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全集第234卷：战败者眼中的战争

 战败者眼中的战争

War in the Eyes of the Defeated

2023年6月第一版

June 2023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34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34

（另起一页）

内容提要

“战败者眼中的战争”和“战胜者眼中的战争”是截然不同的，这里点评了四部德国男女的回忆录，看看他她们的陈述，想想这些能给后人带来怎样的教训，是很有意思的——

第一部分 失去的胜利

（曼施坦因回忆录）

第二部分 闪击英雄

（古德里安回忆录）

第三部分 帝国的陷落

（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第四部分 他是我的首长

（希特勒女秘书的遗著）

Summary

"War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vanquished"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from "war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victor". Here are four memoirs of German men and women, look at their statements, and think about what lessons these can bring to future generations. Very interesting--

first part

Lost Victory

(Memoirs of Manstein)

the second part

Blitz Hero

(Memoirs of Guderian)

the third part

Fall of the Empire

(Memoirs of Hitler's female secretary)

fourth part

He is my leader

(Hitler's female secretary's posthumous work)

（另起一页）

【第一部分】

【失去的胜利】

【（曼施坦因回忆录）】

【第二部分】

【闪击英雄】

【（古德里安回忆录）】

【第三部分】

【帝国的陷落】

【（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第四部分】

【他是我的首长】

【（希特勒女秘书的遗著）】

（另起一页）

【第一部分】

【失去的胜利】

【（曼施坦因回忆录）】

（另起一页）

【引子、《失去的胜利》忸忸怩怩】

佚名网文《埃里希·冯·曼施坦因》报道：

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德语：Erich von Manstein，1887年11月24日-1973年6月10日），是一名职业军人，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纳粹德国国防军中最负盛名的指挥官之一。冯·曼施坦因的构想最终成为制订征服法国的"镰刀收割"（德语：Sichelschnitt）计画的依据。在东线，他先后指挥了位于克里米亚和包围列宁格勒的军队，并随后担任南方集团军的司令官。面对人数和装备都占优势的苏联，他成功地阻止了苏联红军自斯大林格勒胜利之后的攻势，并成功地发动反击，夺取了哈尔科夫。最终因为和希特勒在战略上的分歧导致了他在1944年被解职。战后，他被英国军事法庭于1949年以战争罪判处18年监禁，但是4年后他就因为医疗原因被释放了，随后他成为了西德政府的高级顾问，协助建立新的德国联邦国防军。

青少年时代

曼施坦因出生于柏林，刚出生时，全名叫做弗里茨·埃里希·冯·莱文斯基。是普鲁士贵族、炮兵上将爱德华·冯·莱文斯基（1829-1906）和海伦·冯·希普林（1847-1910）的第十个孩子。海伦的小妹妹赫德维格·冯·希普林和步兵上将格奥尔格·冯·曼施坦因（1844-1913）结婚。这对夫妇很不幸没有子嗣，所以孩子还没有出生前就决定过继给他的姨父。埃里希刚出世，莱文斯基就就给老曼施坦因发了电报："你今天得到了一个健康的孩子。母子平安。恭喜。"

埃里希·冯·曼施坦因不仅亲生父亲和嗣父都是普鲁士的将军，他母亲的兄弟和外祖父也是将军，其外祖父奥斯卡·冯·斯珀林在普法战争中担任普军第一军团的总参谋长。嗣祖父阿尔布雷希特·古斯塔夫·冯·曼施坦因曾在普法战争中指挥一个兵团。曼施坦因父母双方的亲戚中共有16名军官，其中许多都是将军以上军衔。陆军元帅、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的夫人格特鲁德·冯·希普林是曼施坦因的亲姨妈。他命中注定要以军人为职业。曼施坦因在斯特拉斯堡接受中学教育（1894-1899），这里在1870/71年的战争后就成为了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然后他在位于普伦和格罗斯利希费尔德的少年候补军官团度过了6年时光(1900-1906)。1906年3月曼施坦因作为一名见习军官参加了近卫军步兵第3团（Garde zu Fu?）。1907年1月晋升为少尉。1913年10月他进入柏林军事学院学习（也叫战争学院或战争大学）。

中年

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西线（比利时/法国 1916：进攻凡尔登，1917/18：香槟区）和东线（1915：波兰北部，1915/16：塞尔维亚，1917：爱沙尼亚）都服役过。1914年11月曼施坦因在波兰受重伤，1915年重返部队，升为上尉并以参谋军官的身分直到1918年战争结束。1918年他以参谋人员的身分志愿参加布莱斯劳的"前线自卫军"（Grenzschutz）并服役到1919年。

战间期

1920年，曼施坦因和一个西里西亚地主的女儿，尤塔·西贝丽结婚，婚姻一直维持到1966年她去世时为止。他们有三个孩子：一个女儿名叫吉赛拉，两个儿子，长子吉罗生于1922年12月31日，1942年10月29日死于东线的北方战场，次子名叫吕迪格。

曼施坦因战后继续留在军队，在1920年代，他参与了创建德国国防军的进程，《凡尔赛条约》限定魏玛共和国只能拥有最多10万人的军队。1920年他被提升为连长，1922年提升为营长。1927年晋升为少校，并且在参谋本部工作，并出访国外了解军事情况。直到1933年纳粹党篡夺权力，结束了威玛时期，开始扩充军队，破坏《凡尔赛条约》。

1935年7月1日，曼施坦因升任德国陆军参谋本部主管作战的第一厅厅长（Generalstab des Heeres）。在这个职位上，他提议研制"突击炮"（Sturmgeschütz），一种自行推进的突击火炮，为步兵提供直接的重火力支援，从而将战车力量从这项传统任务中解放出来。这项提议导致了" StuG"系列突击炮的诞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证明是最成功而且最物美价廉的武器之一。

1936年10月1日，他被提升为德国陆军总部首席副参谋总长（Oberquartiermeister I），受德国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的直接领导。贝克和曼施坦因一起抵制纳粹党对军队的渗透。他们同时建议陆军在新的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应该具有超越其他军种的优先权，以此来对抗德国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

这些冲突加上他不是纳粹党的一员，曼施坦因被希特勒认为不合作，从而被调离柏林的陆军总部，到西里西亚的李格尼兹的陆军第十八师任师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

波兰

1939年8月18日，曼施坦因调任南方集团军总部的参谋长，总司令是格特·冯·伦德施泰特上将，准备实施入侵波兰的"白色作战计画"（Operation Fall Weiss）。在这里他和伦德斯泰特的作战处长衮特·布鲁门特里特上校一起制定作战计画。伦德斯泰特采纳了曼施坦因的方案，此方案要求将南方集团军的主要装甲单位集中到瓦尔特·冯·赖歇瑙上将率领的第10集团军，以求得决定性的突破，从而在维斯瓦河以西包围波兰军队主力。其他两个从属于南方集团军的军团，威廉·李斯特上将率领的第14集团军和约翰内斯·布拉斯科维茨上将的第8军团则负责在两翼支持赖歇瑙的装甲突击力量直捣波兰的首都：华沙。

私下里曼施坦因对于进攻波兰并不是特别热心，他认为波兰作为德国和苏联之间的缓冲区更好，而且他也担心进攻波兰将会导致盟军进攻，从而将德国拖入两面作战的窘境。

进攻于9月1日发动，开局顺利。在南方集团军的战区内，第10军团的装甲部队追上了撤退的波兰军，使其来不及建立防线，第8军团则在其侧翼防止分散的波兰军在罗兹、拉多姆、波兹南地区集结。按照原计画，南方集团军应该首先向维斯瓦河直进，然后转向华沙；鉴于战场形势的变化，曼施坦因和伦德斯泰特决定在拉多姆地区对波兰部队进行合围。该包围行动取得了成功，清除了从南部到华沙的成规模抵抗力量。

法国战役

战争初期曼施坦因以参谋官的身分在幕后发挥影响，原本德军进攻法国拟定了以施里芬计划为基本架构，此计画为德军装甲主力配置在北方的B集团军，目的是占领法国北部的广大临海土地，以准备与英国作战（当时德国各高层军官并不认为可以在西线战场上取得决定性胜负来击败法国，与其去强求那不可能的幻想，不如以局部胜利为目标，因此才打算效仿施里芬计划），其正面强攻比利时和荷兰，跟英法主力硬碰硬。

但曼施坦因认为：在我们这一代之中，居然无法制定出更好的计划，而要去仿照那前人的计划。因此他修改了此计画，主张应将装甲主力配置在南方的A集团军，穿越阿登山区，由后方截断孤立英法主力部队。

他的计划一开始并未受到重视。尔后由于1架联络飞机失事迫降于比利时，机上的军官以及进攻计划"黄色方案"被比利时所截获后转交英法，引起了参谋本部震动。在经过多次努力提交计画的情况下，得到了希特勒的接见，接见中他向希特勒介绍了自己的计划，进而获得了在军事上喜爱冒险的希特勒大大赏识，并且被付诸实行。当法军主力部队与德军在阿尼－让布卢战役一线交手时，德军部队成功突破阿登并向英吉利海峡进军，成功将盟军主力部队封锁于比利时和法国北部，而在成功包围著法军所有的一线部队后，德军发动"红色方案"向魏刚防线与巴黎进军，法国部队虽奋勇抵抗但受制于空中力量的完全压制与装甲部队的不足最终败退。

巴巴罗萨行动

1941年3月15日 曼施坦因被命令指挥隶属于艾里希·赫普纳麾下的第56军（1942年该军始改称为"第56装甲军"）。他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前6天抵达前线。

6月22日，希特勒转向苏联发动了巴巴罗萨行动，300万名德军分成北方、中央、南方3大集团军向俄国进攻。曼施坦因的部队准备与乔尔格-汉斯·莱因哈特率领的第41装甲军共同攻占位于陶格夫匹尔斯附近，道加瓦河的桥头堡。苏军很快就发动反攻，但在拉塞尼艾战役被德军成功抵挡下来，苏军被击毁大量战车。曼施坦因的部队进展迅速，在开战后的4天之内，冲入敌境深达200公里，抵达道加瓦河，这令苏联军措手不及。他认为装甲部队就是要不断向前冲，以机动的方式深入敌阵，让敌人无法重整旗鼓组成新的防御阵地，一旦停下来就会成为敌军的标靶，因此要不断前进，最终获得了4天深入达200馀公里的成就。

曼施坦因深深攻入了苏联腹地，不但把北方集团军其他的部队远远抛在后方，也使自己的部队成为苏军反击的目标。7月15日，第56军在索利齐遭遇由尼古拉·费多罗维奇·瓦图京所率领的苏军的反击。这让第56军的进攻被阻挡在卢加。接著第56军在德诺重新集结。这时曼施坦因被授予党卫军第4师指挥权。准备再次进攻卢加。

卢加于8月24日被第56军攻占。曼施坦因的下一个任务是进攻列宁格勒，但这时他被下令进军旧鲁萨以支援面临被包围的第50军。8月12日，苏军再次发动反击，孤立了3个德军师。这让德军快速攻下列宁格勒的希望破灭。但这时曼施坦因在空军支援下组织反击，成功击败苏军，德军俘虏了12,000人以及141辆战车。曼施坦因曾经想让他的部队能暂时休息，但不被允许，因此他必须在恶劣的地形及天气下继续进攻。他被下令向东进攻至德米杨斯克地区。9月12日，曼施坦因的部队攻到这座城市附近，但在此同时他被命令前往乌克兰，领导南方集团军麾下的第11集团军。

克里米亚与塞瓦斯托波尔

1942年，希特勒为了消除苏联对罗马尼亚油田的轰炸威胁，准备攻打苏军位于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最大的海、空军基地，于是他命令曼斯坦因接任第11军团司令。

曼斯坦因率领第11军团表现活跃，该军团不仅攻入克里米亚半岛，在苏联享有海空优势的情况下，击败3至4倍以上的敌军。此时苏军越过克尔赤海峡向克里米亚发动逆袭，他立刻决定停止攻打著名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并对苏军发动反击，成功阻止了苏军的进攻，俘掳敌军17万人，最终塞瓦斯托波尔港沦陷，这个光荣的战役让曼斯坦因获得了他的元帅权杖，他的成就已经足以证明其将道的卓越至极。

列宁格勒

曼施坦因在塞瓦斯托波尔的胜利，使希特勒认为带领德军进攻列宁格勒的最佳人选，就是曼施坦因。因此当曼斯坦因元帅准备越过海峡，加入进攻高加索山的行列时，希特勒却下令第11军团必须向北往列宁格勒前进，并拿下该城。对此曼斯坦因非常反对，他认为就算将第11军团充当集团军的总预备队，也比将其浪费在一个次要战场上任其消耗要来的明智。但最高统帅部的决定却无法更改，于是第11军团北上准备拿下列宁格勒。

第11军团于8月下旬抵达列宁格勒战场，曼斯坦因决定以切断苏军在拉多加湖补给线的方式来攻下列宁格勒（北光行动），此举势必要在其他方面冒著相当程度的风险抽出部分兵力加以突袭敌军的补给线。当第11军团发动攻击之后。苏军完全受到了奇袭，就在曼斯坦因即将成功之际，希特勒下令要他去解除苏军对德国第18军团 (德意志国防军)的威胁。但他认为这是发动此次攻势所必须承担的风险，如果不冒险的话是无法拿下列宁格勒的，但希特勒仍坚持要解决眼前的危机，于是德军歼灭了苏军第2亲卫军团；然而，德军从此以后再也无法发动对列宁格勒的进攻。

同时恶耗传来，曼斯坦因的儿子吉罗战死了，对于痛失爱子的他无法悲伤太久，因为第6军团在史达林格勒被包围了，必须等著他去救援。

史达林格勒

1943年3月10日在戒备森严下，希特勒飞到南方集团军在乌克兰扎波罗热的总部。

此时，第6军团被围困在史达林格勒之中，由于希特勒下令不准撤出，突围的时机早已失去。对此，曼斯坦因认为第6军团如今被大量苏军包围，如果擅自突围，则后方将会引来数百万的苏联追兵，不如先以第6军团吸引大量苏军包围，等位于高加索山的A集团军先行撤退之后，才能避免德军整个南翼遭到歼灭。

在希特勒同意撤出A集团军后，曼斯坦因命令何立德兵团（由罗马尼亚第3及第4军团的残部组成）往东面发动佯攻，再由第4装甲军团从南边突袭史达林格勒，以解救第6军团。南边的苏军完全受到了奇袭，因为他们认为德军再也无力抵抗，想不到居然发动反击，就在霍斯上将的第4装甲军团攻到离史达林格勒仅30馀公里时，包卢斯上将以并未收到元首的下令撤军行动及燃料不足为理由拒绝突围，如今再也无法挽救第6军团的命运，德军如今的首要任务，就是赶紧将A集团军撤出，以挽救整个南面战场，并让第6军团继续吸引敌军包围，直到A集团军安全撤出。1943年1月包卢斯被晋升为元帅（历史上从未有一名德国元帅被俘，意思是希特勒要他自尽），但他选择投降，第6军团仅剩的90,000人投降，只有5,000多人在战后才重返德国。

第三次哈尔可夫战役

时间进入2月苏军仍旧持续进攻，并在2月9日收复了库尔斯克，并逼近哈尔科夫。2月13日，希特勒要求曼施坦因不计一切代价守住哈尔科夫，但是哈尔科夫还是在2月15日被苏军收复，但在此同时德军开始进行重组。曼施坦因的顿河集团军与B集团军合并，连同新来的援兵组成新的南方集团军，并由曼施坦因指挥。 1943年2月21日，他对过度拉长的苏军侧翼发起了反攻，准备重新收复哈尔科夫，并歼灭位在库尔斯克突出部的苏军。

这次攻击证明是一个重大的成就，曼施坦因的部队进展迅速，孤立了苏军的前进单位和苏军被迫停止大部分进攻行动。到3月2日霍斯的第4装甲军团之战车先头部队和肯普夫的军团支队会合，切断了苏联西南方面军的大部分部队，至3月9日德军已经在克拉斯诺格勒和巴尔文科夫对苏军造成了沉重的损失。估计有23,000名苏联士兵阵亡，另有9,000人被俘，此外有615辆苏军战车及354门火炮被俘获。

曼施坦因再向前推进，其前锋是保罗·豪塞尔的武装亲卫队第2装甲军，经过被称为第三次卡尔可夫战役的血腥巷战后，在3月14日夺回哈尔科夫。为表彰这一成就，曼施坦因获得橡树叶骑士十字勋章。武装亲卫队第2装甲军及后在3月18日攻占别尔哥罗德。3月23日战场积雪开始融化，将地面变成大片的泥泞，于是双方的战斗行动戛然而止。德军无力继续将位在库尔斯克突出部的苏军加以歼灭。

库尔斯克战役

7月5日城堡行动开始，德军兵力对苏军有接近1：3的劣势，然而在战场的南部，曼施坦因率领的部队仍然能够突破苏军的防线，尽管坦克陷在地雷场，且苏军密集的防线拖慢了德军的步调，他仍然成功地实现他最初的目标：抵达普洛霍罗夫卡，并对敌军造成更多的伤亡。领导苏军防守库尔斯克的格奥尔基·朱可夫元帅在他的回忆录中，亦称赞曼施坦因。但由于由京特·冯·克鲁格和瓦尔特·莫德尔在北部地区领导的夹击几乎彻底失败了：战场北部的德军在7月5日至10日的战争中遭受了25,000人的伤亡；长期缺乏步兵的支援和预备队，以及盟军入侵西西里的爱斯基摩人行动（顿内次盆地同样也有大量苏军准备对第6军团发动攻势），因此希特勒在7月13日下令取消进攻，并同时抽调曼施坦因的装甲部队和战斗资源撤出库尔斯克战役，曼施坦因因此提出抗议，指出胜利几乎在望，因为他觉得他已经取得了局部优势，只要再作出多一点努力，他可以在苏军出动预备队前攻破防线。然而希特勒仍然决定取消城堡行动。

德军停止进攻后，曼施坦因认为德军在库尔斯克战役已经获胜，他甚至认为苏军受创的程度将使他们无法在1943年剩下的时间内再次发动进攻。然而，苏军恢复进攻力量的速度，远远超出包含曼施坦因在内的任何一个德军将领之预期，因此当苏军在8月3日重新展开进攻时，南方集团军遭到了沉重的打击。

经过两天的激战，苏军收复了别尔哥罗德，并深深突破了德军防线达56公里，持续朝著哈尔科夫前进。曼施坦因向希特勒要求增援，于是大德意志师、第7装甲师、第13装甲师，以及党卫军第2"帝国"装甲师、党卫军第3"骷髅"师、党卫军维京师等部队前往支援。

曼施坦因在获得增援后，在8月13日至17日间对苏军展开反击，希望可以重演在5个月前德军重创苏军的结果。然而，德军大德意志师的反击，遭到苏联第四禁卫军团阻止，而且伤亡惨重。曼施坦因向希特勒报告：除非撤退或是获得额外增援，否则无法挡住苏军的进攻。

尽管苏军在整个7月和8月间伤亡人数高达160万人，损失战车及自走炮多达10,000辆，另外又损失了4,200架飞机，但是苏军恢复力量的速度实在太快，因此德军在库尔斯克的进攻暂停后不久，苏军便有足够的力量立即展开反攻。

下第聂伯河

1943年9月15日希特勒终于决定让德军撤至第聂伯河，因此冯·曼施坦因将部队撤回到第聂伯河西岸，对追击的苏军造成重大人员伤亡。10月28日，苏联乌克兰第4方面军成功切断位在克里米亚德军与南方集团军之间的联系，从而使克里米亚德军被孤立；不久之后，苏军从基辅形成了一个突出部，并在到达关键地区日托米尔。这时德军实施了成功的反击，其中党卫军第1阿道夫·希特勒警卫旗队装甲师和第2帝国装甲师，与第1、第7、第19和第25装甲师及第68步兵师（第4装甲军团的一部分），在日托米尔前面迂回苏军侧翼。他们在赫尔曼·巴尔克将军的指导下，在布鲁西洛夫、拉多密歇和Meleni赢得了几个值得注意的胜利。巴尔克和他的参谋长本来想攻击突出部的根部及向基辅推进，但艾哈德·劳斯将军却赞成采取更审慎的方式。

从1943年10月中旬至1943年12月曼施坦因稳定了南线的战局，但是经过增援的苏联乌克兰第1方面军在12月24日重新发动进攻，12月31日，日托米尔被苏军收复，并继续前进。于是曼施坦因向希特勒要求撤退，被拒绝。1944年1月4日曼施坦因被希特勒召见，过程中曼施坦因再次向希特勒要求撤退，并要求希特勒给予他的将领们更多的指挥自由，还是被拒绝。

1944年1月下旬，曼施坦因在苏军的进攻下被迫进一步向西撤退，1944年2月中旬，他违抗希特勒"不惜一切代价守卫土地"的命令，命令南方集团军中的第11军和第42军（包括6个师共56,000人）在1944年2月16至17日从"科尔逊口袋"中突围。最后，希特勒在行动开始后接受了这次撤退行动，并下令突围。

1944年3月苏军又再度展开攻势，并随即突破第4装甲军团与第1装甲军团之间的空隙，准备将第1装甲军团赶往罗马尼亚山区并执行卡梅涅茨-波杜尔斯基包围战。朱可夫将装甲兵力集中在东南边，准备等第1装甲军团往南退却后进行包围，此时曼斯坦识破朱可夫的意图，于是严格禁止第1装甲军团向南退往兵力不多的罗马尼亚山区，但若想向西突围又必须面对苏联两个战车军团阻挡在前，于是曼斯坦命令第4装甲军团向东进攻，第1装甲军团同时向西进攻，使苏军受到奇袭，两个军团终于成功会合，避免20万人再次受到包围。

免职

尽管冯·曼施坦因从不怀疑希特勒最高统帅的地位，但他却也认为最高统帅只需要关心政治、外交、整体大战略，对于战场上战术性的问题，只需交付给将领即可，尤其是他对于希特勒的的静态硬性防御政策，完全无法认同，他在回忆录中更直言这完全是胡闹。因继续和希特勒争论有关在东线的总体战略问题。曼施坦因主张有弹性的机动防御战略。他准备放弃领土，企图使苏军兵力分散，或使它们过度前进，使德军装甲矛头可以在两翼反击，以达到反击并包围歼灭的目标。希特勒却忽视曼施坦因的意见，继续坚持静态战。在所有阵地上，德军必须捍卫到最后一人。由于这些频繁的分歧，曼施坦公开主张希特勒应该要放弃对军队的指挥并且交由战争的专业人士管理，首先是建立东线战场总司令一职（希特勒会反对也并非没有理由。因为当时东战场上，唯二有资格的人选是曼施坦因和伦德施泰特）。但是希特勒多次拒绝了这个想法，他担心这会削弱他在德国拥有的权力。

这种争论也惊动一些希特勒最亲密的伙伴，如赫尔曼·戈林、约瑟夫·戈培尔和亲卫队首领希姆莱，他们都并不准备放弃任何权力。希姆莱开始公开质疑曼施坦因的忠诚，他旁敲侧击地向希特勒进言，指出曼施坦因是唯心主义和失败主义者，不适合指挥部队。曼施坦因频繁的争吵加上这些指控，导致希特勒于1944年3月31日决定解除曼施坦因的指挥权。1944年4月2日希特勒任命其坚定的支持者瓦尔特·莫德尔代替曼施坦因担任南方集团军指挥官。尽管如此，曼施坦因获得橡叶带剑骑士铁十字勋章，这是德国军队中第三高的荣誉。

曼施坦因被免职后，进入了一所在布雷斯劳的眼科诊所进行切除白内障的手术。他在德累斯顿附近休养，然后完全退出现役。虽然他没有参加在1944年7月企图刺杀希特勒的行动，但他在1943年左右已从亨宁·冯·特雷斯科等人中知道有关的阴谋。尽管曼施坦因也同意这种改变是必要的，但他拒绝加入他们的行列，因为他仍然认为要遵守自己的职责（他以一句"Preussische Feldmarsch?lle meutern nicht"--"普鲁士的陆军元帅绝不叛变"来拒绝）。他还担心一场内战将随之而来。虽然曼施坦因没有参加策划行动，但他也没有背叛密谋者。1945年1月下旬，曼施坦因在家园集合了他的家人，并将他们疏散到德国西部的格尼茨。他在1945年8月23日向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投降和被英国军队逮捕。

战后

审判

在纽伦堡审判期间，曼施坦因并未被起诉，而是以证人的身分出席。纽伦堡审判后曼施坦因被英国软禁。冷战期间受到来自苏联的压力，英国政府接受苏联的指控并将曼施坦因以战争罪起诉，并且在1949年于汉堡举行的英国军事法庭审判前将他送入监狱。由于冷战期间对抗苏联的需求和他过去的功绩，许多英国的军事专家，例如伯纳德·劳·蒙哥马利以及战略家李德·哈特爵士，都曾公开表示对曼施坦因的处境感到同情。1949年8月，曼施坦因作为战犯被判处18年监禁，1952年由于健康原因而提前释放。

高级顾问

冷战开始后，由于东西方国际形势的逆转，尤其是西方社会认为前苏联成为欧洲文明的共同敌人，而在地理上处于对阵苏联前方的德国，其军事地位和作用又重新需要定位。于是在1956年西德重建国防军，由于曼施坦因卓越的军事战略才华，获聘为西德国防部高级顾问，并且也成为北约的军事顾问。

著作

《失去的胜利》（1955年著，曼施坦因亲自撰写的战争回忆录）

《士兵的一生1887-1939》（1958年著）

谢选骏指出：人说曼斯坦因很不诚实——

《失去的胜利》（德语：Verlorene Siege）是德意志第三帝国陆军元帅埃里希·冯·曼施坦因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个人回忆录。该书首先于1955年在德国出版，随后在1956年在西班牙，1958年在英国和美国出版。

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此书可信度低且较具主观色彩。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克·伯格曼（Volker Berghahn）评论此书："它的标题就说明了内容：是希特勒对军事计画的独断和持续的干预（而非其他原因）导致了德军对苏作战的失败。"

内容分析

关于红军

曼施坦因把普通的苏联士兵描绘成勇敢但缺乏有效领导的人，（p. 95）他将苏联将领们描述为不可救药的无能。在他的描写中，东线的德国军队是一支战斗力极其优越、人员素质优良的部队，但被仅仅人数众多的对手稳定地压制。罗纳德·斯梅尔塞（Ronald Smelser）和爱德华·J·戴维斯（Edward J. Davies）在《东线战场的迷思》（The Myth of the Eastern Front）中指出，《失去的胜利》这样说是不负责任的，它使读者忽略了曼斯施坦因的几次失误，例如1943年11月被苏联最高统帅部欺骗并击败，致使基辅陷落。（p. 95）

关于其他德国将领

曼施坦因对其他德国将军评论不一。一方面，曼施坦因对其南方集团军群的老战友评价极高，如伦德施泰特元帅，称他们具有军人气气概。另一方面，他称最高统帅部的将领能力不足。曼施坦因为德国的胜利而赞誉，并将每次失败都归咎于希特勒和他的将军们。（p. 96）根据曼施坦因的说法，尽管弗朗兹·哈尔德将军知道希特勒的领导能力是有缺陷的，但他没有勇气对此做任何事情。（p. 96）

政治和战争罪行的缺失

曼斯坦因避免了政治问题，将战争视为职业问题。（p. 96）他为种族灭绝政权表示遗憾，曼施坦因在《失去的胜利》的任何地方都没有以道德理由谴责国家社会主义。希特勒仅因错误的战略决策而受到批评。曼施坦因在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失去的胜利"哀叹时暗示，纳粹的胜利将使世界受益。（p. 97）曼施坦因错误地声称自己没有执行《政委命令》，没有提及他在大屠杀中的角色，例如在1941年11月在辛菲罗波尔派遣2,000名士兵帮助SS屠杀了11,000名犹太人。

不过我看，曼斯坦因确实有点一叶障目。是他虽然冒称德国人，其实普鲁士人多是斯拉夫人的杂种，他这个“斯基”也不例外——这种混乱处境使他类似奥地利杂种希特勒，会在大问题上犯糊涂。西德部队由这样的人进行训练，结果自然乏善可陈。

（另起一页）

【目录】

第一篇 波兰战役（Der Feldzug in Polen）

第一章 暴风雨的前夕（Vor dem Sturm）

第二章 战略形势（Die operative Lage）

第三章 南面集团军群的作战（Die Operationen der Heeresgruppe Süd）

第二篇 西线战役（Der Westfeldzug 1940）

第四章 陆军总部的失势（Die Entmachtung des OKH）

第五章 作战计划的争论（Der Kampf um den Operationsplan）

第六章 第38军军长（Kommandierender General des 38. Armee-Korps ）

第七章 两个战役之间（Zwischen zwei Feldzügen）

第三篇 东线战役（Im Kampf gegen die Sowjetunion）

第八章 “装甲军长驱直入”（Ein Panzer-Raid）

第九章 克里米亚战役（Der Krim-Feldzug）

第十章 列宁格勒-费特布斯克（Leningrad–Witebsk）

第十一章 作为最高统帅的希特勒（Hitler in der Ausübung des militrischen Oberbefehls）

第十二章 斯大林格勒的悲剧（Die Tragdie von Stalingrad）

第十三章 1942年南俄冬季战役（Der Winterfeldzug 1942/43 in Südrussland）

第十四章 “卫城”行动（Zitadelle）

第十五章 1943-1944年的防御战（Der Abwehrkampf 1943/44）

【细目】

第一编 波兰战局

第一章 暴风雨前夕

德国总参谋部和波兰问题

是战争还是恫吓

第二章 作战形势

德国军队的兵力和作战计划

波兰军队兵力及其作战计划

对波兰军队部署的思考

第三章 南方集团军群的作战

集团军群司令部

最初态势

第14集团军经加里西亚的开进

第10集团军对维斯瓦河的突破以及对拉多姆的 合围

集团军群司令部有人造访

布祖拉河会战

一段往事

占领华沙

桑河和维斯瓦河以东的最后战斗

怀念

东方集团军群司令

我们的民政管理领导

终结

第二编 1940年西方战局

第四章 陆军总司令部的失势

希特勒——冯·布劳希奇——哈尔德

第五章 围绕作战计划的斗争

陆军总司令部(希特勒)的作战计划

反对意见

“A”集团军群司令部的计划

“A”集团军群为作战计划的斗争

第六章 第38军军长

成为旁观者

向卢瓦尔河的突击

第七章 两次战局间

“海狮”行动

第三编 对苏战争

第八章 “装甲兵突袭”

第九章 克里木战役

接任第11集团军司令时的情况

两线的会战　突破彼列科普地峡和亚速海

畔的会战

占领克里木

争夺伊顺地峡的战斗

追击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首次攻击

斯大林攻势至占领克里木

刻赤半岛态势的发展

施彭内克伯爵将军的悲惨结局

“斯大林攻势”继续进行

“猎鸨”行动　夺回刻赤半岛

“捕鲟”行动　夺占塞瓦斯托波尔要塞

在罗马尼亚休假

第十章 列宁格勒—维捷布斯克

第十一章 希特勒执掌军队最高指挥权

第十二章 斯大林格勒的悲剧

通向斯大林格勒的路

斯大林格勒城下态势的发展　就任“顿河”集团军群司令

最初印象和决断

接管指挥权时的形势

苏军对第6集团军实施攻击

奇尔河畔防线态势告急

围绕必要的决断而做的徒劳斗争

生与死的竞赛

错过拯救第6集团军的机会

第6集团军的最后战斗

第十三章

1942—1943年在南俄的冬季战局

冬季战局的战略背景

作战主导思想

第一阶段：解救第6集团军的战斗

第二阶段：为保障“A”集团军群后方通路畅通而进行的战斗

第4装甲集团军在顿河下游南岸的战斗

霍利特集团军级支队的战斗

第三阶段：为保障德军整个南翼后路畅通而进行的战斗

1943年1月中旬的作战态势

1月下半月的战斗

到二月末态势的发展

第四阶段：“德军反突击”

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会战

哈尔科夫会战

回顾

第十四章 “堡垒”行动

1943年春的战略形势

苏联人在作战上的几种选择

实施后发制人的打击

实施先发制人的打击

“堡垒”作战的设想

灾难性的拖延

进攻

总结

第十五章 1943—1944年的防御战

指挥问题

与九头怪物的战斗

顿涅茨地区的首次会战

别尔哥罗德西部的会战和哈尔科夫周围的战斗

在南方集团军群整个防线展开激战

向第聂伯河彼岸的撤退

焦土政策

争夺第聂伯河一线的战斗

第聂伯河河曲部的会战

基辅争夺战

第聂伯河河曲部的第二次会战

整个防线上的会战

尼科波尔的丢失

切尔卡瑟被合围

罗夫诺

清算的时刻……

战斗在泥泞中继续进行

（另起一页）

【前言】

1945年我曾经讯问过许多德国将领，他们一致的意见都是认为曼施坦因元帅已经被证明为他们陆军中能力最强的指挥官，他们都希望他能出任陆军总司令。非常明显，他对于作战的可能性具有一种超人的敏感，对于作战的指导也同样精通，此外比起任何其他非装甲兵种出身的指挥官，他对于机械化部队的潜力，又都有较大的了解。总括言之，他具有军事天才。

在战争的最初阶段中，他以一个参谋军官的身份，在幕后发挥出来一种伟大的影响。以后他又变成一个杰出的指挥官。并且自1941到1944年，在东线的巨大决斗中，担负着一个重要的任务。他对于这些战役所作的详细记载，尖锐的批评，和非常有意义的启示，联合起来使他这一本书对于第二次大战的历史，作了最重要和光荣的贡献。

曼施坦因一生事业中有一个特点，就是至少在德国以外，他最出名的事迹却是发生在他还是一个相当低级将领的时候，而且他也并未作实际的参加。因为造成他大名的主因，是他对于1940年德军攻势计划设计(或者应说是改造) 时所发挥的影响作用。这个计划终于突破了西线，使法国沦亡，产生了其一切远大的后果。这个新计划于是就被称为“曼施坦因计划”(Manstein Plan) ，其要点即为采取期待性最小的作战线，透过遍布森林的阿登(Ardennes)山地作决定性的突破。这是应该归功于曼施坦因的，因为他不仅是新计划的拟定者，而且也因为他的努力，才使新计划代替了旧计划，后者是主张通过比利时作较直接攻击，那是很可能会遭遇阻击的。

在那个时候，曼施坦因是伦德斯特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当他主张改变计划的辩论使他的长官们感到刺激时，于是他就被挤出了总部，明升暗降的做一个预备(步兵) 军的军长。接着在听取了曼施坦因的意见后，希特勒终于施加了压力，才通过了这个新计划。这本书对于这些争论，和这个计划的演变程序，提供了许多的新资料。

在这个攻势的重要开始阶段中，即切断盟军的左翼并将其围困在海峡海岸上，曼施坦因的军仅仅是一支跟进的部队而已。但在第二和最后的阶段中，它却担负着较重大的任务。在他的活跃领导下，他的步兵用徒步行军的方式来与装甲军赛跑，一路向南狂奔，越过了索姆河和塞纳河(Seine) ，直抵罗纳(Loire) 河。

在法国崩溃之后，希特勒希望英国人会求和，但当他失望时，才慢慢地和没精打采地，开始准备作一个渡过海峡的入侵战。曼施坦因奉命率领他的军参加第一批的登陆行动，因此移驻布伦- 加来(Boulogne-Calais) 地区。他的书对于这个问题，对于战略路线的选择，和对于希特勒转而攻俄的动机，都有很精彩的评论。

在1941年入侵俄国时，曼施坦因得偿其夙愿，调任第56装甲军的军长。在战役开始阶段中，他率领该军作了最迅速和深入的突击，从东普鲁士到维拉(Dvina) ，四天之内前进了约200 英里。以后又调往南方升任第11集团军司令，他突破了要塞化的皮里可普地岬(Perekop Isthmus) ，突入了克里米亚半岛。1942年夏季，他又攻克了克里米亚的主要中心，苏俄在黑海上的主要海军基地，著名的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要塞，遂更进一步证明了他是精通围城战的技术。

于是他又被调往北方，准备指挥对列宁格勒的攻击。但因为1942年的德军主要攻势已遭失败，保卢斯的第6 集团军也陷在斯大林格勒城中，于是他又被紧急召回，担负救出第6 集团军的任务。因为希特勒禁止任何撤退，拒绝同意曼施坦因的主张，不让保卢斯向西突围以与援军会合，所以这个努力终于失败了。在本书“斯大林格勒的悲剧”一长章中，充满了重要的启示，尤其是因为在前一章中，对于“作为是最高统帅的希特勒”有极透彻的分析，所以就更显得其有启发性。

保卢斯投降之后，在俄军前进的压迫之下，德军的南部战线发生了广泛的崩溃现象。但是曼施坦因却挽救了这个局面，他作了一个卓越的侧面反击，夺回了哈尔科夫，使俄军仓惶败退。这一次的反击成为曼施坦因一生事业中的最精彩作战表演，在全部的军事史中，也要算是第一流杰作。只要军事学的研究还继续存在，则他对于这次作战的详细记载，为了其教育性的价值，就永远值得加以研究。

接着在1943年7 月间，德军在东线对库尔斯克突出地，发动了其最后一次大攻势，此即所谓“卫城”作战。曼施坦因的南面集团军群构成其右钳。它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但因为构成左钳的中央集团军群未能完成任务，结果还是劳而无功。此外，正当紧要关头上，由于盟军在西西里登陆，结果希特勒又调了几个师的兵力前往意大利。在阻止了德军的攻势之后，俄军现在就沿着一个较宽广的正面，发动其规模较大的攻势，而且其兵力也正在日益增强。

从那个时候起，德军在战略上就算被迫采取守势了。曼施坦因此后一再奉命扭转危局，这都要算是“将道”中的最艰难任务——面对着远占优势的敌军，作且战且退的行动。

他表现出来伟大的技巧，总是以少击众，一再阻止了俄军的冲突，使俄军的西进受到极大的迟滞。他的战略防御观念是特别重视用来达成防御任务的攻势行动。他总是在寻找反击的机会，只要一有这种机会，他是决不放过的。但是当他主张应退远一点(即战略性的撤退) ，以便对一个伸展过度的敌军发动反击时，可以更有弹力的时候，希特勒却总是不肯听话。

希特勒不愿意批准任何撤退行动，所以断送了每一个稳定战线的机会，并且与曼施坦因的战略观念一再发生冲突。曼施坦因和他的多数同僚不同，还保持着说老实话的普鲁士旧有传统，无论在私人谈话和会议中，他都敢于对希特勒作强烈的批评，这是其他的人所不敢效尤的。希特勒虽然不耐但忍受了这样长久的时间，足以证明他对于曼施坦因的能力，也是十分敬佩的。这与希特勒对于多数将领和整个总参谋部的态度，恰好成一个对比。但是累积的效果也终于有一天使希特勒不能忍受了，尤其是每一次事后看来，都总是证明曼施坦因的警告又不幸言中了。所以到了1944年3 间，希特勒终于达到了其耐性的极限，把曼施坦因束之高阁了，不过他的态度还是非常有礼貌，这对于希特勒而言，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了。

这样就结束了盟军最可怕的军事对手的一生事业。这个人能够把近代化的机动观念和经典化的运动意识合为一体，而且又精通技术和具有伟大的推动力。

利德尔-哈特

谢选骏指出：曼斯坦因自称元帅，却称李德哈特为上尉，颇有自得之意。但李德哈特还是给他孜孜作序，真是英国绅士的好脾气。

【原序】

这本书是一个“军人”的个人记载，在其中我故意避免讨论政治问题，或是与军事方面无直接关系的事项。就这一点而论，也许值得引述利德尔-哈特上尉所说的一段话：

这次战争中的德国将领要算他们这一职业中的最好产品——无论就任何方面而言都是一样的。假如他们的眼光能够更放宽一点，认识更深入一点，则其成就也许还会更好。不过假使他们变成了哲学家，那么他们也就不再是军人了。

我尽量对于事情不作事后回顾的看法，对于我的经验、观念和决定，都是以当时的实况为准则而来加以叙述的。换言之，我不是一个历史研究家的态度来著书，而是一个实际参加者的身份来叙述一切。但是尽管对于一切的经过，和有关的人物，以及他们所作的决定，我都是尽量尝试作客观的记载，但是我个人的意见却还是主观的。虽然如此，我仍希望我的记载对于历史学家能有相当的用处，因为即使是他们，也不能够专靠档案和文件来获得事实的真象。一个应该知道的必要事项即为主要的人物在当时如何思想，和对局势如何反应，这个问题的答案却是在档案或战争日志中很难找到的——即使找得到，也决不会完全。

在叙述德军1940年西线攻势计划的形成时，我是违反了泽克特上将(Col. Gen. V. Seeckt)的遗训，即参谋军官应作无名英雄。我觉得我现在有采取这种行动的自由，因为这个问题是老早就已经成为公开讨论的对象——不过这却并非由于我自己的行动所引起的。实际上，是我过去的总司令伦德斯特元帅，和我们的作战处长布鲁门提特将军(Gen. Blumentritt)，首先把这个计划的故事告诉利德尔-哈特(当时我没有机缘与他会晤) 。

在这个对于军事问题和事件的记载中，我也偶然的把一些个人性的项目包括在内，因为我相信即使在战争中，也还有人性的因素。在本书后面几章却缺乏人情味，其原因是在这个阶段中，我的责任沉重使我感到忧烦不堪，所以无暇及此。

我在第二次大战中的职务使我对于一切事情的叙述，大致都是站在较高级将领的观点来看的。不过，我却希望在这里特别声明一下，在整个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德国军人的自我牺牲和勇敢尽责精神，加以各级指挥官的能力和责任感。使我们赢得胜利就是靠这些素质。专凭这些素质才使我们能够对抗具有压倒优势的强敌。

我在写这本书的同时，也希望对于在战争最初阶段中做我的总司令的伦德斯特元帅表示诚恳谢意，因为他总是完全信任我。此外，对于我所指挥的各级官兵，以及在各个不同的司令部中与我共事的人员，表示同样的谢意。尤其是对于我的参谋长和总参谋部军官们更应如此，因为他们经常辅助我并给我以忠告。最后我还要感谢帮助我写作和出版这本回忆录的人们。

曼施坦因

谢选骏指出：德国的将军们输掉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是还不愿意认输——他们先是跟随纳粹党，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责任推给了犹太人；后来又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责任推给了纳粹党——德国的军队就这样始终立于不败之地了。本书就是他们的宣传品之一。但是在我看来，德军对于政治领导人所犯下的错误，至少具有连带责任，尤其是高级军官——如果他们早点辞职或是干脆自杀，德国遭到的摧毁也就不会那么严重了。

【第一章 暴风雨的前夕】

自从德国兼并了奥国之后，我就只是从一个距离军事中心很远的一点上，来静观政局的发展。

在1938年2月初，当我在德国陆军总参谋部中升到第二个最高的职务——参谋次长——之后，我的总参谋部军官的生活却突然结束。由于一种阴险的政党阴谋作祟，弗里特希上将被免去了陆军总司令的职务，一部分与他有密切关系的部下，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与他一同被逐出了陆军总部。此后，我就改任第18师的师长，对于一切属于高级统帅部主管范围的事情，当然是无权过问的。

事实上，自从1938年4 月起，我也必须专心致力于我这个师长的份内工作。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到满意的任务，但同时也要用尽一个人的全部精力，因为当时陆军的扩充工作距离完成的标准还很远。因为新的单位继续的编成，所以使那些已有的部队必须经常改组。当重新武装的工作正在加速推进，尤其是军官和士官的人数也随之而激增时，我们要想达到我们的目标——即建立内部安定和高度训练的部队，以确保国家的安全——则对于各级指挥官，就必须要作最严格的要求。对我个人而言，这个工作尤其是一种满足，因为我在柏林住了几年之后，很难得又有了这种再与战斗单位发生直接接触的乐趣。所以，我特别怀念这最后一年半的和平生活，尤其是那些组成第18师的西里西亚子弟。有史以来西里西亚(Silesia) 就一直是良好军人的产地，所以对于这些新单位的教育与训练是一种很愉快的工作。

这个时代中间有一段小插曲，即为对于苏台区的占领，这就是所谓“献花的战争”(Floral War) [译者注：其意义就是说当地人民献花迎接德军。]。在这个时候，我调任李布上将(Col. Gen. Ritter V. Leeb)集团军的参谋长。于是我才知道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Gen. Beok) ，为了捷克问题曾经与希特勒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其结果使我深深地感到遗憾，因为我所敬爱的总参谋长终于辞职了。他辞职之后，也就切断了我与陆军总部之间的联络线。

所以直到1939年夏季，我才知道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已经在准备对波兰的第一次攻势部署，此即所谓“白色作战”(Order White)。在1939年春季以前，根本上就没有这一类东西的存在。相反的，我们在东部国界上的一切军事准备都是以防御为基础的。

在上述的作战命令中，我是被内定为南面集团军群总部的参谋长，总司令则内定为伦德斯特上将，那时他早已退休。这个集团军群是预定展开在西里西亚，摩拉维亚(Moravia) 的东部，还有一部分则在斯罗伐克(Slovakia)。依照这个计划，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拟定一切详细的安排。

因为集团军群总部在平时并不存在，只有在总动员时才成立的，所以现在先组成一个小型的工作小组，开始来处理有关新作战命令的事宜。1939年8月12日，这个小组在纽汉麦(Neuhammer) 的西里西亚训练区中开始工作。指导工作的人员为布鲁门提特上校，他也是一位总参谋部军官，并内定在动员时将要充任集团军群总部的作战处长(Ia)。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好运，因为我对于这位能力特优的人员，是具有密切信心的。在苏台区危机中，我们曾一同在李布集团军中服务，这样就建立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我认为在这种时候，能有一个可以信赖的同僚，那是非常有价值的。使我们之间发生情感的事情，自他人看来也许是不足道的。我最欢喜布鲁门提特打电话的姿态。他的工作速度总是高得惊人，当他手中握着送话器时，一方面对答如流，而另一方面又具有良好的幽默感。

8月中旬，南面集团军群的未来总司令，伦德斯特上将，也来到了纽汉麦。我们中间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的大名。作为是大战术的解释者，他是极为卓越的——他是一个天才军人，在一刹那之间，即能把握着任何问题的要点。实际上，他是的确能够不管一切的细节小事，而只注意大问题。他是一个老派的绅士，这种典型在过去是曾经使生活增加了许多的光辉，但现在却已经逐渐化为乌有了。这位将军具有一种风度，甚至连希特勒也都为之心折。希特勒对于他似乎具有一种真正的爱好，甚至于在两次罢免他之后，还留着一点余念。也许希特勒对于这种将军之所以如此具有好感的主因，是因为他代表一种过去的时代，这是他所不能了解的；而他所具有的气氛也是他所从来未有者。

同时也很有趣味的，当我们的工作小组在纽汉麦集合时，我自己的第18师也正在同一训练区中，从事定期的团级和师级年度演习。

自从1933年以来，我们的祖国曾经一再通过了紧急的危机，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对于这种局势都很感到不安。将来会如何发展，更是无法预料。我们在此时的思想和私人间的谈话都是以未来的暴风雨为主题，因为在天边上是早已显出了风雨欲来的征候。我们都认清了希特勒是早已决定了，要把凡尔赛和约所带来的一切领土损失都完全收复。我们都知道自从1938年秋季起，他就已经开始与波兰当局谈判，企图对于整个波兰国界问题作一个总解决，不过这个谈判的有无进展，这却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同时，我们也都知道英国对于波兰是有过保障的诺言。我可以大胆的说，在陆军中的人员，没有一个会那样荒唐、无思想，或近视，不认识这个保障的警告所具有的严重意义。

（谢选骏指出：这就是曼斯坦因的以偏概全。）

专凭这一个因素(当然并非唯一的) ，即足以使我们在纽汉麦的诸人，深信最后还是不会有战争发生。照我们看来，即使我们现在所拟定的展开计划真正付之实行，其意义也都不一定就等于战争。我们直到此时为止，都曾经密切注意德国在剃刀边缘上所采取的危险路线，并且对于希特勒的惊人好运，日益感到不可思议，截至目前为止，他是完全没有使用武力，而就达到了其一切的政治目的。这个人似乎具有一种几乎是万无一失的直觉。一个成功接着一个成功，好像是永无止境的——当初谁也很难想到这样光辉的成就，会终于使我们一败涂地。

（谢选骏指出：这岂不就是魔鬼的诱惑，要把德国从世界历史的枢纽地位予以抹除！）

过去的一切都是不需要战争的。所以我们自己反问着说，难道这一次就不同么？请看捷克斯洛伐克的往例。虽然希特勒在1938年，也曾经陈兵国境之上，但结果还是没有发生战争。不过这一次的情况却比较微妙，而希特勒所耍的把戏也比较更危险。而且还有英国的保证问题。但是我们又回想到希特勒自己曾经说过，他决不会那样的疯狂，像1914年的德国当局一样，贸然的发动一个两线的战争。由此至少是可以暗示出来，他还是一个有理性的人，虽然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他曾经用他那个沙哑的喉咙，向他的军事顾问们公开的宣称着说，他并不是一个傻瓜，还不至于为了但泽或波兰走廊的问题，而投入一次世界大战。

总参谋部与波兰问题

波兰在凭借着凡尔赛和约，兼并了德国的领土之后，对于我们而言，就一直是一个仇恨的对象，因为这种兼并是既无历史根据，也不合于民族自决的要求。对于我们军人而言，在德国国力微弱的时代中，波兰一直都是我们痛心疾首的对象。每当我们瞻望着地图时，就会使我们为这种危险的情况而担忧。德国国界是被不合理地分裂了！我们的祖国是被支解了！那条走廊切断了东普鲁士与德国之间的联系，使我们有一切的理由为这个可爱的省区而感到忧惧！不过尽虽如此，德国陆军却还是从未梦想到要对于波兰作一次侵略性的战争，用武力来结束这种事态。除了其他的考虑以外，也还有一个单纯的军事理由：任何对波兰的攻击，都将使德国陷入两面或两面以上战争中，而这却是德国所难于应付的。相反，我们虽然不想作一次侵略性的战争，但是也不敢希望可以与波兰人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在会议席上来讨论如何修正这些不合理的边界问题。同时认为有一天波兰人会主动使用武力来解决边界问题，那却似乎是有可能性的。自从1918年以来，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获得了相当的经验，当德国国力还很微弱的时候，我们随时都在作这种准备。一旦当皮尔苏德斯基(Pilsudski) 元帅谢世之后，某些民族主义分子在波兰就会获得一种决定性的势力，于是他们就有入侵东普鲁士和上西里西亚的可能性，过去他们曾经突袭费尔拉(Vilna) 即为一个先例。不过对于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军事性考虑中，却已经找到了一个政治上的答案。假使波兰首先动武，而我们又能够击退他们的攻击，则德国也许就可以获得一个机会，用政治反击的方式解决这个不愉快的边界问题。

无论如何，任何陆军将领对于这个问题，是决不曾对于这个问题作过份奢望的想法。虽然拉本劳将军(Gen. V. Rabenau) 在他所著“泽克特传”中，曾经引证这位上将所说的话如下：“波兰的存在是不能忍受的，与德国的基本需要也不符合。利用它自己的内在弱点，和俄国的力量，再加上我们的帮助，即应该能使其消灭。”可是事实上，因为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已经有了新的发展，所以这种态度早就应该修改了。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俄国军事力量的日益增长；而法国还是像过去一样对我们具有敌意。它总是想在德国的后方寻求同盟国。但是假使波兰被消灭了，则俄国对于德国而言，将是一个更危险的法国同盟国，而不像目前的波兰只不过是一个缓冲国而已。在德俄两国之间，若是把波兰(和立陶宛) 这个缓冲国取消了，则这两个强国就会太容易发生冲突了。修正德波之间的边界，固然是与两国有利的事情，但是因为现有的情况已经完全改变，所以完全取消这个国家，是对于德国不利的。

所以不管我们欢喜与否，都仍应在我们与俄国之间保留着一个波兰。尽管我们站在军人的立场上，对于东疆的无理割裂，是十分反感的，但无论如何，波兰比俄国是一个危险性较少的邻国。当然，像所有其他的德国人一样，我们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修订这些国界，使人口主要为日尔曼人的地区，依照其居民的天然权利，归还德国。但同时从军事的观点看来，我们国内波兰人口数量若是增加了，则也是非常的不合理想。德国固然要求与东普鲁士接合在一起，但也仍应顾到波兰要求渔港的愿望。在二十年代结束之前，德国大部分军人对于波兰问题的看法，都差不多是这样的。

于是命运的巨轮又再度转动了。希特勒上台了。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包括我们与波兰之间关系的基础在内。德国与其东邻之间签订了一个反侵略公约和友好条约。我们不再害怕波兰有发动攻击的可能性。同时德俄之间的关系开始冷却，我们的新统治者在其公开致词中，非常明白地说明了其对于布尔什维克制度的仇恨态度。由于这个新情况的影响，波兰在政治上是可以比较少感到约束，但对于我们而言，却不再是一个危险。德国的重新武装，加上希特勒在外交政策领域中的一连串胜利，使波兰很少有利用这种新的行动自由来对抗德国的可能性。在捷克的瓜分中，波兰曾经提出了分一杯羹的要求，从这一点看来，我们对于它似乎是并非没有谈判国界问题的机会。

（谢选骏指出：波兰并不是无辜的，也是一个无孔不入的窃贼。）

直到1939年春季为止，德国陆军总部在其档案中都从未有过任何对波兰作攻势部署的计划。在此以前，我们在东方所采取的一切军事措施，在性质上都是纯守势的。

战争还是恫吓？

在1939年秋季中，这一次是真正会发生战争么？希特勒是真想挑起战争么？抑或是仍像193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形一样，只想使用极有限的压力(军事的和非军事的) ，以解决但泽和波兰走廊问题呢？

是战争还是恫吓？凡是对于政治发展，尤其是希特勒本人的意图，并不真正了解的人，此时对于这个问题都是感到傍徨无主的。

从各方面看来，尽管有了“白色”作战计划，但却仍然很易于了解，在1939年8月间所采取的一切军事措施，都只不过是为了增强对波兰的政治压力而已。自从夏季以来，在希特勒的命令之下，对于所谓“东墙”(Ostwall，即在东面相当于齐格菲防线的防线) 开始用疯狂的速度构筑工事。许多师(第18师也在内) 轮流开住波兰边界上去做工事，几个星期换一班。假使希特勒是想要攻击波兰，这些努力的目的又安在呢？即使他是完全口是心非，企图发动一个两面的战争，可是东墙的构筑却还是不可解释，因为在那种环境中，德国所应采取的唯一适当行动，就是应该首先击倒波兰，而在西面暂取守势。相反的解决方案，即在东面暂取守势，而先在西面发动攻势，却是不应在考虑之列的，因为兵力的比例既不够用，而且对于西面的攻势也并未作任何的计划或准备。所以假使东墙的构筑在目前这种情况中，若尚具有任何理由的话，则可能仅只是故意把大量部队集中在波兰的边界上，以增厚政治压力而已。甚至于在8 月下旬，某些步兵师已经展开在奥德河的东岸，而装甲与摩托化师也纷纷开入该河西岸的集中地区内，但仍然不能认为它是对攻击的真正准备。可能还只是一种政治压力。

尽管如此，一切平时训练计划都还是照样继续进行。8月13和14两日中，我在纽汉麦完成了最后一次的师级演习。这是以阅兵式为结束，由伦德斯特上将充任大阅官。8月15日，炮兵与空军合作，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射击演习。这一次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悲剧。一个整中队的俯冲轰炸机，因为对于云层高度获得了错误的情报，在俯冲时未能及时拉起，遂全部撞落在一个森林之中。

（谢选骏指出：这是不祥之兆，警告希特勒全面战争必败无疑。）

次日还有一次团级的演习，于是全师各单位就都纷纷返防，去继续执行其正常驻防任务——这距离他们开往西里西亚国界上的时间。不过是只有几天而已。

8月19日，伦德斯特和我奉命先程上萨尔茨堡(Obersalzberg)，出席一个在21日举行的会议。8 月20日，我们从李格尼兹(Liegnitz)驱车前往，在林兹(Linz)附近我的妻舅别墅中过了一夜，于次日上午达到了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 。所有各集团军群总司令，各集团军司令以及他们的参谋长都在向希特勒报到，此外还有相当阶级的海空军将领。

这个会议是在其别墅中的大会客室内举行的，从那里可以远望着萨尔茨堡。实际上，与其说是会议，则不如说是听训，因为自从捷克危机之前，希特勒在会议中曾与总参谋长们发生了争论之后，他根据这一次经验，就再也不举行公开的讨论了。在希特勒尚未莅临前不久的时候，戈林先出现了。他的扮相非常特别。直到此时为止，我都以为我们到这里来是具有一种严重的目的，但是戈林的出现却好像是要开一个化装跳舞会一样。他穿着一件软领的白衬衫，上面加上绿色的短外衣，配上黄皮的大纽扣。下面穿着灰色的短裤，和长统灰色丝袜，对于他的大肚子颇有衬托之效。这种文雅的丝袜却又为一双大靴子所抵消了。最古怪的，他又束上一条红皮镶金的刀带，并且挂着一支珠光宝气的短剑。

我不禁向我的邻座，沙尔穆兹将军(Gen. V. Salmuth) ，耳语着说：“我相信这个胖子在这里是一个武装最强大的人！”

希特勒这一次的讲话，在以后纽伦堡的起诉“文件”中是常被引证着。有人说希特勒曾经说了很多粗话，而戈林对于战争的来临感到非常的高兴，曾经跳到桌子上高喊着“胜利万岁！”这些话都不确实。诚然，从希特勒的语调上，是可以知道他已经立下了坚定的决心，但他是一个很高明的心理学家，在这样的会议中，他的措词一向是很高尚的。

格莱勒(Greiner) 所著的“1939-1944 年德军最高统帅”一书，对于这个讲话的内容曾经有正确的记载。那是以华里蒙特上校(Col. Warlimont)的战争日志和卡纳里斯(Adm. Canaris)将军的速记为根据的。此外，哈尔德上将(Col-gen. Halder)的日记中对于这个讲词也搜集有很多的资料。此外，除了这些记载以外，我觉得还有些事项也应加以叙述，那是在其他场合中，亲自听到希特勒说过的。

对于我们这一批不属于最高阶层的将领而言，所获得的印象是大致有如下述。

希特勒这一次是绝对具有决心，想使德波问题获得总解决，即使付出战争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不过，假使波兰人在德国压力之下屈服了，则和平的解决仍非毫无希望，而且希特勒更深信西方国家可能还是不会诉之于武力。他对这种理论，曾经不惜口舌来加以解释。他的主要理由是这样的：(一) 英法两国在军备方面还很落后，尤其是在空军和防空两方面更是如此。(二) 西方国家要想对波兰作任何有效的援助则唯一的途径就是要攻击齐格菲防线。但西方国家却无此项力量，也不愿作此项冒险，因为这是一定要牺牲大量血液的。(三) 国际情况，尤其是地中海方面的紧张局势，足以使英国的行动自由受到相当限制。(四) 法国国内的情况，(五)负责政治家的个性。希特勒认为张伯伦和达拉第都是不敢作宣战决定的。

希特勒对于西方国家情势所作的研判，虽然在许多方面，都似乎是入情入理，但我却不相信他的听众是已经全部都为他们说服了。对于他的设计，英国的保证的确是唯一的真正障碍物，但这却也是非常重要的！

照我的意见看来，希特勒对于假使和波兰发生了战争时所应做的事情，其所说的一切并不能当作歼灭政策来解释，这是纽伦堡起诉书中所具有的看法。当希特勒要求对于波兰的陆军，应作迅速而无情的毁灭时，这完全是军事上的考虑，对于任何大攻势作战，都是应以此为目标的。无论如何，他在当时并未向我们谈到，以后应如何待遇波兰人的问题。

最使大家感到惊异的，同时也最能造成深刻印象的，即莫过于公布了与俄国即将签订条约的消息。当我们在旅途中，就已经从报纸上看到了与俄国签订一个经济协定的消息，这已经很足以引起大家的注意。现在在会议中，外交部长李宾特洛普(V. Ribbentrop) 又当着我们的面向希特勒辞行，说要立即飞往莫斯科与斯大林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宣称着说：利用这个手段，他也就夺去了西方国家手中的王牌，今后对于德国连封锁也都不会再有效了。希特勒也暗示着说，为了便利于这个协定的签订，他也在波罗的海方面和有关波兰东界的问题，对于俄国已经作了相当的让步，但是他的这种说法却并无任何理由，可以解释为对于波兰的完全瓜分。事实上，现在我们知道甚至于在战役已经开始之后，希特勒都还仍在考虑把波兰留作缓冲国之用。

由于听了希特勒的讲话之故，伦德斯特和我本人(也许还可以假定其他的将领也是一样的) 所获得的结论，都是认为战争并非绝对不可避免。有两个因素特别使我们相信，还是像在慕尼黑会议时一样，到了最后五分钟时，又仍然能够获得和平的解决。

第一点，这个德俄之间的条约现在使波兰的地位，从一开始起即将感到毫无希望。假使英国人实际上已经丧失封锁的武器。那么为了援助波兰起见，则必须在西线采取流血攻击的方式，于是在法国的压迫之下，这就似乎足以使英国人奉劝华沙当局让步了。同样，今后也可以使波兰认清英国的保证，实际上已经毫无价值。因为假使一旦战争发生时，俄国人就一定会攻击它的后方，以求实现其收复旧有领土的愿望。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华沙当局还能够不屈服么？

另外一个考虑即为我们刚刚所出席的会议。这是为了什么目标呢？在此以前，就军事方面来说，攻击波兰的意图一直都是尽可能加以伪装。对于在东部地区中的部队出现，其解释是说在建造东面防御工事；为了掩饰向东普鲁士的部队调动，特地安排了一个巨大的坦能堡(Tannenberg)纪念大会。德国也未正式动员。虽然这些措施，是可能不会逃避波兰人的注意，而且显然也有当作政治压力的意图，但在行动中还仍然尽量保密，并同时使用各种不同的欺敌手段。可是现在当危机正发展到了最高潮时，希特勒却突然把所有的高级将领都召集到上萨尔茨堡来开会——这是一个很难于保密的行动。照我们看来，这似乎正是一种故意恫吓政策的最高极致。换言之，希特勒也许是雷声大，雨点小，而把这次会议当作最后的压力。

当我们离开贝希特斯加登时，我与伦德斯特上将都是在作如此的想法。他一直前往我们设在莱希(Neisse)的总部，而我则又在李格尼兹与我的家人盘桓了一天。这一点即可以证明在我的内心中，是不相信战争就会爆发。

8月24日，伦德斯特上将正式接管集团军群的指挥权。8 月25日，下午3 时25分，我们接到了陆军总部所发表的电令：“执行白色作战计划：D 日——26,8：H 时——0430”

这是决定战争了，这是我们不想相信它有可能性的决定，而终于成为事实了。

我们的司令部设在莱希的“圣十字架”(Holy Cross)修道院中。当我正在与伦德斯特上将共进晚餐之际，陆军总部又用电话传达了下述的命令：

“不要开始敌对行动。停止一切部队运动。仍继续动员。对于白色计划和西方计划的部署仍照预定速度推进。”

所有的军人都能够了解这种在最后五分钟时，收回成命的行动所能引起的困难。在几个小时之内，3 个集团军都已经直向国界前进，所越过的地区从下西里西亚起，到斯洛伐克的东部为止，现在却又要命令他们停止下来——尤其不要忘记了，所有的各级司令部，至少到师级为止，也同时都是在运动之中，而且无线电通信又受到了保密的限制。尽管有了一切的困难，我们还是在适当的时候，把命令通知了一切有关的人员。这对于主管作战和通信的参谋人员而言，要算是一个第一等的成就。尽管如此，在斯洛伐克亚东部有一个摩托化团，仅仅当一位军官坐着“斯托尔赫”(Fieseler Storch) 联络机，在黑暗中降落在纵队的前头上时，才把他们制止住了。

为什么希特勒会在此时突然叫停，他并不曾把理由告诉我们。我们所听到的消息只不过是说谈判正在继续进行中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些军人对于这样的领导感到信心动摇。因为发动战争的决定，对于一个国家元首而言，要算是一个最严重的大事，岂可以这样反复无常。

任何人在作成了这样一个决定之后，都似乎决不可能又在几个小时之内，再打消这种意图——尤其是从军事的意义上来说，这种办法将使他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当我在叙述上萨尔茨堡会议的时候，即已经指出来，所有在军事方面的行动都是以奇袭敌人为目的。一切动员都不曾公开宣布和第一批征召入伍之期是定在8 月26日——这也正是预定入侵之期。这个意义也就是说当我们进入波兰境内时，所能使用的兵力就仅限于已有的全部装甲和摩托化部队，加上有限数量的步兵师，那是已在边界地区中，或是可以立即作战的。可是现在想趁敌人不备以捉捕敌人的机会却已经不再存在了。因为即使部队是黑夜中，向边界后方的集中地区内运动，但却仍然无法避免敌人的注意，尤其是在奥德河以西集结地区中的摩托化部队，为了渡河起见，是必须要在白天里排列成队形的。所以，假使真正是准备作战的话，则现在就必须要采取另一种新措施，命令所有已经动员的兵力，都扫数入侵敌境。无论如何，奇袭的因素是已经丧失了。

因为对于发动战争的原始决定，并不能认为希特勒是禀性轻狂，做事不加考虑，所以我们只能认为所有一切的事情，都还只是外交战术的延续，其目的只是对波兰人增加压力而已。因此，当我们在8月31日17时，再接到：“D日——1,9 ：H时——0445”的新命令时，伦德斯特上将和我都还是深表怀疑，尤其是并未听到谈判已经失败的消息。在我们自己的集团军群之内，无论如何，这一次是因为有了8月25日的经验在先，所以就准备好了一切的预防措施，以防又碰着另一次的悬崖勒马。将军与我直等到午夜为止，一心在希望又会来一次收回成命。

仅仅当午夜都已经过去了之后，于是一切停止作战的最后可能性，才算是完全消灭了。从此不再有任何的疑问，只有凭武力来求解决！

谢选骏指出：“我们都认清了希特勒是早已决定了，要把凡尔赛和约所带来的一切领土损失都完全收复。”——这就是希特勒的战略目标。因此说他具有“征服世界”的野心，实在夸大其词；那不过是大英帝国这个真正具有世界版图的帝国，所进行的统战宣传而已。在1930年代那时，试图抗拒英国，就是妄图征服世界；就像在今天，试图抗拒美国，就是妄图破坏国际秩序。

【第二章 战略形势】

下述的三个因素在波兰战役中，对于战略形势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 德军兵力的优势——唯一的条件为德国当局准备在西面接受相当的冒险，以便能把主力集中起来，用以对付波兰。

(二) 地理情况使德军可以分别从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及斯洛伐克，用钳形运动围歼波军。

(三) 从一开始起，俄国在波兰的后方就一直构成了一个潜在的威胁。

德国的战斗序列与作战计划

德国的计划人员决定在西方尽量接受上述的冒险。

陆军总部对波兰发动攻击时，所用的兵力为42个师的正规部队(包括一个新成立的装甲师，即第10装甲师) ，和一个由奥德- 华尔塔(Oder-Warta)盆地中的要塞部队所新编成的步兵师，即第50师。他们一共为24个步兵师，3 个山地师，6 个装甲师，4 个轻型师，4 个摩托化步兵师和1 个骑兵旅。此外还有16个新成立的师，并且在总动员之后始能编成，预定用在第二波到第四波之间。这些部队最初当然不能算是第一流的部队。号称希特勒近卫师的党卫军师和一两个加强党卫军团也都奉命参加波兰战役。

在西线方面只留下了11个正规师，一些大约相当于一个师的要塞部队(以后改编为第72步兵师) ，和35个新编师，作为第二线到第四线的部队。完全没有装甲或摩托化部队。所以一共虽有46个师的兵力，但其中只有四分之三是适合于战斗条件的。

第22步兵师，曾经接受一个空降师的训练与装备，留在德国境内供陆军总部直接调遣。

德国空军的主力也是用在波兰方面，共分两个集团军(Air Fleet) ，而在西线方面却只留下了一个较弱的第3 集团军。

像这样的分配兵力，德国当局所冒的危险实在是相当的巨大。因为波兰战役的短促是出人意料之外(这种发展一部分是失败者本身的错误所造成的) ，而更重要的，是当波兰战败之际，其西方同盟国又完全采取坐视的态度，所以这些冒险才不曾为人所注意。

应该认清的，在这个时候，德国统帅部已经知道法国陆军的实力在90个师左右。实际上，在1939年秋天里，法国在3 个星期之内，一共编成108 个师的兵力。[根据提皮尔斯克尔赫(V. Tippelskirch) 的记载] 其中包括着57个步兵师，5 个骑兵师，1 个装甲师，和45个预备师，此外还有强大坦克和炮兵部队的支援。(注：不过在最初阶段中，这些兵力中有一部分是留在北非和阿尔卑斯山的国界上。) 法国的预备师都是由已受充分训练的预备兵员所组成；而德国的新部队却大部分是由新兵或第一次大战中的老兵所组成。

所以毫无疑问，从第一天起，法军在西线上的兵力就早已超过德军远甚。

在另一方面，英国对于陆上兵力的贡献却十分的有限。它一共只有4 个师，而且甚至于到10月上旬才达到了欧陆。

德军对波兰的作战计划基础，是要想尽量利用其边界的全长，以便从一开始起即能包围敌人。所以德军的部署是在侧面分成两个距离颇远的集团，而留下了中央地区(奥德- 华尔塔盆地) 几乎是门户洞开的。

北面集团军群。总司令波克(V. Bock) 上将，参谋长沙尔穆兹将军。下辖两个集团军，一共包括着5 个步兵军和1 个装甲军。它们又一共指挥着9 个正规步兵师(包括新成立的第50 步兵师，那是由要塞部队改编，并未足额) ，8 个新动员的步兵师，2 个装甲师[ 加上新成立的“肯普”(Kemp)装甲任务部队] ，2 个摩托化步兵师，和1 个骑兵旅——一共21个师。此外在东普鲁士还有肯尼格斯堡(Konigsberg)和罗兹(Lotze) 的要塞部队；在波米拉尼亚(Pomerania) 还有尼采旅(Netze Brigade)。

在这个集团军群之内，第3 集团军在东普鲁士境内展开，集团军司令为库赫勒将军(Gen. V. Kuchler) ；第4 集团军在波米拉尼亚境内展开，集团军司令为克鲁格上将(Col. Gen. V. Kluge)。

这个集团军群的任务为切断波兰走廊，把骑兵兵力集中投掷在维斯瓦(Vistula)的东岸，再向东南或南前进。在突破了拉柳(Narew) 河一线以后，就从背面上攻击维斯瓦河的波兰守军。

南面集团军群。总司令伦德斯特上将，参谋长曼施坦因将军。这个集团军群的兵力比较强大。它包括着3 个集团军：第14集团军，司令为李斯特上将(Col. Gen. List) ；第10集团军，司令为赖歇瑙上将；第8 集团军，司令为布拉斯可维兹上将(Col. Gen. Blashowitz)。一总算起来，这个集团军群有8 个步兵军和4 个装甲军，共计15个正规步兵师，3 个山地师，8 个新编师，和机械化部队的主力——4 个装甲师，4 个轻型师和2 个摩托化步兵师。一共为36个师。

第14集团军展开在上西里西亚工业地区中，以及摩拉维亚的东部和斯洛伐克的西部。第10军在上西里西亚的周围和克劳兹堡(Kreuzberg) 的南部。第8 集团军在西里西亚中部，位置在阿尔斯(Oels)的东面。这个集团军群的任务为击败在维斯瓦河大河湾中和在格里西亚(Galicia) 境内的敌军，用强大摩托化兵力向华沙冲进，采取宽广正面尽可能迅速地攻占维斯瓦河的渡口，然后再与北面集团军群合作，以毁灭波军的残部。

波兰的战斗序列与作战计划

在平时，波兰共有30个步兵师，11个骑兵旅，1 个山地旅，和2 个摩托化(装甲) 旅。此外还有几个团的国界守备队，一大堆自卫队(ON)营，和驻在格地尼亚- 赫尔(Gdynia-Hel)地区中的海军部队。

换言之，波兰军队总数相当可观。不过，它的兵器却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大战中的旧货。它的空军虽也有飞机一千架左右，但也不够近代化的标准。

德国方面已经估计在战时，波兰的师数还可以增加一倍，但是有无必须的装备却似乎是一个疑问。根据提皮尔斯克尔赫所著的“第二次大战史”的记载，在战争爆发之前，波兰所召集的各团，只够供编成10个预备师之用，但即使如此，它还是来不及把他们都按预定计划编成师。虽然是有如此的说法，但在战役的过程中，德国的情报却仍然发现了一些预备师的番号。

波兰统帅部对于其兵力的部署如下：

沿着东普鲁士的边界，在波尔(Bohr)- 拉柳- 维斯瓦一线的前面，有：

(一) 在苏华尔基(Suwalki) 与罗门查(Lomza) 之间有一个战斗集团，共为2 个师和2 个骑兵旅。

(二) 在拉华(Mlawa) 的两侧为莫德林(Modlin)集团军，共为4 个师和2 个骑兵旅。

在波兰走廊地带中有波莫尔兹(Pomorze) 集团军，共为5 个师和1 个骑兵旅。

从华尔塔河到斯洛伐克的边界为止，面对着德国的国界，一共有3 个集团军：

(一) 波兹南(Poznan)集团军，兵力为4 个师和2 个骑兵旅，驻在波兹南省区的西部。

(二) 罗兹(Lodz)集团军，兵力为4 个师和2 个骑兵旅，驻在维仑(Wielun)的附近。

(三) 克拉科夫(Cracow)集团军，兵力为6 个师，1 个骑兵旅，和1 个摩托化旅，驻在捷斯托恰瓦(Czes-tochowa)与拉维塔格(Nowy Targ) 之间。在后述的两个集团军的后方，又有普鲁士(Prussia) 集团军，共为6 个师与1 个骑兵旅，驻在托马左- 基尔斯(Tomaszow-Kielce) 地区中。

最后，沿着卡尔配提亚山脉的边界上，其深入的侧面由一个卡尔配提亚(Carpathian)集团军负掩护之责。它大部分都是由预备单位和自卫营所组成的，采取梯次的部署。

另有一个预备集团，即皮斯柯尔将军(Gen. Piskor) 的集团军，包括着3 个师和1 个摩托化旅，留在维斯瓦河的莫德林- 华沙- 卢布林(Lublin)地区中。此外，在战役的过程中，又在布格(Bug) 河以东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波里希集团(Polesie Group)，主要的为了对抗俄国，保护后方。

事实上，当德军开始入侵之时，波兰方面的部署都尚未完成，因此很可能上述的分配是并未完全做到。

对于波军布署的评论

除非是说它的基本思想，就是想要掩护所有一切的东西，而且决不自动放弃任何的东西，否则对于波军部署的战略目标，就很难加以决定。这样的政策通常总是会使较弱的一方面一败涂地。几年之后，希特勒也就有了这种相似的经验——可以证明他对于波兰战役并未好好的学会它的教训。

波兰在战略形势上的困难很明显。一方面，它的兵力是处于劣势的；另一方面，其边界的形状使德军可以从两面同时发动攻击，以后甚至于还可以从三面。当波兰当局仍不肯放弃其“守住一切东西”的思想时，实际上也就证明心理和政治上的意图，是极难于与铁硬的军事事实相配合。

除了皮尔苏德斯基元帅，与极少数头脑冷静的波兰政治家以外，几乎没有一个波兰人曾经认清了，因为他们对于邻国俄国与德国，强迫地达到了不合理的领土要求之后，遂更使其国家处于危险的地位。波兰全部人口仅为三千五百万，其中真正的波兰人只有二千二百万，其余的都是日尔曼，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犹太等少数民族，他们都受到相当程度的压迫。

除了依赖他们的法国同盟国以外，波兰的人民在德俄两国军事上还是处于弱势的时候，是花了太多的时间去梦想侵略的机会。有人想突袭孤立的东普鲁士和上西里西亚；另外还有人想采取最短的路线直取柏林。

当德国在东普鲁士和奥德- 华尔塔盆地中都已经建立了要塞工事，而且开始重新武装之后，这种梦想也就应该归于幻灭了。可是波兰的政客与军人，依赖着法国人在西线上的同时发动攻击，在他们内心中却仍然不肯放弃这种妄想。上述的部署，从最初的阶段上看来，固然是代表一种守势思想，但却也可以判断他们的意图，是想一旦当法国的援助发生了作用之后，马上就可以转移攻势的。

此外，波兰的总参谋部也缺乏其自己的将道传统，那是要靠长期的经验来形成的。从另一方面来说，波兰人的脾气也是喜攻而不喜守的。我们可以合理的假定，波兰军人的心灵中，还是怀念着其往日的光辉，至少有了这种下意识。我曾经看见过李兹- 斯米格雷(Rydz-Smigly) 元帅的一张画像，那是以波兰骑兵的冲锋为背景的。相反，新成立的波兰陆军又是接受了法国人的教育。因为事实上，自从1918年以来，法国的军事思想就是以静态战争的经验为基础的，所以当然又很难使波兰人获得作战速度与机动性的观念。

因此很可以想像得到，除了不愿放弃任何的东西以外，波军的部署计划实在更无任何明确的作战目标，只不过是过去的侵略野心，与今日面对着强敌必须作防御准备的需要，二者之间的折衷而已。同时，波兰人也误认德国人会采取法国式的攻击典型，那是不久就会退化成为阵地战的。就这一方面而言，还有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也值得一提。刚刚在战争爆发之前，我们曾经接获一个密报，那是与波兰的理想攻势意图有关的。那是来自一个可靠的来源，据说波兰总统或李兹- 斯米格雷元帅的亲信人员，都主张波军的部署应具有攻势的性格，包括着把强大兵力集中在波兹南省区内的计划在内。尤其是令人感到奇异的，据说这个计划实际上是由英国人所建议的，姑不说是要求。在这种环境中，我们觉得这整个的情形都似乎是不可能的。可是以后却真正发现，波兰人是的确在波兹南省区中集结有相当强大的兵力，尽管事实上，从他们自己的观点来看，这也是一个最不可能遭遇到德军攻击的方向。在布楚拉(Bzura) 河的会战中，这个波兹南集团军终于遭到了毁灭的命运。

事实上，在波兰方面也并不缺乏合理的建议。据希莱德上校(Col. Schneider)的报道，魏刚将军(Gen. Weygand)曾经建议把防线设在尼门(Niemen)河，波尔河，拉柳树，维斯瓦河，和桑河(San) 等河川的后面。从作战上来说，这是唯一适当的建议，因为这样才可以取消受德军包围的可能性，而且同时利用河川的障碍，也可以相当的增强其对德国坦克部队的防御能力。此外，这一条防线一共大约只有375 英里长，而从苏华尔基起，到卡尔配提亚隘道为止的波兰国界弧线却长达1125英里。不过若接受了这种建议，则当然必须放弃整个的西波兰，那却包括着这个国家的最宝贵工业和农业地区在内，所以任何波兰政府若采取这样一个步骤，则可能本身就会先垮台。同时更应记着的是，即使在战争开始时作如此广泛的撤退，也都不一定就能使在西方的法国人，增强其进取精神。还有若把整个西波兰都让给德国人，那么对于俄国人是否将产生一种鼓励作用，又更是一个公开的疑问。他们也许会认为时不我与，就会立即采取行动，以确保其在东面所可能分得的赃物。

所以，希莱德上校又告诉我们，波兰军官学校的校长，库特齐巴将军(Gen. Kutrzeba)也曾提出另外一种解决方案。他在1938年年初，曾向李兹- 斯米格雷元帅提出了一个备忘录。他坚持着认为决不应考虑放弃“波兰重要战略地区”的问题，这个地区包括着罗兹和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区，与波兹南，库特罗(Kutno) ，和基尔斯等有价值的农业区都在内。所以他主张的部署计划，是放弃防御波兰走廊或波兹南省区的企图，实质上与在1939年最后所执行者大致相似。为了作为波兰防御的基础起见，应建立一个广泛的要塞体系，在东普鲁士边界以南，从格鲁德柴兹(Grudziadz) 到波兹南，形成一个宽广的弧线，并沿着西里西亚的边界，从奥斯托俄(Ostrowo) ，经过捷斯托恰瓦，到齐斯曾(Cieszyn) 为止。同时，库特齐巴也指出，仍应准备尔后对于东西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的攻击。想要修建这样巨大的要塞体系，实际上是完全超出了波兰的能力限度之外。尽管如此，库特齐巴却已经认清了波兰对于德国在军事上是处于劣势的同时，他对于法国的支援也具有清楚的认识，因为他说即使法国给予以最大限度的军事援助，在最初6 个星期到8 个星期之内，波兰也还是必须要依赖其自己的资源来渡过难关。所以他想沿着上述“重要地区”的西面周界，作一种战略性防御。而预备队则在地区内集中，以便在尔后采取决定性行动。

我已经说过，1939年波兰陆军所采取的部署，实际上与这位将军所建议的是非常的相似。不过他所想像的是把主力集中在托仑- 拜德哥齐兹- 格尼兹罗(Torun-Bydgoszez-Gniezno)地区中，而在1939年的部署，却似乎有两个焦点，一在东普鲁士周围地区中，另一则面对着西里西亚。

1939年的波军部署，其目的既然是要想掩护一切的东西，包括着前进的波兹南省区在内，由于德军不仅拥有数量优势而且也具有迂回能力，所以那是注定了要失败的。那么波兰又应该如何作战，以避免这种失败呢？

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库特齐巴将军所指出的战略要区，是应该自动放弃呢？还是由于德军从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和斯洛伐克所作的包围，结果将会与波兰的陆军同归于尽呢？这也是在1943年到1944年之间的时候，每逢希特勒要求我坚守邓尼兹(Donetz)盆地，第第聂伯河(Dnieper) 一线，和俄国其他地区时，我所一再向他提出的同样问题。

照我看来，对于波兰的问题，其答案是非常的明显。从其最高统帅部的观点看来，一切的结果就要看波兰陆军，有无能力不惜一切的代价继续拖下去。必须等到西方国家发动攻势，才能迫使德国人把大部分兵力撤出波兰的国境。固然工业地区的丧失，就表面上来看，将使波兰不能作长期的战斗，但只要战斗兵力仍继续存在，则仍然有赢回它们的希望。无论如何，波兰陆军决不应让它自己，在维斯瓦河的西面或两岸上受到敌人的包围。

波兰问题的全部关键就是“争取时间”。很明显，在波尔- 拉柳- 维斯瓦河一线的前面任何地区中，都不可能作任何决定性防御的企图，但在南方侧面却也许有这种可能性——为了扼守在维斯瓦河与桑河之间的波兰中央工业区，这个正面应推进到杜拉杰克(Dunajec) 河为止。

最重要的事情为避免受到从东普鲁士与西斯洛伐克两路进攻的德军的包围。在北面可以利用的防御工具为波尔- 拉柳河一线，以及直到莫德林或维索格拉德(Wysograd)要塞为止的维斯瓦河。这无论如何，是可以构成一个坚强的天然障碍物，而旧有的俄国要塞，虽然已经落伍了，但也还可以提供补助性的支援。此外，即使有任何德国的装甲兵力从东普鲁士方面出现，那似乎也决不会是实力太大的。

南面的问题为扼守卡尔配提亚山脉中的隘道，以阻止德军深入波兰后方的迂回运动。这两个任务，毫无疑问都可以用有限的兵力来完成。把波兰兵力展开在波尔-拉柳一线的前方，其所犯的错误正是与把强大兵力推进到走廊地带和波兹南省突出地区中去同样巨大。

对于南北两面的深入迂回行动，已经作了必要的保障之后，于是也就可以在波兰的西部，执行一种迟滞性的战斗，但内心里却应随时记着，德军的攻击主力是一定会来自西里西亚方面。这又有两个原因：(一) 在这个地区中的铁路公路网，比较便于强大兵力的集中，而波米拉尼亚或东普鲁士则都不如远甚。(二) 若经过波兹南向华沙前进，则纯粹为正面的攻击，那就作战上来说，是效力最低的，所以德军也最不可能采取这种途径。

波兰的兵力集中，也不应像他们在1939年那样的接近边界，而应该向后靠，以便可以发现德军攻击的主力方向。这就是说在波兰走廊和波兹南地区中，都只留下最少量的必要兵力，以便能够集中最大量的兵力，用以对抗德军从西里西亚方面所作的主力攻击，尤其是在统帅部手中，应控制着一个适当的战略预备队。假使波兰人不那样长时间的沉醉在侵略的梦想中，而早已集中力量来改进在托仑(Torun) 与格鲁德柴兹(Grudzicdz) 之间的维斯瓦河的旧德国要塞，那么他们至少可以延迟从波米拉尼亚和东普鲁士分别前进的德军的会合时间，同样，若是对于波兹南能加以适当的要塞化，则也可以限制德军在该省中的行动自由。

另外有一点值得讨论的，就是利用内线的地位，依照情况的发展分别向西波兰南北两端进行反击的观念。实际上，这是殊少可能性的。第一点，缺乏足够的空间作这样的回旋。第二点，波兰的铁路网无力担负这样的调动。此外，第三点，任何巨大的部队运动，不久都有为德国的空军及坦克部队所阻止的可能性。所以唯一可行的计划，就是只能够在波尔- 拉柳-维斯瓦-桑河(或杜拉杰克) 一线的后方，去作真正的决定性防御，而在其他的地区中就是只能为争取时间而战。不过随时却应注意，从开始起，主力都应针对着西里西亚方面，而对于南北两个侧面也同时必须要有确实的保护。

假使西方国家对于波兰坐视不救，听它去受命运的支配，则虽然有任何的措施，也还是不能挽救其最后的失败。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的。不过，这些措施却至少可以使波兰人，不至于在他们的边界地区中，那样的易于被击溃。因为他们在边界地区被迅速击溃了，所以波兰的最高统帅部才不能在维斯瓦河中，作一连串的战斗，或者是把兵力撤到河川线之后，以采取一个有准备的防御。

从第一天开始，波兰就只能为争取时间而战。它所能做到的，就是尽量设法挡住敌人的攻击——最后只能退到河川线之后去——以等候其同盟国家在西线上发动攻势，这样才能迫使德军自动撤退。所以这似乎应该是波兰军事领袖们的职责，他们应该坦白的告诉政府当局，除非西方国家能够提出保证来说，一旦当战争爆发之后，他们就立即倾其全力在西线上发动攻势，否则波兰就决不应与德国发生战争。

当时的波兰军统帅，李兹- 斯米格雷元帅在国内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势力，若是他肯提出这样一个警告，则任何波兰政府都是决不会不加以重视的。仅仅为了展缓对德战争的时间起见，波兰政府也都应该趁时机尚未完全断送之前，先就但泽与走廊问题与德国协议获致协议。

1940年，我们在法国的部队俘获了一封信件，上面的日期为1939年9 月10日，那是甘末林将军(Gen. Gamelin)写给驻巴黎波兰武官的。很明显这是一封回信，因为波兰人询问他们何时才能获得有效的军事援助。甘末林要该武官转告李兹- 斯米格雷元帅的话，其内容如下：

在东北地区中，我们正规师的半数以上都已经开始行动。自从我们越过国界之后，德军既开始作激烈的抵抗，尽管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进展。可是我们却被陷在静态战争之中，而敌人对于防御却具有良好的准备，同时我们也还缺乏必要的炮兵……从开始起，就有空中的战争与地面的作战相配合，而我们也知道有相当部分的德国空军是正在与我们对抗。

所以我是已经履行了我事先所提出的诺言，在法国动员第一天后的14天，开始用我的主力发动攻势。我可能做更多的事情。

由此看来，事实上，波兰是事先的确曾经获得了法国人的保证。唯一的疑问就是当法国人声明要过了整整14天的时间，才能开始发动攻势时，波兰的最高统帅部对此一点是否感到满意。但无论如何，事实却已经证明，这种诺言的含意却绝对不等于对波兰的迅速有效援助。

因为华沙政府对于其同盟国所将要采取的行动，发生幻想，同时对于波兰陆军作长期抵抗的能力，也未免估计过高，所以波兰的失败遂成为一个必然的后果了。

谢选骏指出：由于入侵波兰其实只是德国的一种战略失误，所以 “波兰的失败”其实埋下了“德国的毁灭”的种子，尽管那要几年之后才会充分成长显示出来。换言之，如果德国在波兰遇阻，还不等英法宣战就赶紧撤回，那才是德国的福气。——这就是我所看见的“战略形势”。至于德国的将军们，多是鼠目寸光，他们哪里懂得“胜利就是死到临头”的历史力学呢。

【第三章 南面集团军群的作战】

当我们的部队于1939年9 月1 日拂晓越过波兰国界时，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中的人员自然还是位置在莱希“圣十字架”(Holy Cross)寺院之中。这是天主教会的一个训练机构，位置在该城的郊外，因为它有许多的课室和宿舍，所以对于战时的高级司令部而言，实在是一个理想的驻地。我们过的是一种斯巴达式的生活，所吃的东西与一般的士兵并无差别。不过我却相信晚餐的菜单实在有改良之必要，因为天天吃军用面包和压硬了的腊肉，对于我们年事较长的绅士们而言，未免是一种虐政。很侥幸，僧侣们常把他们的蔬菜提供我们食用。有时在夜间，集团军群总司令和他的高级幕僚人员，也会与寺院中的方丈聊闲天，他把在世界上遥远地区中，传教士的自我牺牲故事讲述给我们听，其情节是相当的动人。这虽然只是短时间的松懈，但对于当前的炽热问题，却是一个很好的调剂。

不过，9 月1 日却使这种谈话告一结束。从此之后，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在忙于打仗了。事实上，我们那样早就坐在办公室中，是并无必要的。因为必须要经过好几个小时。我们才能从所指挥的各集团军中获得任何重要的消息。凡是在一个较高级司令部中工作过的人员，都会有这种经验——在这个阶段中，所有的行动都已经开始了，我们就只能静候它们的发展。

在前线上的军人都知道在攻击尚未发动之前，神经是最为紧张的，排长们都在看着他们的表，等候预定的时间来到。可是自从攻击发动之时起，在前线上的战士们就完全在忙于应付其周围的战斗，对于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再关心，所以反而感觉到心安理得。

（谢选骏指出：罪人落入地狱之后，反而死心塌地了。）

对于一个司令部中的人员而言，则完全与此相反，越是高级的越是如此，攻击的开始也就是等待时期的开始。在这个时期中，他们是焦急不安的。下级单位很不欢喜上级人员老是询问战况的进展情形，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神经失常的现象。所以最好还是坐候佳音。有一点是值得说明的，一般的说法都是认为坏消息传得较快，但是在军事的领域中，这种说法却是并不正确的。当战况顺利发展时，消息往往很快地传送回来了。反言之，假使攻势发生了顿挫，则前线上就会是一片沉寂，或者是因为交通被切断了，或者是因为下级单位不愿意立即向上级报告，希望等到情况好转之后再来报告好消息。

（谢选骏指出：报喜不报忧是人类的天性。“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也是同样的道理——那是出于“对别人的幸灾乐祸”。对于自己，则就正好相反了——“坏事不出门，好事传千里”。）

所以必须等到第一批报告送来了之后，不管是好还是坏，高级司令部中才能解除紧张的心理状态。在它们尚未报来之前，我们也就只能坐候。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部队(不过他们的训练却实在是太速成了) ，能够不负我们的期待么？尤其是，大型装甲部队，其组织与使用多少是代表一种全新的观念，能够不使它们的创立者，古德里安将军(Gen. Guderian) ，和我们自己失望么？德国的各级司令部，尤其是我们自己的集团军群总部，能够控制着这种战役开始时的情况么？能否在维斯瓦河以西，即将敌军全部歼灭，获得一个完全的胜利，并取消任何两面作战的危险么？在这个紧张不安的阶段中，这些问题一直都在我们心中盘旋着。

（谢选骏指出：战争就是赌博，军人就是赌棍——因为有了胜利者，就必然会有战败者。但是军人比赌棍更可怜，因为下注的不是他们自己，赢钱的也不是他们自己——军人只是别人的筹码。）

开始的情况

德国陆军总部所拟定的计划，是要想从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对于波兰陆军作大规模的迂回运动。当北面集团军群把波军逐出了走廊地带，并使东普鲁士与波米拉尼亚之间建立了一个联系之后，即应直趋维斯瓦河的后面，以求从后方攻击位置在大河湾中的敌军主力。

南面集团军群所应担负的任务，就是应该尽量在维斯瓦河的前方与敌军交战，以阻止他们退到维斯瓦河和桑河后方去的企图。这就是说第10集团军的坦克部队(步兵应尽量紧跟在后面前进) 应协力冲过可能在国界附近集结的敌方部队，于是装甲兵力可能赶在敌人的前面，达到从邓布林(Demblin) 起到华沙为止的各个维斯瓦河的渡口。同时也应假定，通过格里西亚前进的第14集团军，也能用最大的速度达到和渡过桑河。假使敌军的意图是想要在桑河与维斯瓦河作决定性抵抗时，则这个集团军即可以立即从南面扫荡河的防线，并与从北面前进的北面集团军群的东翼兵力，在敌后深处会师。下述的事实也注定了可以使第14集团军获得相当的帮助。因为它的右翼向东而伸入到斯洛伐克的境内。所以对于集中在克拉科夫地区中敌军纵深侧面，构成了一个立即性的威胁，这样也使他们对于格里西亚不可能作任何有效的长期防御。

南面集团军群在波兰境内的作战，就是以这种行动路线为基础的。它的目的是要在维斯瓦河的前面，击毁敌军的主力。而同时又要设法阻止他实现退到桑河、维斯瓦河后方再接受决战的企图。

若是对这次作战作逐日性的记载，那固然是有用处的，但对于这种“闪击”性的战役，却毫无疑问是太琐碎了，所以我只准备对于其必要的阶段作概括性的叙述。这些阶段有时是顺着时间次序的，有时则是同时的。它们可以简述如下：

(一) 第14集团军在格里西亚境内所作的激烈国界战斗，并追击残敌到利沃夫(Lwow)和桑河之上。

(二) 第10集团军向维斯瓦河的突破，与拉多姆包围圈之战。

(三) 由南面集团军群总部所直接指挥的布楚拉(Bzura) 之战，第10和第8 两个集团军击毁了敌方强大的兵力。

(四) 华沙的攻击与最后的战斗。此时俄军正在向东波兰前进。它已于1939年9月17 日，越过了波兰的国界。

第14集团军通过格里西亚的进攻

第14集团军的第一个目标即为包围假想集中在克拉科夫地区中的强大敌军。这个集团军的原始部署是从西里西亚，通过摩拉弗斯卡奥斯塔伐(Moravsba Ostrava)，以达卡尔配提亚山脉，即足以暗示出来这种包围的意图。

第8 军，军长为布希将军(Gen. Busch)，下辖第8 和第28两个步兵师，和第5 装甲师。奉命突破在上西里西亚东部的坚强波兰国境要塞，然后沿着维斯瓦河的北岸，向克拉科夫前进。第17军，军长为金尼兹将军(Gen. Kienitz)，下辖第7 与第44步兵师，从摩拉维亚，沿着维斯瓦河向克拉科夫进攻。另有两个军则被派对于假定在克拉科夫附近的敌军，执行直接包围的任务。

第22装甲军，军长为克莱斯特将军(Gen. V. Kleist)，下辖第2 装甲师和第2 轻型师，应从西部卡尔配提亚山脉中的阿拉发河谷地中冲出，从南面向克拉科夫进攻。第18山地军，军长为贝尔将军(Gen. Beyer)，下辖第2 与第3 两个山地师，预定从高塔拉(High Tatra)以东的普拉德(Poprad)河谷中突出，以通过新沙兹(Nowy Sacz) 进向波赫尼亚(Bochnia) 为目标，该地在塔尔罗(Tarnow)以西，并从后面攻击在克拉科夫的敌军。

在更向东面去的地方，斯洛伐克的部队以后也奉命通过杜克拉(Dukla) 隘路进攻，这是在第一次大战中曾经闻名一时的地点。以后，又有一个山地师(勇敢善战的巴伐里亚部队) 和两个预备师也奉命加入这个侧翼包围战中。

第14集团军的序战是相当的艰苦，尤其以第八军对于波兰国境要塞的攻击为然。但从作战的观点来看，从卡尔配提亚方面所作的迂回运动实早已决定了这个边界地区的命运。很明显，原先所假定的在克拉科夫周围围歼敌军的计划，并未能加理想的那样兑现，因为敌人已经认清了其处境的危险，所以自动撤出了格里西亚的西部。不过其兵力的大部分在这些初期的战斗中，都已经被击碎，接着即为追击，第22装甲军也终于追上了它的猎物。该集团军的右翼，山地军与第17军，攻占了利沃夫和普里齐门斯尔要塞。其左翼，包括着装甲军，第8 军，与集团军群配属给该集团军的第7 军，于是也就能在桑河与维斯瓦河交流点的南面，渡过了桑河。虽然在以后的战斗中，波军仍能英勇作战，而且有一部分战况也很激烈，但是他们却还是被扫荡干净，有一部分敌军是从华沙或北面集团军群正面移转过来的。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就已经与北面集团军群的左翼取得了接触。

到了9 月15日，利沃夫与普里齐斯尔都已攻陷，追击实际上已经结束，不过为了肃清在这个地区中和桑河以东的波军残部，却还需要继续作进一步的战斗。

第10集团军的突破与拉多姆包围战

第14集团军的作战目标，除了歼灭在格里西亚西部的敌军以外，即为追击并捉捕撤退中的敌军，使他们无法在维斯瓦河后面的地区中，再建立新的防线。其他两个从西里西亚进攻的集团军则以迫使敌人在维斯瓦河的前方，接受决定性会战为目标。一直冲到维斯瓦河的主要任务是由较强的第10集团军来担负，它也具有较强大的装甲兵力。较弱的第8 集团军则负责掩护这个作战的北面侧面，以对抗假定位置在卡里兹、罗兹地区和波兹南省区中的敌军。

第10集团军从上西里西亚进攻，其左翼在克鲁兹堡(Kreuzburg) 附近，共为5 个军，由右到左，为：(一) 第15摩托化军，军长霍斯将军(Gen. Hoth) ，下辖第2和第3轻型师；(二) 第4 军，军长希维德勒将军(Gen. V. Schwedler) ，下辖第4和第46 步兵师；(三) 第16装甲军，军长霍普勒尔将军(Gen. Hoepner)，下辖第1和第4两个装甲师，第14和第31两个步兵师；(四) 第11军，军长李布将军(Gen. Leeb) ，下辖第18和第19两个步兵师。(五) 跟在后面的还有第14摩托化军，军长魏特夏将军(Gen. V. Wietersheim) ，下辖第13和第20摩托化师和第1 轻型师。

在该集团军的后面还有充当集团军群总预备队的第7 军。军长为舒贝特将军(Gen. Schobert) ，下辖第27和第68两个步兵师。另有第62步兵师。

第8 集团军由两个军所组成：第13军，军长魏赫斯将军(Gen. V. Weichs)，下辖第10和第17两个步兵师和摩托化的党卫军单位。第10军，军长乌力克斯将军(Gen. Ulex) ，下辖第24与第30两个步兵师。它们以纵深的梯次队形，向罗兹方向前进。跟在该集团军后面的有集团军群的总预备队两个师，第213 师与第221 师。

当德军在1939年9 月1 日拂晓时，一越过了国界之后，马上就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军也渐被击退。在以后几天之内，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敌人是否仍然想在维斯瓦河的前方，寻求决定性的会战呢？抑或是在目前的战斗中，只以争取时间为目的以便把他的兵力撤到该河的后方去呢？无论如何，在最初阶段中，是有迹象表示出来强大的敌军集中在基尔斯附近的李沙哥拉(Lysa Gora) 山地中，在拉多姆，以及在罗兹的周围地区中。

在这最初几个星期中，决定战斗胜负者可能为两个因素，这也是在这个战役中第一次出现的。

其一为坦克部队对于敌军正面的突破，它们一直透入到敌军的后方深处，而我方的步兵师则被迫紧跟着强速推进。

另一个因素为敌方的空军几乎已经被歼灭，而他们的通信运输网也被我方空军的有效攻击所切断。因为这些原因，波兰人遂始终对于作战不曾有任何集中的控制。

根据敌方的情况，集团军群总部认为必须给予第10集团军以两个目标。在右面的兵力，包括着第15摩托化军与第4 军，后面还跟着第7 军(以后它才改配属与第14集团军) ，应负责击败仍然集结在拉多姆附近的敌军。左面的另一支兵力，由第16装甲军，第14摩托化军，第11军所组成，当第8 集团军从西面进攻时，应负责切断敌方从罗兹地区到华沙之间的退路。

在执行这些命令时，第10集团军就在李沙哥拉森林山地中，击溃了拉多姆地区的敌军，而第15摩托化军再赶往阿巴托(Opatow)和邓布林(Dembin)，占领在维斯瓦河的渡口，同时左翼军中的第14摩托化军也从北面切断敌军向华沙的退路。到了9 月9 日，这次战争中的第一个“口袋”(Pocket)内，已经装满了敌方的一个集团军。因为敌军奋力突围，所以基尔斯- 拉多姆地区的战斗，一直到9 月12日才停止，但是他们的命运却早已决定了。到了战斗结束时，我们共俘虏了6 万人和火炮130 门，敌军共损失了7 个师。即使他们能够退过维斯瓦河，对于大局也还是无补的，因为在拉多姆会战发生之日，第14集团军方面早已有一个山地师达到了利沃夫的城门外，而这个集团军的左翼，也已经渡过了桑河下游，可以扫击维斯瓦河的一切防御部署。

此时，第10集团军左翼集团中的第16装甲军，已经一直冲到了华沙以南的哥拉卡华里亚(Gora Kalwaria) ，那也是维斯瓦河的一个渡口。其中有一个装甲师并已透入华沙城的西南郊。这些兵力还太微弱不足以攻占像华沙这样的坚城，所以那个装甲师又还是被迫撤回。不过无论如何，波兰首都的西面进路是已经被封锁了。

布楚拉河会战

当在拉多姆地区中的战斗还正在进行之际，不过胜利的征候却早已明显在望了，可是由于敌方主动行动的结果，遂又使我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本集团军群的北面侧翼上面。

在这个战役的头九天当中，一切的发展都是非常的顺利，好像完全能够依照计划进行，所以遂使人相信现在不会再有什么障碍发生，而预定的作战进度表也不会有任何真正的改变。

尽管如此，我却仍然有一种空泛的感觉，认为在集团军群的北面侧翼上，是正在蕴酿着一些新的变化。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敌方在波兹南省区中是已经集结了强大的兵力，但却仍未使用。因此，我在9 月8 日和9 日，曾经一再指示第8 集团军的参谋长，要他特别注意在其北面上的搜索。我们自己与陆军总部之间，也在讨论这些波兹南兵力的位置问题，结果于9 月9 日，陆军总部有一个电报来告诉我们说，敌人已经搜集了一切的运输工具，开始转进，所以第8 集团军的纵深侧面已经不再会感受威胁了。虽然如此，我们估计在维斯瓦河以南，夹在罗兹与华沙之间，却还是有大约10个师的敌军兵力存在着。

上文中已经说过，集团军群的意图是，用第10集团军封锁假定集结在罗兹附近的敌军(约5-6 个师) 退向华沙的退路，而第8 集团军则应从西面攻击这支兵力。第8 集团军的原有任务——即对于整个集团军群的作战在北面提供纵深的梯次性保护——自然还是继续不变的。

虽然如此，第8 集团军司令部却似乎比较重视前述的任务，而忽视了北面的发展，因为在9 月10日清晨，它报告着说其所属第30师，已从北面受到了奇袭，敌军的兵力相当的强大。这个情况有益趋于严重的模样，该集团军为了企图稳定战局，曾经一再发动反击，但却都失败了。不过该集团军却仍然企图阻止敌军的进犯——敌军兵力毫无疑问是颇为强大，可能为由波兹南省区中撤退出来的主力所构成——因此它把它的两个军的正面都旋转了过来，面对着北方构成了一道防线。同时它又向集团军群总部求援，要求迅速派一个装甲军增援，以阻止任何向南窜扰的敌人，突破达到罗兹城，该城已于9 月9 日毫无抵抗地被德军占领。

可是，集团军群总部的看法却并不相同。即使是有一个局部性的危机发生，而且可能是一个严重性的危机，但对于整个作战却不一定会发生何种影响。但相反，它实际上却使我们有了一个赢得巨大胜利的机会。因为现在既然有强大的敌军在维斯瓦河以西投入战斗，所以我方若采取正确的行动，即可以将其完全毁灭。

所以集团军群总部并不忙于直接增援第8 集团军，而开始准备一个包围敌军的大计划。作为是集团军群总预备队的那两个师，仍然继续向东进，对于正在从北面攻击第8 集团军的敌军，恰好可以威胁其西面侧翼。因为在拉多姆附近的战斗现在已经将要结束，所以另有一个轻型师也被调往担负同样的任务。集团军群总部的最大愿望就是想要迫使敌军反正面接受会战。所以它就命令现在已经达到了华沙南面的第16装甲军，与后续的第10军，都回转头来从东面援助第8 集团军的战斗。第八集团军的任务就是要尽量挡着敌军，等到敌军腹背受敌时，才再转移攻势。

此时，伦德斯特上将与我自己曾经访问第8 集团军的司令部(有一次希特勒也曾在场) ，根据我们所获得的印象，集团军群总部决定直接指挥这一次作战。第10集团军的两个军从南面和东面进攻，由赖希劳上将亲自指挥，第8 八集团军司令部则指挥它自己的两个军向北进攻，和从西面包围敌军的兵力。最后，根据本集团军群的要求，北面集团军群也派了第3 军，从北面渡过了维斯瓦河，攻击敌军的后方，造成了合围之势。在会战过程中，又发现大批敌军企图沿着维斯瓦河逃向莫德林要塞，于是集团军群总部甚至于又从拉多姆地区中，抽出了第15摩托化军，去封锁这一条最后的逃走路线。

敌人首先想向南突破，接着又向东南，最后才转向东面，经过了激烈的战斗之后，他们的抵抗终于在9 月18日完全崩溃。到了9 月20日，第10集团军报告已经捕获了俘虏9 万人，炮320 门，飞机130 架和坦克40辆，第8 集团军报告已经俘获了9万人，装备数量尚待计算。敌军损失了9个步兵师，3 个骑兵旅，和另外10个师的一部分兵力，事实上，这样多的单位是远超过了我们假想之外。

在波兰战役中，布楚拉河会战要算是一个最大的自成单位的行动，虽然也许不算是决定性的，但却要算是这个战役中的最高顶点。

从作战的观点来看，所谓具有决定性者是一个更大的包围行动，北面集团军群从北面，第14集团军从南面，把整个的波兰兵力一网打尽。至于这个大规模的反击行动，其动机很难断定。也许波兰统帅部企图在维斯瓦河湾中背水一战，也许它只是想帮助在维斯瓦河以南的敌军，打开一条退往华沙的路线。不过无论如何，它对于波兰陆军的命运是已经不再具有影响作用。

尽管比起以后在俄国境内所打的大包围战，布楚拉河会战只能算是小巫之于大巫。但就当时而言，却算是最大的一次。并非事先有此项计划，并且用强大的坦克部队突破敌军的正面；反之，那却是因为敌人采取了行动，才使我们意外的获得了这次巨大的机会。

华沙的攻占

在布楚拉河会战之后，接着为了阻止敌军残部从莫德林要塞中逃往华沙，在莫德林以南地区中又发生了一连串的战斗，而本集团军群则奉命攻占波兰的首都。使我们最感到奇怪的，就是直到此时为止，英法两国还是在坐视着其同盟国接受毁灭的命运。

我们曾向陆军总部报告，说在9 月25日以前，无法完成攻击华沙城的准备，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调集全部的集团军炮兵，包括第14集团军的都在内。

不过当俄国于9 月17日也开始采取行动，并决定以维斯瓦河为分界线之后，希特勒就希望赶紧占领该城，并命令在9 月底以前必须将其攻陷。政治家希望将军们赢得一个胜利，这当然不能算是不正常的，但是我却认为指定时间是毫无疑问越出了正轨。

尽管如此，集团军群总部却仍决定在攻击中应使死伤减到最低限度。所以要攻击该城的唯一理由，即为敌方已经用了一个整个的集团军，来对该城采取防御的部署，而波兰的最高统帅也已经宣布该城准备死守到底。

集团军群总部深知在这个环境中，对于该城是绝无奇袭的希望，反之，无论如何，它也决不想在华沙城内进行巷战，因为这必然会使攻击军与平民人口都受到重大的损失。

所以奉命攻占该城的第8 集团军，在攻击方面只限于大致沿着圆环式的铁路线，对该城构成一道严密而连续的封锁线。于是再用炮击和轰炸的联合效力，来迫使该城投降，假使这个还不能产生效果，则水源和粮食的缺乏，也就还是可以达到最后的目标。我在这里应该提醒大家一下，希特勒早就想命令空军轰炸该城，但集团军群总部却坚表反对，所以迄未执行，我们的理由是认为在那个阶段中，空袭对军事行动并无任何直接的利益。不过，现在基于同样的理由，轰炸却又变得合理了。

9 月25日，德军开始向外围要塞，据点，以及重要补给中心，发动炮击。同时，为了达到预定的围城线，局部性的攻击也开始了。9 月26日，德国空军向该城散发传单，警告该城即将被轰炸，并要居民投降。因为波军仍继续作顽强的抵抗，所以在同一天下午开始了轰炸。

9 月27日正午，当伦德斯特上将和我正在视察我的老18师时——它刚刚攻下了两个堡垒——突然听到了敌军表示愿意投降的消息。炮击于是立即停止。

次日，波兰守军司令与德军第8 集团军司令，布拉斯柯维兹将军之间签订了降约。降约上规定对于平民人口及负伤敌军，应立即予以救济，并对于英勇敌军已尽量维持其军人的荣誉。军官被准许保留其军刀，士兵在完成了其必要的处理形式之后，即可以获得自由。

依照波兰人的报告，在华沙投降的官兵共为12万人。当降约签字时，波兰的主将说：“轮子总是会转动的。”他的话总算是灵验了，但是其祖国的命运却又非他所能料及的。

在桑河及维斯瓦河以东的最后战斗

虽然在维斯瓦河前方的敌军主力，已经在布楚拉河会战和华沙沦陷中，都被歼灭殆尽了。但是在第14集团军的地区中——格里西亚东部和桑河下游的彼岸上——对于敌军的残部，仍然发生了许多次的战斗。其中有些也很激烈。同时，第10集团军也派了一个军在邓布林，渡过了维斯瓦河，并进到了卢市林(Uublin)。在这个战斗中，我们突然接到统帅部的命令，把刚刚向第14集团军投降的利沃夫城，交给俄军接收，并把整个集团军群的兵力都撤回到李宾特洛普在莫斯科所划定的分界线的后方。这一条线从乌左克隘路(Uzok)起，到普里齐门斯尔，然后再沿着桑河与维斯瓦河，直到华沙以北为止。所以对于南面集团军群的单位而言，在那两条河彼岸上所作的战斗，实际上都是浪费精力，而只是让俄国人坐收其利而已！

为了退过桑河起见，我们又必须摆脱对于一个敌军集团的战斗，估计他们的兵力仍有2-3 个步兵师，和1-2 个骑兵旅。这些兵力现在显出了极大的勇气——尽管同时对于全面的情况是完全不了解——他们拼命的攻击，以阻止我方第7 和第8 两个军达到该河。在这里又是纯粹因为德俄两国政府之间的政治谈判拖延未决之故，所以还仍然继续的发生着激烈的战斗。

下述的事实可以当作一个最好的证明，10月1 日，对于分界线又作了一次新的调整。这一次我们又奉命重占卢布林省。所以第14摩托化军又再度越过维斯瓦河，接受敌军最后残部的投降，后者正在面对着前进的俄军，作英勇的抵抗。

波兰战役终于结束了。在这个过程中，南面集团军群一共俘获人员523,236 名，野炮1,401 门，机枪7,600 挺，飞机274 架，战斗车辆96辆，和其他无数的各种装备。毫无疑问，敌人的伤亡相当惨重，因为他们作战时是非常的英勇，而且即令在最无希望的情况中，也还是决心苦战到底。

我们本集团军群的损失统计如下：

军官：死505 人，伤759 人，失踪42人。

士兵：死6,049 人，伤19,719人，失踪4,022 人。

10月5 日，希特勒在华沙举行了一次胜利大阅兵，所有在该城附近的各师都参加了这次盛典。很不幸，在结束时却有一段不愉快的插曲，它也适足以明白的表现出来，其对于陆军将领的态度。

原定的安排是在希特勒飞返德国之前，应与部队的指挥官们会晤一次，为了这个目的曾经在一个飞机库中，安排了一张桌子，并由一个野战厨房提供食品。当希特勒走进来时，看到了桌面上铺着的白台布和陈列的秋花，他马上转身就走，跑到外面去与部队坐在一起进餐。吃了几口汤，并且与周围的士兵闲谈了几句之后，就直接走上了升火待发的飞机。这是一种故意的做作，表示他具有“群众”化的风度。但是我却很怀疑他这种行为，是否会真正的赢得那些军人们的赞许。我敢断言，当他们已经赢得了胜利之后，国家元首若是为了尊重全体部队起见，实在应该接见他们的指挥官。若果如此，则他们对于这种姿态是一定会大表欣赏的。他对于后者的待遇，简直可以算是一种侮辱。

不久以后，波兰战役就被人形容为“闪击战”(Blitzkrieg)。诚然，若就其执行速度与结果而论，那的确要算是一个空前的杰作。直到以后，德军在西线上发动了攻势之后，才有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相似例证。

不过为了要作公正的评价起见，则我们就必须先记着在前一章中，对于波兰方面的分析。

事实上，德国人是不仅具有优势，而且在开战时也有了许多比较有利的条件，只要更能符合下述的两个假定，则他们赢得这个战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第一为德国人为了在东线上保持必要的优势起见，在西线方面就必须要准备作相当高度的冒险。

第二为西方国家无论如何都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对于波兰人作适当的援助。

那是不会有任何疑问的，假使西方国家能够尽可能提早在西线方面发动攻势，则战局的结果将会大不相同。不过这当然又还附带着有另外一个假定，即波兰的统帅部能够具有较大的现实感。换言之，它在开战时，不分散其所有的一切资源，企图守住它所不能守住的东西，反之却能集中其力量于要点之上，并为了争取必要的时间，而有系统地战斗，这样就可以使德国人真正的面临着一个两面战争的矛盾难题。波兰部队是很够英勇，能够坚持到底，这样也许就能苦撑下去，直到盟军达到了莱茵河时为止。于是也就可以迫使德国统帅部要认真考虑在波兰方面叫停的问题了。

诚如施里芬伯爵(Count Schlieffen)所说过的，较弱的一方面对于对方的胜利，作了其自己的贡献。这一次的情形就是如此的。但就另一方面来说，除了因为我们敢于冒险，所以能获得数量优势和作战性的利益以外，又必须承认我们在波兰成功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完全者，还是因为德国的战斗部队有了较好的领导和素质。

我们成功的速度中有一个主要因素，即为对于大型自足的坦克部队，作了一种非正统性的使用，而更用一个远较优势的空军来担负支援。但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因素，除了德国军人的勇敢与负责以外，还是德军全体上下所具有的“精神”。诚然，德国重新武装的物质成就，大部分是应该归功于希特勒个人的努力，可是专凭数量优势却还是不一定能够保证获得如此迅速和完全的胜利。

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那个小型“国防军”(Reichswehr)，虽然当时曾经为许多人所看不起，却能够从1918年的失败中，使德军的训练和领导的伟大传统得以复活。现有的“新国防军”(Wehrmacht) ，要算是旧国防军的儿子，它的成就为发现了一种方法使战争不再退化为静态的战争。在新的工具帮助之下，德军在机动作战中重新获得了真正的领导艺术。个别的领导力发展到了一时无两的程度，这也正是我们成功的真正秘密。德国的新国防军已经光荣地通过第一次考验。直到此时为止，陆军的总参谋部可以完全不受外来的干涉，自由地采取行动。军事指挥官保有完全的指挥权。部队所打的是一个纯粹军事性的战斗，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战斗中还可能保持着古代骑士的侠义风度。

10月15日，陆军总部中作战部门的胡辛格上校(Col. Heusiger) 来看我们，带来一个好消息，说在这个月底，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也就移住西线了。我们现有的地位将用第8 集团军接替。不久以后，我自己也奉命于10月21日，到设在左森(Zossen)的陆军总部中去接受新的作战命令。

我于18日离开罗兹城，中途还去看了一看我自己的家庭和我的妻舅，他正负了重伤在布里斯劳的医院中休养。

于是就等着面临一个新任务。

谢选骏指出：每个任务都会死掉一批军人，就像每次赌博都会输赢一些筹码。所以将军都不把手下当做活物，只是当做赢钱的筹码。而在将军的主子眼里，将军也是如此——“不成功便成仁”是蒋介石赐给将军们的宝剑，但他自己却脚底抹油逃到了台湾，还苟活了二十六年才死。

【第四章 陆军总部的失势】

很快乐地逃避了在波兰担负占领军的任务，那是毫无乐趣的。我们这个总部于1939年10月24日，达到了西线，开始接管新成立的A 集团军群。我们所指挥的为第12和第16两个集团军，其前线各师沿着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的边界，展开占领阵地，其后方部队则一直向后进展，到了莱茵河的右岸。集团军群总部决定设在科布仑兹(Coblenz) 。

我们迁入了莱茵河畔的李森·弗尔斯吞霍夫(Riesen Furstenhof) 旅社，当我在青年时期在附近的恩格尔斯(Engers)镇上当军校学员的时候，总是认为这是一个最优美的建筑物。但是在今天，由于受了战时的限制，这个著名的建筑物不免黯然失色了。我们的办公室就设在一所古老的建筑物中，到战争发生时为止，那里都一直是被用作科布仑兹师的师部。这些过去很美观的房间现在都显得空洞而阴沉。距离房屋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古树所构成的方阵，中间立着一块颇饶趣味的古碑。上面是充满了夸大语气的碑文，那是1812年由法国驻科布仑兹的司令官所树立的，用来纪念拿破仑大军团在征俄的行军中，渡过莱茵河的地点。在原有碑文之下，又另有一段碑文，其大意即为“立此存照”，那是1814年，一位充任科布仑兹驻军司令的俄国将军所刻的。

可惜希特勒不曾看见这个纪念碑！

在我的提议之下，我们司令部中的作战部门又增加了一位老总参谋部军官。在那个时候，他还是垂斯考中校(Lt-Col. V. Tresckow) ，他在1944年7 月间，因为是一个参加谋刺希特勒阴谋的主要人物而被害了。在平时的陆军总参谋部中，垂斯考在第一处(作战) 中服务，是我的老部下。他是一个最有才能的军官，也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他的头脑敏锐，风度优美，有儒士的作风，他的太太也是系出名门，为前军政部长和总参谋长，法尔根汉(V. Falherhayn) 的女儿。在那个时代的柏林军事界中，再没有比垂斯考夫妇更受人欢迎的。

垂斯考与我个人之间，具有亲密的友谊，这是当我们在总参谋部同事时，就已经发展成功了的。在科布仑兹同事时，他也给予我以极有价值的协助，为了使我们集团军群的攻势计划能够被采用，我们也曾一同努力奋斗。以后当我出任装甲军的军长和集团军司令时，我都曾经一再要求调垂斯考为我的参谋长。可是我的要求却都被上级拒绝了，其理由也很特别，那就是说我不需要这样一个聪明的人。可是到了1943年春天里，最后上级却准备推荐他出任我的集团军群参谋长时，可是那时我却又无法接受，因为我的作战处长，布西将军(Gen. Busse)，也是同一年资，并且在我们一同经过的许多战斗中，更已经充分的表现出了他的能力，所以我不能舍此就彼。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重述这一段故事的理由，是因为有一些与垂斯考接近的人，曾经散布流言着说，我之所以拒绝接受垂斯考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可靠的纳粹党人。任何知道我的人都一定能够认清，我从来不曾根据这个标准来选择我的幕僚。

假使在科布仑兹的时候，是一个“沉闷的冬天”，那么若能让我们一心准备在明年春天发动攻势，则未尝不可以心安理得。可是不幸得很，希特勒却想在同一个秋季中发动攻势，当这个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以后，就又想至少能够在冬季中发动攻势。当他所宠信的空军气象专家预测有一段良好天气的时候，他就立即发出用代字的密令，要部队开始进入其最后集结地区。可是每一次，气象专家的预测却总是失败了，不是大雨滂沱，使地面变成了烂泥潭，就是严霜大雪，使坦克与飞机无法使用。其结果是一再收回成命。这种反复无常的办法，对于指挥官和部队都是同样头痛。在这个阶段中，希特勒对于凡是不合于他自己愿望的陆军报告，都充分的表示不信任。当本集团军群总部一再报告着说，连续的大雨已经使攻势的部署暂时无可能性时，他就派了他的侍卫长，希孟德(Schmundt)，亲自来视察地面上的情况。用垂斯考来应付他可以说是最合理想。他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拖着他过去同一个团队中的老朋友，在那寸步难移的道路上走着，有时更穿过泥泞的耕地、沼泽的牧场和溜滑的山坡，所以等到夜间他们回到总司令部时，希孟德是已经完全累垮了。自从那一次以后，希特勒就再也不用这种方法来考验我们天气报告的真实性了。

这种荒谬的朝令夕改，是徒然的浪费精力，照理说，最伤脑筋的应该就是我们的集团军群总司令，伦德斯特上将。他这个人也是很缺乏耐性的。在这个时候，许多的文件简直是像洪水一样的冲入了我们的司令部。幸亏德国陆军中有一条非常合理的不成文法律，那就是指挥官应该不亲细务，所以伦德斯特可以不受到烦扰，每天上午还能够在莱茵河岸上作一个长时间的散步。因为我也得有一点运动，所以常常去迎接他。即使在这种寒冷的冬天，莱茵河中的水都早已结冰了，伦德斯特都还只穿了一件薄薄的雨衣。当我向他抗议着说，他可能会受寒时，他却只告诉我说在他一生当中，他都从来没有穿过大衣，而在他这样的年纪，也就决心不想再去买一件了！他的确是如此的，这位老绅士始终还维持着他在军校学员时所养成的斯巴达精神。伦德斯特还有另外一个习惯，也使我回忆到自己在军校学员时代中的生活。当他回到办公室中，等候部下的口头报告时(我自己与其他的幕僚人员，每天都要向他作如此的报告) ，他总是用一本侦探小说来消磨他的时间。也像许多其他的名人一样，很喜欢用这一类的小说来消遣，但是他觉得看这种低级趣味的东西是很难为情，所以总是把小说放在抽屉中看，一见有人进来就迅速把抽屉关上。这正是我们在军校学员时代所用的老办法，当我们自修时就经常用这种方式来偷看小说，和对付教官！

不过希特勒这种朝令夕改的麻烦，在这个冬季中，给予我们的头痛还只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因素。使我们真正的感到不安者，却另外有两种更重要的原因。

第一点是由一种发展所引起的，我无以名之，只好总称之为陆军总部的失势。这种发展使我个人真感到难堪。一直到1937-1938 年之间的冬季为止，我都是陆军总参谋部中的首席参谋次长，也是弗里特希与贝克的主要助手。我们一直都在为陆军总部的地位而奋斗，希望能在整个战争政策中，占有相当的地位。

第二点，在这一整个的冬天里，本集团军群总司令部，都在努力使当局能够采取我们所拟定的一种作战计划，但却始终尚未能获致成功。照我们看来，只有那个计划，才能保证在西战场上获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一直到陆军总部对于我们的要求感到厌烦，才解除了我的集团军群参谋长职务之后，希特勒才亲自出面干涉，于是这个计划终于变成了攻势的基础。

这两个事实——陆军总部的失势与作战计划的斗争——遂大体构成了西线战役的背景，本书所要记载的也以此为主。至于这次战役的经过已经有了许多的记载，所以已经没有详述之必要。我所要说的只是我个人以一个军长的地位所看到的那一部分而已。

虽然如此，在“沉闷的冬天”之后，还是有一个“光辉的夏天”。

谢选骏指出：“光辉的夏天”比“沉闷的冬天”对于“德国的毁灭”作用更大，人说“爬得越高摔得越重”，我看“赢得越多输得越惨”——每个自杀身死的赌徒，都是曾经赢过很多的，否则就不会下注更多、直到输光。（小岛英国不也曾经赢过“日不落帝国”，可惜“英国”只是“赢过”。）

【第五章 作战计划的争论】

一直到战后，那个代替了1939年10月19日和29日所颁发的陆军总部原定“黄色作战计划”，而变成我们在西线攻势基础的计划背景，才开始为大家所普遍知道——这个计划使我们一举而击败了英法盟军和比荷两国的兵力，并获得了迅速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第一个把这个“新”计划公开发表出来的人可能为利德尔- 哈特，他根据伦德斯特元帅和布鲁门提特将军(当时我们的作战处长) 的谈话记录，而把这个计划定名为“曼施坦因计划”。

因为我可能已经被大家公认为是这件事的主动者，所以我现在似乎应该自己作这样一个企图，根据我自己的记录，来说明这个计划是如何形成的经过——尤其是自从这个计划既然已经获得这样的重要性，所以更是值得作如此的尝试。无论如何，在这个计划后面的观念是出自我的头脑中，它正好像我所起草的一切致陆军总部的备忘录一样，其目的都是希望使这次作战的计划，能够照我们的理想路线进行，在西线方面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最后也还是我个人获得了一个机会，亲自把这个观念向希特勒提出，因为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一直都无法使陆军总部批准这个计划——当时，我已经被免去了集团军群参谋长的职务。仅仅当我亲自谒见了希特勒后几天之内，陆军总部才根据我们的建议发布了一个新的作战命令。

同时我必须强调声明我的总司令，伦德斯特上将，和我的同事，布鲁门提特及垂斯考，也都始终同意于我的意见，尤其是伦德斯特更亲自签名支持我的建议。若无他的批准，我们也就不可能一再向陆军总部提出备忘录，企图改变他们的原定计划。

战史学家或研究军事史的军官，对于一个有关作战计划的全部争论，也许是有值得详细分析之必要。不过为这本书的目标起见，我却只能首先简述陆军总部的计划，并且解释我为什么不能不认为其战略观念(或者说得更精确一点，应该说是希特勒的战略观念) 是具有缺点的理由。其次，与陆军总部的计划成一个对比，我又把集团军群总部用来当作其战略考虑基础的某些必要理论列举出来。最后，我就再简单的说明，如何经过长久的挫折之后，原定的作战计划终于还是修改了，毫无疑问是出于希特勒的指示，才变得与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中的观念相符合了。

陆军总部(或希特勒)的计划

假使有人要求我根据陆军总部所颁发的作战命令，说明该总部(和希特勒) 计划在西线上所要采取的基本战略，那么我就可以简单的答复如下：

遵照希特勒10月9 日的训令，陆军总部主张派一支强大的右翼兵力，经过荷兰进入比利时北部，击败预计在那里可以遭遇到的英法盟军，并连同荷比两国的兵力在内。换言之，主要就是想用右翼方面的强力突击以寻求决定。这一个突击由N 集团军支队(所谓“集团军支队”，德文为“Armee-Abteilung ”英文译为“Army detachment”，为一种小型的集团军，下辖两三个军) 和B 集团军群(总司令为波克上将) 所组成。这支兵力集结在上莱茵河和艾弗尔(Eifel) 北部等地区中。B 集团军群一共指挥着三个集团军。这个北翼一共包括着三十个步兵师和机械化部队的大部分(九个装甲师和四个摩托化步兵师) 。因为德军用在西线上的总兵力不过102 个师，所以约占了我们全部实力之一半。

N 集团军支队的任务为消灭荷兰的抵抗，B 集团军群的三个集团军则应通过比利时北部进攻从列日(Liege) 的南北两侧经过。强大的坦克兵力应在这里企图冲散敌军，并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10月29日这个第一次作战计划被修正了，在最初阶段中，把荷兰完全撇开。这也许是由于陆军总部的建议。

于是B 集团军群应分别绕过列日的两侧进攻，由两个集团军(第4 和第6)领先，另外两个集团军(第18和第2)则随后。不过以后又还是把荷兰包括在作战的范围之内，并由第18集团军负责消灭这一方面敌军。

当B 集团军群担负决定性突击时，A 集团军群则负责掩护其南面的侧面。后者包括着两个集团军(第12和第16) ，共有22个步兵师，但其中却完全没有任何机械化部队。这个集团军群在艾弗尔南部和亨斯鲁克(Hunsruck)集结了之后，即通过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前进。第12集团军在B 集团军群的左侧面，作成梯次防御的部署，以掩护B 集团军群的继续前进，使其不至于受到敌军的阻扰。

第16集团军在越过了卢森堡之后，就应向南旋转，以求保护全部作战的纵深侧面。它应紧沿着马奇诺防线在萨尔(Saar)河与色当(Sedan) 以东的缪斯(Meuse) 河之间那一段向西的延长线的北面，建立防御阵地。

C 集团军群共留下了两个集团军和18个步兵师，以防守从卢森堡的边界起到瑞士的一段齐格菲防线。另有17个步兵师和两个机械化师当作总预备队。

10月19日陆军总部的作战命令中的第一节，其标题为“一般意图”，对于这次作战的目标曾经加以确定如次(这又是10月9 日最高统帅部所颁发的训令为基础) ：

尽可能击败法军和其同盟军的最大量单位，并同时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尽量占领广大的地面，当作对于英国作成功的空军及海军作战的基础，并对于鲁尔地区提供一个宽广的保护地带。

作战命令的第二节指出这两个集团军群攻击时的第一目标，这个行动也应由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亲自加以协调。这个目标应为：

消灭荷兰的兵力，在边境要塞的附近尽量击败比利时陆军，并迅速集中强大的机械化兵力，为强大右翼兵力的攻击和比利时海岸线的迅速占领建立一个基础

在10月29日所颁发的修正作战命令中，陆军总部又把其“一般意图”改写如下，以使B 集团军群的目标更有了相当的扩大。其内容为：

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尽可能击毁法军的最大量单位，以求为对于英法两国的陆上和空中的战争，创立有利的条件。

在“战斗序列与任务”这一节中，陆军总部又把该集团军群的目标规定如下：

击毁索穆(Somme) 河北岸的盟军，并一直冲到海峡海岸上为止。

A 集团军群的掩护任务，虽然仍继续以防御为主，但却也被扩大了。其右翼集团军(第12集团军) 现在规定应该在弗美(Fumay) 以南渡过马斯河，并透过法国边界要塞地区，向拉昂(Laon)的方向前进。

这两次作战命令的作战意图似乎可以简述如次：即用强大的右翼兵力，从正面击破预计在比利时境所将要遭遇到的英法盟军，而较弱的左翼兵力则掩护其侧面。地理目标则为海峡海岸。至于第一下打击之后应如何行动，作战命令上就根本没有告诉我们。

反对的理由

这是很有意思的，我对于这两次作战命令中所决定的计划，其最初的反应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照我看来，陆军总部的战略意图，就其本质而言，就完全是模仿1914年的著名施里芬计划。我至少感觉到这是一种耻辱，我们这一代的人居然不能做出一件较好的计划来，而还要去照抄老文章，尽管这是出自像施里芬那样名家的手笔。何况这个计划我们过去早已试用过一次，而且敌人对于它的再用，也已经有了充份的警戒，因为任何稍通军事学的人也就一定会理解，在1939年，德国人之不愿意(或不能够) 攻击马奇诺防线，其程度比之对于1914年的凡尔登- 托尔- 南赛- 艾皮拉尔(Verdun-Toul-Nancy-Epinal)要塞线是尤有过之。

但是我这种感性的最初反应对于陆军总部却实在是不够公正的。第一个理由是这个计划本是出自希特勒个人的心灵中，陆军总部不应负责。第二个理由是实际上，它也并非完全照抄施里芬计划。认为这个计划与施里芬计划是相同的，这种意见是很普遍的，严格说来，只有两方面是正确的：(一) 在1939年，也像在1914年一样，德军把攻势的重点放在北翼方面；(二) 这两个计划都是准备通过比利时进攻。除此以外，1914年的计划与1939年的计划就可以说是差得很远。

第一点，情况是完全不同。在1914年，还可能像施里芬所希望的，获得战略性的奇袭。即使这个不包括通过比利时的前进在内，但对于把德军主力集中在北翼极端这一点而言，却的确是可以适用的，在1939年，希特勒的此种相当意图，却是无法不让敌人知道的。

第二点，在1914年也还有理由，像施里芬一样的希望，法国人会向洛林方面发动一个不成熟的攻势，因而使我们获得一个良好的机会。在1939年，这样的发展却是绝无希望的。敌人会立即投入强大的兵力，对抗我方通过比荷两国的进攻——而且与1914年恰好成一对比——双方会正面发生冲突。此外，法国人当我军通过比利时前进时，又很可能对于我军主力的南侧面，发动一个强力的反击。换言之，施里芬计划是根本上就不能再用了。

除此以外，我不久也认清了陆军总部或希特勒都并无意图抄袭施里芬计划的全部观念。施里芬在拟定其计划时，是以彻底完全击败整个的法军为着眼点。他的目标是用一个大迂回行动，肃清向北延伸的敌军，等到肃清了整个法国北部之后，就应继续向下压迫直到巴黎的西面为止，把敌军的全部向从梅兹(Metz)透过弗斯格斯(Vosges)山地直达瑞士边界为止的反正面压迫，强迫敌人屈服投降。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在阿尔萨斯宁愿冒险接受最初的挫败，同时更希望敌人会向洛林发动一个攻势，于是凭借他们自己的行动，便足以使德军的大迂回作战获得完全的成功。

相反，1939年的作战计划却不包括着一种使战役获得胜利结束的意图在内。它的目标是非常明白的：(一) 部分的胜利——击败在比利时北部的盟军兵力，(二)地理上的收获——占领海峡海岸以当作未来作战的基地。

也许当勃劳希契上将和他的总参谋长在拟定1939年的作战计划时，他们心中是记着老毛奇在德国总参谋部普法战史教科书中的导言里所说的话：

任何作战计划对于与敌军主力第一次遭遇以后的发展，都是没有确实把握的。只有外行人在一个战役的发展过程中，才会以为他能把原定的计划，在所有各种细节上，都能有系统地执行，直达其预定的结论为止。

假使陆军总部在拟定计划时是以这种理论为基础，那么其意义也就是说，它保留着一旦当第一目标——在比利时北部右翼方面的局部胜利和海峡海岸的占领——已经达到之后，有决定是否和使用何种手段继续进行攻势的权利。

不过根据我在左森接受作战命令时所听到的一切训示，我却又不能不假定陆军总部是认为在法国战场上获得决定性战果的机会是异常的渺茫，姑不说是完全不存在。以后陆军总司令和他的总参谋长却曾经多次到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中来视察。从他们的态度上也更增强我这种印象，因为当我们一再坚持着认为有争取总体性胜利之必要时，他们对于这种意见却始终不曾加以认真的注意。同样，我也怀疑希特勒本身在当时是否真正相信在这个所设计的作战过程中，有把法国完全击败的可能性。事实上，他所主要关心的问题，可能是他回忆到当我们在1914年的攻势流产之后，结果发现甚至于想向英国执行潜艇战争，也都缺乏必要的基地。所以他现在特别重视此种基地的获得——换言之，即占领海峡海岸。

现在非常明显，以完全击败法国为目标的作战，是再也不可能像施里芬所计划的，在一击之下来予以完成。上文已经解释过，这种必要条件是已经不再存在。不过，假使在设计时是准备一旦当陆军总部所想像的部分性胜利赢得之后，即继续进一步彻底击败法国，那么现有的作战，就至少必须与这个最后目标之间具有联系！第一点，它应要求完全击毁敌军的北翼，以求为第二步行动建立决定性优势，后者的目标即为歼灭在法国境内的盟军剩余兵力，第二点，它又应同时创出一个有利的战略情况，由此以便发动这个进一步的打击。

照我看来，现在所拟定的作战计划，对于这两个基本要求的达到，都是毫无保障的。

当德国的突击部队，B 集团军群，共有43个师，达到了比利时之后，就会一头撞上20个师的比军，若是荷兰也被包括在作战计划之内，则更要加上10个师的荷兰部队。无论在素质方面，这些部队比之德军如何居于劣势，但因为有坚强要塞(在列日的两侧和沿着亚尔培运河) 和天然障碍物(在比利时境内有亚尔培运河，一直流入安特维普要塞为止；和以拉穆尔为枢纽的马斯河的要塞线；在荷兰境内有无数的水道。) 的帮助，所以很有利于防御。而且在几天之内，这些兵力即可以获得英法盟军的增援(包括其一切的坦克和摩托化师在内) ，后者是早已集结在法比的国界上，以防德军的入侵。

所以德军右翼不可能再像1914年，用一个大规模的迂回运动来获得战略性的奇袭。等到英法盟军达到之后，德军就必须与一个实力相等的对手作战——而且多少是要作正面的攻击。所以这个第一击的成功是必须要用战术性手段来寻求，因为对于攻势已无战略性运用的机会了。

假使敌人在领导方面能具有相当的技巧，则他在比利时境内有逃避彻底惨败的可能性。即使他不能守住安特维普，列日，马斯河(或西莫斯河) 一线，他也仍然可能保持着相当良好的秩序，退到下索姆河的后方。一旦到了那里之后，他又可以抽调其强大的预备兵力，再建立一条新正面。到了此时，德军的攻势必已逐渐丧失了它的动量。而A 集团军群也会无力阻止敌军从色当以东马奇诺防线的终点起，到索姆河下游为止之间，建立一道新防线。这样一来，德军的处境就会与1914年秋季会战结束后的情况颇为相似了。其唯一的收获就是沿着海峡，占领了一个较宽的沿岸基地。所以我们既不能毁灭在比利时境内的敌军——假使我们想在决定性阶段中获得适当优势，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又不能为以后的战局建立一个有利的战略情况。陆军总部所计划的作战，最多只能获得一个部分性的胜利，此外更无其他。

以后事实证明，在1940年，敌军在比利时境内是全部被击溃，这应该感谢B 集团军群的巧妙运用，结果荷比两军都被迫投降。但是不管我们对于德军的领导能力和装甲部队的打击力量具有如何伟大的信心，这样的成功却还是事先无法估计的。假使对方能有较好的领导，则这个故事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敌军在比利时北部之所以一败涂地者，其主要原因又还是因为我方以后改变了原定的作战计划。A 集团军群的坦克部队得以长驱直入，切断他们的交通线，并迫使他们离开索姆河一线。

最后，还有一件事情也是陆军总部计划中所不曾考虑到的——一个果敢决断的敌军指挥官所能具有的运用范围。谁都不应假定对方指挥官是缺乏此种领导能力，尤其是当时的甘末林将军在我们这一方面是颇负盛名的。在战争爆发之前，贝克将军曾经访问甘末林将军，对于他获有一种极佳的印象。

一个果敢的敌方指挥官足可以一方面阻止意料中的德军通过比利时的前进，而另一方面同时对于德军北翼兵力的南侧面，发动一个大规模的反攻。即使指定支援荷比两国的兵力已经投入了比利时，从马奇诺防线中还是可以很容易的抽出50-60 个师的兵力来发动这样一个反攻。B 集团军群向英吉利海峡和索姆河口的方向上挺进得愈远，则敌人对于这个侧面的反攻也就愈为有利。A 集团军群，一共只有22个师的兵力，能否挡住这个突击似乎是很无把握的。不管结果是怎样，沿着这种路线的发展，就战略上来说，是很难于在西战场中获得一个总解决。

A集团军群的计划

当我研究陆军总部的作战命令时，就想到了上述的反对意见，这也就构成了我们的建议的基础。于是我们提出了一连串的备忘录，来说服陆军当局接受我们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建议中是自然难免有重复之处，所以我在这里只是加以综合的叙述，同时更指出其与陆军总部的作战意图之对比：

(一) 我认为西线攻势的目标应该是在陆上来寻求决战。若是仅只追寻陆军总部计划中所拟定的有限目标，则就政治上的冒险(破坏三个国家的中立) 和军事方面所下的赌注而言，都似乎是不合理的。德国陆军的攻势能力为我们在欧陆上的一张王牌，若听任其在这种不彻底的措施中消耗掉了，实在是太不妥当——只要考虑到俄国这个因素即可明白。

(二) 我方攻击的重点应该放在A 集团军群方面，而不应放在B 集团军群方面。现有计划中所拟定的由B 集团军群来担负的任务，多少是对于一个蓄势以待的敌军发动正面的攻击；即使最初能获得相当的成功，但很可能在索姆河就会变成强弩之末了。

真正的机会却是在A 集团军群方面，主要的观念就是通过阿登山地发动一个奇袭攻击。因为地形的险恶，敌人是决不会想到我们在这里会使用任何装甲兵力。这样一口气就可以冲到索姆河的下游，切断已经投入比利时境内的敌军与渡口之间的交通线。只有用这个手段才能完全歼灭在比国境内的敌军整个右翼兵力，并且为在法国境内赢得最后胜利的工作作一个准备。

(三) 除了可以贡献这个主要的机会以外，A 集团军群也可以使德军的攻势免受一个主要的危险。

假使敌人采取合理的行动，他可能会避免在比利时境内作不利的决斗，而撤退到索姆河的后面去。同时他也就会集中所有一切能够动用的兵力，以向我方的南侧面发动一个大反攻，以在比利时境内或下莱茵河的前面，包围德军主力为其目标。固然我们可以假想法军统帅部是缺乏这种大胆的作法，而且法国的同盟国也可能会反对这样果敢的决定，但是这种可能性却还是不可以不考虑到。

假使我们的攻势顿挫在下索姆河，则敌人至少可以利用其手中所有的预备队，建立一条新的连续防线。这一道防线可能以色当东面马奇诺防线西北端终点为起点，利用艾斯尼(Aisne) 河与索姆河的天然屏障，直达海峡为止。

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对于敌人在我方南侧面的任何兵力集中，就都有立即将其击碎之必要。不管是在马斯河的两侧也好，是在马斯河与奥塞(Oise)河之间也好，都不应让他们有完成集中的机会。在这个地区中敌方正面的完整是必须首先加以破坏，并且以尔后能迂回马奇诺防线的侧面为着眼点。

(四)A集团军群即已预定预定作战中的主力，则应给以3 个集团军的兵力，而不应仅为2 个集团军。(也许在最初阶段中，为了空间上的原因，可能要把较多的师暂行容纳在B 集团军群的地区中。)

一个集团军应越过比利时南部进攻，并照原有的假象渡过马斯河，但此后即应直趋索姆河的下游，从后方攻击面对B 集团军群的敌军。

另一个集团军则应向西南的方向上前进，其任务为击碎任何集中在马斯河以西地区中，企图向我军南侧面发动反攻的敌军兵力。

第三个集团军，仍如原定计划，从夹在希尔克(Sierk) 与毛宗(Mouzon ，在色当之东) 之间的马奇诺防线的北面起，掩护着整个作战的深入侧面。

由于作战的重点由B 集团军群移到了A 集团军群方面，所以我们也就提出了下述两点要求：

(1) 加一个集团军的兵力。即使必须到攻势发动后，始能加入本集团军群，但事先必须预先指定。

(2) 强大的装甲兵力。

以上所云虽然非常简略，但却也代表我们集团军群总部对陆军总部所一再提出的备忘录中的主要思想趋势。

A集团军群计划的奋斗

自然，在1939年10月间，我也并非一口气就能拟出这样一个明确干脆的作战计划，一般的人在达到其目标之前，是必须要经过努力的工作。这并无发生奇迹的可能性。　虽然如此，当本集团军群于1939年10月31日，就德军攻势作战的政策，向陆军总部提出其第一次建议时，这个“新”计划的基本原理即已经被包括在内。　更精确地说，有两个文件是与此有关的。第一个文件为本集团军群总司令写给陆军总司令的一封信，检讨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中，有关发动攻势时的“基本问题”。

伦德斯特在信中一开头，就强调说明10月19日和29日所颁发的作战命令，对于战争是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效力。德军与敌军双方在实力上的对比关系，不足以为一个全面胜利提供必要的基础。这个作战也完全是正面性的，毫无希望足以迂回敌人的侧面，并从后方向他攻击。可能的结果也许就是在索姆河作一次正面的会战。

同时，伦德斯特也指出在秋冬两季中，要想对于我们的王牌——坦克和飞机——作有效的使用，也会遭遇到极大的因难。　虽然如此，这一个攻势却仍应发动，因为只有当它成功时，才能对于我方海空军向英国的作战构成一个先决条件。第一次大战的经验已经证明，仅只占领海峡海岸的一部分还是不够的，我们为了这个目标，必须要控制整个法国北部的海岸线，直到大西洋边为止。　当俄国还留在我们的背后时，把德国陆军的攻势能力消费在一种有限的胜利之上，实在是不智的。这种攻势能力在欧洲大陆上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只有当我们仍拥有一支能发动攻势行动的强大陆军时，才能确保俄国的友谊。　就目前而论，我们陆军的攻势能力还是完全寄托在常备师的身上，必须等到新编单位已经获得了必要的训练和稳定性之后，这种情况才会有所改变。但是要想发动一个重要的大攻势，专靠常备师又还是不够的。　也许由于德国空军对英国的压力，足以迫使西方国家先发动攻势，不过即使英国人会要求采取这样的行动，可是德军的战斗精神能够吃得消这样的血战，却也还是一个疑问。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当然最好是让敌人自己去负起攻击要塞阵地的沉重担负，和破坏比利时(及荷兰) 中立的罪名。不过同时，我们却又不可以无限期地等待下去，而使英国人有了时间补上其在军备和飞机生产方面的缺陷。　从军事的观点来看，对英国的战争只有在海上和空中才能赢得胜利。若是在不具有决定性的会战中，浪费了我陆军的攻势能力，则就只会在大陆上把这个战争输掉了。　伦德斯特的信件是提出了一个警告，说任何德军的攻势更不可发动得过早——即在秋季中。就这一点而论，A 集团军群与陆军总部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所应采取的方法方面，双方的意见却不一致。伦德斯特在他的信件中说明，照陆军总部作战命令所指导的作战，是并不能保证使我们获得决定性的成功。　A 集团军群对于陆军总部所提出的第二个重要文件，是在10月31日，其所采取的形式为一种幕僚性的通报，其目的是补充伦德斯特的意见，对于我们所感觉到的一个德军攻势应如何执行的方法，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这个文件即已包括着“新”

计划中的一切必要部分在内，其所强调者为下述三个必要的条件：　a.　把整个作战的重点移到南翼方面来。　b.　使用强力的摩托化兵力，从南面突入在比利时北部盟军的后方。　c.　另用一个集团军跟在后面前进，负责用攻势的行动，以击败敌方向我军南侧面所作的任何大规模的反攻。　直到11月3 日，这个信件都不会引起任何的反应。那一天，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来到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中视察，我奉了伦德斯特上将的命令，向他们直接说明我们的意见。可是勃劳希契上将却干脆的拒绝了我要求增援兵力(另加一个集团军和强大的坦克单位) 的请求，他说他也但愿能够抽调得出来。这一点即可以够明白的说明，他还是完全拒绝接受我们的意见，不过最后，他却允许从总预备队中抽出一个装甲师和两个摩托化步兵团给予我们。　很不幸，他们两位也很明显对于所已经设计的西线攻势，保持着很大的疑惑，尤其并不相信它有赢得一个决定性胜利的机会。他们要求我们的集团军司令和军长，报告其所辖部队的现状，他们对于新编各师的情况，自然是提出很多不满意的意见。

从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对于这些诉苦的答复上看来，即可以感觉到他们自己对于攻势也似乎并无信心。　为了补救这种恶劣的印象起见，几天之后，伦德斯特又召集集团军群中的将官们训话。根据其自己的幕僚所拟定的作战观点，伦德斯特向大家说明，在西线上实际上是具有一切成功的希望，不过若在春季之前发动攻势则也许不那样有利。　11月6 日，当陆军总部要求我们对于作战命令的执行，申述意见时，我们又再度提出了建议，但却仍未获答复。　每当希特勒所宠信的空军总部气象专家，一发表预测说可以有一个短期的好天气时，希特勒马上就下令集结兵力。可是每次这种预测总是失败了，于是又临时叫停。　11月12日我们又接到了下述的命令，使我感受到了完全的奇袭：　元首现在已经决定在第12集团军的南翼上，或在第16集团军的地区中，成立一个第三快速部队集团军。它应利用艾尔仑(Arlon)，庭提格尼(Tintigny)，和弗罗云维亚(Florenville) 等地两侧的无森林地形，向色当和该地以东的地区挺进。该集团军的组织为第19装甲军部，第2 和第10两个装甲师，一个摩托化师，两个党卫军团(近卫与大德意志) 。

这个集团军的任务将为：

a.击败敌方投入比利时南部的机动兵力，以减轻第12和第6 两个集团军的负担。

b.用奇袭手段在色当东南面的马斯河西岸，获得一个立足点，为尔后的作战建立一种有利的情况。尤其是一旦第6 和第4 两个集团军所指挥的装甲单位，在他们自己地区中未能获得成功时，则更为重要。

接着陆军总部对于其作战命令也作了配合性的扩大。从上述电令的措词上来看，即可以明白，把第19军拨给A 集团军群指挥，是完全出自希特勒的命令。那么他为什么会如此呢？也许因为他最近接见了第16集团军的司令，布西将军(Gen. Busch)，受了后者的影响。布西将军已经了解我的意见，也许曾经把我们主张用装甲兵力从阿登作迅速前进的愿望，向希特勒提出了，同时也很可能，希特勒是独出心裁的作下了这个决定。他对战术上的空隙十分敏觉，并且在地图上面曾经花费了不少的时间。他可能会认清了最易于渡过马斯河之点即为色当，而在上游较远地区中的第四集团军装甲兵力，则可能要感到较多的困难。当他认清了色当为马斯河最合理想的渡口之后，于是照他的惯例，对于任何这种有诱惑性的目标，就一定会立即将它抓着不放。当我们获得了第19装甲军之后，固然是很感愉快，可是实际上，这种办法却分散了我方的装甲兵力。因为第19装甲军的军长，古德里安将军，对于他这个新任务，最先是感到很不高兴的，他始终相信坦克兵力应该集中在一个地方，作猛烈的打击。仅仅当我向他说明了本集团军群的作战理想，是想要把整个攻势的重点，移到南翼方面来，并使他也注意到在敌人后方的索姆河口地区，实在是一个具有诱惑性的目标之后，古德里安才开始对于我们的计划表现出来无限的热心。最后也是由于他的精力过人，才驱策着我们的坦克，绕过了敌人的侧背，直抵海峡海岸。当我知道我所主张的把大量的装甲部队，从像阿登这样困难地区中推进的观念，能够获古德里安这样的专家的同意，并认为它是具有相当的可行性时，对于我个人而言，当然也是如释重负。　再回头来说到把第19装甲军分配给A 集团军群的这一件事情，毫无疑问希特勒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战术性的措施看待，其目的只是为了便利B 集团军群的渡河行动而已。　陆军总部对于其作战命令的补充也不曾提到任何新目标的规定。它也绝无意图想在A 集团军群地区中，向索姆河口的方向上发动一个大规模迂回运动，以寻求最后的决定。　11月21日，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又到科布仑兹向我们作了另一次访问。除了A 集团军群的各集团军司令都出席汇报以外，B 集团军群总司令，波克上将，和他所属的各集团军司令也都参加了。　其中有一点是特别值得一提。勃劳希契本已要求各集团军群和集团军指挥官，申述其对于执行陆军总部作战计划时的意图，和已经作过的部署。可是当轮到我们本集团军群发言时，他却宣布他只想听取集团军司令们的意见。很明显，他是害怕A 集团军群总部又会乘机提出与作战命令相反的意见。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再向陆军总部的首长提出了另外一个备忘录，说明我们对于攻势应如何执行的意见。　在此以前，我们有10月31日和11月6 日的两次备忘录，在此以后我们在11月30日，12月6 日，12月18日，和1 月12日，又曾四度提出同样的请求。所有这些备忘录大致都是相似的，所以此处对于其内容不拟加以赘述。　此时，似乎希特勒也已经不仅考虑到在A 集团军群地区中使用第19装甲军的问题，而且也更进一步考虑到假使集中在B 集团军群方面的装甲兵力，若不能如理想的那样迅速获得结果，则应该如何抽调额外的兵力以支援第19军的问题。根据在最高统帅部中记录战争日志的格莱勒所报道的，大约在11月中旬，希特勒曾经询问陆军总部，假使在必要时，能否和应用什么方法去增援古德里安的装甲军，格莱勒同时也报道，大约在11月20日，希特勒曾经训令陆军总部拟定一个计划，以便一旦当A 集团军群若获得了较迅速和较深远的战果时，能够迅速把攻势的主力从B 集团军群方面移到A 集团军群方面来。　很显然的是以这个训令为根据，陆军总部在11月14日将原来位置在莱茵河以东的第14摩托化军，移到A 集团军群集结地区后方的位置上面。这个军虽然在名义上仍为总预备队中的一部分，但陆军总部却可以依照未来的情况，决定最后把它分配给哪一个集团军群。

究竟是希特勒，自己想到了把作战重点移到A 集团军群方面来呢？还是他现在已经了解A 集团军群的意见呢？

11月24日，即为希特勒在柏林向三军高级首长训话的后一天，他召见伦德斯特上将，布西将军和古德里安将军。在返回科布伦兹的途中，我从布西的谈话中，得知希特勒在接见他们时，对于A 集团军群的观点，曾经表示极大的兴趣。假使真是如此，我相信他所主要关心的问题，就是增强本集团军群的装甲兵力，以在色当突破马斯河一线，借以帮助B 集团军群的行动。我认为伦德斯特很不可能利用这种机会，向希特勒当面提出我们自己所草拟的计划，尤其是正当勃劳希契的地位是如此危殆的时候，他更不会投井下石。　依照格莱勒的报导，早在10月底时，希特勒即已经从其侍卫长，希孟德的转呈，知道了我们的计划内容。至少就时间上来说，这种说法是不无可疑的。不过，希孟德却的确曾经奉了希特勒的命令来看我们，其目的是实地考查，是否真正像我们报告中所说的一样，恶劣的天气和地面的情况已经使攻势无法进行。利用这个机会，我们的作战处长，布鲁门提特上校和垂斯考中校，曾经面告希孟德说，本集团军群总部已经向陆军总部提出一个新的攻击计划，并认为要比陆军总部的计划较好。　几天之后，布鲁门提特，在我同意之下(虽经过伦德斯特的批准，但我还是感到非常的勉强) 又把我最后一个备忘录的抄件送与希孟德。它是被转呈给希特勒本人，抑或是给约德尔(Jodl)，我却无法断定。不过无论如何，当希特勒于1940年2 月17日，召见我要听取我对于西线攻势的意见时，他却似乎是绝未暗示出来，他已经看见过我们呈给陆军总部的任何备忘录。　也许在11月底时，希特勒的目标是想要保证，当作战已经在进展中时，可以把重点从B 集团军群方面，迅速转移到A 集团军群方面去。但这却并不代表对于现有的计划有任何的改变，更不代表他已经接受了我们的作战观念。尽管第14摩托化军是已经移驻在我们集结地区的后方，但原有的作战命令仍然充分的有效。还是像过去一样，首先还是由B 集团军群集中兵力向比利时北部挺进，以寻求胜利，而A 集团军群则仍然还是担负掩护的任务。唯一的差异，就是希特勒希望能作这样一种部署，使在较后的阶段中，攻势的重点可以迅速转移。但其条件却是B 集团军群未能如理想的获得成功，而A 集团军群又已经较迅速地获得了战果。　我在11月30日，向陆军总部又曾经提出一个新的备忘录，这是第一次获得了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的答复，从他的答复中即可以了解上述的观念。　照我们自己的看法，一个新的攻击点，即通过A 集团军群方面，似乎终于已经形成了。只要阿登的突破能够成功，则作战范围就会向我们所已经说明的方向上扩展。　哈尔德虽已经承认我们的观念大致是与陆军总部一致的，但他却坚持着说，陆军总部有关第19和第14两军的命令，并不表示攻势已经有了一个新焦点，而只是表示必要时有创立一个的可能性而已。他更补充着说：“由于受着我们控制之外的影响，决定重点究应摆在那里，已经不再是一个计划的问题，而变成了作战本身中的一个指挥问题了。”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获得两个结论：(一) 希特勒认为他作重要决定的权利，是已经连攻势的实际执行都包括在内了。(二) 他认为攻势重点的位置，应根据攻势的如何发展来决定。无论如何就目前而论，他不是不知道我们自己的计划，就是故意不想采纳它。　哈尔德在12月15日，又有一个电话给我，更使我对于上述的后一种印象，获得了印证。 12月6 日，我又用私人名义写了一封信给哈尔德，再度说明有利于我们的作战计划的一切理由。实际上，这个信件也就把整个的“新”计划都包括在内。因为直到12月15日，尚未获得哈尔德的答复，于是就和首席参谋次长，斯德普纳格通了一个电话，问他陆军总部对于我们的建议究竟准备拖到哪一天为止。于是哈尔德才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向我保证说，陆军领袖们都完全同意于我们的意见。但他们却奉有严厉的命令，一定要把攻击重点摆在B 集团军群方面，而且必须等到攻势发动之后，始准有所转移。　从这里，也许就应假定陆军总部的领袖们，是实际上已经接受了我们的观点，并且也已经用某种方式，把这种观点转呈希特勒核夺了。但是，我同时又从华里蒙特将军(约德尔的副手) 和罗斯堡将军(约德尔的作战处长) 方面，得知陆军总部根本就不曾把我们的建议转告希特勒，让他知道有这样一种观念的存在！所以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大惑不解。　不管陆军总部是否会真正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这个在攻势尚未发动之前，决不把重点放在A 集团军群方面的观念，却无论如何是与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中的想法完全不相容的。　诚然，“坐以待敌”的观念是拿破仑所首创的。对于法国人而言，这几乎已经变成了一条公理，尤其是自从1914年，他们主动发动洛林攻势失败之后，更是如此。

在1940年，盟军统帅部毫无疑问也只能采取这个办法。因为他们希望让我们去担负发动攻势的沉重代价，所以他们有绝对的理由，应该坐以待敌。他们的责任就是要尽量避免在比利时作实力的考验，而同时应集中其一切的兵力，来向我们攻势的南侧面发动强大的反攻。　可是在我们自己这一方面，就决不可以坐候时机，然后再来决定在何时何地打出我们的王牌，因为A 集团军群的作战计划是以“奇袭”为基础的。敌人很不可能料想到会有一支强大的装甲兵力，透过阿登山地前进，并且还有一整个集团军的兵力跟在它的后面走。但是这个挺进要想达到其目标，即索姆河下游，则所有投入比利时南部的敌军也都应加以击溃。我们必须与这些兵力的残部，同时渡过马斯河，然后才能从后方攻击在比利时北部面对着B 集团军群的敌军。　同样，任何想击碎在我方南侧面(例如在马斯河与奥塞河之间) 强大敌军预备队的企图，也必须要我们能有足够兵力，足以在那一方面保持主动权时，才会有成功的希望。这又是为“第二幕”，即毁灭剩余敌军兵力，创立一个有利的跃出位置。

若是想要等待战况发展之后，才再来决定我方作战的重点位置，那么也就无异于放弃了用从南面迂回的运动，以歼灭比利时北部敌军的机会。同时，其意义也就是说使敌人有时间来得及对我方的南侧面部署一个反攻，这也是他能获得胜利的唯一机会。　假使说必须要看我们能否用不适当的兵力获致奇袭的效果，才再来决定是否把适当的兵力分配给A 集团军群，以作一个决定性的主力攻击。那么对于这种观念的最好批评就是引用老毛奇的格言：“一个在展开的最初阶段中所犯的错误，是永远无法矫正的。”　简言之，我们决不能坐待攻势的发展——到底是B 集团军群的集中攻击，能够击碎在比利时境内的敌军呢？还是一支孤单的第19装甲军，能够一直突破达到色当呢？假使要采取A 集团军群的计划，则从一开始起就应给予我们以适当的装甲兵力和三个集团军——不过由于空间的不够，第三个集团军可以随后加入。所以我在12月6 日的备忘录中，特别声明所要求者不是两个集团军(共22个步兵师) 和一个装甲军，而是三个集团军(共40个师) 和两个机动军。很巧合的，以后当希特勒采纳了我们的计划时，实际我们所获得的兵力恰好就是这个数字。　所以我们还必须继续奋斗下去。我们现所要争取的主要问题，就是从作战一开始时起，不仅只用第19装甲军，而且还要加上第14摩托化军，立即从阿登地区通过，在色当渡过马斯河，并一直向索姆河下游长驱直入。此外，我们所要求的第三个集团军从一开始起，也就应立即向马斯河以西在我方南侧面展开的敌军，采取攻势的行动。　假使我们能使上级接受这两个要求——那么即使陆军总部仍不全部采纳我们的意见——这个攻势也就还是注定了会一直向我们所希望的途径发展，而终于达到最后的胜利。　假使诚如老毛奇所说的，我们自己的作战计划对于与敌人主力作了第一次遭遇之后的发展，他还是并无确实的把握；但是若开始时即无适当的兵力，则在最初阶段，攻势即将发生顿挫，那却又是可以断言的了。　可是老毛奇同时又指出，一个军事指挥官的眼光必须要越过这第一次的接触，而把它定在最后目标之上。照我们看来，那个所谓最后目标者就应该是在欧洲大陆的总体性胜利。这应该是整个德国攻势的目标。即使必须要分为两个明显的阶段来达到它也不要紧。　所以拿破仑的那种暂时不决定主攻方向的办法——这也正是希特勒所想要模仿的——在其他的情况中也许可以算是一个良好的解决，但在我们自己的这种情况中，其意义就是不以绝对的胜利为目标。　12月18日，由于我在12月6 日写给总参谋长的信件并未能产生理想中的效果，于是我又根据我们自己的作战观念，写了一个西战场攻势“作战计划草案”交给伦德斯特上将。因为他正要去与陆军总司令作一个简单的会谈，并准备在获得后者同意时，一同去谒见希特勒。12月22日，伦德斯特与勃劳希契举行了一次会谈，但却并未去谒见希特勒。我又同时曾用书面的形式，将这个草案呈送陆军总部，因为我希望这种简洁干脆的文件，也许可以比过去那些纯粹理论性的解释，要更能改变最高统帅部作战处中的态度。仅仅到了战后，我才知道作战处根本上就从来不曾由哈尔德方面收到我们的任何备忘录。　12月下半月的天气使任何发动攻势的思想都已经变得不在考虑之列。无论如何，似乎是最好等到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再来从头要求改变作战计划，因为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是已经提供了够多的思想粮食。因此我就可以回家去过圣诞节。当我从李格尼兹返回科布仑兹时，我又顺便经过在左森的陆军总部，看看我们的计划草案是否已经造成了何种印象。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又再度向我保证说，陆军总部是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他们却受到了希特勒命令的限制，不敢决定攻势重点究应放在何处。　还是像以前一样，我们并不知道陆军总司令是否已经向希特勒提出了我们的建议。不过似乎他是并未如此做过的，因为我从最高统帅部作战处中的胡辛格中校方面得知，自从11月5 日以来，勃劳希契即始终不曾接近过希特勒。　在新年的时候，希特勒的气象专家又开始活跃了。这种晴朗冻冰的天气，固然可以使空军从事于行动，可是寒冷的天气对于装甲兵的行动却是并不有利的——尤其是艾弗尔和阿登地区都已为积雪所盖满。可是不管怎样，希特勒却还是发出了代字命令，要部队分别进入最后的集结地区。　我们并未因此而受到阻吓，在1 月12日，又送了一个备忘录与陆军总部。其标题为“西方的攻势”，又还是重弹老调，说明有以最后胜利为目标之必要。虽然在那一个特殊的时间上，是已经无考虑改变作战计划。但我们感觉到一旦实际战争已经开始以后，我们的观念仍有受到考虑的机会。而且无论如何，这种发动攻势的命令，过去是曾经一再被中途打消，所以这次也还有如此的希望，于是我们就还有时间来得及要求作根本性的改变。　不过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则我们必须要设法取消一直使我们的计划未被采纳的主要障碍物。这个障碍物在那里呢？依照陆军总部所告诉我们的内幕，则它就是希特勒本人。陆军总部虽经一再强调表示，虽然他们大致是同意于我们的意见，可是希特勒的命令却是主张在作战尚未开始之前，决不先确定攻势的焦点。但是陆军总部事实上是否曾将我们的计划，向希特勒转呈呢？因为这是与他们自己的计划完全不同的。因为希特勒与陆军总部的首长，截至目前为止，都并未认真考虑到在西战场上有赢得决定性胜利的可能性，所以若是能够直接把我们的计划送给他看，则很可能会使他回心转意。

为了一劳永逸起见，在备忘录之外又付上了伦德斯特上将的一封私函，其中最后一段如下：　现在集团军群既已知道元首及最高统帅对于作战保有全盘的控制权，并保留着决定重点位置的权利(换言之，即陆军总部并无自由作下其自己的作战性决定) ，所以我要求将这个备忘录直接呈请元首核夺。　〖文章来源 cqzg 版权所有　春秋战国全球中文网 DeIgl8 〗这个要求是我所建议，但是伦德斯特却毫不迟疑地签字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不合于德国军事传统惯例的，因为只有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才有资格向最高统帅直接提出建议。　不过，假使陆军总部真正同意于我们的意见，则并无任何东西能够阻止它采取我们的作战计划，并且由其主动向希特勒提出。若是这一炮打响了，则可以有机会使希特勒对陆军总部产生良好的印象，而恢复其在有关陆上作战方面的一切最后权威。若能这样，则任何人也许都不会比我个人更感到高兴。因为我也是陆军总部中的旧人，在费里特希上将和贝克将军分任首长的时候，我是首席参谋次长，一心就只是想使陆军总部的地位提高。(注：我们在集团军群总部中的人员，从来就不曾想向外公开发表，说我们是这种新计划的创造者。事实上，直到战后，伦德斯特及布鲁门提特与利德尔- 哈特谈话之后，这个内幕才为世人所知晓。)　 假使相反，陆军总部是早已曾经向希特勒据理力争过而未获成功。那么因为希特勒一向对于伦德斯特上将的意见是很尊重的，所以此时若能把伦德斯特署名的计划再呈上去，则对于陆军总部的地位又一定可以产生相当的增强作用。　也许还有机会说服希特勒。照陆军总部所告诉我们的，他本人就是使我们政策不能实现的主要障碍物。对于这个备忘录，我们所获得的答复又是令人失望的。它说我们认为陆军总部只想追求有限的目标，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它又表示可能把更多的兵力拨配给A 集团军群，但其实际的时机却应由陆军总司令来决定。所以，它认为没有把我们的备忘录呈给希特勒之必要，并且确实向我们保证，陆军总司令是同意于我们的意见。　尽管陆军总司令说保证同意我们的意见，但事实上，我们却可以明显地看清楚，他并不愿意向希特勒提出照我们的建议，对作战计划作根本性的修改。反过来说，原有的作战计划仍继续有效。在比利时境内的战果，还是要想用B 集团军群的正面挺进来加以决定，至少在攻势的第一个阶段中，主力仍然还是集中在那一方面。　A 集团军群仍然还是担负着掩护作战的责任。它的任务也并未曾作任何的扩大。

至于以后攻势重点的移动，就还是要根据作战的进展来决定。A 集团军群并未获得其所需要的装甲兵力，照我们的计划，必须从一开始作战时就由我们指挥，才会有在比利时南部获得奇袭成功，和向索姆河口方向迂回敌后的希望。同时A 集团军群也不一定能享有另外再增加一个集团军的安全，为了掩护我们的攻势，和阻止敌人的反击，这也是必需的。　好像是不知不觉的，德国和同盟国的高级统帅部都认为在比利时北部正面冲突是比较安全，而不愿意采取冒险的行动。在德国方面为不愿采取A 集团军群的计划。

在盟军方面为未能避免在比利时交战，而集中全力打击德军的南侧面。　此时又发生了一个事件，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足以促使德国当局对于其作战计划作根本上的改变，而采取了A 集团军群的建议。　第7 空降师的作战科长意外的迫降在比利时的境内，于是使第1 空军集团军的作战命令中至少有一部分落入了比利时人的手中。于是应该假定西方国家，透过比利时的关系，是可以知道德国现有作战计划的内容了。　事实上，这个不幸事件却并不曾使作战计划发生任何的改变，虽然也许在以后足以使希特勒和陆军总部更易于接受A 集团军群的建议。因为1 月25日，在拜德哥德斯堡(Bad Godesberg) ，曾经举行过一个指挥官会议，AB两集团军群和所属各集团军的指挥官都曾参加。那距离这个不幸事件已经有了相当的时日，可是陆军总部的基本态度还是未有任何的改变。各集团军群和集团军的任务都大致还是像过去一样。

B 集团军群的任务略有扩大，第18集团军现在改为应占领荷兰全境，而不仅只是所谓“荷兰要塞”以外的地区。至于A 集团军群方面，则一切都照旧。虽然我们设法使第2 集团军部移到了我们的地区之内，但它也还是像第14装甲军一样，仍由陆军总部节制。尽管我奉我的指挥官的指示，曾经说明专把第19装甲军一个军从阿登地区中推进，是不一定能保证我们在色当获得成功，因为敌人在马斯河现在是已经集结了相当强大的兵力(法国第2 集团军) 。可是勃劳希契却还是拒绝把它们交给我们指挥。由此可以证明高级当局的决心并无改变，仍然还是要想等到作战已经进行之后，才再来移动重点。它同时也证明作战命令在比利时的丧失，并不曾改变高级当局的决心。　虽然如此，五天之后根据我们在当时所获得的情报，A 集团军群又向陆军总部提出了新的一个备忘录。我们指明，今后可能有强大的法军兵力——尤其是机械化单位——会投入比利时南部。

在这种环境之中，是决不可能希望第19装甲军的单独力量，足以克服这支敌军或强渡马斯河。　2 月7 日，我们在科布仑兹又举行了一次沙盘演习，从这次演习上也可以明白表示出来，若单独使用第19军是大有疑问的。哈尔德将军也出席参观这一次演习，我感觉到他至少最后也已经开始承认我们立场是正确的。　正当此时，我自己的命运却发生了一个突变。1 月27日，我接获通知说我已被任命为第38军的军长，其军部是正要在国内地区中开始成立。伦德斯特上将告诉我，在1 月25日那次会议中，陆军总司令早已把这个决定悄悄告诉他了。其理由是说，现在，一成立任何新的军部，就必须轮到我去接充军长，因为比我资浅的莱因哈特将军(Gen. Reinharht)同时也要升任军长了。从正常的人事程序上来看，这种办法固然是并无错误，但正当大攻势即将发动的前夕，却突然调动一个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则似乎是很奇怪的。

