忽必烈到康熙和乾隆，这些统治者在他们的中国政府里，执行了中国在亚洲的帝国主义纲领；在伊朗－波斯世界，实现了萨珊朝和阿拔斯朝向君士坦丁堡的金色圆屋顶的进军。

实施过统治的民族、取得过帝位的民族是很少的。像罗马人一样，突厥－蒙古人是其中的成员。

谢选骏指出：这些“实施过统治的民族、取得过帝位的民族”，往往就是农牧兼备的二元帝国，甚至是农、牧、航海都有的三元帝国，例如奥斯曼帝国、阿拉伯帝国。虽然后者并非发源于亚欧草原而是阿拉伯沙漠，但同样是游牧民族——就像北非的柏柏尔人在撒哈拉沙漠中游牧。

【第一编 13世纪前的亚洲高原】

【第一章 草原的早期历史：斯基泰人与匈奴】

 1．上古时期的草原文明

现在已知最早的欧亚之路是北方的草原之路。在旧石器时代，奥瑞纳文化沿着这条路经西伯利亚——在安加拉河上游、离伊尔库次克不远的马利塔地区曾经发现了一尊属奥瑞纳时期的维纳斯雕像——进入中国北方，泰亚尔·夏尔丹注意到，在华北甘肃宁夏附近的水洞沟黄土坡和陕北榆林地区西南的萨拉乌苏河都有奥瑞纳式文化遗址。同样，马格德林文化似乎在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在中国东北（多伦诺尔、满洲里和海拉尔），以及在河北省都有它的代表物。河北省北京附近的周口店山山顶洞内发现了人骨架和人体装饰品，还发现了骨针、钻有小孔的动物犬状形牙齿、骨制的垂饰物、带孔的贝壳、珠母碎片和赤矿石的堆积遗址。

在新石器时代，或更确切地说，是将近新石器时代末期，西伯利亚草原之路还成为一种梳形陶器向亚洲传播的途径。这是一种饰有平行直线纹的陶器，它于公元前第3千纪上半叶在俄罗斯中部地区发展起来，并由此传入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逐渐对甘肃齐家坪的中国原始陶器产生了影响。在随后而来的一个时期，即公元前第2千纪初期，一种饰有螺旋纹的优质陶器——其风格最初形成于基辅附近的特里波利耶，在布科维纳的斯奇彭尼兹、比萨拉比亚的彼特里尼和摩尔达维亚的库库特尼——可能同样是经过西伯利亚、从乌克兰传入中国，大约公元前1700年在中国河南省仰韶村重新蓬勃发展起来，以后又在甘肃的半山地区发扬光大。最后，按塔尔格伦推算，西西伯利亚的青铜时代约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并与同时期多瑙河地区的伟大的青铜文化（奥涅提兹文化）有联系；而在西伯利亚中部的米努辛斯克，青铜时代是在300年之后（约公元前1200年左右）才开始的。西西伯利亚的青铜斧和长矛头在中国被仿造出来，以致使马克思·劳尔推测，中国大约在此时期（大约公元前1400年）模仿了西伯利亚的青铜技术。

草原古代史上一个突出的特征是发展了一种日益风格化的动物艺术，这种艺术显然是独创的，是为装饰镶嵌在马具和装备上的铜片、银片和金片而设计的，是游牧民的一种奢侈品。在库班的迈科普墓地中出土的金银合金花瓶和一些明显反映亚述－巴比伦风格影响的纯金银制成的动物形象（公牛、狮子等）是这种艺术的代表。

据塔尔格伦推算，这些艺术品的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600年至1500年，与米诺安中期文化同时。这种最初的亚述－巴比伦的影响一直持续到有史时期（公元前第6世纪），这一点在著名的克勒姆斯青铜斧上可以看到。

塔尔格伦倾向于认为，大约从公元前1200年起，一支印欧种的辛梅里安人（Cimmerians）开始居住在黑海以北的俄罗斯草原上。辛梅里安人被认为是属于色雷斯－弗里吉亚人种（Thraco－Phrvgian），他们或者是“来自”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或者，更少假设性，他们原来“就住在”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这位著名的芬兰考古学家把最近在第聂伯河流域和库班发掘出来的这一时期的大量古物，至少是把其中的一部分，归属于这些辛梅里安人。在古物中，最重要的有博罗季诺珍品（公元前1300？－1100年左右），包括青铜镰刀在内的斯特科夫珍品（公元前1400？一1100年），尼科拉耶夫的青铜铸器（公元前1100年？）和阿布拉莫威卡的青铜镰刀（公元前1200年？），它们都是在多瑙河下游与第聂伯河下游之间的地区发现的。此外，在库班还发现了金片和一尊纯银制的斯特拉米沙斯托夫卡雅公牛像（公元前1300年？）。

最后，在捷列克河畔，有皮亚蒂戈尔斯克棺椁（公元前1200年？）和科本初期的棺椁（属纯青铜时代，大约是公元前1200年？－1000年）。南俄地区的所有这种辛梅里安艺术都与甘扎－卡拉巴克赫地区的外高加索文化有联系。在甘扎－卡拉巴克赫已经发现饰有几何纹动物图案的优质青铜纽扣（外高加索文化开始于公元前1400至1250年间，最迟在公元前第8世纪结束）。辛梅里安艺术还与塔里锡文化有联系，塔里锡青铜艺术大约在公元前1200年达到繁荣。

波克罗夫斯克（今恩格尔斯）木棺的年代可以推至公元前1300至1200年，它反映出前辛梅里安文明，或者说辛梅里安的青铜文明，是从伏尔加河传播到乌拉尔山区和突厥斯坦的。在下诺夫哥罗德（今高尔基）附近的色玛，一批珍品使我们看到了处于低级阶段的铜器和青铜器文化，尤其是一些带孔的战斧（公元前1300－800年）。

在哈萨克地区，一种类似的文化，即安德罗诺沃文化，传到了米努辛斯克，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时由卡拉苏克文化延续下来。这是最早的西伯利亚青铜时代，其中有带孔的斧子（它可能对商朝中国安阳地区的青铜斧有影响），扁平的匕首，色玛式的矛头和带有纯几何纹的装饰。高加索的动物艺术似乎没有传入这一地区。再往北，在叶尼塞河河畔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我们于相当晚时才发现了铜石并用时期的艺术，其中产生了一些著名的麋形和马形的石刻。

从公元前1150至950年间，辛梅里安文化继续在黑海北岸发展。这似乎是诺沃格里格鲁夫斯克文物（带孔的青铜手斧）和布格河畔的尼古拉耶夫的青铜铸器时代（约公元前1100年？）。在捷列克草原上，科本的纯青铜时代与格鲁吉亚的、名为勒尔瓦尔的文化显示出有趣的相似，勒尔瓦尔文化是草原上较先进的文化（由于该地发现了铁），它产生了饰有人和动物形象的奇特的青铜带，这些形象在风格上是呈几何图形的，表现了打猎和耕种场面（约公元前1000至900年间）。此外，在萨马拉和萨拉托夫之间的波克罗夫斯克（今恩格尔斯）可以看到一种地区性青铜文化，它继续在这一地区发展，这可以从赫瓦伦斯克墓群得到证实；据塔尔格伦估计，这些墓的年代是在公元前1200至700年间。塔尔格伦还断定，这一文化是属于斯基泰人，即当时第一次出现在俄罗斯的北伊朗人的，他们继辛梅里安人之后将统治黑海北岸草原。

辛梅里安文化的最后阶段处于公元前900至750年间。这是加利西亚地区的米海洛夫卡文物时期，其中有著名的金王冠，它反映了这一时期的辛梅里安文化与高加索文化和奥地利的哈尔希塔特文化（公元前800－700年？）有相似之处。在基辅南部，带有高加索影响的波德戈尔扎文物也属这一时期；敖德萨东部科布勒沃的带孔的青铜斧也属这一时期；一般而言，当时在南俄罗斯大量存在的、矛端上有两个槽口的矛头都属于这一时期（约公元前900－700年）。辛梅里安的青铜文化还流传到罗马尼亚，在摩尔达维亚采取了波德-希拉斯特安和穆列什文化的形式；在瓦拉几亚采取瓦尔托普文化的形式。然后，辛梅里安青铜文化继续传入匈牙利。有理由认为（正如塔尔格伦的观点），当东南部的高加索文化和奥地利的哈尔希塔特文化已经进入铁器时代时（哈尔希塔特1期文化大约处于公元前900至700年间），辛梅里安人和色雷斯人仍逗留在青铜时代。在别处，处于伏尔加河与乌拉尔山之间、属于斯基泰人先驱的哈瓦伦斯克文化群同样也发展缓慢了，该文化群大约在公元前900年时曾产生过索斯诺瓦雅·马扎青铜铸器。在这段时期内，在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青铜时代的第二阶段发展起来，根据塔尔格伦的观点，这一时期是处在公元前1000至500年之间，以带有两个眼的有孔青铜斧为代表，其装饰仍以几何图形为主，尽管也有少数珍贵的动物形象，它们无疑是装饰在刀、剑的把柄上。

应该记住，俄罗斯草原上的辛梅里安人的青铜时代在它的最后阶段是处于与两种铁器文化（奥地利的哈尔希塔特文化和高加索文化）的交流之中。在辛梅里安文化的较晚地层上发现了来自哈尔希塔特的铁刀，正象在斯基泰人早期地层所发现的一样。

2．斯基泰人

根据希腊历史学家们提供的证据，并得到亚述王国编年史的补充，在公元前750至700年间，来自突厥斯坦和西西伯利亚的斯基泰人从辛梅里安人手中夺走了南俄罗斯草原。希腊人称之为“斯基泰”（Scyths，Skythai）的民族，亚述人称之为“阿息库兹人”（Ashkuz），波斯人和印度人称之为“萨迪”（Saka）。从名称上推断，斯基泰人属于伊朗种人。他们是在今俄属突厥斯坦草原上“最早的伊朗国家”内保持着游牧生活的北伊朗人，因此，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免受亚述和巴比伦的物质文明的影响：这种文明强烈地影响了他们的定居兄弟、在南方伊朗高原上的米底人和波斯人。斯基泰人与同他们有血缘关系的萨尔马特人一样，对历史上的马兹达克教和对其后不久逐渐转变了米底-波斯人信仰的琐罗亚斯德改革还一无所知。

这些斯基泰人的生动形象保留在库尔奥巴和沃罗涅什的希腊-斯基泰式花瓶上。

他们留着胡须，戴着如同在帕赛波里斯浅浮雕上他们的萨迦兄弟一样的帽子，即防御草原寒风的护耳尖顶帽，穿着萨迦人以及他们的堂兄弟米底人和波斯人都很普遍的宽松服装——束腰上衣和大裤子。草原上的骏马再现于切尔托姆雷克古坟出土的两耳细颈银酒罐上，马是斯基泰人须臾不可分离的伴侣，斯基泰人爱用的武器是弓。

这些马上弓箭手们“无城廓”，只有人们称之为“旅行城市”，即伴随他们作季节性迁徙的篷车，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一千九百年以后，在13世纪，即迦儿宾和卢布鲁克村的威廉的时代，穿越同一片俄罗斯草原的成吉思汗蒙古人跟随着的就是与之类似的大篷车。在这些篷车里他们安顿妻子和堆积财产：金制装饰品、马具和装备上的饰片，无疑地还有地毯——因装饰这些用具的需要，产生了斯基泰艺术，并决定了它的形式和总的发展方向。斯基泰人在公元前7至3世纪期间也如以往一样仍是俄罗斯草原上的主人。

今天的语言学家们认为，斯基泰人应该归属于伊朗种人——印欧家族，属印-伊种或雅利安种。然而，正像刚才提到的那样，他们的生活方式与突厥－蒙古种的匈奴各部的生活方式非常相似，大约在同一时期，这些匈奴部落活跃在草原的另一端，即中国边境上。草原上游牧生活的条件，无论是在黑海和里海以北还是在蒙古，确实是非常相似的，尽管蒙古草原上的条件更加艰苦。因此，毫不奇怪，每当我们读到希腊史家们笔下描述的斯基泰人和看到希腊－斯基泰式花瓶上的斯基泰人时（除去体态和语言），就文化和一般生活方式而言，我们总想起中国编年史家和画家们描绘的匈奴人、突厥人和蒙古人。我们发现这两个种族中有许多习俗是共同的，这或者是由于他们类似的生活方式迫使他们得出了解决问题的一致的答案（例如，斯基泰人和匈奴马上弓箭手们都是穿裤子和靴子，而地中海各族或早期中国人是穿长袍。还有他们都使用马蹬），或者是由于他们在地理位置上的实际接触，使处于同一文化阶段上的斯基泰人和匈奴人产生了相同的习惯（殉葬即是一例，在斯基泰人和突厥－蒙古族人中，殉葬风俗流传到很晚时期；而在西亚和中国，这种风俗很早就不存在了，甚至自乌尔墓和安阳墓以后就不再看到）。

于是，在公元前750－700年间，斯基泰人（确切地说，是斯基泰－塞人中的一部份，因为塞种人中的大多数仍留在天山附近，在费尔干纳－带和喀什噶尔）从图尔盖河和乌拉尔河进入南俄罗斯，在那里他们赶走了辛梅里安人。一些辛梅里安人似乎不得不逃到匈牙利避难，匈牙利可能已经由与色雷斯人有亲缘关系的一些民族居住着；人们认为正是这些难民留下了舍拉吉附近的米赫埃尼文物，赫维什附近的富库鲁文物和加利西亚的米海洛夫卡文物。其余的辛梅里安人经色雷斯（据斯特拉波记），或者是经科尔奇斯（据希罗多德记）逃入小亚细亚。在小亚细亚，他们先游荡在弗里吉亚（约公元前720年），后又到卡帕多细亚和西里西亚（约公元前650年），最后到达彭蒂斯（约公元前630年）。一些斯基泰人跟踪其后（720－700年），但是，据希罗多德记述，他们走错了路，他们从打耳班关隘穿过高加索，与亚述帝国发生遭遇。斯基泰王伊斯卡帕进攻亚述帝国，但是，没有成功（约公元前678年）。

另一个斯基泰小王巴塔图亚要精明些，他与亚述人建立了友好的关系，他们有共同敌人：辛梅里安人，他们正在西里西亚和卡帕多细亚地区威胁着亚述国边境。一支斯基泰军配合亚述的行动方针，进入彭蒂斯，打垮了最后一批辛梅里安人（约公元前638年）。大约10年以后，亚述受到米底人的侵扰，巴塔图亚的儿子，希罗多德名为马代斯者，应亚述的要求亲自入侵和征服了米底（约公元前628年）。然而，米底人不久起来反抗，其王奇阿克撒列杀斯基泰人的首领们，斯基泰余部穿过高加索返回南俄罗斯。这些只是斯基泰入侵事件中的一小部分，却是最值得注意的部分。

斯基泰的入侵威胁西亚近70年，在这70年中，这批印欧种的野蛮人成了令东半球害怕的人。他们的骑兵奔驰于卡帕多细亚到米底、高加索到叙利亚之间，寻找掠夺物。

这次民族大动荡，甚至在以色列的先知中也可以觉察到它的反响，它标志着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进入南方古文明地区的历史时期中的第一次入侵：这种入侵运动在以后大约20个世纪中将反复出现。

当波斯人取代亚述人、巴比伦人和米底人成为西亚的主人时，他们致力于使定居的伊朗保持安全，免受来自外伊朗的新的入侵。据希罗多德记载，居鲁士领导的最后一次战争正是对付马萨革泰人（Massagatae），即希瓦以东的斯基泰人（约公元前529年）。大流士发动的第一次远征是反对欧洲的斯基泰人（约公元前514一512年）。他取道色雷斯和今天的比萨拉比亚进入草原，在那里斯基泰人又采用了他们游牧民的惯用计谋，不是与大流士交战而是在他到来之前撤退，诱他深入到更远的荒野。大流士明智地及时撤退了。希罗多德认为这次“远征俄罗斯”是专制君主的愚蠢；然而，这位阿赫门尼德王朝的君主实际上是打算以此实现一种很自然的政策，即外伊朗的波斯化，或者说是建立起泛伊朗联盟。这一事业没有成功，斯基泰人避开了波斯的影响，在南俄草原上又平静地生活了300年。大流士远征的结果至少是使西亚得以长期免受游牧部落的骚扰。

斯基泰艺术的发现使我们看到了（与塔尔格伦的看法一致）斯基泰人占据俄罗斯的进展情况。最初，从大约公元前700年至550年，斯基泰的文化中心仍在东南方，在库班地区和塔曼半岛。这时斯基泰人肯定已经在第聂伯河下游和布格河下游之间的乌克兰南部处于统治地位，这从在马尔托罗查和麦勒古罗夫两地所发现的古物可以得到证实，尽管古物明显地是以零星分散的方式存在。据塔尔格伦，直到大约公元前550至450年间，斯基泰文化才大量地在现今的乌克兰地区涌现出来，并于大约350至250年间达到了顶峰，这从第聂伯河下游的切尔托姆雷克、亚历山大里亚、索罗克哈、德勒夫等地的王室大坟墓中可以看到。斯基泰人在西方的扩张所达到的最北面是沿森林草原的北缘一带，即稍微偏向基辅南部，在沃罗涅什地区。斯基泰人在东北方的扩张是溯伏尔加河而上，直达萨拉托夫，在此已有重要发现。塔尔格伦把该地的斯基泰人，或者说具有斯基泰特征的人（无论哪一种伊朗人）都认定是萨尔马特人。

南俄罗斯的斯基泰人很可能只是一支对辛梅里安人（即一支色雷斯－弗里吉亚种人）下层实行过统治的贵族而已。贝文尼斯特指出，在希罗多德书中（IV，5－10）被说成是有关斯基泰人起源的资料表明斯基泰一名是纯伊朗人的名字，而同样是关于这些斯基泰人的另一些资料却认定他们起源于希腊，他们的名字仍是色雷斯－弗里吉亚人的名字。残存下来的语言由考古遗物得到证实。塔尔格伦说：“甚至当斯基泰主义和希腊主义正在确立时，辛梅里安青铜时代的哈尔希塔特文化作为一种农耕文化仍继续在乌克兰存在。”

最后，在斯基泰地带的北部是与大约是辛梅里安下层住在一起的非斯基泰野蛮人，希罗多德称他们为安德罗法吉人、米兰克尼勒斯人、伊赛多涅斯人，他们可能属芬兰－乌戈尔种。塔尔格伦认为，安德罗法吉人应该住在切尔尼戈夫以北，米兰克尼勒斯人在沃罗涅什以北。已经知道这两种民族都加入了斯基泰人反抗大流士的入侵。至于伊赛多涅斯人，贝文尼斯特在乌拉尔地区、叶卡特林贝格附近搜寻他们的遗迹。塔尔格林把所谓的摩尔达维亚文化归于斯基泰人的邻居、即属芬兰－乌戈尔种的安德罗法吉人和米兰克尼勒斯人。摩尔达维亚文化遗迹已经在德斯纳河和奥卡河的考古发掘中发现，其特征是只有相当低级的几何纹图案，毫无斯基泰人的动物形象的风格。

3．斯基泰艺术

公元前第7世纪斯基泰人对高加索、小亚细亚、亚美尼亚、米底以及亚述帝国的大举入侵所产生的后果超出了政治史的范畴。斯基泰人是亚述的同盟者，这种亲密关系几乎持续了一个世纪，他们与亚述社会的这种最初的接触，对草原艺术的研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实。首先，很可能正是在公元第7世纪穿越西亚的漫游期间，他们完成了从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

斯基泰艺术的初期并非没有受到克尔特－多瑙河流域的哈尔希塔特铁器技术的影响（哈尔希塔特文化处于公元前1000或900年至公元前500至400年，斯基泰文化处于公元前700至200年）。但是，在公元前第7世纪的民族动荡中，首先是高加索和米底国家（此处指卢里斯坦）与斯基泰人发生了十分密切的联系。弗朗兹·汉卡同意他在维也纳的同事F．W.  库利格的意见，认为与古代米底西南部的卢里斯坦的一些青铜器一样，高加索的科本青铜器中的大部分确实是属于公元前第7世纪的。按汉卡的观点，科本的青铜器，以及甚至卢里斯坦的那些青铜器部分地是属于辛梅里安人。明显的是两种青铜文化与这一时期的斯基泰艺术的早期阶段之间有联系，斯基泰和辛梅里安入侵者的铁骑此时正席卷着同一地区。

亚述－巴比伦的美索不达米亚对斯基泰艺术的早期作品所产生的直接影响有着不可辩驳的证据；即库班的克勒姆斯铁和金铸成的斧子（约公元前6世纪）。这把斧子上展示了古代亚述－巴比伦（即卢里斯坦）的题材：两只长着大弯角的野山羊与一些美丽的鹿一起站在生命之树旁边。动物的描绘采用现实主义手法，艺术形式明显地受到亚述动物艺术的影响。然而，它所采用的装饰手法是典型的斯基泰式的。

从这一起点开始，我们可以看到整个斯基泰动物艺术的兴起，斯基泰动物艺术可以被认为是将亚述（或希腊）的自然主义转向以装饰为目的的艺术。在科斯特罗马斯卡雅墓中的金鹿上，这种艺术似乎有了它的固定形式，金鹿的角是程式化的螺旋形。几乎可以肯定在公元前第6世纪库班也出现了这种艺术。

草原美学以这种方式在南俄罗斯草原上存在了长达几个世纪之久，并具有明显的向东发展的倾向，我们将会看到这种发展一直抵达蒙古和中国。从一开始便可以注意到有两种趋势：一种是自然主义的倾向，无疑地，它一方面从亚述－阿赫门尼德王朝的泉源中，另一方面从希腊的泉源中周期性地得到补充；而另一种是装饰艺术的倾向，如上所述，它转移和改变了前一种倾向，朝着以纯装饰为目的的方向发展。结果，草原牧民们和猎手们从未忽略过的动物风格的现实主义只不过成了程式化装饰艺术的遁词和借口。

这种艺术倾向可以从游牧的生活方式得到解释，无论是西方的斯基泰－萨尔马特人的，还是东方的匈奴人的。他们既无固定住地，又无地产，对于只需要现实主义的雕塑、浅浮雕和绘画都不甚了解。他们的奢侈只限于服装的华丽和个人的修饰，以及各种装备和马具等物品的装饰方面。这类装饰品——各种带子的挂钩和金属片，马具上的装饰片，剑带扣，篷车的壁板，各种用具上的把柄，更不用说地毯，像在诺恩乌拉发现的一样——似乎都是为了程式化的处理，甚至是纹章学的处理。

如上所述，无论是像斯基泰人似的伊朗族，还是像匈奴人似的突厥－蒙古族的北方游牧民，都是在马背上过着草原生活，从事追猎鹿群和野驴，观看狼群在广阔的草原上捕捉羚羊。由于他们所接受的亚述－巴比伦的影响，其生活方式和财产特点使他们保留下来的只是纹章式的题材和对争斗动物程式化的描绘是很自然的。最后，正如安德森指出的那样，这些动物画像似乎具有一种特殊的魔力效果。就像马格德林时期的壁画和骨雕一样。

除了金匠们制作的希腊－斯基泰式艺术品外——这些艺术品仅在主题上是斯基泰人的，是由那些或者为克里米亚的希腊殖民者工作，或者直接为草原诸王工作的希腊艺术家们制作的——在几乎所有的斯基泰艺术中，动物形象按装饰效果，以规则的几何图形风格制作出来。据舍夫德，其例证有：属于公元前5世纪在科斯特罗马斯卡雅发现的文物；属于同一时期，在伊里扎威托夫斯卡亚发现的文物；属于公元前450－350年间，在克里米亚的库尔奥巴所发现的文物；属于萨尔马特人时期（公元1世纪）、源于西西伯利亚的、彼得大帝收藏的珍品；在外贝加尔省的上乌金斯克出土的、属于大约公元初年匈奴艺术的文物。在以上文物中都发现了呈弯曲状和螺旋形展开的鹿角、马鬃，甚至野猫的爪子，它们有时使动物的身高增加了一倍。马的上唇像蜗牛的外壳一样卷曲。在西西伯利亚的斯基泰－萨尔马特艺术中，正像受到同样灵感激发而产生的、由在鄂尔多斯的匈奴人精心制作的艺术一样，动物形式的仿效有时是非常彻底的——它们复杂地相互缠绕、交错在一起，其分枝难以想象地丰富——尽管在处理鹿和马，或熊和虎的头部时仍然保留着现实主义，可是，要把这些动物从装饰图中区分出来是困难的。动物的角和尾形成叶状，或形成鸟的形状。动物艺术的现实主义消失在由它自己产生的装饰艺术之中。

于是草原艺术与邻近的定居民族的艺术形成了直接的对照——斯基泰艺术与阿赫门尼德朝人的艺术相对，匈奴艺术与中国人的艺术相对——正是在描绘狩猎和动物搏斗的场面这方面，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与草原艺术中的扭曲、旋卷和模糊的画法最不相同的，一方面是亚述或阿赫门尼德的，另一方面是汉朝的动物古典风格，即快速敏捷和刻划简朴。像汉朝时期的中国一样，亚述和阿赫门尼德王朝的作品描绘了在简单、虚构的背景中潜行觅食的动物在互相追逐或挑战的场面。草原艺术家们，无论是斯基泰人或是匈奴人，都表现了动物之间殊死搏斗的扭打场面，常常像盘根错节的蔓藤一样缠绕在一起。他们的艺术是一种戏剧性的艺术，或表现断肢少翅的鸟，或表现被豹子、黑熊、灰色大鸟（格立芬）捕捉住的鹿和马，牺牲者的躯体常常是完全卷成圆形。图中没有疾速，没有逃避，而是胜利者有耐心、有条理地撕扯那些被猎物的脖子。如上所述，牺牲者表现了至死拖住凶手的情景。如果不是为了华丽的风格，尽管表现得“慢条斯理”，仍具有可以达到悲剧高度的内在动力。

通过这种风格，动物的形态交织在一起，并且是精心制作出来的，这通常便从屠杀中抹去了所有的现实主义。

草原艺术中的各种要素和倾向参差不齐地分布在从敖德萨到满洲和黄河的巨大地带内。斯基泰人的草原艺术在向伏尔加河上游的森林地带传播时影响了喀山附近的安纳尼诺文化（大约公元前600－200年），安纳尼诺文化无疑属芬兰－乌戈尔人种的文化。在喀山附近发现了具有丰富文物的葬地，除有通常所见的尖头青铜斧和青铜匕首外，还有动物像，在这些动物像中，动物的身体都呈卷曲状，尽管这些艺术品在制作上有某些不足和简单化之处，但它们都与斯基泰艺术有联系。然而，据塔尔格伦的观察报告，在安纳尼诺只是部分地采用了斯基泰的动物艺术风格，装饰仍然以几何图案为本。

在西伯利亚中部的米努辛斯克，情况并非完全相同。在青铜文化最繁荣的时期（公元前6－3世纪），阿尔泰地区的这个重要的金属加工中心仍在生产一种饰有纯几何纹的有孔手斧（例如，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的尖角式装饰品）。然而，从此时期起，该地出现了一种质朴的、风格简单的青铜动物像，与其他地区复杂而精巧的青铜器形成对比。因此，该地正是波罗夫卡想要寻找的草原艺术在地形及年代学上的发源地。

问题的重要性是明显的。阿尔泰山区的古代工匠们锤打出来的第一批动物像正是在草原艺术的地理中心，即位于黑海和直隶湾之间中点的米努辛斯克吗？这些仍处于初级的和缺乏艺术感染力的动物像是否是由于得到了西南方斯基泰人捐助的亚述－阿赫门尼德王朝艺术和东南方匈奴人给予的中国艺术而变得丰富多采呢？或者像罗斯托兹夫认为的那样，米努辛斯克的动物形象的贫乏可以解释为，由于斯基泰艺术在向西伯利亚森林地带传播时衰落了，就像它要向帕姆森林地带传播时，在安纳尼诺发生的情况那样呢？如果真是如此，那么，米努辛斯克和安纳尼诺不过是俄罗斯草原艺术的微弱反响罢了。

还应该指出，在南俄罗斯草原上最初（即从公元前7世纪至6世纪）只发现了一些朴素无华的动物风格的例子，如在七兄弟墓和库班的克勒姆斯、乌尔斯基和科斯特罗马斯卡雅，基辅附近的奇吉林和克里米亚的刻赤和库尔奥巴（它们都是早至公元前5－4世纪的作品）等地发现的青铜器上。在公元前5和4世纪时，这种风格明显地变得更加复杂了，正像在亚速海岸边的美利托波尔附近的素罗克哈的动物图案那样。在一件由希腊金匠按斯基泰题材制作的精美艺术品旁边，有一些扭曲的动物像，它们具有独特的分枝，制作精细。在亚速海附近的伊里扎威托夫斯卡亚，情况也是如此。该地区内，青铜器上刻的花纹和枝纹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图纹本身而制作。

4．萨尔马特人及西西伯利亚

在乌拉尔山附近奥伦堡地区的普罗霍罗夫卡发现了属于公元前第4世纪的一种地区文化，其重要的收集物是矛。由于这种矛是萨尔马特人独特的武器，据罗斯托兹夫，普罗霍罗夫卡墓群标志着萨尔马特人首次出现在欧洲的俄罗斯。然而，萨尔马特人（他们与斯基泰人同源，都属于在北方游牧的伊朗种人，他们当时已经立足于咸海北岸）可能于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渡过伏尔加河，侵入俄罗斯草原，把斯基泰人赶回克里米亚。波里比阿（XXV，I）于公元前179年第一次提到他们，认为是一支需要认真对付的力量。

这两个民族在种族上是有联系的，他们都是游牧民。然而，新来者明显地不同于他们的前辈。上文已经提到过，斯基泰人是马上弓箭手，他们戴萨迦帽，穿宽松的外套：他们是懂一点希腊文化的野蛮人，他们发展了一种动物艺术，这种艺术通过其风格仍然保留了对更有可塑性的自然主义形式的记忆。萨尔马特人实质上是持长矛者，他们头戴圆锥形帽，身披铠甲。他们的艺术基本上仍是动物风格，对程式化和几何图形装饰表现了比斯基泰艺术更加独特的爱好，他们喜欢采用在金属品中镶嵌彩色瓷的表面装饰。简言之，他们的艺术显示了一种极明显的“东方”反应，即在希腊－罗马的造型艺术的基础上的、以程式化的花纹装饰。这是在欧洲第一次出现的中世纪前的艺术，萨尔马特人后来把这种艺术传给哥特人，再后又由哥特人传给民族大迁徙中的日耳曼各部落。

斯基泰艺术向萨尔马特艺术的过渡发生在公元前3世纪初，这一点可以从埃卡特林罗斯拉夫附近的亚历山大堡的大量发掘物推断出来。在公元前3至2世纪，萨尔马特艺术已经在南俄罗斯确立，这一点已经从库班的布诺瓦、莫吉拉、阿赫坦尼诺夫卡、阿纳帕、斯塔夫罗波尔、卡西斯科耶和库尔德泽普斯等地出土的宝石首饰上反映出来。也可以从亚速海附近伊里扎威托夫斯卡亚的、属于萨尔马特时期的地层上反映出来，也反映在著名的迈科普镶釉的银质带上，带上刻有“格立芬”正在撕啮着一匹马的图案。据说迈科普银带是公元前2世纪萨尔马特艺术的代表作。在以后一个时期的萨尔马特饰片上，同样的风格仍然存在，在顿河河口附近的塔甘罗格和费杜罗沃，以及库班河口附近的锡韦尔斯卡亚都发现了同样风格的艺术品（属公元前2－1世纪），属公元后1世纪的文物发现于亚速海附近的新切尔卡斯克，库班的乌斯季拉宾斯卡亚、祖波夫农场和阿尔马维尔。

这一批文物，特别是迈科普银带上的饰片，与西西伯利亚的金、银饰片，即与今天收藏的彼得大帝的部分珍品有联系，它们是以格立芬与马群之间、虎与马之间、格立芬与牦牛之间、鹰与虎之间，以及诸如此类的搏斗场面来装饰的，是以非常程式化的枝状方式来处理的。波罗夫卡把所有这些西伯利亚饰片确定在显然是太早的时期（公元前3至2世纪）；麦哈特确定在公元前1世纪；罗斯托兹夫较为可靠地认为属于公元后1世纪。

有一种看法更倾向于把西西伯利亚的金、银饰片归属于同萨尔马特人有姻亲关系的各族，因为据近年来苏联的发现，在米努辛斯克附近的俄格拉克提村——也就是说，还要向东些，在西伯利亚的中部——发现了这一时期的人类头盖骨，它似乎不像是突厥－蒙古种人。另一方面，他们很有可能是属于居住在与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和塞种人有往来的地区的印欧种各族。

5．阿尔泰地区的前突厥文化

位于叶尼塞河上游米努辛斯克地区的金属加工中心大约从公元前5世纪初期起是一种新的活动的所在地。据塔尔格伦认为，正是这个时期出现了长方形的石槽坟墓，恰好与称为“青铜第三期”、即奉哈特的“全青铜时代”（约公元前500－300，或200年）的时期一致。这一时期的特征是出现了大量的动物图纹，尤其是那些斜卧着、直立着、回首翘望的各种鹿和卷曲着身体的动物的图纹，塔尔格伦认为，它们起源于南俄罗斯。

也正是在公元前500－300年间，第一批西伯利亚青铜匕首和小刀生产出来，还生产了一种“杯状大锅”，它后来从米努辛斯克向匈奴时期的鄂尔多斯和大入侵时期的匈牙利两个方向传播。米努辛斯克和塔格尔斯科耶生产的小刀，刀身薄而形状稍弯曲，刀柄柄端上有一精致的鹿头，这种小刀在整个蒙古地区，乃至在匈奴时代的鄂尔多斯都普遍地见得到。

大约在公元前330至200年期间，在米努辛斯克，铁器时代获胜，生产了一种部分是铁、部分是青铜制作的尖形斧，还有一群公共的大墓地。除此而外，在米努辛斯克还发掘出一些青铜装饰片，据麦哈特，它们无疑是公元前2至1世纪的产物。青铜饰片上表现着头对头挑战的公牛，或者是处于战斗中的马；饰片上动物的耳、蹄、尾、肌肉，以及它们身上的毛都画得象“空心三叶草”式的。这一画法显然与南俄罗斯和西伯利亚的萨尔马特艺术有关系，许多考古学家认为这种画法经米努辛斯克传给鄂尔多斯地区的匈奴人，影响了他们的艺术。

米努辛斯克位于萨彦岭北坡。再往西南，在大阿尔泰山北面、鄂毕河和卡通河两河源附近的帕兹雷克，格里亚兹诺夫使团于1929年发现了公元前100年，或者稍早一些的埋葬地，葬地中有“戴着像驯鹿一样面具”的马的尸体（顺便说一下，这似乎可以证明该地居民已经用马取代了驯鹿）。在这些马面具上，以及在一些用皮、木、金制的马具上都有以程式化的动物图案的装饰：飞奔着的野山羊和牡鹿，正在撕啮着一只野山羊的带翼的“格立芬”、猛扑向鹿和野山羊的黑豹，朝地上的鹿子767俯冲的鹰，互相对斗的鸡。所有这些题材仍与斯基泰的、甚至是与希腊－斯基泰的动物艺术的现实主义有相当密切的关系，而没有它后来的复杂的装饰。这种工整、严谨的风格产生了极好的装饰效果。

在帕兹雷克，还发现了明显是源于希腊－罗马人的、有胡须的怪状面具，这些面具无疑是受到在辛梅里安人时期博斯普鲁斯境内的希腊王国的影响。大约处于同一时期（即公元前2－1世纪）的类似的希腊－罗马面具，在米努辛斯克文化群中也有发现：在特里波利耶、巴捷尼、别亚、卡里和兹纳缅卡等地。除帕兹雷克外，阿尔泰文化群还包括：希柏、克拉科尔和奥罗丁的棺椁，它们大都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并与萨尔马特人有姻亲关系。希柏文化群的文物展示了同样的动物艺术，采用离现实主义还不太远的、拘谨的风格。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6－48年间的一件在希柏发现的中国漆器有利于确定该文化中心的年代。

公元1世纪，阿尔泰文化是以卡坦塔棺椁为代表，棺椁中有熊和鹿搏斗的木雕，鹿的角长成了鸟头。还有一些饰有程式化动物图案的青铜片和织物碎片，图中格立芬与鹿的搏斗使人想起了在蒙古诺恩乌拉发现的同时期的匈奴图案。正像在诺恩乌拉出土了一块可以肯定是源于辛梅里安人时期的博斯普鲁斯国的希腊织布一样，米努辛斯克附近的特斯棺椁中的遗物提供了直到大入侵时期来自同一地区的希腊－罗马影响的证据，在受黑海地区影响的耳环上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公元1世纪和2世纪中，处于过渡文化中的动物图案继续在米努辛斯克地区盛行。特普鲁科夫称之为塔锡蒂克文化，特别是位于土巴河和叶尼塞河合流处下游、米努辛斯克以北37英里的俄格拉克提村的发现就归属于这一文化。其年代是由一块东汉时期的中国丝绸而确定，其中还有一些精致的动物岩画。

其后不久，在阿尔泰山和米努辛斯克发现的那些与斯基泰－萨尔马特人有关系的文化中心似乎绝迹了，或者更准确地说，发生了变化。米努辛斯克地区在公元7世纪初期还在生产青铜装饰品，其年代可以由唐朝初期的中国钱币来确定。但是，在两种文化的间歇期内，该地区显然是遭到黠戛斯人的祖先、中国历史学家们在公元5世纪时曾经提到过的突厥各部的征服。据特普鲁科夫认为，在公元3世纪以后，黠戛斯人在米努辛斯克接替了与萨尔马特人有联系的印欧贵族。但是，米努辛斯克、帕兹雷克和卡坦塔这些文化中心在消失之前，在向蒙古和鄂尔多斯的匈奴各族传播程式化动物艺术（即草原艺术）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6．匈奴的起源

当伊朗人种的游牧民（斯基泰人和萨尔马特人）占据着草原地带西部即南俄罗斯时，无疑地还包括图尔盖河流域和西西伯利亚；草原地带的东部是处于突厥－蒙古种民族的统治之下。其中在古代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民族是以“匈奴”一名而被中国人所知。匈奴一名与后来罗马人和印度人称呼同一蛮族的名称（Huns［Hunni］和Huna）是同词源的。可能这些匈奴人（直到公元前3世纪的秦朝，才在中国编年史上清楚地记载了匈奴一名）在公元前第9和第8世纪时已经被中国人称为猃狁。更早一些的时候，他们可能被含糊地被叫作“胡人”。在历史的黎明时期，中国人所知的胡人是指那些当时居住在中国边境上，即在鄂尔多斯、山西北部和河北北部的那些民族。马斯佩罗推测：所谓北戎即“北部之戎”，分布在今天的北京西部和西北部，是一支胡人部落。其他的部落在公元前第4世纪时已经归降于赵国的中国人。赵武灵王（大约公元前325－298年在位）甚至从他们那里夺取了山西最北部（大同地区），实际上还夺取了今鄂尔多斯北部地区（约公元前300年）。

正是为了有效地防范这些游牧民的进攻，秦国（陕西）和赵国（山西）的中国人都改他们的重车兵为灵活的骑兵。这一军事改革带来了中国服装上的彻底变化；弓箭时代的长袍被从游牧民那里学来的骑兵裤子所取代。从游牧民那里，中国武士们还模仿了羽毛装饰的帽子、“三尾服”和后来对名为“战国时期”的艺术起到很大作用的“带扣”。也正是为了防御匈奴，赵国及其邻近诸国的中国人开始沿其北部边境垒起最初的城墙，后来秦始皇统一和完成了城墙的建筑，成为了长城。

据中国史家司马迁记述，正是在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匈奴似乎成为一支统一的、强大的民族，他们由一位名叫单于的首领统帅着，单于的全名汉文译音是撑犁孤涂单于，中国人把这些词解释为“像天子一样广大的首领”。在这些词中可以发现突厥－蒙古语词根，特别是“撑犁”是突厥－蒙古语词（Tangri，天国）的译音。在单于之下，有两个最大的官职，即屠耆王，意为左右贤王。汉文译音“屠耆”与突厥字（doghri）有关系，意思是“正直的”、“忠实的”。就基本上以游牧生活为主的民族所能谈到的固定居住地而言，单于住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山区，以后成吉思汗蒙古人的都城哈拉和林就建在这儿。左贤王——原则上是单于的继承人——住在东面，可能在克鲁伦高地。右贤王住在西面，可能像阿尔伯特·赫尔曼认为的那样，在杭爱山区、今乌里雅苏台附近。接下去，匈奴统治集团内依次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然后是千夫长、百夫长，十夫长。这个游牧民族，在行进时被组织得像一支军队。一般行进的方向是朝南，这在突厥－蒙古种各民族中已成为习惯；类似的现象在匈奴的后裔、6世纪的突厥人中，以及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中都可以看到。

中国人描绘的匈奴肖像上的特征，我们在他们的继承者突厥人和蒙古人身上也可以看到。威格尔概括道：“他们的身材矮而粗壮，头大而圆，阔脸，颧骨高，鼻翼宽，上胡须浓密，而领下仅有一小撮硬须，长长的耳垂上穿着孔，佩戴着一只耳环。头部除了头顶上留着一束头发外，其余部分都剃光。厚厚的眉毛，杏眼，目光炯炯有神。身穿长齐小腿的、两边开叉的宽松长袍，腰上系有腰带，腰带两端都垂在前面，由于寒冷，袖子在手腕处收紧。一条短毛皮围在肩上，头戴皮帽。鞋是皮制的，宽大的裤子用一条皮带在踝部捆扎紧。弓箭袋系在腰带上，垂在左腿的前面，箭筒也系在腰带上横吊在腰背部，箭头朝着右边。”

上述服装的一些细部，特别是裹齐踝部的裤子，对匈奴人与斯基泰人来说都是共同的。有许多习惯也是相同的：如葬礼上的牺牲。匈奴和斯基泰人都是在酋长（或首领）的墓上，割开其妻子及随从们的喉咙，至于匈奴人，其人数达到上百或者上千。希罗多德（IV．65）记载，斯基泰人将敌人的头盖骨在沿眉毛平处锯开，在外面用皮套蒙上，里面嵌上金片，作为饮器使用。《前汉书》证实了匈奴人中有同样的习惯。这一习惯特别是从老上单于用月氏王的头盖骨来饮酒的例子中可以看到。确实，匈奴和斯基泰人都是把头看作战利品的。希罗多德（IV．64）曾提到斯基泰人在战利品中展示他们砍下的敌人的头颅以及挂在马缰绳上的头皮，以示夸耀。

在匈奴的后裔，即公元第6世纪的突厥人中，一个战士坟墩上的石头，其数目是与他一生中所杀敌人的数目成比例。这种嗜血性的风俗也同样盛行于印欧种和突厥－蒙古种的游牧民中。斯基泰人用敌人的血洒在插在一个小土堆上的神圣的短弯刀上，以及喝一杯被他杀死的第一个敌人的血。匈奴人在订盟约时，要用人头盖骨制成的容器喝血。在悼念死者时，斯基泰人和匈奴人用小刀把脸划破，“让血和泪一起流出来”。

像斯基泰人一样，匈奴人基本上是游牧民，他们生活的节奏也是由他们的羊群、马群、牛群和骆驼群而调节。为寻找水源和牧场，他们随牧群而迁徙。他们吃的只是畜肉（这一习惯给更多是以蔬菜为食的中国人很深的印象），衣皮革，被裘住毡帐。他们信奉一种以崇拜天（腾格里）和崇拜某些神山为基础的、含混不清的萨满教。他们的单于或者最高君主，在秋季召集全体匈奴人（这个季节马最壮）课校人畜。所有的中国著作家都把这些野蛮人描述成顽固的掠夺者，他们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耕地边缘，侵袭人畜和抢劫财产，然后在任何还击可能来到之前带着战利品溜走。当他们被追赶时，他们的战术是引诱中国军队深入大戈壁滩或是草原荒凉之地，然后在自己不遭埋伏的情况下，以雷雨般的箭惩罚追赶者，直到他们的敌人被拖垮，被饥渴弄得精疲力竭，他们才一举而消灭之。由于他们的骑兵的机动性以及他们的弓箭技术，这些方法相当有效。在从最初的匈奴到成吉思汗时期的所有草原居民中，这些方法都很少变化。对于所有那些由马上弓箭手组成的部落，无论是东方的匈奴人或是西方的斯基泰人，这些方法都是共同的。正如希罗多德所陈述的，斯基泰人对付大流士就是采用同样的策略。大流士及时地意识到这种危险，并且在这种“退出俄罗斯”可能终止灾难的来临之前就撤退了。有多少中国将领后来因为缺乏这种谨慎，他们受到匈奴人佯装逃逸的蒙蔽而进入沙漠荒凉之地，在那儿遭到了屠杀呢？

至于匈奴在突厥－蒙古种各民族中的语言位置，一些作者，如白鸟库吉倾向于把他们归入蒙古种人。相反，伯希和从汉文译本所提供的反复核对的几次巧合中，认为全面来看，这些匈奴人应该属于突厥种，特别是他们的政治领导人。

7．匈奴艺术

匈奴人有富于特征性的艺术，主要是以一些青铜制成的、上面饰有程式化动物纹的带状的或者是其它形态的饰片，马具或装备上的座架、钩和饰钉，或者是以末端刻有牝鹿形状的棍棒为代表。这种艺术常常被称为“鄂尔多斯艺术”。其名来自蒙古种的鄂尔多斯部落，自16世纪以后，该部一直占有从黄河河套到陕北之间的地区，该地区的发现物特别丰富。它是草原风格化动物艺术的一个分枝。草原风格化动物艺术在南俄罗斯带有亚述－伊朗和希腊影响的色彩。在米努辛斯克，草原风格化动物艺术是相当简单的，无论是把它看成这种艺术的最初形式，还是衰亡形式。

在鄂尔多斯，草原风格化动物艺术与中国美学发生接触，它与中国艺术互相影响，互相作用。鄂尔多斯艺术特别令人想起米努辛斯克艺术，尽管它是更加富于想象力的，在它的饰片上装饰着马的搏斗图，马或鹿与虎、熊、怪兽搏斗的图案，也有些矛或箭的柄端，在一个圆节疤处用牡鹿和红鹿形象装饰。

据考古学的研究，蒙古和鄂尔多斯地区的匈奴艺术似乎与斯基泰艺术一样的悠久。1933年，瑞典考古学家T．J．阿恩认为，滦平和宣化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3世纪初期，甚至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第4世纪后半期。1935年，日本考古学家梅原末治认为，鄂尔多斯艺术对名为“战国时期艺术”的中国风格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战国艺术至少是从公元前第5世纪开始繁荣的。梅原末治认为，鄂尔多斯的第一批青铜器始于这一时期。最近，瑞典汉学家卡尔格林把战国艺术风格更往前推到公元前650年，由此证明鄂尔多斯艺术形式的草原艺术当时也已经存在了，后来，它给被称为“中周时期”的中国装饰艺术风格带来了变化。考古学家们一致同意：鄂尔多斯艺术的影响是引起古代中国青铜器从“中周式”向“战国式”变化的因素之一，这一因素是同社会内部演变的规律相合的，并且明显地如这些规律那样是在同一方面起作用的。

匈奴古物的主要遗址分布在从贝加尔湖到河北、山西和陕西的边境地区内。现列举如下：（1）在北方，外贝加尔省的赤塔墓地，据麦哈特确定，属于公元前第3至第2世纪，同时在蒙古高原恰克图北，特罗伊茨科沙夫斯克附近的德瑞斯特斯克墓地，发现了西伯利亚饰片和中国汉代钱币，是公元前118年以后发行的。（2）在外蒙古，库仑附近的诺恩乌拉，科兹洛夫使团在此发现了一位匈奴王子的坟墓，墓中有表现草原艺术的青铜器和以同样风格（格立芬正与一只麋搏斗，以猫为图腾的氏族中的一个成员正在捕捉一头牦牛）装饰的、华丽的毛织品，每一主题都是以最好的萨尔马特－阿尔泰的风格进行处理的，还有一块希腊织布上描绘着一个上唇留着胡须的男人，其胡须长度是人体长度的四分之三，无疑是辛梅里安时期博斯普鲁斯的某位艺术家的作品。以上所有古物的年代根据其中公元2年制成的一件中国漆器得以确定。离该匈奴王子墓不远，即鄂尔浑河岸上的杜尔伯斤和伊勒克－埃里克发现的壁画可能属于同一个墓葬群，但它们的年代未能确定，尽管画中鹿的优美姿态似乎又反映出萨尔马特－阿尔泰的影响。（3）在鄂尔多斯，即今绥远、察哈尔和热河三省的残余地区，在许多遗址上都发现了鄂尔多斯青铜器，特别是在热河附近的滦平，多伦西部和张家口北部的哈屯森和贺垅·欧沙，在张家口以南、通往北京途中的宣化，绥远附近的归化城，在陕北和鄂尔多斯边境上的榆林。我们注意到，在宣化所发现的一些古物的年代可以根据其中的一枚中国“刀币”确定，刀币上刻有“t’u”的字样，是战国时期于公元前480－250年间在中国通用的一种钱币。

总的说来，尽管相当大比例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即是说内蒙古的匈奴人的青铜器，是与中国的战国时期（公元前5－3世纪）同时代的，然而，在整个汉朝时期（从公元前第2世纪初到公元后第3世纪初），同一艺术继续在内、外蒙古繁荣，这一点已经由下列发现所证实：诺恩乌拉注明年代的部分古物；在鄂尔多斯存在着刻有多头兽图案的大量的青铜饰片，这些饰片可以较准确地断定是属于这一时期；最后是在收藏品中（即塞努斯奇博物馆的收藏，考弗尔德收藏品和卢收藏品），有汉朝艺术家们明显地仿照鄂尔多斯原物复制的、具有匈奴题材的中国青铜钩。在下一个时期，即在中国被称为“六朝”（公元4－5世纪）时期，在某些不断增加的大量动物题材装饰的青铜钩上，鄂尔多斯艺术的影响并未减少，动物形体都是弯曲、互相缠绕在一起的。在同一时期内，同样的草原艺术可以在大入侵时的欧洲的扣子、饰片和马的座架上辨别出来。此外，阿恩提到了直到9世纪仍保留着原草原动物艺术风格特征的西西伯利亚青铜器。同样的艺术也许一直在成吉思汗时期的汪古部（Ongut）中继续着，在聂思脱里安教所用的小青铜器，即十字架、鸽子、圣灵等物上仍保持着这种艺术，在鄂尔多斯及其毗邻地区的泥土中出土了大量这种青铜器。此外，纯鄂尔多斯式饰片在西夏国中期（公元11－12世纪）还在制造，除非引起沙尔莫尼注意的西夏文字是当时重新刻上去的，或者，除非这些饰片是不作通用的西夏的仿制品。

8．匈奴的首次出击和月氏的迁徙

匈奴作为一支令人畏惧的势力第一次出现在历史上是在公元前第3世纪末，正是此时中国在秦朝（前221－206年）的统治下完成了国家的统一。秦朝建立者秦始皇（221－210年在位）预见到这一危险，与将军蒙恬完成了修建长城的工作。从公元前215年起，长城一直起着保卫中国领土免受匈奴侵犯的作用，约在公元前214年蒙恬把匈奴赶出了今天称之为鄂尔多斯的地区，即黄河河套内的地区。然而，与此同时，匈奴人在头曼单于（死于约前210—209年）的率领下，以攻月氏而开始了他们的扩张，月氏人直到当时一直居住在甘肃西部。在东方，头曼之子、继承者冒顿（约209－174年在位）打败了满洲边境上的另一支蛮族——东胡。冒顿利用秦亡汉兴（前206－202年）之间爆发的削弱中国势力的内战，于公元前201年入侵中国山西省，围其首府太原。汉朝的建立者高帝奔赴太原，驱赶匈奴，然而反被匈奴围困在平城附近的白登山，即今山西边境的大同地区。后经谈判，方得解围，协议中，汉高祖给予匈奴优惠。把一位中国公主或者是宫女嫁给单于为妻，正如以后的中国诗人们所吟：可怜的“鹧鸪”嫁给了“蒙古的野鸟”。大约在公元前177或176年，冒顿第一次给甘肃西部的月氏人带来了灾难，他声称已经征服了月氏。冒顿之子，继承者老上单于（约公元前174－161年在位）后来结束了月氏的威胁，用月氏王的头盖骨做了饮器，把月氏人驱逐出甘肃，迫使他们向西迁徙，由此产生了发端于亚洲高原的有史记载的第一次各民族大迁徙。

月氏一名（至少是以这种形式）仅以它的汉文译音而流传下来。然而，许多东方学专家长期倾向于把月氏人与吐火罗人（他们于公元前2世纪从突厥斯坦迁往巴克特里亚，希腊历史学家们从这次迁徙中了解了他们）以及与希腊历史学家们称呼的印度－塞人等同起来。按此分类，吐火罗人与印度－塞人是一个民族在两个时期内采用的两种称呼，人们认为这个民族与斯基泰人有姻亲关系，或者说它属于印欧种人，这一确认主要基于以下事实，即：在今甘肃西部的中国境内——按中国史家们的记载，该地区在公元前第2世纪初期已经是月氏人的地盘——地理学家托勒密最迟在公元后2世纪提到了一支塔沟里人（Thagouri）、一座塔沟里峰和一个塔沟拉城镇。

此外，斯特拉波提到在从希腊人手中夺取巴克特里亚的诸族中有吐火罗人（Tokharoi），正好是这时候，中国史家们表明月氏人到达了其迁徙终点大夏，也就是巴克特里亚的边境。两种发展进程如此一致，似乎形成了强有力的论据，支持那些把中国编年史上的月氏人看成是希腊史家笔下的“吐火罗”、梵文抄本中的“Tukhara”和以后罗马时期的“印度－塞人”的历史学家们。此外，迟至公元第5和第8世纪，塔里木北缘绿洲上的居民仍说印欧语，塔里木北缘如果不是月氏人早些时候的地盘的话（因为这些月氏人被证明是甘肃的土著居民），那么，当时其中部分地盘至少是属于在吐鲁番、焉耆和库车的、与月氏人或多或少有些亲属关系的部落。直到最近，语言学者们还称这些印欧语为吐火罗语，尽管今天他们满足于将这些语言标明为库车语、焉耆语等等。然而，在历史黎明的时期，印欧语部落向远东前进了很大一段路是有可能的。这一假设使人们易于接受，因为西西伯利亚、也许甚至是米努辛斯克地区，似乎在公元纪年以前，已经有与斯基泰－萨尔马特人有亲属关系的各族居住，以及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带的天山南北两麓在阿赫门尼德时期就有说东伊朗语的塞人居住。因此，今突厥斯坦的大部分地区就该是布满了印欧种人，喀什噶尔附近的那些印欧种人属东伊朗人，在酒泉的、库车的印欧种人属吐火罗人。月氏人相当于后一种人。

然而，中国历史地理书所提供的早期资料都涉及到“印欧主义”在这些前哨地区所遭到的第一次倒退。这一点我们已经看到，冒顿单于（约209－174年在位）率领下的匈奴人严重地挫败了月氏。继任的老上单于（约前174－161年在位）杀月氏王，并让人把他的头盖骨制成一个杯子。他迫使这些月氏人离开甘肃，穿过北部戈壁向西逃亡。其中小部分月氏人，中国人称之为小月氏，在南山南部地区的羌人或吐蕃人中间定居下来，正如两个半世纪以后成书的《前汉书》所记，他们使用羌或吐蕃人的语言。其余的月氏部落，中国人称为大月氏，企图在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盆地定居，但很快被乌孙（其音为Oo－Soon）人赶走。中国史家们描写这些乌孙人是蓝眼红须。查尔彭蒂尔把乌孙一名与“阿息”（Asioi）一名联系起来——阿息是萨尔马特人中被称为阿兰人这一支的另一个名字——他认为乌孙人是阿兰人的祖先或亲属。如果这一假设正确的话，那么，在类似月氏和匈奴的压力之下，成群结队地向南俄方向迁移的必定是这些乌孙人，尽管比我们所谈到的时期确实要早一些，但斯基泰人正在不断地被萨尔马特民族所取代。

然而有可能，月氏被匈奴从甘肃逐出之后，他们向西迁徙的浪潮曾冲击着伊犁河附近的乌孙人。乌孙人暂时被新来者征服，但在匈奴的帮助下随即进行了反扑。

后来月氏人重新向西进发，来到锡尔河（希腊地理学家们的亚克苏斯河）上游的费尔干纳地方（中国人称大宛），《前汉书》记载他们大约在公元前160年到达该地。

在那里，他们处在巴克特里亚的希腊王国边境上，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幼克拉蒂斯在巴克特里亚的统治必定已接近了尾声。

9．匈奴首次出击产生的影响和希腊在阿富汗地区统治的崩溃

塔什干、费尔干纳和喀什噶尔这些地区是由中国人称之为“塞人”（古音是Ssek），波斯人和印度人称之为“萨迦”（“Saka”或“Sha－ka”），希腊人称之为“萨迦伊”（Sakai，“即我们的萨迦人”）的人居住。事实上，他们是“亚洲的斯基泰人”。他们组成了斯基泰－萨尔马特大家族中的一支，即他们是来自西北草原的游牧的伊朗人。由于吕德斯的著作，似乎有理由把塞语归属于他们，奥瑞尔·斯坦因使团在和田发现了属于中世纪初期的大量塞语手稿，塞语是一种东伊朗语方言。

西迁的月氏对塞人的撞击在塞人中引起了总的反响，导致了他们入侵由亚历山大的继承者、希腊王公们所建立的巴克特里亚王国。根据到W．W．塔恩时代普遍能够接受的理论，在月氏的压力下，塞人越过索格底亚那地区，然后进入了巴克特里亚，在此取代了希腊人。在公元前140－130年间，游牧部落实际上已经从希腊国王赫利克勒斯手中夺取巴克特里亚，据斯特拉波记述，其中最有名的游牧部落是阿息人、帕夏诺伊人、吐火罗伊人和萨迦劳赖人，他们都是来自锡尔河北岸地区。要准确地识别这些部落，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困难的。如上所述，查尔彭蒂尔把阿息人（彭沛乌斯·托古斯称为阿息洛伊人）看成是中国史家们曾提到的伊犁河畔的乌孙人。萨迦劳赖或萨迦卡伊似乎暗示一支古代塞人部落。至于吐火罗人，根掘H．W．贝利所坚持的假设，他们是月氏人最核心的部分。

公元前128年，当中国使者张骞访问月氏时，中国史家司马迁提到他们，把他们当作为已经征服和占领索格底亚那地区（指“妫水”以北，即阿姆河以北）的人。

《前汉书》记道，他们已经在该地的监氏城建都。羽田亨认为该城名字在发育上与坎塔（kanda）城一致，kanda是马尔干达（markanda）或撒马尔罕的缩写。《史记》和《前汉书》都还记道，月氏已经臣服大夏（即巴克特里亚），虽然他们似乎没有占领其地，至少在当时还未占领。塔恩怀疑（错误地）被月氏人征服的巴克特里亚君主们可能仍是希腊人，而不是塞人，按此情况，塞人未能把希腊人从巴克特里亚赶跑。许多东方学学者认为，无论如何在其后不久，即大约公元前126年，月氏人不再满足于对巴克特里亚的宗主权，他们越过阿姆河，实实在在地占领了该省。这种观点是以《后汉书》的一段记载为根据的，该书明确记道，月氏人移居大夏，由五位首领或翕侯（she－hu即叶护）瓜分了其他。事实上，与这些事件的时间比较接近的《前汉书》在这一点上似乎却不太清楚。它只记道：“大夏民（即巴克特里亚人），本无大君长，臣民往往置小长，民弱畏战（当时这些人不可能还是粗暴的希腊冒险家们，而只能是某种蛮族），月氏徙来，皆畜臣之。”此文的意思含混不清，模棱两可。但有另一本不含糊的史书，即《后汉书》，它记道，公元84年，中国将军班超曾请求月氏王规劝索格底亚那地区王（康居王）。这意味着在当时索格底亚那地区与月氏国是完全区别开的，因此必须在索格底亚那以外的其他地方去寻找月氏人，很可能往南朝着巴克特里亚。在阿姆河北岸稍稍逗留之后，他们渡过河，取代了巴克特里亚的塞人。据塔恩（他的观点我们不能接受），他们几乎是直接从希腊人手中夺取了巴克特里亚。无论如何，月氏人的迁徙是各族大混乱和横扫东伊朗的游牧民浪潮的标志。在南方，塞人受到月氏人在后面的攻击，占领了德兰吉亚那（即锡斯坦）和阿拉霍希亚（即坎大哈）。这一占领是永久性的，因为，从此以后，这些地区成了“塞人的地区”，按伊朗语名称是“萨迦斯坦纳”，近代波斯语称之为“锡斯坦”。

所有这些游牧部落从锡斯坦猛扑向帕提亚帝国，几乎摧毁了它。帕提亚国王弗拉亚特斯二世在米底受到叙利亚国王安提珂七世的威胁，他企图进行塞硫古王朝式的再征服（公元前129年），这种轻率的举动引起一些野蛮人前来救援。这些野蛮人来了，但是不久就倒戈，弗拉亚特斯兵败被杀（公元前128年或127年）。据彭沛乌斯·托古斯说，帕提亚新王阿特班努斯二世于公元前124或123年在对吐火罗人进行反攻中受重伤。这似乎可以证明，中国史上的月氏——如果像推测的那样，就是希腊史上的吐火罗人的话——从那时起就一直定居在巴克特里亚，后来他们使巴克特里亚成了“吐火罗斯坦”。帕提亚王密特里达提二世（前123－88年）继位，他确实阻止了游牧部落对帕提亚的入侵，甚至将他的宗主权强加于在锡斯坦的塞人。然而，在公元前77年，萨迦劳赖人在伊朗已经十分强大，他们自己挑选了他们的保护者阿尔萨息家族的辛刺特拉克斯或称沙拉特洛伊克斯，把他拥上帕提亚王位，后来辛刺特拉克斯企图反对他们，被他们乱箭射死（大约公元前70年）。

这些地区的塞人和月氏人以后的命运构成了伊朗和印度历史的一部分。在此回忆以下事实就足够了。塞人从锡斯坦和坎大哈扩张至喀布尔和旁遮普；然后，当这些地区被月氏人占领时，他们又扩张到马尔瓦和吉莱特，在那里，塞人的总督维持统治直到公元第4世纪。至于巴克特里亚的月氏人，中国史表明他们在公元1世纪建立了大贵霜王朝。《前汉书》说，这些贵霜人是大约在公元前128年瓜分巴克特里亚的五部落中的一部。

《后汉书》记载了贵霜人的首领邱就却（古钱币上是kujulakadphises）如何降服其余的月氏部落，由此建立起贵霜帝国的，希腊人和罗马人是在印度-塞人帝国的名称下知道该国的。贵霜皇帝：库久拉·卡德菲斯或称卡德菲斯一世（公元30年至91年或92年）；维马·卡德菲斯或卡德菲斯二世（92年至大约132年间）；迦腻色迦（大约144年至172年间）；胡韦斯迦（大约172年至217年）和韦苏特婆（大约217年至244年）。他们将其统治从喀布尔扩张到北印度的部分地区（旁遮普和马图拉）。

迦腻色迦在佛教向中亚传播过程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也为人所知。此处提及此事的目的是要表明匈奴首次出击给亚洲的命运带来的巨大影响。匈奴在把月氏逐出甘肃的过程中，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这些反应在远至西亚和印度都能被感受到。阿富汗地区丧失了希腊化特征，亚历山大远征在这些地区所留下的最后的遗迹被消除了；帕提亚的伊朗暂时承受了震动；从甘肃被赶走的部落已经在喀布尔和印度西北部建立起一个意想不到的帝国。同样的进程继续贯穿于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历史。在草原一端发生的一个轻微的博动，不可避免地在这条巨大的迁徙地带的每一个角落都产生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后果。

10．匈奴与西汉的冲突和西匈奴的分裂

月氏的西迁增强了匈奴的重要性。从此，他们控制了东戈壁的南北两面：在外蒙古地区，单于在鄂尔浑河地区，即后来被称为哈拉和林的附近建起一座单于庭帐。

在内蒙古地区，他们是在万里长城的脚下。现在他们的骑兵已经敢攻入中国境内。

公元前167年，他们进入陕西，直至彭阳（中国都城长安以西），放火烧了这里的一座皇宫。公元前158年，他们返回渭河以北，直接威胁着长安。公元前142年，他们进攻山西北部大同附近雁门方向的长城。在汉武帝（前140－87年在位）登基时，中国边境各处正受到他们的威胁。

当时，亚洲大陆的帝国是属于匈奴的。其单于的主要驻地（就游牧民有一固定驻地而言）或者至少是他的一个夏季大本营，是在上面提到过的鄂尔浑河河源处。

被中国人称为“龙庭”的另一个中心地被认为是在更南面的戈壁滩上，靠近翁金河下游地区。武帝拟定了一个计划要把他们赶回老巢去。在行动之前，他设法与当时定居在索格底亚那的月氏人联合，企图从后方进攻匈奴。抱此目的，他派使者张骞出使月氏。张骞于公元前138年离开中国，几乎立刻就被匈奴俘虏，匈奴将他送往军臣单于处。他在那里被迫呆了10年之久。最后，他逃到费尔干纳（大宛）王那里，并由此到达索格底亚那（康居）。但是，月氏人满足了新占领的、地域，对戈壁地区的事情不再感兴趣。张骞只好重返归途。他再次成了匈奴的俘虏，匈奴拘留他一年多，最后，他于公元前126年回到了中国（公元前115年，张骞被派往伊犁地区的乌孙，由于乌孙人不敢与匈奴开战，张骞几乎没有收获）。

由于月氏人拒绝给予汉武帝希望得到的对匈奴的牵制，汉武帝在无援的情况下开始了对匈奴的战争。当时匈奴正在今北京方向发起习惯性的袭击（前129年）。中国将军卫青从山西北部地区出发，穿过戈壁，远征至翁金河畔的龙庭，把匈奴赶跑。

公元前127年，中国在鄂尔多斯和阿拉善之间、地处黄河岸边的朔方进行了军屯，以保卫河套地区。公元前124年，匈奴侵入朔方边境，卫青把他们赶跑。公元前121年，卫青的外甥、年轻的英雄霍去病，率领1万骑兵把匈奴从原月氏人和乌孙人占领的、离今凉州、甘州和瓜州不远的甘肃部分地区赶走。占据着这些地区的两支匈奴小部落（甘州附近的浑邪部和凉州附近的休屠部），不再臣事单于，归附汉朝，作为汉朝的盟邦被安顿在南山以北。公元前120年，在鄂尔多斯形成了一个坚实的中国移民区。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前者从山西北部的库库河屯地区出发，后者从北京西北、今宣化附近的上谷出发——横穿戈壁，而至今外蒙古，来到匈奴帝国的中心。正像阿尔伯特·赫尔曼推测的那样，卫青似乎还远至翁金河下游。他出奇不意地袭击了伊稚斜单于，迫使他在猛烈的南风中逃遁，风沙吹打着匈奴人的脸孔。

卫青消灭或俘虏1．9万人。霍去病进行了一次更大胆的远征，深入外蒙古约600英里，一直到达土拉河上游和鄂尔浑河上游。他俘虏匈奴头目80余人，并在其境内的山头上举行了庄严的祭神典礼。霍去病回国后不久，于公元前117年去世。在咸阳（陕西）有这位伟大的骠骑将军的坟墓，墓上塑着雄伟有力的高浮雕雕塑，描绘一匹马踩着一个野蛮人。

匈奴一经被赶回外蒙古，汉武帝就于公元前127－111年间，着手在甘肃建立了一系列郡和军府，以防匈奴卷土重来。从兰州延伸到玉门关，有武威郡（凉州附近）、张掖郡（甘州附近）、酒泉郡（肃州附近）和敦煌郡，可以观月氏故地动静和保证丝路的畅通。公元前108年，中国将军赵破奴向西北更远地区进军，直至罗布泊地区的楼兰国和今吐鲁番地区的车师国。他监禁楼兰王，并打败车师王。几年之后，中国与费尔干纳（中文称大宛）建立了商业关系，当时费尔干纳无疑是居住着东伊朗人和塞人，他们为中国提供产于河中地区的优良马种。大约在公元前105年，由于不满中国的这种索求，费尔干纳人暗杀了中国使者。公元前102年，中国将军李广利进行了一次空前大胆的行军，率兵6万，从敦煌出发，直奔费尔干纳。当他抵达费尔干纳时，只剩下3万人。他采取引水改道的方法降服该国的都城——可能是苏对沙那，即今乌拉秋别——直到他获得3千匹马作为贡赋后才退兵。

与此同时，北方的匈奴并未偃旗息鼓，武帝统治末期是以类似于瓦鲁斯（Varus）之难的一次灾难为标志的，尽管远远不如瓦鲁斯之难那么严重。一位名叫李陵的中国年轻军官计划对外蒙古发动一次远征。他随身带领5千步兵从额济纳河北部支流上的居延出发。朝正北向翁金河方向行军30天，在到达浚稽山——无疑地是在称为吐帕施山附近的某地——之后，他发现自己已处于8万匈奴的包围之中，匈奴中的马上弓箭手们开始驱逐这支小小的队伍。李陵朝中国边境方向撤退，游牧骑兵紧追不舍。“一日，五十万矢皆尽。即弃车去，士尚余三千余人，徒斩车辐而持之，军吏持尺刀”。然而，撤退的军团来到离中国边境30英里内的地方，悲剧发生了。“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时至黑夜，李陵企图在黑暗笼罩下偷袭匈奴中心地，杀单于，但他失败了。只有各自逃命。仅有400人突围生还，其余的人，包括李陵在内，都成了俘虏。武帝闻之，勃然大怒。史学家司马迁曾企图为勇敢的李陵挽回名声而受到残酷的刑罚。“李陵之难”使汉朝中国在一段时期内放弃了在外蒙古进行反攻的政策。但是，这次灾难并未危及甘肃边境，因为受它拖累的不过是一支分遣队。

从这一时期起，匈奴的古物都是在外贝加尔省发现的。如上所述，有最近在特罗伊茨科沙夫斯克附近发现的德瑞斯特斯克墓地，墓中的西伯利亚青铜饰片可以由自公元前118年以后发行的一些中国钱币确定其年代，而赤塔墓地的发现，据麦哈特确定，属于公元前第2至第1世纪。外贝加尔省成了匈奴的物资供应地，当游牧民们在秋季开始进攻鄂尔多斯环状地区时，就从这里提取补给。

在以后的一个时期里，匈奴和中国在长城脚下或是在蒙古地区都没有发生过公开的冲突，彼此为争夺塔里木北缘诸绿洲，也就是说为控制丝绸之路展开了斗争。

公元前77年，罗布泊的楼兰王被杀，楼兰国与匈奴联合，起来反对中国的宗主权，中国在该地区的伊循屯民。在汉宣帝的统治下（公元前73－49年），中国在塔里木盆地的扩张取得了决定性的进展。汉宣帝宣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

公元前71年，中国校尉常惠去帮助伊犁河流域的乌孙对付匈奴。公元前67年，吐鲁番国（车师）加入了匈奴的追随者之列，被中国将军郑吉降服。公元前65年，另一位中国将军冯奉世推翻了叶儿羌王的统治，使该绿洲成为中国的属土。次年（前64年），事实上吐鲁番国在中国驻军撤离后立刻倒向匈奴，但是，在公元前60年，郑吉又重新占领其国。郑吉在焉耆南的渠犁建立了一个重要的军营之后，他本人作为塔里木的保护者驻扎在焉耆和库车之间的乌垒，从他那里监视着整个塔里木地区。

于是，中国从匈奴手中夺取了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权。匈奴人本该进行一些徒劳的抵抗，但由于从公元前60年起他们就被一系列内战削弱的事实，他们没有进行抵抗。匈奴的两位野心家，呼韩邪和郅支，都要求得到单于称号。公元前51年，呼韩邪亲自到长安宫廷表示归顺，企图得到宣帝的支持。从公元前49年起，由于中国的保护，他战胜了对手，于公元前43年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其家族的鄂尔浑河营地住定下来。公元前33年，这位驯服的匈奴人到长安觐见天子，得到了当时所有蛮族垂涎的最高报酬：与中国公主联姻。

被打败的郅支，把蒙古故地留给了那位依附中国的呼韩邪，向西到今天俄属突厥斯坦去碰碰自己的运气（公元前44年）。途中他打败了伊犁河畔的乌孙人，把额敏河畔的呼揭人和威海草原上的坚昆人纳入他的统治之下，使他们成为他的盟邦，他甚至侵犯曾经轻率地帮助过他的索格底亚那人（康居人），他在楚河和怛逻斯河畔的草原上扎营。这是西方大匈奴帝国的一个胚芽。但是中国人没有给他巩固地位的时间，因为在公元前36年，中国副校尉陈汤在一次异常大胆的袭击中直抵楚河畔，袭击郅支，并砍掉他的头（前36－35年）。在这一突然的戏剧性事件之后，跟随郅支迁到威海边的这些匈奴人消失了。西部的这些匈奴人没有记下自己的历史，因为他们缺乏与可以把他们的情况保留下来的任何文明大国的接触，如中国记下了东匈奴人的历史。直到公元第4世纪末，约370－375年间，当他们的后裔渡过伏尔加河和顿河入侵欧洲时，这些匈奴人以及他们的首领巴拉米尔和阿提拉才再现于古典历史上。

11．后汉(东汉)时期中国与匈奴的斗争；南匈奴的分裂

西匈奴的出走和东匈奴被排挤出塔里木盆地的事务确保了中国对中亚的霸权。

然而，这一形势因以西汉覆灭为标志的中国内战（公元8－25年）而被破坏了。匈奴单于利用这些内战夺取了对吐鲁番国的保护权（公元10年），并袭击中国边境。科兹洛夫使团在库伦附近的诺恩乌拉发现了属于该时期的一个匈奴首领的坟墓，使我们可以目睹匈奴文化，其中有绣着程式化动物图案的织品，它们展示了西伯利亚－萨尔马特草原艺术和阿尔泰艺术特征；同样也有来自中国和希腊－罗马化的克里米亚的外来物，即一件属于公元2年制造的中国漆器和来源于辛梅里安人的博斯普鲁斯国的一块希腊式织品。

当第二个汉朝，即后汉，在中国王位上登极时（公元25年），中国对塔里木地区的保护关系还需要重新恢复。中国十分幸运，此时匈奴内部产生了分裂。公元48年，南方的8个匈奴部落在首领比的率领下起来反对蒲奴单于，并归附中国。光武帝把他们作为盟邦安置在内蒙古，在戈壁南部边境，以及山西与甘肃的边境上。于是，南匈奴国建立起来，只要汉朝保持强盛，他们就继续是汉朝可信赖的支持者，直到第4世纪汉朝衰落时，他们成了汉朝的摧毁者。这一故事与那些住在罗马帝国郊区、并成为帝国联邦的日耳曼民族中所发生的许多故事相似。

此时，中国唯一的敌人是在外蒙古鄂尔浑河畔的原匈奴王国所在地的北匈奴。

大约公元49年，抱着从侧面攻击北匈奴的目的，中国辽东太守祭彤怂恿靠近匈奴的两个部落反对他们，这两个部落是在满洲辽河上游流域的乌桓部落和鲜卑人部落，鲜卑部很可能属于蒙古种，他们在更北方的大兴安岭和嫩江河畔过着游牧生活。由于南匈奴的脱离和乌桓、鲜卑的侧击，北匈奴遭到削弱，不再成为中国的严重威胁。

12.丝绸之路

中国由于成功地恢复了对塔里水绿洲的保护关系而受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些绿洲沿着塔里木盆地的南、北两缘形成了两条弧。北面的绿洲有吐鲁番（当时中国人称为车师）、喀拉沙尔（焉耆）、库车、阿克苏（姑墨）、乌什·吐鲁番（温宿）和喀什（疏附）。在南面有罗布泊旁边的楼兰、于阗（和田）和叶尔羌（莎车）。在公元第7世纪，在焉耆和库车，无疑地还有喀什仍然是说印欧语方言，这使人产生了以下推测，即塔里木盆地的居民至少有一部分必定是属印欧家族的。

库车语，按其第7世纪的形式，显示出与印度－伊朗语、赫梯语、亚美尼亚语和斯拉夫语类同。尽管还未能确定（这一点得到了德国西格和西格林学派的赞同）吐火罗语一名是否适用于库车方言和喀什方言，但是，它们属印欧语系是无可争辩的。没有理由假设中世纪初期曾发生过印欧人对塔里木的任何入侵。因此合乎逻辑的假设是一支古印欧居民就生活在塔里木，无疑与斯基泰－萨尔马特人穿过西西伯利亚抵达叶尼塞河上游的扩张同时，与塞人向喀什和费尔干纳之间的天山南、北两麓的扩张同时。除了西部的喀什噶尔的东伊朗语和北部的库车语所提供的语言学上的证据外，人类学家们引用了中国史学家们提供的证据，即对库车西北、伊犁河畔的乌孙人“红发蓝眼”的陈述。

塔里木盆地上的这些小王国在经济上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因为联系中国与印伊世界和希腊世界之间的伟大商路——丝绸之路——穿过这些绿洲。地理学家托勒密已经证实了这条路的存在。托勒密引用其前辈提尔的马里努斯的记载，他陈述道：在公元第1世纪（我们现在正叙述到这一时期），一位名叫马厄斯·梯梯安洛斯的马其顿商人派他的代理人去勘察此路及其主要路标。丝绸之路是从罗马帝国叙利亚行省的首府安条克城开始，在海俄拉城（即门比杰）渡过幼发拉底河，进入帕提亚帝国，然后经过埃克巴坦那（哈马丹）、今德黑兰附的刺夷（或雷伊）、赫卡托姆皮洛斯（和椟城）和莫夫，进入巴克特拉（巴尔赫），巴尔赫城在这一时期属于印度－塞人，很可能是属于中国人说的月氏，或印度人说的吐火罗人，从此，丝绸之路进入了帕米尔山区。托勒密记载道，在帕米尔山区的一个山谷中，即在拘谜陀山脚，有一石塔，地中海东岸各地来的商队与赛里斯商队（带着丝绸）彼此在塔附近交换商品。阿尔伯特·赫尔曼将塔的位置定在阿赖山与外阿赖山的纵向山脉之间，在克孜尔河流经的帕米尔山谷中，克孜尔河是从阿姆河上游流向喀什谷地的。哈辛曾在这些地区旅行过，他认为，正像较早时期推测的那样，这一石塔应该在瓦罕（小帕米尔山）与叶尔羌河河源之间、明铁盖达坂之北，即今天塔什库尔于附近去寻找。

在喀什，丝绸之路分成两道。北道到库车，据阿尔伯特·赫尔曼记述，库车是亚历山大时期的地理学家们笔下的伊塞顿·斯基卡，再到喀拉沙尔（他们称达蒙纳），再到罗布泊的楼兰（他们称伊塞顿·塞里卡Issedon  Serica），最后到达敦煌以西的玉门关（他们称达克沙塔）。我们已提到过南道，从喀什起，过叶儿羌、于阗、尼雅和楼兰国内的最后一座城市米兰到罗布泊。两条道又在敦煌（希腊－罗马地理学家认为是塞洛亚那）重新会合。然后丝绸之路进入中国本土，经酒泉（希腊地理学家们称为的德罗萨克？）和张掖，最后达到长安（西安）和洛阳（河南），长安常被认为是托勒密所记的大城市塞拉（Sera），洛阳他另有称谓（Saraga或Thinae）。

13．班超对塔里木盆地的征服

无论对这些希腊文地名及汉文地名之间所作的鉴定的正确性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自从这条一端是罗马和帕提亚帝国，另一端是汉帝国的、横跨亚洲大陆的丝绸之路开通起，沿塔里木南北两缘绿洲上排列的印欧诸小国就开始有了相当大的商业重要性。事实上，匈奴与中国人为控制这些国家而互相争夺，前者从这些王国以北的阿尔泰山高地窥视塔里木，后者从这些王国以东的敦煌地区边境控制着出口点。

东汉对塔里木盆地的征服——或者是再征服——是在明帝（58－75年）、章帝（76－88年）、和帝（89－105年）在位时有步骤地进行着的一项事业。对此事业的功绩应归于几位伟大的战士。公元73年，中国将领耿秉（骠骑将军）和窦固发动了对北匈奴的初征，北匈奴在汉军到达之前就逃走了窦固的副将、中国出现过的最杰出的首领之一，“司马”或称骑都尉班超受命进攻在巴里坤的一支匈奴部落呼衍部，班超打败其部后，“多轨首虏而还”。同年（即73年），中国在伊吾屯兵，沙畹认定伊吾是哈密，而阿尔伯特·赫尔曼认为伊吾地处罗布泊以北，在楼兰和今营盘之间。74年，耿秉和窦固出发进攻吐鲁番地区，当时该地分为两个小国，由同一个王朝的成员们统治着：吐鲁番周围的南车师和在天山北麓接近古城的北车师。耿秉通过大胆的行军，首先进攻较远的古城车师，其王安得在汉军发动猛攻之前投降：“他出城，脱帽，抱住耿秉的马蹄，表示归附。”吐鲁番王安得之子受其父的影响也投降了。两支中国驻军分别留在北部车师（古城）和吐鲁番的鲁克沁。与此同时，班超的看法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他派出一支带有侦察员的小分队进入地处楼兰和罗布泊西南的鄯善国，他施展一计谋而得知鄯善国王正在与一位匈奴使者密谋反对中国。夜幕降临时，他召集部下开会。照例他应该征求派给他的中国文官的意见，但是，他谨慎地没有这样做，他说：“吉凶决於今日。从事文俗吏，闻此必恐而谋泄，死无所名，非壮土也！”在沉寂的夜晚，班超率小队人马放火烧了匈奴使者们住的小屋，进而还以喊叫声和锣鼓声恐吓附近的人，然后他们把这些野蛮人或者是烧死、或者是砍头。事后，班超召见鄯善王，把匈奴使者的头拿给他看。这位已经处于叛逆边沿的鄯善王，战战兢兢地又恢复了对中国的臣属地位。接着班超把注意力转到喀什噶尔的事务上。

在中国和匈奴都未干涉塔里木盆地上诸印欧小王国的事务期间，这些国家互相争吵不休。中国人称之为“贤”的叶儿羌王（公元33－61年），由于征服库车（46年）、费尔干纳和于阗，暂时获得了该地区的霸权，但他在一次大叛乱中去世。当于阗王在公元61年推翻贤时，库车接受了匈奴的保护。塔里木南部的霸权转入中国名为“广德”的这位于阗王手中，他成了叶儿羌的主人。在北方，控制权落到中国名为“建”的库车王手中，建在保护者匈奴人的支持下于73年夺取喀什。在这关键时刻，汉明帝任命处理该地区事务的班超到达喀什噶尔。他先到于阗，于阗王广德因最近取得的胜利冲昏头脑，偏向于听从匈奴的指挥，对班超十分冷淡。班超随即亲手砍下作为于阗王首要顾问的一位巫师的头。于阗王惊恐万状，重新归附汉朝，并杀匈奴使者以示忠诚。然后，班超前往喀什。库车王建是匈奴的属从，他已经征服喀什并且派他的亲信，一位库车人登上喀什王位。班超不畏艰险（他只带很少几个人）捉住这位库车王，废黜了他，恢复了原喀什噶尔王朝，以一位汉文译名为“忠”的人为王（公元74年）。

公元75年，明帝死前不久，在匈奴的支持下，塔里木爆发了一次反对中国保护权的大叛乱。焉耆王暗杀了中国都护陈睦。库车和阿克苏人开始包围在喀什的班超，被围一年多后，这位英雄开始反攻。与此同时，匈奴侵扰北车师（古城）王国，杀中国的封臣——北车师藩王安得，包围了中国的戊校尉耿恭在一个地区的堡垒。耿恭像他的同事班超一样，奋起英勇抵抗。在没有供给的情况下，被迫把他们装备上的皮带煮熟为食。他同与他呆在一起的一小部分人一直坚持到最后。然而，新皇帝汉章帝的朝廷命令班超和耿恭撤离塔里木盆地，因为这些不断的叛乱和维持中亚保护关系所需要的代价使朝廷灰心丧气。但是，班超意识到，这种撤退就是把该地区拱手交给匈奴。在撤回途中，他一到于阗就改变了主意，他违抗已经接到的朝廷命令，重返喀什。在他离开的短暂期间，喀什自然已落入库车人手中，也就是说，落入了匈奴一派的人手中。班超把库车集团的头目们斩首之后，恢复了他在喀什的住所，并决定不再离开。更有利的是，在78年，由于得到在喀什和于阗召集的或者是在远至粟特地区征幕的辅助军的补充，班超夺取了阿克苏和吐鲁番，“斩首七百级”。

与此同时，中国在甘肃的驻军从匈奴手中重新夺取了吐鲁番的车师王国，斩首3800人，获取牲畜37000头。北面的蛮族惊恐四逃。在班超和耿恭这些对手面前，匈奴算是碰到了他们的师傅。

班超在呈报给皇帝的奏章中，通过列举自己在西域的经验极力说服胆小的朝廷。

他陈述道，那些被文人学士们谴责为无用的边区战争，实际上是最现实的防卫措施，很可能使中国领土免受匈奴人定期性的入侵，“取（中亚）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至于他采用的方法，可以简括为一个著名的公式：“以夷制夷”。确实，由于他用每一块新征服的绿洲为他提供的小分队来对付那些还处于叛乱中的绿洲，他完成了对塔里木盆地的征服。真正的中国人不过是一小伙冒险家或充军者，他们是为了在边疆多事的生活中获得新荣誉而来的。他们靠该地区的给养生活，他们保卫这一地区，以免匈奴游牧部落再来。班超解释说：“臣见莎车（叶儿羌）、疏勒（喀什）田地肥广，草牧饶衍、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这位与达西亚的征服者图拉真同时代的人也具有图拉真的军事观点。

主要目的是把匈奴人赶回外蒙古地区，让他们远离他们获取食物和财富的丝绸之路。班超胸怀此大略，粉碎了在喀什（80年、87年）和叶儿羌（88年）发生的新叛乱，并使伊犁河畔的乌孙人成了他的盟友。班超从他派出的探子们那里获得情报，以及他对蛮族心理了如指掌，每次他总是大胆地、出奇不意地打击敌人，在喀什，受他保护的傀儡王忠，于84年伙同莎车人、粟特人（索格底亚那人）和月氏人（或称印度塞人）一起叛乱。喀什王忠在被班超从喀什赶跑之后，于公元87年佯装自愿归附班超，并要求班超接见，在接见时，他随身带来了一支强悍的骑兵，用意是企图发起突然攻击。班超假装不知并相信拜访者的诚意，设宴款待。然而，当“酒一巡之后”，他捉住其王并砍下他的头。与此同时，中国军队从隐蔽处出来，猛扑向敌人，并把他们全部杀掉。公元88年，班超在攻莎车之前，只有一小支军队（汉军与于阗的援军一样多）去出击已经得到库车及邻近城市来的、大约有5万援军支持的居民们。在夜间，班超佯装撤退，后来又急行军返回来猛攻该城，杀5干人，迫使城民投降。

现在，只有库车和焉耆还处于叛乱之中，这些地区正在四处收罗反中国的盟友，从蒙古种的匈奴人到月氏人或称印度－塞人。印度－塞人国王——也就是统治着阿富汗地区和北印度的强大的贵霜王朝的皇帝，可能当时是卡德菲斯一世——未能与中国公主联姻，心怀不满，于公元90年，向帕米尔山区东北部派出一支远征队去协助库车反对班超。班超阻截了该军与库车人（他们可能为这支援军储备食物）之间的一切通道后就消失了。这些印度－塞人在没有给养的情况下，在喀什噶尔无边无际的许多小路中间冒险行进，未遭惨败地得以撤退已是值得庆幸的了。库车朝廷，在这次几乎酿成灾难的经历之后聪明起来，于公元90年重新与中国建立起友好的关系（这是月氏人中的传统政策）。

在北方的蒙古，窦宪和耿秉将军取得了对北匈奴的伟大胜利（89－90年）。北车师和南车师（古城和吐鲁番）的两位国王立即恢复了他们与汉朝的联系。公元91年，中国将军耿夔使匈奴再次遭到决定性的失败。他进军至外蒙古，很可能达到鄂尔浑河，俘虏了单干的母亲及其家庭的全体成员，立单于的弟弟於除踺为继承人。

93年，当新单于反叛中国时，中国派遣一支来自满洲边境的蒙古族部落鲜卑人对付他，他们打败并杀死新单于，北匈奴再也没有从这次灾难中完全恢复过来。

于是，在失去了匈奴和印度－塞人两方面的援助之后，塔里木北缘四个反叛国中的三个——库车、阿克苏和吐鲁番——向班超投降（91年）。这位中国的胜利者接受了朝廷赐予的“都护”称号，实际上是中亚的总督。他在库车附近的一个小城乾城建立住所，而另一位中国将军住在喀什。只有焉耆还未被征服。公元94年，班超率领来自库车和鄯善（罗布泊地区）的辅助军向焉耆进军。焉耆居民徒劳地毁掉了架在格勒都斯河上的桥。班超趟过深齐腰部的河水，进入焉耆城前面的沼泽地。

一些居民渡过博斯腾湖逃跑，但焉耆王被迫投降。班超为了报仇，就在19年前陈睦被害的地方砍下他的头。班超“因纵兵钞掠，斩首五千级，获生口万五千人，马畜牛羊三十余万头”。塔里木盆地全境至此全部征服。班超于97年命令其副将甘英出发，穿过安息——即过阿尔萨息朝的帕提亚帝国——去大秦，即中国对罗马帝国的称呼。但是，甘英被帕提亚人的谎言吓住，没有越过帕提亚人的领地，大概没有达到罗马的边境就回来了。

班超于102年告老回国，同年去世。他的后继者们未能仿效他的灵活而现实的土著政策，塔里木地区在106和107年爆发了大叛乱。中国将军粱慬在库车被当地居民包围。他在一次大胜仗之后解围，但是，汉朝廷因这些连续不断的叛乱丧失了信心，于107年召回了在塔里木的全体驻军，甚至包括在鲁克沁和伊吾的驻军。次年，羌人（或称吐蕃人）攻打甘肃的中国据点，有截断通往敦煌之路的危险，吐蕃人当时还是一个完全处于野蛮状态的民族，他们在青海以西和以南地区过着游牧生活。梁慬以几次激战为代价把他们阻住（108年）。最后，内蒙古的南匈奴于109年对中国边界发起进攻。中国度辽将军耿夔鼓动一些鲜卑部落反对他们。然而，南匈奴一直搔扰着山西北部，直到粱慬于110年迫使他们讲和。

总的说来，在119年当中国重建工作开始时，她在保卫自己的边界中面临着许多困难。重建了伊吾（哈密或罗布泊？）的移民军团；鄯善和吐鲁番王再次归附。但其后不久，北匈奴单于和古城车师出其不意地杀了伊吾驻军。最后，班超的儿子班勇恢复了其父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他于123年在吐鲁番附近的鲁克沁重新屯兵；124年，他费力地支持鄯善王对中国的效忠。被吓倒的库车王和阿克苏王开始归附中国，并派一支军队给班勇，任其调遣，班勇用这支军队把匈奴匪帮赶出了吐鲁番。126年，他甚至在短时期内臣服了生活在巴里坤湖东北地区的北匈奴的呼衍部，并赶走企图插手的北匈奴的主力部队。127年，中国人进入焉耆，从而完成了对塔里木盆地的再征服。130年，喀什王的儿子和一位来自费尔干纳王的使者一起到达东汉都城洛阳，觐见汉顺帝。

在以后的若干年中，除了南匈奴的左支，或称东支的一位首领在140到144年期间进行过短期叛乱外，中国的麻烦主要来自巴里坤的呼衍部匈奴人。131年，呼衍部攻北车师（古城），并蹂躏当地居民；151年，他们几乎摧毁了汉朝在伊吾的军屯区，该区在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后才得以保住。然而，北车师在153年时还是中国的属国。

151年，一位汉朝官员愚蠢的残暴行为激起了于阗人的反抗，他们杀死了他，虽然此后该城居民作了公开的道歉。170年，中国的将军们利用来自吐鲁番、焉耆和库车的小分队，以地区纠纷仲裁人的身份进行了一次警告性的远征，直到喀什；168—169年间，中国护羌校尉段颖击退了沿甘肃边境入侵的芜人（或吐蕃人）。

14.上古末期和中世纪初期的塔里木绿洲文化

由于确保了沿塔里木盆地南、北两绿绿洲链上贯穿大陆的贸易的自由畅通，中国在东汉时期对丝绸之路的控制有利于佛教在塔里木河流域的传播，随之也带来了印度文学和希腊艺术。或者，更确切地说，沿着丝绸之路（也是来喀什噶尔和中国布教的印度佛教徒们所走的路），贸易和宗教一起把希腊－罗马艺术带来了。马厄斯·梯梯安洛斯的代理商们的活动与佛陀使者们的活动大多是具有同样目标的。

当时最繁华的商路似乎是南道，即经过莎车和于阗的那条路。在约特干，即古于阗，奥瑞尔·斯坦因探险队发现了瓦伦斯皇帝统治时期（公元364－378年）的罗马钱币，在于阗东部的刺窝，探险队偶然地发现了一组纯犍陀罗式风格的希腊－佛教式浅浮雕，上面刻有精致的希腊服饰。稍稍再往东，在尼雅境内一个3世纪末期废弃的遗址上，发现了罗马图章、凹雕和印度－塞人的钱币。在罗布泊西南的米兰，即在原鄯善国境内，这支探险队发现了一些美丽的希腊－佛教式壁画，主要画的是佛陀及其僧侣和明显具有罗马－亚洲外貌的、带翼的天使。这些壁画都注有印度字“Ti-ta”——已经认定“Tita”一名就是Titus——显然，它们全都是属于公元第3和第4世纪。

在中国和平时期，大批的佛教使者正是经过这条丝绸之路纷纷来到中国的。帕提亚人安世高于148年抵达中国并于170年在中国去世。印度人竺朔佛和月氏人（即印度－塞人）支谶大约在170年同到中国，在都城洛阳建立了一个宗教社团。一个月氏使者的儿子支曜在公元223至253年间把一些佛经译成汉文。提到这些月氏人是很有趣的，因为它表明，正是这个当时地跨阿富汗、犍陀罗和旁遮普的贵霜帝国，利用丝绸之路，对塔里木盆地和中国的佛教宣传作出了很大贡献。除了这些贵霜或印度的使者们外，还有许多帖提亚的皈依佛教者继续进行在亚洲高原和远东地区的改宗工作，了解这些并非没有价值。在中国的佛经《三藏》上，录有那些经过塔里木到中国工作的佛教使者和翻译家的名册。在塔里木地区，来自东伊朗和西北印度的另一群僧侣从事翻译工作，将神圣的梵文写本译成从东伊朗语到库车语的各种方言。

著名的鸠摩罗什（344－413年）的例子就很突出，在此值得回顾一下。

鸠摩罗什生于定居在库车的一个印度人的家庭。其祖辈在库车享有很高地位。

其父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希望抛弃世俗的高官厚禄，投身于寺院生活，但是库车王强迫他继续担任世俗官吏，并嫁其妹与之为妻。这次婚姻生下了鸠摩罗什。鸠摩罗什自幼随母到克什米尔学习印度文学和佛教。在他返回塔里木时，访问了喀什，他在此逗留了一年，继续研究《论藏》。在他的传记写本中表现出当时的喀什像库车一样，是印度思想活跃的中心——以致于两城的统治者争夺把像年轻的鸠摩罗什一样有学识的僧侣留在自己宫中的荣耀。当鸠摩罗什回到库车时，汉译音名为帛纯的库车王很欢迎他，莎车王的两个孙子成了他的门徒。他与他的印度老师卑摩罗义（Vimalaksha，其祖籍是克什米尔）一起住在库车，直到382－383年。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382－383年中国将军吕光入侵库车后，他带着鸠摩罗什一起返回中国。

吕光的故事为库车宫殿的辉煌壮观提供了证据，该宫殿令这位中国的征服者吃惊。

吕光的惊讶致使人们推测他在库车所见到的建筑物和艺术品是印度和伊朗传统式的，而不是中国式的，也就是说，正像哈辛断言的那样，最古老的克孜尔画必定是这一时期前后的作品。

亚洲大陆的文明，正像这些例子所反映的那样，明显地分成两个长形地带。在北方，从黑海地区的俄罗斯到满洲地区和鄂尔多斯，属草原艺术：精致的游牧艺术，以刻在青铜烛台和工具柄端上的、具有明显装饰性的程式化动物艺术为特征。在南方，从阿富汗到敦煌的丝绸之路，经过围绕塔里木盆地的两条绿洲链，在这些商路绿洲上的定居民族中，存在着直接受到希腊、伊朗和印度艺术的激发而产生的绘画和雕塑，这三种艺术都是沿丝绸之路传播的，并且由于佛教的需要，与佛教渗和在一起。

上古末期和中世纪初期的这种塔里木艺术的起源必须在阿富汗的地区寻求。在阿富汗的喀布尔谷地中，第4世纪的贵霜朝中的最后几位国王已经受到萨珊波斯的强烈影响，并被纳入它的轨迹，这一点可以从赫兹菲德和哈辛所研究的贵霜——萨珊钱币上看到。萨珊佛教文明和萨珊佛教艺术产生在这些印伊边境上，这一点由创造于公元第3世纪末和整个第4世纪的巴米安和卡克拉克的伟大壁画得到说明。在这些壁画中，无论是在描绘的图案和服装上，还是在人物的处理上，萨珊影响都十分明显。最近哈辛在喀布尔附近的海尔哈纳发现的一尊萨珊－婆罗门雕塑（属公元第4世纪末），还有地处从喀布尔到巴尔赫途中的拉伊附近的杜克塔－依－奴细尔汪的纯萨珊式壁画群（其代表是一个萨珊王族的王子、5世纪的巴克特里亚总督）都提供了进一步的例证。所有这些都是哈辛－哥达德和哈辛－卡尔探险队发现的。在这些壁画中，我们可以把当时的阿富汗地区看成是一个印度宗教和印度文学与萨珊王沙普尔和科斯洛埃斯时代的波斯物质文明紧密结合的场所。

这就是萨珊－佛教的混合物，佛教使者们，即鸠摩罗什的热心的模仿者们，已经把这种混合物种植在塔里木各绿洲之上和沿丝绸之路的各落脚点之上，由于他们，丝绸之路成为传授宗教之路。克孜尔（库车略微往西）壁画的早期风格，正是与巴米安壁画有联系：具有造型准确、高雅和用色谨慎的特点，即多是灰色、深褐色、红棕色、浅绿色、深棕色等。哈辛确定了这些壁画的不同时期的年表，他把这种风格的艺术确定在大约450－650年间。印度影响在这种早期的壁画中还占有优势，其中的还有旃陀毗罗婆王后舞，它使人想起阿旃陀石窟中的优美的印度裸体画像。萨珊影响也很明显，特别是在孔雀洞和画师洞中——画家把自己画成年轻的伊朗君主，身穿精致的浅色紧身上衣，在腰部收紧，其衣领是库车式的大翻领（参看哥达德夫人复制的巴米安壁画）、下身穿裤子和高统靴，整套服装都是仿效伊朗的。后来，1937年哈辛和卡尔在喀布尔以西的法杜克斯坦发现精美的灰墁，由一枚萨珊王库斯老二世时期（590－628年）铸造的钱币可以确定其年代，这些灰墁使我们确信，直到阿拉伯征服前夕，受伊朗——佛教影响的阿富汗地区继续使库车社会产生男性式的服式。

哈辛把具有第二期风格的克孜尔壁画定在650－750年间，据他认为，其特征是缺乏固定的造型和色彩明快（多采用天青石色和浅绿色），萨珊服式占优势地位。

现存柏林的克孜尔和库姆吐拉佛教壁画中就画着男、女施主的队伍，他们重现了5至8世纪库车国王们的宫廷。这批穿着华丽的贵族——显然属于印欧种人——正像他们在宗教和文学上是印度的一样，在服饰上和物质文明的各个方面也都是伊朗的。除了这种宫廷服饰外，克孜尔壁画还反映了军事场面——例如，正像在“瓜分圣物”中的场面——一位库车“骑士”，身着盔甲，头戴圆锥形头盔，身穿须子甲服，手持长矛，使人想起萨珊骑兵和克里米亚地区刻赤（潘蒂卡派）的萨尔马特牧人。

这种伊朗－佛教的混合物在塔里木南部地区也有发现，特别是在位于于阗东北的丹丹乌里克绿洲发现的一块木板画上（属7世纪末）可以看到。画中，一个挨一个地排列着纯印度式的裸体的龙女画，与阿旃陀壁画中最精致的裸体像相似；一位牧马人和赶骆驼者都具有伊朗特征；还有一尊菩萨，留着胡须，戴着古波斯人头巾、穿绿色长上衣、裤子和一双萨珊贵族式的靴子。最后，同样的伊朗影响还可以在吐鲁番地区的壁画和小塑像上看到，例如在伯子克力克和穆尔吐克的壁画中。在伯子克力克壁画中，身穿胸甲的神似的人物使我们联想起克孜尔和库姆吐拉壁画中一位身着萨珊式甲胄的那些库车牧马人，而据哈辛记述，某座观世音像还保留着纯印度的风度。在穆尔吐克的壁画中，在一些完全是印度面孔的佛像旁边，施者们穿着像在克孜尔所见的同样的甲胄，戴着有展开的翅膀装饰的头盔，这些又清楚地表明了与萨珊王朝的联系。在雕塑方面，奥瑞尔·斯坦因在焉耆发现了精致小巧的泥塑像，它们酷似一个代表种族类别的画廊。它们与阿富汗地区哈达的希腊－佛教式雕塑（现存纪麦特博物馆）极为相象。

于是，在8世纪后半期突厥各部落征服该地区以前，塔里木南、北的印欧绿洲，从莎车和于阗到罗布泊；从喀什、库车、焉耆到吐鲁番，他们的文化不是来自阿尔泰文明和草原文明，而是来自伟大的印度和伊朗文明。他们形成了一直延伸到中国边境的外印度和外伊朗地区。此外，渗入中国本上的印度和伊朗文明应归功于这些绿洲产这一点已由伯希和和斯坦因探险队在敦煌（丝绸之路在此进入今天的中国甘肃省）附近发现的佛教壁画和幡旗上表现出来。

15．鲜卑人在蒙古帝国取代了北匈奴

当希腊-佛教和伊朗－佛教文化未受干扰地在塔里木绿洲的定居民中茁壮地成长时，突厥－蒙古族的游牧部落却在北部草原上互相残杀。约155年，北匈奴（他们可能属突厥种，住在外蒙古的鄂尔浑河流域）被另一些游牧部落，即鲜卑部落降服。

鲜卑人起源蒙古和满洲边境上的兴安岭，他们长期以来被认为是通古斯人，据伯希和和托利的研究，似乎更有可能属蒙古种人。于是，蒙古人的统治接替了突厥人的统治。中国人称之为檀石淮的鲜卑首领征服了北匈奴之后，向西蒙古进军，远至伊犁河畔的乌孙人，他打败了这些乌孙人。中国编年史家们提到，在166年，他的统治从满洲到乌孙国，远至巴尔喀什湖。无疑地，这一记载多少有些夸张；鲜卑人的统治几乎没有超出过今天的博格达汗（土谢图汗）和车泽尔里克曼达勒（即赛音诺颜）的领土。取得这一重要权力以后，鲜卑首领开始重蹈前辈匈奴的覆辙，贪婪地把目标对准中国。156年，檀石淮进攻今天称为辽东省的地区，但被击退。接着他转攻内蒙古的南匈奴，当时南匈奴已归顺中国，后来他与南匈奴达成协议，诱使南匈奴和他一道攻击陕西和甘肃的中国边境，但是，联合起来的这些游牧部落在中国军队面前被迫撤退了（158年）。鲜卑人又对辽西（即对满洲西南部，辽河下游西部的中国地区）发起新攻击，也于177年被中国将军赵彪击溃。最后在公元207年，中国将军曹操在今热河地区彻底击溃乌桓，乌桓是在大兴安岭南达费诺尔（即呼伦池）和西拉木伦河（辽河）地区放牧的游牧部落。公元215－216年间，曹操把南匈奴余部安置在今陕西省、山西省和河北省以北的人烟稀少的边境地区，并把他们分成五部，每部派一位中国驻外政治代表［司马］监督各部首领的统治。南匈奴的合法单于被软禁在中国宫廷内。

公元220年，当汉朝在内战中消亡时，在前一段时期被中国军队严重击败了的北方草原游牧部落，或者是心怀恐惧，或者是衰弱不堪而未能利用这一形势。尽管汉朝的继承者，即“三国”之间在进行着内战，但印欧人的塔里木绿洲还继续忠于三国之首、华北的主人魏国（220－265年）。因此，在224年，鄯善（罗布泊）、库车和于阗向魏王曹丕表示效忠。当晋朝（司马家族）取代了魏国和其它两国，重新统一中国时，库车王派其子入诗宫廷（公元285年）。鲜卑人大胆攻击凉州（武威）附近的甘肃边境，于279年被中国将领马隆击退。

匈奴大帝国已经消失，占据其位置的鲜卑人已表明他们无力恢复对中国边境的攻击。正是在中国似乎不再受到来自草原的威胁的时候，4世纪的蛮族大入侵开始了，这次入侵类似于欧洲5世纪的民族大迁徙。然而，与之不同者，这些入侵似乎并不是由蛮夷之地的骚乱而触发，也不是由某个阿提拉的行动而产生，仅仅是由于中国力量的衰落而引起，中国的衰落像用一根真空管，把直到当时仍沿中国边境扎营的、作为中国盟邦的这些野蛮人吸入中国。

16．公元4世纪的大入侵；匈奴和鲜卑对中国北部的征服

我们已经谈到过那些使匈奴遭到削弱的接连不断的分裂。自公元前3世纪起，在单于的统治下，匈奴人控制着内、外蒙古，单于驻地选择在鄂尔浑河流域。公元前44年，当一位名叫郅支的首领被对手赶出父辈之地蒙古向巴尔喀什湖地区（即今哈萨克共和国）迁徙时，匈奴中出现了第一道裂缝。于是东、西匈奴间产生了分离；在蒙古的东匈奴仍然是中国的敌人，在巴尔喀什湖和咸海草原上的西匈奴，在匈人（阿提拉的先辈们）的名称下后来成为罗马世界的敌人。

公元48年，东匈奴帝国内部分裂；在南方的，或者说在内蒙古的8个匈奴部落，从那些仍忠于鄂尔浑地区单于的匈奴人中分裂出来。于是形成了明显的新集团：外蒙古鄂尔浑河流域的北匈奴和长城以北内蒙古的南匈奴。正如刚才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北匈奴大约在公元155年已经被鲜卑人降服，鲜卑人是起源于蒙古东部、满洲边境的兴安岭地区的蒙古族游牧部落。如上所述，鲜卑人当时控制着从满洲边境到接近哈密和巴里坤地区之间的地带。

接近汉末时，南匈奴（从现在起我们将专门论述南匈奴）在鲜卑人的压力之下进一步南进，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他们逃入黄河河套、鄂尔多斯草原和阿拉善附近地段，在三国时期（220－265年），他们居住在这些地区内。在此，他们作为中国的盟邦，发挥了某种与4世纪时罗马帝国郊区许多日耳曼部落相类似的作用。鄂尔多斯草原上的这些匈奴盟邦的首领与魏朝（220-265年）和北晋王朝（265－316年）的皇帝之间的关系很像公元4世纪的哥特人、法兰克人和勃艮第人的酋长与君士坦丁或狄奥多西家族的罗马皇帝们之间的关系。在两方面，常去帝国都城——长安或洛阳，米兰或君士坦丁堡——的蛮族首领们都被承认是这些衰败朝廷的亲密朋友，他们从其所见中受益后回到自己的部落中去。

当时，作为盟邦的南匈奴——为皇帝效劳的部队——进一步向南推进，在长城内定居下来。呼厨泉单于（195－216年在位）在山西腹地平阳居住下来。是时正值汉朝崩溃前夕，内战迭起。呼厨泉及时地想起他的一位远祖曾是汉朝公主，采用大汉帝国的父姓：刘氏。于是，当皇室的正统性由于一系列篡政在中国被取消时，而在匈奴庭帐中却得到了恢复。304年，一位采用汉朝姓氏、名叫刘渊的匈奴首领，盘踞在山西太原，他从中国晋朝获得了五部落单于的称号。308年，他率领5万匈奴军，借口是汉朝的合法继承人在太原称帝。这位匈奴统治者建立的王朝确实被称为“北汉”，即在北部的汉朝，或者是早期赵朝，即前赵。

刘渊之子、继承人刘聪（310-318年在位）是中国的阿提拉。311年，其部队占领中国都城洛阳，火烧帝国宫廷，俘获晋怀帝，然后向长安逼近，在长安屠杀了一半居民（312年）。被俘的普怀帝被送往刘聪驻地平阳，强迫他作为刘聪的斟酒侍者，直到313年被杀。在匈奴返回平阳后，中国的新皇帝晋愍帝（312-316年）在长安建立朝廷，但是，匈奴于316年卷土重来，又包围了长安城，迫使软弱的统治者投降。

这位登上皇帝宝座的匈奴王又一次地在平阳接见了被俘虏的中国皇帝，迫使他在宴会上洗刷碗碟，最后，于318年把他处死。晋朝丧失了使中国北部免受蛮族入侵的全部希望，一位皇族成员逃到南京（当时名建康），以长江为屏障，在南京建立了第二个普朝，称为“南普”或“东晋”（317年）。同样情况，公元5世纪的最后一批罗马人把他们的西部各省让给日耳曼入侵者，逃到帝国东部。在近3个世纪中（317－589年），正像君士坦丁堡后来取代罗马一样，南京取代了长安和洛阳的位置。

中国北部的胜利者匈奴人刘聪一度成了一位赫然耸现的人物。他作为古都长安和洛阳的主人（朝廷设在山西平阳），对山西中部和南部、陕西（除汉水流域）、河南北部（除开封）、河北南部和山东北部地区进行统治。这一匈奴王国的首领刘聪尽管过着蛮族的生活方式，但仍然保留了中国文化的某些外表（他是在中国宫廷中长大的）。但是，具有纯蛮族特征的其他游牧部落涌向这一匈奴王国的北部。可能属突厥种的拓跋部（Tabgatch），大约于260年在长城以北的山西北端扎营。其后数年间，拓跋人移到长城以南，进入了山西北部的原中国在雁门（朔平）地区的驻军地和代郡（在右玉附近），即在大同地区，310年，他们已在这些地区内牢固地定居下来。最后，蒙古种鲜卑族的慕容部在今满洲西南的辽东和辽西之地建立了一个新王国。

公元4世纪在中国北部兴起的这种突厥-蒙古族国家的大多数像5世纪的欧洲罗马的第一批日耳曼国家一样是不稳固的，由于同样的原因，即游牧部落之间进行着无休止的斗争。中国北部的征服者、匈奴人刘聪于公元318年死后，他的后裔们能够保住的不过是北汉疆域的西北部分，以长安为其中心。然而，刘渊的将领石勒，满怀征服热情在河北南部的襄国（今顺德）周围割地为王，建立国家。329年，石勒废刘聪皇室（即前赵或北汉王朝），建立名为“后赵”的新匈奴王朝，后赵存在时间大约是330年至350年。石勒住在襄国稍偏南的邺城（今彭德），以洛阳为他的第二都城。编年史家们记道，这位相当无知的匈人喜欢别人给他讲解中国古典著作。他在语法和神学上的兴趣使人联想起文法家和神学家狄奥多里或查尔帕里克。

但是，他的游牧观念并未因此而减弱其作用，特别是在他的匈奴人后裔的身上。

石勒（死于333年）的第二代继承者石虎（334－349年在位）是一位放荡不羁的粗野人，他的儿子企图暗杀他，后被他处死。应该提一下，他的这个儿子是一位十足的坏蛋——留着灰黑胡须的鞑靼人，他竟让人把他最漂亮的妃子烤熟，端上餐桌。由于在初次与文明接触而受到感化下的蛮族所产生的普遍的反常情况，石虎是最热心的佛教保卫者之一。他的统治区（河南北部的彰德仍然是帝国都城）很大，包括陕西（除汉中属于中国的南朝外）、山西（除了大同属于拓跋人外）、河北、山东、河南，甚至江苏北部和淮河流经的安徽。

这一庞大的匈奴国正像它迅速地崛起一样，又迅速地崩溃了。349年石虎死后，他的后裔和将军们之间发生了争吵，彼此残杀。已在辽东建国的鲜卑慕容人（如上所述，很可能是蒙古人种）趁乱夺取了整个河北（350年，352年）、山西和山东。

获取胜利的首领慕容催（349－360年）以燕（或蓟），即今天的北京，为其都城，后来又以邺（彰德，357年）为都。他的王朝，以中国名“前燕”，即早期燕国（349－370年）而为人所知。364年，其继承者占领洛阳（时在东晋军队对该城进行了短时的再征服之后），接着又占领了淮河北岸（366年）。但是，慕容人的统治比在他们之前的匈奴人的统治更短。

一个为匈奴王石虎服务的军官名叫苻洪。他可能是蒙古人，尽管人们常常以为他属唐兀惕人（Tangut，即藏族的一支）。他于350年以长安为都在陕西建立了独立的统治。由于所有的这些突厥－蒙古族的小首领们都宣布他们建立了真正的中国皇室家系，他的王朝被称为早秦，即前奏（350－394年），苻洪的孙子苻坚（357－385年）是这些突厥－蒙古族统治者中最杰出者。他真正地赞同中国文化，并表明自己是一位仁慈之主和佛教的坚定卫士。他从幕容氏，或前燕手中先后夺取了洛阳（369年）、太原和他们的都城邺城（彰德），慕容氏国王成了他的俘虏（370年）。

因此，慕容人的全部地盘——河北、山西、山东和河南——转入苻坚手中（370年）。

由于苻坚已经占有陕西，现在他成了整个北部中国的主人。376年，他吞并了另一个蛮族小国，即甘肃的凉国。382年，他派部下吕光去征服塔里木盆地。吕光接受了鄯善（罗布泊）王、吐鲁番（南车师）王和喀拉沙尔（焉耆）王的归附。被中国人称之为帛纯的库车王企图抵抗，结果被打败，并于383年被逐出库车。吕光占领了库车，前面已经提到过，在吕光回国时，带回了著名的佛教僧侣鸠摩罗什，鸠摩罗什作为一位将梵文经典译成汉文的翻译者，其贡献将是巨大的。

苻坚在征服了中国北部的所有蛮族国以后，似乎要征服南部的东晋王朝，建立在他一人统治之下的统一国家，像8个世纪以后的另一位蒙古征服者忽必烈要做的那样。383年，他确实进攻淮河沿岸的东晋帝国，但是，他在淮河上游遭到惨败，从此一蹶不振。他的部下、原鲜卑慕容氏后裔慕容垂叛变，并获得河北和山东，于是建立了“后燕”国。后燕国从384年将延续至407年，其都城中山，即今河北省保定南部的定州。与此同时（384年），慕容氏的另一成员在山西建立了“西燕”国，但于394年被慕容垂并入后燕。最后，曾经是苻坚下属的姚苌（他可能是吐蕃人）从苻坚手中窃取陕西和河南部分地区。姚苌在他夺取的地区内，建后奏国，后秦在长安建都，当时称为京兆府，后奏存在的时期是从384年至417年。另外两位将军（或者是蒙古人、或者是突厥人）在甘肃建立了两个小国，即以兰州（苑川）为都的西秦国（385－400年和409－431）和吕光所建的后凉国（386－403年）。

17．拓跋突厥人的国家和柔然人的蒙古汗国

与这些昙花一现的游牧部落（他们的王国在短期内一个接一个地崩溃了）同时兴起的有一个拓跋部，它的力量不断增强，由于吸收其他部落的力量，它成功地在中国北部建立了较持久的统治。在这方面，他们很象法兰克人。法兰克人比勃艮第人、西哥特人和伦巴德人存在的时间更长，并在他们的废墟上建立了加洛林帝国，该帝国注定要把罗马的过去与日耳曼民族的今天联系起来。拓跋人的成就与之类似；因为当他们统一了中国北部的其他突厥－蒙古族国家以后，他们中国化的程度很深，使他们能够把拓跋人及其王朝与中国主体融合在一起。此外，他们对佛教事业的热忱也使我们想起墨洛温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的人们对基督教的狂热。最后，正像法兰克人把自己看成是罗马传统的保卫者以反对日耳曼人的新的入侵浪潮一样，拓跋人也像“注视莱茵河”一样守卫着黄河，以对付那些来自草原故乡深处的、仍处于原始状态的蒙古游牧部落。如上所述，在公元3世纪末，可能属于突厥种的拓跋人定居于山西最北部的大同地区。拓跋圭（386－409年在位）是一位有魄力的首领。他从后燕慕容氏手中先后夺取了晋阳（396年，今太原）、中山（397年，今保定南部的定州），最后夺取邺城，今彰德（398年，安阳），由此给其部落带来了好运。后来他为其家族采用中国王朝名称“魏”，以大同东部的平城（代）为他的固定都城。

于是，拓跋氏的魏国形成，其疆域囊括了山西和河北，一直抵达黄河边。

拓跋突厥人的中国受到新的蛮族入侵浪潮的威胁，即柔然，或是中国人带有蔑视的双关语称谓“蠕蠕”，意为“令人生厌的蠕动的昆虫”。根据语言学家们的意见，这些柔然人像古代鲜卑人一样是一支真正的蒙古种游牧部落，有些人认为他们与鲜卑人之间有过联系。约402年，柔然首领社仑由于征服了敌对部落高车而确定了该族的命运，有人认为高车地处科布多和乌伦古河附近，并被推测是铁勒和回鹘突厥人的祖先。当时柔然统治着整个北戈壁，其疆域东起高丽边境上的辽河，西至额尔齐斯河上游和焉耆附近地区。正是在这些柔然统治者中，我们第一次发现了汗（khan），或可汗（khagan）的称号；因此，这些称号必定是蒙古语的称号，它取代了原匈奴的“单于”称号，因而“单于”可以被假定是突厥语称号。

面对这个新游牧帝国的威胁，中国北部的拓跋，或者说北魏的统治者们决心采取攻势，发动了一系列穿越戈壁的反击。拓跋圭（386－409年在位）通过一次胜仗作出了榜样，在这次大捷中他把柔然可汗社仑从黄河河套地区逐出（402年）。当拓跋嗣（409－423年在位）在北方继续保卫通往长城的地区时，又夺取东晋王朝的大城市洛阳（423年），以及隶属于洛阳的河南全部地区，由此增加了他在南方的势力。

拓跋焘（423－452年在位）继承其父拓跋嗣，他刚一继位就受到柔然的威胁，他击溃了柔然（424年）。425年他对柔然发起反击，反击过程中，他率骑兵由南向北穿过戈壁（因为柔然可汗的司令部肯定是设在鄂尔浑附近）。然后他转向另一个蛮族王国，即赫连氏匈奴人在陕西建立的夏国，拓跋焘对他们的都城（或者称王庭）、陕北保安（志丹县）附近的统万城发起了突然袭击（427年）。而此时他的将军们正在掠夺长安城（426年）。到431年时，赫连部被灭，陕西归并入拓跋领土。436年，拓跋焘军对幕容氏最后残存的领地北燕（今热河）进行了类似的入侵，并夺取该地。

439年，拓跋焘继续征服甘肃的北凉国（从姑臧或甘州夺取）。北凉王室——自397年后定居于此的一支匈奴家族，保持其父姓沮渠——逃到吐鲁番，占据其地，统治时间是442至460年。

随着北凉领土的归并，拓跋人完成了对中国北部境内所有突厥－蒙古人建立的王国的征服。现在所有这些国家都构成了大拓跋国，即中国人称呼的魏国的一部分，除了以南京为拜占庭的中国南朝外，它是唯一留下来的王国。实际上，8世纪的罗马世界也类似地在法兰克人和拜占庭帝国之间被瓜分了；前者因灭了其他蛮族王国而征服了西欧，后者仍是欧洲的东方君主。

这些征服对中亚诸民族的影响很大，以致后来在他们中间中国北部被称为拓跋国。甚至拜占庭人也用同样的名字，即突厥语Tabgatch，阿拉伯语Tamghaj，中世纪希腊语Taugast［桃花石］，来称呼中国北部。

拓跋焘统一中国北部以后，对柔然发动了一次深入戈壁的大规模骑兵远征，杀了大批柔然人（429年）。443年他再战再胜。445年，拓跋军对鄯善（罗布泊）采取了报复行为，因为鄯善曾阻断了他们从西方归来的道路。448年，拓跋将军万度归向焉耆和库车定期征收贡赋。449年拓跋焘为追赶柔然，进行了深入戈壁的第三次远征。

公元5世纪统治着中国北部的拓跋突厥入（或桃花石）的历史特别有趣，因为它提供了半中国化的突厥－蒙古族游牧部落的完美例子——它完全保留着优于中国人的独有的军事优势，同时，又从中国人那里获得了优于仍处于原始状态的北方游牧部落的组织能力——429年，当“桃花石”王拓跋焘决定在东戈壁组织反蒙古族柔然人的反攻时，他的几员辅臣指出，南朝（南京）的中国人可能会趁此作出牵制我们的行动。他回答的要点是：“中国人是步兵，而我们是骑兵。初生牛犊怎么能对付老虎和狼群？至于柔然，他们夏季在北方放牧，秋季南下，冬季袭击我们的边境。

我们只有夏季在他们的牧场上攻击他们。此时，他们的马是无用的，雄马忙于与雌马交配，母马正忙于产小马驹。如果我们在那儿袭击他们，使他们与牧场和水源分离，在数日之内，他们就会被捉住或消灭”。

这种双重的优势后来使成吉思汗后裔忽必烈能够成功地对付宋朝的中国人和海都的蒙古人；使第一批满族人成功地对付最后一批中国人的反抗和最后一批蒙古人的敌对行为。但是，这种双重优势只是短时的，拓跋氏、忽必烈王室和满族人完全中国化的时候总会到来。那时，他们会被北方游牧部落打败；或者被中国人消灭或同化。这就是中国－蒙古人历史的基本规律。

在这支能干的突厥家族中（该家族勇敢地保卫古代中国文化不受他们那些仍过着游牧生活的亲属们的侵害）拓跋焘是最有个性的人。他具有非凡的勇气，并使柔然人胆战心惊。如果拓跋人受到来自中国腐朽王朝的反对，这些柔然人就会毫不犹豫地进攻他们的边境地区。于是，他结束了大举入侵，正像克洛维为了高卢的利益，在托尔比阿克所做的那样。他吸取了大量的中国文化，但是不愿十分深入地中国化，以免会使他的部落的性格变得松散起来。因此，他拒绝把建在草原边缘，即山西最北部大同附近平城的旧营帐迁到他已用武力夺取的原中国历史都城洛阳和长安去。

他还保留着突厥－蒙古族的一种深谋远虑的风俗，即在新王登基前，新王的母亲要被处死，以消除今后她以王太后的身份而产生的野心、嫉妒和贪婪。抱有这些思想，不用说拓跋焘是深深地厌恶佛教的，在这一方面，这位蛮族武士的宗教感情又因周围信奉道教的亲信们的怨恨而加剧了。他于438年下令佛教僧侣还俗，并于446年正式颁布法令迫害佛教僧侣。

然而，随着他的孙子拓跋浚的继位，对佛教徒的迫害停止了。拓跋浚是在一次宫廷政变后继位的，在位时间是452－465年。在大同附近的云冈佛教石窟中，从414年至520年间艺术家在此雕刻，最好的凹雕和那些为魏国艺术赢得名声的作品都属于拓跋浚统治时期。拓跋人的宗教热情使他们从传统的希腊－佛教形式（它是从犍陀罗沿着塔里木各道传来）中创造出如此深奥的神秘主义的作品，以致它们几乎就像是罗曼蒂克和哥特式雕塑的原型。确实，很可能真正的中国人的王朝由于民族偏见和儒家学说的强烈干扰而不会完全放弃自己的信仰去追随印度的神秘教义。与此同时在南京的各王朝（甚至梁朝）的佛教雕塑都缺乏这种激情。拓跋人（这些远东的法兰克人）先后在云岗和龙门创造出与夏尔特尔和兰斯一样的石窟，他们把他们的才能主要归功于他们的蛮族起源，这也许是草原游牧部落征服古代中国后所产生的最令人惊奇的结果之一。此外，5世纪欧洲的大入侵（此时蛮族社会已经充分地受到基督教的影响），在经历了黑暗时代之后将分娩出中世纪光辉的几百年。4世纪亚洲的大入侵也产生了类似的结果；尽管更加迅速，因为在不到一百年以后，魏朝的中国就完全接受了佛教，产生出伟大的云岗和龙门石窟。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拓跋人的突厥活力才因受到中国的影响和皈依佛教而被削弱。在拓践浚统治时期（452－465年），拓跋人占领了哈密绿洲（456年），并对戈壁地区的柔然发动了一次反击（458年）。柔然自己则占领了吐鲁番，推翻了该地的沮渠王朝而以一个臣属王室（460年）取代之。在拓跋弘的统治（465－471年在位）下，拓跋人以牺牲南方中国王朝为代价，又取得了许多胜利。466年占领彭城（今江苏），467年征服淮河流域，469年占领山东。470年拓跋人惩罚了一支鲜卑部落（即蒙古种吐谷浑），吐谷浑自5世纪初就居住在青海湖地区。

拓跋弘是一位佛教徒，他是那样的虔诚以至他于471年让位给他尚年幼的儿子而出家为僧。其子拓跋宏（471－499年在位）在成年之后对佛教也表示出同样的感情，在佛教的影响下，他采用了一部较人道的法规。494年，他把都城从热河的平城迁到洛阳，由此完成了拓跋人的中国化，正是在这一时期，在他的发起下洛阳南部著名的龙门佛教石窟开始动工。这些石窟里的雕塑都是在494年到759年间的不同时期内完成。但是，拓跋人在毫无保留地采用中国文化和佛教信仰时，失去了他们突厥祖先所具有的坚韧和英勇的品质。他们的打算是通过征服南部中国王朝在他们的统治下完成中国的统一，结果失败了。拓路恪（499－515年在位）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但是，他们的将军们未能攻克标明两国边界的淮河防线，在防线后的钟离（安徽凤阳）要塞挡住了拓跋人的各次进攻（507年）。

拓跋恪于515年死后，其遗孀胡后统治着魏国直到528年止。古拓跋人的这位后裔是能够表现古突厥人力量的魏朝的最后一位人物。她是具有特殊活力的女人，在必要时采取血腥手段，权欲熏心，然而，崇尚佛教。她使龙门石窟的圣殿增色不少，她派遣佛教朝圣者宋云出使印度西北，宋云对这一时期中亚的情况留下了有趣的报导。宋云取道鄯善国（罗布泊）、于阗、帕米尔，以及我们将要看到的，访问了住在巴达克山的厌哒匈奴人的可汗。然后，抵达乌阇衍那和犍陀罗（喀布尔河下游），他从该地为他的君主带回了使她感兴趣的佛经（518－521年）。

拓跋人至此已完全中国化，免不了在他们自己的宫中爆发宫廷革命、王室分裂和内战。534年，他们分裂成两支：东魏和西魏。东魏拥有河北、山西、山东、河南，以今天的彰德为都城（534－550年）；西魏拥有陕西、甘肃，以长安为都城（534－557年）。东、西魏后来都被他们的大臣们推翻，于是，在彰德建立了北齐王朝（550－577年）以取代东魏；而在长安的北周王朝（557－581年）取代了西魏。但是，这些王室已经是中国人的，他们的历史不再是草原历史的组成部分。然而，对草原历史有影响的事是突厥活力（在第一批拓跋统治者中这种活力是如此明显）逐渐被削弱、淡化和淹没于中国主体之中。这是在几个世纪中一再反复出现的模式，其中有契丹人、女真人、成吉思汗的蒙古人和满族人。正是佛教的这种影响，在拓跋人柔弱化的过程中曾起了很大的作用，正像它以后在成吉思汗的蒙古人中和甚至在后来的喀尔喀人中所起的作用一样。这些凶猛的武士们一接触到菩萨的优雅姿态就易于受到沙门们博爱教条的感动，以致于他们不仅忘记了他们好战的本性，甚至还忽视了自卫。

18．米努辛斯克后期文化

让这些完全中国化的突厥人听天由命去吧，我们现在再回到在亚洲草原上仍过着游牧生活的部落上来。在谈到拓跋人时，我们曾经谈到被假设是蒙古部落的柔然人，在整个5世纪和6世纪上半叶他们统治着外蒙古。我们所了解的他们的政治史仅仅是从魏朝和隋朝的编年史中知道的，而在我们能够有效地讨论他们的文明之前，我们必须先对他们的原领地作一番系统地发掘。与此同时，让我们只注意大约这一时期繁荣在柔然西北境以外的西伯利亚叶尼塞河河岸、米努辛斯克附近的一种新文化。这种文化被称为“游牧的牧马人”的文化，它留下了许多装饰品、青铜带状饰片、纽扣、马具、马蹬、马嚼子、小刀、匕首、马刀、矛头、马鞍等物。在米努辛斯克博物馆和赫尔辛基（吐沃斯丁收藏）都有丰富的代表物。这一文化似乎与柔然人同时，必定在柔然人之后还存在了一段时间，因为在秋兹塔村发现该文化与唐初（7世纪）的一枚中国钱币有联系，似乎到9世纪才结束。在这一阶段上，该文化具有特殊意义，因为，正像南朵尔·费蒂奇指出的那样，它呈现出与公元6至8世纪匈牙利的阿瓦尔文化异常相似，还与9世纪的原始匈牙利文化、或者称列维底亚文化相。尽管这不可能成为认定柔然人就是欧洲阿瓦尔人的直接祖先的确凿材料，至少它证明了两种文化都曾被吸引在同一文化中心的周围。

在柔然之后，该论述一个与柔然有亲缘关系的厌哒部落了，在同一时期内，他们是西突厥斯坦的主人。

19．厌哒匈奴人

厌哒匈奴人是一支突厥－蒙古族部落，按这种假设，他们似乎更像蒙古人而不是突厥人，据宋云记述，他们似乎起源于金山（即阿尔泰山），由此南下到今俄属突厥斯坦的草原上。他们的名字拜占庭历史学家们称作厌带夷粟陀（Enhthalites），波斯历史学家米尔空称作哈亚蒂拉陀（Hayathelites），中国的史学家们则称作厌哒，该名似乎来自王室氏族（Ephtha，或ye－ta）民拜占庭史家们多少错误地又以匈奴一名称呼他们。

在公元5世纪初期，厌哒人不过是一支中等规模的游牧部落，是统治着蒙古的大部落柔然（也属蒙古族）的巨属部落。在5世纪25－50年中，这支厌哒人由于他们的领土向西扩张而具有了相当大的重要性。他们的统治从东方的格勒都斯河上游（焉耆西北）起，越过伊犁河流域到巴尔喀什湖，再到楚河和怛罗斯河草原、锡尔河地区，一直达到威海，据一些史书记载，他们的一个汗庭建在怛逻斯城附近。大约到440年时，他们已经占领了索格底亚那，或者说河中地区（撒马尔罕），似乎还占领了巴尔赫地区，即巴克特里亚或称吐火罗斯坦。

几位东方学学者，特别是诺尔德克，认为正是在波斯王巴赫拉姆·哥尔统治期间（420－438年），厌哒人定居在巴克特里亚。据猜测他们曾侵入萨珊王朝的呼罗珊省，巴赫拉姆·哥尔在莫夫附近的库什麦罕战役中把他们从该省赶回去。另一方面，马迦特认为巴赫拉姆·哥尔及其后继者耶斯提泽德二世（438－457年）对付的不是厌哒人的侵略，而是在莫夫北部过着游牧生活的另一支匈奴部落希奥尼特人。

然而，无论如何，在萨珊王卑路支统治时期（459－484年），进攻呼罗珊并打败和杀死卑路支的就是这些厌哒人。赢得这次胜利的厌哒首领被阿拉伯－波斯史学家们称作阿克希瓦，显然相当于粟特语称号“王”的讹误。

战胜卑路支王以后，厌哒匈奴人不仅占有了直到当时为止一直是萨珊帝国东北部的边境城市塔里寒地区（西塔里寒，在巴尔赫和莫夫之间），而且还占领了莫夫和赫拉特。此外，他们还参与了波斯萨珊王朝的宫廷斗争。正是这样，萨珊王朝的喀瓦德在被赶下泰西封王位后逃到他们中避难，并与厌哒可汗的侄女结婚，从可汗那里得到一支军队，在这支军队的援助下，喀瓦德重新获得了王冠（498或499年）。

到这时候，厌哒人已经成为亚洲中部必须认真对付的一支力量。《梁书》记道，516年厌哒王叶太伊里窦曾派使者到南京宫廷。

尽管波斯王卑路支战败了，但萨珊波斯防卫森严，以致厌哒人未能实现他们对波斯的征服愿望。他们又转向东南的喀布尔方向。在向喀布尔逼近时，他们获得的第一个印象是：似乎在大约公元5世纪中期，贵霜王朝已经被从巴克特里亚分离出来的另一支月氏人（或称吐火罗人）取代。伊朗史料谈到了与萨珊王朝交战的“基达里王朝”（显然是建在阿姆河以南，在巴尔赫和莫夫之间）。根据同一史料，萨珊王朝卑路支王（459－484年在位，他后来死于厌哒人的打击之下）曾经先后同基达里王朝的首领、与该王朝同名的英雄基达拉和其子孔加士发生战斗。人们认为，孔加士正是在被卑路支打败之后离开了巴克特里亚（厌哒人迅速地占领了该地），越过兴都库什山进入喀布尔，在此取代了贵霜王朝的末代君主们。这些事件得到中国人的证实，尽管中国人把这些事件归于较早的时期和与之不同的某些原因。在中国史料中，该事发生的日期被上溯至436－451年，它记载道，“来自‘薄罗’（这儿无疑是指巴尔赫的吐火罗人）的‘月氏王’，在厌哒的压力下，离开巴克特里亚迁往犍陀罗，他们定居在该地的白沙瓦，将他们的堂兄弟、喀布尔的月氏人（即最后一批贵霜人）置于他们的统治之下。”中国人称其王为寄多罗，此名与我们说的“基达拉”正好一致。因此，必定是这些厌哒人而不是萨珊王朝人使基达里人离开巴克特里亚到喀布尔避难。然而，厌哒人不久就追赶而来，并及时地沿着同一条道路越过了兴都库什山。于是，原月氏国全境——巴克特里亚、喀布尔和坎大哈——转入了厌哒人手中。此外，厌哒人的前锋，如同他们之前的贵霜人已经做过的一样，从喀布尔山谷高地上出发去征服印度。

当时印度的大部分地区——整个恒河流域、马尔瓦、吉莱特和北部德干高原——在印度人的笈多王朝皇帝们的统治下形成了一个大帝国，笈多王朝在鸠摩罗笈多统治时期（约414－455年）达到鼎盛，后来其了塞建陀笈多继位（约455－470年）。

正是在鸠摩罗笈多统治末期，或者是塞建陀笈多统治初期，厌哒匈奴人（印度人以梵译文［Huna］称呼他们）在征服了喀布尔之后南下到旁遮普，在多阿布或马尔瓦附近，他们突然被迫停下来对付笈多王朝的边境部队，这次他们被塞建陀笈多击溃，此事发生在塞建陀笈多继位后不久，或者是在继位前夕。如果此事是发生在他继位前夕的话，那么第二次厌哒入侵就恰好与他统治初期同时，同样，这次入侵又被他赶跑。此后，正如一块刻于460年的碑文所记，该国重新处于和平之中。

与此同时，厌哒人已经扎根于兴都库什山北、南两麓的巴克特里亚和喀布尔。

520年，宋云朝圣时，其王住在兴都库什山北，从他度冬之地巴克特里亚到他的夏季驻地巴达克山之间作季节性的迁徙。在喀布尔，在原希腊－佛教省迦毕试和犍陀罗是较低一级的厌哒首领特勤的驻地，特勤在该地建立了一个王朝，520年是该王朝的第二代统治时期。犍陀罗是希腊文化与佛教结合产生的一个新的希腊－佛教圣地，在犍陀罗的高度文化中，厌哒人的行为像野蛮人，他们屠杀居民，特别是迫害佛教社团，洗劫寺院和艺术品，摧毁了直至当时已有5个世纪之久的灿烂的希腊－佛教文明。中国与波斯文献一致描述了这支游牧部落的暴虐和破坏行径。

在《北史》和宋云的“行纪”中——回顾一下，宋云于520年先后访问了在夏季驻地巴达克山的厌哒可汗和在犍陀罗的特勤——所有这些匈奴人都被描写成纯粹的游牧民：“居无城廓，游军而治。以毡为屋，随逐水草。夏则随凉，冬则就温。王居大毡帐，方四十步，周围以毡数为壁。王着锦衣，坐金床，以金凤凰为床脚。厌哒国王妃亦著锦衣，垂地三尺，头戴一角，长八尺，以玫瑰五色装饰其上。”宋云还记载他们有兄弟共妻的习惯，以及他们对佛教的仇视：“不信佛法，多事外神，杀生血食”。据玄类的证明，厌哒人曾割断了犍陀罗人中三分之二人的喉咙，其余的被贬为奴隶，毁大部分寺院和佛塔。

厌哒人从喀布尔窥视到印度的富饶。他们被印度皇帝塞建陀笈多赶跑后，只好伺机而行。当印度帝国在塞建陀笈多死（约470年）后走向衰落时，他们的时机来到了。印度的衰落很可能是笈多王朝内部两派分裂的结果，以佛陀笈多（约476－494年）和巴奴笈多（约499－543年）为代表的一派统治着马尔瓦地区；另一派统治着比哈尔和孟加拉。普罗笈多和纳罗新哈笈多先后在该地区掌握着权力。这些匈奴人从笈多王朝的衰落中获利，他们恢复了对印度的入侵。领导这些匈奴人的匈奴首领在印度文献中被称作头罗曼（死于502年），他并不是厌哒人的可汗，对此，时有争论。正如我们所见，厌哒可汗是住在兴都库什山北的巴克特里亚和巴达克山。这位首领是较低一级的王子，或特勤，无疑是喀布尔的特勤。在旁遮普西北大盐山的库腊，在瓜廖尔和在伊兰发现的有关他的三块石碑，石碑证明他不仅征服了印度河流域，而且还征服了马尔瓦。他的钱币是模仿与他同时代的印度皇帝佛陀笈多的钱币铸造的。

头罗曼之子，继位者摩醯逻矩罗在古典梵文中仅以颂扬性的印度名“太阳的家族”而为人所知，他似乎从520年至530年间统治着他的部落，他堪称印度的阿提拉。

他在旁遮普东部的锡尔科特建立住所，他肯定是520年宋云见到的犍陀罗的特勤。征服克什米尔之后，摩醯逻矩罗回到犍陀罗，并在此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佛教作家们都把他描写成佛教的恐怖的迫害者。玄奘记载摩揭陀或比哈尔的笈多王朝统治者般罗迭多（也许就是上面提到过的纳罗新哈笈多）是唯一敢抗拒摩醯逻矩罗的人。摩醯逻矩罗在搜寻这位对手时进入了恒河流域。最初，据说般罗迭多在摩醯逻矩罗来到之前就撤退了，后来他发动突然进攻，似乎打败甚至俘虏了摩醯逻矩罗。

这个故事以一个具有道德性的传说作为结尾。除了这一记载之外，注明年代是510年的马尔瓦伊兰石碑记载着笈多王朝的另一位王子、巴纳·笈多的战绩，现在已经确信，这些战绩也是对付厌哒入侵者的。最后，第三个印度王亚琐德哈尔曼（假设是马尔瓦的曼达索尔王公家族中的一员）在他的碑文中夸口已于533年征服了匈奴人，并迫使摩醯逻矩罗向他表示效忠。摩醯逻矩罗遭到这些失败后似乎退往克什米尔，在克什米尔，由于一些尚不知道的原因，他对犍陀罗的臣民们进行了令人震惊的报复，中国朝圣者们对此也作了报导。佛教写本上宣传说，对此暴行的惩罚是以后他遭到了惨死。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摩醯逻矩罗死后在旁遮普扎营的匈奴部落的变化。如果他们是危险的邻人的话，他们也必定仍然是令人烦恼的。因为在6世纪后半期，塔内瑟尔邦主波罗羯罗（死于605年）在与他们的战斗中获得了权力和荣誉。605年，他的长子罗伽伐弹那还在与他们作战。后来，他们的继承者、伟大的印度皇帝戒日王（606－647年在位），由于他战胜了这些匈奴人而受到诗人们的歌颂。然而，从7世纪下半叶起印度的匈奴人从历史上消失了，无疑地，他们或者是被旁遮普人所消灭，或者是被他们所同化了。其中的一些氏族很可能被允许加入印度的贵族阶级中，与瞿折罗人中的拉其普特氏族的方式一样，瞿折罗人也许与匈奴同源。

20．欧洲的匈人：阿提拉

从公元前35年起我们就不再见到西匈奴的踪迹。持异议的郅支单于带着外蒙古的一些匈奴部落来到威海和巴尔喀什湖以北草原后，就是在此时被一支中国远征军

打败和杀死的。他带到这一地区来的匈奴部落的后裔们在此停留几个世纪。但是，由于他们周围没有文化较高的邻邦把他们的活动和冒险记录下来，我们对他们的历史一无所知。直到公元4世纪，当他们进入欧洲，与罗马世界发生联系时，我们才又听人说起他们。

自公元前第3世纪起，黑海北岸的俄罗斯草原一直由萨尔马特人占据，萨尔马特人取代了斯基泰人，他们与斯基泰人一样属北伊朗种人。他们的主体是游牧民，活动于伏尔加河下游和德涅斯特河之间。一些萨尔马特部落已经开始过一种独立的生活。在它们之中有在捷列克草原上游牧的阿兰人，其游牧范围一直远到库班；有自62年以后就在顿河下游西岸居住的罗克索兰人；还有雅齐基人，他们从50年起就占据着蒂萨河和多瑙河之间的平原，也就是在达西亚人与罗马帝国班诺尼亚行省之间，在今匈牙利中部。一支东日耳曼人巴斯塔尔尼，把萨尔马特人与罗马帝国分开——甚至在图拉真吞并达西亚（106年）后也如此，巴斯塔尔尼人从公元200年起就顺着喀尔巴阡山北坡之路来到德涅斯特河，一直抵达该河河口：这次迁移代表了已知的日耳曼人第一次“向东方的压迫”。大约公元200年，来自维斯杜拉河下游的新的日耳曼入侵（即哥特人的入侵，他们起源于瑞典）威胁着萨尔马特人在南俄草原的权力。230年，哥特人到达了他们迁徙的极限，进攻黑海边的罗马帝国的奥尔比亚城。

当时南俄罗斯在第聂伯河下游西部的哥特人和该河东方的萨尔马特各族（阿兰人等）中被瓜分了。另一方面，克里米亚仍是臣属于罗马皇帝们的希腊-罗马国。哥特人内部分为东哥特人（在顿河下游和德涅斯特河下游之间）和西哥特人（在德涅斯特河下游到多瑙河之间）。第三支哥特部落吉别达伊人，自罗马皇帝奥列里安于270年撤出达西亚后，他们就占有其地。这是基辅南部的切尔尼亚霍夫哥特墓地时期，也是第聂伯河下游刻松城附近的尼古拉耶夫卡墓地时期（3世纪）。在萨尔马特人一边库班的古冢群时期（第比利斯卡亚、沃兹德维任斯科耶、阿尔马维尔和雅罗斯拉夫斯卡亚），其中发现了表现萨尔马特艺术特征的饰片和饰针。向北，在俄罗斯东部和中部的大森林里——当时该地区无疑地是由芬兰－乌戈尔种各民族居住着——在喀山附近的皮亚诺波尔文化（约100－300年，或400年）中，萨尔马特人的影响仍很明显，皮亚诺波尔文化是继承安纳尼诺文化的地区性文化。再往西，卡卢加文化群发现了受日耳曼－罗马影响的（3和4世纪）饰针。以上是在匈奴到达时南俄草原上种族和文化的情况。

至于是什么原因使这些历史上的匈人——西匈奴的后裔——离开咸海北部草原进入欧洲的呢？我们还不知道。大约374年，他们渡过伏尔加河下游以后，在约丹勒斯称之为巴拉米尔，或者是巴拉贝尔的首领的率领下奋力向前，渡过顿河，打败并臣服了库班河和捷列克河畔的阿兰人，进攻第聂伯河以西的东哥特人，打败东哥特人年迈的国王亥耳曼纳奇，亥耳曼纳奇在失望中自杀。其继承人威塞米尔也被匈人打败和杀死。大多数东哥特人屈服于匈人的统治，而西哥特人逃避了匈人的入侵，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376年）。库班河和捷列克河畔的大多数阿兰人被迫暂时屈从于匈人的统治而继续留在其地，大约10世纪，他们在该地皈依了东正教。他们是今奥塞梯人的祖先。另一些阿兰人开始向西迁徙，加入了西日耳曼人的大入侵。

其中一些部落后来在卢瓦尔河下游的高卢定居，另一些进入西班牙，与在西班牙加利西亚的苏尔维人混和，或者与西哥特人混合，形成了混合种族的人，可以想象这种混合种的人有了加太罗尼亚（Catalonia，即哥特－阿兰人）一名。

匈人对罗马和日耳曼世界的入侵所产生的恐惧已经由阿米安努斯·马塞尼努斯和约丹勒斯充分地表达出来。阿米安努斯写道，“匈奴人的凶猛和野蛮是难以想象的。他们划破他们的孩子们的面颊，使他们以后长不出胡子。他们身体粗壮、手臂巨长，不合比例的大头，形成了畸形的外表。他们像野兽般地生活，食生食，不调味，吃树根和放在他们马鞍下压碎的嫩肉。不知道犁的使用，不知道固定住处，无论是房屋，还是棚子。常年游牧。他们从小习惯了忍受寒冷、饥饿和干渴。其牧群随着他们迁徙，其中一些牲畜用来拉篷车，车内有其妻室儿女。妇女在车中纺线做衣，生儿育女，直到把他们抚养成人。如果你问他们来自何方，出生于何地，他们不可能告诉你。他们的服装是缝在一起的一件麻织内衣和一件鼠皮外套。内衣是深色，穿上后不再换下，直到在身上穿坏。头盔或帽子朝后戴在头上，多毛的腿部用羊皮裹住，是他们十足的盛装。他们的鞋子，无形状和尺码，使他们不宜行走，因此他们作为步兵是相当不适合的，但骑在马上，他们几乎像铆在他们的丑陋的小马上一样，这些马不知疲乏，并且奔驰时像闪电一样迅速。他们在马背上度过一生，有时跨在马上，有时像妇女一样侧坐在马上。他们在马背上开会、做买卖、吃喝——甚至躺在马脖子上睡觉。在战斗中，他们扑向敌人，发出可怕的呐喊声。当他们受到阻挡时，他们分散，又以同样的速度返回，砸碎和推翻沿路所见到的一切。他们不知道如何攻下一个要塞或一个周围控有壕沟的营帐。但是，他们的射箭技术是无与伦比的，他们能从惊人的距离射出他们的箭，其箭头上装有像铁一样硬的可以杀死人的骨头”。

西多尼斯·阿波林纳里斯把匈人的体形归结于孩提时代慢慢形成的畸形。他不无一种厌恶地谈起这些短头型的人们，他们有扁平鼻子（毫无轮廓），高颧骨，眼睛陷在洞似的眼眶中（锐利的目光时刻警觉地注视着远方），游牧民鹰一般的眼睛习惯于环视广阔的草原，能够分辨出现在远处地平线上的鹿群或野马群。该作者还吟诗歌颂这些草原上永恒的牧人：“当他们站在地上时，他们确实矮于一般人，当他们跨上骏马，他们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

把这些人的外貌与中国编年史家们留下来的、对匈奴的描述比较一下是很有趣的，匈奴在形体和生活方式上都与他们一致，也与中国和基督教世界两地所留传下来的13世纪蒙古人的肖像相同。草原上的这些短头型人，无论是匈人、突厥人或蒙古人——他们头大，身壮，腿短，是常年骑马的游牧民，这些来自亚洲高原上的“马背上的弓箭手”们沿耕地边缘徘徊——在15个世纪中几乎没有变化地袭击定居文明社会。

阿兰人与东哥特人的臣服和西哥特人的离去，把乌拉尔山和喀尔巴阡山之间的整个草原留给了匈奴主人们。接着他们经喀尔巴阡山豁口或瓦拉几亚平原占据了匈牙利平原，匈牙利平原上的吉别达伊人成了他们的臣民，他们由此扩张到多瑙河右岸（405－406年）。此时他们似乎已经分裂成由三个首领统治下的三支部落，大约在425年，卢噶斯、蒙杜克和鄂克塔三兄弟同时掌权。434年，这些部落由蒙杜克的两个儿子布勒达和阿提拉统治，前者很快被后者除掉。

阿提拉就是在这时开始了他的征服。他于441年向东罗马宣战。他渡过多瑙河，沿令塞尔维亚境内的摩拉瓦河逆流而上，占领了尼什，掠夺菲利普波利斯（即普罗夫迪夫），然后劫掠色雷斯，直抵卢累布尔加兹（阿可卡迪奥波利斯），洗劫了该城。在448年的和约中，东罗马帝国只好割让多瑙河以南地带给他，其长度从今贝尔格莱德到今斯维什托夫，其宽度从多瑙河一直到尼什。

451年1至2月，阿提拉把军队集中在匈牙利草原之后向高卢进军，聚集在他一边的有莱茵河右岸的日耳曼各族。渡过莱茵河后，他攻击仍属罗马帝国的高卢的部分地区，该地区由罗马行政长官埃提乌斯统治。4月7日，阿提拉火烧梅斯，接着围困奥尔良。7月14日，埃提乌斯的罗马军和狄奥多里克王率领的西哥特军赶来解除了对奥尔良的围困。阿提拉朝特鲁瓦撤退。正是在特鲁瓦以西的“莫里亚库斯驻地”，他在一次激战中受到罗马人和西哥特人阻截，这一仗几乎算不上一次决定性的战役，然而它拯救了西方（451年6月底）。

经过这次较量之后，阿提拉退回到多瑙河畔，在那儿度过了冬天。他于452年春入侵意大利，但在围攻阿奎莱亚时拖延了很长时间，最后他终于攻陷并摧毁该城。

他还占领了米兰和帕维亚，并声称他的目标是向罗马进军，罗马皇帝瓦伦丁三世刚从罗马逃走。然而，阿提拉没有向世界之都罗马挺进，而是听从罗马主教利奥一世的劝阻（452年7月6日），利奥一世答应交纳贡赋，并把罗马皇族公主荷罗丽娜嫁给他。他再次退回班诺尼亚，并453年死于该地。

哥特人的历史学家约丹勒斯给我们留下了一幅使人印象很深的阿提拉画像。他是位典型的匈人：矮个子、宽胸部、大头颅、小而深的眼睛、扁鼻梁。皮肤黝黑，几乎近于全黑，留着稀疏的胡须。他发怒时令人害怕，他用他给别人产生的这种恐惧作为政治武器。确实在他的身上有着与中国史学家们所描述的六朝时期的匈奴征服者一样的自私和狡猾。他说话时，故意带着重音或者含混不清的威胁性语调，是他战略的第一步；他所进行的系统征服（阿奎莱亚被夷为平地，在阿提拉通过之后再没有恢复过来）和大屠杀的最初目的是想教训一下他的对手们。约丹勒斯和普里斯卡斯描述了他的另一方面，在他的人民中，他是公正和廉洁的法官，对其臣民慷慨大度，对那些真正臣服于他的人很和气。在他那些过奢侈生活的蛮族同伴中，他仍过着简朴的生活，用木制的浅盘子，而其余的同伴们使用金碟子的食具。除了这些特征外，同一史料对他的其他方面作了补充：他很迷信，并对他的萨满们是盲目的轻信，他对烈酒的喜爱使典礼在酩酊大醉中结束。但是，对他身边的大臣和书吏们，像奥尼吉斯这样的希腊人和象奥里斯特斯这样的罗马人，以及象埃德科这样的日耳曼人，他则是十分谨慎的。最令人惊奇的，这位游牧部落领袖的特征是常常选用灵活多变的政治策略，而不使用战争。就是在战争中，他首先是一位指挥官而不是一员大将。所有这些品质加上他那奇特的、墨守法规的特点（这一特点使他为他的行为去寻找外交借口）与符合习俗的举止，以致于似乎在任何时候正义都在他一边。这些品质使人不由自主地想起游牧帝国的另一位建立者，草原的又一个儿子：成吉思汗。

成吉思汗的帝国，虽然代表着蒙古人，但在其旗帜之下不仅吸引了蒙古游牧民，也吸引了来自亚洲高原的突厥人和通古斯人；阿提拉的帝国也像成吉思汗帝国一样，以匈奴——即可以假设是突厥族——为核心，吸收了和纳入了萨尔马特人、阿兰人、东哥特人、吉别达伊人和分布在乌拉尔山和莱茵河之间的其他各族。这里面本身就存在着衰亡的因素。当阿提拉于453年过早地去世时，他那个由各族组成的帝国瓦解了。东哥特人和吉别达伊人立刻反叛，在班诺尼亚的一次大战中打垮了匈人，在这次战争中，阿提拉的长子埃拉克被杀（454年）。

后来，匈人在阿提拉之子、名叫顿吉兹奇或丁兹吉克者的率领下朝南俄撤退。

阿提拉的其余的几个儿子向罗马人要求土地，罗马人把其中之一的埃尔纳克安置在多布罗加，其余的两个儿子恩勒德扎尔和乌金杜尔安置在麦西亚。顿吉兹奇又率领甸人在多瑙河下游附近进攻东罗马帝国，但是兵败被杀。其头颅——阿提拉之子的头颅——于468年在君士坦丁堡的一次马戏表演中示众。

残留在黑海北岸的另一些匈人部落分成了两大部分：库特利格尔匈人，在亚速海西北过着游牧生活；乌特格尔匈人常在顿河河口放牧。两支部落不久成为敌人，他们的争吵是由拜占庭外交政策暗中挑拨引起的。大约在545年，查士丁尼皇帝煽动乌特格尔人的首领桑第克进攻敌对部落。库特利格尔人遭到桑第克十人抽一地杀害（548年）。库特利格尔人在其首领扎伯干的率领下起来对支持他们敌人的拜占庭进行报复。扎伯干于558－559年冬天率其部落越过结冰的多瑙河突然出现在君士坦丁堡城下。但是伯里沙留斯拯救了该城，扎伯干返回顿河草原，在那儿他对桑第克采取敌对行动。两个部落之间的自相残杀又重新开始，并一直持续下去，直到第三者，即来自亚洲的阿瓦尔部落打败双方并占据了俄罗斯草原。这一新的入侵是由于突厥（或历史上的突厥人）的出现而引起的亚洲大陆发生的一系列革命的反响。

谢选骏指出：这里只把“草原的早期历史”追溯公元前千年左右的斯基泰人与匈奴，而没有追溯到更早至少一千多年的游牧民族，例如入侵埃及的希克索斯人、入侵印度的雅利安人等等……这是因为作者的知识不够呢？还是由于他不想让人想起，现代欧洲人的直系祖先，正是这种四处劫掠的游牧民族？无疑的，现代以前的欧洲人虽然看起来像是中国这样的农业社会，但是欧洲人喜欢喝奶吃肉饮酒跳舞乱交，都和游牧民族别无二致。在这种意义上，现代欧洲人比阿拉伯人更像草原民族——他们还把住家周围和空旷地带都种上草坪，随时准备放牧！

【第二章 中世纪初期：突厥、回鹘和契丹】

1．突厥帝国

公元540年，草原帝国以突厥－蒙古族三大版图的形式而存在。明显地属于蒙古族的柔然人统治着蒙古地区，范围是从中国东北部边境到吐鲁番（可以肯定甚至达到了巴尔喀什湖的东端），从鄂尔浑河到万里长城。厌哒人据推测也属于蒙古族，统治着今天的谢米列契耶、俄属突厥斯坦、索格底亚那、东伊朗和喀布尔地区，其领域从裕勒都斯河上游（焉耆以北）到莫夫，从巴尔喀什湖和威海到阿富汗腹地和旁遮普。统治着柔然人和厌哒人的这两个氏族结成同盟。大约520年，厌哒可汗与柔然可汗阿拉瑰的姑姑们结婚。柔然是蒙古本土上的主人，他们好像对控制其西南边境地区的厌哒人保持着某种支配权。最后，是上一章刚刚谈到的欧洲的匈人，他们无疑属于突厥族，统治着与亚速海和顿河河口毗邻的南俄草原，尽管他们的两支部落，即西部的库特利格尔人和东部的乌特格尔人之间的敌对削弱了他们的势力。

中国人说，突厥是柔然的一个臣属部落。它是突厥族的一个部落，它的名称为所有讲同种语言的民族所共有。伯希和认为，汉文“突厥”一名必定是代表蒙古语（柔然语）“Turk”的复数形式“Turkut”。按字意，是“强壮”的意思。据中国编年史家记载，突厥的图腾是狼。他们是古代匈奴的后裔，这一事实已由被伯希和认定属于匈人的原始突厥特征所证实。在6世纪初，突厥似乎已经居住在阿尔泰地区，他们在那儿从事金属冶炼：“工于铁作”。当时柔然的力量因为新近发生的一场内战而被削弱，内战是520年发生的，双方是分别代表东、西部落的柔然可汗阿拉瑰和他的叔叔婆罗门。

阿拉瑰（522－552年在位）作为唯一幸存下来的汗国君主，他面临的是要平定突厥族各臣属部落的反抗。其中高车部曾于508年打败柔然。现在已经认定高车部是铁勒族，游牧于阿尔泰山南乌伦古河附近，看来好像是回纥人的祖先。但是，柔然于516年杀高车王，迫使高车部归顺。高车部于521年再次徒劳地企图利用柔然内乱重新获得自由。就在546年前不久，当高车正在酝酿新的起义时，他们被突厥挫败。

突厥虽与高车人同族，却忠实地提醒他们的共同宗主柔然可汗阿拉瑰注意高车人的阴谋。作为回报，突厥首领（其突厥名叫布明，汉文转写成“土门”）要求柔然公主嫁给他。阿拉瑰拒绝这一要求。后来布明与当时在中国西北部长安城实施统治的、拓跋人建立的西魏王朝联合，拓跋人很可能属突厥族，他们虽然已经完全中国化，但很可能与突厥社会仍保留着一种亲属感。无论如何，他们可能很乐意建立一种能报复他们的宿敌、柔然蒙古人的联盟，他们答应嫁一位公主给布明（551年）。于是，在对柔然蒙古人形成了包围之势后，布明彻底击溃了他们，并迫使阿拉瑰可汗自杀（552年）。柔然余部把蒙古地区让给了突厥人，逃到中国边境避难，东魏的继承者北齐朝廷把他们作为边境卫队安置在边境上。

于是，蒙古地区的古代帝国领土从柔然手中传给了突厥，或者说，从蒙古族人手中传给了突厥族人。布明采用可汗这一帝王称号。新帝国的位置仍然在鄂尔浑河上游，在自古代匈奴时期起一直到成吉思汗后裔时期止，常常被游牧部落选择为他们的大本营的鄂尔浑山区地带。

突厥英雄布明可汗在其胜利之后不久去世（552年）。他死后，他的帝国被瓜分。

其子木杆得到蒙古地区和取得帝王称号（553－572年）。这样，东突厥汗国建立起来了。布明的弟弟突厥文或称室点密（汉文转写），继承了王侯的叶护称号，并获得准噶尔、黑额尔齐斯河和额敏河流域、裕勒都斯河流域、伊犁河流域、楚河流域和怛逻斯河流域。于是，建立起西突厥汗国。

西突厥首领室点密在怛逻斯地区与厌哒人发生冲突。为攻其后方，室点密与厌哒人的世仇波斯人订立和约，当时波斯人是在萨珊王朝最伟大的君主库思老一世阿奴细尔汪的统治之下。为巩固盟约，室点密把他的女儿嫁给了库思老一世。突厥人在北部进攻，萨珊朝人在西南部进攻，厌哒被彻底打败，从此消失了（大约565年）。

其中在西北威海地区游牧的那部分游牧民被迫向欧洲逃亡，可能正是他们，而不是柔然余部，以乌尔浑和阿瓦尔一名在匈牙利建立了一个新的蒙古汗国。在其后的一个时期里，确有一支从亚洲被驱逐的、被希腊和拉丁语作家们称之为阿瓦尔人的部落对拜占庭帝国和日耳曼人的西欧造成了严重威胁，直到他们被查理曼打垮。

厌哒领土在西突厥人和萨珊波斯人之间被瓜分了。西突厥首领室点密获得索格底亚那地区，而库思老一世阿奴细尔汪夺取了已经伊朗化的、应该归属于萨珊朝的巴克特里亚地区。于是，巴克特里亚在565年至568年间又归萨珊帝国所有。然而，这是短暂的，因为突厥人不久就夺取了巴里黑和昆都士，也就是说，同一个巴克特里亚又从萨珊王朝人手中转到了他们昔日的盟友手中。

这样，中世纪初期的东、西突厥汗国有了各自确定的形状：由木杆可汗在蒙古地区建立的东突厥汗国，中心是在鄂尔浑河上游、未来的哈拉和林附近；西突厥汗国在伊犁河流域和西突厥斯坦，其夏季扎营地是在焉耆和库车以北的裕勒都斯河上游，其冬季汗庭是在伊塞克湖沿岸或怛逻斯河流域。就游牧帝国基本上可以谈到的边界而言，这两个汗国的边界显然是以大阿尔泰山和哈密以东的山脉为标志。

从木杆统治（553－572年）开始，东突厥很少碰到敌手。560年前后，木杆打败了契丹人，契丹是一支显然从5世纪中期起就已经占据着辽河西岸、今热河附近的蒙古族部落。在中国北部，长安的北周王谦卑地向木杆之女求婚。当时木杆可汗在拓跋人的这两个后继王朝中明显地起着仲裁人的作用（约在565年时）。

西突厥可汗（或叶护）室点密在位时期是552年至575年，塔巴里称之为叶护（Sinjibu），拜占庭历史学家弥南称之为室点密（Silzibul），这些名称都是同一称号（yabghu，叶护）的讹译。拜占庭人把室点密看成他们的同盟者。确实，既然在阿姆河畔突厥人已经成为萨珊波斯的近邻，那么，与突厥联合是对拜占庭有利的。

在室点密方面（他似乎已经是一位具有高度理解力的人），他考虑到要利用他处在亚洲交叉口上的位置，以获得途经波斯的、从中国边境直达拜占庭边境的丝绸贸易的自由权。结果，一位名叫马利亚克的粟特人（在中亚，粟特人是当时人数最多的商队向导），以室点密的名义访问了库思老一世阿奴细尔汪，库思老为了维护对拜占庭丝绸贸易的垄断权，拒绝了马利亚克的提议。后来，室点密决定直接与拜占庭做买卖，以对付波斯。因此，他于567年又派马利亚克取道伏尔加河下游和高加索到君士坦丁堡。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二世想必对突厥使者的提议很感兴趣，因为当马利亚克于568年离开君士坦丁堡返回时，是由拜占庭使者蔡马库斯陪伴而归。室点密在埃克塔山北的夏季驻地接见了蔡马库斯。埃克塔山即是天山，在焉耆西北的裕勒都斯河上游深谷。两国结成反对共同敌人萨珊波斯的牢固联盟。萨珊朝的一位使者恰好在这时来到，在怛逻斯附近见到了室点密，室点密极其粗暴地把他打发了。接着，这位突厥王向波斯宣战。572年，拜占庭人也亲自向波斯宣战，这一战争持续20年（572－591年）。在此期间，西突厥与拜占庭人之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当蔡马库斯取道伏尔加河下游、高加索和拉齐卡回君土坦丁堡时，室点密派第二位使者阿纳卡斯特随行。作为回访，拜占庭陆续派出攸提开俄斯、瓦伦丁、赫洛店和西里西亚人保罗作为使者到西突厥。

这几位使者使拜占庭获得了有关西突厥习俗和信仰的相当准确的资料。塞俄菲拉克特斯·西摩卡塔记道：“突厥人拜火”。确实，伊朗马兹达克教的影响已经使突厥人崇拜阿马兹达或阿胡拉·马兹达神。“他们还崇拜空气和水”，实际上，在成吉思汗后裔中，对流水的崇拜一直持续了很长时期，以致除了在一定条件下，穆斯林在流水中沐浴和洗衣是受到禁止的。“然而正是天、地的唯一创造者，他们尊称为神，向它奉献马、牛和羊。”确实，这些就是献给在他们神道中的天国，即腾格里的祭品，这对古代所有的突厥－蒙古族都是共同的。最后，塞俄菲拉克特斯所谈到的“那些似乎能预知未来的祭司们”，也适合于突厥－蒙古族的萨满们，在成吉思汗时期，他们继续产生很大的影响。

576年，拜占庭皇帝提比留斯二世再次派瓦伦丁作为使者出访西突厥。但是，在瓦伦丁到达裕勒都斯河上游汗庭时，室点密已去世。室点密之子、继位者达头（575－603年，中国历史学家们的称谓）很不高兴，因为君士坦丁堡宫廷已经与阿瓦尔人缔结了条约，也就是说与柔然的残部，或者更准确些，是与逃亡到南俄的厌哒人缔结了条约。因此，达头十分冷淡地接待了瓦伦丁。此外，作为对该条约的报复（达头认为这一条约撕毁了两国之间的联盟），他派出一支由某个名叫波汗的统帅率领突厥骑兵去攻打拜占庭在刻赤附近的博斯普鲁斯城或称潘蒂卡派（576年）。581年，突厥又兵临刻松城下，直到590年，他们才完全撤出该地区。

西突厥与拜占庭之间的争吵没有妨碍前者继续对波斯的战争。在588至589年期间，他们入侵了巴克特里亚，或称吐火罗斯坦，一直前进到赫拉特。如果西突厥人曾经被波斯英雄巴赫拉姆·楚宾打败过的话，那么，正像波斯传说中所坚持的观点，他们必定会利用590年发生在巴赫拉姆·楚宾和库思老二世帕维兹之间的内战。巴赫拉姆·楚宾在内战中处于最不利的地位，他最后确实逃到了西突厥人中，无疑地，正是此时西突厥人完成了对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吐火罗斯坦的征服。无论如何，在597－598年间，这一地区及其都城巴里黑和昆都士就不再属于波斯，而成为西突厥的属地。630年，当中国的朝拜圣地者玄奘途经该地时，吐火罗斯坦是昆都士的突厥王子（或特勤）的封地，他是西突厥可汗的儿子。

于是，当远东的中国人在分裂了3个世纪之后即将由中国人的隋朝重新统一起来之时，而中亚发现它自己已分裂为两大突厥帝国：东突厥帝国，从中国东北部边境到长城和到哈密绿洲；西突厥帝国、从哈密一直延伸到威海和波斯。阿姆河南岸以及阿姆河与莫夫河之间的边境地区把西突厥与波斯分开。于是，兴都库什山以北的整个吐火罗斯坦都囊括在突厥的政治疆域之内。

在一个世纪以后刻成的、立于和硕·柴达木的阙特勤碑碑文中，以史诗般的词句赞扬了处于鼎盛时期的突厥的伟大：当上面的苍天和下面的黑士创立之时，人类的子孙即开始生存其间。“人类子孙之上，立有吾祖先土门可汗及室点密可汗，既立为君长后，彼等即统治及整顿突厥民众之国家及政制。世界四方之民族，皆其仇敌；但彼等征之，且克服世界四方一切民族，令守和平而点首屈膝，向东方，彼令其移殖远至喀迪尔汗山林，向西方，远至铁门。在此两极点间，彼等统治甚为广远，使蓝突厥之向无君长无任何部族者归于秩序。彼等是贤智可汗，彼等是强勇可汗；彼等之梅录亦贤智，亦强勇。诸匐及民众都能和协。”

这段著名的史诗所暗示的道德观是从构成突厥－蒙古族萨满教基础的古宇宙起源说中借过来的。根据汤姆森的摘要，宇宙起源说的基本原理十分简单。宇宙由一层高于一层的若干层组成。上面的十七层，构成昊天，为光明之国；下部七层或九层构成下界，黑暗之地也。二者之间，为人类生存之地面，天与地，与生息于其中之一切，皆至尊所创，整个宇宙亦由至尊统辖，此至尊者，居于天之上层。被尊称为上帝，或腾格里。天国是公正和正直灵魂的归宿地；地狱则是邪恶灵魂的归宿地。

突厥神话还描写了许多其它神，其中之一是乌迈，保护儿童的女神。此外，还描绘了许多住在“陆地上和海里”（它们是yer－sub，或今突厥的yar－su）的精灵。值得注意的是，在陆地上和水中，这些精灵多居住在被认为是秘密地方的小山和小溪边，在习俗上和在成吉思汗蒙古人的法律上，对它们的祭礼都是常年不断的。

中国的历史学家们对突厥人有实际描述。581年的一位作者这样写道：其俗被发左衽，穹庐毡帐，随逐水草迁徙，以畜牧射猎为务，贱老贵壮，寡廉耻，无礼义，犹古之匈奴。……大官有叶护，次没（“没”为“设”之误〕、次特勒［“勒”为“勤”之误〕、次俟利发，次吐屯发，及余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为之。兵器有弓矢、鸣镝、甲肖、刀剑，其佩饰则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死者停尸于帐，子孙及诸亲属男女各杀羊马，陈于帐前祭之，绕帐走马七匝，一诣帐门，以刀嫠面且哭，血泪俱流，如是者七度乃止。……葬之日，亲属设祭及走马嫠面，如初死之仪。葬讫，放墓所立石建标，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杀人数，……伯叔死，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及嫂，唯尊者不得下淫。……牙帐东开，盖敬日之所出也。敬鬼神，信巫觋，重兵死而耻病终。

2 突厥帝国的分裂

突厥人的这两个帝国没有长期保持鼎盛。和硕·柴达木碑文中赞扬的伟大的可汗们由一些缺乏前辈们的那种天才的人继承。“彼等之弟辈为可汗，彼等之子辈为可汗，惟弟辈今不类其兄辈，子辈不类其父辈。登位者皆庸可汗、恶可汗。致使突厥帝国解体。”

真正摧毁突厥力量的是两汗国之间的敌对，即鄂尔浑的东突厥和伊塞克湖、怛逻斯的西突厥。这两个突厥帝国统治着从中国东北部到呼罗珊的半个亚洲，如果他们能够保持在552年基础上的统一，即靠着以东突厥居首位，取帝王的可汗称号，而西突厥统治者满足于次位，取叶护称号的话，那么，他们将是不可战胜的。但东突厥的佗钵可汗，即木杆可汗的兄弟和继承者，是该家族中得到西突厥承认的最后一位可汗。西突厥叶护达头是一位极端残暴的人，这一点已经由瓦伦丁的报道所证实。

在582年至584年间，他摆脱了东方的新君主，自己称汗。在中国，强大的隋朝已经恢复了汉朝在中亚的全部政治活动，中国在这次反叛中是鼓励达头的，这次叛乱使突厥人的势力一分为二。此后，东、西突厥再也没有重新统一，并且在大部分时间内，二者之间确实是处于敌对状态。

于是，当中国正处在重新统一之时，突厥人却在分裂。这种对立运动为隋唐王朝（7－9世纪）统治下的中国在中亚实行帝国主义政策提供了可能性。

东突厥不仅面临着西突厥的反叛，而且还被内部斗争弄得四分五裂。在蒙古本土上，新可汗沙钵略（581－587年在位）的权力受到其堂兄庵罗和大逻便的争夺。

同时，他在西方受到西突厥“新可汗”达头的攻击，在东方受到辽西契丹人的攻击。

不过，这一形势的发展令中国人不安，因为对这样一个联合体来说，由于蒙古地区的东突厥被打倒，势必使达头变得太强大。绝不能让达头重新恢复对他有利的突厥的统一。于是，中国的君主、隋朝建立者杨坚迅速改变了联盟的对象，支持东突厥可汗沙钵略以对付达头（585年）。陷入内部纠纷的东突厥人无论如何不再令人生畏了。沙钵略的兄弟、继位者莫何可能杀死了反可汗的大逻便（587年），但不久他也去世了。继位的可汗是都蓝（587－600年在位），他发现自己遭到另一位反可汗者（即得到中国支持的突利）的反对。事实上，都蓝可汗于599年驱逐了突利，但杨坚皇帝赶紧欢迎突利及其部众，并把他们作为盟邦安置在鄂尔多斯。东突厥毫无希望地维持着分裂局面。

都蓝一死，西突厥达头可汗再次试图利用东突厥人的混乱使他们降服，以便建立起他对蒙古地区和突厥斯坦的统治，实现突厥人的重新统一。为防止中国的干涉，他采取恐吓手段。601年，他威胁隋朝都城长安；602年进攻驻在鄂尔多斯的、受中国保护的突利可汗。但中国的政策是在暗中进行活动。603年，一支西部的主要部落（这些部落是铁勒族，是回绝的祖先，它们似乎是在塔尔巴哈台、乌伦古和准噶尔地区过着游牧的生活）突然反叛达头。由于达头的势力甚至在他统治的区域内也已经遭到削弱，他就逃往青海避难，从此销声匿迹（603年）。达头的王国，即曾经令波斯和拜占庭颤栗、并在几年前还威胁着中国都城的西突厥强国瞬时瓦解了。达头之孙射匮只获得了他应该继承领土的极西部分和塔什干，而某个反可汗的处罗成了伊犁地区的君主。处罗确实着手计划继续达头的事业，但中国人及时地阻止了他。

隋臣裴矩暗中支持处罗的敌人射匮。处罗在战争中失败后，到中国宫廷供职（611年）。

射匮把他的胜利归于中国的政策，看来他始终没有采取过背叛中国的行动。与此同时，东突厥的政权一直掌握在中国的被保护者突利手中（609年去世），后来权力又传其子始毕（609－619年）。在蒙古地区正像在西突厥斯坦一样，隋朝时期的中国不是通过一次大战争，而仅仅是采用其惯用的计谋，就成功地分裂了突厥势力，消灭了不顺从的可汗，使权力掌握在那些承认中国宗主权的可汗手中。

青海的情况亦如此。该地吐谷浑部的鲜卑人（可能是一支蒙古部落）的存在，三百年来一直令甘肃的中国驻军忧虑，608年他们被中国军队击溃，不得不逃亡西藏。

同年，中国重新占领哈密绿洲。609年，吐鲁番王殉伯雅开始向隋场帝表示归顺。

当隋场帝在高丽进行的倒媚的战争（612－614年）使隋朝威信扫地时，整个结构瓦解了。东突厥始毕可汗起来反叛，在山西西北的雁门关几乎俘虏了隋场帝本人（615年）。接着，中国爆发的内战（616－621年）彻底恢复了突厥人以往的勇气，这次战争导致了618年隋朝的覆灭。当争夺王位的竞争对手们被打败、新的唐王朝登上皇位时，隋朝所做的一切工作又必须重做。草原又把它的游牧部落推向山西中部。

624年，东突厥可汗颉利（620－630年在位）利用中国内战带来的混乱，骑着马率领着他的骑兵队伍对帝国都城长安进行威胁。

幸运的是，唐朝有一位杰出的勇士，即太子李世民，尽管他还年轻，但他是唐朝的真正建立者。李世民勇敢地一直来到泾河畔的幽州，与蛮军对峙，他以坚定的姿态令对方慑服。游牧各部首领在一起协商片刻，然后一箭未发地撤退了。几小时后，一场大雨席卷该地区。李世民立即召集其部下谈话。据《唐书》记载他说道：“虏控弦呜镝，弓马是凭，今久雨弥时，弧矢俱敝，突厥人众，如鸟铩翮，我屋宿火食，枪槊犀利，料我之逸，揣敌所劳，此而不乘，夫复何时？”唐军照此行动。黎明时，突厥营地被攻破，中国骑兵切断了通往颉利可汗营帐的道路。颉利求和并撤退到蒙古地区（624年）。在这次惊人之举后，当时年仅27岁的李世民登上了中国皇位，从此，历史上以帝号称他为太宗（626年）。

3. 唐太宗灭东突厥汗国

唐太宗（627-649）是中国在东亚的威势的真正建立者。他灭了东突厥汗国，促使西突厥的瓦解——后来太宗之子又完成了对西突厥人的征服——并把塔里木盆地的印欧族诸王国置于其保护之下。

太宗即位之年，东突厥颉利可汗再次发动骑兵远征，直抵长安城下。626年9月23日，他的十万人马出现在长安城北门外的便桥前。颉利可汗在城下以攻城相威胁，提出横蛮无理的纳贡要求。太宗似乎只有很少人马，他采取了大胆的行动。他召集了所有可用的人，把他们置于各城门前，而他亲自率领小部分骑兵沿着渭水向敌军行进。突厥诸首领见其勇皆惊，下马便拜。“俄而众军至，旗铠光明”，太宗纵马到突厥营前，训斥其可汗及众首领背信弃义，破坏休战之约。颉利可汗羞愧。次日，太宗与颉利按传统习俗刑白马设盟，言归于好。

为削弱颉利的权力，太宗支持两个持不同意见的部落，即铁勒和薛延陀部的反叛。铁勒部（以后的回绝）分布在塔尔巴哈台；薛延陀部在科布多（627－628年）附近。同时，在东蒙古，太宗支持反可汗的突利可汗脱离颉利，突利已经起来反抗颉利了（628年）。伟大的唐太宗在颉利的周围布下了敌对的包围圈之后，于630年派出由李靖和李世绩率领的唐军猛攻颉利。中国的将军们在山西以北的内蒙古地区与颉利相遇，他们对他的营帐发起了突然攻击，击溃其部落。颉利本人被俘。在大约50年中（630－682年），东突厥汗国臣属于中国。和硕·柴达木的突厥碑文上记道：“贵族子弟，陷为唐奴，其清白女子，降作唐婢。突厥之匐，弃其突厥名称（或官衔），承用唐官之唐名（或衔），遂服从唐皇，臣事之者五十年。为之东征向日出之方，西征远至铁门。彼等之克国除暴，皆为唐皇。出力也。”

太宗在粉碎了蒙古的突厥人之后，以这些人为辅助军，在以后的20年中，使突厥斯坦的突厥人和戈壁上印欧种人的绿洲都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一个受到震惊的亚洲从他身上看到了一个陌生的、史诗般的中国。决不向蛮族求和，也不以重金去收买他们撤兵，太宗扭转形势，战胜他们，使他们害怕中国。在突厥－蒙古族入侵的3个世纪里，中国人民已经把胜利的游牧民同化。由于吸收了这些新鲜血液而坚强起来，现在中国人对这些草原牧民们翻脸，他们曾经从这些牧民中吸取力量，并把这种力量注入那种历史悠久的文明的巨大优越性之中。

4．西突厥汗国的瓦解

太宗于630年重建了以鄂尔多斯和内蒙古为边境的疆域之后，把注意力转向西突厥。正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西突厥人在射匾可汗的统治之下又重新统一起来。

射匮可汗使阿尔泰地区的薛延陀部归降于他，他住在特克斯河和裕勒都斯河上游一带，于611至618年间统治着从阿尔泰山到里海和兴都库什山之间的地区。射匮之弟、继位者统叶护（618－630年在位）进一步扩张势力。他已经征服了东北方的铁勒部，在西南方又重申了对吐火罗地区和巴克特里亚的统治，并取得了对塔里木盆地部分地区的霸权。

630年初，中国的朝拜圣地者玄奘旅行时，就在托克玛克附近见到过他，当时正值统叶护权盛时期。他在裕勒都斯河与伊塞克湖之间的地区内过着随季节迁徙的游牧生活，像其祖先一样，在裕勒都斯河上游一带度夏；伊塞克湖，即热海沿岸是他的度冬地。他也喜欢把营帐扎在更西边，即在怛逻斯附近的“千泉”，今江布尔地区。吐鲁番王是他的一位藩属王；他的儿子达度设是吐火罗地区王，其住地在昆都士。《唐书》记道：“（统叶护）霸有西域，……西戎之盛未之有也。”此时唐太宗正集中力量摧毁东突厥，他认为应该采取“远交近攻”之策，于是，他把统叶护视为同盟者。

玄奘留给我们的、关于统叶护的描述就是对某个阿提拉或某个成吉思汗的描述。

“戎马甚盛。可汗身著绿绫袍，露发，以一丈许帛练，裹额后垂。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辫发，围绕左右。自余军众，皆裘歇毳毛槊纛端弓，驼马之骑，极目不知其表。”

统叶护热情地接待了中国的朝拜圣地者。确实，他对佛教总是相当开放的。在几年前，他曾热情款待过名叫波罗颇迦罗蜜多罗的印度佛教使者。波罗颇迦罗蜜多罗在626年继续到中国布教前，把说服突厥人皈依佛教作为己任。统叶护在托克玛克牙帐中给予玄奘同样热情的款待。玄奘对其营地作了丰富多彩的描述：“（统叶护可汗）居一大帐，帐以金花装之，烂眩人目。诸达官于前列长筵两行侍坐，皆锦服赫然。余仗卫立于后，观之，虽穹庐之君，亦为尊美矣。”在读到这几行时，奇怪的是使我们回想起西欧旅行家们从成吉思汗的蒙古首领们身上所得到的、几乎相同的印象在卢布鲁克对13世纪的蒙古人的描写中，我们又看到了欢迎外国使者的另一个狂欢场面。玄奘在统叶护牙帐逗留期间，统叶护曾接待过来自中国和来自吐鲁番王的使者。统叶护“令使者坐，命陈酒设乐。可汗共诸臣使人饮，……于是益相酬劝，卒浑钟碗之器，交错递倾，僸未兜离之音，铿锵互举。虽蕃俗之典，亦甚娱耳目，乐心意也。少时，更有食至，皆烹鲜，羔犊之质，盈积于前。”

在玄奘访问之后数月，强大的西突厥汗国崩溃了。同年（630年），一支西部部落，即游牧的葛逻禄部反叛并杀害统叶护，葛逻禄部似乎是在巴尔喀什湖东端和塔尔巴哈台的楚固恰克之间作季节性的迁徙。西突厥汗国分裂为两部，两部的名称都只是由汉文转写而被人们所知：弩失毕部在伊塞克湖的西部和西南部；咄陆部在该湖的东北部。两部在原因不明的战争中耗尽了力量。一位咄陆部可汗，他的名字也叫咄陆（638－651年在位），在一段时期内曾企图重新统一两部，此后，他大胆地进攻中国在哈密地区的屯军。但是唐将郭孝恪在古城和今天的乌鲁木齐之间的博格达拉山附近打败了他（约642年）。此外，唐太宗支持弩失毕部反对咄陆，这位疲惫不堪的可汗只好逃往巴克特里亚，不再出现于历史上（651年）。

5．唐朝初期塔里木绿洲上的印欧各族

唐太宗灭突厥后，能够在塔里木绿洲上重建其霸权，塔里木绿洲上至少有一部分居民是印欧人，特别是北缘上的吐鲁番，喀拉沙尔（焉耆），库车和喀什，以及南缘上的鄯善、于阗和叶儿羌。

古商道上的这些城市，作为沟通中国、伊朗和拜占庭之间的丝绸之路上的中转站的作用是重要的，它们作为佛教徒从中国到阿富汗和印度的取经路上的驿站，其作用也不是不重要的。中国朝拜圣地者玄奘对后一方面的作用作了很好的描述，玄奘于629年从甘肃出发，他出行时（629－630年）走的是北道，经吐鲁番、喀拉沙尔（焉耆）、库车、阿克苏，以后又经托克玛克（碎叶城）、塔什干和撒马尔罕。644年他返程时走的是南道，经帕米尔山、喀什、叶儿羌、于阗、鄯善、敦煌。他的记载表明塔里木盆地的这些小王国已经全部信仰佛教，随佛教还传播了丰富的印度文化，以致梵文已经与当地的印欧语——吐鲁番语、焉耆语、库车语（古吐火罗语A和B）和“东伊朗语”（显然在于阗是讲东伊朗语）——一起成为该地的宗教语言。

由伯希和、斯坦因和勒柯考察团所发现的手稿也证明了佛经是从梵文翻译成各种印欧语方言的（在北方是两种吐火罗语，或者是像它们被称作的那样，库车语等；在西南方，是东伊朗语）。而另一种印欧语，即粟特语，是从布哈拉和撒马尔罕来的商队传入的，在从天山到罗布泊之间作短期旅行的扎营者中使用，伯希和在这一地区发现了一个7世纪的这类粟特移民遗址。正如上面所见，来自印伊边境的丝路上的行商和坐贾们，以及佛教使者们，他们共同把伊朗和印度艺术传入塔里木绿洲，在此，伊朗和印度艺术由于佛教的作用而形成了一个奇妙的综合体。在这种综合文化当中可以看到各种外来物：希腊－佛教的、印度－恒河的，或伊朗－佛教的，这可以从库车附近的克孜尔壁画中识别出来，它们或者属于哈辛命名的克孜尔I期（约450－650年）风格，或者是属于克孜尔II期（约650－750年）。在于阗以东的丹丹－乌里克的木简上（约650年）也有带典型萨珊特征的佛教画。最后，第II期具有萨珊－佛教风格的克孜尔壁画，与令人想起阿旃陀石窟的印度影响一起，一直渗入到吐鲁番壁画群，即伯子克力克、穆尔吐克和圣吉木壁画。除了印度、希腊和伊朗的影响外，还有中国的影响。正如哈辛所观察到的那样，中国的影响在库车附近的库姆吐拉壁画中被感觉到，当然，首先是在伯子克力克和离中国边境最近的吐鲁番壁画群的其他各处壁画中被感觉到。

在玄奘旅行时（630年），处于文明交叉口上的这一文化正处在极盛时期，特别是在库车。在戈壁滩上由印欧人居住的所有绿洲中，库车无疑是印欧文明表现得最明显的地区之一，这是从伯希和、斯坦因和勒柯考察团发现的、用库车语写成的大量佛教文学中知道的。库车一名的梵文转写kuchi和汉文转写库车都与kutsi的发音有着很紧密的联系。有人推测kutsi是当地居民说的一种方言，或者是，像直到最近仍被称作的那样，叫吐火罗方言。在佛教的影响下，库车方言，也就是说，一度被某些东方学学者称之为吐火罗语B的一种特殊的印欧方言，今天简单地称为库车语——已经是一种文字语言。从5至7世纪，一部分梵文经卷已经被译成库车文。库车社会从它与佛教文明（印度文化遗产）的接触中受益，又从与伊朗（库车模仿伊朗的物质文明）有联系的那些商队中获利，正如手稿和克孜尔、库姆吐拉壁画中所揭示的那样，库车社会似乎是一件杰作，这在当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当库车表现出这种第一流的、完美元瑕的社会，中亚雅利安型的一朵鲜花，不是盛开在远离所有突厥－蒙古族游牧部落的地方，而正是盛开在蛮族社会的边缘，而且是处在即将被那些最不开化的原始公社灭绝的前夕时，这简直是一种梦想。地处只有以沙漠为防护的草原边缘和随时有遭受游牧民冲击危险的库车社会能够存在如此之久，这似乎是个奇迹。

在克孜尔壁画上复活了的光辉的库车骑士，似乎是来自波斯袖珍画像（不管它们的编年）的某一页。刻画细腻的面部呈卵形，除了稀疏的上唇须外，其余部分都细致地剃得很光洁，再配上长而直的鼻子和弯如弓的眉毛，身材苗条、挺拔，似乎是帖木儿朝《帝王史记》中的某个人物——所有这些外貌特征集中表现了典型的伊朗体型。服饰也与伊朗的相同。首先，宫廷服装是：颀长笔挺的长袍，腰部由一条金属带系紧，大翻领在胸前翻开，如在阿富汗的萨珊式巴米安壁画中已经提到过这种装束，还有编带、珠联和绣花，这些装饰品都是仿古伊朗的装饰风格。其次是军服：萨珊朝波斯以及已经成为波斯人的那种优雅气质使人们想起了克孜尔壁画中骄傲的持长矛者，他们头着圆锥形头盔，身穿铠甲，手持长矛或砍、刺两用的长剑。

最后是克孜尔和库姆吐拉壁画中的美女和施主，她们身穿齐腰部的紧身上衣和宽大多折皱的裙子，尽管她们都是佛教题材中的形象，然而，她们令人想起沿丝绸之路各停宿地内、塔里木地区各富裕的商旅城市中（库车就是以娱乐之城而驰名），以及远至中国，人们所谈起的乐师、舞女和妓女。

6．唐朝在塔里木地区的属国

虽然库车和吐鲁番都是同样处于佛教的影响之下，但是，库车的物质文化仍主要是伊朗式的，而吐鲁番（高昌）在这方面则更多地表现出是受中国的影响。把库车壁画（即克孜尔壁画）与吐鲁番壁画（即穆尔吐克、圣吉木、伯子克力克壁画）作一番比较，就可令人信服这一点。在吐鲁番，经库车传入的印度－伊朗文化的特征逐渐融入唐代美学。吐鲁番与中国在地理位置上的接近，以及它的地区史，都可以解释这种文化的倾斜。507年以后，吐鲁番地区就由鞠氏统治，这是一个中国人的王朝。609年，鞠伯雅到中国向隋场帝表示归顺。后继者鞠文泰（约620－640年在位）曾热情接待过中国的朝拜圣地者玄奘，其热情之极，几乎不让他的客人继续赶路（629年底到630年初）。这一广为人知的故事至少表明了这位君主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对佛教的热诚。同年（630年），鞠文泰前往唐朝向唐太宗表示归顺，但在鞠文泰统治末期，他不承认唐朝的宗主权（640年）。唐太宗派候君集将军讨伐之。在中国军队逼近的时候，鞠文泰惊骇而死。吐鲁番被攻占和归并于唐朝，成为中国一个府的所在地，即以后的安西都护府（即“安抚西边”的中国政府）的所在地（640年）。

喀拉沙尔国（梵文Agni，汉文焉耆）似乎与库车一样，已经成为显赫的印欧文化中心。正像在库车一样，由于佛教的原因焉耆的宗教文化是从印度模仿来的，物质文化部分是来自伊朗，大部分的艺术使人想起阿富汗地区的希腊－佛教艺术。现存柏林的焉耆墙壁涂饰与纪麦特博物馆的哈达墙壁涂饰有着惊人的相似。不过，唐朝也在焉耆施加军事力量。632年，焉耆承认了唐太宗的宗主权，但是，唐朝对吐鲁番的归并无疑使焉耆王（汉名突骑支）感到不安，他于640年与西突厥联盟，扯起了反叛的旗子。唐太宗派郭孝恪将军去平乱。郭孝恪巧妙地进军，于夜间从裕勒都斯河方向靠近焉耆，黎明时攻占了这座处于惊恐之中的城市。郭孝恪在焉耆拥立亲中国的王子、前王之弟栗婆准登上王位（640年），几年之后，栗婆准被其堂兄弟薛婆阿那支废黜，薛婆阿那支得到了库车人和突厥人的支持。于是，唐太宗任命唐将阿史那杜尔（为唐朝服务的突厥王子）去彻底平定这个反叛的城市。阿史那社尔向焉耆进军，砍下了篡位者的头，立另一王室成员为王（648年）。

平定焉耆之后，轮到了库车。库车当时是由库车语称之为Swarna（梵文Suvarna，汉名苏伐）的家族统治着，苏伐的意思是金色的家族。

  618年，汉名为苏伐勃駃（梵文Suvarna pushpa，意为金色的花朵）的库车王向隋场帝表示归顺。其子，中国编年史上的苏伐叠（库车名Swarnatep，梵文名Suvarna  Deva，意为金色的神）是一位热诚的佛教徒，他于630年举行过盛大集会欢迎中国的朝拜圣地者玄奘，而不顾以下事实，即他和他的人民信奉的是小乘佛教，而玄奘信奉的是大乘佛教。同年，他宣称自己是唐太宗的属臣，但后来，由于不满唐朝的干涉政策，他与西突厥联合反对唐朝。644年，他拒绝纳贡，在焉耆反叛中国时，他援助焉耆人。在唐朝对他的惩罚还未来到之前他去世了。其弟，中国史学家们称之为诃黎布失毕（梵文Hari  pushpa，意为神花）者于646年继位。新即位的库车王明白即将来的风暴，赶紧声明效忠唐朝（647年）。但为时已晚。在唐朝供职的突厥王子阿史那社尔率领一支由中国正规军和突厥、铁勒人组成的辅助军向西出发了。

阿史那社尔以打消库车所指望得到的支持而开始了行动，他粉碎了库车的两个同盟的突厥族部落：处月部和处密部，前者在古城附近过着游牧生活，后者在玛纳斯河流域。他从玛纳斯河流域袭击库车。库车王诃黎布失毕率军迎战，阿史那社尔采用游牧部落惯用的计谋：佯装退却，诱敌入沙漠，在沙漠中给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这次战役很可能是伊朗文化中表现光辉骑士精神的克勒西战役和阿让库尔战役，也即克孜尔壁画中表现那些勇敢无畏的战士的战役。受雇于唐朝的这位突厥人作为征服者进入库车，接着，追击库车王“神花”来到阿克苏（拨换城）的西部边区，阿史那社尔包围该地并捉住了他。与此同时，曾去西突厥求援兵的一位库车贵族（汉名那利）出其不意地归来，在一开始的突然袭击之下杀了中国将军郭孝恪。阿史那社尔进行了残酷的报复，砍11000人的头，“破五大城，男女数万，西域震惧”（647－648年）。王室俘虏诃黎布失毕被带到长安，匍伏在太宗面前。中国人立王弟叶护为库车王，但是，是在中国的严格监督之下进行统治。

库车和克孜尔辉煌的印欧社会再也没有从这次灾难中恢复过来。经历了中国一个世纪的统治之后，在8世纪下半期，当中国再次失去了在库车的利益时，在库车掌握权力的不再是往日的印欧贵族，而像吐鲁番一样，是回纥突厥人。这一古代的印欧地区（即外伊朗地区）变成了东突厥斯坦。位于塔里木西部的喀什王国（汉名疏附）无疑是由古代萨迦人的后裔居住，说的可能是本地语，即东伊朗语。中国朝拜圣地者玄奘记载，喀什人是蓝眼睛，或者像他写的“绿眼珠”——这是对日耳曼作家们称之为雅利安型的喀什人所留下来的一则宝贵证据。玄奘还提到他们的文字是印度起源的，他们占支配地位的宗教是小乘佛教，尽管萨珊朝的马兹达克教也有它的信徒。另一方面，在叶尔羌国（汉名莎车），盛行的是大乘佛教。最后是于阗绿洲，该地因种桑养蚕、发展地毯织业和开采玉石而富裕，于阗也是一个重要的佛教中心，在那儿人们热心研究梵文，普遍讲授大乘佛教。统治王族的名称现在只知道汉文转写为尉迟。

自唐太宗登基后，这三个王国都向中国表示归顺：喀什和于阗是在632年，莎车在635年。635年于阗遗子入侍宫廷。648年，唐将阿史那社尔平定库车后，派轻骑兵护送他的副将薛万备到于阗。惊恐万状的于阗王（汉名伏阇信）被召入中国宫廷，在宫中受到封赏后被送回于阗。

7．唐朝——中亚的主人

在上述征服结束时，中国的直接统治已经伸延到帕米尔地区。中亚的征服者、太宗皇帝的自豪是可以理解的。《唐书》记载他说：“曼之一天下，克胜四夷，惟秦皇、汉武耳。朕提三尺剑，定四海，远夷率服。”在突厥人中，他的威信也非常高。如果说他征服了他们，那么他同时也团结了他们，他采取突厥－蒙古族的以对个人表示效忠的方式，把他们吸引到自己周围。正如下一个世纪刻成的和硕·柴达木的突厥碑文所记，他很清楚如何成为“中国的可汗”。

唐太宗具有把突厥人笼络在自己身边的能力，最典型的例子表现在《唐书》所记的阿史那社尔的传记中。阿史那社尔属东突厥王室（他是颉利可汗的兄弟），于636年投降中国。成为唐太宗最优秀的将军之一，为奖赏他，唐太宗把一位唐朝公主许配给他。我们已经看到了他在中国的征服战争——夺取焉耆、库车等等——中所起的作用。他很忠诚，以致在太宗去世时，这位年迈的突厥雇佣兵要求按游牧民的方式，以身殉葬，“卫陵寝”。

对于所有参与中亚诸战役的身经百战的将士们，可以采用诗人李白在其《行行且游猎篇》中的著名诗句：

边城儿，生年不读一字书，但知游猎夸轻越。

胡马秋肥宜白草，骑来蹑影何矜骄。

金鞭拂雪挥鸣鞘，半酣呼鹰出远郊。

弓弯满月不虚发，双鸥迸落连飞高。

海边观者皆辟易，猛气英风振沙碛。

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

太宗之子，继位者高宗统治（650－683年）初期，完成了其父业。他致力于打击西部突厥，即对付西突厥汗国当时已经分裂形成的两大部落：伊塞克湖西南的弩失毕部和湖东北的咄陆部。这一分割自然符合中国政策的需要。一位名叫贺鲁（651－657年）的咄陆部可汗在短时期内也得到驽失毕部的承认，因此，恢复了西部的突厥开国，他立即反叛中国的宗主权。为反击这次叛乱，中国人与回纥突厥人（从前的铁勒）结成联盟，回纥游牧于杭爱山附近，其可汗婆闰可能赞成唐朝的政策。

回纥的支持增强了中国的力量，唐将苏定方直入西北部不毛的荒凉之地。当时冬季来临，地上覆盖着两英尺厚的雪。苏定方对其部下说：“虏恃雪，方止舍，谓我不能进，若纵使远超，则莫能禽。”他袭击了敌人，在准噶尔地区艾比湖附近的博罗塔拉河边与贺鲁相遇，后来又在伊塞克湖以西的楚河流域再次打败了他（657年），迫使他逃到塔什干。贺鲁的末日到了，因为塔什干人民把他交给了中国。此后，唐朝宫廷任命忠心为中国效劳的突厥人阿史那弥射为咄陆部新可汗（657－662年），而立另一位依附于唐朝的突厥人阿史那步真为弩失毕部的可汗（659－665年）。

8．突厥汗国的回光——默啜可汗

正当中国唐朝似乎已经实现了她在中亚的所有目标时，形势突然改变。在唐高宗统治的后半期（从665－683年），这位由后宫阴谋所操纵的软弱的君主目睹了中国对中亚各地影响的大衰落。从665年起，西突厥的弩失毕和咄陆两部反叛中国指派的可汗们，重新获得独立。接着是吐蕃人（当时几乎还处于原始状态的民族）闯入了塔里木盆地，从中国人手中夺取了被称为“四镇”的焉耆、库车、于阗和喀什（670年）。更重要的是，在630年被唐太宗灭掉的东突厥汗国在原王室后裔骨咄禄（意为快乐）可汗的率领下重新建立起来。在和硕·柴达木碑文中，他叫颉跌利施可汗。

我们把和硕·柴达木碑归功于骨咄禄之子，碑文中说鄂尔浑突厥汗国的重建是符合一种民族感情似的热诚情绪：“皆为唐皇出力的突厥公众则说：我固自有己国之部族；吾国今安在哉？我固自有其可汗之民众；吾可汗安在哉？彼等说。彼等既如此说，遂起而抗唐皇。”他们又重新燃起了建立自己国家的愿望。但中国人说：“吾人毋宁杀突厥人而绝其根株。”于是他们开始消灭突厥，然而突厥上天与突厥神圣水土有如下造作：谓突厥民众不当灭绝而当（复）成一部族。和硕·柴达木碑文记：“彼援立吾父颉跌利施可汗与吾母颉利毗伽可敦自天顶保佑之。吾父可汗与二十七人（汉译文是十七人）偕行，以后增加至七十人。因天赋以力，吾父可汗之军有如狼，敌人有如羊。当人数增加到七百人时，即已失其国及其可汗之民众，已降为奴隶婢妾之民众，彼遵照吾先人法制而整顿此民众，且鼓励之。南边唐人本吾仇敌、北方九姓乌鹘部族本吾仇敌；黠戛斯、骨利斡，三十姓鞑靼、契丹，皆向来敌视吾人者也。吾父可汗出征四十七次，身经二十战。由天之意，吾人于有国者取其国，有可汗者俘其可汗；彼使仇敌维持和平，使彼辈屈膝点首。”

于是，东突厥汗国在其传统的中心地带，鄂尔浑河源边和于都斤山（可能是杭爱山脉）重建起来。在创建中，骨咄禄得到一位精明的政治家暾欲谷的密切支持。暾欲谷是突厥人，其家族曾经在山西北部的云中（今归化城附近）边境地区世袭担任中国政府的行政官职。1897年在土拉河上游河谷发现了暾欲谷墓碑柱，碑铭文中记载着这位奇怪人物在重建汗国时对颉利的帮助，特别是来自《唐书》的资料对他作了补充。自唐太宗统治以后，暾欲谷像其他的突厥贵族一样接受了中国教育。但是，当骨咄禄恢复突厥的独立时，他参加了这一行动，并成为骨咄禄的顾问和最好的代理人。他把在中国获得有关中国习俗、政治、思想的知识，特别是了解到唐高宗已被宫廷阴谋削弱的情况，都用来为新可汗服务。因此，682年，骨咄禄和暾欲谷对山西北部发起进攻，从而开始反对中国。683年3月，骨咄禄夷平妫州地区（北京西北，南口关北、怀来县）。从此，每年进犯山西和河北边境。683年4月，骨咄禄和暾欲谷洗劫单于都护府，即今天的绥远。6月，杀幽州或蔚州刺史（蔚州、山西大同西南灵丘），俘虏了丰州（陕西北部的榆林）刺史，洗劫山西西北的岚州。684年秋，攻朔州（朔平，现在的右玉，位于山西北部）。685年5月，攻入太原北部的忻州，大败唐军。687年4月，攻北京西北部的昌平。同年秋，攻山西朔平，然而最后遭到了失败。

与此同时，高宗皇帝去世（683年12月26日），其遗孀武后（或武则天）掌权。

她是一个凶狠专横的女人，但很有才干，有统治天赋（684－705年）。尽管她在她自己的国内实行专制统治，但她仍恢复了以往中国的对外政策。例如，在塔里木盆地，她的将军们从吐蕃人手中夺回了四镇：692年夺取焉耆和库车，694年夺取喀什和于阗。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她在对付东突厥时很少成功。东突厥可汗骨咄禄几乎每年都要劫掠山西、河北边境。她企图借助突骑施的援助，从侧面打击骨咄禄。突骑施是一支居住在伊犁河下游的谢米列契耶的突厥部落。这种打算没有成功，因为骨咄禄打败并俘虏了突骑施可汗乌质勒，乌质勒被迫承认了骨咄禄的宗主权（689年）。

骨咄禄于691年8－11月间去世。他的汗位不是由其子继承，而是由他的兄弟默啜（Mo－Ch’o，或Mo－cho，正如伯希和所确立的，该名是突厥语Bak一chor的汉文转写名）继承。默啜在鄂尔泽碑文中是Qapagan－khagan，正是他给东突厥人带来了好运气、使他们达到了鼎盛时期（691－716）。在唐朝的宫廷戏剧中，他扮演着仲裁者的角色，他相当熟练地扮演着反对篡位的武后、维护唐朝正统的角色。在武后这一方，她提议让她的侄儿娶默啜的女儿，以此来拉拢他。但是，当这位年轻人来到可汗汗庭时（当时汗庭设在今天的赛音诺颜南的黑沙地），默啜轻蔑地拒绝了他（698年）。他宣布他的女儿不能嫁给武后的侄儿，只能嫁给合法的、被篡位的皇太后取消了（703年）的正统皇帝。他已宣称，如果武后废黜了李氏唐朝，他将率领他的所有部落入侵。

不过，在默啜举起保卫唐朝、反对可怕的武后的旗帜时，他继续进攻中国领土。

694年，他蹂躏了宁夏附近的灵州。698年，他又蹂躏地处北京西部的宣化和灵丘之间的蔚州。在以上两次行动的间歇期间，他被说服与唐朝宫廷建立了短暂的合作，以反对在辽西和热河之间的一支蒙古族游牧民契丹，契丹人正在进攻永平附近的中国边境地区，以此开始向南扩张。696年，一位契丹首领李尽忠在永平附近打败了一支中国军队。李尽忠是默啜的盟友。其后不久，在李尽忠去世时，契丹人驱逐了他的儿子，并摆脱了与突厥的联盟。默啜曾抱着重新使流亡者（李尽忠之子）复位的目的进入契丹领地，但是没有成功。正是在此时，他与中国联合采取了反对契丹的共同行动。为此，他获得了许多蚕丝、稻米、武器、铠甲等等作为报酬。在默啜和中国人入侵的夹击下，契丹人被击溃（696－697年）。

武后认为默啜已经永久地被争取过来了，于是，对他给予她的帮助大加褒奖。

而默啜却以重新进攻宁夏附近的灵武作为回答。中国宫廷拒绝了他的蛮横要求，因此，他对宣化以南进行了可怕的远征，席卷了蔚州（这儿是指大同东南的灵丘），进攻河北中部保定和正定之间的定州，又取赵州。默啜转移了成千的俘虏后才撤退，在他离开时，他下令处死这些俘虏。702年，默啜攻山西北部的代州。706年，在敦煌东鸣沙山打败唐将沙吒忠义，围宁夏北部灵州的边境哨所。鸣沙山的胜利用史诗般的语言记入和硕·柴达木碑文中，它记载了默啜的侄儿阙特勤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彼等与沙吒将军交锋，初彼进击时乘灰马，此马死于是役。彼第二次进击，乘始波罗·雅蒙塔尔的灰马；马亦死焉。彼第三次进击，乘褐马，马又死焉。彼之甲胄暨其月钻石中敌矢逾百，……彼等之攻战，汝突厥诸匐皆记及也。联等歼其军焉。”

默啜在每次攻入中国领土之后，都带着大批俘虏和战利品返回蒙古。和硕·柴达木碑文记造：“于斯之时，本奴隶者自有奴隶，本婢妾者自有婢妾；……吾人所取得所组织之国家及领土如是其大也！”

在对付突厥诸部中，默啜也同样是成功的。在东方，他战胜了克鲁伦河上游的拔野古部；在北方，他战胜了叶尼塞河上游地区的黠戛斯人。其侄儿阙特勤的墓碑上记道：“吾等从高与枪等之积雪，开道通过，直前越由漫山林（今唐努乌拉）。

与其可汗战于浚鸡山林。阙特勤乘拔野之白牡驰击之。彼发矢射一人，仍继续穿其二。是役也，拔野古白牡之足折焉。吾等杀吉尔吉斯可汗，有其国。”在西方，默啜用武力使西突厥的两部，即咄陆部和弩失毕部暂时屈服于他（699年）。随着西突厥两部的归顺，突厥再次形成了令人畏惧的整体。550年之突厥大帝国几乎又重新建立起来。在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伊犁河下游，突骑施婆葛可汗（706－711），即乌质勒之子及继承人，企图联合西突厥反默啜，但于711年失败，被默啜杀死。于是，默啜成了一个东起中国边境，西至河中地区的突厥各民族的唯一君主。《阙特勤碑》中记造：“突骑施可汗，吾突厥族也，吾之民众也。因其愚鲁、因其对吾人满怀诈为，诛之，……吾等征突骑施，越金山，渡曳咥河。乘突骑施族睡梦中奄至。突骑施可汗军如火如风，吾等拒之。阙特勤乘灰马进攻，……吾人于是诛可汗而有其国。突骑施族全体投降。”在对付伊犁地区的另一支突厥部落、即葛逻禄时，阙特勤也取得了胜利。“与战于克拉科尔湖，阙特勤乘其白马驰击之，……我们征服了葛逻禄部。”

但是，默啜渐渐衰老，突厥人开始不满他的残暴和专制。许多首领向中国表示效忠，克鲁伦上游的拔野古部反叛。默啜在土拉河两岸将他们击溃。但当默啜回归途中路过一片森林时，受到敌军攻击，被杀（716年7月22日）。拔野古人将他的首级交给中国使者，由他带往长安。

9．阙特勤和默棘连

默啜可汗死后，紧接着是突厥内部大乱。其侄子，即骨咄禄之子、杰出的阙特勤发动了一场真正的宫廷政变。由于他屡建功勋，特别是在给他的叔叔默啜可汗当副手时所起的作用，使他获得了权威，并因此而增强了力量。他杀默啜之子匐俱及宗族和已故可汗的辅臣们，唯留下暾欲谷，他是阙特勤兄的岳父。

阙特勤本人没有夺取汗位，而是立其兄默棘连（汉名）为可汗，默棘连在鄂尔泽碑文中称毗伽可汗（bilga  khagan，意为“明智的皇帝”），他从716年至734年间统治着蒙古地区。

其间，由于默啜的去世和随后的王族内乱，鼓舞了所有臣属部落反叛鄂尔浑王朝。阙特勤和默棘连在重新恢复秩序和使反叛部落归附的斗争中耗尽了精力。和硕·柴达木的碑文是默棘连为纪念阙特勤而立的。其中列举了一系列对付九姓乌古斯、九姓鞑靼和对付回纥与葛逻禄的血腥战争。九姓乌古斯和九姓鞑  靼可能分别居住在克鲁伦河中、下游地区。“九姓乌护本我族也。当天地骚动时，彼等起而叛我，一岁中吾人战五次。阙特勤乘白马驰击之。以长枪洞贯六人，手足相搏，又毙第七人。吾等败其军，使彼族降服。突厥民众内叛，且失于怯懦。”然而，如果说在这些严酷无情的战争中，东突厥被迫取消了对西突厥的宗主权的话，那么，他们成功地保住了鄂尔浑的汗国。在阙特勤的碑文中，默棘连庆贺道：“联与朕弟阙特勤共图救之，为不欲民众之名誉由朕父暨朕叙获得者于斯销堕。”

也许默棘连很想包扎内战遗留下来的最后创伤，他与当时已经70岁高龄的暾欲谷商议，企图入侵中国以巩固他的统治，但暾欲谷阻止了他。伟大的皇帝唐玄宗（713－755年）刚登基。新天子缺乏唐太宗的勇气，甚至很少离开宫廷生活（这是黄金般的时代，是长安宫廷中最好的时期），然而，他却好大喜功，盼望恢复中国对中亚的统治。暾欲谷对中国内政相当灵通，他向默棘连指明，突厥内乱犹尚疲羸，牲畜四散，马匹消瘦，民众饥寒，攻打正在复兴中的唐朝是草率的行为。以后，默棘连又走向另一个极端，企图让突厥人过定居生活，仿中国方式，在鄂尔浑河畔建筑有城墙的城市，建立道、佛教寺院。暾欲谷指出这又是错误的。突厥所拥有的主要优势是他们作为游牧民的灵活性，这使他们能在机会到来的时候突然出击，或在受挫时能躲避敌人，不被捉住。中国的编年史家记载了这位突厥老人的话：“突厥众不敌唐百分之一，所能与抗者，随水草射猎、居处无常，习于武事，强则进取，弱则遁伏，唐兵虽多，无所用也。若城而居，战一败，必为彼禽、且佛老教人仁弱，非武疆术。”

后来默棘连本人在和硕·柴达木碑中留给他的后代的就是给他们指出突厥人的这种潜力。他回忆了在上一个世纪中，中国习俗对东突厥的使人意志消沉的影响：“唐人富有银、粟、帛，往往用其甜言，且拥有致人衰弱之财富，供其挥霍。彼等方迷惑于其甜言及致弱之财富，又招引远方民族，与之接近。……尔辈被甜言及致弱之财富所迷惑者，数在不少，其已趋于沦亡矣。噫，吾突厥民众，尔等或有言。

吾欲南迁，惟非居总材山林，乃入平原耳”。默棘连又告诫说：“噫，吾突厥民众，汝如往彼土，汝将沦亡，但汝如留在于都斤地，只遣发车队，汝将永不穷固。汝如留在于都斤山林，汝将长享一永远国家。……噫，吾突厥民众，…凡朕须告汝者，余已记于永保之贞石。”

在暾欲谷的劝导下，默棘连向中国求和（718年）。然而，唐玄宗拒绝之，并下令出击。在古城（原北庭）的一支突厥部落拔悉密部和在辽西、热河一带的契丹人与中国联合，准备从西南方和东南方侧击突厥。默棘连可汗大恐，然而暾欲谷却消除了默棘连的恐慌，他指出，拔悉密、契丹及中国人，相去甚远，势必不能协调一致地攻击。后来，默棘连果然伺机在古城击溃了拔悉密部，之后，接着进犯甘州和凉州一带，即今甘肃边境地区（720年）。最后在721－722年，突厥与唐议和，两者之间建立了友好关系。

默棘连之弟阙特勤死（731年）后（默棘连将其汗位的获得归功于阙特勤），默棘连写了一篇祭文刻在其墓碑上，该墓的位置在和硕·柴达木湖和鄂尔浑的科克沁之间，离哈拉和林北大约40英里的地方。祭文中的几段上文已经引用。它可以被视为古突厥人的民族史诗。732年，玄宗补充了一篇汉文的碑文，以示两国间存在的友好关系。

这些碑文——最早的突厥文碑——是用被错误地称之为“鲁尼”（Runic）文的字体写成。这些文字恰当地说应该是由古粟特字母（尽管像巴托尔德所主张的那样，这些鲁尼文有着不同的起源，是一种表意文字）变化而成，是来自阿拉米亚文（Aramaean）。用“鲁尼”突厥文书写的其他碑文在西伯利亚和叶尼塞河流域都有发现。

巴托尔德断定，最早的突厥文字可以追溯到7世纪、甚至6世纪。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在8世纪，回鹘文即将取代它，回鹘文同样是通过粟特人，来自北部的闪米特字母。

10．东突厥的灭亡；回纥帝国的兴起

根据突厥文化（突厥字母和鄂尔浑碑文已经提供了证据）和默棘连可汗相当温和的脾气来看，在默棘连被他的一位大臣毒害时（734年），东突厥人已处在即将跨入伟大文明主流的时刻。默棘连的死引起了一系列动乱，在动乱结束时，突厥帝国崩溃了。不久，默棘连之子伊然可汗（汉名）也去世，由其弟登利可汗继位，年轻的登利可汗在默棘连遗孀的辅助下进行统治。然而741年登利被其部下左杀处死。人们认为左杀已经宣布自己为乌苏米施可汗。这一事件标志着突厥帝国的结束，因为乌苏米施可汗立刻就面临着三个主要的臣属突厥部落的反叛，它们分别是居住在今古城周围的拔悉密部，地处科布多和色楞格河之间的回纥部和巴尔喀什湖东端，额敏河附近的葛逻禄部。乌苏米施可汗于744年被拔悉密人杀害，其首级被送往长安宫廷。东突厥王室残余在743年时已经逃亡中国。

蒙古的帝国成了各部的猎物。拔悉密部想夺取，但失败了（744年）。回纥部显然是在葛逻禄部的帮助下成功了。回纥可汗（汉文转写名是骨力裴罗），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帝国地区称汗，名骨咄禄毗伽阙可汗。他的登基得到了唐朝的认可，唐玄宗册封他为怀仁可汗。唐朝的编年史记述，其统治疆域从阿尔泰山到贝加尔湖。根据一些史书记载，他于称汗的第二年去世（745年），而另一些史书记载他死于756年。他死后，他的帝国继续存在。

这样，回纥帝国取代了东突厥汗国。它将持续存在一个世纪（744－840年）。

事实上，草原上所发生的一切，不过是由彼此关系密切的一支突厥人取代另一支获得了蒙古地区的霸权而已。不过，东突厥常常是唐朝的危险邻居，与之不同，回纥最初是唐朝相当忠实的属臣，后来成为其有用的盟友，最后成为唐朝可贵的保卫者，尽管有时提出过苛刻的要求。

回纥可汗们的都城在哈喇巴喇哈森，当时称之为斡耳朵八里，即“宫廷之城”，该城在鄂尔浑河上游河畔，靠近原匈奴单于和突厥可汗们的驻地，后来成为成吉思汗的哈拉和林的近邻。

11．唐朝鼎盛时期；西突厥斯坦各国的内附

714年，唐朝雇佣的突厥将军阿史那献在伊塞克湖以西的托克玛克打了一场大胜仗，使准噶尔的咄陆诸部落以及额敏河畔和塔尔巴哈台的葛逻禄部突厥人都并入到中国的依附者行列之中。突骑施部突厥人可能游牧于谢米列契耶，巴尔喀什湖以南的伊犁河三角洲，他们似乎已经形成了坚强的实体。突骑施可汗苏禄（717－738年）在吐蕃人和阿拉伯人中寻找反唐的盟友，阿拉伯人是一支涌向伊朗－河中地区的、不期而至的新的入侵者。我们以后还要谈到中亚史上的这一新因素。在此只谈苏禄。

苏禄趁穆斯林军团的攻击所造成的混乱入侵塔里木。自692－694年起，塔里木已处于中国的保护之下。苏禄包围阿克苏城（717年），数月之内，骚扰中国的四镇：焉耆、库车、喀什和于阗。虽然他未能攻陷四镇，但他仍占领了长期以来中国在突厥斯坦的前哨基地——伊塞克湖以西的托克玛克城（碎叶城），尽管唐将阿史那献在该地打了一仗（719年）。唐朝对保住这些冒险性的要塞丧失了信心，企图以封号和爵位羁縻苏禄（722年）。726年，劫掠成性的苏禄们蹂躏了四镇。最后在736年，中国北庭（或吉木萨）都护盖嘉运在古城附近大破苏禄。此后不久，大约在738年，苏禄被处木昆部的阙律啜，即莫贺达干杀害，处木昆似乎是地处巴尔喀什湖东南、游牧于葛逻禄和突骑施两部之间的一支小突阙部落。

739年，莫贺达干与唐将盖嘉运联合阻止了突骑施觊觎王位者、苏禄之子吐火仙的复辟。然而，所有突厥小可汗们的经历几乎都是一样的，都是力求在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下重新统一西突厥。莫贺达干很快与中国决裂，742年杀唐朝派往突骑施的都督、中国化突厥人阿史那昕。然而，中国像往常一样，又获得了最终的决定权。744年，唐将夫蒙灵誓打败和杀死了莫贺达干。由于这次胜仗，中国又成了伊塞克湖地区和伊犁河流域的主人。748年，唐将王正见在伊塞克湖西北、楚河上游地区的托克玛克城（碎叶城）建一寺庙。751年，唐朝大将，即著名的高仙芝入朝，呈献被俘的另一位突骑施首领。

在塔里木盆地，唐朝军队占据的、被称为安西四镇的焉耆、库车、喀什和于阗四个小王国一直是唐朝忠实的藩属。728年，中国册封了喀什王（该王朝的王姓在汉文转写中称“裴氏”），又册立尉迟王朝的尉迟伏师（也是汉文转写名）为于阗王。

塔里木绿洲上的原印欧种居民们，一度曾坚决抵制唐朝的宗主权，现在似乎乐于与唐结好，因为中国的保护是他们抵抗阿拉伯人和吐蕃人双重入侵的防线。

12．中国和阿拉伯人在帕米尔西部的竞争

自从萨珊波斯帝国在阿拉伯人的打击下崩溃后，大约一个世纪过去了。卡迪西亚战役（637年）和尼哈温战役（642年）的结果是强大的萨珊君主国家被推翻和西伊朗被征服。651年，赫拉特被阿拉伯人占领，萨珊王朝的末代君主叶斯德苟特三世在莫夫去世；652年，阿拉伯人侵入巴里黑。侵略者满足于对包括呼罗珊在内的整个原波斯帝国的征服，暂时没有进一步向前进。他们重新开始向前挺进是在8世纪初期，在库泰拔·伊本·穆斯里姆的领导下进行的，库泰拔在705年到715年间以倭马亚哈里发的名义统治着呼罗珊。705年，库泰拔发起了对吐火罗地区的远征，吐火罗地区，即从前的巴克特里亚，当时由原西突厥王室幼支、佛教徒特勤们建立的突厥王朝统治，据玄奘记载，该王朝通常驻扎在昆都士附近。接着，库泰拔利用地区纠纷干涉花刺子模和索格底亚那。从706至709年，库泰拔对伊朗-突厥族的布哈拉国发起战争，并于709年使之降为臣属国。然后他扶持王室的合法继承人吐格沙达登上王位，新国王从710年统治到739年。至少在其统治初期，他是阿拉伯人忠实的属臣，而且，表面上是伊斯兰教的追随者。

709年，撒马尔罕的地区德赫干在纳贡和归还人质的条件下与库泰拔讲和，但是，后来他的臣民们被他的懦弱所激怒，起来推翻了他的统治，以伊克谢德·胡拉克取代了他。库泰拔在长期围困撒马尔罕之后，迫使胡拉克投降，尽管塔什干的突厥人和费尔干纳人曾经前来解围，但都被打败了（712年）。

布哈拉人民和撒马尔罕人分别于707年和712年向东突厥强大的可汗默啜求援，当时默啜是整个蒙古地区的君主。每次默啜都派军队去解救这些粟特人，军队由默啜的一位侄子统领，无疑是著名的阙特勤。707年，在布哈拉和莫夫之间发生的一场战斗中，库泰拔似乎打败和赶跑了阙特勤。712年突厥人曾在短时间内占领过整个粟特地区，阿拉伯人只保住了撒马尔罕城。但最终库泰拔还是使突厥人撤退了（713年）。

胜利的库泰拔仍让胡拉克在撒马尔罕作为藩属王，但在该城驻扎了一支阿拉伯军队。

在他于712－713年驱逐突厥人以后，他又向塔什干发动了一次惩罚性的远征，并亲自从忽毡方向进入费尔干纳。714年，他在塔什干。715年，他正在费尔干纳发起第二次战争时，哈里发王朝内乱导致了库泰拔被其部队杀害。（根据塔巴里记，库泰拔已经到达过喀什，但这点很值得怀疑。）

库泰拔是当时真正希望征服中亚的唯一的阿拉伯将领，他的去世，以及那些使倭马亚王朝末期的哈里发遭到削弱的内战，使粟特人有了喘息的机会。同时，唐玄宗恢复了中国在蒙古、伊犁河流域和塔里木地区的势力，鼓起了粟特人依靠这些地区支持的希望。712年，被阿拉伯人驱逐的费尔干纳王逃到库车避难，在库车他请求中国帮助他复位。715年，无疑地就是在库泰拔死后不久，唐将张孝嵩果然驱逐了阿拉伯人指定的费尔干纳王，使他复位。718－719年，布哈拉王吐格沙达，尽管是阿拉伯人巩固了他的王位，他仍称自己是中国的属臣，请求中国介入布哈拉事务，为达此目的，他于726年派其弟阿尔斯兰（突厥语“狮子”之意）到唐玄宗皇帝的宫廷。

同样，撒马尔罕王胡拉克（约710－739年在位）尽管被迫承认阿拉伯人的宗主权，但也再三请求中国援助他反对新的阿拉伯主子（719年，731年）。再往南，吐火罗地区（指昆都士和巴里黑）的突厥统治者，或者称叶护，同样要求中国保护，免受阿拉伯人的侵害（719，727年）。

尽管唐玄宗抱有扩张领土的希望，然而，中国对派出远征军到粟特或巴克特里亚，以及公开与倭马亚王朝交战还是犹豫不决。哈里发宫廷和长安宫廷之间的大冲突没有发生（至少在751年以前是这样），撒马尔罕、布哈拉、昆都士的突厥－伊朗族人都盼望这种冲突发生，并视之为把穆斯林侵略者赶回去的唯一途径。而玄宗只愿意通过授予粟特人和吐火罗人极高的特权，以加强他们对阿拉伯人的抵抗。一位突厥酋长，突骑施王苏禄（717－738年），由于靠近河中地区——他统治着伊犁河流域——真正支持了反穆斯林统治的地方叛乱。由于他的支持和鼓励，在728年爆发了反阿拉伯人统治的大起义，布哈拉人民在突骑施突厥人的支持下，坚持斗争了一年（728－729年）。同样是在突骑施人的援助下，撒马尔罕王胡拉克在730至731年间起义。直到大约737年或738年，阿拉伯人才最后重新征服撒马尔罕。

13．在帕米尔的中国人（747－750年）

事实上，玄宗皇帝已经让阿拉伯人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统治着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其原因是，在甘肃和塔里木地区，中国人正在勉力对付更加邻近的敌人：藏民或称吐蕃人。

曾于700年被唐将唐休璟打败的吐蕃人，于702年求和，但几乎同时，战争又爆发。737年中国人在青海以西打败他们，赢得辉煌胜利，746年，唐将王忠嗣又在同一地方打败他们。双方争夺的与胜败攸关的是石堡城——该城在甘肃边境西宁附近，是唐将李祎从吐蕃手中夺过来的，不久后又被吐蕃夺回，749年，唐将哥舒翰再次夺过来。在西藏的另一端，居民们正在威胁着帕米尔地区的诸小王国：吉尔吉特（汉名小勃律）、巴蒂斯坦（汉名大勃律）和瓦罕（汉名护蜜国）。中国在塔里木地区的保护国与印度交通的道路经过瓦罕。由于贸易关系和佛教徒的旅行与印度有着联系，对唐朝来说维持穿越帕米尔高山谷地交通的畅通是基本的。克什米尔王真陀罗秘利（死于733年）和木多笔（733－769年）作为唐朝的忠实盟友反对吐蕃，唐朝册封他们为王（720，733年）。同样，在喀布尔河谷上统治着迦毕试国（唐朝时称靥宾）的突厥王朝，即佛教的沙赫王朝，也分别于705，720，745年得到唐朝的册封。

吐蕃人已经获得了对小勃律的宗主权，唐将高仙芝被任命为库车的副节度使，于747年越帕米尔，经巴罗吉尔山口到小勃律，监禁了吐蕃人的臣属王。749年，吐火罗地区的叶护，即昆都士的佛教突厥王朝的统治者，中国人称之为失里忙伽罗（来自梵文Sri  Man- gala），试图得到中国的援助以对付一个小山国酋长（他是吐蕃人的盟友），该酋长切断了小勃律与克什米尔之间的交通。高仙芝又一次率中国远征军越过帕米尔山，驱散了吐蕃的党羽（750年）。

高仙芝对帕米尔以西的两次战役，标志着唐朝中国在中亚的扩张达到了顶点。

此时，中国已经成为塔里木地区、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的占有人和塔什干的宗主，她控制了帕米尔山谷地区，成了吐火罗地区，喀布尔和克什米尔的保护者。

高仙艺在库车驻地上，其行为俨然是中国在中亚的总督。

然而突然间，一切都崩溃了。同样是由于这位将中国的胳膊伸到如此遥远地区的高仙芝的作用。

14．唐朝在中亚统治的崩溃

塔什干的突厥王（或称吐屯，汉名是车鼻施），曾多次（743年，747年，749年）入唐表示归顺。然而当时库车的保护者高仙芝，即唐朝的总督或节度使，指责他没有尽到作为边境保护者之职。高仙芝到塔什干杀之，并占用其财产。这一暴行引起了西部的反叛。车鼻施之子向葛逻禄部突厥人求援。葛逻禄部的领地是塔尔巴哈台和乌陇古河畔，从巴尔喀什湖东端一直延伸到额尔齐斯河。其子还向粟特地区的阿拉伯驻军求援。阿拉伯将军齐雅德·伊本·萨里刚粉碎了布哈拉新近爆发的一次起义，他匆匆从南方赶往塔什干，而葛逻禄军从北方南下。751年7月，高仙芝在怛逻斯河两岸、今天的奥李-阿塔（江布尔）附近被这些联合部队彻底打败。齐雅德·伊本·萨里按传统带着数千名俘虏回撒马尔罕。据巴托尔德认为，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一天决定了中亚的命运。正如早期事件所预示的总趋势那样，中亚没有成为中国的，而是转向了穆斯林世界。葛逻禄人在获胜之后，其领土似乎已经扩展到巴尔喀什湖以南和伊塞克湖以北的整个伊犁河流域。原西突厥汗庭几处驻地都处于葛逻禄人的统治之下，葛逻禄部首领满足于较低的“叶护”称号，无疑是避免冒犯回纥可汗。

如果在唐玄宗统治后期没有发生内乱和革命的话，中国在怛逻斯所遭受到的灾难是有可能会得到恢复的。然而，中国成了长达8年（755－763年）内战的牺牲品，一举丧失了在中亚的帝国。

15．回纥突厥帝国

几乎使唐朝覆没的这次叛乱是由在唐朝供职的一位名叫安禄山的蒙古族契丹人发动的。这位冒险家迅速地接连占有了中国的两个都城：洛阳（755年）和长安，唐玄宗逃亡四川。玄宗之子肃宗皇帝（756－762年在位）担负起重新夺取国家的任务，因此，他向当时的蒙古君主、突厥族回纥人求援。

如上所述，744年，回纥突厥人取代了东突厥在蒙古的帝国。回纥可汗，被中国人称为默延啜，或者葛勒可汗（745－759年在位），很乐意接受肃宗的要求，反过来，肃宗答应将唐朝公主嫁给他。从蒙古来的回纥军队随即配合帝国军队，在从叛军手中夺取洛阳城的战斗中（757年）给予了积极的支持。肃宗对回纥首领大加感谢和封官。当回纥军返回蒙古时，肃宗答应每年给回纥绢帛两万匹。

但是，中国的内战并末平息，因为另一些起义威胁着唐朝的统治。默延啜的继承者、汉名为登里牟羽（759－780年在位）的回纥新可汗受到叛军使者的左右，最初他想利用唐朝所面临的种种困难。他甚至抱着与叛军合作的目的，已经率军向中国出发了，但是在途中，一位狡猾的中国外交官员劝他改变了主意，他反过来与唐朝联合，以唐朝的名义从叛军手中夺回了洛阳（762年11月20日）。他还有意识地掠夺了洛阳城。尽管他无疑是唐朝的救星，但是，他已经成了唐朝难以满足的保护者和危险的同盟军。763年3月，他终于踏上了通往蒙古的归途。

回纥可汗在洛阳的长期逗留对他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后果，因为，正是在洛阳，他认识了摩尼教僧侣们（肯定是粟特人），他把他们带回蒙古地区，由于他们的作用，他皈依了摩尼教。这种古波斯宗教（产生于难以理解的马兹达-基督教的综合教义，在伊拉克和伊朗都受到阿拉伯人的迫害）就这样交了意想不到的好运：作为蒙古地区的君主和中国的盟国、当时其势力处于鼎盛时期的回纥帝国信仰了它的教义。摩尼教确实成了回纥汗国的国教。登里可汗在哈喇巴喇哈森碑文中被称为“来自摩尼的人”。一位摩尼教高级教长慕阇（慕阇是粟特文Mojak和帕拉维文Moje的汉文转写）作为新国教的首领在回纥境内建起了住所。摩尼教士们很快在回纥汗国内产生了相当大的政治影响。该时期的一本中国唐代书籍记道：“回纥人用摩尼教教条来处理国事。”

在后继的可汗们的统治下，回纥帝国在中亚保持着统治势力。阿尔普·骨咄禄汉名合骨咄禄（780-789年），请求并获许与唐代公主结婚。唐朝不可能拒绝这些与之结盟可存，与之结仇必亡的突厥人的要求，唐朝廷与它在平等的条件下谈判——这在中国和蛮族关系上是新鲜事。

哈喇巴喇哈森碑中列举了另一些可汗的名字，他们都有表示特征的相应的称号：爱登里逻汩没密施俱录毗伽可汗（789－790年）、爱腾里逻羽录没蜜施合胡禄毗伽可汗（795－805年）、腾里野合俱录毗伽可汗（805－808年）、爱登里啰汩没蜜施合毗伽可汗（808－821年）。正是在最后的这位“天可汗”统治期间，作为对他的颂词，著名的碑文用三种文字：汉文、突厥文和粟特文刻成。该碑立在鄂尔浑河左岸的哈喇巴喇哈森附近。他也曾向唐朝公主求婚，但由于耽搁，唐朝公主与他的儿子、继承者登啰羽录没蜜施句主毗伽可汗结了婚，后者统治时期是821年至824年。

随着摩尼教一起传入回纥的有基督教、马兹达哲学、伊朗艺术、摩尼教的传入必然对回纥的文明作出贡献。哈喇巴喇哈森碑文解释道：“薰血异俗，化为蔬饭之乡，宰杀邦家变为劝善之国。”在不同的时期（770、771、807年），回纥在唐朝的使者们把他们自己视为已经建起的、或仍在筹建中的中国摩尼教团的保护者。在768年，可汗从唐朝天子那里获得准许摩尼教徒在中国布教的法令。因此摩尼寺在湖北的荆州、江苏扬州、浙江绍兴和江西南昌（771年）等地建立，这些寺庙成为回纥使者的住所。807年，回鹘使者要求在洛阳和太原另外再置摩尼教寺院。

已经并入回鹘领土的吐鲁番地区，也可以摩尼教团的繁荣而夸耀，这一点已经被摩尼教壁画和小画像证实，特别是由勒柯考察团在回鹘亦都护所在地发现的那些。

有趣的是我们在这些小画像上看到，在回鹘施主之旁有身穿白袍的摩尼教师的肖像，更加有趣的是因为这些是已知最早的波斯式小画像。这些摩尼教布教者们随摩尼教一起，确实是从波斯传来了绘画技术，他们认为绘画是宣传宗教的最好方式。回鹘施主也出现在吐鲁番佛教群的某些壁画上、特别是穆尔吐克-伯子克力克。描绘了他们身着礼服，包括华丽的长袍和作为头巾的僧帽，由手持鲜花的女士们，还有奴仆和乐师们拥戴着，它们证实了丰富多采的回鹘文化。再往前，吐鲁番佛教壁画中，另一些有胡须的施主——突厥-伊朗式的，使人想起今天的喀什噶尔人，以佛教的古波斯僧的方式，头戴扁平的帽子、身后跟着骆驼群和骡子群——使人们想起那些粟特商人们，回鹘帝国通过他们与伊朗的各种宗教发生了联系。最后，在回鹘帝国下的吐鲁番，人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些精致的聂思托里安教的壁画。但是，主要是在以后的一个时期，即840年之后，在9世纪后半期到10世纪初期，回鹘的吐鲁番艺术得到发展，特别是伯子克力克；因为，正是当时回鹘人被逐出了蒙古地区，大批逃往吐鲁番，并在此建立了新国家。吐鲁番境内最精致的施主画像似乎是在10世纪初期。

当回鹘人从伊朗或伊朗以外地区借来摩尼教时，他们也从同样的地区——准确地说，应该是河中地区——借来了源于叙利亚文的粟特字母，并从粟特字母中发明了他们自己的文字。在9世纪，这种文字已取代了鄂尔浑河的古突厥字母。借助回鹘文，回鹘人创造了民族文学：最早的突厥文学，他们把伊朗文的一些摩尼教经典和梵文、库车文和汉文的大量佛经译写成突厥文学。于是，回鹘比其他的突厥-蒙古各族更先进，在成吉思汗时代以前的突厥-蒙古各族中，他们将是先生。

然而，在取得文明的过程中，回鹘人可能衰弱了。840年，一些仍处于更加原始状态的突厥人，即叶尼塞河上游（米努辛斯克和库苏泊之间）的黠戛斯人，占领了回鹘都城哈喇巴喇哈森，杀回鹘可汗，推翻了回鹘帝国。在一百多年里，唐朝在这些过分强大的盟友面前一直感到恐惧，现在也乘他们衰弱之机，通过对摩尼教僧侣有计划地迫害（843年）来摆脱他们。

黠戛斯人取代了回鹘人，移居鄂尔浑河上游的“帝国的蒙古地区”，即哈喇巴喇哈森和和林附近。但是，这些西伯利亚部落使蒙古地区退化成了野蛮地区。他们一直是蒙古地区的主人，直到大约920年被蒙古族契丹人打败后返回叶尼塞河草原。

回鹘失去了蒙古帝国之后，定居在塔里木北缘诸绿洲地区，即哈拉未州（或称高昌，古代吐鲁番）、济木萨（它已成为突厥的别失八里城），以及焉耆和库车（843年）。另一批回鹘，以萨利回鹘一名而被人们所知，约在860或866年居住在甘肃西部的甘州一带。甘州回鹘国一直存在到1028年，是年，它被唐兀人征服。10世纪敦煌的佛教繁荣状况可以证明萨利回鹘人必定是迅速地放弃了摩尼教，而信奉当地的佛教。别失八里-库车的回鹘国一直存在到13世纪的成吉思汗国时期；他们把自己的影响强加于古代吐火罗，或者更加准确地说，是库车人（即印欧种人）的基地上，这一地区的回鹘人在继续发展库车文化的同时，创造了一种有趣的佛教-聂思托里安教-摩尼教的综合文化。然而，也就是在此，摩尼教迅速地衰落了，在成吉思汗时期，别失八里-库车的回鹘人不是佛教徒就是聂思托里安教徒。

回鹘在吐鲁番和库车境内的移民——这是一次使古印欧语地区的突厥化达到顶点的移民——很可能是分阶段进行的，回鹘与土著居民的融合也许在一个时期内形成了说两种语言的居民。这一点在穆斯林史书中已经明确提到，它指出，回鹘地区的居民除了说他们自己的突厥方言外，长期以来在他们中还使用着另一种语言。然而，回鹘人很可能从“吐火罗语”的文学珍品中受益，他们是这些吐火罗语作品的延续者。回鹘文学常常刻于木块上，由德、法、英考察团在今新疆境内发现的回鹘作品表明，新疆在经历着突厥变化时，以往的知识活动仍有生命力。因此，回鹘人对阿尔泰山和鄂尔浑河的突厥－蒙古族政权，即12世纪的乃蛮部和13世纪成吉思汗的蒙古人来说，堪称“文化之师”，他们为乃蛮人和蒙古人提供了书记员，“官吏”和书写文字。

16．沙陀突厥人

中国人的唐朝于907年被推翻，880年时，由于黄巢领导的一次大起义（农民叛乱）的结果，它已经衰落。帝国首都长安像大城市洛阳一样落入了起义军之手，朝廷向一支新的突厥部落，即汉文转写名为处月、汉文意译名为沙陀的部落求援，沙陀的意思是“沙漠蛮荒之民”。

巴托尔德倾向于把处月（或者沙陀）归于九姓乌古斯部落，它们中至少有一部分人于10至12世纪在威海以北游牧。事实上，沙陀部落已经从西突厥主体中分裂出来，从7世纪起就生活在巴里坤湖以东。712年，当吐蕃人正在劫掠巴里坤湖地区时，他们稍稍向西朝古城方向迁移。808年，吐蕃入侵者又把他们从该地赶走，他们向唐朝请求保护，唐朝把他们作为盟邦，安置在鄂尔多斯北部、灵州（宁夏附近）的东北部。

沙陀部一直留居鄂尔多斯地区直到878年。是年，趁当时中国内乱横行，沙陀部的一位首领李克用攻占山西北部大同边区，他希望在那里能够更好地插手中国的大混乱。880年，当黄巢领导的可怕的起义从唐朝手中夺取都城长安时，唐朝确实向李克用求援过。这位年轻的领袖（当时年仅28岁）被中国史家描写成勇敢的和忠实的。

他似乎扮演了唐朝救星的角色。此后他的忠诚是无可非议的。883年，他把起义军从长安驱逐出去。被他刚刚拯救出来的唐朝廷任命他为节度使，以为报酬。对他来说，更重要的位置也许是他同时又被任命为太原、即山西的总督。有一个时期，这位中国化的突厥人似乎要继承衰亡中的唐朝，自己登上中国王位。但是，显然是由于他对唐朝的忠诚阻止了他这样做。而一个与他同时代的匪首朱温（当时已被说服站到中国人一边）夺取了权利。朱温废黜了唐朝的最后一位皇帝，自己称帝，建立了“后梁”王朝（907年）。而李克用仍然是山西的君主，在他于908年去世时，其子李存勖（死于926年）继位，他作为山西的皇帝，在“晋王”的称号下统治着山西，以太原为都城。923年，李存勖推翻了“后梁”王朝，以“后唐”王朝建立者的身份成了中国的皇帝（都城在洛阳），“后唐”王朝是短命的，仅存在13年（923－936年）。936年，另一位沙陀突厥人石敬瑭将军由于得到契丹人的帮助，推翻了最后一位“后唐”皇帝，宣布自己是中国皇帝，建立了“后普”王朝，以开封（即汴）城为都。然而，“后晋”比“后唐”更加短命，仅存10年（936－946年）。946年，完全中国化的这支古代突厥人被真正的野蛮人、即蒙古族契丹人推翻。

17．契丹

契丹（汉名），或者是阿拉伯－波斯语（Khitai），或蒙古语（Ki－tal），从405－406年起在中国编年史中被提到。当时他们居住在辽河以西，在辽河及其支流沙拉木伦河之间，即今热河地区。契丹属蒙古家族，“其语言是一种蒙古方言，由于与通古斯口语接触，其音已颚化”。契丹人于696年过山海关，攻入河北永平，甚至抵达北京平原，但唐朝（当时是在武后的统治下）召集当时处于极盛时期的东突厥可汗默啜对付他们，默啜攻其后方，于697年给他们一次沉重的打击，如上所述，这次惨败阻止了他们的扩张达3个世纪。契丹和中国之间于734至735年间发生的边境战争也未能使形势发生改变。751年，契丹击败入侵平卢（今平泉附近）的一支中国军队，这支军队正巧是由与他们同族的、臭名昭著的安禄山率领。安禄山在唐朝供职，成了唐玄宗的宠臣。就是他，以后企图推翻唐玄宗，自己当皇帝（755年）。

10世纪初，当契丹人在精明强干的首领耶律阿保机统领时（耶律阿保机是汉文转写名。耶律是其部落名；阿保机是人名），他们仍居住在辽河西北流域和辽河支流沙拉木伦河地区，阿保机为他的耶律部保住了拥有最高权力的可汗位置。据后来的编年史家们记述，阿保机开始在他的部落中表面上采用中国式的统治。947年，他的继承者将他们的王朝称为辽朝。在中国史上正是以辽国一名称呼契丹王朝。924年，阿保机渗入蒙古地区，直达到鄂尔浑河上游，进入哈喇巴喇哈森，把自840年以来就居住此地的黠戛斯突厥人逐回叶尼塞河上游和西部草原。奇怪的是，当时他可能主动提出过让甘肃西部的回鹘人重返鄂尔浑地区。在747至840年间，原回鹘可汗们曾占据着鄂尔浑地区，但他们的子孙们已经过定居生活，没有恢复游牧生活的想法。

在东方，阿保机于926年灭通古斯-高丽人建的渤海国，在这次远征中他去世了，渤海国包括朝鲜北部（北纬40度以北）和辽东以东的中国东北部分（从哈尔滨和海参崴到旅顺口）。中国东北部的通古斯女真人生活在乌苏里森林，他们成了契丹的属民。

阿保机通过夺取河北，试图从蹂躏中国的内战中获利，但是，被上面提到过的中国“后唐”王朝的建立者李存勖在保定南部的望都赶走（922年）。

阿保机死后，其遗孀设法使她宠爱的次子当选为汗，她是一个像大多数突厥-蒙古族寡妇（包括成吉思汗母亲在内的）一样能干的可敦。她召集了部落会议（成吉思汗的蒙古人称之为库里勒台），命长子突欲和次子德光（突欲和德光都是汉文转写名）“俱乘马立帐前，谓群臣曰：‘二子吾皆爱之，莫知所立，汝曹择可者执其辔’。”自然，众人都争着执德光的马辔，于是，德光成了可汗（927－947年）。

德光统治之初，与其母共掌国事，然而一切均按母亲的意图行事。每当有大臣惹她不快时，她便借口派此人“去给她的亡夫送消息”为由，让看守阿保机墓的卫士们将其杀死。一位名叫赵思温的中国官员，在他被派执行此项任务时说，给已故可汗送消息这种荣誉应该首先归于可汗的遗孀。而可敦答道，很遗憾，对她的部落来说，延续她的生命是十分必要的，不过，她果断地砍下一只手，埋在王墓中。这是首领死后，家族大屠杀祭示习俗中所残存下来的一种奇特风俗。是在草原上，无论是在斯基泰人中，或者是在匈奴、蒙古人中都盛行的风俗。可敦尽管还保留着这些野蛮的生活习俗，但她很信任中国大臣汉延惠，后者使契丹人开始走向文明。

新可汗耶律德光不久就找到了干涉中国事务的机会。936年，他把中国将军石敬瑭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当时石敬瑭已反叛后唐王朝），耶律德光率5万军过古北口，袭击河北，帮助石敬瑭打败帝国军队，并帮助他以“后晋”王朝建立者的身份登上了中国皇帝的宝座。

石敬瑭在契丹人的帮助下成了中国皇帝之后，为报答契丹人，他把包括幽州或称燕州（今北京）在内的河北北部地区和连同云州（今大同）在内的山西北端割让给契丹（936年）。这样，蛮族开始被置于长城之内的中国北部边境上，此后他们可以从这些地区密切注视着中国的政策。石敬瑭的卖国行径使古代中国帝国的完整出现了第一道裂痕，这一裂痕注定会越来越宽，使游牧部落在12世纪时征服了整个北部中国和在13世纪时占领了整个中国。被耶律德光所征服的北京，以后从契丹人手中传给了女真人，又从女真人传给了成吉思汗的后裔，因此，从936至1368年，北京一直处于游牧民的政权之下。938年，德光使北京成了他在南方的驻地（汉文称南京），他在北方的驻地是沙拉木伦河畔的临潢，在东方的驻地是辽阳。

石敬瑭这位由契丹人恩赐的中国皇帝，直到他于942年去世时一直是契丹人的驯服的属臣，但是，他的侄子和继承者石重贵（943－946年）试图摆脱契丹人的羁绊。

这是非常草率的行为。契丹人在河间附近打败了他的军队，渡过黄河，出现在帝国都城开封（当时的大梁）城下，其可汗德光于947年的第一天进入开封城。

德光的目的无疑地是要宣布自己为中国皇帝。在被征服了的开封城内他的确是穿着中国服装。然而，在背后中国人掀起了反抗斗争，他们残杀了几处孤立无援的契丹人，特别是在彰德的契丹人。为了报复，德光屠杀彰德居民，后来，因面临大起义而重新踏上了通往热河的道路，他把全体宫廷人员作为俘虏带走。来到正定之后，德光去世（94年）。他的猝死在契丹人中引起了混乱，因此，无疑地契丹人失去了征服中国的机会。

在契丹撤退期间，山西节度使刘知远于947年2月被其军队拥立为皇帝，刘知远也是沙陀部突厥人。在中国舆论的积极支持下，他以“后汉”王朝建立者的身份于同年4月在开封登基。

耶律阮（947－951年）和耶律璟（951－968年）先后继承德光成为契丹统治者。

如果不是中国人自己给契丹提供了行动的机会的话，契丹将永远没有干涉中国事务的希望。951年，“后汉”王室被新王朝（即“后周”王朝）赶跑，逃到山西中部避难，在此建立了称之为“北汉”的地区小王国。“北汉”以太原为都，从959年一直统治到979年。当时以先后在开封建立的统治王朝，即后周（951一960年）和宋朝（960年）为一方，与在山西中部太原实施统治的“北汉”王朝为另一方之间爆发了连续不断的战争。“北汉”的统治者们出于对那些把他们推翻的“后周”人的怨恨和为了保住他们在山西的小王朝，把自己置于契丹人的保护之下。契丹人当然也很乐意又加入这一角逐。无论帝国军队何时企图夺取太原，他们的军队就赶来援助“北汉”。

这种形势一直持续到中国大王朝，即宋朝（960年建立）到975年重新恢复了中国境内各国（除太原的北汉）的统一时为止。

宋朝的建立者，宋太祖赵匡胤于968年曾试图收复太原，但是，被契丹人阻止，契丹人像往常一样赶来保卫太原。宋朝的第二代皇帝，宋太宗要幸运些。979年，宋太宗不顾契丹的干涉，迫使太原投降，归并了山西的北汉国。接着，宋太宗决定收复自936年以来就被契丹占据的长城以南的领土：大同和北京。但当时在位的契丹君主耶律贤（968－982年）及其将领们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使宋朝打消了再征服的念头。宋太宗一直进军至北京（当时的幽州或燕京），他们围攻北京，但是，被契丹大将耶律休哥在北京西北的高梁河附近击败，被迫迅速撤至北京与保定之间的涿州（979年）。现在轮到契丹试图入侵中国人占领的河北部分地区，但契丹大将耶律休哥在正定城前被打败。

986年，宋太宗又起了新的念头。契丹可汗耶律贤刚去世，由年仅12岁的耶律隆绪（983—1031年）继位，其母肖氏摄政。这一时机似乎对中国有利。宋军分兵数路，分别由曹彬、潘美、杨业率领，一些人向大同进军；另一些人向北京进军。西进的军队胜利地夺取大同；而东进的军队只达涿州就受阻，最后在涿州西南、易州附近的歧沟关被耶律休哥击败，退至北京与保定中间的拒马河。宋军残部向南逃。耶律休哥紧追不舍，《通鉴纲目》记道，当宋军正在渡沙河（无疑是流经正定和河间以北的新乐）时，耶律休哥把宋军赶入河中，宋军大批淹死。契丹占领了深州（在正定附近）、德州和顺德。但是，对中国来说，十分幸运的是他们没有乘胜南进。直到989年，宋军才完全恢复元气，并在保定附近打败了契丹人。

中国面临的困境因唐兀人而加剧，唐兀人是藏族的一支。于11世纪初在鄂尔多斯和阿拉善地区建立了新国家，即西夏国，它一直是中国陕西省的威胁。西夏国的建立者赵保机，又名李继迁（死于1003年），于990年得到契丹人的认可成为西夏王，契丹当时是东戈壁滩所有各部的宗主。1001年，李继迁劫掠了宁夏附近的中国军事重镇灵州，或称灵武。西夏王在离宁州不远的地方，在兴庆府建立了都城。因此，宋朝发现它同时面临着东北部契丹王朝和西北部西夏王国的威胁。在宋朝第三代皇帝真宗统治时期，契丹王耶律隆绪于1004年发起一次穿越河北南部的骑兵远征，沿途攻占了保州（今保定）。冀州（今大名）、德清军（今清丰县），隔黄河（黄河在公元1000年的流向，1007年黄河改道）与开封相对，在开封城内，怯懦的廷臣们劝宋真宗迁都南京或四川。他不仅拒绝迁都，而且还采取鼓舞人心的措施。位于黄河北岸的前沿堡垒地澶州（满族地名开州，即今濮阳县）当时仍很紧张。一名勇敢的中国军官李继隆被契丹人围在澶州，他引诱敌人入理伏点，敌人在此受到重创。

一查阅地图就可以看到，澶州是处在堵住通往开封去的路上，如果李继隆被打倒，契丹将占有黄河河岸，面对宋都城开封。宋真宗大胆地离开开封，率援兵赶到澶渊“前线”，他的果敢行为使契丹慑服。1004年，契丹与宋朝在澶州签订和约。双方边境仍维持936年的规定：北京和大同属契丹，保定和宁武属中国。边境线沿霸州（该城仍属于中国）北郊穿过河北省，过五台山以北的山西境，同样，五台山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

1004年和约实施了一百年。契丹由于满足于在北京和大同的统治，不再有进一步的要求；而宋朝除契丹占据的以上地区外，已经统治了整个中国，也放弃了收复北京和大同的愿望。契丹已把他们的野心转向高丽和戈壁。但是，由于1014年高丽人设法让乌苏里江畔的一支通古斯人，即女真人，对契丹人采取了牵制行动，契丹对高丽的攻击被击溃。在戈壁，契丹从回鹘手中夺取甘肃西部城镇甘州和肃州。契丹在1017年左右似乎企图征服喀什噶尔和伊塞克湖地区，正如我们将会看到那样，该地区是属于伊斯兰化突厥人哈拉汗朝统治。契丹人在向有8天路程之远的一座哈拉汗朝都城，即伊塞克湖西、楚河上游的八拉沙衮城前进时，被喀什的哈拉汗朝可汗托甘汗击败。西夏的唐兀人也把他们的目光转向西方。西夏王赵德明（1006—1032年）于1028年从回鹘手中夺取甘州（契丹在1009年远征之后就失去甘州）。1036年，其子赵元昊（1032－1048年）从吐蕃人手中同样地夺取肃州和敦煌。

1044年，他在鄂尔多斯附近粉碎了契丹发起的一次进攻。在元昊统治期间，唐兀人有了自己的文字，即西夏文，它源于中国文字。1908年由科兹洛夫使团在甘肃北部的哈拉霍托（古名亦集乃城，马可·波罗称之为额济纳）发现藏有西夏文手稿和印刷品的一个完整的藏书室。

契丹人同样也创造了他们自己的文字。但直到最近才发现其遗迹。最后，在1922年发现了两块这种契丹文的石碑，其年代可以追溯到12世纪初年，是在蒙古地区发现的。

18．女真人

从契丹人手中收复北京和大同地区的幻想仍索绕在中国人头脑中。徽宗皇帝（1101－1125年）是宋朝皇帝中最杰出者，他爱好艺术，本人就是一位画家。他犯了“以夷制夷”和“远交近攻”的错误。这项策略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的策略，在中国实践中是常常取胜的，特别是在唐初，唐太宗对该策略的应用。这一次，它是一个错误。契丹人当时已经是一支文明、温和和相当中国化的蒙古族人，已经成了宋朝的友好邻邦。契丹人的后方，即在乌苏里森林和中国东北部，以及今天的俄属沿海地区内，住着一支称之为女真的通古斯人（女真是汉名；阿拉伯-波斯语称Jurche）。1124至1125年，中国使者许亢宗把女真人描写成十足的野蛮人，因为在可汗大本营周围是牧地和牧群。在居住集中地，无街道，甚至无小巷，除王族的帐篷或兵营有墙围住外，无防卫的围墙。可汗坐在用12张虎皮铺着的王位上。女真人有很多野蛮的娱乐：痛饮、音乐狂舞、摹拟狩猎和战争场面的表演，还有一种森林居民最大的娱乐，即由化了装的妇女们手持镜子，不断用镜子将阳光反射到观众身上（这种游戏称之为“劈雷女神”，类似日本的天照大神，是其中女英雄的那种情景）。

中国正是与这些被宋朝宫廷中的高丽使者们比喻成比豺狼虎豹更凶恶的蛮族联盟，以消灭那些使宋朝免受更偏远地区的蛮族入侵的防护者契丹人。

正值此时，女真王室完颜部中一位名叫阿骨打的能干的首领正在加紧把女真人组织起来（1113—1123年）。阿骨打已觉察到契丹统治者们潜在的虚弱，他们过多地吸收了中国的生活方式。1114年，阿骨打反叛契丹的宗主权，率领他的部落征服契丹领土。9年之内，夺取了契丹的一切重镇，从北向南地占领了下列中心地：1114年，宁江州（今哈尔滨南，在松花江的支流上）；1116年，辽阳，辽阳的占领使今天称之中国东北的全部地区尽入女真人之手；1120年，临潢府，即契丹的上京（北京，今热河北的沙拉木伦河畔）；1122年，大定，即契丹的中京（热河北部，赤峰附近）；同年，山西北部大同。宋徽宗匆忙与女真人签订联盟条约，条约中规定在瓜分契丹国时，北京应归还给宋朝。然而，事实证明，宋朝没有能力收复北京，1122年，是女真人夺取了北京。此后，女真人傲慢地把北京归还给中国（1123年）。

最后一位契丹国王耶律延禧朝库库河屯逃亡，企图在武州（朔平附近）落脚（1124年），直到女真骑兵把他俘虏（1125年）。

女真征服契丹国后，在完颜部王室的精明统治下，努力建立了一个貌似中国的正规的国家，在作这方面的努力时，他们给完颜部王朝冠以“金”（通古斯语为Alchun；汉名为金）一名，从此以后，这一王朝将以中国史学家们的方式被称为金朝。

蒙古族契丹人这支逐渐走向文明、以和约的方式来确保其安全的民族，被凶猛的通古斯族女真人取代了。末驯服的女真野蛮性很快就反过来对付那些草率讨好他们的中国人。金国的统治者阿骨打在他达到胜利顶峰时去世（1123年）。其弟吴乞买继位。吴乞买是一个更有野心的人，他从1123年统治到1135年。宋朝愚蠢地为北京北部一些边境城镇的所有权与金国争吵不休，以致发展到暗中支持反金起义。这就导致了宋金之间的战争。几个月之内，金大将粘没喝从中国人手中夺取北京和河北平原；然后又占领太原和陕西中部地区（1125、1126年）。金国的另一员大将斡离不，在粘没喝的联合下，渡过黄河，出现在宋都开封城下。开封城的保卫者们，即可悲的徽宗皇帝和其子钦宗，投降金国（1126年底）。这两个不幸的统治者及其侍从们连同朝廷舆服和财宝一起被送往金国都城（1127年初），即中国东北部的内地，哈尔滨以南的宁江。

一位宋朝王室成员，即宋高宗逃脱了这一灾难。凭借长江天堑他在南京被拥立为皇帝（1127年）。与此同时，金国归并了当时仍在宋朝手中的华北地区最后的一些重镇：河北的河间和大名；山东的济南；河南的彰德；山西西南角的河中（蒲州），更不用说开封了。宋军曾经趁金国驻军不在时收复了开封，但随即又被金军占领（我们将看到，在成吉思汗时期，这种拉锯战在这一地区更加普遍）。

华北被归并之后轮到了华中地区。1129年，金军在粘没喝的率领下，征服了淮河下游和长江下游之间的地区。稍息之后，他们又兵分两路进攻长江下游沿岸。西路军在湖北黄州处渡江，袭击了鄱阳湖北的江州（江西九江）和该湖南岸的洪州（即南昌），从南昌他们武力入侵虔州（江西南部的赣州），赣州是该军挺进的极限。金军飞速地横穿了几乎整个南部中国。甚至13世纪的蒙古军也没有如此神速。

在长江下游活动的另一支金军在太平附近渡江，迫使南京投降。宋高宗逃亡宁波（当时称明州），以后又逃往浙江南部的温州港。金大将兀术从南京出发，紧追不舍，占领了杭州和宁波（1129年底至1130年初）。

然而，完全由骑兵组成的金军一直冒险深入到中国南部，这里有洪泛区、纵横交错的河流、稻田、运河和密集的人口，这些都困扰着金军。金军将领兀术企图返回北方，然而又被长江所阻，长江宽阔如海，江面有中国的小舰队巡逻。最后，由一位叛贼引路，他才得以从南京以东的镇江附近渡江而逃（1130年）。南方摆脱了金军之后，宋高宗于1130年返回，定居杭州，直到蒙古人征服中国前，杭州一直是宋朝都城。

金军受到这次挫折后，仓惶失措。中国将军们开始收复长江与黄河之间的基地，其中最杰出者是岳飞，他从金军手中夺回了襄阳重镇（1134年）。1138年，当他正在向开封进军时，被战争吓破了胆的懦弱的统治者宋高宗与金国签订了和约。当时合刺（1135－1149年）刚继承其堂兄吴乞买成为金王，又由于受到来自北方的威胁，也很想与宋朝议和。蒙古人（至少是在历史上所知道的“蒙古人”这一名称之下）这时已登上了舞台，他们在其可汗合不勒的统率下刚形成了部落联盟，正在东戈壁地区从后方攻金（1135，1139年）。1147年，金人被迫把边境的许多地区割让给他们。

在这种局势下，宋、金之间迅速签订了和约（1138年）。边境线是以淮河，以及黄河（及渭河）流域与汉水上游流域之间的高地为界，黄河流域和渭水流域仍归金，汉水流域归中国人。于是，金国拥有河北、山东、山西、几乎整个陕西和河南、安徽和江苏以北的许多地区，这样，他们在中国占领的地盘比以前的契丹人在中国的占地大得多。