事实上，那些人事问题的考虑可能都是一种借口，毫无疑问，陆军总部对于我这样一再与他们顶撞，实在是感到厌烦，所以只想找一个机会把我这个厌物送走。　在上述的沙盘演习结束之后(那还是由我主持的) ，伦德斯特上将就当着所有出席人员的面，向我致谢，表扬我在参谋长任内的功绩。他在这种场合中的措词，是足以深切反映出来那个伟大指挥官的一切慈爱和侠义的风度。此外使我更感到满足的，是我们集团军群中的两位集团军司令，布西将军和李斯特将军还有古德里安将军，对于我的离去也都表示真诚的悲哀和同情。　9 月9 日，我离开科布仑兹前往李格尼兹。　我所信任的同僚，布鲁门提特上校和垂斯考中校，却并不因为我的离去，而就放弃了这个斗争。他们仍然继续努力下去。　我相信，那可能是垂斯考的努力，才说服了他的朋友，希孟德(希特勒的侍卫长) ，为我找到了一个机会，得以当面把我们的意见向希特勒陈述。　2 月17日，我奉召往柏林，以新任命的军长身份向希特勒报告。一同召见的还有其他的军长，在赐宴的时候，照例也都是希特勒一个人说话，大家不过随声附和而已。他表现出对于技术发明方面具有惊人的知识。　当我们在宴会结束起身告退时，希特勒就命令我随他往他的书房中去，在那里他请我把如何执行西线攻势的个人见解讲述给他听。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或是了解到何种程度。但无论如何，我却发现他了解得非常的快，并且完全同意于我所说的一切。　在这次谈话之后，我就立即把其内容写了一个节略送给A 集团军群总部参考：　当1940年2 月17日，以第38军军长身份向元首报告时，前集团军群参谋长获得了一个机会，把本集团军群对与西线作战的意见，曾向元首直接陈述。他的说明内容如下：

(一) 攻势的目标应为在陆上获致决定性的结果。对于现有作战命令中所规定的有限目标——即在比利时境内尽可能击败敌军的最大单位和占领海峡海岸之一部分——而言，这种政治和军事的赌注未免太高。在陆上的最后胜利才是合理的目标。

所以这个作战的目标应该是在法国赢得一种最后的决定，并击毁法国的抵抗。

(二) 这就必须修改现有的作战命令，要求绝对地从一开始起，就把攻击重点摆在左翼方面，即为A 集团军群；它不可以再留在B 集团军群方面或是暂时不加以确定。

在现有的安排之下，最好的成就也不过是当英法盟军向比利时前进时，即对其作正面的攻击，并且使他们退向索姆河，到了那里作战即可能会发生停顿。

假使若把主攻之点移到南面的A 集团军群方面，则其任务即为冲过比利时和马斯河并向索姆河下游的方向上挺进。那么预计在比利时北部出现的强大敌军，当受到B 集团军群正面攻击，被迫后退时，同时其后方也将被切断，而将遭到全面的毁灭。这只有当A 集团军群迅速冲到索姆河下游时，然后才有这样的可能性。这应该是战役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则将为用一个强力的右面钩击，包围全部的法军。

(三) 要达成这个任务，A 集团军群应含有3 个集团军。所以另外一个集团军应加入在其北侧面。

最北面的一个集团军(第2 集团军) 的任务为越过马斯河，直趋索姆河下游，以切断在比利时北部境内敌军的退路。在其南面，另一个集团军(第12集团军) 应在色当两侧渡过马斯河，然后转向西南方，以便用攻击方式，粉碎法军在马斯河以西的反攻企图。

第三个集团军(第16集团军) ，最初的任务为在马斯河与莫斯里河之间，掩护整个作战的南侧面。

空军应尽量提早击碎法军的集中，因为假使法军还要作任何的企图，则一定就是要想在马斯河的两侧，作大规模的反攻，可能会延展到莫斯里河为止。

(四) 若专凭第19装甲军的兵力在色当强渡马斯河，那好象是只用一半的力量来作战。假使敌军在比利时南部，用强大的摩托化兵力来迎击我们，则这一个军的兵力是太单薄，不足以迅速击碎敌军，并一直冲过马斯河一线。反之，假使敌人仅用其现有的强大兵力，扼守马斯河一线，则该军也同样无力单独渡河。

假使我们准备使用摩托化兵力来作开路先锋，则至少应用两个军同时在查理维里(Charleville) 和色当渡过马斯河。此外第4 集团军的装甲兵力也应在古费特(Givet)独立渡河。所以第14军从一开始时起，就应与古德里安军并肩前进，决不可以等候未来的发展才再决定它应该用在那一方面。

元首对于上述的意见，完全表示同意。不久之后，就会有新的作战命令发布。

可惜，这个新的作战命令已经不再经过我的手中。我只知道2 月20日，希特勒命令颁发它。它的内容大致是与我长期苦战的要求相符合。其要点如下：　(一) 两个装甲军(古德里安将军所率领的第19军，和魏特夏将军(Gen. V. Wietersheim)所率领的第14军) 领导前进，应在查理维里与色当之间，渡过马斯河一线。他们由一个新成立的“装甲集团军”(Panzer Group)来指挥，司令为克莱斯特将军(Gen. V. Kleist)。　(二) 原属B 集团军群的第4 集团军改属A 集团军群，并配以所要求的兵力。现在当第16集团军已经向南旋转时，所以有了空间，可以把该集团军立即插入A 集团军群的界内。　(三) 原属B 集团军群的第4 集团军，也改由A 集团军群指挥，以使后者在向索姆河的前进中，可以获得必要的调度。(至少以后在前进过程中，A 集团军群是常常调动这个集团军最南端的军，以进展其边界。)　 依照这个新命令，陆军总部是已经暗中完全接受了A 集团军群的观点。作战的重点是已经完全移到了南翼方面。同时B 集团军群仍留有足够强大的兵力，共为3 个集团军，足以达成其在比利时北部和荷兰境内的任务。　A 集团军群现在就可以冲出阿登，越过马斯河，直达索姆河下游，以奇袭敌人。

这样可以阻止在比利时境内作战的敌军退过该河。它同时也能够有效的应付任何指向德军攻势南侧面的巨大反击。　关于1940年5 月间，德军突击作战的执行方面，我只拟作下述的评论：　应该感谢德国部队的优秀素质，尤其是装甲单位，结果B 集团军群的攻击所获得的成功，是远比所料想的要更具有决定性。因为比利时的要塞颇为坚强，而且他们又被迫只能作正面的攻击，所以这种成就是很难能可贵的。　尽管如此，盟军之所以在比利时北部一败涂地的真正决定性原因，却还是受到了奇袭。A 集团军群从阿登突出，越过了马斯河，直达到了海峡海岸。除了伦德斯特上将的卓越领导之外，我认为，这个成功主要的应归功于古德里安将军，他把集团军群的作战原则变成了实际的行动。　在比利时北部的成功，并不如理想中那样完全，依照丘吉尔所报导的数字，从敦克尔克撤出的敌军总数共为338,226 人，其中2,176 人为法军，尽管他们把一切的重兵器装备都丢光了。盟军之所以能够撤出的主因，是由于希特勒曾经两次命令我方装甲部队的停进——一次是在前进的途中，另一次则在敦克尔克的郊外。　对于后述的命令，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理由，但其真正的效果却无异于是在海峡上架了一道金桥，帮助英军的撤退。第一个原因为希特勒希望保留德国的装甲兵力以供法国战役第二阶段使用，就这一方面，据说凯特尔曾经告诉希特勒在敦克尔克附近的地形是不适宜于使用坦克的。第二个原因为戈林曾经向希特勒保证，空军即足以独力阻止敌军逃出敦克尔克。戈林是死要面子，而且极爱吹牛，所以我相信他很可能说过这些话。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上述的两种辩论都是错误的。依照希特勒与伦德斯特之间的谈话，第三个理由是说希特勒故意让英国人逃走，因为他相信这样可以增进与英国人之间的谅解。　不管这个答案是怎样，敦克尔克是希特勒所犯的一个最具有决定性的错误。它影响了其对不列颠的入侵企图，并使英国人以后在非洲和意大利能够继续作战。　尽管希特勒接受了A 集团军群的观念，从阿登冲出，切断在比利时北部的敌军，直起海岸并达到敦克尔克的门外为止，但是他却并未完全采纳其另一个观念，即同时为第二阶段建立一个起点。所以德国统帅部为了掩护A 集团军群机械化单位的前进，并防止敌军在马斯河两岸上的反攻起见，只留下一连串的兵力构成了一道防线。

显然它是认为用立即向南对马斯河以西地区发动攻击，一劳永逸的撕开敌人在马斯河与奥塞河之间的正面，以阻止敌人反攻的手段是未免太冒险了。　从以后在俄国战役中的经验上看来，希特勒对于作战问题是的确具有某种天才，但他却缺乏一个军事指挥官所需要的彻底训练。这种训练使后者在一个作战的过程中，敢于接受相当的冒险，因为他知道他能够控制它们。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中，希特勒宁愿采取防御行动的安全解决，而不愿接受A 集团军群所建议的较果敢的方法。

这对于希特勒而言，只可以说是运气太好，因为敌人并未发动任何大规模的反攻，虽然事实上，后者是很易于集中50个师左右的兵力，在马斯河的两侧发动一个反攻。

即使暂时放弃在荷比两国要塞地区以外的一切东西，也都是不要紧的。　所以，在德军攻势的第一幕完成之后，双方又再度沿着一条连续的正面互相对峙着，这条战线沿着马奇诺防线到卡里格南(Carignan)，然后再沿着埃纳河和下索姆河走。德军的第一个任务又是要再度突破这一道正面。所以在德军攻势的第二阶段中，为什么能使敌军如此迅速全面崩溃的主因是一共有两个：(一) 由于在比利时北部受到了重大的损失，所以已无适当的人力来据守其从瑞士边界直到海岸为止的绵长战线。(二)法军的士气早已受到了重大的打击，而且更没有任何部队可以敌得上德国装甲部队的素质。假使盟军统帅的行动是像A 集团军群总部所想像的，则他应决定在马斯河的两侧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攻势。依照A 集团军群的计划，是应该趁敌军尚在集结阶段时，即先加以击碎，假使B 集团军群，同时在围歼了比利时北部的敌军之后，也在下索姆河之上，向前旋转照施里芬计划的典型，包围其余的法军，则我们可以在马奇诺防线的后方，以反正面一战而把敌军全部解决。事实上，除了让英军从敦克尔克逃走了以外，我们在法国战场上还算是终于已经赢得了一次卓越的胜利。因此上述的分析也似乎是多余的。不过其唯一的重要性，也许即可证明，即使敌人能有较大的活力和较好的判断，这个“新”计划也还是照样能够赢得这次战役——不过在第一个阶段中，在马斯河与莫斯里河之间，也许将遭遇到紧急的场面。

谢选骏指出：曼斯坦因没有看到，被他轻描淡写的“让英军从敦克尔克逃走了”不是一个小错误，而是致命的“缺乏总体战略”的结果。这一致命弱点贯穿在希特勒战争的整个过程之中——例如，希特勒死到临头都未能成功地分裂英美与苏联的魔鬼同盟。

【第六章 第38军军长：旁观者】

以后我在西线攻势的执行中所担负的任务就是如此的不重要，所以我甚至可以把这一段故事完全不列入回忆录中，也无关大局。我之所以要将其列入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要对于当时在我指挥之下的部队所具有的勇气和优异的成就，表示感谢之意而已。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德军在索姆河获得了突破的成功之后，第38军的作战可以当作一个“追击”的战例，我们从塞纳河一直进到了卢瓦尔河，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直到他最后崩溃为止。

当旁人正在继续为我的理想而工作时，我本人却在斯退丁(Stettin) 忙里偷闲，坐看着我的军部从事于集中的工作，同时也一再奉命去视察正在波米拉尼亚和波兹南编组中的新师。

1940年5 月10日，我在李格尼兹从无线电中收听到德军在西线已经发动攻势的消息，当时我正请了短假在那里休息。不用说，在以后几天之中，我的一切希望和热烈的愿望，都完全寄托在经阿登向前进攻的部队身上。他们是否能够在强大的法军赶到之前，就先冲过卢森堡的国境，而在巴斯通(Bastogne)的两侧透入比利时的防线呢？当装甲部队在色当渡过马斯河时，是否仍能维持其冲力，而构成包围敌军北翼的基础呢。

读者一定能谅解我对那些暗害我的人的怨恨心情，当我曾经奋斗了许久之后，我的计划才在西战场上开花结果的时候，我个人却投闲置散地坐在德国的心脏地区中干看着。

5 月10日的夜间，第38军的军部奉命移驻布仑斯维克(Brunswick) ，从那里我们又进驻杜塞尔多夫，并由B 集团军群指挥。在以后几天之内，我还是无事可做，只是到处邀游，视察已经为我军所攻陷的比利时要塞。我也前往B 集团军群总部和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去听取有关作战进展的简报。我在那里发现他们对于敌人的最后意图，仍无明确的概念。同时，陆军总部似乎也没有这种认识，因为它对于它自己的未来始终继续保持沉默，而不是把两个集团军群的分界线向西北作更进一步的延伸。

5 月16日，我们的军部改由A 集团军群指挥，次日我在巴斯通向我的老长官，伦德斯特上将报到。在那里我受到他，我的后任索顿斯滕将军(Gen. V. Sodenstern)，以及我旧日同僚们的热烈欢迎。并且也终于知道了通过阿登山地和渡过马斯河的作战，已经在顺利进行中。我们这个军拨交给第十二集团军指挥，它是担负向西直趋索姆河下游的任务，新成立的第2 集团军则准备夹在第12与第16两个集团军之间，其正面向西南。

当我刚刚达到第12集团军的司令部时，就经验到一次希特勒直接干涉军事行动的事件，奉了希特勒的指示，陆军总部下达了一个命令，要克莱斯特装甲集团军在此时不得再越过奥塞(Oise)河前进，而第12集团军则应转向西南并改取守势。第2 集团军现在就应插在第4 与第12两个集团军之间，并接替继续向西前进的任务。据说其理由为元首希望不惜一切的代价，以使德军避免受到任何挫败，因为即使只是暂时性的，也足以使本已降到了深渊中的法国士气再高涨起来。他害怕第12集团军若仍照原定计划，继续向西直趋索姆河下游，则其侧面即可能有暴露的危险。于是法军若从南面向马斯河以西发动一个反攻，则德军即可能受到一个挫折。

换言之，政客的宣传利益是早已开始对于最高统帅的职务发生了妨碍作用。一方面，这是非常明白的，若是命令克莱斯特装甲集团军暂停在奥塞河，就会有丧失了毁灭比利时北部境内敌军的机会，这个装甲集团军本是预定了要从后方包围敌人的。同时另一方面，命令第12集团军面对着西南改取守势。结果也就无异于是在马斯河与奥塞河之间，自动放弃了主动权。事实上，在当时并并无理由可以预料敌军会在这个地区中作任何大规模的反攻。照A 集团军群的判断，敌人那个军的确在内心中有这样一个计划，但却至少要另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集中必要的兵力来发动这样一个反攻。不过，更主要的问题却还是在前一个冬天里，A 集团军群所一再向陆军总部陈述过的基本观念，那就是当趋向索姆河下游前进时，要想确保其南侧面的安全时，就只有采取一种攻势解决的办法。

现在已经很显然，希特勒虽然并无足够的勇气，敢于在德军攻势的南侧面接受一个暂时性的冒险，但是他却已宣布他有权利对于陆军的作战作一种个人性和极琐碎的控制。

不过事实上，在这个关头，希特勒之所以能用预防德军会受到暂时性挫败的理由，来当作他亲自干涉作战的借口，可能还是应该归罪于陆军总部的无能。尽管A 集团军群早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忠告，可是当第一支德军已经渡过了马斯河之后，陆军总部并未立即把第2 集团军插入正面中。它可以插在第4 与第12两个集团军之间，以担负向索姆河下游的前进；也可以插在第12与第16两个集团军之间，以在马斯河与奥塞河之间，向西南作攻势的前进。陆军总部未能做到这一点的理由，并不能推诿说，由于前线上空间不够，无法容纳这样多的师。因为当作战地区逐渐放宽之后，可以容纳更多兵力的空间也就自然有了。

这个例证只不过是再次证明，即使没有任何的正当理由，计划的执行也总还是难于完全符合其最初设计者的理想。

即使在这一次情况中，希特勒的干涉并不曾使作战受到太严重的影响(不像以后在敦刻尔克的郊外，命令克莱斯特装甲集团军停止进攻时那样的严重) ，但是他指派给第12集团军所担负的防御性任务，却仍然使敌人获得了一个在埃纳河重建一个新正面的机会。以后在法兰西战役的第二阶段中，花了一些苦战的代价才再度将其突破。在这个具有决定性的地段中，若是采取攻势，即足以使任何完整的法军防线都无法建立，这个机会却终于被牺牲了。这一点，加上对敌军北翼的包围，也就是当我们考虑到无可避免的德军第二阶段攻势时，所向陆军总部提出的建议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基本观念。

此时，我们的军部也已经推进到了克里尔夫(Clerf) 。那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卢森堡小城。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是旁观者，而开始指挥着几个师，跟着第2 集团军的后面走。正当敌军的北翼马上就要遭到决定性失败的时候，而去担负这种无关大局的任务，实在是很令人感到丧气的。

大约正是这个时候，我获得了消息说我的妻弟，罗西(V. Loesch) 在布鲁塞尔的附近失踪了，他是一个俯冲轰炸机中队的队长。罗西是我的妻子的幼弟，当他在德累斯顿和马德堡读书时，总是住在我的家里。他是我的妻子最喜欢的一个兄弟，好像是我们的子女一样的亲密，他的年轻的太太现在也还住在李格尼兹，和我们住在一起。在以后几个星期中，她和她的母亲，以及我的妻子，都一直是忧烦不安，因为关于他的飞机和乘员都一直毫无消息。唯一确实知道的事情就是罗西是在攻击中失事的。直到法国战役结束了之后，我才能够去作调查，经过了长期的搜寻，才在布鲁塞尔的附近找到了飞机的残骸。根据询问附近居民的结果，得知当它刚刚要俯冲时，就被一颗高射炮弹击中了。有两个乘员跳伞逃命，当场被比军所击毙，一个在半空中，一个在地面上。我的内弟和另一个乘员则死在飞机里面。

5 月25日，我们的军部奉命接替第14装甲军的任务，克莱斯特将军把这个军部，连同第9 装甲师和第2 摩托化师，留在艾贝维里- 亚眠(Abbeville-Amiens)地区中，以确保其在索姆河下游后方的安全。我们于5 月27日接防。

在这个时候我们在索姆河下游的地区中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正面。第14装甲军的第2 摩托化师，在该河左岸(南岸) 上贝艾维里的周围，据守着一个桥头阵地。第9装甲师则在亚眠担负着同样的任务。中间的地区则仅只加以监视而已。第57 步兵师奉派接替第2 摩托化师的防务。

不过敌军也不能集中足够数量的兵力，沿着下索姆河的河岸构成一条新的防线。我们在亚眠的桥头阵地显然面对着一个法国的殖民地师和一些英国兵力。艾贝维里桥头阵地则面对着一个英国师。我们的任务即为守住这两个桥头阵地。最初第9 装甲师与第2 摩托化师在交出了艾贝维里的防务后，本预定应留在索姆河以北当作机动预备队使用。但是不久之后，它们也不声不响的抽回到了海峡海岸上，参加那里的战斗。

当交接防务之时，第14装甲军的军长，温特夏将军(Gen. V. Wietersheim) 曾经向我说过，他不相信敌人会有任何大规模活动的可能性。当他离去一个小时之后，报告就传来说两个桥头阵地受到猛烈的攻击，在每一方面也都有敌人的装甲兵力出现。到了下午时，攻击终被击退，在亚眠击毁了几辆法军的重坦克，在艾贝维里击毁了30辆英军的轻型及中型坦克。在后述方面，有一位名叫布林弗斯(Bringforth)的炮手，一个人就击毁了9 辆。他是我第一个授与武士级十字勋章的士兵。

即使如此，我认为这些攻击是一种明证，足以表示敌人或者是希望把一支援军送过索姆河，去救援其正在受着严重压迫的北翼，又或者是想在下索姆河构成一个新的正面。这遂使我们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我在上文说到希特勒对于第12集团军所颁发的命令已经分析过的，我们是应该在索姆河的下游仍然采取守势呢？还是应设法保持主动呢？

很明显，第14装甲军奉命采取守势，结果毫无疑问，遂容许了敌人沿着下索姆河建立了一道新防线。的确，假使敌人一旦再调来了生力军，则我们是否仍能守住亚眠和艾贝维里两个桥头阵地，似乎都颇有问题。暂时留在索姆河北岸充当预备队的两个机械化师，对于任何为了桥头阵地而进行的战斗，都是极不适宜的，因为它们既不能填入桥头阵地增强它们的防御；而且必须等到敌人实际上铲除了桥头阵地，渡过了索姆河，它们才能用来担负反攻的任务。

我根据上述的分析，遂认为我们应使用这两个机械化师(或用来替换它们的步兵师) 在两个桥头阵地之间的地区，作一个渡河的奇袭，并向来攻的敌军作侧面的攻击。我曾经几度把这个意见向第4 集团军司令，克鲁格将军提出，我们现在已经拨交该集团军指挥。我心里所想像的是在索姆河的南岸(前方) 作一个机动性的战斗，直到比利时北部的战斗已经结束，德军北翼可以向前旋转渡过索姆河为止。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阻止敌军构成一个连续的正面，挡住我军渡河。当然这是无可否认的，当这个军在该河的南岸作孤军的苦战时，这种战术可能会使它遭遇到非常困难的情况。这是一种冒险，当为了战略的连续性起见，却是必须要接受的，因为假使敌人有时间来稳定和巩固索姆河的正面，则我们再想攻击它，那就会更为困难了。

不过很不幸，第4 集团军的司令对于我们的一再要求都完全不理会，同时也不肯抽调第二线的师，事实上，那是可以供渡河之用的。这是他个人的决定呢？还是根据陆军总部的指示呢？我是无从知道的。结果，我们只好在两个桥头阵地之内，作防御的战斗，而听任敌人可以在两个桥头阵地之间，沿着河川线建立一道连续的正面。事实上，大家对于河川的防御，通常所知道的似乎不外两点，一为在河川的后面实行防御，另一为维持固定的桥头阵地以使其开放。用在河川前方地区中进行机动性战斗的方式，来掩护一条河川线的办法，却是教科书中所不常提到的。

在以后的几天当中，敌人一直都在攻击这两个桥头阵地，有一个时期在亚眠周围的阵地似乎是很危险。不过当我对部队观察了一番之后却认为一切都不会有问题。在这次防御战中，第116 步兵团曾经有极英勇的表现，它是由我在第3 近卫步兵团中的老同事，未来的希尔林将军(Gen. Herrlein) 所指挥的。

另一方面，艾贝维里的情况在5 月29日却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在那里，第57步兵师经过了一连串的强行军之后，接替了第2 装甲师的防务，该师在过去是完全没有战斗经验的。当该师到达不久之后，敌人在强大的英军装甲兵力支援之下，发动了一个攻击，德军的阵地有数处被突破，不仅死伤惨重，而且事后发现还有被俘者。我自己驱车赶往艾贝维里，恰好遇着一营德军，可能是误解了命令，已经撤出了他们的阵地，现在正在通过该镇向后方背进。我立即命令他们转回原阵地，于是该师也就开始控制住了情况。

因为克鲁格将军实际上已经授权我们，于必要时可以撤出这两个桥头阵地，所以当我们再度要求，想从艾贝维里的两侧渡过索姆河，用钳形的攻击击退敌军时，当然又受到了他的拒绝。这是可以证明在最高层的人，是希望避免冒任何最少量的危险，必须等到在比利时北部的战斗已经完全结束之后，才再来对于敌人现在正在构成中的新正面，作“有秩序”的攻击部署。

不用说，敌人同时也利用这一段时间，调集自己的预备队，并从卡里格南(Crignan)地区中的马奇诺防线的终点起，到索姆河为止，建立一条新的正面线。在奥塞河与马斯河之间，由于希特勒早已自动放弃主动权，所以使敌人能在埃纳河建立他的正面。

现在在索姆河以南保持主动权的一切企图也都已经放弃了。

向卢瓦尔河的突击前进

在西线战役的第二个阶段中，命运支配着我，使我几乎完全是居于旁观者的地位上。但在第二阶段中，却至少使我有获得一次充任大部队指挥官的经验。　我们虽一再企图说服上级，允许我们在敌人组成一条完整防线之前抢先渡过索姆河，但却毫无结果。现在在六月初，我们就开始准备计划中的攻击，那是第四集团军预定要在6 月5 日发动的。　在艾贝维里两侧的地区，现在由第2 军接管，军长为布罗克多夫伯爵(Genunt Brockdorff)。在该军与第38军之间，又夹着预定在艾里(Ailly)插入的第15装甲军，军长为霍斯将军(Gen. Hoth) 。亚眠桥头阵地，包括第九装甲师在内，仍由第14装甲军接管(军长温特夏将军) ，同时并改由另外一个集团军指挥。所以第38军负责的仅为皮克格尼(Picquigny) 两侧各三十英里的地区。在第一线上它共有两个师，右面为苏台德(Sudeten) 的第46步兵师，师长为哈斯少将(Maj-Gen. V. Hase)，左面为希萃本的第27步兵师，师长为布格曼中将(Lt-Gen. Bergmann)。伐里亚的第6 步兵师，师长为比格里本少将(Maj-Gen Biegeleben)，则留充预备队。

等到领先的两个师已经渡河之后，才用来完成突破的任务。

在我们自己这一方面，高地是逐渐向索姆河的河岸上趋于平缓，而且也无森林可供有效的掩蔽，反之在南岸，地形却变得险陡起来，足以使敌人对于我方的跃出阵地，获得充分的观察机会。不过河谷的实际宽度仅为几百码，由于在水边有许多厚密的植物，足以掩蔽着双方的前线。在南岸，仍在河谷之内，有几个村落，较著名的为布莱里(Breilly) 、艾里和皮克克尼，敌人似乎都已经用重兵加以据守。像多数的法国村落一样，它们的巨型的房屋和坚厚的墙壁，足以为任何防御者提供优良的据点。在敌人防区的后方，直到南岸陡坡后面的高地上为止，又还有许多的村落和一些相当大型的森林，可以被敌人用来当作抵抗中心或掩蔽他的炮兵。　我这个军面对着两个法国师——一个是黑人的殖民地师，另一个为阿尔萨斯的第13师。情报指明敌人的炮兵在数量上决不比我方弱，甚至于可能更强。根据地形和兵力的比例来判断，我认为只有利用奇袭，我们的攻击才有最大的成功希望。所以我们的炮兵奉命保持着完全的沉默，直到突击已经开始发动时，才准射击。于是以后才用最大的火力，猛射南岸和河谷中的村落，以求消灭敌军对于我军实际渡河时的一切抵抗。　我方两个师的步兵都已在攻击的前夜，进入了河边丛林之中，并携带着一切渡河的工具。他们的任务为在拂晓时，用奇袭的方式渡过索姆河，并绕过那些村落前进。　六月五日拂晓时，我军沿着全线渡河，使敌人受到了完全的奇袭，顺利成功了。

不过在山坡上和村落中，敌人却开始展开了激烈的抵抗。　敌人的战斗颇为英勇，黑人具有一种嗜杀的天性，而且也轻视生命，阿尔萨斯人也是以勇敢善战著称，在第一次大战中他们曾经为德国提供了许多的优良战士。

在这次战斗中把这些德国青年当作敌人看待，实在是一种真正的悲剧。以后当我与俘虏们谈话时，有许多人告诉我，他们的父亲曾经在德国防军中或海军中服过役，并且引以为荣。我也还记得在第3 近卫步兵团中服役时，曾亲自训练过阿尔萨斯部队，其中多数是极优秀的军人。　我的军部指挥所设在一个距离前线很近的小丛林中，从那里监视着攻击的发动。

当我们对于渡河的大致成功已经很满意后，我就坐上了我的车前进。现在争夺控制高地和河边村落的战斗已经开始。有一件事使我感到惊异，就是敌方的炮兵是相当的不活跃，与我们所已经证实的炮兵连个数简直不成比例。很明显法军的炮兵还是具有太多的马奇诺心理。他们的射击很难适应环境，其集中火力的速度完全赶不上运动战所要求的标准。此外，他们的前进观察技术的发展程度也赶不上我们，其在这一方面的专门人才也不能与我方观察营的素质相提并论。而且1918年的胜利也使他们过分的自满，而不再求进步。无论如何对于我们而言，却是一个愉快的奇袭，因为敌人的炮兵效力还比不上在第一次大战中静态条件之下所遭遇到的。　虽然我自己的渡河行动相当冒险，因为刚刚建好的便桥还是位于敌方炮兵的射程之内。尽管如此，我还是平安的渡过，一直达到第27师的第63步兵团的位置。该团正由其卓越的团长，格莱勒上校(Col. Greiner)领导，已经攻占了对面的高地——不过损失却很重大。最使我感到敬佩的是一些伤兵的英勇，他们必须留在死地上等候车辆，在这个最初阶段中无法将他们后送。以后我又回到索姆河，经过另一个渡口，前往该师的第40步兵团方向，它构成了本军的左翼。它在纽里(Neuilly) 森林的前面被钉住了，这个森林大部分是属于第14装甲军的邻近地区，而且还在敌人坚守之中。在这里，我担心也已经受到了相当巨大的损失，因为在其后方的艾里村仍在敌人的手中，使该团位于敌火下。尽管如此，控制着河谷的高地已经被攻占了。

在右方，第46步兵师已经顺利渡河，现在正占领着对面的高地。所以对于第一天的战果应该感到满意，尽管河边村落的争夺战一直打到深夜才停止。　至于在本军的两侧，第15装甲军已经渡过了索姆河，但却好久不能前进，因为敌军还在坚守着一个叫作艾莱尼斯(Arraines)的大型村落，阻塞了装甲车辆所必不可少的道路。 左面的第14装甲师，在一个准备性的炮击后，才从亚眠的桥头阵地中出击，因为受到了敌方雷阵的阻碍，也似乎已经滞留不进了。因此，它奉命向南进攻，结果使我们在以后的前进，就再也没有与它接触了。　6 月5 日的攻击使我们在索姆河的南岸，已经获得这样大的空间，所以在夜间就可以把第一批炮兵送过河去了。不过，敌人是否已经认输，还是会退后一步再继续作顽强的抵抗，那却是很难断定的。在这种情况之中，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却完全缺乏情报。关于敌人的位置与意图，已经掩上了一层不能确定的疑云——这也是战争中经常存在着的因素。在这种时机中，若是过分的匆忙，即足以引起严重的挫败；反之若是延误了几个小时，则又足以让敌人建立一个新正面，而使我们在下一个回合中受到重大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野战指挥官的态度若是坐候正确情报的来到，再采取行动，那么也就很少有希望获得战神的恩赐。所以在6 月6 日的清晨，我就赶往第46师的指挥所，此时它已经移到了该河的南岸。因为经过了一天的苦战，我发现每个人都还熟睡着。我向他们指明立即开始追击的必要，因为该师似乎已经不再与敌人有直接的接触了。我与师部人员一同前往该师的前进地区，发现第42团正在等候命令，尽管其正面的战斗实际上已经停止，我命令他们立即前进。接着我去视察本军的右翼的一个团。虽然事实上它已经准备前进，但却还正在想等候炮兵对于其前方的柯西(Coisy) 村落和附近高地森林的攻击效力显示之后，再开始行动。当我感觉到这个村落、高地和森林都可能已经没有敌人占领时，于是就命令该团团长立即采取宽广正面前进，但却应把兵力分为疏开良好的小群。假使这些地点仍在敌人据守之中，则他们就一定会自动暴露出来，于是做好准备的炮兵，就可以立即将其击毁。而且当该团若照我所命令的方式前进，则不必害怕会遭到严重的损失。这位团长对于我的情况研判似乎明显表示怀疑，所以我自己坐上我的指挥车领先前进。当我们进入柯西村时，发现道路为一个栅栏所阻塞着，但却无人防守。从村落的里面还可以听到偶然的枪声。很明显是散兵游勇们所发射的。经过了简短的观察之后，我们就把车子开入村内，发现敌人的确已经撤退，此外高地和附近森林的前边也是一样的。

获得这些情报之后，我又驶返该团，告诉他们现在前进，并暗示他们今后应自己进行侦察的工作。虽然一位军长不应该亲自去担负巡逻搜索的任务，不过我却觉得在此种环境中有以身作则的必要，尤其是战斗部队对我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而我却深信追击的效力，主要赖于指挥官的主动精神。我很高兴看到我的副官，希维德勒中尉(Lt. V. Schwerdtner)和年轻的驾驶员，拉吉尔中士(Sergeant Nagel)，对于这次意想不到的侦察旅行非常欣赏。　下午我又去视察第27师的两个团攻击赛斯蒙特(Saisemont) 村。我偶然在最前线上与一位连长谈话。当他把情况向我报告了以后，就要求我把大地图展开，把总体情况解释给他听。等到满足了他的求知欲之后，我才返回军部，还带了一个伤兵一同回来，他对于我的情况讲解也同样极感兴趣。很侥幸，这个回程却很短，因为我的指挥所在此时已经移到了前线附近的一个小森林中。　6 月7 日，已经在前一天渡河的第6 师也在本军的极右端投入了战斗。这些顽强的威斯特伐利亚人，一向都是极优秀的斗士，表现出可佩的精神。当我在下午去视察该师时，发现潘克斯(Poix)地区的险陡洼地(对于敌人是极有用的掩护)早已被攻占。潘克斯小镇也已落入我们的手中，这个团正在忙于攻击这个地区远端的一个村落。虽然如此，潘克斯和其附近的道路却仍在敌方远程炮兵的威胁之下，情形相当的不愉快。有一位弹药车的驾驶兵发现他自己为炮火所阻止时，就赶紧躲在车底下，却忘记车上面装的是炮弹！这是使大家感到精神略为轻松的一件笑话。 那天下午我去视察第46师的一个团，它被钉在潘克斯地区的前方。不过到了黄昏时，与重兵器和炮兵取得了必要的连络之后，它又继续前进了。　第27师本来是战斗的主力，现在可以改调为第二线，因为追击毫无疑问已在顺利进行。该师在本军左侧面的位置，改用刚拨来的第1 骑兵师接替。　6 月8 日仍继续追击，仍由威斯特伐利亚部队决定其步调。第46师报告发现了敌军一百辆坦克的集中地，于是俯冲轰炸机立即奉命向其攻击。可惜的是该师并未利用这个机会把坦克俘获。他们都逃走了，若是采取迅速行动则可以将其一网打尽。

7 、8 两日的战斗经过使军部获得了一个印象，认为这些顽强的敌人现在所能做到的，就只不过是局部的和暂时的抵抗而已。但还可以假定他还会尽量收集兵力，使其安全的退过塞纳河的下游。到了那里，若是可能获得预备队的协助，则又将企图再行挺身而斗了。所以就本军而言，一切的成败就要看我们是否能够迅速冲过塞纳河，而不让敌人有时间或机会重组一道防线。所以虽然在6 月8 日的夜间，本军距离塞纳河岸还大约有45英里，但是我却命令领先各师，在明天一天之内，要把它们的摩托化矛头，不仅推进到河岸上，而且还要实际上渡过该河。步兵的主力和马拖的炮兵也都应尽可能用其最高速度跟进，预定他们在6 月9 日也能达到塞纳河。第6 师的目标为李斯安德里斯(Les Andeleys)的渡口，第46师的目标则为费尔仑(Vernon)的渡口。　这些部队在过去4 天里，一直是且战且进，从未停息，所以这对于他们实在是一种过分的要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高级指挥官对于他的部下必须作最严格的要求，这样才能使他的部队在以后免于更艰苦的战斗和受到严重的损失。 而且全盘的作战情况也要求有采取迅速行动的必要。直到此时为止，法军似乎已经决心防御巴黎。在这个城防体系中，从奥塞河起到该城极北面马恩河为止，都已经驻有强大的敌军。假使我们能在巴黎的下游渡过塞纳河，则该城的防御就好像是断了铰链，敌军必须赶紧撤出该城，否则就有被切断的危险。　所以本军的情况注定了要向部队作最高度的要求。它要求所有各级指挥官表现出来最大限度的主动精神，并在行动中应使用最高的速度。像这样有利的机会是应该用双手去抓着的。　在6 月9 日这一整天中，从清晨到深夜，我一直都在路上奔跑着，以催促本军领先各师达到其所指定的目标。尽管我们的步兵已经够辛苦，但是他们却极兴奋地以最大限度的耐力，冲向他们的目标——塞纳河。这种现象实在使人感到愉快。　自然是难免有些摩擦发生，虽然在第6 师方面，一切似乎都极为顺利。在清早的时候，我会晤了两个师长，然后前往视察第46师。当大约在正午时，我达到第6 师在李斯安德里斯的渡河点，发现其搜索营早已到达了河岸上，其师部人员也已经在准备渡河工作，预定在下午执行。不幸，当搜索部队到达时，河的桥梁已经被炸断。在对岸高崖上，风景如画的李斯安德里斯小镇正在起火焚烧，那是一次俯冲轰炸机空袭的结果。它无异于事先通知敌人说，我们就要来了，实在并非我们所理想的。

在第46师方面却发生了一两件困难的事情。第一点，它的行动比预定的时间要迟了3 个小时。等到我视察了第6 师之后，再回到这方向来时，发现该师与其搜索营已经完全丧失了接触，而后者不管它已经到了那里，但却可以断定决不像第6 师的搜索营，已经达到了罗纳河边。我只好指示该师师长在本日黄昏时，应和我在费尔仑(他的渡河点) 碰头，并且还补充了一句话，他至少要携带着他那走失了的搜索营一起。

于是我又回到李斯安德里斯，发现第6 师已经正在分三个点渡河，而且只面对着极微弱的抵抗。步兵和马拖的炮兵也都已经拼命的准时赶到了罗纳河边。　下午7时我回到了费尔仑，发现第46 师师长和他的搜索营已经到达了。不幸，敌人又来得及毁坏桥梁。因为南岸的敌军发射出了猛烈的机枪火力，所以我指示搜索部队应在黑暗掩蔽下再前进。　在这种混乱的追逐中，我无法照我的预想来使用第1 骑兵师——此时它已经达到了本军的地区中。它的位置还是太落后，而且集团军部把该师拨交我们指挥，事先又还有一个条件，即我只准把它用在奥塞河，以掩护集团军的左侧面，并应付从巴黎方面来的任何威胁。同时该师虽然还远在后方，但却报告说已经受到了敌方强大装甲兵力的攻击。这很明显就是从第46师手中溜走的坦克，现在却又正在威胁我们延伸得太长的侧面。　略为睡了一觉之后，6 月10日的清晨我又回到费尔仑，得知第46师的先头部队也已经渡过了该河。所以第38军是第一个在塞纳河南岸建立了稳定立足点的部队。

部队对于他们已经完成的追击，实在是有一切足以值得骄傲的理由。而我个人所更感到愉快的，是这个迅速的行动可能已经使本军在渡过塞纳河时免于一场苦战。 不过，第38军的地位却并不安全。它孤立于塞纳河的南岸，其右面的第15装甲军直到6 月10日，尚未能达到塞纳河，以后又转向勒阿弗尔(Le Havre)前进。第2 军还落后很远。在左侧面，巴黎是一个大问号，在那里可能隐藏着任何数量的敌军。

此外，第38军还需要2 天的时间，才能把全部兵力送过河去。在李斯安德里斯和费尔仑的两座浮桥，一再受到英国空军的攻击，在费尔仑的那一座的确一度被炸断了。

假使敌方指挥官在这一翼上，还有可以运用的预备队，则孤立在该河南岸的第38军就必然是他们的攻击目标。　当攻势开始时，第4 集团军司令克鲁格上将，曾经告诉我，陆军总部给他指定的作战目标，即为“在塞纳河南岸获得桥头阵地”。即使最高统帅的目标，不是想依照施里芬计划的路线，用强大的北翼绕过巴黎的西面，以决定法国战役中第二阶段的胜负，而是想集中装甲兵力，从西南向巴黎的东面实行突击；可是这个分配给第四集团军的任务，似乎还是极不妥当。因为那会把向巴黎东面的突击当作是决定性行动，而把C 集团军群对马奇诺防线的突破攻击，和B 集团军群向塞纳河下游的前进，当作次要的行动，可是我们却仍有保持主动的必要。A 集团军群要到6 月9 日才能开始其渡过埃纳河的进攻，而且它是否能获得决定性的成功，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同时，我们应假定敌人对于施里芬计划是认识有素，所以他不会忽视我们有渡过塞纳河下游，作大迂回运动的可能性，因此他也可能采取自己的对抗措施。这使我们更有理由在德军的右翼保持主动，而不让敌人在任何时间在这一方向作防御或反攻的部署。所以照我看，假使第4 集团军的战略任务使我们有理由必须向塞纳河以南继续进攻，则第38军若坐在一个桥头阵地中，等候敌人集中(可能的) 优势兵力向它进攻，那才真是一种错误。　所以我要求集团军部允许等到我的军炮兵一渡过塞纳河，就立即向南进攻，而不再株守这个桥头阵地，此时我们已经把它扩展到了厄尔河(Eure)上。为了慎重起见，第20步兵师也已经奉命进到该河的南岸。此外，在6 月11日，我又要求集团军部批准把第1 骑兵师，从其在奥塞河的位置上，推进到塞纳河的南岸来，在这一天中，该师对于上述的敌方装甲兵也已经获得了一个漂亮的胜利。在这种环境中，我发现这是非常自然的，应用我们仅有的这个骑兵师，当作追击的矛头。我的意图是尽量提早用它来阻塞通到巴黎的铁路和公路。　不幸得很，我的建议却又为集团军部所批驳，因为它要首先等候上级的指示。

所以第1 骑兵师脱离了我的指挥，改由在第二线前进的第1 军指挥，奉命仍继续监视奥塞河的侧面，无论如何，总还是留在塞纳河以北。我感到十分的遗憾，这个精锐的师未能有机会发挥其特长而大显身手。　6 月11日发生了两件事情，都足以证实我的要求是正确的。第6 师的第58步兵团击落了敌方的一个驾驶员，发现他身上所带的文件，指出敌人已经下令作全面的撤退。其次，第46师报告，它正受着敌方坦克的强烈攻击——这表示敌人已经发现我们在河南的地位并感到很不舒服。我们如再消极下去，只会帮助敌人改善处境。　同一天夜间，第46师也击退了这个攻击，损失很可观。次日清晨，该师又报告在其正面的敌人准备再行攻击(估计坦克为110 辆) ，并要求紧急援助。我就主动决定用我所有的三个师发动攻击。这个命令刚刚发出之后，集团军司令本人来了。他虽然同意我的决定，但因为陆军总部尚无新的作战命令来到，所以他还只能坚持他的立场。他所感到焦急的是我可能会不顾一切地命令我的军向前挺进。所以他严格地命令这个攻击应绝对不准越过埃鲁克斯- 帕赛(Evreux-Pacy) 一线，为了保险起见，在同一天夜间他把集团军的命令又重述了一遍。　当左翼方面的第27师在攻击中已有良好进展时，右翼的第46师却报告说，因为在南岸，没有足够的炮兵、弹药和口粮，所以迄今还未能发动攻击。尽管如此，它却也已经击退了敌军的装甲攻击——不过敌方坦克的数量被证实不过50-60 辆而已。

以后几天之内又变成了一个追击的阶段。6 月13日，第2 军在我们的右面也渡过了罗纳河。那一天我们在法国著名小说家柯里特(Collette d'Arville)的别墅中过夜。这个建筑物极为精美，户外的游泳池对于我们大家更是恩赐。　6 月14日，陆军总司令来军部视察。我曾经把本军的成就向他提出报告，他虽然很注意，但对于其未来的意图却未作任何透露。　6 月15日，克鲁格上将告诉我，第4 集团军的目标现在已经定为勒芒(Le Mans) ，并且强调说，应不顾两侧的部队一直向前挺进。对于我们而言，我觉得这些话实在是不必要。　6 月16日，本军各师沿着维特- 色洛切斯- 查特诺夫(Ferte-Senoches-Chataunenf) 一线又遭遇到了有组织的抵抗。这些兵力为法国第1 、第2 、第3 三个机械化师的残部，它们在弗兰德之战以后从敦刻尔克逃走，然后又在布列斯特(Brest) 再登陆。

同时也发现了两个阿尔及利亚(Spahi) 旅和一个摩洛哥师的部队番号。到了黄昏，敌军的抵抗已经崩溃。在这里我特别欣赏第6 师官兵的英勇。　那一天黄昏时我又接到一个集团军的命令，决定以勒芒- 昂热(Angers)为我们的前进轴线。第1 军加入到我们的左面，第46师拨给它指挥。第15装甲军(抽去一个师被派去攻占瑟堡) 也应进到下卢瓦尔(Loire) 河，并在那里构成桥头阵地。这似乎就是结束了。 6月17 日，法国总理雷诺辞职，贝当元帅奉命组阁。这个老家伙是准备组织新的抵抗呢？还是法国政客们故意想让这位第一次大战中的老将来签订降约呢？　6 月18日，我们又接到了元首的命令，要求对于敌人作无情的追击——这对于我们而言，不是一个新的观念。我们作了一个强行军，有一个团几乎走了50英里，而林德曼中校(Col. Lindemann)的摩托化搜索营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勒芒以西的某一点。我在波内塔布尔(Bonnetable)的中世纪堡垒中过夜。这一切都是古色古香的，除了我在下文中要说到的卢瓦尔河的堡垒以外，这可能是我进入法国境内以后，所看到的最动人的建筑物。　6 月19日，我乘车前进了30英里，赶上了林德曼的搜索营，一路没有看见一个德国兵。70年前，我的祖父曾经胜利的进入勒芒，现在我经过了那个庄严的大教堂。

路上我遇见了许多解除了武装的法国部队纷纷向东行军，还有一个已向林德曼投降的整个炮兵团，携带着全部的火炮与车辆。敌人显然是已经瓦解了。尽管如此，我发现林德曼的营在安吉尔斯的美因(Mayenne) 河地区中被阻止住了。在对岸上可以发现有敌军的坦克，桥梁也在机枪火力威胁之下。林德曼又用他所仅有的炮兵，一个10门炮的摩托化炮兵连，去驱逐敌人，但并无效果。我沿着河岸走到距离桥梁有相当远的最前进位置上，发现除了桥头地区以外，其余的地方都很少有敌军。有一个中队长，显然是坐在河边等候想看敌军是否会自动放弃桥梁。我建议他从更下游的地方游过河去并且还说如果他愿意，我愿奉陪。这个办法马上发生了效力。不久以后，这整个中队的人员全身赤裸跳入河中，在敌方不注意之下达到了对岸。现在桥梁也已经是我们的了。我一直与这个搜索部队在一起，直到他们在该河彼岸上已经继续前进时，我才返回军指挥所。因为想到只有极少数的敌方坦克与机枪，即足以使这支搜索兵力在美因河停顿了达8 小时之久，所以我派我的资深副官，格拉弗中尉(Lt Graf) 再赶回去直接严厉的命令林德曼，在这一夜中必须要渡过卢瓦尔河。

一点都不错，格拉弗发现这些部队正拟在该河的北岸停下来休息。他严格的执行命令，于是全营于同一夜间渡过了卢瓦尔河，格拉弗亲自指挥领先的橡皮艇。　在黑夜里，军部听到两个师的搜索部队都已渡过了卢瓦尔河的消息，我就立即赶往前方，当我到达时，发现这个河的宽度实在是很惊人。在西面的渡河点英格拉地斯(Ingrades)有一股强流，两岸之间的距离达600 码。高桥有两个圆拱已经被炸毁，中间必须要用浮桥来连结。高低几乎差了30英尺，中间架着极陡的跳板。甚至于一辆指挥车都很难开过去，所以一切重型车辆必须用渡船过河——由于河川的宽广，加上强流和许多沙滩，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　在另一个渡河点，查隆内斯(Chalonnes)的情况就比较单纯，因为河川在那里分成三个支流。在北面的两个支流上的桥梁都已经完整的落入我军的手中，所以我们只有160 码的宽度要渡过。在这一点上，我亲眼看见了一种不平凡的决斗。在上午所发现在对岸上的法军都还是没有武装的，下午却有重型坦克出现了。我们已经渡河的兵力不能够阻止它们，因为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把任何火炮弄过河去。从查隆内斯的桥上，我看见一门德军的88mm高射炮与一辆法军重型坦克同时在对岸上进入阵地，并同时互相开火射击。很不幸，我们的炮马上被击毁了。但是，我们接着又送来了一门轻型反坦克炮，很巧的一炮就直接命中了敌方这辆32吨重型坦克前方的一个弱点，它立即起火燃烧。　那一天夜间，我移驻查隆内斯附近的色朗特(Serrant) 堡垒中。这是一个著名的古迹，其美观壮丽的程度简直无法形容。不用说，我们对于原主人的财产极为尊重，对于一切古画陈设都非常小心的加以爱护。到了6 月22日，第6 和第27两个师都已经完全渡过了卢瓦尔河。它们的搜索部队还更向前推进了一段，接受了无数法军部队的投降。6 月23日，我们才知道在前一天，已经在贡比涅(piegne) 森林签订了休战协定。法兰西战役已经结束。在军部所颁发的每日命令中，我对于我所指挥的各师深表感谢之意，因为他们具有自我牺牲、勇敢和合作的美德。我特别指出，它们都不曾享受装甲的保护或机械化的推进。在一连串的攻击作战，他们已经完成了300英里的追击。轮子已经旋转了。从1918年的贡比涅到1940年的贡比涅中间，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路。今后我们又将向何处去呢？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太缺乏战略头脑了，他只是一个德意志的复仇主义者，不是一个全球性的整合主义者。否则的话，他就不该侮辱法国、迫签屈辱的城下之盟、把法国变成一个占领区；相反，他应该用极为宽大的条件，把法国争取过来，瓦解至少松懈英国的敌对性。这样，他才能脱出身来扑灭苏联。结果呢？他像个王八，咬住的东西就不肯松口，只是让自己陷入了越来越大的战略被动。

【第七章 两个战役之间】

法军放下武器的那天，德国人抹去了心中最黑的烙印——那就是1918年11月11日在法国福煦元帅停在贡比涅森林的专列上签订的停战条约。现在法国人在同一地点和同一车厢中签订了他们自己的投降条约。

1940年6月22日要算是希特勒一生事业中的顶点。自1918年以来，法国的军事力量对于德国始终是悬在头上的一个巨大威胁，现在却已经完全被打倒，不再是第三帝国的对手了。英国虽尚未遭到最后的失败，但却已经被逐出了欧洲大陆。俄国现在已经变成了德国的邻国，尽管有了莫斯科公约，仍然足以在东方构成一个潜在的威胁，但是由于德国在波兰和法国已经一再获得胜利，所以在最近的将来，它很不可能敢于向德国发动侵略。假使克里姆林宫的确曾经想乘德国有事于西方的时候，乘机作更进一步的扩张，那么显然它已经丧失了机会，它不应该让德军对盟军赢得如此迅速而决定的胜利。

德军虽在波兰和法国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但这却并非说其领袖自从第一次贡比涅之后，就一直都在准备进行一次复仇的战争。与所有敌意的宣传家所说的情形都恰好相反，在1918年到1939年之间，德国总参谋部的政策，事实上绝不是想打一次报复性或侵略性的战争，而只是为了确保德国的安全。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军事领袖们最后却终于容许希特勒操纵了他们，这也就是说他们承认了政策的优越地位。尽管他们并不同意这种政策，但除了发动一个政变，就无法推翻它。

希特勒虽然曾经竭尽全力重整军备，但这却并非成功的唯一原因。诚然，凡尔赛和约使德国处于无防御的状态，所以重新武装是战争胜利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毫无疑问，德国的军事准备并不充分，陆上不如俄国，空中也不如西方国家。甚至单就部队、坦克、和火炮的数量而言，西方国家也至少能与德国相等，在某些方面还可能较为优越。西线战役的决定因素不是军备，而是德军方面的部队素质较佳，和领导较好。虽然不曾忘记战争中的那些不变的法则，但是自从1918年以来，德国国防军却只学会了一两件新东西而已。

休战之后，陆军总部开始采取步骤使相当数量的师复员，同时有某些步兵师也开始改编为装甲师或摩托化师。

第38军的军部最初移驻萨姆色雷(Samserre)地区，那是在卢瓦尔河的中游，处理某些师的改编工作。我们离开了那个古色古香的堡垒，移到一个较小的别墅中。我们这个新居是一个假古董，一位酒商的私产，到处都显得趣味极为低劣，唯一值得欣赏的就是在小山的顶上可以遥望卢瓦尔河的河谷。

7月19日，所有高级将领都被召往柏林，去参加德国国会的开会典礼，希特勒在那里正式宣布西线战役已经结束。同时他为了表示国家对军人的感谢，给予一部分高级军官以荣誉，好像战争已经完全胜利了一样。自然，德国人民是应该感谢军队，但是我们军人却感到这种赏赐在性质与范围上都似乎有一点过度。

希特勒同时任命了一打陆军元帅和一位海军元帅，这种行动毫无疑问足以使这种官阶的威望贬值，过去在德国这是一种极高贵的荣誉。除了威廉二世曾在和平时期任命几位元帅以外，其余的人都是必须亲冒炮火立下极大的战功才能获得这种尊号。

波兰战役结束时，陆军总司令与两位集团军群总司令是能够符合这个要求的，但是希特勒却未把他们升任元帅以表示对于陆军的感谢。现在他却一次制造了一打元帅，除了曾经打了两次卓越战役的总司令以外，还包括着三军统帅部的主管在内，他既不是指挥官又不是参谋长。另外还有空军部的副部长，他的组织功绩固不可没，但却决不足以与陆军总司令相提并论。

希特勒最狂妄的行动要算是把戈林升到了陆海两军总司令的头上，任命他为帝国大元帅，并使他成了铁十字章中的大十字级勋章的唯一受领者。在这种情形之下，这种嘉奖的方式似乎是故意贬抑勃劳希契，这也可以明显表现出希特勒对于陆军总部的看法。

这一天我也得知我这个军已经有了新任务。我们应移驻海峡海岸上并准备入侵英国，有3个步兵师交给我们指挥。我们的营区设在列托库特(Le Touquet)，是靠近包罗根的海滨胜地，有许多英国人在那里建有美丽的别墅。我们的军部设在一个极豪华的大旅馆内。我和几个机要人员则住在一个小别墅中，那是属于一位法国船主的。虽然主人已经逃走，但是他却留下了他的家务管理人员在那里照料一切。与以后盟军在德国的行为恰好成一个对比，我们德国人在法国并未以主人自居，对于敌人的财产从不敢任意占有。由于我们部队的纪律严明，我们在法国居留的六个月里，从未与平民发生过激烈的争执。

我们在海岸上驻防使我们在11月中旬都还有洗海水澡的机会，这对于我的随从人员是一件极愉快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忘记了在英吉利海峡中高低潮位的相差可达26英尺，所以几乎出了危险。这对于渡海攻英的问题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

但是这个美丽国家的享受和吸引力，以及在胜利之后的休息，都不曾软化我们的部队——通常这是占领军极难避免的。因为我们需要训练部队执行一个全新的任务，所以大家一点都不敢懈惰。部队每天都在沙丘上演习，那里有许多地方都与想象中的登陆地区相似。等到我们的渡海工具到达之后——改造后的莱茵河和易北河的驳船、小拖船和摩托船等——在风平浪静的天气中，我们就可以和海军一同练习上船和下船的工作。这些船员对于其任务也都不太熟练，不过我们深信只要有时间就可以学会。

海狮作战

我想这是适当的位置，容许我在这里对于希特勒的入侵计划和使他放弃这个计划的理由，可以略加评论。

假使希特勒是真正相信在法国被击败他就赢得了这次战争，而征服英国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那么他才是错到底了。英国人对于他的招降反应冰冷，证明英国的政府与人民都无法说服。

于是希特勒和三军统帅部就要不得已而思其次了。

任何政治家或最高统帅，当战争中突然有全新的情况发生时，就都会要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或者是军事上的挫败，或者是政治方面有意想不到的发展，例如有一个另外的强国加入了敌方。在这种情况中，他也许将会毫无选择的余地，而必须把现有的“战争计划”完全丢弃掉。同时，大家也许会感觉到他对自己的资源估计得太高，而对于敌人的则又未免估计得太低，所以才会受挫，或者是在政治判断方面犯了错误。

但是当他的军事作战目标已经完全达到，而且更远超过最初的料想，那么一位国家元帅或最高统帅在研究何为“下一步骤”时，情形就大不相同。当时的德国究竟有没有所谓“战争计划”，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诚然，并无任何的战争是完全依照某一方面的固定计划而发展。但是自从1939年9月起，希特勒即已冒险与英法两国作战，他也就有责任应该事先考虑到各种不同的可能发展以及应付的方法。非常明显，在对法国的攻势尚未发动之前，甚至在攻势之中，德国的最高统帅部都毫无“战争计划”，以决定一旦所希望的胜利赢得之后，还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希特勒希望英国人会自动投降，至于他的军事顾问们，则感觉到应该等候“元首的决定”。

上述的情况是德国缺乏完善军事高层组织的必然后果。当希特勒自兼最高统帅之际，他并不曾建立一个帝国总参谋部，负责处理大战略的问题。事实上，在负责作政治决定的国家元首之下，并无一个军事权威当局被授权负责拟定这种全盘战略。从一开始，希特勒就是把最高统帅部当作是一个军事秘书处看待，无论如何，它的负责人凯特尔也是一个最没有能力向希特勒就战略问题提供顾问意见的人。

至于说到三个军种的总司令，希特勒实际上就完全不准许他们对于大战略发生任何的影响。他们虽然也偶然在私人的谈话中，可以发表对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但是最后希特勒却还是根据其自己的思考来作决定。希特勒是如此的坚持认为只有他有权决定一个政策，除了在挪威的作战中，雷德尔(Raeder)也许曾经作最初的建议以外，据我所知再没有其他有关全盘战争政策的基本决定，是可以归功于任何一位三军首脑的。

因为没有任何机构曾经获得草拟“战争计划”的授权，而最高统帅部则更是如此，其结果是所有的人都只好听命于“元首的直觉”。像凯特尔和戈林之流，对希特勒一直视为天生圣人，甘愿俯首贴耳。而勃劳希契和雷德尔只好沉默地接受。事实上，所有三军的总参谋部，在它们的内部固然也都进行过对长期政策的研究，但这对大局却是毫无补益的(例如早在1939年到1940年的冬季，雷德尔元帅曾命令海军总参谋部研究在英国海岸上登陆的技术可能性与要求。)。德国并无一个希特勒认为不仅是一个专家或是执行者，而且有资格负责主管全面战略的真正的总参谋长。

这种指挥形式，其结果就是如我在上文中所说的，当西战场的战役结束之后，我们马上就面对着下一步骤应如何进行的问题。

除此以外，德国的最高统帅部又有两个新的事实要应付：

1. 有一个尚未击败的英国存在着，它还是不愿意与德国媾和。

2. 我们的新邻国俄国有出面干涉的危险，不管它现在如何装着爱好和平。在1939年11月间，当希特勒强调说明在西线有速战速决的必要时，他也就早已认清了这个威胁的存在。

基于这两个事实，很明显第三帝国的最迫切任务就是应该赶紧结束与英国的战争，只有这样才能使斯大林错过渔翁得利的机会。

假使无法使英德之间获得谅解，则德国必须要尝试用军事实力消灭其最后的对手——英国。这实在是一个悲剧，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双方都不曾企图用常识作基础，一劳永逸地决定今后欧洲的命运。一点都不假，希特勒愿意避免与英国之间的生死决斗，因为他的真正目标是在东面。

不过在法国战役结束之后，他在德国国会中所发表的和平试探讲话却未免太空泛，不可能引起良好反应。此外，希特勒此时因胜而骄，对于他自己的必胜已经具有狂热的信心，所以即使对方同意和谈，他是否肯接受一个以理智和正义为基础的和约也似乎还颇有疑问。而且更进一步，他现在也已经是他自己行为的俘虏，他已经把波兰的一半和波罗的海国家都送给了俄国，只有用一次新的战争才能收回这些土地。他容许意大利贪食法国的领土，使他自己对于其同盟国具有依赖作用。最后，自从吞并捷克之后，他在全世界上的信用已经破产，即使他愿意签订任何协定，可是却不会有人愿意再相信他。

假使希特勒在击败了法国之后，能用谈判的手段建立一个合理的和平，则德国人民对他就会高呼万岁。

德国人并不想把那些波兰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土地并入帝国版图之内，他们也不想收回过去曾经一度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地区。所谓优秀种族应该支配欧洲甚至整个世界的观念，除了少数狂热的党徒以外在德国并没有人对它加以认真的考虑。希特勒只要吹一声口哨，命令他的宣传队向后转，则德国人民拥护合理和平的呼声马上就会自动表现出来。

不过在另一方面，英国的民族性——丘吉尔个人就是标准代表——却很可能阻止英国人在战争的这个阶段中或任何以后的阶段中，对一个合理的和平解决作任何认真的考虑。英国人的韧性是很值得敬佩的，当他们一旦投入了战斗，不管当前的情况是如何艰险，他们都有打到底的决心。尤其是他们只知道无条件痛恨希特勒和他的政权，还有所谓“普鲁士主义”，但却忽视了俄国是一个更坏的政治制度，对于欧洲也是一个更大的威胁。此外英国政策也还有一种传统的偏见，即维持欧洲的力量平衡。英国投入战争的最后动机即为重建这种平衡，因为德国在欧陆上太强大了，所以英国才要求击败它。英国人却不曾认清世界局势已经改变了，俄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大害，所以世界性的力量平衡才是更大的需要。

除此以外，丘吉尔这个人也许具有过份的战士气质。他的心目中所注意的问题就只是战斗和最后的胜利，其视线不曾超过军事目标透入政治的领域。仅仅在几年以后，当俄国人已经进入了巴尔干，丘吉尔才开始注意到此种发展的危险，可是到了此时，他却已经斗不过罗斯福与斯大林的联合势力。

此外，像丘吉尔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忽视俄国对于德国所具有的潜在威胁作用。不过专就战争而论，他却认为这是对于英国有利的。相反，他却从来不曾想到，若是此时与德国妥协言和，则不久两个极权国家就会互相火并。事实上，丘吉尔对于德俄两国的强弱若能作冷静的估计，他就一定会认清这是一个二虎相斗两败俱伤的局势。所以这个局势的结果会自动使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成为世界的主宰——姑不说这个斗争足以决定这两个极权统治者的最后命运。

在一个独裁、思想斗争、和“十字军”的时代中，群众的感情被放纵的宣传所操纵，所谓“理性”简直已经不存在。所以对于双方人民和整个欧洲而言都至为不幸，英德两国终于没有其他的路好走，只好继续打下去。

所以在西线战役结束之后，德国最高统帅部对于下一步骤的问题的答案还是继续对英国作战。但是由于事实上德国方面并无一个超出了欧陆西战场以外的战争计划，所以也就注定了要产生严重的后果。现在当希特勒考虑入侵英国的计划时(他却并未真正下决心)，一切达到这个目标的实际准备却都没有完成。因此，我们错过了一个立即利用英国弱点的最好机会。现在才开始准备，终于浪费了许多的时间，结果使任何登陆的成功仅仅因为天气的原因都变得大有疑问了。

这个最后的事实，再加上其他的因素(下文中将详述)，终于使希特勒有了理由(或者可以说是借口)放弃其侵英的计划，直接转头去打击俄国。这个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

在我尚未说明这个决定性改变的理由前，我觉得应首先分析，假使希特勒终于发动对英之战，其成功的机会又有多大？

我们有三种方法可以使用，第一是切断其海上补给线迫使英国人屈膝。因为德国现在已经完全据有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海岸，可以用它们来当作空中和潜艇战的基地，所以就这点而言，德国的是比较有利的。

而资源方面却不那么有利。就海军而言，潜艇的数量距离适当的标准还差得太远了，而重型军舰更谈不上，尤其是航空母舰，即使对于潜艇战而言，这些军舰的合作也是必要的。此外，当我们尚未能使英国空军丧失作用之前，英国的反潜防御也还是会较占上风。至于说到空军方面，它的任务应该分为下述三个方面：

1. 获得制空权，至少应能消灭英国空军参加反潜战的能力。

2. 瘫痪英国的港口。

3. 与我方潜艇有效的合作，攻击敌人的船只。

实际上，这些工作也就等于是要压倒英国空军，并毁灭它的生产中心。

不列颠之战足以证明，在1940年德国空军还并无能力达到这个目标。假使在那一年8、9两个月的天气不那样坏，又或是德国不把它的注意力从与英国空军的战斗改变为对伦敦的攻击，结果是否会不同，却是无法断定的事情。

不过总而言之，由于德国的轰炸机数量非常有限，而远程战斗机又极缺乏，所以在1940年的夏季要想迅速压倒英国空军和毁灭生产中心似乎是不可能的。战斗如果单凭物质资源的数量来决定，那么所需时间和力量常会超出原有的估计。若双方多少是势均力敌时，则战斗就只有凭借优越的领导，才能达到速决的目的，而很少是靠实力的对拼。

所以我们必须要准备进行长期的战斗。正好像为了保证成功，潜艇舰队必须首先加以扩充一样，对于空军方面也必须要采取相似的步骤。

这是一个必须要正视的事实，要想用杜黑将军(Gen. Douhet)所想像的“战略性空中战争”的方法，来迫使一个像英国这样的大国屈服，至少就当时而言，那实在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后来盟军对于德国的空中战争也是一样的没有效果。

无论如何，假使一旦决定了要用切断海上交通线的方法迫使英国屈膝，则德国的全部战争潜力就应完全用来生产潜艇和飞机。为了这个目标也就必须裁减陆军，以便把人力转用到工业方面去。

这种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也就是其危险之所在。谁都不知道俄国人会安静到什么时候。德国若是裁减了它的陆军，并且把其全部空军用来对付英国人，则俄国即使不发动战争也至少要作作政治上的敲诈。

另外一个危险为美国也许不会坐视英国慢慢地被德国绞死，而会有提早出面干涉的可能性。专就空军和海军的战斗而言，他们是可以很快的参加。若是德军实际入侵英国，则他们也许会太迟了。不过尽管如此，若是德国有一个真正的战略性政策，这个行动路线是有成功希望的。当然，我们随时都应提防美俄两国干涉的可能性，而且也必须坚持毁灭英国空军和切断英国补给线这两个主要目标。凡是任何想用对城市的攻击来打击敌方民心士气的企图都只会妨碍获得胜利的机会。

第二个可能击败英国的方法，我可以称之为地中海的争夺。希特勒——甚至可以说包括全体德国军事领袖人物在内——都曾经被人指责为不能跳出“大陆”式思想方式的圈子，从来不曾认清地中海作为不列颠帝国生命线的重要意义。

也许这是事实，希特勒的思想仅以大陆为限度，不过英国若丧失了其在地中海的地位，是否就会被迫放弃战斗；另一方面，地中海地区的征服，对于德国又究竟有些什么后果，似乎都是颇有疑问的。

无疑，地中海的丧失对英国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对印度、近东和石油供应所可能产生的效果都将会十分严重。此外这个海的封锁，也足以使英国的粮食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但是这个打击是否会致命呢？照我看是不会的。英国人绕过好望角还是可以与中东和远东取得联系，除非用潜艇和飞机严密封锁英伦三岛，否则这条交通线是切不断的——也就是说仍要用上述的第一种方法。可是第一种方法却可能足以钉住了德国空军的全部资源，而使它无余力来应付地中海方面了！英国人若是丧失了直布罗陀、马耳他、和它在埃及及近东的阵地，固然会感到极大的痛苦，但却还绝对不至于致命。而且照英国人的民族性来看，那只会更增强其民族意志而已。英国人是决不会认输的，而只会打得更激烈。说地中海为大英帝国生命线的口号实在是一种谎言。同时英国的各自治领也决不会撤回它们对于英国的支援。

第二个问题是地中海争夺战对德国本身又有什么后果。第一点，意大利虽然可以当作一个良好的作战基地，但是它的军事力量在这个斗争中只能作非常微弱的贡献，这是众所周知的。尤其是意大利的舰队绝对无力把英国的舰队逐出地中海。

所以这个斗争的主要责任就会落在德国人的头上，可是意大利把地中海当作是它的私产看待，并要求全盘的指挥权，事实上只会使德国人更感到困难。

假使我们要剥夺英国人在地中海的地位，使其受到致命的打击，则马耳他和直布罗陀必须攻占，并且还要把英国人逐出埃及和希腊。毫无疑问，假使德国要想把它的战略焦点移到地中海方向，则这个任务就必须要用“军事”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但问题却不只此而已。要想夺获直布罗陀则必须首先获得西班牙的同意——事实上永远不可能——或者是对西班牙人施加压力。这两条路线的意义都是要结束西班牙的中立状态。不管能否获得马德里和里斯本的同意，德国都将毫无选择余地，必须保护全部的伊比里亚海岸线，并保障那个地区的补给。这两个国家都会有抵抗的可能，尤其是葡萄牙，而且它的殖民地将立即被英国占领。无论如何，伊比里亚半岛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将会吞食相当数量的德国陆军，而德国强占西班牙与葡萄牙，在美国和拉丁美洲所引起的反应也将会十分有害。

由于意大利和西班牙都要求瓜分法国的殖民地，所以与法国之间难以获得真正的和约。最后德国将要被迫占领法属北非，以防止像英国这样的海洋国家有一天会企图在地中海内再获得一个立足点。

一旦英国人被逐出了埃及和希腊，德国人似乎又有进入近东的必要，尤其是为了切断英国的石油供应来源。有人认为在近东建立一个基地，对于德国有两大利益：一、有威胁印度的可能性，二、可以威胁俄国的侧面，以吓阻其干涉德国的行动。我感觉到这些说法是不现实的。除了德国部队进入这些国家后对当地的人民会引起不良的反应外，还有其他两方面也必须注意。

从近东地区向印度和俄国作战，仅仅因为补给的原因，决不可能有真正的成功。因为英国是一个海权国家，所以它在这里较占上风。此外，德军在近东的出现的结果也许会促使俄国提前发动对德国的战争。

照我看来，地中海整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即使英国人丧失了地中海的控制权，也并不足以决定其命运。进一步说，假使为了争夺地中海的主权要发生决定性的战斗，则最后将会牵制大量的德军，足以引诱俄国向德国发动侵略。假使我们考虑到俄国也许会感兴趣的战利品——巴尔干和在近东的影响势力——就更会觉得它有必要向德国发动战争。

从地中海方向打击英国的想法，事实上与拿破仑想取道埃及征服印度以打击英国的幻想颇为相似。这条路线将使德国的兵力长期用于不具有决定性的方向上。此外，它也可以使英国的本土有时间重整军备，而且也使俄国感到德国有隙可乘。

由于地中海的路线并不能对我们与英国的战争产生决定性作用，于是我们就要考虑第三条路线，即入侵英国本土。

未说到这一点以前，我应提到我们地中海战略的实际结果。正像以后在俄国方向所常犯的老毛病一样，希特勒总是不能在适当的时机中使用适当的兵力。他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能一鼓作气攻下马耳他，这在最初的阶段几乎毫无疑问能够成功。他这个失误对以后最终丧失北非和其他一切后果是决定性的。

1940年6月间，希特勒开始构想侵英的计划(不过如我所说的，并无决心)，并命令开始作适当的准备。

这个作战被定名为“海狮”(Sealion)，但是仅当某些先决条件已经完成后才准备实行。这个计划在执行方面的准备，以及许多的争执(主要是海陆两军之间的)，都早已有他人讨论过了。因此，本书对于这一部分将完全不加以赘述。

这里所准备要做的事情，就仅以下述三个重要问题的检讨为限：

1. 入侵英格兰能够迫使它放弃斗争么？假使这个行动成功，足以决定全局么？

2. 入侵确有成功的希望么？失败的后果将如何？

3. 希特勒根据什么理由，终于放弃这个计划(也就是放弃解决英国的念头)而转向俄国进攻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说入侵是压倒英国最迅速的方法，其他两个方法都不能达到速决的目的。但这是否即为最后的结局呢？即使英伦三岛沦陷了，丘吉尔政府很可能还会迁到加拿大再继续打下去。至于其他的自治领是否仍服从它的领导却是无法预知的。不过无论如何，征服了英伦三岛也还是不等于大英帝国的完全失败。(注：英国人民是否会继续抵抗，抑或会有傀儡政权出现，这也是无法预测的。)

不过最重要一点却是可以断定的，若是德国征服了英伦三岛，将使对方丧失了向欧陆发动海上攻击时所绝对不可少的基地——至少就那个时候而言是这样的。即使美国投入战争，在那个时候若无这个岛屿作跳板，要想越过大西洋入侵欧洲，也是绝无可能的。假使不列颠被占领，英国空军被消灭，英国舰队被逐出了大西洋，这些岛上的战争潜力都完全化为乌有，德国也就可以安然的去应付地中海的情况，而不害怕任何的牵制。

而且即使英国政府在丧失了母国之后决心打下去，它也很少有赢得胜利的希望。在这种环境之下，所有的自治领还会继续支援它么？

假使俄国人在可以想见的将来，对于所谓第二战场不再寄予希望，那么它对于德国的潜在威胁还会有什么意义呢？在希特勒默许下，斯大林是否会把他的注意移向亚洲呢？假使美国人知道他们将单独承受战争的重担，他们还会对德国发动“十字军”么？

在今天对这些问题都无法找到确实的答案，在将来也是如此。诚然，德国隔着海洋是无法迫使他国接受和平。不过有一点却可以断言，若是能够攻占英国，则德国的地位无论如何总要比希特勒以后所造成的要愉快得多。

从军事的观点来看，在1940年夏季中入侵英国若能成功的话，毫无疑问将是一个正确答案。应该采取何种步骤，使德国在胜利之后，可以获得一个谈判的和平，这应为一个合理的德国政策的目标，不过它不属于这本军事学书籍范围之内。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军事方面，分析假使在1940年入侵英国，是否有任何成功希望的问题。我相信关于这一点的意见一定不会一致，“海狮”作战毫无疑问包含巨大风险。

虽然如此，但我们却不能因为看到盟军在1944年入侵欧陆时大量的技术装备，就断定依赖比较原始渡海工具的德军注定失败。同样，盟军在1944年在空中和海上都拥有绝对优势，而且的确具有决定性，但这对于1940年的情形却并不适用。

在1940年6月间，德军完全没有这些优势，但它却另有一个决定性的优势，那就是英国海岸线上最初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有组织的防御。英军缺乏适当的装备、训练和领导。至少其陆军兵力在1940年夏天是这样的。不列颠大体都是毫无防御的。假使希特勒在敦刻尔克不让英国远征军逃走，则英国就可以说是真正毫无防御了。

在1940年夏季，对英的入侵战要想获得成功，有赖于两个因素：

1. 应尽量提早执行入侵计划，这样就可以趁英国还是在无防御状态下打击它，并且能够利用夏天的好天气。(照我们自己的经验看来，海峡在每年7、8两月间和9月的开始都还是风平浪静的。)

2. 在渡海期间和以后的一个阶段内，我们应有抗衡海峡地区的英国空军和舰队的能力。

所以当我们对天气和德国空军获得最低限度空中优势的能力感到没有把握时，“海狮”作战也就注定了要冒巨大的危险。因此德国军事当局对于这个计划的执行不免感到犹豫和不安。

希特勒本人的决心也不像过去那样明白坚定。在所有各阶层中都缺乏通常所惯有的从上而下的推动力。联合作战处的主管约德尔将军就认为以整个情况而言，入侵企图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措施而已。

空军总司令戈林根本上就不认为他的空中攻势是入侵计划中的一个完整部分。相反他却不断分散和浪费空军的实力，证明他把对英国的空中攻势当作一个独立的作战看待。

海军总部是第一个提出入侵不列颠问题的权威当局，至少它曾根据其实际研究，认为只要某些先决的条件能够满足，则这个作战是具有可行性的。此外，它也比任何方面更关注其装备的不适当。

观点最积极的，毫无疑问是陆军总部方面，不过在法国沦陷之前，它却似乎不曾考虑过入侵的观念。

有一件事却是必然的，假使“海狮”计划真正实行时，那些第一批要受到考验的陆军部队，也就是对准备工作最具有热心和信心的。因为我所指挥的第38军就是预定在第一波中渡海的，所以我有资格这样说。虽然并不把危险估计过低，但我们对成功却深具信心。同时，我们在当时对其他两个军种的忧惧情形不太了解。

大家都知道希特勒根据两个理由(或者是借口)最后取消了“海狮”计划。第一是准备时间太长了，使第一波兵力也至少要到9月24日才能渡海。这个时间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即使第一波能够成功，后续部队的渡海也仍需要良好的天气。第二，事实上直到这时为止，空军不曾获得必要的空中优势，这是真正决定性的理由。

即使上述两个事足以作为在1940年9月中止入侵计划执行的理由，它并不能证明假使德军统帅部对事件的处理若采取不同的方式，入侵也是否同样不可能。要批评希特勒决心避免与英国决一死战以便转过身来对付俄国的想法，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基础。

问题就在于是否上述的两个事实都绝对无法避免，而是必然呢？

专就第一点而论，即把登陆之期延到了9月底，这是毫无疑问可以避免的。假使早有一个战争计划，并且以击败英国为其重点。那么在西线战役尚在进行之际，相当部分的技术或准备工作也就可以同时进行了。假使早有这种计划的存在，则无论希特勒的动机为何，在敦刻尔克允许英军逃走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假使至迟在法兰西沦陷时(即6月中旬)德国人已经决定入侵英国，而不是一个月后(即7月中旬)才作此决定，那么登陆的时间最迟也不会到深秋。7月间下达命令，结果在九月中旬就完成了一切必要的准备，若早四个星期决定，可能在八月中旬即能渡海。

至于说到放弃“海狮”作战的第二个理由，即不列颠之战的进度不能令人感到满意，那也这样评论：在入侵之前的好几个星期，就执行一种孤立的空中战争企图争取不列颠上空的空中优势，是一种领导上的错误。想在入侵之前获得不列颠上空的空中优势，目的当然是为了保证入侵的成功。不过结果却只是在不利的条件下作战，徒然过早地消耗了空军的实力。

德国空军当局对敌我双方实力的对比若能作冷静的估计，他们也至少应该会怀疑自己的实力能否执行这种攻击英国空军和其生产中心的作战，获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

第一点，德国空军总部对英国战斗机部队的实力估计过低，对自己的轰炸机效力估计太高，此外对方有效的雷达体系也使他们受到了奇袭。其次，轰炸机的航程和透入地区都远赶不上要求(战斗机更是如此)，结果使英国的空军可以躲避歼灭性的打击。在英国上空，德国战斗机是在不利的条件下与对方交战，轰炸机也常常不能获得战斗机的适当保护。

这些考虑就应该足以使德国空军总部决定拒绝与英国空军摊牌，应该等到实际入侵行动开始时，再参加作战，并迫使英国空军在双方相似的条件下接战——即在海峡的上空。

最后，德国当局又犯了另一个重大的错误，当双方实际上是恰好打成平手时，却又突然转移了空中攻势的作战目标。9月7日，攻击的重心移到了伦敦城上——这是一个与入侵准备毫无作战关系的目标。

在入侵之前首先获得空中优势的理想固然不错，但是若将各种因素作慎重的分析，应该足以使德军当局认清空军的决定性打击应该与入侵更密切的配合。当然有人会表示反对，说这样一来空军的任务实在太多了：1. 攻击在英国南部的空军基地，2. 掩护在法国港口中的装载工作，3. 保护运输船渡海，4. 支援第一波兵力登陆，5. 与海军和海岸炮兵合作阻止英国舰队的干涉。

不过所有这些任务并非同时的，它们可以连续地加以解决。举例来说，英国的舰队——除了驻在英国南部港口中的轻型兵力以外——可能要等到第一波兵力已经登陆之后才会加入作战。

一切都有赖于一次大空战的结果，这是当海陆军一开始发动入侵时就应该在海峡或英国南部上空进行的。德国空军在这个会战中所处的条件将会远比深入内地进行空袭时要大为有利。

自然，这种行动方式有孤注一掷的意味，不过在这种环境中若想冒险入侵，则势必要准备付出这种高价。

当希特勒基于前述的理由在1940年9月间放弃入侵英国的计划时，这些理由在当时也许是很动听的，不过事实上，仅仅因为在德国最高统帅部中除了希特勒外，就无任何权威能对全盘战略政策负责，所以这种理由才会出现。德国没有这样一个权威当局，能够在适当时机拟定一个包括英国在内的战争计划，并能对入侵作有效的指导，把它当作是一个三军的统一作战行动来看待。

假使说德国统帅部是自动放弃了这次对英国作最后打击的机会，那么其理由就不仅要在参谋组织的缺点中寻找，而且更要注意到希特勒的政治思想。

无疑，希特勒一向想避免与英国人和大英帝国发生冲突。他曾经一再声明，大英帝国的毁灭对于德国并无好处。他也欣赏这个帝国，认为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成就。即使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些话的表面价值，但至少有一件事却是可以确定的：希持勒知道，若是大英帝国毁灭了，继承者不会是他本人和德国，而将会是美国、日本、或俄国。根据这种现实的看法，所以他对于英国的态度并非是虚伪的。他不希望也不期待对英国的战争，所以他希望尽量避免与英国摊牌。

这种态度，加上他完全没有想到对法国可以那样轻易取胜，就足以解释希特勒为什么没有采取一个以击败英国为目标的战争计划。问题是他根本不想在英国登陆。他的政治观念与西线胜利后的战略要求发生了冲突。最令人惋惜的就是他的政治观念却并未能获得英国人的同情。

相反，希特勒对于俄国的态度却完全不同，尽管他在1939年与斯大林缔结同盟。他一向不信任和瞧不起俄国人。他也害怕俄国人的传统扩张趋势，尽管他自己签订莫斯科条约，为俄国打开了西进的大门。

我们应假定希特勒明知当两个极权强国变成了紧邻之后是迟早会发生冲突的。此外，他也坚持其“生存空间”的观念，这也只能向东方寻求。这些理由都足以证明迟早要与俄国冲突，当法国沦陷后，希特勒似乎感觉到他自己已经是欧洲的主人，所以他认为可以动手了。同时俄国正在德国东界上增兵，因此也更引起了希特勒的疑忌。

希特勒现在面对着侵英的问题，他深知这个行动所包括着的高度危险。假使这个入侵战失败了，则参加作战的海陆军将会全军覆没，甚至空军的实力也会大为削弱。虽然从纯军事的观点来看，入侵的失败并不使德国的军事力量受到不可补救的损失，但是较重大的影响却还是在政治方面。一方面，这种挫败将更增强了英国人继续战斗的决心，另一方面又会影响到美俄两国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一个军事上的大败会使这位独裁者在德国和全世界的威望受到严重的打击。

这正是这位独裁者不敢冒的风险。正好像他对大英帝国的态度使他不想与它摊牌，又好像他对于英国人心理的误解，使他希望和平解决一样，现在他也不想冒险而自动撤退了。他希望能避免与英国决战的危险。他不想毁灭英国的强国地位，而只想打掉它手中的最后武器，使英国知道和平解决的必要。

可是在这里，希特勒还是犯了最大的判断错误。因为有一件事是必然的，假使希特勒在这个对他自己最有利的时机放弃了对英决战的机会，结果迟早德国会被迫处于一个更坏的情况中。对英国的战争拖得愈长，俄国对德国的威胁也就会愈大。

当希特勒在1940年的夏天里，未能冒险对英国作决定性的打击时，他也就丧失了唯一的机会。他不能再等待了，只有在这个时候，他还可以冒险去发动一个“预防性战争”，以消灭俄国的威胁，而暂时不必害怕在西方受到敌人的牵制。

事实上，这也就等于说因为他不愿意接受侵英的冒险，结果反而作了更大的冒险——即两面的战争。同时拖了那么久才终于放弃了入侵的计划，希特勒也就浪费了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当中，德国很可能获得一个最终的解决。这种延迟是一个永远无法补救的损失。

9月底“海狮”作战取消后，第38军恢复了正常的训练。渡海的装备都撤入了港口中，在英军空袭下，它们早已损毁了许多。在这个时候我们对于希特勒有关俄国方向的意图还一无所知，他的最后决心可能是在以后才下的。直到1941年春季，我才听到一点风声。那时我正调了一个新职。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之所以“浪费了一年”，因为他始终没有一个战略的计划，因此不知如何去扩大胜利，更不知道如何去巩固胜利、消化扩张得来的果实。

【第八章 装甲军长驱直入】

1941年2月底，我在海峡岸边交卸了第38军军长的职务，改任第56装甲军军长，它正在德国内地成立军部。对我而言，总算是满足了一个心愿，因为早在西线战役开始之前，我一直很想指挥一支机械化部队。

当然以军长的地位，事先是无权过问对俄战役的一切问题的。我个人是到1941年5月才接到作战命令，也不过是指示我这个军属于哪一个装甲集团军而已。

所以对1941年对俄作战的一切实际指导，我不能象对西线战役那样的加以评论，因为西线作战计划的最后形成曾经受到我个人的影响。

不过，我想有两个因素可以加以探讨：

第一是希特勒所犯的错误——如果别人都没有犯错误——那就是对俄国的资源和红军的战斗素质估计过低。因此，他的一切想法都是假设可以在一个战役中就用军事手段把俄国打倒。即便这是可能的，但要达到这个目标，还必须设法使俄国同时发生内在的崩溃。可是希特勒的政策却恰好适得其反。他在东欧占领地区的政策由盖世太保执行，完全抵消了军事当局的一切努力。也就是说，他的战略政策是希望用最快速度摧毁俄国的制度，而他的政治行为却恰好与此目标完全相反。在其他战争中，政治和军事领袖在目标上发生差异固然常有，可是这次的情形却又不同，因为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领导权都握在希特勒一个人手中。结果是他在东线的政治措施完全违反了战略要求，于是丧失了一切可能速战速决的机会。

第二个因素是在最高阶层——即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未能获得战略上的统一。这种批评对全盘作战计划和1941年战役的执行都同样适用。希特勒的战略目标主要是以政治和经济考虑为基础。其内容为：1.占领列宁格勒(他认为这个城市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摇篮)，利用这个手段，他认为还可以与芬兰人携手支配波罗的海。2.占领乌克兰原料地区，顿涅茨盆地的军备生产中心和高加索油田。他希望占领这些地区即可使俄国的战争经济完全崩溃。

反之，陆军总部却认为必须首先击败红军，然后才能征服和守卫这些重要性毫无疑问的战略地区，他们认为只有在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上才能遭遇到俄军主力，因为这个城市是俄国权力的焦点，那是这个政府不敢冒险丢弃的。这又有三个原因：1.比起1812年的情形，莫斯科现在已经真的变成了俄国的政治中心。2.如果在莫斯科以东和环绕该城的军备生产地区丧失了，那么至少可以使俄国的战争经济遭到严重损失。3.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从战略观点来看，莫斯科恰好处在俄国欧洲部分交通网的中心。该城如果丧失，那么俄军的防线就会裂为两段，而俄国统帅部也不再能进行统一协调的作战了。

从战略上来说，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的分歧似乎就是：1.希特勒希望在两翼寻求决战。(照当时双方兵力的对比和战场的辽阔程度来判断，德国的力量似乎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决战)。2.陆军总部却想在中央寻求决战。

德军对作战的指导，最后就是以这种基本的战略分歧来作为基础的。虽然希特勒同意陆军总部建议的兵力分布，把两个集团军群配置在普里皮亚特大沼泽地的北面，而只把一个集团军群配置在它南面，可是在整个战役中，对战略目标的问题始终争论不决，其必然结果就是，不仅希特勒无法达到他的目标，那是过于遥远了，而且也使陆军总部的目标发生了混乱和动摇。

希特勒在“巴巴罗萨”命令中所规定的“一般意图”全文如下：“用果敢的作战，包括装甲先锋的深入突破在内，毁灭位于俄罗斯西部的俄军主力，并阻止其有战斗价值的部队退入俄国腹地。”从根本上来说这只能算是一个战略公式，甚至是战术公式。应该感谢德军优秀的参谋业务和战斗部队的英勇善战，所以才能获得惊人的成就，而且差一点就使俄国军队濒于失败的边缘。但是这种公式并不能代替真正的作战计划，它的准备与执行都要求高层的意见应完全一致。基于双方兵力比例和攻击距离的遥远，似乎应假设要分两次战役才能毁灭俄国军事力量。

不过以我这个军长的身份而言，当然对最高统帅部的计划与意图不够资格过问。因此，我在当时自然没有怀疑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存在着这样重大的战略分歧。可是不久甚至于在我这个阶层也开始感觉到这种分歧。

第56军属于北方集团军群的第4装甲集团军，预定从东普鲁士进攻。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李布元帅)的任务为从东普鲁士前进以毁灭位于波罗的海地区的敌军，然后再向列宁格勒前进。

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霍普纳上将)则奉命挺进到迪纳斯克(Dvinsk) [ 校对者注：陶格夫匹尔斯 ] 对岸直达德维纳河(Dvina)上以占领一切渡河点，并继续向奥波切卡方向前进。

在第4装甲集团军右面的是第16集团军，司令为布施上将，应通过科夫诺(Kovno) [ 校对者注：考纳斯 ] 前进；在它左面是第18集团军，司令为库茨勒将军，向里加方向前进。

6月16日，我到达第56装甲军集结地区。霍普纳上将对第4装甲集团军的前进已经下达命令：

第56装甲军(第8装甲师，第3摩托化步兵师和第290步兵师)应从梅梅尔河以北和蒂尔斯特以东的森林地区向东突破以达通向科夫诺东北迪纳斯克的大路。在其左面，第41装甲军，军长莱因哈特将军，下辖第1和第6两个装甲师，第36摩托化步兵师和第269步兵师，应向贾科勃斯塔特的德维纳河渡口前进。党卫军“骷髅”师也属于这个集群，一开始跟在后面前进，然后再跟在进展最快的一个装甲军后面前进。

要想切断在德维纳河前方的所有敌军并赶上北方集团军群的作战期限，那么完整地夺占德维纳河的桥梁是具有决定性的，因为这条大河是个可怕的障碍物。第4装甲集团军的前进也就是一场赛跑，看哪个军先到德维纳河。第56装甲军注定了要做优胜者，因为根据情报显示，我们面临的抵抗将比第41装甲军轻微。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它比我们军多一个装甲师。

我曾建议由我们军担任主力，以便找到敌人的最薄弱环节。但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并不支持这个意见。在我尚未开始叙述56装甲军的作战之前，首先应说明一个事实，这足以说明军人的标准与政治领导之间的不同。

在攻击展开前几天，我们接到一个最高统帅部命令，就是所谓《政治委员命令》。主要内容就是对俘获的俄国政工人员一律就地枪决以示反共精神。

我认为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这些所谓的“政委”，其身份的确很特殊。他们不能算是军人，但又不像牧师，军医和战地新闻记者可以获得非战斗人员的身份。反之，他们是一种疯狂的斗士，如果从传统的战争意义上来看，他们的战斗活动几乎可说是非法的。他们的任务不仅是监视俄国军人，而且还要最大限度地把残酷带入战争中，这与军人行为的传统态度完全不合。使战斗方法和俘虏待遇完全违反海牙公约的规定都应该归咎于这些“政委”。

不管对政委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应采取哪种看法，可是要将俘虏就地枪决还是违反了军人传统。如果执行这类命令不仅有损军人荣誉，而且更会打击士气。所以我责无旁贷，向上级报告说在我指挥之下的任何人都不会执行这个命令。我的部下大都完全赞同我的意见，行动都完全一致。我的上级也赞成我的态度。不久，要求撤销这个命令的努力也终于生效了——因为很明显，这个命令只会促使俄军的政委们用一切最野蛮的手段迫使其部队拼命打到底。

6月21日13时，我们奉命于次日凌晨3时开始攻击。骰子已经掷下。

因为在梅梅尔河以北森林地区分配给我军的空间极为有限，所以只能先让第8装甲师和第290步兵师向敌军边界阵地实行突击。这时第3摩托化步兵师还留在河南岸。

最初我们在边界附近地区只遭遇到轻微抵抗。但不久就被有良好准备的碉堡网所阻，直到正午，第8装甲师在梅梅尔河以北才突破了敌人的要塞，克服了这一关。

在第一天，俄国军队已经露出真面目。我们前进不久就发现以前被敌军切断的一个德军巡逻队，所有人员都被杀死，尸体也已被分解。我和我的副官惯于在敌人尚未肃清的地区中来往，看了这种残酷的景象，都认为碰到了这种对手，最好是不要被他们所俘虏。以后，我们常常碰到俄军举手投降，可是等德国步兵走近之后，他们会马上抓起武器射击。还有俄国的伤兵也会装死，等我们部队走过之后，就从背后放枪。

照我们获得的一般印象，前线敌军部队似乎并未感受到突然袭击的压力，可是俄国的指挥体系至少不能说是反应敏锐，所以他们虽然有强大的预备队，却始终没有以任何协调的方式投入战斗。

关于俄国部队的部署究竟是防御性的还是攻击性的，曾引起很多辩论。不过如果考虑到在俄国西部所集中的兵力数量，以及在比亚威斯托克和腊瓦两个地区附近所集中的强大装甲兵力，那么我们也许应该附和希特勒的说法，那就是俄国迟早会采取攻势。不过反过来说，俄国在1941年6月22日的兵力展开，又不能说俄国是准备立即采取任何以侵略为意图的行动。

我认为最接近事实真象的应该是，俄国部署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应付各种不同情况——为了占领波兰东部，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三国，俄国早已使用相当强大的兵力。无疑在1941年6月22日，俄国部队还是散布在这些纵深地区中，所以只可能用于防御性任务。不过一旦德国的政治或军事情况发生任何变化，那么这种部署的形式也是可以立即转变的。不需任何延误，俄国部队就可以马上转向进攻。所以虽然直到6月22日为止他们在形式上还是采取守势，但俄国的部署对于第三帝国而言却的确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只要一出现有利机会——军事的或政治的——俄国就可能会直接向德国发动攻击。

当然，在1941年夏季，斯大林是可能宁愿避免与德国发生冲突的。但是如果国际情况的发展迟早变得使俄国当局认为可以向德国施加政治压力甚至可以采取军事行动时，那么这种临时性的防御部署也就可以迅速转变为攻击性质。也就是我所说的足以应付任何情况。

现在再回到我们第56装甲军方面。

如果这个军要想达成完整占领德维纳河渡口的任务，必须集中全力于两件事上。第一天，它必须突入敌境达五十英里以攻占在埃罗戈拉的杜比萨河的渡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使我对杜比萨河地区颇有认识。这是一个深陡的峡谷，任何坦克都无法爬上那样陡的斜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的铁路工程师花了几个月时间才建好一座木桥。如果敌人现在来得及把埃罗戈拉的大型公路桥炸断，那么本军就会无法前进，而敌人也就有时间在该河对岸陡坡上建立防御阵地，那无论如何都将是难以突破的。于是我们也就失去了用突袭方式攻占迪纳斯克的桥梁的可能。埃罗戈拉的渡口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必不可或缺的跳板。

军部的要求虽然似乎很过份，但是勃兰登堡将军的第8装甲师还是完成任务——我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与该师在一起。在突破敌方的边界阵地和压倒其后方的一切抵抗之后，终于在6月22日黄昏时分用一支搜索兵力攻占了埃罗戈拉渡口。第290步兵师也用打破纪录的行军速度跟在后面前进。正午，第3摩托化步兵师也开始渡过梅梅尔河并指向埃罗戈拉以南的渡口。

第一步已经成功了。

要想在迪纳斯克获得成功，第二个条件是本军应不顾其两侧的部队能否齐头并进，都必须勇往直前冲到该地为止。我们能否完整地攻占那些宝贵的桥梁，就要看敌人是否将遭受到完全的突然袭击而定。自然我们也深知这个行动不免要冒相当的危险。

一切不出我们所料，本军运气不错，遭遇到的是敌军防区中较弱的一段。敌军虽然一再反击，有几次也发生了激烈战斗，但我军还是很快击破了敌军的抵抗。当我们左面的第41装甲军在沙夫利附近被敌军坚强阵地所阻，而在我们右边，第16集团军的左翼还正在争夺科夫诺的时候，到6月24日，第56装甲军实际上已经在维尔科米尔地区到达了迪纳斯克公路，已经深入敌境达105英里远，不仅超过了两侧的德军部队，更把边界地区的俄军远远抛在后面。现在只要再前进80英里，就可以到达迪纳斯克诸桥。但是我们能否维持这样的速度呢？敌人必然会用其精锐的预备队向我们反攻。而且他们至少可以暂时填补我们后方的空隙来切断我们的补给线。但是尽管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已经向我发出了警告，可是我们却不愿意由于谨慎的缘故而让幸运之神溜走。虽然第290步兵师自然赶不上本军的其他部队，不过由于有这个师跟在后面，却使我们获得了相当的安全保障——尤其是它也更加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否则那些敌军就可能攻击我们的后方。此时，军部正率领两个机械化师向迪纳斯克的目标猛进——第8装甲师走上了公路，第3摩托化师则沿着公路以南比较困难的小路前进。这两个师一路击退了敌军用来反攻的预备队。在这些战斗中，有些颇为激烈。敌军损失了70辆坦克(约相当于我们全部坦克兵力的一半)和许多火炮。在这个阶段，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和人力来收容俘虏。

6月26日清晨，第8装甲师已经到达迪纳斯克城外，上午8时我在该师师部接获报告，得知我们的冲锋已经夺取了两座大桥。在该城内和德维纳河对岸，战斗仍在进行之中，但是大公路桥已经完整无损的落到我们手中。奉命炸桥的哨兵在距离桥头几码远的地方被击倒了。铁路桥也只受到轻微的炸伤，可以照常使用。第二天，第3摩托化步兵师又用突袭方式攻克了该河游的另一个渡口。我们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在进攻尚未开始之前，有人问我如果可能，我们预计要多少时间才能到达迪纳斯克。我回答说如果4天之内达不到目标，那么我们也就很难完整的攻占这些渡口。现在从零时算起，我们的确在4天又5小时之后完成了我们的任务。照直线计算，我们已经一口气冲入敌境达200英里。我们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卓越的成功，原因是上下一心，都不惜冒最大的危险，直向目标冲进。当我们驱车越过那些大桥进入迪纳斯克城时，的确感觉到不胜荣幸，尽管敌人在撤出该城时已经将城市的大部分都焚毁了。尤其是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并不太高，所以更加感到满足。

当然仅就德维纳河北岸而言，我军的地位也不能算是太安全的。第41装甲军和第16集团军的左翼都还在我们后方，分别相隔60英里和100英里的距离。在他们与我们之间，夹着几个俄国军，现在都正向德维纳河撤退。我们一方面要严防敌人在北岸全力攻击我们，另一方面又要监视南岸，以对抗从南面逼近的敌军。我们的处境极为危险。不过我们对目前这种孤立的情形却并不感到焦虑，因为这种情形决不会无限期拖下去，相反，使我们最焦虑的却是下一步行动的问题。我们的目标倒底是列宁格勒还是转向莫斯科呢？6月27日，装甲集团军司令坐了一架轻型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来看我们，但却没有带来任何消息。

我们应该合理假设，作为一个装甲集团军司令，对未来目标总应该有一点概念，但是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而我们的热情却被下达的命令所打消——那是要我们拓宽迪纳斯克周围桥头阵地并保持渡口畅通。我们必须等候第41装甲军和第16集团军左翼的前进，他们奉命在贾柯布斯塔德渡河。

虽然这的确是最“安全”的参谋学院的答案，但我们却有不同的新思想。照我们看来，当我军突然在敌人深远后方出现时，一定会使敌军发生相当的混乱。他们很明显是想倾全力把我们赶过河去，并且到处搜罗兵力来参加攻击。所以我们挺进得越快，他们就越难有机会用优势兵力有系统地对抗我们。如果我们笔直向普斯科夫挺进——当然同时仍应确保德维纳河渡口的安全——而同时，装甲集团军又用另一个装甲军紧随在我们后面，通过迪纳斯克前进，于是最可能的就是，敌人还是会用手头一切可以使用的兵力向我们发动零星的反攻，至少就现阶段而言，他们无法打一次正式的会战。至于那些留在德维纳河以南的敌军残余兵力，就可以留交后续的步兵部队加以扫荡。

不用说当一个单独的装甲军——甚至整个装甲集团军——冒险深入俄国腹地时，当然是越深入就越危险。相反，一支在敌后作战的坦克部队，其安全程度大致依赖于持续运动的能力。一旦它停止不动，马上就会从四面八方受到敌军预备队的攻击。

但是最高统帅部不同意我们的见解，不过这并不怪他们。就目前而言，列宁格勒的目标似乎正离我们远去，却让我们在迪纳斯克干等着。一切都如我们所预料的，敌人现在到处抽调援兵——不仅从普斯科夫，甚至还从明斯克和莫斯科。不久我们就被迫击退他们在北岸的攻击，有几处阵地已经变得很危险。在反击过程中，第3师收回了一些暂时放弃的地域，我们部队发现有3个军官和30个士兵的遗体留在一个野战包扎站中，那本来都是留在那里的负伤人员，但却遭到屠杀。

在以后几天，俄国空军也倾全力来破坏已经落入我们手中的桥梁。他们以疯狂的勇气，一个中队又一个中队进行低空攻击，但却被我们的战斗机和高射炮击落。曾经有一天他们就损失了64架飞机。

最后在7月2日，我们又能够再次运动了，此时党卫军骷髅师已加入本军作为第三支机动部队，而第41装甲军也已在贾科勃斯塔特渡过了德维纳河。对于继续前进的任务，第4装甲集团军所分配的是尔热希扎-奥斯特罗伊-普斯科夫轴线。所以现在总算是认定列宁格勒为目标了！

虽然如此，从本军用突袭手段冲到迪纳斯克时算起，已经浪费了6天时间。敌人已经有时间来恢复震惊，本来当德军突然在德维纳河北岸出现时，他们已经感到手足无措了。

本来象第56装甲军对迪纳斯克进行的这种坦克深入突击，必然会在敌人的交通地区造成混乱和恐怖，它切断了敌人的指挥体系，使他们实际上不可能协调一切对抗措施。可是现在由于第4装甲集团军决定巩固德维纳河阵地，就使这些优势开始动摇——尽管集团军总部的动机很好，但是结果却可能完全相反。我们是否还有那样的好运呢？这似乎值得怀疑。很明显，唯一机会就是这个装甲集团军应该以一个整体行动。不过，它却恰好没有做到这一点，尽管敌人的抵抗并不足以阻止其前进。

不过在开始时，这个装甲集团军却是很平均地从迪纳斯克-贾科勃斯塔特一线向普斯科夫方向前进。第56装甲军沿着迪纳斯克-尔热希扎和奥斯特罗伊-普斯科夫大路之东前进，而第41装甲军则在其左方。敌军的抵抗已经比在战役最初几天更为顽强而有秩序，但是仍然一再被我军击败。

装甲集团军现已接近斯大林防线，这是一条实力不均的要塞线，沿着原有的俄国边界构筑，从普斯科夫以西的普斯科夫湖的最南端起到大卢基为止。在这个阶段，集团军司令部又把主要道路分配给第41装甲军，由它继续向奥斯特罗伊前进。而第56装甲军则转向东面对大卢基和奥波切卡前进，这个意图是我们应该突破斯大林防线，并从东面迂回假设以普斯科夫为基地的俄国强大装甲部队，如果这支部队确实存在，而第56装甲军又能迅速执行这个行动，那么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计划。

不过照我们看来，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如果按照所命令的方向前进，那么这个军必须要越过斯大林防线前方的大沼泽地，所以我们表示强烈反对，主张两个军都应维持原有的前进轴线直扑奥斯特罗伊，结果还是毫无效果。我应该很遗憾地说，我们对那个沼泽地的忧虑不幸言中了。第8装甲师到达了越过沼泽地的木质栈桥，但是它早已被一个俄国摩托化师的车辆所阻塞。要花好几天时间才能把道路清理出来并修好已被炸毁的桥梁。等该师最后从沼泽地中钻出来时，又遇到了强烈抵抗，经过相当激烈的战斗才把敌人击退。第3摩托化师只找到一个狭窄的栈道，这是他们的车辆所无法通过的。所以只好又撤回来，奉命跟在第41装甲军后面向奥斯特罗伊前进。

当党卫军“骷髅师”向大卢基前进时，它遇到的地面较好，虽然包括了一道坚强的混凝土要塞线在内。现在该师就显出其内在弱点，由于军官和士官缺乏认真训练和适当的经验，所以这也注定了无可避免。单就纪律与外表而论，这个师毫无疑问可以使人获得良好印象。我甚至有理由称赞他们非常良好的行军纪律——这对摩托化部队的有效运动而言是一个极重要的条件。这个师在攻击时非常勇猛，在防御时也十分坚定。以后我曾经好几次指挥过它，认为它是我所见过最好的党卫军师。当时它的师长也是一个勇敢的人，不久就负伤死去。

尽管如此，这些优点加起来还是无法抵消其领导者在训练方面的缺点。这个师遭受了惨重损失，因为部队直到进入战斗为止还没有学会那些陆军部队早已学会的一切常识。他们的损失和经验的缺乏又使他们错过了许多有利机会，于是使他们要多打许多不必要的仗。结果是我一再去援救该师，但仍不能阻止死伤数字的激增。10天以后，这个师的三个团必须改编为两个团了。

虽然党卫军师一向能够英勇作战，而且也有一些成就，但是把它们编成一种独立的军事组织却是不可原谅的错误。有许多经过挑选的补充人员，本来可以用来填补陆军中的兵员空缺，但都大规模消耗在党卫军中，这种血液的损失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这当然不能责备党卫军部队本身这种对人力的不必要消耗，主要应由那些野心家负责，他们纯粹是为了政治动机，不顾所有军事权威的反对而硬要成立这些特殊单位。

不过在任何环境中，我们都不应忘记党卫军确实是良好的战友，当他们在前线与陆军并肩作战时，经常表现出他们的勇敢可靠。毫无疑问，其中有许多人都十分愿意脱离像希姆莱那种无耻小人的控制而正式并入陆军部队。

在回过头来叙述第56装甲军的作战之前，我应该先把上次大战中一支坦克部队指挥体系如何工作的实际情形简略地叙述一下，以便给读者一个概括的印象。

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时，我的祖父还是可以把他的幕僚都集中在一个小山上面，从那里他可以了望整个战场，并亲自指挥他那个军的一切行动。他甚至可以直接骑马跑到前线去视察那些正在展开的团。这种情形当然早已成为过去。由于炮兵射程日益伸长，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司令部就逐渐向后退，同时由于战场辽阔，目力观察和亲自指挥也变得根本不可能了。从那时起，有效的电话联络就成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施利芬想象中的大元帅坐在办公室中用电话下达命令的情况已经真正成为现实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带来了全新的指挥方法，尤其是对高度机动性的部队而言，由于情况的变化是如此迅速，有利机会稍纵即逝，所以任何装甲兵指挥官都不能让自己被拘束在后方遥远的指挥所中。如果他在太远的地方等候前线部队的报告，那么作决定就会太迟缓，从而错过一切机会。而且当一次成功的行动刚刚完成，指挥官就又必须立即设法消除战斗疲倦的自然现象，使他的部下获得新的战斗力。更重要的是因为新型的运动战对官兵的精力所作的要求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较高级指挥官更要以身作则，尽可能与前线部队生活在一起。普通士兵常会感到高级长官只是躲在后方享福，并且完全不知道前线的真正情况如何。所以如果他能看到高级将领也能身先士卒，亲冒炮火，那么立即可以使他获得一种满足感。而且也只有天天与战斗部队在一起，才能知道他们的需要，听取他们的怨言和设法帮助他们。一个高级将领不应只是要求部下去完成任务，他自己也应该是一个战友，与士兵同甘苦。此外，当他访问前线部队时，也可以使自己获得新的精力。经常的情形是，当我在各个师部中，总是听到为了战斗部队士气减退和疲劳过度而感到忧烦焦急的言语。这是较高级指挥官一天到晚感到头痛的事情，因为这是他对团营等单位所应负的责任。可是当我走上最前线之后，我却常常大喜过望，因为我发现他们的信心和乐观都超过了我的想像。于是当我坐下来与一辆坦克的乘员同抽一支烟，或者是与一个步兵连的人员进行一次闲谈，我马上就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充沛精力，这也是德国军人的商标，于是使我精神一振。这类经验是一位高级指挥官所最希望的好事。不幸的是官阶愈高，这种机会也就愈少，集团军司令或集团军群总司令就不能像军长那样方便了。

当然，即使军长也不能永远在路上跑。如果一个人经常在前线冲出冲进，而且当需要时老找不到他本人，那么实际上也就无异于把指挥交给了幕僚。在许多情形中，这也可能是一件好事，但却决不正常。

当然最后的关键还是指挥业务应有合理组织，对于高度机械化的部队而言尤其如此，应不惜任何代价使其维持连续性。

军部的后勤部只能几天移动一次以便使补给物资不脱节。可是军长和他的作战部门为了使他们与机械化师经常保持接触，其战术司令部每天必须推进一次甚至两次。所以这个军部必须具有高度的机动性，要把人员减到最低限度，而且一切都不能讲究。

我们从不浪费时间来寻找安居之所。在法国作战时我们住的都是城堡别墅。可是东线的小型木屋却丝毫不能吸引人，尤其是里面充满了臭虫。所以我们的战术司令部经常在帐篷里，另外加上一些通讯指挥车辆。我自己总是与我的副官共用一个睡袋睡在一个小帐篷中。在这次长驱直入的行动里，我睡过不到三次床铺。唯一不肯睡在帐篷中的人就是我的首席军事助手，他宁愿睡在自己的车子里。不幸的是他的长腿必须留在车门外面，所以经过一夜大雨之后，潮湿的靴子就会无法脱下。

我们通常在主要前进轴线附近的森林中支起我们的小帐篷，如有可能，总是靠着湖沼或溪流，可以在吃早饭之前匆匆下水洗个澡，或是在从前线上回来时洗去满身的尘土。

参谋长自然总是留在指挥部应付工作和电话，而我在白天——常常还包括一部分夜晚——经常在路上跑动。通常我总是在接获了拂晓时的情况报告和发出必要的命令之后，就趁一大早出发去视察各师部和前线部队。中午我又回到指挥所中停留一下，然后又去视察另一个师。等到我再回到指挥所时，它可能已经换了新位置。这时天色已黑，而我们也疲惫不堪了。在这种情形下，通常总是应该感谢我的第二助手雷曼少校的远见，他会预备一只烤鸡和一瓶好酒来特别的款待我一次。

当然，这种有弹性的指挥方法只是因为有了无线电之后才有可能性。我总是带着一辆无线电通讯车一同行动，我的通讯官科勒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员，他以后成了一位少校参谋。他使我与军部之间从不失去联络，对于前线情况可以经常获得报告，并且我在前线所作的决定也可以立即传达回去。更应补充说明一句，当我在战后入监期间，科勒更证明自己是一个不自私的朋友，曾多次帮助我妻子。

除了我的驾驶员纳格尔和舒曼以外，经常陪我旅行的人就是我的副官斯佩切特中尉。他是最好的骑兵军官，敏锐勇敢，不怕危险，态度乐观，是我的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他最喜欢陪同我一起去进行搜索行动。我当军长时，这种机会较多，几乎天天都可以上前线。以后当我升任集团军司令后，就不能那样天天往前线跑，于是他就变得很不高兴。这是一位青年军官的常态，我总是设法使他有领导战斗的机会。在克里木，他曾两次率领搜索中队，发挥出极大的机智与勇敢。当我们在列宁格勒前线时，我派他到一个师去服役，但是中途因为飞机失事牺牲。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现在再回到第56装甲军方面。到7月9日，很明显，第4装甲集团军的企图——派我这个军从东面迂回在普斯科夫的敌军——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了，原因有二，一是沼泽地，另一就是敌军的猛烈抵抗。现在已无其他途径可以选择，只有抽回军部和第8装甲师，让他们再沿着原有向北的轴线向奥斯特罗伊进发，第3摩托化步兵师早已走上了那条路。尽管如此，自从离开迪纳斯克以来，依照7月10日所获得的情报，本军也已经击溃了敌方的四、五个步兵师，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摩托化师——这些兵力远比我们自己要强大得多。除了我们已经收容了好几千名俘虏以外，自从离开德国国境以来，我们的战利品一共有60架飞机，316门火炮(包括反坦克炮和高射炮在内)，205辆坦克和600辆卡车。不过敌人虽已被迫向东退却，但却并未遭到毁灭——不久这个事实就变得很明显了。

现在这个装甲集团军已经集中在奥斯特罗伊周围，我们军部希望能迅速向列宁格勒前进：我们自己通过卢加，而第41装甲军则通过普斯科夫。照我们看来，这样可以使我们获得最好的机会，不仅能迅速攻占该城，而且还能切断面对第18集团军的敌军，不让他们经过里窝尼亚退入爱沙尼亚。在东方侧面保护这个作战的责任则应由跟在第4装甲集团军后面前进的第16集团军来担负。

不过装甲集团军司令部所决定的办法却完全不同，这可能是根据最高级当局的命令。

第41装甲军奉命沿着大路，通过卢加向列宁格勒前进。第56装甲军又再度被拉向东方，奉命通过波科霍夫-诺夫哥罗德进向丘多沃，以求尽量提早切断列宁格勒与莫斯科之间的交通线。这个任务固然也很重要，但却又再次使这两个军分开得太远，结果使每个军都缺乏必要的打击力量。尤其是在这一面遍布森林和沼泽的地形，事实上很不适宜大型装甲部队的行动。

更令人遗憾的就是党卫军骷髅师又不由第56军指挥了，它在大卢基奥波切卡地区的任务改由第290步兵师接替。这个党卫军师现在留在奥斯特罗伊以南担任装甲集团军的预备队。于是又像离开德国边界时的部署一样，集团军主力再次放在左翼的第41装甲军方面。至于第56装甲军则奉命只用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的兵力向东往丘多沃进行大迂回运动，而且由于党卫军师不再在其右面成梯次跟随前进，所以南翼也就缺乏必要的保护。如果再考虑到敌军虽已被击败，但却并未被歼灭，就可以明白这种危险的程度。

尽管如此，我们却仍然坚信本军将继续从运动速度中去寻找安全保障。

第3摩托化师在奥斯特罗伊归还本军，它经过一场苦战之后已于7月10日攻克了波科霍夫，现在奉命沿着一条次要道路向北前进。第8装甲师奉命通过佐尔基什前进以夺占姆沙加河流入伊尔门湖处的重要渡口。

经过一连串战斗，其中多数都很激烈，本军在以后几天之内仍能继续前进。除了7月14日清晨敌军曾在斯赫伦河北岸攻击本军指挥部以外——很显然是敌方的搜索兵力——敌军就未曾威胁过我们南翼的开放侧面。同一天在我的坚持之下，第8装甲师在击败了有炮兵和坦克装备的敌人，攻克佐尔基什之后，挺进到姆沙加河地区，不过却发现桥梁早已被炸毁了。

此时，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已经把它的前进主力向卢加公路的西面移动。它已经把第41装甲军的三支机械化部队都向北调动以阻止第18集团军前方的敌军从普斯科夫湖以北通过纳尔瓦撤退。该军只有一个步兵师(第269师)还留在到卢加的公路上。所以第56装甲军在向丘多沃的大迂回运动中，现在就更感孤立。所以我们立即向集团军司令部提出要求，指出如果我们这个军还想达到原定目标的话，就必须立即获得党卫军骷髅师和第16集团军第1军的密切支援，他们都与我们相当接近。

不过这个要求尚未获得答复，第56装甲军却已开始遭遇困难。7月15日清晨，我们在佐尔基什以西和斯赫伦河岸边的军部指挥所中接到了几个极不愉快的报告。敌人已经向第8装甲师的侧翼(现在一直延伸到姆沙加河)发动了强大攻击，同时又从南面越过斯赫伦河进攻。这就是说位于佐尔基什与姆沙加河之间的第8装甲师战斗部队的主力与该师的后方支队(军部也在一起)之间的联络将被切断。不仅如此，敌人还在我们后方造成了合围之势，其强大兵力正从南面向我们的补给线进攻。同时，已经向北面前进得更远的第3摩托化师，也发现自己正受到敌方优势兵力的攻击，那是从乌托戈什的北面和东北面发动的。

很明显，敌人的意图是想包围孤立中的第56装甲军。因为党卫军“骷髅师”未能沿我们后方右侧面作梯次跟进，所以才使敌人可以集中位于我们南方的兵力，越过斯赫伦河向我们进攻，同时，由于第41装甲军已经离开卢加公路，结果在那一面强大的敌军也腾出手来，他们现在正向我们北方侧翼进攻。

我们此时的处境实在很不乐观，我们自己也在怀疑这一次所冒的危险是否太大。我们是不是因为过去的成功而掉以轻心，所以对南侧的敌人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呢？但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又是否还有机会完成任务呢？照现有事实看来，我们所能选择的唯一途径就是经过佐尔基什把第8装甲师撤回以避免受到包围。第3摩托化师也应该摆脱战斗以使本军恢复行动自由。以后几天，敌人都在倾全力执行包围作战，除步兵师之外又加上两个装甲师，并有强大的炮兵和空军支援。第8装甲师终于还是从佐尔基什向西突围并实行重组，尽管一度曾经暂时依赖空中补给。第3摩托化师在摆脱敌人之前，一共击退了17次连续的攻击。同时，当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又把党卫军师再度拨交我们指挥之后，就能肃清本军补给线上的残敌了。

到7月18日，这个危机已经成为过去。本军现在在德诺附近已经建立了一个坚强正面，大致面对着东面和东北面。由于第16集团军的第一军现在已经冲向德诺附近，所以我们原来在南翼的威胁也已解除。

我们俘获了一架联络飞机，有伏罗希洛夫元帅的一封亲笔信，这也使我们更感到放心。我于1931年在莫斯科与伏洛希罗夫元帅有一面之缘，他现在正指挥着面对我们的这个方面军。这封信的内容不仅证实了俄国陆军的相当部分都已被歼灭，而且特别提到了在佐尔基什附近的战况。

当被包围时，我们与后方之间的联系就只有飞机和无线电。可是等我们的交通线恢复之后，官样命令又马上如雪片一般飞来。其中有件事值得一提，那是从最高统帅部发来的电令。因为莫斯科的无线电广播对本军的被围曾经举行了一个过早的庆祝节目，并报告说已经俘获了某种有关我方多管火箭发射筒的机密资料。俄军对这种新兵器明显感到厌恶，因为它们可以发射燃烧弹，面对着我们的俄军早已用明码无线电向我们提出警告，说如果我们不停止使用这种武器，他们就会用毒气来报复——当然这只是一种空洞的威胁，因为俄军自己的化学战防御工具是不完备的。

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俘获这些资料后，自然要大吹大擂一番。现在最高统帅部就要我们解释为什么这种机密文件会落入敌人的手中。很明显那不是从战斗部队手中夺去的，而是当俄军切断我们补给线时从某个运输纵队缴获的。当装甲部队在我方正面深远前方作战时，这类事情必然是会发生的。所以我们对最高统帅的查询据实呈报，并补充说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今后我们深入敌纵深以不超过60英里为原则。

7月19日，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告诉我们，现在已计划派第56装甲军通过卢加向列宁格勒前进。已经集结在卢加公路上的第269步兵师已拨交给我们指挥。我们所主张的集团军全部兵力应集中在一起的建议，还是未被采纳——我们主张宁可跟着第41军从纳尔瓦以东前进(那里有四条可用的道路直达列宁格勒)，而不愿沿着卢加轴线前进，因为那必须通过森林浓密地区。

此外，我们必须首先与第1军配合向东攻入姆沙加河地区，那是我们曾经到达过的。很显然最高统帅部还是不想放弃大迂回运动的计划，甚至还准备绕到伊尔门湖以东去。就目前而言，我们与第1军不得不又卷入新的战斗中。敌人也终于被赶到姆沙加河对岸去了。

7月26日，陆军总部第一副总参谋长保卢斯将军来我军视察。我把当前情况讲给他听，告诉他我们这个装甲军是如何在一个最不适宜使用装甲部队的地区中把实力逐渐消耗掉了。我也请他注意到分散这个装甲集团军兵力的不利。我军的3个机械化师已损失6,000人之多，而部队和装备也都已经用到了最大限度，尽管第8装甲师在休息几天之后还是设法使能用的坦克数量从80辆增加到了150辆。

我告诉保卢斯，最好的办法是把整个装甲集团军从几乎毫无希望迅速前进的地区中撤出来，而转用到莫斯科方面去。反之，如果进攻列宁格勒和穿越丘多沃执行大迂回运动的计划一定非保留不可，那么就必须使用步兵直到肃清森林地区之后，我们这个军必须保留起来以便对列宁格勒作最后突击，否则等这些机械化师到达列宁格勒时就会丧失战斗力。我又指出，无论如何这样的作战是需要时间的。如果我们想迅速占领列宁格勒城和海岸线，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应该集中装甲集团军的全部兵力在纳尔瓦以东地区并且向该城进攻。

保卢斯将军完全同意我的看法。

可是事实的变化却与这种想法大相径庭。当第16集团军，包括第1军和刚到达的另一个军，已经接替了伊尔门湖以西姆沙加地区的防务之后，第56装甲军就应该从通过卢加的道路改向列宁格勒进攻。而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总共只分配到3个师：第3摩托化步兵师，第269步兵师和新到的党卫军警卫师。

这种办法进一步分散了装甲集团军的机械化兵力。党卫军骷髅师仍留在伊尔门湖边，由第16集团军指挥。而第8装甲师则由集团军司令部收回作为预备队，它暂时被用来肃清交通线上的游击队——这个任务不仅太浪费，而且也极不适当。这个军现在只有一个机械化师(第3摩托化师)在卢加地区，而第41装甲军在纳尔瓦以东的战斗中却用了3个师。古德里安上将对装甲兵的使用曾拟定了一条格言，就是“不准分散，只准集中”。而我们的情形恰好与这种理论相反。我们一切要求保留这3个机械化师的努力都完全失败了。经验早已证明，当兵力日益缺乏时，只有极少数指挥官还能设法维持整齐的战斗队形并避免分散他们的部队。

如果要我对卢加附近的战斗加以详细叙述，也许需要太多篇幅。的确那是非常艰苦的战斗。几个星期以前，敌人在这个地区还只有相当微弱的兵力，现在却已经增加到一个完整的军，下辖3个师，并有强大炮兵和装甲部队支援。尤其卢加附近本是俄军的一个训练地区，所以敌人对周围的情形非常熟悉，此外，他们也有足够时间构筑适当的工事。

当这些战斗仍在进行时，我军又分配了新任务。最后，它终于奉命与在北面的第41装甲军汇合起来向列宁格勒进攻。可是即使到现在，还是只有军部和第3摩托化师能够调动，而第8装甲师和党卫军骷髅师仍然继续执行其现有任务。

8月15日，我在卢加的任务移交给第50军，该军军长为林德曼将军，是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朋友。接着我们开始向北移动。我们的新指挥所设在纳尔瓦西南约25英里远的楚德湖畔。道路是那样糟糕，我们花了8小时才走过125英里的距离。当我们到达楚德湖之后，那天夜间又接到集团军司令部的电话，命令我们停止第3摩托化师的前进——它是跟着我们走的——并于明日清晨再转回去，改向在德诺的第16集团军报到。我们，连同第3摩托化师和党卫军骷髅师是刚从伊尔门湖地区抽回的，现在又马上要重新加入那一方面。对这样的调动，当然不会有人表示满意。也许唯一的例外就是我们的军需处长克莱因斯密特少校，虽然这个消息要使他的补给运输安排转上一个180度的大圈子，可是他却依然兴高采烈，毫无怨言。

所以在8月16日，我们又沿着那条坏路再回德诺去。这一次的距离为160英里，一共走了13个小时。侥幸的是第3摩托化师还没有向北走多远，所以很容易将它调过头来，不过部队的感想如何却是我们不愿想像的。这种改变的最后原因，或许还是因为我们的总兵力不适当以及在列宁格勒、普斯科夫和伊尔门湖之间是完全不适于坦克作战的地区。

当我们到达第16集团军司令部时获得的情况大致如下：第10军本来在伊尔门湖以南集团军群右翼作战，现在受到远为优势的敌军(俄国第38集团军，包括8个师和骑兵部队)的攻击，正在节节败退。它正在伊尔门湖以南，正面向南进行困难的防御战，而敌人明显想从西面实行迂回。第56装甲军的任务就是紧急援救该军。我们这个军应采取的行动——可能的话应尽量不引起敌人注意——就是让它的两个机械化师进入德诺以东的敌军西侧，当敌军忙于攻击第10军时，就可以出其不意席卷他的正面。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任务，而党卫军师又归我们指挥也很使人感到愉快，唯一遗憾的却是第8装甲师未能参加这次作战。

到8月18日，这两个师秘密进入敌人西侧的伪装集结地区的行动可以说是完全成功了。当本军于次日清晨发动攻击时，敌人遭到了完全的突袭。我们从侧面席卷敌人正面的计划完全成功了，在以后的战斗中，第10军也转守为攻，与我们联合起来围剿溃败中的俄国第38集团军。到8月22日，我们已经到达斯塔拉雅-鲁萨的东南，虽然在沙质地面上几乎完全没有道路，但两个摩托化师的步兵还是继续徒步作战。在这几天，单是第56装甲军就已俘获12,000名俘虏，坦克141辆，火炮246门，以及许多自动武器和摩托化车辆。在战利品中有两个有趣的东西。一个是一门崭新的德国88毫米高射炮，那是1941年才制造的。另一个是俄国的多管火箭炮，这是第一次落入德军手中。我特别希望把这件战利品送往后方，却发现车胎已经被人拆走了。调查之后发现这是我的第二助手雷曼少校所干的好事，他发现这些车胎非常适合用在我们自己的指挥车上。当他奉命归还原物时，表现十分幽默。

当战斗部队用尽精力之后，于是就可以享受一次短假，于是又有撤回第56装甲军用在其他方面的议论，结果是第16集团军还是在伊尔门湖以南继续东进。不过到8月底，夏天的第一场大雨开始把所有路面都变成了泥沼，于是两个机械化师都暂时不能动弹。同时，敌人也在调集新的兵力来代替已被击败的第38集团军，沿着柯尔门-伊尔门一线，又有新的集团军番号出现——第27、第34和第11，三个集团军群。于是又有新战斗发生，但是为了节省篇幅起见，不拟详述。

第56装甲军在强渡波拉河之后，一直挺进到杰米扬斯克附近为止。除了敌军的抵抗已经日益顽强以外，沿着泥泞数尺深的道路前进，也使人员与装备都感到吃不消。在这个阶段，我的全部时间都花在各师方面，但即使是我那辆坚固的指挥车，也时常还是要用牵引车拉动才能继续行走。

在这个阶段中我们更能感受到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在目标上的分歧。前者为列宁格勒，而后者则为莫斯科，第16集团军司令布施上将告诉我说他的意图是一直向东推进到瓦尔代高地为止，以便以后可以向加里宁-莫斯科轴线前进。可是北方集团军群总部却不同意。9月初，第57装甲军从中央集团军群地区加入北方集团军群作战。9月12日，我们又奉到指示，说不久就要向南移动，改归中央集团军群的第9集团军群指挥。甚至一位军长对这样的调动也感到莫测高深，不过我却得出了一个总结论，一切都是因为希特勒和陆军总部之间对战略目标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

无论如何，在这几个星期，第16集团军(连同第56装甲军在内)所进行的战斗却可说是非常成功。到9月16日，德军统帅部就能够宣称俄国的第11、第27和第34这三个集团军的主力都已经完全被击溃。有9个师被认为已经毁灭，另外还有9个师也被认为已经受到了惨重损失。

不过我们对这样的成就却还是缺少真正的满足感。因为谁都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或者说这些仗究竟是为什么而打。不管怎样，像我们在迪纳斯克进行的神速前进已经不会再有了。

我当第56装甲军军长的时间现在已经不多了，9月12日的夜间，帐篷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我与一两位参谋正在打桥牌以消磨时间并等候黄昏情况报告。突然电话铃声响了，我的朋友集团军司令布施上将要与我讲话。通常这时来电话总不是好事，可是这次布施却把一个命令宣读给我听。

“步兵二级上将曼施坦因应立即前往南方集团军群总部报到，并接任第11集团军司令。”

从此以后我就可以率领一个集团军独当一面了，任何军人都可以了解我此时的愉快和骄傲的心情。对我而言，这好像就是我戎马生涯的顶点了。

第二天清早我就向所辖各师道别——可惜只能用电话——接着又向军部人员致谢。我对第56军所属的全体官兵深致谢忱，因为在过去几个月中，军部和各师已经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

对于新职务和较大的任务，我当然感到很愉快。但是我却深知在军人生活中，最满意的阶段也许从此不会再有。这3个月中，我与战斗部队共同生活在一起，共患难也共享成功的愉悦。今后，由于地位的关系，也许就不能再和部队如此亲密接近了。

在战役最初阶段，第56装甲军的长驱直入，真可说是达到了一个坦克兵指挥官的梦想。这种生活经验也许今后不会再有了。离开我的军部僚属，也使我内心感到悲伤。尤其是我那有经验的参谋长埃尔维菲尔特上校，他是一个冷静超群的好顾问，其他人员也同样非常杰出。

当我于9月13日正式向我的老友布施上将告别时，我携同到新职位的部属就只有我的副官和两个驾驶兵。他们现在都已经作古。

谢选骏指出：既然见证人都已经作古，回忆录就可以随意编写了。这是一切回忆录的共同弱点和特点——撰写者出自自我美化的需要，“笔下常带感情”，就像梁启超的政论一样华而不实，只能骗骗毛泽东那样不学无术的小兔崽子，其结果误国误民，贻害深远。

【第九章 克里米亚战役】

假使我现在企图叙述第11集团军和其罗马尼亚战友在克里米亚所作的战斗，那么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想要纪念我那些在克里米亚集团军中的伙伴们。同时，我也愿意为那些戎马余生的伙伴们，把整个的战局情况再讲述一遍，因为在当时他们对全局只有不完全的了解。

这些人员在1941年到1942年之间的阶段中，曾经有过伟大的表现，面对着数量优势的对手，曾经累战累胜。在攻击和追击中，他们的进取精神无与伦比。当情况似乎毫无希望时，他们也还是能够挺身而斗，毫不动摇。他们常常不能了解为什么我们会被迫向他们要求达成那些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和他们为什么要转战许多地区和战线。可是他们却能把忍耐力发挥到最高限度，来执行这些要求，并且绝对信任其领导者。

除那些直接参战的人员以外，第11集团军在克里米亚的战役还有其值得注意之处，因为这是少数例证中之一个，一个集团军能在一个隔离的战场中独立作战，一切都由其自主，可以不受最高统帅部的干涉。这个战役经过了10个月的苦战，包括着攻势和守势的战斗，具有充分行动自由的机动战、势如破竹的追击战、在敌人所控制的海中登陆、游击战、和对于坚强要塞的攻击等都在内。

最后，这个战役也非常有趣，因为在黑海半岛上，至今还可以找到希腊人、哥特人、热那亚人、和鞑靼人的遗迹。在1854-1856 的战争中，这里曾经一度成为历史的焦点，在当时曾经大出风头的地名，现在又再度露面。

不过就作战方面来说，1854-1856 的克里米亚战争，却与1941-1942 的战役是无法比较的。在前者的情况下，西方国家享有海军优势和它所含有的一切利益；而在1941-1942 年的克里米亚战役中，控制着黑海的都是俄国人。我们的第11集团军不仅要攻占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而且还要对抗俄国制海权所带来的一切不利条件。

我接管指挥权时的情况

1941年9 月17日，我达到了尼古拉耶夫(Nikolayev) 的第11集团军司令部，接管其指挥权。该地为设在布格河口上的俄国海军基地。

我的前任舒伯特上将(Col. Gen. Rilter V. Schobert)在前一天已经安葬在该城之中。在他视察前线时，他的座机误落在俄军所布的雷区中，他和他的驾驶员都同时被炸致命。德国陆军损失了一位人格完整、经验丰富的前线战将。他的部队愿意跟着他走向任何地方。

第11集团军司令部中的人员，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最优秀的，以后他们也就组织了顿河集团军群总部的核心。在两年半的艰苦战争中，这许多优秀军官所给予我的帮助，是值得我永远记忆的。我们之间相处得极为融洽。当我于1944年被解除兵权时，他们中间有许多都愿意与我同去而不想再继续干下去。

我的新职是很奇怪的，不仅只是我的指挥权由一个军扩大到了一个集团军而已。直到我到了尼古拉耶夫之后，才知道除了第11集团军以外，我还要兼管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

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在东线的这一部分，其实际的指挥体系很不易于安排。轴心盟军的指挥权是由罗马尼亚的国家元首，安东奈斯库元帅(Marshal Antonescu) 负责，一共指挥着罗马尼亚第3 和第4 两个集团军，和德国的第11集团军。但同时他又受伦德斯特元帅的南面集团军群总部的节制。而第11集团军司令部在安东奈斯库元帅与集团军群总部之间，就构成了一个连络站，并且就作战事务上对他提供意见。

不过当我到达的时候，实际情况又完全改变了。安东奈斯库所直接指挥的，仅限于罗马尼亚第4 集团军，该部奉命进攻敖德赛。至于第3 集团军则由第11集团军指挥。并直接接受南面集团军群总部的命令。

在一般的情形之下，要一个集团军司令部除了其本集团军以外，还要同时控制另一个独立成一个单位的集团军，这已经是很够窘迫了，而当这另一个集团军又是同盟国的部队，则其困难当然就更会加倍了。使事情变得更为困难的，不仅是在两个集团军之间，其组织、训练和领导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异——这本是盟军所惯有的情形——而且他们的战斗素质也大不相同。所以我们对于同盟军的作战，被迫不得不作较严密的控制，这对于我们自己的兵力通常是不适用的，并且从良好关系的维持上来说，也似乎是不适当的。

尽管有这些困难，我们还是能与罗马尼亚的司令部和战斗单位合作无间，而并未发生任何真正的磨擦，主要的是因为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司令杜米特利斯库将军(Gen. Dumitrescu) 所具有的忠忱。他以后升为上将。对于所有的罗军部队，直到师级为止，我们都派有德军联络组，他们的机智和坚定对于这种合作也是大有贡献的。

不过在这一方面，更值得一提的却还是安东奈斯库元帅本人。不管从政治家的角度对他有怎样的批评，安东奈斯库却要算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良好的军人，而尤其是我们的最忠实盟友。一旦他决定使其本国与德国共命运之后，他就竭其全力动员罗马尼亚的军事力量和战争潜力供我们使用。假使说事实上并未能完全如他所理想的那样好，其原因应在他的国家和政府的内在环境中去寻找。无论如何，他对于他的盟友是始终忠诚的，我对于他的合作只有感谢而无任何批评。

至于说到罗马尼亚的陆军，毫无疑问具有相当多的弱点。虽然通常都是农民出身的罗马尼亚军人在物质要求上都非常低，而且也都能勇敢战斗；但是由于平均教育水准太低，所以要训练他们成为有思考能力、能够独立作战的战士，通常会很感困难，更不要说想使他们成为够标准的士官了。其中有些日尔曼少数民族虽能符合必要的标准，但是罗马尼亚的民族偏见却使他们难于获得晋升的机会。结果促使日尔曼祖籍的罗马尼亚军人，都设法想转入德军服役，当后者奉命不准收容他们时，又投入德国党卫军。

就罗马尼亚部队的内在安定性而言，其最大的弱点即为缺乏一个如我们所了解的士官团。恐怕今天的德国人也许都已经忘记了，在过去我们优良的正规士官团所负的责任是何等巨大。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在罗马尼亚的高级和中级军官中，有相当的比例不够水准。在多数的情况下，罗马尼亚的官兵之间缺乏密切的联系，而这在德国陆军中被视为是当然。管理他们的人完全缺乏那种“普鲁士”式的传统。因为他们并无战争的经验，所以罗马尼亚的战斗训练完全不合近代战争的要求。这又引起了不必要的损失，并且也注定了会影响士气。其军事领袖自从1918年以来，就一直受到法国人的影响，所以其思想跳不出第一次大战的圈子。兵器与装备一部分已经陈旧，同时也不适当。对于反坦克单位尤其是如此，所以当他们遭遇到俄坦克攻击时，很难指望他们能够守住其阵地。德军在这一方面能否给予他们比较有效的援助，对于许多其他的问题，也就成了一个先决条件。

关于罗马尼亚部队在东线战场上的使用，还有一个最后的弱点，那就是他们对俄国人具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在困难的情况，这却很容易产生恐惧现象。任何对俄国的战争中，若是牵涉到东南欧民族，则这就是一定要考虑的问题。就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而论，其斯拉夫种族意识更足以增强其内在的不安。

出对于罗马尼亚部队的战斗效率作任何研判时，还有一个的因素也是不可以完全忽视的。当我们与罗马尼亚人打交道时，罗马尼亚早已达到了其基本战争目标，即比萨拉比亚的收复。即令所谓“特兰西尼斯特里亚”(Transnistria)地区，即夹在聂斯特河与布格河之间的地区，虽然希特勒已经劝说他们接受，但却并不在其真正愿望之内。所以这是很容易理解，要他们向俄国境内深入，而他们又一向都那样害怕俄国，对于多数罗马尼亚人而言，这当然是一个不会受到热烈欢迎的观念。

尽管有上述的一切缺点和保留，但是罗马尼亚部队还是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尤其是，他们经常愿意接受德国人的军事领导，而不像其他的同盟国，总是把面子问题摆在实际需要的前面。毫无疑问，安东奈斯库的军人心灵在这一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

总而言之，当时我的顾问人员所告诉我的结论就是，一旦受到任何实质的损失，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就会丧失其攻击能力，而且只有以德军为骨干增强之后，才能适合于防御。

我所指挥的这个地区构成了东线战场正面的最南侧翼。概括来说，它包括克里米亚和查波罗齐(Zaporoxhye)以南的第聂伯河湾部分。它与正在第聂伯河以北前进的南面集团军群主力并无直接的接触，专就第11集团军的作战自由而论，这实在是一件好事。当我在俄罗斯北部的森林地区中，感觉到一个装甲军的运用非常困难之后，现在却发现我自己站在一个巨大的草原之上，几乎不存在任何天然障碍物，尽管它也不能提供任何的掩蔽。那是一个理想的坦克之国，但不幸得很，第11集团军却并无坦克。

地形方面的唯一变化就只有小河，它们的河床在夏季中会完全干渴，形成深陡的峡谷，通常叫作”Balkas”。虽然如此，大草原的如此单调景色却也使它们具有一种奇异的风光。每个人都可能会一度为这种无限性的风景所迷惑，你可能仅仅凭着罗盘的定向，驾着车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中途地形一点起伏都没有，而且也看不到任何一个人家。遥远的地平好像是一座远山一样，也许在它的后面就是天堂，可是行行重行行，天堂却永远达不到。只有电报线的电线杆打破这种永恒的寂寞。可是在日落时，这个草原却变得光辉夺目，气象万千。在罗格斯克(Nogaisk) 大草原的东部，绕着美利托波尔(Metitopol) 的东北面，我们遇到一些德国名称的村落。它们位置在肥沃的果园中，其建筑良好的石质房屋足以表示其过去的繁荣。居民还说着纯粹的德国话，但是几乎全是老人、妇女与小孩子，男人已经全都被俄国当局发配了。

最高统帅部交给第11集团军的任务必然要使它向两个不同的方向进攻。一方面，在南面集团军群右翼前进，其意图为继续追击向东撤退的敌军。为了这个目标，集团军的主力应沿着亚速海(The Sea of Axov) 的北岸，大致向罗斯托夫(Rostov)的方向前进。另一方面，这个集团军同时也应攻占克里米亚——对于这个任务应给予特殊的优先。其理由之一为假想该半岛的攻占能对于土耳其的态度产生有利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个更迫切的理由为敌人设在克里米亚的空军基地对罗马尼亚油田能够构成巨大的威胁，而后者对于德国却具有极重要的关系。在克里米亚被攻下了之后，第11集团军的山地部队就应越过刻赤(Kerch) 海峡，指向高加索，以便增强越过罗斯托夫的攻势。

所以在那个时候，最高统帅部对于1941年战役仍然保有极大的目标。不过不久就显示出分配给第11集团军的双重任务是不合于现实的。

9 月初，第11集团军已经在比里斯拉弗尔(Berislavl) 强渡了下第聂伯河——这是第22步兵师的杰作。虽然如此，从这个时候起就已经表明，这个集团军的双重任务必然将使其前进轴线发生分裂。

当我接受指挥权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所面临的情况如下述：

两个军——沙尔穆兹(V. Salmuth)将军所指挥的第30军，下辖第72和第22两个步兵师，以及“元首卫队”师。库比勒将军(Gen. Kubler) 所指挥的第49山地军，下辖第170 步兵师，和第1 及第4 两个山地师——已经继续东进，追击在第聂伯河遭到惨败的敌军，快要接近从美利托波尔到查波罗齐以南的第聂伯河一线。

另外一个军——由汉生(Hansen)将军所指挥的第54军——已经分别向克里米亚的门户，皮里柯普(Perekop) 地峡。第51步兵师，已经从希腊调来，一部分由在敖德赛前面的罗马尼亚第4 集团军指挥，另一部分则正在参加黑海岸上的扫荡战。

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下辖一个山地军(第1 ，第2 和第4 山地旅和一个骑兵军(第5 ，第6 和第8 骑兵旅) ，仍留在第聂伯河以西，它准备在那里休息一下。其原因可能为避免越过该河前进，因为越过布格河早已超过了罗马尼亚的政治目标。

面临着双重目标，一方面朝东向罗斯托夫追击敌人，另一方面攻占克里米亚，并继续通过刻赤进向高加索，第11集团军现在应决定是同时执行两种任务呢，还是它照先后次序来执行呢？这个决定本是最高统帅部的责任，现在就留交一个集团军去负责。

似乎是毫无疑问的，使用我们现有的兵力是不可能同时解决这两个任务。要想攻占克里米亚，需要远比第54军更为强大的兵力。后者现在正面对着皮里柯普。虽然我方情报所证实的，敌军可能只有3 个师的兵力曾经由第聂伯河逃入这个地岬，但是在克里米亚本身，俄军有多大的兵力却搞不清楚，尤其是席伐斯扎普。不久之后，即证明敌人在地岬本身的战斗中，所能用的不是3 个师而是6 个师的兵力。以后防御敖德赛的俄军也从海上调来增援。

不过从地理情况上看来，甚至3 个师的敌军若能作顽强的防御，则也可能阻止第54军进入克里米亚，或至少能使其在通过地峡之战中受到相当的损失。

克里米亚与大陆之间，是被一个所谓“懒海”(Iazy Sea 即Zivash海) 分隔着，这是一种泥泞的沼泽，步兵几乎不能通过，又因为它太浅，所以对突击船只也是一种绝对的障碍。克里米亚只有两个门户，在西面为皮里柯普地峡，在东面为格尼齐斯克(Genichesk) 以西的一个陆地颈部。后者是如此的狭窄，只能容纳一条栈桥和一条火车轨道，中间又都夹着长段的桥梁。所以对于攻击的目标而言，那根本是无用的。

即令皮里柯普地岬也只有不到五英里的宽度，攻击必须是纯粹正面性的，并且要经过全无掩蔽的地面，因为两侧都接近海水，所以侧面的攻击是完全不可能的。此外它也早已装备着坚强的野战防御工事，地岬的中部横贯着一道“鞑靼壕沟”(Tartars' Ditch)，这是一个古代的工事，深度达五十英尺。

一旦突破了皮里柯普地岬之后，在依雄(Ishun) 以南又还有另外一个瓶颈地带，许多咸水湖使实际的突击正面会减到只有两英里的宽度。

由于地面上的情况是如此的困难，而敌人又拥有空中优势，所以我们预计将会有一番苦战。即使我们在皮里柯普已经突破成功了，这个军是否还有余力再在依雄作第二次战斗，似乎大有疑问，无论如何，两三个师的兵力是决不足以征服全部的克里米亚，包括塞瓦斯托波尔在内。

所以为了迅速占领克里米亚起见，这个集团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从现在正在向东追击的集团军中，抽回强大的兵力来。所剩余的兵力，当敌人在继续撤退时，还可以够追击用，不过假使他停下来构成一条新正面，或再增调生力军，则对于如此遥远的目标罗斯托夫而言，就未免太单薄了。

假使认为向罗斯托夫的前进是至为重要的，则克里米亚就目前而论，就应该暂时搁置下来。不过在这样的情形中，用来攻占这个半岛所需要的兵力能否提供，却很难断言。此外，在一个享有制海权的敌人手中，克里米亚对于东线的深入侧面足以构成一个严重的威胁，其空中基地也还是可以继续威胁罗马尼亚油田。

假使企图用两个军向罗斯托夫实行追击，而同时又留下一个军去企图攻占克里米亚，则唯一的结果即为两个目标都同样不能有效的达到。

第11集团军如决定把优先给予克里米亚方面，而且无论如何，我们都决心不愿意用不充足的兵力达成这个任务。因此，我们把集团军中所能动用的炮兵、工兵，和高射炮兵，都完全拨给第54军，此外又命令第50步兵师从后方位置上前进，至迟也要能够赶上第二阶段的战斗，即依雄地岬之战。但是这还不够。为了在突破之后能够迅速征服克里米亚起见，又必须还要加上第二个军的兵力——即使在通过依雄湖沼地带的战斗中，实际上是不需要他们的。我们决定这应该是一个德国的山地军。最高统帅部在其训令中，已经指定它以后应该通过刻赤，向高加索前进。就目前而论，这个部队是最好用在克里米亚南部的山地中，比在大草原地带中更为合适。

此外，我们又决定一旦突入这个半岛本身之后，就应该用摩托化部队的奇袭攻下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因为这个目标，所以当第五十四军趋前突击时，“元首卫队”党卫军师就应集结在它的后方。

这样的部署自然将会使本集团军的东方正面受到了相当的减弱。为了补充那一方面的兵力，除了从在克里米亚北面担负海岸防御任务的第22步兵师中抽调以外，就只有动用罗马尼亚的第3 集团军。尽管有上述的种种障碍，我还是和杜米特里斯将军作了一次私人性的谈话，要求他的集团军应迅速渡过第聂伯河。

显然，第11集团军所采取的措施相当冒险，因为在其东面的敌人可能会停止退却，而再度发动主动反攻。不过假使我们想要避免企图用不适当的兵力攻击克里米亚，则这却是一个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两面的战斗：在皮里柯普的突破与亚速海上的战斗

由于补给上的困难，使第54军对皮里柯普地岬的攻击准备一直拖到9 月24日才完成。而当我军还正照上述一线进行重组时，本集团军东面情况从9 月21日起，已经开始有改变的迹象。

敌军已经进入了正面线从美利托波尔以西沿展到第聂伯河湾为止的既设阵地，结果使我军的追击必须停止。虽然如此，本集团军还是继续抽回德国的山地军，并命令留下来的德军单位，与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所属各单位混合编组，以求使冒险的程度减到最低。在这个正面南部地区中的罗马尼亚骑兵军被并入了德国第30军，而在北区中的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加入了德国第170 步兵师，以增强罗马尼亚的山地部队。

到了9 月24日，第54军已经可以进攻皮里柯普地岬了。尽量给予了最大量的炮兵支援。但是第45和第73两个步兵师却还是要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战斗。他们要在骄阳照耀之下，越过盐质的草原，既无水源也无掩蔽。敌军已经把这个地岬变成了一个坚强的防御体系，纵深约达10英里。他们准备在每一条堑壕、每一个据点都作寸土必争的苦战。

尽管如此，在击败了敌人的强烈反击之后，这个军在9 月26日占领了皮里柯普，并越过了“鞑靼壕沟”。再经过了3 天的苦战，它就通过了敌军防区的其余部分，在攻占了坚强据点阿尔门扬斯克(Armyansk)之后，就开始进入了比较开阔的地区。敌军退到了依雄湖之间的地区，除了给敌人造成惨重的死伤以外，我们还俘获了10,000名俘虏，112 辆坦克和135 门火炮。

但是这个难得的胜利果实——对于克里米亚的最后突破——却还是未能立即以摘到。虽然敌军的损失惨重，但这个军此时所面对着的敌军总数却已经增到6 个师之多了。由于双方相对实力相差太远，而且我军也已经受到了巨大的牺牲，所以想一口气直扑依雄瓶颈部分，对于我军而言实在是过度的要求。

第11集团军的原定计划，是准备在这个时候，就把援兵(山地军和元首卫队师)投入。可是这个计划却早已为敌军所破坏。很明显，他已经预测到了我们有迅速征服克里米亚的意图，所以也就在亚速海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正面，增加了新的生力军。

9 月26日，敌人用两个新的集团军。第18和第9 ，一共包括12个新到的和最近已经休息过了的师，向本集团军的东面正面发动攻击。在第一次攻击中，他们对我们自己的第三十军方面，并未获得任何的成功，虽然这里的情况已经变得非常紧张。但是在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的地区中，敌人却击溃了其第4 山地旅，并在正面撕开了一个10英里宽的缺口。这个旅已经丧失了其炮兵的大部分，似乎是已经到了筋疲力竭的程度。其他的两个罗马尼亚山地旅也同时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现在我们已经不再有选择余地，只好命令本已向皮里柯普调动的山地军，再向后转以稳定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的地位。同时，第11集团军被夺去了其唯一可用的快速部队，“元首卫队”党卫军师。我们奉统帅部的命令，把该师控制不用，并且不久即将其移交给第1 装甲集团军，以便参加向罗斯托夫的进攻。所以我们也就无法使用该师来扩张在这个地岬上的成功，它已经奉命调回东面正面。

为了能够接近两方的正面起见，本集团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门，于9 月21日在罗格斯克大草原中的阿斯卡尼亚罗伐(Askania Nova)设立了一个战术性指挥所，那本是一个德国人的故居。

那本是一个典型的农庄，现在却变成了一个集体农场。所有的建筑物都已经残破不堪，俄国撤退时也把一切农具都毁坏了，并且把石油倒在堆积如山的小麦上面，纵火焚烧。这样烧了几个星期之久，我们也无法将其扑灭。

由于前线上的情况日趋严重，所以9 月29日，我们又率领少数的幕僚，移到比较接近危险地点的后方某点上。在危机发生的时候，这总是一个便利的措施，它至少可以预防下级单位的司令部过早地向后移动，对部队造成恶劣的影响。在目前的情况下，因为许多罗马尼亚的司令部人员都有过早移动其位置的趋势，所以尤其适用。

同一天，山地军和党卫军师向敌军的南面侧面发动了一个突击，在那里他们虽然突破了罗马尼亚的第3 集团军，但却并未能对于其初步的成功作适当的扩张。当这里的情况稳定之后，在第30军的北面侧翼上又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危机，因为有一个罗马尼亚的骑兵旅已经溃退了。我只好亲自去作强力的干涉，阻止它仓惶逃走。然后再把党卫军师调过头来阻止敌人的突破。

在我们东面的情况虽然已经变得如此的紧张，但却同时也制造了一个黄金机会。因为想挫折我们对于克里米亚的意图，敌人曾经一再发动攻击，把他们的全部兵力都牵制在正面，而更无预备队保护第聂伯河在查波罗齐和第聂伯罗波托夫斯克(Dniepropetrovsk)的渡口，于是克莱斯特上将的第1 装甲集团军也就可以从那里突破其北侧面。在几天以前，我就曾经要求南面集团军群总部命令该集团军参加作战，于10月1 日，颁发了适当的命令——当第11集团军用力牵制着正在攻击中的敌人时，装甲集团军就从北方不断施加压力。现在敌人开始退让了。10月1 日，第30军和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也开始转入攻势。以后几天，在与第1 装甲集团军合作下，我们在波尔·托克马克- 马里乌波尔- 比尔德杨斯克(Bol. Tokmak-Mariupol Befdyansk)地区中，包围和歼灭了大量的敌军。德军一共俘虏了65,000千人，坦克125 辆，和火炮500 门以上。

克里米亚的征服

在亚速海会战之后，德军南翼的战斗序列也开始改编。最高统帅部现在似乎已经认清任何一个集团军，都无法同时向两个方面作战。所以现在向罗斯托夫的前进交给第1 装甲集团军负责，第11集团军奉令把第49山地军和“元首卫队”党卫军师移交给它。

第11集团军现在就使用其所剩下来的两个军，专门担负征服克里米亚的任务。其中，第30军下辖第22、第72和第170 个步兵师；第54军下辖第46、第73和第53三个步兵师。后者有三分之一的兵力仍留在敖德赛的城外。

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现在又交还给安东奈斯库元帅指挥，仅担负黑海和亚速海的海岸防御。不过在我与元帅直接谈判之后，他同意把一个罗马尼亚的山地军拨交给我指挥，下辖一个骑兵旅和一个山地旅，随同一路进入克里米亚担负掩护东部海岸线的任务。

现在第11集团军的任务已经单纯化，就只是攻占克里米亚而已，不过最高统帅部却变得十分的不耐烦，希望有一个军可以尽最快的速度，越过刻赤海峡趋向库班(Kuban) 半岛。

从这种要求上，即可以看出来希特勒对于敌人的实力是估计得如何低。第11集团军被迫感觉到，必须指出这种行动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先完全肃清克里米亚。敌人毫无疑问会为这个半岛而苦战到底，甚至宁可放弃敖德赛，而不放弃塞瓦斯托波尔。

实际上只要俄军在克里米亚还保留着一个立足点，则把第11集团军的一部分(现在一共只有两个军) 通过刻赤送往库班的问题也就根本不在考虑之列。于是我们乘这个机会要求再增加一个军(3个师) ，主要可能是由于要满足希特勒的上述要求，几个星期之内我们又获得第42军，第132 和第24两个步兵师。以后由于俄军在克里米亚作困兽之斗，所以这些增援是更证明是绝不可少的。

依雄地岬的争夺

不过眼前的问题却还是继续打开克里米亚的门户，并通过依雄地区。也许人们会说，这不过是另一次攻击作战而已。不过这10天的苦战，却不仅只是一种正常的攻势行动，而是一个光辉的例证，足以表现德国军人的进取精神和自我牺牲。

我们几乎缺乏一切的优势，那通常被认为在攻击要塞阵地时必要的先决条件。享有数量优势的是俄国的守军，而不是德国的攻击军。第11集团军一共只有6 个师，而所面对着的俄军为8 个步兵师和4 个骑兵师。自从10月16日起，俄军又已经撤出了敖德赛——直到此时为止，它是罗马尼亚第4 集团军累攻不克的目标——并把守军从海上送往克里米亚增援。虽然德国空军宣称已经炸沉了32,000吨的船只，可是从敖德赛撤出的船只大部分还是能够在塞瓦斯托波尔或半岛西岸的各港口中登陆，当我们攻势开始不久之后，这个俄国集团军的第一个师即已经在战场上出现了。

德军的炮兵毫无疑问比敌军的优秀，对于攻击中的步兵能够提供有效的支援。但是敌方装有装甲的海岸防御炮，却可以从克里米亚的西北岸和“懒海”的南岸参加作战，而德国的火炮最初却无法击毁它们。此外俄军有充足的装甲兵力可以用供反攻用，而第11集团军却一辆坦克都没有。

尤其是高级指挥官也没有任何的机会能够用战术的机动，来减轻部队的沉重担负。在那种情况下，对敌人根本就无奇袭的可能，因为他们只要坐在有良好构筑的野战工事中，等候德军的攻击发展。正像在皮里托普的情形一样，一面是海，一面是“懒海”，对于敌人不仅无侧击的可能，甚至连纵射也不可能。相反的，必须沿着三条狭窄的地带(中间为湖沼所分隔着) ，作纯粹的正面攻击。

这个地岬中的盐质草原，平坦得像平底锅一样，上面无足够的植物供攻击者掩护。上面的天空也在俄国空军控制之中，其战斗机与战斗轰炸机对任何可以找得到的目标，都不断加以俯冲攻击。不仅是前线步兵和野战炮兵必须挖掘工事，甚至连在战斗地区后方的某一车辆和马匹都得挖掘工事，以应付敌机的攻击。情形坏到了如此的程度，高射炮都不敢发射，否则就有被立即炸毁的可能。直到攻势的最后阶段，在穆德尔(Molders为第二次大战中德国的著名空战英雄) 和他的战斗机群来协助陆军作战之后，空中的敌人才算是肃清了——甚至也只限于白天里，在夜间连穆德尔也爱莫能助。

在这种战斗条件之下，而且又面对着一个寸土必争的敌人，所以对于攻击部队的要求势必高到了不正常的程度，其损失也非常的可观。在这整个阶段中，我经常在路上跑，以便亲自看看战事是怎样进行的，对于苦战中的战斗单位能否提供何种帮助。

对于战斗力的退减情形，使我都感到惊慌。担负这个艰难任务的各师在皮里柯普和亚速的战斗中都已损失惨重，所以他们能否攻占这些狭窄的走廊，和即令在突破之后，面对着实力日益增加的敌人，是否还有余力能赢得整个的克里米亚，似乎都不免使人感到大有疑问。

到了10月25日，部队似乎就已成强弩之末了。有一个素质特优的师，其师长已两次报告他所指挥的各团是筋疲力尽了。在这样的斗争中，迟早总会达到这样一点，战斗的胜负好像是摆在剃刀边缘上一样。在这个时候，就要看攻击者是否有够坚强的意志，能把物质的忍耐力发展到其最高极限，终于克服防御者的抵抗。

因为有这样的危险，可能一切的牺牲结果都会是白费，所以是否应要求作最后的最大努力，这也是指挥官内心中所最难于决定的问题。不过若非部队深具信心，并决心不放弃战斗，则指挥者的意志也还是毫无用处。

结果，部队的不屈精神终于还是克服了敌人死守的决心。再经过了一天的苦战，10月27日终于获得了最后的成功。10月28日是10天苦战的结束，俄军的防御完全崩溃。第11集团军可以开始追击了。

追击

这次追击又是一个光荣的例证，足以证明各级指挥官的果敢和主动，以及战斗部队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些部队不仅受到了惨重的损失，而且也已经精疲力尽，但是却还不顾一切的向克里米亚的南部海岸狂奔，这令人回忆到1796年，拿破仑所率领的军团在意大利境内的情形。

到了11月16日，这个猛烈的追击已成过去了，除了塞瓦斯托波尔那个要塞地区以外，全部克里米亚都已经落入了我们的手中。第11集团军的6 个师已经击溃了敌方的两个集团军(共计为12个步兵师和4 个骑兵师) 的绝大部分。敌军的最初实力约为20万人，在战斗和追击中，一共有10万人以上成了德军的俘虏，此外我们还俘获了火炮700 门和坦克160 辆。那些逃入塞瓦斯托波尔或越过刻赤海峡的俄军都只是一些残部，而且也无任何重兵器。事实上那些逃入要塞的人员之所以能立即并组成为适当单位的主因，是由于敌人享有制海权，能够用最快的速度把补充和装备运来。

当第11集团军的行政部门移到了齐门费罗普(Zimferopol)之后，那是克里米亚境内的一个俄罗斯化大城，我们的战术指挥所就移驻查拉布斯(Zarabus) ，那是该城北面的一个相当大的村落。我和参谋长住在一个小农庄中，每人有一间小房。我自己所用的家具也是最简单的，当然我们可以从齐门费罗普找一些用具，不过因为一般的部队都很苦，所以我们司令部中的人员自认为不应讲求任何的舒服享受。

除了中间曾经短期移驻刻赤前线和塞瓦斯托波尔前线上以外，我们几乎一直都留在这里，直到1942年8 月间为止。在过惯了游牧生活以后，这种定居的生活对于我们是完全的改变，但这种生活却并不一定受欢迎。当一个部队的司令部静止不动之后，其必然的结果就是“纸上的战争”(Paper war) 。

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个问题，这是我常常感到非常关心的。一个指挥一个集团军的人，同时也是它的最高裁判者，所以最困难的一个任务就是要他批准一个死刑的宣判。一方面维持纪律本是他的职责，而为了部队本身的利益，对于违法犯纪的人员也有严刑峻罚的必要。可是另一方面，在大笔一挥之下，即断送一条生命，这的确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当然，在战争中每天都可以使一万人丧失生命，每个军人都应该准备战死沙场。可是在战场上光荣地殉国与被自己的长官执行枪决，其间却是大有区别。

当然，当一个军人作了某种卑劣的行为，使整个陆军的荣誉都为之蒙羞，或是使其同胞因而丧失生命，这时他罪有应得，难逃一死。但是也有许多其他的情形，并非完全由于本性的不良，而是因为某种人性过失所造成的，那却是未免情有可源。尽管如此，军法审判还是必须依照法律宣判其死刑。

每逢要批准死刑判决书时，我总要亲自把所有的档案都仔细研究一番，然后再作决定。当开战之日，我的那一军中有两个士兵曾经奸杀了一个老妇，被判处死刑，这当然是罪无可赦的。可是下述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有一个曾经在波兰战役中获得过铁十字勋章的人，在负伤出院之后，就被分发到一个陌生的单位中去服务。当他到达的第一天，他的机枪班中的全体同僚都战死了，他神经错乱于是开始逃走。依照法律他是应该判处死刑的，但是情节却不无可原谅之处。因为我也并不能立即取消军法审判的判决，所以我在这种情形中所采取的办法，就是与这个人的团长磋商，征得他的同意后，把死刑延缓4 个星期再加以执行。假使这个人在4 个星期之内，能够将功折罪，我就取消这个宣判。假使4 个星期过去了，那就还是要照样执行。在所有那些获得缓刑的人员当中，只有一个曾经逃亡到敌方去了，所有其他的人员不是立战功赎罪，就是克尽军人本职，光荣地战死在沙场上。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第一次突击

现在第11集团军的任务就是攻克克里米亚最后据点，塞瓦斯托波尔。这个任务愈能提早完成，则敌人用来组织其防御的时间也愈少，而成功的机会也就愈大。而且也更能减少敌人从海上增援的机会。依照我们的计算，必要的部队运动和弹药的储积到11月27日或28日即可全部完成，所以我们也就定这一天为攻势发动的最后期限。可是到了这时，俄国的冬天却赶上了我们。因为它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形式，所以其影响也就更为强烈。在克里米亚境内，雨季来临了，不久便使一切没有铺设路面的道路都无法使用。另一方面，在北面的大陆上早已为严冬所苦，在第聂伯河以南一共只有5 个可用的火车头，却已经弄坏了4 个。结果第11集团军每天所能获得的补给减到了只有一两列车。第聂伯河虽已冻冰，但却仍不能通车，而又无不受冰冻影响的桥梁之存在。

所以对于攻击的准备一再拖延下去。11月27日的最后期限早已过去，直到12月17日，才开始作初步的轰击。最后经过了3 个星期的延迟——以后证明这是至关重要的——第30和第54两个军才能分别向南北两地区发动攻击。但在此以前，第11集团军即已经面临一个困难的决定。10月17日，在罗斯托夫的附近战况逆转，使集团军群总部命令我们把第73和第170 两个步兵师送往增援。尽管我们提出了警告，说这样将使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变为不可能，结果我们还是只被允许保留第170 师，它正沿着海岸运动，以加入第30军为目标，似乎也不可能准时赶到罗斯托夫。所以这个让步并不能改变——事实上，由于第73师的调动，使我们在北区的攻击中缺乏了必要的预备队，于是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必须要再下决心，看是否应该进攻。结果我们还是决定冒险一试。

在这里不可能对于攻击的过程作详细的叙述。第一个任务，就是用从东面的奇袭，驱逐敌军离开其在卡恰(Kacha) 与贝尔贝克(Belbek)之间的前进地区，同时也要攻占其在贝尔贝克谷地和沿着其南部高地上的据点。接着就应通过贝尔贝克以南的要塞前斜坡进攻，直到席费尔拉亚湾(Severnaya Bay) 为止。这个战斗成败的关键就落在英勇的第22步兵师，和它的杰出指挥官吴尔夫中将(Lt-Gen. Wolff) 的身上。该师肃清了在卡恰与贝尔贝克之间的前进地区，与第132 步兵师一同攻占了贝尔贝克河谷以南的高地，并冲入后者南面的要塞地区的本部。但是这个攻击的矛头却益趋狭窄，因为奉命从东面向席费尔拉亚湾进攻的第50和第24步兵师，在困难的山地中(几乎到处都是无穿越的丛林) 并未获得任何真正的进展。敌人拼命的死守，激烈的碉堡争夺战正在不断消耗我军的实力，而严寒的天气也使他们感到吃不消。尽管如此，在12月底的最后几天中——这场战斗在圣诞节那一天都不曾停止——矛头的尖端已经接近斯大林堡(Fort Stalin) ，若是攻下这个要塞，至少可以使我们的炮兵得以控制席费尔拉亚湾。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生力军。向海湾的进攻本是注定要成功的，但自从把第73师调走之后，这也就是我们所最感到缺乏的。

此时，俄军已经先后在刻赤和在费多西亚(Feodosia)登陆。这是一个致命性的威胁，因为整个集团军的兵力，除了一个德国师和两个罗马尼亚旅以外，已经全部集中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周围。非常明显，我们应用最快速度从塞瓦斯托波尔地区抽调兵力将其投在受威胁的地点上。若是略有延迟就可能造成致命的错误。但是此时似乎只要再推进一步即可获得席费尔拉亚湾的控制权，那么是否应该放弃这个良好的机会呢？

此外，若是在北面地区中获得一个胜利，再撤回正在交战中的兵力也就比较容易。所以第11集团军决定再冒一次险，暂缓撤退部队。最初只有第30军奉令停止攻击，和第170 师奉派往刻赤半岛。同时，在获得了第54军军长和其所属各位师长的同意后，决定在北区再作一次最后的努力，以达到席费尔拉亚湾为目标。

像往常一样，部队竭尽了全力。第22师的前卫，第16步兵团，在卓尔提兹(Col. V. Choltitz)上校指挥之下，实际上已经透入斯大林堡的外围。到了此时，所有的精力都已经用尽了。12月20日，攻击师的师长们报告说，任何进一步的攻击企图都不会有成功的希望。用电话向集团军群总部提出了紧急要求，并说服了希特勒也承认这个行动是必要的，于是第11集团军司令部下令停止攻击。尤其是，它被勉强的下令，把北方的正面撤退到贝尔贝克河谷的北面高地上。但是若不如此，则必要的兵力就不能够抽出——而且事实上这个狭窄的矛头部分也决难以久留。希特勒否决了这个决定——但事实上却并不能阻止它——因为这与他严禁任何自动撤退的命令是完全冲突的，但他却不知道主将对于已作这样多牺牲的部队是负有责任的。

就这样，攻击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第一次企图终于失败。

斯大林攻势

俄军在刻赤半岛上的登陆，恰好是第11集团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北方正面的战斗进入最紧急阶段的时候，不久就发现这不仅是敌人的一个牵制行动。俄国的无线电广播宣称这是一个全面的攻势，以收复克里米亚为目的，由斯大林个人计划和指挥的，它要把第11集团军从地图上扫去才算结束。不久从敌方所用的兵力上看来，可以认清这种威胁并非空言。从其兵力消耗的猛烈程度上看来，可以体会到背后有斯大林的野蛮意志存在。

12月26日，在渡过了刻赤海峡之后，敌人开始在该城的两侧用两个师的兵力登陆。接着在半岛的北岸也作了较小型的登陆。第42军仅靠第46步兵师一个师的兵力来防守该半岛，其地位当然岌岌可危，于是该军军长斯颇尼克将军(Gen. Count Sponeck)，要求撤出该半岛，希望能在巴尔巴赫(Parpach) 将其封锁住。第11集团军并不同意他的意见，因为假使敌人能够在刻赤建立一个稳定的立足点，结果就是克里米亚开辟了一个第二战场，那么当塞瓦斯托波尔仍未攻克之前，对于整个集团军而言，就会是一种极端危险的情况了。所以我们命令第42军，应趁敌人登陆后尚未恢复平衡之际就立即向他们发动打击，将他们赶下海去。同时，为了使整个46师可以自由担负这个任务，我们又派罗马尼亚第4 和第8 两个山地旅——前者在齐门费罗普附近，后者在防守克里米亚的东海岸——到费多西亚去，以防敌军可能在这个要点上登陆。同时又命令尚留在克里米亚境内的第73师的唯一的一个团，第213 加强步兵团，从格尼齐克前往费多西亚。

到了12月28日，第46步兵师实际上已经肃清了在刻赤南北两方的敌人滩头阵地，只有在北岸仍有少许敌军在苦战之中。尽管如此，斯颇尼克伯爵又再度要求撤出刻赤半岛。这当然受到我们的严厉禁止，因为我们仍然深信若是放弃了刻赤半岛，则将会造成使这个集团军用现有的兵力无法应付的情况。

此时，12月28日，第54军已经开始出发作其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最后一次攻击了。

可是敌人在此时也正在要作一次新的打击。12月29日的清晨，我们听说他们已经在强大海军兵力掩护之下，在费多西亚作了一次夜间登陆。我方在那里的微弱兵力(一个工兵营，一些反坦克单位和海岸炮兵) 未能阻止这次登陆——罗马尼亚部队直到次晨才开始到达。我们与位置在半岛中部某地的第42军军部之间的电话连络中断了，但是在上午10时，我们接获无线电得知斯颇尼克伯爵因为看到敌军已在费多西亚登陆，遂命令该军立即撤出半岛。虽然我们立即发出了一个制止的命令，可是第42军的电台却始终不曾收到这个命令。当然我们也充分的了解该军的焦燥心理，害怕在费多西亚的敌人会切断他们的退路，不过我们却仍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非立即撤退不可。

在制止撤出刻赤半岛的同时，第11集团军又命令罗马尼亚的山地军利用上述的那两个旅，再加上一个正在运动中的罗马尼亚摩托化团，把已在费多西亚登陆的敌军全部赶下海去。虽然我们对于这些罗马尼亚部队的攻击能力不存幻想，但是敌人目前在费多西亚的兵力还非常有限，假使我们真正具有攻击的决心，似乎可以趁他们正处在不利地位时加以歼灭。我们觉得最坏的情况下，罗马尼亚部队也应能把敌军控制在狭窄的滩头地区，等待德军的到达。