至此，中国已分裂为二，南方是以杭州为都的中国人的宋朝，北方是通古斯族女真人的金国。金初定其北都（汉文称北京）于中国东北地区、哈尔滨附近的会宁，到1153年以前，它一直是金统治者们的主要驻地。今天的北京只是他们的第二都，即南都（汉文称南京），他们还设中都（中京）于大定，位于热河北。1153年，金王迭古乃把北京城作为他的主要驻地。从此，热河省的大定被看成北京，辽阳为东京，大同为西京，今天的北京作为中京，开封是南京。

注意到一位王室王子在金国建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很有趣的，他名叫完颜希尹（无疑是女真人的通古斯语Goshi），是位能干的政治家。他把他的势力部分地归结于他所担任的萨满职务。正是他用中国字来标通古斯语音，发明了女真人的“大字”。他的威望使合剌对他产生了猜疑，并于1139年将他处死。

迭古乃杀前王合刺和部分王室成员之后，登上了金国王位（1149年）。文明使迭古乃堕落，他是一位耽于肉欲和凶残的人。他的凶猛使人回想起古代女真人的野性。他贪图享乐使他放弃了金初的中国东北驻地（他土生土长的森林地）迁到北京宫廷。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在鞑靼人和蒙古人已表现出加紧对中国东北进攻的趋势时，他的迁移等于就是放弃上述地区。但迭古乃的野心是要成为一名真正的中国皇帝，以及最终从宋朝手中夺取南部中国。因此，1161年，他进攻宋朝，窜入长江下游，企图在正对扬州的江湾口，即在金山岛附近，今天的镇江城渡江。但是，他遭难了，他的部队因其暴虐统治而狂怒，杀死了他。另一位王乌禄在辽阳被宣布为金王（1161年）。

新金王立即与宋朝议和，1163至1165年间的谈判结果是以维持现状而结束。编年史描述的乌禄王是一位识时务的贤明君主，在北京宫廷里，他怀念中国东北部的森林故地。他年岁很高才去世，王位由其孙子麻达葛继承（1189年）。

据中国编年史记载，麻达葛（1189-1208年）放松了女真人的军纪，其结果，在蒙古人入侵时期，即在他的后继者统治之下变得很明显。在此期间，1206年，当宋朝轻率地对金国又公开表示敌对时，金军越过标明两国交界的淮河，进军至长江。

麻达葛声称要取中国主战派大臣的首级，然而，在1208年，金国同意退至原来的边境线，条件是宋朝每年增加给金国的银和丝的数量，这些银和丝不过是宋朝略加掩饰的给金国的贡赋。在麻达葛的继承者永济统治时期（1209－1213年），蒙古大入侵开始了。

蒙古历史不但涉及到远东地区的历史，还与穆斯林突厥社会有同样频繁的联系，在继续探讨蒙古历史之前，最好是让我们迅速回顾一下自11世纪以来居住在伊斯兰境内的突厥各族的历史。

谢选骏指出：对于游牧民族或草原社会来说，“头人”的作用十分重要，因为他们的生活特质，不重视制度和法律，只重视强权与诡计——就像动物世界。在动物群体中，“头羊”、“头狼”都是群体生存的决定因素。在游牧民族或草原社会那里，自然的力量是压倒一切的，人们的生活只能随机应变，无从遵守固定的法度。而游牧民族与草原社会的南侵西扩，往往又和气候变化、气温降低……息息相关。

【第三章  13世纪前的突厥人与伊斯兰教】

1．10世纪抵御突厥势力的伊朗屏障：萨曼王朝

上文已经提到，在751年的怛逻斯之战以后，阿拉伯人对河中统治的巩固在一个世纪之后已经使伊朗民族受益。把突厥（当时还是非伊斯兰教徒）和中国这双重的危险从河中地区驱逐之后，阿拉伯总督认为他们是在哈里发的名义下，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工作。但是，在9世纪50－75年中，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权力从阿拉伯征服者手中转移到了本地伊朗人，即历史上古粟特人的后裔手中。这个纯伊朗人的萨曼王朝（源于巴尔赫附近的萨曼的一个统治家族）从875年到999年间以布哈拉为首都成了河中地区的主人。权力转移的产生不是经过革命或暴力，而正是发生在穆斯林社会内部，在正式受尊重的哈里发机构内。萨曼王朝满足于谦逊的埃米尔称号，并且假装只是充当巴格达哈里发的代表而已。事实上，一切事情的进展就好像他们是完全独立的，他们的主张使人联想起古波斯王巴赫尔·楚宾，表明在极端正统的伊斯兰教外壳下，实现伊朗民族国家复辟的真正特征。

萨曼王朝的伟大时期始于纳斯尔·伊本·阿赫穆德时期，他在874至875年间从哈里发穆塔米德那里得到河中作为他的封邑，以撒马尔罕为其驻地。同年，纳斯尔任命其兄弟伊斯迈尔为布哈拉的瓦利，或称总督。然而，两兄弟之间不久发生了冲突（885，886年），这是河中地区诸王朝内普遍存在的一种不良倾向。892年纳斯尔去世后，伊斯迈尔成了河中唯一的君主，从此，他的王室驻地布哈拉成了萨曼王朝都城。

伊斯迈尔（伊斯迈尔·伊本·阿赫默德，892-907年在位）是一位伟大的君主。

他的军队于900年春在巴尔赫附近打败并俘虏了萨法尔王朝的统治者，呼罗珊君主阿马尔·伊本·埃-勒斯。由于这次胜利，他的伊朗国土扩大了一倍，并乘胜吞并了呼罗珊。902年，他从另一王室手中夺取了包括刺夷（今德黑兰）和加兹温在内的塔巴里斯坦。在东北部，伊斯迈尔从893年起已经对怛逻斯突厥地区发动过一场战争。当他一占领该城（怛逻斯，或奥李-  阿塔），就把建在当地的基督教（可能是聂思托里安教）教堂变成一座清真寺。

这位伊朗王子从深入突厥草原的这次远征中返回来时，携带着从游牧民抢夺来的大批战利品：马、羊和骆驼。伊斯迈尔在对游牧民的行动中，又回到了古代萨珊国王们在阿姆河北岸所遵循的防御性反击的政策上，注意到这点是很有趣的。对锡尔河（药杀水）的关注（古伊朗君主们“对莱茵河的关注”）现在又蒙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波斯人对突厥世界（无论是不信教者或是聂思托里安教徒）的伊斯兰教战争。

当边境地区的这些突厥游牧部落皈依伊斯兰教时，这种形势变得缓和了。萨曼王朝曾经为这种宗教信仰的改变而热情地奋斗过，这一转变将是对促进转变者的一种报应，因为它使穆斯林社会的大门向突厥人敞开了，而且在不止一位的突厥首领的头脑中，这是他们皈依伊斯兰教的唯一目的。

从疆域的角度来看，在纳斯尔二世（伊本·阿赫默德，914－943年在位）统治时期萨曼王朝达到了鼎盛。北方的塔什干（柘析城），东北方的费尔干纳，西南方的刺夷（刺夷直到928年才归萨曼王朝），都成为萨曼王朝国家的组成部分，王朝的实际影响远至喀什噶尔。但是，纳斯尔转而信奉伊斯兰教十叶派引起了导致他退位的严重骚乱。当时河中地区的伊朗人已经是狂热的逊尼派教徒，并抱有要利用宗教上的差别以加深他们与真正波斯人之间的区别的倾向。

努赫一世（943－954年在位）的统治时期是萨曼王朝衰落的开始。伊朗军事贵族挑起了连续不断的反叛。在西南方，萨曼王朝开始敌视另一个伊朗人的王朝，即统治着波斯西部的布威朝。两王朝之间的冲突因宗教上的分歧而加剧，萨曼王朝信奉逊尼派，布威王朝信奉十叶派，冲突是以宗教为借口，目的是要占领多次易手的刺夷城。这是令人厌倦的战争，除了考虑到它危险地削弱了萨曼王朝抵御突厥世界的力量外，这些战争仅仅影响到伊朗内部的历史。然而，在当时，许多突厥人集体皈依了伊斯兰教，使这些改变信仰的突厥人取得了河中公社成员的权利（他们是以河中雇佣军的身份而得到承认的），因此，伊朗各重镇的钥匙转到了突厥人手中。

未来的伽色尼王朝就属于这种情况。在萨曼王朝的阿布德·阿尔－马克克一世（954－961年在位）统治时，一位名叫阿尔普特勤的突厥奴隶成了卫队统帅，并被任命为呼罗珊总督（961年1－2月）。在继任的萨曼王曼苏尔一世统治（961－976年在位）下，阿尔普特勤被免职，退到巴尔赫。接着被萨曼王朝军赶出此城后，他逃到阿富汗地区的加兹尼城避难（962年）。他的家族靠承认萨曼王朝的宗主权在加兹尼建立了新王国。不过，这确实是突厥人在穆斯林伊朗境内建立的第一个国家。阿尔普特勤在其后不久去世（约963年？）。他在加兹尼创建的这支突厥雇佣军（已经深受伊斯兰教的影响）从977年起由另一位前突厥奴隶（另一个马木路克）赛布克特勤统帅，他使自己成了吐火罗地区（巴尔赫－昆都士）和坎大哈的君主，并着手征服喀布尔。

在萨曼王朝努赫二世伊本·曼苏尔统治时期（977－997年在位），由伊朗军队贵族闹独立而引起的封建分裂已经十分剧烈，以致在992年，一位名叫阿布·阿里的贵族向当时位于楚河河畔八拉沙衮城内的实际统治王朝哈拉汗朝的突厥人博格拉汗·哈仑求援，以反对萨曼王。博格拉汗发动了对布哈拉的军事远征，他于992年5月进入该城，尽管他并不打算留在该城。努赫二世为了对付这些叛变和哈拉汗王朝的威胁，向伽色尼王朝的突厥人求援，当时这些突厥人是由精明能干的赛布克特勤统帅（995年）。赛布克特勤从加兹尼匆忙赶来之后，将萨曼王朝置于其保护之下，但是，他们将呼罗珊占为己有。于是，伊朗人的萨曼国缩小到只有河中地区，它的两侧都是突厥人，一边是阿富汗和呼罗珊的主人、伽色尼王朝的突厥人；另一边是仍然统治着楚河草原、伊犁河流域和喀什噶尔的哈拉汗朝突厥人。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在这两支突厥人中，由谁将给予萨曼王朝最后的一击。

正是在萨曼王朝的阿布德·阿尔－马立克二世统治时期（999年2－10月），最后的打击来临了，它来自两方面。马立克二世在莫夫附近被伽色尼王朝的赛布克特勤之子、继承者马赫穆德打败，被迫永远地放弃了呼罗珊（5月16日）。同年秋，费尔干纳乌兹根地区的哈拉汗朝王阿尔斯兰·伊列克·纳斯尔侵入河中，他于999年10月23日进入布哈拉，监禁了马立克，吞并河中地区。

于是，东伊朗和河中地区的伊朗王国现在被两个穆斯林的突厥势力瓜分了：在喀什噶尔的哈拉汗朝可汗们得到了河中地区；在阿富汗地区的伽色尼王朝苏丹们得到了呼罗珊。这两支突厥人对这两个地区的长期突厥化起着巨大作用，他们的简要历史，是下一节的内容。

2．喀什噶尔和河中地区的突厥化：哈拉汗朝

回鹘突厥人在蒙古失势后，定居在塔里木盆地北部，在火州（即吐鲁番）、别失八里（今济木萨）、焉耆和库车，他们使这一古老的吐火罗地区变成了突厥地区，不过他们仍然尊重当地的佛教和聂思托里安教。与他们不同，在下一个世纪中居住在喀什西部和西南部，以及伊犁河流域和伊塞克湖地区的哈拉汗朝突厥人因皈依了伊斯兰教，从根本上改变了上述地区的特征。在伊斯兰教和突厥人的共同影响下，使中亚这部分地区内昔日的一切都不复存在了。

关于哈拉汗王朝王室的起源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尽管它注定了在10世纪中期到13世纪初期要统治喀什噶尔。正像巴托尔德所指出的那样，他们有可能是从葛逻禄突厥人手中夺取八拉沙衮城（在伊塞克湖西）的一支九姓乌古思部落。穆斯林文献中提到的第一位哈拉汗朝统治者是喀什王博格拉汗萨图克，他大约死于955年，他似乎在他的臣民中鼓励信仰伊斯兰教。10世纪的最后几年和整个11世纪，塔里木盆地西部各绿洲和楚河流域、怛逻斯平原已在他的家族成员们中间被瓜分了，在当时，他们已经都是伊斯兰教徒了。然而，不顾他们的信仰，他们仍没有忘记突厥人与伊朗人之间的世代斗争，从未忽视过反河中萨曼朝埃米尔的战争，尽管这些埃米尔在中亚细亚的门槛边充当为伊斯兰教逊尼派（或称穆斯林正统教派）的官方卫士。正如上面已经看到的那样，哈拉汗朝的博格拉汗·哈仑（在楚河流域的八拉沙衮进行统治）在992年5月发动了对布哈拉的攻击（顺便提一下，这次攻击没有立即见效），以此而开始了突厥人对该地区的一系列入侵活动。哈拉汗朝的另一个统治者，费尔干纳乌兹根地区的阿尔斯兰·伊列克·纳斯尔（死于1012或1013年）更加幸运。如上所述，他于999年10月23日以胜利者的身份进入布哈拉，监禁了萨曼王朝的末代君主（马立克二世），吞并了河中地区。

阿姆河以南的呼罗珊，即萨曼王朝遗产中的另一个残余地区，落入第二个突厥王朝即伽色尼王朝手中，当时该王朝是由西北印度的征服者、杰出的马赫穆德苏丹统治着（998—1030年在位）。两个穆斯林突厥王朝之间的关系最初很温和，甚至很友好。布哈拉的征服者阿尔斯兰·伊列克·纳斯尔嫁女给马赫穆德为妻，但是，和睦关系是短暂的。哈拉汗朝，这个不仅统治着喀什噶尔，还统治着原突厥国土，即伊犁河和楚河流域地区的稳固的王朝，把曾经是奴隶的伽色尼王朝的统治者们视为暴发者。另一方面，加兹尼的马赫穆德刚把旁遮普并入了他的阿富汗和呼罗珊版图（1004－1005年），又因虏掠到大量印度财宝而富裕起来。马赫穆德现在已经完全伊朗化，正处于权力的鼎盛时期，印度王公们的世界已经踩在他的脚下，他把长期逗留在北部贫瘠草原之地的哈拉汗朝突厥人视为野蛮的同族人，并把他们看成是他的印－伊大帝国的一个经常性的威胁。在后一点上马赫穆德没有看错。1006年，当马赫穆德被印度事务缠身时，哈拉汗朝的阿尔斯兰·伊列克·纳斯尔入侵呼罗珊，洗劫了巴尔赫和尼沙普尔。马赫穆德一返回伊朗，就在巴尔赫附近的沙尔希延打败伊列克（1008年1月4日），并把他赶出该省。在这次战争中伊列克得到其堂兄于阗王喀迪尔汗·优素福的援助，但是，伊列克之死、哈拉汗朝的第三位可汗——托甘汗被争取到马赫穆德一边。

比这些家庭纠纷更严重的是哈拉汗朝在阿姆河沿岸与马赫穆德战争时，在后方受到北京的契丹诸王的攻击，他们于1017年派遣一支契丹军进入喀什噶尔。顺便提一下，喀什噶尔的哈拉朝托甘汗击退了这次入侵。米诺尔斯基发现了北京契丹宫廷曾派出一位使者去加兹尼马赫穆德那里的证据，无疑是与他达成了对付哈拉汗朝的协议。事实是，马赫穆德长期在伽色尼王朝的另一端进行着征服印度的战争（1014年占塔内瑟尔；1019年攻马图拉；1020－1021年围瓜廖尔；1025年攻索姆纳特）。

1025年，当他的领土已延伸到恒河和马尔瓦后，他回过头来清算当时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进行统治的哈拉汗朝的阿里特勤。阿里特勤无力抵抗而撤退，马赫穆德进入撒马尔罕。与此同时，哈拉汗朝的另一位统治者、喀什王喀迪尔汗·优素福进入河中地区。他与马赫穆德在撒马尔罕城前友好会见（1025年），目的是商讨他们瓜分河中地区。事实上，他们俩都没有成功。当马赫穆德一返回呼罗珊，阿里特勤又重新恢复了对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统治（1026年）。伽色尼王朝苏丹马赫穆德之子、继承人马苏德（1030－1040年在位）又派军队攻打阿里特勤，重新占领布哈拉，但是，他未能守住该城（1032年），阿里特勤仍是河中的主人，直到同年（1032年）他去世为止。其后不久，河中地区转入到哈拉汗朝的另一支，即贝里特勤手中，贝里特勤被称为桃花石汗，他在布哈拉的统治时期是从1041年（或1042年）到1068年。

我们将看到与此同时伊朗东部爆发了一场大革命。1040年5月22日，伽色尼王朝的统治者们在莫夫附近的丹丹坎战役中被另一支突厥人（塞尔柱克人）击败，塞尔柱克人从他们手中夺取了呼罗珊，并把他们赶回阿富汗和印度。塞尔柱克可汗，丹丹坎战争的胜利者吐格利尔拜格接着征服了波斯的其余地区，于1055年进入巴格达，巴格达的阿拔斯朝哈里发承认他为苏丹即东、西伊朗之王。这个大突厥帝国很快从阿姆河扩张到地中海，它几乎不能容忍河中的哈拉汗朝诸小可汗们的独立。贝里特勤之子和继承者哈拉汗朝的沙姆斯·乌尔·莫尔克·纳赛尔从1068年至1080年统治着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他的领土于1072年遭到第二代塞尔柱克苏丹阿尔普·阿尔斯兰的入侵。在这次战斗中阿尔普·阿尔斯兰被杀，他的儿子，伟大的苏丹马立克沙赫向撒马尔罕进军，但是，他答应与沙姆斯·乌尔·莫尔克和谈，后者成为他的属臣（1074年）。1089年，马立克沙赫再起兵端，攻占布哈拉，夺取撒马尔罕，监禁了沙姆斯的侄子、第二位继承人阿黑马德汗。后来马立克沙赫重新起用阿黑马德为他的藩属王。从此，在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实施统治的哈拉汗朝是作为塞尔柱克苏丹们的代理人进行统治。此时的河中不过是塞尔柱克帝国的一个属地而已。

当河中地区的哈拉汗朝正在抗争和衰亡之际，在远离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的伊犁和喀什噶尔的哈拉汗朝统治者们的命运更加不清楚。如上所述，其中之一喀迪尔汗·优素福已经把他家族在以下地区的领地重新统一起来：八拉沙衮、喀什和于阗。

他死时，八拉沙衮、喀什和于阗传给他的两个儿子中的一个，即阿尔斯兰汗（约1032－1055年？在位）；另一个儿子博格拉汗·穆罕默德得到了世逻斯（约1032－1057年在位）。大约在1055年，博格拉汗从阿尔斯兰手中夺取喀什噶尔，再次统一了这一地区，尽管紧接着是进一步的分裂。11世纪末，八拉沙衮、喀什和于阗在哈拉汗朝的博格拉汗·哈仑（死于1102年）统治下可能再次统一，八拉沙衮的霍吉勃优素福·喀什大约于1069年写成的著名的突厥文书《福乐智慧》，显然是献给博格拉汗·哈仑的。

当1130年异教的蒙古人，即北京的契丹人，征服喀什噶尔和伊塞克湖流域时，穆斯林突厥的统治已经在这些地区扎根，这要归功于哈拉汗朝的统治者们。在描述这次革命的诸事件之前，我们将简要地回顾一下西亚地区的塞尔柱克人的历史。

3．塞尔柱克人在突厥史上的作用

10世纪的波斯地理书《世界境域志》记道，在巴尔喀什湖以北，今天称之为吉尔吉斯－哈萨克人的地区（即萨雷河、图尔盖河和恩巴河之间的草原上）居住着突厥各族：乌古思或称古兹，拜占庭编年史称为奥佐伊人。语言学家们把这些古兹人，连同鄂毕河或叶尼塞河中游一带的基马克人和后来迁往南俄的原钦察人，以及今天的吉尔吉斯人一起列为一群特殊的突厥人，他们与其他突厥人的区别主要是在语音上，他们把原来发“y”的音变成了“j”（dj）音。自成吉思汗时代起，这些古兹人被称为土库曼人，即我们的突厥人。

11世纪的古兹人，像今天的土库曼人一样，形成了一个关系松散的、内部之间经常发生战争的部落群。在1025-1050年间，他们在南俄和伊朗寻求出路。大约是1054年，俄国编年史第一次提到他们在南俄罗斯出现。在另一支突厥人，即钦察人（属鄂毕河或额尔齐斯河中游的基马克人的一支）的驱赶下，这些乌泽人（拜占庭人称他们为奥佐伊），一直远徙到多瑙河下游，并越过该河入侵巴尔干地区，最后他们在巴尔干被击溃（1065年）。而朝另一个方向迁移的另一支古兹部落（即塞尔柱克人）交了好运：他们征服了波斯和小亚细亚。

与塞尔柱克人同名的英雄塞尔柱克（更恰当地称呼是Seljuk，或Saljuk）的父亲名叫杜卡克，浑名为帖木耳雅里赫（即铁弓）。杜卡克或者是古兹乞尼黑部的一位酋长，或者是该部中杰出人物。985年前，塞尔柱克及其部落从古兹主体中分离出来，在锡尔河下游右岸，今波罗威斯克附近（今克孜勒奥尔达）的真德方向扎营。

塞尔柱克诸子之名——米凯尔（Mika’il），穆萨（Musa）和伊斯莱尔（Isra’il）——使某些人得出他信奉了聂思托里安教的结论。这种假设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圣经上的这些名字也是穆斯林的名字；很可能塞尔柱克氏族在定居于萨曼王朝统治下的河中边境地区时，被迫放弃了突厥-蒙古族的古老的萨满教而皈依了伊斯兰教。

这一时期，河中地区伊朗人的萨曼王朝在抵制伊塞克湖和喀什噶尔的哈拉汗朝的入侵中经历了很大的困难。塞尔柱克人明智地与伊朗王公站在一起，反对他们的亲属。然而，正如巴托尔德所指出，这些古兹人——他们几乎是刚从萨雷河和伊尔吉兹河草原上出来，是来自异教地区——必定比哈拉汗朝人更加野蛮，哈拉汗朝人追随伊斯兰教已经一个多世纪了，并且在西面的萨曼王朝和东面的回鹘人的双重影响下，已经变得比较开化。

萨曼王朝灭亡以后，当河中君主哈拉汗朝的突厥人和统治着呼罗珊的伽色尼王朝之间正在为继承萨曼王朝的遗产而争吵之时，塞尔柱克人以今天土库曼人的方式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乱中获利，扎营于河中腹地。985年，他们的帐篷遍布布哈拉东北部。大约1025年，他们的一位首领阿尔斯兰（突厥名，意即狮子），即伊斯莱尔（他的穆斯林名），被尊称为叶护，作为地区哈拉汗朝统治者阿里特勤的辅助者反对伽色王朝的马赫穆德。马赫穆德俘虏了阿尔斯兰，并把他带到加兹尼，企图通过严格约束的办法使其部落中的其他人驯服。但是，这些游牧民的生活方式使他们能够逃脱定居民族所采取的任何措施。最后，伽色尼王朝被迫让阿里特勤成了河中的主人。阿里特勤一死（1032年），似乎直到最后仍忠实于阿里特勤的塞尔柱克人起来反对他的儿子们，并且从此以后他们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战争。他们的首领吐格利尔拜格、道特和拜格护（即叶护？）向伽色尼王朝苏丹马苏德索取呼罗珊的一些地区。当马苏德拒绝时，吐格利尔拜格强占了尼沙普尔（1038年8月），后来又使马苏德在莫夫附近的丹丹坎战役中遭到惨败（1040年5月22日），该战役之后，伽色尼王朝的统治者被迫退回阿富汗地区，将整个呼罗珊让给了塞尔柱克的子孙们。

塞尔柱克人——是一支缺乏传统和在新近接受伊斯兰教的诸氏族中最不开化的部落——只是由于一次意外的成功，他们成了东伊朗的主人。如果这支部落不是由一些明智的首领们统率的话，那么，他们获得的意想不到的好运对文明世界来说可能是一场灾难，这些首领们本能地意识到阿拉伯－伊朗文化的优越，他们不是破坏它，而是把自己看成它的捍卫者。一进入尼沙普尔，吐格利尔拜格就要求以他的名字诵读胡特巴，并宣布要遵守穆斯林制度。塞尔柱克人的征服仍以草原游牧民的方式进行。每个家族成员都为自己去掠取战利品。吐格利尔拜格的兄弟查基尔拜格、堂兄弟库吐尔米希和表兄弟易不拉欣·伊本·伊纳尔都是如此，但同时他们仍然承认吐格利尔拜格的最高权威。例如，查基尔拜格在1042至1043年占领花刺子模（希瓦）。易不拉欣·伊本·伊纳尔定居在刺夷，但由于游牧民的作风再次占上风，他的军队在刺夷犯下了一些暴行，以致吐格利尔拜格对他加以干涉，去恢复那里的秩序。当吐格利尔拜格更深入阿拉伯－波斯世界时，他从这些古文明地区的行政管理的意识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它们使他从一个部落联盟的首领逐渐变成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使他变成为一位正规的和绝对的统治者，保证了他对他的亲属们，即其他部落酋长们的支配地位。

西波斯长期由纯波斯人的布威王朝（932－1055年）统治。布威王朝确实是真正的波斯王朝，以致它仍信奉该地区内持异议的穆斯林教义，即十叶派，而不顾布威王是以与巴格达的逊尼派哈里发并行的埃米尔－乌尔－乌马拉的身份行使统治这一事实，他们使巴格达的哈里发处于无权地位，并以宫廷侍长的身份代他们行使大权。

但是，布威王朝在11世纪处于衰落之中。1029年，加兹尼的马赫穆德从他们手中夺取了伊刺克·阿只迷的大部分地区，在塞尔柱克人入侵时，布威朝的末代君主库思老·卑路支·拉希姆（1048－1055年在位）在埃米尔－乌尔－乌马拉的称号下，仍然占有巴格达、伊拉克阿拉比、设拉子和法尔斯，而他的一个兄弟占有起儿漫。奇怪的是，11世纪，即突厥人入侵前夕的这位波斯王朝的末代君主的名字竟然包含着萨珊波斯的两位伟大君主的名字。

吐格利尔拜格日后在征服伊刺克·阿只迷时，尽管该地区一片混乱，然而他的乌古思游牧民们不知道如何占领域市，伊斯法罕坚持抵抗了一年，后因饥荒而降（1051年）。吐格利尔拜格被定居生活所吸引，以伊斯法罕为都城。在政治瓦解、封建分裂、知识混乱之中，这位突厥人，尽管粗野，但他代表了某种秩序，人们无疑地很少后悔接受了这种秩序。1054年，阿塞拜疆地区（大不里土、刚加等地）的君主们向吐格利尔拜格表示效忠。阿拔斯哈里发阿尔·哈伊木和哈里发的卫队司令贝撒希瑞亲自召吐格利尔拜格到巴格达，他们都希望摆脱布威王朝的束缚。利用这些矛盾冲突，吐格利尔拜格于1055年进入巴格达，推翻了布威王朝末代君主库思老·卑路支。

1058年，哈里发承认吐格利尔拜格是他世俗权力的代理人，并赐予东方和西方之王的称号，由此认可了这一既成事实。在获得这种空前未有的荣誉时，吐格利尔拜格不得不对付他的表兄易不拉欣·伊本·伊纳尔的反叛活动，伊纳尔与贝撒希瑞结成同盟。贝撒希瑞利用塞尔柱克人之间的这场战争，在短期内曾重占巴格达，他在巴格达宣布阿尔·哈伊木哈里发垮台（他认为哈里发对塞尔柱克人太友善了），并成了十叶派伊斯兰教的支持者（1058年12月）。面对这一危险，吐格利尔拜格表现得冷静和果断。他首先转过来对付易不拉欣·伊本·伊纳尔，在刺夷附近打败了他，并将他处死；然后在巴格达城前打败和杀死贝撒希瑞，胜利地把哈里发拥回都城（1060年初）。于是，乌古思部落联盟中的这位小酋长不仅使他的部落、氏族和家族纳入了一定的纪律和取得了一个正规政府的领导地位，而且还被承认是阿拉伯哈里发国的正式代表。更了不起的是，他作为哈里发的救星和光复者而赢得了逊尼派——即伊斯兰教正统派——的喝彩。

于是，突厥的苏丹国代替了波斯的埃米尔国成为阿拉伯哈里发世俗权力的代表。

这是持续时间较长的代替，因为尽管突厥人新近才皈依伊斯兰教，然而他们与持伊斯兰教异端的伊朗人不同，他们有幸信仰正统教派。并不是说他们是狂热的信徒。

最初的几位塞尔柱克苏丹都是异教叶护家族的后代，他们太粗野而不可能接受这些思想。但是，当他们企图征服西方时，他们发现这种意识形态可以利用，使以往的突厥扩张在伊斯兰教圣战的幌子下成为正当的行为。

由于西亚社会财力耗尽，突厥人几乎没有进行战争，甚至没有使用过多的暴力，就把他们的帝国强加于阿拉伯人的帝国之上。他们没有摧毁阿拉伯帝国，而是对它加以补充，注以新的活力，于是，他们自己帝国的存在就是正当和合法的了。

吐格利尔拜格的侄子和继承者阿尔普·阿尔斯兰·伊本·查基尔拜格（1063－1072年在位）从即位起，就面临着废除氏族内部不守法习惯的任务，氏族成员们对于把他们组织在一个正规国家之中显然极为不满。因此，阿尔普·阿可尔斯兰不得不打败并杀死他的堂兄库吐尔米希（1063－1064年）；阿尔斯兰还打败了想在起儿漫起兵叛乱的叔叔喀乌德。阿尔斯兰赦免了他（1064年）。在西方，他使阿勒颇的米尔达西王朝臣服（1070年）。使他名垂伊斯兰教史册的最伟大的事件是1071年8月19日在亚美尼亚的曼吉克特战役中，他打败和俘虏了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狄根尼斯。这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它确保了突厥人对安纳托利亚的征服。然而，这一战役在当时只不过是打上了塞尔柱克人征服亚美尼亚的印记而已。阿尔普·阿尔斯兰对他的俘虏拜占庭皇帝表示出骑士风度，很快给予他自由。在处理内部事务上，这位“没有受过教育的、很可能是无知的”乌古思首领十分明智地把行政管理交给他的波斯首相尼查姆·乌尔·莫尔克。

阿尔普·阿尔斯兰之子、继承者苏丹马立克沙赫（1072－1092年在位）在其父去世时年仅17岁。他的第一次战争是对付河中哈拉汗朝的统治者沙姆斯·乌尔·莫尔克，沙姆斯趁塞尔柱克帝国统治者易人之机入侵呼罗珊东部，占领巴尔赫。当马立克沙赫逼近撒马尔罕时，哈拉汗朝统治者要求和谈，并成为马立克沙赫的属臣。

马立克沙赫犯了一个乌古思人常犯的错误，他把巴尔赫交给他的弟弟塔卡什，塔卡什到适当的时候便起来反叛马立克沙赫。苏丹被迫发动了两次远征讨伐他，最后，他派人把弟弟的眼睛挖掉（1084年）。马立克沙赫的叔叔喀乌德也在起儿漫起兵反叛，马立克沙赫也对他发动了战争，打败并绞死了他（1078年）。

这些事件表明，尽管有莫尔克的英明管理，然而，马立克沙赫在引导以他为军事首领的乌古思部落去接受一个以他为苏丹的阿拉伯-波斯国家的体制的过程中碰到了很多困难。莫尔克和波斯的官僚机构都力求使土库曼部落联盟的作用降到以往突厥卫队（即在原哈里发和布威朝埃米尔统治之下的10世纪的马木路克）的范围内，然而，要使新苏丹的不安分的同胞们服从命令和要使这些野蛮的游牧民固着于土地上都是十分棘手的任务。要把塞尔柱克帝国的冒险置于一个固定的基础之上，以及把波斯人的定居生活方式强加于这些以往的游牧民，由此使塞尔柱克帝国成为传统式的波斯帝国，在这件事上，只有苏丹一人与莫尔克的看法一致。在马立克沙赫的都城伊斯法罕的豪华宫廷中，马立克沙赫本人就乐于表面上仍延续古代伊朗沙赫们的世系。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东北方，为了反对哈拉汗朝，马立克沙赫第二次远征河中，攻击沙姆斯·乌尔·莫尔克的侄儿、继承者阿黑马德（108年）。他监禁了阿黑马德，但是后来又把他作为自己的属臣派往撒马尔罕。在西方，也是在马立克沙赫统治时期，他的堂兄弟塞尔柱克幼支苏里曼·伊本·库吐米施不受他的控制，约于1081年在小亚细亚的尼西亚驻扎下来，这对拜占庭人很不利，他们在内战中却轻率地向苏里曼求援。这是塞尔柱克的罗姆苏丹国的起源，罗姆苏丹国存在的时间是1081年至1302年，它先后以尼西亚（1081－1097年）和伊康（1097－1302年）为都。

塞尔柱克国作为一个定居政权只控制了波斯。在小亚细亚（小亚细亚于1080年已经遭到入侵）的原拜占庭疆域内，独立的古兹部落联盟在那里很活跃。他们或者是由像苏里曼那样的塞尔柱克幼支统率着，或者是由来历不明的突厥酋长统率着。

正像卡帕多细亚的丹尼什门德王朝的埃米尔们一样，他们显然是从1084年起开始统治着锡瓦斯和凯撒里亚的。随着这些流浪部落的不断移动，上述古文明地区以吉尔吉斯草原上的方式被分割了。正如巴托尔德在总结这些事件时正确地指出的那样：“古兹或土库曼人的行为，部分像独立的匪徒，部分是在其诸王（塞尔柱克人）的统率下进行的，他们的足迹遍布从中国的突厥斯坦到埃及和拜占庭边境之间的所有国家。”巴托尔德又补充道，为了避开“他们流浪的兄弟们”（还没有组织起来的古兹部落），防止他们蹂躏富饶的伊朗领土，塞尔柱克苏丹显然是选择把他们安置在苏丹国边境的小亚细亚一带。这一事实解释了为什么波斯本土避开了突厥化而安纳托利亚却成了第二个突厥斯坦。

酋长们为获得战利品而战。苏里曼·伊本·库吐米施占领了小亚细亚的大片地区之后，袭击了叙利亚（1086年）。他在叙利亚与马立克沙赫的弟弟突吐施发生冲突，突吐施于1079年在大马士革为自己辟有一块封地。双方在阿勒颇附近为夺取该城打了一大仗。苏里曼被杀，突吐施将阿勒颇并入大马士革（1086年）。同年，正当突吐施在阿勒颇筹建一个独立的塞尔柱克王国时，他的哥哥、苏丹马立克沙赫出现在叙利亚，他强迫突吐施退回大马士革，并在阿勒颇举行了觐见礼，对他的酋长们的封地作了全面的重新分配（1087年）。

总的来说，马立克沙赫像其先辈们一样，一生致力于使突厥对西部领土的征服合法化。这种征服往往采取以下形式，即一小股乌古思人群进入叙利亚周围的鄂克里德朝（或称法提玛朝）境内，或者是进入小亚细亚的希腊境内——就好像是在他们游牧的迁徙中碰巧使他们进入这些地区一样；或者是利用拜占庭帝国或阿拉伯帝国的内乱，采取入侵的形式。在波斯，统一局面得以维持完全是由于莫尔克宰相实行的阿拉伯-波斯的行政管理，在东方和叙利亚，仅仅是由于马立克沙赫的黩武政治。

在小亚细亚，则二者都鞭长莫及，乌古思人的无政府状况盛行。

当马立克沙赫于1092年去世时（他的大臣莫尔克在他之前就去世了），各地处于无政府状态。马立克沙赫的长子巴尔基雅鲁克（1093-1104年）面临所有亲属的反叛。在此期间，他的叔叔突吐施已经把阿勒颇并入大马士革领地，并且企图从他的手中夺取波斯，但是，突吐施于1095年2月26日在刺夷附近兵败被杀。巴尔基雅鲁克统治的余下时期是在对付他自己的兄弟们的各次战争中度过的，最后他被迫与他们瓜分了波斯。从此，塞尔柱克领地以分裂为三部分的状况长期存在：波斯的苏丹国归巴尔基雅鲁克及其兄弟们；阿勒颇和大马士革的王国归突吐施的儿子们；小亚细亚苏丹国归苏里曼的儿子凯佐尔·阿尔斯兰。

这三部分领地的命运很不一样。叙利亚的塞尔柱克王国（阿勒颇和大马士革）迅速地呈现出阿拉伯特征。突吐施家族的这两个塞尔柱克王朝不久就被他们自己的马木路克（也是突厥人，他们的历史在此不可能细谈）消灭了。另一方面，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克苏丹国延续了整整两个世纪。它的成就是维护了持久的秩序。因为正是从这个王国中，有朝一日产生了土耳其人的历史。在波斯，尽管形成了突厥中心地区（在呼罗珊、阿塞拜疆和哈马丹附近），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其居民基本上仍是伊朗人。在叙利亚，突厥人由于太分散（安条充周围和亚历山大里亚例外）而不可能侵犯阿拉伯大部分地区。

然而，在小亚细亚，突厥人随之进行的不仅是政治征服，而且还有效地利用了这儿的土地。土库曼牧民在此取代了拜占庭农民，因为按安纳托利亚高原的高度、气候环境和植物，它形成了中亚草原的延续地带。斯特拉波就把利考尼亚（今科尼亚地区）描写成一片草原。这块土地与来自吉尔吉斯的游牧民之间有着自然的联系。

他们定居在这里是因为他们感到很习惯。他们在不知不觉中促使耕地变成了牧场，难道人们（像一些人那样）应该为此而进一步地指责他们吗？来自威海荒凉之地的古兹人占领了卡帕多细亚和弗里吉亚的这些古老的行省可能给予这些地区的不仅是突厥的，而且还有类似于草原的特征。当突厥人及奥斯曼人把他们的征服延伸到色雷斯时，草原没有随之而去吧？我们在那儿，就在亚德里亚堡的大门边，没有发现草原的特征、即未耕土地和骆驼群吧？事实上，刚才引用的斯特拉波的陈述证明了塔塔湖盆地在塞硫古王朝、阿塔鲁王朝和罗马人时代就已经是半沙漠的草原地区。

然而色雷斯的荒凉面貌主要是由于它长期充当战场所致。

为了描写这幅图画，让我们作以下补充，即安纳托利亚的突厥化与其说是塞尔柱克王朝本身的作用不如说是地区埃米尔和土库曼诸氏族的作用，他们对塞尔柱克王朝的命令并非不折不扣地服从。例如，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安纳托利亚的塞尔柱克人明显地希望像他们在波斯的同族人一样伊朗化。由于当时西亚没有突厥书面语言，塞尔柱克人的科尼亚宫廷使用波斯语作为它的官方语言（一直使用到1275年）。

因此，12和13世纪塞尔柱克时期的土耳其表明是在土库曼基础之上的波斯文化层。

正像在波兰和匈牙利说拉丁语一样，在这些凯·库思老人和凯·库巴德人中说波斯语，尤其是写波斯文。但这多少有些人为的外表欺骗不了我们，也不会使我们看不见古兹部落给卡帕多细亚、弗里吉亚和加拉太带来的根本的突厥变化。

正如我们谈到的那样，伊朗情况则不同，因为伊朗文明和种族特征都太强而不可能接受任何深刻的突厥影响。相反，正是这些突厥入侵者逐渐地伊朗化：他们的王室几乎立刻就伊朗化了，其军队则在几代之后才伊朗化。但是，从政治上来看，伊朗从此失去了防御，整个草原地区的游牧民像洪水般地涌入。1040年—1055年的塞尔柱克征服为游牧民打开了伊朗的大门。塞尔柱克的统治者们在成为泛伊斯兰社会的苏丹——阿拉伯人的“酋长”和波斯的“沙赫”——之后徒劳地企图随身关上这些大门，插上门栓，封锁道路，阻止效法于他们的、也要作同样冒险的中亚突厥-蒙古各部落的进入。已经成为波斯人的塞尔柱克人将不能有效地保卫波斯免受那些仍然是突厥人的突厥人的入侵。尽管他们有这种愿望，尽管他们也有阿姆河岸的“莱茵防线”，然而，他们只不过是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花刺子模国、成吉思汗朝和帖木耳朝各次入侵的军需官而已。

他们想要恢复萨珊波斯国，或者是9世纪阿拔斯帝国组成的“新萨珊型”的坚实机构的愿望失败了，其原因必须在王室内部发生的、不可平息的混乱中去寻找，内乱是土库曼人的历史遗产。尽管某位吐格利尔拜格，或者是某位马立克沙赫个人获得了成功，但事实证明塞尔柱克人不能永久地接受阿拉伯-波斯的国家概念；正像加洛林人最终不能接受罗马国家的概念一样，尽管查理曼才华横溢。

巴尔基雅鲁克之弟、继承者穆罕默德（1105－1118年在位）苏丹发现他在勉力对付阿拉伯哈里发暗中进行的反叛。由于哈里发们坚持要摆脱苏丹们的政治监护，伊斯法罕的塞尔柱克宫廷与巴格达的阿拔斯朝宫廷之间表面上亲近的关系，现在变得尖锐了。12世纪后半期哈里发们在这一斗争中胜利，至少是就他们在伊拉克阿拉比的世俗小领地而言。这标志着突厥苏丹国与阿拉伯哈里发之间逐渐扩大的分裂，吐格利尔拜格曾自称已经与哈里发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团结。在后继的两位塞尔柱克苏丹，即马赫穆德·伊本·穆罕默德（1118－1131年在位）和马苏德（1133－1152年在位）的统治下（他们处于国内战乱期间），这种关系的衰退变得更加严重了，这些苏丹一般是住在哈马丹，除了伊刺克·阿只迷外几乎没有其他地盘。其余行省——阿塞拜疆、摩苏尔、法尔斯等等——已经处于突厥军人和被称为阿塔卑（高级官员）的世袭封建主的统治之下。其中阿塞拜疆的阿塔卑最后成了末代塞尔柱克君主的宫廷侍长。阿塞拜疆的阿塔卑的情形就是这样，如伊尔弟吉兹（死于1172年）及其子阿塔卑帕烈文（死于1186年），前者为苏丹阿尔斯兰·沙赫（1161－1175年在位）服务，后者为吐格利尔三世（1175－1194年在位）服务。当吐格利尔三世企图获得独立时，被帕烈文的弟弟、继承者阿塔卑凯佐尔·阿尔斯兰（1190年）监禁。

直到凯佐尔·阿尔斯兰死（1190年）后，吐格利尔三世最后才在他的伊刺克·阿只迷的王室领地上重新获得独立，在他身上燃烧着11世纪的伟大的塞尔柱克人的某种热情。但这一姗姗来迟的迟的、相当地区性的塞尔柱克王朝的恢复也是短时的。1194年，吐格利尔三世屈服于花刺子模突厥人的攻击，花刺于模突厥人注定最终将继承塞尔柱克人在中东的帝国。

4．桑伽苏丹和阿姆河防线

最后一位伟大的塞尔柱克苏丹桑伽（马立克沙赫的幼子）尽力地阻止了王朝的灭亡。他勇敢、豁达、大度，是伊朗化突厥人的典型，是波斯文明的保卫者。他甚至成了波斯传奇中的英雄，像《帝记》中的某个角色。

当马立克沙赫的儿子们分割遗产时，桑伽当时还未满10岁，或者未满12岁，他分得呼罗珊，他的主要驻地在莫夫（1096年）。1102年他为保卫自己的封地，不得不起来抵抗喀什噶尔哈拉汗朝的喀迪尔汗·贾布拉伊尔的入侵，他在帖木尔兹附近打败并杀死了贾布拉伊尔。接着，他把在入侵前逃跑的哈拉汗朝的地区统治者阿尔斯兰汗作为他的封臣安插在河中。1130年，桑伽与受他庇护的阿尔斯兰汗之间发生争执，他攻占撒马尔罕，废黜了阿尔斯兰，以另外两位哈拉汗朝王公取代他：先是哈桑特勤，以后是鲁肯·阿德丁·马赫穆德（1132年至1141年在位）。秦伽趁阿富汗地区的伽色尼王朝诸王之间交战时干涉这一地区。1117年，他率军攻打伽色尼王朝的阿尔斯兰沙赫，夺取加兹尼城，拥立该王室的另一个王子、巴赫拉姆沙赫登上王位。因此，当时他成了伽色尼王朝统治下的阿富汗地区和哈拉汗朝统治下的河中地区的宗主，以及伊朗东部大苏丹国的君主。

花刺子模沙赫、突厥人阿特西兹（1127－1156年在位）属桑伽的封臣之列。在一次企图独立的斗争之后，阿特西兹于1138年在赫扎拉斯普被桑伽打败，并被赶跑。

然而，他于1141年又返回，由于桑伽的宽宏大量原谅了他。但是，现在该轮到桑伽倒霉了。同年，河中地区受到从中国迁到伊塞克湖的喀喇契丹人的入侵，这些蒙古人作为邻居是更加可怕的，因为他们仍是非伊斯兰教徒，即是佛教徒，所以，穆斯林社会恐惧地注视着他们。桑伽以其昔日之勇敢，前去与喀喇契丹人迎战，但是，他于1141年9月9日在撒马尔罕附近的卡特文遭到惨败，不得不逃回时罗珊。整个河中落入喀喇契丹人之手。花刺子模沙赫阿特西兹趁机反叛。他进入呼罗珊之后，占领莫夫和尼沙普尔，但是，他抵抗不了桑伽的反攻，未能保住这两个城市。桑伽两次入侵花刺子模（1143—1144年和1147年），第二次，他来到乌尔根奇城下，迫使阿特西兹再次承认封臣地位。但是，伟大苏丹的英雄气概在这些反复出现的令人讨厌的战争中耗尽了。不久，意想不到的危险降临。在桑伽企图使他们接受波斯式的行政和财政制度时，来自巴尔赫附近的乌古思，或称古兹部落（也就是说，与塞尔柱克人同族），反叛桑伽，俘虏了他，并掠夺莫夫、尼沙普尔和呼罗珊的其他城市（1153年）。直到1156年桑伽才获得自由，次年，他在他的事业全面毁灭的前夕去世。

桑伽企图在伊朗东部建立一个持久的塞尔柱克国的努力失败了。古兹人的起义说明，要把那些曾经与塞尔柱克征服伊朗联系在一起的游牧部落纳入阿拉伯－波斯的行政机构是十分困难的。塞尔柱克人采用和维持的传统的波斯式机构末能幸存到王朝各支崩溃的时期（1157年东伊朗王朝崩溃，1194年伊刺克·阿只迷的王朝覆灭，1302年在小亚细亚的王朝覆灭）。当环境发生变化和新波斯苏丹国消失时，塞尔柱克人对伊朗（1040年）和小亚细亚的征服（1072－1080年），除了只是土库曼部落的一次运动外，什么也没有留下来。从1053年的古兹人到15世纪的喀喇－科雍鲁和阿克科雍鲁部落，从卡拉曼人到奥斯曼人，他们都将按照中亚草原内他们祖先部落所采用的方式，为占有伊朗和小亚细亚而彼此交战。

不管塞尔柱克人的文化倾向如何——这些突厥人很迅速地从根本上伊朗化了——他们在伊朗和小亚细亚的胜利，使这两个地区在经济上和社会上变为草原的延伸地带。确实，人文地理在此产生了一次灾难。游牧方式毁坏了耕地和改变了地球的外貌。上面已经提到的小亚细亚的情况比伊朗更突出。在伊朗各城市周围的绿洲上，塔吉克人可以继续耕种那些被奥玛尔·卡雅姆和撒迪歌颂为柏树园和玫瑰园的耕地。

但是，在这些城市的大门边，当最后一批园地被留在后面时，草原盛行起来，在这里，迁徙部落赶着他们黑色的牧群，在水源处扯起了他们黑色的帐篷。某位特别精明的部落首领——因为这些突厥人都有一种统治天才——可能逐渐得到定居民的承认和被他们拥立为王，他能够平息定居民内部的喋喋不休的争吵。

在几十年中，这两大社会——塔吉克人的都市社会和黑色帐篷的游牧社会——是互相补充而吸引在一起的，但以后又分散了。部落迁徙又重新开始，国家的概念被遗忘，直到随着获得王位的某个游牧氏族定居化，这一故事又重新开始。这一循环永远不会完结，因为它从外部获得了新的生命。因此，从11世纪到17世纪，新的游牧民出现在吉尔吉斯或土库曼草原的门槛边，在耕地边缘，在要与塔吉克人结成同伙的过程中要求得到他们的地盘。

这种双重现象甚至就发生在桑伽苏丹生活的时代内。在他之后，花刺子模沙赫们（像塞尔柱克人一样，他们也是突厥人）恢复了塞尔柱克人要在东伊朗建立大突厥－波斯帝国的打算：该帝国在军事机构上是突厥的，在行政体制上是波斯的。同时，从远东来的喀喇契丹人（是蒙古族而不是突厥族）夺取了东突厥斯坦，他们的到来提前一百年预示了草原力量的主体——成吉思汗蒙古人的即将到来。

在叙述亚洲史上的这一新篇章之前，让我们对塞尔柱克人的冒险勾画出种族关系对照表。总的来看，该表有些自相矛盾。它记下的是塞尔柱克人，即成为波斯苏丹们的这些土库曼人，没有使波斯突厥化——无疑是因为他们不希望这样做。相反，正是他们主动成为波斯人，并且以古代伟大的萨珊王的方式，极力地保护伊朗人民免受古兹部落的掠夺，使伊朗文化免受土库曼人的蹂躏。然而，他们又未能阻止那些土库曼人定居在乌兹特－乌尔特高原和莫夫之间的阿姆河下游南岸人口密集的地区，即在以后成为土库曼斯坦的、在种族上已经完全伊朗化的地区，这大概是1153年桑伽被古兹人打败的持续因素之一。同时，在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由幼支塞尔柱克人领导的土库曼部落无疑把古代拜占庭的土地变成了突厥人的土地，并产生了如此重要的结果，以至于使他们——在科尼亚的苏丹们，即奥斯曼人的统治之下，以及在穆斯塔法·基马尔·阿塔图克的统治下——成为近代史上的土耳其人。

5．喀喇契丹帝国

要了解12世纪25至50年内东突厥斯坦内发生的骚动，必须考虑到同时期内中国北部发生的革命。从936年到1122年（参看前129页）期间，一支起源于辽河西岸的蒙古族契丹人在北京统治着河北和山西北部，以及热河和察哈尔地区。这是较早时期以来的疆域。在1116至1122年间，属通古斯族的女真人（或称金人）取代了他们，继承了他们在北部中国的统治。

契丹人的主体以金国臣民的身份仍旧居住在他们自己原有的领地上，即满洲西南部和今热河东部之间的地区内。但是，一部分契丹人企图往西到塔里木北缘去碰碰运气，塔里木北缘的吐鲁番、别失八里和库车的回鹘突厥人都承认了他们的宗主权。在1128年，似乎有一支契丹人又从这些地区开始进入喀什噶尔，不料被该地哈拉汗朝的阿尔斯兰·阿黑马德汗击溃。契丹流亡者们在一位汉文名耶律大石的原契丹王室王子的率领下向西北方向迁徙，他们交了好运。在塔尔巴哈台，即今楚固恰克附近建立额敏城。伊塞克湖以西，在八拉沙衮进行统治的哈拉汗朝这时正受到来自伊犁河下游的葛逻禄人和分布于咸海以北的康里突厥人两方面的威胁。哈拉汗朝可汗向契丹首领耶律大石求援，耶律大石前往八拉沙衮，废黜了这位轻率的哈拉汗王朝汗，并取代了他的位置。于是，八拉沙衮成了耶律大石的都城，他采用“古儿汗”（意为“世界之王”）的称号，在他之后，他的子孙们都沿用此称号。其后不久，新的古儿汗征服了在喀什和于阗实施统治的哈拉汗朝地方统治者。于是，新的契丹帝国在东突厥斯坦建立起来，穆斯林史上称之为“喀喇契丹帝国”（即黑契丹），这就是本节所谈到的喀喇契丹帝国。

契丹人属蒙古种，但是，在北京统治的两百年中，他们已经明显地中国化了。

他们的子孙们，虽然从此居住在突厥斯坦的穆斯林突厥人中，但是，仍然敌视伊斯兰教和阿拉伯－波斯文化，因为他们仍倾向中国文化，无论是佛教或者是儒教，他们是穆斯林所说的“异教徒”。像在中国一样，赋税是每个家庭的主要负担。与其他游牧部落不同的是，古儿汗们不赐予“封邑”和“属地”来取悦于他们的亲属们——这似乎是中国式行政管理思想存在的最直接的证据。巴托尔德甚至认为，契丹行政机构中使用的语言可能是汉语。还应该提到的是，在喀喇契丹国内，与佛教并存的基督教也十分兴盛。在这一时期的喀什，我们发现有一位基督教主教，楚河流域发现的最古老的基督教碑文属于这同一时期。

然而，喀喇契丹帝国的建立似乎是对哈拉汗朝人所取得的伊斯兰教化事业的一种反作用力。

喀喇契丹的第一代古儿汗耶律大石（大约1130－1142年在位）在牺牲了东哈拉汗朝的利益而巩固了他在伊塞克湖和喀什噶尔的势力之后，进攻河中的西哈拉汗朝人，在西哈拉汗朝人以西，是仍属桑伽统治的东伊朗的塞尔柱克苏丹国。1137年5月至6月，耶律大石在费尔干纳的忽毡打败了撒马尔罕的哈拉汗朝统治者鲁肯·阿德丁·马赫穆德。桑伽苏丹在赶来援救他在河中的封臣们时，他本人也在撒马尔罕北部的卡特文被喀喇契丹打败（1141年9月9日）。布哈拉和撒马尔罕的宗主权从桑伽手中转到古儿汗手中，但是，古儿汗允许地区哈拉汗朝的统治者们作为封臣留在撒马尔罕。同年，即1141年，喀喇契丹入侵花刺子模。花刺子模沙赫阿特西兹同样被迫承认自己是契丹人的纳贡臣。他的继承者阿尔斯兰（1156－1172年在位），尽管怀有要继承塞尔柱克人在东伊朗的统治的野心，但几乎终生都不得不向古儿汗称臣纳贡。

现在喀喇契丹国的领土已经从哈密一直延伸到威海和忽毡，其宗主权从叶尼塞河上游地区达到阿姆河。从穆斯林的观点来看，处在穆斯林突厥疆域内的这支异教蒙古人的霸权是一个严重的障碍和奇耻大辱。这些人的目光不是注视着穆斯林社会，而是注视着他们获取其文化的中国。耶律大石是其中最杰出者，堪称为优秀的中国学者，反过来，中国对这些原北京君主们的子孙也仍然很感兴趣，而阿拉伯－波斯的历史地理学家们却用某种轻蔑的称呼间接地提到过他们。结果，人们只是通过他们的汉文转写名才知道他们。古儿汗耶律大石死（约1142年2月）后，其遗孀塔不烟成了帝国的摄政者（1142－1150年在位）。以后是他们的儿子夷列的统治（1150－1163年在位）。夷列死后，其姐耶律诗，或称普速完摄政（1163－1178年在位），在此期间，一支喀喇契丹军进入呼罗珊，掠夺巴尔赫（1165年）。最后，耶律夷列之子耶律直鲁古在1178年至1211年间亲理国政。在其统治期间，喀喇契丹国与其封臣花刺子模沙赫之间发生冲突；这次冲突是发生在成吉思汗即将征服的时候，冲突在极短时期内使敌对双方都走向衰落，唯独对蒙古人有利。

6．花刺子模帝国

与契丹人“异教”的和中国化的蒙古社会相反，花刺于模（今希瓦）的沙赫们代表着穆斯林突厥社会，特别是在1157年塞尔柱克人桑伽死后无继承人的时期。于是伊朗东部留下一个君主的空缺。事实上，桑伽的原呼罗珊国是一个无人管理的王国，王国内的乌古思首领们自至1153年获得意外胜利之后独断独行，其间仍或多或少地承认过花刺子模沙赫们的宗主权。

花刺子模沙赫阿尔斯兰死（1172年）后，他的两个儿子塔喀什和苏丹·沙赫争夺王位。塔喀什失势，企图从喀喇契丹那里寻求避难。喀喇契丹的摄政皇后耶律诗为了驱逐苏丹·沙赫和帮助塔喀什复位，把率军入花刺子模的任务交给其夫。其夫完成了任务（1172年12月）。但是，尽管塔喀什把他获得的王位归功于喀喇契丹人，但由于喀喇契丹人强征贡赋的苛刻条件，他立刻就起来反抗，喀喇契丹人转变了他们的政策，支持他的兄弟苏丹·沙赫反对他。尽管他们未能够使苏丹·沙赫恢复花刺子模的王位，但他们借给他一支军队，苏丹·沙赫用这支军队去征服呼罗珊（他于1118年夺取莫夫、萨拉赫斯和图斯）。于是，苏丹·沙赫统治了呼罗珊，直到1193年他去世。他死后，塔喀什把整个呼罗珊重新并入他的花刺子模版图（1193年）。

塔喀什一成为呼罗珊的主人之后，就入侵伊刺克·阿只迷。上面已经提到过，该省是末代塞尔柱克苏丹、吐格利尔三世的王室领地。在1194年3月19日发生在刺夷附近的一场决定性战争中，塔喀什打败并杀死了吐格利尔三世。这一胜利结束了塞尔柱克人在波斯的统治，使伊刺克·阿只迷连同刺夷和哈马丹一起转归花刺子模沙赫。

塔喀什之子、阿拉·阿德丁·摩诃末继位（1200－1220年在位）。他使花刺子模国达到了鼎盛，在他统治期间花刺子模国成为中亚的主要帝国。他的第一次行动是从古尔人手中夺取阿富汗地区。

当摩诃末的前两代沙赫们正在阿姆河下游创建花刺子模帝国时，另一支强大的穆斯林势力正在阿富汗境内崛起。直到当时，阿富汗一直是属于突厥族伽色尼王室，该王室还拥有印度的旁遮普。大约在1150年，苏里阿富汗人中的一个氏族起兵反抗在赫拉特和巴米安之间的古尔山区的伽色尼苏丹们。是年，古尔王朝首领贾汗·索兹掠夺其都城加兹尼，1173年贾汗·索兹的继承者吉雅斯·阿德丁长久地占领了该城。伽色尼王朝的苏丹们逃到旁遮普的拉合尔避难，把阿富汗地区让给了古尔王朝。

在古尔王朝著名的希哈布·阿德丁·摩诃未统治期间（1163－1206年在位），古尔帝国向东发动了一次有影响的扩张。希哈布·阿德丁·摩诃末废黜了旁遮普的末代伽色尼王朝统治者们，吞并该省（1186年），从印度王公们手中夺取恒河流域（1192－1203年）。这些是当他受到与他同名的花刺子模沙赫摩诃末的进攻时，他所取得的成就。

两个摩诃末之间的第一次战斗发生在阿姆河畔，古尔王朝获胜，他们前往掠夺花刺子模本土（120年）。花刺子模的摩诃末向他的宗主，即喀喇契丹的古儿汗求援，古儿汗派一位名叫塔延古·塔拉兹的人和他的另一个封臣，撒马尔罕的哈拉汗朝王子乌斯曼·伊本·易不拉欣一起领兵前往援助。幸亏有这些援军，花刺于模沙赫在赫托拉斯普才打败了古尔人，并把他们赶出花刺子模（1204年）。喀喇契丹人紧追古尔的摩诃末，并在巴尔赫以西的安德克霍给予他一次灾难性的打击（1204年9－10月）。这次胜利最终表明了花刺子模人对古尔人的绝对优势。但是，直到古尔王朝的摩诃末死（1206年3月13日）后，花刺子模的摩诃末才从古尔人手中夺取了赫拉特和古尔山区（1206年12月）。1215年，花刺子模沙赫夺取加兹尼城，完成了对阿富汗地区的征服。

花刺子模的摩诃末把他对古尔人的胜利归功于他的宗主、喀喇契丹的古儿汗。

但是，他的感恩之情是短暂的。当其权力到达顶峰之后，他这位穆斯林的皇帝（因为大约在此时他采用了苏丹称号）和伊朗三分之二地区的君主，不能容忍继续充当这些异教蒙古人的封臣和纳贡臣。哈拉汗朝的撒马尔罕王乌斯曼（1200-1212年）也是喀喇契丹人的封臣，他也有这种情绪。花刺子模的摩诃末在与乌斯曼达成了一项协议之后，于1207年占领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并取代喀喇契丹成为该地区宗主。于是，花刺子模帝国囊括了整个河中。据志费尼记述，喀喇契丹人进入撒马尔罕发起反攻，但是，在一次战斗中，花刺子模人俘虏了塔延古将军，这次战斗或者是发生在费尔干纳安集延附近的伊拉米什草原，或者是发生在怛逻斯草原（1210年）。

摩诃末在撒马尔罕王、哈拉汗朝的乌斯曼的合作下击溃了喀喇契丹人，乌斯曼把对古儿汗的效忠转来效忠于摩诃末。但是1212年，乌斯曼对花刺子模人的这种服从感到厌倦了，起来反叛。摩诃末向撒马尔罕进军，占领并洗劫了该城，处死了乌斯曼（1212年）。于是，统治着突厥斯坦达两个多世纪的哈拉汗朝统治家族的最后一位代表也不复存在了。

最后，花刺子模的摩诃末于1217年骑着马作了一次穿越波斯的凯旋旅行，途中，他接受了阿塔卑们（或者说波斯各省内独立和世袭的突厥总督们）向他表示效忠，特别是法尔斯的萨尔古尔朝人的效忠。他一直来到阿拔斯领地伊拉克阿拉比的边界扎格罗斯山的霍尔湾。当他正要向巴格达前进时，他与哈里发发生了争吵。甚至连阿塞拜疆（大不里斯，不属他这次出巡地）的阿塔卑，也主动承认自己是花刺子模的纳贡臣。在这时（1217年），花刺子模突厥帝国北以锡尔河为界，东以帕米尔和瓦济里斯坦山区为界，西以阿塞拜疆、卢里斯坦和胡齐斯坦山区为界，它囊括了河中、大半个阿富汗和几乎整个波斯。

就在此后，摩诃未与成吉思汗发生了冲突。

前文中应该记住的是，在蒙古进攻的时候，花刺子模帝国是刚创立起来的，并且以它最后的形式存在的时间不过几年。它未来得及巩固自己，甚至没有建立起任何组织。这个短时间内拼凑而成的帝国在最初的一击之下就崩溃了，这没有理由为成吉思汗的计谋感到吃惊。在构成所谓的花刺子模帝国的各部分之间的唯一内聚力是摩诃末苏丹本人。尽管他比其他东方统治者交的好运要长久些，但事实上，他也像容易激起热情一样地容易丧失勇气。必须记住，当成吉思汗开始征服这个帝国时，布哈拉和撒马尔罕归属于花刺子模帝国还不到8年，撒马尔罕城是在受到疯狂的屠杀后才归属的。在成吉思汗入侵前4年多的时间内，阿富汗地区还未完全归并于花刺子模帝国（加兹尼城是1216年并入）。西波斯不可争辩地属于花刺于模国也仅仅3年的时间（1217年）。事实上，与历史学家们的文献相反，在成吉思汗入侵时，还没有一个真正的花剌子模国，而只有一个帝国的胚胎，帝国的轮廓，甚至缺乏国家的骨架。当成吉思汗面对像中国北部金国这样的真正国家时，他将面临着与之完全不同的艰巨任务。

谢选骏指出：在1939年格鲁塞写完这本《草原帝国》之后十多年，中国学者竺可桢（1890年-1974年）发表了《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经过研究，竺可桢和他身后的其他学者得出了这样一个结果——中国历史上曾经历过三个气候温暖期和三次大规模的变冷。

第一次温暖期是在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当时黄河流域的年均气温比现在高3摄氏度。大家可能觉得3摄氏度没多少，但对环境造成的改变是巨大的。那个时候，黄河流域的气候和现在的长江流域类似，植被大部分是常绿的。

第一次大规模变冷是在西周，有长江结冰的记载。天气一冷，北方的游牧民族就要南下，和当时在中原的周朝发生冲突。当时的很多青铜器上都出现了“中国”两个字，这也是因为有所谓蛮族侵入，激发了中原环境的共同体意识。我想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初步形成，和这一冷一暖有很大关系。

第二次温暖期比较长，从春秋战国一直到秦汉。那也是公认的中国文明的一个鼎盛时期。

紧接着是第二次寒冷期，就是魏晋南北朝。当时平均气温比现在低2至4摄氏度。

人说“中学历史课本上提到当时北方人民大量南迁的很多原因，没提气候。但气候变迁才是五胡乱华和南北朝局面形成的根本原因。中国的经济、文化重心东移南移和这次冷暖交替有很大关系。”我看天下大乱的格局汉末就已经形成了，因为文明周期比气候周期更为直接。

第三次温暖期就是唐朝和北宋时期。这又是中国文明的一个黄金时期。当时长安所在的关中平原，有茂密的森林，有富饶的物产；现在的黄土高原是当时的经济中心。李世民北伐连连成功，和温暖气候奠定的经济基础不无关系。

第三次寒冷期发生在宋元之间。

明清以后，气温当然也有波动，整体上明朝比清朝温暖，但没有前面几次那么显著。

人说“通过上面这些分析，我们以前思考的许多历史问题似乎都得到了解决。比如小说《狼图腾》里的那一套游牧民族给农耕民族输血的理论就不攻自破了。真正影响游牧文明和农耕文明界线的，其实是气候。”

我看气候固然重要，并不决定一切——例如第一次大规模变冷的西周，怎么没有游牧民族南下呢？或者，西周就是游牧民族，或是满清那样的半游牧民族？

【第四章 6至13世纪的南俄罗斯草原】

1．阿瓦尔人

在地理学家眼中，南俄罗斯草原仅仅是亚洲草原的延伸部分。历史学家们的看法亦同。我们已经看到了它在上古史时的事实，它与斯基泰人、萨尔马特人和匈奴人的联系。就中世纪初期来说，即从阿瓦尔人到成吉思汗后裔，这种联系也不是没有根据的。

通过拜占庭历史学家塞俄菲拉克特斯·西摩卡塔，我们知道了阿瓦尔人从中亚向南俄罗斯草原迁徙的情况。塞俄菲拉克特斯区别了真、假阿瓦尔人。他认为正像马迦特所指明的那样，真阿瓦尔人是柔然人：他们是蒙古种人，在整个5世纪一直是蒙古的主人，直到552年才被突厥人击溃和取代。他指出假阿瓦尔人是欧洲中世纪史上的阿瓦尔人，他们是盗用了阿瓦尔这一令人害怕的名称。据说这些假阿瓦尔人是由两个联合起来的部落，即瓦尔部（uar或var，阿瓦尔之名由此而得）和昆尼部（Kunni或Huni，该名暗示其匈奴起源）组成。瓦尔和昆尼两个名字合起来就表示阿瓦尔与匈人。然而，也有人主张uars和Huni——拜占庭人由此创造了Ouarkhonitai一词——是乌戈尔（Ogor）人的两个部落，也就是说，按一些东方学者的说法，是回鹘人的两个部落。但是，历史上的回鹘是突厥种人，而欧洲的阿瓦尔人似乎是蒙古种人。此外，在阿尔伯特·赫尔曼的地图册中，有一张地图上仍把瓦尔人和昆尼人与十分肯定是属于蒙古种的柔然人等同起来。除此之外，正如米诺尔斯基指出的那样，仅根据一则拜占庭的史料来判断真、假阿瓦尔人未免有些不足。况且，像赫尔曼推测的那样，如果在6世纪下半期向欧洲迁徙的那些阿瓦尔人不是柔然人，那么，他们可能是厌哒匈奴人。可以回顾一下，厌哒人在5世纪占有着伊犁、河中和巴克特里亚，像柔然一样他们也属蒙古种人，他们继柔然之后不久，大约在565年也被同样的敌人、即突厥人打败（突厥人与萨珊波斯联盟对付他们，参看第82页），失去了原来的领地。

无论这些争论正确与否，正是接近查士丁尼（死于565年）统治末期阿瓦尔人——希腊文是Abares，Abaroi，拉丁文是Acari，Acares——进入了欧洲，正如西摩卡塔所说的那样，在他们前面拥挤着前进的是"昆奴格尔人和沙比尔人，以及其他匈奴部落"。拜占庭人称为萨罗秀斯的阿兰人国王极力与阿瓦尔人保持着友好关系。阿瓦尔人的外貌使拜占庭人想起了古代的匈人，与匈人不同的只是他们的头发是辫成两根长辫子拖在后面。他们是萨满教徒，塞俄菲拉克特斯提到一个巫师，或者称男巫，阿瓦尔人的使者坎迪赫在受到查士丁尼接见时向他索求土地和贡赋（557年）。接着，查士丁尼派使者瓦伦丁（后来他出访突厥）去鼓动他们的可汗与其他部落，即与昆奴格尔和沙比尔人打仗，结果这些部落都被打败了。阿瓦尔人还打败了库特利格尔和乌特格尔匈奴人，两者都是阿提拉匈奴人的后裔，他们作为游牧民分别在亚速海西北和顿河河口附近游牧（参看第79页）。他们把这两支匈奴人纳入自己部落之中。由于此处谈到的匈奴无疑是突厥种人，而我们谈到的阿瓦尔人似乎是蒙古种人，我们又一次地看到了突厥-蒙古族两大支中的一支是如何将另一支的代表们纳入自己的帝国内。当阿瓦尔人作为拜占庭帝国的盟邦时，他们灭了这些匈奴王国。560年，他们的版图已经从伏尔加河延伸到多瑙河河口。阿瓦尔汗把他的篷车驻扎在多瑙河北岸。他向北攻打斯拉夫各部（安特人、斯洛文尼亚人和文德人）；向西进入日耳曼地区，最后在图林的一次大战中被克洛维的孙子、奥地利的法兰克王希格贝特打败（562年）。阿瓦尔人遂向黑海撤退。

其后不久（约565年），一位名叫巴颜的非常能干的可汗登上了阿瓦尔王位；正如伯希和所解释的那样，巴颜一名似乎可以明确地归属于蒙古语名。看来，巴颜像在他之前的阿提拉和在他之后的成吉思汗一样，与其说是一位战略家，不如说是一位精明强干的政治家。567年，他与伦巴德人——居住在班诺尼亚的一支日耳曼人——联合，消灭了定居在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另一支日耳曼哥特人吉别达伊人。阿瓦尔人占领了匈牙利，巴颜在古代阿提拉的都城附近建起了他的王庭。于是，在这片自古以来就被视为亚洲草原最远的延伸地的匈牙利平原上，突厥－蒙古帝国系统又重新复活。现在阿瓦尔人的统治是从伏尔加河一直延伸到奥地利。这支从突厥军队追赶下逃脱的柔然部落（或者是厌哒部落）的意外成功使突厥人十分不快；因此他们就查士丁尼与阿瓦尔人之间签订的条约而抱怨拜占庭人。当西突厥首领达头于575－576年间在库车以北的裕勒都斯河上游地区接见拜占庭使臣瓦伦丁时，他为此条约严厉地谴责了瓦伦丁。弥南摘录其语道："让那些阿瓦尔人等待我的骑兵的到来吧，我们的马鞭一挥，就会使他们逃入地下。我们不用剑就可以消灭那个奴隶的种族；我们把他们像蚂蚁一样踩死在战骑的铁蹄下。"

为惩罚拜占庭人（因为他们与阿瓦尔人建立了关系），突厥人于576年派一位名叫波汗的人率领一支骑兵进入俄罗斯草原，他们与该地的乌特格尔匈奴人的末代首领阿纳盖一起，进攻拜占庭的博斯普鲁斯城（或称潘蒂卡派城），该城位于亚速海人口处，今克里米亚的刻赤附近。

582年，巴颜可汗与拜占庭人公开敌对，他夺取了萨瓦河上的桥头堡锡尔米蒙（即米特罗维察）。在阿瓦尔人的压力之下，一些保加尔人——明显地是一支突厥种人，他们可能是库特利格尔匈奴人的后裔——在比萨拉比亚和瓦拉几亚定居下来，后来马扎尔人的到来，又迫使他们由此迁往麦西亚，他们后来使麦西亚变成为保加利亚。在西部，巴颜（正像图尔的格里戈利所用的蒙古称号gaganus）约于570年恢复了他与法兰克人的战争，这次他打败了奥地利王希格贝特。接着，巴颜再次攻拜占庭帝国，占领辛吉杜蒙（即贝尔格莱德），洗劫了麦西亚，一直打到安齐阿卢斯（布尔加斯附近）。587年，他在亚德里亚堡附近被拜占庭人打败，暂时偃旗息鼓。592年，巴颜发起新的进攻，占领安齐阿卢斯，劫掠色雷斯，一直打到祖鲁姆（即乔尔卢）。当时一位名叫普利斯卡斯的能干的拜占庭将军堵住了巴颜，普利斯卡斯甚至渡过了多瑙河，一直攻到巴颜帝国的腹地——匈牙利，在蒂萨河岸彻底地打败了他，并杀死他的4个儿子（601年）。巴颜于这次灾难后不久去世（602年）。

继任的阿瓦尔可汗转而攻击当时处于伦巴德人势力之下的意大利。阿瓦尔人趁伦巴德人从班诺尼亚迁往伦巴底之机占领了班诺尼亚。610年，其可汗占领并洗劫了弗留利。619年，他趁在色雷斯的赫拉克利庞蒂亚（即埃雷利）与拜占庭皇帝会谈之际，背信弃义地袭击拜占庭皇帝希拉克略，随即向君士坦丁堡进攻。袭击和进攻都未成功。然而，波斯王库思老二世对拜占庭的敌视使阿瓦尔人获得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好机会，波斯与阿瓦尔人联合围攻君士坦丁堡，前者从小亚细亚，后者从色雷斯出兵。626年6－7月，当波斯将军沙赫巴拉兹从小亚细亚的一端横穿而过到达另一端，在博斯普鲁斯入口处的卡尔西登扎营时，阿瓦尔可汗抵达君士坦丁堡城下。当时希拉克略皇帝在高加索前线，他不在时君士坦丁堡由他的行政官波努斯戍守。从626年的7月31日至8月4日，阿瓦尔人对该城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猛攻。这是西方文明在很长时期内面临的最大危险。如果当时这支蒙古游牧部落攻陷了基督教世界的都城君士坦丁堡，那么，西方文明将会是什么样子呢？但是，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霸主——拜占庭舰队阻止了波斯人与阿瓦尔人的联合行动。拜占庭以惊人的代价打败了阿瓦尔人的每一次进攻，阿瓦尔可汗撤围，退回匈牙利。

这次撤兵严重地削弱了阿瓦尔人的威信。当遭到这一挫折的可汗去世时（630年），保加尔人——直到当时仍以同盟者身份，而不是以臣民身份帮助阿瓦尔人的一支突厥人——提出可汗位置应该转由他们的汗库弗拉特继承的要求，阿瓦尔人不得不以武力镇压这种对霸权的要求。然而，他们被迫让保加尔人成为今天瓦拉几亚和巴尔于山区以北的"保加利亚"的君主，正像他们不得不让斯拉夫人（克罗地人，等等）占领多瑙河和萨瓦河之间的领土一样。他们自己仍留在匈牙利平原上，直到8世纪末期。

最后对付这支蒙古部落的任务留给了查理曼。791年8月，他在第一仗中亲自入侵阿瓦尔汗国，一直打到多瑙河和拉布河的合流处。795年，查理曼之子丕平得到弗留利大公伊里克的支持，攻打阿瓦尔人的围墙——阿瓦尔人有带围墙的城堡——夺取了阿瓦尔人的部分财宝，即阿瓦尔人从对拜占庭世界进行的两个世纪的攻击中获得的战利品。796年，丕平在第三仗中拆毁了他们的围墙，拿走了其余的财宝。阿瓦尔人的一位首领，他领有古代突厥- 蒙古族的"吐屯"称号，在796年以前来到埃克斯-拉-夏佩勒（亚琛），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799年，他起义反法兰克人的统治，但这是最后一次斗争了。在他遭到惩罚之后，一位名叫佐登的阿瓦尔新首领从803年起长期屈服于法兰克人的统治。805年，一位教名为塞俄多尔的可汗作为查理曼的属臣统治着阿瓦尔人。

但是，在饱经灾难之后，阿瓦尔人已无力使自己免受来自斯拉夫人和保加尔人的双重压力了。查理曼统治末期，在他的许可下，阿瓦尔人及其可汗塞俄多尔放弃了多瑙河北岸，迁往卡农图姆和沙巴里亚之间的班诺尼亚西部。9世纪末，原阿瓦尔人的地区在两个国家之间被瓜分了：一个是斯维雅托波尔克（死于895年）统治的斯拉夫人的帝国，称之为大摩拉维亚国，它包括从波希米亚到班诺尼亚之间地区；另一个是保加尔人的突厥汗国，它包括匈牙利南部、瓦拉几亚和巴尔干山以北的保加利亚。尤其是保加利亚的乌基杜尔部（或称乌基尔部，该部也许注定要把它的部落名给予匈牙利）占据着喀尔巴阡山山脉以东与以南的地区。

阿瓦尔人并非没有自己的重要的艺术，这一点已经被在匈牙利发现的考古文物所证实。它是草原艺术的一个分枝，具有弯曲的动物形体，特别是螺旋形的几何图案或错综交织的植物图案，产生了一种固定的装饰效果。这些物品通常是用青铜做成，像草原上传统的装饰品一样，是由带状片、扣子、各种设备和马具上的装饰物、钩、饰针组成。注意到匈牙利的阿瓦尔人的这些遗物与在黄河河套地区、鄂尔多斯草原上发现的、属于匈奴、柔然和突厥时期的类似的青铜器之间的紧密的连续性是特别有趣的。在有丰富遗物的匈牙利遗址中，可以提到的有凯斯特海伊、琼尼、内麦斯沃尔吉、帕希普兹塔、琼格拉德、森特什、舍拉吉-索姆利欧、杜纳彭特勒、于勤以及小克勒什。正如南朵尔·费蒂奇发现的那样，阿瓦尔人的艺术与米努辛斯克的西伯利亚艺术的晚期风格，即被称为游牧骑士风格的艺术特别相似。费蒂奇把阿瓦尔艺术风格与明曾特、费内克和普兹塔托蒂出土文物的风格进行了比较，这种比较很有启发性。让我们强调指出，很有可能是阿瓦尔人把马蹬的使用传入了欧洲。

2．保加尔人和马扎尔人

阿瓦尔人衰落以后，在突厥-蒙古人统治下的欧洲，主角暂时是属于保加尔人。这些保加尔人似乎属于突厥种，与库特利格尔匈奴有关系，7世纪的25－50年代，在保加尔人的乌基杜尔部首领库弗拉特汗（死于642年）的统治之下，他们在高加索西北，在库班河谷与亚速海之间的地区内建立了一个强大的王国。库弗拉特死后，可萨人的前进把保加尔诸部分成两部分。一部分由库弗拉特的一个儿子巴颜率领，在可萨人的宗主权下继续留在原地区内（人们认为这一支的后裔以后向北朝着卡马河和喀山方向移动，并在那儿建起了大保加尔国，在13世纪时被成吉思汗的蒙古人灭亡。他们最近的子孙们被认为是今天的楚瓦什人）。另一部分保加尔人在库弗拉特的另一个儿子伊斯泊利克的率领下朝西移动，于679年渡过多瑙河，定居在古代麦西亚境内。查士丁尼二世（705－711年在位）在拜占庭内战中曾得到过伊斯泊利克的继承者特尔维尔可汗（701－718年在位）的保护，正式承认他们占有麦西亚。一个世纪以后，麦西亚的保加尔人在特莱茨汗（约762－764年在位）的率领下向君士坦丁堡进军。但是，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五世在今布尔加斯附近的安齐阿卢斯打败了他们（762年6月30日）。811年，另一位保加尔可汗克鲁姆打败和杀死了皇帝尼塞弗留斯一世，按古代匈奴的方式，用他的头盖骨制作了一个饮器，然而在813年，当克鲁姆包围君士坦丁堡时，像在他之前的阿瓦尔人一样，他失败了。克鲁姆的继承者奥慕尔塔格汗（814－831年在位）与拜占庭人议和。9世纪中期，鲍里斯大公对宗教的皈依和保加尔人所受到的愈来愈多的斯拉夫人的影响，后来使他们从突厥民族的主体中分离出来，并与基督教的欧洲相结合。

原阿瓦尔人的疆域在9世纪末期被马扎尔人（或者说匈牙利人）占据了。匈牙利语并不属于突厥-蒙古语，而是属于芬兰-乌戈尔语系中的鄂布·乌戈尔语族，在突厥-蒙古语系和芬兰-乌戈尔语系之间还没有发现最初的联系。然而，很可能就在这段时期，匈牙利人在政治上是由突厥贵族阶级组织起来。像《世界境域志》的作者和迦尔迪齐（1084年）这样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们似乎区别了（或者说是混淆了）两个马扎尔集团：其中的一群仍留在乌拉尔山区，今天，窝古尔人仍生活在那里，而另一群马扎尔人先迁到亚速海北面的列维底亚，后来又迁到阿特尔库祖，阿特尔库祖是处在第聂伯河下游、喀尔巴阡山脉、谢列特河、多瑙河三角洲和黑海之间的平原。在这一时期，上述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们（也像君士坦丁·波菲罗吉里特斯一样）把"majghari"作为突厥人谈起，无疑是因为芬兰－乌戈尔种的这两支已经被保加尔人组织起来：在乌拉尔山的马扎尔人由在卡马的保加尔人组织起来，在阿特尔库祖的马扎尔人由乌基杜尔人（或乌基尔人）组织起来，在9世纪时乌基杜尔人占领了喀尔巴阡山脉的东南地区。匈牙利人一名（指马扎尔人）可能源于9世纪下半期与他们杂居的这些乌基尔人。另一些史书把这些芬兰－乌戈尔族的马扎尔人与另一支突厥部落、卡巴尔人联系起来，卡巴尔人与可萨人有关，人们认为马扎尔人的王室，即阿尔帕德家族是卡巴尔人派来的。在马扎尔人中存在着乌基尔或卡巴尔的一支突厥贵族可以解释拜占庭的备忘录，根据这些备忘录，在君士坦丁·波菲罗吉里特斯统治下在交换使者的时候，马扎尔首领们总是被称为"突厥王公们"。

大约833年，马扎尔人生活在顿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列维底亚，属突厥可萨大帝国的保护之列。近850年，或860年时，被佩切涅格突厥人赶出列维底亚，进入阿特尔库祖。大约在880年到达多瑙河三角洲。在多瑙河的新驻地内，匈牙利人继续是可萨突厥国的臣民（看下面），人们认为，有一位可萨可汗，以匈牙利人的宗主身份，任命卡巴尔部名叫阿尔帕德的年轻贵族作匈牙利人的大公。此后不久，拜占庭皇帝尼禄六世，由于当时正在与保加利亚大公西蒙打仗，要求匈牙利援助。于是，匈牙利人在阿尔帕德的率领下渡过多瑙河，使保加利亚处于火与剑之中。但是，保加利亚人当时向南俄草原的主人佩切涅格人求援，佩切涅格人从后方进攻匈牙利人，迫使阿尔帕德及其人民逃到特兰西瓦亚山区避难。当时，日耳曼尼亚的国王阿尔努尔弗在与大摩拉维亚国（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西部）的斯拉夫王斯维雅托波尔克打仗，他决定像拜占庭一样向匈牙利人求援。阿尔帕德匆忙赶来打败了斯维雅托波尔克，后者在战争中消失（895年），大摩拉维亚国崩溃，匈牙利人占领和一直居住在以后以他们的名字命名的这一国家里（899年）。他们的部民们由此出发去劫掠欧洲。他们入侵意大利，兵锋远至帕维亚（900年）。在德国，他们打败了最后一位加洛林王朝的国王、幼童路易斯（910年）。他们对洛林（919年）发起攻击，放火烧了帕维亚，越过阿尔卑斯山到达法兰克王国的勃艮第和普罗旺斯（924年）。紧接着是对香巴尼地区的阿蒂尼（926年）的攻击，掠夺了兰斯、桑斯、贝利（93年），洗劫洛林、香巴尼、勃艮第（954年）。阿提拉时代又来到了。而且似乎没有尽头。最后，日耳曼王奥托一世于955年8月10日在奥格斯堡战役中打败他们，这次胜利结束了他们的入侵，这一次日耳曼社会拯救了欧洲。

匈牙利王瓦伊克皈依了基督教，被命名为斯提芬，这将改变匈牙利人的命运。在圣斯提芬的统治下（997－1038年在位，他先称大公，后称国王），匈牙利人开始了新的事业。直到当时一直威胁着欧洲的匈牙利民族将成为它的可靠的保卫者，即"基督教之盾"，使欧洲免遭亚洲蛮族的攻击；从13世纪的蒙古人入侵到17世纪的奥斯曼人的扩张，匈牙利人的生涯是坚持不懈的英勇和光荣的十字军军人的生涯。

3．可萨人

在7世纪初期，俄罗斯草原西南部和达吉斯坦目睹了可萨帝国的崛起。

可萨人是一支信奉腾格里、由可汗或达干统治的突厥民族。巴托尔德认为他们代表西突厥的一支，或者，也许更准确些，是西匈奴的一支。当他们的可汗札比尔于626年应希拉克略的邀请在梯弗里斯会面时，他们已经是一支强大的民族，他们借4万兵给拜占庭皇帝与波斯交战，希拉克略用这支援军将萨珊波斯的阿塞拜疆省夷为平地。拜占庭人与可萨人之间的这一联盟又因多次的王室联姻而加强。拜占庭皇帝查士丁尼二世在流亡期间（695－705年）逃到可萨人中避难，与可汗的一位姊妹结婚，她就是后来的塞俄多拉皇后。到君士坦丁五世时，他于732年娶可萨可汗的女儿为妻，她成为伊拉尼皇后。他们的儿子利奥四世皇帝，以其浑名可萨人利奥（775－780年在位）而为人所知。这种联姻方式在拜占庭反对阿拉伯人的战争中是很有用的，当拜占庭军队在小亚细亚对阿拉伯人发动进攻时，可萨人在外高加索从后方攻他们（例如在764年的战争中）。

拜占庭宫廷对可萨人的亲密态度可以从其他方面得到说明。在欧洲的突厥各族人中可萨人是文明程度最高的民族，正如回鹘是中亚突厥人中最文明的民族一样。尽管可萨人从未采取过定居或农耕的生活方式，然而，正像上面有时候所谈到的那样，他们已经建立起一个有秩序的国家，因贸易而致富，由于与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的接触，他们具有相当高的文化。可萨国家最初似乎是以捷列克草原地区为中心。第一个可萨"都城"巴伦加尔，马迦特把它确定在捷列克河南部支流苏拉克河河源处。阿拉伯人在722至723年摧毁它后，王室驻地迁往阿拉伯人称呼为拜达（意为白城）的城市，马迦特企图将该名修正为沙里格沙尔（即突厥语黄城），或者更合适些，像米诺尔斯基认为的那样，是沙利格·欣（即沙克新）。马迦特将它的位置确定在以后建在伏尔加河口上的伊提尔都城的所在地。顺便提一下，伊提尔只是可萨可汗们的冬驻地。在夏季，他们像其祖先匈奴人一样在草原上来回漫游，很可能是在库班方向。833年，由于希望有一个不十分暴露给那些漫游部落的司令部，他们请求拜占庭皇帝狄奥菲勒斯派工程人员帮助他们建造一座设防的都城。狄奥菲勒斯派总工程师帕特罗纳斯帮助他们建起了第三个都城沙克尔，它可能位于顿河入海处，或者更有可能是在顿河大拐弯处。可萨人在克里米亚对面、塔曼半岛的原法纳戈里亚的废墟上又建起了马他喀贸易据点。

可萨帝国是一个繁荣的贸易中心。拜占庭、阿拉伯和犹太商人们成群结队地到伊提尔和沙克尔收购从北方来的毛皮。随着商人们的到来，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在可萨国内找到了落脚处。在851至863年年间，拜占庭派基督教教士圣西利尔到可萨人中，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西利尔传记上记有他与犹太教教士在可汗宴会上的论战。在利奥六世统治期间，马他喀成了拜占庭的一个主教区的所在地，它的建立是为了在可萨境内传播新约。以大批阿拉伯居民为代表的伊斯兰教从690年起也有许多皈依者，从868年起，特别是在965年以后，伊斯兰教成为该地区的一大宗教。犹太教更受欢迎。767年，伊沙克·圣格里开始在可萨人中任牧师。马苏第宣称，在哈仑·阿尔·拉施德哈里发朝的统治下（786-809年），可萨可汗和贵族都拥护犹太教。拜占庭皇帝罗马努斯·尼卡彭努斯（919－944年）发起的对犹太人的迫害，使大批以色列难民进入可萨境内。

据说一位使用圣经中约瑟之名的可汗于948年写信给犹太教士希斯达伊，描述了可萨境内犹太教盛行的状况，但是，马迦特怀疑这封著名信件的真实性，该信的时间似乎不会早于11世纪。据伊本·法德罕的记载（Risala），萨曼塔尔（在达吉斯坦内）的可汗、总督、王公和其他高级官员们都信奉犹太教。为报复伊斯兰境内对犹太教教堂的破坏，一位可萨可汗曾拆除了一座伊斯兰教寺院的塔尖。然而，在可萨人民中间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似乎超过了犹太教徒。据说大约在965年一位可汗因政治上的原因而信奉伊斯兰教，而在1016年，塔曼半岛的可汗是一位名叫"乔治·佐勒斯"的基督教徒。

可萨人9世纪在政治上走向衰落。这些信仰犹太教的文明的突厥人被他们的同族、还处于野蛮状态的异教部落清除掉了。草原又一次处于动荡不安之中。从咸海草原来的乌古思突厥人（拜占庭作者们称奥佐伊人）把恩巴河地区和乌拉尔河地区的佩切涅格突厥人赶向西方。大约在850至860年间，佩切涅格人穿过属于可萨帝国的领地，把可萨属民马扎尔人从亚速海北岸赶走。如我们在上文所看到的，当时马扎尔人退到第聂伯河和多瑙河下游之间的阿特尔库祖。不久，在889至893年间，佩切涅格人重新追逐马格尔人，把他们从新住地赶走，他们最终在该地区内定居下来，因此，佩切涅格人占据了位于顿河河口和摩尔达维亚之间的俄罗斯草原。可萨人只保留了顿河下游、伏尔加河下游和高加索山脉之间的地区。

基辅的罗斯王公斯维雅托斯拉于965年进攻可萨人，占领了他们建在顿河河曲上的沙克尔都城。然而，正像巴托尔德所观察到的那样，可萨汗国在这次灾难中幸存下来，或者说，至少它仍然保住了伏尔加河下游地区、库班河地区和达吉斯坦草原。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一世于1016年派出舰队，在罗斯军队的支持下，攻击最后一批可萨人。这支联军夺取了塔曼半岛和可萨人在克里米亚的属地。到1030年，可萨人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已经消失。然而，拜占庭人最大的失算是帮助罗斯人消灭了这些已经开化的突厥人，他们是拜占庭帝国最忠实的老同盟者。野蛮的游牧部落取代了可萨人，夺得了黑海草原的控制权。

4．佩切涅格人和钦察人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佩切涅格人（君士坦丁·波菲罗吉里特斯称Patzanakitai，伊斯塔克里称Bachanak）是一支突厥部落；据马迦特认为，该部落曾经是西突厥联盟中的组成部分，但是，受到葛逻禄突厥人的驱赶，退往锡尔河下游和咸海。他们继续向西迁徙，在乌拉尔河（雅克河）和伏尔加河（伊提尔河）之间放牧，大约在913年（据君士坦丁·波菲罗吉里特斯），他们在可萨人和乌古思人的联合攻击下被逐出该地。再往西，佩切涅格人从马扎尔人手中夺取亚速海以北的列维底亚之后，他们占据了该地。其后不久，他们又向西推进，迫使马扎尔人离开阿特尔库祖，即第聂伯河和多瑙河下游之间的俄罗斯草原的西部地区。因此，大约在900年，佩切涅格人利用了在第聂伯河河口和多瑙河河口之间的牧场。934年，他们加入了匈牙利人在色雷斯对拜占庭帝国的入侵。944年，他们追随罗斯王公伊戈尔袭击了拜占庭本土。1026年，他们渡过多瑙河，但被能干的康士坦丁·台吉内斯打败。1036年，基辅的罗斯王公雅罗斯拉夫使他们遭到一次沉重的失败，这次失败结束了他们对草原的统治，迫使他们再一次地把目标对准拜占庭帝国。1051年，在其野心的鼓动下和乌古思人驱赶的反作用下，他们又入侵拜占庭帝国。1064年，他们进行了一次更加深入的侵略，穿过色雷斯来到君士坦丁堡大门。对拜占庭而言，这幕剧的发生是在于以下事实，即当拜占庭帝国从欧洲的异教突厥人中征募雇佣军去对付亚洲的穆斯林突厥人时，这些异教突厥人的突厥亲属感往往比对巴昔留斯的忠诚更为强烈。这一点在1071年的曼吉克特战役前夕可以看到，当时佩切涅格军队不再为狄根尼斯·罗曼努斯服务，而转为阿尔普·阿尔斯兰苏丹效劳。在阿历克塞·科蒙勒努斯统治期间，欧洲的佩切涅格人于1087年再次入侵色雷斯，一直抵达库莱（在埃洛斯和君士坦丁堡之间），最后，他们在库莱被赶跑，在战场上抛弃了他们的首领翟尔古。阿历克塞·科蒙勒努斯错误地追随他们，于1087年秋天在锡利斯特拉被打败。由于另一支突厥部落，即钦察人或称波洛伏齐人的到来，拜占庭帝国才得救。钦察人是从佩切涅格人后面的俄罗斯草原而来，他们在多瑙河畔打败了佩切涅格人。但是，当钦察游牧部落一退回俄罗斯时，佩切涅格人在钦察人的压力之下，于1088－1089年间再次入侵色雷斯，一直深入到亚德里亚堡以南的伊普萨拉，在伊普萨拉，阿历克塞只得纳钱让他们撤军。1090年，佩切涅格人与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克人联合进攻君士坦丁堡，他们经马里查山谷，从亚德里亚堡来到埃洛斯，而士麦那的占有者塞尔柱克舰队攻打海岸地区，塞尔柱克军队从尼科亚威胁着尼科美底亚（伊兹米特）。

这一形势是希拉克略与阿瓦尔人时代的再现，但是，这一次拜占庭是在亚洲和欧洲两面受到突厥人的攻击：欧洲的非基督教突厥人，亚洲的穆斯林突厥人，他们因血缘纽带而联合起来对付拜占庭帝国。佩切涅格人冬季住在与拜占庭边境线相对的卢累布尔加兹，拜占庭的边境线已经后退到乔尔卢。阿历克塞·科蒙勒努斯再次向钦察人求援，钦察人在托加尔塔克和曼尼亚克的率领下从俄罗斯南下进入色雷斯，从后方攻佩切涅格人。1091年4月29日，拜占庭与钦察人的联合军队在列瓦尼恩山打败了佩切涅格军，十分之一的佩切涅格人被杀死。佩切涅格余部在瓦拉几亚重新组织起来之后，到下一代又作了一次新的尝试，1121年，他们对仅限于巴尔干山以北的保加利亚进行了攻击。然而，在1122年春天他们遭到约翰·科蒙勒努斯的袭击和屠杀。

佩切涅格人把在俄罗斯草原上的地位让给了乌古思人和钦察人。

乌古思人的亚洲后裔今天被称为土库曼人，阿拉伯人称他们为古兹，他们习惯于在里海东北部和咸海以北游荡。乌古思人中的一支，即塞尔柱克人，信奉了伊斯兰教，11世纪时到波斯去碰运气，他们在波斯建立了以吐格利尔拜格、阿尔普·阿尔斯兰和马立克沙赫（参看P148）为首的突厥穆斯林大帝国。同样是在11世纪，另一支乌古思氏族（非伊斯兰教徒）——拜占庭历史学家们称之为奥佐伊人——推翻了佩切涅格人在俄罗斯草原的优势。1054年俄国编年史用简单的托克人（Torks）一名第一次提到这些乌古思人，他们与波洛伏齐人或饮察人出现的时间相同。拜占庭历史学家们记载，在拜占庭皇帝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统治时期，这些奥佐伊人于1065年渡过多瑙河，人数达到60万，他们洗劫了巴尔干半岛，直到塞萨洛尼基和希腊北部，但此后不久，他们被佩切涅格人和保加尔人消灭。越过伏尔加河西岸的最后的这支乌古思部落最终被钦察人征服、消灭，或者是同化了。

在突厥语中被称为钦察人的这支民族就是俄国人说的波洛伏齐人，拜占庭人称科马洛伊人，阿拉伯地理学家埃德利斯称库曼人，匈牙利人称昆人。据迦尔迪齐记述，他们最初是基马克突厥人的一部分，基马克人住在西伯利亚，在额尔齐斯河中游沿岸，或者，像米诺尔斯基认为的那样，可能是在鄂毕河沿岸。无论如何，基马克人和乌古思人有密切的关系（喀什噶里已经指出，他们与其他突厥民族的区别在于他们把首写字母的"y"音发成"j"［dj］音）。大约在11世纪中期，钦察人从基马克人的主体中分裂出来，朝欧洲方向出发。俄国编年史于1054年第一次提到他们出现在黑海以北草原，同时出现的还有被钦察人向前推进的乌古思人。钦察人利用了乌古思人对佩切涅格人的胜利，在一次对巴尔干人发动的倒媚的远征中（1065和1066年），当乌古思人被拜占庭人和保加尔人击溃时，钦察人留在俄罗斯草原上成了唯一的主人。1120－1121年，伊本·艾西尔在提到格鲁吉亚盟邦时曾间接地提到过他们。大约这时，被认为是从中国满洲边境来到乌拉尔河和伏尔加河流域的几个蒙古部落（它们与契丹人有密切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们与已经西迁的喀喇契丹人杂居）加入了钦察人的主体，他们在钦察人中可能取得了统治阶级的地位和作用。然而，他们可能很快就被同化了，当他们采取突厥的生活方式时，他们与纯钦察人结合了。钦察人一直是俄罗斯草原上的主人，直到成吉思汗手下的将军们于1222年入侵为止。当时，在罗斯人的影响下某些钦察人首领开始接受了基督教。钦察人在他们被消灭后将把他们的名字留给蒙古人统治下的俄罗斯，因此，建立于该地区的成吉思汗汗国被称为钦察汗国。 在这简短的叙述中应该记住的是，在许多世纪中，拜占庭帝国在抵抗进攻它边境地区的一个接一个的部落中取得的成就。从阿提拉到乌古思，所有这些未开化的突厥人和蒙古人对基督教文明来说都是比1453年危机更可怕的危险。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西欧人会认为“这些未开化的突厥人和蒙古人对基督教文明”的威胁，要比1453年攻陷了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穆斯林更加危险？第一，基督教与穆斯林具有千丝万缕的数百年联系，便于沟通。第二，未开化的突厥人和蒙古人威胁了西欧，而1453年兽行的受害者只是拜占庭人。

【第五章  成吉思汗】

1．12世纪的蒙古

12世纪末期的亚洲地图是：中国被分裂为二，南部是中国人的宋朝，以杭州为都；北部是通古斯族女真人的王国（或称金朝），以北京为都。在中国西北部，即今鄂尔多斯和甘肃，是与吐蕃人有姻缘关系的唐兀惕人建立的西夏国。在塔里木河西北，从吐鲁蕃到库车居住着回鹘突厥人，他们是具有佛教和聂思托里安教文化的、文明化的突厥人。楚河一带的伊塞克湖地区和喀什噶尔形成了喀喇契丹国，喀喇契丹人是一支具有中国文化的蒙古种人。河中和几乎整个伊朗属于花刺子模的苏丹们，他们是具有伊斯兰教信仰和阿拉伯－波斯文化的突厥种人。在他们以西，穆斯林亚洲的其余地区在报达的哈里发、叙利亚和埃及的阿尤布王朝的苏丹们（他们是具有阿拉伯文化的库尔德人）和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克苏丹们（他们是明显具有伊朗文化的突厥种人）之间瓜分了。

以上是定居人民的亚洲。其北部以外，在西伯利亚－蒙古边境上，在向着阿尔泰山、杭爱山和肯特山延伸的戈壁滩北部草原上，漫游着无数仍过着游牧生活的部落，他们分属于阿尔泰语系的三个种族：突厥、蒙古和通古斯种族。大多数中亚游牧部落尽管有语言上的差别，但是，由于在同样的气候条件下过着同样的生活，他们给到过该地区的所有游人留下了种族类似的印象。格纳德对他们的描述，与阿米安努斯·马尔克里努斯、卢布鲁克的威廉以及中国编年史家们的记载几乎没有什么不同：“阔脸、扁鼻、高颧骨、细眯眼、厚嘴唇、稀疏胡须、粗糙的黑发，被日光、风、霜染成的黝黑皮肤，五短身材，弓形脚支撑着粗壮笨掘的身躯”。这些世代相传的匈人（或蒙古人）的画像并非与爱斯基摩人或法兰西喀斯的农民的画像不同；因为生活在风沙弥漫、冬季严寒和夏季连续几周酷热的旷野上，使任何民族都变得强悍，足以抵御这种恶劣和不宜生存的环境。

这些部落中的大多数部落的真实位置难于精确的确定，只能估计他们的可能位置。

突厥－蒙古种族中主要民族之一的乃蛮人似乎居住在今天的科布多地区和乌布萨泊郊区，向西直至黑额尔齐斯河和斋桑湖，向东直至色楞格河上游。“尽管它的部名似乎是蒙古语的（意为八），但其官号系统是突厥语的，乃蛮人很可能是蒙古化的突厥人。”在他们当中有许多人皈依了聂思托里安教。《世界征服者史》甚至告诉我们说，聂思托里安教徒占大多数，还说在13世纪初期乃蛮王的继承人、著名的屈出律是在聂恩托里安教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不过，《秘史》表明，萨满在乃蛮人中仍享有同等的影响，因为在战时他们能乞求风暴和自然力的帮助。乃蛮人曾向他们在南方的邻居回鹘人借用了文化诸要素。13世纪初，乃蛮王任用回鹘族学者塔塔统阿（汉译名）作为他的掌印官兼文书，因为回鹘突厥语是他们的官方语言。

自然，中国（当时指女真或者说金朝的中国）也对他们施加权威，这一点由成吉思汗时期的乃蛮王具有“塔阳”之号明确地得到证明：该号与汉字的“大王”一词有联系。前一代乃蛮王（塔阳之父）亦难赤必勒格死后留下了可怕首领的名声。

乃蛮人以北，在叶尼塞河上游分布着突厥族的黠戛斯诸部落，其酋长取亦纳勒称号。大约920年他们在契丹人的一次攻击中被赶出了鄂尔浑河上游地区之后，在历史上没有进一步发挥作用。

与乃蛮人争夺权利的是克烈人（kerayit），他们的确切位置只能大概地得到认定。许多东方学学者认为该部在色楞格河以南，鄂尔浑河上游和翁金河与土拉河流域，即今赛音诺颜境内。据另一些学者的看法，乃蛮人的位置还要向东移，直至哈拉和林，从哈拉和林起开始属克烈部境。克烈人通常被看成突厥人。“蒙古起源的传说没有任何一处提到他们，很难说克烈人是受到突厥强烈影响的蒙古人，或是已经蒙古化了的突厥人”。无论如何，许多克烈人的称号是突厥语的，脱斡邻勒（Togrul）与其说是一个蒙古名，不如说是突厥名。根据叙利亚编年史家巴赫布拉攸斯所记的情况来看，克烈人被认为在公元1000年后不久就皈依了聂思托里安教。据说，克烈汗曾在草原上迷途，得到圣·薛儿吉思的引导方才脱险。在当时碰巧留在克烈入境内的基督教商人们的鼓动下，他要求呼罗珊的莫夫主教伊伯杰苏前来，或者是派一位牧师来给他和他的部民们施洗礼。伊伯杰苏写给报达总主教约翰六世（死于1011年）的信——该信注明年代是1009年，巴赫布拉攸斯已引用——中说，20万克烈部突厥人与其汗一起受洗礼。12世纪的克烈王室成员仍沿用基督教人名，这一事实将成为欧洲“普勒斯特·约翰”传说中的来源之一，另一个来源与埃塞俄比亚皇帝的称号有关。在成吉思汗时代前两辈的克烈部汗自称马儿忽思不亦鲁，他像塔塔儿人（当然还有北京的金朝皇帝们）一样，似乎也想得到东戈壁的霸权。但是，他被塔塔儿人打败，并引渡给金朝，被钉死在一只木驴上。据说，他的遗孀策划暗杀了塔塔儿汗，替他报了仇。马儿忽思留下了两个儿子，忽儿察忽思（与其父一样也有一个基督教名字）和菊儿罕，忽儿察忽思继承了汗位。他死后，他的儿子、继承人脱斡邻勒登上克烈王位。脱斡邻勒面临着与叔叔菊儿罕斗争的必要性，菊儿罕得到乃蛮王亦难赤的支持，暂时把脱斡邻勒赶出其国。然而，由于得到成吉思汗的父亲、蒙古酋长也速该的支持，脱斡邻勒在这一角逐中获胜，轮到他把菊儿罕赶走了。

1199年，当脱斡邻勒在北京金王朝的帮助下，并以金朝的名义打败塔塔儿人时，短时期内地成为蒙古最强大的统治者。金朝以中国称号“王”来封这位克烈部酋长，由此树立了这位克烈首领的权威。历史上正是以“王罕”——中国的王和突厥的罕——这一双重的头衔而记载他。成吉思汗是作为王罕的藩属而崭露头角的。

克烈部以北，在贝加尔湖南岸的色楞格河下游，居住着蔑儿乞人，他们属突厥种或者是蒙古种人，在上述故事发生的过程中，他们中出现了基督教徒。蔑儿乞人以北，在贝加尔湖西岸居住着翰亦刺惕人，他们属蒙古种民族（该名在蒙古语中意为“同盟者”）。

满洲北端，在额尔古纳河和黑龙江之间的“口袋形”地区内，居住着属通古斯种的肃良合人，其后裔高丽人（Solon）今天仍居住其地。再朝南，塔塔儿人漫游在怯绿连河[克鲁伦河]南岸和捕鱼儿海[贝尔湖]附近，直到兴安岭。伯希和认为，不像人们长期认定的那样，塔塔儿人属通古斯族，而“明显地是说蒙古语”。塔塔儿人有时联合成“九姓鞑靼”，有时联合成“三十姓鞑靼”，8世纪的和硕·柴达木突厥碑文中已经提到他们。甚至在那个时代他们可能已经住在怯绿连河［克鲁伦河］下游地区。12世纪的塔塔儿人已经成为令人害怕的武士，加入了最勇猛民族的行列。

在满洲方向，他们对汉化通古斯人的金国构成了严重威胁。正是抱着从西北部侧击塔塔儿人的想法，北京朝廷支持成吉思汗早期的活动。

真正的蒙古人，从狭义上讲，该词的历史含义是指成吉思汗是其中之一员的蒙古人，他们在今外蒙古东北，在鄂嫩河［斡难河］和克鲁伦［怯绿连］河之间作季节性的迁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随着成吉思汗的出现而将“蒙古”一名称给予了整个种族的这些部落出现以前，历史上早就记载了那些几乎可以肯定是说蒙古语的各民族的存在，正像在突厥人崛起之前，我们就发现了说突厥语的各民族一样。于是有人提议，在说蒙古语的民族中，我们应该追溯到3世纪的鲜卑人，5世纪的柔然和厌哒人，以及欧洲的阿瓦尔人（6至9世纪）。还应该承认，8至12世纪时期在历史上起着很大作用的契丹人也是说一种蒙古方言，然而，由于与通古斯语接触，已经强烈地腭音化。尽管在这些前蒙古民族中有许多民族建立过广泛的统治，但是，没有一支取得像真正的蒙古人（或者说成吉思汗的后裔）那样的世界性的名声。

据拉施特哀丁收集的蒙古传说，蒙古人在很早时期被突厥人打败，只得逃到额儿古涅昆山区避难。波斯史家们估计在大约9世纪时，蒙古人的祖先们已经从额儿古涅昆山下来，进入色楞格河和斡难河［鄂嫩河］平原。同样的传说还记载了关于神话中的女祖先阿兰豁阿的故事。据说，阿兰豁阿在其丈夫朵奔蔑儿干死后，感天光而怀上了尼鲁温蒙古人的祖先。最后，传说中认为尼鲁温蒙古人的李端察尔是成吉思汗的八世祖。

12世纪，蒙古人分成许多兀鲁思，据符拉基米尔佐夫的解释，兀鲁思一词表示部落和小民族两个意思。这些独立部落之间互相争斗，并与他们的邻居，特别是塔塔儿人交战。成吉思汗出身的家庭是属于孛儿只斤氏族（斡孛黑）和乞颜分族（牙孙）。后来，成吉思汗成功以后，蒙古部落根据是否与乞颜族有关系而分为两支，这一做法已成习惯。有关系者由光之子尼鲁温，或者说由纯种蒙古人组成；无关系者纳入都儿鲁斤族，他们享有低一等的血统。尼鲁温族中有泰赤乌惕部（Taijgot，Tayichi’ut，或Taiji’ut，他们似乎稍微远离蒙古主体，居住在更北面，在贝加尔湖以东）、乌鲁尔德部（urn’ud）和忙古惕（Manqud）部、札只刺惕（Jairat或Juirat）部。巴鲁刺（Barula或Barla）部、八邻（Ba’arin）部、朵儿边（Dorben，今杜尔伯特Dorbot）部、散只兀惕（Saljigut或Salji'ut）部、哈答斤（Qada－gin，Qatagin或Qatakin）部；在都儿鲁斤族中有阿鲁刺惕（Arulat或Arlad）部、伯牙吾惕（Baya’ut）部、火鲁刺思（Qorola或Qorla）部。速儿都思（Suldu）部、亦乞刺思（Ikira）部、弘吉刻惕（Qongirat或Qngirat，Qongarat，Qongrand）部。

弘吉刺惕部似乎更朝东南方，在兴安岭北面、塔塔儿境附近漫游。札刺儿部（Jelair）通常被列入蒙古人之中，人们认为该部或者是分布在希洛克河和色楞格河合流处的南面，或者是在鄂嫩河（斡难河）附近，札刺儿部可能是降为蒙古人藩属的一支突厥部落，并且被当时传说中的蒙古英雄海都的蒙古人同化。

从蒙古人的生活方式上看，在12世纪末期，他们从理论上可能已经区分为草原畜牧部落和森林渔猎部落。在蒙古－西伯利亚的边境上，蒙古人的家确实是在南部的草原地带（不远处是沙漠）和北部的森林地带之间的马背上。格纳德认为，最初的蒙古人不是草原民族，而是来自森林山区的民族，“他们的森林起源可以从他们大量使用的木制车上看出来。甚至今天的蒙古人也与草原上的哈萨克人不同，他们用木制的小桶而不用皮袋子。”草原部落，特别是游牧的部落，为追逐草场而作定期迁徙，在停留之地支起法国人（不正确地）称为“禹儿惕”的毡制帐篷。森林部落住在用烨树皮搭的小棚里。

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发现畜牧部落——两种民族中较富裕者——是由一个很有权势的贵族阶级领导，他们的首领往往带有下列称号：巴哈秃儿或巴阿秃儿（baghatur或  ba’atur，即勇士）和那颜（Noyan，领主），薛层或薛禅（Sechen或Setsen，蒙古语：贤者），必勒格（bilga，突厥语：贤者），太子（t’al－tsi或taishi，汉语：王子）。符拉基米尔佐夫写道“这个贵族阶级中的巴阿秃儿和那颜们首要关心的事情是发现牧场和保证必要数量的依附者和奴隶，以照看他们的牧群和帐篷”。

这个贵族阶级统治着以下社会各阶层：武士或亲信，他们是有一定自由的人或那可惕；平民（哈刺抽）；最后是奴隶（孛斡勒）。奴隶集团不仅包括单个奴隶，还包括成为战胜部落的臣仆或奴隶的战败部落，他们为主人看管牲畜，战时也作为辅助军出征等等。

也是根据俄国的蒙古问题专家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的看法，在森林狩猎人的部落中，贵族阶级未享有在草原游牧民中那么重要的地位。他们指出，森林部落主要是处于萨满的支配下。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当萨满们将王室地位与魔力结合起来时，他们取得了别乞的称号。在成吉思汗时代，斡亦刺惕部和蔑儿乞部的首领们确实拥有别乞称号。在所有的突厥－蒙古种民族中，萨满或巫师（古突厥语称昆木，蒙古语称孛卡和萨满，通古斯女真语的汉译名萨满）都起着很大的作用。萨满阔阔出在成吉思汗帝国创建中所发挥的作用将在后文叙述。

上述区别实际上远不如牧人和林中百姓这两个名词所引出的区别明显。例如，在蒙古人中，泰赤乌惕部属森林狩猎者，而成吉思汗被认为是出生在一个牧民部落，此外，所有的突厥－蒙古人都是一种或另一种的狩猎人；林中百姓甚至在隆冬季节（这时他们穿上木或骨制的滑冰板）也要猎取用来交换的貂鼠和西伯利亚松鼠，而畜牧者在无垠的草原上用套索、弓箭追逐羚羊和捕捉鹿。草原贵族则用猎鹰狩猎。

随游牧环境的变迁，一个氏族可以从一种生活方式变成另一种。成吉思汗年轻时，他的父系亲属们夺取了他父亲的牧群，在他能够在马群和羊群中逐渐发迹之前，他同他的母亲和兄弟们一起过着悲惨的渔猎生活。

总的来说，森林部落似乎更加野蛮，除了通过游牧民的隔离地，他们无法与文明生活接触。游牧民由于接近中戈壁的回鹘人、辽河畔的契丹人、或北京的女真人而受益。虽然他们没有城市，但是在迁徙过程中出现了帐幕群阿寅勒。竖在轮车（合刺兀台·帖儿坚qara’utal  tergen，或合撒黑·帖儿坚qasaq－tergen）上的毡帐围成圈（古列延），或暂时的聚集群——未来城市的萌芽。人种史研究者注意到从森林蒙古人的简陋小棚到游牧民的廓尔（或称毡帐）的进展。毡帐易于折叠和撑开，在13世纪成吉思汗国的大汁们时，毡帐变得如此宽敞、舒适，还有带绒毛的皮毛地毯，以致它成为真正的旅行宫殿。然而，自近代蒙古人衰落以来，廓尔也退化了，它不再有13世纪时用来通气、排烟的小气管。

最后，蒙古民族中森林狩猎者与草原游牧民之间的区别可以从两种主要的营帐群上看出来：（1）像刚才描述的廓尔，或称圆形毡帐，它需要大量的杆和木条，表明了该族人曾住在森林地带内。（2）低矮、宽大的羊毛毡，即迈克罕（maikhan），对于生活在无林木草原上的游牧民来说容易建造。在成吉思汗时期，毡帐常常架在车上，便于运输——至少是在平原上——使真正的“游牧城市”的移动成为可能，这种运输方式现已消失。

然而，如果把到12世纪时期的蒙古与9世纪的蒙古相比较的话，那么，在文化上肯定是衰退了。突厥人，主要是回鹘人，在鄂尔浑流域统治的时代，他们已经开始形成了农业中心。随着他们于840年之后被黠戛斯人所取代，这一地区回复到草原生活。鄂尔浑河畔的突厥或回鹘碑文给人以文明程度相当高的印象，这种印象在成吉思汗史上不再感觉到。840年，黠戛斯对鄂尔浑河地区的占领窒息了由摩尼教徒们带来的叙利亚一粟特文明。黠戛斯人于920年被赶走，使这一地区处于无政府状态，因为，如上所述，回鹘人拒绝返回鄂尔浑河畔。能够渗入蒙古的很少的文化是来自这些回鹘人，他们已在地处更南方的别失八里（今济木萨）和吐鲁番定居，沿着这条道还传来了聂思托里安教。但是，正如卢布鲁克的记载所指出的那样，在蒙古，聂思托里安教在与萨满教争夺蒙古首领们的精神世界时，正是聂思托里安教几乎倒退到了萨满教的水平上。

2．蒙古人中统一的初次尝试

在传说中谈到，真正的蒙古人也许在12世纪以前时就有要建立一个有组织的国家（ulusirgen）的初次尝试。据说一位名叫海都的蒙古首领因击败敌对的札刺儿部而出名，并开始把属于不同部落的一些家族看成是自己的属部。正是海都的曾孙合不勒已经享有合不勒汗的王号，《秘史》中记，他是死后才获得合不勒汗号的。他是第一位敢于起来反对强大的女真宗主们（中国北部的主人金朝统治者）的人。蒙古传说表明，他最初是作为金朝属臣，在北京受到金朝皇帝的接见，他的举止就像出现在文明国家里的野蛮人。其食量之大令金朝皇帝吃惊，在酒醉时，甚至动手抓金帝的胡须。金帝原谅了他，并在他启程回家时赠予大量礼品。但是，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久就恶化了。合不勒汗被金人捉住，后逃脱，并杀死派来追他的金朝官员们。

这些轶事很可能是暗指金朝1135－1139年中被迫发动的反蒙古游牧民的战争。在这些战争中，金将胡沙虎深入草原后，被“萌古”打败，为此，北京朝廷不得不于1147年求和，答应给蒙古人大量牛、羊和一定数量的谷物。有关女真的汉文史料中记有签订这些条款的首领的名字熬罗孛极烈，根据伯希和的看法，该名可能恢复为Oro  bigila，巴托尔德企图把该名与合不勒的第四个儿子、蒙古传说中的著名人物忽图刺汗（Qutula）之名联系起来。

忽图刺汗（注意“汗”，或“皇帝”称号，即使此号可能是在他死后很久，大约1240年，即《秘史》汇编时才获得）也是传说中的英雄。“其声音洪亮，如雷鸣山中，其手强如熊爪，能把人像折箭一样容易地折为两截，冬夜赤身睡在燃烧的巨木旁，火星炭屑落在身上而没有感觉，醒来后只把灼伤看成是虫蜇。”但是，与此虚构的故事一起，传说还记道，他的兄弟斡勒巴儿合黑和他的堂兄俺巴孩被塔塔儿人捉住后，引渡给金朝，金人将他们钉死在木驴上，这是一种“专惩治游牧叛人”之刑。忽图刺为报仇，攻掠金地。中国编年史记，在遭到蒙古人的这些洗劫之后，金帝于1161年发动反蒙远征。在蒙古方面，蒙古传说谈到在贝尔湖附近，蒙古人在对付金和塔塔儿联军的战斗中所遭到的一次灾难。似乎是为了削弱蒙古人的势力，北京朝廷求助于塔塔儿人，双方联军达到了目的。结果，忽图刺之子拙赤和阿勒坦事实上似乎未能纳入王室之列；尽管《秘史》涉及到王室的连续性，却没有把汗号给阿勒坦。第一次蒙古王权被金朝和塔塔儿人摧毁之后，蒙古人回复到部落、氏族和小氏族的旧秩序中。

成吉思汗后裔的传说确实是把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与古代诸王的世系相联系。

传说特别强调他是把儿坦巴阿秃儿（Barta－ba’atur）之子，把儿坦巴阿秃儿本人是合不勒汗的次子。巴托尔德怀疑这一世系，大概这是错误的，因为《秘史》、《元史》和《史集》在涉及到这些最近的事实的地方，其证据几乎不可能纯属捏造。

可以肯定的是也速该从未当过合罕，甚至没有当过汗，只是作为乞颜部的首领取较谦虚的巴阿秃儿（ba’atur或baghatur）称号。他像他的所有部民一样地同塔塔儿作战，塔塔儿人已经成为蒙古人的世仇。也速该的冒险活动只不过是一个勇敢的氏族酋长的活动而已。他帮助克烈部的一位争夺王位者脱斡邻勒战胜对手——脱斡邻勒的叔叔菊儿罕，这一援助后来使成吉思汗得到了珍贵的友谊。也速该劫持蔑儿乞部酋长的年轻妻子月伦为妻，她就是成吉思汗（即铁木真）的母亲。也速该死前，为年轻的铁木真与弘吉刺惕部（因为蒙古人是异族通婚）首领的幼女订婚。大约1167年塔塔儿人在一次草原宴会上毒死了也速该。

3．成吉思汗青年时代

也速该的长子铁木真，有朝一日将被称为成吉思汗，约于1167年生于斡难河［鄂嫩河］右岸的跌里温盘陀山，在今俄国境内（准确地说，是在外蒙古境内），大约在格林威治东经115度。从中国人赵洪和波斯人朱兹贾尼的描述中，我们知道了有关成吉思汗的一些外貌特征：他的个子很高，体格强壮，前额宽阔，有一对猫似的眼睛，晚年留着胡须。青年时代的流浪生涯、对严寒和酷热的抵抗能力、超人的忍耐力，以及对创伤、失败、撤退和被俘等厄运泰然自若的态度，都足以证明他顽强的生命力。在最恶劣的气候和最不稳定的环境的磨炼下，他的身体从青少年时代起就习惯了忍饥挨饿。从一开始起，苦难的经历就培育了他的精神。这些经历把他锤炼成钢铁般的人，震惊世界的人。

大约1179年，当他成为孤儿留在世上时，年仅12岁左右，他的氏族认为他年幼无力统治，拒绝服从于他。尽管他的母亲月伦额格很能干，但是，他父亲的最后一批忠实拥护者们仍带着牧群离开了他。于是在被族人们剥夺之后，这个男孩被孤独地留下来，与他在一起的有他的母亲和三个同胞弟弟：哈撒儿（Qasar）、哈赤温（Qachi’un）和铁木哥（Temuge），以及两个异母弟弟：别克台尔（Bekter）和别里古台（Belgutai）。铁木真一家现在堕入了不幸的时期，被迫在斡难河河源附近的肯特山区（当时名不儿罕合勒敦山）以渔猎为生。铁木真的孛儿只斤部首领地位被泰赤乌惕部首领们，即俺巴孩之子、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和托多颜·昔惕两兄弟夺取。当然，他们也属于——或许有更大的可能性——蒙古汗海都世系，海都在1161年灾难之后，失去了王位。

此时铁木真及其兄弟们在肯特山区靠渔猎度日。当异母弟别克台尔偷走了他的一只云雀和一条鱼时，铁木真在弟弟哈撒儿的协助下用箭射死了别克台尔。过着粗野生活的年轻的铁木真兄弟变得强壮和无畏。泰赤乌惕部首领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以为他们已经死了，在得知他们还顽强活着时变得不安和恼怒；他尾随铁木真入肯特山林，捉住他，并给他戴上枷。由于速儿都思部首领锁尔罕失刺及其子赤老温、赤不拜的暗中救助，铁木真得以逃脱。铁木真靠他的以及他弟弟哈撒儿更加精湛的射箭技术，开始重振家道。“当时他有九匹马”，其中的8匹被草原匪盗们偷走，但是在阿鲁刺惕部首领、年轻的博儿术的帮助下他找回了被偷的马。从此，博儿术成了他最忠实的助手，后来在成吉思汗的伟大时期，博儿术成为他的杰出将领之一。

成吉思汗脱离了贫困的生活以后，拜访了弘吉刺惕部首领德薛禅，向他的女儿、自幼就许配给他的年轻的孛儿帖求婚，德薛禅答应了这门婚事，并给其女一件黑貂皮斗篷为嫁妆。其后不久，铁木真把帐幕从斡难河河源迁到怯绿连［克鲁伦］河河源处。

4．成吉思汗，克烈部人的臣仆

铁木真带着黑貂皮斗篷作为礼物来到土兀刺［土拉］河畔朝见克烈部的强大首领脱斡邻勒，并向他表示效忠（约1175年？）。脱斡邻勒念其父曾有援助之恩，欢迎这位年轻人，并把他纳入自己的属臣之列。从此，两人结为盟友，尽管铁木真明显地是处于属臣地位。这一点从“汗，我的父亲”这一称号上明显地反映出来。在下文（下一节）引用的铁木真给克烈首领的著名信中，就是用这种称号。

此后不久，铁木真遭到由脱脱别乞首领率领的一伙蔑儿乞人的袭击。只是在铁木真的妻子孛儿帖作为俘虏落入敌人之手后，铁木真才得以逃脱（入肯特山）。铁木真得到克烈部统治者脱斡邻勒的帮助，同时也得到另一位蒙古首领、与他同龄的札只刺惕部人礼木合的帮助。三人在色楞格河支流不兀刺川［布拉河］共同击败了鹿儿乞人，夺回孛儿帖。孛儿帖恢复了她在家族中的至尊地位。孛儿帖不久生下的孩子——法定的长子术赤到底是铁木真之子呢，还是篾儿乞绑架者赤勒格儿力士之子，铁木真对此从未探究过。然而，关于对术赤出生的未声张的疑点很可能是妨碍这位长支之首——或者他的后代们——在成吉思汗的王位继承中扮演主要角色的因素。

同时，尽管铁木真和札木合是安答，或称结义兄弟，但不久发生争吵，两人的目标都是要在对自己有利的条件下恢复原蒙古王室，并被承认为汗。

《秘史》叙述了他们一起在斡难河的合儿部纳黑·朱布儿地区漫游了一年半之后分手的情况。这是最后一位蒙古汗忽图刺庆祝他当选的地方，它很可能激起了两位年轻首领的野心。铁木真在山中扎营，札木合在河边扎营。札木合曾说过：“山坡上是养马者的帐幕，河边是牧羊者的牧场。”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由此得出结论：铁木真得到养马者、“草原贵族们”的支持；札木合得到贫苦牧民、即平民，或称哈刺抽的支持。《秘史》继续记道，札木合“喜新事物而轻传统”。符拉基米尔佐夫由此推断札木合是某种民主派的代表，而成吉思汗代表贵族，这种解释显得非常轻率。无论俄国学者们争论的核心是什么，事实是，铁木真和札木合分手后，“札刺儿部、乞颜部和八邻部”跟随着铁木真，在他这边还有蒙古贵族联盟中地位最高的代表：他的叔叔答力台·斡赤金和著名的合不勒汗的长支后裔，其中有合不勒汗的曾孙（斡勒巴儿合黑之孙）、主儿乞部首领撒察别乞和忽图刺汗之子阿勒坦斡赤斤。换言之，他赢得了最末两代蒙古王后裔们的支持。符拉基米尔佐夫解释了《秘史》中的一段，他认为在争夺新王室的两者之中，原王室的代表们倾向铁木真，因为他们判断铁木真在世界观上要更加守旧些和要驯服些，而札木合的活跃性格和革新倾向使他们疑虑不安。原王室合法继承人阿勒坦无疑是出于投机的原因谢绝了汗的称号，有些犹豫地把我们不妨称之为正统王权拥护派的票投给了铁木真，结果，铁木真当选。阿勒坦和撒察别乞是最早宣布铁木真为汗（即蒙古人的王）的人，这次选举比1206年铁木真被选为中亚突厥－蒙古各族人的最高汗（或称皇帝）的选举早10年。作为王，铁木真采用chinggiskhan一名，一般史书写成Jenghiz khan。学者中对该名的准确含义仍有争执。

除了政治上的考虑外，为了掩护，某些宗教因素有利于这次选举。早些时候八邻首领火儿赤宣布：“天国（腾格里）注定铁木真将成为我们的汗。这是圣灵向我揭示的，我又向你们揭示。”同样来自天国之命的又一种说法是人们可以称之为“木华黎预言”。有一天，当铁木真在合儿郭纳黑·朱布儿扎营时，札刺儿部木华黎提醒他，在同一地点，同一棵树下，取得汗号的最后一位蒙古首领忽图刺曾经在此歌舞宴会庆祝他的登位。“从那时起，蒙古人经历了苦难的日子，他们中不再有汗。但长生天没有忘记它的人民，即忽图刺家族。蒙古人中将产生英雄，一位令人恐惧的汗，为他们的苦难报仇……”。除了这些引语所表达的宗教外壳外，成吉思汗的当选使人们产生选出了战争和狩猎中的领袖的印象。他的选民——阿勒坦、火察儿和撒察别乞——立下了誓言，《秘史》复述了这些庄严的誓言：“立你做皇帝。你若做皇帝呵，多敌行俺做前哨，但掳来的美女妇人并好马，都将来与你；野兽行打围呵，俺首先出去，围将野兽来与你。”

有一个人可能会（也应该）对这个新的政权感到不安，他就是克烈部首领脱斡邻勒。他看到昨天的属臣正在走向与他平等的地位。但是，脱斡邻勒是个缺乏想象力的、优柔寡断和平庸的首领，他没有认识到这件事的含义，加上新当选的成吉思汗更谨慎地声称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自觉地忠实于他。况且，当时的形势无疑也令脱斡邻勒放心，成吉思汗还远未能把蒙古人统一起来，在他的面前，反对他的札木合也有自己的党羽。此外，克烈王与成吉思汗有着同样的外敌——塔塔儿人。

我们已经看到成吉思汗忠实的支持者之一，札刺儿部的木华黎，他劝成吉思汗称汗，据《秘史》记，他是唤起成吉思汗回忆蒙古人与塔塔儿人之间的世仇而达到目的的。正是塔塔儿人把原蒙古王室的两位成员引渡给金朝，使他们遭受凌辱；正是塔塔儿人于1161年与金联合，灭了蒙古人的第一个王权；也正是他们，约于1167年在草原上举行的一次友好宴会上背信弃义地在食物中放毒毒死了成吉思汗之父也速该。“呵铁木真，你应该为汗，向我们的敌人塔塔儿人报仇，你应该恢复蒙古人的光荣。”

机会来了。塔塔儿人似乎只是在金朝的援助下才战胜了蒙古人。但是，一旦胜利使他们成了东戈壁的主人，他们就常常骚扰金国边境。北京朝廷改变了联盟的对象，决定援助和挑动克烈王脱斡邻勒对付塔塔儿人。作为克烈王的忠实属臣，成吉思汗陪同出征（约1198年），有幸能够向他自己的仇敌报仇。贝尔湖畔的塔塔儿人在受到来自东南方向的金军和来自西北方向的克烈人和成吉思汗的夹击下遭到了惨败。据《秘史》记，克烈王和成吉思汗沿斡里札河进军，杀塔塔儿王蔑古真·薛兀勒图。北京朝廷封赏脱斡邻勒为汉号“王”（王或王子），因此，脱斡邻勒在历史上被称为王罕。成吉思汗也接受了中国的封号，但是，官位低多了，它说明当时北京朝廷只把他看成是克烈人手下的一位微不足道的属臣而已。

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正是这次战争以后，成吉思汗惩罚了大批的蒙古王公、原王室后裔，因为他们拒绝随他和王罕出征去打塔塔儿人。他处死了著名的合不勒的曾孙、主儿乞（或主儿金）部首领撒察别乞，以及另外两位王公泰出和不里孛阔。

在写给王罕的著名的声诉信中，他声称，为了给克烈人报仇他牺牲了“他深深热爱的这些兄弟们”。事实上，他必定很高兴找到了非常恰当的借口，使他摆脱了所谓“蒙古正统性”的代表人物。

如果我们遵循成吉思汗正史上的说法，那么，成吉思汗与王罕之间的联盟似乎主要是对王罕有利。无论如何，如果说王罕最初的保护使成吉思汗能够免遭他的敌人的侵害的话，那么，这位蒙古英雄很快对他的宗主奉献出同样的义务。在难以确定的一段时期中，王罕发现自己被其兄弟额尔客合刺推翻，后者得到了乃蛮王亦难赤必勒格的支持。王罕向西南方逃亡，直到楚河，逃到喀喇契丹人中，他徒劳地希望能得到喀喇契丹王的帮助。在与该王（或称古儿汗）发生争吵之后，他在戈壁滩上过着悲惨的流浪生活，对复位丧失了信心，他到成吉思汗那里避难。成吉思汗救济了他的饥饿的小队人马，帮助他重新夺回了克烈部地盘。正是因为这些，以后成吉思汗用朴实婉转的话语提醒克烈王：“君困迫来归时，饥弱行迟，如火之衰熄。

我以羊、马、资财奉君，你前瘦弱，半月之间，令君饥者饱，瘠者肥。”

王罕的另一个弟弟札阿绀孛在金避难，成吉思汗派人护送而归，以防正在等待袭击他的蔑儿乞人。成吉思汗对王罕说：“此大有功于君二。”

据有关成吉思汗的传说，王罕对成吉思汗的这些效力几乎未表示谢意，尽管这只是单方面的介绍，但记载细节如此清楚，其中必定有一些真实成分。他随意撕毁军事盟约，背着成吉思汗对蔑儿乞人发动了一次有利可图的袭击，迫其首领脱脱经色楞格河口逃到贝加尔湖的东南岸（八儿忽真隘，Barghu，《秘史》写作Barqu－jin或Barghuchin），脱脱的一子被杀，一子被俘，王罕掠获大批俘虏、牲畜和战利品，他再次违背军事协议，没有让成吉思汗分享这些战利品。

然而，成吉思汗作为忠实的属臣，伴随王罕联合出征乃蛮人。这是一次绝好的机会，乃蛮王亦难赤必勤格去世后，他的两个儿子台不花和不亦鲁为占有一个妾而发生争吵。台不花以汉号“大王”或“太阳”（蒙古人称塔阳）而更为人知。塔阳统治着分布在平原上的氏族，即可能在科布多省诸湖附近；不亦鲁统治着阿尔泰山区附近的氏族。王罕和成吉思汗联军利用两兄弟的分裂，攻击不亦鲁统治区，迫使他向乌伦古河撤退。《秘史》记述，他一直被追赶到克孜尔巴什湖——肯定是乌隆古尔湖，乌伦古尔河注入该湖——最终被杀（然而，据拉施特，他先逃到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人境内，这一记载已被《元史》证实）。但是，不亦鲁的一位部将乃蛮人可苦速·撒亦刺黑于这年冬天对联军发起突然反攻。战斗异常激烈。夜间，王罕背着成吉思汗调走了自己的部队，成吉思汗只得冒险独自撤退。尽管发生了这种近乎于背叛的行为，但是，成吉思汗——如果我们相信成吉思汗正史的话——一如既往地忠实于他的宗主王罕。接着乃蛮人入侵克烈部境，先后赶跑了王罕之弟札阿绀孛和其子桑昆。王罕可怜地向他曾不公正地对待过的这位盟友求援。成吉思汗立即派出他的“四大部将”（四狗）：博儿术、木华黎、博罗浑和赤老温，他们除了把乃蛮人赶出克烈部境和夺回了被掠走的牲畜外，还及时地救出了桑昆。成吉思汗弟哈撒几大败乃蛮人而结束了这次战争。

这次战争以后，《元史》记载了成吉思汗和王罕对泰赤乌惕部的一次战役，泰赤乌惕人在斡难河边战败。可能就在那时，成吉思汗的仇敌和他孩童时代的迫害者、泰赤乌惕部首领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被勇敢的赤老温将军亲手杀死。根据《元史》记载，由于乃蛮部和泰赤乌惕部的失败而感到惊恐的许多部落接着组成了联盟，或者说阴谋集团：参加者有哈答斤部、散只兀惕部、朵儿边部、弘吉刺惕部和塔塔儿残部。他们刑白马，宣誓要袭击成吉思汗和王罕。但是，成吉思汗得到他岳父弘吉刺惕部德薛禅的及时通报，在捕鱼儿湖附近大败联盟军。这位征服者后来在写给王罕的史诗般的著名信件中暗示的无疑是这次行动：“我如猎鹰飞越山间，飞逾捕鱼儿湖；为你捕捉青足灰羽之鹤。质言之，朵儿边、塔塔儿两部，接着又越曲烈湖，我再次为你捕捉青足鹤：哈答斤、散只兀惕和弘吉刺惕。”

凭权势，王罕是蒙古最强大的王公，但是他的权力是建立在不稳固的基础之上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家族的叛乱使他先后与叔叔菊儿罕和弟弟额尔客合刺争夺克烈部王位。《元史》补充说，他在战胜上述联盟军之后，又险些被另一个弟弟札阿绀孛推翻，阴谋败露之后，札阿绀孛逃到了乃蛮人中避难。

蒙古的争夺十分激烈。札只刺惕部首领札木合纠集了一个反抗同盟反对王罕和成吉思汗正在努力建立的霸权。札木合是积极而有力的竞争对手，在他周围聚集着的不仅有成吉思汗的真正蒙古人的氏族——札只刺惕部、泰赤乌惕部、弘吉刺惕部、亦乞刺思部、火鲁刺部、朵儿边部、哈答斤和散只兀惕部——还有蔑儿乞部、斡亦刺惕部、乃蛮部和塔塔儿部。1201年在额尔古纳（怯绿连河下游）河畔的阿勒忽不刺召开了一次盛大集会，札木合自封为古儿汗、即“世界之汗”，蒙古的皇帝。

现在蒙古帝国正在成为现实。问题在于成吉思汗和札木合这两位竞争者中谁来实现它。在这一角逐中，成吉思汗具有优势：性格顽强、政治敏锐，以及具有把正义掌握在自己手中的艺术，并且在开始时得到了王罕的坚决支持。札木合似乎也很卓越，如果他有些缺乏内聚力的话，但是他思想活跃，善耍阴谋。然而，如果有关成吉思汗的史书是可信的话，札木合是一位不可靠的朋友，他会毫不犹豫地掠夺自己阵营中的部落，而对于忠实于自己的部落来说，成吉思汗是坚定、忠实的保护者。

在这两者之间，王罕的背向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决定支持成吉思汗，与他一起在阔亦田打败了札木合，不顾斡亦刺惕部和乃蛮部巫师兴风作雨，他迫使札木合退到额尔古纳河下游。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正是在这次远征之后，成吉思汗进行了反对敌对的兄弟部落、泰赤乌惕部的最后战争，“者勒蔑的忠诚”也是这次战争中的著名插曲。在第一次进攻时，成吉思汗被击退和受伤，他由忠实的者勒蔑护理，者勒蔑为他的伤口吮去瘀血。无论这些远征在编年史上的顺序是什么——因为现在仍不清楚——成吉思汗最后彻底打败了泰赤乌惕部，杀掉相当一部分的泰赤乌惕人，迫使幸存者归顺，于是恢复了孛儿只斤氏族的统一。泰赤乌惕部，或叶苏特部的一位年轻勇士用箭射倒了成吉思汗的马，在等待处决，成吉思汗原谅了他。后来，这位神射手以者别（意为“箭”）之名成为成吉思汗杰出的部将之一。者别与他的同伴、尊敬的速不台一起，成为蒙古史诗中最杰出的将领。

现在成吉思汗可以清算蒙古人的宿敌、杀父者塔塔儿人察罕塔塔儿和按赤塔塔儿了。为了更好的行动，他禁止私自掠夺财物。塔塔儿人被打败后遭到了大屠杀，其幸存者被分配给蒙古各部落（1202年）。成吉思汗本人挑选了两个塔塔儿美女也速亦和也速根。成吉思汗的三位亲戚、原蒙古王室的贵族代表、前蒙古汗忽图刺之子阿勒坦，以及火察儿和成吉思汗的叔叔答力台违反军令，私自掠夺了财物。他们的掠夺物被没收。阿勒坦、火察儿，甚至答力台开始与征服者脱离关系，不久就加入了敌方。在塔塔儿人的东方，嫩江流域的高丽人也被迫承认是成吉思汗的纳贡民。

灭塔塔儿人之后，蔑儿乞人的首领脱脱从他曾经被迫避难的外贝加尔省（即贝加尔湖东南部的八儿忽真隘）返回，据《元史》记，他对成吉思汗发起新的攻击，但成吉思汗打败了他。仍按《元史》所给的编年顺序，接着脱脱加入了乃蛮人、争夺王位者不亦鲁一边，在不亦鲁的旗帜下，还联合了朵儿边部、塔塔儿部、哈答斤部和散只兀惕部残余。新联盟再次与王罕和成吉思汗的联军作战，在山间进行了一系列进攻和反攻的战斗。据《元史》记述，战争是在乃蛮部巫师唤来的风雪中进行。

尽管这些记载中的地志像编年一样是不可靠的，但两者都给人留下了游牧部落十分灵活的印象，在战争过程中，他们从蒙古的一端移到另一端，从大阿尔泰山到兴安岭。他们为了季节性的战役，或为了短时的战争而团结起来，但是，由于每一个部落又要求自由，他们随即又解散了，无论攻击的结果是成功呢或者是失败。在这些既无明确目的又不能采取始终如一的行动的首领中，只有成吉思汗形成了一个固定的支点，不是因为他对未来的征服制定了周密的计划，而是因为他那坚强的个性使他能够把长期的游击战形式朝着有利于他的方向转化。

5．与王罕决裂：征服克烈部

尽管王罕在不同的场合下曾不公正地对待过成吉思汗，但是，直到当时成吉思汗对他的主人始终保持忠实。这位蒙古英雄认为他是克尽属臣职责的，他为其子术赤向王罕之女察兀儿别吉公主求婚。《秘史》说，王罕的拒绝深深地刺伤了这位英雄。

克烈王没有看清楚他属臣中的这位对手，没有在他称汗时（约1196年）打倒他，实是犯了错误。到王罕开始感到不安时，为时已晚。正像史书告诉我们的那样，他在稍稍反思之后模糊地意识到这一事实。王罕已经老了，他的头发白了。他希望能平静地度过余生。但王罕之子亦刺合，人们更熟悉的是汉名桑昆，即蒙古语“圣公”，怂恿父亲与成吉思汗决裂。他劝父亲支持札木合反对成吉思汗。桑昆受个人抵押权的束缚，在札木合短命的王权崩溃之后，桑昆鼓励札木合到克烈部王宫避难。为配合桑昆的行动，札术合煽动王罕不要信任他的强大的属臣成吉思汗，并谴责成吉思汗谋反。他对王罕表白说：“我於君是白翎雀，他人是鸿雁耳。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鸿雁遇寒则南飞就暖耳。”与此同时，古代蒙古汗系的合法后裔阿勒坦也靠拢王罕，他一直后悔把王位交给了一位暴发户，他怂恿王罕发动战争反对他从前的盟友。

1203年，成吉思汗与克烈人之间彻底决裂。这次破裂成了这位蒙古英雄一生中具有决定性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他一直起着王罕的杰出副手的作用，现在他要为自己而战，为夺取最高地位而战。

在桑昆的煽动下，克烈人企图以言和为借口诱骗成吉思汗前来约会然后消灭之，但消息走漏了，接着他们计划对他发起突然攻击。但在克烈部将军告知部下时，被两位牧马人乞失力和把带听见，急往通报。后来，成吉思汗为此封他们为贵族。

成吉思汗加紧备战。《秘史》记道，他先撤退到卯温都儿高地附近，并在此留下一小支警戒部队。次日，他在卯温都儿后方较远的沙丘附近安营。《元史》称这一沙丘地为“阿兰塞”，多桑（据拉施特所记）注明是合兰真沙陀，雅琴夫认为是哈拉－果翁－俄拉。换言之，它在《秘史》上的是另一种写法（Qalapaldjit－elet［Qalaqaljit－elet］）。更准确地说，该位置是在兴安岭山嘴一带，合勒卡河源旁边。尽管巡逻骑兵（阿勒赤歹那颜的人）及时通报了王罕军逼近的消息，但成吉思汗在此还是遭到了可能是他生涯中所碰到过的最严峻的考验。战争确实异常激烈。

成吉思汗的副将——乌鲁尔德部首领老主儿扯歹那颜和忙古惕部的忽亦勒答儿薛禅——表现得勇敢顽强。忽亦勒答儿发誓要把纛即牦牛或马尾旗，插在敌人后方的小山丘上。他闯入敌境，实现了他的誓言。主儿扯歹用箭射伤了克烈部桑昆的脸。但是，因克烈军人数多，成吉思汗于夜间从战场上撤退，在清点人数时，不见三子窝阔台和他最信任的两个将领博儿术和博罗浑。最后，他们终于来了，博罗浑骑在马上，手中抱着窝阔台，他的颈部已经受了箭伤。《秘史》说，看到这幅情景，这位钢铁般的人流下了眼泪。

由于明显地处于劣势，成吉思汗沿合勒卡河。朝贝尔湖和达费诺尔北部（《元史》上汉名为“董哥泽”）附近撤退。在贝尔地区的合勒卡河入口处居住着弘吉刺惕部，成吉思汗的妻子出自该部。成吉思汗以亲属的名义向他们求援，不久赢得了他们的支持。

正是从贝尔湖和达赉诺尔地区，成吉思汗设法带口信给王罕，大多数史书对此信都有转述或摘录。在口信中，他使他以往的宗主回忆起他们友好相处的岁月和他为他所做的事情，以此打动王罕的心。他解释说，他唯一的希望不过是重新得到好感（“相反”，桑昆说，“他的希望是麻痹王罕的警惕性”）。成吉思汗称王罕为他的父亲：“艾奇吉汗”（khan  echige），并指出他总是很谨慎地恪守属臣的职责。他最忠实的性格和他把自己放在正确位置上的情况在这封信的各种转载中都得到特别强调。在同一主导思想下，他提醒阿勒坦（即原蒙古王室后裔，现在属成吉思汗敌人之列），如果他、成吉思汗得到了汗位的话，那么正是阿勒坦给予的，因为正是阿勒坦和长支的其他代表们拒绝了这一荣誉。这首诗在抒情史诗的形式下是一篇正式声明和对昔日宗主的表白，它强调了成吉思汗作为人和盟友的正确态度。从政治的观点来看，应该承认王罕在太晚的时候才发现他以往属臣的个性坚强——对这位爱主宰人者的早期努力给予了轻率的支持。然而，他在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情况下又中断了联盟和背信弃义地攻击成吉思汗，给了他的对手这样做的权利。在这次较量中，克烈王动摇不定，懦弱胆小，还受到部下的干扰和来自他的儿子桑昆的反叛的威胁，除非他竭尽全力，否则不能与成吉思汗匹敌。

然而，在合兰真挫折之后，一些追随者们离开了成吉思汗，他当时经历着最艰难时期，由于人数锐减，他被迫朝北向西伯利亚方向撤退，撤到蒙古最边缘，今外贝加尔地区的边境上。他与一小群忠实的支持者退到今满洲里以北，离额尔古纳河不远之地的班朱尼河附近，他被迫饮该河的浑水。他在这里度过了1203年夏天。

“同饮班朱尼河水者”——与他共患难之人们——其后得到优厚的回报。

然而，这个反成吉思汗的联盟又一次地自行瓦解了，因为动荡中的这些游牧民们只能想到季节性的盟约。据拉施特记述，出于对成吉思汗的仇恨而与王罕联合的几位蒙古首领——答力台、火察儿、阿勒坦、札木合——又联合策划了一次谋杀这位克烈王的阴谋。王罕及时得报，袭击了他们，并在他们逃跑时夺走了他们的辎重。

札木合、阿勒坦和火察儿逃到了乃蛮部避难，而答力台投降了成吉思汗。

因此，形势对成吉思汗有了很大的改善。在1203年秋，成吉思汗从班朱尼河进军斡难河，采取了攻势。成吉思汗弟哈撒儿的家人都落入克烈军中，成吉思汗利用哈撒儿之名带口信给王罕以消除王罕的疑惑。王罕在确信之后同意和谈，便遣人到成吉思汗处，以“牛角盛血”作为盟誓时用。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在秘密进军之后，对克烈军队发起了袭击，使克烈军骤不及防而被驱散。《秘史》记述，该战发生在杰杰儿·乌都儿，无疑是发生在土拉河和克鲁伦河之间。这次战斗确保了成吉思汗获得决定性的胜利。王罕及其子桑昆向西逃跑。一到乃蛮境，王罕就被一位名叫火力速八赤的乃蛮部将杀死，他未认出王罕。他的首级被献给塔阳，塔阳的母亲古儿别速到坟前祭奠了死者的英灵，“奏乐悼念”。桑昆越过戈壁，暂时在额济纳河附近的西夏边境上以剽掠为生，也许后来到了柴达木盆地一带，最后是在库车的回鹘人中被杀，默默无闻地结束了他的生命。

克烈人投降了成吉思汗，从此忠实地为他放劳。然而成吉思汗仍很谨慎地把克烈人重新分配到蒙古各氏族之中，目的在于分化瓦解。对札阿绀孛（王罕之弟）的人他表示了特别的关心，因为他娶了礼阿绀孛的一个女儿亦必合别吉，他的幼子拖雷娶了札阿绀孛的另一个女儿唆鲁禾帖尼公主，她在成吉思汗家族中将起着很大的作用。

6．征服乃蛮部；蒙古的统一

成吉思汗征服克烈人后，蒙古唯一幸存的独立政权是在乃蛮王塔阳统治下的乃蛮部。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成吉思汗使自己成为东蒙古的主人时（1203年底），塔阳仍占据着西蒙古。自然，所有被成吉思汗打败的顽固敌人都聚集在塔阳周围，他们是：札只刺惕部首领札木合、蔑儿乞部首领脱脱别乞、斡亦刺惕部首领忽都花别吉，更不用说像朵儿边、哈答斤、散只兀惕和塔塔儿等残部的成员，甚至还有一支谋反的克烈氏族。现在，他们都准备与成吉思汗开战。为了侧攻成吉思汗，塔阳企图得到汪古都突厥人的援助，汪古部突厥人作为金国的边境卫队，居住在托克托附近（今中国山西省北、绥远北部），顺便提一下，他们是聂思托里安教徒。但是，汪古部首领阿刺忽失的斤在被邀参加一次反成吉思汗的牵制性行动时，及时地把消息通知了这位蒙古征服者，并加入到他一边。

据《秘史》记，成吉思汗在出发去打乃蛮部之前，发布了有关蒙古军队和国家组织的各种法令（见220页，特别是有关亲兵的法令）。然后，决定在乃蛮部进攻以前采取行动，于是他于1204年春，在《元史》称之为帖麦该川、《秘史》称之为特木因－基也尔附近的地方召开了库里勒台或部民会议。大多数军事首领们以为春季马瘦，宜待秋季行动。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和他的叔叔答力台赞成攻其不备，以奇制胜。成吉思汗赞赏他们的战斗热情，遂进兵伐乃蛮。一些史书，如《元史》，暗示他立即就与乃蛮人开战；另一些史书记载，直到秋季他才进入乃蛮境。据《元史》记，塔阳及盟友札木合、脱脱别乞、忽都花别吉——统率乃蛮、札只刺惕、蔑儿乞、斡亦刺全军——从阿尔泰山向杭爱山进军，途中与蒙古人相遇。冲突是发生在今哈拉和林附近的杭爱山中。接受阿布哈齐的陈述是错误的，即他认为战斗是发生在阿尔泰山附近的一条河（阿尔泰河）上，或者，例如像阿尔伯特·赫尔曼在哈拉乌兹湖不远处的科布多附近去寻找阿尔泰河也是错误的。塔阳确实考虑过向后撤往阿尔泰山，这样做可以长途行军来拖垮蒙古军队，然后在某隘道处袭击它。但他的部将火力速八赤对他的过于谨慎羞辱道：“先王战伐，勇进不回，马尾人背，不使敌人见之。”塔阳被他的嘲笑激怒，遂发布进攻命令。

这是一场激烈、可怕的遭遇战。成吉思汗的弟弟哈撒儿统率中军，显示了领导才干。到晚上，蒙军取胜。塔阳身负重伤，被部下抬到一个小山坡上。《秘史》在此采用史诗般的语调记叙。塔阳问他的忠实随从们：“那赶来的，如狼将群羊直赶至圈内的，是什么人？”札木合说：“是我的兄弟铁木真用人肉养的四条猎狗，曾教铁索拴着。那狗铜额凿牙，锥舌铁心，用镮刀做马鞭，饮露骑风，厮杀时，唤人肉。如今放了铁索，垂涎着喜欢来也。四狗是者别（哲别）、忽必来、者勒蔑、速不台四人”。塔阳又问：“随后如贪食的鹰般，当先来的是谁？”札木合说：“是我铁木真安答，浑身穿着铁甲，似贪食的鹰般来也。你见么？您（你们）曾说：若见达达（蒙古原文作忙豁勒，即蒙古）时，如小羖壤羔儿蹄皮也不留。你如今试看！”

蒙古传说继续记道，塔阳的最后一批追随者徒劳地问塔阳他们该做什么，但是，他们的主人已是一个垂死的人。火力速八赤徒劳地要唤醒他，他对塔阳叫喊，说他的母亲古儿别速和妃子们正在帐中等着他。塔阳因失血而衰弱，仍卧在地上。接着以火力速八赤为首的他的最后一批人又冲下山去战斗，去拼死。成吉思汗赞赏他们无畏的勇气，欲赦免之，但他们拒绝投降继续战斗，直到被杀死。塔阳之子屈出律与一些部民一起逃出，无疑是朝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方向逃去。除了这些逃亡者外，乃蛮人中的较大部分向成吉思汗投降。蔑儿乞部首领脱脱随屈出律逃走。蔑儿乞部小酋长带儿兀孙主动投降，并将爱女忽兰嫁给了成吉思汗。《秘史》叙述了年轻的蒙古军官那雅带着忽兰经过盗贼之地去见成吉思汗的这段插曲，为我们展示了当时粗野、质朴的一幅风俗画民。《元史》的记载证实了塔阳之弟、乃蛮王子不亦鲁同屈出律、脱脱别乞、札木合一起继续坚守和抗战于也儿的石河上游、离斋桑湖和兀鲁塔山不远的地区，即在由西伯利亚的阿尔泰山、塔尔巴哈台和青吉兹形成的山地中。四人相继战败。不亦鲁在兀鲁塔山附近打猎时遭到成吉思汗骑兵队的袭击而被杀（据《元史》是1206年）。1208年秋，成吉思汗亲自向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上游进军去对付最后的一批“反叛者”。途中，他接受了斡亦刺惕部首领忽都花别吉的不战而降，用之为响导。屈出律和脱脱别乞在也儿的石河畔被击溃。脱脱阵亡。屈出律得以逃脱并到达喀喇契丹国。札只刺惕部首领札木合与沦为盗贼的一伙逃亡者一起过着冒险者的生活。后来他被自己人引渡给成吉思汗。尽管拉施特对此事未注明年代，但多桑满有把握地将它定在塔阳战败去世后不久，即1204年。相反，符拉基米尔佐夫依《秘史》的编年，把札木合的被俘定在脱脱去世之后，脱脱死于1208年。成吉思汗考虑到他与礼木合是安答（结义兄弟），赐他王子式的死，即不流血地死。符拉基米尔佐夫解释说：“这是恩惠的表示。因为，据萨满的信条，人血乃灵魂所存之处。”由拉施特留传下来的传说显得非常怪诞：成吉思汗的侄子阿勒赤歹（成吉思汗命他看守，或处死札木合）用依次割断关节的方式折磨他的俘虏。让我们记住，札木合这位作为反皇帝者站在成吉思汗对面的人，最终表明了自己是一个阴谋者似的懦夫。他先后使克烈人、乃蛮人卷入了反对他的对手的战争，但是，他又连续两次战前逃跑，先遗弃了王罕，不久又遗弃了塔阳。世界征服者的这位对手在道义上如同在战争中一样是赶不上他的。

此后不久，蒙古将领速不台粉碎了蔑儿乞残部。最后，在叶尼塞河上游（唐努乌拉和米努辛斯克地区）的黠戛斯人也于1207年不战而降。

现在整个蒙古都被征服了。成吉思汗的旗帜——九厉白旄纛——将成为所有突厥－蒙古人的旗帜。

乃蛮部于1204年战败之后，塔阳的掌印官、回鹘人塔塔统阿在落入蒙古人之手，后为成吉思汗服务。于是，产生了一种具有“回鹘文书处”的蒙古政府的萌芽。

7．成吉思汗：皇帝

成吉思汗为了使他的权力得到各部的承认，未等到最后部落的归顺，或者说未完成最后的计划，便于1206年春在斡难河河源附近召集大会，或称库里勒台，它是由已经归顺成吉思汗的所有突厥－蒙古人，即由当时在今外蒙古地区的牧民参加的集会。在这次会上，他被全体突厥和蒙古的部落一致尊称为至高无上的汗，《秘史》译之为合罕。这是5世纪柔然人所取的古称号，以后被蒙古草原上后继的君主们——6世纪的突厥和8世纪的回鹘采用。西方旅行家如普兰·迦儿宾、卢布鲁克、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部译之为大汗。

自840年回鹘人被推翻之后，草原帝国实处于无继承者的状况。成吉思汗在被举为“毡帐民族”的最高汗时，他宣布这个古老帝国依次被突厥之祖（匈奴）、蒙古之祖（柔然和厌哒）、然后又被突厥人（突厥和回鹘）占有之后，现在永久地回到了蒙古人手中。于是，突厥人和蒙古人都合并于这个新的蒙古国家之中，此后，正是以蒙古一名，征服者与被征服者——克烈部、乃蛮部、孛儿只斤部——都将为人所知，“居毡帐的各代”正是在蒙古这一名称下都出了名。

萨满阔阔出或者称帖卜腾格里，在1206年的库里勒台上所起的作用鲜为人知。阔阔出之父、贤者老蒙力克是成吉思汗生涯中的重要人物，他可能娶了成吉思汗的母亲遗孀月伦额格，虽然此事尚未明确。阔阔出的魔力（人们说他常乘一灰斑色马至天上，并能与神通话）使蒙古人尊畏地。他在库里勒台上宣布长生天命指派成吉思汗为宇宙之可汗。这一来自天国的任命是新皇帝权力的神权基础。利用长生天的权力和命令，或者说是威力，成吉思汗采取了可汗（更准确地是罕，合罕）称号，这是在他的继承者们统治下保留下来的礼仪，例如，在他的孙子贵由大汗写给教皇莫诺森四世的信上盖有这种称谓的印。符拉基米尔佐夫提到，对成吉思汗的旗帜“纛”，即九尾白旄纛，有一种特别的崇拜。把它看成是帝王，或者黄金氏族的保护神的象征物和居处。符拉基米尔佐夫说：“正是旗之神灵，即保护神，领导着蒙古人去征服世界。”

萨满阔阔出为成吉思汗的权力奠定了“宗教基础”。阔阔出由于他的巫术和其父在皇族中的地位，无疑他认为自己是不可侵犯的。不久他的举止变得傲慢无礼，并且欲用他在超自然领域中的威望挟制皇帝和统治帝国。他与成吉思汗的弟弟哈撒儿发生争吵之后，为除掉他，他对成吉思汗宣布了一个别有居心的怪诞的天命。

“长生天的圣旨，神来告（我）说：‘一次教铁木真管百姓，一次教哈撒儿管百姓。若不将哈撒儿去（除）了，事未可知。’”

此预言使成吉思汗内心产生疑惑，他把哈撒儿抓起来，摘下了作为统帅的徽章、帽子和腰带。他们的母亲月伦额格得知这一消息，急忙赶来解救哈撒儿，像《秘史》上描写的那样，她敞开胸脯悲哀地喊道：“这是养育你们的乳房，哈撒儿犯了什么罪，你要毁掉你的亲骨肉？你铁木真吮吸的是这一个乳房，你的兄弟哈赤温和斡赤斤吸的是另一个；而哈撒儿是两个乳房喂养的。铁木真有才干，而哈撒儿有力气，他是最好的弓箭手，每次部落起义，他的弓和箭都能平息它们。但是，现在敌人已除，他不再有用了。”成吉思汗羞愧地恢复了哈撒儿的荣誉和称号，只是夺走了他的少部分人。

然而，萨满阔阔出仍竭力想控制王室。转而对付成吉思汗的幼弟，公开侮辱他。

成吉思汗的妻子、明智的孛儿帖提醒她的丈夫：“你今见在，他晃豁坛人尚将你桧柏般长成的弟每残害，尔后你老了，如乱麻群马般的百姓如何肯服你小的歹的儿子每管！”这次成吉思汗醒悟了，允许铁木哥除掉这位巫师。行动非常果断。几天后，当阔阔出与其父蒙力克前来拜见成吉思汗时，铁木哥掐住了他的脖子，成吉思汗命他们出廷帐解决。阔阔出刚出大汗营帐，在成吉思汗默许下，铁木哥布置的三个卫兵折断了他的脊骨，以不流血的方式处死了阔阔出。蒙力克在知道儿子死后，没有退缩，“呵，大汗，在你为大汗以前我效劳于你良久，我将一如既往……。”成吉思汗任命八邻部的长老兀孙取代阔阔出为别乞，他“骑白马，著白衣”，是一位稳重而伟大的萨满。

这样，草原上两个毡帐内部发生了一场实质是宗教与国家、巫师与大汗之间的斗争。然而，当大汗实际上是在这位巫师的背部给予一击时，这种斗争突然结束了。

8．新兴的蒙古帝国：国家与军队

尽管除掉了萨满阔阔出，但新兴的蒙古帝国仍保留了以萨满教为基础：古突厥－蒙古人的万物有灵论，其中或多或少杂有袄教和中国文化的成分。大汗是神的表现，神仍是腾格里（即天或天神）。在某些方面类似于中国的天，更不用说像伊朗人的阿马兹达神了。成吉思汗的所有子孙们，无论是在远东没有完全中国化者，或者是在突厥斯坦、波斯和俄罗斯没有完全伊斯兰化者，都宣称他们是腾格里（天国）在地上的代表：他们的统治是腾格里的统治，反他们就是反腾格里。

成吉思汗本人似乎特别崇拜耸立在斡难河河源的不儿罕合勒敦山（今肯特山）上的神。在他发迹之初，当他从劫持了他的妻子的蔑儿乞人中逃脱（多亏了他的骏马）时，他就是到这座山上避难的。他像一位朝圣者一样立即爬上山。按蒙古习惯，他首先脱帽和解下腰带搭在肩上，以示顺从，然后跪拜九次，并用乳酒（即牧民的酒，是马奶发酵制成）作奠祭仪式。同样，以后在他发动进攻北京金国的大规模“民族”战争之前，他又到不儿罕合勒敦山重复这一朝圣，以同样恳求的态度，他解下腰带搭在脖子上，祈祷说：“呵长生天！我已武装起来，要为我的祖先们所流的血报仇，金人辱杀他们，若你许我复仇，请以臂助！”拉施特记下了这些话。其他史籍表明，在出征前夕他将自己闭于帐中，三天独自与神在一起，在他周围的人不断祈祷“腾格里！腾格里！”第四天，这位得到天助的汗终于走出帐，宣布苍天将保佑他获胜。

从这种以山峰和河源为崇拜物的古代万物有神的宗教中发展成仪式，穆斯林作家们和基督教传教士们对此都有记载：登上圣山的顶峰以便靠近腾格里，呼唤腾格里，解下帽子和把腰带放在肩上，以示服从，责任落在大汗本人身上；当天雷鸣时，也就是说当腾格里显示愤怒时，暗示要注意，不要弄脏泉水，因为它们是精灵出没之地，或者说，禁止在小溪中洗澡和洗衣服（最初，这一法令引起了穆斯林社会的严重误解，他们是坚持沐浴的）。蒙古人在对天和巫术的迷信恐惧中还感到，在信奉萨满外，还兼容神的其他代表是明智的，换言之，是容忍可能拥有超自然威力的任何教派的首领们，如他们在克烈部和汪古部中发现了聂思托里安教师，在回鹘和契丹人中发现了佛教僧侣，以及来自中国的道士，西藏的喇嘛，方济各会会士或穆斯林的毛拉。他们对各教派的首领表现出来的优待为他们的腾格里信仰提供了一种特别的保证。于是，普遍的迷信恐惧产生了普遍的容忍，直到突厥斯坦和波斯的成吉思汗后裔们失去了这种因迷信而产生的恐惧之后，他们在世界观和行为上才变得不宽容了。

建筑在这些原则基础之上的蒙古国家从回鹘人那里借来了文明的工具——文字和官方语言。如上所述，在乃蛮国于1204年被推翻时，成吉思汗任用已故塔阳的掌印官、回鹘人塔塔统阿。塔塔统阿担负着教成吉思汗儿子们用回鹘字书写蒙古语和用塔马合（即帝国印章）签署官方法令的任务。在这些新事物中可以觉察出总理公署的萌芽。从1206年起，成吉思汗任命失吉忽秃忽为大断事官，失吉忽秃忽是塔塔儿人，自幼由成吉思汗及妻子孛儿帖收留和抚养长大。失吉忽秃忽负责用回鹘字写蒙古语音以记录审判的决议和判决，掌管表明蒙古各贵族中居民分配情况的花名册，被称为“青册”。初期的这些工作导致了实用法典的产生，其次是产生了家系手册，或用伯希和另有的说法：“蒙古的多齐埃种类”。

成吉思汗后裔的“札撒”（yasaq），字面意思是“规章”或“公共法典”，其初本（或帝国大典）定于1206年召开的库里勒台上。通过札撒，得到天助之力的大汗对其人民和军队实施了上天制定的严格的纪律（民和军的范畴很难区分）。法典确实严厉：谋杀、盗窃、密谋、通奸、以幻术惑人、受脏物者等死。违令行为不论军、民都按公共法典与犯罪同样论罪。札撒既是民法典又是行政法典：是管理社会的实用的纪律。在法学领域内由成吉思汗“名言”或“箴言”（必里克）组成，这些箴言像札撒一样末能流传下来。

蒙古纪律产生的结果令西方旅游者吃惊。1206年的库里勒台之后大约40年左右，方济各会传教士普兰·迦儿宾从蒙古回来后写道：“鞑靼人（即蒙古人）比世界上的任何民族都更加服从自己的统治者，甚至比我们的牧师对他们的修道院院长更顺从。他们非常崇敬长官，不对他们撒谎。他们之间很少互相争吵和谋杀。只有小的偷盗行为。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丢了他的牲畜，拾者可能会物归原主，绝不会纳为己有。他们的妻子很守节，甚至在她们尽情欢乐时也是这样。”如果有人将这幅图画与成吉思汗征服前夕蒙古境内的混乱状况相比较，或者与今天蒙古人的道德水平相比较，将会惊叹成吉思汗札撒给蒙古社会带来的深刻变化。

居于社会结构最高层的是成吉思汗家族：以大汗为首的黄金氏族（altan uruk），大汗的儿子们是王子（kobegun）。黄金家族在他们统治的被征服地区行使财产权，其方式与世界征服者的祖先们在他们小得多的草原故乡上实行的统治非常相似。划分给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的牧地是未来成吉思汗诸蒙古汗国的萌芽。蒙古社会——或者说突厥-蒙古社会，因为成吉思汗从阿尔泰地区吸收了大批突厥部落——保留着贵族政治的特征。正是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所研究的古代“草原贵族”，即勇士贵族（巴阿秃儿）和部落首领贵族（那颜），继续统率和操纵着社会各阶层：战士（或称亲兵），他们是完全自由的人（那可儿）；普通百姓，或称平民；最后是奴隶（乌拉干，孛斡勒），按理他们由非蒙古人组成。符拉基米尔佐夫在此识别了封建社会所有的各社会集团，在不同阶层上，封建社会的各社会集团以对个人效忠的世袭纽带而联系在一起。

在军队中也有同样的封建等级。个人效忠的纽带将十夫长（阿儿班）、百夫长（札温）、千夫长（敏罕）和万夫长（土绵）联系在一起。百夫长、千夫长和万夫长是由地位较高的那颜组成。在他们之下，军队的骨干是由自由人中的小贵族组成，他们取古突厥称号达干（蒙古语，答儿罕darqan），原则上，他们有权留下战争中掳掠的战利品和大规模狩猎远征中获取的猎物。顺便说，一些答儿罕是因其勇而擢升为那颜的。

正如符拉基米尔佐夫所描述的那样，军队这一“贵族性的组织”有自己的精锐：大汗的护卫军。护卫军（怯薛）约由一万人组成。护卫军中的士兵原则上分值日班者（土儿合兀惕）和值夜班者。此外还有弓箭手豁儿赤，或称箭筒士。“值夜班人数是800至1000，箭筒士是400至1000。值日班人数是1000。护卫军实际力量最后达到一万人。”只有贵族和被称为答儿罕的、有特权的自由人集团的成员才能加入护卫军。护卫军中一个普通士兵的地位在其他军队的千夫长之上。正是从这支护卫军中成吉思汗挑选了他的大多数将领。

原则上，蒙古军队分为三翼，按蒙古人习惯的方向、即向南展开。左翼军在东，最初由札刺儿部木华黎统率。中军由八邻部那雅指挥，还有察罕——成吉思汗像儿子一样收养长大的唐兀惕族青年——统率的上千名挑选出来的护卫军。右翼军由阿鲁刺惕部人博儿术统率。在成吉思汗去世时，军队的实际力量已经达到129000人。

由于军事形势的需要，左翼军有62000人，右翼军有38000人，其余则被分配给中军与后备军。

蒙古军朝南的队列与它的出击目标是一致的，它朝南方各国呈扇形展开。出击的目标是左边的中国；中部是突厥斯坦和东伊朗；右边是俄罗斯草原。

这部史诗中的英雄、这位蒙古武士的相貌是什么样子呢？赵孟俯画派的中国画家们惟妙惟肖地画出了他的肖像，看了成吉思汗的传记史家弗南德·格纳德在游历了蒙古之后所作的描述，就像是看到了上述古代的一位大师展开的画卷：“在帐篷里，这位战士戴着有护耳的皮帽子，穿着长统毡袜和皮靴子，一件皮外衣长至膝盖以下。在战场上，他戴着皮制头盔，一直遮到后颈，穿着黑色皮条编织成的、坚固而柔软的胸甲。他的进攻武器是两张弓弩和两个装满箭支的箭囊，一把弯形马刀，一把短柄手斧，一把悬挂在马鞍上的铁钉头锤和一支能把敌人从马上拖下来的带钩的长矛，还有一条条有活结的马鬃绳。”

蒙古人与他们的战马形影不离。他们彼此之间确实有些类似；他们出生于同一草原，在同样的土地上和气候中成长，经受了同样的锻炼。蒙古人身材矮小敦实，骨骼大，体格结实，具有不寻常的忍耐力。蒙古马也是个小而壮实，体态不优美，“有强健的脖子和粗壮的腿，厚厚的毛，但是，蒙古马以其烈性、精力、忍耐力和平稳的步伐而令人惊叹。”无疑，正是北方游牧民的这种战马在历史黎明时期已经使驯马的印欧人获得了优势，在古典古代末期，它驼着匈奴人征服了中国和罗马帝国。而今在中世纪，新的活力将把草原上的所有骑手推向北京、桃里寺［大不里士］和基辅的金色宫殿。

有关蒙古战术人们写得很多。有些人把它与腓特烈二世或拿破仑的战术相比较。

在一些高级军事会议中拟定的战术，卡洪视之为天才的奇想。实际上，蒙古人的战术是匈奴、突厥人的古老战术：即长用不衰的游牧战术的完美形式，是从对耕地边缘的不断攻击中和从草原上举行的大规模狩猎中发展形成的。成吉思汗的传说转述了他的名言：“白天以老狼般的警觉注视，夜间以乌鸦般的眼睛注视。战时像猪鹰般扑向敌人。”鹿群耐心地潜近猎物教会了牧民们暗地里派出许多神不知、鬼不觉的探子去观察猎物或敌人。在狩猎中一排拍打器的使用教会了他们的拦截运动，这种运动使牧民能够从两翼包抄敌军，就像他们在大草原上拦截逃跑的野兽一样。

靠这支高度灵活的骑兵，牧民们给人们造成了从天而至和草木皆兵的效果，使对手还未交锋已仓皇失措了。如果对于固守阵地，蒙古军并不深入进攻，他们用所有草原掳掠者所采用的方式，散开，躲起来，当中国的长矛兵、花刺子模人，马木路克，或者是匈牙利骑兵放松警惕时，他们随时又卷土重来。在他们佯装后退时，倒霉的是错误地尾随蒙古牧民的敌人，他们将他引入迷途，使他远离了自己的阵地，来到危险地带，并且进入了埋伏圈内，在那里他将被包围，并像一头公牛一样被砍死。列于军阵前列或两翼的蒙古轻骑兵担负着用齐发的箭射敌的任务，这些飞箭在敌阵营中辟开一些可怕的空隙。像古代的匈奴人一样，蒙古人也是马上弓箭手——从孩提时期就成为了一位骑射手——他们百发百中的箭可以射中200码、甚至400码以外的人。再加上难以捉摸的灵活性，其战术优势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蒙古骑兵对自己的优势十分自信，他们的先头部队不时地由那些放完一排排箭后撤下来的梯队替换。直到敌人已经被引出阵地，或者是被这种远距离射击挫伤时，居中的重骑兵才出击，用长刀将敌人砍倒。在整个战斗中，蒙古人还充分利用他们的体格、丑相和身上散发出来的难闻的恶臭给人产生的恐惧。他们意外地出现、在地平线周围散开。在可怕的寂静中慢步缓行着前进，没有指挥的号令声，看旗手的手势。然后，在适当的时候突然冲锋，发出鬼嚎般的尖叫和呐喊。

这些便是猎人们设法使猎物发狂、困惑，以便捉住它时所采用的由来以久的传统计策。蒙古人和他们的马猎获中国人、波斯人、罗斯人和匈牙利人，正像他们猎获羚羊或老虎一样。蒙古的弓箭手击倒疲备不堪的骑士，就像他击落展翅高飞的鹰。

蒙古人最杰出的战争是对河中和匈牙利的战争，这些战争都具有大规模的围猎形式，在以系统的屠杀使这种追逐结束以前，设计了使“猎物”疲乏、恐惧、耗尽精力和包围它的方法。

敏锐的观察家普兰·迦儿宾栩栩如生地描述了所有这些战术：“一旦他们发现敌人，就立即攻击，每人向敌人射出三、四支箭。如果他们看到不能打败敌人，就向后退，回到他们自己的阵线。他们这样做，是作为一种奸计，诱使敌人追赶他们，直至他们准备了埋伏的地方。如果他们看到，与他们为敌的是一支大军，他们就骑马离开，停在离敌人一天或两天路程的地方，进攻并抢劫沿途之地……，或在精心挑选的地方扎营，当敌人列队而过时，他们突然发起进攻……他们的战术很多。他们派一支由俘虏和随同他们作战的其他各族人组成的辅助军从正面迎击敌人，而其主体占领左、右方位，便于包围敌人，这样，他们有效地使敌人误认为他们人数很多。如遇敌人顽强抵抗，他们就放开一条路，让他们逃走，当他们逃散时，就尽可能多地杀死敌人（速不台将在1241年的绍约河战役中使用此战术）。但是，他们尽量避免肉搏战，他们的目标只是用箭射伤或射死敌方的人和马。”卢市鲁克描述了蒙古人在大规模的狩猎远征中采用的同样战术：“当他们要猎取时，就在野兽出没的地方聚集大批人并逐渐缩小包围圈，像一张网似地围住它们，最后用箭把它们射死。”

9．征服中国北部

统一蒙古之后，成吉思汗着手征服中国北部。

他首先进攻唐兀惕［唐古特］游牧民在甘肃、阿拉善和鄂尔多斯建立的西夏国。

唐兀惕人属藏族，信仰佛教。他们由于受中国的影响，有几分文化，尤其表现在他们的文字上，它来源于中国字。这次攻西夏是蒙古人对定居的文明民族采取的第一次行动。蒙古首领攻西夏是在考验蒙军的素质。西夏是原中国版图分裂为三个国家中最弱的一个。再则，成了西夏国的主人之后，成吉思汗就控制了从中国到突厥斯坦的通路，同时还可以从西面包围蒙古人的世仇、北京的金朝。虽然蒙古人在进攻不设防地区的敌军时是令人叹服的组织起来，然而，就设防地区而言，可以肯定他们是新手。这一点在他们的攻金之战中将变得更加明显，甚至在他们对西夏的远征中也可以看出来，在成吉思汗几次（1205－1207年，1209年）蹂躏西夏时都未能攻陷都城宁夏和灵州。西夏王李安全（1206－1211年）承认自己为纳贡者暂时保住了王位，但1209年，成吉思汗又返回来包围中兴府（今宁夏），他企图引黄河水灌城而夺取中兴府。然而，水坝工程对蒙古人来说是很复杂的，他们未能按预定方向引水。这一次西夏王将自己的一个女儿献给成吉思汗，求得和平（1209年）。

在使西夏成为他的属地之后，成吉思汗转攻女真国，即通古斯人在中国北部建立的国家，或者像上文所称呼的金国。金国广袤的疆域上文已经提到，它包括满洲和汉水、淮水以北的中国地区，以北京为它的主要都城，以热河的大定、辽阳、山西大同、河南开封为第二都城。前文提到过成吉思汗青年时代曾与克烈人一起站在金朝一边与塔塔儿人战斗的事。因此，他是金朝的属臣，金朝把他看成雇佣兵，在承认他所作出的贡献后，金朝封赏他一个中等的官职。但金王麻达葛（1189－1208年在位）在这些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去世，他是唯一能使成吉思汗保持臣属关系的人。

成吉思汗利用麻达葛的继承者永济继位（1209－1213年在位）之机，轻蔑地撤销了他对金的效忠。金朝使者要成吉思汗跪下接新皇帝登基的诏书，这位世界征服者勃然大怒，“遽南面唾日：‘此等庸懦亦为之耶，何以拜为！’”永济确属庸碌无能之主，只是将领们手中的一个傀儡。这次正像在花刺子模的情况一样，成吉思汗遇到的是虚弱而又妄自尊大的敌人的反对，这是很幸运的。

山西省北部，在蒙古人一边的通往长城的北部地区，是为金戍边的突厥联盟部落：汪古部，他们信仰聂思托里安教。在蒙古的内战中，汪古部首领阿刺忽失的斤从1204年起就站在成吉思汗一边。阿刺忽失的斤家族的忠诚在世界征服者的攻金战争中将得到证明，他们打开了入侵的道路，并于1211年把由汪古部人戍守的边境让给了他。作为回报，成吉思汗嫁女儿阿刺该别吉给阿刺忽失之子波姚河。

成吉思汗把蒙金之间的冲突变成一次民族战争。回忆起被金人针死在木驴上的原蒙古汗们，他庄严地向天呼唤：“呵，长生天！金人辱杀我叔父斡勒巴儿合黑和俺巴孩，若你许我复仇，请以臂助！”同时，成吉思汗又以替北京的前君主、以后被金撵走的契丹人报仇雪耻的面目出现。在契丹人这一方也积极支持他的事业。原耶律王室王于耶律留哥于1212年代表成吉思汗在满洲西南、辽河一带的原契丹国境内起兵。现在已经知道契丹人是说蒙古语。他们与成吉思汗之间必定存在着某种种族的或是亲属的联系，使他们联合起来对付北京的通古斯人的王朝。成吉思汗接受了耶律留哥的效忠誓言，并派给他一支由那颜者别率领的军队。1213年1月，者别帮助留哥从金人手中夺取辽阳，并且将他置于蒙古的宗主权下，以“辽王”的身分把他安置在他祖先统治之地。这位原契丹王的后裔后来证明自己是蒙古皇帝的最忠实的属臣，至死不渝。于是，金朝边界在东北方和西北方，即在契丹人一边和汪古部人一边同样被敞开了。

成吉思汗的攻金战始于1211年，战争一直持续到他去世（1227年）之后——其间只有短暂的停战——由他的继承者结束这次战争（1234年）。长期战争的原因是，尽管蒙古人有灵活的骑兵，在劫掠农村和不设防城镇时非常优秀，但是，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懂攻占由中国工兵们守卫的要塞的艺术。其次，他们在中国作战像是在草原上一样，发动反复的攻击，而每一次都是携带战利品撤退，于是给予金人重又夺回城市和在废墟上重建和修整工事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蒙古将领们不得不对某些要塞进行两次或三次以上的反复攻占。最后，蒙古人习惯用屠杀、全面驱逐、或在白旗之下整编入册的方法处置在草原上战败的敌人。然而，在定居国家，特别是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屠杀很少起作用，总有更多的居民来填补被夷之地。除此以外，金人——古代女真人，他们过定居的生活方式仅仅是一百年前的事——还保留着通古斯人血统的全部活力。因此，蒙古人面临他们不熟悉的围攻战的考验，这一考验因以下事实而加倍严峻，即他们不仅要对付中国工程人员高超的设防技术，而且要对付通古斯武士们的勇猛。无论如何，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除了在战争初期外，成吉思汗本人并未亲自参加这次战争。发动攻金战争（1211-1215年）之后，他就把他的大部分军队撤回去征服突厥斯坦。他走之后，他的部将们可能进行的只不过是一种疲软的战争，这种战争尽管可以消灭金军，但是，却不能结束金国的统治。

然而，必须公正地说，这位蒙古皇帝只要亲临战场，就以他一惯坚韧不拔的精神指挥战斗。1211－1212年间的那些战争是集中于有步骤地突破山西北端大同（金朝的西京）边境和河北北部的宣化县（当时的宣德州）和保安。除了设置的堡垒外，这一地区被夷为荒地。尽管者别——成吉思汗的杰出部将之———于1212年以佯装退却的方式突然攻占了满洲南部的辽阳，但是，成吉思汗本人在山西北部却没有攻下大同。因此，更不用说蒙古人可能希望对金朝廷所在地北京发起相应的围攻。1213年，成吉思汗在最终征服宣化以后，兵分三路进攻。一路由其子术赤、察合台和窝阔台统率，入山西中部，抵达并夺取了太原和平阳，《元史》中说，只是为了将战利品运回北方，他们才撤离该城市。成吉思汗在其幼子拖雷的陪伴之下统率中军，中军南进到河北平原，夺取河间、山东的济南。除北京外，只有另外几个设防城市，如河北真定和大名，似乎避开了这股山东南部边境涌来的洪水。最后，成吉思汗的弟弟、最优秀的射手哈撒儿和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统率第三路军，他们沿直隶湾，朝水平的门槛和辽西迈进。

三路军骑马挺进之后，成吉思汗在北京城前又汇合他的军队，目的至少是要作一次封锁北京的尝试（1214年）。在北京，宫廷政变在金朝宫廷中刚刚引起了骚乱。

金帝永济已经于1213年被他们的将军胡沙虎暗杀，胡沙虎拥立永济侄子吾睹补登上王位。遗憾的是，新帝（1213－1223年在位）与永济一样地无力胜任。但是成吉思汗缺乏正规围攻战所必需的兵器。他像以往一样谨慎，接受了吾睹补求和的要求，而不顾他的将领们的焦急。金人赔偿了大量的战争费用——黄金、丝和三千匹马，还有青年男女，其中一位女真公主是献给成吉思汗本人的。后来，这位征服者带着他的战利品经张家口又返回蒙古。

蒙古人一走，吾睹补认为北京易受攻击，迁都开封（1214年）。实际上等于放弃了北京。成吉思汗感到，迁都意味着战争较早地重新开始。他撕毁了休战协定，抢先采取行动。他再一次侵入河北，又包围北京。金国的一支运送粮饷的援军在北京和河间府之间的霸州被击溃，北京守将完颜承晖绝望自杀。蒙军占领北京，屠杀居民、夺民房，最后纵火焚城（1215年）。劫掠持续了一个月之久。

很清楚，游牧民完全不懂得大城市所能发生的作用，也不知道如何利用它来巩固和扩大自己的政权。对于人类地理学研究者们来说，这里最有趣的情况是：当草原居民没有经历一个过渡阶段而幸运地占有了具有都市文明的古老国家时，他们感到困惑。他们到处烧杀，与其说是出于生性残忍，不如说是出于困惑。因为他们不知道更好的处置方式。可以看到，在蒙古首领中——或者至少是在忠实地遵守札撒的那些人中——掠夺是一种无私利的事。以失吉忽秃忽为例，他甚至拒绝接受分给他的一份很小的金朝的财物。

正是基于困惑所产生的这种行为使文明遭受了如此深重的灾难。成吉思汗的蒙古人，正像史料反映的那样，或者是作为独立的个体来考虑时，没有表现出是邪恶的人，他们服从札撒，这是一部荣誉和诚实的法典（除开邪恶部分外）。遗憾地是，把他们与在他们之前的古游牧民相比，特别是与10世纪的契丹人，甚至12世纪的女真人相比，他们明显地迟钝。女真人随着小规模的屠杀，至少很快就继承了前王朝，不再摧毁从此以后属于他们自己的财产。成吉思汗的蒙古人虽然可以肯定不会比他们的前辈更残酷（确实，由于服从札撒，他们具有更严格的纪律，由于成吉思汗的个性，他更冷静，更强烈地受到道德尺度的吸引），他们巨大的破坏性，仅仅是因为像在他们之前的匈奴、柔然、突厥和回鹘一样，他们更加野蛮，确实是构成了野蛮风尚的总集。

成吉思汗史中存在的自相矛盾在于一种对比：一方面是领导者的明智、深谋远虑和道义性，领导者将他自己的和他的人民的行为纳入具有健全常识的原则，牢固地建立起正义；另一方面是刚摆脱原始野蛮状的人民的残忍行为，仅仅是企图获得使投降的敌人产生恐惧的那些行为，降民对他们来说是一支其生命没有多少价值的民族，作为游牧民，他们完全不懂定居民族的生活，不懂城市环境、农业耕作，不懂除他们的草原故乡外的任何事情。现代史学家们基本上与拉施特、或者《元史》的编者们一样，当他们面对领导者的智慧（甚至是适度的）与返祖的和部落传统的残忍相结合的这一完美自然结合体时，他们非常惊讶。

占领北京后，在愿意支持蒙古统治的俘虏中，成吉思汗选中一位契丹族王子耶律楚材，他以“身长八尺，美髯宏声”博得成吉思汗的喜爱，被任命为辅臣。这是幸运的选择，因为耶律楚材融中国高度文化和政治家气质于一身。像回鹘大臣塔塔统阿一样，他是辅佐亚洲新君主的最合适的人。这一时期，成吉思汗后裔还不能直接从中国人那里吸取中国文化。而像耶律楚材这样的中国化突厥－蒙古人——由于他是契丹人，他应属蒙古种人——能够填补这一空白，使成吉思汗及他的继承者窝阔台熟悉定居文明中所实行的行政管理和政治生活的要素。

现在的金国，环绕着它的新都开封，领土只不过是河南省和陕西的一些设防地区。1216年，蒙古将领三木合·巴儿秃占领了控制着陕西与河南间的黄河谷地的重镇潼关，使这两个省份被隔断。但是，以后潼关又落入金朝手中。事实是，正如下面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成吉思汗因突厥斯坦事务缠身，只是时不时地把注意力放在攻金之战上，金朝趁此机会收复了蒙古军占领地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北京除外，它仍在蒙古人手中。

不过，在成吉思汗把注意力转向西方以前，曾把中国之事委托给他最杰出的将领木华黎。木华黎以这支相对说来已疲备不堪的军队（一半是蒙古正规军，即23000人，和许多当地的辅助军），经过坚韧不拔的战斗和周密的计划，后来取得相当大的成功。在7年的持续战争（1217－1223年）之后，他再次把金国的领土限制在河南省内。1217年，他占大名，大名是曾经坚持抵抗成吉思汗本人进攻的河北南部的一个要塞。1218年，他又从金国夺取山西首府太原和平阳。1220年又取山东首府济南。

同年，其副将在黄河以北的河南地区夺取彰德。1221年木华黎占领陕西北部的许多城市，其中有保安和鄜州，1222年夺取陕西古都、渭水以南的长安。1223年当他刚从金朝手中夺取山西西南角、黄河弯曲处的河中要镇（今蒲州，它是金朝在一次袭击后重新占领的）时，因精力衰竭而死。他死后，河中要塞又被金收复。在这个人口密集之地，处处是天然堡垒，于是战争退化为没完没了的围攻战。然而，在经历了初期的探索性努力之后，蒙古军中编入了大量的契丹辅助军。女真支持者和中国工兵，由此使他们适应新式战争。

10．蒙古人征服原喀喇契丹国

当成吉思汗开始征服中国北部时，他的私敌、末代乃蛮王之子屈出律正在使自己成为中亚一个帝国、即喀喇契丹国的君主。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过（第164页），喀喇契丹国是中国北部的契丹人中的一支，在历史上被称为喀喇契丹或黑契丹的人在伊犁河、楚河、怛逻斯河流域和喀什噶尔建立的国家。

我们还看到，他们是一支（或者只是贵族阶层）具有中国文化的蒙古种民族，他们对那些宗教上是伊斯兰教，种族上是突厥人的地区居民实行过统治。喀喇契丹都城在伊塞克湖以西、楚河上游的八拉沙衮，喀喇契丹的统治者取突厥帝号：古儿汗，即“世界之汗”，他们把下列民族列为藩属之列：（1）在东部是回鹘人，他们是一个信仰佛教或是聂思托里安教的突厥种民族，居住在别失八里（今济木萨）、吐鲁番、焉耆和库车；（2）在北部，沿伊犁河下游是葛逻禄突厥人，他们中部分是聂思托里安教徒；（3）在西南部，是花刺子模的沙赫们（以后称苏丹），他们是穆斯林突厥人，其历史前文已经概述过，他们统治着河中和东伊朗。喀喇契丹国在古儿汗耶律直鲁古统治时期（1178－1211年）已经衰落。这位君主在突然事件面前虽然既不缺乏能力又不缺乏勇气，然而他却终日沉湎于玩乐和狩猎，任其帝国分裂瓦解。1209年，回鹘王亦都护巴而术摆脱了耶律的宗主权而向成吉思汗称臣。古儿汗在回鹘地区的代理人，一位住在吐鲁番（或高昌）的少监被处死。成吉思汗似乎对回鹘人一直抱有同情，嫁其女阿勒屯别吉给回鹘亦都护。于是，喀喇契丹之东北境成了蒙古人的属地。1211年，伊犁河下游的葛逻禄王阿尔斯兰（都城是海押立）和在伊犁河上游的阿力麻里（今固尔扎附近）称王的突厥冒险家布札儿同样也不承认喀喇契丹的宗主权，而承认他们是成吉思汗的封臣。这就是一个统一的蒙古对戈壁滩和巴尔喀什湖地区的突厥小王公们的吸引。但是，给予喀喇契丹人致命一击的并不是成吉思汗，而是成吉思汗的私敌、原乃蛮部塔阳之子屈出律。

成吉思汗对乃蛮人的胜利把屈出津赶出了其祖先之地阿尔泰山。屈出律在父亲死后和部民们被消灭之后，像原盟友蔑儿乞残部一样，到东突厥斯坦去碰运气。蔑儿乞部残余企图在回鹘地区定居下来，但是，回鹘亦都护巴而术把他们赶走。屈出律要幸运些。喀喇契丹的古儿汗、年迈的直鲁古在八拉沙衮欢迎他，对他十分信任，并把女儿嫁给他（1208年）。但是，这位乃蛮王子急于掌权。看到岳父体弱，不顾老人对他的一片好意，他决定取而代之。他与原喀喇契丹属臣、花刺子模苏丹摩诃末联合，阴谋推翻古儿汗，与他的盟友瓜分喀喇契丹国土。花刺子模人公开挑战，但是喀喇契丹人作了有力的回击，并占领撒麻耳干［撒马尔罕］（1210年）。与此同时，屈出律在伊犁河地区反叛古儿汗，并前往费尔干纳的讹迹邗［乌兹根］抢劫古儿汗的宝藏，并由此向喀喇契丹都城八拉沙衮进军。古儿汗如梦方醒，反击屈出律，并在八拉沙衮附近打败他；但是在怛逻斯附近的另一战场上，他的部将塔延古被花刺子模人俘虏。这支从怛逻斯战场撤退回来的喀喇契丹军发现他们都城的门已经被叛变的居民们关闭，这些居民肯定是突厥人，他们认为摆脱契丹人统治的时机已经来到。愤怒的军队强攻下八拉沙衮后屠城。

在这些动乱中，古儿汗直鲁古最后遭到屈出律的袭击，被俘（1211年）。不过，屈出律待他的岳父尊重仁慈，直到两年后老人去世。在老人去世之前，屈出律一直以老人的名字进行统治，并视其为唯一的君主。

攫取喀喇契丹国的实际控制权之后，乃蛮王子与他昔日的盟友花刺子模苏丹为划分边界几乎兵戎相见。在一段时间内，苏丹的统治在锡尔河以北的讹答刺。拓析（塔什干）和赛拉木（伊斯法吉勒）得到承认。但是，考虑到这些地区难于防守，苏丹不久就把该地区的居民迁到锡尔河南边。

屈出律对喀喇契丹国的实际统治是从1211年持续到1218年。这位阿尔泰山来的游牧者已经成为大部分是定居民族的统治者，然而，他不知道如何统治他们。由哈拉汗朝王室的一些突厥族穆斯林小国王们统治的喀什噶尔是喀喇契丹国的属地。直鲁古在被推翻前不久曾监禁了喀什的哈拉汗朝汗王的儿子。屈出律释放了这位年轻人，并把他作为自己的代表派去统治喀什，但是喀什噶尔的埃米尔们拒绝接受他，并处死了他（约1211年）。此后两、三年内，屈出律的骑兵队蹂躏了喀什噶尔（1211－13年或1214年），直到饥荒迫使喀什居民们接受了他的统治。降民们接着遭到了野蛮的宗教迫害。像大多数乃蛮人一样，屈出律可能或多或少地是聂思托里安教的追随者。不久，在他的妻子的影响下（她是喀喇契丹古儿汗的女儿），他企图使喀什和于阗的穆斯林公开放弃伊斯兰教，接受佛教或基督教。当于阗的首席伊玛目反抗时，屈出律把他钉死在他办的一所宗教学校的门口。在残酷的宗教迫害之后，喀什噶尔基本上已经是一个穆斯林地区，它将把蒙古人作为解放者来欢迎。

屈出律并没有使自己稍微避免引起伊犁河畔各族的不欢迎。如上所述，阿力麻里（固尔扎）王布札儿已经效忠于成吉思汗。当他打猎时，屈出律对他发起了突然袭击，并把他处死，但是，屈出律未能占领阿力麻里城，该城由布札儿的遗孀萨尔贝克突干守卫着。以后她的儿子苏格纳黑特勤成了成吉思汗反屈出律的最积极的拥护者之一。

成吉思汗不能容忍他的宿敌继续作喀喇契丹国的君主，他于1218年命令他最杰出的一位部将那颜者别统率2万人进攻该国。者别奉命首先要保卫阿力麻里和保证苏格纳黑的继承权，但是，当他抵达阿力麻里时，屈出律已离开该地奔赴喀什噶尔避难。八拉沙衮和今天的谢米列契耶之地不战而降。者别由此直下喀什噶尔，在喀什噶尔，穆斯林居民们把者别作为使他们摆脱迫害的救星来欢迎。由于者别对他的军队实行了严格的纪律，特别是禁止抢劫，志费尼说，他们路过时所受到的欢迎像来自安拉的祝福。屈出律朝帕米尔方向逃去，但被者别的随从们追上，在撒里豁勒河附近把他杀死（1218年）。

现在整个东突厥斯坦——伊犁河、伊塞克湖、楚河和怛逻斯河流域——归并于蒙古帝国。

11．花刺子模帝国的灭亡

现在，成吉思汗的帝国与花刺子模帝国已成为近邻了。

在成吉思汗一边，有蒙古地区的全部蒙古种和突厥种人，他们或者是萨满教徒、佛教徒，或者是聂思托里安教徒。归并喀喇契丹国之后，还有喀什噶尔，该地区在宗教上是信仰伊斯兰教，具有纯突厥文化，几乎完全没有受到伊朗的影响。在摩诃末一边，有一个在文化上基本属于伊朗的穆斯林突厥王朝，其中河中地区居住着突厥－伊朗种人，呼罗珊、阿富汗和伊拉克·阿只迷居住着纯伊朗人。

这两位统治者之间的对比很鲜明。成吉思汗遇事冷静、精明、顽强、有条理；花剌子模的摩诃末脾气暴躁，做事无逻辑性，缺乏组织能力，又因对古尔王朝和喀喇契丹的战争获胜而自命不凡。后来他的第一次战败使他完全崩溃，束手无策，只留下一付可怜的，几乎是怯懦的形象。两人中，这位游牧的野蛮人是统治者，而这位伊朗化的突厥人、伊斯兰世界的皇帝和定居国家之王不过是一位游侠而已。

此外，正如上文所述，成吉思汗将于1220年灭亡的这个花刺子模帝国建立的时间不会早于1194年，实际上，只是在1212年摩诃末杀撒麻耳干的末代哈拉汗王乌斯曼之后，才将都城从玉龙杰赤（希瓦附近）移到撒麻耳干。它是一个不成熟的帝国，只是在一个临时君主之下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的版图，又没有与成吉思汗的札撒相应的法典来稳固国家，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原可汗们的复辟帝国的巨大权威相抗衡。

从种族上看，在塔吉克人和突厥人（前者是城镇和农耕地区的伊朗居民，后者构成了军队）之间，花刺子模帝国处于一种危险状况。它不像早期的塞尔柱克人那样，以能够产生由阿塔卑组成的、具有军事封建结构的一个穆斯林突厥氏族为基础。花刺子模王朝是出自一个塞尔柱克的显贵家族，在它后面没有部落支持它。花刺子模本土（即希瓦地区）地盘太小无法支撑一个巩固的土库曼封建主义。结果，军队是由从吉尔吉斯草原的古兹或康里部落中胡乱征集的雇佣兵组成，没有效忠的感情纽带维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只有一个想法，即背叛自己的主人，使自己能够加入成吉思汗大军。此外，苏丹家庭因不可调合的仇恨而分裂。苏丹的母亲，可怕的秃儿罕可敦厌恨她的孙子札兰丁，与他针锋相对，札兰丁是摩诃末的宠儿，是这个衰亡家族中唯一有作为的人。

伊斯兰教的纽带可能给这些冲突和倾轧的人们带来了团结和凝聚力。摩诃未作为伟大的塞尔柱克人的继承人——他把自己与桑伽相比——起着很大的作用。他自称自己只是伊斯兰世界的代理人，并发动圣战（即吉哈特），反对不信教者，以及佛教或聂思托里安教的蒙古人。这位王子希望恢复大塞尔柱克人的事业，像他们那样成为伊斯兰世界的苏丹，但是，他愚蠢已极，与报达［巴格达］的哈里发发生了尖锐的争吵，在1217年，他眼看就要进攻报达了。哈里发纳昔儿（1180－1225年在位）把他视为最仇恨的敌人，声称宁愿要蒙古人也不要他。苏丹和哈里发之间的这种深刻仇恨将使分裂的和无援的穆斯林世界面临蒙古人的入侵。

成吉思汗与花刺子模人之间的冲突是由后者引起的。成吉思汗试图与花刺子模人建立起一般的商业和政治关系。但是，1218年，一支来自蒙古帝国的商队（商队成员中除蒙古使者兀忽纳外，其余成员全由穆斯林组成）在锡尔河中游的花刺子模边境城市讹答刺受到阻止并遭到劫掠，商队中有一百名左右的成员被花刺子模总督亦纳乞克（又称哈亦儿汗）处死。成吉思汗要求赔偿，在遭到拒绝后，就决定发动战争。

1219年夏，蒙军在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上游集中。秋，成吉思汗到达巴尔喀什湖东南的海押立，来到葛逻禄人中，葛逻禄王阿尔斯兰汗加入了成吉思汗阵营，还有阿力麻里的新王苏格纳黑特勤和回鹘亦都护巴而术也都率领各自的军队加入之。据巴托尔德估计，蒙军人数约在10至15万之间，尽管花刺子模军在人数上远远超过了蒙军，但蒙军纪律严明，是一个相当紧密的集体。

花刺子模苏丹摩诃末把他的军队分散在锡尔河一线与河中各设防地区之间。结果，尽管花刺子模军在总人数上占优势，但是，他们在每一单独点上的人数比蒙军少。成吉思汗从锡尔河中游的讹答刺附近进入花刺子模境。由他的两个儿子、察合台和窝阔台率领的一支分队围攻讹答刺城，然而，只是在经过了长时期的攻打之后才占领该城。这位征服者的长子术赤率领着另一支分队沿锡尔河而下，占领塞格纳克（在今突厥斯坦城对面）和真德（今波罗威斯克附近）。派往锡尔河上游的五千蒙军占领了别纳客忒（在塔什干以西），围攻忽毡［今苏联列宁纳巴德］，忽毡守将、能干的帖木儿灭里在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之后乘小船顺锡尔河而下逃走。巴托尔德在此指出，在这次战争中，穆斯林中涌现出来的个人英雄行为和勇士比蒙古人多，但是，唯有蒙军是有组织的、指挥一致的和有纪律的，他们靠这些取得了胜利。

成吉思汗和幼子拖雷率主军直入不花刺城［今布哈拉］，于1220年2月抵达该城。

不花刺城的突厥守军企图突破围城者的防线逃跑，但是，结果只是大批被杀死。被守军们遗弃了的居民们投降（1220年2月10日或16日）。城堡被攻占（城堡内曾有400人在此避难），守诚卫兵全部被杀。接着，不花刺域经历了一次有条理的彻底的洗劫。居民们遭到抢劫以及种种虐待、威逼和蹂躏，但是，总的来说，被处死的只是那些企图起来抵制胜利者渎圣暴行的人，尤其是在伊斯兰教“教士”们中。志费尼对成吉思汗进入大清真寺时对群众所作的长篇训活和宣布他是“上帝之鞭”的叙述，巴托尔德认为不过是一种传说而已。巴托尔德还认为那次彻底摧毁不花刺的大火很可能是偶然引起的。

成吉思汗从不花刺进军撒麻耳干，在撒麻耳干城前与刚攻下讹答刺城的察合台和窝阔台会合。撒麻耳干居民——有一部分仍是伊朗人——勇敢地企图出击，但被压住。据志费尼记述，5天以后该城投降（1220年3月）。该城遭到彻底洗劫，为了宜于行动，首先把全城居民驱逐出城，其中许多人被处死。那些被认为有用的人——如技术工匠——被带往蒙古。突厥守军虽然自发地向蒙古人靠拢，但是，也遭到屠杀，无一人幸免。撒麻耳干的宗教首领们与不花刺的同行们不同，他们没有抵抗，所以大部分人被赦免了。受到优待的那些人终于获许回到撒麻耳干，但是，屠杀的规模相当大，以致留下来的居民几乎还不能住满城市的一角。

花刺子模原都城玉龙杰赤——今希瓦附近的乌尔根奇——经长期包围之后，于1221年4月才被攻占。长时期的包围使成吉思汗的两个儿子术赤和察合台不能调动，并且在接近最后阶段时，甚至还要第三个儿子窝阔台参予。蒙古人引该城下的阿姆河水灌城，由此完成了他们的破坏行为。

在蒙古征服河中期间，花刺子模苏丹摩诃末被盲目的狂妄自大而招致的灾难所吓倒，从自负走向极端沮丧，最后完全迟钝了。以后他逃到巴里黑［巴尔克赫］，又从巴里黑继续逃到呼罗珊西部，在那里他避难于尼沙普尔［今伊朗霍腊散省内沙布尔］，其后他在与日俱增的恐慌中又跑到与他的统治地区遥遥相对的另一端；伊拉克·阿只迷西北的可疾云［今伊朗德黑兰省加兹温］。但是，成吉思汗已经派出一支由他的两位优秀将领者别和速不台率领的骑兵分队追随他。这是一次疯狂的追逐。巴里黑城在者别和速不台逼近时纳款获赦免，并接受了一位蒙古总督的统治。

尼沙普尔接受了一个最糟糕的控制委员会，也免遭厄运，因为者别非常匆忙而未能停留。另一方面，图斯［今伊朗霍腊散省马什哈德北］、达蔑干［今伊朗马赞德兰省达姆甘］、西模娘［今伊朗德黑兰省塞姆南］都遭到速不台的洗劫。这两员蒙古大将继续追赶摩诃末，后来进入了伊拉克·阿只迷，对刺夷［今德黑兰之南］发起突然进攻，他们在刺夷城屠杀男性居民和奴役妇女儿童。他们火速穿过哈马丹［今伊朗西部哈马丹］，抵达哈仑，摩诃末在此几乎落入他们手中，后来又溜掉了。他们摧毁赞詹和可疾云以泄愤。其间，倒霉的摩诃末在里海上一个与阿贝什员相对的孤岛上避难，在那里他约于1220年12月因精力衰竭而死。以后我们将会看到，者别和速不台继续进攻，从阿哲儿拜占［阿塞拜疆］进入高加索和俄罗斯南部地区。

在对付了花刺子模苏丹之后，成吉思汗于1221年春渡过阿姆河，开始从花刺子模残军手中夺取阿富汗的呼罗珊。他占领巴里黑，巴里黑的投降者未能保住该城，城市受到全面的摧毁（居民被杀，城市被烧）。在呼罗珊，他派幼子拖雷去夺取莫夫［马里］，莫夫城投降，城中居民也几乎是全部遭到屠杀（1221年2月底）。拖雷坐在安放于莫夫平原上的一把金椅上，目睹了这次集体屠杀。男人、女人、小孩被分开，按类别分配到各个军营中，然后把他们砍头。“只有400名工匠幸免于死”。

桑伽苏丹的陵墓被烧，坟被盗空（据传说，正是这时候，游牧地在莫夫草原上的一个乌古思部落迁徙到小亚细亚，该地的塞尔柱克人给该部土地，它在此奠定了奥斯曼帝国的基础）。接着，拖雷又去惩罚尼沙普尔，因为该城于不久前（1220年11月）倒媚地击退并杀了蒙古将军、成吉思汗的女婿脱合察。这一次尼沙普尔城被攻占并遭到彻底摧毁（1221年4月10日），脱合察的遗孀主持了这次屠杀。为防止受骗，尸体都被砍头，并将首级按男、女、小孩分别堆成金字塔形。“甚至猫、狗也被宰杀。”

蒙古人拆毁了位于图斯附近的哈伦拉施特的陵墓。哈伦拉施特和桑伽的坟，以及所有给阿拉伯－波斯灿烂文明增添光彩的建筑都被一个一个地毁掉。接着，拖雷继续攻占也里［赫拉特］。该城的花刺子模军进行抵抗，但城内的居民们打开了城门，拖雷屠杀了士兵们，仅这一次，他赦免了居民。

后来，拖雷在塔里寒城［今阿富汗木尔加布河上游以北］附近与成吉思汗汇合，刚刚攻占了玉龙杰赤的察合台和窝阔台也前来汇合。

成吉思汗在毁掉塔里寒城之后，越过兴都库什山，去围攻范延［巴米安］。在这次行动中，察合台之子、成吉思汗宠爱的孙子、年轻的木阿秃干被杀。在一次宴会上，征服者亲自把这噩耗告诉察合台，并以札撒的名义禁止他悼念其子，但给死者以流血葬礼的荣誉。范延城陷后，不赦一人，不取一物，概夷灭之。“一切生物都遭屠杀”，范延城址被称为“可诅咒的城市”。

与此同时，花刺子模末代苏丹摩诃末的儿子札兰丁·曼古伯惕突破蒙军在内萨［土库曼阿什哈巴德东］的防线，逃脱了河中和呼罗珊发生的灾难。他逃到阿富汗山区腹地的加兹尼城避难，他组织了一支新军，后来在喀布尔以北的八鲁湾［今阿富汗查里卡东北］打败了由失吉忽秃忽率领的一支蒙古军团。成吉思汗急于为其副帅的失败报仇，前往加兹尼，札兰丁不敢呆在加兹尼等待他的来到。加兹尼城没有作任何抵抗，成吉思汗因急于追赶札兰丁，推迟了毁城的程序。最后，他在印度河岸追上了这位花刺子模王子，并在此击溃了札兰丁的军队（据奈撒徽记述，此事发生在1221年11月24日）。札兰丁本人全副武装地策马入河中，顶着雨一般的箭逃跑了。他非常幸运地平安到达了彼岸，由此前往德里苏丹宫廷避难（1221年12月）。

蒙古人没有立即继续追入印度境内（直到第二年，一支蒙军分队在札刺儿部那颜八刺的命令下进行了远至木尔坦的一次清剿，因天气酷热，短时间之后只得撤退）。

但是，在札兰丁逃走之后，他的家庭成员落入蒙古人手中，所有的男孩都被杀。

不过，蒙古人在八鲁湾的失败重新激起了东伊朗尚存的最后一些城市的勇气。

成吉思汗首先向加兹尼城民清算，除了被他送往蒙古的工匠以外，城民全部被杀。

在八鲁湾战役之后，也里［赫拉特］也起来反叛（1221年11月）。蒙古将军宴只吉带在进行了6个月的围攻之后，于1222年6月14日再次攻占该城。全城居民被杀，这场屠杀整整占用了一周的时间。那些返回莫夫的人们曾经愚蠢地杀死了拖雷留在该城的波斯族长官，而拥戴札兰丁。他们遭到失吉忽秃忽的残害，无一人幸免。当大屠杀结束时，蒙古人谨慎地佯装离去。他们走了一程后，凡是躲在城郊或地下室的可怜虫们认为敌人已经走了，又一个一个地出来，这时蒙古后卫部队又折回来进攻他们，将他们消灭。

显然，总的来说，蒙古人在夺取河中和东伊朗的设防城市时，比他们在中国的战争要觉得困难少些。部分原因是他们作为“异教徒”（或者像我们今天应该说的“野蛮人”）在穆斯林中比在中国境内所产生的恐惧更加强烈。在中国，居民们在许多世纪中已经习惯了与他们为邻。其次，在河中和东伊朗，他们似乎更多地利用了当地居民。为了占领一座城市，蒙古人将周围地区－农村和不设防城市——的男性居民集合起来，在战争的时刻，把他们赶到护城渠或城墙边，只要他们的尸体能填满河渠和他们的反复攻击能消耗守城军，即使这些可怜虫被他们自己的同胞刈除，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有时候他们被伪装成蒙古人，每十人举一面蒙古旗，以致守城军看到遍布于草原上的这一大批人马后，相信他们自己已经受到成吉思汗大军的威胁。由于这种计谋，一支蒙古小分队就可以迫使敌人投降，事后，这些人群不再有用而被屠杀。这种几乎是普遍实施的可怕的办法，由于蒙古人的纪律性和组织性而臻于完善，成为他们最常用的战术程序之一。成吉思汗正是用不花刺抓来的俘虏攻打撒麻耳干，接着，又用撒麻耳干的俘虏来攻打玉龙杰赤；拖雷也正是利用了呼罗珊的村民夺取了莫夫城。恐惧与沮丧是如此强烈，以致没有人想到抵抗。当内萨城被陷时，蒙古人将居民赶到一块空地上，命令他们互相将手捆在背后，内萨的穆罕默德写道：“他们服从了，如果他们散开来逃往附近的山中，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将会得救。一旦他们互相将手捆绑上，蒙古人围住他们，用箭射他们——男女老幼无一人幸免。”

然而，在蒙古人中，对秩序的行政意识和军事意识也从未削弱过。在五分之四的人被杀之后，为管理幸存下来的五分之一居民的事务，在他们走后留有一个平民官达鲁花赤（darugachi或daruqachi），达鲁花赤常常是以回鹘人、甚至是波斯人充任，还配有书记员，负责整理用回鹘文和波斯文写的名册。

东伊朗再也没有从成吉思汗的破坏中完全恢复过来。像巴里黑这样的城市仍然残留着蒙古破坏的痕迹。15世纪时，在沙哈鲁、兀鲁伯和速檀·忽辛·拜哈拉统治下，这些地区发生的帖木儿文艺复兴运动都未能使它们完全恢复过来。然而，尽管成吉思汗的行为可能像是阿拉伯-波斯文明的最凶恶的敌人，像穆斯林作家们污蔑的是该死的可诅咒的一类，但是，他对伊斯兰教本身并无敌意。如果他禁止在河中淋浴和反对穆斯林们的杀牲方式的话，仅仅是因为它们与蒙古习俗或他们的迷信相抵触。如果说在东伊朗他毁灭了由某个费尔多西或某个阿维森纳所创造的辉煌的都市文明的话，那只是因为他想在蒙古的西南边境上造成一种无人区，或者是人为的草原地带，以作为他的帝国的缓冲带或保护带。正是为此目的，他“毁掉了农田”。

在他身上具有统治者和游牧者的双重性：作为统治者，他从不赞成宗教战争；作为游牧者，他不完全了解定居生活，喜欢破坏城市文明、废除农业（在离开东伊朗时，他破坏了东伊朗的产粮区）和把农田变成草原，因为草原适合他的生活方式，便于管理。

成吉思汗在兴都库什山以南的阿富汗逗留了一些时候。他于1222年5月接受了来自中国的、有名的道教和尚丘长春的访问。他于1220年曾向丘长春发出邀请，丘长春是经回鹘地区、阿力麻里、怛逻斯河和撒麻耳干后才到达的，这位征服者急于想从道教魔师那里知道长生不死的药方。

然而，当时他也在考虑返回蒙古。他于1222年秋又渡过阿姆河，沿不花刺道继续前进。在不花刺，他好奇地询问了伊斯兰教主要教义。他赞同这些教义，到麦加朝圣一事除外，他认为没有必要去麦加朝圣，整个世界都是上帝（蒙古语“腾格里”长生天）的归宿。在撒麻耳干，他命令穆斯林祈祷者应该以他的名字进行祈祷，因为他已经取代了苏丹摩诃末。他甚至对穆斯林教士——伊玛目和卡迪［民事法官］——免征税，以此证明他对穆斯林世界犯下的暴行是战争行为，而没有宗教运动的因素。他在撒麻耳干过冬，1223年春是在锡尔河北岸度过的。正是在塔什干附近，可能是在锡尔河北岸的支流奇尔奇克河河谷，他坐在安放于那颜和巴阿秃儿［贵族和勇士］之间的金制王位上，举行了一次蛮族式的“觐见礼’。接着，仍是在1223年春，他与他的儿子们在亚历山大山（吉尔吉斯山）以北的忽兰巴什草原上召集了一次库里勒台。与此同时，他的军队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狩猎娱乐活动。他在怛逻斯河和楚河草原上度过了这年夏天，显然，第二年夏天他是在也儿的石［额尔齐斯］河畔度过的。他于1225年回到蒙古。

12．者别和速不台侵入波斯和俄罗斯

在接着叙述成吉思汗在中国的最后战争之前，可以很好地回顾一下他的两员副将者别那颜和速不台巴阿秃儿在里海周围的远征。

我们已经看到，这两员大将、蒙军中最杰出的兵法家受命率领2．5万人的骑兵团（据格雷纳德估计），如何追逐正在穿过波斯而逃亡的花刺子模苏丹摩诃末的情况。苏丹死后，他们继续向西推进，米尔空说，在洗劫了刺夷城（这是一个以生产奇异的装饰陶瓷闻名的城市，该城再也没有从这次灾难中恢复过来）之后，一些逊尼派穆斯林邀请他们去毁掉十叶派穆斯林中心城市库木，他们十分乐意这样做。由于哈马丹已经投降，他们只是向该城索取赎金而已。其后他们破坏了赞詹，并攻占可疾云，为此，可疾云居民遭到屠杀的惩罚。阿哲儿拜占［阿塞拜疆］的最后一位突厥阿塔卑［封建主］，即老月即别——地区马木路克王朝的统治者，该王朝在近12世纪末期时几乎继承了塞尔柱克人的统治——以大量的行贿以解救桃里寺［大不里士］城。者别和速不台继续追赶，在隆冬时过木干草原［今苏联阿塞拜疆共和国阿拉斯河下游］，入侵谷儿只［格鲁吉亚］。这是一个基督教王国，当时由吉奥尔吉三世拉沙，或者称布里安特（1212－1223年在位）统治，正处于鼎盛时期。但是，这两员蒙古大将于1221年2月在梯弗里斯［今第比利斯］击溃了谷儿只军。他们采用了通常使用的进攻方式，即强迫俘虏率先冲向城堡，如果退缩不前者就杀掉，城陷之后屠杀居民，然后佯装撤走，使逃脱了的人恢复信心，接着后卫部队旋风似地返回来砍掉他们的头（1221年3月）。在此之后，他们从谷儿只返回阿哲儿拜占，攻打蔑刺合［今伊朗东阿塞拜疆省马腊格］。此后，这两员大将要向报达［巴格达］进军，去推翻阿拔斯朝哈里发。对阿拉伯世界来说，其后果无疑将是灾难性的，因为，正如伊本·艾西尔所观察到的那样，与此同时，十字军已经入侵埃及，并攻占了达米埃塔。聚集在达古格的少数阿拔斯军几乎不足以保住伊拉克阿拉比。1221年，在开罗看到布列纳的约翰王时，相应地本可以在报达看到者别和速下台。对哈里发来说很幸运，者别和速不舍愿意返回哈马丹，再一次要他们交纳赎金。这一次市民们进行了抵抗，蒙古人攻陷哈马丹，屠杀全体居民并纵火焚城。这两位蒙古统帅从哈马丹出发，经阿尔达比勒（他们也洗劫了该城）返回谷儿只。

谷儿只骑士是当时最优秀的骑士之一。但是，由于速不台佯装败退，将他们引入了埋伏地，者别在那儿等候他们并击溃了他们。谷儿只人无疑地认为他们很幸运地保住了梯弗里斯城，尽管为此他们只得听任蒙古人将该国的南方夷为废墟。接着蒙军入侵失儿湾，在此他们洗劫了沙马哈［今苏联阿塞拜疆舍马合］城。然后，他们经打耳班袭击了高加索北部草原，在此他们与当地民族同盟军发生冲突，盟军中有：阿兰人（他们是古代萨尔马特人的后裔，是东正教徒）、列兹基人和契尔克斯人——这三支部属高加索人种——还有钦察突厥人。者别和速不台通过求助于突厥－蒙古种人的兄弟情分和分给部分战利品的方法，狡猾地策划钦察人背叛了同盟。

然后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打败了同盟中的其他成员，最后，迅速地追赶上钦察人，击溃了他们，并夺回战利品。

与此同时，钦察人曾向罗斯人求援。一位名叫忽滩的钦察可汗，他的女儿嫁给了加利奇的罗斯王公“勇士密赤思腊”。他促成女婿和其他罗斯王公反对蒙古人。

由加利奇、乞瓦（今基辅）、切尔尼戈夫和斯摩棱斯克的王公们率领着有8万人的一支罗斯军队，沿第聂伯河而下，在亚历山德罗夫邻地霍蒂萨附近集中。蒙军退而不战，直到敌军完全等得不耐烦和各军团之间相离很远时才开始出战。战斗发生在迦勒迦（今卡利米乌斯）河附近，这是一条近海的小河，在马里乌波尔附近流入亚速海。加利奇王和钦察人不等艺瓦军到就冲锋，被打败后，只得溃逃（1222年5月31日）。

只留下乞瓦王公，他守乞瓦营地三天后，被允许体面地投降。然而，投降后他与他的全体兵士都被处死。

罗斯人遭到的第一次灾难没有立即产生政治后果。弗拉基米尔的尤里大公当时还未来得及率军抵达迦勒迦河，从而完整地保留了他的军队。蒙古人满足于抢夺克里米亚苏达克城［今苏联萨波罗什］内热那亚人的店铺（还没有材料证明卡洪的理论，即蒙古人与威尼斯人之间达成过一种协议）。者别和速不台在察里津［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格勒］附近渡过伏尔加河，打败了卡马河畔的保加尔人和乌拉尔山区的康里突厥人，在这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大劫掠之后，他们回到锡尔河北岸草原，与成吉思汗大军会师。

13．成吉思汗的最后岁月

成吉思汗于1225年春回到蒙古，在鄂尔浑河支流、土兀刺［土拉］河畔的营帐中度过了1225－1226年冬天和1226年夏天。从北京到伏尔加河的世界在他面前颤抖。

他的长子术赤已受命统治着威海至里海之间的草原，在接近统治末期时他似乎正在执行一种分裂政策。这使征服者深感忧虑；但是，在父子之间的公开分裂可能发生以前，术赤于1227年2月去世。

成吉思汗还领导了另一次战争，反唐兀惕人在甘肃建立的西夏国。西夏王尽管已经成为蒙古人的属臣，却不履行职责派分队去参加攻打花刺子模的战争。据《秘史》记，对于蒙古人正式要求援助时，一名叫阿沙甘不的唐兀惕显贵以其主人的名义嘲讽地回答道，如果成吉思汗没有足够的军队，他不配行使至高无上的权力。如此放肆的举动是不能宽容的。在处理了花刺子模的事务之后，征服者予以还击。并且，正如符拉基米尔佐夫所指出的那样，成吉思汗必定很清楚，为了完成对中国北部金朝的征服（在那里他的将军木华黎刚死于攻金之战），蒙古人直接占有甘肃、阿拉善和鄂尔多斯是很有必要的。因此，他于1226年秋开始征西夏，同年底占领灵州，1227年春开始围攻西夏都城，今宁夏城。“蒙古恐怖”的手段在此也像在阿富汗一样残暴无情地采用了。“居民徒劳地藏匿在山间、洞穴，以避蒙军。田地上尸骨遍野。”在围攻宁夏时，成吉思汗在1227年夏天在今平凉西北的清水河畔和隆德地区扎营。他于1227年8月18日在平凉以西地区去世，终年60岁。此后不久，敌人的都城宁夏被攻破，按征服者的最后命令，全城居民被杀。一部分唐兀惕人分给了成吉思汗的一个妻子、皇后也速亦（Yesui），她在这次战争中曾陪伴着他。

成吉思汗的遗体葬于斡难河［鄂嫩河］和怯绿连［克鲁伦］河河源边的不儿罕合勒敦圣山（肯特山），在此腾格里［长生天］曾对成吉思汗说过话。1229年，他的继承者将以蒙古方式举行盛大的祭奠仪式纪念他。按习俗，“他命令为他父亲的灵魂供三日饭菜，从那颜和将军家族中挑选40名美女，穿戴华贵，按《史集》记，她们是被派往另一个世界去侍候成吉思汗。除了这些野蛮的效忠方式外，还以骏马作为牺牲。”

14．成吉思汗：性格与成就

成吉思汗被看成人类的灾难之一。他是12个世纪中草原游牧民对古代定居文明入侵的典型。确实，在他的先祖中不曾有人留下了如此可怕的名声。他使恐怖成为一种政体，使屠杀成为一种蓄意的有条理的制度。他对东伊朗的破坏在令人产生的恐怖方面超过了欧洲归咎于阿提拉的和印度归咎于摩醯逻矩罗的破坏。不过，我们应该记住他的残酷主要是由于他那刺人耳目的环境造成的（在他周围是全突厥－蒙古种人中最粗野的兵士），而不是他生性残暴。在这一方面，另一位屠杀者、帖木儿更能说明问题，因为他比成吉思汗要开化得多。这位蒙古征服者强制推行的集体处死构成了战争体系中的一部分。它是游牧民使用的一种武器，用来对付那些没有及时投降的定居民族，首先是对付那些投降之后又反叛者。糟糕的事是这位游牧者几乎不理解农业和都市经济的性质。在征服了东伊朗和中国北部之后，他认为通过夷平城市和破坏农田，使这些地区变为草原是很自然的事。一千年之久的传统，即在文明的门槛边和古代农耕地边缘上寇掠，当他给这种极大的乐趣下定义时，他说：“男子最大之乐事，在于压服乱众和战胜敌人，将其根绝，夺取其所有的一切，迫使其妻痛哭，纳其美貌之妻妾。”反过来，他一想到他的后代们将抛弃艰苦的草原生活而向往定居生活时，他悔恨地沉思：“我们的后裔将穿戴织金衣，吃鲜美肥食，骑乘骏马，拥抱美貌的妻子，［但］他们不说：‘这都是由我们的父兄得来的’，他们将忘掉我们和这个伟大的日子！”

1219年的道教碑，是在李志常的提议下刻建而成，李志常于1220－1223年曾伴随著名的邱长春访问过这位征服者，碑文以道教的富于哲理性的语言细致地复述了这位游牧民的皇帝，以及他的生活方式和他的功绩给这位中国人所留下的印象：“天厌中原骄华大极之性，朕居北野嗜欲莫生之情，反朴还淳，去奢从俭。每一衣一食，与牛坚马圉共弊同飨，视民如赤子，养士若兄弟，谋素和，恩素畜。练万众以身人之先，临百阵无念我之后。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非朕之行有德，盖金之政无恒，是以受天之佑，获承至尊。”

按成吉思汗的生活方式、周围环境和种族结构，他似乎是一种思考型的人，具有健全的常识，特别善于权衡利弊和听取别人的意见。他对友谊忠贞不移，对坚定跟随他的人十分慷慨和充满深情。他具有真正统治者的素质——即游牧民的统治者，而不是定居民的，对于定居经济，他只有最模糊的概念。在这一限度内，他显示了对秩序和统治的天才。与粗野的蛮族感情融合在一起，在他身上还有一种高贵和崇高的思想，靠这种思想穆斯林作家们所“诅咒的人”获得了他作为人的适当地位。

在他的头脑中，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是对叛逆者有着本能的憎恶。那些背叛倒霉的主人而讨好他的奴仆们，被他下令处死。另一方面，他常常奖励他的敌人中对其主人忠贞不渝的人，并吸收他们为自己服务。《史集》和《秘史》把诸如此类的品质都归于他身上，强调他不仅在困境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而且他的统治是有健全的道德基础的。他把弱者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且以始终不移的忠实保护他们。汪古部首领阿刺忽失的斤因与他并肩同乃蛮人作战而被谋杀。他恢复了该家族的首领地位，将其子纳为部属，并嫁女儿给他为妻，确保其家族财产不受侵害。在以往战争中的失败者们——回鹘人与契丹人——发现他是他们可信赖的保护者，正像以后的叙利亚基督教徒和亚美尼亚人找不到比他的孙子们更为可靠的保卫者一样。在辽东，契丹王耶律留哥从一开始起一直是成吉思汗的属臣，他在与花刺子模的战争期间去世。当成吉思汗在甘肃进行他的最后一次战争时，耶律留哥的遗孀找到了他，成吉思汗非常仁慈地欢迎她，对她和她的两个儿子表示了慈父般的关怀。在所有这种情况下，这位身穿兽皮的游牧人，灭绝民族的人，表现出天生的高贵、极端的谦恭，是一位甚至连中国人也感到惊讶的真正贵族。作为高贵家族的显赫人物，在精神上他是一位国王，但是，比起其他人来，他并不是那么以自己飞黄腾达的生涯而趾高气扬的。

最后，尽管成吉思汗在政策上是坚定不移的，但是，他对文明化经验的声音并非充耳不闻。他的许多辅臣成了他的知心人：像回鹘人塔塔统阿，穆斯林马合谋·牙刺洼赤，契丹人耶律楚材。塔塔统阿成了他的大臣，在末代乃蛮王宫中他也任其职，他还教成吉思汗的儿子们学习回鹘文［畏兀儿文］。牙刺洼赤成了他在河中居民的代理人，是河中地区的第一位蒙古长官。中国化契丹人耶律楚材成功地使他的君主有了一些中国文化的色彩，有时甚至避免了大屠杀。在耶律楚材的传记中说，从蒙古人劫掠和烧掉的城镇中，耶律主要关心的是收集遗书，其次是寻找药品，用来防治因大屠杀带来的流行病。尽管他忠于蒙古政府和成吉思汗家族，但是，当他为某些被斥为有罪的城市或地区乞求宽恕时，他常常掩盖不住他的感情：“你还要为那些人伤感？”窝阔台总是这样问他。耶律机智、果断的斡旋常常避免了一些无可挽救的破坏。雷慕沙写道：“耶律楚材具有鞑靼人血统和中国文化，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天生的调停者。”他不可能恳求蒙古人施仁政，他们将不会听从他，他竭力地向他们证明仁政是上策，在这一点他干得很明智，因为蒙古人的野蛮行径主要是出于无知。

当成吉思汗在甘肃进行他的最后的战争时，一员蒙古将军向他指出，他新征服的中国人对他将是无用的，因为他们不适宜战争，因此，最好是把他们都消灭掉——几乎有一千万人——以致他至少可以利用土地作为骑兵们的牧场。成吉思汗认为这一提议很中肯，但遭到耶律楚材的反驳，他对蒙古人解释说，从农田和各种劳作中可以获利，这种思想是蒙古人不知道的。他指出从对土地和商业的各种税收中，他们每年可以得到“银五十万两、帛八万匹、粟四十余万石。”他说服了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命令他拟定了各路的税收制度。

由于耶律楚材和成吉思汗的回鹘辅臣们的作用，蒙古行政机构的雏形在大屠杀中产生了。在这方面，征服者本人必定也有贡献，即对文化的一般性倾向。他似乎特别接近契丹人和回鹘人，他们是突厥－蒙古社会中文明程度最高的两支。契丹人在不使成吉思汗帝国丧失它的民族性的情况下，向它引进了中国文化；而回鹘人能够使蒙古人分享鄂尔泽和吐鲁番的古代突厥文明，分享叙利亚的、摩尼教－聂思托里安教徒的和佛教传统的全部遗产。确实，成吉思汗及其直接继承者们正是从回鹘人那里学到了使用民政管理机构，正像他们从回鹘的大臣们那里学到了语言和文字一样。后来，回鹘文几乎没有多大变化地为蒙古人提供了蒙古字字母。

大屠杀已经被忘记了，而行政机构——成吉思汗的纪律和回鹤人的行政体系（或部门）的混合物——仍在继续。在经历了早期的严重灾难之后，这一工作最终将有利于文明。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成吉思汗的同时代人对他作出了如此评价：马可·波罗说：“他的去世是一大遗憾，因为他是一个正义、明智的人。”约因维尔说：“他使人民保持了和平。”这些结论表面上看是荒谬的。由于把所有突厥－蒙古民族统一于一个唯一的帝国之中，由于在从中国到里海的范围内强行贯彻铁的纪律，成吉思汗平息了无休止的内战，为商旅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安全。阿布哈齐写道：“在成吉思汗统治下，从伊朗到图兰（突厥人的地区）之间的一切地区内是如此平静，以致一个头顶金大盘的人从日出走到日落处都不会受到任何人的一小点暴力。”他的札撒在整个蒙古和突厥斯坦建立了一块“成吉思汗和平碑”。札撒在他的时代无疑是可怕的，但是，在他的继承者们的统治时代，札撒变得温和一些，并且为14世纪的大旅行家们的成就提供了可能性。在这方面，成吉思汗是野蛮人中的亚历山大，是打开通往文明之新路的开拓者。

谢选骏指出：人说“成吉思汗是野蛮人中的亚历山大，是打开通往文明之新路的开拓者”——我看其实亚历山大也是希腊文明的野蛮人，就像秦始皇是华夏文明的野蛮人一样。和成吉思汗类似的也是时代更为接近的，则是回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如此看来，野蛮人创造的历史，似乎并不比文明人少，所以他们常说“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第六章  成吉思汗的三位直接继承者】

1．成吉思汗儿子们的封地

成吉思汗的四个儿子在他生前时每人就已经接受了一份兀鲁思（一定数量的部落）和一块“禹儿惕”，足以维持这些部落放牧的领地。随之产生了‘引主”，即一份与宫廷和奴仆们开支相应的税收，其中包括在中国、突厥斯坦和伊朗的臣属地区内定居民所上交的赋税。这里把牧民们的牧场，即突厥－蒙古大草原看成是唯一可分财产的看法是正确的说明。北京和撒麻耳干周围的农耕地区仍属于帝国领土。

成吉思汗的儿子们在他们之中瓜分地盘时从未想到要把定居民所在地区算在内，相应地，也从来没有想到过要成为至高无上的中国皇帝、突厥斯坦可汗或波斯苏丹。

要成为上述统治者的继承人的这种想法是从1260年起才开始萌发的，对成吉思汗的儿子们来说，这种想法是完全陌生的。确实，在他们心目中，对草原的瓜分绝对不会引起对成吉思汗帝国进行瓜分。这种分封将在“封地联合”之下继续保持着兄弟间的和谐。然而，正如巴托尔德所观察到的那样，由于游牧的规律，对可汗绝对权威的不重视，国家是属于整个王室，而不是属于他本人的。

成吉思汗的长子术赤在其父之前6个月去世（约1227年2月），死于威海以北的草原上。尽管成吉思汗从未以他的可疑出身公开地反对过他，但父子之间的裂痕在接近后期时已经很深了。1221年4月夺取玉龙杰赤（术赤参加了这次战争）之后，在1222年至1227年期间，术赤就隐退到图尔盖和乌拉尔斯克的封地上，再没有参加过他父亲发动的战争。这种莫名的隐退使征服者感到不安。他开始怀疑他的长子是否在阴谋反对他。术赤的死很可能避免了父子之间的一场激烈冲突。

术赤的一个儿子拔都继承了对其父封地的管辖权。在蒙古传说中，拔都被描绘成一位明智而高贵的王子（他得到“好汗”的雅号），罗斯人称他是残忍的征服者。

后来他以成吉思汗家族首领的身份，在争夺帝国王位所产生的争吵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这些争吵中，他的形象是“拥立大汗者”。同时，相对而言他的年纪较轻，他父亲的去世和对其家系合法性私下所产生的疑点都使“术赤家族”在帝国事务中仅仅起着不明显的作用。然而，按蒙古法律的核心，即长子领地是在离父亲驻地最远之处，术赤家族面向欧洲，形成了蒙古帝国的攻击翼。属于术赤家族的地区是也儿的石［额尔齐斯］河以西直到“蒙古马蹄所及之处”的草原，即谢米巴拉金斯克、阿克摩棱斯克、图尔盖、或阿克纠宾斯克、乌拉尔斯克、阿台和花刺子模（希瓦），再加上期望从钦察人手中夺取伏尔加河以西的全部征服地，这是在者别和速不台远征时就已预计了的掠夺物。

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死于1242年）受征服者之命管理札撒和负责蒙古纪律，他是一位令人敬畏的严厉法官，是成吉思汗法典的严谨执行者，他还是一位习惯于军队生活的好战士，但他有点缺乏想象力。当他的父亲任命他的弟弟窝阔台继承最高汗位时，他没有表示异议。察合台得到的封地是原喀喇契丹国［西辽］所在的草原，即从回鹘地区到西方的不花刺和撒麻耳干，因此基本上包括了伊犁河流域、伊塞克湖、楚河上游和怛逻斯河流域。他还得到了喀什噶尔和河中地区，不过应该记住，这些是定居民族的地区，在河中的不花刺、撒麻耳干等城是由大汗委派的官吏直接管理。根据长春真人的记载证实，察合台常驻地是伊犁河南岸。

成吉思汗的第三个儿子窝阔台接受的封地在巴尔喀什湖以东和东北部地区，即叶密立河［今新疆额敏河］和塔尔巴哈台，黑也儿的石河［额尔齐斯河上游］和乌伦古河流域。乌伦古河流域在原乃蛮部境附近，而窝阔台的营帐常常扎在叶密立河畔。

最后，按蒙古人的习俗，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正像他被称呼的那样，叫斡赤斤（Ochigin，或者更准确的写法Otchigin），即“关系着火和家灶的儿子”。换言之，他是构成“祖业”的土兀刺河、斡难河上游和怯绿连河上游之间地区的继承人。拖雷被描述成一心只想征服的勇士和杰出的将领（他在1232年进行的河南之战将是指挥巧妙的一仗）。然而，他是一个十足的酒鬼（他因酗酒于1232年10月过早地去世，年仅40岁），缺乏伟人所具有的洞察力。但是，他娶了一名非常聪明的女入，原克烈王室的唆鲁禾帖尼公主（她是已故王罕的侄女），她与所有的克烈部民一样是聂思托里安教徒，后来她为她的儿子们保住了帝国。

此外，成吉思汗的两个弟弟，哈撒儿和铁木哥的家族也得到了封地。哈撒儿的封地在额尔古纳河和海刺儿河附近；铁木哥的封地在蒙古东端，即今吉林省内原女真国附近。

按蒙古法律和作为“火和家灶”守护者的资格，拖雷在成吉思汗死后监国（1227一1229年），直到选举出新的大汗为止。作为摄政者，他得到了他父亲的斡耳朵，或者说扎营的宫营，它包括宫廷和1227年蒙军总数129000人中的101000人。余下的28000人分配如下：成吉思汗的其余三个儿子每人4000人，幼弟铁木哥65000人，成吉思汗的另一位弟弟哈赤温的儿子们3000人，三弟哈撒儿的儿子们1000人，母亲月伦额格家族3000人。

直到1229年春，才在怯绿连河畔召集了库里勒台，或者说蒙古诸王公的大集会，推举大汗。这次会议只是认可了成吉思汗的意愿，他曾指命他的三儿子窝阔台为他的继承人。

2．窝阔台的统治（1229－1241年）

成吉思汗挑选的继承人窝阔台是诸子中最明智者。他具有与父亲一样的判别能力和稳重，但没有继承其父亲的天才、统治热情和能力。他是一位行动笨拙、生性随和和无忧无虑的酒徒，待人非常宽厚和慷慨，他利用他的绝对权威按自己的方式饮酒取乐。蒙古帝国的事务由于有札撒便自行运转着。

窝阔台驻营于哈拉和林。他选择的地点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因为正是在鄂尔浑河上游地区，古代突厥-蒙古人的大多数帝国，从古代的匈奴到中世纪初期的东突厥，都在此建都。8世纪的回鹘可汗们在附近的哈喇巴喇哈森建他们的斡耳朵八里，成吉思汗的都城最初就是以同样的名字斡耳朵八里（宫廷之城）为人所知。几乎是在成吉思汗统治期间，至少是从1220年起，哈拉和林，或者是它附近的某地，可能已经被选为理想中的都城，但是，正是窝阔台于1235年在哈拉和林周围筑起防护墙，才使它成为新帝国的真正都城。

窝阔台对中国化契丹人耶律楚材给予了充分的信任，耶律楚材企图建立起一个与纯军事政府相对立的中国式行政管理机构。他同意回鹘学者的意见，在蒙古中书省的机构内设立中国、唐兀惕、回鹘、波斯等局（回鹘人在长时期内起着重要作用）。

蒙古人长期使用适应军事需要的传令制度，耶律楚材与他的热心的模仿者们沿着这些道路，每隔一定的距离设立粮仓。首先，耶律楚材给蒙古帝国制定了一种固定预算，以此为依据，中国人按户以银、丝和谷物交纳赋税，蒙古人交纳其马、牛、羊的10％。结果，直到当时一直只被看成是任意获取掠夺物的源泉之地的中国被征服地区，于1230年被划分为十路，每路都有由蒙古官员和中国文人组成的行政管理人员。耶律楚材还在北京和平阳办学，对年轻的蒙古封建主进行儒家教育。同时招收大批中国人进入蒙古民政机构。他对窝阔台说：“天下虽得之马上，不可以马上治。”

除了耶律楚材外，窝阔台还信任聂思托里安教徒、克烈部人镇海，成吉思汗已经给予他很大荣誉，普兰·迦儿宾把他描述为“首席秘书”即帝国丞相，伯希和写道：“在中国北方所公布的任何法令，都附有镇海的一行回鹘［畏兀儿］文字。”在军事领域内，窝阔台的统治目睹了蒙古人完成了对中国北部、波斯和南俄地区的征服。

3．蒙古灭金

蒙古人在中国又作出了新的努力。在木华黎死后，而成吉思汗又忙于西方事务之时，金朝收复了一些失地。血管中仍有力地流动着通古斯人血液的这支古代女真民族显示出惊人的活力。他们不仅继续呆在河南省，即新都开封周围，而且还收复了陕西中部的几乎整个渭水流域，包括扼守通往河南的要塞潼关。他们还夺取了山西西南角、黄河以北、与潼关相对的的河中（蒲州）要塞。金末代皇帝于甲速［金哀宗，1223－1234年在位］又燃起了新的希望。

1231年，蒙古人夺取渭水流域上的平凉、凤翔等城，由此重开蒙金之战。为进行1232年的战争，他们制定了一个大规模的计划。他们未能攻下潼关，就从其东北方和西南方向包抄它。当窝阔台率领主军和大量军需物资夺取河中城时——占有河中城，使他以后能顺流而下地渡过黄河——他的弟弟拖雷正率3万骑兵穿过西南方，形成了大包抄之势。拖雷有意穿过宋境，从渭水流域进入汉水上游流域，夺取汉中（南郑，在宋境内），继续沿四川嘉陵江流域前进，在四川洗劫了宝宁地区。然后，回军东北，过汉水中游流域（他于1232年1月横穿过该地），突然出现在河南南部南阳附近的金境内。与此同时，窝阔台在占领河中城之后率主军渡黄河，从北面入河南（1232年2月）。两军在河南中部的钩州（今禹州）汇合，在此之前几天，拖雷已经在钧州城附近打败了金军。

在这场大决战中，金人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令蒙古将士们钦佩，这方面蒙古将士们最有识别能力。金将士宁死不屈。但是，他们的形势十分险恶。在西北方，蒙军最后终于占领了潼关（1232年3月）。窝阔台已经指命他最杰出的战略家、波斯和罗斯战争中的胜利者速不台去围攻金都开封。只是在经过了长期的抵抗之后，开封城于1233年5月被陷。耶律楚材劝阻窝阔台不要毁掉该城，从此，开封成为蒙古领土的一部分。在开封城被陷之前，金哀宗已逃出城，企图在开封城外的其他地区组织抵抗。最初，他逃至归德［今河南省商丘］避难，后又逃到小城蔡州（汝宁）。当蒙古人发动最后的攻击时（1234年2－3月），他在蔡州城内自杀。宋朝企图对它的宿敌金国进行报复，借给蒙古人一些步兵帮助蒙古军夺取蔡州。

蔡州的失陷完成了蒙古帝国对金国的吞并。从此，蒙古人成了中国宋王朝的近邻。为报答宋朝在攻金的最后战斗中的援助，窝阔台允许宋朝收复今河南东南部的一些地区。宋理宗皇帝（1225－1264年在位），或者说他的朝廷，对这一报酬并不满足，他们想得到河南全境，于是竞相当愚蠢地对蒙古人发起了进攻。最初，宋军没有经过战斗就重新占领了开封和洛阳（1234年7-8月）。当然，他们很快就被蒙古人驱逐，在1235年于哈拉和林举行的库里勒台上，窝阔台决定征服宋朝。

蒙军分三路进攻宋朝。由窝阔台的次子阔端（Godan）统率的一路军进攻四川，夺取了成都（1236年10月）。由窝阔台另一个儿子阔出（Kuchu）和将军铁木台统率的第二路军于1236年3月占领湖北襄阳。第三路军由孔不花王子和察罕将军统率，从今天的汉口顺流而下，进军至长江边的黄州，但是未能在此站住脚。1239年襄阳又被宋朝收复。事实上一场长达45年（1234－1279年）之久的战争开始了。窝阔台将看到的不过是战争的早期阶段。第四路蒙军前往征服高丽。1231年12月高丽都城开城（今汉城西北）被蒙古人攻陷，蒙古人将高丽置于他们的保护之下，以72名达鲁花赤统治之。但是，第二年，由于高丽王高宗［王瞰］的命令，所有这些蒙古驻军都被屠杀。高宗于1232年7月逃到汉城西的江华小岛上避难。由窝阔台派来的新军于1236年成功的占领了高丽，或者说至少是占领了大陆地区。另一方面，高丽朝廷宣布投降（从1241年起，派使者去蒙古宫廷承认其属臣地位），但是仍在江华岛上又苟安了30年。

4．蒙古征服西波斯

当窝阔台即位时，蒙古人不得不对伊朗进行再征服。

1221年11月，成吉思汗迫使花刺子模帝国的继承人扎兰丁逃到印度避难（看第241页）。德里苏丹、突厥人伊勒特迷失欢迎这位流亡者，并把女儿嫁给了他。但是札兰丁阴谋反对他而被放逐（1223年）。

成吉思汗率蒙古大军刚回到突厥斯坦，留在他们身后的呼罗珊和阿富汗地区是一片废墟，几乎渺无人烟，至少是就城市和乡镇而言。这些地区构成了一种无人区，他们在离开之前没有在这些地区内建立任何正规形式的行政管理；而波斯中部和西部在经历了者别和速不台的袭击之后，国界线混乱。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征服，尽管它是正规部队采取的正规方式的行动，并且蒙古人还在这些地区呆了三年之久，但它只是游牧民席卷而过的旋风。

札兰丁利用蒙古人对伊朗事务表面上的冷淡，于1224年返回伊朗。他作为蒙古旋风来临前的最后一位合法权力的代表，顺利地得到了起儿漫和法尔斯的阿塔卑（或称世袭突厥长官，在起儿漫，是地区忽特鲁汗朝的建立者霍吉勃博刺克；在法尔斯是1195年－1226年的萨尔古尔朝的撒德·伊本·赞吉）承认为苏丹。札兰丁从泄刺失［设拉子］出发，继续去从他弟弟嘉泰丁手中夺取伊斯法罕和伊刺克·阿只迷，嘉泰丁已在那里建立公国（1224年）；接着他又出发去征阿哲儿拜占［阿塞拜疆］。阿哲儿拜占的阿塔卑月即别（这个强大的突厥封建家族自1136年起一直统治着该省）曾以大量的贡赋设法使该省免遭者别和速不台的入侵。随着札兰丁的到来，他更加不幸。新的入侵者迫使桃里寺［大不里土］投降，并使自己在全省内的统治得到认可（1225年）。从桃里寺，这位花刺子模王子继续前往征讨谷儿只［格鲁吉亚］。这个基督教王国曾在4年前遭到过者别和速不台的猛烈攻击，当谷儿只在乔治三世的妹妹、著名的女继承人鲁速丹皇后统治下正在艰难地从这次灾难中恢复时，札兰丁出现了。这位苏丹于1225年8月于哈儿尼打败谷儿只人。在次年的第二次攻击中，他攻陷梯弗里斯城，同年3月他破坏了该城的全部基督教教堂。1228年，他第三次返回谷儿只，在罗耳附近的闵多尔打败了城主伊万涅率领的谷儿只军队。札兰丁对高加索的这些远征巩固了他在阿哲儿拜占的势力。

现在，札兰丁发现自己已经成了整个西伊朗（起儿漫、法尔斯、伊刺克·阿只迷和阿哲儿拜占）的主人，他以伊斯法罕和桃里寺［大不里寺］为都。原花刺子模国部分地得到了恢复，只是稍微向西偏了一点。然而，这位卓越的骑士特别缺乏政治意识，凭着使他成为一个令穆斯林世界震惊的武士的胆量和勇气，花刺子模苏丹们的这位继承人在占据波斯王位时，他的行为仍像一位游侠骑士。这位伊斯兰教的斗士不是巩固他的新波斯帝国，准备对付必将返回来的蒙古人，而是与可以作为他天然盟友的西亚主要的穆斯林王公们争吵不休。1224年，他以入侵威胁报达［巴格达］的哈里发，接着在长期围攻起刺特要塞后于1230年4月2日从大马士革的阿尤布朝苏丹阿尔·阿昔刺夫手中夺取该要塞（在凡湖西北，亚美尼亚境内）。最后，他自己促成了阿尔·阿昔刺夫和小亚细亚的（科尼亚苏丹国）突厥王、塞尔柱克苏丹凯库巴德的联盟。1230年8月，两位王公在埃尔津詹［幼发拉底河上游］附近彻底击败了札兰丁。正在这个时候，蒙古人发起了新的入侵。

为了中止这个意想不到的花刺子模帝国的复辟，窝阔台派出由那颜绰儿马罕统率的3万蒙军进入波斯。1230至1231年之冬，在札兰丁还来不及集合军队之前，蒙古人以闪电般的速度经呼罗珊和刺夷抵达波斯，并直奔札兰丁的常驻地阿哲儿拜占。

消息传来，这位杰出的武士惊慌失措。他离开桃里寺，逃往阿拉斯河和库拉河河口附近的木干和阿兰草原，后又逃到迪亚巴克尔［今土耳其东部］，像其父当年一样，他始终受到蒙古轻骑兵的追赶。最后，他于1231年8月15日在迪亚巴克尔山中被库尔德族农民谋杀，不明不白地死去。

1231年至1241年的10年中，绰儿马罕一直是驻扎在波斯西北部的蒙古军首领。

他在库拉河和阿拉斯河下游的木干和阿兰平原上建立了固定的司令部，因为这片草原水草丰美，适宜于他的骑兵。也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使木干和阿兰草原从1256年起，就成为波斯的蒙古汗们喜爱的留居地之一。一百多年来，蒙古人正是在阿哲儿拜占西北的这些牧地对具有灿烂都市文明的定居的古代伊朗实施统治的。

札兰丁消失之后，绰儿马罕派蒙古小军团去伊朗－美索不达米亚边境进行抢掠。

在亚美尼亚，蒙古人屠杀比特利斯和阿尔吉斯居民。在阿哲儿拜占，他们占领蔑刺合，并以惯用的方式在城内纵情地屠杀。桃里寺城民吸取教训，他们投降了，并送给蒙古人所需的一切，为了使绰儿马罕息怒，还送了一件为大汗窝阔台织的珍贵手工织品（1233年）。在南部，迪亚巴克尔和埃尔比勒地区遭到了可怕的洗劫，伊本·艾西尔描述了大屠杀的一些场面：尼西比斯地区的一个人告诉我，当他躲藏在一间房屋里从一个小孔向外张望时，看到每当蒙古人要杀人时，就呼叫  la ilaha illaallah（嘲笑穆斯林的惯用语），屠杀结束后，他掠夺城市，掳走妇女。我看到他们在马上嬉闹、用他们的语言又唱又叫 la ilaha  illa allah。

艾西尔又叙述了另一件轶事：我所听到的事情很难使人置信，恐怖之甚使安拉深入每人心中。例如，据说，有一个鞑靼骑兵，独入一个人烟密集的村子，陆续杀其村民，竟无一人敢反抗。又听人说，有一个鞑靼人，手无兵器，而欲杀所虏之人，便命其卧地后去寻找刀，归来杀此人，此人竟不敢逃。又有人告诉我：“我曾与十七人同行。见一鞑靼骑兵至。他命令我们互相反绑两手于背后，同伴们皆服从之，我对他们说，他仅一人，应杀之而逃，同伴们答道，‘我们十分害怕’、我又鼓动他们说他将会杀死你们，让我们先把他杀死，可能安拉会拯救我们。但是，竟无一人敢杀他。于是我用小刀把他杀死，我们才安全逃脱。”

在高加索，蒙古人推毁了刚加后入侵谷儿只，迫使鲁速丹皇后从梯弗里斯城逃到库塔伊西［在今苏联格鲁吉亚境］（约1236年）。梯弗里斯纳入蒙古的保护之下，谷儿只封建主在蒙古战争中作为辅助军参战。1239年，绰儿马罕在大亚美尼亚洗劫了阿尼和卡尔斯城，两城都属于谷儿只城主伊万涅家族。

尽管淖尔马罕在谷儿只和亚美尼亚境内进行战争行动，但是，原则上他并不敌视基督教，因为在他自己的人中也有聂思托里安教徒。此外，他在1233－1241年统率军队期间，当他在阿哲儿拜占时，窝阔台派被称为列班·阿塔的叙利亚基督教徒西蒙作为处理基督教事务的专员。为保护亚美尼亚的基督教会，列班作了大量的工作。

继绰儿马罕之后那颜拜住成为波斯的蒙军（即在木干和阿兰平原上的）首领，拜住的任职期是1242年至1256年。拜住由于进攻科尼亚的塞尔柱克苏丹国，在蒙古征服中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凯库思老苏丹统治（1237－1245年）的小亚细亚的这一个大突厥王朝当时似乎正处于鼎盛时期。但是，拜住于1242年攻下额尔哲鲁木城之后，又在埃尔津詹附近的柯塞山给由苏丹亲自统率的塞尔柱克军以毁灭性的打击（1243年6月26日）。这次胜利之后，拜住占领了锡瓦斯，锡瓦斯城及时地投降，又遭到掠夺。企图抵抗的托卡特和开塞利城遭到彻底洗劫。凯库思老称臣求和。这次战争使蒙古帝国的领土扩展到东罗马帝国边境。

亚美尼亚（西里西亚）聪明的国王海屯一世（1226－1269年在位）十分明智地于1244年主动将自己置于蒙古人的宗主权下。他的继承者们也都沿袭这一政策，它使亚美尼亚人把亚洲的新君主当作反对塞尔柱克或马木路克伊斯兰社会的保卫者。

1245年，拜住占领起刺特和阿米德，由此巩固了蒙古人对库尔德斯坦的统治。接着，蒙古人把起刺特交给了伊万涅氏族的谷儿只属臣们。毛夕里［摩苏尔］的“阿塔卑”别都鲁丁卢卢是一位与海屯一样精明的政治家，也自愿承认蒙古的宗主权。

5．拔都和速不台在欧洲的战役

此时，奉窝阔台汗之命，一支由15万精兵组成的蒙古大军在欧洲开战。军队名义上是由统治着咸海草原和乌拉尔山区的拔都汗率领，在他身边会集了成吉思汗各支的代表们：拔都的兄弟斡儿答（Orda）、别儿哥（Berke）和昔班（Shayban）；窝阔台之子贵由（Guyuk）和合丹（Qada’an）；窝阔台之孙海都（Qaidu）；拖雷之子蒙哥（Mongka）；察合台之子拜答儿（Baidar）和孙子不里（Buri）。真正的领导者是征服波斯、罗斯和中国的胜利者速不台，他现在已是60岁左右的人了。

据伊斯兰史籍，战争是于1236年秋以灭保加尔人的卡马突厥国而开始。速不台攻陷并推毁了他们的都城，即保加尔人的贸易中心，该城坐落在伏尔加河附近，在伏尔加河与卡马河合流处以南（俄国史书将此事置于1237年秋）。

1237年初春，蒙古人进攻俄罗斯草原上仍处于半原始状态的异教的突厥游牧部落；穆斯林作家称他们为钦察人，匈牙利和拜占庭人称他们为库蛮人，俄国人称他们为波洛伏齐人。一些钦察人投降。正是这一因素以后将构成被该地原君主们称为钦察汗国的这一蒙古汗国的种族和地理基础，这一蒙古汗国又被称为金帐汗国，它属于术赤家族中的一支。一位名叫八赤蛮的钦察人首领在伏尔加河岸边躲藏了一阵，但最终在该河下游的一孤岛上被擒（1236－1237年冬）。蒙哥把他拦腰欣为两截。

据《史集》提供的证据，别儿哥于1238年发动的第三次战役使钦察人遭到了致命的失败。正是此时，钦察首领忽滩（在谈到1222年者别的战争时曾提到过他）率余部4千户迁往匈牙利，他们在匈牙利皈依了基督教。1239－240年冬（准确地说，是1239年12月左右），蒙古人在蒙哥的率领下，攻占了蔑怯思城，该城似乎已经成为阿兰人，或者说阿速人的都城，由此完成了对南俄罗斯草原的征服。

正是在南俄罗斯草原上进行的这两次战役之间，对罗斯诸公国的远征开始了。

这些罗斯公国的领地支离破碎，便利了蒙古人的征服。里亚赞大公尤里和罗曼兄弟二人各自守住里亚赞和科罗姆纳。里亚赞城破，尤里被杀，全城居民都遭屠杀（1237年12月21日）。罗斯王公中最强大的苏兹达里亚大公尤里二世徒劳地派援军支持科罗姆纳城守军，罗曼在城堡前战败被杀，接着科罗姆纳城被占领。莫斯科遭到洗劫（1238年2月），当时莫斯科还是一个二流城镇。尤里二世大公也未能阻止蒙古人摧毁他的苏兹达尔和弗拉基米尔城。苏兹达尔城被烧，弗拉基米尔城于1238年2月14日被攻占后，经历了恐怖的场面，战争爆发期间在教堂内避难的人们全部被屠杀。

尤里二世本人在莫洛加河支流、锡塔河畔的一次决战中战败被杀（1238年3月4日）。

其他蒙古分队洗劫了雅罗斯拉夫城和特维尔城。北方的诺夫哥罗德因沼泽地带而幸免。

在第二年年底，战事又起，这次是对付中世纪的罗斯的南部和西部地区（大部分在今乌克兰境内）。蒙古人在洗劫了切尔尼戈夫之后，夺取乞瓦［基辅］，几乎彻底摧毁乞瓦（1240年12月6日）。接着，他们蹂躏了罗斯的加利奇国，加利奇王丹尼尔逃入匈牙利境内避难。

在这些远征的过程中，蒙古王公之间产生了分歧。窝阔台之子贵由和察合台之孙不里两人不满拔都的最高地位，对他犯有不服从的罪，使窝阔台不得不把他们召回，不里甚至与拔都发生过激烈的争吵。拖雷之子蒙哥也离开了军队，但仍与拔都保持着友好关系。拔都与贵由和不里的不合，以及与蒙哥的友谊对以后的蒙古史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在拜答儿和海都统率下的部分蒙军从今天的乌克兰地区出发，开始进攻李烈儿［波兰］。1240-1241年冬，蒙古人越过了结冰的维斯杜拉河（1241年2月13日），洗劫了桑多梅日城，向克拉科夫城郊进军。于1241年3月18日在赫梅尔尼克（Chmielnik）打败李烈儿[波兰]军，向克拉科夫城进军，李烈儿王博列思老四世从克拉科夫逃往摩拉维亚。蒙古人发现克拉科夫城民弃城而逃后，纵火烧城。在波兰历史学者们称为拜塔——无疑是拜答儿——王子的统率下，蒙古人进入昔烈西亚，并在拉蒂博尔处渡过奥得河，与西里西亚的孛烈儿大公亨利交战，亨利率领着一支由孛烈儿人、日耳曼十字军与条顿骑士团组成的3万军。4月9日，联军被消灭，亨利在莱格尼察附近的瓦尔斯塔特被杀。在这次胜利后，蒙古人进入摩拉维亚，将该地夷为废墟，但是他们未能攻下奥尔米茨城，该城由施泰日格的雅罗斯拉夫守卫。这支蒙军从摩拉维亚出发，与在匈牙利活动的另一支蒙军会合。

在此期间，由拔都统率和速不台直接指挥的另一支蒙军确实分三路侵入匈牙利：昔班率一路军从北面而来，即从波兰和摩拉维亚之间攻入。在拔都统率下的二路军从加利奇而来，攻克了乌日哥罗德和穆卡切沃之间的喀尔巴阡山峡谷，并于1241年3月12日击败了负责防守该地的伯爵。在合丹率领下的第三路军从摩尔达维亚向奥拉迪亚和琼纳德进军，当时两城都被摧毁，居民以各种残酷的方式被屠杀。在4月2日至5日，蒙古的三路军队（至少是部分）在佩斯对面集合。佩斯城的匈牙利王贝拉四世匆忙集合他的军队。4月7日当他出城迎战时，蒙古军缓慢地撤退，一直退到绍约河［《元史］作淳宁河］与蒂萨河合流处。正是在合流处上游的莫希南部，速不台于4月11日赢得了他最辉煌的一次胜利。志费尼和拉施特描述了拔都在战争前夕，以成吉思汗的方式登上高地，呼唤蒙古人的最高神腾格里——长生天，祈祷了一天一夜的情况。

两军分别对阵于绍约河两岸。速不台于4月10日11日夜间率军在吉里勒斯和纳吉·者克斯之间渡河。次日早晨，他派出他的两侧翼军，从侧面包抄敌营，直达扎卡尔德。据志费尼，决定性的战斗是由拔都弟昔班领导的。匈牙利人被彻底击败，他们或者被杀，或者逃跑。

蒙古人强攻并焚烧了佩斯城，而匈牙利王贝拉逃到亚德里亚避难。居民们遭受了难言的暴行之后，接着常常是被集体屠杀。《可怜的诺基里·卡曼》是一部充满悲剧的故事集，故事内容大多相似：蒙古人鼓励逃亡的居民重返家园，答应完全赦免他们，在使他们消除疑虑之后，背信弃义地把他们全部杀死。在另外一些场合中，他们把俘虏赶到他们的前面，去强攻设防的城市。“他们躲在这些不幸人们的后面，嘲笑那些被打倒的和杀死那些退却的人”。在强迫农民为他们收割庄稼之后把他们杀死，正像在他们继续前往别处掠夺之前，在撤走时杀死被他们污辱过的当地妇女一样。整个匈牙利，直到多瑙河畔都处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只有少数抵抗的城堡除外，如格兰、斯特里戈里姆、埃斯泰尔戈姆和阿尔巴尤利亚。1241年7月蒙古军的先头部队甚至抵达维也纳附近的诺伊施塔特。拔都于1241年12月25日亲自越过了结冰的多瑙河，继续去夺取格兰。