刻赤半岛上的情况发展

不过即使是这个希望也终于还是落空了。罗马尼亚山地军不但不曾向费多西亚作彻底的攻击，实际上却被少数几辆俄国坦克将他们一直逐退到了斯塔里克林(Stary Krim) 以东的某一点上。

在一连串的强行军之后，第46步兵师终于达到了巴尔巴克狭窄颈部。不过在强行军的途中，他们却把其火炮的大部分都丢弃在盖着冰的道路上，而且当部队到达时已经完全筋疲力尽了。从其在刻赤北面所控制的小型滩头阵地，敌人能够立即开始追击，由于海峡上已经结冰，所以其增援可以迅速达到。假使俄国指挥官知道充分发挥其优势，对第46师和罗马尼亚部队都拼命穷追，则整个第11集团军的命运就都会危在旦夕了。可是很侥幸，他却不知道把握着这个良好的时机，或者是他不曾认清这个好机会，不然就是不敢冒险。

所以在第46师、第214 步兵团(刚刚赶到) 和罗马尼亚部队同心协力下，终于建立了一道防线——虽然是极为单薄的——夹在亚莱(Yaila) 山地与“懒海”之间。为了增强罗马尼亚部队和确保其重兵器，所有一切能抽调的德军官兵，包括第11集团军司令部中的人员，都奉命配属在罗马尼亚单位内。

到了1 月15日，第30军和第42军已经准备就绪，要在费多西亚前线上发动一个反击。决定冒险进攻时的心境是很困难的，因为一共可用的兵力只有3 个半已经减弱的德国师和一个罗马尼亚山地旅，而所面对的敌人此时的兵力却已经增到了8 个师加一个旅。此外，敌人还有少数的坦克可供使用，而我们却什么都没有。空军的支援也只是聊胜于无，因为忍劣的天气阻止它在最后几天向费多西亚作任何的出击。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决定冒险一试。

感谢部队的英勇，这次攻击成功了，到1 月18日，费多西亚又落入了我们手中。除了死亡了6,700 人，敌人还有10,000人被俘，火炮177 门和坦克85辆被缴获。现在才发现空军在费多西亚港口还是良好的完成任务，尽管飞行条件恶劣，但仍能击沉一些运输船只。

我们在费多西亚的成功自然使我们考虑到，应立即加以扩张，把俄军完全逐出刻赤半岛。虽然这是非常理想的，可是经过了详细的考虑之后，第11集团军认为用现有的资源，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尤其是原已答应给我们的一个坦克营和两个轰炸机大队——那是我们所最迫切需要的——现在又已经由集团军群总部收回了。

所以第11集团军决心放弃任何迅速扩张胜利的机会，只想把敌人逐回到巴尔巴克瓶颈一线，那是在黑海和亚速海之间，可以有效封锁刻赤半岛。这个决定并不带有任何懦怯的意味，因为我们认清了部队已经竭尽全力，现在若再作过度的要求，则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挫折。

斯大林攻势(续)

虽然费多西亚的收复和刻赤半岛的封锁，已经暂时消除了致命的危险，但我们并不因此而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尤其在那个特殊的时候，敌人在东线上正在到处想弥补其在前一个夏季中的失败，并且恢复其主动权。他为什么在克里米亚会有所例外呢？在这里因为他享有制海权，所以更有良好的成功希望。这里的成功对于整个东线都足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政治方面，可以影响土耳其的态度，而在经济方面，又可以恢复一个攻击罗马尼亚油田的空中基地，此外还有一点也是应该考虑到的，因为俄国的宣传已经把对克里米亚的攻势与斯大林的名字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所以更是骑虎难下，不好收场了。

的确如此，我们不久就发现敌人正在向刻赤增援。因为他占有封冻了的海峡，所以可以抵补费多西亚港口的损失。空中照像不断显示，敌军已经在其黑海港口和高加索北部地区的飞机场中集中兵力，而早在1 月29日，情报的研判估计在巴尔巴赫一线上的敌军，一共有9 个师，2 个步兵旅群和2 个独立坦克旅以上。塞瓦斯托波尔方面也开始活跃起来，尤其炮兵。

经过了几个星期的外弛内张情况之后，敌人终于在2 月27日发动大攻势。在巴尔巴赫与塞瓦斯托波尔两线上，激烈战斗一直不停，直到3 月3 日为止。接着双方都因为疲惫而暂时停息一下。在巴尔巴赫方面，我们利用沼泽地带，终于阻止了敌军在北区中的突破，不过战线现在虽然是连续不断的，但在其北段却已经向西后退了很远的距离。

3 月13日，敌人又开始发动了另一次巨型攻击，其所用的兵力多到8 个步兵师和2 个独立装甲旅。虽然我们在头三天之内，击毁了坦克136 辆，但却已经发生了好几次危机。下述的事实即足以证明战斗的激烈：第46师的各团，这一次是首当其冲，在三天之内，他们分别击退了10次到22次的攻击。

3 月18日，第42军报告它已经不再能抵挡任何主要的攻击了。新组成的第22装甲师此时恰好赶到前线，这是陆军总部刚刚拨给第11集团军的，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中，我们决定用它来发动一次反击，我们的目标为夺回原先设在巴尔巴赫地岬真正颈部的主阵线，并切断在北面突出地区中的两三个师的敌军。我带了极少数的僚属，把指挥所设在感受威胁地区的紧接后方，以便监督第42军军部对于这个反击的准备工作。

这个攻击于3 月20日开始发动，两侧由第46师和第170 师担负支援，但结果却失败了。这个新编的装甲师在晨雾之中，一直冲入了一个俄军的集结地区之中。很明显我们已经犯了一个错误，这个新编的单位没有经过训练，就把它投入了一个主要的会战之中。尽管只用来对付一个相当有限的目标，这次攻击还是失败了。但这同一支部队经过了其战时条件的训练之后，在几个星期后就能够达到理想的标准了。不过在那样的环境中，我们除了冒险把它投入战斗中又还有什么办法呢？至少它也足以使敌人大吃一惊，并阻止了他在这个紧要关头上，准备发动另一次的大攻击。等到这次攻击在3 月26日实现时，却又被第42军所击退。这一次敌军只使用了4 个师的兵力，其原因或者是因为其他的部队都已经疲惫不堪，或者是因为第一次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坦克，所以宁愿限制其目标。

此时，当第22装甲师抽出了战线去休息和整备时，第28轻型师的前卫单位却又已经达到战线的后方。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放心对付敌方的任何新攻击了。(注：这个新的轻型师与过去的不同，它不再是装甲师和摩托化师的折中体，而是一种在组织与装备上比较接近山地师的单位。它们以后被改名为“追击师”。)

这次攻击为敌人为了想收复克里米亚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时间为4 月9 日，使用的兵力为6 个到8 个步兵师，支援的坦克共160 辆。到了4 月11日就被击退了，敌人受到了惨重的损失。到了此时，敌人在这个战场上的攻势能力也就开始变成了强弩之末了。

那些英勇的师，在亲眼看着这次防御性战斗成功之后，虽然已经疲惫不堪，但现在却已经可以松懈了，尽管仍然不能退出战线。可是在另一方面，集团军司令部的情形却完全不同，经过了这整个冬季中的空前考验之后，现在却马上又要开始准备进行次一个任务——发动一个攻势把敌人完全逐出克里米亚。

刻赤半岛的收复

在最后的防御战之后，安东奈斯库元帅来到了克里米亚，与我一同去视察罗马尼亚的部队和塞瓦斯托波尔前线。他的军人风度使他造成了一种优良的印象，那些罗马尼亚的高级军官似乎更非常怕他。我尤其感谢他允许再增拨两个师的兵力给我，因为除了早已到达的两师德军(第22装甲师和第28轻型师) 以外，陆军总部对于我们所正在计划中的攻势，再也不能增加任何的兵力了。

依照陆军总部的命令，克里米亚的攻势，包括塞瓦斯托波尔在内，预定要在最高统帅部所计划的东线总攻势之前发动，并作为后者的序曲。第11集团军的第一目标当然是先毁灭在刻赤半岛上的敌军。其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不可能预测肃清塞瓦斯托波尔的作战将要花多久的时间。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却还是因为刻赤方面的敌人比较易于获得增援，将继续构成对第11集团军的严重威胁。在这一方面的敌人，应使其没有时间来恢复其攻击失败后的损失。塞瓦斯托波尔将暂时搁起，直到在刻赤半岛中的俄军全部被肃清时为止。

不过从双方在克里米亚境内的实力对比上来加以判断，则对于这两大艰巨任务，似乎并无可以乐观的理由。敌人在克里米亚一共有3 个集团军，最近并成立了一个克里米亚方面军总司令部，以作统一的指挥。该总部的位置可能在刻赤。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仍继续由其“海岸集团军”(Coast Army)负责防御。在2 月间所证实的兵力为7 个步兵师，1 个步兵旅，两个海军旅，和1 个徒步骑兵师。在我们的刻赤攻势中，我们留下来监视这些兵力的部队在该要塞的北面和东面，只有第54军和新到的罗马尼亚第19师。后者调换了德军第50师，以便可以转用在刻赤方面去。留在塞瓦斯托波尔南面的兵力就只有第72步兵师。罗马尼亚山地军只指挥一个第4 山地旅，负责防御整个克里米亚的南岸，以防海上的奇袭。所以第11集团军是已经把其他方面的兵力抽调一空，以便可以用最大可能的兵力来发动对刻赤的攻势。

在刻赤的正面，敌人还有第44和第51两个集团军。在1942年4 月底，他们一共有17个步兵师，3 个步兵旅，两个骑兵旅，两个骑兵师和4 个独立装甲旅——一共有26个单位。

面对着这样强大的敌人，我们所使用的兵力只有5 个德国的步兵师(包括从塞瓦斯托波尔所调来的第50师在内) 和第22装甲师。此外还可以加上新到达的罗马尼亚第7 军，下辖其第19师，第8 骑兵旅和第10师——后者将从西岸调来。罗马尼亚的军队在攻势任务中的用处极为有限。在这个代字为“鸨”(Bustard) 的作战中，双方兵力在数量上的对比比以前各次攻势还要更为悬殊。

同时也更应记着，这个通过巴尔巴赫地岬的攻击，在最初阶段中又必须为纯粹正面性的，因为两侧都是海水，根本无迂回的可能。此外敌人的防御部署又有相当的纵深。在这种环境中，面对着至少为二对一的优势敌军，我们如何可以达到毁灭其两个集团军的目标呢？

有一件事很明显：对于这两个集团军正面压迫，甚或是一个单独的突破，都不能使我们达到任何目标。即使已经丧失了其在巴尔巴赫的阵地，敌人还可以在任何地方重构其正面，而我方的作战也必然会发生顿挫。愈往东走，则刻赤半岛的正面也就愈形放宽，于是敌人的数量优势也就愈能表现出来。对于在巴尔巴赫宽度仅达11英里的地岬，我们6 个师的德国兵力可以都用在攻击中，而俄军却不能把其所有的兵力都用上去。但是当我们向东进展之后，正面扩宽到25英里时，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所以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要突破敌军的巴尔巴赫正面线和深入敌后而已，并且还要在第一次突破的过程中，同时击毁其主力，或至少为其部队中的实质部分。

在这一方面，敌人自己提供我们一个机会。在南部地区中，即夹在黑海与柯依-阿山(Koy-Assan)之间，敌人还留在其原有的巴尔巴赫防线上，并据守着极坚强的阵地。反之，在其北部地区中，敌方的战线却凸出成为一个宽广的弧线，向西直到基特(Kiet)为止，自从他们击溃了罗马尼亚第18师之后，就一直停留在那里没有动。

敌人的指挥官似乎是判断我们将会尝试切断这个突出地，所以他们对于兵力的分布也就是以此为根据的。依照我们的情报。敌军把其兵力的三分之二(包括第一线和预备队都在内) 都集中在北面地区之内和其后方。反之在南区中，第一线只有3个师，另加预备队两三个师而已。很可能因为以前第22 装甲师的攻击目标是企图切断在柯依- 阿山以西地区的敌军防线，所以才使俄军作了这样的部署。

当第11集团军拟定其“鸨”作战的突击计划时，作为基础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的意图是并不立即对向西突出的地区作决定性的突击，而首先沿着黑海海岸，向南部地区透入。换言之，就是打击在敌人所最意料不到的地方。

这个任务由第30军担负，它现在指挥着第28轻型师，第132 和第50两个步兵师和第22装甲师。虽然第170 步兵师在最初阶段中为了欺骗敌人仍留在中部地区，但以后也要跟着向南进攻。这个计划是第30军应用多到3 个师的兵力，突破巴尔巴赫阵地，并向东方肃清深的反坦克沟，帮助第22装甲师越过这种障碍物。等后者越过之后，于是全军向北旋转，冲入集中在北区内的敌军侧面和后方。接着在第42军及罗马尼亚第7 军合作下，围歼在半岛北岸的敌军。

保护第30军的东侧面，对抗敌军从刻赤方面所作的攻击的责任交给一个机动单位去担负，它叫作克罗地克旅群(Brigade Group Groddek) ，那是由德国和罗马尼亚的摩托化单位所混合组成。它的任务就是应迅速向刻赤前进，以攻为守，同时也可以阻止敌军在后方的单位任何溜走的企图。

为了便利这种困难的突破工作，第11集团军也准备作一次敌后登陆战，这可能还是过去没有前例的。有一个营的兵力，乘突击艇从费多西亚出发，在拂晓时投掷在巴尔巴赫阵地的后方。

这个军所作的决定性攻击不仅有强大炮兵的支援，而且还加上整个的第8 航空军。第八航空军，同时也包括着强大的高射单位，从其组织上看来，要算是用来支援陆军行动的最强大和最适宜的空军部队。其指挥官，李赫多芬伯爵(Baron V. Richthofen)，也的确是我们在第二次大战中的最杰出空军将领之一。他对于他所指挥的单位常作极严格的要求，但他自己总是亲自去监督他们所应作的重要攻击。此外，在前线上也经常可以遇见他，因为他总是去访问最前线单位，以衡量对于地面作战给予空中支援的可能性。我们之间一向都处得很好，起先是在第11集团军方面，以后又在南面集团军群总部中。我永远记得李赫多芬和他的航空军所有的成就，并深表敬佩和感谢之情。

在巴尔巴赫正面的其余部分，第42军和罗马尼亚第7 军奉命实行佯攻以牵制敌军。一旦在南面的突破完成，他们就同时加入主力的攻击。

这个作战的成功要靠两件事。第一就是我们应有能力使敌人始终相信我们的决定性攻击会来自北方，一直等到他发觉时就会太迟了，已经无法脱离陷阱和把预备队投入南面地区。第二为第30军——尤其是第22装甲师——向北进攻的速度。

第一个要求利用广泛的欺敌手段，终于已经达到了。除了无线电的欺骗以外，我们在中部和北部地区也作了虚假的炮兵准备，并在同一地区中把部队调来调去。显然，这些手段是完全成功的，因为敌方预备队的主力始终留在其北翼的后方，等到想调动时就已经来不及了。

当攻势刚刚正要开始之前，我们却失去了那位经验丰富的参谋长吴勒尔将军(Gen. Wohler) ，在前一个冬天的困难日子当中，他给予我以无价的帮助，而在“鸨”作战的准备中，他也负责领导的任务。当我们刚刚可以获得主动之时，我们却要分手了，这使我们两个人都感到非常的难过。不过吴勒尔却已经升任中央集团军群的参谋长，所以我当然无法再留他。

吴勒尔的后任为夏尔兹将军(Gen. Schalz) ，他也证明是一个优良的顾问和朋友。在1943年冬季战役的最艰苦阶段中，以及我们在营救第6 集团军的战斗中，他对于我的帮助都是无法估计的。除了具有伟大的个人勇气以外，他也有钢铁一样的意志，并对于战斗部队的饥寒和需要特别关心。当他充任一个军的参谋长时，就早已在最困难的情况中赢得了武士级的铁十字勋章。以后，他在南面集团军群中任军长时，也表现出来其伟大的能力。

5 月8 日，第11集团军开始发动“鸨”作战。第30军越过了反坦克障碍物，并透入了敌军的最前进阵地，而水上的远征，由于获得了奇袭的效力，也使我军右翼沿着海岸前进时，得到了相当的助力。尽管如此，战况却并不轻松。在堑壕那一面所获得的地面还太狭窄，不足以供装甲师运用，而第42军的后续攻击也只获得了极困难的进展。虽然如此，我们却已经与10个师的敌军发生了接触，并击碎了其南翼，可是其预备队仍无从北翼调动的迹象。

直到5 月9 日，第22装甲师方有使用的可能性，而且当他转向北面之前，还得击退一次强大的坦克攻击。接着，下了雨并且整夜不停，使5 月10日的上午空军无法作密切的支援，坦克无法立即前进长驱直入。虽然下午天气晴朗了，但24小时的延迟对于这种时间至上的作战实在是极大的损失。不过可以使人感到欣慰的却是在大雨开始降落之前，格罗地克旅群早已向东迅速挺进了。这个事实打消了敌人在后方再建立正面的一切企图。很明显，这个向敌方交通地区深处所作的果敢挺进，是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不幸这位英勇的指挥官，格罗地克上校，在作战中受到了重伤，不久以后就光荣殉国了。

从5 月11日起，作战的进行就一直都很顺利。第22装甲师一直达到了北面的海岸上，一路切断了8 个师的敌军。于是集团军部可以下令开始追击了。所有各部队，包括罗马尼亚的在内，都倾全力来执行这个命令。5 月16日，刻赤为第170 师和第213 团所攻陷。甚至到此时，激烈的战斗仍继续不停，因为在东海岸上还留着许多敌军的残部需要加以肃清。

在攻势尚未发动之前，我就早已把指挥所移到了前线的后面。现在我就整日忙于视察各师部和前线部队。对于一个军人而言，这种舍命穷追将是一件终身难忘的事情。在道路上到处都是敌人的车辆、坦克和火炮，一路都可以碰着长列的俘虏。我与李赫多芬将军在刻赤附近的一个小山上会晤，所看见的景色叹为观止之。在我们的下面，白光照耀着的是刻赤海峡——这是梦想了许久的目标。在前面的滩头上，挤满了俄军的各种车辆，敌方的鱼雷快艇，曾经一再企图救出俄军的人员，但每次都为我们的炮火所逐回。为了不让我们的步兵再作任何进一步的牺牲，并迫使正在海岸上作困兽之斗的敌军提早投降起见，我们集中炮兵的火力向这些最后的抵抗圈猛轰。

到了5 月18日，刻赤半岛的战斗已经结束。不过还有少数的敌军在政委的疯狂压迫之下，在刻赤附近的岩穴中继续顽抗达数星期之久。依照报来的统计，我们一共俘获了战俘约17万人，火炮1133门，坦克258 辆。

5 个德国步兵师和1 个装甲师，加上两个罗马尼亚步兵师和1 个骑兵旅，已经完全歼灭了两个俄国集团军的全部实力，共为26个单位。只有极少数的残余敌军曾经越过刻赤海峡，逃回塔曼(Taman) 半岛。这是一个真正的歼灭战，获得了光荣的结束！

攻克塞瓦斯托波尔

第11集团军仍然还面临着一个最艰巨的任务：攻克塞瓦斯托波尔。

4 月间我曾经到希特勒的总部去过一次，并曾将我们的有关这个要塞攻击战的意图，当面报告希特勒。自从1940年2 月间，把有关西线攻势的意见当面向他陈述之后，这是我第二次再谒见他。甚至于在这第二次会晤中，我所获得的印象还是他不仅对一切的战斗详细情形，都有非常良好的了解，而且对于向他所作的战术性解释，也有彻底的欣赏能力。他很注意地听取我说的一切，并完全同意第11集团军对于刻赤攻势和塞瓦斯托波尔突击战的一切计划，他毫未干涉我们的计划，而且也不像以后所常有的情形，喋喋不休的引述许多生产数字。

不过在这次会晤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却不曾加以讨论：即就计划中的乌克兰总攻势而言，把第11集团军的全部兵力用来攻击这个坚强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是否能算是一个正确合理的措施。因为成功之期很难作正确的预测，尤其是在刻赤半岛上的胜利已经解除了在克里米亚境内的威胁。这个问题的决定，显然是最高统帅部的事情，而不是我们自己司令部的责任。就我个人而言，我当时相信，现在也还相信，第11集团军先攻下塞瓦斯托波尔的决定是正确的。假使我们仅仅只想围困着该要塞，则我们就会要把三四个师的德军。加上罗马尼亚的部队——即第11集团军的一半继续保留在克里米亚境内，而不能加以抽调。

不过当塞瓦斯托波尔如期的陷落之后，最高统帅却把第11集团军从东线的南翼抽回，并拟用在列宁格勒方面，或是用来填补战线上的空洞，这却毫无疑问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当塞瓦斯托波尔陷落之后，这个集团军应依照原定的计划，越过刻赤海峡，进入库班半岛，以拦截面对着A 集团军群的敌军从顿河下游向高加索退却。假使时间的因素不允许采取这样的行动，则无论如何它也应保留在南翼的后方充当总预备队。若能如此斯大林格勒的悲剧可能不会上演。

在刻赤作战之后，第11集团军就立即开始重组，以便执行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

第42军负责确保刻赤半岛与克里米亚南岸的安全。为了这个目标只留下了一师德军，即第46步兵师，此外全是罗马尼亚第7 军的部队，它包括第10和第19两个步兵师、第4 山地师(即以前的第4 山地旅，罗马尼亚当局虽然把所有的山地旅都改名为山地师，但事实上兵力却并未增到一个师的标准) 和第8 骑兵旅。其余所有的兵力都调往塞瓦斯托波尔方面(注：第22装甲师已经交还给南面集团军群总部) 。

毫无疑问，现在攻击这个要塞要比去年12月更困难，敌人又有了半年的时间来加强其要塞工事，增强人力使编制足额，并从海上运来了许多补给物资。塞瓦斯托波尔的要塞强度，并不在于其现代化的要塞工事方面(虽然也有一部分是) ，而是地形特别险恶，上面布满了无数的小型防御工事。这些据点构成一个厚密的网，掩盖着从贝尔贝克河谷到黑海岸为止的整个地区。尤其是贝尔贝克河谷与席费尔拉亚湾之间的全部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坚强的驻垒地区。

北面的防线沿着贝尔贝克河的南岸开始，不过在该河的北岸，环绕着林比莫夫卡(Lyubimovka)和它的北面，敌人也设有一个坚强的据点。河谷的本身和它的南岸都受到一个305mm 炮台的纵射，这个炮台叫作“高尔基一号”(Maxim Gorki I) 炮台，有彻底近代化的钢甲保护。河岸斜坡的本身上面掩盖着厚密的工事网，有一英里宽的纵深，其中一部分的工事也是混凝土的。在这个地带后面有一连串坚强的据点，彼此间有地下工事连络着，我们的部队给它们取了一些绰号：“斯大林”、“伏尔加”、“西伯利亚”、“莫洛托夫”、“GPU ”、“赤卡”等等。沿着席费尔拉亚湾的北岸，又有最后一道障碍线，这也是由许多据点所组成的防御区，包括“邓尼兹”、“顿”、“列宁”等据点，巴尔吞也夫卡(Bartenyevka) 要塞化镇市，旧有的北炮台(North Fort)和海岸炮台等。在俯视海湾的岩山中，俄军也开钻了山洞以储存物资和弹药。

东面防线与北面防线接头点是在贝尔贝克村落以东一英里半的地方，并受到险陡的卡米希里(Kamyshly)峡谷的保护。这个东线的北段通过维拉(Vaiza) 山地的险峻戟岭，上面都盖满了矮树丛林。在这些丛林之中布满了无数的小型据点——有些就藏在岩洞中——那是攻击者的炮兵所不能触及的。东线的北段以格塔尼(Gaytany)地方南面和东南面的悬岩为终点。

再向南去，丛林逐渐稀少，但地形愈向海岸走则愈为险恶，完全像一座岩山一样。在从南海岸通到塞瓦斯托波尔的公路两侧，南部要塞地带的前方，首先为一连串的圆拱形山岭所封锁，俄军把这些山顶都已经改变成为强力的要塞。在克里米亚战役中的老兵们一定还能记着“塔糖”(Sugarloaf) 、“北鼻”(North Nose)，“教堂山”(Chapel Mount)，“废墟山”(Ruih Hill) 等等地名。接着就是有坚强防御的卡马里(Kamary)村落，最后才是在巴拉克拉伐(Balaclava) 湾东北面的巨岩。但1941年秋天里，第105 步兵团奋勇攻占了巴拉克拉伐炮台时，敌人就是退守在这里不动。因为这些山岭彼此可以互相掩护其侧面，所以要想透过这一个由山顶和悬岩所组成的防线，就尤其困难了。

在这第一道防区之后，在从塞瓦斯托波尔来的道路北方，又有费余基尼高地(Feykiny Height) ，它一直向南延展到海岸为止，上面也布满了据点，例如“鹰巢”(Eagle's Perch)和卡地柯夫卡(Kadykovka) 村落等。所有这些据点都是敌方最坚强要塞线的前卫，后者是沿着查本高地(Xapun Height)来建筑。这是一连串东面为险坡的山地，从茵克曼(Inkerman)的悬岩为起点，控制着考尔拉亚(Chornaya)河的河谷，直到格塔尼的南面为止。然后转向西南封锁到塞瓦斯托波尔的道路，最后经过“风磨山”(Windmill Hill) ——海岸山脉的西部戟岭——与海岸连成一片。这个查本阵地，因为坡度险陡和可以互相侧射，所以使步兵对其极难攻击，站在山上的炮兵观察员，穷目力之所及可以看到整个要塞地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西方国家的兵力在攻击塞瓦斯托波尔时，就扼守着这道高地对抗俄军的援兵。

攻击者即令达到了这个控制地位，他的困难也没有终了。沿着海岸上还有海岸炮台，其中包括“高尔基二号”在内，它有装甲保护。环绕着塞瓦斯托波尔城本身，还有一道宽广的半椭圆形连续防线，从席费尔拉亚湾上的茵克尔曼起，再经过斯提里特斯卡亚(Streletskaya)湾而回到海边。它包括着一道反坦克壕、一道有刺铁丝网和许多碉堡，该城东南的英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坟场也已经被改建为一个坚强的炮台。

最后，沿着该城边缘还有一道要塞线，同时还有几条纵贯的防线，屏障着东面的克尔森(Khersones) 半岛。俄国人对于野战工事的布置和伪装本来就是以技巧闻名的，现在又更加上地利，使他们可以获得优良的侧射机会。此外地面的岩石性质也使其火炮获得了极好的掩护，除非直接命中就无法将其击毁。又因为我们所应付的是俄国人，所以必须考虑到地雷阵的使用，不仅在防区的前方，连内部也在内。

当考虑到如何攻击的问题时，第11集团军所获得的结论还是与前一个冬季中一样。我们决不能在中部地区内作任何具有决定性的行动，因我们的两张王牌，炮兵和空军的支援，在这个丛林地带中都不能充分的发挥威力，而我们的损失将会太巨大。所以我们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还是只有从北面、东北面和东区的南段进攻。这一次——至少在开始时——主攻还是位置在北面，固然敌人的工事在北部是要远比南部更坚强，但地形较为平坦。尤其是，炮兵和空军在北部要远比南部山地中更能发挥较大的效力。当然在南面还是有必要发动一个攻击。第一，同时从几面进攻分裂敌方防御。第二，敌人丧失了席费尔拉亚湾北面的要塞地区之后，还可能继续死守该城本身和克尔森滩头。我们应记着我们在塞瓦斯托波尔所面对的任务不仅是攻克一个要塞，而且还要击毁一个数量与我们相等的集团军，尽管在物质方面居于劣势的。(注：依照第11集团军所获得的情报，当时在要塞地区中的俄军战斗序列如下：海岸集团军司令部，司令为皮特罗夫将军(Gen. Petrov) ，下辖第2 、第25、第95、第172 、第345 、第386 、第388 等步兵师，第40骑兵(徒步) 师，第7 、第8 、第79三个陆战队旅。那些过去被击溃的师现在都已经补充足额了。)

在上次冬季攻击中，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尽量提早获得海港的控制权，还是同样重要。但只要第11集团军还能获得第8 航空军的支援，则敌人就已经不再能自由的从海上获得补给了。

以上所述就是第11集团军拟定其作战计划时的基本考虑，其代字就被定名为: “鳄鱼”(Sturgeon)。

我们的意图是攻击北面的防线和东面防线的南段，而在米肯西亚(Mekensia)到费尔克- 恰尔根(Verkh Chorgun) 之间的中段地区，则只以牵制敌军为目的。在北区中的第一批目标为席费尔拉亚湾的北岸和格塔尼周围的高地；在南区则希望占领从南海岸和巴拉克拉伐到塞瓦斯托波尔之间的公路两侧上的查本阵地中的控制性高地。

北面的攻击由第54军负责，下辖第22、第24、第50和第132 四个步兵师，师长分别为吴尔夫、提陶伯爵(Baron V. Tettau) 、希米德(Sehmidt) 、和林德曼(Lindemann)。另加上一个加强的第213 步兵团。该军所奉到的命令是应把兵力绝对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即正对着席费尔拉亚湾东部以北的高地进攻。所有在要塞地区中被绕过的部分都应将其钉住，以便以后尽量从后方加以攻克。该军左翼奉命进占格塔尼高地和其东南方的地面，以便为罗马尼亚山地军尔后向南面的进展开路。

在南面的攻击由第30军指挥，包括着第72、第170 两个步兵师和第28轻型师。师长分别为穆勒- 吉布哈尔德(Muller-Gebhard)、桑德尔(Sander)和辛胡伯(Sinnhuber)三人。其第一任务就是为了趋向查本高地的前进，获得出发阵地和炮兵观察所。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首先攻占以“北鼻”，“教堂山”，“废墟山”，卡马里，和“高崖”(High Cliff ，在卡马里以南) 等据点基础的敌方前进防御地带，并消灭从南方巴拉克拉伐以东岩质高地中所发射出来的侧面火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第72步兵师应沿着到塞瓦斯托波尔的公路两侧前进，而第28轻型师——依照其特殊编制——应攻占巴拉克拉伐湾以东山脉的最北面诸顶点。第170 师暂时保留作为预备队。因为这个地区中的地形特别的险恶，所以只有用非常小心准备的局部攻击，才能解决这里所说的任务。

夹在这两个大突击集团军之间，罗马尼亚山地军的最初任务就只是钉住在其自己正面的敌军。尤其是罗马尼亚第18师应执行一个局部性的攻击和炮兵的轰击，保护第54军的左翼，使其免受敌军从南面发动的侧击。更向南面，罗马尼亚第1 山地师应该攻占“塔糖”山顶，支援第30军的北翼。

在作炮兵准备时，第11集团军不用对方所惯用的猛烈弹幕射击。因为地形的特殊和敌军工事数量的如此之大，这种办法既不可能希望其有任何的决定性效力，而我们也没有那样多的弹药来消耗。反之，在步兵突击开始前五天，即已经作准备，最先是空中攻击和炮兵的全面轰击，以敌军的补给线和已知的预备队集中点为目标。在以后的五天中。我方的炮兵就不断以精确观察的火力，击毁敌方的炮位，软化敌方最前进防御地区中的阵地。在这个阶段中，第8 航空军则继续攻击城市港口，补给站和飞机场。

现在对于我们的炮兵实力有略加说明之必要。第11集团军自然已经要求凡是可以到手的炮兵都参加攻击，而陆军总部也提供以最重型的火炮。

第54军的军炮兵指挥官为周克托尔特将军(Gen. Xuckertort) ，他一共指挥了56个重型和中型炮兵连，41个轻型和18个迫击炮兵连，另外加上两个突击炮兵营。总数为121 个炮兵连，另有两个观察营来供支援之用。重攻城炮兵有口径达190mm 的加农炮；榴弹炮及重榴弹炮，口径分别为305mm 、350mm 、420mm 。此外还有两个特制的600mm 加农炮和著名的800mm 多拉大炮(Big Dora)。这个巨怪的原有设计是为了轰击马奇诺防线中最坚固的部分，但却未能如期完工，赶上西线的作战。从技术成就而言，它要算是一个奇迹。其炮管长达90英尺，炮车高达两层楼。要60辆列车才能使它进入射击阵地，那是位置在特设铁路轨道之上。经常要用两个高射炮兵团去保护它。毫无疑问，这样大的巨炮，其真正的效力是与所花的制造努力和成本不成比例的。尽管如此，它的一颗炮弹却击毁了在席费尔拉亚湾北岸埋在天然岩石之下达90英尺深度的一个巨型弹药库。

第30军的炮兵由马提尼克将军(Gen. Martinek) 指挥，他是一位杰出的炮兵人才，过去是奥国陆军中的将官。很不幸，以后他在升任军长时在东线战死了。这个军一共有25个重型和中型炮兵连、25个轻型炮兵连和6 个迫击炮连，此外还有一个突击炮兵营和两个观察营。同时还配属有第300 坦克团，它的坦克是遥控的并装有高爆炸药。

罗马尼亚山地军共有12个中型和22个轻型炮兵连，以执行其牵制性的任务。

第8 航空军的军长，李赫多芬将军，又把他的高射炮兵团中的一部分，移作地面火炮用，这对于全体突击炮兵而言是一件值得欢迎的好事。

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就德军方面而言，再没有比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所集中的炮兵更多的了——尤其是大口径炮。不过若与俄军在开阔地区中寻求突破时所使用的炮兵数量相比较，则又未免是小巫见大巫！在塞瓦斯托波尔之战中，攻击军在22英里长的正面，攻击军一共展开了208 个炮兵连(高射炮不在内) 。这就等于是每英里长的正面平均还摊不到10个炮兵连，不过在实际突击地区中，其比例当然是较高。可是1945年的俄国攻势中，其所定标准是每英里突击正面配炮400 门！

在攻击前几天，我到南岸去作了一次短期的巡视，对第30军的准备工作作较密切的监督。我们的指挥所设在黑海岸悬岩上的一个小型离宫，那本是一位大公爵的财产。在最后一天中我乘坐着我们仅有的一艘军舰，一艘意大利的巡逻艇(E-boat)，沿着海岸线作了一次侦察，直到巴拉克拉伐附近为止。我的目的是要看海岸道路上有多少部分，是可以从海上来加以轰击的，因为我们一切的增援和补给都必须经过那条道路。以后事实上，因为害怕我们的空军，俄国的黑海舰队并未曾冒险采取这种行动。

当我们回航时，在雅尔达的附近却遭到了一次意外的打击。事先毫无警告，机关枪弹和炮弹突然像雨点一样从天空中向我们飞来。有两架俄国战斗机背着日光向我们扫射，它们的声音被我们自己船上的强力引擎声所掩盖，因此事先毫未注意到。几秒钟之内船上16个人中死伤了7 个。火焰热力更使船外悬挂着的鱼雷有爆炸的危险。船长是一位年轻的意大利少尉，其行为非常值得赞扬，他用尽了心机拯救我们和船只。我的副官不顾水雷的威胁，跳入水中游向岸上，在那里全身赤裸着拦住一辆卡车，赶回雅尔达城，找到了一艘摩托艇，将我们的船拖回港内。这是一次倒霉的旅行。一个意大利海军士官死了，三个水兵负伤。雅尔达港的港口指挥官，魏德尔上尉(Capt. V. Wedal)也被害了。但是躺在我的脚下却是我最亲信的战友，驾驶兵纳格尔(Fritz Nagel) ，他的胯上受了重伤。那位意大利少尉撕下自己的衬衫做成一个临时的绷带，但仍不能阻止血液从动脉中流出。

纳格尔自从1938年起就是我的驾驶兵。我们一向生活在一起，亲密有逾家人。我在第56军时，他已经在我身边受过一次伤。在这些时日中，他是一个忠诚的部下而且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朋友。当我们一上岸，我就赶紧送他进医院。虽然动了一次手术，但因他失血过多，在夜间这位青年人就奄然物化了。我们把他与其他所有的战死的战友一样，葬在雅尔达的坟场中。它高悬在海上，也许是这条海岸线风景最佳的地方。我把我在他下葬时所说的哀词，抄了一个副本寄给他的双亲。

可是战争却不等待任何人，甚至于连他的思想都在内。几天之后，第11集团军的战术司令部，已经减少到了最低限度的人数，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正面后方设立了一个指挥所。那个地方叫作亚克哈里卡拉里斯(Yukhary Karales) ，这是一个鞑靼小村，位置在岩山间的狭谷之内。俄国人可能已经知道有一个司令部连同其通信部门已经移驻在那里，因为每天夜间，他们的飞机都要来投弹，但却很幸运的从来都不曾命中。在这个村落上面即为齐尔克斯- 克尔门(Cherkess-Kermen) 山脉，哥特人曾经在其绝顶上建立要塞，我们也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观察所。6 月6 日的夜间我们到了那里，以便在次日上午可以亲自监视步兵沿着全线发动突击。在紧接着观察壕的一个小掩蔽部中，我带着参谋长、作战与情报两处的处长和副官在那里度过了沉寂的暴风雨前夕。

6 月7 日拂晓时，我方的炮兵即开始猛烈射击，作为步兵攻击的前奏。同时，空军也纷纷攻击其指定目标。在我们眼前的景象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在近代战争中，一个集团军司令能够一眼看到其整个的战场，这种机会实在太难得了。向西北面看，我们可以看见贝尔贝克河谷以南的地区，向西可以看见格塔尼高地。在它的后面就是席费尔拉亚湾。甚至于天气良好时，还可以看到克尔森半岛。往西南方面，可以看到查本高地和海岸上的岩山。夜间，可以看见敌人炮火的闪光，日里可以看见我方重炮弹和炸弹的爆炸烟尘。这正是一幅奇景！

在塞瓦斯托波尔之战中，不仅只是一个攻击军面对着一个数量至少与其相等的敌军，也不仅只是近代化炮兵和空军，与钢筋水泥和花岗石的要塞之间的对抗，这更是德国军人的精神胜利——发挥了其一切的勇气、主动、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俄军不仅占有地利，而且也十分顽强，再加上俄国制度的铁硬压力。这个苦战达一月之久，天气的酷热程度令人受不了，甚至在清晨的温度都高到华氏106 度。我军在这一战中的成就的确是可歌可泣，不过这里受了篇幅的限制，却只能加以简略的叙述而已。

在第54军的右翼方面，第132 师奉命越过贝尔贝克河谷，向其南岸的控制性高地进攻，暂时留下敌军在林比莫夫卡的桥头阵地。在其左面，第22步兵师的任务为从东面，经过卡米希里(Kamyshly)沟，攻入贝尔贝克河的南面，为第132 师越过河谷的行动开路。再左面，第50步兵师通过卡米希里前进，然后从西南方向上加入这个攻击。在该军的极左翼，第24步兵师应透过山地丛林地区向格塔尼高地进攻，其左侧面则受到罗马尼亚第18师的掩护。

由于强大突击炮兵的压倒性支援和空军的猛烈攻击，在第一天就能越过卡米希里沟和贝尔贝克河谷，并在后者以南的控制性高地上获得一个立足点。在南面的第30军，最先的任务就是为自己的攻击获得跃出位置，那个在通向塞瓦斯托波尔的公路两侧的攻击预定要迟几日才开始。

第二期的攻势直到6 月17日才结束，在两方面的前线上都是寸土必争，每一个碉堡和每一条堑壕，都要经过浴血苦战，俄军一再发动反攻，以求赢回其所丧失的东西。无论是大型的据点也好，小型的碉堡也好，他们都常常会打到最后一人一弹为止。虽然战斗的主要责任是由步兵和工兵来担负，可是炮兵的前进观察站却特别值得一提，因为主要由于他们来指导火力，才能够把个别的据点和碉堡攻击下来。他们与突击炮配合起来，成为步兵的最好助手。

6 月13日，第22师中的第16步兵团，攻克了“斯大林”堡垒，前一个冬季中的攻势就停顿在这里。一位伤兵高声喊着说：“现在我们攻下了斯大林，死也瞑目！”由此即可以想见我军士气之一斑。

6 月17日，我军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终于在北面的要塞地带中造成了一个深入的楔形。第二道防线中的阵地，例如“赤卡”、“GPU ”、和“伏尔加”等都已经落入了我们的手中。

同一天，第30军也已经冲入了查本阵地前方的前进防区中。在苦战之中，第72师攻占了“北鼻”、“教堂山”和“废墟山”，而第170 师则攻下了卡马里。在该军的北面，经过了一连串的失败后，罗马尼亚第1 山地师也终于攻克了“塔糖”山。另一方面，第28轻型师在沿海岸的岩山上却进展得极慢，那就是所谓“玫瑰山”(Rose Hill) 和费米仑(Vermilion) 一号和二号等，因为那只能采取蛙跳的形式，由一点到另一点，损失相当重大。

尽管我们对于这些成功已经付出了如此的高价，可是攻势的前途仍不乐观。我们自己部队的耐力也已经显著的降低。在第54军方面，必须暂时抽回第132 师，而用第24师来代替它。

同时第11集团军也受到陆军总部的压迫，认为除非能够有把握迅速攻下塞瓦斯托波尔，否则就要抽回第8 航空军去支援乌克兰的攻势。我们却坚决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直到最后成功为止，而第8 航空军的保留又是一个必要条件。结果还是我们的意见胜利了。不过在那个时候，眼看着我们步兵实力日益减弱，谁又有把握能够保证这个要塞能够早日陷落呢？因为认清了我们自己的部队有过早消耗完的危险，第11集团军要求再额外给我们3 团步兵——陆军总部这一次照准了。他们至少应能在最后关头上赶到。

在现有的环境中，我们在两个军的方面都可以发挥攻击者的唯一优势，即能任意调动其主攻的方向，于是也就能使敌人受到奇袭。

第54军向西转，把第213 步兵团和第24师当作主攻兵力。在希兹费德上校(Col. Hitxfeld) 领导之下，第213 团攻克了“高尔基一号”炮台。它的火炮中有一门早已为我方的攻城炮直接命中而丧失了作用。另一门则为工兵所炸毁。可是其中守兵却负隅顽抗，直到我方工兵将要塞炸穿，才出来投降。到了6 月21日，第24师已经能够肃清沿着西海岸的北部地区中其所有的残敌，直到保卫着希费尔拉亚湾出口处的要塞为止。

在第30军方面，也因为攻击焦点突然改变，而在6 月17日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成功。该军决定暂停北面的进攻，而集中兵力在大路的南面作一个奇袭。第72师越过了敌军的阵地，其搜索营在巴克(Baake) 少校率领之下，一直冲到了查本战线前方的“鹰巢”为止。6 月18日清晨，该营攻占了“鹰巢”阵地，并坚守到援军赶到时为止。此后，我们就可以向北透入敌方防御的体系了。

在以后的第三阶段中，由于攻击焦点的突然移动，再度获得成功，尤其是炮兵部分。在北面已经完全达到第一目标，希费尔拉亚湾；在南面已经占领了向查本战线发动突击的跃出位置。

在北区方面，全部的炮兵火力都集中起来，使第24师能够攻占控制希费尔拉亚湾出口的半岛要塞。其中最坚强的为号称“北堡”的古老据点。第22师控制了俯视希费尔拉亚湾的高崖。第22师与第50师分界线上的铁路山洞，曾经发生极惨烈的战斗，敌军曾用一个最近由巡洋舰运来的旅在这里发动一个反攻。最后用炮弹击破其出口，才将这个山洞攻占。其中出来了几百名俄军，但还有更多的平民，包括妇孺在内。要想肃清北岸那些地下仓库是尤其困难。它们都装有钢门，在政委压迫之下，其中的俄军是绝无投降的表示。我们必须逐一将其炸毁。第50师在丛林地带中经过了苦战之后，也已经达到了希费尔拉亚湾的东端，并占领了足以控制卡尔拉亚河谷(Chornaya)口的格塔尼高地。在它的左面，罗马尼亚山地军的右翼在格塔尼东南山地上的丛林地区中寻路前进。拉斯卡尔将军(Gen. Tascar) 是这次前进中的灵魂——他以后在斯大林格勒被俘。

第30军也突然改变了其攻击的方向而有了新的收获，利用第72师攻占“鹰巢”的有利形势，它把第170 师从南面旋转过来，攻击费达基尼(Fedyukiny) 高地。敌军的眼光正朝着东看，以为我军将攻击查本高地本身，所以受到了完全的奇袭，使该师能够相当迅速攻占该高地。这样遂获得了一个坚定的基地，以便向查本防线作决定性的攻击。

在这几天之内，罗马尼亚山地军的左翼(第1 山地师) 也获得了相当的进展。

6 月16日上午，第11集团军发现几乎已经把这个要塞的全部外围地带都攻占了。敌军已经被逐入了要塞内层地区，其北面战线为希费尔拉亚湾的南岸悬岩绝壁处所构成，而其东线则从茵克尔曼高地起，沿着查本山脉直到巴拉克拉伐周围的岩岸为止。第11集团军现在就要决定如何来突破这个要塞的内圈。很明显，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敌人会继续抵抗到底，他们绝无准备撤出的表示。另一方面，虽然敌人的预备队可能大部分都已用尽，但德军的攻势能力同时也已成强弩之末。最近几个星期之内，我每天上下午都在视察各军部、炮兵指挥所、师、团、营部和炮兵观察所等等。我对部队的情形可以说是非常了解，有些团只剩下了几百人，我还记得有一个连在撤出前线时只剩下了一个军官和8 个兵。

那么现在我们要怎样才能结束这个塞瓦斯托波尔之战？第54军的前面是希费尔拉亚湾，第30军的前面则为查本高地，那都是易守难攻的。此时的理想解决似乎就是把整个攻势的重点，移到南翼的第30军方面去。事实上，这却正是不可能的，专门把这些师调动一下，就要好几天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之内，敌人也就有机会来恢复他的实力了。在前线地区中，两个地段之间只有一条窄路联系着，这是我们在前一个冬季中花了不少气力，在山地中建筑完成的。无论如何，它是吃不消重炮兵的重量，要想把那样多的火炮和弹药绕道雅尔达送往南段，则至少要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应记着，最高统帅部希望能尽量提早把第8 航空军从克里米亚撤回去。

当第22师达到了席费尔拉亚湾之后，我就立即往前方视察其每一个团，以便从北岸的一个观察所对于情况作一个概括的鸟瞰。在我的前面是一条狭窄的水面，宽度在半英里到1000码之间，过去俄国有整个舰队投锚在这里。在彼岸上，右端即为塞瓦斯托波尔城。正前方为一道岩石的墙壁。上面的敌军阵地像蜂窝一样密集。照我看来，从这里——换言之，即从侧面——应该可以击毁查本防线的枢纽，因为敌人似乎决难想到我们会越过席费尔拉亚湾进攻。

当我第一次与第54军和一些下级指挥官讨论这个计划时，他们大多数都摇头表示怀疑。他们问面对着敌方的要塞和火力，突击船怎样能够渡过这样宽的水面？而且即使渡过了，可是上岸的路径只限于一两条峡谷，那都是在敌方火力封锁之下的。不过正因为它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若能越过席费尔拉亚进攻，则敌人将受到奇袭，正是这也正是成功的关键。所以不顾一切反对，我坚持我的计划——尤其是我个人因为地位的限制，不能亲自参加这种冒险工作，所以这种决定就更显得困难。不过一旦下了决心之后，所有有关的人员却又都能倾其全力执行这个命令。在这里对于工兵尤应加以赞扬，在以前碉堡之战中，工兵也早已有了优良的表现。

对于要塞内层的总攻势是预定在6 月29日清晨开始。第54军越过席费尔拉亚湾，第30军则攻击查本高地。早在6 月28日，第50师即已渡过了卡尔拉亚河的下游，并攻克了英克尔曼。在这里所发生的一个悲剧可以证明共产党的绝灭人性。在岩洞中住着几千名伤兵和难民，当我们进入英克尔曼时，俄军自己加以爆破，所有的人都活埋在岩洞之中。这可证明他们是如何视人命如草芥。

在28日到29日之间的午夜中，我们准备渡过席费尔拉亚湾，所有的人员心里都感到十分紧张。为了掩蔽北岸的一切噪音，第8 航空军持续不断地对塞瓦斯托波尔城实行空袭。所有的炮兵都在屏息以待，只要南岸敌军一有任何火力发出，表示他们已经有发现我方行动的可能性时，马上就应向南岸的岩顶敌方阵地开始作猛烈的轰击。但是对岸上却毫无声息，我们对于突击船下水和装载的工作，都丝毫不曾受到阻扰。上午1 点钟，第22和第24两师的第一波兵力开始向对岸进攻。这一次渡河的工作，明显使敌人受到了绝对的奇袭，结果也就获得了完全的成功。等到敌人的守军开始采取行动时，我们的步兵也已经在对岸上站稳了脚跟。他们爬上了绝壁，将敌军的武器逐一击毁。于是查本阵地的侧面也就开始脱了铰链。

在第54军的左翼方面，第50师与新加入的第132 师(它已由第46师的步兵团所填补) ，从格塔尼附近和其南面的位置上，突击英克尔曼与其南面某点之间的高地。这个攻击受到席费尔拉亚湾北岸炮兵侧射火力的支援，而罗马尼亚山地军右翼也加入行动。

第30军也在拂晓时，开始向查本战线作其决定性的挺进，由第54军的远程炮兵和空军的集中攻击来加以支援。当利用其炮兵造成一种幻像，使敌人以为我们是采取宽广的攻击正面时，第30军却已经集中第170 师在费德贾克尼(Fedjukiny) 高地附近的一个极小地区中，当作一个任务部队。后者在突击炮、第300 坦克团和一个高射炮兵团的支援之下，不久即达到了公路两侧的高地。利用敌方的混乱情况，该师向北、西、南三方面尽量扩张，以便该军可以将其他的师送上高地的顶点。

我们渡过了海湾，英克尔曼高地已经陷落，而第30军也已经透入查本阵地，所以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命运也就已经注定了。此后的苦战既不能挽救守军的最后失败，而对于俄军的全盘作战情况也毫无补益。甚至于从军事荣誉上来看，也无此必要。因为俄国军人的表现早已够英勇了！但是其政治制度却要求这种无目的的苦战再继续打下去。

当他们攻占了海湾南岸的岩壁之后，第54军的各师也就进入了该城的外围。所以当其一部份兵力向南攻击，以肃清这个外围防线时，该军的主力也就能够向西旋转，直接进攻周边要塞和城市的本身。等到著名的马拉柯夫堡(Fort Malakoff) 攻陷——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曾经为它付出了大量的鲜血代价——第54军也就进入了塞瓦斯托波尔的城内。

此时，在6 月29日尚未过去之前，第30军的第28轻型师和第72步兵师本是在宽广正面担负着佯攻的任务，现在也透过第170 师向前挺进。等到他达到了后者已经攻占了的查本阵地之后，就马上以攻占克尔森半岛为目的，成扇形展开。

第28轻型师攻克了英军坟场，突破了塞瓦斯托波尔东南面的外围要塞圈。俄军已经把这个坟场发展成其外围防线中的一个主要据点，纪念英军的大理石纪念碑现在早已变成了废物。这一次战斗中的新死者，就卧在被炮弹炸开了的坟墓之上。于是该师向城南挺进，以便从西南攻入该城，制止敌人的突围。

第170 师的目标为克尔森半岛西面极端的灯塔。第72师则沿着南海岸前进。它向南卷过查本阵地，首先攻下“风磨山”，然后攻占通往塞瓦斯托波尔的主要道路以供该军之用。跟在它的后面即为罗马尼亚第4 山地师，它从后面包围巴拉克拉伐附近的敌阵，俘获了一万人。

根据我们的经验，可以假定敌人必然会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城内作最后的苦战。斯大林的命令从无线电中一再传来，要守军打到一人一弹为止，而我们也知道所有的平民人口都会被征集参加作战。

我们的司令部若不考虑到此种可能性，则对于第11集团军的官兵而言，就要算是有亏职守了。在城内的巷战将会使攻击军受到更重的损失。所以在各师尚未继续进攻之前，我们就命令炮兵和空军先行尽量轰击。其目的是要使敌人认清，他们不要再希望从巷战中使我们流更多的血液。

所以从7 月1 日开始，我们对该城周边和城内的敌方据点不断集中轰击。不久侦察机就报告说不会再有进一步的严重抵抗了。轰击才停止，各师继续前进。似乎敌人已经在前一夜中，将其主力撤向西方。

但是苦战却仍未结束。虽然俄军已放弃了该城，其目的只不过是想在克尔森半岛上继续作困兽之斗而已——或者是为了想执行斯大林的死拼到底的命令，或者是希望乘黑夜等海军救出一部分人员。事实上，只有极少数的高级指挥官和政委被鱼雷快艇接出，包括其集团军司令彼特罗夫将军在内。当他的继任者也想用同样的方式逃走时，却为我方的意大利巡逻艇所截获。

克尔森半岛的最后战斗直到7 月4 日为止。当第72师攻克了“高尔基二号”炮台之后，其他各师也就把残敌逐渐逐到了半岛的顶点上。俄军曾经一再企图向东突围，希望能加入亚拉山地中的游击队中。他们一再向我方猛冲，其损失非常可怕。最后，敌军的残部都躲在海岸上的大岩洞中，想等候海军的营救，结果却还是落空了。当他们于7 月4 日投降时，仅仅从这一小块地面上就钻出了3 万人。

在这个要塞地区中，我们一共收容了9 万多名俘虏，敌军的死亡数字更是几倍于我们。所俘获的战利品是多到了无法计算。一个具有天然形势的坚强要塞，在整个集团军的防御之下，已经终于陷落了。从作战的观点来看，把第11集团军用在东线南翼上，以扩张德军的大攻势，正是时候。

7 月1 日的夜间，我和几个最接近的僚属，驻在亚克哈里卡拉里斯(Yukhary Karales)的指挥所中，那是一个鞑靼人的小村。我们正在回想这几个月来的战斗经过和那些已经不再在我们身边的战友。从无线电中听到了最高统帅部对攻克塞瓦斯托波尔所发表的特别公报。不久之后，电动打字机中又传出了下述的命令：

收件人：克里米亚集团军司令曼施坦因上将

为了感谢你在克里米亚境内的奇功，我现在升你为元帅，并对于所有参加克里米亚战役的人员颁发一种纪念臂章。我代表全国人民对于你所指挥的部队的英勇成就表示极大的敬意。

希特勒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事无巨细都要过问，看起来似乎全能全知，其实常常抓了芝麻、丢了西瓜。因为人的精力都是有限的，他花太多精力在战术的设计上，结果忽视了战略的思考。这是因为，他只是一个传令兵，擅长把命令准确及时地送到，却不擅长制定命令、推敲命令、贯彻命令。

【第十章 列宁格勒-费特布斯克】

当第11集团军所属各师正在休息时，我也前往罗马尼亚度假，只留下一些幕僚人员去拟定一个渡过刻赤海峡进攻的计划。此时德军南翼上已经发动了大攻势，本集团军即拟加入这个行动。在我度假期间，我的作战处长，布西上校还是一再与我联络，使我不会与这些准备工脱节。可是很不幸，这一切的计划只是白忙一阵，希特勒犯了老毛病，同时追求了太多的目标，对于这次攻势的最初成功估计得太高，而放弃其原有的意图，不再把第11集团军加入在这个作战之内。

8 月12日，当我回到克里米亚的时候，发现最高统帅的命令正在等候着我，不禁使我大感困惑。这个率领整个集团军越过海峡进攻的计划已经被取消，代替它的一个作战却只使用第42军的军部、第46师和某些罗马尼亚的兵力。第11集团军本身则奉命以攻占列宁格勒为任务，因此本来用在塞瓦斯托波尔攻城战中的炮兵都已开始向北运送了。更不幸的是我们的兵力又被抽去了3 个师。第50师仍留在克里米亚。第22师现在奉命改编为一个空降师，并送往克里特岛——尽管它是我们最好的部队之一，但在战争的其余时间中，却几乎一直是闲在那里没有用过。最后，当我们已经运动之后，第72师又被拨交给中央集团军群，用去对付一个局部性的危机。所以留在第11集团军中的原有部队就只剩下了第54军的军部、第30军的军部、第24、第132 和第170 三个步兵师和第28轻型师而已。不管最高统帅部的意图是怎样，把一个军队中的单位这样加以肢解，总是不妥当的，这些军和师已经在一起工作很长时间。从苦战之中所得来的互信和认识，在战争中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决不应忽视。

不过更重要的却是另一件事情。当第11集团军现在已经摆脱了克里米亚的牵挂之后，是否应该把它从东线的南翼上抽出，而用在另一个比较不太重要的任务(攻克列宁格勒) 上面去呢？就德国方面来说，在1942年夏季中的战局，只有在战线的南端才能获得决定性的结果。对于这个任务而言，我们的兵力是决不嫌太强大的，尤其是现在更为明显，因为希特勒是同时想达到两个目标——斯大林格勒与高加索——所以更使攻势分为两个方向，因此愈向东走，则其矛头的北侧面也就会愈拉愈长。

以后的事实证明，若是能够把第11集团军保留在南翼方面，则不管是越过刻赤海峡以阻止敌军退回高加索也好，还是跟着攻击集团军群的后面当作预备队也好，结果都会好得多。

当我飞往北方去上任时，中途曾经到希特勒大本营中去请示，我曾与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详谈这个问题。哈尔德明白地表示他完全不赞成希特勒的意见，在执行南方的攻势以外，又同时想攻下列宁格勒，但是他说希特勒却坚持这一点，拒绝放弃他的主张。不过，当我问他，是否认为把整个第11集团军从南面撤走实际不会出问题呢，他却说应该不至于。我自己却很感到疑惑，当然却无法事先驳斥总参谋长的意见。

同时，我对于希特勒与其总参谋长之间的恶劣关系也殊感骇异。由于俄军在中央集团军群地区中发动了一个有限的攻势，所以遂造成了一个局部的危机，于是这个问题被提到每日汇报中来加以讨论——事实上，这个危机使我们不能不拨去了第72师。希特勒乘这个机会，谴责在前线上战斗的人员。哈尔德却不惜犯颜力争，他指出部队的实力早已消耗过度，而军官和士官的高度损失更是一定会产生影响。虽然哈尔德所说的话非常客观，但却激起了希特勒的怒火。他用极粗野的口气，质问哈尔德有无权利与他唱反调，并且宣称着说，在第一次大战时他是一个前线上的步兵，因为哈尔德从来不曾有过这种经验，所以他自问比哈尔德绝对有较佳的判断。

这个场面是如此的难堪，所以我就立即离开了兵棋室。直到希特勒平静了之后，才请我再进去。事后我受到良心的谴责，不得不把这个不幸事件向人事处长希孟德将军提出意见，他同时也是希特勒的侍卫长。我告诉他说，总司令和参谋长之间不可能如此相处，希特勒必须听信其参谋长的意见，至少对他表示其应有的尊重，否则哈尔德就只有自动辞职。很不幸，双方都未能如此，直到6 个星期之后，哈尔德才终于被免职。

8 月27日，第11集团军司令部达到了列宁格勒前线，并研究在第18集团军地区中发动攻击的可能性和拟定攻击该城的计划。其意图为一旦攻势发动后，我们应接管第18集团军面北的那一部份正面，而后者则仍保持其在沃尔霍夫(Volkhor) 河的东段正面。拨给第11集团军的正面可以分为三个部份：一、涅瓦(Neva)河地区从拉多加湖(Lake Ladoga) 起到列宁格勒的东南为止；二、在列宁格勒以南的实际突击正面；三、在芬兰湾南岸阿拉尼包门(Oranienbaum) 附近的正面，其中还包括着仍然扼守在俄军手中的巨大桥头阵地。

除了强大的突击炮兵以外(其中一部份是从塞瓦斯托波尔运来的) ，本集团军所能运用的兵力在13个师以上，其中包括西班牙的蓝色师(Blue Division) ，1 个装甲师、1 个山地师和1 个党卫军(SS)旅。不过因为在两个正面各需两个师的兵力，所留下来可以用作攻击列宁格勒的兵力只有9 个半师而已。因为敌军在那里有一个集团军，共为19个步兵旅、1 个国际守卫旅和一两个独立装甲旅。

从这里相对的兵力数字上看来，若是已经有兵力封锁着列宁格勒北面的卡雷利阿(Carelian)地岬的芬兰人能够参加攻势，则对我们自然就会极有帮助了。不过当德国派驻芬兰总部的联络官艾弗斯将军(GenErfurth)提出这个问题时，却遭到了芬兰当局的拒绝。据艾弗斯将军的报告，芬兰人所持的理由是说自从1918年他们建国以来，就已决心不对列宁格勒构成威胁。于是芬兰对于攻势的贡献遂不在考虑之列。

第11集团军现在发现它必须倾其全力来执行这个任务。我们都深知这个作战的成功是颇有疑问的，尤其是事实上这个作战本是不必要的，所以更使我们不愉快。在1941年夏季中，我们很可能有用突击方式把列宁格勒攻下的机会。虽然在最初阶段中，希特勒本人曾经认为提早攻陷该城的工作是应列为最优先的，但因为种种原因，这种机会却终于还是错过了。以后希特勒认为他可以用饥饿来迫使列宁格勒投降。俄国用越过拉多加湖的路线来补给该城，夏季用船只，冬季用铺设在冰面上的铁路线。现在德军所留下来的一条正面线，是从拉多加湖起到阿拉尼包门以西为止，对于他们的资源而言是一种经常的消耗。若能撤退是最理想的，而当南翼方面正要寻求决战的时候，又想同时进攻该城，那实在是一个可以争辩的论点。诚如席勒(Schiller德国诗人) 所说的，“差了一个小时，也就是丧失了永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

不过我们既然奉命进攻该城，所以还是必须作最好的准备。任何人若沿着列宁格勒以南的前线去实行侦察时，都会感觉到这个城市是似乎已在掌握之中，尽管它受着严密的保护，纵横分布的野战要塞工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网。我们可以看见在涅瓦河的柯尔皮罗(Kolpino) 工厂，它还在继续生产坦克。在芬兰上的普尔柯夫(Pulkovo) 造船坞也遥遥在望。再远一点即为圣依沙克大教堂(St. Isaao’s Cathedral)、海军部的尖塔和彼德及保罗等要塞的轮廓。在清明的天气中，也还可能看见在涅瓦河有一艘被炮火所击毁的战列巡洋舰。那正是我们在1940年卖给俄国人的一艘一万吨的军舰。有一些旧皇室的故宫也都已在战争中被毁，我在1931年曾经在那里凭吊过，听到这种消息益增惆怅。那都是俄国的炮弹所焚毁的。

从侦察的结果中，我们认清了第11集团军无论如何都不应卷入列宁格勒建筑地区以内的任何战斗之中，不然实力马上就会迅速消耗完毕。至于希特勒所相信的，只要第8 航空军的恐怖性空袭，即能强迫该城投降，我们对此颇无信心，而该军有经验指挥官，李希霍芬上将也与我们有同感。

所以我们的意图是首先在最大限度的炮兵与空军的支援之下，突破在列宁格勒以南的正面，但不应越过该城南面周界作更进一步的前进。接着两个军应向东转，迅速渡过该城东南面的涅瓦河，以毁灭夹在该地与拉多加湖之间的敌军，切断越过该湖的补给线，并从东面孤立列宁格勒。这样就可能像华沙的旧例，不必经过任何严重的巷战而使该城迅速陷落。

很不幸，席勒尔的名言不久就证明是太正确了。非常自然，敌人不会不注意到德军在列宁格勒地区的增兵，早在8 月27日，他就对第11集团军的东面战线上发动了一个攻击，迫使我们把刚刚达到的第170 师投入战斗。几天之内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俄国人正在执行一个强力的援救攻势，其目的即为打消我们的攻击。

9 月4 日下午，我接到希特勒亲自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为了预防沃尔霍夫正面出乱子起见，我有立即采取干涉行动之必要，他要我负起全面指挥之责，并用攻势行动以恢复情况。在那一天内，敌人在拉多加湖以南的第18集团军的单薄正面，作了一个宽广而深入的突破。

很明显，我们的处境颇为窘迫。当我们正要进攻列宁格勒之际又加上这些额外的担负，对于所有的参谋人员而言都是很不愉快的。对列宁格勒的攻击计划只好暂时搁置，而改在拉多加湖以南进行一个新的战斗。

在从列宁格勒向东行的铁路线以北的地区中，敌人已在第18集团军的正面突破了一个5 英里宽的缺口，并透入了8 英里的距离，达到了姆加(Mga) 以上的某点。第一个问题就是用第11集团军的兵力来阻止敌军的前进。经过了几度的苦战，在以后几天之内终于达到了这个目标，于是在集结了其余部队之后，第11集团军就能够开始发动攻势了。那是从尚未动摇的两个侧面进攻，以求从根本上切断敌军的矛头。

南面的攻击由第30军负责指挥，下辖第24、第132 和第170 三个步兵师再加上第3 山地师。北面的攻击则由第26军负责指挥，下辖第121 步兵师、第5 山地师和第28轻型师。经过了激烈的战斗，到了9 月21日，敌人的突入兵力终被切断。以后几天之内，敌人的生力军为了援救被围的矛头部份，又曾一再从东面发动猛烈的攻击，也都被击退。列宁格勒的俄军也曾用8 个师的兵力，越过涅瓦河和从列宁格勒以南进攻，同样未获成功。

不过同时，我们还得要消灭围困在格托罗夫(Galtolovo) 与姆加之间的强大敌军。照惯例一样，尽管其地位是已经毫无希望，而且从整个作战的观点来看，继续抵抗也毫无意义，但是敌军却绝无放弃的意图。相反的，他们却一再作突围的打算。因为整个地区都是厚密的森林(在这种地区，我们决不会作突破的企图) ，所以假使我们的步兵若企图去消灭敌军，则势必会受到惨重的损失。所以第11集团军尽可能从列宁格勒的正面，调集了最大限度的炮兵火力，以便不分昼夜，24小时不断地向这个包围圈中轰击。这样的轰击了几天，再加上空军的轮番轰炸，终于使这个地区变成了荒原。从一位俄国团长的日记中即可以发现我们所已经获得的战果，同时也可以指出那些政委们是如何残酷无情，强迫被围的部队去作无益的抵抗。

利用这种方法，到了10月22日，我们终于结束了这次包围战。敌人的第2 突击集团军(Shock Army)一共曾把16个步兵师、9 个步兵旅和5 个装甲旅投入战斗。其中有7 个步兵师、6 个步兵旅和4 个装甲旅已在包围圈中同归于尽。其余的部队因为想援救被围的兵力也已经受到了非常重大的损失。一共俘获12,000人，另有300 余门火炮、500 门迫击炮和224 辆坦克不是被俘就是被击毁。敌军死亡数字要比俘虏数字超过了几倍以上。

当恢复第18集团军在东线上的位置的任务完成之后，我们自己的各师也已经受到了相当重大的损失，而原定用来攻击列宁格勒的弹药数量也已经消耗了不少。因此，我们已经不能立即再行发动一个新的攻势了。虽然如此，希持勒仍不愿意放弃攻下列宁格勒的意图。第11集团军却坚持认为，若无适当的休息和补充，决不能进攻该城。在这种讨论之中，一个计划压一个计划，10月就如此的拖过了。

当我们南面的攻势正在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的门外，似乎已经成为强弩之末时，我们在北方却胶着不动，这实在使人很感到困惑。那是毫不足怪的，我的副官斯皮赫特中尉因为在司令部中无事可做，所以感到十分的闷气。我知道他的苦闷，就派到第170 师去参加涅瓦河的战斗。他在克里米亚时，也曾参加该师的战斗。这个可怜的孩子因为中途飞机失事而送了性命，我们在10月25日为他举行葬仪。他的死对于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尤其是我本人。我们再也不能听到他那种悦耳的笑声。我怎样可以丧失这个一直与我共患难的青年伙伴！在我的好伙伴纳格尔之后，在东线的战争中他在我的亲信人员中是第二个丧失生命的。在斯皮赫特的葬仪之前，我恰好要飞往最高统帅部去接受元帅的权杖。他若能与我一同前往，那该多好呀！

直到此时为止，希特勒对于我还是礼遇有加的，他对于第11集团军的部队在拉多加湖之战中的表现深表赞许。我就乘这个机会向他说明对于我们的步兵已经要求过度了。在东线上与俄国人这样顽强的敌人战斗时，我们的损失是注定了必然非常惨重，所以各步兵团必须经常使其迅速恢复实力，而决不可以延迟，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自从俄国战役开始以来，补充的兵员即从未能准时送到，所以步兵单位被迫常常要用不足额的兵力去进行战斗，其必然的结果就是时间愈长，战斗部队的实力也就消磨得愈厉害。

现在我们知道，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德国空军正在着手组织22个所谓“空军野战师”(Luftwaffe Field Division)，从这里可以抽出17万人来。这是毫不足怪的。戈林在其自己的领域中，一向是非常的阔绰，不仅是经费和设施是如此，在人力方面也是一样。空军有17万人可以抽调，这是老早就应该利用的剩余人力，自从不列颠之战以后，战略性空中战争的梦想实际上早已幻灭。

现在这17万人就准备集中编成空军的私房单位，来供地面战斗之用。因为空军有广大的人力范围可供选择。所以毫无疑问，这些师将会由第一等的军人所组成。若是在1941年的秋季中，能够用这些人员来补充陆军各师，使后者得以保持充足的战斗实力，则在1941-1942 年之间的冬季，许多危机也许就都可以平安渡过。但若把这些优秀部队在空军的结构中编成师，则可以说是一种岂有此理的愚行。他们将从哪里去获得必要的接近战斗训练和与其他部队合作的经验呢？他们从哪里去获得战斗经验呢？这是东线上最重要的东西。空军又从那里去寻找师长、团长和营长呢？

当我与希特勒谈话时，对于所有这些方面都曾加以详细的分析，不久以后，我又提出了一个备忘录请其注意。他很注意地听取我的意见，但却坚持说，他对于这个问题已经作过了充分的考虑，所以决定不改变他的决定。不久以后，中央集团军群的前作战处长，曾经把戈林要求希特勒准许空军单独编师的理由讲给我听。这个人与希特勒的侍卫人员有深厚的友谊，所以深知各种内幕。戈林宣称他不能把他的部下交给陆军，因为他们都是在国社党的精神中培养长大的，而陆军中却还有牧师，而且陆军军官们都还是受到德帝国时代的传统支配。他早已告诉他的部下说，空军也必须牺牲，不应让陆军专美于前，这就是戈林说服希特勒的理由！

我们的列宁格勒任务现在快要告一结束。当我在文尼察(Vinnitsa)的时候，希特勒曾经说过我的司令部可能要移到中央集团军群所属的费特布斯克地区中，因为敌人正有在那里发动巨型攻势的迹象。假使真是如此，则我们的任务就是也发动一个攻势以对抗它。不过同时他又说，假使他和他的大本营若离开文尼察，则我将奉命指挥A 集团军群。自从李斯特元帅因为意见不合，而被无理由免职之后，希特勒又自兼这个集团军群总司令——就长期而言，这是一种不可能的安排。最奇怪的是他在当时对我所说的话。他说他希望明年能用一个摩托化的集团军群，从高加索直入近东！由此可知他对于全盘军事情况和其战略可能性，所具有的认识是如何不现实。

我在列宁格勒前线上的最后几天中，又遭到了一个极大的不幸。我的长子吉罗(Gero)战死了，这对于我的妻子、我本人和我的孩子们都是一个最沉重的打击。10月29日，他为祖国而殉难，他的职位为我的老18师第51装甲步兵团中的一个少尉。在我指挥之下的德国青年，捐躯殉国的人数是成千累万，所以对于这个纯粹个人的损失似乎不应在此提及。我的儿子牺牲生命与无数的其他德国青年是并无二致，对于他们的父母也一样。不过在我个人的回忆录中，对于一个捐躯殉国的儿子却应该有所记载。他正像许多其他同样殉国的青年人一样，永远生存在其亲人的心灵中。

我们的吉罗是1922年除夕出生的，20岁时就战死了。从出生起，他就是一个文弱的孩子。他幼年多病，仅赖我的妻子小心抚养，才使他的身体能够适合于作一个军人。因为多病，使他在童年中丧失了许多乐趣，但这也使他特别的变得少年老成，并决心排除一切困难，做生命所要他应做的一切事情。

吉罗是一个极可爱的孩子——老成，有思想，但却总是快乐的，1940年在高中毕业之后，他就表示志愿从军，并加入我自己所属的那一个兵种，步兵——在德国步兵被称为战场上的女王，因为有史以来，都是由步兵担负战斗的主责。不用说，我们做父母的人，很了解这种承继祖先遗业的愿望，但是我们却并无任何左右其对职业选择的意图。完全是因为血统的遗传，使他想做一个职业军官——在平时为德国青年的训练者，在战时则为其领导者。所以中学毕业之后，他就在李格尼兹加入了第51装甲步兵团。在1941年的夏季战役中，他以一个普通士兵的身份在俄国境内作战。他升了下士，并因为与其他志愿人员救回了在巡逻中负伤的战友，而获得了铁十字勋章。1941年的秋季，他被送往军官学校受训，并于1942年的春季获得了军官的任命。

经过一场重病，休假回来之后，又重新到了他所热爱的团中，该团现在正在依尔门附近作战，由第16集团军指挥，但他前往报到时，曾经路过我的防区，那正是拉多加湖会战时，他在我的旅行车中小住一个短时间，以后在10月18日，当我到第16集团军司令部中去访问我的老友布希上将时，我又曾经和他见了一面。布希也曾邀请吉罗，于是我们父子、布希和我的副官斯皮赫特，一同在一起渡过了一个愉快的黄昏。几天之后，斯皮赫特就战死了。

1942年10月30日上午，在早晨情况报告已经送入之后，我的参谋长夏尔兹将军把这个坏消息告诉我，吉罗在前夜中为一颗俄国炸弹所炸死了。他是以营副的身份到前线传令而遭遇到不幸。

次日我们把这个亲爱的孩子埋在依尔门的岸上。第18装甲步兵师的克鲁格牧师在致词开始时说：“一位步兵少尉。”我的儿子应该是可以瞑目了。

在葬仪之后，我又飞回家去与我的老妻在一起过了几天，对于她而言，一向特别喜爱这个孩子。他幼年多病，曾经使我们伤了许多的脑筋。现在我们就把他的灵魂交付给上帝的手中。

吉罗像许多其他的德国青年一样的殉国了。当我还在李格尼兹时，第11集团军司令部就已经从列宁格勒移到了中央集团军群地区中的费特布斯克。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没有什么重要事件可以述叙。在尚未采取任何步骤对抗预料中的攻势之前，东线南端的情况又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任务。

11月20日，我们奉命成立了一个新的“顿河集团军群”(Don Army Group)，指挥斯大林格勒两侧的地区。我正在与我的作战处长布西上校一同视察部队，由于一个地雷在我们的火车下面爆炸，所以中途耽搁了下来。在那个地区中到处都有游击队活动，旅行必须使用装甲车辆或有特殊保护的火车。

因为天气太坏不能飞行，我们在11月21日只好坐火车离开费特布斯克，中途又为地雷所阻。直到11月24日，那正是我的55岁诞辰，才达到了B 集团军群的司令部，我们的未来战区还是暂时由它负责的。我们在这里才知道第6 集团军和其附近第4 装甲集团军、第3 和第4 罗马尼亚集团军的情况。这些都留在斯大林格勒那一章中再详述。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给予德军将领的自由裁量权太少，完全不懂“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道理。但实际上，他本人的军事经验却极为有限——“自从李斯特元帅因为意见不合，而被无理由免职之后，希特勒又自兼这个集团军群总司令——就长期而言，这是一种不可能的安排。最奇怪的是他在当时对我所说的话。他说他希望明年能用一个摩托化的集团军群，从高加索直入近东！由此可知他对于全盘军事情况和其战略可能性，所具有的认识是如何不现实。”——这充分说明了希特勒这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奥地利下士”，除了传令之外，并无其他军事特长。因此，他更应该重视别人的意见，而不是自命为拿破仑而一意孤行、想象可以孤军深入、攻克亚洲。

【第十一章 作为最高统帅的希特勒】

当我被任命为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之后，使我第一次直接受到了希特勒的指挥，因为他正在兼任着三军统帅和陆军总司令的职务。直到现在，我才亲自有机会看到他除了国家元首的职务以外，又怎样去尝试执行一个战争中最高统帅的任务，在过去我一直都感觉到他对于军事决定的影响，最多只不过是间接的和遥远的而已。因为凡是有关作战的一切事件，都是受到严格保密的限制。所以我自己很难作任何确实的判断。

在波兰战役中，我们不感觉到希特勒对于陆军领导权的干涉。当他两次视察伦德斯特元帅的集团军群总部时，他对于我们的情况解释，都很同情的加以听取，并且也同意我们的意图而毫无加以干涉的打算。

至于说到挪威的占领，局外人对于这个计划始终是莫测高深的，希特勒对于西线攻势的态度在以前早已详细讨论过。在这个事件上，他完全越过了陆军总部，这固然很令人感到骇异和不满，不过他的基本观念，认为解决之道必须是攻势的，若从军事观点来看却是一点都不错，尽管他原定的时间并不妥当。诚然，他所拟定的计划大纲不可能产生完全解决，理由我早已分析过了。在那个阶段中，他可能并不曾想到会获得那样伟大的战果。不过当A 集团军群的计划使他能有这种机会时，他马上就抓着了这个观念，并且自己去适应它——尽管因为害怕冒险曾经加以某些限制。他在敦刻尔克城外停止装甲兵的前进，固然是犯了一个致命的大错误，但是在当时，局外人却很难认清这一点，因为从滩头上所留下来的装备数量看来，足以使任何人都很难认清英国人撤运其部队过海的工作会有那样大的成功。

不过，由于缺乏一个“战争计划”，所以使对于入侵英国的作战缺乏适当的准备，而未能配合时机，这一点足以显示出德军领导阶层之失败，换言之，也就是应由希特勒本人负责。相反，任何并非实际在场的人却很难判断，转过头来对付俄国的决定，因为政治的原因是否真正无可避免。俄军在德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边界上的部署，却的确使人很感到触目惊心。

站在一个军长和集团军司令的地位上，我对于希特勒在原始攻击计划和第一阶段战役的作战指导，以及1942年夏季攻势计划所具有的影响作用都殊少认识。无论如何，希特勒对于克里米亚战役的指挥不曾加以干涉。当我在1942年春季去谒见他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我们的意图，并且也毫无疑问曾经尽可能使我们在塞瓦斯托波尔获得成功。不过我认为在该要塞陷落之后，第11集团军的调动是不合理的，这已见前述，不再赘论。

现在我以集团军群总司令的身份，第一次直接受到希特勒的指挥，这也使我对于其最高统帅权的执行有了第一次真正的经验。

当分析希特勒在作为一个军事领袖的地位时，我们决不可以鄙薄他，说他只是一个第一次大战中的“小班长”而已。

毫无疑问，他对于作战十分敏觉，像他采取A 集团军群在西线上的计划即为一例。事实上，许多业余的军事家都常有这种天才，否则历史记录上就不会有那样多的王公都变成了指挥官了。此外，希特勒也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想像力，使他能迅速了解一切技术事件和军备问题。他对于敌方最新兵器的性能十分熟习，并且对于敌我双方的战时生产数字，能够整套的背诵出来，如数家珍。事实上，当他每逢谈到他所不愿意听的问题时，就会把这一套法宝请了出来以当作抵制对方的工具。毫无问题，在军备方面的许多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远见和过人的精力。但是他对于自己在这一方面的天才却具有过份的自信，结果又常常引起不幸的后果。他的干涉妨碍了空中的顺利发展，而火箭推进和原子兵器的发展也都受到了阻碍。

此外，由于希特勒对于所有技术问题都深感兴趣，结果遂使他对于技术资源的重要性不免估计过高。在必须要用大量部队才能有成功希望的情况中，他却相信少数的突击炮或新式的虎型坦克即足以应付。

概括言之，他所缺少的就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军事能力，这是他的“直觉”所不能代替的。

希特勒对于一个战术机会固然十分敏觉，能够迅速抓住机会，但他却缺乏能力不能够决定某种作战计划的先决条件和实际可能性。他不能了解一个作战的目标和最后限度，必须要与时间和兵力成正比例，至于补给的可能性更是不在话下。他也不会认清任何远程的攻势作战，其所需要的兵力必须逐渐增大，远超过原始突击时所需要的。在1942年夏季攻势的计划与执行中都很明显地表现出上述弱点。另一个例证就是他在1942年秋季中对我所说的话，他希望用一个摩托化的集团军群从高加索一直进入近东和印度。

在政治方面也和军事方面一样，希特勒对于何者为可以达到的，何者为不可以达到的，完全缺乏一种判断力。在1939年的秋季中，虽然他看不起法国的抵抗力，但他最先却不曾认清一个有正确计划的德军攻势，即足以有获得决定性成功的可能性。可是当他实际成功之后，因为条件改变了，于是他又错过了更好的机会。在每一种情况中，他所缺乏的就是在战略和大战术领域中的真正训练。

所以他活跃的心灵对一切足以勾起幻想的目标都感兴趣，这样同时追求几个目标，而且常常在战场上距离极远，遂使德军的实力消耗殆尽。他完全不曾了解下述的基本规律——在重点上的兵力决不嫌强大，为了得到决定性的目标，甚至于应不惜牺牲比较不重要的方面，或是不惜接受相当的冒险。所以在1942年和1943年的攻势中，他都不能倾全力以求成功。同时当情况逆转时，也不愿意采取任何紧急的补救措施。

至于说到希特勒的战略目标(至少就对俄国的冲突而言) ，大部分受到了政治考虑和德国战争经济需要的影响。在有关俄国战役的导言中，我已经有所论述，以后在分析1943-1944 年之间的防御战时，还要再度提到。

在决定战略性目标时，政治和经济性的问题毫无疑问非常重要，不过希特勒的错误却是过份重视了这种成就，而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地理目标的保有，要重于击败敌方军事力量。事实上，从对俄国的斗争中看来，即可以了解当军事上胜负未决时，要想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地理目标，是颇有疑问的，而想长期的保持则更是不可能。在那个时候，还不能用飞机或导弹毁灭敌人的生产中心和运输体系。

战略毫无疑问应该是政治领袖手中的一个工具，但是他却决不应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在任何战争中，战略的目标都还是击碎敌方的军事防御力量。只有在确保了胜利之后，才能实现政治和经济的目标。

这样就要说到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希特勒的意志力，这对于他的领导性格是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而他对于这种意志力却是未免估计过高。他认为这种意志力可以贯彻到每一个士兵的心灵中，这也就足以使他的决定和命令获得成功。

很明显，最高统帅的坚强意志是胜利的一个必要先决条件。在紧要关头，领袖突然丧失了其意志力，结果往往就会功败垂成。不过这种必胜的意志却又与希特勒的意志不同，后者的根源是他自信他具有“天命”的任务。这种信念必然会使人丧失理智，而认为他自己的意志足以克服现实——不管敌人的兵力是否远占优势，不管时间与空间的条件，也不管敌方的领袖是否同样具有坚强的意志。

大体说来，希特勒在作其自己的计算时，是很少考虑到敌人的可能意图，因为他深信他的意志一定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任何的报告，不管如何可靠，只要一说到敌人的优势，他就会不愿意采纳，即使后者要比他强过了几倍。希特勒会毫无理由地随便驳斥这些报告，或者故意夸大敌人的弱点和引述德国的生产数字，滔滔不绝，使人不能开口向他进言。

在他的意志前面，任何军事指挥官在作决定时来当作基础的情况研判都实际上变得毫无意义。希特勒就是这样的不顾现实。

希特勒对于自己的意志力虽然如此估计过高，并且也如此忽视了敌人的资源和可能的意图，可是很奇怪的却是其决定的果敢程度并不能与此相配合。直到1938年为止，希特勒在政治方面节节胜利，可是这个人却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赌徒，在军事领域实际上却不敢冒险。希特勒本人所作的唯一果敢的军事决定，也许就只有对挪威的占领。甚至其原始计划也还是雷德尔海军元帅所提出的。尤其是在纳尔维克战况不利时，希特勒几乎又要命令撤出该城，无异于牺牲了整个作战的基本目标——使运输铁矿的路线畅通。在西线战役的执行中，我们在上文中也曾说道，希特勒不敢作军事冒险。归根结底，攻击俄国的决定，也是因为不敢渡海攻英而引起的必然结果。希特勒认为侵英的作战太危险，所以不敢一试。

在对俄国的战役中，希特勒对于冒险的畏惧也可以从两方面显示。一是他在1943年以后的情况中，拒绝采取弹性的作战方式。在那时只有自动地暂时放弃已经征服的土地，才能应付危局。二是他不敢放弃次要的战场和尽量抽调兵力，以应付主要的决战，尽管不这样做，即可能引起极大的危险。

希特勒为什么在军事领域中不敢冒险，其理由可能分为三点：一、他可能暗自觉察到他自己缺乏应付这些危机的军事能力。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更不相信他的将领们具有这种能力。二、他也像所有一切的独裁者一样，害怕任何的挫败都足以使其威望发生动摇。事实上，这种态度正足以造成军事上的错误，而更足以丧失其威望。三、希特勒对于权力具有一种贪欲，他不愿意放弃任何已经到手的东西。

当我任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的阶段中，我与陆军参谋长兹勒尔上将(Col-Gen. Xcitxler) 曾经花了无限的精力来矫正希特勒的错误思想，但结果却还是枉然。

当他面临着一个即不愿意面对又无法避免的决定时，希特勒就会尽可能拖时间。当我们感到时机迫切，有立即调动兵力以阻止敌人的作战成功，或制止其扩张行动时，经常会遭遇到这种困难。总参谋部要与希特勒苦争几天之久，才能够从威胁性较低的地区中抽出一点兵力来援救紧急的地点。在大多数的情况中，总是当时机已经太迟了的时候，他才肯给予太少的兵力——最后的结果是花了比原定的数量超过了几倍的兵力还不能达到原定的目标。为了放弃一个不能守住的位置，例如1943年的顿涅茨地区和1944年的第聂伯河湾，常常要争论达几个星期之久。有时为了想抽调一点兵力而放弃不重要的突出地时，结果也是一样的难免一场争论。希特勒可能是希望事态最后还是能变得合于他的理想，于是他就可以避免作下他所不愿意的决定。因为他不愿意他的决定是为了适应敌人的行动。他对于他自己的意志力既然具有无比的信心，所以他不愿接受机动性作战中的任何冒险，例如迂回的攻势，其成功是事先无法保证的。他也不愿意自动放弃任何东西。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些因素对于希特勒的军事领导方式所具有的影响力量也就日益增强。寸土必争的顽固防御也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公式，而终于断送了这种军事领导。所以，当德军在战争的初期，凭借作战的机动性已经赢得那样优异的成功之后，希特勒对于在莫斯科前线上所发生的首次危机，所采取的对策却是斯大林的死守任何阵地的观念。在1941年，这种政策几乎使俄国一败涂地，所以当德国人发动其1942年的攻势时，他们也终于放弃了这种观念。

因为在1941年的冬天里我们部队的英勇抵抗，终于击退了俄军的反攻，于是希特勒遂深信他禁止任何自动撤退的命令，已经救了德军，使其不至于遭受拿破仑大军团在1812年所遭遇到的同一命运。他的宠信人员和某些指挥官对于他的歌功颂德，足以增强他的信心。所以当1942年秋季，德军的攻势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发生了顿挫，一个新的危机又正在兴起时，希特勒马上就再度想到他的老办法，认为只要不惜一切代价，抓着已经得到的东西不放手，即能确保成功。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使他放弃这个观念。

现在大家似乎都已经公认，在两种形式的战斗中，防御是一种较强的形式。不过这却是有条件的，只有防御比较有效，足以使攻击者在攻击阵地时，流血过多而受到致命打击，才能讲得通。在东线上这种理论却是不合适的。德军的数量根本上就不够组织一个如此坚强的防御。敌人的兵力比我们要强过了好几倍，在那样宽广的正面，可以集中其兵力在任何选定的点上，达到突破的目的。结果，大量的德军遂难于避免被包围的命运。只有在机动性的作战中，德国参谋人员与战斗部队的优势才能发挥作用，或许才能抵消俄国大军的数量优势。

希特勒这种不惜任何代价去坚守不动的倾向与日俱增，等到下文中叙述1943-1944年的东线防御战时，还要更详细地加以分析。他之所以如此坚持的原因，也许要在本性深处去发掘。他对于战斗的看法，只注意到极端野蛮的一方面。他的思想只能了解挺着不动，而让敌军碰在我们的防线上流血致死，但却不能了解一个高明的拳师往往会后退一步，以便发动一个决定性的突击。他不懂得战争的艺术，而只懂得蛮力，而且认为意志力即足以保证其成功。

因为希特勒重视蛮力远过于心灵，所以他陶醉在德国军需工业的生产数字之中，甚至于忽视了敌人的生产数字还要更高的事实。他忘记了必须有训练和技巧才能使一种新兵器发挥其充份的效力，只要新兵器达到了前线，他就感到满足了。至于部队是否已经学会了使用方法，和这种兵器是否已经在战斗条件之下通过了考验，他却丝毫不予注意。

同样，希特勒又经常命令成立新的师。虽然我们部队数量的增加是极合理想的，但是因此而使已经编成了的部队缺乏补充兵员，却是得不偿失。这些老部队几乎已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而那些新成立的单位因为缺乏战斗经验，所以死伤率特别重大，空军野战师、党卫军师和所谓人民步兵师都是明显的例证。

最后还有值得提出的一点，虽然希特勒的扮像很英武，并且欢喜追求作为一个前线军人时所获得的经验，可是事实上，他却缺乏一个军人的性格，他的思想与情感都是不合普鲁士传统的。

希特勒从集团军群和集团军的报告中，对于前线上的情况，毫无疑问具有清楚的了解。此外他也经常召见刚从前线上回来的军官。所以他不仅清楚我们部队的成就，而且也知道自从俄国战役开始以来，我们部队即在不断忍受过度的折磨。也许这正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使我们从来无法劝说希特勒去接近最前线。要请他来视察我们的集团军群总部都已经够困难了，至于再向前走一步，对于他来说，就已经根本上不可能了，他可能是害怕在前线上的所见所闻会打破了他的黄金美梦。

希特勒虽然尽量强调他过去所具有的前线军人身份，但是我却从来感觉不到他的心灵是属于战斗部队的。部队的损失对于他而言，只不过是数字的减少而已。他从来是不曾把他们当作人类看待。(注：有人认为希特勒内心是软弱的，他过份受到情感的支配，所以他自己害怕这种弱点会影响他的决心，因此不敢到前线上去看一看。不过希特勒这个人却是非常奇怪的，很难于了解。假使说他内心是软弱的，那么为什么他的统治又会那样日趋于野蛮和残酷呢？)

不过有一点，希特勒的观念却完全像一个军人，那就是对于战功的勋奖。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使勇士能够获得荣誉。

我在上面所说的各点，即足以证明希特勒不适宜作一个军事领袖。不过假使他能完全信任一个有经验而负责任的总参谋长，则这些缺点也就多少可以获得一点抵补。无论如何，他也有几种特长，那都是一个最高统帅所不可缺少的：坚强的意志，能够抵抗最严重危机的神经，极端敏锐的头脑，在作战领域中也具有某种天才，还有能认识技术可能性的能力。假使他知道如何利用其总参谋长的技术来抵补其在军事领域中(尤其是战略和大战术方面) 所缺少的训练和经验，则尽管有上述的诸多弱点，也还是照样可以建立一个有效的军事领导。但这却正是希特勒所不愿意接受的办法。

正因为他相信他的意志力量是所向无敌的，所以他的政治成功和战争初期的军事胜利(他认为这是他个人的成就) 都足以促使他在估计其自己的能力时，会丧失一切的比例意识。照他的想法，若是接受一个有实权的总参谋长的意见，这对于他自己的意志不是一种补益，而好像是屈服在他人的意志之下了。此外他事实上由于受到传统和背景的影响，对于军事领袖具有一种根本性的不信任心理，后者的生活规律和思想方式都是与他不同的。所以他不准备有一个真正负责的军事顾问站在他的身边。他想做另一个拿破仑，只能容许奴才在他的下面，驯服地执行他个人的意志。不幸，他却缺乏拿破仑一样的军事经验和军事天才。

在前一章中说到有关侵英计划的问题时(第七章) ，我曾经说希特勒所组织的最高统帅部，其中并无一人有权可以向他就大战略的问题提出顾问性的意见，或是拟定一个战争计划。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处”(Wehrmachtfuhrungsstab) ，理论上来说应该担负这个任务，可是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军事秘书处。它的唯一工作就是把希特勒的观念与指示，用军事术语改写成为正式的命令而已。

但是更坏的却是下述的发展。希特勒把挪威定为最高统帅部的战场，这是陆军总部无权过问的，那只不过是扰乱陆上作战的第一个步骤而已。以后几乎所有的其他战场都逐渐变成了最高统帅部的私产，最后只有东线还是属于陆军总部的，可是陆军总司令却又已由希特勒自兼。所以陆军总参谋长对于其他战场上的事情所具有的影响力量简直是小得可怜；同样，其他两个军种的总司令对于大战略的问题也是毫无影响作用。陆军总参谋长对于陆军兵力的全盘分配，根本没有发言权，常常不知道哪些部队和物资将会送往其他的战场。在这种环境中，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处与陆军总参谋部之间的冲突就无可避免。希特勒似乎是故意造成这种冲突，以便在任何时候都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有决定权。自然，这种恶劣的组织注定了要使整个的高级军事领导归于崩溃。希特勒对于其自己的意志力和军事能力估计过高，又产生了另外一种后果，那就是他用个别的手谕来直接指挥下级部队，这种情形日益恶劣。

德国军事领导体系中经常强调一个特点，即希望各级指挥官都能发挥主动精神，并敢于负起责任。一切的措施都以发挥这种特点为理想。所以，照原则上来说，较高级指挥部的“训令”和中下级指挥部的命令，对于其下级单位都是只以“指定”任务为限度。至于如何去执行指定的任务，那却是下级指挥官本身的事情，上级不应加以干涉。德军往往能够战胜敌人，这种处理命令的制度要算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对手的命令常常是非常详细，把所有下级指挥官的行动都加以限制了。除非是万不得已，德军方面总是以尽量不侵越下级单位的权限为原则。

可是希特勒，却认为他自己坐在办公室中，要比在前线上的指挥官对情况还有更好的了解。他忽视了标记在他那幅太详细的情况地图上的情况，事实上赶不上情况的发展。而且从那样远的距离上，他也不可能判断前线上的行动何者为适合和必要。

他逐渐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爱用手令去干涉集团军群、集团军和更下级单位的行动，这是与他所应关心的范围完全不相干的。虽然过去在我自己的指挥范围之内，一直不曾受过干涉，但是当我从费特布斯克前往罗斯托夫时，中途在一个火车站上曾经与克鲁格元帅会晤，他却曾经给予我以一个预先的警告。他说在中央集团军群方面，任何一个兵力超过一营以上的行动，他都得事先与希特勒商量一下。虽然我以后总算未受到这种不可以忍受的干涉，可是由于希特勒的多管闲事，已经使我们与最高统帅部之间有了够多的冲突。

这种希特勒个人的命令，通常对于指挥和作战都只会具有妨碍作用，相反的，希持勒又极不愿意颁发长期性的作战训令。当他愈是把“不惜一切代价死守”的原则，当作其政策的要点时，于是也就愈不愿意颁发长期性的训令。因为他已经不信任其部下，所以害怕这种长期的训令会使他们获得了行动自由，做他所不愿意的事情。不过，这样的结果却是使一切领导作用都丧失了。长久时间之后，甚至于连一个集团军群若无统帅部的命令，都无法行动了。我们时常回忆到我们在克里米亚时的情况，那时我们具有充份的行动自由。

有许多的记录都说希特勒的态度是很粗暴的，有时口中喷着白沫，甚至有时还会咬地毯。诚然，他有时会丧失自制能力，不过当我在场的时候，却只看过他发过一次坏脾气，那就是与哈尔德的争吵，上文中已经说过。很明显，希特勒是看人打发的。专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论，他一直都还能保持着应有的礼貌。即使我们的意见冲突，也都不曾红过脸。

希特勒要算是一位心理专家，对于凡是来见他的人，他都有一套办法来说服他，并使其接受他的观点。此外，他当然也知道任何来拜见他的人所具有的动机，并且早已经准备好了一套答辩的理论。他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足以说服他人接受他自己的观念，不管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尤其是某些刚刚从前线上回来的军官，对于他毫无认识，更易于受到他的欺骗。在这种情况下，当这个人出发时，他心理只想把前线上的事实真象告诉希特勒，可是回来的时候却完全被希特勒说服了，而且更充满了信心。

当我充任集团军群总司令的时候，为了作战的问题，常常与希特勒发生辩论，使我感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为他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实在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几乎一争论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他的来宾会达到他的目的，但多数却是空手回去，最好的安慰也只不过是空洞的诺言而己。我所认识的人中间，再没有哪一个在这样的讨论中具有与他同等的持久力。与一个前线指挥官之间的争论，最大限度的时间充其量也还不过几个小时，可是总参谋长柴兹勒尔上将为了要求希特勒采取必要的行动，常常是一争论就是好几天。当这种争论正在进行之际，我们总是惯于问柴兹勒尔他们已经达到多少“回合”了。

此外，希特勒用来为其观点辩护的理由(我在这里所指的包括纯军事的在内) ，通常也还是不易加以驳回的。尤其是在有关作战意图的任何讨论中，所争论事件的后果几乎无人能作绝对正确的预测。在战争中没有一件事能够确定，不管是说的还是做的。

当希特勒自己感觉到他在战略方面的意见，不能予人以任何良好印象时，他就马上会从政治或经济的领域中去寻找理由。因为他对于政治和经济情况的知识，是任何前线指挥官所无法比拟的，所以他的辩论在此时通常就也更显得理直气壮。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我们也就只好坚持着说，假使他不同意我们的建议或是向他所提出的要求，则在军事方面一定会发生恶劣的后果。于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也就会随之而受到恶劣的影响。

相反，尽管他不愿意接受要求，可是却常常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善听者，而且有时他也能作客观的讨论。

这样一位宿命论的独裁者，他所思考的就是他的政治野心，而且生活在他的“天命”信仰之中，所以与其军事将领之间，自然很难发生任何亲密的关系。很明显，希特勒对于个人的因素最不感兴趣。照他看来，一切人类都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达到其政治野心而已。他自己对于德国的军人，毫无任何感情上的联系。

一方面由于希特勒的个性，另一方面由于统帅部的组织，遂使德国的军事领导所具有的缺点日趋明显。于是又自然引出一个进一步的新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局面有所改良呢？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我在本书中决心不加以分析。

为了使战争可以有比较合理的指导起见，我曾经至少作过三次的尝试，来劝诱希特勒在最高统帅部的组织中接受某种改革。据我所知，还没有第二个人敢于像我这样的直率，当面批评他的军事领导是不适当的。

我当然完全了解，事实上，希特勒决不肯公开放弃其最高指挥权。作为一个独裁者，他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步骤，因为照他看来，这对于其个人的威望将是一种不能忍受的打击。所以我的意见是只想劝诱希特勒在名义上仍然保留着最高统帅的地位，但是事实上却把所有军事行动的指导权，交给一个有实权的总参谋长去执行，对于东线则另外特任一位总司令。我这些企图很不幸都未能获致成功，在以后叙述1943-1944 年之间的形势时，对此将要作更进一步的讨论。对于我个人而言，这些努力尤其困难，因为希特勒完全知道当时在陆军中，有许多人都希望我能出任真正有实权的总参谋长，或是东线的总司令，所以我的处境很窘迫而微妙。

我在这里不拟讨论用暴力手段改变国家领导的问题，例如1944年7 月20日事变，虽然也许有一天我会发表我的意见。在这本战时回忆录的范围中，我所要说的就只以下述几句话为满足。站在负责指挥一个集团军群的地位上来看，我认为在战时我无权发动一个政变，因为这样可能会使整个前线崩溃，甚或也会使国内发生混乱。此外也还有军人宣誓效忠的问题。

诚如我在接受战犯审判时所说的话：“任何高级军事指挥官经年累月都在希望他的部下为胜利而捐躯，那么当然也不会用他自己的手来造成失败。”

无论如何，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早已明确认识到，即使发动一个政变也不能改变盟军的无条件投降要求。而且当我尚据有兵权时，我也还觉得我们尚未达到那样一点，要把这种行动当作唯一的出路。

谢选骏指出：人说“不过，由于缺乏一个‘战争计划’，所以使对于入侵英国的作战缺乏适当的准备，而未能配合时机，这一点足以显示出德军领导阶层之失败，换言之，也就是应由希特勒本人负责。相反，任何并非实际在场的人却很难判断，转过头来对付俄国的决定，因为政治的原因是否真正无可避免。”——我看希特勒是个机会主义者，擅长随机应变、缺乏通盘计划……不仅政治上如此，军事上也是这样。他抱定“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心态，有利可图、见缝就钻，却不知道那很可能是下一步行动的陷阱死穴。其根源在于他身上那种四分之一犹太人所具有的特殊贪欲和恋物癖，几乎是没有止境的。在商业上，这种贪婪有时可以搜刮致富；但在军事上，多吃一口却格外危险，可以立竿见影地走向失败。

【第十二章 斯大林格勒的悲剧】

俄国人认为斯大林格勒之战是战争的转折点，这是理所当然的。英国人却认为不列颠之战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美国人则认为美国的参战实为同盟国最后胜利的主因。

在德国，有许多人对于认为斯大林格勒之战是第二次大战中的决定性会战一节，很感到勉强。事实上，所有这些单独的事件都不应认为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战争的结果是由许多的因素来决定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由于希特勒的政策和战略所造成的后果，而使德国终于对其敌国处于一种绝无希望的劣势地位。

就德国的攻势在伏尔加河发生了顿挫这一点上来说，斯大林格勒的确应该要算是一个转折点。但是第6 集团军的损失尽管毫无疑问是非常严重，但其意义却并不等于是说，东线的战争——尤其是整个的战争——已经输定了。假使德国的政策和军事领导当局，若决定只想形成一个僵局，则这种解决还有可能的。

通往斯大林格勒之路

第6 集团军之所以在斯大林格勒会全军覆没的原因，很明显就是由于希特勒拒绝自动放弃该城——毫无疑问主要就是为了威望的理由。

不过若非最高统帅部在1942年的攻势计划和执行中，事先犯了作战上错误(大部分有关于最后阶段) ，则第6 集团军也就根本上不会陷于这样的情况。

由于这些错误所引起的结果，使德军的南翼在1942年晚秋时节所遭受到的困难，我将留在下一章中加以分析。现在所要说明的就仅限于足以决定第6 集团军的命运的各点。

由于希特勒的战略目标，事实上主要受到其战争经济需要的影响，所以德军在1942年的攻势分为两个不同的方面——高加索与斯大林格勒。等到德军的前进发生了顿挫之后，于是德军也就缺乏那样多的兵力，以守住这一条绵长的正面。使事态变得更坏的，又是没有战略预备队的存在，当第11集团军刚刚结束了其克里米亚战役之后，马上就被最高统帅部肢解了，分送到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方向上去。

A 集团军群正面向南，位置在高加索的北部，夹在黑海与里海之间。B 集团军群扼守着一条面向东方和东北方的正面，其起点为斯大林格勒以南的伏尔加河，折向该城的北面，达到顿河的中段，然后沿着该河延伸到沃罗涅什(Voronezh)以北的某点。这两个集团军群的兵力都不够强大，难以扼守如此绵长的正面。尤其是敌军的南翼部分虽已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但却能避免毁灭，甚至于也并非真正被击败。此外，敌人在其他地区中，以及其后方深处，还保留着非常强大的战略预备队。最后，更重要的是在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的卡米克大草原上(Kalmyk Steppes)，存在着一个宽达190 英里的大缺口，只有一个师(第16摩托化师) 驻在依里斯塔(Yelista)，提供一点不适当的掩护。

使第6 集团军在1942年11月底陷入绝境的，这种想要长期据守如此绵长正面的企图实在是第一个巨大错误。

第二个更大的错误，是希特勒迫使B 集团军群把其主要的打击兵力，第4 装甲集团军和第6 集团军，深陷在斯大林格勒城中和其周围的战斗中。保护这个集团军群沿着顿河深入的北侧面的任务，却留给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和一个意大利集团军以及一个匈牙利集团军来担负。(注：这些集团军只不过是虚有其表，根本就不能算是一个集团军) 。在沃罗涅什地区中，则由兵力微弱的德国第2 集团军来负责。希特勒应该清楚，即使是位置在顿河的后方，这种拼凑成军的盟军兵力，也还是不能抵挡俄军的强大攻击。罗马尼亚第4 集团军也是一样的。他们现在要负责保护第4装甲集团军的暴露右侧面。

在开始的突击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之后，企图占领斯大林格勒以控制伏尔加河的想法，最多只能在一个极短的时间之内还可以勉强尝试一下。但是若把B 集团军群的主力留在斯大林格勒好几个星期之久，并且对于其侧面又无适当的保护，那才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无异于将我们整个南翼的主动权都自愿让与敌人，并且下了请帖请他们来包围第6 集团军。

第三个错误是德军南翼方面的指挥体系简直是荒谬已极，A 集团军群已经没有一个总司令，希特勒自兼这个职务，他最多也只能用一部分时间管理它。

B 集团军群所指挥的集团军不下7 个之多，其中包括4 个盟军的集团军。任何集团军群总部所能指挥的集团军数字，最多是不应超过5 个，尤其是其中多数是盟军单位，则其困难是更可以想见。B 集团军群总部设在斯塔罗比尔斯克(Starobyelsk)是颇有理由的，这里位置在顿河的后面，并且便于监视那些盟军部队。不过这个位置的选择也有其不利之点，因为这样一来，集团军群总部距离其管区的右翼方面实在是太远了。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希特勒对于作战的指挥，也经常加以干涉，所以B 集团军群对于第6 集团军的控制力也就更形减低了。

陆军总部的确已经注意到这些指挥问题，并且计划建立一个新的“顿河集团军群”(Don Army Group)，由安东奈斯库元帅来负责指挥。不过这个新的司令部却始终不曾设立，因为希特勒希望能先看到斯大林格勒被攻陷。不曾起用这位罗马尼亚元帅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诚然，他的指挥能力到现在也还没有检验过，不过却可以断言他是一个好军人。无论如何，假使他能出面，则我们要求多增一点兵力来保护斯大林格勒侧面的要求，一定可以获得较大的重视。而且他又是一位同盟国的元首，所以希特勒对他也要另眼看待，不像德国的集团军群总司令和集团军司令那样可以任意侮辱。此外，安东奈斯库的个人威望，也可以约束那些罗马尼亚的高级军官，使他们不敢望风而逃，因为他们对于这个人的敬畏并不亚于对俄国人的程度。

当我就任这个集团军群总司令的职务之后，安东奈斯库元帅曾经写过一封信给我，说明他对一般的危险情况，尤其是在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方面，曾经几度提出了警告。不过因为他对于前线军事并未负有指挥之责，所以这些言论也就不曾获得应有的重视。同时也很明显，B 集团军群和第6 集团军对敌人准备向斯大林格勒两个侧面所发动的大攻势，也都曾事先发出了警告。

最后，还有一个事实也值得一提，即对于第6 集团军和德军整个南翼的地位，都同样具有严重的影响。整个A 集团军群、以及第4 装甲集团军、第6 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 和第4 集团军、和意大利集团军，都是以唯一一个第聂伯河渡口为其交通线的基础——即在第聂伯皮托夫斯克的铁路桥梁。查波罗齐(Zaporozhye)的铁路桥梁尚未修复；越过乌克兰、经过尼可拉也夫(Nikolayev) 和克尔森(Kherson) 、进入克里米亚、再越过刻赤海峡的路线，亦未打通。所以在德军战线后方，南北之间的联系同样不能令人满意。每当要从后方增援时，或是把兵力从这个地区迅速调往另一个地区时，德军高级统帅部往往感觉到他们还不如敌人那样便利，后者在任何方向上都有比较有效的交通工具可供运用。

所有的指挥官要想成功，都一定不免要冒险。不过无论怎样的冒险，在1942年的秋季中，德军统帅部总还是不应把B 集团军群的最精锐主力，长久滞留在斯大林格勒，而对于顿河一线，却只留下了一点极易被消灭的兵力供掩护之用。唯一可以辩护的理由，就是说德军统帅部认为这些盟军也许不会崩溃得那样的快。可是罗马尼亚的部队在同盟国中还要算是最好的，但根据我们在克里米亚的经验，即可以暗示出来他们会望风而逃。至于对意大利人的战斗能力，那更是自始至终都不应存幻想。

在夏季攻势只使我们多赢得了一点土地，而并未使俄军南翼受到决定性失败之后，德军统帅部所应冒的危险，就只是应回到高加索与顿河中部之间的地带中，采取机动作战的方式，并利用大河湾的地利，以求阻止敌人重获主动。但是用这一个冒险来代替另一个冒险的办法，却是希特勒的心灵所不能接受的。当他的攻势未能获得任何具体的结果而就成为强弩之末以后，希特勒即未再能采取适当的行动，于是这也就为斯大林格勒悲剧铺了道路！

斯大林格勒周围情况的发展

11月21日在费特布斯克地区中，第11集团军司令部接到了陆军总部的命令，其内容是为了使正在斯大林格勒西方和南方从事于激烈防御战的各集团军能有较严密的协调，我们被升格成为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部，并指挥第4 装甲、第6 和罗马尼亚第3 三个集团军。因为我们缺乏一个后勤单位，所以把本来准备为安东奈斯库元帅所设立的那一个配属给我们。这个单位由芬克上校(Col. Finkh)主持，他也是一位总参谋部军官，人格健全、组织能力优异。他使集团军群所经常遭遇到的一切补给困难都能获得解决。不幸，对第6 集团军的空运却不在其管辖之内。当我在1944年4 月间被免职之后，芬克上校即调往西线总司令部中服务。以后有人告诉我说，他在敌人的完全制空权之下，仍能使补给运输的工作照常进行，几乎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但因为他与暗杀希特勒的阴谋发生了关系，终于在1944年7 月20日以后被执行死刑。

依照陆军总部的命令，顿河集团军群总部的任务是“使敌军的攻势停顿，并夺回我军原已占领的阵地。”

最初允诺给我们的增援只有一个军部和一个师，它正准备进到米里罗夫(Millerovo)，在B 集团军群将来右翼的后面。比较给予我们的命令以及拟议中给予我们的兵力，即可以从反面证明，当下达这些命令时，陆军总部似乎并不曾认清斯大林格勒周围的严重情况，尽管对第6 集团军的包围圈就是在那一天合围的。

在费特布斯克获得了更多的情报，并且在一个火车站上，我有机会与克鲁格元帅和他的参谋长，吴勒尔将军(Gen. Wohler) 会谈。从这些方面，我得知敌人已经用了极大的兵力在斯大林格勒西北的顿河，突破了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的正面。除了一两个俄国的坦克集团军以外，还有大量的骑兵——共有30多个单位。对于罗马尼亚第4 集团军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该集团军是由第4 装甲集团军指挥的。

所以在离开费特布斯克时，我就发了一个电报给总参谋长，从敌军攻势的规模上看来，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的任务不可能仅是恢复一部分阵地而已。我们需要用来恢复这种情况的兵力，应有一个集团军的数量——并且在集中未完成之前，尽可能不要零碎使用。

柴兹勒尔表示同意，允许用逐渐增加的方式，以使我们获得一个装甲师和两三个步兵师的兵力。

我同时又发了一个电报给B 集团军群，要求他们命令第6 集团军，尽快将兵力从现有的防御正面撤出，以求在其后方能够确保卡拉赫(Kalach)的顿河渡口。这个命令是否曾经转发给第6 集团军，我始终无法知道。

直到我们在11月24日到了设在斯塔罗比尔斯克的B 集团军群总部时，从其总司令魏赫斯上将(Col. Gen. V. Weichs) 和参谋长萦登斯吞将军(Gen. V. Sodensteon)的谈话中，我们对于最近的经过和现有的情况，才算是获得了一个清楚的概念。

最初的印象和决定

11月24日下午，我们继续踏上征途，从斯塔罗比尔斯克前往新齐尔卡斯克。10年前，我也曾经过这同一条路前往罗斯托夫，去参加红军在高加索举行的大演习。在那一次旅行中，一切的印象都是十分有趣，今天却怀着一颗沉重的心灵，对于任务的沉重，我和我的幕僚们都绝对不存任何乐观幻想。尽管我的副官斯塔尔堡中尉(Lt. Stahlberg)努力设法使我们心境能够轻松，放了一些很好的音乐唱片和闲谈其他的问题，可是我们仍然时时会想到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战友们。自从斯皮赫特死了以后，斯塔尔堡就接替了他的职务，他是我的老友垂斯考介绍的，是他的侄儿。斯塔尔堡以后一直跟着我到战争结束时为止。这个阶段，在我的一切私人事务中他都是一个最忠实的助手。

11月26日上午，我在罗斯托夫暂停，与豪飞将军(Gen. Hauffe)会晤，他是德国驻罗马尼亚军事代表团的团长，原先已内定为安东奈斯库集团军群的参谋长。他对于在斯大林格勒前线的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的情况，描绘出一幅令人极为失望的图画。他告诉我们，一共是22个师，有9个已经完全被消灭，另有9个溃散了，一时无法再参加作战，现在只有4个师还能勉强一战。不过若稍假以时日，他希望能从残部中再编成几个师。

安东奈斯库元帅有一封信给我，也可以当作豪飞报告的反证。他对于德国统帅部是颇有微词，他指控说对于面对着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正面的克里门斯卡亚桥头阵地中所蕴藏着的危机，他曾经一再提出警告，但是统帅部却仍然漠不关心。同时，他对于他亲自指挥的计划一再延搁也极为不满。

此外，这位元帅也极有道理地指明，在所有的德国同盟国中，只有罗马尼亚和他个人对于共同的利益已经作了其最大的贡献。他完全是自愿的拿出了22个师的兵力加入1942年的战役，而且与意大利和匈牙利不同，毫无保留的交由德国人指挥，尽管罗马尼亚与德国之间并无任何条约上的义务约束。

当一位军人看见他的部队由于受了他人错误的影响而几至全军覆没，其愤怒自然是可以想见的，他这封信也就代表这种观感。从我的内心上来说，我实在无法否认安东奈斯库的批评是正确合理的。

我回信给他说，因为我以前并不在场，所以对于他所说的一切，我自已不能表示意见，所以只把他的原信转呈希特勒了——我当然知道，其一切的批评都是以希特勒为目标的。这对于希特勒而言一点都不吃亏，他实在应该知道其最忠实同盟者所作的如此坦率的批评。此外，这封信还触及一个政治问题：即同盟国之间的互信问题。安东奈斯库提到他的死敌，“铁卫队”(Iron Guard)的领袖，已经由希姆莱所收容，现在在德国保护中，以便供将来不时之需。“铁卫队”是一个激进的政治组织，过去曾经企图发动政变以推翻安东奈斯库的政权，并且曾经一度包围这位元帅的官邸。虽然这种叛变终被安东奈斯库所削平，可是“铁卫队”的领袖逃出了国外，现在希姆莱既然收容这个人，所以安东奈斯库理所当然地会感觉到德国对于他不忠实。这种卑劣的策略的确足以破坏同盟间的团结。

安东奈斯库之所以写信给我，是为了指控德国的军官和士兵，无论在公私两方面，对于罗马尼亚的军人都犯有虐待的罪行，并且对他们加以恶意的诬蔑。虽然最近的挫败和许多罗马尼亚单位作战不力的事实都是足以当作托词，但我却仍然立即采取行动。当邻近单位纷纷溃逃之后，把德国部队陷在重围之中，这种愤怒之情固然可以谅解，可是这一类不幸事件的发生却只会损害共同的利益，而并无其他的好处。

我早已说明过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对于罗马尼亚部队，何者是可以期望的，何者是不可以期望的。不过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还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国，而且在许多地方都曾经英勇地战斗。

11月26日，我们达到了我们设在新齐尔卡斯克的新总部。唯一能够用来担负警卫工作的单位，就只有一营哥萨克志愿部队，很明显，他们认为能在我们总司令部门前站岗，实在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到第二天夜间，我们的主要通信网已经可以开始工作了，于是我们在11月27日上午，才能正式接管顿河集团军群的指挥权。

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具有双重性。其主要的一方面，也是其他一切行动的基础，即为救出第6集团军。除了人道上的优先理由以外，从作战的观点看来，这也同样是首要工作，因为除非第6集团军能够保持实力，否则东线的南翼，甚至整个东线，情况都将不可能有恢复的希望。

这个任务的另一方面——是我内心里经常感到忧虑的——即德军整个南翼都早已有全被毁灭的危机。若是这种情形发生了，则很可能东线的战斗就会从此结束，其结果即为我们输掉了这一次的战争。目前除了那个所谓“斯大林格勒要塞”以外，在A集团军群的后方与现在仍然存在的顿河正面之间的整个作战地区中，此时所留下来的就只有一点极微弱的掩护兵力。主要是由罗军的残部、德国的B级部队、和紧急单位所组成。假使俄军突破了这个单薄的防线，则不仅第6集团军的处境将会绝望，A集团军群的地位也将危险不堪。(注：所谓紧急单位是由非战斗人员、司令部人员、空军人员和告假或未能归队的零星人员等所组成。这种部队缺乏团结力，有经验的军官和兵器，尤其反坦克兵器和火炮。其中多数人员都缺乏战斗经验和接近战斗的训练。所以其战斗价值非常低。虽然如此，当他们经过了相当时间的战斗之后，却往往会打得很好。)

应该感谢第4装甲集团军的司令霍斯上将和新近任命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参谋长温克上校(Col. Menck)，否则在11月底那样紧急的关头上，是否能组成这样一个屏障，也许就会大有疑问了。我们终于还是建立了一道屏障，掩护着夹在第6集团军、A集团军群和顿河防线之间的巨大空隙，阻止了俄军在这个方向的任何扩张。假使在那个时候，俄军用一个快速集团军，直趋罗斯托夫的顿河下游——它毫无疑问具有这种能力——则A集团军群和第6集团军的覆没也就是必然之势了。

但即使这个对南翼的致命威胁经常存在着，本集团军群却仍不能将需要用来拯救第6集团军的一人一弹分散在其它任务上面。因为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所以对于投入的力量和资源都应以发挥到最大限度为原则。这样的做法当然必须接受最大的冒险。

我们最后未能完成使命的主因是敌军的兵力实在太强大，而我们自己的兵力却又太微弱。此外恶劣的天气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它使空军的活动大受影响，对于第6集团军的补给尤其如此。还有运输的情况也使援军未能迅速采取行动。

更进一步说，我们现在也第一次经历最高统帅部的牵制，而其根源又是希特勒的性格和意见。这在前一章中已经分析过了。在这里的效果即为统帅部不愿意在其他的战线上，甘冒挫败的危险以集中兵力从事于救援的工作。此外，尽管情况的趋势早已一目了然，我们的总部也曾一再提醒希特勒，然而他们在确定优先顺序时，仍总是一再延误。

我已经说过，当本集团军群接管指挥权时，所面临的任务一共是有两个。其第一个任务——即救出第6集团军——到了1942年的圣诞节时，事实上早已成为过去了。此时已经明确地知道第4装甲集团军不再能够达成会合的任务。由于希特勒仍然不肯放弃斯大林格勒，所以第6集团军司令部违背了集团军群的指示，在这个决定性的时机上，未能把握住其最后可能获救的机会。当这个集团军的命运已经确定了之后，希特勒还在幻想于1月间，从哈尔科夫(Kharhov)调来一个党卫军装甲军作解围的企图。这根本上就是梦想。

当第4装甲集团军的攻击被迫停顿之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第6集团军才开始进入了生死的搏斗。不过由于集团军群的其它任务是还要设法防止整个南翼的毁灭，因此必须到这苦战已经真正要接近结束阶段时，为了减少这个集团军的牺牲和痛苦，才能够建议准其投降。

当然，拯救第6集团军的战斗与德军整个南翼的情况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我之所以另辟一章来检讨后者的原因，是为了使不同的作战考虑可以获得较大的澄清。

本集团军群于12月1日对于“冬季风暴”(Winter Tempest)作战所下达的命令，其假想如下：

在一个尚待确定的日期中(但无论如何决不会早于12月8日)，第4装甲集团军应以柯特尼可夫地区为起点，用其主力在顿河以东发动一个攻势。在突破了敌方的掩护兵力之后，其任务即为攻击和席卷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的南面及(或)西面的敌军阵地。

属于何立德集团军的第48装甲军，应提供一支较小的兵力，从顿河齐尔河交界处的尼曾齐尔斯卡亚(Nizhen Chirskaya)桥头阵地前进，攻入敌方掩护兵力的后方。假使在柯特尼可夫以北面对着第4装甲集团军的敌军，在攻击之前即已获得了增援，又或者是担负掩护第4装甲集团军东面绵长侧面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情况发生了第一次逆转，作战就应改取下述替换计划。第4装甲集团军的装甲师应沿着顿河西岸突然向北运动，然后从尼曾齐尔斯卡亚桥头阵地中，发动其主力的突击。此外，一支较小的精兵，也应从顿河以西的顿河齐尔河之间的桥头阵地中，向卡拉赫攻击，以求切断敌军在那里的交通线，并为第6集团军打通顿河的桥梁。

至于第6集团军方面，命令中规定在第4装甲集团军发动了攻击之后，由集团军群再决定一个日期，命令他们向西南突围，其最初的方向为指向顿斯卡亚沙里特沙(Donskaya Tsarytsa)，其目标为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并参加席卷包围南面和西面阵地的工作和夺占顿河的渡口。

希特勒明确指令这个集团军继续在包围圈中守住现有阵地。但是显然，当它向西南突围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时，这种坚守的命令事实上也就无法执行，因为在俄军攻击之下，其东北两面的正面必然会逐步撤退，最后，希特勒在无可奈何中，也只好被迫承认事实，以后他常常如此。(不过我们的这个作战命令当然不便说明，因为希特勒在第6集团军司令部中设有他个人的连络官，若是从那里获得了消息，他马上就会下达一个取消我们的计划的命令了。)

当我接管指挥权之后的最初几天之内，在本集团军群的地区内，一切都很平静。很明显，敌人正在准备对第6集团军作向心攻击。在另一方面，敌人显然不想以强大的装甲兵力，立即向罗斯托夫冒险作深入的突击，同时甚至于也不想直趋本集团军群在顿涅茨河的最重要的渡口，或是在里哈哈(Likhakha)的铁路交点。敌人也许不愿意作任何这一类的冒险，因为他在顿河的大河湾中，已经有了极优势的兵力，似乎无论如何都足以保证其成功。不过话虽如此，敌人却毫无疑问已经丧失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因为在11月底和12月初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能力拦截这种突击。

敌军对第6集团军的攻击

12月2日，敌军对第6集团军作了第一次攻击。接在4日和8日又连着发动了两次攻击，但均为英勇的我军所击退。很侥幸，补给情况现在变得似乎已经比我们所想像的要好得多了，因为在12月2日，该集团军报告说，在扣发口粮和屠杀了一大部分骡马之后，他们估计从11月30日算起，大致还可以维持12天到16天的样子。同时天气的情况也使我们敢于希望空运补给的情况可以改良，在12月5日，曾经有过空运300吨的纪录(不幸，这是最高纪录了)。尽管如此，显然还是不应该浪费时间，必须尽快在地面上与第6集团军取得接触，并将其救出包围圈。

直到目前为止，唯一对于我方真正有利的事情，就仅为敌人不敢冒险深入，乘机切断我们后方交通线上的顿涅茨河的渡口，或罗斯托夫“瓶颈”(后者也同时可以切断A集团军群)。除此以外，在我们正拟发动救援的地区中，情况均在迅速恶化。

在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如前所述，第57装甲军从高加索赶来的行动已经受到延误。原定的集结日期为12月3日，改为8日，又再改为11日。在这样长久的时间当中，自然不可能希望敌人完全停止不动。12月3日他派了一支兵力趋向柯特尼可夫，这是第57装甲军的主要下车站，很明显，敌人的目标是想要肃清那个地区。次日，他为第6装甲师所逐退，该师是刚刚赶到的。从12月8日起，敌军又有在第4装甲集团军北面(即柯特尼可夫的东北面)增强兵力的迹象，已经发现了一个第51集团军的新番号。反之，在装甲集团军的东面却仍然平静无事，那主要由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部队负责。在依里斯塔附近的第16摩托化师也是一样。为了让罗马尼亚人可以比较安心起见，我们又命令该师派了一支快速的摩托化兵力向北搜索，深入正面对着他们的俄军的后方。它确实证明敌人在伏尔加河以西此时并未集结任何强大的兵力。

齐尔河正面的危机

在何立德集团军的地区中(也就是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地区中)，情况的演变却很严重。这里在齐尔河的下游，从其与顿河的交点起，到向上游约45英里之一点为止，地面部队除了几个高射炮兵群以外，就只有由B级单位和第6集团军中请假后归队的人员所组成的警戒单位。以后才增加了两个空军师(那原来是指拨给何立德集团军的)，但因为他们完全缺乏战斗经验，并且又缺乏有经验的军官和军士，所以用处也极为有限。

当11月间俄军突破了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防御时，在波尔西特尔罗夫斯基(Bolshoi Ternovsky)的齐尔河湾与仍然完整无恙的顿河正面之间被撕开了一个缺口。结果把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在顿河的单位(第1和第2两军)的右翼向后曲折，并把残破不堪的第22装甲师和罗军的残部填入，才总算是堵塞住了。不过事实上，本已指拨给何立德集团军的步兵师，也只好用在这里，以使这条75英里长的防线可以获得一种最低程度的稳定性。到了12月初，即显示了敌人有在齐尔河正面发动一个大攻势的趋势，两天之后在该河的下游，就开始发现了敌方的强大炮兵。12月3日，俄军开始攻击，连绵不绝地打击各个点。敌军愈是想突破，则情况也就变得愈为紧急。这沿河一线是我们所必须坚守的，因为我们在齐尔河与顿河交叉点上的桥头阵地，包括在尼曾齐尔斯卡亚的顿河桥梁在内，对于援救第6集团军的作战而言，是至为重要的。此外，敌人若是突破了齐尔河防线，则又可以直趋莫罗索夫斯基和塔特辛斯卡亚两个机场，其间距离分别只有25英里和50英里，也可以深入到顿涅茨河的渡口罗斯托夫。在这种环境中，本集团军群已无选择之余地，只好同意把第48装甲军(它的第11装甲师和第336步兵师到此时均已抵达)暂时用来增强下齐尔河的防线。这个军所担负的是一种救火队的工作，从这里赶到那里，以使这一条脆弱的防线不至于立即崩溃。自然，这暂时使何立德集团军丧失了其唯一可以用来发动攻势的兵力。不过一旦情况许可，我们还是希望能使该军越过尼曾齐尔斯卡亚桥，以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援兵相合作。

12月9日，在激战之后，敌军对第6集团军的攻击开始停顿了。这也可能表示敌军已在抽调兵力，来对抗德军的解围企图。

在齐尔正面，敌军仍不断加强压力，但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北面，敌军于其柯特尼可夫作战失败之后，似乎已具有戒心。

决定的争取

不用说，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我与陆军总参谋长之间保持着密切的电话连络。柴兹勒尔将军对于我所作的研判和计划，完全表示同意，但他能否使希特勒采取适当(并不失时机)的行动，那却又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除了我们经常要求增强对第6集团军的空运工作以外，还有两个重要的争执值得一提。

第一件是即使第6集团军能够获救，无论如何它也决不可以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再停留下去。可是希特勒本人却仍然想吊在那个城市上不放手，正好像前一个冬天里对地门扬斯克的情形一样，他希望能用一条地面走廊以使该集团军补给不断。

相反，顿河集团军群则认为这种想法完全错误，一旦大难幸免之后，这个集团军在作战上必须立即恢复其机动性。这种思想拉锯战一直不曾停止，直到失去救出第6集团军的最后机会后才不了了之。

第二个争论是援兵的增援问题。自从发现原先指拨给何立德集团军的7个师中，我们现在最多还有希望可以动用第48军的两个师以后，增强第4装甲集团军的兵力也就变得极为重要了。显而易见，第4装甲集团军专凭第6和第23两个装甲师的兵力，决不可能达到斯大林格勒。

要想获得增援，只有两个可能的方式。

顿河集团军群一再要求把A集团军群所属的第3装甲军中的两个装甲师拨借过来，因为他们在山地中本来就是无用的，但要求一直遭到拒绝，因为A集团军群要求除非准它撤回深入高加索地区中的一个突出地带，否则就不肯出让这个军——而这个措施却又是希特勒所绝不同意的。我们想从A集团军群中借调一个团，以代替在依里斯塔的第十六摩托化师，这方面的努力也同样未获成功。第十六摩托化师正掩护着第1装甲集团军的深入侧面。等到在这一面能够有任何的作为时，都已经太迟了，对于斯大林格勒的情况已经不能发生任何的作用了。

第二个可能的方式，就是由陆军总部提供新的兵力来增强第4装甲集团军对于斯大林格勒的突击。此时，第17装甲师和新成立的第306步兵师，也正在顺次向顿河集团军群方面输送，由于第57装甲军在柯特尼可夫的集中已经延迟了，所以第17装甲师可能会恰好赶上对于斯大林格勒的攻击。很不幸，陆军总部又决定把该师保留为其自己的预备队，将它配置在集团军群的左翼后方。这固然不无理由，因为它害怕敌人会在那里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攻击。可是陆军总部应认清二者是不可得而兼的。第4装甲集团军的成功和对于这个危机的安全保障——事实上若是发生这个危机，则又非第17装甲师所能控制。当我们期盼第4装甲集团军的成功时，希特勒却为了安全理由，要保留第17装甲师。事实上，等到第306步兵师已经深陷战斗不能脱身之后，希特勒才肯放出这个装甲师，但却已经太晚，赶不上援救作战的第一阶段，也许正好错过了决定性的机会！

为了增强我打给柴兹勒尔的电话的效力，同时又为了加强其天天要与希特勒争论时的力量，我也必须经常利用电动打字机，把情况报告给他，甚至于还直接送给希特勒。

其中有一份“研判”——1942年12月9日发出的——现在列为本书的附录二，可以证明要想使希特勒和陆军总部随时了解情况会如何困难。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据，表示本集团军群所遭遇到的敌军实力何等强大，以及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以外作战时，使用了什么样的兵力——除了少数新近达到的师以外。最后，它也可以显示集团军群怎样使最高统帅部了解整个作战问题的真象。

为了使读者能进一步理解，对于这个“研判”又应附加两段评论如下：

有些人也许会反对我们把如下问题包括在这个研判之内，即假定一旦走廊打通之后，第6集团军仍留守斯大林格勒，则应使用何种手段继续作战。对此，必须认清希特勒是极难说服的。只有使他理解要想把这个集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时所将面临的困难有多大，然后也许才能希望使他发现有撤出之必要。不幸，以后由于面子问题，即使这些理由也都不能说服他。在当时，我们却还希望希特勒对于无可避免的事实仍能低头。

第二点，面对如此强大的敌军，我们居然继续相信有救出第6集团军的可能性，这似乎令人惊异。也许有人会指责我们把敌人估计得太低了。不过对于我们而言问题的关键却是，只要能使第6集团军的袍泽有获救的机会，则即使冒最大的风险，我们也是毫无反顾的。事实证明，我们几乎已经达到目标。至于我们最后还是失败了的原因，我将在下文中再加以分析。

生死的竞赛

我们与敌人之间，现在开始要作生死的竞赛了。我们自己的目标是要救出第6集团军，但是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却不惜用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来作孤注一掷。

这个竞赛就是要决定，是否在敌军迫使我们停止这个作战之前，第4装甲集团军的援兵能够与第6集团军在顿河的东岸会合呢？敌人可以击破我们在齐尔河的脆弱防线，或是本集团军群的左翼(更可能包括B集团军群的右翼在内)，以使他们居于可以切断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一切后方交通线的位置上。

一方面想在顿河东岸发动和维持一个攻击作战，而另一方面，上述的危险却日益增加，所以现在冒的风险前所未有。我不能够相信希特勒在此时已经充分认清了局势的严重，否则他应该会采取较果断的措施，至少应该设法增强第4装甲集团军，以加速对斯大林格勒的援救。可是事实上，却诚如柴兹勒尔所云，“他除了遇事掣肘以外，毫无建树。”我们可以举例如下：他把第17装甲师控制在错误的点上，使其在最紧急的阶段中未能投入战斗；他又控制着第16摩托化师，直到时间已经太迟时才肯放手。希特勒时常批评将军们和总参谋部军官们，都只会“计算”而不敢冒险。可是这一次的事实对于他个人的说法却是一个极有力的反驳。顿河集团军群在整个南翼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时，不顾一切地命令第4装甲集团军向斯大林格勒进攻，这可以算是一个极大的冒险，可是希特勒却并不热烈支持它。

这个与死亡的竞赛从12月12日开始，第4装甲集团军在那一天向斯大林格勒进攻。此处只能加以概括的叙述，因为当时的情况瞬息万变，而敌人又不断投入生力军——特别是坦克。

在这个阶段中充分表现出我们装甲车辆和坦克人员的优秀素质，同时也显示出我们装甲兵的英勇和反坦克单位的技巧。第6装甲师是一个有经验的老装甲师，师长劳斯将军(Gen. Rauss)和坦克专家胡勒尔多夫上校(Col. V. Hunersdorff)都是值得敬佩的(后者不幸阵亡了)，该师的坦克和突击炮也都是齐全的。相反，第23装甲师的命运却恰好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它仅有20辆可用的坦克！该师长弗尔曼将军(Gen. V. Vormann)为我在陆军总部时的同事，在第一次大战时曾经负伤五次。

现在至少我们把这个战斗中的重要情节略述如下，这都是与其结果具有重要关系的。

当第57军在顿河之东柯特尼可夫附近完成了集中之后，自12月10日起，强大的敌军已经再度攻击我们在下齐尔河的正面。现在很明显，从这一方面抽出第48装甲军用来从齐尔河顿河之间的桥头阵地中突出，与第57装甲军合作的设想，已经不可能实现。

于是第57装甲军就更有赶紧行动之必要。当该军还正在下火车和作最后集中时，敌人已经企图来攻，在粉碎敌人此项企图之后，该军遂能于12月12日越过出发阵地。在它的侧面，东面为伏尔加河，由罗马尼亚第7军负责掩护，西面为顿河，由罗马尼亚第6军负责掩护。这次攻击显然使敌人受到了奇袭，因为他们似乎没有料想到会来得那样快，所以该军的最初进展颇为顺利。不过敌人这次却不采取防御的战术，他匆忙从斯大林格勒地区调来生力军，一再反攻以夺回我方坦克所占领的阵地，并且企图用其数量占优的装甲兵力来包围我们的小单位。虽然累次击毁强敌，但直到12月17日为止，第57装甲军还是未能获得任何决定性战果。到了这一天，第17装甲师也终于能够参加顿河东岸的战斗。经集团军群总部一再要求，陆军总部终于下放了这个师的支配权。可是这个师的位置是在集团军群左翼的后方，所以必须要经过很远的行军，并从波特门金斯卡亚(Potemkinskaya)的桥梁上渡过顿河，然后才能参加东岸的战斗。

当第57装甲军正在顿河东岸企图争取决定性战果时，敌人却在西岸加强努力，以使德军在齐尔河的防线总崩溃。尤其是已经完全了解了我们设在齐尔河与顿河交点上的桥头阵地(包括顿河桥梁在内)所具有的重要性，所以自12月12日起，这里已经成为俄军累次大举进攻的目标。到了12月14日，我们被迫必须放弃并爆破该桥。到了12月15日，齐尔河下游正面的战斗就显然只有几天好打了。

但是同时，在顿河的大河湾中，又发生了一个新的危险。12月15日就有明显迹象，足以表示敌人企图向顿河集团军群的左翼与B集团军群的右翼发动攻击。次日敌人就发动了局部攻击。最初我们还不能完全了解敌人的意图，因为他可能是像过去的老办法一样，先到处试探，然后再作决定的突破，又可能只是阻止我们从这个地区抽调兵力去向顿河东岸的战场上增援。不过不久以后，我们的无线电窃听却发现了一个新集团军的番号(第3近卫集团军)，这暗示敌人有作深入突破(可能直捣罗斯托夫)的意图。

本集团军群正在顿河东岸进行援救第6集团军的战斗，所以在左翼方面当然无法再作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因此只能尽量拖延时间。所以负责那一方向的何立德集团军，奉命使用必要的预备队迟滞敌军，集团军群总部准其向后缩短战线，但却应随时注意与B集团军群的右翼保持连续的关系。

12月18日要算是一个第一等的危机日。

在顿河以东，尽管第17装甲师已经赶上了，但是第57装甲军却仍然不能够迅速冲到斯大林格勒的附近，形成便于第6集团军突围的条件。相反，该军却有被迫采取守势的可能，因为敌人正在从包围圈上不断抽调兵力向它反攻。

在齐尔河下游方面。苦战仍在进行中，尽管敌人尚未透入我军的防线。在集团军群的左翼，却有一个最严重的危机正在形成中，敌人已经开始向何立德集团军和构成B集团军群右翼的意大利集团军，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击。

就何立德集团军而言，那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证明挡不住这样的厮杀，而如果同盟国的部队全线溃退，只靠几个德国师也很难站住脚跟。更糟糕的是敌人经过第一次突击，就击溃了意大利集团军，结果使顿河集团军群的侧面完全暴露。

同一天，集团军群总部要求陆军总部立即采取步骤，使第6集团军向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突围。等到第17装甲师完全发挥威力，第57装甲军仍然还有机会向包围圈的方向上再进一步。换言之，顿河东岸的战斗仍有好转的希望。不过假使当第4装甲集团军一开始发动救援作战时，第17装甲师和第16摩托化师(后者现在还被牵制在依里斯塔)就能全体参加，则结果就会更为有利了！

尽管我们坚决认为有必要立即允许第6集团军冲出斯大林格勒，可是希特勒仍拒绝批准——同时其总参谋长又告诉我们由于意大利集团军崩溃，所有正在调动中的兵力都已经奉命向B集团军群方向增援。在此时还要研究斯大林格勒能否继续坚守，足以证明统帅部并未——或不准备——认识情况的严重。

希特勒在这个阶段中，虽仍然拒绝让第6集团军撤出斯大林格勒，但他却并不能阻止集团军群总部至少要作如此的准备。12月18日，我派了我的情报处长，艾斯曼少校(Maj. Eismann)飞入包围圈，把我们对于突围行动的意见告诉第6集团军，那在最近的将来就毫无疑问会变得具有必要性的。

以下就是他所要说的要点：

齐尔河战线上的紧急情况，而更危急的是集团军群左翼的情况，都显示出第4装甲集团军在顿河以东援救第6集团军的作战，只能继续一个极有限的时间。此外，这个装甲集团军能否一直冲到实际上的包围圈上也颇有疑问，因为敌人正在不断投入生力军以阻止他们。不过基于同样的理由，第6集团军在现在突围的机会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要好一点。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6集团军能否会合，就要看后者今后能否积极参加这场战斗而定。当它一开始向西南突围时，敌人就不能再继续抽调其包围兵力，于是第4装甲集团军又可以继续向包围圈前进。

在第6集团军于12月1日所提到的“冬季风暴”作战命令中，所分配给该集团军的任务如下：准备向西突围，直到顿斯卡亚沙里特沙为止，以求与第4装甲集团军取得接触。现在这个任务可能更要扩展。第6集团军应该尽量向西南挺进，直到它实际上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时为止。“冬季风暴”命令中还表面上规定第6集团军仍应依照希特勒的命令，守住斯大林格勒，现在这个新计划却暗示它应该分区撤退以便持续向西南突围。

艾斯曼少校同时指出，尽管集团军群总部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它不相信空运的情况会改善，使得第6集团军能长期坚守斯大林格勒。

艾斯曼少校的任务就是为了想要调和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意见，结果却并不能令人感到满意。保卢斯本人对于艾斯曼所告诉他的一切，并非毫无印象，但他却强调指出自己所面临任务的困难与风险。该集团军作战处长和军需处长也同样向艾斯曼少校强调说明这种困难，但两个人却都宣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应该趁早突围，而且也完全可以突围。

不过最后决定第6集团军态度的却还是其参谋长希米德少将(Maj-Gen. Sohmidt)的意见。他认为该集团军此时不可能突围，并说这种办法是无异于自取灭亡。他告诉艾斯曼说，“第6集团军将会在这里过复活节，你们的任务就是怎样使其获得较好的补给。”希米德显然认定，使该集团军脱离现有情况，应该完全是统帅部或集团军群总部的事情，因为受困于此并非他们自己的错误，当前主要问题就是应保障其适当的补给。这一观点可以理解，就理论而言，他也有权坚持。不幸的是环境更具有支配的力量。艾斯曼指出，虽然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竭尽全力维持补给，但天气不好使空运停顿，那却非其罪也，而且它也无法从帽子里面变出运输机来。但是他虽然善于辞令，可是对于希米德而言，却无异于对牛弹琴。甚至于艾斯曼企图指出，第6集团军的突围对于全盘作战利益是必要的，这个参谋长也不让步。

尽管该集团军司令可能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战术家，思路也比较清晰，但是他的参谋长的个性却比他强硬。结果，保卢斯本人在其影响之下，也就宣称突围是根本不可能的，并指出放弃斯大林格勒是“元首的命令”所禁止的！(注：在这种情况之下，希米德的顽固成性，实为酿成灾难的主因，不过这一性格却使他在被俘之后表现很英勇，结果他被敌人判决了25年的强迫劳动。为了公正起见，我们对于他的行为仍应表示敬意。)

艾斯曼固然已经使第6集团军司令部充分了解当前的情况和集团军群的意图，但却始终未就第6集团军的任务达成一致意见。当集团军司令和其参谋长都在怀疑这种作战的可行性时，我们又如何可以希望这个集团军司令部能够执行如此困难的作战呢？

若在任何其他的时候，像这样的意见分歧即可以当作要求调换集团军指挥人员的理由，不过在现有的紧急情况中，这种行动却是不在考虑之列的。任何继任的指挥官或参谋长都需要时间才能进入状况，而在这个时候却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此外，我们也无法获得希特勒的批准，因为他相信这个人能够为他守住斯大林格勒。

尽管如此，顿河集团军群总部却决定不顾任何困难和危险，绝不放弃这个救出第6集团军的最后机会。它准备发出一个正式命令，免除集团军司令对于冒险突围以及放弃斯大林格勒的一切责任。我们经反复考虑打算采取这一步骤。

至于第6集团军最后因何未曾执行这个命令，下文再加分析，我与保卢斯以及双方的参谋长曾经利用新建立的超短波无线电话对此问题作过无数次的谈话，而我们的总部与统帅部之间也是一样。

次日，12月19日，又使我们感觉到在顿河东岸的情况有好转的希望，可能不久两个集团军即能合作，以将第6集团军救出斯大林格勒。

在那一天第57装甲军获得了一个值得敬佩的成功。它居然渡过了阿克塞(Aksai)河，向北挺进达到了米希柯伐(Mishkova)河，其矛头实际上距离南面包围圈已在30英里以内！救兵的接近使第6集团军可以突围的机会终于来到。假使第6集团军现在开始突击，而第4装甲集团军则仍继续向北进攻，或至少能吸引敌人的兵力，敌军就面临两面夹攻的情况，这至少有希望建立足够的接触，使第6集团军获得其继续突围时所需要的燃料、弹药和食品。为了这个目标，集团军群总部已经集中了一支运输纵队，装载了3000吨的补给品跟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后面前进，并且还加上牵引车以便拖救第六集团军炮兵中的机动部分。只等坦克打通一条道路之后，即使是暂时的，这支运输纵队也准备冒险直向被围的集团军冲去。

集团军群在顿河以西的情况，就12月19日而言，也还可以勉强支撑到让第6集团军有向西南突围的机会时为止，暂时还不会有决定性的发展迫使我们停止顿河以东的作战。

同时，我们在齐尔河下游的防线也仍在坚守之中。虽然集团军群发现必须动用何立德集团军来稳定那一方面的局势，但基本可以按计划顶住。不过，对该集团军暴露的侧面却仍然存在威胁。

在顿河两岸，与死亡之间的竞赛都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决定性阶段！集团军群能否使顿河大河湾中的情况再继续稳住几天，好让第6集团军不错过这最后一次机会呢？只有不再浪费一个小时，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在12月19日的正午，集团军群用电动打字机向统帅部提出一个紧急呼吁，要求准许第6集团军撤出斯大林格勒，并立即向西南突围以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见附录三)。

当这个要求未能获得立即的反应之后，在18时，我又直接命令第6集团军，要它立即向西南突出(见附录四)。这个作战的第一阶段仍与12月1日所命令的“冬季风暴”攻击一样。不过于必要时，它应再继续前进，越过顿斯卡亚沙里特沙，以求与第4装甲集团军取得接触，并使补给纵队可以通过。

同时，这个命令又规定如有必要时，在“冬季风暴”攻击之后，还应继之以一个第二阶段的作战。当接到了“雷鸣”(Thunderclap)的代字命令之后，第6集团军即应立即继续向第4装甲集团军前进，并同时分区逐渐撤出斯大林格勒地区。为什么暂时保留这个代字命令的发出，其原因是为了使两个集团军的行动和运输纵队的通过在时间上有完善的配合。更重要的，是集团军群总部还要尝试说服希特勒收回其死守斯大林格勒的命令，因为当“雷鸣”命令发出之后，一切责任当然是应由集团军群总司令自负，而与该集团军司令无关，可是只要希特勒的命令还存在，集团军司令就会感觉到有所顾忌，不敢行动。

最后机会的错过

自从11月底，希特勒拒绝允许保卢斯在敌人尚未巩固包围圈前撤出斯大林格勒之后，若说仍有救出第6集团军的机会，则这个机会就只有12月19日那一天了。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给予了这个命令，尽管第6集团军的突围也许会遭遇到困难，而集团军群正面的其余部分也正在处于危险的情况之中。后一方面所冒的危险将留待下文中再检讨。眼前的问题——那就是从12月19日到25日——却还是第6集团军能否与愿否实际执行我们所给予它的命令。

希特勒事实上已经同意该集团军为了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的目标，应向西南攻击。不过他却继续坚持该集团军仍应据守其东西北三面的防线。他仍然希望有切开一条“走廊”使在斯大林格勒的集团军能有获得长期补给的机会。对于这种想法有两个极明显的反对理由：

一、就集团军群的全盘情况而论，尤其是有关B集团军群邻近地区的情况，已经不再容许把这两个集团军(第6和第4装甲)滞留在顿河以东的地区中。到了此时，不仅第6集团军的命运已经危在旦夕，只要敌人肯采取坚决的行动，则顿河集团军群与A集团军群都有被切断交通线的危险。

二、要想第6集团军一方面动员所有残存的攻击力量向西南方突围，另一方面又希望它能守住斯大林格勒周围的现有防线，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它也许可以这样勉强支持一两天的时间，等到敌人明白了其意图时，它就决不可能既固守城中，又能同时够维持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联系。

希特勒反对执行本集团军群12月19日命令中所规定的计划，其理由固然是不现实的，可是第6集团军所提出的反对理由，却不可以视而不见。那些理由指出若要执行集团军群的命令，第6集团军会冒多大风险。

假使该集团军宣称，只要希特勒坚持仍应守住斯大林格勒，它就不可能实施突围，这一点都不错。因此，集团军群已经明确命令，在收到“雷鸣”代字命令之后，该集团军即应立即撤出该要塞地区。不过，这位集团军司令仍要选择应该服从于谁——希特勒还是集团军群总司令。

此外，这个集团军又认为需要6天的时间来准备突围。照我们看来，即使由于机动性大为降低，该集团军行动时面临十分重大的困难，然而这种估计仍然偏高，并且在现有的情况下更是不能接受。再等六天根本是不可能的，单就集团军群左翼的情况，就无法保证。尤其是围困该城的敌军，更不可能这样长久地袖手旁观，而让我军在他的鼻子底下进行突围的准备。这些准备工作(包括从其它方向抽调兵力)，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也许还可能掩饰，但是如果需要6个整天的时间以集结兵力向西南方突围，则敌人不等突围行动开始，即早已在其它方向上发动攻击了。这是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

该集团军同时又怀疑它是否能从其现有防线上抽调兵力供突围之用，因为那些防线早已遭到局部攻击。在这里，核心还是速度。假使该集团军能把握开始突围的时机，则它可以避免与敌军在其它方向纠缠，而只需要作迟滞行动来掩护步步为营的撤退。

第十二章 斯大林格勒的悲剧（下）

在保卢斯将军与我本人，以及双方参谋长的谈话中，该集团军都曾经正确地强调，“雷鸣”的代字命令应紧接着“冬季风暴”之后发出，中途不能停顿，例如在顿斯卡亚沙里特沙。这一点我们完全同意，事实上，集团军群的命令中早已暗示，“雷鸣”应直接连在“冬季风暴”之上。

毫无疑问，第6集团军司令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部队都已经疲惫不堪，而马匹被屠杀充饥之后机动性也就更形减低——尤其是在如此严寒的环境中——想要执行这样困难和危险的任务，其成功的可能性当然不太高。

不过最后还是燃料问题使第6集团军决定反对突围，并要求集团军群不应坚持执行其命令。保卢斯报告他所有的燃料只能够使其坦克(大约尚有100辆可以使用)最多行驶20英里的距离。这也就是说，除非能够保证提供适当的燃料(和口粮)，又或是第4装甲集团军能够进到距离敌方包围圈在20英里以内的地点，否则他就无法开始行动。现在这是谁都无法反驳的：代表第6集团军主要攻击力量的坦克，既然只有足够行驶20英里的燃料，那当然不可能要求它越过约30英里的距离。相反，我们也不可能等待这个集团军的燃料储量达到其所要求的水准(4000吨)——根据我们的经验，空运这样大的数量绝对不可能，而且时间上的延迟也将坐失突围的机会。

我们只能依赖手中已有的东西来行动——当然，包括今后几天内当这个集团军仍在集结兵力时所继续空运的燃料在内。此外，我们还可以希望在突围的过程中，仍可以源源不断地从空中补充燃料。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部队实际保有的燃料总是超过书面报告中的数量。但即使不考虑这些方面，也还可以希望事态依照下述路线发展。当第6集团军向西南发动攻击之后，第4装甲集团军的处境就会变得较为轻松，敌人将不可能再从包围圈中抽调兵力。所以在12月19日，第4装甲集团军并没有确实的把握越过米希柯伐继续前进；可是一旦由于第6集团军的行动而使其所受的压力减轻之后，则它毫无疑问可以继续完成那12英里的额外距离。

当然在我们的计算中不无冒险之处，但若不如此，则根本上就不可能设想把第6集团军救出。不过为什么这个燃料问题会如此的具有决定性，其主要的原因却是因为希特勒在包围圈中留有一个连络官。经过连络官的报告，希特勒知道保卢斯不仅认为燃料的情况使他不可能发动突围作战，甚至于连达到出发阵地都不可能。

我在电话上花了不少时间，尝试使希特勒允许第6集团军突围并放弃斯大林格勒。但他却回答我说：“我不知道你怎样想的，保卢斯所有的油料最多只能行驶15英里到20英里，他自己说他现在不可能突围。”

所以集团军群只好向两方面都表示屈服了：一方面是统帅部，它认为当第6集团军向西南攻击时，必须同时维持着在斯大林格勒其他各方面的位置；另一方面为第6集团军军部，它声称由于燃料短缺，无法执行集团军群的命令。希特勒又可以利用该集团军的意见来当作一个极有力的根据，来支持他自己的决定。假使希特勒当时没有这样一个借口，则现实的压力也许就能迫使他最终放弃在突围过程中仍应继续坚守据点的念头。若能如此，保卢斯将军对于整个问题就会有另外一种看法，因为他不再需要违反希特勒的命令采取行动。

我之所以要如此详细地分析第6集团军未能掌握最后的机会以救出自己的动机，其原因是我认为这与保卢斯的个性或以后的行为都是没有任何关连的。我早已说过，保卢斯所举出的理由没有一个能说是不合理的。不过事实上，这却是我们能够救出该集团军的最后机会。不管所冒的危险有多大，若不利用这个机会，即无异于放弃了一切得救的希望。利用这个机会也就等于孤注一掷。照集团军群总部的判断，现在只能采取这个办法。

在这种紧要关头上，要批评保卢斯的态度，那是太容易了。诚然，这决不仅是“盲目服从”希特勒而已，因为保卢斯本人在内心里也怀疑他应否发动这样一个作战——既直接违反了希特勒的明令，而又必然会把斯大林格勒让与敌人。不过就这一点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因为集团军群已经命令撤退，这个责任自然由后者担负。

不过除了这种良知上的冲突以外，假使这个集团军司令服从集团军群的命令，他也就要面临一个巨大的赌博。突围固然使该集团军获得一个得救的机会，但同时也可能全军覆没。假使第一次突围的企图就失败了，假使第6集团军陷在半途中，而第4装甲集团军又无力再继续前进，又假使敌人能从侧面或后方击溃掩护突围的兵力，则第6集团军的命运也就从此不堪设想了。所以它面临着的任务的确是艰巨和危险到了极点。好像是一个正方形，四面都同时作战，当它向西南突围时，前后左右都有被敌人击破的可能。而且在执行这个任务时，其部队在饥寒交迫之中早已精疲力竭，其机动性更是极有限度。不过，由于希望重获自由和逃出死亡、被俘的命运，也许可以激发他们死中求活的精神，来完成这种表面上似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任务。

保卢斯将军终于让这个最后机会溜走了，当他首先犹豫踌躇，而最终还是反对这次冒险时，他之所以如此，的确还是感觉到自己所背负着的责任。虽然集团军群总部希望用自己的命令来解除他的责任，但他却仍感到无法卸责——或者是对于希特勒，或者是对于其自己的良知。

在集团军群总部命令立即突围后的这一个星期之内，第6集团军的命运也就完全决定了。

整整6天之中，集团军群甘冒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危险，使门户开放便于让第6集团军能够重获自由，并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在这个阶段中，集团军群无时不在惊涛骇浪之中，敌人在意大利集团军的地区中突破之后，就决定扩张其战果，或是渡过顿涅茨河直趋罗斯托夫，切断我方整个南翼的生命线，又或者是旋转过来，窜入顿河集团军群左翼何立德集团军的后方。甚至在齐尔河下游的正面(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和何立德集团军地区中的这一点单薄屏障兵力也都有完全崩溃的可能。

尽管如此，集团军群总部还是尽可能把第4装甲集团军留在顿河以东的突出位置上，以求使第6集团军仍能获得突出重围的最后希望。直到集团军群左翼的发展迫使我们不能不从顿河左岸抽调兵力赶往救援时，终于到了时限，到12月25日，第57装甲军已无法继续留在米希柯伐河畔。

现在就把这一个星期以来的大事，简明的叙述如下：

其起点是在集团军群的左翼，或者说得更精确一点，就是在何立德集团军的左侧面。我们不清楚意大利集团军的实际情况如何。似乎只有一个轻型师和一两个步兵师曾经作过值得一提的抵抗。12月20日上午，在意大利集团军右翼的一位德军的军长报告说，因为据报已有敌方的两个装甲军深入了侧面，所以他所指挥的两个意大利师已经望风溃逃了。结果遂使何立德集团军的侧面完全暴露。

当集团军群总部获得了何立德将军的报告之后(他实际上已由B集团军群指挥)，就立即指示他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阻止意大利部队的溃逃。在他指挥之下的集团军，奉命守住齐尔河游的阵地，并且用梯次防御以掩护其左侧面。

不过在这一天当中，该集团军的单薄正面也已经有两处被敌军透入。罗马尼亚第7师未奉命令擅自撤退，罗马尼亚第1军的军部在恐怖之中放弃了其指挥所。

到了12月20日黄昏时，何立德集团军的纵深侧面情况已经混乱不堪。谁都不知道意大利部队是否仍在抵抗或在什么地方抵抗。在何立德集团军的后方，到处都报告已经发现了敌方的装甲矛头，甚至于深入到了卡门斯克-夏赫亭斯基(Kamensk-Shakhtinsky)的顿涅茨河重要渡口之上。

在以后两天内，何立德集团军的处境变得更为紧急。不仅正面已经被透入，同时其侧面和后方对于敌人的装甲兵力也完全无力抵抗。敌人现在已经可以在原先由意大利集团军防卫的地区中自由运动。要不了多久，在齐尔河下游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也注定会受到这种危险情况的影响。

何立德集团军所要作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即为大致在与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平行的位置上建立一道新正面，以便能同时掩护后者的侧面和莫罗索夫斯基与塔特辛斯卡亚两个机场，它们也是对斯大林格勒空运补给的必要基地。同时也应尽可能保护顿涅茨河在弗尔赫斯塔德(Forchstadt)和卡门斯克-夏赫亭斯基的重要渡口能够畅通无阻。

非常明显，这些临时性的应急措施最多只能使集团军群的左翼暂时稳定两三天而已。早在12月20日，集团军群即曾致电陆军总部，明确指出假使敌军在突破意大利集团军的正面之后，决心作进一步扩张，则他会一口气冲到罗斯托夫，然后企图一网打尽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这又恰好碰着了统帅部中的流行怪现象，那一天恰好希特勒正在与意大利的一个代表团进行谈判——只有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参加——甚至陆军总参谋长都无法把这个紧急报告送到希特勒手中。我们所得到的唯一答复就是12月22日所收到的一件陆军总部的命令，指定何立德集团军应改守某一条防线，而事实上那却早已失守了。同时在那一天，想靠这个集团军的薄弱兵力，能否从正面撤出来建立一道新防线都有疑问。

由于意大利部队的崩溃，在我们的正面与B集团军群之间已经被撕开了一个大裂口，本集团军群很明显已经不可能指望统帅部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稳定局势。它甚至于连从A集团军群方面迅速借调一个步兵师来保护罗斯托夫的请求，也都已经拒绝了。所以我们就只有抽调自己的资源——这个决定非常痛苦，因为事实上，就只有抽调我们的右翼兵力，换言之，即为现在正在顿河东岸苦战的兵力。可是现在已无犹疑之余地，因为在12月24日那一天，何立德集团军的危机已经达到了最高潮。3个敌方的坦克和机械化军，已经从意军及罗马尼亚第3师的正面缺口上冲入。其中两个军(第25坦克军和第50机械化军)早已接近在莫罗索夫斯基和塔特辛斯卡亚两地的重要空运基地；其中第三个军(第8坦克军)则迂回到了这个集团军的后方，而我们的援兵却还正在齐尔河的中游或上游地带浴血苦战。

当集团军群的左翼情况，尤其是其暴露中的西方侧面，已经变得日益严重时，我们却还在希望能够救出第6集团军，这一方面要靠希特勒肯放弃其坚守斯大林格勒的意图，另一方面则有赖于该集团军的愿意冒险一试。

第4装甲集团军此时正在尽其全力来完成向斯大林格勒的最后一跃，但同时也希望第6集团军能够发动向西南的突击，使其任务可以比较易于完成。

在12月19日抵达米希柯伐河以后，这个救援集团军次日即陷入苦战，敌人从斯大林格勒不断抽调生力军，一波又一波来攻，以阻止其继续前进。尽管如此，第57装甲军还是在北岸占据了一个立足点，经过一再扩张之后，终于将其构成一个桥头阵地。敌人虽然大举进攻，但结果只空受损失而并未能撼动我军的地位。在遥远的地平线上，该军的先头部队早已能够看见斯大林格勒周围的炮火火光了！假使第6集团军能够在此时乘机发动攻击，至少牵制着敌军不让他再抽调生力军来挡住第4装甲集团军的进路，则成功似乎还是有望的。可是由于上面早已说过的理由，第6集团军的攻击却始终不曾实现。

到了12月23日的下午，集团军群被迫不能不顾及其左翼的情况，而必须向该地区调动兵力。在齐尔河下游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奉命抽出第48装甲军军部和第11装甲师来稳定集团军群右翼的地位，为了补充这个损失，第4装甲集团军只好拨出一个装甲师给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若是没有这一个师的抵补，则齐尔河下游的正面也就不可能守住了。

第二天的发展即足以证明这个措施是何等迫切。塔辛斯卡亚机场已经丧失了，从空中补给第6集团军的工具也随之而丧失了一个。直到12月28日才将其夺回。

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知道第6集团军决不会乘机突围了，于是才作了这个痛心的决定，从第4装甲集团军中抽出一个完整的装甲师来。甚至于到现在，也是因为第16摩托化师已经可以参加作战，它才可以抽出。直到12月20日，陆军总部才批准了我们的要求，允许从B集团军群中抽调“维京师”(Viking Division)来代替在依里斯塔的这个师，但很不幸，换防需要10天才能完成。自从集团军群第一次要求调用第16摩托化师的时候算起，中间整整耽搁了10天的时间！假使能够一要求就获得批准，则该师在12月23日就能立即用来参加齐尔河的战斗，于是第57装甲军就可以不必抽调那个装甲师了。与已往相同，这都是希特勒犹豫不决的后果。

虽然希特勒现在也允许把第7装甲师拨给本集团军群，可是对于已展开的救援作战已经太迟了，来不及参加，同时因为第一个虎式(Tiger)坦克营就要到了，所以希特勒现在希望局势可以好转，但这种希望也同样被证明是荒谬的。事实上，虎式坦克不但制造过程费尽周折，而且还从来没有经过实战考验，所以最初的问题极多，使这种新式坦克一时还不能作出任何有价值的贡献。希特勒对于新兵器的威力总是未免估计过高，这正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于是，在顿河以东的战场上，主动权也开始转移到对方的手中去了。

12月27日，第57装甲军在米希柯伐地区中，遭到了强大的攻击，敌人的兵力不断增强，我军终于被迫退回到阿克塞河。在以后几天之内，俄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从东西两方包围这个军。

在第4装甲集团军北面和东面的正面，发现了俄军两个集团军的番号(第51和第2近卫两个集团军，共辖3个机械化军、1个坦克军、3个步兵军和1个骑兵军)。这些兵力中的大部分都是从斯大林格勒前线上抽调出来的，不过有一部分却是越过伏尔加河前来增援的。

在一两天之内，敌人现在所集结的强大兵力也开始迫使第4装甲集团军一直撤到柯特尼可夫，这也正是它在12月12日开始向斯大林格勒进攻的起点。由于当第57装甲军在阿克塞河苦战时，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部队无力担负对其侧面的保护，所以这种撤退遂无可避免。负责掩护第57装甲军东西侧面的罗马尼亚第6和第7两个军已经丧失了斗志——部分原因是由于指挥人员未能努力维持士气。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司令面对着这种崩溃现象也感到毫无办法。最后，我们只好将这些部队从前线抽回，送回罗马尼亚整补。

从12月12日开始的救援第6集团军的企图已经失败了，至少就目前而言如此。从最近的发展上判断，是否尚有卷土重来的希望呢？今天事后看来，从B集团军群地区中的情况变化上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不过当时没有料到，在意大利集团军惨败之后，1月底以前，顿河的匈牙利集团军地区中又遭到了一个更惨重的灾难。

尽管存在各种反对势力，本集团军群仍然不愿意放弃援救第6集团军的设想。所以在12月26日，它又把下述建议向陆军总部提出：

敌人正在威胁从集团军群左翼向罗斯托夫突破，为了维持左翼的地位，我们要求陆军总部至少在一段有限的时间之内，立即把一个集团军规模的“战斗群”(Armeegruppe)投入战斗。它早已在米里罗夫(Millerovo)地区开始集结，恰好在B集团的右翼后方。此外，我们要求从A集团军群的第17集团军中调出一个步兵师，迅速占领罗斯托夫地区，以便对它提供直接的保护。此外，那个已经暂时拨给本集团军群的第7装甲师，固然太迟了无法赶上顿河以东的战斗，可是对于集团军群左翼的战斗却可以有所贡献。

在集团军群中央正面所预计的最坏情况即为撤到顿河、顿涅茨河一线。此外，齐尔河下游的情况在最近几天里也略为缓解，因为敌人已经显明将兵力集中在靠西的位置，以求攻占我方在塔特辛斯卡亚和莫罗素夫斯基的机场。

对于斯大林格勒是否还应再次试图解围，关键就要看我们能否在顿河东岸集结足够的兵力，以使第4装甲集团军得以击败现在正在追击它的敌军。为了这个目的，顿河集团军群遂又要求陆军总部，立即从第1装甲集团军中抽出第3装甲军和1个步兵师来增援第4装甲集团军——早在12月18日，甚至于更早的时候，我们即已一再提出此项要求。这支兵力若与第16摩托化师(它也应尽速抵达)加在一起，照集团军群总部的判断，即足以使第4装甲集团军再度向斯大林格勒前进。此外，我们认为在6天之内，即可以把这些兵力调齐。在同一时间之内，应该可以空运进包围圈燃料1000吨和粮食500吨，以满足第6集团军的紧急需要。此时，统帅部也已经同意提供更多的运输机。塔特辛卡亚和莫罗索夫斯基的机场在一两天之内，也都可以再度使用。同时，毋庸赘言，我们又一再要求应允许第6集团军有行动自由。尽管后者可能仍认为在此时突围是没有希望的，但集团军群总部却坚持认为除此更无其他的办法，因为根本不可能使被包围的集团军获得持续不断的补给。不过从总体情况和第6集团军部队的现状来看，我们认为突围的时间最迟应在新年前后，到那个时候第4装甲集团军可以再度向包围圈进攻了——当然，其条件为增援能够准时到达。但是即使这次突围能够成功，却已经不再能希望第6集团军在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时，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单位。尽管如此，却仍可假定有相当数量的部队可以有机会杀出重围。

问题就在于第1装甲集团军能否在这个时候抽出上述的兵力。希特勒与A集团军群总部却都认为是不可能的。这种拒绝的态度是否合理，应该留待旁人去判断。

无论如何，顿河集团军群在12月27日，曾经把一个兵力对照表送给陆军总部(并请希特勒注意)，上面指出调3个师给我们的计划是绝对可行的。依照表列的数字，在A集团军群地区中德军对敌军的比例，毫无疑问要比顿河集团军群地区中的比例较为有利。此外，后者的部队在过去一个半月之内，一直都在苦战之中，所以实力进一步消耗。顿河集团军群现在必须在开阔地区中进行战斗，而自从高加索的攻势顿挫了之后，A集团军群所部就早已转入守势，他们现在所据守的阵地已经相当坚固。而且即使第1装甲集团军在减少了3个师的兵力之后，不再能抵挡敌军的强大攻击，但它仍然可用弹性战术来迟滞敌人的前进，直到援救第6集团军的作战已见分晓为止。尽管我们的总部早已多次指出，即使我们能够救出第6集团军，高加索正面还是无法永远坚守下去，不过希特勒在此时却不肯承认这一点。我们所建议的“大解决”是从斯大林格勒救出第6集团军，然后在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负责的整个地区中，改作机动式的作战——这却是希特勒所不能采纳的。

除了他不愿意放弃任何东西的基本态度以外，希特勒之所以拒绝减弱A集团军群，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相信在他的手中，还有另外一套法宝，足以救出第6集团军，尽管时间上却还要延迟很久。

依照我们在12月31日所接到的一件陆军总部的训令，希特勒已经决定从西线把一个齐装满员的党卫军装甲军调来东线，下辖“元首卫队”、“骷髅”和“帝国”等装甲步兵师。这个军将在哈尔科夫附近集中，并从那里向斯大林格勒发动一个救援的攻势。不过依照有限的铁路运力，这个军似乎难以在2月中旬以前于哈尔科夫地区完成集结。第6集团军在这段时间如何能够活下去，这个训令中却不曾提及。即使当时还不能预料在匈牙利集团军地区中，也会发生一个像在意大利集团军地区一样的大灾难，但是从B集团军群与顿河集团军群之间地区中日趋严重的情况来看，的确需要这个党卫军装甲军。可是若认为这一个军的力量，即可以发动一个攻势直达斯大林格勒，则未免毫无根据。在12月里从柯特尼可夫到斯大林格勒，其间的距离不过80英里，当时第4装甲集团军若能有足够的增援，则完全有可能到达。反之在2月间，从哈尔科夫前进，距离却达350英里之多，根本只是幻想而已。假使希特勒真正相信这种进攻是可能的，则足以证明我们在上一章中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

当希特勒拒绝了顿河集团军群在12月底所提出的一切迅速增援第4装甲集团军的要求之后，第6集团军的命运也就终于确定了。我们虽然已经把所能动用的最后一个人和最后一颗炮弹都孤注一掷地用在援救第6集团军的作战中，但结果还是徒劳而已！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都不曾放弃希望，而且不惜把整个集团军群的命运来当作赌注，但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从1月以后，在顿河集团军群的地区中的作战大致就可以分为两个平行的部分：一、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周围的战斗，二、为了维持整个南翼的奋斗，包括A、B和顿河3个集团军群在内。后者为了作战的连续性起见，将在下一章分别讨论，前者则构成本章的最后一部分。在这里可以看出第6集团军的最后战斗与德军整个南翼的保持之间的关系。

第6集团军的最后战斗

第6集团军的垂死挣扎是在新年前后才开始的，这个故事的苦痛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人员在无可奈何的环境中，均能视死如归地恪尽职守，真是可歌可泣。

不过站在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的地位上，有一个问题却是我所必须回答的。要求我们的军人作这样的牺牲是否合理或必要？其期限又应该有多长？换言之，第6集团军的最后苦战是否能达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要想对于这个问题获得一个适当的答案，就必须根据当时的情况，而不能以德国最后的失败为判断基础。

12月26日，第6集团军司令把下述电报送达我们。我们马上就将其转呈陆军总部，我们一向毫无掩饰地表达该集团军的立场。(从这个时候起，包围圈和外面的连络就只能靠无线电和飞出来的人员。超短波的电动打字谈话已经中断了。)保卢斯上将的电报全文如下：

战斗损失、寒冷和补给不足最近已经使各师的战斗力大受影响。我应该报告下述各点：

一、本集团军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仍能继续击退小规模的攻击和应付局部危机。前提条件是改善补给并尽量迅速空运补充人员。

二、假使敌人从霍斯(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或其他方面抽调相当大量的兵力，用来对于斯大林格勒要塞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攻势，则后者就不能再长期支持下去了。

三、除非先打通一个走廊，使本集团军获得必要的人员和物资的补充，否则决不可能执行突围作战。

所以我要求，并请向最高当局转达，除非全盘的情况迫使本集团军有牺牲之必要，否则应立即加速援救行动。本集团军自应竭力坚守，直到最后一分钟为止。

我同时也必须报告在今天只空运进70吨物资。有些部队已经开始要断粮了。所以现在必须要采取紧急的措施。

这个报告的内容足以充分证明，保卢斯的参谋长何等荒谬，仅仅在一星期以前，他还说只要有适当的补给，则第6集团军可以在斯大林格勒过复活节。

这个文件也可以证明，当一星期以前，由于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迫近该城，集团军群遂命令该集团军突围时，那不仅是其可以获救的第一次机会，而且也更是最末一次。

可是在12月底和1月初的时候，除了局部的攻击以外，第6集团军的正面却还是相当的平静无事。其原因有二：一方面，敌人可能是希望累积其炮兵的弹药，以便发动一个大规模攻势；另一方面，他们正在调集一切的兵力，以求先歼灭第4装甲集团军并在顿河大河湾取胜。

1月8日，胡比将军(Gen. Hube)在晋谒了希特勒之后返防时，顺便到集团军群总部中来与我晤谈。希特勒曾命令胡比从斯大林格勒飞往罗曾(Lotzen)，以便将第6集团军的情况当面向他提出报告。胡比告诉我说，他曾经把包围圈中的一切实际情形，毫无掩饰地告诉希特勒。(事实上，这与集团军群总部的每日情况报告中所说明的内容并无太多的区别，可是希特勒在未获更进一步的证据以前，却不准备相信我们的报告。)

虽然如此，值得注意的却是胡比在罗曾短暂逗留之后，他受到了希特勒的影响，而开始具有信心了——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希特勒曾经向他宣称，将倾全力使第6集团军可以长期获得补给，并且还又提到以后的救援计划。在重建了信心之后，胡比回到了包围圈中，但不久又奉希特勒之命，再度飞出以便在圈外指挥空运事宜。不过，甚至于他也无法改进空运的效率，因为并不是实际的组织上有什么弱点，而是天气不良和飞机的资源不适当。胡比有一句话最使我个人感到刺激，因为在第6集团军正在流传着一个谣言，说我曾经发出了这样一个电报：“不要放手，我就会救你们出来——曼施坦因。”虽然我曾经不惜用一切手段，以将第6集团军救出斯大林格勒，但是我却从来没有给部队许诺的习惯，因为是否能兑现这种诺言，我并无绝对把握，而且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胡比将军倒是一个无畏的硬汉，他居然敢向希特勒说，像第6集团军被围这类事情，对于他作为国家元首的威望而言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损失。因此，他愿意建议希特勒应该把他的指挥权交给一个军人去执行——至少在东线上应该如此。由于事实上，胡比在前往罗曾时，曾经先与我们会晤，所以希特勒毫无疑问会假定胡比是受了我的鼓动才会放这个“大炮”的。事实上却绝不是这样。

等到斯大林格勒陷落之后，我自己又曾向希特勒建议改组最高的军事指挥组织。因为胡比早已对他提到过同类的意见，所以希特勒也就断然拒绝考虑这类问题。否则希特勒也许能接受我的意见，尤其在当时，他对于第6集团军的丧失多少还有一点责任感。

1月9日，敌人向第6集团军招降。在希特勒命令之下，这个要求被拒绝了。我对于希特勒在军事领域中的一切决定和行动，很少有完全同意的，而对于他的这个决定却完全赞同，因为不管从人道的观点来看多么残酷，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必要的措施。

我不拟在此讨论那种纯粹军人精神的观点，即任何军队只要尚存战斗力，则绝对不许投降。若是放弃这种精神，则军人这一门职业也就消失了。除非世界进步到了无战争和军人的境界，否则这种军人荣誉的观念就必须维持。即使投降可以避免一种显然是毫无希望的战斗，但这一点本身仍不能当作投降的理由。假使所有的指挥官在他认为他的处境已经毫无希望时就马上投降，那么就不会有人赢得战争。甚至于在绝对无希望的环境中，也常常可能死里求活的。从保卢斯将军的观点来看，不管怎样，基于军人的责任他都应该拒绝投降。只有一个唯一的例外，那就是这个集团军已经更无其他的用途，它的继续抵抗根本已无目了。从这里即可以说明希特勒的决定是合理的。不管第6集团军的继续抵抗就长期的观点来说，如何没有希望，但就全盘的战略情况而言，它却已经尽到了决定性的义务。它必须尽可能久地牵制尽可能多的围攻兵力。

12月初时，在该集团军周围的包围圈上，大约发现了一共60个敌人大单位的番号(即为步兵师、装甲和机械化旅等)，当第4装甲集团军进攻时，毫无疑问，其中部分兵力必然暂时被调动，但却又有新的部队补充进来。到了1月19日，据报顿河集团军群所面对着的259个敌方大单位中，有90个是用来包围第6集团军的。假使第6集团军在1月9日就投降了，那么这90个单位中的大部分就会像潮水一样涌来，顿河集团军群和整个南翼的处境将不堪设想。

这个集团军还能打下去，即使从其本身的观点来看，那是毫无意义的。可是它的坚持能力对于整个南翼的情况，却具有决定性。第6集团军能够多牵制敌军一天，就是多为整个东线战场做了一份贡献。今天固然有人认为我们最后还是失败了，若能早日结束这场战争，岂不是可以使我们免受许多苦痛。不过这都是事后聪明而已。在那个时候，就军事立场而言，并无理由认为德国会失败。一个军事上的僵局也可以在政治方面引起同样的作用，所以只要德军的南翼能够稳定住，则这种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而其先决条件，就是第6集团军应该尽量牵制敌军到最后一分钟。这个残酷的需要迫使最高统帅要求在斯大林格勒的英勇部队必须作最后的牺牲。至于这位自立为王的统帅应该为该集团军的覆亡负责，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1月9日第6集团军拒绝投降之后，俄军即开始从各方面进攻，首先是猛烈的炮兵准备射击，继之以大量的坦克支援。主要的压力是指向马立罗夫卡(Marinovka)附近的西端突出地上，敌人已在几个点突入了。

1月11日，情况变得更加危急，由于缺乏弹药和燃料，该集团军已经无法恢复其失地。由于卡尔波弗卡谷地(Karpovka Valley)——尤其是那里的居民地——的丧失，更使西面守军丧失了其御寒场所。此外，天气状况也使空运的希望断绝了。

1月12日，第6集团军有一个特别报告足以说明其窘境，集团军群总部也立即将其转达陆军总部。报告内容如下：

尽管部队曾英勇抵抗，但是通过最近几天来的激战，敌人已经突入纵深，本部仅勉强堵塞了防线的裂口。已经没有预备队，而且也无法再编成。重兵器现在已经丧失了机动性。损失严重、补给不足、再加上严寒，已经严重削弱部队的抵抗能力。假使敌人继续用现有的兵力进攻，则要塞的正面最多只能支持几天。以后的抵抗就只不过是局部的行动而已。

1月12日，天气又使空运停止了，并且也阻止了空军支援守军的艰苦战斗。

那一天黄昏时，在空军方面负责主持空运的皮克尔特将军飞出了包围圈。他对城中的情况描绘了一幅惊人的图画，并认为该集团军的继续抵抗能力只有2-4天的限度。由于部队的英勇和自我牺牲，证明了这个估计是不正确的。照皮克尔特将军的意见，即使空运的情况改进，从今往后也不会有什么差别，因为陆军的兵力已经不再能填补敌人所造成的缺口。

皮克尔特也为我们带来了保卢斯(他现在已经升了上将)的一份报告书，对于包围圈中的战术情况提供了下述报导：

在西北方面，敌人已经在攻击中使用了10个到12个师的兵力。第3和第29摩托化步兵师的一部分已经从北面受到了迂回并被击溃，结果使那一方面似乎已经没有重建防线的可能性了。这两个英勇的师一共击毁了100辆坦克，但敌军似乎仍有50辆完整无损。

在包围圈南面，尽管第29步兵师曾作英勇的抵抗，但经过了两天的猛烈炮击之后，敌人终于突破了。这一方面也是没有更多的兵力来填塞缺口。俄军在一个地区的攻击中使用了100余辆坦克，有40辆已经被击毁。

包围困的东面目前仍在坚守中，不过敌人也正在施加重大的压力。

在东北方面，敌人也在几个地点上透入颇深，第16装甲师的战斗力已经用尽。

保卢斯又说该集团军将战到最后一弹为止。胡比将军现在正在向希特勒建议缩小防御圈，事实上这种行动只会加速崩溃，因为所有的重兵器都早已不能移动了。(注：当时为了突围的目的而需要累积兵力时，希特勒却命令禁止这种行动。因为空运是永远不会适当的，所以现在也就再无改进的希望。这个集团军还能抵抗多久，就完全要看敌人攻势的强度而定。)

同一天，皮托尼克(Pitomnik)飞机场也陷失了，此后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即只有古门拉克(Gumrak)一个机场可用了。

不过在夜间，保卢斯却又报告说，假使能空运几个全副武装的营，则该城仍有继续抵抗的希望。他早已一再要求空运进一些人员来补充他的损失，但是集团军群总部却无法答应他的要求，因为它自己也已经没有必要的补充兵了。而且自从第4装甲集团军的救援作战停顿之后，也就再没有把增援兵力送入包围圈的理由。有许多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在假期届满之后，纷纷飞回包围圈中，这已经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这些军官——有许多都是系出名门的，例如俾斯麦和比罗的后人——他们自己都坚决要求返回部队，这证明德国军人的自我牺牲和袍泽友爱传统经得起最严格的考验。

1月13日，保卢斯上将的副官贝尔上尉(Capt. Behr)——一个早已赢得武士级十字勋章的优秀青年军官——飞出来见我们，并带来了该集团军的战争日记。他告诉我们部队是如何英勇战斗，不分上下都能视死如归。

贝尔带来了保卢斯和他的参谋长的来函，信中充分展现了德国军人的传统思想、勇气和完整的人格。他们也十分了解集团军群为了想救出第6集团军，已经最大限度地投入了兵力。反过来说，他们对于空运补给的诺言未能兑现，却不免感到怨恨。我所能说的就是李赫多芬上将和我本人都从来不曾作过如此的诺言。这个应向他们负责的人是戈林。

1月16日，在这个集团军的所有正面又再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任何飞机一度都已不能降落，因为敌人的地面火力和战斗机使它们受到了不可忍受的损失。所以现在主要依靠夜间飞行或是空投补给。而使用空投补给，必然会浪费相当部分的物资。

同一天，希特勒改派米尔赫元帅负责主持空运。1月17日，该集团军用无线电通知说，古门拉克机场又可以使用了，但空军并不同意。不过集团军群总部却坚持应尝试在那里着陆。

1月19日，我与米尔赫进行了第一次谈话。因为一天前他的座车与一个火车头相撞，他受了轻伤。我告诉他尽管第6集团军的情况已经绝望了，但仍有必要立即彻底改善空运。不但因为我们应该维持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战友的补给直到最后一小时，而且因为这个集团军正在担负着一个最重要的作战任务，继续牵制90个敌军的大单位。由于本集团军群正面的其余部分和B集团军群的暴露侧面都岌岌可危，所以我们若能使第6集团军多支持一天，都会极具价值。米尔赫允许立即动用在德国国内的一切可能动用的资源，包括运输机和维护人员在内。后者目前尤为重要，因为莫罗索夫斯基和塔特辛斯卡亚两个机场现在都已经失守，空军必须以新齐尔卡斯克和罗斯托夫甚至更远的机场为基地。

从米尔赫所告诉我的话来判断，若是他在几个星期之前即奉命主持这个工作，则情况也许可以早就有了相当的改善，因为他可以动用国内的资源，这是李赫多芬所没有的权力。换言之，戈林更应该负责，因为他并未使这些资源在适当的时机发挥作用。

1月24日，陆军总参谋长柴兹勒尔将军，曾经把下述通报发给我们：

本部曾经收到下述无线电报：

“要塞只能再守几天了。由于没有补给送达，部队已经疲惫不堪，兵器也都不能移动。若丧失最后一个机场，补给即将完全断绝。已经没有据点可以继续执行死守斯大林格勒的任务。俄军早已能够渗透许多地点，部分地区因人员全部阵亡而失守。不过军官和士兵的英勇仍未稍减。为了作最后的一击起见，应该命令各单位分组向西南突围。部分人员或能突围，并可在敌后造成混乱。若不采取行动，则无异于使所有的人员同归于尽，或是被俘，或死于饥寒。我并建议空运撤出少数人员(军官和士兵都在内)，作为未来作战中的专门人才使用。适当的命令也应立即颁发，因为机场设施不会维持太久。请列举姓名，当然不包括我自己在内。——保卢斯。”

本部已给予下述答复：

“来函敬悉。与我本人4天前所作的建议完全相同。在我再度呈明之后，元首已作下述指示：

一、关于突围方面：元首保留最后决定权。必要时请再请求。

二、关于人员的空运撤出：元首在目前不拟考虑。请派齐兹维兹(Zitzewitz)来此间再作申述。我将带他去见元首。——柴兹勒尔。”

关于保卢斯上将的要求把其集团军中某些人员空运撤出包围圈一事，我愿意作下述评论。从纯军事利益的观点来看，若能尽量救出重要的专门人才，自然是最理想的——不过应记着，其选择是与阶级无关的，若从人道的观点来看，则更应该设法使每一个人都能出险。不过同时又有军人道德的问题也应加以考虑：负伤的人员应优先飞出(事实上，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作了相当程度的努力。)但是专门人才的撤出却毫无疑问将影响到伤员后送。此外，多数应该飞出的专家，又必然是军官，由于训练的困难，军官当然比士兵的价值要高得多，后者很少有专家的资格。可是在第6集团军这样的情况中，德国的军事传统却要求当生命受到威胁时，军官应该让士兵先获得安全。因为这些原因，集团军群并未要求希特勒接受保卢斯的建议。

至于在最后关头上，分成小组穿过敌人战线的企图，希特勒的“最后决定”始终未成事实。尽管如此，集团军群却仍曾设法帮助他们获得生存，例如在敌后某些地点投掷食物，并派侦察机去搜寻他们。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达到集团军群的正面，同时我们的飞行员也没有任何发现。

无论如何，保卢斯的电报却指出直到最后一分钟，那些第6集团军中的人员只要尚有余力，仍未丧失其战斗意志。的确，我们也知道有一些青年官兵曾准备突围。这也是我们采取上述措施的理由，尽管结果是毫无所获。

1月22日，俄军占领了古门拉克机场，于是补给再也不能着陆。在报告了他已经无力填补缺口以及粮食、弹药已经耗尽之后，保卢斯现在就开始希望希特勒准许他与敌人谈判投降。关于这一点，我曾与希特勒在电话中作了长时间的辩论，我力劝他批准投降，因为该集团军的抵抗已经日益微弱，对于整个集团军群的情况已无作用，所以现在应该结束这场英勇的苦战了。在这场苦战中，第6集团军为了牵制一个远为强大的敌人，已经用尽了最后的气力，对整个东线的战斗已经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第6集团军的苦难已经不再能够牵制任何敌军了。

在长时间和激烈的辩论中，希特勒拒绝了保卢斯和我自己所作的要求，并命令该集团军抵抗到底。他的理由还是说，能多抵抗一天，则在斯大林格勒的俄军即不能转用于其他地区。事实上，全盘的情况现在已经够严重了，俄军在顿河已经击溃了匈牙利集团军，B集团军群在地图上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从顿涅茨河的弗洛希罗夫弗格勒(Voroshilovgrad)起，到顿河的弗仑尼兹(Voronezh)为止，已经裂开了一个大缺口，大量敌军可以从此涌入，几乎如入无人之境。在这种环境中，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现在正从高加索撤退)能否得救，似乎都已经大有疑问了。

希特勒认为第6集团军现在即使已经不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正面，但仍可以分为几个小型包围圈，再继续抵抗相当长的时间。最后他又宣称根本不能投降，因为俄国人从来不会遵守他们的诺言。

第二个预测就原则上来说是很正确的，尽管表面上并不如此，事实上，落在俄国人手中的战俘总数为9万人，存活至今的不过几千人而已。而且此处应该强调说明，当时俄国人还有完整的铁路线，直达斯大林格勒。若是他们有善意，就可以供养和撤出战俘。固然寒冷和疲惫足以丧失很多的生命，但死亡率还是高出了应有的标准。

当希特勒拒绝了我的要求不准第6集团军投降之后，我自然面临着一个私人的问题，是否应该辞职表示我的不同意。我起了如此的念头也并非第一次。在1942年圣诞节前后，我未能说服希特勒准许第6集团军突围的时候，这个问题尤其困扰着我的良心。在以后的几个月当中，我又一再碰到这个问题。

我想任何人都应能体谅我在当时的心情。如果一个人在执行任何紧急军事行动时，都必须事先与自己的最高统帅做一番神经紧张的拉锯战，都会感到吃不消而想摆脱责任。当时我的作战处长布西上校曾经向第6集团军的工兵指挥官说过：“假使我不是为了部队的缘故，一再恳求他(曼施坦因)留下来不走，否则他早已向希特勒提出辞职了。”布西是我的最亲密同僚之一，他的话很能代表我在当时的态度和立场。

但是对于一位高级指挥官在战场上辞职的问题，我也有略加评论之必要。第一点，高级指挥官也象普通士兵一样，并不能随意卷起铺盖就回家。无法强迫希特勒接受辞呈，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如此。在战场上的军人，所处的地位并不象政治家那样的自由，政治家可以合则留不合则去。军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必须服从命令作战到底。

常常有这样的情形，高级指挥官发现若要执行某种命令，就会违背他的责任感。诚如赛德里兹(Seydlitz)在左恩多夫(Zorndorf)之战中所说：“在会战之后，国王可以随他的意思来处分我的头脑，可是在会战之中，他却应准许我用自己的头脑。”任何将军在战败之后，都不应宣称他是违反自己的判断被迫执行一种命令所以才会导致失败——这种借口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唯一应该采取的路线就是不服从，因为他应向他自己的头脑负责。成败往往足以决定他的是非。

这就是我在12月19日为什么要违反希特勒的命令，下令第6集团军应立即向西南突围的理由。事实上，仅仅因为第6集团军未能执行这个命令，所以才会无所成就。以后，我在必要时，也常常违反希特勒的命令行事。成功证明我是对的，连希特勒也得容忍这样的不服从。(注：不过却不可以越轨，因为那会使邻近的集团军群感到手足无措。)

不过辞职的问题除了上述的理由以外，还更有另外一种考虑。这就是说高级指挥官对于其部下也应有一种责任感。在这个时候，我所要考虑的还不仅只是第6集团军。我们整个的集团军群，连同A集团军群在内，都是在危难之中。我若在此时抛弃我的职责，就希特勒拒绝批准第6集团军投降一事的人道动机而言，尽管是合理的，但却会愧对那些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以外正在作生死搏斗的其他英勇部队。

事实上，后来顿河集团军群还是稳住了战争中最困难的局势。照我自己看来，足以证明我当时没有由于纯粹的感情用事而辞职的决定是合理的。

只要把顿河、A、B三个集团军群在1943年1月间的情况发展作一个简明的分析，就可以理解第6集团军的艰苦抵抗究竟有多大的重要性。

12月29日，陆军总部终于拗不过顿河集团军群的坚持，开始命令A集团军群撤出高加索，最初从左翼开始——即第1装甲集团军——撤到库马(Kuma)河一线。(在沙尔斯克(Salsk)河东南面约155英里。)因为想要保住那些装备，所以行动非常迟缓，暂时没有任何的兵力可以抽动。到了1月9日，即第6集团军拒绝投降之日，第1装甲集团军仍未能达到库马一线。

第4装甲集团军的任务为掩护A集团军群在顿河以南的后方，并同时使其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不至于被切断。它在顿河南岸与极大优势的敌军(共3个集团军)苦战之后，已经被迫通过柯特尼可夫向西撤退。到了1月9日，它正在沙尔(Sal)河与马立赫(Manych)河之间的库比里(Kuberle)河沿岸进行艰苦的防御战，而我们可以看出来敌人有从两面向其包围的意图。俄国的第3近卫坦克军，本在顿河君士坦丁罗夫卡(Konstantinovka)的附近，现在正向东南旋转，直趋第4装甲集团军后方的普罗里塔斯卡亚(Proletarskeya)。同时，从卡米克大草原方面前来的俄军第28集团军，也沿着马立赫河企图向南进行一个大迂回。

何立德集团军在顿河大河湾中作了一番苦战之后，被迫退到卡加尼克(Kagalnik)河的地区。甚至在这里，敌人也早已突破了其阵地的南侧面，1月7日，敌军一支小部队已经在新齐尔斯克(即集团军群总部所在地)的东北面渡过了顿河。在这个集团军的北翼上，第7装甲师正在用局部突击的战术，尝试迟滞敌军向弗尔赫斯塔德的顿涅茨河渡口的前进。对于卡门斯克的渡口，只能用一些临时单位和少数尚未脱离战场的罗马尼亚部队加以掩护。

从这一点向西北，即为意大利集团军崩溃所留下来的巨大缺口。属于B集团军群的脆弱的费里特-皮柯战斗群(Fretter—Pico BattleGroup)则在米里罗夫附近战斗，一度几乎完全被包围。

1月24日，第6集团军最后在斯大林格勒及其周边地区被分割，变成了3个孤立的小包围圈，已经不再能牵制大部分的俄军兵力。当时其余正面的情况如下：

A集团军群的北翼仍在贝拉亚格里拉(Belaya Glina)的附近，甚至于更向南，在艾尔马弗尔(Armavir)之东，换言之距离罗斯托夫100英里到125英里左右。把第1装甲集团军的主力从罗斯托夫抽回的计划，现在终于获得了陆军总部的批准。

在顿河集团军群方面，第4装甲集团军正在罗斯托夫的东南作拼命的苦战，以确保顿河渡口的畅通，使第1装甲集团军便于撤退，我希望该集团军能够部署在本集团军群的左翼，扼守从弗洛希罗夫格勒以上的顿涅茨河防线。何立德集团军正在防守顿涅茨河防线，从顿涅茨河与顿河的交点起到弗尔赫斯塔德为止。

费里特皮可战斗群(下辖两个残破的师)，正在卡门斯克两侧防守着顿涅茨河。

由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集团军都已溃散之故(后者此时已在顿河被击溃)，所以自1月19日起，从顿涅茨河的弗洛希罗夫格勒起，到顿河的沃罗涅什为止，中间已经裂开了一个宽达200英里的缺口。自1月23日起，直到斯塔罗比尔克为止的正面就都改由顿河集团军群指挥。在那个地区中实际上的余留下来的唯一兵力即为第19装甲师的残余部队。面对俄国的3个军，在苦战之后终于放弃了斯塔罗比尔斯克。

当第6集团军于2月1日停止抵抗时，敌人在弗洛希罗夫格勒地区中，正准备以3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和1个步兵军所组成的集团军渡过顿涅茨河进犯。此外面对着该河一线，从里希强斯克(Lissichansk)到兹拉凡斯克(Zlaciansk)为止，另有一个集团军(包括3-4个坦克军和1个步兵军)也似乎正要想进攻。

假使不是第六集团军的英勇抵抗，在斯大林格勒牵制了敌人巨大兵力达那样长久的时间，则从1月9日到2月1日之间的情况发展及以后的演变，都将不堪设想。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这个集团军方面，看看其最后的情形。

1月24日，正面破裂，缩成了3个小包围圈，一个在斯大林格勒的中央，其它两个分别在南北外围。

1月31日，刚刚升任了元帅的集团军司令和其集团军部人员，都做了俘虏。2月1日，当第11军的残部也在城北投降之后，最后的战斗终于结束了。

第6集团军的苦战终于完毕！

德国军人在弹尽援绝，饥寒交迫之下才开始投降，而在被俘之后，由于虐待和饥寒，更是死亡枕籍。不过应该感谢空军人员的自我牺牲，还是从包围圈中撤出了3万余人的伤患。

任何人若是要想追问斯大林格勒悲剧的责任，则希特勒亲口所说的话应该可以算是一个答案。2月5日，我被召往统帅部，我曾经力劝希特勒本人到前线上去亲自视察一次，或至少应派总参谋长或约德尔将军前往，但任何的口舌却都不能打动他。

希特勒在这一次会晤中，大致是用下述语句当作开场白：“我对于斯大林格勒应独自承担责任！我也许可以责备戈林，怪他对于空军的实力不应作不正确的估计，但是他已经被我指定为我的承继者，所以我们不能把斯大林格勒的责任加在他的身上。”

这一次希特勒居然肯勇于负责，而不去寻找一个赎罪的羔羊，这总要算是难能可贵的。但使我们感到遗憾的，却是他并不承认这次失败的主因为其领导的错误。

这些军人的英勇牺牲在德国军事史上是永垂不朽的。其全部的番号名单如下：

一、第4、第8、第11军；第14装甲军；

二、第44、第67、第79、第94、第113、第295、第297、第305、第371、第376、第384、第389步兵师；

三、第100轻步兵师和第369克罗提亚团；

四、第14、第16、第24装甲师；五、第3、第29、第60摩托化师；

六、还有许多集团军直属和集团军群直属部队、高射炮部队和空军的地面部队；

七、最后还有罗马尼亚第1骑兵师和第20步兵师。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自己不敢上前线，哪怕仅仅是去视察一下！但是他却把千百万人赶上了战场！这体现了多么卑怯的犹大人格！据他自己解释，这是因为他怕见鲜血，怕因此而干扰了他的战争决心……他这样掩耳盗铃，结果却是败得更惨。恕我直言，因为他这样做不符合人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你自己怕死却让别人送死，就像毛泽东自己怕饿却让别人挨饿……独裁者于心何忍，他们的统治当然也就无法持久了。

【第十三章 1942年南俄冬季战役】

当1942年和1943年正要交替的时候，整个德国的眼睛都盯着斯大林格勒城，许多焦急不安的心都在为在那里苦战的子弟祈祷。可是在东线的南翼上也同时正在苦战之中，其规模之大比为了挽救斯大林格勒20万壮士的生命和自由的战斗是尤有过之。

这里所争的问题还不仅一个集团军的命运，而是东线整个南翼的命运，最后更可以说是东线全部德军的命运。

这个斗争是为了避免失败的悲剧，尽管其中也还有昙花一现的胜利——这是第二次大战的最后一次胜利。这个战役中充满了惊涛骇浪的危机，其紧张的程度可以说是空前的，这个战役在整个战争中要算最富有刺激性的。在德军方面，最后胜利的希望都已经不在考虑之列了。由于1942年夏秋两季战役的领导失败，现在的主要目标就只不过是避免失败而已。敌人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使他保有一切可以获胜的机会。德军统帅部必须一再凑拼应付，而战斗部队的英勇表现更是史无前例。

虽然其结束既非赫赫的胜利，而也不是为第6集团军送丧的鼓声，但是这个战斗却仍然值得记录。因为是一个撤退性的作战，它注定了不会有光荣的胜利。但事实上，其结束却绝非失败，而且也还使德国最高统帅部获有一次至少可以构成军事僵持形势的机会，其价值可能更超过了一次寻常的胜利。

冬季战役的战略基础

为了了解这次在南翼上的决定性战役的重要性，以及其所包括着的危险程度，我们必须简略的检讨在开始时的作战形势。

在1941年到1942年的冬季中，俄国的军事资源只足以阻止德军对于莫斯科的攻击。于是到了1942年的夏季中，战线又再度向东推进，最后终于达到了伏尔加河和高加索。

但是现在——在1942年到1943年之间的冬季中——敌人终于感觉到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从我们手中夺取主动权了。今后的问题就是在那一个冬天里，否能采取决定性的步骤使德军在东线遭受到失败。斯大林格勒的失败虽然惨重无比，但就整个战争而言，它还不能算是决定性的一击，可是若德军整个南翼被歼灭了，则即可以为俄军对德国的胜利铺路了。俄国最高统帅部有两个理由可以希望在东线的南翼上达到这个目标。第一是俄国的兵力拥有绝对数量优势，第二是由于德国人的领导当局在斯大林格勒犯了极大的错误，所以使他们在作战上居于有利的地位。俄国人毫无疑问在追求这个目标，尽管他们并未能获得成功。

在1942年11月间，德军的正面构成了一个宽广的弧线，在高加索和乌克兰东部的地区中，一直向东弯起，这条弧线的右翼在罗弗罗西斯克(Novorossisk)碰到了黑海，沿着A集团军群(第17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的正面通过高加索北部，但在东面却并未实际与里海接触。

这条正面的纵深开放着的侧面，面向南方，只有第16摩托化师在东面向着伏尔加河下游的方向上，担负掩护的任务。这个师位置在依里斯塔以东的卡米克大草原上。

B集团军群的连续防线仅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的某一点才开始。从斯大林格勒它退向顿河之上，然后沿着顿河直达沃罗涅什为止。在这个集团军群之内，所有的部队为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第4装甲集团军、第6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一个意大利和一个匈牙利集团军，然后才是德国第2集团军。德国兵力的主力过去几个月来都陷在斯大林格勒的附近，所以其余的正面，尤其是顿河一线，主要交由盟军负责。在A集团军群或B集团军群正面的后方，根本上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预备队。

敌军方面，他们的各个集团军组成了一个“高加索方面军”，一个“西南方面军”和一个“沃罗涅什方面军”，不仅在第一线上拥有优势的兵力，而且在所有这些集团军群(即方面军)和东线的中央或莫斯科地区中，以及其大后方地区中，也都有巨大的预备队。

为了了解这种情况的真正危险，以及其对于敌方有利的程度，我们应该首先弄清一两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距离。

从11月19日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被击溃的顿河地区中(即面对克里门斯卡亚俄军顿河桥头阵地以及西方的地区)起，和从意大利集团军在康桑斯卡亚(Kassanskaya)两侧所占领的地区起，到罗斯托夫的顿河渡口为止，其间的距离只比185英里略多一点。不仅整个的A集团军群，而且连同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在内，其后方交通线都要通过罗斯托夫。但是A集团军群的左翼距离罗斯托夫却至少为375英里，而位置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的第4装甲集团军也在大约250英里以外。

在更后方的地区中，德军左翼的交通线又越过在查波罗齐(Zaporozhye)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的第聂伯河渡口。通过克里米亚和越过刻赤海峡的联系也不十分有效。这些在德军南翼后方的重要第聂伯河渡口距离斯大林格勒在440英里以外，而到高加索正面的左翼则更在560英里以上。另一方面，它们到顿河的敌军正面，仅260英里，无论从康桑斯卡亚到查波罗齐，或从斯弗波达(Svoboda)到聂罗皮托夫斯克都是如此！

这种情况的实际意义是什么，我从个人经验上了解得太清楚了。我在1941年的夏天，曾经率领第56装甲军从提尔希特进到芬斯克，在4天之中走过了190余英里的距离。而且当我如此前进时，还面对敌军相当顽强的抵抗，都是目前意大利和匈牙利集团军在顿河的抵抗所不能比拟的。而俄军在其前线后方又还控制有许多预备队，这也是我们在1942年冬季战役中所没有的。

除了战略利益以外，俄军还拥有巨大的数量优势。当顿河集团军群开始奋斗之际，敌我两军兵力之比已见前章。在冬季中这种比例的发展，可以从下述两个数字上来表示。在1943年3月间，南面集团军群(以前的番号为顿河集团军群)在从亚速海到哈尔科夫以北之间的长达435英里的正面，一共只有32个师的兵力。面对着这个地区，敌人在前线上或其后方都有341个大单位，分别由步兵师、装甲或机械化旅和骑兵师所构成。

顿河集团军群的战斗条件是经常受到两个因素的支配：

第一点，一种压倒性数量优势。即使当这个集团军群，受到第1装甲集团军的大部份，和陆军总部所提供的新兵力的增强时，一共也只有3个德国集团军，后来才增为4个。但是德军对俄军的比例却仍为1比7。(俄国某些单位在数量上不及德军一个师，这个事实已经计入)。

第二点，另外还有一个极大的内在战略危险，敌军的数量既然要比我们远较强大，而且当我们的同盟军崩溃之后，他们在此时也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同时他们达到德军南翼生命线——罗斯托夫和第聂伯河渡口——的距离也远较我们为近。

这两个因素联合在一起，即足以暗示德军南翼所面临的危险。一旦当其补给线被切断之后，就会全部被迫退向艾左夫河或黑海的海岸上，而最终在那里接受毁灭的命运——俄国的黑海舰队也恰好能够构成封锁。等到顿河集团军群及A集团军群被毁灭之后，整个东线的命运迟早也就会注定了。

作战政策的要点

基于上述的战略情况分析，在1942-1943年冬季中的整个南翼战役中，双方的问题就都是一样的。俄军能否捕捉到德军的南翼，来完成其趋向最后胜利的具有决定性步骤？德军能否避免这个悲剧么？

俄军所采取的作战计划很明显，那是德军统帅部亲自将一个好机会双手奉上，他们当然欣然接受。俄军第一步应围歼在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那是一种太自然的决定。

在其进一步的作战中，敌人准备利用其在罗意匈三国部队地区中的压倒性成功，一再增大其打击的力量和范围，以从北面和西面迂回德军的南翼。他的目标是首先切断这一翼与其交通地区之间的联系，而把它包围在海岸之上。因为德军的南翼已经被其最高统帅部丢在太远的地方，所以这种战略观念更显得非常有希望。

在德军方面，所要决定的问题就困难得多了，由我们自己的疏忽以及敌军在斯大林格勒两侧地区内获得了的首次意外成功，遂使我们处于极大的危险中。可是从全盘战略情况上看来，在敌人发动攻击的第一天，我们的最高统帅部就应该认清这个事态的严重，设想到它会怎样的发展，尤其是在高加索的A集团军群所面临的危险是多么的巨大。

概括言之，德军最高统帅部必须在两条路线上选择一条。第一条是当第6集团军一开始受到攻击时，就应乘敌人尚未合围之际，就先将其撤出伏尔加河，于是再加上强大增援兵力的协助，使用这个集团军尝试恢复在顿河大河湾中的情况。同时也必须要用德军去增强盟军部队所占领的顿河地区。不过很明显，德军在当时已经没有必要的部队可作如此的解决，同时由于现有铁路运输的缺乏，也无法使这些兵力如期赶到。而命令第6集团军撤出斯大林格勒又是其所迟迟不能够下决心的一件事情。事实上，在俄国攻势发动后不要几个星期，即可以认清这个集团军已经丢定了，就整个的作战体系而言，我们最多所能希望的，就只不过是它能够尽量牵制大量的敌军兵力达最长久的时间而已。这也就是这个英勇的集团军所应担负的任务，直到其最后牺牲了其本身为止。

尽管如此，即使由于希特勒死抓着斯大林格勒不放手，而使事态作了如此不利的逆转，而且援救第6集团军的一切希望也都被证明是幻想之后，对于德军最高统帅部而言，也还是有第二条路线是畅通无阻的。只要肯放弃其在夏季战役中所赢得的土地(无论如何那也是不可能据守的)，则一个严重的危机即可以转变成为一次胜利。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把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兵力，依照一定的时限，从正面的东部突出地带撤出，首先使他们转进到顿河下游或顿涅茨河的后面，然后再转用在第聂伯河下游地区中。

同时，任何可能调用的兵力——包括由于缩短正面而使那两个集团军群中所多出来的兵力在内一都应该集中起来，姑且就说是以哈尔科夫的附近为其集中点。当敌人企图追击撤退中的德军或切断其在第聂伯河的渡口时，他们就应担负攻击敌军侧面的任务。换言之，这个观念，就是想要把一个大规模的撤退转变成为一个包围作战，而以把我们的追击者逼向海边上，并在那里歼灭他们为目的。

当救出第6集团军的希望已经断绝，A集团军群在高加索的地位也已经岌岌可危，而敌军在意大利集团军正面的突破，又已经使整个南翼都受到了切断的威胁时，顿河集团军群即开始向陆军总部提出了上述的计划。

但是希特勒却不是会欣然采取这种行动路线的人，因为首先要他放弃其在1942年夏季中所已经征服的地区，而且毫无疑问也会引起相当程度的作战冒险。这种步骤对于希特勒的个性而言是完全不适合的，我在第11章中对于他的个性是早已有过详细的分析。因为对于作战问题是如此的缺乏经验，他甚至还希望把刚刚到达哈尔科夫的党卫军装甲军投入战斗，以恢复整个南翼的情况。

对于顿河集团军群而言，上述的第一条路线在它赶上战场之前就已经不在考虑之列了，因为那个时候，第6集团军是早已陷入完全包围之中。此外，当我们这个集团军群总部成立时，所移交给我们的都是一些残破的部队，后来所获得的增援也极为有限，凭这一点兵力想在顿河中作一次会战，也是决无成功希望的——尤其是当意大利集团军被击溃之后，增援兵力遂又被扣留在B集团军群的地区中，所以更是毫无希望了。至于说到第二条路线，即等到敌军乘胜追击时，就把一个大规模撤退作战，转变成为对敌军北侧面的反击行动，那却又是顿河集团军群所无权执行的。要执行这个任务，我们必须要有权指挥整个的南翼，并有权自由动用陆军总部的预备队。

相反的，顿河集团军群所能做到的却只限于其自己指挥范围之内的事情。所以它只能一再设法应付这种险象环生的局势。随着战局的演进，情况也就日趋于危险。

顿河集团军群所面临着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援救第6集团军。最初这是比一切其他的作战考虑都要居于更优先的地位。

一旦这个任务因为种种的理由(在前章中均已详述)无法完成之后，我们这个集团军群马上就开始研究如何避免更大的惨败(损失了整个南翼兵力)的问题。因为陆军总部所尚能动用的兵力是不足以使德军南翼在顿河下游及第聂伯河的交通线不被切断，所以留下来的唯一对策就只有缩短集团军群的东翼，而把紧缩出来的兵力用在西翼上。所以一切的成败就要看我们的思想是否能走在敌人的前面，能够迅速把东翼的兵力转用在西翼上，以拦截敌人的迂回运动，他们是逐渐的向西发展。因为在我们北方的邻军，B集团军群，由于盟军兵力损失的结果，是逐渐的失踪了，遂使我们的任务变得更为困难。从另一方面来说，除非能调动A集团军群中的兵力，否则也就不可能把足够的兵力调往西翼方面，而A集团军群却又不是顿河集团军群所能够指挥的。

虽然这个构想是规模较大，而时间也较长，但是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却与保卢斯将军于11月19日到23日之间在斯大林格勒所面临者，性质是完全一样的。这一次也是要不顾局部性的压迫，而立即把兵力调到我方后方交通线存亡所系的地位上，而同时又还要维持我们的作战机动性。唯一的差异是在保卢斯的情况中，一切的决定是必须要在几天之内，甚或几个小时之内赶紧作成，而他从一开始起，也就不能希望有援兵赶到。在我们的情况中，这个观念也支配了我们的全部作战，并使我们与最高统帅部冲突达数月之久。

就其本质而言，这个从东面蛙跳到西面，打击敌人切断我们整个南翼企图的观念是十分简单的。可是在战争中，往往最简单的事情也就是最难做的事情，真正的困难并非难于作下一个决定，而是在执行方面。在现有的情况中，若是从东翼方面抽调任何的兵力，结果就必然会造成一种危险，而这却是任何人所不一定有把握能够克服的。而更困难的，是假使这种兵力的调动要能不失时效的话，则必须在这种切断的危险尚未完全显示时，即开始采取行动。姑不说是几个星期，至少要在这个危险的程度尚不至严重到希特勒都能认清时，即应开始采取行动。最后还有一点，在A集团军群地区中的情况发展，也早就已经足以阻止我们将这个蛙跳计划付之实行——详细见后述。

所以，尽管这个观念是如此的简单合理，但当我们面临着如此日益严重的情况时，结果是证明很难实现的。要想使最高统帅部能够接受这个观念——至少希望应能不失时机以使其能发挥真正的效力——也是同样困难，因为后者的观点也是与我们对立的。希特勒在原则上是要坚守着其已有的获得，而我们却认为作战的机动性才是胜利的真正锁钥——在这一方面，我们的作战参谋组织和战斗部队都是要比敌人居于较优越的地位。

在顿河集团军群接管其指挥权时的情况，加上最高统帅所加给它的限制，以及其对于邻接集团军群的行动和态度的依赖程度，都足以使该集团军群采取一种“逐步应付”的方式，但同时却应尽量不牺牲其基本公式。

基于上述的分析，顿河集团军群(以后改称为南面集团军群)在1942年到1943年之间的冬季战役似乎是可以分为四个连续的阶段：

第一阶段为援救第六集团军的奋斗，顿河集团军群把一切的东西都尽量用来作孤注一掷。

第二阶段为顿河集团军群设法使A集团军群后方不受威胁的奋斗，而后者则在从高加索地区中摆脱战斗。

第三阶段为使德军南翼交通线不被切断的实际战斗。

第四阶段为该集团军群在哈尔科夫的会战中对敌军的攻击获得了成功，虽然其规模是要小于其理想者。

第一阶段：援救第6集团军的奋斗

援救第6集团军的企图，或者可以说是使它能够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脱出的企图，是在上一章中已经详述过了。

为了想使这个企图成功，顿河集团军群曾经作了一种全面性的努力，所作的冒险也已经达到了其最大限度，一直到第6集团军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之时为止，即为1942年12月底，它在集团军群正面的中央和左翼都只留下了极小量的兵力，仅仅足以构成一道单薄的掩护屏障而已。它的目标是在这些地区中尽量延迟任何决定性的发展，直到在顿河以东地区中，第4装甲集团军的战斗足以为被围的集团军杀开一条血路时为止。

仅仅当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6集团军之间取得联系的一切希望都已经放弃了之后，而同时意大利集团军的失败又已使顿河集团军群的西侧面暴露，并且也使敌人通到罗斯托夫的道路畅通无阻，于是该集团军群才把维持东线整个南翼的问题列为最优先的考虑。

在这一个阶段中我所还应该叙述的就只有下述这一点：一方面由于第6集团军决定不作突围的企图，另一方面由于B集团军群左翼(意大利集团军)方面的情况发展，结果遂使顿河集团军群的情况是不免每况愈下。

由于敌人不断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抽调强大的兵力迎击第4装甲集团军，所以遂使该集团军在集团军群的东翼上居于极困难的情况。其详细经过也已见上章。在阿克塞河与柯特尼可夫之间的战斗中，以及以后者为跳板而发动的第4装甲集团军援救攻势中，第57装甲军在罗马尼亚溃败之后把它单独遗留在战场上时，不免受到严重的损失。第23装甲师本已受到严重的减弱，现在就尤其受到了惨重的打击。由于A集团军群的增援迄未出现，所以第4装甲集团军实在是感到独木难支，它甚至于无力阻止敌军调动强大兵力进入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

在该集团军群正面其余地区中的情况发展也都是同样严重。在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地区中，由于第4装甲集团军在顿河以东是正在向后撤退，遂使敌人能够在波特门金斯卡亚的附近，后来又在柴门杨斯卡亚(Tsymlyanshaya)，先后渡过封冻的河川，威胁齐尔河阵地的侧面和后方。在这个正面，米斯将军(Gen. Mieth)此时已经接替了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司令部的地位，而负起了指挥之责。因为俄军正在从东南两面渡过顿河来攻，所以我们最初是毫无选择余地，而只好命令“米斯群”(Mieth Group)向卡加尔尼克(Kagalnik)河的后方作战斗性的撤退。

在集团军群左翼方面的情况似乎是更为严重。虽然罗马尼亚集团军的各师是损失惨重，但是何立德集团军却还是把它的兵力从齐尔河游向南撤出了。可是一个最近赶到的新编师奉命防守在拜斯塔亚格尼拉亚(Bystraya Gnilaya)河的该集团军侧面，却放弃了在米尔杨庭斯基(Milyutinsky)的渡口，尽管是不无理由的。这使敌人遂可以达到何立德的侧面，以及在莫罗索夫斯基的重要空军基地。

不过更严重的事实却是由于意大利集团军的瓦解和罗马尼亚部队(罗马尼亚第1和第2两军构成何立德集团军的左翼)完全退出战斗，遂使敌军几乎能够毫无阻拦的达到弗尔赫斯塔德、卡门斯克和弗洛希罗夫格勒等地的各个顿河渡口。仅仅在米里罗夫，有一个新成立的“费里特-皮可群”(Fretter-Pico Group)在B集团军群的右翼，屹立不动像一个在洪流中的小岛一样，还能够作一点抵抗。但无论如何，敌人却还是可以自由的向东旋转，达到何立德集团军或米斯群的后方，或是直向对罗斯托夫前进。

所以顿河集团军群的情况是很严重的。假使它能够保有独立的行动权，则对于这个危机的解决，其唯一正确的路线就是不顾任何其他考虑，而立即把这个“蛙跳”的原则付之实行。第4装甲集团军可以在一个单独的行动中，撤回到罗斯托夫，然后用来解除这个集团军群左侧面和其向西的交通线上的威胁。尚在顿河大湾中作战的米斯群与何立德集团军的兵力则应退回到顿涅茨河。

对于这种办法的主要反对理由即为A集团军群还仍然在高加索坚守其阵地的事实。若是顿河集团军群把兵力向其西翼方面调动，则将会使A集团军群的后方暴露，这是根本不能允许的。相反，顿河集团军群的责任不仅只是要掩护A集团军群的后方，而且还要设法使其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能够畅通无阻。

于是就目前这个阶段而言，想要把主力西调以阻止敌人切断德军整个南翼的原则来当作顿河集团军群作战观念的基础，似乎还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接管指挥权的最初几个星期当中，顿河集团军群为了优先援救第6集团军起见，更是有意的把这个观念暂时搁置起来。现在——在第二阶段中——尽管其西侧面的威胁日益增大，可是该集团军群却还是要被迫作无可奈何的苦战，以使A集团军群的后方能够不被切断。

第二阶段：使A集团军群后方不被切断的战斗

德国最高统帅部从一开始起，本来就早应该认清，假使援救第6集团军的战斗若不能立即成功，那么A集团军群也就决不能再留在高加索。换言之，也就是说在顿河大河湾之内，是绝无建立一个相当安稳情况的可能性。但是当敌人在B集团军群的右翼撕开了一个缺口，使其已能直趋罗斯托夫之后，则任何人也都应能明白扼守高加索正面的问题，已经不再在考虑之列了。当然，除非希特勒还愿意或能够从其他的战区中抽调大量的兵力来增援，则为唯一的例外。

早在12月20日，那也就是意军两师溃逃而使何立德集团军的侧面暴露，并使俄军可以直趋顿涅茨河各渡口的那一天，我就曾经向柴兹勒尔将军指明，敌人若是向罗斯托夫的方向前进，则现在他就会有向德军整个南翼作决定性打击的机会。12月24日，我又曾提醒他注意下述的事实，现在已经不仅是顿河集团军群的命运感受到威胁，而A集团军群也是一样的。

我在上文中早已说过，当我要求在A集团军群的兵力撤回罗斯托夫，并增援第4装甲集团军时，曾经受到了拒绝。即使现在援救第6集团军出险的希望是早已断绝了，但为了A集团军群的利益起见，第4装甲集团军也仍应予以增援，因为它若是被击败了，则敌军即可以窜入A集团军群的后方。因为这是很可以谅解的，A集团军群本身是决不愿意把任何单位自动拨交给顿河集团军群指挥，所以这也就是最高统帅部的职责，应该用命令把两个集团军群的兵力从新平分一下。那实在是非常迫切的需要。A集团军群之所以拒绝给予我们以所要求的兵力(请参阅前一章)，其可能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不愿拆散其部队与单位。毫无疑问，要想使较大的单位摆脱战斗，那实在是一种困难的任务，而至少也需要很多的时间。不过这种办法，一部份是迫于需要而无法避免——因为缺乏适当的预备队填补敌人突破所造成的空洞。但另外也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那就是A集团军群有几个月都没有一个专任的总司令，以使一切的工作走上轨道。有许多军事指挥官都不曾认清，假使要想获得最高的效率和维持机动性，则各单位必须保持着其正常的战斗秩序。在现有的情形之下，A集团军群是在相当长久时间之内，没有一个负责的指挥官，所以其部队的组织混乱也就毫不足怪了。

由于顿河集团军群的坚持，希特勒最后于12月29日，才决定命令把A集团军群最暴露的东翼兵力，第1装甲集团军，撤到派提果尔斯克-普拉斯柯费亚(Pyatigork-Praskoveya)的库马(Kuma)地区中。可是仍不愿意完全放弃高加索正面。很明显，他所希望的还是把A集团军群的东翼向库马河弯曲起来，使其可以在马立赫平原上活动，以便能稳定在马立赫河与顿河之间的情况，同时又能使整个南翼越过第聂伯河下游的交通线可以畅通无阻。因为希特勒在11月间，把其正面推进到了高加索境内和伏尔加河，造成了一个突出的“阳台”(Balcony)，所以才会使我们现在陷入不利的窘境，但是到现在这个“阳台”还是不曾被取消，而只是缩小了其面积而已。在另一方面，从何处去寻找兵力来弥补罗马尼亚和意大利集团军的损失——不久还应加上匈牙利集团军——仍还是一个神秘的哑谜。在相当的时间以后，这个事实又还是继续要求放弃高加索正面的其余部份。

在这个第二阶段的苦战中，顿河集团军群所面临着的任务如下：

这个集团军群并不能依照真正的情况要求而来采取行动，并彻底的把它的主力移到西翼上，以消除其将被切断的危险，反之面临着日益增高的危机，这个集团军群却被迫必须为争取时间而战。在顿河下游的南方，它必须保护A集团军群的后方，而且同时还要设法使其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能够畅通无阻。以第4装甲集团军这一点微弱的兵力，在高加索与顿河之间，要控制那样广大的地面，并且还要对抗那样强大的敌军，所以实在是很难于完成这样的双重任务。在顿河的大河湾中和在顿涅茨河的前方地区中，何立德集团军的任务就是要阻止敌军在顿河下游以北的前进，以使其不能从东面迅速攻到罗斯托夫，切断第4集团军与A集团军群。此外，它又要阻止敌军达到弗尔赫斯塔德、卡门斯克、弗罗希罗夫格勒一线，以防它越过顿涅茨河而从北面威胁罗斯托夫。最后，这个集团军群还必须设法使在西方通到第聂伯河下游的交通线能够畅通无阻，或是用其自己的资源，或是凭借陆军总部所能送给我们的微弱预备兵力。

面对着所有这些任务，我们所有的部队都已经是疲兵久战，而且所面临的敌军也比我们强过了数倍。

这些任务固然是困难，而更大的危险却是A集团军群不能迅速从高加索撤出。这又是另外一个例证足以证明，僵硬的秩序必然会使机械化的作战退化成为静态的战争。仅仅为节约兵力之故，不动的兵器常会被埋入地下，而粮食和弹药也都将作大量的储积。为了使部队生活略为舒服，也会设立许多的设备——当预备队缺乏时，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措施。因为在一个静止的战斗地带中，是不适宜于养马的，所以常常是饲养在较远的后方地区中，而这又更有使战斗单位丧失机动性的趋势。俄国冬季的道路情况，尤其是在山地地区中的情况，更足以增加这些困难。

结果是部队和指挥组织都往往丧失了其迅速应变的能力，这是运动战中所天天不可缺少者。惰性和僵化的心理占了上风，因为这一次的变动都一定要引起许多的不便和危险。由于累积了许多的兵器，装备和物资，于是就使行动更受牵制，而使部队不敢移动。因为他们害怕一移动了之后，就没有余力来作新的战斗了。结果是每逢有关的指挥参谋组织面临着有作大规模撤退之必要时，他们就必然要求给予以相当长的期限，以便作撤退的准备。甚至于他们会干脆的拒绝撤退，因为感觉到这些装备和物资是不可以离开的。这是值得回忆的，当德军攻势在1918年发生了顿挫之后，甚至于像著名的指挥官鲁登道夫将军，也都不曾想到应该作一个勇敢的撤退，以发动一场运动战，那也是德军胜利希望的最后寄托。在作最后的研判时，他也还是感觉到已经位置在德军前线上及其后方地区中的许多物资是不能随便丢弃的，或者是感觉花了重大牺牲作代价换来的领土是不应放弃。

A集团军群的情况也就是这样的。在与第1装甲集团军的参谋长谈话之后，就发现出来这个部队必须要在1月2日以后才能开始运动，但当我们帮助了燃料之后，它终于还是在新年那一天开始行动了。甚至到了此时，A集团军群还在几天之后又宣称着说，第1装甲集团军将分段的撤回到库马河一线，以便将装备和伤患都能撤出高加索山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又说该集团军需要列车155个，每师20个，必须还再要25天的时间始能调齐。虽然自从11月底，就至少可以看出来A集团军群的后方是迟早会感受威胁的，但很明显，他们对于撤退是一直都没有准备。其原因之一是毫无疑问的，希特勒已经禁止作如此的准备，即使他事先不禁止，等到他知道了已在准备时，也还是会下令禁止的。但是我感觉到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在最近几个月内，A集团军群缺乏一个负责任的指挥官。

陆军总部曾经考虑到把A集团军群也交给我统一指挥，现在该集团军群总司令已经由克莱斯特上将升任。概括言之，把一个集团军群或一个集团军交给一个同级的司令部去指挥，多少是不妥当的。不过在目前这种紧急的情况中，这种办法可能又还有其利益——当然，唯一的条件是不再受其他的牵制。任何希特勒的干涉，以及由于受到了他的影响，而使A集团军群故意所作与我相违背的决定，都可以由此种措施而取消了。不过，希特勒却不愿意接受我的条件，所以A集团军群还是继续保持着独立的状况。顿河集团军群所能做的事情就只有催促A集团军群赶紧撤退，以便可以抽出其自己的兵力，后者用在顿河以南和顿河集团军群的西翼上，是可能会具有决定重要性的。一切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个第二阶段的时间能够尽量缩短，以便使德军的南翼终于可以获得稳定。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则又必须击碎企图从西面迂回该翼的敌军。以后事实也证明撤出高加索的期限是可以相当的缩短。

造成上述的障碍，其原因的一部份为静态战争的必然后果和山地战场中所必然要遭遇到的困难，另一部份则为最高统帅部不愿意自动放弃任何东西。结果使顿河集团军群在顿河地区中一直苦战下去，从12月底起到2月初为止，若是再考虑到B集团军群方面所正在发生的危机，就可以明白，这个事实是使整个南翼被切断的危险更形增大了。

老毛奇曾经说过：“战略就是一套应急的办法”(Strategy is a system of Stop-gaps)。顿河集团军群所属的两个集团军现在所打的仗，对于这个定义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尽管有一连串的危机接踵而来，但是我们却终于还是成功的完成了上述的任务，其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各集团军和集团军群中的指挥参谋人员，都能坚定遵行德国的两个基本领导原则：

1. 对于作战的指导必须经常地保有弹性和机智。

2. 使各级指挥官都尽量保有主动和自足的范围。

很明显这两条原则与希特勒的想法都是完全相反的。关于第一点，在我们这两个集团军所打的仗中即可以明白的表现出来；对于第二点，我愿意在这里先简单的加以分析。

对于德军的领导而言，这一向就是一种特点，它总是让下级指挥官有极大的自由——只把任务交给他们，至于执行的方法则完全听任每人去自作主张。从古老的时代起，这个原则就一直是日尔曼军事领导的特殊传统，使其与任何其他国家的陆军都不相同——至少在老毛奇的时代以前，更是如此的了。老毛奇在战术计划方面，不愿把这样大的权限给予下级指挥官，他总是爱用冗长详细的训令，以求使命令的执行和战术行动能够符合一种特定的典型。从日尔曼的传统上来说，这应该算是一种不好的办法。诚然，若是对于平庸的指挥官而言，这种办法也有它的优点，即能减少失败的冒险。不过它却很易于使执行者不考虑局部的情况，而采取刻板的行动。最坏的是因为过份的偏重安全之故，会使下级指挥官丧失了在一种决定性时机中，采取独立果敢的行动，以扩张某些有利情况的机会。日尔曼人的老办法，其根源是要在日尔曼人的民族性中去掘发——一般人都以为德国人是“盲目服从”的，那实在是胡说八道，德国人实在具有一种顽强的个性。此外日尔曼人的传统精神就是以冒险为至乐的，与此也有关系。当然，若是把这种独立权给予下级指挥官，则首先必须假定所有的军事干部都同样承认某种战术性或作战性的基本原则。我认为只有德国总参谋部的学校才能产生这种统一的观点。尽管如此，却又有许多的情况会使一个在战场上的高级指挥官面临着下述的问题，即对于其所指挥的集团军或其他单位的作战，应否加以干涉。情况愈复杂，他所能运用的兵力愈小，则愈足以引诱他要想去干涉其部下的份内事。

专就我自己的集团军群总司令部而言，我可以说除非是真正有此项迫切需要的时候，我才会干涉各集团军的作战。尤其是当集团军群的作战意图是要牵涉到某种责任问题时，这种责任若要有关的集团军司令部去担负，则将是很不合理的。相反，我们要干涉则必以正式命令行之，而决不采取一种无记录的“暗示”办法，这种办法足以扼杀一团的主动和逃避应负的责任。

希特勒对于德国人这种古老的领导原则是殊少了解的，他经常用他的手谕来干涉其下级的作战，这种情形是早已见前述。当这些命令若是与我们邻近集团军群的行动和陆军总部预备部的行动有关时，那也就是会使我们感到莫可奈何的。不过在多数的情况中，当他命令死守某一条特殊的战线直到最后一兵一弹为止时，结果却总还是环境的力量占了上风，而迫使他不能不承认现实。

上文中又曾经讨论到另外一点，那甚至于是更难于克服的：希特勒对于紧急需要的决定总是感到犹豫而只想拖时间。当然，无论如何我们总还不能够强迫他下达某一种命令。在这种情形中，我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报告着说，假使到了某一天或某一个时间，陆军总部仍无指示，则我们就只好根据自己的判断来采取行动了。

与上述的情形恰好成一个对比，我相信在这个战役或任何以后的战役中，凡是在我们所指挥之下的任何集团军，都决无理由可以抱怨说我们的决定是太慢了。当他仍向我的总司令部中提出任何要求或建议时，他们总是几乎能够获得立即性的答复。仅仅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中，集团军群总部才会把一个决定极偶然的延迟达一个非常有限的时间——最多不过几个小时，或是迟到次日上午。

就其全体而言——除了斯大林格勒以外——尽管希特勒的固执和干涉，这个集团军群对于其所要求的行动，最后也总还是能够获得批准的。

第4装甲集团军在顿河下游南岸的战斗

假使它要想使A集团军群的后方不受威胁，则第4装甲集团军就有两个不同的任务必须要加以完成。它必须阻止现在跟在后面追击的敌军，进逼第1装甲集团军的背面，直到后者从高加索转过身来，构成了一个向东的正面时为止。同时，它又必须设法阻止敌军窜入顿河的下游地区，以直捣罗斯托夫，并同时切断第4装甲集团军和A集团军群的后方交通线。

很明显，这个集团军没有足够的兵力，在顿河下游和高加索北端之间的整个广大地区中，向敌军进行迟滞作战。因为自从罗马尼亚部队损失殆尽之后，这个集团军所剩下来的兵力就只有在柯特尼可夫附近的第57装甲军，它所管辖的又只有两个兵力已经严重减弱了的装甲师(第17和第23)。第15空军野战师还没有完成其战斗的准备。而留在依里斯塔的第16摩托化师，也尚未能把防务移交给A集团军群的兵力。

顿河集团军群虽曾作一切的努力，以求能使该集团军赶紧获得增援，但结果都只是徒劳无益。从A集团军群中抽调第3装甲军的建议是早已为陆军总部所拒绝，而第7装甲师也本是顿河集团军群原定用来增援第4装甲集团军的，现在又复被希特勒扣留着，因为意大利集团军崩溃了，他就要用这个师掩护罗斯托夫渡口的北面。就本质而言，这个观念是并不错的，不过我们从A集团军群方面(例如第19集团军)所要求调用的步兵师也同样能够担负这个任务。但是尽管如此，希特勒却还是拒绝把那个师拨发给我们使用，因为他害怕当这个师一离开了罗弗罗西斯克地区之后，即足以使罗马尼亚部队望风溃散。

当第1装甲集团军正在向后转的时候，一部份跟在第4装甲集团军后面追击的敌军强大单位，也就乘机窜入了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而使那里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虽然第16摩托化师能够发动一个成功的攻击，不让敌人进到马立赫河的背面，但这却更延迟了该师加入第4装甲集团军作战的时间，直到1月中旬他们才会合在一起。

顿河集团军群在其自己的地区之内，曾采取措施增援第4装甲集团军，但结果也被敌军破坏。我们曾经想到从顿河大河湾中抽出第11装甲师来增援该集团军。当该师正要渡过顿河下游时，敌人却又已经在两处分别渡河，从南面和东南面窜入了米斯群的后方，后者仍面对着北方，扼守着齐尔河的下游。为了应付这个攻击，并使米斯群可以转过身来，位置在卡加尔尼克河的后方，把正面转对着东方起见，第11装甲师又必须用在顿河以北的地区中，于是第4装甲集团军遂又不能获得该师的助力了。

所以最后能够用来增援第57装甲军的兵力，就只有一个维京(Viking)党卫军师，那是A集团军群早已拨送过来的，和第16摩托化师——后者在1月中旬才能参加作战。

到了此时，第4装甲集团军是正在受到俄军的强大压力。通过柯特尔尼可夫前进的有两个俄国的集团军，第2近卫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他们一共拥有1个坦克军、3个机械化军、3个步兵军和1个骑兵军。不久以后，又有第3个集团军(第28)从卡米克大草原向更南的地区中进攻了。我们可以很安全的假定。这个集团军的目的不仅是要想从正面牵制着第4装甲集团军，而且最后还要从南北两面实行迂回，以完全包围它。

面对着这样压倒优势的敌军和要掩护如此巨大的地面，希特勒若是认为他可以命令我们坚守某一条“战线”，或是必须获得了他的批准才能作任何的撤退，那才是错到底了。作为是一个障碍物，在第4装甲集团军现有的情况中，一条坚强的防线所具有的效力实在不会比一个蛛网要好得那里去了。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再用这一类的命令，来企图限制我们的作战自由，并且又坚决不肯给予第4装甲集团军以增援。所以到了1月5日，我觉得我是有要求辞职之必要了，我向总参谋长发出了下述的电报：

“假使这些建议仍不被采纳，而这个总部仍然还是像过去一样的遇事都受牵制，则我也就认为我自己实无再恋栈之必要。在这种环境中，最好是派一个‘军需监’来接替我的职务。”[注：在集团军群总部中的军需监(Sub-directorate)是直接听从军监总监(Quartermaster-General)的命令来处理其事务的。]

照现有的事实来看，第4装甲集团军的目标不是沿着一条过份拉长的战线，来作不适当的抵抗，而是要把其兵力密集在一起。只有这样，它才能在要点上作强烈的抵抗，或者是找到了一个好机会就给予敌人以奇袭式的打击。因此，显然它经常要完全撤出某些地区，而对于其他的地区也只能给予以最单薄的掩护。

霍斯上将，在其可羡慕的参谋长，范果尔将军(Gen. Fangohr)协助之下，用冷静的决心和活跃的领导完成这个困难的任务。他很巧妙的妨碍敌军的进展，但对于任何一点却决不据守得太久，以免使他自己有暴露的危险。此外，他又迅速把兵力集中在两翼，一再击败敌军的迂回企图。

集团军群总部虽然无法使该集团军在执行其困难任务时，能够获得足够的兵力，可是我们却至少可以对于其最困难微妙的问题，用颁奉特殊命令的方式减轻它的责任。诚如我早已说过的，第4装甲集团军实际上是同时要担负两个任务。它要阻止跟在后面的3个俄国集团军攻击第1装甲集团军的背面，后者必须要从高加索方面转过身来，把正面对着东方，然后才能有自卫的能力。同时，它又要阻止敌军沿着顿河下游直趋罗斯托夫的任何企图。假使俄军达到了这个目标，则我们3个在顿河下游以南作战的集团军就都会被切断了。

第4装甲集团军的能力最多只能解决这两个任务中之一个。它们之间那一个应列为优先，这是只有集团军群总部才能决定的。诚然，就长期的观点来看，对于罗斯托夫的威胁是一个较大的危险，但是假使当第1装甲集团军正在回转身来进入新阵地的时候，就恰好被敌人包围住了，那么守住罗斯托夫也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而在顿河以南的3个集团军也会注定了将要同归于尽。相反，若是第1装甲集团军的撤退能够顺利完成，则我们也就可以有兵力用来拯救罗斯托夫的危机。

敌人是正在尝试同时扩张这两个机会。上文已经说过，第16摩托化师的兵力是恰好能够如期赶上，阻止了俄军向第1装甲集团军背面上的进攻。不过，基于同样的作战目标，敌人又再度企图从南面迂回第4装甲集团军，而使他自己位置在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的地位上。同时敌军又企图通过君士坦丁罗夫卡亚，沿着顿河下游直向罗斯托夫进发。1月7日，在防守河川的哥萨克部队溃逃之后，有一支小型的敌方兵力，在距离位置新齐尔斯卡亚的集团军群总部只有12英里远的一点上，渡过了顿河北岸。为了对付这个突如其来的入侵者，我们只好从修理工厂中拖出几辆坦克来使用。以后这个坦克军(那个小型兵力即为其中一部份)又转向普罗里塔斯卡亚(Proletarskaya)，威胁第4装甲集团军的后方，那就是说至少在今后几天之内，罗斯托夫是可以免于受到威胁了。而第4装甲集团军对于这个在其北方侧翼上的威胁，也还是应付过去了。

到了1月14日，第1装甲集团军终于勉强完成了其撤退工作，它的左翼现在建立了一条战线，从齐尔卡斯克(Cherkask)起到彼托夫斯可(Petrovskoye)为止。这也就是说现在在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是至少有作战性合作的可能性了，尽管在彼托夫斯可与普罗里塔斯卡亚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个宽广的缺口，不过其中有一部份又为马立赫河的泥泞平原所掩护着。于是第4装甲集团军任务的第一部份，即使A集团军群的后方在顿河以南地区中不受威胁，已经完成了。于是就还剩下了第二部份的任务，使这个集团军群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不被切断。

面对着敌军数倍优势的兵力，而第1装甲集团军在达到其预定的战线之后，为了准备其后方地区所作的更进一步的撤退起见，又有几乎不能采取行动，所以遂使这个第二部份的任务更难于完成。事实上，第4装甲集团军的任务几乎不能完成，其成败之机可以说是间不容发，因为直到此时为止，希特勒仍未决心放弃整个的高加索。第1装甲集团军是否应撤回到顿河北岸，或者是A集团军群的全部仍应留在库班河，这个问题始终未能解决。

何立德集团军的战斗

在1月下半月间，当第4装甲集团军正在顿河南岸执行其任务时，何立德集团军在大河湾中所作的工作也同样困难。上章中已经说过，在过去几个星期当中，敌人都在以无比的优势兵力，一再向该集团军沿着齐尔河的正面发动猛烈的攻击。

在一个长达125英里的正面，从尼曾齐尔斯卡亚起，到卡门斯克、夏赫亭斯基为止，何立德将军所能运用的兵力，包括现在由他指挥的米斯群在内，一共只有4个步兵师(第62、294、336和387)，都已残破不堪。此外帮助防守这条正面的兵力还有一些“警戒单位”(Alarm unit)，以及由有经验的斯塔赫尔将军(Gen. Stahel)所指挥的高射炮单位，后者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支柱。至于属于这个集团军的两个空军野战师，已经只剩下了少许的残部，终于不得不并入了其他陆军部队之中。这个集团军的主力是由第6和第11两个装甲师所组成，再加上新到的第7装甲师。已经残破不堪的第22装甲师则必须加以改编。

凭借这一点兵力，何立德将军必须要阻止在北面的敌人向顿河的下游进攻，即窜入了第4装甲集团军的后方；而更重要的，是当第4装甲集团军与A集团军群还仍留在顿河以南的地区中时，应尽量阻止敌军突入到罗斯托夫。此外，这个集团军又有另一个任务，即防止面对着其左翼的兵力，不至于挺进到了在弗尔赫斯塔德到弗罗希洛夫格勒之间的顿涅茨河渡口上，而从西北面来威胁罗斯托夫。不过同时，这个集团军又发现其两个侧面都正在受到威胁。在西面，意大利集团军在战场上已经失踪了，代替它的是一个费里特-皮可战斗群，正在从米里罗夫地区，且战且走的向顿涅茨河退却。在东面，已经有几个军的敌军渡过了顿河，首先是在波特门金斯卡亚，以后又在柴门扬斯卡亚。仅仅在把第11装甲师投入了战斗，和把米斯群的战线弯曲起来，在卡加尔尼克河的后面构成了一个向东的正面之后，才挡住了这个进攻——已见前述。

也像第4装甲集团军一样，何立德集团军在这种危机四伏的苦战中，充份表现出其坚定而活跃的领导。不过集团军群总部也还是照样的负起最后的责任，命令它冒着极大的危险，让某些地点完全暴露着，而集中其装甲兵力以作短距离的攻势突击。

这个集团军最后终于能够阻止在顿涅茨河的敌军，而救出了第4装甲集团军和A集团军群，使其不至于被切断在顿河以南的地区中——除了集团军部的指挥有方以外——首先应该归功于其步兵师和其他所有一切协助防守战线的单位，他们英勇的抵抗着敌军一再攻击，而不后退。不过若非装甲师经常赶救，则他们的防线也还是无法维持。有一次，他们使这个集团军的右翼解除了被包围的危险。另一次，当敌军正拟攻击该集团军在顿涅茨前方的北面正面时，我们的装甲师却一直冲入了其集中地区而使他们受到了奇袭。这些反击本是防御任务中之一部份，自然是该集团军本身的事情，可是实际的冒险责任却常常是由集团军群总部来负起。在任何危机之中，集团军群都解除了它的责任，使该集团军可以根据集团军群总部的命令，来集中其装甲兵力，而不顾及其他地区的安全。

第三阶段：使南翼交通线畅通的奋斗——在1943年1月中旬的作战形势

到了1943年1月中旬，东线南翼的作战情况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阶段。其种子在1942年晚秋时节即已经洒播了，当时我们的军事指挥当局曾经使我们的正面冻结在一条线上，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这条线不可能守住。自从1942年圣诞节左右起，第6集团军突围的最后希望就已经完全丧失了。仅仅由于德军官兵的苦战，才使更大的悲剧不曾发生。

第6集团军已经注定了它的命运。现在它所能做到的，就只是拼掉它这一点有限的兵力，尽量牵制住强大的敌军，这也是它对于在顿河湾和高加索两地区中的战友所能尽到的最后努力。很明显，在第6集团军覆没之后，高加索地区虽然缩小防区，也还是不能再守下去。

不过现在应感谢第4装甲集团军的苦战，使A集团军群终于获得了一个最后的机会，即使高加索丧失了，A集团军群却不至于同归于尽。本来最危险的就是其东翼，现在却已经安全的收回了。虽然第1装甲集团军距离罗斯托夫的渡河点尚在190英里以外，但它却已经脱离了山地地区，而且其后方也不再感到威胁。假使情况恶化，则它现在至少可以自己杀出一条退路来。

在顿河与顿涅茨河之间的地区中，一直都还能够阻止敌人向罗斯托夫前进，同时也阻止了他们从北面窜入顿河下游以南的3个集团军的后方地区中。不过很明显，何立德集团军或费里特-皮可群，都不足以阻止敌军在兵力再增强之后，从卡门斯克、夏赫亭斯基渡过顿涅茨河游的行动。(注：费里特-皮可战斗群现在米里罗夫的附近作战，它包括第30军的军部，第3山地师及第304步兵师。)敌军若是达到了那里，则可以自由的从西北面直趋罗斯托夫，甚或一直冲到亚速海为止。

更糟的是差不多在这个时候，B集团军群地区中由匈牙利集团军所防守的顿河中游地段又在敌军的一个新攻势之下开始崩溃了。在其北面的连接防线同时也告崩溃，B集团军群希望把他们的兵力赶到艾达尔(Aidar)河的后面，达到斯塔罗比尔斯克为止。换言之，从弗罗希洛夫格勒以下的顿涅茨下游地区中，将会变得门户洞开了。总而言之，在几天之内这个集团军群的这个翼将会实际上不存在。从弗罗希洛夫格勒往北走，已经露出了一个大缺口，只有B集团军群中的孤立残部还在那里作局部性的抵抗。匈牙利部队，也像意大利部队一样，从此退出了战场。

这似乎是必然的，陆军总部以其现有的预备队不可能希望塞住这个空洞。无论如何，专就顿河集团军群而言，若要想阻止敌军包围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则把强大的兵力从顿河以南地区“蛙跳”前往顿涅茨河中游的时间，似乎是已经确实的来到了。可是最高统帅部却仍不肯同意。也许它是不能够料想到，假使我们不在这个夹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地区中增厚兵力，则前途将不堪设想；否则它就是故意的不考虑当前情况的危险。

希特勒仍然不想放弃高加索地区。他还以为他可以在顿河以南维持着一条防线，使其至少可以保住梅柯普(Maikop)油田。他的最低要求是想在库班河保持着一个巨大的桥头阵地，使其以后还可以再度达到攫取高加索油田的目标。

于是在以后的几个星期当中，我们的集团军群为了掩护A集团军群有系统地撤退起见，被迫在顿河两岸上继续作艰苦的奋斗。而在这个时候，我们与最高统帅部之间，为了把兵力“蛙跳”到顿涅茨河地区中去的观念而发生了激辩。所争论的不仅是原则上的问题，而且还有A集团军群中的兵力究竟应该把多少数量从罗斯托夫通过，撤回到这个决定性战场上去的问题。照我们看来，若是把A集团军群的相当兵力留在库班桥头地区中，从整个作战的观点来说，实在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1月下半月的战斗

到了1月14日，第1装甲集团军已经达到齐尔卡斯克-彼托弗斯可一线，并建立了一个面对着东面的正面。可是在何立德集团军地区中却又正在酝酿着另一个新危机。

在那一天，一个敌军的坦克军在B集团军群右翼，米里罗夫以南的弗里特-皮可群地区中，达到了向顿涅茨河突破成功的目标。虽然陆军总部把一个新的步兵师(第302师)给予这个群，但专凭这一点兵力，它还是不可能稳住在该河的情况。

当1月16日，陆军总部把费里特-皮可群拨交顿河集团军群总部指挥时(同时也把后者的正面延长到了艾德尔河)，能否把这个群撤回到顿涅茨河的后面，也甚至于都毫无把握。敌军正拟在费里特-皮可群自己的地区中，把3-4个机械化军投掷到卡门斯克、夏赫亭斯基两侧的顿涅茨河。

很侥幸，幸亏几天以前何立德集团军曾经获得了一个优异的成功，它的两个装甲师已经在卡里特伐河(Kalitva)上，作了一次奇袭式的打击，使敌军的一个攻击尚在准备阶段中即被扫除。

所以我们就命令这个集团军用这样的方式，执行撤入顿涅茨河阵地中的计划，使其一个装甲师可以尽量提早参加弗尔赫斯塔德-卡门斯克地区中的机动防御，可是对于新接管的卡门斯克-伏罗希洛夫格勒地区的防务，除了溃散了的意大利部队以外，就更无其他的兵力可供利用。换言之，顿河集团军群的正面不久就有从西面受到迂回的危险。

同时，很明显，敌军又有从东面包围何立德集团军的意图，在顿涅茨阿与顿河交流的地方，该集团军右翼与第4装甲集团军之间，存在着一个空洞。后者仍然需要掩护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方侧面，以对抗在马立赫河沙尔斯克(Salsk)前方还较优势的敌军，在沙尔、顿河、马立赫三河之间的三角地区中，已经发现两个军的敌军番号。他们的企图可能是要越过顿河直趋罗斯托夫，又或者是突入何立德集团军顿涅茨阵地的后方。

顿河集团军群于是建议现在应准许把第4装甲集团军调到其右翼方面去，同时只暂时留下一个师在罗斯托夫的前方，为第1装甲集团军保持着这个渡口的畅通。这自然又必须要求陆军总部命令撤退A集团军群——把第1装甲集团军撤回到罗斯托夫，把第17集团军撤入库班半岛中。

于是又再度的不可能使希特勒迅速作出决定。他也不同意顿河集团军群总部的建议，把A集团军群所有的装甲师，集中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作一个短程的攻击，这样既可以使第1装甲集团军便于撤退，而同时也可以使第4装甲集团军得以迅速调动。

直到1月18日，陆军总部最后才准许第4装甲集团军可以有少许的行动自由，不必再掩护在沙尔斯克东北马立赫河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侧面。相反，顿河集团军群仍然还需要保护A集团军群所使用的罗斯托夫到提克何立特斯(Tikhorets)铁路线，直到88次补给列车安全的通过，把补给物资送入了库班桥头阵地时为止。第1装甲集团军现在是准备撤向罗斯托夫，或撤入席班半岛中，或是一个大家猜疑的对象。

德军当局对于是否在南翼之内，把兵力“蛙跳”的调往西面的问题，花了许多时间还未作下决定，结果当然只会使敌人坐收其利。它使敌人在B集团军群正面中意匈两国部队崩溃后，可以尽量扩张战果，并集中强大兵力准备越过顿涅茨河的中段，一直向亚速海的海岸上或第聂伯河的渡口上挺进。而我们在那个时候却根本毫无力量可以抵抗这种大攻势。同时敌人也有机会集中其兵力对罗斯托夫直接突击，并通过伏罗希洛夫以包围何立德集团军的西翼。

1月20日，敌人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集中了4个军的兵力，越过马立赫河的下游，向罗斯托夫发动了一个攻击。他们的坦克达到了罗斯托夫的飞机场。虽然第4装甲集团军把第16装甲师调到这个北翼上面来，向敌人的南侧面一再突击，以迟滞敌人在顿河与马立赫河之间的进度，但是很自然，专凭这一点兵力，是不可能阻止所有4个军的前进。

此时，该集团军的第57装甲军，也正在逐渐的从马立赫河中段向罗斯托夫撤退，于是敌军也同时向他进攻，其目的是要想在罗斯托夫的前方，牵制住第4装甲集团军的主力，而另一方面却去先行攻占在其后方的罗斯托夫渡口。

此外，敌军在何立德集团军的正面也发动了一个猛烈的攻击。在这一方面，敌人的目标也显然是要钉死我们的兵力，以便他们可以攻占罗斯托夫，并越过顿涅茨河中段，来执行一个包围运动。在顿河与顿涅茨河之间的交角中，以及在卡门斯克的两侧，敌军向米斯将军的战斗群发动了上述的攻击，其目的也是同时不让有任何兵力可以从这一方面抽出来对抗在顿涅茨河中段上的攻击。

集团军群总部所面临的又还是那个老问题，到底那一个威胁应该先应付呢？在何立德集团军地区中的两个装甲师(第7和第11)本已被调住在顿涅茨河中段的西翼上。但是不管就长期的观点而言，那里的危险有多大，集团军群总部在目前却认为解救罗斯托夫的威胁，是一个更迫切的问题。我们应尽一切可能的努力，使不仅第4装甲集团军，而且至少还应加上第1装甲集团军的全部，能从该城通过撤向后方。否则我们也就无法把足够的兵力集中在本集团军群的西翼上，解救整个南翼都会被围歼在海岸上的危险。

因为这个原因，顿河集团军群决定，为了防止敌军攻占罗斯托夫起见，上述的两个装甲师应先用来向越过马立赫下游向该城进攻的敌军，发动一个锐利的打击。不过由于燃料的缺乏(当时所有的补给列车都正在通过罗斯托夫，向库班桥头阵地飞驶)，和因为受了恶劣天气的影响，而又不能获得必要的空中支援，所以这个反击的效力很慢的却不能显示，而时间却已经迫不及待。因为第6集团军的抵抗现在已经接近尾声，在2-3个星期之内，我们就会看到大批的敌军涌到。在1月22日，我就早已告诉柴兹勒尔将军说，我相信他们会向斯塔罗比尔斯克地区中进攻，即为存在于顿河集团军群与B集团军群之间的宽广缺口。

同一天，希特勒最后决定了第1装甲集团军中的兵力，至少有一部分不应进入库班桥头阵地，而改通过罗斯托夫后撤——那也就是进入以后预定为决战场的地区中。虽然从我们的眼中看来，这只是一个折中的解决，但就本集团军群自己的作战观念上来说，那却总还是可以欢迎的。

不过最重要的却是这个撤退必须以最高速度来进行，以便第4装甲集团军也可以尽最快的速度转移到西翼方面去。第1装甲集团军能否通过罗斯托夫迅速撤退，则又完全要看A集团军群的其他部分是否也能适应这种运动的速度。不过很明显，即使到现在。那个集团军群都还是不能增加其速度，达到情况所要求的标准。对于这一点，我实在找不出一个可供解释的满意理由。不过以后当第1装甲集团军拨归我指挥之后，曾经向我表示，假使当时他们不是一再受到上级命令的阻止，则事实上从一开始起就可以行动得更快了。A集团军群与陆军总部都不肯承认这种说法。不过不管是怎样解释，事实却是不变的。A集团军群是如此的受到其左翼运动的牵制——1月23日。它还在贝拉亚格里拉的附近，在提克何立特斯以东约30英里外——直到2月1日始能达到提克何立特斯！

1月23日，顿河集团军群又接管另一宗“遗产”——这一次为夹在顿涅茨和斯塔罗比尔斯克之间的B集团军群正面的南部地区。又还是像惯例一样，负债是比遗产更多。它们包括着40英里长的额外正面，而至少有3个军的敌军正在这个地区中前进——其一为装甲军，其余则为机械化军。我们所获得的资本，因为意大利部队现在已经是不能列入计算之内，所以唯一的就只有第19装甲师，目前位置在斯塔罗比尔斯克的附近。不过就是在接管的次日，该师也就被迫把斯塔罗比尔斯克让与敌人了。这个师在普斯特尔中将(Lt-Gen. Postel)的卓越领导之下，终于能够突围向西撤退，对于这个英勇的师而言，应该要算是个极优异的成就，不过敌军向南旋转越过顿涅茨河的行动，那却不是它所能够制止的。

1月24日，希特勒才决定若有可能的话，第1装甲集团军的全部今后应该通过罗斯托夫撤退。因为其南翼还仍在艾马弗尔(Armavir)，所以这自然也就是说第4装甲集团军在顿河的南岸还要再继续滞留下去，以便使罗斯托夫的渡口不被切断。因此，这个集团军是否还能来得及赶到集团军群的西翼上去发挥它的效力，似乎是颇有疑问了。

虽然如此，不过有两件事却值得记录。

A集团军群是很不愿意看到其所属的集团军中之一个越过顿河而脱离了它的管辖，这种心情固然是可以谅解的，但是它却终于能够认清自己的命运，也是决定在顿涅茨河，而不是在库班半岛中。此外，事实也逐渐的显示，留在库班半岛中的任何强大兵力，都是不可能越过刻赤海峡供应补给的。所以A集团军群现在已主张将其兵力中的大部分，尽可能通过罗斯托夫撤退。

第二个事实，是在1月25日，上述那两个装甲师对于越过马立赫河下游前进的敌军所作的攻击已经开始生效了。于是至少就眼前而论，罗斯托夫渡口的威胁是可以暂时解除了。

可是，第4装甲集团军南翼上的情况却又作了另一次急转。敌军调集了生力军，那似乎是从尾追A集团军群的俄国集团军中抽调出来的，于是企图从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翼之间插入，以便从南面包围前者，并压迫后者远离罗斯托夫。顿河集团军群立即向A集团军群提出了一个最后的要求，要它用1个装甲师参加这个战斗，并尽量加速第1装甲集团军向罗斯托夫的撤退。最后在1月27日，至少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半部是已经交给顿河集团军群指挥，结果遂使我们自己已经有了工具可以采取上述的措施。同时，因为第4装甲集团军在目前仍然需要使罗斯托夫的渡口保持着畅通无阻，所以顿河集团军群总部决定先把不久即可以从顿河以南地区中抽出的第1装甲集团军的司令部，移到顿涅茨河中游地区。接着就是现在正从罗斯托夫撤退的各师，以及可以从第4装甲集团军中抽出的兵力。

到了1月31日，第1装甲集团军能够通过罗斯托夫撤退已经毫无疑问了，不过它是否能适合时机的赶到顿涅茨河，以阻止渡过该河直趋海岸，那却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幸的是即使到现在，该集团军的全部兵力也还是不能送达决定性的战场上。由于希特勒始终犹豫不决，这个集团军究竟退向罗斯托夫，还是退入库班半岛，迟迟未能决定，结果第50师(为前克里米亚集团军中的精锐部队之一)在此时遂未能加入向罗斯托夫的行动，而改拨与第17集团军了。此外，经过了一度犹豫不决之后，希特勒最后又还是把第13装甲师再分配给A集团军群，以供在库班半岛中的使用。我们为了想让该师退入罗斯托夫，曾经设法保留一个缺口达到最后的阶段为止。这两个师既未能加入主要的战场，而另外还有40余万人实际上也被瘫痪在库班半岛中。很明显，后者是足以牵制着强大的敌军，他们曾经努力攻击这个桥头阵地，结果还是徒劳无益。但是他们却永远不曾获得希特勒所希望的作战效果，而最后敌人更可以自由决定其所应留在那里的兵力数量，希特勒又认为把大量兵力留在库班半岛中，是为了不让敌人能够利用罗弗洛西斯克海港，这种理论也是不能成立的。最后他还是被迫放弃了这个半岛。

1月29日，我们的总部由塔甘罗格(Taganrog)移到了斯大林诺(Stalino)。(我们是12日移到塔甘罗格的)，因为集团军群作战的重点已由顿河移到了顿涅茨河。在顿河大湾和其以南地区的战斗中，主要的目的就是掩护A集团军群的撤出高加索，而更大的问题却是德军南翼能否保全。不过却早已有一个新问题出现了，这个问题即为这个南翼能否维持顿涅茨地区。

这个地区，位置在亚速海、顿河河口和顿涅茨河下游和中游之间，在西面大致是以马里乌波尔-克拉斯罗尔梅斯可-依苏门(Mariupol-Krasnoarmeiskoye-Isyum)一线为界。远在1941年，这个地区即在希特勒的作战计算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因为他认为这个地区的占有对于战争的后果具有极大重要性的。一方面，他相信我们若没有这个丰富的煤藏，则在经济上即无法支持这个战争。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俄国人若是丧失了这个地区，则对于其战争的势力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希特勒说，顿涅茨的煤在俄国人所有的煤藏中(至少在欧俄部分)是唯一适宜于炼焦的，若是缺少了它，则俄国的坦克与弹药的生产迟早就会发生瘫痪现象。对于这种理论得失我不拟加以讨论，可是事实上，在1942-1943年之间，俄国虽然并不能利用这个顿涅茨的煤藏，但是却仍然生产了数以千计的坦克和数以百万计的炮弹。

真正的问题却是我们在军事上能否继续作顿涅茨盆地的主人翁。从战争经济的观点来看，它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而我们应该保持着。不过唯一的限制却是假使我们要想开采相当大量的顿涅茨煤藏以供我们自己使用时，对于这个广大地区中的铁路所需要的燃煤，却又都必须从德国去运来，因为顿涅茨的煤不能适应我们的火车头。因为每天运煤的列车都要有好几次之多，所以军运也就成比例的受到影响。

不管怎样，希特勒却仍认为若无顿涅茨盆地。则德国的战争经济即不可能维持下去。(一年以后，他对于尼可普(Nikopol)所出产的锰，也曾发表了同样的高见。)可是自从在沃罗涅什以南的匈军正面崩溃了之后，敌军达到顿涅茨河的道路也就可以畅通无阻，而且越过了它就又可以直达第聂伯河的渡口或亚速海岸，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地区的占有权也就开始发生动摇了。

1月19日，我与柴兹勒尔将军曾经作过一次电话谈话，这是第一次讨论到我们确保顿涅茨盆地的问题。他在前一天曾向希特勒试探过一次，但却未获成功，现在希望听取我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正是在这一天，从沃罗涅什之间的整个正面，都有发生溃裂的危险。我向柴兹勒尔说，不管这个地区是如何重要，甚至于从经济的观点来看的确如此，可是这个问题却是非常简单，很易于答复。假使我们想要保持这个地区，则必须赶紧集中强大的兵力，不可以略有延误，集中点是愈向东去就愈佳，若可能的话，应在哈尔科夫的前方。假使因为下述各种理由，例如中央和北面两个集团军群认为无兵力可供调动，国内的新兵征集尚未完成，陆军总部不愿意从其他战场上调动兵力，最后还有目前的铁路情况担负不了这种突然的调动等等，若不能集中必要的兵力，则我们就只好接受必然的后果了。德军的南翼假使仍然留在顿河的下游地区中，则专凭其自己的兵力就不可能填塞这个缺口。同时，假使预计中的增援要很长久的时间才能到达，而且展开在很远的后方地区中，换言之，就是与南翼的作战完全脱节了，那么南翼的兵力也就不可能在那里作孤立的战斗。南翼所作的战斗与新兵力的展开，在空间关系上必须彼此配合，在作战的意义上来说，必须成为一个整体。除非新兵力的展开能够相当的迅速，并且相当的趋向东面，否则顿河集团军群即无法久留在顿河下游和顿涅茨河。于是它只好向后撤退，以与新兵力会合。这两条路线必须要走一条，否则不等到任何增援发生功效之前，俄军即已有机会将整个南翼切断了。

无论如何，很明显，预定2月中旬集中在哈尔科夫附近的党卫军装甲军是绝无力量足以塞住现在从弗罗希罗夫格勒到沃罗涅什之间所已被撕开的缺口。假使南翼兵力仍然留在顿河下游和顿涅茨河，则为了掩护其侧面起见，这个军在顿涅茨河的北岸也无力作一个适合时机的攻击。

以后的几天当中，在本集团军群的纵深侧面所发生的事态趋势，更足以增高集团军群总部的警觉。早在2月20日，我们即已注意到有两个敌方的军，正在向弗罗希罗夫格勒方向运动，尝试迂回集团军群的左翼，即为在卡门斯克的费里特-皮可群。同时，面对着留在弗罗希罗夫以东的顿涅茨河岸后面的意大利残部，敌人也正在探路前进。此外，敌军的主力显然是首先向西前进，以斯塔罗比尔斯克为目标，这当然也是为了获得回旋的空间。不过，一旦当敌人达到了这些目标之后，则又可以假定他不仅只是为了包围费里特-皮可群而已，并且还会把强大的兵力继续向西迂回前进，越过顿涅茨河，直趋第聂伯河的渡口或亚速海的海岸。仅仅在4天之后，1月24日，我们就已经接获敌军骑兵在顿涅茨河以南的弗罗希罗夫格勒地区中出现的报告——不过这种警报常常可能是一种虚惊，由后方地区中那些疑神见鬼的乡镇长们所发出的。

1月31日，我又把一份电传打字机的电报送给陆军总部，重述我对于防守顿涅茨盆地的意见。我说保持这个地区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向哈尔科夫的方向上作一个切合时机的行动，以减轻对我们的压力，而在该城东北面地区中的敌人是必须要在泥泞季节来临之前将其击败。假使不幸上述二者实际上都做不到，则这个盆地即无据守的可能性——至少在东面必须退缩。无论如何，从作战的观点来看，任何留在顿河下游及顿涅茨河的企图都是一种错误。

我又继续说，第二个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假使敌人若再从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调集更多的增援——这也似乎是必然之势——则专凭我方现有的兵力也还是决难守住整个顿涅茨地区。我们不可以希望敌军是已经丧竭了(尽管他们在攻击德军时的损失很重大)，或者是因为补给的困难而会使其作战自动停顿下来。当柴兹勒尔将军根据我们所提供的准确情报，请求希特勒注意到敌军的巨大数量优势时，希特勒就总是以上述的理论来搪塞他。毫无疑问，希特勒所说的话并非没有理由。不过我们却应记着，当敌军攻击盟军时，其所付出的代价还是很低，而他对于补给予运输的依赖程度，也远比我们德国人在敌方领土中作战时的情形要低。几天之后，也就证明我们对于敌军意图的估计正确无误。很明显，他似乎是一方面要击碎我们在顿涅茨河的正面，而另一方面又同时向西迂回我们。

2月2日，敌人在弗罗希罗夫格勒以东渡过了顿涅茨河，在那里的意大利部队并未能作任何认真的抵抗。敌方这个突击集团军共有3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和1个步兵军——其中一部分也就是在顿河击溃意军的兵力。这个集团军的目标可能为罗斯托夫或塔甘罗格。

顿河集团军群除了在其自己的指挥范围之内，尽量努力把第1装甲集团军加速调往顿涅茨河的中游地区以外，在1月底以后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就一直与陆军总部之间为了整个作战的的方针而发生了反复不断的争论。上文已经说道，早在1月19日，我就已经向柴兹勒尔将军强调说明过，除非从哈尔科夫的方向上能有强大的兵力作迅速有效的干预，否则整个顿涅茨盆地就决无法据守下去。因为这种希望并不存在，所以我要求应准许我们缩回东翼，以便抽出兵力来防止整个南翼的被切断。

我们早已派遣第1装甲集团军前住顿涅茨河中游地区，以对抗在那里正在发展中的威胁。现在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应该把第4装甲集团军也撤出这个顿河下游和顿涅茨“阳台”。只有这样才能应付敌人企图进到依苏门-斯拉夫杨斯克(Slavyansk)一线，以切断我们与第聂伯河渡口之间交通线的威胁。此外，在顿河游，除了在斯拉夫扬斯克所已经发现的兵力以外，敌人又更可以调集更多的兵力越过该河趋向第聂伯河下游。除了党卫军装甲军的第1师此时刚刚到达哈尔科夫以外，那么在B集团军群地区中，就只有意大利集团军的残部，根本上即不能作任何有效的抵抗。这一点兵力是不能够阻止敌人向我们纵深的侧面实行迂回。但是必须把本集团军群的正面作相当的缩短，然后第4装甲集团军才能够抽出。目前我们所防守的是一条由顿河下游和顿涅茨河所构成的绵长弧线，从罗斯托夫起到伏罗希洛夫格勒以西的地区为止，所以本集团军群的右翼是必须缩回到了弦的位置上，当德军南翼在1941年第一次从罗斯托夫撤退时，所守的防线就是这个弓弦——这条线在米斯(Mius)河的后方，继续向北走，直到顿涅茨河中段为止。把正面缩回到这个位置上，自然其意义也就是要放弃顿涅茨煤田的东部。

为了说明这种撤退的合理，我又企图把我对于军事行动的长期指导观念，向最高统帅部再度申述一次。以下就是我在呈希特勒亲启的一个报告中所阐述的大致内容：

用本集团军群现有的兵力，即使就纯粹防御的观点来说，也还是不可能据守顿河-顿涅茨河突出地达任何长久的时间。假使因为损失了第6集团军和共20个师兵力的缘故，而最高统帅部遂决定在1943年中采取守势，那么为了要想保守整个的顿涅茨盆地，则所有一切的兵力都将会用尽。可是敌人却仍然保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可以在防线的其他点上到处窜扰。目前的危险固然是顿河集团军群可能会被包围在亚速海岸上，而A集团军群也会随之困死在库班半岛上。但是即使我们可以避免这种危险，而整个顿涅茨地区也能守住，可是敌人的最后目标却还是要把东线德军的整个南翼包围在黑海岸上。

相反，假使最高统帅部感觉到在1943年仍能重整攻势以求解决，则它也还是只有以南翼为起点。不过却决不能用顿河-顿涅茨突出地为起点，因为这个“阳台”现在已暴露，不仅补给困难，而且一开始攻击，则侧面即将感受威胁。要想作一个攻势的解决，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首先吸引敌军向西进攻，直扑我们在第聂伯河下游地区中的南翼。在达到了这个目标之后，我们就应从哈尔科夫地区中发动一个强力的攻击，以切断俄军的连接正面，然后再向南旋转将敌军包围在亚速海岸之上。

不过，希特勒却显然不愿意接受任何这一类观念。柴兹勒尔早就已经向他说过，现在的问题不是自动放弃顿涅茨地区，就是让它与顿河集团军群同归于尽。希特勒对于他的总参谋长所说的话，是这样的回答着说，尽管他的总参谋长就作战的观点来看，其意见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为了经济上的理由，顿涅茨地区还是不能够放弃——不仅是我们自己会丧失这些煤藏，而且当德军撤退之后，敌人也就可以重获这些资源，那对于他们的钢铁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作为是一种折中应付的方案，希特勒已经命令党卫军装甲军中第一个到达哈尔科夫的单位，党卫军“帝国”(SS“Reich”)师，应从这个地区向正在趋向我方顿涅茨正面的敌军后方发动一个突击。

除了事实上，这个单独的师是根本上不足以发动如此远程的作战以外(一开始它就要击溃6个师的敌军)，而且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掩护其不断延长的北侧面。同时这个师的被投入了战斗，其意义也就是把这个党卫军装甲军分割使用，在最近的将来，能够加入我们的打击兵力也就只有这个军。而且“帝国”师也根本上就已经不能自由调动了，B集团军群早就已经把它用来应付俄军向哈尔科夫的迅速前进。在这个时候，它正在弗尔强斯克(Volchansk)从事于困难的防御战。

在以后两天中(2月4-5两日)，顿河集团军群的情况显然更加恶化，敌人对于第4装甲集团军施以强大的压力，而后者却正掩护着第1装甲集团军通过罗斯托夫的撤退。原有面对着第4装甲集团军的俄军兵力为3个集团军，而现在又再加上了两个集团军，其番号为44和48，那都是从高加索正面抽调出来的——这也可以证明留在库班半岛中的A集团军群所辖的第17集团军，对于俄军的侧面，并不能如假想那样构成一个威胁，阻止敌人把兵力调往决定性的战场上。不要很久，顿河集团军群即可以料想到在罗斯托夫城的本身上，以及在新齐尔卡斯克两侧的顿河防线上，都将会受到大规模的攻击。

此外，又已经发现有一支强大的摩托化兵力正在从斯大林格勒向顿河运动中。在集团军群的左翼，情况也同样变得日益严重。在伏罗希罗夫格勒以东，何立德集团军为了遵行集团军群1月14日的命令，已经把第6装甲师匆匆的调往顿涅茨中游地区。但是它并不能把敌军赶过河去，目前所最多能做到的，就只是把敌人封锁在其所已经获得的桥头阵地之内。

再往西去，敌人更已经可以用宽广的正面渡过顿涅茨河，在那里实际上已无任何防御兵力了。俄军现在已经达到了斯拉夫扬斯克的城外，并且也已经占有了依苏门。

所以即使在现在，何立德集团军能否撤至米斯河阵地，也似乎是颇有疑问。集团军群的意图是想在1月5日以前，把它撤到新齐尔卡斯克-卡门斯克一线，但是因为希特勒拒绝让我们把正面撤回到米斯河，所以事实上，它还是被羁留在顿河和顿涅茨河。假使敌人从斯拉夫扬斯克向东南迅速推进，则一开始即可以使米斯河的防线丧失了倚托。

虽然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和我们所分配给它的兵力，此时是已经在从罗斯托夫到顿涅茨河中段的道路上行走着，可是却仍然需要再过好几天的时间，该集团军才能在那里作有效的作战。而使事态更恶劣的，是在沿海岸地区中的道路已经解冻，使装甲师的进度大受妨碍，可是在较北面的地区中，地面还是冻结的，所以俄军的机动性是丝毫不受影响。

面对着这些不祥的发展，本集团军群不仅再度要求把它的右翼立即撤回到米斯河，而且也更向陆军总部提出了一连串的特殊要求，其目的都是为了暗示情况的严重。它要求集中第7高射炮师(它本是在交通地区中担负着防空任务)，以对通过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的补给线提供空中和地面的保护。它也要求立即准备一个空运行动。以便当它的后方交通线若被敌军切断时，就可以立即应用。它也要求牺牲对于B集团军群的一切补给，而尽量增加对于这一方面的铁路运输，事实上，B集团军群已经是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本集团军群又要求除非党卫军“帝国”师的预定突击能够获得完全的成功——那就是说在2月6日以前，应能达到库普扬斯克(Kupyansk)。否则这个党卫军装甲军在运兵列车增加了次数能使它集中在哈尔科夫附近之后，就应该立即在顿涅茨河南岸向依苏门进攻。最后，本集团军群又要求立即把第13装甲师的战斗部队和第17集团军的两个步兵师调往第聂伯河的下游地区中，在那里他们应换用新兵器，并接管第6集团军的运输和补给纵队。

尽管希特勒是不愿意睁开眼睛看一看我们的较长期作战观念，但是这许多的要求像雪片一样的飞来，无论如何似乎也足以使他认清了局势的严重。的确，由于这些告急的电报所产生的结果，2月6日就有一架连络机降落在我们的机场上，接我到大本营去与希特勒亲自会晤。他之所以决定召见我的原因，可能是受了其侍卫长希孟德的影响，后者11月底曾经来访问我们的总部，我们曾经把当前的情况和最高阶层对于战争应如何指导的方法，向他作了一次强力的表达。

1943年2月6日希特勒与我本人之间的会晤，终于解除了德军整个南翼所受到的巨大威胁，而且也使最高统帅部在东线上至少又再度获得一次僵持的机会。

希特勒在开始谈话时，首先无保留的承认他自己对于第6集团军的命运，应负完全的责任——这个事实我在上一章中已经报导过了。在那个时候，我所获得的印象，觉得他对于这一次悲剧是具有很深的感动，因为这不仅表示其自己的领导已经完全失败了，而且对于那些始终信任他个人，而不惜英勇殉职的军人们也不无内咎之意。可是以后，我对于希待勒的诚意却不免开始感到怀疑了，事实上，他并没有把这些军人们当作人来看待，上至元帅下至士兵，都不过是他手中的工具而已。

不过就当时而言，希特勒表示对斯大林格勒的悲剧愿负完全责任的姿态，却使我很感动，觉得他尚有骑士之风。不管他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在他展开这次会谈时，是的确表现出来了相当高明的心理技巧。他常常会这样故作姿态，以取悦他所接见的来宾。

对于我自己而言，我已经下了决心，只想与他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在我们自己地区中的未来作战指导。主要的条件为必须获得希特勒的同意，始能放弃顿涅茨盆地的东部。在那一天内必须设法使他表示首肯。

第二个问题我想要提出的就是最高层的指挥问题——自从勃劳希契元帅被免职之后，希特勒就一直自兼陆军总司令。斯大林格勒的悲剧即为这种领导方式的后果，所以现在也就使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提出这个问题。

现在光说第二个问题，我可以很简单的说是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论。我深知一个像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是决不可能使他自己辞去最高统帅的职务，于是我尝试使他接受一种解决方案，既不至于影响他的威望，而又可保证在将来足以获得满意的军事领导。我要求他为了确保这种领导的一致起见，应任命一个真正的“总参谋长”，他应该完全信任他，并给予他以适当的责任和权威。

但是希特勒却明显不愿意对于这个问题作无偏见的讨论。他提出一些个人性的理由，对于过去的军政部长勃洛姆堡，以及勃劳希契都不免啧有烦言，表示他的失望。此外，他又坦白的宣称着说，他不可能使任何其他的人员位在戈林之上，因为戈林也决不肯接受任何总参谋长的指导，即使后者是以希特勒的名义发布命令的。希特勒是否真的不愿得罪戈林，抑或只是以此为借口，这我却无法判断。于是这样就使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上，那就是顿河集团军群地区中的作战前途问题。

我开始把集团军群的现况讲给希特勒听，并列举出来由此所获得的结论。我指出，我们的兵力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守住顿河和顿涅茨地区。不管希特勒对于这两个地区的估价如何高，可是真正的问题却是假使我们若想紧抓着整个顿涅茨盆地不放手的话，那么结果就会使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都将随之同归于尽。反之我们若能在适当的时机中放弃其中的一部份，则也许即可以解除我们现在所面临着的危机。

在把现有的情况说完了之后，我就努力设法使希特勒认清，假使我们一定要坚守这个顿河-顿涅茨“阳台”，其必然的后果将会是怎样。现在B集团军群已几乎完全丧失了作用，所以敌人可以自由的把强大的兵力，通过该集团军群的地区迂回前进，直达第聂伯河下游或海岸，以切断我方整个的南翼。我又强调说，这个南翼的命运也就足以决定整个东线战争的胜负。很明显，敌人必然会继续抽调其强大的预备队(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兵力)，以切断德军的南翼，而使其目标终于能够达到。因为这个原因，党卫军装甲军的任何反击也决不足以拦截敌人所作的大迂回运动。敌人有足够的力量，一方面执行这个大包围作战，而另一方面同时在哈尔科夫附近还能掩护其西侧面。即使德军集中可能动用的一切援兵，也还是不足以阻止敌人的攻击。所以必须要使用第1装甲集团军(现在正向顿涅茨中游地区运动)和第4装甲集团军，以对抗这个正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发展的威胁。用两个集团军的兵力，再加上即将来临的增援，才可以稳住德军东线南翼的情况——即从亚速海起到中央集团军群的右翼为止。除非把第4装甲集团军从顿河下游地区中抽回，否则即无此可能性。不过这个集团军若是抽回，则也就无异于是要说应该放弃顿河-顿涅茨河突出地，而撤回到沿着其基线的米斯河阵地中。现在是一天的时间都不能损失了。的确，由于决定的延迟，目前这个正在从海岸线起到顿涅茨中游负责防守全部正面的何立德集团军，能否如期撤回到米斯河一线似乎都已经颇有疑问了。所以我必须在这一天要求希特勒立即批准放弃顿涅茨地区的东部，直到米斯阿一线为止。

当我陈述意见时，希特勒很冷静的倾听着，接着为了顿涅茨盆地的问题，而争辩了几个小时之久。甚至于在我们谈话的第二部份中，当我和他私自谈到整个的领导问题时，希特勒又还再度的提到这一点。

在相似的场合中我都有这种同样的经验，希特勒对于我在作战问题上所发表的意见，总是避免作任何真正的讨论。他甚至于也不尝试提出一个他自己认为是更好的计划，或是反驳我用来当作辩论基础的假定。同时他也不否认情况是会像我所预测的那样发展。但是他却认为凡一切与目前最迫切需要无直接关系的话，都是一种假设，那都是可真可假的。事实上，所有一切作战性的考虑，都必然是以假定为基础的，尤其是我们已经把主动权输给敌人了，所以更是随时要设想敌人所可能采取的行动路线。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事先证明情况将会如何发展，所以唯一成功的军事指挥官也就是能在思想上领先的人。他应该能够透过永远存在着的雾幕，看清敌人的未来行动方向，至少对于敌我双方所具有的可能性，应能作正确的判断。一个人所指挥的范围愈大，则他的思想也就应该前进得愈远。所要经过的距离愈长，则决定生效的时间也就愈慢。希特勒对于这种远程的思想很不对胃口，至少在作战领域中是如此的。很可能，他不愿意看到前途的发展不如他的理想。因为这是不能反驳的，所以他尽量避免谈论它们。

所以这一次也是一样的，他尽量从其他方面去搜集其辩论的理由。他开始表示除非已经确实证明出绝无其他的办法可想(他还是认为有办法的)，否则决不应自动放弃辛辛苦苦赢来的土地。这个观点当然是每个军人都能尊重的。我当然更愿意提出一个成功的攻势计划，而不要求这种无可奈何的撤退。但是战争中却又有一条著名的公理，凡是想要守住一切的人，往往最后将会丧失一切。

希特勒还有一个惯用的理论，那就是说当我方为了想集中兵力而缩短正面时，则敌人也同样可以多出了相当比例的兵力，他若是把他们投掷在决定点上，则仍然还足以左右战局。专就这个理论的本身而言，未尝不是言之成理的。不过在任何这一类的兵力转移中，真正的决定因素却是要看双方中谁能够领先——换言之，假使某一方面若能有机会作适合时机的行动，在决定点上抓着了主动权，则往往可以迫使行动较慢的敌人处于被动的地位，尽管后者的总兵力还是较强的。而且若是企图守住顿河-顿涅茨河突出地，则那样绵长的战线事实上将足以抵消防御对攻击所惯于享有兵力优势。在这种情形之下，敌军可以有机会在这延展过长的正面任意选择一点来实行透入，他只要用相当小的兵力，而也不会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因为守军缺乏预备队，所以他可以折毁这整个的防御体系。

希特勒同时也认为假使我们能够寸土必争的苦战下去，则足以使敌军每进一步都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那么即使是俄国陆军实力雄厚，但其攻势能力也总会有一天将要衰竭的。敌人现在已经一连攻击了两个半月而不曾中断过，他的损失已经很高。不久就要成为强弩之末了。此外，当敌军距离其出发阵地愈远时，他的补给困难也愈大，这样也就足以阻止其所可能计划的任何大迂回运动。

诚然，希特勒所说的一切都是不无理由的。毫无疑问，敌人已经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至少，当他们攻击德军所防守的地区时，其攻势力量的确已经牺牲了不少。不过在那些不曾遭遇到德国部队顽强抵抗的地区中，他们的成功却很轻松。同时，俄国部队的重大损失——尤其以步兵为最重——也的确已使其素质大形减低，否则我们也就难于以寡敌众了。不过不管敌人的损失是如何惨重，可是它的补充却是源源不断的。至于说到俄军的补给困难问题，当然，他们若愈前进则困难也就愈大。不过在这个摩托化运输工具的时代中，从俄军的铁路到亚速海或第聂伯河下游之间的距离，却还不足以阻止俄军包围德军南翼的行动。

在第一次大战时，通常一个集团军的作战距离其铁路终点不能超过95英里以上。这个数字在第二次大战中已经不适用了，我们在东西两线上的作战都足以当作证明。此外，俄国人也是赶修铁路的能手，而且在那种大平原上也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工程问题。无论如何，假使我们把一切的计划都寄托在一种空洞的幻想上，希望敌人不久在兵力与机动两方面会达到其极限，那才是大错而特错。而且我们自己的部队也更是疲兵久战，距离衰竭的程度也不太远了。在这一方面，我应该强调说明，希特勒对于我们自己部队的条件和损失，是具有充分认识的。不过他所不愿意承认的，是那些新编的师因为缺乏战斗经验之故，在最初上战场时都曾经受到了太高的不必要损失。另一方面，他却也同意承认空军野战师的试验是完全失败了，甚至于他更承认这完全是为顾及戈林的面子而成立的。

在有关作战问题方面，希特勒实际上所说的就只有一点。他相信党卫军装甲军若能从哈尔科夫地区，向依苏门的方向作一个东南向的突击，则即足以解除俄军对于顿涅茨中段地区的重大威胁。不过他的唯一保留之点，就是说在该军第二个师尚未达到之前，这个“帝国”师应先用来对付在弗尔强斯克的敌人(第三个师还要更迟才能到达)。他对于这新成立的党卫军装甲师所具有的突破能力显然具有无比的信心。否则，这就足以表示他对于比较远的威胁，尤其是当敌人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在一个新战场上出现之后的可能发展，是毫无了解。

但是希特勒所反复辩论的一点，还是他认为在目前不可能放弃顿涅茨地区。首先，他害怕这会影响到土耳其的态度。更主要的，他一再强调顿涅茨的煤对于敌我双方战争经济上的重要性。他说，俄国人只有重新获得了这些煤，然后才能维持其钢铁生产，并使坦克、火炮和弹药的产量不至于减少。当我提醒他说，目前俄国人虽然没有顿涅茨的煤，但他们却仍然能生产大量的坦克和弹药，希特勒却答覆说他们是仅仅靠储存的钢铁才能活命的。他坚持说，假使他们若不能收回顿涅茨的煤田，则就不可能维持其原有的产量，于是也就足以阻止他们发动任何巨大攻势了。敌人丧失了顿涅茨盆地中的焦煤、钢铁，以及其他的工业，当然在生产上会发生相当的困难，这是谁都不会否认的。照我个人看来。俄国人对于在1941年所损失的大量炮兵，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恢复，即可以作一个明证。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可以勉强守住齐尔河的临时防线。在这个冬天里，敌人在有限的地区中曾经集中强大的炮兵，以使其获得压倒的优势——例如在顿河的三次连续突破——但是很明显，却还不能使其所有各师都装备完全机动性的炮兵。这个对于顿涅茨地区经济重要性的讨论，又足以使希特勒有机会表现出对生产数字和兵器威力所具有的惊人知识。

在这种是否应该据守顿涅茨盆地的辩论中，我最后手中就只留下了一张王牌了。在我尚未与希特勒会晤之前，德国煤业加迭尔的总经理，普莱格尔(Paul Pleiger)，曾经来访问我的总部。当我问他顿涅茨地区对于德俄双方战争经济的真正重要性究竟是怎样时，他却向我保证着说，在沙赫蒂(Shakhty)附近的矿区——即在米斯阿以东的那一部份盆地——是并无重要性的，因为那里的煤不适宜于炼焦和供火车头使用。这也就使希特勒无法从经济战的立场上来表示反对！

但是任何人若假定他现在就会承认他的失败，那么对于这个人的牛劲，实在是未免估计过低了。作为至少是可以当延迟撤退的理由，他最后又想到了天气因素。好像是要交好运一样，在过去几天之中，天气突然提早解冻了。越过塔甘罗格湾的冰上路线再使用是已经不太安全了，虽然顿河和顿涅茨河还是冻结着的，但是天气若继续转暖，则不久也就会有解冻的可能性。

第十三章 1942年南俄冬季战役（下）

希特勒现在就用其雄辩滔滔的口才力劝我再等几天，因为宽广的顿河将会构成一个不可以越过的障碍物，而使敌人在夏季来临以前都无法继续进攻。相反的，假使我们的第4装甲集团军要想向西移动，则又可能会陷在泥泞之中。所以他认为在这种环境之中我至少还是应该等几天再看。

当我仍不肯屈服，把整个集团军群的命运寄托在天气突变的希望上，于是希特勒才终于勉强同意把集团军群的东部正面撤到米斯河。假使把有关指挥权问题的讨论都包括在内计算，则我们已经一共谈话达整整4个小时之久。

下述的一件小事也更可以证明希特勒是如何像“牛皮糖”一样。当他已经终于批准了我的作战意图之后，我就起身告辞退出时，他又把我喊回去向我说，他对于已经批准的事情，当然不便反悔，不过他却仍劝我是否能再考虑—下，稍微等候一个短的时间。假使顿河地区解冻了，那就甚至于还能使我们在这个顿河-顿涅茨突出地区中再停留下去。不过我却仍然坚持不变。我所允许向他让步的就是假使当天夜间的情况报告还不要求立即采取行动时，则我可以等到明天中午回到我的总部之后再下达撤退命令。

我为什么对于我这次与希特勒的会晤要作如此详细的记载，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它对于这次冬季战役的胜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在许多方面，这也可以当作一个典型的例证，说明希特勒的态度是如何顽固，和如何难于使他接受任何与他本意相违的事情。

到2月底为止的发展

经过了长久的辩论，我终于获得了希特勒的批准，可以撤出顿涅茨盆地的东部，于是也就使我们可以把第4装甲集团军转用到西翼方面来。不过若就因此而认为德军整个南翼的威胁已经解除了，那却还是一种错误的假定。根据距离和道路情况来计算，这个把第4装甲集团军从东翼“蛙跳”往西翼的程序是预定要大约花上两个星期的时间。此外，由于敌军在顿涅茨河南岸早已到了伏罗希洛夫格勒的附近，足以威胁何立德集团军的深入侧面，所以后者能否安全达到米斯河的位置，也并无确实的把握。更进一步，第1装甲集团军能否守住在顿涅茨河中游的正面，也殊有疑问。最后，B集团军群地区中的情况——即在哈尔科夫地区中——也更令人感到焦急，敌人几乎可以有一切自由行动的机会。他们不仅可以直趋第聂伯河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查波罗齐的渡口，而切断顿河集团军群在那里的交通线，而且还可以在更上游的地方渡河，从西面封锁它。所以除了把第4装甲集团军调往本集团军群的西翼上以外，还必须组成一个新集团军，以代替在B集团军群中的盟军部队，后者现在实际上已经完全崩溃了。

2月7日正午时，我回到了在斯大林诺的总部中。因为罗斯托夫在顿河南岸的一个近郊镇市，巴特斯克(Bataisk)，已被敌人攻占，所以情况也就益形严重。当我回到集团军群总部之后，马上就下达撤退命令，第4装甲集团军的司令部，连同其一切可以调动的师也都开始向西线跃进。何立德集团军也获得了训令，要它第一步退到新齐尔卡斯克-卡门斯克一线。

2月8日，在罗斯托夫与伏罗希罗夫格勒又发生了新的危机，敌人从桥头阵地中突破出来。在顿涅茨中段作战的第1装甲集团军，情况也是极为危急，并不能完全阻止在里希强斯克(Lisichansk)与斯拉夫扬斯克(Slavyansk)之间的敌军进展。

在B集团军群地区中，在南兹将军(Gen. Lanz)之下，组成了一个新的集团军，集中在哈尔科夫的附近。正在陆续达到中的党卫军装甲军，也拨交给他指挥。我们本来听说，党卫军“帝国”师是准备击毁在弗尔斯克的敌军，后者正在准备向东南攻至依苏门，可是事实却完全不如此。相反，它却退到了顿涅茨河的后面。在这种情形之下，希特勒所建议的用党卫军装甲军来解除我们西侧面所受的压力的办法，也就根本毫无意义了。

2月9日，敌人在哈尔科夫以北的B集团军群地区中，已经攻占了贝尔果罗德(Balgorod)和库尔斯克。他也正在从环绕着依苏门的顿涅茨河湾中向西挺进。在第聂伯河与中央集团军群左翼之间的缺口中，除了南兹集团军(其在哈尔科夫的集中早已受到扰乱)和B集团军群在库尔斯克以西的第2集团军(已经残破不堪)以外，就更无其他可以运用的兵力。

由于事实上，敌人现在可以从第聂伯罗彼托夫斯克渡过第聂伯河的上游，来执行一个迂回运动，所以很明显，尽管采取了步骤把第4装甲集团军调到西翼方面，可是就长期的观点而言，顿河集团军群专凭其自己的兵力，也还难以保障其后方交通线的安全。所以必须要采取某种更激烈的措施。于是我立即要求柴兹勒尔将军在今后14天之内，在第聂伯罗彼托夫斯克以北的地区中，展开一个新集团军，其兵力至少应为5-6个师，还有在第2集团军正面之后——即库尔斯克以西——又另外展开一个集团军，以便向南发动一个攻击。我又说，要想做到这一点，则运输的效率就必须有根本的改进。像过去这样把一个师一点点的送上战场，对于现有的情况是不会有所补益的。

柴兹勒尔将军却认为从今以后，也许可以有真正帮助我们的机会。他希望他最后可以从中部与北面集团军群中抽出6个师以上的兵力，并且用过去所从未有过的速度运送给我们。他所假定的运输列车数字为每天37个，换言之，我们每隔一天就可以获得这6个师中的一个。不过从德军正面所撕开的裂口宽度上来看，当然这一点兵力最多也不过是能使我们是勉强渡过难关，以待泥泞季节的来到。同时，他们是否能够准时达到，则又要看哈尔科夫附近的发展来决定，而这却是我们集团军群所无力影响的。无论如何，德军的整个南翼仍然笼罩在极大的危险之下，在泥泞季节来临之前，或刚刚来临之后，敌军仍能挺进到亚速海的海岸上，或更向西打击，直抵黑海岸上。

固然集团军群的纵深侧面成为其焦急的主要来源，可是在自己正面的情形也同样不能令人感到乐观。第1装甲集团军，现在的司令为马肯森将军(Genv. Machensen)，参谋长为温克上校(Col. Wenck)。其任务为把已经渡过了顿涅茨中游的敌人再赶过河去，但却已经遭遇到了两支优势的敌军。第一支是在伏罗希罗夫格勒渡过顿涅茨河，正在尝试插入何立德集团军(正在向米斯河撤退中)与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正在从南面向顿涅茨河运动)。第二支已经沿着里希强斯克-斯拉夫扬斯克一线渡过了顿涅茨河，现在正拟将其主力移到其在克里弗托里特斯(Krivoi Torets)河两侧的西翼上。第1装甲集团军在两个侧面都有受到包围的危险，它必须尝试连续地击败两股敌军。集团军群的原意是想先在其西翼上执行打击，把在斯拉夫扬斯克的敌人击败了之后，再转过身来攻击在伏罗希洛夫格勒的敌人。不幸，该集团军早已被迫把其一部份兵力牵制在后述的方面，于是其兵力的强度也就不足以击败在斯拉夫扬斯克的敌人。换言之，也就是在伏罗希洛夫格勒以南，没有足够的兵力来阻止敌人向西南方面的进攻。

这又是危机中的常情，在大危机中又往往加上局部性的危机，彼此互相发生作用，而使情况变得更为迫切。第1装甲集团军在尚未派遣第40装甲军去击毁从斯拉夫扬斯克前进的敌军之前，曾经作了一次搜索，根据这次搜索的结果，该集团军遂认为不可能用坦克通过克里弗托里特斯河以西的地区迂回敌人，因为交叉经过该地区的深谷完全埋在深雪之中。所以第40装甲军的攻击多少是在河谷以东并沿着河谷作正面的攻击。因为俄国冬季的严寒，使部队在夜间不敢留在露天的地面上，所以多数的战斗必然只能在克里弗托里特斯河谷中居民地的附近进行，其第一主要目标即为攻占克拉马托尔斯卡亚(Kramatorskaya)大工业镇。不过在这一类的战斗中，绝无获得速决的希望，但这却正是我们所最迫切需要的。领先进攻的第11装甲师正在苦战之中。

集团军群的意图本是从西面包围敌军，切断它与顿涅茨河之间的连络，这个观念现在开始落空了。敌人在2月11日的夜间，用一支强大的装甲兵力，通过了在克里弗托里特斯河以西据说是不可能通过的地区，一直深入到格里希罗(Crishino)为止。这又再度证明，西方人所谓的不可通过，对于俄国人而言却只有有限的真实性——当然一部份的原因是由于俄国装甲车辆的履带较宽，使它们能够比较易于越过泥泞和深雪，而我们自己的坦克却没有这种能力。在格里希罗，敌人现在不仅已经深入了第1装甲集团军的侧面，而且也切断了集团军群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到克拉斯罗尔梅斯河之间的主要铁路线。现在只有通过查波罗齐的铁路线还畅通，但因为在1941年为敌人所炸毁的第聂伯河大桥仍未修复，所以运输效力不免大形减低。结果所有一切的货物都必须转驳，而运油车亦不能直达前线。

当对前线的补给，尤其是石油，感受到威胁时，第1装甲集团军却不仅西面受到迂回的威胁，而且敌人也尝试用已经从伏罗希洛夫格勒透入的兵力，由东面同时进行迂回。尤其是敌人的一个骑兵军已经一直深入到了地巴尔特西夫(Debaltsevo)的重要铁路交点上，它不仅是位置在该集团军右翼后方颇远的地方，而且也在何立德集团军所拟占领的米斯河阵地的后面。虽然可能把这个集团军困在地巴尔特西夫，但因为敌军在村落负隅顽抗，所以要想完全消灭他们却变成了一种困难而费时的工作。结果使该集团军右翼方面所迫切需要的第17装甲师在目前始终还是被牵制在那里不能移动。

在东面，当何立德集团军向米斯河退却时，刚刚经过休息和整补的俄国装甲兵力也就跟在后面压迫。结果我们遂暂时不能抽出该集团军中的装甲师。不过这个集团军却终于在2月17日，达到了米斯河阵地并在那里组织了一道防线。

在西翼方面，此时却已经可能动用从顿河开到的“维京”师，阻止进到了格里希罗的敌方装甲兵力。不过，该师并不能够迅速击溃敌军。除了在最近的苦战中，其兵力已经相当的减弱了以外，同时其军官也极感缺乏。这个师是由波罗的海和北欧国家中的纳粹志愿人员所组成，由于其损失是如此的严重，所以已经缺乏能够通晓其语言的军官来指挥这个部队了。这自然又会使这个原来很有用的部队减低了其战斗效率。

同时，第4装甲集团军却还仍在利用公路和铁路，从顿河下游向西翼调动，因为道路情况的恶劣，也使其进展受到了相当的延迟。所以除了敌人已经在格里希罗深入第1装甲集团军的侧面，并能运送生力军来增援据守该地的部队以外，在第1装甲集团军左翼与哈尔科夫地区之间，更是门户洞开，危险异常。在这个地区中，敌人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本集团军群自己地区中之所以如此险象环生的主因，还是因为掩护A集团军群撤退之故，而在顿河和顿涅茨河停留了太长久的时间。此后，我们对于B集团军群地区中的情况发展又日益感到焦急不安。

敌人在对哈尔科夫的方向上留下一部分掩护兵力之后，就挥动兵力从依苏门向西前进，直抵巴甫洛夫格勒(Pavlograd)。从巴甫洛夫格勒，他们又可以进到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查波罗齐的第聂伯河渡口中，于是也就可以切断本集团军群越过该河的交通线了。此外，他们又可能尝试击溃正在集中程序中的南兹集团军。假使他们获得了成功，那么在克里门巧格(Kremenchag)的两侧，也就可以顺利渡过第聂伯河，以后即能封锁到克里米亚的进路，以及在刻松(Kherson)的第聂伯河渡口。结果即为包围了德军的整个南翼。尽管泥泞季节的来临通常大约在2月底，对于这个远大的作战是可以发生阻碍作用，但是在这个阶段一过之后，敌人还是可以继续向这个目标前进。

基于上述这些考虑，我在2月12日，又把一个新的情况研判送给陆军总部，并请其转呈希特勒。以上述的作战性考虑为基础，我又特别的强调下列两点：

第一是兵力的比例，我指出，尽管在过去3个月中，敌人很明显一直都在设法毁灭或切断我们的南翼，但是从我方的兵力分配上来看，却似乎我们是一点都不重视这个事实。即使把最近几个月中所有送往顿河集团军群的援兵都加起来计算，在顿河和B集团军群地区中，德军对俄军的比例却还至少是1:8，而在中央和南面集团军群地区中，其比例反而高达1:4。陆军总部害怕若从那两个集团军群中抽调兵力，即足以造成新的危机，所以始终犹疑不决，这种想法固然是可以谅解的。此外，陆军总部在以前答复我的要求时，所说的话也不无理由，它说几乎所有一切的补充兵员和兵器，都是送往顿河集团军群方面，结果已经使中央和北面两个集团军群的战争潜力远不如我们了。不过我们却应说明，在顿河集团军群地区中的各师在几个月之内，一直都在苦战不停，但是在那两个集团军群的地区中部并无如此激烈的战斗。此外，我们的部队必须野战，而中央和北面两方集团军群却早已建立好了良好的防线。

无论如何，最重要的因素却是敌人的决定性努力，不是指向德军的中央或北面地区，而是指向其南翼，所以我们是决不可以再继续居于这种不利的数量劣势。

而且即使我们能够解除第聂伯河渡口被切断的危险，敌人还是不会放弃其较远大的目标，把德军围歼在海岸之上。因为这个原因，应不惜一切的代价，以使德军南翼中的兵力比例获得彻底的改善，即使在其他战场上或东线其他方面略作让步亦在所不惜。

除了提到这个兵力全盘分配的基本问题以外，我也向陆军总部提出我对于今后德军南翼方面作战指导的意见。这个且留待下一章(卫城作战)中再详述。

2月12日的夜间，本集团军群(现在已经改名为南面集团军群)把总部移至查波罗齐，因为不久这里将变成一个决定点，所以总部移到这里，对于战斗也就可以便于作最好的控制。

2月13日的夜间，我们收到了陆军总部的一个指令，这明显是对于我在2月9日所提建议的答复。它依照这个建议，决定在波尔塔瓦(Poltava)-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线上，展开一个新的集团军，而在第2集团军南翼的后方又另外配置一个集团军。不过事实上，这却都是空话。准备展开在第2集团军后方的那个集团军根本就不曾来到。第2集团军虽然曾经获得了少许的增援，但那却是以牺牲了对我们的诺言为代价的。准备展开在波尔塔瓦-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线上的那个集团军，实际上也就是南兹集团军，那是早已被用在哈尔科夫了。这个集团军，连同包括贝尔果罗德(Belgorod)在内的B集团军群地区，以后都拨交给南面集团军群指挥。第2集团军则移交给中央集团军群，B集团军群总部则终被撤消了。

第四阶段：德军的反攻

于是在1943年2月中旬，南面集团军群地区中的危机遂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敌军正在其北面邻近地区中，准备作一个大迂回运动，以围歼我军的整个南翼。可是非常矛盾的，恰好在这个危机达到最高顶点之时，反攻的种子也开始萌芽了。

不过，当前的情况却还是显得益形黯淡。毫无疑问，在此时撤消B集团军群，要算是一个危险的措施。虽然除了第2集团军以外，它现在所有的不过仅仅是一些残余的单位，但它在整个东线的指挥体系中，却又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环。它的撤消使中央和南面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的正面，现出了一个大缺口。

此外事实上，南面集团军群总部对于现在拨交给它指挥的哈尔科夫地区(即南兹集团军所扼守的地区)也无法立即接管，因为通信联系还不曾建立起来。在我们接管以前，哈尔科夫也就会丢定了。事实上，因为本集团军群通信团的努力和我们的通信指挥官穆勒将军(Gen. Muller)的指导有方，所以这种接管的工作还要算是最快的。此外，我的朋友，通信署长费吉贝尔将军(Gen. Fellgiebel)，也给予我们以极大的援助。

B集团总部的撤消，固然使作战的指挥变得更为复杂困难，但却也还有一个好处。使南兹集团军受到了南面集团军群的指挥以后，于是也就使我们在这个决定的地点和时机上，可以执行绝对指挥权。这对于这个冬季战役的最后成功是颇有贡献的。

此时，哈尔科夫地区已经变成了本集团军群的一个新的焦急来源，尽管B集团军群，也可以说是希特勒本人，还能继续在那里指挥达几天之久。南兹集团军曾奉希特勒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哈尔科夫，它现在很可能又像斯大林格勒一样，而会变成了一个面子问题了。此外，为了解除敌人对南面集团军群左侧面的压力，这个集团军又要以党卫军装甲军为其核心，而向罗索伐亚(Losovaya)的方向上发动一个突击。后者的3个装甲师，现在还只到了两个。

很明显，以这个集团军现有的兵力，在这两个任务中，最多只能希望达到其中的一个。它或者是专在哈尔科夫的附近作战，或者是去救援南面集团军群的左翼。所以我向希特勒建议，这个南兹集团军应暂时放弃哈尔科夫，而先尝试攻击在该城南面的敌军。这样就可以使集团军群为在克里门巧格两侧越过第聂伯河的敌军所包围的威胁暂时解除一下。在另一方面，当我们把第4装甲集团军投入了之后，那么我们对于向查波罗齐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进攻的敌人，也就可以专凭已力来加以击退。一旦南兹集团军把哈尔科夫城南的敌军击败了之后，他又可以回转头来夺回该城。

不过这个方案却与希特勒的所见不合。因为哈尔科夫为俄国的第四大城，在他的心目中是早已变成了一个威望的象征了。所以在2月13日，他又透过B集团军群，再下了一道严令给南兹集团军，要它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哈尔科夫。

于是我就要求陆军总部告诉我们，在南兹集团军拨归我们指挥之后，这个命令是否仍继续生效，又或者是若党卫军装甲军在哈尔科夫有被围的威胁时，这个命令是否仍应遵守。我同时更要求我前一天送往罗曾(Lotzen)的一般情况研判也应有一个答复。在回答我的时候，柴兹勒尔将军告诉我说，希特勒认为我的看法是未免言之过早。我回答他说，我认为一个集团军群的思想，至少应考虑到4个星期到8个星期以后的形势——不像我们现有的最高统帅部，似乎连3天以后的事情都不考虑。

专就哈尔科夫的情况而吉，环境终于还是胜过了希特勒的意志。党卫军装甲军在那里是的确有被围的危险，遂于2月15日，违反了南兹将军的命令，自动撤出了该城。B集团军群把这个既成事实转告我们，而它本身也就在这个时候，终于移交了其最后的指挥权。假使这个撤出哈尔科夫的行动，是奉到一位陆军将领的命令而执行的，则希特勒毫无疑问就会将其交付军法审判。但因为这是党卫军装甲军的行动(的确也并不错)，所以结果却毫未受到处分。不过，几天之后，南兹将军却还是免职了，代替他的人是肯夫将军(Gen. Kempf)，其理由是说南兹为一个山地战专家，而肯夫却是一位坦克专家。

在B集团军群把其管区交给南面集团军群的阶段中，哈尔科夫周围的情况也正在迅速恶化，而南面集团军群越过第聂伯河的交通线也随时有被切断的可能性。2月16日，我们接获报告说敌军果不出我们过去所预料的正在以强大兵力从依苏门以西的地区，向巴甫洛夫格勒和聂伯罗皮托夫斯克前进。假使他们能够达到了罗索伐亚或巴甫洛夫格勒，那么通过波尔塔瓦的铁路联系也就会被切断了。

同时，陆军总部所允许的增援，其到达的速度又再度减缓了。预定是一天37列车，结果在2月14日那一天，只到了6列车。

此外，中央集团军群又宣称在目前它缺乏必要的兵力，沿着我们之间的分界线，对南面集团军群作任何认真的合作。此时若能制止第2集团军的撤退，则对于我们是真正有利的。

情况已经变得是如此的危急，所以希特勒决定亲自到我的总部中来作一次访问。很明显，我过去所作的若干批评已经对于他的思想发生了相当的刺激作用。我固然很欢迎他的御驾亲征，因为这可以使我有机会直谈到天明，而且也可以让他来亲眼看看我们处境的困难；不过在像查波罗齐这样一个相当巨大的工业城市中(敌人也正在向它进攻)，要想保障他的安全却自然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是他已经宣布有准备多住几天的意图。他和他的随从，包括总参谋长约德尔将军，以及其私人的厨师等都在内，被招待住在我们的总部中，整个的周围地区都已加以严密的封锁。即使如此，安全还是不太有保障，因为希特勒的驾临还是有人知道的。当他驱车从机场前往查波罗齐时，在街道上立即为士兵和党员们所认清了。我们所能用来担负警卫任务的兵力就只有我们总部的警卫连和少许高射炮单位；而不久以后，敌军的坦克就如此的接近该城，所以他们已经可以向在第聂伯河东岸的机场开火了。

希特勒于2月17日正午时达到我的总部。我就开始把下述的情况当面报告给他听：何立德集团军已经于本日达到了米斯河阵地，但敌军在后面穷追不舍。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在格里希罗阻止了敌军的前进，但却仍未能击毁它。同样，在克拉马托尔斯卡亚地区中，对于沿着里希强斯克-斯拉夫扬斯克一线前进的敌军所作的战斗也是仍未决定。南兹集团军正在撤出哈尔科夫，并已向西南撤往莫希河(Mosh)地区。

我于是向希特勒报告我的意图，准备命令党卫军装甲军安全撤出哈尔科夫，而只留下南兹集团军中的残余部分去继续占领该地区。党卫军装甲军准备从克拉斯罗格勒(Krasnograd)地区，向西南大致朝巴甫洛夫格勒的方向上作一个突击，并与正向那里进攻的第4装甲集团军相会合。这些兵力的任务将是击毁通过第1装甲集团军与南兹集团军之间的宽广空隙中前进的敌军。当这个任务完成之后，何立德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遂可以再无被切断的危险，于是我们也就可以开始进行在哈尔科夫地区中的攻击了。

希特勒首先拒绝讨论我所建议的作战程序。他甚至于根本上不承认已经有强大的敌军，正在从第1装甲集团军与何立德集团军之间的地区中通过前进。他同时又害怕我所想像的在第聂伯河与顿涅茨河之间的作战会深陷在泥泞之中。因为时间已经是隆冬了，所以这种可能性是应该考虑的。但是希特勒反对的主因却可能还是他希望能立即收复哈尔科夫，他希望等到党卫军装甲军的各师都已经集中之后，就立即采取这个行动。事实上的情况却是要想向哈尔科夫的方向上作任何的攻击，则其先决条件即为应解除敌军对第聂伯河渡口的威胁。除非越过这条河川的交通线仍能畅通无阻，否则第4装甲集团军或何立德集团军也就无法继续活下去。此外，要想对哈尔科夫发动一个打击，则至少也需要与第4装甲集团军中一部分兵力相合作。而且当最后地面解冻足以迫使作战暂行结束时，也是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地区先受到影响，至于在哈尔科夫附近和以北的地区中，影响就比较迟一步。因此，我们可以合理的希望在击败了现在正在第1装甲集团军与何立德集团军之间前进的敌军之后，还能来得及向哈尔科夫攻击。相反的，假使我们把次序颠倒过来，则这两个作战是否能够同样成功，则不免大有疑问了。

因为希特勒总是固执已见，所以又引发了一场激辩。我最后设法结束了这一次的争论，指出无论如何，党卫军装甲军必须首先集结在哈尔科夫-克拉斯罗格勒公路之上，但这却至早在2月19日以前还是不能完成的，所以到底是向南或向北进攻，最后的决定留到那时再确定也不迟。我之所以取这种拖延政策，是因为我知道在2月19日以前，第4装甲集团军也是不能参加作战的。同时我也认为以后实际情况的演变，将足以迫使希特勒自己也会明白。

1月18日，我又谒见希特勒。敌军已经用强大的兵力向米斯河进攻，对于尚未巩固的何立德集团军正面，已经透入了好几处。此外，我们对于围困在这条正面后方地区巴尔特希夫之点上的敌方骑兵军，也还未能加以歼灭。我告诉希特勒说，尽管如此还是有从这里抽调摩托化单位送往西翼的迫切需要。敌人的机械化兵力在格里希罗也已经深入了第1装甲集团军的侧面，所以在那里的兵力却被牵制住了。

另一方面，现在又已经有了确证表示在第1装甲集团军与南兹集团军之间空隙中前进的敌方兵力，正在集中全力向第聂伯河渡口进攻。在克拉斯罗格勒以南已经发现了其第267步兵师的番号，其第35近卫师，包括一个坦克营在内，也已经攻克了巴甫洛夫格勒。位置在那里的一个意大利师(为前意大利集团军的残部)当敌军接近时，仓皇的退走了。

南兹集团军已经报告着说，党卫军“骷髅”师的轮式车辆单位已经在基辅与波尔塔瓦之间，完全深陷在泥泞中不能动弹。这样也就使希特勒想立即向北进攻，夺回哈尔科夫的希望完全毁灭了。假使说党卫军装甲师没有这个师的兵力时，连守住这个城都不可能，那么现在想要夺回这个城，则更是毫无希望了。而这个师何时可以达到，在目前却无法预测。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够采取的路线，就是向东南方攻击，以毁灭通过南兹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空隙中前进的敌军。因为在那个地区中马上就会解冻了，所以不可以再多损失一点时间。在这种环境之下，希特勒终于同意我的见解，把党卫军装甲军中第一个可以立即动用的师，“帝国”师，立即用在巴甫洛夫格勒的方向上。至于“元首卫队”师则对抗从哈尔科夫向南压迫的敌军，掩护第4装甲集团军的作战。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第4装甲集团军，在获得了“帝国”师的增援之后，能够获得成功。

接着在这个决定之后，我又把我对于一般情况的意见再向希特勒申述一次。我指出，即使我们能够避免不利的发展，直到泥泞季节来临时为止——这也还是并无太多把握的——但是我却仍然需要再向前面想。这个泥泞最多只能使作战中断几个星期而已。在此以后，本集团军群就会有一个长达470英里的正面需要防守，而包括南兹集团军在内，所有的全部兵力却不过32个师。相反，一旦泥泞季节过去之后，敌军一定还是会集中主力来对付德军的南翼，准备将其围歼在黑海岸上。

我告诉希特勒，仅仅用30多个师的兵力来防守长达470英里的正面，那么一个较强大的敌人是可以随意在任何点上透入的。此外，更没有任何兵力足以阻止他们继续从北面迂回本集团军，一直达到亚速海或黑海岸为止。所以一旦泥泞季节结束之后，这个集团军群决不可以坐待敌人的突破或迂回。除非陆军总部能够在适当的时机之下，发动一个攻势以解除这个向东突出过远的正面所感受的压力，否则它也就绝对无法久留。

我提出这种观念来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说服希特勒对于作战问题，一劳永逸的就长期的观点来寻求一个总解决。不过很明显，他却绝无意图作如此的承诺。尽管他也承认集团军群的兵力是太弱了。在明年不足以防御那一条正面，但他却并不接受我告诉他的兵力比例。我们曾经证实面对着我们的敌军兵力是一共有341个大单位，希特勒对于这个数字并不否认，但他却认为这些单位是已经没有太多价值了。当我反驳他说，我们自己的各师也同时已经筋疲力竭了，他却回答着说，在泥泞季节中，我们可以使兵力补充足额，并配发新的兵器——事实上当然是应该如此的，不过他却不承认，在这同一时间当中，敌人也可以把其1926年度的新兵力150万人送上前线。同时他也不承认在两个月之内(即大约为泥泞季节的长度)，敌人所生产的坦克数量是足够他们补充60个装甲旅的。反之，希特勒却拼命强调说，顿涅茨地区若是容许它再度落入敌人的手中，则对于俄国的坦克生产具有决定重要性。至于说到他自己在1943年对东线德军的作战指导，他却无法从任何其他战场上抽调兵力来发动一个大攻势，他也无处可以找到新征召的大量人员。不过反过来说，他却认为有了新兵器的帮助，他至少还可以作有限的和局部的行动。这样遂使希特勒又回到了兵器和兵器生产的问题上面，于是我们也就不可能捉摸其对于有关未来夏季战役的意图了。我们似乎是住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

2月19日，又举行了另外一次会议，这一次克莱斯特元帅也被要求参加。很明显，由于希特勒驻跸在我的司令部中，遂终于已经使他对于南面集团军群的危险有了相当的认识，因为他现在宣称A集团军群今后应尽量把可以抽调的兵力，转送给南面集团军群。换言之，A集团军群应该当作是南面集团军群的一个“邻近兵力储蓄库”来看待，所以希特勒预备以后再利用库班桥头阵地的作战计划，现在已经暂时搁置了。不过不幸的是，未来的事实却又证明，由于受了运输工具的限制，这个“储蓄库”却未能发挥它的作用。库班桥头阵地还是继续处于孤立的状况中。过去的经验早已告诉我们，一支兵力若是被牵制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上之后，也就会非常的难于调动它了。

那一天，当具有相当实力的敌人达到了辛辛罗柯夫(Sinsinokovo)火车站之后，情况就变得更为紧张了。敌军现在不仅已经暂时切断了本集团军群中央与右翼的主要补给线，而且距离德国元首所驻跸的地点也只在35英里到40英里之间了！因为在附近已经无部队可供调动，所以当希特勒于那一天下午飞返他的大本营，的确使我感到如释重负。因为在次一日中，敌方的坦克能够阻止我们使用在第聂伯河东岸的飞机场，实在是意料中事。

我向希特勒所作的最后一点要求，那就是说在准备要在西翼上所作的打击中，我将需要动用所有一切的装甲师，换言之，它们又必须要从米斯河阵地中去抽调。米斯河阵地之所以尚能不被攻破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敌军的主力必须经过罗斯托夫瓶颈，所以才尚未能到达。从东面攻占顿涅茨地区的可能性是决不可以忽视的。除非我们首先解除集团军群后方交通线将被切断的危险，否则也就会一筹莫展了。希特勒对于这一点似乎也能了解。

无论如何，我所获得的印象是感觉到希特勒的访问我的总部，足以帮助他了解东线南翼将被包围的危险是何等迫切严重。尽管如此，不久以后，陆军总部或希孟德将军却传来一个故事，说希特勒之所以要作这一次旅行的主因，却是为了要振作我们这个集团军群的精神。我从来不曾感觉到我的总部是需要这种振作，即使我们并不准备完全遵守希特勒的理想，实行寸土必争而不计及任何后果的办法，但是我敢说要想找到另外一个司令部，能够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局面中，像我们这样的确保必胜的意志者，也似乎并不太容易。就这一方面而言，我自己与我的幕僚之间是完全没有任何歧见的。

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战斗

2月19日，集团军群总部命令第4装甲集团军，对于沿着皮里希齐皮罗(Pereshchepino)-巴甫洛夫格勒-格里希罗一线前进，企图切断本集团军群与第聂伯河之间交通线的敌军发动一个反攻。2月20日，敌军的作战意图已经完全显示了出来，而且证明与我们所预料的完全符合。

在我们的东方正面，敌人已经攻击何立德集团军在米斯河的阵地，已经在3个主要的点上达到了突破的目的。为了想切断我方越过第聂伯河的交通线，敌人已经用上了一个集团军(下辖3个步兵师)、两个坦克军和一些骑兵——而原先被我们控制在格里希罗和卡拉马托尔斯卡亚的敌军兵力尚不在内。

同时，敌军也企图在哈尔科夫的西面和西南面，突破肯夫集团军的脆弱正面——南兹将军现在已经换下肯夫将军。此外，敌人又企图从北面迂回包围这整个集团军。

面对着这些发展，本集团军群有两件不同的任务需要完成。

第一点，它应尽量设法守住在米斯河的东面防线——不过专凭那一点有限的兵力，而且又无任何的预备队，所以实在是大有疑问。

第二点，它必须使用第4装甲集团军迅速击败在第1装甲集团军与肯夫集团军之间的敌军，以便阻止敌人切断其与第聂伯河渡口之间的交通线。若是这一个行动失败了，则集团军群的多数兵力不久就都会因为燃料的缺乏而将丧失了其机动性。

一旦能将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敌军击败了之后，于是就又要看那时的情况发展来决定进一步的行动，也许我们可以立即使用一切的机动兵力向北突击，以便恢复肯夫集团军的地位。或者，假使后者还不能凭其己力肃清在路里希罗和卡拉马托尔斯卡亚的敌军。则第4装甲集团军可能还得要在第1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再打一仗。

无论如何，我们在目前却必须要守住我们的北翼，即为肯夫集团军的地区。后者现在所应做的工作，就是要作最顽强的抵抗，以封锁通往第聂伯河的道路，或者是经过克拉斯罗格勒以达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或者是经过波尔塔瓦以达克里门巧格。假使敌人还想企图达到基辅(有许多象征已经使希特勒很感到忧惧)，则我们也就可以预祝他旅途快乐。这样一个远距离的大迂回运动，在泥泞季节开始之前是不可能获得任何实际效果的。

2月21日，在本集团军群现在所认为是最重要的一段正面，首先显出了一线新希望。在米斯河的东面防线已经守住了。在那道防线后方地巴尔特希夫车站上久被我军围困着的敌方骑兵军残部也终于被迫投降。敌方另一个坦克军在马特费也夫库尔刚(Matveyekurgan)突破了米斯河正面之后，不久即被我军所围困，现在同时也已被消灭。

在第1装甲集团军右翼方面，敌人与正在对费里特-皮可群施加压力，其目的很明显是想进一步毁灭米斯河阵地的侧翼依托，或迂回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侧面。面对着第1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一切还平静无事。从无线电窃听中所获得的情报，显示在格里希罗和在克拉马托尔斯卡亚地区中对第1装甲集团军西面作战的俄军已经受到重大损失。在后述地区中的德军兵力为“波普夫群”(Popov group)。很明显，俄军的补给线已经被切断了。

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攻下了巴甫洛夫格勒，而且也有理由可以希望其最后的单位在路面软化之前，仍然还来得及与其主力会合在一起。事实上，一支并不太强大的敌方坦克兵力虽已挺进到了查波罗齐的附近，但这却并不是一个太大的威胁。在距离该城约12英里远的地方，它把燃料用光了，结果全被我军歼灭。不幸，本来有一个新的师(第322)预定向巴甫洛夫格勒增援，并已在行军的途中，现在却又被陆军总部调往中央集团军群的右翼方面去了。尽管第2集团军的情况也并不乐观，但南面集团军群却应有优先的要求权，因为我们终于正在要夺回主动权了。至于敌人向基辅方面能否作任何的进展，在此时都是无关大局的。

敌人是的确有此项意图，可以从下述事实证明，因为他们已经使用了相当数量的兵力，从贝尔果罗德向艾赫提卡(Akhtyrka)挺进，其目的很明显是想迂回肯夫集团军北侧面。

在以后几天之内，第4装甲集团军的反攻已经达到了我们所希望的成功。于是在这个战役中的主动权终于重新回到了德军的手中。

最开始时，这个集团军击溃了正在向第聂伯河渡口前进的敌军——即在巴甫洛夫格勒周围和南面地区中的兵力。希特勒所拒绝承认的观念现在已经兑现了，敌军一共证明有两个装甲军、1个步兵军和1个骑兵军。以后又与第1装甲集团军合作，再击败了面对着其西面的4个敌军坦克及机械化军。

到了3月1日，很明显，因为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敌军已经被击败了，所以其在第1装甲集团军北面正面的压力也同时减弱了，于是后者也就能够重占这个地区中的顿涅茨河一线。因此也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诱惑，使我们想越过正在封冻着的河面追击敌军，并在哈尔科夫以西攻击敌军的背面。

不过为了使我们可以自由的越过顿涅茨中游前进起见，则实应首先击毁敌方哈尔科夫集团的南翼，后者还正集中在该城西南的比里斯托伐亚(Berestovaya)河。因为解冻即将来到，这个行动能否采取殊有疑问。所以本集团军群的第一步目标是只以击败在顿涅茨河以西的哈尔科夫敌军为满足。

在本集团军群作战地区的南端，接近海岸的部分，早已开始解冻了。2月底，在米斯河的敌军放弃了使用装甲兵力以及他机动部队实行突破的企图，改派步兵师来接防。很明显，他们希望在泥泞季节来临之前，在该河两岸上至少能保有几处桥头阵地。不过当这个宽广的攻击失败之后，他们的攻势最后也就退化成为无结果的局部攻击。

到了3月2日，集团军群才能看到其第一个反击的效果，这是由第4装甲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来执行的，以夹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敌军为目标。在这个攻击过程中，何立德集团军在米斯河曾作成功的防御，敌方“西南方面军”中的各集团均已受到了相当的打击，使他们暂时不能发动进一步的攻势行动。尤其是向第1装甲集团军左翼前进的和钻入了后者与肯夫集团军之间的敌人所受到的打击更为惨重——俄国第6集团军、在格里希罗战斗的波普夫集团，以及第1近卫集团军。敌方的第25坦克军和3个步兵师可以算是全军覆没，此外第3、第10、第4近卫坦克军，还有1个独立装甲旅、1个机械化旅、1个步兵师和1个滑雪旅也都已经打垮了。而第1近卫坦克军、第18坦克军，加上6个步兵师和两个滑雪旅也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根据我方部队的报告，敌人在顿涅茨-第聂伯河战场上一共遗尸23,000具，所获战利品共有坦克615辆、野炮354门、高射炮69门，和大量的机关枪与迫击炮。俘虏9,000人的数字在比例上来看却未免嫌小。其原因有三点：一、我们自己的兵力，多数都是装甲部队，不能对于敌人构成一个连续不断的包围圈。二、因为天气奇寒，尤其是夜间，部队有向村落集中的趋势，所以放弃了武器和车辆的俄国兵很容易溜走。三、无法封锁在敌军后方的顿涅茨河，轻装的部队可以徒步通过这个尚在封冻中的河川。

除了上述的敌军损失以外，其第4近卫机械化军(在米斯河正面后方被围)和第7近卫骑兵军也同时已被肃清。

哈尔科夫会战

在顿涅茨与第聂伯河之间地区中一战而胜，重获主动权之后，南面集团军群就进一步依照在2月28日早已颁发的一个命令，向“沃罗涅什方面军”(即位置在哈尔科夫地区中的敌军)发动攻击。我们的意图是攻击这支兵力的南侧面，以迂回后者，若可能的话，还想从东面直入敌军的后方。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占领哈尔科夫，而且更希望击毁在那里的敌军。

所以第一优先就是要击溃敌军的南翼，它是由俄国第3坦克集团军在该城西南的比里斯托伐亚河构成的。第4装甲集团军在3月5日达到了这个目标。在敌方这个集团军中的第12和第4坦克军、1个骑兵军和3个步兵师，一部分被切成了碎片，一部分则在克拉斯罗格勒的一个小包围圈中被俘了。虽然俘虏的数字还是相当少，但是据我方部队的报告，敌军死亡数字为12,000人，我方俘获了坦克61辆、火炮225门、车辆600辆。

天气的突变使本集团军群未能从背面进攻正在艾赫提卡(Akhtyrka)和波尔塔瓦困扰肯夫集团军的敌军，迫使他们用反正面来进行战斗。要达到这个目的，则第4装甲军必须从哈尔科夫的下游渡过顿涅茨河，但是河的冰面随时都可以破裂，而任何的浮桥都抵抗不了这些浮冰的碰撞。即令渡过莫希河(Mosh)作一个较小型的侧击行动，以夺取哈尔科夫城(敌军的后方交通线都通过该城)，也都似乎很难办到，因为地面现在已经开始解冻了。所以我们只好企图从侧面把敌军卷起，并顺便迫使他们退出哈尔科夫城。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第4装甲集团军，包括党卫军装甲军在内(其最后的单位，“骷髅”师也已经完全到达了)，于3月7日，从克拉斯罗格勒地区向北面发动了一个攻击。当敌人在其正面的压力减轻了之后，肯夫集团军马上也加入了这个攻击。

在以后几天当中，攻击的进展颇为良好。不过到了此时，敌军已经认清了沃罗涅什方面军所感受的危险。我们的无线电窃听发现敌人正在从伏罗希洛夫格勒地区中抽调几个坦克及机械化军前往依苏门，其目的很明显是想乘第4装甲集团军向北进攻哈尔科夫时，打击它的侧面。不过这些行动却已经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的效果，其原因为：一、敌军在伏罗希洛夫格勒附近和米斯河的战斗中已经把攻击能力消磨殆尽了；二、顿涅茨河已经开始解冻，足以阻止他们的行动。敌人所能做到的就只限于在该河南岸，依苏门的西北面赢得了一个小型的桥头阵地而已。此外他们也从东面把第2近卫坦克军撤回到了哈尔科夫，以及把正在面对着肯夫集团军北翼和第2集团军的兵力撤回到波哥达何夫(Bogodukhov)。因为第2集团军的兵力太单簿了，所以我们能否阻止敌军逃走颇有疑问。不过不管怎样，我们却想尝试迫使面对着肯夫集团军的敌军离开哈尔科夫城向南移动，或是切断其在顿涅茨河的渡口。若能如此，则哈尔科夫城即可以一鼓而下。本集团军群准备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哈尔科夫变成第2个斯大林格勒城，若是那样则我们就必须顿兵坚城之下了。

不过，哈尔科夫城的大名，却又应用来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号召，以刺激部队和下级军官的奋勇作战。尤其是党卫军装甲军想要重夺该城，当作一个献给其领袖的礼品，所以它只想抄近路走，于是集团军群只好一再加以制止，不准它向该城发动一个正面攻击。因为假使如此，则该军的兵力就会被牵制在那里，而放任尚在该城以西作战的敌军逃走了。最后，我们终于使党卫军装甲军绕到了该城的东面。该城毫无困难的陷落了，我们在顿涅茨河也截获了敌方相当数量的逃兵。

上文已经说过，由于在哈尔科夫地区附近和其南面的情况发展，使面对着肯夫集团军的兵力不能不抽回，他们早达到了波尔塔瓦的附近，并攻占了艾赫提卡。现在他们必须向哈尔科夫和贝尔果罗德撤退，而肯夫集团军则乘胜穷追。

3月10日，希特勒又御驾亲临我们的总部。我除了把当前的敌情向他提出一个简报以外，并特别把我对于泥泞季节结束以后，作战应如何继续进行的意见也向他申述了。这且留待下章中去分析。

3月14日，党卫军装甲军进入了哈尔科夫城。同时，肯夫集团军的北翼“大德意志师”也迅速进到了贝尔果罗德。敌人一再用强大的装甲兵力来对抗它，但却均被击败。

哈尔科夫与贝尔果罗德的被攻占，也就是本集团军群第二次反击的结束，因为地面正在加速的泥泞化，所以不能再作更进一步的行动了。当然，本集团军群很想乘此机会与中央集团军群合作，肃清在库尔斯克西面的突出地带，以便缩短德国的防线。但因为中央集团军群宣布它无法合作，这个计划遂不得不放弃。结果这个突出地在我们的战线上遂成为一个讨厌的漏洞，障碍了我们的作战。虽然如此，我们这个集团军群现在却已经守住了整个顿涅茨河的正面，从贝尔果罗德起到米斯河交流出口处为止。这个顿涅茨河加上米斯河的防线也就是德军在1941-1942年间冬季中所守住的同一防线。

结论

假使我们对于1942-1943年南俄冬季战役的全部过程和结果作一个总检讨，则我们必须首先承认俄国方面已经获得极大的成功。俄国人已经围歼了德国的第6集团军，这是我方最强大的一个野战集团军。此外，我们的4个同盟国集团军也都已被击溃了。其中有许多勇士都已丧命疆场，而更有相当的人数做了俘虏。所剩下来的同盟国部队也都已溃不成军，迟早都得撤出战场。即使从残部中又把第6集团军的原有各师番号恢复了起来，而何立德集团军于1943年3月间也改称为第6集团军，可是20个师的战斗主力，加上相当大量的炮兵和工兵单位，却始终是一个难以补起的损失。同盟国部队的战斗效率固然很有限，但是他们的丧失也使德军在比较平静无事的地区中缺少了可以替换的兵力。

不过尽管在德军的战斗序列中已经损失了5个完整的集团军，但专凭这一点，任何人也还是不能断定它对于战争的结果即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此外，我们也丧失了在1942年夏季攻势中所已经赢得的巨大土地，连同其天然资源在内。高加索油田的夺取也本是此次攻势的基本目标之一，也终于未能达到——我们在这里又应附带说明一下，这个经济性目标是戈林所强烈要求的，但对于攻势力量的分散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他们追求这个经济性目标时，却完全忘记了必须先击败敌军的主力，然后这种目标才有达到和守住的机会。不过总结言之，德军还是能够守住顿涅茨盆地之一部分，那却是对战争的进行具有必要关系的。

尽管俄军毫无疑问已经有了极大的收获，但他们对于德军的南翼仍未能获得决定性的成功，假使这个南翼被毁了，那我方也就会一蹶不振了。到了这个冬季战役结束时，主动权又再度回到了德国人的手中，而俄国人也已经遭到了两次失败。虽然这都不具有决定性，但却稳住了战线并使德国统帅部可以有使东线战争发展成为相持局势的希望。虽然如此，我们却决不应希望在1943年夏季再发动一个攻势改变战局的趋势。我们的战斗力损失已经够大了，所以这种计划已经没有可能性。

德国统帅部所应该获得的结论，就是应尽一切努力，以求能至少与其敌国中的一个先行签订和约。同时，它也应该认清，今后在东线的战争指导是必须以节约兵力为原则，尤其应该尽量避免斯大林格勒式的悲剧(损失一个整集团军)，同时更应设法消磨敌人的攻势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坚决摆脱一切次要的愿望，在西方敌国还不能在法国登陆，或在地中海地区中作严重打击之前，应尽量把主力集中在东线。

假使我们现在再回头说到这次冬季战役及其结果时，我们所应该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可能就是为什么俄国指挥当局，在这个战役中既已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却仍然未能对德军的整个南翼完成决定性的歼灭成功呢？俄军不仅拥有压倒性的数量优势，而且从一开始起也就握有作战性的优势，所以本来是应有全胜的机会。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俄国的指挥当局并不缺乏果敢进取的精神，为了达到其目标，是完全不顾虑其兵力的损失。俄军部队也都能勇敢善战，不避牺牲。尽管如此，其步兵的素质却还是具有弱点，而在1941-1942年之间所损失的炮兵，到现在仍未完全补充起来。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俄国的将领们毫无疑问已经学会了很多的教训，尤其是在大装甲兵团的组织与使用方面。虽然早在1941年，敌人就已经拥有了大量的坦克，但他们却完全不知道如何把坦克编成独立单位来加以运用。现在他们也已经学会了如何组成坦克军及机械化军，并且也已经学会了德军的深入突破技术。不过即使如此，我们却还是每次都击败(毁)了俄军的装甲部队，尽管他们已经在德军的前进地区中，透入达相当的深度——只有1942年11月的情况为例外。自从围歼了第6集团军之后，俄军就再也不曾有过同样的成功了，他们想要切断德军南翼的目标始终不曾达到。除了在斯大林格勒，那是希特勒自己替敌人造机会以外，俄军统帅部也就从来不曾再作第二个大包围战，像我们在1941年所作的，那一次俘虏就是好几十万人。尽管在这次冬季战役中，俄军在数量上占有极大的优势，而且开始时的情况和德方同盟集团军的崩溃，也使他们可以毫无阻拦的进入德军的后方，结果还是如此。反之，我们在1941年，所打的却是以正面为主的战斗。

现在我们再来检讨俄军的最高层领导。从德国夏季攻势结束时的作战情况上来看，包围德军南翼的战略目标实在是理所当然，决不可能被忽视。突破同盟集团军正面的观念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行动。换言之，在1942年晚秋时节拟定一个作战计划时，俄国方面实在并不需要什么太大的军事天才。

第一下打击，即包围第6集团军，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假使这一击成功了——德军统帅部也倾全力来促其实现——则德军的最强大打击兵力也就随之而消灭了。

假使这第一下打击能与对意大利和匈牙利两个集团军的攻势相配合，则似乎就会更好，俄军在一开始发动攻势时，就应倾全力企图用一个统一的大规模攻击行动，以在罗斯托夫或亚速海上达到切断德军的目标。很明显，其所备有的炮兵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理由，俄军才延缓了其突破作战。同时也可以想像到俄军的运输情形，不能容许其全部兵力同时集中和获得适当的补给。

可是我方的同盟国出乎意料的相继迅速完全崩溃，却帮了敌人不少的忙。所以俄军在顿河下游、亚速海上和第聂伯河，没有能够切断德军的整个南翼，实在是表示他们自己的无能。从近代战争的标准上来看，俄国攻击兵力所要越过的距离并不能算太大。同时德军也并无强大预备队可以投入，所以俄军的攻势实无中途顿挫之理。

相反，我们可以说除了斯大林格勒以外，俄国的指挥当局在打击一个决定点时，是从来不曾协调其兵力与速度。

在冬季战役的第一阶段中，俄国当局为了确实不让第6集团军这个头奖溜走，毫无疑问曾经不必要的牵制住了太多的兵力。因此，也就错过了在顿河下游切断德军南翼补给线的机会。攻击齐尔河正面的兵力固然很强大，但是他在行动上却并不能一致。

在突破了意大利集团军的正面之后，俄军统帅部又还是未能不顾一切的迅速渡过顿涅茨河，以求直捣罗斯托夫。当然在作此种行动时，俄军本身的侧面也有受到攻击的危险，不过他们接着向匈牙利集团军正面所发动的攻击，也可以提供相当的保护。若说这是不免要冒险，我是承认的。但是不敢冒险的人却决难获得决定性的战果。

甚至于在对匈牙利集团军获得了成功的突破之后——从顿涅茨河到沃罗涅什之间的德军正面已经撕开了一个大裂口——俄国当局还是未能用足够的速度和兵力向决定性的方面上(即趋向第聂伯河的渡口)挺进。俄军不知道集中其强大兵力于一点上，反而分散其兵力作了一连串的互不协调的攻击。这样才使德军在决定性点上能集中较强的兵力。

施里芬曾经说道，在一个会战或一个战役中，胜负双方的行动对于最后的结果同样具有页献。德国统帅部对于第6集团军的丧失，以及整个南翼所遭遇到的危机，是应负责任的，这在上文中已经说明过了。现在为了公正起见，也应该说明德方对俄军包围德军南翼行动的失败，究竟有何贡献。

在这一方面只有一点需要说明：面对着数量数倍优势的强敌，若非德军部队和他们的指挥官几乎作了超人的努力，则这种失败也就会是无可避免的了。若非我们那些英勇的步兵师——不像我们同盟国的部队，而且常常是缺乏适当反坦克装备的——面对着敌方装甲兵力的攻击，能够挺立不动，而当敌方坦克突破防线之后，又能立即封锁起来，并终于对其歼灭，否则这个冬季战役也就不要打了。我们的装甲师也同样劳苦功高，他们显出了无比的活力，东奔西跑，使他们的效力不只增加了一倍。德国的战斗部队深信他们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在最危险的情况中仍能屹立不动，其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足以抵消敌方数量优势而有余。

有一件事更不应忘记，那就是英勇的第6集团军，奋战到底，才使敌人未能一举而歼灭整个的德军南翼兵力。假使它不一直抵抗到2月初为止，而在其情况已经绝望时，就立即放弃这个斗争，那么敌军在各要点上的兵力就会立即增加一倍，于是整个德军南翼的被围歼也就会成为定局了。这是第6集团军的最大贡献。固然第6集团军的英勇牺牲对整个大局并无补益，但我们却决不可以抹杀其精神上的价值。这个集团军尽到了军人的最大责任——为了他的同胞，在绝望的情况中仍能奋斗到底。

谢选骏指出：“为了同胞”，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战争理由；但是，这其实是极端自私的——你的同胞不一定正确，而且可能正在从事犯罪活动。所以，你们“为了同胞”其实就是“为了犯罪”。我想欧洲之所以会成为世界大战的策源地之一，就在于国家主义泯灭了人类良心。“我族至上”势必引起他族反抗，最后变成减排人口的互相残杀。

【第十四章 “卫城”作战】

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说过，1942-1943年之间的冬季战役，是以俄军在斯大林格勒两侧的顿河和伏尔加河的突破为起点，而最后却终于不曾使俄国最高统帅部获得其所希望的决定性成功。

现在的问题就是德军在一个夏季中应如何继续作战。很明显，在丧失了许多主要的部队之后，德军已经不再有力量来发动另一次像1941年和1942年那样巨大的攻势。不过德军方面若能有适当的领导，则下述的可能性却还是有的，即设法消耗敌军的实力，使他感到吃不消，而终于愿意接受一个不分胜负的和平。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还决不是一种幻想。不过改用纯粹防御性的静态战争，却又还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一点，德军并无足够的师数来防守这个从波罗的海起，到黑海为止的绵长防线。第二点，俄军也许会等到西方盟军在欧洲登陆之后，才再采取行动——由于北非的战局逆转，这个危机也已经日益迫切。

德军要想在东线上造成一个僵持的和局，是已经感觉到时间不多了。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则必须采取一种战略的守势，用局部性的强烈打击来消耗敌军兵力达到决定性程度——最重要的俘虏其大量的兵员。其先决条件就是应具有作战的弹性，因为德军指挥组织和战斗部队仍具有优越的素质，所以我们还是占了上风。

我们自然已经考虑到一旦泥泞季节终止后，俄国统帅部将会采取何种行动。斯大林是否会等到其西方盟友在欧洲登陆之后，才再采取行动呢？虽然这似乎是非常自然的想法，但事实上却有许多理由可以反驳它。因为去年秋季战役中的巨大成功，毫无疑问也增加了俄国人的自信力。还有从心理的观点来说，俄国领袖们已经把“解放俄国神圣领土”的口号喊得天花乱坠，他们是否好意思中途停止呢？还有俄国人是否想赶在其同盟国的前面先把巴尔干抢到手，这本是俄罗斯扩张主义者的传统目标。

假定敌人在损失补充完毕之后，即将重整攻势，那么似乎又可以断定它的主力方面还是会指向德军南翼方面——即向南面集团军群进攻。

德军正面有一个突出地区，从顿涅茨河与米斯河的交点起，一直到哈尔科夫附近为止，其中包括着在该城以南的重要工矿地区在内，似乎是正在等候敌人去加以切断。假使敌人在哈尔科夫附近达到了突破的目的，甚或只是渡过了顿涅茨中游，则他也就仍能达到上个冬季中所未能达到的目标，在黑海岸上围歼德军的整个南翼。(此时A集团军群还仍留在库班半岛之内！)这同一个打击也能使他重获宝贵的顿涅茨地区和乌克兰的谷仓，并且打通达到巴尔干和罗马尼亚油田的道路，而对于土耳其也能产生政治上的影响。在东线没有任何其他的地区，能够比这里使俄国获得更多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利益。所以俄国的决定性攻势是一定会指向南面集团军群方面，不过因为俄国拥有数量优势，所以在其他的地区中自然也会有作较小规模攻势以张声势的可能性。

南面集团军群总部已经几次提醒陆军总部和希特勒应该注意此种趋势。后者所应作的最后决定就是要从全面情况上来判断，我们是否应等候俄军发动攻势，然后再加以沉重的反击呢？还是先发制人，在战略防御的结构之内，作一个有限的打击呢？

集团军群总部是主张采取前一种方案。因为它就作战而言是比较有希望，并已在2月间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个计划草案，它的构想是假定俄军果如我们所预料的，从南北两方向顿涅茨地区发动一个钳形攻击——在哈尔科夫附近迟早也会有一个辅助性的攻势发动——那么我们沿着顿涅茨河和米斯河的弧形防线就应该依照预定时间表加以放弃，以便把敌军向西引诱使其趋向顿河的下游。同时，所有一切能动用的预备队，尤其是装甲兵的主力，则应集中在哈尔科夫以西的地区中，首先击碎在那里附近所能找到的敌军攻击兵力，然后再直趋正在向顿河下游前进的敌军侧面。这样敌军不但不能在黑海岸上围歼我军，其本身反而在亚速海岸上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但是这个计划却不曾获得希特勒的批准。他仍然偏重顿涅茨盆地的经济价值，并且害怕即使只是暂时的撤退，也都足以影响到土耳其与罗马尼亚的态度。但是其最大的偏见还是认为我们对于其在1941年冬季中从斯大林手中所赢得的土地是应该寸土必争的，他对他自己的成就是一向很自负的，认为只有那样才使德军免于作一个拿破仑式的撤退。不过此外，他毫无疑问也会感觉到这个计划实在是太冒险。也许他内心里是不相信他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尽管对于战术有时的确也十分敏觉，但他究竟缺乏一个名将的能力。

所以，我们现在就一心只考虑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又必须在俄军恢复其在冬季战役中的损失之前，而先作一个有限的迎头痛击。

俄军在库尔斯克城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突出地区，似乎是一个很合理想的目标。在这个地区中的俄军面对着德军中央和南面两个集团军群，在泥泞季节中双方当然都是按兵不动。不过等到俄军要发动攻势时，就会以此为跳板而向我方集团军群的侧面进行打击。假使我们的攻击能够成功。那么在这个突出地区中的俄军就有可观的数量会被一网打尽。不过其条件却是我们必须赶紧提早动手，以便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尤其是敌人必然要使用其在冬季战役末期中已受重大损失的装甲单位，于是更使我们有机会将其全部歼灭了。