1241年的整个夏天和秋天，蒙古人都留在匈牙利的无树平原上休整，这片平原无疑使他们想起了故乡。在1242年初，他们只是派合丹王子追击已经在克罗地亚避难的贝拉国王，没有其他活动。在蒙古军的前锋到来时，贝拉逃到达尔马提亚群岛。

合丹一直追到亚德里亚海边的斯普利特和科托尔，洗劫了科托尔城后，才返回匈牙利（1242年3月）。

与此同时，窝阔台大汗于1241年12月11日在蒙古去世。当时，因出现继承问题使蒙古人撤离了匈牙利。贵由和蒙哥已经回到蒙古，其他军队首领也急于这样做。

这无疑拯救了欧洲，使它摆脱了自阿提拉以来所面临的最大危险。蒙古人开始撤走，然而，他们并非没有对他们的俘虏灌输一种假安全感，俘虏们被告之说，他们随时可以返回家园，只是会遭到突然袭击和被砍死。1242年春，拔都缓慢地踏上了经保加利亚到黑海的道路，他从保加利亚出发，经瓦拉几亚和摩尔达维亚，于1242－1243年冬抵达他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营地。

1236年至1242年间的蒙古远征的结果是大大地扩张了术赤在伏尔加河以西的领地。按成吉思汗的遗愿，这一兀鲁思将包括也儿的石河以西、蒙古马蹄所到之处的一切地区，现在蒙古马蹄已经印在从也儿的石河到德涅斯特河下游之间的土地上，甚至到达了多瑙河河口。这一辽阔疆域成了拔都的领地，这一事实又因拔都起码是1236－1242年远征的名义上的首领而更具有合法性。从此，在历史上他是以被征服地区之名被称为“钦察汗”。

6．脱列哥那的摄政（1242－1246年）

窝阔台于1241年12月11日去世时，他的遗孀、能干的脱列哥那（Toragana）被委任摄政。这位公主的前夫是蔑儿乞部人，据说她本人也属该部，尽管她更有可能是乃蛮部人。她从1242年至1246年期间掌权。窝阔台最初想立三子阔出（Kuchu）为继承人；后来当阔出在反宋朝的战争中被杀（1236年）之后，他选择阔出的长子、年轻的失烈门（Shiramon）为继承人。但是，脱列哥那想使她的亲生儿子贵由继任为大汗，并以延长她的摄政为贵由的当选作准备。

脱列哥那摄政时期的特征是一大批深得窝阔台宠爱的辅臣被贬官，特别是已故皇帝的丞相、克烈部人聂思托里安教徒镇海和窝阔台的理财大臣、中国化契丹人耶律楚材，脱列哥那任用穆斯林奥都刺合蛮取代了耶律楚材。奥都刺合蛮答应从税收中给她增加一倍的收入。耶律楚材看到他的明智政策不被采纳，并预见到人民将承受过度的负担，不久于哈拉和林忧愤而死，享年55岁（1244年6月）。脱列哥那还罢免了另外两位大臣的官职，一个是突厥斯坦和河中的长官穆斯林麻速忽·牙刺洼赤，他暂时被革职；另一个是东波斯的长官回鹘人阔儿吉思，他被处死，斡亦刺惕部人阿儿浑·阿合取代了他。

这位摄政者的权力，尽管得到了老察合台的保护，但基础仍不稳固。她摄政后不久，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带着某种不明确的目的率军向帝国斡耳朵挺进，我们已经知道他的封地是从东蒙古一直延伸到吉林地区。贵由从欧洲返回他的叶密立［额敏］河畔的封地，使这些阴谋计划落空。最严重的是贵由的私敌。钦察汗拔都对贵由的仇恨，由于贵由在远征罗斯时不服从拔都的命令，为此贵由被召回蒙古，拔都对此一直怀恨在心。因此，他千方百计地拖延召开脱列哥那希望贵由当选为大汗的库里勒台。当大会最终召开时，他称病未出席。

7．贵由的统治（1246－1248年）

1246年春夏，在离哈拉和林不远的阔阔纳兀儿和鄂尔浑河河源一带召开了库里勒台。在此出现了巨大的帐篷城昔刺斡耳朵，即黄帐（金帐）扎营地，成吉思汗各支宗王（除拔都外）都赶到这儿聚集，随之而来的还有各省长官和巨属国王。其中职位较高的有：再次出任突厥斯坦和河中长官的麻速忽·牙刺洼赤，波斯长官阿儿浑·阿合，谷儿只的两位争夺王位的王子大卫纳林和大卫拉沙，罗斯大公雅罗斯拉夫，亚美尼亚（西里西亚）王海屯一世的兄弟森帕德将军；还有以后（1249年）成为小亚细亚苏丹的塞尔柱克人乞立赤·阿尔斯兰四世；起儿漫阿塔卑的使者们；甚至有一位来自报达哈里发的使臣。依照摄政皇后脱列哥那的意见，库里勒台选举她与窝阔台所生的儿子贵由王子为大汗，贵由于1246年8月24日即位。新的大汗是在帝国应该由窝阔台家族世袭继承的条件下才接受权力的。接着，“全体宗王们脱帽，解开宽腰带，把贵由扶上金王位，以汗号称呼他，到会者对新君九拜表示归顺，在帐外的藩王及外国使臣等也同时跪拜称贺。”

1246年召开的库里勒台是从天主教方济各会会士、普兰·迦儿宾的报导中知道的。他是教皇英诺森四世派往蒙古的信使，教皇在信中恳求他们不要再攻击其他民族，希望他们皈依基督教。迦儿宾于1245年4月16日从里昂出发，途经德国、波兰和罗斯（他于1246年2月3日离开基辅）。1246年4月4日，他在伏尔加河下游受到钦察汗拔都的接见。拔都派他去蒙古见大汗，他经巴尔喀什湖南、原喀喇契丹国境——通常的路线是经讹答刺、伊犁河下游、叶密立河——过原乃蛮境而至。1246年7月22日，迦儿宾抵达帐殿（昔刺斡耳朵），即离哈拉和林只有半天路程的地方，库里勒台正在此召开。他目睹了贵由的当选，并留下了对贵由的生动描述：“在他当选时，约有四十，最多四十五岁。他是中等身材，非常聪明．极为精明，举止极为严肃庄重。从来没有看见他放声大笑，或者是寻欢作乐。”就宗教信仰而言，贵由信奉聂思托里安教，迦儿宾目睹了在贵由帐前举行的聂思托里安教教徒们的庆祝集会。他的丞相、家庭教师合答黑和他的丞相、克烈部人镇海都是聂思托里安教教徒。他的另一位辅臣是“叙利亚人列班”，即列班·阿塔（汉名列边阿塔），“他负责有关聂思托里安教的宗教事务。”正是在镇海和合答黑的斡旋之下，迦儿宾向大汗陈述了他访问蒙古宫廷的目的。然而贵由致罗马教皇的回信——最近，伯希和在梵蒂冈档案馆中发现——几乎不提倡基督教。信中，蒙古君主以一种威胁性的口吻邀请教皇和基督教诸王公，在企图宣传基督教福音之前，到他的驻地来向他表示效忠。贵由宣称他的权力受到神权的保护，他是以诸神和各地主宰的最高代表长生天的名义在说话（长生天，突厥语是  Mangu Tangri，蒙古语是MongkaTangri）。

迦儿宾得到贵由的回信后，于11月13日离开帐篷城音刺斡耳朵，踏上归途，他经伏尔加河下游和拔都驻地返回，他是于1247年9月5日到达拔都驻地的。从这儿他又经基辅返回西方。

亚美尼亚大将军森帕德这次是作为其兄亚美尼亚王海屯一世的使臣来见贵由（森帕德的旅行从1247年一直持续到1250年），他似乎比迦尔宾更加懂得通过与蒙古的联盟使基督教世界获得好处。贵由汗亲切地会见了他，赐予他一份证书，保证了海屯王得到他的保护和友谊。森帕德于归途中曾写信给他的妹夫塞浦路斯国王亨利一世，该信仍保留至今，信中注明日期是1248年2月7日，发自撒麻耳干，他在信中强调了聂思托里安教徒在蒙古帝国和蒙古宫廷中的重要性。他写道：“东方基督教徒已经把他们自己置于大汗的保护之下，大汗以极大的敬意接见了他们，并使他们获得免税权和公开禁止任何人干扰他们。”

贵由给迦儿宾产生的庄重的印象还可以从拉施特的记载中得到证实。他能干、专横、非常小心地提防他的权力不受别人的侵犯，他认为在宽厚的父亲统治时期和他母亲摄政期间，国家的肌腱已经松弛，他决定把大汗与宗王之间的权力关系恢复到成吉思汗统治时期的状况。他对图谋攻击摄政皇后的叔祖父铁木哥斡赤斤的某些可疑态度进行了调查，并惩罚了他的随从。伊犁河流域的察合台汗在1242年去世时选他的孙子哈刺旭烈兀（木阿秃干之子，木阿秃干于1221年围攻范延时去世）为他的继承人。贵由以君主身分干涉察合台兀鲁思事务，以他的好友察合台的幼子、也速蒙哥取代了这位年轻人（1247年）。他派亲信野里知吉带［晏只吉带］到波斯，从1247年－1251年间，野里知吉带的职位与木干草原上的蒙军统帅拜住将军平级，或者级别还要高些。在远东，管理着被征服的中国行省的财政大臣奥都刺合蛮因贪污被处死，以马合谋·牙刺连赤取代之。信奉聂思托里安教的克烈人镇海重新被任命为帝国丞相，当迦儿宾见到他时，他正任其职。在他的纳贡民族中，贵由把谷儿只分给了两位对立的争夺王位者，大卫沙拉得到卡特利亚，女王鲁速丹之子大卫纳林只保有埃麦利蒂亚。在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克苏丹国（科尼亚），贵由把王位给了乞立赤·阿尔斯兰四世，而没有给予直到当时一直在位的、乞立赤之兄凯卡兀思二世。

在贵由决定取消成吉思汗其余各支已开始享有的、并不断扩大的自主权时，他与长支，即赤术家族之首拔都发生了冲突。1248年初，他们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以致双方都在开始备战。贵由在巡视他的叶密立世袭领地的借口下，离开哈拉和林西进。与此同时，拔都已经得到拖雷家族的指挥人物、唆鲁禾帖尼公主的秘报，也向谢米列契耶进军。他一直抵达离海押立（今卡帕尔城附近）不到7天路程的阿拉喀马克。巴托尔德解释说他到达了位于伊塞克湖和伊犁河之间的阿拉套。这次冲突似乎是不可避免了，直到贵由由于长期的酗酒暴食衰竭而死，他死于距别失八里一天路程的途中。巴托尔德认为他可能死于乌伦古河地区；伯希和说是在别失八里（今济木萨）东北部。中国史书把贵由去世的时间定在1248年3月27至4月24日之间。当时他仅43岁。

贵由的去世很可能使欧洲免遭一次可怕的灾难。贵由梦想的不只是打败钦察汗——根据迦儿宾的记载——而且要征服基督教世界。无论如何，他似乎已经把注意力专注于欧洲。然而，拖雷家族宗王们的继位——先是蒙哥，然后主要是忽必烈——将把蒙古人的主要努力引向远东。

8．斡兀立·海迷失的摄政

贵由一死，其遗孀斡兀立·海迷失（Oghul Qaimish）正式宣布摄政。多桑认为斡兀立·海迷失出身于斡亦刺惕部，尽管伯希和对此已作纠正，认为她属蔑儿乞部。

1250年，在塔尔巴哈台的叶密克和霍博地区，或者说，在窝阔台家族的世袭领地上，她接见了来自法兰西路易九世的使者、天主教多米尼克修会的三位教士：安德烈·德·朗朱米和他的兄弟盖依，以及让·德·卡尔卡松。他们经波斯（桃里寺）和沿怛逻斯河而来。她把他们转呈的、法王送给她的礼物作为贡物接收，并要求法王应该更明确地表示臣服于她。使者们最早是于1251年4月才在凯撒里亚见到路易王。

斡兀立·海迷失很想把王位传给窝阔台系的一位王子，要么是贵由的侄儿失烈门，或者最好是传给她与贵由所生的忽察（Qucha，当时还很年幼）。但是，作为成吉思汗家族之首的拔都在这些事情上起了主导作用，他决定排除窝阔台系。更准确地说，他与拖雷的遗孀唆鲁禾帖尼（或名莎儿合黑塔尼）联合起来，唆鲁禾帖尼是克烈部人（王罕脱斡邻勒的侄女），因此也是一位聂思托里安教徒，她不但精明，还很明智。早些时候，当贵由对许多成吉思汗宗王们有损于国家的、滥用权利的罪行进行严肃调查时，已经证实了由于她的缘故，拖雷家族的行为自始至终被认为是无可指责的。现在，在她看来，她家族的转机来到了。她可以说服拔都提名她与拖雷所生的长子蒙哥为大汗。因此，大约于1250年在伊塞克湖以北、拔都的阿拉喀马克营地，为此目的召开了库里勒台，会上，拔都推举和强加于大会的人选正是蒙哥。

然而，投票赞成蒙哥的只有术赤和拖雷家族的代表。正如巴托尔德所指出的那样，窝阔台和察合台家族的代表们或者是未出席这次集会，或者是在选举前就离开了阿拉喀马克。当他们得知蒙哥的提名后，他们拒绝承认这次选举，理由是这次集会是在远离成吉思汗的圣地的地方召开的，无论如何，参加的人数很不充分。因此，拔都决定在斡难河，或者怯绿连河畔的原蒙古圣地上再召集一次有更多的人出席的库里勒台。他邀请窝阔台和察合台家族的成员们参加，当然，他的邀请遭到了拒绝。

不顾他们的反对，拔都委托他的弟弟别儿哥在怯绿连河畔的阔帖兀阿兰重新召集了一次库里勒台。别儿哥不顾窝阔台家族的抗议（该家族的成员们拒绝承认他们从王位上被排挤掉），也不顾支持该家族的察合台兀鲁思首领也速蒙哥的抗议，宣布蒙哥为大汗（据志费尼记是1251年7月1日）。于是，帝国的统治权最终从窝阔台家族转归拖雷家族。

这次政变相对而言是轻易地获得了成功，其原因由以下事实可以说明：蒙哥是强者的典型，与他相比，正统的窝阔台诸王们既年幼又不受尊重。此外，拔都作为成吉思汗家族的长者和长支之首，在王位空缺期间居于一种行使独裁权利的地位。

然而，窝阔台家族被赶下王位和拖雷家族获胜是对正统性的侵犯，主要受害者不可能不进行任何反抗就接受它。被罢黜的窝阔台宗王们（其中最突出的是失烈门）在库里勒台快结束时到达，好像是来对新选出的大汗表示效忠，而实际上似乎是想袭击并推翻新汗。但他们的计划被发觉。他们的卫队被缴械，他们的顾问被处死，其中包括合答黑和镇海。他们自己也被拘捕。

蒙哥严厉地惩罚了这些不幸的堂兄弟们。前摄政皇后斡兀立·海迷失被剥去衣服受审，然后被缝入一口袋，投入水中淹死（1252年5－7月）。蒙哥十分憎恨她（他告诉卢布鲁克说，“她比一条母狗更卑贱”）。蒙哥的弟弟忽必烈把失烈门带往驻扎在中国的蒙军中而暂时救了他，但是，后来他未能阻止蒙哥把这个可怜的年轻人投入水中淹死。贵由年幼的儿子忽察被放逐到哈拉和林以西的地区。合丹像海都一样，主动投降，得到赦免（很可能有一位与合丹同名的人行使了蒙哥对贵由安置在波斯的高级大臣野里知吉带的报复）。因此，合丹和海都仍保有叶密立兀鲁思。

后来海都举起窝阔台正统性的旗帜，给蒙哥的继承者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最后，蒙哥处死了察合台兀鲁思的首领也速蒙哥，他曾站在反对蒙哥的一边，蒙哥以察合台家族的另一个王子、哈刺旭烈兀取代了他。以后又以哈刺旭烈兀的遗孀、兀鲁忽乃公主继位（1252年）。察合台的另一个孙子不里被交给拔都，拔都处死了他，因为他在欧洲战争时犯下了反对拔都的罪行。

9．蒙哥的统治（1251－1259年）

蒙哥即位时43岁，他是继成吉思汗之后最杰出的蒙古大汗。蒙哥沉默寡言、不好侈靡和狂饮暴食，唯一的乐趣是打猎。他使札撒和祖辈的戒律恢复其原来的严厉性。他是一位能干的领袖和严厉而公正的管理者（他支付了他的前辈们签字而未付款的大量票据），他是一位头脑冷静、有理智的政治家，是一名优秀的战士。因此，他完全恢复了成吉思汗建立起来的强有力的机器。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没有放弃他的种族特征（他的继承者忽必烈也是如此），他加强了行政管理机构，把蒙古帝国建设成为一个正规的大国。在他统治初期，他对拔都的感恩（实际是拔都使他当上了皇帝）如果不是在法律上，那么也是在事实上导致了一种权力的分裂，正如巴托尔德所指出的，实际上拔都由于这种权力在巴尔喀什湖以西地区内实行独立统治。

但拔都的去世（最迟于1255年）又一次使蒙哥成为蒙古世界的唯一强大的君主。各个兀鲁思，或者说成吉思汗诸封地上的首领们认为他们有权享受免税权，或者是与中央政权的代理人一起分享国家的税收。蒙哥禁止了这些做法。显然，如果他活得更长久些，或者如果他的继承者继续执行他的政策的话，那么，蒙古帝国就不会分裂为中国、突厥斯坦、波斯、俄罗斯这四个汗国，而将继续是一个比较统一的国家。

蒙哥是由信仰聂思托里安教的母亲、克烈部公主唆鲁禾帖尼抚养大的，他倾向聂思托里安教信仰。他挑选了克烈部人、聂思托里安教徒孛鲁合为丞相。但是，他也倾向于佛教和道教。1251－1252年间，他任命一位道教首领和佛教国师作他的贴身随从，前者是李志常道士，后者是“来自西土的”那摩喇嘛。最初，李志常最得蒙哥恩宠。1255年，蒙哥出席了在和林举行的、佛教僧侣那摩和一些道士们展开的辩论会。1256年，在哈拉和林他的宫中举行了一次佛教会议。他对卢布鲁克说：“一切宗教犹如手的五指。”但对佛教徒他说：“佛门如掌，余皆如指。”确实，在保持道士与佛教徒之间的平衡之后，蒙哥最终好像稍微倾向于支持佛教徒，特别是在1255年辩论会之后，会上道士们被指控传布伪经，歪曲佛教起源。总的说来，蒙古统治者利用各种宗教为其政治目的服务。正是为了这一目的，他把海云和尚作为佛教徒的首领派到佛教徒中，把同样献身于蒙古利益的人派到道士中去。

10．卢布鲁克的旅行

在蒙哥统治期间，法兰西路易九世（圣·路易）派方济各会会士卢布鲁克村（在卡塞尔附近）的威廉访问蒙古人。卢布鲁克于1253年5月7日离开君士坦丁堡，过黑海后前往克里米亚的意大利商人区，于5月21日在苏达克城登陆。一穿过克里米亚进入俄罗斯草原（即饮察汗国），卢布鲁克就感到他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游牧民的世界。由于对原钦察突厥人进行全面的大屠杀，这片俄罗斯草原成了一个更加荒凉的世界。一片不毛之地，在它的地平线上，蒙古巡逻骑兵将会突然出现。“当我发现自己在鞑靼人之中时，我真感到我好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纪和另一个世界。”卢布鲁克对游牧民的描述仍是一篇名作：“鞑靼人没有固定的住处，从多瑙河延伸到远东的整个斯基泰人的地区在他们之中被瓜分了；每个酋长，按他管辖人数的多少，就知道他牧场的界线以及春夏与秋冬游牧的地方。冬季来临时，他们要去到南方温暖的地区，而夏季他们又往北迁。”卢布鲁克接着描述了蒙古人架在车上的毡帐，常常聚集成流动村子。至于蒙古人本身，没有人能比这位方济各会会士的描述更加生动了。“男人们在头顶剃光一小方块，剩下的头发辫成辫子，从两边下垂至耳部。”

冬天，他们用毛皮裹住身体，夏天穿着来自中国的丝绸。最后，他提到了他们饮大量的乳酒——发酵的马奶——和葡萄酒。

7月31日，卢布鲁克到达拔都之子撒里答的营帐，它在距伏尔加河不到3天路程的地方。撒里答是一个聂思托里安教徒，尽管卢布鲁克还没有明白这一点，但是，他还是被一位名叫科亚特的聂思托里安教的基督教徒引见给撒里答，科亚特是宫中的一位重要人物。卢布鲁克在宫中发现了一位圣殿骑士，尽管这可能是不真实的，但是，撒里答对欧洲事务相当熟悉。卢布鲁克告诉撒里答说皇帝是基督教世界最强大的君主，撒里答回答说现在霸权已经移到路易王手中。卢布鲁克离开撒里答营帐后，过伏尔加河，在位于该河东岸的拔都的斡耳朵内受到拔都接见。“拔都坐在一金色的高椅上，或者说坐在像床一样大小的王位上，须上三级才能登上宝座，他的一个妻子坐在他旁边。其余的人坐他的右边和这位妻子的左边。”这次是拔都派卢布鲁克去蒙哥大汗的宫廷。卢布鲁克过扎牙黑河，或称乌拉尔河，踏上了亚洲草原，即“像海一样辽阔的荒野上”。他沿楚河继续前进，从离怛逻斯不到6天路程的地方过河。后渡伊犁河，沿伊犁河北岸，经过额忽兀斯城，该城居住着说波斯语的塔吉克人，据巴托尔德独创性的推测，这些塔吉克人可能被认定为喀什噶尔的埃基－乌古思人。接着卢布鲁克经过了海押立（今卡帕尔城附近），那儿有一个活跃的聂思托里安教中心，同样也有一个畏兀儿佛教中心，在佛教徒中间，他听到反复念Ommani  padme hum。卢布鲁克记道，正是从畏兀儿人那里“鞑靼人（蒙古人）有了他们的文字和字母，蒙哥汗给路易九世陛下的信就是用畏兀儿字书写的蒙古语。”

1253年11月30日，卢布鲁克离开海押立，绕过巴尔喀什湖东端后，过叶密立（额敏）河，或者说经过塔尔巴哈台地区，即地处阿尔泰山南部山脚之中、原乃蛮境边缘的窝阔台家族的封地。最后，他到达蒙哥的斡耳朵，蒙哥于1254年1月4日正式接见了他。“我们被领入帐殿，当挂在门前的毛毡卷起时，我们走进去，唱起赞美诗。整个帐幕的内壁全都以金布覆盖着。在帐幕中央，有一个小炉，里面用树枝、苦艾草的根和牛粪生着火。大汗坐在一张小床上，穿着一件皮袍，皮袍像海豹皮一样有光泽。他中等身材，约莫45岁，鼻子扁平。大汗吩咐给我们一些米酒，像白葡萄酒一样清澈甜润。然后，他又命拿来许多种猎鹰，把它们放在他的拳头上，观赏了好一会。此后他吩咐我们说话。他有一位聂思托里安教徒作为他的译员。”

在蒙哥的斡耳朵里，卢布鲁克惊奇地见到了一位来自洛林的、名叫帕库特的妇女，她是从匈牙利被带到这里，给这位宗王的一个聂思托里安教徒妃子当侍女的，她本人与在这里当木匠的一位罗斯人结了婚。卢布鲁克在和林宫中还见到了一位名叫纪尧姆·布歇的巴黎金匠，“他的兄弟在巴黎的大蓬特。”金匠先后受雇于拖雷的遗孀唆鲁禾帖尼和也同情基督教的蒙哥幼弟阿里不哥。卢布鲁克发现，在盛大的宫廷宴会时，聂思托里安教教士们穿着法衣，首先入席，为大汗的酒杯祝福，接着才是穆斯林教士和“异教”僧侣们，即佛教徒和道士。有时，蒙哥亲自陪同信仰聂思托里安教的妻子到教堂做礼拜。“蒙哥本人来了，为他带来了一张涂金的床，面对祭坛，他和妻子坐在上面。”

卢布鲁克随朝廷人员前往哈拉和林。他们于1254年4月5日抵达和林。纪尧姆·布歇作为宫廷金匠受到优待，“他很高兴地接待了卢布鲁克，他的妻子是撒刺逊人的女儿，生于匈牙利。她说一口流利的法语和库蛮语。在那里，我们还发现了一位名叫巴西尔的英国人，很可能生于匈牙利，他也说法语和库蛮语。”、

在1254年复活节，卢布鲁克获准参加在和林的聂思托里安教堂内举行的群众庆祝会。教堂里有“绍尧姆金匠仿照法国式雕刻成的圣母玛利亚肖像”。除聂思托里安教教堂外，和林城还有两个清真寺和12座塔，或者说是其他偶像崇拜者的寺庙。

卢布鲁克在做礼拜时有机会见到了阿里不哥，他是帝国王子中最倾向于基督教的宗王之一，“他伸出手来，以主教的方式向我们划了十字的记号”。有一次，在卢布鲁克面前发生了穆斯林和基督教教徒的争辩，阿里不哥公开站在基督教徒一边。

1254年5月30日，即圣灵降临节前夕，卢布鲁克在和林举行了一次公开的宗教辩论大会，蒙哥汗派三名裁判出席大会。会上，蒙哥坚持一神教，站在穆斯林学者们一边反对佛教哲学家。

卢布鲁克于1254年8月18日带着蒙哥给路易九世的回信离开哈拉和林，信中写道：“这是长生天的命令。天上只有一个上帝，地上只有一个君主，即天子成吉思汗。”

蒙哥以长生天以及它在地上的代表“汗”的名义命令法兰西王承认是他的封臣。卢布鲁克带着信，花了两个月零6天的时间从哈拉和林来到伏尔加河。他走的路与前往蒙古朝觐大汗的亚美尼亚王海屯一世所走的路相交。卢布鲁克于9月抵达拔都的斡耳朵，当时拔都好像已经住在他的新驻地萨莱。卢布鲁克从萨莱出发经阿兰国境和打耳班关隘，来到木干草原，在此他受到波斯的蒙军统帅那颜拜住的接见，而卢布鲁克的译员去桃里寺（大不里士）访问波斯民政官阿尔浑阿合。接着，他经纳希切万（他在此过了圣诞节）、埃尔津詹、开塞利和塞尔柱克苏丹国的科尼亚，到达小亚美尼亚（西里西亚），在拉齐卡乘船前往塞浦路斯国。

亚美尼亚王（即亚美尼亚化的西里西亚）海屯一世（卢布鲁克在旅途中曾从他的旁边走过。）表明了他是一位更好的外交家。卢布鲁克是在害怕引起蒙古干涉的恐惧中度日，而精明的亚美尼亚王所做的一切是得到蒙古的干预，以巩固基督教世界反对伊斯兰教。抱此目的，他先到卡尔斯城，驻波斯的蒙军统帅拜住当时在此扎营（1253年）。从卡尔斯城出发，过打耳班，他来到了伏尔加河下游河畔拔都的帐中，接着又到了和林附近蒙哥的斡耳朵。1254年9月13日，蒙哥“在他全盛的显赫中登上王位”，正式接见了海顿。

蒙哥给予这位忠实的藩王热烈的欢迎，并交给他一份札儿里黑，即授权保护他的国家的诏书，基拉罗斯的亚美尼亚编年史上说：“诏书上盖有蒙哥的御玺，不许人欺凌他及他的国家。还给他一纸敕令，允许各地教堂拥有自治权。”另一位亚美尼亚历史学家海顿和尚在他的《海顿行纪》中补充陈述道，蒙哥给他的拜访者保证：在他的弟弟旭烈兀汗统帅下的蒙古大军将进攻报达［巴格达］，灭他们“不共戴天的敌人”哈里发王朝；把圣地归还给基督教徒。这一许诺至少是部分地将得以实现。

海顿满怀信心地于11月1日离开蒙古宫廷，经通常所走的路线——别失八里（济木萨）、阿力麻里（固尔扎附近）、阿姆河和波斯——于1255年7月回到西里西亚。

11．蒙哥征宋

蒙哥给自窝阔台去世后几乎停止了的蒙古征服战争注入了新的活力。首先，在1253年干斡难河源处召开的库里勒台上，蒙哥决定他的弟弟旭烈兀去征服报达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哈里发王朝，以此完成对波斯的征服，然后继续去征服叙利亚。其次，蒙哥本人与他的另一个弟弟忽必烈重新开始对中国宋朝的攻势。

尽管杭州朝廷软弱，大臣们的无能和宋朝君主们的虚弱，但是，中国人以意想不到的抵抗来对付入侵的蒙古人。一位勇猛的中国将军孟珙（死于1246年）于1239年从蒙古人手中夺取了控制着汉水中游地区的襄阳重镇，并为争夺四川中部而与蒙古人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四川省的成都虽两次遭到洗劫，但是，直到1241年才长期地落入了蒙古人之手。

在人口众多的中国南方，河流山脉纵横交错，都市地区人口密集，唯一可能进行的战争是围攻战，在围攻战中，来自草原的牧民们发现他们有些不知所措。在成吉思汗后裔们之前，其它突厥－蒙古游牧民已经取得过征服中国北部的胜利，他们是4世纪的匈奴人和鲜卑人，5世纪的拓跋人，10世纪的契丹人和12世纪的金人。但是，在他们企图征服中国南方时，从拓跋人到金人，全都失败了。要在中国南方取得胜利，必须进行中国式战争，即有大批中国步兵团和由中国人和穆斯林工匠们操作的、由围城器械构成的一整套“火炮”设备。

蒙哥把他的全部注意力都放在中国事务上，以便把直到当时还有些分散的蒙军行动协调起来。蒙哥要他的弟弟忽必烈负责这一任务，忽必烈对此事更加忧虑，由于他个人受到中国文化的吸引，好像他已经下决心要在这一地区碰碰运气。1251年，蒙哥委托他统治已征服的中国地区，然后又把河南给他作为封地，这是一个远远超过今天河南省的行政地段，因为它包括了黄河旧河道与长江之间的全部地区，向西直达东经110度。此外，蒙哥还封给他今甘肃省内渭水上游的关中即陇西之地。为履行他的义务，他任用中国学者姚枢为谋士，姚枢在忽必烈年轻时曾教给他一些中国丈学的基础知识。在河南，他向农民发放种子和工具，甚至士兵也解甲归田，由此努力恢复被战争破坏了的农业。

在长江下游对宋朝发起正面进攻之前，忽必烈遵照蒙哥的命令侧击敌人。大约1252年10月，忽必烈与大将军速不台之子兀良哈台一起离开了陕西，经四川而进入云南。云南当时尚不属于中国，它自8世纪起就形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即南诏，或名大理，它是由罗罗人或名傣人居住的非中国人的国家，由于处在地势复杂的山区，南诏总是能够保持完整的独立。忽必烈攻占其都城大理和善阐（云南府，也许是平定乡），被中国人称为段兴智的大理王在善阐避难（1253年）。忽必烈允许大理王作为“摩诃罗嵯”继续保留王位，但在他身旁安置了一位投降蒙古的中国人刘时中为蒙古行政官。尽管旧王朝保留了下来，但是整个云南被分割为若干蒙古军事管辖区。接着，兀良哈台攻吐蕃，迫使他们——至少是与云南邻近的那些吐蕃人——承认了蒙古宗主权。

1257年年底，兀良哈台攻安南国（都城河内）。兀良哈台从云南南下到东京平原，掠夺河内城（1257年12月），其后，安南王陈太宗感到承认自己是蒙古人的属臣是明智的（1258年3月）。

1258年9月，在蒙古举行的库里勒台上，蒙哥决定要亲自领导征宋战争。10月，他率蒙古主军从陕西到四川，大约在1258年左右夺取保宁，尽管他全力以赴，但是，他未能夺取合州（今合川），由于合州地处嘉陵江及其两条支流的合流处，因此是战略要地。在围合州时，蒙哥染上痢疾，于1259年8月11日在该城附近病故。

蒙哥死时，其弟忽必烈正率领另一支蒙军从河北南下，围攻长江中游湖北省汉口对岸的鄂州（今武昌）。同时，兀良哈台（他已于1257年底从东京平原回到云南）离开云南，前往广西，他在广西攻桂林，接着又到湖南攻长沙。这样，当蒙哥去世时，宋朝已是北、西、南三面同时被围．蒙哥的去世使它获得了短时的喘息。忽必烈确实希望腾出手来争夺成吉思汗国的继承权，他急忙与宋臣贾似道和谈，或签订停战协议——以长江作两个帝国的共同边界线，忽必烈率军返回河北。

谢选骏指出：把蒙古人和阿拉伯人做一个对比是有趣的——蒙古人缺乏宗教纽带，不讲伦理道德，所以喜欢同室操戈、兄弟阋墙——他们的内乱大大削弱了他们对外扩张的势头。相比之下，阿拉伯人的内乱较少，扩张的成果也更巩固。但是同样的事，阿巴斯王朝取代倭马亚王朝的革命，同样瓦解了对外扩张的力量——情形非常类似中共与苏联的分裂造成了共产主义阵营的崩溃。苏联对外输出革命，终于自食恶果了——如果苏联不把魔掌伸入中国，也许还可多活几年。

【第七章  忽必烈与元朝】

1．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位

蒙哥遗留下三个弟弟：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旭烈兀自1256年成为波斯汗后，由于远离蒙古，而没有要求继承大汗位。剩下的只有忽必烈和阿里不哥。阿里不哥作为幼子，已经成为蒙古本土上的统治者，并在蒙古都城哈拉和林扎营。作为蒙古地区的统治者，他准备在蒙古召开库里勒台，以确保他被举为大汗。而忽必烈抢在他之前行动。他率军从武昌北上，在中蒙边界的上都府（位于今察哈尔和热河之间的多伦诺尔附近）建大本营，早些时候，他只是在这儿建起了他的夏季驻地。

1260年6月4日，他在此被他的党羽，即他的军队，拥立为大汗。当时他44岁。

按成吉思汗的法律，这次仓卒的选举是非正式的。按传统，库里勒台应该在蒙古召开，会前应召集成吉思汗的四个兀鲁思的代表们出席。阿里不哥在蒙哥的丞相、克烈部聂思托里安教徒学鲁合的怂恿下，现在也毫不踌躇地在和林悟取大汗称号。

在中国，控制着陕西和四川的蒙军将领们倾向于阿里不哥一边，但忽必烈不久就把这两个省的军队争取到他一边。忽必烈的副将们在甘州东部（甘肃境内）打败了阿里不哥军，这次胜利巩固了忽必烈在对蒙古统治下的中国的所有权。忽必烈把他的优势向蒙古推进，他于1260年年底，在哈拉和林以南的翁金河畔度冬；而阿里不哥朝叶尼塞河上游撤退。接着忽必烈错误地设想战争已经结束，在和林留一支普通军队后，回到中国。1261年年底，阿里不哥卷土重来，驱逐了这支驻军，并进军迎战忽必烈。在戈壁边境上打了两仗。第一仗忽必烈获胜，然而；他再次错误地没有追击阿里不哥，10天后打了第二仗，尽管战斗十分激烈，但却没有决定性的胜负。

站在阿里不哥一边的有窝阔台家族的首领、塔尔巴哈台的叶密立地区的统治者海都和察合台宗王阿鲁忽（Alghll或AlllghLI），阿里不哥曾帮助阿鲁忽从其堂兄妻、兀鲁忽乃手中夺得察合台兀鲁思。由于这一支持，阿里不哥的势力与忽必烈的势力相匹敌，直到将近1262年年底，阿鲁忽背弃阿里不哥投靠忽必烈（看下文，第331页）。这一出人意料的背叛改变了形势。当忽必烈赶走了阿里不哥的人，重新占领和林时，阿里不哥被迫在伊犁河流域与阿鲁忽作战。阿里不哥被两军拑住，最后于1264年投降忽必烈。忽必烈宽恕了他，但是，处死了他的一些主要支持者，包括聂思托里安教丞相孛鲁合。为谨慎起见，他把阿里不哥作为重要俘虏囚禁起来，直到1266年阿里不哥去世。

2．征服南宋

家族内部的纠纷结束之后，忽必烈从容地恢复了他征讨宋朝的计划。宋度宗（1265－1274年在位）依靠奸臣贾似道，而贾似道的统治使杰出将领们的努力都成了泡影。度宗死后，贾似道扶持四岁幼孩恭帝（1275－1276年在位）即位，在恭帝的名义下操纵朝政。在攻打南宋的战争中，忽必烈幸运地得到两位杰出将领：伯颜和阿术（阿术是速不台之孙、兀良哈台之子），还得到回鹘人阿里海牙的支持。1268年，阿术着手围攻襄阳和樊城这两个控制着湖北境内汉水下游流域的城市。这一著名的围攻战持续了5年（1268—1273年），充满着许多英勇抵抗的事迹，如两名英勇的中国将领张贵和张顺，受命由水路增援襄阳，在执行任务中壮烈牺牲（1271年）。

襄阳守将吕文焕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后来（1272年），阿里海牙从美索不达米亚带来了两位著名的穆斯林工程师：毛夕里的阿拉丁和希拉的伊斯迈尔，用他们带来的攻城武器终于粉碎了被围困的居民们的抵抗。樊城于1273年2月被攻占，吕文焕被宫廷阴谋弄得心烦意乱，于同年3月以襄阳城投降蒙古人。

现在，蒙古人在控制着汉水下游，伯颜和阿术沿长江而下于1275年成功地征服湖北东部要地（汉阳、武昌、黄州），安徽要地（安庆、池州、芜湖、太平和宁国）和江苏要地（南京、镇江）。

接着，伯颜入侵浙江，占常州，抵达宋都、大城市杭州。摄政皇后于1276年1－2月惊恐地把杭州让给了蒙古人。1276年2月25日，伯颜把小皇帝带到忽必烈面前，忽必烈待他很好。由此可以判断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蒙古人所取得的进步；斡难河畔的半原始人经过了两代之后已经上升到具有悠久文明的民族的水平上。

南方仍有待蒙古人去征服，那儿的中国人坚持顽强抵抗。阿里海牙攻占湖南的重要城市长沙和广西的桂林（1276年）。当时忽必烈被迫在蒙古与反叛他的同族人作战，这一战争使南宋主战派将领们得到短暂的喘息，他们企图在福建和广东沿海重建政权。但是，蒙古人在速客秃将军的率领下重返中国，依次占领福建省（福州和泉州，  1277年）和广东省的港口（1277年占广州，1278年占潮州）。中国的最后一批“爱国者”在英勇的张世杰的率领下，带着新立的9岁的宋朝小王子宋帝丙，在海上的船中避难。1279年4月3日，在广州西南屋山附近受蒙古水军攻击，船毁（或者是被占领，或者是被击溃）小宋帝丙溺水而死。

包括南方在内的中国全境第一次落入突厥－蒙古族征服者手中。这是5世纪的拓跋氏突厥人和12世纪的女真氏通古斯人都没有实现的事业，忽必烈最终完成了。正是他实现了10个世纪以来“所有居毡帐”民，即世世代代的游牧民们，所抱有的蒙眬梦想。草原上漫游的牧民们，即“灰狼和红色雌鹿的所有子孙们”，随着忽必烈一起，最终成了中国——整个亚洲定居农民中人口最稠密的地区——的主人。然而，征服是缓慢的，足以抵销它所产生的坏影响。确实，尽管这位游牧民的后代忽必烈可能征服了中国，然而，他本人已经被中国文明所征服。因此，他能够认识到其政策的始终如一的目标：成为真正的“天子”，使蒙古帝国成为中国帝国。实现这一目标的路敞开了。宋朝一灭亡，他就成了具有15个世纪悠久历史的帝国的合法君主。

他的王朝，取名为元朝（1280－1368年），只希望追随以往的22个中国王朝的步伐。

中国化的明显标志是：“忽必烈从阿里不哥手中夺回和林后，从来没有到那儿去住过。1256－1257年，他选择今察哈尔东、多伦诺尔附近的上都府为夏季驻地，在此建了一群宫殿。1260年，他在北京建都。1267年，他开始在原北京建筑群的东北营建新城，他称之为大都，即“伟大的都城”，也被称为“可汗之城”，西方游人称“汗八里”。它成为蒙古君主们的冬季驻地，而上都府仍是他们的夏季驻地。

3．忽必烈对日本、印度支那和爪哇的战争

作为中国的新皇帝，忽必烈要求远东的其他诸国对他表示效忠，按传统的中国政策（无论是值得肯定或是否定），这些国家被看成它的天然的卫星国。

高丽尽管已经由蒙古人驻守，但是，仍处于经常反叛的状况。高丽朝廷已经撤退到与汉城遥遥相望的江华小岛上，并在岛上指挥抵抗①。然而，1258年高宗［王瞮］遣世子王典作为人质到蒙哥宫廷。忽必烈继任大汗后，送这位年轻的王子回国统治高丽，他还使他成为自己的女婿。从此，高丽王朝通过与元朝王室的这一联姻成了一位顺从的属臣。

忽必烈还要求日本表示效忠。日本摄政王北条时宗（1251－1284年在位）两次拒绝（1268年和1271年）。忽必烈于1274年派出由150艘船只组成的舰队，载着远征军，向日本群岛进发，军队在高丽东南海岸上船，夷平了对马岛和壹歧岛，在下关附近九州岛上的博多（吕崎）湾登陆。但是草原骑兵们不习惯这些海上远征。况且，他们的打算仅仅是由他们构成入侵军的核心，军队的主体则是由特别厌战的中国人和高丽人组成的辅助军。无论如何，隐蔽在麦诸基要塞附近的九州的大名们奋力抵抗，结果在经历了短时的退却（据说是受中国火炮逼迫）之后，他们迫使入侵者退回船上。

1276年，忽必烈重申要日本效忠的要求，再次遭到北条时宗的拒绝。忽必烈在长期备战之后，于1281年6月派出更大的船队进攻日本，一支由45，000蒙古人和120，000中国-高丽人组成的军队，他们分别在九州博多（吕崎）湾及肥前省的鹰岛和平卢登陆。但是，这一次，蒙古军（完全离开了他们的环境）和中国-高丽军（几乎没有军事价值）还是未能抵挡住日本人的愤怒。尤其是1281年8月15日的一场可怕的飓风驱散或摧毁了蒙古舰队，蒙古部队失去了根基，或者被俘，或者被杀。

忽必烈在印度支那的进展也好不了多少。这一地区当时被分为四大国：安南国（包括东京平原和很久以后成为法属的安南国、即今北越的东京平原北部），它更多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占婆国（曾是法属安南的中部和南部，即今南越地区），它在种族上属马来亚－波利尼西亚人（Malayo－polynesian），文化上属印度文化（婆罗门教和佛教）；柬埔寨国，或称高棉，属于纯高棉种人，文化上同样是婆罗门教和佛教文化；缅甸国，在人种上属缅甸－藏族，文化上属印度文化，宗教是佛教；缅甸的白古属国，是纯高棉种人，信佛教。1280年，在忽必烈使者的威逼之下，占婆国的摩诃罗阇［国王］陀罗诺曼四世接受蒙古人的保护，但是该国人民拒绝承认该国被划分成中国的行政区（1281年）。接着，忽必烈又派出一小支军队，由速客秃（汉译名唆都）统率，经海路从广州到占婆，唆都攻占占婆都城佛誓（1283年），在今平定附近。然而，蒙古军未能战胜占婆的游击军，被迫回到船上。1285年，忽必烈派大军进入印度支那——这次是由谅山过东京平原——由忽必烈之子脱欢（Toghon或Toghan）统率，他攻打安南人。脱欢在北件附近获胜，继续进军河内，但以后在三角洲的异隆战败，退回中国。与此同时，速客秃企图在南方从后面攻东京。

他在占婆港登陆后，北上去义安和清化，与脱欢会师，但是，在特基特湾遭到安南人的袭击，并被杀死（1285年）。1287年，又一支新的蒙古军经东京平原，再次占领河内，但是，蒙古军仍未能守住该城，只得撤离河内。安南王陈仁宗（1278－1293年在位）成功地抵抗了各次攻击，胜利地返回都城。然而，在1288年，他明智地承认自己是忽必烈的属臣。由于他拒绝亲自前往北京朝见，忽必烈决定扣留他的使臣陶子奇（1293年）。忽必烈的继承者、铁穆耳皇帝终于与从前的“叛臣”和解（1294年）。占婆国王也履行了封臣的义务。

1277年，蒙古人在缅甸夺取了八莫海峡，通往伊洛瓦底江流域的道路向蒙古人敞开了（马可·波罗生动地描述了这次战役，在战争中，蒙古弓箭手们更好地利用了缅甸战象）。1283－1284年，他们再次入侵缅甸，缅甸统治者蒲甘王那罗梯河波帝（1254－1287年在位）弃都而逃。然而，直到1287年，在第三次战争期间，蒙古人才南下到伊洛瓦底江流域，直抵缅甸都城蒲甘，他们掠夺蒲甘城。1297年，蒲甘新王乔苴为避免灾难承认自己是蒙古人的属臣。1300年，在缅甸小掸邦首中间为蒲甘王位的继承发生争吵，为恢复秩序，蒙古人再一次干涉缅甸事务。

蒙古人的影响一直到达柬埔寨。1296年，忽必烈的继承者铁穆耳帝派使团到柬埔寨，使团成员中有周达观，他留下了关于这次旅行的一部游记。从1294年起，清迈和速古泰两个泰族王国都成了元朝的属国。

最后，忽必烈于1293年1月派出3万人的远征军从泉州出发到爪哇。爪哇的主要统治者是爪哇岛东部的谏义里王。由中国将领史弼、高兴率领的蒙古军由于另一位爪哇首领土罕必阇耶［拉登·韦查耶］的援助，在满者伯夷附近打败了谏义里王。

蒙古军攻占了敌人的都城谏义里，或者称达哈，但是，土罕必阇耶在此之后转而反对蒙古人，迫使蒙古军返回船上。于是，土罕必阇耶在解放了爪哇岛之后，建满者伯夷国。

4．忽必烈与海都的斗争

对忽必烈来说，对这些“殖民地”的远征远不如他要进行的平定成吉思汗其余各支的战争重要，特别是对窝阔台的孙子海都的斗争，海都统治着叶密立流域和塔尔巴哈台山地的父系领地。这个蒙古人仍忠实于老传统，过着他们民族的生活方式，与已经半中国化的忽必烈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毋容置疑，许多蒙古人和蒙古化的突厥人都惊诧地注视着在中国已征服地区内的统治所发生的变化和蒙古大汗向中国天子的转变。阿里不哥是这一反对派中的第一个代表。海都将扮演着同样的角色，但是，他使这一角色更具有个性和大无畏的魄力。

以忽必烈为代表的拖雷家族似乎抛弃了纯成吉思汗蒙古人的传统，海都无视拖雷家族，决定亲自恢复窝阔台家族的命运，自1251年以来，窝阔台家族就已经失去了权力。换言之，海都的目标是要宣布他本人是合法继承人，或者，无论如何，要牺牲忽必烈在蒙古的利益和察合台家族在突厥斯坦的利益，使自己在中亚创建一个大汗国。

海都首先起来反对的是察合台家族。1267年至1269年间，他打败八刺，占领伊犁河流域和喀什噶尔，留给八刺的只是河中地区。八刺的继承者们不过是海都任意废立的属臣。现在，海都作为中亚的君主采用“汗号”，并攻击忽必烈。

忽必烈把与海都战争的任务交给他的第四子那木罕（Nomokhan或Nomoqan），于1275年派他率军前往阿力麻里（今固尔扎附近，在伊犁河畔）。那木罕由一些宗王组成的一个杰出的参谋组陪同出征，他们中有脱脱木儿和那木罕的堂兄弟、蒙哥之子昔里吉。但是，1276年，脱脱木儿因不满忽必烈，劝昔里吉与他合伙进行反叛。

他们两人背信弃义地拘捕了那木罕，并宣布拥护海都，把那木罕交给海部的盟友、钦察汗忙哥帖木儿。他们还劝说察合台次于撒里蛮和另一些成吉思汗宗王们参加反叛。海都于1277年从阿力麻里向哈拉和林进军，形势对忽必烈来说十分严峻，他把他最杰出的将领伯颜从中国召回。伯颜在鄂尔浑河畔打败了昔里吉，把他赶回到也儿的石河畔；而脱脱木儿逃到达唐努乌村的黠戛斯人境内，后来又在帝国先头部队的攻击下被赶出此地。受到这次挫败之后，昔里吉、脱脱水儿和撒里蛮之间发生争吵，昔里吉处死了脱脱木儿，昔里吉与撒里蛮之间也互相采取敌对行动。在采取了一些无目的的行动之后，撒里蛮捉住了昔里吉，向忽必烈投降，并把他的俘虏交给了忽必烈。忽必烈原谅了撒里蛮，但把昔里吉流放到一个岛上。此后不久，1278年，那木罕王子被释放。这个反忽必烈同盟由于成员们素质差而失败。

但是，海都与忽必烈仍处于交战状态，他起码具有领导者的气魄。海都作为叶密克、伊犁河流域、喀什噶尔的主人和察合台诸王的宗主（他已使察合台的领地缩小到河中地区），正如忽必烈是远东的可汗一样，他是中亚的真正可汗。1287年，海都组成了新的反忽必烈同盟，参加同盟的有蒙古帝国系各支的首领：成吉思汗弟弟们的后代。宗王中有乃颜、势都儿和哈丹。乃颜，或者是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的后裔，或者是成吉思汗异母弟、别里古台的后裔，其领地在满洲地区；他是一位聂思托里安教徒，马可·波罗坚持认为在他的旗帜（或称纛）上画有十字。势都儿是成吉思汗大弟哈撒儿的孙子。哈丹是成吉思汗二弟哈赤温的后裔。他们在东蒙古和满洲地区都占有封地。如果海都从中亚和西蒙古带来的部队与乃颜、势都儿和哈丹在满洲集合的部队会合的话，那么，对忽必烈来说，形势将变得十分危险。

忽必烈迅速行动起来。他命伯颜代替他驻守哈拉和林，阻止海都。他本人亲自率领另一支蒙军前往满洲，随之而行的有成吉思汗最信任的伙伴博儿术的孙子，玉昔帖木儿将军。帝国舰队从长江下游的中国港口出发，带着这次战争所需的大批物资在辽河口登陆，这一仗将决定蒙古帝国的命运。乃颜的军队在辽河附近扎营，以蒙古的方式，用一排马车保护着。忽必烈当时是72岁，坐在由四只象驼着，或拉着前进的一座木塔上指挥作战。拉施特记道，这次行动十分艰巨，在一段时期内，胜负难分。结果，无疑是忽必烈获胜了，正如中国史所记，是由于忽必烈军队在人数上占优势，也是由于他把中国军队与蒙古军队有效地联合起来。乃颜被俘，作为成吉思汗的侄孙子，忽必烈赐他不流血的死，即将他在毡毯下闷死（1288年）。那些站在乃颜一边的聂思托里安教教徒们有理由担心会遭到报复，但是，忽必烈认为基督教对这次反叛不负有责任。忽必烈之孙、未来的皇帝铁穆耳完泽笃（Temtir  Oljaitu）由于粉碎了哈丹和镇压了满洲及其毗邻的蒙古地区而完全制止了进一步的叛乱。

海都干涉远东事务的希望成了泡影，但是，他仍是杭爱山以西的西蒙古和突厥斯坦的君主。忽必烈的一个孙子甘麻刺（Ka－mala）王子担负着守卫杭爱山边境地防止海都入侵的任务，结果他被海都军打败，并被围困在色楞格河附近，在费尽了努力后才逃脱。忽必烈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感到有必要亲自前去扭转形势（1289年7月）。但是，海都按游牧方式已经远遁。1293年，留在蒙古统率帝国军队的伯颜，以哈拉和林为基地，成功地发动了一次对叛军的远征。同年，忽必烈之孙、铁穆耳王子取代伯颜统率军队。伯颜成了忽必烈的宰相，他在忽必烈去世后不久，于1295年去世。

忽必烈生前未能看到反海都之战的结束。当这位大皇帝于1294年2月18日去世时，窝阔台家族的首领仍然是杭爱山以西的蒙古和中亚的君主。忽必烈的孙子、继承者铁穆耳完泽笃（1295－1307年在位）继续了这场战争。当时海都的主要盟友和属臣是统治着突厥斯坦的察合台兀鲁思首领都哇。在1297年至1298年期间，都哇发动突然攻击，捉住了汪古部勇敢的阔里吉思王子（即乔治，在此可以回顾一下，汪古部人是聂思托里安教教徒），他是铁穆耳皇帝的女婿，正统帅着在蒙古的帝国军队。

当时都哇企图袭击另一支帝国军队，即由保卫着唐兀惕边境（甘肃西部）的阿难答王子统率的军队。但是，他本人却意外地遭到袭击，只得逃跑。为报此仇，他处死了他的俘虏阔里吉思（1298年）。

1301年，海都作了进攻帝国的最后一次努力。这次有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的许多宗王参加。他向哈拉和林进军，和林当时由铁穆耳皇帝的侄子海山王子镇守。1301年8月，在和林与鄂尔浑河左岸支流塔米尔河之间展开一场大战。结果海都战败，并在撤退中死去。

海都之子察八儿在塔尔巴哈台的叶密立地区继之为窝阔台兀鲁思的首领，扮演着同样的反皇帝的角色，反对忽必烈家族的帝国权利。察合台兀鲁思首领都哇最初承认察八儿是他的宗主，但是，不久厌倦了这些无休止的反帝国战争，他劝说察八儿承认铁穆耳皇帝为宗主。1303年8月，两位宗王的使者到北京宫廷表示效忠，这是十分重要的一步，它再次把窝阔台和察合台的兀鲁思置于拖雷家族的藩属地位而恢复了蒙古的统一。接着，正像我们将要看到那样，都哇和察八儿之间发生争吵；都哇囚禁了察八儿，逼他交出东、西突厥斯坦（约1306年）。都哇死（约1306－1307年）后，察八儿约于1309年进攻都哇之子、继承者怯伯（Kebek）汗，企图以此恢复窝阔台兀鲁思对察合台兀鲁思的霸权，但是，他被怯伯开打败，除了逃到中国大汗处避难外，别无选择。

窝阔台兀鲁思就这样结束了。40年（1269－1309年）来，窝阔台家族在它的基地塔尔巴哈台的叶密立河畔统治着中亚，并与拖雷家族的命运抗衡。

忽必烈的王朝，即中国的元朝，作为其他蒙古汗国的唯一的宗主而存在。北京成为远至多瑙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世界之都。

为了更清楚地展现忽必烈和海都两个家族之间的斗争，我们不得不叙述到这一斗争的结束，即忽必烈死后的15年时。现在，我们可以回过头来考虑可以称之为“忽必烈内政”的事情。

5．忽必烈的统治：蒙汉政策

忽必烈推行一种二元政策，该政策的方位是取决于人们把忽必烈看成（或者他自认为）是成吉思汗的继承者大汗呢，还是把他看成中国19个王朝的继承者、天子呢。从蒙古人的观点来看，他在原则上（如果不是在现实中）始终如一地维护了成

吉思汗帝国精神上的统一。作为至高无上的汗，即成吉思汗和蒙哥统治的继承人，他坚持不断地要求成吉思汗各大封地的服从，每一块大封地都成为一个自治汗国。

为强制使窝阔台家族和察合台家族作出这种服从，他的一生是在蒙古的战争中度过的。波斯对他来说只是他的帝国的一个省，那儿由他的弟弟旭烈兀统治。在他的眼中，波斯汗——旭烈兀（1256－1265年在位）、阿八哈（1265－1281年在位）和阿鲁浑（1284－1291年在位）——只是一些从属的汗，即高级总督伊儿汗，他们要得到他的任命，并与他保持密切联系。忽必烈这个拥有全中国的人，原则上是突厥斯坦和蒙属俄罗斯的宗主，以及伊朗事实上的宗主，确实如马可·波罗所说，是真正的“大君主”，“从亚当时代至今，世界上曾有过的、统治着人民、土地和财富的最强大的君主”。

当忽必烈在亚洲的其他地区成为成吉思汗的继承人时，在中国，他企图成为19个王朝的忠实延续者。其他的任何一位天子都没有像他那样严肃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恢复的行政机构治愈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战争创伤。宋朝灭亡后，他不仅保留了宋朝的机构和全部行政官员，而且还尽一切努力得到了当时任职官员们的个人的效忠。在征服土地之后，他也完成了对人们头脑的征服，他想获得的最伟大的名声也许不是“他是世界上第一位征服全中国的人”，而是“第一位治理中国的人”。

交通问题，对这个庞大帝国的行政和物资供应是如此重要，受到了他的密切关注。他修复帝国道路，并在可能栽种的道路两旁种上树遮阳，在每隔一定的距离上建商旅客栈。20多万匹马分发给各驿站，用于帝国邮政。为保证北京的粮食供应，他修复和开通了大运河，使大米经运河从中国中部运往都城。为了备荒，他恢复了国家控粮的政策，这一政策在中国很早就制订起来，在北宋统治时期，著名的王安石使之完善。在丰年，国家收购余粮，贮藏于国仓。当荒年谷价上涨时，开仓免费分发谷物。还组织了公众救济。1260年法令要求地方长官对老学者、孤儿、病弱者提供救济。1271年的又一道法令号召建医院。这些措施除了受到中国行政传统的影响外，很可能在忽必烈的头脑中还受到佛教影响的结果，这种影响显然很强烈。稻米和玉米是定期分发给急需的家庭。马可·波罗说，忽必烈本人每天就要接济3万穷人。

忽必烈行政管理中唯一不足的是财政方面。在宋朝的各种制度中，忽必烈发现了“钞”，或者说纸币的用途。他把钞票引入流通领域，并使它成为财政的基础。

1264年，他颁布了一条法令，公布了用纸币来计算主要商品的价值。他的第一任“理财”大臣是不花刺的穆斯林赛夷阿札儿（Sayyid  Ajall，死于1279年），他似乎把钞票的发行维持在合理的限度内。随后继任的几位大臣们开始轻率行事，先是河中费纳客忒［前苏联塔什干西南］人阿合马（死于1282年），后是畏兀儿人桑哥，他们两人实行无限制的通货膨涨政策，使钞票贬值。

在聚敛钱财时，他们采取多次兑换钱币的方式和建立了重利专卖的办法。阿合马于1282年被暗杀，他死后受到忽必烈的贬责。桑哥因贪污被处死（129年）。在忽必烈的统治之后，为了阻止原钞票的下跌，有必要发行新的钞票（1303年），这次是轮到新币贬值了。

6．元朝的佛教

正如马可·波罗明确指出的，忽必烈对一切宗教都很宽容，尽管他在1279年一度恢复了成吉思汗关于屠杀牲畜的规定—一这一规定是与穆斯林习俗相违背的——和一度表现出极端反感《古兰经》所强加给穆斯林的那些对“异教徒”发动“圣战”的义务。此外，他对佛教徒的同情，使他在短时期内对佛教徒的老对手——道士们表现了几分个人敌视。的确，佛教因他的偏袒而明显受益。他正是以这种面貌而被载入蒙古传说的。虔诚的佛教徒、蒙古史家萨囊彻辰甚至给忽必烈冠以呼图克图（qutuqtu，崇敬的、神圣的）和查克拉瓦蒂（Chakravartin，在佛教词汇中是“宇宙之君主”）这些称号。甚至在他继位前，即蒙哥统治时期，他就在上都府召集了一次佛教徒与道士的辩论会（1258年），结果，佛教徒获胜。在这次著名的论战中，那摩（曾出席过蒙哥举行的宗教辩论会）和年轻的吐蕃喇嘛八思巴阐述了佛教教义。

像在1255年的辩论会上一样，他们指控道士们散布流言，歪曲了佛教起源史，把佛教贬成仅仅是道教的附庸。这次论战之后，忽必烈颁布法令，焚毁道藏伪经，迫使道士们归还从佛教徒手中夺得的佛寺（1258年、1261年、1280年和1281年法令）。

马可·波罗记载，忽必烈继任皇帝后，他曾举行隆重仪式接受锡兰王送给他的一件佛骨。

忽必烈在佛教事务中的主要助手是吐蕃喇嘛八思巴，他大约生于1239年，很可能死于1280年12月15日。八思巴是著名梵学家萨斯迦的侄子和继承人。主管乌斯藏的萨斯迦寺庙。忽必烈曾派人到吐蕃请他，忽必烈任用他以便使蒙古人皈依佛教和确保吐蕃的藩属地位。忽必烈封他为国师，借用古代中国佛教中的这一称号。忽必烈于大约1264年左右将吐蕃纳入他的政治－宗教统治之下。直到当时，蒙古人还不知道除畏兀儿字以外的其他字母。1269年，八思巴按忽必烈的命令为蒙古人创造新文字，被称为都尔巴金（durbaljin），或称方体字，它是受藏文字母的影响。然而，伯希和认为对八思巴在创造新文字上的作用有些估计过高；无论如何，这些方体字只是暂时流行，因为蒙古人继续使用模仿畏兀儿字母的文字（只是在书写方式上有所不同，有更多的角形字），这种文字已成为他们的民族文字。收藏于法国国立档案馆的蒙古大臣手稿正是用畏兀儿文字写成的。在这一点上，伯希和指出，畏兀儿文有其不足之处，它仅仅是不完全地表达13世纪蒙语的语音，用畏兀儿文区别不出“o”音和“u”音，发不出词首“h”的音等等。同样，对颚音而言，畏兀儿字母也没有八思巴字母丰富。

在忽必烈的继承者中，大多数人与忽必烈一样是虔诚的佛教徒。首先是他的孙子铁穆耳，他在忽必烈之后行使统治（1294－1307年在位）。然而，忽必烈的另一个孙子阿难答（Ananda，尽管其名字实属佛教徒的梵文名）是倾向于伊斯兰教。

“他能熟悉《古兰经》，并擅长于阿拉伯文”，他是唐兀惕地区（宁夏）的长官，是唐兀惕境内伊斯兰教的热情宣传者。铁穆耳企图使他转而皈依佛教，一度曾徒劳地囚禁过他。铁穆耳死时（1307年2月10日），阿难答企图夺取王位，但是，他的侄儿海山获得了王位，并处死了他。海山在统治时期（1307年6月21日－1311年1月27日）内表明自己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他使许多佛教戒律写本被译成蒙古文。中国儒学家指摘他偏袒喇嘛，很可能是对这种偏袒的一种反应，行政机关撤销了佛教徒和道士直到当时一直享受的财产豁免权。在忽必烈的重孙、也孙铁穆耳统治时期（他从1323年10月4日继任皇帝，至1328年8月15日去世），大臣张圭代表儒生公开抗议尊崇喇嘛。陕西尤其是吐蕃佛僧们常去的地方。一份当时的报导说：“曾见西番僧佩金字圆符，络绎西部各省，城镇旅社容不下，而住进民房，驱逐房主，趁机奸污妇女。不满足淫逸，他们又夺民仅有的很少的钱财。必需采取措施阻止公开的吸血者，他们比收税人更加残酷”。也孙皇帝不得不对喇嘛进入中国加以控制。

中国文人们认为蒙古王朝应该对他们实施的过度的佛教“教权主义”负责，它无疑是王朝衰落中起作用的一个因素。然而，佛教对忽必烈家族的异乎寻常的影响，在中国土地上的突厥-蒙古各代的历史上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同样的事情在4世纪末著名的符坚和在6世纪初最后一批拓跋人身上都发生过（参看59页和65页）。佛教最初是使这些粗鲁的野蛮人变得较为温和仁慈，后来使他们变得迟钝，最后使他们失去了自我保护的本能。于是，具有悠久儒教传统的中国忍受了这些可怕的主人，它看到了这些君主渐渐地失去了危害，它或者是把他们同化，像拓跋人的情况；或者是把他们赶出境，像对待成吉思汗的后裔一样。如果忽必烈家族信奉了伊斯兰教——就像如果1307年阿难答获得成功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形势会是更加严重。伊斯兰教的胜利对古老的中国文明将是可怕的一击。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威胁着中国文明的两次大危险可能是1307年的阿难答的争位和由于发动者于1404年去世而幸免了的帖木儿入侵。

7．忽必烈及其继承人的宗教政策：聂思托里安教

忽必烈对佛教的偏爱丝毫不妨碍他对聂思托里安教表示同情。在基督教的重大庆祝会上，像他的前辈们一样，他让隶属于他的斡耳朵的聂思托里安教牧师把福音书放在他面前，他敬香供奉，并虔诚地吻之。“1289年，他甚至建立专门机构，即崇福司，管领全国的基督教事务”。他的谕旨，像窝阔台和蒙哥的一样，使基督教牧师如同佛教徒、道教道士和伊斯兰教教士们一样，享受免税权和获得其他种种特权。在此可以回顾一下，蒙古人沿用叙利亚语，称基督教徒为“迭屑”（tarsa）和arkagun或arka’un（复数arkagud或arka’ud，汉译名是也里可温），而教士和僧侣被称为列班-也里可温（rabb-arkagun），主教被称为马儿·哈昔（marha－sia）。

在蒙古人和蒙古化的各族中，聂思托里安教徒占有相当大的比例，特别是在克烈部和汪古都突厥人中。汪古部突厥人占据着长城以北、今山西边境一带原沙陀突厥人之地，他们使用的命名法揭示了他们是聂思托里安教徒，尽管这些名字的汉译名已掩盖了该名的实质。聂思托里安教徒常用的名字有：西蒙，阔里吉思（即乔治），保鲁斯（保罗），约南（约翰），雅各（詹姆斯），腆合，伊索（耶稣），鲁合（路加）。

汪古部人中的大多数居住在今天称为绥远省的地区，即今托克托或归化城境内，该地区在蒙古统治时期称为东胜。伯希和认为该名来自“科尚城”一名，在马·雅巴拉哈三世和列班·扫马传记中，就是以科尚城来称呼这一地区。马可·波罗给同一地区的称呼是Tanduc，根据伯希和的看法，Tanduc起源于唐代通用的古名天德（古音为Thian－tak）。这是汪古部王朝的实际所在地，王室家族是一些极倾向聂思托里安教、同时又与成吉思汗家族有密切联系的突厥王公们。成吉思汗家族显然从未忘记过对这些聂思托里安教王公们的欠债之情。汪古部首领阿刺忽失的斤曾经在关键时刻，即在被邀加入由乃蛮人形成的反蒙联盟时，他反其道而行，坚定地站在成吉思汗一边。他以生命表达了他的忠诚；因为当他在与乃蛮人打完仗之后返回家园时，他的部落中一些赞成与乃蛮人联合的部民暗杀了他和他的长子布颜昔班。

他的妻子携带次子波姚河逃到郓城。当成吉思汗以金朝征服者的身份进入郓城时，他的至诚愿望是恢复这个忠臣家族对汪古部地区的统治地位。年轻的波姚河随他出征花刺子模，战后回归，成吉思汗把女儿阿刺该别吉嫁给了他。波姚河死后，阿刺该别吉作为成吉思汗亲生女，对汪古部进行了强有力的统治。她没有亲生儿女，便把她丈夫与另一个妾生的三个儿子——孔不花、爱不花和绰里吉不花视为亲生儿子。

孔不花和爱不花先后娶成吉思汗家族的公主们为妻：孔不花娶贵由大汗之女叶儿迷失；爱不花娶忽必烈之女玉刺克。爱不花之子阔里吉思（即乔治）先与忽必烈之子真金的女儿忽塔德迷失公主结婚，后又与铁穆耳大汗的女儿阿牙迷失公主结婚。前面已经提到过，他在铁穆耳手下供职时于1298年被杀的情况。

这个聂思托里安教王室家族如何紧密地与蒙古王朝联姻便一目了然。在蒙古人宗教宽容的限度内，该家族成功地利用它受到优待的地位去保护基督教。马·雅巴拉哈三世和列班·扫马的传记表明，在他们动身前往耶路撒冷时，孔不花和爱不花向他们表示祝愿和送给他们礼物。“乔治”王子确实是在暮年时，由方济各会传教士约翰·孟德科维诺施洗礼，皈依了天主教。

马·雅巴拉哈三世和列班·扫马传记清楚地表明，元朝中国北方边境的聂思托里安教并不限于汪古部境，因为在他们前往西方时，他们在唐兀惕境内（即甘肃）受到基督教徒最激动人心的欢迎，特别是在“唐兀惕城”（即宁夏）。聂思托里安教会确实遍布其境，宁夏，西宁、甘州、肃州和敦煌都有。马可·波罗提到，仅宁夏就有三座聂思托里安教教堂。

无疑地，这些聂思托里安教徒自唐朝以来就默默地居住在原中国边境以外的这些地区，但是，他们并非一直局限在这些地区内。由于成吉思汗后裔的征服，现在中国内地也向他们敞开了。人们甚至可以说，在唐朝灭亡后已经被逐出境的聂思托里安教，随着蒙古人又进入了中国。1275年报达［巴格达］的聂思托里安教主教在北京创建主教区。尾随蒙古人，聂思托里安教甚至渗入长江下游地区。1278年，忽必烈委托一个名叫马薛里吉思（汉译名，原名Mar  Sargis）的人管理在今江苏省内的镇江。按其名推断，马薛里吉思是一个聂思托里安教徒，不久，他很快在镇江建起一座教堂（1281年）。在扬州和汉口又建了几个聂思托里安教教堂。

在叙利亚文的马·雅巴拉哈三世和列班·扫马传记中，有一段著名的记载可以证实蒙古的聂思托里安教信仰。列班·扫马（死于1294年）和他的朋友、未来的主教马·雅巴拉哈·麻古思（1245－1317年），两人都是聂思托里安教徒，至少后者是汪古部人。麻古思的父亲是汪古部科尚城的副主教，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伯希和把科尚城看成是中世纪的东胜，今绥远和山西边境上的托克托。列班·扫马是汗八里（或北京）聂思托里安教教堂中一位巡察使的儿子。他是第一个信奉修道生活的人，曾在北京大主教马·基瓦古斯的主持下接受了削发仪式，后来他隐退到离城只有一天路程的山中修道院，在此结识了麻古思。在麻古思建议下，两人决定去耶路撒冷朝圣。在托克托附近，他们拜访了汪古部王孔不花和爱不花（他们也是聂思托里安教徒），并告知他们朝圣的计划，汪古部的这两个王子最热烈地接待了他们，并尽力劝阻他们说：“我们正在费力地从西方招来主教和教士，你们为何要去那些地方呢？”但是，见两人主意已定，汪古部王子们为他们提供了马匹、钱财和过中亚的旅途所需的一切物品。

朝圣者们先经唐兀惕境，即今甘肃北部、宁夏附近，这儿的聂思托里安教教会星罗棋布。“男人，妇女和儿童都上街欢迎他们。因为唐儿惕地区居民的信仰非常强烈”。他们沿罗布泊和塔里木南缘小道而行，抵达了于阗和察合台汗的领地。当时察合台汗是都哇，因为据伯希和的估计此事是发生在1275－1276年间。当时，成吉思汗宗王之间的战争正在中亚进行，阻止了列班·扫马和麻古思直接从喀什噶尔到波斯的旅行。他们发现于阗正遭受饥荒，喀什因战争而人烟稀少，从喀什往西的路已不通畅。因此，他们转向北去怛逻斯（奥李阿塔，或今天的江布尔），窝阔台系海都汗在此扎营。他亲切地接见了两位聂思托里安教徒，并发给他们安全特许证，持此证，使他们得以通过作战军队的前哨，最后抵达波斯的蒙古汗国，当时波斯的统治者是阿八哈汗（1265－1282年在位）。

从叙利亚来的一位可能是说阿拉伯语的基督教徒，汉译名叫爱薛（即伊萨或耶稣，1227－1308年），在忽必烈统治时期，他身居重要位置。他懂多种语言，精通医药和天文，曾在贵由汗庭中供职。1263年，忽必烈任命他掌管星历司，他似乎是1279年法令的鼓动者之一，通过该法令，忽必烈企图制止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宣传。

1284－1285年，蒙古高级官员孛罗丞相作为使臣前往波斯汗阿鲁浑处时，爱薛陪同前往。爱薛在返回中国后，于1291年被任命为掌管基督教的总监，1297年任政府大臣。其子也里牙、腆合、黑厮、阔里吉思和鲁合都像他一样是聂思托里安教徒，在北京宫廷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最后，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们在北京的他们的亲卫军中有3万名信仰希腊正教的基督教阿速人，他们是在蒙哥时期从高加索来的。我们已经看到，1275年6月，阿速军在围攻长江下游北岸的镇巢时，遭到宋军狡诈的屠杀。后来，忽必烈把从镇巢得到的税收分给了遇害的阿速军的家属们。1336年7月11日，这些阿速军的后裔送一封表示归顺的信给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1338年带信给在阿维农的教皇的使团中，除了纳昔奥的安德鲁和威廉外，还有阿速人托盖。

此外，伯希和还提到了古代摩尼教在福建又活跃起来这一事实，在宋朝统治时期福建已有摩尼教复兴的兆头。

8．马可·波罗的旅行

尼古拉·波罗和其弟马弗·波罗是长驻君士坦丁堡的威尼斯商人。1260年，他们离开君士坦丁堡，去以后成为南俄罗斯地区的蒙古钦察汗国进行长途贸易。他们在伏尔加河（马可·波罗的“Tigris”河）下游的萨莱城受到拔都的弟弟和继承人钦察汗别儿哥的接见，并卖给他各类珠宝。接着，他们经花刺子模之路来到察合台汗国境内的不花刺城，在那里留居了三年，因为蒙古宗王之间的战争阻碍了他们的归途。最后，他们决定陪同波斯汗旭烈兀的使臣一起去见旭烈兀的哥哥、在中国的忽必烈。于是，他们只得沿着通常商旅往返之路旅行：经锡尔河畔的讹答刺城、伊犁河畔的阿力麻里和畏兀儿地区，在这里有别失八里（古城附近）和吐鲁番两个城镇，吐鲁番当时被称为哈刺火州（马可·波罗的Carachoco）。最后，他们经哈密（马可的Camul）和敦煌，或称沙州，到达中国，至北京，或称汗八里。

忽必烈给他们最热诚的接待，当他们要离开北京时，他希望他们去要求教皇派给他一百名精通七艺的学者。波罗兄弟于1266年离开中国，到达西里西亚亚美尼亚国的主要港口、地中海岸边的刺牙思。1269年4月，他们从刺牙思出发前往阿迦。又从阿迦到罗马。他们未能得到忽必烈要求的传教士和学者，于是，他们又起航回到阿迦，1271年底他们又从阿迦出发前往中国。这次他们带着尼古拉之子马可·波罗，他给我们留下了有关他旅行的重要记述。

马可跟随父亲和叔叔离开刺牙思港后，取道锡瓦斯，通过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克苏丹国，到达波斯的蒙古汗国。当时由于波斯汗阿八哈与他的堂兄弟们，即站在海都一边的突厥斯坦的察合台汗们，正在进行着战争，使他们不能走河中之路，因此，他们遂直接斜穿波斯，经桃里寺、苏丹尼耶和卡尚，然后无疑是经耶斯特和起儿漫到霍尔木兹。他们可能打算从霍尔木兹乘船去中国，但是，正像伯希和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南海岸的广州、泉州、福州和杭州这些大港口当时仍属于南宋，不属于蒙古人。所以，在霍尔木兹时，波罗一行改变了计划。他们放弃了经海路到远东的打算，而是北上，经呼罗珊（马可称之为干树地或孤树地）进入中亚，途经尼沙普尔、沙普甘和巴里黑。

为避开波斯汗与察合台兀鲁思首领之间屡战不止的河中战场，波罗一行从巴里黑向东北方出发，过巴达克山，取道波罗以北的瓦罕高原谷地翻越帕米尔山。他们沿古代丝绸之路（塔什库尔干，托勒密的“石塔”）而下，进入喀什，马可赞赏喀什美丽的果园和葡萄园，以及喀什居民的商业意识，“他们经商的足迹遍及全世界”。

在喀什，他还注意到一个聂思托里安教教会及该教会的教堂。离开喀什，波罗一行沿塔里木南缘的古道而行，经叶儿羌、于阗、克里亚和车尔城。绕过罗布泊边缘后，他们穿过了罗不［今若羌］，斯坦因认定罗卜是今天的恰克里克城。接着他们到了敦煌，或沙州。然后，他们进入原唐兀惕境，来到甘肃的肃州和甘州，甘州是重要的贸易中心，这些威尼斯人在此呆了将近一年，等候蒙古朝廷的指令。马可注意到，聂思托里安教徒们在甘州有三座教堂，城内也有许多佛僧，他客观地赞扬了他们的德行。

在甘州停留之后，波罗一行又向东继续旅行，过凉州和宁夏。在原唐兀惕人的都城宁夏，大多数居民是佛教徒。但马可提到了一个聂思托里安教教会，那儿也有三座教堂。接着，旅行者们进入了汪古部境，马可称其他为天德（参看上文），天德的中心应该在今托克托，或归化城附近去发现。马可·波罗并不是没有提到汪古部王公们是信仰聂思托里安教的，由于这个原因，他把汪古部王公们与约翰长老的家族、即原克烈统治者的家族混淆了。以后鄂多立克又重复了马可的这一错误。马可特别提到乔治王子（阔里吉思），当时他在蒙古大汗的宗主权下统治着汪古部。

马可还提到了蒙古王朝与汪古部王室之间的联姻。

离开汪古部境后，波罗一行进入了中国本土，或者更准确地说，进入了中国的北方，马可按蒙古人的方式，称之为契丹，该名来自11世纪北京的君主契丹人。他们从托克托之地出发，于1275年5月到达忽必烈的夏驻地上都府，今多伦诺尔。

波罗一行向忽必烈递交了教皇格列高利十世的信。看来忽必烈很喜欢马可，把他带到他的冬驻地汗八里（北京）。在马可自己的陈述中，忽必烈安排他在政府部门，并且，正像我们将要看到的，忽必烈委派他充任各种信任的差使。不过，马可显然从未认真识别中国语言；另一方面，他懂波斯文，常常用波斯译音给中国地名注音。由于一些错误的译名，所以，马可及其父、叔能起的作用并不像某些人所企图推测的那么重要。伯希和根据马可提供的盐的开采情况，推测马可是在中国盐税管理部门工作。很可能他作为扬州副长官的助理，在这个位置上干了三年。他所谈到的，他的父亲和叔叔于1268－1273年在围襄阳之战中所起的作用，与中国史籍的记载不相符合。但是，如果这位著名的威尼斯人对其父辈的作用有某些夸大的话，那么，重要的事实是，尽管他自己的职务不高，但给了他创览中国主要城市的机会。

马可游记记述了两条路线：一条是从北京到云南；另一条是从北京到福建。在第一条中，他提到了今山西省首府太原和山西省第二大城市平阳（分别写成Taianfu和Pianfu）；还提到陕西省内的奉元府或京兆府（Quengianfu）——当时忽必烈之子、忙哥刺（Mangala）任此地长官（1272－1280年在位），他曾提到过马可；接着马可提到四川成都。从成都起，马可的旅行中有着大量细节的描述。说明马可确实被差遣到过这些地区。在云南或者说原大理国，他提到大理（哈刺章），和云南（昆明，押赤）两个城市，他提到在云南已经有一个大的穆斯林社团。云南已经形成一个独立的总督管辖区，由成吉思汗宗王们的后裔统治：他们是忽必烈之子忽哥赤（Ugechi，1267年）、秃忽鲁哥（Tughlugh，1274年），忽哥赤之子也先帖木儿（Esen，或Yesen  Temur，1280年）。马可还谈到，在他出访时，也先帖木儿正掌权。他所记载的蒙古在缅甸（或称缅国）的战争（蒙古人1277年，1283－1284年和1287年的远征）的细节暗示他可能随军一直到达缅甸边境。无论如何，他对1277年的战斗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战争中，蒙古弓箭手们使蒲甘王的战象受惊，强占了通往伊洛瓦底江上游的八莫海峡。他还谈到直到1287年蒙古人才进入蒲甘。

马可记载的第二条路线从北向南地贯穿中国东部，与中国的海岸线平行。从北京出发，经河间府到长芦，滋阳，山东济宁，淮河入海口（当时是黄河入海口）附近的淮安州，扬州，苏州，杭州，浙江省的婺州，浙江兰溪南部，及附近的衢州，同样是在浙江省的处州，福建省的建宁府，今福建省首府福州，泉州。可以看到，这条路线南部只通到泉州，因此，马可没有提到广州。

看来马可还有机会随忽必烈派遣的两个使团到过占婆和锡兰，去锡兰的使者们是去取佛骨，其中包括著名的佛牙。在锡兰，马可要别人给他讲述佛阳释迦牟尼的故事。他给我们留下了该故事的生动、可信的概要。

1291年春，波罗和家人们得以乘船返回欧洲。忽必烈的侄孙、波斯汗阿鲁浑请求忽必烈给他挑选一位伯牙吾惕部的公主与他成婚。忽必烈为他挑选了该部的阔阔真公主（Kokachin，马可记Cocachin）。但是，中亚的道路因忽必烈和海都的战争而不通畅。因此，忽必烈要波罗一行护送蒙古公主经海路到波斯，同时，让他们捎带着他给教皇、法王、英王、卡斯特［北部西班牙王国］国王的几封信。波罗一行可能不得不在占婆都、佛誓（在平定附近）停泊，接着驶往马六甲海峡。但是，在离开苏门答腊海岸后，他们受逆风阻拦了5个月。无疑地，像当时的所有的海员一样，他们必然浏览了当时特拉万可最大的香料市场奎隆。从奎隆出发，他们绕过德干高原的海岸向坎贝湾航行，然后，沿波斯海岸，在霍尔木兹登陆。他们必定是从霍尔木兹经起儿漫和耶斯特进入波斯。其时，波斯汗阿鲁浑刚去世。波罗一行把阔阔真公主转交给他的儿子、呼罗珊长官合赞，然后访问了在桃里寺城的波斯新汗海合都。

他们在阿哲儿拜占［阿塞拜疆］停留了  3个月，此后，他们在特拉布松乘船前往君士坦丁堡。于1295年回到威尼斯家中。

9．元朝经济的繁荣

马可书中最有趣的描述之一是他勾画的中国南北两地经济活动的图画：中国北方，他继续称为契丹（该名来自原契丹人）；中国南方，原来的宋王朝，他称为蛮子。从他的书中，我们知道了在中国北方已经开采煤矿。“从山上矿层中开采的一种黑石头，像木头一样地燃烧，它们很好烧，以致整个契丹不烧其他燃料。”水路的运用同样使他吃惊，他尤其提到了中国经济的主动脉长江在商业上的重要性。

“这条河上往来的船只和运载的货物比基督教世界中的任何一条河和任何一个海都要多。”他还说，“每年沿该河而上的船就有20万条，更不用说顺水而下的船只了。”他还提到了帝国运河的经济作用，这条运河是忽必烈时彻底凿通的，经这条运河，大米可以从长江下游运到北京。

为管理繁荣的国内商业和开展与印度、东南亚的贸易，在中国中部港口和广州地区形成了强大的商会。这些商会可以与佛兰德尔的行会和佛罗伦萨的技术协会相比，甚至还超过它们。关于杭州的商会，马可写道：“众多商人云集在这里，他们十分富裕，经营着大宗贸易，没有人能估量出他们的财富。只知道贸易主（他们是企业的头目）和他们的妻子们都不直接从事任何事情，但是，他们过着如此奢侈豪华的生活，以致人们会想象他们是国王。”纸钞的普遍使用便利了商业交流，马可打趣地称纸钞为点金石。“我可以告诉你们，在中国，每个人都乐意接受这些纸币，因为无论他们走到大汗领地内的任何地方，都可以像使用金子似地毫不困难地用它们来做买卖。”中国人强烈的商业意识也令这位威尼斯人惊诧。他不断地回忆起那些丰富的场面：从印度回来的船只满载着香料——胡椒、生姜和肉桂；或载着稻米的帆船沿长江顺流而下，或沿大运河逆流而上；杭州或泉州的商店内，贵重货物琳琅满目，有生丝、锦锻（很厚的丝织品）和锈花织锦（有金线或银线绣成花的丝织品），以及有特殊图案的缎子，或称“刺桐布”织品。

马可以同样赞赏的语调描述了中国的主要市场：北方丝绸中心是汗八里（北京，每天都有上千辆满载生丝的大车驶入，用它们制成大量的金布和成丝）；成都府（四川，成都）生产薄绢，并将这种丝织品出口到中亚；安庆或开封（？）和苏州（江苏省）生产金布；扬州（江苏，扬州）是长江下游的最大的稻米市场。最繁忙的地方是原南宋都城、京师（Quinsai，浙江杭州），在蒙古人的统治下，并没有丧失它以往的商业活动。事实上，因为它现在与蒙古大帝国的一切贸易联系起来，商业贸易还获得了发展。马可把它描述成中国的威尼斯。首先是作为最大的食糖市场而提到它。无数的船只把印度和东印度的香料带到杭州，又从杭州把丝织品带到印度和穆斯林世界。于是，杭州城内住着大批阿拉伯移民，以及波斯和基督教的商人们。最后，是福建省内的两个大港口：福州和刺桐（即泉州）。福州商人‘囤积了大量的生姜和良姜，城里还有一个相当大的砂糖市场和一个大的珠宝交易市场，这些珠宝是用船从印度群岛捎来的”。

元朝最大的货栈仍要算马可所记的刺桐，“从印度来的所有船只，满载着香料、宝石和珍珠停泊在刺桐，简直难以想象。蛮子［指中国南部］的所有商人们云集在此，它是全中国最大的进口中心。可以说，如果有一艘载着胡椒的船从印度群岛驶往亚历山大港，或者基督教世界的任何一个其他港口的话，那么，就有一百多艘驶往刺桐。”这些记载得到了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塔的证实，他在1345年左右谈到了刺桐［泉州］。

显然，在蒙古人统治期间，中国市场与印度和马来亚市场有着密切的联系。按马可的陈述，大批中国船只定期在爪哇港停泊，带回“黑胡椒、良姜、毕澄茄、丁香和其他香料，刺桐商人们因经营这些商品而致富”。从另一些史书中，可以了解到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们与特拉万可和卡纳蒂克的大公们缔结了真正的商业贸易协定。

中国的商船队载着大捆的生丝、彩色丝织品、缎子、薄绢和金丝锦缎定期在加韦里伯德讷姆，卡亚尔、奎隆和锡兰停泊；返回中国时，运载着印度世界的胡椒、生姜、肉桂、豆蔻、平纹细布和棉布，以及印度洋的珍珠和德干高原的钻石。

此外，元朝大汗的幼支在波斯建立的汗国促使了两国之间的频繁交往。旭烈兀家族的波斯汗们在伊斯兰环境的包围中仍在相当程度上保留着蒙古人的爱好，他们派人到中国获取诸如丝、瓷器之类的奢侈品，当时的波斯袖珍画像开始显示出中国工匠们的影响。反过来，蒙古人统治下的波斯也把地毯、马具装备、盔甲、青铜器和搪瓷制品输往中国。

最后，马可的游记和佩戈洛蒂（Pegolotti）撰写的《贸易实践》（Pratica  della mercatura）都证实了这一点：蒙古征服使中国社会与欧洲发生联系。到13世纪末，贯穿大陆的两条路把欧洲与远东联系起来。第一条路是从钦察汗国到敦煌，对欧洲人来说，它起于克里米亚的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业据点，更准确地说，起于顿河河口处的塔那。该道的主要驿站有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即蒙古钦察汗国的都城，接着是锡尔河中游的讹答刺和伊塞克湖以西的怛逻斯和八拉沙衮。从伊塞克湖起，有一条小道进入蒙古，途经叶密立河、也儿的石河上游［黑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到达鄂尔浑河上游的哈拉和林，从哈拉和林该路南通北京。从伊塞克湖西端出发的另一条小道，通伊犁河上游的阿力麻里（固尔扎附近）、别失八里（今济木萨）、哈密和甘肃肃州，然后进入中国本土。第二条路是穿过波斯的蒙古汗国，它的起点或者是特拉布松希腊国都城、黑海边的特拉布松城，或者是从法属叙利亚附近的西里西亚的亚美尼亚国最繁忙的港口刺牙思。无论从哪一个起点，该路都要穿过与波斯的蒙古汗国保持紧密联系的属国、小亚细亚塞尔柱克苏丹国的东境，然后到波斯汗国的实际上的都城桃里寺。从桃里寺起，主要驿站常常是可疾云［加兹温］、刺夷、莫夫［马里］、撒麻耳干［撒马尔罕］、塔什干（当时名柘析）、喀什、库车、吐鲁番、哈密和甘肃。还有另一条路可以选择，即从莫夫到巴里黑、巴达克山、喀什、于阗、罗布泊和敦煌。经过这些不同的商路，从远东来的商品被直接运往欧洲。

除了这些与古丝绸之路一致的陆路外，蒙古征服还重新开通了海路，或称香料之路。当阿拉伯人和塞尔柱克人统治的伊朗一直对欧洲实行关闭时，而波斯的蒙古汗们则对要经海路去中国的商人和传教士们敞开了他们的领土。从报达哈里发朝的灭亡到伊斯兰教在波斯汗国内获得最后胜利的期间，天主教的旅行者们可以从桃里寺到霍尔木兹，畅通无阻地穿过伊朗，然后从霍尔木兹码头乘船去塔纳、奎隆和刺桐。正如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鄂多立克的旅行就是沿这条路线旅行的典型。

反过来，来自中国的丝绸和来自东印度群岛的香料在霍尔木兹卸下，由商旅们带着通过蒙古统治下的波斯到达桃里寺大市场，然后由此分发到基督教世界的港口特拉布松，或者是刺牙思。

必须强调的是，道路所以这样自由畅通是以大屠杀为代价的，是蒙古征服的一大有利的客观后果。中国、突厥斯坦、波斯、俄罗斯团结在一个大帝国之中，在蒙古王公们的统治之下，按严格的札撒进行管理，这些王公们关心商旅的安全，宽容各种信仰，重新开通了自上古末期以来就阻塞不通的世界陆上与海上的大道。而波罗一家的旅行证明了比以马厄斯·梯梯安洛斯一名为标志的旅行大得多的活动。历史上第一次，中国、伊朗与欧洲互相之间开始了真正的接触。这是震惊世界的成吉思汗征服所产生的意想不到的结果，同样也是幸运的结果。

10．元朝的天主教

波罗一行的旅行并不是唯一的。1291年，意大利商人彼得鲁斯（Petrus  da lucalongo）从桃里寺出发，经印度洋到中国。他住在北京，他在北京的生意一定很兴隆，因为他于1305年把帝国宫殿附近的一块地送给方济各会修道士约翰·孟德科维诺。大约20年之后，热那亚人安德鲁（Andalo  da Savignano）也到中国，他在此赢得了大汗的信任。他作为蒙古外使回到欧洲，后来于1338年再次来中国，可能是走塔那这条路。

在这些冒险商人的促进下，引来了传教士。教皇尼古拉四世正好从列班·扫马那儿知道蒙古帝国内有许多地区基督教教会，他于1289年派约翰·孟德科维诺带着给波斯汗阿鲁浑和大汗忽必烈的信前往远东。孟德科维诺在桃里寺与阿鲁浑呆了一些时候，然后于1291年出发到印度。在印度，他陪伴商人彼得鲁斯在迈拉布尔停留了13个月。在这次留居之后，他乘船到中国，受到忽必烈之孙、继承者铁穆耳大汗的热烈欢迎。鄂多立克对此记道：“我们的一位至方济各派修道士在皇宫中任主教，每当皇帝骑马外出，他给他祝福，皇帝虔诚地吻十字架。”

孟德科维诺在北京建了两座教堂，一座是在与他一起从迈拉布尔（1305年）来的意大利商人彼得鲁斯的捐助下建成的。几年之内，他给“一万多鞑靼人”施洗礼，并开始把基督教圣经诗译成在他的教徒中通用的一种语言。明显皈依天主教的是汪古部王公阔里吉思，即乔治，他是在聂思托里安教徒家庭出生和长大的。他皈依天主教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因为在此之后，乔治王子有责任对天主教传教士们给予更有效的保护，作为铁穆耳大汗的女婿，他任命这些传教士在宫中担任最高官位。

阔里吉思之幼子以术安·约翰之名接受洗礼，以表示对约翰·孟德科维诺的敬意。

1307年，教皇克力门五世任命孟德科维诺为汗八里城大主教。1313年三位辅助主教的副手抵达汗八里，他们是佩鲁贾的安德鲁、格拉德和帕莱格利努。在大约同时期，教皇还派佛罗伦萨的托马斯、捷罗姆和彼得兄弟们到蒙古人中。捷罗姆成了克里米亚（即可萨尼亚）的主教，并对钦察汗国有裁判权。格拉德成了刺桐（福建泉州）的主教，由一位亚美尼亚的富妇捐款，他在刺桐建了一座教堂。他死后，帕莱格利努继任刺桐主教。帕莱格利努于1322年（或1323年）去世，轮到安德鲁·佩鲁贾取代了他。1326年1月，安德鲁从刺桐写了一封信给佩鲁贾修道院神甫们，信中强调指出了在蒙古宫廷中的这些传教士们得到的优待。他在信中写道：大汗（当时是也孙铁穆耳）已经答应给他每年俸金一百金佛罗林。安德鲁还说，他在刺桐附近为22名僧侣建造了一座房子，他的时间分别是在教堂和山上的修道院中度过。

孟德科维诺和安德鲁之后，在元朝最著名的天主教传教士是方济各会修道士波尔德诺内的鄂多立克（约生于1265年，死于1331年）。鄂多立克大约于1314年从威尼斯起航（有些作者说是直到1318年才启程），在特拉布松登陆。从特拉布松出发，他先来到波斯的蒙古汗国。访问了桃里寺城，并注意到该城的商业重要性，他认为该城给波斯汗带来的收入比法兰西王来自全国的收入还要多。他还谈到了阿哲儿拜占的许多聂思托里安教教会和亚美尼亚教教会。他最初计划经伊朗东部到印度，但是，在耶斯特，由于该地区穆斯林狂热而产生的暴动，他只好返回。在1313年至1315年的几年内，东伊朗成了自相残杀的战场。波斯汗完者都正与突厥斯坦的察合台汗也无不花和阿富汗地区君主也先不花的侄儿达乌德·火者交战。此外，东伊朗与印度之间的交通也因突厥斯坦的察合台蒙古人在1305－1327年间不断对旁遮普发动掠夺性远征而不畅通。因此，鄂多立克返回，向西到伊刺克阿拉比，在那里，他从巴士拉乘船到霍尔木兹。再从霍尔木兹乘船到印度，于1322年，或者1323年底，或者1324年初，在孟买附近的塔纳登陆。他在塔纳收拾了前不久（1321年4月9－11日）被穆斯林杀害的四位方济各会修道士的遗骸，浏览了无离拔［马拉巴尔］海岸，它是真正的香料之地、胡椒之国，鄂多立克对此作了有价值的记录，这些记录对他所处时代的商业具有很大的重要性。鄂多立克继续前往圣·托马斯，或称迈拉布尔，据说使徒托马斯葬于此地，该地有一大批基督教移民，他对这个原聂思托里安教教会的衰退作了评论，这里的聂思托里安教会实质是处于偶像崇拜的环境之中，它几乎退化成为异教（在蒙古，卢布鲁克同样也说过，聂思托里安教教士在与萨满们争夺阵地时，几乎降到了萨满教的水平）。首先是步入了印度教荒谬的歧途，狂热者们浸透着血的疯狂，他们投身于拉着偶像的车的车轮下，从我们的圣徒中发出了与7世纪佛教朝圣者玄奘一样的呼声。接着鄂多立克游览了锡兰和爪哇，访问了占婆，由此乘船到中国。

鄂多立克在广州登陆，他称为辛迦兰（Sincalan），该名来自阿拉伯名Sinkalan或Sinikalan。广州给他留下的印象是：人口密集，富有，货物云集，价格便宜，居民勤劳，并且是天生的商人和能工巧匠。他还对该地居民所敬之神的数目而感到惊讶。他对泉州（或刺桐）的兴趣也不小，在他的手稿中，泉州拼写成Caitan，该城有两个罗马城大。在泉州，他在上文提到的圣方济各会寺庙中受到接待，使他能对他的方济各会兄弟们建的大教堂和山间的修道院称赞不已。在鄂多立克的手稿中杭州被称为Cansay或Guin－zai。杭州更使他惊奇不已。他说：“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坐落在两湖之间。像威尼斯一样，处于运河和环礁湖之间。”看到这些多种多样的民族——汉人、蒙古人、佛教徒、聂思托里安教徒——同居于这个大城市中，使他对蒙古人的管理钦佩不已。“这样多不同种族的人能够平安地相居于唯一权力的管理之下，这一事件在我看来是世间一大奇迹。”鄂多立克在杭州碰到了一个由方济各会会士们劝说而皈依天主教（肯定是由聂思托里安教改宗的）的蒙古要人，他以“阿塔”一名称呼鄂多立克，阿塔，即突厥语父亲之意。由于他的帮助，鄂多立克得以访问一座佛教寺庙，并与庙中的和尚们讨论了灵魂转世的问题。

鄂多立克从杭州继续前往金陵府（Quelinfu），考狄尔写成Kin－ling-fu，我们称为南京。以后又到扬州，他在扬州发现有一座方济各会寺庙，也还有许多聂思托里安教教堂。接着他浏览了新州马头（Sunzumatu），马可·波罗写成Singiumatu）很可能是今山东济宁），他把该地看成是重要的丝绸市场。最后，他来到“可汗城”汗八里，或称北京。

“大汗驻于此，有一座非常大的宫殿，围墙至少有四英里长，其中有许多较小的宫殿，帝王城是由若干同心的、渐次向外扩大的圆圈组成，每一圈城池内都有居民。在第二圈，是大汗及他的家人和随从们居住。在这一圈内，堆有一座人工小山，山上筑有主要的宫殿。小山上种着美丽的树，故名绿山。山周有湖和池塘环绕。一座极美的桥横跨湖上，无论是从它的大理石色泽的鲜艳，或者是建筑结构的精细上，都是我见过的最美的桥。池中有无数野鸭、天鹅和野鹅。大汗不需离开宫殿所在的圈，就可以享受打猎的乐趣，因为圈墙内有一个大公园，园内有许多野兽。”

接着鄂多立克描述了在蒙古宫廷中受到接见的情况（当时的大汗是忽必烈的重孙子、也孙铁穆耳，他在位时间是1323年10月4日至1328年8月15日）。

“当大汗登上宝座时，第一位皇后坐在他的左手边，比他矮一级；接着在第三级是三个妃子。在妃子下面坐着王族的其他贵妇。大汗的右手边是他的长子，长子以下各级坐着宗王们……。我，僧侣鄂多立克，在该城（北京）呆了三年半，陪伴方济各派修道士，他们在北京有一座寺庙，甚至在大汗宫中担任一定官职。当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为大汗祝福时，我有机会了解到我所观察到的一切。……确实，我们中的一位兄弟（约翰·孟德科维诺）是宫廷大主教，无论大汗何时出巡，他都给予祝福。有一次当大汗返回北京时，我和主教，以及方济各会教士们一起到离北京两天路程之远的地方去迎接他，快要接近时，我们在面前举起了一根长杆，杆头上系有一十字架，我们唱着‘伏求圣神降临’，他坐在战车的王位上，当我们走近战车时，大汗认出了我们，把我们召到他身边。当我们靠近他时，他脱掉皇冠，它是无价之宝，在十字架前鞠躬。主教向他祝福，大汗虔诚地吻十字架。接着我把香插入香炉中，主教在王前焚香。但是，按宫廷礼节，没有人空手去见大汗，于是，我们呈上载满水果的银盘，他友好地接受了，甚至好像尝了尝水果。后来我们闪到路旁，以防被他身后的骑兵队撞伤，退到陪伴大汗的那些受过洗礼的大臣中（他们是皈依天主教的聂思托里安教突厥人）。他们像接受贵重礼物一样高兴地接受我们的普通的礼物。”

鄂多立克还报导了在离北京有20天路程之远的帝国森林中为大汗安排的巨大的狩猎活动。他形象地描述了打猎场面：大汗骑在一只大象背上，蒙古君主们各自射出具有颜色标志的箭。“动物的嘶叫声，猎狗的狂吠，一片喧闹，以致互相之间的说话都听不见。”一旦达到高潮，狩猎的场面就完全结束了，也孙铁穆耳像其祖先成吉思汗一样，冲破围猎圈，按佛教的精神，让受伤的野兽逃走。

最后，鄂多立克提到了杰出的帝国邮政。“信使骑着飞驰的快马，或疾走的骆驼。在他们接近那些驿站时，吹响号角，示意他们来到。驿站主听到号角后，让另一名使者骑上新的坐骑，接过信函后，他飞奔到下一站，依次这样下去，于是，大汗在24小时之间可得到按正常推算需三天骑程之远地区的消息。”

鄂多立克在北京呆了两、三年之久，好像在1328年左右离开北京，经中亚之路返回欧洲。他途经汪古部聂思托里安教突厥人境，一位名叫阔里吉思（死于1298年）的王公，在孟德科维诺的主持下已经皈依了天主教。像在他之前的马可一样，鄂多立克也把这些汪古部王公们与克烈部的“约翰长老”混淆了，但是，当他提到他们与成吉思汗系的公主们的频繁通婚（见上文）时，他头脑中指的肯定是这些汪古部王子。他所称呼的汪古部都城的名称（Thozan），是伯希和认定的中世纪的东胜，即托克托，或可能是现在的绥远。从汪古部境，鄂多立克继续前往甘州之地，即甘肃甘州，他提到了该地的城镇和村子沿大商路排列非常紧密，以致旅行者在离开一个城市和村子时，就可以看到下一个城市和村子的围城。鄂多立克必定是走一条小道穿过戈壁的，这条小道或者是在塔里木北缘，或者是在其南缘，沿途他收集了有关吐蕃和喇嘛教理论的有趣的资料。然而实际上他从未进入吐蕃地区，尽管这一点与他的陈述不相符合。他于1330年5月回到帕多瓦，在口授其传教活动的经历之后，于1331年1月14日在乌迪内修道院去世。

北京大主教约翰·孟德科维诺曾接见过鄂多立克，在鄂多立克离开北京后不久，他于1328年（或1329年）去世。1333年，罗马以另一位方济各派修道士尼古拉继任他的职务，尼古拉是走中亚之路。尼古拉到达阿力麻里（即今伊犁河流域的固尔扎附近）的消息是于1338年传到欧洲。但是，他好像未到中国就去世了。1339年，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派约翰·马黎诺里修士到中国。他从那不勒斯出发，于1339年5月到达君士坦丁堡，然后乘船到克里米亚的喀法（费奥多西亚）。接着他访问了钦察汗月即别，向他呈递了教皇送的许多礼物。1340年春，他从钦察来到察合台汗国的阿力麻里，他在阿力麻里重新建起了前几年中因宗教迫害而遭到破坏的基督教会（参看342页）。然后，他过中亚，于1342年到达北京。8月19日受到忽必烈的第十代继承人、大汗妥欢帖睦尔（Toghan  Temur）的正式接见，他送给大汗一匹来自欧洲的战马，这一礼物很得大汗的赞赏。

1347年12月26日，马黎诺里从泉州起航，在沿印度海岸航行时，在迈拉布尔和奎隆停留一年。于1353年返回阿维农。

1370年，教皇乌尔班五世任命巴黎大学教授纪尧姆·波拉特为北京大主教，第二年教皇又命名弗朗希斯科作为他的使者到中国。但是，元朝刚被推翻（参看下文）。

胜利的中国人——明朝——强行禁止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蒙古人引进的或者说是赞赏的所有外来宗教教义。基督教处于不利地位，被中国的反对分子看成是一种蒙古宗教。同样的事情在840年也曾发生过，当回鹘可汗们垮台时，在他们统治之下得到保护的摩尼教在一夜之间被禁止了。它被认为是蛮族强制推行的宗教。

11．忽必烈家族的后裔和蒙古人被逐出中国

为探讨元朝时期的各种宗教，我们只好中断了对元朝历史的陈述，插入上述事件，现在我们回过来继续叙述之。

铁穆耳皇帝（1294－1307年在位）是元朝最后一位能干的君主。在他之后，王朝即呈现衰败景象。正如成吉思汗所预见——如果认定是他说的那些话是可信的——草原狩猎者的后裔们忘记了艰苦创业和获得权力的原因，满足于定居生活的舒适和奢侈，对此，马可和鄂多立克已给我们留下了一些印象。蒙哥是最后一位企图使征服者们回到简朴的草原生活上来的人。他的继承者忽必烈果断地扭转方向，使元朝转向中国的生活方式：在文明化的乐趣中过定居生活。在忽必烈这种人（或者他的孙子铁穆耳）的统治下，这样做毫无害处，因为他把中国人的能力注入到蒙古人的强壮之中，在他身上仍原原本本地保持着这种强壮。但是随着平庸无能之辈的继任，这种结合证明了是有害无益。中国的最后一批成吉思汗后裔们已经完全中国化，他们被宫廷生活和过度的骄奢淫逸所腐蚀，被一群亲信、贵妇、文人学士和官僚们簇拥着，与外界隔离，于是，蒙古人的活力消失殆尽。历史上最令人震惊的征服者的子孙们已经退化到软弱无能、畏畏缩缩、优柔寡断的地步，当灾难临头时，只会悲伤。他们唯一保持的蛮族本色是不能适应把国家作为一个抽象实体的中国意识。

尽管占据了天子的王位，但是他们仍然是一个氏族，氏族成员们公开争斗，互相夺权，互相残杀。在中国人起来反抗时，他们之间是绝望地互相分裂和强烈的嫉妒，而不是面对危险团结一致，结果中国人一个接一个地把他们打倒。

除此之外，他们由于过度地享乐而缩短了寿命。忽必烈于1294年2月18日去世时是79岁。他的宠儿（次子）真金（拉施特的Chinkim）于1286年1月就去世了。真金之子铁穆耳能够使自己戒掉了成吉思汗家族根深蒂固的酗酒恶习，证实了自己是一位比他的祖父所期望的还要好的君主，但是，他于1307年2月10日过早地去世（他死后无子女），终年42岁。接着，如上所述，发生了忽必烈孙子、唐兀惕地区（甘肃）的长官阿难答王子，与忽必烈的重孙子、蒙古哈拉和林长官海山之间的王位争夺，海山在杭爱山边境统率着帝国最强大的军队。海山获胜，并处死了对手。在他的军事才能得到证实之后，特别是在反海都的战争中，他唤起了他的臣民们的希望，但由于沉溺于烈酒和女人，他31岁就去世了（1311年1月27日）。他的兄弟普颜笃（爱育黎拔力八达）“温和、善良、坚定”，他想采用像任用中国文人学士一样的科举制度录用蒙古后选人，他35岁时去世（1320年3月1日）。普颜笃之子硕德八刺即位，年仅17岁，3年以后，被蒙古高级官员组成的阴谋集团杀害，他们拥立他的堂兄弟也孙铁穆耳为皇帝（1323年9月4日）。

也孙铁穆耳统帅着在蒙古的军队，他在怯绿连河畔的军营中被宣布为皇帝，并于1323年12月11日在北京正式即位，当时是30岁，但是5年之后（1328年8月15日），因纵欲而死。中国历史把他描绘成无所作为的懒散王公、豪华宫廷的囚徒。他死后爆发了内战。海山之子图帖睦尔于1328年11月16日夺取政权，但是，他把王位让给了他的哥哥蒙古长官和世琼。1329年2月27日和世琼突然去世，图帖睦尔又登上王位。

但他也因暴饮暴食，于1332年10月2日去世，年仅28岁。和世辣的小儿子，6岁的懿璘质班被宣布为皇帝（133年10月23日），但两个月之后也去世了（12月14日）。懿璘质班13岁的哥哥妥欢帖睦尔于1333年7月19日继任为皇帝。

妥欢帖睦尔统治期间看到了元朝的灭亡。在他年轻时，蒙古大臣们在宫廷政变和宫廷阴谋中为控制权力而互相争斗。最初，政权由蔑儿乞部出身的权臣伯颜操纵。、

他失宠并于1340年去世之后，蒙古各派之间的斗争使王朝的威信一败涂地，中央政权瘫痪。妥欢帖睦尔是一位软弱和摇摆不定的人，只是在他的心腹和吐蕃喇嘛的陪伴下寻求乐趣。他因纵欲而迟钝，对治理国家毫无兴趣，忽视了正在中国南方蓬勃发展起来的民族反抗斗争。

元朝腐败的景象激起了中国爱国志士们反抗外来统治。这次反抗，像1912年革命一样，发端于长江下游和广州地区。反抗是自发的和分散的，由许多半爱国、半土匪式的首领领导，当他们与蒙古人作战时，他们之间也在互相争吵。徐寿辉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从蒙古人手中夺取了湖北省的两个孪生城市：汉阳和武昌（1352年），接着占领襄阳（1356年），最后，控制了两湖（湖北、湖南）的大部分地区和江西。然而，他于1359年被他的部将陈友谅取代，陈友谅是一个普通渔民的儿子，现在扮演着帝国候选人的角色，他一直驻扎在鄱阳湖以北的九江。与之相同的又一个例子是刘福通，他是一位冒险家，在被称为宋朝后裔的名义下，他于1358年短期内取得了对开封的控制权，但是，1359年被蒙古王公察罕帖木儿赶跑。第四位起义军首领张士诚占有长江口边的扬州（1356年），而浙江和福建海岸遭到勇敢的爱国者方国珍的毁坏。

所有这些亡命之徒，在他们最聪明者、即明朝建立者、未来的洪武皇帝朱元璋的面前都暗然失色了。朱元璋是安徽一个贫农家的儿子，早年当过和尚。1355年，他在长江下游河畔的太平起兵。尽管最初他与所有的竞争者一样，只是一个团伙的头目，但是，与其余人不同的是他的政治敏感性，以及他对地方老百姓的仁慈和圆滑，他能够不用武力而使他们依附于他。1356年，他从蒙古人手中夺取南京，使它成为他的都城。正是在他定居南京前不久，在一片混乱中他建立起一个正规政府。

他于1363年在潘阳湖东岸的饶州附近击败并杀死了对手陈友谅，占有了他遗留下的地盘：湖北、湖南和江西，于是成了整个长江流域的主人。1367年他从另一个对手张士诚手中夺得浙江，1368年从海盗方国珍手中夺取了福建诸港口。同年，广州和两广内的城镇都不战而降，随着上述城市的投降，明朝成了整个中国南部的主人。

中国南部（即原宋朝）是一个世纪前被忽必烈征服的，由于他衰退了的后裔们的无能和忽视而丧失了，对于它的丧失，蒙古宫廷似乎仍不在意。比较而言，成吉思汗后裔们对他们最初的征服地中国北部（即原金朝）更感兴趣。直到当时，它仍是完整的。但是，为了保护它，必须有一定的凝聚力。而蒙古王公们从未像现在这样严重的四分五裂，1360年他们中最有能力的两位王子，帝国军队中最杰出的将领察罕帖木儿（他重新征服了开封）和山西大同边境长官孛罗帖木儿为了太原（当时的冀宁）的管辖问题几乎兵戍相见。接着，在蒙古的一位窝阔台家族的王子企图利用这一形势推翻忽必烈家族的统治。他进军至长城，在上都府（多伦诺尔）附近打败帝国军队，但是，后来被叛逆者杀死（1361年11月）。在帝国领导者中间内战盛行。1363年，当帝国丧失了南部中国时，孛罗帖木儿凭借武力，企图从察罕帖木儿的继承人扩廓帖木儿手中夺取太原（山西）的统治权。皇太子爱猷识礼达腊站在反孛罗一边，命扩廓帖木儿撤消孛罗在大同的统治权。接着，孛罗于1364年9月9日率军进入北京，迫使妥欢皇帝任命他为最高统帅，而皇太子逃往太原的扩廓帖木儿军中。但是，孛罗并没有战胜这两位对手，1365年9月作为一次宫廷阴谋的结果，他在北京被暗杀，皇帝亲自参与了这次阴谋。于是，扩廓帖木儿与皇太子一起返回北京，这次是扩廓帖木儿被任命为最高统帅，直到1367年他失宠为止。于是，当蒙古宫廷和贵族们正在打内战时，中国的起义者们能够夺取整个南部中国就不足为奇了。明朝的首领在进行征服北部中国时，对付的正是这种丧失了能力的敌人。

朱元璋于1368年8月从南京出发，经广平和馆陶路进入河北，这是一次胜利的进军。蒙古将军卜颜企图守住通往北京的路，但是，在通州被新明王朝的杰出统帅徐达打败并杀死。皇太子爱猷识礼达腊携带祖先扁额逃往蒙古。妥欢帖睦尔皇帝于9月10日夜离开北京奔上都府（多伦诺尔）。蒙古宗王帖木儿不花在企图保卫北京的战斗中英勇阵亡。于是，明朝统治者进入了北京。

仍然占据着山西的最后一支蒙军是在太原总督扩廓帖木儿的统率下，扩廓帖木儿像独立的宗王，拒绝援助他的君主，而是集中兵力保卫他自己的属地。但是，当徐达率领的中国军队逼近时，他也放弃了抵抗。太原被攻陷时，扩廓帖木儿逃亡到甘肃。悲惨的妥欢帖睦尔皇帝感到在多伦诺尔也不安全，逃往沙拉木伦河畔的应昌（开鲁），1370年5月23日他在此去世。他是处于丧国之绝望中，或者说，他为丧失了帝国境内的许多乐趣而沮丧地死去：为四面八方的蒙古之众显耀、矜夸的我可爱的大都，冬季御寒的我的巴尔哈孙，夏季避暑的我的开平上都，我的美丽的沙拉塔拉，……统失陷于汉家之众……。

成吉思汗的子孙们在中国建立的王朝，从忽必烈到妥欢帖睦尔，持续不到一百年。他们在突厥斯坦建立的汗国注定要延续到17世纪，尽管命运多变，并且帖木儿曾打破过该国的连续性。

谢选骏指出：有生就有死，要想不死，只有不生；再大的帝国都必瓦解，因为思想主权的力量永不止息——他会不断创造新的国家形式。

【第八章 察合台家族统治下的突厥斯坦】

 1．察合台汗国：起源与一般特征

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继承了伊塞克湖地区、巴尔喀什湖东南的伊犁河流域，以及楚河与怛逻斯河流域草原，或者至少是这两条河以东的草原。据志费尼记述，察合台的冬营地是在马拉什克亦拉，夏营地是虎牙思，两地都在伊犁河流域内，虎牙思靠近阿力麻里（离今固尔孔不远）。喀什噶尔和河中地区是他的属地。畏兀儿地区，即别失八里（今济木萨）、吐鲁番（哈喇火州）和库车的原回鹘国境，大约在1260年左右成了察合台家族的直属领地，尽管在此以前它似乎一直是附属于哈拉和林的大汗们。河中的不花刺城和撒麻耳干城在一段时间内也由哈拉和林宫廷管理。

察合台汗国一名是来自察合台王子，因他的领地而得名。它的领域相当于原古儿罕们统治下的喀喇契丹国。像喀喇契丹一样，它也是一个蒙古统治下的突厥地区，是突厥斯坦的蒙古王国。察合台的统治者们也如同喀喇契丹的古儿罕们，甚至像更早的7世纪的西突厥可汗们一样，完全不懂得如何以西方国家为模式，或者以中国和波斯为模式建立一个正规的国家。因为他们缺乏这样做的历史背景。他们的堂兄弟忽必烈家族，或者波斯的旭烈兀家族，发现古代中央集权国家的古老传统——它的全部历史是按行政管理的惯例，即衙门和法院——已经处于他们的支配之下。

在中国，他们成了天子；在波斯，他们成了苏丹。他们把自己与在地理上、历史上和文化上都有严格限定的国家等同起来。察合台的儿子们则与此不同。他们的王国具有不固定的疆域，没有像北京和桃里寺这样的城市作为它的中心，只有一片草原。他们从未萌发在塔里木盆地的绿洲内，即在喀什或于阗定居的想法，因为这些绿洲是被围成一个一个的园地，对他们的骑兵和牧群来说是太小了。他们也不愿意定居在塔吉克人中和不花刺及撒麻耳干城内或多或少伊朗化的突厥人中，这些人口稠密城市中的穆斯林狂热和暴民的骚乱必定与他们的游牧天性很不融洽。与其余几个兀鲁思的亲属们相比，他们在更长时期内完全不懂都市生活，对它的需求和用途缺乏任何了解。因此，八刺汗单纯是为了得到维持一支军队的基金，就毫不犹豫地下令掠夺不花刺和撤麻耳干城——这些已是他自己的城市！最后，直到15世纪时，察合台后裔作为游牧民漫游于伊犁河与怛逻斯河之间，仍然是草原之子。在一个产生了像阿鲁浑、合赞、完者都、忽必烈和铁穆耳这些政治家的家族中，察合台人代表了蒙古文化的落后方面。并不是说他们比成为中国人的忽必烈系，或者是成为波斯人的旭烈兀系更多的抵制他们所处的环境。由于他们生活在突厥地区，从14世纪起他们成了突厥人，结果，在亚洲通用的突厥语言被称为察合台突厥语。但是，伊犁河畔的这些突厥人，即原突骑施和葛逻禄突厥人的残余，与这些蒙古人一样没有更多的文化经历。察合台家族一直悬浮在别失八里的佛教－聂思托里安教的回鹘文化和不花刺与撒麻耳干的阿拉伯－波斯文化之间，未能作出选择。在初期，察合台家族像成吉思汗本人一样，无疑较多地接受了回鹘的影响，即受到那些仍信仰佛陀和聂思托里安十字架的古突厥－蒙古人的影响。后来在14世纪初期，察合台人转向伊斯兰教，尽管是蒙古式的，不盲从也不顶礼膜拜，以致甚至在当时，在撒麻耳干虔诚的穆斯林眼中，他们似乎仍是半异教徒，而帖木儿对他们的战争也呈现出穆斯林圣战的形式。

汗国的建立者察合台从1227年到1242年间统治着该汗国，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是一位旧式蒙古人。他十分敬畏他的父亲，成吉思汗曾任命他监护札撒——法典和行为规范——他本人终身遵循这些法规，并使跟随他的人也这样做。有一天，他与他的弟弟窝阔台（当时已即位为大汗）赛马获胜，第二天，他像一个罪犯一样地乞求窝阔台的宽恕。顺便提一下，在他的弟弟提升到大汗的位置上时，他没有嫉恨，因为这是他父亲的决定。由于同样的原因，尽管他统治着穆斯林各族，但他对伊斯兰教有些敌视，特别是有关斋戒和屠杀牲畜一类的规定。在这些规定中，古兰经的戒律与蒙古习俗和札撒相抵触。尽管如此，他的一位大臣、讹答刺人哈巴什·阿密德是一位穆斯林（死于1260年）。此外，成吉思汗曾把河中诸城（不花刺、撒麻耳干等）的行政和财政事务委托给另一位穆斯林马合谋·牙刺洼赤，他住在费尔干纳的忽毡。这并不防碍察合台罢免他，但是，由于牙刺洼赤是直接向大汗负责，当时在位的大汗窝阔台指出察合台这一行为的不轨，并恢复了马合谋的职务。马合谋之子、麻速忽·牙刺洼赤（或名麻速忽伯格）继其父，仍以大汗之名继续管理河中诸城，巴托尔德认为，他还管理了察合台的另一些“文明化的省区”，直抵中国边境。他以这种身份出席了1246年的库里勒台，会上进一步确定了他的职务。1238－1239年，不花刺爆发了一次广泛的穆斯林运动，目的是反对有产阶级和蒙古行政。

麻速忽镇压了这次运动，同时也尽力保护该城免遭蒙古军的报复。

察合台死（1242年）时，把王位留给他的孙子、长子木阿秃干的儿子哈刺旭烈兀，木阿秃于已于1221年围范延［巴米安」的战争中被杀，他的死引起了成吉思汗家族的极大悲痛。哈刺旭烈兀在察合台遗孀也速伦可敦的监护下从1242年统治到1246年。1246年，新大汗贵由以他的私友、察合台的弟弟也速蒙哥王子取代了他。贵由的这位密友因酗酒而头脑呆滞，他把国家的统治事务留给他的妻子和该国的穆斯林大臣火者·巴海乌丁，志费尼称赞巴海乌丁是文学和艺术的资助者。但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也速蒙哥也只统治了很短的时间（1246－1252年）。在  1249－1250年间发生的、导致整个成吉思汗家族分裂的王位继承的争吵中，也速蒙哥站在窝阔台家族一边反对蒙哥的候选资格。蒙哥即位之后，于1252年8月罢免了也速蒙哥，并以五年前被也速蒙哥赶下台的哈刺旭烈兀取而代之。哈刺旭烈兀在他掌权之后，甚至接受了处死他的叔叔也速蒙哥的任务。正是从这一系列的宫廷政变中表明了察合台兀鲁思当时几乎没有获得自治，只是哈拉和林宫廷的一个属地，经受着和林发生的各次家族叛乱所产生的影响。事实上，它只是一个与中央政权紧密联系的总督区，虽然对窝阔台和拖雷家族来说事实上它是长支，但是，它只是被作为幼支对待的旁系。

然而，哈刺旭烈兀在前往恢复封地的途中去世（1252年）。执行处死也速蒙哥这项帝国命令的任务落到他的遗孀兀鲁忽乃身上。原大臣哈巴什·阿密德作为哈刺旭烈兀的支持者在也速蒙哥统治下曾遭到过迫害，他处死了巴海乌丁，为自己报了仇。兀鲁忽乃控制察合台汗国达9年（1252－1261年）。

在察合台家族宗主权下继续存在的前成吉思汗时期的那些旧王朝同样也受到了哈拉和林宫廷革命的影响。别失八里（古城）、吐鲁番和库车的回鹘国便是一例。

上面已经提到过，回鹘统治者巴而术终身一直是成吉思汗的忠实属臣，曾支持成吉思汗反屈出律、反花刺子模沙赫和攻打西夏。作为回报，成吉思汗打算把他的一个女儿（据说是他最宠爱的一个）阿勒屯别吉嫁给他。然而，由于成吉思汗和公主本人先后去世而未能成婚。巴而术本人此后不久也去世了，其子乞失麦继任为亦都护，即回鹘王，他到蒙古宫廷接受窝阔台为他举行的受职仪式。同样，在乞失麦死时蒙古的摄政皇后脱列哥那把回鹘王位授予他的兄弟萨伦迪。萨伦迪是佛教徒，他似乎曾敌视过伊斯兰教，穆斯林们抱怨他的严酷。在1251年发生的窝阔台后裔们与蒙哥之间的王位之争中，至少萨伦迪的一些近侍是站在窝阔台家族一边。萨伦迪的一位主要官员八拉与斡兀立·海迷失的同谋者们一道被胜利者蒙哥判处死刑，只是由于一次幸运的机会才得以逃脱。萨伦迪惶恐不安，赶紧去朝觐蒙哥（1252年），在他刚从帝国斡耳朵返回来后，回鹘国内爆发了起义，回鹘地区的穆斯林们指控他要杀害他们，并列举详情。他们说，大屠杀将于星期五在别失八里以及回鹘国内的各清真寺内举行祈祷时发生。蒙哥的一位代表——原来是一位名叫赛福丁的穆斯林，他当时住在别失八里——接到指控后，要萨伦迪返回和林向大汗汇报此事。这位倒媚的回鹘王子受到审讯和拷打，直到他承认了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供词。蒙哥命他回别失八里去接受惩罚。多桑评论道：“在一个星期五，他于众目睽睽之下被其兄弟斡根赤（Ukenj）斩首，那些早就想把这位佛教王公处死的伊斯兰教徒们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事实上，萨伦迪是作为窝阔台家族的党羽被处决的。他的兄弟作为蒙哥的支持者取代了他的位置；但是，这次家庭纠纷给予了回鹘地区的少数穆斯林报复多数佛教徒的机会（1252年）。

2．阿鲁忽的统治：察合台人独立的尝试

兀鲁忽乃被描述成一个美丽、聪明和目光敏锐的皇后，她于1252年到1261年期间统治着察合台汗国。在1261年，察合台汗国再一次感受到蒙古地区为争夺最高可汗位置而发生的斗争所产生的影响——这一次是大汗忽必烈和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之间的争夺，当时阿里不哥是蒙古的主人，他提名察合台之孙、拜答儿之子阿鲁忽王子为“察合台汗”，并交给他防守阿姆河边境以免波斯汗旭烈兀遣援兵支持忽必烈的任务。于是，阿鲁忽到别失八里，夺取了兀鲁忽乃的权力，没有遭到反对就接管了从阿力麻里到阿姆河之间的地区。他的统治从1261年持续到1266年，但是，他的统治所遵循的是一条与阿里不哥的意愿完全不同的路线。

阿鲁忽利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争，以一位独立汗的身份行事，这在他的家族中是第一次。他的宗主阿里不哥曾派专员到察合台境内征收赋税、马匹和武器。阿鲁忽垂涎这些财物，将使者处死夺取其物，并宣布归顺忽必烈（约1262年）。阿里不哥对这种叛逆行为发怒，前往攻阿鲁忽。但是，阿鲁忽旗开得胜，在赛里木湖和艾比湖之间的普拉德打败了阿里不哥的先头部队。这次胜利之后他认为自己已安然无恙，于是，错误地解散了军队，安心地返回伊犁河畔的大本营。就在这时，阿里不哥的另一副将率新军到达，入侵伊犁河流域，占领阿力麻里，迫使阿鲁忽朝喀什和于阗逃跑。接着，阿里不哥本人进入察合台兀鲁思的中心地阿力麻里，在那里过冬，而阿鲁忽向撒麻耳干撤退（约1262－1263年）。阿里不哥在富饶美丽的伊犁河流域的行为是如此野蛮，他蹂躏农村、屠杀他的政敌的所有党徒，以至于发生了饥荒，他自己的一些将领也率军离开了他。阿里不哥看到他的军队陆续瓦解，便设法与阿鲁忽和谈。他使兀鲁忽乃皇后站在他一边。兀鲁忽乃是为抗议她在察会合汗国的统治权被剥夺而来的，于是，阿里不哥委托她和麻速忽·牙刺洼赤带着和平协议到撒麻耳干阿鲁忽处。然而，在撒麻耳干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兀鲁忽乃一到，阿鲁忽就与她结婚，并任命麻速忽为他的理财大臣。麻速忽的支持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价值。这位贤明的行政官从不花刺和撒麻耳干征收到大量的钱财，使阿鲁忽和兀鲁忽乃得以募集到一支精军。阿鲁忽后来能够击溃从叶密立领地南下的窝阔台系宗王海都的一次入侵。与此同时，阿里不哥由于缺乏物资，并且又遭到忽必烈和阿鲁忽的东、西夹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他于1264年被迫投降忽必烈。

这些事件的结果，如果不是在法理上，也是在事实上把直到当时由大汗们严格控制下的察合台汗国解放出来。直到当时一直以大汗的名义管理着不花刺和撤麻耳干的麻速忽（死于1289年），从此为阿鲁忽征集这些地区的税收。阿鲁忽也通过与钦察汗别儿哥的战争而扩大了汗国领土，他从别儿哥手中夺取讹答刺（他摧毁了该城）和花刺子模省。

阿鲁忽死（1265或1266年）后，遗孀兀鲁忽乃把她与前夫（哈刺旭烈兀）所生之子木八刺沙扶上王位，他是在河中地区的影响下第一位皈依伊斯兰教的察合台后裔（贾马尔·喀什记载他即位日期是1266年3月）。然而，另一位察合台宗王、木阿秃干之孙八刺从忽必烈那儿获得了札儿里黑，任命他与他的堂兄木八刺沙共同执政。

八刺一到伊犁河地区，就策动军队叛乱，在忽毡捉住木八刺沙本人（据贾马尔·喀什，此事发生在1266年9月），夺取了他的王位，把他贬为管理王室狩猎的长官。尽管八刺把他获得的王位归功于忽必烈，但是，不久与忽必烈发生争吵。大汗指定他的使者蒙古台去统治东突厥斯坦。八刺驱逐之，并以自己的一个部属取代之。忽必烈派一支由6千骑兵组成的部队帮助被罢免的蒙古台，但是，八刺以3万军队迎战，迫使忽必烈的骑兵不战而退。八刺还遣军掠夺忽必烈统治下的于阗城。

3．海都宗主权下的察合台汗国

八刺在反海都的战争中很不走运。上面已经提到过塔尔巴哈台地区、叶密立河畔的窝阔台家族首领海都如何与忽必烈争夺大汗称号和争夺对其他几个成吉思汗兀鲁思的宗主权的斗争。海都是以要求八刺效忠于他以及进攻八刺而开始这一斗争的。

在阿姆河附近发生的初期的一次战斗中，八刺诱敌进入包围圈，俘获了许多人和战利品。但是，海都得到钦察汗忙哥帖木儿的支持，忙哥帖木儿派了一支5万人的军队由别儿克贾统率进攻八刺。在一次大战中，八刺被别儿克贾打败，退入河中地区，在此他以牺牲不花刺和撤麻耳干为代价，通过进一步的勒索而得以重新装备他的军队。当他正在为进行最大的努力作准备时，海都提出与他议和。海都要抽身去对付在蒙古的忽必烈，就让八刺继续统治河中。作为回报，八刺不得不让海都成为伊犁河地区和东突厥斯坦的真正控制者，甚至在突厥斯坦他也得承认自己是海都的属臣。

在此基础上，他们召开了一次调解性的库里勒台，据瓦撒夫认为它大约于1267年在撒麻耳干北的卡特文草原上召开的，尽管拉施特认为它是于1269年春在怛逻斯河畔召开的。巴托尔德写道：“这样，一个完全独立于大汗忽必烈的帝国在中亚兴起，它处于海都的宗主权之下。参加这次协议的所有宗王都必须相互看成是血缘兄弟（安答）。城乡居民的财产将受到保护，宗王们不得不满足于山间或草原牧地，使游牧民的牧群远离耕地。河中的三分之二地区留给了八刺，但对河中耕地的管理由海都又委托给麻速忽。”

八刺现在的宗主海都为了使八刺远离东突厥斯坦，派他去从旭烈兀家族手中夺取波斯汗国，当时该家族的代表人是旭烈兀之子和继承者阿八哈汗。八刺不顾麻速忽的忠告，再次对不花刺和撤麻耳干城民过度的征税，以满足军队的开支，如果不是麻速忽恳求的话，他将会把这两个城市洗劫一空。接着，八刺率领一支由成吉思汗宗王为全军支柱的军队渡阿姆河，在莫夫附近扎营，军队中有不里和他的堂兄弟捏古伯与木八刺沙（被八刺废黜了的前任察合台汗）。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征讨阿富汗地区，他索取这一地区无疑是由于他的祖父木阿秃干在1221年围攻范延时被杀。

战争开始时很顺利。八刺在赫拉特附近打败了呼罗珊长官、阿八哈兄弟布金。

他占领了呼罗珊的大部分地区（约1270年5月），洗劫尼沙普尔，迫使赫拉特的沙姆斯哀丁·穆罕默德向他称臣纳贡。但是，匆忙从阿哲儿拜占赶来的波斯汗阿八哈诱他入赫拉特附近的埋伏圈，于1270年7月22日使他遭到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八刺率残军回到河中。他从马上跌下来，致残腿跛。他在不花刺度冬，并在此以苏丹加秃丁一名皈依了伊斯兰教。

八刺的灾难使他的主要亲属和属臣们不再支持他。因此，他到塔什干向他的宗主海都求援。海都率2万军到战地，不是去援助他，而是趁火打劫。据说，在海都到达时八刺惊吓而死（据贾马尔·喀什此事发生在1271年8月9日）——或者是在周密的策划下被海都军消灭。

八刺死后，他的四个儿子与阿鲁忽的两个儿子联合，企图使河中摆脱海都军队的控制，尽管他们也有机会夺取在麻速忽英明治理下已经开始繁荣起来的河中诸城，但是，他们陆续被海都打败。于是，海都没有把察合台汗国给他们中的任何一人，而是于1271年给予另一个察合台宗主捏古伯。当捏古伯企图摆脱海都的控制时，海都处死了他，并以察合台家族的另一位宗王、不里之孙秃花帖木儿取代他为汗（约1274年？）。然而，此后不久秃花帖木儿去世，海都后来把王位给予八刺之子都哇（约1274年？）。与此同时，波斯汗阿八哈开始了报复，他没有忘记1270年的八刺入侵事件。1272年底，他派军队侵入花刺子模与河中，在那里，劫掠了玉龙杰赤［乌尔根奇］与希瓦，并于1273年1月29日进入不花刺。在不花刺烧杀虏掠持续了一个星期，未能逃走的那些居民以十人抽杀一的方式被屠杀，旭烈兀家族的军队带着5万俘虏回到波斯。

从这些事件中可以看出游牧统治强加于都市居民的骇人听闻的情况。当这些游牧的首领们不再毁灭已属于他们自己的城市时，他们就以不可融合的家族纠纷为借口，不时地袭击那些附属于对方的城市，并摧毁它们。

侵略者走后，麻速忽又在河中那些不幸城市的废墟上开始了重建工作。这些废墟是因周期性的蒙古内战后留下来的。他致力于这一工作，直到1289年10月（或11月）去世时。以后，他的三个儿子继续了他的工作，他们依次管理着不花刺和撤麻耳干：阿布·别克尔管理到1298年5月（或6月）；萨替尔密什·伯克管理到1302年（或1303年）；后来是苏英尼奇。但是，他们都回避察合台的后裔，依靠可怕的海都，前两位是海都认命的，而苏英尼奇是从海都之子继承者察八儿手中获得的权力。

都哇无疑是从他的前任几个察合台王的例子中吸取了教训，他表明自己是海都的忠实属臣。由于畏兀儿亦都护一直保持着对忽必烈大汗表示效忠，为了强迫他转向他们一边，海都和都哇于1275年入侵其地。接着，他们向其都城别失八里进军， 但是，一支及时赶到的帝国军队解除了畏兀儿境内的危险。1301年，都哇又作为海都的杰出副手，参与了在哈拉和林以西抗爱山地区发生的海都与忽必烈的继承者铁穆耳军的战争。正是在这次战争中，都哇于1298年9月俘虏了铁穆耳的女婿、汪古部王子、基督教徒阔里吉思，他野蛮地处死了他。这次胜利之后，都哇准备进攻吐鲁番和甘肃之间的帝国边境地区，但是，他自己的军队反而遭到帝国军队的袭击而溃散。此时，海都和都哇发现他们受到来自白帐汗（术赤家族的东支）伯颜侧击的威胁，伯颜统治着巴尔喀什湖西北和咸海以北地区。最后在1301年，为从帝国军队手中重新夺取和林，都哇随海都远征，同年8月，反大汗的窝阔台后裔在和林和铁米尔之间遭到惨败，都哇也陷入了这次失败。正像已经叙述过的，海都在撤退时去世。

在元朝的历史上，海都只是昙花一现的人物，他似乎是一位具有强烈个性的杰出的王子，是想仿效贵由而未能成功的人。总之，窝阔台家族的这位最后一位伟大王子，在他身上具有君主的才能。他强加于阿鲁忽的那些保护河中城市和农民的英明措施证明了他的眼光超越+了游牧民通常采取的掠夺性袭击。他参加的41次战役（他参加过1241年远征波兰和匈牙利）表明了他是战争中的真正指挥者。在整个亚洲，他是唯一能够左右忽必烈命运的人，忽必烈甚至在其权力的鼎盛时期也没有战胜他。他给予聂思托里安教旅行者列班·扫马和麻古思的欢迎，以及教皇尼古拉四世对他寄予的希望（1289年7月13日曾写信给他，敦促他皈依天主教），证明了他像以往所有的蒙古人一样，是同情基督教的。他的厄运在于他生不逢时，当时忽必烈已在中国牢固地建立起国家，成吉思汗的其余各支已经半中国化，半突厥化，或者半伊朗化了。中亚的这位末代汗在很多方面也是蒙古人的最后一位君主。

4．察合台汗国的第一次鼎盛时期：都哇、也先不花和怯别

都哇一直忠实地追随着海都。这位可怕宗主的去世可能是一种解脱，但是，都哇设法要使这种变化渐渐地发生。海都留下一个儿子察八儿，他继承了海都的全部头衔。都哇承认了他的宗主地位，但是，大窝阔台家族的这位继承人缺乏能力维持由他父亲一手创建的帝国。都哇的变化是以向察八儿提议他应该承认铁穆耳皇帝的宗主权而开始的；1303年8月，他们两人承认归顺于北京，于是，在以往40年中一直破坏着中亚的内战结束了，蒙古的统一又重新建立起来。但是，都哇一经确信他得到了帝国的支持后，就与察八儿决裂。两军在忽毡和撒麻耳干之间的地区相遇，察八儿首先被打败。然而，在第二仗中，察八儿的兄弟沙·斡兀立获胜。于是，都哇向察八儿提议他们应该言归于好，双方同意由都哇和沙·斡兀立两人在塔什干会面讨论这件事情。但是，沙·斡兀立具有典型的游牧人的轻率，竟解散了他的一些军队。都哇率全军抵塔什干，袭击并驱逐了沙·斡兀立。接着，夺取了察八儿的别纳客忒和怛逻斯城。当时察八儿是在也儿的石河上游与裕勒都斯河之间的地区扎营，在他似乎还不知道这个卑鄙阴谋时，新的打击降临了：铁穆耳皇帝的军队从哈拉和林出发，越阿尔泰山南部，从后方攻察八儿。不幸的察八儿除了向都哇投降外别无选择。都哇以礼相待，但是夺取了他的所有领地。于是，一度被海都家族限制在河中地区的察合台宗王们收回了伊犁河流域和喀什噶尔，使他们重新获得了他们最初享有的全部遗产（约1306年）。

都哇几乎未来得及享受他的好运气，因为他于将近1306年底去世了。其长子宽阇即位也不过一年半就去世了。他死后，不里之孙塔里忽夺取了权力。多桑描述他道：“此人老于戍阵，信奉伊斯兰教，在蒙古人中极力传播这种宗教”。但是，都哇家族的党羽们起义反对他，其中一人在一次宴会上将他暗杀（1308或1309年）。接着，这些阴谋者们拥立都哇的幼子怯别为汗。与此同时，这些内争多少鼓起了觊觎王位的窝阔台宗王察八儿的希望，他在早些时候曾被都哇打败，并被剥夺了领地。察八儿攻怯别，但被打败，他又渡过伊犁河，奔元朝皇帝海山宫廷避难。这次胜利结束了窝阔台家族进行的最后的斗争，此后，察合台系宗王们召开了一次库里勒台，会上，他们决定指定都哇的一个儿子、当时仍在北京宫廷的也先不花王子为汗。瓦撒夫说，当时也先不花是出于自愿登上他弟弟怯别让给他的王位。也先不花死（约1320年）后，怯别重新掌权。

尽管在个人之间发生了这些变化，但是，由于都哇使察合台系宗王们回复到君主的高度，他们开始对外部世界产生影响。在中国方向，或者阿拉伯－里海草原和波斯方向的扩张对他们来说都已经被堵死（这些地方已被忽必烈、术赤和旭烈兀家族牢牢地把守着），他们把目光转向阿富汗和印度。波斯诸汗的宫廷设在伊朗另一端，在阿哲儿拜占，几乎很少注意阿富汗事务。察合台人趁机进入巴达克山，向喀布儿和加兹尼移动。事实上，在阿富汗西部，一个强大而适应性很强的地方政府已经崛起，即是克尔特人的阿富汗古尔王朝，克尔特人处在波斯的宗主权下，实际上是自治的。察合台人在此不可能取得任何进展，他们向东阿富汗地区挺进，并由此对西北印度进行有利可图的袭击。1297年，都哇洗劫了旁遮普，但被击退。当时由阿拉丁·哈勒吉（1295－1315年）苏丹统治的德里国实际上是一个强大的军事君主国，它粉碎了察合台人的各次进攻，然而，在一段时期内，这种威胁无疑是严重的，使苏丹和他的马木路克全力以赴地抵抗。与这些事件同时代的人甚至相信，最后（75年之后）印度将屈服于成吉思汗蒙古人的征服。

都哇的一个儿子、忽都鲁·火者在东阿富汗地区定居。他一占有这块领地，就发动了一次向着德里的大门进军的掠夺性远征（1299－1300年？）1303年察合台宗王图盖率12万军又进行了一次入侵。蒙古人在德里城下扎营，封锁该城达两月之久。后来，这支大军对整个地区进行大扫荡后撤退——也许是因为缺乏攻城器械——回到阿富汗地区。1304年又进行了一次入侵。4万蒙古骑兵蹂躏了拉合尔以北的旁遮普，兵锋直至德里以东的阿姆罗赫，在阿姆罗赫他们终于被苏丹的副将吐格鲁格击溃。9千蒙军俘虏被大象踩死。为了替死者报仇，察合台宗王怯别（后来继任为汗）洗劫了木尔坦地区，但是，当他返回时，在印度河畔遭到吐格鲁格的袭击，吐格鲁格在蒙古人中进行大屠杀（1305－1306年）。俘虏再次被带回德里被大象踩死。

对波斯诸汗来说，以忽都鲁·火者之子达乌德·火者为首在阿富汗东部地区内形成的这些察合台系封地是一种侵占行为。1313年，波斯汗完者都派军队驱逐了达乌德·火者，迫使他退入河中。达乌德·火者向其宗主、他的叔叔察合台汗也先不花求援。也先不花派一支军队，由其弟怯别和达乌德共同率领，攻打波斯汗国。这两位统帅渡过阿姆河，在穆尔加布河畔打败敌军，洗劫呼罗珊，一直打到赫拉特（1315年）。但是，由于察合台汗国在后方受到元军的攻击，他们被迫放弃了对波斯的征服。事实上，也先不花同时卷入了反对北京朝廷的另一场战争，并且，在“腾格里”山附近已经被丞相秃合赤率领的元军打败，“腾格里”山无疑是在库车和伊塞克湖之间。为了报仇，他杀死了从波斯宫廷返回北京的大汗（当时是普颜笃，或称爱育黎拔力八达）的使者们。因此秃合赤率元军入侵察合台汗国，洗劫了也先不花在伊塞克湖畔的冬营地和在怛逻斯的夏营地。最后的冲突是一位名叫牙撒吾儿（yassawur）的察合台宗王与也先不花和怯别之间的争斗。牙撒吾儿率领他的拥护者们渡过阿姆河投奔波斯汗；他们中大多数人是来自不花刺和撒麻耳干，波斯汗把这些新到者安置在已经成为察合台领地的东阿富汗地区：巴里黑、巴达克山、喀布尔和坎大哈（1316年）。然而，牙撒吾儿不久反叛波斯汗，占据了呼罗珊的部分地区（1318年）。但是，刚继其兄也先不花成为察合台汗的怯别是牙撒吾儿的私敌，他帮助波斯汗打倒牙撒吾儿。于是，当波斯军队从后方进攻牙撒吾儿时，察合台军队渡过阿姆河从正面攻击他。牙撒吾儿被他的军队遗弃后，在逃跑时被杀（1320年6月）。

据残存的钱币来看，怯别的统治似乎一直持续到1326年。正像巴托尔德所观察到的那样，他统治的重要性在于他与他的前辈们不同，他对具有古文明的河中地区和城市生活感兴趣：“怯别在那黑沙不（即撒麻耳干西南）附近的地方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宫殿，该城因宫殿而得名为卡尔施，即蒙古语：宫殿。正是怯别开始发行一种以后称为怯别币的钱币，它是察合台汗国最早发行的官方货币。在此以前，察合台汗国内流通的只是个别城市或地方王朝发行的钱币。不过，尽管河中地区的生活十分惬意，怯别仍未皈依伊斯兰教。

5．察合台汗国内的教派：河中和蒙兀儿斯坦

怯别的三位兄弟继承了汗位：燕只吉台、笃来帖木儿和塔儿麻失里。前两位只统治了几个月。塔儿麻失里的统治（大约1326－1333年？）似乎很重要。1327年，他恢复了对印度进行大规模掠夺性远征的传统。他一直远征到德里，据一些史书记载，只是在获取大量贡赋后才撤军。另一些史书记载，德里苏丹穆罕默德·伊本·吐格鲁格打退了他，并一直追至旁遮普。

还值得注意的是，塔儿麻失里尽管是佛教名（来自梵文Dhar－masri），但是，他皈依了伊斯兰教，成为苏丹阿拉丁。他的改宗可能使河中居民满意，但却引起了在伊塞克湖和伊犁河流域的游牧民们的反对，他们认为这样做违背了成吉思汗的札撒。在这些地区爆发了反塔儿麻失里的叛乱（大约1333－1334年），结果是选举都哇之孙靖克失为新汗，大约从1334年到1338年，靖克失汗在伊犁河流域进行统治。成为靖克失汗统治特征的反穆斯林行为支持了聂思托里安教徒，阿力麻里和皮什比克的原基督教会一直很活跃。对天主教传教士们也很有利，在几个月内，他们又能够传教和建教堂。靖克失汗的一个七岁的儿子，据说在他父亲的同意下已经接受了洗礼（取名约翰）。1338年，教皇本尼狄克十二世能够又任命了一位驻阿力麻里的主教：勃艮地的方济各会修士李嘉德。但是，几乎立刻（大约1339或1340年）李嘉德就壮烈去世，死于伊犁地区穆斯林之手，与他一起遇难的有亚历山大港人弗朗希斯，西班牙人巴斯喀尔，安科纳人劳伦斯和作为译员的印度籍教士彼得，以及商人基罗托。第二年罗马教廷使者马黎诺里确实来到伊犁河流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他是作为派往北京大汗处的官方使者，途经喀法、钦察汗国和察合台汗国。他在阿力麻里逗留期间，曾传教、兴建或者是重建了一座教堂，给大批人施洗礼。作为派往大汗处的使者的地位必定使他在其前任教友们被杀之地受到尊重。但是，在他走后，阿力麻里的基督教会注定要迅速消失。伊犁河流域这一古代聂思托里安教中心所遗留下来的一切未能逃脱帖木儿时期的宗教迫害。

6．迦兹罕统治下的河中

原察合台汗国现在在王室不同支派的统治下分裂成两部分，变成了河中地区，和怛逻斯河与玛纳斯河之间的伊塞克湖地区，即蒙兀儿斯坦。

河中的统治者是牙撒吾儿之子哈赞汗（大约1343一1346年在位），其都城在卡尔施。《武功记》，把他描绘成一位暴君，确实，他似乎试图镇压不顺从的河中突厥贵族，是他们拥立他登上王位的。当时这些贵族的首领是异密［埃米尔］迦慈罕，他的封地在阿姆河北岸的萨里·萨莱，今卡巴迪安，即米高扬纳巴德稍偏东南处和昆都士的正北面。他反叛哈赞，在帖木儿兹和卡尔施之间的铁门以北打了第一仗，哈赞首战告捷，据说边兹罕眼中一箭。但是，哈赞没有乘胜追击，而是去卡尔施度冬，他的一些部队在此离开了他。事实证明他的轻率是致命的。他又遭到迦慈罕的攻击，迦慈罕在卡尔施城附近打败并杀死了他（1346—1347年）。现在迦慈罕成了河中的真正君主，他毫不犹豫地与正统的察合台系绝交，把河中的王位（无论如何是傀儡王位）给了一个名叫答失蛮察的窝阔台后代（大约1346－1347年）。然而，拥立者后来把他自己立的王处死，又转向察合台家族，选都哇之孙巴颜合里取代他的位置（1348－1358年在位）。《武功记》对巴颜合里大加赞扬，表明了他是迦慈罕所期望的那种俯首贴耳的工具。

河中的察合台人实际上仅仅是形式上的统治者。权力已经转到地区突厥贵族手中；今天的迦慈罕，明天的帖木儿。这个所谓的蒙古汗国实际上是一个突厥汗国。迦慈罕的统治并非默默无闻（1347－1357年）。他开始使伊朗感受到河中的力量。赫拉特的伊朗族国王克尔特人胡赛因冒失地掠夺了安德克霍和沙普甘地区，这些地区虽然在阿姆河以南，但是已经成为河中的属地。迦慈罕挟持傀儡王巴颜合里一起封锁赫拉特（1351年），迫使胡赛因称臣，并以这种身分在此后不久前往撒麻耳干朝见他。于是，就在波斯的蒙古汗国消失，东伊朗的伊朗王朝又出人意料地恢复之际（克尔特人在赫拉特的王朝赛尔巴朵尔人在撒卜兹瓦儿的王朝，以及泄刺失的穆扎法尔朝，帕木儿的真正先驱迦慈罕，以河中贵族之首的身份介入了重建突厥人霸权的活动。

1357年迦慈罕被暗杀，事实证明其子米尔咱·阿布达拉赫无能力继续父业。他垂涎于巴颜合里汗之妻，便派人在撒麻耳干把这位汗暗杀掉（1358年），于是，引起了河中封建主们的不满和速勒都思部巴颜的仇恨——尤其是引起了帖木儿的叔叔、巴鲁刺思部哈吉的仇恨。他是撒麻耳干以南的渴石的君主，渴石即今沙赫里夏勃兹（绿城）。这两个贵族把阿布达拉赫驱逐到兴都库什山以北的安德里布，他在那儿去世。河中封建主之间的这些斗争削弱了他们的力量，激起了成吉思汗蒙古人意想不到的反击。

7．察合台汗国的重新统一

当河中的察合台分支正在沦为服务于突厥封建主的一个个傀儡王时，蒙兀儿斯坦（即怛逻斯河、楚河上游、伊塞克湖，伊犁河、艾比湖和玛纳斯河流域）的游牧民们在经历了一个动乱时期之后重建了察合台王权。该地的主要蒙古氏族是杜格拉特氏，他们在蒙兀儿斯坦的伊塞克湖周围和喀什噶尔两地都拥有大片的领地，喀什噶尔当时称阿尔蒂·沙尔，即“六城”。14世纪中期，杜格拉特氏族由吐利克、播鲁只和哈巴儿丁三兄弟领导；他们是该地的真正君主。据《拉失德史》，大约在1345年，播鲁只统治着从伊塞克潮到库车和布吉尔，从费尔干纳边境到罗布泊之间的地区，以阿克苏为基地。正是他首先开始要寻找某位没有从河中人手中得到封地的察合台系成员，以便以他为首领，重建伊犁地区的察合台汗国，即当时称蒙兀儿斯坦。

一位声称是也先不花之子的秃忽鲁帖木儿，当时默默无闻地生活在蒙兀儿斯坦东部，他留下了一连串令人难以置信的冒险。播鲁只当时召见的就是这位真假不明的察合台人。他在阿克苏正式接见了他，并宣布他为可汗。播鲁只的哥哥吐利克成了汗国的首席异密，即兀鲁思别乞。

如果杜格拉特人仅仅是想找到一位傀儡，使他们与察合台的正统性联系起来，以对付他们的对立派河中的正统察合台系的话，那么，他们可能大失所望。秃忽鲁帖木儿似乎是一位具有很强个性的人，他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内都施加影响。首先，从宗教的角度出发，他的统治（1347－1363年在位）就是很重要的。尽管河中的突厥化塔吉克人（或者说不花刺和撒麻耳干的市民们）是热诚的穆斯林，然而，蒙兀儿斯坦的突厥化蒙古人，或者说伊犁河流域和阿克苏的半游牧民们，大部分仍是“异教徒”，即佛教徒或萨满教徒。但是，穆斯林的宣传也开始在上述地区盛行。杜格拉特人的长者、异密吐利克当时住在喀什，他本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五年以后，秃忽鲁帖木儿追随他，履行了誓言，《拉失德史》记述，他度过了苦恼的时光。

“他接受了割礼，同一天，16万人剃了头，表示信仰伊斯兰教”。正像穆罕默德·海达尔二世回忆的那样，秃忽鲁帖木儿是一位精明能干的统治者。且不考虑伊斯兰教可能对他产生的任何精神上的吸引，他必定估计到皈依伊斯兰教在他获取河中的目标上是有利的。不花刺和撒麻耳干两城就值得他向古兰经拜倒。无论如何，他一旦巩固了在蒙兀儿斯坦的地位，就提出他对原察合台汗国的西部领土的要求。形势对他十分有利。自从阿布达拉赫被驱逐后，河中又陷入分裂和混乱之中。速勒都思部巴颜和巴鲁刺思部哈吉两位异密战胜了阿布达拉赫，但是，他们没有能力进行牢固和持久的统治。《武功记》把巴颜描述成“宽大为怀”的人，由于酗酒恶习而变得无能。哈吉虽然固守他的渴石封地，但是，后来表明了自己是一个有些软弱的人。最后，河中的其余地区在无数的地区突厥封建主之间四分五裂了。对秃忽鲁帖木儿来说，时机似乎已经成熟了。1360年3月，他入侵河中，从塔什干直接向沙赫里夏勃兹进军。哈吉率领着从沙赫里夏勃兹和卡尔施征集的军队，最初想进行抵抗；后来，在敌人的优势面前，他渡过阿姆河退入呼罗珊。

秃忽鲁帖木儿获得了如此彻底的胜利，以致哈吉的侄儿、当时年仅26岁的帖木儿认为与胜利者一方联合是明智的。为帖木儿朝歌功颂德的《帖木儿武功记》极力表明仅仅是为了更有效地抵抗这次入侵，帖木儿才承认了这位统治者，他这样做是得到了他那位自动逃跑了的叔叔同意的。然而，这些陈述是前后互相矛盾的。帖木儿归顺秃忽鲁所得到的回报是接受了沙赫里夏勃兹作为他的封地，在此以前，该城一直是属于他的叔叔哈吉。其后不久，当秃忽鲁返回蒙兀儿斯坦时，哈吉又从呼罗珊回到河中，打败了帕木儿，不仅使他归还了沙赫里夏勃兹，而且还像年轻的巴鲁刺思人将要做的那样，又成了哈吉的俯首贴耳的属臣。然而，秃忽鲁不久又从蒙兀儿斯坦返回河中，从他进入忽毡的时刻起，河中贵族们前来迎接，并纷纷表示归顺。巴颜一直护送他到撒麻耳干，这次，哈吉也来向他献殷勤，但是，当秃忽鲁处死了忽毡异密后不久，哈吉变得惊慌失措，并逃往呼罗珊，在该地的撒卜兹瓦儿附近被土匪们暗杀。这一戏剧性事件的结果是帖木儿在默认秃忽鲁的宗主权下，成了巴鲁刺思氏族的首领，同时也成了沙赫里夏勃兹领地的无可争辩的君主。迦兹罕的一个孙子迷里忽辛在阿富汗东北为自己辟了一块领地，包括兴都库什山南北两面的巴里黑、昆都士、巴达克山和喀布尔。秃忽鲁帖木儿前往攻之，在瓦赫什河畔打败了他，进入昆都士，直抵兴都库什山，按其祖先成吉思汗的方式，在该地度过春、夏两季。他一返回撒麻耳干，就处死了速勒都思部巴颜，然后返回蒙兀儿斯坦，以其子也里牙思火者作为河中总督留下，并以帖木儿作为他的辅臣。帖木儿的行为看来是他的忠诚的可靠保证。

于是，在这位令人畏惧的强大可汗的统治下，原察合台汗国的统一重新恢复了。当时没有一个人能够预见，要不了许多年以后，秃忽鲁给他儿子作为良师益友和辅臣的帖木儿将结束重新恢复的这一察合台汗国，而以新的帝国取代它。但是，在接着研究河中征服者史之前，我们必须折回来研究波斯的蒙古汗国的兴衰。

谢选骏指出：强中更有强中手，恶人须用恶人磨——人说“《增广贤文》云强中更有强中手，恶人须用恶人磨。意思是说：强者之中还有更强的人，凶恶的人自然有凶恶的人来对付。劝人莫逞强、勿作恶。有人作恶多端，以为无人敢还手，殊不知，他总会被更恶的人教训！强中更有强中手，你觉得自己强，总还会有人比你更强，一味逞强，总会被人压下去，恶人自有恶人磨是指古代人们的无奈之举。人们寄希望于恶人之间相互廝杀，以解心头之恨。”我看蒙古人、突厥人、满洲人都是这样的恶人；它们只认识强权，不认识法律。

　 

【第九章 蒙古人统治下的波斯和旭烈兀家族】

1．初期蒙古人在波斯的统治：绰儿马罕、拜住和野里知吉带

波斯在被蒙古人最后征服以及札兰丁的新花刺子模帝国（参看261页）被摧毁之后，仍处于一个临时凑合起来的、有些松散的政权之下。驻扎在库拉河下游和阿拉斯河下游的阿兰草原和木干草原上的西蒙古军仍由握有大权的将军们统率：先是灭花刺子模国的绰儿马罕（1231－1241年），后是征服小亚细亚塞尔柱克人的拜住（1242－1256年）。西方的属臣们即谷儿只诸王、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克苏丹们、西里西亚的亚美尼亚诸王和毛夕里［摩苏尔］的封建主们，都直接隶属于蒙古帝国边境上的这一军事政府，与拉丁语世界有交往的那些地区也是这样，至少在早期阶段是这样。

绰儿马罕极倾向于基督教，正如伯希和所指出，他有两个信奉聂思托里安教的兄弟。在他统治的期间（1233－1241年间），窝阔台大汗派一位名叫西蒙的叙利亚基督教徒到桃里寺城，他的叙利亚称号列班·阿塔（汉译名列边阿塔）更为人们所熟悉。列班·阿塔以后成为贵由大汗处理有关基督教事务的官员。他肩负着窝阔台赋予的巨大权力来到波斯，把帝国法令交给绰儿马罕，法令规定禁止屠杀那些已经解除了武装并接受蒙古统治的基督教教徒。亚美尼亚编年史家、刚加的基拉罗斯报导说：“列班的到来给基督教徒带来了极大的宽慰，把他们从死亡与奴役中拯救出来。他在穆斯林城市中建立教堂，在蒙古人来到之前，在这些城市中甚至禁止提到基督的名字，特别是在桃里寺和纳希切万。他建教堂，立十字架，使木铃声（相当于东方基督教徒的钟）日夜长鸣。在葬礼上颂读福音书，使用十字架和蜡烛，唱圣歌。甚至鞑靼将军们也送他礼物。”列班的使命说明蒙古政府在经历了最初的屠杀之后，给西伊朗的基督教居民们带来了比以往他们所了解到的更有利的环境。

约1241年，绰儿马罕因病致哑（无疑是中风的结果）。拜住于1242年代替了他。拜住也许对基督教较少同情，这大概可以从他接见教皇英诺森四世派来的使者、多米尼各会的修道士阿瑟林及其四位随从的态度上表现出来。阿瑟林绕道经过梯弗里斯，在这里（因为自1240年起，该城已有一座多米尼各会修道院）另一位修道士、克里莫纳的吉查德加入了他的旅行。1247年5月24日，他抵达驻扎在阿拉斯河北岸和哥克察湖［塞凡湖］东岸阿兰草原上的拜住营地。他有些不符合外交礼节地规劝蒙古人禁止屠杀和服从教皇精神上的统治；还拒绝向汗的代表拜住三鞠躬。拜住怒不可遏，威胁要将这些修道士处死。在这关键时刻，贵由大汗派来的王室代表野里知吉带于1247年7月17日到达拜住营帐。拜住根据野里知吉带所了解的、1246年11月贵由给普兰·迦儿宾的信的内容，让阿瑟林带了一封回信给教皇。蒙古人声称，他们的帝国是神权授予的宇宙之帝国，教皇应亲自前来向大汗表示效忠，否则，他将被看成他们的敌人。阿瑟林在两位“蒙古”使者的陪同下，于1247年7月25日离开拜住的营帐，这两位使者中一位名叫艾伯格，伯希和认为他可能是在蒙古行政机构工作的一个畏兀儿官员），另一位名叫萨克斯，无疑是聂思托里安教派的基督教徒。阿瑟林一行肯定是走通常所经的路，即经桃里寺、毛夕里、阿勒颇、安条克和阿迦之路。蒙古使者们于1248年从阿迦乘船前往意大利，在意大利，英诺森四世与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并于1248年11月28日把给拜住的回信交给他们。

野里知吉带比拜往更同情基督教，他不顾阿瑟林的出使所产生的消极后果，于1248年5月底派了两位东方基督教徒，大卫和马克到法兰西路易九世处，带去了一封可能是波斯文写的、很难懂的信，我们现有该信的拉丁文译本。在信中，野里知吉带解释了贵由汗委托他的使命，即把东方基督教徒从穆斯林的奴役下解放出来，使他们能够不受干扰地履行自己的宗教仪式。他以“世界之王”大汗的名义通知他的“儿子”法兰西王，蒙古人的目标正是一视同仁地保护所有的基督教徒：拉丁教派、希腊教派、亚美尼亚教派、聂思托里安教派和雅各派。路易九世在塞浦路斯逗留期间，于1248年12月下旬接见了这个蒙古使团。尽管这一使团的真实性有些可疑，但正如伯希和所认为的那样，它确实表明了野里知吉带当时正在计划进攻报达的哈里发朝（10年后，旭烈兀将给这一行动带来一个胜利的结果），抱着这种目的，野里知吉带想与即将在埃及对阿拉伯世界发起进攻的圣路易的十字军联合。1249年1月27日，两位蒙古基督教徒告别了路易，从塞浦路斯的尼科西亚乘船返回，由三位多米尼各会修道士陪同，他们是安德烈·德·隆朱莫、其兄弟纪尧姆和让·德·卡尔卡松。安德烈一行无疑于1249年4月或5月已经抵达野里知吉带营地，并被野里知吉带派遣前往蒙古宫廷，当时蒙古汗国的首领是摄政皇后斡兀立·海迷失，她驻扎在塔尔巴哈台的叶密立和霍博的原窝阔台封地内。他们最早也要到1251年4月才返回到在凯撒里亚的圣路易处。

蒙哥当选为大汗，进行了目标是对着窝阔台系党羽的大清洗（参看第274页），而深得贵由信任的辅巨野里知吉带也属清洗之列。在1251年10月中旬到1252年2月中旬期间，蒙哥派人逮捕并处死了他。留下拜住一人负责边境上的这一军事政府，他呆在该驻地直到1255年旭烈兀到来时。

拜住在处理谷儿只和小亚细亚事务上的行动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由于谷儿只女王鲁速丹坚持拒绝向蒙古人投降而一直激怒着拜住，鲁速丹去世时，拜住想把王冠给鲁速丹的侄儿、比较顺从于他的大卫拉沙。但是，钦察汗拔都把鲁速丹之子大卫纳林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争夺王位的这两兄弟都去蒙古宫廷在贵由汗的面前陈述过自己的理由（1246年）。前文已述，贵由汗把谷儿只分割成两部分，拉沙得到卡特利亚，纳林得到埃麦利蒂亚。

在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克苏丹国内也有类似的仲裁。1246年，贵由汗优先把王位赐给小王子乞立赤·阿尔斯兰四世（他曾到蒙古拜访过贵由），而没有给其兄凯·卡兀思二世。同时，贵由规定了塞尔柱克人应付的年贡“120万海帕帕，500件丝织品、500匹马、500头骆驼、5000头小牲畜（绵羊、山羊等），此外，呈献与年贡价值相当的礼物。”1254年，蒙哥大汗决定凯·卡兀思二世应该统治克孜尔·伊尔马克以西地区；乞立赤·阿尔斯兰统治其东。然而，两兄弟开战，凯·卡兀思获胜，监禁了其弟。1256年，拜住对凯·卡兀思拖延交纳贡赋很不耐烦，在阿克萨赖附近攻击并打败了他，此后他逃到尼西亚的希腊人中避难，蒙古人以乞立赤·阿尔斯兰取代了他。然而，其后不久，凯·卡兀思返回，最后同意在蒙哥仲裁的基础上与其弟瓜分三国。

总的来看，在西南边境的这些地区内蒙古宗主权只是时不时地被感觉到。绰儿马罕和拜住，当他们对臣属国施加影响时，被迫不断地听从哈拉和林宫廷的意见，由于两地相距遥远，哈拉和林的决定要延误几个月才能达到；在哈拉和林，臣属的王公们，像外交使节们一样，在成吉思汗家族革命的各种危险中陈述自己的理由。

2．阔儿吉思和阿儿浑的统治

在阔儿吉思和阿儿浑统治时期，呼罗珊和伊刺克·阿只迷的民政机构的雏型正在形成。1231年，当绰儿马罕在西北部追逐扎兰丁时，蒙古将军真帖木儿消灭了花刺子模在呼罗珊的最后的部队。1233年，窝阔台汗任命的正是这位真帖木儿为呼罗珊和马赞达兰的长官。这一职务当时完全是财务方面的。连续数年的屠杀和迫害使这一地区完全荒芜，由于这一事实而加剧了以残忍手段对这一个不幸的行省征集税收，这些税收将在大汗和另外三个成吉思汗兀鲁思的首领们之间瓜分。然而，甚至像真帖木儿这样的长官也开始任用伊朗籍学者：他的沙黑勃迪万或称理财大臣，就是史学家志费尼的父亲。

1235年真帖木儿去世，短时间的空位以后，畏兀儿人阔儿吉思（1235－1242年在位）继任其职。阔儿吉思尽管有基督教教名（乔治），但他是一位佛教徒。他来自别失八里（古城）地区，在畏兀儿人中他被称为学者。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成吉思汗在世时，术赤就选中他，把教授其家族孩子们畏兀儿文的任务交给他。由于聂思托里安教丞相镇海的保护，窝阔台任命阔儿吉思管理呼罗珊户口和赋税。“其境内的那颜和官吏，伊然像独立的君主，税收的大部分为其所有。阔儿吉思结束了这种状况，并逼他们退赃。他保护波斯人的生命和财产免受蒙古官吏的暴政，从此，蒙古官吏不能肆意屠杀居民。”尽管他是佛教徒，但是他是穆斯林的保护者，最后，他本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修复图斯城，并以其地为住所，这位才华横溢、聪明能干的畏兀儿人设法建立起可以称之为民政的正规管理机构，这是对蒙古人和伊朗人同样有利的事。正是在他的极力促进下，窝阔台汗于1236年下令复兴呼罗珊。结果，赫拉特此时开始增加人口。但是，窝阔台死后，其掠夺行为曾经受到阔儿吉思禁止的那些蒙古官吏们把他带到摄政皇后脱列哥那面前，然后把他送到察合台孙子、哈刺旭烈兀那里，他曾冒犯过哈刺旭烈兀，在那儿哈刺旭烈兀把他处死（1242年）。

脱列哥那委托斡亦刺惕人阿儿浑阿合管理呼罗珊和伊刺克·阿只迷，可能是因他懂畏兀儿文而选中了他，他也因此曾在窝阔台的大臣官邸任职。阿儿浑在其统治期间（1243－1255年），也像阔儿吉思一样，设法保护伊朗居民免遭蒙古官吏的滥征和勒索。为博得贵由大汗的欢心，他废除了较低一级的成吉思汗后裔们盲目颁发的大量敕令、税额和专利权，由于这些权力他们曾得以插手蒙古国库。阿儿浑于1251年访问蒙哥宫廷，他发现蒙哥大汗同样是他的坚定的支持者。在他的要求下，蒙哥把牙刺洼赤父子在河中已经建立起来的制度推广到波斯，取代了征服初期所实行的混乱的财政制度。也就是说，阿儿浑引入了以纳税人财产的多少按比例均摊税的税制，由此征集到的税收用于维持军队和邮政开支。1278年阿儿浑在图斯附近寿终正寝。其子是著名的异密捏兀鲁思，他曾在短时期内任呼罗珊长官。

1251年，蒙哥汗把当时从废墟上重新兴起的赫拉特城委托给古尔地区的封建主克尔特人沙姆斯哀丁·穆罕默德管理，沙姆斯哀丁是阿富汗人，信奉伊斯兰教逊尼派，他曾到蒙古宫廷朝觐。其祖父是依附于东阿富汗古尔王朝最后几位苏丹的一位高级官员，并于1245年成为古尔地区的继承人。克尔特诸王取马立克（即王）称号，他们不得不以灵活谨慎的方式保持蒙古君主们对他们的友善，在成吉思汗后裔的战海中平稳地航行，最后，他们在赫拉特小王国内残存到蒙古统治以后（1251－1389年）。沙姆斯哀丁的长期统治（1251－1278年）牢固地树立了其家族在这一地区的权威。有趣的是古尔王朝的伊朗人的复辟是在蒙古统治的外壳下产生的，并与之协调一致。

蒙古人也容忍了忽特鲁沙家族的起儿漫阿塔卑王朝作为臣属王朝存在，至少在初期是这样，同样，蒙古人还容忍了法尔斯阿塔卑的萨尔古尔王朝。忽特鲁沙王朝是由霍吉勃博刺克（1223-1235年在位）创建，博刺克是在扎兰丁引起的花刺子模风暴之后幸存下来的一位明智的人。其子鲁肯哀丁·火者（约1235－1252年）即位后立即到蒙古朝觐窝阔台大汗（1235年）。忽特哀丁（约1252－1257年在位）在中国的蒙军中服役之后，以后也来到蒙古，轮到他被蒙哥大汗授予起儿漫公国。在泄刺只，萨尔吉尔朝的阿布·巴克尔（1231－1260年在位）同样地能够赢得窝阔台及其后继大汗们的欢心，他们准许他继续保留王位。

3．旭烈兀的统治

蒙古人在征服波斯20年之后才考虑结束他们在那儿的临时政府，即一种二元政府制（阿兰和木干草原上的纯军事统治，以及呼罗珊和伊刺克·阿只迷的财政管理），在二者之上建立一个正规的政权。蒙哥大汗在1251年的库里勒台上决定把伊朗的总督一职给他的弟弟旭烈兀。除此而外，旭烈兀还担负着镇压仍在波斯残存着的两股宗教势力的任务：在马赞达兰的伊斯梅尔派伊玛姆们的公国和在报达的阿拔斯哈里发朝。指派给他的以后的任务是征服叙利亚：“从阿姆河两岸到埃及国土尽头的广大地区内都要遵循成吉思汗的习惯和法令。对于顺从和屈服你命令的人要赐予恩惠和善待他们，对于顽抗的人要让他们遭受屈辱。”

旭烈兀从蒙古出发，以短程旅行的方式，经阿力麻里和撒麻耳干之后，于1256年1月2日渡过阿姆河。在阿姆河的波斯岸边〔南岸〕，他受到他的新属臣们派来的代表们的欢迎：从赫拉特马立克、克尔特人沙姆斯哀丁及法尔斯萨尔古尔朝阿塔卑的代表们一直到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克人凯·卡兀思二世和乞立赤·阿尔斯兰四世的代表。按蒙哥拟定的计划，旭烈兀先攻马赞达兰境内麦门底司堡和阿刺模忒堡的伊斯梅尔派教徒，或者称为刺客派［意为暗杀十字军中基督教徒的穆斯林秘密团体成员〕。教主鲁克赖丁库沙被旭烈兀围困于麦门底司堡，于1256年11月19日投降。旭烈兀送他到蒙古蒙哥大汗处，但俘虏在途中被谋杀。12月20日阿刺模忒堡的守军们投降。这支恐怖教派曾令12世纪的塞尔柱克苏丹们束手无策；曾使苏丹国和哈里发朝怕得发抖；曾作为一种促进因素助长了整个亚洲伊斯兰社会的腐化和分裂；现在终于被铲除了。蒙古人消灭了伊斯梅尔教派，对文明和秩序作出了不可估计的贡献。接着，旭烈兀攻打报达的阿拔斯哈里发，他是伊斯兰教逊尼派的精神领袖和伊刺克阿拉比境内一小块世俗领地的君主。当时在位的哈里发穆斯台耳绥姆（1242－1258年在位）很平庸，他幻想以计谋对付蒙古人，犹如他的前任哈里发们对付在伊朗依次出现的霸权那样：布威朝、塞尔柱克朝、花刺子模国和蒙古人。以往，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当时的君主被证明是很强大的，哈里发就投降。10世纪的哈里发曾接受布威朝异密埃尔奥马拉成为他的共同统治者；11世纪的哈里发与塞尔柱克苏丹共同统治。哈里发暂时把自己的作用限制在宗教方面，等待着这些短命的君主们的消失。当时机来到，哈里发又站出来，调停君主之间的争端，并给予他们致命的打击。哈里发的权力是比统治时期或长或短的这些君主们更长久的半神的权力，它是永恒的，或者说，他相信是永恒的。但是，成吉思汗后裔们宣称，已经由长生天（即腾格里）赐予他们的人间帝国将永世长存。正如拉施特所复原的，旭烈兀与哈里发之间的通信采用历史上未曾有过的那种傲慢的措辞。可汗向阿拔斯家族的36位哈里发的继承人要求曾经先后给予了布威朝异密埃尔奥马拉和伟大的塞尔柱克苏丹们的统治报达的世俗权力：“你知道自成吉思汗以来，蒙古军队给世界带来了怎样的命运，秉承天意，花刺子模王朝、塞尔柱克王朝、戴拉木王朝和各阿塔卑王朝遭受了怎样的屈辱！然而报达的大门从未对他们关闭过，他们在报达建立过他们的统治。我们拥有强大的力量，怎么能够拒绝我们进入报达呢？当心不要以武力反对军旗。”

哈里发蔑视这一庄严的警告，拒绝交出阿拔斯朝的世俗领地，这是他的祖先们从波斯的最后一批塞尔柱克人手中夺回来的。他作为穆斯林“教皇”的全世界的宗教首领反对成吉思汗后裔的这个世界帝国：“你这个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啊，才得志十日就自信已为世界之主。你还不知道从东方到马格里布，从帝王到乞丐，所有信奉安拉者，皆为我的臣仆，我可以把他们召集起来。”这是徒劳的恐吓。叙利亚和埃及的阿尤布朝苏丹国害怕蒙古人逼近，不敢行动，旭烈兀及其萨满教、佛教和聂思托里安教的将军们对哈里发向他们发出的穆斯林预言毫不理会。

蒙古军于1257年11月开始进攻报达。拜住的军队经毛夕里之路逼近，在底格里斯河西岸从后方进攻报达。旭烈兀的杰出统帅、乃蛮部人怯的不花（聂思托里安教徒）率左翼军，沿卢里斯坦道向阿拔斯王朝都城进军。最后，旭烈兀本人从哈马丹出发，经克尔曼沙赫和霍尔湾南下到底格里斯河畔。到1258年1月18日各路蒙军已经重新会集，旭烈兀在报达东郊扎营。哈里发的少数部队在企图阻止蒙军围城时，已于前一天被击溃（1月17日）。22日，蒙军将军拜住、不花帖木儿和孙札黑移军占据底格里斯河西郊阵地，而在河的另一边旭烈兀和怯的不花逐渐向前缩小包围圈。哈里发企图与蒙古人媾和，派大臣到蒙古人中，他是一位热情的十叶派教徒，可能在感情上与蒙古人有共通的地方；他还派了聂思托里安教徒马基哈去到蒙古人中。但是，为时已晚。蒙古军经过猛烈的攻击（2月5日和6日），已经占领东部的所有堡垒，被围攻的市民们除了投降外，别无选择。守城士兵们企图逃跑，但蒙古人俘虏了他们，并把他们分给各部队，全部被杀死。哈里发于2月10日亲自向旭烈兀投降，旭烈兀要他下令全城民放下武器，走出报达城。“城中居民放下武器，蜂拥地来向蒙古人投降，蒙古人当场杀害了他们。”接着，蒙古人进报达城，违令未出城的市民又遭屠杀，并放火焚城（2月13日）。这次洗劫持续17天，有人认为其间死者达9万人）至于哈里发，蒙古人强迫他交出了他的财宝和说出他所有埋藏宝物的地方，但是，蒙古人似乎是尊重他的身份，没有让他流血而死。而是把他缝入一口袋中，然后让马踩死（2月20日）。“他们放火烧了报达城的大部分，特别是札米清真寺，毁坏了阿拔期朝的陵墓。”

4．旭烈兀对基督教的同情

对东方基督教徒来说，蒙古人夺取报达似乎是上天的报答。此外，在蒙古人的军队中也有许多聂思托里安教徒，如乃蛮部人怯的不花（更不用说卡希底亚的亚美尼亚－谷儿只王哈森·布鲁希统率的谷儿只辅助军了），蒙古人在洗劫报达城时坚持赦免城内的基督教徒。刚加的亚美尼亚编年史家基拉罗斯写道：“攻占报达时，旭烈兀之妻脱古思可敦（她是一位聂思托里安教徒）为聂思托里安教派基督教徒讲话，或者另一种说法，她为基督教徒们的生命求情。旭烈兀赦免了他们，并允许他们保有财产。”事实上，正如瓦尔坦证实的那样，在攻城时，聂思托里安教的大主教马基哈命令把报达的基督教徒们关在一个教堂内，教堂及教民皆获赦免。旭烈兀甚至还把哈里发的一座宫殿（即副掌印官的官邸）给了大主教马基哈。

刚加的亚美尼亚人基拉罗斯谈到了报达城陷时，所有的东方基督教徒欢呼胜利的情景：“自该城建立以来515年过去了，在整个霸权时期，它像吸血鬼般地吞啮着全世界。现在它归还了它所占有的一切。对它所吸的血和它所干的坏事，它已受到了惩罚，它的罪恶盈贯。穆斯林们的暴虐持续了647年。”

在聂思托里安教徒，以及叙利亚的雅各派和亚美尼亚派教徒的眼中，可怕的蒙古人似乎是被压迫的基督教世界的复仇者，被看成救世主，他们来自戈壁深处，从后方攻击了伊斯兰世界，动摇了它的基础。谁能料到在7世纪时从底格里斯河畔塞硫西亚地区或是从拜特·阿比地区出发的那些低级传教士们，在东突厥斯坦和蒙古的贫瘠之地传播的福音是播下了大丰收的种子？

基督教徒们在旭烈兀的势力范围内所享受到的优惠，上文已经提到过，主要应归于他的妻子脱古思可敦。她是一位克烈部公主，是末代克烈王王罕的侄女。蒙哥很重视她的才智，劝旭烈兀遇事与她商量。拉施特写道“由于克烈部很久以前就信奉了基督教，脱古思可敦一直注意保护基督教徒，在她的一生中他们都繁荣昌盛。旭烈兀为讨她的欢喜，给基督教徒许多的优惠，对他们表示关心，以致在他的国境内不断建造起新教堂，在脱古思可敦的斡耳朵大门边总是有一个小教堂，教堂内敲着钟”。亚美尼亚僧侣瓦尔坦证实了这些：“波斯的蒙古人随身携带着一个教堂形状的帆布帐篷。木铃的格格声呼唤信徒们去祈祷。牧师和教会执事每天都做弥撒。来自说各种语言的基督教徒中的教士们能够平静地生活在一起。在乞求和平之后，他们得到了和平，并带着礼物一起回家。”脱古思可敦的侄女秃乞台可敦也是旭烈兀的妃子，她对聂思托里安派基督教也有不小的贡献。

随着脱古思的提倡，基督教比一些传统事务更为重要。瓦尔坦僧侣深得她的信任，他说：“她希望基督教发扬光大，它的每一点进步都将归于她。”尽管旭烈兀本人是一位佛教徒，但他也同情基督教。对此，再没有比瓦尔坦报导的续编更有意义的了：“1264年伊儿汗旭烈兀召见我们：我、萨尔吉斯、克雷科尔和梯弗里斯牧师阿瓦克。我们于鞑靼年初（7月）来到这位强大的君主面前，正是库里勒台召开之时。当我们获准见旭烈兀时，按鞑靼礼节要在他面前下跪和拜倒，由于基督教徒只向上帝鞠躬，我们被免行跪拜礼。他们叫我们净化酒，并由我们把酒交给他。旭烈兀对我说：‘我把你们召来是希望你们能够了解我，并竭尽全力为我祈祷。’我们入坐之后，我的随行兄弟们唱起赞美诗。谷儿只人朝贺他们的上任，叙利亚人和希腊人也都给予祝贺。这位伊儿汗对我说：‘这些僧侣从各地来拜访我和向我祝福，这证明了上帝对我的恩宠。”’旭烈兀曾向瓦尔坦回忆起他的母亲、聂思托里安教徒唆鲁禾帖尼。“一天，他让官中的人都退出，只留下两人，他与我长时间地谈起他一生中的事情，他的童年时代和他的母亲，她是一位基督教徒。”旭烈兀本人从未信奉基督教。我们知道他一直是佛教徒，特别崇拜菩提萨埵·弥勒佛。但是他的伊朗国内没有佛教徒，而基督教徒数量很多，无论是聂思托里安教派、雅各教派、亚美尼亚派，还是谷儿只派。在没有同宗教徒的情况下，他偏爱那些与他母亲和妻子同宗教的人是十分自然的事。在交谈过程中，他同意瓦尔坦的看法，承认由于他同情基督教，他与他的堂兄弟们，即突厥斯坦和南俄罗斯的成吉思汗汗国（钦察汗国和察合台汗国）的可汗们之间产生了分裂：瓦尔坦转述他的话说：“我们喜欢基督教徒，而他们（堂兄弟们）却喜欢穆斯林。”

5．旭烈兀对叙利亚的征伐

旭烈兀攻占报达和灭哈里发朝之后，踏上了哈马丹之路去阿哲儿拜占，像在他之前的蒙古将军绰儿马罕和拜住一样，他的王朝驻地设在该省北部。以阿哲儿拜占境内的桃里寺和蔑刺合两城为都，所谓都城，仍是驻扎在城镇附近的游牧宫廷。旭烈兀在乌尔米亚湖地区建起许多房屋，他最喜欢的停留地是：“蔑刺合以北一座小山上的了望台，以及阿拉塔黑的一座宫殿和忽伊的一些异教寺庙。”从报达带来的战利品存放在乌尔米亚湖中一个岛上的城堡中。阿兰和木干草原是旭烈兀及其后继者们的冬驻地，像绰儿马罕和拜住一样，他们在此牧马。夏季，旭烈兀系宗王们又北去亚拉腊山嘴的阿拉塔黑山中。

报达的陷落使穆斯林世界陷入恐怖状态。毛夕里的阿塔卑别都鲁丁卢卢（1233－1259年在位）已年过八旬，他不仅仅是奉命把报达大臣们的头颅挂在城墙上，而且还亲自到蔑刺合旭烈兀营地朝觐旭烈兀。接着，法尔斯的阿塔卑阿布·巴克尔派其子赛德去祝贺旭烈兀攻占报达城。同时抵达当时设在桃里寺城附近的旭烈兀营帐的还有小亚细亚的两位塞尔柱克苏丹、互相敌对的凯·卡兀思二世和乞立赤·阿尔斯兰四世两兄弟。凯·卡兀思二世很害怕，因为他的部队在1256年时曾企图抵挡蒙古将军拜住，被拜住在阿克萨赖击溃了。他竭尽阿谀奉承以使旭烈兀息怒。他让人把自己的像画在一双靴子底下，将靴子呈献给带有怒气的可汗说：“你的奴仆斗胆期望他的君王将他可敬的脚放在奴仆的头上，以此抬举奴才的头。”这件事表明伊斯兰教已落到了卑躬屈节的地步。

为了完成蒙哥委托给他的任务，现在旭烈兀要去征服叙利亚和埃及了。当时，叙利亚在法兰克人和穆斯林的阿尤布王朝之间被瓜分。法兰克人占有沿海地带，该地带又分为两个地区国：北部的安条克公国和特里波利郡，它们都属于波赫蒙德六世；南部的耶路撒冷王国，但它早已失去了耶路撒冷城，末能实施有效的统治，实际上，它是由一些男爵领地和法国的小政区所组成的联邦，正像提尔的男爵领地和迦边的小行政区和贾法郡一样。安条克－特里波利王波赫蒙德六世是其北部邻国亚美尼亚（即西里西亚）王海屯一世的亲密盟友，他娶了海屯的女儿为妻。他效法海屯，很快加入了蒙古联盟。与这个基督教的叙利亚对峙的是包括阿勒颇和大马士革城在内的叙利亚内地，这一地区属于阿尤布王朝，阿尤布王朝是由伟大的萨拉丁创建的库尔德人的王朝，但现在已经完全具有阿拉伯特征。当时的统治者是纳绥尔·优素福（1236－1260年在位）苏丹，他胆小无能，于1258年对蒙古人表示臣属，并于该年把其子阿尔·阿吉兹送到旭烈兀处。

尽管有这些臣服的表示，旭烈兀还是决定从阿尤布朝手中夺取西部美索不达米亚和穆斯林的叙利亚。战争以对迪牙巴克尔的蔑牙法里勤异密国进行地区性远征而开始，该异密国属于名叫卡米勒·穆罕默德的阿尤布朝幼友。蒙古人怨恨卡米勒的原因之一，是他作为一位狂热的穆斯林，曾把持有蒙古人颁发的过境证入其境的雅各派基督教牧师钉死在十字架上。旭烈兀以一支蒙军分队围蔑牙法里勤，他得到由谷儿只首领哈森·布鲁希率领的谷儿只和亚美尼亚兵团的支持。在这次围攻中，一个亚美尼亚王公、卡城的塞瓦塔被杀，或者像瓦尔坦的亚美尼亚编年史所说：“他赢得了永远忠实于上帝和伊儿汗的不朽桂冠；他将分享那些为基督流血者的胜利。”应该记住成吉思汗的旗帜与十字架的这种联合：东方的基督教徒们感到，在与蒙古人一起向穆斯林的叙利亚进军中，他们正在参加一种十字军运动。

蔑牙法里勤经长期围攻后陷落，卡米勒被折磨致死。蒙古人把他身上的肉一片一片地割下来塞入他的嘴中，一直弄到他死去。又把他的头颅插在一杆矛上，由蒙古人举着它胜利地穿过穆斯林叙利亚的各大城市，从阿勒颇一直到大马士革城，队伍前面是歌手和鼓手。蔑牙法里勤异密国中的大部分穆斯林居民被杀。唯有基督教徒幸免，基督教徒的数量很多，因为该城是雅各派的古老主教区，也是亚美尼亚教派的中心。刚加的基拉罗斯记道：“这些教堂受到尊重，由圣·马鲁塔收集的数不清的遗物也同样受到尊重。”

当围攻蔑牙法里勤时，旭烈兀征服了穆斯林叙利亚。据亚美尼亚史学家海顿记述，在旭烈兀与其忠实的属臣亚美尼亚（西里西亚）王海屯一世的一次会晤期间，蒙古人的作战计划就已经拟定了。“汗要求海屯率领在埃德萨的全部亚美尼亚军参加他的征服，因为他希望到耶路撒冷去，把圣地从穆斯林手中解放出来，归还给基督教徒。海屯王听到这一消息很高兴，召集大军，前去与旭烈兀会合。”瓦尔坦告诉我们，亚美尼亚大主教还来为汗祝福。于是，由成吉思汗孙子领导的这次远征具有亚美尼亚-蒙古十字军的形式。在某些方面，它甚至具有法兰西-蒙古十字军的外貌。因为，如前文所述，亚美尼亚王海屯在与蒙古人的关系上，所考虑的不只是为他本人，而且还是为他的女婿安条克王、特里波利伯爵波赫蒙德六世。这一点已经由提尔的圣殿骑士在《奇普洛瓦故事集》中证实：“亚美尼亚王海屯为其女婿波赫蒙德的利益与旭烈兀谈过话，此后，波赫蒙德在旭烈兀的心目中处于最受优惠的地位。”

蒙古大军于1259年9月从阿哲儿拜占出发向叙利亚进军，乃蛮部聂思托里安教徒怯的不花那颜率先头部队出发，我们最后一次提到他是在报达的围攻战时。老将军拜住和失克秃儿率右翼军，孙札黑率左翼军，旭烈兀亲自率领中军，由他的基督教妻子脱古思可敦伴随而行。由库尔德斯坦之道南下进入阿勒贾兹拉省，旭烈兀汗占领努赛宾（尼西比斯），接受了哈兰和埃德萨的投降，屠杀曾经反对过他的塞伊汉城民。在攻占比雷吉克之后，旭烈兀渡过幼发拉底河，洗劫了门比杰，围攻阿勒颇。纳绥尔苏丹不是在阿勒颇城内组织抵抗，而是继续留在大马士革。阿勒颇的雅各派大主教、历史学家巴赫布拉攸斯前来会见蒙古人，并向旭烈兀表示效忠。

1260年1月18日，旭烈兀率领的蒙军与海屯和波赫蒙德六世分别率领的亚美尼亚和法兰克援军开始围攻由原阿尤布朝王公图兰沙驻守的阿勒颇城。“他们把20门弩炮推入阵地，1月24日他们进入该城。他们是在一次大胜后占领了除城堡以外的阿勒颇城的，城堡一直坚持到2月25日。”他们按成吉思汗系的方式对该城进行了彻底的、系统的大屠杀，屠杀持续了整整6天，直到1月30日旭烈兀才下令结束。亚美尼亚海屯王放火烧大清真寺，而雅各派教堂自然幸免。旭烈兀把一些战利品分给海屯，并把阿勒颇的穆斯林曾经从亚美尼亚境内夺去的几个地区和城堡归还给他。旭烈兀把自萨拉丁时代以来就被穆斯林占有的、属阿勒颇公国的土地给波赫蒙德六世。

整个穆斯林叙利亚一片恐慌，一些穆斯林王公未等蒙古人到来就前来表示归顺。在阿勒颇城前，旭烈兀接见过霍姆斯前王、阿尤布朝的阿什拉夫·穆萨，他已经被他的人民推翻，现在旭烈兀又使他复位。阿勒颇城陷落致使哈马城不战而降。纳绥尔苏丹像在阿勒颇一样，没有努力保卫大马士革，在听到阿勒颇失陷的消息后，他逃往埃及。被守城军遗弃的大马士革提前投降了。1260年3月1日怯的不花率领蒙古占领军团、在海屯王和波赫蒙德六世的陪同下到达大马士革。大马士革的行政移交给一位蒙古长官，并由三位波斯文官协助。曾坚持抵抗的城堡于4月6日投降，怯的不花按照旭烈兀的命令亲手砍下城堡长官的头。

在以后的三个星期中，怯的不花完成了对穆斯林叙利亚的征服。蒙古军进入萨马里亚，把纳布卢斯驻军全部砍死，因为他们进行过抵抗。蒙古军未受阻地长驱直入，直达加沙。纳绥尔苏丹在比勒加斯被俘；怯的不花用他去迫降阿杰伦驻军，然后把他送到旭烈兀处。在巴尼亚斯实施统治的阿尤布朝幼支，重新集结在征服者一边。

对当地的基督教徒来说，无论是叙利亚的一性论异端派，或者是希腊教派，蒙古人进入大马士革似乎是对遭受了6百年压迫的基督教徒的正当报答。他们列队上街游行，在行进中他们唱着赞美诗，拿着十字架，强迫穆斯林在十字架前肃立。他们一直来到倭马亚朝清真寺，“在清真寺内，他们打钟、喝酒。”提尔的圣殿骑士谈到海屯王及其女婿波赫蒙德六世，在帮助蒙古人征服了大马士革后，怯的不花允许他们把一座清真寺改为俗用，或者说把一座穆斯林用来作拜功的原拜占庭教堂归还给基督教徒们使用。穆斯林们向怯的不花抱怨，但是，他却凭他的爱好行事，参观教堂和主教们主持的各种基督教徒的忏悔，没有满足穆斯林的任何要求。

这些征服似乎永无休止，直到一件意外事情的发生才结束。蒙哥大汗于1259年8月11日在中国去世，旭烈兀兄弟忽必烈和阿里不哥之间为争开位爆发了战争（参看285页）。旭烈兀排行第四，他远离蒙古，无论如何关于选举有足够的规定，他没有被提为候选人，而他对忽必烈表示同情，他的支持，或者说他的调停也许是需要的。旭烈兀还明白，他的堂兄弟、钦察汗的别儿哥正在高加索边境上对他造成威胁，别儿哥偏爱伊斯兰教，而旭烈兀偏爱基督教，别儿哥谴责旭烈兀对报达的屠杀。由于这些原因，旭烈兀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留下一支占领军，由怯的不花统率，自己返回波斯。据基拉罗斯，这支占领军缩减到两万人，尽管海顿提出的数字是不会超过一万人。

现在统治着蒙古人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怯的不花十分倾向于该地的基督教徒，这不仅是因为他本人是聂思托里安教徒，似乎还因为他意识到这样做对法兰克－蒙古联盟双方的好处。遗憾的是，尽管安条克－特里波利王波赫蒙德六世可能在此问题上与他看法一致，但是，阿迦的男爵们仍视蒙古人为野蛮人，甚至他们宁愿要穆斯林，而不要这些野蛮人统治。其中西顿的儒连伯爵攻击蒙古巡逻队，杀死怯的不花的侄儿。被激怒的蒙古人为报复洗劫了西顿。法兰克人与蒙古人之间的联盟，无论是公开的还是暗中的，到此结束了。

这一破裂使穆斯林鼓起新的勇气，因为尽管阿勒颇－大马士革的阿尤布朝苏丹国已经被征服，但那儿仍保留着一支强大的穆斯林军队，即马木路克军，以及埃及苏丹国的君主们。马木路克是雇佣军，主要是突厥人，他们组成了埃及阿尤布王朝苏丹们的军队，1250年他们推翻了阿尤布王朝成了埃及的主人，他们的将军们成了埃及的苏丹。当时在开罗进行统治的马木路克苏丹是忽都思（1259－1260年在位），他意识到形势正在朝着对他有利的方面转化。旭烈兀与蒙古主力军一旦起程回波斯，怯的不花若无沿海法兰克人的援助，靠最多只有两万人的驻军维持征服地区将是不可能的。既然这些法兰克人已经与他决裂，马木路克军可以行动了。1260年7月26日，他们的先头部队在异密拜巴斯的统率下离开埃及前往巴勒斯坦。由拜答几指挥的一小支加沙蒙古占领军被打垮。阿迦的法兰克人不是与怯的不花言和，反而允许马木路克军过其境和在阿迦城下补充粮草。

马木路克获准经过法兰克人的海岸地区和补充军队给养，使他们在初期占有很大的优势。另一优势是他们人数多。怯的不花认为昔日的成吉思汗部队是不可战胜的，进行了英勇抵抗。马木路克军离开阿迦后，通过法兰克人的属地加利利向约旦进军。怯的不花率蒙古骑兵和几支谷儿只人和亚美尼亚人的小分队出城迎战。1260年9月3日两军在泽林附近的艾因贾卢特相遇，怯的不花被大军击溃，但是他保住了成吉思汗旗帜的荣誉。拉施特写道：“在热情和勇气驱使下，他骑马冲去，拼命砍杀左右之敌，给予敌军强有力的打击。人们徒劳地劝他撤退，他不听这种劝告，说：‘宁死不退。若有能见到旭烈兀者，可告诉他，怯的不花不愿可耻的撤退，宁愿以身殉职。希望可汗不要为损失一支蒙军而过度悲伤。让他这样想：就当士兵的妻子们一年未曾怀孕，他们马群的母马一年未曾怀驹。祝可汗幸福！’”拉施特继续写道：“尽管士兵们都离开了他，他继续与上千的人作战，最后因马跌倒，他被俘。”双手被绑在身后带到忽都思面前，忽都思侮辱这位征服者说：“你打倒了许多王朝，现在你落网了！”这位聂思托里安教的蒙古人的回答值得载入成吉思汗国的史诗：“如果我死在你手中，我认为这是天意，而不在于你。别为片刻的胜利而陶醉。当我死的消息传给旭烈兀汗时，他的愤怒将像沸腾的大海，从阿哲儿拜占直到埃及的大门口的土地将被蒙古马蹄踏平！”在最后一次表露他对蒙古人和君王，以及对威严和正统的成吉思汗国的忠诚时，他嘲笑这些靠机会当上王的马木路克苏丹们，谋杀前任王是他们通常夺取王位的途径：“我终身是君主之臣，不像你们是君主的谋杀者！”接着，捉到他的人砍下了他的头。

忽都思苏丹胜利进入大马士革，该城的基督教徒为他们的前蒙古感情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为远至幼发拉底河的整个穆斯林叙利亚都归并入埃及的马木路克苏丹国。旭烈兀作了一次更大的尝试。一支蒙古分队于1260年11月底又进入叙利亚，第二次掠夺了阿勒颇，但是被霍姆斯附近的穆斯林击退（12月10日），再一次被赶回到幼发拉底河东岸。

6．旭烈兀的晚年

后来，旭烈兀没有实现征服穆斯林叙利亚的企图，因为由于他的堂兄弟、钦察汗别儿哥所造成的威胁，他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统治着南俄罗斯草原的成吉思汗长支的后裔偏爱伊斯兰教，其程度也许胜过旭烈兀对基督教的偏爱；所以旭烈兀的胜利令他吃惊。拉施特报导了别儿哥对这位波斯汗的言论：“他洗劫了穆斯林的所有城市，不征求他亲属们的意见就处死了哈里发。在安拉的庇护下，我要他解释为何屠杀无辜！”正如他表现出来的感情一样，别儿哥为了反对他的堂兄弟、波斯汗（蒙古征服中的主要人物，同时也是基督教徒的保护者），毫不犹豫地与马木路克军结合，马木路克军虽然名义上是蒙古人的敌人，但他们是伊斯兰教的保卫者。新马木路克苏丹拜巴斯（1260-1277年在位）本人就是钦察突厥人，他促进了这一联合。1262年，别儿哥和拜巴斯开始交换使者，并且别儿哥向旭烈兀宣战。旭烈兀于当年的11至12日间采取攻势，越过标志着两国在高加索边境分界的打耳班关隘向捷列克河以北的钦察境进军。然而，此后不久，他在捷列克河河畔遭到由别儿哥侄子那海率领的军队的袭击，退回阿哲儿拜占。波斯汗国从一开始就明显地受到钦察可汗们的敌视，后来又受到察合台诸汗们的敌视，不久便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来自高加索或阿姆河方向的不断的侧击使波斯汗国瘫痪，阻止了它向叙利亚方向的扩张。成吉思汗后裔之间的这一内战最终结束了蒙古的征服。

旭烈兀通过消灭许多省内的地区王朝，至少是完成了波斯境内的统一。毛夕里的阿塔卑、老别都鲁丁卢卢（1233－1259年在位）因答应臣事蒙古人而保住了王位。但是，在他的儿子们轻率地与马木路克站在一边之后，旭烈兀占领并洗劫了毛夕里，归并了这一公国（1262年）。萨尔古尔朝的塞尔柱克沙赫、法尔斯阿塔卑在1262至1264年期间也反叛过蒙古人，他在蒙古人攻占卡泽伦（1264年12月）时被杀。后来，旭烈兀把法尔斯的王位给了萨尔古尔朝公主阿必失可敦，并让她嫁给他的四子忙哥帖木儿王子，这一做法相当于兼并法尔斯。旭烈兀的另一个儿子、他的继承人阿八哈，同样也与起儿漫忽特鲁沙朝的女继承人帕夏可敦结婚。

一个有趣的特征是，在旭烈兀及其早期几位继承者的统治时期，波斯境内有佛教活动，但是，对此几乎没有资料。我们所知道的是，来自畏兀儿地区、中国和西藏的某些佛教僧侣定居在旭烈兀国内，他们在那里建造了许多有绘画和雕刻装饰的宝塔。特别是旭烈兀的孙子阿鲁浑汗还用画有自己肖像的画来装饰这种塔。据已知道的元代中国画来看，有理由痛惜佚失的这些著作，它们的影响可能解释后来波斯袖珍画的某些特征。

虽然旭烈兀在洗劫报达之后被穆斯林视为“上帝之鞭”，但他仍然是波斯文学的保护者。伟大的史学家沙哀丁·志费尼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志费尼的父亲贝哈哀丁（死于1253年，其家族来自尼沙普尔）本人是蒙古政府中的一员官吏，负责呼罗珊财政，志费尼也是一位行政官。1256年他劝阻旭烈兀不要焚烧阿刺模忒堡中伊斯梅尔派教徒们藏书的图书馆。他两次（1249－1251，1251—1253年）访问过蒙古，对中亚问题很熟悉，约于1260年写成了不朽的《世界征服者史》一书，即是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们的历史，一直写到1258年。旭烈兀于1262－1263年间任命他为报达的长官。值得赞扬的事是，在1268年的穆斯林宗教狂热浪潮期间，聂思托里安教大主教马·德赫曾在他家中避难。他的兄弟沙姆斯哀丁·志费尼约于1263至1284年间担任过旭烈兀、阿八哈和帖古迭儿三位汗王的理财大臣。

7．阿八哈的统治

旭烈兀于1265年2月8日死于蔑刺合附近，其后不久，他的皇后脱古思可敦也相继去世。他们的去世使东方基督教各派都感到有所损失。他们用巴赫布拉攸斯以叙利亚雅各派教会的名义和刚加的基拉罗斯以亚美尼亚教会的名义写下的深情的话语来悼念他们：“基督教的两颗巨星”，“又一位君士坦丁，又一位海伦。”

旭烈兀长子阿八哈继位（1265－1282年在位）。新汗继续住在阿哲儿拜占；不同的是，旭烈兀以蔑刺合为都，而阿八哈选中桃里寺城，该城后来继续作为都城，直到蒙古的波斯王朝结束，其间只有完者都统治时期（1304－1316年）除外，此时都城迁往苏丹尼耶。像旭烈兀一样，阿八哈也把自己看成仅仅是忽必烈大汗的副手，在他的请求下，忽必烈发给他一文授职书（札儿里黑）。

阿八哈像其父亲一样，很可能是一位佛教徒，然而，在国内，他对基督教会：亚美尼亚派、聂思托里安派、或者是雅各派也表示善意，在国外，他赞成与基督教世界联合反对埃及和叙利亚的马木路克。他即位之年与拜占庭皇帝迈克尔·佩利奥洛格斯的女儿马丽公主结婚。在叙利亚方面，阿八哈是聂思托里安教大主教马·德赫的保护者。后来他与主教之子、著名的马·雅巴拉哈三世成了朋友。

在前文（第303页）中我们曾谈到列班·扫马和麻古思两位聂思托里安教徒的朝圣，他们分别来自北京和山西北部的托格托地区，目的是朝觐耶路撒冷。我们已经知道，他们于1275年和1276年间过喀什噶尔后如何到达波斯的情况。用叙利亚文写成的他们的传记表明，在蒙古人的统治下，波斯的聂思托里安教占有着重要地位。在他们到达呼罗珊时，他们访问了图斯附近的聂思托里安教修道院，即马塞坊修道院，在阿哲儿拜占的蔑刺合附近，他们见到了大主教马·德赫，如上所述，马·德赫受到蒙古统治者们的尊重。他们从蔑刺合南下到报达，那儿有聂思托里安教主教区，主教区仍像古代一样被称为塞硫西亚，后来他们到了亚述，该地有著名的教堂和埃尔比勒、伯斯卡迈、尼西比斯修道院。当列班·扫马和麻古思已经回到尼西比斯附近塔雷勒的圣米切勒修道院时，马·德赫主教召他们作为使者出使阿八哈汗。阿八哈汗不仅亲切会见了他们，而区还给他们提供有利于他们去耶路撒冷朝圣的专利证。然而，由于以波斯汗国为一方和以钦察汗国和马木路克为另一方的战争状况，他们未能继续旅行。

于是，马·德赫主教任命麻古思为汪古部和契丹地区（即中国北部）的大主教，以列班·扫马为他的副主教。但是，在他们出发前往他们的新教区之前，马·德赫去世（1281年2月24日），麻古思在报达附近召开的一次聂思托里安教宗教会议上被选为最高主教，称号是马·雅巴拉哈三世。显然，这次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尽管这位新主教对宗教非常虔诚，但他只是略通叙利亚语，并且完全不懂阿拉伯语。但是，他是“蒙古人”，无论如何是属于突厥-汪古部人，该部的许多王子与成吉思汗家族联姻。聂思托里安教长老们认为，他们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个比他更能令波斯汗接受的主教了。确实，当马·雅巴拉哈三世去接受阿八哈授职时，这位蒙古统治者把他作为朋友般的欢迎。“他把外衣坡在他的肩上，让他坐在自己的椅子上，它是一小型御座。还赐给他一把荣誉的伞和刻有王室印徽和主教大印的金匾”。1281年11月2日，这位来自北京的教士在塞硫西亚附近的马科卡大教堂内举行聂思托里安教大主教的就职典礼，出席者有耶路撒冷大主教马·亚伯拉罕，撒麻耳干大主教马·詹姆斯和唐兀惕（即中国甘肃）的大主教马·耶酥沙布兰。

在国外，阿八哈结束了由他父亲发动的、反钦察汗别儿哥的战争。1266年春，别儿哥的侄子那海又恢复攻势，穿过打耳班关隘和库拉河，但是在阿克苏河畔被阿八哈的副手们打败，退回失儿湾。后来别儿哥亲自率领大军过打耳班；为得到渡口。他向库拉河上游进军，在这时候他去世了（1266年），他死后，他的军队撤退。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阿八哈在东北方不得不面对河中的察合台系八刺汗的攻击，八刺于1269年至1270年入侵呼罗珊，占领莫夫和尼沙普尔。阿八哈在一次蒙蔽敌人的佯装退却之后，于1270年7月22日在赫拉特附近击溃八刺。值得一提的是，赫拉特马立克克尔特人沙姆斯哀丁巧妙地使自己不卷入这次蒙古内战。为了保住他的城市，这位圆滑的阿富汗人面对察合台人的入侵，同意效忠于察合台人；但是，当阿八哈率军到呼罗珊时，他又倒向阿八哈一边，凭着他对赫拉特的有效的保卫，使这位波斯汗能够把入侵者诱入埋伏圈，并在那儿击溃了他们。

阿八哈于1273年1月实现了他的复仇。他把战争引入河中，派一支军队去洗劫不花刺（见上文）。尽管赫拉特马立克沙姆斯哀丁在1270年对阿八哈曾表示过忠实，但阿八哈不信任他。阿八哈在给予他许多尊号和荣誉以后，于1277年把他骗到桃里寺，并在此周密策划地毒死了他（1278年1月）。然而在1279年，他立这位牺牲者的儿子鲁肯哀丁成为赫拉特王，其号为沙姆斯哀丁二世。

在西方，阿八哈不得不继续他父亲反马木路克的斗争，现在马木路克不仅是埃及的君主，而且还是穆斯林叙利亚的统治者。马木路克苏丹拜巴斯是伊斯兰教领袖和他那个时代（1260－1277年）最杰出的武士之一，他时不时地蹂躏蒙古人的亲密盟邦和属国、西里西亚的亚美尼亚国，以此采取攻势。1275年4月他掠夺该国的主要城市：西斯、阿达纳、塔尔苏斯和刺牙思。在此之后他干涉小亚细亚塞尔柱克苏丹国的事务。塞尔柱克苏丹国与波斯汗国有着紧密的臣属关系。在年轻的苏丹凯·库思老三世（1265－1283年）未成年期间，苏丹国是在蒙古的保护权之下，由丞相穆因哀丁·苏来曼管理。这位丞相是一个大阴谋家，他似乎已经与拜巴斯有着秘密的往来，无疑他要求拜巴斯把苏丹国从蒙古人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无论如何，拜巴斯于1277年进入塞尔柱克苏丹国，4月18日在卡帕多细亚入口处、吉浑河上游河畔的阿尔比斯坦打败了蒙古占领军，而统率塞尔柱克军队的这位丞相逃跑。拜巴斯胜利进入卡帕多细亚的开塞利（4月23日），然后回到叙利亚。

阿八哈听到这一失败的消息后急忙赶到安纳托利亚（1277年7月）；严厉地惩罚了那些表现出战斗无力的塞尔柱克突厥人，他们对伊斯兰教的忠实胜过了对成吉思汗蒙古人，经过审讯之后，处死了丞相苏来曼（8月2日）。

阿八哈很愿意与反马木路克的拉丁政权结成牢固的联盟，1273年他将此意致函教皇和英王爱德华一世。他的两位使者于1274年5－7月间拜会了格列高利十世，并受到路易斯宗教委员会长老们的接见。在阿八哈派遣的其他使者中，被提到的有于1276年11月出现在意大利的瓦舍鲁斯的约翰和詹姆斯和1277年出现在英国爱德华一世宫中的使者。但是，教皇、法国和英国都未响应这位蒙古人的倡议。

阿八哈决定独自行动。1271年10月底，他派一万骑兵蹂躏了阿勒颇省郊区。1280年9月和10月他又派出一支较大的分遣队，在短时期内这支军队曾占领过除内城以外的阿勒颇城，他们放火烧清真寺（10月20日）。这不过是一次侦察行动。1281年9月，一支5万人的蒙军进入叙利亚。亚美尼亚王尼奥三世像其父海屯一样，是蒙古人的忠实属臣，他也率军加入这支蒙军。于是，有3万亚美尼亚人、谷儿只人和法兰克人加入了这支5万蒙古人的军队。全军由阿八哈的弟弟忙哥帖木儿王子统率。1281年10月30日，他们与由嘉拉温苏丹率领的马木路克军在霍姆斯附近相遇。蒙古右翼军，即以尼奥三世为首的亚美尼亚和谷儿只军，把与他们对面的敌军打跑，但是，中路的忙哥帖木儿因负伤从战场上退下来，他的撤退削弱了士气。蒙古人又一次不得不回渡幼发拉底河，这次失败后不久，阿八哈于1282年4月1日去世。

8．阿鲁浑的统治

阿八哈的弟弟和继承者帖古迭儿即位（1282年5月6日），他不再实行旭烈兀家族的传统政策。尽管他的母亲（忽推可敦）可能是聂思托里安教徒，尽管他本人在年轻时代曾受过洗礼，但是据海顿和尚记载，他即位后信奉伊斯兰教，取名阿赫默德，取号苏丹，并开始使波斯汗国转向伊斯兰教。海顿和尚写道：“他想尽一切办法使鞑靼人皈依穆罕默德的伪法。”1282年8月帖古迭儿向马水路克提议谈和结盟。佛教徒和聂思托里安教徒的“守旧派蒙古人”向中国大汗忽必烈抗议，忽必烈是帖古迭儿的伯父，同时也是波斯汗国的宗主。据马可·波罗说，忽必烈很不高兴，并威胁要对波斯进行干涉。帖古迭儿因为向北京宫廷提出的这些请求而谴责了聂思托里安教首领——大主教马·雅巴拉哈三世和副主教列班·扫马，大主教被投进监狱，并有可能丧命，然而由于母后忽推可敦他才获得豁免。

与此同时，所有持反对意见的蒙古守旧派，同样也有佛教徒和聂思托里安教徒们，都集结到阿八哈之子、呼罗珊长官阿鲁浑王子一边，不久，爆发了内战。赌注是很高的。蒙古波斯将继续是蒙古国家还是成为一个纯穆斯林苏丹国？国内的聂思托里安教教徒和雅各派教徒与国外的亚美尼亚和法兰克人将继续受到优待，还是波斯国与马木路克结成联盟？最初的斗争对阿鲁浑不利。他在自己的呼罗珊境内煽动起义，并从呼罗珊向伊刺克·阿只迷进军，但是，在1284年5月4日在可疾云附近的阿克霍札被打败，被迫向帖古迭儿投降。然而此后不久，军队首领中的一次阴谋导致了宫廷革命。帖古迭儿被其部队遗弃，并于1284年8月10日被处死，第二天，阿鲁浑登上了王位。

阿鲁浑阻止了国家向伊斯兰教转化的倾向。像阿八哈和旭烈兀一样，阿鲁浑本人也带有一些佛教徒的特征，他把许多文职（特别是财政管理方面的）交给基督教徒、或者犹太教徒。他选犹太教医生撒菲·倒刺作理财大臣和首席谋臣，撒菲·倒刺从1288年起到阿鲁浑最后病倒（1291年2月）期间，一直得到阿鲁浑的充分信任。撒菲·倒刺是一位有才智、善处事、通突厥语和蒙古语的能干的官臣（他把他获得的宠信归功于一付及时治好君主病的泻药），撒菲·倒刺使自己与阿鲁浑保持一致，阿鲁浑也很赏识他对国家福利的忠心。他是一位杰出的行政官，通过阻止封建地主们的掠夺而在财政方面恢复了秩序。他不准军事将领们轻视法庭的判决，他对粮食征收官吏发布命令，抑制他们对人民过度的征收。简言之，他寻查出各种弊端，企图把正规的民政管理引入蒙古人的纯军事统治中。他不干涉穆斯林宗教，而是使穆斯林之间的诉讼案子按古兰经法不按蒙古习惯进行处理。他还增加了慈善机构的基金，鼓励和资助文人学士。穆斯林们再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只是不满他把他的犹太教伙伴们安置在行政机构的主要位置上，特别是让他的亲属们承包除呼罗珊和小亚细亚以外所有地区的税收，呼罗珊和小亚细亚两省属阿鲁浑之子合赞和阿鲁浑的兄弟海合都的封地。然而，这位犹太教大臣遭到了仇恨。蒙古封建主们恨他禁止他们的掠夺，狂热的穆斯林们扬言，他和阿鲁浑正在开始一种新宗教，要强迫穆斯林成为“异教徒”，要把麦加的克而白变成偶像崇拜的寺庙，可能变成佛教寺庙等等。这些罪名当然是荒谬的，但是，它们最终使这位伟人失去了尊严。

阿鲁浑的一位妻子兀鲁克可敦生于克烈部，是已故脱古思可敦的侄女，也是一

位聂思托里安教教徒。1289年8月她让其子、即未来的完者都汗接受洗礼，为对教皇尼古拉四世表示崇敬，起教名为尼古拉。海顿和尚写道：“阿鲁浑喜爱和尊敬基督教徒。他重建了帖古迭儿推倒的基督教教堂。”聂思托里安教大主教马·雅巴拉哈的传记中说，他当时有能力重建许多原来的寺院，包括蔑刺合的马萨里塔教堂。

9．列班·扫马出使欧洲

阿鲁浑希望恢复反马木路克的战争，他极力争取再次与基督教世界联盟。他提议采取一致行动。与十字军在阿迦或达米埃塔登陆的同时，蒙古人入侵穆斯林叙利亚，接着瓜分叙利亚。阿勒颇和大马士革将归蒙古人；耶路撒冷归十字军。抱此目的，阿鲁浑于1285年致函教皇霍诺里乌斯四世，该信的拉丁译文现存梵蒂冈，信中提出了详细计划。在这封著名的信中，波斯汗在呼唤了成吉思汗、即“鞑靼的祖先”的名字和提到他的伯祖父、宗主和盟友、中国皇帝忽必烈之后，回忆了把成吉思汗国与基督教世界团结起来的人物：他的基督教的母亲、祖父旭烈兀和他的父亲阿八哈，他们都是基督教徒的保护者。他写道，忽必烈大汗委托他解放“基督教徒之地”，并把它置于他的保护之下。末了，他请求在他本人入侵叙利亚时，能派一支十字军登陆。“由于萨拉逊人的土地将处在你们与我们之间，我们将共同包围和扼死它。……在上帝、教皇和大汗的庇护下，我们将驱除萨拉逊人！”

抱着同样的目的，阿鲁浑于1287年派另一个使团，由聂思托里安教士列班·扫马率领去欧洲。汪古部或者是畏兀儿的这位杰出的奥德赛生于北京附近地区，从中国来到波斯的情况上文已经谈过。列班·扫马在黑海岸，无疑是在特拉布松港乘船，在君士坦丁堡登陆。拜占庭皇帝安德努尼卡斯二世（1282－1328年在位）给阿鲁浑的代表以亲切的欢迎，在拜占庭帝国边界上的、塞尔柱克人统治下的安纳托利亚是波斯汗国的属地，因此他们在此受到了更加热情的欢迎。列班·扫马在圣·索菲亚教堂祈祷后，起航前往意大利，在那不勒斯靠岸，在那不勒斯，他目睹了1287年6月23日发生在海湾的一场海战，是安哲文和阿拉贡舰队之间的战争。他继续从那不勒斯前往罗马。遗憾的是，教皇霍诺里乌斯四世刚去世（1287年4月3日），继承人仍未选出。列班·扫马受到红衣主教们的接见。他向他们解释了蒙古基督教世界的重要性：“要知道，我们的许多长老（第7世纪以及后来的几个世纪中的聂思托里安教传教士们）曾到突厥人、蒙古人和中国人的居住地，对他们进行教化。今天，许多蒙古人已经是基督教徒，他们中有君王和皇后的孩子们，他们接受了洗礼，信仰基督。他们在扎营地建造教堂。阿鲁浑王友好地与主教团结。他希望叙利亚归他所有，恳求你们援助解放耶路撒冷。”

在瞻仰了圣·彼得和罗马的其他教堂之后，列班·扫马离开罗马，经热那亚前往法兰西。热那亚人在克里米亚和特拉布松有很重要的货栈，还有许多商人生活在蒙古人统治下的波斯，他们都赶来对阿鲁浑的使者们表示热烈欢迎。大约1287年9月10日列班·扫马到达巴黎，金发菲利普接见了他，菲利普亲自陪他拜谒了圣察帕勒教堂。在浏览了从索尔邦到圣丹尼勒的教堂之后，列班·扫马到波尔多去拜访英王爱德华一世（10月底到11月初）。像法兰西国王一样，爱德华给蒙古使者们讨好似的欢迎，然而，两位君主都不愿意订立列班·扫马一行所盼望签订的明确的军事协约。列班·扫马有些失望地回到罗马，罗马于1288年2月20日终于选出了新教皇尼古拉四世。尼古拉四世以极大的兴趣听取了蒙古教士的提议，很受感动；允许他参加复活节前一周的庆祝仪式，并在各地都把他安排在首席上，还亲自授给他圣餐。列班·扫马欣慰地重新上路，从有关他出使的报导来看，显然这位来自北京附近的教士从未梦想会经历如此热烈的场面和在宗教上得到的极大满足。但是，从政治方面来看，他的出使并不成功。西方各国没有组织与蒙军配合的、可能会拯救法属叙利亚殖民地的十字军，列班·扫马在第二次访问热那亚时，对图斯卡鲁姆的红衣主教报怨此事：“尊敬的大人，我能告诉你些什么呢？作为阿鲁浑王和耶路撒冷大主教的代表我来这里整整一年过去了，……我要说的是，我回去时我将给蒙古人带去什么样的答复？”

列班·扫马带着尼古拉四世、金发菲利普和爱德华一世给阿鲁浑的信回到波斯。他很可能在1288年夏末到达阿鲁浑宫廷。阿鲁浑深表感谢，任命他为他斡耳朵的聂思托里安教牧师：“阿鲁浑下令就在廷帐旁建教堂，以致两帐篷的绳子绕在一起。他命令这一教堂内的钟声将长鸣不止。”

1289年的复活节（4月10日）庆祝会后，阿鲁浑又派新的使者、热那亚人布斯卡尔访问教皇尼古拉四世、金发菲利普和爱德华一世。布斯卡尔于1289年7月15日至9月30日间抵罗马。先后受到了尼古拉和菲利普的接见（11和12月），他反复陈述了其君主的提议，建立以解放圣地为目的的攻击性的联盟。我们有阿鲁浑致菲利普信的原文，是用畏兀儿字书写的蒙古语：“以长生天之力和至高无上的汗（忽必烈）的保护，在此，法兰克王，我们邀请你于虎年冬季最后一月（1291年1月）出兵，大约能于春季第一月的第十五日（1291年2月20日）在大马士革城前扎营。若能按期派兵，我们将重占耶路撒冷，并将它归还给你。但如不能按期出兵与我军会合，那么，我们军队的进军将毫无作用。”该信附有一份法文写的公文，布斯卡尔把它交给了菲利普，公文上阿鲁浑答应给予在叙利亚登陆的法国十字军提供装备和3万匹新战马。

1290年阿鲁浑又向教皇、菲利普和爱德华派出第四位使者，他是察甘，其基督教名是安德鲁，布斯卡尔陪伴他而行，这是布斯卡尔的第二次出使。但是，除了形式上的礼仪外，西方各国仍未作出答复，因此，法兰西-蒙古人联合进攻马木路克的战争始终没有发生。

阿鲁浑只得把注意力转向保卫呼罗珊和外高加索的北部边境。他任命长子合赞为呼罗珊长官，以斡亦刺惕部的管理者阿儿浑阿合之子异密捏兀鲁思为副。正如我们所见到的那样，阿儿浑阿合从1243到1255年一直为大汗管理着波斯东部和中部，几乎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甚至在旭烈兀王朝上任之后，他仍握有相当大的权力，一直到他于1278年在图斯附近去世。捏兀鲁思生长在这个显赫的家中，把呼罗珊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他于1298年起义，几乎捉住了合赞王子。但是，在顺利的开端之后，他被阿鲁浑的军队追赶，被迫逃往河中，在窝阔台家族首领海都汗处避难（1290年）。在高加索，钦察汗经过打耳班进攻波斯边境地，但阿鲁浑的副将们于1290年5月11日在塞卡西亚的卡拉苏河畔，击败了敌人的先头部队，打退了这次入侵。

10．海合都与拜都的统治

在阿鲁浑最后病倒期间，对他的中央集权制的反抗开始了。阿鲁浑死于1291年3月7日。2月30日他的朝臣们废黜和处死了他的犹太教大臣撒菲·倒刺。军队首领中最有影响的人提名阿鲁浑的兄弟海合都为汗，当时海合都是塞尔柱克的安纳托利亚长官。海合都是一个没有什么长处的王子，他沉溺于酒色、鸡奸、穷奢极欲，缺乏统治意识。他和他的大臣阿赫麦德·哈里迪效法于忽必烈在中国发行纸钞，于1294年错误地把纸币（即钞）的应用引入波斯。同年9月12日在桃里寺城首次发行。其结果比中国更糟，面临商人们的罢市和囤积居奇，纸币只好停止使用。

在宗教事务上，马·雅巴拉哈的传记使我们确信，海合都对待这位主教与对待列班·扫马一样，给予了极大的优待。传记中还记载他让他们参观列班·扫马在蔑刺合建立的聂思托里安教教堂。然而，正如巴托尔德所指出，这位最有势力的大臣的政策主要是对穆斯林有利，他的目的是要把蒙古异密们从政府部门中清洗出去。海合都被一伙反对这种倾向的蒙古封建主们推翻。1295年4月21日他在木干营地，以一种“不流血”的方式被人用弓弦勒死。贵族们任命他的堂兄弟、旭烈兀的另一个孙子拜都继承了他的位置。新汗是一位被迫执政的、无足轻重的人物。据巴赫布拉攸斯记述，他非常热衷基督教。“与阿八哈的妃子、东罗马公主相处数年，颇知基督教教理，曾允许基督教徒在他的斡耳朵内设礼拜堂和鸣钟，并且自称是基督教徒，脖子上戴着十字架，但是，不敢公开表示其偏袒基督教……，然而，穆斯林抱怨他倾向基督教，他在位时间虽短，但任命为行政官员的基督教徒甚多。”

阿鲁浑之子、呼罗珊长官合赞王子的野心是要继承父位，他起来反对拜都。在这方面，他得到捏兀鲁思异密的支持，捏兀鲁思于1294年已经与合赞言归于好，并且成为他的副手。捏兀鲁思是一位狂热的穆斯林，他劝合赞放弃佛教皈依伊斯兰教，以便在反拜都的斗争中能得到波斯人的支持，这自然是一个理由很充分的策略，因为拜都是以基督教徒为后盾。结果，拜都成了他自己仁慈的牺牲品。在与合赞的一次会见中，他的随从们怂恿他除掉这位王子，但是，他被长期培养的感情所感动，拒绝这样做。他的敌人们却很少顾虑。由于捏兀鲁思的阴谋，拜都发现他的随从们逐渐离开了他，结果他不战而败。他企图从阿哲儿拜占逃往谷儿只，但是在纳希切万被俘，于1295年10月5日被处死。

11．合赞的统治

合赞终于登上了自其父去世后他所梦寐以求的王位。尽管他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他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蒙古人。海顿和尚把他描述成一位身材矮小、像貌丑陋的人，他比他军中的任何人都要丑。他精力旺盛、诡计多端、善于掩饰自己的感情、很有耐心，这一切我们可以在他处理与捏兀鲁思的关系上看到。他对敌人十分残忍，就他所实施的政策而言，他不考虑人的生命，然而，他是一位健全的管理者，在这方面，他是人道的。他还是一位杰出的将领和勇敢的战士（这在霍姆斯战役中已经证明，他在此战中获胜，也就是说，当他的士兵们被打散后，他独自获胜）。简言之，如果时代可以改变的话，他多少复活了他的祖辈成吉思汗。此外，他还具有透彻的理解力和组织能力。拉施特谈道：“他的母语是蒙语，但是他略通阿拉伯语、波斯语、印地语、藏语、中文和法语。他特别精通蒙古史，像他的所有同胞们一样，他很尊崇蒙古史。除了孛罗·阿合外，他比其他蒙古人都更了解蒙古祖先、蒙古首领的和蒙军将领们的世系。在成吉思汗后裔中无一人比他更了解蒙古人，由于环境的逼迫，他把这些蒙古人引导到伊斯兰之路上，因此在不知不觉中启发了其民族的本性。

在合赞统治之初，尽管他个性很强，但是，他被迫按他的同伙们的政策行事，不能贯彻自己的政策。在异密捏兀鲁思和穆斯林团伙们的支持下获得王位之后，他首先满足了他们的要求。波斯的蒙古汗国正式成为伊斯兰教国家，作为这种变化的明显的外部特征是蒙古人包上了头巾。现在，在捏兀鲁思鼓动下一种强烈的穆斯林的反作用力违反了旭烈兀、阿八哈和阿鲁浑所推行的全部政策。合赞成了其支持者们的俘虏，从他进桃里寺都城起，他就下令毁掉基督教教堂、祆教拜火庙和佛教寺院。佛教偶像和基督教的圣像被摔坏和捆在一起，嘲弄着游过桃里寺的各条街道。他下令佛僧改信伊斯兰教。合赞的父亲阿鲁浑曾让人把他的像画在一座塔的墙上，然而，合赞下令把这些画像涂掉。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不再在公共场合露面，除非他们穿着有区别的服装。捏兀鲁思的行动超越了其君主的指示，甚至在僧侣和牧师中实行暗杀。许多佛僧只得放弃佛教。聂思托里安教大主教老马·雅巴拉哈三世尽管是“蒙古族”人，而且年事已高，但仍在蔑刺合驻地被捕，被监禁，头朝下的吊着抽打，而穆斯林洗劫了聂思托里安教的马萨里塔教堂。捏兀鲁思要处死马·雅巴拉哈，但由于亚美尼亚王海屯二世的干预而幸免，海屯二世碰巧在桃里寺宫廷，他为这位老人向合赞求情。尽管宗教迫害很残暴，但蒙古宫廷不敢反对这位忠实的亚美尼亚属臣，他在马木路克苏丹国边境上保卫着帝国。合赞沏底转向伊斯兰教，无疑是由于他感到对于一个穆斯林地区的统治者来说，他的王朝皈依伊斯兰教是最基本的事，但是，他没有捏兀鲁思那样的宗教仇恨；因此，他更多地是一个蒙古人。马·雅巴拉哈的蒙古出身不可能不引起他的同情，到他自由行使权力时就恢复了马·雅巴拉哈的职务（1296年3－7月）。然而，解开了枷锁的蔑刺合穆斯林们于1297年3月又爆发新的骚乱。洗劫了主教驻地和聂思托里安教大教堂。同时，捏兀鲁思的代理人鼓动库尔德山民围攻聂思托里安教教徒避难之地埃尔比勒堡。

合赞具有很强的个性，小心翼翼地维护着自己的权力。此时，他已经厌烦了捏兀鲁思的独裁。捏兀鲁思是蒙古人的儿子，他的父亲最终成了东伊朗的独立长官，捏兀鲁思本人娶了王室公主、阿八哈之女为妻，自从拥戴合赞即位之后，自认为不可一世、为所欲为。合赞对他的效劳予以承认，任命他为王国的副帅。现在他的傲慢和蛮横已无限制地发展起来。合赞对他采取了突然行动。1297年3月合赞不露声色地逮捕和处死了碰巧留在宫中的捏兀鲁思的所有下属。这时正在呼罗珊统军的捏兀鲁思也受到效忠君主的部队的攻击，他在尼沙普尔附近被打败。便逃到赫拉特马立克、鲁肯哀丁之子和继承人法黑刺丁处避难，他认为此人可靠。但是，克尔特人的政策一贯是在蒙古内战中随时支持强者，以求得生存。那么，这支处事圆滑的阿富汗家族有可能为了一个倒台大臣的命运而去与成吉思汗王朝决裂吗？当帝国军队包围赫拉特，要捉拿捏兀鲁思时，法黑刺丁嘲讽地交出了逃亡者，后来，他在该地被处死（1297年8月13日）。

摆脱了捏兀鲁思的监护之后，现在合赞投身于自己的事业。合赞尽管皈依了伊斯兰教，但仍是一个地道的蒙古人，他是一位能干的君主，既开明又严厉。他对可能阻碍他行动（有时仅仅是出于怀疑）的宗王、异密和宫臣们进行了残酷的镇压，由此把权力又集中于中央政权。巴托尔德写道：“作为君主和立法者，他显示出极大的活力，彻底摆脱了固执。他把注意力放在国家财政上，特别注意货币。在他发行的钱币上，刻有三种文字（阿拉伯文、蒙古文和藏文），合赞不再像他的祖辈那样，是北京大汗的代表，而是作为上天恩赐的君主（tangri－yinkuchundur，字意是：凭借长生天的力量）。”尽管他宣布了君主权，但他派往中国的使者们仍向成吉思汗家族之首，或者更准确地说，向拖雷家族之首铁穆耳皇帝表示效忠。

虽然合赞在处理阴谋和大量侵吞国库的贪污时可能是无情的，但是，他一直注意管理，“使农民免遭骚扰和勒索”。一天，他对官臣们说：“你们要我答应你们去掠夺塔吉克人（波斯的农民），但是，当你们摧毁了农民的牲畜和庄稼，你们还能够做些什么呢？如果你们来向我要粮食，我要严厉地惩罚你们！”经过严重烧杀虏掠之后，呼罗珊和伊刺克·阿只迷的大部分可耕地已经荒芜。游牧民的统治耗尽了土地肥力。拉施特提到：“土地仍大面积地荒废着。无论是公有地，还是私有地。无人敢去耕耘，因为害怕花费了财力与人力之后又被剥夺。”合赞开始“注意这些土地”。拉施特继续写道：“他感到有必要鼓励农业，颁布法令保护农耕者，公平地对待他们的劳动果实。荒芜了几年的土地分给那些愿意耕种的人，第一年免税。按同一法令，已经多年无人过问的世袭庄园，迁入其内的新居民可以不经原主的同意占用。”由于不断监视贵族们的劫掠，国库收入从1700托曼上升到2100托曼。”合赞的大臣是伟大的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哈马丹的法德尔·阿拉赫·拉施特）他约生于1247年，死于1318年，1298年晋升为大臣。正是合赞要求拉施特写一部蒙古人的历史，于是，这位著名学者的不朽的著作《史集》产生了。如上所述，合赞对蒙古人的历史了如指掌，他是《史集》材料的主要来源之一，另一个来源是中国大汗派到波斯宫廷的使臣李孛罗丞相。

合赞还修建清真寺、马达拉沙赫（清真寺学校）、慈善机构等等辉煌的建筑物

来装点他的都城桃里寺。正如拉施特所记：“直到当时仍只知道破坏的蒙古人，现在开始建设了。”合赞的统治标志着终年以游牧为生的波斯蒙古人开始采取几乎定居的生活方式。遗憾的是，这种倾向有其缺点。波斯的蒙古人为了实施与日俱增的伊斯兰教宗教形式（这使拉施特想起了神裁法），放弃了对宗教普遍容忍的态度，他们不久就丧失了他们的民族特征和气质，他们与其他定居民融合，最后消失了。在能干的合赞汗统治期间，没有时间和机会让这种令人惋惜的倾向发展，例如，在小亚细亚，合赞严厉地处置分裂现象。那颜拜住的孙子苏拉米什在原利考尼亚（卡帕多细亚东南）地区的卡拉曼朝的真正建立者、土库曼人马合谋伯格异密的帮助下，企图为自己开辟一个独立的公国。1299年4月27日，合赞军在埃尔津詹附近的阿克谢希尔粉碎了这次反叛。科尼亚的最后一批塞尔柱克苏丹们是由桃里寺宫廷随意任命和罢免的，他们的权威比任何一个蒙古长官都小。例如，合赞罢免了苏丹马苏德二世（1295年），把凯·库巴德二世扶上王位（1297年），后来又罢免了他（1300年），让马苏德二世（死于1304年）复位，马苏德是这一显赫家族的最后一位王。

合赞追随着旭烈兀和阿八哈的对外政策，开始对叙利亚的马木路克帝国发起新的入侵。他夺取阿勒颇城（除了城堡外，1299年12月12日），在霍姆斯城前打败马木路克军（12月22日），进入大马士革（1300年1月6日）。蒙古的忠实属臣、亚美尼亚王海屯二世，像他家族中所有成员一样，率自己的军队来支持合赞。但是，在最后一些法属领地丧失之后，以及波斯的蒙古人永久地皈依了伊斯兰教之后，蒙古人的这些胜利几乎没有意义，有一种“遗腹子”的感觉。无论如何，合赞跟在这支精锐的骑兵行列之后回到波斯（1300年2月），马木路克又得以重占叙利亚。

事实上察合台人在伊朗东部的牵制性行动再次使波斯汗国瘫痪。突厥斯坦汗都哇之子忽都鲁·火者在阿富汗地区的加兹尼和古尔为自己占有了一块封地，在合赞远征叙利亚期间，他劫掠了起儿漫和法尔斯。1303年春，合赞派新军去叙利亚，负责这次远征的将军忽特鲁沙在大马士革附近的马尔杰·索法尔被马木路克军打败（1303年，4月21日）。这是蒙古人对叙利亚的最后一次干涉。

可以说，合赞把穆斯林的对内政策与从旭烈兀、阿八哈和阿鲁浑那里沿袭下来的对外政策成功地结合成一个整体。我们可以认为（拉施特对此提供了充分的证据）没有理由怀疑合赞皈依伊斯兰教的诚意和持久性。他毅然决然地与其家族所信奉的佛教决裂，并强迫佛教和尚和喇嘛或者是放弃佛教，或者是离开这个国家。另一方面，无疑是为了适合他的对外政策，他停止迫害聂思托里安教徒，与他们的主教马·雅巴拉哈建立了友谊。他于1303年6月在马·雅巴拉哈刚重建起的蔑刺合修道院内会见了这位老主教，并给予他荣誉、礼物，表示关心。

12．完者都的统治

1304年5月17日合赞去世，其弟完者都继位（1304－1316年）。完者都虽然是聂思托里安教母亲兀鲁克可敦的儿子，并以尼古拉一名接受过洗礼，但是，后来他在一位妃子的影响下皈依了伊斯兰教。他一度甚至成为波斯什叶派的支持者。在他统治期间，伊斯兰教在波斯有了新的进展。聂思托里安教大主教马·雅巴拉哈希望完者都像合赞那样给予他同样的恩惠，但是，据传记作家说，他得到的只不过是勉强的礼貌。穆斯林利用这种情况迫害聂思托里安教教徒。要是没有蒙古异密伊刺金的干预，桃里寺的教堂将变成了清真寺。伊刺金是克烈部人，是脱古思可敦的侄儿和完者都母亲的兄弟，他像所有的克烈人一样，仍保持昔日对基督教的同情。如上面提到的，聂思托里安教徒门有一个堡垒，即埃尔比勒堡。1310年春，该地区长官在库尔德人的帮助下企图从他们手中夺取该堡。尽管马·雅巴拉哈极力避免发生不可挽救的灾难，但埃尔比勒堡的基督教徒们进行了抵抗。城堡最终于1310年7月1日被王室军队和库尔德山民们攻陷，全体守城者被屠杀。马·雅巴拉哈在他的事业结束后还活了一些时候，他于1317年11月13日满怀着对蒙古人的仇恨在蔑刺合去世。他曾经那样忠实地为这些蒙古人服务，而他们认为他对他们不老实而否认了他。

完者都虽然放弃了成吉思汗族人同情聂思托里安教教徒的传统，但是，总的来说，他追随其兄合赞的政策，尽管他的个性不是十分坚强，他还是能够维持住由合赞建立起来的巩固的行政机构。穆斯林史书把他描述成一位慷慨正直的人。他继续留用伟大的史学家拉施特为巨，拉施特是一位杰出的行政官和有见识的政治家，他在完者都统治时期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合赞统治时期。他甚至说服完者都接受了沙菲派教义。完者都还保护当时的另一位史学家瓦撒夫。最后，完者都还是一位伟大的建设者。他于1305至1306年间，在伊刺克·阿只迷西北的苏丹尼耶建设他的都城，这是其父阿鲁浑选定的位置，他把它装饰一新。他对蔑刺合的了望台也很感兴趣。拉施特也是一位建设者，1309年他设计了桃里寺东的加赞尼耶城的整个新区。完者都虽然对伊斯兰教很虔诚，但是，他像合赞一样，追随与其祖辈们同样的对外政策：反对马木路克和设法与基督教的欧洲建立联盟。他派基督教徒托马斯·伊尔杜奇作为使者到欧洲各宫廷。这次出访中，他写给教皇克力门五世、法兰西金发菲利普和英王爱德华一世的信被保留下来。法国国家档案馆珍藏着完者都于1305年5月给金发菲利普的信，信中他庆贺自己与其他成吉思汗兀鲁思的首领们——中国大汗铁穆耳、窝阔台兀鲁思首领察八儿、察合台兀鲁思首领都哇和钦察汗脱脱——之间充满了和谐。完者都还表示，他希望像他的前辈们那样，与基督教世界的领袖们保持友好关系。

与此同时，波斯汗国与埃及马木路克苏丹国之间又开始了边境战争。在1304和

1305年期间，马木路克对蒙古属国、西里西亚的亚美尼亚王国进行了掠夺性的袭击。在第二次袭击时，他们与小亚细亚的蒙古守军相遇，受到了很大的损失。1313年，完者都包围了位于幼发拉底河中游的一个马木路克边境据点拉希巴堡。但是，这里的炎热气候使他未等到该城投降就放弃了围攻。

在小亚细亚，塞尔柱克王朝于1302年灭绝，结果科尼亚的蒙古长官成了那里的统治者。实际上，对蒙古人有利的“塞尔柱克屏障”的消失，使蒙古人面对企图趁中央权力空缺之机获得独立的诸小突厥异密们。卡拉曼异密们便是一例，土库曼首领们已经在埃尔梅内克山区建立了政权，这时他们正图谋在科尼亚取代塞尔柱克人，1299年合赞不得不严厉地惩罚了他们（看前文）。在1308至1314年间，卡拉曼异密马合谋伯格使自己成为科尼亚君主。完者都派遣出班将军去攻打他，出班先把他打跑，此后不久，于1319年又迫使他前来投降。在他们一边，奥斯曼人已在弗里吉亚西北和比提尼亚建立政权，他们正在开始向拜占庭领土扩张，奥斯曼帝国的建立者奥斯曼一世特别对拜占庭的大城市尼西亚造成威胁。拜占庭皇帝安德努尼卡斯二世寻求与完者都联盟，把他的妹妹马利亚嫁给完者都。似乎是这一联姻的缘故。一支蒙古军入侵奥斯曼境内的埃斯基谢希尔区，奥斯曼的儿子奥尔汗把他们从该地区击退。

安纳托利亚西北部的突厥－拜占庭边境对波斯的蒙古人来说兴趣不太浓。他们怎么会料到，在这边境之地新建立的这个小奥斯曼异密国，在一个世纪之内将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穆斯林政权呢？他们更关注东伊朗的事务，因为他们在那儿要不断地提防着他们的堂兄弟、河中的察合台汗们的侵犯，同时要制止他们的属臣、赫拉特克尔特家族的阿富汗人暗中争取独立的企图。

在赫拉特，克尔特朝的第三代王马立克法黑刺丁俨然以独立君主的身份行事，1306年，完者都派将军答尼关蛮·巴黑都儿围攻赫拉特城。法黑刺丁同意退到阿曼科赫堡，答尼失蛮得以占赫拉特城；但是，城堡是由法黑刺丁的一名副将穆罕默德·沙姆坚守，未能攻破。1306年9月沙姆引诱自负的答尼失蛮到城堡，并杀死了他。接着完者都又派新军、由异密牙撒吾儿和答尼关蛮之子布贾率领。在经历了长时间的封锁和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偶然事件之后，由于叛变和背叛，同样也由于饥荒（1307年），赫拉特城和城堡投降。在此期间法黑刺丁在阿曼科赫去世。但是，完者都没有利用这一形势废黜克尔特王朝，而是把赫拉特国给法黑刺丁之兄弟嘉泰丁（1307年7月）。嘉泰丁一度曾被怀疑企图煽动新的叛乱，于是，他来到完者都面前为自己开脱。后来他一直占有赫拉特（1315年）。

完者都于1313年（看315页）从察合台幼支达乌德·火者手中夺取东阿富汗地区，这一行动导致了察合台汗也先不花的亲自入侵，他一征服穆尔加布，就占呼罗珊的部分地区（1315年）。但是，由于中国大汗进行的牵制行为（大约1316年元军从后方进攻察合台领地，一直攻入怛逻斯），波斯很快就摆脱了这一争夺。然而，此后不久，呼罗珊又受到流亡的察合台宗王牙撒吾儿的威胁，完者都曾轻率地欢迎过他，现在他企图独立（1318年）。波斯十分走运，牙撒吾儿于1320年6月被他的私敌、察台台汗怯别杀死。赫拉特异密、克尔特人嘉泰丁于1319年5月间曾被牙撒吾儿围困在城中，在这次战争中他一直反对牙撒吾儿。于是，他似乎成了旭烈兀家族事业的最忠诚的保卫者，桃里寺宫廷热烈地祝贺他。事实上，他只是加强了他对赫拉特公国的控制。到他晚年时（他死于1329年），他实际上已经独立，尽管桃里寺宫廷仍认为他是帝国东北边境地区不可缺少的边境卫士。

13．不赛因的统治

完者都于1316年12月16日死于苏丹尼耶，其子，当时只有12岁的不赛因（Abusa’id）继位，在他统治时期，波斯汗国发生了最后一些事件。他在位时期是从1317至1334年，但是，他终身是那些以他名义实施统治而且互相争权夺利的蒙古封建主们的傀儡。伟大的历史学家拉施特，作为大臣他总是维护国家利益，结果成了这些奸臣们的牺牲品，他们以荒谬而可怕的罪名处死了他（1318年7月18日）。

不赛因统治前期，权力掌握在一位名叫出班的蒙古异密手中。出班在1317年至1327年期间，是波斯的实际统治者，他牢牢地控制着波斯。1322年，他平息了由他自己的儿子、小亚细亚长官帖木儿塔什领导的一次叛乱；1325年，他胜利地发动了一次反钦察汗国的远征，一直抵达捷列克河；1326年，其子胡赛因在加兹尼附近打败了入侵呼罗珊的察合台汗塔儿麻失黑，把他赶回河中。但是，到1327年时，不赛因厌倦了出班的监护，与他关系破裂。当时在呼罗珊的出班举旗反叛，准备从麦什德进军阿哲儿拜占。但是，他的部队抛弃了他，迫使他到赫拉特马立克嘉泰丁处避难。马立克派人把他勒死，把他的手指送给不赛因（1327年10－11月）。出班的一个儿子、小亚细亚的长官帖木儿塔什逃到开罗，开罗的马木路克害怕引起不赛因的不快，把他处死。

在对伟大的大臣拉施特以合法方式进行了杀害之后，紧接着是像出班这样的强者的垮台，这是对波斯汗国的致命打击。几年之后，当不赛因本人去世时，没有一位领袖（无论文官或武将）能使这个蒙古－波斯国团结在一起。旭烈兀家族的兀鲁思瓦解了。

出班的垮台还产生了另一个结果：突厥人的安纳托利亚放任自流了。甚至是在1304年马苏德二世死去，科尼亚的塞尔柱克苏丹国消失后，波斯宫廷任命的蒙古长官就表现出一种自治宗王般的倾向。我们已经看到出班之子帖木儿塔什已经在争取独立。要不是他家族遭灾的话，在不赛因死后，他很可能在科尼亚，或者是在开塞利建立一个安纳托利亚的蒙古苏丹国，这一苏丹国很可能成为阻止奥斯曼帝国扩张的障碍。事实上，帖木儿塔什于1327年去世了，8年以后，不赛因也随之去世了，安纳托利亚失去了君主，在其东南方的卡拉曼家族的地区突厥异密们和在其西南方的奥斯曼家族的异密们随心所欲地行动。于是，在关键的1327至1335年间，波斯蒙古宫廷内的这些冲突间接地导致了奥斯曼帝国的崛起。

14．波斯蒙古汗国的肢解

不赛因之死（1335年11月30日）导致了波斯蒙古汗国的肢解。蒙古贵族们不是从旭烈兀家族中选出新汗，而是选另一支成吉思汗后裔：蒙哥、旭烈兀和忽必烈之弟阿里不哥的后裔阿儿巴合温为汗。1336年，这位意外登上王位的汗被一位反叛的地方长官打败杀死。此后，两派封建主在傀儡王们的幌子下争权夺利，各派都吸收一批蒙古贵族到自己一边。对立双方的一位是小亚细亚长官大哈桑·布朱儿，或者如人们以他出身的蒙古部落名，称他为哈桑叶·札刺儿。另一位是小哈桑·库楚克，他也是蒙古人，是出班的孙子，他逃脱了对其亲属们进行的大屠杀。小哈桑于1338年从对手大哈桑·札刺儿手中夺取当时的波斯都城桃里寺。接着，他在桃里寺西北为自己开辟了一个王国，阿哲儿拜占和伊刺克·阿只迷都纳入他的国境内。在1343年他去世时，他的兄弟阿失刺甫继承了这些领地，仍以桃里寺为都。与此同时，大哈桑·札刺儿在报达实施统治，1340年他在报达宣布独立，1347年，他击退了阿失刺甫对报达的多次进攻。

在这种混乱局面达到顶峰时，外国入侵开始了。钦察（南俄）汗札尼别于1355年侵入阿哲儿拜占，杀出班后裔阿失刺甫。然后回到俄罗斯，在牢固的基础上顺利地建立了他的统治。这一灾难变得对札剌儿人有利。哈桑叶·札剌儿刚去世不久（1356年），但他的儿子乌畏思继承了他在报达的王位，他进军阿哲儿拜占，在经历短时期的挫折之后，他占领该地（1358年）。现在他作为报达和桃里寺两地的统治者统治着西波斯，直到1374年他去世，同年其子胡赛因·札刺儿取代了他的位置（1374－1382年在位）。后来，正如我们将要看到那样，胡赛因的兄弟、继承者阿合木札刺儿与帖木儿为拥有桃里寺和报达发生争夺。

与此同时，在赫拉特和东呼罗珊，克尔特统冶者们的阿富汗国已完全独立。精明的嘉泰丁于1329年10月已经去世，他的两个年长的儿子沙姆斯哀丁二世和哈菲兹只统治了几个月。但是，他的三子穆兹丁·胡赛因尽管年幼，仍被宣布为王，从1332年一直统治到1370年，在他统治时期，这一王国成为一个相当强大的国家，一度大胆到干涉河中事务（参看343页）。

在呼罗珊西部，一位名叫阿布德·拉札克的土匪头子，在1337年曾夺得撒卜兹瓦尔堡，建立了一个新国家，即赛尔巴朵尔人的公国。他的兄弟瓦吉黑哀丁·马苏德杀害了他（1338年），立即攻占尼沙普尔，由此继续着他的事业。在这次大骚乱中，成吉思汗弟弟哈撒儿的后裔、一位名叫吐格帖木儿的蒙古宗王于1337年被拥立为汗。他在呼罗珊西北的比斯坦建立政权，还统治看马赞达兰。他改建了麦什德城，已经知道他在麦什德附近的拉德坎度复，他的冬驻地在离里海不远的古尔甘。赛尔巴朵尔人只是名义上承认他的宗主权。他们约于1353年暗杀了他，于是成了整个呼罗珊西北的主人，而东南仍归克尔特人所有。自然，这两个伊朗王朝互相进行着残酷的战争，这一战争又因宗教分歧而加剧，克尔特人属逊尼派的阿富汗人，赛尔巴朵尔人是什叶派的波斯人。

第三个伊朗王朝，或者更准确地说是阿拉伯－伊朗王朝，是穆扎法尔朝，王朝建立在起儿漫和法尔斯。它的建立者、阿拉伯人穆巴里克·丁·穆罕默德已经在耶斯特和起儿漫掌权，并于1353年控制了泄刺只〔设拉子〕，1356－1357年控制了伊斯法罕。1358年他被其子沙·舒贾（死于1384年）废黜并弄瞎，沙·舒贾在泄刺只继位，而伊斯法罕转归穆札法尔朝的另一些人。

为了绘完这幅图画，还应该提到，除了当时的这些君主以外，未来的君主们已经露面。在西波斯，他们是仍保持游牧的土库曼部落，以其标志被称为黑羊部落，即喀喇·科雍鲁。在旭烈兀汗国分裂之时，黑羊部居住在亚美尼亚的穆什地区，正在蚕食毛夕里［摩苏尔］，乌畏思·札刺儿把他们从毛夕里赶出去（大约1336年）。1374年乌畏思死时，黑羊部首领拜拉姆·瓦加又占领毛夕里和赞詹。他的孙子哈拉·玉素甫从札刺儿人手中夺取了桃里寺，由此奠定了其家族的命运，直到帖木儿来到前他们一直留在桃里寺。

在塞尔柱克家族（约1304年）和波斯汗国的宗主权先后消失以后，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克国已不复存在，在该国的旧址上，两个土库曼公国正在争夺卡帕多细亚。在锡瓦斯和开塞利是阿尔特纳-乌鲁氏族，从1380至1399年，该族的统治者是著名的诗人王子布汉哀丁，1400年由另一支土库曼氏族，被称为白羊的氏族（阿克·科雍鲁）取代。在拉兰达（今卡拉曼）建立起卡拉曼异密们的王朝（同样是土库曼人的王朝），在一个时期内他们曾为小亚细亚霸权和塞尔柱克国的遗产与比斯尼亚-弗里吉亚边境上的奥斯曼突厥人作战。

谢选骏指出：总的来说，蒙古人和突厥人都不如阿拉伯人——这三伙人都是打家劫舍出身，但后来却有所不同。阿拉伯人爱好学习，通过大翻译运动承上启下；而蒙古人和突厥人却始终打打杀杀、作威作福，丝毫没有提高自己的文明程度。

【第十章  钦察汗国】

1．金帐、白帐和昔班兀鲁思

成吉思汗曾把也儿的石河以西的草原，即谢米巴拉金斯克、阿克摩棱斯克、图尔盖、乌拉尔斯克、阿台和花刺子模本土，分给长子术赤，术赤在他之前6个月去世（约1227年2月）。成吉思汗死时将这块领地留给术赤的儿子们，特别是次子拔都，拔都在获得1236－1240年的远征胜利之后，把原钦察人和保加尔人的全部地盘并入领地，此外，还成了罗斯诸公国的宗主。

拔都的汗国仅欧洲部分就是一大片，首先是由黑海以北的纵向草原带组成，即乌拉尔流域，顿河、顿涅茨河、第聂伯河和布格河诸河的下游，德涅斯特河河口和普鲁特河下游。它还囊括了穿过过库班河、库马河和捷列克河流域的连绵不断的高加索北部草原。简言之，它囊括了古代欧洲斯基泰人的整个地区。此外，它还延伸到保加尔人之地，或者说延伸到由伏尔加河中游及其支流卡马河灌溉的耕地和森林地带。像希罗多德描述的古代斯基泰人的地区一样，这片无垠的“欧洲的蒙古利亚”草原是荒无人烟的浩瀚草原。卢布鲁克的报导使我们对它有些了解：“再往东，沿路我们除了天、地以外，什么也看不见，有时海就近在身边，不时可以见到两里格以外的坟墓，或者库蛮人称的库尔干。”蒙古部落，或者说，由蒙古人担任长官的突厥部队在这荒寞的地方漫游，因为，据拉施特记述，成吉思汗的遗嘱，分给拔都的真正蒙古人不会超过四千人，拔都军队的其余成员是由那些加入蒙古事业的突厥人，即钦察人、保加尔人、乌古思人等等组成，这一点可以解释为什么术赤的汗国如此迅速地具有突厥特征。

游牧旅居的生活使拔都沿伏尔加河岸活动，春季他溯河而上，来到卡马河畔原保加尔人之地和保加尔人的贸易城镇，蒙古钱币就在该城铸造。8月，他开始顺流而下，在河口扎营，他的扎营地预示了后来他的都城即大萨莱城的建立。正是在伏尔加河下游，卢布鲁克获准到他的营帐中：“拔都坐在一形状像床的高椅上，高椅涂金，并由三级台阶通往。他旁边坐着一个妃子。另一些人坐在他右边和妃子的左边。帐殿入门处，放一条凳，上面放着忽迷思和镶着宝石的金、银大杯。拔都认真打量我们，他的脸有些发红。”

拔都的一位兄弟斡儿答，尽管在家中排行第一，但是，在家族事务中只起到很小的作用，他得到了今天称之为哈萨克斯坦之地为封地。在南部，他的封地包括锡尔河右岸，大约从卡拉套山附近的塞格纳克城到咸海的锡尔河三角洲，似乎还包括锡尔河三角洲左岸一直延伸到阿姆河三角洲的这一狭长地带。因此，他几乎控制了咸海东岸的整个地区。在北部，他控制着萨雷河流域和把萨雷河流域与图尔盖平原分开的兀鲁塔山地。1376年，斡儿答的最后一位继承人脱脱迷失获得与定居社会发生接触的塞格纳克和讹答刺城。拔都的汗国在历史上将被称为钦察汗国，或金帐汗国（阿尔坦斡耳朵，或阿尔浑斡耳朵），斡儿答的汗国被称为白帐汗国（查罕·斡耳朵，阿黑·斡耳朵）。

拔都的另一个兄弟昔班（在1241年的匈牙利战役中曾提到过他）得到的一份封地是在斡儿答封地之北，即南乌拉尔河以东和东南地区，特别是东南地区，正是今俄国的阿克纠宾斯克和图尔盖地区的大部分。夏季，他的斡耳朵似乎是立在乌拉尔山区、伊列克河（奥伦堡以南的乌拉尔河的一条支流，今契卡洛夫）和伊尔吉兹河之间；冬季，他可能朝斡儿答兀鲁思方向向南移。后来，昔班人肯定将他们的领地扩张到西西伯利亚。

2．拔都和别儿哥

现在我们回过来叙述金帐汗国。拔都从1227年到1255年在位，他作为成吉思汗长支之首（无疑是得到斡儿答的赞成），对蒙古的一般政策起到了相当大的影响。但是，必须提到，他从未提出过占有最高汗位的要求。在初期，他甚至尊重他祖父把帝国传给窝阔台家族的决定。这种弃权行为可以从涉及到术赤的可疑出身得到解释。成吉思汗的妻子、四位宗王的母亲孛儿帖大约在怀术赤时曾被一位鞑靼首领劫持。关于术赤的合法性问题似乎是故意搁下，不予理会。上面已经提到过成吉思汗对其长子缺乏感情，以及在玉龙杰赤围攻战之后术赤的奇怪行为，该战以后他在自己的封地上，即图尔盖，恩巴河和乌拉尔河流域，度过了最后五年，没有参加成吉思汗进行的各次战争。到最后，父子之间的冲突几乎公开化。这些情况最初注定了术赤家族的作用是有些不显眼的。

1250年到1251年中，拔都使窝阔台家族垮台和拖雷家族继位，为自己家族报了仇。上文已经提到过，他于1250年在阿拉喀马克的具有决定性的干预和1251年他如何派其弟别儿哥到蒙古，以牺牲窝阔台家族为代价，扶持拖雷之子蒙哥即位的情况。无疑地，蒙哥把他的王位归功于拔都，他从未忘记这一恩赐。1254年他对卢布鲁克说，他与拔都的权力，像太阳光一样普照整个世界，这话似乎暗示一种对帝国的共同统治。卢布鲁克看到，在蒙哥境内拔都的代表们比在拔都境内蒙哥的代表们受到更多的敬重。正如巴托尔德所指出，总的来说，在1251－1255年期间，蒙古世界实际上是在大汗蒙哥与“老大哥”拔都之间被瓜分了，他们之间的边界线穿过楚河和怛逻斯河之间的草原。拔都在成吉思汗家族的其他成员中享有最高仲裁者和拥立大汗者的地位。对拔都其人有种种评价。蒙古人称他为赛思汗即“好汗”，赞扬他的善良和慷慨。然而，对于基督教世界、他似乎是1237－1241年间在俄罗斯、波兰和匈牙利进行的那些能够表现他的特征的各次战役中所实施的、难以形容的残暴行为的煽动者。普兰·迦儿宾摘录了对他所作的互相矛盾的描述：“他待自己人性情温和，和蔼，慈祥，但在战争中非常残酷。”

1237－1241年的这次“欧洲战争”，经斯拉夫人的俄罗斯、波兰、西里西亚和摩拉维亚，进入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在这次战争中，成吉思汗家族各支都有代表人物参加，这次战争的组织主要对拔都有利。他是全军的总指挥，至少形式上如此（战略指导是速不台，但是在拔都的名义下进行），结果，只有拔都一人从战争中获利。这次战争不仅打败了最后一批钦察突厥人，而且征服了里亚赞、苏兹达尔、特维尔、基辅和加利奇诸罗斯公国，它们在两百多年中一直是金帐汗国的属国。这是一种严格的封臣关系（一直维系到15世纪末），因为可汗可以任意废立罗斯王公，这些王公们有义务到伏尔加河下游的可汗营地，“在可汗面前磕头”。这种谦卑从属的政策起于符拉基米尔的雅罗斯拉夫大公，他于1243年第一次到拔都面前表示效忠，拔都承认他是“罗斯诸王公之首”。1250年加利奇王公（他于1255年取得王公称号）丹尼勒也前来表示臣服，并要求为他举行任职仪式。雅罗斯拉夫之子，继承人亚力山大·涅维斯基大公（1252-1263年在位）至少是为了能够对付罗斯在波罗的海的敌人，充分利用了蒙古的这种严格的保护关系。接受这种奴役只是手段，靠这种手段，国家能够度过艰难时期。

莫斯科一直受蒙古人奴役，直到15世纪末伊凡三世把它解放出来。金帐汗国的历史与其他几个成吉思汗国的历史有根本性的不同。在蒙古人征服的其他地区，蒙古人在不同程度上利用了他们的环境，从被征服地获得了教训。在中国，忽必烈及其后裔成了中国人；在伊朗，以合赞、完者都和不赛因为代表的旭烈兀后代们成了波斯的苏丹。另一方面，他们的堂兄弟、南俄罗斯的可汗们没有被斯拉夫-拜占庭文明争取过去，成为罗斯人。像他们的地名所暗示的那样，他们仍是“钦察汗”，即钦察突厥游牧部落的继承人。因此，他们只是那些没有历史，或对过去事件没有记忆的，就历史意义而言，似乎没有在俄罗斯草原上旅居过的“库蛮”突厥人（或称波洛伏奇人）的继承者。钦察汗们的伊斯兰化——从文化角度来看是很肤浅的，从欧洲的角度来看又是很孤立的——一点也未改变这一形势。他们的伊斯兰化没有使他们真正分享伊朗和埃及的古代文明，相反，最终使他们与西方世界割裂，并使他们成为在欧洲土地上扎营的外国人（正像后来的奥斯曼人一样），永远没有被同化。在金帐汗国存在时期，亚洲是从基辅南郊开始的。普兰·迦儿宾和卢布鲁克充分表达了到过拔都汗国的西方人的印象：他们感到来到了另一个世界。

在10世纪的可萨突厥人中肯定比在术赤的后裔中有更多的“西方主义”的表现形式。

然而，必须承认，事情可能采取另一途径。无论卢布鲁克可能会说什么（他因聂思托里安教士们的无知和酗酒受到了极大震动，而不能充分地认识到在蒙古帝国内聂思托里安教的重要性），基督教在拔都的家族中扎根。拔都之子撒里答是聂思托里安教徒，尽管方济各会文件有相反的记载。亚美尼亚人（基拉罗斯）、叙利亚人（巴赫布拉攸斯）和穆斯林（朱兹贾尼和志费尼）的书在这一点上都是一致的。只是由于一些人的意外去世妨碍了这位聂思托里安教王子继承父位。当拔都于1255年在伏尔加河下游营帐中去世时（终年48岁），撒里答正在蒙古，他是到蒙古朝觐他父亲的朋友蒙哥大汗的。蒙哥任命他为钦察汗。但是，撒里答在回家途中，或者是抵伏尔加河畔后不久就去世了。后来，蒙哥提名幼王兀刺黑赤代替他，志费尼认为兀刺黑赤是撒里答之子，而拉施特认为是其弟。拔都遗孀博刺克斤监国。但是，很可能在1257年，兀刺黑赤去世，拔都之弟别儿哥成了钦察汗。

别儿哥的统治（大约从1257年至1266年间）给汗国打上了具有决定性的重定方向的烙印。如果撒里答在世的话，有理由推测（尽管卢布鲁克不以为然），由于王室的保护将对基督教有利。但是，别儿哥却倾向于伊斯兰教。并不是说他要违反成吉思汗蒙古人的特有的宗教容忍政策（特别是在蒙古人中）。聂思托里安教是他的人民信仰的宗教之一，他肯定不会禁止它。然而，他主要同情穆斯林，特别是在处理外国事务时。在此回顾一下巴托尔德的阐述，他认为在钦察汗国内伊斯兰教倾向的开端应该属于以上事实。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别儿哥卷入了成吉思汗国的各次内战。我们看到他是站在阿里不哥一边反对忽必烈，尽管他没有给阿里不哥任何有效的援助。后来他又与突厥斯坦的察合台汗阿鲁忽交战，但没有胜利，阿鲁忽于1262至1265年间夺取了他的花刺子模。花刺子模直到当时一直被看成是钦察汗国的属地，此后它成为察合台汗国的一部分。其后不久（在1266年前），阿鲁忽又从别儿哥，或者是从别儿哥兄弟斡儿答手中夺取并摧毁讹答刺要塞（位于锡尔河中游北岸上，是商旅们的重要中转站）。这样，以牺牲术赤后裔的利益为代价，楚河以西草原并入了察合台汗国。正像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别儿哥的军队正在高加索进行战争，不可能采取反击阿鲁忽的行动。尽管别儿哥对穆斯林的同情也许没有引起他与波斯汗旭烈兀之间的分裂，正像阿拉伯-波斯的历史学家们已经阐述过的那样，但是，在关键时刻，它们至少是被用作一种外交借口。据波斯作家们记述，钦察汗确实指责过旭烈兀屠杀报达居民，以及未与其他的成吉思汗宗王们协商就处置了哈里发。事实上，术赤家族肯定是把旭烈兀占阿哲儿拜占看成是一种侵占和蚕食行为。于是，别儿哥毫无顾忌地与成吉思汗蒙古人的传统敌人、穆斯林抵抗力量的领导者、当时是由拜巴斯苏丹统率的埃及马木路克联合，反对他的堂兄弟、波斯的蒙古人。从1261年起，两宫廷之间互派外使，拜巴斯的使者驻克里米亚的苏达克城，别儿哥的使者驻在亚历山大里亚。1263年，两位君主之间结成了反波斯汗国的特殊同盟。

拜巴斯从这次和解中获得双倍的利益。从此，他可以在金帐汗国的臣民、钦察突厥人中征集新的马木路克补充他的军队（应该记住，他本人就是一个钦察突厥人）。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幸运的外交上的胜利，它正在促使成吉思汗蒙古人的势力互相抵消。由于术赤家族的支持和别儿哥在高加索发动的牵制性行动，拜巴斯永远地阻止了旭烈兀家族向叙利亚的进军。波斯汗由于在打耳班关隘受到威胁，不能在阿勒颇对艾因贾卢特之难（参看364页）进行报复。如早些时候已经提到的，旭烈兀十分怨恨别儿哥对他的伤害。1262年11－12月，他穿过作为两汗国在高加索边境分界的打耳班关，一直攻到捷列克河。其后不久，他在河附近受到别儿哥的侄孙那海率领的钦察汗国军的袭击，退回阿哲儿拜占。在企图从冰上重渡捷列克河时，旭烈兀骑兵的马蹄踩碎了冰，很多骑兵被淹死。成吉思汗国内部的这些争吵产生了可悲的后果：旭烈兀把他在波斯境内能抓到的钦察商人们全部处死，别儿哥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钦察汗国境内的波斯商人。1266年，轮到那海穿过打耳班关，接着到库拉河，直接威胁着波斯汗国的心脏阿哲儿拜占。但是，那海在阿克苏河〔今苏联境内的〕畔被旭烈兀的继承人阿八哈打败，眼部受伤，其军队向失儿湾溃逃。别儿哥亲自率援军匆匆赶来。但是，为了在梯弗里斯附近渡过库拉河，他在沿库拉河北岸而上时，于同年（1266年）去世。

在基督教的欧洲，加利奇罗斯王公丹尼勒已经反叛蒙古人的统治（1257年）。他甚至冒险攻击汗国的边境。但是，别儿哥本人还未亲自出面干预时，他又归附了蒙古人。按汗的命令，他被迫拆除了他所建的大多数堡垒。另外，克罗麦鲁斯编年史在1259年的标题下谈到了蒙古人对欧洲的另一次远征。蒙军在一次入侵立陶宛时，把该地来不及躲入森林或沼泽之地的居民全部杀死，此后，蒙古人与被强迫随他们而来的罗斯辅助军一起进入波兰。“在第二次烧了桑多梅日之后，他们包围了居民避难的城堡。指挥者，克雷蒙巴的彼得拒绝投降。接着，蒙古人派他的兄弟加利奇王丹尼勒的儿子去劝彼得在宽大的条件下投降。但是，蒙古人按他们的惯例，撕毁誓约，屠杀了全体不幸的居民。他们由此继续前往克拉科夫，放火烧该城。波兰王贞洁者博列思老逃往匈牙利。蒙古人洗劫波兰，直到奥珀伦区的比托姆，三个月之后，满载战利品返回钦察草原。”

在别儿哥统治期间，钦察蒙古人受保加尔人皇帝君士坦丁泰奇邀约干预巴尔干事务，反对拜占庭皇帝迈克尔·佩利奥洛格斯。蒙古宗王、别儿哥的侄孙那海率2万骑兵渡过多瑙河，佩利奥洛格斯迎战。但是，帕切米尔承认，希腊人抵达保加尔人边境时，一见蒙军就惊惶失措。他们溃逃了，几乎所有人都被砍死（1265年春）。佩利奥洛格斯乘一艘热那亚船回到君士坦丁堡，而蒙古人洗劫了色雷斯。这次远征中（尽管其他书上说，它直到1269年至1270年冬才发生），那海把软禁在君士坦丁堡的前塞尔柱克苏丹凯·卡兀思二世解救出来。凯·卡兀思踉随蒙古人及他们的掠夺物踏上了回家的道路，并与别儿哥汗的一位女儿结婚，别儿哥于1265至1266年间，把克里米亚的重要贸易中心苏达克城作为封地赐给了他。与此同时，佩利奥洛格斯已经开始意识到蒙古因素的重要性。他把他的私生女儿欧菲柔细纳嫁给有势力的那海，并送给他一些华丽的丝织品。顺便提一下，在接受礼品时，这位成吉思汗蒙古人说他更喜爱羊皮。但是，从此以后，佩利奥洛格斯和钦察汗国之间缔结的联盟证明是对前者大为有利，这一点我们将会看到。他们一度曾与埃及的马木路克苏丹国缔结了一个真正的三国同盟，以对付拉丁世界（安茹和威尼斯的查理士）和对付波斯汗国。

马木路克的使者们给我们留下了关于别儿哥的最生动的形象。他是一位真正的蒙古人，黄皮肤，稀疏的胡子，头发在两耳后梳成辫子，戴着尖顶帽子，一只耳朵上戴着镶嵌着一颗宝石的金耳环。腰上束着一条未加工的保加尔皮做的皮带，镶着金和宝石，脚上穿着红皮靴子。

最初的钦察蒙古人除了住在那些巨大的毡帐和篷车里外，没有别的住所，这些毡帐和篷车被安置在伏尔加河沿岸，按季节改变着位置，它们给卢布鲁克留下了行军中的城市的印象。别儿哥下令建造定居都城萨莱，或者是他完成了可能由拔都开始的建都工作。萨莱城肯定是建在拔都的一个经常扎营地附近，它位于伏尔加河东岸，在入里海的海口附近；正如巴托尔德所说，如果拔都的萨莱城不是相当于今天的谢利特连诺耶的话，那么，就应该与别儿哥在察列甫的萨莱城不同，要稍稍偏北。然而，很可能别儿哥的萨莱城从它建立时的大约1253年起到帖木儿摧毁的1395年止，一直是钦察汗国的都城。它比坐落在同一地区的原可萨人的都城具有更大的重要性，它是前往中亚和远东的商旅们的起点，经讹答刺、阿力麻里、别失八里、哈密、唐兀惕境和汪古部境到北京。别儿哥及其后继者们，特别是月即别和札尼别汗，吸引哈纳菲派和沙菲派的穆斯林神学家们到萨莱，这些都使该国的伊斯兰化有了新的促进。

别儿哥的继承者是忙哥帖木儿，他是拔都之孙、秃罕之子。忙哥帖木儿从1266至1280年统治着钦察草原，在成吉思汗后裔们在中亚进行的内战中，他站在窝阔台系的海都一边反突厥斯坦汗、察合台系的八刺。正如上面提到的，他于1269年派5万人由宗王别儿克贾统率到中亚帮助海都战胜了八刺。在海都从忽必烈大汗手中夺取帝国的斗争中，他参加了海都一边，起码在外交领域内是这样。我们已经看到，忽必烈之子那木罕在蒙古被俘后，正是转交给他；后来忙哥帖木儿把他还给了他的父亲。由于这次冲突，钦察汗国在与大汗的关系上，能够重申它的独立。在保加尔人之地铸造的金帐汗国的钱币直到当时仍铸有大汗之名，此后只铸有忙哥帖木儿及其继承者们的名字。

忙哥帖木儿一方面在与埃及马木路克苏丹国的关系上，另一方面在与拜占庭帝国的关系上继续实行由别儿哥缔造的友好政策。他颁布法令保护希腊东正教牧师们的特权，在各种不同的时候，他都任用萨莱城主教塞俄罗斯特斯作使者出访君士坦丁宫廷。

3．那海和脱脱

据诺瓦里记述，忙哥帖木儿的兄弟和继承人脱脱蒙哥（1280－1287年在位）是一位热诚的穆斯林：“严格遵循斋戒，身边总有伊斯兰教教长和托钵僧”，但是，他是一位无能的统治者。他被迫退位，由他和忙哥帖木儿的侄儿秃刺不花（1287－1290年在位）取代。汗国的实际操纵者是术赤的幼支那海，在别儿哥1262至1266年间远征波斯和1265年进攻拜占庭帝国时那海曾统率军队。可萨利亚（克里米亚）使团团长、方济各会修士拉迪斯拉斯，在1287年4月10日向其会长的报告中，是把那海与秃刺不花同等地谈到，甚至还作为联合帝王而提到。那海的领地好像应该在顿河和颁涅茨河地区去寻找，而脱脱蒙哥和后来的秃刺不花的领地是在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地区。方济各会修士之间的通信还证明了那海并不敌视基督教徒。例如，他的一个妃子（方济各会修士们称为迪杰拉克，而帕切米尔认定是阿刺加），来到基尔基接受方济各会修士们给她施洗礼。后来，当穆斯林从克里米亚的索勒哈特天主教洗礼堂拆除钟时，一位蒙古的高级宗教官员前来惩罚了这些犯人。

对拜占庭人来说，那海已被证明是一位可信赖的同盟者。1279年，他协助他们推翻了保加尔王伊凡洛，或称拉汗纳斯，伊凡洛是在被库蛮人的一员贵族，即名乔治·特尔特的钦察突厥人引起的各种变迁后继位的。在特尔特统治时期（1280－1292年），正如李柯夫和卡亨表明的那样，保加利亚地区成了蒙古的一个真正的保护国，受他与那海的紧密的私人关系的约束。特尔特的儿子斯维托斯拉夫作为人质留在那海宫内，他的姐姐与这位可怕首领的儿子术客结婚。

那海长时期的掌权引起了年轻的秃刺不花汗的不安，他召集军队去夺他的权。但是，这位老军人打消了他的顾虑，并邀他进行一次所谓的友好会晤，事实上是一个圈套。在他们会谈过程中，秃刺不花发现自己已被那海军队包围，他们把他拖下马，捆绑起来。那海把他交给忙哥帖木儿之子脱脱，脱脱是这位倒霉的年轻人的私敌，脱脱处死了他。于是，那海宣布这位脱脱继位（1290年），他相信新汗（无论他是何人）都将是他手中的驯服工具。但是，脱脱很快厌倦了服从这位拥立王者的命令。他进攻那海，于1297年在顿河附近的第一仗中他被彻底击败。年事已高的那海在他的敌人退往萨莱时错误地没有立即向萨莱进军。1299年，在第聂伯河附近发生的第二次战役中，他被脱脱打败，他的军队离开了他。“在黄昏时，他的儿子们和部队逃跑了，他年岁太高，长长的眉毛遮住了他的眼睛。他被脱脱军中的一位罗斯士兵引诱，他要杀死他。那海对这位土兵说他是那海，请他把自己带到脱脱那里去，但这位士兵砍掉他的头，把它带到脱脱面前。对这位老人的死，脱脱很悲伤，并处死了凶手”。

那海的儿子们都试图夺取继承权，他们之间的争吵使脱脱打败了他们。诺瓦里记道，其中一个儿子名叫术客，在脱脱的追赶下先逃到巴什基尔人中，以后又逃到阿速人（或阿兰人）中避难，最后逃到保加利亚，他的内弟斯维托斯拉夫是该地的统治者。但是，斯维托斯拉夫害怕脱脱报复，在特尔诺沃杀死术客（1300年）。拉施特说，当金帐汗国正陷入这些内战之时，萨雷河草原和图尔盖草原上的白帐汗国在斡儿答之孙那颜可汗（或者更准确地应是伯颜，1301－1309年）的统治下，正在平息伯颜的堂兄弟、对手古卜鲁克的叛乱，古卜鲁克得到了突厥斯坦的两位君主、窝阔台家族海都和察合台家族都哇的支持。伯颜企图求得元朝大汗铁穆耳的支持，但是，两地相距遥远，使他得不到物质上的援助。然而，他仍保住了在故乡草原上的君主地位。

在以往的50年中，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已经在克里米亚（因曾生活在此地的突厥人又得名可萨利亚）建立了贸易机构。显然，大约在1266年，蒙古政府割让一块地给喀法的热那亚人，他们在其地上建立了一个领事馆和一些仓库，这可能就是克里米亚的热那亚大殖民区的开端。在钦察汗都城——伏尔加河下游的萨莱城内意大利商人们也很活跃，萨莱城是钦察汗的都城和来自北方皮货的一大集散市场。据悉商人们还买年轻的突厥奴隶作为补充军，再卖给埃及的马木路克。这一贸易使草原丧失了优秀的士兵，脱脱汗因此很不高兴，并对这些意大利商人们采取敌视态度。1307年，他逮捕了在萨莱的热那亚居民，接着派军队包围喀法的热那亚殖民区。1308年5月20日热那亚居民放火烧掉自己的城市，乘船逃往外国。这种紧张状况一直持续到1312年8月脱脱去世时。

4．月即别和札尼别

脱脱的侄儿月即别（1312－1340年在位）继承脱脱的汗位。我们得到的有关月即别宗教观的资料是有些矛盾的。据拉施特记述，在脱脱统治期间，由于他轻率地宣传伊斯兰教引起了蒙古首领们的不满。他们的回答是“你应该以我们的服从为满足”。“我们的宗教对你有何影响？为什么我们要放弃成吉思汗的札撒而信仰阿拉伯的宗教？”因此脱脱死后，在提名脱脱之子为汗之前，蒙古首领们决定骗月即别出席一次宴会，在宴会上把他暗杀掉，以此方式取消月即别的候选资格。但是，有人报告了月即别，他得以迅速逃离，后来率军赶回来包围了阴谋者们，把他们连同脱脱的继承人一起全部杀死，然后自己登上了王位。当埃及的马木路克苏丹纳绥尔请求月即别把成吉思汗家族的一位公主嫁给他时，月即别很犹豫，尽管如此，他还是满足了他的要求。在蒙古人眼中，这是前所未有的恩惠，它保证了钦察汗国与伊斯兰教的官方卫士们之间的结合（1320年）。

然而，总的来说，月即别的“穆罕默德主义”并不防碍他宽待基督教徒。一封注明1338年7月13日的来自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的信，感谢月即别汗对天主教使者们的好意。1339年，月即别接见了本尼狄克十二世派来的方济各会修士约翰·马黎诺里，他把一匹骏马送给月即别之后，过钦察草原继续前往察合台地区和北京。当时，月即别还与热那亚和威尼斯人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并同意热那亚的使者们，即安东尼奥·格利洛和尼可洛·迪帕加纳，有权在喀法重建城墙和仓库。到1316年，这一殖民区又呈现出繁荣景象。在1332年，月即别准许威尼斯人在顿河河口的塔那建殖民区。

然而，在俄罗斯，特维尔市民于1327年8月15日杀害负责收集税收的蒙古官员，甚至杀了月即别的一位堂兄弟，因此，月即别派5万人给莫斯科的伊凡大公，命令他进行镇压。正是作为可汗意志的执行者，莫斯科大公们朝着远大前程迈出了第一步。月即别之子、继承人札尼别（1340－1357年）汗最初承认意大利商人们的特权（1342年）；但是，1343年意大利人与穆斯林在塔那发生冲突之后，他把威尼斯人和热那亚人从塔那驱逐出去，并两次包围喀法城（1343，1345年）。热那亚人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以致他被迫解除围攻。于是，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开始封锁刻赤以东、蒙古境内的黑海海岸。最后，札尼别汗于1347年只得授权重建塔那殖民区。对西方人的敌视行为与伊斯兰化的新浪潮齐头并进。伊斯兰教的发展，在月即别汗统治下是如此明显，现在已经结出了果实，埃及马木路克的影响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内都可以感受到。金帐汗国正在从成吉思汗的传统的宗教容忍转向马木路克的、“极权主义”的穆斯林狂热。

自旭烈兀汗国垮台后波斯处于无政府混乱状态，札尼别汗利用这种混乱实现了其家族长期以来的野心：征服阿哲儿拜占。他于1355年实现了这一目标，还占领了原波斯诸汗的都城桃里寺。杀地区首领出班后裔阿失刺甫，将其首级悬挂在桃里寺大清真寺的门口。把自己的儿子别儿迪别留下来作为桃里寺长官，但是，别儿迪别不久因父病而被召回钦察，1358年札刺儿人把钦察军队从阿哲儿拜占赶走。

5．马麦和脱脱迷失

别儿迪别的统治很短（1357－1359年在位）。在他之后，金帐汗国陷入了混乱局面，而术赤系的几位宗王在争夺王位。权力主要是掌握在新的拥立汗者、能干的马麦手中，像以往的那海一样，马麦从1361年到1380年间成了金帐汗国的真正主人。然而，蒙古人的威信在这些内战中消失了，从1371年起罗斯王公们不再到萨莱宫廷向蒙古人表示效忠，甚至不再上交贡赋。莫斯科大公德米特里·顿斯科伊粉碎了蒙古人的一次惩罚性入侵（1373年），现在轮到德米特里在喀山方向发动报复性的战争（1376年）了。1378年8月11日他第一次在沃查河上打败了马麦的军队。1380年9月8日他在顿河和涅普里亚德瓦河合流处的库利科夫战场打了更重要的第二仗。这次战斗十分激烈，最初胜负难分，但最后，马麦因损失惨重、势力减弱而撤兵。尽管他很敏捷，但在对付克里米亚的热那亚殖民者的斗争中很不走运，在一次毫无结果的攻击之后，蒙古人被迫承认热那亚人占有苏达克和巴拉克拉瓦之间哥特人的全部地区（1380年）。

从那时起，金帐汗国似乎要在基督教势力的报复下崩溃了，但是，由于来自东方的一位新角色、白帐汗脱脱迷失的登场而使它意外地获得了生机。

从北起兀鲁塔山南至锡尔河下游直到塞格纳克（今秋明附近）之间的萨雷河草原，我们已经谈到过，在术赤诸子中按继承权的划分是分配给白帐，白帐的第一位首领是拔都和别儿哥之兄斡儿答。斡儿答的第六位继承者兀鲁思汗（约1361－1377年在位）与他的亲属脱脱迷失之间展开战争。一些史书说，脱脱迷失是兀鲁思汗的侄儿，但是，阿布哈齐把他作为兀鲁思汗的一个远房堂兄弟，即斡儿答、拔都和别儿哥的弟弟秃花·帖木儿的后裔而提到。脱脱迷失到撒麻耳干去请求河中之王帖木儿的支持。帖木儿很乐意把成吉思汗系的这位王位争夺者纳入自己的属臣之列，他把锡尔河中游北岸、处在河中和白帐边境地区的讹答刺、扫兰和塞格纳克城割让给他。然而，脱脱迷失未能安稳地占有这些领地，几次被兀鲁思汗及其三个儿子忽特鲁格木花、脱黑脱乞牙、帖木儿灭里把他从这些城市赶走。忽特鲁格不花打败他并迫使他逃跑，但是，就在忽特鲁格不花获胜的时候却被杀死。脱脱迷失又重返河中恳求帖木儿的帮助，使他得以再次回到扫兰，尽管为时很短，因为脱黑脱乞牙又轻易地把他从该城赶走。接着，帖木儿亲自进入草原，于1377年初几次打败白帐。此后不久，年迈的兀鲁思去世，他的两个儿子脱黑脱乞牙和帖木儿灭里先后继位。而斗争的最后胜负仍未分明。帕木儿一回到河中，帖木儿灭里又于同年（1377年）进攻脱脱迷失。最后，在1377－1378年冬，脱脱迷失依旧是在帖木儿的帮助下，打败了帖木儿灭里，使自己成为白帐汗。

直到当时脱脱迷失一直是帖木儿的、虚弱的同盟者，现在变得雄心勃勃。乌拉尔河以西的金帐汗国，或钦察汗国，正在平息罗斯臣属王公们的叛乱。脱脱迷失利用这些混乱（由于他的干预而增加了这些混乱），自称是金帐汗国汗位的候选人。据巴托尔德的编年，1378年春他抱着征服蒙属罗斯的目的离开塞格纳克。这次战斗持续了几年，我们对它不太了解。金帐汗国的统治者马麦在北部受到罗斯王公们的攻击，如上文提到的，他于1380年9月8日在库利科夫被罗斯大公德米特里·顿斯科伊打败。其后不久，脱脱迷失在南部战线攻打马麦，在亚速海附近，即迦勒迦河边的马里乌波尔地区的一次战役中打败了他，158年以前速不台在此打了一次著名的胜仗。马麦逃到克里米亚的喀法，在喀法被热那亚人多少是背信弃义地杀死了。接着，脱脱迷失登上金帐汗国汗位。他已经是白帐之首，因此，他重新统一了他祖先术赤的领地。他在都城萨莱统治着处于锡尔河河口和德涅斯特河河口之间的整个草原。

脱脱迷失立刻用他的权力要求罗斯王公们以他们对金帐汗国诸汗的传统方式向他表示效忠。罗斯王公们因库利科夫胜利所鼓舞，拒绝服从（1381年）。于是脱脱迷失入侵罗斯诸公国，将它们处于火与剑之中，洗劫了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尤利、莫扎伊斯克城，1382年8月将莫斯科夷为平地。企图干涉罗斯事务的立陶宛人，轮到他们在波尔塔瓦附近遭受了血腥失败。基督教的罗斯在以后一个世纪中又被迫臣服于蒙古人的统治之下。

脱脱迷失由于一次意外的复辟，彻底恢复了金帐汗国的权利。金帐与白帐的统一和莫斯科维的消灭使他成了新的拔都，新的别儿哥。他的复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因为直到当时为止，成吉思汗后裔们已经被赶出中国，在波斯被排挤掉，在突厥斯坦被消灭了。在这支显赫的家族中唯有脱脱迷失屹立不动。作为蒙古大帝国的恢复者，他觉得他当然应该追随他的祖先成吉思汗的步伐，无疑是抱着这种想法，他开始了对河中和波斯的再征服。如果是在20年前，当时这两个地区正处于无政府混乱状态，他可能会成功。但是，几年中，现在的河中和波斯已经是一位第一流的统帅的财产，他正是帮助脱脱迷失崛起的人：帖木儿。两者之间于1387年爆发了战争，战争一直持续到1398年，这次战争将表明，草原帝国是继续属于原蒙古王朝呢，还是转归这位新的突厥征服者。

谢选骏指出：蒙古人和突厥人虽然称霸一时，但与阿拉伯人相比，都是没用的团伙——蒙古人跪依了回教和喇嘛教，突厥人更没出息，统统跪皈了回教，奈何天天诵读阿拉伯人的书，就像以前的满洲人读中国的书，现在支那犬读马列的书。

【第十一章 帖木儿】

1．帖木儿夺取河中

帖木儿被称为跛子帖木儿，因此写成Tamerlane。他于1336年4月8日生于撒麻耳干以南的渴石城，即今沙赫里夏勃兹（即绿城）。帖木儿朝的史学家们企图把他的家谱追溯到成吉思汗的一位伙伴，甚至是他的亲戚。事实上，他不是蒙古人，而是突厥人。他出身于河中巴鲁刺思部的一个贵族之家，巴鲁刺思部统治着渴石，在渴石周围有一些庄园。在谈到察合台汗国时，我们看到了当时河中属地所处的环境（参看343页）。按理河中地区是一个蒙古汗国，而实际上它是突厥族邦联，在能干的“宫廷侍长”迦兹罕的推动下，河中地区再次开始对中亚发生一些作用。但是，1357年异密迦兹罕被暗杀，使河中又回复到无政府状态。迦兹罕的儿子米尔咱·阿布达拉赫被帖木儿的叔叔、渴石君主哈吉和另一个名叫巴颜的地区突厥贵族驱逐（1358年）。然而，哈吉和巴颜两人都无驾驭河中突厥贵族的政治才干。况且，迦兹罕的孙子迷里忽辛使自己成了阿富汗境内一个重要的君主，领地包括喀布尔、巴里黑、昆都士和巴达克山。这是河中王国中的一个封建割据国家。伊犁地区的察合台汗秃忽鲁帖木儿趁乱入侵并征服了河中，于是，在他的统治下重新恢复了原察合台兀鲁思（据《武功记》是1360年3月）。帖木儿的叔叔哈吉放弃了徒劳的斗争，从渴石逃往呼罗珊。

帖木儿要聪明得多。这位25岁的年轻人看到现在是崭露头角的时候了。这并不是说，在河中突厥人抵抗伊犁地区蒙古人重新开始的攻势中他是拼死作战的战士，相反，在当时发生的事件中，他看到了合法继承其叔叔哈吉、成为巴鲁刺思部首领统治渴石的途径。看准这一点，他及时地向入侵者秃忽鲁帖木儿汗作出了巨属的表示。这一次，歇里甫丁笔下的英雄的言论是有些伪善的一篇小杰作：为了臣服，无论他个人付出什么代价，他要为公众的利益，而不是为他叔叔的利益作出牺牲；他叔叔的逃跑使其家族有衰落的危险。秃忽鲁帖木儿很高兴得到这样一位有价值的支持者，作为回报，他承认帖木儿对渴石的所有权。其间，由于察合台军暂时撤退，哈吉趁机返回渴石。正直的帖木儿毫不畏缩地对哈吉发起攻击，然而，尽管帖木儿初战告捷，但他的军队都叛离了他，除了向哈吉公开道歉外，他别无选择，哈吉原谅了他。秃忽鲁帖木儿从伊犁地区返回河中，为帖木儿挽回了局面（1361年）。秃忽鲁一到河中，河中的所有贵族——忽毡异密迷里拜牙即、速勒都思部巴颜、帖木儿，以及哈吉本人——都来朝觐他。但是，这位蒙古人为了在这些凶悍的突厥人中杀一儆百，无缘无故地处死了迷里拜牙即。哈吉闻之害怕，作为持异议者离开了河中，他因此而遭受厄运，一到呼罗珊，他就在撒卜兹瓦儿附近被暗杀。帕木儿立即前往惩罚凶手；但是实际上，他现在已轻而易举地摆脱了对手，再次成为渴石永久的唯一君主和巴鲁刺思部首领。秃忽鲁帖木儿很赞赏这位年轻人成熟的才智，在他返回伊犁时，留下其子也里牙思火者为河中长官，并任命帖木儿为他的辅臣。

直到此时，帖木儿一直是在玩着忠于察合台家族这张牌，无疑是希望在察合台的统治中占有首要位置。当察合台汗任命另一位异密别吉克在他儿子身边掌握最高权力时，而他被安置在次一级的位置上。因此，帖木儿与察合台汗的代理人决裂，投奔内兄——巴里黑、昆都士和喀布尔之主迷里忽辛，在迷里忽辛征服巴达克山时，帖木儿曾经帮助过他。接着他们两人一起去波斯，在波斯过着冒险家的生活，用剑为锡斯坦王公效劳。在这段经历以后，他们返回阿富汗，在迷里忽辛境内的昆都士附近重新组织军队，然后又进入河中。一支察合台军企图在瓦赫什河的石桥附近阻止他们前进。但帖木儿略施一计，他们渡过河，打败了敌军，沿铁门之路，继续进军解放他的渴石城。察合台宗王也里牙思火者作了更大的努力，但是在一次大战中被打败，《武功记》认为该战发生在离渴石和撒麻耳干不远的塔什·阿里希和卡巴·马坦之间。也里牙思火者九死一生，急忙逃往伊犁。帖木儿和忽辛穷追至忽毡以北，直抵塔什干。于是，河中从蒙古人手中解放出来（1363年）。在石桥和卡巴·马坦两战之间，也里牙思火者得知其父秃忽鲁帖木儿已在伊犁去世的消息。

河中从蒙古人手中解放出来，摆脱了察合台人的统治，但是，帖木儿、忽辛，以及河中的任何一个地区突厥贵族，离开了察合台系的君主，都不能够统治河中。成吉思汗的合法性无疑要保留，至少在形式上要保留，于是，征服者们认为有必要由察合台系的一位傀儡对他们的胜利加以承认，当然是在他的名义下，他们亲自进行统治。他们找到了都哇的一个曾孙，名叫哈比勒·沙，当时他伪装成德尔维希而隐姓埋名。这正是他们要找的人。“他们把他扶上王位，向他献上御杯，各地封建主在御前九叩首。”此后，他们不再注意他。但是，他作为河中王国之首出现，按成吉思汗的法律，已经使这一王国合法化和神圣化。也里牙思火者，即伊犁地区的察合台人，再没有理由干涉河中事务，因为在不花刺和撤麻耳干有另一位真正的察合台人、另一个神授的汗王，在他的名义下，帖木儿和忽辛可以问心无愧地行事，也可以消除那些墨守成规者的疑虑。

也里牙思火者回到伊犁地区，掌握了继承权之后，对河中作了一次最后的努力。1364年，他率新军返回河中，最初在锡尔河北岸的塔什干和钦纳兹之间，即在所谓的“泥沼之战”中打败了帖木儿和忽辛（1365年）。忽辛和帖木儿一直退到阿姆河畔，忽辛向萨里·萨莱（昆都士之北）逃跑，帖木儿向巴里黑逃去，留下河中让也里牙思火者任意入侵，也里牙思火者围攻撒麻耳干。后来，形势起了变化。撒麻耳干居民在穆斯林毛拉的鼓动下，进行了勇猛的抵抗，而围攻部队又因流行病而被削弱。最后，也里牙思火者于1365年退出河中，返回伊犁。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几乎未能逃脱他的失败，因为以后不久，他成了一位杜格拉特部异密叛乱的牺牲者。

2．帖木儿与迷里忽辛的斗争

帖木儿和迷里忽辛实际上解放了河中。

这种双头统治因帖木儿与忽辛的妹妹的联姻而进一步得到加强，然而，这种双头统治从一开始就露出了紧张的迹象。忽辛比帖木儿强大些，除了河中以外，他还有包括巴里黑、昆都士、胡勒姆和喀布尔诸城的阿富汗王国。但是，帖木儿比忽辛具有更坚强的个性，他牢牢控制着就在撒麻耳干城门边的渴石和卡尔施城。也里牙思火者逃走之后，他们两人回到撒麻耳干重新组织他们的国家。忽辛扮演着最高君主，他甚至向地位最高的贵族们征税。帖木儿为获得这些贵族支持他的事业，立刻从自己的金库中拿出必要数额的钱补助他们。他以一种带侮辱和谴责的假装服从态度，进而把属于他的妻子，即忽辛的妹妹的珠宝回送给忽辛，忽辛妹妹的去世使两者之间的关系完全破裂了。最初，忽辛占上风，把帖木儿从卡尔施城驱逐出去。后来帖木儿用云梯重新攻占卡尔施城，并以同样的方式成了不花刺的君主。忽辛进行了报复，他率大军从他在昆都士北的萨里·萨莱驻地出发，重新征服河中。他从帖木儿人手中夺取不花刺和撒麻耳干，而帖木儿认为忽辛的军队大大超过自己的，便可耻地逃往呼罗珊。

早些时候帖木儿从秃忽鲁帖木儿和也里牙思火者统治下的河中撤退，或者说退却，以及紧跟在此后的这次逃跑使我们对帖木儿的性格有了完整的印象。并不是说，他可以被斥之为懦夫。他有军人般的勇敢是无容置疑的。尽管在必要时他有像一个普通士兵般冲锋陷阵的闯劲和胆量，但是，他在政治上十分精明，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下来等待时机。其间，他又开始了骑士生涯，从呼罗珊到塔什干，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冒险，顺便提一下，他在塔什干毫不犹豫地与他部民的宿敌、伊犁地区的蒙古人签订了第二次协议。更糟糕的是，他极力煽动蒙古人的入侵，这次入侵发生在第二年春。在伊犁的察合台蒙古人被清除河中之后，他准备好要从军队首领忽辛手中重新夺取河中。《武功记》极力为这位大冒险家这一时期的经历寻找借口。应该补充的是，帖木儿从未被邀执行这次蓄谋的背叛行动，因为当忽辛受到由他的对手领导的另一次蒙古人入侵时，他感到吃惊。他向帕木儿求和，自然是借助维系他们两人的伊斯兰教，以及必须团结一致，以防止伊犁地区和裕勒都斯流域的半异教徒的蒙古人掠夺河中神圣的土地。

这正是帖木儿所期待的。他自称被这些虔诚的思考所感动，甚至声称他抱有采取一致行动的梦想。和平实现了，忽辛和帖木儿之间不太明确的共同统治的状况又重新建立起来。因此，他也恢复了他的渴石领地。

结局是演出了一幕杰出的东方式虚伪的喜剧，是以对友谊的一再声明、复归于好的拥抱和每次都喊出古兰经中的虔诚的格言而完成的，接着便是背叛，突然袭击和即刻处决。帖木儿似乎忠实地扮演着忽辛盟友的角色；他帮助忽辛平定了喀布儿城堡的叛乱，接着又平定了巴达克山山民的起义。但是，这种帮助现在呈现出监督、强制、甚至是威胁的面貌。忽辛明白河中将留给他的对手，他把自己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局限在阿富汗地区，加紧在巴里黑重建城堡，据说，这一行为使“帖木儿不快”。

《武功记》虔诚地宣告：“当上帝要什么事情发生时，他会提供种种理由，由于这些理由，该事情就会按天意而产生。上帝已注定把亚洲帝国给予帖木儿和他的子孙，他预见了帖木儿温和的统治，它将给他的臣民们带来幸福。”这种神的腔调似乎有些自相矛盾，事实上是最适宜的。歇里甫丁继续对忽辛的贪婪（导致他与其他封建主疏远的）、固执，以及无礼的行为进行道德上的解释。接着是一次阴谋纠纷，在纠纷中，当然是忽辛不断地出错，并被谴责设置陷害帖木儿的圈套。然而，正是帖木儿不宣而战，对忽辛发动了突然袭击，他一离开渴石，就在帖尔木兹处渡过阿姆河，入侵忽辛的封地巴克特里亚。忽辛在昆都士的守军冷不防地被包围了，巴达克山主也是这样被包围了，帖木儿意外地出现在巴里黑城前，在那里忽辛毫无准备地发现自己已经被包围，由于被围困，并且毫无希望突围，这位不幸的人被迫有条件地投降，放弃权力，到麦加去朝圣，帖木儿仁慈地原谅了他，当他又见到忽辛时，他确实热泪盈眶；但是《武功记》宣称，这位征服者的侍从背着帖木儿处死了这位亡命者。巴里黑居民，犯有忠实于忽辛的罪，所以大部分人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3．帖木儿帝国

这出古典悲剧是帖木儿的自我表现。剧的主要特征是具有以后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一种一贯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并与之相一致的虚伪。他是一位具有福熙式灵魂的拿破仑，是阿提拉后裔的菲利普二世。像“埃斯科里亚”中的人物“阴沉、郁郁寡欢”。正像对宗教的虔诚一样，他还是一位无畏的战土和经验丰富的、深谋远虑的指挥者；是艺术家和文人的朋友，像泄刺只人一样赞赏波斯诗——由于夺取巴里黑而成了中亚至高无上君主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帖木儿在获得权力过程中的深谋远虑，以及在必要时可以屈服，在竞争需要时可以流亡的冷静态度，使人想起了成吉思汗。像这位蒙古征服者一样，河中的这位领导者开始也是默默无闻的，在忽辛这样缺乏勇敢和坚定的封建主手下作为属臣为他效劳，正像成吉思汗在愚钝的王罕手下效劳一样。帖木儿逃往呼罗珊，以及他从锡斯坦到塔什干的冒险生涯使我们想起了成吉思汗在班朱尼河畔的不幸岁月。他与忽辛的决裂正像成吉思汗曾经与克烈王的决裂一样，无论如何，在表面上是一丝不苟地格守了协定的。《武功记》用李维式的叙述，加上虔诚的穆斯林腔调和抹去了蒙古牧民的粗野无知，回忆了《秘史》中那段著名的、史诗般的申诉。但是，一旦法律在他一边，并以援引的古兰经为根据时，就轮到帖木儿采取背信弃义的方式保卫自己，反对原盟友的背叛行为（无论是真有其事或者只是帖木儿的猜测），他像成吉思汗推翻脱斡邻勒一样地进行突然袭击并打垮了忽辛。

然而，成吉思汗完成了他的事业。他宣布自己是“罕”，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皇帝。在他之上，他没有保留比他更有牢固合法性的某位（即古代蒙古诸王的直接后裔）形式上的君主。更不用说他会考虑在克烈王的弟弟，或者是在金朝皇帝的庇护下去征服远东了。帖木儿在征服巴里黑时确实自称为王。1370年4月10日（当时他34岁）“他登上王位，戴上金王冠，系上帝王的腰带出现在诸王公和异密们面前，他们都跪在他面前。”《武功记》使我们确信，他宣布自己是成吉思汗和察合台的继承人和接续者。但是，他的称号仍不明确，直到1388年，他才明确地采用“苏丹”称号。最重要的是，他不敢废除成吉思汗家族的傀儡皇帝们，尽管他与忽辛扶上王位的哈比勒·沙汗公开站在忽辛一边反对他。事实上，正如《拉失德史》透露的那样，他确实考虑过要摆脱汗这一包袱，但是他很快意识到，为了得到河中贵族们真正的服从，他必须在不可争辨的合法原则幕后行使权力。因此，他所做的仅限于处死哈比勒·沙汗，由另一位忠于自己的成吉思汗宗王锁咬儿哈的米失取代之，锁咬儿哈的米失作为河中帖木儿王朝可汗从1370年一直统治到1388年。他死之后，帖木儿提名他的儿子继位，是马合谋汗（1388－1402年在位）。帖木儿政府颁发的敕令，都以适当的尊重和合乎礼仪的方式签署着这一显赫家族后裔们的名字。他们无疑是一些由帖木儿任意指派的、完全屈从于他意志的、徒具虚名的稻草人，没有人会想到，或者是留意这些可怜的无名之辈。杜格拉特部穆罕默德·海达尔二世后来写道：“在我那个时代，撒麻耳干的可汗们被看成政治囚犯。”

然而，帖木儿以不坦率和诡辩的态度对待政治统治权问题是事实。他不敢重新制定一套全新的法律，而是甘愿造成一种新的局面，事实上是用突厥统治取代蒙古统治，以一个帖木儿帝国取代一个成吉思汗帝国。在法律上，他要求的不是根本上的改变。因此，他从未说过他要废除成吉思汗的札撒，而赞成沙里亚法或者说穆斯林法律。尽管确实显得有些奇怪，伊本·阿木拉沙称他是一位不虔诚的穆斯林。因为他“宁可用成吉思汗的法律而不用穆斯林法律”。当然，这可能纯属形式上的指责，因为在中亚居民的眼中，帖木儿极力做出成吉思汗继承人的样子，甚至是又一个成吉思汗。在实践中，事实却相反。他不断求助的正是《古兰经》，预言他将成功的是伊玛目和托钵僧。他的战争将具有圣战的特征，即使是在他与穆斯林作战时（情况几乎总是这样）。他只得谴责这些穆斯林，即谴责最近才皈依伊斯兰教的伊犁和回鹘地区的那些察合台人，或者是谴责容忍数百万印度教臣民的德里苏丹们（他们制止屠杀）对伊斯兰教的冷淡。

从一开始，帖木儿帝国就是不平衡的，缺乏成吉思汗国的稳固和持久。它的文化是突厥－波斯的，它的法律体系是突厥－成吉思汗式的，它的政治－宗教信条是蒙古－阿拉伯式的。在这方面，帖木儿具有欧洲的查理五世皇帝一样多的特征。但是，在他本人身上，这些矛盾并不明显，或者说，这些矛盾时隐时现地突出他无以伦比的个性，即经历了两大时期边缘上的几种文明的超人的个性。帖木儿身高、头大，褐色皮肤，在世界各地不停奔走的这位跛子，他的手总是放在他的剑附近，他能把弓弦拉到耳部，他的枪法也如成吉思汗一样准确无误。像在他之前的成吉思汗一样，他支配着他那个时代。成吉思汗虽然去世了，但是，他的帝国（即使是在平庸者的统治下）仍幸存着。帖木儿的帝国，尽管由一些有才能的人，甚至是像沙哈鲁、兀鲁伯和忽辛·拜哈拉和巴布尔这样的一些天才继承，也注定要很快消失，退缩到狭小的河中故地和隶属的呼罗珊地区。

成吉思汗国的幸存可以从帝国得以建立的基础进行解释。成吉思汗国建立在蒙古地区的古代帝国之上，它是以鄂尔浑河为中心的，从古匈奴时代起就存在的不朽的草原帝国，匈奴人把这一帝国传给了柔然和厌哒，柔然传给了突厥，突厥传给回鹘，在成吉思汗出生时，这一帝国正在传入克烈人手中。这里是一种自然结构，即草原结构，一种种族和社会的结构，即突厥－蒙古游牧主义的结构，这种结构是较坚固的，因为它是简单的唯一根基于自然规律的，这一规律使游牧民去寻找掠夺物，如果可能的话，会使定居居民归顺于他的控制。就此而言，草原帝国的建立和周期性的复兴是人类地理学上的规律。游牧民一直支配着草原边境上的定居民，他们的帝国如洪水泛滥，隔一定时间迟早总要发生，直到很久以后，当定居民由于科学武器的应用而取得了人为的优势时，这种状况才结束。

关于帖木儿要建的帝国则与此不同。他所统治的河中仅在外表上是一个地理中心，这意味着河中本身不是动力策源地。14世纪末使该地区成为风暴中心的情况纯属偶然。在亚洲历史的进程中，存在过两种支配力，一种是亚洲外缘的古定居文明（中国、印度、伊朗）的支配力，它以同化的方式一点一点地、不顾一切地征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巴巴利”即“蛮夷之地”，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同化的作用比武力更强大。第二种支配力是从这个大陆的心脏波涛般汹涌而来的、游牧民的猛烈的力量，这种力量的产生是因为他们处于饥饿之中，还因为贪食的狼总要以某些方式，随时搞到较好的、人们豢养的家畜。但是，帖木儿的河中帝国不属于这两类。如果说他在几年中能够破坏东半球的话，那么，首先是凭借他超人的个性，帖木儿一名的突厥语含意即钢铁般的人，就恰如其分地表达了他的性格。

还有这种事实：这位钢铁般的混合种人（他是具有蒙古种，或者说，至少是受到成吉思汗蒙古人纪律下锻炼成的东半球上的突厥种人），于14世纪末在塔什干和阿姆河之间建立了一个可怕的军事政权。还必须强调，它是一种短暂的现象。谁会比成吉思汗以前的这些河中突厥人（尽管他们很勇敢）更散漫？这一事实已经被13世纪的那些可悲的游侠们非常生动地加以说明了，例如花刺子模的摩诃末和札兰丁，更不用说在他们之前的桑伽。也不必强调更加近代的土库曼人和吉尔吉斯人的无政府状况。与此相反，据《武功记》评论，帖木儿王朝时期的河中突厥人生来就具有军纪，队伍的编排不用口令，队形是在敲鼓或吹号以前就排好了的。按两个世纪中严格应用的札撒，年轻人被训练为各种兵种的职业军人。帖木儿在冬季对西伯利亚和在酷夏对印度的进军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把成吉思汗的纪律强加于突厥人的勇猛而诞生的这些军队，忍耐了两百年，甚至没有机会自由发挥他们的好战性格。忽必烈统治下的鄂尔浑蒙古人把整个远东作为他们征服的战场；金帐汗国的蒙古人已经飞驰到维也纳的大门口；旭烈兀的蒙古人力求到达埃及河边。只有察合台境内突厥斯坦的这个“中部王国”的突厥－蒙古人，被另外三个成吉思汗兀鲁恩团团围住，被迫停顿不前。然而，现在他们周围的障碍突然拆除了。在西方，阻止河中人西进的波斯汗国不复存在了；控制着西北方的金帐汗国也处于衰落之中，已无力阻挡其道，通往戈壁方向的路也因蒙兀儿斯坦被夷为废墟而敞开了；德里苏丹国呈现暂时的衰退，没有形成像察合台初期时保卫印度河的状况。帖木儿统治下的河中人向四面八方迅速扩展。长时期内他们被迫无所事事，现在得到了补偿，在那个时期，征服只有外部的突厥－蒙古兀鲁思独自享受，而河中人与蒙古战争的荣誉和战利品无缘。现在，他们的机会终于来到了。

帖木儿朝的史诗——如果人们可以这样形容一系列背叛和屠杀的话——在种族上是突厥的，但它仍是蒙古史诗的一部分，尽管是来得太晚的一部分。

4．征服花刺子模

帖木儿的征服活动遍及伏尔加河到大马士革、从士麦那到恒河和裕勒都斯河各地，他对上述各地的远征并不遵循地理秩序。受敌方挑衅的支配，他从塔什于奔到泄刺只，从桃里寺奔到忽毡；对俄罗斯的一次战争就发生在对波斯的两次战争之间；对中亚的一次远征就发生在对高加索的两次袭击之间。在这里，帖木儿完全没有成吉思汗的战略性远景计划：蒙古战役，远东战役，突厥斯坦和阿富汗战役，然后，再返回远东。帖木儿的远征杂乱无章地一次接着一次。成吉思汗对他所到之处都要彻底清除一切，而帖木儿与之不同，他在每次胜仗结束后离开该地区时对该地的统治不作任何处置，只有花刺子模和波斯例外，甚至这些地区也是很晚才作处置的。事实上，他像这位伟大的蒙古人一样彻底而认真地屠杀了他的所有敌人，在他身后留下的人头金字塔，作为告诫人们的例子叙述着他们自己的故事。然而，幸存者们忘记了他们所得到的教训，不久又采取了秘密的，或公开的反叛活动，以致于一切又得重复。这些人血浸泡的金字塔似乎还转移了帖木儿实际的目的。报达、布鲁萨、萨莱、焉耆和德里都遭到过他的洗劫，但是，他并没有战胜奥斯曼帝国、金帐汗国、蒙兀儿斯坦汗国和印度德里苏丹国；甚至他一经过伊刺克阿拉比时，该地的札刺儿部人就重新奋起。因此，他不得不三次征服花刺子模，六次或者七次征服伊犁（他统治该地的时间还没有他在该地战争的时间长），两次征服东波斯，甚至是三次征服西波斯，此外，还在俄罗斯发动了两次战争和其他的一些远征。

帖木儿的战争“总是不得不再战的”，他也只得重复地进行着这些战争。尽管这些战争在战略上有周密的考虑，在战术上也无懈可击，但是，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它们似乎完全缺乏内聚力。年代学的研究使这些战争索然无味，除了纯个人的兴趣之外，人们可以感到的是英雄的特征。历史学上的分类是很成功的，它按征服的大区域来划分这些战争，它们从河中开始，然后向外扩展。因此，我们将研究帖木儿在花刺子模、东突厥斯坦、波斯、俄罗斯、土耳其和印度的活动。

包括阿姆河下游和咸海边的阿姆河三角洲在内的花刺子模，或者说今天的希瓦地区，在12世纪末和13世纪的最初18年中，在突厥族的大花刺子模王朝的统治下曾在东方史上起过相当大的作用，尽管是短暂的；该王朝于1220年被成吉思汗推翻。此后，花刺子模原则上一直附属于钦察汗国，直到察合台汗阿鲁忽从钦察汗别儿哥手中夺取（1260到1264年间）为止。以后花刺子模成了察合台汗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地理上来看这种划分是恰当的。但是，这次征服显然是短时期的。据巴托尔德，此后不久，花刺子模在钦察汗国和察合台汗国之间被瓜分；前者控制了锡尔河三角洲和玉龙杰赤，后者统治着花刺子模南部地区，包括柯提（阿布兹瓦力沙）和希瓦。1360年后不久，昆吉刺部突厥首领胡赛因·苏非趁钦察汗国混乱之机在花刺子模建独立王国。后来他又利用河中地区发生的战争，从河中居民手中夺取柯提和希瓦。但是，帖木儿一旦成了河中的统治者，就要收回这两个城市的领土（1371年）。

帖木儿在遭到胡赛因·苏非的拒绝之后，攻占柯提，并在玉龙杰赤包围了胡赛因·苏非。胡赛因·苏非在被围期间去世，他的兄弟优素福·苏非继位，他向帖木儿求和，在答应将柯提地区（希瓦地区）归还帖木儿的条件下，他的要求被接受。优素福·苏非随即又对此退让感到后悔，蹂躏了柯提地区。1373年帖木儿再兴战端，但是，在为他的儿子只罕杰儿娶得优素福·苏非的女儿、美丽的罕匝答作媳妇之后，他的态度缓和下来。1375年，战争再次爆发，但是，帖木儿因他的两个将领叛乱而被召回撒麻耳干。随之而来的和平是短暂的。当帖木儿正在与锡尔河下游道北地区的白帐交战时，优素福·苏非趁机洗劫了河中腹地撒麻耳干附近地区。优素福·苏非这个危险的邻居，只要帖木儿军在别处作战时，他就威胁着撒麻耳干都城，帖木儿必须除掉他。1379年由于优素福的挑衅，帖木儿抵达玉龙杰赤，与其对手进行一对一的决斗。“他穿着轻便的胸甲，腰佩利剑，肩背盾牌，头著王盔，骑着战马朝玉龙杰赤城驰去。他相信上帝，只身朝城下的壕沟走去，呼优素福与他决战。但优素福宁愿保命而不顾荣誉，置之不理”。围攻玉龙杰赤城持续了三个月。优素福在日益增加的压力下绝望而死。该城最后被攻陷，接着是通常进行的大屠杀（1379年）。花制子模的归并完成了河中王国的形成。

5．远征蒙兀儿斯坦和回鹘地区

帖木儿一旦确保他在河中的王位，又被激发去进行对原东察合台汗国（伊犁和裕勒都斯地区）的战争。

该地区新近爆发了革命。我们已经看到了蒙古杜格拉特家族在那里所取得的统治地位，该家族几乎完全控制了喀什噶尔，以阿克苏为中心，除此而外，该家族在伊犁河流域的察合台特别地带内还有大庄园，伊犁河流域是察合台诸汗的司令部。在经历了几年的混乱之后，杜格拉特部的异密播鲁只还于1347年主动把察合台汗秃忽鲁帖木儿重新扶上伊犁的王位。播鲁只死于秃忽鲁帖木儿统治期间（1347－1363年），他死后兀鲁思别吉一职（相当于宫廷侍长）给了他年幼的儿子忽歹达。播鲁只的弟弟、异密哈马儿丁垂涎这一职位，徒劳地向秃忽鲁帖木儿提出过抗议，在秃忽鲁帖木儿死后，他杀死已故可汗的儿子也里牙思火者，为自己报了仇。也里牙思火者是被胜利的帖木儿驱赶（约1365－1366年），才从河中返回伊犁的。哈马儿丁推翻了察合台王朝，自僭汗号，从1366年到1392年间统治着蒙兀儿斯坦（即统治着怛逻斯河流域、伊塞克湖、伊犁河、裕勒都斯河和玛纳斯河流域，还有可能统治着阿尔蒂沙尔，或称喀什噶尔的较大部分地区）。也里牙思火者的弟弟黑的儿火者由于忽歹达的帮助，逃脱了哈马儿丁的报复，忽歹达帮助他从喀什逃到帕米尔，这位年轻人躲在帕米尔，直到出头之日。

帖木儿发动的一系列远征就是对付哈马儿丁的，这些远征远不如对波斯、德里和安卡拉的远征著名，但是，也许更加值得关注，因为它们是发生在更加艰难的地区，对付的是难以捉摸的敌人。这些远征是防御性的，是打算保护河中免受游牧民的周期性入侵。帖木儿的军官们前往伊塞克湖北的阿拉木图（后来名为韦尔内）方向进行侦察，他们与敌人签订了和约（或者说协定）之后返回，帖木儿拒绝接受和约。他离开塔什干，从赛拉木（塔什干以北）向《拉失德史》中称为坦基河的地方进军，埃尼亚斯和丹尼森·罗斯认为是养吉城，即恒逻斯，又名奥李－阿塔。他在此赶走了游牧民，获得大量战利品。

1375年，帖木儿进行了第三次战争。他离开赛拉木，穿过在楚河河源边的怛逻斯和托克玛克地区。哈马儿丁使用游牧民的惯伎，在他来到之前就撤退到根据《武功记》名叫比耳哈·古里安或阿沙尔·阿塔的地方，埃尼亚斯和丹尼森·罗斯认为是伊犁河上游附近、阿拉套北部一个山嘴边的奥塔尔。无论如何，该地址似乎应在伊塞克湖西北山脉中去寻找。帖木儿的长子只罕杰儿在此对敌人发起突然袭击，敌人朝伊犁河方向溃逃。帖木儿蹂躏了构成原东察合台腹地的伊犁河流域的部分地区，后来，他似乎继续进入纳伦河上游河谷，在此，《武功记》描述了他在喀什西北的阿尔帕和雅吉河畔的活动。他俘获哈马儿丁之女迪勒沙·阿哈公主，并纳为妾。他取道费尔干纳的乌兹根［讹迹邗］和忽毡回到撒麻耳干。

然而，哈马儿丁并没有被打败。帖木儿军返回河中时，他进攻属于帖木儿的费尔干纳省，洗劫了安集延城。帖木儿被激怒，匆忙赶到费尔干纳，把他赶出讹迹邗和亚色山区，一直追赶到纳伦河上游的南部支流阿特巴希河河谷地。

帕木儿在进入天山的这一地区时，落入了埋伏，哈马儿丁正在此等侯。只是由于他的勇气，以及“他的长矛、战棍、剑和套索”，他才得以逃脱，后来又返回来再次把他的敌人赶跑。以后他又回到撒麻耳干，其子只罕杰儿刚在此城去世（1375年或1376年）。

在此后的两年中（1376－1377年），帕木儿领导了反哈马儿丁的第五次远征。

他在伊塞克湖以西的峡谷中与哈马儿丁交战，追击他到伊塞克湖西的科奇卡里。《武功记》甚至提到了1383年帖木儿派往伊塞克湖反哈马儿丁的第六次远征军，但是，哈马儿丁仍然没有被捉住。1389－1390年，帖木儿作出了决定性的努力，要摆脱蒙兀儿斯坦的游牧民。1389年他的军队在巴尔喀什湖《武功记》是Atrek－Kul）以南和以东的伊犁河和叶密立河地区和阿拉湖周围来回往返，这些地区当时是蒙兀儿斯坦的中心地，以后成了俄国的谢米列契耶省和中国的塔尔巴哈台保护区。帖木儿扮演了君主和征服者的角色，他派轻骑兵迅速越过具有历史意义的这些草原，察合台汗和窝阔台汗曾在这些草原上，在今固尔扎和楚固恰克地区建立过游牧宫廷。与此同时，他的先头部队随蒙古人一直到了阿尔泰山以南的黑也儿的石河。接着他的军队从巴尔喀什湖盆地出发，分兵数路，分别越过天山，到博斯腾湖盆地。最后集中地是裕勒都斯河流域，帖木儿是经空格斯河谷到达裕勒都斯的。按《武功记》的记载，帖木儿的先头部队向东已经挺进到哈刺火州，或者说，几乎抵吐鲁番。

在上述地区与帖木儿作战的蒙古首领中，《武功记》提到了察合台家族继承人黑的儿火者，他暂时被篡位的哈马儿丁赶下王位。从《拉失德史》中我们知道，黑的儿火者逃到东突厥斯坦的最东边（先逃到于阗，后到罗布泊地区），他力求在那里建立一个新的王国，同时，他强迫吐鲁番境内的最后一批回鹘人皈依了伊斯兰教。尽管帖木儿的主要敌人哈马儿丁也是黑的儿火者的敌人，但是，帖木儿毫不犹豫地进攻黑的儿火者，显然是害怕察合台家族会在畏兀儿地区重新征集新军。黑的儿火者被打败后逃往戈壁。帖木儿获胜后在察力失，即今天的焉耆，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在士兵中瓜分了从游牧民中夺到的战利品。《武功记》给人造成了这种印象，即他在中亚腹地建立统治之后，就摆出了成吉思汗继承者的样子。然而，事实上，就在明朝推翻了蒙古人在中国的统治之时，他摧毁了蒙古人在东突厥斯坦的统治。帖木儿在返回撒麻耳干前，派他的儿子乌马儿·沙黑先行，经乌什·吐鲁番和喀什之道，从裕勒都斯返回。我们不知道他本人率主军是否也走这条路，或者是否是经伊犁河，楚河和怛逻斯河之路返回。

尽管帖木儿对戈壁的中心地也进行了洗劫，但是，这次他的主要敌人哈马儿丁汗仍未被打败。帖木儿的军队几乎是一返回河中，哈马儿丁就又在伊犁河流域恢复了他的政权。因此，帖木儿于1390年又派一支军队攻他。这些军队从塔什干出发，经伊塞克湖，在阿力麻里渡过伊犁河，向哈拉塔尔以北进军，尾随哈马儿丁来到黑也儿的石河，哈马儿丁在此又溜掉了。哈马儿丁消失在阿尔泰山中，“进入了黑貂与银鼠出没之地”，不再有他的消息。帖木儿军在阿尔泰山的松树上烙上帖木儿的名字，以志胜利，然后沿阿特里克湖，即巴尔喀什湖，返回河中。

篡位者哈马儿丁的消失使察合台后裔黑的儿火者恢复了在蒙兀儿斯坦的王位。杜格拉特部的新首领异密忽歹达是哈马儿丁的侄子，他一直是拥护正统王权的，他是第一个召回黑的儿火者的人，并支持和保证了他的复位。新汗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我们已经谈到，在征服了吐鲁番之后，他迫使该地的最后一批回鹘人皈依伊斯兰教。这一信仰使他与帖木儿接近起来，两者之间最终缔结了和约。结果，约1397年前后，黑的儿火者把女儿嫁给了帖木儿，帖木儿极看重这一联姻，因为它使他进入了成吉思汗大家族中。

黑的儿火者死于1399年。《拉失德史》记载，他在伊犁地区的王位由他的三个儿子继承，他们是：沙迷查干（约1399－1408年在位），纳黑失只罕和马黑麻（约死于1428年），《拉失德史》曾赞誉马黑麻对伊斯兰教的虔诚。三兄弟都是处在杜格拉特异密忽歹达的监护之下。帖木儿迫不及待地要利用因其岳父之死而带来的、进行新远征的机会，这次远征如果没有到达伊犁河流域的话，至少是进入了喀什噶尔（1399－1400年）。这支军队是由征服者的孙子米儿咱·伊斯堪答儿统率，进入喀什，掠夺了叶儿羌，夺取设防的阿克苏城，该城的居民为了自赎把居住在他们中的中国富商们交给占领军。接着，伊斯堪答儿派一支部队往西北方去掠夺拜城和库车，他本人率军进入于阗，在那里居民们呈献礼物欢迎他，并自称是帖木儿的臣民。最后他取道安集延经费尔干纳回到撒麻耳干。

6．征服东伊朗

当帖木儿建立起他的河中王国后（尽管是在成吉思汗国的假象下，其本质上是突厥王国），他在伊朗恢复了突厥－蒙古人对塔吉克人的斗争。

伊朗的大分裂意味着伊朗人民将处于第一位坚定入侵者的任意摆布之中。在成吉思汗时代，成吉思汗面对的起码是一个统一的政权：花刺子模帝国，其领地从喀布尔到哈马丹。与此相反，帖木儿面对的是四个或五个互相敌对的政权，原旭烈兀帝国已在它们中任意被瓜分了，这些国家极度分裂，其统治者们甚至从未想到过团结起来对付突厥人。居住在赫拉特的克尔特人在种族上属阿富汗人，宗教上是伊斯兰教逊尼派。他们与撒卜兹瓦儿的十叶派波斯人赛尔巴朵尔人是不共戴天的仇敌。法尔斯的阿拉伯－波斯人的穆札法尔朝是桃里寺和报达的蒙古统治者札刺儿王朝的对手。此外，在穆札法尔家族中，儿子们想的只是把父亲们的眼睛挖出来，诸王之间互相仇恨和背叛，在他们中间仅仅为了一个村子，就兵戎相见。帖木儿在与蒙兀儿斯坦和钦察的游牧民的各次战争中曾不得不竭尽全力，而在这里他发现对手们已经落入他的手中。1380年的波斯是在邀他前去征服。

旭烈兀汗国崩溃以后，东伊朗确实很快就感到了河中突厥人威逼的份量。如上所述，1351年，河中首领、著名的异密迦兹罕已开始围攻赫拉特，并把在位的克尔特王朝降为封臣国。帖木儿现在重蹈复辙。1380年，他召赫拉特王（或称马立克）嘉泰丁二世皮儿·阿里以属臣身份出席他召开的库里勒台。嘉泰丁二世（1370－1381年）是穆兹丁·胡赛因之子和继承人，克尔特朝的第七代王，无疑，他缺乏他父亲和以往先辈们的那种政治上的适应性，这曾使他们在旭烈兀进行的战争中左右逢源，后来又使他们得到迦兹罕的承认。他连宣布投降都是不及时的。1381年春，帖木儿进军赫拉特。当时嘉泰丁刚从另一个东伊朗王朝，即赛尔巴朵尔人手中夺取尼沙普尔，这次战争使克尔特人和赛尔巴朵尔人之间互相攻击，增加了呼罗珊地区的混乱和骚动。此外，嘉泰丁之弟，当时镇守着赫拉特南部的萨拉赫斯堡，他主动投降帖木儿，“并得到吻帝王地毯的荣誉”。赫拉特东北的布申格堡被帖木儿攻陷，嘉泰丁固守在赫拉特城内，守军皆由古尔地区的阿富汗人组成，他们粗犷好战，一致主张抵抗，甚至还组织了一次出击。但是，城民为护其家园（它们是用卡尚出产的精美陶瓷装饰的），宁愿和平，拒绝战斗。嘉泰丁只得投降。帖木儿欣然接受，‘讲允许他获得吻他王位的地毯的荣誉”，但是，该城内的所有财富都必须交给帖木儿本人。嘉泰丁的一个儿子，当时镇守着坚不可摧的阿曼科赫或伊斯卡察堡，也在其父的规劝下投降。

帖木儿留下嘉泰丁作为赫拉特有名无实的统治者，但是，赫拉特的城墙被拆除，现在只不过是帕木儿帝国的一块附属地。嘉泰丁本人降为卑臣，搬到帖木儿指定的撒麻耳干边的住地。如果没有从古尔来的阿富汗匪徒的话，这种局势可能会无限地延续下去。1382年底，这些匪徒在赫拉特人的帮助下发动袭击并占有了赫拉特城。帖木儿的第三个儿子米兰沙残酷地镇压了这次叛乱，砍下的头颅堆成了几座塔。《武功记》简洁地叙述道，事后，嘉泰丁及其家人因有共谋之嫌，被勒令自裁而死。因此，克尔特人的阿富汗王朝灭亡，克尔特人靠着他们的机敏，在各次入侵中幸存下来，在赫拉特城堡统治了近130年，尽管该城面临过所有征服者的掠夺。

帖木儿征服赫拉特的克尔特朝之后，于1381年向呼罗珊东部进军。当时，有两个国家正在争夺这一地区：一个是以阿里·穆雅德（1364-1381年）为首的赛尔巴朵尔公国，以撒卜兹瓦尔为都，另一个是马赞达兰。马赞达兰的领土包括阿斯特拉巴德、比斯坦、达姆甘和西模娘，当时是在冒险家爱弥尔·瓦力的控制下，爱弥尔·瓦力是继秃花·帖木儿死后自己称王的（1360－1384年）。还有第三位君主、克拉特和图斯的统治者阿里别克。在帖木儿逼近时，阿里别克主动归顺。受到爱弥尔·瓦力威胁的阿里·穆雅德求助于帖木儿。于是，他欢迎这位征服者，在撒卜兹瓦尔向他表示效忠，并宣布自己是他的臣民（1381年）。从此，他依附于帖木儿，于1386年在为他作战时去世。帖木儿对亦思法拉因进行了短时期的围攻之后，从瓦力手中夺取该城，并摧毁之。

后来，在继续对伊朗的行动之前，帖木儿回到撒麻耳干过了一个短时期。1381年至1382年之冬，他把阿里别克围困在克拉特老巢中，又逼他归附。其后不久，阿里别克被送到河中处决（1382年）。帖木儿继续进行对朱尔赞和马赞达兰王爱弥尔·瓦力的战役，瓦力派人纳贡而结束了战争。

1383年，帖木儿从撒麻耳干重返波斯，对反叛城市撤卜兹瓦尔进行了骇人听闻的惩罚。“用泥和砖把近两千名俘虏一个压在另一个人身上，活活地堆起来，砌成塔。”反叛地区锡斯坦也遭到同样的命运。“我们的兵士堆了一座尸体山，用他们的头垒了几座人头塔。”在锡斯坦首府扎兰季，帖木儿“不分男女老幼，从百岁老人到褪褓中的婴儿一律处死。”首先，帖木儿毁坏了锡斯坦农村的灌溉系统，该地区变成了荒芫之地。“当他们来到赫尔曼德河岸，他们毁掉名叫拉斯塔姆的大坝，这一古建筑的遗迹没有留下来”。甚至今天到这儿的游人也对该地区产生了荒凉的印象，这是这次毁坏和屠杀行为的结果。帖木儿王朝的首领们正在完成成吉思汗蒙古人所开创的事业。通过他们祖先的游牧主义和他们有系统的破坏手段，两者都使自己成了“沙漠化”进程的积极代理人，中亚因地理环境的演变，更容易发生这种进程。由于大面积的毁掉耕地和使耕地变为草原，他们是破坏农业的不自觉的合作者。特别是在伊朗高原上，那儿的水源和树林稀少，在那儿，要靠辛勤地栽培树木才能保住水源，在那儿保住可耕地是一项坚持不懈的战斗，游牧民在那里砍掉树木，使菜园枯死，让可贵的涓涓细水流入沼泽之地，耕地成为沙漠。

离开锡斯坦后，帖木儿进入阿富汗地区，夺取坎大哈（1383年）。在他喜爱的撒麻耳干休息三个月之后，他又返回波斯，最后处置了马赞达兰王瓦力。爱弥尔·瓦力英勇保卫从阿特里克河到森林深处的每一寸土地，事实上，在一次夜袭帖木儿营地中他几乎成功。但是，最终还是帖木儿占了上风，于1384年攻占敌方首府阿斯特拉巴德，全城居民遭到屠杀，“连吃奶的婴儿也不能幸免”。瓦力逃往阿哲儿拜占。以后帖木儿进入了伊刺克·阿只迷。

7．征服西伊朗

伊刺克·阿只迷、阿哲儿拜占和报达在1382年是属于以苏丹阿合木·札刺儿·伊本·乌畏思为代表的札刺儿人的蒙古王朝。阿合木是一个受到周围环境改造的蒙古贵族的典型例子，像12世纪的塞尔柱克人和花刺子模沙一样，他已变成了阿拉伯-波斯式的苏丹：“他是一个残暴的、无信仰的专制君主，但同时又是一个勇敢的武士和学者、诗人们的保护者”。他是在1382年处死他的哥哥胡赛因后取得政权的，后来在1383年和1384年先后打败了其他的兄弟们。当帖木儿向伊刺克·阿只迷进军时，他正在该地的主要城市苏丹尼耶。阿合木闻讯匆忙出走，帖木儿在苏丹尼耶设立地的宫廷。阿合木·札刺儿逃到桃里寺城，然而帖木儿没有追赶他，而是经阿模勒和萨里回到撒麻耳干（1385年）。每次战争之后，他都习惯于在此地休息。直到1386年，帖木儿才开始对西伊朗进行征服，这次征服历时两年。征服的一个借口是他突然心血来潮地要惩罚卢里斯坦山民们，他们抢劫到麦加去的商旅。他确实成功地完成了这一警察行动，“俘获了大批土匪，并把他们从山顶上往下推”。然后，帖木儿进入阿哲儿拜占，来到桃里寺城，在他临近该城时，阿合木·札刺儿逃到报达。接着，帖木儿在桃里寺城举行了觐见礼，并在此度过了1386年夏天，之后，继续经纳希切万入侵谷儿只。

由于谷儿只人是基督教徒，因此，帖木儿能够使他的战争具有圣战色彩。在离开他刚刚摧毁的卡尔斯城后，1386年冬，他强行攻占梯弗里斯城，并在该城监禁了谷儿只王伯格拉特五世，其后不久，该王假装皈依伊斯兰教而获释。

然后，帖木儿回到库拉河下游草原的卡拉巴赫冬驻地。在此，他意想不到地遭到受他保护的钦察汗脱脱迷失的攻击，脱脱迷失于1387年初率大军越过打耳班关隘，与帖木儿争夺阿哲儿拜占。双方在库拉河北岸进行了一次大战。最初，帖木儿派去的军团被打败，但是，其子米兰沙率援军到达战地，把敌人赶回打耳班以北。在惩罚阿富汗人和波斯人时，帖木儿显得冷酷无情，而现在他却表现得异常仁慈，他把所有的战俘还给钦察汗，对这位钦察汗他只是作了父亲般的指责。这位暴发的突厥人仍然敬畏以脱脱迷失为代表的、正统的成吉思汗家系。

帕木儿在哥克察湖岸举行觐见礼之后，开始征服大亚美尼亚的西部地区。当时这些地区被一些土库曼异密们瓜分，他们都是虔诚的穆斯林，《武功记》评论道，帖木儿提议对他们发动圣战，而借口是这些土库曼人曾经攻击麦加的商旅。在一天之内，他攻占了额尔哲鲁木城。埃尔津詹君主土库曼异密塔黑屯向帖木儿称臣纳贡，帖木儿确保了他的统治地位。接着，帖木儿派其子米兰沙到穆什和库尔德斯坦去进攻黑羊朝（或名喀喇－科雍鲁朝）的土库曼部落，该部当时由哈拉·马合木·吐穆斯统治。帖木儿亲自洗劫了穆什地区，但是，土库曼人逃入难以通行的峡谷之中。

帖木儿攻占凡城，将城民从岩石上推下山，由此完成了对亚美尼亚的征服，此后，帖木儿向穆札法尔王朝统治下的法尔斯（泄刺只）、伊斯法罕和起儿漫诸国进军。穆札法尔朝统治者沙·舒贾（伊本·阿拉不沙把他描写成完美无缺的典型，除了他把年迈的父亲弄瞎并让他在狱中死去外）前不久曾被帖木儿召去表示归附。他立即承认了帖木儿的宗主权，因此，他的领地免遭入侵的威胁，当他在首府泄刺只去世时，他把泄刺只和法尔斯留给他的儿子赞·阿比丁，把起儿漫给他的弟弟阿合木，而他的侄儿沙·牙黑牙和沙·曼苏尔为获得伊斯法罕和耶斯特而争吵（最后，前者得到耶斯特，后者最终夺取伊斯法罕）。沙·舒贾死前，曾将全家都置于帖木儿的保护之下。尽管遗嘱中充满了自信，但是，很显然，遗嘱的作者并不能令人放心以（《武功记》宣称恢复了该信的原文）。

帖木儿确实是趁沙·舒贾去世之机，立即入侵穆札法尔朝领地（1387年10－11月），经哈马丹直接向伊斯法罕进军。伊斯法罕的穆札法尔朝总督穆札菲·喀什匆忙把该城的钥匙交给帖木儿，帖木儿胜利进入该城，然后在城郊扎营。一切都很平静，直到夜间，市民们起义杀死了帖木儿指派的收税官和他们能够捉到的河中士兵。帖木儿大怒，下令全面屠杀，每个军团都必须为总的“赌注”提供固定数目的人头。帖木儿的官方辩解书《武功记》说是7万人头，“这些人头堆在伊斯法罕城墙外，后来在城的各地建起了人头塔”。伊本·阿拉不沙描述的恐怖场面比成吉思汗的历史学家们描述的、1221年成吉思汗在巴里黑、赫拉特和加兹尼的屠杀更为可怕；早期的蒙古人是简单的未开化的人，而帖木儿是一位有文化的突厥人，是酷爱波斯诗歌的人，然而他摧毁了波斯文明之花；他是热诚的穆斯林，然而却洗劫了穆斯林世界各地的首府。

现在，伊斯法罕成了停尸场，帖木儿从这儿出发向泄刺只进军，穆札法尔朝王公赞·阿比丁刚从泄刺只逃走。处于惊恐之中的泄刺只城尽力平息帖木儿的怒气，帖木儿在此举行了觐见礼。起儿漫和耶斯特的穆札法尔王朝统治者沙·阿合木和沙·牙黑牙战战兢兢地来“吻王室的地毯”；作为回报，帖木儿留下前者继续拥有起儿漫，后者占有法尔斯。泄刺只具有最高超技术的工匠被送往撒麻耳干，去装饰帖木儿的都城。

1387年底，由于钦察汗入侵河中，当时帖木儿被迫返回撒麻耳干。直到1392年他才重返波斯，进行了所谓的五年战争（1392－1396年）。他的第一仗是在马赞达兰打的。他从赛义德王朝的一个地方政权中夺取了阿模勒、萨里和麦什德萨尔（即巴布尔萨尔），在覆盖着这一异国的原始森林中闯出几条小路。帖木儿极力使该地的十叶派居民（他们的信仰仍受到伊斯梅尔派残存者的腐蚀）皈依正统的逊尼派教义。他在马赞达兰过冬之后，取道内哈万德之路到卢里斯坦，惩罚了该地的罗耳人，因为他们长期从事匪盗活动。接着，他经迪兹富勒和舒什塔尔之道旅行，继续去征服反叛的穆札法尔朝。

帖木儿走之后，穆札法尔朝的一位王公沙·曼苏尔（他比其他人都更有精力）罢免了他的对手们，重新统一了祖传的领地，以反对帖木儿。他弄瞎了他的堂兄赞·阿比丁的眼睛，迫使他的兄弟牙黑牙从泄刺只退到耶斯特，后来，他夺取连同伊斯法罕在内的泄刺只，并以泄刺只为他的都城。曼苏尔像他家族成员一样地不可靠，但是他积极、精力充沛和勇气过人，他甚至敢对抗帖木儿。1393年4月，帖木儿在舒什塔尔集合了他的军队，然后便向泄刺只进军。5月初，他在途中攻占了喀拉伊舍弗德堡，该堡直到当时一直被认为是牢不可破的。曼苏尔出城迎战帖木儿，与他在城郊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战斗。这位穆札法尔朝王子全凭勇气打破了河中人组成的卫队行列。接着他直奔向帖木儿，用他的剑砍了帖木儿两下，但被帖木儿坚固的头盔挡住，未受伤。最后，曼苏尔被杀。据说，帖木儿年仅十七岁的儿子沙哈鲁砍下了他的头，把它扔到这位胜利者的脚下（1393年5月）。帖木儿胜利进入泄刺只。他下令把这座古代名城的所有财宝都交给他，还要赔偿战争所耗的大批费用。《武功记》得意地记道，“在节日的欢庆中，他在该城度过了一个月。管风琴和竖琴不停地演奏，该城的美女们呈上斟满泄刺只红葡萄酒的金杯。”幸存下来的穆札法尔朝统治者：起儿漫王沙·阿合木，耶斯特王沙·牙黑牙都谦卑地赶来朝见，但是，其后不久，帖木儿把穆札法尔家族的几乎所有成员都处死了，把他们的封地分给自己的部下。从法尔斯来的工匠和文人们被送往撒麻耳干，帖木儿想使撒麻耳干成为亚洲之都。

帖木儿于1393年6月离开泄刺只，前往伊斯法罕和哈马丹，并在那里举行了觐见礼，接着开始了从苏丹阿合木·札刺儿手中夺取报达和伊刺克阿拉比的战争，苏丹阿合木·札刺儿是札刺儿蒙古王朝的最后一位代表。帖木儿于10月初兵临报达城下，在他逼近时，阿合木·札刺儿已向西逃走。在卡尔巴拉附近，他几乎被帖木儿派来追他的米兰沙抓住，但是，他巧妙地逃脱，到了埃及，埃及的马木路克苏丹贝尔孤格收留了他。帖木儿未经战斗便进入了报达。《武功记》歌颂道：“鞑靼军队如蚂蚁和蝗虫一般地扑向伊刺克，他们在农村漫延，并迅速地向四面八方扩展，大肆掠夺，任意破坏”。帖木儿在报达轻松地度过了三个月，“在底格里斯河畔的舒适的宫中享受一切＂。

此后，帖木儿返回北方。途中，他攻陷提克里特要塞，继续去征服库尔德斯坦和迪牙巴克尔两省内的堡垒。在这次战役中，他失去了他的次子乌马儿·沙黑，他是在库尔底希堡前被箭射死的（1394年2月）。经过艰苦的围攻，帖木儿占领马尔丁（1394年 3月）和阿米德（即迪牙巴克尔），然后，向北又进入大亚美尼亚，他把黑羊部首领、土库曼人哈拉·玉素甫从穆什赶走。接着，他沿凡湖之道前往谷儿只进行战争（1394年底）。

1395年，当帖木儿经高加索进军，与南俄罗斯的钦察汗交战时，谷儿只人打败了他的第三个儿子米兰沙，当时米兰沙在攻打纳希切万附近的阿林加克。当帖木儿于1399年返回高加索时，他蹂躏了谷儿只东部的卡希什地区，为米兰沙报仇。1400年春，他进行了更残酷的报复，当他进军梯弗里斯时，在该城驻扎守军，彻底洗劫该地，而其王乔治六世逃入山中。1401年，他以纳贡获得宽恕。然而，帖木儿于1403年又返回来洗劫了这一地区，毁掉了大约700个大村庄和小城镇，屠杀居民，拆毁了梯弗里斯的所有基督教教堂。上面已经提到，13世纪的成吉思汗的蒙古入侵也没有这样残酷，因为蒙古人只是未开化的人，他们杀人只是因为在数世纪中杀人已经成为游牧民对待定居民的无知行为。残忍的帖木儿对此又增添了宗教屠杀的色彩。他杀人是由于虔诚。他代表了蒙古野蛮性和穆斯林狂热的综合体，这在历史上可能是空前的，他代表了由于抽象观念，同样也是由于一种责任和一种神圣使命的缘故而进行的屠杀，一种原始屠杀的高级形式。

前苏丹阿合木·札刺儿和土库曼首领、黑羊部异密哈拉·玉素甫对帖木儿在伊朗的统治作了最后的抵抗。1393年12月到1394年1月间，阿合木·札刺儿被帖木儿驱出报达后，如上已述，他就逃到埃及，在马木路克苏丹贝尔孤格处避难。帖木儿军撤走后，他在贝尔孤格的援助下，于同年（1394年）在报达复位。由于帖木儿忙于别处的战争，部分地也是由于黑羊部异密哈拉·玉素甫的支持，他得以留在报达，直到1401年夏天。当帖木儿于是年返回伊刺克阿拉比时，阿合木·札刺儿又逃到马木路克人中，但是，他的大臣们自愿留下来保卫报达。帖木儿于1401年7月10日攻陷报达。守军们背水一战，帖木儿进行了残酷的报复。有鉴于7年前他已稍微温和地对待过报达，现在，他下令大屠杀。歇里甫丁说，每个士兵都得提着一个人头来，伊本·阿拉不沙说是两颗人头。在大屠杀中，具有文学修养的帖木儿赦免了一些文人，甚至给他们荣誉之袍。除了他们外，全城居民被杀，除清真寺外，所有建筑物都被拆毁。伊本·阿拉不沙估计死者达9万人。7月的伊刺克非常酷热，在烈日之下，堆积起来的尸体很快引起了流行病，这位胜利者被迫撤走。

在帖木儿和奥斯曼苏丹巴耶塞特交战（将在下文讨论）期间，顽固的阿合木·札刺儿又趁机返回报达，但是，很快被他以前的盟友、黑羊部首领哈拉·玉素甫打败并驱逐出报达。接着帖木儿之孙阿布·巴克尔率领帖木儿军发起新的攻击，把哈拉·玉素甫赶走（1403年）。阿合木·木刺儿和哈拉·玉素甫两人都逃到埃及，直到帖木儿去世后才返回。

8．帖木儿与钦察汗国

帖木儿曾于1376年在撒麻耳干接受了术赤系成吉思汗后裔脱脱迷失的拜访。脱脱迷失是来请求帖木儿支持他反对他的宗主、白帐汗兀鲁思的，白帐当时统治着锡尔河下游北岸和兀鲁塔山区周围，在萨雷河草原上。现在还不清楚，脱脱迷失是兀鲁思的侄儿呢，还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帖木儿很乐意把这位争夺成吉思汗国汗位的人纳入自己的属臣之列，他可能会派上用场。帖木儿把锡尔河中游北岸的讹答刺、扫兰和塞格纳克城给他，这些城市正对着白帐所在的草原。脱脱迷失两次被兀鲁思从这一小块领地中赶出来，每次都得到撒麻耳干的帖木儿的援助。据《武功记》，兀鲁思要求帖木儿交出脱脱迷失，帖木儿不但不答应这一要求，还加强保卫锡尔河沿岸。他在塞格纳克和讹答刺之间打败了兀鲁思，把他赶回草原（1377年初）。

同年，兀鲁思去世，他的两个儿子脱黑脱乞牙和帖木儿灭里先后继位。帖木儿一返回河中，脱脱迷失又被帖木儿灭里打败。帖木儿再次使脱脱迷失夺回了塞格纳克城，并借援军给他，脱脱迷失用这支援军最后袭击了敌人的冬营地（《武功记》上，该地名哈拉塔尔），抓住了帖木儿灭里。这是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它使脱脱迷失登上了白帐汗位（1377－1378年冬）。

直到这时，脱脱迷失似乎仍未显示出任何个人的大才干，无论如何，据《武功记》记，他把自己的飞黄腾达全归功于帖木儿的支持。然而，他一旦成了白帐汗后，似乎变得格外活跃。他几乎立刻就企图去征服金帐汗国，或称钦察汗国，即南俄罗斯的蒙古帝国。1380年，他在迦勒迦（或卡尔米乌斯）河附近，离亚速海岸不远的马里乌波尔地区的一次决定性的战争中打败金帐首领马麦。于是，他被金帐蒙古人承认为汗。这样，金帐和白帐又重新统一起来，几乎囊括了原术赤的全部领地。从此，他统治着从锡尔河下游到德涅斯特河，从塞格纳克和讹答刺到乞瓦［基辅］大门之间的地区。他在伏尔加河下游河畔的萨莱都城实施统治，他现在已作为他那个世纪中一位最伟大的君主站在了前列。他正在恢复成吉思汗系先辈们的传统，开始发动大规模的骑兵远征；入侵基督教的罗斯，于1382年8月焚烧莫斯科，洗劫弗拉基米尔、尤利、莫扎伊斯克和其他罗斯城市，甚至在波尔塔瓦附近打败了企图出来干涉的立陶宛人；使莫斯科维［古称，即俄罗斯］处在蒙古统治之下又一个世纪。

这些胜利使他冲昏了头脑。他是成吉思汗系的真正后裔，与他相比，帖木儿这个既无显赫的背景，又无明确合法称号的、暴发的突厥人算得了什么？此外，他那无可争辩的权力又有西北各部（即草原战士）组成的大批后备军为后盾。对他这位北方游牧民的统帅来说，河中和伊朗王帖木儿可能只是一个塔吉克人。作为一个蒙古人，脱脱迷失必定感到，对四分之三的定居民、即四分之一突厥人的养育者来说，帖木儿暗中有些轻视伊斯法罕和泄刺只人民。脱脱迷失精力充沛、积极主动，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在蒙古人中以正义闻名，他不愿再作这位把他称为儿子的突厥暴发户的属臣。他错误地忘记了，他应该把他的崛起归于这个突厥人，尤其错误的是，他没有估计到以帖木儿为代表的、难以对付的军队。

像自别儿哥时代以来他的前辈的钦察汗们一样，脱脱迷失提出索取阿哲儿拜占的要求。应该提一下，从1260年到1330年，萨莱的君主们从不甘心于这一事实，即外高加索和西北波斯不再是他们兀鲁思的属地。因此，在它仍属于苏丹阿合木·札刺儿之时，以及帖木儿还未对此地进行干涉之前，脱脱迷失于1385年取道失儿湾，攻占并掠夺了桃里寺（1385年至1386年冬）。然后，他按蒙古方式携带着战利品撤退，而阿合木·札刺儿重新占有该省。正是在这关键时刻，刚征服了波斯的帖木儿把阿哲儿拜占并入他的帝国（1386年）。这一归并导致了原来两个盟友之间的分裂，或者说，它导致了脱脱迷失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了他的恩人，几乎捉住了他。

帖木儿在阿哲儿拜占北的卡拉巴赫省内度过了1386－1387年冬，1387年春，他还未离开该地时，脱脱迷失出人意料地越过打耳班关隘，直奔卡拉巴赫。帖木儿当时扎营于库拉河南的巴尔德哈，他来得及做的仅仅是派一支有力的前卫军保卫河的北岸。这支小部队牵制着脱脱迷失军，在这支小部队刚被打败时，帖木儿的三子米兰沙率援军赶到，扭转了形势，脱脱迷失逃走。这一次帖木儿的行为是有意义的。敌军中的许多俘虏被带到帖木儿面前，他对俘虏的残忍是众人皆知的，然而，这次他不仅赦免了他们，还让他们携带食物和必需品回到脱脱迷失处。同时，据《武功记》证实，他坚持把脱脱迷失看成自己的儿子，以一种感伤的而不是愤怒的语调指责了脱脱迷失。将这种态度与他对突厥族和伊朗族敌人的冷酷、蔑视和严酷的报复相比，说明对他来说，合法的成吉思汗系仍保留着一份权威。实际上，帖木儿确实推翻了成吉思汗创建的帝国，或者至少是以自己的帝国取而代之。然而，在理论上他不敢公开承认，甚至也许他内心也不敢承认这一点。他巧立名目，给他的突厥帝国一个蒙古的外壳，对成吉思汗的后裔（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是活力的象征）表现了惊人的、也许是不自愿的尊重。他可能也觉察到河中居民对北方游牧民所怀有的无意识的但根本性的畏惧。

脱脱迷失不仅不理睬他的呼吁，而且还趁帖木儿逗留在波斯之机进攻帝国腹地河中本土。在这年（1387年）年底，他在塞格纳克附近又渡过锡尔河，威胁着扫兰；由于没有精良的围城设备，他蹂躏了农村。帖木儿的次子乌马儿·沙黑奋力阻挡入侵者，但在讹答刺附近被打败，几乎被俘。这次攻击是相当危险的，因为河中（当时几乎没有部队）在后方已经被由蒙兀儿斯坦进入费尔干纳的游牧民占领。脱脱迷失的军队散布在河中各地，掠夺所有不设防的城镇，甚至大胆地封锁不花刺。他们的破坏一直达到卡尔施郊区，甚至远达阿姆河两岸。

帖木儿火速从波斯赶回（1388年2月初）。脱脱迷失在他到达之前退回白帐草原。1388年底，脱脱迷失在钦察草原上征集了一支强军（《武功记》宣称，其中有来自罗斯的一些军团）后，重新开始了对河中的攻击，这次是绕道向东，从费尔干纳的忽毡附近进攻。帖木儿率领他所能征集到的少数军队前往迎战，冒着严冬的风雪把脱脱迷失赶回锡尔河以北（约1389年1月）。然而，脱脱迷失仍继续徘徊在锡尔河中游北岸，围攻扫兰，掠夺雅西（今突厥斯坦城）。但是，当帖木儿渡河来攻时，敌军又散开没入草原。

以上经历使帖木儿认识到，他不可能继续他在西亚的征服，而让脱脱迷失任意入侵河中。他决定深入白帐草原，在敌人的扎营地进行战争。他于1391年1月离开塔什干，遇到了脱脱迷失的使者，脱脱迷失为避免战争，给他献上骏马和猎鹰。“他把猎鹰放在手腕上注视着，但没有一点欢迎的样子”。在遭受了1387和1388年的两次经历之后，帖木儿有理由推测脱脱迷失正在其祖先的领地上，即在白帐草原、萨雷河流域、兀鲁塔山和图尔盖河流域上备战。因此，帕木儿朝那个方向挺进。他从雅西出发向西北进军，经过萨雷河下游和兀鲁塔山的荒野之地（兀鲁塔山将萨雷河盆地和图尔盖盆地分开）。据《武功记》记述，“他爬上山顶，惊奇地看着海洋般碧绿和广阔的这片大草原”（1391年4月底）。但是，不见白帐汗人的踪影。脱脱迷失控古代匈奴和突厥的方式，在帖木儿来到之前已消失得无踪无影。当帖木儿军越过这片辽阔草原时，他们以猎为食，后来军队抵达并渡过了流入贾曼阿克库尔的吉兰乞克河（Jilanchik河，佩替·德·拉·克鲁阿译作Ilanjouc河）。接着又渡过卡拉图尔盖河（霍威斯认为是《武功记》中的阿塔合儿灰河，佩替认为是阿纳哈儿浑河）。现在帖木儿军离开塔什干已经4个月了。5月6日至7日他们组织了一次为得到猎物的大规模围猎。为振奋士气，帖木儿举行了一次像在撒麻耳干校场上一样一丝不苟的庄严的阅兵式。事实上，整个冒险行为有可能在灾难中结束。如果脱脱迷失真的继续朝北撤退的话，那么，他最终将拖垮帖木儿军，然后当他们处于饥寒交迫的垂死中时，他可以反攻而击败他们。帖木儿在确信敌人在他来到之前已经撤退后，就朝更远的西伯利亚进军。他从图尔盖出发，抵托博尔河河源，即今库斯坦赖地区。最后，在托博尔河的彼岸，侦察兵们看到有火光。帖木儿渡过托博尔河，但仍无所发现。“派出去的所有侦察兵毫无目的地在这片荒野上漫游，没有发现人的踪迹，也不知道敌情。”最后，一个俘虏告诉帖木儿，脱脱迷失在乌拉尔河地区。帖木儿军队立即转向西进，无疑是在奥尔斯克地区渡过扎牙黑河，或称乌拉尔河，到达该河的支流萨克马拉河（据霍威斯认为，Sakmara［萨克马拉河］是《武功记》中的Semmur）。脱脱迷失似乎已经把他的军队集中在奥伦堡附近。帖木儿最终牵制住脱脱迷失。在1391年6月9日打了决定性的一仗，据霍威斯，战争发生在索克河支流孔杜尔恰河的孔杜尔恰斯克附近，即离萨马拉（今古比雪夫地区）不远处，或者据巴托尔德考证，最有可能在孔杜尔恰。经过艰苦的战斗之后，脱脱迷失兵败逃跑。其军队夹在胜利的河中人和伏尔加河之间，或者被杀，或者被俘。

据《武功记》记述，败军中有一部分人企图逃到伏尔加河的岛上避难，但是，被帖木儿的巡逻军捉住。《武功记》得意地描述了帖木儿军在伏尔加河畔的乌尔吐帕平原上的庆祝场面：“伏尔加河的这个地方是伟大的成吉思汗之子术赤帝国的驻地，他的继承者们总是住在这里。帖木儿满意地登上了他们的宝座，美丽的宫女们坐在他旁边，在坐的首领都带有自己的女人，手持酒杯。全军都参加了招待会，它使士兵们忘掉了战争的艰苦，一连二十六天，他们沉浸在注定属于他们的一切乐趣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作了巨大努力和历尽艰辛的胜利之后，帖木儿满足于摧毁金帐汗国的中心地，但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以巩固他的胜利。当然，他把权力和地位授与金帐汗国内、与脱脱迷失为敌的许多成吉思汗后裔，其中包括已故兀鲁思汗之孙帖木儿·忽特鲁格。帖木儿·忽特鲁格立刻开始找回他的新的臣民，并把他们中的一些人召集在一起，但是，他不是把他们带给帖木儿，而是带着他们穿过草原走了，以此表明了他并不支持帖木儿。另一位名叫亦敌忽的术赤系宗王，直到当时他一直追逐着帖木儿的运气，现在也玩着同样的游戏。他担负着组织一些钦察部落的任务，但一获得自由，他就只为自己而干了。帖木儿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使他们回来归顺，只满足于士兵们积聚起来的大量掠夺品，然后便经以后的俄属突厥斯坦的阿克纠宾斯克之道回到河中。

帖木儿唯一的目标，无疑是要在金帐汗国臣民中造成一定的恐惧，足以使他们不再进攻他的领地。一旦如愿，他就不再对金帐汗国的命运感兴趣。结果是脱脱迷失很快就复位了。他于1393年5月20日从塔那（亚速）写给波兰国王雅盖洛的一封信中，据巴托尔德的研究，脱脱迷失解释了他的失败和复位：“帕木儿是受汗的敌人们之邀，脱脱迷失后来知道了这一点，战初，他被阴谋者们抛弃。因此，他的帝国陷入混乱，但是现在一切又恢复正常，雅盖洛将豁免税款。”同时，脱脱迷失于1394年和1395年期间同埃及的马木路克王朝苏丹贝尔孤格缔结了反帖木儿的联盟。经过修养恢复以后，他企图进攻打耳班以南的失儿湾省，当时该省是帖木儿帝国的一部分，但是，仅仅是帖木儿的逼近就足以阻止了他的进攻。

这次重新入侵使帖木儿决定于1395年春第二次远征钦察。凭经验他避开了迷惑和消耗精力的横穿突厥斯坦－西伯利亚草原之道，走高加索一道，直接进入金帐汗国的都城萨莱和阿斯特拉罕。在打耳班南的萨穆尔山，他接见了脱脱迷失派来的使者，但他对脱脱迷失所作的解释和道歉很不满。他穿过打耳班关，于1395年4月15日在捷列克河岸攻打脱脱迷失军。帖木儿像一个普通士兵一样地战斗，“他的箭已用完，矛也折断了，但他的剑仍在挥舞着”，他险些被杀死，或者被俘。最后，脱脱迷失战败，逃到喀山地区的保加尔国。《武功记》陈述道，在火速奔来的帖木儿先遣队可能追上他时，他消失在这片森林地带。后来，追赶者们返回，沿路进行抢劫。“有金、银、皮毛、红宝石、珍珠，还抢夺了青年男子和美女。”帖木儿本人继续朝北，一直来到位于顿河上游的、处在蒙古人的钦察汗国和斯拉夫人的俄国交界的边境上的耶列兹城。与《武功记》上所认定的事实不同，他没有进攻莫斯科公国，相反，在到耶列兹城后，他于1395年8月26日开始向南顺原路返回。在顿河河口，他来到了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们经常出没的商业中心塔那城（亚速），热那亚和威尼斯商人们派一个代表团带着礼物去见他，他们轻易相信了他的诺言。结果证明他们完全认错了人。除穆斯林获免外，全部基督教徒被奴役，他们的商店、帐房、教堂和领事馆被摧毁。这对克里米亚的热那亚殖民区与中亚之间贸易给予了一次严重的打击。帖木儿由此继续前往库班去劫掠契尔克斯人的地区，然后进入高加索，蹂躏了处在周围是森林和难以通行的峡谷之中的阿兰人的土地（阿兰人又称阿速人，蒙古语Asod，即今奥塞梯人的祖先）。1395至1396年冬天，他来到伏尔加河河口，破坏了哈只·塔儿寒城（以后名阿斯特拉罕），火烧金帐汗国都城萨莱。巴托尔德认为，特里斯圣科在阿赫图巴河边的察列甫的发掘地所发现的无头和断手缺腿的尸骨是帖木儿这次残暴罪行的遗迹。《武功记》简单地谈到，当萨莱城被烧时，幸存的市民们在寒冷的气候下，“被他们身后的帖木儿军像羊群一般地驱赶着”。1396年春，帖木儿经打耳班之路回到波斯。

帖木儿摧毁了钦察草原。由于毁掉塔那和萨莱城，使欧洲和中亚之间的商业受到致命的打击，他封锁了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古代内陆通道，抹去了成吉思汗征服所留下的、可能对欧洲有利的那些遗迹。在钦察草原上，也像在其他地方一样，他摧毁一切，但从无建树。当帖木儿一返回波斯时，脱脱迷失又登上了金帐汗国的王位。巴托尔德摘录的伊本·哈扎尔·阿斯卡拉尼的一段引文表明，脱脱迷失在1396年9月至1397年10月之间在与克里米亚的热那亚殖民者交战。与此同时，脱脱迷失的对手帖木儿·忽特鲁格对他获取王位的权利提出了挑战，他还与另一个名叫亦敌忽的地区首领发生争夺，伊本·阿拉不沙叙述了这一令金帐汗国衰竭的新战争的变迁。在所有这些争夺王位者中，帖木儿·忽特鲁格是胜利者，至少在几年之内是这样。他感到承认自己是帖木儿的属臣是谨慎的，于是，派一个使节到帖木儿处，帖木儿于1398年8月17日接见了他。脱脱迷失被打败后，逃到立陶宛大公维托夫特处避难。维托夫特支持他的事业，但是，他于1399年8月13日在第聂伯河支流沃尔斯克拉河畔被帖木儿·忽特鲁格打败。

脱脱迷失被迫过着冒险生涯，试图重新获得帖木儿的恩赐。帖木儿于1405年1月在讹答刺接见了他派来的使者。帖木儿对这位不感恩的朋友总有些手软，据说他答应重新帮助他复位，但是，因脱脱迷失的去世而未果。帖木儿·忽特鲁格之弟沙狄别（约1400－1407年在位）继承其兄为钦察汗。据俄文史料，是沙狄别的军队于1406年在西伯利亚的秋明杀死了逃亡到那里的脱脱迷失。

9．远征印度

帖木儿还受到察合台诸汗对印度的掠夺性远征传统的鼓舞。西北印度，即旁遮普和多阿布，被视为成吉思汗诸王的猎取之地。从1292年到1327年（参看339和341页），他们从未间断地对拉合尔和木尔坦发起周期性的骑兵袭击，扫除他们面前的一切障碍，飞速来到德里的大门边，每次他们都企图封锁德里。这些入侵都是在数月之后就撤退了。首先是因为他们的目的几乎仅仅是劫掠，其次是因为察合台蒙古人感到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强国。德里苏丹国在统治机构上是突厥式的，或者说是突厥-阿富汗式的，在宗教上是伊斯兰教，并有像阿拉丁·哈勒吉（1296－1316年）和穆罕默德·本·图格卢（1325－1351年）这样强有力的君主，德里苏丹国总是可以用金钱或利剑阻止这些穿过阿富汗关隘来袭击德里的蒙古军队。

在实施察合台的这种惯例时，帖木儿确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恢复对世界上最富地区之一的印度进行有利可图的侵袭。但是，按他的习惯，他为他的行为找到宗教上的借口。事实上，德里的突厥苏丹国本质上是伊斯兰教的，它的几位统治者都通过采取系统的宗教迫害的手段，使大批的印度教臣民集体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是，帖木儿认为，他们对异教太宽容。《武功记》坚持认为，他出发去征伐印度，仅仅是对伊斯兰教的敌人发动战争。“古兰经强调，一个人可获得的最高荣誉，是他亲自向伊斯兰教的敌人发起战争。这就是为什么帖木儿总是关心消灭异教徒的原因，也是出于对荣誉的热爱，同样也是为获得战功。”

这些虔诚的声明是以帖木儿对印度政治形势了如指掌为基础的。德里苏丹国在1335年时几乎囊括了整个印度，其后不久迅速走向衰落，接着是国土分裂。许多大省区的王公脱离了苏丹的统治，建立起独立自治的穆斯林国。于是，德里苏丹国失去了德干，该地形成了巴曼尼小苏丹国（1347年）；孟加拉（1358－1359年）；乌德或札温普儿王国（1394年）；最后是古吉莱特（1396年）。这些地区穆斯林国的割据削弱了德里苏丹国，它只拥有旁遮普和多阿布，甚至旁遮普也因盐山的科卡尔部的叛乱而处于混乱之中。此外，当时在德里统治的苏丹马茂德·沙二世（1392－1412年在位）软弱无能，处在他的全权大臣马鲁·伊黑巴勒的掌握之中。

因此，帖木儿在印度面对的只是一个衰落中的苏丹国，它由于地区王公们的肢解而丧失了一些最富有的省。帖木儿于1398年初派其孙皮儿·马黑麻率前锋军先行。皮儿·马黑麻渡过印度河，进攻木尔坦，经过六个月的围攻占领了木尔坦。帖木儿亲率主军于1398年9月24日渡过印度河，他下令或是任凭他的部队洗劫了木尔坦东北的德伦巴城，随后与皮尔·马黑麻军会师。在萨特莱杰河畔，他打败了科卡尔人首领贾斯腊特，然后经木尔坦直通德里之路（北纬30度稍偏南）进军德里。途中有帕特奈尔堡，由拉吉普特首领拉伊·杜尔·查德戍守。帖木儿夺取并毁掉该堡，占领了锡尔苏蒂和夺取了德里东北部偏北七英里处的洛尼堡，并于1398年12月10日在这里建立大本营。他认为在决战之前，把有碍他行动的大约10万印度俘虏杀掉是明智的。《帖木儿名言录》（Mal－fuzat－i Timuri）陈述道，这一命令被一丝不苟地实行。12月17日，帖木儿与德里苏丹马茂德·沙及其大臣马鲁·伊黑巴勒指挥的军队会战于巴尼伯德和德里之间的朱木拿河畔，他再次获胜。印度的战象曾经末能阻止马其顿人，同样也阻止不了帖木儿的骑兵。“人们很快就看到地上遍布着与人头和尸体混在一起的象鼻。”苏丹逃到古吉莱特避难，而帖木儿胜利地进入德里。在穆斯林教士们的要求下，他答应不杀居民，但是，他的士兵们以极端残暴的行为征收供给品，致使居民们愤而抵抗。这种抵抗激起了帖木儿军的愤怒，他们在城内烧杀掳掠。他们掳获的战利品数量巨大，因为突厥－阿富汗苏丹们两百年间从印度王公们那里掠夺到的财富正是积聚在德里。大量收集的这些金银珠宝一举落入了河中人之手。大屠杀是按比例进行的，在城的四角用人头堆起了几个金字塔。然而，在条件可能的情况下，帖木儿仍像以往一样赦免有技术的工匠们，送他们去美化撒麻耳干。

帖木儿在德里度过15天。他庄严地登上了印度苏丹们的宝座，召集120头战象（或礼仪上使用的象）以取乐。“这些驯服的象低头屈膝地跪在他面前，同时喇叭齐鸣，好像是在表示效忠。”这些大象排成长队被送往帖木儿帝国的各个城市：撒麻耳干、赫拉特、泄刺只和桃里寺。帖木儿在德里的大清真寺里展示了他的虔诚，该清真寺以他的名字颂读胡特巴。总之，他的行为严然是印度皇帝，但是，他像在其他地方一样，毁掉一切之后，毫无建树地离去。1399年1月1日他离开了已被毁掉的德里。他继续去洗劫该道上的米拉杰，推倒了墓碑，把印度居民活生生地剥皮，以此证实地圣战的誓言。然后，他沿西瓦利克山和旁遮普高地的正北方向，踏上了回家的路。

在杰纳布河上游，他俘虏了朱木拿大公，使他摒弃印度教，皈依伊斯兰教和吃牛肉，以此取乐。途中，他接受了克什米尔的伊斯兰国王伊斯堪达尔·沙臣属的文书。他没有进入克什米尔，便返回阿富汗斯坦。帖木儿离开印度前，曾指派印度族穆斯林君主赛义德家族的希兹尔汗为木尔坦和旁遮普大公，13年后，他将成为德里苏丹。

事实上，按帖木儿通常的方式，即在他动摇了德里的印度-穆斯林帝国的基础之后，让该地区处于一片混乱状态中，摧毁一切，没有采取任何维护秩序的措施就走掉。尽管他自称是来与婆罗门作战，但是，他打击的正是印度的伊斯兰教。这位有相当文化的人，波斯文学和伊朗艺术的爱好者，在与东半球最优秀的一种文明接触之时，其行为却像一位游牧部落的酋长，由于觉察不到（或者说一窍不通）具有文化价值的事物，他们掠夺的目的是抢东西、杀人和破坏。这位奇怪的伊斯兰教战士给印度边缘上的伊斯兰教先锋们的背上戳了一刀。他将对位于罗马尼亚边境上的奥斯曼帝国采取同样的态度。

10．帖木儿与马木路克

在传统的近东地区，帖木儿遇到的是两大穆斯林政权：马木路克王朝和奥斯曼帝国。

马木路克王朝实质上是一个军事帝国，自1250年和1260年起，它先后囊括了埃及和叙利亚。由突厥-契尔克斯人组成的马木路克军是皇帝的卫队，它于1250年废除了正统王朝，推举它的将军们登上了开罗王位，以军事贵族身分统治和剥削阿拉伯人民。在此回顾一下，在1260年的艾因贾卢特战役中，马木路克军阻止了蒙古征服，并把波斯的蒙古人赶到幼发拉底河以东。但是，到14世纪末，由于将军们为争夺埃及-叙利亚封地和争夺王位而不停地争吵，这架曾经把十字军和蒙古军赶出了叙利亚的强大军事机器开始运转不灵了。精力充沛的马木路克苏丹贝尔孤格（1382－1399年）一生都在平息其副将中间的暴动。帖木儿曾企图与他联盟。但是贝尔孤格意识到在东方形成的这一新政权对马木路克帝国的威胁，于1393年杀死帖木儿派来的一个使者。并且不止一次地让被帖木儿赶走的报达苏丹阿合木·札刺儿在自己境内避难。贝尔孤格之子、年轻的继承人法赖吉苏丹（1399－1412年）在继位时也拒绝承认帖木儿的宗主权，并拒绝把在其境内避难的人交给帖木儿。帖木儿遂决定发动战争。

当时，帖木儿正在马拉底亚附近，他于1400年10月经加济安特普之路去攻叙利亚，向阿勒颇进军。在阿勒颇城下打败了帕木儿塔什率领的马木路克军。他从印度带来的战象使敌军惊恐四散（10月30日）。帖木儿立即占领阿勒颇，四天后，帕木儿塔什交出城堡投降，帖木儿一旦成了这儿的主人，又以他惯用的双重面孔，即诡辩的文人和大屠杀者的面貌出现。他在伊斯兰教学者面前，存心不良地提出一个难题：在战死的人中，是他的士兵们，还是马木路克士兵们有权获得殉道者的称号？接着，他与他们讨论了神学，更使这些正统的逊尼派感到为难的是他强迫他们把阿里纳入合法的哈里发之列。在与法学家们进行学术会谈之余，他杀城堡守军，垒起了几座“人头塔”，并洗劫了阿勒颇。阿勒颇城的集市是利凡特地区最大的贸易中心之一，对这座大城市的掠夺持续了三天。

接着，帖木儿攻下哈马、霍姆斯、巴勒贝克，然后出现在大马士革城前，年轻的马木路克苏丹法赖吉已从开罗赶到大马士革，以亲临阵地鼓舞士气。1400年12月25日法赖吉想趁帖木儿军换营之地，进入姑塔，当军队移动时，他发起攻击，但是，一场苦战之后他被击溃。由于受到来自他的随从中叛变的威胁，他返回埃及，让大马士革听天由命去吧。大马士革的统治者们丧失了勇气，决定投降。为此派了一个代表团去见帖木儿，其中有突尼斯的著名史学家伊本·哈尔顿。“帖木儿被这位史学家的非凡气度和言谈举止打动，请他坐下，为有幸结识这位学者表示感谢。”这位征服者，手持念珠，满嘴的虔诚和慈悲，又消除了代表们的疑虑，大马士革敞开了大门。但城堡坚持抵抗，直到正规的围攻后才投降。帖木儿一控制大马士革，就把原谈定的居民应交的赎金数目提高十倍，并没收了他们的一切财富。《武功记》使我们确信，最后发展到全面屠城和屠杀部分居民，帖木儿只是为了惩罚大马士革人，因为他们在659年时对先知的女婿阿里不虔诚。在种种暴行中，一场大火烧毁了大半个城，无数居民被烧死，经马亚大清真寺被烧毁，寺中数以千计的难民被烧死。1401年3月19日，帖木儿最后离开了大马士革，带着他所召集到的各种工匠：丝织工、兵器工人和制盔甲的工人、制玻璃的工人、制陶工，回到撒麻耳干，以粉饰该城。他还迫使大批文人陪伴而行，同行人中还有大批被降为奴仆的人。在这些被放逐的人中有未来的历史学家伊本·阿拉不沙，当时他年仅12岁，后来他写了一本关于帖木儿的书，无情地揭露了帖木儿，为自己报了仇。

毁叙利亚之后，帖木儿没有打算建立任何正规的统治形式就离开了它，马木路克随即又占领了叙利亚。

11．帖木儿与奥斯曼帝国

帖木儿已经打败了喀什噶尔和南俄罗斯的成吉思汗后裔们和印度的苏丹。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埃及的苏丹几乎没有给他造成多大麻烦。现在，在他周围土地上幸存的唯一强大政权是奥斯曼帝国。

在奥斯曼苏丹巴耶塞特（1389-1403年），帝国达到了它势力的顶峰。1389年，当巴耶塞特之父死于科索沃（在该战役中，塞尔维亚军被打败）战场时，他被立为苏丹，此后，他完成了对塞尔维亚的征服和吞并了保加利亚（1394年）。在小亚细亚，他吞并了艾登和萨鲁汉的突厥异密国（1390年）、卡拉曼的土库曼大异密国（1390年）、门泰斯和克米安的突厥异密国，最后还吞并了卡斯塔莫努异密国和卡帕多细亚的托卡特、锡瓦斯和开塞利的原布汉丁异密国（1392年）。1396年，在尼科堡战役中打败了由匈牙利王西基斯蒙德和勃艮第的继承人琼·桑·普尔率领的著名十字军。

人称“雷电”的巴耶塞特，正像别人称呼他的那样（巴叶济德·伊尔迪里姆），统治着一个庞大的帝国，在欧洲，它囊括了除君士坦丁堡以外的色雷斯，除萨洛尼卡以外的马其顿，保加利亚，以及对塞尔维亚的保护权。在安纳托利亚，他的领地一直延伸到陶鲁士山（它把巴耶塞特的领土与马木路克的西里西亚分开）、亚美尼亚（它作为与帖木儿领地的边界）和黑海山脉（它构成了与特拉布松希腊帝国的边界）。他的军队，已经打败了耀武扬威的法兰西-勃艮第的骑兵，确实被公正地看成是近东最好的军队。现在他似乎要通过从希腊人手中夺取君士坦丁堡，以圆满完成他的胜利，他已经开始封锁君士坦丁堡。

就是这一次，帖木儿碰到了与他相当的对手。两人都清楚这一点，他们互相窥视着，在发动战争和用他们的本钱（一个从征服亚洲中赚到的，另一个是从征服巴尔干人中得到）来冒险时举棋不定。正是巴耶塞特首先采取了敌对行动，他企图把他的宗主权强加给埃尔津詹和额尔哲鲁木的君主、帖木儿的属臣塔黑屯异密。帖木儿十分重视这位为他驻守着小亚细亚边境的土库曼首领，洗劫德里之后，帖木儿曾送给他一只战象。相反，巴耶塞特曾欢迎另一位土库曼人、黑羊部首领哈拉·玉素甫进入他的领地。哈拉·玉素甫是帖木儿的敌人，曾被帖木儿赶跑。于是就被保护者的两个争端爆发了战争，帖木儿保护塔黑屯，而巴耶塞特支持哈拉·玉素甫。

《武功记》声称，它准确地转叙了帖木儿就该问题写给巴耶塞特的信。帖木儿在信中对奥斯曼家族的卑微出身作了尖刻的侮辱之后，说他考虑到奥斯曼帝国作为在欧洲的伊斯兰教堡垒所起的作用和苏丹在那儿进行的卓有成效的圣战，因此，他将赦免他的对手。然而，他对这位罗马化突厥人（即罗姆的凯撒）的态度俨然是位主人，即突厥族的合法君主。他把两个帝国的范围作了比较之后，以威胁的口气结束道：“像你这样的小王公，能与我们相抗衡吗？”巴耶塞特反唇相讥：“我们将追随你到桃里手和苏丹尼耶。”

帖木儿一接到回信，就于1400年8月向小亚细亚进军。9月初，他的属臣塔黑屯在埃尔津詹和额尔哲鲁木向他表示效忠之后，帖木儿进入奥斯曼国境，围攻设防城市锡瓦斯。锡瓦斯面对敌军掘壕沟和攻城器械的轰击，等不到敌军发起总攻，被围约三周之后投降。帖木儿赦免了穆斯林居民，但把奥斯曼驻军中的4千个亚美尼亚士兵活埋，或者是扔到井中。然后推倒城墙。

这次，帖木儿没有继续西进。由于他的后方受到马木路克军和阿合木·札刺儿在报达暂时复位的威胁，他没有深入小亚细亚。正是在这时他去消灭了在叙利亚的马木路克军（参看上文），并重新征服报达，目的达到之后，他又回到小亚细亚。与此同时，巴耶塞特从塔黑屯手中夺取了埃尔津詹，并俘获异密全家。对此帖木儿没有立即进行反击。相反，从叙利亚和报达回来之后，他在卡拉巴赫度过了1401－1402年冬，1402年春他在谷儿只边境地集中军队。直到1402年6月他才开始入侵奥斯曼帝国。他使塔黑屯在埃尔津詹重新复位，并在锡瓦斯平原上阅兵。“一定数量的骑兵手持红旗，他们的护胸、马鞍、鞍垫、箭筒、皮带、长矛、盾牌和战棍都是红色。另外还有黄色和白色的军团。还有身着锁子铠甲的军团和穿着护胸铁甲的军团。”然后，帖木儿经开塞利向安卡拉进军，他已经知道巴耶塞特在安卡拉。

1402年7月20日，两军在安卡拉以北的丘布克进行了决战。战斗从早上六点一直打到夜幕降临，近100万人参加了战斗。巴耶塞特带来的军队是从他所征服的各族中征集的。但是，尽管塞尔维亚人和他们的王斯提芬仍忠实于他，但艾登、门泰斯、萨鲁汉和克米安的突厥人，对帖木儿十分钦佩，他们看到他们的王公们都在帖木儿军中，于是倒戈。

帖木儿似乎充分利用了从印度带来的战象。作为一万名奥斯曼近卫军（雅内萨里）和塞尔维亚兵之首的巴耶塞特战斗了一整天，直到看见他的卫队被歼灭后，在日落时才撤退。但是，因他的马蹶，他和他的一个儿子一起被俘。

帖木儿对巴耶塞特很优待。然而，巴耶塞特试图逃跑，因此，被关在四周有铁栏的轿中随军而行，这就是后来被夸张成“铁笼”的故事。巴耶塞特遭此挫折和屈辱，几个月后去世（于1403年3月9日死于阿克谢希尔）。

一旦奥斯曼军队被打败和苏丹被俘，对帕木儿来说征服西安纳托利亚只不过是一次旅途行军而已。他下令在屈塔希亚停止进军，由前锋军全速进军去掠夺奥斯曼都城布鲁萨。伊本·阿拉不沙和歇里甫丁描述这些征服者们的行为像一群野蛮的游牧民，他们放火烧了这座可爱的城市。帖木儿之孙阿布·巴克尔一直冲到尼西亚（伊兹尼克），正像歇里甫丁津津乐道的那样，他们“到处烧杀掳掠”。帖木儿本人继续去围攻上麦那（后来的伊兹米尔），该城当时属于罗德的骑士们。帖木儿在发起进攻之前，规劝该城长官纪尧姆·蒙特改宗伊斯兰教。自然，纪尧姆·蒙特愤然拒绝。《武功记》说，对该城的围攻是从1402年12月2日开始，两个星期后才结束，该城是经过猛攻后陷落的。除了少数骑士乘基督教的船逃走外，居民遭到大屠杀。

《武功记》认为基督教境内的这次胜利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为帖木儿向狂热的穆斯林们作了辩护（这些穆斯林有理由指责帖木儿由于打垮了奥斯曼帝国而使伊斯兰世界遭到削弱）。士麦那城的攻占，以及随之而来的大屠杀使安卡拉之战（在事后）变成了一次圣战。

“奥斯曼苏丹曾徒劳地围攻士麦那城达七年，帖木儿仅仅两个星期就攻占了！……穆斯林们赞美神，进入该城，并把敌人的头颅奉献给神灵，以示感谢。”接着，帖木儿军前往围攻突厥-意大利人的重要商业中心福西亚，该城及时纳贡自赎。热那亚贸易公司“马霍恩”，它还拥有对岸的希俄斯岛，也向帖木儿表示效忠，而拜占庭摄政者约翰七世在帖木儿要他承认他的宗主权时，立刻派使者前往，作为依从的表示。

尽管士麦那城民遭到屠杀，但帖木儿对巴耶塞特的胜利拯救了基督教世界。自从巴耶塞特战胜了尼科堡的十字军以后，被奥斯曼人牢牢封锁的拜占庭人临近末日，拜占庭的覆灭似乎指日可待。奥斯曼人在安卡拉遭到的突然灾难使拜占庭帝国又出人意料地苟延了半个世纪（1402-1453年）。因此，靠诸事件中的这一独特变化，在这位河中人对西亚的征服中获利最多的是拜占庭，正像莫斯科维将从帖木儿对金帐汗国的胜利中获利一样。

打败奥斯曼帝国以后，帖木儿采取各种措施以防它复兴，巴尔干的基督教世界由这一事实更加走运。在突厥人的小亚细亚，帖木儿正式恢复了十年前被巴耶塞特消灭的诸异密国。巴耶塞特曾剥夺了卡拉曼异密阿拉丁在东弗里吉亚和利考尼亚的领土，帖木儿任命阿拉丁之子穆罕默德二世为科尼亚和拉兰达（即卡拉曼）的统治者。同样，他使伊斯芬迪亚家族恢复在帕夫拉戈尼亚的卡斯塔莫努的异密地位；在马格尼西亚（今马尼萨）使以希德尔沙为代表的萨鲁汉异密们复位；在屈塔希亚和卡拉希沙尔，使克米安的雅库伯异密复位。艾登的异密伊萨在以弗所附近恢复了他的伊洛尼亚封地。复位的还有卡里亚的门泰斯异密伊牙思、吕基亚泰凯的异密乌斯曼。奥斯曼在亚洲的领土又仅限于北弗里吉亚、比萨尼亚和密细亚。帖木儿还注意在为继承权而争吵不休的巴耶塞特诸子之间制造分裂，进一步削弱奥斯曼人。

12．远征中国

1404年，帖木儿回到河中。他在撒麻耳干接见了卡斯提国王亨利三世派遣的使者克拉维约，克拉维约给我们留下了一本有关他旅行的珍贵报导。他是经君士坦丁堡、特拉布松、桃里寺、刺夷之路而来，于1404年8月31日到达撤麻耳干。帖木儿于9月8日接见了他。

现在帖木儿在考虑征服中国，中国人的明朝已经把成吉思汗蒙古人赶走，正处在势力的高峰。明朝开国君主洪武皇帝（即朱元璋），作为成吉思汗汗国大汗们的继承人，要求原察合台汗国对他表示效忠。因此，他于1385年派使者们到中亚，傅安（字之道）和刘伟到哈密、哈刺火州（吐鲁番）和亦里八力，在那里他们很容易地就使察合台家族的可汗们或者说杜格拉特部的异密们表示效忠。但是，在撒麻耳干他们被帖木儿官员们逮捕，直到长时期的谈判后才获释。然而，帖木儿不止一次地（1387、1392、1394年）派使者携带可能以贡赋名目出现的礼物到明朝。1395年，洪武帝派傅安携带一封向帖木儿表达感谢的信到撒麻耳干。当帖木儿宣布他要征服中国以致使中国皈依伊斯兰教，并且开始在讹答刺聚集大军时，洪武帝之子、继承者永乐皇帝（1403－1424年在位）刚即位。

这肯定是中国文明所遭受到的最严重的威胁之一。因为，现在已不是尊重佛教和儒学，并希望成为真正的天子的某个忽必烈入侵的问题，现在闯入的是一位狂热的穆斯林，他由于要使这个国家改宗伊斯兰教，可能会彻底摧毁中国文明和腐蚀中国社会。明朝最好战的皇帝永乐帝很可能会被证明是帖木儿最有价值的对手；然而，中国一直是处于极端危险之中，直到帖木儿于1405年1月19日在讹答刺病逝，终年71岁。

13．沙哈鲁的统治

成吉思汗死后，蒙古帝国经历了30年的内部和平（1227-1259），直到忽必烈和阿里不哥敌对时期。然而，帖木儿死后，河中的突厥帝国由于帖木儿的儿子和孙子们之间的争吵而四分五裂。

帖木儿留下了一个庞大的家庭。在他临终时的志愿和遗嘱中，他给儿子和孙子们每人一份封邑，但是，同时他又企图保留长子继承权的原则。他的长子只罕杰儿，正如我们所见，在他之前许多年（约1375年）已去世。因此，征服者选只罕杰儿的长子继承他为帝国的首领。他就是皮儿·马黑麻·伊本·只罕杰儿，他29岁，是东阿富汗斯坦（巴里黑、喀布尔和坎大哈）的长官。同时，家族中的其他成员都得到了大块封邑。结果，原则上是在皮儿·马黑麻·伊本·只罕杰儿的统治之下，实际上帝国已经分裂。

帖木儿的次子乌马尔·沙黑也在其父之前去世，是于1391年在迪牙巴克尔战役中被杀，但是，他的儿子皮儿·马黑麻、罗思檀、昔干答儿和拜哈拉保留了他的遗产：法尔斯（泄刺只）和伊刺克·阿只迷（哈马丹和伊斯法罕）。

帖木儿的三子米兰沙，当时38岁，得到了木干草原、阿哲儿拜占（桃里寺）和伊刺克阿拉比（报达），但是，因一次从马上跌落下来脑部受伤，使他变得狂暴和残酷，以致帖木儿把他置于一种类似家庭会议的监护之下，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米兰沙之子，22岁的乌马儿－米尔扎以其父之名统治着上述地区。米兰沙的其余两个儿子阿不巴克尔和哈里勒不久就暴露了他们的野心。

帖木儿的四子沙哈鲁，在父亲死时是28岁，他接受了呼罗珊。在其家庭中，他是最稳重和唯一有政治头脑的人。

就在帖木儿去世的第二天，争吵、政变和宫廷革命就开始了。帖木儿把最高权力留给了他的孙子皮儿·马黑麻，当时皮儿·马黑麻在远离河中之地的坎大哈，未能采取任何行动，他发现他的权力正在受到践踏。帖木儿的另一个孙子、米兰沙的四子哈里勒，当时年仅21岁，在塔什干被军队拥立为王。他向撒麻耳干进军，并在那儿登上帝位（1405年3月18日）。皮儿·马黑麻离开阿富汗地区进入河中，但在内塞弗（即卡尔施）附近被哈里勒击败。虽然阿富汗的领地（巴里黑、喀布尔和坎大哈）仍保留给皮儿·马黑麻所有，但是在六个月之后他被自己的丞相杀害（1406年）。哈里勒一旦稳住了王位，可以想象，他的行为就像任何一个在他那个年龄的人所干的那样，大肆挥霍帝国财富，用他的权利尽量满足他的宠妻、可爱的夏德·穆尔克的各种奇怪念头。不久，他的行为激起了异密们的反抗，他们废黜了他（1406，1407年），承认帖木儿的四子沙哈鲁为河中之王，当时沙哈鲁已经是呼罗珊的统治者。沙哈鲁把伊刺克·阿只迷的刺夷划给年轻的、无所作为的哈里勒，以示抚慰，哈里勒于1411年死于该地。

沙哈鲁是帕木儿家族中出类拔萃的人物。令人畏惧的帖木儿的这位儿子尽管性情温和，但是英明的统治者和勇敢的战士，他仁慈、谦虚，热爱波斯文学，是一个伟大的建设者，是诗人、艺术家的保护者，是亚洲最杰出的统治者之一。这种发展进程遵循着与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的发展一样的模式。沙哈鲁的长期统治（1407－1447年）对于在文化领域内所谓的帖木儿文艺复兴、即波斯文学和艺术的黄金时代，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他以赫拉特为都，他的儿子兀鲁伯（被指命为河中长官）住在撤麻耳干，赫拉特和撤麻耳干成为帖木儿文艺复兴最灿烂的中心。像历史上常常发生的怪事一样，摧毁了伊斯法罕和泄刺只的屠杀者的儿子们将成为波斯文化的积极保护者。

沙哈鲁的直接统治没有超过河中和东伊朗。伊斯法罕和法尔斯属于他的侄儿皮儿·马黑麻、罗思檀、昔干答儿和拜哈拉。从一开始这些宗王就承认沙哈鲁的宗主地位，在不同的时间，他们都请求他仲裁他们中的纠纷。特别是在1415年，他到伊斯法罕，在那里他废黜了昔干答儿，留下罗思檀为他的代理入；然后到泄剌只，惩罚了他的侄儿拜哈拉的暴动，将他流放。

帖木儿继承者之间随意发生的争吵和无政府状态没有给东伊朗造成混乱局面，因为沙哈鲁这位明智、有力的管理者能够终止它们，进行有效的调解，使之重归于好。在西波斯、阿哲儿拜占和伊刺克阿拉比情况就不是这样。正如上面提到的，这些地区按遗嘱是分给帖木儿的三子米兰沙的，但他因脑部受伤而丧失了能力，于是归他的两个儿子阿不巴克尔和乌马儿所有，他们互相忌恨和不停地争斗。他们之间的不和有利于该地区原统治者们的复辟，他们是曾被帖木儿赶跑了的、一度是报达统治者的苏丹阿合木·札刺儿和黑羊部土库曼首领哈拉·玉素甫。前者于1405年又回到报达。后者结束了在埃及的流亡生活后，重返阿哲儿拜占，在纳希切万附近打败了阿不巴克尔，重占桃里寺城（1406年）。阿不巴克尔和父亲米兰沙企图重新夺取阿哲儿拜占，但是，哈拉·玉素甫于1408年4月20日使他们遭到了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在战斗中，米兰沙被杀。这是东方史上最重要的战役之一，它使帖木儿在西方的征服成果荡然无存。四年之后，帖木儿后裔将被赶出西波斯。

现在黑羊部首领哈拉·玉素甫作为阿哲儿拜占的统治者以桃里寺为都建立了牢固的统治，他与报达的苏丹、他的老盟友阿合木·札刺儿发生冲突。阿合木企图夺取阿哲儿拜占，但是，于1410年8月30日在桃里寺附近被打败，并于次日遭到暗杀。报达和伊刺克阿拉比落到哈拉·玉素甫手中，于是，哈拉·玉素甫发现自己成了一个从谷儿只边境到巴士拉的大王国的君主。这个以报达和桃里寺为其都城的黑羊部的土库曼王国（喀拉-科雍鲁）在几个月之内成了东方的强国之一。1419年，哈拉·玉素甫利用帖木儿朝内部的进一步纷争占领苏丹尼耶和伊刺克·阿只迷的可疾云〔德黑兰加兹温〕。

上述事件引起了沙哈鲁的一些忧虑。他决定为其兄米兰沙报仇，重建帖木儿朝在西波斯的统治。他率领一支强大的军队从赫拉特出发，前往阿哲儿拜占。哈拉·玉素甫在敌军来到前，于1419年12月去世。哈拉·玉素甫之子昔干答儿企图抵抗，但被沙哈鲁打败。沙哈鲁于1421年征服了阿哲儿拜占。如果沙哈鲁乘胜追击的话，那么，帖木儿复辟王朝可能会长久存在，但是，此后不久他回到了呼罗珊，昔干答儿马上重占阿哲儿拜占。沙哈鲁于1429年又来打败了昔干答儿，但是，帖木儿军一走，他又占领这一地区。

沙哈鲁于1434年派出第三支远征军到阿哲儿拜占，昔干答儿像以往一样地轻易地逃走，沙哈鲁在阿哲儿拜占不是任命一位帖木儿朝长官，而是将该地的统治委之于昔干答儿的亲兄弟只罕沙（1435年）。这就是承认了黑羊王朝土库曼人对阿哲儿拜占和报达的占领。沙哈鲁死后，只罕沙便剥夺了帖木儿朝的伊刺克·阿只迷（1452年）、伊斯法罕、法尔斯和起儿漫（1458年）。他死时，黑羊王朝不是受到来自帖木儿朝的报复，而是受到扎营在迪牙巴克尔的另一支土库曼人白羊王朝的冲击。白羊首领乌宗·哈桑袭击只罕沙，并于1467年11月11日在穆什地区杀害了他，然后，继之成为西波斯王。因此，尽管沙哈鲁作了种种努力，但是，西波斯永久地逃脱了帖木儿后裔的统治，落入了土库曼人的统治之下。

至于中国，沙哈鲁放弃了帖木儿的征服计划。他与明朝的永乐皇帝互派了一些使者。例如：1417年，他派阿答乞儿·脱花赤到北京，而在帖木儿时期曾访问过河中的傅安回访了撒麻耳干和沙哈鲁宫廷所在地赫拉特。各次出使的目的，部分地是要重建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这种关系是在忽必烈和察合台时期的两蒙古汗国之间已经存在的。在其他地区，沙哈鲁追随帖木儿的榜样，他派出由其子兀鲁伯率领的远征军队进攻蒙兀儿斯坦的察合台汗国（1425年）。从《两幸福之会合》一书得知，兀鲁伯打败了察合台的失儿·马黑麻。强大的杜格拉特家族首领、喀什和莎车的君主，拥立王者忽歹达，由于伊斯兰教信仰促使他与兀鲁伯联合，他加入了在伊塞克湖东北、伊犁河南部支流察里恩河以北兀鲁伯的军队。

沙哈鲁死于1447年3月2日，其子兀鲁伯继位。兀鲁伯长期担任河中长官，具有相当高的文化，是一位学者，对天文学特别感兴趣，他还是一位诗人，他使在撒麻耳干的宫廷成为波斯文学灿烂的中心。但是，他完全缺乏统治才干。乌兹别克人（即昔班部落的蒙古人，他们在西伯利亚－突厥斯坦的阿克纠宾斯克和图尔盖建立了统治）袭击了河中，在这次袭击中，蹂躏了撒麻耳干，打碎了兀鲁伯的著名的瓷塔，毁坏了他的画廊。兀鲁伯十分随和，结果成了他亲属们的玩物，成了他亲生儿子阿不都·刺迪甫的牺牲品，阿不都·剌迪甫在巴里黑反叛。他监禁了自己的父亲，并于1449年10月27日派人处死了他。几个月之后，这位弑父者本人也遭暗杀（1450年5月9日）。

14．卜撒因

兀鲁伯死后，紧接着是帖木儿朝进一步内战的时期。兀鲁伯的一个侄儿阿不都刺在1450至1451年间成了撒麻耳干和河中的统治者，而另一个侄儿巴布儿·米儿咱统治着赫拉特和呼罗珊（1452-1457）。阿不都刺于1452年被另一位帖木儿后裔、米兰沙的孙子卜撒因打败并杀死。有趣的是，卜撒因由此夺取了撒麻耳干王位的这次胜利是在乌兹别克汗阿布海儿的帮助下取得的，阿布海儿在使自己成为锡尔河河岸、从塞格纳克到乌兹根之间的主人之后，现在作为仲裁人调停帖木儿朝的纷争。这是一次反帖木儿孙子们的、意想不到的成吉思汗国的复兴。察合台家族的宗王们，或者说蒙兀儿斯坦（伊犁和裕勒都斯地区）的可汗们，似乎也迫不及待地作出了类似的反响。

蒙兀儿斯坦汗也先不花二世（1429－1462年）的驻地在伊塞克湖、库车和喀什之间的阿克苏，他恢复了察合台人对河中边境的传统性的入侵，蹂躏了赛拉木、突厥斯坦城和塔什干（1451年及其后几年），但是，刚登上撒麻耳干王位的卜撒因追击也先不花，在怛逻斯城附近追上并击溃了他的军队。

呼罗珊王、帖木儿后裔巴布儿·米儿咱死后，卜撒因于1457年占领该省。他于1457年7月19日进入赫拉特。现在，作为呼罗珊和河中两地的君主，他在其亲属们间竞争和叛乱所允许的范围内着手恢复帖木儿帝国。

他采取了传统方式去削弱察合台汗也先不花二世。也先不花于1429年曾把其兄羽奴思赶走，羽奴思汗逃到撒麻耳干的兀鲁伯处避难。卜撒因想给也先不花树立一个敌对者，于1456年承认羽奴思为合法汗。羽奴思用帖木儿朝借给他的军队，重返蒙兀儿斯坦，并使其西部即伊犁一带承认了他的统治，而也先不花仍统治其东部，即裕勒都斯和畏兀儿地区。不久，羽奴思向喀什进军。在喀什和阿克苏两城之间他被匆匆从裕勒都斯赶来的也先不花和喀什的杜格拉特异密赛义德·阿里阻截和击溃。羽奴思再次逃到河中卜撒因处（约1458年），卜撒因又借援军给他，看来他依靠这支援军又在蒙兀儿斯坦西部，即伊犁附近和伊塞克湖方向重新建立起统治。与此同时，东蒙兀儿斯坦（裕勒都斯和畏兀儿地区，直到吐鲁番）继续属于也先不花（死于1462年），以后又归他的儿子笃思忒·马黑麻（1462－1469年在位），笃思忒·马黑麻汗通常住在阿克苏。因此，卜撒因靠在两个敌对支系间分裂其领土的办法消灭了察合台人的复兴势力。

卜撒因在波斯同样很活跃。波斯西部即阿哲儿拜占、伊刺克阿拉比和伊刺克·阿只迷，连同伊斯法罕、法尔斯和起儿漫城，已处于土库曼黑羊部首领只罕沙的统治之下。1458年，只罕沙向呼罗珊进军，于7月占赫拉特。但是，6个月以后，已经撤往巴里黑的卜撒因在穆尔加布河畔严重打败了只罕沙之子皮儿·布达克，缓解了呼罗珊局势。在达姆甘和刺夷之间的西模娘城被承认是划分帖木儿朝与黑羊朝之间的边界（约1458年12月）。只罕沙在他自己的国内与一支敌对的土库曼部落，即在迪牙巴克尔的白羊朝发生冲突，自帖木儿时代以来，白羊朝一直是帖木儿朝传统的同盟者。只罕沙想摆脱这些对手，于1467年向迪牙巴克尔进军；但是，他于1467年11月11日在穆什和埃尔津詹之间的基伊遭到白羊朝首领乌宗·哈桑的突然袭击，并被打败，在逃跑中被杀。这次灾难的结果是黑羊朝的领地落入了敌对王朝手中。乌宗·哈桑以为白羊朝的老盟友帖木儿人将会以赞同的目光来看待这一变化。

但是，卜撒因考虑的是他有可能利用这两个土库曼王朝之间的冲突以恢复他对西波斯的统治。事实上，卜撒因已经应只罕沙之子哈散阿里的请求出面干预，哈散阿里试图从胜利的乌宗·哈桑手中夺取阿哲儿拜占。卜撒因在哈散阿里的要求下向乌宗·哈桑宣战。他穿过伊刺克·阿只迷，进入阿哲儿拜占，向阿拉斯河下游和库拉河下游草原上的乌宗·哈桑的大本营卡拉巴赫进军。由于冬季来临，乌宗·哈桑按土库曼人的方式已经溜走，卜撒因决定在卡拉巴赫度冬，卡拉巴赫是以气候温和著称。然而，他向阿拉斯河的进军是一次灾难，在马哈茂达巴德他发现道路被乌宗·哈桑封锁。由于缺乏给养，他企图撤退，但是，于1469年2月11日被土库曼人俘虏。6天之后，乌宗·哈桑处死了他，当时他年仅40岁。

卜撒因是要恢复其范围从喀什到外高加索的帖木儿帝国的最后一位帖木儿君王。他没有成功，这与其归咎于国外的敌人，而不如说是他国内亲属们不断反叛的结果，他的失败结束了帖木儿的成就。他的去世使整个西波斯落入白羊朝手中。从此，乌宗·哈桑成了桃里寺、报达、泄刺只、伊斯法罕、苏丹尼耶、刺夷、甚至起儿漫的无可争议的统治者，他以波斯国王的面目出现（1469－1478年在位），他的家族将继续占有这一地区，以桃里寺为都，直到1502年波斯民族的萨菲王朝崛起为止。

15 最后一批帖木儿人

最后一批帖木儿人以强大的土库曼人的波斯王国为邻，他们现在仅仅是河中和呼罗珊的地区小诸侯，甚至连这些有限的领地也在互相敌对的亲属中被分割。卜撒因之子速檀·阿黑麻只继承了其父在河中的统治，以撒麻耳干为都（1469－1494年在位），他被迫进行反对自己的兄弟们的战争。与此同时，曾被卜撒因以敌对的两个支系瓜分该国的办法而削弱的蒙兀儿斯坦的察合台汗国又重新统一和加强起来。

裕勒都斯和畏兀儿斯坦的察合台统治者、笃思忒·马黑麻之子和继承者怯别二世（约1469－1472年）已经被暗杀，他的伯祖父羽奴思当时已经是西蒙兀儿斯坦（伊犁）的汗，不久前喀什的杜格拉特部异密们又与他联合，现在他重新统一了察合台的领地。羽奴思在得到了他的封臣。喀什的杜格拉特部异密穆罕默德·海达尔一世（1465－1480年）的支持后，成了中亚最强大的君主。形势完全颠倒过来，在河中王阿黑麻与其兄弟、费尔干纳王乌马儿·沙黑的纷争中，现在是他作为末代帖木儿诸王间的调停者。羽奴思几次使乌马儿·沙黑免受阿黑麻企图发动的攻击，于是费尔干纳的帖木儿王成了羽奴思的真正属臣，当他反叛时，羽奴思惩罚了他，但后来原谅了他，并到安集延与他一起举行觐见礼。成吉思汗家族与帖木儿家族地位的颠倒可能不会比这次更彻底的了。阿黑麻与乌马儿·沙黑兄弟间为占有塔什干和赛拉木城又爆发了新的争吵，羽奴思应邀进行调解，他把两城划归自己，解决了他们之间的分歧（1484年）。羽奴思在胜利地完成了成吉思汗国的光辉的复辟之后，于1487年在塔什干去世。阿黑麻企图趁羽奴思去世之机从他的儿子、继承人马哈木手中夺回塔什干，但是，在塔什干附近的奇尔奇克河（或帕拉克河）被打败。塔什干仍是蒙古汗的驻跸地。

费尔干纳的帖木儿王乌马儿·沙黑（1469－1494年在位）只是在蒙兀儿斯坦的察合台汗的保护下才能维持统治，他于1494年6月8日去世，其兄、河中王阿黑麻立即企图夺取费尔干纳，但是在战争中，他在乌拉·秋别附近去世（1494年7月）。费尔干纳仍是乌马儿·沙黑之子、未来的“莫卧尔大帝”、年轻的巴布尔的财产。

阿黑麻留下了一个兄弟马合谋和三个儿子：麻素提、拜孙哈尔和阿里，他们为争夺河中的所有权而争吵。他们对撒麻耳干王位的占有时期都是短暂的。马合谋（1494－1495年在位）是一位挥霍无度的暴君，于1495年7月去世。据米尔空说，麻素提在撒麻耳干进行统治，而巴布尔书说是在希萨尔进行统治。无论如何，他是在与他的兄弟们作战中度过了他短暂的统治时期，直到被一个背叛他的大臣把他弄瞎。在大混乱中拜孙哈尔曾在撒麻耳干进行过短暂的统治，但不久就死在杀害他哥哥的那位叛徒手中。他们的堂兄弟、费尔干纳王巴布尔当时年仅14岁，在这些骚乱中获利，使他成了撤麻耳干君主（1497年底），但是，他未能留在该城。撒麻耳干于1498年转到巴布尔的堂兄弟、阿黑麻最后一位幸存的儿子阿里手中。然而，这些内部纠纷鼓励了外来的入侵者们。成吉思汗长支后裔，乌兹别克部首领蒙古汗昔班尼已经把他的目光转向了河中，在锡尔河北岸住下，等待有利时机过河。最后一批帖木儿王之间愚蠢的内争给了他机会。他于1500年进入不花刺，接着出现在撒麻耳干城前。帖木儿王阿里仓皇出城与之谈判。昔班尼貌似一位有文化素养的王公，实际上保留着草原掳掠者所有的一切本能，他让人处死了这位无知的年轻人，登上了河中王位。

在此期间，另一位帖木儿后代速檀·忽辛·拜哈拉仍在呼罗珊，在其家族成员进行大混战的过程中，他使自己成了吉尔甘和马赞达兰的统治者，以阿斯特拉巴德为都（1460年9月）。1461年他曾被其堂兄弟、河中的卜撒因从这个公国驱逐，被迫流亡，直到卜撒因去世，卜撒因的死给他的命运带来了突然的转变。1469年3月25日赫拉特居民承认他为国王，他统治着呼罗珊直到1506年5月4日去世。

尽管他的领地范围有限，但是，他长达37年的统治是东方史上最有成效的统治之一。速檀·忽辛性格温和、仁慈，与他同时代的君主们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他使赫拉特宫廷成了知识分子荟萃之地。被他邀请到赫拉特宫廷的人中有波斯诗人札米、两位波斯史学家（祖父及孙子）米尔空和宽德密尔，伟大的波斯画家毕赫札德和麦什德的书法家速勒坦·阿里。他任用最早用察合台突厥文写诗的伟大诗人、著名的密儿·阿里·失儿·纳瓦依（1441－1501年）为大臣。他能流利地用波斯文和突厥文写作，他极力要证明，作为文学语言的突厥文可以与波斯文匹敌，甚至还超过它。在这特殊的统治时期，赫拉特是可以恰如其分地被称为帖木儿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

于是，历史上一个最残暴的突厥征服者和最野蛮的破坏者的第四代孙子成了波斯王公、诗人和酷爱艺术的人，在他的保护下波斯文明又放异彩。此外，纳瓦依使发展起来的察合台突厥文学成了波斯文艺复兴的一部分。赫拉特城曾经受到成吉思汗严重破坏和帖木儿本人过分虐待，现在又呈现出萨曼王朝统治下的面貌，正像布哈拉和撒麻耳干一样，而且加入了一些自13世纪以来发生的各种文明大融合而导致的特性。因蒙古征服而带来的中国文化的影响，给予装饰艺术严谨的风格。人们只要是想起毕赫札德的袖珍画，就会想起这一艺术的壮观，它们盛开在被认为是永恒的废墟之中。

但是，正如赫拉特只是沙漠中的一片绿洲一样，这仅仅是两次入侵之间的短暂的插曲。忽辛·拜哈拉之子、继承人巴迪·匝曼（1506－1507年）在开头时面临着乌兹别克人的入侵，自1500年起，乌兹别克人已经成了河中的统治者。乌兹别克征服者昔班尼迫使巴迪·匝曼向穆尔加布河附近的霍伊巴巴逃亡后，进入了赫拉特（1507年）。

于是，像不花刺和撒麻耳干地区一样，呼罗珊也落入了昔班尼家族的乌兹别克汗手中。在一百年之内，成吉思汗族最终永久地战胜了帖木儿。

谢选骏指出：成吉思汗族战胜了帖木儿不足为奇，因为帖木儿本来就是成吉思汗家的外戚。外戚翻正，本来不易——诸吕、王莽、杨坚、诸武，都很悲惨。

【第十二章 罗斯的蒙古人】

1．金帐汗国的结束

蒙古势力并不是一朝就全部被消失了的。从最后一批成吉思汗后裔反击帖木儿朝后裔的例子表明，它在长时期内一次又一次地显示了它突然爆发出来的活力，它令当时的观察家们感到吃惊，并且有时甚至会使他们认为成吉思汗时代又来到了。在16世纪，一个成吉思汗王朝（尽管是突厥化的王朝）在帖木儿的王位上复兴之后，过了很久，在17世纪下半期和到18世纪中期，西蒙古人企图牺牲中华帝国的利益，以达到恢复成吉思汗汗国的野心。这些最后的尝试是中世纪伟大史诗中的一页，在此对它们作一简要的论述。

帖木儿在罗斯的晚期活动的结果是扶持脱脱迷失的对手帖木儿·忽特鲁格取代脱脱迷失，登上了金帐汗国（即钦察汗国）的王位，帖木儿·忽特鲁格也是白帐家族、即斡儿答家族的成员。他于1399年8月13日在第聂伯河支流沃尔斯克拉河附近打败了立陶宛大公维托夫特，维托夫特在前金帐汗脱脱迷失的鼓动下，企图干涉金帐事务。通过这次胜利，帖木儿·忽特鲁格巩固了蒙古人在罗斯的统治。他的兄弟沙狄别继他之后统治着钦察草原（约1400-1407年在位）；而东部草原转到白帐家族的另一位后裔、名叫科利贾克的人手中，科利贾克受到帖木儿的保护。在沙狄别的领导下，金帐汗国洗劫了罗斯的里亚赞公园的边境地区。同样，在帖木儿·忽特鲁格之子、沙狄别的侄儿不刺汗（不刺·锁鲁檀）统治期间（约1407-1412年），金帐汗国军队在亦敌忽的率领下于1408年12月向莫斯科大公国进军，放火烧下诺夫哥罗德和戈罗杰茨，封锁莫斯科，在得到一笔战争捐款的允诺后撤退。

在沙狄别和不刺汗的统治下，实权是掌握在上面提到的亦敌忽手中，亦敌忽是诺盖或者曼吉特部落首领，伊本·阿拉不沙把他描述成真正的“宫廷侍长”。该作者补充道，当一位名叫帖木儿的新汗拒绝服从亦敌忽的专政时，内战爆发了（大约1412－1415年？）。最后帖木儿获胜并杀死亦敌忽。

库楚克·马哈麻汗的长期统治（1423至1459年间）将以金帐汗国的解体而告终，建立了喀山汗国和克里米亚汗国。事实上，在此时期，在瞎子巴西尔二世大公（1425-1462年在位）统治下的莫斯科大公国由于类似的家族纠纷而陷于瘫痪。在以后的统治时期，库楚克·马哈麻之子和继承者阿黑麻汗（约1460-1481在位）与罗斯大公伊凡三世大帝（1462-1505年在位）之间展开了决定性的实力较量。为动摇金帐汗国的宗主地位、伊凡三世企图获得持异议者克里米亚汗明里·格来的友谊，并且也可能在喀山汗廷中找到了盟友。1476年，他委托威尼斯商人马可·拉菲与西波斯国王、土库曼人乌宗·哈桑签订反萨莱汗廷的第三次盟约。在或多或少地孤立（或者说包围了）金帐汗国之后，他不再交纳贡赋。1474年，阿黑麻命令他交纳贡赋，并派来了使者哈拉库楚姆。1476年，阿黑麻又派来了使者，命伊凡三世前往汗国。伊凡三世拒绝了。在阿黑麻方面，他也通过与波兰王卡西米尔四世联盟包围了莫斯科大公国，并向莫斯科进军。为了阻止敌人的通路，伊凡占领奥卡河畔的阵地，后来，当蒙古人向西推进时，他又占领乌格拉河阵地（1480年）。两军在乌格拉河对阵了很久。伊凡拒绝前往“吻可汗的马蹬”，但要把俄罗斯的命运孤注一掷，他又有些举棋不定。阿黑麻也犹豫不决，因为他害怕在后方受到克里米亚汗的袭击。10月，阿黑麻的军队面临难以忍受的严寒，他撤离了乌格拉河，带着战利品返回到萨莱。这场没有战斗的战役实际上导致了俄罗斯的解放（1480年）。

其后不久，阿黑麻受到在乌拉尔河以东游荡的昔班部落首领伊巴克的突然袭击，并遭杀害。阿黑麻之子和继承人赛克赫阿里与立陶宛人联盟（1501年），由此对俄罗斯重新采取敌对态度，但是，伊凡三世以他与克里米亚汗的联盟来对付赛克赫阿里。1502年，克里米亚汗明里·格来攻占并摧毁萨莱。

金帐汗国到此结束了。它的地盘被三个已经脱离金帐汗国的“小汗国”占据，它们是克里米亚汗国、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

2．克里米亚汗国、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

克里米亚汗国约建于1430年，由拔都弟弟秃花·帖木儿的后裔哈吉·格来所建。

他统治时期发行的第一批钱币注明年代是1441－1442年，现已知道他一直统治到1466年。他所建的汗国东以顿河下游为界，西至第聂伯河下游，向北延伸到耶列兹城和坦波夫。1454年，哈吉·格来把克里米亚河南岸的巴赫切萨拉伊，即原奇尔克耶城定为都城。由哈吉建立的格来王朝一直延续到1771年俄国征服时期，1783年最后并入俄国。该家族是虔诚的穆斯林，使克里米亚具有强烈的伊斯兰教特征。不过，在经历了最初的冲突之后，哈吉·格来意识到从喀发的热那亚殖民地中获得的财政利益，他一直与殖民地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直到他1466年去世。后来，他的儿子们为王位继承权发生争吵。最初，次子努儿道刺特获胜（1466－1469年和1475－1477年在位），但是，最后的胜利者是第六个儿子明里·格来（1469－1475年和1478－1515年在位）。1468年，明里·格来对喀发的热那亚人们作了一次答谢访问，他们曾协助他捉住努儿道刺特。与此同时，土耳其苏丹穆赫默德二世派一支骑兵队，由哥杜克阿赫麦德帕夏统率，前往夺取喀发，他于1475年6月4－6日夺取该城。明里·格来由于热那亚人的一再挽留与喀发人一起被困在喀发，并在此被奥斯曼人俘虏。然而，两年之后，他作为苏丹的属臣被送回克里米亚。克里米亚南岸直接由奥斯曼人管理，在喀发设一位常驻帕夏，从伊斯兰·格来二世（1584-1588在位）即位起，开始以土耳其苏丹的名字颂读胡特巴。然而，钱币上仍然铸着格来王朝诸汗的名字，1502年，明里·格来给予金帐汗国致命的打击。

金帐汗国肢解的结果导致了第二个汗国即喀山汗国的形成。在金帐开库楚克·马哈麻统治期间（1423-1459年），一位倒霉的觊觎王位者乌鲁·穆罕默德（拔都弟弟秃花·帖木儿的后裔）与其子马赫穆提克住在喀山，他在此建立了一个独立的汗国。汗国从1445年延续到1552年。新汗国的范围大致相当于伏尔加河中游和卡马河流域的原保加尔王国。居民基本上是说突厥语的切列米斯人和巴什基尔人，说芬兰-乌戈尔语的摩尔多维亚人，以及楚瓦什人。乌鲁·穆罕默德于1446年被其子马赫穆提克暗杀。在马赫穆提克统治期间（1446－1464年），新开国的创建最终完成。马赫穆提克的兄弟卡西姆（死于1469年）逃到莫斯科大公国人中，大约1452年，莫斯科公国人把位于奥卡河畔的、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卡西莫夫城划给他，因此，卡西莫夫小汗国从一开始就隶属于莫斯科大公们强硬的宗主权下，并成为莫斯科大公们干涉喀山事务的工具。卡西姆本人与俄罗斯人一起参与了反喀山的战争。

金帐汗国肢解时产生的第三个汗国约建于1466年，是由金帐汗库楚克·马哈麻的孙子、也叫卡西姆的宗王创建。尽管阿斯特拉罕城继承了原萨莱城的某些商业上的重要性，但是，阿斯特拉罕汗国被围在东部是伏尔加河下游、西部是顿河下游和南部的库班河和捷列克河之间，在历史上起的作用不大。它还被克里米亚和诺盖（乌拉尔河地区）两国可汗们所分裂，他们轮流把他们推选的可汗强加于阿斯特拉罕汗国。

俄罗斯南部和东部的所有成吉思汗汗国人都被称为蒙古人（在古典史上被不恰当地称为鞑靼人）。然而，尽管这些王朝确属纯成吉思汗蒙古人血统，但是，钦察草原上的蒙古人从来都只是该地突厥族主体中的一小撮首领而已，并且他们已经完全具有突厥特征。除非考虑到蒙古机构这一点，否则，克里米亚汗国、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罕汗国与突厥斯坦的吉尔吉斯部落一样，只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汗国而已。

这三个汗国的历史是抵抗俄国人入侵的反入侵史。喀山汗国是第一个遭受到俄国打击的。马赫穆提克之子和继承者喀山汗易不拉欣在反对俄国人中有一个好的开端，甚至1468年他征服了维亚特卡，但是，他不久就被迫与俄国人媾和，并交还了他所俘获的人。易不拉欣的两个儿子伊尔哈姆和穆罕默德·阿明为继承王位发生争吵。伊尔哈姆获胜，阿明向俄国人求援，俄国人派一支军队护送他回喀山，拥立他登上王位，取代了其兄的位置（1487年）。但是，阿明于1505年反叛俄国当局，次年他打败了一支莫斯科公国的军队。

阿明死后，由乌鲁·穆罕默德在喀山建立的这一王朝绝嗣（1518年）。现在，对王位所有权的争夺是发生在俄国人和克里米亚人两派之间。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伊凡洛维齐（巴西尔三世，1505－1533年）把汗国给予阿斯特拉罕家族幼支的一位王公沙赫·阿里，阿里自1516年起一直在他的监督下在卡西莫夫城实施统治。克里米亚汗、明里·格来之子和继承人穆罕默德·格来（1515－1523年）随即也开始行动，于1512年设法把自己的兄弟沙希布·格来扶上喀山王位，并赶走了受俄国人庇护的统治者。事实上，穆罕默德·格来和沙希布·格来在把两部联合起来之后，对莫斯科公国发动了一次突然入侵，袭击并赶跑了在奥卡河畔的一支俄国军队，兵临莫斯科城郊（1521年）。他们不敢对俄国人的这个都城发起进攻，而是迫使俄军指挥官作出交纳年贡的诺言。他们携带大批俘虏返回，这些俘虏在喀发市场上作为奴隶出售。1523年，穆罕默德·格来又企图入侵俄国，但在奥卡河畔受到以大炮武装起来的莫斯科公国军队的阻止。

穆罕默德·格来几乎没有来得及享受他的胜利，因为他于1523年遭到一位名叫马迈的诺盖汗的袭击，并被暗杀，马迈残酷地蹂躏了克里米亚。1524年，穆罕默德·格来的兄弟沙希布·格来把其子沙法·格来留在喀山后返回克里米亚。1530年，莫斯科公国人驱逐沙法·格来，以沙赫·阿里的兄弟杰·阿里取代之。沙希布·格来成为克里米亚汗之后，作了新的尝试，其结果在喀山爆发了民族起义。在起义中，杰·阿里去世，沙法·格来在其父沙希布的支持下复位（1535年）。1546年，俄国人又把他们的被保护人沙赫·阿里带到喀山，但是，俄国人一走，沙法·格来又返回喀山。沙法占据喀山王位直到1549年他意外地去世。此后，俄国人废除了他的儿子奥特米什，再次以沙赫·阿里取代之。

一次新的民族运动推翻了沙赫·阿里的统治，并且从诺盖汗国召来了阿斯特拉罕家族的一位宗王雅迪格尔。莫斯科公国沙皇恐怖的伊凡四世（伊凡雷帝，1533－1584年在位）决定结束喀山的独立。1552年6月，他带来几门大炮围攻喀山城。10月2日攻占该城，屠杀大批男性居民，奴役妇女和儿童，推倒清真寺，吞并了喀山汗国的领土。

喀山汗国的灭亡标志着俄国人与成吉思汗蒙古人之间关系发展的转折。紧接着的是征服阿斯特拉罕汗国。1554年，伊凡雷帝派3万军到阿斯特拉罕，军队任命统治家族（即库楚克·马哈麻家族）中一位名叫德尔维希的成吉思汗后裔为纳贡臣。次年，德尔维希反叛，赶走俄国驻官（或者称外交使节）曼苏罗夫。1556年春，俄国军队又出现在阿斯特拉罕，赶走了德尔维希，将阿斯特拉罕并入俄国。

最后一个成吉思汗汗国克里米亚汗国幸存了两百多年，因为格来王朝已经接受了奥斯曼人的宗主权，受到苏丹政府的舰队和军队的保护。因此，尽管彼得一世由于卡尔洛维茨（1699年）条约而占领了亚速海，但他在普鲁特（1711年）条约中又不得不把它归还给克里米亚汗国。1736年，俄国人再次占有亚速，甚至占领了巴赫切萨拉伊，但是，由于贝尔格莱德（1739年）条约，他们再次归还了所征服地。最后，由于库楚克凯纳尔吉（1774年）条约，俄国人迫使苏丹政府承认了克里米亚汗国的“独立”。接着俄国代理人使道勒特·格来三世垮台，以他的堂兄弟沙希因·格来取代他，沙希因·格来随即成了叶卡特琳娜二世的附庸（1777年）。不久，克里米亚贵族起义反对沙希因，沙希因向俄国人请求援助。波特金率7万军到达克里米亚，吞并该国（1783年）。倒霉的沙希因被赶走，越过了奥斯曼人的边境。突厥人报复他，把他送到罗德斯岛，他在该岛被砍头。于是，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欧洲的最后一个成吉思汗汗国也灭亡了。

谢选骏指出：人说“在法国大革命前夕，欧洲的最后一个成吉思汗汗国也灭亡了”——我看这并不令人惊奇。令人惊奇的倒是，欧洲的成吉思汗汗国竟然维持了这么久——远远超过了“王朝的常数”三百年。这可能由于，它们沿袭的只是一些名号，就像汉朝的名号后来也遭到许多并非汉人的蛮族部落所沿袭。罗马也有这样的命运，甚至莫斯科都自称第三罗马，莫斯科大公崽还自称凯撒（沙皇）。

【第十三章 昔班家族成员】

1．从昔班到阿布海儿

当在波斯、中国、河中和南俄罗斯建国的成吉思汗家族各支正在衰落和灭亡之时，该家族的其他支系（即在北方草原上遗留下来并被人们遗忘了的蒙古各支）开始占据他们的位置，并开始要求在历史帝国中他们应有的一份。昔班家族成员便是一个恰当的例子。

上面已经提到昔班家族是出自成吉思汗之孙、金帐汗拔都和别儿哥之弟昔班。昔班于1241年在匈牙利进行的蒙古战争中表现突出，据拉施特记述，他表现十分杰出，以致于如果蒙古人仍占有匈牙利的话，他将会作为当地总督而留在那里。成吉思汗死时，他分得南乌拉尔河东部和东南部地区，在东南方向包括阿克纠宾斯克大部和图尔盖。今天，这些地区被中帐和小帐的吉尔吉斯人占据（中帐处在西到托博尔河源，东至额尔齐斯河上游的谢米巴拉金斯克之间，小帐处在乌拉尔河与萨雷河之间）。昔班及其后继者们夏季似乎扎营于乌拉尔山区、伊列克河（奥伦堡南部的乌拉尔河支流）和伊尔吉兹河之间；冬季，其斡耳朵可能移到萨雷河附近。直到14世纪末，昔班部落才独自占有这些地区，其邻居是在萨雷河草原和兀鲁塔山区漫游的白帐部落。但是，当白帐的首领们随着脱脱迷失统治的到来于1380年成了金帐汗国的可汗们时，几乎整个白帐部落都向南俄罗斯迁移，这种印象至少是从有关帖木儿于1391年向这片草原进行“探险”的报导中获得的。整个萨雷河和兀鲁塔山地区，像图尔盖一样，当时肯定是由昔班家族成员占据。大约在14世纪中期，臣服于昔班家族成员的各部落采用月即别一名，或者，按现在通常的拼法，叫乌兹别克（Uzbek），尽管该名的起源尚未清楚，但是，历史上他们是以此名而为人所知。

乌兹别克政权的真正建立者是昔班家族王子阿布海儿，他过着一种充满着冒险的生活。在1428年他17岁时，他在今西伯利亚托博尔斯克以西的图拉河畔被宣布为昔班部落可汗。此后，他立即从另一些术赤后裔手中夺取了乌拉尔河以东和锡尔河以北的原术赤家族的整个兀鲁思。1430年至1431年，他甚至占据了花刺子模，并洗劫了玉龙杰赤。1447年前不久，他以牺牲帖木儿王朝为代价控制了从塞格纳克到乌兹根一带的锡尔河沿岸设防城市。巴托尔德认为，塞格纳克是他的都城。另一方面，雅西城（即今突厥斯坦诚）仍在帖木儿王朝手中。阿布海儿利用帖木儿后裔之间的纷争干涉河中事务。因此，他帮助帖木儿王朝的卜撒因取得了撒麻耳干王位（1451年）。

阿布海儿的掌权是昔班家族的顶峰时期。在昔班家族受到西蒙古人，即卫拉特人或称卡尔梅克人的入侵（大约在1456－1457年）时，阿布海儿的帝国的疆域是从托博尔斯克的邻地延伸到锡尔河。卫拉特人占据着包括大阿尔泰山和杭爱山脉在内的大片疆土，从塔尔巴哈台和准噶尔一直到贝加尔湖西南岸，地跨黑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科布多和乌里亚苏台等地，以及色楞格河和库苏泊河源之地。这一时期，他们正在向外扩张，他们的掠夺地带从北京郊区一直延伸到西突厥斯坦。阿布海儿在一次大战中被他们打败后，被迫逃到塞格纳克，锡尔河中游北岸的全部地区任其蹂躏（1456－1457年）。

这次失败削弱了阿布海儿的权威。甚至在此之前，他的两名臣属首领克烈和札你贝（与他一样，都属术赤系）也背弃了他，而投奔察合台汗也先不花二世（死于1462年）。他们要求也先不花拨给土地，也先不花把他们安置在蒙兀儿斯坦边境地区。在以后的几年内，特别是在大约1465至1466年，原来臣属于阿布海儿的大批游牧部落离开了他，投奔克烈和札你贝，过着独立的生活。这些游牧民从乌兹别克汗国中分离出来之后，正像以后人们称呼他们的那样，被称为哈萨克人，（即“冒险者”或“叛逆者”），或吉尔吉斯－哈萨克人。他们的分离具有相当重要的历史意义，这一点可以从他们不久就占据的、甚至今天其后裔们仍居住其上的广袤领土上认识到；中帐的疆域，即是阿克纠宾斯克与谢米巴拉金斯克之间的草原；小帐的疆域是从乌拉河河口到萨雷河；大帐的疆域是从突厥斯坦城到巴尔喀什湖南岸。阿布海儿于1468年（巴托尔德对该年代作过勘校）在一次反吉尔吉斯－哈萨克人的决战中被杀，他企图使他们重新成为他的臣民。大约三年以后，蒙兀儿斯坦的察合台汗羽奴思击溃了忠实于阿布海儿的最后一批乌兹别克人。至于持异议的乌兹别克人，或者说吉尔吉斯－哈萨克人，他们组织了一个纯游牧业的国家，在最初的两位首领死后，这一国家由他们的儿子们，即克烈之子巴兰都黑（约1488－1509年在位）和札你贝之子哈斯木（约1509一1518年在位）统治。哈斯木一度企图占领塔什干。他没有成功，似乎不再抱有这种企图。事实上，在海达尔·米儿咱的报导中，从哈斯木在一次奇怪的谈话中给自己下的定义来看，他是纯游牧民的典型：“我们是草原之子，一切财富都由马组成；马肉是我们喜爱的食品，马奶是上乘饮料。我们没有房屋。我们主要的消遣是查看我们的羊群和马群。”

要把这种世袭的游牧主义与集中在塞格纳克的半定居帝国的要求协调一致的打算使阿布海儿遭到了失败。但是，他的经历是有启发性的。阿布海儿的冒险是一个没有成功的成吉思汗式的冒险。看来，他愿意团结这些游牧部落，缔造一个拥有广袤疆土的帝国（它已经产生了影响，足以在河中的帖木儿诸王朝中进行仲裁）；后来，在另一些更野蛮的游牧民的冲击到来之前，他已经注意到他的游牧帝国的瓦解，尽管帝国主要是由于自己的一些部落的背叛而被削弱，这些部落民不满他喜爱定居生活。对于一个完全实现了自己抱负的成吉思汗来说，有多少个阿布海儿填补了草原的历史！然而，在阿布海儿失败的地方，他的子孙们将会成功。

2．穆罕默德·昔班尼和河中的昔班尼汗国

阿布海儿之子沙·布达克与其父同年去世（1468年）。蒙兀儿斯坦的察合台汗羽奴思曾前来援助过吉尔吉斯-哈萨克人反乌兹别克人，他在塔什干和突厥斯坦之间的卡拉森吉尔角袭击并砍下了沙·布达克的头，沙·布达克之子、17岁的穆罕默德·昔班尼以一个士兵的命运开始了他的生涯。在一切都被剥夺光之后，他为当时在塔什干进行统治的西蒙兀儿斯坦的察合台汗马合木效劳。马合木对他的服务很满意，把突厥斯坦城作为封地踢给他（1487年至1493年间）。仍然是在马合木汗的帮助下以（《拉失德史》严厉斥责马合木在自己的怀中抚育了一条毒蛇），昔班尼很快强盛起来，足以干涉河中事务。上面已经提到过，在那里，最后一批帖木儿朝后王们之间的争吵使河中敞开了大门，任人入侵。他抓住时机，于1500年夏进入不花刺，在那里地区纠纷使它未能作出任何抵抗。接着，正如上面所提到的，他出现在撒麻耳干城下。该城当时在位的帖木儿朝统治者阿里轻率地出城与之会谈。昔班尼处死了他，宣布帖木儿朝灭亡，登上了河中的王位（1500年）。

不久，昔班尼又把呼罗珊帖木儿朝王的属地花刺子模，或者说希瓦的土地，并入他的新王国内。1505至1506年，他围攻希瓦，该地由一位名叫胡赛因·苏菲的总督驻守。经10个月的围攻之后该城被占领。接着轮到了呼罗珊，或者说赫拉特王国，该地的忽辛·拜哈拉刚去世，伊朗的末代帖木儿朝王、无能的巴迪·匝曼已经取代了原王。昔班尼以围攻巴里黑开始了他对呼罗珊的征服，1506至1507年巴里黑投降，三天之后，最后一个帖木儿王朝都城赫拉特也投降（1507年5月27日），昔班尼优待该城居民。这位被巴布宇和《拉失德史》描写成半野蛮冒险家的宗王，看来已经成为非常杰出的人物，在他的身上可以看出他深刻地意识到其种族的伟大和复兴成吉思汗汗国的重要性。帖木儿王朝统治下在撒麻耳干和赫拉特已开始的灿烂的突厥-波斯文艺复兴，在复兴的成吉思汗汗国统治下继续繁荣。格纳德说：“昔班尼尽管是一个乌兹别克人，但是，他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精通阿拉伯和波斯语，可以用突厥文写相当好的诗，他是诗人和艺术家的慷慨资助人。”

另一个成吉思汗王朝是蒙兀儿斯坦（伊犁和塔什干）的察合台诸汗的王朝，当时是以在塔什干的马哈木汗（1487－1508年在位）为代表，它曾支持昔班尼的崛起。但是，昔班尼不久就成为河中的统治者，此时他厌倦了他的从属地位，并进攻塔什干。马哈木汗求助于其兄弟、统治着阿克苏和畏兀儿地区的阿黑麻（1487-1503年在位）。但是，1503年6月发生在费尔干纳、浩罕东北和安集延西北的阿赫昔的战役中，昔班尼打败并俘虏了这两位汗王。昔班尼以礼相待，不久释放了他们。他说，他感激他们的错误，由于这些错误使他交了好运，但是，他占有了塔什干和赛拉木城。此外，他为其子向马哈木的女儿求婚，这一联姻为他的子孙们取得了两个幸存的成吉思汗家族，即术赤支和察合台支的权力。1508年至1509年间，当马哈木再次落入昔班尼的控制之下时，昔班尼在忽毡附近处死了他，昔班尼认为，一个政治家可以表示一次仁慈，但是，只有傻瓜才犯两次错误。”

穆罕默德·昔班尼成了西突厥斯坦、河中地区、费尔干纳和呼罗珊的主人，他使乌兹别克帝国成了中亚的主要强国。接着，他与波斯发生冲突，波斯在经历了臣服于许多突厥和蒙古族君主的四个半世纪（1055一1502年）之后，刚刚恢复了它的独立。本民族的萨菲王朝（1502—1736年）在推翻了土库曼人的白羊朝之后取得了王位，现在的目标是从乌兹别克人手中夺回呼罗珊，以实现伊朗的重新统一。事实上，萨菲王朝与乌兹别克人在各个方面都是对立的，他们分别代表了伊朗人和蒙古-突厥人，分别代表了激烈的十叶派和坚定的逊尼派。正像常常发生的那样，种族战争带有宗教战争的特征。昔班尼以他逊尼派拥护者和成吉思汗后裔的双重身份命令萨菲朝沙赫伊斯迈尔放弃十叶派“邪说”，并屈服，否则，乌兹别克人将到阿哲儿拜占，“用剑使他改宗”。乌兹别克君主为暗示萨菲王朝的起源（出自一个十叶派谢克之家），送给波斯沙赫一个德尔维希（托钵僧）的乞讨钵，并请他重操祖业，把世俗权力留给这位成吉思汗的孙子。据说伊斯迈尔对此侮辱回答说，因为他是一个托钵僧，他将率军来呼罗珊腹地麦什德，朝拜伊玛目拜札的圣地。

波斯沙赫实现了他的誓言。当时昔班尼在后方已经遭到吉尔吉斯人的攻击，他们已经把灾难带给了他的儿子穆罕默德·帖木儿。伊斯迈尔利用昔班尼受到这一牵制的机会，入侵呼罗珊，正像他的诺言那样，他进入了麦什德。昔班尼已在莫夫等待他，1510年12月2日在莫夫城附近昔班尼兵败被杀。

这次胜利在东方产生了相当大的反应。这位伊朗独立的恢复者竟然处死了突厥-蒙古政权的复辟者，即伟大的萨珊王朝诸王的这位后裔竟然打败和杀死了成吉思汗的孙子，这是一个标志，它表明时代变了；它表明，定居民族在耐心地忍受了许多世纪的入侵之后，开始向游牧民进行报复；它表明耕地战胜了草原。按突厥的传统，作为报复的标志，这位波斯君主让人用昔班尼的头盖骨做成一个饮器；作为一次新的挑衅，他派人把稻草填满的昔班尼的头皮送给另一个突厥君主、奥斯曼苏丹巴耶塞特二世。

昔班王朝和乌兹别克王国似乎是消失了。帖木儿王朝的继承人、印度未来的皇帝巴布尔自从被驱逐河中之后，在喀布尔建立了一个小王国，现在他率领伊斯迈尔借给他的军队匆忙赶回河中，胜利地进入了撤麻耳干城（1511年10月）。继撒麻耳干之后，不花刺又向他敞开了大门，而乌兹别克人退到塔什干。以伊朗人在呼罗珊的胜利为支柱，帖木儿王朝在河中的复辟似乎是完成了。但是，现在巴布尔开始碰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他曾求助过的、并接受其宗主权的波斯人是十叶派穆斯林。不花刺和撒麻耳干居民信奉的是逊尼派，他们斥责他与异端邪说者谈判，并与他断绝关系，他们的宗教热情比他们对帖木儿朝诸王的忠诚更加强烈。由于受到这些宗教骚乱的鼓动，乌兹别克人又卷土重来。波斯将军纳吉姆·沙尼和巴布尔在不花刺以北的加贾湾发生的一场大战中与他们交锋，这次被他们打败了（1512年12月12日）。纳吉姆被杀。巴布尔放弃了对河中的所有企图，退回到他的喀布尔王国，七年以后，他从喀布尔出发，前往征服印度。

于是，不花刺、撒麻耳干和整个河中地区又转到乌兹别克人手中，阿姆河标明了萨菲朝伊朗和乌兹别克汗国两国的边界，正像它曾经把萨珊朝伊朗与匈奴游牧部落隔开一样。

这次复国以后，昔班家族从1500年到1599年的整个16世纪一直统治着河中地区。撒麻耳干是汗国的正式都城，尽管不花刺常常是那些其势力并不亚于可汗本人的王室成员们的封地，其中包括了假定继承人。塔什干也有地区昔班王朝统治者。昔班王朝尽管在语言和文化方面已经完全突厥化，但是在种族上是蒙古人，可以说该王朝已陷入几乎与帖木儿朝人曾经历过的那种大分裂局面。然而，与帖木儿朝人不同的是，在面对共同的敌人时该王朝能够保持最低限度的团结。

在昔班尼的叔叔速云赤的统治下（1510-1530年在位），乌兹别克人从波斯人手中夺取了包括麦什德和阿斯特拉巴德在内的呼罗珊部分地区（1525-1528年）。波斯沙赫塔马斯普于1528年9月26日在麦什德和赫拉特之间的土尔巴特·杰姆附近打败了乌兹别克人，由于这一胜利又夺回这一地区。帖木儿后裔巴布尔从1526年起成了印度皇帝，他想利用乌兹别克人的这次失败，从他们手中重新夺回河中地区。他的儿子胡马云与波斯沙赫塔马斯普联盟，占领了阿姆河北岸的希萨尔，但是，当塔马斯普离开战地前往西方与奥斯曼人作战时（1529年），胡马云不得不撤离希萨尔。速云赤在他去世那年（1529－1530年）已经把波斯人和帖木儿人赶到了阿姆河以南。昔班尼的侄儿奥贝都刺汗（1533-1539年在位）曾和速云赤成功地抵抗了波斯沙赫伊斯迈尔二世的入侵。继昔班尼之后，昔班尼家族成员中最杰出者阿布德·阿拉赫二世重新统一了已经在他的亲属中分配了的家族领土。因此，他分别于1557年、1578年和1582年逐渐统治了不花刺、撒麻耳干和塔什干。他在1560年至1583年间以其父伊斯坎德尔的名义实施统治之后，在1583至1598年才以他自己的名义进行统治。为使河中免受吉尔吉斯-哈萨克人的入侵，他于1582年春发动了一次深入小帐草原的战役，一直远达萨雷河和图尔盖河之间的兀鲁塔山区。他还远征喀什噶尔，在途中，他蹂躏了喀什和叶儿羌城周围的地区。最后，他从波斯人手中夺取了包括赫拉特和麦什德城在内的呼罗珊地区，赫拉特是在持续九个月的围攻之后投降的，麦什德城是十叶派穆斯林的圣城，年轻的沙赫阿拔斯未能保住它，乌兹别克人像虔城的逊尼派一样，毫无疏漏地劫掠了该城，屠杀了部分城民。同样，阿布德·阿拉赫二世从波斯人手中夺取了尼沙普尔、撒卜兹瓦儿、亦思法拉因和特伯斯，简言之，夺取了呼罗珊境内从赫拉特到阿斯特拉巴德之间的全部要塞。至于巴里黑，早在1582年就已经成为阿布德·阿拉赫之子阿布德·穆明的总督区。

阿布德·阿拉赫二世晚年很不走运。波斯王沙赫阿拔斯一世于1597年在赫拉特附近赢得了对乌兹别克人的一次巨大胜利，以此而解放了呼罗珊。阿布德·阿拉赫之子穆明起义反叛父亲，吉尔吉斯人趁此机会掠夺塔什干地区。在目睹了毕生的成就被摧毁之后，阿布德·阿拉赫于1598年初去世。穆明继位，不到六个月就被暗杀了。昔班王朝至此结束。

昔班王朝在河中的统治还不到一个世纪，在此期间，它成功地重建了成吉思汗国对不花刺和撒麻耳干的统治。然而，每次（首先是昔班尼，其次是阿布德·阿拉赫二世的统治之下）当它妄想占有伊朗人的呼罗珊地区时，都被波斯沙赫击溃。在帝国逐渐定形的时候，正像种族上的一致性一样，波斯注定仍是波斯人的，突厥斯坦仍是突厥人的。

3．阿斯特拉罕汗朝和曼吉特部统治下的布哈拉汗国

河中地区的乌兹别克汗国现在转归另一个家族，即札尼家族成员，或阿斯特拉罕家族成员。

当俄国人于1554年吞并阿斯特拉罕汗国时，成吉思汗后裔、阿斯特拉罕王朝（斡儿答和兀鲁思汗家族）的一个王子，名叫雅尔·穆罕默德者和他的儿子札尼伯逃到不花刺，在昔班王朝伊斯坎德尔汗（1560－1583年）处避难，伊斯坎德尔把女儿嫁给了札尼伯。1599年，随着阿布德·穆明去世，昔班王朝男系绝嗣，因此，不花刺的王位正式传给了昔班家族女继承人与札尼伯所生的儿子、阿斯特拉罕王朝的巴基·穆罕默德。

阿斯特拉罕汗朝从1599年到1785年间统治着河中，以不花刺为都。该王朝还统治着费尔干纳，直到大约1700年浩罕建立独立的汗国时。巴里黑也成了阿斯特拉罕汗朝假定继承者们的封地，直到1740年7月波斯王纳迪尔沙征服该城。纳迪尔沙于1740年9月22日用大炮打败了乌兹别克人，出现在不花刺城下。阿斯特拉罕的阿布勒费兹汗（在位时间是1705年至1747年）被迫接受纳迪尔沙的宗主权，并承认阿姆河为不花刺地区的南部边界线。

在16世纪初把自己的命运与穆罕默德·昔班尼蒙古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那些蒙古部落中，有一个诺盖部，或称曼吉特部，该部来自伏尔加河河口和乌拉尔河之间的草原，即诺盖游牧部落的领地。在阿斯特拉罕汗朝统治下，该部在不花刺的影响日益增加，18世纪后半期，该部首领们在不花刺享有宫廷侍长的地位。在阿斯特拉罕汗国未代可汗阿布·加齐（1758-1785年）统治期间，曼吉特首领马桑·沙·穆拉德娶了这位统治者之女，成了真正的君主，后来登上了不花刺王位（1785-1800年）。马桑企图牺牲阿富汗地区杜兰尼国国王帖木儿·沙的利益，蚕食阿姆河南岸的莫夫和巴里黑附近地区。然而，直到1826年，巴里黑才并入布哈拉汗国，1841年又被阿富汗人长久地重新征服。而莫夫仍是布哈拉汗国的一部分。

曼吉特王朝从1785年至1920年间在布哈拉实施统治。1866年，它不得不接受俄国的保护，成为俄国的保护国。1920年，成吉思汗的最后一个后裔被苏维埃政权推翻。

4．希瓦汗国

乌兹别克征服者穆罕默德·昔班尼于1505至1506年攻占了花刺子模（即希瓦地区）和河中。1510年12月昔班尼在莫夫战场阵亡后，当胜利的波斯人占领河中和花刺子模（1511－1512年）时，乌尔根赤和希瓦的虔诚的逊尼派居民们起来反抗信奉十叶派的波斯将军们，并把他们驱逐出境。领导这次起义的昔班家族旁支的一位首领伊勒巴斯建立了一个脱离布哈拉的汗国。

昔班王朝从1512年至1920年间统治着花刺子模。除了它的建立者伊勒巴斯（1512-1525年）外，值得提到的还有哈吉·穆罕默德（1558至1602年），在他统治期间，不花刺汗阿布德·阿拉赫二世短时期内征服过花刺子模（1594，1596年）。在阿拉不·穆罕默德统治（1603－1623年在位）下，一支由一千名俄国人组成的兵团向乌尔根赤进军，结果全军被屠杀。约1613年，花刺子模受到卡尔梅克人的入侵，后来卡尔梅克人携带战利品而去。在阿拉不·穆罕默德统治中期，由于阿姆河左边支流干涸，希瓦取代乌尔根赤，成为希瓦汗国都城。

希瓦汗国的诸汗中，最著名的汗是阿布哈齐（1643-1665年）。他是一位伟大的察合台突厥语的历史学家和《突厥世系》一书的作者。《突厥世系》一书对研究成吉思汗史，成吉思汗汗国史，特别是研究作者本人所属的术赤家族史很有价值。阿布哈齐作为希瓦汗打败了和硕特部卡尔梅克人的一次入侵，他们曾于1648年掠夺柯提地区，他发动突然袭击，打败了他们的首领昆都仑乌巴什，昆都仑乌巴什负伤。他还打退了土尔扈特人对哈扎拉斯普附近地区的另一次掠夺性入侵（1651－1653年）。

此外，他还与不花刺汗阿布阿兹交战，并于1661年对不花刺城发动掠夺性远征。

希瓦汗伊勒巴斯二世杀害了一些波斯使者，因此引起了波斯王纳迪尔沙的愤怒。

纳迪尔沙于1740年10月向花刺子模进军，迫使伊勒巴斯的避难地汗卡要塞投降，并攻占希瓦（11月）。他在希瓦比在不花刺更少仁慈，处死了伊勒巴斯，伊勒巴斯曾对他的使者无礼而伤害了他。从1740年到纳迪尔沙去世的1747年间，希瓦诺汗一直与波斯保持严格的属臣关系。

希瓦汗赛义德·穆罕默德·拉希姆汗于1873年被迫屈服于俄国的保护。1920年，希瓦的最后一位成吉思汗族君主赛义德·阿拉汗被苏维埃政权废黜。

5．浩罕汗国

在昔班家族成员统治时代和阿斯特拉罕汗朝初期的统治下，费尔干纳是河中汗国的一部分。但是，在阿斯特拉罕汗朝统治初期，由于费尔干纳的大部分地区已经落入了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手中，这种统一仅仅是表面上的，更不用说在锡尔河北岸的恰达克建立政权的和卓们。大约在1710年，一位名叫沙·鲁克的昔班家族成员，即阿布海儿的后代，推翻了这些和卓，以浩罕为都，在费尔干纳建立了独立的乌兹别克汗国（约1710至1870年）。

1758年，浩罕可汗额尔德尼被迫承认中国的宗主权，中国的军队已经到达了他的边境。他企图与阿富汗地区的杜兰尼国王阿黑麻联合对付中国军队，然而，杜兰尼于1763年在浩罕和塔什干之间的一次示威没有产生效果。浩罕汗国的爱里木汗在1800至1809年间，由于吞并了塔什干，他的领土扩大了一倍。爱里木的兄弟、继承人穆罕默德·奥玛尔（约1809－1822年在位）还吞并了突厥斯坦城（1814年）。在奥玛尔之子、继承人穆罕默德·阿里，或称马达里统治（约1822－1840年）下，大帐的吉尔吉斯-哈萨克人已经占据了突厥斯坦城和巴尔喀什湖南岸之间的地区，他们承认浩罕汗国的宗主权，当时浩罕汗国正处于其权力的鼎盛时期。但是，1865年前不久，布哈拉汗国重新征服塔什干，然而同年（1865年）6月又被夺走，这次是俄国人夺取了该城。

1876年，浩罕汗国被俄国吞并。

6．西伯利亚的昔班家族成员

15世纪，在额尔齐斯河中游的伊斯克尔（即失必儿），今西西伯利亚的托博尔斯克东南，一个突厥－蒙古汗国已经崛起，其可汗们是“台不花别吉的后裔”，而不是成吉思汗后裔。但是，漫游于乌拉尔山以南和托博尔河河源附近的昔班家族的成吉思汗后裔很快占据了托博尔河以东的全部地区。昔班家族首领阿布海儿于1428年正是在托博河支流的图拉河地区被拥立为汗。大约1480年，昔班家族幼支的另一位王公伊巴克（死于1493年，正是他于1481年袭击和杀死金帐汗阿黑麻）从失必儿汗国可汗们手中夺取了图拉河与托博尔河交汇处的秋明城。伊巴克之孙库程汗（约1556－1598年在位）与失必儿汗雅迪格尔交战。雅迪格尔汗于1556年向俄罗斯沙皇伊凡雷帝求援，但是，雅迪格尔汗于1563年至1569年间被库程汗打败和杀死。库程汗成了失必儿汗国的主人。库程汗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意承认沙皇的宗主权。但是，他一旦巩固之后，就与俄国为奥斯佳克的保护权发生争执，并进攻俄国人斯特罗甘诺夫建立的碉堡和贸易据点。同时，他在西伯利亚热情地宣传伊斯兰教。

伊凡雷帝于1579年派哥萨克首颌叶尔马克去对付西伯利亚。其间，库程汗已把他的军队（由突厥－蒙古族武士、沃加克人和窝古尔人组成）委托给他的侄儿马赫麦特·库耳率领，马赫麦特·库耳“在楚瓦什山下、托博尔河口边设防扎营，警戒通往失必儿的道路”。但是，俄国人由于他们使用“火绳枪”，于1581年攻占军营地，占领失必儿，库程汗被迫逃亡。

然而，老库程汗继续进行丛林游击战。他于1584年在额尔齐斯河的一岛上袭击了叶尔马克，这位哥萨克首领在撤退时被淹死，其部下被杀，库程汗夺回了失必儿国。

俄国人只得一步一步地重新征服该汗国。当他们向前推进时，他们在秋明（1586年）、托博尔斯克（1587年）和托木斯克建立了军事殖民区。库程汗于1598年8月20日在鄂毕河畔的决定性战争中失败，逃到诺盖草原，在此遭到暗杀（1600年）。库程汗抵抗俄国人的战斗在北部成吉思汗后裔的历史上放射出最后一抹光辉。

谢选骏指出：蒙古人的南征西讨虽然特别成功，但到最后还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仅仅起到了一个“打通亚欧大陆”的桥梁作用；至于他们本身，却在各地遭遇了“本土化”过程之后，完全融化了。这还算是间接成果。那么直接成果呢？就是触发了一个反向侵略的俄罗斯帝国，直到控制了蒙古的本土。俄罗斯反向侵略这一过程，到二十一世纪的现在还没有结束，尽管俄国入侵乌克兰的战争显示，俄罗斯的殖民体系已经接近了末日。

【第十四章 察合台王室的末代后裔】

1．蒙兀儿斯坦的复兴：歪思汗与也先不花

察合台汗国，或者像突厥语和波斯语史学家们称呼的那样：蒙兀儿斯坦，它在帖木儿时代暂时失势之后，于15世纪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复兴。应该记住。该汗国一方面包括蒙兀儿斯坦本土，即托克玛克和克拉科尔附近的伊塞克湖地区、伊犁河流域及其支流特克斯河、空格斯河、哈拉塔尔流域、艾比湖盆地和玛纳斯河，另一方面它还包括畏兀儿斯坦，或者称原回鹘国，即库车、喀拉沙尔、吐鲁番（或称哈刺火州）之地。可能还包括连同喀什、叶儿羌和于阗城在内的喀什噶尔（或名阿尔蒂沙尔）。在察合台可汗们的宗主权下，喀什噶尔构成了杜格拉特异密们的祖传的领地。他们与察合台人一样是蒙古种人，并且事实上，他们在这一地区内也像察合台人一样强大。

15世纪的察合台系诸汗中，有几位似乎具有有趣的个性，这从《拉失德史》的零星材料中可以推知。其中之一的歪思汗（大约1418－1428年在位）作为致力于吐鲁番（或哈刺火州）绿洲的灌溉系统而被提到。作为一位虔诚的穆斯林，他对异教的西蒙古人，即卫拉特人或称卡尔梅克人发动战争，结果被卫拉特部脱欢汗之子、首领额森台吉（汉译名也先台吉，台吉也可称太子）俘虏。卫拉特可汗们虽然是纯蒙古族人，但是他们不属于成吉思汗系。据《拉失德史》记，额森非常尊重歪思汗，立即释放了他。歪思汗第二次被额森击败是在伊犁地区，他的马跌倒，他的忠实属臣杜格拉特部首领、喀什君主赛义德·阿里拯救了他，他把自己的马让给歪思汗，歪思汗幸运地得以逃走。歪思汗与卫拉特人的第三次遭遇发生在吐鲁番附近，歪思汗再次被俘。这一次是在他答应把他的妹妹留在额森台吉家族后才获释。如同上文在谈到河中时所看到的那样，诸小游牧部落的首领们都企图通过与成吉思汗系的公主们联姻，使他们的后代成为贵族。

歪思汗一死（1429年），他的两个儿子羽奴思和也先不花二世为争夺王位发生争吵，或者说，他们各自的支持者们以他们的名义这样做，因为长子羽奴思几乎未满13岁。正是弟弟也先不花二世获胜，羽奴思逃到撒麻耳干，在帖木儿王朝兀鲁伯汗宫廷避难。

也先不花尽管年轻，然而统治着蒙兀儿斯坦全境（1429－1462年在位）。曾帮助他夺取王位的杜格拉特部异密赛义德·阿里（死于1457至1458年间）比以往更有权势。在这时，杜格拉特家族成员在察合台汗阿克苏的宗主权下，占有拜城和库车，但是他们暂时失去了喀什城，河中和呼罗珊的帖木儿王朝汗沙哈鲁及其子兀鲁伯从他们手中夺走了该城。赛义德·阿里大约在1433年至1434年间又从兀鲁伯的代理人手中夺回喀什。《拉失德史》赞扬了他在喀什重建管理机构和他对农业和牲畜饲养业的关注。

也先不花二世曾与河中帖木儿王朝的卜撒因交战。1451年，他对帖木儿王国北部边境上的赛拉木、突厥斯坦和塔什干诸城发动了一次掠夺性远征。卜撒因追随他一直来到怛逻斯。在受到也先不花的另一次攻击之后（这次是发生在费尔干纳的安集延地区），卜撒因决定分裂察合台家族的势力，他召来了在泄刺只流亡的羽奴思，并借军队给他，让他用这支军队与其弟也先不花作战。在卜撒因的支持下，羽奴思在伊犁附近成了蒙兀儿斯坦西部的可汗，而也先不花仍是东部各省，即阿克苏，裕勒都斯河流域和畏兀儿斯坦的君主（1456年）。稍后，羽奴思企图使喀什臣属于他。喀什君主、杜格拉特部异密赛义德·阿里求助于也先不花，后者匆忙从裕勒都斯赶来，与赛义德·阿里的军队会合，他们一起在喀什东北、通往阿克苏途中的科纳·沙尔把羽奴思赶跑。羽奴思在失去了他的追随者之后，到河中卜撒因那里寻求援军。

于是，他终于能在伊犁和伊塞克湖地区重建统治。

也先不花仍是阿克苏，裕勒都斯河地区和蒙兀儿斯坦的统治者，他于1462年去世。其子笃思忒·马黑麻是一位毫无经验的年轻人（年仅17岁），由于他的放荡行为而疏远了毛拉们［伊斯兰教学者，实际是伊斯兰教宗教贵族〕，又因他对喀什城发动掠夺性攻击而激怒了实力强大的杜格拉特家族。他于1469年去世，及时地躲过了一场大叛乱。他的伯父、统治着伊犁和伊赛克湖地区的羽奴思汗立即占有阿克苏，当时阿克苏城被认为是蒙兀儿斯坦的都城。笃思忒·马黑麻之幼子怯别二世被支持者们救出，带到喀拉沙尔（察力失）和畏兀尔地区的吐鲁番，他在该地被宣布为可汗。但是，四年之后，也是这些支持者处死了这个孩子，并把其首级带给羽奴思。

尽管由于这次谋杀使羽奴思成了整个蒙兀儿斯坦的唯一君主，但是，他对暗杀只表示恐惧，遂下令把这些人处死（1472年）。

2．羽奴思和察合台后裔对帖木儿家族的报复

羽奴思在阿克苏恢复统治之后，面临的唯一严重威胁是额森台吉之子阿马桑赤台吉率领的卫拉特人（或卡尔梅克人）的入侵。卫拉特人在伊犁河《拉失德史》记：亦刺河）附近对羽效思发动进攻并打败了他，迫使他向突厥斯坦城附近地区撤退。但是。卫拉特人的行动表明了他们的这次进攻不过是毫无政治结果的游牧民的突然袭击而已。卫拉特人一走，羽奴思又从锡尔河回到伊犁，从半定居地回到了游牧地，他只得这样做以迎合蒙兀儿斯坦的诸部落，这些部落民希望他们的可汗像一位真正的成吉思汗后裔。忘掉他的都市生活的体验和泄刺只文化，在帐篷中过着祖祖辈辈们所过的生活。与此同时，从属于蒙兀儿斯坦的喀什和叶儿羌两城先后由杜格拉特家族异密赛义德·阿里的两个儿子米儿咱·桑尼司（1458－1464年在位）和穆罕默德·海达尔一世（1465－1480年在位）统治。《拉失德史》宣称桑尼司是一个狂暴而宽宏大量的人，他把喀什管理得很好，以致后来人们把他统治时期作为黄金时代来追述。随后是海达尔的统治。海达尔最初是在羽奴思汗的宗主权下和平地统治着喀什和叶儿羌。但是，桑尼司之子海达尔的侄儿阿巴扎乞儿在这种和平统治被打乱之前没有长久地等待。他在占领了叶儿羌之底，又从与杜格拉特家族有关系的其他宗王们手中夺取了于阗城。从那时起，他的行为俨然像一位独立的君主。海达尔乞求羽奴思的援助，以对付这位反叛的侄儿，但阿巴扎乞儿两次在叶儿羌城下打败了他们两人（1479－1480年）。在这两次胜利之后，阿巴乱乞儿还从其叔父海达尔手中夺取了喀什，海达尔于1480年被迫撤往阿克苏，投奔羽奴思汗。

尽管羽奴思汗在喀什噶尔本土上发生的杜格拉特异密们之间的这些纷争中未能够实现他的志愿，但是，他统治末期是以在中国和河中两地所获得的相当大的成就为标志的。《明史》记，1473年吐鲁番的一位名叫阿力的苏丹从明朝的一个藩属王朝，即契丹王朝手中夺取了戈壁滩上的哈密绿洲。被派往吐鲁番的一支中国军队未能捉住入侵者，待追军返回后，他们又占领了哈密。1476年，这位阿力（或称哈力）派使者携带贡赋到北京。如果《明史》的编年准确的话，阿力的统治相当于羽奴思汗的统治时期。

然而，羽奴思汗很可能抓住了帖木儿王朝衰落的机会（参看463页），作为调停人干涉河中事务。帖木儿王朝的两个宗王，卜撒因的儿子、撒麻耳干王阿黑麻和费尔干纳王乌马儿·沙黑，为塔什干的所有权，在毫无结果的竞争中耗尽了他们的全部力量，乌马儿·沙黑占有了塔什干。随着费尔干纳国成为羽奴思的属国，羽奴思不得不多次出面保护乌马儿·沙黑以对付阿黑麻。最后，羽奴思利用仲裁人和无私调停者的角色，在征得双方的同意后，他于1484年取得了两兄弟争夺的塔什干城和赛拉木城。后来，羽奴思选择塔什干为他的居住地，并于1486年死于该地。

由于住在像塔什干这样的古城，即在人口稠密的河中地区的门槛边，羽奴思汗实现了他终身的梦想。甚至自从流亡时期以来，当他在泄刺只还是一位年轻人时，就已经尝到了波斯文明的乐趣。这位有文化教养的成吉思汗后裔就一直怀念过去，梦想着定居的生活方式。出自蒙古人的责任感，多年来他强迫自己像游牧民一样地住在天山南北坡的伊犁河流域和裕勒都斯河流域。但是，在这一点上，他仅仅是实现了他作为一个王的职责。《拉失德史》对羽奴思的描述，是基于纳昔儿·丁·乌拜达拉赫给穆罕默德·海达尔谈的他个人的印象，书中强调了这位拜访者的惊奇：“我以为会看到一个蒙古人，但是，我发现他是一个波斯式的男子，满脸胡须，他的言谈举止即使在波斯人中也是少见的。”因此，他一成为塔什干统治者（当时他几乎年近八旬），就决定住在那儿。追随他的一些牧民，对他按塔吉克人般的方式过定居生活的思想感到惊恐，疏远了他，急忙返回到他们喜爱的裕勒都斯河流域和畏兀儿斯坦草原上。他们带走了羽奴思的次子阿黑麻，他似乎抱有与他们一样的喜欢自由生活的兴趣。羽奴思汗没有追赶他们，因为阿黑麻在他们中间可以保证他们对他的忠实。

阿黑麻在父亲死后统治着汗国的这片地区，即伊犁、裕勒都斯河流域和吐鲁番地区，直到去世（1486至1503年在位）。他在他的草原上很快活。一方面，他成功地与卫拉特人（卡尔梅克人）作战，另一方面，又与吉尔吉斯-哈萨克人作战。《拉失德史》认为，卫拉特人恭维他的绰号是“阿刺札”，意为“杀人者”。1499年前后，他从杜格拉特部异密阿巴扎乞儿手中夺取喀什和英吉沙尔城。这位能干的成吉思汗后裔，在国内通过一系列讨伐和处决，使反叛的部落首领们巨服。

《明史》对阿黑麻在哈密绿洲的事迹也有报导，在汉语中，他是“吐鲁番速檀阿黑麻”。在1482年，地区契丹王朝的一位后裔、罕慎王子得到中国的支持，从察合台汗国手中重新征服了哈密。1488年，阿黑麻在一次伏击中杀死罕慎，夺取了哈密。次年，罕慎部众又夺回哈密。1493年，阿黑麻俘获哈密君主和中国驻官，并监禁他们。北京宫廷对此进行了报复，封锁哈密边境，禁止吐鲁番的商旅进入，把从畏兀儿地区来的商人们驱逐出甘肃境。《明史》说，这一报复在畏兀儿地区和察合台汗国内引起了对阿黑麻的极大忿恨，结果，他不得不顺从地把哈密留给地区王朝，也就是说让哈密处于中国的影响之下。

3、察台台后裔被赶回天山东部地区；帖木儿王朝文艺复兴在喀什噶尔的影响；历史学家海达儿·米儿咱

当阿黑麻在阿克苏和吐鲁番统治着东蒙兀儿斯坦和畏兀儿斯坦时（1486－1503年），其兄马哈木继承其父羽奴思在塔什干和西蒙兀儿斯坦的统治（1487－1508年在位）。前文已经提到，撒麻耳干的末代帖木儿朝人于1488年企图从马哈木手中收复塔什干，但是被他在该城附近的奇尔奇克，或帕拉克打败，塔什干仍是蒙古可汗的驻地。不幸的是，马哈木犯了一个大错误，他接纳了著名的穆罕默德·昔班尼，在当时昔班尼只是一个冒险者，前来以剑为马哈木效劳。马哈木认可了他的服务，把突厥斯坦城作为封邑赐给他（1487－1493年）。昔班尼在对他过分信任的马哈木的支持下，从末代帖木儿王朝汗王手中夺取了不花刺和撒麻耳干，并于1500年使自己成了河中之王。马哈木有理由为自己的慷慨感到后悔，因为昔班尼在一得到河中之后，就反过来对付他。马哈木向其弟阿黑麻求援，阿黑麻匆忙从畏兀儿地区赶来。但是，兄弟俩被昔班尼打败，并在费尔干纳、浩罕东北的阿赫昔战役中被俘。尽管昔班尼尽情地嘲弄了马哈木的天真（他把自己的成功归于马哈木），但是，这一次他对他们很客气，并立即释放了他们（1502－1503年），但他保留了塔什干和赛拉木城。其后不久，阿黑麻于1503-1504年冬在阿克苏因瘫痪去世。马哈木愚蠢地再次落入了昔班尼之手，这次昔班尼在忽毡附近处死了他（1508－1509年）。

马哈木之死标志着察合台后裔最后被逐出西突厥斯坦。他们被赶回天山东部之后，在那里又过了一百年。在畏兀儿斯坦，即吐鲁番、喀拉沙尔（察力失）和库车，阿黑麻的长子满速儿汗在其父死后被承认为可汗，他统治上述地区达40年（1503-1543年）。统治之初，他碰到了许多困难。喀什的杜格拉特部异密阿巴扎乞儿进入阿克苏，在那里掠夺了察合台后裔们的财宝，之后，继续去摧毁了库车和拜城。1514年，轮到满速儿之弟赛德汗从阿巴扎艺儿手中夺取喀什（1514年5－6月）、叶儿羌和于阗，并迫使他向拉达克山逃亡。在这次反对杜格拉特叛乱的战争中；赛德汗得到忠实于察合台家族的另一位杜格拉特人、历史学家杜格拉特·米儿咱的支持、从此，赛德汗将统治着喀什噶尔本土（1514－1533年在位），而其兄满速儿（1503－1543年在位）统治着蒙兀儿斯坦（伊犁和裕勒都斯）和畏兀儿斯坦。两兄弟之间的亲密关系确保了中亚的和平。“旅行者们可以十分安全地从费尔干纳到哈密，然后进入中国。”

杜格拉特家族的继承人穆罕默德·海达尔二世（即海达尔·米儿咱）撰写的《拉失德史》证明了在那个时期察合台和杜格拉特家族的后代们已经具有相当先进的文化。上文已经谈到，羽奴思汗逗留在察合台后裔中时（1456－1486年）——他的确是在泄刺只度过了他的青年时代——带来了波斯人的优雅风度。同样，海达尔（1499，或1500至1551年）也是被社会环境彻底改造的蒙古王子的一个例子。他懂蒙古语吗？毫无疑问，正如埃尼亚斯所指出的那样，由于他是一位笃诚的穆斯林，其祖先的语言可能只被视为异教徒的语言。事实上，与他的家族成员们长期使用的语言一样，他说察合台突厥语。但是，他是用波斯文撰写了题名为《拉失德史》的中亚蒙古人的历史。而他的邻居和朋友、帖木儿王朝的巴布尔，像他一样，也是一部不朽回忆录的作者，但他仍忠实于察合台突厥语方言。像上述这些文人的存在表明了在16世纪前半期东突厥斯坦（原东察合台汗国）是一个文化繁荣的中心，今天该地区的文化已经衰落到了可悲的水平。尽管东突厥斯坦缺乏河中地区具有悠久文学中心的这种光荣（因为喀什、阿克苏和吐鲁番都不能与不花刺和撒麻耳干相比），但是，必定是在与帖木儿后裔有联系的突厥－波斯文艺复兴期间，撒麻耳干和不花刺的影响在上述地区十分强烈，甚至带动了整个地区。海达尔与伟大的巴布尔（在建立印度帝国之前，巴布尔是费尔干纳的帖木儿朝末代君主）的亲密友谊表明了察合台家族的可汗们和全部杜格拉特部异密们是按西方的方式交往。在巴布尔的已经伊朗化的撒麻耳干和今天称为中国突厥斯坦之地之间的关系是牢固的，交往是不断的。于是，当河中地区的巴布尔用察合台突厥文写作时，蒙兀儿斯坦的异密海达尔是用波斯文写作。海达尔的宗主、察合台后裔赛德汗说一口像突厥语一样流利的波斯语。

因此，把16世纪察合台末代可汗们的帝国看成是一个衰落中的国家是错误的。像羽奴思和海达尔这样有文化素养的人的存在是与此结论相反的证据。中国人在这片土地上窒息了民族特性，他们谨慎地封锁该地区——当时这一地区由于从伊朗-突厥的伊斯兰世界吹来的各次文化之风而生机勃勃。羽奴思的生涯证明了这一点。羽奴思是在泄刺只文学的薰陶之下成长起来的，后来他统治了库车和吐鲁番。海达尔·米儿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王子，他在1547年为自己继续去征服克什米尔之前，曾与巴布尔在河中作战，并帮助成吉思汗后裔赛德汗收复了喀什和叶儿羌。尽管在裕勒都斯和畏兀儿斯坦的诸部落（它们给察合台的末代子孙们带来了许多麻烦）仍过着古老的游牧生活，但是，察合台统治的最终结果将是不仅把喀什噶尔，而且把库车、喀拉沙尔和吐鲁番这一古代回鹘国与撒麻耳干、赫拉特的波斯和伊朗化的突厥文明联系在一起。

4．末代察合台后裔

察合台可汗们试图把帖木儿王朝时期文艺复兴的这种穆斯林突厥－伊朗文化带到远东，即带到明朝的中国边境地区。《明史》（已得到《拉失德史》的证实）记载了满速儿汗对中国的战争。《拉失德史》指出，这次冲突是一次反异教的圣战。争夺的关键仍然是哈密绿洲。1513年，哈密地区王公，汉译名称为拜牙即者臣服于满速儿。1517年满速儿驻在哈密，并由此向甘肃的敦煌、肃州和甘州方向攻击中国本土。与此同时，他的弟弟、喀什噶尔的统治者赛德汗把圣战引入了吐蕃人的拉达克省，1531年，历史学家海达尔·米儿咱在该地统率其军。

满速儿之子沙·汗继承满速儿在畏兀儿斯坦，或者说吐鲁番的汗国，他从1545年一直统治到大约1570年，据《明史》记（《拉失德史》只记到沙·汗时期）。沙·汗不得不与其兄弟马黑麻交战，马黑麻占领了哈密的部分地区，并得到卫拉特人（卡尔梅克人）的援助。在沙·汗死（约1570年）时，马黑麻成了吐鲁番的统治者，但是，现在轮到他不得不起来反对第三个兄弟琐非速檀，琐非速檀派一位使者到中国，企图得到中国的支持。在琐非速檀之后，史书关于吐鲁番察合台汗国没有记载。然而，已经知道，中国人视之为真正察合台后裔的一位吐鲁番苏丹曾于1647年派使者到北京宫廷，于1657年又派第二个使者到北京。

在喀什噶尔的察合台汗国，赛德汗之子阿不都·拉失德（1533－1565年）已经继承父位。新汗很快就与强大的杜格拉特家族发生争吵，并处死了一位首领、历史学家海达尔的叔叔赛亦德·马黑麻·米儿咱。海达尔本人曾忠实地为赛德汗服务过，为他征服了拉达克，由于害怕遭到与叔叔同样的命运，他动身去印度，在那里于1541年成为克什米尔地区的统治者。据《史记实录》记述，拉失德的统治是在抵制入侵伊犁和伊塞克湖地区的大帐吉尔吉斯－哈萨克人中度过的。拉失德的长子、勇敢的阿不杜拉迪甫在一次反吉尔吉斯汗那札儿的战斗中被杀。尽管拉失德尽了一切努力，但他未能阻止吉尔吉斯－哈萨克人夺取蒙兀儿斯坦的大部分地区（即伊犁和昆格山地区），结果，他的领地减少到只有喀什噶尔。这在海达尔书中某些令人困扰的篇章内明显地表现出来。

拉失德直到1565年才去世，他的一个儿子阿不都·哈林继承他成为喀什噶尔可汗，在1593年阿哈木拉齐著书时，他仍在位。当时喀什噶尔的都城（可汗常驻的大本营）似乎是叶儿羌。喀什是阿不都·哈林的一个兄弟麻法默德的封邑。显然，在1603年底当葡萄牙耶稣会传教士鄂本笃过其境时，就是这位麻法默德已经在叶儿羌继承了阿不都·哈林的王位。阿克苏当时由麻法默德的侄子统治，察力失（喀拉沙尔）由他的私生子统治。关于该王朝，史书没有更多的记载。埃尼亚斯认为在17世纪50－75年间该王朝的一位成员可能是一个叫伊斯迈尔的汗。但是，到那时候，喀什噶尔的察合台汗国可能已经分裂成叶儿羌、喀什、阿克苏和于阗诸小汗国，实际统治权将转入和卓们手中。

5．喀什噶尔的和卓们

和卓一名，正像在河中和喀什噶尔理解的含义一样，是指那些宣称自己是出自先知穆罕默德，或者是出自前四位阿拉伯哈里发的热忱的穆斯林。在布哈拉和喀什地区有许多这类家族。《拉失德史》告诉我们，这些像圣徒般的人对赛德汗（1514－1533年在位）的影响是多么强烈。赛德汗对伊斯兰教十分虔诚，以致他本人想成为托钵僧。只是由于从撒麻耳干来的和卓马黑麻·亦速甫及时到达了喀什才阻止了他。亦速甫说服他，生活在世俗世界，一样可以得到拯救。赛德汗以同样崇拜的心情欢迎另一位和卓，被称为是教师和能创造奇迹的哈司刺·马黑杜米·奴烈《拉失德史》提到了这位和卓大约于1530年在喀什噶尔的使徒身份和他于1536年动身去印度。根据地方传说，1533年从撒麻耳干来了一位杰出的和卓，他来喀什参加可汗与乌兹别克人之间的谈判，“他与他的两个妻子住在喀什”。一个妻子是撒麻耳干人，另一个是喀什人，他有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把他们彼此之间的仇恨传给了他们的孩子们，喀什噶尔被两派分裂，白山派在喀什进行统治，而黑山派在叶儿羌进行统治。

无论这一分裂的真正起因是什么，从16世纪末起和17世纪的75年间，双方（不仅有个人的敌对，还存在着宗教争端）在喀什噶尔都享有实权。白山派在伊犁地区的吉尔吉斯－哈萨克人中寻求支持；黑山派在天山南部的喀喇吉尔吉斯人中寻求支持。察合台家族的世俗汗国逐渐处于这两派穆斯林教士的控制之下，直到大约1678年喀什末代可汗伊斯迈尔对他们采取行动时。他驱逐了白山派领袖哈司刺·阿巴克和卓，阿巴克到准噶尔人（或西蒙古人，即卡尔梅克人）中寻求帮助，准噶尔人进入喀什，俘获了伊斯迈尔，任命阿巴克取代他的位置。准噶尔人的援助还使阿巴克战胜了对于——叶儿羌的黑山派，并使叶儿羌成了他的都城。于是，喀什噶尔又重新统一起来，但是，它是处在“穆斯林神权”之下，并且是作为准噶尔人建立的新蒙古帝国的一个保护国。

谢选骏指出：成吉思汗家族的命运就是“刀剑不离”，不被斩尽杀绝，他们就不会消停。仿佛受到了命运的诅咒。这可能就是应了圣经上的一句话——“凡是动刀的，必死于刀下。”

【第十五章 15至18世纪蒙古境内的最后一批帝国】

1. 1370年后蒙古的混乱

蒙古大汗忽必烈在中国建立的帝国已经于1368年被中国的起义推翻了。忽必烈后裔妥欢帖睦尔被中国人赶出北京之后，在哀痛这一巨大的灾难中于1370年5月23日在沙拉木伦河畔的应昌（或开鲁）去世。明朝（1368－1644年）的中国人在把成吉思汗后裔驱逐出国境之后，立即追随蒙古人进入了蒙古地区。

妥欢帖睦尔之子爱猷识里达腊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后，在哈拉和林称汗，并于1370至1378年间统治其地，徒劳地盼望着有朝一日重登中国王位。然而，他非但没有实现这一愿望，还面临着深入到蒙古地区的中国人的攻击。1372年，明朝杰出将领徐达向哈拉和林进军，但是，在土拉［土兀刺河］河畔受阻。爱猷识里达腊去世后，其子脱古思帖木儿在蒙古帝国都城哈拉和林继位（1378－1388年），现在蒙古帝国已缩小到它最初的规模。1388年，一支由10万人组成的中国军队又进入蒙古地区，在合勒卡河和克鲁伦河之间、贝尔湖南岸的一场大战中打败了脱古思军，脱古思在这次灾难之后被他的一位亲戚暗杀。

这次再度丢脸的结果是忽必烈家族丧失了信誉，以至于大多数蒙古部落宣布自治。反叛没落的忽必烈后裔的主要部落首领鬼力赤，根据萨囊彻辰的记载，他是克呼古特部王公，即蒙古语的乞儿吉斯部王公，乞儿吉斯人当时分布在叶尼塞河上游沿岸，直到库苏泊一带。鬼力赤否认了忽必烈后裔额勒伯克大汗的宗主权，于1399年打败并杀死了他，取得了统治各部的霸权。

中国皇帝，明朝第三个和最杰出的君主永乐皇帝对这次篡位自然很高兴，它增加了蒙古内部的纠纷，由于在蒙古推翻了忽必烈家族，解除了中国人担心的成吉思汗蒙古人报复的恶梦。因此，他承认了鬼力赤。然而，据《明史》记，鬼力赤当时被两个反叛部落的首领，即阿苏特部的阿鲁台（汉译名）和卫拉特部首领马哈木打败。阿苏特人是阿兰人（或阿速人）的蒙古名称。他们属伊朗种（更准确地说，是斯基泰－萨尔马提亚人），起源于高加索（库班和捷列克），13世纪，在元朝蒙军中有一支由他们组成的大军团，1275年，由阿兰人组成的蒙古军团在镇巢被中国人击溃，为忽必烈家族服务的另一些阿兰族部于1336年从北京写信给教皇。1400年的阿苏特人无疑是随同忽必烈后裔从中国撤退到蒙古的阿兰氏族中的一支，他们已经与蒙古人同化，并与他们同舟共济。应该记住，卫拉特部是森林蒙古人中的一个强大部落，在成吉思汗时代定居在贝加尔湖西岸。从17世纪起，卫拉特部似乎已经形成了4个小部落，它们是绰罗斯部、杜尔伯特部、和硕特部和土尔扈特部。王室属于绰罗斯部，至少在当时是这样。

阿鲁台和马哈木为了强调他们完全独立于另一些觊觎王位的蒙古人，决心直接向北京朝廷表示效忠，这种正式表态既表明了他们自己的主权，又赢得了明朝的支持。显然，卫拉特部利用这一形势将其霸权扩张到从贝加尔湖西岸到额尔齐斯河上游的整个西蒙古，还抱有朝伊犁方向进一步向西南扩张的目的（正像我们在《拉失德史》中不久会看到的那样。但是，蒙古中部和东部将仍然处于混乱局面，因为，根据萨囊彻辰的记载，鬼力赤之子额色库坚持要与阿鲁台和马哈木争夺最高汗国，直到他于1425年去世时。

然而，在1403至1404年间，以额勒伯克之子为代表的成吉思汗汗国复辟了。蒙古史家萨囊彻辰称额勒伯克的这个儿子为额勒锥·特穆尔，《明史》仅以其佛教梵文名本雅失里称呼他。不久，阿鲁台聚集在这位正统代表者一边。可以理解，北京宫廷为忽必烈家族在中国的再现而深感不安，永乐帝试图要本雅失里作出臣属的明确表态。一经遭到拒绝，永乐帝就进入蒙古，直抵成吉思汗故地，鄂嫩河上游平原，击溃了本雅失里和阿鲁台的军队（1410－1411年）。这次失败对本雅失里来说是致命的，因为它使他丧失了权威。卫拉特部首领马哈木向他进攻，并击溃他，夺取了霸权（约1412年）。

直到此时，马哈木一直与明朝永乐皇帝保持着友好关系，因为卫拉特人（或西蒙古人）寻求北京朝廷的支持以对付忽必烈后裔和东部的其他蒙古首领是很自然的，但是，卫拉特部首领一旦强大起来，相信自己可以把霸权强加于蒙古各部和蒙古王室时，就毫不犹豫地与明朝皇帝断交。永乐帝越过戈壁向他进军，但是，马哈木使中国军队遭到严重损失，然后，他溜走了，到达土拉河以西（1414，1415年）。这些游牧民，直到不久前才因中国式的悠闲和宁静的生活变得松散和温和，随着他们返回草原故乡，又恢复了古老的坚韧。况且，他们是卫拉特人，即来自森林的西部落，由于他们比克鲁伦河和鄂尔浑河沿岸的游牧民较少地与成吉思汗征服的成果相联系，无疑保留着更多的民族活力。不过，马哈木的威信由于中国人的入侵暂时受损，因为他也未能阻止明朝军队进入蒙古草原。

据《明史》记，阿鲁台后来又出现在政治舞台上，他拥立本雅失里即额勒锥·特穆尔为大汗（约1422年）。他洗劫甘肃边境，直抵宁夏，后来，当永乐皇帝匆忙赶来回击时，他又穿过戈壁向北撤走，逃之夭夭。《明史》接着说，其后不久，阿鲁台处死了额勒锥·特穆尔，自称大汗。永乐皇帝不止一次地（1424，1425年）发动对他的战争，但是，毫无结果，尽管还得到了有利的牵制力量，即卫拉特部首领、马哈木之子和继承人脱欢帖木儿反对阿鲁台的霸权，并打败了他。

以上是中国史书《明史》的记载。然而，恐怕《明史》的作者在阿鲁台一名之下混淆了蒙古史家萨囊彻辰明确区分的两个人，即阿苏特部首领阿鲁台，他的活动我们已经叙述到1414年（1414年前，两部史书的记载多少有些一致），另一位名叫阿台的王公，在萨囊彻辰书中是科尔沁人的首领。科尔沁人是一支东蒙古部落，居住在兴安岭以东、满洲边境的嫩江附近。科尔沁人的首领是成吉思汗弟弟铁穆耳斡赤斤，或者哈撒儿的后裔。据萨囊彻辰记述，科尔沁首领阿台于1425年占领汗国（至少是在蒙古东部），阿台得到了阿鲁台的支持。这就清楚地证明了此处涉及的是两个人，而不像《明史》所指的是一个人。阿台及其属臣阿鲁台一起发动了对卫拉特人和中国的战争，而卫拉特人又采取惯用的“钟摆的运动”，再次接近水乐皇帝。永乐皇帝在蒙古进行的反阿台的最后一些战役中（1422－1425年），支持这些卫拉特反对派反对孛儿只斤部人的合法汗国。

2．第一个卫拉特帝国：脱欢

明朝伟大的永乐皇帝所贯彻的政策，即为了打倒忽必烈家族而扶持年轻的发展中的卫拉特势力，是在他死后才见效的。在1434至1438年间，卫拉特首领、马哈木之子和继承人脱欢杀阿台。这是萨囊彻辰的记载。《明史》记述，他杀阿鲁台。无论如何，脱欢为自己夺取了对蒙古各部落的霸权。然而，忽必烈家族的一个王子、额勒伯克之子、额勒锥·特穆尔的兄弟阿占在此时被正统王权的拥护者们宣布为大汗（1434或1439年）。事实上，蒙古的帝国已经转到了卫拉特入手中。

中国宫廷必定因此革命而暗自庆贺，这次革命使仍然具有威胁性的成吉思汗家族和东蒙古人（他们由于与中国更加接近，因此更具有威胁性）跌落而有利于因远离中国而显得不那么令人害怕的西蒙古人。成吉思汗汗国的恶梦结束了。草原的这些新君主是一支没有显赫历史的民族，他们在成吉思汗汗国的历史上所扮演的是不明显的和未被颂扬的角色。12世纪的中国人正是以这种思想愚蠢地庆幸过女真人取代契丹人。但是事实上，西蒙古人——如他们自称的那样：卫拉特人或同盟者，或像他们在喀什噶尔的突厥邻居称呼他们的那样，卡尔梅克人——正是抱有野心，要继承成吉思汗汗国的传统，并且为了他们的利益由他们来恢复大蒙古帝国，这个帝国是退化了的忽必烈后裔们愚蠢地让它从他们的掌握之中失去了的。

卫拉特人以牺牲蒙兀儿斯坦的察合台后裔，或者说牺牲那些统治伊犁河和裕勒都斯河以及库车和吐鲁番地区的成吉思汗国诸汗的利益为代价，开始在西南方向扩张。卫拉特部首领脱欢进攻察合台系的歪思汗（1418－1428年在位）。战场是随着卫拉特人的侵犯从伊犁流域转到吐鲁番省，在战争中，卫拉特人始终占上风。脱欢之子额森台吉俘虏了歪思汗，正如《拉失德史》所记，由于他的成吉思汗血统，额森对他相当尊敬。在吐鲁番进行的另一次战斗中，额森又俘虏了歪思汗，这次他提出要歪思汗把其妹妹马黑秃木·哈尼木公主留下，成为他家族中的成员，然后才释放了他。显然，卫拉特人不是成吉思汗系，他们极其重视这一联姻。

当额森台吉（中国史家笔下的也先）继承其父脱欢时，卫拉特国（或卡尔梅克国）正处于权力的顶峰时期（1439－1455年），当时它的疆域从巴尔喀什湖延伸到贝加尔湖，又从贝加尔湖延伸到长城附近地区。原蒙古都城哈拉和林也是帝国的领土之一。额森还占领了哈密绿洲，并于1445年占有中国兀良哈省（相当于后来的热河省）。5年之后，他向中国公主求婚，正像早些时候他要求察合台公主嫁给他一样。北京宫廷许婚，后又悔婚。于是，额森蹂躏了山西北部、大同附近的中国边境。明帝英宗及太监王振前往迎战。在河北西北（今察哈尔）、宣化附近的土木展开战斗。额森给明军灾难性的打击，杀10万多人，俘英宗帝（1449年）。然而，因不善围攻战，额森无法攻陷该地的设防城市大同和宣化，于是，带着俘虏英宗帝返回蒙古。三个月以后，他卷土重来，进军至北京，在北京西北郊扎营，但是，他发动的各次进攻都被打退，不久他的粮草也快用完了。中国人的援军从辽东赶来。由于额森在主攻中失败，并在一次重要的行动中受挫之后，现在他受到优势兵力的威胁，他沿居庸关（南口城）仓惶撤退。此后不久，额森决定释放英宗帝（1450年），并于1453年与中国议和。

《明史》还记道，额森承认了一个名叫脱脱不花的成吉思汗系的傀儡为大汗，脱脱不花娶额森的妹妹为妻，额森希望这一婚姻所生的儿子被承认为正统的成吉思汗国的继承人。脱脱不花拒绝了，于是额森杀了脱脱不花。以后（1453年）他宣布自己是中国的属臣，这一行动表明他抛弃了成吉思汗国宗主权的假象，他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可汗。1455年轮到他被暗杀。

据《拉失德史》，额森之子阿马桑赤台吉继其父为卫拉特国（或卡尔梅克国）首领。在1456至1468年间的难以确定的某年中，阿马桑赤入侵蒙兀儿斯坦的察合台汗国，在伊犁河附近打败了在位的羽奴思汗。羽奴思汗被迫逃到突厥斯坦城。该书还记道，察合台系的皇后马黑秃木·哈尼木（额森早些时候把她引入卫拉特家族）在此制造混乱。她是一位狂热的穆斯林，按伊斯兰教抚养她的两个儿子亦不刺忻·王和也里牙思·王。后来，这两兄弟与阿马桑赤发生冲突，据说，经过某次内乱后，两兄弟到中国避难。卫拉特人中尽管发生了这些内乱，但是，在长期内仍发动定期性的攻击威胁邻近各族，特别是在西南方。在这些地方有游牧的吉尔吉斯－哈萨克人的地盘，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是一支相当伊斯兰化的野蛮突厥人，其部落游牧于伊犁河下游、楚河、萨雷河和图尔盖河一带，在哈斯木汗（大约1509－1518年）和谟麻失汗（约1518－1523年）统治时，他们成为河中昔班朝惧怕的人事实上，谟麻失汗的继承者塔希尔汗（约1523－1530年）因独裁统治而触怒了这些不驯服的游牧民，据海达尔·米儿咱记述，许多氏族纷纷离去。然而，在泰外库勒汗统治下，吉尔吉斯－哈萨克汗国又重新建立起来，但是，在1552至1555年期间，卫拉特人如旋风一般从科布多地区来到伊犁河流域，在卫拉特人侵入之前，泰外库勒汗被迫逃跑了。于是，巴尔喀什湖畔大草原上的突厥族游牧民是河中定居民的威胁，但他们自己却被阿尔泰山来的蒙古族赶跑了。海达尔·米儿咱说，河中大城市内文明化的居民们所承受的这种恐惧几乎是不必要的。泰外库勒汗逃到塔什干，在地区昔班朝统治者老奴思·阿合木处避难。在他的客人提出要求帮助时，老奴思答道：“像他们这样的王公甚至10个也对付不了卡尔梅克人（即卫拉特人）”。大约1570年，卫拉特人仍统治着从叶尼塞河上游到伊犁河流域之间地区。

简言之，尽管在额森台吉死（1455年）后，卫拉特人在东方对东蒙古的成吉思汗后裔们显得黯然失色，但是，在西方，他们仍然对伊犁河到里海之间的草原造成了威胁。

3．成吉思汗系最后的复辟国：达延汗和阿勒坦汗

东蒙古的成吉思汗后裔们并未立即从卫拉特人（即西蒙古人）势力的跌落中获利。当时，他们正在消耗力量的家族战争中互相残杀。成吉思汗的第27代继承人满都古勒大汗在讨伐他的侄孙和继承人博勒呼济农的一次战争中去世（1467年）。博勒呼济农在他能够称汗之前也被暗杀（1470年）。一度人丁兴旺的忽必烈家族中，现在仅剩下一个5岁的男孩、博勒呼济农之子达延，“他被所有的人遗弃，甚至他的母亲也遗弃了他，改嫁了。”满都古勒的年轻遗孀满都海赛音可敦把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宣布他为汗。后来，满都海赛音可教统率忠实的蒙古人打败了卫拉特人。1481年她与年轻的达延汗结婚。这位英勇的女人（她的举止使人想起成吉思汗的母亲月伦额格）于1491至1492年“又被描述为一支军队的首领，这支军队击退了卫拉特人的进攻”。传说中把打垮卫拉特人优势和恢复东蒙古人霸权的荣誉给予了她。

如果在东蒙古部落重新组合时，只是按传统划分成向东的左翼和向西的右翼的话（整个阵势是朝南），那么，达延汗的长期统治（1470－1543年，经历了他未来的妻子摄政皇后的有力治理和后来他自己的积极统治）标志着成吉思汗国统治的复兴。左翼由可汗直接统率，右翼由可汗从他的兄弟，或儿子中选出来的一位济农统率。左翼由察哈尔人（君主所在的一支）、喀尔喀人和兀良哈人组成，右翼包括鄂尔多斯部、土默特部和永谢布部，也叫喀喇沁部。达延在整编各部的过程中，并非没有使用暴力。一些右翼土默特人（即西部的土默特）杀了达延汗的一个儿子，达延派他到该部作酋长。“结果，两翼蒙古人之间展开了激战。最初达延被打败，后来由于科尔沁部的支持取得了胜利。科尔沁部来自嫩江流域，他们服从成吉思汗弟弟哈撒儿的后裔。达延汗追击反叛者直至青海，在此他接受了反叛者的投降。后来，他把他的第三个儿子巴尔斯博罗特（1512年）派给他们，成为他们的济农。”达延汗还平息了兀良哈人的一次叛乱，他将该部解散归并入其他五部。后来，从1497年到1505年间，他对从辽东到甘肃的中国边境地区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攻击。

1543年达延汗去世之后，其子孙们瓜分了这些部落。察哈尔各部落归长支之首博迪汗，他是达延的孙子并成了大汗。博迪汗驻在张家口和多伦诺尔，该地至今仍是察哈尔人领地的中心。从1544年到1634年蒙古最高汗国一直是属于察哈尔王室的，历经博迪汗（1544－1548年）、库登汗（1548－1557年）、图们札萨克图汗（1557－1593年）、彻辰汗（1593－1604年）和林丹汗（1604－1634年），林丹汗是被满洲皇帝们废黜的。达延汗的第三子巴尔斯博罗特，以及巴尔斯博罗特之子衮必里克墨尔根（死于1550年）统率鄂尔多斯部，在黄河河套扎营（大约1528，1530年）。衮必里克墨尔根之弟阿勒坦汗（《明史》作俺答）是达延汗孙子中最杰出者，他统领土默特部，驻于河套东北部，中心在呼和浩特（或称归化城）。最后，达延许的幼子相呼森札斡惕赤斤获得对喀尔喀各部的统治权，据考朗特记述，当时喀尔喀各部一定是集中在合勒卡河、贝尔湖和克鲁伦河下游一带。喀尔喀人赶走了在他们之前的卫拉特人（或卡尔梅克人）后，从这些地区一直向西发展到乌布萨泊。

在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的亲自率领下，以及在鄂尔多斯王公、阿勒坦的侄孙库图克图彻辰洪台吉的援助下，达延汗王朝中团结一致的蒙古人取得了把卫拉特人赶回科布多地区的各次征服的胜利。卫拉特人在几次遭遇战中被打败之后，于1552年失去了哈拉和林，该地是蒙古帝国君权所在地，即是蒙古帝国的象征。他们中的两部，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被达延汗朝军击溃之后一直被赶到乌伦古河和黑额尔齐斯河一带，他们开始了向西迁移。

阿勒坦汗的统治年代是从1543至1583年，但是，甚至在其祖父达延汗统治期间，他已在战场上闻名，特别是在对明朝的战争中，1529年他掠夺了山西北部的大同地区，1530年先后蹂躏了甘肃宁夏地区和北京西北部的宣化。1542年他杀明将张世忠，据说俘虏了20万人和200万头牲畜。从此，他几乎每年都经大同或宣化寇掠中国边境，他正在恢复原成吉思汗的传统。1550年，他向北京的大门挺进，放火烧了城郊。在返回之前，他蹂躏了保定地区。不过，这位精明能干的成吉思汗后裔除了战争外，还考虑到其他事情。他于1550年和1574年两次要求中国应该在边境上建立市场，以利蒙古人的牲畜与中国货物之间的交换。在他的各次远征中都得到他的侄孙、鄂尔多斯王公库图克图彻辰洪台吉的积极支持，库图克图彻辰洪台吉生于1540年，死于1586年，他几次蹂躏了宁夏与榆林之间的中国边境。库图克图彻辰的曾孙子、蒙古史家萨囊彻辰对他的各次战役部有记载。

4．达延帝国的分裂：鄂尔多斯人与喀尔喀汗国

这些蒙古民族的最大弱点是他们实行瓜分家族遗产的习惯。虽然达延汗帝国几乎没有实现对外国的征服，它的扩张仅限于蒙古境内，但是，帝国的组织却与成吉思汗汗国的没有什么不同。当帝国的创建者死后，帝国变成一种联邦式的家族国家，国内的各级首领，都是兄弟，或堂兄弟，他们承认以察哈尔部为代表的一支领导者的最高权利。这种肢解导致了比成吉思汗继承者们所经历过的更彻底的分裂。鄂尔多斯国的建立者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便是一例，他是一个强大的统治者。在他于1550年去世时，他的部落在他的九个儿子中彻底地分割。长子那额达拉只得到四圈“旗”，即今天的郡王部。

联邦的纽带也很松弛，原则上是要服从被赐予最高汗位的支系。在此又发生了类似于削弱成吉思汗直接继承人权力的过程。从13世纪中叶起，其封地离和林最远的那些宗王俨然是独立的君主。卢布鲁克指出，钦察汗拔都实质上与蒙哥大汗地位相等。20年后，忽必烈大汗甚至不能使叶密立汗海都顺从。达延汗朝的后裔们也经历了同样的事。当喀尔喀诸王把卫拉特人赶回科布多，占领了克鲁伦河与杭爱山之间的广袤地区后，那些离察哈尔境最远的宗王们实际上享有独立。喀尔喀王格呼森札的曾孙硕垒乌巴什洪台吉便是这种人，他在大约1609年占领原卫拉特国的中心地，即吉儿吉思湖和乌布萨泊地区，他把卫拉特人从此地赶到黑额尔齐斯河和塔尔巴哈台（1620年，1623年）。他自称阿勒坦汗，建阿勒坦汗国，该汗国一直延续到大约1690年。另一位喀尔喀王公，即阿勒坦的堂兄弟费瑚尔汗，也战胜了卫拉特人，居阿勒坦汗之东，在乌里雅苏台以西，他的儿子素巴第取札萨克图汗号，并用该名来称呼这一汗国。第三位喀尔喀王公、格呼森札的孙子图蒙肯在鄂尔浑河源、翁金河上游和色楞格河畔建赛音诺颜汗国。图蒙肯的兄弟阿巴台是土谢图诸汗的祖先，他们的汗国以鄂尔浑河为界，与赛音诺颜汗国分界，包括土拉河流域，即被称为库伦（乌兰巴托）的地区。按家族顺序的排列，赛音诺颜家族应该是土谢图汗国的藩属，直到1724年该家族才摆脱土谢图汗国，获得独立平等的地位。最后，格呼森札的曾孙，也名叫硕垒，驻在克鲁伦河畔，他称车臣汗，并将该名给予了喀尔喀人的第五个汗国。

虽然上述五位可汗都是格呼森札的后代，但是，他们之间并不时常保持紧密的团结。阿勒坦汗罗卜藏（约1658－1691年在位）于1662年进攻他的近邻札萨克图汗，俘虏并处死了他。结果，土谢图汗与其他蒙古王公们结成联盟，迫使阿勒坦汗逃走。由于外国的支持（准噶尔的卫拉特人和北京宫廷），阿勒坦得以暂时复位，但在1682年，他又遭到新的札萨克图汗的袭击，并被俘，1691年他消失了，随他一起他的汗国也消失了。喀尔喀汗国中这个最西边的汗国的消失，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使原卫拉特人（或卡尔梅克人）报了仇，他们夺回了后来称为科布多省的阿勒坦领地。

达延汗朝的蒙古帝国（在有限的地区内，可以说是成吉思汗国的复辟）像它的前者一样，在家族的纷争中崩溃了。在一百年内，察哈尔的大汗们只对鄂尔多斯部汗王们和肯定不会超过四位（如果有这么多的话）幸存的喀尔喀王公们保持着纯粹是名义上的最高权力。于是，东蒙古人又陷入了与达延汗时代以前一样的混乱状况。

5．东蒙古人皈依喇嘛教

在这一时期，东蒙古人正处于改革后的西藏黄派喇嘛教的强烈影响之下。这些蒙古人在此以前一直是萨满教徒，或者是稍微带有一些旧派喇嘛教（红派）的色彩，他们避开了佛教的影响，在元朝时期，他们在中国的前辈们曾经受到过佛教的强烈影响，以致于在他们被驱逐出中国后必然感到了某种知识匮乏。但是，15世纪初由宗喀巴在西藏创立的黄派喇嘛教现在的目标是对这些民族进行精神上的征服，并将他们视为可能的保卫者。

1566年，鄂尔多斯人率先崇信喇嘛教。其中一位首领、乌审旗济农库图克图彻辰洪台吉于该年在一次远征西藏时带回了许多喇嘛，他们开始了使蒙古人改宗的工作。1576年，轮到库图克图彻辰劝说其叔祖父、土默特部强大的首领阿勒坦皈依喇嘛教，阿勒坦当时正处于极盛时期。接着，鄂尔多斯部和土默特部决定在蒙古人中，以黄教的形式正式恢复喇嘛教。毫无疑问，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在这一政策上他们受到了其祖先忽必烈和八思巴喇嘛先例的鼓舞。阿勒坦汗和库图克图彻辰甚至从西藏请来了黄教首领、大喇嘛锁南坚错。他们在青海湖畔以盛大的典礼迎接他，与他举行了一次会议，会上，蒙古教会正式成立（1577年）。阿勒坦回忆说，他是忽必烈的化身，而锁南坚错是八思巴的化身。阿勒坦授予锁南坚错“达赖喇嘛”的称号，从此，他的继承者们都沿袭这一称号，于是，黄教使达延和阿勒坦复辟的成吉思汗汗国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帝国，反过来，精神上获得新生的蒙古人为教会服务。

锁南坚错在返回西藏时，把一位名叫惇果尔文殊师刊呼图克图的“活佛”留在蒙古，他在库库河屯的阿勒坦附近的地方住下。阿勒坦汗死（1583年）后，锁南坚

错于1585年返回土默特部主持了他的火化仪式。

接着是察哈尔大汗图们札萨克图（1557－1593年在位）崇信喇嘛教，并以佛教教义为基础颁布了一部新的蒙古法典。他的第二代继承人、林丹大汗（1604-1634年在位）还建立了一些寺庙，并让人把《甘珠尔经》［即《大藏经》的半部］从藏文译成蒙古丈。喀尔喀人早在1558年就已经开始信奉西藏佛教，1602年，另一位“活佛”迈达里·胡土克图与他们一起住在库伦地区，在那里，他的灵魂转世代代相传，直至1920年。

阿勒坦汗和达延系的其他王公们在与其人民一起皈依西藏佛教时，他们认为他们正在追随忽必烈的脚步。但是，当忽必烈崇信佛教时，蒙古人对中国的征服几乎已经完成。然而，尽管阿勒坦汗不止一次地攻入长城，火烧北京城郊，但是，他所做的仅此而已，蒙古的征服不得不又从头开始。不过，喇嘛教的盛行对东蒙古人产生了立即见效的松弛作用。鄂尔多斯部和土默特部，察哈尔部和喀尔喀部，特别是前者，在虔诚的西藏教权主义的影响下，他们很快丧失了阳刚之气。这种佛教，曾经把唐朝的可怕的吐蕃人改造成了宗喀巴的梦想者和创造奇迹者，它将使近代蒙古人更衰落，因为他们缺乏任何富于哲理性的品质，除了偏执和教权主义外，从新宗教中他们一无所获。15世纪末宣布要再现成吉思汗国史诗的人们，现在突然停止了脚步，陷入顺从的惰性，除了给他们的喇嘛提供奢侈的生活外，无所关心。正如鄂尔多斯部王公萨囊彻辰所记录的那样，他们的历史表明他们已经忘掉了世界征服者及其光荣，他们只梦想征服灵魂。

当获得了这种精神超脱和达到神圣境界之后，东蒙古人被卡尔梅克人，或者是满族人征服的时机已经成熟。正像考朗特所评论的那样，唯一的问题是两者中，谁将使东蒙古人跌落。

6．满族对中国的征服

正如我们所见，通古斯人占据着亚洲东北部的一个非常大的地带：满洲（有满族、达呼尔族、高丽族，玛尼基尔族，比拉尔族和金人）、俄属沿海省（奥罗奇人）、叶尼塞河中游东岸和西伯利亚地区的中通古斯卡河和下通古斯卡河流域（叶尼塞人和恰波吉尔人）和勒拿河与石勒喀河之间的维季姆地区（奥罗楚恩人）、从黑龙江到堪察加半岛附近的鄂霍次克海周围地区（基列人、萨马吉尔人、奥尔恰人、涅格达人、拉列基尔入、伊卡基尔入、拉穆特人、乌楚尔人等民族）。与人们长期相信的事实相反，这些民族在远东的古代史上没有发挥作用，直到12世纪以前的中世纪初期亦如此，唯一的例外是通古斯人中的一个部落在7世纪末所建的渤海国。它一直维持到926年，它的疆域包括整个满洲和高丽最北部，甚至在那时，渤海国组成的部分原因是由于那些将文化传给了这些袜踢通古斯人的高丽移民。渤海国的都城在松花江支流、忽尔卡河即牡丹江）畔宁古塔（宁干）南的忽汗城，渤海国代表了通古斯人的第一个文明的政治实体。如上文所提到的，它于926年被契丹（即一支蒙古族人）征服者阿保机灭亡。

随着女真人的崛起，通古斯人第一次跻身于历史主流，通古斯人的女真各部落居住在山林中的乌苏里江流域，这片山林地穿过后来成为满洲国的东北部，然后穿过俄属沿海省。12世纪最初几年中，这些女真人在完颜氏族的一位能干首领、名叫阿骨打的人的率领下（1113－1123年），征服了包括满洲、察哈尔和中国北部的契丹国（1122年），从中国宋朝手中夺取了长江以北中国的几乎所有省份，建立了通古斯人的第一个帝国，即金国；北京是金国的都城之一，金国从1122年起一直延续到1234年时被成吉思汗的蒙古人最后灭掉。中国编年史记载了女真人的勇敢精神，最后一批女真人以这种精神与成吉思汗及其子窝阔台奋力争夺每一寸土地，因此，将他们的失败推迟了几乎25年。这些编年史还记载了蒙古将军们常常对这种绝望的英雄主义和忠诚惊叹不已。

中国的蒙古帝国灭亡之后，明初，女真人（或像他们不久将要被称呼的那样，满族人）居住在松花江和日本海之间，他们或多或少地承认了明朝的宗主权。像他们11世纪的祖先一样，他们是一群与文化主流隔绝、靠渔猎为生的森林氏族。1599年，他们能干的首领努尔哈兹（汉译名努尔哈赤）开始把7个女真部落重新统一为一个汗国，并于1606年建立了历史上有名的满族国。王室的第一个大本营是鄂多理，位于松花江支流忽尔卡河河源边，在后来的宁古塔城附近；但是，甚至他在此以前，努尔哈赤已经在更南方、沈阳东北的长春居住，该地有努尔哈赤四代祖先的墓地。直到当时，满族各部仍使用古女真文，他们把这种文字归功于12世纪的金国，它源于中国的表意文字，不过这种古汉式女真文字不足以表达通古斯语音，大约1599年，努尔哈赤的满族人对源于古回鹘字的蒙古字母做了某些修改后加以利用。

努尔哈赤不久就发现在万历皇帝统治时期（1573－1620年）的明朝中国已经陷入衰落状态，他于1616年称帝。1621-1622年，他夺取了当时称为沈阳（今天称为盛京）的边境重镇，1625年他在此建都。1622年，他占领辽阳。1624年，他接受了蒙古族科尔沁部的归顺，科尔沁部游牧于兴安岭以东和松花江拐弯处以西的地区。到努尔哈赤死时（1626年9月30日），他已经使满洲成为一个具有严格军事组织的坚实的国家。

努尔哈赤之子、继承人阿巴亥（1626-1643年在位）继续父业。当满族人正在实现他们的统一之时，蒙古人却在破坏他们中尚存的统一。察哈尔汗林丹（1604-1634年在位），获得了对整个东蒙古人的大汗的称号，他徒劳地试图保持他对这些部落的宗主权。鄂尔多斯部和土默特部起来反对他的霸权。鄂尔多斯首领额璘臣济农家族在喀喇沁和阿巴噶两部的援助下打败了林丹（1627年），鄂尔多斯部和土默特部不愿服从察哈尔汗（即与他们同族的首领），他们转向满族君主阿巴亥表示效忠。满族人进攻林丹汗，迫使他逃往西藏，并于1634年死于西藏。后来，察哈尔部也屈服于阿巴亥，阿巴亥允许林丹家族继续为他们的首领。林丹的儿子中主要的一个是额哲洪果尔，他于1635年承认自己是阿巴亥的属臣。同年，阿巴亥还接受了鄂尔多斯部首领额璘臣济农的归顺。1649年，鄂尔多斯部重编成6个旗，每一旗都由出身于成吉思汗后裔、衮必里克墨尔根济农家族的宗王统治。于是，整个内蒙古已被圈入了满族帝国之内，从此，察哈尔、土默特和鄂尔多斯诸汗以忠诚的纽带和封建的效忠誓言与满族王朝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一直延续到1912年清朝灭亡为止。

严格地说，明朝中国不是亡于满族的攻击，而是自取灭亡。明崇祯帝（1628－1644年在位）只是一个文人学者而已。勇敢的冒险者李自成使自己成了河南和山西（1640年及其后）的统治者，最后，于1644年4月3日占领北京，而倒霉的崇祯皇帝为避免落入李自成之手而上吊自尽。明朝还剩下最后一支军队，它在山海关地区与满族人作战。这支军队的首领吴三桂首先想惩办李自成，开始与满族人达成一项协议，在满族军队的支持下袭击北京。在永平的门槛边打了一次胜仗之后，吴三桂把这位篡位者赶出了北京。接着，他对满族辅助军表示感谢，并客气地敦促他们撤退。但是，满族人一旦进入了北京，俨然以北京君主的身份行事。他们的阿巴亥汗于1643年9月21日去世，他们拥立地6岁的儿子顺治为中国皇帝。被他们愚弄了的吴三桂现在不可避免地成了他们的同伙，从他们那里接受了在陕西境内的一个公国，后来，又被赐予在四川和云南境内的一个范围较大然而远离中原的总督区。顺便提一下，正是他们除掉了唯一能够抵制满族入侵（1644年）的中国军事首领李自成。

于是，满族人不是通过征服，而是用计谋成了中国北部的君主。他们将需要更长的时间去征服中国南部，然而，他们所遇到的抵抗完全不能与宋朝对成吉思汗蒙古人的抵抗相比，那次抵抗持续了半个世纪的（1234－1279）。当时有一位明朝王子已经在南京称帝。满族人夺取了南京，称帝的这位王子自溺而死（1645年）。明朝另外的三位王子：鲁王、唐王和桂王，分别在更南方的浙江杭州、福建福州和广州地区竭力地组织抵抗。但是，他们之间的不和对入侵者有利。1646年，满族人战胜了鲁王和唐王，征服了浙江和福建。桂王永历（或永明）在广西桂林安居下来，他的随从们大部分是基督教徒，他们抗战有力。他的将军、英勇的瞿式耜（也是一个基督教徒）粉碎了满族军对桂林的第一次进攻（1647－1648年）。但是，满族军在中国支持者们的帮助下，消灭了这一小支忠义军，占领了广州，而明朝最后一批统治者们逃往云南（1651年）。

现在，满族人成了全中国的主人，像在他们之前的蒙古人一样，甚至更彻底地使他们自己适应于中国环境。其首领们：顺治（1643－1661年在位），顺治死后以其年幼之子康熙名义进行统治的摄政王们（1661-1669年），特别是康熙本人的长期统治（1669-1722年在位），接着是康熙之子雍正（1723－1735年在位），以及雍正之子乾隆（1736-1796年在位），全都是以地道的中国传统中“天子”的身份行事。无疑，他们比忽必烈及其孙子们更能够献身于这一角色。13和14世纪在中国的成吉思汗族的皇帝们，甚至在成为天子之后还一直是蒙古大汗，当他们成为中国19个朝代的继承者时，他们仍是成吉思汗的继承人，仍是突厥斯坦、波斯和俄罗斯诸汗国的宗主，在那些汗国是由他们的堂兄弟察合台家族、旭烈兀家族和术赤家族统治。另一方面，满族人除了他们贫瘠的满洲故地（该地当时是一片森林和林中旷地）外，专心致力于中国的帝国，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够比忽必烈家族在精神上更少保留地、更加彻底地汉化。事实上，满族人从未像忽必烈后裔那样被驱逐出中国，他们被同化了。当1912年中国人推翻他们的王朝时，原满族征服者们已经长期被同化，并融入了中国主体，尽管帝国法令企图保护他们种族的纯洁性，但是，同化不仅发生在中国的土地上，而且发生在满洲本土上，在那里，通古斯人已经全部被来自河北或山西的居民同化或淘汰。以致于人种地理学地图表明该地区完全是中国人的。通古斯人的领地只是从黑龙江开始。这种渗入的结果，是从沈阳到哈尔滨和从哈尔滨到海龙的天子之国的移民们把满洲森林通统砍光而改种了稻子和大豆。

7．17世纪的西蒙古人

东蒙古人，或者更准确地说，内蒙古的蒙古人由于1635年（即满族人占领北京前9年）给予满族王朝的支持，对满族王朝的胜利作出了贡献。此后，当满族的统治已经巩固时，这些东蒙古人中的一部分作了重新考虑。忽必烈后裔长支之首、察哈尔汗布尔尼试图发动东蒙古人反对康熙帝的大起义。他于1675年先从其邻部土默特人开始，但是，他太晚了。布尔尼被清军击败，并被俘。这是在内蒙古发生的最后一次骚动，从此，内蒙古地区的各旗成为驯服的臣民。

威胁着中国的满族帝国的真正危险是在其他地方。它不是曾经令人害怕的、现在已处于绝望的衰落之中的东蒙古人；而是西蒙古人，他们由于东蒙古人的衰落而受益，他们企图为自己恢复成吉思汗帝国。

西蒙古人（或如他们自称的那样：卫拉特人，即同盟者，突厥人称他们为卡尔梅克人）在15世纪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已经受到人们的注意。他们从1434年到大约1552年间，统治着整个蒙古地区，此后，他们被以土默特部首领阿勒坦汗为代表的东蒙古人打败，并被赶回科布多地区。甚至在科布多，他们也受到一位喀尔喀王公阿勒坦汗的驱赶，被推向了更西方，进入了塔尔巴哈台。除此之外，卫拉特联盟自从他们的额森台吉汗去世（约1455年）以后，就瓦解了。长期以来组成西蒙古汗国的四个盟邦民族重新获得了他们的独立。下面将要叙述这四个民族的历史（按乾隆帝时期提供的材料）他们是：绰罗斯部、杜尔伯特部、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还有臣属于杜尔伯特部的辉特部。以上四部尽管在政治上各不相属，但仍聚集在“四联盟”，即杜尔本·卫拉特的总称号之下。他们还被称为“左翼民族”，按字意是“左手”，即准噶尔人，西方由此得出Dzungars一名。正像乾隆声明的那样，该名最初可能是适用于四部。尽管后来它只限于统治部落绰罗斯部。人们还知道，绰罗斯部、杜尔伯特部和辉特部诸王属于同一个家族。至于土尔扈特，其名称来自蒙古字（Torghap，复数Torgha’ut  ，意“卫队”、“哨兵”，他们服从于至今仍夸口是古克烈王后裔的一个王朝。最后，和硕特统治家族宣称他们是成吉思汗弟哈撒儿的后裔。统治部落是绰罗斯部，也被称为厄鲁特部，西方著作家们由此拼作Eleuthes，由于错误的词源，该名有时被贬意地用来指整个四部卫拉特人。

在这一期间，西蒙古人不仅在政治上表现出动荡不安（对此仍要讨论），在知识领域内也有新的活动。正是在大约1648年，通过扎雅班第达的改革，西蒙古人完善了古回蒙字母，为了利于蒙古语音的转写，他依靠区分符号引进了七个新的字母。

8．卡尔梅克人的迁移

17世纪初，阿勒坦汗率领的喀尔喀人对卫拉特四部所产生的压力，使他们一部推着另一部，导致了各民族的大转移。阿勒坦汗在把绰罗斯部从科布多向西赶到叶尼塞河上游时，迫使土尔扈特人进一步向西移动。正是这时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放弃了准噶尔地区（1616年），踏上了向西的道路，穿过了咸海和里海以北的吉尔吉斯－哈萨克草原。小帐的吉尔吉斯－哈萨克人和诺盖部试图把他们先后阻拦在恩巴河西岸和阿斯特拉罕附近。和鄂尔勒克打败了这两部。他的影响向北直达托博尔河上游，他把女儿嫁给失必儿汗国昔班朝末代可汗库程之子伊施姆汗（1620年）。向南，在入侵过程中，他的部落民于1603年掠夺了希瓦开国，这种入侵在希瓦汗阿拉不·穆罕默德一世（1602－1623年在位）和伊斯芬迪亚（1623-1643年在位）统治期间又重新开始。在西南方，土尔扈特人从1632年起开始定居在伏尔加河下游。和鄂尔勒克于1639年征服了里海以东的曼吉什克半岛山区的土库曼人，就在此后，该地区一直臣属于和鄂尔勒克家族。1643年，和鄂尔勒克将其部落约5万帐迁到阿斯特拉罕附近，但是，他在与地区居民的一次战斗中被杀。

尽管发生了这一不幸的事件，土尔扈待人继续占领了从伏尔加河河口到曼吉格什拉特半岛之间的里海北部草原，他们由此继续去掠夺希瓦汗国诸城：赫扎拉斯普、柯提和乌尔根赤。在和鄂尔勒克的孙子明楚克汗（1667－1670年）统治期间，土尔扈特人把三个土库曼部落从曼吉什拉特半岛驱逐到高加索。另一方面，土尔扈特人已经获得了俄罗斯的友谊，并不止一次地承认了俄国的宗主权（1656，1662年）。明楚克之子阿玉奇汗（1670-1724年在位）加强了亲俄的政策。1673年2月26日，他在阿斯特拉罕拜访了莫斯科长官，承认自己是沙皇的属臣，得到盛大的接待。土尔扈特人是佛教徒，俄国的政策旨在用他们对付克里米亚的穆斯林汗国，以及同样是穆斯林的乌拉尔河畔的巴什基尔人和库班的诺盖人。广义而言，这就是所发生的事情。然而，俄国人与卡尔梅克人之间也发生过一些纷争，如在1682年，当俄国人要求阿玉奇交出一个人质时，阿玉奇反叛俄国，并发动了一次对喀山的掠夺性远征，此后，他又成为沙皇的属臣。1693年阿玉奇以俄国人的名义先后发动了对巴什基尔人和诺盖人的成功的战役。彼得一世于1722年肯定了他的功劳，在萨拉托夫隆重地接见他。

总之，在俄国的保护下，土尔扈特汗国繁荣昌盛。当1770年某些俄国代理人的愚蠢行为使渥巴锡汗率其部向中亚撤退时，汗国的疆域已是从乌拉尔河到顿河，从察里津到高加索之间。土尔扈特大喇嘛确定撤退的日期是1771年1月5日。7万多户卷入了这次出迁。土尔扈特人渡过乌拉尔河，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抵达图尔盖。在图尔盖，他们先后受到奴儿·阿里汗率领的小帐和阿布赖率领的中帐吉尔吉斯-哈萨克人的骚扰。最后，这些不幸的移民在到达巴尔喀什湖之后，又受到进一步的攻击，这次是喀喇吉尔吉斯人（或称布鲁特人）对他们发动进攻。幸存的人最终抵达伊犁河谷，在那里，他们得到中国政府的给养和安置。

9．柴达木和青海地区的和硕特汗国，西藏教会的保护者

当土尔扈特人在威海-里海草原上去创建自己的帝国时，卫拉特人（或卡尔梅克人）的另一支把目光转向西藏。

在17世纪的最初25年中，喀尔喀人的压力从后面把“杜尔本·卫拉特人”推向西方，这一压力的结果，和硕特部在额尔齐斯河畔、斋桑湖周围（即今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扎营，其范围一直延伸到雅米谢威斯克。大约1620年，他们的首领拜巴噶斯巴图尔崇信西藏黄派喇嘛教。他十分虔诚，以致于在他的热心鼓动下，另外的三个卡尔梅克王：绰罗斯部首领哈刺忽刺、杜尔伯特部的达赖台吉和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各派遣他们的一个儿子到西藏学习喇嘛教。以后拜巴噶斯的两个儿子继承其位，鄂齐尔图（车臣汗）统治着斋桑湖地区，阿巴赖台吉统治着塞米巴拉金斯克地区的额尔齐斯河流域。阿巴赖台吉与其父一样，是一位热诚的佛教徒，他在额尔齐斯河以西的塞米巴拉金斯克和塔拉之间建了一座喇嘛寺庙。

拜巴噶斯的弟弟顾实汗于1636年到青海附近去碰运气，在青海周围和柴达木为自己开辟了一块领地。他在喀木，或者说西藏东部扩大自己的地盘，使该地区服从于他的世俗权力和黄教的精神权威。因为顾实汗像和硕特部的所有诸王一样是热诚的喇嘛教徒。在当时，黄教受到了一大危险的威胁，原红教的保护者、西藏第巴藏巴王占据了拉萨（1630年与1636年间）。黄教首领达赖喇嘛阿旺·罗卜藏请求顾实汗的帮助，顾实汗立刻前来组织了一个“神圣同盟”保卫黄教。参加该联盟的有卡尔梅克人其余各支的所有王公：顾实汗的侄儿、斋桑湖地区和塞米巴拉金斯克的鄂齐尔图和阿巴赖台吉；绰罗斯部首领巴图尔洪台吉，他当时统治着乌伦古河流域、黑额尔齐斯河流域和塔尔巴哈台的叶密立河流域；甚至连土尔扈特首领和鄂尔勒克也加入了，当时他正在夺取威海和里海以北草原。但是，只是顾实汗与他的兄弟昆都仑乌巴什实际担负着圣战的任务。在第一次远征（大约1639年？）时，他进入西藏，并打败了达赖喇嘛的所有敌人，无论是红教的支持者，还是原本教巫师。在第二次战役中，他捉住第巴藏巴（约1642年？），占领拉萨，宣布达赖喇嘛阿旺·罗卜藏为西藏中部（乌斯藏）的君主。作为和硕特部王授予他世俗权力的标志，罗卜藏在原西藏诸王王宫，即拉萨的布达拉宫地址上建立住所（1643－1645年）。反过来，已经成为青海、柴达木和北部西藏君主的顾实汗得到大祭司的承认，作为拉萨地区黄教的保护者和世俗权力的代表人，直到他于1656年去世以前，他确实如北京宫廷所称呼的那样，是“西藏的可汗”。

青海和柴达木的和硕特王国，及其在西藏的保护国，在顾实汗死后传与其子达延汗（1656－1670年在位），以后又传给他的孙子达赖开（1670－1700年在位），达赖汗之子拉藏汗（1700－1717年）也表现出是一位黄教的热诚保护者；他克尽职责，召集会议选举“活佛”。因此，他不得不干涉西藏事务，反对专权的大臣桑结嘉措，该大臣在年幼的达赖喇嘛的名义下，以黄教首领的身份实施统治。拉藏汗于1705至1706年进入拉萨，处死了这位可怕的大臣，废掉错误选举出来的小达赖喇嘛，以一位更加顺从的人取代了他（1708－1710年）。青海和塔里木地区的和硕特部统治者，从顾实汗到拉藏汗，与西藏“教廷”的关系有些像丕平和查理大帝与罗马教廷的关系。

由于黄教在中亚和远东事务中的影响是如此重要，和硕特部首领们的这种崇高地位必将会遭到嫉妒。卡尔梅克人的另一支部落，即绰罗斯部，已经成为准噶尔地区最重要的一支，他们的目的是要确保本部所拥有的这种关键地位。绰罗斯部首领大策凌敦多卜于1717年进军西藏。连续三个月内，拉藏汗把绰罗斯人堵在纳木错湖以北，后来，由于兵力悬殊而被迫退往拉萨。大策凌敦多卜于12月2日占领拉萨，拉藏汗被赶出拉萨。拉藏汗坚守布达拉宫到最后，以后，他在逃跑时被杀。于是，和硕特对西藏的保护权结束了；然而，被顾实汗从额尔齐斯河带来的和硕特部民仍然形成了柴达木地区居民中的基本成分，与他们同种族的另外三个部族仍继续生活在青海东北部和西部，以及青海东南部的索克巴地区的鲁仓和拉加寺。

留在斋桑湖附近的额尔齐斯河畔的和硕特人在鄂齐尔图彻辰和阿巴赖两兄弟的统治下遭受了兄弟之间互相倾轧之苦。阿巴赖被订败后迁出该地，并与土尔扈特人争夺乌拉尔河与伏尔加河之间的草原，捉住了土尔扈特首领明楚克（约1670年）。但是，土尔扈特人立即进行了报复，他们捉住阿巴赖，并驱散了他的部落。留在斋桑湖一带的鄂齐尔图受到绰罗斯部首领噶尔丹的攻击，并于1677年被处死，噶尔丹使他的一些部民归顺，而其余的人投奔定居在柴达木和青海地区的和硕特人。