这样我们就要说到所谓“卫城”作战(Uperation Citadel)了。这是德军在东线上所发动的最后一个大攻势。为向库尔斯克突出地发动这个攻击，南面集团军群提供了两个集团军的兵力：第四装甲集团军和肯夫集团军，一共为11个装甲师或装甲步兵师和5个步兵师。为了这个目的，当然在顿涅茨河和米斯河的兵力都不免要作相当的抽调。

对于从北面的进攻，中央集团军群提供第9集团军的兵力，共包括着6个装甲或装甲步兵师和5个步兵师。在这一方面，主要的危险即为该集团军必须在阿内尔附近以东的突出地中集中，而敌军却可以从东面和北面攻击其背面。

“卫城”作战在时间上的配合是决定在6月上旬开始，因为到那个时候地面可能已经够干燥了，但敌人却仍未完成其整补工作——而尤其是其装甲兵力。

可是到了5月开始时，希特勒却违反了两位集团军群总司令的忠告，而硬把发动作战的时间推迟到6月间，因为他认为到了那时，我们的装甲师可以获得新坦克而更将增强了其实力。甚至于当我们向他指出，由于突尼斯的情况发展，假使“卫城”作战的开始若再延迟，结果就可能会有与敌人在欧陆登陆的时间相重合的危险之后，希特勒却还是坚持他自己的意见，同时他也不曾认清时间愈延长下去，则俄军的坦克数量也就会愈多，因为他们的坦克产量毫无疑问超过了德国。因为我们自己的新坦克交货迟误之故，结果直等到7月初，本集团军群才能发动“卫城”作战，到了那时先下手打击的利益是早已丧失殆尽了。这个作战的原始观念本是要乘敌军尚未整补完成之前就先动手攻击的。同时这也是必然，我们等待的时间愈长，则南面集团军群在顿涅茨-米斯突出地区中的部队所面临的威胁也就愈大，因为他们所有一切的装甲兵力都已经抽走了。同样，作为中央集团军群第9集团军跃出基地的阿内尔突出地也更感威胁。

7月5日，德军终于能够发动攻击了。虽然用尽了一切的欺敌和伪装手段，但因为延迟了许久的时间，我们遂终于无法使敌人完全不知道而感受奇袭了。

在中央集团军群方面，第9集团军在最初两天中能够透入敌方的要塞防线约达9英里的深度。在经过一场苦战之后，它又击败了敌方预备队的逆袭，再继续前进了几英里。直到7月9日，才终于停顿不前了，因为敌方正面后方有一个支配性的高地挡住了它的进路。该集团军未拟稍息几天再进攻，可是敌人却破坏了它的计划，后者在7月11日从北面和东北面，向阿内尔突出地大举进攻。为了支援防守该地区的第2装甲集团军，中央集团军群总部遂不得不从第9集团军中抽回强大的机动兵力。

在南面集团军群方面的攻势发展却比较有利。在这一方面也是要透过敌方的纵深防御阵地，所以进展也是同样困难而迟缓。不过到了7月11日时，它却终于达到普罗霍罗夫卡(Prokhorovka)和阿波扬(Obcyan)地区。在这个时候也击败了敌方机动预备队所作的反击，敌方的10个坦克或机械化军均被击溃及受到严重损失。到了7月13日，面对着南面集团军群的敌军共被俘了24,000人、损失坦克1,800辆、野炮267门、反坦克炮1,080门。

7月13日，当战斗达到了其高潮，胜利似乎即在眼前之际，两个集团军群的总司令被希特勒召往汇报。他在开会时。首先宣布西方盟军已在西西里岛登陆，所以情况是已经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逆转。意大利人甚至于不想抵抗，这个岛要算是已经丢定了。因为盟军的次一个行动可能即为在巴尔干或意大利南部登陆，所以在意大利和巴尔干西部都有成立一个新集团军之必要。这些兵力必须从东线抽调，因此“卫城”作战必须要停止。这也正是我在5月间向希特勒所已经警告过的事情，真是不幸而言中。

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克鲁格元帅报告第9集团军已不能再向前进，而他也必须抽回其一切的机动兵力，以阻止敌军在阿内尔突出地区中的深入。所以“卫城”作战是已经无法再继续进行了。说到我们这个集团军群方面，我就指出战斗现在是正好达到了其顶点，此时若是摆脱战斗即无异于放弃了胜利。我们至少要把敌军的机动预备队都完全击溃才罢手。

虽然如此，希特勒还是根据地中海和中央集团军群方面的情况，而决定停止“卫城”作战，其唯一的让步就是南面集团军群应继续攻击，直到达到了其击碎敌方装甲预备队的目标时为止。事实上，连这一点也未能做到，因为几天之后，本集团军群即奉命把几个装甲师移交给中央集团军群。于是两个集团军的突击兵力都撤回了他们原有的出发阵地。

德军在东线上的最后一次攻势就是这样虎头蛇尾的结束了，即使如此，面对着南面集团军群的敌方兵力在俘虏、死亡和负伤等方面的损失都超过了德军达4倍以上。

谢选骏指出：为什么苏军的损失超过了德军的四倍，德军还是战败了？显然，是由于德军兵力分散到了整个欧洲，入不敷出、捉襟见肘，岂有不败之理？而苏联却有美国的大力支持——其装备足以武装几百万军队。不仅如此，德国还向美国宣战，招致美军登陆欧洲。希特勒比号称“战略侏儒”的日本人还要愚蠢——德苏开战，日本人不向苏联宣战；日美开战，德国却向美国宣战！希特勒如此昏庸，岂有不败之理！

【第十五章 1943-1944年的防御战】

当“卫城作战”叫停之时。东线的主动权也就终于转移到了俄国人的手中。现在我们不仅没有把在库尔斯克突出地中的敌军强大兵力包围到手，而且甚至于在任何事都不曾决定以前，面对着其机动预备队，就匆匆结束了我们的作战。敌人的数量优势注定了会使它发挥威力。事实上，他们对于阿内尔突出地的攻击只不过是一个大攻势的前奏曲而已。

从此之后，南面集团军群就发现其所作的防御战斗只不过是一套七拼八凑的应付手段而已。因为兵力太弱，而正面又太宽广，所以当面对着比它自己强过了许多倍的敌人来作纯粹消极防御时，它必须要集中其努力——甚至于不惜暂时放弃威胁较小的地区——以便拦截俄军的突破，或乘机打击敌人。而其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的事情，就是集团军群中的任何单位都不应为敌方深入突破所切断，而遭受到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同样命运。尽量维持我们在战场上的地位，而同时尽量磨毁敌人的攻势能力，即为这个斗争的最高原则。

顿涅茨的第一次会战

不出我们所预料，敌人的第一下打击指向包括着顿涅茨地区的正面。

7月17日，敌人开始向米斯河的第6集团军和在顿涅茨河中游的第1装甲集团军，发动了一个强大的攻势。不过敌人虽然透入达相当的深度，但却仍未能达到突破的目的。

当敌军在库比雪夫以北米斯河西岸，占领了一个宽12英里深10英里的桥头阵地之后，第6集团军即动用其留在顿涅茨地区中充当预备队的机械化部队，终于阻止了敌人的攻击。

在第1装甲集团军方面，敌军大致沿着20英里长的正面，在依苏门东南渡过了顿涅茨河，但是该集团军从哈尔科夫调来了第24装甲军的两个师，遂终于也阻止了敌人在该河以南作更进一步的前进。

即使我们在7月底，终于能够阻止了俄军的攻势，但从长期的观点来看，顿涅茨地区的情况还是难于持久了。

所以，自从7月17日，奉到希特勒命令，彻底停止“卫城作战”时起，南面集团军群即决定立即从该翼方面撤回装甲的主力，以便解决顿涅茨地区中的危机。我们希望在“卫城”作战的过程中，已经使敌人受到足够严重的膺惩，所以现在在这一部份的正面是已经可以获得一个喘息的空间了。

毫无疑问，因为敌人发动的攻势的时间较我们所预料者为早，所以这个决定对于集团军群的北翼，遂具有极危险的后果。但是尽管这个行动是已经犯了错误，事实上由于希特勒坚持要据守顿涅茨地区，所以也就是无可奈何的。而且实际上，北翼的暂时减弱也只限于第3装甲军军部和第3装甲师的撤退，因为希特勒现在又把本已预定调往意大利的党卫军装甲军，暂交南面集团军群指挥，以在顿涅茨地区发动反击。

因为事实上，预定开往顿涅茨地区的两个军部和4个装甲师，只能前后分别的达到，所以集团军群总部主张党卫军装甲军应首先作一个短程尖锐的攻击，以拉直第1装甲集团军在顿涅茨河以南的阵地。以后，我们的全部装甲兵力就应用来扫除在第6集团军地区中的敌军巨大桥头阵地，并恢复在米斯河的正面。可是希特勒却突然禁止在第1装甲集团军地区中采取任何行动，虽然这是毫无理由的。在“卫城”作战中，希特勒对于本集团军群的作战，即早有干扰的行为，例如希特勒曾经制止肯夫集团军动用第24装甲军的兵力。所以我认为有向陆军总部抗议之必要。我向柴兹勒尔将军提出了下述的抗议：

假使我对于未来发展的忧惧不被重视，假使我作为一个指挥官的意图仍继续受到挫折——我的目的只是为了解除我所并不应负责的困难——那么我就必须假定元首对于这个总部是已经丧失了其必要的信心了。我并不认为我自己是完全无错误的。每一个人都会犯错误，即使是像菲特烈和拿破仑那样的名将也都还是免不了的。同时我却必须指出，第11集团军曾在最艰苦的环境中，赢得了克里米亚战役，而在去年年底，南面集团军群面对着几乎是毫无希望的情况时，也还是终于渡过了难关。

假使元首认为他可以找到任何集团军群总司令或总部参谋人员，能够比我们在去年冬季中所显出的神经还更坚强，比我们在克里米亚、在顿涅茨河、或在哈尔科夫所表现出来的主动精神还更旺盛，比我们在克里米亚或冬季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应急能力还更伟大时，或者是对于未来比我们还有更好的预知能力，那么我也就准备好了把职务移交给他们！

不过，只要我还留在这个位置上，则我必须有机会使用我自己的头脑。

7月30日，本集团军群从北翼方面调来的装甲兵力开始在第6集团军地区中发动反攻。其结果是完全恢复了米斯河的情况。在这一战中的兵力比例也证明德军部队的素质优秀。在敌方的桥头阵地中，所有的全部兵力共为16个步兵师、两个机械化军、1个装甲兵旅和两个反坦克旅。德军用来反攻的兵力却一共只有4个装甲师、1个装甲步兵师和两个步兵师。

在这个反攻中和在其以前的俄国攻击中，他们一共损失18,000人(被俘)、700辆坦克、200门野战炮和400门反坦克炮。

贝尔果罗德以西的战斗和哈尔科夫争夺战

在恢复了第6集团军地区中的情况之后，我们就还要继续治疗第1装甲集团军顿涅茨正面的创口。这是再不可以加以灼烧的，因为在集团军群北翼上，现在又正在酝酿着新的风暴。

自从肯夫集团军与第4装甲集团军撤退到了其在“卫城”作战之前的位置上以后，敌人即不断对他们施以压力。在月初的时候，我们的无线电窃听和空中搜索即发现敌人正在库尔斯克突出地中集结强大的装甲兵力。很明显是从东线的中央正面调来了生力军。在哈尔科夫东南的顿涅茨河湾中也发现敌军正准备一个新的攻势。

8月2日，我们报告陆军总部说，我们预计敌人马上就会向贝尔果罗德以西的集团军群北方正面发动一个攻势。我们认为，在哈尔科夫东南还会有一个辅助性的攻势，其目的为以钳形运动，在该城附近包围我军，并打开向第聂伯河前进的路线。我们要求索还已经拨交给中央集团军群的两个装甲师，并请准许保留党卫军装甲军以供我们北翼上的使用。此外，我们也命令第3装甲军与第3装甲师从顿涅茨地区赶回哈尔科夫。

8月3日，敌人开始向贝尔果罗德以西的第4装甲集团军和肯夫集团军的正面发动攻击。敌人在两个单位的分界点上达到了突破的目标，几天之内并达到了相当的宽度与深度。第4装甲集团军被迫向西退却，肯夫集团军被迫向南退往哈尔科夫。甚至于到了8月8日，在该城西北面，这两个集团军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个宽达35英里的空洞。敌人似乎已经可以长驱直入，从波尔塔瓦直抵第聂伯河。

集团军群总部已经命令第3装甲军(包括希特勒终于允许我们保留的两个党卫军装甲师以及第3装甲师在内)接防哈尔科夫，以便肯夫集团军可以攻击敌军突破矛头的东侧面。同时，第4装甲集团军则应以中央集团军群所归还的两个装甲师，另加1个装甲步兵师，攻击这个矛头的西侧面。

不过很明显，专凭这些兵力的行动，甚或专凭本集团军群的单独努力，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却是并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各师的死伤数字是早已高得惊人，有两团人因为持续不断的苦战，早已完全崩溃。又因为敌人进展得太快，有许多的坦克也都损失在修理厂中。对比的说来，敌人对于在“卫城”作战中所受损失的补充，其速度却超过了我们的预料。尤其是他们已经从其他的正面抽出了强大的生力军。

毫无疑问，敌人现在是决心对于德军的南翼上想求一个总解决。他们不仅持续不断地向突破正面调集生力军，而同时在哈尔科夫东面及东南面上的攻势也都有一触即发之势。还有在顿涅茨河-米斯河的正面也有计划发动新攻势的象征。

当8月8日总参谋长来看我们的时候，我很坦白的告诉他说，现在我们已经不再能只限于孤立问题的解决，例如南面集团军群的某某师是否可以抽调，或是库班桥头阵地应否撤退等。主要的事情却是我们应倾全力来挫折敌方要想毁灭德军南翼的明显意图。这又可能有两种方法。一、撤出顿涅茨地区，以求抽出兵力供集团军群北翼之用，及至少守住在南面的第聂伯河一线。二、陆军总部必须迅速从其他正面抽调10个师的兵力，给予第4装甲集团军和在北面与其接境的第2集团军(属中央集团军群)，并另外抽调10个师的兵力增援第聂伯河一线。可是尽管集团军群总部曾一再提出要求，此一次又还是未能采取有效的行动。

此时，形势又已每况愈下。当敌人把第4装甲集团军继续向西推送时，很明显，他同时也有意图从空洞中前进以迂回肯夫集团军，并将它围歼在哈尔科夫城中。8月12日，俄军也同时攻击在该城东面和东南面的我军防线。防守该地的各师因兵力太单薄不得不撤退，于是肯夫集团军在该城附近被围的危险是已经迫在眉睫了。

又还是像惯例一样。希特勒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死守该城，这一次主要的是为了政治上的理由，他指出该城的陷落，对于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态度将有不利的影响。不管这种理论是否正确，本集团军群却绝无在哈尔科夫牺牲一个集团军的意图。

8月22日，为了抽调兵力以援救肯夫集团军的两个侧翼，并防止它受到包围起见，哈尔科夫城终于暂时放弃。此时，肯夫集团军也改名为第8集团军，由我的前任参谋长吴勒尔将军(Gen. Wohler)出任集团军司令。虽然我一直与肯夫将军都处得很好，可是我并不反对这种调动——这是出自希特勒个人的决定——因为吴勒尔将军是谨慎而勇敢，在克里米亚战役中曾经受过最严格的考验，在现有的情况中是特别有价值的。

8月23日是一个充满了危险的日子。在顿涅茨地区中，敌人又已再度进攻。第6集团军虽能阻止突破的威胁，但却不能恢复该地区的情况。第1装甲集团军也击退了敌人的另一次大攻击，但却已经筋疲力尽。当第8集团军能够安全无恙的撤出哈尔科夫时，第4装甲集团军则正在面临着苦战，虽然它已在其南翼上赢得了一次防御性的战斗。

尽管如此，到了8月23日，当把从顿涅茨地区和中央集团军群方面抽回的装甲兵力投入之后，对于敌人趋向波尔塔瓦的突破总算是暂时挡住了。在第4装甲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的地区中，从哈尔科夫南面的某一点起，到艾赫提卡的西南为止，已经勉强的重建了一道防线，虽然是单薄而不完全的。尽管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能与中央集团军群的右翼保持着接触，可是在艾赫提卡西南的该集团军正面却仍存在着一个大缺口。直到月底为了拉直正面而发动一个攻击时，这个缺口才被填起。

8月23日的情报即足以显示这两个集团军的处境是何等困难。仅以面对着第4装甲集团军而论，敌人即已动用了其“沃罗涅什方面军”(Voronezh Front)的全部，一共3个集团军(两个步兵、1个坦克集团军)在前，另有1个集团军随后跟进。面对着第8集团军的敌军为“大草原方面军”(Steppes Front)，兵力不少于6个集团军，其中有一个为装甲集团军。

我们在8月20日夜间曾就敌我双方相对兵力(包括正面宽度)向陆军总部提出了一个报告，这对于本集团军群的全部情况是更可作一个较明白的表示：

我方部队　正面宽度　师数　大约战斗力　敌方兵力(不包括已撤退的)

第6集团军　155英里　10个步兵师　相当于3.5个师　31个步兵师

1个装甲师　相当于0.5个师　2个机械化师、7个装甲旅、7个装甲团(坦克总数约400)

第1装甲集团军　155英里　8个步兵师　相当于5.5个师　32个步兵师

3个装甲师或装甲步兵师　相当于1.25个师　1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1个装甲旅、6个装甲团、1个骑兵军(坦克总数约220)

第8集团军　130英里　12个步兵师　相当于5.75个师　44-45个步兵师

5个装甲师　相当于2.33个师　3个机械化军、3个坦克军、11个装甲旅、16个装甲团(坦克总数约360)

第4装甲集团军　170英里　8个步兵师　相当于3个师　20到22个步兵师

5个装甲师　相当于2个师　1个机械化军、5个坦克军、1个装甲旅、1个装甲团(坦克总数约490)

南面集团军群　610英里　38个步兵师　相当于18个步兵师　

14装甲师　相当于6个装甲师　

当我们估计敌军战斗力时，我们是假定其多数的步兵师和装甲部队都已经只有三成和五成的实力。不过少数的生力军则仍能保有七八成的实力。毫无疑问，敌人也同样受到了非常重大的损失，因为战斗力的减退，多少也是与我们自己的相等。不过我们所无法抵消的，却是俄国的部队数量之多，尤其是在最近几天之内，敌人又将从阿内尔正面调集更多的生力军。

上述的比较表也可以显示敌人已经集中其兵力——最首要的为装甲兵——来对付集团军群的北翼。从他们在第8集团军的正面和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右翼集中兵力的方式上看来，可以了解其意图为想要向第聂伯河方向上达到突破的目标。以后，在调集了更多的增援兵力之后，他们又更想进一步企图迂回在北面的第4装甲集团军，并迫使它撤离基辅。

自从“卫城”作战开始起，敌军兵力即不断增加(共55个步兵师、两个坦克或机械化军和许多装甲旅)。可是南面集团军群中所增加的部队，其数量却少得可怜——到8月底为止，共为9个步兵师与1个装甲师。其中有4个步兵师是属于第7军的，它是从中央集团军群的右翼方面拨交给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因为此时，该集团军的正面又已经延长了75英里，所以4个师的兵力实际上等于没有增加。

虽然如此，我们却还是的确增加了5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师。假使我们能在“卫城”作战之前获得这一批兵力，那么至少可以加速本集团军群第一次攻势的成功，并使战局的发展变得对我们大为有利。毫无疑问，在“卫城”作战之前抽调这些兵力，要比在其后更为容易，因为到了那时，全面情况是已经变得更为紧张了。

火势的延烧

到了8月27日，从哈尔科夫到苏美(Sumy)之间，已经重建了一条相当完整的正面，这样遂使集团军群的北翼的紧张情况可以暂时松一口气。可是此时在顿涅茨地区中的情况却变得空前的危急了。所以集团军群总部遂提出了一个笼统的要求：若是任务不改变，则其南翼必须增加更多的兵力，否则就必须给予以行动自由，以便缩短战线来阻止敌人的攻势。

结果希特勒决心亲临俄国南部召集一个临时会议。地点是在文尼察(Vinnitsa)，过去他在那里曾设立大本营。在这次会议中，我和我的集团军司令，以及一位军长和师长，都曾向希特勒慷慨陈词，说明当前的情况，尤其是部队的条件，他们早已是疲兵久战，以一当十了。我特别指出在总数133,000人的死伤数字中，一共只获得了33,000人的补充。尽管敌人的战斗力也可能已经相当的减弱，但是他们却获得大量的补充，所以仍然能够继续采取攻势。此外，他们也更从其他地区不断抽调援军。综合现有的情况，我坚决认为以现有的兵力不能再守住顿涅茨地区，并且就德军整个南翼而言，其最大的危险也是在本集团军群的北面侧翼上。从长期的观点来看，第8和第4装甲两个集团军将无力阻止敌军向第聂伯河的突破。

我向希特勒明白的提出了两个方案：一、迅速将生力军拨给本集团军群，无论如何不能少于12个师，并且从其他比较平静的正面抽调兵力来调换我们已经疲惫不堪的各师。二、或者是放弃顿涅茨地区，以从集团军群之内抽调兵力。

希特勒在这整个讨论中都能完全保持着客观的态度，尽管他不断地对一切技术的细节都要发表意见，但却仍同意本集团军群应获得强力的支援，并且允许尽量从北面和中央两集团军群方面抽调援兵。至于说到从其他较平静地带抽调兵力来调换疲惫的各师，他认为一两天之内即可以断定有无此种可能性。

次日即已证明这些诺言是无法兑现了。俄军已经开始攻击中央集团军群的左翼(第2集团军)，获得了一个局部性的突破，迫使该集团军向西撤退。在第4集团军地区中，敌人也进攻得手，使该集团军群又发生了另一次局部危机。8月28日，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克鲁格元帅来谈了一次之后，即再也不曾听到从其辖区中抽调兵力的消息了。现在北面集团军群也宣称连一个师的兵力都不能调动了。至于说到其他的战场方面，希特勒首先想等候发展，并看英国人现在是否将在巴尔干登陆，这种想法不仅是不可能，而且也不重要。

很不幸，俄国人却不理会这一套。他们不断进攻，于是情况变得日益紧急。第6集团军已被透入，在海岸上作战的部队有受敌人包围的危险。因为陆军总部调往顿涅茨地区的兵力并不足以恢复那里的情况，所以本集团军群在8月31日下命令叫第6集团军撤往后方称作龟甲阵(Testudo)的既设阵地中。(派兵往顿涅茨地区之举是集团军群总部所反对的，因为北翼方面正需要此项兵力。)这也就等于是说撤出顿涅茨地区的行动，已经采取了第一个步骤。同一天夜间，希特勒终于准许集团军群总部自由的逐步撤退第6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不过他却还要补充一句说：“必须是情况绝对需要如此，而且也更无其他的办法。”同时，也命令毁灭在顿涅茨地区中的一切具有军事重要性的设施。

假使在几个星期以前，即能获得此种行动自由，那么本集团军群就可以用较经济的方式来打这个南翼方面的战斗了。它不仅可以抽调兵力以供北翼方面的使用，并且还能缩短战线以阻止敌军的前进，甚至还可能在第聂伯河的前方站住脚跟不动。现在固然已经太迟了，但却仍然使其南翼得免于覆亡。不过能否在第聂伯河前方建立一条战线，却不免颇有疑问。

第1装甲集团军方面，除了其右翼部份为了配合第6集团军的撤退起见，已经向后撤回以外，其余的兵力则仍能继续据守顿涅茨河的中段。可是集团军群的北翼情况又再度恶化了起来。

第8集团军在哈尔科夫以南地区中，从北面和东面都同时受到攻击，仅仅在撤回——侥幸距离不大——和缩短其正面之后，才阻止了敌军的突破。

第4装甲集团军由于受了其北邻，中央集团军群的第2集团军撤退的影响，其左翼也被迫向后弯折。这又使其正面拉得更长，它本来就已经是够单薄的。以后由于第2集团军最南面的军(第13)指挥失当，使其退入了第4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使后者不仅接管了4个残破不堪的师，而且还加上了56英里长的正面，这是向北面的。目前敌人的攻击力虽暂时顿挫，但我们可以预料一旦敌人重整攻势之后，这个集团军也就会难以久持了。由于该集团军的北侧面又发生了新的威胁，这个危险遂更为增大。

情况的日益严重，而希特勒对于增援问题也仍未作任何决定，使我于9月3日不得不飞往东普鲁士的大本营去晋谒希特勒，我要求克鲁格元帅与我一同前往，因为我希望与他采取联合行动，以使我们的兵力获得适当的分配。同时也更希望使全盘的领导问题能获合理的解决：例如取消最高统帅部与陆军总部在东线的重复。在前一天，我又写了一封信给柴兹勒尔将军，要求为了在东线的决定点上作真正集中的努力起见，必须终于要采取某些行动。从南面和中央两个集团军群互相连接的侧翼上的发展情形看来，我认为为了预防起见，应在基辅的前方集中一支强大的兵力。假使必须等待西方盟军在欧陆登陆之后，才来决定增援问题，那么在东线方面就可能会太迟了。而且无论如何，从西方国家海军兵力和船舶运输的分配上，也可以不太难于猜得其一般的意图。柴兹勒尔告诉我，当他把这封信呈给希特勒看的时候，希特勒不禁勃然大怒，认为我是故意卖弄聪明，并且为了在战争日记上争取立场。我觉得这真是一种太幼稚的想法。

我与克鲁格晋谒希特勒的结果是一无所获。希特勒宣布从其他战场上或北面集团军群方面都已无援兵可调。他对于设立统一指挥体系，并由总参谋长对所有各战场负其总责的建议，反应也极为恶劣。他认为立即作如此的改组，对于战争的全面指导也不一定就会有太多的改善。希特勒当然知道，建议设立一个总参谋长来负全责的最后目的，就是要使他不亲自指挥作战，尽管他仍然保留着最后的决定权。他对于这种建议的反对，正好像不愿意对于东线指派一个真正总司令是一样的。

因为在以后几天之内，陆军总部对于南面集团军群的情况，仍未能采取任何的行动，所以我在9月7日，又发出了一个电报，再把本集团军群的形势重述了一遍。我指出敌人已经动用了55个步兵师、两个坦克军等项兵力来对付我们，这不仅是预备队，而且大部份都是从东线其他地区中抽调出来的。还有更多的兵力也在运动的途中。所以我再度坚决要求：假使本集团军群若要想控制当前的情况，则必须赶紧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这一炮的结果是第二天，希特勒来到了我们设在查波罗齐的总部中，同时也召见A集团军群总司令，克莱斯特元帅和仍在库班地区中的第17集团军司令罗夫将军(Gen Ruoff)。

我在这次会议中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一再强调集团军群情况的严重，部队的疲惫，和假使我们北翼被击败了，则不仅我们自己，而连A集团军群的后果也将不堪设想。

我又强调说明在第聂伯河的前方，集团军群右翼是不再能够恢复其地位。在第6集团军的北冀上，敌人在我们的正面，已经撕开了一个28英里宽的缺口，在那里只有两个师的残部仍在苦战之中。因为我们能运用的只有极小量的装甲兵力，所以已经发动的反攻是不能有填补缺口的希望。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都一定会被迫撤到第聂伯河的后方去。尤其是集团军群的北翼情况是已经危险不堪。

为了找到必要的兵力来支持这个北翼起见，我建议中央集团军群的正面应一口气撤到聂伯河一线。这样可以使其正面缩短1/3，于是所节省出来的兵力就至少可以转用在东线的主要点上。

希特勒现在在原则上，承认本集团军群的右翼有撤回到美利托波尔-第聂伯河一线的必要，虽然他仍然希望新的自行突击炮营能扭转危局，足以避免这种撤退。照惯例一样，他总是以为技术资源之使用即足以阻止某种发展，事实上，却必须要有几个师的兵力才够。

至于说到把中央集团军群撤回到第聂伯河游，以抽调兵力的建议，希特勒却认为在短时间之内，是不可能撤退如此遥远的距离。在这种大规模的运动尚未完成之前，泥泞季节就会追上我们，正好像在阿内尔突出地中的撤退是一样的，将会损失太多的装备。所以他认为最多只能希望撤退到一条中间线上。那却当然达不到我们想要获得人力的目标。

这完全是一个作战弹性的问题，我们的意见(以克里米亚和1942年冬季战役的经验为基础)与陆军总部，甚或与其他集团军群总部的意见，都是具有基本性的差异。在上述那些战役中，我们总是必须采取迅速和机动的行动，而没有时间足够作长期的计划和准备。希特勒与其他的集团军群却都认为如此迅速地执行大规模运动，简直是不可能的。诚然，因为希特勒曾经命令所有各集团军，都必须累积3个月的口粮和弹药，以便补给暂时被切断时，仍能坚守不动，所以对于这个早已静态化的正面，要想迅速撤退，当然是更为困难。

对于像缩短中央集团军群正面这样的激烈建议，希特勒固然表示碍难照准，但是他却也承认对于南面集团军群有作决定性增强之必要。在总参谋长的建议之下，他命令中央集团军群立即在其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分界线上，集中一个军的兵力，共为两个装甲师和两个步兵师。这个措施的目标即为防止我们北翼被包围。

此外，当我要求应有更多的师以求确保第聂伯河渡口时，他也允许设法满足我的要求。最后，为了想获得较多的兵力起见，他又决定撤退库班桥头阵地，那是早已没有任何作战价值了。照克莱斯特元帅看来，这个行动到10月12日即可完成。

不幸，我们未能使希特勒直接从我的司令部中将适当的命令立即发出。可是当我在跑道边送希特勒飞去时，他还再度说明了其增援的诺言，然后才上机起飞。

当天下午，我们命令第6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改采机动防御的方式，其目的是一方面维持部队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却在退却行动中尽量争取时间。

至于在第4装甲和第8两个集团军方面，我们希望希特勒的诺言一旦兑现之后，就可以用中央集团军群拨交给我们的那个军发动一个反击，以稳定第4装甲集团军北翼的情况。我们也应该可以用现在正向第聂伯河运动的各师，当作这个正面的支柱。于是也就还有在该河前方阻止敌军的可能性——大致是在波尔塔瓦的附近。

很不幸，第二天却使我们又大感失望了。当希特勒临走时，还坚决表示将立即命令4个师向第聂伯河一线增援，可是这个命令却终于不曾下达。此外，中央集团军群对于在右翼集结一个军的行动，也已经发生了延迟。究竟能否使用这些兵力，在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和到底有多大的兵力似乎都是不无疑问的。

我要求总参谋长转告希特勒，在这样环境中，我们必须承认敌军有突破达第聂伯河渡口的可能性，包括在基辅的那一个渡口在内。因为最高统帅部的决定常常改变，诺言常常不兑现，所以认为必须向希特勒提出抗议，因为话说得太直率，只好以书面来表示。我在这里所以还引述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它足以表现出来最高统帅部与南面集团军群之间的歧见。

本集团军群自从冬季战役结束之后，即曾报告说，以其现有的兵力无法防御其正面，而且又曾经一再要求在东线之内对于兵力作彻底的调整，或者是在东线与其他战场之间作同样调整，可是却从未获得成功。因为南面集团军群所负责防御的地区是如此的重要，而且这也是很明显可以预料的事实，俄国人的攻势主力将会放在这一方面，所以这个调整更是绝对必要。

相反，本集团军群自从“卫城”作战之后，兵力就只是日益减少，而每当一个危机发生时，却从未能获得适当和适时的增援。

我之所以作上述声明的动机，并不是为了想对于东线上的发展，确定事后的责任，而是希望在将来能不失时机的采取必要的行动。

可是希特勒还是不能接受我们现在认为无可避免的建议，即将中央集团军群撤到第聂伯河一线，于是才能抽出足够的兵力来控制南翼方面的情况。总参谋长的呼吁和南面集团军群的抗议，都不足以感动他。在最后一个备忘录中，我们曾经说明希特勒所害怕的俄军对中央集团军群所将要发动的攻击，其目的只不过是阻止我们集中兵力而已。我们又更进一步说明，无论就作战或战争经济的立场上来看，中央集团军群向第聂伯河一线的撤退都不会有严重的影响。

统帅部仍然不曾采取行动，以使中央集团军群在我们的北翼上遵照其诺言，来集中其兵力，而敌人又不断调集新的部队，所以第4装甲集团军遂有从北面受包围，并从基辅被迫向南撤退的危险。这样的发展不仅足以使我们无法在第聂伯河的后面建立一条新的防线，而且更使本集团军群立即有被包围的危险。

在向陆军总部的报告中，本集团军群于9月14日宣称，它被迫于次日必须命令其北翼在基辅的两侧撤退到第聂伯河的后面去。第8集团军早已奉命采取机动的战术。原先想在第聂伯河的前面，大致在波尔塔瓦的附近，缩短战线以阻止敌军前进的观念，由于希特勒的拖延，遂终于变成泡影了。

陆军总部回答我说，请暂勿下达命令，等希特勒在9月15日与我作了另一次会谈后再作决定。我回答说，除非我能与他作一次私人性的谈话，仅准总参谋长列席，否则任何的会谈也都是毫无意义的。

在这次会谈中，我又再度告诉希特勒说，自从他上次亲临我们总部之后情况已经大变了，并且强调的说明，在我们北翼上的危机，可能不仅将使这个集团军群全军覆没，而且这整个战场也都会同归于尽。我再补充说，这个危机就是中央集团军群不肯将兵力移交给我们的后果。因为事实上，南面集团军群对于陆军总部这一类的命令，一向都忠实的服从，所以我们不了解其他的集团军群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做——尤其是假使第4装甲集团军崩溃了，则专凭那一点兵力也还是不足以帮助中央集团军群守住它的正面。我说，照我看来，统帅部所自认为紧要必需的命令，居然不能执行，这才真是不能忍受的。假使各集团军群都敢抗命，那还得了！无论如何，我确信自己的命令是一定可以贯彻的！(希特勒之所以未能使中央集团军群执行其命令的原因有二：一、他对于缩短正面的需要未作适时的考虑。二、并未不顾一切的反对，而要求立即执行。)

我的结论是说，现在第4装甲集团军能否退过第聂伯河，已经颇有疑问。本集团军群自然将会竭尽其全力，以使这个行动可以顺利推进，但我们却坚持所有4条铁路线都必须同时使用，以便4个师能从中央集团军群方面，迅速赶到我们北翼上，这样也许还来得及恢复那里的情况。(这样又必然要求中央集团军群要撤回到第聂伯河。)我说，整个东线的命运都决定在这一点上，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强大的兵力送达基辅地区。

虽然希特勒对于我对其领导能力的暗示批评，很平静的接受了，可是毫无疑问，他对于这次会晤很不满意。尽管如此，这次会晤的结果却是他立即命令中央集团军群以最高的速度，把4个师的兵力移交给南面集团军群，从9月17日开始，并立即使用所有4条铁路线。同时也允许从西线抽调步兵单位补充我们各师的缺额——一共为32个营。

当我回到集团军群总部之后，就立即命令我们所有各集团军，于9月15日黄昏起，向一条从美利托波尔(Melitopol)起，沿着第聂伯河达基辅以上某点，然后再沿着杰斯纳(Desna)河走的线撤退。

读者也许会获得一个印象，当本集团军群的部队在第聂伯河的前面辗转苦战时，其总部人员却大部份时间都花在与希特勒之间的辩论上。的确，为了力劝最高统帅部当机立断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免又是太迟了起见，我们是曾经花费了许多的神经和精力。我们的幕僚组织是惯于作迅速决定的，我个人对于一再重复诉说这种极明显的道理也极感厌倦。可是这种奋斗却是1943-1944年之间东线战役中的决定性因素。

向第聂伯河后面的撤退

当我回到总部后，于9月15日所发出的命令中，规定各集团军的撤退速度应完全以维持部队战斗力为原则。它明白的宣称：“所有一切的命令与决定都应特别重视下述的原则：只要单位还能保持其完整，则它们也就能克服任何的困难，若是部队丧失了其战斗力或稳定性，则也就不能执行撤退的命令了。”只要一有可能的话，各集团军应尽量让敌人在攻击中消耗其精力，以便为退却争取时间。

第6集团军应将其南面的两个军撤入在美利托波尔与查波罗齐南面第聂伯河湾之间的既设阵地中。其北面的一个军则应撤入查波罗齐桥头阵地。这个军的地段以后就改由第1装甲集团军接管，而第6集团军的其余部份也就改由A集团军群接管；其第17集团军也正在库班半岛中撤回到克里米亚。

第1装甲集团军应在查波罗齐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渡过第聂伯河，以便接管从查波罗齐到克里门巧格(Kremcnchug)以东20英里某一点为止的正面线。一旦东西间渡河运动完成之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桥头阵地即应放弃，至于查波罗齐的桥头阵地则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必须加以坚守。第8集团军的右翼，也应撤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并改由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

该集团军同时也奉命立即采取步骤，将第40装甲军(共为两个装甲师、1个装甲步兵师和1个党卫军骑兵师)集结在第聂伯河之南，以便转用在集团军群的左翼方面去。不过这个措施却因为希特勒要求死守查波罗齐桥头阵地的命令所妨碍了。其后果且留待下文再讨论。

第8集团军渡河的地段，是夹在克里门巧格与齐尔卡赛(Cherkassy)两个桥头阵地之间，并集中强大装甲兵力在其左翼方面，以据守后述的渡口。因为这个集团军预定应守住在第聂伯河后面的一条防线，直达基辅以南20英里某一点为止，所以当属于第4装甲集团军的第24装甲军渡河之后，即应改由这个集团军指挥。

第4装甲集团军的任务为使第24装甲军能在卡尼夫(Kanev)渡河，而其集团军主力则应在基辅渡河。并在渡河后确保其北面与中央集团军群右翼之间的接触。

根据这个命令，各集团军就都开始行动，向美利托波尔-第聂伯河阵地背进，面对着远较优势的强敌，在不断的压迫之下，这在整个1943-1944年战役中，要算是本集团军群的最艰苦的作战。

在右翼第6集团军的地区中，运动的进展是比较容易，因为该集团军可以直接把兵力撤入美利托波尔以北的既设阵地和查波罗齐桥头阵地中。在这个地区中的主要危险为追击者的实力太强大，尤其是以装甲兵为然，当我军正在运动中，他们会乘机突入，使我们大感困难。

在另一方面，为了使其他3个集团军退过河去，却受到了无限的困难。从一个长达440英里的正面，他们必须集中退往5个渡口上。而一旦渡河之后，又必须再度组成一个新正面，其长度与原有的一样宽，而且不让敌军在南岸获得一个立足点之前，即应完成其展开。当每一个集团军向一个或最多两个渡口集中其全部兵力时，也就使敌人有了最好的机会，别的都不说，当德军向第聂伯罗皮特罗夫斯克、克里门巧格、齐尔卡赛、卡尼夫和基辅五个渡口集中时，俄军在这个阶段中几乎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使撤退行动更为复杂的是集团军群的中央单位，第8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的左翼，都不能沿着与第聂伯河垂直的轴线撤退。相反的，他们必须在该河之北岸，采取几乎与河川平行的方面，一直走到他们所应使用的渡口，才再转变方向。实际上，第8集团军是一路冲杀，才达到其自己的渡口齐尔卡赛。在集团军群左翼方面又另有一种危险，即由于中央集团军群南翼的发展，第4装甲集团军有被迫远离基辅的趋势。

尽管有许多的局部危机发生，可是这种异常困难的撤退行动却终于还是成功了，这是应该归功于各位集团军司令的卓越领导和部队全体人员的奋勇用命。仅仅当各级指挥官和参谋组织都感到他们自己是远较其对手优越时，仅仅当部队在撤退时而并不感觉到他们自已是已经失败时，然后才能获致这样的成功。敌人并不能阻止我军的渡河，同时尽管他们拥有强大的兵力，却也不曾利用我军向渡河点上集中的机会，而在任何其他的点上，赶派强大兵力渡河，以便抢先达到西岸，而使我方的防线无法完成部署。固然他们也曾在一两处偷渡，但都不起太大的作用。这个且留在下文中再说。

焦土政策

因为要在极困难的条件之下来完成这些运动，所以我们必须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阻止敌人的追击。最主要的就是要使他们达到第聂伯河时，不能发挥其追击的优势，而立即继续进攻。

所以，现在德国人也必须要采取“焦土”政策，这也正是俄国人在过去撤退时所用过的老办法。在第聂伯河前方15英里宽的一个地带中，凡是能使敌人用宽广正面直趋河岸上的一切工具都被毁灭或撤退。这包括着一切在集中地区中能够掩护俄军和供其居住利用的东西，以及能够帮助他们解决补给问题的东西都在内。

同时，为了执行戈林经济部的命令，所有一切可供俄国战争生产利用的物资和设备也都被撤走。专就本集团军群而言，这种措施是仅限于必要的机器、骡马和牲畜。自然，我们并不曾“抢劫”这个地段。这种行动是德国陆军所不能忍受的——也许与其他的陆军不同。我们曾作严格的检查，不准任何车辆装载不适当的东西。至于工厂、仓库和农场中的物资，那本是国家的财产，而并非私产，自然另当别论。

因为这是俄国的政策，无论任何领土在收复了之后，就立即将所有一切在60岁以下的壮丁都编入部队，而其余的人口也都被迫参加军事性的工作，常常即在战区之中。所以最高统帅部也命令所有平民人口应都同时撤退。实际上，却仅对于兵役年龄的人采取强迫的措施，因为他们是会被俄军立即编入部队的。相反，有许多的俄国人民却都自动愿意撤走，以避免俄军的毒手，正好像以后在德国东部的情形是一样的。在撤退中，这些俄国人民备受德军的协助，到了第聂伯河以西的地区中，德国当局又为他们安排食宿。他们被允携带任何东西，连同牲口马匹都在内，而且我们也还尽可能把车辆提供他们使用。虽然战争使这些人民受到了许多的苦难。可是比起德国人民所受到的轰炸，以及后来在东部地区中所受到的蹂躏，却又还算是较为幸运了。无论如何，德军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受到军事需要的限制。

试举一两个数字，即足以表示这次撤退行动的伟大技术成就，首先要说的，是有20万伤兵要撤退。为了运输德军的装备、物资和没收的俄国财产，一共需要2500辆列车。随同撤退的俄国人民达数十万人之多。尽管是极困难的环境中，而且只有那几个渡口可用，但在相当短时间之内，撤退行动还是顺利完成了——这是与一般人所想像的不同，连这样的作战，也还是可以迅速执行的。

到了9月30日，本集团军群中的所有各集团军都已经撤到了美利托波尔-第聂伯河一线的后面了。

第聂伯河防线之战

渡过了第聂伯河之后，本集团军群毫无疑问已经在其本身与敌人之间，设立了一道坚强的天然障碍物，至少在夏天里是如此的。不过这种紧张情况的减轻，却不能希望它都维持得太久。

我们深信敌人在东线，必将继续在这个地区中，寻求摊牌的机会。因为无论就作战、经济、或政治的目的而言，头奖都是落在这里的。所以他们必定会尽量发挥其南翼方面的补给潜力，使生力军源源不断地投入对南面集团军群的斗争中。当然，他们还有能力在东线其他部分发动牵制性或有限的攻势，但是即使他们能产生局部性的成功，可是比起南翼方面的情形，却都不算是其有决定重要性。

南面集团军群有无守住其阵地的希望？当敌军进攻第聂伯河一线时，是否会因为流血过多而自动放弃呢？假使第聂伯河一线早已设有坚强的要塞体系，那么在1943年的秋天里，对于这些问题的问答也就可以有更多的信心。很不幸，事实上却不如此。

的确，早在1942-1943年之间的冬天里，本集团军群总部即曾要求陆军总部尽量加速建筑第聂伯河一线的要塞工事，不可稍有延误。我们自己却无法着手工作，因为渡河是位置在我们作战地区之外的。可是希特勒却否决了这个要求，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原则上就一向反对后方工事的构筑，认为这足以鼓励撤退，另一方面，他也希望把所有的劳力和物资都用在大西洋长城上面。在1943年年初时，战斗已经逐渐接近第聂伯河，于是本集团军群遂自动采取步骤，把查波罗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克里门巧格和基辅都改建为桥头阵地，以防敌人窜扰，在这些重要的渡口上切断我们后方的交通线。当“卫城”作战结束之后，最后转移为防御战时，我们又利用本地的征工，开始扩大和延伸第聂伯河的要塞工事。甚至于到此时，也还只能构筑轻型的野战工事，因为集团军群要依赖陆军总部提供机器、水泥、钢材、有刺铁丝网和地雷，和依赖乌克兰的占领当局提供木材，而希特勒此时仍给予大西洋长城以高度的优先。固然在未结冰之前，第聂伯河是可以当作一个巨大的障碍物。但却也必须要有足够的防御兵力，始能补偿其工事的单薄。

但这却正是我们弱点之所在。经过了两个半月的苦战之后，德国部队的实力已经消蚀到了可怕的程度。一切的人员、兵器，尤其是坦克的补充，都不足以填起这个空洞。这主要的是因为希特勒固执己见，硬要在国内后方编组新师的缘故。

甚至于在撤退尚未完成之前，集团军群总部对于兵力的情形，即曾坦白的告诉陆军总部说，以现有的兵力而论，第聂伯河一线能守多久，也似乎颇有疑问。我们又指出河流本身的防御，必须要用步兵师，装甲兵力应保留作机动预备队，当敌军企图大举渡河时，才可以动用它来加以截击。

我们又说明为了马上防御这一条440英里长的第聂伯河正面，本集团军群所辖的3个集团军，一共只37个步兵师可以动用。(其中包括3个已经正在向我们运动的师，另有5个师已经完全用尽了其战斗力，必须编入其他单位。)换言之，每一个师应负责12英里长的正面。而平均每一个师能适合前线战斗任务的兵员人数，现在仅约为1000人，即使统帅部所允许的补充人员都能够到达，这个数也都不会增到2000人以上。很明显，即使在第聂伯河的后面，以这样兵力为基础也还是不能作具有决定性的防御。

至于说到集团军群现在所有的17个装甲或装甲步兵师，可以说没有一个师还能保留真正的打击力量，坦克的数量和装甲步兵团的人力都同样锐减。

所以集团军群总部要求除了已经在途中的3个步兵师以外，还应送来更多的步兵师。因为中央集团军群的正面在撤到第聂伯河之后已经缩短三分之一，所以我们感觉到这个要求是更为合理。而且中央集团军群(至少它的南翼)也绝对不会变成任何的决定性攻势的目标，因为在攻击的过程中，敌人将会陷入平斯克沼泽(Pinsk Marshs)之中。

相反，我们也强调在人员与装备的补充上，给予南面集团军群以优先的重要性，因为他们仍将继续担负东线战斗的主责。同时也更不可以再像撤退期中那样的缺乏弹药。我们断定说，在第聂伯河之战的争夺战中，敌军的攻势能否击败，就全要看这些要求能否满足而定。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德国最高统帅部是否还有足够的兵力与工具赢得这一场决斗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还不可能说，由于俄国兵力的全盘优势，情况即已经全无希望。即使敌人愿意在这一年内，不惜孤注一掷，以在南翼上争取决定的胜利，可是其补给问题却也仍然足以限制其在这一部分正面所使用的兵力数量。所以对于德军统帅部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预料到敌军可能发动攻击的地点，并不失时机的在同一地区中集结适当的兵力来应付。很明显，这又必须决心在东线其他地区中，以及其他战场上，不惜甘冒相当的危险。若能采取如此的行动，则当俄军对南面集团军群攻击失败之后，即可能将敌人的攻击能力磨毁达到决定性的程度——这样的成功对于战争的未来途径，即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如何对于德军南翼提供适当和合时的支援，这个问题遂继续成为南面集团军群与德军最高统帅部之间的争执焦点。对于这种数不清的辩论，我也不想详述，但我却必须说明，总参谋长与作战处是完全对我们表示同意的。例如10月3日，胡辛格将军(Gen. Heusinger)告诉我说，他曾经建议撤出克里米亚和撤退北面集团军群(缩短防线)以抽调兵力供南面集团军群使用。此外，他又曾建议在较远的后方，构筑一条适当的“东线长城”(Ostwall)。(希特勒最近也使用“东线长城”这个名词，形容原先违反其本愿所建筑的第聂伯河防线。)可是元首对于这两个建议都不予批准。胡辛格又说，虽然曾经考虑到从其他战场上抽调兵力的问题，但最多也不过少数几个师而已。

现在让我们再回头说到第聂伯河的形势。

到了9月底，敌方将要如何渡河进攻的意图已经可以明显看出来了。当第6集团军向美利托波尔-第聂伯河一线撤退时(自从月中起，该集团军改由A集团军群指挥)，敌方的强大兵力即跟着后面前进。敌方3个集团军(两个在前，一个在后为预备队)，共有兵力20个步兵师、两个坦克式机械化军，正在追击向查波罗齐桥头阵地撤退的第1装甲集团军。两个集团军共为15个师，后面跟着1个坦克集团军，下辖3个军，正在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与克里门巧格之间的第聂伯河前进。两个集团军共约12个步兵师、两个坦克及1个机械化军，后面还跟着1个坦克集团军，下辖3个多军，正在向齐尔卡赛与李希夫(Rzhishchev)之间的第聂伯河岸上前进。

在另一方面，向基辅以及该城以北河岸上前进的敌军，却只发现有3个步兵军及1个机械化军的番号。很明显，敌人的作战主力是首先指向第聂伯河湾的。事实上，在基辅南北两面的河岸地区中，却正是其从中央方面调动兵力的捷径。

虽然集团军群已经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到了9月30日为止，完成了其将全部兵力撤过第聂伯河的任务。但却还是不能够阻止敌人在南岸获得了两处立足点。

在第聂伯皮托罗夫斯克与克里门巧格的中点上，利用那里的岛屿，敌军在第1装甲集团军与第8集团军分界线的两侧渡过了河川。在对岸上的守军太单薄，根本不足以阻止他们。不幸得很，第40装甲军虽已由集团军群命令应集结在第聂伯河之南，当作机动预备队使用，可是此时却并不能立即发起反击把敌人赶过河去。它还滞留在查波罗齐的桥头阵地中，上文早已说过，在撤退中希特勒曾经命令必须死守查波罗齐、第聂伯皮托罗夫斯克、克里门巧格和基辅等桥头阵地。假使本集团军群若尚能有足够的兵力，当然并不会反对这种措施。但因为事实上兵力不够，所以我们主张在渡河完成之后，即应撤出这些桥头阵地——希特勒对于后述三者，总算是已经勉强默认了。但是不顾一切的反对，他却已经命令必须保留查波罗齐桥头阵地，并且甚至于还要进一步扩大它。除了认为必须控制第聂伯河大水坝及其发电厂以外，他又指出只要我们能够守住这个桥头阵地，则敌人也就会不敢攻击第6集团军的美利托波尔正面了。就作战的立场上来说，这个后述的观点是一点都不错的——除了希特勒又是犯了老毛病，同时追求太多目标以外。由于奉命死守查波罗齐之放，结果遂使第1装甲集团军不能如期释放第40装甲军。这样遂不能立即发动反攻，而让敌人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与克里门巧格之间，建立了一个宽大的桥头阵地。

9月底，敌人利用波里亚斯拉弗尔(Pereyaslavl)以南第聂伯河的窄流(在卡尼夫桥以西)，也渡过了该河。很明显，敌人是想在这一点上，作大规模的渡河，因为在两侧地区中，他们已经集中不下4个坦克军及1个机械化军的兵力。在第聂伯河以南，又投掷了几个伞兵旅。所以不久在湾流之内一共有了8个步兵师与1个坦克军了。

在集团军群的极北端上，也发生了另外一次危机。在这里第4装甲集团军与中央集团军群的分界上，敌人已经能够渡过杰斯纳河，那是本应设防的。依照陆军总部过去所发出的命令，第2集团军应该集中兵力应付这个危机，但是却并未办到。

9月中旬，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由查波罗齐移到基洛夫格勒(Kirovograd)，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城镇，位置在第聂伯河湾工业地区的中心。从那里我曾经亲自前往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所防守地区中发生危机的点上去视察，此外还有在基辅的正面。我在此时所获得的印象，是第4装甲集团军的正面还可能守得住，但其他两个集团军之间界线上的危机，却似乎很难于完全克服。

10月初，集团军群总部已经迁入了在文尼察过去设大本营的房舍中，这是一个比较适宜于指挥全盘作战的位置。它位置在一个森林之中，过去为了提供大本营的水源和电力，曾经花了不少的气力，现在我们却坐享其成了。办公室和宿舍虽然都是简单的木屋，但家俱设备却极好。最奇怪的，是在整个森林中都遍布着一个地下的警戒网。很明显，希特勒一方面需要保护，但另一方面却又不想让人家知道。很侥幸，我们却不需要采取这种安全措施。文尼察是一个大型的疗养地区，位置在布格河风景如画的环境中。所有其一切的旅馆和其他房屋，现在都已改为军医院，只要我的工作能许可，我总是抽空去访问这些医院。

1943年10月间，我们发现南面集团军群早已为第聂伯河一线，卷入了决定性斗争之中。在东线的北面地区中，每逢晚秋季节，一定有一段大雨泥泞的时间，使俄国人也难于作任何大规模的攻势行动。可是南方的情形却并不如此，战斗仍继续不停。

依照我们在9月底所已经发现的敌军战斗序列，在本集团军群地区中，敌人的压力似乎是指向四个主要目标：

一、查波罗齐桥头阵地，敌人显然认为清除它是对南面第6集团军继续发动攻势的一个先决条件。

二及三、两个第聂伯河地区，敌人已经在其南岸获得了立足点。

四、在基辅以北，第4装甲集团军的北翼上。

虽然查波罗齐桥头阵地能够在10月初击退俄军的强大攻击，(当然，这也就是说第40装甲军无法立即抽出，以毁灭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与克里门巧格之间的敌军桥头阵地。)但敌人不过是暂停一下，等到援兵到齐之后，又再度发动攻击。俄军的排炮射击，其威力为我们过去所未见过的(整“师”的炮兵出现这也是第一次)，所投下的兵力不下10个师，再加上强大的装甲兵支援，于是他们终于突入了桥头阵地。经过了苦战之后，我军遂被迫放弃阵地，虽然我们还是能够把守军撤过河流，并炸毁我们刚刚在几个月间所修复的水坝公路与铁路桥梁，但是在桥头阵地中苦战的各师，却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减弱，是否仍能防御河川的本身，也就殊有疑问。无论如何，由于希特勒的坚持守住这个桥头阵地，已经使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在动用了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的机动预备队之后，虽然已能使敌人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与克里门巧格之间的地区中，暂停不进，但是却无法肃清南岸的敌军，他们的援兵正在不断渡河，以扩大其桥头阵地。关于这个地区的发展。下文中还要再度提及，因为这对于在第聂伯河湾中的未来作战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同时，敌人也倾全力来扩大其在皮里亚斯拉弗尔(第8集团军左翼)的桥头阵地。不过，从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8集团军中抽出的机动兵力却能阻止他们以宽广正面渡河的企图，并击毁其已经渡过的兵力。降落在此地与齐尔卡赛西南地区中的俄国伞兵旅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所以在皮里亚斯拉弗尔以南狭窄桥头阵地中的敌人，是颇难于突出，并大体已经在我方控制之下。

在第4装甲集团军地区中，敌人在10月间也已在基辅正北方的第聂伯河西岸，建立了一个立足点。同时在击退了第2集团军的右翼后，也就可以面对着该集团军最北的一个军，以宽广正面渡河了。因为这一点是两个集团军的分界，所以又发生了新的危机。又是像过去一样，本集团军群想恢复此处情况的企图，因为第2集团军不服从陆军总部的命令，未能集结和支出必要的兵力，而宣告失败。甚至当我向陆军总部提出了严重的抗议之后，它也还是无法贯彻其命令。尽管如此，第4装甲集团军却在基辅以北两个军的地区中守住了第聂伯河以西几英里远的一道山岭。不过。情况却还是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可以预料到一旦当敌人获得了增援之后，就一定会从北面绕过基辅城的。

最令人感到吃惊的事情，却是这个初期的战斗就早已把集团军群的全部机械化部队所动用了。他们战斗力的消蚀，其速度正像前线上步兵师一样的可怕。这样使我们更难于找到新的机动预备队，所以对于增援的需要也就更感迫切。

第聂伯河湾之战

集团军群总部一向认为其北翼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为假使敌人击破了这一点，即能自由的对南面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执行迂回大运动了。可是事实上，敌人在10月间，却集中主力要想在第聂伯河湾中获致一个成功。同时希特勒为了经济与政治的理由，也坚持要据守克里米亚，所以逐迫使本集团军群必须在那里接受一个决定性会战。

在10月间，“大草原方面军”总部在敌人方面似乎要算是最活跃的，将其兵力不断送入第聂伯河南岸，第1装甲和第8两个集团军分界上的桥头阵地中。到了10月底，那里一共已有5个集团军以上的兵力(其中有1个是完全装甲的)——总共为61个步兵师和7个坦克或机械化军，全部装甲战斗车辆估计在900辆以上。德军的两翼都挡不住这样巨大的压力，分别向东西两面撤退了。于是在两个集团军之间，裂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而让敌人可以自由向第聂伯河湾深入，直趋克里弗罗格(Krivoi Rog)与尼可普(Nikopol)，希特勒曾经认为其保持对于德国的战争努力是具有必要性的。

最糟的是假使敌人再作任何的前进，那么在聂伯河湾东部的第1装甲集团军即有被孤立的危险。从集团军群总部的眼中看来，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因为无论如何，都决不能使这个集团军遭受包围。

此时，由于我们不断要求增援，也至少已经迫使陆军总部把两个整补后的装甲师(第14与第24)和一个步兵师拨交给我们。此外还答应再给3个装甲师(第1和“元首卫队”两个师正在后方整编休息中，加上新编的第25装甲师)，不过它们最后的分配和达到的日期仍不能确定。

假使早4个星期，集团军群既已有这5个装甲师可供运用，则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即使因为整补的原因，它们还一时不能达到，但集团军群总部若事先能确实知道有这些兵力可供调动，并且在其南翼上又能享有行动自由，则结果也将完全不同！

不过从现势看来，甚至于我们也不能等候所有5个装甲师的达到，因为到了那个时候，第1装甲集团军的命运可能早已决定了。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计划，用现在已有的兵力，第2装甲师和第1步兵师，立即发动一个反击。由第40装甲军指挥，从第8集团军已经撤回了的地区中前进，从西面打击向克里弗罗格方面前进的敌军的侧面和后方。第1装甲集团军本身也应投掷其一切尚可动用的装甲兵和步兵，以使其通过克里弗罗格的主要交通线维持畅通。为了达成这个任务，集团军群已经命令该集团军在第30军的地区中(防守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两侧的河岸)，只留下了极少数的警戒兵力。这个军的主力则缩短正面，从查波罗齐之北到克里弗罗格之北，以求挤出兵力供决定性点上战斗之用。不管他愿意与否，希特勒也只好默认这一段河岸的放弃。

感谢这两个集团军的合作无间(第40军在作战过程中改由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这个10月底在克里弗罗格以北所作的反击结果是一个纯净的成功。敌人本已进到了该城的门口，现在不但不能切断在第聂伯河湾东部的第1装甲集团军，反而更受到了严重的挫败。根据集团军的报告，杀死敌人约10000人，除了350辆坦克以外，还有比此数更多的火炮和5000名俘虏落入了我们的手中。这些数字，若与过去所俘虏的物资相人员的纪录相比较，即足以证明俄军的物质装备对人力的比例已经大形提高。无论如何，却可以假定两三个坦克或机械化师和8个步兵师已经受到严重的打击，还有几个师也受到了重大的损失。此外，在第1装甲集团军与第8集团军之间，也已经重建了一条连续的正面。不过因为我们还是寡不敌众，所以还是不能将敌军赶回到北岸去。必须等到所允许给予我们的3个装甲师达到之后，才可能达到这个愿望——不过还要假定在其他地区中不发生新的危机。但事实上，却几乎立即又发生了。

当第1装甲集团军的眼前威胁现在已经解除之后，在其后方又发生了一个新的和更大的危机。10月28日，一个远较优势的敌军兵力已经开始攻击第6集团军，后者正据守着第聂伯河与在A集团军群地区中亚速海海岸之间的正面。透入深度是相当的可观。第6集团军以惊人的机警，向西撤退。在这个阶段中，其北翼(第4和第29军)向后旋转，退入第聂伯河南岸的一个宽广的桥头阵地中，这也就是说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和尼柯普地区，至少暂时可以获得掩护。该集团军的其余部分则朝着贝里斯拉夫(Berislav)的第聂伯河渡口和该河下游的方向上，更向西撤退——尽管事实上，罗格斯克(Nogaisk)大草原不能提供基础来迅速构成一个新正面。

在第6集团军地区中的此种发展对于在第聂伯河湾东部的第1装甲集团军，也就构成了一个严重威胁，因为第40装甲军的反击，虽然已经暂时稳住了其地位，可是敌军却并未受到决定性的失败。集团军群所计划在这里执行的主力打击，在11月中旬以前是不会有可能性，因为那3个装甲师最早也要在此时才能达到。到了此时，第6集团军的南翼可能会已经退到了第聂伯河下游的后面，在克里米亚的第7集团军也将被切断，敌人可能会从南面直趋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从尼柯普的两侧渡过第聂伯河。第1装甲集团军现在的位置是限制在一个狭窄的马蹄形地区中，其东端直抵查波罗齐，其正面则向着北面和东面，所以其处境是会日益困难。假使这种发展不能阻止，则只好把第1装甲集团军从第聂伯河湾东部向西撤退了。这也多少等于是放弃上述的地区——无论如何，尼柯普和其所储积的锰矿是丢定了，而克里米亚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为了预防任何这一类的发展，尤其是为了解除在第1装甲集团军后方的任何威胁起见，我建议陆军总部应采取下述的措施：

在摆脱了在克里弗罗格北面的战斗之后，第40装甲军即应马上使用两个装甲师(若可能最好为3个)，从第6集团军所仍然据守着的在尼柯普以南的桥头阵地中，发动一个奇袭式的攻击，冲入正在追击第6集团军的敌军侧面，后者正在通过罗格斯克大草原向第聂伯河下游撤退中。这个攻击的目标是想要使第6集团军在第聂伯河前方能够构成一个新的正面，并与在克里米亚的第17集团军建立接触。同时，对于第1装甲集团军后方的威胁也可以解除。

至迟到了11月12日，第40军应该连同预计可以赶到的3个装甲师，一同在第1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发动计划中的攻击。假使它能获得我们所希望的决定性成功，则甚至于可以使第6集团军重占美利托波尔-第聂伯河防线。这个建议自然受到了希特勒的热烈批准，因为这使他有希望可以保持着尼柯普与克里米亚。

虽然如此，这个计划却始终未能兑现。第6集团军撤退得太快了，所以第40装甲军从尼柯普桥头阵地的攻击已再无成功的希望。以后，集团军群北翼方面的发展也使这3个正在途中的装甲师，更无用在第聂伯河湾中的可能性。

假使这个计划若不会有一个极重要的教训，则在这里提到这个计划也就会是毫无意义——那就是说即使在被迫采取紧急措施时，但对于自己的基本作战指导观念，却还是须臾不可忘记。

集团军群曾经强调其北翼所具有的决定重要性，敌军在最近的将来，很可能在这里发动另一次大规模攻击。所以我们的一般观念就是要采取步骤以阻止敌人在这一点上获得任何成功。为了这个目的，当第40装甲军在克里弗罗格作了成功的打击之后，就应该将其撤出第聂伯河湾，而转用在集团军群的北翼后方。正在运动中的3个装甲师也应准备用在这里。不过，从第6集团军地区的趋势上看来，第1装甲集团军最后也就必须撤出第聂伯河湾的东部，跟着也就必须放弃尼柯普和撤出克里米亚。

这是可以断定的，希特勒为了想恢复在第聂伯河湾的情况，才肯让本集团军群增加5个装甲师的兵力，所以对于这个计划是决不会同意的。他一定会继续坚持守住第聂伯河湾和克里米亚。尽管如此，事实上，集团军群仍应照上述的方式采取行动。

我所作的建议，就解除第1装甲集团军所受的威胁而言，固然是合理的，但就集团军群的全部作战观念而论，却是一种错误。结果，第40装甲军终于被钉死在第聂伯河湾之内。

为什么我要违反我自己的基本思想，其理由有二：第一点，假使能够在尼柯普的两侧，占领了第聂伯河一线，那么就可以希望在该河的两岸上，迅速连续地给予敌人以奇袭式的打击，若再能成功，即可能恢复整个南翼的情况。第二点，我们若不作此种冒险，则一定会被迫放弃克里米亚——因为我们自己曾指挥第11集团军，为了这个半岛作过那样艰苦的战斗，所以更有舍不得之感。但就作战的观点而论，不忽视集团军群北翼为作战重点的原则，却似乎是更为正确。

基辅之战

11月初，敌人又以强大兵力再度对集团军群北翼，第4装甲集团军的第聂伯河正面发动了一个攻势。究竟这个攻势有无远大的目标，抑或仅只为了在该河的西岸赢得必要的集结空间，那却很难断定，不久即可以知道第4装甲集团军的部队是不能够守住第聂伯河一线，到了11月5日，即可以看出来基辅是必失的了。

集团军群总部现在认为必须集中一切可用的兵力在这个地区中，尤其是尚在途中的3个装甲师。因为希特勒曾经明白指定这些师应用在第聂伯河下游地区中，所以必须先得陆军总部的同意。假使后者若不能另外把其他的强大兵力提供第4装甲集团军使用，则除了放弃第聂伯河湾以外，实更无其他的途径。因为对于这个基本问题尚无决定，我才在11月7日飞往大本营。

在会谈中，希特勒宣称决不准备放弃集团军群原有的建议，因为那是唯一的机会，只有那样才能保住克里米亚。基辅方面无论获得多大的成功都不能解决南翼方面的问题。

我回答他说若是坚持着原有的计划，则我们北翼方面即不免要作极大的冒险。于是南面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整个地位都将陷于危殆。我也不愿意改变计划，但现在却有此绝对必要，一定要把新到的3个装甲师用在基辅方面。

希特勒又说为了军事和政治的理由，我们必须要在第聂伯河下游地区中获致成功。第一点，陆军应使其自己认清仍有作成功性打击的能力。第二点，我们保持着尼柯普的锰矿，对于战争经济是绝对必要的。此外，也不应容许敌人用克里米亚来当作轰炸罗马尼亚的基地。

我对于希特勒的动机固然也极表同情，但却仍坚决认为北翼方面的危险实也是太大了。假使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出了毛病，则南面集团军群与A集团军群的命运也就迟早是注定了。

希特勒也承认这个危险的巨大，但却宣称在我们现有的情况中，这种险是必须要冒的，并且他自己准备肩负这个责任。

虽然如此，我却还是使他同意把第2集团军中那个曾经一再允许拨交给我们的第4装甲师送到我们的北翼上(很巧合的，这一次又还是没有兑现)，此外还有“北国”(Norland)党卫军旅和第2伞兵师(时间较迟)。以后他也同意把那3个新到的装甲师(第25、第1和“元首卫队”)用在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但是第40军的两个装甲师(第14和第24)却仍留在第1装甲集团军中，以便将来还可以在第6集团军地区发动新的打击。只要希特勒不肯把第1装甲集团军从第聂伯河湾的危险地位中向西撤退(也就是放弃了尼柯普与克里米亚)则这两个师即永无动用的希望。

在以后几天之内，第4装甲集团军的情况更是每况愈下。它的11个步兵师，几乎每一个都已经只能相当于一个团，自然不是实力远较强大的俄军的对手，后者在第一波攻势中约有足额的步兵师17个到20个、坦克军3-4个、骑兵军1个。即使这个集团军还有两个装甲师当作机动预备队使用，但实力还是太弱不足以阻止敌人的突破。

经过了苦战之后，我军终于撤出了基辅城，以免第7军在该城中受到包围。该军向南撤退，敌军前进了30余英里才被阻止住了。在第7军的西翼上，在基辅西南的40英里远的地方为法斯托夫(Fastov)铁路交点，对于第8集团军的补给予增援都是极为重要的，也已经落入了俄国人的手中。

在基辅以北，聂伯河的两个军也被迫向西撤退——第13军撤到了日托米尔(Zhitomir)，第49军撤到了柯罗斯吞(Koroston)。这两个铁路交点对于与中央集团军群的交通，和对第4装甲集团军的补给，都是具有重要性的，也已为敌人所达到。

现在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分裂成为3个隔离颇远的集团。在这个黯淡的情况中，唯一的一线希望就是敌军的攻势已经分为两个不同的方向——一向南而一向西。向西前进的俄国单位只要他们还不能向南旋转，对本集团军群作大规模迂回运动之前，则对于作战还是不能够产生直接的影响。在集团军群的增援尚未能调齐之前，阻止敌军作如此迂回的责任，就应由已被迫向西撤退的两个军去担负。

不过集团军群的对抗措施从11月中旬起才能开始发生效力，在此以前我们还是要经过几天紧张的日子。这个计划是准备用3个新的装甲师(第25、第1和“元首卫队”，由第48装甲军指挥)对从基辅向西南方前进的敌军装甲兵力发动一个反攻势。就目前而言，这是威胁性最大的一支兵力。以后这个装甲军就应向西旋转，并击碎追击第13军的敌军。

在这一方面成功之后，又还有直趋沿着第聂伯河向南进攻的敌军后方的可能性。为了更进一步增加第4装甲集团军起见，集团军总部又从第8集团军方面抽出了两个装甲师(第3和第10)、两个装甲步兵师(第20和党卫军“帝国”师)和第198步兵师。当然，这将使第8集团军的正面受到严重的减弱，但是集团军群总部为了加强决定点上的兵力起见，却必须冒险采取这样的措施。

不幸，第48装甲军在11月中旬以前不能完成集结，而基辅西南的情况却已经变得日益严重，所以集团军群总部被迫只好先行用第一个可以使用的装甲师，第25装甲师，在法斯托夫发动一个有限的攻击，其目的是为了使这个装甲军的集结地区得保自由。在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来，一个新编的师在初次参加东线的战争时，其所付出的代价何等巨大。此外，该师师长，当率领其搜索营赶往前线时，一经与敌人接触即被杀伤。所以不但不能率领其部队收复法斯托夫铁路交点，而且更使这些第一次参加东线作战的部队，在心理上受到严重的挫折。尽管如此，它还是在基辅以南阻止了敌军，并使第聂伯河正面不至于遭受任何进一步的迂回。

11月15日，第48装甲军已能开始作预定的反击。当击败了从基辅向西南前进的敌方坦克军之后，也就算是已经达到了第一个目标。接着它向西一转，攻占了日托米尔，解除了第13军所受的压迫。但是这个装甲军的最后一击——向东沿着日托米尔-基辅大道向基辅南方俄军正面后方进攻——却被泥泞挡住了。即使如此，在第聂伯河西岸的敌军固然未能肃清，但到了12月初，第4装甲集团军的危机却总算是勉强克服了。这个集团军现在守住了一条正面，从基辅以南25英里的一点起，到日托米尔以北的地区为止。第49军仍然孤立在柯罗斯吞的附近，但却也已能夺回该地，并重建与中央集团军群之间的铁路联系。依照第4装甲集团军的报告，敌军的死亡数字约为20000人。我军俘虏的敌军总数仅为5000人，而俘获或击毁的坦克为600辆、野炮300门、反坦克炮1200门以上。这个事实又可以证明俄军的装备已经大有进步，在基辅正面所遭遇到的全部俄军兵力中，步兵师的2/3，以及4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和1个骑兵军都可以算是已经受到了重伤。

不幸，由于第4装甲集团军的各军最初都迅速向南及向西撤退，遂使希特勒认为这个集团军司令必须更换。虽然我坚决表示第聂伯河正面的丧失，其原因是由于敌军实力太大，而我们各师的兵力又都已消耗过度，并非是由于集团军司令领导失当之故。可是希特勒却仍认为霍斯上将在最近几年来，是已经操劳过度，应该休息一下，所以还是将他调入军官预备队中。我对于他的去职深表遗憾，不过希特勒却至少曾向我保证。等他略事休息之后，就要将他调往西战场仍然接任集团军司令之职。接替霍斯的人为一个前奥国的军官，劳斯将军(Gen. Rauss)，他在本集团军群中曾连续出任第6装甲师和第11集团军的指挥官，也是颇负盛名的。

第聂伯河湾的第二次会战

当第4装甲集团军正面的战斗还正在进行之际，敌人到11月中间也恢复了其在克里弗罗格所受到的创伤。凭着生力军的协助，他们在第聂伯河湾中，又对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面和第8集团军的邻接右翼(正面向东)发动了另一次大规模的攻击。在第1装甲集团军的东向正面，他们同时也尝试在查波罗齐以南渡河，并从齐尔卡赛的两侧攻击第8集团军的第聂伯河正面。以后他们又更延展其攻势，从南面向尼柯普桥头阵地发动了一个攻击。(第6集团军在这里的一个军已交由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敌军的意图现在显然是要想在第聂伯河湾的东地区中，围歼第1装甲集团军。

11月下旬的情况发展迫使本集团军群向陆军总部对于进一步作战的指导，提出了其新建议。

我们在是1月20日所提出的备忘录，是以下述的假设为基础：尽管敌人集中在集团军群正面的部队很多，但是他们仍有强大战略预备队可供运用。我们指出，依照现有的情报，俄国在1943年中曾经编成了44个步兵师和大量的装甲旅，到现在都还不曾参加战斗。此外，又可以假定33个步兵师和11个坦克或机械化军，正在敌军正面后方休息和整补。所以在整个冬季中，敌军都可能会对于东线的南翼不断发动他们的攻势，而且把主要的压力放在南面集团军群的北翼上面。即使我们在第4装甲集团军地区中所发动的反击能使局势转变得对我们有利，但敌军却仍能在第聂伯河以西维持着一个适当的集结地区和从那里继续进攻。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决不能从本集团军群中在作战上具有决定性的北翼上，抽调兵力以支援第聂伯河湾中的战斗。

即使我们一方面能够击退在后述地区中的敌军攻势，而同时另一方面又能稳定在第4装甲集团军地区中的情况，但是事态仍然可能照下述路线发展。

在这个冬季中，本集团军群所要据守的正面长度，要远超过其能力限度之外，其所有的各师都已经消耗殆尽。它也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对任何敌军的大规模攻击采取有效的行动，尤其是当几个地方一同告警时，更会手足无措。

所以就作战上来说，集团军群将会完全听任敌军去加以宰割——因为我方部队的战斗力已经锐减，所以是尤其危险。这样的战斗不能够使敌方攻势能力发生决定性的减低效力。俄军将永远居于主动地位，使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受他们的控制，因为我们不能组成预备队来对抗其打击，所以地面、兵器和人力的损失都将会感到吃不消。

要想使这个战斗获得成功，则其先决条件即为有足够的坚强预备队。假使若不能从其他战场上抽调兵力，那么就必须缩短南翼的正面(包括从海上撤出克里米亚的第17集团军在内)。若无预备队，则这个集团军群也就不可能渡过这个冬天。

直到11月底为止，东线南翼的情况发展如下：在第聂伯河下游以南(A集团军群)，第6集团军的右翼已经退过了该河的下游，仅在刻松(Kherson)留下了一个狭窄的桥头阵地。第17集团军被孤立在克里米亚半岛之上。但相反，它却还能维持着尼柯普前方的完整桥头阵地。尽管在南面负责的俄国单位，第4乌克兰方面军，已经动用了其主力——18个师和强大的装甲兵力——在这里进攻。就目前而言，敌军对于第聂伯河下游和克里米亚的颈部都已经暂停攻击。在第聂伯河湾中，敌军在查波罗齐以南，已经以狭窄正面渡河，并构成了一个小型的桥头阵地。此外，第1装甲集团军的防御战术就可以算是完全成功，因为在某些地点上，由于敌军的不断攻击，固然已经被迫略事后退，但在整个战线上，敌人却都不曾达到突破的目的。不过这些战斗却已经迫使该集团军把其最后的预备队都用完了。在11月底，它还守住一条连续的正面，从查波罗齐以北起，到克里弗罗格的西北为止，然后再折向北面与第8集团军相连接。

第8集团军本身的处境却已经变得很狼狈，一部分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它已经把1个步兵师和4个机械化师移交给第4装甲集团军，以去应付11月初发生在基辅的危机。敌军在克里门巧格地区中，也已在第聂伯河以南建立了一个坚固的基地，并控制了克里门巧格渡口。此外在该城的西南，他们也在该集团军向东的正面突破了一个空洞——在目前虽然还很小。在第聂伯河岸上的第8集团军北方正面，敌人也已在齐尔卡赛的两侧渡河成功了。因为已经没有任何预备队可供动用，这个集团军被迫放弃了60余英里的河岸，并在一道沼泽水道(与第聂伯河平行，约在其南面30英里处)的后面，建立了一条极单薄的防线。

虽然集团军群总部在情况一经许可之后，就又从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中，抽回两个机械化单位给予第8集团军，但是该集团军能否填补在其东面上口的缺口和重新控制在齐尔卡赛的情况，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来集团军群总部是如何调动其装甲部队东奔西跑。每当企图在一点上使用机动兵力恢复情况时，则在其原有调出的地区中就可能产生另一个危机。

到了11月底，从查波罗齐以北到齐尔卡赛以西，以及从基辅以南直到中央集团军群地区为止的第聂伯河一线，都已经完全落入敌人的手中。在南面集团军群的北翼上，自从第48装甲军的反击成功之后，第4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已经暂时平静无事。不过毫无疑问，敌人一定会在那里集结新的生力军，然后再向本集团军群的纵深侧面作决定性的突击。尽管如此，由于第聂伯河湾中的战斗再起，所以又还是必须把上述的两个机动单位归还第8集团军。

12月初，第4装甲集团军的右翼还仍在第聂伯河，其第24装甲军(此时我们的装甲军已经不再是完全由装甲师所组成，而成为一种任意拼凑的组织)仍与在卡尼夫渡口上游的第8集团军左翼相接触。在基辅南面30英里处正面突然离开河岸向西旋转，一直延展到日托米尔以北的地区为止(第48、第7装甲军和第11军)。在相当距离之外，正面朝东，还有柯罗斯吞附近的第59军。

沿着全线的战斗

在整个12月间，俄军仍继续想在第聂伯河湾中寻求一个决定。除了偶然因为调换部队而稍事停息以外，敌人对我们这个东端的堡垒不断发动攻击，毫无疑问也使他们自己受到了极惨重的损失。

在该河的实际河湾中，第3乌克兰方面军一再攻击第1装甲集团军(第30军与第57装甲军)的北面，但尽管是拥有极大的数量优势，但却仍未能获得任何值得一提的成功。

同时，第2乌克兰方面军(以前称为大草原方面军)也集中6个步兵集团军和1个坦克集团军的兵力，以求击溃第1装甲集团军的左翼和第8集团军向东的正面。敌人的意图很明显，使用大量集中的装甲兵力，在克里弗罗格西北地区中向西南突破，这也正是我方两个集团军的分界线。一旦达到了这个目的之后，他们就可以直趋该河的下游，以包围在第聂伯河东岸的第1装甲集团军。这个攻势的第二个焦点似乎即为第聂伯河以南第8集团军向东正面的北部。敌人在这一方面的企图，是想要同时从其在齐尔卡赛已经赢得的桥头阵地中突然出击，以便达到两面包围第8集团军的目标。

同时第4乌克兰方面军的3个集团军也从南方攻击尼柯普的桥头阵地——那自然又包括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在内。

虽然这些攻击是已经被击退了，可是第2乌克兰方面军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向第1装甲集团军的左翼进攻，那却必然使其对于第8集团军能够获致某种的成功。敌军两次在上述的主攻点上突破达相当的深度。结果，我们的正面在克里弗罗格(尚可据守)与第聂伯河之间逐渐后撤。

在这两个情况中，集团军群总部都还是勉强在危险的点上，集中了1个装甲军的兵力，用反攻以求阻止敌军的突破，并防止它影响到整个的作战。当然，其余威胁暂时较低的地区中，防御兵力是更形减弱了。在这样的苦战中，德军也无可避免的显示了疲惫的现象。步兵师已经没有一分钟的休息，而装甲师更像救火队一样，从这一个地区赶到那一个地区。尽管敌军的损失要比我们大过了几倍以上，但是他们却仍有方法补充。相反，集团军群总之尽量希望能使最高统帅部明白，把我们的兵力沉陷在第聂伯河是不合理的，但却并未能产生任何真正的结果。陆军总部找不到必要的人力和物资来补充战斗力的损失，而希特勒却又拒绝同意适时的撤出这个地区，以便抽出兵力用在作战价值远较重大的北翼上。我们曾经一再提出警告说，只要敌军还持续不断地增援，则虽然能够守住第聂伯河湾，也还是不足以使第1装甲集团军得免于包围的最后威胁，可是希特勒却充耳不闻。我们又指出为了在南翼上建立预备兵力的迫切需要，正面是必须缩短，结果也同样无效。反之，我们最后也更无选择之余地，只好从集团军群北翼方面，还抽出两个师投掷在第聂伯河湾中，而事实上在北翼方面这两个师的用处更大。必须在北翼方面发生一个严重的危机，然后希特勒才会勉强的承认此种作战需要。

希特勒之所以要继续抓着第聂伯河湾不放手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尼柯普和克里米亚对于我方的战争努力具有极大重要性。甚至于到现在他还不曾放弃下述的希望：一旦击退了敌人在第聂伯河湾中的攻击之后，我们即可以再向南发动另一次打击，以求解救克里米亚。此外他也相信只要能够寸土必存，像他在1941年在莫斯科城外所采取的办法一样，那么敌人最后也就一定会失血而死了。每逢我们建议缩短战线时，他毫无疑问就会反驳着说这一样也会使敌人多出了兵力。希特勒所不理解的，却是必须要有适当的防御，才能消耗敌人。

在集团军群的北翼上，第4装甲集团军的第48装甲军所作的打击固然已经创出了一个喘息的空间，但毫无疑问，只要敌人将其损失补充起来了之后，则必然还是会再度发动攻势。第4装甲集团军的任务就是应尽可能削弱对方，以拖延时间。此外，由于这个集团军的主力现在所据守的正面，是在第聂伯河与日托米尔北面地区之间并面对着北方，所以当敌人尝试迂回其西翼时，则危险也就更大——孤立在柯罗斯吞的第59军，是无力阻止的。

虽然第4装甲集团军的兵力，无论如何都不足以向基辅发动一个攻势，以完全肃清在第聂伯河西岸的敌军。但集团军群总部却感觉到至少应为该集团军西翼尝试创造一个安全的边缘。所以第48装甲军所重新获得的主动权，若能保持得愈长久则愈好。

第4装甲集团军于是奉命扩张这种情况，现在就应在日托米尔-柯罗斯吞地区中的开放西翼上，发动有限目标的进一步攻势。根据集团军群的指示，第48装甲军从北面的正面中抽出，利用伪装和欺敌的手段，乘黑夜中开入了敌方第60集团军在日托米尔以北的开放西侧面。在一个奇袭之下，后者即被从西端卷起。接着该军又向正在柯罗斯吞东南集结中的敌军发动另一次打击，敌方至少又有3个机械化军受到了重创。

最后，不仅使敌方的生力军受到了相当的重创，而且也更使我军对于第4装甲集团军左翼所面对的地区，重建了某种程度的控制。不过这却并不能阻止敌军在这同一地区中发动一个新的攻势，那是在12月24日开始的。

当我正在视察第20装甲步兵师时，接到了敌军已在基辅-日托米尔公路的两侧发动攻势的第一次报告。该师是正在这个感受威胁的正面后方充当预备队。我正在那里参加其各国的圣诞节庆祝会。最初这个消息并不显得太严重，唯一感到吃紧的地区只有在该路以南的第25装甲师。可是当我在夜间返回文尼察总部时，从情况报告中即已经可以看出来敌军是正在企图向日托米尔作大规模的突破。

在此后几天内，所获得的情报如下：在基辅地区中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已经在该城以西，集中了极强大的兵力，企图沿着日托米尔公路和在该路以南作一个宽广的突破。其主力为第38、第1近卫和第1坦克3个集团军，所含有的兵力有18个师以上的步兵和6个坦克或机械化军。在几天之内，又发现了其第18集团军的番号。这个主力攻势又由其在法斯托夫以南的第40集团军将其向南延展着。

在攻击正面的北翼上，最近被我军击溃的第60集团军，又已经恢复了其实力，再加上在其北方的第13集团军，都正在向柯罗斯吞前进，其所指挥的兵力至少有14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军。尽管其中某些单位由于过去受到了我方第48装甲军的攻击，已经在实力上大为减弱，但是在他们的后面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却又正在忙于集中其兵力——不少于6个坦克或机械化军。尽管这些军中可能有3-4个在最近的战斗中也曾受到严重的损失，但他们却补充得很快。无论如何，这些机动部队的集中是足以暗示出来敌人的意图除了向日托米尔突破以外，还想取道柯罗斯吞作一个大迂回运动。

诚然，在现在由第42军所指挥的最危险正面地段的后方，还有第48装甲军正集中在日托米尔的附近待命中，它包括着两个装甲师，第168步兵师和第18炮兵师(新近在集团军群地区中成立的)。但因为敌军的兵力要强过了好几倍，这一点兵力能否阻止敌军的突击，实在是大有疑问。而且即使能如此，但为了应付敌军通过柯罗斯吞再向集团军群北翼所作的包围运动，其兵力也还是不够的。

所以在12月25日，集团军群总部就向陆军总部发出了一个报告，说明了敌我双方现有的相对情况，指出应有的对策。以现有的兵力，第4装甲集团军是不可能阻止敌人的攻势，换言之，它不能够完成其掩护南面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纵深侧面的任务。所以这个集团军必须彻底的增强。假使陆军总部已无兵力可供此项用途，则本集团军群被迫必须从其右翼方面至少要抽出5-6个师的兵力。这样一来，后者必然也就无法维持其在第聂伯河湾中的现有地位，所以我们又必须要求给予我们的行动自由。

同时，我们也指示第4装甲集团军应立即使用其一切尚可动用的兵力去阻止俄军的攻击主力，不让他们在第42军地区中达到向日托米尔突破的目标。其北翼(第13和第59两军)应设法阻止敌军向日托米尔进行迂回。早已从第6集团军中抽回的第17装甲师，本暂时由集团军群总部控制，现在也奉命立即加入第4装甲集团军。

由于希特勒的坚持，陆军总部的指示又还是企图在第聂伯河湾中作折中性的解决。我们就再度报告说，“用那些孤立的措施，例如调动1-2个师，以控制集团军群北翼方面的情况，这个时机是早已过去了！”

从敌人已经在那里使用的兵力数量看来，我们认为即使能够暂时阻止他们的攻势，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尤其是他们一定会继续把新的预备队投入战斗之中。事实上，在柯罗斯吞-日托米尔-贝尔地齐夫-芬尼斯塔-基辅以南地区中今后几个星期中的发展，既足以决定东线德军南翼是否会被切断，并迫向西南退却的问题。

为了应付这个危险必须要采取猛烈的措施，这个情况又与本集团军群在1942年冬季中所面临者相似，当时仅仅因为能够把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从右翼“蛙跳”到左翼方面，然后才渡过了难关。现在所应采取的对策，就是把第1装甲集团军从第聂伯河湾中撤出，并至少应连同5-6个师的兵力，将其调向贝尔地齐夫。这样又必须放弃第聂伯河湾的东部，把正面缩回到从尼柯普以西的第聂伯河膝部起到克里弗罗格为止的既设防线上。

我们解释说，若能如此缩短战线，则可以抽出12个师的兵力，其中6个师，上文已经说过，应交给第1装甲集团军，其余6个师则留给第6集团军——它此后应代替第1装甲集团军的地位，在下第聂伯河建立一道防线。

被送往增援集团军群北翼的兵力，应尽量向东以截击敌军趋向日托米尔的矛头。此外，陆军总部还应再抽调兵力来截击敌军的迂回运动。以后若有可能性，这支兵力更应从西方配合第1装甲集团军对于敌军主力的攻击。

我们同时又指出，尽管敌军在第聂伯河湾中已经暂停攻击，所以现在情况似已缓和，可以容许我军调动兵力而不至于有任何巨大的危险，可是我们若不乘早撤退，则一旦敌人再度进攻时，即将陷于窘境了。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的结论是说，最高统帅部必须要迅速作出决定。

尽管我们如此的催促，直到12月28日为止，最高统帅部对于我们的提议也还是没有能够作下彻底的决定，只不过允许把1-2个师给予第4装甲集团军而已。12月29日，集团军群总部下达了其自认为适当的命令：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在1月1日，应将其现有地区移交给第6集团军，并至迟于1月3日，应接管第4装甲集团军从第聂伯河起到贝尔地齐夫东南约27英里的一点为止的那一段正面(即属于第24装甲军和第7军的)。在这个正面左翼的后方，第3装甲军又奉命集结从第聂伯河湾或第6集团军方面所抽出来的4个师——第6和第17两个装甲师、第16装甲步兵师、及第101轻型师。其他的各师则将继续调动。为什么这次第1装甲集团军的调动不能采取更大的规模，其原因是受了运输工具的限制。此外，本集团军群在未获希特勒同意之前，也不能命令撤出第聂伯河湾的东部，因为这是对A集团军群的地位具有直接影响的。很不幸，即使在集团军群的阶层上，这种独立决定的权限还是有限度的。

对于第4装甲集团军的其余正面，则应由陆军总部所提供的兵力来增援，即为第46军司令部所指挥的第16装甲军、第1步兵师和第4山地师。不过这些兵力能否完成对敌军侧翼的反击，却还是殊有疑问。无论如何第一件事就是要使敌军停顿不进。

12月30日，集团军群将其所已采取的步骤向陆军总部提出报告，第二天希特勒才勉强表示同意，但是他还继续不肯承认第聂伯河湾东部和尼柯普桥头阵地有放弃的迫切需要。

当集团军群调动兵力的命令正在执行之际，第4装甲集团军地区中的情况到了12月31日，却变得益为恶劣。敌军的突击主力集团已经在文尼察的方向上向西南作成了一个宽广的突破。显然在该集团军基辅以南的正面仍能守住(第24装甲军和第7军)，但其西翼却被迫必须向后弯折。此外在第3装甲军准备集中的地区中，也显出了一个宽达50英里的缺口，直到贝尔地齐夫东南不到30英里的一点上，才开始有另外一条属于第4装甲集团军的单薄防线，可是到了从贝尔地齐夫到日托米尔的公路以东，这道防线又再度中断了。在日托米尔附近战斗，正面朝着东面及北面为第13军，第59军现在已经被迫退到柯罗斯吞以西，在它与第59军之间又张开了另一个50英里宽的缺口，在其后方若干距离处，第26装甲军正在集中。

很侥幸，敌军暂时还都在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各单位分别作战，而忽视了其间的空洞，所以完全错过了用其机动部队直入集团军群后方地区，或包围第4装甲集团军的机会。

1月初，本集团军群的地位就其全体而言，是变得益形恶劣。在第聂伯河湾中(包括尼柯普桥头阵地)，敌军正准备向第6集团军与第8集团军发动一个新的攻势。假使在河湾东部尚未能依照集团军群的要求撤出之前，这个攻势即已发动，则这个翼的情况就会变得异常的严重。最坏的，是那些早已奉命作为第二波随着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部转移到北翼方面的装甲师更将无法摆脱。1月3日，敌军在基罗弗格勒以东真的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攻击，于是在那里的两个师也就暂时的被坑住了。

此时在北翼方面是更有补充兵力之必要，因为敌人已经认清第4装甲集团军正面所被撕开的裂口所能提供的巨大机会。在第1装甲集团军所接管的地区中(从1月3日起，该集团军已经接管了基辅南面和西南面两个地区中的指挥权。)敌人向南挺进直达乌曼以北30英里处的一点上，在那里暂时为第3装甲军的前进单位所阻止。

在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也发生了一个特殊严重的情况，因为害怕两翼都有受到迂回的危险，所以该集团军于1月4日被迫退到下述的一线上，从文尼察东面不到40英里的某点起，向北直趋贝尔地齐夫(在那里的战斗仍在进行中)，最后以前波俄边界上距离该镇约40英里远的西面某点为终点。

在我们自己与中央集团军群之间的宽广缺口中，第59军沿着从日托米尔到罗夫诺(Rovno)之间公路和公路的北方，撤到了俄波旧国界之上。

1月最初几天内的情况发展，迫使我于1月4日飞往希特勒大本营，尝试说服他彻底认清有把兵力从集团军群右翼调往左翼之必要。我开始说明在第聂伯河湾中所面临的新威胁和在第4装甲集团军地区中的严重情况。接着我就详细解释我们的计划，准备使用第1装甲集团军的第3装甲军从东面，和现在正将达到第4装甲集团军北翼后方的第26装甲军从西北面，分别夹击敌军的侧面。(希特勒在这里又显出来了他具有相当的判断力，因为他怀疑我们的反攻能力。后来事实证明他是不错的。)同时我又密告希特勒说，这个计划中的反攻最多也只能暂时应急而已，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对于集团军群的北翼情况，并不能提供任何真正的解决。假使这里的情况不能获得一个根本性的解决，则东线德军的整个南翼就会受到致命的打击。于是南面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就会在罗马尼亚境内或黑海岸上受到歼灭的厄运。所以假使最高统帅部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增援，则为了抽出兵力以救决定性的北翼起见，则对于集团军群南翼的撤退，也就决不可以再缓。换言之，也就是放弃了尼柯普和克里米亚。

我应该指出，在这个阶段中集团军群总部认为从第聂伯河湾东部的撤退，还只不过是挽救全局的第一个步骤而已。为了重组兵力起见，在南翼上的正面还有更加缩短之必要。因为这个原因，本集团军群早已在更西的地方侦察和发展一条防线，以作为预备措施——希特勒当然知道这个事实。利用河川的有利形势。这一条防线从布格河的下游起，大致向北或西北延展，直到集团军群北翼现在正在苦战地区的南端为止。若是占领这一线，即将使第6和第8两集团军所据守的正面长度大约缩短一半——现在沿着第聂伯河湾的防线长度约为560英里。若把正面长度作如此的大量缩短，即可以省出很多的兵力(加上从克里米亚撤回的第17集团军)，于是就终于可以把我们的主力移到北翼上面去了，同时在南翼上也还可以留下足够的兵力，守住这一条缩短后的防线，对抗远较优势的敌军。此外，因为我们已经彻底破坏了敌人的铁路网，所以敌人从其南翼将兵力调往基辅以西地区时，其速度和数量也许就都会赶不上我方。

德军南翼的这种彻底撤退，其基础当然又是首先要撤出第聂伯河湾。因为我们深知希特勒的态度，所以认为若是直接提出此项要求，则结果就可能会碰钉子，因为他这个人根本就不知道需要此种远程作战性政策的。

相反，希特勒在现在甚至于还反对撤出第聂伯河湾或放弃尼柯普。因为他认为若丧失了克里米亚，则将促使土耳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会改变其态度。他又宣布他已经无法给我们以更多的兵力来增援北翼方面，因为这些兵力只有从北面集团军群中去抽调，于是它也必须撤回到排普斯湖上。若果如此，则芬兰可能会退出战争，并使我们丧失了波罗的海的主权。以后我们就会不能从瑞典获得铁矿，而我们的潜艇也会丧失一个主要的训练场。

至于说到从西线抽调兵力的问题，希特勒也说，除非敌军的登陆已经首先被击退，或是英国人真能如他所希望的把兵力牵制在葡萄牙的境内，否则他也碍难照办。他现在所希望的就是拖时间，等候西方的情况澄清，和我们的新编单位完成准备。此外，从5月以后，潜艇战也将开始显出其效力。希特勒又说，敌方已经有了许多的歧见，所以这个联盟是注定了有一天会崩溃的，因此争取时间是最为重要的。

他对于本集团军群所面临的威胁，也像我一样的表示焦急，但是他在没有更多兵力可供运用之前，却决定在这里冒险。与希特勒辩论是毫无作用的，因为他还是像旧例一样，指责我对于全局缺乏认识。我所能做的就只是一再说明我们北翼情况的严重，并强调集团军群本身所正在采取的对策是并不能提供一个根本解决。所以无论如何，都绝对需要把一个新的集团军，迅速调到集团军群北翼的后方，大致在罗夫诺的地区中，以应付敌军大包围的威胁。

因为出席每日汇报的人很多，所以不便与希特勒再争论下去，所以我要求与他单独谈话，只留下总参谋长一人奉陪。希特勒对于我在此时提出这个要求，殊感诧异，但却勉强同意了，于是最高统帅部的显要们、戈林和其他侍从人员都起身退出了。(通常速记员在这种汇报中是要把一切的发言都记录下来，但他们面前并没有地图，所以常常不能了解我们所说的是什么。)

我在飞往大本营之前，即早已立下了一个坚定的决心，准备除了讨论我本集团军群的地位以外，再度提出最高层军事领导的问题。当所有的人都离开，只留下了柴兹勒尔将军一个人之后，我就要求容许我坦白的发言。

希特勒说：“请说吧！”他的态度虽不是冰冷的，但却至少是很有距离的。

我开始说：“有一件事是我们必须清楚的，造成我们现有的严重情况，并不能完全归之于敌人的优势，尽管那是十分巨大的。我们的领导方式也应负责。”

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希特勒的表情也就硬化了起来。他用眼睛死盯着我，好像是想粉碎我的意志一样，我从来不曾看见过旁人的眼睛会表现出来这样强烈的意志力。他的面目固然可憎，但其唯一具有吸引力的部分可能即为这一双眼睛，现在他就想用这种魔力来迫使我屈膝。有许多人都曾为这种魔力所征服。但是我却仍然继续说下来，并坦白的告诉他像这样的领导方式是无法再打下去了。我说我应再提出我过去曾经两次向他所提过的建议。为了处理大战略的问题，他需要一个完全负责的总参谋长，在一切有关军事政策的事件中，他只应依赖他一个人的忠告。在东线这种安排的合理后果即为指派一个总司令——在意大利和西线上都早已采取这种办法——他在大战略的范围之内，应享有完全的独立指挥权。

又还是像上两次的情形是一样的，当我劝说希特勒对其处理军事问题的办法作一个彻底的改变时(实际上，也就是请他非正式的放弃指挥权)，他的反应总是完全消极的，他认为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决定各个不同战区中所需要的兵力和所应追寻的攻击。他又说，无论如何，戈林是决不会服从其他任何人的命令。

至于说到在东线方面指派一位总司令的问题，希特勒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享有像他一样的权威。他高声的叫着说：“甚至于我都不能使这些元帅们服从我！难道你以为他们会更服从你么？必要时，我还可以撤他们的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这样大的权威。”

我回答说我的命令一向都是能够彻底执行的，他不再说下去，就结束了这一场谈话。

我这次努力又终告失败。希特勒之所以不愿意把指挥权交给一个军人的原因也许是自视过高，对于其自己的权力具有过份的信心。甚至于在私下他也从来不曾认过错和承认一个军事顾问之需要。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不信任的心理作祟，这位独裁者一定要把陆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以防不测。

相反，我也完全认清任何想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即发动一次政变)的企图，将会使我仍在战场上的野战军完全崩溃。俄国人想要侵入德国，正像英美所要求的无条件投降一样，使采用这种暴力的手段已在不能考虑之列了。

所以我必须两手空空回到我的总部中，既未能改善集团军群的地位，又不能使高层指挥获得合理的改组。不过我们还是不曾放弃为我们在第聂伯河的右翼获得行动自由和增强我们北翼(左翼)的努力。

由于在希特勒大本营中的会谈并无结果，所以本集团军群只好再继续执行在第聂伯河中的苦战。在北翼方面的作战，则以尽量阻止敌军包围第4装甲集团军和向南突破为原则，因为这样即足以使整个南翼的后方交通线被切断。

在整个1月间，在第聂伯河湾中的敌军仍继续倾全力来攻击我们还据有的据点。他们尤其是猛烈攻击第8集团军的东面正面——虽然第6集团军的地区中也得不断地击败敌人的攻击。后者不仅攻击在河湾之内面北的正面，而且也从南面攻击尼柯普桥头阵地。

感谢德国部队的英勇和这两位集团军司令所采取的许多应急手段，在这个战斗区中的敌人虽然在数量和物质上要比我们强过了几倍，但却仍只能获得有限的成功。尽管第8集团军的正面曾被迫向西退后少许距离，而基罗弗格勒也已被放弃，但敌军仍不能完成一个决定性的突破，以达到包围我方在第聂伯河湾中兵力的目标。

相反，在集团军群左翼方面，情况是变得日益困难。第4装甲集团军抵不住敌人的强大压力，为了使其正面的主要部分能够保持最低程度的连续起见，被迫放弃了贝尔地齐夫，向西和西南撤退，但这还不是最坏的事情。更重大的危险是大约在1月6日左右，敌人又开始认清了在第1装甲集团军与第4装甲集团军右翼之间，和在第4装甲集团军与中央集团军群之间所存在的空洞，是能够给予我们以何种机会。在后述的空洞中，一个微弱孤立的第59军正在向罗夫诺作战斗的撤退。

现在已经显示，敌人已经停顿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正面，以求在其暴露的侧面扩张他的机会。一方面准备用3个集团军(第18、第1近卫和第1近卫坦克)去击毁第4装甲集团军的北翼，另一方面又派遣其第60和第13两个集团军向罗夫诺以北追击。

第十五章 1943-1944年的防御战（下）

同时强大的俄国兵力(第1坦克和第40两个集团军)也向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的空隙中向南挺进。他们的矛头已经达到了乌曼——第1装甲集团军的补给基地——以北约20英里远的地方，并接近集团军群总部原有所在地的文尼察。在几天之前，由于俄军的突然挺进，已经使总部与右翼之间的通信连络被切断了，所以总部已经移往普罗斯库罗夫(Proskurov)。最后，敌方的装甲兵力甚至于还暂时封锁了在齐美林卡(Zhmerinka)的集团军群铁路补给线。再往南去的铁路线就要通过罗马尼亚境内，而效率也更差。

在这种情况之下，集团军群总部必须在两条路线之中选择一条。是先应付几乎完全暴露的北侧面的敌军攻击呢？还是先阻止敌人在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的突破呢？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同时应付两种任务。我们决定先解决第二个危险，因为这是二者之间比较迫切的一个。假使敌人被容许倾其全力从这个空隙中长驱直入，并向南直趋布格河游，则第8和第6两个集团军即有立即被切断的威胁。

相反，敌人在集团军群北侧面的继续前进，在最近的将来，还不至于对我们的生存构成直接的威胁。而希特勒迟早也必须调遣兵力来解救这个危险。但若南翼上两个集团军一旦被切断了，则也就会再无救出它们的可能性。至于唯一正确的解决，即为彻底撤退集团军群的南翼，以获得兵力来克服北翼方面的危机，却还是受到了希特勒的否决。

基于此种考虑，我决定首先集中一切的兵力，以阻止敌军通过这个夹在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空隙中的向南进攻。由于敌军向乌曼的方向突破，已经迫使第1装甲集团军在基辅西南的地区中，将其西翼向南折起，所以也就使情况更为危险。现在第1装甲集团军与第8集团军是背靠背站着，后者的正面在第聂伯河湾中面对着东方。因为两个集团军的内翼仍在卡尼夫的两侧守着第聂伯河一线，所以德军的阵地形成了一种袋形，其顶点在北面钩在第聂伯河，其两边即为上述两个集团军的正面，分别向东及向西。假使在乌曼以北空洞中的敌人获得了成功，则他是太容易孤立这个在南面的“口袋”。当然，最合理的方法就是撤出它，因为把兵力用在此种防御中是很不利的。但是希特勒在这里也还是不愿意自动放弃第聂伯河岸。他仍然希望用这个突出地当作一个跳板，以便有一天可以收复第聂伯河湾的东部。所以这个“口袋”仍继续存在。不久以后，它就变成了齐尔卡赛包围圈。

集团军群的意图是准备用三路进攻的方式打击在这个夹缝中进攻的敌军。从东面，由第1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前进，第7军应该攻入敌军的侧面。它奉集团军群总部的命令，从上述那个突出地中抽出，仅在第聂伯河留下一个微弱的防御屏障。以后该军不曾被围困在齐尔卡赛口袋之中，足以表示这个措施是有价值的。从西面，第46装甲军将攻入另一个侧面，目前该军还正在从法国调来东线的途中。从南面，第3装甲军，从第聂伯河湾中调来，用来迎击敌军，其任务即为用机动战斗牵制敌军，直到其他两军完成攻击准备时为止。

到了1月下半月，这个反击的准备就已经就绪。不过因为部队的数量太少，所以必须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而在第4和第1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的空洞此时又已经扩宽到了45英里。

在第一阶段中，第7军和第3装甲军击败了在这个空洞东部的俄国第40集团军。接着在第二个阶段中，由于第3和第46两个装甲军所作另一次向心式攻击的结果——第1步兵师、第4山地师和第18炮兵师都有重大的贡献——在空洞的西部又将敌方第1坦克集团军中的相当部分围歼了。第一阶段的数字，我已经找不到了，在第二阶段中，俄军被杀死的约为50000人，但被俘者却只有5500人，此外敌人也丧失了700辆坦克、200多门野炮和500门左右的反坦克炮。一共有14个俄国的步兵师和5个坦克或机械化军曾经受到了两次打击的影响，但毫无疑问，敌军至少有一部分逃出了包围圈。

当然，当这个作战还正在进行之际，集团军群与陆军总部之间有关未来作战问题的争论也仍在继续发展中。我们一再强调应给我们右翼以行动自由，并放弃对第聂伯河湾的恋栈之必要，从作战的观点来看，这早就已经是一个不适当的政策。在一封由总参谋长转呈的信中，我又告诉希特勒说，决定土耳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态度者，不是克里米亚的存亡，而是德军在后述两国的东疆之前能够维持一个完整的南翼。

集团军群总部同时也强调整个德军南翼的前途，最后就要看我们是否能在集团军群左翼后方罗夫诺周围适合时机的集中一支强大的兵力——要达到这个目的，则必须缩短右翼的正面，从北面集团军群方面抽调兵力和从克里米亚撤回第17集团军。除非我们能够赶紧在罗夫诺周围集中这个集团军，否则敌人即将在我们的北侧面执行一个大迂回运动，迫使我们整个南翼向罗马尼亚退却。尽管总参谋长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并且也一再努力的说希特勒听信它们，可是后者却仍然固执其死守不动的原则。我们不可能获得其对于长期作战观念的任何指示，除了再坚守下去以外。

甚至于事实上，陆军总部也相信敌人尚有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可供运用。这是迟早都会动用的，所以更使这种领导方式显得不合理。希特勒既不将其对于作战前途的一般看法告诉这些集团军群总司令，那么任何人又如何可以在战场上作适当的指挥呢？敌人既然有预备兵力的存在，那么又怎样能够不作较远程的估计呢？我在下述的信件中，对于这种情况曾加强分析如下：

假使任何领导要想成功，其基础就是在所有各阶层上，一切政策都应有和谐的协调，这又有赖于上级应作明白的指示，并且对于从敌方获得的情况报告，应有一致的研判。集团军群不可以仅仅只从今天想到明天。它不可以只是奉命死守，而不考虑到敌人正在准备中的迂回运动。

所以我要要求陆军总部或者是采纳集团军群所早已呈报的情况研判，或者是明白的否决它，而把其自己对于前途的看法告诉下级。

假使最高统帅部对于集团军群在其自己有限的活动范围之内所作成的结论，故意装聋作哑，那么一个协调的政策也就完全不在考虑之列了。

当这一封信又不曾获得答复之后，我就又写了一封给希特勒私人的长信。我又再度说明集团军群的情况，敌人所具有的作战可能性，和我方部队的状况。我认为假使不依照集团军群的建议采取行动，则全盘情况将如何发展，那将是毫无疑问的。我又特别指出，应赶紧把兵力集中在集团军群北翼的后方，对抗敌人的迂回企图。这是至为迫切的，所以我的结论是说：“我的元首，让我这样的作结论吧，专就我们而言，问题不是逃避一个危险，而是要采取步骤克服我们不久即可能要被迫面临的危险。”

几天之后，这封信对于我与希特勒之间所发生的一次冲突中，也发生相当的关系。

1月27日，他召集在东线上的全部集团军群和集团军指挥官，加上其他大批的高级军官，到大本营中来听训。他要亲自向我们说明在军队推行纳粹党化教育之需要。他认为军事情况愈困难，则“信心”愈是获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他又认为高级军官的选择也就应以此为标准。

甚至于在训话前的简单会餐中，我就可以从他的致词中感觉到他是并未忘记我在1月4日所作的批评。于是他在正式训话的时候，他甚至于当着那些劳苦功高的陆军将领们这样的说着：“假使有一天末日来到了，最后保护国旗的人应该真正是这些元帅和将军们。”

我从来不曾受过这样的侮辱，而且希特勒的话也是故意侮辱所有的军人。因为大家都是惯于沉默的听训，所以没有人开口。但是我个人却感觉到这种侮辱实在是太强烈，所以血液遂向我的头上冲，因此当希特勒为了强调起见再度说出这句话时，我就冲口而出的喊着说：“他们将会如此的，我的元首！”

我这种表示自然与我对纳粹党的态度无关。我只是表示我们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侮辱，包括希特勒在内。以后我的同僚们也告诉我，他们心中的怒火正是像我一样的高，所以当我开口说话时，他们都叹了一口气有如释重负之感。

不过希特勒在以一国元首身份致词时，也许从来不曾有过这样被人打断话头的经验。他很明显吃了一惊，用冷冰冰的眼光朝我看去，喊着我说：“谢谢你，曼施坦因元帅！”于是他匆匆的结束了他的演讲。

当我正在与柴兹勒尔一同吃茶的时候，有一个电话来说希特勒要当着凯特尔的面前召见我。当我走入室内时，他向我说：“元帅，当我向将领们致词时，我不能容许你中途打断我的话头。假使你自己的下级如此，你也是一样的不能容忍。”

这是无从答辩的，所以我不作声。于是希特勒在盛怒之下又犯了一个错误。他说：“几天之前，你送了一份情况报告书。我想你的目的是为了在战争日记上来证明你的看法正确。”

这的确是已经太过分了。我回答说：“我写给你的信是私人性的，并不曾列入战争日记之中。你应该原谅我在这里要用一句英国人的讲法，我对于我的动机所能作的解释就是我是一个君子(Gentleman)。”

沉默无言。希特勒停了一会才说：“多谢你。”

在晚间汇报中，我又特别的被召出席，希特勒对我的态度又变得非常的温和。他甚至于与我商讨防御克里米亚的可能性。当然，我知道他不会忘记我上午对于他的顶撞。但是除了我与最高统帅的私人关系以外，我还有更多的事情要烦恼。

在1-2月间，有三个地区尤其成为新闻中的重要标题。它们的名称即为尼柯普、齐尔卡赛和罗夫诺。

尼柯普失陷

奉希特勒之命，第6集团军归还A集团军群，自2月6日生效。他把这个调动的原因告诉柴兹勒尔，那的确是很奇怪的。希特勒希望把第6集团军中的两个师送往克里米亚，在那时这是已经绝望了。他现在解释说，他之所以要把第6集团军交给A集团军群指挥，其原因是因为在南面集团军群的手中，他无法调动那两个师。

就某一方面来说，我们把第6集团军交出去实在是很痛快，因为我们的烦恼事是已经够多了！不过我们却丧失了一个兵力的蓄水库，假使我们若能于适当时机撤出第聂伯河湾东部和尼柯普桥头阵地，则这些兵力也就尚可为我们所用，但这也正是希特勒所反对的。现在只有敌人才能迫使他放弃这些地区。

1月31日，敌军对于在克里弗罗格以东的第6集团军北正面和尼柯普桥头阵地开始发动新的攻击。这个桥头阵地立即被突入。经过了2天的战斗，敌军在该集团军的北正面也获得了决定性的突破！因为俄军在兵力上几乎占了2:1的优势。所以在12个步兵师与两个坦克军的攻击之下，我方第30军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虽然它在前线有6个步兵师，在其后方又有两个装甲师，可是前者的兵员和装备俱感缺乏，实际上只能相当于一个战斗团，而装甲师却只有5辆可用的坦克！即使有这些勇敢的部队，迟早也还是会筋疲力竭。

第6集团军现在早已不归南面集团军群控制，所以我对于这个地区的战斗详情无法细述。事实上，一旦敌人已经突破了第6集团军的北正面，则在那里战斗的两个军和在尼柯普桥头阵地中的两个军就将完全被切断。这种发展是本集团军群早就已经预测得到的。到了这个时候，连希特勒也只好同意放弃第聂伯河湾东部和尼柯普桥头阵地了。第6集团军在苦战之后，终于将其各军撤出了陷阱，但其代价却是装备损失相当巨大。若果能早日放弃该地区，则不仅兵力可以全师而还，而且也还可以把它们转用在集团军群的北翼上，可是第6集团军的兵力在作战上是已经消耗在错误的方向上，我们也很怀疑他们最后是否仍能抵挡着追兵的压力。

齐尔卡赛口袋

在集团军群正面的中央，当对于空洞东部的俄国第40军作了成功的反击之后，第1装甲集团军的机动部队遂又转往西部。不过当我方装甲师一经离开了第一个战场之后，敌军的兵力也就自动填入。

1月底，强大的敌军兵力，包括几个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在内，突入了第1装甲和第8两个集团军的内翼，从齐尔卡赛起，在第聂伯河游还继续据有的突出弧形防线的西北地区。这个突入使敌人达到了第7和第42两个军的中间，并一直向南深入达齐芬尼果罗德卡(Zvenigorodka)地区中。

同时，敌人也已经攻击在齐尔卡赛西南地区中第8集团军面东的正面，并挟着第4近卫和第5近卫坦克两个集团军的生力军，突入了该地。他们向西深入，直到与从西北趋向齐芬尼果罗德卡突入第1装甲集团军的敌军携手为止。这也就是说上述的突出地，连同第1装甲集团军的第42军和第8集团军的第11军都将被切断了。

当我在1月28日回到集团军群总部时，这样的情况也就在那里等候着我。为了肃清被围兵力的退路起见，必须立即采取决定性的措施。

第1装甲集团军奉命立即结束其在左翼对俄军第1坦克集团军的兵力，并尽最快的速度放出第3装甲军。它应立即将第16和第17两个装甲师、元首卫队党卫军装甲师和巴克(Baeke)重装甲团投入新的危机点上，后者在上述的战斗中是早已有优异的表现。接着在后面即为第1装甲师。

第8集团军也奉命从其正面调派第47装甲军军部和第3装甲师，在突破点的方向上另行构成一个正面。第24装甲师也奉命从第6集团军中调来，以增援这个集团。但是当他达到时，希特勒又命今它返回A集团军群，因为尼柯普桥头阵地的形势是早已趋于紧急。事实上，又是太迟了而一无所成。

集团军群命令两个军——第1装甲集团军从西面，第8集团军从南面——攻击已经包围第42军和第11军的敌军后方及侧面。

集团军群用来救出这两个军的师数是相当的巨大。不过因为事实上，敌人在这个地区中，已经共挤满了26个步兵师和7-8个坦克或机械化军。为什么这样番号众多的理由，是因为俄国各师的实力，除了生力军以外，也都已经不足额了。

我们这两个攻击集团的任务是要首先切断敌方这些单位的后方交通线，然后再用向心的攻击来击毁他们。

很不幸，他们的集结首先因为雪，接着又因为泥泞而被延误了。不过一旦当他们可以行动之后，却还是能使敌军受到重创。这两个军报告一共俘获了700余辆坦克、600余门反坦克炮和150门左右的野炮，但俘虏人数却只不过2000以上。这可以证明敌军大部分都是由摩托化单位所组成。最后，泥雪交加终于结束了这次前进，当第47军可能牵制敌军兵力的大部分时，第3装甲军矛头即已经达到了距离包围圈西南正面八英里以内的某点。

集团军群的作战处人员曾经坐我们的指挥列车到乌曼去监督这两个集团军在战斗中的合作。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即设在乌曼，而第8集团军司令部也在其附近。当在乌曼时我曾经两次企图亲往前线视察，但每次我的车辆却都被深陷在泥泞或积雪之中。在这种地面上，俄国坦克的宽履带就要比我们的好得多了。

因为已经没有希望使装甲部队达到这个包围圈，所以我命令那两个被围的军向西南突围。此时他们已经四面受逼，现在留下来的空间南北约为30英里，而东面则只有10-12英里。俄国人于2月4日已要求他们投降。

在他们的军长，斯提麦曼(Stemmermann)和李布(Lieb)两将军指挥之下，这两个军在2月16日到17日之间的夜里开始突围。当他们向第3军前进时，后者也作了最后的努力，至少也调派了少数的坦克通过无底的泥海去迎接他们。在包围圈中的两个军已经奉到了集团军群的指示，使用其全部的炮兵和弹药支援这个突破。因为在深泥中，无法作越野的行动，炮弹打完之后，火炮也就留在原地不动。

我们坐在指挥列车中等候突围成功的消息，其内心中的焦急是不难想见的。2月17日凌晨1时25分，第一个好消息传来，突围部队已经与第3装甲军的矛头建立了接触。在他们之间的敌人已被击溃。到了2月28日，我们知道有30000人到35000人已经逃出了这个口袋。被围单位共为6个师和1个旅，但前线兵力早已减弱，所以这个数字应该算是已经能够代表战斗部队的大部分了。(注：在被围之前，根据发口粮的名册，两个军共为54000人。但其中有某些后勤单位根本不在包围圈内。)不过使人伤心的却是大部分伤兵均未能运出，而斯提麦曼将军在战斗中又阵亡了。

不过无论如何，这两个军是终于逃避了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同样厄运。希特勒又是要求死守，但最后还是同意集团军群的命令。后者在下达突围命令时，事先并未通知希特勒，以免他又出面干涉。

自然，火炮和重兵器的大部分都深陷在泥中。由于部队的超人努力，才勉强救出一小部分。这次被救出的6个半师很明显暂时必须退出前线。这种战斗力的损失虽然使集团军群的地位更为困难，但至少已经救出了两个军的战士，那却还是值得欣慰的。

在观察了那些参加突围的各单位之后，我的作战指挥所就又返回普罗斯库罗夫。集团军群左翼的情况发展使我们有必须赶回之必要。

罗夫诺

因为前述的种种原因，本集团军群已经竭尽其全力于2月间阻止敌人突破其正面的中央。当其右翼仍坚守在第聂伯河湾中时，它首先解除其被切断的危险。接着又救出在齐尔卡赛包围圈中的两个军。当这些任务均已完成之后，我们的注意力也就必然又注意到集团军群地区北面的发展。

此时，第4装甲集团军的正面是面对着东北方，实际上是相当的连续，从文尼察的东北到希皮托夫卡(Shepetovka)小镇以西为止。后者在集团军群总部所在地普罗斯库罗夫正北面，相距约为50英里。在希皮托夫卡，该集团军的连续正面告一结束。这条正面全长约150英里，由3个军指挥9个师来防守——5个步兵师、两个装甲师和两个装甲步兵师——他们的实力早已减弱，但却仍堪一战。在目前对于该集团军正面的压力已经减轻，敌军已经暂停前进。虽然如此，很明显，第4装甲集团军想凭这样的兵力，是决难对抗一个远较优势的强敌。

但同时又还另有一个危险，对于整个集团军群的地位而言，其意义是远较严重。在第4装甲集团军西翼的前面，一直延展到在其北面中央集团军群南界为止，现在有一个大空洞，其中几乎全无德国的存在。敌人迟早有一天，会从这个地区中对第4装甲集团军发动一个大规模的迂回运动，这也就是象征着整个南面集团军群被包围了。即令这个真空地区的北部——平斯克沼地——是不适宜于任何大规模的作战，但是在第4装甲集团军正面，还是有一个宽达40英里从东到西的陆桥。从基辅经过日托米尔到罗夫诺的公路线也就通过那里。

为了封锁这座陆桥，这个集团军群已经把第13军移到了其极北翼上。后者由我在第38军军长任内的前参谋长，豪飞将军(Gen. Hauffe)所率领。他在1944年3月间，在其部队先头不幸战死了。从2月到3月，豪飞将军凭着极少量的兵力，阻止了敌军在公路两侧的前进，累次逃脱了远较其强大敌人的锥形运动。在北面的平斯克沼泽地区之内，另有一些警察单位看守着从基辅到波兰的大铁路。

当然，面对着巨大的优势，这个孤独的第13军很难使敌人的前进延迟得太久。早在2月初，罗夫诺镇被攻陷，结果使第13军必须向西退往杜布罗(Dubmo)。

乌克兰的总督柯赫(Koch)本是驻在罗夫诺，当然不失时机的溜走了。希特勒却要杀那个应对镇失陷负责的将领，据柴兹勒尔说，甚至于凯特尔也要求把那里的最高指挥官立即枪决。柴兹勒尔力表反对，劝希特勒应听取将领们的意见。戈林也就插入了进来，他说：“呵，您不能这样做，若如此也就丧失了国家元首的尊严。”不仅这是戈林所不应过问的事情，而且他也最无权利来指责他人不尽职。这也可以证明他是如何痛恨陆军将领和陆军的全体。事实上，希特勒却没有接受凯特尔和戈林的建议，而只命令开调查庭，结果原有被指控的军官无罪，而负责罗夫诺地区的师长却被宣判了死刑。以后又由于我的解释，希特勒还是赦免了他。

现在再回头说到第4装甲集团军。虽然我已经说过在这个集团军的正面，目前暂无威胁，但是很明显，其北面的广大领土，只由极少数兵力来防守，不久即将成为敌方攻势的基础。敌军可以向西直趋利沃夫和向南迂回该集团军。

为了预防这种危险的发生，本集团军群曾经一再要求在罗夫诺地区中集结一个集团军，但始终不曾办到。最高统帅部既不从其他地方抽调兵力(例如北面集团军群或克里米亚方面)，又不准南面集团军群可以自由调动其南翼。

这是不用说的，在齐尔卡赛战斗完成之后，集团军群总部已经从其正面的中央，抽调强大兵力前往左翼方面，到了3月15日即已达到了指定地位。但是我们却向陆军总部强调表示，这些兵力在遭到另一次大规模攻击时，最多只是使第4装甲集团军的正面获得某种程度的稳定，他们并不能应付对于该集团军西翼的大迂回运动。因为战局的决定是注定了在北翼方面，所以对于后者是必须要另加兵力。不过就目前而言，对于这一方面最高统帅部却仍未作任何决定性的措施。

很明显，希特勒假定敌军的攻势力量早已衰竭。此外，他也以为泥泞季节即将来临，足以使俄军无法采取任何大规模的行动。诚然，我们在2月中间为了拯救在齐尔卡赛口袋中的两个军所发动的攻势，曾经因为泥泞雨雪之故而被迫停顿。但是若认为真正的泥泞的季节已经来到，则还是未免言之过早。

至于希望等候敌军攻势力量的衰竭，那却必须要先考虑到我们自己已经减弱的部队实力。为了供陆军总部的考虑起见，集团军群提供了一套数字，以显示双方的相对损失和补充情形。

我们从许多的战俘讯问中得知在1943年7月到1944年1月之间，面对着我们的敌军已经接受了总数约108万人的补充。这个数字也就相当于敌人在同一时期中所受到的损失。相反，南面集团军群在这同一时间之内，所受到的损失，连同死伤失踪在内，共为405,409人。而所获得的补充人数则共为221,893人。所以尽管敌军的损失远比我们巨大，而其步兵的战斗价值更是每况愈下，但是兵力之对比却还是使我们益形不利。

在装甲单位方面，俄国一个坦克军的现有实力平均为坦克50-100辆，只有一个例外仅为20辆。其计划中的编制则为200-250辆。对比的说来，我们自己的装甲师中能供战斗之用的坦克，最多不过30余辆。只有最近调来的装甲师情况较佳，其他的则都是每况愈下。一共算起来，面对着我们的敌人在这个阶段中，已经大致接受了2700辆新坦克，而我方连同自行突击炮在内，也只有872辆。上述数字还未将敌人的大量预备部队包括在内。

我们所属各集团军提供的数字是很有意义的。当然其中不无重复之处，尤其所击毁的坦克数量。依照这种估计，敌军的损失如下：

月份　俘虏　坦克　野炮　反坦克炮

1月　17,653　2,873　588　2,481

2月　7,700　1,055　200　855

这些数字足以表示红军在这个阶段中在装备方面是已经很够充实。他们已经不必再使用人海战术了。此外这些数字也显示俘虏人数与所俘获和毁灭的物资数量是如何不成比例。俄军不是常常放弃其重兵器以避免被俘(那也可能表示其战斗士气的低落)，就应该是已经受到了重大的死亡损失。

至于说到希特勒自己的态度，我与柴兹勒尔将军之间在2月18日作过一次电话中的谈话，那是极有意义的。在指出我们北翼上所可以预料到的危险之后，我曾经请他注意双方兵力的比例，和我们比起其他的集团军群，都甚至于还不如的情形。以下是我的参谋所记录的有关谈话的一个片段：

柴：我对于这个问题又已经与元首作了一次长谈，并详言其可能的后果，但仍无结果。

我：那么他对于我方未来的作战采取何种看法？

柴：他说俄军不久就一定会停止攻击。自从去年7月起，他们就一直不停的攻击，所以不可能再进了。于是我问，“我的元首，假使您是俄国人，您将会怎样？”他说：“什么都不怎样。”我就告诉他说：“好吧，我一定会攻击，我一定要打到利沃夫！”

不过很明显，希特勒仍继续希望疲惫和天气会使敌军的攻势告一结束。他告诉我们说，到了5月间就会有新的师供他使用。假使他若能把这些所需要的人员和装备用来补充我们那些有战斗经验的各师，则情况也许就会不大相同了。

结算的一天

最高统帅部从来不肯放弃任何的东西，以求在决定点上获得比敌人较强的兵力。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到了1944年3月间，这张支票也就到期了。我们所应该偿付的，第一件首要的是德军在1943年不曾倾全力来在东线上作一次摊牌，以求至少形成一个僵局，或是在西方的真正第二战场尚未开辟之前，使俄军的攻势力量归于消耗。

第二个大错就是坚持到底的使东线的南翼握着东面的堡垒不放手，最先是在顿涅茨盆地和库班半岛中，然后是在第聂伯河湾中和克里米亚，都使敌人有了切断他们的机会。最高统帅部忽视了决定最后结局的不是为了这些地区的争夺战，而是在北翼上，因为敌人可以从那里把德军的整个南翼围歼在黑海岸上和罗马尼亚的境内。自从“卫城”作战以来，这就一直都是决定点。

现在是已经太迟了！1943年已经一事无成的溜走了。今后是否还能形成一个僵局，那就要看1944年西方盟军的入侵结果来断定了。但是首先要结帐的却还是东线的南翼！希特勒希望在2月底，由于俄军实力的衰弱和泥泞季节的来临，将会阻止敌军攻势，现在至少已经证明是落空了。

固然的确是如此，感谢德国部队所发扬的英勇精神，敌军的收获也是得来不易，其代价为巨大的牺牲。其步兵单位的素质显然已经直线下降，因为他们把所有收复地区中的壮丁都一律强迫征召入伍。但是明显的事实却是他们仍有充分的生力军可供调用。尽管由于损失惨重之故，其坦克或机械化军的坦克数量也已经减少，但比起德方的装甲师却还多了几倍。在德军方面，尽管从后方单位中去搜寻人力，但仍不足以补充缺额。我们在B梯次单位和补给纵队中早已录用了大批当地志愿人员——主要为乌克兰人和高加索人——他们都能绝对忠于职守，都愿意为德军战死，而不愿意再受共产党的统治(尽管纳粹党的党局在占领区中所推行的政策是那样的恶劣)。

3月初，泥泞季节终于来到了。不过最初对于我方都是比对于俄军更为不利。上文早已说过，由于它们的履带较宽，所以俄国坦克在雪地和泥泞中是具有较大的机动性。而且同时，敌方也已经有了大量的美国卡车。它们具有越野性能，而我们的卡车却限制在少数几条坚固的道路上，所以敌人坦克和机械化军中的步兵单位也可以迅速运动。所以我方的机动部队必须经过遥远的距离和延误相当的时间，这样自然也就不是一个较机动敌人的对手。

除非等到泥泞已经暂时使敌方攻势停顿，否则本集团军群就仍有维持一个强大北翼之必要，而且不久以后，战斗又还是可能会继续进行。

当然，敌人同时也继续攻击A集团军群(第6集团军)和我们自己的第8集团军。这一个翼仍然是向东突出着，所以经常有被敌军击碎的可能性。这样也就会使俄军有了收复比萨拉比亚和进入罗马尼亚以及巴尔干其他各国的机会：这也正是罗斯福所急于想奉送给“乔大叔”(Uncle Joe)的礼物。

尽管如此，德军还仍然能够在这一翼上作弹性的撤退，当第6集团军的正面大形缩短之后该集团军中即可以节省出来相当的兵力。它仍然可能在布格河或聂斯特河下游构成一道适当的防线，使敌人无法越雷池一步。

早在2月22日，我们即注意到了面对着第8集团军南翼的敌人，已有准备新攻势的模样，集团军群即要求该集团军应有作闪避行动的自由。因为左翼方面更需要兵力，所以我们也就无法增援这一方面。但是第8集团军能否采取此种弹性战术，则当然又要看其南面的第6集团军是否能够合作而定。所以这也是我们要事先获得陆军总部同意的理由。

毫不足怪的，希特勒是不会同意的。相反的，当第6集团军的绵长防线上发生了新挫败时，本集团军群还被迫将更多的兵力(第3和第24两个装甲师)用来发动攻击以支援他们。

不过从作战的观点看来，若沿着黑海岸向A集团军群进攻，则远不如在北翼方面那样易于获得决定性的成功。假使敌军集中最大量的兵力在这一方面，那么也许在泥泞季节开始之前，他们就早已能够突破第4装甲集团军的正面，他们首先可以占领从利沃夫通过齐美林卡(Zhmerinka)进入乌克兰南部的铁路线。这也是德军整个南翼的主要补给线。接着若继续向南前进，则敌人也就可以达到南翼的深入侧面和后方上。

很明显，敌人一定会利用南面集团军群北翼和中央集团军群南翼之间的空洞，集结另外一支强大的突击兵力。其任务为绕道本集团军群的左翼，或如柴兹勒尔将军所说的，直趋利沃夫。2月底，俄军白俄罗斯方面军的总部在该地区中出现，对于这种意图更是一个明确的指标。当本集团军群的左翼受到了这样的迂回之后，则我们必然被迫向南退却。反之俄军通过利沃夫，即可以自由的进入格里西亚或波兰本土。这一类的发展是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加以阻止。

当在齐尔卡赛附近解救那两个军的战斗已经结束，和第1装甲集团军与第8集团军在这个地区中重建接触之后，集团军群总部即已命令将其兵力彻底的调往左翼方面。在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的地区中，抽出了第3装甲军的军部和第1、第11和第16三个装甲师。接着就还可能有第17装甲师和炮兵师，跟在后面一同前往在第4集团军群后方的普罗斯库罗夫附近集结地区。从第4装甲集团军中也调来了第7装甲师、元首卫队师和一个重坦克营(第305)。这些单位集中在塔尔罗普附近，由第48装甲军指挥。第3装甲军的任务是要阻止敌军在普罗斯库罗夫以北正面的突破，第48装甲军则应阻止敌人取道塔尔罗普对西翼的包围。陆军总部所允许给予的3个步兵师(第68、第357和第359)也应开入第4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这些师的调动自然是需要时间的。尤其是道路和运输工具的情况也不容许任何迅速运动。结果他们在3月中旬以前不能达到其指定的目的地。

在那个月的月初时，集团军群同时也命其集团军地区向左翼方面进展。其目的是为了要使第4装甲集团军能够照顾在塔尔罗普和杜布罗之间现在已获有特殊重要性的地区。这个集团军把其现有的正面，那是以希皮托夫卡为终点的，移交给第1装甲集团军，并接管从塔尔罗普以东到杜布罗为止的地区。不过在此时能用的兵力就只有第48装甲军，那是正在忙于在塔尔罗普附近从事于集中的工作；第13军，正在杜布罗附近作战；而在柯威尔还有一部分警察单位。第1装甲集团军又把乌曼以北的地区交给第8集团军接管。根据陆军总部的命令，在该集团军右翼方面的各军又移交给第6集团军接管。

3月初，集团军群总部首先移到卡门尼克-普尔多斯克，再移到利沃夫，以便位置在这个主要左翼的后方。我们曾经奉希特勒的命令，不得进入罗马尼亚的境内。

上述的措施能否阻止敌人在泥泞季节以前所发动的任何攻势，也还是大有辩论之余地。我们曾向陆军总部一再强调说明，必须赶紧调相当于两个集团军的兵力(即15-20个师)来到利沃夫。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本集团军群的左翼受到大规模的迂回。(不过，假定希特勒口中所说的新军，是不适宜于这个目标。要想抽调兵力则必须再缩短北面集团军群和第6集团军的正面，并撤出克里米亚。)

不用说，假使在集团军群自由的地区中，将兵力作如此的巨大抽动，则对于第8和第1装甲两个集团军而言，将是一种巨大的冒险，因为只要地面和天气一许可他有这种机会，则敌人就会继续向他们进攻。敌人在这方面的目标是朝布格河中游的方面上突破，并攻占在文尼察和弗兹尼森斯克(Vozhessensk)的渡口。

不过事已至此，集团军群就必须要在两害之间取其轻。若从全局上看来，毫无疑问，敌军若从第1装甲集团军右翼和面对着第8集团军的地区中来攻，其祸害还要算是较轻的。若是能把第6集团军撤到布格河的后面，或者最坏撤到聂斯特河的后面，即可以抵消这种前进的作战效力。相反，若是敌人对集团军群左翼方面获得了一个决定性成功，那么其后果也就无法挽回。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南面集团军群的作战目标就是要倾全力阻止俄军深入到南面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侧面，或是直趋利沃夫，直到泥泞季节完全生效时为止。因此，其右翼，以及A集团军群的全部，将有被迫再向西撤退的可能，也就是一个应该接受的冒险。

泥泞中的继续奋斗

虽然天气阻止我们的飞机侦察，使我们无法知道敌军的运动和集中详情。到了2月底，集团军群仍能对于敌军的意图作下述的研判：

最近发现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将集中在罗夫诺地区中，以包围集团军群的西翼。

第1乌克兰方面军将攻击现由我方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的在普罗斯库罗夫两侧西北的正面。

第2乌克兰方面军将会继续向第8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发动攻击，若能渡过布格河之后，就将向捷罗维兹(Czernowitz)挺进。

第3和第4乌克兰方面军将会继续企图击溃第6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的右翼。

3月3日，在集团军群左翼第4和第1两个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敌人开始进攻了。优势的敌军，包括1个坦克军在内，在杜布罗的周围围困了第13军。敌军的攻击主力由两个坦克集团军另加第60集团军来担负，其目的为越过普罗斯库罗夫-塔尔罗普一线，向南突破，其意图很明显就是切断集团军群的最重要交通线——只要天气仍能允许——更将一直越过聂斯特。同时，俄军第18集团军也正在企图压迫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向东南撤退。

下述的表解可以大概的显示这个阶段中的相对兵力：

战线　3月9日的敌军　2月29日的我军　我军据守的地区

面对第6集团军(属A集团军群)　62个步兵师、3个坦克或机械化军、1个骑兵军、1坦克军(休息中)　18个步兵师(约)、3个装甲师　

面对第8集团军　57个步兵师、11个坦克或机械化军　5个步兵师、4个装甲或装甲步兵师　95英里

面对第1装甲集团军　37-40个步兵师、11个坦克或机械化军　8个步兵师、1个炮兵师、1个装甲师　112英里

面对第4装甲集团军　18个步兵师、5坦克或机械化军、1个骑兵军　8个步兵师、1个防御师、1个警察部队、9.5个装甲或装甲步兵师　320英里

2月底由于集团军界线之调整，本集团军群的兵力又有下述的调动：

从　调往　兵力　正面长度

第1装甲集团军　第8集团军　3个步兵师　37英里

第4装甲集团军　第1装甲集团军　5个步兵师、3.5个装甲师或装甲步兵师　125英里

当我在3月4日访问希皮托夫卡的前线时，第59军的地位早已十分的严重。敌军已在该地两侧突入我方的防线，并准备东西夹击以包围该军。为了消除这种威胁，该军必须退却。由于该军军长夏尔兹将军(我过去的参谋长)的坚决领导，再加上第1装甲师的协助，才算是成功了。但是敌人并未放弃其企图，而继续向普罗斯库罗夫前进。

那两个已经调到了这一翼后方的装甲军现在也开始投入战斗。第3装甲军从普罗斯库罗夫向西北进攻，以击碎在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空隙中前进的敌军。第48装甲军则奉命攻击趋向塔尔罗普的敌方装甲兵力。

3月7日，敌军在这个地区中已经一共用到了22-25个步兵师和7个坦克军或机械化军的兵力。

3月初，敌军又开始向第8集团军左翼发动一个攻势，在两个星期之内，他们又已经把在齐尔卡赛战斗中所受到的损失补充起来了。当我们刚刚把两个军从这个地区中抽调到集团军群左翼后方之后，敌军也就开始向乌曼方向进攻了。敌军在突破中一共用了20个步兵师，终于击溃了我方的第7军，到3月9日他们已经到该城的门外。

在A集团军群(第6集团军)的地区中，敌军也同样继续进攻，并向布格河河口上的尼古拉耶夫(Nikolayev)达到了一个突破的目标。

在3月7日送给陆军总部的情况报告书中，集团军群总部说只有努力的打下去，一直等到泥泞使敌军行动自动停止时为止。不过同时，我们又强调说明当泥泞季节终了时，在塔尔罗普-纳克-利沃夫地区中集结一支足够的兵力，实具有决定重要性。这样才能阻止敌军攻入利沃夫，又或者当敌人企图从塔尔罗普向南进攻时，即可以威胁其侧面。所以目前集团军群的主要考虑就是必须争取时间，并且在泥泞迫使敌军停止前进之前，更应努力使其部队保持战斗能力，甚至于再放弃一点土地亦在所不惜。不幸，在此以前已浪费了不少时间。

在这个阶段的作战中，希特勒又自以为他自己找到了一个新方法阻止敌人的前进。他宣布某些铁路或公路的焦点为死守的据点。对于每一个据点，指定一个军官负责死守，要他们立下军令状。希特勒认为只要封锁了这些要点，即足以迟滞敌军的前进。事实上。却从开头起即证明这完全是妄想。这种没有适当工事和守兵的据点，迟早一定会被攻陷，而不能达到其预定的目标。集团军群总部每次都是在它们尚未被围之前，即设法将其放弃。只有一个例外即为塔尔罗普，结果只剩下了少数残部突围而出。以后在1944年中，希特勒这种方法更使我们受到了相当的损失。

为了执行争取时间和使部队免受包围的政策，集团军群于3月11日，当敌军已经突入了第8集团军正面的左翼时，就命令该集团军立即撤退。两天后，因为同样的原因，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也撤到布格河的后方。在其左翼方面，第1装甲集团军必须在普罗斯库罗夫地区中继续作战，以重建其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接触，并解除其右翼方面的压力。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任务，为阻止在塔尔罗普以东敌方装甲兵力向南直趋聂斯特河，并迫使第1装甲集团军向东南撤退。同时，把陆军总部所提供的3个师也投入战斗，肃清从利沃夫经过塔尔罗普到普罗斯库罗夫之间的交通线。

不过自此以后，情况就演变得更为迅速了。到了3月15日，敌军几乎完全毁灭了第8集团军的左翼，使乌曼与在文尼察的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显出了一个大空洞。敌军再继续向西南挺进，已经把5个集团军(包括1个装甲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第8集团军地区中，送过了布格河。尽管后者已经把一切可抽调的兵力，从右翼调往左翼，攻击现已渡河的敌军，但是很明显已经无法再利用布格河来当作一道防线，也不能再恢复其与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的接触。相反的，正在渡河中的强大敌军又还可以迫使第8集团军向南撤退，并赶在它的前面达到聂斯特河。在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敌军也一直进到了文尼察以南的布格河。虽然希特勒立即宣布该镇为死守的据点，但事实上无法久守，因为那至少需要3个师的兵力，这又从何处寻找呢？在该集团军的左翼，普罗斯库罗夫以西，敌军更有用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作一个迂回的趋势，它一共指挥3个坦克军。

在第4装甲集团军地区中，陆军总部所提供的步兵师作了一个成功的攻击，使目前可以稳住了在塔尔罗普地区中的情况。对比的说来，第13军在向布罗地的方向上撤退时，却又有受到包围的威胁。

从全局上看来，在集团军群右翼，显然已经没有再据守布格河的可能性。早在3月16日，已经渡过了布格河的敌军，以1个坦克集团军的兵力，向西直趋最近的聂斯特河渡口。3个其他的集团军，其中1个为装甲的，正在向南旋转以打击第8集团军的北侧面。同时，第1装甲集团军的两翼也都有被包围的危险。尽管在塔尔罗普获得了一次成功，但从长期的观点来看，第4装甲集团军是无力阻止敌人进向利沃夫或向南迂回。

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中，我又被召前往上萨尔茨堡(Obersalzberg)。几天之前，希特勒的侍卫长希孟德将军曾经来访问我，要我在一个很奇怪的文件中签名。这是一份由所有的元帅们签名向希特勒效忠的文件，来对抗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席德里兹将军(V. Seydlitz)所发表的宣传。这个观念也许是希孟德本人所发明的，他也许以为这样可以增加希特勒对于陆军的信心。因为除了我以外，所有的元帅都已经签了名，所以我当然也只好勉强照办。(值得注意的是希孟德早把穆德尔列入了名单，尽管那时他还是一位上将。)我若是拒绝则无异于是暗示我同情席德里兹的活动。不过我却告诉希孟德说，从军人的观点来看，这实在是不必要的，因为没有一位德国军人会理会此种宣传。3月19日，由伦德斯特元帅代表将这个文件呈送给希特勒，许多三军高级将领都在场观礼。希特勒当时似乎很感动。可是这却太有背于军人的传统！

因为希特勒累次拒绝我的建议，并不肯承认现实，所以这种效忠的表示不禁使我自己反问是否仍应恋栈不去。就军事方面来说，我实在不能否认希特勒在领导方面的错误。尽管我很希望能够引退，但因种种理由使我不能走开。有许多次，当希特勒不听我的忠告，或尝试干涉我的工作时，我就曾经告诉总参谋长请他转告希特勒另请高明。不过每次又因为责任感之故，又打消辞意。因为我的离去，其意义并不仅是一位集团军群总司令的去留而已。良心使我感觉到无权把我自己的部队弃置不顾。不过有时为了迫使希特勒让步起见，又不得不采取用辞职手段当作最后的威胁。

上萨尔茨堡的集会使我有机会再劝希特勒对于日益严重的情况作一次思考。我的建议如下：

一、将第6集团军立即撤到聂斯特河的后面。这个集团军现在仍然位置在布格河下游以东的一个突出地中，并且需要太多的兵力。A集团军群总司令克莱斯特元帅本人也早已作此项建议。

二、把从第6集团军中所节省出来的强大兵力，迅速向北转移到在聂斯特河和普鲁特河(Pruth)之间的地区中(后者为罗马尼亚的旧国界)，预防第8集团军被迫从聂斯特河向东南撤退。

三、A集团军群应与罗马尼亚的兵力共同负责保护罗马尼亚，或在聂斯特河，或在普鲁特河建立其防线。

四、迅速增援南面集团军群的北翼，以阻止敌军迫使它退向喀尔巴阡山中，或直趋利沃夫。

我又补充说，这种解决会暂时使A集团军群与南面集团军群之间造成一个缺口。不过敌人若企图从这个缺口中取道匈牙利向巴尔干挺进，则当我们接到希特勒所允许在5月间给予我们的增援之后，即可以从北面攻击敌军的背面。

不过希特勒却拒绝考虑任何这一类的远程观念。他仍决定A集团军群应留在布格河，并宣布对于南面集团军群的北翼，只能给予以小规模的援助。

3月22日，我又把一个详细情况研判报告送给柴兹勒尔将军，再度提出上述的建议，其理由有两点：一、目前战斗部队的情况。二、现有的局势已经使第8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的正面无法连接。所以我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A集团军群(第8集团军应拨交给它)应掩护罗马尼亚，而南面集团军群则应阻止敌军向西进入喀尔巴阡以北的地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第4装甲集团军应守住其现有的地位，换言之，也就是要不惜代价来增援它。第1装甲集团军的主力应与第4装甲集团军联合在一起，以防其自己被迫向南移动。在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的喀尔巴阡山地中的隘道，则应由匈牙利部队来加以扼守。

匈牙利人多少是被迫投入战争的，其眼睛还是固定在希本布根(Siebenburgen)上，它是在1918年割让给罗马尼亚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虽同为我们的同盟国，但彼此之间却势如水火，他们各自保留着精兵以备不时之需。在1942-1943年冬季中的顿河战败后，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和一个匈牙利集团军也都先后撤出了前线。

不过，安东奈斯库元帅不久又再度提供兵力以担负亚速海的海岸防御。他同时也容许罗马尼亚部队构成第17集团军的一部分，最先是留在库班桥头阵地中，以后又退入克里米亚。现在他又提供新的兵力加入A集团军群。

在把他们的集团军撤出了前线之后，匈牙利人就只在乌克兰留下了少数几个师的兵力。他们也明确要求不让这些兵力与俄军发生任何的战斗，所以每当前线接近之后，我们就赶紧命令他们后退。他们的任务就只限于在交通地带中防守公路和铁路，对付游击队。

但是现在的情况对于匈牙利而言也同样紧急。为了防御喀尔巴阡山地和到聂斯特河为止的地区，我们必须要利用其还保留在国内完整未动的兵力。可是匈牙利政府的态度却变得更有问题。3月15日，林德曼将军从陆军总部来，带来了密令说一旦匈牙利反叛，就应立即解除匈牙利部队的武装。很侥幸，我们得免于执行此项任务的需要。在霍斯(Horthy，匈牙利摄政)访问了上萨尔茨堡之后，3月23日匈牙利第1集团军遂交由我们指挥。其所辖两个军都由1个摩托化和4个步兵师所组成，但他们却都尚有待于动员！此外，匈牙利的兵器在数量和素质上也都不够与俄军装甲兵力交战的标准。尽管如此，这些兵力据守喀尔巴阡山脉阻止俄军前进，那却还是有成功的可能，因为俄军在山地中很难使用其装甲兵力。第一次大战中，俄军在这个山地中即曾吃过大亏。当然，一切又都要看匈牙利人有无坚强的领导而定，就这一方面来说，下述的事实使我感觉到未可乐观。3月28日，匈牙利总参谋长拉卡托斯将军(Gen. Lakatos)和其第1集团军司令来拜访我们。他们向我们的要求所表示的反应，就只是诉说他们的部队是如何无准备和如何缺乏反坦克兵器。所以我们无法不获有一种影响，认为在匈牙利陆军中的某些高级人士并不想认真保卫国土。他们不知道俄国人来了有什么利益？

3月19日，我在上萨尔茨堡接到转来的情况报告，得知本集团军群的情况又已经更趋于恶劣了。第8集团军虽已经把一切可调用的装甲兵力都用在左翼，但却仍不能避免后者在西面受到迂回和被迫向南退却。因为希特勒不同意我们所建议的解决(即从第6集团军抽调兵力投掷在这一点上，并同时撤退后者)所以我们就只好劝说安东奈斯库元帅，提前将其兵力交给我们使用，以便将第8集团军的正面向西北延长。事实上，安东奈斯库本来只同意用他们来防御普鲁斯河的。

除了第8集团军的危机以外，本集团军群北翼的情况发展尤为恶劣。现在它已经不能维持其在布格河的右翼，第1装甲集团军现在据守着一个面对东北的正面，大致从聂斯特河延展到奇布鲁克河(Zbrucz)上，后者也构成波兰的边界。在西面，上文已经说过，第4装甲集团军用一个反击已经稳住了在塔尔罗普以东的情况。

可是到了3月20日，敌人又使用了两个坦克集团军(第1和第4)，在我方两个集团军的界线两侧分别突破，并向南朝聂斯特河游进攻。3月23日，这两个俄国坦克集团军的矛头就早已接近在捷罗维兹以北和卡门尼克，普尔多斯克以南的聂斯特渡口。这样也就使敌军横跨着第1装甲集团军的交通线。危机已经变得至为明显，集团军群也已经命令该集团军缩短战线，以求抽调兵力来肃清其后方。第4装甲集团军中的一个战斗群，由毛斯将军(Gen. Mauss)指挥，也改交第1装甲集团军控制，当所有其他的兵力都被敌方两个集团军所赶走了之后，这个群就好像中流砥柱一样的屹立在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这支兵力的任务即为阻止跟在敌方装甲矛头后面的主力，切断前者的补给线。

很明显，这些措施并不能恢复集团军群北翼上的情况。虽然就目前而言，只不过是一支装甲兵力深入到了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不过从各种迹象上来看，这个集团军已经遭到了包围。要想在喀尔巴阡以北建立一道持久性的防线，第1装甲集团军必须撤出。

3月23日，集团军群总部要求陆军总部提供兵力，肃清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交通线。我们认为这些兵力可以从匈牙利抽出，因为它已经被占领。3月24日，我们接到了答复，不仅要求第1装甲集团军守住其现有的宽广正面，并且还要向西延伸到塔尔罗普，并肃清其交通地区中的敌人。

于是集团军群在同日正午再提出报告说，假使到15时对于前次的要求尚未能获得满意答复，就只好命令第1装甲集团军向西突围了。到了16时，我们又接到了“所罗门”式的回答，希特勒一方面同意第1装甲集团军肃清其西面交通线的基本观念，但另一方面仍然坚持继续据守其在聂斯特河与塔尔罗普之间的现有正面。可是这个集团军从那里去寻找这样多的兵力，那却是一个哑谜。这正像1942年12月间在斯大林格勒的情形是一样的。当时希特勒一方面允许第6集团军向第4装甲集团军的方向上突出，但另一方面却又要求守住该城不得放弃，换言之，也就是不让第6集团军集中必要的兵力。

当我从电话中向柴兹勒尔将军指出希特勒这种要求是如何不可能时，他回答我说后者根本就不曾了解情况的严重。虽然如此，在那一天黄昏时，我又还是奉命于次日到大本营会谈。

正在此时，我与第1装甲集团军的司令胡比上将(Gen. Hube)之间发生了冲突。胡比虽然也承认这个集团军的地位是不能再留，但他却不愿意向西突围，而只想向南退往聂斯特河。就当时而言，这当然是一条比较容易的路线。因为若向西走，则必须冲过两个俄国坦克集团军的阻拦，而逃往聂斯特河则几乎可以不必需要任何认真的战斗。

但是我却不能接受胡比的意见。第一点，第1装甲集团军必须与在西面的第4装甲集团军重建接触，否则即无法阻止敌军突入喀尔巴阡北面的格里西亚。若是采取南面的退路，则该集团军最好也不过是退往山地中，甚至这一点都没有把握。从表面上看来，越过聂斯特河的路线似乎是危险性较少。但若仔细观察即可以看出来它足以酿成大祸。该集团军缺乏架桥材料在宽广正面渡河。若只从现有的桥梁上渡河，则将暴露在敌方空军攻击之下，并将丧失多数的重装备。更坏的是敌军早已从第聂伯河南面前进，于是迟早第1装甲集团军就会受到包围了。

所以我明告胡比将军，集团军群将不准许他的集团军退向聂斯特河的南岸，而必须命令其向西突围。甚至于在我飞往上萨尔茨堡之前，即早已向他警告，要他立即向西攻击，首先与在齐布鲁克河的那个战斗群相会合。

3月25日上午我从利沃夫起飞，如期赶到贝格霍夫(Berghof)参加午间的会议。在向希特勒说明第1装甲集团军的情况时，我强调其东北两面都已受到敌军的强大压力，从长期的观点看来，其疲兵久战的各师是决支持不下去的，尤其是空运补给又不适当。我更补充说，在该集团军的深入西侧面，敌人已经切断了其后方交通线，而在聂斯特河之南，敌人又威胁其背面。我说在这种情况中，除了命令该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向西突破，肃清其补给线并与第4装甲集团军重建接触以外，实更无其他的途径。使用这样的战术，甚至于可能切断那两个在第1装甲集团军后方作战的敌方集团军的交通线。该集团军的其余兵力应向东方和东北方掩护这个向西的突击，该集团军的南翼仍应留在聂斯特河。所以我又说，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同意胡比将军的意见，将这个集团军撤到聂斯特河的南岸去。第一点，作战上的理由要求必须把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集中在喀尔巴阡以北的地区中。第二点，因为任何向该河南岸的撤退都可能使第1装甲集团军最后将遭受围歼。此外我又说，这个突破能否成功就要看第4装甲集团军是否能同时从西面来攻，因此又必须立即增援后者。

希特勒回答说，他无法抽调兵力来达到这个目标。只要他在西欧还等待敌人入侵，就无法从那个战场上抽调兵力。同样，为了政治上的理由，在匈牙利的兵力也不能抽动。此外，他也不肯考虑缩短第1装甲集团军的东方正面，以集中兵力向西突破。

于是希特勒和我自己之间开始发生了激烈辩论，他说我对于集团军群今天所处的不利地位应该负责。前几天柴兹勒尔告诉我说，希特勒指控我们已经浪费了许多的兵力。我当时曾经要求柴兹勒尔告诉希特勒，因为这些兵力都是零零碎碎的投入战斗，而且也总是太迟，所以集团军群对于这些师只有这样的用法。假使希特勒早就把我们所要求的强大兵力给予我们，或是给予我们南翼以行动自由，则他在今天将可以不必抱怨！柴兹勒尔也完全同意于我的见解。事实上，自从“卫城”作战以来，几乎一切的情况演变都受着这个因素的影响。

现在希特勒就断言我们都是在耍弄“大战术”。他说去年秋天，我们告诉他应该守住第聂伯河一线。当他最后勉强批准撤到该河之后时，于是我们又宣布因为敌人在基辅突破之故，又必须撤退了。我告诉他这是势所必至的。因为要我们分散兵力在南翼上据守顿涅茨和第聂伯河地区，而不让我们加强北翼的人就是希特勒本人。

接着希特勒宣布依照空军的报告，只看到极少数的敌方坦克，而整个德军的单位却在他们前面奔逃，所以使正面不断向后撤退。因为希特勒所接获的空军报告都是由戈林提供的，所以可以想见他是在从中挑拨。

我回答他说，假使战斗部队不再能挺身而斗，其原因应该是体力溃竭、疲劳过度和实力太不足额。这并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尤其是那些高级指挥官实际上都是英勇而有经验的军人，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制止部队抵抗力的崩溃。在我们的报告中，曾经一再提到这一点。

因为这些争论都没有结论，我就想抓着一个重点：坚决要求让第1装甲集团军集中其装甲兵力向西突破，以求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在一起。我坚持在这一天必须下达命令，而且除非第4装甲集团军也能从西面夹攻，否则决无成功之可能性。

可是希特勒又拒绝这个要求，命令在夜间汇报中继续讨论。尽管双方的意见距离极远，但他却还始终维持着正常的礼貌。在离开会议时，我送了一张条子给希孟德将军，说我想与他到外面去一谈。我要求他转告希特勒，除非他接受我的建议，否则我就认为无恋栈之必要。我希望他考虑接替的人选。

下午我的参谋长布希将军有电话来，说胡比又再度提出紧急要求，想向南退过聂斯特河，而不愿向西突围。黄昏时，该集团军又直接来电说向西突破是实际不可能的，并坚持正确的解决是向南进行。布希将军对于第一要求早己拒绝，现在就要求我作最后决定。我立即命令仍应遵照原有指示立即向西突围。

当我出席夜间汇报时，希特勒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他说：“我已经考虑过，决定同意你的计划，命令第1装甲集团军向西突破。同时也决定把1个党卫军装甲军(下辖第9和第10两个党卫军装甲师)加上第100轻型师和第367步兵师，用来供第4装甲集团军作突击兵力之用。”

我报告他说，我刚刚已经拒绝了胡比的新要求和严命他应立即向西突破。我相信这是可以成功的，因为敌方的两个坦克集团军似乎都已将兵力分散在聂斯特渡口的方向上面。接着，我的作战官夏尔兹布特格中校(Lt. Col. Schulz-Buttger)就宣读我给予第1装甲集团军的作战命令全文。

由于希特勒态度的突变，我就接着提出我对于未来作战指导的看法。我认为南面集团军群的任务是要在喀尔巴阡山地与普里配特沼泽之间，建立一道稳定的战线，而匈牙利第1集团军则应防守该山脉与聂斯特河游之间的丘陵地区。我接着又说，第8集团军此后应改由A集团军群指挥，该集团军群应以保护罗马尼亚为主责。至于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的空隙则为我们暂时必须接受的事实，利用尚在匈牙利境内的兵力即可以封锁。

于是我又建议对于南翼的全部兵力应有统一的指挥，包括盟军在内。至于说到罗马尼亚的防御，我认为应起用安东奈斯库元帅，辅以一位德国的参谋长。不过希特勒却不赞成，只说因为政治理由，这位元帅是不能接受的。这次汇报的气氛要远比上午的调和，会后希特勒并以晚餐招待我们。

3月26日清晨，我飞返集团军群总部。此时第8军也已经改交A集团军群指挥。次日我前往第4装甲集团军讨论迎接第1装甲集团军的突击问题。劳斯将军深信他可以与第1装甲集团军发生接触，但对于其自己正面的情形就不敢完全乐观。塔尔罗普已被包围，在集团军左翼，第13军在布罗地也遭到了同样的威胁，但却能溜脱。

现在希特勒既已接受了我们的要求，所以我认为救出第1装甲集团军和使它在喀尔巴阡以北与第4装甲集团军集中在一起的计划是有绝对把握。但是3月25日会谈虽然救出了第1装甲集团军，但却也使希特勒感觉到对我不敢领教了。对于克莱斯特元帅也是一样的，他在我去上萨尔茨堡之后两天，也曾到那里与希特勒力争撤退其集团军群到聂斯特河的问题。

3月30日上午我被惊人的消息吵醒，说希特勒的座机已经从A集团军群总部中接来了克莱斯特元帅，不久就要在利沃夫降落，再接我一同往上萨尔茨堡。当我在候机时，我的参谋长与柴兹勒尔通电话。后者告诉我们希特勒将要免去我们两人的职务——这也是我们早已猜到了的。

到了贝希特斯加登之后，我们先与柴兹勒尔谈话。他告诉我们，自从上次会谈之后，戈林、希姆莱和凯特尔就拼命的说我的坏话，所以希特勒才决定免去我和克莱斯特的职务。当希特勒把这个意图告诉柴兹勒尔时，柴兹勒尔立即表示他也应辞职，因为他一直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所以必须共进退。接着他又用书面提出，但均为希特勒所拒绝。柴兹勒尔这种正直的态度很令人敬佩。

为了叙述我与希特勒的最后一次会晤起见，我准备将当时第二天的日记引述如下。因为我在那时的记忆还是很新的：

在黄昏时晋见元首。在把宝剑加在我的武士级十字勋章上之后，就宣布他决定将这个集团军群交给另一个人(穆德尔)去指挥，因为在东线上大规模作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认为这是我最适宜的。他说现在就只要求死守而已。所以为了象征此种新的领导起见，他不仅要换一个新人，而且还要为这个集团军群换一个新名称。

他又表示对我绝无误会，并且仍然完全信任我。不过一年半以来，我已经够累了，也应该休息一下。他知道我是他的最能干指挥官之一，所以不久仍将有新命。不过在目前，东线却不再需要我的大才了。目前的任务是穆德尔较为适宜，因为他最近曾经阻止北面集团军群的困难撤退。在再度向我保证决非不信任我之后，元首又补充说，他从未忘记过，征西线战役展开之前，唯一劝他在色当实行突破的人就是我。

我告诉元首说，假使他认为在现有的情况中，若换一个集团军群总司令将会使工作较好，我当然不会反对。我又说目前本集团军群的工作似乎已成一个段落，所以穆德尔此时接任并无任何不便之处。今后的工作就只是帮助战斗部队，给予他们以精神支持，这是穆德尔所优于为之的。

元首特别同意认为就这一点而言，穆德尔是一个特别适当的人选，他会驱使部队作最大的努力。我回敬他说，在我指挥之下，本集团军群各师早已尽到了其最大的努力，任何人也不能使他们再进一步了。

不管希特勒内心怎样，他的外表却是礼貌周到的。当然，戈林与希姆莱之流早就想把我挤走，这也是我早知道的。可是主要的原因却可能还是3月25日的会谈，因为他本已在大家的面前拒绝了我的建议，后来还是屈服了。当我离去之前与他握手时，我说：“我的元首，我相信您今天所采取的步骤不会有任何不利的后果。”

接着在我的后面，克莱斯特元帅也同样被免职了。当我们离去时，我们的后任早已在门外等着。穆德尔上将接长南面集团军群，改名为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夏勒尔上将(Gen. Schorner)则代替克莱斯特。

次日上午我飞返利沃夫。我的后任为暴雪所阻，降落在克拉科夫，这样使我有机会颁发了最后一道集团军群命令，要求两个装甲集团军在现已开始的突破作战中应确保合作。当天下午我去观察第4装甲集团军，并与该集团军司令讨论对于党卫军装甲军的使用方式和向他道别。对于其他的集团军司令，我只好用书面告别。

4月2日，我把职务移交给后任。尽管苦战尚在进行中，但救出第1装甲集团军和集中兵力在喀尔巴阡山脉和普里配特沼泽之间的计划却已经有了成功的保障。这对于全局而言也是具有决定性的。4月5日，第4装甲集团军开始向东进攻，到了4月9日，第1装甲集团军获得了自由。

我还要向我的僚属告别，这是令人感到黯然神伤的。这些伙伴们曾经与我同生死，共患难达几年之久。对于那些集团军司令而言也是一样的。我的幕僚们对于我的去职都大感震惊。他们都提出辞呈，也都一律获得了批准。只有参谋长布希将军还得暂留一段时间，以便使业务能够衔接。

对于我个人而言，去职之后反有无官一身轻之感，因为责任是一天比一天重，几乎无法担负了。我们与希特勒之间的拉锯战已经使我感到心力交瘁。这是两种基本观念的冲突。一、希特勒的个性和意见，早已见第11章。二、南面集团军群的意见则以德国总参谋部的传统原则和观点为基础。

这位独裁者是相信他的意志力不仅可以使其军队屹立不动，而且甚至于还能挡住敌军。但是他却又不敢冒险，因为他害怕其威望受到损失。他固然有一切的天才，但却缺乏真正的军事能力基础。相反，军事领袖们根据他们的教育和训练基础，却仍然深信战争是一种艺术，而敏锐的思考和果敢的决定也是必要的因素。只有在机动的作战中，这种艺术才能获得成功。因为只有在此种环境中，德国将领和部队的优秀水准才能发挥充分的效力。

不过这也是持平之论，若采取集团军群所建议的作战方式，则将会迫使希特勒在其他战场上和东线其他地区中接受相当的冒险，甚至于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也可能会有严重的弊害。虽然如此，这也许是在1943年中能使俄国攻势能力归于溃竭的唯一方法，于是这样才能在东线上形成一个政治上的僵局。

虽然集团军群想要执行一种不同的作战政策，这种奋斗大致说来并未成功，但是他们的成就却还是不错的。敌人以巨大优势的兵力，仍然未能围歼南面集团军群。这个集团军群虽然饱受损失，但却仍然屹立在战场上！使我们最感到满足的，面对着远较优越的敌人，我们仍能阻止我们所指挥的任何兵力免受斯大林格勒式的命运。我去职时最感到难过的一件事就是我不能再帮助这些部队了，他们对于集团军群的领导是一向深具信心的。

1944年4月3日，我离开了在利沃夫的集团军群总司令部。我所有的同僚都在火车站上送别。当列车已经开动时，有一个人喊我，他是我的座机驾驶员，南格尔中尉(Lt. Langer)——在各种意想不到的恶劣天气中，他都曾经安全的使我在空中飞行。现在他已经志愿投效战斗机部队，不久就一定会捐躯殉国。对于我而言，他的话也就代表我的僚属们对我的最后敬礼。

他高声喊着说：“元帅，今天我已经把我们的胜利象征，‘克里米亚之盾’，从飞机上取下来了！”

附录(一)

发件人：第6集团军司令(由军官手书)

地点：古门拉克

时间：11月24日

收件人：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曼施坦因元帅

元帅麾下：

我已接获24日的来电，并深感你的协助和关切。为了帮助你了解我的情况，作报告如下：

一、当俄军于11月19日，开始向本集团军左右两面的邻部发动大规模攻击时，在两天之内我的两个侧面都处于暴露之中，并迅速被俄国机动兵力所透入。当我们自己的机动部队(第14装甲军)越过顿河向西推进时，他们的矛头在该河西岸也遭遇到了优势敌军。这使他们处于一种极困难的情况下。尤其是由于燃料的缺乏，使他们的运动大受限制。同时，敌人也进到了第11军的后方，该军遵照命令，曾经力守其向北面的阵地。因为已经不可能再从正面抽调任何兵力来应付这个危险，所以我只好将第11军的左翼向南折回，接着又命令该军退入顿河以西的一个桥头阵地中，以免在该河彼岸上的部队与主力分开。

当正在采取这些措施时，突然接到元首的命令，要用第14装甲军的左翼，向多布林斯卡亚(Doblinskaya)进攻。迫于事实这个命令无法奉行。

二、11月22日，原属第4装甲集团军的第4军，改由我指挥。其右翼正在通过布齐罗夫卡(Buzinovka)从南向北退却，其意义即为整个南面和西南面都已在暴露中。为了阻止俄军透过集团军后方直趋斯大林格勒起见，我又只好从城中和北面防线上抽调兵力。这些兵力有赶上的可能性，若从顿河以西地区中去抽调兵力，则可能会赶不上。

在从斯大林格勒正面所抽出的兵力支援之下，第4军终于建立了一个脆弱的南面防线，其西翼则位置在马立罗夫卡(Marinovka)。不过在11月23日，却曾几度为敌军所透入，结果很难断定。23日下午，在马立罗夫卡以西地区中发现敌方强大装甲兵力，坦克有100辆之多。在马立罗夫卡与顿河之间的整个地区中，只有残余的德军构成薄弱的屏障。对于俄国的坦克与摩托化兵力而言，到斯大林格勒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向皮斯特柯伐特卡(Pestkovaltka)方面也可以直达顿河的桥梁。

在过去36小时之内，我不曾从上级方面获得任何的命令或情报。在几小时之内，我将要面临下述的情况：

(a)我应在西南和北面维持原有的位置，于是不久就可以看见敌人从后面席卷而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是完全遵守了上级的命令)，又或者是：

(b)我应决定集中全力应付从后方来攻的敌军，在这种情况中，东北两方的防线显然无法坚守，于是只好向西南突破。

我认为照情况来说，第二案是正确的，但是要这样做，就得再度犯了违反命令的罪过了。

三、在这样困难情况中，我已经要求元首准我于必要时有作最后决定的自由。我之所以作如此要求，是害怕下达这个最后命令的时间会太迟了。

我无法证明我仅在最紧急情况中才会下达这样的命令，只好请你相信我的诺言。

对于这个电报，我并未接到直接的答复。反之，我在今天却接到了陆军总部的两份电报(如附件 [ 作者注：已遗失。 ] )，对我的限制反而更严。基于此我与我的所属各级指挥官遂决心坚守到底。不过由于我对元首的责任，和30万人的存亡所系，所以才要求应准我在最后关头上，有权采取适当的行动。这种情况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

今天的情况见附图。即使还可能调更多的兵力往西南方面，但情况仍极危急。第4军虽已经巩固了南面的防线，并在过去数日内击退了敌方的强烈攻击，不过我方自己的损失也相当重大，而且弹药消耗极为严重。

斯大林格勒防线天天都在抵抗强敌的压迫。在北面防线上，东北角上的第94步兵师和在西翼上的第76步兵师都发生了困难。但照我看，对于北面的主力突击却仍未来临，因为敌人在这一方面拥有公路和铁路，足以大量增援。我在今后几天之内的主要问题，就是从西面把兵力向北面运送增援。

过去3天中的空运只能达到预计最低要求(每日600吨，即300架次的运量)。在最近几天之内，补给可能引起一个极严重的危机。

不过我却仍相信本集团军还能坚守一个时期。相反，即使能对我切开一条走廊，但因为兵力的日益减弱和缺乏营舍及供构筑及取暖用的木材，所以斯大林格勒地区还是不能够据守太久的。

我天天都为未来的问题而感到焦急，若能多得一点消息以增强部队的信心，那才是不胜盼望之至。

元帅麾下，我认为你的领导是一种保证。我的全体官兵将竭尽其一切努力，以不负你的信托。

保卢斯谨上

附录(二)

极机密(只准由军官传送) 12月9日

收件人：陆军总参谋长、陆军总部作战处

情况研判

(一)敌方情况：敌人在过去10天内已经对本集团军群使用更强大的兵力。这不仅包括11月28日情况研判中所预测的预备兵力。而且还加上了其他的兵力。本集团军群所发现的兵力总计如下：

步兵师86个

步兵旅17个

坦克旅54个

摩托化旅14个

骑兵师11个

总计182个大单位。此外，我们还发现13个独立坦克团、坦克营和反坦克旅等。

下述为敌军的详细分析：

(a)在斯大林格勒要塞地区周围：

伏尔加正面：第62集团军(8个步兵师、3个步兵旅和1个坦克旅在第一线；另有两个步兵旅、两个坦克旅和两个摩托化旅充当预备队。)

北方正面：第66和第24两个集团军(17个步兵师和1个摩托化旅在第一线；另有4个步兵旅和4个坦克旅充当预备队。)

西方正面：第65和第21两个集团军(10个步兵师、7个坦克旅和两个摩托化旅、5个坦克团和1个反坦克旅在第一线；另有4个坦克旅充当预备队。)

南方正面：第57和第64两个集团军(7个步兵师、6个步兵旅、6个坦克旅、6个摩托化旅和两个坦克团在第一线；显然另有两个步兵师、两个步兵旅、5个坦克旅、1个摩托化旅和5个摩托化团充当预备队。)

在过去10天中，敌人曾经轮流攻击北、西、南三面。他的主力毫无疑问是指向西面，而在南面的兵力则比较薄弱。

(b)再向南方(即顿河以西的齐尔河)，由第5坦克集团军负责掩护对斯大林格勒的攻击(第一线为12个步兵师、5个骑兵师、两个摩化骑兵师、4个坦克旅、1个坦克团和两个摩托化旅；另有两个步兵师、4个坦克旅和1个摩托化旅充当预备队。)紧接着在其北面，面对着何立德集团军的中央和左翼，还另有3个步兵师。