10．绰罗斯王朝下的准噶尔王国：巴图尔洪台吉的统治

像土尔扈特部和和硕特部一样，卫拉特部落（或者称卡尔梅克人，或者称准噶尔部，因此这三个名字都指同一族），即绰罗斯人和杜尔伯特人，已经被喀尔喀人赶出蒙古西北部，甚至被推向更远的西方。绰罗斯人在后来成为科布多省的乌布萨泊地区与喀尔喀人的阿勒坦汗进行了一场苦战之后，大约于1620年被迫解散。其中一些人与杜尔伯特部的一部分人一起朝北进入西伯利亚，进入了乌拉拉周围的鄂毕河上游山区，在那里，以后苏联人组成了一个“卫拉特自治共和国”，有的人甚至朝更远的北方，向着今天称为巴尔瑙尔的地区迁移，来到楚麦什河和鄂毕河汇合处。但是，绰罗斯人中的大多数，以及跟随他们的杜尔伯特同盟者，最终在塔尔巴哈台周围，在黑额尔齐斯河、乌伦古河、叶密立河和伊犁河流域定居。绰罗斯人力量的源泉（这种力量维持了他们对另一个卫拉特部的霸权）是他们仍与蒙古的故乡之地保持着联系，而土尔扈特部和和硕特部已经分别迁往里海以北和青海地区。因此，绰罗斯人的可汗们，与他们的杜尔伯特部和辉特部属臣们一起，能够重建卫拉特国，或者像此后将被称呼的那样，准噶尔国。准噶尔一名将指绰罗斯人及其联盟者，即服从绰罗斯诸汗的杜尔伯特部人和辉特部人。

在前往重新征服蒙古之前，遏制住绰罗斯部民的瓦解，并将他们安置在塔尔巴哈台地区的第一位绰罗斯部首领是哈喇忽刺，据已托尔德记述，他死于1634年。他的儿子巴图尔洪台吉继承了他（1634－1653年在位），并继续他的事业。他希望把准噶尔人安置在塔尔巴哈台，他在叶密立河畔的和布克赛尔（即今楚固恰克）附近建立了一座用石砌成的首都。考朗特说，“他有时住在新都城内，有时在伊犁河畔或科布多西南地区扎营，他很乐意隆重地接见外国王公的使者们和西伯利亚巡抚的使者们，这位游牧的武士正在转变成一位立法和发展农业和贸易的王公。

巴图尔洪台吉对游牧地在西起突厥斯坦城，东至伊犁河之间的大帐吉尔吉斯-哈萨克人发动了几次胜利的远征。在反大帐可汗伊施姆的第一次远征期间，他于1635年捉住了该汗的儿子叶汗吉尔。但是，他的俘虏逃走了。1643年，巴图尔再次进攻叶汗吉尔，当时叶汗吉尔已经成为苏丹。在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和阿巴赖的帮助下，巴图尔又打败叶汗吉尔，因此，吉尔吉斯这些游牧的突厥人（他们是十分肤浅的伊斯兰教徒，布哈拉的定居各族曾在他们面前发抖）现在遭到了比他们更灵活的另一些人群的袭击，这些人在种族上是蒙古族，宗教上是佛教徒。由于巴图尔洪台吉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上文已经提到，他在1638年时如何援助青海和柴达木地区的和硕特部王顾实汗进行神圣战争的情况，这次战争把西藏黄教从它的压迫者手中解放出来。

11．噶尔丹的统治（1676－1697年）：准噶尔帝国的建立

根据波兹尼夫的看法，在巴图尔洪台吉于1653年去世时，他的一个名叫僧格的儿子夺取了准噶尔部王位（大约1653－1671年在位）。大约1671年僧格被他的两个兄弟车臣汗和卓特巴巴图尔杀害。巴图尔洪台吉的第四个儿子噶尔丹（生于1645年）曾被送到拉萨的达赖喇嘛处，他在拉萨成了寺院教士。大约1676年，在从达赖喇嘛那里获得了宗教特许权后，他从拉萨返回，杀死他的兄弟车臣汗，并赶走了另一位兄弟卓特巴巴图尔，被承认为绰罗斯人的可汗和其他准噶尔部落的宗主。

噶尔丹的胜利是由于得到了斋桑湖地区的和硕特部汗鄂齐尔图的支持。然而，他于1677年毫不犹豫地转而进攻鄂齐尔图，打败并杀死了他，兼并了他的领土和他的一些部民，把其余的部民朝甘肃方向驱赶。

这次政变之后，噶尔丹成了一个牢固建立起来的准噶尔国的君主，其疆域从伊犁河到科布多以南，国内有杜尔伯特部人、和硕特部残余和辉特部人——简言之，所有还未迁走的卫拉特人——都很守纪律地服从于绰罗斯人的王室。同样地，成吉思汗曾经把13世纪的所有蒙古人都统一在孛儿只斤部下。既然他在祖传之地塔尔巴哈台周围也有可以随意调遣的可靠臣民，于是，噶尔丹开始征服中亚。他的第一个行动是在喀什噶尔。在这一地区，宗教和卓家族日益削弱了察合台诸汗的权力并且狡猾地替代之，或者是将一种穆斯林教权或伊斯兰教神权添加进这个原成吉思汗国内，于是，该地的两个和卓家族，即白山派和黑山派，掌握着实权，前者在喀什城，后者在叶儿羌。大约1677年，察合台末代汗伊斯迈尔起而反抗，迫使白山派首领哈司刺·阿巴克和卓逃离喀什。阿巴克逃往西藏，在那里他乞求达赖喇嘛的帮助。当人们考虑到佛教的僧侣政治与穆斯林之间的鸿沟时，阿巴克的这一举动可能显得奇怪。但是，在政治领域内，不论哪一种教义，两种形式的教权主义都是一致的。这位“佛教教皇”仍认为他从前的“唱圣歌的童子”噶尔丹会忠实于他的命令，邀请他使穆罕默德的代表在喀什复位。噶尔丹是极其热心地服从他，因为这一使命除了使他能够在喀什噶尔建立准噶尔人的保护国这一事实外，还使他成为喇嘛教会和伊斯兰教会两者的卫道士。

于是，以下事情发生了。噶尔丹顺利地占领了喀什噶尔，他捉住伊斯迈尔汗，并送往伊犁河畔的固尔扎监禁（1678－1680年）。他不仅仅满足于使阿巴克和卓作为喀什长官复位，还侵占了另一支和卓家族、敌对的黑山派的利益，把叶儿羌也给了阿巴克。于是，喀什噶尔成了一个准噶尔人的保护国，在这一保护国内，和卓们只不过是绰罗斯汗的地方官。在阿巴克死后，白山派和黑山派之间又恢复了昔日的争吵时，这一点变得明朗了。准噶尔人监禁了两派首领，即白山派的阿哈玛特和卓和黑山派的丹尼雅尔和卓，由此达成了总协议。后来丹尼雅尔被选为喀什噶尔长官（1720年），其住地在叶儿羌，但条件是他必须到住在固尔扎的准噶尔洪台吉面前作出谦卑的臣属的表示。此外，准噶尔贵族们在喀什噶尔占有广大的领地。

征服喀什噶尔之后（显然在1681年之后），噶尔丹又占有了吐鲁番和哈密，在此以前，吐鲁番和哈密无疑是由东察合台后裔的一支居住。

噶尔丹现在的目标是重写成吉思汗国的史诗。他激励所有蒙古人去参加夺取满族人（这些暴发者的女真族祖先们曾经被成吉思汗打倒过）的远东帝国。“我们会成为曾经由我们统率的那些人的奴隶吗？！这个帝国是我们祖先留下来的遗产！”为了把蒙古人团结起来，现在，噶尔丹不得不把四位喀尔喀汗纳为他的属臣。喀尔喀汗之间的争吵，特别是扎萨克图汗和土谢图汗之间的敌对，有利于他这样做。他站在扎萨克图汗一边反对土谢图汗，不久就找到了进行干涉的最合法的理由。土谢图汗察珲多尔济的部队，由其弟哲布尊丹巴统率，打败了扎萨克图汗沙喇，沙喇在试图逃跑时被淹死，接着，该军侵入准噶尔领地，杀了噶尔丹的一个兄弟。

噶尔丹迅速作出反应。1688年初，轮到他入侵土谢图汗领土，在鄂尔浑河支流塔米尔河畔歼灭了土谢图汗军，任其部下掠夺建在哈拉和林的成吉思汗族人的额尔德尼昭寺庙：这是准噶尔人正在取代东蒙古人成为蒙古各族首领的明显标志。从噶尔丹那里逃跑之后，土谢图汗与另外几位喀尔喀开（其中包括被土谢图汗杀死的末代扎萨克图汗的兄弟和继承人策妄扎布）逃到库库河屯附近、即山西西北边境的土默特部境内避难，该地已处于清朝的保护之下，他们恳求满族人康熙皇帝给予帮助。噶尔丹在征服了鄂尔浑河和土拉河地区之后，继续南下到克鲁伦河流域，直达满洲的边境地区（1690年春）。喀尔喀人全境都被准噶尔人征服，从此，准噶尔帝国的疆域从伊犁河一直延伸到贝尔湖。噶尔丹甚至沿着从库伦到张家口之路，冒险向内蒙古进军。

康熙皇帝不可能让这个新的蒙古帝国就在中国的门槛边崛起。他迎战噶尔丹，把他堵在张家口和库伦之间、离北京80里格的乌兰布通。耶稣会士们为康熙制造的火炮非噶尔丹所能应付，这位新的成吉思汗仓惶失措，逃离喀尔喀境（1690年底）。1691年5月，康熙在多伦诺尔召集会议，会上以土谢图汗和车臣汗为首的喀尔喀部主要首领们承认他们自己是中国——满族帝国的属臣，并同意纳贡，作为对此的回报，他们将得到帝国国库的一笔津贴。他们以个人效忠的纽带进一步承认了他们对清朝的义务，个人效忠后来由于两个家族的联盟而不断加强。在此可以提一下，尽管这种制度是以中国处理“蛮族”的管理经验为基础，但是，它主要是建立在蒙古可汗们附属于满洲大汗的、游牧民对游牧民的形式上。因此，当1912年满清王朝灭亡、中华民国取代之时，蒙古王公们认为他们解除了他们的效忠誓言，宣布独立。

1695年，噶尔丹与清朝之间的战争再次爆发。噶尔丹又穿过喀尔喀境，长驱直入克鲁伦河流域，目的是要与嫩江边的科尔沁人取得联系，他想怂恿科尔沁人摆脱清朝藩属的地位。但是，科尔沁人将此阴谋通报了北京朝廷。1696年春，康熙皇帝率领全军前去讨伐，他们从张家口直逼克鲁伦河，然后沿河而上追击敌人。这位准噶尔汗企图避开康熙，但是，康熙的主要将领费扬古率先头部队在土拉河畔追上了他，由于再次使用了火炮和滑膛枪，于1696年6月12日在库伦南的昭莫多打败了噶尔丹。噶尔丹的妻子被杀，她的随从被俘，她的牧民们也留在清军手中。这位准噶尔领导者在损失了半数军队之后，向西逃，而康熙皇帝凯旋地回到北京。清朝的胜利使喀尔喀人重新获得了他们的领地，在第二年夏天，康熙正在准备再发动一场战争把准噶尔人赶回塔尔巴哈台时，得知噶尔丹在病后不久于1697年5月3日已经去世。

满清帝国从这次胜利中获得的最大利益是在喀尔喀人中建立了一个永久性的保护国。康熙从准噶尔统治下解救出来的四位喀尔喀汗对他是唯命是从，清朝官员住在他们之中，在喀尔喀境内的中心地库伦有一支清朝驻军。此外，在世界观上康熙仍是地道的满族人，能够理解游牧民的心理，慎重地避免干涉东蒙古人的民族组织。他尊重该地区内原部落、军事和行政的划分，即划分为扎格兰（议会或盟），爱马克（部或军团），库西昆（“旗”）和苏木（“箭”或“骑兵中队”）。

在鄂尔多斯人中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老莫斯特尔特记道：“各部按满族八旗的模式分编成为旗，尽管大多数部落仍由原统治家族的王公们统治，但是一些部落，如察哈尔部和归化城的土默特部失去了他们的首领，处于满族官员的统治之下。……属于同一旗中的个人又分属一定数量的苏木之中，依次又分为若干营，苏木受制于章京，营由扎兰统领，这一体制致使贵族（台吉，来自太子）与其部属之间团结的纽带松弛了，缩小了曾经使这些贵族与平民（哈拉抽）区别的鸿沟”。

从疆域的观点来看，康熙帝由于劝哈密的穆斯林王公、阿布杜拉·塔尔汗伯格承认了他的宗主地位，从而控制了东突厥斯坦商路的起点。

12．策妄阿拉布坦统治下的准噶尔汗国（1697－1727年）

康熙皇帝满足于已经确立了的对喀尔喀人的保护权，这一保护权又因噶尔丹的死而得到保证，他没有打算征服塔尔巴哈台的准噶尔国。他任随噶尔丹的侄子、僧格之子策妄阿拉布坦登上了绰罗斯部王位。况且，噶尔丹一度曾企图处死策妄阿拉布坦，最后，策妄阿拉布坦反叛了他的叔叔，因此，北京朝廷认为准噶尔各部现在是由中国的一位盟友在统治。事实是，如考朗特清楚地指出，策妄阿拉布坦在采取他叔叔的反中国的政策之前，需要巩固他在塔尔巴哈台和伊犁地区的地位。伊犁地区对于新汗将具有特殊的利益，他似乎选定固尔扎为他的都城，把叶密立城留给他的兄弟大策凌敦罗卜。

在伊犁河地区，准噶尔人的霸权与吉尔吉斯－哈萨克人发生了冲突。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是一支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族游牧民，他们统治着从巴尔喀什湖到乌拉尔河之间的地区。他们的三个部之间保持着某些松散的联系，但仍服从于同一个汗，即头克汗（死于1718），据巴托尔德说，头克汗被看成是其民的立法者。在他的统治下，这些终年过着游牧生活的人有了一些小规模的组织，并开始稳定。大约自1597－1598年起，在泰外库勒汗的统治下，吉尔吉斯－哈萨克人就从乌兹别克人即布哈拉的昔班汗国手中夺取了突厥斯坦城和塔什干城。一百年以后，头克汗在突厥斯坦城里接见来自俄国（1694年）和卡尔梅克人（1698年）的使者。由于头克汗处于如此强大的地位，他能够利用由于准噶尔人与中国冲突在准噶尔人中所产生的混乱，他毫不犹豫地让人处死了大批准噶尔使者，尤其恶劣的是，还杀害了随行的500人。

17世纪末发生在伊犁河和锡尔河之间草原一角的这桩杀害使团所有成员的事件，显然是游牧部落间的另一种斗争。然而，在它的后面掩盖着的是古老的种族冲突和宗教冲突。西部的草原帝国是属于突厥人呢还是属于蒙古人呢？是属于穆斯林呢还是属于佛教徒呢？正是后者最终取得了胜利。策妄阿拉布坦进攻头克汗并打败了他（1698年）。中帐首领布拉特汗于1718年继承了头克汗，他甚至更不走运。准噶尔人从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手中夺取赛拉木城、塔什干城和突厥斯坦城（1723年）。吉尔吉斯-哈萨克人的三个部落因战败而分裂，各自东西。大帐和中帐的一些首领们承认了策妄阿拉布坦的宗主权；喀喇吉尔吉斯人，或者说伊塞克湖边的布鲁特人也承认了策妄阿拉布坦的宗主权。策妄阿拉布坦还维持了其前任噶尔丹所确立的准噶尔人对喀什和叶儿羌的统治。在北方，其兄弟大策凌敦罗卜（其统治地在斋桑湖和叶密立）率军攻打俄国人，一度曾使俄国人退出了叶尼塞河畔的雅米谢威斯克（1716年）要塞。1720年春，一支俄国惩罚性的远征军与策妄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零在斋桑湖附近发生冲突；尽管双方武器悬殊：弓箭对付火器，但是，噶尔丹策零还是成功地率2万准噶尔战士堵住了俄国人。斋桑湖盆地仍是准噶尔人的领地。俄国与准噶尔人的边界最终固定以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要塞为界，该要塞是俄国人于当年（1720年）在叶尼塞河畔、北纬50度处建立的。

策妄阿拉布坦未待西部的帝国巩固，就在东部开始实行其叔叔噶尔丹的反满清中国的政策。西藏教会中发生的政治-宗教的动乱给了他机会。自从达赖喇嘛阿旺·罗卜藏于1680－1682年间去世以后，喇嘛教会一直被世俗的第巴桑结嘉措操纵。他为所欲为，先以已故达赖喇嘛（他公开宣称这位达赖喇嘛仍在世）之名统治，后来（1697年）他又在他指定为新达赖喇嘛的一个幼童的名义下进行统治。第巴桑结嘉措站在准噶尔人一边反对中国。康熙煽动青海地区的和硕特部拉藏汗反对他，拉藏汗于1705－1706年进入拉萨，处死桑结嘉措，废黜年幼的达赖喇嘛。在使用了一些复杂计谋之后，拉藏汗和康熙提名了新的达赖喇嘛，并得到中国的正式批准（1708－1710年）。

策妄阿拉布坦心怀叵测地注视着这些变化，西藏教会在蒙古的精神影响是太强烈了，他不能让清朝利用它。大约1717年6月，他派其弟大策凌敦多卜率军入西藏。大策凌敦多卜从和阗出发，经过空前大胆的翻越昆仑山和荒漠高原的行军，然而直奔那曲地区，在那里有和硕特部拉藏汗，即中国一方的代表，他正在打猎娱乐。虽然拉藏汗受到袭击，但是，他还是在那曲和腾格里湖之间的一个隘口（肯定是在桑雄拉关隘）堵住了敌人，直到10月，当他被迫撤往拉萨时，大策凌敦多卜军尾追着他。1717年12月2日，叛乱者们向大策凌敦多卜打开了拉萨的大门，准噶尔军连续三天屠杀了中国方面的所有支持者们（无论是真的还是被怀疑的）。拉萨汗曾试图守住布达拉宫，后来在逃跑时被杀。圣殿布达拉宫遭到掠夺。考朗特惊奇地发现，准噶尔人，这些虔诚的喇嘛教徒，洗劫他们自己的宗教圣城，而以掠夺来的宝物去装饰固尔扎的喇嘛寺庙，然而，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威尼斯人在亚历山大堡和君士坦丁堡的行为不也是如此吗？并且，“遗骨之战”不正是可以追溯到佛教的初期吗？

与此同时，康熙不愿意让准噶尔人占有西藏，或者说，他不能容忍一个其疆域从斋桑湖和塔什干延伸到西藏的准噶尔帝国存在。1718年，他命令四川长官进军西藏，但是，这位长官在到达那曲时被准噶尔军击败杀死。1720年，另外两支清军入藏；一支又从四川进军，另一支从柴达木进入。第二支军打败了准噶尔军，这些准噶尔军在西藏已经引起了藏民们的仇恨，现在（1720年秋）被迫仓煌逃出西藏。大策凌敦多卜带着不到半数的军队退回准噶尔地区。一位亲清政府的达赖喇嘛被扶上位，两位清朝高级官员被派到西藏；担负着操纵黄教政策的任务。

策妄阿拉布坦在戈壁地区也不走运，他的军队未能从清朝驻军手中夺取哈密（1715年）。现在轮到清军发起攻势，于1716年占领巴里坤。然后，两支清军分两路进攻策妄阿拉布坦，一支从巴里坤出发；另一支的活动在更北方，他们占领吐鲁番，并于1720年底，又在乌鲁木齐打败准噶尔军。虽然中国人未能久留在乌鲁木齐，但是，他们在吐鲁番设立了一个军屯区。注意到以下事情是很有趣的，即吐鲁番的穆斯林反对准噶尔人的统治的起义，便利了清朝的行动。

有过远征尝试的康熙皇帝很可能将会发动对准噶尔本地的征服，但是，他于1722年12月去世，他的儿子、不爱习武的雍正继位，使清朝廷于1724年与策妄阿拉布坦议和。然而，这次和平只不过是一次休战而已。因为当策妄阿拉布坦于1727年底去世前，他已经通过占领吐鲁番又恢复了对清朝的攻势，吐鲁番的穆斯林居民已逃到中国境内的敦煌。

13．噶尔丹策零的统治（1727－1745年）

策妄阿拉布坦之子噶尔丹策零继位。新准噶尔王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对中国非常的敌视，以致雍正皇帝于1731年与他们重新开战。一支清军从巴里坤前往乌鲁木齐，击溃了集结在那儿的敌军。但是，清军没有留在乌鲁木齐。再往北，另一支清军一直来到科布多，甚至越过科布多、进入了准噶尔腹地，但在两个月之后被击败，几乎全军覆没，雍正皇帝灰心丧气，下令军队撤出科布多和吐鲁番两地。

噶尔丹策零企图利用清军这次失败，派其叔叔大策凌敦多卜入侵喀尔喀境。大策凌敦多卜从已经得解放的科布多出发，一直推进到克鲁伦河，但是，喀尔喀人进行了坚决的抵抗，他们在拜塔里克河、士拉河和翁金河的各渡口设防（据《东华录》记），准噶尔人在1731年底以前都未能在喀尔喀立住脚。1732年春，那些离开乌鲁木齐前往哈密去驱逐清朝驻军的准噶尔人没有取得大的进展。同年夏末，一小支正在进攻喀尔喀部境内的准噶尔军在和林附近受到一位喀尔喀王的突然袭击，部分人被杀。现在轮到清军采取攻势。他们于1733－1734年夺取地处杭爱山中心的乌里雅苏台，兵锋直至黑额尔齐斯河。甚至科布多也被夺回。

清朝尽管取得了这些胜利，并且明显地仍占领着（也许是暂时）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但是雍正皇帝于1735年提出与噶尔丹策零缔约，通过该条约，中国将保留杭爱山以东地区（即喀尔喀部境），而准噶尔人将得到该山脉以西和西南地区（即准噶尔和喀什噶尔）。在此基础上达成了不言而喻的休战协议，雍正去世（1735年）以后，其子、继承人乾隆皇帝于1740年认可了这一条约。这次和平一直维持到1745年底噶尔丹策零去世时。

14．清朝合并准噶尔地区

噶尔丹策零去世后，紧接着是准噶尔国内的动乱时期。噶尔丹策零之子策妄多尔济·那木扎尔（约1745－1750年在位），是一个放荡而残忍的年轻人，他被贵族们弄瞎了眼关在阿克苏。众人不服新汗喇嘛达尔札（1750-1753年在位）的统治。已经臣服于绰罗斯部洪台吉一个世纪之久的杜尔伯特部、和硕特部和辉特部威胁要摆脱绰罗斯部而独立。统一丧失了，准噶尔国也随之而消失。最后在1753年，一位名叫达瓦齐的能干首领、即策凌敦多卜的孙子，在辉特部王、噶尔丹策零的女婿阿睦尔撒纳的支持下，进军固尔扎，处死了达尔札。达瓦齐被拥立为汗（1753－1755年在位）后，现在不得不与他昔日的盟友阿睦尔撒纳展开了争夺，阿睦尔撒纳住在伊犁河畔，表现得俨然像一位独立的王公。达瓦齐打败并驱逐了他。

阿睦尔撒纳与辉特部、杜尔伯特部与和硕特部的许多首领一起逃到清朝境内避难（1754年），在那里，他为乾隆皇帝效劳。乾隆在热河隆重地接见了他，把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并于1755年春，由满族将军班第率清军护送他返回准噶尔。班第兵不血刃地进入固尔扎。达瓦齐逃走，但其后不久在阿克苏被发现，并被交给班第，班第把他送到北京，他受到乾隆皇帝的优待，1759年他在北京善终。

与此同时，清将班第现在作为抚远大将军驻守固尔扎，他立即宣布准噶尔人政治上解体，并且给绰罗斯部、杜尔伯特部、和硕特部和辉特部各部都提了一位汗王的名，阿睦尔撒纳原希望至少可以获得达瓦齐遗产的一部分，现在非常失望。班第为控制他的愤怒，强迫他前往北京。然而，阿睦尔撒纳在途中逃跑，返回固尔扎，煽动准噶尔人反对清统治。班第已轻率地缩减了他的军事力量，现发现自己已被敌人包围，因毫无被营救的希望而自杀（1755年夏末秋初）。

一位名叫兆惠的能干的满族将军挽救了这一形势。1756年冬天，他被围在乌鲁木齐，他一直坚持到从巴里坤来的援军的到来。1757年春，他深入塔里巴哈台的叶密立河畔，而另一些清军被派去收复固尔扎。阿睦尔撒纳四面受敌，逃到西伯利亚俄国人那里避难（1757年夏季）。

到此，准噶尔人的独立结束了。广言之，准噶尔地区，即科布多地区、塔尔巴哈台、伊犁流域或称固尔扎省直接并入中国帝国。甚至该地区居民成份也发生了变化。准噶尔人民，主要是绰罗斯部民和辉特部民（杜尔伯特部遭受的磨难较轻）几乎全部被根除。清朝以来自各地的移民充实其地，其中有吉尔吉斯-哈萨克人，来自喀什噶尔的塔兰奇人，或穆斯林，来自甘肃的东干人（或回民），察哈尔和喀尔喀居民，图瓦族的兀良哈人（或称索约特人），甚至有来自满洲的锡伯族和高丽族移民。1771年，另一批移民即土尔扈特人来到，土尔扈特在其汗渥巴锡率领下，离开伏尔加河下游，又返回故地伊犁流域。乾隆皇帝在北京接见了渥巴锡，并给予最隆重的欢迎，并为他疲惫不堪的人民提供粮食，同年，把他们安置在固尔扎东部和南部，在裕勒都斯河谷和乌伦古河上游河谷，在那里，他们有利于填补因他们的兄弟部落绰罗斯部和辉特部被消灭而造成的空地。

15．西蒙古人的厄运

准噶尔汗国的灭亡结束了蒙古人的历史。如果按狭义上的蒙古人一词而言（即把那些有可能是，或者肯定是属蒙古种的古代民族，如柔然和契丹，排除在外），真正蒙古人的历史始于12世纪末，是随着成吉思汗而开始的。很快蒙古人就达到其顶峰，成吉思汗在当选为汗之后只需要20年（1206－1227年）就统一了草原，并开始对中国和伊朗采取行动。在以后的50年里，继续征服了中国和伊朗的其余地区，除印度以外（由于山脉的阻碍，印度自成一大陆），蒙古帝国成了囊括亚洲大陆的帝国。这种统治的崩溃几乎像它的崛起一样迅速。到1360年时，蒙古人已经丧失了中国和伊朗，事实上也失去了河中，他们在亚洲所保住的是蒙古地区和蒙兀儿斯坦，后来蒙兀儿斯坦构成了中国突厥斯坦的北部。不过，成吉思汗国的征服和成吉思汗帝国只是由东蒙古人完成的，即生活在鄂嫩河、克鲁伦河和鄂尔浑河畔的那些蒙古人。西蒙古人，即卫拉特人或卡尔梅克人，以同盟者的身份汇入了成吉思汗史诗之中，只起着从属的作用。结果，在灾难性的羞辱（在成吉思汗后代的心目中，蒙古人被赶出中国是从未有过的去脸）之后，西蒙古人试图从衰落中的东蒙古部落手中夺取草原帝国，像成吉思汗一样，完成对中国的征服。他们几乎获得了成功，因为他们于1449年捉住明朝皇帝。但是，由于他们从未能攻占北京，他们的胜利没有产生任何效果。不到50年之后，第一卫拉特帝国就崩溃了，随着达延及其孙子阿勒坦汗的出现，在东蒙古一个令人吃惊的成吉思汗国复辟了。这一复辟汗国当时给人们造成了很深的印象，致使中国人认为成吉思汗时代又来到了。然而，正像阿勒坦不是忽必烈一样，达延也不是世界征服者，这个复辟汗国在西北部几乎没有超过科布多，在东南部几乎没有越过长城，并且，汗国末期已把精力转向宗教目标，正处于蒙古人全面皈依西藏黄教的佛教的高峰。觉醒中的蒙古精神又蛰伏于喇嘛祈祷者的哞哞声中。清朝将顺利地驯服这些沉湎于祈祷中的僧侣似的武士们。

因此，主角又落到了西蒙古人身上，他们处在阿尔泰山荒凉的山谷之中，仍然十分顽强好战。17世纪初，他们卷入了扩张的大浪潮中。土尔扈特人跟随着拔都即金帐汗国的脚步，向南俄罗斯。阿斯特拉罕附近的伏尔加河下游迁移。和硕特部居住在青海，其统治一直达到西藏的拉萨。绰罗斯部，或称准噶尔部，统治着从俄国的西伯利亚边境，一方面到布哈拉汗国边境，另一方面到中国边境之地，还统治着从科布多到塔什干和从科布多到克鲁伦河之间的地区。他们的“都城”、科布多和固尔扎，似乎注定要取代和林。况且，作为时代的标志，他们已经掠夺了成吉思汗圣殿。首先是由于噶尔丹采取的政治活动，后来又由于策妄阿拉布坦和大策凌敦多卜进行的战争，他们已经成了拉萨的统治者。在拉萨，喇嘛教的宗教权力也在他们的操纵之下。在喀什和叶儿羌，和卓们（伊斯兰教牧师）同样也成为他们手中的工具。在一百多年中，他们一直是亚洲大陆的真正主人。他们的领导者，巴图尔洪台吉、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都显示出是足智多谋的政治家，勇敢而有远见，同样又是顽强的战士，善于使用马上弓箭手们无处不在的极端灵活性，弓箭曾使成吉思汗赢得了胜利。这些都接近了成功。他们如何才能避免失败呢？这要靠他们早几年出现，即出现在满族统治把新的活力和军事结构带到旧中国以前。明朝晚期的中国已经十分腐朽，以致任何民族（蒙古人、日本人、或满族）都可能夺取它。但是，一旦满族王朝牢固的登上天子的王位，中国又注入了新的生命，又继续了150年。第一批满族皇帝们是明智和积极的，他们摆脱了陈腐偏见，为这个国家的更新作出了一系列努力，耶稣教会神父们为他们制造的大炮对此作了证明。噶尔丹和策妄阿拉布坦，这些与成吉思汗精神一致，而又与路易十四同时代的人，即前一个时代的落伍者们，既要对付东戈壁的清朝的大炮，又要对付叶尼塞河畔俄国人的火器。这是13世纪与18世纪的碰撞，这种较量是不平等的。最后，一个蒙古帝国在它崛起的时候就衰落了，因为它是一个历史上不合时代的帝国。

16．清朝合并喀什噶尔

喀什噶尔以叶儿羌为都，于1775年前，在黑山派和卓家族的统治下形成了一个伊斯兰教国家，成为准噶尔诸汗实际的保护国。黑山派丹尼雅尔和卓去世之后，准噶尔汗噶尔丹策零（1727-1745年）把死者的领地分给和卓的四个儿子：札甘得到叶儿羌；玉素甫分得喀什；阿优布在阿克苏行使统治；阿布德·阿拉赫占有于阗。在准噶尔觊觎王位者们的内战时期，热诚的穆斯林玉素甫趁机使喀什噶尔摆脱了“异教”的宗主（1753－1754年）。在阿睦尔撤纳还与清将班第和好的时候，于1755年计划以释放另一个和卓家族，即黑山派的宿敌白山派，以平息黑山派的叛乱，自1720年起，白山派已经被准噶尔统治者半监禁似地围在固尔扎。白山派首领包尔汉丁（即大和卓）和他的弟弟霍集占（即小和卓）热情地接受这一计划。包尔汉丁率领从阿睦尔撒纳和清军那里借来的一小支军队，先后从黑山派手中夺取了乌什·吐鲁番、喀什，最后夺得叶儿羌，也就是说，夺取了整个喀什噶尔。

包尔汉丁和霍集占一旦占领了喀什噶尔，就利用阿睦尔撒纳与清朝政府之间刚刚爆发的战争宣布独立，摆脱了准噶尔人和清朝的控制。他们屠杀了一支清军（1757年春末）。但是，好景不长，当中国人兼并准噶尔地区后，他们转而对付大、小和卓。1758年一支由兆惠将军率领的清军从伊犁河南下到塔里木。霍集占在库车附近被打败后，躲到叶儿羌，在那里，他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与此同时，包尔汉丁蜷缩在喀什，经过一场艰苦的围攻战（清军在围攻期间，反遭到包围），在1759年初，由于富德派来援军，兆惠才能重新采取攻势。叶儿羌首先投降（尽管不是在霍集占逃跑之前）；接着喀什投降，同样，也是在包尔汉丁离去之后（1759年）。大、小和卓都逃到巴达克山避难，尽管有穆斯林的团结一致，但是，地区酋长慑于中国的威力，他处死了这两位逃难者，并把霍集占的首级送给清军将领富德。兆惠将喀什噶尔并入满清帝国（喀什噶尔成了满清帝国的“新的边疆地”即新疆），兆惠在处理穆斯林居民中表现得十分老练。

谢选骏指出：蒙古人被成吉思汗家族捧上了天，但也被它拖入了地下——整个民族的命运就是“刀剑不离”，不被斩尽杀绝，他们就不会消停。蒙古人现在虽然还没从肉体上完全消亡，但是已经彻底失去了活力。因为他们已经被锁在了内陆，与海上活动激发的现代文明彻底隔绝了。蒙古民族的彻底消亡，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总有一天，“蒙古人”将成为历史的幽灵。

【译后记】

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际，《草原帝国》一书中文本的出版意义重大。在本世纪中，关于欧亚大草原的通史性著作有两本。一本是20世纪初期，东方学者巴克尔的《鞑靼千年史》；另一本就是1939年格鲁塞写的《草原帝国》。

格鲁塞在四十多年中完成了许多著作，如《蒙古帝国史》、《亚洲史》、《远东史》和《东方文明史》等。在20世纪中叶，他把欧亚大陆的历史加以整理，成为《草原帝国》一书。《草原帝国》一书之后，欧亚大陆史才成为一种系统的学问。《草原帝国》一书，其范围除大中亚外，还包罗了波兰以东的东欧诸国，即东欧草原、俄罗斯草原、西亚草原、中亚草原和北亚草原。还有草原近邻的许多高原山地。西起多瑙河，东达贝加尔湖，北起西伯利亚，南到巴基斯坦的广大地区。现在，联合国科教文组织主编的《中亚文明史》（六卷本）包罗的地区，正是格鲁塞《草原帝国》的范围，可以窥见格鲁塞这部著作影响的一个侧面。

本书史事，上起新石器时代，草原文化的黎明期，下迄公元18世纪晚期蒙古诸汗国。作者对草原各地各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族复杂、政治纷乱、朝代更迭和关系错综的历史，加工钻研，清理精到，牵出一条中亚史的线索和脉络，披荆斩棘，独辟蹊径，开创格局，格鲁塞是启蒙者，是开路人。

该书于50年代译成英译本。此中译本是参据1978年沃尔福德的英译本（芝加哥版）翻译的。1983年-1985年，我曾将该著作作为研究生学习外文翻译的习作，由蓝琪、李一新、马骏骐和许序雅四人分译，译文已刊登在内部刊物《中亚史丛刊》第七期上。由于译文比较粗糙，错误颇多，风格相异，屡次修改仍不理想。我于1988年指定由蓝琪重译全书。历时7载，于1995年译完全书。译者在重译过程中曾分别参考过李一新、马骏骐和许序雅的译文。

谢选骏指出：我认为，《草原帝国》的名称远远不及《内陆帝国》来得贴切——因为这些帝国不仅占据了草原，而且占有了农业地区甚至沿海地区。从海权和陆权的角度看，它们的性格都是内陆的而非海洋的，也不是中国、印度、阿拉伯那样的海陆平衡的。内陆帝国的崛起和没落，更能揭示“陆权与海权的角逐”，有助于展开我们的思考和论述。

【后记 夏商周秦都是内陆民族的入侵所形成的结石吗】

《周秦汉唐：为中国制造最强的“文化基因”》（中国国家地理 2017年第10期）报道：   

夏商周秦的千年兴替，黄土高原始终是中华文明的主舞台。让今人津津乐道的汉唐盛世，更是黄土高原的巅峰之作。全球四大古文明中，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至今不曾断绝的一个。是什么“文化基因”，赋予了它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呢？黄土高原给出了答案。

半两币，为战国秦惠文王至西汉初所使用的通行货币。由于传世较多，在一般人眼里并不珍贵，但从货币史的角度看，它是货币趋向统一的标志，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秦以后两千多年，外圆内方的形制被保持沿用下来。有人说，一枚“半两”重如其文，即重量为半两（一两为24铢，半两即12铢）。不过，大部分秦代半两币，单枚重4至6克，相当于5—6铢，并非“重如其文”。从秦半两完成货币统一始，国家牢牢掌握货币的铸造权和发行权。圆形方孔钱能够通行的优势是：使用中可减少钱身的磨损，贯穿、携带十分便利。很多历史文献和文学作品将钱币称为“孔方兄”，也是由此而来。

夏商周秦以降的千年兴衰更替中，黄土高原始终是中华文明的主舞台，它演绎了河图洛书的神秘悠远、两周战汉的百花齐放、魏晋风度的玄妙清朗。当然，在农耕的主基调中，夹杂着汉牛与胡马的博弈，中原与塞外的融合——稳健中有飘逸，开放中有内敛。

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古巴比伦、古印度、古埃及都已湮灭，化成碎片融于其他文明，唯独古代华夏文明始终传承不断，维系它的是家国一体、是宗法伦理、是礼乐诗书，以及承载这些“规则”的各种载体——这就是我们的“文化基因”。

谢选骏指出：在我看来，这种“文化基因”乃是地缘政治的产物——夏商周秦都是草原民族的入侵所形成的结石吗。

《黄土 农牧交错带：中华民族在这里融合》（中国国家地理 2017年第10期）报道：   

农牧交错带又被称为“生态脆弱带”、“生态危急带”或“生态环境敏感带”等，它是农牧业交会过渡地带，也是我国生态环境和地域经济的一个重要分界地段。专家们通过梳理3000 年来多次气候冷暖干湿的变化发现：由于温度变化导致降水变化，降水变化进而导致半农半牧、时农时牧生产方式的转变。这也凸显出一个有趣的现象：农牧交错带就像一个巨大的熔炉，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在这里互为砥砺、吸收借鉴，并最终在这里形成极具特色的中国文化融合带。

北方农牧交错带处于东部湿润区与西北干旱区之间的过渡地带

黄土高原北部是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核心区域，也是中原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进行大碰撞、大融合的舞台。多数学者把农牧交错带的空间范围界定为内蒙古高原东南缘、东北西部半干旱地区和黄土高原北部。北方农牧交错带处于东部湿润区与西北干旱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处于亚洲季风的尾闾，降水年际变化较大，促使农牧分界线多次进退，并导致土地利用方式的转变。农牧交错带在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是遏制荒漠化东移及南下的生态屏障。

《黄土 黄土高原：为什么文明在这里诞生延续》（中国国家地理 2017年第10期）报道：  

从旧石器时代到新石器时代的文明诞生期开始，黄土高原就是中华文明的根脉所在。到夏商周秦以降的千年兴衰更替中，黄土高原更始终是中华文明的主舞台。这座由黄土堆积而成的高原为什么如此神奇而重要？它到底具备了什么样的特点，才使得它在中华文明的诞生和延续过程中，发挥了如此巨大的作用？除了自然之外，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又做了哪些努力，让黄土高原的活力一直延续至今呢？

高天厚土 蔚为大观

黄土高原，世界上黄土分布面积最广、黄土厚度最大、黄土地貌发育最为典型的地区，是我国特有的、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地理景观。从空中俯瞰黄土高原，不论是宽广辽阔的黄土大塬，还是连绵延伸的黄土墚，抑或是一座座浑圆的黄土峁，一道道深切的沟壑，无一不让人感到震撼。这是一种雄浑大气的美，有一种震人心魄的力量。

《黄土高原上苍为中国特制的“舞台”》（中国国家地理 2017年第10期）报道：   

作为地球上唯一一座“黄土”高原，黄土高原的诞生可谓是一场造化的奇迹。就像冥冥中有一种力量，精心创造了各种条件，又经过千万年来的悉心打磨，一点点塑造出了一个神奇的“舞台”，让其屹立在东亚大陆上，只等着登上这座舞台的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创造出绵延不绝的辉煌篇章。

拔地而起的大塬，犹如一座天然的舞台

顶部平坦宽阔、四周陡峭的黄土大塬，犹如一座座天然的舞台拔地而起。万年以降，无数华夏先民们在这些大塬上繁衍生息、开垦良田、建立村镇，在中华文明创立的过程中书写下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我家住在黄土高坡，大风从坡上刮过……”生在黄土高原长在黄土高原的我，年轻气盛荷尔蒙无处释放的时候，总喜欢在刮大风时爬上村后的黄土坡，迎风嘶吼。我自小五音不全，却希望能唱出振聋发聩的效果，所以每当我吼一曲《黄土高坡》的时候，路人每每侧目而视、避之不及。而我在灌一肚子风、吃满嘴土后，却会觉得自己是陈胜口中的“鸿鹄”、高尔基笔下的“海燕”，旁人都理解不了我的气概，只有那敞天敞地的黄土高原才能安放下我胸中的万丈豪情。

黄土堆积前的古地形条件

黄土高原形成之前，一系列地壳变动为它的形成创造了条件。鄂尔多斯高原以鄂尔多斯台地为基础，四周被河套地堑、银川地堑、渭河地堑、六盘山中山和吕梁山中山所包围，在第四纪时期表现为大面积均匀抬升，地形高差较小，为大面积的黄土堆积准备了古地形条件。

年岁渐长，心也渐渐沉静，我开始思索更多的东西，关于自我，关于人生，关于世界……在走出黄土高原，见识了许多不同的风景，特别是一次北京之行看到中山公园社稷坛“青、赤、黄、白、黑”的五色土后，我才恍然明白，原来土并非理所当然都是黄色，原来我司空见惯的塬、墚、峁，在别处却是难得一见的景观。于是我萌生了强烈的好奇：黄土和其他颜色的土有什么不同吗？人常说“高天厚土”，黄土高原的土究竟有多厚？还有那些大气雄浑的塬墚峁，它们到底是怎样形成的？

《长城：这里有最典型的农牧交错带》（中国国家地理 2017年第10期）报道：   

在黄土高原地区，长城不偏不倚修筑在400毫米等降水量线上，这条线的西北是游牧人的天空，东南则是农耕文明的乐土。长城不仅要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还是一道事实上的防沙墙。不过，这道边墙最终还是无法阻挡两侧农耕与游牧文明之间的交融，农牧交错带的奇特故事也就此在长城沿线上演……

广武长城的农牧交错带特点非常明显

位于山西朔州市山阴县新广武村的广武长城，这里的农牧交错带特点非常明显：既有牧民放牧的绵羊，也有大片的耕地。广武长城全长10公里，于明洪武七年（1374年）修建，万历三年（1575年）重建，为内长城，全部为砖石包砌。

我有幸吃到了长城脚下毛乌素沙地里出产的稻米

去年国庆节那一天，我们一群长城爱好者背着大包，在茫茫的毛乌素荒漠之中，沿着黄沙掩埋的陕北榆林长城一侧行走。临近中午时，长城在一个墩台前突然消失，只见脚下望不到尽头的沙地猛地裂开一条大沟。沟内清溪淙淙，绿树成荫，阡陌纵横。紧贴溪水一侧的台地上，还坐落着几处窑洞院子。

当我们筋疲力尽地走下沟谷的陡坡，进入这个“世外桃源”时，一位名叫王德彪的老汉走出窑洞，让我们受到了最隆重的款待：不仅有猪肉、美酒、新鲜蔬菜，最令人惊讶的是，连吃好几天方便面的我们，竟然吃到了王老汉自家地里种的大米。

谢选骏指出：看看以上的内容，就会对1986年出版的《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1988年播出的《河殇》（走出黄河心理），具有了更深一层的体会。夏商周秦都是草原民族的入侵所形成的结石，唯有突破这些结石所造就的长城，中国文明才能整合全球！

（另起一页）

【第二部】

【海权的反扑】

【停滞的帝国】

【两个世界的撞击】

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 

（另起一页）

【导论 野蛮也是一种文明吗】

《蒙古人：「野蠻人」到底有多野蠻？》（內特·康 十二月 2020）报道：

在公元1200年代之前，幾個世紀以來的歷史趨勢決定了中亞草原的遊牧民族主要被稱為和平、流浪的民族。然而，隨著成吉思汗的崛起和隨後蒙古帝國的擴張，這一趨勢完全顛倒了；總的來說，蒙古人的征服從朝鮮半島延伸到東歐的邊緣，並構成了當時整個已知世界的很大一部分。蒙古人在征服的土地數量之多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完全隨意撕裂一個又一個對手，留下了一條殘酷破壞的戰爭道路，因為他們在整個歐亞大陸都變得恐懼。但他們真的像人們經常被看待和描繪的那樣是絕對的「野蠻人」嗎？儘管他們的征服往往非常殘酷，但僅僅給他們貼上“野蠻人”的標籤將完全無視這樣一個事實，即他們之所以能夠迅速崛起，是因為他們對戰爭和文明採取了極其有組織、有效的方法。如果沒有他們獨特的軍事策略、殘暴的意願和堅定的紀律，蒙古人永遠無法建立一個如此龐大的帝國。

蒙古人利用他們非正統的軍事戰術征服了鄰近的文明，幫助他們形成了龐大的帝國。最好的例子是他們由高技能的弓箭手在馬背上實施快速攻擊，以及他們新穎地使用佯攻和假撤退。然而，蒙古人的殘暴才是真正為他們在整個歐亞大陸贏得激烈聲譽的原因，這種聲譽進一步説明蒙古人尋求佔領盡可能多的土地。當草原上的另一個遊牧民族韃靼人加入蒙古部落時，他們加入了征服定居社會的努力，將他們的特別努力集中在俄羅斯。在諾夫哥羅德，韃靼人進入並摧毀了該鎮，在此過程中殺死了許多人並犯下了可怕的暴行。通過展示這種兇猛，這些遊牧入侵者進一步提升了他們可怕的聲譽，減少了其他人敢於抵抗他們的可能性。由於反對較少，隨著蒙古人征服領土並建立帝國，統治之路的障礙也更少。這份檔的作者是僧侶，他們可能創造了這份檔，以展示韃靼-蒙古征服俄羅斯的殘酷性，以及這種野蠻行為如何幫助這些入侵者建立對附近社會的控制。顯然，諸如此類的行動進一步支援了蒙古人的聲譽，並阻止了許多民族甚至試圖抵抗他們。

除此之外，蒙古人之所以能夠成功地征服一個龐大的帝國，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們的紀律。義大利旅行家馬可波羅訪問了中國的元朝朝廷，並受雇於忽必烈汗，記錄了他在大汗汗國的經歷，注意到他們在戰鬥中的勇敢和奉獻精神，以及他們在馬上的堅韌。諸如此類的特徵強烈表明，蒙古人從小就被訓練成堅強和敬業，這有助於他們在建立帝國時成功發動入侵。馬可波羅很可能有動力寫下蒙古人的特徵，這有助於他們的成功，因為他是一個在中國的外國人，並希望將他注意到的故事帶回歐洲。蒙古人的這種紀律也轉化為他們的軍隊，因為他們的組織方式非常有效，指揮官監督戰士群體，他們都向可汗報告。這個高效的組織進一步支援了蒙古人作為一個紀律嚴明的團體的想法，致力於確保他們的軍事努力取得成功。最後，蒙古人在他們雇用的勞動分工方面展示了他們的紀律。每個公民，無論男女，都有某些任務要執行。通過共同努力，所有蒙古公民都表現出了他們的奉獻精神和個人紀律，以及對進一步擴大蒙古帝國的更大事業的支援。

總之，儘管他們留下了毀滅和死亡的痕跡，但13世紀的蒙古人肯定不是未開化的或“野蠻人”，而是一個高度發達的，有組織的文明戰爭機器，既能道德文明，又能極端無情。與通常被視為野蠻的野蠻人不同，這些遊牧戰士能夠有效地建立世界上最大的陸地帝國，因為他們作為軍事力量的定義品質：他們獨特的軍事戰術，有時願意非常殘酷，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紀律，無論是作為軍事力量還是整個社會。

谢选骏指出：蒙古人的野蛮不是原始的野蛮，而是一种“腐朽的野蛮”，类似于伊斯兰教、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所以说，腐朽也是一种野蛮。

《草原帝國：歷史教授的書重新審視「野蠻人」的世界觀》（賽義德·哈馬德·阿裡 01月2023）报道：

新版本強調了蒙古人和匈奴人等草原遊牧民族對技術和思想傳播的重大貢獻；《草原帝國》著眼於草原征服者塑造世界的方式。

提到匈奴人阿提拉、成吉思汗或帖木兒的名字，通常出現的畫面是憤怒的戰士群騎在馬背上，在塵土飛揚的平原上馳騁，執行掠奪和殺戮的任務。

這些粗糙的草圖中缺少這些遊牧民族在向世界各地傳播技術、思想和宗教方面發揮的複雜作用。

“不幸的是，因為我們沒有太多來自這些人的寫作方式，至少從他們自己那裡，有一種傾向，總是把他們視為局外人，文明的破壞者，”肯尼斯·W·哈爾教授說，他是《草原帝國：塑造文明的遊牧部落的歷史》的作者。

哈爾還指責廣告和好萊塢——在處理歷史史詩時，好萊塢喜歡讓“野蠻人”潛伏在那裡。

“很難克服這些刻板印象。即使在美國的歷史教科書中，也很少提及這些人。匈奴人可能以上帝的禍害——匈奴人阿提拉（Attila the Hun）出現。蒙古人可能廣為人知，但西方的許多人對這些人知之甚少，他們都被歸為野蠻人。”他說。

有歷史記錄可以窺見這些民族的心態。有《蒙古秘史》，這是現存最早的關於成吉思汗的蒙古文著作。蒙古的鄂爾渾銘文也提供了線索。

“這些紀念碑是土耳其最早的例子，今天在安卡拉安納托利亞文明博物館的花園裡實際上有一個非常好的複製品，”哈爾說。

哈爾的新書探討了遊牧力量在世界各地發展和傳播思想所扮演的角色。

這位住在新奧爾良的教授試圖從遊牧民族的角度寫作，遊牧民族在很大程度上以反對者或受害者的作品而聞名。

“我不是成吉思汗對河中城市或華北大屠殺所犯下的罪行的辯護者。這些行為甚至對當時的人們來說都被視為真正越界。”他說。

哈爾說，在氏族和部落之間的戰爭中，戰敗者經常被屠殺，因為勝利者沒有辦法養活他們。“當它被大規模地應用於打破城市和久坐不動的文明的抵抗時，你會得到現代人稱之為本質上是種族滅絕的暴行。”他說。

遊牧遺產

但他指出，也有重要的成就，尤其是蒙古人。以中國發明的紙幣為例，紙幣是由蒙古人的西南分支伊爾汗人引入伊斯蘭世界的。但這還不是全部。

“最具破壞性的是來自中國的火藥傳播——這導致了軍事革命，最終使草原遊牧民族在軍事上破產——看到了大炮的發明，然後是手持槍支。

蒙古人犯下了一長串暴行，例如入侵花剌子模帝國。遊牧民族的遺產一直延續到現在。哈爾在土耳其工作了25年，挖掘古代遺址，從政治言論到烹飪遺產，瞥見了草原：“優酪乳來自草原，與地中海燒烤飲食混合在一起，創造了比鄰國希臘更多樣化的飲食，希臘沒有同樣的影響，”他說。

哈爾在希臘工作並搬到土耳其，稱這是他在專業上做出的“最佳決定”之一，因為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他還在土耳其遇到了他未來的妻子。他回憶說，在他們喜結連理之前，花了大約一年半的時間將所有文書工作整理好。

“如果你以美國公民的身份嫁給一個外國人，你最好真的愛那個人，因為美國政府讓你經歷了痛苦。他們對我的調查甚至比調查她還要多。”他說。

他晚婚，他指出，“直到當代，超過一半的經典學者從未結婚，因為他們對自己的工作如此投入。他們沒有時間陪伴家人。”

哈爾接受這是他職業的一部分，將他的工作視為一生致力於了解過去的人。

“我一直覺得我作為一個個體不是很重要，我所做的很重要。”他說。

歷史教授兼作家肯尼斯·W·哈爾（Kenneth W Harl）十年前首次就該主題進行了一系列講座。

儘管如此，婚姻也有職業上的好處。“我與她結婚時學到的土耳其歷史比我去希臘羅馬遺址旅行的歲月要多得多。”他笑著說。

歷史的拉康特爾

除了寫作，去年退休的哈爾在杜蘭大學擔任古典和拜占庭歷史教授，他還為The Teaching Company的The Great Courses錄製了11個系列講座——這是長篇音頻和視頻講座的著名製作人。哈爾涵蓋了維京人、奧斯曼帝國和亞歷山大大帝和馬其頓帝國等各種主題。

還有一個關於遊牧民族的系列——草原的野蠻帝國——大約10 年前錄製，以滿足客戶對絲綢之路課程的需求。事實證明，它很受歡迎。

“倫敦的一位經紀人找到我，建議我回到這個話題，寫一本關於它的書。在這10年裡，我學到了很多東西，我從我錄製的課程中重新思考了很多想法。”他說。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忽必烈，哈爾說他可能比他的祖父成吉思汗更重要。“直到我寫了這本書，我才意識到忽必烈是如何在400年來第一次統一中國的。人們想知道，如果他沒有征服宋朝，中國是否會重新統一併成為我們今天看到的世界強國。”他說。

新書揭示了哈倫·拉希德的大象外交

每堂課20分鐘，哈爾說這迫使他省略了很多資訊。但是，以書面形式提供更多機會進行詳細解釋。

哈爾花了兩年時間才完成《草原帝國》，他已經在寫他的下一本書，這本書著眼於伊斯蘭教之前的中東，從西元前3000年到伊斯蘭教和拉希敦哈裡發的到來。

“我有最後一章談論綜合，比如在哈倫·拉希德統治時期——阿拔斯王朝哈裡發的鼎盛時期——這些文明如何為伊斯蘭教的高度文明做出貢獻，”他說。

“這成為今天中東的基礎。再一次，它將沿著《草原帝國》的同一主題：與這些早期文明的連續性和變化是什麼？

谢选骏指出：这个叫兽配偶了一个土耳其游牧民，所以就觉得杀人放火的野蛮也是一种传播技术文明了。如果说，蒙古人、土耳其人也算文明的话，那么邹容所说的“披毛戴角之满洲种”也可以算作“文明的野蛮人”了——难怪鸦片英鬼要和满蒙清鬼进行强迫交易呢。

【引子】

网文《阿兰·佩雷菲特》报道：

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是当代法国一个非凡的人物。他曾经先后毕业于法国著名的高等师范学院和国家行政管理学院，曾8次出任政府部长，先后当过新闻、政府改革与计划、文化与环境、司法等部长，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部长。他从1969年起连续当选为法国的国民议会议员，后来又当选为参议院议员，是个深得选民信任的政治家。佩雷菲特先生不仅是个成功的政治家，也是个成功的学者。

人物经历

他在从政的同时一直在学术上孜孜不倦地耕耘，他一生共写了二十多部著作，其中《法兰西之病》和《当中国觉醒时》刚一出版就引起轰动，之后不断再版，印数高达几百万册。由于他突出的学术贡献，他先后当选为法兰西文学院院士和道德及政治科学院院士。在法国，得到一个院士的头衔已经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学术权威”，佩雷菲特先生一人独占两个头衔，其学术地位可见一斑。然而，他仍不满足。步入晚年之后，他又开始研究经济学。他研究了大量古典经济学的著作，认为他们都忽视了一个重要因素——“信心”。于是，他着手研究这一问题，写出了一部500多页的经济学著作《信任社会》，阐述了信心这一非物质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为了检验他的观点，他把这本书当作国家博士论文来答辩，让法国最著名的那些经济学家当评委来评判他的研究成果。那些经济学界的权威们认为，他的这本著作是对经济学界的重大贡献，因为他在“传统的资本与劳动力之间给人创造了一个重要的地位”。

佩雷菲特先生被法国新闻界喻为一生有两大癖好：戴高乐将军与中国。他从政后一直跟随在戴高尔将军左右，后来又成为法国“戴派政党”的领导人之一。晚年，他写了许多有关戴高乐将军的回忆录。另外，从70年代初第一次访问中国起，他一直对中国情有独钟，多次访问中国，先后写了4本有关中国的书，其中《当中国觉醒之时》和《中国已经觉醒》都属于法国最畅销的书。佩雷菲特在谈论中国时，一方面非常重视历史史料，另一方面非常重视中国人自己的看法。他的可贵之处是从不人云亦云，不像许多西方舆论界的评论家那样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事，而是设身处地地替中国人想。在中国最困难时，他始终能坚持自己的看法，对中国的前途持非常乐观的态度。

佩雷菲特去世后，法国政坛左右翼领导人都对他表示哀悼，连他的政敌也都对他的人格深表敬意。希拉克总统在悼词中盛赞这位“伟大的记者、教育家、天才的作家、杰出的部长、严格的政治家”，称赞他为国家、思想、当代历史与历史的反思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佩雷菲特为促进法中交流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法国舆论界评论这些著作“永远是未来几代人了解中国的宝贵指南”。

为了纪念这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国驻法国大使馆提议为他塑像，得到了佩雷菲特家属的支持。法国女雕刻家安娜·玛丽·吉尼翁－莫雷蒂应邀塑造了身着法兰西学院院士服的佩雷菲特半身铜像。2002年10月，佩雷菲特半身铜像正式竖立在中国的武汉大学校园内。

最杰出的中国通 见证中法建交时刻

戴高乐执政时期的年轻部长、作家佩雷菲特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发表的专着《当中国觉醒时……世界将为之颤抖》曾引起巨大反响，被视为“先知”之作，法国历史学家布里赛中法建交50周年之际回顾了这位有远见的思想家的生平及其作品。

没有人比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更好地见证了1964年1月戴高乐将军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整个过程。

他的预言式作品《当中国觉醒时……世界将为之颤抖》（第一版于1973年在法亚尔出版社出版）销量超过了两百万册。这一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成功使得法国人（及所有西方人）的注意力被引向中国。一种兴趣乃至一股风潮由此兴起，不仅至今没有衰退，甚至呈现方兴未艾之势。

自1949年以来，有很多作家和旅行家曾试图描写过毛泽东时期的中国，例如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韦尔科（Vercors）、艾田蒲（René Etiemble）等等。他们都在中国居住过一段时间，有的几个星期，有的稍短，然而他们的书或报道文章的影响力都比不过阿兰·佩雷菲特的作品。他的书出得正是时候，正是人们的思想刚好成熟到了能够对中国产生兴趣的程度。

阿兰·佩雷菲特于1999年去世，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的生平。阿兰·佩雷菲特非常杰出，他毕业于高等师范学院和国家行政学院，受的是人类学训练，但从事了外交官职业。他既作研究，也在政界为国家效力。36岁时他成为戴高乐将军手下的部长，曾担任信息部和国民教育部部长，直至1968年。

1971年夏季，阿兰·佩雷菲特带领了一个研究小组去中国，那是中国开展文化大革命之后，北京接待的第一个西方官方代表团。他还访问了上海，参观了中国6个省份，包括西安、武汉、杭州、南京和广州等城市。他还有机会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了多次会谈。为此，这次旅行后写就的《有关中国状况的调查报告》长达500多页。

随后的多年时间里，佩雷菲特发表了一系列有关中国的著作，既有政治角度的，也有社会角度的，其中包括著名的《不动的帝国，抑或世界的震惊》（1989年），之后是两部厚厚的附录《中国看法》和《英国视线》，遗憾的是第三部《传教士之眼》却再也不可能出版了。这些作品写的是1793年在乾隆皇帝时期由马戛尔尼（Macartney）领导的英国大使馆。之后他的著作有《中国悲剧》（1990年），然后就是《中国觉醒了》（1996年），这是他有关中国的最后一本书，描写了一个重获活力的国家。就这样，他的作品终于首尾相连了……。

阿兰·佩雷菲特不会讲中文，对此他毫不隐讳。有人也曾对他身边环绕着很多“枪手”提出过非议，因为是这些外围的合作者帮他完成了那些书的写作。有关这一点，佩雷菲特从未声称过作品都是他一个人完成的。他总是求助于最了解情况的行家、优秀的翻译和着名的汉学家，而这些人也都非常乐于向他提供他们的知识、建议和意见。

毫无疑问的是，这些专家所提供的宝贵信息，包括有关笔记、评论和文件资料等，佩雷菲特都是经过了认真的消化、重组而后又重新写作的。因而读者可以欣赏到他简洁而又尖锐的清晰文笔，以及他对庞杂的历史文化强大的综合能力。

还有一种针对佩雷菲特的指责是说，他把毛治下的中国描绘成了一幅美好的画卷，并把毛说成是个善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主任研究员、法兰西学院院士巴斯蒂夫人（Marianne Bastide—Brugière）驳斥了这种她认为出自恶意的说法。她表示，如果认真读了佩雷菲特的书，就会很容易地发现他“并没有为完美制度唱赞歌”，事实上阿兰·佩雷菲特在学术上是诚实的，他只是试图“道破这个民族和这场革命的主要推动力”。这和伏尔泰在他那个时代的所作所为一样，他的意图并不是要散播“中国政治力量的宗教”，佩雷菲特并不认可所有发生在中国事。

学界那些自以为垄断了中国研究的汉学家们对此有何反响？他们不会认为阿兰·佩雷菲特轻率地践踏了他们的花园并侵占了他们的领地吗？关于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下1977年10月13日当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的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是怎么说的：“这一通过数字表现出来的巨大成功（指书的发行量）遮盖了另一个成功，而您对这第二个成功更应该感到骄傲。”“您写作的对象不是自己的专业领域，而且这个领域的专家们由于观点和所采纳方法的不同常常互不相容，但您看到了他们对您的书没有丝毫异议，甚至那些整日为维护自己的学术领地而高度警惕的专业人士也或者带有好感或者满怀赞赏地接纳了它。”

阿兰·佩雷菲特对中国很着迷，在1971至1999年间，他总共去了中国18次，此外他还多次会见了到访巴黎的中国要人。他通过书、讲座、访谈和刊登在《费加罗报》和《费加罗杂志》上的多篇文章表达了对中国的激情。他与我们分享了他的见闻、分析和判断，对此，也许法国和中国应当以友谊的名义向他表示感谢。

谢选骏指出：佩雷菲特的最大缺陷不是“不懂中文就乱写中国”，而是“分不清楚中共与中国”。读他的书一定要记得这一点。因为他总是企图调和“陆权和海权”的冲突。作为一个半海洋半内陆的法国之人，这一调和并不奇怪，因为没有海陆平衡，也就没有法国的存在了。

网文《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报道：

法国作家阿兰·佩雷菲特先生就这一主题在1989年5月出版了《停滞的帝国》一书。该书一出版就进入畅销书行列，半年内就售出了20万册。

为写《停滞的帝国》，作者从1980年至1988年六次访华，参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过的主要地方，搜集了12万多页原始资料；他打开了故宫的大门，研究了清朝廷有关接待英使的所有文件。同时他还从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南非等地阅读了大量未发表的内部档案。

本书以详实的史实，有趣的细节，精彩的笔致，揭示中西文明巨大差异和冲突。作者通过考察大量未曾公开的笔记、日记、档案、文献，还原了那次著名的出访，并澄清了一些鲜为人知或被故意隐瞒的事实。并由此展开探讨：为什么在几乎所有领域都先进的中国，后来会变成“停滞的帝国”？某些国家是如何“觉醒”的，而其它国家又是如何“沉睡不醒”，甚至醒了又睡的？中国的命运会不会成为西方的命运？

二百多年前，大不列颠王国（英国）派马戛尔尼出访中国。此次出访在历史上最大的争论是，马戛尔尼究竟有没有向乾隆皇帝磕头？法国著名学者佩雷菲特从世界史的角度，将此次出访看作“东方与西方的首次撞击”，于是，视野开阔了，可供思考的素材也就相应丰富起来。在作者眼中，这次英国人的出使实质意味着当时的“世界最强大的国家”面对“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是“传统社会”全面遭遇“现代社会”。

谢选骏指出：这本书的写作和出版，都不是一个好的时候——因为它1989年5月出版的时候，中国大陆的八九民运就已声势浩大，仅仅一个月不到，六四屠杀彻底改变了世界——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就此瓦解，两年之后的余波甚至撕碎了苏联。如果《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再晚点写作和出版，并且懂得从“陆权与海权的角逐”观察历史，其深度广度或将“不可同日而语”了——更上一个层次也许没有问题。

（另起一页）

【目录】

前言 

小引 

第一部分 “地球上最强大的民族”向中国驶去(1792年9月—1793年6月) 

第01章 启程时的热情(1792年9月26日—10月8日) 

第02章 “人类的主人”(1792年10月9日－27日) 

第03章 对中国着了迷的欧洲(1792年10月27日—11月30日) 

第04章 在英国舰队的保护下(1792年11月30日－1793年1月21日) 

第05章 中国味(1793年1月底—6月16日) 

 

第二部分 另一个星球 去中国觐见皇帝(1793年6月—9月) 

第06章 澳门，衔接两个世界的缓冲地(1793年6月19日—23日) 

第07章 避开了广州(1793年6月23日－24日) 

第08章 稀奇的怪物(1793年6月26日—7月5日) 

第09章 搜罗领航员(1793年7月6日－18日) 

第10章 “英国的名声”(1793年7月19日－31日) 

第11章 运送礼品(1793年7月31日—8月5日) 

第12章 “对你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1793年8月5日—7日) 

第13章 礼品还是贡品？(1793年8月8日－10日) 

第14章 沿白河溯流而上(1793年8月11日—16日)沿着白河溯流而上的 

第15章 一堂磕头课(1793年8月15日) 

第16章 分配住进一座庙宇(1793年8月16日—21日) 

第17章 一座由木结构房屋组成的城市(1793年8月19日－20日) 

第18章 出现乌云(1793年8月16日－21日) 

第19章 路经北京(1793年8月21日) 

第20章 在圆明园边上(1793年8月22日) 

第21章 和传教士初次见面(1793年8月23日—24日) 

第22章 科技宫(1793年8月23日—24日) 

第23章 狼狈不堪的“学者”(1793年8月24日) 

第24章 您有统治国家的科学吗？(1793年8月22日－28日) 

第25章 富丽堂皇的监狱(1793年8月24日—26日) 

第26章 已变成中国人的欧洲人(1793年8月27日—29日) 

第27章 一个受他人影响的君主(1793年8月28日—29日) 

第28章 皇帝的朱笔(1793年8月28日—31日)徵瑞自以为得计，他把 

第29章 谈判不在热河进行(1793年8月31日—9月1日) 

 

第三部分 傲慢对自负 在皇帝的庇荫下(1793年9月2日—10月6日) 

第30章 长城路上(1793年9月2日—5日) 

第31章 在鞑靼区(1793年9月6日—8日) 

第32章 礼仪危机(1793年9月8日—9日) 

第33章 赢啦！(1793年9月10日) 

第34章 各有各的理(1793年9月10日) 

第35章 冲击波(1793年9月11日－14日) 

第36章 觐见那天的早晨(1793年9月14日) 

第37章 在皇帝脚下(1793年9月14日) 

第38章 “万树天堂”(1793年9月15日－16日) 

第39章 鞑靼皇帝(1793年9月17日) 

第40章 但愿庆典仍继续(1793年9月17日—18日) 

第41章 内宫秘史，床第隐私 

第42章 天气转阴 (1793年9月19日—25日) 

第43章 回到北京(1793年9月26日—30日) 

第44章 遭难(1793年9月30日—10月2日) 

第45章 御座上的一卷纸轴(1793年10月3日) 

第46章 君主给封臣的信(1793年10月3日) 

第47章 扔入海里的瓶子(1793年10月3日－4日) 

第48章 “我们像小偷似的离去”(1793年10月5日—7日) 

 

第四部分 真正的使命开始(1793年10月7日－11月11日) 

第49章 迟到的答复(1793年10月7日—8日) 

第50章 一位文人大学士(1793年10月8日—10日) 

第51章 天朝文书(1793年10月11日—15日) 

第52章 劳动和日常生活(1793年10月17日－18日) 

第53章 “破坏夷船”(1793年10月18日—20日) 

第54章 “皇上对任何变化都表示怀疑”(1793年10月21日—23日) 

第55章 无与伦比的邮政(1793年10月20日—24日) 

第56章 “迫使中国人挨饿”(1793年10月24日－28日) 

第57章 乾隆发怒(1793年10月28日—11月1日) 

第58章 用公鸡祭河神的地方(1793年11月2日—6日) 

第59章 苏州，中国的半个天堂(1793年11月7日) 

第60章 被出卖的未婚妻(1793年11月8日) 

第61章 黑暗中的微光(1793年11月8日—11日) 

第62章 “于严切之中，仍寓怀柔”(1793年11月11日—13日) 

 

第五部分 峰回路转，希望复萌(1793年11月—1794年9月) 

第63章 老传教士的遗嘱(1793年11月9日—10日) 

第64章 在南方内地(1793年11月14日—17日) 

第65章 逆来顺受(1793年11月18日－20日) 

第66章 一段旱路(1793年11月21日—22日) 

第67章 “我国的造化”(1793年11月15日—22日) 

第68章 一名官员当众遭受鞭笞(1793年11月23日—27日) 

第69章 旅行者的失望和幸福(1793年11月27日—12月4日) 

第70章 标志进步的火柴(1793年12月4日－6日) 

第71章 南下广州(1793年12月6日—14日) 

第72章 那里憎恨洋鬼子(1793年12月15日—18日) 

第73章 广州(1793年12月19日－23日) 

第74章 会合(1793年12月24日—1794年1月1日) 

第75章 与外界联系的修士和奸商(1794年1月1日－8日) 

第76章 后卫战(1793年12月29日—1794年1月13日) 

第77章 明天的中国(1793年1月13日—15日) 

第78章 中国人更兴旺发达……(1794年1月13日—2月1日) 

第79章 令人吃惊的军事同盟要求(1794年2月1日—3月19日) 

第80章 处于战争状态的海洋(1794年3月17日－98月6日) 

 

第六部分 马戛尔尼之后的一系列不幸 

第81章 不再迷恋中国的欧洲(1794年－1816年) 

第82章 蒂津——丢了脸的使团(1794年—1795年) 

第83章 戈洛夫金——半途而废的使团(1805年秋) 

第84章 阿美士德——被驱逐的使团(1816年－1817年) 

第85章 圣赫勒拿岛上战俘的忠告(1817年6－7月) 

第86章 鸦片换茶(1817年－1840年) 

第87章 耀武扬威 

第88章 内破裂(1850年—1911年) 

结束语 天文地理音乐钟与景泰蓝 

（另起一页）

以我们欧洲人的准则来判断中国，没有比这更能使人犯错误的了。——马夏尔尼勋爵(1794年)

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政治专制国家。家长制政体是其基础；为首的是父亲，他也控制着个人的思想。这个暴君通过许多等级领导着一个组织成系统的政府。(……)

个人在精神上没有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黑格尔(1822年)

要批驳黑格尔关于中国处于停滞不变状态的观点很容易……然而，黑格尔是对的。艾蒂安·巴拉兹(1968年)纪念费尔南·布鲁代尔，他为马夏尔尼勋爵出使中国所吸引，并认为那是文明与思想的比较史中一个具有独特意义的时刻；并此纪念罗伯尔·胡尔曼，他那渊博的关于中国的知识和对中国的热爱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谢选骏指出：欧洲人以为亚洲人都是一样的，正如清朝人以为洋鬼子都是一样的。

【前言】

一次探索的冒险

历史中既充满了国王的见证，也同样充满了他们的仆从的见证。——伏尔泰

先进社会和传统社会相遇，我还从未听说过有比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时第一个爆发工业革命的国家和最杰出的文明国家之间高傲的相遇更有说服力的例子。大多数的文化冲突是“文明人”和“善良的末开化人”之间的冲突。工业化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用今天委婉的说法就是“北南”双方——的争论，一开始就由于殖民征服而恶化了，殖民征服使殖民地人民的心灵遭受了无法忍受的创伤，那就是一种集体的自卑感；它使殖民者在一度陶醉于自己的统治后，由于掠夺行为而不断地产生着自罪感。但是在许多世纪内得到不同发展之后，自认为是世界上最文明的两个社会——它们有着充分的理由可以这样认为——的代表的这种相遇却是绝无仅有的。

因此它更具有典型意义：它有着在实验室进行实验的纯正性。

在战后的波兰，人们能够轻而易举地买到被政权弄破产的大家族竭力要卖掉的古籍书刊。1954年，我从克拉科夫的一个旧书商那里购买了一套旅行丛书，这套书是由一个显赫门第的幸存者脱手的。这套探险记盖有亚当·耶日·恰尔托雷斯基亲王的藏书印章，此人在1802年因波兰被瓜分而反常地当上了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外交大臣。在一个半世纪内，俄国的入侵造成了先辈的荣升和后代的不幸。这些贵族遭遇到可怖的命运，从宫殿被投入卡廷的万人坑；一些历尽沧桑的书籍失而复得，真是不可思议……

这套藏书曾在两个意义上惹人注目。首先，在18世纪的后半叶，欧洲兴起长途旅行的狂热。这种狂热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也曾在欧洲出现过；接着他们用两个半世纪的时间来消化自己的发现。这一次他们又跨出了新的一步：一个“有限世界”的时代即将开始。

其次，这些著作大多译自英文。在西班牙人与葡萄牙人，然后是荷兰人共同垄断远征的时代后，轮到英国人上场了——这是个人口不多，却如巨人般有力的民族。

他们远远超过了布干维尔和拉佩鲁兹的法国。他们无所不在；他们将去撞击大部分的古老社会，并迫使它们——尽管它们并不愿意，就是英国人自己也并非真正愿意如此——进入现代世界。随着他们殖民地的相继解放，英语成了世界通用的语言，这又有什么奇怪的呢？“世上最强大的国家”面对“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在所有这些记叙中，最吸引我的是跟随马戛尔尼勋爵的使团在中国与鞑靼的旅行纪实。其中一篇为使团的第二号人物乔治·斯当东所著；另一篇的作者是使团的总管，曾叙述过“邦蒂号兵变”故事的那位约翰·巴罗。我承认，这12卷书对我来说完全是新发现。对于18世纪的中国，我几乎一无所知，除了耶稣会士、莱布尼兹和伏尔泰曾经说过的：这是一个神奇的帝国，由一个欧洲人应该羡慕的“开明君主”极好地统治着。

您是否知道，正值法国大革命之际，英国人却派遣了一个浩大的使团前往中国，以使它对英国开放？您是否知道，他们就像面对巨人哥利亚的又一个大卫，尽管只有800万人，却认为自己是“世上最强大的国家”，并打算同一个拥有3．3亿人口——人类的三分之一——的国家平起平坐？而中央帝国——“天下唯一的文明国家”——竟粗暴地拒绝了他们所有的要求？

您是否知道他们的使节发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于在启蒙时期被理想化了的中国？

您是否知道他们曾竭尽全力彻底摧毁这个神话，并指责天主教传教士的书信为欺骗？

您是否知道这个“不可超越的榜样”开始在礼仪上显得僵化，并因虚荣而显得做作？

最为奇怪的是一件表面上微不足道的小事导致马戛尔尼最终的失败：他拒绝叩头——即根据宫廷礼仪，在皇帝面前下拜叩头九次。这一插曲会使孟德斯鸠欣喜若狂，他曾用一件小事来解释恺撒之死：暴君违背惯例，忘了在全体元老院议员面前起立。以前最专断的行为也没有引起共和主义者的反应，但是这种傲慢的态度却导致了谋杀：“没有比违反他人的习俗礼仪更得罪人的事了，因为这总是蔑视他人的一种标志。”

“天朝”被得罪了。皇帝缩短了使团逗留的时间。两国关系破裂引起了悲剧性的连锁反应：两个民族的对抗；中国的崩溃；19世纪英国在东南亚的统治； 20世纪西方与第三世界间因仇恨引起的误解。禁止革新马戛尔尼及其伙伴是来提议进行交往和贸易的，但他们在中国社会里见到的却是一个封闭社会的典型。那里的制度犹如台球那样结实——它是那么完整、精确、苛求，以至想不服从就会冒很大的风险。要摆脱它要么靠贪污舞弊，或者靠惰性——即什么都不干，——而极少靠积极性来实现。禁止革新，只要参照惯例就够了。

给予孔夫子启示的或孔夫子给以启示的“经文”包含对所有困难的解决办法。这本书里一切都说到了。要改变其中的任何内容都将是自负的表现。

为了不变，最好是避免交往。但是英国人已把买卖做到了从未有过的水平；他们还想更提高一层。他们明白通过贸易，卖方和买方双方都能获利；犹如两个情人，每人都不可能独自获得只有对方才能给予的满足。满清时的中国对商人十分蔑视，对经商极不信任，对外国的创造发明拒不接受，这些都无一不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尽管国内的市场经济相当发达，对外贸易却被官僚政权的控制和垄断所扼杀。马戛尔尼使华是自由贸易文化最发达的国家和对此最无动于衷的国家之间的相会。

这次远征使人深入了解到传统社会之所以“不发达”和先进国家“发达”的奥秘，它们之间的相会很可能将支配未来的世纪。中国的不变性1960年8、9月间，我从香港出发，对中国进行了第一次探索。我马上就吃惊地看到这个社会同马戛尔尼的伙伴们描写的社会十分相似。简直可以说每个中国人的基因里都带有乾隆帝国时的全部遗传信息。中国以十足的中国方式在造自己的反。

要同过去决裂，它却从中寻找可以依靠的因素来证明自己的不变性。

它的人口一直过剩，并长期受到贫穷、混乱和分裂的威胁。在医学方面，它始终局限于针灸、草药及十二经络。尤其是因为生计无定，中国人仍然像过去那样依赖自己的集体：每个人应该或不应该想什么或做什么，这些都要由集体来确定。

1960年的中国人仍赞同乾隆对马戛尔尼使华团的看法，这突出地表现了这种连续性。历史教科书，大学课本，以及我与之交谈的知识分子都用马克思的语言支持传统的观点。马戛尔尼的态度是“帝国主义的”、“资本主义的”和“殖民主义的”。

所有的人都赞同乾隆的严厉的回答：“联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毛不久前遣返苏联技术人员和“顾问”时也是这样做的，他当时宣布说：“我们要自力更生”。

尽管大跃进导致了灾难，许多中国领导人仍认为中国比所有其他国家都优越；西方最多只能为它提供一些方法。120年来它遭受的那么多不幸是因为它遭到贪婪的民族掠夺的结果。错误不可能是由它自己造成的。它落后了，但它将在几年内赶上去，它将恢复已有数千年的优势。在文化革命中1971年7、8月，我率领文化革命5年来获准前往的第一个西方官方代表团前去人民共和国，当时的国家政权与马戛尔尼打交道的政权离奇地相似，这使我惊讶不已。

对皇帝同样的崇拜：只是毛代替了乾隆。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意愿。同样将日常的管理工作委托给一位总理，他领会这位活神仙的思想，井周旋于阴谋诡计和派系斗争之间，除了来自上面的赞同之外，他得不到任何支持。对恪守传统和等级制度的礼仪表现出同样的关注。同样接受一个共同的、可以解释一切的衡量是非的标准：只是“毛的思想”代替了“孔子思想”，康熙诏书之后是小红书而已。

土地占有同样的优势：乾隆蔑视英国工业革命的产品和各国商人，毛主要依靠农民而不是工人，这都是因为几乎全体人民都住在农村并以农业为生的缘故……

同样是私下的争斗，爆发于突然之间，而事前表现出来的某些迹象只有在事后才能理解。

1971年9月，我们回到欧洲后，同大家一起获悉毛的亲密的信徒、小红书的狂热鼓吹者林彪元帅可能想逃往莫斯科，并在空中被击毙。我们回想起中国的礼宾司司长在7月中建议我们为毛和周恩来，而不为林彪——尽管他是被指定的接班人——干杯。马戛尔尼及其伙伴回国几年后，他们得知宠臣和珅成了一出类似的悲剧的亡故者。在中国，今天同往昔一样，塔耳珀伊亚岩石在卡庇托山的里面，而不是在周围。

对外国人同样的不信任。他们只能扰乱中国的秩序；他们的好奇心十分危险；应当对他们严密监视……同样的集体反应：在闷热的夏夜，中国人继续夜宿在大街上……同样的俭朴；同样一碗米饭和烧白菜；同样的筷子……穿着同样的蓝灰色棉布衣服……同样好抽烟。

革命的暴力本身证明这些遗产具有多么强的生命力。消灭的是每个中国人身上的“反动的”东西。如果说“解放’是用流血止住了动荡，那是因为传统的包袱过于沉重：解放了的农民仍然在其被剥夺了财产的主人面前发颤。仅仅取消旧官僚体制的科举、等级和特权是不够的，党的官僚体系自然而然就取而代之了。还应当粉碎敌对阶级，羞辱知识分子，摧毁等级制度。中国就这样翻来覆去地从过去的杀戮又恢复到过去的状态。一些金色和红色的标语牌重复着这个口号：“古为今用！”

毛的壮举就是赋予中国人这样的感受：他们在废除其遗产的同时仍然忠于它。英国人的看法1973年发表了我对动荡中的中国的想法，其中多处提到马戛尔尼使团。许多读者询问我如何能得到那本书。我曾有过再版该书的想法，因为那次出使在法国罕有人知。诚然，斯当东和巴罗的两部纪行当时很快被翻译，一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

拿破仑读过这两本书。它们启发他说出了这句名言：“当中国醒来时，世界将为之震撼。”但是，过后这段插曲就被我们忘却了。甚至连学术著作都对此只字不提；汉学家们限于人手，又都要专攻一个课题，所以对此尚未作出任何研究。于是便开始了一段搜集资料的漫长时期。

在英国，因为出使之事曾轰动一时，所以幻想也就烟消云散了。如果中国依然闭关锁国，就应当砸开它的大门！当时除了斯当东和巴罗的两份官方报告外，还发表过四份汇报。卫兵霍姆斯的日记十分天真。大使跟班安德逊的日记则被有倾向性的记者孔博“整理”过。亚历山大是两位随团画家——如同当今的摄影师——之一，他的日记同他的水彩画一样富有色彩。最后是赫脱南的日记，他是德国人，大使的见习侍童的家庭教师，遣使会在北京的传教士拉弥额特神父在谈到他时写道：“不全是他发明的火药。”

后来又出版了两本纪行。一本为“天文学家”丁维提所著，他被“中国人的幼稚轻信”惊呆了。第二本是马戛尔尼勋爵亲自写的，很晚才出版了一部分：1908年海伦·罗宾斯意外地发现了手稿后出版的；1962年由克莱默－平教授出版了经过精心校勘的另一个版本。

偷懒重印这些著作中的某一部是否就够了呢？这些著作互相补充，互相修正。

我继续寻觅，发现了从未出版过，甚至也从未被引用过的文章。如见习侍童的日记：小托马斯·斯当东出发时年仅十一岁，他天真地记载了父亲和大使由于外交上的原因而掩饰的事情；他的学生作业当场揭露了成人叙述中的不准确之处。还有1817年他作为副手的第二个使团——即阿美士德勋爵率领的使团——的纪行。最后是他的回忆录，在1856年出版。又如指挥舰队的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的手记。“印度斯坦”号船长马金托什写的航行日记，那是一位厉害的生意人，在远东的商业航行中久经考验。还有使团秘书，马戛尔尼的表兄弟温德的日记。随团医师吉兰博士的科学笔记。东印度公司在广州的代理人与伦敦的“先生们”之间的书信。马戛尔尼与内政大臣、波特政府的实力派人物敦达斯之间的书信。这样，我们就有差不多15位经历过英国使团访华的种种曲折的见证人。

难道不能将英国人的看法与其他西方人的看法加以比较吗？有一个瑞士人：夏尔·德·贡斯当，以及4个法国人，他们是：安特卡斯托骑士，他在1787年被路易十六派往广州；夏庞蒂埃·德·科西尼，此人在广州居住了相当长时间，1799年对斯当东的纪行作出了反应；1784年至1799年在广州负有使命的吉涅骑士；法国印度公司的代理人皮隆，他目睹了马戛尔尼途经澳门的情况。5个见证人中的后两位就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别扭关系撰写了带有实质内容的报告，这些报告保存在法国外交部。传教士的观点当时生活在北京和澳门的传教士——法国的、西班牙的、意大利的、葡萄牙的——对使团的活动十分关注。著名的耶稣会神父钱德明生前写的最后一批信件涉及英国使华的事。耶稣会的档案中有数十封信，如果耶稣会没有在1773年被取缔的话，本来也会在《耶稣会士书简集》里发表的。天主教遣使会的档案同外国传教团的档案里也保存着这类信件。

在澳门，我有幸同葡萄牙最博学的历史学家戴西拉主教过往甚密。他年幼时便去中国，在有关葡萄牙历任总督与天主教传教会的资料堆里度过了漫长的一生。1966年时，他在葡萄牙老城领导的圣·约瑟神学院里有一百多位欧洲教士和中国学生。……

文化革命动乱一开始，所有人都逃往香港。他忧愁地对我说：“如同一群麻雀。唉！

寻求殉道的日子早已一去不复返了！”又只剩下了戴西拉神父和年纪最老的几个教士。他剩下要做的事就是致力发表《澳门史》。

按照他的说法，马戛尔尼的使命既是为了让中国开放通商，也是为了侦察一下澳门的情况。“英国人本性妒忌。小小的葡萄牙在澳门扎根已有250年了：英国人必须得到另一个澳门，否则就要夺走我们的澳门。马戛尔尼详细地记录了葡萄牙的防卫情况。传教士们没有为这种伎俩所欺骗！同中国一起总是可以融洽相处。而同英国人则毫无办法！”

多么荒谬啊！在革命战争与帝国的历次战争中，葡萄牙是英国的盟友。然而，它在中国的传教士却强烈地反对英国人——这些“傲慢的异教徒”。戴西拉主教只是把试图阻挡马戛尔尼出使的葡萄牙神父的争吵老调重弹而已。相反，当时法国和联合王国处于战争状态，北京的法国神父却在竭力帮助英国人……

戴西拉神父一面让我看他的研究成果，一面模仿马戛尔尼见乾隆时的情况：“他倨傲地屈起一条腿，就这样。这对皇帝是种侮辱！葡萄牙教士整天叩头，即便人家不要求他们也叩！处于马戛尔尼的地位，我会不止叩一个头，而是十个，一百个头！这样才能有所进展！要是两个自大的家伙——马戛尔尼和80年前的铎罗红衣主教——没有把一切都弄砸了的话，西方和中国之间的关系本来是可以日趋密切的。

铎罗红衣主教不但不去平息中国礼仪之争——他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反而由于他愚蠢地毫不让步，使传教士在两个世纪内所作的努力毁于一旦。”戴西拉主教还夸张地模仿了教皇特使自命不凡的态度。他长长的胡须同他的袖子一样白，并同样被汗水所浸透，因为愤怒而微微颤动着。

我已能收集的出版的或未出版的著作共有1．2万页：全部出版是不可能的；如限于只出一本则令人十分遗憾。于是，我便着手以叙事作品的形式将这些见证归纳综合。《英国人的看法》与《传教士的观点》至少将摘录发表在两本附带的集子中。

中国人的见解

我还缺少中国人的见解。在1928至1929年间，中国档案馆编了一份印数有限的简报。《掌故丛编》里面确实发表了若干有关这个使团的诏书，以前只是从英国的资料中才能读到这些文件。但是，我认为天朝的官僚政权不可能不就这个史无前例的使团频繁通信。

1980年，我要求北京大学一位历史学教授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帮助。他曾经校对过《法国病》的中译本，他答应指导他的一名学生在内廷档案中去寻找有关英国使团的朝廷书信和官员的回忆录。

在此期间，即1981、1984、1986、1987和1988年，我对使团途经之处作了分段旅行：澳门，舟山群岛和宁波港，北直隶湾，天津，北京，在鞑靼地区直到热河(承德)，从北京到广州的内陆旅行，途经苏州和杭州，再回到澳门。我有幸由侯仁之教授伴同作了热河之行，他是北京大学发掘清朝文物的专家。他熟知马戛尔尼及其伙伴曾经居住过的，或者是他们在北京、京郊或去鞑靼的路上可能见到的幸存的或已不复存在的建筑。在热河，我们用了两天时间来确定“避暑山庄”中使团下榻处周围的形形色色的建筑物。

1987年，在我的第七次旅行中，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在等着我——一件对研究人员来说再高兴不过的事。一位年轻的大学生朱雍花了一年多时间在挑选堆积在紫禁城地下室里的文件。他收集的数量有420页之多，均用天朝官员的简洁语言工整地抄成。我就一头扎进这批珍贵的材料中去了。用墨写在许多卷宣纸上的一部分是朝廷文书——皇帝的亲笔诏书，或是以他的名义由总理大臣或五位大学士之一签署的谕旨；还有职位最高的官员直接写给皇帝的奏折。所有这些规格统一的文件都像手风琴似的折着。批注均为朱红色：这是皇帝亲笔写的批示，他每天用好几个小时批阅这些文书。纸张看来完好如新。简直可以说这些原件是在头天写的——并用熨斗熨去了皱痕。

他们将文书原件的缩微胶卷复制版交给我时就像一位教士给我圣体一样小心翼翼，并向我指出从未有人收集到如此数量的宫内文书。“您优先得到这些文书的复制本表明，1978年12月召开的三中全会通过的开放政策已扩展到档案领域。”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部门：它们是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这批没有先例的天朝文书即将公诸于世。人们在本书中会见到若干有意义的片断。例如读者将会惊奇地发现“彩虹勇士”号事件在两个世纪前已经预先发生；您将了解到英国人曾向中国建议军事结盟反对法国。这些书信敲响了危险来临的警钟。

我们看到庞大的组织开始制造抗体以便驱除敢于进入它内部的外来物体。

我在1988年进行了第八次旅行，这次又是双喜临门：收到了有关阿美士德使团的全部宫内文书；尤其是发现朱雍根据1979年历史性的抉择重新看待历史，他的论文对乾隆的政策作了非常严厉的评价——闭关自守及拒绝现代化。沿途有30架摄影机斯汤达把小说看成是“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读者下面读到的这个故事则是由一套30多面镜子，或确切地说是由30多架摄影机制作成的，它们被安放在书中某些人物的肩上，或被藏在使团路经的途中。我仅限于整理和核实这些见证。通常我只是让他们自己说。这些观点各式各样，以至两个世纪以后，我们能够首先勾勒出当时在场的人尚不清楚——当不是他们蓄意把事情真相弄得模糊不清时——的事情真相；我们还要把历史上这次不成功的约会所提出的重大问题揭露于世。

为什么中国直到16和17世纪仍能以大量的发明和讲究文明领先于西欧而成为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为什么随后它却让别国赶上，然后被人超过，而到19世纪它的部分领土竟像由停留在石器时代的部落居住的地方一样沦为殖民地呢？以至到了20世纪，它竟成了世界上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某些国家又是如何“觉醒”的，而其他国家——或者就是那些醒了又睡了回去的国家——为什么，又是如何“沉睡不醒”的？中国昔日的命运会不会有一天成为我们的命运呢？

在乾隆皇帝接见马戛尔尼的四分之三个世纪以前，彼得大帝想让俄国不惜代价去仿效西方。乾隆的祖父康熙——彼得大帝和路易十四的同代人——也隐约感到过这种需要。而在马戛尔尼使命失败后的四分之三个世纪，明治天皇更是强烈地感到日本也有这种需要。长期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起飞了，而他们文化的故乡的文明之火却被自己的灰烬压着正在熄灭。不论从地理角度还是从历史角度来看都处于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中间的乾隆皇帝为什么轻蔑地拒绝外国人向他提供的帮助呢？

交流是否会消除我们自身的特性呢？是否会导致种族和文化上的混杂，从而在可口可乐和胶姆糖的文明世界中产生眼睛稍带蒙古褶的、淡咖啡色皮肤的混血儿呢？

这种单一化难道是面对必然导致闭关自守、社会动荡与完整主义的民族主义再次盛行能作的唯一选择吗？我们的儿孙们能否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在忠于自我和对人开放之间作出一种和谐的综合呢？

所有的人都在猜想这些问题将对各国人民的命运具有越来越大的影响。为了感受一下马戛尔尼使团事件如何会同全球的命运攸关，只须跟随见证人之——托马斯·斯当东出游即可。他那分作三个阶段的故事将会对以上问题给予初步的回答；它向无人知晓的领域打开了一扇天窗。

谢选骏指出：显然，作者不懂，满鞑乾隆，和俄国的彼得大帝和日本的明治天皇不同——牠是一个“少数民族侵略者”，因此牠的主要精力和基本立场，必须放在“镇压主体民族的反抗”的犯罪活动上。就像现在二十一世纪的共产党少数人统治一样——他们不可能为主体民族考虑问题。

【小引  三个时期的见证人(1793年，1816年，1840年)】

你们这些生活在，——尤其是刚开始生活在——18世纪的人应当为之庆幸。——夏特吕，《论公众幸福》

1793年9月14日，蒙古，清晨4时：天色依然漆黑。在朝廷避暑的热河行宫内，纸灯笼照耀着天子的帷幄。在庞大的英国使团中，被允许进入帷幄的唯有马戛尔尼勋爵，他的副手乔治·斯当东爵士，他的翻译李神父——那不勒斯一所神学院出来的一名鞑靼教士——和托马斯·斯当东，他的12岁的见习侍童，乔治爵士的儿子。

男孩一年前离开英国就是为了眼下这一时刻：他负责给大使提他身着的巴茨骑士斗篷的下摆。在旅途中，700个英国人中无一肯劳神学习中文，而他却不费力地做到了这一点：儿童的天赋为他提供了方便。

7点，皇帝终于驾临。所有的人——朝臣、鞑靼亲王、附庸国的使臣——都在叩头：屈膝下跪三次，每次俯伏三次，前额触地九次。所有的人都这么做，除了英国人，他们只将一条腿屈膝跪地：勋爵回避这个礼节，认为这是使他的国家丢脸的事。

他希望以他称之为“大海的统治者”和“世上最强大的君主”的那个人的名义，成为有史以来世界各国第一个向天朝委派常驻使团的大使，第一个以平等身份同中国商谈事务的大使。

一个内侍为他引路。马戛尔尼由见习侍童提着斗篷下摆登上了皇帝帐篷前的台阶。他用双手把一只装着乔治三世国书的精致的金匣高举额前。皇帝交给马戛尔尼一根由硬玉雕制成的白色权杖作为对乔治国王的馈赠；又给了大使本人另一根玉石节杖。马戛尔尼与见习侍童倒退着走下来。现在是乔治爵士由他的儿子陪同上去行屈膝礼。皇帝同样赐与他一块雕刻过的宝石。当他听说见习侍童会讲中文时，他解下挂在腰间的黄色丝织荷包，破例将它赐给孩子，他还表示希望听他说话。托马斯自如地向君主表示从他尊贵的手中接受馈赠时的感激之情。乾隆显得很高兴，似乎孩子得体的表现使皇帝忘却了他主人的失礼行为。一个斯当东代替另一个斯当东23年后，1816年8月28日，托马斯·斯当东既长了年龄，又升了职务，他正准备英国使团对天子的第二次觐见。皇帝已不再是乾隆，而是他的儿子嘉庆。托马斯也代替他父亲成了使团的第二号人物。新的大使名叫阿美士德勋爵。

英国人抵达北京时已疲惫不堪。因为有了1793年的先例，他们自进入中国领土起便不断表示其坚定不移的立场；他们不会叩头。

托马斯爵士已在澳门和广州居住了近12年，先是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专员，后来成为该公司的代理人。作为第一个会讲中国话的英国人，他是向西方揭示曾被传教士的乌托邦主义所掩饰的中国的另一面的首批英国汉学家之一。与为马戛尔尼充当顾问的父亲相比，他更是阿美士德可贵的副手，因为他熟识中文和中国人。

然而，阿美士德勋爵和托马斯爵士深夜刚到北京，便被推入圆明园的一个院子里。中国人要让他们当场就俯伏在嘉庆的脚下。有人抓住他们的双肩。他们抵挡着别人的推推搡搡。他们拒绝见皇帝吗？于是马上就把他们赶了出去。托马斯爵士，鸦片的代言人又过了24年。1840年4月7日，下议院正在进行激烈的辩论。在广州的英国商人受到处死的威胁；正在准备对中国派遣远征军。一位受人尊敬的议员，托马斯·斯当东爵士起身发言。48年前，他随前往中央帝国的第一个英国使团在朴次茅斯登船。

他正是由朴次茅斯选出的议员。他说：“我们进行鸦片贸易，是否违反了国际法呢？没有：当两广总督用他自己的船运送毒品时，没有人会对外国人也做同样的事感到惊讶。”

“北京朝廷有权强化司法措施以制止鸦片贸易。但迄今为止对外国人最重的处罚是禁止经商或驱逐出境，现在它能粗暴地判处他们死刑吗？这种追溯既往的做法是对人权的不可容忍的侵犯。中国人要像对待他们的叛乱分子一样用剑刃来对待英国人，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在中国不受人尊敬，那么在印度我们也会很快不受人尊敬，并且渐渐地在全世界都会如此！正在准备中的战争是一场世界性的战争。它的结局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根据胜负，这些影响又将是截然相反的。如果我们要输掉这场战争，我们就无权进行；但如果我们必须打赢它，我们就无权加以放弃。”

全场肃静，倾听他的这番讲话：所有人都知道，不仅没有一位议员，而且没有一个英国人比他更了解中国。几分钟后，大厅里响起了长时间的掌声以表示欢迎他的结论：“尽管令人遗憾，但我还是认为这场战争是正义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1793年，两个第一年11岁时作为英国派往北京的第一位特使的见习侍童；35岁时成了新特使的副手；59岁时当上了议员并极力主张进行鸦片战争：这便是那位有运气亲自参加了发生在半个世纪内的世界重大事件的见证人。

远东和中国的关系并非始于1793年，而要早得多。但是1793年是长期对抗的意想不到的起点，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都还没有停止对此承担后果。

1793年：对法国人来说是个多么具有法兰西意义的年份！简直可以说历史在其他地方都停止了它的所有的能量，包括毁灭性的能量与创造性的能量都凝聚在巴黎发生的事件上。法国开始向欧洲开战，并非为了扩大一个省份，而是为了“打倒暴君”。

这同世界上另外两个更为强大的国家里的平静气氛相比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呀！——在同一年，这两个强国以无事的方式将造就后两个世纪的历史！从表面上看，联合王国和中国什么都没有发生。英国人眼见成千上万惊恐不安的流亡者源源而来，尽管对法国发生的事迷惑不解，但多少还是置身事外。在中国，乾隆皇帝完成了他第58年的统治。他对国民公会和法兰西共和国一无所知。当消息最终传至北京时，除了像一则在不熟悉的海洋上空出现了龙卷风这样的无用新闻外，还会给他带来什么呢？

当时，英国是这样一个西方国家：尽管国土有限，人口不多，却由于商品经济，机械化及工业革命而取得了飞速的发展，所有这些在大陆欧洲则还处于摸索阶段。

中国也达到了鼎盛时期。在乾隆皇帝漫长而辉煌的统治时期，中国本土的人口翻了一番还多，它的领土面积也增加了一倍多，中国恩泽扩展到安南、交趾支那、暹罗、缅甸、尼泊尔、西藏……朝鲜、满洲里、蒙古、突厥斯坦及中亚直至威海，甚至里海。从未有过如此多的人对同一个政权表示顺从。

在这两个人类取得丰硕成果的国家之间，直到那时仅有少量的贸易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如果这两个世界当时增加接触，相互吸取对方最成功的经验；如果那个比其他国家早几个世纪发明了印刷术和造纸，指南针和舵，炸药和火器的国家同那个刚刚驯服了蒸汽，并即将制服电力的国家把各自的发明融合起来，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信息和技术交流必将使双方的进步源源不断。这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文化革命啊！……

这就是历史赋予远东和远西的机会。但是聋子——地球上最强大的聋子——之间的对话使这个机会付诸东流。两个傲慢者互相顶撞，双方都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把对方推到野蛮人的边缘。

中国拒绝对世界开放，而英国人则不管别人愿意与否想让世界对所有的交流开放。欧亚大陆的两极在50年里将从文化冲突变成兵戎相见。

托马斯·斯当东是一个错过了重要机会的“带有倾向性的旁观者”。

谢选骏指出：作者不懂，中国并没有拒绝对世界开放——拒绝对世界开放中国的，只是用武力和诡计霸占中国的满洲鞑子。就像现在的共产党一样，满洲鞑子集团拒绝对世界开放中国，就像罪犯绑架俘虏，目的是要独占。

【第一部分 “地球上最强大的民族”向中国驶去(1792年9月—1793年6月)】

海上的霸权常常给那些握有这种霸权的民族以一种自然的骄傲；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能够到处凌辱人。他们以为他们的权力就和海洋一样地广大无边。——孟德斯鸠，1748年

英国的计划是在中国沿海地区设立自由与独立的机构。——让—安托万·安特夫斯托，1787年

光是对自己有利又不践踏他人利益的事，一个人就有权去做。——埃德蒙·伯克，1790年

【第一章  启程时的热情(1792年9月26日—10月8日)】

拥有64门火炮的战舰“狮子”号，东印度公司的容积为1200登记吨的三桅船“印度斯坦”号和一艘小型护卫舰“豺狼”号在早潮时起锚了。朴次茅斯港很快就被抛在后面。船队朝西航行。为了利用风向，马戛尔尼勋爵放弃了在韦默思停留。

当时英王陛下合家都在韦默斯，事先曾约他在那里稍停。在“狮子”号的艉楼上，马戛尔尼深深地呼吸着海上的空气。他为这次冒险所陶醉：英国国君从未派过如此庞大的使团；欧洲国家也从未委派过同样规模的使团到中国。

马戛尔尼并非初出茅庐，他先后曾任驻俄国沙皇陛下处的公使、加勒比总督和马德拉斯总督。乔治·斯当东也是位老手，在马戛尔尼担任上面所说的后两个职位时，斯当东辅佐他的工作，并表现出了聪明才干。他的上级如果发生意外，他将领导这个使团。国王乔治三世派遣到中国的都是些杰出的官员。使团人员多达近百人，包括外交官，英国青年贵族、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士兵和仆役。算上水手则有近700人。光是上船登记就花了几天的时间。

报纸和邮件带来了法国的消息：废除君主制度，监狱里的屠杀，宣布共和国成立以及普鲁士人在瓦尔米战败。马戛尔尼很有经验，他猜想联合王国不会处于这场风暴之外。他想起他的朋友埃德蒙·伯克的大胆预言：“我发现我们正在经历着一场全面的动荡，它将把宗教、道德、传统以及对权力的尊敬都一起毁灭——这种畸形的变化将使人类回到未开化的状态。”

当时战争正在临近，但使团仍然出发去中国。这充分说明对于这次使命的重视。

英国内阁知道自己将需要这些船只，也知道这三条船一旦出发就无法再召回来了。

一位信使可以骑马赶上一支军队，但无法赶上一支舰队，船队一旦出发就只能听凭上帝的安排了。马戛尔尼还受命同远东各国的君主接触：日本天皇、安南皇帝、朝鲜国王，马尼拉、马鲁古群岛等。他还有权访问任何有助于他完成主要使命——为英国商业打开中国大门——的国家。大英帝国已是全球性的强国，它并不把全部赌注都押在一块大陆上。这是一个有长远规划的国家，它为未来而投资。同一天，在世界的另一端，东印度公司的特派员4月份从伦敦出发，于9月20日抵达广州，他们要求广州安排他们与两广总督会面。他们要把公司董事长弗兰西斯·培林爵土的一封信交给总督。信中特别写到：“英王陛下为了增进两个朝廷间的友好往来，为了发展于两国都有利的贸易关系，决定派遣他亲爱的中表，马戛尔尼勋爵为全权特使赴北京访问”，在平等的原则下进行交往。正值使团出发时，他们已把遣使的目的告诉了中国方面。

“豺狼”号失踪

有利的东风没有持续多久。风力增强了，海浪也越来越大。人们把高帆放了下来，收紧了缩帆。暴风雨把升降索吹得嘘嘘直响。一出海就不顺利。不知在中国海遇到台风时将是什么样子？

熟读伏尔泰小说的小托马斯担心这条船是否会像《老实人》中的船在里斯本港外海上那样被劈成两半，船队指挥伊拉斯马克·高厄爵士认为最好到托贝岛去躲避一下。

“狮子”号和“印度斯坦”号花了两天时间修理并等待在暴风雨中失踪的“豺狼”号。9月30日这两艘船不再等“豺狼”号便又启航了。10月1日从韦桑岛外的海上经过。一股不强的风不久便把船队送出了比斯开湾，约翰·巴罗发觉“这海湾就像岸上住着的居民一样：即使风平浪静时也是动荡的”。

是否航行的太快了？“狮子”号断了桅：前桅桅楼上的帆张得太大了。损坏的地方很快就修好了。小托马斯很赞赏水手在横桁与缆绳间作业时动作敏捷。他的父亲对他充满了希望：小托马斯是他孩子中唯一的幸存者。他的举止无可指责；他能本能地琢磨出一个绅士阶层的年轻男孩应怎么做。他边玩边学习：报纸一过目他便能背诵下来。几周以来，他主要的精力就花在学习中文上。他寸步不离地跟着两位翻译，同他们只能用拉丁语交流。孩子用拉丁文表达了他的热情：“Si matres nunc viderent！假如妈妈看到他们就好了！”

“狮子”号的乘客在估量这条远洋船的舒适程度。马戛尔尼一面听着由5名德国音乐家组成的乐队演奏韩德尔和海顿的作品，一面在想：“豺狼”号万一连人带货全部遇难，幸好船上没有必不可少的翻译，也没有给中国皇帝的贵重礼品。

确实，使团最必须的是译员。找遍了全英国、瑞典和里斯本都未能找到。尽管有几个从中央帝国归来并精通中文的法国教士，但他们不愿要法国人。难道他们会不为我们永久的对手法国服务，而来为乔治三世服务吗？乔治·斯当东爵士不得不在去年冬天到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中国学院招收了两名愿意回国的中国神父。他们是英国驻那不勒斯公使威廉·汉密尔顿——就是那位夫人曾当过妓女，并使纳尔逊爱得发狂的汉密尔顿——找出来的。李神父和周神父一个英文词也不会讲，但他们的拉丁文是相当好的。乔治爵士还答应让另外两位中国人——安神父与王神父——免费搭船去澳门，他们都受过足够的宗教训练，可以把福音传给自己的同胞。5个人在5月份就到了伦敦。至于赠给皇帝的礼品，这是使团活动的中心，应使皇帝眼花缭乱。

它们将证明英国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是文明程度最高的国家。斯当东事先检查了“狮子”号和“印度斯坦”号上的贵重礼品是否固定牢靠，它们将突出地表明英国人的才华。

鸦片，萦怀不忘而从不说出来的东西

我们所说的“东南亚”和“远东”，即从巴基斯坦到朝鲜这块地方在启蒙时代就像在哥伦布时一样总称为印度。对英国人来说，印度就是东印度公司。公司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埃德蒙·伯克在1783年时宣布：“说公司不行，就是说国家不行”。

对公司好的就是对英国好的……

为了鼓励东印度公司独家经营的茶叶买卖和制止走私活动，皮特把关税降成原来的十分之一。两年之内从中国进口的茶叶增加了3倍。但这种贸易没有补偿物。中国人什么也不需要。东印度公司的一位经理写道：“我说不出一件能在那儿获得成功的商品；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试了。”一件也没有？人们避而不提鸦片这个词。

贩卖鸦片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从1780年以来增加得更为急剧。人们对它念念不忘，但又不说起它。除了这件不光彩的商品外，中国市场被广州这个瓶颈卡死，仍是不对英国商品开放。伦敦当局最后明白只有更高级别的协议才能排除障碍。

早在1787年，皮特和他的朋友，东印度公司监督委员会主席敦达斯已经决定向中国派遣特使。在孟加拉军队中久经考验的凯恩卡特上校已满怀热情地扬帆启程了。

但被咨询的东印度公司驻广州的代理人却直言不讳地说：“中国政府对外国人一概蔑视，它对外国实力的无知使它过分地相信自己的强大。它认为派遣使团只是一种效忠的表示。”事情进展得极不顺利：到好望角停靠前一直是气候恶劣，疾病流行；后来凯恩卡特也病倒了；他遥望着中国死去。当“万事安”号在1788年底回到伦敦时，马戛尔尼向皮特建议让他的合作者斯当东继续完成这一工作。这一问题在3年里一直悬而未决。外交家们在犹豫。企业家则加紧施加压力。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把这一任务交给马戛尔尼本人并增加经费，因为马戛尔尼先后在俄国、加勒比地区和印度的许多困难使命中接二连三地取得了成功，任命他就是这次使命成功的保障。

敦达斯当时已成为内务部长，但仍关心着印度的事务，1791年10月他向马戛尔尼提出了这一建议。

让中国看看表现我们才华的作品

马戛尔尼接受了挑战。欧洲出现的纠纷将使军人在长时期里取代像马戛尔尼这样的外交官。最好还是率领一个豪华的使团到远离战场之外去捍卫英国的利益。圣诞节前三天，他向敦达斯提出了金钱、爵位以及权力三个方面的条件。他获得在离开英国期间1．5万镑的年俸和晋升伯爵的允诺——这是英国自古至今激励人们在各个领域为国效劳的令人敬佩的爵位。

他提出由他本人挑选使团的所有成员。他对敦达斯说：“他们应该对谈判直接有用，或者能以他们的才能或知识来增加我们国家的威望。”先从他的副手开始。

凯恩卡特的经历不应该再重演了：只要有一个正式任命的候补人，使命就可以进行到底。马戛尔尼要求委任他的朋友斯当东为全权公使。至于礼仪需要的侍童，乔治爵士提出让他儿子来担任。托马斯在家庭教师的严格要求下学得一口漂亮的法语和拉丁语。这位德国家庭教师名叫赫脱南，也参加这次旅行。

特使有一名总管，叫约翰·巴罗，两名秘书艾奇逊·马克斯威尔和爱德华·温特，三名使团随员、两名医生，吉兰与斯科特大夫，还有一担任护卫的士兵与军官。

但这对他来说还不够。他自信只有英国人的文明才能压下中国人几千年来自以为垄断文明的气焰。

他们还应该让中国人欣赏英国在和平时期和用于战争的技术力量。“天主教传教士未能把我们最现代的机器展示给中国人。把我们的最新发明如：蒸气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介绍给中国人，准会让这个好奇而又灵巧的民族高兴的。”

“许多曾去过东方的使团写的纪行使我们深信每个使团均应配备卫队。在皇帝面前迅速变换队形，表演现代炮兵的装备定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因而支持我们的外交活动。”

他希望这些绅士和机器能起到在中国皇帝面前表现英国强盛的作用。敦达斯幽默地反驳说：“他不是率领皇家学会的代表团”。马戛尔尼仍然坚持。他没有忘记英国商人在广州遭到的不公正待遇，也没有忘记他的国家很久以来就想打开大门的港口，他没有忘记为了建立一个长期货栈需要一块特许土地。更没有忘记要使英国商品打入中国市场。但是他的使团也应该是皇家学会的代表团。因此使团就包括艺术家——亚历山大与希基这两名画家——和学者，为首的是擅长进行机械和光学示范表演的天文学家与物理学家丁维提博士。没有人比他更能叫中国人欣赏最新的热气球和复滑车的性能的了。

从中国榨取统治印度的钱财

马戛尔尼和斯当东是在东印度公司所在地，伦敦商业区中心筹备他们的使团的。

公司在伦敦的豪华建筑和它们在广州的不稳定地位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凯恩卡特未能开始的谈判，6年之后马戛尔尼要在气氛更加沉闷的情况下去进行。

所以东印度公司先是害怕这样做会更加激怒中国人而反对这一计划。它什么也不敢尝试了，组织使团是政治家而不是商人的想法。会不会由于奢望过高而影响到已在那里获得的地位——尽管这种地位并不让人舒服——呢？但是政治家取胜了。东印度公司不得不屈从。一旦作出选择，公司就竭力去使这次行动成功。它把所有情况都点滴不漏地告诉了马戛尔尼和斯当东。

这位马德拉斯前总督是把中国事务和印度事务串连在一起的合适人选。他了解广州的商业对公司的影响重大。印度这个帝国有些不稳定，那里饿殍遍野。法国人在最近一次同英国的战争中煽动一起印度王公造反，英国花了很大的力气才平息了叛乱。1783年和约签定后，议会认为让一个贸易公司至高无上地统治人口如此众多的帝国是不可能的，因此把东印度公司置于王室的更紧密的控制之下。

马戛尔尼在当马德拉斯总督时产生的想法在伦敦不断地得到发展：他和敦达斯都认为，印度的前途取决于中国。征服中国市场将会帮助英国解决在印度行使主权的费用。

鸦片在印度的贸易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曾引起下议院激烈的辩论。可敬的菲利普·弗兰西斯曾谴责在印度扩大种植罂粟这种“世界上最有害的一种产品”。

幸好有一位议会成员为了英国的荣誉对从这几乎等于慢性种族灭绝的事中牟取利润感到愤怒。敦达斯平静地回答说鸦片是亚洲的一种日常消费品，从印度向中国出口鸦片越多，英国为印度花的钱就越少。马戛尔尼原来想“能用大米或任何更干净的东西替代鸦片”。但他很快就听之任之了。欧洲与亚洲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除了一些小挂钟和小加工成品外，欧洲产品在中国几乎没有市场。而中国则向欧洲出口更多的茶叶、瓷器、丝绸和工艺品。因此欧洲不断增加的进口要用出口工业品来平衡。假如中国的大门打开了，就不必要从印度走私鸦片了。在这之前要用走私鸦片的收入来支付进口的茶叶。英国是从全球的角度，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待自己的贸易的。现在当工业大国向不发达国家出售武器时，情况又有多大改变呢？

第十六个使团，也是第一个使团

1792年9月8日，敦达斯给马戛尔尼下达正式指示。一个庄严的开场白：“在中国经商的英国人多于任何其他国家，但其他欧洲国家的商人或是由使节，甚至由打入北京朝廷开明层的传教士陪同，而英国商人却无人帮助，与中国皇帝远远地隔开着。可以理直气壮地说我们的实力在中国表现得不够。”

英国内阁想了解广州对欧洲贸易限制的性质。是由于确定的政策，还是一般的排外情绪，是由于腐败，还是中央没能控制住的省里滥用权力，这一切都要靠特使的慧眼去发现了。“根据广州东印度公司最有经验的并目睹了我们在广州的商人受到欺负的人的推荐，我们选中了你这样一位要人。”

敦达斯还明确地说：“您一到便要受到接见，您要服从中国朝廷的礼仪，既不要损害自己君主的尊严，又不要被礼节上的小事束缚住手脚。”您要尊重礼仪，尊重礼仪的同时又不损害我们的体面……

下面是七点建议，马戛尔尼发现其中也有他自己曾给敦达斯写过的内容：

1.为英国贸易在中国开辟新的港口。

2.尽可能在靠近生产茶叶与丝绸的地区获得一块租界地或一个小岛，让英国商人可以长年居住，并由英国行使司法权。

3.废除广州现有体制中的滥用权力。

4.在中国特别是在北京开辟新的市场。

5.通过双边条约为英国贸易打开远东的其他地区。

6.要求向北京派常驻使节。

7.最后的，但不是最不重要的一点，情报工作：“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作出准确的估计。”

透过这庞大的计划，已经可以觉察出某种殖民关系……

这次使团当然是有先例的。葡萄牙在1521年至1754年间已冒过5次险，以后40年里则没有再试。荷兰在1656年至1686年间曾试过3次，以后的100年里没有再派使团。

俄国离中国最近也最积极，1656年至1767年间先后派过7个使团跨越沙漠去中国。法国队没做过尝试，它满足于派遣并不代表国家的传教士、总共有过15个使团，但丝毫没有可以夸耀的地方。

20年之后托马斯·斯当东是这样总结这15个“使团”的不妙处境的：“这个庞大的帝国过分相信自己的智力资源，所以不愿和欧洲各国建立关系，它幅员辽阔，所以别人无法强制它，它从不容许与西方发生任何关系。”马戛尔尼决心打破这些惯例。他的使团只是第16个吗？但它将是第一个名副其实的使团。

说实在的，只有俄国人曾真正与中国人谈判过。由于两国在鞑靼游牧民族来往的大片土地上互相争持，他们不可能互不了解。现在马戛尔尼要让中国感到西方出现了一个新的强国：英国的军舰打乱了地理布局，使英国和大草原另一边的“西方蛮夷”一样成为中国的邻邦。他的使命是使英国这个海上的邻国同陆上的邻国俄罗斯一样成为中国必须正视的国家。

谢选骏指出：英国人代表的海权与满洲人代表的陆权，争夺中国这个具有海陆二元传统的社会。

【第二章  “人类的主人”(1792年10月9日－27日)】

在我国，贸易引起了对财富的普遍追求，金钱取得了理所当然地归于知识与效能的荣誉。——塞缪尔·约翰逊

1759年10月9日，英国人已经到了葡萄牙领地马德拉海域。“印度斯坦”号的船长马金托什上次过这里时连人带货都遇了难，他和厨师两人只是因为未在船上才得以幸免。岛上的总督接到里斯本的通知，船队到达时鸣礼炮致意。

遭英国人殖民的葡萄牙人

在岛上英国人受到尊敬。他们购买那里产的酒。英国人在那里共有二十几家商行，他们的资本及经营手段无人能与之竞争。葡萄牙人在他们自己的殖民地上被英国人殖民了。作为商业文明的使者，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尝到了它胜利的滋味。葡萄牙人的贫困与英国代理行里异常的繁荣极不调和。一路上都可以看到女人们背着当柴烧的染料木。“尽管她们还年轻，繁重的劳动使她们的相貌已是未老先衰。”大家都往街上随便扔垃圾，这使到处乱跑的猪极为满意。饮食差使许多穷人得了流行病和坏血病。而少数的富人又因为饮食过量而患痛风。但不管穷人和富人都得天花而成为麻子。我们的英国人都是虔诚的新教徒，他们便把这种明显的落后与罗马的天主教联系起来了。斯当东联想起他找来翻译的意大利南部；马戛尔尼则想起了爱尔兰和堪那马拉耕种小块土地的信天主教农民的落后贫困。

贸易帝国

在向世上最古老、最辽阔和人口最多的帝国航行的路上，马戛尔尼不断地想着自己将要向中国证明一个新的真理：英国是“地球上最为强大的国家”。乔治三世是“海上的君主”，特使的信件、笔记和报告中充满了这类字眼。当然他也设法婉转地表达让他主人不高兴的这一新发现：“东方”与“西方”的说法就是用来为此服务的。东方世界最高的是乾隆，而乔治三世则占了西半球的首位。但是他行动本身就揭穿了这一纯属礼貌的让步：东方应向西方开放；西方的统治者以他们的实力和利益为借口提出只许有一个世界，一个他们可以自由行动和经商的世界。

在伊丽莎白一世时代，沃尔特·雷利爵士已经声称：“左右商业的人左右世界的财富，因此也就控制了世界。”所有英国人都早就记住了歌颂这种野心的歌词：统治吧，英国，英国，统治那浩浩的浪波。

800万英国人既然“统治了大海”，他们就能以主子的身份对3亿中国人说话了。

英国开始骄傲了。这是一个日益强盛的民族的骄傲，这个民族知道自己有着压抑不住的生命力，并把没有国境的海洋世界作为自己要征服的对象。七年战争胜利后，戈德史密斯不是已经这样描写他的同胞了吗？

桀骜不驯的目光，举止高傲，我眼前走过了人类的统治者。

当亚当·斯密在1776年发表他不朽的著作《国富论》时，他在书中描写了观察到的一种商人，资本家与企业家在进行的贸易经济。和与他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不同，他并不就一个理想世界的从未有过的组织形式进行抽象思辨，而是描写他周围那个现实而有效的体系斯密相信自然仁慈安排的幸运结果：供总能得到求。要是不足呢？创造精神就会得到发挥！他把一切都寄托在个人利益上，他认为有了个人利益的推动就会产生无限的智慧和发明。技术上相互启发，贸易的普遍性——这就是马戛尔尼准备“贩卖”给乾隆的思想……斯密的观点是官方的学说，1787年皮特举行盛大晚宴；苏格兰经济学家应邀参加。英国首相在入席时转向他说：“您先坐下吧，先生，我们都是您的弟子。”早在1753年，爱咕哝而又着了迷的塞缪尔·约翰逊面对日益发展的消费社会，面对这些“昨天尚没有，今天已成为必不可少，而明天便将过时的消费品”，从道德上作了批评。这就是“工业革命”？这个说法成问题，它不能很好地概括经济创造力加强的现象。而只能把我们局限在早期机器轰轰作响的车间里。而整个18世纪英国爆发的经济革命首先依靠的是船只，就像运载使团的船只。另外，马戛尔尼在他整个外交生涯中也总把自己当作这场风帆革命——海上商业革命的代理人。

连锁反应

一个世纪内，供与求之间的复杂游戏使商船队的吨位增加了5倍，使国内建起了公路、运河、银行、矿井；使铁和羊毛的生产从手工阶段进入工业化阶段；出现了瓷器生产和棉纺业。手工作坊平地而起。机器倍增以及投资所需的款项使两种新人出现了：靠在工厂工作为生的工人和工业家。

大企业家受人尊敬，有人奉承，并常常被封为贵族，比如小罗伯特·皮尔或理查德·阿克赖特。1768年当韦奇伍德截去一条腿时，所有的伦敦贵族都打听他的消息。同欧洲大陆不一样，英国贵族不用担心丧失贵族资格，以从事经济活动为荣：一位公爵从事首批运河的开掘；一位爵士打乱了土地的轮作……英国出现了一个独特的阶层。既不是一下子。也不是按预先设计的阶段而产生的。而是无数相互作用力的总和；是一个连锁反应。

革命首先在头脑中进行——人的头脑同时想到一切。商业财富的积累，海上实力增强，金融发达，农业生产力提高，人口增长都相互促进。假如不出现一个崭新的现象，它们就会遇到一个极限。瓦特和鲍顿在1775年对乔治三世是这样介绍的：“Sir，we sell what theworld desires：power．”“先生，我们出卖世界所渴望的东西：实力。”他们在这里就实力这个既可表示“动力”又可表示“权力”的词做了文字游戏。这句话表明经济实力的时代来到了。驴推磨的平静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马力变成了蒸气——人类征服的最有成效的东西。能同这相比的只有火的控制、农业的诞生，或中国没有能很好利用的印刷、火药、指南针等发明。没有蒸气，便没有机器的广泛应用，而只能像中国那样出现一些聪明的但孤立的发明，而且得不到推广。

马戛尔尼一直关注着这一连串相互促进的发明创造。他在货舱内带去了许多样品。世界变了：是英国人改变了世界。

从贸易中产生的这种经济爆炸并不停留在岛上。是它把马戛尔尼推向大海。英国的繁荣早于殖民地，但并没有忽略它们－－先从北美殖民地开始，1763年又加上了法属加拿大。1783年“十三个殖民地”的独立是一个考验，但也顺利经受了：英国对新成立的“合众国”的出口很快就得到了恢复。

从17世纪起，英国人在印度依靠孟买，马德拉斯和加尔各答3个商埠，它们控制着次大陆产品的输出，标志着一条向东方延伸的航线。他们勾画出一个腓尼基式的帝国：一个他们更喜欢的、没有殖民地的帝国。打开中国的大门是一个更全面的计划的一个部分。敦达斯努力说服荷兰人把新加坡对面的廖内岛让给英国。而首批英国移民——主要是苦役－－则在澳大利亚安置下来。

通过这一系列的商埠，英国人要把联合王国的工人所纺织的、铸造的与加工的产品献给世界。就像在一块寓意的纪念章上，象征商业与工业的两个丰满的身影携手合作。

1763年后不久，克莱夫勋爵在印度战胜了莫卧儿大帝和法国人之后曾建议伦敦用武力征服中国。老皮特否决了提议，理由是想让如此众多的人屈服的想法是不理智的。30年后，外交手段是否会表现得更有成效呢？马戛尔尼对此抱有希望。但是“进步”这个概念——当时还未称为“发展”——是否能用武力、诡计、甚至诱惑来强加给那些认为“子不语怪力乱神”的人们呢？孔夫子没有读过亚当·斯密的书。

大海的君主

从马德拉岛到加那利群岛的航行极为愉快。4天以后，特那里夫岛突然出现在眼前。士兵霍姆斯感慨地说：“这是世界上所有孤立的山峰中最高的一个。”

原先并没有计划在圣克卢斯镇停留，因为冬天在那里停泊的条件极差。但是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认为在此停留有两个好处：使“豺狼”号有机会赶上来；为船上买些比马德拉更适于长途运输的酒。使团的随员发现最好的葡萄酒被称为伦敦特产都感到非常自豪。

马德拉岛，加那利群岛，佛得角群岛：伊比利亚半岛的居民在英国人之前就在这些地方停泊了。但到18世纪末时，他们好像仅仅是为了英国的贸易——或者说是为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贸易才保留了这块地方：因为美国人已到这里来购买英国人不买的酒了。

西班牙人态度谨慎，所以同该岛接触甚为困难。幸亏有许多英国人在他们的住处殷勤招待。当地的西班牙贵族整天忙于参加宗教活动。霍姆斯讽刺地说：难怪他们的买卖不兴旺。

几个英国人“手脚贴着悬崖峭壁试图爬上峰顶。”下个世纪中叶英国人将在瑞士和法国萨瓦省创造登山运动，但此时他们已表现出了他们的本性：对自己提出挑战，用体育运动来保持对冒险的爱好，奋斗意识和事业精神。在锚地，一艘船的桅杆上挂着一面不寻常的旗帜：法兰西共和国的三色旗。船长向船队鸣炮致意。其实他是想对抗而不是表示敬意。有几颗炮弹溅得海水飞扬。“这位船长以为战争已经开始，他像加斯科尼人那样夸口说要向我们舷炮齐射，让我们遭到重创后再降旗！

就是这些人在高喊反对我们行使海上霸权。”

一个既有运气又有性格的成功者

“马戛尔尼勋爵，德尔伏克子爵，陛下的特使”。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小小的总督在他经过的每一个岛都用礼炮或盛宴对他表示敬意。因为他们都来自以贵族偏见维系的旧制度的欧洲，一见这些头衔不免肃然起敬。但他们只要阅读一下《绅士杂志》大概就会松一口气：马戛尔尼是一个新人，他的家谱并没有他的经历来得光荣。

他善于抓住接踵而来的机遇。最后一次是凯恩卡特的去世。他之所以会有这个机遇，乃是因为他有过其他的机遇：在圣彼得堡的外交经验，统治加勒比海的实践以及在马德拉斯获得的对东方的知识。假如不是第一位荷兰勋爵、难对付的巴黎条约的谈判者、显赫一时的亨利·福克斯的帮助，谁有办法把27岁的他派到叶卡捷琳娜二世那里当特使呢？假如马戛尔尼不在日内瓦遇到亨利·福克斯的儿子——赌遍欧洲大陆的斯蒂芬，他又怎么能得到这种友好的支持呢？”

但是，偶然性并不足以造就一个命运。必然性还起着作用——内部必然性。他很有性格。在雷诺兹1764年给他画的肖像前，福克斯惊叹道：“啊！真是像极了！”

他认出了热情洋溢的目光和自信的额头。而在热情和自信方面，他是个行家，他刚刚夺走了法兰西帝国的几乎所有的殖民地，并树立了英国在大海之上的霸权。

运气和性格，马戛尔尼的确需要它们才能在专挂先祖画像的短短的廊子里加上这张由一位著名画家画的年轻肖像。他只是一位名叫乔治·马戛尔尼的苏格兰移民的曾孙。他曾祖的绰号叫黑乔治，1649年来到信天主教的爱尔兰的一个居民区。黑乔治、他的儿子以及孙子用辛勤的劳动和巧妙的婚姻手段扩大了他们的方草场：房子、农场和磨坊。他们经营农业，政治上则参加人们开始叫做辉格党的活动，这使他们生活富裕并获得了好的名声。黑乔治的儿子，即未来的马戛尔尼勋爵的祖父1700年年仅54岁时便在爱尔兰议会占了席位。晚年时，他把希望寄托在唯一的孙子，即本书主角的身上。人们关心他的教育。小乔治学了拉丁、希腊和法国的经典著作。

家里让他到都柏林天主教地区的新教学校著名的三一公学上学，当时他13岁，而他的同学都已十六七岁；家里隐瞒了他的年龄。

敲门砖

1757年秋，20岁的马戛尔尼到伦敦完成律师实习。但他丝毫也不想为谁诉讼。

他到那里在一个欧洲大陆所没有的、被拿破仑称为“寡头集团”的圈子结交了一串朋友。这个圈子把人分成胜者和败者，即能成功地使自己出名的人和不能使自己出名的人。它把权势赋予那些善于攫取它的人。

英国精英的真正培养方法是“转一大圈”——到欧洲大陆旅行。1759年未，马戛尔尼坐船去加来。每年都有不少于4万名英国人根据自己的财力和介绍人的情况在欧洲大陆旅行2至3年，甚至5年。一块敲门砖，但代价十分昂贵！在那里学习观察，判断，欣赏，最后体会到自己高人一等——只从获得全欧洲积累的文化财产这一点来看就是如此。

马戛尔尼22岁就继承了家产。但他真正交上好运是在瑞士。旅行仅6个月后，他于1761年1月在日内瓦与七年战争胜者的儿子斯蒂芬·福克斯成为朋友。马戛尔尼成功地使他的朋友免受诈骗，并不再迷恋赌博：队此他与斯蒂芬形影不离，并于7月份把他安然无恙地送回伦敦。福克斯一家充满了感激之清，并对这位年轻的爱尔兰人着了迷。同年末当斯蒂芬重返日内瓦时，他的父亲请马戛尔尼做他的良师益友。

这第二次旅行恰如具有魔法。所有的大门都为他们敞开。福克斯的名字使马戛尔尼会见了连做梦都想不到的人。他受到符腾堡公爵的接见，在纳沙泰尔见到了卢梭，在费尔奈见到伏尔泰。伏尔泰惊叹地问：“这个年轻人是谁呀？小小年纪便了解这么多的学科，知道这么多的东西！”马戛尔尼给这个伟人留下强烈的印象，后者推荐他去见黎希留与舒瓦瑟尔这些当大臣的公爵以及爱尔维修与达朗贝尔等哲学家。伏尔泰给爱尔维修写道：“我杰出的哲学家，这是一位非常有教养的年轻英国绅士，他跟您的想法完全一样：他感到我们的民族很好笑。”在这个自称为“启蒙”世纪的年代，马戛尔尼在它的发源地吸取着光的能量。

他找到了精神——也找到了金钱。和福克斯一家的接触使他进入到一个有几千镑收入的圈子，而当时一个纺织工人两个星期也挣不到一镑。一个不用在候见室等候就可以见到要人的圈子。马戛尔尼尽管具有写作天赋与惊人的记忆力，尽管他熟练地掌握法语、拉丁语和意大利语，尽管他精力充沛、不知疲倦，并对成熟女人有着特殊的爱好，要是没有福克斯一家，他大概也不会有机会跻身于社会的最高层来。

荷兰勋爵给了他这个机遇，而他又善于抓住不放。

年轻的马戛尔尼一下子进入了一个以全球为活动范围的英国巨富世界。海上贸易是寡头集团积蓄实力、考验成员和更新能量的中心。英国人成了五大洲的运输者。

英国商船的吨位是法国的两倍，是荷兰、瑞典与丹麦的5倍，是西班牙的10倍。他们在巴达维亚出售在里约热内卢买到的商品，在欧洲出售在印度买到的东西，但这还不够，永远也不会够的。马戛尔尼出海正是为了说服乾隆让英国扩大贸易。

谢选骏指出：马戛尔尼说服乾隆老儿让英国扩大贸易，无异于与狼共舞想占便宜；他似乎不懂必须把狼杀死，然后才可以剥去狼皮。

【第三章  对中国着了迷的欧洲(1792年10月27日—11月30日)】

11月1日已经可以望见佛得角群岛了。热带的干旱使这个群岛只能作为一个歇脚处。但是它们又表明了大英帝国在盟国领土上建立据点的实力；他们在伊比利亚人占有的地方有着众多的“非正式”殖民地。

可是在圣地亚哥港，又有一条挂着让人恼怒的蓝、白、红三色旗的法国船。但船的侧影让人想起了什么。什么呢？这以前是“决心”号，库克船长曾在第二次航行中满载盛誉，但在第三次航行中却丧了生……法国人修复了这艘船，重新命名为“自由”号！看到被“无套裤党”糟蹋了的这艘著名的船时，马戛尔尼和他的伙伴们表示了同样的愤怒。“怎么！这艘曾用于那么多崇高发现的船只竟然成了走私船！

它还挂着‘法兰西共和国’的旗帜！我要是能随我们最伟大的探险家的船一起航行就好了！”

停泊5天后“豺狼”号还是没有来，人们只好扬帆启程不等它了。两天以前，法兰西共和国在杰马普打败了奥地利人，开始占领比利时。

一名在外旅行的高级公务员

马戛尔尼的飞黄腾达总是围绕着贸易而实现的——这次仍然如此。

他是英国寡头集团的产物，反过来他也为这集团服务。在法国，一个步步高升的人先被任命为一个区的总监或行政法院的审查官；他的职业可以把他带到省里，但很快就又回到首都某地任职了。在英国，这种人先出国完成某个贸易使命。乔治·马戛尔尼爵士1764年被封为贵族，随即就被派到俄国重新谈判1743年两国签订的贸易条约。当外交大臣格伦维尔建议他带走1651年航海条例的复本时，他骄傲地回答道：“为避免增加负担，我把它全背下来了。”这样他在27岁时便当上了特使。

他将讨得叶卡捷琳娜二世和她的大臣帕宁的喜爱，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意想不到的好处。英国商人将交同俄国人一样的税率；他们有权在整个俄罗斯做买卖。法国外交大臣博赛侯爵得意地描述了事情的另一方面：在一次骑兵表演时马戛尔尼没有被安排在他认为是英国女王陛下的使节应该坐的位子上，他认为这是荣誉问题，因此也就是国家大事。礼宾问题在他的头脑里占有过分重要的位置。他开始令人不快了。

1767年当他从俄国返回时，社交界授予他著名外交官的证书．此时他娶了前首相伯特勋爵的女儿为妻。对这桩婚事大家议论纷纷。伯特夫人说这桩婚事双方不般配。一些好心人则说新郎有野心，另一些人又说新娘长得太丑。马戛尔尼大概可以像一个世纪以后那位娶了一位有钱丑婆娘的巴黎花花公子那样说：“从嫁妆看她还真不错。”——即使把洞房称作“赎罪的祭台”也不在乎。他们多次分别时，马戛尔尼在信的开头总称她为“我可爱的宝贝”。

他尝试过政治生活。当了几个月的议员。后来在1769年至1772年期间成为设在都柏林的爱尔兰内部秘书处处长，也就是事实上的总督。

1775年他成了加勒比地区的总督。当美国独立战争使这群岛处于动荡之中时，他以有效的管理和勇敢的领导而著称。1779年6月海军上将德斯坦率领25艘战列舰，12艘三桅战舰和6500人出现在格林纳达前的海面上。马戛尔尼只有24门炮和300名志愿兵可以用来抵挡敌人。我们的海军档案保存着马戛尔尼在对方勒令投降时用法语作的精彩回答：“马戛尔尼大人不知道德斯坦伯爵的兵力有多少，但他了解自己的兵力，并将竭尽一切努力来保卫他的岛屿。”他的兵力死伤过半，马戛尔尼当了俘虏。

1779年9月4日他到了拉罗舍尔；然后又被送到里摩日软禁，在那里他很快就成了上层社会的红人。但是他对自己没有受到应有的尊敬而被迫投降仍感到受了伤害。

他写信给他的大臣说：“我不知道德斯坦海军司令如此违反常现的行为，他批准进行的掠夺，以及拒绝我们体面地投降是不是得到他的同胞们的赞成；但是他创立了一个令人痛苦的先例，法国人反过来也必为它付出代价。”他在尊严问题上从不让步。

9月9日他致函路易十六的海军大臣萨蒂纳伯爵：“如阁下不反对，我希望能和我的副官蒙特雷绍先生尽快去巴黎，我们两人都是俘虏。在格林纳达被占领时，我的财产被抢劫一空，因此巴黎之行对我来说是十分必需的。”萨蒂纳干脆就把马戛尔尼与英国俘虏的德韦蒂埃尔先生交换。于是他在1779年11月回到了伦敦。但他仍是“凭其保证而假释的战俘”。乔治·斯当东在1780年为了他同法国王室进行了谈判，他然后才被“释放”，可以到印度任职。

印度：荣誉和铅弹

在马德拉斯，马戛尔尼将结识东印度公司，不久以后他将在中国同样捍卫该公司和乔治国王的利益：谁又能把两者分开呢？

首相诺思勋爵派他到马德拉斯主管公司三块“领地”之一，英国财富的这条战线同样受到了法国人的威胁。为了英国的利益他潜心处理必须长期保持的与印度王公和官员们的关系，因此他处于英国政府最关心的问题的核心。

马戛尔尼接受这一极受信任的使命并不后悔。马德拉斯总督的俸禄使他富了起来：3．5万镑的积蓄。但他满足于此并抵挡住了“这个使成千上万人放荡不羁的好享受的危险国家”的诱惑。

在马德拉斯任职6年后，他能一尘不染心安理得地回国，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皮特建议他做印度总督。马戛尔尼认为这个职位非我莫属，提出要当英国贵族院的议员，但他当时只是爱尔兰的男爵。这个要求过高了，他没能当成印度总督。

他的廉洁在议会赢得了荣誉：在下议院，人们称赞他在马德拉斯拒绝了卡纳提克地方长官为恢复权力而赠送的3万英镑。后者已骗过了公司。马戛尔尼成了唯一的障碍。他给上司写道：“如果违背指导我行动的准则而仍然决定恢复他地方长官的职权，我将立即辞职。”

他不妥协的品德当时却使他中了铅弹。他曾让斯当东逮捕犯有贪污罪的斯图亚特总参谋长，当他们返回伦敦后，斯图亚特提出与他决斗。马戛尔尼并不让步。面对一位受过长期训练的军人，马戛尔尼对自己使用武器的能力不抱任何幻想。他不怕死亡。这里有一封从私人藏品中奇迹般地找到的马戛尔尼给他夫人的信，——马戛尔尼夫人大概并没有读到过：

我最亲爱的宝贝：

当您收到这封信时，我已不在人世了。此时，离开您是我感到的唯一的痛苦。

但我相信我们会在另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重逢。因为，尽管我将要迈出的一步应该得到您的宽恕，但我并不感到还有其他罪行。

乔治·斯当东爵士将把我的遗嘱交付给您，它将表明我对您的爱和信任一如既往。我冒昧请您照顾我的侄女芭拉杰小姐，乔治·斯当东爵士，本松上尉和艾奇逊·马克斯威尔先生。永别了。

马戛尔尼 1786年6月8日于伦敦

为自己的正直而感到自豪；百折不回的勇气；尽管他对一切教会均持怀疑态度，但对冥世仍充满了信仰；对他妻子细致入微的爱；对他三个朋友与合作者的忠诚，7年以后他将带着他们去中国；表达朴实，自我控制能力强：整个人格都体现在这封信里——同历史赋予他的使命相称。这封信大概是在清晨4点前写的。苍白的晨曦笼罩着海德公园，两人站在那里，相距12步远。斯图亚特问这个距离对他的近视是否合适，并提醒他子弹没有上膛。交火之后，马戛尔尼受了伤。帐该清了。不，斯图亚特坚持说：大人冒犯了他，光流血还不够。马戛尔尼同意决斗到一方死为止。但证人们最后把两个对手分开了。

变化的人在变化的英国

从印度回来后，马戛尔尼在爱尔兰恢复健康。公司同意给他1500镑的年金。他在利萨诺尔的城堡里发现了乡村生活和自我修养的滋力。他有时到都柏林贵族院出席会议。但主要时间都用来读书。我们找到了他藏书的目录，从中可看出他的为人。

目录里有英国经典著作和法国书籍——哲学书和反宗教的著作，有很多游记。全套耶稣会神父从中国寄来的书简集，旁边放着《埃及与中国哲学研究》。《法国纹章集，贵族纹章与贵族名册》和不成套的《绅士杂志》在我们描绘这位全靠手腕而成为有名贵族的人时则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无论在利萨诺尔，在他曾买了柯森街上一幢房子的伦敦，还是在帕克赫斯特领地——他最后以帕克赫斯特的名字进入了令人垂涎的英国贵族院——，他都关注着从此紧密相连的王国和帝国的事务；并以行家的身份致力于东方事务。

一位变化的人在变化的英国。这个国家不仅有财富，勋爵和企业家，在新的工厂周围还聚集了一个新的无产阶级。伦敦有着随时准备举行残酷暴乱的下等人。这另一个英国还是英国：它精力充沛，在为生存而奋斗中经受了锻炼，而且极端的民族主义。“狮子”号和“印度斯坦”号的统舱里都是从这一个英国出来(不管他们是自愿还是被迫出来)的人：中国不会给他们留下印象。当邻居法国在大革命中发生内破裂时，英国曾一度被新生事物所诱惑。英国却顶住了——大概因为它自身就有着新生事物的缘故。

中国模式

自佛得角群岛起，信风迫使船只绕了一个大弯。在赤道非洲的海面上正好顶风。所以几乎不得不经过里约热内卢：葡萄牙人卡布拉尔绕过非洲，但就这样发现了巴西。“狮子”号和“印度斯坦”号好似从球桌边弹回来的台球，直奔里约热内卢：“绕过非洲”。

11月18日，船队穿过赤道。特使不适应赤道的气候：11月22日马戛尔尼痛风发作，并延续了1个月。他咬牙忍着。他的伙伴们一点也没有发觉。

在旅途的漫长白天中，马戛尔尼有许多书要读：他让人给“狮子”号的图书馆买了自一个世纪以来欧洲出版的所有关于中国的著作。东印度公司交给他的材料不下于21卷。另外他还埋头阅读关于中国的笔记。他原来总是仔细地记下各种谈话，当时并未想到中国后来会是他命运所系，今天他又重温起这些谈话来。

他可以想象已经到过中国。他用中国瓷盅喝中国茶。在他的中国漆器做的文具盒上镶着带蒙古褶眼睛的贝壳人物。他最有钱的朋友家的花园不用“法国式”的几何形图案，而学中国的园林艺术：人们可以在品种繁多的树木夹杂的美色中，在洁白的大理石小塔下，沿着那没用的拱形小桥跨越的小溪散步。整个欧洲都对中国着了迷。那里的宫殿里挂着中国图案的装饰布，就像天朝的杂货铺。真货价值千金，于是只好仿造。在布里斯托尔和里摩日等地都生产中国古玩。塞夫勒或梅森的瓷器，契本达尔的家具或里昂的丝绸使欧洲人的口味习惯“中国模式”。

在1708年，丹尼尔·笛福便嘲笑过这种风气：“女王本人喜欢穿中国服装出现。

我们的屋里充满了中国的东西。”路易－塞巴斯蒂安·梅西埃则说：“中国瓷器是多么可悲的奢侈品！一只猫用它的爪子一拨比好几百亩土地受了灾还糟。”在18世纪的欧洲，怎么能不赶中国这时髦呢？马戛尔尼是否猜到他同代人对中国执着的迷恋掩盖了他们对世界这另一部分了解不够呢？这些美丽的艺术品与他们所习惯欣赏的艺术品完全不同：是这种断裂而不是美在吸引着他们。他们经常把假的当成真的：中国人专门为这些远方的外行顾客制造成千上万古色古香像有几百年历史的花瓶……

这种对异国情调的追求并不是解开中国之谜的钥匙。尽管中国在西方无处不见，但它对西方来说仍是完全陌生的。它不给西方任何信息。西方人以为在中国工艺品里读到的信息事实上并没有写在上面。

“极为神奇的中国”

对中国的迷恋已深入人心。马戛尔尼觉察出里面错误的地方。耶稣会士的圣火曾使“开明”人士对根据孔夫子的教导形成的风俗和信仰引起了注意。路易十四的家庭教师拉莫特·勒韦耶已经念诵道：“Sancle Confuci ora pro nobis”。(“圣人孔子，请为我们祈祷。”)莱布尼兹则建议西方君主都应该向中国学习，请中国的文人来，并派西方的文人去那里，以便发现普遍真理并从中产生奇妙的和谐。他曾给太阳国王写信请他仿造中国字创造出一种为各国人民所理解的象形文字。

奥利佛·戈德史密斯以《波斯人信札》的形式在1762年发表了《中国人信札》；“中国间谍”带着满清官员周游欧洲，使欧洲感觉到自己风俗的不适应的地方。

这种热情不管高低如何，均出自同一个信念：存在一种由人自己管理自己和由理性来管理人的模式。没有宗教，没有教会：自由思想的绿色天堂。这个模式只要照搬就可以了。它的盛誉传遍欧洲。伏尔泰肯定地说：中国君王的身边都是文人，在人民苛求的目光注视下，文人的意见，甚至是责备他都认真地听取。人们曾把这种热情编成两句韵文：

沃修斯带来一本关于中国的书，

书里把这个国家说得奇妙无比。

像布兰维利埃这样的自命不凡之士则讥讽说：“中国人不能得到神的启示，因此他们是瞎子。但是千年以来，他们的无知并没有剥夺掉他们这些令人赞叹的长处：富裕，工艺，研究，平静，安全。”

重点转到经济上来了；中国人在这方面也堪称楷模。更多地是给法国人而不是给英国人做榜样，因为英国人讲求实际，不需要任何人来帮助他们合并土地，采矿和开动纺织机器，而法国人只重理论。重农主义者吹捧中国的专制制度；魁奈发现他自己的体系与中国的天地和谐，突出农业，国家负责组织的概念完全相同。启蒙时代的人对欧洲社会的一切都要求重新评价，但对中国社会却全盘肯定。他们的批评意识一方面是如此尖锐，对另一方面却迟钝了。无神论中国的理性天堂使他们能揭露服从于“无耻的人”——即教士的欧洲地狱。由此，他们对皇帝的残忍，对改朝换代引起的动乱，对焚书，对反对派施加酷刑和对不断发生又总被血腥镇压的反叛都不在乎。当有人决定视而不见时，他会对任何证据都无动于衷。

聋子对话

必须到图书馆的无人问津的地方去寻找极少的不同意见。马戛尔尼是否读过17世纪末当皮埃船长写的已是无情的报道？贝克莱认为孔子的思想只是些简单化的教条，与基督的教导无法相比。笛福揭露了这个“竟敢声称可以自给自足，而把勇敢的英国商人视为不受欢迎的蛮夷”的民族。马戛尔尼是否也读过他们的文章呢？反正地读过当时伟大的思想家中唯一坚持不懈地反对亲中国浪潮的孟德斯鸠的文章。

后者主要是从耶稣会士富凯那里了解的情况(富凯口头上批评了他的同事写的文章)。他还指责耶稣会由于轻信而犯了错误：“我从来都说中国人不像《耶稣会士书简集》里说的那样诚实。”

马戛尔尼读过《论法的精神》中对中国的严厉批评：“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那里笼罩着不安全与恐怖。它的统治只能靠大棒才能维持……”还要靠因袭旧套：“礼使老百姓服从安静。”改变一个礼仪，就将动摇导致顺从的整个建筑。

耶稣会士是否受骗了呢？没有。但是他们被迫只是发表那些使中国人读起来不致于感到不快的关于中国的文章——否则就会意味着他们传教事业的结束。他们的书简是有教益的：他们不但要在信中避免诋毁，还要坚持不懈地写下去，好让人称赞中国，支持他们的事业。许多杰出的汉学家在毛统治的年代里为了不脱离自己的事业不也自觉不自觉地做了同样的事吗！

哲学家还中毒则更不可原谅。然而伏尔泰本人最终摆脱了他自己对中国的奇怪想法，也像孟德斯鸣一样——如果不是更甚的话——批评起中国来。零零碎碎的几个句子说明了这一点。1755年：“我们吃尽千辛万苦到了中国，但中国人并不知道我们比他们优越的多。”16年后，他又揭露了中国文字的弱点：“印刷一首诗需要几年的时间，而中国人假如愿意用其他民族的字母的话，只要二天便可以印好了。”

最后中国科学被贬成是经验主义的：“中国人在1500年前便发明了火药，对此我并不感到吃惊，他们的土地到处都是硝石。”

伏尔泰本可以在18世纪50年代便设法清除同代人思想中的毒素。他没有这样做，而以前他却那样满怀激情地去让他们中毒。为什么呢？同他一样的一个人，《中国人信札》的作者也许能给我们作出回答：“伏尔泰一点事实都不写；他写书只是让书里充满了空话。”伏尔泰先后有过不同的信念，但他不屑于一一消除。他不够诚实，不愿公开修正以前经常使用的某个论据，如中国人证明人类可以没有神学，没有教会，甚至可以摆脱上帝。他最后同意少数头脑清晰的观察家的意见，但不肯公开认错。

这样，一场聋子对话便在继续进行下去：欧洲扮演一个滔滔不绝地说话的角色，自问自答，而中国扮演的却是一声不吭的哑巴。

谢选骏指出：欧洲的狐狸喋喋不休，诱骗满洲乌鸦开口说话——满洲的乌鸦好不容易从中国的尸体上咬了一块肉，下定决心死不松口。

【第四章  在英国舰队的保护下(1792年11月30日－1793年1月21日)】

11月30日，两艘巨轮驶入“壮丽的里约港”。“沿岸布满了景色秀丽的村庄和茂盛的种植园。”我们的英国人感到一切都很美：用方石砌的房子，笔直的铺着路石的街道，由巨大的渡槽不断供水的喷泉，使这里变成了一个“令人愉快的居住地”。

这些新教徒对当地明显地追求享乐和严格遵守天主教信仰——这种天主教信仰因为富有异国情调而显得更为正宗——之间形成的对比感到吃惊：弥撒由钟声和鞭炮声宣布，夜里唱着歌的仪仗队伍，所有十字路口都有圣像。清教徒被激怒：“居民懒散而又放荡，他们迷信、无知、懒惰；而且喜欢炫耀。”这里修道院很多；霍姆斯对里面发生的事作了恶意影射。马戛尔尼本人也揭露那里普遍的堕落：“女人们放荡可耻，男人们则有同性恋倾向。卫队的军官对我们几个准尉提出要求，但这些年青人充满了英国式的尊严拔出了短剑。”

一条鲸鱼值七个黑人

从天主教的地区看，巴西在我们旅行家的眼中算是繁荣的：这令人感到奇怪！但他们自豪地发现巴西人紧紧依赖着英国海军。没有英国海军就没有抹香鲸——“它们的油”很珍贵。但“它们的精液［原文如此］，龙涎香”更为珍贵。一艘英国的捕鲸船也在那里停泊，这只船捕获了“69条鲸鱼，每条平均值200镑”。英国在南大西洋建立了一个真正的捕鲸帝国。

没有英国海军，也就没有贩卖黑人。“平均每个黑人值28镑；一头鲸值七个黑人”。没有黑人就没有甘蔗种植业了。

我们的英国人去参观“从非洲海岸同类那里买来的”奴隶关押处。他们在那里看到一种特别有效的以次充好的把戏，但并没有感到不快：“他们给奴隶洗浴，涂油，将他们的疾病或身体缺陷遮盖掩饰起来，以便卖个好价钱。”每年运到巴西的奴隶就有“二万，仅里约一地就有5000名”。

是里斯本的英国公司承担了大部分的对外贸易。当时有一个人说：“巴西的所有金子都流到控制葡萄牙的英国去了”。肯定这些间接殖民地比直接殖民地更能带来财富，因为直接殖民地需要统治的费用。这就是可以推广到澳门，并为什么还能推广到全中国的一个十分有利的制度。

1792年10月17日他们起锚了。在巴黎，对路易十六的审判已经开始了。

见习侍童头脑灵活

托马斯的目光和他的声音一样清澈。他抬头看他的老师时既不胆怯又不放肆。在船上，他没有把精力都放在觐见时担任见习侍童的准备工作上。相反，他和“李子先生”努力学习中文。这个调皮孩子禁不住开心地这样称呼李先生，因为他的姓就是指这种水果。他和其他三位老师周先生、安先生和王先生学习书法。他的耳朵好，能分辨声调；头脑也能记住方块字的形状。

他的父亲开始也试着想听他儿子的课；但他已经56岁了，他那生锈的脑子跟不上机灵的托马斯。他很快便放弃了上课，而去“狮子”号的图书馆看书。他发现至少从公元前3世纪起便有一条可随沙漠骆驼队横穿中亚的丝绸之路。但地中海沿岸的居民却从未见过中国人。老普林尼是这样描述他们的：“做丝的人就像野人一样避免与人交往，只等着买卖上门。”

这就是出使的理由。因为，那时的贸易就已经像乾隆时一样困难。西方在那个时代已经对中国一无所知，但又离不开丝绸、皮货和香料等中国产品。塞内克抱怨他的同胞“为了使他们的夫人能穿透明得令人害臊的纱衣而倾家荡产”。倾家荡产：因为中国那时什么也不需要。它只出口而不进口。罗马已没有钱偿付了……蛮人入侵中断了这种单向贸易。丝绸之路中断了，并在很长时间里一直不通。但在不同文化的第一次较量中，西方占了上风。

第二次较量在中世纪，当时出现了新的陆上与海上的丝绸之路：结果还是一样。

在诺曼底人坐着小船划桨沿海旅行时，中国人已掌握了舵和指南针。当加洛林王朝的誊写人还在手抄他们的经文时，中国人已经采用印刷术了。当英国还处于西方未开化的某个阶段时，中国的文明已达到尽善尽美，永恒不变的程度。乔治先生正在准备第三次较量。15天后，船队在里约到好望角途中的一块升出海面的荒芜岩石特利斯坦·达空雅岛附近又遇到了鲸类：“一大群抹香鲸在海面上蹦来蹦去。”1月7日，在离海岸100多海里的地方，船队绕过了好望角。尽管当时是南方的夏天，雾里好像还夹着雪。

圣彼得堡的一个晚会

1793年1月15日，“狮子’号在海浪微微的拍打下发出了轻微的嘎吱声。勋爵俯身在箱子里找出那本从1764年出发到圣彼得堡时开始记的日记。他翻阅着一个笔记本，它使他回忆起在彼得堡加利钦亲王家度过的一个夜晚。他在那里遇见了一个叫勃拉弟捷夫的人，他曾在伊尔库茨克任过要职，并到北京和中国人谈判过边界问题。

这位少有的懂中文的俄国人对他解释说：同中国打交道就像“在雾中航行”一样。

俄国人是英国人在中国的唯一对手。葡萄牙人尽管有澳门，荷兰人尽管有巽他诸岛，西班牙人尽管有菲律宾，但他们都在走下坡路。法国人本来可以在传教士播下种子的地方坐享其成，但他们不善经商，此时的动乱将使它长期远离通向世界之路。美国人的第一艘船只尽管在1784年便到了广州，但他们的力量仍然微不足道。

俄国人在彼得大帝之前便向中亚大力扩张。但从18世纪20年代以来，他们的野心被满清皇帝制止了。

英国人便取而代之：由于印度，英国成了中华帝国或它的属国缅甸和西藏的邻国。在广州停泊的5艘深海船中有4艘是英国船。这是利用俄国人的后退和法国因动荡而造成的无能为力的最好时机。勃拉弟捷夫还对他说过：中国人对一切中国之外的事情无知得令人难以相信。他们认为中国处于地球的中心；他们把地球想像成一个四方形，其他国家都被杂乱无章地扔在四周，只有向中国进贡或干脆不被人知的份儿。有一天利玛窦神父给中国人看一个地球仪。他们根本不信而不是感到窘迫。

他们断然地说：“中国显得太小了。”这个地球仪离他们所想象的中国在巨大的乌龟壳组成的拱形下占有中央位置的宇宙观实在相去太远了。

生的和熟的

在圣彼得堡的这个晚会上，马戛尔尼记住了一点：自有中国以来，中国高人一等就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原则。“文明”或“未开化”并不是人种问题。归顺的番人官话称为“熟番”；在这以前叫做“生番”。因此有三等人。他们自称为“黔首”，是唯一的文明人；熟番是服从天命的人；生番，是未能(这尚可原谅)或不愿(这不可原谅)分享文明成果的人。

今天我们从皇宫档案中得知，所有的外国使团都被登录在藩属使团中：古罗马的拉丁人商人；哥特时代教皇派遣的僧侣；连法国都被写成是进贡的国家，这是1689年法国耶稣会士到达时的事，尽管路易十四小心地没有给予委任。

任何东西都逃不过这种文明的吸引。生番一靠近中国这炉灶便开始煮东西吃，在那里一切都要加工，高岭土和人一样都要经过陶冶。不管他是否愿意，不管他是否知道。

马戛尔尼在向炉灶靠近。圣彼得堡的晚会又深深地印入了他的脑海。俯首称臣的事他是不会去做的。从今以后谈到所谓的中国优势时应该考虑实实在在的英国优势。

1月21日在巴黎，路易十六的头颅落在装着糠的筐里。国民公会议员用国王的血奠定了共和国的基础。圣詹姆斯王室戴上了孝。

谢选骏指出：法国人民杀死了自己的君主，中国人民却认贼作父。

【第五章  中国味(1793年1月底—6月16日)】

又过了15天大洋中的孤独日子，2月1日抵达阿姆斯特丹岛，这岛的沙滩上挤满了海豹。意想不到的是：“有人在挥舞着一根绑着手帕的木杆”，——三个法国人和两个英国人。人们把他们留在这荒岛上是为了准备“2．5万张海豹皮的货运到广州去出售”。“中国人对修剪海豹皮有很高的技术，他们把长的和粗的毛剪掉，留下一层细软毛。”这五个人真是“污秽不堪，但没有一个人想脱离这种生活”。

就在这个2月1日，巴黎国民公会对英国国王正式宣战。当他们的国家互相打仗的时候，他们却在一起费劲地从2．5万个骨架上剥皮，并把尸体留在岸上任其腐烂。

由于达官贵人的喜爱，这股攫取皮货的狂热已经到达十分野蛮的地步——因为除了鸦片，皮货几乎是可以在中国售出的唯一商品。

第二天“狮于”号启程了。2月25日抵达爪哇，在此之前它没有靠近任何一条能够认出它的船只。尽管库克嘱咐大家吃柠檬，船上还是发现了几例坏血病人。感到宽慰的是“狮子”号在爪哇西头找到了“印度斯坦”号。两条船曾分开了很多日子。

从巴西到爪哇走了两个月。两个月里没有碰到一条船，除了茫茫大海中两处无人的岩礁外，没有在其他地方停泊过。这两座岩礁是海豹的临时栖身之处——但在那里大家还是想到了贸易，想到了英国和中国。漫长的白昼，长时间的阅读，久久的思索，还有促膝长谈。一开始，马戛尔尼并不太喜欢那4个教士，他们集中了中国人又像天主教徒和那不勒斯人的特点：这是上天给一个爱尔兰新教徒的考验！可是，又怎么能离开这两个翻译呢？李神父抽烟抽得嘴都黑了，可不管在哪里见地，他总是叼着一根长烟袋。周神父有时嗑嗑瓜子。这对一位绅士来说实在难以忍受。但是他们却对自己国家的历史了若指掌！马戛尔尼用拉丁语问他们问题。于是他又像在三一公学里那样感到自在了。

开放与闭关的交替

由于不断听神父介绍，加上大量阅读了图书室里的藏书，马戛尔尼最后对各个时期中国与西方关系有了一定的了解。这条中国龙时而安详地展开它的身躯：时而因不安而缩成一团。永远是同一个社会解体后又重新组成。治与乱的无休止的循环组成了一部不变的历史。同不断进步并想征服越来越多地方的英国恰恰相反。

在这千年的反复交替中，乾隆皇帝是更接近开放还是更接近封闭呢？他曾接待过传教士，后者为能在宫内身居要职而受宠若惊。但他也曾迫害过中国改宗的人和神父，残酷地镇压过起义，驱逐过欧洲人(除了对他有用的一小撮之外)，把欧洲商人关在澳门和广州两个集中居住区，查禁一切批评满清王朝的东西，把两千种书列为禁书，焚烧了另外两千种书，杀掉了几百名作家。他扩大了中国的疆土，但没有让它开放。

马戛尔尼知道他将要去见一位耳聋的老人。传教士们不是已经告诉他这位老人想要一副助听器吗？但他是否会对“西方最强大国家”的主动接近不予置理呢？

满清鞑靼王朝本来可以像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蒙古鞑靼人在公元13世纪所做的那样打开中国的大门。但是在蒙古鞑靼人之后，明朝便重新关上了大门。满洲人继承了他们的作法也来个闭关自守。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受到农民起义的包围，他感到自己已被上天抛弃而自缢身亡。满洲人看到明帝国解体而夺取了政权。外族又一次统治了中国。但是马可波罗赞颂的丰富多彩的中国却再也不存在了。

除了路易十四的同代人康熙大帝之外，所有的满清鞑靼皇帝变成主人后只想太太平平地享受他们的猎获物。这些外族所占领的中国已经有了三个世纪对世界封闭的历史。为了更好地占有中国，他们又加上了一道锁。在中国大门外徘徊了四个世纪以后，马戛尔尼相信他了解自己要去的地方，也了解如何开锁。

第一次文化碰撞

1793年3月6日，船只停泊在巴达维亚(雅加达)。终于又回到了文明社会。中国离这里已显得特别近了。

英国人的远行使传统的对手荷兰人感到不安。“这些先生并不隐瞒他们驻广州的商业代理人想阻碍使团的活动”。马戛尔尼着手安抚他的东道主。最终双方一致承认两国贸易可以在中国这巨大的市场上共同繁荣。巴达维亚总督保证马上给广州发出和解的命令。

锚地停着无数挂着像蜻蜒翅膀一样的风帆的帆船，已经体现出一片中国气氛。

“无法形容我们船上的中国人在见到他们祖国的第一艘船时所表现出的高兴情绪。”

第一个文化碰撞：很容易就可分辨出中国人的房子和荷兰人的房子。中国人的房子是用木板，有时是用灰砖造的，矮小而肮脏，住得十分拥挤。而荷兰人的房子是用红砖砌的，常常镶有大理石，里面还有清凉的喷水池，显得干净而宽敞。可是意想不到的是：“大部分漂亮的房子无人居住。”荷兰公司的船只长期停在锚地。

马来或中国的海盗来袭击这些船只，甚至还想袭击城市：没有一艘战舰在那里保卫它们。另外，大家还担心从法兰西岛来的法国人的袭击。城市完全无法应付这样的侵略：驻军的一半都在医院。

天子不承认那里的海外华人

中国人很久以来便侨居国外：中国人成批来到巴达维亚，寻找生财之道。在城市里他们是办事员，经纪人或零售商。在乡下，他们做佃农，耕种者或仆人。什么工作他们都不会讨厌，甚至连种植甘蔗这种给黑奴干的活他们都干。许多人做大买卖发了财。中国本土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不鼓励他们发挥这种才能。从1793年到1978年，这种倾向十分严重。

他们的人数和取得的成功让人恐惧。东印度荷兰公司于1740年听到反叛的传闻便组织了对中国人的大屠杀。2万到3万人丧生：几个小时内10个圣巴托罗缪惨案。

“荷兰方面否认这次暴行，公司董事们深恐因此得罪中国皇帝”。他会不会对公司在广州的买卖——甚至对他们的人——进行报复呢？他们派了使团说明事由并对这一极端措施道了歉。意想不到的好事：皇帝毫不介意地让人答复说：“我对于这些贪图发财远离祖国，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

这个皇帝就是乾隆。他对商业、利润和国际贸易已经表现出同样的蔑视；对想往外国的中国人表现出同样的严厉态度；同样喜欢停滞不变——以后他将公开炫耀这一点……

同众多繁忙的中国人相比，荷兰人则显得十分可怜。传染瘟疫的沼泽，“由于不知道使用奎宁”，“循环热”第二次便使人丧生。“我们看到一位妇女全家11口人来到巴达维亚刚10个月，已经死了她的父亲，一个姊夫和六个姊妹”。尽管可以很快地发财，欧洲人在此定居的很少。

这里的风俗习惯也不能使他们增加活力。上午是喝葡萄酒、刺柏子酒和啤酒，并抽烟。“午餐主要是喝甜烧酒，然后喝咖啡”。接着睡午觉；这里从不让一个单身男子或过路游客单独睡觉，必须有一个年青的女奴隶来陪伴“直到他入睡”。

一成不变的历史吗？不是对所有的人都是如此。一些法国商船在这里停泊。其中一条船的船员头脑里满是新思想，他们要求“饮食平等”：“他们认为神圣和不受时效约束的原则使他们可以要求同军官吃同样精美的晚餐——不必考虑谁来付账。

水手们拿着他们的晚餐走进军官的餐厅，邀请长官们与他们共同分享。军官们要求巴达维亚总督派一支小分队，以提醒这些反叛者记住组成任何社会的基本规则。”

有势力的人，即使是交战国之间的有势力者马上就重新结成了联盟以共同对付这些“下等人”。法兰西共和国对英国和荷兰交战已经5周了。但是在巴达维亚却没人知道此事，因为消息传到这里需要6个月的时间。但是所有的人都感到这场冲突正在到来，它将持续22年之久。

死亡在中国海上袭击

使团在巴达维亚只停留了10天左右。他们3月17日起锚以便乘有季风时进入邦加海峡。最后这一段路程开始很顺利。高厄和马金托什船长买下了一只法国双桅横帆船作供应船，为了纪念国王的兄弟海军上将克拉伦斯公爵，他们以公爵的名字命名该船。

而此时“豺狼”号却重新出现了，而且全体船员都安然无恙。朴次茅斯海面的风暴使它损坏得很厉害。所以不得不掉头回港口进行修理。它在马德拉岛然后在佛得角群岛都差一点赶上船队。它一口气绕过了非洲，沿途没有停泊。船上的水手每天只分得极少的食物，已经显得精疲力尽。大家向桑得斯海军上尉表示祝贺，他竟然能指挥这条护卫舰从世界的另一端来到这里。

好景不长。刮起了逆风。“由于船上卫生条件不好”，许多船员患了痢疾。他们等了近两个月想等风改向。相反，马来海盗可不改变他们的航向。海盗是这一地区的祸害，他们在海上抢劫，随时随地都会出现。“他们在海上武装行劫，与船队相交时，由于我们船舰的外表令人生畏，他们只得在远处徘徊”。

死亡袭击着船队。人们用醋洗甲板和中舱，用烟熏法消毒。马戛尔尼写道：“这简直不可相信，就像人类可适应各种不幸。由于死亡不断，加上水手特有的逆来顺受心理，大家对朋友的死去已习以为常，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健康的人和马来人做买卖，有的带着猴子，有的带着各种颜色的小鸟回到船上。

“4月28日，我们抵达中国海的入口，邦加海峡”。这一次，他们走上了去中国的路。1793年5月10日，他们从另一个方向重新穿越赤道。尽管有阵雨，温度仍超过了摄氏35度。因为海水很浅，“克拉伦斯”号和“豺狼”号不停地测量水的深度。

“只要没有新鲜空气和新鲜的食物，绝无希望制止痢疾流行”。“几个人从头到脚已不像人样，由于天气闷热，痛苦更加剧了。只要想到是在向北航行，我们才有自己的勇气。否则绝望早把我们变成了疯子”。

就是在这片海上今天还漂流着“船民”。……

法国野心的墓地

船队很快便沿着交趾支那海岸航行了。这个名字是欧洲对整个越南的叫法。航行变得容易了，风也变得讨人喜欢了。种满庄稼的丘陵清楚可见。一路上遇到了帆船、舢板和渔船。5月25日船队向托伦湾(岘港)驶去，“到了中国大陆的最南端”。

事实上，“交趾支那”曾是中华帝国的构成部分。后来它从中国独立出来，但仍保持了附庸关系。安南的国君给他们的宗主天子磕头上贡。马戛尔尼认为它与中国的这种关系足以引起使团对它的兴趣。

靠岸可不容易。极不准确的航海图不可相信。于是只好招呼在近处交叉而过的小渔船。但它们都吓跑了。“印度斯坦号”派出一只小船追上了一条渔船，把一个吓坏了的老人带回船上。船上的人给他认得的几块西班牙元，他就安定下来了。他用手指着航道：到了停泊处，老人拔腿就逃跑了。交趾支那人可能认为这是一次入侵：因为这个国家生活在无休无止的变革中。两派中的一派自信将会得到法国的帮助——而法国自己正在动荡不定，实在无力介入。

使团申明了自己的和平性质。当地的官员很谨慎，要等待首都的命令。船上只得到极少的供给。48小时后托伦的总督乘着两排桨的有甲板的帆船靠近了。后面跟着9条装着给养的小船。马戛尔尼被请上岸作客。当他们向马戛尔尼表示希望购买武器时，他明白了为什么受到这种款待。马戛尔尼不想太介入内战，借口急于去见大皇帝而推辞了：作为恭敬的进贡者，总督当然听懂了这话的意思。

至少他们接受了总督的宴请。“给每个客人的不是面包而是一大碗米饭。”

英国人高兴地参观了法国一次野心破灭的地方。1787年在凡尔赛宫签订了与安南安亲王联盟的条约，法国得到了托伦湾和昆仑岛。法国的保护使安亲王战胜了他的敌人。法国人在大占岛定居。斯当东评论说：“他们只是把这看成是占领整个交趾支那的第一步。但是革命使这个国家在东方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成了泡影。法国人计划实现的目标大概是以比欧洲人在中国本土便宜许多的价格获取中国商品。”

法国的计划应该成为过去了。在马戛尔尼的眼里，未来是在中国本土——在一个对他开放的中国。船员经过休整，货舱装满了给养，马戛尔尼的船没有耽搁就向最后一站澳门方向前进了。

谢选骏指出：马戛尔尼不懂，这时统治中国的不是“可以对外开放的海洋中国”，而是“不可对外开放的内陆中国”。

【第二部分  另一个星球  去中国觐见皇帝(1793年6月—9月)】

假如有某个外国人秘密进入中国，那么他就不准再回国，怕他万一在自己的同胞中间策划旨在颠覆中央帝国的阴谋。所以，凡未经皇帝同意，擅自和外国人交易或商谈者一律严惩。——金尼阁，耶稣会，1617年当法律不准一个公民离开自己偶然出生的那块国土时，这个法律的含义是很明显的：这个国家管理得如此糟糕以致我们禁止任何人出境，免得所有的人都移居国外。——伏尔泰，1764年鞑靼汉皇朝的政治目的仅仅是要人民安分守己，它极不重视和外国通商。只有那些被认为俯首归顺的外国使团才被中国接受。外国使团一旦被接受，使团的外交官员都由中国政府配备车夫、翻译和仆人。这些服务人员受某部尚书领导，并必须向他汇报情况。外国大使讲什么话没有不被汇报上去的，他们一步也不能离开指定的馆舍，他们只能接见属于礼仪性拜访的客人，外出拜访也只能是礼仪性的。他们也只能出席皇帝赏赐的宴会和演出。——钱德明，耶稣会，1789年

谢选骏指出：满洲牲口扮演中国皇帝，英国鬼子前来分赃——这时候开始，海上霸权和内陆霸权开始分割中国这个陆海二元的古老世界了。

【第六章  澳门，衔接两个世界的缓冲地(1793年6月19日—23日)】

葡萄牙人从澳门得不到任何利益。我们可以从他们手里把澳门买过来。如能买来，则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收获。——大卫·斯科特，1787年

英国人终于在出发9个月之后，即1793年6月19日看到了中国。第二天早晨，他们在澳门海面上停泊。中国就在那边，相距不远。但马戛尔尼不敢靠岸，生怕中国把他的船扣了。马戛尔尼拒绝从规定的口岸进入中央帝国，连澳门也不能吸引他，因为澳门虽已是中国，但它还不完全是中华帝国。英使只派斯当东去澳门，向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打听情况。

乔治爵士沿着一些荒芜小岛航行，并在一座殖民老城的城下靠岸。城里的房屋尽是浅绿色的斑斑点点。小巷曲曲弯弯，条条通向一座装备有大炮的城堡。他在这块非同寻常的共管地逗留了4天。这里由一名葡萄牙总督和中国官员共同管理。葡萄牙总督对欧洲人享有权威，而中国官员则对他们的同胞拥有司法权。中国人和葡萄牙人的区别在于葡人是被隔离的，他们不能离开这个半岛。这半岛被一堵带有门洞的围墙隔断，只有华人可以越过界限。中国官员则可以随意出入。

在这座中葡共管的城市里，远东和西欧的两种文化交融在一起，它成为所有欧洲商货公司和传教士的“大本营”。在将近两个半世纪里，澳门一直作为衔接两个世界的缓冲地，这个角色后来被香港取代了。

斯当东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收集有关北京意图的新情报。使团的英国人在巴达维亚时就从到那里的一位信使嘴里获悉公司的生意做得不错，但他们很想详细了解中国政府对他们即将到达的消息有什么反应。他们从朴次茅斯港出发的日子不正好是已抵广州的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请求会见中国当局的日子吗？

10月11日，他们获准与海关监督会晤，18日与广东巡抚郭世勋会晤，后者代替正出征西藏的福康安总督。

非同一般的夷人

这些高级官员已经知道广州的英国人不像一般的外夷那么好对付。葡萄牙人、荷兰人和其他所有的商人或传教士都能随便磕头，而英国人则始终拒绝磕头。英国人不磕头也同样已成为一种习惯。正当中国人和英国人在海关监督那里开会时，突然听到一声炮响，这说明圣旨到。英国人于是就退避。他们是出于谨慎而回避的吗？

不是，他们是为了避免在内装皇帝谕旨的黄色丝盒面前磕头。当海关监督接了圣旨后，英国人才再次被带进来。英国人和广州人之间达成的这种妥协办法，北京方面不一定知道。

今天，我们通过查阅内阁档案知道，广东巡抚向皇帝禀报了10月18日会晤的内容：“英吉利国夷人来广求赴总督暨粤海关衙门具禀事件，臣等当即会同传见。称系该国王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马戛尔尼进贡。惟是外夷各国，凡遇进贡，俱由例准进口省分，先将副表贡单呈明督抚。该国王又无副表贡单照会到臣，所递禀札仅据该国管理买卖头目差遣赍投，臣等末便冒昧速行具奏。”

由商人这种卑贱小人来通知英王国使团的到来，这礼貌吗？呸！那东西是不能递给皇上的。中国官员们很清楚，如果转呈这种违背永恒礼仪的书信，他们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据称该夷人起程之时贡船尚未开行，贡物尚在备办，伊等不知是何名目。又贡品繁重，由广东水陆路程到京纡远，恐有损坏。此时已由洋海径赴天津。若任由择地收泊，于事非宜；现在若再照会该国王，令其至粤候旨遵行，则洋海辽阔，往返无时。[……]请敕下浙闽及直隶省各督抚饬令所属查验放行，由天津进京。”

乾隆皇帝接到这份奏折后当即用朱笔批示：即有旨。

不多久，谕旨就发出了，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谕旨对英国使团的到来感到满意，认为它可能会“荣耀大皇帝的光辉”。

“臣实不胜踊跃欣忭之至”

乾隆皇帝是在1792年12月3日发出谕旨表示同意的，并由福康安总督亲自传旨到广州，当时福康安刚在西藏打败已泊尔廓尔喀军队后回到京师。皇帝的谕旨是在1793年1月5日由公行传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在这方面，不存在任何违反礼仪的问题：商人本来就是应该和商人谈判的。

要好好接待英国人，但同时又要对他们严密监视的命令已发往中国沿海各港。

沿海的所有督抚很快都回文表示接到皇帝的谕旨。下面是直隶总督梁肯堂的奏折：

“臣仰见皇上德威远播声教覃敷，似此海隅外夷人亦不避重洋，输诚入贡。当航海

献瑞之时，正劲旅凯旋之候。熙朝盛事，亘古罕闻。臣实不胜踊跃欣忭之至。优查该使臣马戛尔尼等既由天津进口登陆，初履中华之土，得近日月之光，似宜量加犒赏，以励其向化之诚。”

以下是山东巡抚金简的回奏：“该国贡使如于该处口岸收泊，自应地方官加意照料护送，令其迅速进京。俾万里航海远夷早遂瞻天嵩视之诚。臣接奉谕旨遵即飞饬该管道府等就近督饬沿海各州县。臣一面奏闻并专派明了大员照料贡使先行进京，并将贡物等项起岸运送，不敢稍有守候耽延迟误。”

面对从地球另一端来的卑谦的朝圣者洋洋得意，同时由于对外夷总是存有戒心故而又对他们十分警惕：接待方针就这样定了。

至于斯当东，他已想好针对将来的困难作出解释和澄清的一套办法：作为回顾全部交往历史的官方发言人，他要揭露欧洲竞争者的嫉妒和地方贪官污吏的敌对态度。的确，澳门和广州的一部分欧洲人是有忧虑的。从巴达维亚带来的信件使荷兰人平静了，但英国人必须对付来自葡萄牙人“利用其权力所设置的种种圈套”。自从谕旨下达后，中国官员变得比较合作。但就实质而言，他们“依然像过去那样不乐意”。海关监督由于“深信英国使团的目的是要求对英国人所遭受的损害作出明确的赔偿，担心自己的行为会因此而被严肃追究”。于是，他一开始就设置种种障碍来进行阻挠。

门户全部敞开

马戛尔尼在写不供发表的日记时，他只想记下好的消息。斯当东在澳门呆了4天后向他汇报的情况使他完全放心。中国皇帝给地方官员的指示已向他打开了中国所有的门户。暂时还能提出什么要求呢？斯当东告诉他，广东巡抚向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强调指出，英国使团应像所有外国来客一样，在广州上岸，然后通过内陆进京。只是由于英国人“托词说送给中国皇帝的珍贵礼品极易损坏，不宜取陆路长途运输”之后，广东巡抚才作罢。

马戛尔尼饶有兴趣地听斯当东说，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曾不得不提供有关英国使团带来的贡品详情，因为中国官员指出，如果没有一张贡品的详细清单，他们就无法把英国使团的到来禀奏朝廷。皇帝要根据贡礼的质量来“判断送礼的君王对皇帝的尊敬程度”。于是，英国商人开列了第一张贡品清单，其中有一半礼品是临时编造出来的：后来还要编造礼品清单。

如果英国船队在广州靠岸，中国官员肯定会再次施加压力，但他们无法阻止船队从海上经过，因为他们怎么能禁止中国皇帝已经批准做的事呢？因此，一切都很顺利。

我们现在谈中国制度的实质。在中央帝国各地，地方官吏代表皇帝：同时施行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他们就是皇帝：“百姓的父母”。他们贯彻皇帝的旨意，而且往往容易做过头，因为做过头是不受惩罚的，而违抗谕旨则会受到严惩。此外，他们随意征收赋税。他们征收的赋税与上交的税款之间有一个差额。官吏越贪心，这个差额就越大。这个差额反映他们的实际权力：正是这个差额令人生畏，使人腐败。

在广州，公行拥有同欧洲贸易的垄断权。总督和海关监督把这个垄断权高价卖给商人以满足私利。他们强迫公行将其利润的一大部分上交给他们。其结果是，外国公司吃大亏。巴罗获悉“政府派遣的主要官员在上任时总是一贫如洗，到卸任时就已是腰缠万贯了”。事定上，由于外国商人不能向北京上诉，他们只能通过公行向地方当局送“礼”。这就是启蒙运动时代人们对中国羡慕不已的天朝官僚制度。

英国的英国人想抨击的正是这种制度。他们要的是一个门户开放的中国，而澳门和广州的英国人则喜欢和闭关自守的中国妥协——即使让他们的欧洲客户吃点亏也在所不惜。

当中国人害怕中国的时候

在澳门停留时，陪同英国使团一起来的4个中国神父突然分手了。安神父和王神父原先获准免费从朴次茅斯港搭船去中国，可突然他们到澳门时提出要上岸。周神父是两名翻译之一，和他们一样也要求上岸：尽管他上船后即成了每年可拿薪金150镑的雇员。这是在撕毁合同。

的确，这些译员的境况并不好。他们在巴达维亚看见中国帆船时胆战心惊，因为法律禁止中国人离开中国，除非有皇帝的特批。法律也不准中国人为夷人效劳。

周和李犯有双重罪：一是未经允许擅自离开中国；二是为某个外国——甚至为两个外国效劳；先是罗马教廷，后是英国。

有时中国人的好奇心胜过恐惧心理：“有的广州人去英国。但由于害怕被人发现，他们便一有可能就马上回广州，只字不敢提及他们去过英国的事。”

不顾斯当东的百般劝说，周还是辞别了。李答应留了下来。“他的处境和周相似，但他表现得比较坚定”。他是满族人，属于占统治地位的上等民族。他冒的风险是否少一些呢？他特别希望别人把他当作是个西方人。“这位鞑靼人丝毫不像中国人。他身穿一套英国军服，还佩带着军刀和缓带”。斯当东似乎没有发觉这些中国教士的压抑心理：他们现在的身份使他们不能留长发。但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必须在脑后留一条辫子，这是满人的规定，违者有死罪。只有李长得像欧洲人，因而他可以不遵守这条可怕的规矩。

马戛尔尼是个很想得开的人，虽然周神父走了，他还是很宽心：“他的伙伴留下来和我们在一起。他虽没有周神父知识渊博，但性格要好得多，而且相貌和善，对我们很有感情。”马戛尔尼把困难估计过低。李虽然有这些方面的好条件，但他的宫廷语言水平太差。在这个科举制度的国家里，当你只有小学毕业水平而要想写出博士水平的文字来是不可能的。

三个神父就这么离开了船队。但又有二人上了船：安纳神父和拉弥额特神父——他们是法国天主教遣使会教徒，在澳门等机会去北京，想作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为中国皇帝服务。两名神父先上了“印度斯坦”号，因为马戛尔尼显然不愿意法国人和英国使团的核心太接近。

正当“狮子”号、“印度斯坦”号、“克拉伦斯”号和“豺狼”号于6月23日起航时，澳门的许多教堂正钟声四起，召唤着信徒们去做弥撒。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眼望着这个拥有众岛环抱的锚地的半岛渐渐从视野里消失。这个半岛如果属于英王和英国皇家海军管辖，那该有多好！

谢选骏指出：海上霸权渴望割肉内陆霸权，因为后者不懂海军基地的重要。

【第七章  避开了广州(1793年6月23日－24日)】

船队沿着海岸航行，和陆地始终保持十海里左右的距离：马戛尔尼很想观赏一下珠江口。和其它所有来自西方的船只不同，他的船可以不必驶入。他感兴趣的是北京，而去那里最近、最自由的路线就是海洋。走海路的好处不仅比走陆路快一个多月，而且还可以免遭贪官污吏的坑害。他知道他们正贪婪地等着英国使团的到来呢。

斯当东在澳门时还曾听说，根据皇帝谕旨，每个港口都有领航人在待命，他们随时可带英国船队去天津，或任何一个英国人想去的港口。英国使团来华的消息已经在广州发生效应：贸易障碍减少，人们对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的工作给予更多的尊重，甚至听说还要取消使澳门贸易十分困难的苛税。

这些消息证实了马戛尔尼的预感：要想改善广州形势，必须避开广州。这些消息也使马戛尔尼松了一口气：在这之前，所有收集到的有关广州的消息都曾使他焦虑不安。

出发前，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在伦敦英国东印度公司总部向那些曾在广州经商的代理人提出大量问题。他们在马戛尔尼和斯当东面前把西方人居住区的生活描写得凄凄惨惨。既是商店、仓库、办公室，也是住所的外国商行代理处一家挨着一家，门前捧着他们的国旗。这些代理处实际上是老鼠出没的破房陋室。这些同中国搞贸易的英王陛下的臣民所过的生活“既和时代不相配，也和英国臣民的称号不相称”。

西方人在那里不能和中国人有任何接触，中国人不准向夷人教授中文，违者问斩。

每一次危机都对所有欧洲人构成威胁。

英国海军上将安森遭遇的挫折就是一例。1741年，由于船舱里躺满了病号，他就把船开到珠江以便在广州获得补给。当局告诉他，他那艘装备有60门火炮的“百人队长”号战舰不能靠广州港。他获准乘坐小艇去广州。他希望能会见总督，但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劝阻了他：还是由他们直接和公行协商。

“百人队长”号取得补给后便重新启航了。在海上他截获了一艘西班牙船，便又领着需要补给的西班牙船回到广州。这一次，广东当局要索取两艘商船的关税。

事情正要变糟时，广州一片木房着火了。多亏这场火灾，一切问题都得以解决，因为正是安森的水手们把火灾给扑灭了。于是，总督接见安森，并向他表示感谢。安森便乘机就税款的高昂、官僚的苛刻以及各种各样的刁难提出了抗议。安森回国后便吹嘘说是他的强硬措词获得了中国人的尊重。马戛尔尼当然很乐意借鉴这一经验，但他知道，安森的船一开航，英国商人便又遭到更恶劣的刁难。人们以为和中国人达成了协议，但冲突一过这种协议就等于从末存在过一样。安森的教训不正是说明这一点吗？谈判的地点不应该在广州，而是在北京。

假毒药与真诈骗

马戛尔尼还曾听说过一次不寻常的遭遇。那事发生在安森到中国后的28年。1769年，装载有英国东印度公司“金库”现款的“格兰比”号过海关。一些关员上船检查，但遭到一阵拳订脚踢，全都被扔到泥浆水中。于是，船被扣下。英国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指出，装载金库的船是不受检查的，但毫无效果。“格兰比”号船被扣，船员们便上岸寻欢作乐去了。

一天晚上，一名代理人发现有几个水手喜欢按中国方式躺午码头上睡觉。当天夜里有3名水手死去。第二天，又有5名水手死了。船上人都惊呼是中国人下了毒，要报仇！尸体解剖时都没有发现任何中毒的症状。不过，中国当局大概是良心上感到不安，他们放弃了对“格兰比”号的追究。于是，船又启航了。

安森事件以火灾告终，“格兰比”号事件是在8个人奇怪地死亡之后不了了之：在广州的欧洲人和中国人的关系中有着某种令人不安的阴影。相反，人们可以发现中国商人在他们的欧洲客户面前趾高气扬。啊！如果中国政府不对欧洲人采取恐怖政策的话，中国人该会多么可爱！

什么事都可能出问题。中国人禁止一个叫埃尔芬斯通的船长继续为他的船装货，原因是他竟敢把一名在马德拉斯碰上的长得娇小漂亮的印度姑娘带到英国代理行，并打算再把她带回英国当女婢用。这名船长大肆宣传中国人其实根本、重视禁止外国人带女人到中国的法律：他们看重的是他的钱。关于这一点，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他为此付了500美元。但他也错了：中国不允许有家庭或婚外的“重新组合”！只允许有单身汉：这是一种贞洁的愿望！在这方面，中国人很认真，是不肯作让步的。

他们是不是想排斥比男蛮夷更危险的女蛮夷以保护中国人种的纯真呢？不管怎么说，他们坚持认为外国人不带女人居住在中国的状况将是暂时的。马戛尔尼对欧洲人在中国的生活情况非常了解：没有任何自由，没有任何尊严，还受到穷凶极恶的官吏的敲榨勒索。那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地方。

洪仁辉船长的尝试

马戛尔尼的使命就是要跳过这块中国对外贸易的必经之地。在他之前曾有过多次尝试，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最接近于成功的一次尝试比马戛尔尼正好早40年，冒险者是洪仁辉船长。

175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要求洪仁辉船长在广州以北的中国海港宁波开设一个分公司。两年以后，洪仁辉船长和他的水手们抵达宁波，并受到热烈欢迎。回国时，洪仁辉船长带回了满舱的中国货物。第二年，他又来到宁波做生意。可在1757年，当他再次到达宁波时，中国人先让他等着，然后没收了他半船的货物，并不作任何解释就收缴了船上的所有火炮。

接着，乾隆皇帝发出谕旨，规定对外贸易只能在广州进行。中国又恢复其本性，重新把大门关上。皇帝把英国人再次推回到原出发地：广州。

浙江巡抚当即命令洪仁辉离开宁波。洪仁辉扬帆启航，但他却往北航行！他沿着白河一直开到天津——他是第一个进入天津的英国人。他打算去北京见皇帝，但他不得不放弃这一打算，满足于说服一名地方官员，请他把一份申请报告递交朝廷。

洪仁辉便又从天津回到广州，等待皇帝的答复。

在广州等着洪仁辉船长的是总督的召见。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很不放心，便陪同前往。他们一进总督府，腰间的佩剑立即被摘下，并被推到总督面前，想强迫他们磕头，但遭到英国人的拒绝。洪仁辉被判流放澳门3年，不准再来中国。其罪名是他违抗皇帝旨意去了天津。至于那名好心替洪仁辉向朝廷转交申请报告的天津官员，听说被砍了头。

马戛尔尼对洪仁辉的做法持严厉的批判态度：“一个人只带很少一点人，在没有安全通行证的情况下驾一条小船去告发广东巡抚的不法行径能会有什么结果呢？”

这次，马戛尔尼有“海洋主宰”、“世界上最强大的”君主作后盾，他是受合法的委托，乘坐一艘大型战舰来中国的。

洪仁辉的尝试由于1760年清朝廷发布的法令而失败。这项法令使外贸条件变得更加困难：(一)外国人必须在春节离开广州，撤到澳门，直至秋天；(二)中国人不得同外国人做生意，也不得为外国人服务，否则判流放罪；(三)外国人不准学中文，他们只能同广州公行的翻译接触；(四)任何外国商船在中国领水停泊期间船上都必须有中国官员；(五)外国人不准携带武器，他们送寄信件都必须通过中国当局；(六)外国人如和中国人发生纠纷将按中国法律处理。

克莱夫勋爵将军是在听说中国皇帝这一法令后向英王内阁建议占领中国的。克莱夫勋爵当时是印度地区的总督。中国皇帝发布这一法令已有30年了，但这30年又算得了什么呢？中国在“四千年间”不管怎么变动、分裂、解体，最后总是恢复原来样子。直到这次英国使团抵达广州前，广州的情况依然是外国人受到压抑和侮辱。

现在马戛尔尼奉命要结束这种状况。

马戛尔尼必须相信自己的好运气。他像过去熟记NavigationAct那样熟记钱德明神父关于“鞑靼中国朝廷”的记述。钱德明神父是在中国资格最老的、著名的耶稣会传教士，马戛尔尼希望能在北京同他见面。钱德明在书中指出：“只有那些被认为俯首归顺的外国使团才被中国接受。”

马戛尔尼现已避开了广州这个陷阱，那么他也要设法避开北京朝廷里的那些荒唐规矩。船队离开珠江口，驶往公海。

谢选骏指出：海上霸权击败内陆霸权、主宰中国这个陆海二元的古老世界——中国只有整合海陆二元，才能创造第三期中国文明。

【第八章  稀奇的怪物(1793年6月26日—7月5日)】

下一个停靠的地点是浙江省的舟山群岛。由于一路顺风，6天时间航行了700海里——平均每天航行200公里。船上有本世纪初英国人绘制的航海图，那时英国人在宁波有一家分行。再往北去，就没有航海图作依据了。

第一次叩头

这期间，广东巡抚郭世勋于6月26日禀奏皇帝：贡船“因风仍由粤省口岸收泊事未可料。臣郭世勋先经饬行澳门同知香山县并香山协一体查探。如遇该国贡船进口，遵照护送，列营站队，以示整肃。据香山协副将和澳门总口税务委员禀报，查该贡船既由澳门外海洋面顺帆驾驶，似系经田浙江一带外洋直达天津。”

马戛尔尼顺利地驶往舟山群岛。一封封急件送往北京。英国蜜蜂已经触及了天朝蜘蛛编织的丝网。

“狮子”号首先抵达舟山群岛的边缘。它选择一个地方抛锚，等待其它船只，后者再等3天就可全部赶到。数以千计的小帆船都驶来观赏这前所未有的壮观。异国情调是双向的：“一名中国领航员和他的几名同胞上了船。他们非常好奇地参观了船上的一切设备。当他们在英使会客室里看见他们的皇帝画像时立即跪下，十分崇敬地叩了好几个头。”在一张画像前叩头！马戛尔尼见此觉得很有趣，但并未引起警觉。然而，英使见到的第一批中国的中国人的行为已向他表明了英国使团今后必须对付的主要困难。不过，他不愿加以考虑。早在1792年2月，他就曾收到过凯恩卡特使团随团医生的一个十分明确的报告：大使将必须行三跪九叩礼，而且还不一定被理解为归顺。勋爵耸耸肩说：“没有任何新意。”他了解这个问题，但不愿承认。

“中国威尼斯”

不论在澳门还是在舟山，英使都把和地方官吏接触的任务交给了他的副手。他本人留在“狮子”号船内，船则停泊在离主岛50海里附近的安全处。乔治爵士登上“克拉伦斯”号。这艘双桅横帆船在舟山群岛行驶，首先停泊于六横岛。这是他们首次和中国陆地的真正接触——他们感觉似乎来到了另一个星球。

他们停靠在一个低海岸处：“这块向海岸争夺过来的用堤坝保护的平原已完全开垦，遍地是水稻和纵横交叉的沟渠。”斯当东对如此精耕细作十分赞赏，但他马上发现“人粪熏臭了中国农村”。他指出在这些“令人作呕的粪便里”，“农民精心地浸泡种子。种子经过播种前的这番处理后容易生成，并能防止害虫”。从接触一开始他们就受到不同作物和不同文化的冲击。

一个农民向这些外星人走来。他身着蓝布衫，脚穿半长靴，头戴尖顶草帽，草帽带系在颚下。这个农民见到他们时先是一楞，然后把他们带进村子，并领到一农户家里。这家农户主人看见这些洋人，惊讶不已。“房子属木结构。房梁不是方形的，室内没有天花板，所以屋顶的稻草暴露无遗；地面是夯打结实的泥土地。从房梁上垂下一些草席把屋子分成若干个房间。”直到今天，大多数中国人还是一家人都生活在用草席隔开的一间屋子里。“屋里有二架纺车，但都停着，没人纺：妇女都已躲起来了”。到现在，有对农村的妇女还像过去那么害羞。

第二天。双桅横帆船终于驶进舟山首府定海锚地：“那里的人早已知道‘克拉伦斯’号要来了，这就是中国的警惕性。一名军官立即上船进行检查。”定海总兵的接待还算热情。检查归检查，态度仍然彬彬有礼：送食品上船，在总兵府设宴招待客人，并有戏剧表演。宽敞的宴会厅四周是红柱长廊。饰有各色流苏的挂灯把宴会厅照得通明：有些挂灯是用绣花薄纱做的，有的则是用角质薄片做的，十分透亮以致误以为是玻璃罩子。斯当东指出：“把羊角放在滚烫的开水里泡软，然后展平、刮净、拉长。这种制作方法虽然简单，但除中国以外，在别国都未曾见过。”这是首次技术交流。定海镇还派专人请英使上岸，只是当英国人表示要立即谒见皇帝时，节日气氛才告结束。

由于定海总兵已接到清廷谕旨，所以他向英国人提供领航员，准备沿着中国海岸把他们领到下一个省，然后一省一省地照章办事，直到天津。但斯当东不愿意沿海岸航行，他告诉总兵他要从公海取捷径驶抵天津。这名中国官员听了十分震惊。

“他从未想过还可以从公海驶抵天津。他要求考虑一下，第二天再给答复。”

经查阅中国档案，这名不知所措的中国官员名叫马瑀。英国人没有料到他们因此而给马瑀带来了灾难。这名总兵几天前曾见过一艘英国船，这艘船是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怕英使船队有可能不经过澳门而派遣来定海迎接英国特使船队的。定海总兵对斯当东只字末提此事——对此，清廷是不会指责他的。但是，定海总兵对清廷也隐瞒不报。为此，他以后受到皇帝谕旨的谴责。马瑀“应严处”。可见，受监视的不光是英国人。英国人利用停靠的机会游览市容。城内沟渠纵横，河上架有一座座弓形小桥。街道都十分狭窄，路面铺的是平板石。定海在英国人的眼里便是“中国威尼斯”。如果您去定海的话，您会发现这个比喻多少有点夸大：比作威尼斯是为了颂扬这次来访——以及来访者。

忙忙碌碌的蚂蚁群

在欧洲人眼里，一切都是令人惊异的。这里新奇的东西目不暇接，英国人真不知道先看什么好。“这里的房子都只有二层。曲线优美的屋顶上，彩瓦犹似兽皮。

屋脊顶端上有一些怪兽塑像”。这些理性主义者能想象得到屋脊上的怪兽是用来驱赶邪魔的吗？

商店里摆满了衣服、食品、器皿，甚至油漆得很漂亮的棺材。摊位上摆着活的家禽，水缸里放着各种鱼和鳝鱼，市场上还可买到供食用的狗。供寺庙里焚烧用的香则到处可见。这是中国集市上常见的景象。

“男人和女人的衣着没有区别，一律都是蓝布衫，宽袍长裤。男人只留一绺长发辫外前额都剃光头。”17世纪，征服中国的满族人强迫所有中国男人都必须留这根标志效忠的“猪尾巴”，违者往往处以极刑——这种惩罚一直执行到1720年。到了18世纪末，已经没有人会想违抗这种侮辱性的规定了。

“那里天气炽热，处处都是令人吃惊的忙碌景象。每个人都似乎必须努力工作，大家都像是忙得不可开交”。于是便有这么一种说法：“中国无闲人。街上也看不见有闲逛的人，因为人们没有时间闲逛。”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种蚂蚁般的忙碌景象使外来游客惊叹不已。

“街上没有一个乞丐。”法国目击者则说得不那么绝对：“乞丐是有的，特别是麻风病人。”拉弥额特神父指出：“英国人之所以没有看见乞丐．是因为艺丐都被藏起来了。”而赫特南的看法至今仍然是正确的。他说：“数以千计的穷人愿意用肩膀扛运车子所无法装载的东西。”任何一个中国人都随时愿意为挣到一枚铜钱或一团米饭而卖力气。此外，中国家庭有互助精神，同甘共苦是一种习俗。叔叔会对侄子这么说：“亲人之间，不必客气。”

经济繁荣，乞丐很少：18世纪的中国是繁荣的，但后来由于人口膨胀而衰败。

小脚与盆景

远远见到的中国女子的双脚都是残废的。“她们的脚趾好像都因伤而被切除。从小时候起她们的脚就被裹住，不让其长大。大拇脚趾保持正常位置，其它脚趾则被压紧，和脚掌形成一体”。做母亲的应该监视她们的女儿，“防止她们去掉令人痛苦的裹脚布。这些女孩子后来没有人搀扶就走不了路，她们走起路来颤颤巍巍的。”

习惯看法是不能改变的。“平民女子和农家妇女不裹脚，但别的女子非常看不起她们，认为她们只能干些最卑贱的活。”

中国女子要承受这种痛苦，这使斯当东产生一种想法：“像这样一种习俗并不能用暴力来让人接受。如果男人只是想把他们的妻子关在家里，那么他们完全可以用别的办法做到这一点。印度的妇女比中国妇女更不自由，但她们的脚并没有搞残。

如此荒谬的习俗只有妇女自己也愿意才能得以普及和延续。男人鼓励她们这么做。

就像在印度，男人鼓励一种更加野蛮的习俗，即妇女在丈夫去世后由于害怕公众的蔑视而不得不自焚。像这种观念必须经过许多世纪后才会被人们接受下来。”如果孟德斯鸠还活着的话，他也许会同意斯当东的这种比较社会学的观点。

马戛尔尼的看法则不那么绝对：“也许我们的习俗没有弄到中国人那种程度。

可是就只拿鞋子来说吧，我们不也是欣赏高跟鞋吗？”他揭开了纱幔的一角。一名传教士带着一丝宽容的微笑悄悄对他说：“从爱情角度讲，一只娇美的小脚是非常撩拨人的。”今天我们知道，这种小脚性感很强。在吃了许多苦以后，小脚变成了使人意荡魂销的玩物。男人在作爱前必须首先抚摸女人的小脚。一个女子想要吸引男子的注意，往往会把穿着丝绣鞋的小脚——“金莲”——露出裙边。媒人会对风流男子说：“您大胆地摸她的脚。如果她让您摸，这事就成了。”在中国的色情画里就有全裸女子只穿一双藏着受人崇拜的小脚的绣花软鞋的场面。

在定海总兵府里，斯当东发现另外一件怪事。“许多桌子上摆着矮树盆。有松树、橡树、结满果实的橘子树。所有这些灌木都不超过二尺高，然而看上去都显得非常苍老。盆里的土上点缀了几准小石头，同这些矮树相比，可以称为岩石了。”

“盆景”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4世纪。一千年后被日本人摹仿，称之为Bonsai(盆栽)。盆景和小脚的区别只是前者属植物，而后者属人类。中国人精心制作盆景和小脚，其方法是相同的：用结扎捆绑的办法进行压迫，抑制生长。两者都由于娇小精致而出奇地引人注目。

反之，“黑发人”发现了“红毛人”。双方都为之惊异：“他们蜂拥而至，把我们团团围住。人们走近我们时亲切但又不喧哗。”“他们看见我们涂有发蜡、撒有香粉的头发不禁哈哈大笑。”英国人身穿窄得包身的欧洲服装，根本不适合亚热带的炎热天气；而他们周围众多的中国人则穿很薄的衣服。

一个人的初次印象是很起作用的。这些英国人叙述的见闻充满着热情的新鲜感。

对他们来说，即使定海这么一个普通的港口也具有新事物的无与伦比的魅力。他们是在定海首次听到人们的哄笑声，他们后来在中国走到哪里都引起这种哄笑。他们以为自己是作为世界的主人来中国的，也正是在中国他们发现自己成了嘲笑的对象。

谢选骏指出：唐宋时代的中国，就不同于满洲鞑子一手遮天的封闭社会；唐人宋人见多识广，见怪不怪——因为那是陆海平衡的社会。清朝和唐宋的区别，就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中华民国的区别。

【第九章  搜罗领航员(1793年7月6日－18日)】

第二天，即7月6日早晨，英国人再次受到定海总兵的接见。总兵穿的袍子上绣有一只雄狮，这是他军职的标志。陪同他接见的有两名文官和好几名下级官员。大家在铺有“英格兰猩红呢”的扶手椅里落坐，然后按照传统习惯喝着中国茶。先是总兵打着手势发表讲话。“李子先生”把他说的要点归纳如下：“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是沿着海岸从一个省到另一个省这么航行的，因而这是我们唯一可以采用的做法。”又是传统习惯。

斯当东答道：“英国船比中国船大，所以应该走公海。如果舟山无法提供领航员，那么我们就到宁波去找。”

总兵怎么能承认一个来华进贡的夷人的航海优势呢？但他看见斯当东决心已定便惊慌起来。他老老实实地承认说，如果英国人去别的地方寻找他所不能提供的领航员，别人一定会怪他接待工作没有做好，皇帝“可能会罢他的官”。他指指他帽上的一颗红珠——二品官的标志。“因为害怕丢官，他便派人满城寻找去过天津的人”。这名高级官员对皇帝显得如此敬畏，使英国人感到十分奇怪。派出的士兵带回来“一些搜罗来的可怜虫。他们趴在地上回答问题。他们中有些人去过天津，但从未当过水手；还有一些人虽是水手，但从末到过天津港”。于是，总兵命令再次搜寻。派出的士兵终于抓到两个符合条件的男子，”虽然这两个人已经很久不出海了。这两名男子跪在地上恳求放他们继续做生意，但怎么求也没有用。巴罗总管不禁为这两名男子鸣不平：“总兵非常严酷无情。他要求这两名男子准备好，即刻出发。”

“中国人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惰性”

巴罗最后写道，中国人千方百计“避免作长途旅行。沿海一个口岸到一个口岸的货运使大批中间商获益，因此运到京师的物品十分昂贵。同样，从亚洲到欧洲陆运的货物也由于通过商队一站站地转运而变得十分昂贵。运输网起点的商人和运输网终点的商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

因此，这些庞大漂亮的英国商船使人们惊愕得目瞪口呆：“从一些小港里驶出的帆船蜂拥密集，使英国船队很难在穿行时不撞坏几艘。可是，帆船上的中国人毫无惧色。”

巴罗惊奇地发现中国帆船很不结实。由于船只吃水太浅，无法抵御台风的袭击，然而船上仍装满供建筑用的木材。“所以好像只要一阵风就可使船只倾覆。”安德逊看了两个世纪以前的图画后发现：“帆船没有任何变化。”如果安德逊活到今天，他还会发现，到了20世纪80年代，帆船仍无变化；不过，越来越多的船已没有帆，而装上了马达。

航行技术是陈旧过时的。“他们没有任何手段来确定经纬度”。然而他们声称，他们有好几位古代航海家曾经出洋远航过，“靠的是刻在一只葫芦皮上的航海地图”。

我们英国人虽很难相信，但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甚至“在欧洲尚未开化时”已会使用指南针。

奇怪的是，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几个世纪过后，欧洲人从中国人那里借来了指南针，并依靠它出海远航，发现各大洲。另外一点也很奇怪，那就是早在欧洲人之前就曾远航至非洲海岸的中国人，就在欧洲人靠着他们发明的指南针来到远东时，他们却不曾再离开自己的海域了。为什么航海业经过宋、元和明初的盛世之后到了清朝便变得衰败了呢？

不过，中国人看指南针与欧洲人刚好相反。乾隆的祖父康熙皇帝的看法就很说明问题：“我听说欧洲人硬说指南针的磁针是朝北的。我们最早发明指南针的祖先说磁针是朝南的。我越想越坚信我们的祖先处处有理。”

在守旧派和现代派之间的无休止争论中，皇帝明确地表了态：“今天只是退化了的过去。”虽然皇帝是来自北方的满人，他的论据却是始料不及的：“在北方，一切活动在凋萎，在衰亡吸引磁针的力量怎么可能来自北方呢？”的确，所有的宫殿、寺庙及紫禁城全都是朝南的。“力量、精气和繁荣都在南方”。今天，人们在作南北对比时，看法则相反了：南方不幸，北方走运。

然而，始终令人吃惊的是，虽然有指南针，中国船的构造根本不适应航海，但“居然能进行像驶往巴达维亚那样的危险航行”。另外，海难经常发生：“光在广州港一个口岸，每年海上遇难人数达1万至1.2万人。”每当一艘中国船准备启航去国外时，“人们认为它很可能会沉没”。擅于思考的马戛尔尼提出了一个很好的问题：“中国人首次看见欧洲船只至今已有250年，他们毫不掩饰对我们航海技术的赞赏。然而，他们从未模仿我们的造船工艺或航海技术。他们顽固地沿用他们无知祖先的笨拙方法。由于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比中国更需要航海技术，因而中国人这种惰性就更加令人难以置信。”【

中医“十二脉”

“克拉伦斯”号有一人因为吃水果吃得太多而腹泻。在那年代，病魔与死神不断降临到海船上。因此，稍有“拉稀”，人们都要认真对待。当时，“克拉伦斯”号上既没有医生也没有药品，只得向一名中国医生求救。“他神色庄严地抓住病人的左臂，对病情和病因不提任何问题。先是用四个指头，然后用三个指头，二个指头，最后只用一个指头号脉，并不断变换位置；他的手推前推后，好像在弹钢琴似的。他双眼注视地下，一言不发，似乎脉搏的跳动会显示出病的性质。他说，病的起因是胃(根据症状，这无疑是胃的毛病。上船前就应该有人告诉他病人的症状)。

然后，他开了一副由病人自我调理的药方，病很快就好了。”这种有教养的怀疑态度预示了后来两个世纪西方医生对中医的态度：在他们看来，除了西医这种科学和合理的医学外，世上没有任何其它办法可治病救人了。中国人的“十二脉”，他们的草药与针灸都是“江湖骗术”。

航行不靠领航员

定海总兵上双桅横帆船作回访。桅杆的高度以及爬在桅杆上收帆的水手都使总兵感到诧异。“中国水手干活时都不离开甲板”。“克拉伦斯”号带上中国领航员后便出发，和“狮子”号会合。

7月7日，“克拉伦斯”号和英国船队终于会合。两名中国领航员，一名安排在“狮子”号，另一名安排在“印度斯坦”号。斯当东自豪地说：“英国船队已到达欧洲航海家曾到达过的最远海岸。在没有航海地图的情况下，英国船队需要跨过十个纬度，只有那些沿海居民才了解的海洋：即介于中国、鞑靼和朝鲜之间的黄海。”

7月8日启航。中国领航员从看不见他们所熟悉的海岸线时起就没有什么用处了。

“欧洲领航员一上船就严然以主人的姿态发号施令起来，而这两位中国人一见到这种新的场面似乎惊呆了。”他们是否还认为中国位于世界中心，而周围的海洋则通向乌有呢？英国人毫不犹豫地驶往深海，“为了谨慎起见，他们让两艘双桅横帆船作先导。”测航仪器比领航员要更有用。

两种速度

英中双方的交错见证突出了双重文化差距。英船航速之快，且又是在中国人所不熟悉的海面上高速航行，这使朝廷大为吃惊。一位中国官员在报告里表示不明白为什么英国船能有如此水平。但是，正当英国船队驶往天津时，清廷驿传奇迹般地向北京报告英国船队的航行情况。中国驿夫骑着驿马从陆路奔驰。下一站的驿夫一听见前站驿夫到达的马铃声便立即跳上马，接过邮件。中国邮政超过英国邮政，就如英国船队超过中国船队一样。中国航海业停滞不前已有3个世纪。从16世纪起，英国选择了海洋，而中国则选择了陆地。它们在各自选择的领域里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任何它国所没有达到的。

关于中国人不发展航海技术的原因，斯当东客气地指出：“需要是发明的最大动力。希腊人虽然以他门的众多发现而令人赞赏，但他们从来都不会确定一艘船在海上的应置，因为地中海上布满了无数的小岛。中国人具有同样的优越条件。欧洲人只是从他们必须作远洋航行时起才开始完善他们的航海技术。”

这种看法可说明许多问题，但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感到这种“需要”呢？尤其是为什么中国人缺少促使西方人探索的激情呢？西方人的开拓精神并不来自于需要，而纯粹来自于一种探索新天地的求知激情，来自于一种不断进取的激情。

7月12日，“浓雾弥漫，站在船首不见船尾”。这片海域对西方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探险者的习惯是对发现的陆地加以命名。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也不例外。

他在航海地图上标上了新的地名：马戛尔尼角，高厄角，斯当东岛。幸亏中国人什么也没听说。否则，他们对这些象征性占领中华帝国海岸的“贡使”会怎么想呢？

今天，由于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的原因，情况恰好相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北京的“使馆区”取名为“反帝路”，苏联使馆所在的那条街取名为“反修路”。天津的维多利亚大街改名为“解放路”。出租车司机已把维多利亚岛叫做“香港”。为一件东西命名，就是要让它为自己诞生。

正当英国人得意地把中国的地方用自己的名字命名时，中国人则在准备把他们控制起来。由中堂和珅发出的朝廷谕旨通知直隶总督梁肯堂说：“查英吉利国贡船于五月十三日(即公历6月20日)经过澳门，二十七日即抵浙江定海。自属风色顺利，行走妥速。其行抵天津后，因贡船笨重，天津内洋水浅不能进口。必须另换驳船方能收泊内洋。前至内河又须再用小船。贡物甚多，辗转起拔，不无尚需时日。臣现又恭录谕旨，行知天津道等随同盐政徵瑞俟该贡使抵津后妥为应付。”

梁肯堂回奏说：“英吉利国贡物甚多，臣已饬令所属设法征租所有船只。”

7月17日，巴黎。马拉被刺四天后，夏洛特·科黛身穿杀害父母犯的红袍走上断头台。

谢选骏指出：欧洲人懂得中国的航海业经过宋、元和明初的盛世之后到了清朝就变得衰败，却不懂得为什么航海业经过宋、元和明初的盛世之后到了清朝便变得衰败。因为他们不懂，这是因为内陆强权（蒙古、满洲）征服了中国，但是蒙古人和土耳其人却没有能够征服西欧——否则，西欧人也将变得和清朝人一样愚蠢。只是，这个前景，在未来却很有可能出现。

【第十章  “英国的名声”(1793年7月19日－31日)】

7月19日。“狮子”号在芝罘抛锚。中国领航员以为是庙岛，其实庙岛位于北边更远的地方，这证明了英国人瞧不起他们是有道理的。

由于使团下船的时间临近了，马戛尔尼命人向四艘船的全体人员庄严地宣读关于行为准则的通告：“使节团任务的完成全赖能否取得中国人民的好感，而中国人民对英国的好感则又完全取决于我们在他们面前的言行表现。不幸由于过去在广州的少数英国人的不轨行为，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英国人被视为欧洲人中最坏的民族［……］即使是一名最卑劣的中国人，当他和外国人发生争执时，中国当局也会站在中国人一边。如果中国人死了，那么中国当局会为他报仇。在广州，一艘英国船的一名炮手因不慎打死了一名中国农民而被判死刑。因此，即使对最贫贱的中国人也必须态度稳重、和善。”

因此特使要求使团全体成员为“光耀英国的名声”必须表现出有秩序、待人温和与守纪律。如果发生不端行为，他“认为有责任惩办任何违反者”。不仅如此，他“将让中国司法机关处理”。这是一个可怕的威胁！由于他的指示是为了避免他的同胞落到中国司法机关之手，所以万一出事，他会因为不得不这么做而懊悔不已。

不过，他的随行人员没有见到这些指示……

未经他的允许，任何人都不准上岸。一旦上岸，不能离开驻地，尤其是绝对不能做生意。“当谈判进展到使团认为胜券在握时，特使阁下将很乐意取消这一规定。”

就这样，虽然这次出使完全是为了做生意，但在目的没有达到之前却不得不禁止做生意。这是虚伪吗？不是：就这一点而论，这是对中国人心理的透彻了解。斯当东和巴罗都没有忘了告诉读者，中国人——至少是中国官员——蔑视贸易。巴罗写道：“中国人从小时候吃奶起就逐步养成了对外国人和商人的偏见。”斯当东指出：“在中国只有四个阶级：文人以及从中选拔出来的官员、农民、工匠，最后就是处在最底层的商人。”

英国东印度公司机密委员会甚至允许马戛尔尼免除“印度斯坦”号指挥官或其他军官的职务，如果他们“违抗特使阁下命令或做生意的话”。马戛尔尼头脑很清醒，他知道英国人的名声不好：英国人既是商人又是坏人——不能有比这更坏的名声了。

英国人要扩大贸易关系就必须以崭新的面貌出现。然而，羞于谈贸易也有麻烦之处。和英国使团接触的中国地方官员发现除了给皇帝的贡品外什么也没带来时，他们定会流露出失望的神情。对中国地方官员不送一点礼物吗？这些手表和八音盒一个也没有吗？中国官员很想得到或者至少按卖给朋友的便宜价钱买下来，然后再以好的价钱转卖出去或赠送给有势力的保护人。友谊需要维持，否则就会消失。

正当英王特使把他的意愿告诉给他的随行人员时，皇帝关心的是提醒他的官员们应遵守不可变更的规矩：“应付外夷事宜，必须丰俭适中，方足以符体制。此次英吉利国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

真是对英国特使特殊对待吗？并不怎么特殊！“若该贡使等于六、七月内始到，维时带往热河，与蒙古王公及缅甸贡使等一体宴赉观剧，较为省便。”

“对远来贡使不可顶撞”，皇帝朱笔批道。对向往我国文明的夷人不可热锅快炒，而只能文火慢煮。天朝官僚机器开始运转突然出现一艘欧洲造的小型船只。“这是‘勉励’号，船长叫普罗克托，奉东印度公司之命接应我们。由于没有找到我们，他们便在黄海口巡逻。”原来，英国东印度公司担心万一马戛尔尼在澳门不停靠。为保险起见，决定派该船向马戛尔尼报告北京的最新消息。“勉励”号便加入英国特使船队，成为特使船队的第五艘船。

7月20日。英国人靠岸想去登州府。他们发觉庙岛并不是原来想象的中国大陆的一个港口，而是一个岛；还发觉他们停泊的地方很危险。

登州知府是一名高级官员。马戛尔尼写他“彬彬有礼，聪明好奇”。他登上“狮子”号，向英使介绍通过陆路去北京的各种办法。“朝廷已就此问题给了他指示”。中国人非常不喜欢海上旅行。马戛尔尼则想继续他的海上航行。再说，他从一名新领航员那儿得知，这个季节北直隶湾没有任何危险；而且通过内河把行李运到天津的帆船都已准备好了。“这些帆船船体大，结构好，因此我们的箱子决不会受损或受潮。”

7月22日，五艘船扬帆起航了。它们用3天时间抵达白河口：但由于河底的冲积土层很厚，船队无法开进去。因此，25日凌晨，船队在离海岸5海里，水深只有7英寻处停泊。“豺狼”号往前行驶，抵达大沽。

晚上，“豺狼”号回归船队；坎贝尔和赫脱南向马戛尔尼汇报，介绍他们所受到的相当不错的接待情况。

当然，他们也不得不回答了许许多多有关使团的问题：人数、年龄、人员的职衔、“狮子”号与护卫船的马力、礼品，等等；有一名秘书把回答记了下来。中方告诉他们，有两名高级官员将上“狮子”号向英使致意并一起商量去北京事宜。

这是和天朝官僚机器的首次接触：它的庞大的机构既负责接待英国使团，也负责把它碾得粉碎。

谢选骏指出：在夺取海权的过程中，“英国人被视为欧洲人中最坏的民族”；在夺得海权之后，英国人就把自己打扮成为绅士了。

【第十一章  运送礼品(1793年7月31日—8月5日)】

7月31日，中午。所说的两名中国高级官员来了。“他们从未见过像‘狮子’号那么又高又大的船只。他们不知道怎么从船弦上船。我们只得用绳子捆住一把扶手椅，降到他们的帆船上，然后靠滑轮把他们升到甲板上。”

还有一名官员，他的品位最高，“由于怕海”，宁愿留在陆地上。

清廷档案使我们知道了英国人所没有弄懂的原因。钦差大臣徵瑞之所以没有上船，完全是出于礼仪上的考虑。朝廷大臣是不屑于上外国船的。通常是他们的士卒先爬上外国船，然后接过从朝廷帆船的高处抛过来的竹制跳板。这位要人就通过这个跳板下到外国船上。可是“狮子”号船体高大，无法安排这种传统的下船仪式。

皇帝的钦差如果像蜘蛛似地摇摇晃晃地被吊在缆绳一端，那是有损尊严的。他丢了面子，也就是丢了他所代表的皇帝的面子。

七条大帆船跟随在后，船上装满了食品：“20头牛、120头羊、100只鸡、100只鸭以及数10篓各种食品。食品是如此之多，以致我们只接受了一小部分。”“外国人只有在东方才能遇到如此殷勤的”款待。中国的好客，“十分讲究形式，即使对敌人也如此”。

两名上船的中国官员分别姓王和乔。王是武将，头戴二品红珊瑚顶戴，上有一根皇帝特赏的花翎。乔是文官，他的帽子上那颗圆珠是蓝色的，比红色的低一级。

“经过一番寒暄之后，我们开始工作”。商谈了有关礼品从英国船搬运到中国船上的一切细节。当然，他们又要求开列礼品清单。把所有礼品倒到中国船上的工作将需要4至5天。

谈判完后双方便在“狮子”号上用餐。饭菜丰盛，气氛友好。这两名中国官员十分灵巧地学用刀叉进餐。他们很喜欢喝英国酒：刺柏子酒、朗姆酒、樱桃白兰地酒。马戛尔尼写道：“他们走时紧紧地和我们握手告别”，这是不足为怪的。他们走时比他们来时更需要借助于安乐椅了。马戛尔尼为能在“狮子”号上款待客人而感到十分高兴。但那一天却成了他作为船上和海上主人的最后一天。英国人还不知道，他们一上岸就会由这两名友好官员陪同，并受到监视。一会儿被带到一个地方，一会儿被拒之门外，一会儿又被带回来。总之，他们的行动将完全失去自由。

文官与武将

王与乔将要陪同英国使团几个月。斯当东对他们从上到下作了一番描写：“乔是一名文官。他讲话始终不慌不忙。一切都表明他有很强的判断力。他唯一关心的似乎只是不折不扣地完成他的任务。他曾是皇家某个孩子的家庭教师。人们都认为他是一位学识渊博又十分通情达理的人。”这就是一名英国文人对一名典型的儒家文人的很好描绘：沉着、谦恭、有威信但又毫不炫耀。

“王是一名武将。他为人纯朴、豪爽、勇敢，这是军人生涯所需要的品质。他体魄强健，身材高大。他身上伤痕累累，站立时十分挺拔。由于他气力过人，武艺高强，所以他在使用弓箭仍然多于使用火器的中国军队里很受敬重。他对新交的朋友十分随和，就像对待相识已久的老朋友一样。”

文官加武将，这就是统治中国的“天朝官僚体制”的双重结构。天朝官僚体制一直在寻求某种平衡：文官占领导地位——文官在中文里的意思是“文人”；武将拥有强大的影响力。作为长征的米荣幸存者、红军的绝对主宰的毛与邓不也是作为文官执掌国家最高权力的吗？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罗马共和国——同样也像在所有的民主国家——官袍胜过武器。在不同年代里，这个规律也会遇到例外。作为征服者的满族人曾一度突出军人地位。20年代的“军阀”是如此，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由于需要控制局势，也再次提高了军人的地位：军队至今仍然是制止动乱的手段。中国人对此习以为常。木过，王的地位并不始终高于乔。

礼品清单

正当苦力把礼品箱从英国船搬运到中国帆船上去时，马戛尔尼再一次令人开列礼品清单。他认为，为了增加礼品的光彩，最好用“东方”风格来介绍这些礼品。

所谓“东方”风格，只是马戛尔尼自己对“东方”风格的看法——描述时要用夸张手法。但他却忘了中国礼貌的首要一点就是应该贬低所赠礼品的价值，以免受礼的人感到羞辱。可是，马戛尔尼怎么愿意说他带来的礼品“只是一些纪念品”、“小意思”，“我们穷国的一些小玩意儿”呢？他自然就显得狂妄自大了。

“如果赠送一些只能满足一时好奇心的时髦小玩意儿，那是有失礼貌的。因此，英王陛下决定挑选一些能显示欧洲先进的科学技术，并能给皇帝陛下的崇高思想以新启迪的物品。”

下面是主要礼品的介绍：“天体运行仪，它代表宇宙，而地球只是其中的一个小点。这是天文学和机械学最佳结合的产品。该仪器准确地模仿地球的各种运动，月球绕地球的运行；从仪器上还可看到太阳的轨道，带4颗卫星的木星，带光圈及卫星的土星等。这架天体运行仪最后还能模拟各天体的蚀、合和冲。它指出人们观察时的确切月、周、日、时和分。该仪器是欧洲最精美的，它所设计的天体运行情况可适用一千多年。“一个地球仪。它上面标有地球的各大洲、海洋和岛屿。人们可从上面清晰地看到各个君主的国土、首都以及大的山脉。该地球仪标有受英王陛下之命在世界各地远航所发现的新地方，并画出所有这些远征的航海路线。”

各种类型的武器

礼品介绍中巧妙地塞进了政治，甚至恫吓：“欧洲其他国家都承认英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洋国家，因此英王陛下想在给皇帝陛下派遣使团的同时派遣几艘最大的船只，以示敬意。但鉴于黄海里有暗礁，而欧洲的航海家又根本不熟悉这段肮路，英王陛下不得已派遣一些较小的船只。另外，英王陛下赠送给皇帝陛下英国最大的、装备有最大口径的火炮110门的‘君主号’战舰的模型。”这是想暗示装备有64门火炮的“狮子”号及其4艘护航舰只是英国强大海军舰队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伦敦方面可以派遣它的强大舰队开赴广州，如果……

礼品介绍中还专门提及了“榴弹炮、迫击炮”以及手提武器：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这也是为了暗示英国武器的绝对优势，但同时也是为了谨慎地大量推销世界上最好的兵器。当然，礼品介绍中也提及“削铁而不卷刃的利剑”——这是为委婉地介绍英国特种钢方面的优势。

接着，礼品介绍又同样详细并同样浮夸地谈了赫歇耳望远镜、秒表、韦奇伍德瓷器、帕克透镜、布料……礼品介绍中最后开列的是油画：“王室成员”和“著名人士”的画像；“城市、教堂、城堡、桥梁、陆战与海战、船坞、赛马等真实写生画”。

中国人的看法

王和乔说他们感受的印象非常深刻，英国人更加喜欢他们俩：这是一种突然产生的好感。可我们对这两名中国人是否喜欢英国人则一无所知，因为他们无权直接与皇帝通信。马戛尔尼与天朝官僚的首次接触情况是由第三者，即钦差大臣徵瑞写奏折给皇帝的，尽管他本人并未在场：“英吉利国贡船仍来天津海口停泊。奴才拟赴该船时先告知仪注，该正贡使马戛尔尼自以品级尊崇，须平行相见。若奴才先行往见，有失体制。”

(在奏折的边上，皇帝朱批：“又太过了。”这位钦差大臣比皇帝还更维护帝制。)“是以即令同出海口之天津道乔人杰、通州副将王文雄过彼船内，谕以‘钦差出海查看表文［乔治三世信件〕贡单，令我等过船来取’。该贡使免冠，遥向奴才口称：‘蒙大皇帝如天之德。’其接待道协二员亦极恭敬。大船舱内正中供奉皇上圣容，外边装金镶嵌珠石，外罩大玻璃一块。该贡使十分肃敬，不敢在此起坐。

“其贡物内有见方一丈多者一件，现已分装数箱，易于运送。据称贡品俱可运至热河，惟此件制造精巧，国王极为珍重。如在热河安设，再行拆动，必致损坏，不能收拾。奴才未敢擅便，理合请旨遵办［……］英吉利国远在重洋，经数万里之程，历11月之久，输诚纳贡，实为古今所未有。”钦差大臣的奏折与其说是向皇帝报告实情，还不如说是检皇帝爱听的汇报。

怎么让对方明白

最初是周、安和王诸位神父，后来是安纳和拉弥额特神父，甚至小托马斯也都参加，他们非常吃力地翻译了礼品清单和国书。中文译本是从赫脱南提供的拉丁文本译过来的，至今仍保存在清廷档案里。不过，这中文译本很不易懂。例如，英国人所称的“天体运行仪”是用的音译。

在皇帝身边的传教士又把中文本重译了一遍，因为“朝廷用的文字只有经常出入朝廷的人才熟悉”。他们把“天体运行仪”巧妙地作了解释性翻译，写成“天文地理音乐钟”。

可以想象，这双重翻译会有多少曲折与困难。中文和英文都有各自的高雅语言。

中华帝国的所有官员都使用古典汉语——不是文人是无法懂的。拉丁语是欧洲知识分子的交际语言——不错，它在“世界性的法语”面前正在衰落。但不管怎么说，英国人可以靠拉丁语和一名曾在意大利学习过的中国传教士对话。

在20世纪的中国，古汉语几乎只在大学里教，而且学的人寥寥无几。在欧洲，即使在教堂里也已经不用拉丁语歌唱了。而现在法国或德国商人到中国讲什么语言呢？他们讲马戛尔尼的语言。英国使团在这次文化碰撞中战胜了两个“天朝的”官僚体制——并战胜了他的所有竞争对手。

第一次中英对话也使英国使团的翻译力量经受了考验。在澳门时，英国使团的两名翻译中的一名因为害怕而出走了。留下的那位满族人便繁忙不堪。乔治爵士和小托马斯欣喜若狂地一试他们的才干。斯当东很容易承认孩子的才干，因为父亲为孩子成功所感到的骄傲大大冲淡了自己失败后的不快。“我们想考考使团里两个人的才干。在整个海上航行过程中，他们都学习中文。一个人以成年人锲而不舍的精神全力以赴地学。但使他感到羞辱的是，中国官员讲话时，他一个字也听不懂，而他讲的中文，中国官员一点也不懂。另一个是位小男孩，他肯定没有那名成年人那么用功，但他脑子灵。需要时，他的确能充当一名相当可以的翻译。”

这真是一种超现实的情况：一个使团在中国能否成功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一名满族传教士和一个英国孩子的身上。前者少年时代便到欧洲，对中国除了一些记忆外毫无了解；后者对中国只有一些书本知识。至于政治，两个人都一窍不通。他们的首次翻译工作是否成功呢？不成功。徵瑞在奏折中指出：“错字很多。”他们在描述礼品时倾注那么多的热情，写得那么详细，可中国官员只用礼品单上的号码作为标志。中国官员并不问这些礼品有什么用：重要的是，一件也不能少。

忙碌的蜂群

8月2日开始把礼品箱搬运到中国的大帆船上。这可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梁肯堂总督在8月3日的报告中写道：“贡物起拨进口者连前共有五百九十余件。现在陆续拨运。尚未完竣。该船人等于贡物起完后随同进口。”的确，只是在中国人运完了所有礼品后，使团才获准下船，“贡物”当成护照用了。

装卸工作于8月4日结束。到了大沽又得把进贡礼品搬到小一些的帆船上才能沿河而上，开到离北京12英里的通州。内河航运到此就结束了。“中国人干得很好。

他们不停地唱着、喊着，但很守纪律，听从指挥。他们很聪明，有很多好主意与窍门。一些中国官员统计礼品数并发给收条——任何礼品都不必担心会丢失。”

温德承认：“我们以为中国人很不擅长使用机械设备，我们向他们提供了一些滑车，但这种担心是多余的。他们依靠自己的技术，用绷紧在桅杆间的绳子上的滑轮把最重的箱子搬来搬去，灵巧得令人难以置信。”赫脱南也同样感到吃惊：“我们本来担心那些大件礼品搬上中国帆船时难免会受到损坏：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因为他们人手很多，又非常小心谨慎。中国人的主要食物几乎只是大米和水，但他们的力气却很大。而我们的水手每天有肉吃，有酒喝。”

这些看法至今仍是正确的。中国人搬运时的灵巧是确凿无疑的。他们今天的主要食物依然是大米和煮熟的蔬菜。1793年英国人享用的牛肉或羊肉至今在中国还很少食用。

勋爵看到中国人如此认真也就放心了。他决定让“狮子”号与“印度斯坦”号两船离开。海底情况不明，船员又受到疾病的折磨，因此他把船只都派往舟山群岛，停泊在水深且能肯定获得给养的地方。但他把“印度斯坦”号的指挥官马金托什船长带往北京，将来可让他在初步谈判后把首批报告带回英国去。

当英使在8月5日离船上岸时，他受到19响礼炮和三喊“乌啦”的欢迎，而水手们则受到了委屈，因为他们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却无缘“一睹中国著名首都的风采”。

有两人因为必须呆在船上而特别感到遗憾。他们就是安纳神父与拉弥额特神父。

俩人是从澳门上的船，中国官员不准他们上岸。想靠外藩使节到宫内为皇帝当差是不行的。因此，他们必须返回澳门，向两广总督申请入境。这是不可变更的程序，即使为了取悦于一个大国使团，这程序也不能更改。

谢选骏指出：内陆深处的满洲野人冒充天朝，真是可笑；不过更可笑的是英国人，他们竟然看不透满大人内心的卑怯，不懂得满鞑子的进退失据所为何来——少数人统治的对外开放必然引起对内失控，就像二十一世纪的共产党中国的少数人政权一样。

【第十二章  “对你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1793年8月5日—7日)】

礼品一搬运完就开始上行李、兵卒和仆人。船上拥挤不堪。这种帆船由于吃水浅所以可一直升到大沽。马戛尔尼及其随行人员很高兴能乘3艘英国船靠岸——这是3艘最轻型的船：“豺狼”号、“克拉伦斯”号和“勉励”号。

8月5日，小船队进入白河口。船队四周有许许多多的小船，河滩边也站满了人群，对此英国人不胜惊讶。“河岸两边有许多草顶泥屋，和汉普郡的茅屋十分相似。”

“孩子们几乎都赤裸着身子，个个长得漂亮，”成年人“长得健壮，尽管吃肉很少”。

这种饮食上迫不得已的节制反而有利于健康。马戛尔尼对此很想不通，他的同伴说他之所以“因痛风而行动不便”，原因就是他“好吃”。

马戛尔尼勋爵的视线尤其被妇女所吸引。“一些年轻女子沿着河岸轻快地奔跑着：她们的脚都完好无损。听人介绍说，女子缠足的习俗在北方各省比其它地方较为少见。女子的头发粗黑，编成发辫后用一根束发针束在头顶上。”英使被所见的情景迷住了，一股意外的激情涌上心头。“我情不自禁地想起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米兰达的惊叹赞词：‘观此芸芸之众生兮，叹造物之神奇！’”

马戛尔尼忘却了普洛斯彼罗对公主所提出的清醒警告：“对你来说，一切都是新鲜的。”他像那自以为终于抵达中国的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那么兴高采烈。他开创了一次出色的航行。“我的兵士被带到岸上。他们个个喜形于色。王和乔走来邀请我们出席一个宴会。由于我感到疲乏，所以婉言谢绝了，并又向上游航行了一海里，一直开到那艘供我使用的游艇才停下。这艘游艇将载我开往离北京12英里的通州。游艇宽敞、整洁、舒适。在那里我又见到王与乔，他们是来欢迎我的。”马戛尔尼以为使团的每个成员都会受到同样的接待：“使团的其他所有绅士似乎都受到了同样的关照。”

此话说得早了点。“天文学家”丁维提的回忆可不太美好了。他只能在船上的一条长凳上过夜。他感到非常不适，所以“跑到甲板上，靠在一捆绳缆上试图睡一会儿”。无论在帝王中国还是在人民中国，代表团的团长、“贵宾”都受到体贴入微的照料。与此相反，其他的人就只得承受粗俗简单的接待。中国社会过去是，至今仍然是等级森严的社会。

设施齐备，独缺一样

英国使团在大沽逗留了3天。所有的礼品、行李和人员都必须撤离原来乘坐的大帆船，改乘能续航至通州的小船。这就需要37条小船，浩浩荡荡，完全是一支船队。

使团成员有一百多名中国官员随行。英国人高兴地发现他们将要坐好几天小船去北京，特别是还要坐这些小船从北京返回。现在他们坐船进入中国错综复杂又非常广阔的内河航运网。亚当·斯密对此赞不绝口：“在中国，多种多样的内河航运手段使搬运工作大大减轻，而且还降低了制成品的价格。”这位英国经济学家之所以那么称赞“中国模式”，是因为英国人正是在18世纪70年代才通过运河把各个工业基地联系起来，填补了与中国近千年的差距。

按照他们对舒适的标准，这些游艇比起以前见到的简陋的帆船要好得多。英国绅士们在舱里有6个舱室，另外还有两个作厨房用，一个作饭厅用。“挂在窗上的透明丝质窗帘随风飘扬。”木船漆的是“黄漆，无论从光泽还是从细腻程度看，这种漆的质量都远远超过欧洲的各种油漆”。但赫脱南悄悄地指出一点遗憾之处：“船上一切都很方便，唯独缺少我们欧洲人认为最主要的设施。”这个缺陷长期存在。

好几名高级官员过来告诉马戛尔尼说，受皇帝派遣来迎接他的直隶总督刚刚从离京100英里外的保定来到。8月6日那天早晨8点，特使、乔治爵士、小托马斯和翻译“李子先生”坐上轿子。这种轿子是“竹子做的，上面铺着缎子。每项轿子由四个壮汉抬着，两个在前面，两个在后面。”

威严从容的大臣

他们在一队骑兵的护卫下来到海神庙。“那是高官显宦公务旅行时下榻的行宫”，总督就在这里宿营。

海神庙的栅栏前有几座饰有小旗的帐篷。好几队士兵，手持军刀；一些骑兵背着弓箭，但都不带火器，总督在庙门前友好地迎接4名客人，他请他们进入一间很大的客厅。很快，这间大厅就挤满了总督的随行人员。

照例是喝茶，“问我们身体如何”，“皇上对我们的到来十分满意，并希望尽早与我们见面”……大家终于开始谈论正事了：“Wenow entered upon the business”马戛尔尼的急切心情十分明显。但不先说些空洞无益的恭维话，正事就没法谈。

直到今天，这种习俗仍使许许多多西方商人感到恼火，因为他们的日程很紧，有时在飞机起飞前几分钟才签上合同。

“我们告诉总督，由于使团人多，所带礼品体积又很大，所以我们在北京需要宽敞的住处。”总督这时告诉英使说，皇帝想在热河，即他的“避暑山庄”会见他。

马戛尔尼顿觉手足无措，一切都变得复杂化了。如果去热河，就必须把一大批礼品留在北京，因为从陆路这么远途运输，礼品必然受损。但他只能强调表示他希望“使团将受到应有的礼遇”并在“相当宽敞的住所下榻”。

那么究竟是谁通知马戛尔尼必须去热河的呢？真的像徵瑞的奏折所说的那样，是7月31日王和乔在“狮子”号上通知马戛尔尼的吗？还是像马戛尔尼在日记里说的是梁肯堂在海神庙里通知他的呢？是谁在编造呢？难道是徵瑞想隐瞒乔和王没有向马戛尔尼转达本应由他亲自转达的口信这一事实吗？还是马戛尔尼想让人相信，所有重要口信都只能是由中国最高级官员向他转达呢？但不管怎么说——档案是这么记载的——中国人早就决定夷人要到热河谒见天子。

暂时，英使先向总督提出要求，希望生病的船员能够得到治疗，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能得到一张通行证以便去庙岛或舟山修船：“因为，时光迅逝，船队应尽快离开北直隶湾。”

马戛尔尼热情洋溢地写道：“在整个会见期间，总督听取我们的请求时十分认真，同意我们的请求时也非常自然。他那泰然自如的神态实难用言语表达。他甚至还提出供应我们船队足够吃一年的食物。”这位英国勋爵在日记上只提了一笔：“我希望他送那么多食物并不意味着他希望我们尽快走。”可他不知道，中国人从来没有想过他会想长住中国。但怎么能对这位满脸慈祥，银须白发，两眼闪烁着智慧光芒的老人有任何猜疑呢？梁肯堂的仕途是有代表性的：他生于1715年，1756年考中举人。先后担任知县、知州、按察使、湖南署理巡抚，最后在1791年担任直隶总督，便身加黄马褂、头戴花翎顶戴。今天，他和马戛尔尼相逢，他将继续官运亨通。他在八十多岁时参加为“一千名德高望重的老人”举办的盛宴。后来由于他年事太高，不能再从事繁忙的政务，便在85岁时改任河道总管这一名誉职务。这就是巴罗所说的文官典型，其“礼貌和尊严是欧洲最机敏的权臣所不及的”。

英国人给人印象不佳

英国人回到游艇，发现桌上摆着从未享受过的丰盛肴撰。马戛尔尼一边品尝佳肴，一边思考着和梁肯堂谈话中出现的两个新问题。

皇帝住在热河这件事打乱了他的计划。他的目的是创建一个永久性的使馆，这个使馆只能建在首都，一个和当时欧洲各国首都一样固定的首都。因此，他需要有宽敞的房子——不仅仅是用来保护礼品。他不愿听到徵瑞7月26日对先遣人员坎贝尔和赫脱南所提的古怪建议：英国人要卖的任何货物都可以存放在天主教会。英国使团和基督教传教士毫无关系——而且也没有任何货物要卖！他们只想要有属于他们自己的房子！

马戛尔尼的另一目的是要让舟山港对英国商人开放。他巧妙地利用船队遇到的困难使船队获准在舟山港临时停泊。

关于在北京住下来的问题，马戛尔尼开始以为他的要求已得到同意。至于船队的停泊问题，他的要求也将得到满足。他相当高兴。可中国人并不如此。总督很快就发现英使对礼仪一无所知。有关接待他的谕旨也已向他宣读过，可马戛尔尼甚至连这个礼节问题都只字未提，好像在他看来那是无关紧要的。

然而，中国朝廷正是根据这一点对马戛尔尼作出判断。正如中国官员随即寄往热河的信中所指出的那样，对马戛尔尼的印象很坏，因为这位西洋国王的使者没有像所有在场的中国人那样磕九次头，而只是脱掉帽子。总督执行皇帝的指示：在礼仪方面先不要过严要求，但要注意观察并随时禀报。总督一眼不眨地注意观察，而且还考虑了许多并写道：“次早，马戛尔尼等上岸求见。臣等恭宣大皇帝有旨。该贵使向上免冠谏立。臣等恭宣：‘大皇帝特命我等前来照料尔等前赴热河。沿途馆舍俱有饩廪。叩见大皇帝后又有筵宴赏赉。其留看船只官员随从人等，又命我等宽给食物，将来回国时并犒赏尔等一年米石。其肉食等物，船内难以携带，自有地方官资送接济。’该使臣等敬聆之下极为感激欢欣，并据通事代称：‘我等万里远来叩祝大皇帝万寿，尽一点诚心。’臣等宣传思旨后另邀该贡使等至东厅以礼接待马戛尔尼等复向臣等免冠合掌，亦极诚敬。”总督的奏折避而不谈送礼人的愿望：送礼人的愿望充满敬意，但他举止失当。

总督送名片

总督写完奏折后开始对英使保持距离。第二天一清早，总督派王大人通知马戛尔尼，说总督很想拜访他。但由于年事已高，他不能走跳板上游艇。马戛尔尼回答说，他“因让总督冒着生命危险或损害健康的危险来作一次普通礼节性拜访而感到不安。”王指出，总督将坐轿子到跳板处，然后递送他的名片，希望英使把这种做法看作是一次实际拜访。

拜访就是这么进行的。总督来时排场十分隆重：前有军事仪仗队开道，后有一长串官员相随。总督的座轿一落地；所有的人都同时下跪。这时，他派一名军官把他的名片交给翻译，随后便立即起程返回宿营地。

马戛尔尼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他决定不因此而表示不快。总督前天旅行100英里后依然精神抖擞，现在怎么就不能走一段跳板了呢？别蒙人了！他想接见马戛尔尼，而又不愿被马戛尔尼接见。然而他事先曾巧妙地派人对英国人作过试探，他是在获得对方同意之后才表现出自己高人一等的：这真是一堂出色的外交艺术课。

说到名片，当时在中国十分流行。(现在，名片又开始在人民中国大量出现。这是受了使用名片成癖的香港、日本和韩国商人的影响。这一习俗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中国。)巴罗挽回了使团的面子，他强调总督的名片很大，同马戛尔尼应受的礼遇相符：“总督送给英使一张用大红纸做的巨大名片。把它打开的话，足可把房间的墙都盖上。”

“驾驭远人之道”

就在总督、钦差和英使交谈时，一名驿卒正快马加鞭地把皇帝的一封谕旨送给梁肯堂和徵瑞。如果马戛尔尼知道圣旨的内容，那他一定会感到震惊的。“总督职分较大，若该督与贡使偕赴热河，恐该贡使益足以表其矜傲。”因此，这位可敬的老人被建议去监督永定河治理工程。“是亦驾驭远人之一道”。这是一名出色的鞑靼骑士的行话：抓那困住马嘴的笼头牵着马走，软硬兼施。

不过，考虑到不同的风俗习惯，乾隆在同一封谕旨中对磕头问题似乎表现得很通融：“倘伊等不行叩见礼，亦只可顺其国俗，不必加以勉强。”

原先对英国人非常严厉苛刻，现在又这样放松，这不令人吃惊吗？中国皇帝是否放弃皇家礼仪了呢？根本没有。他善于区分主次。他的宽容只限于对他的象征物的态度？在圣旨或皇帝赏赐的宴席面前，在香案或钦差大臣面前都可以不必叩头。

乾隆愿意放弃这些象征性的礼仪，因为这些礼仪的意义显然对智力低下的西洋夷人是无法理解的。这些情况马戛尔尼并不知道，如果他知道原本会引起多大的麻烦，那么可以想象他定会感到吃惊和沮丧的。

乾隆以尖酸刻薄的幽默口吻训斥徵瑞说：“试思该使臣向徵瑞行叩见礼，亦无足为荣；即不行叩见礼，亦何所损。”如果夷人磕头的话，并不是冲着钦差大臣，而是通过钦差大臣的躯体，向皇帝的灵魂磕头。而如果在不知道他磕头意义的情况下磕了头——磕头表示顺从完美无缺的天朝制度，表示归顺天朝文明——这对英使来说，也同样没有任何荣誉可言。难道一只装模作样的狗向你致意就变得高贵了吗？

不过，乾隆后来在给这两位官员的信中又作了修正。他把马戛尔尼比作安南君主。后者虽是国王，但心甘情愿地顺从中国礼仪，在一道简单菜肴前也磕头。马戛尔尼不是国王，他只是一名贡使。因此，他应该尊重钦差大臣。

乾隆的指示不断地在苛求和宽容之间摇摆。苛求，因为夷人“待之愈厚，则其心益骄”；宽容，因为应该让外国人随他们的“习俗”，俗——粗俗的礼貌——，和“礼仪”不同，礼——成为仪式的礼貌的最高形式。只要没有在天朝熏陶过，夷人就没法掌握它。

罗广祥神父曾给吉涅骑士写过一封信。当时后者还认为自己是法国国王驻广州的代表，而路易十六早在七个半月前已被砍了脑袋。罗广祥神父在信中写道：“英使马戛尔尼的船队已到天津，有六名传教士已被召去热河”确实，8月7日，和珅在热河召见好几名最有能力的西方传教士，他们是一些钟表专家和精通天文地理的人。

他们之所以被召见，是因为他们精通西方事务和西方语言：皇帝也在作准备。

谢选骏指出：清朝利用明朝留下的一切，从紫禁城到传教士——所以我称清朝为后明，就像人们称东汉为后汉一样。

【第十三章  礼品还是贡品？(1793年8月8日－10日)】

启航的准备工作和航行秩序的安排都十分顺利。马戛尔尼非常高兴：“中国行政机构是如此完善，如此有权威，以致随时可迅速解决任何困难并做出一切人力所及的事情。”世上最反对官僚制度的社会的特使不禁对最官僚的制度倍加赞赏。

8月8日晚，为了庆祝已取得的成就，马戛尔尼命令他的卫队演奏铜管乐。天文学家发现，这些西洋乐曲“对中国水手没留下什么印象”。

第二天早晨——作为中国方面的回礼——锣和皮鼓声震耳欲聋。这是启航的信号。温德指出：“所有的船上都有这种声音很响的乐器，不习惯的乘客因此从睡梦中惊醒。当船在航行时，锣用来发信号，特别是用来指挥拉纤人的步伐。”

不到一小时，整个船队都启航了，并以每小时4英里的速度溯河而上。到达下一个停泊港天津需要两天时间：80英里蜿蜒曲折的河道。“河流由于弯弯曲曲而景色迷人，”天文学家写道，“不用几个小时，罗盘上的指针就转了整整一圈。”赫脱南说：“每时每刻我们都遇到一些急于看看我们的船夫。他们的脸上流露出吃惊的神情，很多人放声大笑，用手指头指着我们的长相或衣着上的怪异之处。顷刻间，河岸上人头攒动，挤满了好奇的人群。”

这些长期在海上航行的英国水手仔细观察这数不清的内河驳船：“有些船很大：船身可达160英尺。造得很结实。船形颇似给牲畜饮水的平底饮水槽；船的两头都往上翘，船尾比船头翘得更高；船帆是用席子做的，成扇面形，依靠竹杆把船帆折叠起来。中国人不会使用双滑轮滑车。”安德逊数了一数，在24英里的航程中一共遇见600艘船，而在两岸停泊的船只至少有这个数的两倍。“根据最保守的计算，我们至少见到50万人。”“迷人的乡间小屋”，“精致的花园”，“一块块整整齐齐的庄稼地”。

两个世界的撞击

给船队增添许多光彩的旗帜中，有几面旗却令人担忧。赫脱南写道：使团乘坐那么多的船只远道而来，中国人见了一定非常得意，因为在长幡上用中文写着几个大字：“英吉利贡使。”无论在旗上还是在英使提供的礼品清单上，中国官吏都把礼——“礼物”改为贡——“贡物”。这一个字的改动使英使十分不快。中国官吏称送给皇帝的礼品从来就叫做贡。

这是一种解释，但没有解释对。再说，马戛尔尼的使命并不是充当临时的使者，只是送表示归顺的贡物来的。他作为首任常驻大使派往中国，并给皇帝带来了礼物。

我们现在掌握的文献说明，中国人从一开始就不接受这种区分。他们对英国使团犹如对其它国家的使团一样采用同样的措词和礼仪。

中国皇帝对此亲自过问。他在热河收到了礼品清单。使乾隆十分生气的是马戛尔尼在中译本中自己给自己封的“荒诞头衔”：钦差，即“君主特使”——查理大帝称之为“missus dominicus”。这正是徵瑞的头衔。皇帝马上在8月6日的谕旨中作出反应：“此不过该通事仿效天朝称呼，自尊其使之词。无论该国正副使臣总称为贡使，以符体制。”

要和礼仪相符，要和过去曾有的、并将永远不变的礼仪相符。“在今后的一切译本中，一律改为贡使或藩使”。

世上只有一个皇帝，那就是中国皇帝。同样用“钦差”这个词就等于把英王升格为平等的皇帝。马戛尔尼不该以他和派遣他的人的关系来定衔，而应以他的使命来定衔：其使命是表示效忠天朝。

皇帝是世界秩序的中心，也是上天在这世上的唯一代表。他不能设想某个人竟要和他平起平坐。他是最有权威的文人，也是传统习惯的捍卫者。孔夫子说：“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于礼，亦可以弗畔矣夫。”难道能让一个不先适应中国的文字与礼仪的夷人接近中国吗？永远不能。

后来，徵瑞奉命在谈话中加进一句话：“至尔国所贡之物，天朝原亦有之。”

这样，贡使就再也不能以这些奇特的礼品自吹自擂了。

显而易见，他们想要打掉英国人的傲气。有些不偏不倚的见证人，如朝鲜贡使，揭露中国皇帝的不良用心：“英吉利进贡物品制造奇巧，西洋人所不能及。”这正是英国人自己的看法。

同马戛尔尼一样，皇帝对一切都作周密安排。这远不只是因为那一方极度敏感所引起的问题，而是两种根深蒂固的信念——一方是对宇宙秩序的尊重，另一方则是荣誉感——准备就一个礼仪问题进行较量。分歧的产生并不是像英国人以为的那样由于低级官员不合时宜的干预；也不是像中国人以为的那样由于夷人的无知。其真正原因是：一方觉得自己处在历史的先进地位后就不愿放下架子，而另一方则认为礼仪永恒不变，它是文明的基础。两个世界正是通过礼宾上的困难相互撞击着。

马戛尔尼暂时设法避免发生任何争端，好像他惧怕撞击似的。他装作把旗上的“贡”字看成是用词不准确，但他头脑是清楚的。他在1793年9月3日写的、至今尚未发表的出使报告中解释说，他担心他如就旗上的文字提出指责的话，不仅得不到纠正，甚至会使这次出使半途夭折。

即使你是来自一个海洋国家，当船就在岸边，只要走过跳板便可踏上陆地的时候，你却始终呆在水上，这多让人厌烦。有几个幸运者曾在澳门、舟山或大沽上过岸。大多数英国人只曾离开自己的船登上中国帆船。天文学家决心要把大量信息带回以飨欧洲的学者专家，他记下了8月10日这一天。

首先，他对这条河的纬度“作了第一次测量，这条河的纬度在历史上还从未测量过。”结果是39．10度，和西班牙的托莱多在同一纬度上。接着，丁维提在采集植物标本时发现一种用来染色的植物，便拔了一棵。这种植物以前林耐都未能辨认出来：这又是一个“第一”，丁维提为此感到十分自豪。一个中国人走过来给了他一棵毫无价值的蔬菜，这引起大家的哄笑。“低层的中国人一有机会就敢这么随便”。

由于他的好奇心被中国人的好奇心所压倒，他只得撤退，免得尴尬。

在陆地上自然要比在游艇上更受本地人——看热闹的人或被认为是保护看热闹者的军人——的摆布。“每当一个欧洲人上岸，必有士兵陪在旁边。这表明他受到中国政府的保护，也可能这些中国士兵是奉命来监视的。”

从8月5日起，英国人就吃中国饭了。他们对有些菜赞不绝口，而对另一些菜则不敢问津。“人们以当地方式给我们上炖肉。这炖肉是用切成小方块的肉，加上很多酱油佐料做成的。最讲究的菜肴要算是鱼翅和燕窝了。”

侍从安德逊显得挑剔：“收到食物后，”我们自己动手做，因为中国人太脏。

如果不是饿得不行，决不吃中国人做的菜。”不过，他承认中国人善于做米饭。这是中国莱中唯一看起来干净的食物：“他们把米放在冷水中洗，然后用箩淘，再放到开水里。当米粒绽裂后，再经过筛把水滤掉，放进锅里，直到大米变得雪白，裹上一层硬皮为止。这种米饭比我们的面包好吃。”克洛岱尔的看法也是对的：“黄种人不会咬面包，他们用嘴唇嘬，吞吃一种半干半湿的食物。”

吃饭方式也不讨安德逊的喜欢：“他们吃饭用的桌子不超过一英尺高。他们围着桌子，席地而坐。米饭锅放在中间，每人盛一碗，用二根小尖棍子夹煮熟了的蔬菜吃饭。中国人吃饭时那种狼吞虎咽劲是无与伦比的。”对中国人来说，吃饭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每顿饭的时间都非常有规律。“水手三餐饭的时间分别在日出时、11点和晚上7点。”“人世间倘有任何事情值得吾人慎重其事者，那不是宗教，也不是学问，而是‘吃’，”一名本世纪的中国人说，“吾们曾公开宣称‘吃’为人生少数乐事之一。”

撒谎与偷窃

事实上，说到对中国人的了解，英国人主要通过伺候他们的中国人。他们靠打手势跟中国人讲话，因为使团唯一的一名翻译给大使占用了。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得出一种理论。在我们眼里的中国人的典型形象就是撒谎、奸诈，偷得快，悔得也快，而且毫不脸红：“他们一有机会就偷，但一经别人指出就马上说出窝藏赃物的地方。

有一次吃饭时，我们的厨师就曾想厚颜无耻地欺骗我们。他给我们上二只鸡，每只鸡都少一条腿。当我们向他指出一只鸡应有两条腿时，他便笑着把少的鸡腿送来了。”

孟德斯鸠指责中国商人用三杆秤，其中二杆是不准的：“买时用大秤，卖时用小秤，对警惕性高的人用准的秤。”巴罗则推而广之：“在中国，商人欺骗，农民偷窃，官吏则敲榨勒索他人钱财。”“在我们的总管看来，偷盗在中国是司空见惯的事。可是，无论他还是他的同伴同中国商人及农民都从未打过交道。因此，这完全是一些诬陷之词——是从广州的英国人那儿听来的。”

中国人个人与集体之间有一种反差：一个贪吃、撒谎、不讲道德的个人使英国清教徒式的个人主义者反感；但英国人感到吃惊的是，组成集体的中国人则守纪律，有力量。眼前我们还在产生这种使中国人不满的新的成见，那就是巨大的“蚂蚁窝”和反常的“蚂蚁”。特写镜头中的中国人引起英国人略带蔑视的微笑，但在全景镜头中，英国人所看到的中国人必然是一个集体，一个极端有秩序的集体。

船队溯白河而上，看到的是一幅全方位的活动画景。即使在夜里，依然热闹非凡：“白河两岸，无法计数的纸糊彩灯点亮了。灯笼有白的，有蓝的，也有红的。

加上挂在船桅上的灯笼以及船舱窗口上的灯，倒映在河面上，真是光彩夺目。”

我们的目击者对这场奇特的声光表演的音响效果补充说：“河岸上站着的每个哨兵都拿着一段空心竹子，他们有规律地用木槌敲打，表示自己并没有睡觉，并且每隔二小时敲打一次，以表示换更的时间：我从士兵们那儿听说，这种做法在所有中国军队里都通行。”

犹如在尼罗河边，我们看到一些金字塔。不过，这些金字塔是盐堆。在天津周围，你还可以看到这种盐难以及把盐装到船上的情景：那一带全是含盐的沼泽地。

“巴罗先生估算这些盐有600万磅。在法国，根据盐税统计，每个法国人每年平均消费盐20磅。假如每个中国人盐的平均消费量和法国人相等，那么这些堆成金字塔的盐就足够300万人食用一年的了。”正当中国人用夜景吸引他们的客人时，这些讲实际、会做生意的英国人却在估算消费者人数以及他们将来的商业利润呢。如果这个省的老百姓消费600万磅食盐，那么曼彻斯特的棉布在这里不是可以大量推销吗？

1793年8月10日，即君主政体垮台一周年之际，巴黎正隆重庆祝理性的胜利。旺代省陷于战火之中。

谢选骏指出：英国商业立国，满脑子都是铜钱；所以大英帝国不过是个商圈，政治上只能昙花一现。

【第十四章  沿白河溯流而上(1793年8月11日—16日)】

沿着白河溯流而上的航行变得单调乏味，因为唯一构成地势起伏的就是那些不起眼的盐堆。因此，大家在8月11日到达天津时十分高兴。天津是第一大城市吗？这是毫无疑问的：那里人口集中。英国人过去从未见过这么多的人，哪怕是在伦敦和巴黎也都没见过。天津位于三条河流的汇合处，“中国北方所有海运和内河航运的交叉点”。然而，英国人眼里的天津好像是广阔的市郊：犹如泰晤士河流经的莱姆豪斯，而不是威斯敏斯特；塞纳河流经的雅韦尔市，而不是巴黎圣母院。“那里的房子即使和伦敦最贫困区的房子也都无法相比。整个城市都显得贫穷和破烂。”今天，天津给人的印象也还是这样，城市缺乏生气，即使生活在那里的老百姓似乎也感到乏味。

像马穆鲁克一样

“无数的人群，不分男女老少，一见到我们便像潮水一般拥向河岸。”世界上只有在中国才能见到这么稠密的人群。“老百姓拥挤着，一直走到河中心。妇女们一点也不怕把她们的小脚浸湿了。”

在英国人眼里，中国人都长得一样：“真怪，那么多青铜色的人头拥挤在一起，就像在一组贺加斯的油画里所画的那样！只不过人的面貌缺少英国画家擅长表现的各种变化。”

巴罗很欣赏中国官方喧闹、多彩的豪华排场。锣声、钹声和喇叭声响彻云霄；河岸边搭起了一个戏台，台上有一些演员在高音乐器的伴奏下唱戏；各式各样的楼台亭阁用绸带和丝质帷幔装点得格外漂亮。他喜欢“人民群众那种无穷无尽的快乐”，但他头脑也很清醒：“埃勒菲—培到伦敦时所吸引的英国人不到这些中国人的一半；我们把马穆鲁克当作野蛮人，而中国人更把我们当作野蛮人。”嘲笑，用手指指点点——人群以各种方式来否定一切奇形怪状的东西。除中国人民以外，几乎没有其他民族更符合弗洛伊德对群居天性的定义：“人在孤独一人时觉得自己是不完整的；但一个群体则排斥一切新的、不寻常的事物。”

这种豪华排场，这种人山人海的场面，只不过是给中国人自己安排的，“西洋人”则是其中最精彩的部分，并且也是人质。在马戛尔尼的日记里已可看到这种担忧，因为在许许多多面带微笑、殷切友好的主人中突然出现一个铁板着脸的人。在中国官员迎接船队顺利抵达的码头上，站在总督身边的正是那个曾拒绝上“狮子”号的钦差大臣徵瑞。