在顿河东岸向南掩护攻击的兵力为第51集团军(第一线为4个步兵师、4个骑兵师、1个坦克旅和1个摩托化旅；另有1个坦克旅和1个步兵旅充当预备队。)。在这一线后方有更多摩托化兵力在集结中，其原因尚不详。

(c)最近几天的侦察发现敌军正在斯大林格勒东方下车，并有部队越过顿河向南，经过何立德集团军的东面运动。掩护顿河以东正面的俄军大致是消极不动，可能是因为其后方的摩托化兵力集中尚未完成。敌军也已经渡过齐尔河，向齐尔河桥头阵地和齐尔车站以西进攻。从敌军在何立德集团军正面的从北向南的运动上来判断，这个攻击可能更向西延伸。

(d)在最近的战斗中，敌军毫无疑问已经损失了相当数量的装甲兵力，不过他却可以用新的坦克团补充缺额。敌军步兵的攻势能力还是很低。其炮兵的效力已有相当的增加，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的西面防线上。

(二)我方情况

(a)第6集团军：截至目前为止，该集团军已经击退了所有的敌军攻击，不过损失却相当可观。关于其现有战斗能力另有详细报告。下面是12月5日的主要弹药存量，以对“基本配发量”的百分比来表示(注：所谓“基本配发量”者约为3天连续战斗的需要量。)

50mm加农炮　59%

75mm加农炮　39.4%

100mm加农炮　21.6%

轻步兵炮　28%

重步兵炮　25%

轻榴弹炮　34%

重榴弹炮　36%

80mm迫击炮　30.8%

150mm迫击炮　25%

现有口粮配给已减到200克，面包只能支持到12月14日，午餐到12月20日，晚餐到12月19日。

尽管空军已作极大的努力，由于天气恶劣，最大的运量仅为12月7日的300吨。在那一天所用的188架飞机中，两架被击落，9架失踪。其他各日中的运量最低为25吨(11月27日)，最高为150吨(12月8日)。而每天的最低要求则为400吨。

(b)第4装甲集团军：第57装甲军的集中并未能于12月3日如期完成，而一直延到了12月10日。其原因为第23装甲师的轮式单位被陷住了。而第48装甲军(第336步兵师、第11装甲师和第3空军野战师)则又必须投入齐尔河方面以恢复那一方面的情况。

(c)罗马尼亚部队：战斗仍在进行中。位置在第16摩托化步兵师以北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现在还能屹立不动。不过却不能希望他们能挡住从北面来的强大攻击，尤其是安东奈斯库元帅已经命令他们应尽量避免被切断。在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方面，除了构成何立德集团军一部分的第1军尚相当完整以外，其他各师残部的战斗力都不过只有1-2个营而已，炮兵已经完全消灭。由于兵器的缺乏，在后方地区中的重组工作也不能产生任何效果。罗马尼亚部队的军官们也一点都不肯卖气力，因为他们认为失败应由德国人负责。目前整个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正面，都是由各种不同的临时单位所据守。由于缺乏炮兵和反坦克炮，假使敌军大举进攻，尤其是使用装甲兵力，则决不应幻想他们能够支持多久的时间。这些杂牌部队在短期内必须用适当的战斗部队来代替，他们那种内容和战斗效率是不足担负重任的。

(三)我方的意图：本集团军群的意图，仍如前次报告所述，是尽可能提早用第4装甲集团军发动攻击，以求与第6集团军取得接触。不过就目前而言，地面的松软状况却阻止了第57装甲军的任何前进。第48装甲军中的各师到12月11日，能否完全从齐尔防线上抽出，也仍难确定。所以必需把第17装甲师也投入这个攻击，这个命令已经发出。由于敌人在短期内，可能会向着莫洛索夫斯卡亚的方向延伸在其齐尔河的攻击，所以何立德集团军应合作以解除那一线的压力，或向皮里拉索夫斯基(Perelasovsky)方向攻击，或借调一师德军的兵力。

(四)一般结论：从敌军用来对付顿河集团军群的兵力重量上看来，似乎很明显可以认清其努力的重点是在这里。只要他能从其他方面调集兵力，则在这个地区中的战斗就会一直发展下去。

所以，不管第6集团军自己的地位在最近的将来会如何发展，对于顿河集团军群仍有不断增援之必要。在这一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应尽全力加速援军的到达。以现有的速度而言，则我们将总是会落在俄国人的后面。此外，我也认为应倾全力的恢复罗马尼亚集团军的效用，尤其是要恢复其战斗意志与对德国指挥官的信心。

至于第6集团军在一经重建接触之后，是否应使其脱离包围圈的问题，我认为有下述几个因素应加以详细考虑：

(a)假使该集团军仍留在要塞地区中，则俄军绝对可能仍将围困着它不放手，并在无益的攻击中逐渐消耗其自己的火力。同时，第6集团军在这个要塞的不利条件下，继续生活和战斗下去，若是现有的兵力比例不变，则不久就又会重失接触了。最多可以假定在今后几个星期之内，无决定性的变化而已。

(b)相反，我们也应考虑到俄军有采取适当行动的可能性：一方面围困斯大林格勒，另一方面向罗马尼亚第3和第4两个集团军发动强烈的攻击，而以罗斯托夫为其目标。假使是这样，则我们的最主要兵力不是在该要塞地区中丧失了作战的机动性，就是为了维持其联络而被牵制住了，反之，俄军却沿着本集团军群的其余正面，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若在冬季中保持着这样的情况，照我看来是极为不利的。

(c)所以任何把第6集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的决定，就必须以把这个会战打到一个完全决定性结束为止的决定为其推论。其必要的条件如下：

1. 增补第6集团军的兵力以维持其防御能力，可将空军野战师并入其现有的部队之中。

2. 用德军兵力增援罗马尼亚第3和第4两个集团军的邻近防线，因为专凭罗军的残部和临时单位不足以确保安全。

3. 等到我方兵力容许之后，就立即发动一个决定性的攻势。

至于所需要的兵力能否获得和在短期间内开始行动则非我所能判断。

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 元帅曼施坦因

附录(三)

极机密(仅准由军官传送) 12月19日14时35分

副本3份(第3份)

收件人：陆军总参谋长

并请立即转呈元首

由于B集团军群方面的情况发展和它停止任何增援兵力到达的后果，遂使在顿河集团军群方面的现有情况，变得在最近的将来已无把第6集团军救出的希望。

由于天气的原因和兵力的不适当，空运已经丧失了可能性，换言之，根据4个星期的经验，这个集团军已经无法在要塞地区中再维持下去。第57装甲军专凭其自己的力量，已经明显不可能在地面上与第6集团军取得接触，更说不上切开一条走廊，所以我现在认为只有向西南突围，才是唯一可能救出该集团军的大部分人员和剩余的机动部分的最后机会。

这个突破行动的第一目标就是在依里克米希柯伐(Yerik Myshkova)河与第57装甲军取得接触。要达到这个目标，则第6集团军就势必要被迫逐渐向西南移动，并在这个运动前进时，分区放弃其在北面的防区。

当这个作战尚在进行中时，又必须要用适当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来保障空运的安全。

因为现在已有迹象表示敌军正在向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施加压力，所以应赶紧从高加索方面抽调兵力，来保护第57装甲军的深入右侧面。

由于延迟之故，第57装甲军可能在米希柯伐河或其北面发生顿挫，或者为其右侧面的攻击所牵制。同时，第6集团军也需要几天的时间来重组兵力和补充燃料，然后才能开始行动。

在包围圈中的粮食可以维持到12月22日为止，部队的体力早已严重的减弱(在过去2周内都只有200克一天)。根据第6集团军的报告，大部分的骡马都已饿毙或宰杀供食用。

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 元帅曼施坦因

附录(四)

极机密(只准由军官传送) 12月19日18时

副本5份(第4份)

收件人：第6集团军、第4装甲集团军

一、第4装甲集团军(第57装甲军)已在费尔克尼基门斯基(Verkhoye Kimsky)地区中击退了敌军。并已在尼兹基门斯基(Nizh Kimsky)达到了米希柯伐河。正拟向在卡门卡(Kamenka)地区和其北方集中的强敌进攻。预计将有苦战发生。

在齐尔河正面的情况不允许在顿河西岸的兵力向卡拉赫前进。齐尔斯卡亚仍在敌人手中。

二、第6集团军应尽量提早开始执行“冬季风暴”的攻击。其目的为与第57装甲军取得联系，必要时为了使运输纵队能通过起见，更应越过顿斯卡亚沙里特沙前进。

三、情况的发展可能更要把上节中的任务延伸到米希柯伐河。代字为“雷鸣”。在这种情形下，目的还是与第57装甲军建立接触，以使运输纵队通过，然后掩护着在卡尔波弗卡下游的侧面，使该集团军向米希柯伐河前进，并同时分区撤出要塞地区。

“雷鸣”作战有紧跟着“冬季风暴”攻击之后发动之必要。空中补给仍应继续执行。皮托尼克机场应尽量坚守到最后一分钟为止。

所有的兵器和火炮只要能动的均应带走，尤其是战斗中所需要的火炮以及难于补充的兵器和装备。为了这个目的，它们应在适当时机中移往包围圈的西南部分。

四、对于上节所述的一切行动均应立即作必要的准备，只等“雷鸣”命令一下就开始行动。

五、何时可以开始执行第二节中所规定的攻击，应报告日期与时间。

谢选骏指出：所谓“1943-1944年的防御战”，其实只需要四个字就足以概括了“困兽犹斗”。作者只知推卸责任给希特勒，但其实只要他本人没有辞职，就等于赞同并且追随了希特勒的败亡之路，因而负有不可推卸的败军之将的历史责任。作者哪里懂得，他所谓的“失去的胜利”本不存在，因为希特勒的战争缺乏一个通盘的世界战略的支持，从一开始就乱了方寸，注定走向万劫不复的毁灭与失败了。作者的“失去的胜利”一说，仅仅在于聊以自慰，自诩武艺高强，更胜希特勒一筹——暗示如果由他指挥，德军就可稳操胜券了。但是，错误的战略甚至毫无战略，也可以凭借战术运用而侥幸取胜吗？……这真的可能吗？当然，绝不可能。

（另起一页）

【第二部分】

【闪击英雄】

【（古德里安回忆录）】

（另起一页）

【引子、闪击英雄实属狗熊】

佚名网文《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报道：

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1888年6月17日－1954年5月14日），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一名陆军军官，1940年7月被晋升为上将。军事家、前线指挥官，也是德国装甲兵核心缔造者之一，并被认为是闪电战的创始人之一，虽然不是纳粹政权时期的最高级将领却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出色的指挥官之一；被各国战史学家公认赞誉是「世界坦克（作战）之父」。

古德里安在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吞并行动中担任第十六装甲军军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古德里安参与的重要战役有：波兰侵略战担任第十九装甲军军长，隶属伦德施泰特南方集团军群；法国侵略战担任后期任装甲集团军群司令；苏德战争开始后于10月担任第二装甲军团司令；后先后担任装甲兵总监与德国投降前「德国保卫战」代理陆军参谋总长。

背景与青年时代

古德里安出生于普鲁士西边维斯瓦河（Vistula）旁的库尔姆（Kulm）一个军人家庭，父亲弗里德里希·古德里安（Friedrich Guderian）是一名陆军营级军官。母亲叫做卡拉娜·克尔齐霍夫（Clara Kirchhoff）。

1894年，六岁的古德里安在阿尔萨斯州科尔马尔入学读书，1901年-1902年，进入位于巴登（Baden) 的卡尔斯鲁厄军校。1903年-1907年，入读位于柏林附近的大光野（Gross Lichterfelde）中央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驻在洛林州比奇的第十汉诺威轻步兵营，担任见习军官。随后被晋升为中尉并在1911年被分派至隶属普鲁士陆军通信兵团的第三通信兵营。1913年10月古德里安迎娶了妻子玛格丽特·格尔纳（Margarete Goerne）。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古德里先后历任电台台长，团部参谋以及营长等职。并参与过凡尔登战役和索姆河战役。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

虽然古德里安出身于轻步兵，但是却命中注定地一直与“摩托化”问题发生密切关系。1922年1月，古得里安意想不到地被调往国防部运输兵监察处担任参谋。正是在这里古德里安开始了坦克与装甲兵作战理论。

1922年4月，于慕尼黑第七摩托化运输营实习数月后，古德里安到柏林向柴希维兹（Gen. von Tschischwitz)将军报到，然而古德里安获得的工作不过是研究摩托化运输的各种问题，而不是他所期盼的如何运用为作战部队。

在踏上这个技术性军职的生涯后，古德里安只好奋力寻找出路。在经历了有关用摩托化车辆运输军队的计划后，他意识到了摩托化部队的实用性并全心投入该研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受凡尔赛条约约束，不得拥有超过十万人的军队，莱茵河以东50公里不得设防。因此，倘若新的战争发生，德国无险可守。古德里安认为，德国必须依赖机动性防御，而机动战中又需要对运输部队进行保护，进而引起对装甲车辆的需求。在与军中相关专家讨论和研究英国同行如富勒、李德哈特的著作后，古德里安学会了装甲兵的集中运用并因在军事刊物中发表相关文章而出名。

1925年，古德里安陪同运输兵总监纳兹美尔(Col. von Natzmer)参观军事演习时，向运输兵总监建议在将来可以把摩托化部队由勤务兵种转变成战斗兵种时，这位总监却很粗鲁地回答到：“见鬼，什么战斗部队！它们只配装运面粉！”

1929年夏季演习中，虽然古德里安构想的装甲兵概念被拒，但是数月后却有机会出任第三摩托化营营长。在这里，他集中全力进行各种训练，然而摩托化运输仍然受到相当多的阻力，甚至连与同区其他部队演习也被拒。随后，古德里担任新总监鲁兹将军的参谋长，并与骑兵派系发生激烈的冲突。最终为摩托化部队赢得一席位置。之后，他便着手装甲兵的装备，训练和战术制定等问题，经过古德里安多方奔走，并在希特勒的直接支持下进行开发后，小型坦克一号战车（Panzer I）面世并于1934年投入使用。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种原本作为训练之用的小型坦克一直都是德军装甲兵的标准装备。

第二次世界大战

波兰侵略战

1939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古德里安担任伦德施泰特辖下的第十九装甲军军长（含第3装甲师），9月1日参加了波兰侵略战。第十九装甲军作为德国南方集团军群的开路将，一路如入无人之境。起初波兰人甚至认为坦克不过是一种伪装工事，他们的骑兵勇猛的冲向德军的坦克集群。在随后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古德里安和克莱斯特的装甲军的高速前进就使战术落后的波兰人陷入重围，德国步兵所起的作用就是俘虏包围圈里的敌军。在会战开始一个月零一天后波兰侵略战结束，古德里安的第十九装甲军在整个战役中只阵亡150人，受伤700人。

古德里安于此役中首次实现了他装甲兵作战的战术理念，即在合适地形的战术方向上，以装甲集群作为火力，机动与防护三位一体的突击手段，集中于敌防线的某一点进行突破，成功后即向敌纵深迅猛发展，致敌无法重整集结，以再次构筑防线。在他的个人回忆录中，他不无骄傲地声称，他很有可能是人类战争史上第一位坐在装甲指挥车中利用无线电指挥部队，并随同一线战斗部队一起冲过敌人防线的高级指挥官。

西线战场

1940年5月，古德里安参加法国战役(二战)，并且再次成为攻击矛头——担任A集团军群辖下第十六装甲军军长。在曼施坦因的建议下，希特勒赞同并采纳了这位时任A集团军群参谋长的攻击计划。计划中德国人将主要攻势从右翼博克上将率领的以比利时北部列日地区为攻击目标的B集团军群转移到了中央地区的A集团军群手中。并以阿登山脉－这个被认为是机械化部队无法通过的地区为突破口。他的第十九装甲军仅用两天时间便成功穿越了阿登山脉110公里长的峡谷地带。在战役中优异的表现也令古德里安重塑了以往被认为只会纸上谈兵的印象。他的进攻速度不仅令对手，甚至他的上级伦德施泰特和希特勒都胆战心惊：在渡过马斯河后，古德里安就不再将坦克当自行火炮使用，而是尽可能地发挥其高速特性向纵深地区运动，从色当直到滨海的阿布维尔、 格拉夫林， 完成了一个举世震惊的巨大包围圈。这个包围圈把法国北部和比利时的所有盟军都装进了口袋。在行军期间古德里安的部队甚至没有时间俘虏敌军，而是通过扩音器大叫：“我没有时间俘虏你们，你们要放下武器并且离开道路以免阻碍我们前进。”以此他创造了现代战争史上的最快的进攻速度，即在不到六天的时间里他的装甲军长驱直入四百多公里横贯法国，将坦克开到了大西洋岸边。

苏联侵略战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希特勒决定以三个集团军群对苏联发动迅速的攻击战－他们分别是勒布元帅所率领的北方集团军群；博克元帅所率领的中央集团军群以及伦德斯特元帅率领的南方集团军群。古德林则是隶属中央集团军群博克元帅辖下的第二装甲兵团司令。

7月9日上午分管第二装甲兵团的第二集团军司令克鲁格元帅因为听说准备强渡第聂伯河而赶到他的驻地，准备进行阻止。随后古德里安成功的说服了克鲁格批准其渡过第聂伯向斯摩棱斯克发动攻击。到了7月11日德军已经几乎占领了白俄罗斯全境，向东推进了约450至600公里。7月12日古德林的装甲兵团包围了前往救援斯摩棱斯克的苏联红军第十三集团军的四个师和第廿机械化师的部分力量。次日苏军进行了猛烈反击，苏联中央方面军总司令提摩胜科下令在戈梅利附近的总计20个师兵力向古德里安发动攻击，处在包围圈内的苏军亦开始了突围行动。激烈的战斗后，第二装甲兵团击退了反攻的敌人，得以继续向斯摩棱斯克前进。7月15日凌晨，古德里安的先头部队－第71步兵团在天色掩护下经一条乡间小路占领了位于斯摩棱斯克外围防御圈中的炮后阵地。7月16日古德里安攻下了斯摩棱斯克，次日希特勒在古德里安的骑士铁十字勋章上加授橡叶。

斯摩棱斯克战役结束后，古德里安建议陆军总部以莫斯科为目的地发起合围攻势。陆军总部并没有采纳古德里安以及博克元帅等人的建议，而是由希特勒亲自批示采用伦德施泰特的构想－首要攻击目标为苏联红军布琼尼的西南方面军以及乌克兰首府基辅。随后古德里安所在的第二装甲兵团被借调往伦德施泰特的南方集团军群，以协助基辅会战。9月26日基辅会战结束，纳粹德军虽然赢得胜利，却同时给时间予苏联人构造以莫斯科为核心的纵深防御阵地。他们在莫斯科附近构筑了三条防御工事－维亚济马附近的维亚济马防线全长320公里；莫斯科以西的莫扎伊斯克防线全长140公里；最后则是沿莫斯科环城公路的四条弧形防线。原本莫斯科驻军50万人，却缺少重型武器以及战斗经验，随后斯大林下令在西伯利亚与日本关东军对峙的25个步兵师以及9个装甲旅回防莫斯科。这些长期驻扎西伯利亚的军队对于恶劣的天气尤其适应，并在日后的反击战中发挥重要作用。

随即莫斯科保卫战全面展开，战斗持续到10月中旬时苏德都损失严重。苏军防线后撤30至50公里，德军几乎所有步兵师都减员2,500人，装甲部队则只有不到50％的正常兵力。古德里安的部队尤其严重，每个团都减员500人以上，步兵部队的连队平均人数只剩下50人。即使手下的王牌坦克旅艾贝尔巴赫坦克旅亦只剩下60辆坦克，这也是满编时超过600辆坦克的第二装甲兵团仅剩的坦克。在面对恶劣的天气以及对苏军T-34坦克无能为力的情况下，不久德军在莫斯科保卫战中战败。古德里安因建议撤退遭到希特勒拒绝，12月26日古德里安被调回陆军统帅部候命，职务则由鲁道夫·施密特中将接任。

战争后期

在莫斯科保卫战战败一年多之后，古德里安出任装甲兵总监，负责装甲部队的生产、训练、战术制定及整编工作。上任后古德里安将德国原600辆不到的坦克与装甲车月产量提高到了1,955辆，其中包括当时德军的装甲主力战车四型、最新式的战车五型豹式和战车六型虎式坦克。在希特勒不顾古德里安对于豹式坦克可靠性的忧虑，将刚换装成豹式的第一装甲师投入到库尔斯克的卫城作战中，遭到毁灭性打击之后，古德里安建议在转入战略防御姿态时，应当选择用反坦克炮替代坦克成为防御主力，得到希特勒同意其可自行安排反坦克炮的生产和分配。不过由于时间及工业、经济、人事等因素在1944年苏联发动反击时仍只有三分之一的战防部队装备了突击炮。同时古德里安建议自东线战场撤回装甲部队，予以重新整编，遭到希特勒拒绝后又建议自西线战场撤回装甲部队得到批准。在1944年6月6日盟军发动诺曼底战役时，古德里安已经重新整编出10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对于担任大西洋壁垒主要负责人隆美尔的防御计划，古德里安提出了异议，认为隆美尔将机动部队置放的位置与前线部队空间过大而与之发生争执。

在战争后期，古德里安与希特勒在战术战略见解上的分歧愈大，由是使得两人之间的矛盾也愈形激烈，并多次发生争吵，但古德里安出于对德国效忠的军人誓言，始终未加入政变推翻希特勒的密谋当中。1944年7月20日事件发生，古德里安参与到负责审理工作的荣誉军人法庭，并被任命为代理陆军参谋长，而在1945年3月，于德国战败前夕再次被希特勒以六星期病假做为健康疗养的名义斥退免职。被免职当天他回到家时他的妻子对他说：「今天你出去的时间真长得可怕呀！」他回答说：「是的，而这也就是最后一次了，我已经被免职了！」。1945年5月10日他向美军投降，随后被关押3年，因为在战争期间并未虐待战俘和屠杀平民而没有被列为战犯，于1948年被释放。之后一直在家中修养并攥写个人传记《一个士兵的回忆》。

1955年5月14日古德里安因病去世，埋葬于最早担任军职的戈斯拉尔。

他的儿子海因茨·冈特·古德里安（Heinz Günther Guderian，1914-200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第116装甲师参谋，在鲁尔口袋内投降。战后加入德国联邦国防军，以少将身分退伍。

一般公认的是，古德里安是德国装甲军之父，也是世界装甲军之父，是二次大战有名的闪击战的创立者和执行者，现在古德里安的照片还列在德国军队的营房里。古德里安就凭世界装甲军之父和闪击战之父，就可以名垂青史。当然，古德里安仅仅是一名一级上将，而隆美尔是元帅。可是，德国在二战时期有26个元帅，有些元帅的名字你根本就不知道，默默无闻，可见是不是元帅也不重要。

古德里安的辈分要比隆美尔老。当古德里安已经注意装甲军和坦克在现代争中的突出作用的时候，并且已经写出了《注意，装甲军》的书的时候，隆美尔写出的还是《步兵进攻》，一个谈坦克，一个谈步兵，相差一个层次。当古德里安已经成为德军16装甲军军长，并已经在对波兰的进攻中实施其闪击战的战术的时候，隆美尔还没有与装甲部队沾上边。当古德里安成为19装甲军军长的时候，隆美尔还刚刚是德军第7装甲师的师长。而且古德里安甚至还参与了部分进攻法国的战略计划，也就是曼斯泰因的计划。曼斯泰因的计划，很多方面得到了古德里安的支持，而且很多方面是专门为古德里安写的，没有古德里安的闪击战的思想和实践，德军进攻法国的行动，就会停留在黄色计划的最初版本，而不会是曼斯泰因那个版本。当然，希特勒在执行曼斯泰因计划的时候，曼斯泰因已经被希特勒打发走了，已经不是A集团的参谋长了。但希特勒执行对法国的战略还是曼斯泰因的。

在对法作战的时候，隆美尔指挥的第7装甲师打的也不错。可是，古德里安指挥的19军做出包围英法联军于海滩上的时候，本来可以全歼英法军，可是希特勒却鬼使神差的发出一个停止前进的命令，古德里安眼睁睁看这英法军在敦刻尔克撤走。古德里安在二战以后，在回忆的作品里面，还是对希特勒为何发出这个命令耿耿于怀，不可理解。否则英国的33万远征军就是古德里安的下酒菜了。

在对苏战争中，古德里安指挥第二装甲集团，成为苏军的噩梦。兵锋所指，本来可以在冬季到来前，就可以拿下莫斯科。可是希特勒却命令他们先跑向南方攻击基辅，耽误了大量的时间。古德里安为这个与希特勒争吵很激烈。这也是古德里安后来没有升元帅的原因。后来古德里安已经到了离开莫斯科仅仅20几公里的地方，被迫撤退，而且因为擅自撤退，还被希特勒解除了职务。

后来古德里安又被希特勒启用，做德军装甲兵总监，编练装甲兵，并研制出了虎式坦克。

谢选骏指出：古德里安距离克里姆林宫近在咫尺，却撤退了！因为他缺乏真正的骑士精神。如果他多一点十字军的样子，奋不顾身地攻入俄国鬼子的魔窟克里姆林宫，那世界历史的版图就将重画了！古德里安从一名虎将变成了一名虎式坦克的制造商，可悲！闪击英雄，昙花一现！

尽管古德里安未能攻克克宫，苏联还是无药可救；仅仅过了50年，1991年苏联还是解体了。这说明不是苏联不可战胜，而是德国英雄实属狗熊。古德里安真是“天予不取，反受其咎”——又过了31年，2022年爆发的俄乌战争，充分说明了俄国人其实不堪一击，而古德里安兵败莫斯科，真是太太太无能了。

（另起一页）

【目录】

序言

第一章　背景与青年时代……

第二章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

第三章　希特勒一帆风顺……

1938年，勃洛姆堡—弗里奇危机……

德国吞并奥地利……

德国吞并苏台德地区……

情势再度转劣……

第四章　战祸的开始……

战争的酝酿……

波兰战役……

波兰战后……

第五章　西线战场上的战役……

战争的准备……

从突破到海峡……

海峡港口的占领……

希特勒突然叫停……

向瑞士边境突破……

休战……

第六章　1941年苏联的战役……

战争的背景……

战争的准备……

序战……

渡过第聂伯河……

斯摩棱斯克-艾尔雅-罗斯拉夫尔……

是莫斯科还是基辅呢？……

基辅之战……

奥廖尔与布良斯克之战……

向图拉和莫斯科进攻……

我第一次被免职……

第七章　投闲置散……

第八章　装甲兵的发展（1942年1月到1943年2月）……

第九章　装甲兵总监……

接受任命与第一次行动……

哥尔德内博士的来访……

卫城作战计划……

1943年下半年的不如意事……

决定性的一年……

第十章　“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

第十一章　参谋总长……

东线的作战……

阿登攻势……

东线的防御准备……

苏军的攻势……

第十二章　最后的崩溃……

第十三章　第三帝国的领袖人物……

希特勒……

纳粹党魁……

中央与地方的控制者……

希特勒的心腹……

德国的政府……

第十四章　德国的参谋本部……

附录：古德里安生平大事年表

（另起一页）

【译者赘言】

中国古代历史上说：“李广数奇不封”，读完了这一本《闪击英雄——古德里安大战回忆录》之后，所得到的感想也正是这样。丢开历史上的功过不谈，古德里安这一个人，诚如李德哈特所说的，总真可以称是一个军事上的天才。可是这个世界上，天才的遭遇总是悲剧性的，古德里安又何能例外？

曲高和寡，他的理想始终没有能够完全实现。但是当他以“装甲兵领袖”的姿态，指挥着那史无前例的巨型车队，横扫欧陆的时候，那真是够得上“风云变色，山川震眩”的形容语。装甲车的履带碾遍了大半个欧洲，“闪电战”已经成为历史上的名词。古德里安也实在是很可以自豪了。

不过，对于古德里安本人而言，却并没有能够满足他的抱负。假使战争真是能够完全照他的理想去打，那么今天也许历史就要重新改写过，地图也要重新改画过。自古到今，都是庸臣误国，古德里安的理想一再地受到意外的阻挠和打击，他一生事业的过程中，得意的时候少，而不得意的时候多。等到他最后出任参谋总长的时候，那已经是独木难支大厦，而终于无力挽回第三帝国的灭亡了。这是天乎抑人乎？是古德里安的不幸呢？还是世界的大幸呢？

蒋百里先生曾经说过：参谋总长是一定要有三分疯狂的气质，不怕他偏，偏到极点也就是正了。古德里安正是这样一个有偏见，有疯狂气质的名将。他的偏见也就是他的特点，这一本书最令人欣赏的地方也是在这里。古德里安在战后虽然是一个“败军之将”，但是却深为美英两国军事学界所推崇，他一度曾留驻美国，而成为美国国防当局的高级顾问。他这一本书出版之后，真可以说够得上“洛阳纸贵”的标准。在美国出版的时候是1952年7月15日，当我们一得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去电订购，但是不久书店就回答我们说首版书已卖完，俟再版时再寄，结果两个月后书来了，却已经是第三版了。

为什么这一本书——相当专门化的一本书——会如此的畅销呢？不仅是因为古德里安是一位当代的兵学大师，他对于战略战术——尤其是装甲兵方面——的见解，深为人们所重视；也不仅是因为这一本书可以算是由德国方面所发表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惟一信史，所以为研究战史和兵学者所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主要的原因却是因为这本书实在是一本对苏联作战的标准教科书，当年一口气打到莫斯科把克里姆林宫里的人骇得面无人色的，就是这位古德里安上将。所以他对于这一次战役的成功和失败，真是一本账完全在他的肚子里面。这是全书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也是最精彩的一部分。

我们在准备翻译这本书时，所看到的还是他的德文原本，英文本还没有出版，本来就准备照德文翻译，但是因为这一本书在台北只有一本，而且不是我们自己的，书的主人是一位外籍人士，他自己也要用，所以无法动手，直到我们准备去设法订购德文本的时候，英文本却已经出版了。于是为了订购和翻译便利起见，就决定采取英文本来作为翻译的对象，好在英文本对于原文是十分忠实的，而且还有李德哈特的序文和一些注解是原文所没有的。

一本好书的价值是无法用三言两语来加以介绍的，这是一本经典型的名著，它的滋味需要读者去慢慢地咀嚼，它的意义需要读者去慢慢体会。不过，千言万语，却是孙子所说的一句话：“将能而君不御者胜。”似乎是可以当作本书的总结论。

谢选骏指出：书商永远说自己的货好得不得了。但是好的读者却用批判的眼光去审视作品——那时就会发现，任何作品都是千疮百孔的。

【序言】

在这本书里面，一个曾经大规模创造历史的人，亲自把他怎样用一种新观念来形成历史的真实故事讲给我们听，而这一段历史的结束却也完全在他个人意料之外。古德里安在我们这个时代中是一个具有极重大影响的人物。没有他，也许希特勒在刚刚发动战争的时候，就可能早已失败了。因为在1930—1940年之间，一般说来，德国的力量是并不足以击败任何强国的。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的胜利，其惟一的原因就是装甲兵的力量，这个力量是古德里安一手建立和训练成功的，而且在战争中，他不顾希特勒个人的疑惧和他上级的警告，独立大胆地去领导装甲兵作战，所以才终于获得了空前的大胜。古德里安的色当突破战，和他那直趋海岸地区的迅雷追击，事实上就完全决定了法兰西战役的命运。

一年以后，他在东线战场上所领导的追击几乎又促成了苏联陆军的总崩溃，但是这一次又由于上级的迟疑延误，以至于寒冬到了而仍没有把敌人解决，所以坐令苏联人得到了一个喘息恢复的机会。斯大林可以卷土重来，他的实力与日俱增，而德国却已经成为强弩之末了。希特勒在1942年的攻势虽然也很可怕，但是已经远不如前一年了。在斯大林格勒失败之后，德国力量的衰竭已经是人尽皆知的事实，等到美国人参战之后，他们的覆亡就已经是定数难逃了。

所以古德里安所制造的初期胜利，其所引起的后果比不胜利还要更坏。太早的开花在最后结实的时候就变成了苦果了。

古德里安本人对于这个苦果的味道早就尝到了，因为在1942年的年底，他就主张暂行退守而与希特勒冲突，遂被免职。以后局势日非，他才又被召用，到了他出任参谋总长的时候，战局是已经绝望了。所以他是命定了要做败军之将的。

这似乎是一种报应，但是却不影响他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他应用一种新观念来重铸了这个历史，而这个观念是他发起的也是由他个人来执行的。西欧的征服固然不能垂之于永远，但是它却改变了历史的形态，而且对于整个世界的将来都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这是很清楚的，虽然我们还不能够预言将来会怎样的演变。

古德里安的书对于一个专家的“心”和这个“心”是怎样工作的，有很详尽的“自我表白”，这也是最有趣味的一部分。他比一般的专家具有更多的幻想力，但是这个幻想力的实施却几乎完全是在他职业范围之内，而他那疯狂的热心更增加他集中力的强度。

古德里安是一个纯粹的军人，一个标准的职业军人——他倾全力去发展一种技术，正好像一般工艺家一样的冷静。要了解他，就一定先要能够了解一个纯粹技术家的心情。这也可以用来解释他对于希特勒的态度。希特勒欢喜新的军事观念，尤其是战车的观念，所以古德里安最初对于他当然会表示好感。一直等到他最后和希特勒有了密切接触之后，他才打破了他的幻想。

凡是读过他这本回忆录的人都可以看出来他对于战争的原因从未表示过怀疑。军人在尽忠职守的时候，是不会有怀疑的。他是一个标准军人，他只会觉得他的国家是对的，他是为了抵抗可能的侵略者而战的。他这种观念也许会为读者所不能谅解，但是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军人多数都是持和他一样的看法的。

而且，全世界的军人都是一致服膺“攻击就是最好的防御”这一句古训的，所以他们对于攻守二字的看法，不过只是两种可以互相交换运用的战术观念而已，对于侵略与否的问题，却完全不在考虑之列。君子可欺之以方，在对于国家的责任感压力之下，军人们是最容易闭口不言的。军人们所受的训练就没有教他们去拆穿国际纠纷背面的真相，假使他们一心想去研究最后的结果，那么眼前的工作也就无法做了。固然在研究和指导整个战争方面，需要有军事哲学家的存在，但是在军事组织以内，一颗过分博考深思的心却是不太适宜的。

在战场上作战的指挥官，对于他的行动不应该想得太远，即令他有时间那样做，过分深远的思虑只会使人引起麻木之感。在实战的时候，为了达成任务起见，他们的思想应该只以如何有效地完成目前的工作为限。诚如古诗中所说的：“他们不研究为什么的理由，只是埋头工作和视死如归。”任何国家的军事组织都不能够违背这条经验律。当军人们开始对于他们为什么而战的理由表示怀疑的时候，这支军队不久就会崩溃了。

要指摘古德里安的思想是一种“至死不悟的黩武主义”，那是太容易了，但是我们却最好还是承认他这种基本想法正是一个军人所应有的态度。他在今天也并不放弃他的旧观念，以来阿好取容，这正是表示他为人正直的地方——这种个性使他过去和他的上级及希特勒发生过很多次的争执，但也因为具有这种刚强不屈的个性，才使他成为一个富有活力的军事改革家和指挥官。

这本书是德国方面所发表过的，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最充实、最真实和最富有启发性的个人回忆录。它的内容是如此的详细，具有史料价值，而在写作方面是如此的坦白和热情，使人读下去有一种轻快之感。

古德里安在开头各章中，说明了当他草创装甲部队和发展闪击战技术的时候，曾经遭到许多的阻力。这对一般的读者来说一定会感到惊异，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德国的参谋本部一向是以具有远见和行动统一著称的。

他对于1940年各次战役的描写，使人觉得就像坐在他的指挥车里看他如何指挥装甲部队，如何紧迫敌人。对于我个人而言，就更像是一个梦境的重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尚未发生以前，我就已经想象到会有这样的一个景象，可是大家却都说那只是我的幻想而已。

古德里安对于1942年侵苏战役的叙述，为历来所仅见的最详细的记录。对于德国高级指挥部里的意见冲突和苏联的冬天都有极生动的描写。以后他就被免职了，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他又重被召用，负起重新改组装甲部队的职责。他对于德国为什么未能阻止盟军在诺曼底登陆的原因，也有新的解释。

当情况已经变得毫无希望的时候，他才做了参谋总长，这个时候他的指挥范围还只限于东线战场，而且希特勒又遇事都要加以干涉。所以古德里安事实上是已经回天乏术，但是这却也让他获得了一个接近希特勒的机会，而使他对于战争末期的希特勒，有了一个很深刻的印象。古德里安对于希特勒和第三帝国的其他要人都有一个详细的个性分析——这一章可能是全书中最有趣味的一章。

这种分析可以说是恰到好处。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古德里安是一个具有幽默感的人——虽然在这本书里并没有时常的直接表现出来。幽默感在德国军人圈内是不常有的，所以就更难能可贵了。

虽然古德里安并不能够挽救第三帝国的灭亡，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足以使他在军事方面建立一个不朽的名誉。对于“立功”的人们而言，他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就是由他们所能形成的历史影响而来加以决定的。古德里安的成就——他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争本身的影响——已足以使他成为第一流的名将了。虽然在名义上，他始终没有获得独当一面的机会，但是他把装甲兵力独立使用的观念应用得如此的充分，而且得到了具有决定性的胜利，所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他在战争的记录上都是无可比拟的。

很明显的，他具有了历史上一切“名将”所共有的气质。他具有敏锐的观察力，随时能够找到奇袭的机会使敌人措手不及；他的思想和行动都是迅速无比使敌人无喘息之余地；他懂得如何把战略和战术配合使用；并且他能获得部下的拥戴，使人乐于为他效死。此外他还有许多惊人的成就，使“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除此以外，古德里安还具有创造性的幻想力——这是一个“天才”的基本条件——在军事方面是如此，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多数的名将都只是以使用他那个时代所已经习惯的工具和技术为满足，只有极少数的天才会去追求新的工具和方法。新武器的发明常是由于“圈外”的发明家所引起的——常常是文人。新战术的发展常是由少数的军事思想家所领导，逐渐地把他的影响传播给下一代的具有进步头脑的青年军人。所以创立理论的人是很难有机会试验自己的理论的，可是古德里安却偏偏得到了这个机会。把他的幻想力和精力结合在一起，就使他对于这个机会可以充分地加以发展——因此就获得了一个革命性的结果。

李德哈特

谢选骏指出：人说“古德里安所制造的初期胜利，其所引起的后果比不胜利还要更坏。太早的开花在最后结实的时候就变成了苦果了。”——我看这就是历史的力学所呈现出来的歪打正着。

（另起一页）

【第一章 背景与青年时代】

1888年6月17日，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在维斯瓦河（Vistula）边的库尔姆（Kulm）出生。我的父亲，弗里德里希·古德里安（Friedrich Guderian），他当时是第二波美拉尼亚轻步兵营（Pomeranian Jaeger Battalion）的一名中尉，1858年8月3日生于图霍拉（Tuchel）地区的大克罗尼亚（GrossKlonia）。我的母亲，闺名是卡拉娜·克尔齐霍夫（Clara Kirchhoff），1865年2月26日在库尔姆附近的尼姆克瑞克（Niemczyk）出生。我的曾祖父母都是地主阶级的家庭出身，而追溯我的先世，所能发现的也只有地主和律师这两种职业。只有我的父亲才是惟一一个正规军官。

1890年10月2日，我的弟弟弗里兹（Fritz）也降生了。

1891年，我的父亲因为军职的原因，调驻阿尔萨斯（Alsace）州的科尔马尔（Colmar）地方，我自六岁起就在那里入学读书。到了1900年他又调驻洛林（Lorraine）州的圣阿沃尔德（St.Avold），由于那是一个小地方，没有高级中学，所以我父母就必须将我送入一个可以寄宿的学校里去求学。因为我的父亲收入有限，而且又希望他的两个儿子未来都以军人为职业，所以他就决定把我们俩送到军校就读。1901年4月1日，我们弟兄两人就进了巴登（Baden）地方的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幼校，一直读到1903年4月1日，我才转学到柏林附近，大光野（GrossLichterfelde）的中央军官学校，两年后，我弟弟也转到这所学校就读。1907年2月我毕业了。当我今天回忆起当年教我的教官们，就不禁满怀感佩之情。我们在入伍生团中所受的训练，当然是以严格的军事纪律生活为主，但是它的基础却是建立在仁爱和正义上面的。我们的课程是以最新式的实科中学为标准，特别注重近代语文、数学和历史方面的学习。这些课程为学生们的人生提供了一项良好的准备，使得军校毕业生的文化程度绝不比一般学校毕业的稍有逊色。

1907年2月，我被分配到驻在洛林州比奇（Bitche）的第十汉诺威（Hanoverrian）轻步兵营，充当见习官，这个营的营长就是我的父亲。他一直到1908年12月才被调走。这个意外的好运使我在离家六载之后，又可以暂时享受到家庭生活的快乐。1907年4月间到12月间，我在梅斯（Metz）再受了一次短期训练之后，就于1908年1月27日接到了少尉的委任。从此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为止，我都过着一个很愉快的低级军官的生活。1909年10月1日，我们的轻步兵营被调回它的故乡，汉诺威省，去担任驻防的工作。在那里我与我的爱妻，玛格丽特·哥尔尼（Margarete Goerne）订了婚。我们在1913年10月1日才结婚，自此以后她就一直是与我共甘苦的贤内助。

我们新婚后的快乐生活不久即为战火截断，自1914年8月2日起，在以后4年中，我一共只回家度过一次短短的假期。1914年8月23日，上帝赐给我们第一个儿子海因茨·顾恩特尔（Heinz Gunter），1918年9月17日，我们又生了第二个儿子，库尔特（Kurt）。

我亲爱的父亲在战争开始后不久就病故了。他的逝世使我在军人典型和人格上失去了效法的楷模。我的母亲比父亲多活了16年，于1931年3月间逝世，结束了她充满慈爱的一生。

当休战条约签字的时候，我正在东线战场方面担任防御任务。最初驻扎在西里西亚（Selesia），后来调往波罗的海地区。在本书所附的大事年表中，可以看到我半生戎马生活的大致经过。年表中记载着，一直到1922年为止，我都在队职与幕僚两者之间讨生活，我本是步兵出身，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初几个月，我在驻科布伦茨（Koblenz）的第三通信兵营服务的时候，负责包括无线电作业在内的诸多工作，我由此学会了不少有关通信的知识，这项经历在我日后着手建立一支新兵种的时候，充分发挥了它的价值。

谢选骏指出：古德里安自吹从小受到“仁爱和正义”的教育，但是这一点也没有妨碍他后来成为纳粹社会主义独裁者的鹰犬，为虎作伥。

【第二章 德国装甲兵的建立】

我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段日子里，主要的活动都与德国装甲兵的建立具有密切的关系。虽然我原是轻步兵出身，而且也未受过任何的技术训练，但是命中却注定了我一定要和“摩托化”的问题发生密切的关系。

1919年秋天我从波罗的海地区回国之后，有一个短时间是在汉诺威的第十旅中服役。在1920年1月，我又回到我从前的轻步兵营中担任一名连长。虽然我在1920年1月以前曾担任过参谋本部的工作，但是当时我实在不敢妄想再重回到那种职务，因为第一，我离开波罗的海地区的时候，国家的处境非常恶劣；第二，在一个军备受限且总额仅10万人的小型陆军中，要想迅速地升迁更是绝对的不可能。所以当1921年秋天，我那可敬佩的团长，阿姆斯贝格上校（Col.von Amsberg），问我是否愿意重回参谋本部去工作的时候，那简直使我感到惊喜过望。我立即表示我愿意去，可是以后却仿佛石沉大海，好久都没有消息。一直等到1922年1月，斯徒普朗格中校（Lt.Col.J.von Stulpnagel）才从国防部的陆军参谋本部打电话给我，问我为什么还没有到慕尼黑去报到。从他的口中，我才知我已经被调到运输兵总监部（Inspectorate of Transport Troops）去工作，因为该部总监柴希维兹将军（Gen.von Tschischwitz）曾经要求调派一个参谋本部军官到他那里去服务。我的调职命令是自4月1日开始生效，但是为了使我在任职之前先对运输部队的实际业务有相当的了解起见，所以先派我到慕尼黑第七摩托化运输营去实习；因此我马上就要去到任。

我对于这个新职务感到非常愉快，于是我立即到慕尼黑去向该营营长鲁兹少校（Maj.Lutz）报到。在以后的岁月中，我和他常常在一起工作，这个人深得我的敬佩，他对我的态度一向是非常友好的。我被派到第一连去服役，连长是魏末尔上尉（Capt.Wimmer），他原是一位空军人员，后来还是回空军去了。鲁兹少校在我到任的时候就向我解释说，将来我在国防部内的工作一定是与摩托化运输部队的组织及使用有关系的。我在慕尼黑的工作就是为这种业务做一个基础的准备。鲁兹和魏末尔都尽其所知的把他们的一切业务知识传授给我，而我也的确学到了不少的新东西。

1922年4月1日，我到柏林去向柴希维兹将军报到，非常热切地想知道他对于我这个新幕僚的工作有些什么指示。他向我解释道，他原先是准备以摩托化运输部队的使用作为我的工作范围。但他的参谋长皮特少校（Maj.Petter）却另有主张：说我应该先去研究摩托化运输的各种问题，例如工厂、加油站、技术工作，最后甚至于还包括公路的工程问题以及其他的运输工具等等。我当时不免吃了一惊，我就向将军报告说，我对于这些专业的技术问题实在是毫无准备，而且以我的能力也绝对无法胜任。将军却回答我说，他本来的见解也是与鲁兹少校相同，但是他的参谋长却以条文法规为根据，坚持参谋人员的工作支配是他的权限，连总监也无权过问。我要求仍准我重回步兵营去服务，但是也被拒绝了。

（谢选骏指出：从古德里安加入摩托化部队的过程来看，人的一生际遇是多么偶然——不仅成败在天，而且任何“机会”都不是人能预知、寻找的，有时相反甚至是“强加于人”的。“如果命运选中了你，你想逃都逃不掉；如果命运拒绝了你，任何追求只能适得其反！”——《谢选骏语录》）

于是，我开始踏上了一个技术性军职的生涯，我只好努力奋斗寻找出路。除了几件没有办完的公事以外，我的前任没有给我留下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我惟一的救星就是有几个资深的同事，他们不仅精通业务而且对于档案也十分熟悉，并且他们都肯尽量地帮助我。我的工作极富教育价值，在这个岗位上我学到了不少的知识，在以后对于我都有极大的用处。不过最有价值的事情却还是柴希维兹将军所主持的有关用摩托化车辆运输军队的研究计划。由于这种研究和小规模演习的结果，才使我第一次认识了摩托化部队的实用性，并激励我全心投入这项研究。柴希维兹将军是一位要求严格的长官，他对于极小的错误也不肯放松，他最注重“精确度”，为他工作实在是一种极好的训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摩托化车辆运输部队的例证非常的多。不过这种部队的运动却大多都是使用于一条固定战线的后方，从来没有在运动战中直接紧跟着敌人来运用。德国现在是处于无防御的状态中，所以假使有任何新的战争发生，则势必无险可守，因此就必须要依赖机动性的防御。针对在机动战中摩托化部队的运输问题，不久就又引发出对这种运输方式的保护问题。这个问题的惟一解决办法就是“装甲车辆”，所以我就想从战史中去寻找使用装甲车辆的先例，因此我就和福克汉中尉（Lt.Volckheim）发生了接触。他是在我们这个小型陆军中，惟一搜集装甲兵资料的专家。他汇集了一些运用极有限的德国装甲车资料，和敌军战车兵力在大战期间广泛运用的情形。他把某些资料提供给我用，虽然在理论上还是不够，但是却使我获得了一个工作的起点。英法两国对于这些问题具有更多的经验，而且所发表的文献也很多。我就把这些书都搞到手，仔细地加以学习。

在此领域最主要的还是英国人的著作，福勒（Fuller）、李德哈特（Liddell Hart）、马尔特（Martel）等人的著作最能引起我的兴趣，因此成为我的重要精神食粮。这些有远见的军人对战车有着一番新的见解，而不仅仅是将之当作一个步兵支援武器看待。他们能认识到所处时代已有逐渐摩托化的趋势，所以他们就变成了时代的先驱者，发展出来一种大规模的新型战争理论。

从他们的书上我学会了装甲兵的集中使用，例如康布雷之战（The Battle of Cambrai）。李德哈特强调使用装甲兵作远距离的突击，向敌人的交通线发动攻击，而且他还建议成立一种结合战车和装甲步兵单位的装甲师。这些观念深植在我的脑海中，于是我就企图将它加以发展，以期适用于我们自己的陆军。所以我们以后的发展有许多地方都要感谢李德哈特上尉的建议。

（谢选骏指出：古德里安没有磨灭李德哈特的理论指导的历史贡献，实属难能可贵。当然这也不排除，他作为一个英军的德国俘虏，需要后者的实际帮助。）

在一个盲人的国家中，有一双明亮眼睛的人就有资格做皇帝。因为还没有别人研究这些问题，所以不久我就居然获得专家之称了。我曾在《军事周刊》（Militar-Wochenblatt）上发表过几篇文章，也更使我薄有浮名。这个周刊的主编阿托克将军（Gen.von Altrock）常常来看望我，并且鼓励我就这一方面多写文章。他是一个第一流的军人，非常希望他的刊物能够多发表研究当代军事问题的文章。

通过这些活动又使我们认识了奥地利人黑格尔（Fritz Heigel），他是《战车手册》的著者，我曾经提供他一些有关战术的资料，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个正直的日耳曼绅士看待。

在1923年到1924年的冬季，勃劳希契中校（Lt.Col.von Brauchitsch）——就是未来的陆军总司今——主持了一个演习，其目的就是要试验使用摩托化部队与空军合作的可能性，这次演习引起了“陆军训练处”的注意，而最后的结果是我被提名担任战术及战史的教官。在经过了一次考试之后，我就被轮派到各部队中去担任教官的工作。在1924年的秋天，我又被派到第二师师部，那时的师长正好是柴希维兹将军，这是他第二次又做了我的长官。

不过在没有去到任之前，我却还要在纳兹美尔上校（Col.von Natzmer）——现任的总监，领导之下负责进行一个整套的演习——纸上和地上的都有。其目的是要证明战车可以和骑兵配合担负搜索的工作。在演习中我们所仅有的装备就是一种“装甲部队载运车”，这种车辆是凡尔赛条约所准许我们拥有的。它虽然是四轮驱动的，但是由于重量和它原有设计目的的限制，使它只能在道路上活动。可是我对于我的演习结果还是深表满意，在报告书的结论上我表示，我希望由于我们的努力，在将来可以把我们的摩托化部队由勤务兵种转变成战斗兵种。不过，我的总监却并不同意我的见解，他很粗鲁地向我说道：“见鬼，什么战斗部队！它们只配装运面粉！”

于是我就到驻什切青（Stettin）的第二师部去报到，我的任务是教导那些将来准备担任幕僚工作的军官们战术和战史。我对这个新职务感到相当的吃力，需要很努力地工作。我的学生都是抱着吹毛求疵的态度，所以我给与他们的练习都事先需要做周详的考虑，一切答案都曾经慎重地加以设想，而我的讲授也是以清楚扼要为原则。在战史方面我特别注意到拿破仑在1806年的战役，这个战役在德国方面是不太为人所重视的，但是由于德国人在这场战役中的惨败，并且它是一个在机动战中指挥部队的好战例，所以实在是一场深具启发性的战役。我同时也讲到1914年秋天，德法两国的军骑兵的战史。把1914年的骑兵战术做深入研究，对于我自己的理论发展也具有很大的价值。

因为我在战术练习和兵棋演习中常常借机会发表我的新观念，结果使我的顶头上司霍林少校（Maj.Horing）也注意到了，所以在他的报告中就提到我在这一方面的特殊专才。由于这个原因，在三年教官生活之后，我又被调回国防部，在运输司服务。我的这个职务是新设立的，主要的工作就是研究用卡车运兵的问题，事实上这也是我们当时所仅有的运输工具。很明显的，法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此领域获得极佳成就——例如凡尔登（Verdun）之战——但是他们的行动却都是在固定阵线掩护之下进行的。在这种条件中，一个师并不需要把它的炮兵或其他的重装备都一同送到战场上去。而我们的问题就更困难，在机动战争中，连同炮兵在内的全师一切装备，都要用卡车装运，那么车辆的数量将会增加太多。关于这个问题曾经有过热烈的讨论，认为这个问题不可能解决的人比较占多数。

1928年秋天，运输部队的训练主管斯托特迈斯特上校（Col.Stottmeister），要求我去兼任他们的战车战术教官。我的上级也批准了我的此项兼职。所以我又回来研究我的老问题，虽然仍旧只是从理论方面来着手。我对于战车完全没有实际的经验，到这个时候为止，我还从来没有看见过一辆战车的内部是怎样的。而现在居然叫我去担任战车战术的教官，所以我事先必须仔细地准备，把一切可以弄得到手的资料都加以详细地研究。现在讨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书已经有很多，而其他国家的最新发展也在他们的操典教范中可以找得到，因此我这一次研究战车理论就要比上一次容易得多。至于实际经验方面，我们在演习中所使用的都只是“模型”。最初所使用的是帆布制的模型，用人力来推动，现在至少我们已经有了铁制的模型，而且是摩托化的。感谢第九步兵团第三营的协助，使我们在战术演习中获得很多的便利。在这些演习中，我又认识了一个人，第三营的营副温克（Wenck），以后他与我在工作上具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有系统地进行我们的工作，用战车排、战车连、战车营等等的组织，显示把战车当作一个战斗单位的可能性。

虽然我们在实地演习方面的机会是如此的有限，但是它已经足够使我们明了战车在近代战争中的地位，并逐渐地形成了一个更明确的概念。使我更快乐的，是我被派到瑞典去做四个星期的访问，在那里使我有机会看到德国最新式的LK-Ⅱ型德制LK-Ⅱ型战车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末期才开始制造，但是在战场上却并没有使用过。这种战车以后卖给瑞典人，在1918年，瑞典人就用它们成立了他们的第一个战车部队。

我和我的妻子经过丹麦到瑞典去，途中在哥本哈根和它美丽的郊区度过了几天有趣味的日子，我们对于托尔瓦德森（Thorwaldsen）的雕刻的美感产生了极深刻的印象。而站在埃尔西诺（Elsinore）的花台上面使我不禁回忆起《哈姆雷特》（Hamlet）中的诗句。

在天地之间有许多东西，霍拉提阿（Horatio），那是你的哲学中所梦想不到的。

当我们站在花台上的时候，日光正照在海峡的上面发出闪闪的光亮，使那些古老的铜炮都现出碧绿的颜色，不过却并没有幽灵出现。

我们自穆塔拉（Motala）坐船，经过了约塔（Gota）海峡和瑞典的湖沼。有一天晚上我们离船去访问弗内他卡尔卡（Vreta Chyrka）的著名古修道院。第二天我们就到了斯德哥尔摩这个美丽的北欧威尼斯。

我被派到约塔防卫部队第二营去考察，营长布仑上校（Col.Buren）很友善地对我表示欢迎。我又到克林斯波尔上尉（Capt.Klingspor）所指挥的连部中去，这个军官后来与我发展出极密切的友谊。凡是与我有所接触的瑞典军官对于他们的德国客人都一致采取坦白和真诚的态度，他们对我们的招待十分周到。当我们出外演习的时候，常常被邀请住在他们的宿舍里。

我对这一次访问瑞典的经过，始终具有愉快和感谢的记忆。

我在1929年逐渐确信无论单独使用战车，或是与步兵协同作战，都不具有决定性的价值。根据我的战史研究、英国人所做的演习，以及我自己用模型演习所得来的经验，使我明了除非其他一切支援的兵器也都具有同样的速度和越野能力，否则战车绝不能够产生充分的效力。在各种兵种的组织中，战车应居于主要的地位，其他的兵器则都应配合装甲兵的需要而居于辅助的地位。把战车编在步兵师里面是绝对错误的，事实上所需要的是一种内含一系列支援部队的装甲师，使战车可以充分发挥它的战斗威力。

在1929年的夏季纸上演习中，我曾经以构思中的装甲师部分兵力作基础，拟定一次极为成功的演习，使我自信所走的路是正确的。可是现任运输兵总监斯徒普纳格（Gen.Otto von Stulpnagel）将军却禁止在理论上使用超过一个团以上的装甲部队。照他的看法所谓装甲师（Panzer Division）简直是一个乌托邦的幻梦。

1929年秋天，总监部的参谋长鲁兹上校，我在慕尼黑时候的老朋友，问我是否愿意去担任一个摩托化营的营长，我说我愿意去，于是在1931年2月1日，我就做了第三摩托化营的营长。这个营一共辖有四个连：第一连、第四连和营部驻在柏林的兰克维兹（Berlin-Lankwitz），第二连驻在多贝利兹-艾尔斯葛伦特（Doberitz-Elsgrund）的军事训练地区内，第三连则驻在尼斯（Neisse）。当我就职之后，鲁兹上校就帮助我解决了装备问题：第一连所使用的是装甲搜索车，第四连所使用的是机车，合并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装甲搜索营的核心。第二连的装备是模型战车，而第三连则被改编为战防炮连，所配备的武器也是木制的假炮。虽然第一连具有足额的老式装甲部队载运车，那是凡尔赛条约准许我们可以保有的，但是为了避免它们的耗损，我们在演习的时候，总还是使用模拟的模型装备，只有第四连的装备是全新的而且备有机关枪。

利用这种七拼八凑的单位，我现在就开始集中全力来进行各种的野外演习，虽然我所指挥的是这样小的一个单位，但是我仍然非常的愉快，因为我至少可以有自主的机会。所有的官兵对于他们的新任务都十分的热心，他们对于在这个10万陆军之中担任单调的供应勤务，实在是已经够腻了，不过我的上级的态度却很使人失望。现任的运输总监对于这个新单位极度缺乏信心，他甚至禁止我们和这个地区所驻的其他部队举行联合的演习。当第三师举行演习的时候——在建制上我们是隶属于该师的——我们所使用的单位被限制不得超过一排以上。第三师的师长斯徒普朗格将军，就是那个打电话通知我到慕尼黑去报到的人，对我甚表同情。这位杰出的将才对于我们所想做的工作很感兴趣，并且尽量地给予我们以协助。在演习完毕之后，他以公正的态度对我们的成绩施以相当的好评。不幸得很，1931年的春天，斯徒普朗格将军因为与国防部意见不合而退役了。

在同一个春天中，我们的总监斯徒普纳格将军也离开了我们。在他临走的时候向我所作的临别赠言是这样的：“你是太性急了。请相信我的话，在我们这一生当中别想能够看到德国的战车会做正式的行动。”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他的怀疑主义却阻止了他做任何决定和采取行动。他对问题有完整的认知，但是却找不到解决的要点。

继任的人就是他的参谋长，鲁兹将军。鲁兹也是一个聪明人，他具有丰富的技术知识和优越的组织才能。他认清了我所努力提倡的新战术发展的优点，并且完全支持我的意见，他任命我做他的参谋长，1931年秋天我就去接任了这个新职。以后的几年，我一直是在努力的工作之中，并且不时遭遇到工作上的瓶颈，但无论如何，这几年的收获很丰富，这也是我们的装甲兵开始成形的时候。

我们确信装甲兵的未来发展，其指向必定是使它们变成一种在战略上具有决定性的武器。所以它们的组织应以装甲师为基准，再进而组成装甲军。现在的问题就是要说服其他的兵种和陆军总司令都承认我们所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而这是一项非常困难的工作，因为没有人肯相信这个摩托化的部队——它们充其量不过是一种勤务部队——能够在战术上，甚至于战略上产生一个新型有效的观念。那些资格较老的兵种，尤其是步兵和骑兵，仍然自视为陆军最主要的兵种，步兵仍然自称为“战争中的皇后”。因为10万人的德国陆军中根本上就不准保有真正的战车，所以没有人曾经实际看见过我们所大吹大擂的新武器。当我们利用那些铁皮所制成的模型从事于演习的时候，让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们感觉非常好笑，他们觉得我们很可怜，对于我们所说的话当然更认为无认真考虑之必要。其结果是他们最多只是把战车当作一种步兵的支援武器，而对于战车是一种主要的兵种的新观念，则完全持否定的看法。

我们最大的敌人就是骑兵总监部，我广泛地向骑兵当局们征求意见，问他们在未来的发展中是准备担任其他部队的搜索兵力，还是计划组成重骑兵，准备自己单独作战。当时的骑兵总监黑尔希堡将军（Gen.von Hirschberg）表示他们的目的是重骑兵，并且愿意把战略搜索的工作转移给摩托化部队。于是我们就决定训练我们的装甲搜索营来担任这种工作。最后，我们希望在每一个步兵师的建制中，都成立一个摩托化的战防炮营，因为我们认为要想有效的对付敌人的战车，所有的战防武器就应该具有同等的速度和机动性。

不久，克罗亨豪尔将军（Gen.Knochenhauer）继任了骑兵总监，他是步兵出身，他对于他的前任所已经让与我们的地盘，就想加以收回。在10万人的陆军中，一共有三个骑兵师，他把它们组成一个骑兵军，同时企图把战略搜索的任务再抢回去，并且还想接受我们的新发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有很多的骑兵军官渗入了我们这个年轻的单位，这种争斗时常变得很激烈。但是最后，新观念的建立者还是战胜了反对派；内燃机还是战胜了马匹；大炮还是战胜了长矛。

与组织和使用同样重要的就是装备问题，它使我们放弃了理论而走上实际的途径。在技术方面先就曾经做过一些准备工作。自从1926年以来，在国外就已经设立了一个试验站，使新型的德国战车可以在那里试用。兵工署曾经和几家公司签订合同，开始制造两种中型的战车和三种轻型的战车。每一种型式都已经制成两辆原型车，所以一共已推出10辆战车。中型战车上的炮是75mm口径，而轻型则为37mm。这些样品不是用装甲打造的，而是由软钢制成。它们的最高速度都在每小时22英里左右。

负责监造的军官是皮尔纳上尉（Capt.Pirner），他曾经煞费苦心地把一些近代化的要求应用到这些新模型上面去，其中包括高效率的引擎、能够全向位射击的炮塔主炮和机枪、足够的底盘距地高度和优良的机动性等等。这些目标大致都已经达成。在另一方面，这些模型却有一个极大的弱点，那就是车长都坐在紧临驾驶员后方的车身里面，他的后方和两侧几乎完全没有视界，而且很容易受到履带前段阻隔，同时也没有无线电设备。固然20年代的战车构造，比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旧式战车，已经有了很大的技术进步，但是对于我们理想中的战术要求却还是差得很远。我们不能轻率下令照着这种试验的模型展开大量的生产，新型战车的构造必须要精益求精。

对于装甲师的最后装备，我们认为需要两种型号的战车：一种是轻型的战车，它配备一门可以洞穿装甲的火炮和两挺机关枪，一挺装在炮塔里面，一挺装在车身里面；一种是中型的战车，它配备有一门大口径火炮和两挺机关枪，配置方式和轻型战车一样。一个战车营的编制是三个轻型战车连，和一个中型战车连。中型战车的任务有两方面：一方面支持轻型战车作战，另一方面射击那些轻型战车上小口径火炮所达不到的目标。我们在炮的口径问题上也与兵工署和炮兵总监部的意见不同。他们都主张轻型战车使用37mm口径的火炮就足够了，可是我们强烈主张采用50mm口径的，因为我料想不久外国的战车都会采用较厚的装甲，所以火炮口径较大则可以较占优势。不过，因为步兵早已装备着有37mm的战防炮，为了生产上的便利和装备单一化起见，我和鲁兹将军只好放弃我们的主见。大家都同意在中型战车上装置75mm口径的火炮。这些战车的总重量都不超过24吨，主要的限制因素就是德国公路桥梁的载重量。速度的要求被定为每小时25英里。每一种战车的乘员都是五个人：一名炮手、一名弹药手和一名车长都位于炮塔里面（车长的坐位比炮手要高，他拥有一个全向位视线的特制小型指挥塔），驾驶员和无线电员都坐在车身里面。人员在战车中的联络都使用喉头麦克风。战车与战车之间则都有无线电的联系。把这种新型的战车和旧式的战车模型做一个比较，就可以认识到战车在未来的战略和战术中将会要居于一个什么样的新地位。

当我们拟定这些长期的计划时，我们心里十分明了可能要等很久的时间，我们的新型战车才会正式问世，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必须要先建造一种训练用的战车。我们自英国所购入的卡登-路易式（CardenLoyd）小型战车的底盘就很适合于这种用途，实际上它本是为了作20mm高射炮的载运车而设计的。它的尺寸仅能加装配备有机枪的小型炮塔，虽然有这样的弱点，但是它在1934年就可以开始使用，至少可以供我们作演习之用，以候我们真正战斗战车的出现。于是我们就决定生产这种号称“Panzer Ⅰ”型的战车。在1932年的时候，绝对没有人会料想到将来我们还会使用这种小型的训练战车来作战的。

我们所规划的主要型式的战车，因为生产上的困难，拖延的时间远超过我们原来的想象。所以鲁兹将军就决定制造第二种应急的战车：这就是所谓“PanzerⅡ”型，它配备一门20mm炮及一挺机枪，由MAN公司负责制造。

在1932年的夏季，鲁兹将军第一次组织了一个包含加强步兵团和战车营的混合演习——当然，战车营所用的装备仍然还是模型。不过，这是在凡尔赛和约签字以后，德国第一次拥有了正式的装甲搜索车，这种车辆是照我们的规格所建造的，车上配备装甲，使用六轮卡车的底盘。从前小孩子们总是用他们的铅笔戳穿我们模型战车的帆布外壳，以窥察它内部的究竟，但是这一次却使他们失望了。从前步兵们也总是利用棍棒和石头来防御我们的假战车，如今也被装甲车制服了。甚至于刺刀也不是战车的对手。

在这一次演习中对于使用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的所有可能性都曾经加以试验。骑兵方面对于我们的演习曾经发出过一些相当不客观的批评，但是我们的成功是如此的明显，所以也就没有什么人肯去注意他们那些滥调。事实上，有许多清醒的青年骑兵军官也对我们这种新发展极表兴趣，都站到我们这一边来了——他们认清了在我们这个时代中，骑兵只有配备新兵器和采用新方法，才能够使那传统的骑兵战争原理获得返老还童的机会。

1932年的大演习是老迈年高的兴登堡元帅所参加的最后一次演习。在讲评的时候，他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使我很感钦佩的，就是这位老元帅非常清楚地了解错误所在。在谈到骑兵军的领导能力方面，他曾经这样说道：“在战争中只有简单才可以获得成功。我曾经视察过骑兵军的司令部，我所看到的却一点都不简单。”他这段评语的确非常中肯。

1933年希特勒做了德国的国务总理，德国的内政外交都发生了全新的变化。2月初，在柏林汽车展览会的开幕典礼中，我第一次看到希特勒并听到他的讲演。德国的首揆亲自主持这样一个展览会的开幕典礼，已经是一件不常见的稀罕事，而他所说的话又更与其他的要人在这种场合所惯说的完全不同。他宣布取消对于汽车的捐税，谈到新的国道计划和准备大量生产廉价的“人民汽车”。

勃洛姆堡将军（Gen.von Blomberg）的出任国防部长，和赖兴瑙将军（Gen.von Reichenau）的出任国防部常务次长，对于我的工作都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两位将军都喜欢近代化的观念，所以至少在国防部的最高层，对于我的这个装甲兵的理想是表示同情的。此外，我不久就看出来希特勒本人对于这个摩托化和装甲的问题也是很感兴趣的。我第一次获得印证是在库默斯多夫（Kummersdorf）的兵工署近代兵器展示会上。在这一展示会中我分到了半个钟点的时间，将有关摩托化部队的一切最新发展展示给希特勒看。我展出的兵力有一个机车排、一个战防炮排、一个战车排（所用的就是Panzer I型的轻型战车）、一个轻装甲搜索车排和一个重装甲搜索车排。希特勒对于我们部队动作的敏捷感到十分的满意，他一再地说道：“这就是我所希望的东西！这就是我所需要的东西！”在这一次展示之后，我就深信只要有机会再当面陈述意见，那么这位政府的首脑就一定会批准我这个组织近代化国防军的建议的。我们陆军中严格的公文程序，和反对我的上级长官——这些人隔在我与勃洛姆堡之间——才是我这个计划的主要障碍物。

这一次的军力展示在德国政治上也是一个有趣的插曲，自从1890年俾斯麦亲王曾经到过库默斯多夫访问之后，其他的首揆就从来没有一个人来过这里。这一次希特勒亲临军事演习场，就可以证明他是和俾斯麦一样的重视军事装备的发展。这也代表过去德国的政策仍够不上“军国主义”的标准。

1933年3月23日，德国国会通过了一个著名的授权法案，把完全独裁的权力交给了这个新任的首揆。只有社会民主党投票反对，他们的这种勇气是很值得称赞的。在当时，很少有人能够认识到这个法案在将来会闯下滔天大祸。那些投票赞成的政客们对于以后所发生的灾难是绝对难辞其咎的。

1933年的夏季，纳粹党卫军的摩托化兵团的领袖胡恩莱（Adolf Huhnlein）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组织中的一个宴会，据说希特勒也允诺亲临的。有机会看看希特勒与他的忠实信徒们，应该是件极有趣的事，又因为胡恩莱本人倒也是一个正人君子，所以我就接受了他的邀请。在宴会上希特勒发表了一个讲演，内容是分析革命的历史。这个演说家似乎对于历史是很有研究的，在长达数小时的讲演中，他举例说明任何革命在达到它的目的并经过相当时间之后，必定会演变成一种进化的程序，现在纳粹党的革命也已经到达历史上的这个转折点，所以他提醒他的信徒们对于将来应该作这样的看法。若是希特勒所说的真正能够实现，那才真是大家所馨香祷祝的了。

德国的装甲部队已经在建立之中，在1933年这一年有相当的进展。利用模型战车所作的一系列试验和演习，已澄清了战车与各种兵器间的关系，并且也更加强了我个人的信念：把战车当作陆军的主要兵器，并且充分配合摩托化的支援部队，这样它们才能够在近代化的陆军组织中完全展现威力。

如果说战术的发展还算是差强人意，那么装备方面却是相形见绌了。由于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德国的工业已经有数年都没有生产军用的物资了，不仅缺乏熟练的工人，更没有足够的机械设备，因此无法将我们的理想变成现实。尤其是制造高硬度装甲钢板是一个最困难的问题。第一块交货的钢板简直和玻璃一样的脆弱。同样的，我们所需要的无线电装备和光学仪器——凭良心说，那的确需要很高级的技术——也是在经过了相当的时期后，其品质才符合了我们的要求。虽然如此，我仍然坚持战车上所使用的观察和指挥工具都必须是第一流的产品，尤其是后者，因为这项产品我们一直都远比敌人优越，这种优势在将来可能会抵补许多其他的弱点。

1933年的秋天，弗里奇将军（Gen.F.von Fritsch）做了德国的陆军总司令。陆军得到了一个好领袖，他是全体军官团一致认可并完全信任的一个人。他具有优美的骑士风度，是位聪明谨慎的军人，对于战术和战略都具有健全的观念。他的技术知识固然并不太丰富，但是他却毫无偏见地准备接受新的观念，有择其善者而从之的雅量。由于他有这些优点的缘故，每当我和他谈到装甲兵的发展问题时，总觉得他是所有陆军高级军官中惟一的知己。从前他在陆军参谋本部担任第一厅厅长的时候，就对于装甲摩托化的问题很感兴趣。现在他已经跃居高位，对于我们的工作还是和以前一样的热心。以下这一段小故事很能表现出他平常做事的风格。有一次我正和他谈论到某些有关战车发展的技术问题，他似乎有一点表示怀疑地对我说：“你应该知道所有的技术专家都是骗子。”我就回答他说：“我也承认他们是会说谎的。但是只要经过一两年之后，当他们的技术理想不能变成具体事实的时候，那么他们的西洋镜也就拆穿了。战术专家也一样会说谎的，但是他们的西洋镜就一定要等到下一次战争被打败之后才会完全被拆穿，到了那个时候却已经是后悔不及了！”弗里奇照平常的老习惯，用手指头转动他的单眼眼镜，然后慢吞吞地回答道：“你可能是对的。”他在大庭广众之间似乎是很害羞的，但是他在知己的朋友面前，却真是议论风生。他具有一种超人的机智，使他的态度真是如春风佳酿一样的醉人。

相较之下，那位新任的参谋总长贝克将军（Gen.Beck），却是一个很不容易接近的人。他的个性很正直，态度非常冷静，也许太冷静了。他是一个旧派的思想家，是毛奇元帅（FieldMarshal Graf von Molthe）的信徒，他希望把这个新陆军的参谋本部改组一番，他认为毛奇在地下有知也会表示首肯。他对于近代的技术问题是一点都不了解，对于参谋本部中各重要位置所提出的人选，当然都是和他气味相投的人，所以久而久之，就在陆军的核心当中，自然建立起来了一道反动守旧的障碍物，这才是一个非常难于克服的大困难。他反对建立装甲兵的计划，他希望战车只被当作步兵的支援兵器，而他所同意的最大单位就只是装甲兵旅。他对于装甲师的组建丝毫不感兴趣。

为了使贝克将军能够同意建立装甲师和印行装甲部队的训练教材，我在经过长期的拉锯战后终于获得了胜利。最后他甚至于同意成立两个装甲师，可是我却早已坚决主张要同时成立三个师了。我尽量地在他面前夸耀这种新组织的优点，尤其是在战略方面。他却回答我说：“不，不，我不想和你们发生任何关系。对我而言，你们实在是走得太快了。”当我说到，由于近来无线电的发展，尽管用极高的速度前进，也照样可以保持着指挥上的联系，他却完全不相信我所说的话。在我们的训练教范上面，常常一再重复要求，所有各级的指挥官一定尽可能地身临前线，愈前进就愈好。这个观点他也完全不赞成，他说：“你没有地图和电话，那么你又怎样指挥呢？你读过施里芬（Schlieffen）所著的书没有？”至于说到身为一个师长，即便不实际突入敌阵，也应该尽量接近前线的理论，对于他则更是分量太重了。

放下装甲兵的问题不谈，这位贝克将军无论在政治方面或是在军事方面，也都抱着遇事拖延的态度。他无论走到什么地方去，都随时打算浇人家一瓢冷水。总会因为各项困难而主张一切从长计议。最足以代表他的思想的，就是他最自鸣得意的“迟滞防御”（delaying defense）战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我们就已经风闻这种战术的大名。在那10万人的小型陆军中，这种战术成为一种基本的原则，甚至于一个步枪排也都要演习这种贝克式的防御战术。这种作战的方式实在是混乱不堪，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令我满意的范例。在装甲师成立之后，弗里奇就完全放弃了这种落伍的观念。

1934年春天又成立了一个摩托化部队的司令部，由鲁兹将军兼任司令，我还是担任他的参谋长。此外，鲁兹还同时兼任摩托兵总监和兵工署第六处的处长。

在这同一时间内，希特勒到威尼斯去对墨索里尼做了第一次的访问，结果似乎并不太圆满。在他回国之后，他就召集在柏林的将官、纳粹党的高级干部和冲锋队（SA）的领袖人物训话。那些冲锋队的领袖对于他所说的话反应冷淡，当我离开这个会堂的时候，我偶然听到有人在说：“希特勒还得学习学习。”当我发现了党以内的意见都有这样严重的分歧，大感惊异。到了6月30日终于出事了。冲锋队的参谋长罗恩（Rohm），和其他许多的冲锋队中高级人员都被枪决。不仅是他们，还有许多其他的人，虽然与冲锋队毫无关系，但是因为偶然有些反对纳粹党的言行，也都同时被枪决。在这些人中间有前任总理兼国防部长施莱歇将军（Gen.von Schleicher），他是和他的夫人及僚属布内多将军（Gen.von Bredow）一同遇害的。想为这两位将军提出公开的辩护的企图始终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仅仅是在1935年施里芬纪念日会餐的时候（这是参谋本部军官一年一度的集会），年老的麦根逊元帅（Marshal von Mackensen）曾经提到这两位将军的荣誉没有受到任何的污染。希特勒在国会中对于这些事件的解释也不能令人满意。当时人们都希望纳粹党以后绝不要再有这一类的事情发生。在今天回想起来，当时陆军中的领袖人物未能坚持查明事实真相，实在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假使他们当时能坚持这样的做法，则不仅是对于德国的陆军，而且对于德国的人民，也都是一个极大的贡献。

（谢选骏指出：德国军队外强中干、如此懦弱，难怪会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先后败北。）

1934年8月2日，德国又遭受了一个极沉痛的损失——兴登堡元帅逝世了！把他的人民丢弃在一个国内革命的中途上，这个革命的结果是谁也料想不到的。我在那一天曾经写了一封信给我的妻子：

那位年老的绅士已不存在了。我们大家对于这个无可补偿的损失都极感悲痛。他对于整个民族，尤其是对于陆军，好像是一个慈父一样，他的逝世在我们民族生命上留下了一个极大的空隙，这必须要经过一段长久艰苦的时间，才能够把它填满。他的存在对于外国人而言，比任何条约和外交辞令都更有价值。全世界对于他都有信心。我们一向爱戴他，他的死让我们感到万分的伤心。

明天我们就要宣誓效忠于希特勒。这个誓词将具有严重的后果！祷祝上帝，希望双方为了德国的福利都能信守不渝。陆军是惯于遵守誓约的，希望这一次陆军也能够光荣地遵守。

你的意见是对的。假使各个组织的领袖都利用这个机会无限期地停止一切的典礼和庆祝仪式，并且从此少发表讲演，那才是一件极好的事情。……现在所需要的是忠实努力地工作和少说废话。

这是我在那一天所写出来的观感，不仅是代表我个人的意见，而且也可以代表当时我们大多数军人的意见。

1934年8月7日，德国的军人们把这位不朽的元帅和总统的遗体，送到坦能堡纪念场（Tannenberg Memoriae）去举行奉安典礼。希特勒最后所说的两句话是：“死去的战士呀！他现在已经魂归天上去了！”

（谢选骏指出：兴登堡这个老乌龟，对于希特勒的独裁称霸可是发挥了关键的支持作用——他视而不见希特勒违法乱纪，等于背书了纳粹主义。但是德军的狗官们，却故意忘记这一点，真是十足的人格分裂。难怪昧了良心的德军不堪一击，连格鲁吉亚鬼子斯大林都打不过。）

早在8月1日那一天，以授权法案为根据，内阁总理就已经宣布说，在兴登堡逝世之后，总统和内阁总理将立刻并为一体。所以在8月2日那一天，希特勒同时做了国家的元首和三军的大元帅。而且他仍继续兼任内阁总理，所以全国的一切政权就都完全抓在他的手里。从此，他的独裁权就再没有什么限制了。

经过了一冬的艰苦努力，到了1935年的3月，我们就知道德国的重整军备是已经确立了。所有的军人对于这个消息都一致表示欢迎，因为这等于是把凡尔赛和约中最屈辱的一部分取消掉了。在英雄纪念日（Heroes’ Memorial Day）那一天的阅兵仪式是由麦根逊老元帅主持，各兵种都有代表去参加这个仪式，新成立的装甲兵也派了几个营去出席盛会，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不过他们却没有把车辆开去，因为这只是一个徒步的检阅。在筹备典礼的时候，有些人反对装甲兵参加阅兵的仪式，有一位负责的参谋军官向我解释说：“他们所用的是那种短的卡宾枪，恐怕连举枪的动作都不一定能够合于标准。”虽然具有这样“严重”的弱点，我还是选派了大量的人员参加这个盛会。

在3月16日那一天，英国武官请我到他家里去吃晚饭。在我准备动身出门之前，我偶然地打开收音机，就听到了一个政府公告的广播，那是德国恢复征兵制的命令。那一天我的英国朋友和另外一位陪客，瑞典武官，与我所谈的话大部分都是以这个问题为中心。这两位绅士对于我在听到这个好消息以后的心境似乎是很能够了解的。

（谢选骏指出：古德里安把德国恢复征兵制叫做好消息，还自称不是军国主义者——太会装蒜了。）

在理论上说，我们加速扩军的目的就是为了想与我们那些武力充足的邻国，保持平等的地位。但是就实际方面来说——至少在装甲兵这一方面是如此——在那个时候无论是数量和素质上，都赶不上外国装备的标准，所以我们就决定从优秀的组织和领导方面来入手，以期弥补那些缺陷。我们把有限的兵力集中起来编成较大的单位，由装甲师以至装甲军，希望用这种组织来抵消我们在数量上的劣势。

首先，必须说服我们的军事首长们，使他们相信我们的路线不仅是可能的，而且还极为正确。为了达到这个目的，1934年6月在鲁兹将军领导之下，摩托化部队司令部决定把现有的各单位拼凑起来组成一个装甲师，并对它实施四个星期的训练。这个计划在1935年夏天就开始付诸实行。这个训练师由魏克斯（Gen.von Weichs）将军指挥，它在明斯特-拉格尔（Munster-Lager）演习地集合，照着四种不同的战术任务进行有系统的演习。在这个时候，我们的目的并不是想要训练下级的部队指挥官如何去解决他们自己的战术问题，主要是为了表示大规模的使用战车和它们的支持武器的作战行动，在事实上是绝对可能的。勃洛姆堡和弗里奇两位将军对于这些演习的经过非常有兴趣。鲁兹将军曾经请求希特勒亲临指导，但是由于他的侍卫人员的消极反对，遂终于没有来。

这一次训练演习的结果可以说是非常令人满意。当那表示演习结束的黄色气球升空的时候，弗里奇上将就开玩笑地说道：“就只是漏了一件事。这个气球上面似乎应该印上‘古德里安的战车，顶好！’的字样。”鲁兹将军被任命为新成立的装甲兵司令部的司令。我们原先希望这个司令部也和其他主要的兵种一样，能够获得总司令部（General Command）的权限，但是因为陆军参谋总长贝克将军的反对而没有成为事实。

1935年10月15日，三个装甲师就正式成立了：

第一装甲师由魏克斯将军任师长，驻在魏玛（Weimar）；

第二装甲师由古德里安上校任师长，驻在维尔茨堡（Wurzburg）；

第三装甲师由费斯曼（Fessmann）将军任师长，驻在柏林。

关于1935年一个德国装甲师的编制可以参看表1。

10月1日我离开了柏林，由中央的幕僚工作又转到部队指挥官的岗位。装甲兵司令部留在鲁兹将军的手里，使我很感到放心。因为参谋本部以内有一部分人是极力反对我们的，我很担心我的继任参谋长是否能够坚强不屈地去反抗他们的压力。新参谋长是鲍卢斯上校（Col.Paulus），他后来在1942年斯大林格勒之役升为元帅，并在那里成为苏联人的俘虏。此外我还更担心陆军最高司令部（OKH）中的装甲兵总监部是否会改变我们原先所拟定的发展计划。果然一切不出我所料：参谋总长又获得了胜利。他为了达到密切支援步兵的目的，又成立了所谓“装甲旅”。在1936年成立的第四装甲旅就是被指定担任这种任务。此外，由于骑兵方面也希望对于摩托化部队能够获得更多的控制，所以预定将要成立的新装甲师就暂行停止成立，而另外成立了三个“轻型师”（Light Divisions）。这种轻型师的编制包括有：两个摩托化的步兵团、一个搜索团、一个炮兵团、一个战车营和其他种种的支援单位。

除了“轻型师”以外，又成立了四个摩托化的步兵师，这就是把一个正规的步兵师完全加以摩托化，所以需要相当数量的摩托化运输工具。最后这些摩托化的步兵师被编成了一个陆军第十四军，轻型师则被编成为陆军第十五军，而装甲兵司令部则改为陆军第十六军，下面直辖三个装甲师，而这三个军则又由第四军区所统辖，它的司令部设在莱比锡（Leipzig），司令为勃劳希契将军，今后一切的训练和发展都由他负责指挥。

各兵种都有它特殊的颜色，这是表示在肩章上面的。在这个时候，所有战车团和战防营所用的颜色还是原有的红色；装甲搜索营的颜色先改成黄色，以后又改成褐色；装甲师中的步兵团和乘机车的步兵都佩绿色的肩章。轻型师中的骑兵团则仍保持骑兵的黄色；而摩托化步兵团则仍继续用步兵的白色标识。这些事都使步兵总监部和骑兵总监部之间发生过很激烈的争执。

我对于这种把我们的摩托化装甲兵力分割使用的办法表示十分遗憾，但是那时候，我却没有力量能够制止这些现象的发展。这些损失在以后也只是补救了一部分而已。

由于其他兵种在编制上所犯的各种错误，更使我们在摩托化方面所拥有的有限资源受到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举例来说，陆军总监弗洛姆将军（Gen.Fromm）就曾经命令把所有各步兵团中的第十四（战防）连都加以摩托化。当我向他说明这些连是要和步兵在一起作战的，最好还是保留用马牵引的时候，他却负气地回答我说：“步兵也希望有几辆汽车呵！”我又要求不要把第十四连加以摩托化，而改以将重炮兵营加以摩托化，但是这个建议却又被否决。所以重炮却始终还是用马拖，这个在以后的战争中，尤其是在苏联战场上，造成了许多不幸的后果。

发展其他各种有履带的车辆以供战车支援部队应用的理想，始终没有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顺利。在步兵、炮兵和其他师属单位的密切配合下，战车的野战效能将会明显增加。我们希望有一种轻型的装甲半履带车辆，以供步兵、战斗工兵和救护人员使用；有一种带装甲的自行火炮，以供炮兵和战防营使用；另外还需要数种各种型式的战车，以供搜索营和通信营使用。但是我们各师的装备却始终都没有达到充足的标准。尽管德国的工业界，凭着它那有限的设备，已经是尽量地提高产量，但是它的产品还是不够正在扩张中的摩托化国防军、党卫军和工业界本身的需要。虽然专家们曾经一再地提出警告，但是最高统帅对于某些在政治上有特权的人们所提出的要求，却从不加以限制。当我谈到1941年的军事情势的时候，会再度地提出这个问题来加以讨论。

在这个时候我正在维尔茨堡的师部里，和这些问题都只有间接的关系。我的工作就是要把我这个新成立的装甲师加以编组和训练，它里面的分子相当的复杂，具有各种不同的军事背景。1935年到1936年的冬天平安无事地度过了。我在维尔茨堡的人缘儿很不坏，而且这个地方的风景又很秀美，我准备在那里买一栋小房子，作久住的打算。

在1936年的春天，我们都被希特勒决定重新占领莱茵河地区的计划所骇倒了。因为这种占领只不过是一种军事上的姿态而已，所以并没有使用战车部队。虽然我的装甲师也接到了警戒的命令，并且把兵力集中在明辛根（Munsingen）军事训练地区中，但是战车部队却还是留在正常的后方位置，以免发生不必要的紧张现象。在几个星期之后，我们又都回复到平时的状态。

那年8月1日我升任了少将。

在那年秋季大演习中，惟一参加的装甲部队就只有一个第四战车团。把这样一个单独的战车团配合在步兵师的结构以内，当然使我们的战斗能力无从表现出来。

这一次演习时，许多来宾中间有一位是新自远东归来的泽克特上将（Col.Gen.von Seeckt），我找到了一个机会，将这种新型装甲部队的观念讲给他听，这是他以前完全不知道的。此外我也和新闻界应邀参观的代表们，谈论到这种新兵种的组织和作战的方法。

1937年又平安地度过了。我们正在忙于训练我们的装甲部队，以整师的兵力作各种的演习。在鲁兹将军的指导之下，我在1936年到1937年的冬天写了一本书，书名为《注意！装甲车！》（Achtung!Panzer!）。这本书对于装甲兵的发展历史和我们对于德国装甲兵建军的基本意见，都有所阐述。我希望这本书能够比正常的公文程序，使我们的计划获得更广泛的同情。此外，我为了驳斥一些反对者的意见，又常在专门的军事刊物中发表见解。在1937年10月15日出版的德国军官协会的会刊上面，我就曾经发表过一篇文章，由于其内容把我们的努力和当时各种不同的意见做了生动的描述，所以我认为可以在这里加以节录。

使用火力和运动的战车攻击

一个外行人每当他想到战车攻击的时候，就一定会联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康布雷和亚眠（Amiens）战役中的钢铁巨怪。他会想到许多层层叠叠的铁丝网在战车压力之下，像稻草一样被碾得粉碎；他会记得那些战车如何地突破了堑壕，碾碎了机关枪；他还会记得当那些战车在战场上犁过的时候，排气管中发出红色的火焰，形成一种恐怖的景象，这种“战车的恐怖”常被人认为就是我们在1918年8月8日溃败的原因之一。这种碾路的战术只不过是战车所能担任各种工作中的一种而已——而且还不是最重要的工作，但是因为上一次大战在许多评论家的心中所产生的印象实在是太深了，所以使他们仅获得极为皮相的认识，以为战车攻击就必定是把大量的战车集中在一起使用，勇猛直前的攻击，将敌人轧碎在它们的履带之下（这对于敌人的炮兵和战防炮的火力都构成一个良好的目标）。不管高级指挥部的企图是怎样，也不管地形是怎样，都应该这样的硬攻。战车的火力一向被低估，战车被当作是一个又聋又瞎的东西，容易因故障而被敌军捕获。同时大家也认为防御者在防御战车方面享有较大优势，所以大家认为使用战车的奇袭已经是不可能了。的确，战场上有许多不利于战车操作的因素，如有烟雾、树木、地形上的种种障碍物，而战防炮和普通的炮兵却可以不顾自己的死伤，而找到他们的目标；而且防御兵力的位置一定是正对着战车准备进攻的地区；他们可以利用强力望远镜透过烟幕和黑暗，而发现敌人，何况虽然他们也戴着钢盔，但是却还是能够听得清楚。

照这样看，战车的攻击似乎已经不再有前途。那么是否应该像某一个批评家所说的，战车应该被当作废铁卖掉，所谓战车时代就这们被简单跳过了吗？假使的确是如此，那么一切在战术上翻陈出新的顾虑都可以没有了，那么我们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坐候1914年到1919年间的阵地战的重演了。不过当你对于地面的情形还没弄清楚的时候，最好还是不要鲁莽地跳下去。除非我们的批评家能够发明一种更新和更好的陆上攻击战术，否则我们必须明确认知，只要运用适当，战车至今仍是一个最好的陆上攻击武器。不过为了使战车攻击的性质更易于明了，我们首先要介绍近代战车的特征。

装甲

凡是要准备进行激烈战斗的一切战车，其装甲的程度至少要有防御机关枪所射出的穿甲弹的能力。若是为了对付敌人的战防武器和战车，则这样的防护还嫌不够，所以那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胜的诸国，它们现在所订制的战车都是具有相当强度的装甲的。举例来说，为了要击穿法国“Char 2C”型战车的外壳，至少要用75mm口径的火炮。假使在第一波的攻击中，攻方的战车能够不为敌人的防御火力所击毁，那么这些战车就可以说是已经克服了它们最危险的敌人，并发挥了战车的威力。由于战防武器多被战车的火力所摧折，所以敌人的步兵和工兵就不会再有多大的抵抗力，甚至连轻型战车也可以很容易地把他们扫荡干净。不过，假设守方能够产生一种有效的战防武器，它的力量可以击穿所有攻方战车的装甲，而且又能够不失时机将这种武器配置在具有决定性的地点，那么战车攻击要想成功，就必须要付出很高的代价。若是敌人的防御力量不仅集中而且又有足够的纵深，那么这种攻击就可能会完全失败。“矛”与“盾”的争雄已经有了几千年的历史，装甲兵也和过去的要塞部队、海军和最近的空军一样，对于这个问题一定要有精密的计算。事实上，这种争雄的现象将会永远存在着，不过结果却可以时常改变，但若以此为理由而取消战车在陆战中的地位，那么实在是毫无道理。假使我们不用战车，那么难道步兵身上所穿着的军服会比钢甲的抵抗力更强么？

运动

曾经有人说过：“只有运动才能获得胜利。”我们同意这种说法，所以就想利用我们这个时代中的技术工具来证明这条真理。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使我军与敌军接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可以利用人与马的脚腿、铁路，而最近又有汽车和飞机。一旦与敌军接触之后，则运动能力一般即为敌军火力所限制。为了解除这种限制，所以就必须击毁敌人使之不能发生作用，或使之撤出原有的位置。这个目标可以用优势的火力来达到，在优势火力之下可以使敌人的抵抗崩溃。在静止位置的火力具有一定限度的有效射程。这就是步兵所能利用的掩护火力的极限，当步兵一到了这个极限之后，重武器和炮兵就必须要移转它们的阵地，以使步兵在继续前进时能继续获得火力的支援。此种作战方式需要大量的武器和弹药，因此要准备这样的攻击就一定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由于不易掩敌人的耳目，所以奇袭的效果（制胜的重要因素）就很难于达到。即令在最初发动攻击时，敌人尚不知晓，但是一经发动之后敌人就必然会将预备兵力集中起来，以图阻止攻方的突入。因为现在的预备兵力可以摩托化，所以要建立一条新的防线，其工作比之以前就要容易得多了。因此，在今天以步炮协同为基础的攻击要想成功的话，其机会要比上一次大战更小了。

所以要想成功的话就必须这样：不顾敌军火力的阻挠，尽可能迅速移动，并一直向前运动，使敌人无法建立一条新的防线，最后把攻势深深地带到敌人防线的后方去。主张战车战术的人，认为在有利的环境之下，战车是可以达到这种理想的，而持怀疑论的人则认为“奇袭”已经不再可能，而使战车攻击成功的条件也不会再存在。那么是不是战车真的不能够向敌人实行奇袭呢？不管兵器和技术的新旧，假使能够收到奇袭之效，那么在战争中又会有怎样的结果呢？1916年，库尔将军（Gen.von Kuhl）曾经向德军最高统帅部建议，要想突破敌阵，则在发动攻势的时候就一定首先要注意到奇袭的因素，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新的兵器和技术能供他来达到这种理想。虽然如此，但是由于奇袭成功，1918年的3月攻势还是获得了很大的效果。假使除了普通的“用奇”以外，再加上新的兵器，则奇袭的效果更会大量增加，不过新兵器却并不是一个必要的先决条件。我们相信战车可以比从前的一切方法，更具有较大的运动能力，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一经突破之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向前进展，不至于停滞下来。我们相信只要条件许可，这种运动就一定可以继续下去，这些条件也就是战车攻击成功的条件，例如地形适当便于集中兵力、敌人防线上有漏洞、敌人的战车兵力居于劣势的地位等等。有人指责我们不能在任何的条件之下，都可以获得胜利，有人认为战车没有力量冲破要塞。但是我们却要指出其他的兵种，在许多方面具有的攻击力量比我们还要少，毕竟任何兵种都不会是“万能”的。

有人曾经说过，任何武器只有在它新出现和不害怕守方对抗工具的时候，它才会发挥出来它的最高效力。所以炮兵是可悲的了！它已经有了好几百年的历史。空军也是可悲的了！防空武器的效力日益增强。我们相信任何武器的效力都是一个相对的因素，要看对抗它的兵器效力的大小来决定。假使战车对优势之敌作战——敌人具有更多的战车或是更优越的战防武器——则它可能一样会被击败，会减低它的效力。假使情况正相反，则它可能又会获得惊人的成功。任何兵器的效力不仅是要看对方的力量大小来决定，而且还要看你自己本身是不是愿意把最新技术的发展立即作最大限度的利用，使你在这一个时代中总是居于最优越的地位。从这个观念来看，战车就不会自认它已经被其他的武器所压倒了。曾经有这种说法：“守方炮兵的炮弹，其速度要比攻方战车中所射出的为快。”一直到现在都没有人去研究这个事实的究竟。可是远在1917年到1918年之间，就已经可以把几百辆战车马上集中在步兵战线的后方，在敌军火力之下一直突入敌阵，为十几个步兵师或骑兵师开路。在达成这种任务时，甚至完全不用炮兵的掩护射击，那就是说敌人的炮兵在事先是一点损失都没有的。仅仅是在最不利的情况之下，敌人的炮火才能够对于正在运动中的战车加以重创；而且只要战车突破敌阵之后，敌人的炮兵不久就完全销声匿迹，甚至于对后续的步兵都不会有杀伤力。在上一次大战中，炮兵曾经使用一种准备射击的战术，将所有的炮火都完全事先集中瞄准在假想的危险地区，但是结果也还是失败了。防御的炮火可以使尘土飞扬，烟雾纷起，使战车中的乘员的视界受到相当的限制，但是这种限制是可以忍受的，甚至在平时训练中我们已学会了如何克服这些困难。事实上现在战车在黑夜和大雾中都可以靠罗盘来定方向，照样的前进。

所以在以战车攻击为基础的攻势中，胜利的主角就是战车本身，而并不是步兵。战车攻击失败了，则全部攻势也失败了；若是战车攻击成功，则胜利就已经成为定局。

火力

装甲和运动不过是战车武器的两个战斗特征而已，而第三个最重要的特征却是火力。

战车上的火炮在战车静止和运动时，都可以开炮射击。在两种情形之下都是使用直接瞄准的方法。当战车静止的时候，射程可以很迅速地加以调整，所以只要消耗极少量的弹药就可以把目标击毁；当战车在运动的时候，因为观测上的困难，所以就很难认清目标，不过战车却也有一个长处，就是它的炮位离地面相当的高，在地面上有草木的掩护时，对攻击特别有效。这种高车身，虽引起人家的批评，认为容易成为敌军火力的良好目标，但是对于战车炮手的利益却也是不容忽视的。在运动中要是有射击的必要，则短射程的精确度还是很好的，但是射程一长，速度较高或是战车在不平的地面上行走的时候，精确度就会大幅减低。

在任何情况之下，战车具有一种独一无二的特质，那就是在它向敌阵推进时能带着本身的火力一同运动。我们当然也承认在静止位置的炮火具有更高的精确度，但是只有运动才可以获得胜利！现在战车的攻击是否还是采取过去的碾路战术，对着一个配备着强大步兵、炮兵和战防武器的纵深敌阵，一头直撞过去呢？绝对不是这样的。作这样想法的人，所认识的就只是一种号称“步兵战车”的武器，这种武器在时间和空间上都完全是以配合步兵为主要的着眼点，这种观念我们实在保持得太久了。我们不能够也不愿意用几个星期甚至于几个月的时间，专门从事于搜索的工作，我们也不愿意消耗过多的弹药。我们所想要做到的，就是利用极短的时间，尽量地深入敌后，以控制敌人的整个防线。我们十分明了战车的火力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们不能作“有计划的炮兵准备射击”和“集中火力的轰击”；我们的企图恰好相反，希望用一颗单独准确的炮弹，在一击之下就把目标击毁。因为我们并没有忘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教训，即使用最强大的炮兵向敌人轰击达一个星期之久，却依然无法使步兵获得必胜的保证。我们的敌人曾经教会了我们，叫我们了解到，一个成功而迅速的战车攻击，在一个够宽的正面上，从各方面纵深地突入敌人的防御体系之内，其所能获得的胜利要远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采取的有限进攻法为大。我们的炮弹一定要对着特定的目标才开始发射，不能像从前那种无的放矢的办法，用弹幕来掩护步兵的爬行。当我们的攻击具有足够的集中、宽度和纵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所有暴露出来的敌方目标，都完全加以击毁。于是我们就能在敌人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足以让我们的预备兵力迅速地钻进去，这是在1918年所不能够办到的。我们所需要的预备兵力也一定要采取装甲师的编制，因为我们不相信其他的部队会具有足够的战斗力、速度和机动力，足以充分发挥出这种攻击和突破的威力。所以，我们并不把战车当作一种辅助性的兵器看待，不再认为它只是帮助步兵进攻的工具。因为假使还是如此，那么我们就又要回到1916年的情况，而未来的战争在一开始就会形成阵地战，绝无速战速决的可能性了。不管未来敌人的武器是如何的优越，各种口径的火炮在射程和精确度上是如何的进步，炮兵运用在技术上是如何的发展，也都不足以动摇我们的信心。相反的，我们却仍然认定了战车是现代攻击战中的最好武器，我们绝不改变我们的信心，除非技术专家能够把一个更好的武器拿给我们看。虽然有这样一句古老的格言：“只有火力才能够为运动开路”，但是我们却还是反对那种耗费时间的炮兵准备射击，因为它将奇袭的效果完全都丧失掉了。相反的，我们相信，结合引擎和钢板的力量，在诸如适当的地形、奇袭和集中运用的重要条件配合下，可以不需要任何的准备射击，就能把火力带入敌阵。

把大量的战车集中在一起使用，也是引起批评的一点。他们说：把所有的战车都集中在一起，形成一个攻击的力量，这种观念是不是正确的呢？如果把战车分配给步兵使用，是否也是值得加以考虑的呢？假使说在今天步兵没有战车就不能够实行攻击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得出一种结论说：凡是有攻击能力的武器，凡是能帮助其他兵种前进的武器，自然就应该算是一种主要的武器。至于说战车是否应该配属给步兵的问题，我们可以用下列的假想战例来作一个澄清的说明：

红蓝两军正在对战之中。双方都有100个步兵师和100个战车营。红军方面把所有的战车都配给各步兵师，而蓝军则将其集中编成装甲师，由最高统帅部加以直接的控制。假使战线的长度是300英里，其中100英里是战车所不可能通过的，100英里是战车很难运用的，另外100英里则是适合于战车活动的地形。那么在实战的时候就会有下列的现象发生：红军因为把战车分配给各师使用，所以有一部分战车被配置在战车所不能活动的地区，结果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另外一部分战车虽然可以活动，但是受地形的限制太大，也使它们成功的希望变得非常的微弱。结果在战车最便于活动的地区，红军所能使用的战车却不过只是它的全部兵力的一小部分而已。反过来看，蓝军的情形则完全不一样，它可以把全部的装甲兵力都集中在一起，用在最有利的地区，以求产生决定性的作用。它在这个地区的战车数量至少可以为敌人的一倍，而在其他取守势的地区，也只会受到敌方的小规模的战车攻击。假使说一个步兵师具有50门战防炮，那么它对付50辆战车的攻击，就要比对付200辆战车容易得多了。所以我们的结论是把战车分配给各步兵师的观念，只不过是重新回到1916年到1917年的最初英国战术的旧路，事实上这完全是失败的，一直等到康布雷之后，英国战车使用大量集中的战术，才算是获得了成功。

利用战车的装甲，迅速地攻入敌阵，把我们摩托化的大炮直接地打中在目标上面，我们相信这种办法一定可以获得胜利。有人说：“摩托车辆并不能算是一种新武器，它只是一种运输旧武器的新方法而已。”当然内燃机是并不能够发射炮弹的，假使我们说战车是一种新武器的话，那么实际上的意义就是说它是一种新的兵种，正好像海军中的潜水艇，也被称为新武器是一样的。我们相信我们是一种新武器，将来的成功可以在战史上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痕迹。假使我们的攻击一定要成功，那么所有其他的兵器在空间和时间上就一定要完全和我们相配合。因此为了使我们的武器能够充分地发挥效果，我们要求一切必要的支援部队都一定要具有和我们同样的机动性，甚至在平时，这些兵种都应该由我们直接指挥。为了得到最大的决战机会，所需要的不是集中的步兵，而是集中的战车。

1937年的秋天又有一次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在快要结束的时候，希特勒和一些外国的贵宾们都来亲临参观了，这些贵宾中有英国的元帅地弗内尔爵士（Sir Cyril Deverell），意大利的元帅巴多格里奥（Badoglio）和墨索里尼本人。参加演习的装甲部队有费斯曼将军所指挥的第三装甲师和第一装甲旅，至于我本人则在统监部担任装甲演习的裁判工作。

这些演习的正面结果都足以证明装甲师是可以被当作一个单位使用的。补给和修理设备似乎还不够充足，这方面需要迅速地加以改善。我对于这些现象都曾经向装甲兵团司令部提出建议，但不幸未立即获得上级的采纳，所以在1938年的春季演习中，这些缺点又再度被公开暴露出来。

在演习的最后一天，为了展现实力给外国的贵宾们看，所以就又举行了一次总攻击的演习，所有的战车都集中在一起由我负责指挥。虽然所使用的不过只是训练用的小型战车Panzer Ⅰ型，但是其景象却已经够动人了。

在演习完毕之后，就在柏林举行了一次游行，接着就由弗里奇上将招待外国贵宾午餐，我也被邀请出席。我曾经获得了一个机会和许多外国贵宾们谈了一些话。巴多格里奥谈到他在埃塞俄比亚（Abyssinian）的作战经验。那位英国元帅问我对于摩托化的意见。至于英国的青年军官们则对于在未来的战场上，是否也可以像这次演习中一样地把许多的战车集中在一起使用的问题，特别感到兴趣。他们似乎不太相信此种战术的可行性，他们比较倾向于把战车当作步兵支援武器的理论。无论如何，这些谈话都是在非常融洽的气氛中进行的。

谢选骏指出：把战车集中使用、组成装甲师——古德里安的这一倡议如果没有希特勒的支持是无法落实的。正是两者之间的合作创造了历史，闪电战的成功掩盖了德军缺乏大战略导致的许多问题。后来，随着各国学会了闪电战的招数，德军的优势也就不复存在了。拿破仑战争也有类似的现象，拿破仑可谓“希特勒+古德里安”，他的杀手锏是炮兵——但是最后也被对手学会而遭到了反杀。由此可见，新战术的突破只能得利于一时；唯有把握住战略优势，才可以持久。

【第三章 希特勒一帆风顺】

1938年，勃洛姆堡—弗里奇危机

展开这个不平凡的1938年序幕，第一件大事就是我意外的升了中将。在2月2日的夜间我获得了这个消息，同时就接到命令，叫我出席定在2月4日在柏林召开的会议，这个会议由希特勒亲自主持。当我在2月4日的清早，在柏林街上走过的时候，有一个熟人从电车里面向我打招呼，并且恭喜我已经升任了陆军第十六军的军长。这对于我才是一个完全的奇袭，我赶紧去买了一份早报，打开一看就更使我惊异非常，有大批高级将领都被免职，其中包括国防部长勃洛姆堡、陆军总司令弗里奇和我的好朋友鲁兹将军。这个事件的原因至少有一部分在总理官邸中的会议上可以听到一点端倪。三军的高级将领都集合在一间大厅里面，成半圆形的坐着。希特勒走进来向我们报告说，他已经把国防部长勃洛姆堡元帅免职，原因是由于他那个不名誉的婚姻。同时他也必须要将陆军总司令弗里奇上将免职，因为弗氏已经触犯了某种罪行。关于其他的被免职人员，希特勒并没有一一加以解释。当时我们大家都呆住了，因为我们都深知我们的老长官在人格上是毫无弱点的，这种严重的打击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感到创痛颇深。这似乎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实，但是身为德国首揆的人照理是不应该信口开河的。希特勒把他的话说完之后，就离开了大厅，而我们也就接着解散了。当时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开口说话，因为我们实在无法判断事件的真相，所以当然有无从说起之感。

勃洛姆堡的事件比较清楚，他的留任当然是不在考虑之列。至于弗里奇上将的事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这是一个必须成立军事法庭来侦讯的事件。军事法庭组成之后，由戈林充任庭长，尽管如此，判决还是认为弗里奇完全无罪，这种诬赖的指控完全是无事实根据的。在定案后又过了好几个月，我们又被召集，听取最高军事法庭庭长海兹将军（Gen.Heitz），宣读这个案件的判词。在那冗长的判决书之前，希特勒发布了一个简短的声明，为这次事件向我们表示歉意，并且表示今后将不会再犯这种过错。我们就要求把弗里奇上将完全复职。可是继任的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上将却只是做到了让弗里奇恢复现役，被命令担任第十二炮兵团的荣誉团长，却再没有给他一个实缺。这对于他所受到的损失真是不能补偿于万一。那个制造伪证进行诬告的人，希特勒固然已经命令把他交付军法审判，但是在幕后策动这次卑鄙行为的人却还是安然无恙。那个诬告者被判了死刑，也不过是一个烟幕弹而已。8月11日在葛洛斯邦（Gross Born）地区举行的军事训练中，弗里奇上将担任第十二炮兵团的指挥官，13日，希特勒在该地视察演习，但两人始终不曾见面。

在等待证实清白的几个月间，弗里奇上将始终有尊严地保持沉默，获得大众一致的尊敬。姑且不论这种面对政敌的态度是否正确，但在真相大白后，使一般人对他的人格更为尊崇。

1938年2月4日，希特勒自称陆海空军总司令。由于国防部长一席一直虚悬着，常务次长（或译部长办公厅主任）凯特尔将军（Gen.Wilhelm Keitel），就一直代理部务，不过凯特尔却并无指挥权。他自称为国防军最高统帅部的军务总监（Chef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简称为OKW与OKH大有区别。OKW为三军统帅部，OKH为陆军统帅部。——译者注）。第四军区的司令官已经换成了赖兴瑙将军，他控制着三个摩托化军，他倒是一个思想进步、智力优秀的军人，不久之后我们之间就相处得非常的友好。

1938年2月4日是陆军高级指挥体系的第二个“黑日”，第一个“黑日”是1934年6月30日。德国的“将官团”在这两次事件中都没有所表示，这是常为人所责备的。不过这种责备也只有用在少数最高级人员身上才可以说是恰当，因为多数的将领都是如堕五里雾中。即以弗里奇事件而言，整个事件开始之初，一般将官根本无从了解，必须要等军事法庭判决之后，真相大白，才能采取进一步的行动。我们大家虽然曾经要求，甚至于催促新任的陆军总司令采取行动，但是他却并没有决心那样去做。同时，在这个事件发展的过程中，外交方面也正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那就是“德奥合并”事变。所以陆军方面采取行动的好机会就这样错过了。不过弗里奇事件却的确可以证明德国元首与陆军将领之间严重缺乏共信。虽然我官卑职小不够资格晓得内幕的秘密，但是我却已经有了这种感觉。

从我那可敬的老上司手里，我接受了我的新职。第十六军的参谋长还是鲍卢斯上校，他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是一个聪明努力的标准好参谋长，他的纯洁和忠诚是毫无可疑的。以后在斯大林格勒之战中，这位不幸的第六军团的司令被俘之后，曾经有许多人批评攻击他。照我个人的看法，除非鲍卢斯本人能够有机会将他不幸的遭遇公布出来，否则我对于这一切的流言都一律不接受。

这个时候，我手下的三个装甲师也都换了新的师长：

第一师师长：施密特将军（Gen.Rudoff Schmidt）。

第二师师长：法伊尔将军（Gen.Veiel）。

第三师师长：希魏本堡将军（Gen.Geyr von Schweppenburg）。

德国吞并奥地利

在3月10日16点钟的时候，陆军参谋总长贝克将军突然召见我。从他的口中我知晓了一个高度机密的计划，就是希特勒决定兼并奥地利，所以有一部分部队都会接到进军奥地利的命令。他对我说：“你还是暂时亲自率领着你的老第二师。”我就指出来，这种办法会使现任师长法伊尔将军很难堪，而且法伊尔本人也是一个十分优秀的将官。贝克回答道：“那都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上级的命令要你指挥摩托化部队执行任务的。”于是我就建议可以动员第十六军的军部，那么除了原有的第二装甲师以外，还可以再临时编入其他的部队。贝克同意了我这一建议，并且决定将另外一个也指定担任占领任务的党卫军装甲师交给我指挥。最后他还和我说：“假使要想吞并奥地利的话，这也许就是最好的时机。”

我回到军部之后，马上就下达准备行动的命令，并且考虑如何来完成这个任务。大约在20点钟的时候，贝克又再度召见我，他命令我在21点到22点之间，要通知第二装甲师和“希特勒近卫师”在帕绍（Passau）附近集中。现在我才知道所有准备进军奥地利的部队都由博克上将（Col.Gen.von Bock）率领，在我军南面的步兵师将渡过莱茵河，其他各单位则直趋蒂罗尔（Tyrol）。

在23点到24点之间，我一方面用电话通知第二装甲师的师长，另一方面我也亲自和“近卫师”的师长迪特里希（Sepp Dietrich）接头。各单位都立即向目的地帕绍开动。近卫师对于奉行这个命令并不太感困难，可是第二师却不那样简单，因为它的师长率领着一部分幕僚正在演习旅行之中。首先要把他们接回师部，虽然如此复杂，命令还是很快地付之执行，部队也就立即开始行动。

从第二师驻地维尔茨堡到帕绍平均距离是250英里，由帕绍到维也纳又是170英里。从柏林到维也纳则为598英里。

迪特里希离开我的办公室以前，曾说他要立刻去见希特勒，向他请示。我几乎已经料准，这一次兼并的行为是不必经过任何战斗就可以完成的。我觉得两国的人民都一定会感到欢欣鼓舞，所以我就想到为了表示我们友好的感情起见，所有的战车上面都应该悬旗结彩。我就请迪特里希代向希特勒请示，希望他能够批准我这样的做法，半个钟点之后，迪特里希报告我说已经获得批准了。

在3月11日大约20点钟的时候，第十六军军部人员到达了帕绍。在那里我们接到命令，定于12日上午8时开入奥地利。到了深夜的时候，法伊尔将军才率领第二师到达了帕绍。他不仅没有奥地利的地图，而且所拥有的燃料也不够再前进的需要。关于地图方面，我找到了一本普通旅客所用的旅行指南，交给他去应急。燃料问题就比较难于解决。固然帕绍地方有一个陆军燃料仓库，但是它却是指定给防守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的部队使用的，并且曾经有命令说除非下了动员令，否则绝对不许动用。那个负责的主管不仅事先不晓得我们的行动，而且在深夜之中也找不到人。仓库的管理员忠于他们的职守，当然拒绝把油交给我们使用，最后我只好用威胁的手段才算是勉强地达到了目的。

因为我们也没有机动的供应纵队，所以也必须临时想办法。帕绍的市长帮助我们征调了一些卡车，我们就利用它们匆匆忙忙组成了一支油料运输队。此外，我们前进的时候，也要求奥地利的一切加油站都开放供我们使用。

尽管法伊尔师长用尽了一切的努力，他的部队还是没有赶得上能够在整8点钟的时候越过边界。一直等到9点钟的时候，第二装甲师的第一个单位才爬过了高起的边界障碍物，受到了奥地利那一面人民的欢迎。师的前卫部队是由第五、第七两个装甲搜索营和第二机车步兵营所组成。这个前卫部队很快就通过了林茨（Linz），向圣珀尔滕（St.Polten）进发。

我本人和第二师的主力一同前进，而近卫师从柏林出发，现在也赶上了，就做了我们的后卫。战车上悬旗结彩的办法似乎十分成功，奥地利人民都把我们当作朋友看待，到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老兵都把从前的勋章挂在胸前，当我们驾车经过的时候，都向我们举手敬礼。只要战车一停下来，马上就被鲜花所盖满，同时有许多人都拿出食物来硬要送给那些士兵，他们与士兵握手，与士兵接吻，有许多都流出了欢乐的眼泪。一路都没有发生任何的意外，本来是一家人，由于政治上不幸的错误使他们分离了这么久，现在终于团圆了。

我们沿着一条路线前进，在12点钟以前，我就到了林茨，我马上就去拜会当地的首长向他致敬，并且匆匆地吃了一顿午餐。正当我离开这个城市准备继续向圣珀尔滕前进的时候，我遇见了党卫军的总司令希姆莱盖世太保的头子。 （Himmler）和另外两个奥地利的阁员。他们告诉我元首大约在15点就要到达林茨，所以就要求我负责当地的警戒。于是我就命令我的前卫暂留圣珀尔滕待命，另外命令第二师开始部署警戒的工作。奥地利陆军的驻防部队也要求参加这个工作，我马上就允许了他们的要求。不久街道上就挤满了6万多民众。这些群众都非常的热心而紧张，他们一再对着德国军人高声的欢呼着。

差不多到了暮色苍黄的时候，希特勒才进入了林茨市。我就在市界以外迎候着他，亲眼看到他以凯旋的姿态进入这个城市的全部经过。我也听到他在市会堂的阳台上所发表的讲演。在这几个钟点之内，我所看到的热烈景象，似乎是我一生之内所仅见的。希特勒在讲演完毕之后，就到医院中去慰问前几天在暴动中负伤的人，然后才回到旅邸休息，我就在那里向他报告，准备立即向维也纳前进。从他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出来他对于这种民众所表示出来的热情，也是深为感动。

我大约在21点钟离开林茨，到了半夜就抵达圣珀尔滕。我命令我的前卫部队立即前进，并亲自在这个纵队的前头领导，在大雪迷茫的黑夜里，奔向维也纳。在3月13日的夜间1点钟的时候，我们就到达了维也纳。

进入维也纳的时候，维也纳所举行的庆祝合并的火炬大游行才刚刚结束，街上还挤满了快乐而兴奋的人民。所以当第一个德国兵被他们发现的时候，那个热烈欢迎的情形真是难于想象的。这个前卫部队从维也纳歌剧院前走过，前面由奥地利的军乐队引导着，接受了奥地利维也纳驻军司令司徒福尔（Gen.Stumpfl）将军的检阅。在部队通过了之后，四处又发出了一片欢呼的声音。我被人抬起送到了休息的地方，我大衣上面的扣子马上给人扯光了，当作他们的纪念品。我们全体都受到极友好的招待。

在稍事休息之后，第二天清早我就去拜访奥地利陆军中的高级将领，结果在各处都受到极有礼貌的接待。

3月14日这一天都完全忙于为定于15日举行的大阅兵仪式进行准备工作。我负责主持，这是我第一次和那些新的伙伴们合作，使我十分的愉快。不久我们就拟好了一切计划，从这次阅兵仪式中就可以看出来德奥合并是如何顺利。在阅兵仪式中，由奥地利部队领头，接着就是德奥两方面的部队间隔着走过，群众的热烈情绪简直是无以复加。

接下来的一天晚上，我请了一些奥地利将军们吃饭，希望从个人的接触中更增进我们的联系。以后我又出发到各地去视察奥地利陆军中的机械化单位，并且研究如何把它们合并到我们的部队里面来。我对于奥地利的机械化部队印象颇佳，他们的士气和纪律都很良好，若是把他们和德国的陆军合并在一起，则双方都可以互蒙其利。

我们希望德国人能够了解奥地利，也更希望奥地利人能够了解德国，这样才可以加强统一的情感。所以有一部分旧奥地利陆军中的军人，被送到德国各地去作短期的访问旅行。其中有一部分也到了维尔茨堡，那是我过去的驻地，我的太太在那里安排了如何招待他们。

不久以后，我亲爱的太太也到维也纳来了，所以我们就可以在3月25日这一天一起庆祝她的生日。

德国装甲部队在这一次占领奥地利的行动中学得了不少的重要教训。

一般说来，进军的情形算是相当顺利。普通的车辆抛锚的很少，但是战车方面却比较多。准确的数字我已经记不清楚，不过至少它们还没有超过30%。到了3月15日阅兵的那一天，所有的战车也都修理好了。由于它们所走的距离那样远，而行军的速度又是那样快，所以这个故障的数字实在并不算太高。可是对于那些并不了解战车性能的人，连同博克上将在内，就不免要大惊小怪。所以在大阅兵之后，这个年轻的装甲兵种就从某些方面受到了不少的严厉指摘。他们认为现在已经可以证明战车不适宜作为执行长期持久进攻之用。事实上这完全是无稽之谈。要正确地评估装甲部队在这一次“维也纳进军”中的成就，那么首先就要明了下列各点：

（1）装甲部队对于这一次的行动可以说是毫无准备。在这一次进军开始的时候，他们还只刚刚开始“连”级教练。至于幕僚人员在理论上的训练也都还没有完成。谁都没有想到会突然来了这样一个“师”级的冬季大演习。

（2）较高级的指挥部也同样是毫无准备。这一次的行动完全是希特勒一个人所发动的。对于装甲兵而言可以说是一个临时性的考试，事实上装甲师是在1935年秋天才正式成立，所以一切都感到十分的困难。

（3）这一次临时发动的“维也纳进军”对于第二装甲师而言一共行进了大约420英里里程。对于近卫师而言则大约为600英里，而时间则不过48小时左右。可是大体说来，一切任务都要算是圆满完成。

（4）装甲兵自己所感到的最大弱点就是保养设备不够充足，尤其是在战车方面。这个弱点在1937年秋季演习中就已经很明显地表现了出来，不过要求改良的建议到了1938年3月间却还没有完全付诸实行，这个错误以后永远不可再有。

（5）燃料的供应可以看出来是一个基本问题。这一次的弱点应该立即加以改善。因为这一次根本上没有使用弹药，所以弹药方面的补充无法加以考察，不过也同样值得我们注意。

（6）无论如何，这次任务已验证了装甲师在运用上的可行性，并证明我们原先对它所抱的理想并没有错误。

（7）这一次进军告诉我们沿着一条路线移动一个以上的摩托化师，并无什么困难，我们关于摩托化军的组织和战略运用的看法似乎都是对的。

（8）这一次经验使我们对于战车部队的运用和补给方面，学得了一些新的东西，但是对于我们有关战车战术的基本理论，却并没有什么新的收获。从现在到将来，都可以证明德国装甲兵所走的路线是一条正确的路线。

丘吉尔在他那本既珍贵又极具意义的回忆录中，对于德奥合并的经过，曾经有过一个完全不同的描写，值得在此加以引述。

凯旋地进入维也纳一向就是这个奥地利籍的“小班长”的梦想。在3月12日星期六的夜晚，奥地利首都里的纳粹党人已经计划好了要举行一个火炬大游行来欢迎这位大英雄。但是入侵的德军却没有一个士兵到达，只有三个坐火车来的设营人员先行到达，于是这三个人就被他们举起在街上游行了。……这个事件的内幕原因很迟才泄露出来，原来德国的“战争机器”越过国界之后，就慢慢开不动了，到林茨附近更完全停顿了下来。尽管天气良好，道路也很平滑，但是多数的战车却都抛了锚。而摩托化的重炮更显出了它的弱点，从林茨到维也纳的公路上完全给重型车辆挤得水泄不通。第四军团的司令，希特勒的宠臣，赖兴瑙将军对于这一次暴露德国陆军弱点的事件，应该完全负责。

希特勒本人的座车从林茨经过时，看到这个交通阻塞的情形，就不免大光其火。之后轻型战车在混乱之中勉强前进，到了星期天的上午才到达了维也纳，而重型战车和摩托化的重炮则都改用火车装运，一直等到阅兵大典将要开始的时候才刚刚赶上。希特勒在兴奋过度的群众拥护之中，进入维也纳，这是举世皆知的镜头。可是在这个神秘的光荣的背面，却有这样一个不平凡的内幕。事实上，“元首”对于他的军队这样的丢脸，是大为震怒，他痛骂他的将军们，可是他们却也反唇相讥。他们指出希特勒没有听信弗里奇的忠告，因为弗氏早就曾经提出警告说，德国的力量还不足以冒险一战。不过外表上却还是粉饰得很好，一切的仪式和典礼都还是照样进行……

很明显丘吉尔不免有一点道听而途说之。据我所知在3月12日那一天从巴伐利亚（Bavaria）到维也纳之间根本上就没有火车行驶，所以那三个设营人员除非是天上飞去的。德国的“战争机器”在林茨附近暂时停顿的原因，就是因为等待希特勒的缘故，这是我的命令，并无其他的内幕。否则当天下午就可以到达维也纳。那天的天气不好，在下午就开始下雨，而在夜里更有强烈的大风雪。从林茨到维也纳只有一条公路，而且正在翻修之中，所以路面的情形也是十分的恶劣，不过大多数的战车还是平安地到达了维也纳。至于说到有关重炮兵的弱点，那根本上就不可能存在，因为我们在当时并没有任何的重炮兵单位，同时道路也从未被阻塞。赖兴瑙将军接任第四军团司令的职务是在2月4日，他一共只到任五个星期，所以对于他所属部队的装备问题，事实上很难说要他负责的。至于他的前任勃劳希契上将任职的时间也很短促，因此也很难说他应该负有什么责任。

如我上文所记载的，我在林茨曾经遇见希特勒，他似乎一点都没有光火的模样。我见过他许多次，这一次也许是他最为感动的一次。当他在阳台上向那些情绪热烈的群众讲演的时候，我就站在他的旁边，可以对他观察得很清楚，他的眼泪流在他的双颊上面，看起来并不是在“演戏”。

那个时候我们也就只有轻型战车，重型战车也和重炮一样，完全不存在，所以当然更不需要用火车去载运它。

没有哪一位将军挨了痛骂，至少我是不知道。同样的，将军们也没有和希特勒吵过嘴。以我个人而言，在这次进军的过程中，无论是在林茨还是在维也纳，希特勒对于我都是优礼有加的。惟一曾经对我找过麻烦的人就是占领军总司令博克上将，原因是因为我命令在战车上面悬旗结彩，他认为这不合规定。不过当我向他解释说，希特勒已经批准了这样的做法，他马上也就不再追究。

那个被认为开不动的战争机器，经过部分改良之后，在1940年的春天即展现它的威力，把西方国家的落伍陆军打得落花流水。很明显的，丘吉尔的意思是想证明，假使1938年英法两国的政治家要是敢于一战的话，那么也许胜利就很有希望。可是英法的军事领袖们却比较理智化，抱着怀疑的看法。他们知道自己陆军的弱点，但是却不知道怎样去增强自己的实力。德国的将领们也同样爱好和平，不过他们却并不是因为本身有弱点，或是害怕什么新发明；他们只是相信他们的国家用和平的手段也一样可以达到国策上的目标。

第二装甲师就留驻在维也纳地区，从那年的秋天起，就开始接管奥地利籍的补充兵，党卫军近卫师和第十六军的军部在4月间就返回柏林。现在维尔茨堡地区空起来了，所以在1938年秋季，就又成立了第四装甲师，由赖因哈特将军（Gen.Reinhardt）担任师长，此外第五装甲师和第四轻型师也都先后成立。

在1938年的夏季中，我担任承平时期一个军长所负责的工作，主要的就是轮流视察我的部队。这样就可以使我对于所辖的官兵都有深切的认识，并且建立在战场上的互信，这种互信是我最感到骄傲的。

8月间，我才迁入了在柏林的官舍。在这同一个月当中，匈牙利的摄政霍尔蒂海军上将（Adm.Hortiny），偕同他的夫人和首相，到柏林来访问。希特勒招待这位贵宾的各类仪式我都参加了。在宴会之后，希特勒在我的桌子旁边坐了一会儿，和我谈论到战车的问题。

希特勒对于这次霍尔蒂访德的政治结果很表示失望。毫无疑问的，他是想引诱霍尔蒂签订一个军事条约，但是却没有成功。不幸得很，希特勒这一次却喜怒现于辞色。在他致词的时候和宴会以后的态度上，都可以看得出来。

9月10日到13日，我和我的太太一同到纽伦堡（Nuremberg）去参加纳粹党的大会。在这个月里德捷间的紧张关系已经达到了顶点，气氛沉重而具有威胁性。在希特勒的大会闭幕词中更可以看出这种趋势，前途危险的凶兆已经很明显。

大会闭幕后，我就直接到格雷芬（Grafenwohr）训练基地去视察，第一装甲师和党卫军近卫师都在那里受训。以后几个星期中，我都忙于训练和校阅的工作，到了月底我们就开始准备进军苏台德地区（Sudetenland）的计划。因为捷克人可能拒绝让步，所以战祸就迫在眉睫，情况是一天比一天严重。

可是，慕尼黑会议却开辟了一条和平解决的途径。于是德国人又可以兵不血刃地兼并了苏台德地区。

在这种政治情况之下，我个人也有一点小小的牺牲，10月1日是我和我太太的银婚纪念日。我一个人在训练基地，而我太太也一个人留在柏林，因为我的两个儿子也都在他们各自的部队中，不能请假回家。但是总算是万幸，我们收到了一件最好的礼物——那就是“和平”。

德国吞并苏台德地区

在向苏台德地区的进军当中，第十六军所指挥的部队有第一装甲师，和第十三与第二十两个摩托化步兵师。占领的工作分为三个阶段进行：10月3日第十三步兵师由奥托将军（Gen.Otto）指挥，占领了埃格尔（Eger）、阿希（Asch）、法朗曾斯巴德（Franzensbad）等地；10月4日，第一装甲师进入卡尔斯巴德（Carlsbad）；到了10月5日，三个师都抵达了分界线。

在占领期的头两天当中，希特勒都一直停留在我的军中，在30日到1日，1日到2日这两天的黑夜里，第一装甲师和第十三步兵师都在迅速地向边境推进，以期能够一举完成不流血占领的任务。从行军的观点上来看，这次的表现的确很不错。

10月3日，我在距离阿希不远的国界上遇见了希特勒，并且能够有机会向他报告我所指挥各师的进展。因为我和希特勒两个人都需要吃东西，于是我就找到了一个野战中的炊事班，而那里所有的就是一般士兵所吃的口粮，当希特勒发现了这种口粮里面含有猪肉，他就只吃了几个苹果就算了，同时他也要求我在第二天为他准备没有肉的伙食。我们进入埃格尔的时候，人民都穿着很美丽的代表当地民族风味的衣服，非常热烈地向希特勒表示欢迎。

10月4日，我又在第一装甲师师部中和希特勒一同用餐。我坐在他的正对面，当我们吃饭的时候，一边就随便闲谈，大家对于没有发生战祸都感到非常满意。当希特勒的座车从街上经过的时候，沿途都可以看到我们的部队。他向他们打招呼，并且对他们精壮军容的印象极佳。一切的景象都充满了欢乐，也和向奥地利进军的时候一样，战车上堆满了鲜花和绿叶。我驱车向卡尔斯巴德进发，在那里有一个仪仗队正在戏院前等候着我们光临，这个仪仗队由三连人组成，第一战车团、第一步兵团和党卫军各占一连。在战车连的右翼方面，指挥官的旁边，站着的是我的长子，他现在正担任第一战车团中第一营的营副。

刚刚把警戒工作布置好，希特勒就到了。他检阅了仪仗队之后就步入戏院，在那里接受民众的欢迎。当时大街上正下着大雨，可是戏院里面却正在热烈的狂欢。穿着当地民族所特有的服装，许多妇女们都流下了眼泪，许多人跪在地上祈祷，欢呼的声音更是震耳欲聋。苏台德地区的日耳曼人一直是在穷困、失业、迫害中讨生活，许多人都已经丧失了一切的希望。但现在天亮了！我们立即命令军需方面开始散发食物，一直等到正式救济人员接替之后，我们才停止这项工作。

在10月7日到10日之间，我们又继续占领了一些日耳曼人所居住的地区。每到一处，我们的军队都受到同样热烈的欢迎，战车和机车上面都堆满了鲜花。那些男女青年挤满了街道，有时使我们简直无法前进。有数以千计的日耳曼血统的士兵，从捷克的陆军里面被释放了回来，现在都徒步走回他们的老家，其中有多数还都是穿着他们捷克陆军的制服，在背上负着一个包袱或一口箱子——形象极为狼狈，这就是一个不战而败的陆军的缩影。我们经过了捷克的第一线国境要塞，它们并不像大家以前所料想的那么坚固，这都没有什么关系。最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我们并没有经过血战就把它们克服了。

不过，真正使我们愉快的是这个政治情势居然能够急转直下，而趋向和平。否则战端一开，这一小块日耳曼人的领土一定就会受到很重的打击，而许多日耳曼人的母亲就要承受很大的牺牲。

在特普利兹（Teplitz）我暂时住在一位波希米亚（Bohemian）的旧王室的别墅里，那位王子和他的王妃都热诚地招待我。因此我就认识了很多的日耳曼贵族，使我很高兴的是他们还继续保持着真正日耳曼的风格。我相信云西曼勋爵（Lord Runciman）对于捷克情况的判断是很正确的，而他的意见对维护这段时间的和平，具有很大的贡献。

当政治情况一经松懈之后，我们大家都很快乐。我现在有机会去猎鹿了，在两个星期之内我进行了几次狩猎，收获颇丰。

这个不平凡的1938年快要岁云暮矣，像我这样一个与政治毫无关联的军人，真希望在惊涛骇浪之后，能够有一个短期的和平发展的时间。我们认为德国现在应该安定下来，以消化新近获得的领土和人口，这个工作可能是很繁难的。我们又相信德国现在在欧洲是已经够强大了，所以今后它应该可以用和平的方法来达到在国策上的目标。我曾经亲眼看过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的一些情形：尽管当地的人民是那样热烈欢迎我们，但是这两个地区的经济情况却是十分的恶劣，同时它们的行政制度也与德国完全不同，所以我认为必须有一个相当长久的和平期间，才足以使这些地区完全同化。慕尼黑协定似乎已经显示出来有这样的可能性。

希特勒在外交政策上的伟大成就已经把2月危机所引起的坏印象都完全一扫而空。甚至于在9月间，哈尔德（Halder）代替贝克做了陆军参谋总长，由于苏台德地区的成功也使这个事件丧失了它的意义。贝克辞职的原因是因为他不赞同希特勒的外交政策，认为那样太危险。当贝克提议全体的将官应发表一个拥护和平的宣言的时候，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却拒绝参加，所以其他的将官就根本不曾知道贝克还有这样一着棋。因此当我从苏台德地区回到柏林的时候，心里还满以为会有一个长期的和平。不幸得很，我完全预料错误。

希特勒一帆风顺情势再度转劣

快要到10月底的时候，魏玛市的大象旅馆（Elephant Hotel）有一部分新屋落成，当地的区党部就借机开了一个庆祝大会。希特勒居然也光临了，而我以魏玛地区驻军最高级将领的身份，也恭逢其盛。当希特勒向群众发表露天讲演的时候，这个庆祝大会的气氛就达到了最高潮。在这一次讲演当中，希特勒特别尖刻地攻击英国，尤其是挖苦丘吉尔和艾登（Eden）。由于我前些日子都在苏台德地区，没有听过希特勒最近言论的内容，所以对新的紧张情势感到十分的诧异。在希特勒讲演完毕之后，大象旅馆准备了一个茶会招待贵宾。希特勒请   

我坐在他身边，于是我就有机会和他做了两个钟点的谈话。在谈话中我就顺便问他为什么要那样攻击英国人。结果我就发现，是因为张伯伦在哥德斯堡（Godesberg）对他有失态的地方，同时另有某英国贵宾在见他的时候，也有礼貌不周的事情发生，所以才刺激他采取这样的报复态度。他曾经当面对英国驻德大使韩德逊（Henderson）说过：“下一次你们英国人要是再这样衣衫不整地来见我，那么我就会命令我的大使穿着睡衣去见你们的国王。请你把我这些话转达你的政府好了。”他认为英国人是有意侮辱他，所以大发雷霆，他又说英国人对于与德国重建友谊关系一节并无真正诚意。这些事都使他感到深深的失望，因为他一向是梦想着两国之间是可以密切合作的。

尽管有了慕尼黑会议，但是德国今天所处的环境还是不轻松，它还是一定要面对着这些失望和烦恼的事实。

在那天晚间，魏玛戏院还上演了歌剧以娱嘉宾，我又和希特勒坐在一个包厢里看戏，并且共进晚餐。这个时候谈话的对象多半是以艺术问题为主。不久希特勒就又坐在演员的席位上，去和他们周旋了。

当我回到柏林之后，陆军总司令就召见我。他告诉我他想建立一个机关来统辖摩托化部队和骑兵，作为这两个兵种的最高监督机构，照他的说法是称之为“机动兵”（Mobile Troops）。他对于这个机关的职务和责任都已经拟定了一个草案，他就将这个草案交给我看，希望由我出任这个主管。从这个草案上面可以看出，那个负责主管的人具有视察权，每年都要提出报告。但是他却没有指挥权，对于训练勤务规程的编辑和发行也没有控制权，对于组织和人事两方面也无权过问。我当时就拒绝接受这个有名无实的新职。

几天以后，陆军人事处处长——凯特尔将军（Gen.Bodewin Keitel），他就是OKW主管人的弟弟——跑过来看我，并且代表陆军总司令敦促我重新考虑，接受这个新职。我就把我的理由完全讲给他听，并且再度表示绝对不干。

又过了几天，希特勒召见我，他单独接见我，所以我就可以把我的意见畅所欲言地讲给他听。我首先把陆军最高统帅部（OKH）的组织讲给他听，然后再说到陆军总司令对于这个新职所拟定的草案内容。我说我现在是一个有实权的军长，控制着三个装甲师，对于装甲兵的发展工作所能做的贡献实在要比那个有名无实的新职多。凭着我对于陆军统帅部重要人员性格的了解，以及他们对于装甲兵大规模攻势作战的见解，我不能不认为这种措施是走向错误方向的第一步。我又提到陆军统帅部内部的权威意见都是主张将战车分割配属给步兵的，由于过去对于这一方面常有争执，所以将来的发展也殊堪忧虑。此外把骑兵和装甲兵合并在一起，也会引起许多困难。骑兵在今天固然是绝对需要加以近代化，但是这个举动却一定会遭遇到陆军当局和骑兵老将们的强烈反对。在详细地解释之后，我所作的结论就是：“这个新职的权力绝对不够，使我无法克服这许多的困难，所以请你还是让我留任旧职吧。”

希特勒让我一口气说了二十多分钟，没有打断我。当我说完以后，他就告诉我他认为这个新职务对于一切摩托化部队和骑兵的发展，都应该具有中心控制的权力，所以就拒绝了我的要求，还是命令我立即接受新职。他最后还说：“假使当你行使职权的时候遭遇到了你刚才所说的这些困难，那么你可以直接向我报告。我们可以合作来推动这些改革的工作，所以我现在命令你接受这个新任命。”

虽然不久就有了困难发生，但是我自然还是不会向希特勒提出直接报告的。

于是我就升任了二级上将德国军衔中没有准将这一级，少将、中将之上就是二级上将，其原名依兵科而变。例如古德里安则为“General of Panzer Troops”，其他各兵科也比照这样的定名，例如“General of Infantry”，“General of Artillery”等等。再向上升才是“一级上将Colonel-General”，这个职位与英美的“Full general”相当。——译者注，并且荣任了“机动兵”总监（Chief of Mobile Troops）的新职。我有一间中等大小的办公厅，麾下有两个幕僚军官，分别是冯·绪尔中校（Lt.Col.von le Suire）和罗提吉尔上尉（Capt.Rottiger），我的副官则是吕贝尔中校（Lt.Col.Riebel）。我负责的每一项业务均配属一名承办军官，于是我就这样开始工作。这真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到那个时候为止，战车部队都一直没有什么训练教范。所以我们就开始草拟这些教范，并且把原稿送到陆军训练处去请求批准。这个处里没有一个战车兵出身的军官，所以审查我们稿件的人，他的观点不是以战车部队的需要为基础，而是另外有一套看法。我们的稿件常常被退回来，上面所加的签注意见说：“该件不合于‘步兵’教范的格式，碍难照准。”这真叫我们感到啼笑皆非！

我又认为骑兵一定要加以改组，使它们变成配备近代化武器而又能灵活运用的一个“师”。所以我马上就拟定了一个新式骑兵师的编制，但是马上就给陆军军务总监弗洛姆将军碰了回来，因为我这个新计划要增加两千匹马，而他反对增加开销。所以一直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德国的骑兵还是维持着旧有的编制。由于这个结果，所以除了驻在东普鲁士的一个旅以外，其他的骑兵就只能用来为步兵师构成混合搜索营而已。这种混合营的编制是一个骑兵连、一个机车连、一个装甲车连，指挥这样混杂的部队简直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工   

作。而且在动员的时候，骑兵就只够供平时正规师组织搜索营之用，至于新成立的师则都是全部使用机车的。骑兵的问题实在早就应该有一种新的解决方式，骑兵确实已经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尽管那些老资格的军人们都欢喜发怀古的幽情，特别偏爱它。这就是理论与实践的分野。

另外还有一件小事也值得在此一提，因为它也可以说明我当时的处境：我的动员命令告诉我说，在动员的时候，“机动兵”总监将调任“步兵”预备军的军长。结果我花了不少的气力，才算是把它改成一个装甲军的军长。

谢选骏指出：作者做梦也没有想到，正因为“希特勒一帆风顺”，所以后来才输得精光！希特勒自封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就像斯大林自称“人民的慈父”、毛泽东自命“伟大的导师”一样，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因为这些恰恰是他们的短板。但是德国军队、苏联人民、中国俘虏，却对这种“指鹿为马”的游戏忍气吞声，所以他们的下场后来都很悲惨。

【第四章 战祸的开始】

战争的酝酿

1939年3月捷克又以保护国的名义，被并入了第三帝国的版图。这又使国际情势发生了激烈的震动。这一事件实在应该由希特勒个人完全负责。

在占领的那一天上午，陆军总司令又召见我，他把这个既成事实讲给我听，并且命令我立刻动身到布拉格（捷克首都）去，我此行的任务是要搜集有关我们战车部队在这一次冬季行军中的一切有关资料，并且顺便视察捷克装甲兵的装备情形。

在布拉格我找到了我的后任，第十六军的军长霍普纳将军（Gen.Hoeppner），他把在这一次进军中的经验都讲给我听。我同时也视察了好几个单位，以求找到原始的资料。在布尔诺（Brno）我检查了捷克的一切装甲设备，发现它们都是可用的。以后在波兰战役中和法国战役中，我们都曾经使用过捷克制的车辎，由此可以证明我的看法不错。最后到了苏联战役的时候才完全换了较重的德制装备。

在捷克之后，梅默尔（Memel）也就顺势被吞并了。

4月20日是希特勒的五十大寿，于是举行了一个大规模的阅兵典礼。所有各兵种的军旗都集中起来组成了一个“军旗营”，这许多的军旗都向他前倾致敬。他的事业到这个时候可以说已经登峰造极。他是不是懂得持盈保泰，适可而止的道理呢？当时的情况已具极度的爆炸性。

4月28日，他拒绝签订英德海军协定，同时又宣布与波兰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

（谢选骏指出：这是两个战略败笔。如能避免，格局自然不同。）

5月28日，意大利的外交部长齐亚诺伯爵（Count Ciano）访问柏林。德国外交部长开了一个极盛大的欢迎会来向他表示敬意。为了能够容纳更多的客人，在花园里还支起两个大帐篷，几乎把整个花园的面积都占尽了。因为5月间的天气还是相当的寒冷，所以帐篷里面还要生火，这倒是一个难题。希特勒本人也光临了。招待会中还备有歌舞节目以娱嘉宾，这些节目就是在那两个大帐篷中的一个里面表演的，里面布置着有舞台。因为希特勒一定要坐在名剧人契诃娃（Olga Chekova）的身边，所以一定要等到把这位小姐找到了之后，节目才开始进行。希特勒对于艺术家一向有所偏爱，喜欢和他们搞在一起。很明显的，齐亚诺这次来访的政治动机是为了要警告希特勒不要轻启战端。不过我却不能够判断他是不是已经达到了他的目的。

6月份南斯拉夫的摄政王保罗（Paul）夫妇也到柏林来访问。这一次又举行了一个盛大的阅兵仪式，参加的单位多数是摩托化部队。这多少有一点示威的意思，因为保罗夫妇是取道柏林前往伦敦的。据我所知希特勒在这一次并没有达到他所希望的目标。

政治性的警告固然并不缺乏，但是希特勒和他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却深信西方国家绝不敢和德国冒险一战，所以他们觉得可以大胆地在东欧方面采取自由行动。

在1939年的夏天，我正在准备摩托化部队秋季大演习的计划，可是我这些工作实在不过是白忙而已。

波兰战役

1939年8月22日，我被派任新成立的第十九军的军长。这个军部正在负责监修沿着德国边界的野战工事，以防御波兰的可能袭击。这个军所辖的部队有第三装甲师，第二、第二十两个摩托化步兵师，另外还有一些军直属部队。第三装甲师还增加了一个战车示范营，它所装备的武器是我们最新的战车：“Panzer Ⅲ”型及“Panzer Ⅳ”型。在军直属部队当中又包括有一个搜索示范营。这些示范营都是由训练学校所改编的，我的目的是要让他们也能获得一些实际的经验。

希特勒曾在阿贝沙兹堡（Obersalzburg）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我没有出席；后来第四军团的司令克卢格上将（Col.Gen.von Kluge）才告诉了我，此次的真正任务是什么。这时我才知道我的第十九军是归第四军团所管辖在本书中“Corp”译作“军”，“Army”译作“军团”。——译者注。在我的南方右翼友军，是史特劳斯将军（Gen.Strauss）的第二军。而在我的左方则是考比希将军（Gen.Kaupisch）所指挥的边防边队，一旦战争爆发，则后者应由第十装甲师加以增援（这个师自3月以后就一直在布拉格附近驻防）。在我的后方则为军团总预备队，从波茨坦（Potsdam）来的第二十三步兵师。

我的任务就是要渡过布尔达河（River Brahe），我的战区右界为曾波尔罗河（Zempolno），左界则通过柯尼兹（Konitz），渡河后就应该以全速向维斯瓦河挺进，这样就可把所谓“波兰走廊”（Polish Corridor）内的波军切断并予以歼灭。右翼的史特劳斯军也是同样的以维斯瓦河为前进的目标，而左翼的考比希将军则趋向但泽（Danzig）。

在走廊地带的波兰军队据估计为三个步兵师、一个波摩尔克卡（Pomnrska）骑兵旅。据说他们还有一些意大利菲亚特（FiatAnsaldo）厂出产的战车。波兰在边界上构筑有工事。我们对于他们的工事曾经有很详细的观察。此外又预料在沿布尔达河的地区设置有第二线的防御工事。

攻击定在8月26日清晨开始发动。

由于这些日子希特勒已经与苏联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所以他觉得一旦战争爆发，他的后方还是很安全的。又由于里宾特洛甫的影响，希特勒始终认为西方国家可能还是不会宣战。

不过无论如何，我却可以说陆军方面的态度却是非常的沉重。我们对于战争从来就不会抱着轻佻的态度，天下没有一个将军，他的内心不是主张和平的。那些年纪较大的军官，和数以万计的士兵，他们都是亲身经历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他们知道假使这个战祸若不是仅仅限于波兰一个地区，则将来的祸患就会不堪设想。而且自从波希米亚保护国成立之后，英国人就曾向波兰提出保障它领土完整的诺言，所以全面大战似乎是颇难避免。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到我们德国军人的母亲和妻子，即令这个战争能够胜利，她们却还是不免要蒙受极大的损失。我自己的儿子也都是现役军人。我的长子是第三十五战车团的团副，我的幼子刚刚获得少尉的任职，正在第三装甲师第三装甲搜索营中服务，正好在我的指挥系统之内。

到了25日的夜间，攻击令暂时被撤消。有些已经开动的部队又都被召回。很明显外交活动还正在进行之中。所以和平似乎还有一线的希望。可是到了8月31日，又重新紧张了起来。各师都纷纷进入预定集结地区。第十九军的作战命令内容大致如下（参见图1）：

右翼方面，希魏本堡将军所指挥的第三装甲师，首先要在两条河流曾波尔罗河及卡米恩卡河（Kamionka）之间的地区，直向布尔达河前进。在普鲁什奇（Pruszcz）以东，哈米尔缪（Hammermiihle）附近渡过布尔达河，然后再向希维切（Schwetz）方面推进，直抵维斯瓦河边。

在中央方面，第二摩托化步兵师在巴德尔将军（Gen.Bader）指挥之下，位置在卡米恩卡河以北，格鲁劳（Grunan）与弗尔巧（Firchau）之间，应首先突破波兰边境的防线，并直向图霍拉推进。

在左翼方面，第二十摩托化步兵师在魏克托林将军（Gen.Wiktorin）指挥之下，位置在柯尼兹的西方，其任务为占领柯尼兹，然后越过图霍拉灌木地区（Tuchel Heath），直向阿斯齐（Osche）及格鲁琼兹（Graudenz）推进。

攻击的主力由第三装甲师担负，并且由军直属部队予以增援，而作为军团预备队的第二十三步兵师则跟在后面前进。

9月1日清晨4点45分的时候，全军都同时在边界上开始行动。最初地面上有一层浓厚的晨雾，使空军不能对我们作任何的支援。我在第一攻击波中，就和第三战车旅一同前进，一直到曾贝堡（Zempelburg）以北地区的最前线，那里是序战开始的地方。不幸得很，虽然我已经严命第三师的重炮兵不得开炮射击，但是在大雾之中，他们还是忍不住开炮乱打起来。第一颗炮弹恰好落在我的指挥车前50码的地方，第二颗就落在后50码的地方。我马上想到要是再来一颗的话，就一定会直接命中。于是马上命令司机转过车来离开这个地区，这种突如其来的炮击使他有一点神经错乱，拼命地一冲就掉在一个沟里去了。这辆半履带的指挥车就损毁得不堪再用。我既然无法前进，就只好转回军部指挥所，换了一辆新车并且把兴奋过度的炮兵申斥了一番。此处可以顺便说明一下，在战场中使用装甲指挥车，以便与战车一同行动的军长，恐怕我还是第一人咧。这种车辆上备有无线电设备，使我可以经常与我的军部和各师都保持着接触。

第一场恶战是发生在曾贝堡以北，大克罗尼亚（GrossKlonia）附近的地区。当晨雾突然消失以后，我方领先的战车就发现他们已经和波兰的防线直接碰上。波军的战防炮直接命中了好几辆战车。一个军官、一个见习官和八个士兵都在这里阵亡。

大克罗尼亚曾经有一度是我祖父的土地。我的曾祖父埋葬在这里，我的父亲也是在此出生的。而我却是第一次看到我过去的家园。

在换了新车之后，我又赶上了第三师的部队，他们最先头的部队现在已经到达了布尔达河。但师的主力却还在普鲁什奇与小克罗尼亚（Kleinklonia）之间，正准备停下来休息。师长被集团军（Army Group）总司令博克上将喊去问话，所以也不在师部里。我向第六战车团的军官们询问布尔达河方面的情况，这位团长不相信今天就可以渡河，他很想休息休息。他竟然完全忘记了军部的命令——在第一天内就应该渡过布尔达河。我很愤怒地走开了，并想着应如何纠正这种令人不愉快的现象。有一位年轻的中尉费里克斯（Felix）向我所站立的地方跑了过来。他的上衣已经脱掉，衬衫的袖子卷得高高的，两臂都给烟火弄黑了。他说：“报告军长，我刚刚从布尔达河边回来，河那面敌军的实力异常脆弱。波兰人要纵火烧毁哈米尔缪地区的桥梁，但已经被我扑灭。这个桥现在还可以通过，我们的部队之所以停留不进，就是因为没有人领导。军长，你应该亲自去指挥渡河。”我很诧异地看着这个青年尉官，他给了我以一个极好的印象，他的眼光中似乎充满了自信。也许这个青年人的见解正是我现在所需要的，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我马上就采纳了这个青年尉官的忠告，立即驱车向哈米尔缪森林进发，在12点钟刚过就到达了目的地。一群参谋人员正站在距离水边有百码之远的一棵大橡树的底下，他们一看到我来了，就向我喊道：“军长，他们还在向这里射击呀！”一点都不错，敌人是朝着这个方向射击，而我方的第六战车团的战车炮，和第三步兵团的步枪也都正在回击之中。对岸的敌军都隐伏在堑壕里面，根本就不见一人。所以我第一个命令就是停止这种象征性的射击，这个时候第三步兵旅的旅长安根上校（Col.Angern）也赶来了，他很能帮我的忙。于是我就命令尚未经过战斗的第三装甲车营，找一个敌人威胁不到的地点，用橡皮艇首先渡河。等到他们渡河成功之后，就由他们监视敌方，然后再命令战车利用桥梁渡河。他们把防守这个地区的波军脚踏车连全部俘获，而且自己的伤亡极少。

所有的部队就立即构成一个桥头堡。而第三装甲搜索营再奉命继续向前挺进，一直越过图霍拉灌木地区，在希维切附近直抵维斯瓦河。他们的任务就是找出波军主力和预备队的位置。到了18点钟的时候，布尔达河渡河工作就全部完成。在夜间第三装甲师就到达了他的目的地希维卡托弗（Sviekatovo）。

我回到留在查恩（Zahn）的军部指挥所，到达的时候已经是暮色苍茫。

一路都是冷清清的，一声枪响都没有听到。当我到达查恩外围的时候，却发现我的那些幕僚们都戴着钢盔，匆匆忙忙地在那里架设战防炮。我很惊奇地问他们，这是在干什么，他们就告诉我波兰的骑兵正在向我们这里挺进，我们随时都有被突袭的可能，我把他们安抚下来，就立即走进我的司令部开始我的工作。

第二步兵师的报告上说：他们向波兰方面装有铁丝网的防线攻击，未获成功。现在三个步兵团都已经列在第一线，所以师部已经没有预备队。我就命令趁夜色将左翼一团撤回转向右翼，这样第二天就可以跟在第三装甲师的后面，向图霍拉方面实行迂回。

第二十步兵师经历了相当的困难，才占领了柯尼兹，不过所推进的距离却很有限。因此我就命令它第二天再继续推进。

在这一个夜晚，由于是开战的第一天，所以神经紧张的事件一再地发生。过了午夜不久，第二步兵师的师长又用电话向我报告说：由于波兰骑兵的袭击，他们被迫要撤退了。我有一会儿没有开口，等我再提起声音跟他说话的时候，我就问他是否曾经听过一个波美拉尼亚的“榴弹兵”（Grenadier）会让敌方的骑兵赶跑么？他就回答说：他没有听过，并且向我保证他一定可以守住现有的阵地，于是我决定第二天一早就去亲自视察这个师。

在大约5点钟的时候我就到了第二师的师部，发现那些幕僚人员还是处在惊慌失措之中。我就亲自率领夜间撤出的那个团，由大克罗尼亚的北面直向图霍拉方面迂回。现在第二师就开始有了迅速的进展，第一天的战争恐惧心理已经成为过去。

第三装甲搜索营在黑夜里抵达了维斯瓦河。在希维切附近的波里德罗（Poledno）农村中，由于不慎，使军官遭受到相当的伤亡。第三装甲师的主力被布尔达河隔为两段；天亮后，波军就开始向留在东岸的部队发起攻击。一直到了正午，德军才开始实行逆袭，该师才又且战且走地进入了森林地带。第三十步兵师跟在第三装甲师的后面，用强行军追上。另两个摩托化步兵师在越过图霍拉灌木地区的行动中，都有了很迅速的进展。

到了9月3日，第二十三步兵师在布罗克多夫将军（Gen.Brockdorff）的率领下，已经进入了第三装甲师（现在已经推进到维斯瓦河）与第二十摩托化步兵师两者之间的空隙位置。所以现在我们对于敌人已经形成了合围之势——当前的敌军都被包围在希维切以北和格鲁琼兹以西的森林地区里面。波兰的骑兵因为不懂得我们战车的性能，居然用他们的长矛和刀剑向战车冲锋，结果遭受了极大的损失。有一个波兰炮兵团正向维斯瓦河的方向行动，途中为我们的战车所追上，全部被歼灭，只有两门炮曾经有过发射的机会。波兰的步兵也死伤惨重。他们一部分补给物资和架桥纵列都在撤退中被缴获，也全都被毁。

9月4日这个口袋就更缩紧了，波兰走廊之战已经接近尾声。有一个短时间似乎第二十三师有支持不住的模样，不久就从史特劳斯的第二军所辖的第三十二步兵师中抽调了一个团的兵力来增援，局面马上就稳住了。

部队的作战精神颇佳，一般士兵的伤死率很小，但是军官的数字却比较高。这是因为大多数军官都是忠于职守，不避艰险，有许多高级官员都失去了他们的儿子。

9月3日我在视察第二十三步兵师和第三装甲师的时候，有机会看到我的幼子库尔特，并且也看到我出生的地点——库尔姆。库尔姆的尖塔，在维斯瓦河的对岸，给日光照耀得发出闪亮。9月4日我又监督着第二师和第二十师向森林地区战斗前进，到了那一天黄昏的时候，我就到达了格鲁琼兹西面的格鲁贝（Gruppe）旧德国军事训练基地。那一天晚上，我又和第三装甲师在一起，背向着维斯瓦河朝西面进发，以期把围在袋形阵地中的残敌完全肃清。

这个走廊地带已经在钳形攻势之下完全被解决，我们现在又可以接受新任务了。当我们正在苦战的时候，政治形势却转趋恶劣，英国和在英国压迫之下的法国都已经对德国正式宣战，这使我们早日获得和平的希望完全毁灭了。我们已经发现了这是一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很明白的，这个战争一定会拖很长的时间，所以我们必须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

9月5日，希特勒突然驾临我们的军区，我在从图霍拉到希维切的公路上，距离布里非罗（Plevno）不远的地点迎接着，并坐上了他的汽车，陪同他沿着我们前几天已经走过的路线前进。我们经过了被毁灭的波兰炮兵团，经过希维切，再紧跟着我们包围部队的后面，驶向格鲁琼兹。在那里他停留了一会儿，看了看维斯瓦河上面的那些已被炸毁的桥梁。当他看到那些被毁的波兰炮兵团的时候，希特勒就向我问道：“这是我们的俯冲轰炸机所干的么？”我回答道：“不，是我们的战车干的！”他不禁吃了一惊。在希维切与格鲁琼兹之间，凡是不必参加包围作战的第三装甲师部队，都调集齐了让希特勒亲自视察一番。以后我们又去视察第二十三师和第二师的各单位。一边走，我们一边谈论到这一次我军作战的经验。希特勒问我死伤了多少人，我把我最新得来的数字告诉他：在全部走廊战役中，我所指挥的四个师大概一共死了150人，伤了700人。他对于这样小的死伤数字，不免感到很奇怪，并把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经验拿来作对比：他那一团人在作战的第一天就死伤了2000人以上。我就告诉他这一次敌人固然也很坚强勇敢，但是我们的损失却能这样的小，其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战车能够发挥高度威力的缘故。战车实在是一个“救命”的武器。由于走廊之战的成功，可以使相信装甲兵威力的人声威大振。敌人的全部损失有两三个步兵师和整个骑兵旅，我们俘获了好几千战俘，数百门大炮。

当我们走近维斯瓦河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在河的那边，以遥远的天边为背景，正现出了一个市镇的阴影。希特勒问我那是不是库尔姆，我回答道：“是的，那是库尔姆。去年3月间我有那个难得的机会，在你的出生地欢迎你，今天你却又和我在一起到达了我的出生地，我是出生在库尔姆的。”好几年以后，希特勒还能够记得当时我们谈话时的情况。

我们谈话的内容又转到技术问题方面。希特勒希望知道关于我们的战车，有哪些地方是可以特别令人满意，有哪些地方又还需要再加以进一步的改善。我就告诉他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赶紧把“Panzer Ⅲ”型和“Panzer Ⅳ”型的战车交给战斗部队使用，并且尽量提高这两种战车的生产量。关于进一步的改进问题：它们现在的速度已经很够用，但是却需要更重的装甲，尤其是前面部分；它们火炮的射程和穿透力也都需要增加，那就是说炮管应该较长，而炮弹也应该有更多的装药量。后者对于我们的战防炮也同样适用。

希特勒在对于前方部队的成就表示了一番赞扬之后，就在黄昏的时候离开了我们，回到他自己的统帅部。

值得注意的是，当战争过去之后，那些老百姓从躲避的地方又都钻了出来，他们看到希特勒的座车经过，居然也向他欢呼，并且还向他献花。希维切镇上也都悬挂了我们的国旗。希特勒访问战地，使得前线部队对他产生良好的印象。不幸的却是当战争继续打下去之后，希特勒亲临前线的机会也愈来愈少；而到了战争的末期，就简直不再去了。因此他就和部队的感觉完全丧失了接触，从此对于他们的成就和痛苦也都再不能够了解。

9月6日军本部和各师的前卫都渡过了维斯瓦河，军部就驻在多拉—芬肯斯坦伯爵（Count DohnaFinckenstein）的一个极美丽的古堡里面。这个古堡是菲德烈大帝赏赐给他的大臣芬肯斯坦伯爵的——就是现在主人的老祖宗，拿破仑曾经两次利用这个古堡做他的司令部。大皇帝第一次到这里的时候是在1807年，他在维斯瓦河上战败了俄普两国的联军，就从这里进入东普鲁士。在经过那个贫瘠而单调的图霍拉灌木地带以后，突然看到这一座古堡，他不禁大声叫起好来了。现在在那木质的地板上面还留着他靴上马刺所划伤的痕迹。他第二次到这里是在1812年征俄战役之前，他和那美丽的瓦莱夫斯卡伯爵夫人（Countess Walewska）在这里消磨了几个星期。

我就睡在那间拿破仑曾经睡过的房间里面。

（谢选骏指出：难怪你们这些德寇也会遭遇拿破仑的法寇厄运——败于苏寇与俄寇的冰天雪地。）

美中不足的，就是伯爵本人正在柏林养病，所以我无缘拜访居停主人夫妇。不过他真是够客气，特地写信告诉我可以自由猎取他所养的家鹿。因为关于我们未来的配属，还没有接到命令，我仅仅知道此后我们将不再属于第四军团，暂时将由博克集团军直接指挥，所以我就决定在这里休息几天。当我部所属各师在7日夜间和8日上午还正在继续渡河的时候，我就去打猎，结果运气很好，收获颇丰。

9月8日，我所辖各师都已经渡过了维斯瓦河，于是事情也就迅速地发展了。在那天夜间我奉召前往驻在阿伦施泰因（Alienstein）的集团军总司令部听取给予我的新命令。我19点30分离开我的军部，在22点左右就到了目的地，在那里接到了新的训示。

集团军总司令部原先的意思是想把我这一个军配属给库雪纳将军（Gen.von Kuchler）的第三军团，规定我军应与它的左翼保持密切的联系，由阿利斯（Arys）地区，经过沃姆扎（Lomsha），直趋华沙（Warsaw）的东面。我觉得像这样的与一个步兵军团保持密切的合作，实在不能发挥我军的全部威力。我就指出来这个假想的作战计划，使我无法使用我这些摩托化师的高速度，而这样迟缓的行动将使华沙区内的波军有向东撤退并沿布格河（River Bug）建立一道新防线的机会。所以我就向集团军参谋长沙尔穆斯将军（Gen.von Salmuth）提出建议说：我这个装甲军还是改由集团军直接控制，从库雪纳军团的左面前进，经过维兹拉（Vizna），沿着布格河的东岸推进，并以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Brest-Litovsk）为目标。这就可以使华沙附近的波军无法建立一道新的防线，沙尔穆斯和博克都同意我这个主张。我接受一些必要的指示之后，就立即赶到阿利斯训练基地，开始行动。在我所原辖的三个师当中，还保留着两个——第三装甲师和第二十摩托化步兵师，至于第二摩托化步兵师则调回充任集团军的总预备队。原属第三军团的第十装甲师，以及勒特曾（Lotzen）要塞步兵旅（一个新成立的单位，兵员普遍年龄较大）却拨归我指挥：这两个部队现在都正在维兹拉附近，沿着纳雷夫河（Narev）与敌人激战中。

我首先向原属的两师下达命令，那是在9月9日夜里2点到4点30分之间的事情。随即我就驱车前往柯尔曾尼斯特（Korzeniste），去拜访第二十一军的军长法肯霍斯特将军（Gen.von Falkenhorst）。这个军是在我军的右方，我希望知道他现在所处的情势，并且要知道他对于我将要接管的两个新单位的意见（现在都是由他指挥的）。我在清早五六点钟的时候到达那里，把他们喊了起来，和他们讨论当前的战斗情势。此时我才知道从正面攻击沃姆扎的企图已经失败，一方面是由于波军的顽强抵抗，另一方面是由于我们部队的经验不够。第二十一军在纳雷夫河的北岸已经丧失了它的机动性。

8点钟的时候，我到了维兹拉，在那里我找到了第十装甲师的师部。它的师长夏尔将军（Gen.Schaal）已经发生了意外，所以现在由斯顿福将军（Gen.Stumpff）暂行代理。他告诉我他的步兵已经渡河，并且据报已经把控制这个地区的敌方阵地攻占了下来，战事仍在继续发展之中。我对于这个消息详细询问并获得证实之后，才再去视察勒特曾步兵旅；这个单位原先本是要塞守备部队，但是现在也必须渡过纳雷夫河，参与野战。这个旅和它的旅长加尔上校（Col.Gall），都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们勇敢地渡河，实行攻击。我对于这位旅长的指挥表示满意，于是我又折回第十装甲师的师部。

当我回到维兹拉的时候，使我极感失望的却是早晨有关步兵师攻击成功的报告居然并非事实。他们固然渡过了河，但是并没有能够到达敌人的坚强工事，一直到目前为止还是杳无消息，于是我就亲自过河去看看那位团长。我找不到他的指挥所，甚至连一个营部也看不见，他们未免藏匿得太好了。我一直跑到了第一线，结果连这个师的一辆战车也没有看见，事实上它们却都还留在河的北岸。我就派我的副官回去命令它们立即渡河，前线上简直是糟不可言；我想问问当前的情势是怎样，他们却告诉我最前线的连正在换防，一切都好像是平时一样，部队根本上就不知道有什么攻击命令。一个重炮兵的观测所居然与步兵混在一起，他们也不知道目前的任务是什么。谁都不知道敌人的情形，因为根本上就没有做过搜索的工作。我第一步是制止了前线上的混乱情形，第二步就命令所有的团营长都来见我，然后再命令炮兵观测所向敌方阵地瞄准。当找到了那个团长之后，我就立刻带他一同向最前线走，去看看敌人的防线，一直到已经受到敌人威胁时才止步。这个时候我们已经面对着敌人的混凝土工事，攻击就从这里开始。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我对于所看见的一切都是深感不满的。

当我回到纳雷夫河边，我发现战车团却仍然还留在北岸，于是我就严命该团长迅速渡河。因为桥梁还没有准备好，所以战车就用船渡过去。一直到18点钟，才开始真正的攻击。攻击马上就获得了胜利，而我们的死伤也极为轻微。若是有好的领导，那么这些事情在上午就可以完全解决的。

在没有回到我的军部（现在已经设立在维兹拉）之前，我又向负责架桥的工兵军官三令五申，命令他要尽可能地赶快把桥架好，以便第十装甲师的后续部队和第三装甲师都可以迅速到达彼岸。

当我回到军部之后，就立即拟定第二天行动的命令：第二十步兵师应在第十装甲师的右边渡过纳雷夫河，而第三装甲师则跟在第十师的后面。我们就睡在新建的牧师住宅中，这个房子事实上还没有完工，但是却再找不到比它更好的房子。

一直到9月10日上午5点钟的时候，我才发现昨天半夜就应该架好的桥梁，却因已经被第二十师的师长下了命令，把它拆毁掉，移到下游去重新架设，以供该师渡河之用。于是这两个装甲师就只有渡舟可用了，这真是糟透了。那个工兵军官并没有把我的命令告诉第二十师的师长，所以才有此失误。现在我们必须要等到下午才可以架好一座新桥供战车渡河之用。

在这一天内，第二十摩托化步兵师在赞布罗夫（Zambrov）附近遭遇到了苦战。这个师的主力正向努尔（Nur）方向对布格河推进。我曾经派遣搜索示范营在该师先头行进，一直到布格河的渡河点为止，一路都没有受到任何的抵抗。第十装甲师向布兰斯克（Bransk）推进，沿途和敌人遭遇了几次。我一直随着这个师走到下午为止，然后就在已被焚毁的维索基—马索维斯基（VysokieMasovieski）村镇里过夜。我的军部在下午也渡过了纳雷夫河，跟在我后面走，但是中途为大火所阻，所以只好留在另外一个村庄里过夜。这从指挥的立场上说是一件很不妥当的事情。我命令军部跟进的决定也许太性急了一点，实在应该在维兹拉再停留一夜。9月11日的上午我非常不耐烦地等待着我的军部到达。波军企图由沃姆扎向东南方撤退，结果在赞布罗夫以南某点与第二十摩托化步兵师的进路恰好碰上，给这个师添了不少的麻烦。所以该师师长就决定命令他的部队绕过波军，向布格河前进，再回转过来以求将敌人包围歼灭。我就调动了第十装甲师的一部分去协助他。这个时候，在第十师左面推进的第三装甲师突然听到一个谣言，说我在维索基被波军围困住了。于是他们马上就派了第三机车步兵营兼程赶来为我解围。当他们发现我还好好的站在维索基镇上的街头，他们快乐极了，这种同族间的情谊是很感人的。

军部这一天就留在维索基过夜。

9月12日，第二十摩托化步兵师在第十装甲师的协助下把波军包围在安达尔柴夫（Andrzeievo）地区附近。第十装甲师已经到达了维索基—立托夫斯克（VysokieLitovsk），第三装甲师则到了别尔斯克（Bielsk）。我本人同搜索营的最先头部队一同进入别尔斯克，在那天下午我又看见了我的次子库尔特。

军部就移到别尔斯克，第二摩托化步兵师又从总预备队中再度拨交我指挥。我就命令它沿着沃姆扎到别尔斯克的路线前进，以便与其他各部队会合。这个命令中还说明了“师长应在师的先头前进”。13日的上午，该师师长巴德尔将军真的遵照命令行事，他距离他的部队已经很远，身边就只有一辆无线电通讯车。他却一头碰上了波兰的溃兵，在敌火之下度过了几个钟点，他赶紧用无线电求救，我们才把他接了出来。这个意外事件对于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教训。

这一天在安达尔柴夫被围的波军投降了，波军第十八师的师长也在被俘之列。第三装甲师到达了卡明尼克—立托夫斯克（KominiecLitovsk），他们的搜索部队远达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我下达了攻击要塞的命令，然后我们在别尔斯克过夜。

我们知道波军已经到达了那个著名的比亚沃韦扎（Bielovieza）森林地区。我希望避免在森林中作战，因为那不仅会牵制住我们大部分的兵力，而且也使我们离开了主要的目标——占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所以我就只是留下少数兵力对森林的边缘实行监视而已。

9月14日，第十装甲师的一部分——包括搜索营和第八战车团——突破了布列斯特各外围防线。我就立即命令全军以全速向布列斯特推进，以求扩张这次奇袭成功的效果。

当晚我们在维索基—立托夫斯克过夜。

9月15日，在布格河东岸对于布列斯特已经完成了合围的态势。因为波兰人用一辆旧雷诺式的（Renault）战车把城门塞住了，所以我们想要用战车奇袭的方式来突破卫城的企图遭到了失败。