天文学家对这情景作了仔细观察：“船一抛锚，绅士们大概早已作好准备，个个穿好节日盛装。大家被带到临时搭的牌楼下。一些中国公务员用鞭子无情地抽打人群，让他们后退。马戛尔尼勋爵、乔治爵士和翻译在台上左侧入座，面对坐在台上右侧的总督和钦差大臣。台下一边坐着英国绅士们，另一边坐着中国官吏。牌楼是用包了红色丝绸的竹子作柱子，染色棉布围成的，地上铺了地毯。”

英国绅士们再次应邀出席宴会。钦差大臣露骨的敌视和总督的彬彬有礼形成明显的对照。最后双方还是就英国使团以后的日程达成了协议。使团用一周时间沿河航行到通州，然后用一天时间从通州取陆路到12英里外的北京。使团很可能要在首都呆好几天，因为需要卸礼品和行李，并召集去热河的挑夫和马车。

这时，马戛尔尼又再次向中方表示要把礼品中最好的一部分留在北京。钦差大臣不同意，他刚接到皇帝谕旨：“所有一切贡物着交徵瑞一并押送前来。”马戛尔尼再次向他指出，把这些礼品运到热河有可能受到无法修补的损坏，“没有任何理由能强迫他赠送损坏了的礼品，因为这样做无论对英王陛下还是对皇帝陛下都是不体面的。”幸好总督看来理解马戛尔尼的解释。因此，最后决定还是采取最初的安排，但马戛尔尼勋爵仍对“钦差大臣那令人恼火的性格感到很害怕”。不过话也要说回来，徵瑞是遵循中国的逻辑办事。一个进贡的使团应该把全部贡品送到皇帝脚下。英国人把最珍贵的礼品留在北京就自己贬低了自己。钦差大臣之所以让步，那是因为他想：“这些夷人真是疯了！”这是两种文明之间本质上的误解。

脱帽还是叩首？

马戛尔尼惊奇地发现，和别的地方举止严肃的陪同官吏相反，天津官吏好奇心强。他们毫无拘束地仔细察看英国人的一切东西：衣服、书籍和家具。请法国读者来判断斯当东所作的比较是否正确：“如果必须把他们和欧洲人相比较的话，那么他们像君主制度下的法国绅士们：举止潇洒，对人一见如故——但是，内心却是孤芳自赏，并有强烈的民族优越感。”好像斯当东无意中看过总督的奏折似的：“臣等拟于公所筵宴，俾初履中华之士，钦睹上国之光。”

从清朝档案看，事实上，这些表面上轻松的朝臣对英国人的行为十分震惊。这精美的晚宴不是总督而是皇上恩赐的，这些英国人不问问就吃，胃口极好。中国人本以为他们也会像中国人那样在菜上来时跪倒在地。

钦差大臣和总督在给热河的奏折中悄悄地提了一笔：贡使“向上免冠叩首”。

这后两字是表示磕头的固定说法。但不拜倒怎么“叩首”呢？这两名大文豪把西方式的脱帽和中国式的头捣地两种不同概念揉合成一种含混不清的表达方式，从而创造出一个表示虔诚的隐喻来说明马戛尔尼是恭恭敬敬的。

这位可敬的老人就此脱身，只说：“遵旨”前去指挥永定河防汛工程了。徵瑞则比较啰嗦。他在报告中谈了贡使如何装腔作势。

冒险通信

斯当东极其重视一个年轻中国人悄悄来船队的事情。这位年轻人在游艇周围转了很长时间。他写道：“一名年轻人被带到船上，他穿着整洁，举止谦虚谨慎。这名新近改信基督教的教徒表示他忠诚于把他从偶像崇拜中解脱出来的传教士，现冒着生命危险来完成一件使命。他给英使带来一些信件，这既没有得到出发地官方的批准，也没有得到所在地官方的许可。”

斯当东从这新信徒偷偷送信那种谨慎小心的态度发现，即使中国人之间也没有通信的自由，在中国的外国人之间就更没有通信自由了。在中国，没有公共的邮政局。“只有皇帝个人可以通过驿站收寄信件。有时，作为特殊照顾，私人信件也允许由驿夫传递。中国政府就是这样猜疑不安，它垄断向公众提供或封锁消息的权利。”

这些信是用法文写的，写信的是一个法国传教士，名叫梁栋材。他曾是耶稣会传教士，47岁，住在中国已有四分之一个世纪了。

第一封信是3个月以前写的。该信既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也向马戛尔尼发出警告。

无论从信的内容还是从信被送达的过程看，这信都让人捉摸不透。梁栋材神父请求马戛尔尼同意让他在北京安排接见的一切物质准备工作，同时又要马戛尔尼装出没有接到他的信的样子。这位神父写这封信是因为在5月误听传闻，以为使团已经抵达天津。“阁下，我已作了一切努力为使团进行最好的宣传。我要立即告诉阁下的是在阁下到达北京之前，切勿将他的使命的秘密和主要动机告诉任何人。如果阁下收到我的信后，要我做什么事的话，我将不胜荣幸，一定全力为阁下效劳。”

如果这提议出自英使之笔，那就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一个初来乍到的欧洲人写信给一名已中国化的欧洲人，请他给予帮助，那是十分自然的。反之，则不然：因为大家都只知道这名神父是为皇帝做事的，所以他无权给任何其他人提供服务。

第二封信是几天前写的，信中让英使提防一个名叫索德超的葡萄牙传教士。虽然大家都知道后者敌视英国人——或者正是由于他敌视英国人而闻名，他将在热河作英使的翻译。“如果有关英国使团的事务像我希望的那样是在北京处理的话，我也就放心了，因为我可以轻而易举地消除因这个葡萄牙人的冒失话而可能给人产生的不良印象。可是皇帝和朝廷官员现在都在热河，中国政府不叫我，我就无法跟随阁下去热河。因此，我对这个葡萄牙人的行为深感不安。”一句话，梁栋材神父毛遂自荐，要取代索德超。

难道这位前耶稣会传教士在搞他个人的权术吗？马戛尔尼暂时不给他任何答复。

不过他一到北京就要对这消息进行核实：尽管索德超神父既不会说英文，也不会说法文，但他的确已被朝廷指定为英国使团的正式翻译。马戛尔尼要求允许他从在宫内任职的欧洲传教士中选一名会讲中文的担任管家。王和乔告诉他，朝廷很可能会同意这要求。英使还不知道，“对中国人说来，对任何性质的要求都不直接加以拒绝，否则就显得缺乏教养。因此，他们总是先对提出的要求表示赞同。”后来，马戛尔尼因为有了教训便懂得了这一点。但他对这种做法从不赞同：“他们脑子里没有丝毫履行诺言的概念。因此，他们对一切要求都答应，但又根本不愿兑现所作的承诺。”

连续演戏

使团其他成员没有像马戛尔尼那么操心，他们兴趣更多的是观看为他们安排的演出。演员在许多飘带和五彩丝质旗子簇拥下舞弄着剑、枪和矛，同时还表演惊险的筋斗，引起观众阵阵喝彩。戏中的女角都由男演员扮演，“因为中国人不让女人演戏”。有人告诉他们，演女角的都是些两性人。

乐队的乐器都是吹奏乐器，很像喇叭、打猎用的号子和苏格兰风笛。乐队演奏的音乐很不和谐，英国人的耳朵无法忍受。“不过，总的说来，由于新鲜和演奏方式特别，我们还是很满意的。”今天，如果您去看“京戏”，您将会有同样的印象。

读马戛尔尼的日记，读者会以为这戏是专门为英国人演的。不过，总会有一个见证人说出真相的。天文学家就透露说，这场“乏味的”演出早在英国使团到达之前就已开始。当使团的船队重新启航时，演出仍在继续进行——观众对英国人的走毫不在意。中国人看戏真是全神贯注。

船队就这样启航了。天文学家对排立在河岸上的中国兵士的服装指责甚多：他们头戴沉重的头盔，加上额下结扣的皮帽带，很容易被勒死。他们的弓箭就像在伦敦展示古代打仗用的那种弓箭。他们仅有的少数火枪已经破旧不堪。

霍姆斯觉得很开心：中国兵士人人嘴里叼着烟斗，手里拿着扇子。有的站着，有的坐着。他们衣服上“有许多铜质或铁质的小薄片，使人觉得他们像英国那种布满铜针的保险柜”。斯当东听说这些一点也不威武的兵士并不是职业军人。他作为来自一个对征兵这种办法始终不满意的国家的高级公职人员，自然对这儿的招兵方式发生兴趣。“仪式一结束，士兵就都放下武器，脱掉军装，直到下一次需要他们时再来。在这期间，他们就去种地或者做工。”这种情况有点像瑞士。

不幸落水，无人营救

正当演出仍在继续时，使团上船了。欢送使团的礼炮轰鸣，这些礼炮实际上是“一头理在地里的空心木炮：塞满火药后向空中发射”。安德逊指出：“船队启航时周围是不计其数的船和人，这种景象是我前所未见的。我真害怕船与船相撞。”

事情比他担心的还要糟。一艘陈旧的帆船由于船尾上看热闹的人太多而倾翻，大约有40人跌落水中。“只有很少几个人抓住抛给他们的绳子而得救。中国人的好奇心超过了他们的人道心理。观看英国使团的兴趣超过对他们同胞生命的关心。”

“见死不救”？一名现在的中国人对这种行为是这么看的：“有些英雄真有点怪，为救一个小孩可以跳到水里。一个结了婚的男子是不会这么干的。人们无动于衷，因为他们需要保护他们自己。”对工作刻苦耐劳，对新鲜事物兴致勃勃，对他人不管死活：中国的大众至今还是这样。

拉纤人的节奏

从此，船队靠人拉纤，日夜兼程在白河航行。英国乘客感到十分诧异：”“中华帝国的所有河流上都有以拉纤为职业的中国人。每个纤夫身上都套有一根木条，木条的两侧拴着两根绳，同帆船的桅和船头连在一起。”“他们把木条横跨在胸前，指挥者等大家准备好了就发出信号。”

就这样，纤夫们像牲口似地按着有节奏的号子一步步前进。中国的“号子”是这样喊的：“Hoy－alla－boa。”“这个号子在中国是通用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还可看到这种中国式的拉纤。

安德逊对这些不幸的人十分同情：“有时我看见泥浆水一直没到他们的肩部，他们不得不互相纤曳而行才能拉动后面的船。”天文学家赞赏纤夫们在顶逆流，从齐腰深的泥浆水中脱身，甚至游泳横渡白河支流时所表现出来的灵巧。“出于一种自然要履行义务的良好愿望，他们拉纤时始终高高兴兴的。”不只如此：在回来的路上，他们还看到一些农民逃避苦役。的确，如果他们无法逃脱时，他们宁愿显得高兴也不愿露出愁眉苦脸的样子。

从8月11日离开天津到8月16日抵达通州，一共连续航行5天没有上岸。这里的蝉声震耳欲聋——从北方到南方，人们在夏天至今仍能听到刺耳的蝉鸣声。蚊子飞来飞去盯人。在这些潮湿的平原地区，蚊子至今尚未绝迹。马戛尔尼以农艺家的目光仔细观察各种庄稼：玉米、高粱、谷子、水稻、黄瓜、果树。他听说经常发生的旱灾和蝗灾造成饥荒。“那时强盗盛行。但当局不加镇压，因为这些偷盗是迫于饥饿，年成一好就自然消失了。”

许许多多的船只始终成为缓解住房紧缺的替代办法，“每只船的甲板上有10间或12间房间，每间住一户”。

在观看运往首都的货物时，英国人发现一种“很难猜出其用途”的“商品”：“这是一些干燥、棕色的饼状物，很像我们一磅重的面包。这种饼的成份是拌合、晒干了的粪便。人们把饼状粪便运到首都市场，京郊的菜农买了后放在尿里溶化，用来肥田。”这成了外国人常常提到的话题。安德逊还写了一件事，但未作更多评论：“晚上，我们船上的两个中国人脱了衣服后，从衣服上找到许多虱子。他们吃虱子就像吃山珍海味一样津津有味。”

中国官员跳舞

日子过得比较单调。因此，中国陪同极力想把气氛搞得活跃些。乔是一位愉快的伴侣，他在喝茶时做出惊人之举：“他又跳舞又唱歌。在我们一名画家托马斯·希基的笛子陪奏下，他一边轻声哼唱，一边用扇子在茶杯上打拍子。”50年后，古伯察神父证实说：“有修养的中国人讲究礼貌，待人细微周到。’”在中国人的头脑里，讲究礼貌这一点似乎是不需思考就固有的。

为了使英国人高兴，乔甚至还不怕笑话，学说英国话。天文学家承认乔说“Very well”或“How do you do？”时毫无困难，但说“broth”——“汤”时就怎么也不行。可又有谁发英语中的“th”和“r”两个音时从未碰到过困难呢？

单调的风景终于结束，英国人看见皇帝外出巡视时住的行宫。“屋顶上盖的是茅草，有时甚至就是草皮，墙是柳条加泥土糊的”破房子同这座金光闪烁的琉璃瓦屋顶的豪华建筑相比形成多么强烈的对照啊！只有国家才敢于炫耀自己的财富。在这方面如其它许多方面一样，皇帝的中国和共产党中国没有太多的区别：任何个人的富足都是可疑的，或至少在共产党中国建国后的最初30年是如此。

斯当东很快发现，这里和到处是城堡的欧洲乡村明显不同：“所有高大的建筑都是公家所有，或者里面住的是高级官员。继承祖辈巨额遗产而又没有一官半职的人都只能偷偷地享用其财富。”

的确，盖房子即表明一种永恒性。可在中国，持久不变的地位是没有的。荣誉和官职都由国家给予或撤销；而苍天收回对天子的任命时就引起了改朝换代。德日进后来说：“中国人所创造的巨型建筑物(宫殿、门楼、城墙……)都是泥土做的，其唯一牢固的成分(玉、青铜、瓷器)只能当小摆设用。”孔子说：“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有一件很平常的小事就说明了这一点。

由于天气太热，有些食品因此变了质。有关人员立即受到惩罚。马戛尔尼对这件事始终感到惊愕不解。根据王和乔的命令，负责食物供应的官员被摘掉顶戴，就是贬黜；而仆人则被施以杖刑。

马戛尔尼在两位陪同官员面前为他们说情。“他们满口答应，但我们很容易发觉，他们是不会给任何宽容的。”他知道中国人总是说行，但实际上总还是按老规矩办。

谢选骏指出：英国是商人政府，中国是奴隶政府。

【第十五章  一堂磕头课(1793年8月15日)】

总督和钦差大臣就贡使对天津宴会的态度已向朝廷作了谨慎的汇报。这些报告一到热河便使内阁感到困惑不解。那个隐喻按字面被理解为：马戛尔尼“磕了头”。

在大沽他在圣旨面前竟会表现很坏，而到天津出席宴会时怎么就会表现得那么好呢？

他真的有那么大的进步吗？

和珅立即于8月14日给总督回函，要求进一步说明情况。“向闻西洋人国俗不知叩首之礼。而该督等折内声叙未能明晰，遂指为叩首，亦未可定。”

如果马戛尔尼真先磕了头，事情也就完了。假如他只是低头，那就应该告诉他，他应该遵守一切朝贡者、甚至藩属国王觐见皇帝时都应遵守的礼仪。不久，有人以推心置腹的口吻警告说：“不学此礼，必为各藩部所笑，谈你们夯。”不仅如此，他将完不成英王交给他的使命。“不必隐瞒实情”。

这口气已不再像前一个月那么客气了，当时皇帝想作为例外特殊对待这些远洋来的使者。也不再像一周前那样各人可以按本国的习俗行事。这一定发生了什么事。

那么究竟出了什么事呢？天主教遣使会档案中记录的一段话清楚地说明了发生变化的原因：“开始，磕头礼似乎没有成为很大的难题；中国官员并不强调要磕头。当获悉英国使团的目的时，中国政府的安排就突然改变了，因为英国使团所要的东西并不是可以用一些首饰和甜言蜜语所能买到的，拒绝磕头是一种借口。”

那么英国使团来华的目的告诉中国人了没有呢，乔治三世的信件并没有递交，只有英国人才可能知道马戛尔尼要和乾隆谈什么问题。

那么是否发生泄密呢？可能的。但也可能皇帝对随礼品一起送去的那封信中的不妥措词进行了更多的考虑：他认为这些不妥措词并不可能是出于无知。有一点是肯定的：英国使团访华出现决定性转折是在8月的上半月里，不过现在还看不出来变化的确切原因。

和珅14日写的信第二天送到钦差徵瑞的手里。后者马上就意识到他有可能因这事而丢掉他的顶戴。马戛尔尼只得“停止观赏景色”，因为中方陪同官员要拜见他。

徵瑞来了，随同他一块来的还有王和乔。他们比平时礼节性拜访时显得严肃。

他们说，皇帝已表示满意。他给英国使团两处住所供挑选：一处是在城里，另一处是在6英里外的乡村，但更加舒适，而且离夏宫即圆明园很近。接待日程也确定下来了：9月中去热河为皇帝祝寿，然后立即回北京。皇帝也将很快回京。因此，不必把所有礼品运到热河了。马戛尔尼松了一口气。

“接着他们谈论宫里的规矩。他们在作暗示时那么艺术、机智和巧妙，以致我情不自禁地对他们产生钦佩之意。”他们是从衣服谈起的。中国的衣服比西方的衣服好多了！因为穿中国衣服无论屈膝下跪还是匍伏在地都不受影响。“因此，他们担心我们的松紧袜带和裤扣可能带来麻烦；他们建议我们在去朝见前先脱掉这些东西。”

马戛尔尼请他们放心：他假装深信皇帝更喜欢看他像向英王一样向自己施礼。

这时，三位中国官员便向他介绍磕头礼，好像马戛尔尼不知道似的。马戛尔尼说他打算到北京后交给他们答复的信件。中国官员们便改换了话题。“他们告诉我们皇帝今年秋天不去围猎，而是很快返回北京，免得耽误我们的时间。我对他们说，皇帝陛下可根据英王的信以及我的活动来判断我需要多长的时间来完成我肩负的使命。”马戛尔尼是否用委婉的方式把他拒绝磕头的想法表达出来了？难道是翻译把意思译拧了？还是钦差大臣由于深信能让外国人悔改，过于乐观而出了差错呢？不管怎么说，徵瑞谎报朝廷，说英国人“亦深以不娴为愧，连日奴才察看该使臣等学习渐能跪叩”。徵瑞知道自己在撒谎，并知道他有可能为此付出巨大代价。他悄悄给自己留了一条出路：“惟(该使臣等)善于遗忘。”

人们谈论西藏叛乱

中国官员还谈及另一个不满的话题：西藏。谈话中又涉及服装问题。马戛尔尼听说驻孟加拉的英国军队向西藏叛乱分子提供了援助。“这条消息使我感到不安，但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不可能。”欧洲人会在“世界屋脊”同中国军队打仗？只要根据他们的帽子就可以认出他们了。应该加以否认。他否认了。

几天以后，中国人问他，英国人是否愿意帮助他们和西藏叛乱分子作战。马戛尔尼觉察出这是个圈套，便立即回答说，英国属地离战斗地区太远，因此无法进行干预。“因为，如果我们的军队能够支援皇帝的军队，那么也完全可能已经支援了皇帝的敌人。”

由于信件传递缓慢，马戛尔尼便处在一种微妙的境地。他是1792年9月离开英国的，但当时他一点也不了解6个月前在喜马拉雅山进行的战争：尼泊尔善战的廓尔喀人在1791年秋向西藏派兵，促使当地百姓叛乱。这个中国保护国的当局向北京求援，乾隆便急忙干预。1792年春，一支由两广总督福康安率领的中国军队击败了廓尔喀人。尼泊尔不得不向中华帝国称臣，西藏人为中国的干预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可是，当英国使团离开朴次茅斯港时，伦敦并不了解这个结果。当英国使团1793年6月底抵达澳门时，那儿的英国人对此仍然一无所知：消息是9月8日才得到的。马戛尔尼后来回到广州时才放下心来：后来事实证明他否认英国人支持西藏叛乱分子是对的。

在整个世界关系史中，通讯的困难往往造成悲剧性的误解。但就这件事情说，主要是印度总督康沃利斯勋爵的疏忽，他没有想到派人到巴达维亚给马戛尔尼送封信。

如果英国人没有介入，那么中国人在许多包头布中看到的帽子实际上又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中国人故意找茬儿？还是由于海拔太高而看花了眼？或者也许是几个从英国军队中逃跑的印度兵……

马戛尔尼尽其所能摆脱了困境，但他在大沽时还很高的热情现在已减少了许多。

看得出他困惑不安。由于对西藏情况不了解，他的决心受到了动摇。事情已经过去，可只有中国人了解内情。难道是使团的目的暴露所以要破坏这次使命吗？散布这些谣言的正是指挥镇压西藏叛乱的两广总督福康安将军。他有一切理由不信任英国人。

中方问马戛尔尼，他本人是否带了送给皇帝的私人礼品。马戛尔尼本没有想到这点，不过他很机灵，回答说他希望皇帝能接受他送的一辆四轮华丽马车(这是他自己的马车)。他趁机补充说，他还为中国的新年——1794年1月31日——准备了一些礼物。

他想这么说可使中方明白他很愿意在北京至少呆到春节。“许多次的暗示使我认为，出于习惯，他们不允许我们在他们那儿呆很长时间。”他又想到别人悄悄告诉他的消息：皇帝由于放弃秋季狩猎，很快就要返回北京。难道这是为了要和使团作深入的会谈吗？或是更可能为了不让使团久等免得影响他们的归期呢？如果不同意使团超过礼部通常给予贡使40天的逗留期限，又该怎么办呢？

他很清楚钦差大臣抱有明显的敌意。相反，他认为自己已把王和乔争取了过来。

只要钦差大臣一转身，他们就毫不掩饰“他们对这位鞑靼同僚的敌视态度，因为他有同皇帝通信的特权，他们俩害怕钦差大臣的可恶性格”。

马戛尔尼在通州上岸时考虑了一下他目前的处境。他作了许许多多的笔记。使团受到殷切的接待：食品供应非常充足；不断受到军事仪仗队的欢迎，“旗子飘扬，锣鼓喧天，而且夜晚还燃放烟火”。一切东西都是赠送的，从不允许他们付钱。可勋爵开始从这些慷慨大方的接待中发现礼仪的一种效果，这些礼仪正在逐渐捆住他的手脚。

因为英国人的行动自由受到严格限制：“每当我们想出去散散步，中方总是不同意。可他们又是那么友好，以致我们如果不是愉快地接受这种约束的话就显得太不懂礼貌了……我们受到严密监视；我们的一切行动，哪怕是很平常的行动都受到明目张胆的注意。”

马戛尔尼学得很快。他虽然对写有“贡使”字样的长幡采取睁一眼闭一眼的态度，但他猜想到这里存在一个根本性的、难以消除的误会。“道不同，不相为谋。”孔子曾这么说过。马戛尔尼坐船去中国是带了一些经受了时间考验的原则的，他原以为这些原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他现在开始发现这些原则打不开中国的大门。他觉得自己被一只戴丝质手套的手推进了困境。

谢选骏指出：英国是一个封建国家，中国是一个世界国家；英国要求割肉，中国要求臣服。

【第十六章  分配住进一座庙宇(1793年8月16日—21日)】

船队开到通州就停下来了。人们差不多已经到达目的地：离北京只有12英里了。

不过，使团在离开小船，坐上马车去北京之前还得等几天。马戛尔尼很想先走一步，让他的副手照看行李的装卸。但不行：在中国人眼里，他只不过是一个押送贡品的人，他不能离开贡品。

使团被迫在离向往已久的目的地很近的通州休息。“8月17日，上午7点，勋爵和乔治爵士离船上轿，由中国兵士护送，后面还跟着一大群百姓。”使团其他成员被迫留在船上，他们从那里观察一种杰出的新型搬运方法。所有行李从27艘帆船搬出，并安放在两个巨大的仓库里。仓库是在几小时内用竹竿交叉搭成的。“那么多的箱子，而且多数分量很重，那么快就都搬完，这只有在中国才可能做到。因为在中国，每时每刻都是由国家来指挥一切的。”

这些主张资本主义的英国人十分赞赏国家经济。“想不到在一个如此专制的政府统治下，一切最艰难的任务竟然完成得那么轻松愉快。中国人能够搬运任何重量的物件，只要投入相应的人力就成了。他们在货物的两侧捆上两根竹竿；如果两根不够，他们又交叉放两根竹竿。”在中国，劳力有的是，竹子也不缺。

中国人的精细使安德逊佩服得五体投地：“每个仓库的门前都站着两名公务员：他们检查并丈量每个箱子，记入清单、不经过这道手续，即使是最小的盒子也不能搬进仓库。”

使团随行人员到达使团住宿地，或更确切地说分配给使团住宿的庙宇里，他们在那里和马戛尔尼会合。庙里12个和尚，只有一个留下来照看庙宇香案上的香火。

其他和尚都走了，把贵宾用的房间留给英国人住。

旅馆是有的——但都是破旧的茅草屋。一般旅客花一个铜钱就可以在旅馆里喝上一杯茶，找一个角落躺下。不过，旅客必须自带被褥。如果旅客付不起房租，“他就把被子留下”。在北京，出差的商人在他们同业公会的房子里住宿。进京会考的人则有专门的住所。中国的旅馆十分简陋，——直至20世纪80年代还是这种状况——为了接待贵宾就必须征用寺庙了。

寺庙也是地方上聚会的场所。情人幽会就在庙里；必要时，军队也在庙里扎营。

寺庙是每个城镇最美的地方。由于寺庙都布置得富丽堂皇，因而它们成为今天游览中国城市时唯一吸引人的建筑物。不过，这些寺庙几乎总是空空荡荡。许多寺庙在本世纪里，远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被兵痞洗劫一空了。

然后是吃午饭。宴会共上菜12道，每道上12个菜：总共144个菜。直至今天，每逢盛宴还上那么多的菜。英国人离开船以后，就再也无法不让中国人看见自己了。

他们吃饭时那狼狈相——啊，这些筷子真难使！——都被中国人看在眼里。围观的人越来越多，见了他们的笨拙样放声大笑。

怎么使中国人敬服呢？马戛尔尼只得求助于军事机器了——这是未来的先兆。

他命令他的私人卫队在大门外站立，“旨在使中国人对我们使团有一个高度评价，而使团的成功完全有赖于此。”

英国人来到了佛教的寺庙，他们惊奇地睁大眼睛观看。他们觉得奇怪的是，和西方不同，佛教并没有产生一种有特色的建筑艺术。寺庙和宫殿或者漂亮的王府没有区别。根据风水，所有这些建筑都是座北朝南，屋顶部呈角形，上面有一些守护神的小塑像或者令人生畏的兽头。在这些建筑物里，每个石块铺地的院子后面就是由红漆木柱支撑的殿堂。

即使那许许多多的书法也不是寺庙所特有的。中国作为一个文字大国，它本身就很像一座巨大的图书馆：“宝塔、公共建筑、商店招牌、房屋大门，到处都写有警句、格言。”后来，书法家可以有变化，但写格言警句给行人以思考的爱好却始终未变。

“我们发现有好几尊木质或瓷器的男女神像。”这些塑像按照人间等级社会的模式来反映天堂的等级制度。这些塑像“从解剖学角度看，身体比例失常”。英国人为之目瞪口呆。

被英国使团驱走的和尚在念诵经文时回到“一座四方形的小屋，那里有一个祭坛，上面放有若干瓷器做的巨型人像。每当有一个人来许愿时，只要付点钱就可点燃香烛。在一个小灯里有几根香捻在燃烧。”和尚让出来的房间舒适、凉爽。“木板搭的台，配上一些毛毯和一个枕头就当床用。老百姓夜里和衣而睡。”只有夏天时才例外，他们光身子睡觉。直到今天还保留了这两种睡法。

似乎见到了圣母玛利亚和方济各会僧徒

中国是等级森严的国家，中国的僧徒也分等级。接待夷人也分不同规格：“寺庙高僧的住房安排给使团的高级人士住。使团的其他人则安排在蜈蚣出没的房里住。”

天文学家不得不和7个同伴合住一间房间：“房间里太热，以致他们中有两个人宁愿去回廊睡，第三个人在看见一只蝎子后也去回廊睡了。”

虽然庙里有英国人，信徒仍然蜂拥而至。斯当东发现佛教和“罗马天主”教十分相像，觉得很有趣。圣母像呈坐状，怀里抱着一个孩子，“头上围有一圈佛光，供奉圣母的香火在像前焚烧，她和圣母玛利亚完全一样”。和尚们身穿棕色粗绒长袍，腰里缚扎白绳，他们的修道生活包括苦行、斋戒和忏悔，这不能不使人想到方济各会的僧徒。

尽管在原则上政府“不干预宗教信仰，但它禁止所有它认为有可能影响公共秩序的宗教”——基督教就属于被禁的宗教。英国人对此远没有像对禁止与西方贸易那么感到不快。禁止基督教并没有损坏中国在欧洲知识界所具有的宽容形象：“中国没有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皇帝信他的宗教，即喇嘛教。好几名大臣信奉另外一种教。多数中国人则信奉佛教。”

这么介绍有点简单化了。中国最普遍的宗教是一种混合性宗教：一半是佛教，一半是道教。某个教区、某个社团、某个个人之所以找某个真福者而不是别的其他真福者，那是因为当地人都信他，或者出于个人的偏爱，而不是宗教神学的选择。

大众性的道教在中国官吏中间受到歧视，因为它的多样性不符合官方的秩序，另外政府也控制不了道教的入教仪式。对这些英国人说来，“没有什么国家比中国更迷信的了”。马戛尔尼发现人们向孔夫子祭供“一头猪、一只羊和一头牛”：这和拉丁人称之为“三牲祭”的祭礼完全一样。

中国人在结婚、出门旅行或做其他重要事情之前总要去庙里拜佛。他们在求神问卜之前“先要拜倒在地。这和乞丐向路过的官吏或者官吏在皇帝面前所做的一样”。

他们把一颗木头骰子往空中一扔，当骰子掉在地上时，骰子上面的数字就是指命运簿上的页码。和尚就把它打开。“如果看到里面的答案是吉利的，问卜者就跪倒磕头以示感谢。否则，他就问第二次，甚至问第三次。第三次问卜的结果则是不可变更的。”您今天还可以在红色中国的寺庙里看到有人求神问卜。中国在文化革命期间关闭了寺庙以后，现在又让寺庙开放了。斯当东写道：“很少有中国人到庙里去求来生之福的。”斯当东的话说得太早。有许许多多的例子证明中国人是信人死转生的——正像勒孔特神父所讲的故事那样：一位老人曾要求神父给他行洗礼，因为他要逃脱和尚说他来生要当马的命运。

月食与知识的垄断

8月21日，在中国天空应能看到月食。天文学家事先已做了全部测算。开始，他对王给他的年历一点也不懂。后来，当他克服了因翻译水平不高所带来的困难后便发现这本年历是准确的。不过，他清楚朝廷里欧洲传教士的任务就是预报天文现象，而中国政府赋予天文现象某种政治解释给英国人留下更深的印象。他们见到“在房屋的墙上贴有将要发生月食的官方通告”。

皇帝利用人民对日、月食的敬畏，把不让人民惊恐的专有权留给了自己。皇帝对日、月食的先知先觉使中国人。对能给他们如此有益指示的政权产生极大的崇敬”。

当朝廷识破苍天秘密时，天朝的说法就不只是个隐喻了。皇帝有知识，但他垄断对知识的所有权。他利用他的知识来表明他是神圣的；因而也就使群众远离了知识。皇帝身边的基督教天文学家们使皇帝成了大占星家：整个宇宙之秘密地无所不晓，他对我们的命运了如指掌。

皇帝将其政权建立在少数人掌握知识、多数人愚昧无知的基础之上；这种统治艺术使群众永远愚昧无知，转而对少数掌握知识的人无限崇敬，使人民永远处于被统治的地位。

最确凿可靠的知识是统治的知识。“皇帝在日、月食来临之前不做任何重要的事情，他假装改正在公共事务中所犯的错误，因为日、月食是对这些错误的惩罚。

皇帝请他的臣民向他发表意见，提出批讯。”那时，一个专制暴君已经号召大家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百花齐放纯粹是天方夜谭。

“月食开始时，人们可听到一片可怕的嘈杂声。钟声、锣声、响板声和鼓声轰响不已，以致用爪子抱住月亮的龙吓坏了，丢下月亮逃之夭夭。”龙是中国最受尊重的动物。它是另一个世界里的生物。它偶尔也穿过云层出现在天空。它会深藏在湖底，醒来时就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龙是好的不是坏的？龙存在于世界秩序之中。

人们用喧闹声使龙吓得丢下月亮，也用喧闹声招回垂死亲人的灵魂。这种做法十分方便。

英国使团对传教士的态度并不客气。这些传教士“在设法使中国人民掌握欧洲科学方面没有做任何工作。他们和皇帝一样，不想让中国人民获取科学知识”。那么为什么要让中国人民始终愚昧无知呢？巴罗指责说：“因为如果让中国人分享他们的科学知识，那么高等知识给予他们的声誉就会消失。那样的话，他们要作出的牺牲就太大了。”

根据这些英国旅行家的看法，这个制度之所以能持久，那是因为天朝官僚体制及其西方的配角都有共同的利益。维护那永恒不变的制度的人从中获得利益，而这些利益又保障了永恒不变的制度。传教士们成了迷信的同谋者，而人们还以为他们的使命是破除迷信呢。他们在愚弄人民、隐藏知识方面成了皇帝的伙伴。

但至少有些英国新教徒主张普及西方知识，揭露天主教士的蒙昧主义。不过，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恰恰相反，自十六世纪以来，传教士们为在中国努力传播西方科学的历史说明我们这些英国人十分无知，人们不能指责这些遭到冷漠或敌视，最后只争得很可怜的一席之地的神父、现在该轮到英国使团自己去量量这垛墙的厚度了。

谢选骏指出：初生的牛犊不怕虎——英国人是欧洲的野蛮人，比拉丁国家更不懂规矩，所以不知天高地厚，敢于提出自己的要求。

【第十七章  一座由木结构房屋组成的城市(1793年8月19日－20日)】

安德逊是一名胆子最大的旅游者：“8月19日，我游览了通州及市郊村镇，非常疲劳，也遇到了一些麻烦。”这座城市和中国大多数城市一样呈方形。“通州城四周的城墙外有护城河环抱。城楼上有几门火炮并由许多纪律严明的兵士守卫。这座城只有3个城门，每天晚上10点关，早晨4点开。”

房屋都是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只有官吏的房屋才是用石块或砖头建造的。“窗户都没安玻璃，而是在木框上糊一层半透明的纸。有钱人家则在窗框上绷一块丝绸。”

屋里根本没有家具，或者只有很少一点家具。墙通常是粉刷了的，其颜色表明房屋主人的身分：除了官吏外，其他任何人的房墙都不能粉刷成红色。商店门前挂着旗幡，以表示所售商品的性质。“最贫困的家庭都供奉偶像。没有一艘船不在舱内摆设神像和祭坛的。”

这里有人行道——当时在欧洲还很少见——街道很窄，街道两侧的房屋前张挂着席子，以遮挡太阳。如果没有急急匆匆的人群，在那里散步一定会十分舒适。中国人也喜欢在街上看热闹。“我受到二三十人的围观。有好几次找不得不走进一家商店，直到那些好奇的围观者散开才出来。我在店里只买了一把扇子或者一只烟斗。”

任何到中国旅游过的人都曾经历过这种小麻烦。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对外开放后，外国人在大城市里才不再引人注目，但在偏僻的城镇仍然遭到围观。

英国使团里的黑人

身穿短装，头戴搽粉假发的英国人使这里的人感到新奇。但他们看见一名黑人仆役时则完全目瞪口呆了。这个黑人是使团一个英国人从巴达维亚带来的。“人们从未见过这种人，有的人甚至怀疑这黑人不是人；孩子们叫他‘番鬼’，就是‘野蛮的魔鬼’。”今天，在中国大学上学的非洲留学生依然引起同样的好奇，这种好奇并不总是友善的。

安德逊认为，这个黑人之所以使中国人吃惊，并不是因为他的皮肤是黑的，而是因为他是一个奴隶。安德逊是从哪里得到这个消息的呢？难道在中国就没有奴隶吗(即便他们为数不多)？巴罗指出：“一个男奴值一匹马的价钱。”斯当东说：“一个男子可以自己主动出卖自己，例如为了帮助处于困境的父亲或能为父亲操办一个过得去的葬礼。”当人们后来读到安德逊写什么长城“只花了几年便建成”后便能发现他过于轻信。他眼光敏锐，但一旦他的看法不以确切的观察为基础，即一旦他把他的笔交给他的……“黑鬼”库帕斯，他对“最美好的世界”的天真态度就使其看法脱离了现实。

皇帝的粮仓：天佑国家

英国人没有看见一个像乞丐样的人。“许多人看来相当贫困，但没有一个沦落到乞讨的地步。”一旦发生饥荒，皇帝就出面赈济。“国家粮仓打开。灾民免征赋税，甚至获得金钱上的救济：这样，皇帝在某种意义上代替了保护生灵的天公。他把慈善的特权占为己有，不允许他人分享。有一次，某省遭灾，一些商人表示愿意出资救济，但这个建议被皇帝愤怒地否决了。”实际上，虽然有皇帝的赈济粮，中国人仍有许多人饿死。

不管是灾年还是丰收年，国有制度始终存在。个人的财富是无法使人民永远感恩戴德的。很明显，英国人现在与本国相距甚远，而过去的中国与今天的中国则十分接近。英国人的注意力被一座12层的奇异建筑物所吸引。那是一座宝塔吗？“最下面三层没有门窗，也没有任何楼梯的痕迹。”虽然塔身长满了萎草和青苔，宝塔保存完好。据说，建塔的时间比修筑万里长城还要早。今天，该塔虽已无用，却仍十分壮观。斯当东说，该塔在很长的时期里“作为瞭望塔，一旦发现鞑靼人侵袭便发出警报”。

受束缚的妇女

几个英国人曾骑着十分健壮的马匹几次外出。这种马颇像豹似的，身上有不少斑点。一路上，这几个英国人像农学家似地观察农作物，他们对农村的富饶赞叹不已。秋收即将开始：谷子和玉米——玉米是16世纪从美洲引进的，这是少见的靠引进革新的实例。小麦用连枷拍打或靠马蹄踩踏脱粒，有时也用粗大的碌碡压场。簸箕和欧洲农民使用的簸箕十分相像，以致这些英国人认为：这证实了簸箕是中国人发明的。由于传教士向欧洲介绍了中国的农业生产，西方农业在18世纪发生了革命。

配有播种器的轻犁就是从中国传到西方的。

一路上看不见牲口：牲口都在牲口棚里饲养，人们喂以蚕豆和铡碎的稻草。中国缺少建牧场的土地。一路上也看不见村庄，只看见一些分散的、四周没有栅栏的茅屋。“没有任何防备野兽和盗贼的设施”。这种安全感使英国人十分赞羡。那时，英国社会暴力事件很多——在城市里、大路上、乡下，暴力事件都时有发生。

农民的妻子被迫做家务，“喂牲口，养蚕，纺纱，织布，还要效仿上层社会妇女那样把脚裹得很小。丈夫对妻子拥有绝对的统治权，他们不允许妻子同桌吃饭：他们让妻子在一旁侍候。”这种习俗在儒教家庭里始终存在，而在普通家庭，特别是在南方和台湾还一直是十分普遍的。一个卢埃尔格或科西嘉的农民对这种习俗就不会像这些英国人那么反感了。

敬重老人和崇拜祖宗

斯当东完全陷入了理想化的状态：“中国人从小就受到做人要和气，待人要礼貌的教育。一些纯属道德性质的格言张贴在词堂里。每个家庭总有人能向其他家庭成员宣读这些格言。”这些格言至今还有约束力。令人费解的是，在中国历史上怎么会发生那些包括后来年轻红卫兵暴行在内的大规模流血事件。

老年人和家里的年轻人住在一起，“和缓年轻人暴躁激动的性格”。敬重老年人的美德从未中断。钱德明神父讲乾隆在1785年把192个六世同堂的家庭请来北京，他们中有4名老人超过了100岁。“皇帝给所有人都送了精美礼品，并亲自为他们写诗志贺。”在毛的中国，这些古老的传统曾被共产党继承。大家聚集在家庭里－－或街道的工作单位里——学习“毛泽东思想”的警句。根据周恩来提出的一个原则，人们设法在各种委员会里实现，“年龄三结合”——青年人、中年人和老年人的相结合。随之就产生了相对应的“性格三结合”：冲动急躁、精力旺盛和温和稳重等等性格就像在原始社会里一样被恰如其分地混合在一起了。

对老人的敬重和对祖宗的崇拜都是最高原则。每家都保留家谱。祖宗的榜样不断被援引。本家族每年至少一次在一起祭扫祖坟，同一家族的成员之间从不中断来往。

这些英国人的惊讶与钦佩现已成为今天西方人的惊讶与钦佩，因为在西方，减少到只有夫妇与孩子的小家庭已成为普遍情况。而在中国，每个父系家族成员都必须相互帮助。斯当东由此得出结论——说得早了一点：“甚至不需要有医院。”这是由家族保障的社会保险，国家只是在发生重大灾害，家族无力互助的情况下才赈济灾民。下过，我们似乎也可把乔治爵士的话倒过来说：正是由于国家缺少资金，因而家族不得不担当这一角色。今天也还如此，正因为集体无力给农民退休金，所以农民才那样激烈地反对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如果没有儿子，将来谁给养老送终？

社会团结、尊重等级、力尽孝道、崇拜祖宗：直到今天，这些儒教道德始终经久不衰。

谢选骏指出：作者不知，在中国的“鬼子炮楼”不是日本占领军开启的，而是八旗占领军开启的——八旗鬼子是日本鬼子的先行军，日本鬼子是共产鬼子的先行军。

【第十八章  出现乌云(1793年8月16日－21日)】

在这期间，马戛尔尼的精力都放在使团工作上。困难的迹象越来越多。首先，他又收到格拉蒙神父的来信。信是8月16日发出的，信中含糊地提及在北京流传的各种消息：“我请求阁下不要忽视我愿效劳的建议。在这里办事情同在别处不同，在我们那儿有理、公正的事到了这儿就常常成了无理和恶意的了。”

这位固执的教士的意图是什么呢？是要感谢英国对耶稣会提供了保护？是希望英国使团的成功能改善在华外国人的命运？是相信英国使团在设法促进传教活动？

如果是这样，他就大错特错了。这次700人的远行未带一个Clergyman就足以说明启蒙运动时代的特点了：对自己的国教不予置理，对“罗马”天主教则公开蔑视。这位神父不该如此天真，而且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来信，其重要原因可能是在传教士的小圈子里斗争激烈。不管怎么说，害怕朝廷报复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为什么他那么鬼鬼祟祟。马戛尔尼8月17日收到的信并不比前两封信写得更明白；但信中的这些暗示使马戛尔尼感到不安。

第二天上午，王告诉他车队准备在21日出发，穿越北京，直接去圆明园。到那里后会有一名欧洲传教士为他服务。王没有说这名传教士是哪国人。这个消息证实了梁栋材神父的警告，中国方面准备强加给马戛尔尼一名翻译，可能就是神父告诉他的那个名字叫索德超的葡萄牙人。无论在皇帝的中国还是人民中国，在沙皇俄国还是苏联，翻译人员并不是以对访问者最方便的方式，而是以对当地政府最恭维的方式进行翻译的。因此，任何中间人、合作者、仆人都得田当局亲自选派，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那天晚上，王和开单独来拜访马戛尔尼：“鞑靼人”由于突然感到身体不适而不能和他们一起来。马戛尔尼猜测他得的是外交病。

事实上，徵瑞正不安地等着朝廷对他从天津发出的那份十分乐观的奏折的反应。

由于情况不明，他宁愿避免和英使接触。中文的指示在8月18日从热河发出，徵瑞可能第二天收到：“扎者在函已悉。该贡使到(热河)后亦须先为学习礼体，倘有不合仪节之处，尚应逐一指示，拜跪娴熟方可带领瞻觐。”

命令十分明确，剩下的就是贯彻执行。徵瑞意识到自己走得太远了。

猫耍耗子

这就把问题说清楚了：必须让英国人遵守“仪”，“仪”是“习俗”的雅称。

英国人开始体会到中国是一个怎样的礼仪之邦，可能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讲究礼仪。

孔夫子说：“不知礼，无以立也。”礼是儒家学说的根本，而直到今天，儒家学说仍是中国文化的根本。在《十三经》中有三篇是专谈礼的。朝廷六部——相当于西方政府的部——中的礼部，其唯一的工作就是使礼仪在以下方面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管理属国使节的活动以及接收贡品，监督“科举制度”等。科举制度是不断选拔官吏的主要手段之一。因此，这一磕头事件的突然恶化也就可以理解了。

过早乐观的徵瑞现在懂得他是在拿他的前程在冒险，他便把这个任务推给王和乔，因为他们俩比他更有办法使马戛尔尼就范。马戛尔尼十分不安地发现了他们的企图。

这两个串通好的伙伴是在送英使从“竹棚”回来时开始行动的。“他们告诉我皇帝同意我们关于请一名欧洲传教士陪同的要求，还说我们可以挑选任何一名在北京为皇帝当差的欧洲人。”这是一条好消息，但后来知道这条消息是假的。“他们还说皇帝十分敬重我们。”这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开场。直到今天，中国人还是先乐于说一些好听的话，接下来的准是麻烦事。

果然，话题转到礼仪问题。这两位官员解释说磕头是无关紧要的细节，但同时又说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困难。为了支持他们的观点，“他们跪倒在地上，同时求我也跟着学。由于我不同意，他们便要求我的翻译试试。这名翻译虽是中国人，但他回答说他只能根据我的指示行事。他们因为发现我不够灵活而显得十分失望。”马戛尔尼也感到失望，因为觉得他们说话不够严肃。“他们一会儿这么说，一会儿又那么说。当我们指出前后有矛盾时，他们也不掩饰，好像那是小事一桩。”他们为人相当文雅，所以一点也没有流露出因失败而不悦的神色：“我们的音乐家站在平台上演奏了好几首曲子，他们听后觉得欧洲音乐非常优美动听。”

火炮表演

8月19日，马戛尔尼在“竹棚”附近遇见王和乔以及看来已恢复健康的“鞑靼族钦差大臣”。英使请他们观看八门小型铜质野战炮表演。这些炮已准备好要和其他礼品和行李运走。天文学家说：“这几门炮每分钟能发射七颗炮弹。”钦差大臣评论这些火炮时轻描淡写，说这些炮在中国算不了什么新东西。马戛尔尼对他的话一句也不信，但他开始懂得中国人在任何方面都永远不会承认落后。这是一场悄悄的实力较量：对中国官员说来，不能流露半点欣赏的神情，他们采取不予理睬的态度。

这种轻蔑态度像是咒语：英国的优越性与中国制度相悖，因此这种优越性就不可能存在。在这次火炮表演中，有一件事使中国官员大发脾气。当他们看见在河对岸500米处有人时便惊慌地拚命挥手，大声吆喝，叫他们走开。霍姆斯报道说：“中国人胆子很小，他们一听见炮声就像受惊的羔羊似地逃跑了。”在开炮的时候——当然是放空炮——巴瑞施中尉站在炮口前几米的地方。天文学家富有哲理地总结说：“中国官员对此非常恼怒，人越是无知就越因其无知被败露而生气。”

首次葬礼非常成功

马戛尔尼在8月19日的日记里写道：“昨夜，外病不愈的亨利·伊兹犯痢疾病故。”

伊兹是一位铜铁工技匠，他是英国使团在中国第一个去世的成员。痢疾后来还夺去更多成员的生命，特别是在回程中，他们的葬礼就办得草草了事。但对伊兹，葬礼则办得大张旗鼓。安德逊说：这是“为了让中国人知道我们的宗教葬礼仪式”，——也是为了让中国人看看他们的军礼。

安德逊说：“由于我们根本就没有牧师随行，所以由我来念悼词。”假如路易十五或者路易十六派使团来中国的话，使团里肯定会有一些神父，从而表示基督教与儒教的会合。这些英国人首先是想作为英国东印度公司的使者吧？不管怎么说，他们是新教徒，他们从事“普遍性圣职”：每个新教徒就是本人的神父。

“8月20日9点钟，送葬队伍开始出发。先后秩序是这样的：炮兵分队开道，全部枪口朝下，枪托朝上；接着是抬棺材的男子；后面是两名笛手吹奏哀乐；接着是充当牧师的人；最后是机工、仆人……我们就是这么庄严肃穆地朝墓地走去。”同意英国人把他们的一个成员安葬在那里标志着“一种我们在欧洲某些开明国家所没有见过的宽厚。”——开明的国家，但是——天主教国家。如果在中国土地上安葬意味着和天朝文明永远、彻底的同化呢？意味着永恒的磕头呢？

送葬仪式获得预期的巨大成功：中国人非常重视葬礼。“即使是最优秀的文娱节目也永远不可能在欧洲某个城市吸引如此众多的人群。土兵们围着墓穴站立着。

悼词念完，棺材盖便重新盖上。炮兵分队排枪齐发三次。”安德逊好奇地看了看身边的墓地：“墓地有许许多多刻有铭文的、用大理石或普通石块砌成的墓：其中有些墓镀金并配有图画和漂亮的雕刻。这个墓地面积很大，但没有围墙。在中国，只有大城市附近才有墓地，其他地方都是随便找地方埋葬的。”

英国人了解到当地的习俗：埋葬地点是一个微妙的问题，只有看风水才能得到回答。棺材是由好几层油漆密封的，在找到一块风水好的墓地——例如，在长满庄稼的田里建一个墓穴——前，往往要安放在屋里好几个月。在中国那些地形不太平坦的地区，墓地往往建在高处或不长庄稼的乱石区。孔子说：“所重民食丧祭。”

在种植庄稼和崇拜祖先这两种义务间必须找到某种妥协。

谢选骏指出：种植庄稼的目的在于崇拜祖先，崇拜祖先的目的在于庄稼丰产——多子多福是其中间环节。

【第十九章  路经北京(1793年8月21日)】

8月21日，英国使团要抵达并穿越北京城：事先，使团已被指定住在位于北京西边六英里外的圆明园。

使团一行是在头天运去的长凳和行军床上过夜的。“因此，我们没怎么休息好。”

清晨二点，鼓声一响大家便起床。在中国城市里，人们夜里是用鼓来报时的，就像过去欧洲的喊更人一样。4顶轿子是给英使、乔治爵士、乔治的儿子和“李子先生”乘坐的。至于其他人，“我们乘坐的两轮车，既没有弹簧也没有座椅。没有办法，只得像中国人那样盘腿坐在车板上。”

是不是这种旅途的不舒服使冷漠的英国人变得烦躁起来了？“我们正要出发时，突然为了座位的分配问题我们中间发生了令人不快的争吵。中国官员横劝竖劝才把吵架平息下来。”四点钟，车队启动出发。

先头部队由3000名脚夫开路，他们负责搬运600包东西，其中有些包体积非常大，必须有32名搬运工才能搬动。相应数量的官吏负责维持秩序井管理这些脚夫。跟在后面的是25辆四轮马车以及39辆独轮车，上面装着葡萄酒、啤酒及其他欧洲食品、军用物资及其他非易碎物品；最后是8门野战炮。

行李后面才是鞑靼族钦差大臣、朝廷官员以及人数众多的随行人员，他们或坐轿，或骑马，或步行。然后是英使，后面是他的随行人员。他们乘坐的两轮车和“我们的枢车几乎没什么区别”。走在最后面的是王和乔。

就在车队不断颠簸前进时，英国人又一次想到他们的四轮华丽马车的优越性，并计算着向中国出口这些四轮马车能赚多少钱。

大队人马穿越通州城，一路上只见大批人群聚集在两旁、随着中午的临近，天气变得越来越热，气温高得让人难受。

马戛尔尼坐在他的轿子里看着石板路，这些石板长20英尺，宽4英尺：这么巨大的花岗岩石板是怎么运来的？有一座汉白玉五孔桥很受英使赞赏。温德写道：“通往北京的道路有150英尺宽，路的两侧种有遮云蔽日的参天大树。路中，一些高高的旗杆上飘扬着巨大的旗帜。”英国人终于在9点左右到达北京城，这是“他们渴望已久的目标”。从城墙高处鸣放多发礼炮。“城墙的外侧墙面几乎是垂直的，而内侧墙面则十分倾斜。层层墙砖是以金字塔方式逐级向上砌的。”不过，英国人并不是作为旅游各来观察城墙的。这座方形城墙有什么用呢？诚然，这城墙无论从高度还是从厚度讲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然而，城墙没有配备火炮：只有一些用于放箭的箭孔。城门上有一座“箭楼”，每层之间有一些专门供插枪筒用的时口，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些画得逼真的假射口。斯当东不无讽刺地指出：“就像有时人们在商船两侧画的舷窗一样！”

不停的喧闹

进了京城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人的海洋——像海潮般地不断涌来。“一批批快乐的人群在震耳欲聋的乐曲声中”送新媳妇到夫家；一些戴孝的人家在送葬的路上“哭得凄凄惨惨”；一些卫队“打着遮阳伞、旗帜、彩灯”护送官员；一群群骆驼运来鞑靼区的煤炭；一些二轮手拉车和独轮车满载蔬菜……“这里是一片喧闹，从无间歇”。

车队艰难地开道前进：“许多烧炭商、修鞋匠和铁匠摆设的流动摊，屋前搭出的小凉棚下展卖的茶叶、水果、木炭、大米”，“熙熙攘攘的顾客和商人”，使这条宽阔的大道变得很窄，以致走在英使前面的官兵马队几乎无路可走。

各种声音嘈杂不清：叫卖商品的“吆喝声”，剃须匠“弄响钳子的声音”，吵架声。但尤其是在街上挤满了许许多多看热闹的人：“我们两侧都有兵士保卫：他们挥动鞭子迫使人群后退。”他们十分灵巧，鞭子只打在地上。鞭子的拍打声就足以让人群后退了。

安德逊估计，这“人山人海的观众”与其说是出于尊敬，不如说是出于好奇：“使团一出现，人群中就爆发出阵阵哄笑。使团来此是要使中国人敬畏，要求获得任何国家都未曾能获得的特权。应该承认，我们这一行人的样子却不像。”骄傲的侍从为此感到不快。看热闹的人群很守纪律，嘲笑完英国人后又变得冷漠了：“玩乐了一阵后，每人便回去各干各的事了。”

北京妇女

女人呢？在天津时未见女子出现。到了北京就看见了！安德逊见到一些女子“相貌很美”，“皮肤白皙”。她们抹粉以使皮肤白净，并在嘴唇中央“抹上很深的口红”。她们的眼睛十分明亮。她们头戴饰有宝石的绒帽或者丝帽，“帽檐上的璎珞几乎下垂到眼睛处”。(今天，北京老年妇女仍戴这种小帽子。)特别是：“她并不缠脚，而完全是天足。”安德逊不懂：事实上这些女子并非是中国人，而是满族人。北京是征服者鞑靼人的首都。斯当东看见一些漂亮的女骑手。“几名鞑靼女子骑马代步。她们像男子一样，两腿分开跨骑在马背上”：她们是草原女骑士。

安德逊声称曾利用车队行进缓慢的机会和这些漂亮女子搭讪：“我抓住这个机会下车。”他不会中文，但记住一个字Chouau(俏)——“美丽的”。“她们好像很得意，并有礼地把我围起来。她们仔细观看我所穿衣服的款式和布料。”他在走时抓住她们的手，但心里惴惴不安，担心她们的丈夫会有什么反应。可“他们似乎并不生气”。

他由此推论说——结论下得快了点——在中国，妇女比人们所说的更自由，男子的嫉妒心也没有人们所说的那么重。可他一点也没想到他本人只是一个短暂受人嘲讽的对象。

奢侈是死人的特权

把安德逊从打情卖俏中吸引过来的是另一种根本不同的场面，即“排场豪华、引人注目”的葬礼。送葬队伍8个人一排，一共有64人。他们步履庄严、缓慢。他们用交叉的长竹竿抬一个担架，上面放着棺材。棺材上覆盖一块“饰有绣花和镶边的缎子棺罩”。一些乐师吹奏一首哀伤的乐曲。死者的亲友身穿白色衣服，走在出殡队伍的最后。(在中国，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白色是服丧的颜色。)斯当东甚至说得更明白：“不过，礼仪要求的这种白色不能太明亮，因为穿丧服的人为了更加显得哀痛，不应对自己的装束过于讲究。”巴罗认为：“我们最漂亮的棺材如和一个富裕的中国人的棺材相比便会显得很寒碜。”在中国，除了皇帝以外，只有死人有权显示其富有，因为死人不会引起皇帝的猜疑和不快。奢侈是死人的特权。巴罗强调指出：棺材业“雇用许多工人，并在中国生意兴隆。”英国使团访华50年后，古伯察神父写道：“有钱人总是在死之前就买好自己喜欢的棺材”，并把它放在自己家里。死之前把棺材放在家里，死之后仍把棺材留在家里。关于这一点，温德是这么写的：“在广州，我拜访了一个商人。他父亲的遗体抹了防腐香料后放进红木棺材。

他把棺材保存在家里。他为这棺材花了4000两银子。棺材在家里停放已有一年多了”——在等风水先生找到一块能使子孙兴旺的墓地。

“黄墙上的珍贵材料”

斯当东写道，在北京，街道路面宽阔，而房屋低矮。这正好与欧洲道窄楼高的大城市相反。因此，北京的街道“通风、畅快”。

他们走的那条街事先已洒了水，免得尘土飞扬。街上横跨着几座类似凯旋门的木制牌楼。上面写有表示建筑物意义的金字：一位有丰功伟绩的大臣或一名战功赫赫的将军，甚至一名守住贞节的寡妇。这些建筑物至今仍是中国城市的一个特色。

乔治爵士十分欣赏房屋“上面有栏杆围起来的大平台。平台上放着一些盆景花草。门前挂有角质或丝质的灯笼。”可巴罗却想念欧洲的圆屋顶和钟楼。整齐划一的街道，“排在一条直线上呈直角交叉”，朝街的一面没有窗户，而且属于又矮又小。他觉得这像一座“巨大的营房”：“成千上万矮小呈弓形的房屋让人联想起一排排的帐篷。”如果是奥斯曼或者美国建筑师，他们不会讨厌这几何形的建筑艺术，但一个从房屋建筑都是哥特式和巴罗克式的城市来的人是会感到失望的。

路上，这些旅行者还瞥见另一个北京：紫禁城。他们沿着紫禁城外的“黄墙”走。“人们这么称呼它，是因为城墙上面是用黄色琉璃瓦盖的。”英国人看得很清楚，但他们不会解释：这种突出城墙高度，并在冬宫屋顶上像金子似闪耀的黄色是皇帝专用的神圣颜色。

中午，英国人从西门出北京。他们又在城外走了若干里路，终于在艰难的长途跋涉后到达位于海甸村附近的住地。不过，他们奉命呆在住处的走廊里，站着等已去谈判住宿问题的马戛尔尼归来。他们等了又等，慢慢变得不耐烦了。于是他们去找英使，发现他正因房子窄小而在和中国官员争吵。

不过，英国人必须让步：大家实在太累了，没劲争论。天文学家因为精疲力尽便上床睡了。他在日记里只写了一句：“使团到达了旅行的目的地。”从朴次茅斯港上船算起已有11个月了。

谢选骏指出：这个“海甸村”是不是现在的“海淀区”？

【第二十章  在圆明园边上(1793年8月22日)】

英国人住进他们的新住所——在圆明园边缘的一座“别墅”，后来欧洲人把圆明园叫做“夏宫”。“别墅”本身建在一个巨大的花园里。园内有一些架有拱桥的小溪。

房间里装饰有图画：斯当东很欣赏风景画，配景规则在画里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他不像天文学家那么严厉，在后者看来，这些风景画“说明对配景规则一无所知。远景的人物比近景的房子还大，而且脚离开地面”。不过，两人都一致认为中国人不懂阴影与倒影。乔治爵士补充说：“如果一个湖泊的四周有树和房子，画家就不画树和房子在湖水中的倒影。”啊！西方艺术家是多么为掌握了立体艺术而自豪！

在斯当东看来，光线的变幻、明暗对比、闪色等这些欧洲的发明标志西方的绝对优势。西方制订了“科学的规则”。同样，它又掌握了“艺术的规则”。这些英国人在中国画面前就像在“十二脉医学”面前一样有一种优越感。欧洲的艺术和科学已经完全成熟，而其他文明的艺术和科学尚处在初级阶段。而王致诚神父却承认，应该改信中国艺术才能懂得中国艺术：“我曾不得不忘却我已学的一切。”启蒙时代的英国人对不同于他们风格的另一种风格无法想像。因此，他们便归罪于中国画家的笨拙。这种解释是错误的：恰恰相反，中国人是很手巧的。使团最好的画家亚历山大说：“他们非常精细地根据别人给他们的欧洲油画复制品临摹欧洲油画。”

那就是两种文化互不相容的撞击。

愤怒的囚犯

斯当东对后勤工作感到不安：这些房子“过去是给外国使节住的；但很明显，这房早已没人管了”。安德逊说得更加直率：“屋子里到处是蜈蚣、蝎子和蚊子。”

英国人不得不睡他们海上航行时用的吊床和行军床。“这个国家老百姓睡的床都很不舒服。”或更确切地说，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床。今天大多数的中国人仍然满足于睡木板床；或者，在冬天时睡砖砌的炕。睡前，从炕下把炕简单烧热。

住地围有高墙，戒备森严，和外界完全隔绝：“不管我们用什么借口，他们都不让我们出去。所以通道都派有官员和兵士把守。这座宫殿对我们来说只是一所体面的监狱而已。”

本松中校是一名杰出的军官，但为人脾气暴躁。他“因为没让他出去而觉得受到极大侮辱。他恼羞成怒，但结果遭到卫兵的粗暴对待”。“英国外交官在世界文明国家里享有最大的特权，现在竟受到如此对待，他们觉得是一种耻辱……”从高贵的爵士到普通的兵士，人人都把自己看成是征服者，因此他们永远没想到会受到这种阴险而轻蔑的对待。

无论是霍姆斯、安德逊和其他同级的英国人都不知道马戛尔尼和中国高级官员会谈的进展情况。但是每个派往国外的使团其每一级别的成员都同对方相应级别的官员要作正面的较量。英国和天朝的低级官员之间的这种较量变得激烈起来；英国使团的低级官员毫不怀疑他们没有受到皇帝所希望的那种接待，指控中国官员恶意待人。使团不正是想要在北京为在广州的英国人所受到的歧视鸣不平吗？现在他们已到达北京，可他们就先不得不考虑要求皇帝纠正其下属在首都所犯的错误！

霍姆斯支持本松出去，而安德逊觉得最好不出去，“勇敢地顺从命令，虽然这些命令非常令人不快。不过，这些命令出自我们来请求照顾的政府，而且可能就是这个国家传统制度的组成部分”。

马戛尔尼一开始就认为这所馆舍是“无法接受的”。诚然，“这座乡间别墅及其花园十分幽静雅致”。但他寻求的并不是来隐居！他的希望是住在北京。如果他在中国的逗留期不该像他所希望的那样长，那至少能让他在中国生活的中心居住吧！

他不相信在那里会像在这座皇家园林里那样被严密隔离起来。他在帝国皇权位置方面犯了一个错误：他越接近北京，离皇帝的驻地却越远了。

一次骗人的旅行

马戛尔尼从徵瑞8月22日的礼节性拜访起就提出住宿问题。“钦差大臣告诉我，一名负责解决我们问题的大学士正从热河前来，还说第二天就给我派一名或二名欧洲传教士。见他情绪显得比平时好，我便乘机向他谈起我们的住宿问题。”使他十分吃惊的是钦差大臣竟立刻回答说“他认为这不会有问题”。

实际上，一座在北京的馆舍已安排好供英国使团从热河归来时使用，以便使团参观首都美景。和珅曾指示：“派内务府人员量为糊饰打扫以备给住。”这些修缮活尚未开始干。不过，既然马戛尔尼坚持要住，那就用4天时间把馆舍修缮完毕。

在这同一个指示里还安排了一个细致的旅游日程。英使将看到该看的东西，规定以外的一律不准看：“可以允许他游览圆明园以及万寿山湖，他可以在万寿山湖观赏水上游戏。等他来首都听取谕旨时，可允许他观瞻富丽堂皇的宫殿。这些地方都要作好水上游乐的准备工作。最后，皇帝同意英国贡使乘坐龙舟游览昆明湖。湖水必须相当深，你们要派人疏浚昆明湖，务使一切完美无缺。”

政府对一切都作了精细周密的安排。即使波将金给叶卡捷琳娜二世看的村庄也不比这布置得更好了。这是一次事先为欺骗马戛尔尼而安排的旅游。不过，即使这么一次装门面的游览如同深入中国内地一样可使人了解不少情况。

谢选骏指出：为了应付一次来访就要大肆伪装、收拾停当，如果真的全面开放，怎能避免大权旁落呢？这就是满鞑子和共产党千方百计也无法回避的历史难题——一统就死，一放就乱。

【第二十一章  和传教士初次见面(1793年8月23日—24日)】

8月23日，钦差大臣徵瑞又来拜访马戛尔尼。陪同钦差的是6名留有络腮胡子的欧洲传教士，他们的衣着都像中国官员——他们已是中国官员。无论对哪一方，初次见面是多么让人激动啊！站在英国人面前的6名传教士中，有几位曾写过《书简集》。

整个欧洲有文化的人都曾读过这部好奇多于教益的《书简集》——生活在中国的传教士写给欧洲的基督教徒的信以及欧洲基督教徒写往中国的信。马戛尔尼之所以到中国，难道不该感谢这些不知疲劳的说客吗？正是他们向西方灌输了一种神往中国的好奇心。从神父的角度看，他们是否把这些新颖的传教士看成是在皇帝面前争宠的对手呢？不过，无论是贸易上帝还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天子都不关心。

在中国人看来，这是两个欧洲的会合。

最高天主教官员中，有4个是以前的耶稣会士。索德超神父是钦天监监正——梁栋材神父特别要马戛尔尼提防的就是这位葡萄牙人。另一位神父也是葡萄牙人，名叫安国宁，担任钦天监监副。一个是法国人，名叫贺清泰，他是皇帝的官方画师。

一个是意大利人，方济各会修士，也是一名画家，名叫潘廷璋。最后是两名钟表机械匠：一个是法国人，天主教遣使会教士，名叫巴茂正，另一个是意大利人，奥古斯丁教派的修士，名叫德天赐。此人后来在巴罗和丁维提负责安置礼品时给他们当翻译。

这些在中国因其科学知识或技能而被接纳的外国人只能使皇帝更加相信他的国家不需要国外新带来的东西。难道不是耶稣会士先为明朝铸造大炮来抵抗满人，后来又为满人铸造大炮来消灭忠于明朝的残余分子的吗？既然一些外国学者不停地为天朝帝国的最高荣誉提供无偿服务，那乾隆皇帝又为什么要对英国使团的要求作出哪怕是点滴的让步呢？难道不是英国人把两名期待有幸能为天朝效劳的遣使会士一直带到天津的吗？

马戛尔尼获悉派往热河工作的传教士在英使来京之际都按中国品位制得到晋升：这是敬重英国使团的一种方式。我们从8月19日一封朝廷信件中得知，索德超和安国宁被提为蓝宝石顶戴三品官。贺清泰、潘廷璋和德天赐他们3人被提为砗磲顶戴六品官。索德超的晋升使马戛尔尼感到不安。看看这位钦天监监正的面孔，马戛尔尼相信对此人情况的描绘是真的：此人平庸，除了本国人外，他嫉妒所有其他的欧洲人。

但马戛尔尼找到了应付办法。他对那个应该给他当翻译的人先用英语说一遍，然后又用法语说一遍，索德超在窘困的中国人面前一声不吭地站着。索德超在公共场合充分暴露了他的无能。这位葡萄牙人为此恼羞成怒。“由于无法掩饰他所受到的侮辱，他当即把他对英国人的所有不好看法都告诉了旁边一个意大利传教士。他们俩是用拉丁语交谈的，所以他很可能以为我听不懂。不过，即使他一句也不说，他的态度就足以让人猜出他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正在跟钦差大臣说我希望能重返北京时，索德超便放肆地表示反对。其他的传教士对他这种行为都显得十分吃惊。”

马戛尔尼最后给了这葡萄牙人一箭：他让一个法国人转告索德超，说由于他本人不懂葡语，不得不谢绝他的效劳，他对此感到十分惋惜。

拉丁语问题

理由是离奇的：马戛尔尼和他的同伴既不用英文，也不用法文，而用拉丁文讲话，“李子”神父才能为他们译成中文。因而他们以不懂葡语为理由回绝索德超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那时任何有文化的人都会讲西塞罗的语言。

马戛尔尼假装除了法语外不会别的外语，这就给法国人一种事实上的特权。为什么呢？那时，法语确实是国际语言：同盟军首领们在讨论同法国交战的作战计划时用的语言就是法语……再说，马戛尔尼那时已不怕法国人了。正当英国为澳门而嫉妒的时候，法国由于国内动乱而退出了远东地区。荷兰公司驻广州代理人文谱兰不是公开说“法国在中国等于零［原文如此］”了吗？

此外，法国革命切断了传教士和法国的一切联系。人们可以相信他们对反宗教的共和国是持敌视态度的：由于他们的处境不佳，因此可以争取他们做盟军。

在索德超去热河之前，英国人就绝对不能讲拉丁语。无论是马戛尔尼还是斯当东都只字不提这条禁令，但丁维提由于被这条禁令激怒而披露了出来。那时，大多数科学著作都是用拉丁文写的，因此怎么能设想一个真正的学者不懂拉丁文呢？

“人们难以想像为什么不能讲拉丁文。”有一位传教士问吉兰大夫：“Tuloqueris latine，Domine？”这位医生用蹩脚的英语回答说：“知识渊博的先生拉丁语不说。”

“企图让人相信使团不会拉丁语，这有损于我们的尊严，也不符合事实。”乔治爵士写信到圆明园，不准丁维提博士在葡萄牙人和一个名叫德天赐的意大利人面前说拉丁语。此信落到这个德天赐的手里，德天赐把信交给天文学家时，对信封上写的拉丁文意味深长地瞥了一眼： Fiatresponsio——“请回信”。

最后，这个骗人的把戏还是结束了。使团接受了德天赐作翻译。不过，他只是帮助英国专家和中国工人之间的交谈，而且是用拉丁语即“几天前，他们还说是不懂的这种语言”作为中介。不过，马戛尔尼已经赢了：他保留“李子先生”和小斯当东作翻译。

他们的翻译不够准确，因此马戛尔尼以为他已经摆脱了最令人讨厌的徵瑞。当时王和乔通知大学士金简要来。金简是“皇帝的堂亲”，据说由他负责接待英国使团。

事实上，金简并不顶替脾气暴躁的钦差大臣。他并不是“大学士”，只是工部尚书而已。而所谓的皇帝“堂亲”，事实是他的姊姊曾是乾隆无数妃子中的一个。

他甚至还不是满族人，而是朝鲜人。他奉命组织英国使团在京的接待工作，但他是和工部侍郎伊龄阿、钦差大臣徵瑞共同负责的。从此，他们3个人一起领导接待组。

不过，档案材料表明，这两位工部官员并不热心于同徵瑞争夺陪同使团的危险任务。

皇帝从热河向这3位大臣提出许多问题。他不相信天文仪器不能运到他那里；他也不相信这些天文仪器给他看过之后就不能再拆开。他在8月16日就命令向圆明园派遣“好手匠人数名帮同该国匠役即在殿内安装，留心学习，以便将来仿照装卸”。

徵瑞单独一人给朝廷写奏折，皇帝不明白为什么这奏折没有另外两人的签字；所有这些反常的做法只能引起天子的不满。后来这两位受责备的工部官员也给皇帝写了奏折。皇帝在关于那些应该观察并模仿欧洲人操作的中国工匠的那句话边上用朱笔作了批示。从这批示中可以看出皇帝很不耐烦：“尽心体会必尽得其装卸收拾方法。”

御座大殿和艺丐歌剧

同年8月23日，马戛尔尼被带到圆明园，后来自从西方人焚烧该园后，它被西方人称之为“夏宫”。不过，应称它为“秋冬春三季宫”，因为乾隆在夏季时去热河避暑。圆明园这个中国名称——马戛尔尼只用这个名称——很好地表达了皇帝对宫殿的想法：“最最光明的园林”，中国最好的园林。这座园林是乾隆的杰作——正像凡尔赛宫是路易十四的杰作一样。

马戛尔尼对鲜花、绿树和喷泉交织成的美景十分欣赏。圆明园大得无边无际，园内数以百计的“漂亮的楼台亭阁”由穿越假山的通道和美妙的走廊相连接，但马戛尔尼只看到其中一部分。

这座园林由一些法国人在中国建造，这第一位英国使者在欣赏它时其眼神是多么感人！它后来被另一些英国人和另一些法国人焚毁，但这却使它变得永远像神话里一样奇妙！那座宫殿是典型的路易十四风格。它周围是一些地道的中国风格的楼台亭阁，点缀在巨大的花园里。这座仿造凡尔赛宫和申布伦府邸的巨大建筑物可能使乾隆认为西方人再也没什么可带给他的了。因为他早已经采纳了他们的好主意。

有哪个西方君主可夸口说他有一座中国式宫殿？

不过，英国人如果承认为圆明园陶醉的话，他们会觉得有失身份的：“宫殿外墙绘有许多龙和金色的花朵。从远处看，真令人眼花缭乱；但一走近，人们就发现工艺粗糙，镀金质量很差，于是原有的魅力便烟消云散。”

请马戛尔尼正式参观圆明园要等地从热河回来后才进行。由皇帝确定的日程是根本不能更改的：英使的拜访只局限于察看合适的地方来安放留在北京的那部分礼品。既然是送给皇帝的礼品，那就没有比放在大殿御座两旁更合适的地方了。

大殿建在花岗石的平台上，殿项由两根柱子支撑，并饰有许多作为皇帝象征的五爪金龙——高官权臣只配有四爪的龙。大殿长50米、宽20米，灰色与白色大理石的地面上铺着地毯。大殿只有一面进光。御座是用红木雕刻做的，面对窗户，御座下面有几级台阶。马戛尔尼发现御座的雕刻手法与英国的一样精细。御座上方有一横匾：上写正、大、光、明、福五个大字。御座两旁是呈扇形的巨大孔雀毛。御座前是祭坛，上面放了一些茶或水果等供品，因为皇帝总是以肉体形式或以精神形式坐在御座上。塞戛伦曾让皇帝说过这么一段话：“我是靠缺席所具有的惊人力量来统治的。由回廊相连的我的270座宫殿里都只有我偶尔留下的足迹。”

3名陪同官员(按照皇帝的旨意，他们一起)在8月25日的奏章中写道：“该贡使率领属下人等拆卸包裹，随赴正大光明殿丹墀下瞻仰殿宇，相顾肃容。询问中设宝座即向上免冠，举掌顶礼。奴才等察具情词，十分恭顺，并瞻仰殿宇辉煌，心钦壮丽。”徵瑞在这么一份奏章上签字可能会感到为难：奏章里并未提及磕头……

至于那组乐曲，那些“黑头发的人”没有向皇帝汇报，因为他们听不懂。那么，这突然响起的乐声是什么曲子呢？原本沉醉于对建筑物的欣赏中的马戛尔尼被一种熟悉的乐曲声所吸引了：在大殿的一角，一座来自伦敦的座钟每小时奏出一段《乞丐歌剧》中的不同曲子。在天子宝座前，座钟不知疲倦地反复奏出的这些下流乐曲，这具有某种超现实主义的色彩。无疑，不论是乾隆还是定期来修钟的耶稣会钟表匠对此都毫不理解。只有英国人才能体会到这种情景的滑稽可笑——private joke。

对马戛尔尼说来，这是首次，也是最后一次参观圆明园。后来，阿美士德勋爵从这里被赶走。第三名进入圆明园的勋爵是额尔金，那是在1860年——不过，他当时是率兵来掠夺和焚烧圆明园的。圆明园作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现在只剩下一堆废墟。它成了东西方之间三次接触的见证：首先是负责设计并指导建造这座园林的耶稣会教士；然后是来圆明园却又不理解中国的外交官员；最后是摧毁这座园林的军人。

谢选骏指出：宗教——政治——军事，上面三批的人数越来越多，品质却是越来越低。

【第二十二章  科技宫(1793年8月23日—24日)】

在这次由陪同带领的游览过程中，并不是一切都是令人愉快的。在游览结束时，钦差大臣又出现了——这使马戛尔尼感到非常吃惊，因为他以为钦差大臣“突然又得宠了”。徵瑞是鞑靼人，他一定是利用在朝廷里的关系了，这使我们的朋友王和乔不得不对他十分敬重；他们再也不敢想为我们说好话就为我们说好话了”。

马戛尔尼是外交生活里一种传统现象的牺牲品。他把陪同者的地位想象得比实际高。中堂对王和乔的情况毫不了解……中国人也犯了一个相应的错误：“查英吉利国贡单内称，”一封8月6日的朝廷信件写道，“正贡使品级尊崇。据云此系国王之舅，又云国王之下，唯此人为最贵。”天朝把欧洲国家宫里对贵族的尊称“我亲爱的王舅、令人尊敬的马戛尔尼勋爵”作了完全是字面上的理解。

无论在中方还是在英方，各种信息常常由于幻想、猜疑、隐瞒、沉默而被歪曲——双方互不理解。“言不顺，则事不成。”如果孔子的话有道理，那么1793年英中两国的事务是没有任何一点点成功希望的……蒙田也知道误解的真正原因是“语言上的差异”。这种观点被第二天，即8月24日发生的事再次证明是正确的：斯当东又回到圆明园，陪他前往的有巴罗、丁维提、蒂博和珀蒂皮埃尔以及其他“工匠和技师”。斯当东是去组织大家安装所有不运往热河的礼品的。

幸亏他去了圆明园，因为圆明园的中国人员正开始拆箱。中国人认为，这些贡品是给皇帝的，当时就已经属于皇帝了，而英国使团是靠这些贡品才获准登陆的。

“李子先生”勇敢地对钦差大臣的这种理解表示反对，从而挑起了一场用词的争论：并不是贡使——贡品。如是贡品，那么东西一运到就成了皇上的了。而是送礼——礼品因此，送礼的人可自由确定送礼的时间。一个名称就足以改变这次使命的性质。

这里涉及的赌注比较小：由谁来负责这些精密仪器的安装？工部尚书金简“结束了这次论争，说送礼这个词是适宜的”。安装这些仪器毕竟是麻烦事：还不如待安装好了再接管。

西方工艺的辉煌展示

我们还是看看在圆明园的巴罗和天文学家吧。使团的其他成员在去热河前正准备在北京住下来。圆明园是观察天气恶化的气象站。

人们动手开箱了。礼品包装得很好：尽管经过如此长途的运输，又经过那么多次的搬运，几乎没有一件礼品被损坏。

地球仪应该放在御座的一侧；天球仪应该放在御座的另一侧。分枝吊灯自然应悬挂在天花板上。在大殿的一端安放天体运行仪。另一端则安放瓦利雅密座钟、气压计、韦奇伍德瓷器以及弗雷泽天文仪。“无论在全世界什么地方，人们都无法想象在同一个场所集中如此精美的物品。”

的确如此，这真像参加国际博览会的未来英国馆。这是一次“西方工艺的辉煌展示”——尤其是英国在所谓的技艺方面，即应用科学与技术方面的成就。英国人把重点放在他们了解的中国人感兴趣的方面：瓷器和天文学。

关于瓷器，这是一次有风险的赌博。不过，韦奇伍德对瓷器工艺作了相当的改进，已经不是简单模仿中国人了。这次打赌成功了。马戛尔尼发现，大多数来圆明园参观礼品的高官权臣在观看时装作无动于衷；不过，马戛尔尼补允说：“他们对我们的德比瓷器或瓦利雅密座钟上的装饰瓷器的精美与雅致表现出无法掩饰的喜爱。”

韦奇伍德特别推出一件巴尔贝里尼的复制品，这是一种著名的古代玻璃器皿，底色是蓝色，浮突出来的人物则是用白色玻璃制作的。正是这种古代器皿启发了韦奇伍德，制造出仍然叫做巴尔贝里尼的瓷器。

韦奇伍德公司抓住了这次马戛尔尼提供给他的机会来推销它的产品：这是一种新式的推销技术，到了19世纪，这种推销技术获得了成功。

科学的导演

天文仪器比较复杂，要把天体运行议重新组装好至少需要18天。西方人得到当地工人的帮助、皇帝特别命令他们来学习装配程序。看来，他们对这个任务是完全胜任的。天文学家还提到了他的技师们不得不承认败北的一件事：中国人成功地用一块烙铁切割用金刚钻未能割开的凸形玻璃板。

相反，天文学家不喜欢圆明园里差役乱哄哄的围观以及太监们见他干不成功时所发的阵阵哄笑。英国人安装仪器进展缓慢，这使人对他们的本事产生怀疑。“一些中国人嘲笑我们，说‘你们干得很卖力，不过进展不大’。”

丁维提宁可不让任何人观看这些费力的准备工作。“对无知者，永远应该使其大吃一惊。如果天体运行仪一下子突然光彩夺目地出现在人们面前，那么效果就会好得多。”天文学家是一名好导演，他知道排练是不该让公众看的。再说，被剥夺了去热河的机会，并被迫充当工人角色的丁维提和巴罗怎么会不感到受贬呢？内阁档案里把他们俩排在接受礼品人员名单的末尾。工匠和商人难道不是处在最低层——排在农民之下吗？

皇帝的自动装置

仪器的安装工作进展缓慢，这进一步激怒了皇帝。原先，当英国人声称在仪器安装好、展览完后必须原封不动地留在大殿里，皇帝本来就已经很生气。既然这些仪器在英国安装后又拆装，那么也应该可以在中国安装后再拆装。

皇帝认为——他的看法没错——英国人企图表明没他们不行。“此系该贡使欲见奇巧，故为矜大其词。”的确，无论徵瑞还是金简都不敢在他们明显不懂的这一方面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乾隆指责徵瑞任人摆布。“徵瑞只曾在浙江、天津任职，故天真幼稚。”因为“他未曾见过广州和澳门西洋人的钟表及其他机械装置”。

中国人很早就爱好精密机械装置。从13世纪起，第一个蒙古皇帝忽必烈就曾厚礼款待过一个被他的骑兵在东欧俘获的法国金银匠，此人名叫纪尧姆·布歇。他之所以受到厚待，是因为他给皇帝制作了一个巨大的自动装置：一棵长满银叶、结满银果的大树，树下有能喷射马奶的4只银狮，树上有一个吹喇叭的安琪儿。

乾隆从爱好自动装置变成了自动装置大师，但现在他感到玩腻了——而这个粗俗的徵瑞才刚开眼界。在乾隆统治期间，大批座钟、表和自鸣钟从广州进入中国。

朝廷特别喜欢带人物的八音盒，皇帝拥有好几套，分别放在他的各个宫殿和行宫。

宫廷的天文学家专门为皇帝对这些八音盒进行维修。乾隆对天体运行仪和钟表不加区别，谁会拆卸座钟谁就必然会装配天体运行仪。

谢选骏指出：乾隆是个冒充博学、附庸风雅的满洲熟番。

【第二十三章  狼狈不堪的“学者”(1793年8月24日)】

一天，安国宁神父与包括北京主教在内的另外3名葡籍传教士非常郑重地赶来出席英国仪器表演。他们是奉皇帝之命来的，完后要向皇帝汇报。他们主持钦天监。

他们在步利玛窦的后尘。刚好在200年前，即1593年，利玛窦知道依靠他的世界地图、刻度盘、地球仪和自鸣钟可以在天朝步步高升，并能最终加入中国籍。

钦天监

钦天监主要不研究“算术”，而是研究天文学和星相学。它负责制订一份全国日历书：如果你想统治人的世界，你就必须与宇宙相协调。《邸钞》发表的这些历书为政府举办仪式和大事(如大型工程、出征)，也为日常生活(如出门远行、结婚、建房奠基等)确定吉利或不吉利的日子或季节。

直到今天，人们还预测吉利和不吉利的日子，并广为流传，这些黄道吉日登载在民间历书里。在香港、台湾或在华侨集中之处，这种历书从未绝迹。现在人民中国也重新开始自由销售这种历书。

巴罗说：“我无法确定那些自称为文人的人是否相信这些迷信，或者他们是否由于认为有必要鼓励迷信而一本正经地在开玩笑。用宗教信仰比用强制手段能更有效地统治老百姓。”古伯察神父是这样概括这一点的：“中国人喜欢笔的权威甚于刀的权威。”

总之，传教士们加入了这个体系。他们用自己的天文学来支持星相学，从而加强了中央帝国对星相学的信仰。不过，这种支持变得十分脆弱。

“钦天监”的成员原以为是来看一些八音盒的，“这些在广州称之为Sing－songs的，用像烤肉用的旋转铁叉那么上弦的八音琴”。而现在他们看到的是天文仪器，可他们在天文学方面十分外行，英国人无法教会他们掌握天体运行仪的运转原理。

丁维提和巴罗对此不胜诧异，因为这些传教士兼天文学家在西方名气很大。第一位满族皇帝顺治在1644年登基时发现历书十分混乱，没有一本是正确的。巴罗发现有一件事很有趣，那就是1670年，一名中国天文学家因为说那年有13个月而被缢死。耶稣会士们立即利用他们的优势。他们使满清朝廷相信，宫里的那些顾问在“对管理国家有如此重要意义的领域”一无所知。巴罗说第一批耶稣会士是非常有学问的法国人和德国人。“接替他们的是一些不学无术的葡萄牙人；他们走运的是，中国人没有能力发现他们的错误。”真是没有能力吗？

格林尼治子午线取代巴黎子午线

钦天监成员退场。第二天，北京主教、葡萄牙神父汤士选悄悄地来请求帮助。这些“专家”是披着懂科学的外衣在中国生活的，但这种掩饰很不牢靠。前一天，他们完全现出了原形。主教向英国人承认他和他的同事根本不能预测日食或月食，也指不出月相或日出与日落的时间，而朝廷上下却都以为他们在这些方面是专家。

在此之前，他们由于有巴黎出版的《天文历书》，所以还能应付；因为他们知道两个首都之间的经度差，他们只要换算一下就行了。但法国革命断了他们的来源：他们收不到到宝贵的历书了。现在这场骗局就要暴露，太可怕了……

这位恋上了中国的传教士处于被驱逐出境的巨大危险之中；甚至有可能像他的许多教士兄弟那样因比这种诈骗还要轻的罪名而被砍了脑袋。1775年前后，这些耶稣会士在他们的教会解散后所写的信中流露出一种惊慌失措的情绪。这位高级神职人员的处境则更糟。丁维提同情这位狼狈不堪的“学者”，便送给他一套以格林尼治子午线测算，可用到1800年的航海历书。这样，这位对天文学一窍不通的主教兼天文学家还有7年太平日子可过。天文历书——时代的标志。正当内部分裂的法国向整个欧洲大陆开战的时候，英国替代了法国在中国的位置。格林尼治子午线取代了巴黎子午线。

中国文人的抵制

英国人不断指责耶稣会士为了垄断，不把欧洲科学介绍给中国人。这种看法很容易混杂着对中国人的仇恨和对天主教的憎恨。尤其是巴罗，他想不到中国文人会抵制。在他看来，科学只能是西方的科学：不把科学与他人共享，就是对精神的犯罪，但他忽略了中国人骄傲的知识传统——以及他们对外国知识的抵制。

他们受到朝廷的保护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由传教士同时传授的基督教义和西方科学在多数中国文人眼里从来就只是一些异端邪说。从16世纪起，一种传统主义的反应自始至终都保护中国传统科学不受“洋鬼子”的影响。

伟大的数学家梅文鼎问道：“难道由于引进夷人方法，我们就必须取消传统方法吗？”再说，西方人抄袭了中国，那么为什么中国人要抄袭西方人呢？“在秦朝［公元前3世纪」，人们把所有的书都焚烧了。有些书逃脱了被烧毁的厄运：那些已经流传到西方的书籍。西方人的知识应归功于未被焚烧的中国书籍。”

诚然，座钟、望远镜、羽管键琴、武器等具有诱人的力量，但人们也同样觉得它们是一种威胁。于是，一种反对西方技术的深层运动就形成了。这不仅是因为尊严受到损害，也因为想要保卫受到威胁的本国属性。为此便有这种有趣但又可悲的贬词：“会报时的座钟？它们什么地方比我们的漏刻好？再说，座钟非常昂贵，而且还会坏！火炮？敌人还没打着，打炮的人就先被烧焦了。”利玛窦绘制的世界地图？无法接受！“谁不知道因为子夜时分北极星在中国天顶上闪烁所以中国位于世界中心？”

从16世纪末到20世纪未，中国文人中一直有这样一种倾向：为了保护文化遗产的完整，防止西方的渗透，拒绝参阅除中国书籍以外的其它任何国家的著作。这种纯传统主义是以忠于中国价值观念为掩护的。而当他们不敢否认“科学”的优越性时，他们便回避问题的实质，自以为真理在握：“汉朝时没人会测算天体间的相互位置，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的朝代经历长达4个世纪的繁荣。用不完美的天文学要比用夷人的天文学体面。”在文化革命期间，有人声称：“宁要社会主义火车的误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火车的准点。”中国人这种只靠自己的偏见犹如一条红线一直贯串到毛去世为止。“四人帮”——人数应该还要多一些——在10年里对从贝多芬到安东尼奥尼这些“资产阶级秩序”的同谋所带来的西方影响进行了批判。

当然，在这几个世纪里，有一批文人设法把中国的传统与西方的发明结合起来，但他们始终是少数。乾隆是他们中的一员吗？我们所掌握的材料说明情况正相反。

他后来就英国人送礼所写的这首诗就证明了这一点。

视如常却心嘉笃，

不贵异听物诩精。

怀远薄来而厚往，

衷深保泰以持盈。

然而，为什么乾隆后来二次观看这些陈列的礼品呢？为什么在这8、9两个月期间他对这些礼品给予了超出礼仪的重视呢？为什么皇帝为马戛尔尼访华一事异乎寻常地写了那么多谕旨，似乎在那年它成为乾隆的头等大事呢？这里的真相具有两重性：公开蔑视，内心欣羡。

英国人嘲笑那些靠中国人的天真而发迹的“主张蒙昧主义的天主教徒”。但实际情况并不那么简单。英国人确实是他们那个世纪的人，他们以为启蒙时期的思想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并以此自命不凡。他们没有学会相对地看问题。他们低估了一种历史悠久的文化所具有的不可动摇的力量。

不过，西方人之间是不互相揭短的。所以，虽然使团蔑视传教士，谴责他们的无知，但在中国人面前则缄口不言。皇帝可以继续以为他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天文学家，并为此洋洋得意：“今贡使见天朝亦有通晓天文地理修理钟表之人在旁帮同装设，不能自矜独得之秘。其从前夸大语言想已逐渐收敛。”

谢选骏指出：西方人拒绝互相揭短，所以能够称霸世界；中国人互相内斗，所以只能任人宰割。

【第二十四章  您有统治国家的科学吗？(1793年8月22日－28日)】

很快，“从王公到平民百姓”，所有的中国人都参观了礼品展。前来参观的络绎不绝。“所有文人以及所有没陪同皇帝去热河的官员都蜂拥来到圆明园”。他们和两个世纪前利玛窦遇见的中国人一样，惊奇地发现地球仪上的中国是如此之小，以致怀疑这些“红毛人”有意把中国缩小了。他们看了很反感，便很快就转身走开了。天文学家把这种反应看作是幼稚：“他们像小孩似的，很容易满足，但同样也很容易厌倦。”的确，从那以后，许多旅行家，甚至一些中国人都谈到中国人的“孩子气”。鲁迅认为：“政府像对待孩子似地对待大人。”他们之所以像孩子，难道不正是因为他们社会的指挥系统强迫他们停留在儿童状态吗？这同盆景的栽培者强迫树木不长大，小女孩的脚被裹脚布缠得永远娇小不是一样吗？

弑父

弗洛伊德也许会同意丁维提的观点，认为中国人不会长大成人。如果一个孩子只能“杀”了亲生父亲才能成人，那么在忠孝作为必须遵守的集体品行和礼仪的情况下怎么“杀”父呢？这种对皇帝和祖辈的崇拜共同构成一种尽善尽美的父权主义。

毛几乎没有减弱人们对祖辈的孝道，但增强了对皇帝的忠诚。直到今天，这种双重崇拜仍构成所有中国人共同信奉的宗教。毛使中国人都犯了一种与他们的排外主义以及拒绝新鲜事物混成一体的精神幼稚症。”正如德日进神父所说的那样，“中国人口众多，由于惰性和讲究实际的缘故，本能地敌视外国人。这些外国人来华向中国人建议变革，而中国人自己并不觉得有什么必要”。禁止自己做任何可能使祖先不快的事，这就等于拒绝新事物。皇帝的3个孙子每天来看展览，他们的到来使示范表演中断。其中一个有一块镶有首饰的英国搭扣怀表(伦敦卡明制造)，这块表已有好几年不走了。经过使团一名工匠的清洗后，这块表马上又走了。另一名皇孙讲话盛气凌人：“英国人一定是为他们的科学知识十分自豪才摆出那些机器的。”英国人和中国人双方各自坚定地认为自己优越，相互傲慢地嘲讽对方。这两个都自认为是世界且最强大的民族，本该因此而相互钦佩，可实际上远非如此……而这种钦佩之情正是马戛尔尼以为他所可以指望的。

只要生下来就行

巴罗还是一条巨大的文化鸿沟的见证人，它把英国贵族和天朝官僚分隔开来。

在礼品中有3卷英国贵族精英的画像。皇帝让人在每幅画像下用汉文与满文写上人名。干是，如何译音这个老问题又产生了，它使中国书法家感到为难：Duc de Marlborough便写成了杜克马博罗、英国人听了哈哈大笑。

巴罗向中国人介绍每个人的爵位。当他介绍到贝德福德公爵的肖像——画家雷诺兹画的一个孩子——时，巴罗称“ Ta－gin” ，“大人”，中国人便哈哈大笑起来。他们以为巴罗是指小孩的父亲，想象不到小孩会被称为“大人”。巴罗努力解释说，一个英国贵族院议员的儿子要成为议员，他只要生下来，又死了父亲就行了。

“他们由衷地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他们听说在我国只要生下来就成了议员，而在他们国家里，需要苦读许多年才能当上最低级别的官员。”

中国人的笑声使英国人意识到世袭公职的荒谬。他们对中国人突然发出的笑声无言以答。他们看不到世袭权是抵御国家至高无上权力的一道屏障，他们也看不到在唯才主义后面还隐藏有官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他们觉得好像被人发现自己犯了错误似的，他们很聪明，知道自己的社会不对。

最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变得西方化了，而西方则通过国家公务员制度化与中国靠近了。在欧洲各国，甚至在传统主义的英国，贵族的特权被取消了；会考制度普及整个西方。这是简单的趋同吗？不，作为楷模介绍的中国模式大大加强了“唯才主义”在欧洲的地位。这种家族与权力的结合是否使中国人感到困惑呢？马戛尔尼一共带了7名年轻的贵族，他把他们当作自己亲戚作了介绍。皇帝命令徵瑞进行了解：他们之间究竟是什么亲属关系？小斯当东是否有正式官衔？

皇帝出于对这些夷人习俗的尊重，还是送了些特殊礼品给这7名年轻人，尽管按英国礼仪他们只能排在乐师的前面。

皇帝与车夫

除了乾隆，还能有谁比路易十四更理直气壮地说：“肤即国家”？可是，由君主代表国家的观念现在被一辆四轮华丽马车给破坏了。马戛尔尼坚持要展示浮悬弹簧马车的优越性。特别是在他吃过坐中国马车的苦之后，这个想法尤为强烈。斯当东又梦想向这个广阔市场大批出口英国马车(西方的梦想没有改变：出口马车变成了出口轿车)。

但是，人们的注意力不在弹簧上，而是集中在车夫的座位上。一群官吏围着车夫的座位来回乱转，揿揿柔软的坐垫，摸摸座位的布料。由于车夫的座椅外套饰有月牙形花边和许多琢磨成玫瑰花的小钻石，特别是由于这座椅位置很高，因此中国人觉得这座椅颇有居高临下之势，只有皇帝本人才能坐。那么马车里的座位又由谁来坐呢？经过对车门、车窗和遮帘的仔细研究，他们最后认为车内座位只能是皇后皇妃的。

当巴罗先生向一名老太监指出他们弄错了时，这位太监回答说：“您以为皇上能容忍一个人的座位比他的座位高，并把背朝着他吗？”就像卖牛奶小女孩的奶罐打得粉碎一样，英国人向中国出口四轮华丽马车的梦想也破灭了。(从此，由于事先未作市场调查便草率出口而造成的失望时有发生。已经交货的火车头以及为上海设计的地铁方案最近就这么被拒绝了，因为法国标准不符合中国的要求。)

统治机器

丁维提和巴罗要比马戛尔尼更加感受到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在圆明园，他们处在第一线。正当他们集中力量准备一次旨在震动整个朝廷和全城市民的示范表演时，突然间他们接到一道命令：“立即送交一切贡品，包括那些尚未安装或拆箱的贡品。”头脑清醒的丁维提知道他们在北京呆不长了。

他站在无用的天体运行仪前痛苦地感受到这场科学较量已经失败，甚至这场科学较量会干脆被取消。同样，他也预感到那即将进行的外交较量也会失败。“您如果问他们发明如此出色的机器的人是不是优等人，他们会回答说：“那些东西很怪，可有什么用呢？您有统治国家的科学吗？”

因为在中国有一种统治国家的艺术，甚至可说是一种科学。这些统治国家的艺术和科学同社会制度混为一体。30万满族人之所以能成功地统治多1000倍的中国人，只是因为他们夺取了一个未作变更的机器——天朝官僚制度，该制度控制了一个永恒不变的等级体系。

难道这不是一部绝妙的机器吗？难道这部机器不比丁维提的天体运行仪设计并装配得更加巧妙吗？各司其事：皇帝负责统治，内阁负责管理，官吏负责行政事务，农民负责种地，工匠负责制造，商人负责做生意。一环扣一环，咬合得很完美，而且人人满意；那些不满意的人就必定“挨竹板”，被戴上枷锁或被砍掉脑袋。难道这不是一种杰出的统治艺术吗？

天文学家写道：“他们的偏见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致只有用暴力才能消除。”天文学家已经得出——他是所有到过中国的第一个人——在他看来是不可避免的结论，也是50年后西方得出的结论：只有用战争才能打掉中国人如此高傲的气焰。

谢选骏指出：炮舰政策早就用来对付其他国家和地区了。英国人为何还等五十年？只是因为实力不够——十八世纪末叶，工业革命尚未开始。

  

【第二十五章  富丽堂皇的监狱(1793年8月24日—26日)】

8月24日，徵瑞交给马戛尔尼一封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的来信。信中说船队已抵达舟山，请指示。马戛尔尼写了一封回信，第二天交给了徵瑞，以便通过皇家邮驿寄走：他嘱咐高厄率船队开赴广州。就在这时出事了。

钦差大臣要求知道高厄来信和马戛尔尼回信的内容：他对英国人的一举一动都要在皇帝面前负责，所以他必须了解有关受他保护的人的一切情况。马戛尔尼不想把事闹大，便同意向这位冒昧的对手作了通报。徵瑞见英使那么好说话，便向他提出作磕头练习。这次，英使发作了：他向徵瑞下了逐客令，并说他一、二天后会交给他一份有关这个问题的文件。

这位可怜的盐政顿时坐立不安，不知所措起来。贡使不练磕头，甚至还准备亲自就这问题提出书面建议。可这问题经过两千年礼仪的实施是早已解决了的。这怎么向皇帝和内阁交代呢？事情变糟了。为了保住他的顶戴，他决定再等等：有了英使的书面建议，他至少可以知道应该怎么办。

暂时他要装出非常卖力的样子，让皇帝觉得他丝毫没有讨好英国人。他不告诉马戛尔尼一声就把他的回信扣下，寄往热河，并附言说必须拒绝英国人把其船队开赴广州的请求。

8月26日，马戛尔尼如愿以偿，英国使团迁往北京，住进内城中心——巴罗、丁维提和两名机械师除外，他们留在圆明园为科学服务。马戛尔尼觉得新馆舍“不仅舒适，而且十分宽敞”。整个馆舍共有11幢灰砖楼阁，分散在一座园林里。楼阁的“及砖间严丝合缝，因此砖间的水泥几乎都看不见。砖块光滑得像大理石”。这11幢楼阁前都有一宽石板地面的院子。院子里建有一个“遮阳平台，由漂亮的木柱支撑，四周饰有十分雅致的栏杆”。

房间宽敞、舒适。房间的墙壁或油漆或贴有壁纸。英使的住所甚至还有一座戏台。有些人像17世纪法国大贵族那样拥有自己的戏班；另一些人则只能在喜庆日子花钱请戏班来演出。

安德逊欣赏“中国人在建筑物油漆艺术方面的高超水平。由于加入了一种可使油漆不怕风吹雨淋的配料，油漆始终保持光泽明亮”。安德逊白兴奋了一阵子：根据清廷内严档案记载，我们发现朝廷曾专门下令把馆舍重新油漆一遍。因此，油漆之所以鲜艳，那是刚干的缘故。

在每个房间里，有一个“用砖砌的木炭火炉，家具很少，而且都十分低矮。过去，中国人像今天的日本人那样总是盘腿而坐。从唐朝开始，中国人喜欢坐扶手椅了。可满族人来自大草原，他们习惯在帐篷里席地而坐，所以又恢复了老习惯。房内有屏风相隔，除了用纱、纸或透明牛角做的灯笼外，这是室内唯一的装饰品。墙是光秃秃的。没地毯，也没有镜子。至于床，巴罗说：“砖砌的炕上铺有席子，但没有床帏，也没有床单，枕头很硬。”巴罗看见的只是睡觉用的床，他如果看见女人房间里的床，评价就不会那么严厉了。这些床很宽，床上铺有柔软的褥子并挂有帏帐，既可防止蚊子叮咬，也不怕仆人在床前来来往往。

皇帝的一句好话

这所馆舍是刚从广州海关监督穆腾额手里没收来的。此人因为从欧洲人那里过分敲诈钱财而被罢黜。中国官员们情不自禁地在英国人面前重复皇帝说的一句好话。

当有人向皇帝建议把英国使团安排在那所馆舍时，皇帝同意了：“为建这馆舍，该贡使的国家花了很多钱，因此不能不让他住在那里。”巴罗不喜欢这种厚颜无耻的俏皮话。难道这不正好说明皇帝是同意他的官员搞敲诈勒索的吗？他处分敲诈过分者，但他不想根本取缔。

马戛尔尼曾以为使团迁往北京可结束与世隔绝的处境。然而，他们连从围墙探头往外瞧一眼都不允许。“我们中有几个人偶然探头往外瞧：他们一被墙外的人发现，就有人大喊大叫。一下子，就会有一大群中国官吏赶到，并大声进行威胁。”

英国人的反应像囚犯；他们对日常生活中的每个细节都大惊小怪。他们怎么也不习惯吃中国菜。所有的菜都是切碎的或煮熟的：中国人“想不到还可能有别的做菜方法”。啊，如果他们会做英国菜该有多好！只有汤还算符合英国人的口昧。赫脱南对中国人不喝奶感到遗憾；他想喝点牛奶真比登天还难。

中国官吏对所有仆人看得很紧，因为他们“非常善于小偷小摸”。“他们老是偷掉我们一半的面包、糖、茶和肉。这倒并不是因为他们缺少这些东西，而是他们把这些偷来的食品以三分之一的价格重新卖给原来提供这些食品的商人，第二天又买来给客人吃。”

“他们对外国人的怀疑简直无法想象。”服务与监视完全像中国菜的甜与苦一样混合在一起：“出于关心或者出于多疑，朝廷派给我们的官员起码有12人：瞧着他们整天在宫里忙碌地转悠，真可说是一幅奇特的景象”。他们看起来忙忙碌碌。

这个人负责送奶，那个人负责送面包，另一个人负责开门。他们主要监视来作客的囚犯，以便向皇帝汇报。他们甚至一直跟踪到房间里。由于“每名官吏都有一名替主人拿着烟枪的仆人跟随”，因此尽管与外界隔绝，英国人并不因此就能离群索居。

中国有句俗话：“十羊九牧。”

这些旅行家一回到国内，出版商们就马上请他们写点东西。他们不能不描绘一下那座他们曾经生活过，却从未游览过的城市。他们关于北京的介绍，与其说来自他们的亲身经历，还不如说来自他们与欧洲传教士的谈话。的确，在外国，最好的情报来源莫过于在这个国家长住的自己同胞。他们在观察事物时比较平稳，因而头脑清醒。对使团来说，欧洲传教士正好起这个作用：他们同英国使团促膝谈心，他们的谈话要比他们写的东西更加诚恳。

在屋里，老百姓“挤得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似的。一个祖孙三代的大家族带着妻子小孩合住在一起的情况并不罕见。家族的每个支系只住一小间房间。床与床之间用从天花板垂挂下来的席子隔开。大家在一间公共的屋子里吃饭。”几代人同住在一起，这既是儒家的教导，也是条件所迫——今天比任何时候更严重。

因此，“中国人非常喜欢在户外生活”，这是毫不奇怪的。这样，住房虽然非常拥挤，卫生状况并不受到影响。中国人是那么喜欢室外生活，以致到了夏天，全家一起睡在马路上。直到今天，在夏季仍可看到这种习俗，特别在像“三大火炉”的重庆。武汉和南京这些最热的城市里，这种现象尤其普遍。

赫脱南指出：“街道很宽。但一到夏天，必须在街上洒水：尽管如此，灰尘仍然呛人。”在北京，灰尘依然无孔不入：它侵入人们的肺部与住房。灰尘从北京草原被风刮起来后，就像雨点般地散落到北京，使京城蒙上一层黄土色——皇帝的颜色。

社会监督与放荡生活

在这乱哄哄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组织形式，它使斯当东说出了这种带有预感性的话：“这里和兵营相比同样安全，但也受同样多的约束。”怎么回事呢？“人们维护最严厉的秩序，因此犯罪极少。这里有一种和英国古代的十户联保制非常相似的制度：每十户中有一户要为九户邻居的行为作保。”在解决纠纷时，家族和同业公会在政府同意的情况下代替政府裁决。至于对娼妓的监督，“妓女只被允许在市郊卖淫。她们必须登记注册。她们为数很少，因为京城单身汉和不住在家里的已婚男子很少。”

斯当东的叙述是理想化了的。无独有偶，1950年至1980年间的热情访问者同样把中国描绘成一个既完美又严酷的国家，就保甲制度而言，根据天主教遣使会士拉弥额特的说法，斯当东在这里讲的是许久以前的事。“孔子就曾对这种治安制度很早就被废除而感到遗憾。”负责陪同的中国官员一定是向使团宣传了一通——没有犯罪，没有腐化堕落——同时不让他们看到不该看的东西——乞丐和娼妓。这种消了毒的气氛并未能阻止这些中国官员中的一个去“寻花问柳”，又因被“爱神踢了一脚”后回来。通过广州从西方进口来的汞丸也许可医治他的病。这种病就是所谓的“广州病”，因为来自美洲的梅毒于1511年前后——发现新大陆还不到20年——通过广州港传到中国。而美洲的玉米和白薯传到中国却花了比这长得多的时间……

广州那些被绝对禁止携带女人的欧洲人说：“在广州，只要不怕花钱，不怕搞坏身体，想要多少女人就有多少。”

但钱不光是到妓女的手里，也到天朝官僚的手里。一位在广州住了十几年的见证人在广州见到马戛尔尼时说：“如果中国官员或兵士突然抓住你在［妓女］船里，他们会对你百般侮辱。只有在根据你的社会地位敲了你一大笔钱之后才放你走。”

安德逊吹嘘他曾在广州的一条船上“量过一个女子的脚”。但他是否知道他所冒的风险呢？

丁维提嘲笑那些曾在欧洲非常吃香的作品：这些作品“把中国人描绘成世界上最有教养的民族。说如果两个赶骡的在一条窄道上相遇，他们就会相互施礼。像这样的事我们根本就没见过。他们的施礼形式就是相互拳打脚踢或互扔石头”。天文学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们是根据孔子的说法向我们介绍中国人的：理论上的中国人，而不是事实上的中国人。”宫廷的走廊里也免不了有人吵架。事实上，中国人在讲礼貌时非常礼貌，火上来时也非常粗暴。不过，由于受到严密保护，使团没有见过光棍，这些地痞人数众多，成为农民起义的骨干力量。

精神叩头

这些目击者看事物的角度并非都相同。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经常碰到朝廷礼仪问题。他们坚持不提使团所遇到的艰辛；他们珍惜英中关系的前途——也不忘他们自己的前途。总而言之，他们同传教士一样要考虑自己受到的束缚与限制。这些传教士在介绍中国时用尽了歌颂赞美之词，从而使人不禁要问：为什么不让中国往欧洲派传教士呢？丁维提和巴罗不受马戛尔尼和斯当东所受到的约束。由于经常来往于圆明园和北京之间，他们有更多的机会观察普通老百姓。他们和安德逊或霍姆斯一样，但他们能像演配角的人那么超脱，所以他们的头脑要比前两人清醒得多。

中国是一个讲究用词和姿态的帝国；用赞美颂扬之词谈论中国就意味着同意进入中国体制，这就等于作一次精神叩头。斯当东常常作精神叩头。为了保住面子；这种精神叩头应该看作是逢场作戏。他的同伴则拒绝这样做：于是，他们看到了现实的中国与想象的中国间的差别，甚至忘了对中国人说来，想象的中国也就是现实的中国。

谢选骏指出：不少西方人痴迷中国女人的小脚，据说后来的八国联军甚至砍下中国女人的小脚来，当作珍品携带回国收藏。

  

【第二十六章  已变成中国人的欧洲人(1793年8月27日—29日)】

马戛尔尼在北京住所接见了早就要求拜访的情报员：“传教士们穿的是当地衣服，讲的是中文。从外表看，他们和其他本地人没有什么区别。”

奇怪的是，梁栋材神父一直不露面，而另一名法国人却很快成了马戛尔尼的常客，他就是罗广祥神父。使团搬来后第二天他就来了。马戛尔尼写道：“他告诉我他获准为我们效劳，并且每天来听取我的吩咐。’”

大家松了一口气。索德超的令人不安的阴影消失了：他已经上路去热河了。克雷芒十四世屈服于整个欧洲知识界的压力，在1773年解散了耶稣会。在华的耶稣会士便由遣使会士接替，而罗广祥神父就是这些遣使会士的头。他是1785年4月作为“数学家”来到中国的。和他同来的还有两名会友——一名“画家”和一名“钟表匠”。马戛尔尼十分赞赏这位脸色红润、肥胖、健谈的神父。他非常了解他已与之融为一体的中国实情。

他在给他姊姊的信中谈到了他的工作：“我领导一共有73人的传教会。每天我要讲4种语言：法语、拉丁语、汉语、满语。我要回许多信。我要讲授教理，听忏悔，做其他圣事，而且有时还要去拜访要人。”1795年见过罗广祥神父的荷兰大使蒂津是这么描述他的：“他本身就是健康的象征。中国衣裳穿在他身上非常合适。他讲中文十分流畅，而且优美动听。”

罗广祥神父为人随和，性格开朗。他“每天带一些他修道院出的小礼物：美味的法式面包、欧式甜食、白色无核甜葡萄。这葡萄树是从位于戈壁大沙漠边缘的耶稣会Chamo葡萄园移来的”。罗广祥神父又说：“自从我们在北京发现了在葡萄汁里加一定量的糖可酿制高质量的葡萄酒这秘密后，我们不再为没有欧洲葡萄酒而发愁了。欧洲葡萄酒在中国出售，价格昂贵。”位于北京郊区栅栏的传教士一直到1949年还自己酿造葡萄酒。罗广祥神父带来的面包和弥撒酒说明这些传教士不管多么像中国人，但这种中国化总不是十全十美的。马戛尔尼也收到一封钱德明神父写来的“亲切的信”，里面还有一幅他的画像。钱德明是属于传奇式的神秘人物。这位可敬的老人在中国已生活了42年，经历了耶稣会的兴衰——获得过荣誉也受到过迫害。他是《北京传教士关于中国历史……回忆录》和《耶稣会士书简集》的主要编者之一。他身体十分衰弱，不能走动。这个介于欧洲和中国两个世界之间的人已是半截入土了。

一种奇特的传教方式

罗广祥神父向马戛尔尼介绍了中国基督教的惊人状况。京城有5000名基督徒，全中国有15万基督徒。平均2000中国人才有一人受过洗礼：这就是欧洲传教士拚命传教所取得的可怜成绩。为什么方济各—沙勿略在广州附近死了241年，利玛窦到达澳门211年后信仰基督的弟子还那么少呢？梁栋材神父解释说：“在工艺和政治方面，中国人也许比别的民族更高明，但在宗教方面，他们则很愚蠢。在我们国家，一个7岁的孩子都会觉得他们的迷信是荒谬可笑的。但他们死抱住自己的偏见，夜郎自大，以致很少有人改信宗教。”

罗广祥神父承认吸收新教徒的唯一来源就是……弃婴：“每天一大早，政府派一辆马车到城郊转，见到哪儿有弃婴就捡起来，送到义冢。传教士常常把弃婴中看样子还能活下来的婴儿接回来抚养。其他的婴儿，不管已死的或是还活着的，都扔进坑里。罗广祥神父向我郑重保证，他的会友总是首先给那些还有一口气的婴儿洗礼，以拯救他们的灵魂〔这话是用法语说的〕。”这个新教徒流露出对这种“迷信”的奚落。神父在谈这些事时就像没有感觉到这是件可怕的事似的。

在中国发生的杀婴给最近3个世纪去过中国的旅客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过，中央帝国在18世纪并不是丢弃不想要的婴儿的唯一国家。就在普普通通的1771年，巴黎的弃儿收容所共接收了7600个婴儿，其中一大部分由于缺奶和无人照料而死亡。1788年的一份陈情书中有这样的记载：“新生婴儿丢弃在街上结果就让狗吃掉了。”

在英国，《雾都孤儿》比马戛尔尼远征中国晚45年……不过，在中国，根本没有或者几乎没有弃婴收容所，因此几乎所有弃婴都被扔进义冢里——或者送到天主教会。

这些英国人毫不掩饰他们的困惑。巴罗说：“大家那么颂扬中国人对父母孝顺，但既然他们毫无顾忌地杀害自己亲生的孩子，那他们实际上还能有什么孝心呢！”

斯当东说：“习俗似乎告诉人们，初生的生命可以毫无顾忌地牺牲掉。”赫脱南说：“我们见过一些例子：在饥荒年代，一些穷人吃他们的孩子。”古伯察神父冷静地写道：“人们狠心杀死新生儿。生男孩是一种吉利，而生女孩则是一种祸害。’”

主要原因过去是，今天依然是：女孩一结婚就要做婆家的女仆，父母等于白养她20年；而男孩不仅永远和父母在一起，在他们年老时赡养他们，在他们去世后给他们上坟祭祖，而且还给家里增加一名女仆——他的妻子。杀婴并不受到禁止：政府不管。在马戛尔尼那个时代，据统计中国有些地方男女孩的比例竟达到150比100！今天虽然从1949年以来已严禁杀婴，但杀婴现象并未根除。在人民共和国的某些村子里，男女孩的比例甚至可达到5比1！就算是中国的年轻妇女强烈地祈求天上织女给她们一个漂亮的男小孩，现在男女孩子人数的差别与自然比例相比实在大得惊人。这种杀婴现象在遇到反人口膨胀的强硬措施时又死灰复燃。现在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如果命运安排第一个孩子是女孩，怎么不希望杀了女婴后生一个男孩呢？

为了上帝最大的荣耀

在中国，只有传教士从这种屠杀中抢救出一些生命来。中国基督教徒主要是收养来的，而不是改宗来的。因此，他们不太引起天朝政府的怀疑。教会既是他们的自然家庭，也是他们的宗教家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热爱教会的原因。

1793年，由乾隆下令对基督教进行的迫害已产生效果。马戛尔尼说：“由于现在传教士谨慎行事，中国人对改信宗教已不像过去那么敌视了。”但马戛尔尼没有理由高兴：乾隆的迫害令并不是官样文章。上一次对基督教徒的迫害发生在1785年。

不久又将再次迫害基督徒。在地方各省受到迫害的基督教只有在北京才被允许存在——朝廷需要传教士们的知识，而且慢慢也对他们习惯了。

这些善良的神父只能向被父母抛弃的孤儿讲授教理，而他们自己难道不也被西方抛弃吗？罗广祥神父年复一年地盼望巴黎能给他寄些钱来，他现在已经费枯竭。

在同年8月写给住在广州的原法王官员、现也被法国遗忘的吉尼骑士的信中，他简要地说明了自己的处境：“我在4月曾请您在专门负责财务的法国传教士到来之前负责照看我们在广州的事务。”后来，这名法国传教士一直就没来。

处境如此艰难的传教士当然就不会引起朝廷的怀疑，但他们也并不因此而放弃为上帝的最大荣耀而努力工作。罗广神神父说：“只要靠上帝帮助，一切都会顺利的。”“我对我的命运是满意的，因为我有理由相信上帝知道我在这里工作。不管是生还是死，我们都属于上帝。”这种对上帝的笃信使这些英国人感到困惑不解：“这是一种奇怪的现象。这些人永远离开自己的祖国和亲人，献身于一项艰巨的事业，即改变那些他们从未见过的人们的信仰。他们面临许许多多的危险。他们靠坚韧不拔、忍辱负重和一丝不苟的精神赢得了某种保护。他们在一个排斥外国人，认为抛弃祖坟是一种罪行的国家里成功地摆脱了外国人的不幸地位。”

那个“极端无知”的汤士选主教在各国神父的陪同下再次拜访马戛尔尼。随同来的神父都告诉马戛尔尼勋爵切不可信任汤士选主教：“葡萄牙人想了一套办法排斥其他国家在中国立足。一位意大利传教士对我说，所有非葡籍传教士都是英国使团的真诚朋友，而葡萄牙人除了他们自己以外没有任何朋友。”

马戛尔尼没有用一种嘲讽的态度对待这些派别斗争，而是按照敦达斯和梁栋材神父的建议充分利用这些人为英国效劳的愿望来扩大自己的利益，至少他向这些来访者了解到朝廷里的情况。

谢选骏指出：“在中国，只有传教士从这种屠杀中抢救出一些生命来。中国基督教徒主要是收养来的，而不是改宗来的。因此，他们不太引起天朝政府的怀疑。教会既是他们的自然家庭，也是他们的宗教家庭；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如此热爱教会的原因。”——我很想知道，我那位虔诚信主的曾祖母，是否也是这样的弃婴？

（谢松龄评论：這段文字描述不可靠。從常識來看，傳教士能夠從屠刀下救幾個人出來？“收養的”佔當時“中國基督教徒”百分之多少？可靠的史實是，許多中國“信教”者被稱為Rice Christian, 稻米基督徒。傳教士提供免費食物，後來辦學校，開醫院。其實在西方也一樣，已經成了“普世”傳統，有法律、“政策”保障，惠及萬民。）

我觉得能被教会收养的弃婴，等于就是得到了上帝的养育，就像出埃及的摩西那样。这在鸦片战争开放传教之前，可能占比很高；开放传教之后，比例可能会下降。

【第二十七章  一个受他人影响的君主(1793年8月28日—29日)】

罗广祥神父向马戛尔尼提供朝廷内部的情况。皇帝共生20个儿子，但活下来的只有4个。“皇帝为人非常谨慎小心，因此没有人知道他想立哪个儿子为继承人。”

由于中央帝国没有长子继位制度，而是像罗马法规定的那样“确立继承人。”康熙统治60年，他在接班人问题上曾有过不幸的经历：他曾不得不废黜指定的接班人，让他死在牢里。康熙的儿子雍正了解这个失败的先例，便秘密地把他的继承人的名字放在一只封好的盒子里，并写在随身携带的一份文件上。这个名字就是乾隆。乾隆学他父亲的办法。不过，这种谨慎做法并无必要，因为乾隆在1796年85岁时宣布内禅，公开指定嘉庆继承皇位。“乾隆不准任何一个儿子插手国家事务。”他一个人统治国家。“他亲自批阅所有奏折。事无巨细，他都亲自过问。”马戛尔尼录下罗广样神父的这段话时，却没料到“皇帝事必躬亲”这一点正在他本人率领的使团问题上得到证实。不过，皇帝是听取6名国家主要人物、内阁大学士的意见的。这6人原则上是平等的，但其中1人的实际地位比其他5人高。

附体再生的人

皇帝最宠信的人就是和珅。他是“一个出身贫微，靠自己的才干爬到最高官职的鞑靼人。”但他靠的还不光是才干。“乾隆把他从皇家卫队的一名小官一直提拔到受宠的宰相位置。20年前，乾隆在一次检阅皇家卫队时被和珅的魅力所吸引。和珅深受皇帝宠爱，不断得到提升。”人们可以估计到这位善良的神父向马戛尔尼谈了更多有关和珅在责任心很强的乾隆皇帝生活内占有充满浪漫色彩的位置的情况。

不过，一个大使的报告必须有一定的分寸。关于那个问题，他只在报告中作了暗示。

其他一些同时期的材料表明，和珅不仅是皇帝的宠臣，而且也是皇帝的嬖幸。皇帝后宫尽管有过许许多多的爱情故事，但这恐怕是中国皇帝所经历的最奇特的事了。

乾隆在很年轻约时候发疯似地爱上了他父亲的一名妃子。他的母亲皇后娘娘发现此事后就想消除诱惑他儿子的这种力量：皇后召见那名有罪的妃子，强迫她用白绫自缢。40年后，一天乾隆皇帝检阅皇家卫队，他发现站在第一排有一个漂亮的小伙子，长得和他曾经热恋过的妃子几乎一模一样。中国人都相信暴死的人死后灵魂到处游荡，然后附体再生。乾隆更相信这点，因他是喇嘛教徒，相信灵魂转生。他不怀疑他曾热恋的妃子的灵魂附在这个小伙子身上再生了。据说，他和这个年轻人在一起尝到了很久以前没让他尝到的幸福。

宠臣和宠妃

和珅迷住了比他大35岁的皇帝。他漂亮、健壮，热爱生活。他聪明机灵，谈吐动人。他并非真正是一名文人，只是善于辞令，会写一些短诗，然而他当上了总督、尚书、中堂，并是后来登基当上皇帝的嘉庆的太傅。

对于和珅的地位，一位前耶稣会士曾用一句话来概括：“皇帝年事已高，再说所有国家都有一些蓬巴勒和蓬帕杜尔。”蓬巴勒是葡萄牙国王约塞的宠儿和首相；蓬帕杜尔则是路易十五的情妇和顾问：对和珅的最好形容就是他既是宠臣，又当宠妃。

通常，作为最高官员的中堂是代表天朝政府在皇帝面前说话的。乾隆与和珅之间的暧昧关系打破了天朝制度的平衡。他使文官等级制度不能行使其建议权，甚至不能向皇帝进谏。他成了皇帝前面不可逾越的屏障，加剧了专制体制。

至于同是鞑靼人的“二号大学士”福长安，罗广祥神父没说什么，只说他让哥哥娶了皇帝的侄女。的确，其兄福康安将军功绩突出：他胜利平定了台湾和西藏的叛乱，出色地管理过对外接触最多的广东省。福长安很年轻时就被任命为内阁大学士，“虽然他像一个得宠的人，而不像是一个有才干的人”。他之所以有这么高的地位，主要是因为他与和珅的关系十分密切。

这两名阁老后来成为宫廷积怨的牺牲品。乾隆一死，他的儿子嘉庆就把他们抓了起来。和珅被勒令像他的前身那位妃子一样用白绫自缢而死。福长安原判死刑，后被免死，但他被迫帮助和珅自杀。

至于第三位满族内阁大学士阿桂，因为年事已高，他已不再怎么过问国事了。

不过皇帝还征求这位老臣的意见。皇帝常在批文中写：“通常有远见卓识的阿桂对此有何意见？”

另外三位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的成员——二名汉人和一名蒙古人——的影响要小些。读者将会遇到他们中的一位，即蒙古人松筠，他在马戛尔尼回国途中陪送到杭州。不管他们的能力有多强，他们对君主的影响就小多了。由于所有一切都取决于年迈的皇帝本人以及他的宠臣和珅，马戛尔尼懂得他必须亲自同皇帝或和珅谈，吸引他们，向他们解释，并说服他们——总之，要跟他们谈判。但是，罗广祥神父介绍的朝廷情况使马戛尔尼感到十分困难。难道朝廷里有权的人是否会不像躲在无形的礼仪屏障后的幽灵那样在他面前走过呢？

与此同时，船队……

中国人像关心英使那样关心他的船队。英国人向浙省地方官要求“指给空地一块，俾伊等支立帐房，将船内患病之人送至岸上暂行栖息。”皇帝立即作出答复：“毋许僭越所指地方滋生事端，沿海居民亦着禁止前往该处。”这种隔离是有道理的。从8月6日至29日，“狮子”号上死了5人：1名兵士，1名木桶修理匠，2名水手，1名军官。水手们用醋冲刷甲板，做烟熏消毒，给船舱通风。

8月27日，浙江巡抚长麟在一份奏折中写道：“且船泊珠山，四围皆系沙泥，不能支立帐房。查珠山之西北有一岑港，在此停泊可以避风放心，且船泊山下即可在船旁支立帐房。”人和船都在一个地方，负责监视外国人的部门就感到方便了。皇帝朱笔批道：“好。”

无论是英国船队的航行情况还是夷人的表现，皇帝都一清二楚。但皇帝受他人影响，全朝廷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唯独他自己不知道。

谢选骏指出：不受他人影响的君王就不是好君王，而是弱智独裁了。这就是君臣关系的互相牵制。所以说，“独裁”只是理论上的，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第二十八章  皇帝的朱笔(1793年8月28日—31日)】

徵瑞自以为得计，他把马戛尔尼8月25日交给他的那封写给高厄的信寄给了朝廷，而不是寄给收信人。皇帝估量了这一失策的影响：这等于让那600名只求起锚开船的夷人推迟行期。当皇帝发现这个盐政又一次未同他的同事商议就一人作主时，怒不可遏，大发雷霆。8月28日，和珅写了一封措词非常严厉的信，这3个伙伴30日收到此信，他们一定出了一身冷汗，因为皇帝的怒气向他们发来。

朱墨

此信有皇帝的印记：信是由中堂以皇帝名义写的，旁边有皇帝的朱笔批示。他们在这朱墨前叩了九次头，就像皇帝陛下当面斥责他们一样。

和珅在信中首先提到徵瑞上次奏章中的主要一点：“船内众人不服水土，可令先回本国。”这是高厄的希望，也是马戛尔尼的意见，但徵瑞没有向朝廷报告他是如何答复贡使的，也未说他是否作了答复。皇帝对这个漏洞用朱笔批道：“奏章中只字未提。”

和珅继续写道，徵瑞在这个问题上一声不吭是否意味着他认为停泊在舟山的船队不必马上出发。他是否认为应该等所有的夷人一起出发？可怕的朱笔批道：“糊涂已极！”中堂命令把贡使的要求尽快寄给巡抚长麟，让停泊在舟山的船队立即起航。

“应该想到，船队官役人等不下六七百人。他们滞留在浙江，开销很大。既然他们自己愿意先回去，为何不想省这笔钱呢？”皇帝现在算钱了：当初他发现英国人主要吃肉时，难道他不是曾传谕别给他们太多的大米和面粉吗？

信最后警告金简、伊龄阿和徵瑞：没有他们3个人共同签署就寄来的奏折暴露了他们3人之间不能允许的矛盾。他们3人是一起被任命陪同进贡使团的：他们应该合作！“朕又节次降旨令3人会商，何以此折仪系徵瑞一人列名单奏？或徵瑞以钦差自居，遂尔目无金简、伊龄同，不与会衔；或金简、伊龄阿因徵瑞条内务府司员，不屑与之联衔。”朝廷用最严厉的言词指责“此等卑鄙之见”，“实属内务府下贱习气”。通过对这3名不称职的高级官员的斥责，整个内务府都受到了辱骂。

一场家庭纠纷

尽管这3名高级官员并不知道皇帝发怒的全部情况。但我们从中堂以皇帝名义写的信中的批示了解到皇帝盛怒的痕迹。通过这些朱笔批示，我们看到了乾隆与他宠臣之间的内部纠纷。

显然天子感到厌烦了。朝廷里每个人都因此而遭殃。和珅作为信的起草人也受到皇帝的指责。由于他在“遵旨”前面只写金简一个人的名字，乾隆便指责和珅：“这次，你忘了伊龄阿和徵瑞，你怎么会这么糊涂？”

3名陪同官员不大可能知道皇帝对中堂如此严厉的批评、因为那是不符合天朝规矩的。但应该知道，皇帝朱批的信是寄给收信人的，收信人收到信后就抄录下来，并立即将原件寄回皇帝。皇帝还可以在信件上再作批示，所以很可能是这种情况：天子发了两次脾气。

这位83岁的君主在他鞑靼区的行宫里低声抱怨英国使团——原来为他的寿辰所献的花束已变成一团扎人的刺了。徵瑞使官僚机器的运转发生了故障。他离开了盐政和海关就成了草包一只：这就是和珅在8月16日对徵瑞恶意的嘲讽。徵瑞的无能破坏了像钟表机械那样精密的指挥系统。

不过我们今天知道，马戛尔尼认大沽到热河之所以由一名普通的盐政官员陪同，那全是皇帝的有意安排，也是皇帝非常讲究儒教级别思想的缘故。不应该让马戛尔尼因有像直隶总督那么重要的官员陪同而沾沾自喜：“该贡使以天朝多派大员照料，益足以长其矜傲。”皇帝想通过把英国人交给一个盐官来打掉他们的威风。可结果未能如愿：徵瑞是个蠢材。皇帝的怒气一封信比一封信厉害。在平时说话微妙的官僚阶层里竟用了这么强烈的字眼，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盐政司有幸出了一个如此愚蠢的官员。”“所奏糊涂已极。”“所有不令先回一节，更属不成事体。”皇帝呵斥徵瑞的同时，金简和伊龄阿也挨了骂。“至昨奏到之折系徵瑞一人出名单奏，殊事可解。实属拘泥糊涂，可鄙、可笑。”

朝廷检查官员的内心想法

和珅再次进行斥责。他向有关的人解释为什么他们做错了事。这是一种特有的方法：在中国，朝廷检查官员的内心想法，权力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得到承认的，它应该使下属产生犯罪感。对于某些官吏说来，有做错事的想法比“客观上”做了错事更要严重。和珅作为皇帝的发言人，对谁都不客气。他指责金简和伊龄阿“可鄙”、“可笑”、“可恨”。

朝廷与这3名官员之间的信件交换可以这么无限止地继续下去：每次，一方引用对方的话，一方将对方的话进行轻蔑的指责，另一方则表现得惶恐不安。直到大约9月2日，皇帝在3个犯错误者前一天寄出的奏折上朱笔批示后这场争执才暂告结束：“亦不值向汝等烦言矣。”这也许既是针对这3名官员，也是针对内阁大学士的。

官僚主义产生如此荒谬的效果，这并不罕见。处于等级制度低层的官员的主动性被高层官员扼杀，高层官员反过来又像失去冷静的高雅人士那样激烈地指责低层官员无所事事。乾隆没有因为替他效劳的人的疏忽而上当，这第一号中国人似乎瞬间清醒了，走出自我陶醉的孤立状态；而整个中国民族一直被一个有两千年悠久历史的制度封闭在这种状态之中。中国方面远比英国方面紧张。由于制度僵硬的关系，中国人患有宗派思想，打钮扣战。而对方，英国人由于身处如此陌生的环境，加强内部团结。“Right or wrong，my country．”他们把中国人当作应该对付的威胁。

尽管他们失望、疲惫而且有点恼火，但在我们的史料中找不到他们间有任何真正不和的证据。

不可抗拒的恐惧

皇帝的怒气平息了，但不幸的徵瑞还没有吃完苦头：夷人真不会做人。的确，英使在8月29日交给徵瑞一份曾说起过的有关礼节的照会：要坏事了。

因为这份照会而胆战心惊的不光是徵瑞一个人。马戛尔尼曾为把这份照会译成中文而到处找翻译，但却没找到：中国官吏、欧洲传教士、甚至他自己的满族翻译，没有一个人愿意卷进一件如此重大的国事中去。有的官员做事不慎，只因为同意为一个夷人向朝廷转呈违背礼仪的信件而被“打板子”、蹲班房，甚至砍脑袋。这类事难道还少吗？洪仁辉不是就经历过这种不幸的遭遇吗？最后，罗广祥神父同意翻译照会，但不誊写，甚至也不愿借他的秘书。风险实在太大了。

幸亏马戛尔尼还有小斯当东。他现在已能凑合着写汉字。据斯当东和安德逊说，这份照会的翻译与誊写过程真是出奇的复杂。由于罗广样神父不懂英文，所以必须首先从英文译成拉丁文，然后再译成普通中文并改为宫廷文字。最后誉写照会就只得靠一个伦敦的孩子来完成了。

既然全国上下都惧伯任何与传统习惯不严格相符的首创精神，那么中国的发展除了通过危机以外还能有别的什么途径吗？马戛尔尼写道：“对传统习惯是否有效不经过认真研究而近乎迷信地盲目赞同，这就是中国的主要特征。”

“赞同”：马戛尔尼本可以说那是对神的恐惧。滑稽、残酷和重要的插曲，这概括了英国使团整个活动。

马戛尔尼在这份令人如此惧怕的照会里提出了什么解决办法呢？一名和他级别相等的中国官员在乔治三世画像前就像他在乾隆皇帝面前一样施礼。两人同时分别在东西方最高君主面前叩头。

徵瑞读了照会后脸色阴沉。把两国君主等同起来是荒谬的：世上只有一个皇帝，他就是天子。其他国家的君主都只是些小国王而已。王和乔兴高采烈地建议马上就施礼：这毕竟是让贡使叩头的一种办法。马戛尔尼劝他们不要着急，他很清楚，没有皇帝的赞同，他们在乔治三世肖像前的叩头没有任何意义。

马戛尔尼是否想到徵瑞直言不讳的看法是对的？他是否估计到：即使通过一名官员出面，皇帝也永远不会同意英王与他地位相等呢？不过，马戛尔尼虽然预料到困难重重，他仍继续按既定方针办。

皇帝反复强调说：“我们应该使这些英国人敬服：向他们展示我国本制的效率及文明的优越性。”这是以后两个世纪里中国与西方关系中的另一个永恒不变的因素。即使是吃了败仗，天朝优越的思想也不会改变：“我听说夷人在他们的信函和文章中把那些微不足道的小人叫做皇帝，并和皇帝陛下相提并论”，1867年，即火烧圆明园7年以后，一名中国高级官员还这么写。

马戛尔尼由于太不了解这种官方语言因而抓不住要害。他不知道徵瑞之所以被选上负责接待英国使团，正是由于官职卑下。他却以为，既然徵瑞有幸奉旨接待尊敬的英王陛下的使节，那他的级别一定很高。20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了解中英双方的用意——我们比他们自己还了解得更清楚，因为我们掌握他们双方的隐秘。不仅如此，我们还掌握历史的隐秘。

谢选骏指出：汉人蔑视西方蛮族，是因为这可以间接表达他们对满人和蒙古等蛮族的蔑视；满人蔑视西方人，是因为这可以掩盖他们自己的蛮族背景。因为在唐朝的时候，甚至在汉朝的时候，中国都没有这种对于外国人的蔑视啊！

【第二十九章  谈判不在热河进行(1793年8月31日—9月1日)】

马戛尔尼勋爵本应该来广州，并在现场以强硬而有节制，不屈不挠的态度就贸易协定进行谈判。——夏尔·德贡斯当 1793年2月8月30日星期五，马戛尔尼把准备工作做完。他打算9月2日星期一上路。出发前还有两天空闲时间：他提出来要“在北京稍稍游览一下”。他立即被告知说，他“应该等从鞑靼区回来以后”，因为“在皇帝接见前就在京城露面是不太适宜的”。

马戛尔尼指出：他已经“在京城露过面了”——见过他的人数以百万计。

根据欧洲的外交惯例，只要还没有呈交国书，大使是不能进行任何正式活动的，但他可以随意闲逛。天朝的传统则禁止护送贡物的人在完成正式使命之前在外头露面。也许这也是对贡使的一种暗示：如果他缺乏灵活性，那么他们也会同样采取强硬态度。

人们不会在星期六或星期天上路去完成一件官方任务：马戛尔尼想像不到中国人居然不明白这么明显的道理。然而，对中国人说来，那天并不是1793年8月30日星期五，而是乾隆五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观察家惊奇地发现：“中国人没有固定的休假日子。”今天，这些差别已基本消除——尽管中国人的节日还保留用农历。可是在很多世纪内，中国并没有用世纪来计算时间。登基的皇帝就像基督徒眼里的耶稣基督一样是开创新纪元的上帝。在1793年，法国的革命日历诞生了：这是第一部想摆脱与基督教联系的历法。但毛泽东的中国没有这种勇气。然而，直到今天，中国人在讲自己的历史时仍然既不用公元前或公元后几世纪，也不用公元前或公元后几千年。“元朝？那是在哪个世纪？”能回答的人寥寥无几。但没有一个小学生不知道元朝是在宋朝之后，明朝之前。

索要礼品

按照惯例，贡使应把“一件私人礼物交到”皇帝“本人手里”。因此，马戛尔尼的四轮华丽马车就“不适宜作为礼物：因为无法把它放到皇帝本人手里。”另外，朝廷的主要官员、皇帝的儿子、宠臣和其他一些人“期待着收到一份相似的礼品。”

马戛尔尼所有的礼物全部都写在礼品单上了，因此他只得向使团成员买那些本来是他们带来中国出售的东西——但按明文规定他们是不准这么干的。马金托什上尉卖给马戛尔尼一批手表，价格按他本打算在广州脱手的价格——因而赚了不少钱。

Business is business．后来，“礼品问题解决了”。梁栋材神父又一次来信。这位前耶稣会传教士恰好是8月30日写来的信。他的来信使马戛尔尼继续抱有达到目的的希望。下面是一篇公开吹嘘个人和阴险抵毁他人的新杰作：“中国官员似乎对阁下庄重的举止和精美的礼物都十分满意。他们越阻挠我实现为阁下效劳的愿望，我就越到处夸奖阁下的杰出国家，夸奖它的强盛，它的富有，它的信誉，它对科学的热爱。［……］

“我强调中华帝国可以从同英国贸易中获得好处。我指出，每年有50或60艘左右的英国船抵达广州，在那里留下大量的金钱；其它所有王国的船只加在一起也不及英国船只总数的四分之一；尽管中央帝国同英国做生意已经很有利可图，将来它还可获得更多的利益。条件是排除英国贸易在广州所遇到的障碍，让英商还能到另一个口岸做生意。英国商船在新口岸就可不必等四、五个月才能装上货物，也不必须着季风，冒着沉船的危险回国。

“阁下最好能了解他的好朋友。葡萄牙人索德超进了钦天监，可他连天文学的基本原理都不知道。他有幸给和珅治好了一次轻微的不适，那就是他发迹的原因，也是他为什么敢于争取当阁下翻译的原因。他现在有钱，有地位。但如果阁下能阻止他在热河当翻译，那么他就会很快丧失他的钱财与地位。［……］再说，我对这个传教士唯一的意见就是他有意反对英国。［……］。

“阁下从热河回来时，在北京需要赠送许多礼品。(下列一张名单，马戛尔尼后来派了大用场。)重要的是千万别让索德超影响这些礼品的分配。我只是提醒阁下，贺清泰先生和罗广祥先生不懂人情世故。”

这个教徒是一个光荣家族的后代，侯爵的儿子。他不顾教士间应有的团结和基督教倡导的仁慈给勋爵写信。的确，在全世男所有的宫殿里，“人情世故”与“地位”在当时总是压倒任何其他考虑。“根据阁下写给我的信，我知道在阁下去热河之前我不能拜见他。而且，根据我听到的某些消息，我估计在阁下回来后我也不易见到他。”这两句话可能使马戛尔尼有点担心。难道梁栋材预感到从热河回来后，英国使团的日子就不长了？

法国的意外出现

第二天，即8月31日，马戛尔尼终于见到了这位写信迷。梁栋材为不能早一点来看他而表示歉意，但他把这归咎于“钦差大臣的嫉妒”：“他受不了我关于英国伟大以及它对中国很重要这一看法。”马戛尔尼承认这个神父消息很灵通。但貌恭必诈，难道不是吗？他最后离开话题说：“我将安心地留在这里，因为我深信阁下不会在热河谈判。”马戛尔尼心想：“如果不在热河谈判，那我去那儿干什么呢？”

马戛尔尼准备乘坐四轮旅行马车去热河。这辆旧马车“引起中国人的极大兴趣，他们画下了车子的图像”。但是，“尽管马车十分舒适，工艺精良，但车身颜色黯淡，因此样子不好看。”中国人喜欢鲜艳的色彩，他们不明白“英使竟会坐颜色这么黯淡的马车”。这又是一个误会。

在分发去热河行宫穿的礼服时，人们打开一只大箱子，里面装满了镶有金色饰带的绿呢礼服。“这些衣服都是已经穿过的，甚至经常有人穿。”拉吕泽尔纳先生的名片还缝在礼服的衬里上。拉吕泽尔纳先生曾在1788年至1791年期间出任法国驻伦敦大使。“这些衣服根本不适合一个在华的外国使团穿。”英国人用幽默的态度看待这件事。“中国人对我们穿上这样的礼服可能发现不了有什么可笑之处：可在我们之间，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禁哈哈大笑起来。”然而，使团的画家亚历山大在一位头戴蓝顶的官吏陪同下去圆明园取一张天体运行仪的图纸。“路上，我们迎面与一位亲王的队伍相遇。按照中国礼仪，必须给亲王让路。我的陪同试图说服我在这位皇族成员过来时下跪叩首。这位令人敬畏的老爷见我明确拒绝行这种礼时似乎乐了。”天真的亚历山大有很浓厚的英国意识。他一刻也不会想到微笑里也会充满了对他“野蛮表现”的谴责。

野战炮将不出征

敦达斯和马戛尔尼原先不顾东印度公司的警告，坚持要把速射炮列入给皇帝的礼品单中：“听说要介绍一些中国人无法仿造，而且他们会知道是无法抵御的武器，我们对此感到某种忧虑。在中国，火器从来就是招惹麻烦的东西。”英国政府和特使不听这些谨慎的劝告。难道是想把野战炮同韦奇伍德瓷器和兰开夏呢料一起卖给中国吗？还是想炫耀他们强大的军事力量和先进的科学技术呢？

使团的武器装备使钦差大臣感到不安：“此人原先强调要把全部礼品都运到热河，现借口皇帝不久就要回北京，要求不把野战炮运到热河。他还要求把火药桶全部交给他。”早在1757年，中国就曾发布过一项告示，绝对禁止外国人在华携带火器。规章制度总还是规章制度。

9月1日，徵瑞写信给他的主人：“明天早晨，奴才将带贡使离开京师。到热河后，即10天后，他就可觐见皇上。”

金简来看望马戛尔尼，预祝旅途顺利。他告诉马戛尔尼，皇帝十分赞赏马戛尔尼所采取的措施，即“让在舟山的‘狮子’号上病员隔离扎营，不让水手们到处乱走。”朝廷已发出命令，高厄可以“随时起航出发”。

马戛尔尼似乎没有发现中国人最关心的是在他们的同胞周围建立一条防疫隔离带。皇帝祝他们“一路顺风”，意思是说：“这下可轻松啦。”这样，少了600个需要提供大量肉食的饭桶，也是少了需要监视的600个间谍。

谢选骏指出：满清杂种即使从这个时候开始好好研究野战炮，也不至于半个世纪以后一败涂地。

  

【第三部分  傲慢对自负 在皇帝的庇荫下(1793年9月2日—10月6日)】

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总是习惯和差不多在起支配作用。这样一来，人们得到的印象是生活在一种模糊而把握不定的环境之中。——德日进

我们由于各自的皇位而似兄弟。如果一种兄弟般的情谊永远建立在我们之间，我们会极为愉快。——乔治三世致乾隆皇帝

外国人的话里没有真话。——《方士秘录，马雅诗篇》

【第三十章  长城路上(1793年9月2日—5日)】

9月2日星期一，凌晨一点，鼓声震天。“我们的寝具统统装上了车。在一支强大的马队护送下我们离开了住处。”出城花了4小时，因为尽管时间很早，沿路还是挤满了人。“7时，我们出了北京城，来到富饶、精耕细作的郊区行走。”

马戛尔尼和小斯当东乘坐马车。斯当东的父亲因痛风发作，故坐轿而行。70名随行人员中有40人是军人，分别骑马或乘车，由200名中国挑夫运送礼品和行李。随马戛尔尼来中国的人员中有21人被留在北京。画家亚历山大因此而十分气恼：“只离长城——这人类的奇迹，智慧的见证——50英里了，却不得而见，乃是这次旅行中最最扫兴的事了。当使节团走过风景如画的地带，却把画家们强行关在北京，这简直不可思议！”

车队行走了25英里之后停了下来，此时已是下午两点钟了。使团一行在一座花园附近的皇帝行宫南雪轩安顿下来。他们只能在这处欣赏皇宫，因为他们只住其中的一座楼。官员越来越多。王大人和乔大人坐上了特使从英国带来的马车。他们对“马车的灵巧，对玻璃窗和百叶窗可随意开闭，赞美不止”。食品和饮料都“存放在密封的容器里”。一路上由人挑着，供使节团人员用餐。“晚饭时，招待我们饮用当地的一种略带苦味的酒和一种用米和黍类酿成的酒。后者酷似我们的刺柏子酒。”

从北京到热河，英国人用了6天时间，行程160英里，沿途住宿在皇帝的行宫。

有人告诉他们这些行宫不是国家公用住宅，“甚至连朝廷内那些最高级官员都未曾享受过”。英国人能下榻在皇帝的行宫感到受宠若惊。这样厚爱他们，说明已决定要满足他们。

但他们并不知道最初的安排。徵瑞原打算让马戛尔尼住进当地居民家，而从安全考虑，想把贡品放在皇帝行宫。住居民家！难道就不考虑要禁止接触的问题吗？

乾隆生气地用朱笔批示：“所奏尤属拘泥。贡件既在行宫朝房安放，贡使等何必又令住宿民房？沿途行宫如膳房军机直房皆可住宿，即或不敷，阿哥所亦属空闲，尽可与之居住。贡使与贡品同在一处，岂不更有照应乎。”朝臣、太监们的住处很适合使节团的身份，谈不上让他们住进皇帝的住处。实在必要时可动用皇子的住所，只是不要向特使说明，否则他们就会不可一世。白费心思：英国人后来还是对读者说他们住进了皇帝的行宫。

御道

乾隆对使团行走速度也下了御旨：不必匆忙。“阴历八月上旬抵达即可。”要“照顾使团，缓步行进。”皇上决不希望这些会带来诸多麻烦的宾客在热河长时间居住。他采用了徵瑞编造的借口：“夷人软弱，惮于车马。”他们是娇气包，胆小鬼！英国人认为“走得很快”，并对此感到满意。中国人安排他们慢慢走，而英国人则认为自己走得很快。阅读中英双方的资料时，我们的感觉是在读两次不同的旅行。

英国人炫耀他们获准住进了皇帝行官，但他们并没有享受走御道的特权。从北京至热河的大路中央为御道，10尺宽，1尺高，由砂土和粘土混合而成，经浇水，夯实后具有磨光大理石的硬度，赫脱南曾说：“这条路像客厅地板那样干净。”温德也说：“像弹子台那样平坦的路中央只供皇帝陛下通行。一般行人走御道两侧的两条道路，它们修建得也十分好，树木成荫，每隔二百步，就有一个总是盛满水的池子用来喷洒以免尘土飞扬。”赫脱南又说：“在皇帝经过时，当时世界上或许没有一条比这更美丽的路面了。在我们来回的路上都见到大批民工在修整路面。”马戛尔尼计算过：全程共有2．3万名民工，分成10人一组，相隔百米在劳动。路上日夜都有卫兵守卫，禁止行人进入。皇帝驾到前夕，任何人都不允许在此落脚。皇帝一离开，马上就没有人管了，路面也很快被损坏，所以一年必须修两次，一次是皇帝去鞑靼区，另一次是皇帝从那里回来之时。因而温德稍带讽刺地说：“如果中国人能像管土地那样管空气与阳光的话，他们也许会向皇帝献上专用的更纯洁的空气和更柔和的阳光。”

设防的城市

第二天使节团全体人员走山路从南雪轩到了密云。他们看到西面10英里处一座山顶上的长城。但使团在更朝北的地方才穿越长城。

在密云，晚上他们同一位鞑靼族军官一起聊天，他与王大人官衔相同，但后者却对他显出一种极大的尊敬。这位军官知道英国在欧洲享有优势，知道“它是一个文明的，有创造性的强大国家，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无法与之匹敌”。马戛尔尼夸他“通情达理”，“有教养”。一个鞑靼人怎么会了解欧洲情况呢？据罗广样神父说，法国传教会会长承担的诸多任务中，有一项是“须去大人物家中拜访，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有关欧洲、海洋与科学的问题”。这位军官可能参加过这类谈话。

景色变了：风光秀丽，畜牧业兴旺。牛羊成群。“羊身很肥壮，尾短而粗，好似一个肉球。”观察得很准确，今天的蒙古羊还是具有相同的特征。

第三天，使节团到了玉新山。在下榻处附近，马戛尔尼和卫队军官从容不迫地察看了这座要塞：围墙，碉堡。他们都作过精细的描述，好象要去攻克它一样。为什么城堡上没有一门大炮呢？乔大人认为它没有用，因为中国的敌人也不拥有这玩意。壁垒仅仅是为使皇帝的财宝和粮仓免遭强盗的抢劫用的。马戛尔尼都作了记录，但未作评论。这个国家没有炮兵，而英国却有。中国人自称从13世纪成吉思汗时代以来就使用大炮。当1621年澳门的葡萄牙人献给明朝皇帝3门臼炮时，该市的议会不得不“派了3人去教中国人如何使用。”怎么原先比西方先进后来却变得落后了呢？

英国人相信不断地进步。然而，倒退的情况毕竟也是有的。中国遇到了这种情况，应验了自己的一句谚语：“不进则退。”

秀丽景色

山路越来越高。这队人马沿着悬崖行进着。见到了小河边上有棵垂柳。“此树为纳蝉之所，诸鸟亦集，长夜不寂寞，得时闲鼓吹者，是树皆有功。”

连安德逊都被陶醉了。英国人在这片广漠的中国土地上，离开了熙熙攘攘的人群感到十分自在。

当年马戛尔尼走了6天的路程而今坐车只须6小时就能走完。昔日的河流，沟壑，尾巴粗短的羊群，长城，村庄依然存在。垂柳及金字塔形的岩石照样屹立在峰顶，只是皇帝的行宫不见了，没有留下半点痕迹。劫掠圆明园的肇事者已为世人所共知，西方人良心上不停地自我谴责，但至今无人知道破坏御道上皇帝行宫的肇事者，也没有人为此感到内疚。钦差即将离开使团，去热河安排使节团抵达事宜。他在一次交谈中转弯抹角地告诉马戛尔尼他一直未向伊拉斯马斯·高厄转交信件。特使对此大为惊讶，却未追问。这种冷漠态度令人奇怪。究竟是外交需要，是顺从上面的旨意，还是清闲者无牵无挂时脱口而出呢？

烟草国家

尽管痛风发作，斯当东还是观察到“这个省的低洼地区种植烟草”。中国人“用竹子做的烟袋”抽烟。抽烟的习惯很普遍，“男女皆有”。巴罗指出：妇女“佩带一只小丝袋，里面装着烟袋和烟草”。安德逊写道：‘小孩从能拿烟袋时起，就学着父母样抽烟。“10岁的女孩，甚至更小些的，嘴上都叼着一根长烟袋前来观看使团队伍。”马戛尔尼写道：“在社交时，中国人把相互交换烟袋，抽上一口视为高雅。”安德逊又指出：“中国人指望抽烟来预防传染病。”他们抽烟很凶，为表明一个人已病入膏盲，他们用“他连烟都抽不了了”这种说法，就像我们说：“油尽灯灭了”一样。

在去广州的路上，英国人看到大片烟草种植地。斯当东注意到“烟叶都在地里露天晒干。”他匆忙地下了结论，认为烟草在中国是土生土长，“并没有采用外国习惯”。我们的旅行家不断作出各种无法得到证实的猜测。但他们叙述的内容却又成了不容置疑的事实，因为这是他们亲眼所见，而且这些人又都是外交官！

大胆的论断。今天，大家都知道烟草是由首批西班牙和葡萄牙航海家从南美输入中国的。在明朝走向衰落的时期，烟草和其他贸易作物如茶叶、棉花、靛蓝植物与甘蔗一样得到了发展，而粮食蔬菜作物却受到了影响。这样，商业队伍和城市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经济贸易的增长削弱了中央集权。中国还有另一个常数：一旦集权解体，到处都出现改革。中国继续在烟草的生产和消费上绝对地保持着世界纪录。

在中国内地，离宁波不远的一家小旅馆里，我遇见了一位美国工程师，他要在中国呆3年，为“万宝路”建造烟厂。他用统计曲线向我证明说中国将在长时期内成为一个无可匹敌的香烟销售市场，我们法国烟草专卖局却似乎没有看到这点。它更注重保护自己在国内的垄断地位，而不是去占领国外市场。

毒品鸦片

在一个人人都抽烟，而只有政府才有权提供这种需要的国家里，走私在今天能获得暴利。他们公开揭露那些庞大的倒卖团伙的头子，称他们是“香烟大王”，军队的卡车，火车，邮政车辆都参予了倒卖香烟交易，产生了一个货真价实的黑手党，他们能买通国家公职人员，并能随意挪用资金。

1793年，英国使团发现中国人除了人参和辰砂，对鸦片又有了癖好。马戛尔尼指示不许提及这个问题。因此使团在中国期间，从未提过这个问题。但马戛尔尼对印度公司几乎不加掩饰地进行的牟利走私活动了若指掌。荷兰人文普兰是这样写的：“近25年来中华帝国吸食这种麻醉剂的人数剧增，每年消费量为2400箱。”这位同时代的人还透露了广州当局在这类走私交易中与外国人勾结在一起。

无论是鸦片的种植还是鸦片交易，在共产党中国尚未彻底根除。在云南、越南、老挝、泰国和缅甸交界的地区一直种植鸦片。现在轮到西方来接受这些毒品了。英国人沿途看到负载了很重的木材和木炭的骆驼商队。“200匹骆驼只由一人看管。骆驼是所有大自然兽类中最驯良的一类，它能长期忍受辛劳，并且驮运重量大。”这种“为奴役而生”的骆驼总带着一丝忧伤到处溜达。

终于见到了威武的军人

9月5日上午，队伍穿越了一座峻峭山峰：南天门，即“上天之门”。英国人在那里见到了久负盛名的长城。阿姆斯特朗后来则说长城是唯一能从月球上见到的人工建筑物。

旅行者到了一个四周都是陡壁的山谷。狭窄的道路蜿蜒曲折，下面就是一条激流。长城截断了这条小路，往山上延伸，并且已有些塌陷，而整个景色至今未变。

英国人进入了一座人口稠密的城市——古北口，受到三响礼炮的欢迎。“为欢迎我们，搭起了一座牌楼，上面装饰着各种彩色的丝绸缎带。”士兵们列队双排，从牌楼一直排到长城脚下。这支威武的军队第一次给英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不可能有比它更好的军容和队列操练了。士兵们穿着一种锁子甲，头戴钢盔，从头顶起盖到肩膀。”共有10个连队，每连有80人，排成密集的队伍。各连士兵服装不同，也都有自己的军旗。这些是满族的“八旗兵”，不是温良恭俭让的汉族军队。他们既不带遮阳伞和扇子，也不带烟袋。斯当东详细地指出：他们的弓由一种“具有弹性的木头”做成，弓弦由“丝线编成。”汉人和鞑靼人都很重视“使用弓箭的技巧。”

钦差向皇帝报告说：“一切旗仗队伍尤须鲜明整齐，以肃观瞻。”这对双方都很体面。

思想上的长城

马戛尔尼和他的同伴走了半小时就到长城脚下。他们爬了上去。马戛尔尼记下了巴瑞施中尉和他的士兵按照他的命令丈量的城墙，女墙，巡查道和碉楼的尺寸。

他认为这“无可比拟的建筑物”是帝国强大和英明的标志，因为“它能一劳永逸地保证未来若干世纪里国家的安全。”

他把事情简单化了。他不知道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帝于公元前220年至210年间只是连接了早已有的长城各段，他并没有修建长城，而且当时只是一条简单的土墙。

在千年之后，长城才用砖和石头砌成。明朝时又得到了加固。它不止一次地让入侵者过了关。它把两边的景色都隔开了。结果更多是制止了出逃而不是制止了入侵。

今天，从中国出来还是比进去更难。长城更多是一种精神状态，而不是一种军事防御物。

英国人手拿笔记本从各个角度测量了这建筑物，如此细致的观察惹恼了中国人。

他们认为这些古老的城墙属于风景的一部分。可以看，却不能仔细检查。他们几乎怀疑到了英国人是否有什么坏的企图。他们的嗅觉很灵：本松中校和巴瑞施中尉关心着他们肩负的一项秘密使命：一旦和平使命失败，就得准备不那么和平的远征了。

但大部分英国人希望带一些“纪念物”回国。他们捡烂砖块，把它们像金条一样珍贵地收藏起来。

同一天，另有一些英国人应当地居民之请在法国土伦登陆；无套裤汉潮水般地涌向国民公会，后者“把恐怖提上了日程”。

谢选骏指出：乔治三世和乾隆皇帝称兄道弟，却不知道这种马屁是犯了大忌。英国人偷走的“烂砖块”，都是一些珍贵的文物——这些东西肯定比英国的金条还要值钱，英国人又不是傻子。

【第三十一章  在鞑靼区(1793年9月6日—8日)】

长城以外，就是鞑靼区了。英国人发现这是一个荒无人烟，未加开发的不毛之地，不是山脉就是谷地，再也见不到：“金黄的麦穗，花园及漂亮的房子”了。他们到达一座高山脚下。这是一条在岩石上开辟出的崎岖山路，若不增加马匹，他们的车辆就无法攀登上去。“这又一次显示中国人在进行公益事业上表现出来的才智。”

“鞑靼人总归是鞑靼人”

晚上被指控偷了东西的一名鞑靼仆人和两名汉族官员之间发生了冲突。鞑靼人出言不逊。王、乔两位大人让人用竹棍打那名仆人，仆人对在鞑靼土地上遭到汉人鞭笞怒不可遏。再一阵打后，他还未平息下来。“王大人无奈地对我们的翻译说：‘鞑靼人毕竟是鞑靼人”’。(然而，他却不知李先生也是鞑靼人……)

鞑靼仆人觉得自己有特权。马戛尔尼欲出来调解：现在是在鞑靼上地上，不是汉人自己的家园。两位官员笑而不答，因为汉人人口众多和自己在天朝等级上高人一等而感到了不起。这天晚上，马戛尔尼从乔大人那里高兴地获悉他有关礼仪的建议很有希望被皇上采纳。

混淆视听

9月6日，走了第五段路共13英里。不要走得太快。越往上走，天气越冷。马戛尔尼发现这里许多人“患甲状腺肿，同在瑞士瓦莱州一样。”

赫脱南报告说有位官员来见他们，要求看看“我们给皇上带来的稀珍物品”。

这位官员说：“听说你们带来了一只食煤为生的母鸡，一个只有一尺半高的侏儒，一头只有猫那么大的象，还有一只魔枕，只要把头靠在上面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他又补充说：“这肯定都是真的，因为他是从报上看到的消息。”

这些无稽之谈纯属中国人的想象，矮象是一种盆栽式的象，中国的神话故事里充满了这类稀奇古怪的动物。为什么这些“蛮夷”不能乘飞毯旅行呢？使团在他们的行李中正装着一只在欧洲盛行的热气球。

一贯谨慎的马戛尔尼证实了赫脱南的说法。翻译为他们念了一份传播这些无稽之谈的报纸，把他们都逗乐了。(他还加了一则：一匹只有耗子大的马。)他很平淡地说这是天津出的一家报纸。是李先生在一个月前，路经天津时买的，难道在这以前他不敢让他的主人们看吗？自发的谣言。就像在对海外奇谈颇有兴致又缺乏批判能力的群众那样轻而易举地就传开了。或者是远距离操纵的故意歪曲，旨在把西方人说成是大自然的怪物。现在他们的形象就是一些可笑而无足轻重的脱离社会的人。

这种巧妙的方法是在人们的头脑里建立起一座分隔文明和野蛮人的纸的长城，它同凝聚着鲜血的石头长城同样有效。

身怀绝技的农民

我们的旅行者已有好久没有见到耕种的地了。在一个陡峭的山峰上，他们见到了一些开垦地。今天，顽强耕作的业绩在这条路上仍然流传了下来。人们在峻峭的山坡上填方挖土，建起了一块块小花园式的耕地。

高处一个人正在陡坡上翻地，只要他站起来就会掉入万丈深渊。我们的旅行者用望远镜观察，发现这位农民身上系着一条绳索。“那位艰韧不拔的垦植者就用这种方法在绝壁上耕耘，播种和收获，只要一个人就可以减轻这大山的荒凉程度。”

中国画就是如此：在辽阔无际的景色里，只有一个小小的人物在活动——融合进大自然的一个小人物。

大山丘上，这位身怀绝技的农民盖起了一间小木屋，周围还有一个小菜园子。

他就这样冒着生命危险种植一些东西来养家糊口。这种勇气和智慧使英国人赞叹不绝。安德逊引了“一首4000年前的中国古诗”，法国人把它译成了德里尔教士的语调：

君主爱憎何足道，

掘井自饮乐陶陶，

春种秋收足自给，

硕果累累丰年兆。

这是正在发展的工业文明与农村传统，未来的英国和持久不变的中国之间惊人的相遇。

9月7日，热河在望。官员解释说，附近乡村都为皇家所用。孔子说：“所重民食’，甚至在“丧祭”之前。乾隆认为不爱惜肥沃的土地，就有失帝王的职责。

这次旅行将是一场盛大的“首次演出”。英国人诚然没有走在光滑得像镜子一样的御道上。他们骑的马有的瘸了，有的失足或拒绝前进。有的马鞍只剩一个马镫，或者两个都没有了。“中国官员的仆人却清早骑着好马就走了，留给我们的都是些瘦骨嶙峋的劣马。”这些都没关系：旅行者们一想到自己正在完成一桩历史使命，马上就精神振奋。他们为一点小事就乐不可支，如获悉鞭打别人的马是重视对方的标志，而过去却把这当作是失礼的行为。在这里算礼貌，到别处则成了一种粗鲁行为。一种人在另一种人眼里总是野蛮人。这6天是使节团的假期。“简直以为是在法国的萨瓦省或瑞士旅行。”是因为山上稀薄的氧气的缘故吗？他们陶醉在惬意的蒙胧状态里向热河前进。

庄严的入城式

第七天，9月8日星期日上午8点，旅行者到达离皇帝行宫1英里的一个村庄，仪式之前进行一翻梳洗。“全体人员准备参加庄严的入城式。”

这支队伍必然会使人想起国王的入城式，想起佛兰德斯主保瞻礼节街头景象，圣体瞻礼节的仪式行列。让·博丹在《共和国》一书中对此作了十分具有启发性的回顾：整个社会都在这一天展示自己，并在摆阔。

队伍的排列程序应该产生出最佳效果：

100名朝廷官员骑马开道

本松中校

12名轻骑兵，排成3行，每行4人

巴瑞施中尉

鼓手，笛手

8名炮兵，排成2行，每行4人

1位炮兵下士

克卢中尉

16名步兵，4人一行

1名步兵中士

8名侍从，共4行，每行2人(穿着法国使团的漂亮的绿、黄色号衣)

2名使者(穿戴同上)

4名乐师(穿戴同上)

6名使团的男士，2人一队，穿着绣金的鲜红外衣

马戛尔尼勋爵，乔治·斯当东爵士和他的儿子乘坐轻便马车

最后是一名穿着号衣的传者在他们后面压阵(安德逊具体指出这是那位黑人男仆)。

队伍这样排好后，用了两个小时走完了最后1英里路，到达了热河的宫殿，礼品在他们之前已经运到。队伍在“众多的人群中行进，这些观众都为他们从未见过的景象所吸引，这样的景象他们今后也不会再见”。

安德逊越过了幽默与讽刺挖苦的这条界线。“我们这支队伍确有可笑滑稽之处。”

如说军人和外交官员们穿着漂亮的话，“但队伍里的其他人员却显出一种非常难看的样子：有些戴圆顶帽，有些戴尖顶帽，还有的戴着草帽；有人穿长靴，另一些人则穿短靴，有的皮鞋还配上带色的长袜”。“华丽的侍从号衣不合体。整个还不如改穿虽破烂却划一的服装来得合适。”

当这支穿着可笑的队伍随着“上帝保佑吾王”的乐曲慢慢向前行进时，外交官都在想这样做是否会对英国产生好印象。想来观看一个奇怪的民族的观众肯定不会感到失望。

谢选骏指出：新兴的海上霸权英国与没落的内陆霸权满清之间在掰手腕。

【第三十二章  礼仪危机(1793年9月8日—9日)】

热河是帝国的第二首都。这种说法并不过分，因为权力高度集中，而皇帝又在这第二皇宫中度过夏天的3个月。罗马不再是罗马，寡人所到之处就是罗马……

“热河是我选定的。”乾隆的祖父康熙这样写道，“我令人把亭台楼阁建筑在松树林中，清澈河水流淌，见到这迷人的兰花，一种完美的感情就油然而生。松树，竹林使我联想到正直。我站在小溪边赞赏那清澈见底的流水，丛生的野重则让我产生对杂乱无章的厌恶。”我们简直是在阅读夏多勃里昂的文章：“他就是神，峡谷中的野草，高山上的雪松都为他祝福，昆虫为他低声唱着赞歌……”

热河又是一座贫穷的城市，街道弯曲而肮脏，由简陋的木板房组成。若不是乾隆效仿他的祖父在此筑起梦幻般的宫殿和花园，若不是他每年夏天来此奢华享乐，热河真不值得让人“长途跋涉，艰苦地绕这一大圈。”

这里也是一个巨大的军营。“皇帝逗留期间，这里驻扎着10万军队。”乾隆不愿冒险。他离开北京，一支满族军队就担负起保卫他假期生活的任务，他不怕有人叛乱。

这里也是喇嘛教的圣地。我们的旅行者到达时，就遇见了一大批朝圣者和穿着黄色袈裟的喇嘛。“百姓们似乎不怎么尊重他们，而他们的行动举止也体现不出有身份人表现出的那种尊严。”确实，我们这些基督教新教徒带来了反教权主义思想，尤其是自亨利八世的英国国教改革以来，反修道制度的思想一直很强烈，但这些意见不会激起乾隆臣民的愤慨。他们把和尚看成是戏剧舞台上的那种形象：小偷、馋鬼、酒徒和色鬼，就同中世纪欧洲的讽刺剧中形象固定的僧侣一样。中国古典文学甚至对尼姑也不客气，把他们写成为伤风败俗之事穿针引线的人。

迟迟不见的接待委员会

阴暗的星期天！监狱式的宫殿再一次地在等候英国人。在山坡上有三进院子，铺着石板，四周有走廊。第一进院子是厨房和附属建筑。第二进院子为特使和斯当东的住处。第三进院子是使团的随行人员和侍从的房间。

至于高级官员，他们一个也没有出来迎接，只有“下层的”一些无所事事的人在观看。安德逊毫不掩饰这种受到屈辱的感觉：“没有一位官员出来迎接大使。我们走进馆舍的排场很大，受到的接待却微乎其微。”再说马戛尔尼事先曾宣布“和珅要亲自迎接大使进入热河。”

为等待他的光临，本松中校命令士兵随时准备，“我们至少集合整队了12次，我们把每一位出于好奇来看我们的官员当作阁老来了。”白天过去了，直到吃晚饭时，和珅还是没有来。

这一天，广州得到了两条重要消息：2月1日法、英宣战；由阿克帕特里克上尉率领的一个英国使团进入西藏。东印度公司没有可供使用的船只，又拒绝把信件托付给皇帝驿站。他们匆匆装备了一艘小帆船，于10月5日把它派往天津，结果还是没有遇见特使。

马戛尔尼同他的伙伴一样感到不安。但他十分冷静，并竭力设法挽回面子：“钦差前来退还我关于谒见礼节问题的照会，建议我直接面交阁老，由他来答复我。

据王、乔两位说，皇帝在花园的一处高台上观看我入城及我们的仪仗队伍，他十分欣赏，命令阁老来迎接我。”

不久，又下了道相反的命令；阁老的随从人员太多，大使的馆舍太小；所以要马戛尔尼去叩见和珅，再说他膝盖受了伤，行动不便。

马戛尔尼报复了和珅。究竟把他当什么人了？不把他当作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使节看待！他借口路途疲乏谢绝了邀请。你借口膝盖受伤，我就说腿不好。当晚由斯当东出席了阁老的晚宴。

始终没有照会的消息，马戛尔尼可以认为它没有引起异议。乔大人不是暗示过这一点吗？斯当东指出：照会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徵瑞在退还的时候还说“他一直把此照会留在自己手中，但没有读过”。英国人丝毫也不相信，准是有人授意这么做的。但这意味着什么呢？大使要进行艰巨的较量。他有这个能力吗？他的外交病只能激怒皇帝。王大人和乔大人害怕朝廷会怀疑他们授意写这照会。他们恳求斯当东让他儿子用中文名字在照会上签字“以证明是他写的”。激怒的皇帝会赦免一个孩子的脑袋，却不赦免他们的脑袋！

面对天朝政府

乔治爵士只由小托马斯和李先生陪同来到阁老官邸。小斯当东直言不讳地承认，他们受到了非礼的待遇。“晚上，我们去见大阁老。我们见他与另外4位大臣坐在官邸的一间大厅里。他见了我们也不起立，态度冷漠，语气傲慢专横。不过，他请我们喝了热奶，为我父亲准备了一个座位。李先生和我都站着。我们谈了约一小时，然后就告辞了。”在这冷漠的接待中，还是有点儿客气：他们早已发现英国人爱喝奶。

父亲没有儿子说得那么多，作为公使。他极力“说得轻描淡写”，但同他儿子说的没有冲突：“阁者接见全权公使时、坐在一个铺着绸子的高椅上，两旁是4位内阁大学士，两位汉人，两位鞑靼人”。

斯当东谈到另外几位官员时好像他们都是和珅的属下。事实上，坐在他面前的是6名内阁大学士中的5名(很可能就阿桂缺席，因为他年龄大大)。他没有意识到天朝政府成员几乎全都在场。和珅避免在这第一次较量中单独行动。

他首先照例询问斯当东关于“使节团访华的意图”，语气十分冷淡。斯当东让托马斯把英王写给皇帝的信的中文译稿念了一遍、这封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英咭利国王乔治三世蒙天主恩，英咭利国及佛朗西(原文如此)及爱尔兰国王海主卫道者，恭惟大皇帝万万岁。［……］

“本国造了多少大船，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处，并不是要想添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国土也够了，但为着要见识普天下各地方有多少处，要让别国能得着我们的技术和好处；我们更想明白各国的技术。如今闻得各处只有中国大皇帝管的地方风俗礼法比别处更高，至精至妙，各处也都赞美心服的，故此越发想念着来向化输诚。［……］

“如今本国与各处全都平安了。［……］从前本国的许多人到中国海口来做买卖，两下的人都能得好处，但两下往来，各处都有规矩，自然各守法度，惟愿我的人到各处去安分守规矩，不叫他们生事，也希望他们不要受到委屈。故此求与中国永远平安和好，必得派一我国的人带我的权柄，住在中国地方，以便弹压我们来的人，有不是罚他们，有委屈亦可护他们，这样办法可保诸事平安。

“我如今为这些缘故特差一个人到中国来照管这些事情，我所派的乔治·马戛尔尼是本国王的亲戚，忠信良善议国事的大臣［后面约有20行关于他仕途经历与才能的文字〕。我又恐正贡使到那里或有别的缘故，所以又派一副贡使临时替他也与正贡使一样，乔治·伦纳德·斯当东(后面约有15行关于他的长处的文字)。如今我国知道，大皇帝圣功威德公正仁爱的好处，故恳准将所差的人在北京城切近观光沐浴教化，以便回国时奉扬德政化道本国众人。至所差的人，如大皇帝用他的学问巧思，要他办些事，做些精巧技艺，只管委他。

“我本国的人或是在中国管的地方住着或是来做买卖，若是他果能安分小心，求大皇帝加恩。［……］

“惟有祷求全善天主保护大皇帝长亭太平之福，庇佑英咭利国永远平安受福。

英咭利国王乔治。

当见习侍童用中文念英王信的时候，大学士仍然坐在那里。若是他们皇帝圣旨的话，他们早就全都跪下了，而且要英国人也跪下！他们有着两种衡量标准。

接着，斯当东呈上那份被退还给特使的关于礼节的照会。他要求有个书面答复，以供正使研究。和珅“装出毫不知情的样子”，但他的反对意见却“早已准备好了。”

双方都坚持自己的立场、“阁老请公使把他的意见转告给特使，会见就这样结束了。”

他没有提及书面答复之事，谈判大门是否还敞开看呢？

无知的文件

禁止旁听吗？根本不是。“在整个会见过程中，大厅内挤满了官邸的服务人员，他们可以随意听谈话内容，似乎与远方来的外国人打交道时对中国人没有什么可保密的。”在与外国人的关系上政权并不保守秘密：这不是一次谈判而是让人看看一个不变的程序。由于在场的人太多，阁老就必须在他们面前保持一种使人敬而远之的威严态度。他不断地表现出天朝对英国给予恩赐优待，但这并不妨碍中国人觉出英国人的傲慢态度。

双方都谈了自己的理由。礼仪危机产生了。皇室档案说明乾隆对这个使团的看法越来越坏。他对特使避而不见而只派他的副手出席十分恼火。派副手有什么用？

送“一纸无知的文件？”是指国王的信？还是那份关于礼节的照会？可能是两者兼指，而且兼指它们的内容和形式。

在使节团抵达热河时，皇帝在9月8日的圣旨里已经确定了一项作为最大限度让步的礼仪安排：他同意简单地只下跪一次，而不必行三跪九叩之礼：“领臣等即将该正副贡使由西踏跺带至御前，跪候皇上亲赏该国王如意。宣旨存问毕，臣等仍由西踏跺带至地平前中间槛内，向上行三跪九叩首，礼毕即令其入西边二排之末，各行一叩首礼，归坐赐茶。”

现在英国人对这些礼节要提出异议！中国人还有另一个发怒的原因。“夷性贪得便宜，待之愈厚，则其心益骄。”

斯当东建议的对等原则能被乾隆理解吗？他是宇宙秩序里至高无上的人物，并是这秩序的保证者。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与他相比。从精神病理学的角度可以更好地理解这种不相容性。一个精神病患者对世界的感知无法还原成其他人的感知；要感知同一世界，必须属于同一世界，也就是说要具备同样的心理结构。英国人和中国人间约状况并非如此：两者在对方眼里都是精神病患者。提出体现互相平等的仪式纯属荒诞可笑；一纸无知的文件。

乔治三世的建议也是无知的文件，荒唐透顶。让中国得益于英国的进步－－好像中国不能自给一样！要求在广州的英国公民不要受到委屈——好像皇帝委屈过他们一样！想在北京派驻一位常驻代表——好像蛮夷送完贡品后不该离开天朝帝国！

自称是乾隆的兄弟和朋友——这位唯一的天子难道会有兄弟和朋友吗？寥寥数语中竟有如此多无法原谅的失礼之处！

9月9日乾隆愤怒地说：“朕意深为不惬。”

第二天他的怒气就烟消云散了。但在像奥古斯都一样息怒之前，他曾打算中止一切有关英国使团的活动，不接见马戛尔尼，把他打发回直隶——他的登陆地点。

马戛尔尼认为的聪敏的妥协方案并没有被接受，并比第一天更严肃地向他提出了要求：见皇帝时他必须叩头，不折不扣的叩头。他遇到了麻烦。他得设法免得被处死。他接下来思考了两天，中国人把他孤立起来，并不断向他施加压力，想以此使他屈服。

就干！

马戛尔尼确实下了决心。他甚至没有觉察到有危险。当钦差、王大人与乔大人再一次劝说他放弃自己发明的那套礼节时，特使仍坚持对属国君主与独立国家的国君应当区别对待。他仍确信皇帝不知道他的建议，只要这些建议呈递上去，皇帝必定会接受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同时向对方致意这方式。

马戛尔尼是否像他在日记中所写的那样自信呢？如果是的话，他是否把中国人的恼火当作虚弱的表现呢？他又一次指出了中国人的自相矛盾的说法：一会儿中国官员恳求马戛尔尼叩头礼，说这只是无足轻重的例行公事，一会儿却说要中国官员在英王像前趴下叩头事关重大。

他没有想到中国人的逻辑同他的看法相反，但是无懈可击的。他们认为按多少世纪以来的日常习惯在皇帝面前叩头是天经地义的事。但从未见过一个中国人在别的君主前叩头。因为世界上只有一个天子。

对方甚至提醒他注意自身安全，他傲慢地回答说“他对国王的忠诚要比考虑个人的安全来得重要。”他习惯这样说，就干！英国的荣誉面临威胁，担子落在他的肩上。他没有忘记自己向叶卡捷琳娜二世的典礼官提的抗议，也没忘记对海军司令德斯坦的高傲回答，也未忘记接受决斗时视死如归的决心。

然而，斯当东却感到这威胁越来越大。气氛变得敌对起来：“特使同阁老交涉的消息迅速传开。许多人看到使节团中就这么些少数处于孤立无援的外国人，无法想像他们怎么敢对皇帝提出条件，甚至拒绝服从圣旨。”有些人推测马戛尔尼会遭受葡萄牙首任特使贝勒的命运，他是因为“不遵守中国习惯”在16世纪20年代死在狱中的。对一个具有几千年历史的帝国来说，两个半世纪又算得了什么呢？

斯当东骄傲地指出，中国人对英国人的固执感到吃惊。他没有觉得中国人对他们的不顺从感到气愤，对他们的头脑不清醒感到奇怪。开始谣传说皇帝将不接见特使了。如果说皇帝的怒气不被和珅与王大人平息下去的话，这种情况很可能真会产生。

谢选骏指出：人说“我们的旅行者到达时，就遇见了一大批朝圣者和穿着黄色袈裟的喇嘛。百姓们似乎不怎么尊重他们，而他们的行动举止也体现不出有身份人表现出的那种尊严。确实，我们这些基督教新教徒带来了反教权主义思想，尤其是自亨利八世的英国国教改革以来，反修道制度的思想一直很强烈，但这些意见不会激起乾隆臣民的愤慨。他们把和尚看成是戏剧舞台上的那种形象：小偷、馋鬼、酒徒和色鬼，就同中世纪欧洲的讽刺剧中形象固定的僧侣一样。中国古典文学甚至对尼姑也不客气，把他们写成为伤风败俗之事穿针引线的人。”——我看这是因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早于西欧，早在唐朝就开始了——韩愈反对佛教，属于“人文主义者”；惠能则是宗教改革者，类似马丁路德。而到明清，早就是“一九八四”降临很久之后的“奇妙的新社会”了。

  

【第三十三章  赢啦！(1793年9月10日)】

9月10日，徵瑞、王大人、乔大人3人再次来访。小斯当东不加考虑就在他的日记本上记下了一个变化。“第一位的官衔降了二级，气氛变糟了。”

尤其对徵瑞说来，确实糟了，但为什么要处罚他呢？他一转身，两位汉人就急于向马戛尔尼介绍这位鞑靼上司受处分的事。他们对此十分开心。在“狮子”号的大厅内，马戛尔尼挂过一幅皇帝御像。乾隆从徵瑞的报告中获悉了此事。当他见到这位钦差时就问他这幅肖像画得是否像。徵瑞惊慌失措，不得不承认他未亲眼见过，因为怕晕船，所以他没上去。但圣旨明确地要他上船拜见贡使。圣旨说得十分明确，所以他在奏文中只说已遵旨办理。这件事充分说明了乾隆头脑清醒，所以诸臣对此十分害怕。可以对任何人撒谎，但对皇帝必须说真话，否则就是犯罪。但通过皇家档案我们了解这次王大人和乔大人也对马戛尔尼撒了谎，或许是别人让他们这样说的。钦差失宠的主要原因不是“御像事件”。当皇帝听说“狮子号”上挂着自己画像时，他当然感到诧异。这幅像是如何到英国人手里的呢？为什么没有列入赠品的单子？但皇帝在8月初的一个朱批中已责怪过徵瑞不上“狮子号”。此事已了结好长时间了。

钦差丢脸丢官的症结所在

这位鞑靼族钦差失宠的原因远比这严重得多，事情发生在最近，但很简单。8月11日在天津晚宴后，大家记得徵瑞曾说过贡使曾在赏赐的吃食前“叩谢”。这下他却作茧自缚了。而马戛尔尼的照会却揭穿了谎言。到了热河，当问及此事时，面对特使的照会，徵瑞不得不承认没有此事。马戛尔尼没有在宴会上“叩头”，也没有每天练习叩头。王大人和乔大人不便直截了当地向贡使作如此解释：这会动摇整个礼仪系统。而有关御像的轻微过失受到重罚，反倒增加了皇帝陛下令人生畏的权威。

钦差过于乐观，以为隐瞒没有问题，这为今天爆发的危机创造了条件。惩罚不只是因为他撤了谎，而是这件事反映出他没有能力操纵英使。中国的档案材料记载他被降了一级。他原来因为担任这次使命而专门升了一级。他这工作没做好，就被退回到原来的位置。皇帝还褫夺了他的翎子，他得到了乌鸦毛，预示着要带驴耳纸帽。

这种惩罚方式一直延续到现在。西方的惩罚往往体现在职务上：你会被停职，调动……或者更多的是升级，官运亨通。中国的惩罚往往涉及到人的尊严。可以留在原职，但需蒙受耻辱。一眼就能看出预珠的颜色。被降级的中国官员要在他们的书面档案中注明：“曾任过哪一级，现降到哪一级。”

徵瑞本该得到更坏的处境，杖刑，流放。巴罗说，被罚去“监督建造皇陵”是所有惩罚中最耻辱的。这说明此人“已不能为活人所用，只配去为死人办事”。今天在中国可以看到一些部长或党内官僚突然受到公开批判：他们只要稍稍作些自我批评，就还会有官职。新闻和布告运动替代了被褫夺的翎子。

快到头了！

然而，徵瑞仍在继续他的使命。为重新博得君主的宠信，他该更加卖力工作。但英国人仍是毫不动摇。

忽然显露出一个缺口，中国官员正在焦急地寻找解决办法。在皇帝御座后面挂一幅英王乔治三世的像如何？这样马戛尔尼或许可以叩头了；他是在向他的国王叩头，而在所有中国人眼里，他是在皇帝面前叩头。这是一个既保留特使面子，又不违反天意的迂回办法，很得体，又纯属中国式的。

然而，马戛尔尼认不向他的君主叩头，不叩九次，甚至连一次也不叩，只是行单膝下跪礼，而向上帝他才双膝下跪。他重申决不对别国君主施高过自己国君的礼节。中国官员只有改变自己对世界的看法，才能承认他的看法正确。他们困惑地询问谒见英王时行什么礼？马戛尔尼单腿跪地，作吻手状。为什么不能以同样方式谒见皇帝呢？马戛尔尼奇怪地发现3位官员似乎非常满意。

肚皮战

正当一道曙光在最高层出现时，基层的焦虑不安情绪却在上升：这就是时间差。头头们在讨论，手下人则在相互观察。清室官员的鞑靼随从仔细地察看英国仆役的法式制服，触摸磨擦衣服的饰带：不是金的，而是单纯的黄色料子。安德逊感到满族人在嘲笑。要是他们发火呢？又一个误会：黄色是皇帝的顾色，任何人没有特准是无权穿戴这种颜色的衣服的。

被排除在谈判之外的英国人显得不耐烦了。他们对满族人的傲慢态度难以忍受。

温德叮嘱他们：要是对食品供应表示不满只准把意见对大使提。为什么呢？伙食供应一向过剩，而且质量很好。下一顿午餐时我们对这警告就恍然大悟了：这顿饭菜只够使团的四分之一人员食用。勉强糊口而已。全体人员的反应与马戛尔尼的预料相符：有挨饿与被监禁的可能，但决不会屈服！他们把这种恶劣待遇看成是“对他们伟大国家的尊严的侮辱。”这一耻辱应该落到肇事者的头上！英国人把饭菜放着不动，通知了大使。后者立即派李先生向负责供应的官员要求“遵守最基本的待客之道。”5分钟后，桌上都摆满了各式热菜：这些菜已做好了，准备上桌的。为什么不端上来呢？不就是想折磨一下英国人吗？“是想开个玩笑。”这种假设很可笑。

想节约开支？“对一个如此富有的大国来说这算不上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下一顿饭菜一端上来，大家就谁也不想去刨根问底了。”

惩罚一下蛮夷；向他们表明若不遵守礼仪，慷慨的招待随时可以中断；给他们的精神上施加压力，这是一种变相的骚扰……饭后乔大人马上告诉马戛尔尼，他刚与阁老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正在朝从适合英国人的两种方式中选择一种：要么双方都行中国式的叩头礼，要么按英国方式单膝下跪。

马戛尔尼胜利何在？

不久，钦差通知已采纳了屈膝下跪的方式，只有一点不同：吻皇上的手不符中国的习惯。作为补偿，马戛尔尼也必须双膝下跪。马戛尔尼答复说，他早就明确表示过，只是在按照习惯中国人要叩头时，他才行单膝下跪礼。对方坚持“取消吻手礼”。马戛尔尼同意，并指出：“按你们的意愿办，但请记住，是你们提出，我才只施半礼的。”不仅是徵瑞，整个朝廷及和珅本人都作了让步。

马戛尔尼赢了，他拯救了这次使命，免去吻手礼使他开心；他都不必对乾隆表示对本国国王表示的那点敬意。欧洲人认为是表示谦逊的行动，中国人认为是对皇上人身的亵渎。英国人正求之不得！

在他眼里，这次事态圆满结束要归功于皇帝本人。是皇上克服了下属的生硬态度，因为下属总是“比国王还要王权主义”。马戛尔尼认为已经穿透了皇帝周围的人筑起的这堵沉默之墙。另外，皇帝陛下若知道那里发生的事，广州形势也会好转。

只要向不了解情况的君主上诉，只要求助于了解清况的君主。这样使团的任务就说清了，前景明朗了；一切都接上茬儿了，对话也畅通了。

马戛尔尼形式上取胜，但从他自己的日记里仍能见到他实际上失败的痕迹，但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点。11日，他提到了皇帝寿辰的准备工作，阁老几乎把所有时间都花在这上。13日的日记是这样写的：“明天宫内将举行盛大庆典。这天又被定为我们谒见皇帝的日子，我们忙于准备工作。”

英国人被安排在大喜日子去谒见皇帝，但这个庆典不是为他们，而是为皇帝准备的，英国人不过演个吸引人的节目罢了。他们如此狂热地准备表演，但从中能获取什么呢？误会并没有消除，却在越来越加深。

德日进称中国是个“既可塑又坚韧的整体”。马戛尔尼将以很大的代价去发现这个事实。

谢选骏指出：中国是个“既可塑又坚韧的整体”，所以改变中国只能激进革命，不能渐进改良。

【第三十四章  各有各的理(1793年9月10日)】

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英国人满心喜悦。朝廷感到受了凌辱，同时又想侮辱对方，但仍未下决心取消接见仪礼。把英国人灰溜溜地打发回去，不让他们参加接见，这就彻底得罪了他们而无法挽救：这些“红毛鬼子”会从中得出什么结果呢？任何人都无法预料；另外任何人也想象不出他们在离自己本土如此遥远的地方能对帝国造成什么损害。

皇帝为什么软了下来？

轰走我们会真正引起麻烦的地方是在内部。皇帝的生日不但没有增辉，反而被搅乱了。这就等于承认皇帝遭到了侮辱；承认他的大臣们没有识破对方的真正动机就让一个蛮横无礼的夷人使团接近皇上。更严重的是：公开宣传这次违反礼仪的事就暴露了上天曾任人侵犯“皇朝的天授之权”。

上层官员们的安宁，皇帝的尊重，甚至满清皇朝的前途，这一切都要求尽快找到挽回面子的办法。先只要挽回面子：至于实质方面的问题，他们有更多的时间。

在一个具有5000年历史的国家里，报复则比任何其他地方更是一道等凉了才吃的菜。

马戛尔尼提出的解决办法不合礼仪。双方换礼意味着皇帝和国王处于平等地位。赌注十分清楚：如果中国人接受派一名大臣在英王乔治三世画像前下跪，英国人就把全部赌注一扫而光。现在的办法暂时对双方都说得过去。马戛尔尼觐见皇帝就像觐见普鲁士国王一样，就少吻手。中国人则可以把这种单腿下跪看成是生番的混沌不清的头脑里同叩头对等的礼节。

珍贵的最后一刻钟

在这场艰苦的较量中，马戛尔尼赢了，他已决定了自己要做的事。他得到指示有权自由决定。他可以得意地在等着进入接见大殿时，决定是行单腿下跪礼还是行叩头礼。而朝廷却不能等。在一切都要安排得井井有条的体制里，临时决定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的事。皇帝、大臣、礼部的官员都需要事先知道一切。他们要求解决办法，哪怕是不怎么好的解决办法。中国人之所以接受在前一夜都难以想像的这种叩见仪式，是因为在离接见只有4天的情况下，朝廷尚不知如何才能摆脱由徵瑞的盲目从事和马戛尔尼的无礼固执造成的困境。

但马戛尔尼似乎并没有理解这种解决办法会引起误会，并且要付出昂贵代价。

英国人认为单腿下跪是一个大国国王的特使对大国皇帝表示尊重的合适方法。而在中国人眼里，这是一个粗俗的人表示臣服的粗野方式，但毋庸置疑，它是表示了臣服的。

马戛尔尼可随意解释他的英国式下跪礼节。中国朝廷却是按中国方式来作解释。

马戛尔尼曾用明确语言作过说明，但没有留下任何书面痕迹。他的照会也在档案中消失了。唯一留下的是他的动作。英国人按他们的说法问英国人解释：表示独立。

中国人也按自己的说法向中国人解释：表示臣服。对这跪在地上的一条腿各人有各人的真理。

中国官方文件对这违背世界秩序的行为(用粗野的“风俗”——俗——来代替文明人的礼仪——礼)只字不提。很久以后，《清史稿》的编纂者们在翻阅了礼部档案后写下了这样的话：“(嘉庆)二十一年，英复遣使来贡，执事者告以须行拜跪礼，斯当东等遂称疾不入觐，帝怒，谕遣归国，罢筵宴赐物。嗣是英使不复来延。”

但这道诏书也消失了。不管怎样，到下一个皇帝时，大家都说那位口称要按拜见英王的礼节来拜见中国皇帝的马戛尔尼在御座前悚然跪倒：“不敢注视皇上那可怕的目光。”中国官员的说法！最初带点恶意，但几经重复，也就觉不出恶意了，最后真心诚意就信了。人都会中自己说的话的圈套。1816年，嘉庆皇帝在一份诏书中声称他亲眼见到马戛尔尼在他至高无上的父亲面前叩了头。

赢者失利

马戛尔尼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之中：英国的礼节战胜了古老的中国礼节。但与此同时，一些报复措施正在酝酿。

乾隆怒气冲天：同他遭到的羞辱一样大。他要惩罚这些无礼的家伙。必须毫不留情地把这外来物驱逐出去，这就是盛怒之下发给我们的朋友——王文雄阁下——的谕旨的目的。自徵瑞被贬黜之后，王大人是护送官员中级别最高的官员。而当天大家还在装出一副宽容的样子呢。

“此次英咭利国使臣到京，原欲照乾隆十八年之例，令其瞻仰景胜，观看伎剧。

并因其航海来朝，道路较远，欲比上次更加恩视。

“今该使臣到热河后，迁延装病观望，许多不知礼节。昨令军机大臣传见来使，该正使捏病不到，止令副使前来，并呈出一纸，语涉无知。当经和珅面加驳斥，词严义正，深得大臣之体。现令演习仪节，尚在托病迁延。似此妄自骄矜，朕意深为不惬。已令减其供给，所有格外赏赐，此间不复颁给；京中伎剧，亦不预备，俟照例筵宴，万寿节过后，即令该使臣等回京。

“伊等到京后，……王大人应照行在军机大臣传见之礼，按次正坐。使臣进见时，亦不必起立，止须预备机凳，令其旁坐。

“所有该国贡物业经装好安设，自可毋庸移动。其发去应赏该国王物件即于是日陈设午门外。令其下人并差人送至伊等寓所。

“求进贡件已谕知徵瑞不必收接代奏。俟其在寓所收拾一二日，妥为照料，赍发起身。该使臣等仍令徵瑞伴送至山东交代接替，亦不必令在京伺候回銮接驾。

“朕于外夷入觐，如果诚心恭顺，必加恩待，用示怀柔。若稍涉骄矜，则是伊无福承受恩典，亦即减其接代之礼，以示体制。此驾驭外藩之道宜然。

“将此谕令知之，钦此！”

这里还加上了皇帝御笔朱批：大意为：“阿桂对此事有何意见，他平日处事明达，务将此谕转知。”

现代的读者读到诏书里如此粗暴的内容时定会像与马戛尔尼一样感到震惊——如果后者读了这份诏书的话。这里已不是外交的范围，而是神圣事物的范围了。这份诏书同《圣经》的诗篇一样充满了可怕的信念：“现在你们君主应当省语，当存畏惧夷奉耶和华，当存战兢以嘴亲他双脚。恐怕他发怒，你们便要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

若是夷人表示臣服，他们便会得到良好的对待。要是他们狂妄自大，就将受到惩罚。饭菜不够是伙食上的一种刁难，是皇帝命令做的。其余惩罚也将接踵而来：

取消马戛尔尼在北京的游览娱乐活动，然后很快就把他赶出去。

但这份诏书的目的在于使朝廷，天朝官僚机构和了解情况的北京舆论放心；使受到动摇的秩序恢复稳定；并通过历史使人忘却为了避免引起无法估计的后果而不得不容忍的这次违背定制的行为。“夫礼，禁乱之所由生，犹防止水之所自来也。”

河堤决口是要迅速堵上的。他们淡漠地说几句装装样子：夷人会屈从于朝廷的礼节，然而他们却要因为未遵守礼节而受到惩处。报复就消除了违例行为。但这次违例又是没有说出口的。

马戛尔尼既没有猜到自己差一点儿要遭到的命运——不被接见就被轰走，也没有料到正在酝酿的事——接见完马上被轰走。惩罚先于犯罪，并且是一尚未犯的罪。

在仪式前要对官员宣布，以避免产生坏影响。而当时马戛尔尼正满怀希望以为至少可以在北京呆到春天，并准备把他的船只调往南方。

谢选骏指出：各有各的理，所以决定性的是力量的对比，而不是逻辑的说理。

  

【第三十五章  冲击波(1793年9月11日－14日)】

正当皇帝和大臣们强装笑脸时，这场风浪的消息已传到北京。巴罗和丁维提一直忙于机械装备工作。9月10日的谕旨在那里产生了地震般的反响。

像往常一样，他们来到金銮殿，发现大门紧闭。掌管钥匙的老太监和一些官员激动不安地聚集在院内，好像发生了什么灾难一样。谁也不理他们。最后，德天赐神父告诉了他们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勋爵拒绝叩头，朝廷已接受英国式的礼节。

北京礼部衙门的高级官员张皇失措，“无法预料在帝国历史上这种史无前例的事件会导致什么后果。假若皇帝开始认真地思考这件事，他或许会把为他出主意的人送上刑事法庭，他会想到国家的历史将把这件使他的朝代黯然失色的事告诉后代。

在中国人看来，没有任何东西能弥补对传统习惯的破坏”。

不论是在北京或在热河，英国人在饭桌上尝到了苦头：菜比过去少了。往日使亲王和官员们着迷的机器安装工作也不再吸引他们了。老太监也骂起那些“骄矜的英国人”——皇帝的诏书就是用的这个修饰语。

两个世纪后，当我与中国的历史学家和文献档案专家谈起这件事时，尽管有着许多反面的证据，大部分人还不承认马戛尔尼免行了叩头礼；他们认为这样违背他们国家自古以来的礼仪令人难以置信。冲击波始终存在。微笑外交在热河重新恢复。

特使拜会了首相，但这不过是像中国京剧里的一套变脸象征罢了，西方人根本不懂。

马戛尔尼拜会和珅

9月11日，王大人、乔大人和徵瑞来接马戛尔尼和斯当东，领他们去和珅家。和珅在一套简朴的屋子里接见了他们。这次他十分客气，与3天前见斯当东时的冷漠态度大相径庭。他有40来岁，相貌堂堂。他直率，活跃并善谈。他右面坐着福长安，更年轻，“同样令人感到很正直”。左面是两位上了岁数的官员：礼部尚书和户部尚书。

马戛尔尼装得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那样，表示很高兴能“这样快”就见到和珅；他希望尽早向皇帝递交英王的信件。他注意不去利用取得的胜利。

他表示很高兴听到皇帝身体很好。“西方最伟大的国王能获悉有关东方最伟大君主的如此好的消息感到由衷高兴。’”原来英国人未言明的平等原则这里被明确地提了出来，而不再用修辞的伪装使它不要显得太傲慢。

对和珅来说这种说法是无法接受的，但他不动声色地让特使说下去。他十分和蔼地回答问题。“考虑到使团远道而来，又携带了珍贵的礼品”，礼仪可略为灵活。

马戛尔尼将于星期六庆典时觐见皇帝。

和珅问了一些关于欧洲形势的问题，马戛尔尼告诉他英国与世界各国都和平相处。就在土耳其问题上与俄国有些纠纷。印度的形势如何呢？一些富豪与几个欧洲大国勾结，频频叛乱反对英国。这些欧洲强国的野心不仅是控制印度王公们，而且也想左右中国皇帝的政府。

话里充满了攻击法国的弦外之音。法国革命者难道不会把“对暴君的仇恨”带到中国吗？马戛尔尼在背着东印度公司教他的话。英国不是殖民主义者，都是那些该死的法国人与葡萄牙人(他避免点名字)迫使英国不得不把它那些很小的货栈扩大成一个帝国。特使一再声明英国热爱和平，说：“英国国王是和平的朋友”。他这样做并非毫无道理。因为中国人曾把英国人看成侵略成癖。当然他们以后会知道自己并没有错。

在告别时，和珅表示愿意再一次见到马戛尔尼，但不在热河，这里朝中事务占了他全部时间。特使把这句话信以为真。骗子也总会有上当的时候……

小斯当东倒不那么天真。他陪着父亲和特使。“阁老在行宫的僻静处见了我们，他比那天要客气得多。他两次请我们喝热奶。”尽管有这两碗热奶，可孩子却不像大人那样天真地把这次会见看成是一件幸运的大事，而只是把它看成是一次毫无结果的事件。还是孩子对了。乔大人和王大人都感到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又赶来增添一些欢快的气氛，殷勤地重复着和中堂私下对他们说的对马戛尔尼表示好感的话。

不一会儿，徵瑞又拿来了和珅让他送的蜜饯。

篡改历史

对这次毫无结果的事件，中方的说法被做了惊人的手脚，并以诏书的方式出现。

乾隆与和珅都曾思考过，最后认为发怒无济于事，只会帮倒忙。要惩罚，就得承认有人犯罪。谕旨中原没有说犯罪的事，这次却要公布于众。也就是所有官员都会知道：他们会感到惩罚适当吗？天朝的统治者或许不懂欧洲人的逻辑，但他们了解自己的中国。马戛尔尼正确地指出过“中国人正在从鞑靼人压迫下所处的政治麻木中觉醒过来。只要一有撞击就会激起火花，并燃遍中国各地”。这次违背礼仪的事在明天或在15年之后就可能成为这种撞击。所以最好对舆论改写这件可恶的事情。

要不惜代价做到让每个中国人相信例行礼仪已被严格遵守。

无法取消前一天发出的谕旨。有更好的办法：用它来编造这个出于好心的谎言。

和珅用接二连三地改正的办法来解决马戛尔尼这问题。

9月11日的皇帝诏书便让人以为夷人作了让步：

“昨因英咭利国使臣不请礼节，是以拟于万寿节后即令回京……今该使臣等经军机大臣传谕训诫，颇知悔惧。本日正副使前来，先行谒见军机大臣，礼节极为恭顺。伊等航海远来，因初到天朝，未谙体制，不得不稍加载抑。今既诚心效顺，一遭天朝法度，自应仍加恩视。”

但在10日、11日两天中，什么也没有变。11日英国人没有同意多跪一条腿；中国人则从10日就决定忍气吞声。但他们10日的发火暴露了天朝秩序受到侮辱；乾隆与和珅或许觉出这样发火暴露得太多。因此决定做得好像英国人已经让步的样子。皇帝的面子就可挽回。这叫反败为胜。

和珅乘机把这所谓的态度变化归功于己。是他让夷人了解他们原先根本不懂的礼仪的。在这个因循守旧的国家里，和珅要说明他那不循规蹈矩的成功就要抓住一切机会显示他的权威。天朝的等级缺席只是让事情变得复杂起来。百官之首禁不住要得意地让他的下属丢一次脸(他们将让他为此付出代价)。

像在中国历来所作的那样，可从此事件中吸取一个训诫。和珅说本该“改造”夷人。这个词在毛时代的中国用得十分普遍，但是早已有之。谁要偏离上面规定的路线就要得到纠正。违背正统观念的案件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受到审理。不循规蹈矩的文人从来就是最好选择隐居或什么也不要写。若有足够的悔改诚意，当权的就可能表示宽容。但许多迹象表明，这份新的诏书纯属瞎编。不明真相的读者可能推想贡使终于有了悔改表现，并遵守了天朝永恒的礼仪。但仔细研究后，发现诏书没有这样说。这谎言的编造用的是暗示忽略法。皇帝没有明确指出哪些定制遭到违反，也没有指出对方突然服从了什么东西。同样地，尽管声称要恩视，但任何一条惩罚措施都未取消。驱逐日期丝毫未变。诏书最后要求住在北京的王公大臣不得私自会晤特使，而要把他关在住地。旅游项目的安排，也要等着看。大家会看到旅游还是被取消了。

假的真相我们找了前后18个月里的所有文书，有的详细到只谈一些琐事：

皇帝关于对英国人持什么态度的指示，向皇帝报告英国人的行为。但没有一份汇报谈到这场令人难以置信的礼仪冲突。相反，9月11日的诏书很快就编入《清实录》。

它取代了觐见皇帝事件，对后者只是一笔带过，因为要描写觐见过程就要泄露真相，或者就要说谎说得更厉害。实质问题是马夏尔尼并没有叩头——这一点被掩盖了，被扣住了。然后事实就被遗忘了，被篡改了的叙述就成了事实。这种巧妙的伪造却带来了长久的影响。1816年，阿美士德勋爵在官方的“真相”上出了问题：他的前任“在乾隆面前叩过头”。但他拒绝这样做，他就被赶走了。和珅采取的措施——集体洗脑或把记忆抹去后再重建——尽管结局不好，却取得了成功。19世纪60年代火烧圆明园之后编的一本清诗选里收入了陈文述写的这几句诗：

纯皇在御癸丑春，

尔国入贡罗奇珍。

不贵异物不勤远，

任尔化外为藩臣。

英吉利，

尔诚倾心皈依大皇帝，

表文宜合格，

使臣宜习礼。

接下来的两天忙于开箱把贡品送往宫里，之所以没有早做，因为那时什么都未确定，贡品计有：200匹呢料；2台大望远镜；2支气枪；2支漂亮的猎枪，其中一支嵌金，另一支联银；二对加长了像步枪的马枪(可一次连射8发子弹)；两箱爱尔兰特产波纹绢，每箱装7匹；两箱高级英国手制华贵地毯。

 英国人对这些贡品会产生的效果毫不怀疑，尽管那些最贵重的礼品都留在了北京。

他们没猜到乾隆竟对此十分厌烦。钱德明神父告诉我们那些精明的耶稣会士早就把乾隆惯坏了：皇帝已有了一只“豪华”表，奇特的转动喷泉钟，一只能走步的机械狮子，人形自动木偶等。神父们就怕一句话，就是皇帝对他们说“好，既然你们能制造一个会走路的人，那末现在你们让他说话吧！”

第二天全部时间用来为觐见皇帝作准备。斯当东召集全体成员转达特使的最后指示。

全体人员必须在清晨3点到位。仆役们穿绿色镶金带的号衣，脚穿丝袜和鞋，不准穿靴子。接见时，士兵与仆役不必在门外等待特使，应立即回到住宅。“特使阁下严正要求绝对服从命令，因为有希望在几天之内取消限制使节团成员自由的障碍，任何一些违背命令的举动都足以导致失去正在谋求的优待。”“好，既然你们能制造一个会走路的人，那末现在你们让他说话吧！”

第二天全部时间用来为觐见皇帝作准备。斯当东召集全体成员转达特使的最后指示。

全体人员必须在清晨3点到位。仆役们穿绿色镶金带的号衣，脚穿丝袜和鞋，不准穿靴子。接见时，士兵与仆役不必在门外等待特使，应立即回到住宅。“特使阁下严正要求绝对服从命令，因为有希望在几天之内取消限制使节团成员自由的障碍，任何一些违背命令的举动都足以导致失去正在谋求的优待。”

谢选骏指出：这不是优待，而是赏赐——是可以随时随地剥夺的。而真正的优待是通过实力换取的，无人能够剥夺。

【第三十六章  觐见那天的早晨(1793年9月14日)】

9月14日星期六，重要的时刻终于到了。马戛尔尼将马上能同皇帝谈话。但他已预料到这次会见并不能促进他的使命完成。因为他将不是单独被接见。接见仪式倒像是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一揽子接见。对这次历史性的会见，中国方面未作任何报道，只在《清实录》中稍稍提了一下。沉默也说明了问题。在6名当事人——马戛尔尼、斯当东父子、温德、赫脱南和安德逊——中，后面3位只在开始时在场，他们尚不能被排入圣人中的圣人的行列。

摸黑赶路的队伍

“拂晓3点，大使和他的随行人员身着礼服向皇宫出发。”安德逊是这样描写的：先在住宅院中整队。院子的走廊上挂着灯笼，自从马可波罗把它们从中国带回欧洲后就被称为“威尼斯灯笼。”“队伍离开了灯笼，黑暗就几乎使我们彼此都无法看见”。

然而中国人是很善于用灯照明的。同黑暗搏斗的安德逊几次提到了“官府内照明灯火的数量”。他还具体地说：“这些灯足以照亮某个欧洲王宫整整一个月的时间。”在中国文学中常常见到描写“被灯笼照得犹如白昼的行进队伍”。队伍到了皇宫大幄附近，马上就灯火辉煌起来。

中国人为什么要让英国人在一片漆黑中走4公里多的路，像瞎子一样互相碰撞呢？

其实只要请几个人拿着火把照一下就行了。难道这不是一种刁难吗？这难道不是朝廷以此来对叩头礼上作出的让步要求对方加倍偿还吗？

尽管天黑，本松中校还是把队伍在大使乘坐的轿子周围整好。“但这种努力没有奏效。”轿夫实际上是在按习惯一溜烟小跑。安德逊和他的伙伴们不得不飞跑着才能赶上他们。轿子在苦力们小跑的步伐中在黑暗里钻来钻去。

最糟的是家畜造成的混乱。“或许是被我们美妙的音乐所吸引，或许是纯属偶然事件，一些狗，猪和驴竟混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了。使我们的队伍乱成一片。”

中国的动物都是夜中之王。曾在北京住过的巴罗说：“在北京，一过晚上5、6点钟，就见不到人影，但会遇到许多猪和狗。”

一直保持尊严的马戛尔尼避免提起这些意外事故。队伍走了“一个多小时，行程约3英里。”像中国的史学家一样，他也故意不提某些事实。但仆役和士兵却把他出卖了：“步行的人跑得气喘嘘嘘，骑马的想到刚才在黑暗中奔跑还直后怕。”4点左右，英国人到达宫前，队伍已乱成一团。“想设法让我们出洋相，这实在是极端可笑，因为天黑，没有一个人能看清我们。”

大使步出轿子，托马斯拉着他大衣下摆，其余官员紧随着他。“四周都是人群。

士兵遵照命令在短笛和鼓声中马上就回去了。”仆役们也是如此。他们大约会问为什么要来。贴身男仆安德逊也退场了。真遗憾。因为他目光敏锐。

“等待异常事情”

亲眼见到皇帝驾临的赫脱南接着写道：“中国的礼仪要求大家恭候皇帝驾临，至少需要几小时。这就迫使大部分朝臣在皇宫前搭的帐篷内过夜。”

鞑靼人的帐篷呈拱圆形。它不是用直杆支撑的。“而是用竹子非常艺术地编在一起支撑的，然后盖上厚厚的毛毡。其中有一个帐篷比其余的要高大得多，用黄毡盖成，铺着地毯，彩灯和花环光彩夺目。中间是皇帝的龙椅。”

一年中最隆重的仪式在帐篷内进行。恭候皇帝驾临的帐篷，皇帝受人朝贺的帐篷。皇帝不在宫内，而是在营地接见，他在热河又重新变为满族鞑靼人的可汗了。

特使和他的随行人员耐心地在附近一个小帐篷内等候。“一群鞑靼朝臣用手指着我们，并用习惯的粗鲁方式碰碰我们。中国汉人相对地说比较有礼貌。”奇怪的评语。这些中国的主人——人们那时把他们描写得与中国汉人截然不同——因为淹没在汉人之中，今天却被汉族同化得无法区分了。

至少英国人对朝廷可以有个大概了解：皇帝寿辰时所有人都在。有全体鞑靼亲王，好几位总督，道台府台，各种各类戴着不同顶珠的官员，连同他们的仆役，共有五、六百人。外加士兵，演员和乐师。好几千人一起恭候太阳和皇帝同时出现。

真是一派节日气氛。

英国人并不是唯一的外国人。“有人指给我们看另一些肤色黝黑的使臣，他们也是在这天上午觐见皇帝。他们头上包着头巾，光着脚，口中嚼着槟榔。中国人不太精通地理，他们迟疑着，只能用中文告诉我们这个使团来自哪个地区，我们猜测大概是勃固。”

这就是关键所在。有幸参加集体觐见的人并不像赫脱南所说的都是“大使”，他们是专程来为皇帝生日进献贡品的。中国人也搞不清他们究竞从哪里来！

日出半小时后，一名骑兵过来，大家都站好了队。一片寂静。远处传来了音乐声。“所有人的脸上都露出在等待发生异常事情时特有的表情。”

赫脱南态度冷静，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一位亚洲君主的奢侈肯定会在感观上，进而在东方迷信的百姓心目中产生强烈的印象。”赫脱南本人在这位君主面前也非常东方化了。

几位身穿黄袍，骑着白马的大臣率先到达，下马后站在大幄旁，形成了一堵人墙。马上传来了音乐声和侍卫的吆喝声。终于皇帝驾到。他坐在一乘全是包金的，无盖的肩舆中，由16个人抬着。一些大臣和主要官员尾随着。

当皇帝经过由朝廷官员们组成的人墙时，全体人员下跪，连连叩头。英国人单膝跪地。皇帝进入大幄，王公大臣紧随其后，接着是各国使臣，包括马戛尔尼，斯当东父子和李先生。赫脱南被告知停留在入口处。他有充分的时间来呼吸新鲜空气了：“太阳刚刚升起，照亮了这座广阔的花园，这是一个令人陶醉的早晨，由柔和的器乐和洪亮的饶钹伴奏的庄严悦耳的国歌声打破了大自然的宁静。”

镜头定格

安德逊和大使侍卫返回住地。温德、赫脱南以及随行人员中的其他人都在圣殿大门外停了下来。让我们用慢镜头来细看一下他们的活动吧！先着用好几部摄影机拍摄的几组镜头。

安德逊谈到了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的穿戴：他们身穿长袍和外套，这更符合中国人的打扮。并没有产生追求别致和光彩夺目的效果的打算。英国人懂得：中国的高官要职是与长袍联系在一起的。它遮盖身体的外形，同野蛮人或低践的苦力区分开来，以突出地位与职务的显贵。

他们见过朝廷显贵们的长袍，胸前绣有金色圆形纹饰。大臣和亲王的长袍后背有方形纹饰，他们注意到凡穿黄色上衣的人属皇家血统，或享有特殊的恩准。因为任何中国人没有获得皇上特殊的允许是禁止穿黄色服装的。他们也会区别孔雀羽毛，一、二、三根，插在玛瑙管内。表示皇帝的恩典。“能获得陛下恩赐的三根羽毛的人真是三生有幸。”在西方，这类服饰的语言已逐渐消失了。但在18世纪时很普遍，本世纪在军队，大学，司法机关，或教会中还残留一些痕迹。

马戛尔尼利用他所带的衣服”“来表明他很尊重东方习俗”。斯当东也效仿他。

马戛尔尼是这样写的：“我在绣花天鹅绒衣服的外面再套上一件巴茨骑士的外套，缀以该级勋位的饰物——颈饰，金刚钻石，星章。乔治爵士同样也穿着绣花丝绒衣服，外面套上一件英国牛津大学法学博士深红色绸长袍，宽大而飘逸。”

英国人尤其受不了因他们的紧身外衣，套裤和长袜引起的一片笑声，这一下真成了他们的绰号所说的“鬼子”了，因为在中国戏中，只有鬼怪才穿紧身外衣。斯当东把中国人对欧洲服装的嘲笑归因于中国人的廉耻心理——一个永久的特点。

“中国人对体面的想法是走得很远的。他们只穿宽大下垂的衣服，把身体各部差不多都掩盖起来。他们一见裸体或虽有遮盖却露出人体的曲线的画像或雕塑都会发怒。”

不准有裸体——要么就是春宫画。那些最色情的雕像也必须把缠足金莲掩盖起来。

中国唯一能全部裸露的人体像是医生用来检查——既不可摸，又不能看到裸露部分——有求于他们医术的妇女身体的塑像。

在朝贡的王公中间

接见前的等待，马戛尔尼把它缩短到“1小时”，少说了2小时。各种证词核对后表明：使团是凌晨3点离开住宅，4点抵达皇宫，而皇帝是上午7点才进宫的。礼宾上要求这样的时间差，而这也是中国的习惯：等的时间越长，荣誉越高。最小的官员对待求见者就这样。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的自尊心使他们很难承认觐见前等了3小时，可能他们也不希望太挫伤英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在这等待的夜间，王公大臣，高级官员同样都着急万分。特使和副使都没有提他们与前来进贡的使臣们呆在同一个帐篷里。

然而，马戛尔尼刚到澳门就已经知道这令人不快的混杂情况。因为3月24日的一份诏书就说：“该贡使等与蒙古王公及缅甸贡使等一体宴赉观剧。”广东是5月份知道这条消息的；它使公行里的行商大为惊愕。东印度公司的人不会不知道这消息。

也无法向大使隐瞒。在读马戛尔尼和斯当东的叙述时，大家还以为他们是这次盛大节日的唯一主角。小斯当东玩得很开心，话也多：“使团和从各处中国属地赶来庆贺皇帝大寿的王公混在一起。”这孩子有多蠢呀！他的父亲对一切能满足英国爱国心的东西十分在意。他倒发现了一个他认为是贸易吉兆的细节：“好几个朝廷官员穿着英国呢料服装，而没有穿中国人觐见皇帝时必须穿的丝绸或毛皮服装。这次特别允许在朝廷内容英国呢料是对大使的一种荣誉，他们还设法让大使阁下注意到这一点。”拉弥额特神父对这种傲慢的言论不以为然：“早在这次出使前，欧洲的所有料子都已被允许在宫内穿了。”

真证人的伪证词

人的数量也是对皇帝表示敬意的内容一。平日这些被人前簇后拥的大人物这次也混在朝臣的人群之中。斯当东十分精彩地写道：“在皇帝陛下面前他们失去了尊严。”

没有一个人对浪费时间表示奇怪，他们等着日出，难道豪华富贵还没有使这狩猎民族的习惯消失吗？主要是几千年以来的传统：在北京，恭候觐见的朝臣们必须要在半夜到宫门前等着，而皇上只在黎明时才能出现。

然而，有人给马戛尔尼介绍了几位人物，这些人出于好奇拜见了大使；“皇帝的一位弟弟，两个皇子和两个皇孙。”其中一位皇子是以后接乾隆位统治天下的嘉庆皇帝。在阿美士德使华时，这位真正的目击者作的伪证在叩头的争论中起了很大作用。那种缓慢的压抑过程主要是在他身上进行的，最后竟成了官方事实。

大家随便聊上几句。和一位住在里海附近的属国君主谈了谈。他显得比别人更懂一点欧洲事务，他当然不懂那里的语言，但“讲阿拉伯语”。尽管一点不懂，我们的英国人却感到像是到了一个“较亲切的地方”。在蛮夷之间很快就能找到共同点。

还有一位是老熟人，总督梁肯堂，他在天津迎接过英国人，后来皇帝派他去监督河防工程。”他努力使他的同僚分享“他对使团发生的好感”。至少英国人是这样认为的。

谢选骏指出：在绝对的权力面前，无人能够保持尊严；就算皇帝，在死亡面前也无法保持尊严了。

【第三十七章  在皇帝脚下(1793年9月14日)】

现在是皇帝出现时的景象。我们已经拜读了赫脱南激动的叙述、通常言谈谨慎的斯当东此时也变得抒情起来。中国有句宿命论谚语：“天高皇帝远”。现在皇帝近在眼前，斯当东感到无比幸福。“他从身后一座树林繁茂的高山中出现，好似从一个神圣森严的丛林中走来。”御驾之前侍卫唱的全是歌颂皇帝的“圣德和功业”。

他坐在一把无盖的凯旋椅上。

皇帝身穿棕色丝绸长袍，头戴天鹅绒帽，使斯当东想起苏格兰山民的帽子。他所带的唯一首饰是帽前缀一巨珠。

1790年钱德明神父曾这样描绘这位80岁的老人：“他步伐稳健，声音洪亮，看书，写字眼不花，就是耳朵有些聋。”1795年，荷兰人范罢览则肯定地说：“他已具备了老年人的一切特征。眼睛常流眼泪，抬眼皮有困难，面颊松弛并耷拉下来。”

相差5年时间，得出了截然相反的两种评语。这段时间的中间，老皇帝是否显得老态龙钟了呢？大使不这样认为。赫脱南说他只有“50来岁，动作敏捷”，“风度翩翩”。

温德也肯定他的脸上“没有一点老年的痕迹”，总是笑咪咪的，“看上去不超过60岁。”马戛尔尼也认为他只有60来岁。两人都认为他的健康要归功于有规律的生活方式——黎明前起床，太阳落山就睡觉。

他从英国人面前经过，我们的见习侍童是怎样记叙这一历史时刻的呢？“我们离开了帐篷，因为有人通知我们皇帝快过来了。我们站到皇帝要经过的路边，他坐着由16个人抬着的大轿。他经过时，我们单膝下跪，把头低到地上。”

而“把头低到地上”(“down to the ground”)这几个字在手稿里被划掉了。

为什么呢？仅仅是一种笔误吗？因为这说法不贴切，并只能理解成像耍杂技一样把头一直弯到地吗？孩子作这样的弯曲是容易的，而对成年人来说是否困难，而对像他的主人和他的父亲那样患足痛风的人来说则根本是不可能的呢？因为他知道争论的事，所以是否先写了中国人希望使团做的动作，然后抹去关键的字眼表示使团拒绝做这动作？或者在他父亲的命令下，从记事本上把这形象抹去，因为他父亲担心别人不要以为是天朝礼仪胜利了？

这划去的三个字的存在本身不正好在马戛尔尼对中国礼仪的态度上留下了疑点吗？是否应该排除有人串通孩子向我们隐瞒了一些东西呢？这孩子十分聪敏，他清楚自己保持沉默的重要性，而他一生会发现这种沉默在他精神上越压越重。

我们先承认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另一个证人说话了。事情却变得复杂起来。这个证人就是温德；我们在都柏林发现了他的手稿。按他所说——他也是唯一这么说的：“当皇帝陛下经过时，有人通知我们走出帐篷，让我们在中国官员和鞑靼王公对面排好队伍。我们按当地方式施了礼，也就是说跪地，叩头，九下。”

九下，“按当地方式”？这不就是叩头礼吗？马戛尔尼和老斯当东这两位官方陈述者难道对我们撒了谎？他们投降了，而又不敢承认？证人温德是不容置疑的。

每天，他把观察到的事记在纸上。是信手写来，可是如实记载。

事实上，大家看见的是同一场面，只是眼光不同罢了。让我们再现一下现场情况吧！

为了想像一下英国人须解决的问题，请您在镜子前作一次真正的叩头动作。您先站着，然后跪下，您弯下身来直到头碰地。您抬起上身，再弯下去，头第二次碰地，再第三次。然后起身站直；再这样重复一遍。跪三次，每次都要起立站直；每次跪地都要叩三个头。计算一下这套体操需占去您多少时间：不磨赠，一分钟，如果做得庄重些，就要两分钟。当时就是这种情况，近千名官员集中起来，一起做这套动作，而在两分钟的时间内皇帝的轿子威严地穿过人群。

再设想一下英国人的处境。当全体人员第一次跪下时，英国人也照样做了，但只是单腿。当大家在叩头时，英国人只是低下头。就像在弥撒中扬圣体时，当别人下跪时，某些信徒站着，只是眼睛向下。大家抬起身子，英国人为什么还要低着脑袋呢？于是，他们也抬起了头。当大家又重新趴下时，英国人低头。大家站起来时，他们总不至于仍然跪着：他们就站了起来。依次类推……他们跟着大家做集体动作，只是动作有些删减，却无法不做任何动作、在这两分钟内，中国人站起来三次，英国人总是跪着不觉得太卑躬曲膝了吗？是否会英国人一直站着，中国人却不停地在叩头行礼呢？直至读到温德文章前，我一直认为第二种设想是对的。但温德的文章解开了谜。

马戛尔尼提到的问题——单膝下跪，头不着他——仅仅是动作的形式问题，而不是动作的重复问题。由于对形式提出异议，马戛尔尼忘记了叩头的一个主要方面就在于这一奇特的重复动作。英国人遇到的第一次叩头是集体性的，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求英国人跟上每个节拍。所以温德说：“我们按当地方式施了礼”。不过，中国人区分得很好：英国人的头没有叩着中国地面。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当地方式。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在汇报中强调了不同点：动作的不同。他们掩饰了动作重复。但他们并没有撒谎。他们写的所有文章中没有一篇说他们只跪过一次。如果他们真的只跪了一次，而他们周围的人却在多次下拜，他们对这种区别就会引以为荣。温德是有道理的。英国人已完全被周围人的榜样所带动，所以给人的印象是他们已作了让步(当然最好不要讲)，但这并没有使中国人完全满足。

“得体”的礼节

皇帝进入了觐见大幄，群臣拜君主的大弥撒可以开始了。鸦雀无声。站在门外的温德证实：“皇帝坐上龙椅，立即万籁俱寂。时而有音乐声打破这寂静，铃铛发出的清脆悦耳的丁当声更增添了仪式的庄严肃穆。”这铃铛的丁当声与教士进入祭坛时辅理弥撒教士手摇的铃铛声一样。13世纪方济各会修士们说蒙古人喜欢听这个铃铛声。温德是唯一注意到这声音的人。

让我们和马戛尔尼一起进入鞑靼皇帝宽敞的蒙古包吧！它酷似一个剧场。有三排台阶可以上到放龙椅的台上。中间那排是专让皇帝走的。左侧那排供朝觐的人走，右侧那排为跪着辅佐皇帝——就像他们跪着参加内阁会议一样——的大臣们用。所有朝廷官员都站在正厅中，让我们看一看托马斯演的那场戏吧！

孩子进入帐篷时，皇帝已坐在龙椅上了：“使团成员都站在门外，马戛尔尼勋爵，我父亲，李先生和我，4人一直走到正中台前，我们像刚才那样下跪。然后马戛尔尼勋爵拾级而上，呈递了英王的信，并送了一些小礼品：几只表。皇帝回赠大使一件雕刻得十分精致的蛇纹石礼品，另一块同样形式但发白的玉石赠送给英王。待大使走下讲台，我父亲和我上去行了‘得体的礼’。皇帝赠我父亲一块与大使一样的玉石，解下他身上的一只黄色荷包送给了我——特殊恩典。他要我讲几句中文，我用中文感谢他送我礼品。”这就是一位西方孩子目睹的情况。可以认为每人都在现场即席表演，那里充满了亲切和新鲜感。然而，礼仪问题却是完全安排好的。

小熟番

用中国人的眼光来看一下这个场面吧！这是一些固定不变的眼光。他们认为进献真正“贡品”的是这位孩子。他讲的是中国话，他已中国化了。他来觐见皇帝，把自己变成一个文明人，也就是说中国人。他应该享受特殊的恩典，他弥补了周围大生番的无礼举动，成为一个小熟番。

我们没有中国人的直接证词，但我们有礼志，只须翻开看一看即可。小斯当东描写的礼仪是按9月8日的诏书进行的，也就是说除了叩头，都是按照官方礼制一成不变的规定进行的。进幄，台前的行礼动作，然后在第二级台阶上下跪，再与皇帝交谈。在这个文明开化的社会里，一切最细小的情节都是自古以来就预先安排停当的。只有专门的敕令才能改变或免去三跪九叩礼。其它都严格按照规定办的，从台侧御林军的安排，或者贡使由一位礼部尚书领见，到礼部尚书穿的朝服的颜色和上面绣的龙。“皇帝以热情友好的语言向贡使发问，礼部尚书转达问题，由通事译出；特使回答问题，再由通事译出贡使的答复，礼部尚书再转达给皇帝……”贡使不直接对皇帝说话，皇帝也不直接回话。特使也不是直接向皇帝递交国书，而是由一位大臣代接，叩完头才转呈给皇帝。英国在场的人都删除了所有可能表示臣服的话。

他们至少是用故意疏忽的方式撤了谎。

皇帝经过时，英国人措手不及，不自觉地跟着大家多次下跪。但到了御座旁，因为只有他们自己，他们便行了说好的得体的礼节：单膝下跪一次。

但马戛尔尼和老斯当东还是不说在台前就得停下，行礼时皇帝隔着一段距离，并是在台下，使人十分感到耻辱。孩子的诚实使我们掌握了事实的真相。马戛尔尼羞答答他未敢说出的动作现在已经恢复了，让我们继续来读这位特使的叙述吧：

“我双手捧着装在镶钻石的金盒子里的国王的信，一直朝前走去，拾级走到御座前，把它呈到皇帝手中。皇帝亲手接过，递给了大臣，后者把信放在一个垫子上。”

真是亲手接的吗？在叙述中他有没有把动作的顺序颠倒呢？根据礼制他的盒子不应交给皇帝，因为他与皇帝保持一段距离，而是交到一位大臣手中，大臣先叩头，把信放到垫子上，再转给皇帝。朝廷能接受这种从未事先磋商而作出的更改举动吗？

这值得怀疑。

如果对英国人来说，递交英王的信只是这次远航的一种借口；而皇帝认为交完信英国人的旅行也就结束了。马戛尔尼还不知道这点。“皇帝交给我一块象征和平繁荣的玉石，是献给国王陛下的第一件礼物；他希望我的君主和他永远和睦友好相处。这是一根白玉如意，约有一尺半长，雕刻得十分奇特。中国人非常珍惜这件礼品。而我并不认为它有多大价值。皇帝也赠我同样一根如意，绿色绞石上刻有同样的图案。同时他十分友好地接受了我的礼品：两块十分精致镶着钻石的珐琅手表，他看过之后递给了大臣。”轮到斯当东父子了：“乔治·斯当东走上前去。他像我一样单腿跪地，行过礼后，献上了两支漂亮的气枪。皇帝回赠他的也是与我一样的绿色玉如意。”

皇帝与孩子

马戛尔尼不屑于描写皇帝与孩子的对话场面。可是出于父亲的骄傲，斯当东却禁不住高兴地突出一下他的儿子。文中语气充满了诗意：“在整个接见仪式中，皇帝显得愉快直率，落落大方，不像他的画像上那样显得严肃，沉闷。”然而，谈话须经翻译，显得累人。“皇帝有鉴于此问中堂使团中有无能直接讲中国话的人。回答是一位年仅十三岁的童子是唯一能略讲几句中国话的人。皇帝高兴地命令该将孩童带至御座旁边让他讲中国话。或许是因为孩子的谦逊，或许由于他讲话的漂亮用词使皇帝十分高兴，后者欣然从自己的腰带上解下一个槟榔荷包亲自赐与该童”。

大家知道乾隆不讨厌漂亮小伙子，这从和珅闪电式的提升中已得到了证明。但并不是光乾隆这样。巴罗用一种谴责的口吻指出：“中国人对于这种堕落行为并不感到丢脸和羞耻。许多大臣还毫不犹豫地公开谈论此事。同性恋在他们身上没有引起丝毫憎恨的感情。”乾隆被这小伙子的风姿所迷惑，从腰带上解下荷包，荷包还带着他身上的热气，更具有一种神奇的性质。“这些荷包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皇帝赐给有功臣民的一种缓带。但赐给自己身上的荷包可说是一种特殊恩惠：东方人把皇帝身上带过的任何一件物品都视为无价之宝。”正如毛送一篮子芒果给前来致意的代表团一样，由伟大舵手赠送和触摸过的普通水果立即就进入了神圣的范围。有的积极分子出谋划策想弄到一个。这些芒果被装进了酒精瓶里保存起来，“让毛泽东思想的宝贵见证世世代代传下去”。两个世纪前，皇帝的赏赐“引起许多官员对这位年轻宠儿的注意和亲近，也许还引起了许多人的暗暗羡慕。皇帝的荷包并不漂亮。

黄色丝绸质地，上面绣了一个五爪金龙：这种颜色和龙爪却是皇帝的象征”。

朝贡者的队伍

马戛尔尼勋爵走下台阶立即又有别的贡使走近御座。英国使团的两位头头在文章中都避免谈及这混杂场面。在这之前，他们还没有提过有其他使节在场。现在他们提到了，但突出不同之处；一笔带过，还要带点挖苦。

勃固王是否是缅甸王？这两位英国人一想到此便洋洋得意，并在算着他们对天朝政府所取得的胜利。这位夷王如此恭顺地遵循中国的礼仪，马戛尔尼不过是国王的一位使臣，也就等于一位普通官员，竟敢强加自己的意志并取得了成功。这是多大的胜利呀！不！这是多大的错误呀！

“穆斯林亲王”指的是喀尔麦克和土尔库部落首领。1770年因俄国扩张，他们被赶出了伏尔加流域，逃到了东部。乾隆把他闲置于自己权力保护之下，让他们在乌鲁木齐——就是今天中国的突厥斯坦——定居。

礼节性拜会后，宴会开始。3位英国人以及他们的翻译被邀请坐在“皇帝左手一张桌子前的坐垫上”。马戛尔尼强调了此事，而且很有道理：左为上。鞑靼王公和朝廷大臣穿着朝服，按9月8日排定的座次，根据各自的等级大小就座。马可波罗曾这样写过：“大可汗设宴时，他的席位所处的位置总比别的席位高出许多，在他下面就座的是他的儿子，侄子和皇亲国戚。他们的座位很低，各人的头只有大可汗的齐脚高。而其余贵族就坐得更低了”恨据皇室档案记载，这种分级制度一直延续到5个世纪之后的满清时期。英国人对此只字未提。

筵席奢侈豪华。马戛尔尼仔细记下了皇帝给他的所有恩惠：皇帝送去了自己桌子上的好几个菜及几种“用米，蜜，薰草酿成的酒”。

席间，乾隆命人召马戛尔尼和斯当东至御座旁，各亲赐温酒一杯。“我们当着皇上的面一饮而尽。”皇帝亲切地问及英王的岁数。“他祝愿英王也能同他一样长寿。”当时乔治三世只有56岁，比他年轻27岁。

他的举止“高贵，但很和蔼，他十分高兴地接见了我们”。服务井然，有条有理，十分值得赞赏。一切都在“肃静”的气氛中进行，又有“那么多的礼仪，就像在举行某个神秘的祭礼，”英国人对他们以什么方式感谢皇帝给他们的恩惠这个问题上却又满腹狐疑，只字不提：他们不可能比单膝下跪和俯首做得更少。但做到什么程度呢？做了多少次呢？

然而，为照顾那些无幸进入皇帝大幄的人，文娱节目在外面举行：摔跤，杂耍，走钢丝，哑剧等节目在5小时的庆典中一直演出。这个习俗同中国一样古老。从汉朝起，可能还要早些，欢迎外国代表团就像过盛大节日一样演出节目。“宫内的生活，就是节日的生活。”

有关这次庆典，我们只掌握一份中国的叙述材料——十分简洁，这是这类文体的规律：“上御万树园大幄次，英咭利国正使马戛尔尼，副使嘶当东等人觐。并同扈从王公大臣，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暨缅甸国使臣等赐宴，赏赉有差。”

这完全在重复3月24日发的诏书，5月12日又重复了一次。天朝官僚体制喜欢一再重复：重复是避免犯错误的最可靠方法。诏书后面有一首御制诗，纪念英国人的“臣服”。诗是这样开头的：“博都雅昔修职贡，英咭利今效尽诚”。英国人的尽诚是可笑的，但尽管英国人只做了个叩头的样子，显得那么笨拙，但英国毕竟已列入向中国效忠的“西洋各国”的正式名单之中了。

宴毕，勤见仪式也告结束。特使在门外找到了大队随行人员；按照礼制，重新整队回府。

马戛尔尼见到了这位负有盛名的皇帝。他还同他讲了话，却什么问题也没解决。

谢选骏指出：皇帝什么问题也没法解决，因为他本人都要别人伺候。

【第三十八章  “万树天堂”(1793年9月15日－16日)】

第二天开始了4天骑马参观皇宫御花园的旅游活动。首先游览东园。“皇帝听说我们对一切都十分好奇，就让阁老陪我们参观热河的御花园——万树天堂。”为享受这份“难得的恩惠，我们早晨3点就起床，与朝廷的主要大臣一起在宫内等了3小时皇帝才到来。”

皇帝与上一天一样排场：卫队、乐师，打着旗和华盖的太监。“他在门前发现了我们，特地停下来亲切地要我们靠近问话”。这次大家认为是意外的相见却在9月13日制定的觐见活动中早就详细安排好了。我们从皇室档案中了解到以下情况：

“他与我们进行交谈，亲切地告诉我们说他早晨要去庙宇拜佛，他又不邀请我们陪他去是因为我们信奉的宗教与他的不同。”乾隆和清朝历代皇帝都鼓励喇嘛教，尽管汤若望神父作了巨大努力，满清的第一位皇帝顺治，还是改信了这个佛教的派生教。

乾隆通知马戛尔尼他已命令他的首相和几位大学士陪同参观御花园，让他看一切地感兴趣的东西。“我向皇帝陛下表达了对他的热情款待的感激之情及对在热河所见一切的仰慕之意。”皇帝抓住机会向托马斯说了句话，要求他把昨日赠赐的荷包画出来。孩子十分骄傲地谈起了此事。

特使应该衡量一下他受到的恩典。御花园是不供游人参观的：大使是在皇帝的花园内，这些花园又都是他个人的杰作。“为安抚边境百姓，圣祖建造了热河。热河决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之作，而是完善武功的一个举动。”祖先的目的就是：采用别的方法继续战争。但孙子不像祖父那样严峻，承认从中感到的乐趣：“这里高山丛林，悬崖峭壁，河流森林，鹤立鹿跳，鹰翔鱼跃，楼台亭阁，或建于深谷之间，或倚于小溪两侧，野草茂密，百年老树耸立，这一切构成了一幅绚丽的风景，尘世之忧郁可忘却。”

迷人的住所

当皇帝在庙宇拜佛时，马戛尔尼和大臣们到一个楼里吃了些早点。然后在岗峦起伏的园里骑马走了3英里，那里一切都安排得错落有致，景色十分秀丽。这“布置得最美的”花园使马戛尔尼想起了他的岳父布德勋爵在贝德福歇的拉顿花园，该园林为著名的兰斯洛特·布朗所设计。“要是布朗来过中国，别人肯定会说他全是借鉴了热河的艺术。”

贵宾们来到了湖边，登上一艘“又大又漂亮的游艇”，为随行人员也准备了几只小船。所有船上都飘着风信旗、窄条旗与燕尾旗。沿岸时而出现港湾，时而出现岬角，“姿态各异，每往前划一段，就有一派新的景色呈现在游客的面前”。形状不同的小岛都处于与整个景色十分协调的位置：有的耸立着宝塔，有的岛面平缓，有的岛面陡峭，有的绿树成荫，有的一片庄稼。游客观赏了近50座宫殿：每座都布置着皇帝狩猎或出巡的画，装饰着碧玉或玛瑙的花瓶，还有“中国、朝鲜与日本的瓷器”，加上“欧洲的挂钟。”

“如何来细说这迷人的住所呢？几小时之内，我见到了各种迥然不同的景色，我原以为在英国之外是无法见到这样美的景色的。”在自己的国家之外居然存在那么多美好奇特的东西，马戛尔尼惊呆了，他身不由己地也像中国人一样自恋起来。

没有一位大臣向马戛尔尼透露在这仙境般的地方发生的、差点要使乾隆朝廷过早结束的悲剧。罗广祥神父在一封未发表的信中这样叙述：“1788年10月14日，皇帝在热河附近打猎，突遇一场暴雨。他坐在轿子里，水一直没到他的脖子。和珅中堂及几位主要大臣竭尽全力抬高了轿子，他们自己掉到了河里，被河水冲走了，幸亏几位勇敢的蒙古人救了他们的命，他们骑着骏马，个个水性很好。皇帝的63名随从淹死了，老百姓的死亡人数则没人知道。”中国遭受水灾是屡见不鲜的事……

中国园林与英国园林

马戛尔尼对这次参观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论述”中用了大量篇幅对东、西方园林作了比较。英国与中国的花园有着共同之处：都不同于法国式花园。它们的风景艺术在于模仿自然，而不像法国式花园，迫使自然去模仿艺术。

英国园艺匠刻意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去美化自然，而中国的园艺匠则让自然成为他们要它成为的样子。“若这儿是一片干地，他们就引进河水，或在这里挖一个湖。若这是一片平坦的土地，他们就在此堆个小山，挖出山谷，并铺上岩石，总之，中国人在安排风景时都十分霸道。马戛尔尼批评这种方法，他认为这正证明英国园艺匠在园林艺术上没有照搬中国，因为他们酷爱自由，包括植物的自由。“我们在完善自然，而中国人在奴役自然。”在英国的园林里，也有着培根的哲学：“控制自然时要服从自然”；而中国的园林却表现了一种再创造的意愿。一方具有灵活性，另一方则是强制性——普罗米修斯想把他的作风强加于人。

这些观点毫无价值吗？英国和中国在园林艺术上都很出色，两者水平相近，所以更具有竞争性。彼此争着称霸。马戛尔尼没有怀疑英国的优势，他对中国园林表示了四点保留意见：假山太多，金鱼池太多，青铜陶瓷的龙虎太多，睡莲太多。

“奇怪的是在6个小时的严格审查之后，我竟没有找出其他可批评之处。”

在分手时，和珅对马戛尔尼说他所见到的还不算什么。看完东园后，他还该看看西园的美景。奇怪的盲目病！马戛尔尼对中英园林的异同滔滔不绝地发了一通议论，但他没有抓住热河的实质：它是天朝的一个缩影，再现了中央帝国某些最著名的建筑与风景：拉萨的布达拉宫，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镇江金山的塔，新疆的清真寺，长江与大运河上的景色，昆明湖……就在蒙古的土地上，马戛尔尼面前出现的是中国的南方、是西藏与突厥斯坦，但他却视而不见。这是一个迪斯尼乐园，尽管当时还没有这个词。它重现了中国大地上的奇观——一个建筑上的盆景。乾隆从首都乘坐6天轿子，就享受了整个中国能献给他的乐趣：帝国的缩影。英国人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宫内

马夏尔尼又有了勇气。游览时第一次有机会与重要人物交谈。他想就此开始他的外交使命。

陪他的是国家最重要的人物。他们都是鞑靼人。每个人都在长袍外面套着一件黄马褂。马戛尔尼开玩笑地称他们为“黄衣骑士”：中堂和珅、“副相”福长安、他的哥哥、平息叛乱的将军福康安，以及刚升为大学士的松筠。这位41岁的鞑靼——蒙古人享有廉洁的好声誉，他从边境城市西伯利亚的恰克图归来，在那里他与俄国人为签订一项贸易协定进行了长时间的谈判，因而避开了磕头这个难题。由于礼仪方面的原因，历史上也有过一些在边境上举行仪式的事：路易十四在比达索阿的婚礼，季尔西的木筏，板门店的木棚。听说马戛尔尼曾是驻圣彼得堡的大使，松筠向他提了有关俄国的一些很聪明的问题。

和珅尽量在外表上像一般朝臣那样很客气，但总显得缺乏热情。勋爵发现这点是从一句奉承话产生的坏效果开始的。大使说这座乐园的建立“反映了康熙的智慧”，和珅顿时露出猜疑与吃惊的神色。一个英国人怎么会知道这些呢？马戛尔尼回答说中国的威望已一直传到了他的国家。和珅对他就中央帝国表示的兴趣并不领情。这种好奇心并不得体。了解中国就已经损害了中国。

“福相”福长安的热情友好与福康安将军对“红毛”的仇视适成鲜明对比。后者当过广州的总督，对他们了如指掌，并不得不表示惧怕。那天上午，当马戛尔尼觐见皇帝时，将军神态严肃地碰碰他的帽子，要他脱帽行礼，但中国人是从不这样行礼的。要是马戛尔尼硬要行“欧洲礼”，他也不应该回避谦恭的表示。

马戛尔尼竭力想获得他的好感，就邀请他观看使团警卫的操练，福康安拒绝了。

他认为这毫无新意。马戛尔尼却想：“真蠢！他一生中从未见过连发枪，中国军队还在用火绳引爆的枪。”半个世纪之后发生了鸦片战争，中国仍然停留在这种状况。

英国人看到园内的各个楼里都放着玩具、挂钟和地球仪，感到十分扫兴。“这些东西做工完美，相比之下，他们的礼品就可能黯然失色。”那里甚至还有一架行星仪。陪同马戛尔尼游览的官员告诉他，比起后妃们的宫殿内陈列的珍宝和圆明园内西洋珍宝馆收藏的东西，这些都算不了什么。一阵尴尬的沉默。中国居然到处是同英国人引以为荣的礼品一样珍贵的物品。马戛尔尼称赞了英国制造的八音盒：他发现这些八音盒原是考克斯博物馆的藏品。福康安见英使对此兴趣盎然，就推断他从未见过这类东西。他便“傲慢地”问英国是否也有这些东西。当他听说“这些东西就是从英国运入”时，他也感到十分扫兴。

监视下的自由

复杂的情感；极度敏感的民族自尊性，……马戛尔尼提出了一个具体问题；他要求把仍在北京的马金托什船长派回舟山，让他报告皇帝接见的情况。他先去广州，从那里再回伦敦。福康安立刻打断地的话：“中国的法律不允许外国人随便往来内地”。

这就是马金托什事件的起源。文献资料表明：马戛尔尼以为是这位将军因嫉忌英国的优势而一时冲动表示了拒绝。事实是皇帝不同意这样做。乾隆不明白为什么马金托什一定要去指挥“印度斯坦”号，没有他这只船不是也从大沽回到舟山了吗。

为了这次多余而耗资的旅行就要惊动天朝的行政机器。皇帝对这些自负的英国人很生气。时至今日，凡在中国的代表团必须全体呆在一起，中国人讨厌旅游者分散活动。

谈话无法再继续下去，特使要求与和珅商谈。后者借口准备皇帝寿辰，提出以后再说。他反复地说：“我们一定会有机会在圆明园相见的，我们可以在那里重叙友谊。”

因此，在热河没有谈任何具体事务，梁栋材神父早就料到了这一点。但马戛尔尼还是使和珅同意收下一份照会。

9月16日，禁止使团人员外出的禁令取消了。斯当东及其他几名随行人员决定骑马出游——但仍是监视下的自由：有中国的官员和士兵尾随着他们。这些陪同人员干方百计地阻止他们与老百姓接触。斯当东指出：“他们怀疑我们在搞间谍活动。”

霍姆斯也说：“这种不可思议的怀疑令我们惊讶不已。”

现在一切都没有改变。中国人也许有道理。一个国家失去了它的神秘感就会变得不堪一击。中国有个寓言正说明了这点：贵州省来了一头驴，当地从未见过这类动物，老虎先是被驴叫声吓怕了，躲在一边不敢出来。待它仔细观察后，就窜出来折断了驴的脊骨，把它吃了。英国狮子是否也会折断中国龙的腰骨呢？龙最好还是蜷缩起来。

英国人观察着，测量着，记录着。这已经是情报活动了。中国人内心深处的恐谍症就是建筑在对这一危险的充分认识的基础上的。但在热河又害怕什么呢？他们被迫提供了马匹和导游。英国人先是登高眺望热河山谷全景，滦河之水浇灌着，那里土地十分肥沃，还可看到近期一次洪水留下的痕迹。邻近山脉失去了覆盖着的森林，伐树与水灾，今天中国还是这两大祸害，它们互为因果。在各处宏伟的景点上有几座喇嘛庙。英国人看见在一座山上有块形似蘑菇的巨石，他们想走近去看，但不许他们爬山。“这就不合适了。”岩石高悬于皇帝嫔妃的花园之上，从上面可以看见她们散步。“然而两地之间有4公里之远。”

医对医：“另一个星球”

就在9月16日这一天，和中堂遣人来请使节团的医生。在“万树园”骑马之后，他感到一用力全身就疼。吉兰大夫发现御医就在他的床边。和珅描述了自己的病情：关节痛，小腹时隐时现地感到肿胀。中国医生并不知道这些详情，“因为他们从不询问病人，他们通过脉象归纳出病情，认为身体各部位的脉跳不一样，所以脉搏可以指示生病的部位。他们诊断和珅是中了邪，必须驱邪。因此，他们要用金针与银针深扎患处。和珅的手臂和腿上都扎了针，但他拒绝在肚子上扎针。”

为了不得罪中国同行，英国医生也一本正经地在病人的两臂上号了脉。但他解释说：没有必要在身体别的部位再号脉，因为血液循环的强度到处都是一样的，所有的动脉都同时和心脏相通。中堂和他的医生们对这种理论都感到惊愕不已。和珅用右手食指按左手脉搏。同时用左手食指按有足踝部脉搏，发觉两处脉博跳动完全一致。

据吉兰大夫诊断，和珅患有四肢风湿病，小肠疝气。他反对在腹部扎针或切口。

和珅请他把病情说明与处方都写了下来。

中堂是否像英国人炫耀的那样“很快从急病中痊愈了”呢？即便如此，使节团的工作并没有因此而取得进展。马戛尔尼记道：“我知道，尽管我们作了极大努力，中国人还是处处对外国人表示不信任。”因为无法同和珅见面，马戛尔尼只得给他写信。小斯当东负责抄写李先生的译文并检查译得是否准确。真像瞎子与瘫子的合作……

和珅终于作出了友好的表示和讲话。他对兰吉大夫十分满意，送了他一匹丝绸，并说他的见解“十分高明，合乎情理，并与亚洲公认的概念完全不同，像是来自另一个星球”。

这种说法真是千真万确！在这遥远的鞑靼鞋题地区，两种分开发展的文明相遇了，不管双方是否愿意，它们必须共处，同甘共著。西方可以没有中国，中国也可以不管西方。在此之前，欧洲人对中央帝国的看法更多是来自幻想，而不是出自现实。现在英国人将面对现实，驱散幻想，它不能不介入。中国人很快就将遭到源源而来的西方技术的侵袭。

1793年的相遇好似两颗流星在相撞。不是探险家到了猎头族之中，而是两种高雅而又互不相容的文化在互相发现。一个是天朝幻想中的月球上的世界，另一个是现实的世界，这就是从事贸易工业与科学的英国。和珅知道这是一个历史时刻。中国到了仍能保留自身特点，即停滞不变状态的最后时刻。不过，他没有认识到：无论中国怎么做，不管她是拒绝还是接受，对她而言，一切都要发生彻底的变化。

谢选骏指出：御花园的“万树天堂”和古兰经的“下临诸河的乐园”差不多，都是荒漠地带游牧猎人的渴望。

【第三十九章  鞑靼皇帝(1793年9月17日)】

在热河，满族皇帝从他们祖先的传统中汲取营养。这时他们并不是完全在中国，也不仅仅只是在中国。清朝是靠互相支持的两大系统来控制帝国的：一是司武的鞑靼世袭贵族，二是通过科举考试录用的汉族文职官员。我们这批英国人在鞑靼中心逗留时，对这种延续了3个世纪的奇特现象比别的游客更印象深刻。

马戛尔尼接见过一个名叫博达望(音译)的年轻鞑靼贵族，帽子上饰有红顶子和双眼花翎，他自豪地谈到了本朝的来历。按他的说法，皇上是成吉思汗和忽必烈的直系后代，元朝征服了中国，并统治了一个多世纪，后来被明朝推翻。同马戛尔尼一起被宴请的鞑靼亲王都是各部落首领，他们都能招兵，称之为“旗”。

满洲贵族打仗是爱用弓。马戛尔尼写道：“当我告诉他们，欧洲人已放弃了弓而只用枪打仗时，他们显得十分吃惊。乾隆爱用的武器也是弓。”在奔驰的马上射箭，比下地放枪更加令人激动。高贵的武器打高贵的猎物。猎人与猎物的运气是相等的。

在马戛尔尼回程路上写的“纪事”中，强调了鞑靼这一方面：“我们的许多书里都把汉族和鞑靼族混淆了，好像他们是一个民族。可是清君却在时刻关注着这权力的诞生地”。

东方与西方在这问题上是不同的。“在欧洲，不论是波旁王朝还是哈布斯堡王朝的人，登上那不勒斯或西班牙的王位都无关紧要；君王完全与西班牙人或那不勒斯人同化。”汉诺威人一旦掌握英国王权，他们就不再是德国人了。相反，亚洲的君王“念念不忘自己的祖根”。“两个世纪过去了，换了8个或10个君主，但蒙古人还是没有变成印度人；过去的一个半世纪也没有把乾隆变成一个中国人”。

马戛尔尼指出的满人与汉人间无法清除的差别，在不同的省份的汉人中是否也存在呢？每个省都有自己固执的特性。古伯察神父说：“存在于中国18个省间的差别就像欧洲多国间的差别一样大。”直到今天，出生在台湾的青年人在正式场合还被看成是他们父母所来的那个大陆省的人。甚至到了法国，北京来的中国人也很难与语言不通的广东人交往。帝国庞大的结果就是产生这种地方主义。但汉人总感到属于同一种文明，同一个祖国，而把满族统治者看成是外国的暴政。

马戛尔尼没有提到的是：满人在以铁腕统治中国的同时，自己却逐步地在汉化。

他们接受了汉人的文字和儒家文化，最后竟放弃自己的语言。就像贺拉斯所说的征服了罗马之后的希腊（谢选骏指出：应该是征服了希腊之后的罗马。）一样，被征服的中国又征服了野蛮的胜利者。1911年革命之后，满人融化在汉人之中。出于谨慎，为了保证个人生存，最好放弃集体生存。直至1979年，才有人敢于承认自己是满人。马戛尔尼忽视了的汉化现象，却被巴罗和赫脱南夸大了。但他们还是搜集到许多暗地里互相仇恨的例证。这仇恨激起地方上的反抗。60年之后，它又引发了一场导致大量死亡的太平天国运动。

馅儿饼

巴罗认为满人的做法堪称“政治上的杰作，这对一个半开化的民族来说是难能可贵的”。为树立起自己的影响，他们采取了十分灵活的实用主义态度。被汉人召来镇压一场造反运动的满人把自己的头头推上了空缺的皇位。他们采用了中央帝国和天朝的官僚体制的模式。奇怪的是他们仅限于强迫别人留他们那令人屈辱的发式：头剃光但留一条辫子——后来汉人把辫子塞在帽内，并一有造反行动就把它剪掉。

巴罗和赫脱南认为，鉴于蒙古人的不幸榜样，满人得出了放弃武力和宗派主义的结论。“鞑靼人宁愿把文职授于最精明的汉人，而不给本族人。他们学习当地语言，鼓励迷信活动。似乎战败者的文明战胜了野蛮的征服者……满人与汉人通婚……

总之，他们不惜一切促使两个民族合成一个。”

然而，“随着鞑靼人势力增大，他们就越来越对汉人不客气了。”英国人看到的是一个作为统治者的鞑靼民族，“他们把所有要职和应由可靠者担任的职位都留给了自己”。“尽管在宫内还讲汉语，但很可能随着权力的增长，他们会越来越骄傲，最终会用他们的方言来取代汉语。”

今天我们知道这些说法全是错的。满清初期，他们表现得非常凶残。建国后的最初几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杀。强迫留辫子引起了骚乱，结果都被镇压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爷的种族坐稳了江山，对一个奴隶的民族实行统治，种族隔离是全面的，严禁不同种族间通婚，北京的整个北城都没有汉人，专供满人居住。宫内女眷(包括奴婢在内)无论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满人：要防止一切种族混杂的情况。而宫内太监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汉人。这多有象征意义呀！让鞑靼人繁殖，让汉人绝种。

这就绝对保证了没有任何不纯的混杂。

巴罗对重大职务分配的描述也是夸大其词的；一般遵守着均等原则：一个鞑靼人对一个汉人。当然这掩饰了一种极不均等的现象。30万人口的满人对3亿汉人：这是马略的馅儿饼的原则：一匹马，一张馅儿饼。

当我们这些旅行者企图概括或探测未来时，他们的观点并非总是正确的。与他们的看法相反，最初满人表现得十分野蛮，慢慢地汉文化才占了上风。

当然，他们的诊断是正确的。巴罗发现“汉人中酝酿着一种强烈的不满，鞑靼人在公开场合的专横语气可以解释这种不满的缘由。汉人若想谋个一官半职，就必须保持沉默，但内心深处所有汉人都一致仇恨鞑靼人”。

但他们的预言却完全错了！英国人以为鞑靼人最终会制服汉人。然而，就在前者以为自己永远是统治者的时候，可能已经遭到了灭顶之灾。没有任何人能预感到这个大转变，因为任何人都未估计到被整个民族所保护的文化具有不可摧毁的力量。

日益活跃的秘密会社越来越想赶走满人，恢复一个真正的汉人帝国。最终鞑靼人被赶走了，但帝国也不复存在。1911年，这是个多大的报复呀！满人一下都销声匿迹了！农民希望很快恢复明朝。然而明朝就是在农民起义的压力下崩溃的。革命很少能达到大家期待的目标。相反，英国人猜测这个自以为是世界中心的国家将会成为以后的第三世界的中心，这点他们倒是看对了。

“呀，这个鞑靼人”

总之，当英国人不在预言而是在写自己的见闻时，大家可以相信他们。巴罗记下了别人对他说的一段心里话：“圆明园内年轻的王子们谈到汉人时总报以一种极大的蔑视。一位王子见我想学汉文，就竭力使我相信鞑靼语比这要高尚得多。他不仅答应给我识字课本和书籍，而且还要亲自教我。”他担心巴罗还想学汉文就对他说：“人的一生也学不会它”。

斯当东写了15页的文章来谈汉语官话与它的不利因素，黑格尔对此印象深刻，他由此得出了两个有影响的观点。第一个在《历史哲学》一书中，“汉语是科学发展的一个极大障碍。”第二种说法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是向世界开放贸易促使了拼音文字的需要和诞生。”它的发明者腓尼基人不就是首批大商人吗？一旦要进行思想传播和交流时，就需要有灵便的工具。后者又帮助了科学思想的发展。

巴罗笔下的鞑靼王子，不管多么不开化，他也感到了汉字会使人处于无能为力的境地。英国人觉得这种语言同拉丁字母的简洁以及代数语言的丰富抽象能力相差甚远。

鞑靼人说笑话总以汉人为靶子。“我不可能不注意到：只要有人拿汉人说笑话，那些年轻的鞑靼王子就会兴高采烈。在取笑女人裹脚时，他们拍手叫好；但听到把鞑靼妇女的木底鞋比作汉人的帆船时，他们就恼火。”赫脱南发现“地位最低的鞑靼人，在服从汉族官员时也会表现得十分勉强”。如果说鞑靼人轻视汉人，汉人虽然不得不顺从，但心里也瞧不起他们。在汉人看来，鞑靼人与野蛮人同出一辙。赫脱南记下了类似的观点：“在中国，鞑靼一词就指粗野。一次，一个英国人说牙疼，一位汉族官员问他为什么不去请牙医止止疼？英国人”回答说：‘去了，他想把我那颗疼的牙拔掉’，‘呀，这个鞑靼人！’这位官员叫了出来。”

对藏着的神的崇拜

马可波罗已经描写过忽必烈“每年为庆贺寿辰组织的庆贺活动——这是一年中除新年之外的最大节日”。马戛尔尼没有很好地读这篇文章，他开始理解他被邀请参加这一活动是为了衬托节日气氛，而鞑靼人和汉人却把这点看成是他这次使命的真正目的。

9月17日，英国人被邀参加一次奇怪的仪式。神藏着的神圣仪式。

清晨3点，大使和随行人员由王大人、乔大人陪同去皇宫，在那里让他们喝着饮料，吃着水果，饮着茶和热奶，等了好几个小时。庆典在花园里举行，所有王公大臣部穿着礼服在皇宫前列好队。

这次，皇帝自始至终不露面，他藏在屏风后面。“我推想，他从那里能毫无顾忌地一直看着我们。所有眼睛都朝向设想中皇帝坐着的那个地方。”鼓声震天，钟声四起，一阵寂静之后，又响起了音乐声。对于一路上听惯并演奏韩德尔和普塞尔乐曲的使团的德国音乐家的耳朵来说，中国音乐实在令人吃惊。演奏的所有价值就是用钹、锣、喇叭和一些弦乐器奏出震耳欲聋的声音。他们没有任何对位与和音的概念。

官员们都不知在忙些什么，似乎在准备某个重大的戏剧性变化(法语)。一会儿乐声四起，一会儿又寂静无声。最后乐队和合唱队发出了最大的音量。全体官员朝着“看不见的尼布甲尼撒下跪叩头”。尼布甲尼撒？ 3天中事情竟变得那么坏！ 14日，马戛尔尼这样记着：“我见到了光荣辉煌的所罗门。”语气里带着挖苦，怨恨中带点苦涩。好像他预料到《实录》里会用这样的字句来记载他9月17日出席庆典的事：“……扈从王公大臣官员，及蒙古王贝勒贝子公额驸台吉，并缅甸国、英咭利国使臣等，行庆贺礼。”14日他还以为是特意为他安排的觐见；17日庆典时，他竟被列到满人、蒙古人与缅甸人之后！

鞭打红布的秘密

英国人惊愕地见到了另一个奇怪的仪式。地上铺着一块巨大的红布，每个角上站着一名手执鞭子的人。当大家猜测皇帝已登上御座时，这些人就间歇着用鞭子抽打红布9次：每抽3次，执鞭人就放下鞭子，几分钟后拿起来再抽。没有人能向赫脱南解释这仪式的含义。也没有任何汉学家能向我解释这件事。还是古代历史提供了线索。当统一中国的秦始皇帝巡幸湘山时，一阵狂风阻挡他过长江。皇帝大怒，下令伐尽湘山上的树木，又让人把山涂成红色，就像在处决弑君者之前先给他披上红褂子一样。那鞭子呢？暴雨冲垮了亚洲另一个专制君主的舰队，他命令鞭责浪涛以示惩罚。可能热河的红布象征受到鞭答惩罚并被征服了的敌对势力……除非只是单纯地命令大家静下来。