军部那一天在卡明尼克—立托夫斯克过夜。

第二十摩托化步兵师和第十装甲师就准备在9月16日对卫城实行攻城战。他们向卫城冲锋前进，但结果还是失败。其原因是因为第十装甲师的步兵团，虽然已经奉到命令在炮兵的炮幕掩护之下立即前进，但是却并没有做到。我当时也在最前线上，看见该团最后固然还是攻了上去，但是时机已经太迟而且毫无秩序，所以不仅遭受到了很重大的损失，而且还是没有达到目标。我的副官布劳巴赫中校（Lt.Col.Braubach）在这一战中也受了重伤，几天后就死掉了。他之所以受伤，是因为我们后方部队的炮火落在我们前进部队的头上，他赶回去加以制止。一个站在城墙上的波兰狙击手在一百码的射程内将他击伤，他的死对于我是一个很痛苦的损失。

第三装甲师从东面绕过布列斯特，向南对弗沃达瓦（Vlodava）推进。第二摩托化步兵师就跟在后面，向东对科布林（Kobryn）推进。

军部仍留在原地过夜。

9月17日的清晨，哥尔尼克上校（Col.Gollnik）所指挥的第七十六步兵团，在黑夜里渡过了布格河的西岸，一举将卫城攻下。那个时候波兰的守军也正企图从西面经过那尚未破坏的桥梁，撤出该城，这样就结束了这个阶段的战役。军部就马上迁到布列斯特，此时我们知道苏联人也已经由东面进攻了。

波兰战役对于我的装甲部队而言算是第一次战火的洗礼。我觉得他们已经充分地表现出来了他们的价值，并且证明对于他们的建立工作并没有白费。我们的位置现在是沿着布格河，面向西方，准备去攻击其余的波军。军的后卫是由第二摩托化步兵师担任，现在在科布林附近还有战斗发生。我们希望随时与从南面前进的装甲部队取得联系。我们最远的搜索部队已经到达了鲁波尔（Luboml）。

这个时候，克卢格将军的第四军团已经追上了我们，于是我们又再度归他节制。那个在纳雷夫河上曾经英勇作战的勒特曾要塞步兵旅，以后数日都一直是我们的左翼，最后也拨给第四军团指挥。克卢格就命令第十九军再向前推进，一师向南，一师向东朝科布林进发，另外一师向东北方推进，目标是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这样的调度会把全军分裂为三块，根本上就无法指挥。幸亏苏军出现了，所以这个命令也就不必付诸实行。

一位坐在装甲搜索车里面的青年军官，做了苏联人的前导，他告诉我们有一个苏联的战车旅就在他的后面。于是我们才知道了德国外交部长所同意的分界线是在哪里：布列斯特已经划给苏联人，因为布格河就是界线。我们觉得这种分界线对于德国并不太有利；最后我们又获得通知应在9月22日以前撤回到分界线以西去。这个时间实在是很仓促，我们要把全部的伤兵运回，还要把所有损毁的战车修理好，都有一点来不及。关于这些外交上的谈判，似乎根本就没有军人参加。

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有一件小事值得一记。但泽的大主教阿乐克（O’Rourq），在仓皇出走之中落到了我们的手里。他要求来见我，于是我在布列斯特很高兴地接待他。因为他不知道怎样才可以获得安全，当然更不希望落在苏联人的手里。我就建议他随着我的运输纵队走回去，可以一直到达科尼兹堡（Konigsberg）。到了那里他就很客易与艾门兰（Ermland）的大主教发生接触，并且获得他的保护。这位大主教接受了我的忠告，因此就安全地逃出了战区。他后来曾经写信向我致谢，特别提到德国军官团的“侠士传统”。

在交接的那一天，我的对手是一位苏联的准将克利弗金（Krivochin），他也是一位战车军官，懂得一点法文，所以我们就勉强可以交谈。因为外交部并未给与我们以明确的指示，所以我就以友谊的方式办理一切移交的手续。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装备都完全带走，但是所俘获的波兰物资却只好留下来，因为时间太短促，我们无法组织一个必要的运输力量来撤运它们。最后举行了一个临别的阅兵礼，并在俄将之前向两国的国旗敬礼，这样就结束了我们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停留。

在离开这个要塞之前——我们曾经在这里流了不少的鲜血，才把它攻占了下来——我在9月21日又亲自把我的副官布劳巴赫中校，送进了他永久安息的地方。损失了这位勇敢而能干的同僚使我感到无限的伤感。他所受的伤不太重，但是因为心脏衰弱的原因，而终于丧命。

9月22日下午我们回到了赞布罗夫。第三装甲师已经开入东普鲁士，其他各师也都跟在后面，各军现都已经解散。

23日我们就在加林根（Gallingen）暂住，这是一位伯爵的别墅。伯爵本人在前线作战，他的夫人和小姐殷勤地招待我们。在久战疲惫之余，我们对于这种平安的休息，真是感到非常的快乐。

我的次子库尔特，在历次战役中都平安无事。可是我却一直没有接到我的长子的消息。事实上，在整个战役中，我们都完全没有接到任何的家信。这实在使人相当的难受。现在我们都希望赶紧回到我们原有的驻地，使我们的部队尽快地恢复原有的状态。

我们也希望我们在波兰的胜利能够产生一个政治性的结果，使西方国家也许会转而谋和。我们也想到，假使这个事情不可能的话，那么希特勒就会很快地发动西线战场之战，不幸得很，这两种想法都与事实不合。我们进入了一个相持的阶段。

我就利用这段闲暇时间去看看住在东普鲁士的亲戚，我还发现了我有一个侄子曾被迫加入波军作战，并且已经被俘。现在他被释放了出来，以便使他有服务祖国的机会。

10月9日，我的军部奉命迁回柏林，在中途我又去访问了那些留在西普鲁士的亲戚。并且我还到了我的出生地库尔姆，找到了我祖母和双亲住过的房子。这是我最后一次重返我的第一个家。

回到柏林不久，我就非常高兴地又见到了我的大儿子，他已经获得了一级和二级的铁十字勋章。他曾经参加过华沙的苦战。

在叙述波兰战役的时候，我一定还要提到我的幕僚人员。他们在参谋长内林上校（Col.Nehring）指挥之下，完成了不少的艰难工作，对于我这一次的胜利具有极大的贡献。

波兰战后

10月27日我奉命到总理官邸去。在那里我发现一共有24名军官（连我在内），准备接受骑士级铁十字勋章（Knight’s Cross）。这样早就获得了这种勋章，当然是一件喜事，对于我个人而言，经过了长期的苦斗才建立了这个新型的装甲兵，这似乎就算是一个成功的证明。毫无疑问，这一次战争能够这样神速的进行，死伤是如此的轻微，其主要的原因都是装甲兵的力量。在授勋典礼之后就继之以欢宴。我正好坐在希特勒的右边，我们又很起劲地谈到装甲兵的发展和这一次战役中所获得的经验。到了快要吃完的时候，他突然向我提出一个直接的问题：“我很想知道一般的人民和军人对于德苏条约的反应是怎样？”我只好回答他说，当我们军人们在8月底听到条约签字的消息之后，都不禁舒了一口气，它使我们对于后方有一种安全感，因为我们最不愿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腹背受敌。希特勒很诧异地注视着我，我可以感觉得出来他对于我的答复不是很愉快。不过，他却没有说什么，而且立即改变了谈话的主题。一直过了很久，我才认清了希特勒是怎样地深恨苏联。他当时无疑的是希望我对于他这种惊人的举动，会表示莫测高深。

我获得了一个短暂的假期，恰好我的岳母在这个时候去世了。我的岳母于11月4日在柏林的家中过世，我们将她的棺木运送至戈斯拉尔（Goslar），葬在已先她过世的岳父旁边。等到丧事办完了之后，我就又接到了新的命令，离开了家。

11月中旬，我的军部移到科布伦茨（Koblenz），在那里我改归A集团军总司令龙德施泰上将（Col.Gen.von Rundstedt）所指挥。

为了要加强军官团的政治态度，尤其是将官，所以在柏林就举行了一连串的讲话，主讲的人有戈培尔（Goebbels）、戈林等等要人，最后在11月23日希特勒也亲临训辞。听众主要都是三军的将领，但是也有一部分军事学校的教官，最低的到尉官为止。

在上述这三个人的讲词当中，其重点都似乎是说：“空军将领们，在戈林同志领导之下，是绝对可靠的；海军将领也可以信任，但是党对于陆军的将领们却并不敢这样的信任。”把我们最近在波兰战役中的成就来作一个对比，这种侮辱真使我们难以忍受。当我回到科布伦茨之后，我就去找集团军参谋长曼斯坦因将军（Gen.von Manstein），谈论这个问题，并且研究应该如何应对。他也同意我的意见，认为陆军将领们对于这样大的侮辱是不应该一声不响的。他早已和集团军总司令谈过这个问题，可是他老人家却不肯多管闲事。他就向我说，要我再去和龙德施泰谈一谈，看能不能够说动他，于是我马上就去见龙德施泰。龙德施泰对于这个事件早已一目了然，他说最多只愿意去和陆军总司令谈谈。我就指出希特勒所指摘的对象，最重要的就是陆军总司令本人，所以最好换一个人去和希特勒直接解释，要求他撤回这种不公正的控诉。龙德施泰却不愿意采取进一步的行动。在此后几天之内，我访问了不少的高级将领，希望能够劝动他们采取行动，但是毫无结果，最后我就去看赖兴瑙上将，大家都知道他和希特勒及国社党（纳粹党）一向是处得很好的。使我大吃一惊的是，赖兴瑙却告诉我他和希特勒早已发生过激烈的冲突，所以要他去见希特勒当然是不可能的。不过，他却也认为是应该让希特勒明白陆军将领对于这个事件的感情，所以他就主张我自己去一次。我就说我是军长中资历最浅的一个，有许多老前辈在，我怎敢代表全体将领讲话。赖兴瑙却不听我那一套，他说这是为大家好的事情，他就跟总理官邸通了一次话，要求元首接见我，第二天我就获得命令叫我到柏林向希特勒报告。

希特勒单独一个人接见我，并且让我一个人说了二十多分钟，他一直都没有中途打断我。我把我在柏林所听到的三篇演词内容撮要地叙述了一下，并且指出这都是针对着陆军将领而发的。于是我就说：“我曾经和许多将官谈论过，他们对于政府首长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实在是感到莫大的惊异和愤慨。事实上他们的忠诚在最近就已经有了事实上的证明，他们在波兰战役中都曾经亲冒生命的危险，来报效国家，所以这场战争才会只要三个多星期就胜利结束了。由于对西方国家的恶战还尚未展开，来日大难，他们更认为在最高领导方面绝不可以发生裂痕。也许你会感觉到很奇怪，为什么我这样一个资历最浅的将领，会来向你提出这个问题来。我曾经请求那些老前辈们来向你解释，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来。但是为了不要让你以后会这样说道：‘我曾经当面向那些陆军将领们说，我不相信他们，他们就接受了我的不信任，没有一个人提出抗议。’所以我今天才来见你，为了向你提出抗议，认为这种说法对于我们不仅是不公正，而且也是莫大的侮辱。假使对于某一个将领——我想最多不过是个人的问题——感到不信任的话，你可以把他免职。未来的战争一定是一个长期性的，我们在军事领导方面绝不可以有裂痕，彼此之间一定要建立起‘互信’，不要再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尚未接任最高统帅之前那样的一团糟。在那一次是坐失时机，等到兴鲁两人上台就已经太迟了。这一次我们的最高领导方面就一定要谨慎从事，不要再蹈过去的覆辙。”

希特勒聚精会神地听我一直往下说。当我说完了之后，他就很直率地回答道：“那不过就只是陆军总司令一个人的问题。”我就接着说：“假使你对于现在的陆军总司令感到不能信任，那么你就应该免除他的职务，调换一个你所完全信任的人。”于是马上就引到了一个我所最害怕的问题。他问道：“你推荐什么人？”我脑子里有一张名单，在那个名单上的人我认为个个都有资格担任这个困难的职务。我首先就提出赖兴瑙上将。希特勒当即表示拒绝，“那不在考虑之列。”他说话的时候，表情是那样的不愉快，我才相信赖兴瑙在我面前并没有说谎。接着我又从龙德施泰上将说起，一连说了好几个人名，但是都不曾为希特勒所接受。最后我无话可说了，就只好沉默了下来。

现在换希特勒打开了话匣子。他开始叙述他为什么对于这些将军们不表信任的道理。当他开始再武装德国的时候，弗里奇和贝克就已经和他意见不投。他希望立即成立36个师，而他们却认为只能成立21个师。将军们又反对他重占莱茵河流域。事实上只要法国人一皱眉，他们马上就会转过身开溜，幸亏外交胜利才算是免于辱国。勃洛姆堡元帅使他深深地失望，而弗里奇事件也在他口中留有苦味。在捷克危机的时候，贝克反对他，所以才被免职。现任的陆军总司令所提出的重整军备的一些建议均不敷需求，明显的例子就是轻型野战炮的产量简直是少得可笑。在波兰战役中，他和他的将军们之间就早已有了很多不同的意见；对于未来的西方战役，他也不敢相信陆军总司令是和他抱着一样的见解的。

希特勒谢谢我对于他的坦白陈词——我们的谈话就到此为止，一点什么成就都没有。谈话前后共历时一个多钟点。我回到科布伦茨，对于我所获得的结果深感丧气。

谢选骏指出：一般来说，军人是不懂政治的，也不该过问政治。但是，对于政治家的犯规行为，军人确实不该盲从——尤其当这些胡作非为直接关系到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应该说，在“抗命非法”方面，德军的表现不及英美军队，但比苏军还是要好得多，因为苏联本来就是一个土匪窝。

【第五章 西线战场上的战役】

战争的准备

在我们没有和西方国家交手之前——这是我们所最希望能够避免的——就已经事先对于在波兰所获得的教训，加以审慎的研究。在这里可以看出来所谓轻型师实在是一个乱杂无章的东西，这个发现对于我而言，是一点都不稀奇，因为我早已预料到了会是这样。所以当局就命令把它们都完全改成装甲师，其番号是第六师到第九师。摩托化步兵师过于庞大而不便指挥，于是在每一个师里面裁减了一个步兵团，使它的规模缩小了一点。最重要的事情是把Panzer Ⅲ式和Ⅳ式的重型战车，拿来取代现有各战车团的装备，但是这个工作进行得很慢，一方面是由于工业生产本身的限制，另一方面却是由于陆军统帅部想把这些新战车储存起来不用的缘故。

我接管了几个装甲师和一个“大德意志”（GrossDeutschland）步兵团，负责它们的训练工作。除此以外，我主要的时间就是花在未来西线战场作战计划的考虑上面。

在希特勒的督促之下，陆军统帅部不得不采取攻势，它原定的计划就是把1914年的施里芬计划（Schlieffen Plan）再重用一次。固然这个办法是很简单，但是却一点新奇的滋味都没有。所以不久大家就想另外换一个新计划。在11月间的某一天，曼斯坦因（集团军参谋长）请我去和他谈谈，他把他的看法说给我听。主要的重点是利用强力的战车部队经过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直抵色当（Sedan），突破该区内的马奇诺延长防线，从而将整个法国战线分裂为二。他要求我以一个战车专家的观点，来研究他这个想法是否可行。在详细地研究过地图，和回忆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个人对于这个地区的地形经验以后，我就向曼斯坦因明确地表示说，他所假想的这个作战计划是绝对可行的。我所加的惟一附带条件，就是所使用的装甲师和摩托化师，数目一定要够用，最好把全部的兵力都使用在这一方面。

于是曼斯坦因就提出了一个备忘录，经过龙德施泰上将的批准和签署，于1939年12月4日送呈陆军统帅部。可是统帅部对此却并不太热心，最初，统帅部对于经过阿尔隆（Arlon）的攻击，只想使用一两个装甲师，我坚持着说这样的兵力实在太脆弱，发挥不了作用。我们的装甲兵力本就不太雄厚，若再加以分割的使用，那就实在是一个极大的错误，可是统帅部却偏偏想要这样做。曼斯坦因实在感到不耐，因此与统帅部之间发生了强烈的恶感，最后被调任为一个步兵军军长。他要求至少应让他指挥一个装甲军，可是统帅部却并没有理会他的要求。这样，我们的这位最优等的战略头脑，就被降调为第三波攻击中的一个军长，可是以后战争的胜利实际上却都是发源于他一个人的理想。他的后任是一个平凡得很的索登斯坦恩将军（Gen.von Sodenstern）。

这个时候，因为有一架飞机失事，才使我们的主管们不得不放弃那古典式的施里芬计划。一位传达命令的飞行军官违反了规定的办法，在黑夜里携带有关施里芬计划的重要公文，飞越比利时的领土，结果迫降在比利时境内。他是否已经把文件毁掉，当时无法得知，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假定比利时，甚至于英法两国，都已经知道了我们的作战计划。

此外，当曼斯坦因就任军长的时候，他也利用希特勒召见的机会，曾经把他的意见当面告诉了希特勒。结果才使所谓“曼斯坦因计划”（Manstein Plan）成为一个被认真研究的作战构想。1940年2月7日，在科布伦茨举行了一次演习，照我个人的看法，这个演习可以证明这个作战计划已经有了决定性的成功。在这一次图上练习的时候，我建议在攻势的第五天，应使用强大的装甲摩托化部队，在色当附近强渡过默兹（Meuse）河，其目的是在这里突破法军的防线，并向亚眠发展。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却认为我这个意见毫无意义。他认为即令战车部队已经渡过默兹河，并占据了桥头阵地，但是也必须等候步兵赶上来之后，始可以发动一个全面的攻势，所以他预料，不到战役的第九天或第十天，这个攻击是不可能进行的。我强烈地反对他这种全面攻击的理论，我一再地说明，最重要的就是充分利用我们装甲兵现有的全部实力，对于一个具有决定性的点施以奇袭式的打击，使突入的楔形地区深而且宽，因而让我们可以不必顾虑到侧翼的安全，而去尽量地扩展我们的战果，所以不必等待步兵军的赶上。

在我的意见中有关法国边境要塞的强度价值问题，也得到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工兵顾问斯提欧塔少校（Maj.von Stiotta）的有力支持。他曾经把空中照相加以极详细的分析，所以他的结论足具有科学的根据，当然是不应任意抹杀的。

2月14日又在迈恩（Mayen）做另一次的图上演习，地点是在第十二军团李斯特上将（Col.Gen.List）的司令部里。这一次哈尔德又出席了，所研究的主题还是默兹河的渡河问题。需要我做答复的问题，主要有下列两点：装甲师能够凭着它自己的力量渡河么？还是一定要等待步兵赶上来呢？关于后者：是它和步兵一同渡河呢？还是完全让步兵去先渡河呢？因为在默兹河以北，阿登（Ardennes）高原的地形十分的险恶，在这里使用战车根本上是不合理的。所以越讨论就越不像话，最后我和第十四军的军长（摩托化军，准备跟在我的后面推进）魏特夏将军（Gen.von Wietersheim）就提出抗议说，在这种环境之下，我们对于战略的领导，似乎是已经丧失了信心。我们表示像这样使用装甲部队，在原则上是完全错误的，必定会引起极大的损失。

最后情况就变得更为严重，甚至于龙德施泰上将对于战车的真正威力，也并不曾有任何明确的认识，他也主张还是小心为是。这个时候，我们实在需要像曼斯坦因那样的天才！

关于如何指挥这么多装甲部队的问题，也曾引起了烦长的讨论。经过了许多次的变化之后，最后才决定成立一个装甲兵团（Group），由克莱斯特将军（Gen.von Kleist）指挥，事实上到那个时候为止，他并没有能够表现出来他对于装甲兵的指挥是特别拿手的。以后又决定由我的装甲军担任阿登攻击战的矛头，于是我就赶紧去忙于训练我的部下，使他们有能力担负起这个沉重的任务。归我所指挥的有第一、第二、第十共三个装甲师，“大德意志”步兵团，和一些军直属部队（包括一个迫击炮营）。除了“大德意志”团以外，其余的部队无论在平时和战时，都是我一手培养起来的，所以我对于他们的能力具有无比的信心。现在我要训练他们，去担负一个艰巨的工作，当时除了希特勒、曼斯坦因和我自己以外，恐怕再没有其他的人会相信它是可以成功的。为了实现我的理想，已经把我累得精疲力竭。我实在需要稍事休息一下，在3月的下半个月当中，我就请准了一个短假。

在此之前，A集团军的高级将领又曾经被召集到总理官邸，举行一次军事汇报，由希特勒亲自主持。我们每一个将领都自己报告他所担负的任务，以及他将要如何去执行的计划，我是最后一个发言的人。我的任务如下述：在奉命进攻之日，我要越过卢森堡的国界，经过比利时南部，一直到色当，渡过默兹河，并在那一面建立一个桥头阵地，以掩护后续的步兵军渡河。我又简单地解释，在经过卢比两国的时候，我军将分为三个纵队前进，我指出第一天可以到达比利时边境，并且希望在同一天之内突破它；第二天我应该可以到达讷沙托（Neufchateau）；第三天可以到达布永（Bouillon），并渡过瑟穆瓦河（Semois）；第四天我就已经到达了默兹河；而第五天我就已经渡河了。在第五天的下午我应该已经建立好了桥头阵地。希特勒问道：“那么之后你又准备做些什么呢？”他是第一个想到应该同我提出这个重要的问题的人。我答复他说：“除非我已经接到了其他的命令，否则在第二天我就会继续向西推进。最高统帅应该决定我的目标是亚眠还是巴黎。照我个人的看法，正确的路线是应该过亚眠，直向英吉利海峡进发。”希特勒点点头，没有再说什么。这时布西将军（Gen.Busch）——他所统率的第十六军团正位于我的左翼，突然高声喊了出来：“好吧，第一点，我首先就不相信你可以渡得过默兹河！”希特勒脸上现出了紧张的表情，用眼睛注视着我，看我怎样答复这个挑战。我说：“无论如何，总不需要你来代劳呵！”希特勒没有再说话。

我始终都再没有接受过命令，指示我在默兹河上获得了桥头阵地之后，应该如何再进行第二步的工作。一直到我到达大西洋海岸之前，一切的决定都是自己一个人负责的。最高统帅部对于我的行动就只有牵制的作用而已。

在短假结束之后，我就又埋头去进行我的准备工作。不久冬天就过去了，转眼间变成了春天。在我没有叙述事实之前，我想应该先将我的信心的由来，解释一下。这就又必须从头说起。

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西线战役，除了一个短期间的运动战以外，不久就稳定了下来，变成了一种阵地战，不管集中了多大的兵力和物资，都无法使陆军再恢复它的运动性，一直等到1916年11月，敌人的战车在战场上出现之后，局面才有新的发展。利用它的装甲，它的履带，它的枪炮，带着它的乘员突破炮兵火网和铁丝网，越过种种的工事和障碍物，而一直冲进德军防线的中心。从此攻击的力量又复活了。

要明了战车的重要性，只要看一看凡尔赛和约就可以明白。和约禁止德国保有和制造任何种类的装甲车辆，若有违背则将严厉处罚。

由于我们的敌人认定战车为一种具有决定性的武器，因此才禁止我们使用。这样，我才决心仔细地研究这种决定性武器的历史，并且还追踪它的未来发展。因为我的研究并不受到传统观念的拘束，所以对于装甲部队的使用、组织和装甲车辆的制造，都得到了一些新的见解，而超出了国外权威理论的范围之外。经过了多年的苦斗，我已经把我的理论，成功地变成了事实，可以说是比其他的国家先取得了优势。由于对于战车的使用和组织，我都有独到的创见，所以我才会深信我一定可以完成我的使命。甚至到了1940年，和我抱着同样信念的人，在德国陆军中也并不太多。

因为我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做过广泛的研究，所以使我对于战斗人员的心理也有相当的认识。由于个人的经验，我对于我们自己的陆军当然很明了，而对于西方的对手，我也曾经做过几条假定，以后在实际战役中，证明我的看法并不错。尽管敌人曾经利用战车，而成为1918年胜利的主因，但是他们却先入为主地仍然受着阵地战理论的拘束。

在1940年5月间，英法联军所能使用的装甲车辆一共约有4000辆；而德国陆军在当时所有的装甲车辆则只有2800辆，这还包括装甲侦察车在内，当真正攻击的时候，所使用的车辆不过2200辆而已。不仅在数量上敌人占了优势，而且在装甲和火炮的口径两方面，法国的战车也比德制的为优越，不过它的操纵系统和速度却不如德国的。尽管法国人拥有如此强大的机动兵力，但是他们还又建筑了全世界上最坚固的要塞，马奇诺防线。为什么要用那么多的金钱来构筑要塞，而不把它用在机动兵力的加强和近代化的工作方面去呢？

戴高乐、达拉第（Daladier）以及其他作这样主张的人都没有为人所重视。由此就可以看出来，法国的最高领袖人物，对于战车在机动性战争中的意义，不是不能了解，就是不愿了解。据我所知道的法国任何大规模的演习当中，都可以看出来法国的统帅部，是要训练他们的部队一切都按步就班，根据预定的计划行动。无论是取攻势还是取守势，都是以一个事先所预定好了的环境为其基础。他们希望先把敌方的企图和战斗序列，都完全弄清楚之后，再来采取行动。而且一经决定行动之后，则一切部队的行动都完全照着既定的计划进行，丝毫都不许有所变化。这种对于计划控制的狂热，否定了机会在战争中的重要性，所以才把装甲兵编在一般的陆军系统之内，将它们分割后由步兵师指挥，免得它们破坏了整个的计划。因此，法国的装甲兵力只有极少数是编成了大单位，以供战略性的使用。

总结起来说，法国人是准备采用一种有体系的防线，和一种严格的计划来保卫他们的国家。这种主意是他们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学来的教训，他们对于阵地战富有经验，他们对于火力做极高度的估价，但是却完全不重视运动的原则。

这就是在1940年，我们所深知的法国的战略和战术原则，而与我自己对于战争的理论完全相反。因此这就构成我对于胜利信念的第二个因素。

到了1940年的春天，德国对于敌军的配置和它的要塞情形，都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了解。我们知道在蒙梅迪（Montmedy）与色当之间的某处，马奇诺防线由极坚强而变成了相当的脆弱。从色当到海峡地区间的防线，我们称它为“延长的马奇诺防线”，我们不但知道它的位置，而且也知道比荷两国要塞的强度，他们都是面对着德国的。

马奇诺防线的兵力似乎很单薄，大量的法军和英国的远征军都集结在佛兰德平原（Flanders）上，位置在默兹河与英伦海峡之间，面朝着北方。至于比荷两国的军队，则配置在他们的边界上面，以防御东面来的攻击。

从他们的战斗序列上来看，就可以明了敌方是预料德国人又会再度使用施里芬计划，所以他们把联军的大部分兵力，都用来抵御经过荷比两国的大迂回行动。似乎照法国最高统帅部的判断，除了古老的施里芬计划以外，是不可能再有其他的战略的。

我们对于敌情早有了相当的认识，这是使我认为此战必胜的第三个因素。此外，对于敌人的一般判断，虽然比较不太准确，但是却也有它的价值。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很明了法国军人的本性，也很尊重他们，在保卫国土的时候，他们非常的勇敢、顽强，不惜一切的牺牲。在这一次，我们毫不怀疑他们一定还会表现出来同样的精神。至于说到法国的领袖人物们，我们所不了解的，就是为什么在1939年的秋天，当德国的兵力大部分都牵制在波兰的时候，他们却不趁机发动攻势。真正的原因我们当然无法知道，只有猜度而已。由于法国的领袖人物如此地谨慎，使我们想到敌方是有意避免严重的军事冲突。从1939年到1940年的冬季当中，法国人是相当地不活动，使人觉得他们对于战争似乎并不热心。

基于以上的分析，我所得到的结论是：若是使用一支强大的装甲兵力，经过色当和亚眠而发动一次具有决定性的猛烈攻势，以大西洋海岸为攻击的目标；这样就可以深入敌后，而将敌人已经进入比利时的大军完全隔断。我不相信敌人拥有足够的预备兵力，能够阻止我这个攻势；所以我相信若是能够充分地扩展最初成功的战果，则一定可以大获全胜。

我的第二个工作就是要说服我的长官和我的部下，使在上面的人能够承认我的观念是对的，而使我可以获得充分的行动自由；使在下面的人都能够和我一样具有信心，并且完全与我合作。前半段的努力只获得了一部分的成功，而后半段的努力则收获较大。

在进攻的时候，第十九军所奉到的命令，就是经过卢森堡和比利时的南部一角，在色当附近的默兹河上取得一个桥头阵地，并协助后续的步兵渡河，对于奇袭成功之后，应做何种进一步的行动，则完全没有指示。

关于与空军的合作也事先有了安排。我与战术空军司令斯徒尔汉将军（Gen.von Stutterheim），以及空军兵团司令罗兹尔将军（Gen.Lorzer）都做了一番接触。为了尽快地建立合作的基础，我邀请了空军人员参加我们的演习，同时我个人也参加他们的演习。我与空军所讨论的要点还是渡过默兹河的问题。经过了详细研究之后，我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原则，就是在渡河的时候，空军最好是能够连续不断地支援陆军，而不要用集中轰炸的方式。这样就可以使在开阔地布置的敌炮兵，经常感到空军的威胁，不能安心作战。关于攻击的时间和目标的位置，都事先记明在地图上。

在发动攻势的前夕，为了满足戈林的心愿，曾经把“大德意志”步兵团的一个营，用空降的方式投掷在比利时防线的后方，以扰乱敌方的军心。

由于想迅速地冲过卢比两国的领土，我所率领的三个装甲师就一线排开。中央是第一装甲师，军炮兵、军部和高射炮兵的大部分都跟在它后面前进，从始至终，这都是我们的攻击主力。在第一装甲师的右边，就是第二装甲师；在它的左边就是第十装甲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第一装甲师由吉尔希纳将军（Gen.Kirchner）指挥，第二装甲师由法伊尔将军指挥，第十装甲师由夏尔将军指挥。这三个师长都是我的老部下，我对于他们的思想和能力具有充分的信心。他们的观念和信心是完全和我一致的，都认为装甲兵只要一发动了攻势，那么在他们的前进道路上绝不会有红灯出现，我们要把绿灯一直开到路的尽头——这一次就是英吉利海峡！我们的每一个士兵，对于他们的使命也都能有明确的认识，在攻势发动之后，即令长时间不再收到新的命令，他们也照样可以各自为战的。

从突破到海峡

在1940年5月9日的13点30分，我们接到了信号。我16点钟离开科布伦茨，在当天的下午抵达了索能霍夫（Sonnenhof）的军部。部队已奉命集中在菲安登（Vianden）与埃希特纳赫（Echternach）之间的边境上面。

在10日上午5点30分的时候，我和第一装甲师在一起，从瓦伦多夫（Wallendorf）附近越过了卢森堡的边境，向马特朗日（Martelange）挺进。到了第一天的下午，该师的前卫部队已经突入了比利时的国界防线，并与“大德意志”团的步兵取得了联系。不过由于公路已被彻底破坏，而且在那个山地区中又无法绕道，所以就不能够深入。因此我们必须趁着黑夜将它修复。第二装甲师在斯退强甫（Strainchamps）附近作战，而第十装甲师则经过了新阿拜（HabaylaNeuve）与埃塔勒（Etalle），并已经和法国部队接战（第二骑兵师与第三殖民地步兵师）。军部设在南布鲁希（Rambruch）。

11日的上午，沿着比利时边境的爆破地区和布雷地区，都已经扫清。快到正午的时候，第一装甲师开始向前推进。战车在前面开路，向着讷沙托两面的要塞进攻，守军为比利时从边境上撤退的残兵和法国的骑兵。经过了短时间的战斗，我军伤亡极轻，而敌军的阵地即被突破，讷沙托也被攻占了。第一师立即继续前进，中途占领了贝尔特里（Bertrix），在黄昏的时候到达布永，但是法军在那一夜里却守住了这个镇市，并未撤走。其他两个师也完全照预定计划进展，只遭遇到极轻微的抵抗。第二师攻下了利布拉蒙（Libramont）。第十师的第六十九步兵团的团长艾勒曼中校（Lt.Col.Ehlermann）在圣玛丽（SainteMarie）附近阵亡。

在10日到11日之间的夜晚，装甲兵团司令克莱斯特突然命令左翼的第十师立即变更方向，向隆维（Longwy）前进，因为据报有法国骑兵从那个方向攻来。我马上要求兵团部收回成命，因为把我的兵力抽调三分之一去对付莫须有的敌方骑兵威胁，将使默兹河的渡河成功受到严重的威胁，可能因而影响到全局的胜败。不过为了防止这种害怕敌人骑兵的奇怪心理，再弄出别的花样，我又命令第十师更改路线，沿着与原定路线平行的路前进，经过吕勒（Rulles）直趋瑟穆瓦河岸。我军还是照常推进，停止和变更方向的危机都过去了，兵团部最后也同意了我的意见。敌人的骑兵也始终没有出现。

“大德意志”步兵团调回充任军预备队。军部在讷沙托过夜。

5月12日清晨5点钟的时候，我率领着我的幕僚来到布永前线，监督第一步兵团在团长巴尔克中校（Lt.Col.Balck）领导之下，进攻这个市镇。攻击在7点45分开始，不久就打下了这个目标。法军已经破坏了瑟穆瓦河上的桥梁，不过还是有许多地点战车仍可以涉水渡过。师工兵立即开始架设新桥。当这一部分的工作做得很能令我满意之后，我就随着战车的后面，越过了河流，向色当方向前进，但是布满了地雷的道路逼迫我又退回布永来。在这个村镇的南部，我经历到敌人的第一次空袭，它的目标是要炸毁第一师所架设的桥梁。但是侥幸得很，并没有炸中，只有几间民房被炸中起火。

我马上就从森林中驾车去视察第十装甲师方面的战况，他们也已经渡过了瑟穆瓦河。当我到达前线的时候，正赶上搜索营向敌人的阵地进行攻击。步兵紧跟着搜索部队后面前进，他们那个勇敢的旅长费侠尔上校（Col.Fischer），亲自在部队前面领导，而师长夏尔将军也紧跟在他们的后面。这个师在他们的指挥官勇敢的领导之下，强硬地推进，情形颇令人动容。不久森林中的敌人防御阵地即被攻克。部队经过拉沙佩勒（La Chapelle）向巴齐内斯—巴南（Bazeilles-Balan）继续前进，我可以放心回布永的军部去了。

这个时候，我的参谋长内林上校已经在一家旅馆里设立好了司令部。从窗口向外看，就是瑟穆瓦河谷的美景。在我安放办公桌的地方，四周墙壁上都挂满了狩猎的纪念品。

我们立即开始工作。不久就听见了一连串的爆炸声，大概是另外一次空袭。但是这还不够，一个工兵的补给纵队，携带着的雷管、炸药、地雷和手榴弹等等物资，也着火焚烧，于是爆炸之声就络绎不绝。墙上所挂的一个野牛头突然被震落下来，只差一点就把我的脑壳砸碎了，玻璃窗也震碎了。我们赶紧离开这个不愉快的地方，最后我们决定搬到布永北端的一个小旅馆里面去，那个小旅馆曾被当作第一战车团的团部。在那里，我们偶然碰到战术空军的司令斯徒尔汉将军，他说这个地方太暴露了，正在谈话之间，又有一队比利时飞机来投弹。损失固然很微，不过我却还是愿意听从空军司令的忠告，把我的军部移到北面的一个小村子里去。

在第二次搬家尚未开始之前，就来了一架联络机将我接往克莱斯特将军总部，听取他的新命令。我所接到的命令就是要我在第二天，即5月13日16点钟的时候开始渡过默兹河，发起攻击。在那个时候，第一、第十两师是可以到达预定的位置；但是第二师却在沿途遭受到阻碍，是否能准时赶到，那就是一个疑问了。我把事实报告给克莱斯特知道，并且说明了兵力强弱的关系。克莱斯特却还是不肯改变他的观点，于是我就又想到，假使不等到三个师都到齐就渡河，也许也有它的优点。另外一条命令就更使我不愉快。他不知道我和罗兹尔将军事先已经有了约定，克莱斯特又和空军方面接洽好了，准备配合炮兵的准备射击，同时实行集中的轰炸。这样一来把我的整个攻击计划都弄糟了，若是攻击时间一拉长，那么再也得不到空军的支持。我强烈地表示反对，希望仍然照我原定的计划，但是克莱斯特却坚决拒绝。于是我只好坐上飞机，由另外一个新的驾驶员送我回军部去。这位青年人却找不到我原先起飞的跑道，在法军阵地上空一架没有武装的飞机慢慢地来回飞着，这才是真够不舒服。我提起精神来，命令驾驶员向北飞，才找到了跑道。着陆的时候，汽油已经快要用完了。

回到军部之后，我马上赶紧草拟命令。因为时间太仓促，所以我们只好从档案中把在科布伦茨演习时的命令取了出来，把它的日期时间改一改，就发下去应用。它们与目前的情况极为适合，惟一的改变就是攻击时间由10点钟改为16点钟。第一、第十两师也完全照军部的办法，所以一切命令的下达，都是十分的迅速而简单。

到了5月12日的下午，第一、第十两师都已经占领了默兹河的北岸，并且攻下了历史上的名城和要塞，色当。在夜间就忙于做渡河攻击的准备，并且赶紧使军炮兵和兵团炮兵进入阵地。攻击的主力摆在第一装甲师方面，增援它的部队有“大德意志”步兵团、军炮兵和两翼两个师的军炮兵营。在明天衡量侧翼两师的成就时，它们的炮兵实力被减弱的事实，却是不可不考虑的。

军部则命令在5月13日中迁到拉沙佩勒。

在上午的时候，我首先视察第一装甲师的师部，看看他们的准备做到了什么程度，接着再从那里经过了地雷尚未扫清的地区，在法军炮火威胁之下，到达了在叙尼（Sugny）的第二装甲师师部。这个师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法国边境。在正午的时候，我才回到了拉沙佩勒的军部。

在15点30分的时候，我冒着法军炮火的威胁，亲自到了一个炮兵前进观测所（属于第十装甲师的），目的是要想亲自看看我方的炮兵和飞机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在16点钟，攻击开始，最先就是炮兵的准备射击，至少照我们的看法，是很够壮观的。怀着一副紧张的心情，我等待着空军的来临。它们也是准时到达，但是使我大感惊奇的是，就只有几小队的轰炸机和俯冲轰炸机在战斗机掩护之下出现了；很明显的他们这是采用了我事先和罗兹尔所约定的战术。也许是我离开了兵团部之后，克莱斯特将军突然想通了，否则就是新的命令没有能准时送到前方的空军指挥所。无论如何，飞机所采取的战术正是我所认为最有利的方式，我不禁深深松了一口气，心里大有如释重负之感。

我现在就急于想去参加步兵们的渡河战斗。这个时候用渡船强渡的工作大概已经完毕了，所以我就先到圣芒日（St.Menges），然后再转到佛洛因（Floing），那是第一装甲师的预定渡河地点。我走上了一艘渡船。在河岸的那一边，我找到了第一步兵团勇敢而能干的团长巴尔克中校。他和他的幕僚都很愉快地来欢迎我，他对我喊道：“在默兹河里禁止做享乐性的游船！”这是我自己所创造的一个典故。因为过去在演习的时候，有些青年军官们的态度似乎是太随便了一点，所以我常常用这句话来告诫他们。照现在的情况来说，这一次的渡河的确是很轻松的。

第一步兵团和“大德意志”步兵团的攻击发展，几乎完全是和演习一样的准确。由于不断的空中攻击，法国的炮兵已经完全瘫痪。沿着默兹河的混凝土工事都为我们的战防炮和高射炮所击毁，敌人的机关枪手在我方重武器与炮兵的火力之下，也都抬不起头来，尽管地形十分开阔，但是我军的损失还是异常的轻微。到了黑夜快要来临的时候，我们已经穿透敌阵到达了相当的深度。部队奉命在夜间不许休息，继续向前进攻，我所靠的就是这个紧要命令必定能够为全体所严格的遵守着。到了23点钟，他们已经到达了法国的主要防线。我心里很愉快，也很骄傲，于是转回我的军部，并立即研究侧翼方面的报告。

第二装甲师参加作战的部队只是它的前卫部分：搜索营和装甲车营，以及重炮兵。以这样少的兵力当然无法使强渡成功。第一装甲师的步兵全部都已经渡过河，战车和炮兵则正在等候架桥，桥一架好之后就可以跟着赶上去。第十装甲师也已经渡过了默兹河，并且建立了一个小型的桥头阵地，因为缺乏炮兵的支持，所以该师曾经经过一天的苦战。马奇诺防线的重炮曾经使他们感受到一部分的威胁。不过，在明天第二、第十两师的情况就可以大为改善。军属重高射炮要趁着黑夜，移到河岸边的阵地，因为从14日以后就不会再有空军的支援，它们又要转用到其他的地区去了。

在夜里，我和罗兹尔将军通电话，问他为什么又变更了上面所规定的空中支援办法，并且谢谢他今天对于我们的成功所做的辉煌贡献。结果我才知还是因为上面的命令下达得太迟，所以罗兹尔决定就照原计划执行。接着我又打了一个电报给布西将军（就是上次在希特勒会议中藐视我的人），告诉他我们已经渡河成功了；他倒给了我一个很亲热诚恳的回电。最后我又向我的僚属们致谢，感谢他们对于我的帮助。

在5月14日的清晨，勇敢的第一装甲师已经送来了报告，说在昨夜一夜中，他们透入的深度又有了相当进展，现在已经通过了谢姆里（Chemery）。所以我就直向谢姆里进发。在默兹河的河岸上集结着有成千上万的战俘。当我到达谢姆里的时候，第一装甲师的师长正在向他的部下下达命令，我就在一旁静听他在说些什么。据报有一支强大的法国装甲部队正朝着这个方向推进，所以他就命令第一师的战车部队向斯东尼（Stonne）进攻，以便去给敌人一个迎头痛击。于是我就立即返回默兹桥，在那里与我的幕僚碰头，并命令第二装甲师的第二战车旅，立即跟在第一旅的后面渡河，以使河的那边能够有足够的装甲兵力对付法军的攻击。法军的攻击立刻为我们所阻止，在布尔逊（Bulson）他们损失了20辆战车，在谢姆里又损失了50辆。“大德意志”步兵团占领了布尔逊，并且由那里向费里尔斯（VillersMaisoncelle）进攻。但不幸的是，在我离开谢姆里不久之后，德国的俯冲轰炸机突然来了，糊里糊涂地对着自己的密集部队投弹，使我们遭受很大的损失。

在这个时候，第二装甲师已经在栋什里（Donchery）附近渡过了默兹河，并在南岸一路战斗前进。我驱车赶到这一方面去看实际的情形，发现负责的指挥官们都是身先士卒地向前挺进，我觉得很放心，于是才又重新回到默兹河。现在那里正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猛烈空袭。英法两国的空军人员都十分的勇敢，不顾生命危险，想要炸断我们这一座桥。结果虽然他们的损失惨重，但是桥梁却还依然无恙。这一天我们的高射炮有极精彩的表演，射击非常的准确。到那天黄昏的时候，他们自己计算战果一共打下了150架敌机。那位团长，希迫尔上校（Col.von Hippel）因为这一天的战功，获得了骑士级的铁十字勋章。

在空袭之下，第二战车旅还是川流不息地从桥上渡过默兹河。快到中午的时候，使我们大感振奋的是，集团军总司令龙德施泰上将也亲自到了这里来看看实际的情况。我就在桥上的中点位置把我们的情况报告给他听，当时空袭还正在进行之中。他淡淡地问道：“这里的情形总是像这样么？”我凭良心地回答他说：“是的。”于是他对于我们官兵的英勇，不免称赞了一番。

我又再回到第一师的师部，找到他们的师长和参谋长温克少校（Maj.Wenck）。我向他们提出一个问题：全师是一致向西推进呢？还是在朝南对着阿登运河（Ardennes Canal）的东岸方面，应该留下一个侧卫部队？温克就用我所惯说的成语：“只准集中，不准分散！”来作为问题的答案，这也正和我的想法一样。于是第一、第二两师马上就都奉到命令，全体改变方向向西推进，越过阿登运河，以突破法国防线为攻击目的。为了使两个师的行动配合起见，我又再赶到第二师的师部，它位于栋什里的高地上。从高地向下一看，可以看到13、14两天，第二师所曾经经过作战的地区全貌。使我感到奇异的，就是马奇诺防线的长射程炮并没有向这个地区做猛烈的射击，否则将使我们受到严重的损失。在这个时候，再回头看看我们所已经经过的险境，才更感觉到我们这次攻击成功真是一个奇迹。

下午我才回到军部，又着手研究5月15日这一天我的各师的配合问题。在我军的正北面就是赖因哈特将军所指挥的第四十一军，它本来跟在我的后面，自从5月12日起，才开到我军的右翼位置。13日该军也渡过了默兹河，并且向西推进。魏特夏将军的第十四军，则还是紧跟在我的后面，马上就要到达默兹河。

到了黄昏时分，第一师的强大部队已经渡过了阿登运河，击败了敌军的顽强抵抗，攻占了辛格莱（Singly）和旺德雷斯（Vendresse）。第十装甲师的战车部队已经越过了梅松西里—罗库尔—弗拉巴之线（Maisoncelle-Raucourt-et-Flabas），而该师的大部分则已经到达布尔逊—推龙尼（Thelonne）以南的高地，在那里他们俘获了40多门大炮。

第十九军的主要任务，就是要确实占领斯东尼附近的高地，以阻止敌人的任何突破我桥头阵地的行动，而使后续的部队可以安全渡河。第十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在14日中，竟日苦战就是为了要攻克这些高地。斯东尼这个村庄曾经数度易手，到15日攻击才算是完成。

在5月15日清晨4点钟的时候，我和魏特夏将军在我的军部商谈将我的军所据守的桥头堡，交给他接防的计划。在把情况稍事分析之后，我俩又一同到布尔逊附近的第十师师部中去洽商。师长夏尔将军已经上前线去了，参谋长李本斯坦中校（Lt.Col.von Liebenstein）是一个很优秀的军官，他把目前的困难解释给魏特夏听，并且还答复了他不少的详细问题。最后我们同意，在交接期中，第十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都暂由第十四军指挥，等到他们的部队到齐了之后再归还建制。所以在此后的数天之内，我所指挥的范围将暂以第一、第二两师为限。

于是，第十装甲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奉命沿阿登一线掩护第十九军的南面侧翼。在5月15日那一天，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的前卫也赶来增援。

从第十师的师部，我又转到驻在斯东尼的“大德意志”步兵团团部。法军恰好正在攻击，我一个人也找不到。经过了一度的紧张之后，阵地还是稳住了。我才回到我的新军部，它已经搬到了默兹河的南岸，沙波根（Sapogne）附近的一座小森林当中。

出乎我们意料之外，那一天晚上异常的混乱，原因并不是由于敌人的反攻，而是由于我们的上级又发出乱命的缘故。兵团司令克莱斯特突然命令所有的部队都不准前进，不准超出桥头阵地的范围以外。我对于这个命令不能同意，也不愿同意，因为它会使我前功尽弃，完全丧失了奇袭的作用。我立刻与兵团参谋长蔡兹勒上校（Col.Zeitzler）通话，不得要领之后又与克莱斯特上将直接谈话。我坚决地要求他收回成命，双方辩论得非常火爆。最后他才勉强答应，在下一个24小时之内，还可以继续前进。

当我获得了行动的自由之后，心理上非常的愉快，第二天一早（16日）我就赶到第一师的师部。前方的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只晓得昨夜在巴维里蒙（Bouvellemont）附近曾有激烈的战斗，所以我就一直向该处进发。在那个余火尚未熄灭的村庄大道上，我找到了步兵团长巴尔克中校，叫他把昨夜的情况讲给我听。部队已经太疲劳，自5月9日以后就没有真正休息过。弹药也快用完了，在最前线上的士兵，就熟睡在他们的散兵壕里面。巴尔克本人披着一件短外衣，手里拄着一根棍子，告诉我这个村庄被攻克的经过。当他的部下同他诉苦，说实在再打不下去的时候，他说：“我自己一个人去打下这个村庄！”说完了他就一个人向前进。他的部下也就跟着他一涌而上了。巴尔克脸上非常不干净，眼睛里充满血丝，可以看出来他真是日夜的辛劳。由于他这一天的功绩，他得到了骑士级的铁十字勋章。他的对手也打得很勇敢。敌人的机关枪到现在还在对着村庄街道上射击，不过炮声已经没有了，我和巴尔克都认为敌人的抵抗已经接近尾声。

在前一天，我们曾经截获一个法军的命令，假使我的看法不错，那应该就是法军统帅甘末林将军（Gen.Gamelin）所亲自下的手令，上面有这样一句话：“德军战车的狂潮最后必须加以制止！”这个命令使我的信心更为坚定，我们必须倾全力进攻，因为法军的抵抗能力很明显已经使他们的最高统帅部感到烦恼。已经到了不能再犹疑不决的时候，当然更不能够叫停。

我把士兵一连一连的集合起来，把这个命令读给他们听，坦白地告诉他们立即继续进攻的意义和重要性。我一方面感激他们这几天的成就，另一方面更要求他们继续进攻，以实现我们的胜利。说完了之后，我就命令他们赶紧上车，继续前进。

迷惑着我们的战争之雾不久就完全廓清了。我们现在可以看得明明白白，结果一切都是在我们预料之中。在普瓦泰龙（PoixTerron），我找到了第二师的参谋长，把当前的情势讲给他听了之后，就继续向蒙科尔内（Montcornet）前进。在途中超过了第一师的行军纵队。士兵们现在都已经清醒了，晓得我们已经获得了一个完全的胜利——突破！他们看见我，都纷纷向我欢呼。

在蒙科尔内的市场中，我找到了肯夫将军（Gen.Kempff），他是第六装甲师的师长，该师属第四十一军指挥。他的部队在渡过默兹河之后，与我的部队一同到达了蒙科尔内。现在我必须为这三个装甲师制定道路——第一、第二和第六师——以便它们通过这个市镇，再向西推进。因为装甲兵团部对于这两个军之间，并未划定界线，于是我们就自己议定，大家齐头并进，直到最后一滴汽油都用完了才停止。我的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马尔勒（Marle）和德尔西（Dercy）——距早晨的起点已经超过了40英里，距色当已经55英里。

同时，我命令跟随着我的人去搜查市场附近的住宅。几分钟后，他们就搜捕到了好几百名法国战俘，各个单位的都有，他们的脸上表示出惊讶的表情。另外有一个敌军的战车连，正想从西南面进入这个市镇，结果也全部被俘。它是属于戴高乐师的，我们早已听说他们曾在拉昂（Laon）地区以北出现。我的军部就暂设在蒙科尔内以东，一个叫作索伊兹（Soize）的小村中。我和第一、二两师的师部取得了联络。并且把一天的经过用无线电报告兵团司令部，此外并重申我的决心，在5月17日这一天还是继续前进。

由于5月16日我们和第四十一军的胜利，照我个人的想法，我的上级也许应该不会再坚持他的见解，而一定要我们停止，以待步兵的赶上。我心里所想的计划，就是我在3月间对希特勒所说的理想：一直前进，以英吉利海峡为目标。我绝料想不到，希特勒既已批准了勇敢的曼斯坦因计划，又在我表示意见的时候，一句反对的话都没有说，居然后来竟会突然叫停。我原先的判断实在是大错了，第二天上午即见分晓。

在5月17日的一清早，我就接到兵团部的命令，要我们立即停止前进，我本人须去向克莱斯特报告，他7点钟到我的飞机跑道边来和我碰头。他的确准时到达，还没有和我道早安之前，就开口骂我为什么不服从命令。他对于部队这样卓越的成绩似乎不屑于夸奖一句。等到他一口气说完，准备喘气的时候，我就要求免除我的职务。他一时不免有一点慌张，然后点点他的头，并且命令我把职务移交给一个资深的部将。谈话就这样结束，我回到军部，要求第二师师长法伊尔将军立刻来见我，以便叫他暂代军长的职务。

于是我就用无线电发了一个报告给集团军总司令部，说明我在正午移交完毕之后，将立即飞回总司令部，并对于一切经过提出详细的报告。立刻我就接到了回电：叫我不要离开军部，等候李斯特上将（他是第十二军团的司令，正跟在我的后面前进）的到来，他是被授权来处理这件事的。在他没有来到之前，各单位都一律留在原地待命。李斯特上将到了之后，他代表集团军总司令慰留我，并且告诉我停止前进的命令，是发自陆军最高统帅部（OKH），所以必须要服从。他也很同情我的看法，认为有前进之必要；所以在集团军批准之下，准我继续作威力搜索。不过军部还是要停止在原地不动，以便易于保持接触。这是上级的最高限度，我向李斯特上将表示由衷的感谢，并且还请他代我向克莱斯特将军解释早上那一场误会。于是我就马上去安排威力搜索的进行。军部仍然留在索伊兹，在我的前进指挥所与军部之间，架设了一根专用电话线，免得再用无线电通话，又给OKH和OKW的检查单位知道了，再惹起其他的麻烦。

在没有接到停止进攻的命令之前，第一师在17日的早晨已经攻下了利贝蒙（Ribemont）和克雷西（Crecy）。第十师的前卫由色当以南前进，也到达了弗内利考（Fraillicourt）。17日黄昏的时候，在莫伊（Moy）附近，已经过了瓦兹河（Oise），并建立了一个坚强的桥头阵地。

5月18日上午9点钟的时候，第二师到达了圣康坦（St.Quentin）。在它的左面是第一师，已经渡过瓦兹河，并向佩罗讷（Peronne）前进。19日的清晨，第一师已经强渡过索姆河（Somme），并建立了桥头阵地。有几个法国的参谋军官正在前线视察，因为走避不及也被俘了。

我的前进指挥所移到西克村（VillersleSec）。

5月19日，我们经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旧索姆河战场。一直到现在我们都是在埃纳（Aisne）河、塞尔河（Serre）和索姆河的北边前进，这些河流对于我们的左翼恰好构成了天然的掩护。这一翼所能给与我们的威胁事实上也很有限。5月16日，据报戴高乐所临时组成的法军第四装甲师就已经在这个地区中活动，在以后数日中，戴高乐一直在与我纠缠，19日那一天，有少数的法国战车已经突入我们的防区，距离我在何隆（Holnon）森林中的前进指挥所，不到一英里远。当时的确使我们紧张了一下，可是不久这些不速之客就又改变了他们的方向。另外，我们也知道在巴黎地区，还集中着一个法国预备军团，一共有8个师的兵力。不过我却估计只要我们不停地活动，那位法国的弗利将军（Gen.Frere）就绝不会对我们进攻。根据法国的基本战术原则，他一定要等待把敌情完全弄清楚之后，才会采取行动，所以我们要一直让他猜不清楚，换句话说就是继续的推进。

到了5月19日的黄昏，第十九军已经进到了康布雷—佩罗讷—阿姆（Ham）之线。第十装甲师代替了第一师的单位，掩护着我们越走越长的左翼。在19日夜间，军部移到马尔利维尔（Marleville）。在这一天，我们才又接到命令可以继续前进。第十师仍然掩护着左翼，一直由科尔比（Corbie）到亚眠之东为止，它的原有防地则由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接替，第一装甲师直趋亚眠，并迅速在索姆河的南岸建立桥头阵地。第一师再受命经过阿尔贝（Albert），进攻阿布维尔（Abbeville），并在那里渡过索姆河，建立另外一个桥头阵地并肃清该地区的残敌。

我估计第一师将在上午9时开始攻击亚眠，所以我上午5时就赶去前线，因为我希望能够亲自参加这一次历史性的战斗。

我在5月20日上午8时45分的时候到达了亚眠的外围。第一师正在开始攻击。在中途我还到了佩罗讷，目的是要看看第十师是否已经真正代替了第一师，接管了那些防地。据说，第一师的部队没有等到接防的部队到齐，就已经开始前进，因为他们的指挥官正是那位有名的勇将巴尔克中校，他怕再迟了就会赶不上亚眠的攻击战。他的接防者对此深感愤怒，不过算是侥幸的，敌军并未乘虚进攻。我一路上经过了无限长的难民行列。

第一师的攻击非常顺利，不到正午的时候就已经攻克了这个城市，并且构成了一个桥头阵地，纵深达4英里之远。我大概地把我们新占的阵地看了一下，也顺便看了看这个以美丽的教堂而闻名的城市，然后又匆匆赶回阿尔贝，希望在那里与第二师会合。沿途我遇见我们的行军纵队和无数的难民，另外还有敌人的车辆也居然跟在德军纵队的后面飞跑，想这样逃回巴黎，我很快地在中途截获了15名英国俘虏。

在阿尔贝，我找到了法伊尔将军。第二师曾经俘获了一个英国炮兵连，他们完全没有想到德军会来得这样快。各种国籍的俘虏挤满了市场内和附近的街道。第二师师长先以为他们的汽油用完了，准备停下来，后来才发现并没有用完。我立刻命令他们在19点以前赶到阿布维尔，结果他们如期赶到了。（在战场上，常常会听到部下说没有汽油了，事实上完全是假的，部队疲倦想休息的时候，就会说他们没有汽油了。）在对第二战车旅的旅长普利特魏兹上校（Col.von Prittwitz）面授机宜之后，我就转回现在已经移到凯里约（Querrieu）的军部。在那里我们又遭到了自己空军的攻击，我们的高射炮不客气地向飞机射击，结果打下了一架。两个驾驶员跳伞下来，当发现了我们正在地面上等候他们的时候，表情非常不愉快。我请这两位青年人喝了一杯香槟酒压惊。可惜得很，那架飞机倒是最新式的侦察机。

在那一天夜间，第二师的斯比塔（Spitta）营已经率领部队通过了罗也利斯（Noyelles），这是第一个到达大西洋海岸的德军单位。

在这一天的下午，我们不知道今后到底应该向哪个方向走，同时兵团也没有获得对于今后攻势的指示。所以5月21日那一天被完全浪费掉了。我利用这个机会去视察我的部队。在路上，我向第二师的一位奥地利籍士兵问道：“你们对于这以前的战斗，观感怎样？”他说：“还不错，不过我们已经浪费了两个整天。”不幸得很，他的话倒是一点都不错。

海峡港口的占领

21日的上午，我才接到命令继续向北推进，以占领海峡诸港口为目标。我希望第十师向敦刻尔克前进，第一师向加来（Calais）前进，第二师则向布洛涅（Boulogne）前进。但是以后我却非放弃这个计划不可，因为第十师突然又被兵团部调回充当总预备队，而不再归属我指挥。所以从22日开始进攻时起，我手上所剩下的又只有两个师。我要求保留原有的三个师，以便可以迅速地占领各港口，但遭到了上峰的拒绝。因此，怀着沉重的心情，我只好又再次改变我的计划。第一师加上“大德意志”步兵团，以萨梅尔—代夫勒—加来（Samer-De svres-Calais）为其目标，而第二师则沿着海岸向布洛涅进发。

5月21日，在我们的北面发生了一件值得注意的事件。英国的战车部队居然想向巴黎方面突破，在阿拉斯（Arras）地区首当其冲的德军是一个党卫军（S S）师，该师从来没有经历过战斗，所以不免产生了恐惧的心理。事实上，英军的突破并没有成功，但是却使克莱斯特兵团的幕僚们也跟着乱成一团。不过他的部下却并没有受到感染。5月21日，第四十一军所属的第八装甲师到达了埃丹（Hesdin），第六装甲师到达了波希里（Boisle）。

我们的新攻势从5月22日的清早开始，从朝北的方向渡过了欧蒂河（Authie）。第一、二两师的兵力都不充足，因为我们还留下了一些部队防守索姆河上的桥头阵地，以待第十四军来接防。

22日的下午，在代夫勒—萨梅尔以及布洛涅的南面，都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我们的对手主要都是法国人，但也还有英比荷等国的残兵混杂在一起。他们的抵抗已经不成体系。但是敌人的空军却十分活跃，纷纷向我们投弹和扫射，而我方的空军却不见踪影。因为我方的空军基地现在越隔越远，而且无法迅速地向前方移动。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勉强向前挣扎。

军部移到内奎斯（Recques）。

第十装甲师这时又重新交给我指挥，于是我决定把已经快要接近加来的第一师调向敦刻尔克方面，而让第十师接替第一师的原有任务，第二师则独力攻击布洛涅城。

在23日上午，第一师在“坟墓线”（Graveline）上遭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而第二师在布洛涅的周围和城里，也发生了猛烈的战斗。这一次的攻城战情形很特殊，有段时间，我们的炮兵和战车都打不穿那个古老的城墙。最后在88mm高射炮掩护之下，步兵用梯子爬城，才进入了城内；在港口地区的战斗中，有一辆战车击沉了一艘英国的鱼雷艇，另外还击伤了几艘。

5月24日，第一师越过了在海岸与荷尔奎（Holque）之间的Aa运河，并在河的那面占据了好几个桥头阵地；第二师继续扫荡布洛涅的残敌；第十师到达了代夫勒—萨梅尔之线。

党卫军“希特勒近卫师”现在也拨交我指挥。我命令该师向瓦唐（Watten）进攻，这样可以协助第一师攻击敦刻尔克。第二师奉命只留极少数兵力占领布洛涅，其余部队都抽回，向瓦唐方面增援。第十师已经包围加来，并准备攻击这个古老的海上要塞。我下午去视察这个师，特别关照他们要审慎前进，以避免无谓的牺牲。5月25日，重炮兵也由布洛涅方面调过来增援这个师。

此时赖因哈特的第四十一军也已经渡过了Aa运河，并在圣奥梅尔（St.Omer）占据了桥头阵地。

希特勒突然叫停

在这一天（5月24日）最高统帅部又突然再来干涉前方部队的进展，其结果使整个的战争在将来都受到了无可挽回的重大损失。希特勒命令左翼各部队都停在Aa运河一线上，并禁止渡过这条河流。为什么做这样决定的理由，我们当然无从探悉。这个命令上还说：敦刻尔克完全留给空军去对付，若是加来的占领也感到困难的话，也可以交给空军去处置。我们当时都默然无话可说。而且因为命令的理由并未宣布，所以连辩论都不可能。因此各装甲师就都奉到命令：守候这一线待命，利用这个机会休息一下。

敌人的空军活动却很少受到我方空军的对抗。

25日的上午，我到瓦唐去视察党卫军师，并且看看他们是否已经发出命令，停止进攻。当我到达的时候，正看到部队在踊跃地渡河。在河的那面就是瓦唐山，只有235英尺高，但是在这个平原地区却具有控制全局的作用。在山顶上一座古炮台的废墟旁边，我找到了该师师长迪特里希，问他为什么不服从命令。他说山上的敌人正控制着河岸，使河岸无法防守，所以他才决定渡河攻下这座山来。我觉得他的看法实在并不错，所以就批准了他的行动，并且命令第二师立即跟上，以支援他们。

在第一天我们完全占领了布洛涅。第十师已经在加来的卫城以外作战。当我方要求英军投降的时候，英军的守将尼可逊准将（Brigadier Nicholson）却很干脆地回答说：“不，英国陆军的责任是要打得和德国陆军一样的好！”所以我们只好开始攻城。

5月26日第十装甲师攻克了加来。在正午的时候我正在他们的师部中，根据我所接到的命令，我就问他要不要把加来留给空军去解决。他答复道，因为他不相信我们的炸弹可以有效地炸毁那厚厚的城墙，以及古老要塞中的地下室，所以他反对这个办法。而且假使让空军去轰炸的时候，他的部队反而还要撤退，这又多了一道手续。因此我就同意他的主张。在16点45分，英国人投降。我们俘获了两万人，其中三四千人是英国人，其余都是法比荷的士兵，这些人早就不想再打了，所以英国人只好把他们先锁在地下室里面。

自从5月17日之后，一直到我在加来又遇见了克莱斯特将军，这时他第一次向我的部队表示赞扬之意。

在这一天，我们就准备立即向敦刻尔克进攻。可是新的命令又来了，于是我们在一眼可以望见敦刻尔克的地方停下了脚步！我们静观着空军去攻击。但却也眼看着大船和小船络绎不绝地把英军撤走。

第十四军军长魏特夏来到我的军部，与我商谈彼此接防的问题。结果第二十摩托化步兵师的前卫部队也交给我指挥。我把它摆在“希特勒近卫师”的右方。在会谈之前，曾经出了一件小的意外事件。近卫师的师长迪特里希从前线驾车回来，途中经过一个独立房屋，里面还有少数的英军留在里面死守不去。英军的机关枪击中了他的座车，并随即起火燃烧，于是他和他的副官跳出车外，躲在一个阴沟里面。跟在他指挥车后面有一辆无线电通信车，马上就发出求救的讯号。军部就立刻派第二师的第三战车团去营救。不久迪特里希师长就来到了我的总部，满脸都是污泥，样子十分狼狈。

一直等到5月26日，希特勒才又准许我们继续向敦刻尔克进攻。可是已经太迟了，无法完成一次伟大的胜利。

我军在26日的夜间发动攻势。第二十步兵师、近卫师和“大德意志”团，在重炮掩护之下，以沃尔穆特（Wormhoudt）为目标。第一装甲师则在其左翼向前推进。

“大德意志”团得到了第十装甲师的第四战车旅的有力支援，达到了占领克洛奇高地（CrochtePitgam）的目的。第一装甲师的装甲搜索营占领了布罗克尔克（Brouckerque）。

我们可以望见大批的敌方运输船只从敦刻尔克开出。

28、29日两天之内，我们继续前进，已经迫近敦刻尔克。但是占领敦刻尔克的全功我们却让给别人了——5月29日，我军奉命撤回，由第十四军接替我们的任务。

假使当初最高统帅部没有突然制止第十九军的前进，那么敦刻尔克早就已经攻克，而且胜利的成果也非现在的所可比拟；假使当时我们能够俘虏到英国远征军的全部兵力，那么未来的战局发展恐怕也就很难预言了。无论如何，像那样一个大规模的军事胜利，也可以使外交家多了一个讨价还价的机会，不幸得很，这个大好机会却给希特勒个人的神经质弄糟掉。他以后所发表的理由，说因为看到佛兰德平原地区河川纵横，所以才命令我的装甲军不要冒险前进——这实在是不成其为理由。

5月26日，我发表了一个文告，对我所统率的部队表示深切的感谢。原文如下：

第十九军的同胞们！

这十七天以来我们曾经转战于比法两国的境内。在离开德国国界以后，我们已经经过了400英里的里程，直抵大西洋的海岸。一路上，你们攻破了比利时的要塞，强渡过了默兹河，在可纪念的色当战役中突破了小马奇诺防线，占领了斯东尼的重要高地，势如破竹地经过了圣康坦、佩罗讷、亚眠、阿布维尔等地。而占领海峡地区各港口，则是对于你们事业成功的加冕典礼。

我曾经要求你们48个钟点不睡觉。而事实上你们却一连17天都没有好好睡过。我强迫你们冒险前进，两翼后方都是充满了威胁，你们却从不畏惧迟疑。

你们充满了自信，相信一定可以完成使命，所以才能够使每一个命令都完全被贯彻实行。

德国有了你们这样的装甲师，它应该引以自豪，而我身为你们的指挥官，则更是愉快无比。

我们永远记得那些已经杀身成仁的战友们，他们的牺牲绝不是无意义的。

现在我们应该更加努力去接受新的任务。

为了德意志和我们的领袖，希特勒！

古德里安

丘吉尔在他的回忆录中，曾经提到有些德国将军们建议希特勒将战车部队停留在敦刻尔克的外围，这样可以使英国人有了一个求和的机会，或是增加德国谈判成功的希望。据我所知并没有人曾经做过这样的建议。丘吉尔又猜想是龙德施泰主张停止装甲兵的进攻的，这也毫无事实的根据。此外，凭着我以当时前线指挥官的立场来发表意见，加来英军的抵抗，其英勇固然很值得称赞，但是对于整个战局却并没有什么影响。不过有一点丘吉尔的看法却是对的，希特勒和戈林之辈，相信德国的空中优势足以阻止英军从海面上撤退。这个观念实在是铸成了大错，因为只有将英国远征军完全俘获，才足以迫使英国人向希特勒求和，至少也可以使德国攻英的行动有了成功的希望。

在佛兰德平原作战的时候，我得到消息说我的长子负了伤，不过并没有生命危险。我的次子在法国作战，获得了第一、二两级的铁十字勋章。虽然他是在一个装甲搜索营里服务，但是他却一直没有受过伤。

向瑞士边境突破

5月28日，希特勒命令成立一个装甲兵团，由我负责指挥。我的军部移到西格尼（SignylePetit），开始准备下一次的作战，6月1日我到达驻地。“古德里安装甲兵团”（Panzer Group Guderian）的组织必须在6月上旬完成。它的司令部还是用第十九军的旧班底所组成，参谋长仍然还是可信赖的内林上校。在编制上这个兵团辖有下列的部队：第三十九军（军长施密特将军）：下辖第一装甲师、第二装甲师和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

第四十一军（军长赖因哈特将军）：下辖第六装甲师、第八装甲师和第二十摩托化步兵师。

另外还有一些直属的兵团部队。

这个兵团又归李斯特上将的第十二军团所节制。

把这些部队调到新集中地区，是一个相当困难的工作，尤其是第一、第二两师已经远达海峡地带。所经过的距离约为150英里，但因为桥梁和道路有破坏的地方，所以又要再加上60英里计算。这些部队都显出很疲倦的现象，车辆也损坏了一部分。侥幸的，他们可以有几天的休息时间，这样可以使他们的力量恢复过来，以担负未来的任务。

西线战场战役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将荷比两国和法国北部的敌人完全肃清，这样可以使我们无后顾之忧，一心向南进展。此外我们也已经把敌人的大部分装甲兵力和摩托化兵力都击毁了。所以第二个阶段的战役就是击败残余的法军——大约70个师，包括英军的两个师在内——并缔结有利的和约。至少我们在当时是这样的想法。

我们的新攻势，由沿着索姆河的右翼最先发动；而沿塞尔河和埃纳河的中部，则发动较迟。所以博克集团军于6月5日就已经开始进攻，而龙德施泰集团军则一直等到6月6日才开始进攻。

在龙德施泰集团军的战区当中，第十二军团所担负的任务，是要渡过埃纳河和埃纳运河，再向南推进。步兵负责先行渡河，一共分八个渡河点。当桥头阵地已经稳住，桥梁已经架好之后，我所率领的装甲师就越过步兵，渡河前进。再依照当时的情况，以巴黎、朗格勒（Langres）或凡尔登（Verdun）为目标。我们第一个目的地为朗格勒高原，在那里我们再等候新的命令。

我要求第十二军团的司令，把渡河点划分一部分给我的装甲师，从始至终让我们去独力作战。我很不愿意穿过步兵师再向前推进，因为庞大的补给部队可能把道路阻塞起来，而且指挥也容易发生混乱。但是军团司令却力主将装甲兵力留在最后突破时才使用，从而拒绝了我的要求。所以各装甲师只好集中在步兵军的后方，等候那八个桥头阵地一建立好了之后，马上就渡河进攻。那两个摩托化步兵师就分别尾随在装甲师的后面前进。这个计划成功的先决条件就是步兵能够迅速地渡河，而且要稳住桥头阵地。

6月8日兵团司令部移到贝格尼（Begny）。

6月9日是第十二军团发动攻击的第一天，我到勒泰勒（Rethel）东北面的一个观测所里面，以便亲自看着那些步兵渡河，这样才可以使我的部队不失时机地赶上去。从上午5点钟到10点钟，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我就命令我的传令官到另外一个渡河点去看看，看步兵是否已经渡过埃纳河。到了12点钟，我接到从勒泰勒两面所送来的报告，都说攻击失败了。在其他地点，我所派出的观察员也回来报告说，只有在夏陶—波尔新（ChateauPorcien）附近，曾经建立了惟一的桥头阵地，横不过一英里，纵深不过一英里半。我就与我的朋友，第十二军团的参谋长马克松将军（Gen.von Mackensen）取得了联络。我要求他代向司令请示：照我的意见是，趁着黑夜，装甲兵就利用这单独的桥梁先冲过去，明天一早他们就可以突破敌阵。我又到夏陶—波尔新去，中途经过第三军的军部，和该军军长讨论当前的情况。在亲自看完了桥头阵地之后，我就回到我所指挥的第三十九军军部，军长施密特将军和师长吉尔希纳将军都在那里，我就和他们讨论如何使第一装甲师趁着黑夜渡河的方法。

不久以后我就遇见了军团司令李斯特上将，他正从北面驾车来到这里。他在途中曾经看见第一装甲师的部队，使他产生了不愉快的印象：因为有些士兵把上衣脱了下来，有些人还跳到附近溪流中去洗澡。他一见面就严词斥责我，并且问我为什么部队还不过河去。我就告诉他占领桥头阵地本来不是装甲部队的责任，同时目前的这个桥头阵地也并没有建立好，装甲兵在这个时候根本不可能渡河。李斯特上将这个人倒是很有骑士风度，他马上向我道歉，并且心平气和地与我讨论以后的攻击计划。

回到兵团部逗留了短暂时间之后，我又回到夏陶桥头阵地，以便亲自指挥战车渡河，并与当地的步兵师师长发生直接的联络。我在前线一直停留到午夜1时为止。这时我们的战车部队和搜索部队都已经有伤兵运回，我慰问了他们一番，感谢他们的英勇成就，然后才转回在贝格尼的总部，向所属各部发出命令。

到了下午，在夏陶的东西两面又建立了两个浅浅的新桥头阵地。这样就可以使第二装甲师和第一装甲师的后续部队，都迅速地渡河了。

突破魏刚防线攻抵朗格勒战车部队的攻击在6月10日上午6点30分开始。我从那个时候起都一直在前线上，并且催促落后过远的第一步兵旅加速前进。很奇怪的，在前线上的步兵也都认识我，因为这是第五十五团，他们在国内时驻在维尔茨堡，还能记得我曾在那里担任过第二装甲师的师长。我们在战场上又能够重逢，双方都很愉快。这一次步车协同的作战，运用得非常顺利，双方都具有互信的观念。我军进展得很快，一直到了开阔地以后，战车简直就再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因为法军的新战术是集中全力去防守森林和村落，而把开阔地完全放弃，所以我们的战车可以自由活动。我们的步兵在每一个村落里，都会遭遇到激烈的巷战；而战车部队却一直前进，到达了利托恩河（Retourne）。第一装甲师现在沿着河流的两岸前进，第一战车旅在南面，而巴尔克的步兵则在北面。在下午就到达了周尼维利（Juniville），并遭遇到敌军强大装甲兵力的反攻。在该地的南面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战车对战，打了两个钟点，才决定了我们最后的胜利，于是我们在下午就占领了周尼维利。当战车战还正在进行的时候，我想利用一门俘虏的47mm高射炮，来击毁一辆Char B型的战车。但是所用的炮弹都被从它的装甲上面弹了回来，一点都不能损伤它，我们的37mm、30mm的火炮当然更是无能为力，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损失很重。

到了黄昏将临的时候，在周尼维利的北面，又有一场激烈的战车对战。法军拼命反攻，但还是被我们击退。

这个时候，第二装甲师已经在夏陶的西面渡过了埃纳河，并继续向南推进。可是赖因哈特将军却因为没有渡河点，所以还是留在河的北岸，于是有一部分兵力被命令跟在第一师的后面前进。不过因为周尼维利既然已经攻下，所以勒泰勒的敌军也就无法再抵抗，因此赖因哈特的部队马上也就可以自由运动了。

兵团司令部设在埃纳河上的西维格尼（Bois de Sevigny）。我在那里过夜。我完全累垮了，向一堆稻草上一倒，连军服都没有脱下来，就已经睡着了。我的副官李布尔中校（Lt.Col.Riebel）一向是很小心的，马上给我挂上一个帐幕，并且派了一个卫兵守在那里，以便让我可以至少好好地睡上三个钟点。

6月11日的清早，我又到拉讷维尔（La Neuville）去看第一装甲师的进攻。这次的攻击真像演习一样的顺利：炮兵先做准备射击，战车和步兵协同前进，将村落包围，并且向贝特维尼尔（Betheniville）方面突破。这个地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已经为我所熟知。沿着叙普（Suippes）方面，敌人的抵抗逐渐加强，但是他们的反攻还是遭到了失败，他们一共动用了50多辆战车，可能是属于法军第七摩托化步兵师的。德军已经占领了瑙罗（Nauroy）、贝讷（Beine）等村落。

第二装甲师已经到达了埃波纳（Epoye），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则到达了该村落西南面的森林地。

赖因哈特的第四十一军，在第三十九军的东面前进，中途击溃了法军第三机械化师和第三装甲师的侧翼攻击，仍然继续向南推进。

下午我接到一个通知，说陆军总司令要来视察我这个装甲兵团，所以我就赶回我的司令部。等我赶到的时候，发现勃劳希契上将早已经在那里等候我，我把前方的情况大概地向他报告了一番，并且还预测了将来可能的发展。我没有得到任何新的指示，在黄昏的时候，我的司令部移到周尼维利。

6月12日还是继续攻击，第三十九军和第四十一军齐头并进。这时由于步兵部队也随着赶了上来，使我们的指挥倍感困难。由于装甲部队一路走一路打，所以步兵渡过了埃纳河之后，就很容易追上。各师的界线都没有清楚地划分，部队重复地挤在一起，我曾要求军团部赶紧设法制止这种混乱情形，但是却没有得到要领。两兵种都在奋勇争功，那些顽强的步兵们，不惜昼夜的行军，以求能够早日遭遇敌人。那一天上午，我们经过了香槟高地（Heights of Champagne），我在1917年的秋天时对于这个地区就已经很熟悉了。我到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去视察，这个师还是第一次上前线。他们正开始攻击，所有的指挥官都在最前线上，所发出的命令也都简短而有力量。这使我获得了一个极良好的印象。于是我才放心再到沙隆（ChalonssurMarne）的第二装甲师师部去。

当我到达沙隆的时候，这个地方才刚刚打下来不久。我们的最先头搜索部队已经把马恩河（Marne）上的桥梁，完全没有损毁地抢到了手。但是他们却太疏忽，没有去检查是否埋有炸药，虽然上峰曾经一再地加以警告过。结果当我们的部队正在渡河的时候，发生了爆炸，产生了一些不必要的死伤。

当我正在与法伊尔将军商谈今后应更加注意的时候，兵团部又请我赶紧回去，因为集团军总司令龙德施泰上将就要到我的总部里来。

到了黄昏的时候，第一师已经到达布西（BussyleChateau），他们奉命立即向埃特皮（Etrepy）前进。

在这一天内，赖因哈特的第四十一军和从西面来攻击的法军，打了一场决定性的硬仗。我下午亲自视察了该军的各部，并当面将他们夸奖了一番。我们已经占领了索安（Souain）、塔胡利（Tahure）和马利（Manre）。在我回到兵团部的时候，又发现步兵与我们装甲部队交叉前进所引起的混乱情形。我再次请军团部设法纠正，可是仍然毫无结果。

自此以后，装甲兵团司令部每天都要收到许多互相矛盾的命令，有的叫它迅速向东转进，有的又叫它继续向南推进。首先奉命用奇袭的方式攻下凡尔登，再奉命向南进，又奉命向东进，然后再又向南进。顶伤脑筋的应该是赖因哈特将军，因为我命令施密特军仍然不变地向南推进，而让他这一军去服从上面的调度，这样我至少可以有一半的兵力，去追求一个不变的目标。

6月13日上午，我首先去赖因哈特的军部和它所属的第六、第八师两个师部，这两个师还正在与凡尔登和阿戈讷方面的敌军作战。到了黄昏的时候我回到了第一师的师部，第三十九军军部曾经命令该师不要越过莱茵—马恩运河（Rhine-Marne Canal）。我不知道有这个命令，而且也绝不会批准这个命令。在埃特皮的郊外，我遇见了第一师的勇将巴尔克中校，我就问他是否已经攻下了运河上面的桥梁，他说已经攻下了。我又问他是否已经建立好了桥头阵地，他犹疑了一会儿，才回答我已经建立好了。他那个吞吞吐吐的态度使我感到怀疑，我就叫他上车一同向桥头进发。在那里我遇见了两位英雄：一位是工兵军官韦伯中尉（Lt.Weber），不惜冒生命危险使这座桥免于被炸毁；另一位是步兵营营长艾金格上尉（Capt.Eckinger），他守住了那个桥头阵地。我非常的高兴，就当场将第一级的铁十字勋章颁给这两位英勇的军官。我再问巴尔克为什么不再继续冲过去，才晓得第三十九军军部已经有命令叫他们停止。所以当初巴尔克才会吞吞吐吐的回答，因为他所做的事已经超过了上面命令的范围，所以害怕我会责骂他。

这一次又和在巴维里蒙的情形是一样的，我们的突破工作马上就要成功。这不是迟疑拖延的时候，巴尔克把当前的敌情说给我听，在运河对岸的敌军是黑人部队，并没太多的炮兵支援。我当即命令巴尔克直接向圣迪济耶（St.Dizier）前进。并且告诉他，我会把这个命令告知他的师长。巴尔克高兴得很，马上就出发了。我回到第一师的师部，立刻下令全师都跟着前进，最后我再把这个命令通知施密特军长。

当夜幕低垂的时候，我又去看了第二十九师和第二师的搜索营，以求明了该师方面的情况。

6月14日上午9时，德军开始进入巴黎城。

我的第一装甲师已经在夜间到达了圣迪济耶。法军战俘的番号有第三装甲师、第三北非师和第六殖民地师，从他们的外表上看来都已经疲惫不堪。第三十九军其余各部也在西面渡过了这条运河。在埃特皮以东，第四十一军也已经在雷维尼（Revigny）附近抵达了运河的河岸。

在正午时，与第一师师长商谈了之后，我也进入了圣迪济耶。我所要见的第一人就是我的朋友巴尔克中校。他正坐在市场内的一把椅子上面，大概想休息几个钟点，他这几天几夜之间，实在也够累了，可是我却叫他失望。我们现在前进得越快，那么胜利就会越大，所以巴尔克又奉命马上一直向朗格勒挺进。其余第一师各部队也就尾随着他的后面前进。这一次进攻到了夜间就已经完成，在6月15日的清早，这个古老的要塞已被占领，并收容了3000名战俘。

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奉命由瓦西（Wassy）向瑞泽讷库尔（Juzenencourt）进攻；第二装甲师由蒙捷昂代尔（MontierenderSoulaines）向奥布河畔的巴尔（BarSurAube）进攻，赖因哈特军也奉命向南移动。

6月15日的清晨，我向朗格勒进发，到中午的时候才到达。我当即命令第一装甲师向索恩河（Saone）上的格赖（Gray）和贝桑松（Besancon）进攻，第二十九步兵师则向格赖的西南面进攻，第二装甲师向蒂勒沙泰勒（TilChatel）移动，而第四十一军则照着原有的路线向南推进。在我们的右边是属于克莱斯特兵团的第十六军，正向着第戎（Dijon）方面前进，第一师在13点钟开始前进。于是我带着我的几个战斗参谋人员，坐在法军原有的军官食堂里面休息一会儿。那个花园很美丽，向东面看风景更好。可是我心里所不放心的却是我的左翼，它实在是拖得太长而且也太暴露，同时据报正有法军从东面向这个地区截击。到了下午，魏克托林将军（Gen.Wiktorin）的第二十摩托化步兵师已经到达了朗格勒，并即刻向沃苏勒（Vesoul）推进，这样可以使左翼方面获得一部分的掩护。前线上的情况是瞬息万变，到了黄昏的时候，巴尔、格赖等地都已经被攻克了。

推进至瑞士边界和上洛林地区（1940年6月16日至6月20日），法军的指挥官在格赖防御战中战死。

兵团司令部在黄昏中移到朗格勒。因为对于我部在将来的行动并未奉到新的指示，所以我就请OKH的联络军官坐飞机回去请示，并请他代为提出我的建议：继续向瑞士边境推进。

我们宿营在朗格勒，住的地方是一个中产阶级的房子，这几天实在太疲劳，所以很想好好休息一下。第三十九军各部都已经抵达了索恩河，第四十一军还是继续向南推进，第二十步兵师在那两个装甲师的前面领先进发。

6月16日，第一装甲师在索恩河上抢到了一座完全没有破坏的桥梁，地点是在格赖附近。可是德国的空军却把我们正在架设中的另一座桥炸毁，结果使我们迟误了很多的时间。因为这一批飞机显然是由李布（von Leeb）集团军方面派来的，所以我们也无法与他们联络，告诉他们炸错了。侥幸得很，我们的损失并不太大。

下午，第三十九军已经到达贝桑松，第四十一军还是由第二十摩托化步兵师领先，三个师分别到达了沃苏勒、波尔特（PortsurSaone）和波旁（Bourbonne）。我们俘获了数千名俘虏，并且这是第一次在法国收容到波兰籍的俘虏。另外在贝桑松又俘获了30辆战车。

6月17日，我的参谋长内林上校率领着全体幕僚在我的驻地，向我祝贺生日。作为是一份寿礼，他把一份报告交给我，上面说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已经到达了瑞士的边境。我们大家对于这个好消息都倍感高兴，于是我又立即赶到前线，去祝贺这些勇敢的军人，称赞他们能够有这样好的成绩。差不多12点，我在蓬塔利耶（Pontarlier）遇见了第二十九师师长朗格曼将军（Gen.Freiherr von Langermann）。当我们一同驾车疾驶的时候，途中经过了我们的许多部队。官兵们的精神都非常旺盛，一路都在向我挥手欢呼。我们马上发了一个电报给最高统帅部，说我们已经到达了蓬塔利耶。希特勒立即回电来问：“你的通讯地址一定有错误，我想你所说的一定是索恩河上的潘塔利（PontaillerSaone）”我回答说：“一点都没有错误，我本人现在就在瑞士边境上的蓬塔利耶城里面。”

我到边境上去做了一个简短的视察，并且向搜索营的军官们表示感谢。由于他们不断的努力，才使我们对于敌情有如此的了解。其中最优秀的军官是布劳中尉（Lt.von Bunau），他后来为国捐躯了。

我从蓬塔利耶用无线电通知第三十九军各师改变方向，朝东北面行进。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则沿着边界推进，一直攻抵普伦楚特（Pruntrut）附近的边境，以清除汝拉（Jura）地区的残敌；第一装甲师从贝桑松向前推进，通过蒙贝利亚尔（Montbeliard）到达贝尔福（Belford）；第二装甲师横越前面两个师的推进路线，到达摩泽尔河（Moselle）上游的勒米尔蒙（Remiremont）。同时第四十一军也奉命从原地向左面转进，以埃皮纳勒（Epinal）和沙尔姆（Charmes）为目的地。

这个行动的目的是要与正从上阿尔萨斯方面前进的德军第七军团会合，并将留在阿尔萨斯洛林两州内的法军退路切断，不让他们与其他的法国军队会合。这个全军做九十度转向的行动，本来是相当的困难，可是我的部队却行动得非常准确，由此可以证明他们完全合于近代化军队的标准。部队在交叉前进的时候，也没有引起任何混乱，一切都使我很感到满意。那一天黄昏的时候，我接到李布集团军的通知，说我已经改属他们指挥，并且命令我立即向贝尔福到埃皮纳勒之线前进。我马上就回答他，这些命令早已被执行了。

六年之后，我在纽伦堡监狱里面恰好与李布元帅住在同一间监房里面。我们在无聊的生活当中，就偶然谈论到1940年的往事。李布元帅向我提到，他不明白我为什么接到了他的命令之后，就能够那样快地付之实行。我才总算是有了一个机会把事实的真相解释给他听。由于战略上的理由，兵团部的看法正和集团军总司令部的看法是不谋而合的。

我们的司令部移到了阿凡尼（Avanne），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可以看见在贝桑松附近的江上风景。在吃午饭的时候，我又再次见到了我的次子库尔特。他刚刚由第三装甲搜索营里调到希特勒的侍卫营里去。这一次利用传令的机会，特地赶来祝贺我的生日。

到了半夜里，第一装甲师的参谋长温克少校，向兵团部报告说，他这一师已经到达蒙贝利亚尔，这是第三十九军给他们指定的目标。不过该师还有充足的燃料，因而没有理由认为他们不应该继续前进。因为他无法和他们的军长取得联络，所以就直接向我请示，是否还让他们继续前进。他们自认可以在夜间到达贝尔福。自然我是会批准他的要求的，而且我根本上就没有规定他们只以蒙贝利亚尔为目的地。第三十九军的军部不相信我的话，以为第一师只在一次行军之下到不了贝尔福，所以才擅自规定以蒙贝利亚尔为中间站。在这个紧要关头军部却正在移动之中，所以师部无法与它联络上。还是那句老话，对于装甲兵，应该把绿灯放在路的尽头。敌人是完全给奇袭所击败的。

稍为休息了一下，我又在18日的清早向贝尔福进发，在上午8点钟的时候到达了该地。在蒙贝利亚尔与贝尔福间的公路上，停着长长一列的法军车辆，包括许多的重炮在内。他们都是已经投降了的，有成千上万的俘虏在古老的要塞外面宿营。可是堡垒的尖塔上面却还没有挂上德国国旗，同时在市镇内也还可以听见断续的枪声。我在路上拦着一个第一师的机车传骑，问他们的师部现在在什么地方。这个机警的青年知道他的师长是住在“巴黎大旅社”里面，就把我引到了那里。我首先找到了温克，他看见我这样早就来了，不免吃了一惊。我问他师长哪里去了，他说正在洗一个热水澡。这个部队最近日夜行军，也实在需要洗一个好澡。我等了一会儿，吉尔希纳才洗完了，我们就共进法国厨子为他们法国军官所准备的早餐。我询问当前的情况，才知道我们只是控制住了这个市镇的一部分，那些堡垒里还有残敌据守。仅仅是在营舍里的敌兵答应投降，但是堡垒里的守军却不肯不战而降，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攻城。

这个师组成了一个攻城队，开始向那些堡垒和卫城进攻。结果所有的目标都被一一攻下来了，我亲自在最前线看他们攻城。他们所用的战术实在非常的简单：首先由第一师的炮兵做短暂的轰击，接着艾金格上尉所率领的步兵营就乘坐着装甲载运车，携带着一门88mm高射炮，一直抵达城墙脚下。接着高射炮向城上射击，而步兵就同时爬城。所以死伤很小，就迅速地把要塞夺了下来。把国旗挂上之后，攻城队又转而去攻击另外一个目标。在全部战斗中，死伤都很有限。

在这同一天，第一装甲师的其他部队，在内特维格上校（Col.Nedtwig）指挥之下，进到了贝尔福以北的日罗马尼（Giromagny）。他们俘获了1万名俘虏、40门迫击炮、7架飞机和许多其他的装备。

兵团司令部移到蒙贝利亚尔。

这个时候，法国政府已经集体辞职，年高的贝当元帅（Marshal Petain）出组新阁，并在6月16日开始进行休战的谈判。

我们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和多尔曼将军（Gen.Dollmann）的第七军团取得联系，并将阿洛两州中的法军残部完全包围。

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一路且战且走，经过了汝拉，直趋洛蒙特（Lomont）和普伦楚特的转角处，第二装甲师到达了摩泽尔河上游的普鲁特（Rupt）和勒米尔蒙。第六装甲师用与第一师同样的手法，占领了埃皮纳勒。在这个要塞地区一共俘获了4万多名战俘。

第七军团的前卫部队也已经进入上阿尔萨斯。

6月19日部队仍然继续前进，在贝尔福的东北面拉沙佩勒这个地方，我们与第七军团会师了。贝尔福东部的堡垒比较难攻，但是最后敌人还是放弃了抵抗。第一师向贝尔青（Belchen）高地冲锋前进，在午夜的时候占领了勒蒂约（Le Tillot）。第二装甲师则攻下了摩泽尔河上的鲁普特要塞。于是各师以广大的正面向孚日（Vosges）前进。第一军的步兵师由北面向埃皮纳勒前进，因为道路上已经给装甲部队塞满了，若是步兵挤在一起前进，势必使所有的运动都要停顿下来，所以步兵必须暂时停止前进。步兵们马上就大声地向集团军总司令部提出严重抗议，认为这是一种不公平的待遇，说步兵当然也希望和敌人碰碰头。我派了我的作战处长拜尔林少校（Maj.Bayerlein），立即坐飞机到李布上将那里去解释，我希望总司令能够明了我为什么要暂时阻止步兵前进。拜尔林少校适时赶到，阻止了这次事件的恶化。

兵团司令部移到普隆比耶尔（Plombieres），这是一个著名的温泉胜地，从罗马时代就已经为人所知。我们在那里休息了好几天。

法国现在已经完全崩溃。6月20日科尔尼蒙（Cornimont）被攻下，21日孚日山脉的比桑（Bussang）也陷落了。第二师到达了圣阿米（St.Ame）和托里（Tholy），第二十九师到达了代勒（Delle）和贝尔福。我们一共俘获得15万名俘虏。C集团军所属的各将领对于各个部队所获得的俘虏数字，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大家争论不已，而李布上将就好像是所罗门王一样的聪明正直，他为他们做最后的裁判者。他把15万人的数字分配给我，并且大大地向我称赞了一番，说假使不是我的包围行动能够成功，那么所有各单位的俘获数恐怕都会很有限。

自从渡过埃纳河以来，古德里安兵团一共已经大约俘获了25万敌军，各种装备更是无法计算。

6月22日法国政府同意休战。我们却没有立即获得通知。6月23日，我到科尔马尔去拜访多尔曼将军，他的司令部设在那里。我算是有机会又重游我童年快乐生活中的旧地。

我的司令部又移到贝桑松，首先住在一个旅馆里，以后才迁到法军原有的驻军司令部中。现在战争已经告一段落，我应该趁着这个机会向我的部将们和幕僚们表示感谢。他们的表现非常杰出，全体合作无间，没有一点摩擦。那些勇敢的军人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完成这个沉重的使命。他们对于他们的成就的确是很可以自豪的。

6月30日，我用下述的每日命令向我的部下发表了告别书：

古德里安兵团：

当这个兵团就快要解散的时候，我愿意向所有各部队表示热烈的感谢。

从埃纳河抵达瑞士边境和孚日的伟大胜利，将成为战史上，用机动部队实行突破的一个英勇战例。

我感谢你们已达成的成就，这是我十年以来苦心奋斗的结晶。

对于未来的新任务，你们要用同样的精神追求同样的胜利，一直到达成大德意志的最后胜利才停止！领袖万岁！

古德里安

休战

当我驻在贝桑松的时候，有两个人来拜访我，是很值得追忆的。6月27日黄昏的时候，第十九步兵团的荣誉团长艾普将军（Gen.Ritter von Epp），利用到前线看他自己部队的机会，路过贝桑松，就来顺便看看我。我们本来是老朋友，因此有了一次长谈，彻底地讨论到对法国的休战，以及今后对英作战的种种问题。我对于这些谈话感到非常愉快，因为在前方太孤独了，一直都没有人来和我交换意见。

7月5日，我又招待了第二个访客，他是战时生产部长托德博士（Dr.Todt），他来此的目的是要搜集前线军人的原始意见，以修改将来对于战时生产的计划。不过我们当然也就谈到了整个的战略问题。

对于休战条约的签订，希特勒感到满意，德国人民也觉得开心。可是我却并不那样的乐观。为了实现胜利，前面有几条路可走。我们可以坚持法国必须完全解除武装，用我们的军队占领他们的全国，并接收他们的舰队和殖民地；另外一种办法就是，我们可以用维持法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为条件，要求法国倾全力帮助我们，以来迅速地获得与英国之间的和平。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又有许多不同的岔路。不过无论采取哪一条路，其目的都是为了要使德国能够在有利的环境当中结束这场战争——包括对英战争在内。要想与英国谋和，第一是要重建外交谈判的关系。希特勒在国会中的讲演是不能产生这个效力的。假使外交手段失败了，那么就应该立即采取军事上的行动。当然的，希特勒和他的幕僚们已经在考虑对英作战问题——即著名的海狮作战计划（Operation SeaLion），但是由于我们在海空军方面都没有足够的准备，所以这个计划是很难实现的。另外也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方法，就是让英国人明白其所处环境的危险，迫使他们非接受和平谈判不可。

照我个人的看法，为了要在短期内恢复和平，首先应该立即占领法国在地中海方面的基地，加上意大利的基地，我们就可以在非洲登陆，同时第一流的伞兵部队也可以占领马耳他岛（Malta）。假使法国人愿意参加这次战争，那当然最好。否则，用德意两国的兵力，也应该立即展开这样的进攻。英国在埃及的实力薄弱是我们早已知道的，意大利在埃塞俄比亚境内现在遗留有强大的兵力，马耳他对于空中攻击的防御则略显不足。所以照我看，向这一条路线发展才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只要把4到6个师的装甲兵力运到北非去，就可以使我们获得绝对的优势，英国纵有援兵能够赶到，也是无能为力。很明显的，在1940年，由德意两国的军队在北非登陆，当然比在1941年意军被挫败了以后，再去援救好得多了。

可能是由于对意大利人不信任，所以希特勒才不想在那个时候发动对非洲的战争。不过更可能的是，希特勒的思想无法超出欧洲的范围以外，他根本不了解地中海对于英国的重要性。

不管怎样，在当时对于我的建议却再也没有下文。一直等到1940年，我才知道艾普将军曾经找了一个机会，把我的意见陈述给希特勒知道，可是希特勒对于这个意见似乎并不感兴趣。

我在贝桑松驻留的时候，曾有机会去欣赏当地的风景。7月1日，我站在劳德山（Mont Rond）的山顶上面，对着那个著名的日内瓦湖，做了一次远眺。我也曾到里昂（Lyon）去探视我的大儿子，他在西线战场上已经是第二次负伤，由于他的英勇作战，已经获得了提前升迁的机会。

7月初，古德里安兵团正式解散，有些师调回德国，有些则开往巴黎地区。兵团部的人员也调往巴黎。希特勒这时候也在巴黎，我们原本受命在他面前举行盛大的阅兵分列式，幸好最后被取消了。

在巴黎的时候，我曾到凡尔赛（Versailles）和枫丹白露（Fontainebleau）去观光，后者是一个奇妙的古堡，里面充满了名胜古迹。我对于在马尔迈松（Malmaison）的拿破仑博物馆，特别感兴趣。在馆内由一位年高德劭的解说员亲自带领着我参观。和这位大历史学家畅谈有关那位“伟大的科西嘉人”的往事，的确是非常有意义的。此外更不用说只要在军事条件许可之下，我还遍游了巴黎的一切美景。

7月19日，德国国会开会，我和许多高级将领都奉召出席。希特勒在那里当众宣布晋升我为一级上将。

由于原定的阅兵分列式并未举行，因此古德里安兵团的参谋人员实在无久留巴黎的必要，所以在8月初我们又调回柏林，在那里我们又好好休息了一段时间。

当时，留在法国的部队已经开始忙于“海狮作战”的准备，不过从开头起，这个计划就没有太严格的付诸执行，照我的看法，姑且不说在敦刻尔克不应该放走英国的远征军，在目前我们也缺乏足够的空军和船舶，所以事实上这是一个毫无希望的工作。从这两个弱点（空军和船只），也就可以看出来德国是既不想和西方国家作战，而且也毫无充分的准备。9月间秋季风暴来临的时候，“海狮作战”计划早已死亡，现在就等着下葬了。

“海狮”对于战车部队只有一个影响，那就是对于水底战车的试验。8月10日，这种型式的战车已在德国战车炮术学校中开始试用。在1941年对苏作战时，曾经利用它们来渡过布格河（Bug）。

基于西线战场上的经验，希特勒命令每月应生产800辆到1000辆的战车。可是兵工署一计算，要实行这个计划就需要20亿马克的巨款，并且还要动员10万个技术性的工人和专家。希特勒看到耗费这么庞大，也只好把这个计划打消。

希特勒又命令把Panzer Ⅲ型战车上所装的37mm火炮，改成60倍径炮身的50mm火炮。事实上所用的却是42倍径炮身的50mm火炮，所以炮管就短得多了。希特勒当时并不晓得兵工署擅自改变了他的意见，到了1941年2月他才知道。所以他非常恼怒，一直记得这件事情。

在战役结束之后，希特勒又命令增加了许多装甲师和摩托化步兵师。装甲师的数目不久就增加了一倍，但是每个师的战车实力却只有原来的一半。所以名义上的师数是增加一倍了，但是战车的数字却并没有加倍，这个事实对于以后的战争具有很大的影响。同时摩托化步兵师的增加，也使德国的自动车辆工业感到吃不消，于是只好把从西欧俘获的车辆，来“滥竽充数”。这些车辆的品质都比较差，以后在东线战场上和非洲战场上，我们都饱受其害。

我负责整编和训练这些装甲部队，所以非常忙碌。在很少有的余闲当中，我常常在思考结束这个战争的方法。我的思绪一直指向南方，我还是相信，只有立即结束对英的战争，才是最重要的而且是惟一的办法。

我无法与陆军统帅部和参谋本部发生接触。无论是对于将来战争中的战略，以及对于装甲兵力应该如何重新改组，他们都从来没有征询过我的意见。

1940年11月14日，莫洛托夫（M.Molotov）访问柏林，战局上漏出了一线闪光。这真是一个可怕的闪光！

谢选骏指出：纳粹和苏联，两个魔鬼碰头，发出毁灭的闪光。但是，如果希特勒占领波兰西部以后，不去进攻西方，而是继续东进，提前结果苏联的狗命，那就可能得到上帝的祝福，从而赢得战争的胜利了。

【第六章 1941年苏联的战役】

战争的背景

1939年5月3日，莫洛托夫接替李维诺夫（Litvinov）做了苏联的外交部长。在8月23日与德国谈判互不侵犯条约的时候，他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而此条约使得希特勒可以放心进攻波兰。1939年9月18日，苏联人侵入波兰的东部，帮助德国灭亡了波兰。9月29日，德苏之间签订了一个友好条约，同时更签订了一个贸易协定，这个协定对于德国相当有价值，对于它的战时经济颇有贡献。同时，苏联对于国际情势的变化也都充分地加以利用。它占据了波罗的海三国，并且在11月30日开始向芬兰进攻。当德国人正忙于西线作战的时候，苏联人又强迫罗马尼亚割让了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结果使希特勒很不高兴，遂于1940年8月30日，宣布准备保证罗马尼亚的独立。

1940年10月间，希特勒已经和法国的领袖人物及佛朗哥（Franco）讨论过战争的未来发展。他接着就要到佛罗伦萨（Florence）去和他的朋友墨索里尼会晤，讨论与这些会谈有关的问题。当他在赴会的途中，恰好走到博罗尼亚（Bologna）火车站的时候，突然听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墨索里尼已经单独对希腊宣战了。这个行为事先并未得到希特勒的同意，而希特勒也不会赞成这个行动。由于墨索里尼的这个行动，才重新挑起了巴尔干问题，于是战争遂朝着一个新的方向发展，至少就德国而言，这是非常不合理想的。

据希特勒告诉我，墨索里尼这个轻举妄动的第一个结果，就是使佛朗哥立即表示退出，不再与轴心国家做任何的合作。有了这样一个不可捉摸的伙伴，他实在感到不敢领教，不愿卷入旋涡。

第二个影响就是增加了德国与苏联之间的紧张关系。由于在过去几个月当中，曾经发生过一连串的意外事件，主要的都是与德国对于罗马尼亚和多瑙河（Danube）的政策有关，德苏之间的关系本已相当的紧张。为了想改善这种关系，德国才邀请莫洛托夫到柏林来。

在柏林，莫洛托夫提出下列的要求：

（一）承认芬兰应划归苏联的势力范围。

（二）关于波兰的前途，应另订一个协定。

（三）承认苏联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利益。

（四）承认苏联在达达尼尔（Dardanelles）海峡地带的利益。

在莫洛托夫回到莫斯科之后，苏联政府又再度正式用书面的形式，将这些要求提交给德国。

希特勒对于苏联人的要求极感厌烦，在柏林会谈时就曾很痛快地表示他的不高兴，对于以后的书面要求，则根本置之不理。从莫洛托夫的来访以及其后果，希特勒所得到的结论是，对苏联的战争已经无可幸免，迟早将爆发。他曾经将柏林会谈的经过一再地讲给我听，我此处对于他的看法的报道，就是以此为根据的。固然他对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已经在1943年以后，但是他每次说到这段历史，所用的词句总是完全一样。所以我没有理由不相信他所说的话，不是当时的真正意见。

他一方面对于苏联的要求深感愤怒，另一方面在1940年10月，他对于意大利的政策，更是极尽诋毁之能事。从他的立场来看，我觉得，他的说法也是对的。意大利对于希腊的攻击，在设计上本来是不必要的，而在执行的时候，又更是糟不可言。到了10月30日，意大利的攻势被迫停顿。这正是很普通的惯例，军事上的悲剧就会引发政治上的恶果，于是墨索里尼迁怒于他的将军们，尤其是巴多格里奥元帅，他曾经劝阻过墨索里尼不要做无谓的冒险，但是却并无结果。在11月间，意大利人又吃了一个大败仗，于是巴多格里奥变成了统治者的敌人和卖国贼。11月26日，他提出了辞呈。12月6日，卡伐利罗（Cavallero）受命接替他的职位。

12月10日意军在北非西迪拜拉尼（Sidi Barrani）附近，又遭受到了惨重的失败。为了德意的共同利益，似乎应该停止在希腊境内的冒险，而加强北非的地位。现在格拉齐安尼元帅（Graziani）已经开始向德国要求提供飞机；墨索里尼要求德国派遣两个装甲师到利比亚（Libya）去。在那个冬天里，拜尔迪（Bardia）、德尔纳（Derna）和托布鲁克（Tobruk）都相继沦陷。最后隆美尔（Rommel）的德国军队才使情势完全恢复。

意大利的擅自行动，和在巴尔干所引起的错误，结果使强大的德军开入非洲和保加利亚，最后更进入希腊和塞尔维亚。从而使我们在具有决定性的战场上因而减少了不少的实力。

现在可以证明出来，用阿尔卑斯山来作为两个轴心国家的势力范围的分界，在战时的领导权上看来实际上是完全不切实际的。两国间的合作是如此的松懈，简直好像是完全不存在一样。

在莫洛托夫来访后不久，我的新参谋长李本斯坦中校和作战处处长拜尔林少校，都奉陆军参谋总长的电召，出席一次新的会议，在会议当中他们才第一次听到所谓“巴巴罗萨”作战计划（Operation Barbarossa）——为假定中对苏战役的秘密代号。他们在会议结束之后，就把会议的结果报告我：他们把一张苏联地图铺在我的面前，真使我感到有一点儿不相信我自己的眼睛。难道这个我一向认为不可能成真的噩梦，现在真会变成一个事实吗？希特勒曾经痛骂过1914年决定德国政策的领袖人物们，说他们没有能够避免两面作战。可是今天当对英的战争尚未结束之前，为什么他居然又出尔反尔的，突然想起来对苏联开辟第二战场呢？所有的军人们都曾经一再地劝告他不要重犯这个错误，而他自己对于这个意见也一向表示同意。

我实在无法隐瞒我的不满和失望。我的两个幕僚因为在会议席上已经被OKH说服了，所以对于我的激烈言论，不免感到惊异。他们向我解释着说，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是如何计算出，只要8到10个星期就可以击败苏联。哈尔德认为三个集团军，实力大致相等，分别各向它们的目的地进攻，但他似乎并没有规定单一明确的战略目标。从一个专家的立场上来看，这种计划似乎是并不太合理想。于是我就请我的参谋长将我的意见转达OKH，结果并未产生任何影响。

因为我并未参与决策工作，所以我现在只有希望希特勒对于攻苏的准备并不太积极，甚至于只是虚张声势。1941年的冬季和春季我都是在梦魇中度过的。我重新研究瑞典国王查理士十二世（Charles ⅩⅡ）和拿破仑一世的战史，更使我明了未来战场上的一切困难是将如何艰巨，更使我看出来我们对于对苏作战这个巨型工作的准备工作，是如何地不适当。我们过去的胜利，尤其是西线战场上的闪电式的胜利，已经冲昏了我们高级统帅们的头脑，所以在他们的字典里面，已经没有“不可能”这一名词的存在了。凡是与我谈过话的OKW及OKH的一切人员，几乎都是一致表示出不可动摇的乐观心理，对于任何的批评或反对，都会感到不耐烦。

因为感觉到未来任务的沉重，我就只有集中一切的精力来训练和装备我现在所负责监督的各师。我非常明白地告诉我的部队，摆在他们前路上的战役将是一个极困难的工作，其困难的程度比之波兰战役和西线战场战役，都不知道又要高出了多少倍。为了保密的原因，我不能讲得更肯定，不过我总希望我的部下，对于这个未来困难无比的新工作，不至于毫无准备。

但不幸的，这些根据希特勒命令新编成的师，其中所使用的车辆大部分都是法国货。这些装备对于东欧战场上的要求，实在是太不适合。德国本身的车辆生产不够充足，无法满足我们急速膨胀的需求，所以只好利用次等的外国俘获车辆来代替德国货。

每一个装甲师里面的战车数量也已经减少，这个事实在上文中已经说过。不过每师的车数虽然减少，但是旧式的“Panzer Ⅰ”型和“Ⅱ”型的轻型战车，却都已经完全换成了较新较重的“Panzer Ⅲ”型和“Ⅳ”型。这种质的改进多少可以抵消一部分的数量劣势。我们相信，在新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战车在技术上应该比一切已知的苏联战车都要好些，因此我们也认为这多少可以抵消一部分苏联所占的数量优势，因为当战役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的战车全部总数也不过只有3200辆左右。不过有件奇怪的小事，却使我至少对于我们装甲装备的技术优势，感到略有怀疑。在1941年的春天，希特勒有一个特殊的命令，说有一个苏联的军事代表团要来参观我们的战车学校和工厂。在这个命令里，他坚持着说所有一切的东西都不用隐瞒他们。可是那些苏联军官们却坚决不肯相信“Panzer Ⅳ”在事实上就是我们的最重型战车。他们一再地说：“你们一定是故意把最新式的战车隐藏起来了，并没有遵照希特勒的命令，将所有的东西都给我们看。”苏联军事代表团是如此地坚持着他们的观点，所以最后我们的兵工主管当局，就得出一个结论说：“似乎苏联人早就有了一种更好和更重的战车。”一直到了1941年7月底，苏联的T-34型战车在前线上出现之后，苏联新型战车的谜底才算是揭晓了。

4月18日举行了一个装甲装备的展示会，希特勒也曾亲自莅临，我当然也参加了。在这个展示会里，希特勒才发现了“Panzer Ⅲ”型的火炮，并不是60倍径身的50mm火炮，而由兵工当局擅自改成了42倍径身的50mm火炮。兵工当局的这次擅权行动使希特勒大发雷霆，尤其是到了4月底，兵工厂已经可以生产出来希特勒所需要的火炮，更可以证明兵工署是毫无借口可言。几年后，凡是有人在他的面前为兵工署做辩护，希特勒马上就引出这个事件，来做兵工署不服从和无效率的证据。

在这个时候，我们全年的战车生产数字，大概很难超过1000辆以上。以此来与我们敌人的生产数字做一个比较，则真是太小了。远在1933年的时候，我曾经参观过一个苏联的战车工厂，专以这一个工厂而言，它一天已经可以生产22辆苏式“克里斯蒂”型的战车。

3月1日，保加利亚加入三国同盟；3月25日，南斯拉夫也学了它的榜样。可是到了3月27日，贝尔格莱德（Belgrade）却发生了一场军人政变，使轴心国家的计划发生了混乱，4月5日苏联与南斯拉夫签订了一个友好条约；4月6日，巴尔干战役就开始了，我没有参加这一次战役。参加这一次战役的装甲部队也再度证明了，他们对实现迅速的胜利实具有极大的贡献。

对于这一次战区的扩大，只有一个人感到开心，那就是墨索里尼。这本是他私人的战争，最初在发动的时候也并没有得到希特勒的允许。不过由于苏南两国之间缔结有友好条约，所以很明显地表示出来，我们是准备和东面的强邻翻脸，这个战争似乎是不能再拖了。

4月13日，贝尔格莱德被攻陷。4月17日，南斯拉夫的陆军就投降了。尽管有英国的援助，希腊陆军在4月23日还是跟着投降了。在5月底空降部队占领了克里特岛，不幸的却是没有连续地将马耳他岛也攻占下来。德、意、匈、保和阿尔巴尼亚王国都瓜分到了南斯拉夫的领土之一部分。另外还成立了一个克罗地亚王国（Croatia），它的国王选定由意大利的斯波利多公爵（Duke of Spoleto）出任，可是他却一天也没有坐过他的御座。由于意大利国王的要求，黑山（Montenegro）也成了一个独立的王国。

因为这个成立的克罗地亚王国，其国界并没有完全照着种族的界限划定，所以从开头起就与意大利经常发生摩擦。这种不协调的现象，更使这个本来就已经是多事之秋的地区，空气更为沉浊。

1941年的5月和6月，英国人占领了叙利亚和埃塞俄比亚。德国人想在伊拉克获得一个立足点，但是因为力量不够并没有成功。假使我们在1940年夏天，就早已采取了一种合理的地中海政策，则也许会有成功的希望。到了今天，这种孤立的行动已经太迟了。

战争的准备

巴尔干战役已经尽最快的速度加以结束，所有参战的部队，现在凡是需要用来对付苏联的，也都依照计划迅速地撤回。不过尽管如此，我们对于苏联的作战开始时间，却还是延迟了。此外，那年的春天多雨，布格河和它的支流都已经泛滥，一直到了5月间，附近的地区都还是像沼泽地一样，几乎完全无法通过。当我在波兰视察部队的时候曾经亲眼看到这种景象。

为了进攻苏联，一共成立了三个集团军：

（一）南方集团军，由龙德施泰元帅指挥，在普里佩特沼泽地（Pripet Marshes）的南面进攻。

（二）中央集团军，由博克元帅指挥，在普里佩特与苏瓦尔基峰（Suvalki Peak）之间进攻。

（三）北方集团军，由李布元帅指挥，以东普鲁士为进攻的基地。

作战的意图是，这三个集团军各自突破在边界附近的苏军防线，然后再包围他们而加以歼灭。装甲兵团则一直向苏联境内深入挺进，以阻止苏军建立新的防线。并没有指定哪一方面是主攻的方向。三个集团军的实力大致相等，不过中央集团军一共拥有两个装甲兵团，而南北两集团军则各只有一个装甲兵团。

我充任第二装甲兵团的司令，在我的北面就是第三装甲兵团，其司令为霍斯将军（Gen.Hoth）。这两个装甲兵团都属于中央集团军。

第二装甲兵团的编制如下：

司令：古德里安上将。

参谋长：李本斯坦中校。

第二十四装甲军：盖尔二级上将。

第三装甲师：穆德尔中将（Lt.Gen.Model）。

第四装甲师：朗格曼少将。

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罗普尔少将（Maj.Gen.von Loeper）。

第一骑兵师：费尔德中将（Lt.Gen.Feldt）。

第四十六装甲军：维京霍夫二级上将（Gen.von Vietinghoff）。

第十装甲师：夏尔中将。

党卫军“帝国”（Das Reich）摩托化步兵师：豪赛尔中将（Lt.Gen.Hausser）

“大德意志”步兵团：斯托克豪生少将（Maj.Gen.von Stockhunsen）。

第四十七装甲军：李美尔逊二级上将（Gen.Lemelsen）。

第十七装甲师：阿尼姆少将（Maj.Gen.von Arnim）。

第十八装甲师：内林少将。

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波顿斯坦少将（Maj.Gen.von Boltenstern）。

装甲兵团本部也还有一些直属部队：

一大队的支援飞机由维比格少将（Gen.Viebeg）率领。

一个“戈林”高射炮兵团，由阿斯克海尔姆少将（Gen.Axthelm）率领。

炮兵由海尼曼将军（Gen.Heinemann）指挥，工兵由巴赫将军（Gen.Bacher）指挥，通信兵由普劳恩上校（Col.Praun）指挥，侦察机由巴瑟维希中校（Lt.Col.von Barsewisch）指挥。而这一地区中，对于装甲部队进行掩护的战斗机则由穆德尔斯上校（Col.Molders）负责指挥。

我这个装甲兵团被指定担负的任务如下：在攻势发动的第一天应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两边渡过布格河；在突破苏军防御阵地之后，应尽快地扩张战果，直向罗斯拉夫尔—艾尔雅—斯摩棱斯克（Roslavl-Elnya-Smolensk）地区前进。目的是要阻止敌军重新收集残部，再构成一条新的防线，这也就是为1941年的战役，奠定一个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基础。当这个目标达到了以后，我的装甲兵团将会再接受新的命令，以决定以后的动向。从陆军总司令所预先发布的命令中看来，整个的作战计划似乎是准备将霍斯的第三装甲兵团和我的第二装甲兵团向北面调动，而以攻占列宁格勒（Leningrad）为目的。

德苏两国瓜分波兰的分界线就是这一条布格河，所以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要塞就被分裂成为两个部分，那个卫城就由苏联人加以占领。只有西岸的那个古老的碉堡掌握在德国人的手里。在波兰战役中，我曾经一度将这些要塞攻克，现在我又要再度进行这个同样的工作，可是这一次的环境却困难得多。

尽管在西线战场上的战役已经有了一个极明显的教训，但是德国的最高统帅部对于装甲兵的使用，还是没有一个统一的见解。这个事实在历次的演习当中——一方面是为了对于未来的战役做准备，一方面是给予各级指挥官以相当的训练，使其有能力完成他们的任务——都表现得很清楚。凡是不是战车部队出身的将领们，几乎都一致主张最初的攻击，应先使用重炮兵做准备射击，然后再由步兵师进攻，等到攻击达到了相当的纵深之后，再使用战车以来完成突破的工作。可是战车兵种的将领们却完全持着相反的意见。他们要求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就让装甲师担任攻击的矛头，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战车才是最强力的攻击武器。他们预料装甲兵是可以达到一个深入而迅速的突破目的，并且在初步成功之后，利用战车的速度更可以马上扩张它的战果，达到最高的限度。从在法国作战的经验，装甲将领们都知道假使采取其他的办法，则结果又将如何：在那决定成败的紧急关头，道路却已经给步兵师的无尽长的、行动迟缓的、用骡马牵引的纵队所完全塞满了，所以装甲师的行动不是被阻止，就是被延误。因此，他们希望将装甲师布置在那些准备实行突破的地区的最前方。至于在其他的地区，因为任务的不同，例如要攻击一个要塞，那就应该由步兵去领头进攻。

第二装甲兵团所要进攻的地区，就恰好是碰着这样的情况。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要塞固然是一个过时的旧东西，但是因为附近河流沟道纵横，使它们不容易为战车所攻下。战车部队要想攻下那个卫城，就只有使用奇袭之法，在1939年我们曾经做过那样的企图。可是在1941年发动这种攻击的必要条件却并不存在。

所以，我决定将我的装甲师，分开由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两侧，渡过布格河向前进攻；而另外要求借调一个步兵军，在我的指挥之下，向要塞的本身进攻。这个步兵军当然只有向第四军团去抽调，因为这个军团恰好是指定尾随着我这个装甲兵团的后面前进。第四军团同时也要派遣更多的步兵和相当的炮兵，以来协助和支援我这个兵团渡河。为了使指挥能够统一，我要求这些部队都应该暂时归我直接指挥，而我自己则表示在这个时候，愿意接受第四军团司令克卢格元帅的节制。这样的安排集团军总司令部也认为可以接受。但对我而言，实在是一种自我的牺牲，克卢格元帅个性很刚愎，是一个大家都认为不容易伺候的人物。但是我为了使任务能够完成起见，认为这一种安排是很重要的。

攻击的地区，其正面是以布格河为最前线。我们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能够安全在敌前渡河。假使能够获得相当程度的奇袭效果，则渡河的工作就可以容易得多。我不敢断定马上就能够一口气攻占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要塞，所以我的装甲攻击部队在最初必须分裂成为两块；因此我必须设法使我的部队不受到这种分割兵力的影响，而且还要使两面开阔的侧翼不至于感受到威胁。在渡过了布格河之后，我这个兵团的右翼一方面应沿着普里佩特大沼泽地的边缘前进，这个沼泽地是车辆所不能通过的，甚至于步兵都很难在这个地区行进，所以第四军团也只能派遣微弱的步兵去担任通过它的任务。在装甲兵团的左面就是第四军团的攻击主力，再向左面就是第九军团的步兵。这个左翼方面感受到苏军较大的威胁，因为我们已经知道有强大的苏联兵力正集中在比亚韦斯托克地区。我们应该假定，当这批苏军发现了他们的后方，已经受到了我方装甲师的威胁，则他们为了避免受包围起见，就一定会沿着沃尔科维斯克—斯洛尼姆（Volkovisk-Slonim）的大路退却。

对于侧翼方面的双重威胁，可以用下列的两种方法来加以抵消：

（一）对于我们的兵力，彻底地做纵深的配备，尤其是在这个威胁最严重的左翼方面，应特别加以注意。

（二）让兵团所属的第一骑兵师，从右面通过沼泽地，因为那是摩托化部队所不能通过的。

其他的安全保障应由在装甲兵团后面行进的第四军团的步兵师，以及广泛的空中侦察，来负责执行。

基于以上的分析，装甲兵团的攻击战斗序列就决定如下：

右翼方面盖尔将军所指挥的第二十四装甲军。其中包括：

第二五五步兵师（在渡过布格河时暂归该军节制），由弗沃达瓦到马洛里塔（Maloryta）。

第一骑兵师，由斯拉伐柴（Slavatycze），经由马洛里塔，以至平斯克（Pinsk）。

第四装甲师，由科登（Koden）向布列斯特—科布林（Kobryn）道路前进。

第三装甲师，由科登的北面向布列斯特—科布林道路前进。

第十摩托化步兵师，随后前进，作为第二攻击波兵力。

中央方面希罗斯将军（Gen.Schroth）所指挥的第十二步兵军，仅在攻击的初期受装甲兵团的指挥。其中包括：

第四十五步兵师及第三十一步兵师，在科登以北与内普莱（Neple）之间前进，以包围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为目标。所有该军不需要参加此项行动的部队都沿着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科布林—别廖扎（Beresa）的公路和从马特克雷（Motykaly）—皮利希柴（Piliszcze）—普鲁扎内（Pruzana）的公路之间的地区前进，其任务为填塞右方第二十四装甲军和左方第四十七装甲军之间的空隙，并保护该两军的内侧翼。

左翼方面李美尔逊将军所指挥的第四十七装甲军，其中包括：

第十八装甲师及第十七装甲师，位置在莱吉（Legi）与普拉突拉（Pratulin）之间，其任务为渡过布格河和里斯拉河（Lesna），而向维达姆利亚（Vidomla）—普鲁扎内—斯洛尼姆之线前进。

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随后跟进，作为第二攻击波兵力。

第一六七步兵师（仅在渡过布格河时暂由该军指挥）向普拉突拉以西进攻。

兵团总预备队维京霍夫将军所指挥的第四十六装甲军，其中包括：

第十装甲师、党卫军“帝国”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都停留在拉曾—武库夫—登布林（Radzyn-Lukov-Deblin）地区中，一直等到第四十七装甲军将布格河上的桥梁肃清之后，它才跟着装甲兵团的左翼方面前进。

6月6日，陆军参谋总长来视察我这个装甲兵团。他所表示的意见，是认为为了完成深入突破敌阵的主要任务，装甲师在最初的阶段应该摆在后面，而让步兵师去担任第一波的攻击。由于我在上文已经解释过了的理由，我并不同意将我的原定计划加以修改。

在我的司令部里，我只收到一个暗示性的训令，说明了在第一个目标达到了之后（在我这个兵团方面就是罗斯拉夫尔—艾尔雅—斯摩棱斯克之线），最高统帅部对于第二期作战的意图是什么。它指出最先所要占领的地区就是列宁格勒和波罗的海的海岸，以便与芬兰人和北方集团军取得密切的联系。这些作战计划已经在详细的研究之中，大致可以看出来的是霍斯上将的第三装甲兵团，甚至于我的第二装甲兵团都可能要停在斯摩棱斯克地区，然后准备向北转向以支持北方集团军总司令的作战。这个作战计划有一个最大的优点：就是它可以一劳永逸的，使德军在对苏的战争中，其左翼将永远处于安全的地位。照我的看法，这是对现在这种情况的最好的计划，但不幸的是我以后却再没有听到有人提到它。

6月14日，希特勒把所有各集团军、军团和兵团的司令官，都召集到柏林听训。由他解释为什么要攻击苏联，并且听取关于作战准备的最后报告。他的讲演大意是这样的：既然不能够击败英国人，所以为了使战争结束起见，他就一定要在欧洲大陆上赢得一个完全的胜利。只有在苏联被击败之后，德国在欧洲大陆上的地位才能算是万无一失。他对于为什么一定要先下手打苏联人的详细理由，似乎是很难令人悦服。因为在西线战场上的战争尚未解决之前，任何新的企图都不免要引起两面作战的危险；而目前在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的处境，实在并不比1914年好，所以很难于支持这样一场战争。所有的将领都沉默地恭听希特勒的讲演，因为并没有讨论的机会，所以解散之后，大家仍然怀着一颗沉重的心情，沉默地退出了会场。

下午继续开军事会议，讨论战争的准备情形，希特勒只问了我一个问题。他说：“你要多少时间才能够到达明斯克（Minsk）？”我回答说：“五六天的样子。”结果攻击自6月22日开始，我在27日到达明斯克；而霍斯由苏瓦尔基前进，早已在26日就从北面占领了那个城市。

在回转头来叙述我这个装甲兵团的作战情形以前，我应该先将这一次对苏联发动决定性战役开始的时候，德军所处的一般情势，加以概括的说明：

根据我所知道的情报，德国陆军在1941年6月22日，一共拥有205个师，其分布如下：

38个师驻在西欧

12个师驻在挪威

1个师驻在丹麦

7个师驻在巴尔干

2个师驻在利比亚

所以用在东线战场上的德军兵力一共可以有145个师。这种兵力的分散实在是很不合理，西欧驻兵38个师实在过于偏高，而挪威驻兵12个师则更是岂有此理。此外由于巴尔干战役的影响，所以对苏联的攻势一定非要延到夏季的末尾才能开始发动。

不过，比这一切的事实更要严重的，却是把苏联这个敌人估计得过低。我们驻莫斯科的武官科斯崔希将军（Gen.Kostring）是一个很杰出的人才，对于这个庞大敌国的军事实力，早已有所报告。希特勒对于这些报告却一点都不重视，同样地关于苏联的工业生产能力和苏联政治制度的安定性，他也一样地漠不关心。反言之，希特勒却有方法使他在军事方面的亲信僚属，也都传染了他这种毫无根据的乐观病。OKW和OKH对于在冬季以前即可获得胜利的信心是如此地强，所以军队的冬季服装都毫无准备，平均是五个人当中才摊得到一套冬服。

一直等到1941年的8月30日，希特勒才开始注意到大部分军队的冬服供应问题。在陆军总部的当天日志上记载着说：“从最近的情势发展看来，恐怕在冬季还会有有限度的战事，所以现在应该开始准备冬服的供应了。”

现在常常有人认为1941年德军缺乏冬服的责任，应由希特勒一个人负起，照我的看法却绝不如此的简单。有一个反证就是德国空军和党卫军的冬服都是早已准备周全。但是最高统帅部却沉醉在一个迷梦之中，以为苏联陆军可以在8到10个星期之间，完全被击溃；这个所以会溃败的理由，照他们的看法是苏联在政治上一定会内溃。因为他们是如此充满了自信，所以在1941年的秋天，已经有一部分的德国工业由战时生产而改向其他的目标。甚至于有人建议在冬季开始的时候，就可以从东线战场上调60到80个师的兵力，回到德国去；而所剩下的兵力已足够控制苏联，等到春天来临之后再采取新的行动。那些剩下的兵力可以躲在秋季就已经构筑完成的防线里面，安稳舒服地过冬。一切似乎都很合理想，而且十分的简单。哪知道以后所遭遇到的事实，才证明了他们这些理想，距离残酷的现实实在是太远了。

最后，有一件事曾使德国的名誉遭受污点，在这里也应该略加以解释。

在战争开始前不久，OKW曾经向所有各军师部发了一个通令，其内容是关于在苏联境内，如何对待平民和战俘的问题。那通令上面规定假使兵员对平民和战俘有处置过当的地方，这个负责的军人并不需要立即交付军法审判和处罚，而只是由他的直属长官酌情加以惩处即可。很明显的，这个命令对于军纪的维持具有非常负面的影响作用。我们的陆军总司令本人也一定认清了这一点，所以在转达这个命令的时候，勃劳希契元帅本人也曾加了一个按语，说这个命令的执行以不妨害军纪为原则。因为我和我的军长们都一致认为，假使这个命令发布了之后，就绝对无法保证军纪不受影响，所以我就决定禁止这个命令转到各师部去，并且把它寄回柏林。这个命令，在以后我们的前敌国审讯德国将领时，曾经有重大的关系，但是在我这个装甲兵团的范围以内，却根本没有付诸实行。在这个时候，我也曾坦白地报告集团军总司令，我并没有下达这个命令，也没有服从这个命令。

另外还有一个所谓“行政委员命令”（Commissar Order），根本就没有传达到我这个兵团。无疑问的是中央集团军总司令部决定不把它再转发下来。所以我的部队对于这个不光荣的命令，当然也更无实行之可能。

今天反过来看过去，OKW和OKH没有能够在事先就打消这两个命令，这当然是一件很遗憾的事情。若是真能如此做到，则有许多的勇敢和无辜的军人都不至于受到荼毒，而德国的传统名誉也不至于受到玷污。不管苏联人是否已经在海牙公约上面签过了字，不管他们是否已经批准了日内瓦公约，德国军人们却应该接受他们自己的国际义务，而且应该照一个基督教徒的良心去行动。即令没有这种残酷的命令，战争对于一个敌国的人民所加的影响也本来就已经够残酷，而苏联的老百姓也正和我们德国的老百姓是一样的无辜。

序战

在叙述现在所发生的一切事项时，我几乎是把这段时间的所有经历，完全照抄了下来。我为什么要这样的写，其目的是要表示在苏联战役中，做一个装甲兵团的指挥官，所需要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条件，又是如何的严格。

在6月14日听完了希特勒的训话之后，在次日我就飞往华沙，我的幕僚们正驻在那里。一直到6月22日发动攻势之前，我都在忙于视察部队，看看他们发动攻势的位置，并且也顺便   

访问邻近的单位，以保证各部队间能够有密切的合作。向集中地区调动，和攻击的最后准备，一切都很顺利。6月17日，我去视察布格河的形势，这就是我们的最前线。19日，我又访问了马克松将军的第三军，该军位置在我的兵团的右方。20和21两日，我视察所部的最前线单位，检查他们对于攻击的一切准备，是否已经完全完成。详细研究了苏联人的行动后，使我深信他们对于我们的意图还毫无所知。我们可以望见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卫城内的广场，有一些苏联兵配着军乐队的演奏，在那里作班教练。沿着布格河的工事还没有部队据守。在过去几个星期当中，他们对于筑城工事的增强实在是很有限。所以我们的攻击可以获得奇袭效果的机会实在是很大，于是就发生了一个问题，原定历时一小时的炮兵准备射击是否还有必要。最后我决定还是不取消它，这不过是一个预防的手续，以免遭遇苏军突然的逆袭，而使我们受到不必要的损失。

1941年6月22日是赌命运的一天，在午夜后2点10分我进入了兵团前进指挥所，它的位置是在波豪卡莱（Bohukaly）以南的一个了望塔里面，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西北方约9英里的地方。当我在3点10分到达该地时，天还是黑的。3点15分，我方炮兵开始射击。3点40分，俯冲轰炸机开始第一次的攻击。4点15分，第十七、十八两个装甲师的前卫单位开始渡过布格河。4点45分，第十八师的领头战车开始涉水渡河，为了达到这个任务，它们已经具有防水的装备，这是在海狮作战计划中已经试用过的，可以使它们渡过深度达13英尺的河水。

6点50分，我在柯罗德诺（Kolodno）的附近，坐着一艘攻击艇渡过了布格河。我的活动指挥部，包括两辆装甲无线电通信车、一些能够越野的车辆和一些摩托车，它们在8点30分也跟在我的后面前进。我开始尾随着第十八装甲师的战车后面前进，不久就到了里斯拉河上的桥梁。这个桥的攻占对于第四十七装甲军的进展极为重要，在那里除了一些苏联的哨兵以外，我没有发现任何部队。当看到我的车队之后，苏联兵马上回身就逃。我的两名传令官，不听我的命令，自告奋勇地去追击他们，结果不幸都冤枉地送掉了性命。

10点25分，领头的战车连到达了里斯拉河，并且立即过桥。接着而来的人就是师长内林将军。我一直陪伴着第十八装甲师前进直到下午。16点30分我回到了柯罗德诺的桥头阵地，再由那里于18点30分转回我的前进指挥所。

我的本来计划是沿着装甲兵团所担任的整个前线，发动奇袭以击败敌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南面，第二十四装甲军将布格河上的桥梁都完整地攻占了下来。在该要塞的西北面，我们的桥梁也依照原定计划都架设好了。不过，敌人最早虽然为奇袭所震惊，但不久即恢复了理智，立即在他们已经准备好的阵地进行凭险顽抗。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重要卫城一直坚守了好几天，所以使我们无法利用经过布格河和马恰维克河（Muchaviec）的公路铁路交通线。

到了黄昏的时候，装甲兵团已经在马洛里塔、科布林、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普鲁扎内等地区，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普鲁扎内，第十八装甲师曾经与敌方发生了第一次的战车会战。

6月23日，我在清晨4点10分的时候就离开了司令部，首先到第十二军的军部，听取希罗斯将军报告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附近的战斗情况。接着我又驱车往第四十七装甲军的军部，它是设在位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北北东方向，距离约为14英里的比尔戴基村（Bildeiki）。在那里我与李美尔逊将军商谈之后，也和我的司令部通了一个电话，以求明了最近一般情况的发展。我再到第十七装甲师师部去，于8点钟到达那里。该师步兵旅旅长韦布将军（Gen.von Weber），把他所部的一切经过讲述给我听。到了8点30分我又和第十八装甲师师长内林将军见面，然后再回来与李美尔逊商谈。以后我就赶到普鲁扎内，我的兵团司令部已经移到这里。前进指挥所的人员于19点钟到达那里。

在这一天第二十四装甲军竟日沿着科布林—别廖扎—卡尔图斯卡（Kartuska）的公路，向斯卢茨克（Sluzk）前进。

由于情报显示，第四十七军即将与向东南朝比亚韦斯托克移动的苏军遭遇而会发生苦战，所以我决定从明天起仍然还是跟着该军前进。

6月24日，我在上午8点25分离开了司令部，向斯洛尼姆驱车进发。第十七装甲师也在这个时候到达这个镇市。在鲁扎内（Rozana）与斯洛尼姆之间，我冲进了一个苏军步兵阵地，他们正沿着大路上展开射击。第十七装甲师的一个炮兵连和作徒步战的机车士兵，也正在向敌人回击，但并无特别的战果。我个人也参加了这场战斗，发射了我那装甲指挥车上的机关枪之后，结果引诱敌人离开了他们原有的位置，于是我才可以继续前进。11点30分，我到达了第十七装甲师的师部，在那里我不仅找到了该师的师长阿尼姆将军，而且军长李美尔逊也在。当我们正在讨论情况的时候，突然在我们的后方传出一阵激烈的枪声。我们通到比亚韦斯托克的公路，完全为一片烟尘遮掩住了视线，一辆卡车正在着火燃烧。最初我们无法研判刚才所发生的混乱，直到看到有两辆苏联战车从烟尘中冲出来之后，才恍然大悟。他们正企图冲进斯洛尼姆镇，战车上的枪炮齐鸣，打成一片，而他们的后面有德军的Panzer Ⅳ式战车正在尾随追击，也是在激烈射击之中。苏联战车立即注意到我们这一群军官，接着就向我们开火，在那样近的距离之下，炮火的威力使人震耳欲聋。因为我们都是老兵，所以都马上本能地卧倒在地；只有一个可怜的费勒尔中校（Lt.Col.Feller）没躲过，他是陆军训练处的职员，奉命出差到前线上来的，对于战地的行动不太熟悉，动作迟缓所以受了重伤。此外，战防营的营长齐尔贝中校（Lt.Col.Zerbe）也受了重伤，并且不幸在数日后去世。苏联战车固然冲进了市区，但是最后还是被击毁。

（谢选骏指出：古德里安说为国牺牲的人是“不幸去世”，可见他毫无荣誉感，也不信上帝。而他还是德军的“闪击英雄”呢，难怪德军最后一败涂地！）

我接着就去视察斯洛尼姆的第一线，然后乘坐一辆Panzer Ⅳ式战车，经过无人地带到第十八装甲师方面去。15点30分，我回到斯洛尼姆，并命令第十八装甲师向巴拉诺维奇（Baranovicze）方面推进，而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则奉命向斯洛尼姆兼程赶来。于是我才回到兵团司令部，在回程中我又意料之外地遭遇到了苏联的步兵，他们被卡车载运到了斯洛尼姆的近郊，而且正在那里下车。我命令坐在我身边的司机，开足马力向前冲去，于是我们就在苏军人海的中间直冲了出去。他们对于这种出奇不意的行动大为震惊，所以也就来不及放枪。不过无论如何，他们已经认清了车中坐的是我，因为以后苏联报纸就宣传我已经被击毙了。我立即利用德国的无线电广播更正了他们这个错误的报道。

我在20点15分才又与我的幕僚们会合了。在司令部里有大批的公文等待我来处理，都是有关我那个深入的右翼方面的激烈战报。自从6月23日以来，第五十三军已经击败了马洛里塔地区的苏军攻击。在第二十四和第四十七两个装甲军之间，第十二军的部队已经建立起来了一个松散的接触。装甲兵团的左翼方面，由于从比亚韦斯托克退回的苏军，不断地对它加以强烈的攻击，所以受到严重的威胁。为了使这一翼能够获得安全，有必要对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和第四十六装甲军予以迅速调动。

希特勒因为害怕强大的苏军会在每一点突破我们的包围，而感到神经紧张，他因此命令装甲兵团暂缓前进，先回过身来消灭比亚韦斯托克附近的苏军。还好我在那一天并不知道这一情况，加上这一次OKH很坚决地力主维持原定的计划，所以我们还是继续向明斯克推进，以完成这个大包围作战。

维尔拉（Vilna）和科夫罗（Kovno）都先后被攻陷。

芬兰军队也已经占领了阿兰岛（Aaland Islands）。德国第一山地军攻下了在皮特沙摩（Petsamo）附近的著名产镍地区。这些作战几乎都是兵不血刃就获得了胜利的。

在25日的上午，我到野战医院去慰劳伤兵，这些人都是在昨天苏机对我的司令部实行空袭时负伤的，而我本人却因为正在前线视察，所以逃过了这一难。9点40分，我到第十二军军部去，它设在距离普鲁扎内南西5英里处的李罗夫镇（Linovo），在那里我研究了那一个地区的当前情势。接着我又赶到第二十四装甲军军部，它设在查尔齐鲁（Zarzeczne），距斯洛尼姆南方约22英里。在与盖尔将军商议之后，我又去视察第四装甲师，然后才在16点30分回到我的司令部。

这一天已经发现了敌人的新单位，包括战车部队在内，正由比亚韦斯托克向斯洛尼姆进攻。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正于这个时候赶到前线，立即担负阻止苏军向斯洛尼姆的进犯。所以第十七和第十八两个装甲师，现在可以脱身向明斯克继续推进了。第十八师早已向巴拉诺维奇战斗前进。

在6月26日的清晨，我到了第四十七装甲军的最前线，因为我希望能够亲自看到我们部队向巴拉诺维奇和斯托尔布齐（Stolpce）的进展情形。第二十四装甲军也奉命支援它的北面友军的进攻。

7点50分，我到达了第十七装甲师的位置，该师正奉着我的命令，直向斯托尔布齐进攻。到了9点钟，我已经到了第十八装甲师的师部，发现军长和师长都在那里。这个师部正设在里斯拉，位置在斯洛尼姆到巴拉诺维奇的公路上，距离该师前卫部队不过3英里远。由此，我又用无线电与第二十四装甲军取得联络，并证实该军是否已经遵行我的命令，对于巴拉诺维奇的攻击实行支援。这个工作由第四装甲师担负，该师自从上午6点钟起即已向北面挺进。

12点30分，第二十四装甲军报告我已经占领了斯卢茨克。这对于指挥官和部队而言，都是一次很精彩的作战。我用无线电向该军军长发出了一通贺电，又立即动身到第十八装甲师在塔尔塔克（Tartak）的最前线去视察。过了正午之后，我接到了第三装甲兵团司令霍斯的一个电报，说该兵团已经到达了距离明斯克北面18英里远的某点。

14点30分，我接到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叫我部主力向明斯克推进，而第二十四装甲军则应向博布鲁伊斯克（Bobruisk）前进。我立即回电说：第二十四军早已奉令攻占博布鲁伊斯克，而第四十七军则已通过巴拉诺维奇，向明斯克攻击前进。我于是命令我的司令部推进到塔尔塔克，到了23点30分，他们才到达那里。

在下午的时候，第十七装甲师报告说：他们正沿着一条尚可通行的道路，向斯托尔布齐前进。当天黄昏的时候，他们就到了目的地。所不幸的是他们的师长阿尼姆少将在战斗中负伤，所以他的职务现在只好暂由韦布将军代理。

我的装甲兵团现在归第四军团指挥，它命令我们攻占查德弗尔齐（Zadvorze——在斯洛尼姆北面5英里处）—霍尔雅卡（Holynka）—泽尔瓦（Zelva）—泽利文卡河（Zelvianka）之线，并坚守北线以阻止比亚韦斯托克方面敌军的前进。

在这一天第四十六装甲军的前卫部队，到达了塔尔塔克附近的战地，开始接替补塞第二十四军和第四十七军中间空隙的任务。于是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全部就可以抽出身来，完成它的主要任务，向博布鲁伊斯克推进。在北方集团军方面，第八装甲师已经占领了都拉堡（Dunaburg）和它在地维拉河（Dvina）上的桥梁。

6月27日，第十七装甲师到达了明斯克的南面近郊，并已经和第三装甲兵团建立了联系。该兵团已于26日进入明斯克城，而该城也已为苏军破坏殆尽。在比亚韦斯托克地区的苏军，虽然屡次想突破我方的钳形包围，但是现在却几乎全部投降。只有极少数的部队，在钳形攻势尚未合围之前，曾向东面逃出。这已经为战役中的第一次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关于次一阶段的作战，我的见解是这样的：对于歼灭处于袋形地区以内敌军的任务，应尽量少用装甲兵力，而让后续的步兵军去担负大部分的责任。于是我们的机动快速部队就可以立即勇往直前，去争取这个战役的第一战略目标，那就是斯摩棱斯克—艾尔雅—罗斯拉夫尔地区。以后数日内，我的一切行动都是以此为目的，这也是与原定的计划相符合的。依我的看法，要想使战役获得成功，第一件具有决定性的重要大事，就是要不顾及战场上的一切意外和偶然的发展，而坚定地照着原定计划进行。我当然也知道这个计划是要冒着某些危险的。

我的这种信念使我在6月28日，又重新赶到第四十七装甲军的军部。这是我所部中最感到直接威胁的单位，所以我希望亲自去监控它，以便应付任何新的危机。我在斯夫提兹（Svoiaticze）找到了该军的军长，这里到涅斯维日（Nieswiez）西南方约有14英里的距离。我在那里视察了该军所属各师的情况之后，就立即用无线电通知我的司令部，命令他们赶紧催促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向北推进，并命令对于罗夫格罗地克（Novogrodek）—明斯克和罗夫格罗地克—巴拉诺维奇—土耳齐克（Turzec）的公路上，实行空中侦察。接着我又去视察第十八装甲师，该师有一个纵队似乎略有迷向的趋势，因此该师的进度也受到顿挫，还好不太严重。

我的参谋长李本斯坦在这个时候，已经将各军所属各师的防区，都划分好了，以防止敌军沿柯达罗夫（Koidanov）—排西齐拉（Piaseczna——在米尔“Mir”的西北）—何罗德齐（Horodyszcze）—波龙卡（Polonka）之线，实行突破。我批准了他这个措施。

在这一天，第二十四装甲军到达了博布鲁伊斯克的郊外。自25日以来，它的军部一直留在费利波维兹（Filipovicze）。

6月28日，我的兵团司令部移到涅斯维日，驻在一个古老的堡垒里面，这个地方曾经一度属于拉齐威尔（Radziwill）世家，以前苏军也有一个高级司令部驻在那里。关于这个堡垒的古迹，我在阁楼里面找到了一张猎会的照片，上面还有前德皇威廉一世的御容。当地的人民要求举行一个感恩的礼拜，以来庆祝他们的“解放”，我立即允许了他们这个要求。

在这一天，我的部队到达了下列的位置：

第三装甲师到了博布鲁伊斯克；第四装甲师到了斯卢茨克；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到了西尼阿弗卡（Siniavka）；第一骑兵师到了德罗希琴（Drohiczyn）以东的地区。

第十七装甲师到了柯达罗夫；第十八装甲师到了涅斯维日；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到了泽利文卡河。

第十装甲师的一部分也到了泽利文卡河，该师主力则仍在西尼阿弗卡；党卫军帝国师到了别廖扎—卡尔图斯卡；大德意志步兵团到了普鲁扎内东北地区。

霍斯装甲兵团现有第七和第二十两个装甲师留在明斯克地区。在南面，第五十三军做了我的右翼，并且已经使马洛里塔地区的战争获得了胜利。这一翼的危险现在已经消除了。

6月29日，沿着我这个兵团所属各部的前线上，都继续有战斗发生。在泽利文卡河地区的战斗尤为激烈，使第四军团感到相当的焦虑。结果军团部就企图干涉我的作战行动，这使我碰了一个大钉子，因为我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举动。

北方集团军已经占领了札柯布斯塔德（Jakobstadt）、李温霍夫（Liewenhof）和里加（Riga）的南部，连同地维拉河上的铁路桥梁在内。

第二天，6月30日，我飞往第三装甲兵团的司令部，在那里与霍斯将军讨论我们作战的未来联系问题。巴瑟维希中校亲自驾驶，我们坐着一架轰炸机，当我们飞过普兹查拉里布卡（Puszcza Nalibocka）的时候，只看见一片大森林，第四军团方面一直预料苏军会由这个地区企图突破，我发现在森林里面并无太多的敌军，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地区中不会有危险发生。我同意霍斯的见解，认为我的第十八装甲师在向鲍里索夫（Borissov）推进时，应与他的右翼密切合作，并且确实占领别列津纳河（Beresina）在该镇市附近的桥梁。

在这一天，OKH命令各作战部队向第聂伯河（Dnieper）之线进发。

OKH告诉集团军总司令部说，向斯摩棱斯克的战斗发展是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所以决定尽最快的可能，在罗加乔夫（Rogachev）、莫吉廖夫（Mogilev）、奥尔沙（Orsha）等地区渡过第聂伯河；并在维捷布斯克（Vitebsk）和波洛茨克（Polotsk）等地渡过地维拉河。

第二天，7月1日，我飞往第二十四装甲军军部，我们惟一正常的交通工具就是无线电，那无论如何是不够的。根据盖尔将军对当前敌军的判断，对于我们未来意图是很有利的。他所面对的敌军都是一些临时调集的乌合之众。敌方的铁路运输力极为薄弱。前一天在博布鲁伊斯克上空所发生的空战，结果也是苏空军战败了。不过，敌军还是照旧地负隅顽抗。他们的战斗技术，尤其是伪装方面，的确很出色；但是反言之，他们始终未能建立一个统一性的指挥系统。第二十四师在斯维斯拉奇（Svisloch）附近占领了别列津纳河上的桥梁。9点30分一个加强搜索营已经离开这个别列津纳桥头阵地，从博布鲁伊斯克东面向莫吉廖夫前进，第三装甲师的主力就跟随着它的后面，依照当前情况的发展，再由盖尔将军去决定，它的主攻点应该是罗加乔夫还是莫吉廖夫，这两个地点都是在第聂伯河上面。10点55分，第四装甲师的主力部分也由斯维斯拉奇向东面推进。燃料的情况良好，一切弹药、物资、医药的供应也都很顺利。截至目前为止，死伤数字也非常轻微，不过架桥纵列和工兵单位却不够用。穆德尔斯上校所率领的战斗机群曾有极佳的合作。但是对于魏比格将军的战斗轰炸机，则联络工作似乎还不够快。第一骑兵师在战斗中也表现出来是一个优良的单位。

除了这些事实以外，这几天空中侦察的结果发现，苏联人正在斯摩棱斯克—奥尔沙—莫吉廖夫地区集中新的兵力。假使要等待步兵赶到之后，再去占领第聂伯之线，则可能会耽误不少的时间，如果装甲兵准备独力进攻，那么动作就要快。

这个时候，围绕着比亚韦斯托克袋形地区的四周，都发生了极猛烈的战斗。在6月26日到30日之间，专以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的第七十一步兵团一个团而论，就独力收容了36000 名战俘——由此可以证明苏军企图突破时规模之大。这个事实使第四军团方面更获得了深刻的印象，他们坚持对于这个袋形地区，四周必须加以强力连续的包围。所以克卢格元帅下令制止第十七装甲师向鲍里索夫方向前进，这是我早已下命令要他们执行的任务。事实上当时第十八装甲师已经到达了该镇，而且在别列津纳河上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这个桥头阵地是否能够守住，就要看第四十七装甲军的后续部队能否如期赶上。虽然我对于第四军团的命令并不表同意，但是我还是把它照转了。

第五机枪营所担任的任务，是沿着袋形地区的边缘，在第十七装甲师和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之间，负起接触的责任。7月2日我顺次视察到了这个营，并且亲自去视察沿着这一线的情况，听取前线官兵对于被包围之敌人的印象。这样我对于当前的情况才获得了一个明确的了解。接着我就又赶到李美尔逊将军的军部，命令他和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师长，负责不要让敌人突围。以后又立即赶到驻兵柯达罗夫的第十七装甲师师部。韦布将军报告我，敌军的突围企图已经被他击破，由那里我才回到我的兵团司令部，它刚刚新搬到明斯克东南方的西尼罗（Sinilo）。当我回到司令部之后，才发现关于要第十七师留在包围线上不动的命令，因为传达上的错误，居然有一部分部队没有接到，所以他们还是照样向鲍里索夫进发。我立即向第四军团提出报告，说明了此事的原委。可是却已经太迟了。第二天上午8时，我奉命来到明斯克的克卢格元帅司令部。当我到达之后，就饱受克卢格的申斥。当我再把详细的情形解释给他听了以后，他才告诉我本来他想把我和霍斯两人，提交军法审判，因为霍斯兵团也同样发生了类似的事情，所以克卢格认为我们是共同阴谋故意和他为难。结果我总算是把他的怒火平息了。在离开第四军团总部之后，我又驱车前往在斯莫列维奇（Smolevicze）的第四十七装甲军军部，这个地方在明斯克东北21英里处，但是因为我找不到该军的军部，所以最后就一直跑到了鲍里索夫的第十八装甲师师部。我视察了别列津纳河上的桥头阵地，并且召集该师军官做了一个简单的训话。该师派了一个先遣部队向托洛钦（Tolochino）前进。在我回程的时候，在斯莫列维奇又遇到了该军的军长，并和他讨论有关第十七和第十八两个装甲师尔后行动的问题。当我们还在谈话的时候，我的装甲指挥车上的无线电员突然收到了新的敌情，有大批苏军使用战车和飞机向鲍里索夫桥头阵地攻击的消息。第四十七军军部当然也接到了报告。这个攻击终于还是被击退，苏军损失颇重，不过有一件事却很值得注意，就是苏军第一次使用了T-34型战车，在当时我们的火炮对于这种战车，几乎可以说是无能为力。

7月2日，装甲兵团的配置大致如下：第一骑兵师在斯卢茨克以南；第三装甲师在博布鲁伊斯克，其前卫部队已进到罗加乔夫城外；第四装甲师在斯维斯拉奇；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在斯卢茨克以东。

党卫军帝国师在别列津纳河上的巴鲁西维兹（Balusevicz）北方；第十装甲师在切尔文（Cherven）；大德意志步兵团在巴拉诺维奇以北。

第十八装甲师在鲍里索夫；第十七装甲师在柯达罗夫；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在斯托尔布齐；第五机枪营在巴拉诺维奇的东南地区。

7月3日，困在比亚韦斯托克袋形地区的苏军全部投降。我现在可以集中全力向第聂伯河前进。

7月4日一整天，我都用来视察第四十六装甲军。我由西尼罗动身，经过斯莫列维奇—切尔文—斯罗波德卡（Slobodka）等地间的公路，直达第十装甲师的师部和党卫军帝国师的师部。在半路上遇到该军的军长，他问我大德意志步兵团现在的位置，我只好告诉他第四军团把它当作军团总预备队用，所以还在巴拉诺维奇地区。在圣利奇基（St.Rechki）的帝国师师部里，该师师长豪赛尔报告我，他的机车部队在苦战之后，已经在布罗地兹（Brodets）附近占领了一个桥头阵地，在别列津诺（Beresino）的南面约10英里的距离。在雅克齐兹（Yakchizy）的别列津纳河上的桥梁已被炸毁，车辆已不能通过。工兵除了正在进行修复的工作，还要使车辆能行使于沼泽地的桥头而不至于崩陷。我亲自去看工兵们的工作，发现他们都很努力。他们保证在7月5日的清晨，一切工作都可以完毕。

在这一天，第二十四装甲军已经在罗加乔夫附近，到达了第聂伯河，并向前战斗以求在别列津纳河上多建立一些渡口。该兵团各师的位置大概如下：

第一骑兵师在斯卢茨克以东；第三步兵师在罗加乔夫的郊外；第四装甲师在斯塔耶—贝霍夫（Starye-Bychov）；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到了博布鲁伊斯克。

党卫军帝国师在巴鲁西维兹；第九装甲师在别列津诺；大德意志步兵团则在斯托尔布齐以东。第十八装甲师在拉特恰（Natcha）以东的地区；第十七装甲师有一部分在鲍里索夫，而其主力则仍在明斯克；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在柯达罗夫—斯托尔布齐之间；第五机枪营在斯托尔布齐以西。

7月6日，强大的苏军部队在日洛宾（Shlobin）附近渡过了第聂伯河，并向第四十六装甲军的右翼进攻，他们立刻被第十摩托化步兵师所逐退。我方的空中侦祭报告说，敌人更有后续的兵力由奥廖尔—布良斯克（Orel-Bryansk）地区，向戈梅利（Gombl）方向前进，从无线电窃听中发现苏军在奥尔沙地区有一个军团司令部。由此可以看出来，苏军似乎是想沿着第聂伯河建立新的防线，所以我们必须赶快采取行动。

到了7月7日，我军已经到达了下列的位置：

装甲兵团司令部设在鲍里索夫。第二十四装甲军军部在波尔特尼基（Bortniki）。

第一骑兵师在博布鲁伊斯克；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在日洛宾；第三装甲师在罗加乔夫—罗夫伊（Novye）—贝霍夫；第四装甲师在斯塔耶—贝霍夫。

第十装甲师在拜尔尼赛（Bialynicy）；党卫军帝国师在别列津诺；大德意志步兵团在切尔文。

第十八装甲师在托洛钦，第十七装甲师在先诺（Senno）；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在鲍里索夫。

第十七师在先诺附近被阻，与强大的苏军（配有特别大量的战车）遭遇，发生苦战。因为第二十四装甲军已经到达了第聂伯河，所以关于未来的作战方向，势必要立即做一决定。又因为我没有接到上级的任何新指示，所以当然只好假定原来第二装甲兵团直趋斯摩棱斯克—艾尔雅—罗斯拉夫尔地区的计划仍然有效。同时我也看不出这个计划有改变之必要。在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希特勒与OKH之间已经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以后我才明白了这些事实的前因后果。在说明上层的摩擦和混乱之前，需要先明了当时德军最高统帅部的真正情形，这样才可以得到一个合理解释。

希特勒已经忘记了，以前是他本人曾经下命向斯摩棱斯克的目标迅速地进攻。在过去这些日子当中，他所注意的事情，就只是比亚韦斯托克的包围战。陆军总司令不敢把他本人所持的不同意见，向中央集团军总司令部表示出来，因为他知道希特勒也是反对他的。根据他自己事后对别人说的话，博克元帅是希望把第二、第三两个装甲兵团拨交克卢格指挥。这样他就可以避免对于这一次作战负直接的责任。克卢格元帅的主张，正好和希特勒相同，希望对于被围的苏军，组成一个强固的包围圈，一定要等到他们投降之后，再继续东进。霍斯和我却反对这个主张，希望能让我们的装甲部队继续迅速推进，以来达成原定的战略目标。我在上文中已经说过，我们希望只留下极少数的装甲部队，参加合围的作战，而让跟在我们后面前进的步兵军负责将被围的苏军加以歼灭。尽管陆军总部秘密的希望装甲兵团的司令官，能够不奉命令甚至于违反命令，而继续争取原定的目标，但是他们却胆小至此，并不敢向我们做一个暗示，鼓励我们继续前进。

所以其结果弄得糟不可言。一方面第二装甲兵团司令部命令只留下极少数部队，扼守比亚韦斯托克包围圈，而大部分兵力都兼程东向，追击敌军，迅速渡过别列津纳河和第聂伯河。但是另一方面，克卢格元帅却同时发出矛盾的命令，要各单位留在原地参加包围作战，不得新的命令之前，不得再向东前进，有一部分部队没有能够及时接到这个命令，继续向别列津纳前进。在这种混乱不堪的情况之下，居然全军未受到任何损失，才真是不幸中之大幸。但是由于彼此意见不同，不免发生误会，终于产生不少的恶感，实在是非常遗憾。

渡过第聂伯河

7月7日，我面临着一种必须要做决定的情势。我是遵照原定的计划，尽快地前进，带领着我的装甲部队，一鼓作气冲过第聂伯河呢？还是坐视苏军去建立他们的新防线，而陈兵不进，等候步兵军赶上来了以后，再开始发动渡河的战争呢？

在目前这个时候，苏军的防线还刚刚开始建立，所以还很脆弱，这个事实也就可以说明了迅速攻击的好处。不过，敌人在罗加乔夫、莫吉廖夫和奥尔沙等地区都守着坚强的桥头阵地，而用奇袭方式攻下罗加乔夫和莫吉廖夫的计划也都已经遭到了失败。并且，关于苏军已经在调集援军的消息，也已经被证实：在戈梅利地区，有强大的敌军兵力集中在那里；在先诺附近又另有较弱的敌部——先诺在奥尔沙的西北面，而奥尔沙地区则早已发生了激战。但是要等到我方步兵赶到，则至少还要经过14天左右。到了那个时候，苏联人的防线只会变得更坚强了。步兵能否击破沿江构筑的坚强工事，以便机动部队再继续前进，这也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问题。而尤其成问题的是，这样一来，我们想在1941年秋季结束这个战役的理想，就变得更遥远了。这才是一个真正的重点。

我深知这个决定的重要性。我也考虑到下述的危险，只要一渡过河之后，三个装甲军的侧翼就会完全暴露，因而有遭到敌军严重逆袭的可能。反过来说，我深深地认清了这个任务的重要性和它的成功希望，同时我也绝对相信我的装甲部队具有这种特强的攻击力量。所以最后我决定立即渡过第聂伯河，并继续向斯摩棱斯克挺进。

所以我命令在两翼方面——日洛宾和先诺——都暂时停止战斗，各负责指挥官只要继续地监视敌人即可。

由于苏军在我们这一面已经建立了几个坚强的桥头阵地，所以强渡的地点就更受限制。在和盖尔将军商量了一番之后，我们决定他的第二十四装甲军，于7月10日从斯塔耶—贝霍夫渡过第聂伯河。第四十六装甲军则在什克洛夫（Shklov）渡河，而第四十七装甲军则在莫吉廖夫与奥尔沙之间渡河，时间都定在7月11日。所有渡河的行动和准备都经过严密的掩饰，除了夜间以外，其他时间一概不准行军。勇敢的穆德尔斯上校向我保证，在我们集中的地区可以获得局部空中优势；为了这个目的，我们又在紧邻前线的后方，修建了一些飞机跑道。只要穆德尔斯一出马，敌人的飞机就完全被赶走了。

7月7日我先到第四十七装甲军的军部，其目的是准备当面将我对于渡河的意图，讲给各级将领听。在半途中我顺便去考察了一列俘获的苏军装甲列车。接下来我就到了位置在鲍里索夫东面18英里地的拉特恰，即该军军部的驻地。此后我再到托洛钦，第十八装甲师正在那里与敌人发生激烈的战车对战。我告诉内林将军，肃清奥尔沙以西科哈诺夫（Kochanovo）地区敌军的必要性，和使苏军束缚在狭窄桥头阵地的重要性——这对于尔后行动的成功是一个先决条件。我们的部队在这里的表现令人印象深刻，所以我对于他们真是不胜赞美之至。

7月8日，我又以同样的目的去访问第四十六装甲军。这个军所属的党卫军帝国师仍还在第聂伯河的西岸作孤军的苦斗。

7月9日这一天，为了这个作战计划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克卢格元帅一清早就到了我的司令部，目的是要听取我报告情况和企图。他是绝对反对我决定立即渡过第聂伯河的主张的，他命令立即停止这个作战计划，各单位都在原地待命，以等候步兵的到来。我感到责任的重大，只好拼命地为我自己辩护。在把上述的许多理由都解释给他听了以后，最后我又告诉他，我的准备早就已经动手，现在要想中途停止已经不可能了。第二十四和第四十七两个装甲军，大部分都已经集中在发动攻势的位置，时机已经是千钧一发，我无法让他们在那里停留过久，好让苏联空军来发现并炸毁他们。此外，我又表示我有把握可以获胜，而且这一战也就要决定本年内是否可以胜利地结束苏联战役。经过我费尽唇舌的解释，终于使克卢格元帅顽石点头。他说：“你的作战总是处于千钧一发的形势！”于是他勉强地批准了我的计划。

在这一场激烈的辩论之后，我又赶紧去到第四十七装甲军的军部。他们的情况最为恶劣，所以似乎也最需要特别的支援。12点15分我到达了李美尔逊将军的军部，位置在克鲁普卡（Krupka）。他对于第十八装甲师和另外一个由战防及搜索单位所组成的战斗纵队，能否攻占科哈诺夫，感到怀疑，因为那些部队都已经久战疲惫。我还是坚持我原有的命令，并且补充着说，在第十八装甲师完成了任务之后，就应立即转向东南方，对着第聂伯河前进。第十七装甲师在摆脱了在先诺地区的敌人以后，也应采取同样的行动。于是我就由军部再向最前线出发。在途中，我遇见了该战斗纵队的指挥官斯特莱希将军（Gen.Streich），当即面授以相当的指示。接着我又找到了内林师长，他却和他的军长完全相反，他相信他的部队可以不经过什么困难，而攻占那些目标。接着我又和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的师长谈话，他也同样地表示他有能力，在极短时间之内到达他的目的地科佩西（Kopys）。我进一步提醒他们，这几个师必须在一夜之中，到达他们的集中地区和第聂伯河岸。

在白天里，第十七装甲师曾经与强大的敌军战车部队发生苦战。苏军战车被毁者达100辆，这都是这些勇士们的成绩。

7月9日黄昏时节的战斗序列如下：

兵团司令部仍在鲍里索夫，准备在7月10日迁往托洛钦。

第十装甲师在什克洛夫以南；党卫军帝国师在巴普洛夫（Pavlovo）地区，其部队在莫吉廖夫南方，构成右翼的侧卫；大德意志步兵团在拜尔尼赛地区。

第十八装甲师在托洛钦的南面；第十七装甲师在查摩西亚（Zamosia）地区；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在托洛钦的西南方，向科佩西集中。

跟在我们后面的步兵已经到达了博布鲁伊斯克—斯维斯拉奇—鲍里索夫之线，不过只是少量的前卫部队而已。至于步兵的主力却还只是刚刚到达斯卢茨克—明斯克之线。

霍斯已经攻下了维捷布斯克，霍布纳尔（Hoeppner）也已经攻下了布里斯高（Pleskau）。

7月10日和7月11日两天当中，各部队都已依照原定计划渡过了第聂伯河，其代价不过是极轻微的伤亡。

在10日的早晨，第二十四装甲军报告我说他们已经到达了斯塔耶—贝霍夫附近的渡河点。在那天下午，我再去视察第四十七装甲军，看看他们的准备是否已经完成，部队是否处于良好的战斗状况。斯特莱希将军已经到达了他的掩护线，在奥尔沙的西面，正对着苏军的桥头阵地。在那个市镇的西北面，另外一个战斗纵队由乌辛格上校（Col.Usinger）所率领，也担任掩护桥头阵地的工作。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的搜索营，已经与在它右首的帝国师取得了联络。第十八装甲师已经进入了“跃出”的地位。第十七装甲师的前卫部队，在上午10时，已经到达了科哈诺夫附近的主要公路。该师另有一部分兵力已经在第聂伯河西岸，奥尔沙西南面，与苏军发生了激战。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也已经到达了它的目的地区。我又再次告诉这些师长们，一旦第聂伯渡河成功之后，应该兼程向斯摩棱斯克挺进，这点十分重要。因为一切集中和准备的工作都进行得很合理想，所以我对今后几天内的作战，具有极大的信心。

关于渡过第聂伯河以后的进展，大致也已经规定如次：

第二十四装甲军应向普罗普斯克—罗斯拉夫尔（Propoisk-Roslavl）的公路挺进。它要注意保护它的右翼，使之不受日洛宾、罗加乔夫地区敌方的任何攻击；保护它的左翼，不受莫吉廖夫方面的攻击。

第四十六装甲军由戈尔基—波奇诺克（Gorki-Pochinok）的路线攻击艾尔雅，并保护它的右翼不受莫吉廖夫地区敌人的攻击。

第四十七装甲军则指定以斯摩棱斯克为其主攻的目标，它的左翼沿着第聂伯之线，由奥尔沙到斯摩棱斯克，都应加以监视，随时应注意到敌人仍留在奥尔沙地区。斯特莱希和乌辛格所率领之战斗纵队，仍应继续在第聂伯河的西面和西北面，挡住敌人在奥尔沙地区的桥头阵地。

在7月10日黄昏时候，意大利驻德国的武官马拉斯将军（Gen.Marras），来访问我的司令部——我在柏林的时候就已经和他很熟了。陪伴着他同来的人有海军上校布克纳尔（Capt.Burkner）。我邀请这两位贵宾同我一路去视察第聂伯的渡河情形，第二天我们就到了科佩西附近。此外，还有希特勒的空军武官贝罗中校（Lt.Col.von Below），也在夜间到达，他来此的目的是要看看我们的实际情形。

7月11日上午6点10分，在美丽的朝阳之下，我陪同着贵宾们，离开了托洛钦的兵团司令部。很凑巧的，这个地方在1812年，也正好就是拿破仑的司令部。我们赶到科佩西，去看第四十七装甲军渡河。因为我们的先遣部队已经开动，所以烟尘满天，使我们沿着河岸驾车前进时，真是感到非常的难受。这种尘雾在以后几个星期当中都常是如此，所以使人员、武器、引擎都受到恶劣的影响。尤其是战车的汽罐被阻塞，大幅影响到它们的效率。我们在科佩西附近的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师部中，找到了他们的军长和师长们，他们正在对于当前的情况做检讨性的汇报。第五十一团和第七十一团都正在渡河，并且已经到达了在科佩西东面森林的边缘。我们看清他们向敌人的两个师攻击前进（苏军第六十六军下辖两个步兵师，番号为第十八和第五十四步兵师）。敌人在其师部附近地区的防御火力非常薄弱，不过却布埋有地雷。我们对于我方步兵的进攻，和工兵的架桥，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因为他们似乎就是在我们的脚底下的位置。在与意大利武官告别了之后，我自己也跳上一艘攻击艇渡过了第聂伯河，目的是要看看我们的部队，到底已经进展到了什么阶段。我原意还想再转往第四十六装甲军方面去，但是因为从陆路到什克洛夫还不安全，所以只好暂时作罢了。

同时，在第十七装甲师方面，因为对面奥尔沙的敌军兵力十分的强大，所以该师对于他们已在东岸所获得的小型桥头阵地，实无企图扩大的理由。当地的指挥官，团长李希特上校（Col.Licht），于是当机独断下令撤出那个桥头阵地。此举颇为恰当，第十七装甲师现在奉命跟着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的后面，在科佩西渡过第聂伯河。

在回司令部的途中，我遇见了克卢格元帅，我当时就把最近的发展报告给他听。他对于我所下的命令都表示批准，我又要求他赶紧催促步兵军向第聂伯之线推进，以便来接替我们监视集中在西岸桥头阵地中的强大苏军。在我的司令部里面，我又遇见了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希孟德上校（Col.Schmundt），我和他做了一番详细的长谈。

我在司令部只停留了一个极短的时间，在日落之前，18点15分，我又赶往在什克洛夫的第四十六装甲军军部。道路的状况非常恶劣，不过所必需的桥梁都已经恢复了秩序。一直到21点30分，我才到达了该军的军部。当第十装甲师渡河的时候，曾经受到了敌方的猛烈炮击和不断轰炸，所以他们的行动要比第四十七军更为困难。党卫军帝国师地区的桥梁也因为空袭而受到相当的损毁。不过渡河作战还是成功了，各前卫部队都奉命向戈尔基挺进。我命令该军必须趁着黑夜继续前进，以期充分地发挥奇袭的功效。接着我又亲自赶到第十装甲师的师部，目的是要看看前卫部队是否已经真正地开始行动了。这一次路并没有白跑，因为当我到达的时候，事实上部队却还没有动身哩。

在黑夜中驾车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我到了7月12日的清晨4点30分，才回到了我的司令部。

在7月11日这一天，我的装甲兵团所属各师已经到达了下列的地区：

第一骑兵师到了日洛宾—罗加乔夫地区；第四装甲师和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已经在第聂伯的东岸上，在斯塔耶—贝霍夫地区的北面附近，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第三装甲师在莫吉廖夫地区以南，以侧卫的姿态面对着苏军的桥头阵地。

第十装甲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都位于什克洛夫的南面；党卫军帝国师在什克洛夫地区，也在第聂伯河东岸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

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在科佩西的东面，也已经在第聂伯河上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第十八装甲师在科佩西的南面，第十七装甲师在奥尔沙的西南面。

斯特莱希和乌辛格所属的战斗纵队，还是负责警戒苏军在奥尔沙地区桥头阵地西面和西北面的出路。

步兵的主力已经进到了斯卢茨克—明斯克以东的地区，其先头部队已经到达了别列津纳之线。霍斯兵团在维捷布斯克的附近。

7月12日，各部队还是继续渡河。这一天我坐飞机飞到第二十四装甲军方面去，在那里停留了八个小时之久。回来之后，我又与希孟德上校会晤。

在这个时候，OKH对于敌军在中央集团军的装甲兵团压迫之下，是会顽强抵抗，还是引兵遁去，感到毫无把握。不过假使苏军在斯摩棱斯克的前方，正在建立某种新防线时，则陆军总部十分希望装甲部队能够将它击破，并歼灭这个地区中的敌军。除此以外，他们主张霍斯的第三装甲兵团应转向东北面，以包围并击毁正在阻止第十六军团右翼进路的敌军。