叩头

有人为马戛尔尼翻译了为皇帝寿辰写的颂词中的迭句：“叩头，叩头，天下百姓，向伟大的乾隆叩头。”他又仔细地作了补充：“每当念到这句话时，除了英国人外，所有在场的人都下跪叩头。”在成百名用头捣地的人中间，有几个人只用单腿跪地，这种场面实在太令人吃惊了。这些异教徒们！因为，他们的这种轻蔑的态度让中国各处的百姓感到愤慨。那天、在帝国的所有庙中，在大部分家里都在“万岁爷的祝寿牌前”放上了供品。

马戛尔尼越观察这种虔诚行为，对这虔诚的民族的评价就越低。不仅是他一人如此。他的表弟温德写道：“这仪式不像是臣民在御座下拜见君主，而像是在拜神。”

拜寿仪式结束，大家都走了。“我想没有任何大臣接近过皇帝，因为他们都是和我们一起离开的”。这位君王当天一直未露面。毛的做法并不是独创，他始终作为人民群众无法接近的英雄而深居简出。

任何人都不能妨碍乾隆与上天单独相处，只有他的后代有点时间可以接近他。

两年前，他写道“时值八十又一万寿，阳光普照，上苍赐福。雨顺风调，五谷丰登。

邀四代皇子皇孙弯弓比武，竟有八岁五射三中，喜而赏黄褂。愿百姓永沐天恩。”

我们从档案中获悉，同一天，英国国王陛下的舰队在舟山，也一艘船一艘船地轮着被邀请参加这种表示崇敬的活动。9月17日，知府克什纳报告说：“该夷官率领众夷人在船头恭设香案，望阈行礼，恭祝万岁。当经运使阿林保等传旨赏给牛羊果面等物。该夷等领受，又复行礼谢恩，甚为诚敬”。

在“狮子”号的航海日记上，我们读到的文字则更简练：“从下层甲板上发礼炮21响，为中国皇帝祝寿”。

谢选骏指出：鞑靼人怎能做皇帝呢？最多只是一个大汗罢了。就像成吉思汗作为头号鞑靼牲口，不也是自称大汗而不是皇帝吗？至于满洲人，也是如此，在入关之前，也是自称大汗的。

【第四十章  但愿庆典仍继续(1793年9月17日—18日)】

庆祝活动结束，勋爵尽管没有见到皇帝，却受到和珅及陪同游览东园的高级官员们邀请，又去参观了西园。

东园妩媚优雅，而西园却充分显示出大自然“荒芜壮丽的本色”：岩石嶙峋，森林辽阔，常有野鹿和猛兽出没。当然就成了猎人的乐园。杉树、松柏、栗树伸向峻峭的山顶，或延伸到谷底。处处可见宫殿、庙宇、寺院。近处，溪水潺潺，远处，瀑布咆哮。

在石阶路上骑马漫游，几小时后到了建在山上的一座宫前：“极目远眺，至少可看出30多公里，我从未见过这么雄伟的全景。”这种远景产生了幻觉：宝塔、宫殿、城镇、牛群、平原、山谷都像是伸手可及。马戛尔尼觉得这庞大的帝国就在他的脚下——只要迈出一步就能得到。

和珅指给他看一群被墙围着的建筑，除了乾隆、后妃和太监之外，谁也不准入内。任何一名真正的男子都不能看皇帝的后妃。不知郎世宁神父是如何为被后妃簇拥着的皇帝画像的？他正是在那位桀骜不驯、身上散发香味的穆斯林女子香妃边上。

或许这位耶稣会教士是在自己画室内，根据他教的一位太监画的西洋画素描画的。

有些旅行者随便对这座宫里皇帝寻欢作乐的情景作了富有想像力的描述。“不计其数的太监让他们的主子及后妃寻欢作乐，穷奢极欲，并绞尽脑汁搞些新花招。但我并不相信真有那些所说的荒唐事。”马戛尔尼仍然持怀疑态度。

糕点、小丑与布达拉宫

皇帝的慷慨大方仍有增无减：英国人参观一座宫殿时，给他们庄重地送上了各色甜食。“中国人制作的甜食与糕点比世界上任何人都远为出色。”这种赞扬今天

则显得有些离奇了。是不是制作的方法失传了？

要带走的礼品有：整箱的丝绸、瓷器与景泰兰，都是皇帝的赠品。马戛尔尼单腿跪地领赏致谢。在中国人看来，他又犯了最初的错误。但他们装箱时，却没有流露出丝毫的不满来。

游园活动的最后一项节目是观看木偶戏。马戛尔尼为驼背丑角，他的妻子潘定迷及斯开莫的经历开怀大笑：这个故事他是熟悉的，尽管演员们穿着中国服饰。角色的类型世界上都是一样的。观众的口味也是永远不变的。这些人物使儿童着迷，并在各个时代与各人的身上唤醒了他们对童年的回忆。

马戛尔尼感到他的使命没有进展，他已发了一个照会；后来又口头谈过：对方很有礼貌地听他讲，但却听而不闻。中堂回避问题，然后告辞了，让大学士松筠陪同大使游览仿照西藏布达拉宫造的庙宇。

这座庙宇周围有几十座塔，都建筑在不同高度上，每座塔都有围墙隔开，整个庙宇则被一堵更大围墙围住。这座拉萨宫的复制品是为纪念满、蒙、藏各族团结在喇嘛教之下而盖的。乾隆这样写道：岁庚寅为朕六帙庆辰，辛卯恭遇圣母皇太后八旬万寿。自归隶蒙古喀尔喀青海王公台吉等，暨新附准部回城众蕃，联轸偕徕，胪欢视嘏，念所以昭褒答、示惠怀者，前期咨将作营，构斯庙。

今天这座巨大的建筑物空着，而在马戛尔尼参观时，那里住着800名喇嘛。他让人丈量了这座共有10层高的方形寺院的大小。寺院中央还有一座金礼拜堂。喇嘛们过去曾在这里念经拜佛。“这里的祭坛、神像、圣体龛、灯与蜡烛都与罗马教会的那一套东西惊人地相似。”马戛尔尼还是流露出这种反教皇的情绪，它是伏尔泰时代的特点。

礼拜堂的中央，有三座神龛，“供奉着三座巨大金佛像”。马戛尔尼认为是菩萨，他的妻子及一位鞑靼神道——实际上是菩萨的三个变身。今天这些佛像已不是金子铸成，要是金的，也只是些镀金的木头。

这座圣庙起名布达拉——也就是菩萨山的意思。菩萨骑着龙、犀牛、象、骡、狗、鼠、猫、鳄鱼等，并化身于这些形象。这些巨大的神像使马戛尔尼感到恐惧，他不无讽刺地说：这么多的菩萨真可以同“天主教的教历相媲美”。

马戛尔尼说乾隆自认为菩萨再生。他评论道：“他对自己想入非非，他慷慨地修建塔宇不是没有目的的。他的花费全是为了他本人及他的家族。”这座庙宇的建成不是出于虔诚，而是反映了世界上最有权力的君主的专横暴虐。

他说这些不满的话，疲倦也是一个原因。马戛尔尼已骑了14小时的马。他可不像鞑靼人那样习惯于“一动不动地整天骑在马背上度日”。

他的奚落或赞赏本可涉及到一个问题，但他却一直没有发现。拉萨的布达拉宫并不是热河唯一的复制建筑物。中国许多著名建筑都被仿造，尽管不是按实际大小，而是按照它们的精神。有些风景也是如此。就像路易十四一样，在凡尔赛宫复制了兰斯教堂和圣·米歇尔山，以及为了安抚他的新阿尔萨斯臣民而复制了斯特拉斯堡教堂。在这点上，蒂沃利的哈德良别墅早就如此了。康熙和乾隆当然不是从他们那里得到的启发。先定的和谐，人的普遍性……

热河就这样搜集了全中国的景色，从而也掌握了全世界的精华。鞑靼皇帝把它们都禁锢在热河，但他自己不是也遭到禁锢吗？世界上难道还有比他更有权势而更不自由的人吗？9月17日这天，巴黎通过了有关可疑者的法律，下令逮捕出逃者亲属，以及一切以关系、言论或文章支持“暴政”或吉伦特派的人。

对先人的幼稚崇拜症

第二天，9月18日，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应邀进宫。皇上请他们看戏。整个上午，即从8点至12点，中间没有间歇，皇帝坐在正中，面对舞台，两侧的观众都站立着。

上面包厢用帘子挡着，女眷们在那里看戏，而又不被人看见。

小托马斯又受到一次特殊待遇，他是否意识到了这点呢？很奇怪，他没有把这件事记下来，但他父亲却写了：皇帝内眷从她们封闭的包厢内接见了他。“可能从她们所在的地方见不到最低一层的厢位，皇帝就根据她们的要求让她们见一位英国人。他令太监把年轻的见习侍童领到台上，她们就能很方便地看到他。”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被天子的女眷接待的英国人，也就成了她们的宠儿。

乾隆客气地欢迎大使，谦逊地说：“我们国家疆域广大，政事纷繁，我平时处理庶政，很少空闲娱乐。”在他成年后，有次为庆祝母后万寿，他亲自登台演戏。

他扮演老莱子这一传说中的八旬老翁，这是一位典型的孝子，为使父母不为年迈烦恼，他在他们面前总跟孩童一般。皇帝四肢爬行，把一个玩具一直推到舞台边上，蹦蹦跳跳，做着鬼脸，手舞足蹈，最后到乐坏了的母亲面前虔诚地叩头。虚伪和真实的界线在哪里呢？

这样一位百姓之父在他的双亲面前还像一个孩子，这里触及到的或许就是中国之所以一成不变的关键所在。“在这样一个帝国中。父亲般的远见通过训斥与惩罚等方式维持整个国家的统一”，黑格尔从斯当东的叙述中见到了“一个臣民没有获得权力的国家［……］历史上的幼稚阶段”。弗洛伊德则更一计见血：“人不能永远停留在孩童时期，要投入敌对的生活中去。”“因同父亲对立而产生的故意得不到自由发展”是有害的。因为不能象征地杀死父亲，男人就会受到神经症的威胁，处于压抑状。若父母想得到持久的爱，就必须无限期地抑制杀父的愿望，……。

马戛尔尼想把乾隆拉到外交事务上来：“我竭力向他表明我这趟使命的目的，但他好像不准备与我进行这方面的谈话。”皇帝的回答却是再一次赐给礼物。马戛尔尼得到一本乾隆画的画册，斯当东获得了一个景泰蓝盒子，所有英国人都收到了礼物，没有一个人被忘记。王公大臣们则“恭敬地”接受了丝绸、瓷器等物，演出就开始了。

演了好几出戏：有悲剧、喜剧、历史剧、神话剧。唱与道白交替进行，间有武打与杀人。演员都“戴双面面具，因为永远不能把背朝向皇帝”。钱德明神父说这是表示最高敬意的一种方式。

最后一个节目是大型哑剧：象征大地的演员由龙、象、橡树与把树围着同海怪出没的大海结合。演员都戴面纱，“演得都很出色”。最后一条鲸鱼“喷水，水流入在地板上打的洞内。”“看到这精彩场面，观众掌声雷动。坐在我身边的两名官员喊着‘精彩！真棒！’以引起我的注意。”可能观众都想舒展一下腿，马戛尔尼接待了数名鞑靼人。有两位不像别人那么拘谨，他们问大使是否会讲波斯语。这是两名额尔麦克人，他们受俄国人迫害，却被中国人保护。

压轴戏

上午看戏，下午是杂技演出。4点钟马戛尔尼来到了大幄前。皇帝就了座，“演员就表演变戏法和歌舞。”因为在他出任驻印度总督时常看杂技，马戛尔尼对此已经腻烦了。他所描写的杂耍与两个世纪之后上海或北京杂技团演出的节目完全一样，简直无与伦比：“一个人背贴地躺着，两腿竖起与地面成直角，在脚尖上放一个大坛子，让它转劫并越来越快。又让一个孩子坐在坛子边上，做着各种姿势，然后跳回地面。”另有一位手技演员同样背着地躺下，让插在轮子上或拿在手里的9根棍子上的9只盘子转动，““9只盘子以同样的速度连续旋转几分钟之后，演员一只只地将它们收回，没有一只被打碎”。永恒不变的中国：未能在18世纪当过马德拉斯总督的西方来访者，对如此高超的技巧都赞赏不已。

马戛尔尼因为疲劳，越来越不能专心致志地看戏了。他对未能看到的节目深表遗憾，而对看到的节目又说没有太大的兴趣。他想：“那些神奇的鞑靼骑手怎么不出场？”王大人和乔大人可能轻率地同他讲过。这些节目原定是有的，廷宗的书信证实了这点。马戛尔尼可能没有看到这些节目。

最后是焰火。马戛尔尼承认，这些焰火，无论从花色优美及创作造型上“都比我看过的同类焰火高出一筹”，包括在巴达维亚看的中国焰火在内。一个巨大的火网，有圆的、方的、六边形、八边形和菱形的，发出各种颜色的光亮；接着“一声爆炸，天上布满了像太阳、星星和金蛇般的焰火”。

皇帝没有忘记大使，但始终不谈及使团来的目的。“他遣人给我们送来各式饮料与点心，尽管刚用餐不久，我们还不得不吃上几口。”整个演出期间，“寂静无声，甚至没人敢笑一下”。

庆祝活动的高峰时这样寂静无声，马戛尔尼和我们对此都感到十分惊讶。像这样神圣的典礼是以前任何一位西方旅行者都从未见过，也从未描绘过的。

谢选骏指出：中国喜欢并擅长焰火，欧洲人喜欢并擅长炮火——所以中国屈服于外来统治，欧洲展开了殖民扩张。 

【第四十一章  内宫秘史，床第隐私】

3个月后，当马戛尔尼准备离开中国时，护送他的两位官员乔大人和王大人向他吐露了令人瞠目结舌的隐情。难道他竟赢得了他们如此的信任？两位官员是考虑到在这无疑是永别的前夕，他们已没有任何得失的问题，就说话随便起来？在分析这位使热河所有人都感到胆战心凉的、没有血肉的人物时，我们应把他们的说法同当时的环境联系起来。

乔、王两位大人首先向马戛尔尼谈了皇帝的起居。他生活里的一套仪式与唐、宋两朝的皇帝没有什么区别。天朝皇帝的生活本身就是个一成不变的惯例。

清晨3点起床去私人佛堂拜佛。拜佛之后，他便开始批阅获准能给皇帝写信的高级官员们的奏章。7点用膳。早饭后就去花园或宫内找他的后妃。

然后，他召见中堂商谈日常事务。其余军机大臣与内阁大学士前来召开内阁扩大会议。他们徒步进入朝廷，不准坐轿靠近皇帝。在御座前叩头9次，即使当时皇帝不在场也须这样做。他们跪地接旨，从不抬眼。下午3点，皇帝午餐，花一刻钟时间，身边只有一位太监伺候；满桌菜肴，皇帝只是品尝一下就作罢。厨房很远。菜都用双层碗盛着，用木炭使菜始终保温。下午是娱乐活动时间。之后，皇帝回房读书，直到睡觉，从不超过晚上7点钟。

皇帝与女人

“一位太监在夜间值班，由他给皇帝领去一位他希望宠幸的妃子。”王、乔两人说到这里就不再往下说了。实际上他们完全可以往下说，因为即便是这些嬉耍也遵循着一定的仪式。

确立这套惯例是防止皇帝对任何女人产生眷恋、大太监向皇帝献上写有名字的牌子供挑选。皇帝用手一指。被选中的美人就赤身裸体地裹在一条毯子里。由另一名太监扛进来，放到御床边。入选的女子必须先叩头、然后再爬上床。

大太监及辅助他的太监等候在窗下。若床上嬉耍超过了正常时间，大太监就会大喊一声，直到皇帝回答。两名太监就进入屋内，把女子拉下床，像来时那样用毯子把她裹着带走。任何一名妃子不得与皇帝过夜。

大太监在走前要问皇帝：“您的奴婢是否会有喜？”如果说会，就要取出一本册子，上面不仅要记下这次相遇的日期、时间和过程，还要记下一些更为详细的情况。若回答不会，大太监就负责不再安排她再次亲近皇帝。

在热河和圆明园里，皇帝召幸嫔妃的规矩比起在紫禁城内要随便得多。事实上乾隆很会摆脱这套规矩的束缚。他与和珅上床时，当然毋需求助于太监。

东方国家的后宫，一向令只准一夫一妻的欧洲人神往。对得不到女人的游客来说更是如此。或许不必把他们所说的事完全信以为真，但也不必马上就完全不信。

赫脱南说：在鞑靼，所有达到结婚年龄的女子都必须让深知皇帝口味的太监过目，为皇帝逐个检查和挑选。要等太监宣布她们不适合为可汗服务后，这些女子才可获准结婚。斯当东写道：“据说，皇帝驾崩后，他的所有后妃都要集中住在一所特殊的房子里，与世隔绝，了此残生。这所房子名为贞节宫。”皇帝与皇后生有4子，皇后去世后，皇帝仅有8名后妃，前两名为贵妃，剩下6人为妃，尚有上百名官人。同各朝的末代皇帝相比，这些嫔妃的人数就少多了，那些昏君拥有数千嫔妃，究竟有多少连他们自己也说不上来。这至少是战胜他们的后朝皇帝给他们按上的罪名。因为胜者可以左右历史事实。乔、王两位大人最后透露：皇帝的女儿只嫁给鞑靼王公贵族，从不嫁给汉人。

既是君王又是人的乾隆

王、乔两人把皇帝描绘成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他信奉宗教，和蔼可亲，对臣民百姓充满感情，对敌人则毫不留情。他们并不掩饰地的缺点：骄傲，困难前显得急躁，唯恐失去他的权力，对大臣们的不信任，易怒。皇帝对自己的儿子同样也不信任，在承继问题上让人捉摸不定。他的一名孙子绵恺似乎受到他的宠爱，有时还参与一些政务。

前几年，乾隆就确定了退位的日期。但随着日子的临近，他总找出种种借口设法推延。现在确定在1796年退位。他身体健壮，没有任何老年病，乔和王怀疑他到时是否会让位。

皇帝对历史很感兴趣，对艺术富有感受力，他写了许多诗词。他厌恶荒诞的做法。连他的宠臣和珅都穿上了大红色的上好衣料，乾隆却仍然衣着朴素。

然而他一点也不使人扫兴。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猎手，并喜欢美女和佳肴。他认为在这几个方面都得天独厚。他也不讨厌来次感情冒险，有时甚至钻进众多住宅中的一座或骑马穿越热河伊甸园式的山丘，去作逍遥游。但他总是照顾家庭；这位家长式的多妻丈夫珍惜妻妾们的尊严，对她们总是彬彬有礼，慷慨大方。他严厉的监督着儿子们的学业。马戛尔尼忠实地记下了乔、王二人的谈话，因为他认为两人十分了解情况。不过乾隆的实际年龄又让他觉得乔、王两位在皇帝的风流艳史上的能力有些夸大其词。他觉得中国的君臣关系在他看来过于拘泥于仪式，他们两位伴同官能对他们的君王作这样的评价令他十分奇怪。现在他听到的是真正的人在评论一个人。性格、事件，传记都透过了神圣的君主国的外衣暴露出来了。

回族香妃

乾隆一生有过三次热恋。还在他十分年轻、但已是太子时，他已爱上了他父亲雍正皇帝的妃子马佳。与皇帝的任何一位嫔妃保持暧昧关系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行、格杀勿论。但犯罪的是皇帝的亲生儿子，还得多加一条乱伦罪。当时的皇后、乾隆的母亲召见了马佳，用白绫赐死了这位妃子。

他始终未能使身上发出沁人心脾的天然香味的“回族香妃”顺从。这位异族的女囚一心怀念着在喀什附近被乾隆的士兵杀死在身边的丈夫。她对乾隆这样说：如果想用武力占有她，她会把他杀死。一天她不就从袖内抽出一件匕首来了吗？而在天子面前谁也不准亮出武器的。当卫兵们从她手里夺走武器时，她不是傲慢地高喊：“我还有许多呢！”皇帝想方设法来改变她的冷淡态度，甚至在中国鼓励伊斯兰教，甚至让耶稣会的建筑师在紫禁城内仿照她故乡阿克苏为她建筑一座清真寺。耶稣会士为信喇嘛教的君主建造一座清真寺，真是各种教会合一了。

皇帝日见衰弱。太后第二次出来中止这桩令人议论纷纷的爱情故事，让肇事者自尽了事。乾隆对她说“天地灵秀之气，都让你一人占尽了”。为她的死而久久地痛哭。他为她写了碑文：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终，明月缺。

在喀什绿洲几公里外，在戈壁沙漠和苏联突厥斯坦的边上，为纪念“回族香妃”而建立的清真寺内供人凭吊的碑石上仍然可见这篇碑文。

最后，乾隆60岁时爱上了和珅，在乾隆看来，他就是马佳再生，并把他当成了嬖幸。他违背了天朝的规矩，把未为公众建立过任何功勋的情人提拔到了首要的位置上来。二年之后就要去世的母后这次对这事情未加干涉。因为这不是女眷们的事；而是男人间的事，与她无关。不过这次是最严重的。亨利三世和他的嬖幸、路易十四和蒙特班夫人、路易十五和蓬帕图夫人或迪巴里夫人，还有修顿写的《十二位恺撒》。所有的朝廷里都有这些嗜好，它们孕育了、同时又扼杀这些事情，能否要求一位深感寂寞的君主完全避免这些事情呢？

太监的权力

与马佳、香妃不同，和珅一直是他的主子和情人的心上人。他既有权欲，又贪污成性，他已逐渐在首都和外省建立起忠于他的一个庞大关系网。这些做法腐蚀了公共事业，激起了百姓的不满。

为除去对他的晋升表示不安的大官，和珅依靠除了高官外唯一能接近天子的一类人：太监。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发现由于太监们又找到了干预朝政的方法，乾隆时代满人政权的腐败与公众和个人的道德下降是联系在一起的。

受贿、淫荡好色、任人唯亲，在大权在握的和珅的坏影响下又大量产生，宫廷太监重新获得明末之后已被剥夺的参政权力。斯当东对这些令人畏惧的人物作了辛辣的描写：以卑贱下等的仆人开始，太监是主子暗中寻欢作乐的积极服务者，他们阿谀奉承，逐步接近主子博取他的欢心。然而他们得到了威信与权力。在明朝覆灭之后，曾驱逐过一万名太监，但以后他们的人数又增加了。目前，至少在北京宫内和圆明园内所有下级职位都由他们担任。

斯当东从官员和传教士口中了解一些情况，详细描述了这些人的经历：“为担任这些职务，他们必须接受外科手术。这种手术在欧洲某些地方也做，它能使声音变好，但同时也使被施手术的人失去生育能力。为照看宫内的妇女，为了靠近她们的住房，必须先失去男性的一切标记。手术即便是给成人做也很复杂，既要成功，又不会危及生命。因为中国人不仅不懂解剖学，而且他们对此十分厌恶；加上外科在中国知之甚少，他们连放血都不会，所以施行这种手术更令人吃惊了。实际上他们不用铁器，而用涂上苛性溶液的结扎线。手术后几天，病人就能若无其事地外出。

如果一个人想脱离平民身份去当太监，他立刻可以去宫内领一个差事，这就会给他带来好处，也就成了一名有身份的人了。”

传教士把这些太监称为“耳目”。这些“耳目”小心地把他们失去的身上的那些器官泡在酒精里，以便在他们死去时再放回到尸体上。

谢选骏指出：1、“事实上乾隆很会摆脱这套规矩的束缚。他与和珅上床时，当然毋需求助于太监。”——这俩满狗“君臣”竟是同性恋人。2、“耶稣会士为信喇嘛教的君主建造一座清真寺，真是各种教会合一了。”——这是三重的背叛。3、乾隆明显是性变态，专找乱伦的事情做，和后妈乱搞，和女俘乱搞，和宠臣乱搞……就像牲口一样。

【第四十二章  天气转阴  (1793年9月19日—25日)】

庆祝活动结束，9月18日，王大人建议勋爵21日动身返回北京，以便赶在皇帝之前到达。

马戛尔尼还想给和珅送一份照会，提出种种要求：让马金托什舰长重返停在舟山的“印度斯坦号”；允许此船运载茶叶或其它货物；允许军官从事个人经商活动；希望安纳和拉弥尔特神父得到较好的安排。他本人则希望能自由地与广州联系。斯当东诉苦说：“使团无法与外界作最必要的联系。”对十八世纪的欧洲人来说，外交官的首要特权就是通信自由不可侵犯，中国人对这点毫不在意。谁也不愿抄这份照会，只好让托马斯来写。

这封信怎么送走呢？马戛尔尼不能把这一使命托付给徵瑞。王和乔拒绝插手属于鞑靼人的事务。马戛尔尼在日记中用法文写道：“应该考虑这个问题。”

最后他把任务交给了李神父。托马斯是这样记载的：20日，星期四，李先生带着由我用中文抄写的照会去阁老家。这位使者躲过了警卫的监视，试图进入和珅府内。因为他穿着欧洲人的服装，结果被一群人截住，受到了责骂，他挣扎着闯出了一条路，受到和珅的一名秘书接见，后者答应把信件转上去。

晚上，徵瑞、王和乔大人带来了和珅的回信。他接受马戛尔尼的要求，但有一个问题除外。马金托什是随使团一起来的，应该与使团呆在一起。这也就是他寸步未让；经商的许可几个月前就下达了，只是英国人不知道而已。

东印度公司最好的船只“印度斯坦号”的船氏马金托付除了是一位远洋舰长外，还是一位对英国扩张作出有力贡献的商业冒险家。他个人参与印度贸易。他坚持要去北京是希望获得一些价值连城的信息。至少，他要去舟山，试图在那里做买卖，免得白来一趟中国。中国人的看法则不同。首先，马金托什只是个“可鄙的商人”。

再说他是随团来的，所以不应同使团分开行动。此外，不应该由于他的旅行而贻误船只起程。最后应避免他随身携带任何信件。四条理由中最后一条就足以不让他走了。奇怪的是徵瑞大声念完了和珅的答复后，不高兴地拒绝留下抄件。马戛尔尼想道：“我提的这些要求过分了吗？”和珅召见了所有的负责接待使团的官员；原两广总督福康安将军，甚至还专门从监狱里提出了原广州海关监督。一点风声都没有走漏；马戛尔尼不得不“预测最坏的情况了”。

白人的抽泣

9月19日，一名叫詹姆士·科蒂的英国士兵违纪事件发现后，气氛变得更为忧郁。他从一名中国士兵那里搞到了一点他已喝上了癖的烧酒。他无视马戛尔尼的诚令，就要严格地执行纪律。对这名士兵的惩罚会让黑头发人高度评价英国人的纪律严明。

詹姆士立即交军事法庭审判，被判挨棍打。队伍集合在住宅外院，受刑人被绑在一根门柱上，当着众多的中国人，重重地挨了60棍。

据安德逊记述，这个场面让中国人大为震惊。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这个以讲正义、仁慈而显得高人一等的信基督教的民族会有这种作法，这与他的宗教信仰能联系在一起吗？一位中国官员这样说：“英国人太残酷，太坏了！”

我很怀疑安德逊是借中国人之口表达他对体罚的不满，至少是他的出版商孔博的不满——后者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政论作者，他利用一切机会在安德逊的书里塞进自己的思想。鞭打真的令中国人感到厌恶吗？并非如此！巴罗在同一时刻证实“所有中国人从苦力到首相都可能挨竹板打”。

巴罗的说法同安德逊的矛盾吗？不。当时的种种说法基本一致。孟德斯鸠在说中国“靠棍棒统治”时，并没有什么不对。中国文学里不乏这类文章。“统制不问长短，喝令军牢5棍一换，打100棍，登时打死。”从元朝到明清，人并没有变得更有同情心。

安德逊认为，棍打有对有错。当一位中国官员命令对两位中国仆人行笞刑时，他对此一点也不愤慨：“他们趴在地上，由两名士兵按住，板子重重地落在他们的腰部。”没有落泪，也无评论。安德逊，或者孔博是这样一种人：对当地人的做法显得麻木不仁，宽宏大量，却为自己同胞的行为震惊自责，这是白种人的抽泣。

9月20日，启程的前夕，大使清点了皇帝送给国王的礼品：宫灯、丝绸、瓷器、景泰蓝全都装人带有“R”标记的箱内。装箱时，中国官员不时下跪。他们对礼品表现出无限崇敬，并非因为这些礼品是送给国王的，而因为这些都是皇帝的赠品。在中国，是送礼人的地位，而不是礼物本身的商品价值决定礼品的价值。在英国人眼里，这些礼物的商品价值几近于零。

王、乔两位大人告诉马戛尔尼返程不必走7天，只需6天就够了，因为他们带的东西要比来时少。马戛尔尼忍着没说皇帝的赠品的确不会造成行动不便。听说徵瑞要护送他回北京，而且每站都要拜会他，对此他并不高兴。

1793年9月21日，特使登上停靠在朴次茅斯的“狮子”号船上的周年，队伍出发了。马戛尔尼背对热河，他留下了落空的希望及另一位成员：王家炮兵部队的杰里米·里德。他“贪吃了40个苹果”而死亡。虽然英国人在中国并不顺利，赫脱南认为这位炮手不是死于愚蠢的打赌，而是死于可怕的痢疾。“我们的两位护送官一想到这死亡消息传播出去会使他们失宠，就感到害怕。”因为任何人不准“死在皇宫内，为的是不让皇帝联想到自己也是会死的”。在传统的社会里，这是一个常见的主题：有权就永生，他同死亡并无缘。同样，在凡尔赛宫内也不能死人。必须“装作死人还活着”，然后把他葬在远处的路边。托马斯证实道：“今天早上，当我们停下吃早饭时，传出士兵里德死亡的消息。我们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山下，一条河里有许多鳟鱼。马戛尔尼望着笨手策脚地摸鱼的伙伴在沉思：这些鱼就像中国人那样从手指缝里滑脱了。

不合适的要求

他们滑脱了，比他想象中还要滑。

9月21日，皇帝从热河发出一道命令，接旨人是浙江巡抚长麟－－舟山位于该省。

他被提升为两广总督。御旨令他尽快让英国船只启程，并提出了两种设想：如果马戛尔尼在前几天给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的信中没有提起马金托什，那就下达启程命令。如果信中要求等马金托什，长麟应告诉船上军官这决不可能，船只不能总在舟山停着。“若该夷官等……必欲等候吗庚哆嘶(即马金托什)到船方可开行，……

当饬令该贡使等即由京前往斯省，回原船与该夷官等一同回国，无须绕道广东。”

这就是朝廷的难处。它无法强迫船只启程。高厄若愿意继续留着，他就可以继续留着——那就改变使团返程的路线。不是马金托什一人，而是全体人员部返回船队。

正当使团缓步忧伤地离开热河时，驿站的骏马却以600里的速度向长麟，向山东巡抚吉庆，向广东巡抚兼代两广总督郭世勋飞驰而去。又是一道新诏书。皇帝及和珅终于悟出了使团的真正目的，尤其它的主要目的：建立一个常设外交机构。他们是反复读了英王的来信才发现这点的。他们在平淡无奇的赞扬之词外，惊讶地发现了这难以相信的要求。在这以前，除了叩头事件外，使团没有再让他们为难过。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他们不加宣扬地走出了困境。大使没有发怒，即使在他经受从未想到过的精心设计的报复之后也如此。现在突然冒出一个常设机构问题，对此没有任何妥协余地。

已做了一切来推迟拒绝，但这一时刻迟早是会到来的。中国的两名主宰担心着英国方面的反应。要同马戛尔尼争取时间，要求与夷人打交道的各地督抚谨慎行事。

这就是9月21日上谕的主要内容。“英咭利国表文恳请派人留京居住，其事断不可行。

此次该国航海远来，是以请加体恤。今该贡使到后，多有陈乞，屡为烦渎。看来此等外夷究属无知。该国王奉到敕谕后，或因不造所欲，借词生事，也未可定。虽该国断不敢妄生衅隙，但或于澳门地方串通勾结，欲滋事端。长麟到广东后，务直随时留心，临时当先安顿西洋别国人等，使其不致为所勾结，则英咭利即有诡谋，亦断不能施其伎俩。不可略有宣露，稍涉张望，转致夷人疑虑。”

皇帝责怪他的大臣不会对待洋人：“或因朕令稍加恩视，即踵事增华，过于优厚，以致长其骄恣；或令稍加裁抑，即过于减损，又失怀柔之道……总当酌量事体轻重，照料得直，方为妥善。”官僚体制无法解决的问题，层层加码。9月22日，长麟寄了一份报告给在热河的皇帝：“臣因在海塘防险，当即专差盐运使阿林保今夷船无行回国。据阿林保禀称，初八日随同镇臣马瑀亲赴定海，适值夷官患虐甚剧。

迟至十一日夷官病势稍平，当将奉到谕旨令通事明白宣谕，并将夷书给与阅看。据称蒙大皇帝准令先行回国，夷人实在感激。”“因房间宽敞，医药周备”，他们都已得到恢复。再宽停数日，则病人“俱可就痊，那时即便开行回国”。

信件的传送

官方文书按一成不变的程式通过皇家驿站频繁传送。天子下旨给地方高级官员。

驿站以每天300公里的速度经过几天奔波之后把圣旨送到官员——通常是督抚——手里；他们都得先下跪，然后才能阅读，最后再让人抄录一份留下。接旨人要写出报告，与圣旨一并通过驿站，以每天600里的速度送回去。当这份附有报告的圣旨送回宫内，皇帝用朱笔加批，成为朱批上谕。抄录后，驿夫仍以600里的速度送回省内。

接旨人下跪、阅读，令人抄录后留在省里。这种三合一文件：圣旨——报告——朱批由驿夫每天二、三百里的正常速度送回北京，隆重地存档。皇帝亲笔写的字使这份文件成为神圣之物。带有朱批的上谕只能入紫禁城皇家档案馆保存起来。我们在那里见到它时仍完整无缺。

经常皇帝给所有督抚下达同一谕旨。可以想象这些骑士向四面八方疾驰，然后带着地方官的报告返回朝廷，等候朱批，不管白天黑夜，也不管什么样的天气，他们必须上路，奔往全国各神经中枢，送去皇帝陛下的旨意，这是一番什么样的情景呀！

这部不寻常的机器是怎样使用的呢？为使“奴才们”的意见与皇帝的旨意绝对一致，官吏们情愿讲他们不知道的事，对他们已发现的危险闭口不谈，竭力让人相信夷人恭敬备至，因为阿谀奉承易表现出人格的两重性。皇帝下旨、训斥、说教。

他不是向臣下，而是向在各省的30来名耳目下旨。他犹如在对自己说话，勉励自己，教训自己。每个人都努力为天命唱赞歌，不使其变调——至少在他们交谈的信中是如此。

充满敌意的钦差

热河到北京是北京到热河的逆向行程。新鲜感已经消失。我们的旅行者的文章里只写了淡淡的几笔。队伍来到长城脚下时，一些人再次上去参观。他们发现那个

缺口——上次就是从这里向上攀登的——已经修复：长城又使外人不得进入。当然他们是想告诉夷人：中国人不光靠长城保护自己，一旦它们被损坏，就会马上得到修复。

修复缺口的工程并未阻止向上攀登。托马斯在9月23日记着：“我和吉兰大夫在长城的一段上散步，一直到了一座高山的山顶。从那里眺望风光旖旎，能看到长城以及二、三个村庄。我们捡回几块长城的砖和一些似乎是从砖及水泥浆中掉下来的小贝壳。我们看到了长城。它蜿蜒穿越最高的山峰，又在山的两侧盘旋而过。我们回到旅馆时已疲劳不堪，住的条件十分一般。”

6天的旅程平安无事。在皇帝行宫的附属建筑里的逗留根据成年人的记述是无可挑剔。但小孩子又一次泄露天机：中等旅馆。王、乔两位与过去一样友好，而钦差仍怀有“同样的敌意”。

马戛尔尼在离开北京几乎一月之后于9月26日回到首都。没有任何进展。他甚至在想热河之行是否是一次失败的会见。

谢选骏指出：对外国使节友好并且频频放话的王、乔两位，到底是高级黑，还是低级红？

【第四十三章  回到北京(1793年9月26日—30日)】

9月26日临近中午，大使和他的随行人员回到他们在首都的馆舍。托马斯说：“好几名中国官员在门口向我们致意。我们见到了使团的其他成员，但巴罗和丁维提两位先生不在，他们当时在圆明园，到晚上才回来。马克斯威尔给我们讲了一些有关欧洲的消息。这是他从传教士那里获悉的。我们也收到了安先生的来信。听说李先生的弟弟(蓝顶子官员)刚从中国南方来，周先生和他一起来的，现在都在北京——这里比热河热得多。”

周先生不是别人，就是从那不勒斯聘请来的第二位翻译。此人胆小怕事，到澳门就留下不走了。他又鼓起勇气，冒着险捎来了东印度公司给马戛尔尼的信。信是7月3日写的——正是使团船队6月20日经过澳门后不久。这15天的时间足以使人得到确凿的消息了：法英交战已迫在眉睫。考虑到传递消息需要的时间，战争也许已经爆发了。因此组织返程时对此应有考虑。“狮子”号已不是在平静的海面上光带着使团航行了。因为它拥有64门大炮，“狮子”号将于1794年春的季风季节领着东印度公司的一个船队回去。

马戛尔尼要等所有船只集中起来，为什么不利用一下这段时间呢？既然他的中国之行濒于失败，为什么不可以去日本一趟取得些成果以资弥补呢？伦敦曾令他去日本作一次探索性的旅行。这就要去舟山找“狮子”号。马戛尔尼已经要求他的船只立即离开舟山，他是否又要提出让它留在那里等他呢？暂时他什么也不提。他不愿放弃仍在中国逗留一段时间的希望……人们发现他在9月27日的日记里这样写：

“我们忙于准备把剩下的贡品送圆明园。陪同我们的中国官员好像在催促我们加快行动。这种态度以及我们自己的观察和获悉的情报，使我认为我们不会在这里过冬。”

知情者与不知情者

在使团这个小圈子里，消息是不传播的。马戛尔尼认为保密是他指挥的一个原则。他不允许散布坏消息。安德逊和他的伙伴们还天真地准备在北京过冬。“马金托什船长感到使团的工作朝有利方向发展，决定单独于下周一动身回到停在舟山的‘印度斯坦’号，然后驶往广州，载货后前往英国”。

9月28日，安德逊乐观异常：“勋爵在与朝廷会晤之后，似乎十分肯定地认为我们要在北京过冬，以便结束业已开始的会谈。趁马金托什回国之际，我们这天都用来给英国写信。”

马戛尔尼欺骗他的同伴以维持士气。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这种悲观预感全都写在驿夫们疾驰送往全国各地的圣旨里面。参观首都两座皇宫，乾隆设宴招待以及预定的各项娱乐活动与接见都被取消了。马戛尔尼唯一得到恩准的是去大东门接驾。

几天之后，皇帝给英王的复信以及一些礼品到了大使手中。

马戛尔尼并不知道他究竟失去些什么东西。可能出于谨慎，事先没有告诉他专为他安排的我们已知道的娱乐节目。英国人首先该履行所有必不可少的礼仪，然后卷铺盖回国。“该使臣等亦更无余事耽延，不过令其料理行李，收装赏件，数日后即可于九月初五日以前起程回国”。皇帝命令徵瑞要他监督所有贡品都要在同一天送到圆明园：如果某些贡品未送，则使团又可借口不走。马戛尔尼写道：中国官吏已显得迫不及待，反复说“我们可以叫上百名，甚至200名劳力，要多少可以来多少”。

马戛尔尼已不再像最初那样欣赏一大群人的效率了。童话已经不灵了。

时间局促

使团又一次被弄得措手不及。应该把一切都准备好，等候皇帝驾临。加快速度就可以达到目的。小托马斯总是记载得最为详细：“9月27日。上午，我们打开了给皇帝的其余贡品。有些真是美极了。行星仪已全部安装好了，并已开始运转。”

英国人不只是显示他们的高超技术，他们还竭力想促使朝廷提出合作或作指导。

耶稣会士十分耐心，两个世纪之后还只是算算日蚀、月蚀或摆弄摆弄钟表。英国人的野心希望激起中国人的好奇心，以便超过传教士渗透所取得的微小成果。他们枉费心机。为什么他们不去问问和善的罗广祥神父呢？这位遣使会会士关于我们的新发明是这样写的：“气球理论、动物磁气说、赫歇耳行星，冷漠的东方人对这一切反应冷淡。”丁维提写道：开始时，“传教士们在圆明园里非常客气地当翻译。后来他们显得厌倦了”。人也都消失了。这些仁慈的神父不来的原因远比天文学家设想要严重。完全是不让传教士见到英国人。遣使会的档案证实了这点：使团完全被隔离了。

痢疾

9月28日，钦差通知说皇帝将于第三天到。马戛尔尼因风湿痛发作不能动弹。但怎能错过这次或许能作一次真正对话的机遇呢？徵瑞出于同情，建议分为两段走到接驾的地方，先到圆明园附近到京时先住的别墅里去。直到星期天下午大使才感到有力气走。一到海淀，他就精疲力竭地躺下了。

病的不只是马戛尔尼一个人。痢疾袭击了使团。为把病人隔离起来，北京的一部分公馆改成了医院。吉兰大夫和斯科特大夫在那里照顾病人，50名警卫人员中有18人得病。疾病暂时夺走了我们的主要见证人之一，赫脱南先生。

小托马斯走在勋爵之前。他兴奋得像个在探险馆里的乖孩子：“9月29日上午，我和巴罗先生一起去圆明园。我看见所有礼品都整齐地陈列在大厅尽头。效果极佳，中国人很欣赏。”

但按荷兰人范罢览的说法——他于1795年初到京——连那出色的行星仪都对英国人不利。“传教士们发现有几个齿轮已经损坏，零件上标的是德文。他们将这些情况报告给了早就对英使团的许多地方感到不满的中堂，中堂就报告给皇帝，指出英国人是骗子，在招摇撞骗。”这位荷兰人还说：“皇帝大怒，命令使团24小时之内离开北京。”这种因果关系站不住脚。军机处的档案里没有这份报告的任何痕迹。

乾隆早就定下了驱逐特使的时间。18个月以后显然是从传教士那里散布出来的小道消息，还是说明了英国人的失败，尤其是在他们引以为荣并想以此取胜的科技发展方面遭到了失败。

最后一次见皇帝

同皇帝的最后一次见面再一次把英国人在皇室典礼中放到了跑龙套的位子上。1793年9月30日，马戛尔尼清晨3点起床去密云，它在圆明园北面，几千名朝臣、大小官员和士兵都在那里等候。

让我们从童子的眼中看看这场面吧：“我们候在路旁，两排士兵手拿着彩旗，一眼望不到尽头。皇帝和一长串队伍终于来了，中堂本人也在队伍中。”

皇帝是坐轿子来的，轿后有一辆没有悬挂弹簧的二轮马车。马戛尔尼在边坡上想：皇帝一定乐于拿这辆破车换他送的十分舒适的马车。乔治阁下又一次想入非非：

“把这辆如此可怜的车子与我们赠送的漂亮、舒适而轻便的轿式马车相比，民族感情很可能无法抵抗如此明显的实用价值。总有一天英国车辆也会像钟表和毛料一样成为向中国进口的商品。”人们似乎在听当今的一位英国外交官自吹：不久会向中国出口罗伊斯和美洲豹牌小轿车。英国人已准备汲取两个世界中最好的东西，而中国人则猜到：若要采用英国车辆，就必须改变世界。

队伍在英国人身边通过。马戛尔尼行礼。“我们按习惯单腿跪地”，小斯当东确切地写道。多少次呢？队伍未停就过去了。人群逐渐散去。马戛尔尼除了返回北京别无它事可做。他感到疲劳不堪。走了那么远的路，为的就是来跪一下。然而，皇帝又得再一次见到这一小部分人。当别人叩头时，他们的上身高出了所有其他的人：傲慢无礼的英国人。

驱逐与你追我赶

铡刀突然落下了。乾隆向山东、浙江与江南的督抚又下了一道圣旨：这是一道驱逐令，而当事人只是在几天之后才获悉：“英咭利贡使拟于九月初三日即令起身，由水路前赴浙江，仍坐原船开洋回国：所有经过水程地方督抚不必亲自接见。只须照常供应，不可过于丰厚。倘使贡使有借词逗留等事，应催令按程前进。”

朝廷就此最后确定了日程、礼宾规格和行走路线。既然要加速启程，朝廷决定让使团去舟山。为了这个解决办法，可怜的徵瑞被说成“愚蠢无比”。当然，他本人可能是不会指出这点的。

礼仪结束后，在返回公馆的路上，巴罗和几名伙伴同一队鞑靼骑兵同行。突然，因为长期被关着，加上又跑得性起，他们调转方向，朝城内奔去；他们从另一个门进入新市区。“我们的引路官拚命喊我们回去。我们就越跑越快，穿过了城门。人们在后面大声喊着追赶我们。我们穿过一条横街。回到住地时，至少有100多名士兵在追赶我们”。

除了有意逃走，是不可能跑出向导手掌的。严密的监视使这批旅行者成为故意起哄的中学生。如今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旅游的欧洲人，谁不想有朝一日也像巴罗那样开次小差呢？

那天在巴黎，国民公会通过了最高刑法。这个法令没能阻止骇人听闻的通货膨胀，却把许多人送上了断头台。

谢选骏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后清。

【第四十四章  遭难(1793年9月30日—10月2日)】

皇帝一到圆明园，便前来观看礼品——这是当时在场的丁维提告诉我们的。他宁愿表现出这一合乎情理的好奇姿态，因为他知道马戛尔尼不会来向他夸耀这些“贡品”。特使只是在第二天才获悉皇帝参观的事；他可能为在皇帝参观时没让自己在场而感到受了凌辱。因此他没有提及这次不引人注目的视察。又是小斯当东泄了密：“今天，9月30日，皇帝赐予安装仪器的每位先生四两银子”，形状如“鞑靼人穿的鞋子”的银锭。

皇帝和西方儿童

天文学家按部就班地在紧着做。气泵、赫歇耳望远镜和派克透镜还都在箱子里没有打开。如此缓慢使朝廷大为不快。中国人以为重现星球的运行并不比转动绞车手把更困难。动员“大量的工人”来完成这项工作不就行了吗？但是，“需要的是某些个人的技能，而不需要大批小工的力气”。中国人把尖端技术和大批的劳动力混为一谈。

10月3日，透镜终于安装完毕。皇帝立即再次前来参观示范表演。英国人中只有天文学家在场。“我们转动透镜，由于我站在镜子前，我得以清楚地见到皇帝。他离我们十分近，他的脸毫无表情。他观察透镜不到两分钟。他看了一眼气泵，临走时冒出这么一句话：‘这些东西只配给儿童玩。’”丁维提没有把这句刻薄的话向马戛尔尼报告，或者后者认为最好不要重复这话。

天文学家熟练地做着各种示范。在大量的科学玩意中，他挑了几件他认为会引起轰动的样品。他在阁者和几位大官面前起劲地摆弄这些东西，却引不起他们的兴趣。他感到失望：“中国人的某些思想对一位欧洲科学家来说是种侮辱。”他表演派克透镜如何能熔化中国的钱币。和珅用它来点他的烟斗——似乎这个仪器只是个“笨重的打火机”——并提了几个问题：“是否可以用这透镜去火攻敌方的城市？

阴天时它们如何起作用？”但他并不听回答。一个冒失的太监伸出手指被烧痛了，匆忙把手缩了回来，这引起了哄堂大笑。示范表演就到此为止。这太可怜了。

军事技术也没有更多的展示机会。“来了一名官员，他要求把炮弹即刻送到圆明园去试射。但中国人自以为技术熟练，没有要用我们的炮手。”他们是否确信自己单独会使用大炮呢？他们是否宁可失败也不愿意承认在这个敏感的领域里处于劣势呢？英国炮兵把炮送去后马上就被打发回来。1860年“火烧圆明园时发现这些大炮与炮弹完好无损地仍在那里。它们从未被使用过。它们被重新运回伦敦”。

安德逊，或者说他的书的编辑库帕斯，又在胡编乱造：“皇帝欣赏制造这些死亡工具中表现出的发明才能，但也无法掩饰他对使用这些工具的国家的反感，他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国家既声称人道主义精神为其宗教的基本原则，却又在毁灭性的技术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正是法国大革命风起云涌时盎格鲁－撒克逊托马斯·佩恩式的“左翼自由党人”的想法。而肯定不是乾隆的话……

在礼品中，有一具“君王号”的缩小模型，这是一艘装备着110门大炮的战列舰，是英国舰队中最出色的战船。皇帝被它吸引了片刻。但是他提的问题却遇到了翻译上的困难。他的翻译德天赐神父是个钟表专家，他明显缺乏船舶方面的知识。他对航海术一窍不通。怎么能把英国人的航海拉丁语——可能本来就有漏洞——翻译成汉语，并把汉语译成拉丁语呢？皇帝的兴趣索然而止。有些好奇的人露面了。马戛尔尼写道：“把使团孤立起来的局面多少被打破了。一个联络系统建立起来了。”

他很容易知足。但这些看热闹的人补偿不了对去热河前常来看他的传教士下达的不许再来使团的禁令。

传教士的困境和当扒手的官员

传教士的痛苦在增加。德天赐神父向斯当东和巴罗吐露的知心话反映了他们所有的苦恼。他低声向他们透露说，传教士在华丽的外表下过着痛苦的生活。他们被禁止离开北京，除非得到皇帝的准许。他们衣袋里的挂表或办公桌上的小摆钟如果被人看到，他们最好尽快送掉：如果遭到拒绝，窘迫的官员便会叫他们完蛋。富人根本不可能“太平地享有其财富”；当官的就会“看中他们的钱”。“作为奖赏，告密者会得到被揭发人的职务。探子多如牛毛，一切都逃不过他们的眼睛。而传教士是首先受怀疑的对象。”

一天，丁维提博士感到一名官员的手伸进了他坎肩的口袋里，迅速地扒去了他的小折刀，把它藏在自己的一只袖子里。这个人见博士没有反应，便把另一只手伸进另一个口袋。天文学家猛地把他推开，大声说：“这样不行”，“在英国，只有扒手才这么干”。

皇帝慷慨地赐予每个安装机器的英国人一件礼物：“一位老太监坚持要我们在接受礼物前先行三跪九叩礼。”巴罗回答说，他的同事及他本人认为自己没权做特使认为应当拒绝做的事。想找个台阶下的鞑靼亲王高雅地承认了失败：这是个误会；只要他们像特使在热河那样行礼就行了。巴罗及其伙伴于是就行了单膝下跪礼。从一份宫内文书里我们得知给使团的许多礼物来自附庸国的贡品。650名英国士兵和海员每人被赏赐高丽料子，穆斯林土产的白布和缅甸的黄麻布各一块。这真是贡物的大循环：就像在圣诞节和元旦之间转送了好几次而未打开的盒装巧克力。

离京的传闻和意外的召见

马戛尔尼在10月1日的日记末尾这样写道：“在我们来到之前，有的大臣就说在住满40天时就会要求我们离开——这是帝国法律为外国使团规定的期限。”在我们来到之前：马戛尔尼强调他的行为对于他感觉到要求离京的威胁没有联系。也就是说他没有错：他开始明白他的使团事先已注定只能演出一曲以进贡为主题的刺耳的变奏曲。

一听到这传闻，他便写信给和珅。他再次要求准许马金托什重返在舟山的“印度斯坦”号船。至于他本人，他希望一俟气候允许，便在春节后去广州。他届时可乘在澳门的英王的船只返回英国。英使打算告辞……但要在春天。和珅则在“第二天即10月2日上午”，在圆明园召见了他。

不对！马戛尔尼得知离开的消息不是2日，而是1日。小斯当东的日记明白无误地记载着：“10月1日，星期二。今天上午，勋爵和爸爸去圆明园。阁老说我们最好在冰冻前动身。”丁维提证明是这个日子，他是乘坐同一辆车前去圆明园的。是记错了吗？除非马戛尔尼往后推了一天，以使人觉得他采取了主动，这样可以减轻匆忙离去造成的丢脸程度？

以下是他记的召见时的情况。中堂把一切都归结为天气、健康、厌倦情绪、思念家乡：这是上流社会人物的谈话。使节感到他握有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来谈正经事——谈他来的目的。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好似在外交上遭难时扔入海里的一只瓶子。

“今天上午，尽管身体很不舒服，我还是去了圆明园。开始中堂交给我几封信，他说这些信从舟山由帝国驿站刚送到。其中一封是马金托什的大副写给他的；还有两封是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写给我的。”

目击者丁维提报告说这些信都曾被中国人打开过。德天赐神父未能为他们翻译。

和珅把打开了的信交给收信人，不客气地打听信的内容。作为整个秩序的保证者，他难道不应当了解一切吗？在当局没有比收信人先知道之前，任何消息都不应流传。

这种做法直到最近还很常见，中国人自以为有权决定是否转交来访者的信件。

马戛尔尼便告诉和珅——他自己也同时获悉——“印度斯坦”号没有船长不能启航，但是“狮子”号准备离开舟山。和珅说：“我希望‘狮子’号还没有离开，因为你们离家这么长时间后可能急于回去。想想您的病号。有些已经死了。皇帝十分担心你们的身体。北京的冬天很冷！你们应当在严寒来到前就动身。”

马戛尔尼坚决表示他完全经得住寒冷的气候。既然中堂在热河曾对他表示希望“在圆明园经常见到他”，并“在那里发展他们间的友谊”，他就在这座宫殿里抓

住“初次交谈”的机会“三言两语地阐述他的主人国王托付给他的使命”。他一口气都没喘，终于向和珅说明了使团的目的：“我的国王希望皇帝恩准我根据欧洲的惯例，作为常驻使节留在朝廷，费用由我国负担。这样便能在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君主之间建立起牢固的友谊。作为交换，皇帝亦可向英国派驻使节。我保证一切都会安排得完全使您满意。皇帝的特使可舒适地乘坐英国船只旅行；他们将受到尊重，并能安然无恙地返回。”

请求恩准离京

马戛尔尼顺势向和珅解释种种商业上的照顾，他的任务就是来提出这些要求：但这只会给中国带来好处。

鱼儿再次从手指间滑走了。和珅以他惯有的机灵避免“进入讨论”。他重复说：“皇上只是为了使节及其伙伴的健康才希望使节动身的”。否则，英国人延长在京逗留“只会使他感到高兴”。当马戛尔尼最后起身告辞时，和珅和两名副手表现出加倍的友好。李神父在马戛尔尼耳边说他对使团的前景抱有信心。

马戛尔尼回到住所后便获悉传教士正在把皇帝致国王的信从中文译成拉丁文。

不一会，王和乔前来告诉他中堂将于第二天再次接见他，可能是为了把诏书交给他。

他们补充说：“为了他的使命的成功”，他完全应该“恳求恩准马上动身”。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写道：“这番话是对他们悄悄说的”。

中国人建议他自己提出结束在华使命。孔子说：“朱撵而先退，善人之举也。”

这是习惯化的做法。如乾隆极为喜爱的两个女人就被说服去恳求太后恩准她们自尽，而太后出于仁慈也就表示同意。马戛尔尼尚未甘心接受这种免遭侮辱的做法——而他认为这种做法本身也是侮辱性的。他垂头丧气，犹豫不决，而伊拉斯马斯·高厄关于“狮子”号马上要启程的信本应使他作出迅速反应。

当中国人害怕报复时

英国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处境如此之糟。但中国人并没有获胜。和珅的举止是急不可耐，而又小心谨慎。他为达到目的而迂回前进。英国人固然是蛮夷，但他们是其中一个危险的种族：他们的船队十分强大。应该消除他们报复的企图。首先就要拖延。

朝廷主要害怕的是马戛尔尼竭力想自己留在北京，或者留下一个亲信，比如乔治·斯当东。奇怪的是中国人如此担心的这个想法马戛尔尼竟从未有过。徵瑞奉命等着瞧：wait and see在所有国家皆通用。

因为和珅担心出现难以预料的反应。首先是礼仪方面的：“此时若再将留人住京，断断不可各情节向该贡使提及，恐该贡使复生疑虑，托病迁延，或不肯收拾贡物，又推故不领敕书皆末可定。”朝廷没有忘记马戛尔尼是如何使他们在叩头一事上让步的。谁知道这个洋鬼子会做出什么事呢？还要注意的是按业已程式化了的礼仪去做：不要引起任何可能打乱程序的事。礼仪要是受到嘲弄，那将是多么可怕呀！

乾隆也表现出某种内心的忧虑。另一封信表明他在英国人背后看到的是整个英国。蛮夷建立常设公使团实为“心怀窥测”；“其事断不可行”。但“该国王具表陈恳。非若使臣等自行禀请之事”。另一份文件具体说出了这种担忧：澳门容易受到英国舰队的攻击。“今悉英咭利居西洋各国之首。”更糟糕的是：“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它还“对各国夷人在洋抢掠”。虽贡使眼见“天朝法制森严，万方率服”，然而在澳门和广州，“英咭利商船较之西洋别国为多”。若此国“捏辞煽惑”别国夷商“稍滋事端”，“木可不留心筹计，预为之防”。如果英国人利用在北京的固定岗位，便可成为各国夷商的“必然的中间人”而“垄断谋利”，这对他们将是一张多好的王牌啊！

驱逐外国寄生虫

规定的期限结束了。英国人必须请求恩准离京。10月2日，骑士们提前把这个消息送到各地，以便对此事产生的后果进行预防。老皇帝反复地讲他的忧虑并不断对沿海各省的总督和提督下达命令：“采取措施提防英国人的任何反应。”

首先采取软的做法：“长麟赴粤后”，务必“先向别国夷商详悉晓谕英国未受恩优渥”……“让别国夷商安心，悉心经商，不与该贡使往来”……“再澳门似有西洋尼僧，夷商俱报信奉。未知英咭利人是否一气交给？如是，则向其详悉晓谕，嘱令谨慎从事。”“似乎”：难道不是以索德超为首的在京葡萄牙“尼僧”在向和珅提示他可以信赖其他“尼僧”，即在澳门的同样也是葡萄牙籍，同样也是人质的“尼僧”？

然后采取恫吓手段：要让军人铠仗鲜明，以使英国使臣有所畏忌。慑以兵威，以达到不求之兵戒的目的：已经在搞威慑了。

“各省海疆最关紧要。近来巡哨疏懈，营伍废弛”；必须振作改观，方可“使知畏惧”，“饵患未萌”。“毋任英咭利夷人潜行占据”特别是“珠山等处海岛及附近澳门岛屿”。饬属认真巡哨，“严防海口”！要“不动声色，妥协密办”。要防止“内地汉奸”私行勾结外夷，“希图渔利”。正是此等奸民“最为可恶”’。

重要的是“毋任滨海奸民勾结外夷”，要“严切查察，究出勾引奸商数人，从重治罪，以示惩儆……”

帝国的机器开始转动以驱逐外国寄生虫并揭发可能存在的同谋。它用的文字风格有些像咒语，里面除了对有效性的考虑外，还有一些妖书的成分。

谢选骏指出：鞑靼人乾隆的愚蠢让中国社会继续麻木下去——

军事技术也没有更多的展示机会。“来了一名官员，他要求把炮弹即刻送到圆明园去试射。但中国人自以为技术熟练，没有要用我们的炮手。”他们是否确信自己单独会使用大炮呢？他们是否宁可失败也不愿意承认在这个敏感的领域里处于劣势呢？英国炮兵把炮送去后马上就被打发回来。1860年“火烧圆明园时发现这些大炮与炮弹完好无损地仍在那里。它们从未被使用过。它们被重新运回伦敦”。

【第四十五章  御座上的一卷纸轴(1793年10月3日)】

中国人认为思想准备工作已经够了。现在该行动了。10月3日夜里，钦差徵瑞把马戛尔尼从病榻上叫了起来，他“被邀穿上朝服去参加一次大臣会议”。他想不起一生中是否听到过“如此令人讨厌的消息”。他勉强起身，还是服从了，他穿上礼服，匆匆忙忙前去紫禁城。

有必要如此急吗？他应当等候接见。不论皇帝直接或间接出现，按规定要求等候3小时。马戛尔尼很难压制他的怒火。

奇特的典礼将在太和殿进行。于是他便第一次来到这紫禁城的中心。只有极少的外国人被允许进入太和殿；然而，不论是他还是斯当东都没有对此提过一个字。

他们没有心情欣赏景致，而是一心想知道诏书的内容。一个高大的台阶下，摆着一张铺着黄缎的椅子。皇帝并没有坐在那里，上面是他的诏书：这是一回事。当中国人在一卷纸前叩头时，马戛尔尼和他的同伴们则行“习惯的屈膝礼”：低头，单膝着地；也许做了9次，因为他们参加了集体叩头。然后，他们列队从椅子背后绕一圈。

拒绝礼品

和珅告诉马戛尔尼说，诏书将隆重地送到他的住处。他避而不谈内容，似乎形式比内容更为重要。他用手指漫不经心地指着几张桌子，上面摆满了黄纸包：这是送给使团的最后一批礼物。

阁老不再像以往那样客气。马戛尔尼很快便发现他的敌对情绪，因为“他断然拒绝我送给他的几件高级礼品，而起初他是表示接受的”。难道不是他亲自提出要给谁送礼的吗？特使和副使为礼品被拒而深感不安，甚至当着托马斯的面谈起了此事。孩子明确指出：“我因为不太舒服，所以没有去。皇帝给使团成员。仆人和士兵们送了礼。我们也给阁老送了几件礼品；他没有接受。皇帝也不愿意接受马戛尔尼勋爵赠送的一辆四轮马车。”完了，车辆的输出……

马戛尔尼感到“筋疲力尽，都快支撑不住了”。他尚有毅力重新提出前一天的要求，但是要求先走一步，留下乔治爵士代他讨论这些问题。和珅简单地、回答他：“您随时可以给我送照会来”，然而从语气中特使没有感到有任何希望。“再说他对前一次照会尚未答复呢。”

直到最后一分钟马戛尔尼仍试图分析中堂脸上的表情：昨天是诙谐活跃，今天却面有愠色。可能恶劣的情绪比愉快的表情更为真实，愉快的表情是想让使团自觉动身——而得到的却是为其想长期逗留所作的放肆的辩解。

马戛尔尼是作为局外人来参加他失败的最后一场戏的。他觉得这种仪式极为荒唐！御座上不是坐着皇帝，而是放着他的诏书；对这张纸片要求行屈膝礼；他的礼品遭到拒绝，而他本以为会很受欢迎。我们知道9月10日的皇帝诏书禁止接受这些礼品。马戛尔尼闭口不谈他遭到的羞辱。无疑他是这样感觉的：他对在热河取得的礼仪上的胜利还在抱有幻想呢。

但是，马戛尔尼赠送给和珅的装有弹簧的马车已经送走了。安德逊介绍了中国人如何对英国人“一再侮辱”。英国人要求把车子送回以便拆卸包装。没有答复。

他们当时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干”，所以没能打听“车子的下落，以及如此失礼地拒绝礼物的原因”。阁老拒受作为礼物的车子，那么他是否会将其作为战利品攫为已有呢？

马戛尔尼先走了，斯当东则留下；和珅陪他游览一圈：散步可避免进行外交谈话。和珅领着斯当东观看了几个楼。“只是让他们从远处看了看皇帝的宫室”——紫禁城必须名副其实。

斯当东曾夸张地描绘过一些毫无价值的地方，这次却以微不足道的口气介绍了这个最为神圣的地方。如果说中国是中央帝国，那么紫禁城便是中央的中央。斯当东平时十分敏感，现在却对一切都似乎视而不见。处身于溃败的境地，英国人再也无心欣赏了。

这时，皇帝的诏书在紧跟着马戛尔尼。他一回到住所，便接到了诏书。诏书由一乘奢华的轿子送来，必须在它面前屈膝低头，在场的16名清宫官员叩头9次。随后到了礼品。又重复了同样的仪式。如此急于召见让人不再有疑惑了。马戛尔尼也不再装作听不懂他们的暗示：否则很可能以不那么婉转的方式向他明确指出。他决心要求准予离京。

同一天，在浙江

就在10月3日这天，还是浙江巡抚的长麟上书皇上：“臣渡洋至停泊夷船之定海县。据夷官回称：‘我们前蒙贡使代奏仰沐大皇帝恩典准令先行回国，实愿及早开行；惟因病人尚未痊愈，恳恩准令暂缓数日。’臣验明病夷尚有20余名，现在医治未痊属实。臣若催行迫促，不惟该夷等妄生疑惧。臣当即传谕该夷，尔等不服水土，既然恳求圣恩要在浙江医治，大皇帝矜恤尔等至优极渥自蒙恩准。并遵旨传谕该夷，以尔国贡使奏称尚有夷官一名吗庚哆嘶欲在浙江置买茶叶，顺带回国，已蒙大皇帝恩准，并蒙格外加恩免其赴关纳税。宣谕之际，众夷人同声感颂欢忭之情动于词色。”

就这样，在舟山的英国人获得了马戛尔尼为他们请求的照顾。而他本人在北京则并不知道此事。

这份报告是给内阁所有成员阅读的，而一份附片则是专为皇上而写的。我们找到了这份文件，上面有皇上亲手写的朱批。它有点像一次远距离的对话：“臣长麟谨密奏：英咭利国夷人患病询属真情；而其实系有意耽延欲候吗庚哆嘶回船置货。

——是。

——臣思此次若令该夷在浙得有便宜，将来又必读求无厌恳通贸易，仍须禁止驳饬似属不成政体。

——所想甚是。

——臣查从前该国夷人曾经屡来贸易。彼时原有浙江人郭姓，能通夷语，为之交通引过作为夷人经纪。此时郭姓已经病故．是经纪人已属无人，虽尚有伊子郭极观亦能略司夷语。知。

——臣已密嘱地方官将其严行管住，不能与各夷交通。且21年间，该夷等正在贸易，仰蒙谕旨饬禁，该夷等即潜行起身回国，尚欠浙江铺户商人银一万五千余两，至今无着。臣已预令地方官密谕浙江铺户各商，如尔等复与夷人贸易，该夷等势必仍前拖欠。该夷至浙江时铺户商贾均不愿与之交易。如此办理不惟不必明拂该夷之意，亦可永绝其来浙贸易之心。

——所见甚正，是见留心。即有旨”。

紫禁城内有好几个层次。12名内阁或军机处的成员应当感到放心；朝廷就是通过他们行使权力的。但是，皇帝作为附片的唯一对象——他只将此信给和珅看——将知道所有可能引起他猜疑的事。任何认识夷人的中国人。或认识夷人者的后人，或可能与夷人交谈的中国人都是潜在的公敌。不仅应当唤起中国人对夷人的警惕，而且也要引起他们对可能与夷人交谈的中国人的警惕。这是中国的一个不变量！耶稣会会士早在17世纪初就写过：“利玛窦神父熟悉的官员不愿意在自己家里与神父们交谈，因为他们处处对外国人表现出极大的恐惧。”直到80年代初，仍然只有少数中国人敢于在自己家里接待西方人。

然而，展示礼品闹出了笑话。老太监前来对丁维提鞠了几个躬，然后告诉他要立即卸下大水晶吊灯：这是皇帝的命令，他要把它们挂在自己的屋里！丁维提拒绝了，十分反感地回到城里。他刚一转身，便来了7个人把吊灯拿走。这是掠夺。皇帝不明白科学仪器的价值，表现出一副傲慢冷淡的态度，却抵挡不住中国人对灯具的热爱。

巴罗和吉兰第二天早上到时，已是破坏殆尽。吊灯不见了。盒子被扯得粉碎，派克透镜横在石板地面上。这有些像第一次“火烧圆明园”。丁维提禁不住诅咒起来：“这些透镜举世无双，现在却永远也不会让人知道了。”接着他声称：“中国除了被一个文明的国家征服之外，没有任何办法能使它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在下一个世纪瓜分中国的欧洲人也将具有这种信念。

谢选骏指出：西方文明与满洲野蛮的冲突，把费拉的中国解救了出来；正如美国与日本争权夺利，意外帮助中国赢得了抗日战争。

【第四十六章  君主给封臣的信(1793年10月3日)】

以下是乾隆给乔治三世的复信，马戛尔尼是10月3日下午获悉内容的。信上签署的日期是9月22日。其实通过宫内文书，我们现在知道7月30日起草了一份稿子，并于8月3日呈报皇帝：在马戛尔尼见到皇帝前6个星期，即在他把国王的信交给皇帝前6个星期！而这份敕书本应是对国王信件的答复！也就是在礼仪危机爆发前的6个星期！因此使团的失败并不仅仅是因为拒绝叩头。这早就策划好了。我们现在猜测敕书的措辞由于这些蛮夷的傲慢而更为强硬；但是，从实质上来说，回信的内容不会有什么不同。

先是接受对方称臣。惯例式的回答可以事先就拟好，因为它基本上没有变化；只是要考虑该国臣民或贡使的特点适当填写而已。

相反，变化大的是敕书的三种文字译稿的先后译法。

原文是用中文古文写的，里面不断使用高傲的接近于侮辱人的语气。

将原文译成拉丁文的传教士仔细地删除了最傲慢的词句。他们自己就说要删去“任何带有侮辱性的语词”。

最后，就是这个样本，使团的头头也不愿意在他们生前予以发表：只有在他们死后才——部分地——为人所知。他们仅满足于把拉丁文的译本概述成英文。为此，就出现了一份以后被认为是正式的译本，但实质上完全是伪造的文本。因为，在被善良的神父们删改过的译文中，马戛尔尼与斯当东还删除了所有可能刺伤英国人自尊心的内容。这是一个删节本的删节本，味道是淡而又淡了。

那么，我们就借助于中文原文，首次发表下面的全文译文。“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筵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余名，虽未来京，朕亦优加赏赐，俾得普沾恩惠，一视同仁。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必似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令其一律改易服饰，天朝亦不肯强人以所难。设天朝欲差人常驻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难准行。岂能因尔国王一人之请，以至更张天朝百余年法度。若云尔国王为照料买卖起见，则尔国人在澳门贸易非止一日，原无不加以恩视。即如从前博尔都噶尔亚(葡萄牙)，意达哩亚等国屡次遣使来朝，亦曾以照料贸易为请。天朝鉴其悃忱，优加体恤。凡遇该国等贸易之事，无不照料周备。前次广东商人吴昭平有拖欠洋船价值银两者，俱饬令该管总督由官库内先行动支帑项代为清还，并将拖欠商人重治其罪。想此事尔国亦闻知矣。外国又何必派人留京，为此越例断不可行之请，况留人在京，距澳门贸易处所几及万里，伊亦何能照料耶？若云仰慕天朝，欲其观习教化，则天朝自有天朝礼法，与尔国各不相同。尔国所留之人即能习学，尔国自有风俗制度，亦断不能效法中国，即学会亦属无用。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无更需尔国制办物件。是尔国王所请派人留京一事，于天朝体制既属不合，而于尔国亦殊觉无益。特此详晰开示，遣令该使等安程回国。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除正副使臣以下各官及通事兵役人等正贯加赏各物件另单赏给外，兹因尔国使臣归国，特颁敕谕，并赐赍尔国王文绮珍物，具如常仪。加赐彩缎罗绮，文玩器具诸珍，另有清单，王其祗受，悉朕眷怀。特此敕谕。”

世界上唯一的文明

这就是那封信：未经修改的，在传教士为美化它而施行整容术之前的那封信，现在原封不动地展示出来了。马戛尔尼本人不了解原信内容；在他死后，人们不好意思地将它改头换面了。

乔治三世希望传播英国的先进技术，并同中国进行技术交流，希望在澳门——广州的贸易正常化并使之扩大到其他港口，改善欧洲人的居留条件，开辟新的市场，所有这一切都以百余年法度为理由而遭到拒绝。被法典化了的东西不能有任何改变。

被锁闭的东西不能去打开。可能谁也没有见过比这更僵滞不变、更封闭的社会。

这份恢复了原貌的敕书不仅是从马可·波罗到邓小平时代有关中西关系的所有文件中最奇特和最重要的文章，它也是我所知道的给人印象最强烈的变态的典型。

尽管在许多民族的行为中可以发现变态的迹象，但没有哪个国家比满族统治的中国在这方面走得更远了。对于一个民族——一种文化，一种文明——来说，这种变态不仅表现为自视比他人优越，而且在生活中认为世上唯有他们才存在。我们可以形象地称之为集体孤独症。

谢选骏指出：这不是什么变态，而是处境极端困难的体现——这是极端少数的人统治极端多数的人之必然结果。因为满人口数不到汉人的百分之一，若不如此僵化，断难生存。所以要他改革，等于要他的命。

【第四十七章  扔入海里的瓶子(1793年10月3日－4日)】

在10月3日这一阴沉的日子里，画家威廉·亚历山大奇怪地写道：“倘有一线希望对公司提出的要求予以满足”。这又一次反映出使团中情报落后于时间。

马戛尔尼现在该着手草拟曾向和珅宣布过的照会。他把尚存的精力都花在写这份文件上面了。第二天，10月4日，李神父和小斯当东两人忙了一天，一个翻译，另一个抄写。

“大不列颠国王请求中国皇帝陛下积极考虑他的特使提出的要求。

“国王指示特使恳请皇帝陛下恩准：

1．英国商人在舟山或宁波港，以及在天津，像在广州一样经商；他们必须服从中国的法律和习俗，并安分守规矩；

2．英国商人有权按俄国人从前在中国通商之例在北京设立一所货栈，以便出售商品；

3．英国商人可以在舟山附近拥有一个小岛或一小块空地，以保存他们未能卖掉的商品；在那里他们将尽可能与中国人分开以避免任何争端或纠纷；英国人不要求设立任何像澳门那样的防御工事，也不要求派驻军队，而只是一块对他们自身及其财产安全可靠的地方；

4．同样，他们希望在广州附近获准拥有一块同样性质、用于同一目的的地方；或至少被允许在需要时可常年住在广州；另外，在广州和澳门居住期间，他们应有骑马、从事他们喜爱的体育运动和为健康进行锻炼的自由——他们将注意在得到准许后将不打扰中国人的生活；

5．对航行在广州和澳门之间或在珠江上航行的英国商人不必征收任何关税或捐税——至少不要比1782年前征收的税更高；

6. 对英国商品或船只不征收任何关税或捐税，除非皇帝签署的文件有所规定，这时应给英国商人副本，让他们明确知道他们必须支付什么税项，以避免向他们征收得过多。

本使节希望得到和珅阁老对此作的书面答复，以使英国国王满意。

1793年10月3日”这正是敦达斯的指示：“除非遭到全面拒绝，要得到一份书面答复。”马戛尔尼并不明白他刚收到的敕书的真正意义。令人奇怪的是：天子对这位理性主义者的散文看得十分透彻；而这位理性主义者却不能穿透中国修辞的帷幕。是出于疲劳的缘故呢，还是由于傲慢引起的怀疑？

对新的观念感到害怕

这些要求同在北京设立常驻使团的要求一样“荒谬”吗？否：马戛尔尼巧妙地在文中塞进了几个先例。英国人确实曾在宁波和舟山经过商，俄国人则到北京经过商。但后者很久以来就被赶到恰克图，“就像你们的人被赶至广州一样”。

现在该是总结的时候了。勋爵自忖：一切都在促使他动身，而他却为什么要留下呢？然而，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失望！但想到是在自己那么重视的事业中栽了跟斗，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可责备的地方，这种自慰又是那么的微不足道。从那些一点儿新鲜事物都为之胆战心惊、从那些生活在乾隆末年为保自己的前途而玩弄阴谋的大臣们那里能期望什么呢？因为马戛尔尼认为：“我遇到的大多数中国人坦率、真诚，并随时准备帮助我。下层阶级渴望的只是发展贸易，并会以赞许的目光来看英国商人的到来。”

再说，这些被人称为不可变更的惯例真的不可变更吗？它们反映的不只是偏见的量吗？永恒不变的叩头这惯例不是为了他，而且也是被他打破了吗？马戛尔尼不得不承认乾隆朝廷的墨守成规；他并不相信中国的僵滞不变。10月3日晚，他收到了病倒在床上的钱德明老神父写给他的一封信，这封信使他的预感得到了证实：“当中国政府不再对一种新的观念感到害怕时，它是会认真加以考虑的。”在此之前，那位耶稣会士坚决劝他动身。

既然是必须，马戛尔尼也就决定离开。他让人给和珅送去一封信，信中指出如果“狮子”号尚未启锚的话，他就等对他的要求作出书面答复后，马上重返“狮子”号。他附上一封给伊拉斯马斯·高厄的信，信中请高厄等着他。否则，他必须经由陆路去广州，因为“印度斯坦”号装载不下整个使团。这正是和珅所期待的。夜间很晚的时候，钦差前来告诉马戛尔尼，他获准可以告辞，他给伊拉斯马斯爵士的信已以最快的速度送往舟山。皇上出于极大的关怀，为了避免使团在寒季旅行，把出发的日子定为10月7日——即3天之后。

保持警惕

自10月4日早上起——甚至马戛尔尼还不知道他是否要动身和什么时候动身——，信使已在策马加鞭把一份圣旨送往直隶、山东、江南和广州的督抚：“英咭利国贡使瞻勤事竣，于九月初三日起程，由内河水路行走，赴广东澳门。”

朝廷尚未收到长麟10月3日的奏折，里面说英国船仍在定海，并还要在那里停上好几天。他只在10月1日收到一条消息，和珅将它告诉了马戛尔尼：“狮子”号即将出发。看来皇帝预见到要通过内河去广州。只要蛮夷尽快到达澳门！他们以什么方式动身对他来说无关紧要，只要讨厌的使团不惹出乱子就启程就行。长麟从浙江调任两广总督，他将使用一切手段注意使团的行踪。

谢选骏指出：英国人想通过一个使团就结束满清暴政，这是不现实的；比较现实的做法就是，派遣一个师团来签订不平等条约——因为暴政只有用暴力来解决。

【第四十八章  “我们像小偷似的离去”(1793年10月5日—7日)】

在马戛尔尼的随行人员中，由于那么多的消息都很晚才传到，所以到第二天才爆发出骚动。“有人说我们要在后天动身，”托马斯写道，这天的日记里他其他事一点都没提。丁维提愤怒至极：“10月5日，上午10时，不肯定的情况终止了。使团获悉它在北京的时间还有两天。梦幻破灭了。从科学角度看，这是一次十足的惨败。

做的几次实验并不能战胜中国人的偏见。特使曾建议其他的试验：热气球、潜水钟、焰火，然而他的对话者的眼里没有露出丝毫对此感兴趣的神情。”马戛尔尼写道：“事情已经了结。”

如果只限于马戛尔尼和斯当东这两位高级官员的记述，我们感觉不到几乎整个使团表现出的惊讶状态。但是只消读一下安德逊、丁维提、托马斯的记述以及兵弁们写的未发表的日记便能了解英国人的惊慌失措和怒气冲天了。

王大人和乔大人以自负的神气向勋爵透露，皇上指派一位大人物松筠来陪使团。

马戛尔尼在热河游览庭院时已见过他；他们相互谈过对俄国的回忆。徵瑞将陪伴使团到天津。王大人和乔大人尚不知他们是否也参加旅行。

选择松筠——他是六位组成内阁的大学士之一——表明押送出境时还给了他们

很高的待遇；好像在对你百般凌辱之后以加倍的恩惠来给以赔偿。10月6日，钦差徵瑞，王大人和乔大人一大早就来“帮助准备工作”。或是为了加速准备工作？他们客气地说：“朝里许多人对使团马上就走表示遗憾”，“可惜使团不能留下更长的时间”！

10月6日小斯当东只记了一件事：“今天，一名士兵死去。”人们以为是在读《女人学堂》。但死的并不是小猫，而是英国的一名军人。又死了一个人。为了这一失败多少人白白地死去！伊兹的葬仪要远在通州举行。

安德逊——更恰当地说库帕斯——冷静地写道：“我们的整个故事只有三句话：我们进入北京时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时像囚犯；离开时则像小偷。”

最初阁老同意马戛尔尼的请求，答应增加两天准备时间，后来这两天时间又被取消了，所以准备工作十分仓促。由于和珅想为自己辩护，乾隆已作出决断：“你让使团滞留不归就错了！要让它尽快离开，因为冬天临近，可能影响他们的归程。”

所有的东西必须在白天打包。许多箱子不见了。匆匆忙忙钉上几块木板就算保护国王和王后肖像的箱子了。由于时间仓促，画上的华盖不是卸下，而是扯下来的；因为缺乏包装用品，便把它给了马戛尔尼的仆人。其他东西则成了中国人的掠获物。

“他们窃走了大量的酒，我们自己乱成一团，无法防止他们的顺手牵羊。”他们整夜准备，直至清晨。没有人能睡眠。最后，筋疲力尽的英国人把被偷剩下来的行李装上车。丁维提总结说：“难以描述的混乱。”

最后的召见，最后的凌辱

10月7日。动身那天的早上。但在离开北京前，使团将被朝廷最后一次召见。

礼仪再次成为凌辱，除非凌辱被礼仪所掩饰。召见只不过是顺路停一下。使节中午离开住所。他穿过城市，来到阁老的府邸，后者同“二阁老”福长安，他的哥哥福康安，以及几位大学士一起接见马戛尔尼和斯当东。所有的人都身着朝服。因为要对贡使完成最后两项礼仪：“送交皇帝的礼品”和“送别使团”。

老皇帝拒绝告别时再召见使团。他肉体上并没有在场；但是他还应该再一次光临。和珅用手指着放在一张铺着黄缎的桌子上的两个纸轴：一个是皇帝赐的所有礼品的清单；另一个是皇帝对勋爵提的六个要求的答复。

“我对和珅说，我希望这个答复是有利的；这样它就会多少缓和人们离开皇帝陛下居住地时很自然地产生的遗憾心情。阁老似乎对在这样的场合说出这样一番客气话感到意外。”也许令和珅意外的是英国人竟把第二个纸轴看得比第一个纸轴更重要，因而表明他始终没有明白中国人是如何理解使节这个概念的。

和珅改变了话题，他希望使团的成员在“其逗留期间吃得很好”，希望马戛尔尼对皇帝“亲自选择松筠”陪伴使团去舟山感到满意。“阁老装出一副亲切的笑容，但我觉得福长安和他的兄弟却表现出一副不冷不热的神情。我有理由怀疑朝内的勾心斗角在这些大人物之间引起了分歧。”

从这最后一次召见中，马戛尔尼坚信自己是阴谋的牺牲品。他在圣·詹姆斯宫里时这种事情见得多了！“我是在宫廷长大的，我了解内中的秘密。”他揣测在当时最专制的君主制度国家比在已经实现君主立宪制的国家里这些勾心斗角要更为厉害，他正是后一种国家的一位杰出的官员。

他显然没有错、即使阴谋并不是他失败的唯一原因，但也不会与他的仓促离京无关。梁栋材神父的一封信暗示说：“这些先生和那些只从书本上了解中国的所有外国人一样，他们不了解这个朝廷里的习惯。他们带来的翻译比他们更不了解情况……

再加上皇帝年迈，到处都是狡诈、不公正的人，而所有的大人物和宠臣都贪婪地只想收礼和发财。”

使团既然被打发走了，那就不得不上路。钦差大臣，王大人和乔大人，百余名英国贵族、士兵和仆人，一大批中国陪同人员——这些人组成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离开了北京，开始穿越中国的长途跋涉。

队伍出发前，叫来了一名五品官——他帽上镶有一颗白色透明的顶珠。他跪倒在地，保持这一姿势，让人在他背上用宽的黄缎带系上两个纸轴：如果说其中的一个，即礼品的清单在马戛尔尼看来是微不足道的话，那么另一个，即皇帝对他的六个要求的答复则将决定(实际上已经决定了)使团只不过是自尊心受到些损伤，但得到了具体的好处作为补偿；还是以彻底失败而告终。五品官跨上马，走在大队人马的前头。马一跑，缎带便飘了起来，轻拂着决定命运的纸轴。马戛尔尼追逐着仍在回避他的答复离开了北京。

谢选骏指出：英国人本来就是小偷，这次离去就算一次窥探，下次再来就变成明火执仗的强盗了。

【第四部分  真正的使命开始(1793年10月7日－11月11日)】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孔子，《论语》

如果一个民族的每个成员都是弱的，这个民族就不可能长期强盛，现在尚未找到把一个由懦夫组成的人民变成一个强大民族的社会形式和政治组织。——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

【第四十九章  迟到的答复(1793年10月7日—8日)】

正统观念能回答一切。——欧内斯特·勒南

告别了和珅，马戛尔尼在获准在通州得到信件之前还有五个小时的路要走，通州是将延续73天的“黄色旅行”的第一站。

人马在作为招待所的寺院前止步，使团在来的路上已在此住过。背着信的官员下了马，跪在勋爵面前，以便卸下皇帝的信件。这样，马戛尔尼只能在远离京城后才能得知信的内容。太远了，已无法对此作出反应，这就像在束手无策的恶梦中一样。陪同官员们天使般的微笑和带信官员的礼仪绪又一次严厉的拒绝蒙上了一层不现实的光环。中文的原文又使我们看到了神父翻译的拉丁语译本和后来的英文报告都仔细地改得缓和了原来的粗暴语气。这不是阁老对一位特使照会的答复，而是中国君主致英国国王的第二份救书——以此来结束这些讨论。

尔更张定制

“今尔国使臣于定例之外，多有陈乞，大乖仰体天朝加惠远人抚育四夷之道。

且天朝统驭万国，一视同仁。即在广东贸易者亦不仅尔英咭利一国。若俱纷纷效尤，以难行之事妄行干渎，岂能曲徇所请。

据尔国使臣称，尔国货船将来或到浙江宁波、珠山及天津收泊交易一节。向来西洋各国前赴天朝地方贸易，俱在澳门设有洋行收发各货，由来已久。其他海口均未设有洋行，亦无通事，不能请晓尔国语言，诸多不便。除广东澳门地方仍准照旧交易外，所有尔使臣恳请向浙江宁波、珠山及直隶天津地方泊船贸易之处皆不可行。”

“对北京货行”和“既无洋行又无通事纯属无用的小海岛”亦一样。六个要求的其余内容通过沉默的方式遭到同样的命运。

“人们向我提出一个问题……”

奇怪的是，敕书不仅拒绝了备忘录中的六个要求，还拒绝了并未提出的第七个要求——就像戴高乐在一次著名的记者招待会上回答了一个没有人提出来的问题。

乾隆拒绝让“英国国教”讲道，何况它“与以前的基督教并不相符”。

英国内阁从未有过这种传布信仰的念头。中国人是否想通过把这一禁令载入将具有法律权威的文件中以做到有备无患？他们是否想采取主动，对这些蛮夷——如法国人、意大利人和葡萄牙人已经做的那洋——有朝一日会探索的这个领域先关上大门？

一年后，贺清泰神父在写给马戛尔尼勋爵的一封信中，有趣地叙述了中国人是怎么做的。当他正同罗广样神父在城里吃夜宵时，一位官员命令他们立即陪他去圆明园附近的海淀住所。他们不得不抓紧，因为城门就要关了。他们一到，官员就要他们翻译和珅答复马戛尔尼的要求的稿子。但草稿字迹潦草，难以辨认，唯有这位官员能看懂，于是他便逐句念给两位神父听。

当念到关于教会的那段时，两位神父“十分惊讶”，试图使那位官员相信这段可能错了：“英国先生们并没有要求传道，而只是要求为他们的商人开辟商埠。”

这位官员固执地不肯改动。这使两位传教士“十分反感”，因为让他们译成拉丁文的那份文件表示：他们在中国“仅仅是为皇帝当差”，并没有允许他们传道。

两位翻译照例缓和措辞的语气，而不敢更改内容，生怕中国人叫第三个传教士检查他们的译文。贺清泰神父料充说：“至于责怪变了宗教，中国人一个世纪以前就知道这事了。再说，英国商人带往广州许多有些猥亵的细密画的钟表。”(从英国自澳门向广州运进“猥亵的细密画”，到从香港秘密传入广州，又被讲究道德的人民中国查禁的黄色录像带，真是一脉相承！)

这两位神父向马戛尔尼作出如此这般的解释，是否想消除对他们会在该事端中起什么作用的猜疑？难道他们不会在应朝廷要求翻译英国备忘录时悄悄塞进第七个要求？他们这样就能趁机厚颜无耻地提出一个他们知道不可能被接受的要求导致中国拒绝，以便长期排除英国国教的可能竞争。这种玩弄权术的设想我认为站不住脚。

当马戛尔尼在路上向松筠提出这一问题时，后奏并不否认皇帝的答复超越了国王的要求。特使和大学士的见解不谋而合。相辰．可以想象以索德超为首的葡萄牙传教士给珅出主意，多余地拒绝对方没有提出的要求，——葡萄牙人的猜疑激发了中国人的猜疑。索德超减轻了和珅的慢性风湿痛。钱德明神父写道：“一个外科大夫通过给人看病，可以比所有其他富有才华的传教士加在一起为我们神圣的教会获得更多的保护人。”

美梦破灭

马戛尔尼接到这份敕书犹如挨了当头一棒。他在启程前曾说：“要使人类的知识更趋完善，要不顾我们天性里的缺陷去建设一个幸福的社会，这就不光需要我们同中华帝国间建立起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关系。”但是，这种乐观的冲动却已被粉碎了。

在中国人眼里，这位启蒙运动时代的人只不过是一个低下的商人，一个蹩脚的传声筒。使团耷拉着脑袋回来了，但使团的荣誉却要求不把难以忍受的拒绝透露出去。敦达斯对马戛尔尼下的指示就像是要求保守秘密的命令：要是朝廷全部拒绝，宁愿它没有存在过。应当不予泄露。

像第一份敕书一样，英国人给予其同胞的第二份敕书也是经过删改的译本。1793年11月9日，马戛尔尼从杭卅给亨利·敦达斯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只谈到两份皇帝敕书：“委派常驻北京大使的要求被拒绝。所有其他问题不加具体说明就被简单地排除，皇帝陛下认为泛泛地尽应对我们的商人优加体恤就够了。”

马戛尔尼美好的梦想破灭了，这是多么令人伤心呀！“这是英国派往中国的第一个使团，许多人，首先是我，对它的访华满怀着希望，作为该团的使臣，我不能不感到最痛苦的失望。我不能不为失却了最初的前景而感到万分遗憾。”

人们并没有让马戛尔尼长久地沉浸在这沮丧的思考中。当地知府向他指出水位低了，而且每日都在下降。“皇上对您表现出多大的关心啊！他亲自过问让您尽快动身。几天后，这些河流就不能再通航了。”马戛尔尼也许没有完全了解中国，但是这一次他却没有上当受骗：“这位官员也学会了。”对于皇帝的“关心’，他已经吃尽了苦头。

谢选骏指出：皇帝的关心就是考虑如何盘剥掠夺万民，因为皇帝并不出产任何东西，巧取豪夺、重新分配，是其唯一的社会职能。

【第五十章  一位文人大学士(1793年10月8日—10日)】

沮丧之外，又增添了无聊。通州，都已经见过。船只，也已经见过。然而，马戛尔尼写道：“准备工作还需要好几个小时；但是它们进行得如来时一样认真。”

人们感到他下决心要使自己放心，就像一名观察军官食堂的将军。在普通士兵方面，安德逊则不那么热情高涨。还是一片混乱：“没有人能认出自己原来乘的船。行李还扔在岸上，因为缺少足够的苦力把它们搬运上船。在来时对特使给予的照顾此时都已消失不见了。”托马斯补充道：“我们将沿河而下，但这些船只不如来时那么漂亮了。”丁维提也谈到了仓促混乱的场面。一二船，这位头头就无心再注意周围的事了。

重新找到拒收的马车

码头上出现了一桩怪事：赠给和珅遭到拒绝的那辆马车。它就停在使团下榻的“寺院对面”，“一大群中国人在围着看”。它处境可悲，后来被扔进舱底，经过了中国的各个港口，最终在马德拉斯上岸。这又是一件令人感到耻辱的事。

10月8日，船队解开缆绳。漫长的航行开始了。北方的秋天很干燥；运河和大江的水位大为下降。第二天白天，船只3次搁浅。这就有很好的理由——不仅仅是礼仪方面的——要抓紧动身。

勋爵说，只是到了10月10日下午，“王大人才来告诉我：松筠刚收到皇帝的一封信，他希望告诉我信的内容。过了一会，我见他的船很快向我的船靠拢。”马戛尔尼上了他的船，感谢这位大官在热河皇家园林里客气的接待。松筠告知马戛尔尼：

皇上的诏书责成他保证使团顺利到达舟山，并送使团上船。如果船只已不在舟山，他将陪同使团直至广州。事实上，朝廷刚才终于要求官员如果大船尚未出发，就让它们留在舟山。

随身携带大量书籍旅行的官员

马戛尔尼被吸引住了。人们感到他有些受宠若惊，因为担任内阁成员的六名国务大臣之一竟然劳驾花那么多天时间来陪他。他认为彬彬有礼的松筠同粗暴愚蠢的徵瑞相比有天壤之别。斯当东也对这个“生性谦和”、“为人宽厚”的人赞不绝口。

他富有“文学修养”，这可能有助于“根除他的民族偏见”。这是他所遇到的唯一在“旅途中携带大量书籍”的官员。然而，他是鞑靼——蒙古人。他在袍子外面套着一件黄马褂，表现出“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一天，翻译刚要在他面前坐下，立即被他纠正站起来”。

马戛尔尼终于找到一位水平相当的对话者——因为他的话不再会引起什么后果，所以可以自由表达。在马戛尔尼告辞后半个小时，松筠就来回访。谈话又回到他们在俄国期间有过的经验上去了。松筠奇怪马戛尔尼怎么会在俄国呆了3年。马戛尔尼则费了不少力气向他解释欧洲各国的关系是建立在常驻使节的基础上的。

蒙古人又一次向马戛尔尼讲解中国的礼节。中国只有在重大场合才接见外国使节：如一位皇帝的葬礼、加冕或寿辰，一般是40天，超过40天的情况很例外。只有在皇上龙恩大开时，才允许使团的逗留时间大大超过这个礼仪规定的期限。

“他详细地谈起了中国的风俗习惯；他知道这与我国的完全不同。违反了风俗习惯而不危害国家是不可能的。因此，外国人不应当对此介意。”

马戛尔尼趁机向松筠摸底，以了解清廷对自己的印象。他为自己进行认罪辩护。

他当时对那么多的事都不知道！他肯定没有像希望的那样讨得皇上和大臣们的喜欢。

马戛尔尼想让对方说些恭维话。松筠立即使他放了心。不过，他是这样向主子报告这次谈话的：“奴才传知令该正副贡使至奴才船内，敬谨面宣恩旨。据该正副使俯伏口称：‘我等仰蒙大皇帝格外恩施，因时届冬令，气候渐寒，念我等不服水土，恐河路冻阻，谕令及早回国。我等实在感激不尽。’该贡使等感戴情状出于真切。”

我们又掉进了深藏两种真相的井里。

大学士走后，乔大人和王大人两位老搭挡来了。他们又为其君主的宽宏大量唱了一番赞歌：提供了40艘帆船，1000个民工，从8月5日以来，每天花在食品上的费用就达5000两银子。马戛尔尼折算了一下：“5000两银子，即1500英镑”。他怀疑这么多钱是否真正花在食品上。他记得乔大人说过山东遭受水灾的农民是如何得到赈济。皇帝发放了10万两银子。“第一位官员扣下2万，第二位扣了1万，第三位是5000，以此类推，最后只剩下二万两给了可怜的灾民。”马戛尔尼想：“中国人枉为孔子的信徒，他们在本质上同西方人一样，并具有相同的弱点。”也像今天接受援助的许多民族一样。

拉犁的男男女女

10月1且日，马戛尔尼写道：河水很浅，纤夫拖着船只在河底行走。另外，早晚越来越冷，尽管中午时分依然很热。

我们的旅行家们自北向南穿过中国，见到了各种气候和作物。这里主要种高粱——中国人的大多数烧酒都是用它来酿的，包括茅台酒。小斯当东以其敏锐的眼光进行观察：“10月11日，早上很凉，顶风。我们来时见到的谷子现在都已被收割干净。在这些地里已开始种新的作物。”孩子为之惊叹不已，但这里的集约耕作是同人口过剩连在一起的；他在英国从未见到过这种景象。

高粱是16世纪由埃塞俄比亚经缅甸传入的，它在人口大量增长的中国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同一时期，葡萄牙人通过澳门从美洲引进了玉米的和白薯。安南的大米传入福建。这些新的作物扩大了耕地，带来了两季收获，增加了产量。大家忘了美洲的发现和远洋航行给中国带来了也许同欧洲一样多的好处。从16到17世纪，中国的人口似乎从8000万增加到1．6亿，而到乾隆统治时期又翻了一番。“土地处于连续耕种的状态；因此使用最简便的犁耕地就行了。如果土壤很松，男女都可以拉犁。”

灌溉是最为发愁的事。通常打开水闸即可：河流和运河的水位高于地面。但是，水位过低时则出现相反的情况。中国人的无限的耐性就弥补了这一点：“两人面对面地站在两块地上：每个人手里拽着两根绳子，绳子系在一只桶底不透水的水桶上；他们将桶汲满了水，然后将桶像秋千似的晃出去；当晃的力量够大时，水便注入田埂另一边的蓄水池里去了。”

讨人喜欢的松筠

10且12日，同松筠又进行了一次谈话。托马斯写道：“我们登上了将全程陪伴我们的大官的船。他给我们读了一封皇帝的信，其大意是我们在整个旅途中应当受到良好的照顾。”听说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同他的船仍在舟山。对马戛尔尼来说这是个好消息：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有希望收到他10月4日的信。对中国人来说也是个好消息：使团越早上船，他们便越早放心。

还有一个好消息：英国人被允许上岸散步——帆船的速度比人步行还慢。但是，乾隆的命令是明确的：“不令该贡使随从人等上岸，亦不许民人近船观看。”松筠因此承担了违犯圣旨的责任，不过仅仅是允许他们在没有百姓居住的地方。对这种随便违背正式命令的做法，松筠只是在几天后才向皇上报告：“该贡使曾向奴才言及，内河船窄，久坐船内易生疾病，意欲间或登岸随舟行走几步等语。奴才因其所请尚近情理，业已饬知管船员弁只许伊等白日在沿提清静地方偶而随船散步。该贡使人等遵守约束，词色之间颇知感念。”乾隆同意了这个建议。

托马斯记下了这个建议的局限性：“在离天津上游1英里处，我们停了半小时。

我们在与一所寺院毗邻的一个小花园里活动一下双腿。”在穿过天津时，英国人又重新被关进了帆船。

马戛尔尼有了信心，便又提起他的使命的“主要宗旨”：“使英国商人得到皇帝的保护和厚待。”

松筠急忙回答说皇上已下令要宽容对待所有在广州的欧洲人。马戛尔尼还想知道得更多一些。英国商人是否能了解皇帝赋予他们的权利？尽管松筠随身携带着大量图书，但他似乎不理解“权利”这个概念。马戛尔尼坚持问道：商人们是否还会不经说明就给课以越来越重的关税？他说：“如果不停止这种敲诈勒索，每年有60艘大货轮驶入广州的英国贸易今后只得放弃。”松筠答道：“要知道，税率随时要根据情况作些调整。”他承认东京湾和西藏的战争加重了征税。现在战事已经结束：和平应当使税收减轻。

终于进行了一次真正的对话

马戛尔尼在日记中没有写他还谈了英国追求的其他目的：为它的贸易开放新的口岸；拥有第二个澳门。马戛尔尼认为：除了英国自己开辟商埠外，别无出路。而松筠则认为除了为葡萄牙开辟的商埠外，没有其他进入中国的通道。无论是宁波、舟山、天津，还是其他地方都不会允许通商。特使应该去掉一切幻想。

然而，自从马戛尔尼来到中国以后，他第一次感到是在进行一次真正的对话。

他可以像一位大使在欧洲某个首都一样花上几个小时同一位国家要人讨论他的事务。

能在好几个星期中接近6位主要大臣之一、乾隆和和珅的日常谈话者，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他现在终于能够谈起他出使的具体目的，而不是听凭别人安排，成为一次表示效忠的低三下四的行为。

错误的“使命”——依中国人之见，即完成礼仪的使命——完全结束了。他可以开始进行实质性的谈判。真正的“使命”——接西方的见解，就是现实的使命——开始了。

谢选骏指出：满狗为何拒收马车礼物？因为自卑——眼不见心不烦？或是因为鸵鸟政策——掩耳盗铃？

【第五十一章  天朝文书(1793年10月11日—15日)】

延缓执行圣旨者杖五十。逐日增加，可至杖一百。——《大清律例》

松筠竟迷住了马戛尔尼。特使为在热河和北京时他未作为中间人而直遗憾。勋爵也一度想过：“如果他是在愚弄我呢？”“不会的，他表现出真诚和友谊。他要是不真情实意，那他就是世上头号伪君子。”他必定具有很大的魅力。十几年之后，他当了广州总督，他仍然迷住了东印度公司的代理人托马斯·斯当东爵士，当时他已长大成人，并称松筠为“好朋友”。

天朝文书表明马戛尔尼对正直的松筠和讨厌的徵瑞所作的区分完全是想象出来的。英国人天真地认为天朝官僚机构是由好人和坏人组成的。好人帮助伦敦的意图的实现，如直隶总督、梁肯堂或大学士松筠；坏人则极力使伦敦的目的实行不了，如钦差徵瑞或福康安将军。然而从他们的奏析看出只有神圣陛下的臣仆，只是分寸不同而已——因为还有“方式方法”的问题……

当西方人在20世纪同极权制国家打交道时，这种幻觉仍然盛行：他们试图不断地从中区分出“鹰派”和“鸽派”。这些政权则维持这种神话。

“十足的伪君子”？如果说不泄露密令就是虚伪的话，松筠确实是个伪君子。

他避而不谈他受命在必要对动用军队弹压英国人之事。但是他也奉命“不要稍露形迹，致涉张皇”。要严守秘密：让夷人自我暴露，而自己则什么也不要泄露。

但是最后档案暴露了一切。在读过英国对这些交流的说法后，我们现在来看看中国的说法。先是用套皮头花剑进行的绅士式的细腻的决斗，到10月11日给松筠和有关督抚下达了下面的谕旨：这就是大刀砍杀了。

“原船当在宁海停待调治患病之人。并查出从前该国夷人曾在浙江贸易，现已密行骁谕铺户严行禁止。该贡使等经赴浙江乘坐原船回国，较为简便，较之赴粤可省过半路程。松筠务须会同长麟，妥协办理，勿任借词稍有逗留。

“夷人等欲在宁波置买货物一节，惟当凛遵约束，按例置买茶叶丝斤。长麟查出从前乾隆二十一年该国夷商曾至宁波贸易拖欠铺户银1.5万余两末偿，已密谕铺户等以前事为鉴，毋庸与之交易，借可杜勾引之弊。此事向未闻之，长麟所查甚为周细。

“若该贡使等向松筠恳请置买物件，当谕以尔等夷船现在宁波停泊，已准就近酌买茶叶丝斤，其沿途经过地方不得再行买物，致违天朝体制。

“浙江人郭姓从前曾经勾结夷商，今已病故，伊子郭极观已经严行管住。著即派要员伴送由别路进京备询，不必全带刑具。”还算运气。可怜的郭。

皇帝与奴才的对话

松筠10月13日从天津回复这个诏书时详细叙述了前一天他与马戛尔尼的谈话内容——英国人认为这次谈话非常鼓舞人心。他的陈情书将在15日被荣幸地加上未批。

“该正副贡使免冠屈膝恭聆恩旨。口称我等曾于何地上船放洋事踌躇再三……

令蒙传旨知浙江留船俱未开行，我等寔感激不尽。

“该贡使出至舱外，复转入舟中向奴才述称：“我等意欲沿途经过镇市买些物件。”该夷使贪冒成性。

——小器可笑，朱批写道。

“奴才当即遵旨，谕以内河经过地方，天朝体制，此等处贸易商人向不与外国交易。

——所阻止甚当，乾隆批示。

“该贡使听闻之下点首凛遵尚知感畏。奴才经过各处时亦总不令该贡使随从人等上岸，亦不许民人近船观看。

——好，圣上指出。

“奴才到浙会晤长麟即催令放洋回国。不令与牙行铺户人等经手，致启奸商勾结之事。

——甚是！不可姑息，皇帝强调。”

这不是一份报告，而是给皇上的一面镜子。乾隆喜欢在其中见到自己的形象。

与此同时，还有奏折呈给皇上。一份来自广州，出自巡抚郭世勋之手，送到北京时是10月底：“一得该贡使等到境消息，即派拨文武大员多带员弁兵丁列营站队，旗帜甲仗务令严整以壮观瞻。夷人性情诡橘，难以深信。侯其到粤时，如有妄行渎请之事，当严加驳饬。”

第二份是两江总督长麟的奏折，它将于18日送到北京：“江南境内营讯墩台已饬预备整肃，足壮观瞻。臣复密札经过所属道府将备不动声色，严肃弹压，俾该贡使知所畏慑，不敢少有逗留。臣仍遵旨不与该贡使接见。”

为了驱逐这些讨厌的人，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在巴黎，办事更为迅速。玛丽——安托万内特的案子10月10日开始审理。而16日她就上了断头台。

谢选骏指出：英国人、法国人斩首君主，变成世界强权；中国人至今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不成气候！

【第五十二章  劳动和日常生活(1793年10月17日－18日)】

四民之中，惟农最苦……水旱、霜雹、蝗蜮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已有。——司马光，11世纪

10月13日，当英国人回到天津时，比去的时候吸引了更多的人。他们挤在河的两岸。霍姆斯估计有200万人。使它感到惊讶的是一个手持鞭子的土兵，甚至只要见到官员就可为使团开出一条路来。“中国百姓一声不吭，便让出一条通道。他们习惯于这样完全顺从，稍有违抗就会即刻遭受十分严厉的惩罚，所以他们从来不敢进行任何抵抗。”丰盛的食品摆放在丝绸和锦缎的桌布上。它们很快就被搬到船上。

进城后不到3小时，船队就又重新出发了。

两头母牛和英国茶

途中，一只帆船里上了两位不速之客——两头母牛。在中国，除了鞑靼地区外，牛奶仅用来哺乳牛犊。然而英国人却喜欢在他们的茶杯中倒上少量的奶。他们现在有鲜奶了。

在被粗暴地撵走后，如此的体贴使马戛尔尼陷入了沉思。“难道这正是因为他们想让我们空手而归？”这一时的清醒并没有持续多久：“他许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并希望转变态度？”松筠显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出了天津，船队避开他们来时走的左边那条河流；他们取南边一条更大的河道，即把收获的粮食作为贡赋运至皇帝粮仓的“运输之河”，这条河也叫“御河”，它是雄伟壮观的南北交通要道、统一中国的大动脉大运河的第一段。

10月16日，小斯当东写道：“该地种满了树木，村庄点缀其间。河流蜿蜒曲折。

两岸呈坡面形以防水灾，由于地面比河面低，水灾还是经常发生。”天文学家写得更为具体：“河流蜿蜒曲折有时绕成一个完整的圆圈；由于水运非常繁忙，船只给人以漂在陆地上并通向四面八方的奇特印象。”

由于水流湍急，每条船20来名纤夫还得使出很大的劲。河岸逐渐增高，绿树成荫，煞是好看。村庄秀丽如画，田园规划整齐。每隔三四英里便有一条小运河通向内地。岸边有兵士列队欢迎英国人：“兵站之间仅隔数英里。他们保护来往客商免遭盗匪的袭击。”这是一连串兵站中的头几个。事实上，盗匪的历史同中国的历史一样悠久。我们的一位传教士说：“偷盗行为很多，但是很少发生为掠物而杀人的事。”巴罗说“有时大群盗匪威胁到人口稠密的城市”。根据传统的说法，冬季不利远行，因为沿路盗贼猖撅。而有了兵站，盗贼就得谨慎行事。

朝廷惊慌

英国人试图从甲板上捕获有意义的景象，以逐渐构成他们对中国的看法。他们的观察随着纤夫缓慢的速度而移动。在此期间，中国的官僚系统却忙碌不停，信使策马加鞭，文书往返不断。皇帝激励高级官员提高警觉，后者则回答：“时刻准备着！”

这就是10月15日的情况。使团由松筠引导过了天津，溯御河而上。在舟山群岛，5艘英国船只仍然停泊在定海。但是，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由于得不到马戛尔尼的消息——他尚未收到10月4日的信——将于第二天动身。在北京，无论是皇帝还是和珅，就像在帆船上的松筠和使团一样，对此都一无所知。

在舟山隶属的宁波府，新巡抚吉庆刚一上任便忙碌起来。他的前任长麟已经上路奔赴广州担任新职，但突然又中途折回：乾隆要他回到浙江帮助松筠和吉庆监视使团在舟山启程。

10月15日这天，皇帝向官员又下达了新的指示。要不断保持压力。他在拿破仑之前就笃信“最有用的修辞法就是重复”，他不厌其烦地重复他的命令：“该贡使等见小贪利实为可笑。尔等需买茶叶、丝斤业奉恩旨准在宁波置买，外夷在内地购买物件，若令其自行交易，诚恐人地生疏，铺户等不无居奇苛刻，且奸商市侩易于暗中勾结，是以不得不派员为之经理，但伊等贸易之事，若竟官为经手与之购办说合，则似伊等私事官为承办，不足以昭体制，惟当令派出官役带同铺家持货至贡使前，令其自行交易。

“不妨令该贡使等在船顺道观览，俾知天朝富庶，只须留心防范，毋使借词登岸逗留。总须于严切之中仍寓怀柔，俾其知感知畏，方为得当。”

这个计划庞大，但不论是在引起畏惧，还是让人感激方面都没有到达目的。

同一项命令还解决了悬而未决的人事问题：“直隶原派道员乔人杰、副将王文雄照料该贡使团较为熟悉，一同至浙，可期得力。徵瑞可庸令其前往，批谕松筠自行酌定。”实际上，他在进入山东省界时，悄悄地没有告别就离开了英国人，英国人当然也不会对他唱任何挽歌。

任何商人都要受到怀疑

第3天，10月17日，从浙江送来新巡抚吉庆10月10日发出的奏折。乾隆加了朱批。以下是皇帝和官员的对话，后者显然很积极。

吉庆：该夷船五只现俱在浙等候并未开行。

乾隆：好。

吉庆：臣至沿海地方严防口岸，振作营伍，备蒙圣主训谕周详，无微不烛。除预备贡使过境饬属，整肃军容，俾知畏忌；并商同提督镇诸臣督率将备认真操演水师。其各岛屿形势，将来夷船若至宁波等处私行贸易，自应即行驱逐出洋，断不容令其登岸。如有内地汉奸勾引，尤应严行禁绝。

乾隆：是。此直与松筠酌办。

吉庆：臣伏思汉奸勾引之由皆系贸易渔利而起，现经长麟奏明查禁商侩经纪人等交通买卖，臣复加申禁。

乾隆：因其(长麟)细心，令其回浙，三人同办，自然诸事合宜。

吉庆：臣固不敢稍存疏懈，亦不敢过涉张皇，以致内地民人心十疑惧。

乾隆：更是。10月16日，当“狮子’号违背了皇帝和使团的共同愿望离开舟山时，英国人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的内河航行。马戛尔尼从北京发出的信件，由于检查而被耽搁，尚未到达“狮子”号；而朝廷的反应过慢——直到8号才下令——，因此命令未能及时传到锚地。

阿瑟·扬的农艺问题

这位18世纪的英国人热衷于进步；尤其是农业方面的进步。他时刻窥伺着新技术。在这方面中国享有无穷的声望：大家知道这是个富饶的菜园和粮仓。

阿瑟·扬交给马戛尔尼一份关于中国农业和地产结构的详细调查表。在法国大革命前夕，这位著名的学者曾对法国农村进行过观察；他现在想了解中国的土地租约、耕地面积和作物产量。如果可耕面积的收成比欧洲高，为什么穷人还要吞食老鼠、狗和动物尸体呢？专制政权能够促进农业发展吗？规定价格难道不是缺粮的原因吗？他们用什么工具耕作土地？他们如何拉犁？如何提水进行灌溉？养蚕种的是何种桑树？他们如何施肥？粮食如何脱粒？这位知识渊博的人士提出的更为叫人吃惊的问题是有关一年剪两次毛的陕西绵羊，给人口稠密地区造成困扰的大象，用来改良土壤的穷人的尸首……

当乔治爵士看到中国种植小麦的完善方法时，他的惊愕程度不亚于阿瑟·扬在4年前见到法国种植小麦的落后状况时表现出的惊讶程度：“土地干旱；然而小麦长势良好，已有二英寸高。种子被撒在由播种机划出的整齐的垅沟内，这种方法英国不久前才试用。”中国人不采用用手撒种：撒种者的漂亮动作会浪费过多的种子，以至“麦苗有些地方长得过密，而在别的地方又长得过稀”。

“一位使团成员估计中国使用播种机节省下来的粮食足够养活英国全部人口。”

先把这种估计一笔带过——使团里不乏专家学者。这种估计尤其突出了联合王国和天朝帝国之间极大的人口差异……如此多的小麦——却没有面包。至少没有我们那样的面包。但是有馒头，它的形状如同圆的炸糕，是用蒸水蒸熟的。我们的英国人大为吃惊地发现：在马可·波罗500年前带回制作的方法后，中国人，尤其是北方的中国人仍在食用面条、通心粉和细面条。

小土地所有者的喜悦

斯当东观察到中国人感到为难时就笑：我们称之为“苦笑”。不过，他在这里找到了一个经济学的解释：这也许是一种叫“小土地所有者的喜悦”。这是指责英国通过兼并而形成的大土地所有制的大好机会：“收获给农民带来了喜悦；他们似乎了解到只是在为自己而劳动。大部分农民是自耕农。在他们中根本看不到那种贪婪的英国大地主，后者通过垄断和狡猾手段企图使可怜的佃农破产。”

简直可以说这是一篇竞选演说。远方的谎言拆不穿：许多中国农民实际上是佃农，他们只耕作几十亩地。这实在是仓促下结论的危险之处。斯当东贬低他所非常熟悉的英国社会。他把中国的农村理想化了，但他却只是个匆匆的过客。用一句中国谚语来说，他是在“走马观花”地看这些农村。他周围的中国官员肯定会让他保持这些有利于中国的见解的。

无论是马戛尔尼，还是斯当东都没有觉察到18世纪中国的贫困化。仅在乾隆统治时期，中国的人口几乎翻了一番，甚至还多，在60年里从大约1．5亿和1．8亿之间跃至3．4亿。

无论耕地面积，还是生产力，都没有相应地跟上。在1685年，人均耕地为三分之一公顷——即维持生命的最起码的数量；到1793年，人均耕地降为七分之一公顷。

中国人试图用越来越集约的经营方式来应付挑战：手工插秧，灌溉，刨茬子。这是维持生命的问题。农民越来越穷；起来造反的人越来越多。所有这一切都小心翼翼地向马戛尔尼隐瞒了。他见不到人口过剩和已经出现的不发达状况。吃的已不仅是粗茶淡饭，而是吃不饱的问题。他看不到在中国不像在联合王国那样，人口的增长同经济的发展相吻合。在西方，确实发生过工业革命初期贫困加剧的现象；但是，随后贫困消失了。在中国，在人口膨胀和停滞不前与仅局限于农业的生产间有一条鸿沟：它反映了中国社会已卡住无法前进了。马尔萨斯认真读了斯当东的书，很好地提出了这个问题。1793年，中国尚未遭受大的动荡；但是，它的繁荣已经结束：这是衰落前的鼎盛。

斯当东自欺欺人。小土地所有者的喜悦吗？他似乎对高利贷的危害一无所知，尽管毛泽东的史学界对此大加夸张，但这些危害确确实实存在过：放高利贷的官员、土地霸占者造就了这些无地的农民群众，使他们站在太平军、义和团，后来是毛的一边进行斗争。

英国人“轻信”了官方的说法：即神授的君权保证所有人享福。而传教士后来读到斯当东的记叙时，对他仓促作出的某些判断不免挖苦起来。他没有看到人民遭受着越来越多的不平等，这就导致出一个越来越警察化的体制。社会的动荡不安足以说明旗人为什么惧怕对外开放：乾隆及其官员出于集团的利己主义只是害怕失去他们的绝对权力。官员们不能自主，他们被关闭在如同蜂巢般的不可改变的结构中；而他们也禁止自身之外的任何自主：不能让一个商人、一个种植者去干任何违反围于陈规戒条的官僚等级制度所规定的事。当马戛尔尼发出了西方入侵的预报信号时，帝国的领导集团——即善于组织为自己服务的文官政府的军队中的少数旗人——处于守势。除了通过无节制地征收欧洲商人的税收使自己致富外，中国没有对付欧洲的战略……

看鸭子的小女孩

当斯当东不想提出什么理论而一味描写时，也许我们可以对他表示更多的信任：“村里的房屋为了避寒都由一层厚厚的高粱秸搭成的篱笆围着。墙是用经过太阳晒干的土坯或抹上粘土的柳枝做成的。屋顶上盖的是稻草或带土的草皮。屋间用隔扇分开，上面挂着画有神像或写着格言的屏联。”

每座茅屋前都有一个菜园子和小饲养场，“人们饲养猪和家禽，特别是鸭子。

人们把鸭子腌上晒干，然后送到大城市的市场上出售。人工孵鸭蛋长期以来就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

在中国，看守鸭子的小女孩同欧洲传统里的牧羊女一样普遍。巴罗在往南一些地方看到一个奇特的景象：“人们通常让孩子放鸭。一条船上数百只鸭子挤在一起，它们听从哨声。听到第一声哨，它们便跳入水中，再爬到岸上；听到第二声哨，它们又回到船上。”今天同昔日在满清统治下一样，中国农民住的是破砖房或用木板和土坯建的简陋小屋，房顶上铺着茅草或瓦片；还有人穴居在黄土窑洞中。我们的旅行家对饲养场和农作物的描述似乎也适合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两个世纪的动乱竟未能改变一幅具有千年历史的图画。

看不见的农村漂亮姑娘

坐在家门口用纺车纺棉花或忙于收割的村妇都长得粗犷。无法将她们同男人加以区别：“她们的脑袋又大又圆；她们的身体完全裹在宽大的长袍里。她们穿着肥大的长裤，从臀部一直拖到脚上。”

旅行家们略作解释：“这个国家里有着这种习惯，它使得生活在社会下层的美女越来越少。富人或地位显赫的人把所有14岁的漂亮一些的女孩都买走。使团的几位主要英国人都见过几个这样的少女。他们十分欣赏这些美人的红润面色和优雅的风度。她们不必在田野里劳动。”最近的研究证实了这个习俗。留在农村的妇女是经过这种筛选后留下的大量剩余物资。

谢选骏指出：根据“三个种族的特性”的实证研究，“回到平均值”是种族内部遗传的基本规则；所以下一代丑女又会可能生出美女来，而美女常常也会一代而终。

【第五十三章  “破坏夷船”(1793年10月18日—20日)】

置身这布满设防城市的平原地区，人们还以为是在荷兰。冬天临近。托马斯写道：“谷物由于寒冷已停止生长。”据马戛尔尼的纪录，这里温度变化很大。他认为这是中国人死亡率高的原因。他包在估计通过出售质地高的英国羊毛可获得的利润，以及通过贸易刺激经济发展可为中国人带来的好处。

王大人和乔大人承认在这些省份经常有穷人冻死：冬天对于数以千计无过冬的寒衣的穷人来说是个致命的季节。“他们家里没有炉灶；有时在屋里生个火盆，但散发出的暖气持续不了多久。”今天仍是这样：冬天，中国人宁可多穿衣服而不生火，他们通常穿二件，甚至四件毛衣。

河流不穿过城市或村庄，因为怕它们泛滥，城镇建设在离它们较远的地方。经过一星期单调的旅行，天文学家感到了厌倦：“与罗纳河或泰晤士河相比，从船上见到的景色十分单调。”小斯当东则对一切都感到好玩：“我们从未见过一条河流像这里一样蜿蜒曲折。”

唯一出的事故发生在拉纤的途中：“中国官员强迫一大批人来作拉船溯江而上的苦差使，但给的报酬很少。因此，许多人都跑了。官员喜欢在夜间换班，这样可以让正在酣睡的村民无所准备，把他们像在窝里的兔子一样抓定。一个头头手执鞭子，让村民们俯首帖耳，就像对待安的列斯群岛的黑人一样。”10月18日，英使一行到达德州，受到士兵列队欢迎，岸上乐声震天，旌旗飘扬，灯火通明。

在蓝布衣服下

这天，托马斯写道：“今天早上，我们进入山东省。在省界，鞑靼族钦差和另外几名官员离开了我们，又来了几位顶替他们。”山东至今还是最富裕的省份之一，然而也是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当地人离开本地前往关外寻找比较宽裕的土地。

这天正值满月。“整夜都在进行宗教庆祝活动：炮声，喧闹声，音乐声，100多面大鼓响彻云霄；还放焰火和烧香。”巴罗还嘀咕说：“这些音乐中，谁的乐器发出的声音大，谁的演奏就越有价值。”赫脱南认为“中国人缺乏音乐感。”这也正是中国人对使团里的乐师的看法。

在河的两岸，小麦、高梁和烟叶的种植面积很大；托马斯记道：尤其英国人看到的一望无际的棉花地。但由于大部分中国人都穿布衣服，中国的棉花生产尚不能满足需要，所以要从孟买进口。这是东印度公司进行官贸易的最重要项目，公司用棉花来换取从中国运往欧洲的茶叶、丝绸和瓷器。

斯当东进一步指出：“在棉田附近种有靛青植物，它的颜色用来染棉布，所有老百姓都穿着蓝布衣服。”人们是否还记得，1956年《世界报》记者罗贝尔·纪兰大胆地把中国人比作为“蓝蚂蚁”，因而激起了我们的知识界的义愤？萨特和博瓦尔把这一小批人带到互助大厅，对这个肆意侮辱英勇中国人民的无耻之徒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自古以来中国人就身穿蓝布衫，并心甘情愿地自称“蚁民”。此所谓：“吾自卑贱吾自愿，然勿容人欺。”乾隆年代同明朝一样，蓝布衫已经成为劳动大众的制服。在革命后，这种穿着更为严格，发展成所有人都穿得一样。直到邓小平上台后，穿蓝布衣服的人才少起来，尤其是在夏天，先是女性，然后是男性也纷纷效仿，中国的服装才进入了一个绚丽多彩时代。

腐烂的尸体

马戛尔尼记道：在靠近大城市的地方，河流沿岸都有占地很多的公墓；这种对死者的敬重给斯当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天津城后有一块一眼望不到边的沙土平原，上面布满了小坟堆，其数无法估计。这是一块公共埋葬地。中国人十分尊重死者，地面上只要有一点葬过人的痕迹，别人就不敢在那里再挖一个新坑。”

事实上，破坏坟墓会引起鬼魂的愤怒。中国人就是害怕游魂。中国的文学作品中有大量关于冥间孤魂野鬼来纠缠子孙的事。活人也可以报复：古今中国都有捉弄恶鬼的故事。把棺盖揭了，鬼就无法再回到棺材里去了。有的鬼专门纠缠家中的男孩，因此就把男孩打扮成女孩来骗他们……霍姆斯嚷道：“他们埋葬死者的方法使我们感到厌恶。”如何来解释这点呢？奇怪的是，中国人的坟地并不总像他们的花园那样照顾得好。“有时能见到数干具棺材完全打开着，里面的尸体已腐烂。有些棺材只有一半理在地里，另一半上面盖着稻草。”这些无人管的死者都是穷人，他们的后代，——如果他们有后代的话，——没有钱为他们修一座像样的墓穴。可怕的悲惨景象。

在迷信和崇拜之间

马戛尔尼注意“民众极其迷信。他们严格按照吉日和凶日的划分办事。许多中国人，甚至最有地位的人，都参与算卦、看手相和占星术”。

巴罗说，算命者在各省串来串去，挨家挨户地为人算命，以此谋生。“他们到一个地方先吹笛子。任何需要算命的人就把他们请到家里。他们先问要算命的人的生辰八字，然后便为他占卜算命。”斯当东嘲笑说：“(中国人)同意大利人一样迷信。”这同欧洲人心目中的具有儒家智慧的中国人这一形象完全不同。又是一个神话破灭了。

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总有一些驱凶择吉的做法。什么做法呢？比如一对逃跑的恋人爬上房顶，手里拿着一注香，“以便驱走讨厌的鬼魂”；又如关心地提醒死者，当有人给棺材钉钉子时，不要被槌子的响声吓怕。或建造之字形的桥，以使恶鬼撞上栏杆而跌入水中……希腊人在死去的亲人嘴里放一枚钱币以便支付过冥河的通行税。中国人则把一颗玛瑙或玉珠放入死者的口里，为的是让他顺顺当当地进入冥府。

同一个风俗被传了下来。

简朴而好赌

马戛尔尼发现越往南走人口密度越大。“大量妇女混杂在男子之中；漂亮的不多。她们完全同男人一样在地里干活。”这是劳动时的平等，一种不间断的劳动：“中国人没有固定的休息日。他们的繁重劳动不允许中断。”没有星期日；很少有停工的节假日。

这种看法并不是一种批评。当时的现实是最新派的欧洲人希望平民不停地工作。

某位工业资产者于1793年写的一篇陈情书中说：“我们常常为泛滥成灾的节假日而叫苦不迭。”这是宗教改革运动和反改革运动以来一直有的陈词滥调。“如果允许在这些日子里工作，一切都会好得多。现在是男人酗酒，而牲畜在挨饿。如果仅在星期日和1年的4个节日里不干活，我们的家庭将会太平得多。”

巴罗很欣赏中国的节日少，并过得很育单：“新年以及连着的很少几天是民众仅有的节日。那一天，最穷的农民也要让自己和家里人穿上新衣。每个人都去亲戚家串门。”

这种格勒兹式的看法是否有点田园诗的味道？皇帝利用新年举行亲耕典礼，百姓在这天大吃大喝。他们用犀牛角制成的酒杯互相为健康而干杯。“大家互祝寿比南山——万万年！”“如胶似漆难分离。”

但是，熟诸本国民众嗜好社松子酒和啤酒的这位伦敦人通过对比不无道理地认为中国人‘朴实并讲道德”：“比起同一工种的欧洲人来，中国人更能长期坚持工作。他们很早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父母监督他们的时间很长。他们早婚，很少有放荡的邪念和染上那些影响生活源泉的可怕疾病。”这又是多少有点理想化的看法。中国人也爱喝酒。

观察别人也是在镜子里照自己的一种方式。斯当东的清教主义并没有受到儒教的诱惑，而是要帮助自己说教。同一时期在广州对中国人进行观察的一位法国天主教徒提出同英国新教徒一样的结论：“持续不断的劳动保持了中国人的体力，并防止他们受到情欲的缠绕。他们不知爱情；野心在他们身上几乎见不到；贪财是普遍的，但是它刺激竞争，发挥技能和促进工作。”

不管怎样，儒教留下了无法消除的痕迹。尽管毛时代的寺院式的严格控制放松了很多，最近中国当局仍自豪地宣布在中国除了外国人外没有发现爱滋病例。

然而，中国人有一个恶习：赌博。巴罗指出：“中国人在分手前总是试图通过完全凭偶然性的赌博来碰碰运气。”这个例子经常被人引用。古伯察神父也曾提到：“帝国的法律禁止赌博，但是执法根本忙不过来，以至中国就像一个巨大的赌场。”

中国人也强调指出这一民族特性：“多少人因赌钱倾家荡产，堕落变坏，种下了祸根”。

宁波的潜水破坏者

10月20日，皇帝又记下了与松筠文书来往的日期：“九月十一日又寄信松筠等，令英咭利国使臣在船顺道观看，谕旨系由六百里发往，约计十三日可以接奉，若即具折复奏，约十八九等日可以奏到，至松筠需十月半前方能抵浙，与长麟等会晤，所有交办事宜，若于十月二十前具折复奏，约于十月底可到。”

皇帝就是这样在他辽阔的帝国监视着有关他的命令、被撤销的原命令、对前者和后者的反应以及一切执行情况的书信交错往来，考虑着坐船或骑马送信所需的时间。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机构……在某种意义上，欧洲迷恋中国是很有道理的：有哪个国家能比中国治理得更为清明呢？

同一天，乾隆收到了长麟10月16日的奏折，当时他尚未收到让他折回舟山的命令，仍在去广东的途中。根据5日颁布的谕旨，他下令沿海各地处于戒备状态。以下是“奏折和朱批”之间的对话，即中国官员和皇上之间“远距离会议”的纪录：“英咭利国以僻地远夷目睹天朝法制森严，谅不敢妄行滋事。今既蒙皇上烛照夷奸，自应领为筹备。臣思水师所恃者弓矢枪炮，而夷船亦复枪炮具备。似宜另筹一制胜之道，伸其所知凛畏。臣于本年夏间访知宁波府素有疍民能在海水数丈之下寻觅什物。此等人若能招募为兵，虽无别技可用，即其入水锯舵，俾匪船不能转动而攻取操纵，悉惟我用。

——备而不用可也，想不必至此。皇帝批曰，虽带鼓励语气，但又十分谨慎。

“似亦水师制胜一端。臣屡次谆嘱知府克什纳设法招募，惟此等人情愿入伍食

粮者甚少，缘伊等捕渔较入伍食粮之利多。

——自然。

“但以臣愚昧之见，水师营内果得此兵，是一兵，即可作数兵之用。每招募一人即给与双份战粮。

——亦恐不副其愿。

“如有拨给别省别营者每名给予安家银二十两，如此办理则疍民自必贪利踊跃弃业归营，是不惟可以制胜夷船，亦于平日海洋捕盗大为得力。臣言是否可采恭候圣明训示。”

在中国这个完全靠习惯办事的国家里，一名巡抚明白他不能主动去破坏外国船员。至于皇帝，他一方面不阻止巡抚去训练疍民，另一方面也明白自己的责任，所以让对方在接到自己的明文指示前不得采取行动。多么好的一堂国家管理课。

谢选骏指出：人说“乾隆年代同明朝一样，蓝布衫已经成为劳动大众的制服。在革命后，这种穿着更为严格，发展成所有人都穿得一样。”——我看这再次证实我所说的——“清朝就是后明，中共就是后清。”

【第五十四章  “皇上对任何变化都表示怀疑”(1793年10月21日—23日)】

10月2且日，冬天降临。托马斯写道：“在夜间甚至结了冰。”马戛尔尼对皇帝给国王的两封信进行了一番思索。为什么第二封信要拒绝一个关于布道自由的虚构的要求呢？既然松筠不规避问题，那就应当同他一起对这封言词严厉的信作出满意的解释。

他与松筠首先谈的是敕谕里有关把英国的要求归咎为大使个人提出的那些措辞。

他这样说就超越了他的使命的权限：对于一位使臣来说，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生气的了呢？松筠让亲手抄写皇上给国王信件的书记来回答。这位年轻的官员解释说，这是朝廷对不能予以满足的要求采取回避态度的一种技巧：根据中国的礼貌，不能让外夷国君遭到拒绝。“在这种情况下，就认为从来没有提出过这个要求；或者贡使犯了主动提出这个要求的错误。”马戛尔尼则不管这解释：“在土耳其人进攻时，路易十四本人不是主张不是对任何人都可以申辩荣誉攸关的事的吗？”对于马戛尔尼把自己比作路易十四，我们并不感到过分惊讶。但有趣的是他把中国人比作土耳其人。

对于第七项自由——布道自由——，松筠回答说朝廷认为英国人同其他欧洲人自然一样，也是自己宗教信仰的热心传播者。马戛尔尼反对说：英国王室对中国人改变信仰问题毫不在意；在广州的英国商人从来没有司祭相随，使团也是如此。传播信仰同他们不相干。

马戛尔尼重新谈起第一份敕书，他感到吃惊的是里面的主要内容竟是设法拒绝建立常设使团的建议。为什么不提贸易问题呢？而为什么第二份敕书又怀疑英国人谋求特殊利益？“所有的欧洲人都抱怨广州当局对他们作出刁难。”需要尽快解决这种情况，否则贸易将濒临绝境——而中国将为之后悔。勋爵反复谈这事。不是只有中国人才一再重复其主人的话。

松筠安抚马戛尔尼：“陛下的敕书仅仅是重提一下帝国自古以来的惯例以及皇上严格遵守它们的决心。皇上对于任何形式的变化都充满了怀疑。他拒绝英国的要求是因为它们将会招致他无法接受的革新。但是这对英国的利益并不意味着有什么恶意。相反，人们将很快可以看到陛下对在广州的英国人非常友善。”

另外，中国政府的制度给总督留有相当大的主动权；具体说，作为皇亲国戚的长麟在广东能左右局势：他的廉正和礼貌应当给人留下极好的印象。他受命结束外国人在广州遭受的一切不公正待遇。

马戛尔尼抓住了这个机会。难道不能把这些好话白纸黑字的写下来吗？他一心想把一份中国的承诺带回伦敦。松筠提出礼节问题加以反对。使团的使命已经结束：朝廷和特使之间不能再进行任何书信往来了。

松筠拒绝了客人的要求，但又设法要宽慰他一下，就引用了从收到的书信中摘出的一些恭维使团的话。朝廷给松筠一方面下达严厉的可以在必要时使夷人“胆战心惊”的指令，但这些由松筠自己掌握；另一方面，要求他对夷人表现得客气，这样可以使“他们感激涕零”。因此他强调皇上的“善意”，如准许英国人在舟山护理他们的病人，并在宁波以优惠的税率购买东西。马戛尔尼在敌对国家活动，而他的陪同却受命要他相信天子对他“关怀备至”，翻译敕书的神父这样写道：“usque ad blanditias”(爱抚备至)。

“我们提出了过分的要求”

听了马戛尔尼的说法，我们再来听听松筠的说法：同一事实，两种看法。事实是：两个人交谈，中间只隔着一杯茶。看法是：正好相反的两个世界。马戛尔尼自我汇报，他分析，思考，探索。松筠则向其皇上汇报：他要给反映亘古不变的秩序的长诗再加上几段。

“奴才松筠跪奏为奏闻事。正副贡使同通事至奴才舟中，据称：‘我们屡受大皇帝恩典；我们所请各条原是不知天朝体制。恐国王怪我们的不是。’

“奴才遵照敕谕指示各条详晰大皇帝于各外国不请体制之事必据理指驳，尔等不必过虑。

“复据称：‘我们偿后来所请各条原是我国王之意。’奴才国思此条若不向其恺切说明，恐又生枝节，即谕以：‘大皇帝不忍在尔国王处遽加显斥，以保全尔国王颜面，这是大皇帝鸿慈俯体。若是尔国王将来复以己意另具文呈递，必致上干斥责。’

“伊等点首会意，据称：‘惟敕书内指驳行教一条，我等尚不甚明白。我等……并不敢说要英咭利国的人在京行教。’奴才当即告以：‘中国自古以来圣帝哲王垂教创法，华夷之辨甚严。百姓遵守典则，不肯妄为致惑异说。’

“该贡使等听闻之际意甚领悟忻喜，据称：‘今见大皇帝所办之事俱按大理；敕谕各条我等如今已能解说，实在心里敬服。又肯照应我们在澳门的买卖，我等回去告知国王，国王欢喜。”’

事情就是这样……此间，倒数第二段的主要内容揭示了3个问题。首先，松筠承认马戛尔尼根本未为宗教问题提过要求，因此信上的有关内容是中国人主动提出的，目的在于预防在这方面提出任何要求。其次，这段内容驳斥了一些历史学家的论点，他们曾怀疑善良的神父在翻译时增添了内容。最后，这段内容明显地预示对布道的限制，甚至要对此进行迫害，事实上，这种迫害很快就开始了。

大运河

10月22日，船队继续前进，两岸都是棉田。河流蜿蜒曲折，在数小时内，太阳竟有20多次改变方向，一会儿在他们的左侧，一会儿又在他们的右侧；时而在前方，时而又到了背后。从临清州这个设防的大城市涌出一大群好奇的人。沿河成行的柳树和山杨比在欧洲要长得高大得多。傍晚时分，船队离开这条河道，通过一个船闸进入一条狭窄的运河，托马斯写道：“我从未见过如此模样的船闸。”这是一条人工开凿的全长1500多公里的水道的起点，使团将沿着这条运河旅行。马戛尔尼写道：“这个天才工程的完成旨在使帝国的南北各省能够互相沟通。它并不是条完全由人工开凿的运河，而是条经过改造的河流；它大部分河道顺着一个斜坡流过，因而往往水势湍急。”托马斯23日记道：“运河穿过高处的沼泽地，两边河岸陡峭，高出水面很多。在其他地段，水流像条深沟，低于地面三、四十英尺。”“我们的行进十分顺利。”

“任何改进的打算都有罪”

乔治爵士诗兴大发：“我们的帆船进入了皇家大运河，它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这类工程。它流过高山，穿过谷地，还与许多河流湖泊相交。这个杰出的工程与欧洲的运河不同，后者狭窄而无激流。”他对水闸赞不绝口；赫脱南数的结果是：“在整个流程中，有72个闸。”“当一个人置身船首用一根类似桨的东西驾驶时，其他人站到航道边上，手里拿着塞满了马鬃的垫子，随时准备扔入水中以减缓冲撞。夜间，许多灯笼把航道照得通明。”

船夫通过定时开放的闸门时要稍稍交一点通行税。温德写道：“在那些大自然过分妨碍运河走向的地方，就用固定在岸上的绞盘把船拖上斜坡或平坡面，从一个河段拉到下一个河段。有15或16个人在操作；每次将船吊起再放入水中的过程不超过三、四分钟。”丁维提这位讲究精确的科学家对此大为赞叹，他对操作过程计了时：在二分半至三分钟之间。

不过，斯当东尽管对这项比英国的运河早出12个世纪的宏伟工程十分赞赏，却认为中国如借鉴西方的技术就会有更大的进步。他试图在某些方面夸耀欧洲技术的优越。然而枉费心机。他失望地作出结论：“在这个国家，人们认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并认为任何改进的打算都是多余的，甚至是有罪的”。半个世纪后，古伯察神父写道：“任何一个有才华的人一想到自己的努力得到的不是报酬而是惩罚，那他就必然会无所作为。”马戛尔尼也从精神方面对技术上的停滞不前作了解释。陈陈相因是进步的大敌。

永恒不变的种植稻米方法

斯当东描述了种植稻米的古老方法。它们至今一成未变。“河流泛滥给地里积上一层河泥。人们用粘土作埂把一小块土地围起来，然后在上面耕、耙，再把先泡在肥料里的种子播在地里。”他们利用沟渠灌溉田地。不出几天，秧苗就长出水面。

“当它们长到6至8英寸高时，再把它们连根拔起，掐去顶上的叶片，再插到犁沟里。

最后，用水将田全部淹没。当稻子即将成熟时，水便消失了。”6月初收早稻。“人们用锯齿形的镰刀割稻。一人用一根扁担挑两捆稻子，挑到打稻场，他们用连枷，或是用牲口踩进行脱粒。”

早稻收下后，立即准备再次播种。晚稻在10月至11月收。“这些土地同样适宜种植甘蔗。中国农民收完两造稻或一造甘蔗后就满足了，到来年春天再重新耕种。”

在这期间还插入种一次蔬菜。永远不让地空闲着。

稻米毕竟是一种娇嫩的谷物。“在秧苗期，一场旱灾便会使之夭折；而临近成熟时，一场水灾将会使它遭受重大损失。最后，与其他任何谷物相比，鸟类和蝗虫更喜爱吃稻粒”。

作为向上天去说情的人，皇帝在旱灾时禁食。1689年，康熙的一份诏书回答了他的高级官员的请愿书，他们焦急地希望皇上保重身体：“朕可与他人比耶，先人而忧，后人而乐，理固宜然。近因久旱无雨忧劳过甚，以致瘦弱。人或可欺，天亦可欺耶。……荷天之眷，得降雨泽。此后雨泽沾足，朕庶解焦劳也。”

现在的中国领导人可能不再禁食了。人们追捕鸟类，用杀虫剂赶走了蝗虫。但是，在康熙之后的3个世纪，乾隆之后的两个世纪，对粮中之王描写的这种情况却没有变化。真是陈陈相因的惯例。

谢选骏指出：“皇上对任何变化都表示怀疑”——因为这个皇帝太老了，已经八十多岁了。甚至捣乱分子毛泽东的晚年也是如此的乌龟状态，最后干脆成为一具僵尸了。

【第五十五章  无与伦比的邮政(1793年10月20日—24日)】

英国人注意到朝廷的书信来往频繁。建立在庞大的物力组织基础上的邮件传驿使他们大为赞叹。他们不像我们那样自从有了电报、电话、无线电和电传后就麻木不仁了。他们不停地计算着距离和时间，然后与英国邮政所需时间加以比较。英国人是出色的运动员，他们对优良成绩表示钦佩。“骑马送信相当迅速，通常只需10来天时间就能跑完从广州到北京的1500英里路程。”

官方文书由负责军马的部门传送。大量的驿站从北京开始，星罗棋布地伸向全国。它们由“驿丞”来负责。“使团离京越远，传送书信的速度就越快。前往天津途中，传送的速度是每天400里——200公里——，而南下时，达到了最高速度：600里。根据朝廷和使团间互通的信件上的日期可以看出，一封信从京城到杭州大约需要5天。10天可以抵达广州，而使团将用80天左右的时间完成这段行程，对使团行进的路上评论的传送速度要比使团的速度快8倍。

唯有国家才能通信

英国人的钦佩被证明是有道理的：在同一时代，英国邮政创下的最辉煌的成绩远远比不上中国驿传。

当然，在中国只有官方邮件才这样传送。对于私人邮件，皇家传驿部门除了少数例外都不管，对带的信件则无一例外都要进行检查，以作为传递的代价。北京和广州的传教士之间的通信需要3个月。“通过谨慎而简便的途径”——即通过一名乐于助人的官员——，神父们得以把信偷偷塞入官方邮件中。但是几乎肯定要被拆开看过。

在英国和在整个欧洲一样，“邮政信件”是为所有人服务的公益部门。它确保社会的无数分支之间的沟通，而不设法进行监督。在中国，唯有国家才能通信，而且只是为自己进行；当它照顾某些人允许为他带信时，这些人已被作为人质控制在手。

为保证对皇帝的服务，中国的所有效率都越来越高。自唐朝起就是如此。在中国建立传驿制度10个世纪之后，由于法国王家邮政部门取得的最新进步，塞维涅侯爵夫人在维特雷只需8、9天便能收到在布里尼昂的女儿的来信，他竟然为此惊叹不已。法国邮政部门的速度只是中国的三分之一。马可·波罗描绘过徒步或骑马的、身上带铃的信使。满清皇帝保留了徒步信使，他们平均每小时走7公里，中间互相替换。这有时是一种可花钱找人代替的劳役，有时则是世袭的差使——尽管酬劳不高和工作辛苦：邮件送晚了或损坏了都将挨竹板子；而且无论什么天气都要赶路。

进步路上你追我赶

17世纪末期，驿站间的距离为70至100里，这就使马跑得疲乏不堪。到乾隆时，出于作战的需要，驿站成倍地增加。帝国政府买了数千匹马：每个主要的驿站甚至能有100匹。只有很少的官员有权使用这些马，如外地发生叛乱时的炸药专家等。

皇家驿站还有自己的传说。8世纪初玄宗时的绝色美人杨贵妃爱吃荔枝；而荔枝长在广东，离当时的京城长安有3000里。天子为了让她高兴，就动用了他的传驿。

荔枝的保存不能超过3天，驿马必须每天跑1000里，即500公里的路程……

我们的英国旅行者多次见到这些马上驿使。安德逊为他们拍了一张快镜照片：“我们见到传驿的信差，他们迅速地沿着运河在路上经过。”信差的背上用布带系着一只大竹篓，里面封着信件和邮包。“有几名士兵护送信差，其中一名掌管竹篓的钥匙，他只把钥匙交给驿丞。竹篓下面挂着小铃，马一跑就叮当作响，成为驿使将到的信号。共有5名士兵骑马护送信差，以免遭到偷盗。中国的路上不那么安全。

在英国亦是如此：1757年，朴次茅斯的邮车就被劫过。”

我们的旅行者老老实实地承认英国的落后，不少观察家对此作了证明：“邮政是联合王国最缓慢的、最不可靠的传送手段：为了避免偷盗造成的损失，人们习惯把钞票或证券撕成两半交给信差，通过不同的邮政渠道寄送这两片纸。”保罗·瓦莱里认为：“拿破仑的前进速度像恺撒的一样慢。”

在驿马传送邮件方面，欧洲永远赶不上中国大大领先的地位。然而，双方速度的比较将发生逆向变化。中央帝国不仅没有进步，反而在退步；而欧洲通过革新，不断地快速前进。夏普发明的光学电报在1796年启用。10年之后，蒸气船问世。再过了20年，出现了铁路。由此开始了进步路上的你追我赶。而在这场竞赛中，不久前还领头的中国却踏步不前。

英国人要是读到竹篓里的内容，他们就不会那么惊叹不已了。松筠在他们的眼皮底下把这封信放进了竹篓：“本月13日，奴才接奉朱批奏折，并钦奉上谕，贡使等在内地购买物件令其自行交易一节。将来奴才会同长麟、吉庆遵照谕旨令派出官役带同铺家持货至该贡使前，令其自行交易。［……］该贡使等倍沐皇上恩待，词色之间颇知感念。又见天朝法制森严，兵威整肃，亦颇形凛威。将来令其在船顺道观览，俾知民物康阜，更足以慰其倾心向化之忱”。

以下是朝廷的官员于10月21日放入竹篓内的信件：

“钦差户部侍郎松、两广总督长、浙江巡抚吉：

“上谕：松筠奏折，诸凡皆妥，览奏欣慰。此事松筠在军机处行走面聆谕旨，其颠末系所深悉。松筠起身时，朕复详加面谕。令该贡使等沿途行走甚为安静，能知小心畏法自无虞其耽延，但其人心志诡诈，总宜持之以法不可犯，毋任使巧。现据吉庆奏于初五日已抵浙任事，长麟因其细心亦已有旨令其回浙同办。计松筠于十月半间可抵浙江。如该贡使等置买茶叶丝斤完竣，限其上船开行回国。固属其善，倘该贡使等尚有藉词逗留之处，想松筠等定能面为晓谕，词严义正，饬令即行开船，该贡使自必察遵。钦此！”

谢选骏指出：现在2023年，共产党中国管理互联网的方式，和两百多年前八旗军满清管理邮政的方式，出奇地一致。

【第五十六章  “迫使中国人挨饿”(1793年10月24日－28日)】

中国人确实是个奇特的民族；但他们也是用和我们相同的物质构成的人。他们不信任外国人；不过，他们难道没有理由这样做吗？——马戛尔尼1794年1月

眼前不再是积满淤泥的平坦地区了。通过一个又一个闸门，运河逐渐升高。托马斯在日记中写道：“马戛尔尼勋爵又去找松筠谈话。运河的两岸普遍陡峭，所以从船窗往外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周围的景色。”他的父亲说得更明确：“10月25日，船队抵达运河的最高河段。汶河在这里与它直角交叉。一堵结实的墙用来抵挡河水，河水的一半流向北方，另一半流向南方。如果在此地扔下能漂浮的物体，它们立即会被分离，顺着两个相反的方向流去。”船队艰难地逆水而上，然后就将顺流而下直至黄河。

在人类的行为中，也有分界线。马戛尔尼同和蔼可亲的松筠随便谈了一会儿后，禁不住转起一个对中国充满威胁的念头来。

松筠告诉使节皇上很满意，他曾向皇帝报告旅行很顺利。除了称赞，皇帝还送奶饼一匣。马戛尔尼没有具体说明他经过何种礼仪接受了礼品。而松筠则对此作了如下报告：“因正使头疼，该副使先至奴才舟中，禀称闻得大皇帝恩赏食品，欢喜之至，但正贡使实因偶感风寒，现在卧病等语。奴才虽知其患病，然未可听其自便。次日早晨，该正贡使停舟相待，扶病至奴才舟中。该贡使等免冠屈膝，喜形于色。据称我等受了许多恩典，屡蒙圣心垂念，今又踢以吉祥，我等心里实是感激。这样远路蒙恩赏以贵重食品，我等犹获珍宝，一定得以平安回国等语。察其意甚真切。”

然后就谈话。松筠坚持不懈地重复，说英国人从这一新的表示中能够看到皇上的好意。就以皇上名义郑重其事地给了这么一匣奶饼！使节对此无法容忍，他将满腔怒火发泄在日记中：“如果北京朝廷并不真心诚意，它会期望我们长久地被这些谎言所欺骗吗？它是否真的不明白只消几艘英国战舰便能消灭帝国的整个海军？只需用半个夏天，英国战舰便能摧毁中国沿海的所有船只，使以食鱼为生的沿海居民可怕地挨饿？”

乾隆难道没有考虑过这种可能性？他之所以没有阻止长麟训练疍民，正是因为他估计到这样一种危险性。现在出色的疍民也许正在训练往旧帆船的船体上钻眼呢。

皇帝不断增加的预防措施正表明了他的不安；但是，这种不安很快就消失了。他在信中暗暗地承认了英国军舰的强大，但他又马上强调了他们在陆上的劣势。然而，英国即便在陆军装备方面也在不断取得技术上的进步。有一天英国将有办法把另一种含义——英国的含义——强加给中国的历史。为什么乾隆不屑于让马戛尔尼赠送的速射大炮当他的面试放一下，并建议大量进口这样的大炮呢？他是否在想：“身后之事与朕何干？”肯定不是。属于数千年传统之中、并希望自己的后代能长久统治下去的皇帝念念不忘的是帝国的永恒。那又为什么呢？是怕未来的造反因此会更危险，因为对皇朝的危害通常来自内部的背叛，所以他拒不大量配备火器吗？也许是这样。但是，恐怕主要还是乾隆本能地对新生事物反感。对任何新生事物均如此。

一架望远镜吓跑了人群

通过山东的高地后，旅行家们发现了使贡使激动不已的新的景色：“现在运河由伸展在我们左侧的一个大湖来供水。旭日初升之时，两岸成行的树木、房屋、山丘上的宝塔，用篙撑的、用奖划的或用帆行进的无数船只构成了一幅蔚为壮观的画面。我们留意到有许多村庄以及灌溉闸。天气温和宜人：真像英国的10月。”

孩子也十分高兴：“运河穿过了好几个湖水不深但面积很大的湖泊，小岛、渔船以及无数漂亮的花点缀其间，这种名叫睡莲的花我们在北京附近已经见过。”不过，他抱怨有风：“风很大，很讨厌。”

10月26日，勋爵还写道：“在拉多加湖附近建造一条开始同湖平行的俄国大运河，让湖水流入运河的想法似乎是从中国人那里借鉴而来。”第二天，船队在一片广阔的沼泽地上继续行进。由于土堤异常高，运河是在其上方穿过。这是多么了不起的工程！

托马斯很开心：“我忘了指出：我们是在日夜兼程地航行，自然就需要经常定期更换纤夫。尽管严密监视，纤夫仍能逃跑，结果是在另找纤夫时耽误了船的行程。

这只是发生在某些中国官员的坐船和货船上。”夷人的撤离则不允许耽误！所以为他们优先指派了足够的纤夫。丁维提将三脚望远镜充上电，以便看到远处的优美风景。“这架仪器不止一次地吓跑了大批中国人，他们把它当作一门大炮，因而觉得英国人是地球上最凶恶的民族。”中国官员说服英国人拆除了望远镜。中国人不愿任人仔细观察，尤其是由洋人来观察。

用鸬鹚捕鱼

10月28日，小斯当东指出：“今天早上，我们进入江南省。由于地面大大高于运河水面，中国人不得不往下深挖以便使运河能够顺流而下。白天温暖舒适。”他的父亲打听用鸟捕鱼的办法：人们用鸟捕鱼，又捕捉这些捕鱼的鸟。

这里把鸬鹚训练来捕鱼，这是一种羽毛褐色、喉部白色的鹈鹕类鸟，黄嘴巴，蓝眼睛。湖面上有数千条小船或简单的木筏：每条船上站着一个人和几只捕鱼鸟，最多有12只。“随着主人的一声信号，它们便扎入水中，很快就嘴里叼着一条大鱼飞回船上。”它们被训练得不经许可不会吞噬任何东西：因此没有必要在它们的颈部套一根线以防它们把鱼吞下去。如果对一只鸟儿来说鱼太重了，另一只鸟便会前去相助。渔夫们除了小船之外别无他物，小船十分轻盈，可以扛在肩上走。这种捕鱼方法十分有效，所以“拥有一只鸬鹚须向皇上捐很多税”。

鸬鹚捕鱼，人捕鸬鹚。斯当东父子看得十分开心。渔夫们把一些葫芦漂浮在水面上，而鸬鹚对葫芦是习以为常的。然后，渔夫们钻入水中，头上顶着一只葫芦。

这样他们便能悄悄地接近鸬鹚。他们抓住鸬鹚时，悄悄地将它按到水里，以不惊动其它鸬鹚。他们用这种方法把鸬鹚一个一个地都抓住。至今中国许多地方仍在使用这种奇特的捕鱼方式。浙江宁波与广西桂林相距很远，但我在两地都曾见到当地人仍这样捕鱼。英国人还观察到另一种独特的技术，即摇板捕鱼法：“他们在船进安上一块上了漆的木板，和水面成45度角。当月亮出现在天际时，转动小船以使月光照射在木板上，好似波动着的水面。上了当的鱼便会跳上木板，渔夫用绳拉上木板，把鱼扔进船内。”

只有种植业没有畜牧业

中国人如此精于捕鱼，是因为没有比此更好的办法。吃烤牛肉已经吃出了名的英国人对肉类短缺感到十分惊讶。中国只不过是一个没有畜牧业的种植园：“只有在山区的县里才能见到牲畜，因为在那里人的劳动是徒劳无益的。没有一块好地用于种草。”巴罗证实中国人丝毫不想改良牛和马的品种：“他们根本意识不到可以从中得到很大好处。”

絮利给了法国两只乳房。而中国仅有一只：有“种植”，却无“放牧”。

“老百姓没有吃过肉用牲畜的肉，除非碰到一头因病或事故死亡的拉车的牲口。食欲打消了他们的一切顾忌。”

中国人至今讨厌吃带血的牛排。他们喜欢熟食而不喜欢生食——但对吃什么熟食则并不讲究：“在中国吃得最多，在市场上能买到的动物是在住宅附近能养的动物，首先是狗和猪。老百姓贪婪地吃着，甚至吃他们自己身上的虱子。”巴罗写道：“一位中国官员毫无顾忌地当众叫他的仆人在他脖子上寻找咬了他的虱子；当仆人抓住了给他看时，他就将其放在嘴中认真地嗑起来。”这是个常举的例子：鲁迅笔下的人物阿Q甚至因为自己身上的虱子比别人的少，不能与他们同样地享受其美味而忿忿不平。

使团发现中国人素食安排得很好，荤菜则不然。一方面很先进，另一方面又很原始。斯当东指出：“他们赖以谋生的手段仅使他们得以温饱。只是在大城市和沿海港口工业才有所发展。在农村，有人乘人贫穷放抵押贷款。习惯容许高利贷。”

中国只知道资本主义是利用贫穷高利盘剥。这是资本主义吗？可以说正好相反。

这种捣腾钱的方法并不利于投资，而是利于消费。

一个商人如果积攒了一笔巨款，他的子孙马上就要想得到一定的地位。他们花费大笔钱财为的是无止境地追求社会名誉。除了这个与资本主义格格不入的中国特点外，还有其他两个阻碍发展的障碍：一个是精神方面的，另一个是社会方面的：对土地投资的传统偏爱；劳动力的过剩。在西方，机器的进步先于人口的增长，机器能够节省劳动和时间。中国的人口增长早于机器的广泛使用，过剩的廉价劳动力对寻求节省体力起了抑制作用。巴罗对此已有明见：“中国人不愿意从机器的力量中获取极大的好处。在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里，机器甚至被认为是有害的东西。”

除了饥荒年代，中国人能够勉强生存。但是，他们的活动不利于任何发展：这样的经济起飞不了。另外，任何人都不考虑这点。“子罕言利”，而赞扬“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英国人指出：这并不是进步的动力。

谢选骏指出：黎塞留说过，不能让人民吃得太饱，免得他们想入非非；也不能让他们太饿，免得他们干不动活——所以不是中国人奇怪，而是统治者缺德。

【第五十七章  乾隆发怒(1793年10月28日—11月1日)】

28日，松筠收到皇帝的一份简短而口气温和的谕旨。英国人正在顺利地撤走。

他们从舟山上船，可以在广州停靠；在谨慎的监视下，他们可以和自己的同胞接触。

然而，乾隆没有摆脱掉萦绕于脑际的想法：“着长麟驰赴粤省，先为密谕西洋别国夷商勿为夷使所惑。”

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浙江提督颇有把握地宣称：“所有经过营汛墩台奴才先经专委妥员逐加查勘，稍有剥损，立催修葺。”

但是，10月29日，晴天霹雳落到了使团头上：26日的一份谕旨飞速追上了船队，通知松筠定海总兵看见4艘英国船只起锚。船上的军官对总兵解释说他们动身是由于病号的状况不好。他们只留下“印度斯坦”号，还有120名船员。巡抚吉庆于10月18日向朝廷汇报此事，并说留下这条“大船”还是向高厄争取过来的让步。皇帝发怒了：“英咭利船只到定海时，因患病人多恳留调治，经长麟准其暂留候旨。今又借称病重，忽欲先行，固属夷性反复非常。着传谕松筠即向该贡使谕知已留大船一只在浙等候。经浙江巡抚亲往看视，足敷乘坐，尔等仍当赴浙乘坐原船归国。倘或该贡使等借称船少，又欲迁延观望，即应严词斥驳。

“英咭利夷性狡诈，此时未遂所欲，或至寻衅滋事，固宜先事防范。但该国远隔重洋，即使妄滋事端，尚在二三年之后。况该贡使等目观天朝法制森严，营伍整肃，亦断不敢遽萌他意。此时惟当于各海口留心督饬，严密巡防。若即招募疍户备用，此等之人素以捕鱼为业，于营伍技艺本不谙习，在疍户则所缺多矣，必致失所，此事失算，竟可毋庸办理。”

皇帝再次强调害怕报复的问题足以表明他完全明白(尽管他没有承认)英国人海上军事力量的优势。因为他始终想着要尽快摆脱他们，他对吉庆的建议如获至宝：“印度斯坦”号一艘船就可以运走整个使团。

松筠就将此事告知特使。马戛尔尼因激动而叫嚷。就是不乘坐“印度斯坦”号！

他怒不可遏：“欧洲人提任何建议朝廷就猜疑有什么阴谋，这种病态的怀疑给我们造成了最大的困难。因为没有我的消息，也不了解欧洲的局势，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可能已朝东行驶，而要到明年5月才能回来。”

朝东行驶：方向是日本。马戛尔尼估计伊拉斯马斯正在进行自己受命要完成的计划，他也正式让高厄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独立完成这个计划。后者以为使节将在北京度过今冬明春。如果他明年5月才从日本返回，这次在舟山未能会合对于返航会引起灾难性的后果：“如与法国冲突，我们的商船将在航行中得不到保护：还能想象到比这更紧迫的危险吗？”

马戛尔尼作了十分悲观的假设。中国人出于习性可能把他写给高厄的第二封信像第一封信一样耽误了。第二封信抵达时已为时过晚。我们现在有证据表明马戛尔尼没有猜错。

确实，马戛尔尼10月4日从北京发出的信本可以在8日或9日就到达浙江新巡抚的手中。这封信未能在16日前到达定海，这只能用扣信来解释。此后，任何一名皇家信差都追不上“狮子”号和3艘护舰了。也可能浙江巡抚故意放走“狮子”号，因为他知道由于船长尚未回船，“印度斯坦”号将会留下。他真心认为整个使团能登上“印度斯坦”号。这是一举两得：马上就能摆脱一艘巨大的、危险的战舰；而接着又能遣走使团——既省时间又省钱。这位可敬的官员对于船舶知识如此贫乏，以至他都未能识别“印度斯坦”号。吉庆10月28日写道：“现留大船即系该正副使原坐之船，极为宽大。”

不知法度的英国人

至于乾隆，他的愤怒不知向谁而发。他不明白这些船竟能随意启锚：“这些英国人究竟有什么法度？”

这正是马戛尔尼在归途中发生的主要的事。是谁的错误呢？首先，这要归咎于中国官员的朝三暮四和拖拖拉拉——他们害怕皇上的训斥。奏折、诏书和敕令矛盾百出。起初朝廷促使船队启程；随后又认为把它们留着使节便会早些离开帝国。

马戛尔尼拒绝登上“印度斯坦”号激起了皇帝的恼怒。乾隆不曾想到英使敢抵制他。他见到使团已经上了船，便向他们最后一次表示善意：“该贡使等应在洋面度岁(指农历新年，即1794年2月1日)，着发去御书福字一个，赐于该国王，又御书福字一个，赏给贡使以下人等。”英使的执拗使这一场打算都落了空。使团的行程比预计的要长一倍，耗费也要多花一倍。

可是松筠已竭尽全力设法说服马戛尔尼。他让“贡使到他船上”，告诉他英国船离开的消息。他对马戛尔尼说皇帝希望他能乘坐留下的那只船。夷使反驳道：“我等乘坐原船回国实所情愿，但从前来时系海船5只，今止留1只，实不敷乘坐。”

大学士说：“业经浙江巡抚查明，现留之船甚为宽大，足供乘坐。”使节回答道“那里船只大小宽窄我等是知道的”；载运过多的人员“易生疾病，恐一以染百，全不能保命”。“伊等复称‘止求大皇帝恩施格外，予以再生，准我等仍走广东；我等将沉重箱桶等件分拨几名随从要人照料，由定海上船。这就是大皇帝天高地厚活命之恩，我等永远不忘。’该贡使等泪随言下，实属出于真情，尚非托故逗留。恭候训示。”

是否为了哄骗皇上松筠才声称马戛尔尼哭着恳求让他经陆路前往广州呢？介绍这个所谓的情节完全用的是中国风格，而不是英国风格。但肯定接连进行了两次微妙的谈话，因为托马斯在同一天记道：“松筠大人来到马戛尔尼勋爵的船上，他们的谈话持续了很长的时间。”

如何解释马戛尔尼的迅速转变呢？起初他急不可耐地要在舟山登船；然后又“恳求”允许他走内河去广州。托马斯又一次把勋爵的真实感情告诉了我们：“今天，我们遗憾地获悉‘狮子’号和双桅横帆船离开了舟山。”“遗憾地”——very sorry——表明了英国人真心诚意是想从浙江启航。

但马戛尔尼现在同在叩头事件上一样坚决：他要通过内河去广州。为什么他不顾皇帝的命令如此坚持呢？并不是因为使团的人马必须挤在一条为运货而不是为运客设计的东印度公司的船上不舒适和有失尊严。“印度斯坦”号是东印度公司最好的船，它拥有舒适的舱位。如果这艘宽敞的船容纳不了整个使团，马戛尔尼满可以同小部分人一起上船，而让无关紧要的随从——士兵、乐师、仆人及各种临时雇员——通过运河去广州。

然而，他的头脑里甚至没有闪现过这种念头。唯一可以说得过去的解释是：他不愿意放弃同国家要人之一再呆上40天的机会。他希望从北京开始同松筠一起旅行中建立的接触能这样延续下去。何况要来陪他的要人长麟总督将在未来若干年内成为公司与英国商人真正的对话者。

使团的表面使命失败了。它的真实使命还将继续：对朝廷进行以讨人喜欢的形式施加心理影响，以使他们对英国人的要求表现得更为理解——这是在欧洲对一位君主身边亲近的人开展的外交工作方式。考虑休息和消遣，马戛尔尼本应该走完去定海的短途路程，乘“印度斯坦”号前往广州。但考虑到他的使命，他想充分利用出现在面前的意想不到的这个机会。

松筠善于应付。他懂得如何同时取悦乾隆和马戛尔尼。他对皇帝杜撰使节流泪的故事；又对马戛尔尼编造皇帝的微笑。10月31日，马戛尔尼感到庆幸：松筠竭力“消除这个事件引起的不良印象”，并告诉他皇帝从此后对使团的印象“非常好”，他“现在相信并不是出于不当的动机或恶意好奇才向他派遣使团的，而只是为了向他表示敬意并恳请得到贸易上的特权和皇帝的保护”。马戛尔尼利用这个好机会重申他要求得到皇帝的第三道敕谕。松筠答道他就此事已给朝廷写了信，但是他并不认为朝廷会违反常规。再说，“皇帝的风格是给予一般保证，而不作具体许诺。”

专横的谕旨，奴性的答复

松筠就这次谈话写的报告并不客气。他猜想将会收到越来越严厉的谕旨。事实上，11月1日，皇帝指示他：“倘该贡使以黄浦系伊国夷商泊船之所，禀清欲仿澳门之例，建盖房屋，砌筑炮台，即当词严义正，面加驳饬。以天朝法度向有定制，尔所请与定制不协，不便准行。”如此坚决的答复“想该使臣亦不敢再行妄渎也。”

他向乾隆禀告：“兹因正贡使病体尚未痊愈，奴才略示体恤，过舟慰问”。马戛尔尼从末暗示过他生病。这是不是大学士为了避免皇帝责备他亲自访问特使有关身份而为自己作的辩解呢？“谨遵旨先谕，以尔等所请各条与天朝体制不符；尔国王断不因所请未遂致怪尔等。将来尔国夷商到澳门贸易者仍与各国一体公平抽税照料体恤。”

马戛尔尼可能是这样回答的：“是我国王恭敬的意思，得邀大皇帝鉴照，广东澳门的买卖得以永远沾恩，我国王必定喜欢，我等便可放心将来在澳门的买卖。长麟总督一定就近照顾。如有非分妄干之事，他必驳斥。”“据正贡便称，我们夷商是再不敢妄干多事的”。

接着，松筠对英国人说：“大皇帝敕谕岂可以妄求得的？”马戛尔尼听罢“点首”称是。他甚至承认松筠的解释使得“我的病也必就好了。该贡使等言及皇上，则欢颜乐道。其感戴敬服之意较之前此情状尤属出于真诚。将来届期颁给赏赐福字等件，伊等及伊国王又得普沐恩施，自必倍为感悦。”

乾隆在下一个星期收到这份报告后写的唯一的朱批有些模糊不清。是否要对此表示遗憾呢？对于他自己声音的回声他又能作何回答呢？

谢选骏指出：满清乾隆用“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方式对待英国使团，是害怕各国效法英国前来寻衅滋扰。垂死的满狗以为拖拖拖，事情就过去了，没想到这是留给他子孙的大难临头。如果乾隆的龟儿子嘉庆有点担当，就可以一改乾隆的死样，励精图治，追赶西方……因为他继位的时候才三十多岁。可惜这个小狗和老狗一样昏聩，完全彻底的不省人事。

【第五十八章  用公鸡祭河神的地方(1793年11月2日—6日)】

11月2日，船队驶入黄河。“我们在一座大城市附近抛锚，并受到鸣炮欢迎。无数条帆船停泊在码头。”

这是哪座城市？安德逊找不到一个人能告诉他。他尝到乘坐飞机飞行在一个陌生国家上空的人的失望心情。不过托马斯的日记指出那天早上船队沿着清江浦城航行。“由于闸门开放水流湍急，船队以十分吓人的速度进入一个港湾。”船队将竭力横渡黄河，顺着激流而下，然后重新进入另一段大运河继续南行。这种航行很危险：船员们必须得到河神的支持。

渡河前的祭河神仪式

“船老大被所有的船员包围着，登上船首。他手里提着祭品——一只公鸡。他割下鸡头扔进河里，把鸡血滴在船的各个部位；他还在舱门口插上几根鸡毛。”为什么要用公鸡呢？同一个ji在汉语中．既表示“鸡”，也表示“吉祥”的意思。不幸的家禽为用同音词求神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随后，在甲板上摆上“几碗肉类菜肴；在大碗面前又摆上油、茶、酒、盐各一杯。”船老大叩了三个头，双手高举，口中念念有词，祈祷神灵。

在仪式进行过程中，人们敲着鼓，焚着香，烧纸钱，放鞭炮。船老大然后把油、茶、酒和盐倒入河中。“仪式一结束，船员们拿走肉碗，痛快地吃上一顿，然后就信心百倍地横渡河流。渡过河之后，船老大还要叩三个头表示感谢老天爷。”

这种仪式后，中国人还是要费很大力气才能战胜狂暴的急流。自助者天助！

“有些船没有怎么偏航便渡过了河；而有些则被水流冲得很远：必须再费力气把它们纤回来。”

就在11月2日这一天，皇帝获悉特使拒绝登上留在舟山的船只便再次火冒三丈，随即又作出了让步：“谕令松筠传谕该贡使，今大皇帝俯念尔等下情，准尔等有长麟顺便照管仍由广东行走，其沉重物件即着尔等分拨从人照料，由定海上船回国。”

乾隆又一次作了让步，但是他也不放过教训别人的机会：“着松筠再传谕该贡使：本部堂乘坐之船，令其在何处等候，断无不凛遵指示，以定行止。若在船官役兵丁擅自开行，必将官员参究，兵役治罪。今尔等在浙船只并不候尔等之信，辄敢先行开洋，可见尔国法度不能严肃，任其来去自便。”最后还要让松筠告诉特使：“尔等回国后当告知尔国王，加以惩治。”

英国人不该逃脱中国司法的制裁。当他们在中国提出傲慢的要求时自然是如此。

甚至在他们回到自己国内时也是如此。夷人赢了。但要让他充分明白他只不过是个蛮夷。

漂浮的菜园

11月3日，通过清江，“巨大的城市，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帆船和百姓。”往前是一片沼泽地，如果没有中国人的灵巧，那里不可能种上东西。“他们把一层土铺在漂于水面的竹筏上。他们在土上种植蔬菜。同样，他们也能在船上开辟这种人造菜园；他们在填满了土的箱子里，甚至在不断使之湿润的绒布上种上菜籽。”

离开了山东便进入江苏。在此之前，纤夫同所有的农民一样穿的是破了的一式蓝布衣服。刚一越过省界，纤夫则穿着簇新的镶红边的制服，头戴尖红帽。这个省的总督受命不接见特使，他是否想以此向使团，或是向飘扬在船桅上端的皇帝的旗帜表示敬意？

这种含糊不清的表示还加上了喧闹的音乐。托马斯记载小山坡上种有茶树。他还说给他喝了羊奶，“有点像奶油”。

这里是帝国最富庶的地区。但夷人只能从船上来估计其繁荣的程度。然而，使团的几名成员企图溜出去看看，但是逃跑者被用武力逮住，并被押送回来。大学士让斯当东放心：“这种严厉的办法除了关心你们的安全之外别无他意。”

11月4日晚，船队抵达扬州。有人对小斯当东说：“该城因其规模及优美的建筑而闻名于中国”，他双目圆睁，然而见到的只是沿着运河伸展的城墙。“在城墙下，我们受到了250名用弓和箭武装的士兵的列队欢迎。”天朝军队的炫耀并未给这名西方儿童留下深刻印象。

11月6日黎明时分，船队到达扬子江，即蓝河，它比黄河更为壮观。然而，尽管名字那么叫，它的河水同黄河一样黄。“为了重新驶入扬子江对岸往南延伸的运河，船只先是得沿着江的北岸行驶。江面上的波浪如同海涛般汹涌澎湃……我们见到了江豚。”在经过镇江城之前，马戛尔尼发现犹如出自于中国画的景色。一个圆锥形的岛屿矗立于江中心；寺庙、钟楼、小亭被绚丽多彩的树丛间隔，坐落在井然有序的山坡上。整个景色犹如“一位巫师通过魔法在江面上变出来的一个迷人的建筑。”

马戛尔尼在他的手稿上画了一幅素描，并明确指出它叫“金山”。在此之前，他一直不喜欢中国画，认为画得不像真的：现在他发现中国画具有现实主义风格。“怪诞不是在想象中，而是存在于中国的大自然之中。”

皇帝变温和了

也是在11月6日这天，皇帝又给松筠、长麟和吉庆下了一份谕旨：“倘该贡使等再三陈恳必欲由广东行走，有不得已之实情难以拒绝，亦只可俯从所请，不过沿途稍费供支而已，仍当令长麟带同贡使由水路至江西过岭赴粤，附搭该国贸易便船回国，以示怀柔。”正及时！金钱上的损失不会致命；一切恢复正常。朝廷要花五周时间才能确定英国人离开中国所走的路线。乾隆的意志最终又一次在马戛尔尼的意志面前动摇了。

用作摆设的士兵

受到历代皇帝大加赞赏的天朝情报工作有如自动装置那样精确：“兹贡使船只于初二日渡江。凡人烟辏集之处，大小夷人并未登岸。该夷人等一路目睹田塍绣错，人物蕃熙，备仰太平景象，其悦服之情见于颜色。”

在镇江，等待着他们的是声势浩大的军事操演。但是，马戛尔尼注意到城墙濒临坍塌，这种景象与2000多名士兵随着音乐声在旌旗下接受检阅的场面形成对照。

兵士的装备如何呢？是弓和箭，戟，矛，剑，还有几枝火枪。他们戴的头盔从远处看像金属那样闪闪发光，然而人们怀疑它们是用涂了漆的皮革，甚至是用经过烧煮的纸板制成的。五颜六色的制服、衣冠不整的形象丝毫没有一点尚武气派；软垫靴和短裙甚至给士兵们添上了女性的色彩。

王大人明确指出，这种华丽的装束只是“在重大场合里”才从衣柜里取出。而对于作战来说过于笨重的钢盾牌也只是用于炫耀而已。马戛尔尼很想从近处瞧一眼。

他遭到拒绝：这是防务秘密……

不必挖苦了！天朝的军官们不开玩笑：他们护腿套上的扣子一个也不少。指挥队伍的王炳总兵给朝廷写道：“其经过各营汛墩台并兵俱一律整肃威严，该贡使及随从人等俱甚安静。”任务完成了。

英国人非但没被吓倒，他们还认为获得了能在这里轻而易举地登陆的证明。英国人对示威演习作了如此肯定的结论，以至为半个世纪之后他们在有些地方遭到英勇的抵抗而感到意外。在长江江心矗立着一座小岛，叫做焦山。如今你还可以在那里观赏在鸦片战争中击退英国人的堡垒。恩格斯曾颂扬了这一战果——这是位善于使用更为巧妙的武器来征服中国的入侵者。为什么宁肯用这种粗劣的火枪而不用在欧洲普遍使用的精制步枪呢？巴罗向王大人提出这个问题。这位武宫回答说：在西藏，步枪显得不如火枪有效。巴罗反驳道：“问题在于兵士们没有养成不将枪管支在铁叉架上的习惯。”但他不抱幻想：“偏见是根深蒂固的。”而取消这些偏见是否符合英国人的利益呢？

不够威武的军人

王大人和乔大人解释说：这支到处可见，存在于中国人民之中的军队有100万步兵和80万骑兵。巴罗对此持怀疑态度。但是，两位官员是分别说出相同的数字的。

他们估计全国人口为3．3亿，国家的年收入为5000或6000万英镑，其中1000万进入皇帝的银箱；800万用于军事开支。这笔钱足够维持以上数目的军队了。

如此精确的数字使人感到惊讶。然而，今天从各方面来看这些数字是准确的。

如果说帝国的官僚机构意识到在乾隆统治时期人口翻了一番，难道它会看不到贫困化和爆炸的危险吗？它拥有准确的数字——它仍保持一成不变？

考虑到中国的人口是法国的12倍，农业产量也比法国高得多，贸易结算总有盈余，马戛尔尼就不再认为两位陪送官员是在夸大其词了。

但是，战争远不是这支军队日常关注的事。除了分布在北部边疆沿线和被征服的省份内的鞑靼骑兵外，天朝的兵士担负着警察和司法的任务。他们有时当狱卒，有时管船闸。在另外的地方，他们征收税款或看守粮仓。总而言之，他们是为民事机构服务。还有的在路边、河流和运河沿岸站岗放哨。“这些兵站每隔三、四英里便有一个，驻守的士兵从不超讨6名。”

一句话，这些士兵与其说是军人，不如说是民兵——同满族的“旗”不同。皇帝甚至拨给他们一小块地。他们在当地结婚。“除了在重大场合身着制服外，他们平时穿得同普通百姓一样。他们更多是在和平时期起作用，但缺乏战争要求的勇气和纪律。”

这些兵士要对自己的制服和马匹负责，他们还得考虑自己和家人的生计，他们的饷银是不够养活家人的：他们更像农民而不像军人。巴罗见到有的士兵拿着扇子而不是火枪向特使致敬。他们有的坐着，有的蹲着，直到当官的命令他们起立。“当我们突然出现时，他们便匆匆忙忙穿上制服。但穿上制服后，他们更像是要登上舞台而不是去进行军事操演。”一条同中华帝国同样古老的谚语既说到了大兵的作用，也说明了他们不受尊重：“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打钉。”

一个武装的小民族

打仗时，皇帝并不指望这些平庸的“钉子”，而指望他的满族的“旗”——马戛尔尼尽可能多地收集有关这些战争机器的资料。什么样的战争机器呢？在17世纪初由清朝创始人努尔哈赤组织的部队，他们用各自军旗的颜色来区分：黄旗、蓝旗或红旗。满族人被编入这些“旗”中。这些“旗”遍布全国战略要地，任务是为汉人的军队配备军官。同欧洲封建贵族一样，“旗”中的世袭成员被免除一切劳役和捐税——除了杀人。

“旗”是政权的精锐部队，但同时也是一个武装起来的民族。一个非常小的国家：30万满人控制着3亿多汉人。无论是罗马，还是亚历山大，或是西班牙，都未能做到这一点。正是除了英国人在印度这情况外，人们见到过征服者和被征服者之间如此不合比例——1比1000——的吗？每个“旗”由一名鞑靼——满族将军指挥，它们是这种统治的工具。所有满人均是士兵。况且他们无权从事其他职业——如工匠、农民，而尤其不能当商人；但是当官则可以，那是为同一个君主政权效力。

这难道不是与旅游毫不相干的“情报”吗？

谢选骏指出：人说用公鸡祭河神的做法——同一个“ji”在汉语中．既表示“鸡”，也表示“吉祥”的意思。不幸的家禽为用同音词求神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看类似的习俗在二十一世纪的华人社会依然比比皆是，诸如“吃枣”、“福倒”之类。

【第五十九章  苏州，中国的半个天堂(1793年11月7日)】

安德逊写道：“霾雾消散后，富饶的田野、迷人的景色展现在我们眼前，宝塔矗立在山丘顶上。”马戛尔尼看到一座设计优美大胆的桥：3座桥拱十分之高，船只不用卸下桅杆便能通过。而这是运河上的船夫熟知的做法。温德写道：“通常帆船有两副桅杆。在桥多的地方，船夫干脆放下主桅杆，而支起安着续链的副桅杆，他们可随时降下和升起。”

然而，“百姓看上去有些泄气”：他们还没有从由于3个世纪前朝廷从南京迁往北京而丧气的元气中恢复过来。整个江南地区都遭受到损失。把京师迁往靠近鞑靼的北方完全是出于强烈的政治原因。因为江南是帝国最美丽的省份之一，气候宜人，土地肥沃。

船队于该日夜晚抵达苏州。小斯当东描绘了旅行者和看热闹者双方的好奇心：“我们欣赏着建筑在河岸上的房屋，有些甚至用桩基架在水面上。无数的男人和妇女聚集在自家的窗口看着我们，而在河面上，则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帆船。”

大为惊叹的小侍从写道：“夜幕降临后，我们从一座有90多个孔的石桥边经过，这座桥简直长得没完没了。”巴罗则说：“我们的仆役中有一位瑞士人，他还没睡，就开始数起桥孔来，一直数到头昏眼花，竟喊了起来：‘先生们，看在上帝份上，到甲板上来吧，这是一座我从未见到过的桥，它长得没完没了！’”这座桥的桥孔与大运河平行，好似伸向淹没在黑暗中的无穷无尽的远方。船只钻过桥拱，过了一条沿着运河的路，便能驶进一个大湖。“尽管是在夜间，我们还是能从中央桥拱开始分辨出45个孔。”读者今天仍然能欣赏这座完好无损的桥。它被称为“宝带桥”。

是在唐朝修建的，即英国人此次使华的1000多年前。真是一座坚不可摧的桥。

供风流幽会用的画舫

我们的旅行者因为没有多少事可做，甚至没有太多的东西可看，便想象出很多东西。苏州是“中国的威尼斯”，这不仅仅由于它有运河，小桥和轻舟，也由于它能提供“肉体享受”。至少在它的一些地区“画舫飘荡，鼓笛声飞扬，那里汇集了城里所有的妓女和艺人”。

按照中国的一种说法，严肃的斯当东也“风流”起来：“在英国人看来，这座城市里的中国妇女比较漂亮，也更会打扮。她们戴着水晶耳坠或金耳坠，而在前额上戴一顶黑缎软帽在两眉之间呈三角形。”人们向他列数中国妇人的诱人之处。传统承认有七点：“诱人的眼睛，甜蜜的嘴，柔软的身材，灵活的脚，端庄的脸部，优美的脖子和细长的指甲。”

英国人从护送他们的中国人那里学到一句谚语——至今人们还在引用：“婚在苏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在40天后，人们将通过宴请他们证实这个理想的历程的第二阶段。人们对他们解释说：柳州的木材质地高，能做最好的棺材，所以说要死在柳州，英国人希望能躲开这一阶段。但是，他们很快便明白来到苏州不仅仅是为了结婚。

在城市的郊区，英国人果然欣赏到了“风景如画、群山环抱的令人叫绝的太湖”。

苏州的居民从湖里大量捕鱼。太湖尤其为“娱乐消遣的幽会”提供场所。人们乘着小船游湖，船上有一间“非常干净的屋子”，而且肯定“漂亮的船女所操的职业不止一种”。

中国所有的小说文学对花船这种提供幽会场所的漂浮妓院均大加赞美！在两年中不近女色的英国人紧贴这些轻舟而过时又如何能不想入非非呢？当然他们的道德所冒的风险很小，因为他们不能停下。他们只能眼巴巴地瞧着这种肉体享受随波消逝。

教育学家赫脱南通过中国导游又印证了传教士的叙述。苏州是“最富有的商人的居住地，是培养最伟大的艺术家和最出色的演员的地方。它决定中国的审美潮流，它拥有最漂亮的女人，最小的脚，最时髦的服饰。这里是整个中国最淫逸奢侈和放荡者汇集的地方。中国人经常说这句谚语：‘上有天堂，下有苏州’”。

商人的住宅比其他地方的漂亮得多。其他的住所则是“无人照管”，因为居住者成群结队日夜在水上静静地滑行的花船上“消磨时间”，船上载着美貌的姑娘，她们打扮得花枝招展，一看就知道她们的身份……这些居民在姑娘的怀抱中挥霍其钱财。前来出售货物的富商“由于沉湎于她们所提供的乐趣而沦为乞丐”。

丁维提的望远镜并没有闲着。划船的姑娘呆在船首和船尾。温德写道：“我见到她们穿着华丽，有的掌舵，有的擦洗游船。”赫脱南的目光更敏锐：“船中间是一间装着玻璃的屋子，透过薄纱，有时能见到年轻人在配备有靠垫的长靠背椅上演奏音乐，身穿短衣衫的姑娘陪伴着他们，这些姑娘十分放荡，不像是老老实实地坐着，她们是培养干这一行的学校里的学生，这座城市长久以来就以这学校而闻名；因此在这个国家，同在亚洲其他各国一样，肉体享受成为一门学问，甚至成为商业中的一个门类。”

在苏州和杭州，读者仍然能见到上了黑漆和绘着花卉的类似的游船上船女在划桨。但是，尽管她们看上去是那样讨人喜欢，摇橹时是那样灵巧，向您介绍沿途风光时又是那样笑容可掬，您对她们的品行不会产生任何怀疑。而直至1949年，她们之中从边摇橹边要价三个铜板的穷家姑娘到傲慢的水上花魁应有尽有。

在整个远东，长久以来风流韵事一直是对包办婚姻束缚的一种补偿。花魁娘子与普通妓女全然不同，后者只是“浓妆艳抹的陈货”。根据强制的礼仪，要花魁顺从必须先向她大献殷勤。

在漫长的几个月里，他们未近女色，并不得不对每个人的举止严加监督，以免令中国人和特使阁下生气。现在他们兴奋起来了。这是个消遣。旅行中的一点春意。

谢选骏指出：苏州侥幸躲过了满清的屠杀，所以风韵犹存，后来却未能逃脱日本的毒手。而日本之所以能够控制中国，正是借了满人的风习——一个班的日本兵就控制一个县城。现在的共产党也是如此。所以不是共产主义征服了中国，而是一小撮武装分子控制了废垃人质。

【第六十章  被出卖的未婚妻(1793年11月8日)】

可有救你女儿的法子？——既做人家的媳妇，要打要骂，既由人家，我怎能作得主？叶圣陶《一生》，1919年

我们的旅行者一涉及这个有趣的课题，马上就扩大了他们的调查范围。他们不费劲地发现卖淫并不是中国妇女体现其商品价格的唯一现象。一个中国作家写道：“穷人家中只要有一个漂亮女孩，马上就会形成彩礼竞争，而父母把女儿许给付彩礼最多的人。”女孩没有选择余地：她将去出价最高者的家里。因此，中国妇女无论其身份如何，总是被出卖的——出卖一小时或是出卖终身。

巴罗写道，事实上，男人在这方面没有得到好处，因为，“在姑娘乘坐花轿被一长列人送到他家之前，他不能见她。然而，如果他用事先给他的钥匙打开关着他未来妻子的轿子时，他发现她不合他的胃口，他可以将她退回给她父母。但这样他就失去了已经交出的彩礼。”

巴罗难以理解这种感情不起任何作用的家庭包办。确实，直到那时欧洲大陆的习惯仍然是协商婚姻，但在英国这种婚姻方式开始让位于恋爱结婚。“人们根本不允许订婚者事先进行交谈。在中国没有表示关切和温存的无声形式。男人娶女人是因为习俗对他的要求。”一个20多岁的独生男子就叫“老光棍”，被人瞧不起。

如果说儒教社会几乎不承认妇女的一切权利，首先包括出生后生存的权利，妇女还剩下一个权利，即结婚的权利。结婚为她提供了生育男孩的机会——她通向权力的唯一途径。

根据巴罗的说法，年轻妇女在其丈夫家中首先“是一件无生命的家具，同在娘家时一样”。古伯察神父以挖苦的笔调写道：“打妻子成了具有如此高雅的事情，以至做丈夫的尽量避免错过机会：否则就会表明他是个笨蛋，有损于他的尊严。”

报复也是一道中国菜——有时是热菜，有时则是凉菜；我们的旅行者如果读过中国故事中丈夫挨妻子打的不幸遭遇，他们对两性之战的看法就会全面一些。最愉快的报复方法就是不忠贞：中国文学中有许多挖苦的话，人们以为它们出自于女人心或弄臣：

水性从来是女流，

背夫常与外人偷。

如果说这个主题在各国到处可见，那么我们的英国人没有注意到另一种更为奇怪的现象：所有的年轻妻子都是婆婆的仆人。在中国，年轻姑娘更多是作为媳妇，而不是作为妻子进入一个家庭的。中国人不说娶老婆，而说娶媳妇。服从父母使年轻的丈夫不能向着妻子反对母亲；而年轻的妻子对公婆尽的义务要比对丈夫尽的义务还要多。唯有岁月能解决这种矛盾，使状况颠倒过来：年龄最终将使媳妇变为婆婆。最初是女孩，当年龄允许她戴簪子时便成了媳妇，后来成为婆婆：这是中国妇女的三部曲，她最后成为受合家尊敬的老祖母。

两性间的斗争

相反，一夫多妻的现象没有躲过我们的旅行者的目光。它是正常现象。巴罗解释道：“当丈夫将第二、第三个老婆带回家时，第一个妻子“既不嫉妒，也不难受”；或者，她“认为什么都不流露出来更为明智。”这种克制是有道理的。因为沉默并不能抑制不和：《金瓶梅》中不抱幻想地指出：“一个碗内两张匙，不是烫着就抹着”。

妾：这个概念激起巴罗的反感，他对此作了玩世不恭的解释：“在婚姻是一种合法卖淫的国家里，当妾的也就不会有什么羞耻了。”

巴罗继续说：一夫多妻制“是一种能在自身找到治疗方法的弊病。在这个国家里，十分之九的男人为养活一个妻子所生的孩子尚感到十分困难。如何又能买第二个妻子呢？何况，在一个许多小女孩被遗弃，而习俗又要求每个男子都结婚的国家里，谁讨两个老婆就会妨碍另一个男人找到妻子。妻妾成群只存在于上等人家或一些富商家庭。限制奢侈法禁止修建漂亮的房子和一切讲究排场的行为，而鼓励人们偷偷地沉湎于声色之中。”梁栋材神父哀叹改信基督教的人太少，他把这种情况归咎为“中国人沉溺于肉体享受”。

巴罗报道说：“国家的每个高级官员根据其经济状况和对女色喜好的程度，有6个，8个或10个妻子。广州的商人也都妻妾成群。我们今天知道中国有钱人家的私生活就是变着花样集体戏耍。他们的私生活以“内宅”为舞台。人们在那里首先翻阅许多床头经：“两个并肩叠股而坐，展开春意二十四解本儿，从头至尾，看了一遍，不肯放手……然后离座上床就寝，在锦帐之中，效于飞之乐”。

在“在可爱的英格兰”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之间的我们这些英国人真不知道他们应该对此表示反感还是嫉妒。但当有人谈到皇帝的后宫有几百名美女时，他们尤其感到困惑不解。就是他年轻时也怎么能应付得了呢？

他们不了解道家生理学及由此产生的性实践。根据这种学说，男性的要素阳为男人带来了无穷的精力。但是要有若干条件。它应经常与女性的要素阴接触。并在让女人充分舒服时全部汲取阴的精。他自己要全神贯注，但是并不释放自己的精。男人就这样延年壮身。

中国男人与众多的妻妾频繁发生关系，却又不让自己泄精，这样他就能够满足众多的妻妾，因为她们的满足对增强他的阳是必要的，所以也能使她们感到十分满足。当他决定要孩子时，他便能生出传宗接代的、强壮的男性继承人。但是女性的阴有它自己的利益，同男性的阳的利益发生矛盾：阳达到极度兴奋时，阴便得到增强。有些内行的女人成功地挫败了男人的计谋，使他控制不住。在两性间的斗争中，她们就取胜了：她们的阴精从阳精方面得到增强。这些女人懂得“采战之术”，道教的传统赋于她们永恒的魅力。

丝绸的秘密

苏州是女人的都城，也是女人最珍贵的外衣——丝绸的都城。大运河现在确实经过种植桑树的地区。出使的一个目的就是调查种植桑树、养蚕缫丝等有关丝绸的技术，以便把它们引进印度。但是中国人对此保持着警惕。自古以来，丝绸在中国一直是国家秘密，也是整个民族的秘密，出卖这个秘密者要被处死。在运河的两岸，只见桑林围绕的极大的村庄。桑叶已经摘去：为什么呢？赫脱南只得到极少的情报：“种桑树的人不管养蚕。他们把桑叶按分量卖给养蚕的城市居民。”根本不可能带走这些小树的树苗和蚕的样品。丝绸还将保持着它的谜。

“总不知足”

还是11月8日这一天，松筠的一份奏折似乎离中国卡普的乐趣甚为遥远：“英咭利贡使恳请仍由广东行走，当经松筠峻词斥驳。而该贡使等泪随言下，亦只可准其所请。奴才又将浙江省停泊夷船擅自开行一节向其明切严谕，据称他们管船之人如此不遵教令我等实在羞愧无地。奴才遵将恩旨宣示，该贡使免冠屈膝，喜溢于色，据称我等蒙大皇帝怜悯从此得有活命平安回国。复称前蒙大皇帝恩典准我等在宁波地方买些茶叶丝斤，但我等所带银两无多，现在浙省停泊之船原系一只货船，不知可以将洋货兑换否？

“奴才谕以宁波地方向无洋行，尔等既称乏银，想在宁波断不能多买茶叶、丝斤，况尔等又可赴澳门、黄埔，尔等所存货物仍应赴彼处交易。该地方自然钦遵恩谕概免纳税。”

皇帝接到该奏折后，用朱笔批注道：“总不知足。”

谢选骏指出：冒充皇帝的满狗鞑子推己及人地说道“总不知足”——牠这是在自况自己如何贪得无厌、沐猴而冠。

【第六十一章  黑暗中的微光(1793年11月8日—11日)】

船队在大运河上航行了600公里后接近杭州，在那里松筠将让位于长麟。正赴任的新两广总督将陪同使团，因为“狮子”号突然出发以及马戛尔尼拒绝搭乘“印度斯坦”号打乱了整个计划。松筠最后一次发挥作用：向马戛尔尼说长麟的好话。任命这样高的人为两广总督表明皇帝有意同英国商人建立更好的关系。这个任命难道是使团获得的唯一具体成果吗？不管怎么说，松筠便出的心理攻势说明是有效的：乾隆的形象又带上了仁慈的光环，而马戛尔尼又重新抱有希望。他正在草拟的、准备让马金托什船长从“印度斯坦”号上传递的文件证实了这一点。

完全绅士派的总督

确实，长麟可以被看作是“左右局势的人”。新任两广总督是满人，乾隆的亲戚。他享有正直的美名。1792年，他为几名被和珅诬告犯有阴谋罪的人辩解而失宠，现在他已走出了政治上的低谷。

两人之间的第一次接触至关重要。两个人将互相观察并作出评价。从宫内文书看不出长麟对马戛尔尼的看法——中国人一般不作心理分析：他们的记载更着重道德的判断。而马戛尔尼作为真正的西方人，喜欢具体说明他的印象，并详细叙述他们谈话的内容。

11月9日早上，船队在杭州附近停泊。总督的游艇立即靠向勋爵的船。马戛尔尼说：长麟“先与松筠谈话，然后前来对我表示欢迎”。

英使马上对他产生了非常好的印象。长麟除了受过良好的教育外，为人直率、仪态高雅——一个真正的绅士。他的谈话与松筠全然一样。他肯定地说他接到皇帝的命令，要对在广州的英国人表现出最大尊重；他们有事可以直接找他。

这些西方人把最可鄙的物质主义和天真幼稚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东方人如何能不嘲笑他们呢？这个十足的绅士在对英使大献殷勤的同时，却希望把采珍珠的渔民训练成作战潜水员去破坏英国船只。

长麟不停地说着如长途航行劳累等寒暄话，并说英使进京“非常讨得皇帝的喜欢，他不断地表示自己极为满意”。他甚至交给马戛尔尼皇帝送给国王的又一批礼物：绣金的丝绸，尤其是一张：“福纸”——即天于御笔写的福字。“一位中国皇帝对另一位君主表达友情的规格不能比这更高的了”，这是马戛尔尼为他的英国读者写的。他没有指出这种姿态对皇帝来说不要付出很高的代价；没有指出对于这一巨大的行动来说这只是个微不足道的成功。

大家记得乾隆的本意是，这“福”字应该意味着向即将在舟山登船的使团“告别”。路线的改变使这字蒙上了一层滑稽可笑的含义，马戛尔尼对此并未察觉。他也不可能知道这些礼物原先应由松筠转交给他。作为好朋友，松筠把这事留给长麟去办，后者因此可以借此作为愉快的见面礼。来年，遭到可怕虐待、备受凌辱的荷兰使团也将得到皇帝御笔来书的福字，那是送给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荷兰国王的！……

回避的技巧

使团在杭州要停留几天，以便把人员和行李一分为二，一部分人与物将同马金托什继续前往舟山搭乘“印度斯坦”号，另一部人与物将同马戛尔尼与长麟一起走陆路去广州。“印度斯坦”号留下除了等候船长外，还在等待把在当地换取的货物带走的许可。既然它还停留在那里，最好是把货舱装满！谁知道呢？因为这样做就将开创一个先例。中国人懂得下的赌注：不是几吨茶叶，而是一条原则。因此长麟向马戛尔尼和马金托什作了回避技巧的精彩表演。

他解释说：“舟山的商人没有与外国人通商的习惯，另外，他们也没有能使英国人感兴趣的货物。最后，他们希望用现金支付——也就是说用银币。”而长麟知道英国人没有银币。可能受马金托什的鼓动，马戛尔尼建议以货易货。他并没有明确指出，但是内阁档案反映出皇帝的愤怒。

实际上乾隆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松筠的建议使他大为不悦：“前因该贡使等恳请在宁波置买茶叶、丝斤，原已降旨允准。今该贡便又以银两无多为词，欲将洋货在彼兑换。——真可鄙。

“应赴澳门、黄埔将货物交易。”

然而他还是个好君主，他允许和珅提出一个改良方案：“今已将丝斤购备运往，如该贡使等购买无多，不妨酌量准其交易，倘伊等因松筠饬谕不复在彼置办，即听其前赴澳门、黄埔购买亦无不可。”

乾隆又一次用朱笔添上：“若听其一事，彼又生法求恩不已矣。”

长麟重弹松筠一再提出的异议。马戛尔尼放弃了在宁波贸易的计划。强行突破行政封锁是办不到的。对私人——即“奸商”不能抱任何希望，他们明显已经起不了作用。为什么要试图同这些人作交易呢？天朝的等级制度随时会使之付诸东流的。

使臣抓住赐于他的微薄的补偿不放。总督向他宣布，作为特殊的恩赐，“印度斯坦”号将免付出口税。马戛尔尼对这些一本正经地不断重复的句子已经听腻了，对那种毫无意义的永恒的微笑也看够了。但是，他还是想，皇帝的优待，对自古以来的惯例的违反，尽管并无惊人之处，难道不是具体地说明他的使团并非毫无用处，而新的做法将会逐步建立吗？

托马斯从特使和他父亲的只言片语中猜出了他们的想法，他坚持说：“长麟极为谦恭，非常客气。”马戛尔尼对他着了迷。他越来越庆幸自己一再坚持走陆路去广州，让“印度斯坦”号只把使团的一个分队送走，而不是相反。展望他将要与一个决定广州和澳门欧洲人命运的人一起度过几周使他日益感到这是他使命出人意外的延长——一种挽救使团的决定性的好运气。

“不许民人与之接触”

从第2天——11月10日一起，总督又来看特使，并重弹老调：“皇帝陛下对你们大有好感。”马戛尔尼不愧是个好外交官，他马上就试图使这样的好感具体化。他从另一条战线发起进攻：关于丝绸的某些秘密在意大利和法国尚不为人所知，而英国人在这方面也一无所获。正是在杭州附近种植的桑树最多，养的蚕也最多；而在城里制造出最有名的丝绸。马戛尔尼曾询问过他船上的船夫：一些人认为红桑起主要作用，另一些人则认为是白桑。究竟如何？很显然，总督对此一窍不通。中国的等级体系里从上到下的人都对外国人的好奇心加以回避。又是一个不适宜的问题：搞间谍活动。

可是，斯当东不是成功地发现了一个工业秘密吗？“蚕是在特地搭起的蚕室内养殖的，那里远离各种嘈杂声；因为中国人认为哪怕是狗吠声也会妨碍蚕的生长。”

让我们再往下看：“缫丝之前总是把蚕闷住。为此，他们把茧放在匾上，再把匾用水气蒸。当茧被缫完丝时，中国人就大嚼蚕蛹。”如果说中国人津津有味地品尝长满其身的虱子，他们就不可能对蚕蛹的滋味无动于衷。继工业秘密后，又发现了一个集体行为的秘密：英国人识破了中国人的心理现象。他们的猜疑不是得到了证明吗？

这种猜忌不仅反映在丝绸方面，而且也反映在对杭州这座城市的本身。在歇脚的数天时间里，英国人被关在船上不许登岸。乾隆的朱批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不许民人与之接触，不令贡使从人等上岸。”这些蛮人没有想到皇帝为他们费了这么多的朱墨。

托马斯的日记证实了这种隔离措施：“那位大官来到勋爵的船上同他谈话。但是我们还没有到达城墙边上，我们不得不在郊区夜间睡觉，白天闲呆着。”这是他在11月10日的日记中写的话。

乔治爵士记叙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一部分运往广州的行李被错运到前往舟山的船上。3个英国人被派去寻找行李：唯有他们能认出这些行李。他们由一名官员及其仆人陪同骑马前去，他们从东面绕过城市。终于可以自由一会儿了！抵达河边后，他们登上牛车，每辆由3头并排套在一起的水牛拉着，用一根绳子穿过鼻孔来驾驭它们。牲口飞速奔向河里，在水中它们只要能站得住便前进。随后，旅行者们从牛车上到船里。到了河对岸，他们乘坐轿子前去舟山运河。

事办完后，英国人又骑上马，用马刺刺马的两侧朝城里飞奔而去。当他们已看见城墙的时候，追着他们的中国官员叫守城的卫兵在他们到达之前关上城门。然后对英国人解释说城门打不开了，因为只有巡抚有钥匙。他们因此不得不再次绕着城走。关城门的命令引起了军队的警惕，马上动员起来作好战斗准备。王大人“见到3个英国人居然能在中国防御得最好的城市之一造成惊慌不禁哑然失笑”。然而在他们到达的第2天，王大人已经同巴罗和李神父一起去熟悉杭州南面上船的地方；他们那时是穿城过去的。小斯当东写道：“他们回来后，对城市和店铺作了出色的汇报！”

他们那些被迫呆在船上的伙伴则像被禁闭者那样表现得十分不耐烦。

望远镜里的漂亮文人

建造于钱塘江和帝国运河之间的杭州是两条水路的必然通道，货物在此换船转运。这是联系南北的大商埠。“可以想象货物的转口为这座城市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它的人口几乎同北京一样多，城里到处是店铺，它们可以同伦敦的店铺相媲美：丝绸店、毛货店、英国布匹店应有尽有。”

在铺着大石板的狭窄路面上，万头攒动；夷人一出现就引起交通堵塞。女人们都打扮得十分吸引人，但只是在衣服的颜色、发型和头上插的花上作些变化。一件丝织内衣代替衬衫。外面穿着灯笼裤和皮里上衣，一件厚厚的饱子套在最外面，腰间扎一根腰带。

中国女人“认为体态丰腴是男子美的标准，而在妇女身上则是个大缺陷。她们极为注意保持自己身材的苗条。”她们把指甲留得很长，“以表明她们有人侍候”，她们把眉毛修成“细长弧形”。画家亚历山大作了如下概括：“我们见到的大部分妇女不能算美，尤其是用小脚快速行走的平民妇女。上流社会的妇女很少出来。我们通常在远处见到她们。例如我们用望远镜有时会无意中见到一名妇女正在关窗。

在我们看来，她们是漂亮的，但可能是因为她们化了妆的缘故——主要用补粉和胭脂。”

雷峰塔

古今都一样，旅游在中国从来不是盲目进行的。王大人“有礼貌地邀请巴罗先生和其他几位团员乘坐一艘华丽游艇游西湖，一条准备饭菜的船跟随其后，湖面上荡漾着无数条供游人消遣娱乐的小船。岸上有达官贵人的宅第，一座皇帝行宫，还有不少寺庙。自山边冒出的小溪流入西湖，上面跨着美丽的石桥。”这副景象没有任何变化。《儒林外史》并不过分夸张地断言：“这西湖乃是天下第一个真山真水的景致。”

在树林中，有“几千个修筑得像房屋一样的坟墓，墓是青色的，配上白色楹柱，排列得像是一条条小街道。差不多每个晚上 都有人拿着火把前来湖边的坟地向其家属的遗骸祭供。”

在一座山峰上矗立着几座宝塔；其中一座位于岬角边上，名叫“雷峰塔”。

“塔顶已毁坏，上面长满了绿苔和荆棘。据可靠的说法此塔是孔子时的建筑物。”

在传统戏剧《白蛇传》中，这座著名的塔被用作布景。始终不变的中国…… 

谢选骏指出：洋鬼子不懂，“始终不变的中国”只是第二期中国文明的帝国时代的晚期，给游客留下的印象。这不奇怪，因为到了第三期中国文明的现在，还有食洋不化的红小鬼在胡说乱叫“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

【第六十二章  “于严切之中，仍寓怀柔”(1793年11月11日—13日)】

在杭州，马戛尔尼收到一封舰队司令的信：此信几乎是一个月以前寄的。高厄解释说，所有船员都患了重病，包括医生；船上药品缺乏，尤其是奎宁和鸦片。因此必须去广州。

这封信的旅行速度显然同“狮子”号启程的消息一样快——马戛尔尼是在两周前由松筠告知“狮子”号启程的。为什么这封信又那么慢呢？马戛尔尼猜测：先要传教士翻译，然后是审查……可是为什么这么“猜忌”呢？

如果以为只有英国人在受这驿站拖拖拉拉(而这驿站本来是很快的)的罪那就错了，它使任何来到中国的人都难以忍受。在同一时刻，罗广祥神父两个月来一直试图同始终呆在“印度斯坦”号上的安纳与拉弥额特两位神父接触。最后他从澳门给他们写了封信，在那里他明白一定会把他们打发走：“8月份，你们离我们是那样近；我立即想方设法获得皇帝允许让你们来。但是，由于怀疑你们是英国人，他们把我叫到宫里，向我提出了一大堆有关你们的问题……我无法往你们的船上寄信，也无法请使团返回时带给你们……钱德明神父在10月8日至9日的夜间突然去世；请你们在作弥撒时为他祝福。请多保重。要快活些，要有耐性，有勇气。”这是在天朝官僚体系推不动的惰性面前一位把自己奉献给上帝的人表现出来的始终不渝的愉快心情。

要有耐性！这位罗广样神父在几年前就劝其教友要有耐性。1789年6月25日，他就曾写道：“我恳请你们不要一遇上中国办事拖拉就气馁。这的确是使人感到屈辱，但这是不可避免的。”

高厄的信尽管晚到，却还很受欢迎：马戛尔尼获悉“狮子”号并没有动身去日本，便松了一口气。为了更加保险，他给公司驻广州的代表写了一封信，总督同意当晚就送出，信中指示伊拉斯马斯爵士在得到新的命令前留在澳门。这封信没有被耽搁，特使想把“狮子”号留在广州，这同中国人希望看到英国人尽快离去的念头不谋而合。事实上，广州当局担心“该正副贡使及随从人等上下几及百员名，到粤后虽有货船可以搭附，恐其借口买卖未齐，转多停搁。”当局为预防起见“又派拨熟谙海道员弁前赴该船，令其与前船一同停泊”。收到这份奏折后，乾隆批注道：“是。”为使中国最终摆脱夷人，一切都已准备就绪。

告别迷人的松筠

前往停泊在舟山的“印度斯坦”号的使团成员于11月13日离开杭州。松筠同浙江巡抚吉庆一起护送他们，以便监督他们动身。

他前来向马戛尔尼告别。他显得有些激动。他要求马戛尔尼宽容些。他解释说：“两国相隔万里，它们的习俗必然相异。因此英国人不应当从坏的方面来理解中国人的态度。他希望他们不要带着对中国不利的印象回国。”

马戛尔尼愿意相信这些良好的表示不仅代表松筠个人，他的理由是“松筠也经常处于被监视之中”。实际上有两名中国官员都随时在协助他；他们肯定是坐探。

大学士表现得如此可爱，那是因为让人知道他这样做对他有利。马戛尔尼写道：“他迷人的态度躲不过朝廷的耳目，这种态度应当受到朝廷的赏识。在这扑朔迷离的宫廷内还是可以有一个正直的灵魂的。”他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和蔼可亲的举止预示着未来很有希望。然而从宫内档案看出，这也是他的任务之一：“速将英咭利贡使送走，于严切之中，仍寓怀柔。”

松筠精于此道，其证明便是他谢绝马戛尔尼想送给他的告别礼物的方式。他以如此自然恳切的态度来表达他的托辞，以致特使都没有想到为他而生气。然而，这同和珅一样都是拒绝礼品，也都是对同样的命令表现出同样的服从。但是，马戛尔尼认为松筠有绅士风度。这位中国高级官员都配当个英国人。

如果说大学士对特使表现出热情，他在皇帝面前可一点都不流露出来。以下是11月13日他写的最后一份奏折：“本月初九日，该正贡使至奴才船中跪请大皇帝圣躬万安，敬捧呈词……口称我等外夷不识天朝体制，一切礼节全未谙习，仰蒙大皇帝格外施恩体恤备至…其已悃忱。”同一天，小斯当东写道：“今天，松筠来船上看我爸爸。我给妈妈写了封信。由马金托什舰长带来。”12日和13日，马戛尔尼也说他接待了松筠的来访。大学士则让朝廷相信是特使前去拜访他：极权社会的等级原则同民主社会的平均主义原则带有同样的强制性。一名贡使应当尊重一位大学士，而不是相反。皇帝可能会批注：“好”，如同我们所说：太好了！

私下对话

英国人正在为去广州作准备，有的走水路，有的走陆路。他们远没有料到在此刻通过皇家传驿，一场无情的对话正在他们穿越的中国两端进行着。

乾隆10月21日从北京发出给广东以及其他沿海各省巡抚的谕旨：告诉他们夷入的“不适宜的要求”，他们要求或在舟山，或在广州附近有一个能“长期居留的小海岛”。

郭世勋仅在12天后，即11月1日回复乾隆，而又过了11天，即11月12日；乾隆用朱笔批注他的复件。以下是他们的对话，它确定了马戛尔尼的彻底失败：郭世勋：英咭利国人投澳居住须向西洋人赁屋，形势俨成主客，是以此次该国贡使进京吁请在于附近广东省城地方常给一处，以为收存货物之地，与西洋人之澳门相埒。

乾隆：此必不可行

郭世勋：其所吁求之处正其贪狡之处

乾隆：是！

郭世勋：西洋夷人在澳门居住始自前明，迄今二百余年。该夷等在被生长居聚竟成乐土，国朝教化涵儒，不殊天帱地载。况广州附近各处滨临洋海，尤不便任听外国夷人纷投错处。

乾隆：是。

郭世勋：今该贡使贸然陈请，设想非伊朝夕。诚如圣谕，海疆一带戒备宜严。

现在督臣长麟莅任在即，臣当与悉心商榷，设法稽查，凡沿海口岸港汊炮台墩汛一律加意防范，不使该国夷人有私自相度地面妄思占住之事。

乾隆：好，实力行之。

郭世勋：如伊等欲择地居住，必借内地奸人指引。

乾隆：此尤应禁者。

郭世勋：臣现在密饬地方官严行查察，倘有洋行通事引水及地方无籍之徒串同英咭利夷人诡图占地，即不动声色，密拿审究，从重治罪，以杜其渐。

乾隆：是。使团曾从大学士松筠  和蔼可亲中推断天朝会听使团的话，事实并非如此。天朝甚至怒不可遏。

给英国国王的报告

马戛尔尼在抵达广州的时候写完了他长达28负的第一份报告，他委托马金托什把这份为国王写的报告送交给敦达斯。他因此就有机会把有关使团的消息先传到欧洲。我们将从这份奇怪地未加发表的文件中摘录若干段落。这份文件的内容不仅同我们上面所引的突然发现的无情对话，而且同特使及其伙伴在他们各自的日记中描绘的观点相距甚远。然而，主要的事都写入报告了：失败后的伤感被摇曳不定的一线希望所缓和：“我满意地注意到伦敦王室和北京朝廷初次直接接触的结果开始就英国商人的问题在中国人的思想里开花结果。”

从一开始，马戛尔尼就描写了不可克服的障碍。首先是欧洲人的嫉妒：“我从一些非官方的或私人的消息中获悉某些代理商行中的欧洲人设法对抗他们想象中的我们的计划。我们在各方面都要防备葡萄牙人，他们认为自己保持着同北京关系的垄断权。然而，澳门正在日趋衰落，只是有了淡季居住在那里的英国人的出现才得以继续存在。”

其次是中国人的多疑：“尽管对我们接待的排场很大，但鞑靼族的达官贵人用怀疑的眼光看待我们的每一项建议，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就好像我们是来颠覆这个国家的。”

他的使团被礼仪上的义务弄得精疲力竭，而无法谈判任何问题：“我此行的主要目标甚至都没有提到。我所有的时间都被礼仪占去了，如果我不稍稍地坚持，希望使这个政府对我们怀有良好感情的话，就没有任何机会实现我使命中最起码的具体目标。”

幸好，在沿着大运河的归程中终于同大学士建立了友好的关系，并把事情向前推进了一步：“松筠向我援引他每天从皇帝那里收到的信中的主要段落，并告诉我最重要的批注。他说通过十分仔细的观察，他真正相信我们除了想增加贸易之外别无其他想法；但他明确指出，在一个中国皇帝看来，这是件微不足道的事情，不值得麻烦一个使团。”

马戛尔尼这样便能回到皇帝给国王的两份敕书里令人失望的内容上来：“我向松筠指出，除了圣上提到的有关在北京常驻使节的要求——这一要求被拒绝——之外，没有提及任何其他各点。他回答说：皇帝陛下认为他允诺照顾我们的商人就足够了。至于我给和珅的照会，他对我的要求逐一加以拒绝；我提的问题似乎是被故意歪曲，好像有人竭力使它们易于遭到皇帝陛下的拒绝。但是，我还是让他们知道，由于得不到重新考虑，我们在广州的人的处境很快就会变得难以容忍，以致有可能中断一切贸易。(……)我感到宽慰的是听说皇帝对我们，即对使团和我们的国家怀有好感，他决心保护这种贸易。如果他拒绝了我们所有具体要求，并不是因为这些要求提得不得体，而是因为皇上年事已高，他不认为改变自古以来的习俗和创立新的先例是件好事。”

在这个衰老的君主之后，比较年轻的继承者将会采取另一种态度……英国人从不认输；必须维持一点希望之光。

谢选骏指出：英国人在十九世纪“从不认输”，但是十八世纪却从美洲殖民地抱头鼠窜，二十世纪也从印度和香港愿赌服输地撤退了。

【第五部分  峰回路转，希望复萌(1793年11月—1794年9月)】

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不能以礼让为国，如礼何？——孔子，《论语》中国人对皇帝说：您是我们的父母，有了您我们才能活着，有了您我们才有今天。请您再次龙恩天开，了解我们的不幸，看看我们所不敢向您说的情况，救救我们吧！——钱德明神父，1774年

人是有感觉，能思索，会考虑，并在地球表面自由行走的动物。——《百科全书》，词条《人》，1751年

【第六十三章  老传教士的遗嘱(1793年11月9日—10日)】

马戛尔尼在修改他第一份由敦达斯转交国王的报告时，就已经认真重读过钱德明神父的来信，这封信是后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托人于10月3日——即皇帝第一份敕书下达的当天——转交的，好像是专为减轻特使因遭拒绝而受到的打击写的。

当时，勋爵只是把信大致读了一遍，认为那只是神父对他这位受辱使者好心地表示安慰而已。但几经阅读，他理解信里的深刻而准确的分析。要是他知道，神父已在10月9日，即在病榻上写这封信后的第6天离开尘世，他从中获得的是一份什么样的遗嘱呀！

这位可敬的老传教士在信中解释：“对于中国人说来，使节团的任务不过是在盛大庆典时来互赠礼品而已，它在中国逗留的时间不能比庆典的时间更长。在上个世纪和本世纪，任何一个派往北京的使节团，其逗留的日期均未获准超过这期限。”

他补充说：“中国人不签署条约。与他们打交道需要许多时间，故而大可不必性急。”

他接着说：在广州的对外贸易是“下级官吏的牺牲品”。他们的压力只能有两条出路：或“完全放弃贸易”，或通过使节团向中央政府提出“严厉的指责”。然而，在决定组团和由此可能产生的效果之间，肯定需要好多年的时间。

如果马戛尔尼“早些到达，在巴黎的消息尚未使政府及六部感到担忧前就来”，那么，他遇到的麻烦就会少得多。法国国内的动荡使他们十分“害怕”，于是他们变得更加“敌视任何改革”。仁慈的耶稣会教士是否在把他自己的恐惧说成是中国人的恐惧呢？斯当东也提出：法国革命会引起中国人的疑虑：“人权宣言已译成印度斯坦文。它不可能在性情温和的印度有中引起骚动。而中国人的情况就不同：他们更容易产生强烈的印象，而且引起民众骚动。”他试图在可憎的和珅外再找一个替罪羊吗？对那丢脸的失败的一个补充说明？我们在广州的一位观察员，前面提到过的夏庞蒂埃·德·科西尼排除了这种论点：“我怀疑法国大革命会引起中国政府的不安。我甚至怀疑它能否理解大革命的原则。与那个一听到荷兰没有国王便放声大笑的暹罗国王相比，它对民主的概念不会懂得更多。”

垂死人对未来的忠告

神父继续说：“然而，马戛尔尼使团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而且必然会产生有利的结果。”当中国人的思想适应了原先使他们反感的新鲜事物时，那么，这种印象在他们身上引起的不安也将平息下来；到那时，正使的提议就可能得到重新考虑。

钱德明神父建议每年都派船递送一封两位君主间的私人信件，以加强刚刚建立起来的联系。另一方面，也可以由国王委派一位常驻广州或澳门的代表与总督保持接触；他可以接受朝廷邀请参加节日或新皇帝登基的庆典。这位常务代表将维持有益的联系。尽管敦达斯和马戛尔尼的要求未得到直接的满足，但使团在中国的这种继续存在方式将给他们的努力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和持久的报偿。

是否应该排除钱德明神父本人受到中国政府操纵这一可能性呢？传教士们完全是仰仗皇帝每天的恩准才能在中国生活的。他们完全从属于中国的官僚等级体系。

他们怎么可能不会自觉地或不自觉地按照皇帝的意旨办事呢？但他们是要留在中国的，眼看英国人一败涂地地离开中国对他们没有任何好处。相反，他们可以企盼从英国贸易中改善自身的境况和传教的机会、马戛尔尼写道：“钱德明神父懂得，如果欧洲与中国没有更好的关系，福音的传播就不可能有较大的进展。他很明白，如果中国向我们开放贸易，将大大有助于他的任务。另外，他的教派将独得传教的好处。在传道这问题上，他们无须惧怕英国人。”’

关于神父的信，斯当东是这样记叙的：“不该为遭到拒绝而气馁。在中国人的国民意识中，只要是有点新意的东西他们就一概抵制，但可以反复提出同一要求，这并不会触怒他们的。”

总之，在这封信里，老传教士重复了他在1789年已经写过，而马戛尔尼不愿意相信的那些话：“中国在接待派来的使团时，只把它们看作是一种归顺和尊敬的表示。”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但当他在记下这永恒不变的书实外，再加上一点对开放的希望时，他是否还是对的呢？正使为此绞尽脑汁；老耶稣会教士提议通过广州互换信件和礼品；不多久，马戛尔尼和他的中国对话者就转而赞同这一主意了。

这就引起了他在给东印度公司的董事长们写的信中表达出的乐观情绪，此信是在他写给敦达斯的第一份报告后的翌日写的：“我坚信，我国的贸易将受益于使团的访问。我们搜集了许多有关中国北方居民的需求和习俗方面的材料，这将使我们能通过广州向北方出口大量物资，直至时间为我们开辟一条更为直接的渠道。那时，我们将认识到我们选择了一个明智的做法。我国并没有在那里失去任何发财和通过扩大我国的声望和贸易来加强地位的机会。”多么漂亮的曲言法：在绅士之间，大家都克制地进行陈述。

12月23日，他又给敦达斯写信：“我向总督指出，我第一次阅读皇帝的敕书时认为中国政府对英国持冷漠甚至是敌视的态度；然而，听了总督本人以及陪我到杭州的那位大人向我说明皇帝对我们的真实感情后，我就完全放心了。”松筠的话还萦绕在他耳际：“尔等见了长总督，一切更可放心”。

“选择明智的做法”直至“时间为我们开辟一条更为直接的渠道”。让时间来安排一切吧……“只要在处理任何事情时不操之过急，只要小心机智地行事，中国是可以与遥远的国家和谐相处的。”这是钱德明神父最恳切的意见。

谢选骏指出：神父有所不知——十九世纪的清朝废垃甚至不知“皇帝”是由满人冒名顶替的。正如现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废垃甚至不知“政府”是由外国人复制的。

【第六十四章  在南方内地(1793年11月14日—17日)】

11月14日，使团的主要人员动身去南方。他们得到了一份厚礼：准许他们穿过杭州城。

小斯当东用最清新的笔调为我们描述了这次旅行：“今天一早，我们一长列队伍与士兵一起出发，穿过城市来到钱塘江边。第一次为我们打起了华盖。杭州是一座很大很美的城市。我们从几座雕刻奇特的凯旋门下穿过。”

兴高采烈的托马斯以为——当然他的同胞们也不例外——这些凯旋门是为欢迎使团而搭的。然而，这些显然是他已经在北京见过的“牌楼”。牌楼大多数是木结构的，但也有像这里一样用石头砌成的。见习侍童对“又大又漂亮”的店铺赞赏不已。它们的铺面悬挂着“珍贵的皮毛”。

两军对峙

出城时，“使团的队伍受到礼炮、乐队和数百名士兵的列队欢送”。安德逊看到的士兵人数是托马斯看到的10倍：“一支由几千名戴着头盔的士兵组成的队伍，排列成十分整齐的队形，站在路边。”

“为了便于登船，并使这场面更为壮观”，架设了“用藤条串联起来的一排车搭成的码头”。它直通停泊在河中心的船只，因为靠河岸处的水不够深，成千上万的人来观看这一场面。看热闹的人有的站在水中拉的车上，有的三、四个人一起骑在水牛背上，这些驯良的水牛竟然对此无动于衷。安德逊指出：“中国人大量使用水牛来做拖运的工作，特别是在农业方面。”这点只在南方适用；现在，我们已到了南方。

检阅军队给英国人留下强烈的印象，几乎所有在场的人都对此有所评述。“无数的旌旗把中国军人的漂亮制服衬托得更为军容壮丽。蓝色的制服上绣着大炮就表示炮兵。他们的炮比我们至今在中国看到过的威力要大得多。使团成员从两座雄伟的凯旋门下经过时，受到这支炮兵队伍的鸣炮致礼”。马戛尔尼则认为这些炮“不易操作”，炮口上铁的厚度同炮的口径差不多相等。

一小队英国士兵齐步成纵队行进，在河边的中国士兵向使团下跪致礼。他们在河边，身穿军礼服倒显得十分威武。然而，马戛尔尼喜欢想象他们是在欣赏仁慈陛下的士兵的豪迈步伐和无可指责的动作。英国人在打量着中国人；中国人也在打量英国人。在外交官的背后，露出了军人的面目。外交官明白他已输掉一仗。而军人的目光则在估量赢一场战争的可能性，尽管这场战争在半个世纪后才会爆发。

南方从这里开始

5点左右登船结束。由带席篷帆船组成的船队启航了。即使这些船载荷量很大，但航行时吃水并不深。

镇江是扬子江和大运河的会合点，过了镇江，这一行旅游者才算真正到了南方。

这是另一个中国。中国南北方的差异比我们南北的差异还要大。中国的南方土地肥沃，盛产稻米、茶叶和鱼类；在这片土地上集聚着人类财富，人们的生活也更讲究排场。

“11月15日，早晨醒来时，我们发现自己已置身于一个从未见过的美丽的景色之中。”小斯当东大声说。马戛尔尼是这样形容的：“美丽和动人的景色。”托马斯对沿途风光的描写：“一边是耕作过的广阔平原，另一边高山贴岸耸立，满是悬崖峭壁，就像是从江中升起的一样。河深很少超过4英尺。布满卵石的河床覆盖着暗绿色的苔藓。我们的船常常触着河底。”

赫脱南估计这次浅水航行的风险。桨常常碰在峭壁上，船颠簸得很厉害，他直担心要“遇难”。每条船由二十来人拉纤，“如果不是迷人的景色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那么船夫和水手此起彼伏的喊声简直令人“难以忍受”。噪音是表现中国生气的一个独特方面。

中国的南北要道真是这样不方便吗？并非如此。现在正是因为船队离开了这条要道。如果船队选择北京——广州的直达航线，那就不必绕道杭州：它就要沿长江而上250公里，而不是横渡长江走大运河的最后一段，它朝东航行是为了去舟山群岛、英国人要搭“狮子”号回去时，朝廷已确定了这条航线。后来朝廷认为勋爵完全听任摆布乘“印度斯坦”号，因此还坚持这条路线。现在只好抄一条“近道”了。马戛尔尼骄傲地记道：至今还没有一个欧洲人来过这块中国内地。马可·波罗没有到过福州以南的地方；传教士和外国使臣则被迫走御道。继热河之后，这又是一个“第一”。

我们已经来到与开罗处于同一纬度的地方。农作物散发出带有异国情调的沁人心脾的香味。沿途看到“稻田、甘蔗种植园、橙树、袖子树、石榴树、栗子树、蔬菜、茶树、樟脑树和竹子”。

小斯当东对乌柏树入了迷：“任何一种植物都没能引起这样大的好奇心。我们感到奇怪的是，一棵树居然能提供给我们只习惯于在动物界获取的物质。这是这个特殊地区的主要的优势之一。”这种树的叶子是红色的，它的白色果实里的籽含有一种可用来制造蜡烛的肥皂般的粉状物。“中国的蜡烛比较粗短。烛芯是木制的。火苗很亮且一直很均匀。”儿子惊叹不已，老子补充解释：“把种子捣碎后放在水中煮沸，从中提取油脂。用这种物质制作的蜡烛比用动物脂肪制作的更坚硬，而且不散发出气味”。而用这种方法生产所需的成本大大低于欧洲。在使用煤气和电灯前，这是中国在技术上领先的一个项目，但这种地位很快就被超越了。

最早的桔子树

11月16日，特使在王大人和乔大人的陪同下，拜会总督。过了杭州，两位大人还陪同使团使他特别高兴。他认为，这是出于长麟的特别照顾：“总督对他们很了解，他知道我们相处得很熟；为了使我们旅途更愉快，便让两人一直陪送我们到广州”。这纯粹是勋爵在情感上的异想天开。我们从皇家档案中查实：在10月15日，朝廷就决定派这两位官员一直到他们上船回国才算完成陪同任务。

托马斯惊呼道：“啊，原来中国也有桔子树！”他像克里米亚的一位葡萄合作社的经理一样大惊小怪。后者曾对我说：“怎么，在法国你们现在也酿制香槟酒了？”

然而，他的家庭教师赫脱南先生却知道这种水果在德语中称为“中国苹果”(Apfelsine)，它是“通过葡萄牙人传入欧洲的。里斯本可能保存着第一株橙树”。像我们莱茵河彼岸的邻居一样，我们把希腊人说是在金苹果园里成熟的这些“金苹果”——桔子(mandarine)还给了中国。

赫脱南甚至明确指出，中国的桔子分三等。上品是供“达官贵人”的，这种桔子的皮是深红色的，容易剥开，汁液最多。第二等供应“各类头目”，皮呈黄色，味道略逊于前者。三等品则是“下层苦力”吃的，也就是在欧洲我们所吃的那种桔子。等级制度还要扩展到哪里呢？像马可·波罗以后的许许多多旅行家一样，家庭教师按捺不住要说，中国甚至比西方人想象中的还要高超：这种优越性现在波及到他自身了。差异还要扩展到哪里呢？

秘密外交的内幕

11月17日是他们一起旅行的第三天，马戛尔尼和长麟作了一次严肃的交谈。有多少次勋爵已感到终于要谈到正题了……特使的叙述可谓是一份典型的外交报告。

新任两广总督回拜马戛尔尼。谈话自然地涉及中英两国的贸易问题：“在广州，从他那里能得到什么帮助？”他要求特使写份书面说明，以便“从容不迫地反复阅读，完全掌握问题的质，并在了解事实的情况下采取行动。”他同意北京应该改变英国商人的态度。

诚然，他与皇帝的私人关系以及他在政府中的地位使他有大的行动自由，但他不是一个人。他的行动要触犯某些既得益。朝廷中有几位身居要职的大臣敌视英国：“尤其是他的前任福康安，看到他采取与自己相悖的态度可能会不高兴。”总督楚，和珅拒绝使团的要求使马戛尔尼多么失望，但他劝说马戛尼切勿贸然行事，以至使朝廷“不敢有任何宽容的表示”，使他可能进行的有利于英国人的尝试“失去信誉”。

像与松筠谈话时一样，马戛尔尼毫不迟疑就“坦率地表示深感失望”。他受到“冷淡”甚至是“敌视”的对待，但他尚在信中提及此事，“那是考虑到松筠和长麟”。他们“对使团颇有好感”，并一再肯定地说，皇上对使团亦有好感。因而，尽管北京发生了这一切，他仍有权期望“长麟支持他的要求”。这是他禀告英国宫廷的主要内容。下面就是长麟不要“用他的行来否认”马戛尔尼所说的内容。勋爵终于感到谈话已进入实质阶段。这样的交谈值得从陆路绕个圈子。“总督走了不一会儿，就给我和使团的全体先生送来茶叶、扇子和香料作为礼品。”托马斯补充说：“还有丝绸礼品”。

令人生畏的对手

长麟借口缺乏经验，引导马戛尔尼“开头炮”。他确定了自己善意的界限。谈到朝廷表现出的不利迹象，他能理解英国人采取报复的态度，但他强调指出，这种态度势必将妨碍任何积极的发展。马戛尔尼不会知道，无论是以前的松筠还是现在的新任总督，他们得到的重要指示恰恰是：在必要时用武力来防备英国的任何暴力行为。长麟的机智就在于他审慎地把朝廷的忧虑让马戛尔尼知道，把这种忧虑和期望从他那里得到商业利益作了权衡：这样他就把威胁回敬英国人。真是手段高明之极。

马戛尔尼尽量不正面回答。他不对英国人的表现作保证，而是逼长麟作出抉择：该由总督通过实际行动使他能向英王陛下写一份他所希望的有利报告。

特使甚至不屑于要求一份书面文件(现在是他本人应该提供一份书面文件，松筠早已使他明白他不会得到这份文件，并劝他不要立足于讲话或文件)，而要立足于明确实际的现实。

而长麟这位手中掌握欧洲贸易命运的人，对他来说就是最实际的现实，总之，是他可以捕捉到的唯一现实。

谢选骏指出：南中国和北中国，不仅物产不同，人种也不同，完全是两个世界——这是古代南北朝的基础，也是现代南北朝的基础。但是在文明上，南北中国正如东西中国一样，却同属汉字中国。

  

【第六十五章  逆来顺受(1793年11月18日－20日)】

高明的外交并没有使英国人忘了他们的“技术情报工作”；他们的固执将又一次战胜中国人的猜疑。印度总督康华里勋爵曾希望把蚕丝和茶叶的生产引入孟加拉。

这个设想也得到东印度公司的赞同，并专门告诉了马戛尔尼。可能这就是促使他“恳求”松筠让他从陆路去广州的理由之一。

南京的蚕丝在原地加工，洁白无疵，而到异地加工便发黄。是什么原因呢？这就要研究桑树的质量、蚕种、土质、加工用水的成份等等。显然，马戛尔尼不了解这样要求太高了。他没有得到预期的成果。然而他弄到了蚕卵。

在长达20个世纪里，蚕丝一直是中国的独家产品。蚕茧的生产秘诀都是禁止出口的。但是有几个窃贼把秘诀带到中国境外。公元555年，两个景教教徒把蚕蛾的卵装在白藤手杖里带到了拜占庭。7世纪，文成公主把蚕茧藏在发髻里带到西藏。9个世纪以后，奥利维埃·德·塞尔如法炮制，把蚕茧藏在他妻子丰满的胸口里，从意大利带入维瓦莱斯。马戛尔尼的确也把蚕和生产过程的一些情报送到了印度。但他并未能推动英国的生产技术。

但他在茶叶方面则取得较大的成功。这种植物引起了英国人的兴趣，因为他们与中国人同样需要饮茶。无论是英国人还是中国人，我们很难想象他们能离得开茶。

然而，在中国饮茶是在公元500年前后才普及的。孔子还要过100年才能喝上茶。至于英国，回忆录撰写人萨缀尔·佩尔斯是于1660年在伦敦的一个咖啡馆里品尝了第一杯茶  (cupof tea——原为英文)。总之，在18世纪，对茶的爱好形成了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少有的共同点之一。当然，在这共同的爱好中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

这批旅游者不断谈到有关茶叶的信息。吉兰说：“它是中国人从早到晚的饮料。”

斯当东则像一个熟谙供求规律的经济学家那样在计算：“在中国，茶叶的消费量极大。即使欧洲人突然全部不再饮茶，它的价格在中国市场也不会下跌。”他认为喝茶是一种美德：“茶的最大好处是使养成这种习惯的人十分喜欢它，从此就不再喜爱饮发酵过的烈性酒了”。这一评语出自霍格斯的同辈的书中则别有一番风味，因为他们不但对喝茶颇有兴趣，而且对杜松子酒和啤酒也同样嗜好：“茶在英国就像啤酒一样，在城市的小酒店里或大路边上都有出售：付一个小额硬币，喝上一杯，然后继续赶路”。

英国人是否知道“喝茶时嘴里要含一块冰糖？”他们是否知道，漂亮的女子在给她的情人准备刺激性欲的茶时，放入“一种会起泡沫的胡桃加咸笋混合物”？茶的魅力是无限的。

饮茶把他们带到茶叶生长的地方。在南下途中，他们已发现茶树。斯当东对“一层层排列在山坡上的茶树”赞叹不已——沼泽地则用来种稻。“为了便于采摘茶叶，要设法不让它长得太高。”安德逊把它描绘成一种类似醋栗的植物。他记录了10月18日第一次见到茶树。显然，他把日子至少提前了半个月。那时他们还在北方；在这个纬度、这个时间，英国人第一次发现的是棉田。不过，作为植物学家，他倒没有弄错：“贡茶”是用最早开的花制成的。新叶焙制成“炸药茶”。

1794年2月28日，马戛尔尼从澳门写信给康华里勋爵：“如有可能，我想弄几株优质茶树的树苗。多亏广州新任总督的好意——我与他一起穿越了中国最好的茶叶种植区——我得以观察和提取优质样品。我责成丁维提博士把这些树苗带到加尔各答。他将搭乘‘豺狼’号前往。”在经过一片精心种植着漆树、马桕和茶树的平原时，马戛尔尼的确顺利地叫人挖掘了这些树苗：中国的陪同人员这一次未加干涉。

把优质树苗引入印度，光这一项也就不枉此行了，而且在下个世纪将要百倍地偿还这次出使的费用。

基德上校在加尔各答建立了一所植物园，他想在里面增加新的品种。为了满足他的要求，几株带上块的树苗被小心翼翼地运到了孟加拉。他说服东印度公司在印度大规模栽种茶树，这种树以前在印度鲜为人知。当丁维提带着这批货抵达加尔各答时，不幸的基德已不能为此而感到欣喜：他刚刚去世。但他的夙愿得偿：茶树、乌桕和漆树在那里落了户。随着它们的繁衍，加尔各答植物园向印度所有的苗圃送去了使团挖来的中国树苗的后代。1823年，在阿萨姆邦发现了一棵野生茶树，于是把这两个品种进行杂交。但可以说当今相当一部分“印度茶叶”来自马戛尔尼挖来的中国茶树苗。巴罗将向世界揭露“邦蒂”号起义的事实并把这史诗般的行动描写出来。此时，这艘船已前往塔希提岛寻找面包树。仁慈的陛下政府想把它移植到安的列斯群岛。启蒙时代是醉心于植物的时代。伦敦懂得科学、航海、殖民、贸易和工业的进步是合成一体的，只有它们互相补充才能在世界上建立霸权。

一次离奇的会见

夜色降临。船队在绵延的山脉前停止行进。王大人和乔大人登上马戛尔尼的船，向他介绍两位琉球国王派来的使臣，也就是他们的同事。该国王每两年都要派人到福建厦门进贡，那是允许他们上岸的唯一港口。

据马戛尔尼所说，这两个人皮色白净。而托马斯却说：“他们皮肤黝黑”。但两人对他俩的印象极好。马戛尔尼说他们“讨人喜欢”，他的年轻侍从则认为他们“相貌漂亮”。两人所穿衣服的样式同中国的差不多，但衣料质地精细，外套一件好看的棕色披肩，衬以松鼠皮。他们头上分别缠着一黄一紫的丝巾。

马戛尔尼一直在伺机进入中国。机会来了。这些岛屿离大陆不远，它附属于中央帝国，对外国人来说，这是一个既陌生又好客的地方。能否在琉球群岛重温法国人在交趾支那的旧梦呢？这是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唾手可得的地方实现的路易十六的中国梦。假如就在离中国近在咫尺的地方开设一个对华贸易商行，又不受中国官员的控制……因为这两个人善于交谈，特使收集了许多情报。

最重要的情报是欧洲船只从未到他们的国家去过，但只要欧洲人愿意去，在该国一定受欢迎。该国在京城附近有一个很大的深水港。马戛尔尼带回去的情报并非没有结果。当1816年英国派遣第二个使团时，阿美士德勋爵搭乘的船到琉球群岛进行过察看。当然，最终是日本攫取了这个处于战略要地的群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大家能看到它起的作用：它的主要岛屿叫冲绳。

皇帝再度不安

11月19日，乾隆发了一道焦躁不安的御旨。他获悉两艘英国小型护卫舰将在虎门靠岸；“狮子”号可能随后就到。

“所称现到小船二只催令购办食物后即开行回国一节所见尚欠周到。所有该国先到船只务令其在粤停泊等候，其续到之大船二只一并饬令湾泊等候贡使。英咭利贡使到粤后若希图在黄埔地方盖房居住，当严行斥饬，并禁止内地奸人指引。并着长麟于途次接奉此旨，带同贡使攒程行走，以便及早到粤乘坐原船回国。若即饬令开行，将来贡使抵粤必更借口耽延，复萌知智，别有干求，此为最不可行之事，彼必更多一番枝节。

“若原船已经开行，伊等在黄埔居住等候，止当密为稽察，毋许勾结滋事。

“其一切食用可以不必照内地之例，官为料理，致令贡使等得以从容坐食，免有耽误。

“免其纳税系指此次贡船而言。外省办事往往胶柱鼓瑟竟将该国别项贸易商船概行免税，转致西洋各国心生冀望，纷纷吁请一体免税，成何体统？惟当按照定例收纳，以昭平允。”这几句翻来覆去的老话反映了天朝的本身逻辑。在我们的逻辑用逐条详细陈述进行逐步推理的地方，他们却用赘言。语法同逻辑学，也同帝国一样，是建立在不知疲倦地重复的基础上的。

准备派新的使团

这是第二次有礼貌的较量，它与那种反复咆哮形成了对比：总督用可能再派一个使团来华作诱饵。英国人不是希望两国的交往更为频繁吗？“11月20日这天，总督来访。他自称对可能有的怨恨情绪表示不安，因为它将通过我给国王的报告引起中英两国间的关系紧张”。

马戛尔尼一再否认有此事，但长麟仍然疑云不散：“为了证实我的诚意，他请求我同意他对皇帝说：英国国王将保持同中国的友好关系，并将派遣第二个使团来华”。

这种做法很巧妙：如果英国同意定期派遣使团，那么最终不就成了像琉球群岛一样的纳贡国吗？马戛尔尼避免正面回答：尽管他的要求遭到拒绝，他还是体面地受到皇帝的接见；但是，“只有有了充分的理由，可以希望从中得到适当的好处，第二个使团才会来中国”。

“适当的好处”指什么？长麟没有接茬儿。他可不愿意让对方来提派遣第二个使团的条件。他要对方提出具体的时间。马戛尔尼避而不答。可是长麟却说他很满意：他要给朝廷写信，说蛮夷国王将在“某日”召见另一位使臣。

让我们再看看真相的另一方面。长麟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马戛尔尼作了这样的声明：“该国王此次进贡实是至诚。我们未来之前，国王曾向我们商议，此次回去隔几年就来进贡一次是早经议定的，惟道路太远，不敢定准年月。将来另具表文再来进献。若蒙恩准办理，即将表章贡物呈送总督衙门转奏，也不敢强求进京，只求准办就是恩典。”

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假的报告吗？但长麟并不以为自己在作假。他按照天朝的意旨来解释含义不清的话。遵守原则远比尊重事实来得重要。长麟通过马戛尔尼的嘴说出朝廷唯一能接受的安排：其中包括在广州先预交礼品单。这次马戛尔尼一踏上中国领土就没有按此办理，所以使北京很为恼火。

而在这种吹毛求疵的描写中，我们又发现了钱德明神父的忠告：“在中国人的国民意识中，只要有点新意的东西他们就一概抵制……”。朝廷认为重要的是：英国人再次表示敬意。而英国人认为重要的是：不要切断来往。

老传教士掌握了双方内心深处的愿望。他具有在两个世界之间架设桥梁的天赋！

然而，这两个世界相距又是多么遥远！

特使像他的护送人一样满意：“每同长麟会见一次，我对他的敬重就增加一次。

他会使东印度公司得到各种好处，对此我抱有希望”。他认为长麟是“一位有个性，非常谨慎又富于洞察力的人”。虽然这种不变的制度是那样的僵化，他仍继续幻想不顾这种千古不变的僵化制度，通过私人交情来解决问题。

应长麟的要求，特使交给他一份有关英中贸易备忘录。这篇有十五个条款的文章，重申以前提出的要求：包括从澳门和广州间的过境税直至“有权赛马”和“进行各种喜爱的体育活动”。里面还添上了一些新的要求：“英国人可以与所有的中国商人，而不局限于只与公行有接触。准许中国人教英国人汉语。遇到因刑事犯罪而起诉的情况，涉嫌者的同胞不应受到追究”。

最后一点要求承认了美国的存在，这个国家是在凡尔赛条约签署后十年诞生的：“不要把英国人与另一些在广州做生意、讲英语的人混同起来，这些人属于另一个民族，他们居住在世界上一个完全不同的名叫美洲的地方”。

美国人的确在获得独立之后不久，即于1784年就派出第一批商船到广州，并于1790年任命第一位驻广州领事。他们没有浪费时间。为了不使人把他们与自己的前主人混淆起来，他们也不落后。

谢选骏指出：在英国眼里，美国就是仆役，不是小皇帝溥仪，而是离家出走的顽童、不服管教的逃犯……所以英国人不喜欢美国人和他们看齐。

【第六十六章  一段旱路(1793年11月21日—22日)】

现在要从陆路翻过这片高地，它把桐江盆地和信江盆地分隔开。这一段路程一天就走完，那是11月21日。

对这段附带的陆路和山路，见习侍童作了极自然的描述：“今晨，我们离船上岸，我们或坐绑在竹筒上的椅子上，或骑马，或坐轿子赶了80英里路，来到另一条河边。路极好，与花园里用石屑铺成的小径一样；为了使路保持干燥，在它穿过稻田时还加高了路面。车行道上没有车轮压过的任何痕迹。山上新种了许多松树，不然群山会是光秃秃的一片；在树下，有几座好似小石屋的坟墓，上面还有用铁栅栏护挡的小窗户。山谷里种满了稻子和蔬菜”。

作物的茂盛使马戛尔尼惊叹不已：“沿途每寸土地都是精耕细作的。为了得到最好的收成，地里都施足了肥。山坡修成梯田。一年至少两熟，常常是三熟。”这一段旱路中可以随意采集植物标本。长麟允许马戛尔尼再带走一些茶树苗和种子。

它们将使孟加拉致富，也有助于竞争。小斯当东说：“这里是浙赣两省交界处，走不到一英里就穿过一个村庄。我们看到人们在踩水车，它像我们的链卿筒，把水汲上来灌溉稻田或梯田，我们来到一个名叫玉山县的四周用城墙围着的城市的郊外。

郊区很大。我们沿着长长的石级而下，来到一条河边，找到了为我们准备的船，不过比原先的船要小”。

液体黄金

马戛尔尼不无幽默地写道：“农民把人粪肥当作最珍贵的财富贮存起来”。这次乡间出游，英国人可以不慌不忙观察中国的这一永恒特色。托马斯在日记里是这样写的：“比起其它肥料，中国人更喜欢使用人的粪尿。他们有专人和专门的地方收集和存放粪便”。这种奇怪的做法既不是只是中国的这个地方有，也不是只是这个时期有，而是这次郊游让在场的大多数人都看到了此情此景而已。

对这个微妙的题材，赫脱南是拿着镊子来处理的。他把路边的小建筑用神话的帷幕给遮了起来。“这些克劳阿西纳的神殿并非为公众方便，而是为从中收集供品的人而修建的。”

所谓“克劳阿西纳的神殿”就是半埋在土中的粪缸，“供行人使用，有人掏粪池，把粪便收集起来当肥料使用”。斯当东指出：“老人、妇女和小孩经常身背一个筐，手里拿一个木耙不断地拾找粪便”。巴罗已经写过：人们在这种底肥中掺入其它垃圾使其更肥。“每个理发匠把修剪下来的发须小心翼翼地收藏在一个小袋子里用作肥料”。尤其是，“每家每户有一个粪缸。当粪缸满了时，很容易拿它去换蔬菜和水果。”从粪缸到蔬菜，中间经过施播肥料，这是一个完整的循环，什么也没有糟蹋，什么也没有创造。

在粪便中掺些士，经过搅拌，制成饼状，在太阳下晒干。因此，一个体弱的老人对于赡养他的家庭来说并非是毫无用处的。

在广州，英国人再次看到这种技术：“这种盖在房子两侧水池上的厕所可以满足过往行人大小便的需要而又不造成浪费。在气候炎热的地方，用这种方法积肥应是十分有害的”。然而，要保存这种液体黄金，也就“顾不上什么体面和谨慎了”。

如果巴罗、赫脱南或斯当东读过弗洛伊德的著作，他们就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积肥方法会对中国人的行为产生什么后果？心理分析学指出，学习爱好清洁对人格的形成起决定作用。喜欢整齐、清洁、严于律己以及对金钱的精打细算等均源于此。埃里克·弗罗甚至把创业精神看成是要留下一点文明的痕迹来弥补这可卑的痕迹的愿望引起的升华。他认为，在新教的教育中这种厌恶感最为明显，这种自我肯定的需要最为强烈……在中国人自己经常描绘的某些集体的缺点，诸如幼稚、羞愧、群居、无纪律、浪费、肮脏等等和没有按照要求严格地度过“肛门”阶段之间，难道不存在着某种联系吗？一个社会一代一代地受到文化里已有并流传下来的障碍的影响，发展缓慢甚至陷入瘫痪，这不也是可能的吗？对粪便几乎是虔诚的使用，把它们作为好处收集起来，而不是感到可耻而抛弃。这种不该利用时的利用难道不会世世代代地影响中国人的心理平衡，甚至使抑制性的神经官能症流传下去吗？不上一个精神分析学家试图作出肯定的回答。我们则满足于提出问题，仅此而已。

贡院

晚上，使团一行没有找到旅舍，“他们被安排在县里一个年轻书生参加考试时的考场里住宿”。

旅行者现在面对的是中国体制中的一个幻影。它曾使启蒙时代的欧洲那样神往。

耶稣会教士在散布赞赏情绪之余，于18世纪中叶把这种制度搬到法国他们自己的教会学校，组织了一整套的考试和会考，最高的是颇有声誉的中学优等生会考。斯当东说：“这类考试是在巡抚、县的主要行政官员和许多观众在场的情况下公开进行的。应试人要参加笔试和口试。录取的人不仅得到一个科名、赢得进入贡院的荣誉，而且他们已踏上谋得高官厚禄的路途”。

做官的道路“对所有的中国人是畅通的。人民确信官的权势是由自己的功名得来的，因此对当官的表现出服从和尊敬”。斯当东热情赞扬：“毫无异议，政府实施这种制度对社会秩序是有利的”。

旅行者有没有看到考生忙于应付考试的情况？他们有没有受陪同的骗？还是他们满足于重复在那个世纪已广为流传的冗长的无稽之谈？对此，他们没有明确说明。

但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反面。这样招收来的官员将成为什么样的人呢？斯当东作了这样的推测：他们组成可怕的官僚体系，剥削既无财产又无知识的人民，或使他们灰心丧气。“那些穷而无告的人处在当地官吏的淫威之下，没有任何诉苦伸冤的机会。在这一点上，与下级官吏打交道的外国人的处境倒也与他们相似”。他隐隐约约地看到已被中国人自己批判了25个世纪之久的这种制度的缺陷。这种批判始于孔子，虽然官僚政治是受到孔子的启示而产生的。孔子在公元前5世纪就揭露“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距今不到100年，还有人这样写：“民家被官家害了，除却忍受，还有什么法子”？

旅行者在揭露这些小官黑暗专制的同时，却对这一发现感到兴高采烈：除了世袭政权外还有一种社会制度可以行得通。他们批判这种社会制度时，并不是以在他们国家仍占优势的贵族的名义，而是以正在他们国家产生的民主的名义进行的。为人民服务、并接受人民监督的公职制度，这就是毋庸争议的理想所在。

使团也像耶稣会会士和启蒙时代的哲学家一样，认为中国的考试制度值得称道、就像到了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革命的中国成了其西方信徒仿效的榜样一样，这些英国贵族像1968年的“毛主义者”一样，对中国完全着了迷。

无疑，马戛尔尼的同伴暗中在将通过“靠山”(我们叫“走后门”)招收国家工作人员——下自海关管理人员，上至一个部的常务次官——的制度作比较。这种制度在当时的英国就像在法国旧制度的王朝时期一样占着优势，它是构成人们称之为“惯见的腐败”的一个决定因素。在他们对这种制度狂热崇拜的同时，雅各宾派或者拿破仑对官僚体系的幻想已在酝酿。几年以后，法国皇帝在他的教育部长的支持下把大学教师变成“国家耶稣会士”，由他们负责通过会考招聘国家公职人员。

然而，长期以来在中国就流传着这种说法：“要被录用，才能并不是必须的，而且光有才能也没用。”《儒林外史》里有一名屠户对他的女婿说：“这些中举的都是天上的文曲星！你没看见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耳？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撤泡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想天鹅肉吃！趁早收了这心”！

走后门就是腐败吗？假如有“另一种逻辑”呢？“孔子日：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家族要使得到的地位像祖产一样永远传下去。我们能责备它们吗？在天朝考试制度中，继承遗产的人要比享受助学金的人多得多。

怎样教学？通过背诵熟记的课文、通过按照严格的规则容不得临时发挥的作文来教学。只有结结巴巴的背，没有创作，更谈不上评论和批判了。要符合事先准备的范文，就像这位私塾老师所说的：“我都是引经据典。我自己的东西呢？从来也没有过”依然援引孔子的原则：“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正当英国人大唱赞歌之时，乾隆却自己揭露起这种制度的无效率来，尽管没有对它进行否定。他说：“从来内外大小臣工办事，难得适中，非过即不及”。

在许多方面，英国人渐渐发现那些“启蒙时期”给中央帝国罩上的恭维帷幕消失了。但是在有些地方，他们的幻想又冒了出来。他们认为政权掌握在知识贵族的手中：“谁要是没有成功地通过最难的会考，那他就得不到荣誉”。的确有一位像松筠那样随身携带大量书籍旅行的人，但又有多少学究式的粗人呢？我们的旅行者知道和珅来自哪个阶层吗？且不说被他扶上去和打下来，以及被他收买和被他抛弃的那一群人又是来自哪个阶层？

是否应该像人们经常做的那样，把中国的这种制度与共和政体法国的公职制等同起来呢？我们能接受他们惩罚一位高级官员的方式吗？某地遭到了蝗灾，巡抚马上就挨打并被革职；还有一位大官，因为在公众场合表现得过于高兴，损害了他职位的尊严而被扣去一年的傣禄。提出任何一个被认为是不好的建议的人，都要受到惩处……

有人问孔子：“何谓四恶？”孔子曰：“虐、暴、贼、有司。”他能否猜到这四恶将并存在这个停滞不变的社会里，而根据他的学说建立的贡院将在里面起着最重要作用？

中国的体制不仅仅对欧洲人是个幻影，它也是一个不时实现的中国梦。有多少父亲对他们赶考的儿子说：“我的祖上都是平民百姓，只要你能考中，我死也安心了！”对于一个中国农民，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没有比儿子中秀才和成为“书香门第”对他们更有吸引力了。

十全十美的制度是不存在的。在哪个社会里“继承遗产者”不受惠？我们应该承认中国的考试制度有个好处：它给这个停滞不变的帝国引进了一点社会变化。当然这种制度尚有许多不足之处，中国人自己也争先恐后地进行了揭露。

这种以文取士和形式主义的结构一直延续到帝国的末年。然后文化大革命把两千年来的能人统治的优点连着它的缺点一扫而光。但它并未取得完全成功。

谢选骏指出：英国人和美国人学习并且改革了中国的考试制度。

【第六十七章  “我国的造化”(1793年11月15日—22日)】

这期间在浙江，使团的另一部分人正去舟山：有本松上校、丁维提博士、画家亚历山大、马金托什船长，还有包括霍姆斯在内的卫队士兵、仆役以及维修设备的机械师等人。

这队人马经过浙江宁波府。英国人曾在那里拥有过一个货栈和一个代理商行，由于“行为不端”他们丢失了这两个点，直到1859年才费了大力把它们夺了回来。这个港口城市位于杭州湾的南岸，是当时那个地区的商业中心。以后被地处杭州湾北部的上海所取代。马金托什的贸易问题在那里被提了出来，但马戛尔尼并不知道。

无偿馈赠换取感恩戴德

大家记得，乾隆设法把宁波变成了一个商业冷落的地方：赶走了在本世纪初与英国商行有往来的所有“奸商”，所有的“买办”的后裔。马金托什船长事先被告知，他不能进行任何货物交换。皇帝再三重申“只能在澳门和黄埔进行贸易”。

然而，读了士兵霍姆斯的记载就知道，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宁波是商业冷落的地方。买卖在那里还十分活跃。“11月15日，我们看到了宁波这座著名的城市，它建在一个荒芜的峭壁的圆丘上。当地百姓对英国使团表现出特别的恭敬”；城里的头面人物“更是热情殷勤”。英国人觉得他们比其它地方的中国人更健谈。“宁波用自己的船同巴达维亚、菲律宾诸岛以及沿中国海的其它公司进行大量的交易；它通过广州口岸为欧洲商船提供商品”。

城里的主要官员给每个英国人送一份礼，有丝绸、茶叶、南京土布、烟丝和其它小玩意儿。为使英国人逗留期间过得愉快，他们费了不少心血；但是天公不作美，一连下了七、八天的雨。英国人只能呆着不动。“我们急于回到离我们仅40公里的‘印度斯坦’号船上，这使我们的情绪变得更坏。中国官员觉察到了这一点，但他们并不生气”。11月23日上午，画家亚历山大确实也这样记载：“雨下个不停，透过船篷往下流。风从缝隙钻进船舱，我们在风雨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

突然间他们看见了一包包的茶叶和丝绸。这是中国送的礼品。为此，浙江巡抚从远处弄来丝绸，因为宁波并不出产。中国人的令人惊奇的心理！为了掩盖拒绝的真正原因，就竭力贬低宁波的重要性。不能在那里进行贸易。但是这最后一招做得很漂亮：不要任何东西作交换，只要表示皇上的宽宏大量，就像皇帝所指示的，要让对方“感恩戴德”。

军人准备弹压

松筠是这样向皇帝报告去舟山的部分使团成员的沿途情况的：“奴才等前于15日经过宁波府时，该夷官等曾向伴送的官员言及杭绸，意甚欣羡，亦未敢言欲购买。奴才等见其颇为恭谨，因而商酌莫若略备茶丝，传宣恩谕，酌量赏给，更足以昭圣慈体恤。因传主该夷官四员，谕以此处向无洋行，无从交易，况尔贡使今已前赴广东，自可在澳门、黄埔地方照例购换。今蒙大皇帝俯念尔等恭顺远来，现在登舟开洋，不无日用之需，特赐尔夷官四人每人杭绸四匹，茶叶各五十斤。丝各六斤；随从兵丁亦各酌量给予茶叶、布匹。该夷官等当即免冠优地，连次叩头祗领，其感激欢欣之状形于词色。

“现在派委宁波知府克什纳伴送夷官等过海回其本船，又提督王果于稽查海口之便亦可在定海就近弹压照料”。

这后一条消息不应引起怀疑。前面一条倒是值得怀疑。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松筠只是按照皇帝想看的方式写的。

“印度斯坦”号的底舱装满了丝绸和茶叶，当然还有从英国白白带来的呢绒；甲板上挤满了使团的部分成员。东印度公司船队的最好的商船扬帆启航。“在它的身后拖着一条长长的黄水纹”。特使一行在去广州时也被台风困在路上。狂风大作，大雨瓢泼，这个地区常常这样：“江水发着虎虎的吼鸣，冲撞着两边的山；浊浪吞噬着雨柱，飞着、喊着、跌着、翻着、号着、喘着……”航行推迟了。马戛尔尼写道：“11月22日。由于一天一夜没完没了地下着大雨，我们整整一天呆在玉山县没动”。

小斯当东叩头

翌日，趁下雨之机，勋爵让见习侍童把给皇帝的问候信写好。这封信是总督授意他写的。长麟发现信里的中国字字迹娟秀，询问出自何人之手。“当我告诉他这是小斯当东的杰作时，他不相信一个12岁的孩童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取得这样神速的进步。然而当他目睹男孩在由他抄写的信的下方用端正的楷书写上自己的名字时，才相信这一事实”。

下面是这封通篇恭维之词的感谢信的译文。信是由马戛尔尼用英文写的，再由见习侍童用中文誊写。特使为此十分骄傲，所以把信递交给了敦达斯。可是在英国档案馆里我们没有找到这封信的踪迹。相反，信的全文被细心地保存在皇室档案里，而马戛尔尼提出要求的照会却一份也没有。这些照会谈到的只是一些微不足道的贸易：它们没有资格归档在皇帝陛下的文书里。而这个“中国化”了的孩子的恭维对皇帝倒是一份极其宝贵的贡品，因为这封信在对天朝制度的本质进行恭维。

按照惯例、每当写到皇帝两字时，就要另起一行。这里总共换了七次行。比起他的主子对叩头的态度，小托马斯对这一套礼仪更为适应，因为他的脊梁骨更柔软。

“英咭利国使臣吗嘎尔呢谢

大皇帝恩典。我们国王敬

大皇帝大福大寿，实心恭顺。如今蒙

大皇帝看出我国王诚心，准我们再具表文进献，实在是

大皇帝大寿万万年，我们国王万万年听教训。这实在是

大皇帝的恩典，也是我国的造化。

大皇帝又不嗔怪我们，又不限年月。我们感激

喜欢口不能说，我国王也心感激。求大人

替我们奏谢

大皇帝恩典。此呈系哆吗嘶当东亲手写”。

越来越卑下

这是一篇仿作吗？当然，但他没有忘记最主要的：“我国的造化。”他在向朝廷礼仪屈服的同时，又不失掉自己的尊严。在索德超眼里却可能认为太注重自己的尊严了。这位葡萄牙的耶稣会会士翻译过一封类似的信件。那是早些日子马戛尔尼写给乾隆的信，感谢他赠送“福”字条幅。也许他认为那封信还不够阿谀奉承，没有一一列举皇上的恩典。这位葡萄牙传教士成功地写了一篇仿作的仿作。这篇文字也珍藏在内阁档案中。它是这样开头的：

“英咭利贡使马戛尔尼跪请大皇帝圣躬万岁。仰蒙大皇帝格外施恩，体恤备至。前蒙赐我国王温谕并许多贵重稀有之件，昨又蒙御书福字，颁赐国王，我等亦得同沾洪福，又蒙颁贵蟒袍绸缎佩包等件，荣宠无比。又准我等仍由广东行走……”

谢选骏指出：满洲鞑子类似牲口，不用这些繁文缛节，就无法掩盖自己的兽蹄。

【第六十八章  一名官员当众遭受鞭笞(1793年11月23日—27日)】

国家设立法制，原以禁暴止奸、安全良善。——康熙，1662年—1722年11月22日。尽管有雾，船继续行驶。沿途景色像幽灵般展现在眼前。马戛尔尼有这样一段记载：“我们周围的东西在夜雾朦胧中变得那样巨大，那样令人提心吊胆”。小斯当东对耸立在江边布满松树的群山印象深刻。傍晚，天色渐渐晴朗起来，我们第一次看见了甘蔗地。托马斯的记载：“一些榨甘蔗用的小磨坊，有几个建造在河里，因为河水很浅。这样建造并不费事，磨用水力驱动”。在此以前，英国人在中国还未见过磨坊，感到非常奇怪，因为这里既不少风也不缺水。

次日，江水在巨大的岩石中突露而出。“一些中国人在忙着把岩石凿成砖那样大小；有些石块呈鲜红色。好几个岩洞里还住着百姓。我们船队过时，他们走出来看。在岩石的开阔处建有花园和房屋。这种奇观一直延续了六英里远”。只有到了中国，才能看到在悬崖坡上开凿出来的路，还有悬空在深渊上方的房子。

11月26日。船队驶出山区。江面突然变宽。这就是著名的鄱阳湖。说大实话的托马斯指出，他们根本没见到鄱阳湖：“我醒来时，有人对我说：昨天夜里，我们穿过了一望无际的鄱阳湖的一角”。

真是不可救药！父亲不曾料到会被儿子出卖。他不能放过这个大湖而不谈谈……

谈谈他所没有看到的东西：“船队进入鄱阳湖，它是中国最大的湖，附近的许多河流从四面八方通到那里。”它给好几条运河供水，这些运河两岸都筑了坚实的高堤，以防湖浪。“据中国船员讲，湖里的大浪同海浪一样危险”。湖边是渔民的草房：“住在里面的穷苦人以打鱼或在浮动竹疏篱上种植蔬菜为生，每家都有自己的一块地段，可以在那里捕鱼或饲养各种沙丁鱼，俺好后晒干行销全国”。船队在这四通八达的湖上重新沿着北京——广州的正常路线航行。

爱得深，罚得严

托马斯说船队总是被安排在夜间穿过城市。船队的生活几乎是千篇一律，没有变化：驻军站放一通炮表示欢迎；士兵模样的人穿着露出虎牙的短褂，用鞭子招募来的纤夫，用鞭子驱赶着拉纤；老百姓被小心翼翼地隔离，不让他们与蛮人接近。

使人厌烦的惯例。

11月25日，发生一极意外事件。托马斯说：“我们的两位先生上岸步行。他们被两名士兵推倒在地，还挨了揍。这一切都是在一位蓝顶珠三品官的眼皮下发生的”。

斯当东指出，王大人和乔大人先叫人把这两名士兵鞭打一顿，尔后，又在总督面前告了一状，惩办那位官员。托马斯说得更明确：“总督摘掉了那位官员的顶子，还鞭笞了他。两个遭鞭打的士兵还被上了枷。要不是勋爵求情，他们还得挨几十竹板的打”。对我们的旅行者来说，这是探讨中国司法的一个机会。伏尔泰对这一微妙的主题是这样写的：“帝国的宪法是世界上最好的。唯一的一部以宽大为怀作基础的宪法，但这并不妨碍官吏让自己的子民挨板子”。“爱得深；罚得严”’这句格言在中文里也有对应的说法。

中国式的惩罚

“中国政府关心社会安宁，而很少考虑对个人人身安全的保障”，斯当东解释道。由巡抚或知府宣判的死刑，“在叛乱的情况下，有了总督的命令就可以立即执行”；犯普通法犯人的案卷要送到北京并由“大理寺”核准。死刑“一年执行一次，在秋季”——落叶的季节也是脑袋落地的季节。“死刑犯每次很少超过200人。在人口这样多的国家里，这个数目是非常小的”。比较普遍的惩罚是：“罚款、坐牢、充军和鞭笞。只有对犯有危及国家安全以及“杀人罪”的人才处以死刑。不管杀人是否预谋都不能得到特赦”。盗贼只有在使用“暴力或作案手段残忍”的情况下才处以死刑。“中国处刑的仁慈说明犯罪的人不多”。斯当东举戴枷作为处刑仁慈的例子。这种处罚比起英国用绳子套在脖子上，把小偷勒死要宽大得多。“枷”这种刑罚是把一块大木头当中挖一个洞套在犯人的颈部，另挖两个小洞套住犯人的两只手。犯人带着枷仍然可以行走，也允许他们时不时地休息一会儿。“不过，休息时间稍长一些，解差就要用鞭子抽打，逼使他继续行走”。

斯当东向王大人、乔大人了解各种情况。这两位大人除了回答客人因好奇而提出的问题外就无事可做了。托马斯写道：“拖欠债款而坐牢是暂时的。皇帝的利益高于一切：任何财产都不受其权利的保护。”中国人不好吹毛求疵：因此，在中国“遗产的转让很简单，家庭很团结”。

这一评语与耶稣会会士的评语一样使人“得益匪浅”。为了逼问口供在堂上严刑拷打，用来夹脚和手指的夹棍和拇指铐，把犯人的屁股打得皮开肉绽的竹板，这一切英国旅行者则从未听人说过。对我们知道的过去存在、并沿袭至今的监狱生活里的一大弊病——腐败——他们也一无所知。这些犯人，如果家里无法或不愿供养他们，就得饿死。对此他们一无所知。对关政治犯的监狱里的秘密也一无所知。我们在想，这里，英国人是否在想透过中国来批评西方。对于他们，中国过去是，而且在将来很长时期里也将是一面反的镜子。西方人的丰富的受虐狂正在里面寻找那些残酷的现实。

谢选骏指出：这就叫做“远交近攻”，“墙里开花墙外香”。

  

【第六十九章  旅行者的失望和幸福(1793年11月27日—12月4日)】

景德镇——“有大德的镇”——过去和现在都是瓷都，但过去它生产的瓷器只供皇帝享用。与这个皇家大作坊相比，塞夫勒作坊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了。小斯当东，这个可怕的小间谍指出，英国人“从外面绕过去了”。他们不能进到市内，更不能参观城市，打听生产过程了。

斯当东沉着地断言：“在我们经过的路旁，有一座没有被墙围着的城市，名叫景德镇。在那里有3千座瓷窑同时烧着；夜间，整个城市就像着了火似的”。他没有看到这座城市的面貌，但他读过耶稣会士写的信：“在景德镇，目前足有3千座瓷窑。

夜幕降临时，人们以为看到一座着了火的城市”。这两篇文章还提到“火神”——这真是奇怪的巧合。

斯当东被当场捉住：他只不过是读了到过这里的人写的文章而已。古伯察神父也将逐字重复同一篇文章，并肯定地说——他是加斯科尼人——城里有100多万居民。

这些“旅行者”都厚颜无耻地互相抄袭，而真相则出自孩童之口。

这个季节的江西，麦子开始生长，甘蔗马上可以收割。斯当东写道：这个省的农妇摆脱了残忍的裹小脚的陋俗。她们是“那样的壮实，外省的种地人常常跑到江西来娶一个这样的女人为妻”。马戛尔尼说得更明确：“出嫁的妇女与未嫁的姑娘的区别是：前者把头发梳成发髻，后者把刘海垂到眉间”。昔日所见的东西，现在仍然能见到：还是在同一个江西省，辨认未嫁的大姑娘和已婚的妇女还是看她前额是否有刘海。在中国，即使是发式也是一成不变的。

妇女常常像拉车的牲口一样把犁架在身上：“在这个省里可以经常看到农夫一手扶着他妻子拉的犁，一手撒种”。这种景象您或许还能见到，但已经少多了。历来，中国人自己先嘲笑这些做法。17世纪的一篇短篇小说里写道：“男人只想晃着胳膊到处游逛，把脚伸到桌下就吃现成饭。而地里的所有活儿全由妻子和女儿去做。

烈日炎炎，她们就在头上扎块破头巾，还要在泥里走来走去，锄去地里的野草”。

因而，裹脚曾是妇女地位提高的一种象征：小脚解除了她们的田间劳动。天足妇女是劳碌的妇女。裹了脚的妇女是更解放的妇女。这也许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女性心甘情愿地毁伤自己的肢体。

“搜刮民脂民膏”的官吏

阿瑟·场给马戛尔尼和斯当东列了一张调查表。这促使他们对农村的产权制发生了兴趣。在江西，土地以3年、5年或7年为期出租。事实上，土地收益的分成是地主和雇农平均分配。由地主交农业税：理论上是“全部收成的百分之五”，但实际征收税额是“总产量的百分之十”。

斯当东没有谈到的是：俸禄很少的文官，为自己而提高征收款额。百分之五与百分之十之间的差额就进了官员的腰包。原则上订得非常适度，而在执行中腐败又比比皆是。在完美的理论与不完美的实践之间有着一段距离。今天的中国不也存在着同样的问题吗？

我们的旅行者，就像今天他们的后继者一样，并没有觉察出这种差距。安德逊兴奋地说：“征收实物税实在是明智之举！它可以激发那些靠辛勤劳动谋生的这阶层人的热情”。只有在中国才能有一种能激发人努力干活的直接税……巴罗也同样赞叹不已：“在中国征收的税一点儿也不高：用实物交付收成的十分之一，加上盐税、舶来品税和一些微不足道的、对国家的广大民众几乎没有影响的税”。

他忘了谈“劳役”。温德把它补上了：“雇农要强制服封建劳役”。他们得付出劳力去做诸如拉纤的活，违者罚款：“他们服劳役就像为公共事业服务一样是强制性的”。

中国的大众舆论用比我们这些看得眼花缭乱的旅行者更切合实际的谚语来描写当时的情况：“官吏搜刮民脂民膏”，还有“火往肉上窜，钱往当官的口袋里掉”。

在英国人的心目中，启蒙时代哲学家笔下的中国还没有完全让位于严峻的现实的考验。

船队溯赣江而上，于12月1日进入山区。江水迂曲地从峡谷中流过。托马斯观察了船工祭祀河神的仪式：“每次启航时，他们把许多纸钱、纸船、肉、盐等扔到河里用以祭佛或河神”。

山顶上“有了望塔，它们与卡塔赫纳和马拉加之间的西班牙沿海的了望塔很相似”。马戛尔尼发现，在离岸不远处有几座漂亮的新修复的白色9层宝塔。天气变冷了”。

晚上，在建府前英国人受到热烈欢迎。他们对此已经感到不习惯了：“聚集在岸边的一大群人熙来攘往。来迎接的官员费了好大劲才在人群中开出一条道来，来到我们面前。礼炮声、焰火的爆炸声热闹非凡。如果没有经历过这种场面，我们一定会感到惊慌不安”。还是老一套，但它仍然使英国人感到高兴。

当地的官员难道没有接到不准欢迎“红毛”的通知吗？“为欢迎我们而搭的牌楼在灯笼、彩色纸灯和火炬的照耀下显得非常漂亮。这些友好表示以向使团赠送水果和蜜饯而告终。”

为欢迎我们吗？我们的旅行者又以为牌楼是为欢迎他们而临时搭的。那么，究竟是安德逊患了夜盲症，还是他的“编写者”又富于想象力？托马斯说：“我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天太黑了”。在这两种说法中，我们宁愿相信孩子的话。

第二天，赣江里的船突然多起来。特使的船队超过了许多轻木原木扎起的木筏，“有的长达几百英尺”。撑筏的和“他们的家小都住在用木材段支起来的小舱里。

一大群孩子从舱里跑出来，好像蜜蜂出窠一样”。船队深入江西境内。这个具有革命传统的省直到20世纪还相当贫穷。

“中国人吓昏了”

12月4日，托马斯记着：河里充满暗礁。温德认为这就是受惊的传教士所说的“十八滩”，但他不动声色。尽管他已注意到“河里遇难船只的飘流物”，他还装出一副沉着的样子。巴罗干脆把当地险恶的名声归咎于中国人的惊慌失措：“他们驾驶技术不熟练。他们一有问题就惊慌失措，吓昏了头；而只要冷静一点，他们是能够摆脱困境的”。孩童又一次作出恰如其分的评价：“只要不在夜间去那里冒险，几乎没有危险”。对于溯江而上的船队，急流的危险性要小些。但是暗礁相当多：用了两天时间我们才通过这段河道。

在过十五滩时，有几艘小船撞翻在岩石上。这引起了水手的恐慌。他们“口中念念有词，祈祷河神保佑，同时使劲敲锣并焚烧檀香木，用它的烟来刺激河神的嗅觉神经，以引起他的注意”。巴罗对此不屑一顾。“无动于衷”已成西方人在异国旅行的精神武器之一。

同一天在北京，一个因使团而遭到不少麻烦的清白无辜的人恢复了自由：此人名叫郭杰观，因为懂英语受到怀疑。朝廷出于谨慎把他从宁波押解到北京。现在怀疑消除了。他从未与英国人有过任何来往，甚至连一个英文字也不懂。他的父亲同夷人确实有过联系，不过那是40年前的事。他已不构成任何危险。那么，他此番来北京就没起任何作用？当然不是。他消除了皇帝的不安，并促使天朝官僚机构提高了警惕。

还是12月4日这一天，安德逊看见一座漂亮的建筑物。它是寺庙还是某一位大官寻欢作乐的地方？陪同人员告诉他，第一种假设是对的。但第二种假设使他想入非非。他很欣赏中国把建筑设计在自然景色之中的艺术。

他不知道的是风水和等级在建筑中起的作用。选择大门的朝向和建房的位置时都要考虑既能避邪，又能得到神道的保佑。建筑物位置的高度与房主在社会金字塔中的地位相称。建筑的漂亮可能与风水没有多大关系，而仅仅与审美有关。除非中国人的头脑里充满了山水、风景间的强烈顺序感，因此，风水和审美已混为一体。

谢选骏指出：风水其实是一种“环境学”，当然，因为依据甚至附会了不同的哲学和宗教，所以使用了不同的逻辑、范畴、概念、术语。

【第七十章  标志进步的火柴(1793年12月4日－6日)】

囿于模仿的奴隶生而复死，生命只属于追求创造的人。——安德烈·谢尼埃

12月4日，总督在王大人和乔大人的陪同下，从晚上8点起，与勋爵一直交谈到午夜。长麟比往常更彬彬有礼，他谈话无拘无束。主要谈的是贸易问题：中英两国的贸易额和数量、与其它西方国家相比中英贸易的重要性。他手头带着材料。他怀疑广州的官员用诈骗来的钱财中饱私囊，损害皇帝的利益。马戛尔尼说话谨慎：“因为我从未在广州呆过，所以无法说得具体；不过到广州后，我将运用我的权力尽可能弄到他想要的情报”。

总督想点火抽烟时，发现专为他点火的侍从不在跟前。马戛尔尼随便从自己衣袋中取出一个小磷瓶，燃着一根火柴交给他使用。长麟非常诧异，特使怎么能把火放在衣袋里而没有烫着呢。马戛尔尼向他说明这类打火机的原理，并把这个磷瓶作为小礼物送给他。值得注意的是长麟从未见过火柴。据10世纪的中国文献记载，火柴在6世纪末就发明了。当时把火柴叫做“火奴儿”。清朝的中国在其鼎盛时期却忘了它的存在。上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给火柴起了个别名——洋火，“外国的火”。

“洋”是指所有来自海外，实际是来自西方的东西。火柴作为大众所用的一种新事物，它表明了西方技术的优势。中国有许多东西原先处于领先地位，尔后又落后于别国，这只是许多类似例子中的一个。中国领先于西方几个世纪，甚至两千年，可是在满清王朝时丢失了曾是只有它掌握的许多生产秘密。中国不但没有进步，反而后退了。大罗尼在《火之战》一书中写过：史前人发明了火，后把它丢失而无法找回。我们这时怎能不联想到书里的这些震撼人心的篇章呢？

沉睡的中国

这一小插曲把谈话引到中央帝国与西方的比较：它显示了“中国人尽管在某些机械领域是出类拔萃的”，但在医学、外科和科学方面，“今天落后在西方各国的后面”。“我常常看到数量相当大的盲人，但从未见过装假腿的或残肢的人。是否应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人不会治疗眼疾，而骨折常常会引起死亡呢”？

总督只得同意这种推论。“我便趁机向他介绍英国最近的一些发现和发明，并指出与我同行的专家学者很愿意把这些发明传授给中国人。当然这要得到中国当局的许可，例如可以通过治疗青光眼或抽出虹膜来使盲人重见光明、骨折复位、截肢、用一个机械装置使溺水者复苏等等”。

这次谈话终于触及了马戛尔尼之行的实质：就这一点便可说明不在舟山上船，而选择与长麟同去广州是对的。总督给勋爵提供机会，使他能说明那些朝廷不知道或佯装不知道的事实。

直到16世纪，中国大大领先于西方。它的工艺能力是无与伦比的，与它的科学相比更处于领先地位，因为中国的发明主要靠灵巧，很少是靠思辨取得的。

中国人比欧洲人早500年使用10进位制：在1000年前，他问就有零的算术概念和负数了。他们比欧洲早1000年就使用带轭圈的前胸马具，而在欧洲要到菲利普·奥古斯特和弗雷德里克·巴尔帕鲁斯时代才普遍使用这种马具。他们比我们的祖先早15个世纪就观察到了太阳黑子、制造出瓷器、发明了幻灯、使用游标卡尺。他们比世界其他地方早两千年用拉线播种、在菜畦里锄草、用金属犁铧耕地、西欧在18世纪才发现的旋转风选机、马戛尔尼的随行人员对其精巧赞叹不已的播种机，在中国已存在了20个世纪。还有活塞鼓风机、牛铁炼钢术、钻井提取天然气或悬索桥技术均领先于西方。

李约瑟在他15卷巨著中一一列举了这些发明创造。这位英国学者证实，这些文艺复兴时代震撼了西方的发明都应归功于中国人。它们借助十字军东征、或穿过伊斯兰国家、或靠最初几次远航的成功，可能很晚才传到西方。诚然，李约瑟有时也会在论证中加入一个研究人员所惯有的偏执情绪，在研究一开始便提出了他应该在以后发现的原理。威廉·戈尔丁在《特命全权大使》一书中说：在马克·奥雷尔时有位希腊人去中国。他带去了大部分以后我们归功于中国人的那些发明。我们能否完全排除这一可能性呢？

反正，我们文明的几个最重要的业绩显然都要归功于来自中国的发明；甚至有几种使西欧征服世界的武器也是得益于中国。中国人发明罗盘和尾柱舵远远早于欧洲人，但这些发明却在欧洲导致了远洋航行和探险；中国人发明了印刷术和纸，却引起我们阅读和文化的爆炸——推动了戈登堡活字印刷的发明；他们发明了纸币，却有助于我们银行体系和贸易的发展；他们发明了火药和火器，却改变了我们战斗的精神。但这任何一项发明创造都没有在中国产生这样重要的后果。有些发明在中国甚至根本不用。15世纪初，太监郑和统率400艘临战装备的船只，勘测了太平洋和印度洋沿岸。船队经过的线路从帝汶岛至红海，可能还到过好望角。然而，在同一世纪末，当葡萄牙航海家伐斯戈·德迦马从反方向穿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时，中央帝国却永远放弃了海上冒险。那么它的智能是否就像贝特莱姆描写的得了孤独症的儿童那样，“从此便控制在保护自己生命这唯一目的上而不顾外部现实”了呢？

被抵制的外国影响

明朝历代皇帝要求百姓严格遵循孔子的教诲，效仿古人，抵制外国的有害影响。

正当欧洲人刚刚从黑死病的恐怖中恢复过来，感到有法加快原先缓慢进程，从18世纪的愚昧跨入已知世界的大门时，中国却发布了静止不动的通谕。正当人类冒险在世界范围展开之时，中国人却带着自以为优越的感情把自己封闭起来。封闭是不可能的：他们很快发现商人和传教士来到了他们的沿海。

随着马戛尔尼访华，欧洲敲响了他们的大门，把中国卓绝的发明介绍给中国人：欧洲人与中国人一样，并不知道这些发明来自中国。西方人使这些胚芽长了出来，而中国人却任其枯萎。从贸易和相互渗透中，中国较之西方更有利可图。丁维提不无讥讽地说：“中国人总在船头上画两只眼睛。如果问其原委，他们总是回答：如果不画眼睛，船如何辨别航向？”中国人被迷信禁锢，而西方人却从迷信中挣脱了出来。

在使命行将结束之际，马戛尔尼终于找到几位能正视这一差距的对话者。他们完全被吸引住了。“从他们所提的问题，从他们所作的评论，以及从他们对谈话的感受来看，他们的思想开放使我感到放心”。马戛尔尼在1793年2月1日一篇未发表的日记中就写过这样的话，当时他还在海上航行：“如今，使气球凌空升起的技术就像驾驭双轮轻便马车一样简单。通过简单的机械操作，哈维斯博士已毫无困难地使死人复活！”特使的想象走在了科学的前面。但确实从1773年起，威廉·哈维斯就证实了人工呼吸的原理，约翰·亨特后来发明了一种专用的器械。确实，法国人雅克·达维埃尔手术治疗白内障和奥地利人贝尔治疗青光眼使眼外科有了长足的进步。面对1783年在巴黎上空、1784年在爱丁堡上空升起，并于1785年飞越英吉利海峡的气球，怎么能不浮想联翩呢？这种气球马戛尔尼此番带了一个到北京想作表演而未成。

对科学的信仰

马戛尔尼试图用他对科技进步的热情使对方受到感受。“总督及其同伴好像从梦幻中走出来。朝廷对我们的发明无动于衷，他们对此不得不表示遗憾。和珅确实不如他们眼界开阔吗？还是因为他处处要受到一种比个人的信念更重要的制度的约束？”

马戛尔尼向和珅建议中英两国进行科学和技术交流。和珅对此兴趣不大。马戛尔尼感到不悦：“在热河的一次谈话中，我向他列举了欧洲学者的几个最新发明，特别提到热气球，我特意带了一个这种气球和一个当场能做示范表演的人来”。他阻止气球升空和其它一切试验。

“康熙皇帝的继承人并没有继承他那种深得传教士赞扬的对科学技术的爱好”。

马戛尔尼对此感到遗憾。朝廷变得“那样自负，它竭力对西方的技术优势进行保密；它不能不看到这种优势；然而，只要它还没有找到消除这种优势的对策，它就不想让中国人了解情况”。让热气球在北京上空升起？那不啻于全中国都知道西方人的优势：简直不堪设想！钱德明神父在1789年肯定地说：“在我有机会在北京谈论过的所有发明中，空中航行引起的反响最小。他们把气球纯粹当作一件新奇的玩意儿”。

这是一种人们不想有的好奇性。为什么？19世纪末，严复是这样写的：“圣祖有道曾孙，处今日世变方殷，不追祖宗之活精神，而守祖宗之死法制”。这种谴责，对于采取鸵鸟政策的乾隆与和珅是完全适合的。

马戛尔尼与长麟几乎同时意识到，中国的发明只不过是些修修弄弄的手工产品，而西欧越来越成为科学的产物。当时在广州的一位法国人接着说：“他们的所有技术手段都是通过经验和观察得来的”。

马戛尔尼没有认真读过耶稣会士写的书。帕雷宁神父在1740年就提出中国人在科学上落后的原因：“他们缺乏那种叫做‘好奇’的不安心理，而正是这种好奇心使科学大踏步地前进。”如果说“需要是发明之母”，那么，何种需要才能刺激这位写过“天朝无所不有”的乾隆爷呢？

马戛尔尼用当时时兴的信仰上的表白对这次至关重要的谈话作了如下的总结：“要阻止知识的进步是徒劳的。人类的智慧不断发展，这是常理所在。一旦攀登上最初几个台阶，这种努力在达到最后一个台阶前是不会停止的”。他的朋友塞缪尔·约翰逊指出：“人的欲望随着他获得的东西而增长，他迈出的每一步都使他发现他立即就想得到的新鲜事物”。这种永远满足不了的好奇心，还有那些贪得无厌的欲望，天朝的体制对它们一概加以谴责。它这样做是对，还是不对呢？中国人能永远忍受这种制度吗？了维提终于使广州的中国人对他的科学表演产生了兴趣。北京对话者的狭隘、固执曾使他沮丧，现在他重新鼓起了勇气。马戛尔尼想，中国人不会长期任凭压制而不起来反抗的。农民起义频频发生，这难道不是那种压抑不住的内部燥热的征兆？

幕后的暴乱

马戛尔尼曾多次提到动乱的问题：“在那些众所周知的贫穷省份，尽管政府严密监视，仍有秘密会社，它们总能设法避开政府的警戒。它们秘密集会，唤起人们对失去了的独立的回忆，触痛新近的伤口，考虑报复的办法。”

真是看得透彻！陪同的中国官员会向英国人透露这些情况吗？当然不会。很显然，这些都是传教士说的。不管怎样，勋爵从中得出了结论，而下个世纪将证实他们十分富于洞察力。这些“秘密社团”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如果他们是汉族，就煽动他们的反满情绪；如果他们是异族人，那么就煽动他们的反汉情绪。这是能避开政权控制的唯一结社形式。对于它的成员来说，这是唯一能推动进步的因素。黑格尔也许会说，这是唯一能摆脱那个既可怖又可敬的父亲的方法，因为在这位父亲身上集中反映了所有人的祖先、帝国的历朝以及中国人的集体心灵的特点，因为这位父亲对我们这些西方个人主义者认为是不可侵犯的个人意识进行绝对的统治。在这些秘密会社里，个人并不分散无力，而是组织结合在一起，就像杜尔凯姆所证明的那样，组成一个活力远远超过所有分散的个体加起来的总和的心理存在。

今天我们知道，乾隆统治期间叛乱四起。有几次叛乱竟传到传教士和澳门的欧洲人的耳里。有几次发生在使团访华前几年间，它对此亦有所闻。还有几次发生在使团访问之后。就是在平息陕西白莲教的叛乱中，我们的朋友王文雄在1800年送了命。

下面是我们另一位老朋友梁栋材神父写的一篇未发表的见证。他抄录并翻译了登载在《京报》上的这份作为例子的陕西总督的奏章：“有人通知我，一个邪教派在集合，背诵经文。当地官员派出了弓箭手以制止骚乱，派去的人受到粗暴对待。我亲自前往郃州。反叛分子有两千多人，且武装得很好。他们排成战斗行列。两个妇女站在头领的左右两侧。她们头发蓬乱，一手拿剑一手执旗，嘴里念着咒语。这些反叛者作战十分勇猛，战斗持续了五个小时。”

“在参观战场时，我看到他们的头头躺在地上，一边一个女人。我让人把这些罪人的头割下来，放在笼子里示众。百姓高兴极了。”

梁栋材神父悲叹道：去年圣诞节前夕，也是在陕西，天主教会“被当成秘密社团来对待”，并以“夷人会党”定罪。乾隆是不会仔细区分反叛分子和基督教徒的。

在不变的表面豪华的背后，帝国的内部却动荡不安。满族政权不是一个无偏见的政权。它所受到的威胁完全可以解释为什么它对所有可能否定这政权的事物作出如此胆小的防御反应：英国人是这一面临危机的秩序的扰乱者。

一封北京来信

前几次会谈按照规定向北京作了汇报，11月20日交给长麟的关于贸易的备忘录也送到了北京。内阁让皇帝签发一份12月1日的诏书，它未就马戛尔尼提出的从开设商埠到准许骑马等15条要求中的任何一条作出答复。但是，它把拟议中派遣第二个使团的前景变成了许诺。

12月9日晚上9点，使团一到安南府，总督就把皇帝的诏书拿给马戛尔尼看，诏书的抄件将在以后给他。以下是诏书的内容：“嗣因尔等不谙中国体制，冒昧渎请。今据尔禀称，将来尚欲另具表文，再来进贡。大皇帝鉴尔国王恭顺悃忱，俯赐允准。但不必拘定年限，总听尔国之便。此次尔国所请，未邀允准，系格于定例，大皇帝并无怪意，尔国王尽可放心。”

马戛尔尼避免把这封语气傲慢的信同他的日记掺合在一起，尽管是以缓和的语气改写过了。他只记下了长麟对他作的客气的介绍：“他向我解释里面的措辞十分友好。如果国王想再次派遣一位使节，后者将受到接见”。但特使明白，他的后继者将像所有贡使一样严格服从礼节，首先是从广州上岸：这是对他自己溯流而上到天津的不言明的谴责。他补充说：“然而，我毫不后悔选择了这条航线；它使我们掌握了中国东北海岸的地理”。再一次透露了这次考察的军事目的。再说，1816年的阿美士德勋爵的使团也没有顺从皇帝的要求：它再次从黄海过来。

朝廷有的是建议，唯独对叩头礼没有提。回到这个棘手的话题就等于强调使团曾敢于违背这个千年习俗。中国人把这件事同他们所犯的种种“失礼”行为混在一起，并认为它们已经得到纠正。文件一个接一个，官方的正式说法使人以为(当然没有说出来)英国人真行了叩头礼。历史就将这样写！

多么奇妙的炼金术！长麟把马戛尔尼的备忘录送到北京，他在里面加上蛮夷表示后悔并一再申辩对皇上深为敬仰之类的内容。而皇帝像原先一样粗暴拒绝英国人的一切要求，对他们作出虽仁慈但很尖刻的谴责。总督向特使转达这些谴责时语气又很客气，而李子先生在翻译时还要把语气改得更为温和。马戛尔尼归纳时用了亲切的语调。斯当东对此则只字不提。

一次又一次的交谈，我们看到双方有意安排的误解在扩大。皇帝好像不断听着马戛尔尼在对自己说他并未说过的话。马戛尔尼则做得好像没有听到皇帝对自己说他确实说过的话。长麟挽回了乾隆的面子，马戛尔尼则挽回了乔治三世的面子；总督和特使又共同保障了这次一起旅行时的平安相处。钱德明神父的阴影笼罩着12月的那几次会谈：“顺从习俗，要耐心”。这是一位在中国朝廷生活了40多年的神父临死前写的话。在此同时，勋爵在日记中毫不掩饰已准备好用武力打入中国的喜悦心情。

谢选骏指出：神父为上帝工作，传播福音；勋爵为国王工作，打家劫舍。

【第七十一章  南下广州(1793年12月6日—14日)】

12月6日，继续溯赣江而上，船队穿行于群山间，山坡上的梯田里种着甘蔗。赣州府是一座大城市，四周围有城墙。使团受到士兵的列队欢迎。旌旗招展、锣鼓齐鸣、礼炮阵阵、人山人海。7日。河道太浅了，必须换乘更轻巧的船只，除非“把河底的石块搬开，再用铁耙在砾石中耙出一条航道来”。经过两天的缓慢航行，于9日来到南安府。显然，船再也不能前进了。这已是第二次从陆路穿过一片高地了。这是梅岭山口。此山并不是因为高而闻名，它还不到300米高，而是因为它地处北京——广州的正常航线上，它是2500公里航程中的唯一的一次间断。前面的那个山口是因为英国人要绕道浙江才遇到的。

梅岭山口马乱跑

马戛尔尼的叙述很简单：“12月6日。根据各人所好，我们坐轿子或骑马上路了”。多么幽默！除了斯当东，其余人的选择只限于在不同的马中进行。“赣粤交界处的群山构成一幅罗曼蒂克的景色，让人叫绝”。山腰里凿出来的崎岖小道使人免得绕大弯子。下山后，来到一片稻田中间。从一条江到另一条江中间有50公里的山路，我们用了9个小时才走完。据耶稣会士马国贤说，1710年时这条道上游客云集，说它像一条山路，倒不如说它更像一条去集市的路。而在1793年，这里的情况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马戛尔尼舒舒服服地坐在华盖下，欣赏着四名轿夫的矫捷步子。你可能以为轿子作为体面人的交通工具是以庄重的步子向前走的。这就错了：他们的轿夫“走得很快，比飞鸟还要快”。给当官抬轿的轿夫每天从早到晚要走100里。他们这一行可不让人羡慕。乾隆年间的一首叙事诗对他们的命运有所描写。

按日轮派听驱使，

扛抬迎送奔长途。

赤足击地茧重裂，

秃肩磨扛血缕濡……

这些中国人是多么的勤劳！“从杭州开始，我们的船夫每天至少有20次双腿齐膝被河水弄湿。河水浅时，他们干脆拉着船走。我看到两名脚伕把一个几乎重达一吨的货物从一条船抬到另一条船上”。

他们的诀窍是什么？“他们只吃米饭，可是结实极了”。中国人的人种是否优于其他人种？“我们不相信在安的列斯群岛上的黑人会干那种使人筋疲力竭的活。

而对欧洲人来说，仅仅干活时的叫喊声就会使他们疲惫不堪”。见过中国人干活的欧洲人，有时难免会有一种颠倒过来的种族主义：对本民族的蔑视。

使团的其他人只能在圈着300匹马中挑选。每人交出在下船时发的号，挑出归他骑的马。大家都上马出发！安德逊运气不佳：一匹尚未完全驯好的劣马：“可我已交了我的号，不管它有多差劲，是我挑的，也只好认了”。就这样，”外交团成了骑兵团”开始出发，大队中国士兵紧跟在两侧一起行进。

这支英国骑兵队里不是只有认可合格的骑兵：“我们全神贯注地在看着自己出洋相。从没有人见过这样的马队。大多数机械师、士兵和仆人都是些可怜的骑手，他们都是第一次骑马”。绅士就值得骄傲了，因为他们所受教育的第一项就是骑马……

现在听到的是一片嘻笑声，看到的是他们惊惶失措的滑稽样。

爬山时，因为道太窄，只得下马步行。在顺利到达李公乡后，就在那里用午餐；又是士兵列队欢迎、鸣炮致敬。安德逊对妇女更感兴趣：“这里的妇女比起已经路过的那些地方的妇女享受有更大的自由”。

过了山口，从攀登陡峭山坡的危险中解脱出来的骑手们，“欣喜若狂地”从南面的缓坡上往下冲。到达地处平原的南雄时已是傍晚。店铺和住家都已点上了灯笼。

士兵为我们在人群中开出一条道，一直到知府衙门。晚宴设在灯光通明的院子长廊里。“中国人不能设想，豪华的场面能不张灯结彩”。马戛尔尼谢绝邀请，不在“巡抚官邸”过夜。他的随行人员却都留在那里。他急着赶回停在码头的船上。不讲情面的托马斯指出，这根本不是“巡府官邸”，而又是“贡院”。运来装船的行李都有一个标签，上面标明该下哪条船。工作是多么的仔细！

总督先行一步

进入“他的”省界，总督就要离开使团。马戛尔尼想他可能要为在广州接待英国人作准备。事后，他就明白：长麟到了他职务所管辖的地区再陪夷人就不合适了。

他先行的原因，不是因为迎接使团，而是要与它保持距离。

又一个说好话的机会。总督“给皇帝的奏折里措辞极佳，所以他敢说使团在离开中国前，一定会再一次得到皇帝的恩典”。马戛尔尼将计就计：“皇帝对我的最大恩典，就是对在广州的英国臣民表示仁慈”。这下，他对长麟的善意，对王大人和乔大人的乐于助人都充满了信心，他认为王、乔两人很受总督的器重。托马斯在日记中写道：“河道太浅，尽管船吃水不深，还是不时要用人力在缺水的河道上拉拽”。英国人缓缓前进，而长麟却兼程赶路。这次动身时，赫脱南突然充满了怀乡之情：“我们离非常想去的那个地方只有几里之遥。在这个多事之秋，我们已有15个月没有来自欧洲的消息了”。

任务完成

不管英国人在做什么，龙的眼睛总盯着他们。12月12日，江西巡抚陈淮终于摆脱了英国人，上本皇帝说：“两广督臣长麟带领该贡使于十月十八日入江西境，计正副贡使及随从各夷共七十七名，行李什物一百九十七抬。赣州镇臣在交界地方接护。十九日各船装放行李，二十日开船行走，二十六日经过省城南昌。臣渡江会晤督臣长麟，知该贡使等沿途甚属小心恭顺。十一月七日，轿扛人伕马匹早经齐备，即于次日登岸过岭，进入广东境。……驿差快马传信。夷人顺利撤走。龙可以重新入睡了。

多种用途的船女

沿北江到广州的一段航程有260海里。广东是最富庶的省份之一。但其北部还是比较贫瘠。小斯当东记道：山岗上种着落叶松。在田野里，相隔一段很长的距离可以看到一座小房子。石坝调节水流，有口子的地方水以很大的速度流了出去。

韶州位于北江与一条从西北方流来的河流的汇流处。巴罗说：“它周围的风景美丽动人。这一带平原上种植稻米和烟草。山岗上则种棉花”。托马斯则说：“山区多岩石且险峻。很少或根本不种树木。今天我们看到船由妇女划桨掌舵”。安德逊写道：“沿途我们常常看见这样的妇女，她们手划着桨或掌着舵，一个孩子捆在背上，另一个孩子挂在前胸。”但划船的多半是年轻妇女。她们身穿白色衣裙，头戴草帽。

巴罗又说教起来：“她们除了撑船外，还操一种不那么体面的职业。但她们是得到父母和官方同意的。只要能分享好处，他们是允许这种下流买卖的”。家庭和国家是可耻的同谋……令人反感！

当拉弥额特神父发现斯当东也怀疑国家同这些妇女分成时，他真的惊呼起来并补充道：一个拉皮条的丈夫是要受到“鞭笞和发配充军的。”但法律不是对同已婚或未婚女子发生婚外性关系判处有“罪”吗？杖八十。按仁慈的遣使会教士的说法，道德秩序在广州和北京都已占了支配地位。有谁相信呢？

谢选骏指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情人眼里出西施。

【第七十二章  那里憎恨洋鬼子(1793年12月15日—18日)】

对原始人来说，外族人是敌人和坏人的同义词。本民族所做的一切都是好的；其他民族所做的一切都是不好的。——卡尔·古斯塔夫·荣格，1931年

直到那时，英国人不高兴地感到他们逗中国人乐。一进到广东省，他们惊讶地发现他们会遭人憎恨。

这真是一个打击：因为在这里，大家最知道他们。可是他们看到的不是那种对他们既尊重又好奇的心理，而是农民从屋里跑出来高喊“鬼子！番鬼！”巴罗挖苦地说：“这些如此有教养的中国人就是这样对待一切不是他们本国的东西的”。诚然，有人向圣女贞德提了个问题想难倒她：“上帝爱英国人吗？”她的回答是：“上帝爱呆在自己家里的英国人”。

使团一行越接近广州，他们遇到的出言不逊的情况就越多。王大人“曾责备南雄府知府这些辱骂英国人的行为；中国的军官对使团加紧了防卫”。英国人发现了殖民地关系中特有的那种一触即发的奴性和骄傲的混合物。中国人同意为英国人做最低下的杂活，但反过来又极其蔑视他们，视他们为“在人的等级中比自己还要低几等的人”。

这种敌视不仅针对英国人。在广州的一位法国人也观察到这一点：“我和几个法国人坐轿子出城闲逛。我们路过一个村子，孩子们向我们扔石子，骂我们。别人劝我们对此千万不要介意”。为什么“扔碎石”、“石块战”在今天的新喀里多尼亚和巴勒斯坦还沿用？在任何时代，当两个敌对的种族接触时都会发生这种事。

一天，巴罗看到他的仆人在晾晒他午饭时喝过的茶叶。问其原委，仆人说要把这些晒干后的茶叶与其它茶叶掺杂起来一起出售。巴罗冲他说：“真可耻！你就这样欺骗自己的同胞？”仆人反驳说：“不，我的同胞很聪明，他们才不会上当”。

接着，他又补充说：“我们供应你们的所有东西都太好啦”。巴罗生气了。仆人便说他是指第二地域的英国人(second shop Englishmen)，也就是美国人。也许这还是第二层次的侮辱。因为，与头泡茶相比，中国人更喜欢喝二泡茶。头泡茶反而可以倒掉不喝。对中国人来说，茶叶只冲一次水就扔掉那简直是荒唐。

煤矿

这里，“险山峻岭中的一条长长的隘路”成了煤矿。英国人见到了……熟悉的砂石。见习侍童观察到：“坑道横向挖在山坡上”，挖出的煤“直接装上船，运到瓷窑”。中国人也用煤屑制成的煤饼做饭。

托马斯对“用手工而不用机器”采煤感到惊讶。英国人为他们的绞车、轨道和铁皮运煤小车而自豪。已经席卷他的国家的“工业革命”是那样深入孩子的心灵，天朝的落后使他一目了然。但使用机器又有何用？它只能在已经过剩的劳动力中增加更多的失业者。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早在两个世纪前就由一个12岁的孩子提出来了。中国人采煤已有许多世纪的历史了，连马可·波罗见了也觉得是一种奇迹而为之瞠目。但奇怪的是中国人十分忽视这种矿藏。因为做饭需要燃料，他们便破坏了自己的森林；而乱砍乱伐造成了严重的后果。木材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就像他们吃的大米或面条一样宝贵。中国老百姓世世代代就这样反复地说：“小的把钱都还了柴米店里”。为什么不要煤呢？这是发展抑或不发展中的一个谜。

洞中菩萨庙

江水穿过蕴藏着煤的群山。12月14日夜间，船队进入滑石山峡谷。远处一座山峰俯临江上，几乎看不清它的山顶。“一个奇形怪状的庞然大物，四周都是可怕的悬崖峭壁”。这里有一座遐迩闻名的在岩壁上凿出来的寺庙。

在漫长的行程中，这是一次难得的观光游览。12月15日拂晓，马戛尔尼和几位特权人物坐了一艘小艇，溯流而上来到一个小湾。他们在一个狭窄的岸边下船，岸的一边是水，一边是绝壁。这里是进入岩穴的唯一通道。晨光熹微，这一行人来到一座石阶跟前。

到了上面，一位年长的光头和尚把他们领进一座地下迷宫。进门是一个大厅，和尚们在这里用膳：一个立体形的洞穴，洞口朝河；厅内有漆木桌椅，还有几盏灯笼。一盏伦敦制造的大玻璃宫灯尤其引人注目。这是广东一个有钱的信徒施舍的。

拾级而上，他们来到神殿。它比用膳室要大得多。里面有金碧辉煌的一尊巨大菩萨像。他的脸像撒拉逊人，他狞笑着露出金色獠牙。他头缠冠冕，一手举着刀，一手拿着杵。但马戛尔尼说：“我对这位巨神知之甚少”；靠他养活的众僧对这位神也几乎一无所知。祭坛设在他的脚下，上面有灯笼、蜡烛和炷香：“简直像天主教教堂里的祭台”。墙上挂着许多木牌牌，上面写着箴言与佛教训戒。塑像对面的墙上有个开口处，看出去一望无底。“岩石投下摇曳着的阴影，脚下是沉睡着的深渊，令人害怕的黑暗，这一切都使人毛骨悚然”。

穿过长长的廊子，和尚把这些游客带到其它屋内。这些屋子都是在石头里凿出来的，有厨房、禅房、食物贮藏室等。和尚点燃火把。马戛尔尼看到庙里的住客：他们就像任凭秃鹫啄食的“普罗米修斯那样，让迷信和宗教狂热把自己吞噬”。他认为这些虔诚信徒的状况是可悲的：“人的尊严、精神力量都被抛入这些宗教地牢，并在那里腐烂”。奇怪的是，一位这样地位的人，竟一接触僧侣生活就产生这种无法摆脱的嫌恶情绪。他比伏尔泰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后者译了罗彻斯特的一首诗来质问僧侣：醒醒吧，好好地做人，跳出你的迷梦吧。

人是生来要行动的，而你却要想！

在离开这个自己愚昧还要使人愚昧的寺庙时，特使给了施舍，而且给的数目大大出乎众僧所料。因而他能想象他们准会在祈祷时加进一个新的内容，即祈求中国政府“采取更开放的政策，为英国游客的自由来访敞开大门”。马戛尔尼把他写的富于“浪漫色彩”的感想给他的伙伴们读了；他们认为写得言过其实。他为之辩白，指出那是在他参观寺院以后十分反感的情况下写的。

口径不一致的见证

人的见证具有相对性：“我常常想，要是能读读使团成员写的日记，一定是大有裨益的。即使是随身仆从的回忆录也有某种价宜”。马戛尔尼说得十分正确！看来他自己并没有这样做。而我们却遵照他的建议阅读了大量的日记和回忆录。

安德逊——他恰好是马戛尔尼的随身男仆——对这次参观的见解更有趣。这可能与他的文化修养和阶级出身有关。他不像他的主人那样，满脑子的浪漫主义，阅读哥特语小说。岩穴对于他只是件好奇的东西，而不是恐怖的东西。陡直的梯子还是有扶手的。饭厅里有一扇漆得很漂亮的门。一扇窗照亮神的塑像；而那个“朝着无底深渊的开口处”在他的笔下则成了一个“从那里可以欣赏河上景色的阳台”。

游览这个寺庙使温德有机会讲述一个他从陪同人员那里听来的故事。一个菩萨附在一位女子身上。“一次她在清澈的水中沐浴，看见一枝神奇的睡莲。她觉得睡莲实在美，就把它吃了。不久她就怀孕，生下一个男孩。她把孩子的教育托付给一个地位低下的渔翁。孩子日渐长大，成了一位文人学者，一位贤人，死后成为神。

他的母亲像圣母玛利亚那样受到尊敬”。

显然，一切都能使这些西方人趁机在东方寻找维护他们信念的武器。天主教对圣母的崇拜为这个故事提供了材料。霍姆斯承认未从中国人那里了解到任何有关他们的宗教的情况：“他们很善谈。可是一提及宗教，他们就缄口不语了。这是他们不能泄露的一个谜；对于他们的信仰，我们不能发表任何意见。不过，他们的偶像却相当多，连最小的村子都有一个共同的偶像，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自己单独的偶像”。

一个在洞穴里凿出来的寺庙里住进几个和尚，这对托马斯来说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寺庙有三个洞口，一个凿在另一个上面。第一个洞与水面相平，第二个洞建在50英尺高处，第三个洞离水面有100英尺。每一个洞都有一个祭坛和一尊佛像。

岩石是一块巨大的大理石，‘大理寺’之名由此而来。楼梯很暗，但还不至于到要照明的程度。洞穴里很干燥舒适。和尚为来访者沏茶”。每个人都用自己的眼睛在观察。小男孩心平气和地描绘着寺庙，并对题词特别注意，因为他的中文有了长足的进步，已能辨认那些方块字了。马戛尔尼没有看到任何能使这个寺庙合乎人情和恬适安静的一面。

晚上，托马斯见到“那些巨大的悬崖做出各种怪姿态，奇形怪状的树木紧紧贴在上面”。与人工的建筑相比，大自然更使这孩子感到不安。河水在山间迂回，山上树木苍翠，但地闲着没有种作物。有人问王大人和乔大人。他们解释说：“所有的荒地都归皇帝所有；只须通知就近管辖的行政官想在荒地上种庄稼，就能成为这块地的所有者。但荒地已不多了”。马戛尔尼补充说：“不管怎样，在中国不会有一块土地闲着供那些游手好闲的老爷打猎用的”。通过中国，又给欧洲打了一巴掌。

有预见的结论

航行临近结束。英国人从北到南穿过中国，历时10周。圈子就要兜完，他们还未到广州市郊。12月18日晌午前，他们来到一座属于公行的夏季别墅；人人情绪激动：他们在那里首先见到自己的同胞。东印度公司的专员布朗先生、欧文先生和杰克逊先生带着欧洲来信专程来此迎候。“离开英国已有15个月，这些信件特别受到欢迎”。

马戛尔尼得到了一些消息、两国已经宣战。这并不令人诧异。相反，路易十六的结局倒是意想不到的。亚历山大在日记中写道：“指挥‘孟买城堡’号的蒙哥马利船长于1月底离开英国。他告诉我们法国国王已被处死。根据国民公会的命令，逮捕了我们的同胞托马斯·潘恩。此事在伦敦引起轰动”。

次日，使团进入广州。更恰当地说，是离开广州，“狮子”号到了港口。

有人见到了英国人重逢的场面，那就是中国军队。自从来到中国后，马戛尔尼见过许多士兵向他致敬，但从来没有在广州那么多。长麟办事办得不错！马戛尔尼至此才真正明白：表面上出于对他的尊敬，实际是向他表明天朝军队已作好战斗准备。

这样做时中国人又一次暴露了他们的弱点：这些用弓箭武装的士兵没有多少战斗力。面对一次指挥有方的进攻，他们的抵抗是无力的。最令入侵者难办的，是中国士兵的人数。这倒不是因为他们会给入侵者造成损失，而是入侵者看不到使他们蒙受的损失到何时能完。杀掉几百万人在中国可能都觉不出来。除了使对方立即归顺，胜者得到的仅仅是从毁灭对方中满足了虚荣心，而不是从统治对方中收到实利。

这个结论富有远见卓识，读了都使人有些眼花缭乱。勋爵称中国人为躲闪的冠军。从他们身上还可以发现其他力量：他们用作屏障的文化差异；巨大的空间，有了它帝国可以四分五裂而成倍地增加隐蔽地点和抵抗力量；还有数量。尽管他们很弱，有了数量就可以保持“后备军”。因此他们不可能完全被制服。1937年，德日进在面临日本侵略时发现了这一点：“被入侵的中国，在抵抗中化成灰烬，但不知道侵略者有何办法把这些灰烬粘合在一起”。

谢选骏指出：洋鬼子不懂，把灰烬粘合在一起是多余的，只需要把他们扫除掉，然后等待新的韭菜生长起来。甚至扫除都是多余的，干脆把他们当作肥料。共产党就是这么干的。

【第七十三章  广州(1793年12月19日－23日)】

12月19日早晨，使团上了皇家平底大船顺着珠江南下。两个半小时后，英国人在一个名叫河南的小岛下船。在那里，为他们准备了一所公馆。总督长麟、巡抚郭世勋，海关监督苏楞额及本地的主要官员，身着朝服，站在铺有地毯的平台后面迎接。随后，所有人走进一间大厅，里面有两行排成半圆形的扶手椅。马戛尔尼就是这样绘声绘色地描写那次隆重欢迎的；两个世纪之后，“贵宾”代表团在中国受到的接待仍然同这一模一样。

别这么性急，英国绅士！您忘了一个准备仪式，而小斯当东却在日记中把它透露给我们了：“我们在一个帐篷下通过，来到一间陈设漂亮的大厅。大厅深处有一御座。我们在那里受到Suntoo及其他大官的欢迎。他们对着御座行三跪九叩礼，感谢皇帝赐予他们一次舒适而又顺利的旅行。我们模仿他们也行了礼”。

疑问又产生了。因为当时在场人之一，海关监督苏楞额在1816年断言，他看见过勋爵在广州叩头。那么，模仿什么呢？托马斯没有确指。久而久之，英国人会不会屈从于天朝的习俗？还是继续满足于“英国式的叩头”——行单腿下跪一次的礼节？这里省几个字却给后来人添了麻烦。

为了拒绝向皇帝行叩头礼，马戛尔尼经过了那么多的周折。现在马戛尔尼会同意对空御座叩头，那是不可思议的。可是英国人又再次面临不利的处境：集体仪式。

最大的可能是他们跟着做，就像在热河，他们在人群中第一次见到皇帝时那样。可能他们是单腿下跪，略微低头致意，但是随着天朝的节拍，三长三短。这是“得体的礼节”，也是马戛尔尼和皇帝都不愿意接受而又接受了的一种折衷做法。

“仪式后，我们和中国官吏退到一间又大又漂亮的大厅里”。马戛尔尼直接把我们引到这间大厅，而对那段如此难走的弯路却只字不提。

中国官员们在英国人对面坐下。谈话进行了一小时，谈的主要早旅途见闻和“狮子”号抵达广州的事。总督让这艘英国船进入黄埔港，这是对军舰少有的照顾。

接着是看戏。“一个颇有名气的戏班特意从南京赶来”。主人准备了“丰盛的中国饭”，还为客人备了礼品。总督“主持了仪式”。他对英国人给以“最高待遇。

这使广州的中国人为之瞠目，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外国人受到这般尊重。从此，他们便不能再怀疑皇帝的政府对使团的重视了”。特别是我们无法怀疑马戛尔尼也在设法使自己相信这一事实。因为，晚上小斯当东在他那可怕的小本本上又记上了：“我们每人都按身份坐下。总督请我们喝茶和奶。寒暄几句后，他起身，在几个大官的陪同下，把我们带到他让人为我们准备的一栋房子里，更确切地说，是一座宫殿里。他呆了几分钟，然后所有的人都走了”。“茶和奶”，“寒喧几句”，“几分钟”。多亏了托马斯，我们才知道是在他们的新住地，在总督及其副手们未出席的情况下请他们吃饭：“总督给我们送来一席丰盛的中国式晚餐”，接着是演戏：“他让人在我们住所的一个院子里搭了个舞台，在台上整天不断地演中国戏为我们解闷”。

不停地演戏

使团的住所是一座中国式的宫殿，由若干个大庭院组成。有几个楼按欧洲风格布置，里面有玻璃窗和壁炉。即使是在热带，12月份生上火，马戛尔尼也感到舒适。

还有池塘、花坛、对比明显的树以及花丛。

恰好在住所的对面，河的对岸，就是英国代理商行。马戛尔尼一行本来是可以住在那里的：它比所有中国馆舍都舒服。但是“中国人的原则决不能让特使与商人住在同一栋房子里。在这一点上，只好随乡入俗了”。

晚上，终于只剩下了英国人。男孩不无宽慰地在日记中写道：“晚上，我们共进英式晚餐。代理商行送来了我们想要的一切”。吃了6个月的中国饭菜，烤牛肉和羊肉里脊的滋味使他们重新回到了“家，甜蜜的家”。

第二天大清早，勋爵推开窗户：舞台正对着他的卧室，戏已经开演了。演员接到命令，只要使团住着，他们就得连续演下去。马戛尔尼十分恼火。他设法免除了戏班的这份差使。演员被辞退。巴罗报告说：“我们的中国陪同对此十分惊讶。他们的结论是英国人不喜欢高雅的戏剧”。马戛尔尼不无幽默地设想，如果为了给一位天朝特使解闷，英国的宫廷大臣召来考文特花园剧团的明星为他演出，这位特使在伦敦会有何反响呢？肯定他很快就会感到厌倦。这是一个进步：马戛尔尼开始同意文化是相对的了。

“别指望改造我们”

小斯当东说第二场戏不像第一场戏是总督赐的，而是海关监督安排的。但孩子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感动：“监督不在位已有两个月，但他已表现得比前任更贪婪。

他毫无理由地向一名中国商人勒索20万元。尽管皇帝有旨，他还企图对我们的商船征税”。准是马戛尔尼和他的副手流露过他们的苦衷，结果让机灵的托马斯听出了说话的意思。这件事使使团的最后希望也化作了泡影。

巴罗说得更明确：“‘印度斯坦’号因携带过礼品而免征税；然而公行的商人已交纳了3万两银子的税款。他们要求海关监督归还这些银两，但他只交出1．1万两，说原来就交了这点钱。从中可以看出，进入皇帝国库的税收只是很少的一部分”。

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问题：3万两银子中有1．9万两由他人征收。对国库来说，就这一笔税就损失了三分之二。

就这样，坚持事实的东印度公司的专员们使马戛尔尼渐渐失去了信心。当提及“中国官吏敢于敲诈勒索”时，巴罗援引其中一个说的话，乾隆本人也不否认会有这种意想不到的训人话。“你们来这里干吗？我们把你们国内不产的珍贵茶叶给了你们，而你们却把我们毫不需要的你们厂里的产品来作交换。你们还不满足吗？既然你们不喜欢我们的习俗，为什么你们又老来我国？我们又没有请你们来！而你们来了。如果你们循规蹈矩，我们还是以礼相待。请尊重我们的殷勤好客，别指望改造我们”。

这就是中国的声音！这也许是自古至今一个民族在感到自身受到威胁时发出的激烈言论。12月21日托马斯的日记：“西班牙与荷兰的专员今天早晨来拜会勋爵。

晚上，乔大人派来一批杂技演员。他们也是专程从南京赶来的。他们的演出十分惊险”。转盘、顶缸、飞刀：这些节目孩子在热河已经看过，再次观看仍然兴致勃勃。

他又恢复了孩子的兴趣。

商人的航程

从欧洲来看，广州是“中国的门户”，是一个整体。英国人发现这个整体是复杂的。广州离海的距离并不比巴黎到塞纳河的距离来得近。称它为“中国的门户”，那是对已经穿越了几道大门的人而说的。

“首先要经过澳门。由于河道多暗礁，船只绕道那里很危险；要出高价聘请领航员和开货物通行单。接着要绕过虎门，这是一个由两个要塞防卫的海峡。还要借助先后三次涨潮通过浅滩上的三个危险的“沙洲”。这之后，才能抵达黄埔岛。欧洲的船不能越过这个海岛。这是刁难吗？不是。我们遇到的一名法国人说：“中国的大帆船可以逆流而上直至广州，而欧洲的船吃水太深”。最后，从黄埔到广州，要征收通行税三次。每处都对小艇要仔细检查一番，然后方能到达代理行。

英国、法国、荷兰、西班牙和瑞典的代理行都集中在河的北岸，从旗杆顶上悬挂的旗帜可以辨认。英国代理行前是一排上面有顶棚的长廊，亦称游廊(veranda)。

这个词来自印地文。所有的代理行都只有一层，但很宽敞且陈设典雅：英国的风格。

在这些代理行的四周形成了一个占地很大的中国市场：主要是店铺和手工作坊。

欧洲人只准在他们的广州代理行中居留数月：秋季与冬天的开头，春季和夏季禁止他们呆在广州，他们被打发去澳门。两地安家，两笔开销。虽然广州与安的列斯群岛处于同一纬度，但冬季还是相当寒冷，需要穿皮毛衣服。分辨力极强的安德逊能辨别豹皮、狐皮、熊皮和羊皮衣裳；这种衣服做工好，穿的人很多。中国人做皮毛衣服都是毛朝里。生壁炉，穿皮袄：这里热带地区的冬季倒有些个别。

中国当局的不信任无处不在。对于欧洲人来说，在中国生活是很艰难的：“我们自己去买任何东西都要受欺负，因此，我们的开支要比我们在孟加拉的代理人要多出一半”。马戛尔尼在日记中承认被幽禁在馆舍里。安德逊明确指出：“在特使逗留广州期间，总督只来访过一次”。长麟已完成陪同夷使的任务。从今往后，他全部投身于行使他的总督职权。职务变了，他的性格也变了：他从体贴殷勤变成傲慢无礼。丁维提透露说：“一直受到严密监视的勋爵深居简出”。

徒劳的外交努力

马戛尔尼不再天天写日记，因为生活千篇一律。社交活动反复不断但大同小异。会谈则在绕圈子。马戛尔尼对所有的会谈都作了汇报。他此举的目的无非是要使人相信会谈仍频。“我12月21日”与总督、巡抚及海关监督“会谈时”，“其他大官也参加”。他自我吹嘘：“其中有几个从远地来看我”。好像这三天真的在会谈中度过似的……事实是——我们从天真的见习侍童及那个说没有其他大官参加会晤的随身男仆处得知——特使与总督、海关监督只有过一次会谈，那是12月22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粤海关监督持明显的敌视态度。他“根本不想改变接任时的海关情况”。但马戛尔尼指望得到那位总督的保护，他“单独与监督谈了许久”。

马戛尔尼不甘心只做这么点事就罢休，就又任其想象力驰骋起来。12月23日给教达斯的电报考虑到两种可能性。或由“狮子”号护送东印度公司的船队，使它们免遭法国革命者的袭击，“想到在尚未用尽一切方法完成对华使命前就要回国，我就感到非常难受。当然，能保护这些珍贵船只平安返航又使我内心得到了某些补偿”。

——即把没有完成使命回国归咎于法国大革命。或者商船队没有“狮子”号的护送先离开广州。马戛尔尼留着这艘军舰去设法完成同日本接触的使命：“我在交趾支那曾受到热情欢迎。当时我就打算再去。然而，在此期间，我获悉北京朝廷把这一王国视为它的属国，任何一国要排除中国与这王国会谈都会引起中国的不快。相反，与日本打交道就不存在任何这类障碍”。

他想象1794年10月底，当他完成赴日使命归来之时，就可以检验新任总督的友好措施在澳门和香港所产生的效果了：“我对长麟的陪同十分赞赏。他认为(下面是他的原话)：要改变他国家对英国商人的态度，这不仅事关公正，而且有关国家的荣誉。他为能成为推动这一进程的积极工具而自豪……他看到了我们在印度的军事力量以及在海上所显示的威力需要人们谨慎地对待我们。

“我提醒他国王陛下希望在中国有一名公使，即使不能长驻，至少也能临时逗留。皇帝陛下在12月1日的一份特别亲切的诏书中提到，他乐意接待一位新的英国公使。这封信表明，朝廷的态度朝着有利的方向发展。

“将来这位驻华公使的使命之一，可能就是平息北京政府对我们同西藏中国人的敌人之间的所谓联系表示的不安……下一位代表可以此为理由同中国结盟，从中我们可获得若干有利条件，如以我们在尼泊尔对他们表示支持来换取割让一块土地让我们可以方便地经商。”

马戛尔尼全然是在梦中说胡话。可以说他把所受的侮辱全都忘了，也可以说他从5个月的日常交往中什么也没有学到。除非他本人也在耍什么狡猾而虚伪的招数：如果他不能使美好的计划实现，那是战争的错误。他被过早地召回国，把一位伟大的外交官变成一个普普通通的护航者。

谢选骏指出：广东人最排外，这是因为他们身受其害呢，还是因为他们比较原始、中国化的程度最低？因为中国从秦汉以后，已经不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世界了。

【第七十四章  会合(1793年12月24日—1794年1月1日)】

如果说马戛尔尼深居简出，他的随行人员就自由多了。这使我们得到几个中西合壁的广州的珍贵镜头。当然，与以往一样，最生动的描写来自小斯当东。

游览手工业区

“12月22日。今天我们摆渡到对岸的英国代理行去，这条河要比泰晤士河宽得多，代理行的建筑确实非常漂亮。我们逛了附近几家大店铺。令我惊讶的是商店的名字，甚至他们所卖商品的名字都用罗马字写在每家店铺的门上。更令我惊讶的是：大部分商人都能用英语交谈。他们的英语还相当不错。我们看到一家很大的瓷器店，品种之多不亚于任何一家英国瓷器店。街道很窄，两旁商店林立，没有住家，很像威尼斯的梅斯利亚区。”

广州已不再完全是中国了。今天在那里仍然可以看到许许多多用罗马字写的招牌；在那里，常常可以听到人们说英语。这些现实已有很长的历史了。

“12月24日。我们再次过河。在众多的店铺中，我们参观了一间画室和一家泥人店。我们在画室观赏了几幅画着船的油画。这些油画或运用英国手法、或运用中国手法绘制。我们还欣赏了几幅极美的玻璃画。在泥人店里，我们看到许多用粘土捏成的泥人儿。它们像大玩具洋娃娃，险上着色，身穿衣裳。有人告诉我们，在衣服里面，泥人儿的身体像它们的脸和手一样逼真。”孩子除了手和脸就看不到别的了：中国的廉耻禁止赤身裸体，即使是玩具娃娃也不例外。我们还发现“在英国见到过的、头能转动的瓷娃娃”。

托马斯和家庭教师一路闲逛。这位先生也给我们留下了他对广州这个“集市”的印象：“他们把所有在欧洲制造的产品模仿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从各种家具、工具、银餐具等器皿直至箱包。所有这些仿制品的工艺与英国制造的一样好，而价格要便宜得多。”在欧洲市场上出现过仿造中国的假古物，现在轮到中国来仿造欧洲的新产品了。

这一伪造工业大有发展前途：只要看看今天的广州，如离夫子庙不远的自由市场就行了。“中国裁缝简直可与伦敦的相媲美，但价格要低一半。”由于许多丝、棉织品在原地生产，因此“没有一个地方穿衣服能比广州更便宜了”。现在价格没有变；但想穿英国的面料和裁剪式样的衣服，那么最好到香港去买。

“在广州，浆洗内衣的技术非常好，而且比欧洲任何一个首都的洗染店的价格都便宜。”中国洗染店已经有了使他们日后征服加利福尼亚的名声了。”“只要不受骗上当，总是有好生意可做的。”因为“中国人认为对洋人不老实是机灵的表现。”

这些讨厌的中国人把诈骗提高到一门艺术的位置：“很少有欧洲人没有遭受过这方面的教训。”可以猜想赫脱南并不属于那些“幸运的少数人”(happy few)之列。

另一个有关语言的信息：当时就有人说一种英—葡语混杂起来的洋泾洪语。赫脱南听到一个中国人不客气地回答说：You nosaveyenglish talkey(你不会英国话)。

多灵的听觉！德国家庭教师的面目被揭穿了。

赫脱南不知疲倦地又把学生领进一家制造自动木偶的工场：“一个耍杂技的在一根绷紧的绳子上跳舞、一个画画画得好极了的小家伙、一只会叫的狗。所有的动作都伴有悦耳的铃铛声。”中国人酷爱这些小玩意儿，并着手仿造。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丁维提的机器并没有对玩腻了的朝廷产生惊人的效果了。但托马斯至少还没有玩腻：每次他都争着过河去对岸。“我们去看了中国人是如何切割玻璃的。他们使用的是一种钢具，而不是钻石。我们还看了镜子的制作。中国人把水银涂在锡片上，然后再把涂有水银的锡片贴在玻璃上。接着我们还观看了瓷器的烧制和上色。

先把瓷器放在温度递增的火上烧，一直烧到它能耐炉温，它在炉中被烧得通红。瓷器上的图案是趁热画的。”

绅士们一起过圣诞节

勋爵把下人打发到“狮子”号上去，与陛下的士兵一起欢度圣诞节。其余人则过河到代理行午餐。有身份的英国人，相聚在天涯海角是多么高兴！托马斯在日记中是这样写的：“我们在一个挂着巨幅油画的漂亮大厅里用餐：有代理行的先生们、东印度公司船队的大多数船长和我们。”丁维提透露：在这张节日的餐桌旁就座的至少有60位绅士。

安德逊指出了奇怪的一点：“英国商行的大班们得到特使的允准，请随使团来的乐师去他们的教堂演奏，因为他们对我们已经没有用处了。”我们从偶尔听说的一桩小事中了解到：在广州的英国人并非全都抛弃了基督教信仰。两年前去世的卫理公会创始人约翰·韦斯利半个世纪里没有在英国骑着马白跑：结果是卫理公会的复兴。为什么东印度公司没有从他们那里给广州带来一点火苗呢？

总是别出心裁的天文学家随身携带科学仪器飘洋过海，现在竟在讲授一系列物理课程。一些“英国和欧洲”常驻代表和侨民表现出“极大兴趣”。一些懂英文的中国人听起来困难就多些：“一个满脑子生意经的本地人”以为丁维提“要推销他的产品，所以才讲得这样头头是道”，就问他“要拿多少佣金”。了维提记下原话，但不再为此激动：“中国人的观念与欧洲人的观念形成多么奇怪的对比。”一个公行的商人问他能否“不站起来就变掉挂在墙上的一幅画。”对于天文学家，这真是在另一个星球！

元旦那天，绅士们再次相聚庆祝。3点左右，在英国代理行摆了一桌与圣诞节同样的筵席。小斯当东饱餐一顿，但天黑时就被带回住所。他有点儿嫉妒了：“其他先生都留下来晚餐。”这个12岁的孩子的处境真是奇怪。700个英国人中唯独他能用中文应付，也唯独地被打发去睡觉……因为他毕竟还是个孩子。

英国人在一起生活：但并不总是这样令人愉快。托马斯告诉我们：“狮子”号在舟山锚地停泊的数月中，有6名英国军官发生过三次决斗。中国人对这种野蛮的习俗有所了解吗？在他们的书信中未提及此事。否则，他们从中更能证明英国人的“残忍”了！在中国，人们也同样重视名誉；但他们不认为非要用剑捅破胃来“挽回面子”。在欧洲，法国国民公会议员没有理由抱怨这第一个抛弃基督教信仰后的圣诞节：胜利指引着他们前进。12月21日，旺代人在萨韦内被打败。韦斯泰曼将军当晚在国民公会骄傲地写道：“不会再有旺代了。我刚才正把他们埋葬。我让马把孩子踩死，对妇女进行了屠杀。我没有留下一个俘虏。我消灭了一切。”

花会

中国人会纵情玩乐吗？巴罗有幸参加过他们的一次活动。使团的总管与护送团的总管乔、王两位大人成了好朋友。因此，他应邀出席了一次娱乐，没有其他宾客。

由于使命的重要性，使团过着封闭的清教徒似的严格生活。巴罗是唯一能看到中国官员不总是严格的儒教徒的人。他为我们掀起了帷幕的一角：“中国人在一起时的表现与在外国人面前的表现大不相同；如果他们彼此信任，他们就无拘无束。”

王大人、乔大人遇见了他们一位做官的朋友：“晚上，此人在一艘豪华的游艇上为他俩摆花酒，我也应邀参加。”巴罗到时，发现三位官员都有女人相伴。每人身边都有“一个穿着华丽的年轻女子”，她们“嘴唇、面颊和下巴都施了胭脂”，脸的其他部分和脖子上“抹了一层铅白粉”。这三个美人儿一一向巴罗敬“一杯热酒，同时自己先用嘴唇在杯里抿一下”。与日本上流艺妓完全一样。

晚饭的菜肴之多，质量之好都是巴罗所从未见识过的。席间，年轻女子吹箫唱曲。穿得挺花哨，可唱得并不好。没关系：“我们毫无拘束、自由自在地度过了一个十分愉快的夜晚。”在告辞时，主人让巴罗对此只字不提；他们担心“同僚们听说让一个夷人参加这一放浪形骸之事会不高兴的”。因为巴罗知道——当然这并不难——这些女人在当时“出租了服务后”，在他走了之后还将把她们的服务延长下去。如果王、乔两位大人请巴罗留下来，他会承认这事吗？

谢选骏指出：美人计在任何地方都是管用的。

【第七十五章  与外界联系的修士和奸商(1794年1月1日－8日)】

潘启官，广州公行之首席行商，外表迷人，但内心之邪恶无人可及。不少人目睹他一再背信弃义，甚至就是他的受害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竟还对他十分轻信，且以为也能赢得他的信任。他自称欧洲人的父亲，而出于感激，有人竟握住他的双手激动不已。——夏尔·德·贡斯当正当巴罗寻欢作乐、小斯当东参观兼有中西色彩的小手工作访时，斯当东和马戛尔尼却在设法了解他们的大老板——公行的一些大名鼎鼎的商人。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和今天到1997年间的香港“共产党资本家”相仿，这些实业家操纵着仍是英国的“殖民地”与永远红色的帝国之间的贸易流通。1793年，中央帝国已经实行同样的体制：在天朝的官僚体制严密监视下，由少数几个人负责与夷商的贸易。在修道院也一样，内院应与外界联系：这个工作由专门的修士负责。在广州，则由公行的行商负责。

还是这些与外国人交往的贸易经纪人，在19世纪被称为买办，这词来自葡萄牙语的“买主”一词。国民党时代，这个买办集团在中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蒋介石夫人的娘家——宋氏家族在与国际资本家的交往中发了财。这也是共产党当时视他们为最可怕的敌人的原因。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和“现代化”难道不是在为买办的东山再起作准备吗？

马戛尔尼会见这些商人。“我与潘启官交谈过，他是那些最有权势的行商之一，为人奸诈、狡猾。章官，论权力不如他大，但比他有钱。他更年轻，也更坦率。”

至少当章官声称“已完全作好准备与代理行发展商务来往”时，马戛尔尼是这样评价的。在潘启官的问题上，勋爵似乎陷入了我们的瑞士见证人夏尔·德·贡斯当所批评的天真幼稚的状态。

这些人都属于受人歧视的商人阶层，却都有官衔。英国人对此感到惊诧。奇怪的是潘启官在行商中的地位最高，“却只有一个不透明的白顶珠，而章官却有水晶项珠，这说明后者的官衔比前者高”。那是因为潘启官很谨慎。章官也很谨慎：他衣袋里还有一颗蓝顶珠——它当然更神气，但有危险。“他肯定地告诉我，他绝对不在公开场合戴它，怕那些官更要缠着他送礼”。还是不要炫耀自己“用一万两银子”买来的这种荣誉为好。

再说这些商人的顶子并“不给他们带来任何权力”。严格地说，这些官衔的标志不是卖的，而是在北京一些有影响的要人因为收了商人的礼物“觉得不好意思而把项子作为荣誉称号授予他们的。”

马戛尔尼所了解的情况与当时在广州的法国人和瑞士人的描写以及传教士们在日记中所反映的现实有出入。正当伏尔泰称道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好处时，富官与富商之间就像黑手党那样有着一种真正的勾结关系。获利最多的行业——盐业和外贸——常常是出租的，盐政和海关官员要经常受到勒索并交付赎金。在地方行政机构供职的官员绝大多数是汉人。但在公行的人员配备上——也就是说在对外关系方面，因为战略上太重要——一般都安排的是满洲人、蒙古人或是入了旗的汉人，有时甚至是皇亲国戚。那些靠了血统或靠了墨水上去的特权人物到了任期满了的时候，也要给大臣送礼以便连任或提升；他们同时也是让他们腰包里装满银两的商人的玩具……捐官、买顶珠翎子、渎职以及前资本主义经济阶段的其他特征与马克思·韦伯所称的世袭主义完全吻合：公私不分。“属于大家的东西都是我的。”还需要说这种制度今天统治着第三世界吗？

南方不知北方

在同行商交谈时，马戛尔尼估计，东印度公司竭力想在中国的中部和北部开设商埠是非常正确的：“公行的商人们从未去过首都，对于北京就像对威斯敏斯特一样，知之甚少。只有用强制手段或出于强烈的利害动机才能使他们离开故乡。”然而，英国的呢绒并不是在中国的这个热带地区销路最好。

公行的业务范围不超过南京，它把从欧洲买来的大量商品往那里发送，再从那里购进大批运往欧洲的货物。事实上，“南京是最大的商业中心”；“左右中国市场的人”都云集在那里。马戛尔尼希望在舟山和宁波开设商埠是有道理的，它们可以打开南京的大门。现在，他猜到为什么获准在那里开设商埠如此困难的原因。因为，这不仅与惯例相左，而且还会对广州的商人和官吏构成威胁：他们是唯一与西方贸易有利害关系的中国人。他们给南方提供一个有限的出口市场，而不供应北方。

然而，就像太监那样，他们自己不能做的事也不让别人做。

因此，广州的公行不但不能发展贸易，而且只能限制贸易。此外，它依赖一群官吏而生存。没有各级官吏的同意，它决不敢主动做任何事。它不像西方自由商人的行会组织，就如广州官衙也不像任何欧洲的自由城市的政府一样。中世纪在欧洲就获得的对一个地方或一种行业实行免税的做法，中国对此一概不知，因为它被天朝的官僚政权弄得四分五裂。

中国的贸易只有在其被分割的期间才不受约束，才得到发展，才可以算是前资本主义经济时期。当帝国统一、官僚政权取胜时，经济受到约束；投资猛跌，商业的盈利首先造成公职人员的腐化——或商人社会地位的上升：他们进入到官吏等级的行列。在满清时期，行政权和经济权成一整体，被皇权牢牢控制。马戛尔尼推测，如果在中国有一个政治上强大、经济上有影响的商人阶级，那么中英间的困难将会少得多。皇室档案给我们从反面提供了一个确凿的证据：政府看到“奸商”自发地与夷商接洽就感到害怕。

元旦诏书

就像作为西方元旦的新年礼物，马戛尔尼收到的不是皇帝的一份新诏书，而是12月1日的诏书。这是乾隆同意让人交给特使，以便让他在国王面前替自己解释的。

托马斯对这段插曲直言不讳：“1794年元旦。今晨我们获悉皇帝的诏书下了。我们来到住所对面的一个大厅。总督已在里面。”

大家默默注视罩着黄绸、里面放着诏书的轿子。在乐曲的伴奏下，打着华盖，轿子由士兵护送着抬了进来，大家都跪拜在地上，犹如皇帝在场。“当轿子经过时，我们下跪，低头卜［……］这时总督把诏书交给勋爵，勋爵用得体的礼节接过了诏书。”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马戛尔尼把头朝地上低到什么程度。他做得很得体，得谁的体？孩子谈论这个礼仪时，就像他的长辈谈论人粪一样谨慎。

从一个英国读者的角度：特使用英国作者感到最轻松最讨人喜欢的方式描写这些礼节。据他所述，是总督“身着礼服”先来到馆舍，通知他皇帝诏书已到，并“告诉了诏书的内容”。没有什么惊人之处：无非是“皇帝再次表示他对使团感到满意，对英国人有好感，还要对他们表示恩惠和保护”。他提到了派遣第二个使团的前景。他竭力证实，中国之所以拒绝英国的要求是因为它们“与中国的习惯做法不相容；他也无权满足他们的要求”。这是最重要的解释。皇帝的权力是带有宗教性的。神权不容别人去解释，充其量也只能对它稍作调整。

这封信使特使可以免遭英国政府的责难。信里对一切都作了解释：为什么出使失败，为什么帝国停滞不动。

那天早晨，总督“格外地彬彬有礼”；他宣布“两份告示已经贴出去了，要最严厉地惩处那些损害英国人利益，或渎职使他们受到损失的人”。马戛尔尼不会彻底失败？读者可以这样认为。

中国人坚持不懈地重复他们的话，马戛尔尼则又递交了一份备忘录。他的固执也不亚于中国人。他确实在广州了解了情况。直到那时，他的情报都来自设在伦敦的东印度公司总部16个月之前发出的指示，而总部的指示是依据7、8个月前来自广州的邮件作出的，中间的时差是两年。马戛尔尼后悔在11月20日答应了总督的要求把备忘录交给了他。中国人就抢在他前面了：他们给了些含糊其词的回答，而他还得准备一份全面的、把今天的情况也包括进去的材料。

新照会概要重述了代理行的要求。它们是：不再对来自澳门的货物多次征税；东印度公司的船可以直驶黄埔港停泊，以避开澳门险滩；为避免争端，要校准衡器；让英国人买块地扩大代理行；英国人不必每次要求专门准许就可以招募搬运工和水手；如果他们的权益受到损害，他们可以找总督本人！

至少还需要半个世纪和一场战争，这份新的陈情书才会得到答复。

谢选骏指出：看来拖延战术对于个体还是有其好处的，眼不见心不烦，麻烦事留待后人解决——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后来和外国打交道的时候也是这样如法炮制了龟步。

【第七十六章  后卫战(1793年12月29日—1794年1月13日)】

12月29日晚，人们听说一艘东印度公司的船驶抵澳门，它是6月7日离开英国的。

它带来了悲惨的消息：“‘华新汉’号把公司的其它船撂在马六甲海峡。‘公主’号被3艘法国军舰劫走了。法舰有两艘分别配备有67门炮和50门炮，另一艘是快速护卫舰。”

翌日，1793年的圣西尔韦斯特节，送来了由“华新汉”号从英国捎来的包裹和信件。这是人们得到的过时7个月之久的有关战争、亲人和家庭的最新消息。

1月2日，3艘被延误了的船开到广州，使本年度东印度公司的所有商船在广州集中。使团一行于12月19日到达广州时，已有5艘船泊在码头；在辞旧岁、迎新年的时候，则有18艘船在那里抛锚。有几艘船以前去过马尼拉，另有几艘从科洛芒代尔海岸过来。在回国前，它们都在广州装货。

船队在地球两端往返的节奏是这样：6至9个月的去程，一、二个月在中国卸货装货，6至9个月的返程，一、二个月在伦敦卸船装船。如此，周而复始，从远西到远东。英国也正是以这种节奏使财富源源而来，国力不断强盛。

战争的消息使马戛尔尼回到现实世界。该是顺从形势，结束使命的时候了。也是结束他的“抱负”的时候了。他克制着内心的悲伤用庄严、感人的语气说：“在充分考虑了摆在我面前的所有情况，考虑到已准备待运的货物的价值(至少300万英镑，相当于1989年的18亿法郎)；我核实了‘公主’号已被劫，在巽他海峡确有法国海军力量；认真阅读了来自巴达维亚的信函；鉴于没有得到来自英国船队的任何消息、以及交趾支那目前的形势，尽管这对我来说十分痛苦，我现在不得不取消原来抱有幻想的一切打算。”

现在甚至想用在日本的成功来弥补在中国的失败也已为时太晚，“日本始终吸引我，到那里去冒险可以为发展我国的工业开辟一个新的阵地。”

没有必要再花上15个月来等待政府的指示了：“在船上”，他确实就是“仅次于上帝的唯一主宰”。但是目前，他还不能马上作出具体的决定。商船队在两个月内不可能在广州聚齐装货。在这方面他并不着急。他和他的部下可以休息，中国人也不打扰他。

广州，一座半开放的城市

长麟许诺的告示很快就贴出了：他在1月2日及5日发布的。在这之前，英国人只听到对他们说的好话。总之，他们现在掌握了可以用来对付第三者，也可以用来对付他们的对话者——中国当局的文件了。但就实质而言，那只是些“连篇空话”。

第一个告示规定了粗暴对待或榨取夷人钱财者所要服的刑，它是针对一些“卖白酒给水手的小人物的”。第二个告示是针对向欧洲人敲诈勒索的官吏的。应该指出的是，这两个告示丝毫没有改变以往的习惯。对备忘录不作任何回答。

使团继续在严密监视下生活。丁维提在岸边散步，看到一种据他说是鲜为人知的蓝色植物。他俯身去拾，此时不知从哪儿窜出一个军人，威胁着不让他捡。“类似的遭遇发生过好几次”。

马戛尔尼在日记中写道，东印度公司的先生们被圈在广州城外的代理行里不能进城。因此，能跑遍这个大城市是很自豪的；欧洲人虽然对其知之不多，但一提起它就像谈起一座熟悉的城市一样。“我很好奇，想看看这座城市。我从它的一端穿到另一端。大家说它有100万居民：看到到处是人，也许这并不言过其实。”

人们“都很忙碌”：他们忙于“制作缎子鞋”、“编织草帽”、“鼻梁上架着眼镜锻造金属”。“街道很窄，都是石板路面。在街上既看不到二轮马车，除了我的仆人骑的之外，也看不到马。”广州只是个大市场。而从军事观点来看：“城墙完好’”，但“没有一门炮”。

永远是那位说大实话的圣约翰——小斯当东——告诉我们，好奇心并非是这次参观的唯一理由：“1月7日。今晨，我们乘船到城门口。下船后就坐上轿，穿过市区来到总督府。我们到时，一名仆人请我们不必进去了。我们立即转身离开。中国的礼仪就是这样”。马戛尔尼一言不发就回去了；他十分恼怒，但在日记中对中国这种离奇的礼仪只字未提。

一堂出色的外贸课

马曼尔尼发现，在广州英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奇怪。是否长麟的告示一实施，一切都能解决了呢？在它们颁布后，一些外国人仍然遭到小的敲诈勒索。

当然，肇事者受到了惩罚。但马戛尔尼并不认为这是个解决办法。“有些更多的事取决于我们，它们比那些告示和惩罚更能保护我们。”

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欧洲人要坚定地团结一致，而不是互相敌对，从而使那些滥用职权或不正派的官吏不能巧取豪夺。这就是工联主义，尽管这词还没有出现。

我们在广州的一位见证人，夏尔·德·贡斯当在英国使团到达前数月，在他的日记中已经注意到这一点：“所有了解中国的人，都将同意这个观点：这个懦弱的民族在坚定与强硬的态度前总是动摇让步的。商人们都同意，住在广州的欧洲人只要团结和一致要求，就足以使他们免受过去一直受到的欺侮。”

但是，欧洲人要靠自己作出努力，改善与当地居民的关系。勋爵指出：“欧洲人躲着广州人。”他们只局限于与“那些在代理行工作的人有来往”。他们穿与“中国式样尽可能不同的衣服”。“他们对中国的语言一窍不通；他们甚至不想学汉语”，尽管小斯当东的例子证明可以在几个月内取得进步：“他学说与写已有很长一段时间了，多亏了这样，他能很自如地说写。他常常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

结果是：欧洲人任凭中国仆人随意摆布，后者又听不懂人家对他们说的那种莫名其妙的话。“一个身穿长袍、头戴软帽的中国人，来到伦敦商业区做买卖，而又不会说英文，大家能想象吗？与广州人对待欧洲人相比，他们不会受到伦敦人的欢迎，就像现在欧洲人不受广东人的欢迎一样。”

英国人可以“任意按他们的意旨来左右中国的贸易，就像他们在别处所做的那样，如果他们表现得有分寸，处处谨慎行事，尤其重要的是，要有耐心和不屈不挠的精神”。不懂中文，只能维持一种不好的关系。

不该把错误都归在欧洲人身上。因为规章制度禁止中国人给外国人教授中文。

联系都要通过学过英语的中国翻译，虽然他们是东印度公司的雇员，但仍然处于皇帝权力的控制之下。所有想不顾这些规定的努力都没有成功。这是11月20日的备忘录里提出的要求之一；很自然，它是不会得到答复的。一切都没有改变：不经过人民共和国当局的挑选，一个中国人是不能成为外国常驻代表的翻译、仆人或助手的。

尽管中国当局不付给他工资，但他继续接受它的领导。

该走了

还有两个月！马戛尔尼还可以再试试同中国人对话。但自12月22日始，没有进行过一次认真的谈话。那么传达诏书呢？它没有成为一次会谈的机会：它倒使他想起那次预示他归国的阴森的仪式。那些告示呢？那是答非所问。到总督府的拜访呢？

那简直是一种凌辱。再也没有什么可企盼的了。

马戛尔尼决定在下逐客令前就到西方的领土——澳门去。但他善于辞令，知道怎么说话：“因为不想过多打扰中国人，又怕总督以为特使对他在中国的逗留不满意”，他以健康状况不佳为托词。

长麟抓住了机会。“一致同意”把返程的日期定在第二天，1月8日。在起锚前，马戛尔尼作了最后尝试：他邀请总督于翌日晨来英国人馆舍共进早餐。他想借此机会，把东印度公司的专员介绍给巡抚和海关监督。总督接受了邀请，但毫不掩饰他的惊讶：这些商人难道有那么重要吗？马戛尔尼尽量向他解释英国商人与其他国家商人间的巨大差异，但无济于事：“中国人永远不会明白这一点的。”

赫脱南说：他们不能懂得这一点，首先是因为“最小的芝麻绿豆官都自视在最富有的商人之上”。更何况这些都是受人辱骂。挨人石块和遭人打得只能躲藏在代理行的商人。

英国商人在广州的名声很坏，因而勋爵要使中国人理解他们的优越地位就更为困难了。赫脱南作为一名地道的德国人开心地指出了这种矛盾：“在中国商人受到歧视，然而，他们的身份在欧洲所有的文明国家都受到尊重……英国商人感到双倍的痛苦”，因为他们“在本国备受尊重”，但他们在中国却被视为“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的人”。

当然，赫脱南夸大了商业在“欧洲文明国家”享有的尊敬：敌视经商和商人的偏见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甚至在德国的一大部分地区都相当普遍；它们与在中国盛行的那种偏见并无多大区别。但他的观察很正确，他用了“最残忍的人”这个我们在皇帝笔下常用过的说法。安特卡斯托骑士的一句话说得再明确不过了：“中国人发现，这个胆大妄为的国家希望独霸同亚洲的贸易”，它“增加远航中国的船只，而这些船随时都可改造成军舰”。对于英国人，“商人”一词本身就代表他们的智慧，他们是文明的先锋。中国人对此是不能理解的。当商人不是英国人时，马戛尔尼与中国人一样也蔑视他们。这倒也不假。

告别

1月8日，在代理行共进早餐，特使把东印度公司的专员们介绍给总督、巡抚及海关监督。这些中国的大官答应给予他们理应得到的关照；对特意为他们准备的点心大加赞赏，特别对甜葡萄酒和雪梨－白兰地酒赞不绝口。

下午1点，马戛尔尼、斯当东、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和本松上校登上“狮子”号的小艇。使团的其他先生们以及王大人和乔大人分乘几艘小艇。船队顺珠江而下。

当英国人起锚时，皇帝还在监视他们。潮州镇总兵托尔欢1794年1月9日上奏说：“督臣长麟委令奴才先将贡使之随从跟役押送蠔墩各上原船。初七日风色稍定；该贡使当即率领各夷人望阙行礼，叩谢天恩、开行回国。”

托马斯用他惯有的清新笔调写道：“顺江而下用了1小时15分钟。我们先从所有东印度公司的船前经过，船员们在我们过时向我们致敬。有几艘美国、西班牙、荷兰和热那亚的船。除了‘狮子’号与‘印度斯坦’号，大部分船都放下了桅杆。我们终于到了‘狮子’号，它看着真是雄伟。它鸣19响礼炮向我们致敬。乔大人、王大人和他当官的兄弟很乐意同我们在船上共进午餐。乔大人和王大人同我们经过这段长时期的相处，现在就要分手，感到十分激动。”马戛尔尼肯定，王大人和乔大人“没能忍住眼泪”。“这是他们感情的真实流露。如果有朝一日我忘了这两位的深情厚意或他们为我们帮的忙，我将是最坏的忘恩负义者。”如今的旅游者在与中国陪同相处几周后，尽管可能为他们的奇怪举动不止一次地骂过街，但在离开之际，又有谁不把他们搂在怀里深为感动呢？

如果朋友乔大人是……

第二无，马戛尔尼收到王大人和乔大人差人送来的20大筐水果和蔬菜。“他们肯定再也见不到我们了。所以我对这种关心更为感动。”

感动促使勋爵为乔大人订出无法实现的计划。这位不可救药的西方人以为两个人之间建立起来的私人交情可以消除一个否定个人、扼杀私人关系的制度的后果。

今天，又有多少在中国或其它共产党国家的我国外交官抱有同样的幻想，把希望寄托在他们与二流人物间的“私人关系”上。要克服制度的惰性，只有最高层领导人才算数。有时是在……

乔大人是一位出色的文人。总督很器重他。这位总督迟早要官居首位。有了这层保护，再加上在陪同使团时取得的种种经验，这就可以确保乔大人仕途似锦。马戛尔尼在梦想：为什么海关监督的职位就不能由乔大人担任？这个位子对他再合适不过了。“如果委任他到广州任职，对英国人就太有利了。”

马戛尔尼自以为王大人与乔大人由于做过陪同使团的工作就肯定能升官；将来他们会达到国家权力的顶峰。这两位可靠的朋友是英国人的利益所在。任何一个对中国的今昔有所了解的人看到马戛尔尼这样都会禁不住微微一笑的。王大人在维持社会治安的默默无闻的战斗中送了命。乔大人最后在北方的一个省里任按察使。

以后的3天从黄埔到公海。为了绕过3个沙洲，每天都要耐心等到天黑涨潮。

1月13日，“狮子”号通过两个守卫“虎门”的要塞。马戛尔尼估计后说：“防御很薄弱。大多数开口处没有炮，在少数几处有炮的地方，最大的炮的直径只有6英寸。”只要涨潮和顺风，任何一艘军舰“可以毫无困难地从相距约一英里的两个要塞中通过”。

在要塞前的空地上，进行了最后一次检阅。马戛尔尼用厌倦的目光看着周围的一片军旗、横幅和戎装的军人。只要说明一点就足以使这条用牛羊的肠膜吹大的龙泄了气。与“狮子”号交叉而过的武装船上装满了士兵。但并没有鸣礼炮。原因就不言而喻了：炮孔里没有炮。这些炮孔都是在船舷上画的逼真画。这难道不是中国本身的形象吗？马戛尔尼思忖。“破败不堪的旧军舰，它只能靠着庞大的躯壳使人敬畏了……”

谢选骏指出：英法战争延续到了远东这也阻碍了英国的侵略步伐。

【第七十七章  明天的中国(1793年1月13日—15日)】

我们是未来的信仰者，我们信赖的是希望，望着的是曙光。——于勒·米什莱

在离开中国之际，马戛尔尼在专心做总结；他以前在解释对话者谜一样的行为时经常出错，但他总结的预言性质直至今天仍令人感到吃惊。经验使他擦亮了眼睛。

他对此进行了思索，并最后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当时这些英国人在吸烟室里评论起(尽管在自己人之间)各人幻想的破灭。这次使命失败后，还有“更直接的途径”可以使英国的贸易订入中国。勋爵不同意这些头脑发热人的意见。他陈述了中英交恶可能给两国带来的危害。

只要几艘三桅战舰，中国就会分崩离析

首先，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将吃苦头。“如果中国禁止英国人贸易或给他们造成重大的损失，那么只需几艘三桅战舰就能摧毁其海岸舰队，并制止他们从海南岛至北直隶湾的航运。”更严重的是：“朝鲜人将马上就会获得独立。”“把中国和台湾维系在一起的联系是如此脆弱”，只需外国介入，它立即就会被切断。

还有“从孟加拉只需稍稍鼓动，在西藏就会引起动乱”，这是易如反掌的事。

“葡萄牙人在地球的这部分土地上已经死亡”，澳门“依赖着英国的金钱’”，葡萄牙人的“存在只是个幽灵”。来自马德拉斯的一支小武装力量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葡萄牙人手中夺走这个宝贵的半岛。“我们也可以定居在伶仃岛”，澳门“就会在很短时间内自动崩溃”。

现在我们是在1794年，19世纪中国的全部历史好像已展现在我们面前。马戛尔尼出使使我们可以画出这段历史的轮廓，我们只需按着轮廓就能确定未来的面貌。

1月和2月，巴瑞托上尉乘“豺狼”号察看了地处澳门和香港间的岛屿。他的报告指出，伶仃和香港适合殖民。1842年，英国确定把香港变为殖民地。正如马戛尔尼所预言的，这种安排造成了“澳门的衰落”。勋爵的另一个预言也将实现：守卫虎门的两个要塞在鸦片战争中将被“六门舷侧炮”摧毁。

他预言：封锁这个海峡，“广州就会窒息”；数百万依靠外贸或捕鱼为生的中国人将“被迫挨饿、抢劫或起义”。中国将处于混乱的境地，这“将使俄国有机会在黑龙江流域建立统治权并攫取蒙古诸省；面对如此有利的时机，叶卡捷琳娜二世原有的野心就会暴露无遗”。马戛尔尼拥有在俄国供职以及与松筠会谈的经历，他很清楚两次被哥萨克攻克，而两次被中国人收复的阿尔巴赞要塞造成了中俄两国在黑龙江流域的冲突。

但是，发动战争就等于中止贸易。联合王国也将遭受巨大损失。“我们在印度的殖民地，因贸易中断，将受到最大的损失”，因为中国是“棉花和鸦片的销售市场”——是的，这词终于说出来了。“在英国，毛纺工业很难从这样的冲击下恢复过来”：估计每年将损失五、六十万英镑，几年后的损失将翻一番。一个正在发展的白铁、铅、五金制品、钟表和其他机械制品市场亦将关闭。英国不仅会失去丝绸，而且也会失去一件“生活必需品”——茶叶(马戛尔尼例确实带了不少幼苗可以在印度栽种)。这里还没有把“商船”和“国库”的那些一点也捞不回来的损失计算在内。

确实，这些损失都是可以弥补的。中国对于英国并非必不可少。随着时间的推移，失去的市场可以在别处再找回来。对侵略性经济的强烈信心使马戛尔尼兴奋不已。

破败不堪的旧船

不管英国人进攻与否，“中华帝国只是一艘破败不堪的旧船，只是幸运地有了几位谨慎的船长才使它在近150年期间没有沉没。它那巨大的躯壳使周围的邻国见了害怕。假如来了个无能之辈掌舵，那船上的纪律与安全就都完了”。船“将不会立刻沉没。它将像一个残骸那样到处漂流，然后在海岸上撞得粉碎”。但“它将永远不能修复”。

于是，亚洲及世界各地的贸易将受到“扰乱……各国的冒险家都将来到中国”，企图利用中国人的衰败来建立自己的威望。而“在他们之间将展开无情的斗争”。

在这种对抗中，富的愈富，穷的愈穷。“英国靠着它的创业精神已成为世界上航海、贸易和政治的第一强国；从这样的急剧变革中，它将获得最大的利益，并将加强它的霸权地位”。

从最近的将来考虑，“只要尚有一线希望可以通过温和的方法取得成功”，英国的“利益”以及它的”人道精神”应促使它不入侵中国。

马戛尔尼认为克莱夫勋爵的征服天朝帝国领土的计划实在“荒唐无稽”。他要给中国人时间，让他们抓住使团刚刚提供的机会：即对英国人有个好评价，并从而“更礼貌地与他们相处”。

那怎么办呢？应该在广州安排一位由国王委派、同东印度公司分开的全权公使。

特使又采纳了钱德明神父的建议。我们的一位见证人夏庞蒂埃·德·科西尼对此是这样评论的：“这位代理人在贸易活动中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他代表国家，这样他在中国政府面前比一个商行就会更受到尊敬。”

马戛尔尼明确指出：这位国家代表的任务是，“保持使团所赢得的一点进展”，因为它“已使中国政府对英国人有了一个有利的评价”。因为“帝国的最高层人士”由于使团做了工作而抛弃了“偏见”，进而到了“尊敬英国，表示了对英国人的友谊”。证据就是私下交谈时“十分愉快”和辞别时的恋恋不舍。一位精明的外交官应会通过与总督、巡抚、海关监督的直接联系把这种好感维持下去。

马戛尔尼深信，在北京让他负责转交国王的表示中国拒绝与英国保持经常联系的那封信，因为有了最后一份诏书而过时了。在这一点上，他错了。他不明白，中国人之所以谨慎地对待他，那是因为他们不想给英国人以报复的理由。他却以为所有中国人对他的看法都同王大人与乔大人的一样。

他那发自内心深处的人道主义使他透过不同的习俗来看他的同类。在作为中国人之前，中国人首先是人。他们有些怪，确实如此。“但他们同我们一样也是有血有肉，也受七情六欲的支配。他们不信任外国人，但难道他们的怀疑没有道理吗？

在英国人去过的世界所有地方，他们哪有不因为意识到自己的优越而不向对方表示蔑视的？”“既敏锐又自负”的中国人必然会发现“英国人的这种乖戾”。

马戛尔尼是人道主义者，所以也是乐观主义者。他像孟德斯鸠一样，认为偏见来自对自己和他人的无知。歌德读了中国小说《玉娇梨》后发现，人类感情的相同点超过了异国情调。马戛尔尼也许会同意这种判断。

只要在广州有一位英国常驻代表就能促进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了吗？中国当局给予这位代表多大的自由呢？问题不会提出来，因为建议还没有下文：东印度公司消极抵制。

法国人皮隆看见马戛尔尼登船回国：“使团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10年后，他这样分析了马戛尔尼的失败：“我们看到他带着全体随从人员和一部分礼品回到广州，而从中国政府那里什么也没有得到。他们为什么要来呢？当然不是为了扩大贸易，英国的贸易情况很好。中国人在想：他们要干什么？他们要像在印度那样干涉我们的内务。”

1月8日，罗伯斯庇尔同时揭露了他的“左”派和“右”派——“忿激派”和“宽容派”——对手。13日，“宽容派”的一员，法布尔·德格朗蒂纳由于在清理法国东印度公司财产时渎职而被捕。

在广州湾，“狮子”号船尾朝着香港和伶仃岛扬帆南下。而英国的未来却在那里。马戛尔尼已经摸好了这里的行情。

谢选骏指出：英国使节到了中国，就只能像二百年后的马列龟孙子一样“摸着石头过河”了。

【第七十八章  中国人更兴旺发达……(1794年1月13日—2月1日)】

走开！让我们保持古老的习俗。——圣·絮·佩尔斯

1月13日晚，“狮子”号在离澳门6海里处抛锚。次日，大风迫使它停在原处。15日，它终于在澳门停泊。英国人将在此停留两个月；一份给乾隆的奏折是这样描写他们的处境的：“英咭利人投澳居住须向西洋人赁屋，形势俨成主客。”中葡的关系也一样：可以说在澳门中国人是房产主。葡萄牙人是二房东，而英国人则是三房客。

伟大的卡摩恩的住所

勋爵及其一行受到澳门总督唐·曼努埃尔·平托和首席法官唐·拉扎罗·德·西瓦尔·菲雷拉的欢迎。在码头的欢迎人群里，有一连“黑人和黑白混血儿组成、由欧洲人指挥的骑兵”。“他们身材瘦小，脸上有花斑，军装破烂不堪，给人留下极差的印象”。总督和他夫人表现得热情好客。葡萄牙传教士在北京受辱后，使团现在受到这样的欢迎，实在出乎意料。霍姆斯惊叹：“在一个天主教国家举行这样热忱的接待，实在使我们惊诧不已。教士甚至想在殷勤招待方面超过文武官员。”

首席法官“善于观察，很机灵”；他“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今天仍然如此，澳门的神职人员和公务员宁愿讲法语而不讲英语，尽管香港近在咫尺，或许原因就在于此)。

使团住在英国代理行。马戛尔尼住在上城的一幢房子里，是东印度公司的一位先生提供的。“这是一个罗曼蒂克的地方，有一个大花园。”卡摩恩从1558年住在这幢房子里写他的史诗《琉西阿德》。诗人的名字在澳门和在贡伯拉一样富于魔力。

由于他给一位夫人写了太充满激情的诗句，被里斯本宫廷驱逐出来；又在一次斗殴中杀死了国王的一名军官而被流放。在澳门，他写诗以使伐斯科·德·迦马和那个时代葡萄牙海上冒险的先驱们的无畏精神永垂不朽。他那“失踪和死亡者财产管理人”的职务使他有些闲暇。在回来时，他自己也差点失踪或死亡：暴风雨打翻了他的船。有人说他一只胳膊露在水面，手里举着手稿，泅水逃生。对一位作家来说这是多么富有象征意义呀！这位被诅咒的诗人真是命运多舛！他被判处为死者服务，像被处罚的中国人一样——这正是澳门的命运，它在苟延残喘中死去。通过文字这个奇迹，他却经历了世世代代而永垂不朽。行动已告结束，而歌颂行动的诗句却流传至今。

含糊不清的主权

安德逊介绍环境：“有人以为澳门是一个岛。错了。它与大陆相连。葡萄牙占领的是一块面积不到4海里长、半海里宽的土地。要越境是很危险的。”这一点始终千真万确。

城市建筑在一块岩石上，房子都为欧洲风格，街道狭窄，顺着山势而上；有几座教堂、修道院，还有市政厅(亦称参议院)。总督官邸和英国洋行。城里有1万中国人，受“皇帝任命的一名官员管理”，还有1000左右葡萄牙人，此外就是各代理行的欧洲人，以及“大量的黑人和亚洲奴隶”。小港防御风浪的条件很好，但码头不能容纳大吨位的船只。一个配备有大量火炮的堡垒俯临全市，可从各个方面防御。

“在葡萄牙领土的对面，中国人也建筑了一个堡垒，不让外人入内。”

自负的帝国怎么会容忍这个刺激人的瘊子存在呢？葡萄牙的主权并不像在西方大家想象的那样绝对。事情就像马戛尔尼对皇帝行的礼：各执一词。北京可以把澳门视为中国的领土，里斯本同样也可视它为葡萄牙的领土。赫脱南揭开了这种同居的谜。“中国皇帝向葡萄牙人征收高达50万杜卡托的税额。葡萄牙总督应避免得罪中国官员。”安德逊还说：“双方有各自的警察。如果葡萄牙人对其强大邻居的不断侵权表示反对，那么他们很容易就会被赶走。”一旦发生冲突，那些防御工事根本不堪一击。

1月30日，托马斯写道：“我们参观了澳门的参议院。在那里，我们看到几项授予澳门的特权，其文件用中文刻在石头上。”这些授予的特权完全证明了澳门的从属地位；而只用中文刻写这一点就突出了它们同天朝的紧密关系。拉弥额特神父证实了托马斯见解的正确性。“在参议院这幢房子里，我们看见中国官员让人刻在两、三块碑上的限制性法令。这与领土赠与的概念完全相反，葡萄牙人不喜欢把它们拿出来展示……”

斯当东曾写过：“这些花岗石碑上用中文刻着中国皇帝割让澳门给葡萄牙人的文件。”全权公使又一次轻信了。而托马斯则再次显出比他生身之父更为精明。当一个葡萄牙人对父亲胡吹北京已同意给葡萄牙的那些虚构的好处时，儿子则一言不发，任其信口雌黄，在一旁辨认刻在碑上的字。

用不着让葡萄牙人挨饿，中国人自有刁难葡萄牙人的巧妙办法。葡萄牙人派议员到北京“对他们认为不公正的捐税表示抗议”。在澳门的中国人决定要“报复这有损天朝的举动”，尽管葡萄牙人并没能得逞。“他们叫人举着偶像，连续3天在街上游行，因为他们知道葡萄牙人对此很反感并因而不再出门。”主教只得“给中国人送上一笔巨款以让他们停止游行”。20世纪末，时逢中国旧历的节日，这种举着偶像游行的长列在澳门和香港仍然可见。人们越是认为中国人西方化，他们对这些节日越重视：这是他们忠于自己身份的方式。西方人现在已对此习以为常了。

内阁未发表的文书使我们了解到为什么葡萄牙人能和中央帝国和睦相处。在中国人面前他们绝不声称主权问题，他们只对欧洲来访者夸夸海口。他们顺从地叩头，从不表示厌恶。他们一个世纪派出两至三个使团，他们交纳数额很大的税款并为朝廷尽力效劳。“西洋夷人在澳门居住始自前明，迄今200余年，该夷等在彼生长居聚竟成乐土。国朝教化涵濡不殊天帱地载，我皇上深仁丕显，泽及彼臣。”

这些夷人已经渐渐受到了文明的熏陶。很明显，英国人则顽固地停留在生番的位置上不动。因此，当他们企图取代葡萄牙人在澳门的地位时，天朝就作出了强烈的反应。

葡萄牙人奇怪的衰落

对于英国人，澳门是一个必然的基地，也是引起强烈嫉妒的对象。为什么不是他们呢？为什么是这些不能从如此有利的地位中捞到好处的葡萄牙占领者呢？唉！

要是他们处在葡萄牙人的地位……

再说，他们已经开始为自己寻摸一份好处了。荷兰、瑞典、法国和西班牙的代理行都远远不能与他们相比。赫脱南指出：“英国人比别国人多得多，而且也比别人富得多。他们住在向葡萄牙人租来的大房子里，建筑风格和室内陈设都合着他们的口味。”葡萄牙人“非常懒惰”，“根本不想寻找新的财源，因此，所有人都生活在极端贫穷之中”。英国人之间还悄悄地说：这些人不知羞耻，让他们的妻子去卖淫。“因为穷极潦倒，他们便嫉妒别人，尤其是英国人。主教和教士视他们为最可恶的异端分子，并十分憎恨他们。”

这个小民族的命运是多么不可理解！在15、16世纪时它是那么引人注目、那么到处侵略，而它的衰落又是那么彻底，连在自己的殖民地甚至在宗主国的领土上都被殖民化了……并非只有英国人才明白澳门代表一种被错过的机会。一位法国观察家说：“如果澳门从属于一个活跃的、灵巧的民族，它可以很快达到高度繁荣。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将吸引大宗贸易。”难道大家不认为在读一篇对未来香港的描写文字吗？

最终，在澳门最取得成功的是中国人。外国客商，特别是英国商人花费的巨额款项都到了中国人的腰包里，因为一旦各自独立，他们就是最勤劳、最会模仿、最善于适应而且是效率最高的人。他们什么都制造，而欧洲人向他们买所有的东西。

在爪哇，英国人已注意到中国人充满了活力，并已把荷兰人淹没。“他们建造所有的房子；对于他们，只要能赚钱，就没有费力低贱的活儿。他们是洋人唯一的仆人，因为葡萄牙人只有黑奴。”

这座国际性城市的情况真是惊人：贫穷使葡萄牙人处于社会的边缘，而英国人则由于财富也处于社会的边缘，其他的欧洲人生活在一个圈子里。中国人想方设法搞钱，当然那是在他们自己家里；然而，只要他们不在自己人中间，只要能避开天朝官僚的严格控制，那么他们就能更兴旺发达。

但是，出于同样的原因，天朝很难容忍他们这样做，就像乾隆不能容忍巴达维亚的中国人一样。容忍那些专靠与夷商贸易为生并受到后者影响而玷污自己的人？

呸！“在澳门的中国人是这民族中最卑劣的一部分；我想说的是那些该民族都不把他们计算在内的人。”

商埠和传教基地相安无事。传教工作在澳门由一位常驻官员负责。他是意大利人，“他把收到的钱转交给在中国各省的传教士，把中国修道院的修士送到意大利学习，把那些刚学成回国的新传教士安排到各自的教区。”做起来可不如说说容易了，拉弥额特和汉纳神父就是个例子。

托马斯要去参观圣约瑟夫修道院。他的大朋友李雅谷先生1773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正好是他去那不勒斯前。斯当东是在那不勒斯中国学院觅到他的。英国人建议他去英国谋得一个职位：他们能给一个中国人的报酬还有比请他与他们一起生活更高的吗？“虽然他对与我们分离表示遗憾，但他宁愿在其出生的故土终其余生。”

李雅谷继续从事传播福音。直至1802年，他都有书信给他的故旧。他在一封发自陕西的信中说：“由于湖广、陕西和四川诸省日益蔓延的叛乱，从这里到澳门的路几乎无法通过。”他像众多的其他传教士一样，成了叛乱的受害者吗？再也没有人听到过他的消息。

“天主教”城市与“异教徒”

像在马德拉和里约时一样，这些新教徒必然会把葡萄牙的明显衰落与天主教的强大统治联系起来。天文学家记道：“到处可见牧师和教士。到处是十字架，甚至插在城堡上的旗帜中间都能看到十字架，好像他们是防卫设施的一个部分。”1月19日星期一。小斯当东的日记有这样几句话：“钟鼓了一整天。”他数了一下，总共有13座教堂。他参观了其中的好几处。它们“非常漂亮，是按罗马风格装修的。”

行圣灰礼仪的星期三，做了一天弥撒。长长的仪式队伍走遍全城：“手持镰刀的死神开道；后面紧跟着一个擎着血迹斑斑十字架、全身披黑的人；再后面是圣母、耶稣和诸圣的像，每尊塑像被安放在盖着黑布的棺材上，周围都是旗帜、十字架和钟。”

几小时后，中国人组织了一次反游行。“渔民手提灯笼和用纸或绸制作的、从内部照亮的大鱼灯，打着锣游街。”有的鱼涂着鲜艳的色彩，“鱼颌和鳍还会动”。

“中国人的愉快情绪”与“葡萄牙人的凄凉严肃”形成鲜明对比。文化上的对抗，文化上的较量。

但英国人是否对宗教很精通呢？丁维提遇到的一个中国人可不这么看。当天文学家参观澳门的一个中国寺庙时，他看见几名虔诚的水手把祭品放在祭坛上。其中一个水手向他示意，他在这块圣地是多余的人：他用蹩脚的洋泾浜英语说：“英国人对宗教一窍不通。”(English no savey much about religion)他们的新教教会活动过于审慎，所以整个东方都把英国人视作“异教徒”。一下子，他们就无权有自己的墓地。安德逊发现他的同胞的墓“被中国人的墓团团围住”。“只有天主教徒有自己的墓地。”安德逊的抱怨，多么像中国人在抱怨。他的同胞被迫长眠在远离祖先的地方成了孤鬼，安德逊为此十分感动。可又多么像英国人在抱怨：“墓地，令人向往的墓地！”啊！那些在教堂周围铺着草皮、竖着白色苔藓的小墓地！这种抱怨又是多么合乎人情：在死者中占有一席之地……最好还是每人都回到自己家里。

谢选骏指出：人说——“英国人对宗教一窍不通。”(English no savey much about religion)他们的新教教会活动过于审慎，所以整个东方都把英国人视作“异教徒”。我看——正因为英国人背叛了上帝和基督，他们才有了商业资本主义，所以有人写了一本的《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

【第七十九章  令人吃惊的军事同盟要求(1794年2月1日—3月19日)】

这一回，使团可真没有什么盼头了。长麟拒接特使于1月底自澳门写给他的一封信，原因是他已对北京说了使团已经放洋回国。在离开澳门到回国前的这段时间里只好被迫休假。他们不断互相拜访。他们会见了俄国人和瑞典人。“狮子”号的船长在一位俄国绅士家里甚至还见到“一艘刚抵达这里的法国战舰的舰长，伊拉斯马斯爵士曾在澳门海域追击过这艘战舰”。追击已成为过去；两位对手可以平心静气地围坐一桌交谈往事。

当英国人与另一些英国人在一起时，他们干些什么呢？见习侍童写道：“这些先生们经常玩板球。”英国人无论在哪里，只要能稍微从事他们的民族体育项目，他们就有宾至如归的感觉。所以这也是马戛尔尼向皇帝提出的迫切要求之一。

中国的春节带来了一些生气。据托马斯的日记记载：“到处都摆满了假花。”

还有鞭炮，这是穷人的焰火。“离节日还有好久，他们就早早地放起了鞭炮。”好像在7月14日前的法国孩子一样。家家户户一派节日气氛：“中国人用镀金饰物和彩纸装饰门面”。所有中国人都穿新衣裳：“他们规定那一天要穿第一次穿的新衣裳，穷人则要把这件衣服穿上整整一年。”

离开广州时马戛尔尼就终止写日记了。托马斯因为在日记里只写些互相邀请的名单而感到厌烦，因此从2月1日起也停写了。

乾隆在中国春节前的1月25日签发两份诏书。勋爵已离开广州，因此不知道这回事。

第一份诏书历史学界对它毫不注意。但这份文件里有着十分有意义的材料，因为它披露：英国曾建议与其结盟，共同对付法国！乾隆起草这份诏书的目的是要所有夷人了解和记住天朝的观点。

这一文件的确原封不动地重复了长麟给皇帝上的奏折里的内容：长麟把英国人的主动要求告诉给皇帝。居住在北京的三位欧洲主要传教士——索得超神父、罗广祥神父与贺清泰神父——都被郑重其事地召到朝廷，听读诏书。皇帝的答复明确而又圆满：“英咭利国或因观与佛兰西人打仗吃亏！希冀天朝救助。殊不知大皇帝抚驭外夷，从无歧视。伊等彼此争斗，互相胜负，天朝惟有置之不问。大皇帝于外夷无分厚薄。”

神父们回答说：“佛兰西与英咭利人因何打仗，我等实在不知详细。大皇帝统御万国，一视同仁。小邦无分厚薄，我等素有稔悉。”

难道长麟仅从自己的想象就得出要求军事结盟的结论？对此，我们怀疑。即使朝臣们有癖好只对皇帝讲他爱听的话，他们还不至于凭空捏造出一个皇帝丝毫不曾料到的情报。确实，无论是马戛尔尼，还是斯当东，抑或我们在英国外交部或印度局的档案中能找到的任何一份机密资料都没有影射过这件事。然而，它又不是不足信的。敦达斯曾指示马戛尔尼，要把法国人描绘成贪得无厌的人，他们想霸占印度并准备向中国输出革命。远在使团出访前，即1780年初，在东印度公司的档案中就有了这种设想。这次提议只是把这一设想付诸实现而已。1783年，乔治·施密斯建议缔结一个反法攻守同盟条约。

我们可以假设，当马戛尔尼了解到有关欧洲与雅各宾共和国冲突的最新消息，又深信长麟是一个友好的对话者，他是可能打出这张牌的。他没有递交书面请求。

而与此同时，为了能开设一个商埠、得到一个岛屿，或仅仅为了取得英国人进行体育活动的权利，他可以接连发出几份照会。或许他只想在谈话中探探口气，而长麟却信以为真了。

马戛尔尼是一个富于想象力的人。他能很快找到使这艘“被虫蛀蚀的军舰”沉没的方法，也能很快找到方法使“西方最强大的国家”和“东方最大的帝国”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如果法国像在絮弗雪时那样恢复了在印度洋的优势，它就会重新产生路易十六在交趾支那的野心；或者，一旦占领葡萄牙，它就要把手伸向澳门(1808年，朱诺占领了葡萄牙，给了英国人占领澳门的借口)。这时中国的港口，甚至中国军队的支持将是十分可贵的。反之，让英国人在东方诸海域为他们充当维持安全的警察，对中国人也是大有好处的。乾隆拒绝了这个荒谬的建议：外夷间的争端，只要不来扰乱天朝的秩序就与天朝无关。再说，他再三让人问英国人：你们是否与邻居和睦相处？而英国人总是回答：是的。而在离开帝国的时候，他们却建议中国卷入他们的战争！

国王借以取胜的最后一句话

对于皇帝来说，第二份诏书是一个延长号。它是向满族和蒙古亲王、向内阁颁布的诏书。故而也是向皇朝、向它的盟国，并通过它们，向全体中国人——因为它是要公布的——“向现在和将来生活在这个国度里的所有人”颁发的；因为这是一份供编年史用的文件，因此也是提供给历史的文件：“贡使于十二月初七日风顺放洋回国。因奉有恩旨，允许再来进贡，其欢欣感激之忱，形于词色，益加恭谨。仰见我皇上抚驭外夷，德威远播，凡国在重洋及岛，无不效悃献琛。现在该使臣等启程回国之时，即预为下届贡忱之计，似此倾心向化，实力从古所未有。”

热河的仙人掌上的刺都掉了。使团离得越远，官方文书就越给它涂脂抹粉。

在世界的另一端，与这凯歌遥相呼应的也是洋洋自得的语调。1803年，巴罗坚持认为：“新近派往中国的使团，向一个对英国人几乎一无所知的民族出色地显示了英国的尊严，为未来奠定了获取巨大利益的基础，也为那位设计并执行了这一计划的政治家的才智增添了光彩。”

启航前的几个星期里，忙于装载东印度公司的船只，集中船队，为未来的部署还要让巴瑞施上尉进一步勘测香港和伶仃的地势。安德逊在结束语中意味深长地说：“葡萄牙驻军部队列队欢迎。要塞的大炮一声接一声，与我们的野战炮的19响礼炮互为应答。”

英国人在作战的气氛中全上了船。外交沉默了，要由大炮来说话——国王借以取胜的最后一句话。这是路易十四时的大炮上刻的铭言：Ultima ratio regum。

目前，他们只是放着空炮。还要等多少年呢？马戛尔尼的离开像是在向和平告别。

谢选骏指出：满洲人显然不如土耳其人，知识过于贫乏，因而没有能力利用外国的矛盾，使得“以夷制夷”流于空谈。如果清朝真和英国结为同盟，有利于尽早融入国际社会——英国也会愿意利用满清来制衡俄国，就像后来美国利用中共制衡了苏联。

【第八十章  处于战争状态的海洋(1794年3月17日－98月6日)】

18个月前，使团离开的是和平时期的英国；马戛尔尼之所以要乘战舰去中国，那是从崇高的使命考虑的。现在从中国回来的船队虽然主要由商船组成，却都配备了火力，处于临战状态，法国军队取得的战绩“令人不安”。

3月17日，在广州为东印度公司的装货的英国船，还有要求英国保护的一艘西班牙船和一艘葡萄牙船与“狮子”号会合。它们也都配备了火力。“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向每个人交代了法国进攻时各自的任务”。

返航的旅程只持续了5个半月。船队兼程并进：只在爪哇和圣赫勒拿两处为了补给才停泊。整整1个月穿越中国海域；在印度洋上航行两个月；还用两个月过大西洋。

开始时，罗伯斯庇尔战胜了埃贝尔派，继之又战胜丹东，而当英国船队开到朴次茅斯时，他的脑袋已滚入桑松的篮子里了。

在这次穿洋过海回国途中，除了战火波及到所有海域外，没有遇见任何去时所见到的事。返程好像与中国毫不相干；然而，它使人可以测算出远征所跨越的时空。

法国一个舰队游弋在巽他海峡，随时有可能与之相遇、3月29日，在新加坡附近发现一艘帆船。追逐开始。真遗憾，原来是一只小渔船！“我们所有人都迫不及待地想同我们天然的敌人较量一番、”天然的！这个评价戴高乐将军可能会认为是合情合理的。他说过法国的传统敌人并非是偶尔的对手——德国，而是偶尔的盟友——英国。

敌人的帆船快出来！

4月2日，舰队一行穿过赤道。4日，进入邦加海峡。在那里，发现一艘抛锚的船。

“豺狼”号向它呼唤。该船升起东印度公司的旗子。它来自孟加拉，在巽他海峡受到“四艘法国巡洋舰的追击，它们也许还等着我们，我们迫切希望与它们交火”。

晦！错过了这次交锋的机会，斯当东便想：法国人准是吓跑了。“得知英国船队由一艘威力很大的军舰护送，他们放弃了埋伏在那里的计划。”

中国海域内的中国和马来海盗船远比法国巡洋舰多得多。4月7日，在巽他群岛附近，在12只马来船的旁边，有一艘荷兰造的配备有18门炮的小型护卫舰：“它极可能是在靠拢时被马来人劫持的。”英国人“因为不负有维持海洋安全的使命”，放走了这些海盗船。到爪哇后，他们十分后悔：“护卫舰上的30来名荷兰船员去年夏天惨遭杀害。大家都很后悔没给这些野蛮人公正的惩罚。”

4月11日，又一次警报。发现两艘悬挂英国旗的船。大家认为这是敌人的诡计。

追击开始了。“我们肯定它们是法国船。我从未见过如此高涨的热情。鼓手命令大家各就各位：人人都像去做一件轻松愉快的事那样高兴地服从了。但是，为首的那艘船再次升起英国旗，放下顶桅，并鸣炮15响向我们致敬。”

这是我们的同胞，他们从孟加拉出发追踪“法国海盗船”。对我们这些准备向敌船靠拢愣充英雄的好汉们，这是多么令人失望啊！“如果能消灭敌人，那么我所感受的快乐肯定远远胜过与同胞重逢的快乐。每个水手都很不情愿地离开岗位。只在发掺了糖水的烈性酒时大家才又高兴起来。”这些英国水手真可爱！在长期遭到中国人的限制无所事事之后，他们欣喜若狂地正想体验一下重新获得的行动自由；他们还兴高采烈地想一试对法国人的优势——对世界上所有民族他们都认为占优势……

事实上，当中国人说英国人“在西洋诸国中较为强悍”时难道有多大的错吗？

法法之战

法国人把劫持来的“公主”号改建成一艘共和国的战舰。自1792年起，“法国人”这词已成了一种含糊的说法。王家海军已经分裂。那位登上“狮子”号的孟加拉舰队司令对马戛尔尼描述了法法战争中一个鲜为人知的插曲：“一艘悬挂百合花图案旗和一艘悬挂共和国旗的法国护卫舰相遇，在爪哇海岬展开了一场恶战。拥护共和政体的人失利；被俘后被扔进一条小船送给了马来人，后者像对待那些倒霉的荷兰人一样把他们全杀了；而王权主义者在战斗结束后便驶回法国了。”

维莱尔当时在印度洋游戈，他证实说：“船员们喊着‘国王万岁！’或‘国民万岁！’的口号打招呼，然后鸣炮致礼。’”就像1864年美国南北战争期间，一艘拥护联邦的船与一艘拥护南部同盟的船，在英吉利海峡展开了一场恶战，南部同盟的“阿拉巴马”号装甲护卫舰被击沉。

海战也包括欺骗对手的策略。两艘英国军舰拦劫了两艘“美国”船，把它们遣送到巴达维亚；“尽管它们悬挂的是美国旗，可实际是两艘法国船，因为船上的货归法国所有。”

4月14日，船队抵达爪哇海岸的一个淡水补充点——安盖拉。“我们的小艇一靠岸，马来人就想偷东西。我们的人洗了衣服，马来人手脚很麻利，居然顺手牵羊拿走了好几件衬衫。”英国人毫不犹豫，决心要在这些人身上报他们同胞犯下的罪，因为他们还在后悔先前放走了那些马来海盗。你偷衣服，我就抓人。“我们的人在树林里追捕那些马来人．并可怕地毁伤他们的肢体；他们中的几个人因挨了斧砍，受了致命伤。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止这种野蛮行径。”有力的预防措施！真是“西方较为强悍”的人……

4月16日，“豺狼”号离开船队，驶向加尔各答。丁维提博士，携他的植物，同船前往孟加拉。他的植物将在那里茂盛生长。

同一天，法国把恐怖集中到巴黎。共和二年芽月27日的法律规定：“被控谋反者”将“从共和国的各个角落押送到巴黎的革命法庭审判。”

穿过印度洋的一段航程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事，但航速很慢。所有船队都受到这种限制，“我们的航速本来可以为10节，而现在最多只有5节。”

在返航途中的唯一娱乐就是“狮子”号上的一个巴布亚人，他是在法国双桅船“阿美利”号上被人发现的。该船在澳门附近被伊拉斯马斯爵士劫获。这是个性情温和——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出色的土著人。“他从船上跳到海里去找别人扔下去的皮阿斯特硬币。他甚至可以找到同时从船头和船尾投入水里的两块硬币。他还让两个欧洲人同时向他身上投掷长矛，当矛近身时他就用手接住。”

中国是一个难以识透的世界，因为那里的文化走的是另一条道，它达到的顶峰与我们的十分不同，然而是顶峰。这个巴布亚人也是一个难以识透的世界。但他还处在所有人的共同起源的阶段——未被玷污的人。他既不是西方人，也不是中国人，而只是一个智力超常的动物。那么，他同谁更接近呢？与英国人抑或中国人？马戛尔尼怎能不想中国人正处于巴布亚人和英国人之间的状态呢？

到马达加斯加附近，我们进入一个暴风雨地区：正值南半球的秋季。英国人发现他们的水银气压计性能可靠：“水银柱突然下降了四分之一英寸。”马上进行一切准备来对付大风暴。“准备工作刚刚做好，巨大的雷闪接着就打起来。天黑得船首的人无法看到船尾的东西。”5月7日这一天，罗伯斯庇尔规定了对上帝的信仰。

圣赫勒拿岛

到了风急浪高的40度线。5月23日，“‘印度斯坦’号的前脆杆被刮断。”6月2日，绕过好望角。目标：圣赫勒拿岛，这是大西洋南部的一个避风港。它属于投资加固这港口的东印度公司。除了好望角，从广州或印度回国的船只只能在这里补充淡水。这岛很小，很容易错过去。因为病人的数目大增，所以大家更盼着到这岛上停泊：“在外科医生的名单上，”仅“狮子’号船上的病人就达一百来人。

“6月18日，发现了陆地和几艘船”。再一次作好战斗准备。这一回又是白忙一阵：从中国出发的船队与另一支从英国开来迎接的船队同时到达圣赫勒拿岛。海军部不知道东印度公司的船只已在“狮子”号的保护下航行了。

岛上岩石的样子令人望而生畏。“险峻的海岸既可怕又荒凉。”“位于恐怖所在”的山谷风景“确实非常优美”。在此停泊的水手和旅客有时要比岛上的居民还多。岛上没有旅店；然而，“所有民房都像一家人一样欢迎客人居住”。同一个大家庭：东印度公司。岛上居民有两种生活节奏。当一支船队来此停泊，小岛居民就忙碌开了。船队一离开，它又空闲下来。“政府为居民组织文娱活动，以免他们纠缠于内部矛盾”。拿破仑在1805年去奥斯特尔里茨途中是否也读过斯当东描写的这一片断呢？他对所有事物都表现出好奇心，我们猜想他也许读过。但那个时候他绝不会想到：有朝一日，英国政府将让其远方的侨民观看关在笼子里的“吃人巨妖”。

冒险的结束

病号要么死去，要么略为恢复体力，舱内装满了给养。1794年7月1日，船队又扬帆出航。一同启航的还有来增援的舰队，5艘从孟加拉和孟买开来的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还有一艘从南极回来的捕鲸船。

伊拉斯马斯规定了航行的序列，因为由“‘狮子’号担任全面指挥”。信风使舰队顺利地穿过了赤道。到佛得角群岛附近洋面，信风停息了。船在此停了10天。

后来又刮起了风，船队就继续前进。

7月21日，刚恢复航行不久，瞭望水手发现有一支舰队从东北方向开来：共有11艘船。又一次战斗准备。浓雾使人看不清旗帜和信号。“在‘狮子’号甲板上，只有炮和弹药”。斯当东父子二人相持不下：“在那里只有一个小孩，他父亲认为他太小，不适宜参加战斗。但孩子不愿意在父亲作战的时候自已退缩到安全地点，恳求父亲让他留在甲板上。父子之间这场充满挚爱的争论，由于雾突然消失而得到解决。原来发现对方的舰队是自己人。”每人都表现得很勇敢。他们获悉“英国舰队在豪勋爵的率领下赢得了对法国人的一次全面胜利”。

这时在巴黎，罗伯斯庇尔被国民公会剥夺了法律权利。他受了伤，处决时他已经半死——一起处决的还有105名拥护者，其中包括圣·朱斯特。那是发生在热月9日。

船队经过亚速尔群岛东部，朝爱尔兰方向航行。“9月20日，船队到达爱尔兰南端，遇到一艘丹麦船。8月29日这船曾被一支由7艘军舰组成的法国舰队搜查过。看来那支舰队刚好同我们错过，伊拉斯马斯爵士的船队的实力敌不过法国舰队。”

听到马戛尔尼的舰队到达，法国方面也作了战斗准备。“共和2年果月20日，从布列斯特，海军军需官给维拉雷—儒瓦耶泽海军上将的命令：准备一支由最优秀的军舰组成的小分队，搜寻来自印度的船队。”可惜太迟了！命令是9月6日下达的，而就在同一天，船队“在离开两年后”进入朴次茅斯港停泊。

那次分手对许多人来说竟成永别。在返航途中，痢疾肆虐。不得不从“狮子”号上扔下102具尸体——而全体船员才400人！在当时，这就是远航的代价。但人们忘了死者，因为自己活了下来而十分高兴。

马戛尔尼十分自豪地写信给东印度公司的先生们：船队避开了法国舰队的追踪：“我高兴地通知诸位，平安抵港的不仅是与我们一起从中国出发的13艘船，而且还有5艘从孟加拉和孟买开出的船与我们在圣赫勒拿会合，每条船上都满载着东印度公司的价值几百万英镑的货物。”

“我要把在中国取得的进展，推迟到在伦敦与你们见面时再说。这些进展将使你们在中国的代理人能在完全不同于直至目前他们所处的条件下生活和工作。我也鼓励你们在那里的年轻代理人学习中文，否则他们将任人摆布和愚弄。”

“由于皇帝的旨意而对使团表示的敬意对中国人的思想起了有益的影响：英国人不再是他们蔑视和辱骂的对象了。从此中国人的态度对我们好多了：而这一切的巩固还有赖于东印度公司的努力。”

尽是幻想！

对于使团的成员来说，这次极大的冒险圆满结束了。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体会：生活中不会再有任何事情可以与这两年的生活相提并论。对于霍姆斯，“经历了这样漫长、这样艰巨的海上生活，战争的疲劳只能算闹着玩了。”斯当东认为：“走过的国家和各种会晤给他留下前所未有的不可磨灭的印象。”全权公使就是用这些简洁、谦虚的话来结束他的《记实》一书的。

使命结束了。但是，无论马戛尔尼怎么说，使命并没有完成。

谢选骏指出：法国革命严重分裂了欧洲——以前，欧洲人在亚洲人面前彼此互不拆台，现在不仅英法交战，法国人也自相残杀。因为教会统治让位给了民族主义。

【第六部分  马戛尔尼之后的一系列不幸】

事情往往比人们所想象的更为重要，有些好像是偶然的、个人的、某些特殊利益或外界因素导致的事情，实际上却有着远为深刻的根源和更为重大的意义。——吉兰，1823年

竞争是残酷无情的。谁输了就倒霉！在这场争斗中，必然会犯下许许多多的罪行；这种兄弟残杀的斗争是对一切道德的基础——团结——的接连不断地犯罪。——米哈伊尔·巴枯宁，1870年

占领领土主要是指从那些和我们人种不同，鼻子比我们扁平的人那里掠夺土地；当我们仔细考虑时就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件光彩的事。——约瑟夫·康拉德，1902年

【第八十一章  不再迷恋中国的欧洲(1794年－1816年)】

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满足于它有的丰富自然资源与工艺人才……——托马斯·斯当东，1810

马戛尔尼避开了法国的大炮。回英国后，他就得面临骄傲好胜的个性使他更为害怕的东西：严厉的批评。它的秘密未能保守住。这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全国都在热情地注视着这一史无前例的冒险。使团失败的消息在船队之前就已在英国不胫而走。直至1794年6月，伦敦的报刊还在发表落后了9至10个月的有利于使团的消息。

《绅士报》得意地描写着使团受到的豪华与热情的接待。但是，马戛尔尼1793年11月通过马金托什从杭州带的快件1794年7月到了伦敦。另外，有一些来自广州的商船也到了，它们带来的消息在欧洲迅速传开。是官方渠道走漏了风声，还是半官方渠道无法控制造成的呢？英国是一个新闻自由和有透明度的国家，英国从报刊上零零星星地什么都能知道：由叩头引起的摩擦，不让传教士自由会见英国人，从北京仓促动身，大使提出的所有要求都遭到拒绝；就是《绅士报》也用大标题突出了使团的惨败。

舆论马上就作出了反应。一位风流的读者在这份报上写道：“马戛尔尼勋爵向可悲的清朝提出的建议中是否有英国妇女可以在我们的海外办事处居住，或者我们驻中国的办事人员应该发誓坚守贞洁呢？欧洲妇女应该不再买中国的丝绸、磁器和茶叶，直至满清皇帝撤销使她们不幸的禁令为止。”这是有关女士们名誉的大事。

抵制还用抵制治。这就是以商业报复形式出现的《莉西斯特拉塔》。

有一种观点给尖锐批评马戛尔尼定下了调子：“使团的准备工作最多也只能吸引一位印度王子或非洲小国王。”可能这位记者仍然还相信“中国的优越”：“如果真想让中国赞叹不已，应该准备得更为充分些。”虽然大家指责政府和使节，但更多的是批评中国。爱国的反应甚嚣尘上。但这种反应又是模棱两可的：大家责怪政府使民族遭到了无法接受的污辱。“记事”很快就发表了，但这之前伦敦沙龙里所讲的故事使欧洲人对中国的好感大受影响。哲学家的吹嘘筑起的烟幕从20年以来越来越淡了，现在不用多久就会消失殆尽。马戛尔尼的远征应该产生强烈的印象，并应通过一切和平的手段说明英国是“世界第一强国”。由于这次使命失败，它将使人看清真相，并为下一世纪的武装对抗开拓了道路。

烟幕后的真相

越来越邪的流言使官方人士处境困难。他们既无法把一切秘而不言，又无法把一切公诸于众。在日记中，马戛尔尼经常写得十分明确——但他不想把它发表。他也不想发表他的《报告》，尽管没有一个国家有人写过比这更有真知灼见的有关中国的感想。他知道那只是一个泥足巨人，只要轻轻一抵就可把他打倒在地：这既是一种诊断，又是一个预言。

他取得了圣·詹姆斯宫廷的同意，请斯当东公布一种既可信又保留英国面子的说法。这样在1797年就出版了《英王陛下遣使觐见中国皇帝纪实，主要摘自马戛尔尼勋爵的文件》。这一官方历史并不想隐瞒失败的事实，而只想消除人们的怀疑：英国外交官并没有犯错误致使中国人那样无礼。它也想避免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英国遭到了羞辱而毫无反应：斯当东把事情的真相装饰了一番，使它显得更为得体。

要说他撒谎还不如说他隐蔽了某些事实，并仍然不时地让古老的中国保留传说中的某些特点。

另外一个审慎的措施是：不要让中国人知道英国人改变了看法，已不再像中国人所希望的那样来看待中国了。这同耶稣会教士的处境相同：英国人在整个18世纪作了不少努力，这次远征更为突出，所以他们的使节为了不把一切都弄糟而不能什么都说出来。外交上的考虑使他让自己的副手在介绍中华帝国时描绘的景象不能全部离开原先的神话，但也保持了足够的距离来消除这种神话，这样，英国使团所反映的对中国的看法预示着西方在19世纪对中国的态度。马戛尔尼使团在西方与远东的关系中是个转折点。它既是一个终点，又是一个起点。它结束了一个世纪来的外交与商业上的接近；它在西方人中开始了对中国形象的一个修正阶段。

当然，使团所揭露的事实并不完全是个晴天霹雳。已经有人提出：中国并不像莱布尼兹、伏尔泰或耶稣会教士所吹嘘的那样是个理想中的乐园。孟德斯鸠就不愿随波逐流，陷入这种盲目的崇拜。勒让蒂伊从1731年起发表了《环球记游》，他一下子击中了中国人的要害：“他们体制的恒久不变并不证明他们的优越，因为这阻止了他们取得任何进步。”海军上将安逊在他的《回忆录》中第一个主张炮舰政策：这发生在1743年，即鸦片战争之前整整一个世纪。但在中国的西方人质太多了，有传教士和商人，也涉及到太多的商业和金融的利益，所以只能让公众舆论(或公布的舆论)小心谨慎些。东印度公司的职员的个人信件或私下评论把不应说的在广州发生的事——已遭到或担心遭到的羞辱——都告诉了伦敦。尽管如此，公司考虑的是不要妨碍正常的经商活动；它怕得罪中国人，失去它在那里仅有的一点利益。

那里的个人没有个性

有位法国人，因为没有什么负担，所以比较自由地表达了他的不耐烦情绪。路易－克雷蒂安·德吉涅已在广州住了4年。他写道：“现在是中国改变直至今日的观点，而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欧洲的时候了。”不，中国并不想马上就用“新的眼光”来看待欧洲。而是英国，然后是西方在马戛尔尼出使之后将改变对它的看法。

从此，中国的形象黯淡了。可以举黑格尔的例子来说明这种变化。我们知道他除了读过《耶稣会士书简集》外，还读过斯当东的《记实》。他承认正是从《记实》中——只是从《记实》中——才得出了对中国的极为简洁明了的看法：“中华帝国是一个神权专制政治的帝国……个人从道德上来说没有自己的个性。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来看仍然是非历史的：它翻来覆去只是一个雄伟的废墟而已……任何进步在那里都无法实现。”歌德既未读过斯当东的著作，也未读过黑格尔的书，所以仍然在说蠢话。他对中国的了解来自一本酷似自己写的《赫尔曼与窦绿台》的中国小说。

“这本书讲的是一位十分纯洁、十分正派的青年的故事。他因品德高尚而有幸谒见了皇上；讲的是一对十分贞洁的恋人，他们被迫在一间屋里过夜，但却能接受不亲……

这就是道德和礼仪。全然由于严格的节制中华帝国才维持了数千年之久，并将还要长期地存在下去。”但在迷恋中国方面歌德已经显得落后了。

无官职者不慌不忙地进行破坏

在一个自由的国度里，官方说的事实并不能总占上风：出版商和记者可以帮助别的证人表示看法。使团里的这些无官职者起到了让中国这颗星星在乌托邦的天空里黯然失色的作用。

安德逊的代笔者孔博为了迎合读者的看法以及保证书的成功，就系统地描绘了一幅崇拜中国的图画，并对英国社会竭尽挖苦讽刺之能事。但几处无情的描写却使这篇有倾向性的作品露出了破绽。有一处描写中国人把英国人扔到海里的臭了的肉捞起来后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这揭穿了中华帝国繁荣的谎话。另一处是一位对本国的海军感到自豪的英国人的想法，他谴责“对陈规陋习的顶礼膜拜”及“对机械工艺的无知”，这些都是“造船技术不发达”的原因。这些太令人反感。这些用鞭子开道的士兵令人反感。中国人做饭的肮脏环境令人反感。英国人走过时他们就哄堂大笑，这也令人反感。这就是那个“幼稚的”民族，那个在未来的几十年大家一致同意给以“教训”的民族……

赫脱南得意地发现中国人完全不懂得制革艺术，他们也不会远洋航行；他们的游船缺乏“舒适的设备”；“他们的建筑虽然远看富丽堂皇，近看却做工粗糙，镀金不匀”。最后，世上的最大的君主，“今日统治中国的这位善良老人就同其他君主一样也受他的佞臣所骗”。无与伦比的政治制度在哪里呢？消失了，随同技术，随同舒适感一起消失了……

中国使霍姆斯这位不会拐弯抹角的士兵感到震惊。会是这些中国人发明的火药吗？他们见到一门臼炮空放时也要吓得魂不附体。他们对你表示尊重，但不让你独自在城里走出一步：难以想象的多疑！他们又是多么无知呀！“中国人无法相信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别的民族存在。”安德逊、赫脱南、霍姆斯都是些无足轻重的见证人，但他们让人意识到还有许多其他这样的见证人，在他们之后耶稣会士与“哲学家”们建造起来的大厦就塌陷了，代之出现的是一个落后衰败同高级文明的声誉不相符的国家。

10年之后的巴罗使团

回国后10年，当巴罗发表他的野心勃勃的报告时，中英间的局势已和以前完全不同了。努力维持到乾隆死时的英中关系在嘉庆统冶时大为疏远，当时中华帝国正遭到越来越强烈的震撼。巴罗并不需要那么小心翼翼。因为同拿破仑的法国在打仗，他需要吹嘘英国的优越。给读者留下印象最深的是书里批评中国的那部分内容。《爱丁堡评论》这份十分严肃的杂志欢呼这个“半野蛮的”帝国“声誉扫地”。中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怖之中”，他们把妇女关闭起来，并给她们裹脚，他们残杀婴儿，并犯有其他违情悖理的罪行。他们无法接受精密科学和自然哲学，并对最必不可少的工艺技术一窍不通。他们的社会关系建立在一种愚蠢的形式主义的基础之上。他们“胆怯、肮脏并残酷”。最后，中国人“不从事体育，缺乏有益的消遣”，所以“没命地赌博”。

他们的语言呢？“几千年以来，中国人像家禽那样叽叽喳喳地叫着，而不会像人那样说话”。总之，“巴罗先生的伟大功绩就是他那健全的理智和评论的直率”。

小斯当东长大了

应由使节的扈从来完成这种令人心碎的修正，并用他的无与伦比的汉语知识来支持他那不可更改的看法。

使团的使命结束后，他继续关心着中国问题。他在准备报复。从1798年至1816年，他长期住在广州，先是作为东印度公司的职员，后来是专员，最后当上了公司的代理人。1800年他19岁时发现了中国的法典：《大清律例》。西方人总抱怨中国官员断案时随心所欲，这本西方人以前从未读到过的法典可能是中国官员断案时的依据。他将用10年时间来翻译它，并在1810年出版了厚厚一大册。《评论季刊》的书评把此书的翻译出版看成是一桩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这是第一本直接从中文译成英语的著作。

这些研究很快就使托马斯·斯当东成为一位熟知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专家。遣使会教士里什内在1810年给他写信说：“您经验丰富、又经过无数的斗争，所以肯定了解中国官员的种种权术；您对他们来说是个可怕的对手。”这位神父了解他：托马斯同中国的关系是对立双方的关系。这是文化领域里的宣战。

托马斯勋爵在他译著的前言中说得非常直截了当：“马戛尔尼勋爵和他的使团在中国的短暂逗留足以使他们发现：中国人所吹嘘并得到许多欧洲历史学家承认的中国对其他民族的优势全然是骗人的。”小斯当东的教训没有被人忽视。严肃的杂志纷纷作出了它们的结论，《爱丁堡评论》当时写道：“一个民族的法律是他的精神状态和性格的明白无误的见证。作者在他的精辟的前言中指出了某些传教士在介绍中国的书中传播的那些别致的观点完全经不起现实的推敲。在欧洲人最近进展最快的那些领域里中国人的知识十分缺乏。”

“不进则退”

这道鸿沟不但区分了乌托邦的中国和真实的中国，而且隔开了真实的中国和欧洲。大家越来越认识到：“一个民族不进则退，最终它将重新堕落到野蛮和贫困的状态。”马戛尔尼在使团返英后几乎一字不差地这样说过。从中国回来15年之后，他的观点尽管没有公开，但已在报刊上到处可见。

那份著名的苏格兰杂志的撰稿人提出：“中国人的精神状况可以成为最奇怪的研究课题，这将超过迄今为止最好的游记而引起我们深入思考。这就是中国人，昔日他们还是人类无与伦比的精英，今天已降为人类学研究的奇物了”。天朝的法律只是十分细致并不断干涉个人的行为；这并不能只归因于所有的极权政治都喜欢出来对制定规章的过分热情之上；而只能使我们得出这样的印象：“中国尚未达到社会普遍发展的某个阶段”。在中国，“个人的荣誉感并不存在”。这是“这个奇怪的民族所遭到的最严重的谴责”。而“一个民族是否强盛和幸福完全要严格地取决于它的每人诚实的荣誉感是否强烈”。在马戛尔尼访华后，大家了解的中国的情况反过来损及了这个国家——包括它的可尊敬的古代文明。伏尔泰曾经严肃地表示过：“使中国人超过世界上所有民族的东西是：无论是他们的法律，他们的风俗习惯，或是他们的文人所说的语言四千年以来都没有变过。”在英国人的实用主义目光中看来这纯属开玩笑，让它继续下去则同他们正在宣传的并且还要大声地在全世界宣传下去的对自由和进步的看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应该毁掉迦太基”

安德逊的那句毁灭性的句子不断地引起了反响：“我们像要饭的一样进入北京，像囚犯一样被监禁在那里，而离开时简直像是盗贼。”把前去告诉中国皇帝英国人应是宇宙主宰的英国外交官当作盗贼！这是多么冒失的行为呀！他们轻而易举地就把英国人的优越感打下去了。马戛尔尼在出使前写道：“使中国人留下强烈印象并非难事。”事情失败了，必须另想别法。

英国人富有爱国心，中国人是否同欧洲大陆的哲学家想象的一样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他们从未赞赏过法国或德国修辞学的言过其词，伤害了他们自尊心的是那个遥远的民族竟然把他们的使者当作附庸和野蛮人。这个民族，一定要把它彻底剥夺，就像对加来城的有产者那样。

英国人的性格在这点上亘古不变！戴高乐将军坚定不移地反对英国加入欧洲共同体，一位感到理屈词穷的英国人在1967年某天就像遇到一场全球性的大灾难那样对我说：“可是……他会使我们丢脸的！”

英国人擅长记仇，并为一点小事就记仇。中国必须为此付出代价，必须如此。

他们特别具有一种令人钦佩的集体坚韧性，这使他们可以追求长远的目标，他们可以把孔夫子的这一教导据为己有：“人无远虑，必有近忧。”1808年与1816年是对华关系的两个艰难阶段，但他们都要在半个世纪之后才决定真正地投入行动。

开始时他们听从了钱德明神父临终前用拉封丹的一句诗所表达的忠告：耐心地等待那漫长的时日……

谢选骏指出：欧洲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满洲人眼见为虚，被打翻在地才认识真理。在这种意义上，黑格尔并非欧洲人，而是像满洲人一样眼见为虚，被打翻在地才认识真理。因为，他竟然认为满洲人盘踞的中国就是一直以来的“不变的中国”，他显然不懂唐宋的中国如何如何。也就是说，黑格尔完全缺乏历史的观点。他甚至不懂，任何历史记载都不是历史过程本身，而都带有臆想甚至伪造的成分——例如，他所读到的斯当东的《记实》就是如此的并非记实。

【第八十二章  蒂津——丢了脸的使团(1794年—1795年)】

从规模来说，马戛尔尼使团是历史上最大的。以后又有过三个使团。因为后三个使团原定的目标不高，所以能使我们通过比较更好地弄清马戛尔尼失败的(来自中方和英方的)原因。

勋爵尚未回到朴次茅斯，西方的又一个使团要求北京接见。这个使团来自一个很久以来就在远东有着利益的强国：联省共和国。率领这一使团的伊萨克·蒂津只有寥寥可数的几名随从。他按着对方的要求磕了头，而使团的失败却没有因此而避免。这反倒说明了马戛尔尼不让步完全有理。

10年之后——奥斯特里茨之战那个秋天——，一个由200人组成的俄国使团取道中亚的草原向中国出发。他们未能超越库伦——属国蒙古的首都。

在滑铁卢之后，英国人为刚取得的胜利洋洋自得，又一次想打破中国的孤立状态：他们的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世界范围的市场。阿美士德勋爵甚至未见到皇上：他们的副手托马斯·斯当东爵士，即原先马戛尔尼的扈从劝请他不要叩头。他们回广州时样子十分可怜。

在回英国途中，他在圣赫勒那停泊。在该岛，滑铁卢败将教训了一番胜者，怪他们未对同他长期梦寐以求的东方对话。各团欧洲人都互相来往，只有那些把宇宙分成五方的人还在闭关自守。

给英国人一个教训

荷兰东印度公司驻广州代表安德烈—埃弗拉特·梵·布拉姆梦想在北京朝廷代表荷兰执政府。在广州占主导的看法是：英国使团之所以失败乃是因为它不会办事。

梵·布拉姆就想告诉世人怎样做才能受到中国人的欢迎。应该在礼节和效果方面给傲慢的英国人上一课。他觉得乾隆登基六十年庆典是一个机会。他到处活动、他敦促在广州的西方同僚同他一起向天子致以敬意，其他人不急表态。他并不因此而气馁。他有一些盟友：广州的中国官员正想设法弥补一下马戛尔尼使朝廷遭到的羞辱。

巴达维亚和海牙最终都同意了：一个荷兰使团要去朝贺乾隆。伊萨克·蒂津当过荷兰东印度公司驻日本和孟加拉的代表，梵·布拉姆感到不幸的是自己只能作他的副手。

这次出使简直是一场恶梦：它完全是马戛尔尼使团的漫画式的重现。但它还是通过两者的不同说明了在中国人眼里一个外国使团意味着什么。另一方面也衬托出马戛尔尼使团所取得的某些成功。

广州的中国官员要使臣放弃任何要求。长麟和苏楞额让荷兰人答应只限于向皇上朝贺：使团尚未上路就已失败了。1794年10月中旬两广总督召见蒂津：皇上将在1795年1月21日春节之前接见蒂津。

1794年11月22日，荷兰使团离开广州；除了蒂津与梵·布拉姆还有7人，其中包括德·吉涅骑士。这个法国人在广州已住了10年，对中国人十分了解。他将担任翻译。他在这次事件后写了一本用词尖刻的书，正好对美化一切的梵·布拉姆的报告起了平衡的作用。

应该加速进行：只有50天时间，却要从陆路从南到北穿越整个中国，沿途的住所都极不舒适。地方当局很不客气、经常吃变质的食物、轿子上的油纸被好奇的百姓撕破，……为了行李还得争吵不休：中国人建议托运，荷兰人却坚持要随身携带，他们怕朝廷召见时礼品未到。冬天寒风刺骨，路很难走，住处又没火，雨水穿透了轿子。一过长江就飘起了广州的中国人未见过的雪花。一路上事故不断，有一处要坐木筏过河，人呀、马呀、加上行李乱成一团：“我们的行李抵达对岸时都弄湿了，一部分还都坏了。有时轿夫把使臣撂在路上自己先去吃饭。后来梵·布拉姆的轿子坏了，只好坐手推车行完了全程。我们用49天时间走完了600古里，抵达北京时已精疲力尽，饥不择食。”这同当年接待马戛尔尼用5艘官船这种尊敬态度适成对比。荷兰人想证明谦恭的态度强似傲慢的态度：这次表演一开始就显得不妙。

对着鲟鱼叩头

1月11日，他们到的第二天，一位中国官员就来送给使臣一条皇上赏赐的“300斤重的鲟鱼”。对着皇上的赏赐，蒂津和他的副手“像别人要求的那样叩了头”。

翻译吉涅则写得更为确切：“行了九叩之礼。”梵·布拉姆听信了伴同的奉承话并反复地说：“在皇上和内阁大学士的眼里，我们的地位远高于英国人。”

来人告诉他们召见将在第二天进行。“我们提出了许多反对的理由，但毫无用处。使臣最后还是答应了，那些中国官员对我们表示十分亲热。他们向使臣示范应如何施礼，使臣跟着他们学：叩了许多次头。”

凌晨3时，荷兰人被命令取下了他们的剑，然后同蒙古和高丽的使臣混在一起，在凛冽的寒夜中久久地等待着。“中国官员用鞭子乱抽：高丽人挨得最多。”

宫门打开时，中国人让各国使臣下跪。乾隆坐着轿子出来了，对高丽的人瞅了一眼，然后让轿夫在蒂津前停了下来。“他的第二位内阁大学士福长安走在轿子的左边，他从使臣阁下手里接过了镀金的盒子，把它传给了皇上。这时我们都行了三跪九叩大礼。”皇上问蒂津荷兰君主可好，接着就往前走了。

吉涅尖刻挖苦地作了这样的总结：“皇上在宫殿外面的院子里接见了大使；除了对他说的两三句话以及送给他吃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外，尽管他离皇上才几步远并可以被看见，但皇上却一直没有再注意到他。”当晚，中国人来搬走了献给皇上的钟表。天气十分之冷，梵·布拉姆向他要些煤和几件家具，他们一切都答应，但什么都不干。第二天，荷兰人又进到宫里，他们被带到一间既冷又充满了烟昧的屋子里，梵·布拉姆看到大臣们的居处也同样简陋，算也聊以自慰。怎么能想象“这些房子组成了皇宫”呢！他揭露了引起这许多失望的罪魁祸首：“这情景同传教士们寄往欧洲的谈到中国首都和皇帝宫殿的有人说明的报告无法相符。但我描写的是我现在见到而以前完全想象不到的东西。”

马戛尔尼的马车

福长安向荷兰人问了问他们是否感到冷，然后就把他们打发走了。没有谈到任何政治问题。荷兰人事先答应过这点。1月15日皇上让人给他们送了些葡萄干，梵·布拉姆又得三跪九叩表示感谢。答应的煤终于运到了！但根本不可能见到传教士，难道这就是“远比英国人更受到尊敬”吗？18个月之前，开始并没有禁止神父们同英国使团接触，只是在打发使团走时才这样做的。“有人秘密地给我送来了我的朋友梁栋材的一封信，”梵·布拉姆在1月18日记道，“他向我表示极想把一些重要的事情告诉我。我让来者带去了回信。我们总希望能同他们联系。”这种希望也落空了。

没有必要派的使团：因为在同一天，在几千公里之外的欧洲，荷兰的执政在法国国民公会的军队进攻下正在逃往英国。这些荷兰人则成了一个已不复存在的国家的使者——当然他们只是在7个月后才得知这事。

吉涅给罗神父写了一封信，梵·布拉姆答应把它交给遇到的第一位传教士。18日这位法国人被召到和珅处：一大群中国官员问他为什么来北京，问信的内容是什么。吉涅极力为自己辩解，说罗神父是他从欧洲到中国来时的旅伴，他们是好朋友。

这类情况(同许多其他的事一样)在最近也可能发生。

荷兰人在中国京城逗留的时间比马戛尔尼长——有一个月多一点。一个月里除了参加几次庆典，耐心地等待好几个钟头“看御驾经过”并叩头致敬外就无所事事了。尽管他们说“没有任何欧洲人能像他们那样深入皇宫，”中国的新年并未能使他们的愁眉舒展，他们凌晨2时就被叫起来等待皇上经过，但到3时却被告知皇上不来了。

在他们驻京期间，只有一件事让他们感到高兴：发现马戛尔尼献给乾隆的马车被弃置在宫里的一个角落上。对英国马车的忽视使他们受到伤害的自尊心得到了一些安慰。

2月4日，在一个宽敞的院子里，在无数人的面前，他们受到了最后的接见。本来就令人丢脸的大礼又加上了当众的凌辱：中国官员很注意大使和梵·布拉姆先生叩头的次数。后者站起来早了一点，他们又强迫他重新开始。并用鞭子进行威胁。

梵·布拉姆最后终于见到了罗神父：“中国官员睁大眼睛看我们是否给他递纸条。”神父解释说：如果使团直接从欧洲而不是从广州来，他们就可能比较容易同传教士联系。“中国人怕了解中国的人”。到20世纪仍然这样。

2月15日，我们带着极难得到的皇帝诏书离开了北京。

“朕仰承昊载，寅绍丕基。临御六十年来，四海永清，万方向化，德威远播，褆福毕臻。……王其祗受，益笃忠贞，保又尔邦，永副朕眷。”

诏书未能抵达：“执政”已让位于巴达维共和国。

两个使团，两次失败：第一个使团失败时保持了自己的尊严；第二个使团却遭到了羞辱。梵·布拉姆在总结他的旅行时远比他在开始旅行时头脑清醒：“这个民族有着一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他们可以放弃一切人为的需要，而我们如无法满足这些需要便会痛苦不堪。你认为中国人见到了每年来自欧洲的技术操作就会醒悟过来？这些珍品都被他们看成是多余的事。”

吉涅认为两个使团都一样有害：“马戛尔尼虽拒绝低头极大地损害了他自己的利益，同时也伤害了一个自以为高于他人的民族的自尊心。”相反，荷兰人答应叩头“像是弥补了英国人的凌辱”。但他们受到的欢迎“同应该受到的并不相符”。

所以“在中国人取得经验并懂得自己在政治上之所以能存在下来乃是因为他们国家遥远，在他们懂得对自己过高评价完全是空中楼阁之前派使团去中国本身就是个错误。总有一天那些蔑视外国人，把他们纯粹看成是商人的中国人会承认：被他们如此侮辱的洋人竟那么可怕。而外国一旦同中国交手，很快就会发现这个地处世界另一端的中国从武力上来说竟如此落后。”

谢选骏指出：上文说的不对，我认为英国使团的外交任务其实是极其成功的——那就是亲眼窥探了满洲人的虚实。  

【第八十三章  戈洛夫金——半途而废的使团(1805年秋)】

不是荷兰，而只有俄国才能在北京同英国人竞争。叶卡捷琳娜二世曾追击逃往中国的原住伏尔加河两岸的鞑靼人，派过一支军队警戒中国边界，并收容被天主教国家驱逐出来的耶稣会教士。她做这些好事时，当然在亚洲暗中有着自己的打算。

当马戛尔尼坐船航向中国时，一个由拉赫曼中尉率领的使团在北海道登陆，想潜入日本，但未成功。伦敦就像圣彼得堡关心马戛尔尼使团一样，仔细地关注着这个规模极小的使团的一举一动。我们还记得松筠在陪马戛尔尼去杭州前刚在蒙古同俄国人进行了一次成功的会谈。

叶卡捷琳娜二世死于1796年，但她的继承人执行相同的政策。亚历山大一世设法同中国不是在边境而是在北京建立关系。沙皇的外交部长波兰的恰尔托雷斯基亲王助了他一臂之力。他贪婪地阅读了马戛尔尼使团的叙述。俄罗斯帝国是中国的近邻，它不能比遥远的英国还不如。

事情发生在1805年秋天，当时欧洲——包括俄国——正第三次结成联盟来反对法国。指定的使臣是戈洛夫金伯爵，他要一大群随行人员，包括60名卫士和一大队骑兵。波兰的大贵族任·波托斯基伯爵毛遂自荐，提出要以“伽伐尼科学方面的学者”即电子专家的身份陪同前往。恰尔托雷斯基的这位表亲和朋友既聪明又有教养，他像马戛尔尼一样自信能让中国人相信同科学技术先进的俄国交往他们会得到好处。

他特别想当戈洛夫金的高级政治顾问——但后者不想听从任何人的意见。波托茨基是否向他建议过读读传教士、斯当东、巴罗等人的著作呢？但戈洛夫金是以法国方式教育大的，他的答复是“天下任何东西都比不上一位好厨师和美酒。”他打算以华丽的随从、沙皇的威望以及自己的才能来使嘉庆——乾隆的儿子和继承人——赞叹不已。而波托茨基写道：“全是因为没有阅读马戛尔尼使团的叙述，我们才陷入让我们使团遭受失败的这场误会中去的。戈洛夫金让人在他的马车上写了这样一句话：上帝是仁慈的，前进！然后就带着一列引人注目的轻便队伍上路了。”

三封信

使团向伊尔库茨克前进。它未到喀山，封库伦(乌兰巴托)王的信就提出把大部分随从留在边界上；另外马上要礼品的清单。戈洛夫金答复说像他这样身份的使臣至少要带250名随员。

使团在色楞格斯克收到了第二封信，库伦王再一次强调：“减少随从人数并送上礼品清单。”戈洛夫金感到震惊，尽量把随从减少90人。在抵达边境前的最后一站特罗伊次克，库伦王的第三封信到了：“使臣若要一睹龙颜，就只能有70人入境。”

波托茨基在给他兄弟的信中指出：“我的所见所闻都证明：由于他们制度的惰性，他们久而久之总会战胜别人的极力反对。”

然而，只要使臣正式答应叩头，就可同意带124人入境。戈洛夫金为取得了进展而得意忘形，就作出了许诺。他不知道库伦王受命让使团在中国新年前随无数朝贡者一起进京。他们在1805年12月18日——即奥斯特金茨战役和普莱斯堡和约之间——在俄国的礼炮声中和中国的鞭炮声中进入中国。那天数九严寒。热茶一倒出来表面就结起一层冰碴儿。在库伦王由他的满族办事大臣伴随着，再一次向戈洛夫金表示急于看到他们进京。他们请他第三天参加御宴。

圣体存在

戈洛夫金由一批威武的俄国和蒙古骑士伴同着来了。库伦王把他带到香案前对他说：“皇上在库伦赐宴，实为皇恩浩荡。你应当拜谢。我对这些点燃的香施礼，你也同我一起施礼。”使臣只肯脱帽。库伦王训斥了他。俄国人回答无法相信这几支蜡烛就是皇上。嗓门越来越高。库伦王动了怒，后来语气又缓和了。大家冷冷地分了手。

两天后重开谈判。但戈洛夫金遇到了障碍：“必须满足礼部的要求。它的规定是必须服从的。”库伦王又补充了一句早先使英国人大为惊讶的话：“你看，施礼并不是一件国家大事。”当然不是，但却责任重大，若要拒绝，使命便会失败。库伦王说他已向北京汇报情况，在答复到达之前，他什么也不准备谈。这需要20天。

蒙古包里冷得令人无法忍受。

北京的答复到后，库伦王请使臣重新进行会谈。“我现在执掌着撵走你们的权力。你到你们的皇上面前如何交差呢？”“我们的皇上会奖励我们的！你若要撵我们，悉听尊便。”王反驳说：“我对你们无法理解。派你们来北京，而你们却想方设法地不去。”

他建议使臣请求皇上宽恕他未在库伦叩头，并写信答应到京后重施大礼。信里要按照中国的修辞习惯强调重复，连续允诺三次。戈洛夫金同意写信，但不愿道歉，并只允诺一次，他回去准备写信。但马上一些骑兵把库伦王和他的将官原先已接受的礼品退回俄国人的营地，并给了他一封信：“你们是一群荒唐之徒。请即离开。”

戈洛夫金让他冻僵的部队掉转马头，快速奔向俄罗斯。

英国人曾想敞开南方狭窄的门户；他们失败了。俄国人则想推开北方那窄小的门户，他们连试都没能试成。同英国人一样，他们想通过耀武扬威来取得成功。比英国人更傲慢？皇上不让他们入京，以免再把他们从北京撵走。当时，这次失败并没有改变欧洲的命运，到时候，中国南北两方的闭关自守却会改变世界的命运。

谢选骏指出：英国和俄国是作为成功的殖民帝国，分别占有了最广大的殖民地，这是因为他们分处现代欧洲的两端，就像古代华夏世界的两端秦国和楚国那样。他们的扩张势力最后在亚洲不可避免地互相撞击了——最后形成了大英国协与共产国际，或曰英联邦与共产党。

【第八十四章  阿美士德——被驱逐的使团(1816年－1817年)】

1794年12月，马戛尔尼在一封未公开的信里曾对他的使团作过乐观的结论：使团“使英国商人摆脱了一位丑恶贪婪的总督的专制统治，让他们受到另一位真诚友好的总督的保护……它为两国的友谊、为互相协商与直接接触奠定了基础”。

“直接接触”从长远看难道不是使中国人认识错误的最好方法吗？ 1795年2月，当荷兰人愤怒地离开北京时，马戛尔尼建议派乔治·斯当东爵士为驻华公使。不幸的是乔治爵士瘫痪了，这计划无法实现。不久乔治爵士就去世了。他的儿子接过了火炬，并采取了毫不妥协的态度。

这期间，英国听从了钱德明神父的意见，设法同天朝保持关系。乾隆的最后一份诏书1795年12月底，“锡伦彻斯特”号在黄埔停泊。船上装着许多礼品和信件：有国王给皇上的，有马戛尔尼给总督的，有东印度公司给海关监督的。但英国人不走运：总督已不是长麟，他拒收给他前任的信件和礼品；海关监督回答自己无权同外国人商谈。1793年秋天在位的人，在信件来往的时间里就已离开了舞台。

国王给皇上的信却一直送到了北京。乾隆在1796年2月初写了回信：“天朝抚有万国，琛赆来庭，不贵其物，惟贵其诚。已饬谕疆臣将贡物进收，俾伸虔诚。”

乾隆又谈到了西藏问题。他承认英国人没有损及中国的利益，但又强调这对战争的结局没有影响——中国并不需要英国人：“彼时曾接大将军奏及，尔国王遣使前赴卫藏投禀，有劝令廓尔喀投顺之语。

其时大功业已告成，并未烦尔国兵力。今尔国王表文内，以此事在从前贡使起身之后，未及奏明，想未详悉始末。但尔国王能知大义，恭顺天朝，深堪嘉尚。”

这是老皇上所签发的最后一份诏书：他第二天就按1794年秋天在一份庄严的诏书里所宣布的那样逊位了：“明岁正届六十年……朕则春秋二十有五，始即位诞膺大宝，迄今八旬开四，康强逢吉，五代同堂……朕于感荷之余，弥深兢业……六十年元旦日食，上元月食……

上天垂象，理修省……日月薄蚀，缠度本属有定，数千百年后皆可推算而得……但元旦上元，适值日月亏蚀，实为昊穹示儆之景……明年元旦……不御殿，不受朝贺。”

国家的迷信：在中国的舞台上换了演员。但他们演的还是同一出戏。而对蛮族来说，在这出戏里也有一个下跪的角色可演。

嘉庆是乾隆五子，他仪表出众，性情温顺，所以博得了父皇的欢心。但从乾隆禅位至1799年老皇上驾崩，他只是表面上得到了值得炫耀的权力。是否从这时起嘉庆就对礼节有了一种病态的爱好呢？或这只是因为缺乏权威而使用的保护自己的武器呢？宫廷生活很快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狂热气氛。

帝国遭受了种种危机。沿海盗贼横行。白莲教农民起义后又发生了天理教农足起义。闻所未闻的是起义者甚至在宫中找到内应，1813年攻入宫中威胁到皇帝的生命安全。

更为闻所未闻的是英吉利蛮族竟说要在中国土地上站稳脚跟。以阻止法国人——他们刚侵占了葡萄牙－－占领澳门为理由，海军司令德鲁里率当加拉舰队在1808年9月在华人与葡人居民一片嘲骂声中占领了该城。北京作出了强有力的反应，组织了封锁，发出了最后通牒。澳门窒息了：英国人退出了该城。一次无谓的行动吗？

比无谓要来得更坏：中国人认为英国人丢了面子；实际上他们使中国人害怕。他们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广州的商业也受到大大小小的冲突的影响，进行得很不顺利。中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处在骄傲的自我封闭状态之中。在事实上是这样，在思想上更是这样。

胜者的使团

而战胜了拿破仑后，英国人具有振兴商业的手段和需要。他们想再一次试试高峰外交的运气，23年的战争不就证明了马戛尔尼奉命去证实的一点：他们的国家是西方第一强国吗？英国内阁向北京宣告法兰西帝国的崩溃。他们得到的回答表明对方毫不在意：“尔国远隔重洋……但尔国王能知大义，恭顺天朝，深堪嘉尚。”

怎样才能打破把马戛尔尼拒之门外的那种傲慢的孤立状态呢？英国决定派一个新使团，由贵族院议员、蒙得利尔战役胜利者的侄子和继承人威廉·皮德·阿美士德率领。他不如马戛尔尼经验丰富；但可让最有能力的专家托马斯·斯当东当他的副手，后者从孩提时起就一直在学习中国的语言。历史和种种奥秘。再说他已在那里取得了成就！他已是广州的特别委员会——东印度公司执行机构——的主席。他熟知天朝的一切，从未被它所迷惑。可能他在设法为小时自己从事的流了产的事业报仇。

中国人怕他。当北京获悉他将担任副使，就强硬地提出让他留在广州。他回答说他的国王让他去哪里，他就去哪里。中国人接受了，但从此他们就提高了警惕。

然而，斯当东同意东印度公司的谨慎态度。同马戛尔尼时一样，它也没有在使团中起突出的作用。年初，一份详尽的报告就寄到了伦敦：“自从1813年的弑君阴谋以来，中国政府变得易怒和脆弱了。它比任何时候都不愿接见外国人，哪怕只是去表示敬意的外国人。如果某项活动只要略为带点儿指责，就肯定会失败。”要在广州与北京之间固定的联系吗？往北再开放第二个港口吗？斯当东在一个按语里写道：“这两点前一个使团提出时已遭拒绝，这次处理时应该特别小心。”1816年2月8日，阿美士德勋爵登上了一艘名叫“阿尔赛斯特”的战舰，他的旅程只有马戛尔尼的一半，于6月底到达中国海，在那里同斯当东和使团里的其他“广州人”会合。

“几天之后，矫揉造作而语气傲慢的”允许向北直隶湾启航的命令下达了。

叩头或不叩头？

7月28日他们到达北直隶。马上就提出了叩头(在日用英语里既是名词，又是动词)的问题。阿美士德勋爵并无成见、他的顾问却意见分歧。使团的第三把手埃利斯认为叩头只是无关大局的形式。斯当东则持相反的意见。到达天津的第二天，他坚持要把他的主张记入给勋爵的一份报告里：“哪怕会导致使命的失败，也完全不应该同意叩头。荷兰的经验不正说明了接受这种羞辱也还是无济于事吗？”

英国的内阁则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派人去北京是为了设法获得某种东西；叩不叩头则要看从中能得到什么好处。东印度公司的领导则建议到广州后再定：既然要让人更尊重英国的荣誉，那就不应该一开始就玷污它。

阿美士德之所以决定拒绝叩头，是因为他很快发觉他的使命是一场力量的较量。

陪随使团的中国官员8月4日一上“阿尔赛斯特”号战舰就冷若冰霜。其中一位叫苏楞额，1793年在广州当过海关监督。无论提什么要求，都得不到满足，甚至得不到答复。他们对摄政王的信非常反感，把它退回给使臣，因为信竟以“陛下，我的兄弟……”开头。

阿美士德紧抓住马戛尔尼的先例不放。而中国官员发誓说他们亲眼见到马戛尔尼行了叩头礼。嘉庆的一道诏书上也这样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

在天津，一张供桌上铺着黄绸，点着香。中国人在前面跪下。阿美士德仍然站着，慢慢地脱帽鞠躬。这奇怪的礼节后举行宴请，英国人也得盘腿而坐。中国官员不加掩饰地表示蛮族不会这样坐：不能让他们带着野蛮的样子去见皇上。阿美士德和他的随从答应下跪。马上中国官员请他表演一番。他拒绝了。斯当东想起了孩子的作用，建议让当扈从的阿美士德勋爵的侄子来表演。

过了天津，又从另一方面来施加压力：使臣的随从人员太多了。然而这次只有75人，而马戛尔尼却有95人。但禁令是皇上自己下的。托马斯·斯当东报告说：“上谕是用朱笔批的。”中国官员提出遣返乐师。但已不可能！因为船又出海了。

强烈的不满。于是又提出了叩头的问题。中国官员说：皇上不容许任何违巨礼仪的行为。阿美士德又采取了马戛尔尼的办法，提出由一位同他级别一样的中国官员在摄政王的像前叩头，同时他也向嘉庆叩头；或者让未来准备派到英国的中国使节向摄政王陛下叩头，中国人怒不可遏。阿美士德勋爵最后回答他可以下跪三次，每次俯首三次——这是托马斯见到他的主人在1793年所施的“得体的礼”。阿美士德拒绝作进一步的让步。

在使团行进的路上，中国人又纠缠不休。有一次下起倾盆大雨，他们竟不让英国人坐轿子，说是“京城近在咫尺，坐轿子会损害皇上的尊严”。三位俄国传教士要求会见使团，他们也被撵走了。接着，他们又揭发东印度公司的两位专员斯当东和埃利斯，说他们是“商人”，没有资格觐见皇上。最后，又传出一条谣言：正在起草的一份诏书，说要驱逐使团。一位中国官员拿出一份宫内文件的抄本，肯定马戛尔尼勋爵行了叩头礼。

而嘉庆自己在8月25日的圣旨里却说：“朕以远国小巨，未娴仪度，可以矜恕。”

而只要“尽可能做好”就行。他手下的人极力巴结。正是由于这种热情，天朝的行政权力才摆脱了它的主子的控制。皇上最后把自己的皇舅国公和世泰派来伴同阿美士德。和世泰接见英使臣时态度冷淡，不请他坐下；在谈到马戛尔尼所施的礼节时反驳说：在乾隆年间发生的事在嘉庆年间不再适用。国公怒气冲冲地说：三跪九叩礼一定要行全，否则使团将被赶出去。“嘉庆乃天下之君，世人皆应敬之。”

暴行

队伍在8月28至29日的夜里到达北京：一切都未事先商定。英国人又脏又累，困惑不解。

中国人让他们直接去紫禁城，几乎已是午夜了。英使要求把他们先带回住处。

中国人闪烁其词：国公将要来。阴谋的迹象：在这不适当的时间，高级官员和亲王身穿朝服都来了。戏剧性的情节：“接见提前了；它将马上进行；只有使臣、两位专员和翻译马礼逊可进去。”和世泰突然来到；他劝阿美士德屈从同意叩头。

那时发生了一场令人目瞪口呆的争吵，一群中国官员扑向来者强把他们拉去见皇上。有人推他们；有人硬拽着他们的胳膊往前拉；到处喊成一片。阿美士德抵挡着，借口疲劳、衣冠不整、时间太晚，抗议对使节动武；他说他拒绝叩头，最后要求大家走开。他的抵抗被汇报上去，龙颜大怒，要他立刻离京。就在当夜，使团就不得不走上归途。

无法说的是一个蛮族的使臣竟拒绝叩头。连使臣会有这种念头这一点也说不出口。官方的说法找了另一个把他们赶走的理由。这份诏书是为档案馆写的，供后世了解情况：朕传旨开殿，召见来使。和世泰初次奏称不能快走，俟至门时再请。二次奏称正使病泄，少缓片刻。三次奏称正使病倒，不能进见：即谕以正使回寓赏医调治，今副使进见。四次奏称副使俱病，俟正使痊愈后，一同进见。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理。是以降旨逐其使臣回国，不治重罪。

准是怕英国人报复才这样做。应该纠正违背礼仪的事。只有无知的夷人才会犯错误。现在把他驱逐出去，但皇恩浩荡，并没有给他们别的惩罚。相反，国公却受到了处分，是他让皇上遭到了羞辱。随同的官员被革职查办。按习惯做法，谁出了不好的建议就要付出代价：仆人哪能超越主子的意志？这是事后让英国人感到满足的做法。

撤出中国

去的路途很艰苦；归途更是遭了殃：路的情况、中国人经常不知趣、陪同人员公然表示出敌意。甚至发现有人下令让乞丐坐在队伍经过的路上。埃利斯说这些人“到处乱钻，脏不可耐，处于半野蛮状态，身上带臭蒜味，挤着坐在又脏又破的床单上。”

他们走的几乎是马戛尔尼的原路，但主要是走陆路。他们比1793年更感到中国人态度傲慢并无法表现自己国家的强盛。微笑政策被斥骂政策所替代。这次“撤出中国”整整花了4个月零8天。

皇帝给摄政王的信在广州按习惯的隆重方式交给了使团，但并没有开辟新的前景：“嗣后毋庸遣使远来，徒烦跋涉，但能倾心效顺，不必岁时来朝，如称问化也。俾尔永遵，故兹敕谕。”

然而同1794年一样，因为担心产生不良后果，中国人颁布了几个有利于欧洲人经商的地方性法规。埃利斯写道：在黄埔，“阿尔赛斯特号船员高呼三声乌拉，这使使团的所有成员都激动得流出了眼泪。”

在澳门，奇怪的是两广总督让他的部队跨过了隔离半岛的工事，中国士兵竟在1817年1月28日来欢送勋爵动身。

另一个安慰的举动来自特别委员会，就是说来自主张保持尊严的斯当东：“阁下受到的待遇和对方中止谈判的蛮横态度令我们也感受到侮辱。但我们要为后来发出的上谕向大人表示祝贺。这些谕旨表现了后悔之意，一位专制君主能这样完全是出乎意料的事。”他在信的结尾处又说明了自己的主张：在中国，“屈服只能导致耻辱，而只要捍卫的立场是合理的，态度坚决却可以取胜”。

这样的语言，我们在23年后鸦片战争前又将在同一位托马斯·斯当东的嘴里听到。

谢选骏指出：鸦片战争一类的“文明的冲突”迟早难免；但是，以鸦片贸易的方式触发了这一全面冲突，却给欧洲文明蒙上了难以磨灭的阴影，也授予“中国文明整合全球”以历史的正当性。

【第八十五章  圣赫勒拿岛上战俘的忠告(1817年6－7月)】

在归程中，阿美士德在圣赫勒拿岛停泊。同马戛尔尼一样，但在两次遣使期间，岛上多了一位不朽的人。

1817年3月，拿破仑就得知使团将要到达。这一消息在他身上又产生了早就存在的对东方的幻想，中国在其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他生性对一切都好奇，8年以前，即1809年，就决定要出版一本中－法－拉丁文词汇。他委托编写这本词典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在广州的观察员、刚出版了《北京之行》一书的路易－克雷蒂安·德·吉涅。

他也没有忘了1811年勒努阿尔·德·桑德－克鲁瓦给他的一篇文章。作者在4年的旅行途中到过广州，在那里遇见了托马斯·斯当东。在文中他建议派一个使团到北京，以“重振法国革命前在那里享有的威信”。使团应“让中国人了解陛下的丰功伟绩；提出不让英国人在中国经商；因为中国政府蔑视经商的民族，使团要由军人和学者组成，这样便能受到较好的接待。”桑德－克鲁瓦说明：俄国使团未被接见乃是因为他们在礼仪上有不恰当的要求。法国使团应经西伯利亚到达北京：考虑到大陆封锁，沙皇不会拒绝他们通过。第二年夏天，不是一个使团，而是帝国的大军进入了俄国。

拿破仑猜到英使会要求见见自己这头被俘的老鹰。他用了3个月来准备这次访问。

他读了——或重读了——马戛尔尼使团的纪实。

阿美士德写道：“我很想去长林波拿巴的寓所表示我的敬意。”根据英国习惯，他一直称囚徒为波拿巴；当他用“皇帝”一词时，总是出自拿破它的伙伴嘴里并加上了着重号，像是要强调用得不合时宜。

两位奇人见面了。阿美士德对一位震撼了欧洲的人感到好奇。拿破仑则对某天会让世界震撼的国家感到好奇。囚徒很快就会养成自言自语的习惯。在接见阿美士德之前，拿破仑已经对中国有了某种看法；他不断地对他的流放伙伴谈起：他梦想天朝压压英国的傲气，替他报仇。从滑铁卢以来才过去了两年零十天——这天是1817年6月28日。拿破仑在寻找纳方西斯之路。而英国人对被他们打垮的这位科西嘉将军的全球性复仇愿望是否在乎呢？

法国皇帝与中国皇帝，并肩战斗

从1817年3月起，拿破仑就怪英国内阁未让阿美士德服从所去国家的习俗——“要么就干脆不派他去那里。”“不管一国的习俗如何，只要该国政府的主要人物都遵守它，外国人入乡随俗就不算丢脸。在意大利，您吻教皇的骡子，但这并不视为卑躬屈膝。阿美士德好像中国最高官员一样对皇帝施礼一点也不会有损名誉。”

他指责奥米拉说：“你说他准备像向自己国王那样向皇帝行礼，但你怎么能要求中国人服从英国的礼节呢！”

为了使他的推理更为明确，拿破仑甚至用了粗俗的说法：如果英国的习俗不是吻国王的手，而是吻他的屁股，是否也要中国皇帝脱裤子呢？”拿破仑一面说一面做动作——并同奥米拉一起哈哈大笑。

当他们由衷地开心了一阵后，拿破仑又说：“如果我要派使节去中国，我就命令他先向中国最高官员打听在皇帝面前应施的礼，如果中国人提出，就让他服从中国的礼节。你们(指英国人)可能因为干这种蠢事而失去中国的友谊以及许多商业上的利益。”在阿美士德抵达前3个月他就这样说了。

复多勃里昂说：“拿破仑在阿美士德勋爵从中国出使回来时答应接见他……波拿巴不露声色；他的头部就像一尊大理石的雕像，上面的白色因为时间的久远而略微有些发黄。这种表面的平静使人认为他的才华之光已荡然无存。他话说得很慢。

有时他目光灼灼，但这种光彩稍纵即逝。”

我们有许多真正的见证而不必拘泥于这位所谓证人的叙述，哪怕他十分有名。

《墓畔回忆录》没有说到，但英国的旅游者记录的都是：法国皇帝已被废黜，却像全盛时的中国皇帝一样注意礼仪，勋爵不得不承认被拿破仑接见同被嘉庆接见一样困难，他先是遇到了两种相反的意见。圣赫勒拿岛的总督赫德森·罗韦说要陪他同住。

拿破仑派人告诉他：要是这样，他就不接见英使。皇帝宁愿放弃一次他期待已久的会见而不愿让这位他恨之入骨的看守闯入他的住宅。赫德森·罗韦希望阿美士德出自对他的尊重会放弃这次接见。事实并非如此。

这次会见的安排十分细致。阿美士德说：“6月29日星期天，我在拓殖府接待了来访的贝特朗伯爵。他告诉我皇帝脸部有病还没有好，但他很想在我动身之前见到我(如果这可能的话)。我可以第二天派人去‘长林’，那时可以作出最后的答复。”

“果真星期一来了回答。贝特朗伯爵邀请我和随同我的各位先生第二天三、四点钟之间去见皇帝。”

在会谈时，阿美士德观察了关押囚徒的环境。他很惊讶拿破仑会有这么大的地方。足足可以跑马12英里，而且没有任何英国官员的监督。“波拿巴抱怨他被幽禁而无法活动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啊！如果广州的英国商人和官员能享受同样的自由，他们就会把旅居地视为天堂！那就毫无必要派一个使团来为他们争取这些条件了。

使团的医生克拉克·阿贝尔写道：“接待仪式很庄重。一位穿着拿破仑家制服的男仆像当年显赫时那样站在门前，像是反映逝去的荣耀的幻影。我们由贝特朗领着，受到蒙托隆的欢迎；阿美士德勋爵马上被领进去见波拿巴。一小时后，轮到埃利斯进去；又过了半小时，使臣的全体随从人员也进去了。”

“我们在他身边围成圆圈，他走来走去，根据我们的专长和在使团中的地位一个个地询问。显然他想取悦大家，而且相当成功。但如果在离开该岛前不知道他事先已让人把使团成员的情况提供他研究的话，我们长时间都会认为他是想在我们每人面前炫耀一下自己的说话艺术。”

阿美士德勋爵单独会见时没有任何别人参加，除了他本人外也没有人介绍过。

下面是他说的情况：“我面前就是这位非凡的人。他上身穿一件绿色礼服，下面是一条白裤子，腿上是丝绸的袜子和带结的鞋子。胳膊下夹着一顶三角帽。胸前佩戴着荣誉军团的勋章。以前我见过有画把他画得有些虚胖；事实上完全不是这样。他有些肥胖，脖子很短；但四肢很匀称，我认为他还能经常进行锻炼。他的目光冷酷敏锐，他说话就活跃起来。谈话主要涉及四个主题：我的经历、中国、在岛上他受到的待遇以及欧洲政治。”

拿破仑教训英国人

谈到中国时，皇帝没有批评阿美士德的做法：“他问到我在北京的情况，打听了鞑靼的礼节。但他并没有像我准备的那样就我屈从的可能性发表任何意见……后来他问我在中国旅行的情况。关于他自己在岛上的命运，他不愿使我们为难，我已经要就使命的失败向政府作出汇报，如再要我额外带口信就太过分了……接着他让人请埃利斯进来……其余的随从人员很快也进入了大厅……他对每人都说话，包括我的侄儿杰弗。他觉得他脸蛋漂亮(原文为法语)，问了问他从中国旅行后带些什么东西回家。

阿美士德原来准备拿破仑会教训他不该拒绝叩头。确实，提供他情况的英国人——从奥米拉开始，还有了解一切的赫德森·罗韦——非常清楚地把这点告诉了他。

为什么拿破仑没有对英使说这早已在他的亲信面前重复了多次的话呢？可能是他认为英使已因为使命失败而蒙受了耻辱，所以不愿再使他丢脸。他很了解人，他不怀疑阿美士德已经几乎一字不差地听到了他说的话。这样加上一种体贴的姿态，反倒给英使就国际关系中的教养问题上了一课。

拿破仑对这问题十分重视，在阿美士德勋爵走了几星期之后，他还向奥米拉充分地说了自己的看法：“你们的大臣预见到在礼节问题上会遇到困难；所以在派阿美士德去那里前就同意他尊重当地的做法。似乎他自己也认为应该按当地的习惯做。

他是听从了不正确的意见而拒绝这样做的。”

拿破仑除了从阿美士德说自己外还能从谁处了解到这些详情呢？阿美士德事后是否就同他的副手托马斯·斯当东分道扬镳了呢？但也许他只是自己想当然地去理解英使的话。5年之后，阿美士德给托马斯·斯当东写信说：“我在任何时候，即使在内心深处也没有为听从了您的意见而后悔。您不可能为您预言的实现而比我更为满意了。”

拿破仑把他的批评提高为理论：“把使臣等同于他们君主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由他们签署的协定如无派遣他们的当局批准就不算有效。任何君主从来也不会把使臣当作与他地位平等的人。”“外交官拒绝叩头就是对皇帝不敬。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提出中国国君答应如派使节去英国也要他叩头！中国人拒绝得对。一位中国的使节到伦敦应该向国王施英国大臣或嘉德骑士勋章得主一样的礼。你们使节的要求完全是荒谬的。”

他用专断的语气总结说：“被派到土耳其的勋爵在受苏丹召见时难道可以不穿要求的皮里长袍吗？……一切有理智的英国人应该把拒绝叩头看成是不可原谅的事。”

拿破仑说话的口气就像天子的圣旨。他仔细阅读了马戛尔尼使团的记实，认真地听了阿美士德的介绍。但他对叩头的看法准确吗？只是礼节要求的屈屈膝盖？他忘了它意味着只有一位皇帝，其他君主都是他的诸侯：对这些诸侯，中央王国的达官贵人是毋需叩头的。当然，在传统的中国，叩头是常行的礼节：士兵见了军官，商人见了县令，儿子见了父亲，一家人在死者面前都要叩头。这只仅仅表示尊敬而已。

直至今日，尽管“解放”、“反孔”和其他的文化革命，孩子在春节时还给祖父母叩头。但，叩头是表示中国等级时专用的——还是代表天意捍卫等级的人专用的。

它并不是无关紧要只表示敬意的一种姿态，而是小国对大国臣服的确认。我们是否要让自己纠缠到天上的等级制度里去呢？

主张和平的拿破仑对征战者

这就是昔日的教训。对未来则是：“你们说可以用舰队来吓唬中国人，接着强迫中国官员遵守欧洲的礼节？真是疯了！如果你们想刺激一个具有两亿人口的民族拿起武器，你们真是考虑不周。”

拿破仑很实际，他指出另一条道路是通畅的，特别是对他所说的英国这个“小店主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如果当时付给中国最大的官员100万法郎，一切就可解决了。这个使团并不能影响国家的荣誉。应该把它当作一笔商业交易，而不是当作与国家利益直接有关的事情。”

一笔商业交易不直接影响国家利益。只有名誉问题才要紧。不应该把名誉混在一桩商业交易之中。拿破仑真是典型的法国人！他的侄子——称作三世的那位——得到立法议会的支持。为了一封被俾斯麦故意巧妙地篡改了的信件向普鲁士宣了战。

但国际贸易却在法国境外发达起来。

拿破仑对在伦敦广为传播的、用武力为英国商业打开中国大门的意见十分恼怒：“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将是世上最大的蠢事。可能你们开始会成功，你们会夺取地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商业。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然后说：建造船只，用火炮把它们装备起来，使我们同他们一样强大。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从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然后把你们战败。”

后来日本人就是这么推理的，而不是中国人。为什么他们违背了拿破仑寄托在他们身上的希望呢？为什么他们至今尚未证明他可能说过的预言：“当中国觉醒时，世界也将为之震撼”呢？

当英使羞愧地返回英国时，拿破仑倒成了和平的捍卫者。他比任何人都明白人们会多么沉醉于武器交锋的声音之中。马戛尔尼曾经庄重地总结说：“我们现时的利益，我们的良知和我们的人性禁止我们去考虑派兵远征中国，除非我们绝对肯定我们的忍耐没有用。”

这种耐心又一次失败了。不耐烦的拿破仑主张更多的耐心，骄傲的拿破仑宣扬卑躬屈膝。出自他的口中，这一教训完全是反其道而用之，所以无法被人接受。阿美士德返回伦敦时还在反复回味着自己遭到的挫折。外交官将不会再遭到第三次失败。应由军人来说话了。

谢选骏指出：拿破仑主张从长计议中欧关系可能更为明智，这样可以避免刺激中国社会，让它迟迟无法醒来。但是贪婪的英国人无法忍耐，他们需要全球扩张。结果法国输掉了所有的殖民地，但是英国最后还是步上了法国的后尘——他们的海外帝国实际上遭到了美国的变相接管。 

【第八十六章  鸦片换茶(1817年－1840年)】

介于外交官可怜地撤出和军人胜利进军之间的是鸦片商的阴险渗透。外交官试图打开中国的大门，但失败了。毒品走私者却从后院进来，一旦到了里面，他们就四通八达了。

开始时，他们追求的目标并不大：填补西方贸易的逆差。中国出口了大量的茶，但什么也不愿买。乾隆不是说过中国什么都不要吗？英国走私者却在中国人中创造了一种需求：一种像茶对欧洲人那样无关紧要的需求，但却不是那样无害了。私下进口鸦片补偿了官方出口的茶。

鸦片毁了中国。它又摧残了个人。它的地下交易破坏了中国的制度，同时它又破坏了东印度公司的商业垄断。

从1813年至1833年，中国的茶叶出口只翻了一番，但它进口的鸦片却是原来的4倍。钱从中国流出以支付腐蚀它的毒药。两条互不通气的线路：皇帝积累卖茶的收入；中国人输出货币以换取毒品。帝国动摇了；鸦片起了作用。当局知道这问题。

1820年，广州总督终于向这一交易开刀了。为什么那么晚呢？可能他以现金或鸦片的方式从中提过成……他下令逮捕了中国的零售商。交易却在远离中国官方耳目的伶仃洋进行得更为兴旺。货物在那里安全地卸下。但总还要从广州转口，因此还要贿赂中国官员。

从1820年起，市场迅速发展：葡萄牙人与英国人之间，还有同“私人”的竞争使烟价下跌；需求量也在增加。一位经销人说：“鸦片就是黄金，我随时随地都出售。”

1832年，最富有的英国“私商”查顿(后来设在香港，现在设在百慕大和新加坡的世界最大的一家贸易公司的创始人)往北去试试运气。他的沿海船速度快，武器好，在福建和浙江沿海隐蔽的小湾里直接出售毒品，他找到了新的顾主。销售额迅速上升了。

马戛尔尼访华后40年，仍是外国的唯一对话者的两广总督在1833年质问大不列颠和爱尔兰的国王，并提出了……人权问题：“我在本国禁烟，为何让奸商趋利而害我国民？”这样，这位文官要求一视同仁地对待英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如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读了都不会相信自己的眼睛。

稍后，御使袁玉麟给道光的奏折中流露了这种不安：“自天朝之始，当未遭此大患。此毒毁民理智，损其肌肤；如爱之伤我心腑毁我家园。”刘鄂则写道：“我吃烟的朋友很多，如求他上瘾吃的一个也没有，都是消遣消遣，就消遣进去了。”

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失败之处，走私者却成功了。说他们走私，这只是表面现象。英国在支持他们。当然不是全国；为了国家的名誉，部分舆论表示了异议：“一些人躺着，神色颓唐，脸上露出一丝傻笑。”回答则是：英国商业实行的最高社会准则：个人努力、自由经营；而鸦片则是它的关键。这足以使人停止谈论所有顾虑了。

一向十分谨慎的广州遴选委员会竟这样写：“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两个使团的失败会强烈地促使我们懂得通过谈判在中国得不到什么东西。”战争就成了以其他方式表现的外交的继续。“中国老百姓受到官吏的压迫，苛捐杂税的盘剥，甚至会赞成用武力的方式来消灭束缚贸易的官僚制度。商务开放就意味着中央王国的灭亡。”

外国可按中国人的利益发动对华战争。

正处于鼎盛时期的英国人被濒于灭亡还死要面子的龙的要求激怒了，他们把毒品交易、争取自由的战斗、国家荣誉混为一谈，发动了一部强大的战争机器来反对满清帝国的最后势力。鸦片侵害了中国的文明：由它激起的这场战争会让中国人相信西方人不是蛮族吗？鸦片使中国人沉睡：以它名义发动的这场战争是否会把中国人唤醒呢？

角逐前的良心

1832年，胡夏米船长负有秘密任务清查马戛尔尼使团在1793年至1794年间观察的中国海防情况是否有效。一群作战用的帆船突然包围了“阿美士德”号三桅战舰，战舰把这些帆船都赶跑了。英国海军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本地全体海军船只不能阻止一艘商船进口。”胡夏米也发现“最好的港口——厦门、宁波——也总是只受到微不足道的炮的掩护，根本无法阻止敌人接近。”中国人的军事组织并未改变，海上入侵对他们来说仍是不可思议的事。皇帝有着10万满人组成的大军用来粉碎内部叛乱。沿海只有当地民兵和一些小堡垒：只够击退海盗的窜犯。

1833年，伦敦废除了东印度公司的专卖权，任命了一名驻广州的英国商务“总监”，并向两广总督派了一名驻广州的外交代表，好像马戛尔尼没有遭到拒绝而得到了他所要求的东西。

内皮尔勋爵在1834年7月抵达广州，他的国书未被接受，并得到撤往澳门的命令。

他拒绝了，总督让人封锁英国人。内皮尔开了枪。最后他只得往澳门避难，后得疟疾死在那里。

中国人更坚信西方人是些长驻的人质和“纸老虎”。英国人开始理解马戛尔尼说的“如果忍耐失败的话”，没有一个像样的战争机制“就无法改变任何事情”。

马戛尔尼是对的。然而还是准备再忍耐一下，要派第三个使团去北京。这次由托马斯·斯当东率领。后者表示反对，因为英国将会处于劣势。

在这期间，贸易继续进行。取消东印度公司的专卖权使广州的公行不知所措。

它告知说：“如果夷人私人经商，怎样才能控制贸易呢？”西方式的个人负责的逻辑——有着1000个头的自由——使中国人大为惊讶。这些同一躯体的脑袋如何对付55间独立的商行和2000名英国的季节性的商人呢？独一无二的公行应该让位于谁也指挥不着并积累起巨大财富的买办中间商了。这样，英国资本主义的飞速发展对中国的资本家也有利。乾隆十分害怕的“奸商”人数大增，占了显要的地位。

皇帝拒绝同西方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这是否就会使一场侵略对抗成为不可避免了呢？而在对抗中帝国将被粉碎，中国将被瓜分，因为死死地纠缠于礼节，他是否就成了使王朝垮台和国家没落的千古罪人呢？马戛尔尼正确地预言了整个19世纪的历史：“中国人已从满清人统治强制他们所处的政治麻木状态中醒悟了过来，他们开始感到自己天生的能量复活了。一次轻微的撞击社会在火石上溅出火星并把反抗的烈火燃烧到全国各地。”面对总是以强国其实它已没有强盛的国力自居且态度傲慢的中央帝国，英国已越来越不耐烦。英国人的活力无法发挥，中国十分虚弱还要毫不妥协，双方都被激怒了。所有的战争总是通过寻找属于先验范围的正当理由来合法化的。对中国人来说，已达到的完美是个正当理由；对英国人来说，可臻完善的进步才是正当理由。两者并不属于同一个思想领域。他们越来往，互相越不能容忍。

在这种伤害对方的不理解状态中，两种文明互相撞击，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世界第一。

大辩论

鸦片加速了撞击。1836年，中国的贸易收支第一次出现了赤字；中国进口总额的四分之三都用于毒品。翰林院学士在1837年揭露了“岁漏银千万两，荼毒国人益众”。湖广总督向道光皇帝警告说：“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会同国家一样受到了威胁。儒家念念不忘的“治”更加重了对社会解体的忧患。御使袁玉麟还说：“百姓若仍沉湎于毒物，则夫无以训妻，主无以使仆，师无以教学子。民心将毁于一旦。”皇家水师的韩将军私运鸦片，从中提成。广州各大商行原先不愿插手这非法交易，这时也沉溺于这类买卖中了。

“道德主义者”把鸦片视为“邪教”，它“毁我中华”并“把其降为蛮夷之列。”

在他们的号召下，另外一些中国人则提出了“政治的”理由：禁烟只是空想；真正的问题所在是银源外流；所以应该对进口鸦片课税，使鸦片贸易合法化，或者内地种烟。面对无法控制的毒品入侵，中国经历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就像今日席卷美国的这场辩论一样。不同的是现代的贩毒不再装出道貌岸然的样子。

皇帝无所适从，在1836年5月让讨论此事。“道德主义者”占了上风。1837年，广东巡抚逮捕了2000名零售商，关闭了所有的烟馆。有名的文人林则徐是“道德主义”派的信徒，他说过这段惊人的话：“死刑是对吸烟者非常严酷的惩罚。但是用死刑威胁他，恫吓他除去这种恶习是对的。吸烟之辈陷溺已深，会因戒烟痛苦而拖延到追悔莫及。因此，烟瘾必须由国家帮助来戒绝，须开设戒烟院。”

1838年12月，皇帝授林则徐钦差大臣，赴广州，享有全权。他把中国引向了战争。慑服烟民烟商，这就是上面的指示。同夷人作战，那根本不可能。北京的朝廷从未考虑过这政策在外部引起的后果。外面仍然是不存在的。

1839年3月，林则徐一到广州就开始工作。他要求西方人报明有烟实数，然后加以销毁。6星期后，他让人在广州对面的虎门滩上当众把20619箱鸦片倒入生石灰坑中，——共烧毁鸦片两千吨。这些措施给了外国人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但新任的英国领事查理·义律平静地组织抵抗，他设法争取时间以从欧洲和印度请来援军，同时还要处理种种加剧紧张局势的事件。

林写信给维多利亚女王时却抓住了问题的实质：“闻该国禁食鸦片甚严，是因明知鸦片之害也，既不使为害于该国，则他国当不可移害，况中国乎？……外国所必需者，易可胜数。而外来之物，皆不过以供玩好，可有可无……且闻贵国王所都之  吨(伦敦)……等处，本皆不产鸦片。惟所辖印度地方……连山栽种……贵国王诚能于此等处拔尽根株，尽锄其地，改种五谷。”林则徐和伦敦并没有把问题放在同一平面上。林认为问题的实质是一场反毒品的斗争；伦敦却认为这涉及到经营和经商自由这一神圣权利问题。

托马斯·斯当东的威信起了作用

1836年，托马斯·斯当东用一篇短文排除了一场武装冲突。到1839年，他的感情演变了，他认为“中国不断向英商挑衅，后者便占了理。”在议会和在私下他多次告诉外交国务大臣帕默斯顿：这时不要采取权宜之计。他说林的行为“粗暴”“卑劣”。在他未发表的回忆录中，他对自己在导致战争的决定中所起的作用感到满意。

经过几次炮战后，1840年1月林则徐不让英国船只进入广州港，并禁止同英国人的一切贸易。在伦敦，以贾丹为首的从事东方贸易的院外活动集团动员起来了。王国的所有工业城市都要求政府采取坚决的行动。听到焚烧鸦片的消息时，帕默斯顿叫嚷说：“给中国一顿痛打，然后我们再解释。”’

1840年4月7日，托马斯·斯当东爵士又一次在下议院阐述了他的论点：“当然在开始流血之前，我们可以建议中国进行谈判。但我很了解这民族的性格，很了解对这民族进行专制统治的阶级的性格，我肯定：如果我们想获得某种结果，谈判的同时还要使用武力炫耀。”

“面对林钦差的过分举动，我会采取当年随同阿美士德勋爵时的相同的做法。

中国人曾威胁说如陛下的使节不同意叩头就要怪罪于我，要阻止我回国，甚至要给我上肉刑。我建议阿美士德勋爵拒绝了。我们确是被赶出了北京；但从中国返航时，我们却受到了比荷兰使团多得多的尊重。而这个在马戛尔尼之后去中国的使团却屈膝同意了叩头。一直指导行动的思想就是态度坚决。”

同一天，历史学家麦考利劝告英国人“记住古罗马的先例，他们的公民在世界各地都受到了罗马公民权的保护。”

格莱斯顿谴责了政府和多数派的论据：“在人类历史中，我从未见过因如此不正义并故意要使国家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高傲地飘扬在广州城头的英国国旗只是为保护一桩可耻的交易而升起的。”战争的议案在投票通过时只获得了5票的多数。

英国仍在争论不休：关于鸦片的可恶、关于中国人与英国人的权利以及贸易权等。英国是议会制国家，有一个政府，还有一个反对党。托马斯·斯当东平静地指出：“我主张的政策在第二年反对党掌权后还是一成不变得到了执行。”经过了很短的间隔，全英国都同中国交战了。

谢选骏指出：全体英国人就此统统成为鸦片贩子了！

【第八十七章  耀武扬威】

我们现在的对华关系为英国的创造精神提供了很大的活动余地。我们的传教士、商人与士兵以后可以到达至今一直禁止我们去的地方。——托马斯·斯当东，1846

1840年6月，一支由40艘战舰、由4000士兵组成的舰队从孟加拉抵达广州口外海面。它没有在那里停留很久。舰队司令懿律同马戛尔尼与阿美士德一样想同北京谈判。8月11日，在马戛尔尼登陆47年后，他在天津大沽港靠岸，向北京政府转达了伦敦的要求：赔偿销毁的鸦片，但主要是开放港口、签订关税条约、建立一租借地，这些都是马戛尔尼曾提出而遭到拒绝的条件。皇帝作出让步的姿态，指责林则徐，派一个主张毒品合法化的琦善为全权代表。英国人先退回广州，然后再对他们的抱怨正当处理！

西方破门而入

这位善于妥协的魔法师同懿律所达成的协议将被双方所否定。皇帝认为敌人仍然是“纸老虎”。不是有人使他相信“茶叶大益，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从为命”吗？

伦敦则要获得更多的好处。濮鼎查代替了懿律。舰队又向北出发。当他们占领了宁波等三座城市后，皇帝才如梦初醒：他任命一位皇侄来阻止夷军。他做了一个梦，说他会取胜：他让士兵只带刀剑。英国人对清军的进攻以杀伤力极强的枪炮回击。三次战斗，三次失败。中国人不理解为什么四千病魔缠身的“洋鬼子”，远离他们的基地，竟能击败自己的二万精兵。

英国人知道中国人首先要保卫北京这块空地，就把自己的基地设在舟山群岛。

1842年春，他们沿长江向南京航行。南京是主要经商道路的交叉口，又控制着大运河，即控制着北京的供应。他们要直捣中国的心脏。

中国的武装力量彻底瘫痪了。濮鼎查向中国的将领表演了一下他炮兵的威力，他们一个个目瞪口呆，像是一个世纪之后东条将军遇见广岛的原子弹一样。1842年8月19日，南京条约在英军旗舰“康沃利斯”号上签署。大炮取得了商人与外交官很久以来梦寐以求的东西：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五个港口，设立临时代表、固定关税、废除公行、西方官员同天朝官员一视同仁、割让香港等。50年之前，伊拉斯马斯·高厄爵士从朴次茅斯出海时就是想获得这些利益。

鸦片呢？中国人将为1839年销毁的毒品赔偿1500万两银子；不言而喻，鸦片同其他东西一样也是一种商品。托马斯·斯当东后来写道：“1843年4月，我提出若我们官方允许这方面的走私，那就违反了所订的条约，并会在短期内引起新的决裂。

但实际上北京却把这种交易合法化了，就这问题进行谈判就是多此一举了。”这样，英国人良心上的不安也就消除了。由双方同意，通过思想和技术方面的逐渐进步来从事和平合作，这样原可得到的东西能通过战争强加于人吗？门是被部分地打开了，但那是破门而入。马戛尔尼就曾担心过这点。在很长时间里，中国人的唯一的集体愿望是把门关上并把入侵者的手指夹在里面。

三人玩牌

“一旦我们了解中国民众与土地所具有的巨大潜力，就会明白这个民族具备一切震撼世界的条件。如果出现了一位思想开放、决心大胆地同旧传统决裂以让他的人民开始取得西方那样的进步的皇帝时，这种改革的事业就会大步地前进。”古伯察神父在19世纪80年代作出的这一判断同马戛尔尼、同拿破仑在圣赫勒拿岛上作出的判断完全一致。

这位思想开放的皇帝并未出现。满清皇朝面对外国的要求采取了闭关自守的政策，并不断爆发出仇外情绪。“改革的事业”设法直接经过人民来实现；但这种民族主义是用连续革命的阵痛来“唤醒中国”的。从此，这副牌就由三方来玩，它们是：满清王朝与天朝官僚制度紧密结合建立起来的权力、群众中的民族主义和西方。

这种可怕的三者结合把中国卡住了。三方中的任何一方都无法充分控制这个国家并把它引向自己所需的道路上去：三者的冲突把这个国家关闭在不发达状态之中。在这个幅员广大的国家里，相反力量间的这种错综复杂的关系就产生了大动乱，而它们的冲击波至今尚未削弱。

面对西方人一再提出特权要求，中国官僚政权学会了一种新的规则，即消极抵抗。人民学习了解洋人，学会了利用并蔑视他们。道光的继承者咸丰不再宠幸南京的谈判者，希望官僚机构瘫痪。欧洲人却并不感到担忧：他们发现这样有利于采取新的武力行为。1857年威胁到洋人利益的骚乱为此提供了借口。1858年春，一支英法联合舰队出现在天津洋面。北京不加讨论就答应了第二个“不平等条约”：又开放了11个港口，海关由一位西方人领导。马戛尔尼没有提出而在皇帝的答复里提到的“第七项要求”终于也得到了满足：天主教和新教的传教士获准在内地传教。他们处于受保护的地位，必要时还受军队的保护。这样他们再也摆脱不了坐军车去或再去中国的指责。后来宗教职务的品级竟同中国官员的级别一致起来，主教与总督同级。钱德明与罗广祥神父提倡的谦恭忍耐早已烟消云散了。

洗劫圆明园

数月之后，北京违反了天津条约，几位英法谈判代表受刑遭杀。这下西方军队要打击头部了。1860年10月13日，尽管城头军民挥舞着神旗神符，英国人、法国人和美国人还是进入了北京。两种文化的撞击：面对额尔金勋爵和库赞—蒙托邦的装备良好的军队的是一些纸龙，抵挡炮弹的竟是一些符咒。

5天之后，入侵军队闯进“夏宫”。英法联军洗劫并焚毁了圆明园，特别是众多建筑中有一座由德国耶稣会士建造的模仿凡尔赛的宫殿。马戛尔尼曾枉费心机想在那里显示英国科学的先进。士兵见到抢来的财宝都目瞪口呆，但发现其中有着马戛尔尼留下的大部分礼品，包括天文地理音乐钟和火炮。西方在毁灭东方时也在毁灭西方。更为严重的是长时期地毁灭了能有助于东西双方互相受益的友好交往的可能性。

在整个欧洲都兴高采烈之时，一位逃避另一个帝国流亡在外的西方作家却明白了这辉煌的战绩意味着对文明的亵渎。

“在地球的一隅有过一个世界奇迹：它叫圆明园，一个特等民族的想象力所能创造的一切几乎都集中在那里……用大理石、玉料、青铜和瓷器建起了一个梦一般的世界，外面镶以宝石，裹上丝绸，这里是圣殿，那里是后宫，后面是城堡，放入众神与鬼怪，涂漆上釉，贴金抹粉，请具有诗人气质的建筑师建造一千零一夜里的一千零一个梦境，再加上园林、水池、喷泉、天鹅、白鹃与孔雀，请您想象一下人们幻想中的光辉夺目的桃源世界吧！

“创造它需要多少代人的辛勤劳动。可以说希腊巴台农神庙、埃及金字塔、罗马的斗兽场和北京的圆明园……

这一奇迹消失了。

“一天，两个强盗闯进了圆明园。一个大肆抢掠，另一个放火焚烧。同这些连在一起的是让人不得不想起巴台农神庙的额尔金这个名字。额尔金在巴台农神庙开始干的事，他又到圆明园干了。这次他干得更为彻底漂亮，连一点都没有留下。我们所有教堂里的珍宝加在一起也抵不上这个伟大壮丽的东方博物馆。战功赫赫，战果辉煌！胜者之一装满了腰包，另一个装满了他的箱子：他们臂挽着臂欢笑着回到了欧洲。

“我们欧洲人是文明人，我们认为中国人是野蛮人。而这就是文明对野蛮的所作所为。

“在历史上，两个强盗之一就是法兰西，另一个则是英国。但我要抗议！

“法兰西帝国装走了一半的胜利果实，今天它天真地拿出一副物主的架势，成了圆明园的珍宝陈列所。我希望终有一日摆脱了束缚并清除了污垢的法兰西将把这些赃物交还给被掠夺的中国。

“在这之前，历史记下了一次抢掠和两个盗贼。

“我记下了这笔帐。

“先生，这就是我对这次远征的赞扬。”这封罕为人知的信件出自维克多·雨果之手。

无法愈合的创伤

显然，雨果把圆明园说得过于富丽堂皇，把西方的罪责都推到小拿破仑的身上，夸大了“白人的哭泣声”。罗马遭笃信天主教的查理五世的洗劫，路易十四蹂躏过巴拉提内特，无数的战争中发生过无数这类勒索事件。中国并没有受到特殊的待遇。

但雨果却完全意识到在中国人的集体心理上这次创伤的严重性。

这次新的胜利后，又在北京签订了第三个“不平等条约”：香港又扩大了，加上了九龙半岛；外国租界完全自治；西方炮舰可以沿长江而上1000公里。最后，最令人痛苦的一项条款里互相交换常驻代表。叩头就完了！在马戛尔尼提出要求后只用了67年时间，他们就同意了遵守国际惯例。西方人不再是“纳贡的夷人”，并将派外交使团到为此而设立的总理衙门。

这样从一开始就支配中外关系的不平等就取消了。那么为什么中国人把这些用武力强加的条约称为“不平等”条约呢？哪个条约不是不平等的呢？在西方人的思想里，条约消除了力量上的不平等而用一种持久的权利状态来替代，它制止了力量悬殊的战斗的破坏性逻辑而回复到建立平等关系的和乎逻辑。相反，在中国人看来，中国与属国之间不平等是天经地义的。他们感到的不平等就是人家把平等强加给他们。命定的附庸同合法的君主平起平坐，这是多么令人气愤的事！

这种变革使中国人的思想难以接受，所以久久不能得到实施。它弄乱了一切对生活的看法。它把理性强加给了中国人。它让中国人放弃了造成幻觉的思想。但它又使他们在灵魂深处受到了伤害——就像一个小朋友想用拳头告诉一个性格孤独的孩子世界上并不只有他一人那样。中国人只有通过起义、仇外以及内战才能治愈他们受到的创伤。

谢选骏指出：把受伤的人都杀光了，就治愈了社会的创伤。

【第八十八章  内破裂(1850年—1911年)】

天道不仅由于外来的打击而遭到了动摇。它在满清王朝无法再平衡的民族主义反应的压力下从内部破裂了。

在中国国内侮辱中国人，外夷证明了“天命”已不再授予这王朝。马戛尔尼谈到秘密会社策动的叛乱。这并不是一种新的现象。但在1850年，它的规模空前壮大，这就是太平天国起义。它特别反映了中国的民族主义，但具有时代特征的是这种民族主义开始借助西方的武器——为了更好地同西方作斗争。这次起义的领袖是广东的一个年轻农民洪秀全，他在广州曾同欧洲人有过往来。他从这些接触中记住了两件事情：西方的技术优势和对基督教新教的一些初步概念。尽管方式简单并带有空想的性质，他是把西方思想与中国民族主义结合起来的第一个人。

他宣布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弟子”；他的信徒组成了“拜上帝会”，每月祷告两次，遵守十诫，禁止酗酒、吸烟、抽鸦片和赌博。他们主张男女平等，要求均分土地。因为他们反复提出后一个口号，便成了毛的先驱。他们关注由于19世纪人口爆炸加上社会保守所引起的农民日益贫困问题。1851年，洪自封皇帝，称为“天王”。数百万与满清王朝敌对的中国人追随他。1853年，他攻占了南京。自封的皇帝很快就控制了18个省份中的11个。但他的力量却分裂了。在进攻上海时，他遇到了劲敌：西方人从1861年起向满清王朝提供了武器弹药、顾问与雇佣军，以把清朝从太平军手中解救出来。他们的军事机器把原已被内哄削弱了的人民起义军的进攻粉碎了。“天王”服毒自尽，人们把他碎尸万段。在起义导致的2000万死者中又增加了一名新的殉难者。

慈禧太后

1861年也是咸丰皇帝死的一年。他的儿子，4岁的同治即位。但同治的母亲，贵妃慈禧将在半个世纪里掌权。她聪明，但毫无顾忌，并与乾隆或嘉庆一样坚信满人优于汉人，汉人优于西方人——就像坚信儒家的思想永远适用一样。

但一切已不同于以前了。她也极力要重视军队，建设军火库与轮船，反对腐败，使用西方科技教材和鼓励外语教学。只是她不准备触动体制。这些权宜之计既不能恢复儒家权威，也不能把中国变成现代国家。孔夫子自己就说过：“朽木不可雕也。”

强大的天朝官僚制度既挫败了太平军，也挫败了改良派。农民起义尽管没有推翻帝国的统治，但已威胁到官僚——文人——地主集团的利益。接受改革就会让位给已经初露锋芒的新的精英：作为西方人中介的“买办”商人以及1895年到1900年的改革中产生的军人，黄埔军校未来的学生，其中有在日本培养的蒋介石或从法国回国的周恩来。因此要打击一切变动的事物，但又不能就此平息起义的旋风。掌权的官僚阶级还将顽固地生活在梦呓之中。

瓜分

外夷却在继续瓜分中华帝国：1885年法国从他手中夺去了安南，1886年英国夺走了缅甸。7年之后的中日战争更使中国无地自容。那些被称为“矮子”的人从中国汲取了他们文化中的精华，现在却反过来战胜了这个国家。朝鲜成了中国这个理论上的宗主国和靠着迅速现代化而想成为实际上的宗主国的日本之间不和的原因。1894年9月17日，日本人在鸭绿江口击沉击退了中国的舰队。他们进入清王朝的本土满洲里不到一年后，中国不得不求和。“瓜分”在继续下去。

战争前夕，一艘英国通信舰把日本舰队司令伊东(佑亨)的一封信带给已成为他敌人的当年的同学和朋友——中国统带丁汝昌。这封军人之间的信件十分清楚地说明了日中两国在“剧变的世界”里的反差。这份罕为人知的文件写道：“贵国目前的处境……源于一种制度。你们指定某人担任一项职务时只考虑他的文学知识。这是几千年来的传统：当贵国与外界隔绝时，这一制度可能是好的。

现在它却过时了。在今日的世界里已不可能与世隔绝了。”

“您知道30年前日本帝国处于何等艰苦的境地，您也知道我们是如何抛弃旧体制，采取新制度以求摆脱威胁我们的困难。贵国也应采取这种新的生存方式。如能这样，就会一切顺利，否则它就只能灭亡。

“谁想忠诚地为自己的国家效力，谁就不应该让自己被面临的大潮所席卷。最好是改革这个有着光荣历史、幅员广大的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以使它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请来我国等待您的祖国要您回去从事维新的时刻吧。”海战之后，收信人海军提督丁汝昌恭敬地面向北京自尽了。

百日维新，最后的机遇

文人作出了反应：中国必须改变！光绪皇帝在1878年24岁时承继同治登上了帝位。他受到这些文人的影响，设法摆脱他姨母兼继母慈禧的桎梏。他向百姓发出了呼吁：“西方诸国困我天朝，如我国不能效法，则毁之于一旦矣”。

这是满清王朝的最后一次机会。年轻的皇帝在1898年6月11日至9月20日间的100天里孤注一掷，但丧失了这个机遇。他受到彼得大帝与明治的启发，采取了许多改革措施：向国外派送留学生；公开预算；科举时废除八股；在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设农、工、商、铁路各总局；颁布有关发明与实业的法律；重组衙门；把不用的军队所占土地分给农民；鼓励开办政治性的报纸；帝国所有臣民都有权上书言事等。

皇太后周围的人则对这些接二连三的鬼点子感到气愤。慈禧斥光绪为“痴儿”，并宣布光绪为低能儿，把他关在现在颐和园湖中的一座楼里。他住的那屋子称为“空房”。她下令逮捕和处决了维新派人士。

令人窒息的无窗铁屋

为了挽救王朝，慈禧利用了仇外情绪。她玩弄两面手法，鼓励建立乡团，准备反夷的全国起义。在乡团中一个名叫“义和拳”，即“义和团”的秘密会社发展起来了。百姓中最为落后的那部分人受到文人寡头政治中极端守旧集团的鼓励而起来反抗了。而根据鲁迅的说法，正是这个文人寡头政治使中国成了“绝无窗户”的“一间铁屋子”，“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

1900年6月，慈禧向夷人开战，并令百姓“啖其肉，寝其皮。”群情愤激之下首先遭殃的是传教士及他们的教徒，还有外交官。但她终究不敌在天津仓促登陆的日本与西方联军。朝廷逃跑了。后来又谈判，但北京已经遭到了劫掠。西方又一次挽救了被他们破坏的政权，这就把中国禁烟住了——也就使新的革命在这个国家逐渐成熟起来。西方既充满活力，面对能从中取得巨大利益的这个无穷的劳力智力库时也就眼花缭乱。例子呢？“要开发这些资源，就应该像埃及、突尼斯或土耳其那样让欧洲人来管理。”上海法租界的董事长就是这样说的：中国受到的监护还不够……

这看法可笑吗？就在同一时代，严复也在考虑“在开始做一二事前”，中国是否应“走印度或波兰的道路。”遭受奴役难道不是他的祖国为达尔文阐述的规律付出的代价吗？

姗姗来迟的改良

串通一气的盗贼最后总会打起架来的。争夺横贯满洲的大铁路的控制权导致了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世界惊讶地看到一个亚洲国家竟能在军事上打跨欧洲幅员最为辽阔的国家。

所以，西方人并非是不可战胜的！因袭传统者与进步人士都从自己的家门口发现了进行结构改革的理由：从1868年起，“日本帝国”正是借此成了新的强国。军队重建了：那种“百步穿杨、百发百中”的骑兵射箭表演可以休矣！

但上面进行的革命与下面进行的革命互相竞争着。1906、1907、1908三年都发生了叛乱。慈禧1908年死时，“天命”降于一个3岁的孩子溥仪之身。他的叔父摄政，并向起义让步，在1909年成立了各省的咨议局，1910年成立资政院。中国是否在向君主立宪制过渡呢？满清王朝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1911年10月10日，几乎纯属偶然，一个阴谋在汉口的法国租界得逞了。驻军投向起义者，革命迅速地蔓延开来。

汉人把满人从1644年以来强迫他们蓄留的辫子剪了下来，作为解放的象征。

共和国在南京宣告成立。1912年元月1日，新的国家正式产生了。格里历代替了中国的星相历时，孙中山当了总统。2月14日他让位于一名独裁者袁世凯。中国在4000年的历史中至今就有过这45天的民主。

但无论如何，上天安排的一个时代结束了。马戛尔尼的可悲预言实现了，也许是因为他在120年前伸出的手没有被握住的缘故。

谢选骏指出：作者不懂，中国后来还有过一次“五十天民主”——从1989年4月16日胡耀邦死亡，到6月4日的天安门大屠杀之间……合计50天。

【结束语  天文地理音乐钟与景泰蓝】

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严复，1895年

在中国，事情当时已到了这种地步：除了极端的行为外其他一切都被排除了。——夏尔·戴高乐，1964年

马戛尔尼献给乾隆的最能说明自己国家现代化程度的礼物是一台“天文地理音乐钟”。作为回赠，乾隆让人给了他几件传统工艺品：玉雕、丝荷包、细钢作胎外填珐琅彩釉称为“景泰蓝”的瓶子。地球仪与景泰蓝：多妙的象征呀！英国懂得：科学技术的进步、国家的富强都来自贸易。尽管它只有不到1000万的人口，但已表示出胜者的骄傲。它决定在全球扩张。它拥有最大的商船队与最令人生畏的海军舰队；它全力支持本国的探险者与海盗；它扶植世上最为活跃的租船公司；它从法国人手中夺取了加拿大与印度；当它不得不让美国独立时——但还设法留住了那里的顾客——它决心向东南亚与太平洋扩张以弥补这一损失。它懂得统治全球的将是世界上——现在已经发现、今后将互相依赖的世界——最为开放、最为灵活和无处不在的那个社会。

闭关自守

乾隆统治下的中国显然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它的本土被向它进贡并作为它前沿阵地的属国所包围。和睦的中国覆盖了从里海到琉球群岛、从贝加尔湖到孟加拉湾与暹罗湾之间的广大地区。

这辽阔的领土被无法穿越的沙漠与高山以及海盗横行、波涛汹涌的大洋保护着，被万里长城、被无法根除的偏见组成的精神上的长城。被那种认为中央帝国孕育着“天下唯一的文明”的信念保护着。这领土之外的人民则是一些粗野的外夷(除非他们因“向往文明”而来顶礼膜拜)。来自他们的有害东西应该予以抛弃。他们的侨民来中国都包藏着锅心(是否完全错了呢？)。应该处处怀疑提防他们。所有不是奉皇上旨意离国的中国人都应退出帝国；从国民责任方面来说他们已经叛国；作为一个中国人他们已经死了。

在内部，中国社会与其说是分成阶级，不如说是分成某些等级。等级间的隔阂并不比中国人与外夷之间的隔阂更好克服。只有通过攻读儒家著作并经过科举考试的核实才能跨越它们。中国社会学家强调这制度的灵活性以及世袭在其中不起作用。

但这种读书做官的过程中也包括着分隔的规则：官员哪怕出身平民，通过皇帝的授权也变成了这些规则担保人，而皇帝又要对上天负责保证规则的实施，因为他是受天命来保护这些规则的。任何人都摆脱不了这样一个秩序。

当然，中国同从朝鲜到缅甸的属国以及如印度、菲律宾、爪哇等传统顾客一起组成了一个巨大的、自给自足的整体。这个集团虽然在习惯上一成不变，但还是活跃热闹的；它禁止对外贸易，但内部的贸易却很广泛。它组成了布鲁代尔所说的“经济世界”。只是这个经济世界不像英国经济那样发生爆炸，因为它缺少“足够强大的、能使核心升压的外围地区”。中国控制的经济力量因为没有真正的竞争对手，所以必然要接受中国意识形态的左右。巴拉兹指出，在中国只有当政治秩序被严重动摇时才会出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萌芽。

无论从伦理上还是从政治上看，“隔离群”这个说法在这里并不真正适用。乾隆时的中国实行汉、满、藏、蒙等民族的共处。许多用这四种文字写的18世纪时的碑文就可证明这点：这四种文字可占一面，常常还刻着乾隆的手迹。

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内部分成等级、四周用墙围住的国家。马戛尔尼使团把一个全球自由来往的社会同一个封闭隔离的社会对立起来了。开放的帝国对封闭的帝国。

双方都断言自己优越。中国认为自己的文化从本质上就高人一筹，并以损害属国或“熟”番的方式加以推广。英国说自己的文化优秀，因为这是现代的，也就是说建立在科学、自由交流思想和精通贸易之道的基础上的文化。两种语言无法沟通。

双方都误解，双方都互相瞧不起。我在本书的前言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中国原来领先于其他文明好几个世纪，为什么它会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失去这种优势呢？马戛尔尼的出使至少作出了两种解释。正当西方各国投向广阔的世界时，中国却闭关自守起来。当欧洲的革新层出不穷时，中国却在顽固地阻止新事物的出现。

相对的静止

孩子们在自动电梯上逆向而上。要是停下来，他们便下来了。要是往上走，他们就停在原处。只有几级一跨地往上爬的人才能慢慢地上升。在人类漫长的队列中，各个国家也是这样：静止不动的国家向下退，不紧不慢地前进的国家停滞不前，只有那些紧跑的国家才会前进。

这种相对的运动与静止，我们只有经过长期的比较才能发现。18世纪的中国发生过许多事情：一位毕生从事研究这段历史的汉学家在把这个帝国看成停滞不前时可能会感到犹豫不决。相反，一位研究英国文化的学者可能会对同一世纪里英国国力的发展无动于衷，因为他只看到这个国家里的苦难与不足，看到被无情的圈地法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的农民，看到那里的破屋、暴乱、咄咄逼人的寡头势力，看到它对美国起义军与对法战争的失败，看到总是低于百分之二的发展速度(这同我们“辉煌的百分之三十”相比实在是微不足道)。

但比较结果却发现英国的农业迅速地完成了现代化，而在同一时期，大多数法国农民像中世纪一样地生活；通过大银行家、大工业和大宗买卖的协同作用，英国不但对其他各洲，就是对欧洲其他各国的领先地位也越来越明显了。当两条直线越离越远时，开始时几乎发现不了的差距最后也会变得十分巨大。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最显示出一个正在上升的西方与一个自认为统治世界，实际上已经沉睡不醒的帝国之间日益加大的差距的最佳时刻。

异国趣味的贩卖者

马戛尔尼赴华及其使命的失败孕育着以后两个世纪里的对抗：西方与远东的文化冲突；工业国与第三世界的冲突。

然而马戛尔尼出使时狮子与龙的相遇使过分简单的比较不再适用。中国继续闭关锁国，这从它自己的观点看是合乎逻辑的。而英国想迫使中国开放时却有些前后不一致了。马戛尔尼及其伙伴不承认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这时他们并不比中国人看西方时表现得更为豁达。他们知道要去见一个文化高雅的民族，但他们接近后者时就像那些低级的船长或商人对非洲部落里的人一样。他们有着当时的人——启蒙时期的人——的目光。他们是技术和市场方面的冒险家。他们对善良的野蛮人与异国情调的高雅人一视同仁：都是他们做买卖的对手，是一件商品，一个没有读过并且永远也不会去读亚当·斯密著作的人。他们对去时上船的四位中国人与返回时搭乘的巴布亚人不加任何区分。

英国人像用玻璃饰物引诱黑人那样用机械来引诱这个大孩子，这次他们可能花费了不少金币。诱惑的代价非常昂贵，但做法是一样的。只有一个细节不同，即他们没有能诱惑中国人。东印度公司的一份报告在马戛尔尼动身前告诉他：“中国人极端迷信，当然就不容易接受新鲜事物。”这一点在他们到达当地时完全得到了证实。中国人讨厌新鲜事物，这本身就是一种落后的表现：这同时也说明他们拒绝承认各种文化有权表现出差异。

英国人认为他们的权利，也许甚至是他们的义务，在于根据西方制订的规则让中国向国际贸易开放。如果中国拒绝接受欧洲商人的做法，就是中国错了。马戛尔尼的行为就像是一个专贩异国趣味的商人，他除了供给英国人茶叶、丝绸、漆器、瓷器外，还满足他们到远处冒险的梦想，从中得到某种乐趣。他要为了英国的利益得到这种文化的真髓，然后让全欧洲的买主垂涎三尺。遗憾的是他从中国人方面却没有看出丝毫羡慕的表示。“几乎不可能让中国人相信扩大外国商品的进口也是他们的利益所在。”这些可怜的人拒绝贸易带来的好处，当然也就拒绝了以英国为核心的文明所带来的好处！

马戛尔尼的一切做法都在否认中国文化的有效性。拒绝叩头，讨厌盘膝而坐，见到日常生活的场景傲慢地感到可笑，这些意味着：认为不能有几种文明。他像中国人一样具有排他性。只有一种文明，即西方的文明，所有的人都要向这种文明进化。英国不但是这种文明最杰出的代表，同时也是它的动力。这种唯一的、共同的文化就是WASP模式，即白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基督教新教徒的模式。在这种模式里，《圣经》掺杂了理性主义，事业心替代了命定论。勋爵的责任就是把这一模式推广到中国。他意识到这个任务要有超人的力量才能完成，并有朝一日要诉诸武力。19世纪与20世纪的历史就是在这种偏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先是有色人种遭到欧洲的殖民统治，然后是他们的反抗。这类冲突在双方接触的初期就出现了，但接触本来是应该消除这些冲突的。

在中国的镜子里

至少，这种落在别人身上的骄傲自光将帮助英国人进一步了解自己。对社会与对个人一样，要了解自己必须通过别人。每发现一点差别，就会提出两个问题：“为什么他们是那样的？”然后是：“为什么我不那样？”

英国人在这次旅行中从热情转到蔑视。但回国后，同斯当东爵士一起，马戛尔尼有充分的时间来冷静地考虑他的《纪实》。这本纪实直至1908年，特别是到了1962年才发表，而且还是部分内容。它提高到人种学与历史哲学的高度来看问题。在书中，马戛尔尼是以看问题准确、目光远大的思想家的形象出现的。中国当代历史学界也正在接受这一看法。

就像托克维尔在美国和居斯蒂纳在俄国一样，马戛尔尼诚实地指出：“我不能什么都看到，所以我可能搞错；但我介绍的都是我亲眼所见的。”有些事情原来是看不到的，因为当时贴得太近，现在拉开了距离就看清楚了。要了解自己就要通过他人。马戛尔尼与他的同伴用了多年时间来制造这面中国的镜子。当他们把玻璃浸入这任何东西都无法代替的神奇的液体——同现实接触——中去时，背面的锡汞层形成了；镜子把他们自己社会的形象给照了出来。中国教会他们如何去看西方。他们在为中国社会的相反特征感到惊讶时，也在对自己社会的特征进行反思。在看到中国停滞时，他们也更感觉到自己的运动。英国人在看到中国任何人除了做社会希望他们就地能做的事之外无法从事任何其他事情时就明白了个人积极性的重要。当他们看到中国唯一的人的实体就是整个集体时，就认识到西方人的力量。当他们了解在中国无人能超越规定给他的位置，否则就会影响已定的等级体系时，也就测定了在他们国内竞争所起的作用。他们在猜测商人在那里受到何种程度的蔑视时，也就量出商人对他们来说又是何等的重要。当他们发现这种对停滞的崇拜时，就觉不到自己对新鲜事的何等崇拜、总之，他们更为理解个人主义、竞争与革新就是他们的财富和强盛的动力。

二千年的杰作

那些大的帝国都是由伟大的中央集权者建立的，是他们把那无形的粘土塑造成形的。这些人有尼布甲尼撒、泽尔士、查理大帝、彼得大帝、拿破仑、斯大林和毛泽东。这些巨人都制服过起义者，并强制建立了等级森严的组织，这些组织就像风暴都无法摧垮的巨大的金字塔一样，在他们死后长久地保存了下来。但没有一个国家能比孔夫子和秦始皇建造的中华帝国更为巩固了。在这帝国里，一切都为了能持久存在，为了国家的强盛而安排得井井有条。个体的作用越来越小，只有在集体里它才能显得完美，这几乎带有宗教的色彩。每个人都镶嵌在一个等级体系中。所有人都得接受共同的价值，个人意识则被磨得平整光滑。

中间组织——行会、协会、等级、宗族——的存在只是为了巩固总体建筑。它们组成了许多平行而相互封闭的小社会。它们像蜂窝一样互相镶嵌在一起，像金字塔那样外面是一个平整而无法透入的表面，而里面却分割成许多小间。分工既扩大了各个组织的分离，也增加了它们的独立性。这样组成的社会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总体指挥着部分。

在建筑物顶端的是神在这世界里的化身——天子。紧接着是加固金字塔顶端和棱边的大军机处、总督、巡抚和整个文官等级体系：只有他们能用特有的语言来阅读和书写。他们的任务是把皇上的旨意和帝国的价值传达给群众。然后是农民，他们是整体生存所必需的广大群众，是真正的生产者；其他阶级的存在都是为了让他们能生产。再下面是手工业者，对他们的要求是为农民的耕作提供必需的工具。最下面是商人，他们不是生产者，而纯粹是寄生虫。他们靠贸易为生；他们不创造财富；他们只是靠损害他人来攫取金钱。他们虽然富了，但并不能因此而得到尊重。

中国社会从公元前3世纪直至20世纪就这样以相同的方式重复着。同样的坚如磐石的建筑经受了时间的考验。它几乎不给个人以自由，因为个人被认为不能分辨哪些东西对自己有用。在自由社会里，每个人都是整个人类的体现，个人被认为比集体更了解哪些东西适合于自己；中国社会正与此相反。

接待马戛尔尼的中国人对这种特殊的持久性与使之持久的原则深信不疑。他们知道帝国的稳定要靠坚持不懈的努力遵守及让人遵守已经确定的规则。他们有着世界上(他们的世界上)的一切理由不听这个“大鼻子”来向他们讲故事。乾隆与他的官员们对自己的制度感到骄傲，而且也真有值得骄傲的理由。他们很珍视这一杰作：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在多少世纪以来战胜了众多的历史环境，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并永久地存在了下来。

1949年革命所废除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语言里所说的“封建主义”。封建主义的定义是：个人地位主要是与生俱来而不是获得的，在这种制度下个人对世袭贵族的依赖关系起着主要作用。在中国，世袭贵族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经被废除了。

一个完全是中央集权的国家出现了：这个国家由可以替换的、领取薪金、大笔一挥就可解职，并从唐朝以来就通过不公开姓名的考试录取的文官以客观的方式、根据每人都要遵循的规则来治理。按照统一的模式组织起来的行政区域代替了根据封建领主弄刀舞枪的本事而划分的面积大小不一的封地。皇帝任命所有的公职人员。

他用一套奖惩办法牢牢地控制了束缚全国的网络。他一人集中了所有的权力。

这一体制在中国经受住了考验，并传播到如朝鲜或越南等国家。它甚至成为西方(如路易十五时的法国)设立考试和会考的榜样。它的优点是很明显的。它把比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更为广阔的一个空间紧密地组织起来了：国防线、道路、驿站、星罗棋布的指挥网络。国家通过大量购买粮食、谷物税、公家囤积等手段来调节市场。中国早就确定了中央集权国家的模式，欧洲国家只是到最近才达到这一水平。从秦始皇以来，法律、钱币、赋税、度量衡，甚至车轮间的距离都是统一的。

必须使用统一的文字，甚至在四周的君主国家——朝鲜、日本、越南——都是如此。

中国文化就这样威力无比、持续不断地在20多个世纪里传播开去。一种文化能在那么长的时间里发扬光大，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两种优越感的撞击

这种结构有它致命的弱点：它出现时正好西方发现在自己社会里(首先在英国社会里)出现了个人主义带来的强盛苗头。它的发展十分缓慢，经过了若干世纪；但突然之间便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完善的中央集权模式从一开始构思时就已经十全十美，在2000年里几乎持久不变，但这时突然遇到了新生而活跃，虽不完美但已卓有成效的社会自由的模式。

然而，把“发达”国家与不好意思地称之为“发展中”国家分开的鸿沟是在一个同人类生存的时间相比相当短暂的时期里形成的。西方的航海者入侵时，南美或赤道非洲的最原始的部落只达到欧洲居民在公元前2000年时的水平；中国人则已达到路易十四时法国的水平。这些差距很容易用地理或历史环境来解释：环境促进了居民的发展，放慢了其他一些人的发展速度；导致了一些人的闭关自守，引起了另一些人的种族混合。35个世纪同350万年相比，只有人类存在的千分之一的时间。没有任何理由能为白人对有色人种的种族优越感辩解。

马戛尔尼的伙伴们到达中国时坚信自己比其他欧洲人强。他们回国时又增加了一种新的信念：他们同样也比中国人强。他们看到这个从马可·波罗以来大家都说得天花乱坠的帝国竟是如此的落后。为什么呢？因为它反对进步：反对科学、反对事业精神。相反，他们却发现了自己强大的动力。马戛尔尼及他的伙伴在激起以后200年里传遍世界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优越感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为了使他们的报告引起轰动，他们支持了欧洲人优越的信条。这一信条使吞并美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的无数领土合法化了。儒尔·费里和第三共和国用的也是同一种语言。他们将把“文明”带给“野蛮人”。

殖民矛盾

西方这种把自己几乎看成是救世主的信念使它也充满了矛盾。这样它就成了自己主张和整个欧洲都信奉的，法国革命又使之明确了的普救学说的敌人了。它否认受到奴役的民族享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权利。这种矛盾是如此深刻以至西方最后因进行过殖民统治而怨恨自己。在非殖民化时，它本来应该同自己的天性协调起来，但这时它却在鞭挞自己。

被统治的国家从他们的角度看怎么能不为自己的传统遭到西方的粗暴破坏而感到不快呢？他们很骄傲，也有权利感到骄傲：一个不为自己感到骄傲的民族就会失去生存下去的乐趣。特别是像印度或中国这样的国家，它们产生过古老而灿烂的文化。第三世界的人民反抗西方的斗争是一种健康的反应。它的实质是拒绝否认他们地位的外国统治。对一切有能力组成一个国家的民族来说，独立是一个无价之宝。

但是，因为独立的需要扎根于激情的深处，非殖民化也导致了一系列错误的观念。

马克思主义者或他们的同情者不仅成功地让愿意相信他们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第三世界、而且还让西方知识界相信：殖民国家的发展，殖民地的不发达状态都源自前者掠夺了后者。他们忘记了第三世界的贫困在殖民之前早已存在，并在殖民结束后依然存在或是在殖民之后重又产生。欠发达状态，或干脆叫不发达状态是一种持久的、普通的现象。从地球上有了人类后，无知、流行病、奴役(奴隶制、女人的顺从、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依附)，营养不良、对疾病、饥饿与战争的恐惧就是人类的共同命运。不发达并不是一件丢脸的事，倒是要把发达看成是一个奇迹，而且是最近才产生的一个奇迹。

当然，先进文化的入侵使墨守陈规的社会失去稳定并最终从内部摧毁这种社会。

但是不要在事后回顾时把这些社会理想化。在中国同在非洲、亚洲、美洲或大洋洲的原始社会一样，在西方入侵前曾发生过可怕的灾害：饥饿、麻风病、疟疾、极高的幼儿死亡率、毁伤妇女肢体，更不用说同类相食了……这些并不是发生在殖民之后，而是在殖民之前。殖民反使这些现象减少了。

殖民者并没有把贫困带给殖民地的人民，他们带来的是屈服，这从长远看是无法忍受和使人消沉的。我们在这里又发现了矛盾：这种屈服并不是传递使西方振兴的反应的最好方法。西方不是通过殖民才能传播它的“文明”，而是通过建立这种文明的基础：自由与贸易。

这点千真万确，即使从经济上看殖民也几乎没有使西方得益。西班牙和葡萄牙这两个在15、16世纪最有活力的国家在以后的年代里似乎被它们的殖民地削弱了国力。英国在征服殖民地之前已经相当繁荣；根据今日的计算，它在鼎盛时期的财富只有很小一部分来自它的帝国。1945年后发生了最惊人的经济奇迹的国家如德国、意大利和日本当时并没有殖民地。那些失去了原来与之相依为命的帝国的国家如荷兰、法国和比利时恰巧在他们卸掉包袱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像瑞士、瑞典等最富有的欧洲国家从未有过殖民地。那是因为贸易能获得巨大利益，而殖民最终却要付出代价。马戛尔尼在18世纪80年代当马德拉总督时已经懂得：印度正在使英国付出更大的代价，而不能获得更多的利益。只有同中国进行三边贸易才能填补这笔逆差。

殖民并不符合西方的本性，而往往是意外困难驱使下产生的结果。除非遇到几乎无人居住的地区，殖民者开始并不打算吞并土地，而只想经商。这应是符合相互利益的。发展中的欧洲需要新的市场。传统社会同意贸易就可达到现代化。同中国尤其如此。建立贸易关系是从16世纪末到19世纪初所有派遣到北京的使团的目标。但满清王朝拒绝开放。武力行为、割让领土、直接治理只是他们拒绝的后果，或者是后来他们无法履行违心的签订的条约的后果。在这之前，为了对付无政府状态，英国已经不得不亲自管理印度。设在这些广阔的帝国边上的商埠这个方式更受到西方的喜爱。但这些帝国的崩溃使西方只得承担起它原先可以避免的直接责任。

谁之过？

当然，殖民导致了无法接受的统治效应。但谁能站出来当原告呢？为什么只有西方坐在被告席上呢？阿拉伯人在欧洲人代替他们之前曾对一大部分非洲领土进行过殖民统治并在那里实施了奴隶制。伊斯兰国家曾用严刑大力让大半个亚洲都改信伊斯兰教。中国在被蒙古人与满洲人攻占之后自己也占领了蒙古和满洲。它兼并了西藏和突厥斯坦。印度、缅甸和印度支那在受英法殖民统治之前先受到蒙古人或中国人的统治。朝鲜光是受到汉化，后来才是日本化，最后一分为二，一部分苏联化，另一部分美国化。而俄国仍然是一个殖民大国。

殖民者总是夸耀自己担负着传播文化的使命。这种借口对西方来说不是比对其他别人更讲得通吗？它曾带去了医学与卫生，减少了饥饿与死亡率，使生产合理化，总之使一直停滞在不发达状态的传统社会进入到发展的、变化的时代。西方难道比其他总想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外部的任何大国更应受到谴责吗？他们并不比淹没一个国家的洪水或海潮更应受到谴责。唯一应该坐到被告席上的是这个国家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因为他发现有了对付这些自然现象的机会而拒绝加以利用。乾隆几乎就是这样做的。当时英国人来向他提出了发展的办法，但他却为了维护那个不可变更的秩序轻蔑地加以拒绝。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又重复了对“不忠的商人”采取的这种无情做法。

选择运动

中央帝国拒绝了本来可以使它进入国际生产秩序的贸易协定。但它无法使它的臣民不受消费的诱惑。这下中国不是作为一个贸易和工业大国而是作为毒品的消费者进入到世界市场。

它在1793年拒绝开放，这就注定了它要遭受以后的侵略；然而它本是可以利用英国的协助使自己得到新生的。这在当时是可行的吗？决定论者会作出否定的回答。

然而当我们研究前100年里俄国发生的事情或后100年里日本发生的事情，我们就会作出肯定的回答。一个民族如果领导有方法就能避免衰落并投入进步的行列。

1695年，彼得大帝在亚速城墙下久攻不下，无法击败土耳其人时意识到了自己国家的落后。他决定自己去西方(法国、荷兰、英国)寻找自己缺少的改革办法和技术人员。这位最为专横的暴君在1697至1698年的出访中竟成了一位谦逊的取经者。

回国后，他让贵族与僧侣束手就范，剪去了领导阶层的胡子，缩短了他们的衣服，让他们学习西方，改革军队与税制，设政府各部与上议院、发展教育，采取了有利出口的重商政策并建起了无数的工厂。1725年他死时遭人憎恶，但他已推动了俄罗斯的现代化。

昔日的附庸竟成了胜者

在19世纪最后30多年中，日本突然崛起，这又一次说明一个民族能够在一代人的时间里从文化的撞击中汲取教训并跨越几个世纪的发展。

日本历来都“从中国取得智慧”。17世纪中期，它专横地拒绝一切外国影响的传入，同世界的唯一接触是每年一次有一艘荷兰船在长崎停泊。

1853年，即马戛尔尼来华后60年，美国分遣舰队指挥官佩里强行驶入东京湾的浦贺港，交给日本政府一份照会。6个月后他又来等待答复：1854年3月，日本签订了神奈川条约，把它的两个港口全年向西方船只开放。1895年，它的舰队与陆军击败了中国。1904年至1905年，这支军队又在远东的陆地与海上消灭了俄国军队。在40年中，明治的日本从孤立中走了出来，昂首阔步地进入到列强的队伍中来了。

日本人曾同西方谈判过，但是为了向西方学习并赶上它，他们装作卑躬屈膝，目的是有朝一日能超过西方。1853年的文化撞击唤醒了他们。经过几年的犹豫，他们向西方最先进的国家派出了使团。日本借鉴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组织：英国式的议会制度，法国式的民法与刑法，法国宪兵，普鲁士的军队，特别是在经过一个阶段的统制经济后，又学习了英国式的企业、自由贸易、港口和银行。

是否日本比中国更容易学习西方呢？可能是。中国人坚信自己是完美无缺的。

日本人在许多世纪以来已习惯于在借鉴别人的同时又保持自己的个性。从参考中国到参考西方，他们只是改变了学习的模式。他们懂得他们应该仿效别人，否则就会灭亡。

而天朝并不准备去冒这种前途未卜的危险。在19世纪的最后几年，洋务运动借鉴了同明治一样的原则。但从上到下，它遭到了太大的阻力，所以无法成功。

中日战争之后一位中国文人曾说：“日本人对西方人深恶痛绝，然而他们仍钻研西学，虽痛心疾首而坚韧不拔。他们深知若不学则无以救国。”严复还哀叹“中国的心志习俗皆不识历史之大潮”。世界在没有中国的情况下变化着，它想把中国带入自己的圈子；它将会以越来越迫切的方式让中国明白这一点。但中国应该在思想上来个变化，而这只需一次文化革命就够了。

那喀索斯的悲剧

要向别人学习，中国人应当摆脱千年以来的骄傲情绪。他们经过了两个世纪的悲剧后才习惯了这一想法。但没有迹象说明他们准备这样做。

从1793年至1978年，中国一直想遵循自己的模式。除几次很快就失败了的尝试，它拒绝谦虚地向外国学习。只有中国的文明。一切不好的事都必然来自外部。一切好的东西则来自自己。

直到消灭了“四人帮”，并对毛泽东的遗产提出异议后才能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开始修正。官方历史学界过了很久才按1978年作出的勇敢抉择精神来重新观察近两个世纪的历史。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他们还继续引用毛泽东的话，说“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他们批评贸易自由，批评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系统，即开放世界的系统。他们还用马克思主义的词藻像乾隆与慈禧一样拒绝全球的现实。

他们真变了吗？或者历史又在北京重演？马克思主义同清王朝一样对中国人来说是舶来品——但两者都同样促进了中国的闭关自守。因为在乾隆及其继承者的拒绝中，我们不能忘记时机的作用。当西方敲响中国的大门时，看守这个国家的竟然是一位满清皇帝。而清皇室已经成了中国人的自我崇拜的最虔诚的信徒。他们在鼓吹最最排外的汉化时正是想巩固他们对中国人民的统治：闭关锁国的反应由于这个来自外部的王朝的脆弱而更为强烈了。在对外关门的同时，还要保证这个一成不变的体制能幸存下去：中国人的骄傲同满清政权都从中得到了好处。

满人或马克思主义者(或外族或国际主义者)都比中国人还中国人……无论是乾隆给乔治三世的回信中说的“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还是一再迫害外国宗教特别是基督教会以免败坏中国民风；无论是慈禧太后在中国

被日本挫败之后高喊“谁知倭贼竟敢犯我？”还是毛泽东在俄国专家撤走后宣布“自力更生”或把美国的力量看成是纸老虎，他们都有一种不可动摇的信念：中国可以自给自足。

多少今日的中国知识分子还在对中国自身、对这唯一的自给自足体系表现得忠心耿耿！多少今日的中国知识分子还会像1912年革命时那位一度亲英的奇才一样宣称：“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这种自我陶醉最终只能导致对自我的不理解。如何解释过去一小撮西方兵士在离他们基地两方公里之外竟能把在本土作战的中国军队打得溃不成军？如何解释今天如此沉重的落后包袱呢？多少杰作，多少发明，那样聪明勤劳，那久多的集体智慧！4000年的灿烂文化！革命后获得的40年的新生！世上最一贯正确的领袖与学说！这一切汇集起来，才能达到上一世纪祖先还生活在新石器时代的某个热带共和国居民的生活水平！

受抑制与被解放的兄弟

所有人在法律上与尊严上当然都是平等的。但所有人，特别是所有社会在达到技术、贸易和工业文明方面并不具有相同的才能。有的使财富像喷泉喷水那样源源涌出。有的却不能，或不愿，或不会这样做。对中国人来说，他们并不缺乏个人的才能，而是缺乏文化环境。马戛尔尼的伙伴已经发现在巴达维亚“中国人去那里都是想发财，他们不放过任何能够获利的机会”。“由于辛勤劳动，他们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他们在澳门也看到了相同的现象。在香港、台湾、新加坡、加利福尼亚，华侨的生产能力很强，以致在同样的40年间，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在人民中国的兄弟或远亲的高出10至20倍，而开始时他们的生活水平是相同的。不论是今天还是昨天，华人一直被列入世界上最大胆的企业家、最精明的金融家和最有才干的商人之中。

条件是不要呆在中国。

在自然科学范围里，中国国家机器的效率并未受到影响。它在火箭与卫星发射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与法国相比，它只用了一半的时间便完成了从原子裂变到热核聚变的过渡。但当我们看到同样的人在40年的市场经济里取得了世界上无与论比的发展速度，而在计划经济的官僚体制下他们却停滞不前时，我们就应该从中得出结论了。

共产主义制度继承了乾隆时代的官僚体制：反对赢利、反对商人、反对外贸、反对外国人的来到、反对一切不是来自这个制度的创新。居住着华人的那些东南亚小国摆脱了这种控制，便轻松地投入到生产贸易中去了。因为每日同其他民族(日本人、西方人)接触，他们抛弃了中国是唯一的文明国而他人都是蛮夷这千古不变的陈旧观念。

所有国家都有自以为天才第一的倾向。所有民族都有本民族中心主义的影响。

巴西中部印第安人中的格族人在人种学家库尔特·安凯尔离开他们时痛哭流涕，因为他们无法想象人在离开他们这个唯一生活还有意思的民族后还能生存下去。但很少有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那样把这种怪癖发展到如此程度。他们今日的落后主要来自他们的优越感。

不发达状态是孤立与停滞结合的产物，人口问题使这种状况更趋严重。发展是向世界开放和不断革新相结合的结果。乾隆与马戛尔尼都自吹代表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尽管英国的力量当时尚处于萌芽状态，但下一世纪的历史却证明了英国有理。

如果使臣以另一种方式提出建议，如果皇上以另一种方式处理这些建议，中国可能不必以世界为之震撼的方式苏醒过来：世界可以使这个国家更有创造力，使它进步得更快。一方面的狂妄自大与另一方面的骄傲自满相对抗，结果是人类失却了难以估量的财富，这些财富只能随同没有发生过的历史永远埋藏在地里。

但是这次失败的会见教训犹在。乾隆与马戛尔尼尚未死去。他们生存在我们中间。他们又在我们身上转世了。他们也许是不朽的。循环无穷的中国呀！……

谢选骏指出：从中国的角度看，英美可以说是“最极端的西方国家”了。这不仅是由于英美距离中国最远，而且由于英美最为“海洋性”，甚至比欧洲的那些半岛地带也是如此。而这个正好与中国的“大陆性”互通，虽然中国也有海洋性的一面，但在程度上远远不及日本、台湾、朝鲜甚至越南——这些中国边缘地带的海岸线的比例，都远超中国大陆本身。无疑的，这种地理框定了文明的发展，就像斯巴达与雅典的区别也是地缘的产物。与英美相比之下，法国就比较内陆，德国就更加内陆了。所以我说“英美可以说是‘最极端的西方国家’”。

（另起一页）

【后记 印欧人想要脱贫】

《古希臘DNA分析改變了印歐語系的搖籃，揭示了原始希臘人》（瓦西盧迪斯迪莫斯泰尼 7月2023）报道：

新的DNA分析重新定位了印歐語系的搖籃，揭示了原始希臘人。

最近對來自所謂的南弧（即南歐和西亞）的777個古代基因組進行了DNA分析，重新定位了印歐人的搖籃，並揭示了原始希臘史前的過去。

眾所周知，希臘語屬於印歐語系，就最新的遺傳分析顯示，就該語系的起源及其在其他地區的傳播而言，希臘地區非常重要——然而，新的DNA研究對原始希臘語消費者和第一批印歐語系有什麼看法？

據說，族裔認同主要基於一個社區對共同起源和獨特的主觀信仰。然而，由於無法獲得史前民族的主觀種族自我意識，因此只剩下一種客觀的方式來追溯特定群體的起源。這涉及檢測交流工具，換句話說，將某些民族團結起來，從而區分不同的社會和文化。

當我們談論希臘人的起源或希臘文明的「開端」時，傳達了原始希臘語人口從另一個地區“來到”希臘大陸的印象。當然，這個概念源於古代書面資料中一些有爭議的資訊，也證明希臘語本身存在某些非希臘血統的單詞和地名（“前希臘底層”）。

然而，上個世紀主導考古學的對移民的解釋已經影響並繼續影響著關於印歐語系傳播的主要理論。

希臘喜悅支持希臘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移民現象通過更系統的過程考古學方式得到了重大修正。它不應再被視為一個不言而喻的問題，而只是許多有待評估的假設。通過發展新的考古理論思想，專家們強調，關於移民的重要性，正在向研究土著發展的根本轉變。

原始希臘語與印歐語系「進化」問題

專家認為希臘語是印歐語系的一員。由於這種地位，希臘語的起源使印歐語系的衍生成為問題。原始印歐語系起源最流行和最長壽的主要理論是涉及南俄羅斯草原（庫爾幹理論）的理論。後來的另一種觀點也將原始印歐語系的家園放在安納托利亞東部，也就是現在的土耳其（安納托利亞或“久坐不動的農民理論”）。

這個複雜的印歐語系問題的特徵問題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語言古生物學的研究產生了操縱考古研究的趨勢。因此，很難找到一個共同和平等的工具來調查人類的過去。

1950年代DNA的發現帶來的革命被認為是與考古科學密切合作以闡明古代遷徙模式的科學部門利用的巨大機會。儘管最初的熱情很高，但各種問題表明，僅靠DNA無法闡明複雜的問題。

基因的突變率，以及基因突變與特定地理區域之間的鑒定，是仍在研究中的問題，這就是為什麼許多基因研究的跨學科結論不能被毫無疑問地接受的原因。

儘管如此，印歐語系問題仍然對許多學者和研究專案具有歷時誘惑作用，儘管許多理論經常陷入僵局，沒有對印歐語系的傳播進行有說服力的非語言解釋，以解釋所有使用相關語言的地區。

此外，當代研究說明瞭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到青銅時代末期的連續文化階段的全球系統概述，這些階段大多在時間和空間上精確定位。特別是，我們不能再將希臘地區的史前史視為“黑暗”。

新遺傳研究和邁錫尼DNA；原始印歐語系精英強加給當地人還是別的什麼？

青銅時代崩潰

這項新研究涉及許多希臘專家（例如哈佛大學人類進化生物學系和哈佛醫學院遺傳學副研究員約瑟夫·拉扎里迪斯），於2022年7月26日發表在《科學》雜誌上，報告了從居住在所謂的南弧（即南歐和西亞）的個體中提取的遺傳數據。

根據其他最近的古代安納托利亞人的DNA數據，這引發了關於印歐語系「傳播」的新問題，似乎安納托利亞人在青銅時代早期並沒有與草原牧民混合。這是唯一一個使用印歐語系相關語言的地方，即使沒有草原血統。

古代安納托利亞人講印歐語系現已滅絕的安納托利亞語言，在古典古代以及希臘化、羅馬和拜占庭時期，這些語言在很大程度上被希臘語所取代。主要的安納托利亞語言包括赫梯語、盧維亞語和呂底亞語，而其他證據不足的當地語言包括弗里吉亞語、帕拉語、盧維克語和邁西亞語。

新的印歐語系DNA研究還表明，在五到七千年前，安納托利亞基因組中來自高加索的祖先逐漸增加，可能是通過一系列來自東方的遷徙，其中大約三分之一的安納托利亞人的祖先可以追溯到高加索的某個地方。

在安納托利亞發現的相同高加索成分約佔Yamnaya牧民基因組的百分之五十，這一事實進一步暗示了印歐語系的謎語。鑒於這種神秘的高加索聯繫是Yamnaya人和古代安納托利亞人之間唯一的祖先共同點，這種來自高加索的神秘移民似乎將印歐語系的祖先形式帶給了這兩個民族。因此，印歐人的家園和“第一語言”必須放在高加索的某個地方。

我們必須指出，這些結論似乎主要證明瞭著名考古學家科林·倫弗魯（Colin Renfrew）和他的安納托利亞假說的合理性，並且確實與當代考古學的跡象非常吻合。英國考古學家將印歐語系的傳播等同於西元前七千年新石器時代生活方式從安納托利亞“故鄉”（可能是高加索）的傳播。

倫弗魯還將這種新石器時代的人口擴散與原始印歐語系的傳播及其隨後分化為子分支（即整個歐洲不同的新石器時代早期文化階段）聯繫起來。

關於史前希臘人口最有趣的結論來自對邁錫尼草原祖先的新估計（約1/10）。這項新研究表明，這一比例在人群中並不統一。事實上，即使在精英中，也有可能找到與Yamnaya沒有遺傳關係的人（例如所謂的皮洛斯格裡芬戰士的基因組）。

據專家介紹，草原移民並沒有對當地人建立統治並保持自我。相反，他們與他們混在一起，在希臘大陸，特別是在伯羅奔尼撒半島，仍然有沒有草原血統的人擔任精英角色。這意味著在希臘邁錫尼後期，新數據表明Yamnaya後裔對希臘社會結構的影響很小。

這一解釋也再次證實了C. Renfrew和許多其他學者，他們在過去幾十年中堅持認為，原始印歐人作為好戰的騎乘遊牧民族的形象不僅基於語言古生物學的濫用，而且還基於嚴重的時代錯誤。

米諾斯人、邁錫尼人、西安納托利亞人的遺傳相似性可能可以追溯到米諾斯青銅時代中期或晚期。

早期的基因組測序研究（2021年）也表明，愛琴海的第一個主要文明，即克里特島繁榮的米諾斯文明、愛琴海中部島嶼的基克拉迪文明和希臘大陸的希臘文明，在基因上比預期的更同質。

過去，人們認為這三種主要的不同文化是由基因不同的民族創造的，儘管他們非常接近和不斷接觸。然而，最近的研究結果對這一假設提出了質疑。看來，這三個偉大的愛琴海文明並不像專家最初假設的那樣相互孤立。相反，他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早期的共同祖先，甚至追溯到過去的共同文明。

專家還認為，愛琴海居民與安納托利亞西部和北部的人口有著共同的DNA，他們與他們有著共同的建築和埋葬習俗。似乎西安納托利亞和希臘的第一批新石器時代人口是非常同質的，並且是從西元前七千年開始傳播到整個歐洲的共同原始農業人口的後裔。

這些結果很重要，因為它們表明，從新石器時代到青銅時代過渡期間發生的城市中心發展、金屬使用和密集的“國際”貿易等關鍵創新不僅僅是由於以前支援的外生因素和大規模移民，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當地新石器時代人口文化連續性的結果。

如果人們認為愛琴海周圍第一批文化之間的α同語性可能與希臘語的前希臘底層有關，並且米諾斯語似乎與安納托利亞盧維亞語有許多共同點這一事實有關，那麼它根本不是不可能的。

谢选骏指出：印欧人想要脱贫了，想要摘掉“雅利安野蛮入侵者的帽子”。但是古代印度的文明难道不是被他们摧毁了的吗。

（另起一页）

书名

陆权与海权的角逐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Land Power and Sea Power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

2023年8月第一版

August 2023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42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