斯摩棱斯克—艾尔雅—罗斯拉夫尔

7月13日，我把我的司令部移到赛恰德（Siachody），它位置在第聂伯的河岸上，距什克洛夫东南约有4英里的距离。在同一天，我还去视察沿着河岸作战的第十七装甲师。自从开战以来，这支勇敢的部队已经毁灭了敌人的战车达502辆之多。同时我又去亲自监督党卫军帝国师实行渡河，并且和豪赛尔及维京霍夫将军会谈。党卫军帝国师向莫纳斯特尔希纳（Monastirshtchino）的推进一定要动作迅速，而且还需要谨慎的搜索，因为根据空军的报告，苏军可能想在戈尔基西南的地区，企图向第聂伯河实行突破。

指挥若定的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在这一天之内，向前挺进，直达距离斯摩棱斯克只有11英里的某点。

我在17点钟的时候到达了我的新司令部，这个地点有一个优点，就是异常接近前线。从南面传出激烈的枪炮声，表示大德意志步兵团正在与敌人发生激战，这个团现在面对着莫吉廖夫，掩护着我们的侧翼。在夜里我们收到了一个求救的呼声说：大德意志团已经把他们所有的弹药都打光了。这个团还没有适应苏联战场上的作战状况，所以要求赶紧补充弹药。事实上这却不可能，于是那个神经性的射击停止了，好让我们也可以安静一会儿。

就在这一天，陆军总部第一次想到把第二装甲兵团调向南面或东南的方向。这个观念的动机是由于南方集团军的最近发展，它现已到了德涅斯特（Dniester）。在这同一天，OKH也注意到隆美尔非洲战役的战略和在利比亚的未来行动方针：那就是准备假道土耳其到叙利亚，以向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发动夹攻。此时也已经开始研究经过高加索，直达波斯湾的战略。

7月14日，我命令第四十六装甲军和党卫军帝国师，向戈尔基进攻，我自己随同他们一路前进。第十装甲师在苦战之后，才到达了戈尔基和姆斯季斯拉夫尔（Mstislavl），该师此次伤亡惨重，主要是由于敌方炮火猛烈的缘故。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在斯摩棱斯克方面进展很顺利。第十八装甲师已经渡过了第聂伯河，向前推进，从克拉斯内（Krasnyi）向北及西北方向发展，以保护第二十九师的侧翼。

第二十四装甲军已经向弗尔柯维特齐（Volkovitchi）扩大它的桥头阵地，并且使第一骑兵师在斯塔耶—贝霍夫渡河。

在这一天，陆军总部第一次研究在战场上的后方，究竟应该留下多少的占领部队，其组织与兵力又应该怎样支配？基本的观念是在主要的工业中心和交通中心，驻留强大的新机动兵力：每一个占领单位，除了能担负正常的占领工作以外，还要有能力派遣出一支快速的战斗部队，一旦无驻军的地区爆发反抗事件时，即可以立即出动部队加以扑灭，以使它不至于酿成大祸。同时也研究到在巴巴罗萨作战完毕之后，德军在整个欧洲应做怎样的布置，并且最后如何重组陆军，和减少它的兵力。

这一连串的想法，简直是完全脱离了现实。实际上，当前第一要务就是要集中一切的力量，使巴巴罗萨作战迅速而顺利地完成。其他一切实在都还言之过早。

7月15日清晨，克卢格元帅到我的司令部里来与我会谈。之后我就驱车经戈尔基，先到第四十七装甲军的军部，再由那里转往驻在斯维尔罗费齐（Svierovitch）的第四十六装甲军军部，这里在克拉斯内的西南面约8英里处。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已经到达了斯摩棱斯克南面的近郊，第十八装甲师则在克拉斯内的北面。苏军沿着由奥尔沙到斯摩棱斯克的主要公路线撤退，四五个行军纵队并着头行动。在第聂伯河的东岸，第十七装甲师已经占领了奥尔沙的东部和南部。17点钟的时候，我正和内林师长在一起，他的第十八装甲师正在格鲁希诺（Grusino）的附近和敌军发生激战。他刚刚听到说，他的补给单位在多布恩（Dobryn）受到了很重的伤亡，那里在奥尔沙的东南面15英里处，被包围的敌军正企图从那里突围向东逃走。17点40分，我离开第十八师向斯摩棱斯克进发。敌军曾对我的幕僚车队轰炸，但没有造成伤亡。19点15分，我和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的作战科长，最优秀的法朗兹少校（Maj.Franz），在斯摩棱斯克的城外谈话。他报告我，该师在斯摩棱斯克地区进展倒很顺利，但是死伤数字却相当可观。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已经开始听到各部队一片要求补充人员和装备的呼声。

23点，我又与我的司令部会合了，他们这个时候也已经到达了戈尔基。

7月16日，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占领了斯摩棱斯克。这是我所属的各师中，第一个到达它的战略目的地的。这个师表现得很好，全师人员，自师长波顿斯坦将军以下，一直到每一个士兵，都完全尽到了一个勇敢军人的本分。

7月16日，我所属各部分布如下：

第一骑兵师在斯塔耶—贝霍夫的东南方；第四装甲师位置在切里科夫（Cherikov）与克里切夫（Krichev）之间；第三装甲师位置在乔瑟（Chaussy）与莫来提齐（Moliatitchi）之间；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在莫吉廖夫的南面。

第十装甲师在齐斯拉维特齐（Chislavitchi）与波奇诺克之间；党卫军帝国师在它的后方；大德意志步兵团位置在莫吉廖夫的北面。

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占领了斯摩棱斯克；第十八装甲师位置在克拉斯内—格鲁希诺地区；第十七装甲师位置在来地—杜布罗夫诺（Liady-Dubrovno）地区。

步兵的前卫单位已经到达了第聂伯河。这些部队包括步兵师的搜索营和其他配属给他们的少数摩托化单位，所以战斗力很脆弱。

自从7月13日起，苏军就开始作猛烈的反攻。差不多有20个师，从戈梅利方向移动，向我这个装甲兵团的右翼发动攻击；而被包围在莫吉廖夫和奥尔沙地区的苏军，也同时有突围而出的态势。这些反攻的行动都由季莫申科元帅（Marshal Timoshenko）所控制，其目标很明   

显，就是要使我们这次渡河作战完全失败。

7月16日，我们发现了苏军在从戈梅利到克林齐（Klinzy）之间，都有进一步的增兵活动，同时在斯摩棱斯克以东的运输也十分的频繁。所以我们对于苏军的动向是已经完全明了。虽然情况是如此的困难，但是我还是不改变我的决心，决定尽最快的可能，达成上面所赋与我的一切任务，所以，各军还是奉命继续向前挺进。

7月17日，我飞往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军部，并去视察第一骑兵师，该师正和从第聂伯河东岸进攻的苏军发生苦战。

在这一天，各师达到了下列的进展：

第一骑兵师在斯塔耶—贝霍夫的南面；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在切里科夫的西面；第四装甲师在克里切夫；第三装甲师在罗布柯维特齐（Lobkovitchi）。

第十装甲师在波奇诺克与艾尔雅之间；党卫军帝国师在姆斯季斯拉夫尔；大德意志步兵团在利柯特卡（Rekotka）。

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在斯摩棱斯克；第十八装甲师在卡吞（Katyn）—古西罗（Gusino）地区。第十七装甲师停在原地未动。

强大的敌军正在绕着莫吉廖夫、奥尔沙以东，斯摩棱斯克以南和以北等地区进攻。我们的步兵正在沿着第聂伯河一线展开。

南方集团军渡过了德涅斯特河，并顺利地建立了几处桥头阵地。

在这一天，我和霍斯与里希霍芬（Richthofen）三个人，同时获颁附有橡树叶的铁十字勋章。我的姓名在陆军受勋名单中，列为第五人，在所有陆海空三军中则列为第二十四名。

7月18日，第十七装甲师由侧卫的位置抽出，开到斯摩棱斯克以南的地区，以对付从北面向该城反攻的苏军。在这个地区的激战当中，这个师英勇的师长韦布将军受了重伤，不久就为国捐躯了。

在以后的两天当中，第四十六装甲军击败了苏军的强烈抵抗，占领了艾尔雅城和它的外围地区。在该军的右后方还是继续在激战之中。

到了7月20日，各部已经到达了下列的位置：

第一骑兵师在斯塔耶—贝霍夫的东南面；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在切里科夫的西面；第四装甲师在切里科夫、克里切夫地区；第三装甲师在罗布柯维特齐。

第十装甲师在艾尔雅；党卫军帝国师在库西罗（Kusino）；大德意志步兵团在齐斯拉维特齐以西。

第十七装甲师在斯摩棱斯克以南；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在斯摩棱斯克；第十八装甲师在古西罗。

苏军对于第二十四装甲军和斯摩棱斯克的反攻，还继续在发展之中；同时在艾尔雅地区也有新的反攻行动发生。跟在我们后面的步兵已经过了第聂伯河。霍斯兵团正在对斯摩棱斯克东北面的强敌进行包围的行动。为了使这个行动能够顺利完成，他要求我的第二装甲兵团协助他，由南面向多罗哥布希（Dorogobush）进攻。我非常愿意帮助霍斯完成他的任务，所以在7月21日，我就到了第四十六装甲军军部，给予该军必要的指示，并命令它向那个方向前进。斯摩棱斯克的南部和西部都已经在敌方炮火威胁之下，所以我必须绕着城，采取越野的办法行动。快到正午的时候，我经过了第十七装甲师的某一个团，它的位置在斯洛博达（Sloboda），担任东南面侧翼的掩护工作。在斯摩棱斯克东南面27英里处的基色里夫卡（Kisselievka），我找到了第四十六装甲军的军部。在面授机宜之后，我又去视察大德意志步兵团，它位置在瓦西科沃（Vaskovo）车站的南部，即在罗斯拉夫尔北面约21英里处，它所面对的敌人兵力颇弱，不过炮兵实力却很强大。第四十六装甲军的兵力，几乎全部在用于作战，不容易抽出身来。不过在以后几天内，第十八装甲师已经不再需要停留在第聂伯河湾上，古西罗附近的地区，所以我就立即决定，调第十八师来代替大德意志步兵团，于是第四十六装甲军就可以开去援助霍斯兵团。我利用第四十六军军部的无线电，发出了必要的命令。这个军本身应将一切可用的兵力，移转到多罗哥布希方面；同时密切支援的空军指挥官应负责将苏军的反攻击破，他们现在由斯帕斯—地曼斯克（Spas-Demiansk）的西北面向艾尔雅进犯。在我驾车回司令部的途中，接到我的幕僚所发来的一些无线电报：电报上说上级司令部的意见，是非常希望将党卫军帝国师立即调往多罗哥布希。不过在那个时候，除了我已经与第四十六装甲军所安排好了的布置以外，其他任何事我都无法应命。甚至在我中途又到了第四十七装甲军军部之后，也还是想不出新的办法。一切问题的中心，就是要看第十八装甲师能否迅速完成它在古西罗担负侧卫的任务，而尽快地向北推进。但是恰好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候，克卢格元帅对于我这个兵团的左翼，表示十分的焦虑，所以他不惜个人出面干涉，直接命令第十八师停止在原地，不准前进。因为他并没有事先通知我，所以对于攻击多罗哥布希之举，不幸只好停摆了。

那天黄昏的时候，我们在斯摩棱斯克的附近，穿过敌火赶回家。中途虽然稍有阻难，但幸无死伤。最后我们一行才回到了兵团司令部，它现在已经迁到了斯摩棱斯克以西的巧克罗夫（Chochlovo）。

虽然斯摩棱斯克的周围，都曾经发生过激烈的战斗，但是该城本身却只受到轻微的损失。在占领了旧城之后——它的位置在第聂伯河的南岸，我军在7月17日就渡过了河，并占领了北岸的工业地区，以便与霍斯兵团取得联络。在这些日子当中，我在东奔西跑视察的时候，也曾顺便地去看过该城的著名大礼拜堂。那个礼拜堂并未受到损毁。但是当我进去参观的时候，却不免吃了一惊，因为那里面有一大部分的区域，都改成了一个“无神论的博物馆”，那些东西都很粗糙恶劣，毫无美感可言，不过礼拜堂的右面一部分却还是保留着，作宗教仪式之用。在我军尚未到达之前，苏联人还在准备把那些银质的祭台饰物和烛台都埋藏到地下去；可是我军来得太快，所以那些东西现在还是堆在地面上。我命令去找一个可靠的苏联人来，将这些东西交给他保管。不久就找到了一个白胡子飘飘的老神父，我就要翻译人员告诉他，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他保管。我并且下令好好地保护这个著名的古迹，可是以后这个礼拜堂遭遇到什么命运我却再也不知道了。

7月23日，在他拉希基罗（Talashkino），我遇见了托马将军（Gen.Ritter von Thoma），他接替韦布将军任第十七装甲师的师长。他在我们装甲军官当中是一个最有经验的老前辈。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西班牙内战中，都曾经显示出来他冰雪一样的冷静和特殊的勇敢，现在他又有机会来一显身手了。他的师构成了第四十六和第四十七两个装甲军之间的联系，并且掩护着第聂伯河，以防备苏军向南突破。第四十六装甲军的军部位置在艾尔雅以西7英里远的一个森林里面。维京霍夫将军把苏军在艾尔雅地区的反攻情形报告给我听：敌军从南面、东面和北面进攻，并且有强大的炮火支援。第四十六军第一次感觉到弹药的缺乏，现在只能够防守着一些最重要的阵地。在大德意志步兵团的位置为第十八装甲师所接防之后，维京霍夫就希望立即向多罗哥布希进攻，以援助霍斯兵团。截至目前为止，所有企图渡过艾尔雅西北方的乌夏河（Usha），向斯弗尔柯鲁特齐（Svirkolutchie）进攻的计划，都完全失败了。我方地图上所标明为良好道路的格林卡—克林麦提罗（Glinka-Klimiatino）公路，事实上就根本不存在。那些向北方延展的道路都是像沼地一样，摩托化车辆根本无法通过。一切的行动都只好以徒步为之，所以不仅吃力而且也浪费时间。

于是我再赶到第十装甲师方面，夏尔将军对于艾尔雅地区周围的战争情形，向我做了一个很生动的报告。他的部队在一天之内就已经击毁了50辆敌军的战车，但是却仍然攻不下构筑坚固的苏军阵地。他承认他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一的车辆。弹药的供应要从275英里以外的地区去运来。

最后，我又再转到党卫军帝国师方面，该师的位置在艾尔雅以北。在前一天该师还收容了1100名战俘，但是在由艾尔雅到多罗哥布希的中途之间，却无法再进一步。我一直到最前线上去视察，看到了勇敢的克林根贝尔格（Klingenberg）上尉所率领的机车部队，我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要亲自看看那个地区的地形和情况。经过这一次的视察后，我决定命令各部暂停对于多罗哥布希的攻击，以候大德意志步兵团的到来。

直到夜间23点，我才回到我的司令部，它现在又已经迁到普鲁德基（Prudki）南面的某地，距该地只有一英里路。

在以后几天之内，苏军还是不断地做猛烈的反攻。虽然如此，右翼方面却还是有了某种的进展，而第十八装甲师和后续步兵中的第一个师，对于中央兵力，也恰到好处地赶上增援。不过所有企图向多罗哥布希进攻的行动却完全失败了。

据我军的情报，说在最近这几天当中，有四个新的苏联军团可能沿着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Novgorod-Severskie）之线以东出现，同时他们似乎是准备在那一线构筑工事，以求固守。

到7月25日，我部到达了下列各点：

第一骑兵师到达了罗夫伊—贝霍夫的东南地区；第四装甲师在齐尔尼可夫（Chenikov）—克里切夫地区；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在齐维可夫（Chvikov）；第三装甲师在罗布柯维特齐。

第二六三步兵师、第五机枪营、大德意志步兵团、第十八装甲师和第二九二步兵师，都到达了普鲁德基以南的地区和沙塔洛夫卡（Shatalovka）飞机场的周围——这个机场现在正供我方运输机使用，所以必须保证它不受敌方炮火的威胁。

第十装甲师在艾尔雅；党卫军帝国师在艾尔雅以北。

第十七装甲师在青左夫（Chenzovo）和它以南的地区；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在斯摩棱斯克以南。

第一三七步兵师在斯摩棱斯克。

敌军的骑兵在博布鲁伊斯克附近切断了铁路线。

7月26日，苏军继续围绕着艾尔雅进攻。我要求上峰立即派遣第二六八步兵师去加强艾尔雅突出地带的防务，以便装甲师可以撤回；在长期行军和战斗之后，他们实在需要休息和保养的工作。正午的时候我到了第三装甲师的师部，祝贺该师师长穆德尔将军获得了骑士级铁十字勋章，并且研究该师目前的情况。之后，我又驱车转赴第四装甲师师部，在那里遇见了盖尔军长和朗格曼师长。到了傍晚的时候，又接获一个报告，说苏军在我第一三七步兵师的防区内，突入我方在斯摩棱斯克的桥头阵地，并向第聂伯河以北进犯。

无线电情报方面告诉我们，在戈梅利的苏联第二十一军团，在罗德尼亚（Rodnia）的苏联第十三军团，和在罗斯拉夫尔以南的苏联第四军团之间，都已经有了无线电通讯上的联络。

在这一天，霍斯终于从北面将斯摩棱斯克以东的袋形地区完全封锁住了。为数10个师的苏军残部，现在的命运都操在第三装甲兵团的手里。在我们的后方，那些在莫吉廖夫附近凭险死守的强大苏军也都终于被消灭。

回到我的司令部之后，在22点钟的时候，又接到集团军总司令部的一个命令，叫我明天赶到奥尔沙机场，以便参加正午的军事会议，这个会议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过去几天大家对于情况的判断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歧见，所以似乎有澄清之必要。第四军团认为苏军对于斯摩棱斯克地区的威胁是非常严重的，但是我们装甲兵团方面的看法，却是认为最危险的敌人现在是在罗斯拉夫尔以南和艾尔雅以东的地区。因为大部兵力还徘徊在第聂伯河上、斯摩棱斯克以西的地区里，所以罗斯拉夫尔地区的危机和损失遂不可避免。因此，我本人和第四军团司令之间的关系，已经紧张到了剑拔弩张的程度。

7月27日，我带着参谋长李本斯坦中校，一路由奥尔沙起飞前往鲍里索夫，那是集团军总司令部的所在地，此行目的是报告我的部队所处的情况及接受关于尔后行动的新指示。我希望上级会命令我直向莫斯科进发，至少也应该以布良斯克（Bryansk）为目标。可是使我大吃一惊的，却是希特勒已经命令我的第二装甲兵团向戈梅利进攻，以与第二军团合作。这就是说我的装甲兵团要回转过身来，改向西南方行进，换言之也就是向德国的方向打回去，因为希特勒只是在贪小利，急于想包围在戈梅利地区的8个或10个苏联师。人家告诉我们说，希特勒认为大规模的包围行动是没有用的，他认为德国参谋本部对于这种作战所持的理论基础，根本上就不正确，而在法国作战的经验即已证明他的看法是对的。他主张用大吃小的办法，将小部分的敌军分别加以围歼，以使敌军失血而死。所有参加这次会议的将领，都一致认为这个办法不妥，因为我们这样地羁延时日，只会使苏军有建立新防线的机会，利用他们那优厚的人力，可以在后方地区建立起一道又一道的新防线。而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战略也绝对达不到速战速决的目的。

OKH在几天之前，对于当前的情况又有另外一种看法。下列的文件是由一个可靠的来源转到我手里来的，它的发布日期是1941年7月23日，内容大致如下：

关于未来行动的决心，其基础是相信一旦第一个战略目标达到之后，则苏军的主力应已被击溃。否则，苏军恃其强大的人力，将可以对德军作持久的顽抗了。由此，可以假定苏军的主要防线将在乌克兰境内、在莫斯科或列宁格勒的前面。

OKH的意图是要击败现有的新建的苏军，迅速占领在乌克兰伏尔加河（Volga）以西，在图拉（Tula）—戈尔基—雷宾斯克（Rybinsk）—莫斯科地区内和列宁格勒附近的重要工业地区，以使苏军装备供应方面发生困难。

姑且不管希特勒的心里在想些什么，而第二装甲兵团的眼前需要，却是要解除在它右翼方面最危险的敌方威胁。于是我向集团军总司令提出一个进攻罗斯拉夫尔的计划，占领了这个重要的道路中心，就可以使我们控制住了东面、南面和西南面的交通，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我又要求增加我的兵力。

我的计划被总司令接受了，于是第二装甲兵团又分配到了下列的增援兵力：

（1）为了攻击罗斯拉夫尔，第七步兵军，辖有第七、第二十三、第七十八和第一九七共四个步兵师，都拨归我指挥。

（2）为了换出在艾尔雅突出部的各装甲师（他们都需要休息和补充），第二十步兵军，辖有第十五和第二六八共两个步兵师，也归我指挥。

（3）同时第一骑兵师却改配属第二军团。

从这个时候起，我这个装甲兵团已经不再由第四军团节制，实际上它的兵力已经超过了一个军团。同时它又恢复了老名称：古德里安兵团。

为了解除来自罗斯拉夫尔地区的对于我方侧翼的威胁，攻击的布置大致如下：

第二十四装甲军，连同两个师（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和第七军的第七步兵师），共同负责保护在克利莫维奇—米罗斯拉维特齐（Klimovitchi-Miloslavitchi）地区深入的侧翼。而第三、第四两个装甲师则负责攻占罗斯拉夫尔，并与由奥斯乔尔（Oster）和杰斯纳（Desna）两河之间向北推进的第九军取得密切的联系。

第七军，率领着第二十三、第一九七两个步兵师，与第三装甲师齐头并进，沿彼得罗维奇（Petrovitchi）—齐斯拉维特齐，向罗斯拉夫尔—斯托多利希特齐（Stodolishtcbe）—斯摩棱斯克公路之线进攻。第七十八步兵师作为第二波，在这两个师的后面推进。

第九军率领第二六三步兵师，在公路与奥斯乔尔河之间地区，向南推进；而第二九二步兵师则在奥斯乔尔河与杰斯纳河之间地区前进。进攻的主力应放在左翼方面，指向罗斯拉夫尔—叶基莫维奇（Yekimovitchi）—莫斯科公路。从斯摩棱斯克调来的第一三七步兵师负责保护该军的左翼，此外第四十七装甲军的各部，也可以给予该军支援，尤其是军炮兵方面。

这个攻势由第二十四装甲军和第七步兵军在8月1日首先发动，第九军认为在那一天还不能够完成攻击的准备，所以就延到8月2日开始攻击。

以后几天当中，我都忙于所有各种必要的准备工作。尤其是这些新调归我指挥的步兵军，一直都很少有机会和苏军接触，所以必须教会他们怎样照我的方法进攻。因为他们一向没有和战车部队密切合作过，所以有许多问题都必须要事先搞清楚。

7月29日，希特勒的副官长希孟德上校，趁着把勋章上的橡树叶子送给我的机会，和我谈论起我的作战意图。他告诉我在希特勒心目中有三个主要目标：

（一）在东北面，就是列宁格勒。必须倾全力将这个城市占领，以使我方在波罗的海中的航运不会受到威胁，使瑞典的铁矿可以经常供应德国，使北方集团军的供应线能够畅通。

（二）莫斯科，它具备重要的工业价值。

（三）东南面，就是乌克兰。

根据希孟德所告诉我的，希特勒似乎还并没有决定攻入乌克兰。所以我就力劝希孟德去请求希特勒，立即向苏联的心脏莫斯科发动直接的大攻势。其他任何的行动都是无益有害的。最重要的，是要求他不要截留新战车和补充兵的供应，假使没有它们则战争绝不可能迅速而顺利地结束。

7月30日，敌军向艾尔雅曾经发动了十三次反攻，但都被击退。

7月31日，陆军总部（OKH）的联络官布利多少校（Maj.von Bredow）由总部回到我的司令部，带来了下列的情报：“现在已经有人认为原先拟定在10月1日可以达到的目标——奥涅加湖（Lake Onezhskoe）—伏尔加河之线，已经不可能如期到达。反言之，大家却相信列宁格勒—莫斯科一直到南部之线是可以到达的。OKH和参谋总长所做的事情是吃力不讨好，因为一切行动的决定权都是控制在最高当局的手里，关于未来行动的方针，现在仍没有最后决定。”

不过现在一切的事情还要看次一阶段战役的最后决定如何才能做定论，甚至于连一些细微末节也不例外。譬如说艾尔雅突出地带究竟应否加以固守？假使不再准备向莫斯科进攻，那么这个地带就应该撤出，因为它只会使我们不断地增加伤亡数字，而并无其他的利益，这个地区已经发展成为阵地战，弹药的供应颇感不足。假使能够认清，艾尔雅到任何最近可用的火车站的距离，都在450英里左右，那么对于供应的困难就不会感到惊异了。固然火车的路轨已经改成德国的规格原苏联地区采用的是宽轨铁路，即1520毫米，而不是通用的1435毫米。——编辑注，一直铺到了奥尔沙，但是它的运输能力还是非常有限。至于一些尚未改换路轨的支线，更是毫无用处，因为目前所能找到的苏式火车头，简直是凤毛麟角。

不过，我们还是希望希特勒会突然又改变他的决心，而使7月27日在集团军总司令部所听来的消息，变成一场虚惊。

8月1日，第二十四装甲军和第七步兵军开始他们对罗斯拉夫尔的攻击。在那一天清晨我去第七军的军部，可是沿着进路上既找不到该军的军部，也找不到第二十三步兵师的师部。当我正在四处寻找的时候，突然发现了在我的周围，已经都是属于第二十三步兵师前卫部队的骑兵。因为他们的师部绝不可能会跑到自己的前卫部队的前头去，所以我就停了下来，打算找一个骑兵军官来问明当前的情况。此时我正巧看到第六十七步兵团在我的前面行军经过，它的团长是我在柏林时的室友比辛中校（Lt.Col.von Bissing），大家交谊颇深。这些士兵们发现了我也在最前线上，都彼此议论，现出惊喜的表情。当我转向第三装甲师方面去的时候，途中遇着我方飞机的误袭，正在前进中的第二十三步兵师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第一颗炸弹爆炸的地点距离我的座车只有五码英美制长度单位，1码等于3英尺，合09144米。半远。尽管地面上有很清楚的标志，并且关于我军的行军路线也早已通知了飞行人员，但是由于他们的训练和战斗经验都很缺乏，所以我们还是挨了炸弹。不过，虽然如此，第二十三步兵师的前进还是能够顺利地完成。

这天下午，我一直和第三装甲师的前卫部队在一起，地点是在奥斯乔尔河以西和恰罗尼夫（Choronievo）以南。穆德尔将军报告我说：他已经把河上的桥梁完整无恙地夺到了，并且还俘获了一个炮兵连。我立即向在那里的一些营长们表示感谢之意。

黄昏的时候，我回到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军部，目的是要了解这一天整个战役的全貌。我在清晨2点钟的时候，才回到我自己的兵团司令部，这一次我一直出去活动了22个钟点之久。

我们攻击的主要目标——罗斯拉夫尔——已经被占领。

8月2日的上午，我又去视察第九步兵军。从第二九二步兵师的第五〇九团的团部，可以望见苏军正在那里撤退。接着我又到第五〇七团方面去，这个团正紧跟着前卫的后面，向柯沙基（Kosaki）前进。最后我又去视察第一三七步兵师的师部和它所属的各团，并且命令他们在夜间继续前进，希望尽可能最快地到达通往莫斯科的公路。夜里22点30分，我才回到我的司令部。

第九步兵军在8月2日这一天的表现不算太好。所以我决定明天，8月3日，还是和这个军在一起，以催促他们迅速前进，并确保攻击的成功。我首先到在科瓦利（Kovali）附近的第二九二步兵师的师部，再由那里往第五〇七团的团部，在途中遇见该军的军长，并且和他详细讨论如何控制战局的方法。当我到了第五〇七团以后，我就徒步陪着领头的步兵连前进，以身作则地领导他们，使他们不要浪费时间。从望远镜中，看见伟大的莫斯科公路就在我们前方3英里处，并且也可以看见在罗斯拉夫尔东北面的战车。于是部队暂停行动，我立即命令伴随步兵前冲的突击炮，发射一颗白色的信号弹——照我军的规定，这是表示“我在这里！”的意思。马上从莫斯科公路方面，我就接获了对这个信号的答复。那边的部队是第四装甲师第三十五战车团的弟兄们。

我再坐上我的指挥车向战车部队开过去。最后的苏军在这个时候也丢下枪枝，开始逃命了。在阿斯提克的莫斯科公路桥梁已经被破坏，第三十五战车团第二连的人员，从危桥的钢梁上爬了过来欢迎我。这个连的连长一直都是由我的长子担任，最近他才调职。所以这些官兵对我更有亲切之感。该连的连长克劳瑟中尉（Lt.Krause）把一切的经过讲述给我听，而我也恭贺他们全连的英勇成功。

在罗斯拉夫尔附近包围苏军的计划，现在已经完成。被围的部队大约有三四个师之多。现在的任务就是要把他们紧紧地看守着，一直等到他们投降为止。半个钟点之后，盖尔军长也来到了，我就指出来扼守莫斯科公路的重要性。第二九二步兵师负责包围圈的西段，第一三七步兵师则沿着杰斯纳河担任左段的防守。

回到兵团司令部之后，我才知道第七步兵军已经俘获了3700名俘虏、60门火炮、90辆战车和一列火车。

在这个时候，艾尔雅的周围仍然在激战之中，弹药的消耗极大。我们最后的预备兵力——兵团司令部的警卫连都已调到该地区去增援。

8月3日，我部已经到了下列各点：

第七步兵师和第三装甲师到了克利莫维奇的西面；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在齐斯拉维特齐；第七十八步兵师在波尼托夫卡（Ponetovka）；第二十三步兵师在罗斯拉夫尔；第一九七步兵师和第五机枪营在罗斯拉夫尔以北。

第二六三步兵师在普鲁德基以南；第二九二步兵师在柯沙基；第一三七步兵师在杰斯纳河上的东面。

第十装甲师、第二六八步兵师、党卫军帝国师、大德意志步兵团，都在艾尔雅地区的附近；第十七装甲师在艾尔雅以北；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在斯摩棱斯克以南；第十八装甲师在普鲁德基。

第二十步兵军也正在继续推进之中。

我奉到命令，要在8月4日的早晨回到集团军总司令部，亲自向希特勒报告战况，这是征苏战役开始以来，我第一次谒见希特勒。战争已经到达了一个新的转折点。

是莫斯科还是基辅呢？

希特勒的军事会议，是在罗弗伊鲍里索夫（Novy Borissov），中央集团军总司令部里面举行的。出席的人有希特勒和他的副官长希孟德、博克元帅、霍斯和我，还有OKH的代表陆总作战处长豪辛格上校（Col.Heusinger）。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单独发表意见的机会，并且谁也不知道旁人说些什么。不过，博克元帅、霍斯和我三个人，都是一致主张应立即向莫斯科进攻的。霍斯说他的兵团要到8月20日才能够继续前进；我对于我的兵团所定的日期是8月15日。大家都说完了以后，希特勒才召集全体会议，开始发表他一个人的高论。他认为列宁格勒附近的工业区是他的最主要目标。至于莫斯科与乌克兰二者之间，孰先孰后，他却还没有决定，有好几个原因使他倾向于后者：第一、因为南方集团军似乎已经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个胜利的基础；第二、他相信乌克兰的原料和农产品，对于德国尔后的作战有很大的重要性；第三、他认为克里米亚（Crimea）是苏联用来轰炸罗马尼亚油田的空军基地，所以必须予以铲除。他希望能在冬季刚刚开始的时候，再来占领莫斯科和哈尔科夫（Kharkov）。而对于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战略问题，在那一天的会议中并没有得出一个具体的决定。

接着会议转而讨论一些更琐碎的小问题。与我这个兵团最有关系的决定，就是不撤出艾尔雅突出地带，因为是否需要它作为攻击莫斯科的跳板，现在还不能确定。我特别提出由于尘土过多的原因，我们的战车引擎都已经磨坏了，所以要想再做大规模的军事行动，那么必须赶紧予以更换。在几经讨价还价之后，希特勒答应拨300具新战车引擎补充整个东线。这真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至于说到新的战车，我们一辆也看不见，希特勒完全把它们控制了起来，以建立新军。在辩论中，我说为了克制苏军在战车方面的数量优势，我们的战车损失必须迅速地加以补充。于是希特勒说：“假使我早知道你那本书里面所列举的苏联战车数字是真的，那么也许我就不会发动这个战争了。”他所指的就是我那本在1937年新出版的《注意！装甲车！》，在那本书里我估计苏军在当时的战车实力是1万辆。当时的陆军参谋长贝克将军和书籍审查当局都不同意我这个数字。我花了不少的工夫，才勉强地把它印了出来，实际上当时情报机构方面的估计认为苏联已经有了17000辆战车，所以我的数字实在是很谨慎的。在政治方面，学鸵鸟缩头的办法，根本不能够避免危险；可是希特勒和他的重要高级顾问们，却都喜欢采取这个办法。他们对于显而易见的危险，都有意装瞎子，而倒霉的却是我们在前线作战的部队。

当我飞回自己的司令部的时候，我还是决心做攻击莫斯科的准备。

回到司令部之后，我才知道第九步兵军因为看到苏军在包围圈东南角上的叶尔莫利诺（Yermolino）地区实行突破，就不免慌张，于是撤离了莫斯科公路，结果遂使8月3日已经被围困住了的苏军，现在都有脱逃的可能。8月5日一早我就赶到第七步兵军方面，并且沿着莫斯科公路视察，希望把我们包围圈南面的所有漏洞都塞好。在途中我经过第十五步兵师的部队，找到了他们的师长，把当前的情况与他讨论了一番。于是再到第一九七步兵师的师部，该师师长麦尔拉丙根将军（Gen.MeierRabingen）向我报告说，包围圈已经不完整，至少苏军可以用火力来控制莫斯科公路。到了第四装甲师，知道了第三十五战车团的战车已经换了班。我立即用无线电通知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军部，命令他们负责保障莫斯科公路的安全，于是就再转回第七军的军部。该军已经命令第二十三步兵师的搜索营去防止苏军突围。很明显的这个措施还不够，于是我就同该军的参谋长，克利布斯上校（Col.Krebs）一同到罗斯拉夫尔去。（克利布斯也是我的一位老朋友，后来在1945年春天，他接替我做了陆军参谋总长。）在那里，我碰到了克劳瑟中尉所率领的第三十五战车团的第二连。他们刚刚退下来休息，连长却还在前线上与敌人周旋。一直到那天上午为止，这个连已经击退了敌人好几次突围企图，并且击毁了敌人的一些炮位，俘虏了好几百个敌兵，现在才奉命撤回休息。我马上就命令这支可靠的部队立即再上前线，占领他们原有的阵地。接着我又命令第三三二步兵团的第二营去防守阿斯提克的桥梁。最后也把留在罗斯拉夫尔的一些高射炮兵单位集合起来，在我个人率领之下开往前线去。当我到达阿斯提克的时候，正看见几百名苏军由北面向它移动，他们立刻被驱散。在过去两天内，这座桥梁已经修复了，我们的战车立即驶过桥去，把敌军的突破企图完全打消。在战车部队与第一三七步兵师取得了联络之后，我又回到第七军的军部。在那里我命令该军的军炮兵指挥官马提内克将军（Gen.Martinek）——他是一位诚实可靠的奥地利人，负责监视沿着莫斯科公路一线的各个危险地点。然后我就飞回我的兵团司令部，用命令通知第九步兵军与马提内克战斗团取得联络。

我告诉我的幕僚准备一个向莫斯科进攻的计划，大致如下：装甲军放在右翼，沿着莫斯科公路前进；而步兵军则担任中央和左翼攻势。我表示攻击的重点应放在右翼方面：在莫斯科公路的两侧，攻击苏军比较脆弱的防线，然后再由斯帕斯—地曼斯克至怀斯马（Viasma）之线，席卷苏军的防线。我希望能与霍斯兵团互相呼应，一直在开阔地带进展到莫斯科。由于这个观念，所以我拒绝了陆军总部在8月6日要调回我的一部分装甲师的要求，OKH想将他们用于去协助远在后方的攻击。

到了8月8日，罗斯拉夫尔的战役多少可以说是已经结束了。我们一共俘获了38000人、200辆战车和200门火炮。这要算是一场相当令人满意的大胜利。

不过在向莫斯科发动总攻，或是其他重要的作战之前，还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必须达到：我们在克里切夫地区的深入的右翼，必须要有安全的保障。同样的，在第二军团向罗加乔夫发动攻势以前，这也是一些必要的措施。集团军总司令博克元帅也和我的意见相同，反对把我的装甲部队抽调一部分去支援第二军团，因为中间的距离实在是太远（罗斯拉夫尔到罗加乔夫距离为125英里，来回就是250英里），装甲车辆的损毁实在是得不偿失。我们都认为向莫斯科挺进是目前当务之急。虽然如此，但是在OKH的严令之下，集团军总司令部还是一再命令我抽调少数战车开到普罗普斯克去。最后第二十四装甲军军长盖尔将军想到了一个应付的办法，为了一劳永逸地解除右翼的威胁，他主张攻击在克里切夫以南米罗斯拉维特齐地区的敌军，这样也同时可以策应第二军团。我批准了这个计划，并且设法说服集团军总部也表示同意，这样就应付过去了。

8月8日，我去视察罗斯拉夫尔内外和它南面地区的各军师部。9日，第二十四装甲军发动攻击，我同第四装甲师一同前进。第三十五战车团和第十二步兵团配合得非常好，和演习差不多，而施耐德上校（Col.Schneider）的炮兵也出了不少的力量。

当地老百姓对于我们似乎非常欢迎，乡村里的妇女用木盘子装着牛奶、面包和鸡蛋，送给我们吃。并且拦着我的车子，一定要吃完了才准我们走。可是不幸得很，这种可爱的景象却不能够维持得太长久，当我们部队把军事管理的权限交出了以后，所谓“帝国委员”（Reich Commissars）们就开始对苏联人民作威作福。于是一切同情德国人的思想都给他们赶跑了，苏联人民开始组织游击战，弄得四处都不安静。

第二装甲师本是陆军总部所控制的总预备队，现在因为我们所不知道的理由，已经在8月10日开始调往法国。

第二军团在戈梅利地区的前进，在过去几天之内并不顺利，因为道路都没有路基，所以更可以证明我们的看法是对的，幸亏没有把装甲师调到那个地区去。

到了8月10日，我所属各部到了下列的位置：

第七步兵师在恰托维特齐（Chotovitchi）的南面地区；第三、第四两个装甲师正在攻击米罗斯拉维特齐的西南面；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在米罗斯拉维特齐；第七十八步兵师在斯洛博达，其前卫到达了布强（Buchan）；第一九七步兵师在阿斯托费亚（Ostrovaia），其前卫在阿廖什尼亚（Aleshnia）。

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在罗斯拉夫尔；第二十三步兵师在罗斯拉夫尔以北休息；第一三七和第二六三两个步兵师沿着杰斯纳河布防。

第十装甲师在艾尔雅以西；第十七装甲师在艾尔雅的西北；第十八装甲师在普鲁德基以东；党卫军帝国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在艾尔雅的西北方休息。

一直到这个阶段为止，我这个兵团所采取的一切步骤，都是以下列的信念为基础：认为集团军总司令部和陆军总司令部都会一致主张向莫斯科进攻，并以此为最后的决战。虽然8月4日的会议没有能够得着结论，但是我还是没有放弃希望，相信希特勒一定会同意我们这个观点，至少就我个人的看法，这似乎是一条惟一合乎现实的路线。8月11日，我的幻想破灭了。我的攻击计划是把主力经由罗斯拉夫尔以达怀斯马，但是OKH却以“不合适”为理由加以批驳，可是OKH自己也并没有能够拟出一个更好的计划。在以后几天里，它专门发出一些矛盾的命令，更使下级无所适从。集团军总司令部在8月4日本已明确地批准了我这个计划，现在却也附和陆军总部，不敢反对。所不幸的是我在当时并不知道，在几天之后希特勒又改变了他的心思，同意我的向莫斯科攻击的主张——不过他却坚持在尚未发动攻势之前，应先达到某些预备条件。无论如何，陆军总部对于希特勒所已批准的几点，都没有好好利用。再过几天之后，一切的情形又完全改变了。

8月13日我去视察杰斯纳河的前线，位置是在罗斯拉夫尔的东面、莫斯科公路的两侧。当我看到我的士兵们，都自信他们不久就要攻入苏联的首都，并且做了许多“向莫斯科！”的指路牌的时候，我内心里感到十分难受。我又在前线和第一三七步兵师的士兵们谈话，他们也都众口一声地希望赶紧继续向东前进。

8月14日，第二十四装甲军在克里切夫地区的战斗已经顺利结束。一共击毁了三个师的苏军，俘获了13000人和很多的火炮。科斯秋科维奇（Kostiukovitchi）也已被占领。

当我的攻击计划被批驳之后，我就建议撤出艾尔雅突出地带，因为现在继续据守该地已无意义，只是徒增死伤而已。可是集团军总司令部和陆军总部都不肯接受我这个建议。他们说对于我们固然无益，但对于敌人却更有害，至于我的建议的重点是为减少人员耗损，他们却似乎漠不关心。

8月15日，我忙于说服我的上级，不要因为第二十四装甲军已经获得的战绩而满足，应更进一步要他们再向戈梅利推进。照我的看法，这种向西南方的发展实际上无异于倒退。于是集团军总司令部就想从我的所部中，抽出一个装甲师去担负这个作战任务，但是他们却不明了一个装甲师事实上却没有力量突破敌人的防线。惟一的办法还是使用第二十四装甲军全军，而改用其他的新加入的兵力来掩护它的左翼。可是自从6月22日开战以来，第二十四装甲军可以说是没有停过一天，所以为了整补它的战车，实在需要休息一下。最后我算是把集团军总司令部说服了，可是半个钟头之后，OKH的命令又来了，还是命令我抽出一个装甲师派往戈梅利去。所以我现在只好再命令第二十四装甲军全军前进，第三、第四两个装甲师在前面领头，第十摩托化步兵师跟在后面，向南对新济布科夫（Novosybkov）和斯塔罗杜布（Starodub）进攻，在右翼方面突破之后，再转向戈梅利进发。

8月16日，第三装甲师攻占了道路中心姆格林（Mglin）。中央集团军将第三十九装甲军，连同第十二装甲师、第十八和第二十两个摩托化步兵师，移交给北方集团军指挥——李布元帅为总司令。

我只要把这以后几天各方面电话讨论的情形叙述一下，即足以说明中央集团军方面是如何的犹豫踟躇。8月17日，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右翼遭到了敌人的顽强抵抗，而左翼的两个师，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和第三装甲师，在占领了乌涅恰（Unecha）铁路中心之后，已经有了很好的进展。戈梅利—布良斯克之间的铁路已被切断，并且已经形成一个深入的缺口。那么这个形势应该如何利用呢？假定第二军团的强大左翼，在我们右翼支援之下，似乎应向戈梅利发动一次攻击。可是该军团的强大部队却反而向东北方向移动，移到二十四军前线的后方，而让该军独力在斯塔罗杜布—乌涅恰地区撑持苦斗。我向集团军总司令部提出要求，要第二军团攻击在我军右翼方面的敌人。我的要求立即被接受，但是当我再去询问第二军团是否也已经收到了这个命令，他们却告诉我，他们向东北方面移动，根本上就是奉了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才遵办的。这是个具有决定性的时刻，因为早在8月17日，苏军就已有撤出戈梅利的态势。实际上我在那一天就已经命令第二十四装甲军在乌涅恰和斯塔罗杜布地区，严防苏军向东面逃走。

8月19日，属于南方集团军的第一装甲兵团在第聂伯河上的扎波罗热（Zaporozhe）附近，占领了一个小型的桥头阵地。第二军团进入了戈梅利。我的装甲兵团奉命经过克林齐—斯塔罗杜布，向新济布科夫前进。第四十七装甲军负责掩护第二十四装甲军的东面侧翼。该军在波乔普（Pochep）受到敌军的强烈抵抗。

陆军总司令在今天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个东线战场战况总报告，并检讨今后的动向。

8月20日，第二十四装甲军沿着苏拉日（Surash）—克林齐—斯塔罗杜布之线，以抗拒敌军的攻击。有一部分苏军在乌涅恰以南地区向东突围成功。苏军向艾尔雅的反攻都被击退。

8月20日，博克元帅用电话命令我停止向南面压迫波乔普的行动。他希望整个装甲兵团都撤回罗斯拉夫尔地区休息，一旦奉命向莫斯科前进时（这也是他所希望的），他就好有生力军可以使用。他对于第二军团为什么不能迅速前进，感到莫名其妙，他说他一直在催促他们。

8月21日，第二十四装甲军攻下了柯斯托波布尔（Kostobobr），第四十七装甲军也攻下了波乔普。

8月22日，我把第二十、第九、第七，三个步兵军的指挥权，又移交给第四军团。兵团司令部移到罗斯拉夫尔以西的休米亚特齐（Shumiatchi），目的是以便与各师更接近一点。夜间10点钟的时候，集团军总司令部又向我询问，在克林齐—波乔普地区作战的装甲部队，有无可能调往第二军团的左翼方面作战？这个行动是要向更南面挺进，以与南方集团军所属的第六军团相会合为目标。很明显又是OKH或是OKW有命令来了，要装甲部队参加第二军团的攻击。我就告诉集团军总司令部，这样使用装甲兵团是完全不合理的。

8月23日，我又奉命到集团军总司令部去开会，这次会议有陆军参谋总长出席参加，他告诉我们希特勒已经决定暂时放弃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作战，他的眼前目标就是要占领乌克兰和克里米亚。这位参谋总长哈尔德上将也是力主向莫斯科进攻的，当他的希望破灭之后，似乎也颇感苦恼。我们大家从长研究，在希特勒这个“无可挽回的决心”拟定了之后是否还有什么补救的方法。我们大家都同意，认为这个向基辅进攻的新计划，其结果一定会将战局延长至冬季，这是当局所一向希望能够避免的。我提出，若是战车再要向南开，那么道路和补给两方面都会有问题发生。同时对于这个新任务，再加上以后又要向莫斯科做冬季的进攻，我也担心我们的装甲设备没有这样大的力量。我又以第二十四装甲军为例来说明，该军自从开战以来，就一直没有休息过一天。这些事实似乎使参谋总长获得了一些新的资料，可以再去尝试劝说希特勒回心转意。博克元帅也完全同意我的看法。最后他提议叫我和哈尔德上将一同去谒见希特勒，以一个前线将领的身份，把这些事实直接讲给希特勒听，这是促使希特勒同意OKH的意见的最后一着棋，大家都同意这个办法。我们当天下午起飞，到了傍晚的时候到达了东普鲁士的勒特曾机场。

我立即向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元帅报到，他用下列的话来欢迎我，他说：“我禁止你在元首面前提到有关莫斯科的问题。向南面行动的命令都已经下达了。现在的问题只是如何执行而已。再讨论也毫无意义。”我于是就要求他允许我立刻飞回去，因为在这种环境之下，我就是再去和希特勒谈一次话，也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但是总司令却不答应我的要求，他命令我还是要去谒见希特勒，把我的部队情况报告给他听，就是不准提到莫斯科！

我只好进去谒见希特勒。有许多人都在座，其中包括凯特尔（Keitel）、约德尔（Jodl）和希孟德等人。不过勃劳希契和哈尔德都没有出席，事实上连一个OKH的代表也没有。我把我这个装甲兵团的情况，和目前的环境与地形，都大致报告了一番。当我说完了之后，希特勒问道：“以他们过去的成就而论，你看你的部队还有能力担负另外一个更大的任务么？”

我回答说：“假使所给与部队的是一个主要的目标，而且它的重要性是每一个士兵都能够知道的，那么我才敢说他们是有这个能力的。”

于是，希特勒说：“你的意思，当然是指莫斯科而言么？”

我回答说：“是的。因为你已经提到了这个问题，所以就请你让我把我的意见完全讲给你听。”

希特勒表示同意，于是我就扼要地把向莫斯科进攻的利益，和向基辅进攻的害处，都逐条讲了出来。我说，就军事的观点而言，当前惟一的问题就是彻底击败这个屡战屡败的敌军。我又解释莫斯科的地理价值，说它和巴黎是完全不同的。莫斯科在铁路、公路和一切交通上，都是苏联的心脏；在政治上它也是一个头脑；同时它又是一个重要的工业区。所以占领了它，不仅会对苏联人民造成重大的心理打击，同时全世界也会为之一震。我又提到士兵们的态度，他们除了想向莫斯科进攻以外，其他均非所欲，而且他们老早就已经在做种种的准备。我又特别指出这个胜利才是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在敌人主力被歼灭之后，再去占领乌克兰的工业地区，那才真是易如反掌。因为一旦我们占住了莫斯科的交通中心，那么苏联人再想从北面调兵往南方去，就会感到十分困难。

我又指出中央集团军的各部队，现在的位置正适宜于向莫斯科进攻；若是要转向基辅方面发展，那么一定要首先浪费相当多的时间，才能够把全军调向西南的方向，那个方向无异于是对着德国打回去。换言之，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而以后若是再想进攻莫斯科的话，那么部队就又需要一步一步地打回来，从罗齐维特沙（Lochvitsa）到罗斯拉夫尔，其间的距离就有275英里之多，所以我们的兵力和装备都会受到很大的消耗和损毁。我又把我这个兵团所要经过的道路情况描述了一番，并以乌涅恰附近的情况为实例。要是向乌克兰进发，则每多走一天的行程，其补给问题也就会多增加一分困难。最后，我又提到假使这个作战不能够像计划中的那样迅速地完成，那么就会进入恶劣天气的季节，其困难更会不堪设想。到了那个时候，再想去对莫斯科做最后的一击，则时间就已经太迟了！我的结论是呼吁大家注意，不管怎样考虑，不管别的方面是如何重要，但是只有一件事才是真正需要的——在军事方面达到具有决定性的战果。只要这个问题解决了，其他的问题也都会迎刃而解的。

希特勒一直让我说下去，并没有中途打断我，等我说完之后，他才开始发言，他很详细地解释了为什么他又另下决心的理由。他说乌克兰的原料和农产品对于尔后战争的进行，实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他又一再说到克里米亚是苏联攻击罗马尼亚油田的一艘航空母舰，所以必须要把它消灭掉。这是第一次我听到他使用下列的说法：“我的将军们对于战争的经济方面都是一无所知的。”千言万语的总结论是，希特勒已经决定把基辅当作第一战略目标，并且已经严命所属努力进攻，一切的行动都应该与他这个决心配合。这也是第一次，我看到下述这种怪现象，以后我却是常看到的：当希特勒每说一句，在场的各位高级将领都莫不跟着点头称是，结果使我一个人完全孤立在那里。无疑问的，希特勒对于这些理由是已经背诵了好多遍，在这种自我陶醉的心情之下，才会使他做出这种莫名其妙的决定。我感到非常遗憾的，就是勃劳希契元帅和哈尔德上将都没有在座。由于OKW（最高统帅部）诸公都一致反对我的见解，所以在这个场合之下，我也就不再和他们辩论了。

进攻乌克兰的决定现在既已无可挽回，我就想至少应该设法使这个战役尽可能地赶快结束。所以我就要求希特勒不要分割我这个装甲兵团的兵力（他们原定计划是如此的），而把整个兵团投入战场，那么这样也许在秋天雨季来到之前，就可以赢得一个迅速的胜利。这种大雨会把战场变成泥沼，而使摩托化部队的行动形成瘫痪的状态。希特勒倒立即答应了我的要求。

我回到休息的馆舍，时间早已过了午夜。在这同一天，8月23日，陆军总部向中央集团军发布了一个命令，其内容大致如下：“作战的目的是尽量地歼灭苏联的第五军团，并且用最快的速度打通第聂伯河的渡口，以与南方集团军相会合。为了这个目的，最好由古德里安上将率领一支强大的兵力向前挺进，其右翼直指切尔尼戈夫（Chernigov）。”在我与希特勒谈话之前，他们并没有把这个命令的内容告诉我。那一天我虽然一直和哈尔德在一起，他却也没有顺便向我提一句。8月24日的上午，我再去见陆军参谋总长，把昨夜失败的情形报告给他听，我绝想不到我所说的话会使哈尔德感到惊异，但使我奇怪的却是他突然变得神经失常，并且以恶语对我乱事咆哮了一番，而他发脾气的原因，就是我要求自始至终应该使用足够的兵力。他似乎完全不了解我的用心，以后并经常地阻碍我的工作，我们只好不欢而散。我飞回我的兵团司令部，准备在8月25日开始向基辅方向前进。

8月24日，第二十四装甲军占领了新济布科夫，并且在乌涅恰—斯塔罗杜布地区逐退了敌人的攻击。

基辅之战

8月21日，希特勒下达了命令，其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奠定了以后行动的基础。它的内容大致如下：

我对于陆军当局在8月18日所提出的建议，并不表示同意。所以我发布命令如下：

（一）在冬季尚未来临之前，最重要的目标不是占领莫斯科，而是占领克里米亚和顿涅茨（Donetz）盆地的工业区，并切断苏联通到高加索油田的供应线。在北面应为列宁格勒，并与芬兰军取得联络。

（二）因为我军已经到达了戈梅利—波乔普之线，所以战略上是居于极有利的形势；中南两集团军的内翼，都应采取向心的行动，以期扩展战果。其目的不仅是要把苏联第五军团赶过第聂伯河，而且应在他们企图撤到杰斯纳—科诺托普（Konotop）—苏拉（Sula）之线以前，将其全部歼灭。这样就可以使南方集团军在渡过第聂伯河中段时，获得必要的安全，并且使其中央和左翼部队可以继续向罗斯托夫（Rostov）—哈尔科夫方向前进。

（三）不必考虑到未来作战的问题，中央集团军为了歼灭苏联第五军团，可以尽量地使用它的兵力，由于形势上的便利，它可能只要用极小量的兵力，即足以击败敌人的反攻。

（四）为了保护我们罗马尼亚的石油来源，所以占领克里米亚实在是有极大的重要性。

当我在23日和希特勒谈话时，还不知道有这个命令的存在。现在陆军总部和集团军总部所给与我的命令，当然就应该以此次命令为根据。尽管希特勒曾经面允不消减我的兵力，但是集团军总部却偏偏要把第四十六装甲军抽回去，留在第四军团的后方，驻在罗斯拉夫尔—斯摩棱斯克地区，以充总预备队之用。于是我手里只剩下了两个军：第二十四和第四十七，以这样少的兵力去担负新的任务，简直是太不适宜了，我向上级提出抗议，他们却置之不理。

我的第一个目标暂定为科诺托普。以后与南方集团军应如何合作，则应该等候新的指示。

我的兵力现在分布如下：第二十四装甲军位置在乌涅恰地区，不仅是要战斗前进，而且还一再地突入敌阵，同时还要保护兵团的右翼，以防止敌军由戈梅利地区向东逃脱。第四十七装甲军的任务大致如下：第十七装甲师正在苏多斯特河（Sudost）的东岸、波乔普以南的地区，对着相当强大的苏军实行攻击，以掩护本兵团的左翼。在这个干燥的季节中，苏多斯特河对于敌人并不能算作一个可靠的阻碍物。

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早已沿着杰斯纳河和上苏多斯特河，保护着一个长达50英里的地区。在斯塔罗杜布以东，敌人在苏多斯特河的西面，正对第二十四装甲军的侧翼方面，还保有阵地。即令后续的步兵单位可以替换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但是从波乔普到我们第一个目标——科诺托普之间的左翼，距离长达110英里左右，所以大战还没有开始，巨大的危险就已经存在了。关于我们东面敌人兵力的情报是非常零碎的。不过无论如何，我却认为为了保护这一个侧翼，就必须使用第四十七装甲军的全部兵力。同时因为第二十四装甲军是在久战之余，毫未休息就又接受了这个新任务，所以我们矛头的战斗力量就必须大打折扣。

8月25日的进展如下：

第二十四装甲军方面：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经过柯尔美（Cholmy）和阿夫杰耶夫卡（Avdeievka）前进；第三装甲师经过柯斯托波布尔—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到达杰斯纳河。第四装甲师本在苏多斯特河的西岸担负肃清残敌的工作，现在第四十七装甲军的部队可以来接替它，于是它也就跟在第三装甲师的后面继续前进。

第四十七装甲军方面：第十七装甲师经过波乔普向苏多斯特河南岸移动，并且向杜布齐夫斯克（Trubchevsk）进攻，渡过了杰斯纳河左岸以后，就一直西南向沿着河岸前进，使第二十四装甲军便于渡过这个宽广的河川。这个军的其他单位正继续由罗斯拉夫尔地区向前开进。

8月25日的清晨，我到了第十七装甲师方面，亲自监督他们渡过苏多斯特河和它在南面的支流罗格河（Rog）。我所经过的道路都是恶劣不堪，有一部分车辆中途抛锚。那时是12点30分。我只好从姆格林发出无线电，调集新的装甲指挥车、人员载运车和机车来应用。这对于前景是一个很不祥的预兆。14点30分，我才到达了第十七装甲师的师部，它的位置是在波乔普以北3英里的地方。照我的看法，对于这个困难的攻击任务，他们所支配的兵力实在是不够用。所以进展极慢，无法与第二十四装甲军的行动相配合。不久该军军长也赶来了，我当即将关于速度问题的意见告诉了他们的军长和师长。为了能亲自获得关于敌人的情况，我又转赴最前线，第六十三步兵团正在实行攻击，我也下车徒步参加了一部分的攻击行动。当天我在波乔普过夜。

8月26日的清早，我到罗格河的北岸去视察一个炮兵的前进观测所，伴我同去的人是我的副官布辛少校（Maj.Busing）。我的目的是要看看我方的俯冲轰炸机对于苏军沿江防线进行攻击的实效如何。落点倒是很准确，可是实际的破坏力却很微弱。不过对于苏军的心理打击却又颇重，使他们都隐藏在散兵坑里面，没有一个敢露出头，所以我军在渡河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死伤。但因为有一个军官的动作不慎，所以使苏军发现了我们的位置，接着他们就用瞄准精确的迫击炮火向我们射击。一颗炮弹在我们附近爆炸，伤了五个军官，其中包括布辛少校在内，他正坐在我的旁边，所以我没有受伤简直可以说是一个奇迹。

在我们的对面的部队是苏军第二六九师和第二八二师。一直看到我的部下渡过了罗格河，并且架好一座桥梁之后，我在下午才又经过了姆格林回到乌涅恰，我的司令部现在已经迁到了此地。在半路上我接到了一个惊人的好消息：由于战车的运用适当，第三装甲师第六战车团的布齐特尔克尔齐中尉（Lt.Buchterkirch），在杰斯纳河上夺获到一座长达750码的大桥（在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的东西方）。这个喜讯可能使我们未来的行动难度大为降低。

差不多到了半夜，我才回到我的司令部。在那里我遇见鲍卢斯将军，他是下午到达我的司令部的，目的是来视察战况。他从前当过我的参谋长，现在是参谋总长哈尔德手下专管作战的高级参谋。当我尚未回司令部之前，他已经和我的参谋长李本斯坦中校讨论过当前的情况，并且已经向OKH提出了报告。他建议装甲兵团和第二军团的左翼应该交给一个人统一指挥，同时第一骑兵师应调回充任装甲兵团的左翼。不过他只是一个幕僚人员，并没有做决定的权力。不久他所接到的答复真是令人泄气：OKH认为这个时候谈不上把第二军团的兵力分开指挥，并且认为第二军团的行动只是纯粹战术性的。第一骑兵师还是仍由第二军团指挥。陆总并且斥责装甲兵团不该在上级作战命令范围以外，调动他们的部队。可是事实上沿着杰斯纳河侧翼的敌军兵力是相当的强大，我们绝不能置之不顾，可是OKH就偏偏希望我们这样做。第二天早晨，我又和鲍卢斯详谈，把我的全部想法都讲给他听。他回去之后，非常忠实的把我的话全部倾诉在陆军参谋总长的面前，可是哈尔德对于我已经成见颇深，所以一点结果都没有。

8月26日的下午，第二军团的左翼正在新济布科夫的南面。我部和第二军团的界线为克林齐—柯尔美—索斯尼察（Sosniza）之线，和第四军团的界线为苏拉日—乌涅恰—波乔普—布拉索夫（Brassovo）之线。

在第二十四装甲军方面，第十摩托化步兵师位置在柯尔美和阿夫杰耶夫卡；第三装甲师已在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以南的杰斯纳河的桥上；第四装甲师正在斯塔罗杜布的东南面与敌对战。

在第四十七装甲军方面，第十七装甲师在西姆罪（Semzy）附近的波乔普以南地区作战；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从波乔普到休柯夫卡（Shnkovka）之间，保卫着装甲兵团的左翼。由于第七军和第五十三军的步兵都已经陆续开到，所以它的兵力可以渐次向右翼方面集中。此时，第十八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已经由北面向南移动，并已经过了罗斯拉夫尔城。

在这个时候，步兵单位都是由西向东行动，与我这个兵团的前进方向恰好成直角，第一六七步兵师经过了姆格林，第三十一步兵师向该镇的北面移动，第三十四步兵师经过了克列特尼亚（Kletnia），第五十二步兵师通过了佩列拉济（Perelasy），第二六七和第二五二两个步兵师正沿着克里切夫—切里科夫—普罗普斯克公路前进。所有这些师都是属于第二军团的。若是在对基辅的攻击一开始的时候，就把这些兵力中的一小部分向南面调动，那么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右翼方面就不会那样经常遭遇危机了。

8月26日，敌人沿着杰斯纳河对第二军团凭险顽抗。为了能够使进展更迅速，我要求把第四十六装甲军再调回来由我指挥，可是陆军总部却拒绝了我的要求。

8月29日，强大的敌军在空中的支援下，从西面和南面向第二十四装甲军实行猛攻。所以该军的第三装甲师和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的攻击都停顿了下来。第四装甲师对于肃清苏多斯特河西岸敌军的工作已经完成，现在就经过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向前推进以支援第三装甲师。在这一天我到了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军部，并且还到了第三、第四两个装甲师的师部，在把当前的情况加以研究之后，我决定命令第二十四装甲军在30日这一天应努力解除右翼方面的威胁，以便在31日可以继续向南行动。在这个时候，第四十七装甲军正沿着苏多斯特河和杰斯纳河的东岸，向着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方面进攻。在18点钟的时候，我飞回我的司令部。同行的人是我的作战处长拜尔林中校，这是我们最后一次相处，因为他已经奉命调往非洲。他的继任人为伍尔夫少校（Maj.Wolf）。

到了31日，杰斯纳河上的桥头阵地已经被打开到了相当的宽度，第四装甲师已经渡河。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在科罗普（Korop）以北也渡过了杰斯纳河，但是由于敌人的猛烈反攻，又被迫退回西岸。差不多把全师的兵力都用光了，连炊事兵都送上了前线，这样才算是保住了右翼方面没有出大乱子。从9月1日起，苏军又动用两个战车旅向第四十七装甲军猛攻，勇敢的第十七装甲师也正在苦斗之中。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奉命渡过了诺夫哥罗德桥，再向北转进以保护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北进，并协助第十七装甲师前进。第十八装甲师已经进入苏多斯特河与杰斯纳河会流地区，以接替第四装甲师的任务。自从8月25日开始行动以来，第二十四装甲军已经俘获了7500名俘虏，第四十七装甲军已经俘获了12000名俘虏。

由于两翼和正前方都遭受到苏军的重压，尤其是第十摩托化步兵师方面，使我感觉到用现有的兵力，实在已无继续进攻的可能。所以我只好向集团军总司令部要求调用第四十六装甲军。可是最初在8月30日，只准许调回了大德意志步兵团，接着在9月1日又准调第一骑兵师，在9月2日又准从斯摩棱斯克调回党卫军帝国师。苏军在艾尔雅以南第二十三步兵师的防区中，突入了6英里的深度，所以必须使用第十装甲师去做正面的反攻。大德意志步兵团向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推进，帝国师则向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右翼开进，预计在9月2日、3日两天内可以到达。

这种一点一滴的增援方法，根本不能满足需要，所以在9月1日我就和集团军总部用无线电通话，要求调用第四十六装甲军全部，以及第七、第十一两个装甲师和第十四摩托化步兵师——当时我知道这些师是还没有任务的。假使我手里有这样大的兵力，那么我相信一定能够迅速地使基辅的攻势早日完成。这一次无线电谈话的结果，就是他们准许我调用党卫军帝国师。可是这次谈话却给陆军总部窃听去了，结果引起了轩然大波。

9月2日，指挥空军的凯塞林元帅（FieldMarshal Kesseling）来到我的司令部。他告诉我南方集团军已经有很显著的进展，并且在第聂伯河上占住了几个桥头阵地。关于未来的行动目标，是哈尔科夫还是基辅，现在还没有决定。

在这一天，穆德尔将军和托马将军都负了轻伤。

9月3日，我在阿夫杰耶夫卡附近经过，看见了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的后卫部队，和党卫军帝国师的机车部队。敌人出现在它的西方，党卫军的搜索营立即向他们进攻。在开始的时候，情况相当的混乱，可是帝国师师长豪赛尔将军头脑很清楚，不久就整理出来了一个头绪。我在阿夫杰耶夫卡找到了这位师长，并且告诉他准备在9月4日向索斯尼察进攻。第五机枪营刚刚由罗斯拉夫尔到达此地，现在也交给他指挥。

正午的时候，我去视察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的各部，这些部队在最近几天损失很重，死伤人数颇多。第四装甲师沿着杰斯纳河南岸赶到增援，这个师现在已经转危为安了。苏军因此放弃了渡河的打算。在过去几天当中，第十摩托化步兵师以一师的兵力，先后和苏军第十战车旅和第二九三、第二十四、第一四三、第四十二共四个步兵师作战，换言之敌军在数量上实在是远居优势。我和该师师长罗普尔将军讨论当前的局势，并命令该师右翼在明天与党卫军帝国师保持合作。于是我再到杰斯纳河以南去视察一个桥头阵地，这是由第二十步兵团第二营所据守的，这些部队给我的印象都很不错。我再去视察第一营，该营前几天曾经受了些挫折，不过现在的士气已经变得非常旺盛。

我从我的幕僚给我的无线电里，才知道第一骑兵师又已经拨归我指挥，其位置在党卫军帝国师的右方。我又再去与帝国师的师长会商，要他负责保护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的补给线，然后才回到我的司令部。我这时得知，位置在我们进路上的博尔兹纳（Borsna）和科诺托普，仍然是我们的次一目标。第四十六装甲军的军部和它所辖兵力之一半，这时也重归本兵团指挥。在前线上的两个军，都已经收容了2500名俘虏。不过第二十四军非常担心他们的南翼过分延长和矛头的兵力越来越小。克罗列韦茨（Krolevetz）已被我军攻克。

在这一天，OKH派在我部的联络官纳格尔中校（Lt.Col.Nagel），到集团军总司令部参加军事会议，同时陆军总司令本人也亲自出席。纳格尔趁这个机会把我的意见，在大家的面前倾诉了出来，结果他被斥为是一个“扬声器和宣传家”，并且立即被免职。我对于这个深具眼光的军官被免职，感到极为遗憾，尤其是他精通俄语这一点对我很有帮助。至于他受罚的惟一理由，就是不应该为前线上的军人们说话。

基辅之战可是祸不单行。那天下午开始下雨，道路不久就变成了泥潭。帝国师的三分之二的部队，都已经陷于泥泞之中，无法前进。

9月4日我是在第四装甲师的前线上度过的，在那里我遇见了军长盖尔将军。因为大雨之后，路基松软，我花了四个半钟点才走了45英里的距离。第四装甲师正在向科罗普—克拉斯诺波利（Krasnopolie）进攻。敌人正在作顽强的抵抗，甚至于连战车都不怕。不过在俯冲轰炸机投弹之后，他们的抵抗主力似乎就已经被摧毁了。从俘获的敌方文件上来看，盖尔将军得到了一个结论，认为向索斯尼察继续进攻最为有利，因为这正是苏军第十三和第二十一两个军团交界的地方，所以可能找得到防御漏洞。第三装甲师也报告攻势有进展。我去找这一个师，发现他们已经向谢伊姆河（Seim）前进。穆德尔将军也认为他已经在敌人防线上发现了一个漏洞，至少可以说是一个弱点。我命令穆德尔在渡过了谢伊姆河之后，就应该立即向科诺托普与别洛波利耶（Bielopolie）间的铁路线进攻，并切断那条铁路。在回程的时候，我又通过无线电通知我的幕僚草拟明天的作战命令，回来之后，我才知道希特勒对于装甲兵团的行动，有亲自干预的可能。

集团军总司令部有电话来，说最高统帅部对于装甲兵团的行动表示不满意，尤其是把第四十七装甲军用在杰斯纳河的东岸这一点，所以要我把情况和意图作一报告呈阅。那一天晚上，陆军总部又来了一个命令，要第四十七装甲军立即停止攻击，并撤回杰斯纳河的西岸来。这个命令的恶劣措词使我极不愉快。对于该军而言，这个命令更使他们感到无限的失望。所有军师长都认为他们已经快到了胜利的边缘，现在撤回无异于前功尽弃。把部队撤回再在西岸重新布防，所花的时间甚至于比完成那个攻击的时间还要更多。自8月25日以来，这个军已经独力俘获了155门火炮、120辆战车和17000名俘虏。在同一时间中，第二十四装甲军也俘获了13000名俘虏，可是上级对于这些成就却并无一句嘉奖的话。

9月5日，第一骑兵师又奉命调往波格尔（Pegar），改归第四军团指挥。我们实在很想把这个师留着，作为我们左翼方面的机动侧卫。但是现在它所接替的任务却是与它的机动性毫无关系。

在这一天党卫军帝国师占领了索斯尼察。

第四军团命令撤出艾尔雅突出地带，如果在8月间就肯听我的话，岂不是可以避免许多无意义的牺牲。

9月6日，我又是和党卫军帝国师在一起。他们正在马科希诺（Makoshino）的附近，向着杰斯纳河上的铁路桥梁进攻。我花了很大的工夫，才找到了空军来支援他们。由于道路状况异常恶劣，所以全师的兵力还没有集中，在路上我经过了很多的单位，有的正在行军，有的在树林里面休息。他们的纪律很好，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同时工兵们更高声的欢呼，对于他们现在又重新回到装甲兵团里来，表示十分满意。这座桥在下午即已被攻下，并且在杰斯纳河上还另外占到了一个渡口。我的幕僚车队在途中曾有几次遭到敌火的威胁，但侥幸没有损失。在回程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一骑兵师和帝国师的部队，因为道路恶劣，都只好徒步行军。在师部里，我命令立即扩大杰斯纳河上的桥头阵地，以便该师可以由此向谢伊姆河的西岸进攻，并协助第二十四装甲军渡过这条河。

9月7日，第三、第四两个装甲师都已经在谢伊姆河的南岸，顺利地建立了桥头阵地。在这一天，集团军总部命令我们向涅任（Neshin）—莫纳斯特尔希纳之线进攻，主力应指向涅任。到了9月8日上午5点25分，又来了命令说：“新的方向为博尔兹纳—罗姆内（Romny）之线，主力应在右方。”在同一天内，我到戈梅利（第二军团的驻地）与陆军总司令商谈10月初以莫斯科为目标的未来作战计划。除此以外，勃劳希契元帅又提到第四十七装甲军向杜布齐夫斯克进攻的事情，他拒绝我9月1日用无线电所提出的增援要求，理由是说最高统帅部也许已经听到了。同时他也表示在那个阶段，我这个兵团的作战正面实在太宽了。我指出在我左翼的敌军实在是太强大，所以不能不先加以应付。截至目前为止，我们一共俘获了4万名俘虏、250门火炮。我们的矛头已经逼近巴赫马奇（Bachmach）—科诺托普的铁路线。

这一天第二军团也攻下了切尔尼戈夫，并奉命向涅任—博尔兹纳之线进攻。

也是在这一天，陆总的联络官纳格尔中校离我而去了。他的后任是卡克登少校（Maj.von Kahlden）。他倒也和纳格尔中校一样的能干和有头脑。

在北方集团军方面，第四装甲兵团和第八军团正在准备向列宁格勒的外围攻击。这个攻击准备在9月9日开始。

9月9日，第二十四装甲军渡过了谢伊姆河。在这次战斗中，我和第四装甲师在一起，并亲自监督第十二和第三十三两个步兵团向戈罗季谢（Gorodishtche）进攻。俯冲轰炸机对于步兵团和第三十五战车团的攻击矛头，曾给予有效的支援。不过所有各单位在苦战了两个半月以后，因损失惨重正需要休息。所以战斗力都大不如前。但不幸的是，目前根本还谈不上休息的问题。在薄暮的时候，我到了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军部，盖尔将军告诉我党卫军师仍在进攻中，而第三装甲师则想向科诺托普推进。据战俘供称，苏军第四军团已经开到第十三和第二十一两个军团之间的位置。目前我军的弹药还勉强够用，但是燃料却快要用完了。

在黄昏的时候，我飞回设在克罗列韦茨的兵团司令部。在那里我看到集团军总司令部在那天所给予我的通报：第一骑兵师已经不在苏多斯特河的沿岸，而更向北调动。因此第十八装甲师就不可能跟在兵团部的后面继续前进，而我们现在却正需要有生力军来扩充我们在谢伊姆河上的战果。这个时候我们又接获了一个惊人的好消息：第二十四装甲军在巴图林（Baturin）与科诺托普之间，发现了敌人防线的弱点，而第三装甲师的前卫部队正在向我们的目标罗姆内挺进，所以这个师已经突入了敌人阵线的后方。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尽早把握这个成功的机会。但由于我们的兵力极有限，道路又太坏，而且在东南面还有145英里长的侧翼，所以这实在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因为我手里根本就无预备兵力可以调遣，所以我惟一可以鼓励第三装甲师努力进攻的办法，就是我本人陪着该师一同前进。所以我决定在9月10日再度到前线上去。

当我到达克生多夫卡（Ksendovka）的时候，盖尔军长就向我报告说，第三装甲师已经占领了罗姆内，并且夺获了罗姆内河上的桥梁。但第三装甲师绕过了科诺托普，没有占领那个镇市。第四装甲师正向巴赫马奇前进，而帝国师则正向博尔兹纳前进。根据俘虏的口供，我们知道在乌克兰作战的苏军，其实力还是很强大的，虽然已经没有力量发动攻势，但是防守仍然绰绰有余。我命令盖尔将军赶紧占领科诺托普的重要火车站，以便我方的补给可以接济上来。第四装甲师继续由巴赫马奇向南前进，而帝国师则由博尔兹纳向库斯托夫齐（Kustovzy）进攻。这个师应负责与第二军团保持联系。部署好了之后，我就向第三装甲师方面前进。

在谢伊姆桥上我们遭到苏军轰炸机的攻击，在路上又受到苏军炮兵的威胁。由于受大雨的影响，道路的情形还是非常恶劣，到处都有车辆陷在泥中，不能脱出，所以行军纵队也都不能够保持他们平常的行军纪律，都是在勉强挣扎之中。此外，本来拖炮的牵引车，现在又还要用来拖曳卡车。

在齐门罗夫（Chmeliov），我决定在第三装甲师的师部里过夜，因为当天夜里赶回兵团司令部是不可能了，于是我又到了罗姆内。在那个村镇的北面，苏军布有坚强的防线，拥有对付战车的深壕和铁丝网。苏军之所以没能够据守这个坚强阵地的原因，就是因为第三装甲师所使用的完全是奇袭的战术，所以敌人才会措手不及。由此看来，更可以证明我们只要再做一次攻击，那么这个突破就会全部完成。在罗姆内的外围，我找到了师长穆德尔将军，他把作战的经过详情简略报告给我听。这个村镇已经在他的掌握之中，但是在四周土地上，敌人还在做零碎的顽抗，所以除了使用装甲车，无法顺利前进。扫荡战在17点钟开始，在村镇的北部，我找到了一些幕僚人员，他们对于苏军的空袭都颇感烦恼。因为苏军的飞机场多位于好天气的地区内，而我军的飞机场均位于坏天气的地区内，由于大雨使飞机无法起飞。那个时候，有三架苏联飞机正在向我们攻击，用机枪扫射并且四处投弹。

从罗姆内，我用无线电与我的司令部联络，指示明天的作战命令。第四十六装甲军，连同第十七装甲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应向普季夫利（Putivl）和希洛夫卡（Shilovka）进攻。我并且要求战斗机应尽量地支援穆德尔。

在这一天巴赫马奇已被攻占，大德意志步兵团到达了普季夫利，集团军总部的命令是要我准备向乌德河（Udai）的两岸进攻。

南方集团军在克列缅丘格（Kremenchug）附近，准备渡过第聂伯河。由那里他们要向北面挺进，以便在罗姆内附近与我们会师。

整夜都是大雨如注，所以我在9月11日回到司令部的时候，真是非常困难。第一个吃不消的是摩托车，即令是我的用四轮发动的越野车辆也很感困难，全靠战车和从炮兵方面借来的牵引车，最后才把我们送到了目的地。我们用平均每小时6英里的速度在泥沼中挣扎前进。我在基罗弗卡（Girovka）找到了奥多尔希中校（Lt.Col.Audorsch）的团部，他的电话线已经中断，我想弄清当地的情况已不可能。最后我从第三装甲师的机车手口中，才知道我们已经占领科诺托普。在基罗弗卡的北面4英里处，我又遇见了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的搜索营。14点钟，我在科诺托普找到了罗普尔将军，把罗姆内方面的情况告诉给他，到了15点30分，我才到达了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军部。在那里我才听说党卫军帝国师已经占领了博尔兹纳。该军立即奉令推进，其右翼经过莫纳斯特尔希纳，其左翼经过皮里亚凉（Piriatin）到达罗姆内。第四十六装甲军则奉命经过普季夫利，向更南面推进。

18点30分，我回到了自己的司令部。在9月10日这一天，我在十个钟点之内走了100英里，在9月11日这一天，我在十个半钟点内走了80英里。这种恶劣的道路状况使任何想以较快的速度前进的想法都变为奢望。一边走，我一边就联想到前途的困难。只有曾在这种污泥河里身历其境的人，对于前线的情况和我们以后的作战效果，才能够做一个正确的判断。事实上，我们的军事领袖们既不肯亲自来看一看，又不肯听信下级的报告，所以其结果之糟，真是不堪设想。

集团军总司令部在黄昏的时候通知我们说，由于泥泞的缘故，克莱斯特的第一装甲兵团不能够到达他们的目标地。凡是明了道路实际情形的人，对于这个结果一点都不感到惊异。

第十七装甲师已经到达了沃罗涅日—格卢霍夫（Voronesh-Gluchov）之线，在11日就进入了格卢霍夫。

在9月12日这一天内，第一装甲兵团经过西门罗夫柯（Semenovko）向卢布内（Lubny）前进；第三装甲师向罗齐维特沙前进，并夺获了在那个村镇以北苏拉河上的桥梁。为恶劣天气所阻的第二军团也接近了涅任。

北方集团军认为他们对于列宁格勒前面的苏军防线，已经取得了一个具有决定性的突破。

9月13日，我们又要求准许第十八装甲师赶紧前进，用步兵师去代替他们现有的任务。但是集团军总部还是不准，并且说他们已做最后的决定，不能随便更改。

第一装甲兵团在这一天占领了卢布内。

9月14日，我的兵团司令部移到科诺托普。天气还是继续恶劣，空中侦察已不可能，地面搜索也为泥泞所阻。第四十六和第四十七两个装甲军所派遣去保护侧翼的部队，也都丧失了机动性。随着东南面侧翼日益突出，情况也日益不安。不过为了想和克莱斯特兵团取得联络，我决定排除万难，仍然驱使第二十四装甲军继续挺进。我希望亲自去督战，一直进到罗齐维特沙为止。我在米陈基（Michenki）遇见盖尔将军，他告诉我在罗齐维特沙地区已发现有敌军，所以我们与克莱斯特兵团之间的空隙，实有赶紧填满之必要。所以我命令他的各师迅速向苏拉河之线推进，以填塞这个漏洞。我们知道在罗齐维特沙南面7英里处的辛恰（Ssencha）附近有强大的苏军集中在那里。当我经过罗姆内的时候，我看见许多的苏联老百姓，都穿着他们最好的星期天外出服，熙熙攘攘地各安其业。在波乔普和科诺托普之后，罗姆内是我们所看到的村镇当中，受到兵灾最轻的一个。到了刚刚要断黑的时候，我才到达了罗齐维特沙的穆德尔师部。直到这个时候，他才只把一个团调到了前线，其余的人还正在老远的道路上挣扎着，他报告我所谓强大的苏军集中兵力，实际上都是补给部队，其中只有少数人具有作战能力。在这个广大的基辅袋形阵地中，现在大概已经装进了5个苏联军团——第二十一、第五、第三十七、第二十六和第三十八。

敌军在杨波尔（Yampol）地区向我们的东南面侧翼进攻，但被击溃了。

布辛、卡尔登和我三个人就在罗齐维特沙的小学里面过夜。我用无线电通知李本斯坦，要他命令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应用全力赶到罗姆内，以便第三装甲师的后方留守部队都悉数可以开上前线。

9月15日一清早，我就去视察第三装甲师的前卫部队，它是由法兰克少校（Maj.Frank）所指挥的。在昨天他们曾经由罗齐维特沙向东南面移动，并击败了西面的苏军；在夜间他们追上了15辆满载苏联步兵的卡车，杀死了一部分敌军，其余的都做了俘虏。从卢布内附近的法兰克的观测所里，可以看见苏军的补给纵队正在纷纷由西向东移动，这些运动立刻被我军所阻止。我找到了穆德尔师长，他把当前的情况分析给我听。之后我又去视察第三装甲师所属的各单位，并且和第六战车团的团长孟兹尔中校（Lt.Col.Munzel）做了一次谈话。在这一天，孟兹尔团长手里所能使用的战车只有一辆Panzer Ⅳ、3辆Panzer Ⅲ和6辆Panzer Ⅱ，也就是说全团只剩下了10辆战车。从这个数字上看来，就可以知道这些部队是怎样的需要休息和补充。这也可以显示，这些勇敢的人们是把最后的力量都贡献出来了，以求完成上面给予他们的任务。

我用无线电通知李本斯坦，命令第二十四装甲军将党卫军帝国师开过乌德河以南，然后转向西里布罗尼—贝里索夫卡（Ssrebnoie-Beresovka）地区前进，以与第四装甲师取得联系。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应向罗姆内以西的格林斯克（Glinsk）前进。最后我就在罗姆内的南面，搭上了一架飞机，飞回我的司令部。

在这一天第十七装甲师开始向普季夫利前进。

在傍晚的时候，我在科诺托普找到了李本斯坦。他在白天里曾经飞往集团军总司令部，接受第二期的作战指示——向莫斯科进攻。这个新作战计划的目标就是要完全歼灭季莫申科集团军的一切残部。为了达成这个目的，要用到全部德军兵力的四分之三。李本斯坦又重新提出调动第十八装甲师的意见，结果仍然被拒绝。博克元帅说他曾经问过哈尔德上将，是南面的战局重要呢，还是新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重要呢？哈尔德回答说后者更为重要。

9月16日，我们把兵团司令部移到罗姆内。对于苏军的包围工作还正在进行之中。在这一天，我们和克莱斯特兵团取得了接触——它是代表钳形攻势的南翼。党卫军帝国师攻下了普里卢基（Priuki）。第二军团则撤出了战线，去做新的准备。在波尔塔瓦战役（The Battle of Poltava）之前的1708年，罗姆内曾经做过瑞典王查理士十二世的大本营。

9月17日，我去视察驻在西里布罗尼的第四装甲师。因为该师与在它右边的帝国师还没有建立稳妥的接触，所以我决定再继续到帝国师方面去看看。这一段路程必须要经过一段无人地带。在道路两旁的森林里，还可以看见许多苏军露营的遗迹。在皮里夫罗齐罗尼（Perevolochnoie）的外围，我们发现有两门炮的炮管正对着我们，当时曾经使我们一度紧张了起来，之后才发现苏军的炮兵早已开溜了。在村庄的中央我找到了党卫军帝国师的摩托车兵，他们正为了想渡过乌德河而在那里作战。由那里我又转往库斯托夫齐，那里也是在乌德河岸上，另外一部分党卫军正在那里作战。之后我又再次经过无人地带，走了60英里的距离才回到罗姆内。道路还是那样坏，一直到天快亮的时候，我才回到了司令部。

9月17日，我们和克莱斯特兵团商量好了，让第二十五摩托化步兵师接替第三装甲师的任务。于是这支勇敢的部队最后终于获得了一个休息的机会，来修补他们的车辆。

在这一天，苏军对于我方的东面侧翼，曾做过相当猛烈的攻击。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都在科诺托普地区做英勇的奋战。面对着我们设在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附近的杰斯纳河上的桥头阵地，敌军的兵力也大有增加。固然苏联人从东部到基辅的铁路一再地被我们的轰炸机所切断，但是苏联人却随炸随修，工作得十分迅速。因此沿着我们那绵长暴露的侧翼，在不久的将来就更有受到威胁的可能。

在北战场方面，我军已经占领了地特斯柯伊西罗（Dietskoie Selo），列宁格勒城的攻击战已经开始了。在那一方面所使用的大批装甲部队，现在却都纷纷南调，改交给中央集团军指挥：其中包括第四装甲兵团的司令部，第四十一、第五十六和第五十七共三个装甲军的军部和第三摩托化步兵师，第六、第二十、第一共三个装甲师的部队。

在这一天，基辅城已经被攻陷。第一装甲兵团的第四十八装甲军占领了戈罗季谢和比鲁索弗卡（Belusovka）。

9月20日这一天，对于东面敌人的攻击固然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但是被包围着的敌人却正在想突围而出。在第三装甲师方面，正受着苏军第五军团直属部队的压迫；在第二十五摩托化步兵师方面，有一部分敌人似乎已经逃脱。

自从9月13日起，我们已经俘获了3万名俘虏。

9月20日，我去视察第四十六装甲军。军长维京霍夫将军把他们过去几天，从格卢霍夫向南推进时的困难情形，讲述给我听。哈尔科夫苏联军官学校（War School Khorkov）的学生，在他们教官的指挥之下，曾经做过英勇的战斗。此外恶劣的天气和地雷也使该军的进展受到很多的阻碍。在普季夫利、希洛夫卡和别洛波利耶等地的附近，现在仍有激烈的苦战。我再去找到大德意志步兵团的部队，他们在霍尔林上校（Col.Hornlein）指挥之下，正在希洛夫卡以东奋战，别洛波利耶已被攻下。

9月21日，敌人在格卢霍夫地区的压力更趋增加。据报在该镇的北面发现了集中的苏军部队。我们向涅德里盖洛夫（Nedrigailov）发动攻击。

第一装甲兵团报告说：自从基辅会战开始以来，已经俘获了43000名俘虏；而第六军团则已俘获了63000人。

9月22日，我再到前线上去——从普季夫利到雷利斯克（Rylsk）——目的是要视察这个危险地区内的设防情形。在怀生卡（Viasenka），我找到了第十七装甲师的师部，现在的师长是阿尼姆将军，他的伤势已经痊愈，所以又回来了。在第十七装甲师的前线上发现两个新的苏联师的番号。敌军由北面及东北面向格卢霍夫和柯罗普可夫（Cholopkovo）等地攻击，差不多已经包围住了一部分守军。当我回到第四十六装甲军的军部时，路上又必须要穿过敌人的集中炮火，侥幸没有损伤，我在那里与维京霍夫将军话别，并向他深致感谢之意，因为他马上就要调归第四装甲兵团指挥。我把第十七装甲师改归兵团部直接指挥，并将大德意志步兵团又配属给该师，然后命令它击败在格卢霍夫地区中的敌人。这个命令终于能够顺利完成。

在基辅周围所俘虏的俘虏总数共达29万人。

从9月23日起，为了实施新的作战计划，各部队开始重新整编。第二装甲兵团的主要集中地区为格卢霍夫地区的附近以及它的北方。

第四装甲师和党卫军帝国师的攻击已经把敌人击败，使其往东向卡门里卡（Kamlicha）撤退。沿着布良斯克—利戈夫（Lgov）的铁路线上，苏军的运输频繁，证明还会有新的苏联生力军开到。

在以后几天之内，我们一方面忙于消灭还被围困在基辅附近的残敌，另一方面又忙于重新调整各军的态势，以准备进行新的作战。此外，更重要的是要使他们把几个月来的疲劳略为恢复一下，不仅人员需要休息，而且装备更需要补充。不过，一共也只有三天的时间，甚至于有些部队根本就没有休息的可能。

同时苏联的生力军现在又向格卢霍夫以东地区和诺夫哥罗德—谢韦尔斯基的桥头阵地进犯。这又使我们忙了几天。9月25日，敌军又向别洛波利耶、格卢霍夫和杨波尔等地进犯，但均被击败。

在这一天，北方集团军总部向OKH提出报告说，以他们现有的兵力，实在不可能再继续向列宁格勒进攻。

9月26日，基辅之战胜利结束了。所有的苏军全部投降。被俘总数为665000人。苏军西南战场总司令和他的参谋长，在最后的突围中被击毙。第五军团的司令已被俘，我曾经亲自和他谈话，下面就是最重要的问答内容：

（一）你在什么时候才知道我的战车已经插入了你的背后？答：差不多是在9月8日的时候。

（二）那么为什么你们不立即撤出基辅呢？答：我们本已接到集团军总部的命令，叫我们撤出这个地区并向东面退出。我们也已经开始遵办，突然我们又接着一个相反的命令，叫我们死守基辅地区不准移动。

这个前后矛盾的命令就断送了苏联的基辅集团军。但敌人从此就再没犯过同样的错误。可是不幸得很，我方的高级当局却还是继续犯一样的错误，结果使我军蒙受了很多直接损失。

基辅之战在战术上说，无疑问的可以算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这个战术上的成功是否能收到伟大的战略成果，那就很值得怀疑。成败就要看，德军在冬季以前（事实上是在秋天的泥泞以前）是否能够获得决定性的战果。很明显为了这个新的目标，列宁格勒已经是暂时放弃了。但是OKH相信敌军在南方集团军的地区中，已经不再有建立坚固防线的能力，所以希望该集团军能够在冬季来临之前，占领顿涅茨盆地并到达顿河（River Don）流域。

不过主要的打击还是由加强后的中央集团军担任，其目标就是莫斯科。那么现在时间还够不够呢？

布良斯克之战

奥廖尔和布良斯克的攻势，可以说是向莫斯科大举进攻的前奏曲，为了达成这个任务，第二装甲兵团进行了下述的改组工作：

第四十六装甲军，连同党卫军帝国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在罗斯拉夫尔地区都已经交给第四装甲兵团指挥。

第一骑兵师又再度受第二装甲兵团的指挥。此外，第二装甲兵团还指挥着下列各单位：

第四十八装甲军，军长为二级上将肯夫，所统率的部队为第九装甲师和第十六、第二十五两个摩托化步兵师。

第三十四军，军长为梅兹将军（Gen.Metz），所辖第四十五和第一三四两个步兵师。

第三十五军，军长为肯费将军（Gen.Kempfe），所辖第二九二、第二六一、第二九六和第九十五共四个步兵师。

我决定用主力从格卢霍夫攻向奥廖尔，所以把第二十四装甲军摆在我整个战线的中央。在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右面，我把第四十八装甲军部署在普季夫利；在它的左侧，又把第四十七装甲军部署在绍斯特卡（Shostka）。第三十四军保卫着右翼，而第三十五军和第一骑兵师则保卫着左翼，所有步兵军均取纵深的配置，在装甲军的两翼外侧，梯次前进。

在大军集中之前，第四十八装甲军应由苏梅（Sumy）和涅德里盖洛夫先向普季夫利地区的敌人攻击。利用这一行动，我希望能在全面大战开始之前，先稳住我的右翼。这是一个果敢的计划，但是我对于那些没有参加基辅会战的苏军实力，未免估计过低，所以第四十八装甲军并没有能够把当前的敌人击败，不过却摆脱了这个战斗，进入了那个在大德意志步兵团背后的集中地区。第二十五摩托化步兵师对于摆脱敌人很花了一点工夫，而在行进中不幸又损失了一些车辆。假使我听了李本斯坦的忠告，一开始就让他们在我方防线后方前进，那么结果也许可以更好些。无论如何，在这个时候若第三十四军的步兵能够早到，那就太好了。但是他们在以后五天之内仍无到达的希望。

我们获得了100辆战车来补充各装甲师的损失。所不幸的是有50辆却误运到了奥尔沙，所以改运到前线时已经太晚了。同时我们也没有获得充足的燃料。

为了准备作战，在罗斯拉夫尔地区集中了大量兵力。在攻击开始时，第一装甲师、党卫军帝国师、第三摩托化步兵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等单位，全都集中在该区战线的后方。同时原先担任预备队的第二和第五两个装甲师，现在也加入了战斗。把这样多的装甲兵力都集中在中央的位置，是否很妥当，却很值得怀疑。我的意见认为把第四十六装甲军还是留在第二兵团建制之内，似乎更好。此外那两个养精蓄锐的装甲师若用在侧翼行动方面，则要比用在正面攻击方面更为有利。

在9月28日和29日两天中，我就已经看出来第四十八装甲军直向普季夫利前进的企图已经失败了，所以这个地区内的攻击就停止了下来。专以欺骗敌人而言，这个在什捷波夫卡（Shtepovka）地区的作战可以说是已经成功了，因为敌人似乎已经猜不着我们的主力会从哪里冲出来。在大德意志步兵团掩护之下——他们仍然守着原防地——第四十八装甲军交叉地向北面移动。

我们在30日就以下列的战斗序列，开始进攻：

第四十八装甲军从格德希（Gadiach）—什捷波夫卡地区，通过涅德里盖洛夫，向普季夫利进攻，以第九装甲师为攻击的矛头。第二十五和第十六两个摩托化步兵师，在第三十四军的步兵接替了他们的防务之后，也就马上跟着前进。

第二十四装甲军，以第三和第四两个装甲师领头，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紧随其后，从格卢霍夫沿着公路的东南面，向谢夫斯克（Sevsk）和奥廖尔前进。

第四十七装甲军，把第十七和第十八两个装甲师并列在前线上，从杨波尔进攻，其右翼直指谢夫斯克。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则位在左翼和后方，以中布达（Seredina Buda）为前进目标。

各步兵军担负着侧翼的保护工作，一部分经过柯斯托波布尔，一部分经过罗姆内，分别前进。第一骑兵师则在苏多斯特河的西岸沿着波格尔的两侧前进。

我们的攻击对敌人产生了奇袭的效果。第二十四装甲军的进展特别迅速，到达了齐尼尔（Chinel）高地。第四十七装甲军也攻下了休拉维卡（Shuravka），并向东北方向推进。

在30日的清晨，我到了格卢霍夫，我们的司令部就新设在这里。我在那里对肯夫将军说，要在普季夫利地区准备相当的兵力，以来保护第二十四装甲军的东面侧翼。肯夫却回答我说，在什捷波夫卡周围的战斗中，苏军曾经用奇袭的方式，包围住了第一一九步兵团的两个营，把他们的车辆都抢了去。敌人似乎曾使用过重型战车，造成了这种令人很不愉快的损失。现在第九装甲师的部队必须回转过来，恢复该地的情况。盖尔军长也报告我说，由于恶劣天气的影响，俯冲轰炸机无法起飞。此外，他也误认为他所遭遇到的只是敌人的后卫部队，因为李美尔逊将军（第四十七装甲军的军长）曾经告诉他敌人已经完全为他的奇袭所击败。

因为肯夫的第四十八装甲军还处在敌人强烈攻击之下，而接替他的第三十四军前卫部队，在10月1日下午以前也绝赶不到，所以我就要求集团军总司令部暂缓抽走大德意志步兵团。大约还要有四天的时间，大量的步兵才可以到达。

10月1日，第二十四装甲军占领了谢夫斯克。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在燃料供应情况许可之下，部队全速向前推进。我从格卢霍夫，经过艾斯曼（Essman），一直到达在谢夫斯克的第四装甲师师部。在路旁陈列着各种样式的苏联车辆，都是已经被击毁的，由此就可以证明敌人是为我们的奇袭所击败的。在前进的公路旁，我在一座装有风车的小山上，遇见了盖尔军长和朗格曼师长。第四装甲师已经有相当多的单位到达了谢夫斯克，在原野中还留着激战的遗迹。四处都是苏军的死尸和伤兵，当我走向风车的时候，在这一小段路程中，还发现了14个并未负伤的苏联兵，正躲在长草里面。我们把他们俘虏收容了，其中有一个是军官，在被俘之前还想用电话同谢夫斯克方面取得联络。在谢夫斯克的北方2英里的地方，我找到了艾贝尔巴赫上校（Col.Eberbach），他是一员著名的勇将，现任第四装甲师战车旅的旅长。当我问他是否可能一直深入到德米特罗夫斯克（Dmitrovsk），他回答说那是可能的。于是我就命令该师立即前进，虽然将军们早已报告我，因为燃料缺乏实已无法前进，但是事后却证明这个报告并不正确。当我和艾贝尔巴赫谈话的时候，有一些苏联的炸弹正纷纷投掷在我们的进路上和谢夫斯克镇内。之后我又驱车到最前线，找到领头进攻的战车部队，向全体官兵表示慰劳之意。在回程的时候，我又告诉该军的军长，说我已经命令部队继续进攻。在这一天之内，第二十四装甲军的矛头一共前进了85英里。

在我们的右方，第六军团的前卫部队开始向格德希进攻，其他单位向米尔哥罗德（Mirgorod）进攻，目的是填补我们与第十七军团之间的空隙。

第四装甲师占领了克罗梅（Kromy），于是到达了通向奥廖尔的碎石公路。

自从清早起，中央集团军的全部兵力沿着整个前线上的进攻都很顺利，而且也受到良好天气的帮助。我们的左面友军第二军团，虽在敌人顽强抵抗之下，还是突入了苏多斯特河—杰斯纳河地区。

10月3日，第四装甲师已经到达了奥廖尔，于是我们就获得了一条良好的公路，并且占领了一个重要的铁路公路中心，足以当作未来行动的基础。我们冲入该城的时候，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所以当我们的战车开进城的时候，街上的电车还照旧在行驶之中。苏联人本来准备撤出一切的工业设备，但是临时却来不及执行。从工厂到车站的公路上，到处都堆满了物资和机器。

第四十七装甲军奉命向布良斯克挺进。

在我们的南面，第六军团也在运动之中，其右翼向哈尔科夫前进，其左翼经过苏梅趋向别尔哥罗德（Bielgorod），这个运动对于我们右翼的安全非常重要。第四装甲兵团也已经突破了敌阵，并且向莫萨利斯克（Mosalsk）—斯帕斯—地曼斯克地区前进，以求在怀斯马以西包围敌军。第三装甲兵团在柯尔门（Cholm）附近的第聂伯河上，占领了一个桥头阵地。

10月4日，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前卫部队沿着向图拉方向的公路上，已经占领了莫因（Moin）镇。第三和第十八两个装甲师正在向卡拉齐夫（Karachev）挺进。第十七装甲师正跨越涅鲁萨河（Nerussa），开始建立一个桥头阵地，作为此后向北发展的基础。

我们左面的邻军已经越过博尔瓦河（Bolva），并且到达了苏齐尼特齐（Suchinitchi）—艾尔雅间的铁路。第三装甲兵团已经攻下了比罗以（Bieloi）。在集团军的后方地区内，第一次听到了有苏联游击队的活动。

因为我在第二天准备去视察第四十七装甲军，所以就命令我的指挥车队先开到德米特罗夫斯克，在那个镇市外面的飞机跑道旁边等候我。这样我就可以省下一段长距离的奔驰。在10月5日10点30分的时候，我到达了李美尔逊将军的军部。第十八装甲师奉命横跨着奥廖尔—布良斯克公路，向北面进攻，而第十七装甲师则奉命以奇袭方式攻占布良斯克城。从在洛巴诺夫（Lobanovo）的李美尔逊军部里，我又乘上了小型联络机飞回德米特罗夫斯克的第二十四装甲军军部。盖尔将军对于我们的燃料缺乏抱怨不已，而我们今后行动的进度就全要决定于燃料的供应情况。所不幸的，我们从敌人方面所俘获的燃料，为数也极有限。不过当我们已经占领了飞机场之后，我就立即向第二空军联队的司令提出了一个紧急要求，要他们空运10万加仑的汽油到这个飞机场来，以供给我们目前的紧急需要。在这一天，我对于苏联空军的活跃程度，获得了一个很生动的印象。当我在谢夫斯克机场降落不久之后，就有20架德国战斗机也停在这个飞机场上，接着苏联飞机就来轰炸，并且对我们的军部实行空袭，把窗户上的玻璃炸得四处飞散。我立即驱车沿着第三装甲师前进的公路驶去，在这里也受到一连串的空中攻击，苏联轰炸机分成三架或六架一批，分批来袭，不过他们飞得极高，所以弹着点并不十分准确。空军方面答应我们，在10月6日可以有较强大的战斗机掩护，所以我们预料着情况也许可以改善。

在这一天，我的第二装甲兵团奉命改称第二装甲军团。

第二十五摩托化步兵师也开到了谢夫斯克，由我这个军团指挥。第四十八装甲军占领了雷利斯克；第二十四装甲军在奥廖尔的北面，苏夏河（Susha）上，扩展他们的桥头阵地；而第四十七装甲军也占领了卡拉齐夫。

我们右面的友军希望能到达普索尔（Psiol），这样在10月6日就可以解除我们右翼的威胁。在我们的左面，第三十三军和第十三军都正在向苏齐尼特齐前进。优齐罗夫（Yuchnov）也已被攻克。

不过，从第十七装甲师方面我们却获得了一些好消息：该师已经占领了布良斯克和它在杰斯纳河上的桥梁，于是使我们与在杰斯纳河以西前进的第二军团保持了良好的联系。我们的补给大部分要靠在奥廖尔到布良斯克之间的公路和铁路线。在杰斯纳河与苏多斯特河之间的地区，对敌人的包围圈也渐次缩紧。在博尔晓夫（Borshtchev）以北纳夫利亚河（Navlia）上，也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

另外一个好现象，就是当肯夫全军在泥泞中向德米垂夫（Dmitriev）挣扎前进，而梅兹将军的第三十四军向雷利斯克移动的时候，我们的侧翼虽然门户洞开，但敌人却也是毫无动静。

南方集团军的第一装甲军团（克莱斯特所指挥），直指着亚速海（The Sea of Azov）方向前进，我们右翼的友军企图向什捷波夫卡推进。原先留驻在这个地区内的第二十摩托化步兵师，也就可以自由地跟着肯夫向普季夫利前进了。我们左翼的友军已经攻占下希斯德拉（Shisdra），并奉命向布良斯克前进，以与第二装甲军团取得合作。

在10月6日到7日的夜间降了第一场雪。雪很快就融化了，于是道路就变成了污泥河，车辆行驶在此种道路上不仅要用蜗步前进，而且也使引擎极易磨坏。我们向上面要求发给冬服——以前已经要求过一次——结果所得到的答复却是到时自当发给，以后不得再做这种不必要的要求。虽然如此，我以后还是照样催请速发，因为事实上在那年年底之前，冬衣始终没有到达前方。

第四十八装甲军只好徒步向德米垂夫前进。苏军对于布良斯克的反攻终被击退。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到达了利弗拉河（Revna）的河口地区。

右面邻军正向什捷波夫卡推进，在左面第五十三军已从西面迫近布良斯克。我们希望它可以降低第四十七装甲军的压力，并且使罗斯拉夫尔—布良斯克—奥廖尔之间的供应线可以从此畅通。在更北面，第二军团已经占领了苏齐尼特齐和梅晓夫斯克（Meshtchevsk）。在怀斯马地区，第四和第九两个军团已经包围住了差不多45个师的苏军。

陆军总部（OKH）对于这个进展很满意，因为这足以保证向莫斯科进攻的成功。它的意图就是要阻止苏军在莫斯科以西再建立一道新的防线。所以OKH主张第二装甲军团应由图拉继续前进，占据在科洛姆纳（Kolomna）和谢尔普霍夫（Serpuchov）之间的奥卡河（Oka）的各渡口——这无疑是一个过大的目标。同时第三装甲军团在莫斯科的北面也要采取类似的行动。

10月8日我沿着公路飞行，由谢夫斯克经过德米特罗夫斯克到达了奥廖尔，在那里找到了我的指挥车队。公路一直到克罗梅为止，都糟得可怕，虽然路面上满布弹坑，但我们总算是有一条碎石路直达奥廖尔。盖尔将军报告我说，面对着第四装甲师的敌人已经获得了增援，所发现的番号有一个战车师和一个步兵师。第三装甲师已经向北前进，并奉命占领波尔巧夫（Bolchov）。第四装甲师在10月9日这一天的任务，就是要占领门曾斯克。大家谈论到苏联战车的素质和它们的新战术，都感到很烦恼。在这个阶段中，我们的战防武器只有在极有利的条件之下，才可以击毁T-34型战车。我们Ⅳ型战车上的短炮身75mm炮，只有从T-34的后部攻击时，才可以有效地把它击毁；而且这一炮还必须打在引擎盖上面，才可以生效。要想达到这种有利的发射地位，在操纵时实在需要很大的技巧。苏军现在总是用步兵从正面向我们进攻，然后再放出战车来，组成大编队，从侧面杀过来，苏军现在已经学乖了。而我们的官兵对于这样的苦战都已经感到吃不消。盖尔将军也提出急需冬服的迫切要求，尤其是军靴、衬衫和袜子都极感缺乏，这是一件颇伤脑筋的事情。我决定亲自去视察第四装甲师，看看实际的情形到底怎样。在6、7两日曾经苦战过的战场上，那些战地指挥官们就把当时的实战情形，详细地讲述给我听，被击毁的战车还留在道路的两侧。苏军所受的损失要比我军小。

回到奥廖尔以后，我又找到了勇将艾贝尔巴赫上校，他把最近战斗的经过，详细讲述给我听，之后我又和盖尔及朗格曼会商。在征苏的整个战役当中，这是第一次我看到艾贝尔巴赫上校已经有精疲力竭的印象，这与其说是受到体力因素的影响，毋宁说是精神方面造成的。最近的战斗对于我们最优秀的军官，其打击之巨，真使人有触目惊心之感。

把前方和后方做一对比，则完全是两个世界。陆军总部和集团军总部里面，到处充满了乐观的情绪！不过在这个时候，第二装甲军团方面却并不知道他们的上司早已经给胜利的迷魂汤所灌醉了。

那一天黄昏的时候，第三十五军报告，在西生卡（Sisemka）以北与谢夫斯克以西的地区，来自敌人的压力已经大为增加。从这个报告上就可以假定在布良斯克以南被关入陷阱中的苏军，有准备向东面突围的企图。我立即与现在仍然驻在苏多斯特河西岸的第一骑兵师取得了联络，询问在他们那个地区里面，敌情有无任何显著的变化。答复是否定的，但是我还是命令该师即向东岸发动一次攻击。这就可以看出来敌军是守着原有的阵地，还是已经退却。第一骑兵师马上就获得了一个桥头阵地。

在黄昏的时候，集团军总部用电话向我征询意见说，假使把第三十五军拨交第二军团指挥，那么是否可以简化我的左翼方面面临的难题。我回答说，沿着杜布齐夫斯克包围圈南面侧翼的这个地区，还是交给一个单独的单位指挥比较有利。集团军总部接着又指出，假使把第三十四军交给第六军团指挥，那么我们右翼方面的困难也就可以减轻，因为第六军团可以使用这个军去攻占库尔斯克（Kursk）。事实上，凡是OKW和OKH所主张的办法，在前线上都殊少实行的可能性，因为这个办法只会使我们的右翼缺乏保护。这一天虽然又攻占了德米垂夫，但是恶劣的天气却使第四十八装甲军的后续部队无法跟上，所以危机还是继续存在。

10月9日，苏军仍然和前一天一样，企图在西生卡附近突围，这一次他们获得了成功。第二九三步兵师的右翼受到严重的打击，被迫后撤。因为军团总预备队第二十五摩托化步兵师还不能立即赶到，所以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的第四十步兵团，就只好马上去填塞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和第二九三步兵师之间的缺口。第四十八装甲军本已奉中央集团军总司令部的命令，向库尔斯克和利夫内（Livny）前进，现在又奉命立即撤回谢夫斯克。12点钟的时候，第二十五摩托化步兵师的师长已经到达了谢夫斯克，马上就负责指挥在缺口上作战的一切部队。当这一方面还正在苦战的时候，第一骑兵师却很容易地渡过了苏多斯特河，没有受到什么抵抗，就一直向杜布齐夫斯克挺进。这个师昨天受了敌人的欺骗，现在就极力地想要补救他们的过失。在那一整天当中，沿着杜布齐夫斯克—谢夫斯克、杜布齐夫斯克—奥廖尔和杜布齐夫斯克—卡拉齐夫三条公路线上，敌人都在拼命突围，但是只有在越过中布达—谢夫斯克公路这一方面，有少数的苏军破网逃去。不过所不幸的，逃出的残兵当中似乎包括着苏军第十三军团的司令部人员在内。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风暴当中，装甲军团的司令部移到了德米特罗夫斯克。由于气候的原因，道路的情形是越来越坏，无数的车辆都中途抛了锚。

虽然如此，我军还是占领了波尔巧夫。第十七装甲师与第二军团的第四十三军取得了密切的合作，企图把苏军包围在布良斯克以北的地区中。

当这些作战还正在进行的时候，我们东线战场的南面侧翼正准备向塔甘罗格（Taganrog）和罗斯托夫进攻。我们的邻军，第六军团的前卫部队也正向阿赫特尔卡（Achtyrka）和苏梅前进。

面对莫斯科方面的我军左翼已经渡过了乌尔加河（Urga），并且占领了格夏特斯克（Gshatsk）。

10月10日，集团军总司令部又发来了新的命令。其中包括有：占领库尔斯克，消除杜布齐夫斯克袋形地区，使在布良斯克西北方的包围圈完全合围，并向图拉前进——而且所有的任务都规定必须立即予以完成。李本斯坦向上级请示，哪一个任务是最优先的。可是我们却没有获得答复。

接下来几个星期当中，最伤脑筋的问题就是泥泞。没有履带车辆的帮助，使用车轮的车辆根本就无法移动。而履带车辆所担负的工作，也超出了它们应有限度以外，所以耗损量激增。因为拖曳用的钢索和链条都很缺乏，所以只有用飞机投下大批的绳索，以充应急之用。对于这些半途抛锚的车辆和人员，其供应补给都只有用飞机来担负，有时要持续几个星期之久。对于过冬的准备可以说是完全不适当。为了使引擎中的水箱不至于结冰，就使我们花费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同样的，冬衣的情形也很相似。在以后几个月当中，因为缺乏冬衣，使我们的士兵遭受到极大的苦痛——而实际上这个问题却是最容易解决的。

敌人还是想继续从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和第二九三步兵师之间突围。第四装甲师则挣扎着向门曾斯克进攻。

在我们右面，第六军团占领了苏梅；在我们左面，第十三军团越过了乌尔加河，向卡卢加（Kaluga）的西面前进。这里也深受着气候的影响。

10月11日，苏军企图沿着纳夫利亚河的两岸，突破杜布齐夫斯克的包围圈。在第二十九和第二十五两个摩托化步兵师之间地带，曾经发生了惨烈的战斗，敌军在我们的防线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不过第五机枪营恰好赶到，就填住了它。同时在第二十四装甲军方面，在奥廖尔东北面的门曾斯克地区已经发生了激烈的街市战。第四装甲师正在向该镇战斗前进，但由于道路泥泞而无法迅速驰援。有许多T-34型战车参加了战斗，使德军的战车遭受到很大的损失。在这之前，我们在战车方面都还是占着优势的，现在趋势却转了过来。所以想取得迅速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就更渺茫了。我把目前这个新情况，向集团军总部提交了一份详细的报告。在这个报告里很坦白地说明了T-34型比我们的Ⅳ型战车所具有的优点，并且做结论说，对于我们未来的战车生产，必须有所改良。我建议应由陆军兵工署、军需生产部、战车设计专家和各承造厂家的代表们，组成一个考察团，尽快到我这个地区前线上来做实地的视察。这样他们不仅可以看到被击毁的战车的实际情形，而且也可以获得使用战车作战的人员的意见，这对于新战车的设计，具有极大的价值。此外我又要求赶紧生产一种重型的战防炮，具有足够的穿透力可以击毁T-34型战车。这个考察团后来在11月20日才到达了第二装甲军团的前线上。

10月11日，我们接到通知，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大德意志步兵团又交给本军团指挥，于是该团就立即用来增援第十八装甲师所防守的战线，在布良斯克的东北面，沿着卡拉齐夫—齐伐斯托维特齐（Chvastovichi）公路布防。以后我们又接奉通知，说第二军团将移到我们右翼方面，并接管第三十四和第三十五两个军，而我们也接管了一部分现在属于第二军团的部队。从此种调度上就知道我们一定是要继续向东北方向推进。

对于消除袋形地区的战斗还正在继续进展中。

在整个战场的南端，亚速海之战已经胜利结束了，一共俘虏了10万苏军、212辆战车和672门大炮。最高统帅部认为苏军第六、第十二、第九和第十八等四个军团都已经全部被歼，所以认为现在可以继续向下顿河（Lower Don）方向前进。党卫军近卫师已经到达了塔甘罗格西北面12英里的地方，不过第十七军团在哈尔科夫以南及第六军团在苏梅地区的进度却都很慢。在这里，拥有战车的苏联生力军，常常迫使我军不得不暂取守势。这对于我的右翼方面是很不利的。因为第十一军团已经转向南面，以占领克里米亚为目标，所以现在南方集团军的攻势，已经做扇形展开了。

在中央集团军方面的北部地区中，所有的行动都被大雪阻止。第三装甲军团在波哥利罗以（Pogoreloie）附近到达上伏尔加河。

10月12日还是继续降雪。我们只好枯坐在德米特罗夫斯克的小村中，门外面四处都是烂泥，大家正等待着OKH的改编命令。在布良斯克南面的大包围和北面的小包围，都已经完成了，不过我们的部队却也都陷在烂泥中，丧失了机动性。在门曾斯克地区，我军正在与新到的敌军激战。第三十五军的步兵必须要去扫清杜布齐夫斯克袋形地区中的森林，所以他们已经通过了那个地区。

不仅是我们，南方集团军方面，除了第一装甲军团以外，其他部队也都停顿了下来。第六军团在哈尔科夫的西北面，已经占领了博戈杜霍夫（Bogoduchov）。在我们的北面，第十三军团占领了卡卢加。第三装甲军团占领了斯塔里察（Stariza），并向加里宁（Kalinin）方面前进。

陆军总部已经发出了包围莫斯科的训令，但是我们却始终没有收到。

10月13日，苏军在纳夫利亚河和波尔齐夫（Borchevo）之间企图突破。第四十七装甲军已经得到了第二十四装甲军的增援。虽然如此，由于我军已经丧失了机动性，所以有一股苏军，人数约5000人，一直冲到了德米特罗夫斯克的附近，才被阻止住。

第三装甲军团已经进入加里宁。第九军团则到达了勒热夫（Rzhev）的西面边缘。

10月14日，我们把司令部移到奥廖尔。在以后几天当中，交战双方的行动都很受限制。第二十四装甲军花了不少的工夫，才把第三和第四两个装甲师移动到了门曾斯克的西北面，准备越过苏夏河进攻。此时，第四十七军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包围战，现在就集中起来，位置在阿左夫—卡拉齐夫—布良斯克沿公路一线上。大德意志步兵团交给第二十四装甲军指挥，已经开到了门曾斯克。第四十八装甲军向法捷日（Fatesh）进攻，并准备从西北方进攻库尔斯克，而第三十四军则由西面向该城进攻。这个作战意图是想要击败在颜福立莫夫将军（Gen.Yefremov）指挥下的强大苏军，它正位于库尔斯克地区，以一劳永逸地解除我们右翼方面的威胁。

尽管苏军抵抗激烈，第六军团还是占领了阿赫特尔卡。至于南方集团军的其他攻势则完全停顿。

中央集团军的攻击也为天气所阻止。在莫斯科西面5英里处的博罗夫斯克（Borovsk），已经为第五十军所攻占。10月15日，第六军团占领了苏梅以东的克拉斯诺波利耶（Krasnopolie）。

为了准备门曾斯克方面的进攻，我在10月16日又去视察第四装甲师。在这一天，罗马尼亚军占领了敖德萨（Odessa）。第四十六装甲军已经到了莫夏斯克（Moshaisk）的附近。

10月17日，被包围在布良斯克以北地区的苏军投降了。我们和第二军团一共收容了5万名俘虏和400门大炮，苏军第十五军团的大部实力都已经被毁了。但此时敌人又在法捷日地区发动反攻。

10月18日，第十一军团开始向克里米亚进攻。第一装甲军团在占领了塔甘罗格之后，就向斯大林诺（Stalino）前进。第六军团占领了格莱弗隆（Graivoron）。在第二装甲军团的北面，第十九装甲师占领了小雅罗斯拉韦茨（Maloyaroslavets），莫夏斯克也已被占领。

10月19日，第一装甲军团准备向罗斯托夫进攻。它一路战斗进入了斯大林诺。第十七和第六两个军团继续向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前进。但是恶劣的天气却阻碍了他们的进展。中央集团军方面的情形亦颇相似。第四十三军攻下了里齐芳（Lichvin）。在24小时之内，这个军暂由第二装甲军团指挥。

10月20日，在杜布齐夫斯克附近被围的苏军全部投降，但整个集团军还是毫无进展，第一装甲军团仍在斯大林诺地区作战，第六军团则逼近哈尔科夫。到了21日，他们已从泥泞中进入该城的西郊。

10月22日，第二十四装甲军经由门曾斯克所发动的攻击，因为炮兵和战车之间的合作不够，而暂告失败。于是第三装甲师集中一切的装甲实力，又在门曾斯克的西北方再做一次尝试，最后终于成功了。在追击中，10月24日占领了切尔尼（Chern）。我曾经亲自参加这两次攻击，才充分地认清了满地的泥泞和苏军的布雷区，曾经给予我们部队以多大的烦恼。

10月23日，第十八装甲师已经到达通过克罗梅的良好公路，并且占领了法捷日。

10月24日，第六军团占领了哈尔科夫和别尔哥罗德，敌人早已事先撤出。在我们左翼方面，第四十三军占领了奥卡河上的比里夫（Bielev）。

10月25日，我在切尔尼监督着大德意志步兵团前进，并去视察了艾贝尔巴赫战斗团在该   

村北面的战斗。

到了10月25日，布良斯克周围的战斗可以说是接近尾声了。在这一天，中央集团军的右翼方面，各军团进行改组。第三十四和第三十五两个军，连同第四十八装甲军（第二十五摩托化步兵师除外）都交给第二军团接管。第一骑兵师回到东普鲁士的原驻地，重新改编为第二十四装甲师。在交换中，第二装甲军团也接收了海利希将军（Gen.Heininrici）的第四十三军，其中包括第三十一和第一三一两个步兵师；魏森贝尔格将军（Gen.Weisenberger）的第五十三军，包括第一一二和第一六七两个步兵师。以后第二九六步兵师也交给我指挥，而第二十五摩托化步兵师也仍属于本军团。

第二装甲军团的任务，现在是要向图拉前进，而新的第二军团则向东面进攻：那就是说，我们又要越走越远了。

在布良斯克和怀斯马累战累捷之后，无疑地，中央集团军已经赢得了一次伟大的战术性成功。不过它是否还有余力再发动一次攻击，以扩张这一次的战果，那就是最高统帅部在这一次战争中所最关心的问题了。

向图拉和莫斯科进攻

第二装甲军团现在准备向图拉进攻。但是从奥廖尔到图拉之间就只有一条单独的公路，而且还经不起这样多的战车和重型车辆的蹂躏，不要几天就已经全部解体了。此外，苏联人又是破坏专家，在退却的时候把沿路的桥梁都完全炸毁了，并且在道路的两旁布置了极厚的地雷阵。我们花了许多的工夫，才用横木把一部分的道路铺接好了，但仍只能供应部队有限的物资。现在决定攻击部队实力的因素，不是人数，而是燃料的供应量。由于这个原因，我索性就把第二十四装甲军的战车集中起来，交给艾贝尔巴赫指挥，和大德意志步兵团一同担任开路先锋的工作。10月26日，第五十三军到达了奥卡河，而第四十三军则把第三十一师在比里夫附近的桥头阵地也加以扩大。我们的右翼邻军驱使第四十八装甲军向库尔斯克进攻。在我们的左面，由于苏军的反攻，第四军团被迫改取守势。

10月28日，李本斯坦告诉我最高统帅已经放弃了转向沃罗涅日（Voronezh）进攻的念头，但仍继续向图拉进攻。由于燃料的缺乏，艾贝尔巴赫准许大德意志步兵团中的一个营，乘坐在战车上面前进。我们到达了在图拉南面约20英里处的皮沙里夫（Pissarevo），而第四十三军的侦察部队已经深入到奥多耶夫（Odoievo）。这一天我又在切尔尼过夜，第二天上午再飞返司令部。

10月28日，希特勒命令：“应用快速部队，立即占领谢尔普霍夫以东的奥卡桥。”但是我们前进的速度却受制于补给的情况。沿着这一条已经完全解体的奥廖尔—图拉公路，我们车辆的最高时速偶尔可达12英里，此外就再没有什么其他的“快速部队”，希特勒完全是痴人说梦。

在这一天，第一装甲军团越过了米乌斯河（Mius），第十七军团越过了顿涅茨河（Donetz）。

10月29日，我们的先头战车所到达的地方，距离图拉只有2英里远。因为敌人拥有强大的战防和空防实力，所以想要以奇袭的方式攻占该镇的计划失败了，我军损失了不少的人员和战车。

海利希将军是第四十三军的军长，素有名将之称，他亲自来将他们部队的补给情形讲给我听：别的姑且不说，自从10月20日以来，他们连面包都没有再发给。

到了10月30日，第五十三军由西面沿着奥廖尔—图拉公路前进。在布良斯克袋形地区完全肃清之后，该军在10月19日就已经开始向东移动：第一六七步兵师经过波尔巧夫—戈尔巴乔沃（Gorbachevo），第一一二步兵师经过比里夫—阿尔谢尼耶夫（Arsenievo）—查利夫（Zarevo）。在这次行军中，仍是饱受泥泞的折磨，使他们无法携带所有的摩托化车辆，尤其是重炮。该军的摩托化部分只好绕道，改从“良好”的道路，经由奥廖尔，以达门曾斯克。因为自从10月27日起，就有苏军从东面来袭的情报，所以我不得不用第五十三军来保护我们的右翼。

因为公路交通的情形已经糟不可言，所以跟着艾贝尔巴赫战斗团后面前进的第三装甲师，就必须要用空运的方法来加以补给了。

从正面攻入图拉现已不可能，于是盖尔军长主张从东面绕过该镇，再继续前进。我同意这个办法，命令继续向地第罗夫（Dedilovo）和夏特河（Shat）上的各渡口进攻。盖尔又认为必须等降霜结冰之后，摩托化部队才有应用的可能。这一点他的看法也是绝对正确的。目前，必须使摩托化设备大受损耗，始能获得尺寸的土地。因为如此，所以赶紧修复门曾斯克—图拉铁路，实在是非常的重要。不过尽管需要是如此的迫切，但是修复的工作还是进行得很慢。因为缺乏机车头，我就建议用铁路用的摇车来当作代用品，但是结果也还是毫无所获。

11月1日，第二十四装甲军已经到达了地第罗夫西边的某一点。

11月2日，当第五十三军的先头部队正在接近乔普洛耶（Teploie）的时候，突然迎头撞上敌人。这一支苏军实力颇为雄厚，一共有两个骑兵师、五个步兵师和一个战车旅。他们沿着叶夫列莫夫（Yefremov）—图拉公路前进，意图十分明显，就是要攻击在图拉城外的第二十四装甲军的侧翼和后方。两军骤然相遇之后，彼此都感到很惊异。于是在乔普洛耶地区发展为一场拉锯战，从11月3日一直战至11月13日。在获得艾贝尔巴赫的战车增援之后，第五十三军最后战胜了敌军，将他们赶回叶夫列莫夫。苏军被俘者在3000人以上，还损失了不少的大炮。

在11月3日到4日之间，天气第一次降霜，这当然可以使部队的行动比较便利，但是反言之，我们现在也开始着急过冬的问题，因为从这个时候起，我们的士兵也就开始受罪了。为了保护本军团在门曾斯克—切尔尼地区以内的深入侧翼，我已经把刚刚由卡拉齐夫赶到的第十七装甲师的非装甲部分，加以动用了。工兵和征工都正努力工作，以图改善奥廖尔—图拉公路的交通情况。

这个时候，第四十八装甲军也占领了库尔斯克。

11月5日，集团军总司令博克元帅曾经来做过短时间的视察。在11月4日，集团军总部所得出的结论是，苏军在顿河以西的地区正在做有系统的撤退。这个看法已经呈报陆军总部做参考，但从本军团方面的情况看来，就可以证明这个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敌人正在乔普洛耶地区发动攻击呢！

11月6日我飞返前线。我在这次飞行中所获得的印象，可以引用我当时所写的一封信，来加以说明：

我们的计划一再延期，而今严冬将至，我们竟然坐令敌人争取到了更多的时间，这对于我军的官兵而言，才真是一个殊堪痛惜的事情。一切发展都使我十分伤心。虽有满腔的热情，但是却无补时艰，那个具有决定性攻击的时机已经错过了，今后能否再有这样的机会，更是不可知之数。未来的局势将会怎样的发展，恐怕只有天知道。我们只有存着一线希望，奋勇前进，但是困难重重，真是不知如何才能度过……

我希望不久我可以写一封比较愉快的信。我是最不想怨天尤人的，但是在这个时候，却是很难让人能够勉强提起精神来。

11月7日，我们部队中第一次发现严重的冻伤。我们听说从11月5日起，第一装甲军团已经开始向顿河上的罗斯托夫进攻。

11月8日，第五十三军在乔普洛耶地区颇有进展。第二十四装甲军也击退了从图拉反攻的敌军。

11月9日，可以看出来敌人是准备从图拉的东西两面，同时发动攻势。因为已经把艾贝尔巴赫的战车调去支援第五十三军，所以第二十四装甲军本身就不得不改取守势。第十七装甲师除去战车部队以外，也配属给第二十四装甲军，前进到了普拉夫斯柯以（Plavskoie）。因为在切尔尼以东又发现敌人的生力军，所以只好调动第四十七装甲军的部队增援我们的侧翼。这个时候图拉地区的情况已十分危急，举一个例子来说：第四装甲师的四个兵力不足的步兵营，须担负着20英里长的战线，并且还要在第五十三军与第三装甲师之间担任联络任务。

11月12日，气温为华氏5度，而到了13日，就降到了零下8度。在这一天集团军总部里有一次会议，由各军团的参谋长出席，主席则为陆军参谋总长。“1941年秋季攻势命令”就是在这个会议中颁发的。其中给第二装甲军团的任务，就是要攻占高尔基城，它距离奥廖尔大约是400英里，在莫斯科的东面约250英里。这个行动的目的是要切断苏联首都的后方交通线。李本斯坦立即提出抗议说，在现在这个环境之下，我们这一个军团无法进到韦尼奥夫（Venev）以外的地区。这并不是5月间，而且我们也不是在法国作战！我完全同意我的参谋长的意见，并且立即用一个书面的报告告诉中央集团军总司令，本军团实在无力担负这一指定的工作。当我写这个报告的时候，心里充满了我在11月13和14日两天，到前方视察所获得的一切印象。

11月13日，我从奥廖尔坐上我那小型的联络机，不久就在切尔尼的北面飞进了一场暴风雪之中，结果被迫降落在切尔尼机场。于是从那里换乘汽车，在严寒的天气中到了普拉夫斯柯以，这里是魏森贝尔格将军（第五十三军军长）的军部。这正是乔普洛耶战斗的最后一天，魏森贝尔格军长就把他的经历讲述给我听。我命令他向沃洛沃—斯大林诺戈尔斯科（Volovo-Stalinogorsk）推进，并且允许他一直保留着艾贝尔巴赫战车旅，等到第十八装甲师可以来掩护他左翼的时候，再让该旅归还建制。步兵的实力大幅衰减，每一个连已经降到平均只有50人，冬服缺乏的情形也日益严重。

在第二十四装甲军方面，冰冻又带来了新的不愉快问题，因为缺乏必要的防滑设备，战车爬不上覆满了坚冰的斜坡。盖尔军长认为他在11月19日以前，是不可能发动任何攻势的。在攻击之前，他一定要收回艾贝尔巴赫旅和拥有四天够用的油料，现在所有的仅够一天之用。我主张他应在11月17日开始进攻，这样他就可以和第五十三军的行动相配合，并且阻止敌军在沃洛沃—地第罗夫地区，建立一道新的防线。此外，第四十三军在图拉以西也正受着攻击，需要部队去接替它。至于全军团的右翼则由第四十七装甲军，率领第十八装甲师和第十及第二十九两个摩托化步兵师，来担负掩护的工作。

我在普拉夫斯柯以过夜。

11月14日的上午，我去视察第一六七步兵师时，曾经和很多的士兵直接交谈过。补给的情形极坏，冬服严重不足，有许多人穿的还是单衣，而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8度！正午的时候，我又到了第一一二步兵师，所见所闻亦差不多。我们的士兵有很多人就穿戴上了苏军的大衣和皮帽子，只有从帽徽上面可以看出来他们是德国人。军团本部已经把所有的储存被服，都立即送到前线上去了，但只是杯水车薪，毫不济事。

像艾贝尔巴赫那样的劲旅，现在只剩下了60辆战车，而这也就是我们所仅有的。照编制算来三个师本应有600辆战车。因为防滑的装备还没有运到，冰冻又增加了不少的困难。寒冷使望远镜瞄准器也都丧失了效力，而一种可以有补救效力的油膏也没有运到。为了发动引擎，就必须在战车下面烧火。燃料有时也结冰，润滑油也凝滞不动，总之各单位都缺乏冬服和防冻的药物。

第四十三军报告死伤数字很重，我又在普拉夫斯柯以过夜。11月15日，苏军又向第四十三军继续反攻。

11月17日，我们得到情报说西伯利亚的苏军已在乌斯罗维尼亚（Uslovais）地区出现，还有更多的苏军已由铁路运到了莱山（Riasan）—科洛姆纳地区。第一一二步兵师已经和这些由西伯利亚运来的苏联生力军交上火了。因为苏军的战车又同时出击，所以这个疲兵久战的师就支持不住了。由于严重的冻伤，几乎每个团都已损失了500人以上；由于天冷的原因，机关枪也已经无法发射，而我们的37mm口径战防炮对付T-34根本没有效力。结果部队里发生了恐慌现象，一直传播到了博戈罗季茨克（Bogorodisk）才停止。在苏联战役中发生此种现象，这还是第一次，这足以证明我们的步兵战斗力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阶段，不可能再希望他们担任困难的工作。在把第一六七步兵师迅速调入乌斯罗维尼亚地区之后，第五十三军不久就稳住了这个危局，没有再去调用其他单位的援军。

此时，由于第四十七装甲军的各部队都已经到达，所以本军团深入的右翼也都有了妥善的掩护。我在11月17日曾经写过一封信，上面说道：

在冰天雪地当中，所有的部队都忍受着极困难的供应情况，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一步又一步地接近了我们的最后目标。铁路运输补给的困难与日俱增——这是一个主要的难题，因为没有燃料，卡车也就无法前进。假使不是如此，我们距离目标就可以更近了。不过勇敢的部队还是抓着一切的机会不肯放松，尽管十分困难，但还是用惊人的忍耐力向前奋斗。我们的人员都是这样优秀的军人，使我对于他们感到敬佩之至……

当这个冬季战斗还正在进行的时候，我们必须解决针对国内、军队和苏联人民的三大类粮食供应问题。1941年德国到处丰收，面包和畜牲都不缺少。但是由于铁路运输能力太差，能够送到本军团驻地的德国食物实在是太少。虽然如此，军队和苏联人民的粮食却还是够吃，以我们地区中最重要的奥廖尔镇而论，就有可以维持到1942年3月31日的存粮。平民的粮食仍交给苏联的地方官吏负责发放，到处都贴着布告，告诉老百姓说存粮丰富，使他们可以无断粮之虞。在这个肥沃的黑土地带中，苏联人也早已建立了许多的大谷仓，囤积了不少的小麦。虽然苏军在撤退时，曾经实行焦土政策，但还是有一部分仓库并未被毁，有些虽已起火燃烧，但是当我们到达的时候，抢救出来一部分粮食，至少可以把它们分给当地的人民。

在奥廖尔，有一部分工厂因为苏联人还来不及拆走其中的机器，所以现在也就继续开工了。这一方面可以供给德军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工人们有饭吃。其中有一个是制罐头的工厂，还有一个是制毡鞋的工厂。

至于说到苏联人民的态度，我可以引述我在奥廖尔所遇见的一位沙皇时代的老将军所说的话来做一个说明。他说：“假使你们早二十年来到这里，我们一定会热忱地欢迎你们，但是现在已经太迟了。现在我们一切刚步上常轨，而你们来到了，要把我们逼迫着再后退二十年，于是我们一切又要从头来过。现在我们是为了俄罗斯而战，为了这个原因，我们才会联合一致的。”

11月18日，第二装甲军团才再度发动全面的攻势。所包括的各单位如下：

第四十七装甲军

第十八装甲师攻击叶夫列莫夫地区的工业镇市，在激烈的街市战之后，于20日将其占领，以后苏军就猛烈反攻，双方都无进展。

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经过叶皮凡（Yepifan）向米凯罗夫（Michailov）进攻。

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向斯帕斯科耶—格里麦特齐（Spaskoie-Gremiatchi）进攻，以保护本军团的东面侧翼，因为苏军已有生力军开到莱山—科洛姆纳地区。

第二十五摩托化步兵师现正奉OKW的命令，停在原地不动，以收割粮食。等到任务完成之后，即以军预备队的身份跟着各师前进。

第五十三军

第一六七步兵师经过斯大林诺戈尔斯科向韦尼奥夫进攻。

第一一二步兵师正驻在斯大林诺戈尔斯科，因为兵力不够，暂停原地不动，以等候第五十六步兵师来接替它。而第五十六师现正担任集团军总部的预备队，还留在卡拉齐夫，它以后要在顿河上占据一个桥头阵地。

第二十四装甲军

该军率领着第十七、第三、第四共三个装甲师、大德意志步兵团和第二九六步兵师，准备从东西两面攻入图拉镇。第十七装甲师已经派遣了一个战斗团，在该军与第五十三军之前挺进，其目的为占领奥卡河上的桥梁，以阻止苏军进入这个战场。

第四十三军

该军率领着第三十一和第一三一两个步兵师，在乌帕河（Upa）与奥卡河之间，经由里齐芳和卡卢加前进。以扫清那个地区中的敌人，并确保本军团与第四军团之间的联系。

在我们深入的右翼方面，第二军团奉命从奥廖尔向东方前进。所以我们不可能指望获得该军团的支援。该军团在叶列茨（Yeletz）—叶夫列莫夫的公路西面遭遇到苏军的强烈抵抗，由此更可以证明苏军并没有撤回到顿河的东岸去。

在第二装甲军团的左面，第四军团正横跨着奥卡河发动攻击，位置在阿列克辛（Aleksin）的北面，向着谢尔普霍夫的方向。这个军团共有36个师的兵力。

相反，第二装甲军团却只有12个半师的兵力。步兵还是没有冬服，而且几乎无法运动，每天所能进展的距离平均只有3英里，最多不过5英里。所以我真怀疑我这个军团是否有力量来完成它的使命。

由于有了空军的有效支援，在11月18日，第四十七装甲军攻下了叶皮凡，第二十四装甲军也攻下了地第罗夫；第二天后者又到达了波罗巧夫（Bolochovo）。21日，第五十三军确实占领了乌斯罗维尼亚，而24日第二十四装甲军又占领了韦尼奥夫，并击毁了50辆苏联战车。第四十三军慢慢地向乌帕河进展。当这些运动完成之后，突然有一支强大的苏军出现：这就是苏军第五十军团，率领着第一○八战车旅、第二九九步兵师和第三十一骑兵师等配属的部队。他们立即向第四十七装甲军的先头部队开始攻击。于是战况马上又转趋紧张。

在与冰雪和烂泥苦斗了一番之后，第一装甲军团于11月19日到达了罗斯托夫的北面，于是立即爆发了猛烈的战斗。11月21日，终于占领了该城，但苏军已经把顿河上的桥梁炸断了。这个装甲军团预计敌人即将开始反攻，所以改取守势。11月20日的时候，第二军团所属的第四十八装甲师也占领了提门（Tim），而在23日就遭到了敌人的反攻。

11月21日，我曾经这样写道：

身处这种天寒地冻、衣住维艰的环境，再加上人员装备的严重损失和油料的备感缺乏，真使一个指挥官对于他的责任感到吃不消。时间愈长，我就愈感到压力沉重，身负如此重大的责任，即使全世界意志最坚强的人，也会感到难以承当。

我已经在前线上奔走了三天，目的是想认清当前的实际情况。若是战况许可的话，我想在星期天到集团军总部去，看看在最近的将来到底是以什么为目标，这是我们一直不知道的。那些人究竟打些什么算盘，我也猜不出来。同时也更不知道在开春之前，战局将如何演变……

在11月23日的下午，我决定亲自去谒见中央集团军总司令，要求他把我已经接奉到的命令加以修改，因为我实在感到无法执行那个命令，我向博克元帅解释第二装甲军团所处的窘境，讲述部队精疲力竭的情形，尤其是步兵冬衣的缺乏、补给系统的解体、战车和大炮的损失，而右翼方面因为苏军有新生力军到达，也备感威胁，凡此种种都使我军事实上无法进攻。博克元帅回答我说，他早已把我以前的报告内容，上报给OKH，而OKH也完全明白战场上的实际情形。于是他马上就和陆军总司令通电话，同时把一个耳机递给我，好让我可以完全听得到他们的谈话，博克元帅把我对于目前情况的意见，重新向勃劳希契讲述了一遍之后，他就要求陆军总司令改变我的任务，取消这一攻击命令，准许我选择冬季中有利的位置，改取守势。

很明显，陆军总司令根本就没有做决定的全权。在他的答复中，他不理会真正的困难，拒绝同意我的意见，并且命令仍然继续进攻。经过一再要求，我希望他至少能够给我一个可以达到的目标，以便我采取守势，最后他才指定了米凯罗夫—查莱斯克（Zaraisk）之线，并指出最重要的是要彻底破坏莱山—科洛姆纳之间的铁路。

我这一次飞回集团军总司令部去得到的结果非常不圆满。在同一天我要求OKH的联络官卡尔登中校，把我们的情况直接报告陆军参谋总长，并且要求取消这一次攻击。他也只是徒劳地往返而已。因为陆军总司令和参谋总长都一致拒绝我的要求，似乎就可以判定不仅是希特勒，连他们本身也都主张继续进攻的。不过无论如何，军事当局现在总应该知道我们所处的窘境，甚至于连希特勒也应该完全明了。

11月24日，第十摩托化步兵师攻下了米凯罗夫。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从叶皮凡向北前进，走了25英里的距离。11月25日，第十七装甲师的前卫战斗团已经接近卡希拉（Kashira）。我们右翼友军占领了利夫内。

11月26日，第五十三军到达了顿河，和第一六七师一起，在伊夫罗齐诺（Ivanozero）附近渡过了顿河，并向该镇东北面前进，在丹斯柯以（Danskoie）攻击从西伯利亚调来的苏军。这个勇敢的步兵师俘虏了4000名敌人、42门大炮和一些车辆。第四十七装甲军所属的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也从东面向该敌进攻，并把苏军包围了。

我这一天是和第五十三军在一起，并且决定于11月27日到第四十七装甲军和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方面去。我在叶皮凡遇见李美尔逊将军，他告诉我，在昨天夜间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曾经遭遇到一次危机。苏军第二三九步兵师放弃了他们的大炮和车辆，向东面突围成功，而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的防线拉得很长，因此兵力单薄，无法阻止他们突围，并且还受到惨重的损失。我从师部转到吃亏最大的第七十一步兵团团部去视察，我原先以为一定还是戒备疏忽的缘故。不过，听过了营连长的报告之后，才了解部队是完全尽责了，他们完全是给优势的数量所击败的。许多战死的士兵，身上全副武装，手里还紧握着他们的武器，就可以证明那些军官们所说的是实话。我尽量地鼓励这些受了震惊的士兵，并且尽可能地帮助他们渡过这个不幸的难关。那些西伯利亚来的部队，虽然丢光了重武器和车辆，但还是逃了出去，原因就是我们的兵力实在太单薄。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的机车部队，立即开始追击，但仍是枉然。

我先去看该师的搜索营，然后又到第四装甲师的第三十三步兵团，最后就在第二十四装甲军军部里过夜。在这个隆冬的气候之下，苏联的原野上到处都是一片白茫茫的大雪，冷风刺骨，在前进路线上的一切目标都已经被大雪所掩埋着。从无人地带坐着汽车走了好几个钟点之后，才遇见我们那些饥寒交迫的部队。相比苏联的西伯利亚生力军，他们吃得好，穿得暖，并且有充分的冬季作战装备，那真是天渊之别了。只有当“那个人”亲身目击了这些情形之后，他对于现在的局势才可以做正确的判断。

巴尔克上校现在在陆军总部中服务，参与装甲部队的指挥工作，他这一次和我一同视察。我就要求他把亲眼所见的情形，报告给陆军总司令知道。

现在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要占领图拉。一定要等到我们占领了这个交通中心和飞机场之后，我们才可以寄望再继续向北或向东前进。我去和各军军长商谈，帮助他们做攻击的准备，这个作战相当的困难，我一点都不存幻想。我们希望用双包围的战术来攻占这个镇市：第二十四装甲军从东面和北面进攻，第四十三军从西面进攻。在作战时，第五十三军掩护着北面侧翼，以对抗莫斯科方面的苏军；第四十七装甲军则向东面进展，以对抗从西伯利亚方面调来的苏联援军。第十摩托化步兵师在11月27日到达了米凯罗夫之后，奉命去炸毁莱山—科洛姆纳铁路，但是由于苏军抵抗太强，所以始终达不到他们的目的。由于天气寒冷，第十八装甲师的炮兵在向叶夫列莫夫前进的时候已经落后了。早在11月29日，第十摩托化步兵师方面已经开始感受到敌人的强大压力，故被迫撤出斯科平（Skopin）。

经过了几个月的苦战，即令如第二十四装甲军那样的劲旅，现在的攻击力量也不免大打折扣。那个军的炮兵一共只凑得出来11门可用的大炮。

在东线战场的南端，优势兵力的苏军在11月27日已经开始向罗斯托夫反攻。面对着第二军团右翼的敌人也已经增加了兵力。在我军的左翼方面，第四十三军已经到达了图拉—阿列克辛公路。在那里却立即遭遇苏军的猛烈反攻。

在第四军团方面，第二装甲师到达了卡拉斯拉雅波利亚纳（Krasnaya Polyana），该地在莫斯科西北面14英里处。

11月28日，苏军重新进入罗斯托夫。第一装甲军团现在面临着是否要撤出该城的问题。

我们在第四十三军方面的进展非常有限。在这一天集团军总部放弃了OKH和OKW所规定的一切长期目标，只是简捷了当地下命令说：“赶紧把图拉战斗胜利地结束。”

11月30日，OKW怀疑我军对图拉攻击所做的准备是否已集中足够的兵力。要想调集更多的兵力，就只有撤回第四十七装甲军的部队，而这将会使我们的侧翼感受到更大的威胁，因此我不敢采取这个步骤。不过，在这同一天，在我们前线上的最南端，却发现了一个使全盘局势都急转直下的发展：南方集团军撤出了罗斯托夫。第二天，该集团军总司令龙德施泰元帅被解除职务，遗缺由赖兴瑙元帅继任。这是第一个不祥之兆，但是希特勒、OKW和OKH却还是执迷不悟。

自从1941年6月22日起，东线战场的死伤总数已经达到74.3万人，对于我们350万人的总兵力而言，即已到了23%的比例。

11月30日，在卡希拉附近，面对着我军北翼的敌部也已经获得了增援。似乎可以看出来苏军是从莫斯科的西面——他们防线的中央部分——抽出兵力来增强他们认为感受威胁的侧翼。

根据南方集团军新总司令赖兴瑙的意见，认为罗斯托夫的撤出和第一装甲军团撤回米乌斯之线，都是无可避免的。所以龙德施泰的去职实在是有一点冤枉。

这个时候，本军团的攻击计划是想与预定12月2日进攻的第四军团相配合。但是到了12月1日才知道他们没有准备好，一定要等到12月4日才可以开始。为了能一同发动攻势，我倒很愿意再延迟几天，好等着他们一同动作，并且有时间可以使第二九六步兵师赶到。不过，第二十四装甲军却认为在那个狭窄有限的攻击地区中，他们恐怕很难再等下去。所以我才决定在12月2日由该军首先发动攻击。

我的前进指挥所设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Yasnaya Polyana），该地正在大德意志步兵团阵线的紧后方，在图拉南面约4英里处。我就住在托尔斯泰伯爵（Count Tolstoi）的别墅。一切的房屋型式还保持着十九世纪的风格。我们住进去之后，就把托尔斯泰的一切书籍遗物都妥为保存，将它们封存在两间房子里面。我们宁可使用粗木制造的临时家具，室内取暖的木材都是从森林中砍来的，对于那些书籍家具全未破坏。我还亲自去凭吊了托尔斯泰墓，也没有德军士兵去扰乱它。一直等到我们撤出的时候，这些古迹也还是完好无损的。以后苏联人曾经宣传，我们是如何的野蛮凶残，事实上在他们伟大作家的墓地周围埋置地雷的人，正是他们自己。

在12月2日，第三、第四两个装甲师和大德意志步兵团差不多已经突破了多数的敌军前进阵地。这次攻击又发挥了奇袭的效果。12月3日，在风雪中还是连续进攻，道路已经结冰，行动比过去任何战斗都要困难。第四装甲师越过了莫斯科—图拉铁路，俘获了6门大炮，该师最后还到达了图拉—谢尔普霍夫公路。到了这个时候，部队的精力和燃料都已经耗尽了。敌人向北面退却，情况依然还很严重。

12月4日，搜索部队报告说，敌军的先头部队准备沿着图拉—谢尔普霍夫公路的南北两侧实行强力的攻击。第三装甲师方面，在图拉东面的森林地带一直持续爆发着苦战，这一天只有极有限的进展。

不过足以影响图拉战斗全局的决定性因素却只有两个：（一）第四十三军是否还有足够的攻击兵力，以对这个城市实行合围，并且在该镇的北面与第四装甲师建立接触。（二）第四军团的攻击到底能够使敌军受到多大的压力，能否阻止敌军从中央地区抽调兵力以向图拉方面增援。

12月3日，我到格莱斯罗夫（Griasnovo）去视察第四十三军，目的是要亲自看看该军的战斗力。在12月4日的清晨，我就到达了第三十一步兵师的师部，接着前往第十七步兵团和该团的第三轻步兵营。这个营是我在军事职业上的发祥之地，在1920—1922年之间，我一直充任该营第十一连的连长。在和连长们详细讨论之后，我就提出一个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他们是否还有余力继续作战呢？这些军官们并没有隐瞒他们的焦虑，但是问到他们是否还可以进攻的时候，他们却说：“我们再进攻一次，应该可以把敌人赶跑。”其他的单位是否也和我这个旧部是一样的热心我固然不知道，但是凭着这一点印象，我就决定再进攻一次。

回来的路程似乎是无尽长的，再加上风雪的险阻，路况非常的危险。最后，我的装甲指挥车开入了一个深坑，那是秋雨所冲成的。在黑暗之中要想救出车辆，事实上是毫无希望。很碰巧的，在路旁遇见了本部的一辆通信车，才在深夜之中把我送回了司令部。

12月4日，第四十三军已经完成了攻击的准备，而第二九六步兵师则继续向图拉城挣扎前进，不过那一天各部队还没有开始攻击，温度已经降到了华氏零下31度。空军侦察机报告有强大的敌部由卡希拉向南移动，因为苏军战斗机颇为活跃，使我方侦察机无法做详细的观察。

12月5日，第四十三军企图进攻，但除了第三十一步兵师最初有若干进展以外，其他部分均告停顿。第二九六师在断黑之后才到达了乌帕河，而且也已经精疲力竭，我自己曾经去视察该师的某一个团。在第二十九摩托化步兵师方面，苏军使用战车在韦尼奥夫东北面进攻，我军在图拉以北地区的侧翼和后方都倍感威胁，而且温度已经降到了零下68度，所以第二十四装甲军已经被冻结了不能移动。因此这个时候是否还应该继续进攻实在是很成问题。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第四军团能够同时进攻而且还能获得胜利。不过很不幸，事实上完全不是如此，甚至于完全相反。第四军团的合作，只限于派了一个兵力只有两连人的战斗巡逻队，在完成任务之后，就返回原防地。这个行动对于第四十三军可以说是毫无助益，接着第四军团就改取守势了。

由于侧翼和后方都已经感受到威胁，而且不正常的寒冷又使我军丧失了机动性，所以我就决定在5日到6日的夜间，摆脱这个毫无支援的攻势，把最前线的部队撤回到上顿河—夏特河—乌帕河之线。这是在战争中，我第一次做这种撤退的决定，而且也从未遭遇过这样大的困难。虽然我的参谋长李本斯坦和最资深的军长盖尔，都完全支持我的意见，但也并未能减轻我的烦恼。

在夜里我向博克元帅报告我所已经决定的计划。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司令部到底是在什么地方？”他以为我也许还留在奥廖尔，距离前线还很远。不过这种错误是任何装甲兵指挥官都绝不会犯的。我和战场以及我的士兵，都一直是处于最接近的地位，所以对于二者的情况都可以做出明确的判断。

也不仅是我这一个第二装甲军团已经处于这样严重的情况之下。在这同一个夜晚，霍普纳尔的第四装甲军团，和赖因哈特的第三装甲军团，已经到达了距离克里姆林宫只有20英里的地点，可是他们却都已经精疲力竭，眼望着特奖就近在咫尺，但仍被迫放弃了他们的攻势。在第九军团方面，苏联人甚至已经在加里宁的两侧开始反攻。

我们对于莫斯科的攻击是已经半途而废了，我们那些英勇官兵的一切牺牲和忍耐也都完全白费了。我们已经遭遇到了一次惨败，而以后几个星期当中，由于最高统帅部的坚持，又增加了不少的损失。尽管我们都有报告陈情，但是那班人住在遥远的东普鲁士，对于冬季作战的真正情形，以及士兵们所身受的苦痛都完全不知道。因为他们是那样的愚昧无知，所以才会向前方作战的部队提出那样完全不合理的要求。

只有全线立即撤退，到一个地形比较有利且事先已有设防的地带，似乎才是补救这个危局的最好和最经济的办法。等到退到这一条战线之后我们就可以守过残冬，等到明春再发动攻势。对于第二装甲军团而言，这个地区就是苏夏河—奥卡河之线，在10月间这里曾经建立过一部分的工事。不过这也正是希特勒最反对的。我不知道到底是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还是由于希特勒个人的固执，才会发生这种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不过我认为日本在12月8日参战，和希特勒在12月11日向美国宣战，对于这个决定都很有影响。

这个时候，使军人们大感不解的，就是希特勒既已向美国宣战，那么为什么日本人却不向苏联宣战呢？一个直接的影响就是苏联留在远东的兵力还是照样可以调来对付德国。这些部队的运输，在数量上和速度上都超过了我们的估计。所以希特勒的政策不但不能解救我们的痛苦，而且还使前线的部队更感受到极大的压力。

现在战争才真正变成了“总体”战了。全世界的经济和军事力量，都联合起来，与德国和它的脆弱盟友作战。

现在再回到图拉的战斗。在以后数日中，第二十四装甲军依照计划开始撤退。敌人从卡希拉方面对于第五十三军频加重压。7日的夜间，在第四十七装甲军控制地区中的米凯罗夫又重入苏军的掌握，第十摩托化步兵师遭受了惨重的损失。在我们右面，第二军团也丧失了叶列茨，敌军并向利夫内前进。

我在当时的意见，可以用我在12月8日所写的一封信来代表，现在摘录如下：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悲惨事实，就是最高统帅部居然蠢到这个程度：拒绝相信我们的报告，不相信部队的力量已经日益减低，而还是继续向他们提许多新的要求，德军对于这种酷寒的天气完全没有准备，等到苏联的温度降到零下32度的时候，当然就不免手忙脚乱了。部队既然没有力量攻占莫斯科，所以在12月5日的夜里，怀着一颗沉重的心情，我就决定停止这种无目的的攻势，将部队撤退到一条预先选定的比较短的战线，希望在那里坚守过冬。苏军在后紧追着，我们预测将有不幸的事件发生。我们的伤亡颇重，尤其是疾病和冻伤，将来在休养调治之后，可能有一部分的人会归队，但是现在却毫无办法。由于冰冻的原因，所损失的大炮和车辆总数也远超过所估计的程度。我们虽尽量利用雪橇，但是它们并没有太多的帮助。所幸的，截至目前为止，我们的战车还勉强可以使用。但是也只有上帝知道它们还能有多久的寿命。

我们的不幸命运从罗斯托夫开始。当我在11月23日飞到集团军总部去的时候，结果是一无所获，一切还是照旧进行。接着我们北面的友军先败了下来；而南面的友军更早已脆弱不堪，所以我只好决定停止进攻，局势是如此险恶，何况天气又已经冷到了零下32度，我实在无力肩负整个东线的成败。

我要求巴尔克把这种情形和我的意见，转达陆军总司令，但是我却不知道他是否已经办到。

昨天，空军方面的里希特霍芬元帅来访问我。我们两人之间做了一次长时间的密谈，结果发现我们对于现今的局势具有相同的见解。我又曾经和施密特将军会谈过，他是我右方的军团司令，和我处于同样的地位，他也同意我的见解。所以我的意见绝不是孤立的，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区别，因为根本就无人关心及此。

我绝不相信这样拖下去，两个月内军事局面就可以明朗化。假使现在决定在适当的时机摆脱敌人，退到一条可守的防线过冬，那么我们也许就可以平安度过。在过去这几个月当中，一切都是一个大疑问号……我并不是为我个人打算盘，我所忧惧的是我们德国的前途。

12月9日，敌人在利夫内地区扩张他们的战果，曾将第九十五步兵师的一部分加以包围。在我的战区里，我命令第四十七装甲军开始向西南撤退；第二十四装甲军则击退了苏军从图拉所发动的攻势。

12月10日，我分别写信给希特勒的副官长希孟德和陆军人事处长小凯特尔，告诉他们我们所处的情形，我希望他们对于这个地区不要再存任何的幻想。在同一天我又写信给我的太太，说道：

我希望我的两封信都能够到达它们的适当目的地，因为即令在目前，若能有明确的思想和坚定的决心，则仍然还可以挽救大局的一部分。我们对于敌人的天时地利人和，都完全估计得太低，所以现在自食其恶果……事实上我惟一满意的好事，就是我至少在12月5日，曾经负起责任来停止再行攻击，假使我不这样做，那么一个大悲剧就绝无可避免。

12月10日，已经有人在卡斯托尔拉尼亚（Kastornaia）和叶列茨地区看到苏军。在第二军团方面，敌人的突破更深入，已经越过了利夫内—切尔诺瓦（Chernova）公路。在我自己的战区，第十摩托化步兵师正在防守叶皮凡。第五十三军和第二十四装甲军到达顿河—夏特河—乌帕河之线。这一天内，在第二九六和第三十一两个步兵师之间的防线，出现了一个很危险的漏洞。

12月11日，我们右翼友军继续向西撤退，叶夫列莫夫已经感受到威胁，因此到了次日必须撤出。

为了填塞第四十三军的防线漏洞，第四军团奉命借调第一三七步兵师给我应急。但是距离既远，而天气又坏，该师也必须要等很久才能到达。12月12日这一天，由于我们的右翼友军被困，我把本军团现在可以动用的机动兵力，都送去支援他们。

12月13日，第二军团还再继续撤退。在这一战况之下，第二装甲军团原先准备坚守斯大林诺戈尔斯科—夏特河—乌帕河之线的计划，也变得不适用了，尤其是第一一二步兵师已经无力抵抗苏联生力军的攻击，所以必须撤过普拉伐河（River Plava）。我们左翼的友军，第四军团，以及第三、第四两个装甲军团，也都守不住他们的阵地了。

12月14日，我到罗斯拉夫尔去和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会商，第四军团司令克卢格元帅也在座。为了参加这次会商，我必须要在大风雪中驾车行进24小时之久。我当面把所部的处境报告给总司令听，并且要求他准许我把部队撤到苏夏河—奥卡河之线，另外也提出了如何阻塞第四十三军和第二十四装甲军之间缺口的问题，现在它已经宽达25英里。本来第四军团应该把第一三七步兵师借给我去填塞这个缺口，但是克卢格只派了该师的四个步兵营由该师师长率领前来。我认为这个兵力完全不够用，要求赶紧把该师另外一半兵力也送到。以后在战斗中，该师的师长布格曼将军（Gen.Bergmann）英勇战死，而这个重要的缺口还是没能填住。

罗斯拉夫尔会议达成的结果就是下述的命令：“第二军团暂时受第二装甲军团的指挥。两军团合守库尔斯克—奥廖尔—普拉夫斯柯以—阿列克辛之线，必要时可以撤到奥卡河。”我当然以为陆军总司令会把这个决定报告给希特勒知道，以后的事实却证明他并没有告诉希特勒。

这一天，苏军从12月13日早已突入第二军团防线的攻势，又开始更深入，由利夫内直达奥廖尔，其结果使第四十五步兵师被围并被消灭掉了一部分。冰冻后的地面使一切的运动都深感困难。冻伤对于我们所造成的死伤数字，比敌人的攻击还要严重。第四十七装甲军必须撤回，因为它的右翼友军，第二军团的第二九三步兵师已经由叶夫列莫夫撤退。

12月16日，希特勒的副官长希孟德，本在我的邻近地区内，但在我的紧急要求之下，就飞到奥廖尔机场和我会谈。我们面谈了半个钟点。我用极严重的语气把目前的情形讲述给他听，要求他把我所说的一切照直转达。我希望希特勒在夜里会打电话给我，答复我所提出的一些意见。从与希孟德的谈话中，我才知道陆军总部正在酝酿大改组，而勃劳希契元帅即将被免职。在那天夜里，我这样写道：

我最近在夜间常常失眠，我的脑筋一直在转念头，想用尽一切的方法来帮助我这些可怜的士兵。在这种奇冷的天气中，他们还是露宿着，这真是太可怕，简直无法想象。OKH和OKW中的大人物们从来不曾到过前线，所以当然也不知道前线上的实际情形。他们还是把许多无法执行的命令送了下来，而对于我们的要求和建议，一概置之不理。

那一天夜里，诚如我所预料的，真的收到了希特勒所打来的电话。他命令我们坚守原阵地，不准再退却，并且答应送援兵来——说到援兵数字却太荒唐可笑，准备空运500人来。那天电话效果很坏，希特勒就把他的命令又重述了一遍。至于说到我们的撤退，是自与勃劳希契在罗斯拉夫尔会晤以后，就早已开始进行，所以现在根本无法制止了。

12月17日，我又去访问第二十四装甲军、第四十七装甲军和第五十三军的军长，目的是为了明了当前的情况，并商论对策。这三位将军都一致认为，用我们现有的兵力，是不可能在奥卡河以东建立一条防线的。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维持部队的战斗力，等待援军到达并实行坚守。他们并且报告说，部队对于最高指挥官的能力深感怀疑，为什么把敌人的实力估计得那样错误，来发动这种必败的攻势。他们说：“假使我们还能够保持着旧有的机动性和战斗力，则这种攻击也不过是儿戏罢了。可是现在苏军有冬季作战的训练和装备，而我们却完全没有。”

这一天，第二军团非常担心敌人会冲到诺夫西利（Novosil）。

在检视一般局势后，我得到了集团军的批准决定亲自飞往元首大本营，把前方的一切情况当面报告给希特勒，因为电话和书面的报告都早已完全不生效力了。预定谒见的日期定在12月20日，但当天中央集团军总司令博克元帅称病辞职，由克卢格元帅继任。

12月18日，第二军团本奉命守住提门—里弗尔—维巧以（Verchoei）之线，而在以后几天内，应与第二装甲军团的右翼取得联系，撤到巴尔夏尼亚里卡（Bolshaia Reka）—苏夏河之线。第二装甲军团则将占领莫基尔基—弗尔夏以普瓦维—索罗齐卡—周尼拉—柯斯卡拉之线（Mogilki-Vershoie Plavy-Ssorochenka-Chunina-Kosmina）。第四十三军改由第四军团指挥。

12月19日，第四十七装甲军和第五十三军撤到了普拉伐河之线。我决定把第四十七装甲军从阿斯尔基（Oserki），撤到波地西尼弗基（Podissiniovke）的西北面，又把第二十四装甲军撤到奥廖尔地区，作为军团预备队，这样就可以使该军各部队获得一个短暂的休息，并且使我手里可以有一支能供调遣的机动兵力。第四军团正在他们右翼方面拼命进攻，但已有一部分为敌人所逐回。

我第一次被免职

当1521年宗教革命的时候，马丁路德博士（Dr.Martin Luther）将出席会审，送行的人曾经对他说：“小修道士，小修道士，你有一段艰巨的路程要走呵！”当我的幕僚们听到我要到元首大本营里去，他们就引用这一句古话来向我话别，这的确是很合题的。我当然也知道，要想说服希特勒听进我的意见，那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不过在那个时候，我还以为我们的最高统帅对于一个来自前线、身经百战的将领所说的一切，总能听进去几成。当我从冰天雪地的战场上，飞往人间天上的大本营时，心中还是抱着这样的想法。

12月20日15点30分，我在拉斯滕堡（Rastenburg）的飞机场着陆。我预定和希特勒会谈五个钟点，中间只暂停两次，每次都是半个钟点，一次是为了吃晚饭，一次是为例行每周汇报，那是希特勒依惯例要出席的。

希特勒接见我的时候大约是在18点钟。凯特尔、希孟德和希特勒的一些其他宠臣也都在座。陆军参谋总长或是OKH的其他代表人却都没有出席，希特勒在把勃劳希契元帅免职之后，任命他自己兼任陆军总司令。所以，正和8月23日的情形一样，我面对着OKW中的许多显要人物，完全是处于孤立的地位。当希特勒走向前来向我表示欢迎的时候，我就感到很惊讶，因为这是第一次，我看见他的眼光里充满了一种生硬和不友好的表情。这使我深信一定是我的对头在他面前先进了谗言。室内的灯光黯淡，更增加了不愉快的气氛。

会谈一开始，我讲述了第二装甲军团和第二军团所处的情况。之后我就说到我把这两个军团逐渐撤退到苏夏河—奥卡河一线的意图，这也是我在12月14日罗斯拉夫尔会议中，曾经获过勃劳希契所批准的计划。我以为他应该已经把详情向希特勒报告过了。因此当希特勒突然喊了起来：“不，我禁止撤退！”的时候，不禁使我骇了一大跳。我报告他撤退早已开始，而且中途无险可守，势必要撤到那两条河边不可。假使他若是认为保全士卒性命，暂取守势过冬的理想是对的，那么他就只有准许撤退之一法。

希特勒说道：“假使是这样的情形，那么他们就应该原地掘壕固守，不准放弃尺寸的土地！”

我回答说：“在多数的地方，地面都已经挖掘不进了。因为它已经冻结到了五英尺的深度，而我们那些可怜的筑城工具根本就吃不消。”

希特勒说道：“在那种情形之下，他们可以用重榴弹炮打出一些弹坑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们在佛兰德平原上就曾经采用过这种办法。”

我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我们驻在佛兰德平原上的每一个师，平均所防守的地区不过两三英里宽，而每一个师都有两三营重榴弹炮的支援，而且弹药的供应也极充足。现在我们每一个师所要防守的前线都有25英里到35英里的宽度，而每一师只有四门重榴弹炮，每一门炮又只有50发炮弹。假使我们来制造弹坑，则一共只能在地面上打成50个浅浅的空洞，每一个大小深度都和一个浴盆差不多一样大，那又有什么用处？在佛兰德从来没有碰过这样的冷天，此外我们也还要保留炮弹去打苏联人。我们甚至于为装电话想树一根木杆都不可能，因为这也必须要使用高威力炸药，我们又从哪里去寻找足够的炸药，以来炸出你心中所想象的防御阵地呢？”

但是希特勒还是坚决不肯收回他的成命，他坚持要求我们必须守在现在的位置，不准再退。

我说道：“那么就是说要在一个不适宜的地形上，采取阵地战的战术，正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西线的情形一样，结果我们就会消耗同样多的资源，和牺牲同样多的生命，而却毫无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希望。假使是采取这样的战术，那么我们在一个冬天里面，就要把我们的官兵消耗殆尽，这种牺牲不仅是毫无用处，而且也无法弥补。”

希特勒说道：“你难道以为菲德烈大帝的掷弹兵都是自己想死么？他们当然也想偷生，但是国家却有权要求他们牺牲他们自己的生命。我也相信，我有权要求任何德国的军人牺牲他的生命。”

我说：“所有的德国军人都知道，在战时他们是应该为国捐躯的，而且截至目前为止，事实上也可以证明我们的士兵是真能视死如归的。但是假使要求他们效死，那么必须使他们不是白白的牺牲，才可以对得起他们。照现在这样的办法，只不过是使他们冤送了性命罢了。我的部队在没有到达苏夏河—奥卡河之线以前，不可能抵抗天气和苏军的双重压力。我请你注意这一点，就是天气比苏联人更可怕，我们由于寒冷所遭受到的死伤数字，要比敌人造成的大了一倍。任何人只要看到医院里挤满了冻伤的人，就可以明了这个真实的情形。”

希特勒说道：“我知道你是最肯同士卒共甘苦的，你曾经花了不少的时间和部队在一起生活，对于这一点我很嘉奖。但是你所看过的事情使你陷入了当局者的迷思，你对于士兵的痛苦产生过深的印象。所以你会觉得他们太可怜，你应该稍为再站远一点看。相信我，当在较远的距离观察时，事实反而可以看得更清楚。”

我说：“只要是我能力可能达到的范围，我当然应该尽量减轻士兵的苦痛，这也是我的义务。不过甚至到今天，士兵们都还没有收到他们的冬服，多数的步兵现在还穿着单衣服。军靴、背心、手套、羊毛帽子等等不是完全没有，就是已经磨得稀烂。这叫我又有什么办法。”

希特勒高声地喊道：“那完全不对，军需总监报告我说，冬衣是早已经发过了。”

我说：“我敢说发是发过了，但是却从来没有到达前线。我有责任要查询这些事实的真相。在目前它们还留在华沙车站，已经有好几个星期了，因为铁路运输发生了困难，所以无法转运，我们本来要求在9、10月间即行运往前线，但是挨了一顿官腔，现在却已经是太迟了。”

希特勒马上去找军需总监来对质，结果他承认了我所说的一点都不错。戈培尔后来在圣诞节发动为士兵们捐募寒衣的运动，就是由这一次谈话所引起的。可是所收集的衣服在那一年冬天却始终没有能够送达前线。

之后就谈到战斗兵力和补给兵力的支配问题。由于泥泞和寒冷的原因，我们的车辆已经损失颇重，所以不够战斗部队和补给部队的应用。因为我们并没有获得任何的补充，所以部队就只好就地取材，去寻找补充的运输工具。主要的就是雪橇之类，载重量极有限。所以必须要有数量庞大的车辆补充损失，而且我们还要有更多的人员去转运这些物资。希特勒坚持以为补给部队占用的人力，实在是太多了，所以希望把它大加裁减，而使前线上的兵力可以增加。事实上，我们在前线上早已开始实行这种办法，现在已经是减无可减了。若是再想减少补给方面的人力，那么交通工具就必需能够大有改良才行，尤其是铁路的情形，想要使希特勒明了这个简单的事实，似乎都是很困难的。

于是就再谈到住的问题。几个星期之前，在柏林曾经有一次展览会，是由OKH所主办，专门表演怎样为部队准备过冬的情形，勃劳希契元帅曾经坚请希特勒去亲自参观。那一切都是极富丽堂皇之能事，并且还曾摄制成电影。不过很不幸，前方部队对于这些美丽的东西却是想都不敢想。由于部队总是在运动中，当然也不可能来建筑这样的营舍，而且前方也不可能找到这些材料。实际上，我们住的情形可以说是恶劣不堪，而希特勒对于这种情形也是毫无所知。军需生产部部长托德博士也曾参加这一部分的讨论。他是一个头脑清楚且具有正常人性的人，他对于我所叙述的前方生活情形，不禁深受触动，他把他刚刚制造好的两种战壕用的火炉模型拿给我看。这种模型本是做给希特勒看的，可供前方部队拿去做样本，使用手边可以找到的材料把它制成。这至少可以算是这一场讨论的一个具体结果。

在吃晚饭的时候，我就坐在希特勒的旁边，我利用机会把前线生活上的一些零碎资料讲给他听。但是我的努力并不能收到我所预期的效果。希特勒和他的宠臣们都很明白地表现出来，觉得我是在夸大其词。

吃过晚饭之后，我们继续讨论，我就建议应该把在前线上有实际战斗经验的参谋人员，调回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里来服务。我说：“从OKW（最高统帅部）诸公的反应上看来，我似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他们对于我们的报告，并没有能够获得正确的了解。结果他们也没有对你做适当的解释。所以，我认为把前线上有经验的参谋人员调回OKH和OKW充当幕僚，实在是有此必要。现在已经到了要换班的时候了。自从开战以来，这两个总部里的人员就一直是在千里以外指挥着这场战争，那就是说差不多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从来没有到前线上去看过一次。这一次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说是完全不同，所以凭着上次大战的经验，是不足以了解这一次战争的。”

我这个建议可以说是惹动了一个黄蜂窝。希特勒怒声地回答道：“现在我不能离开我的私人幕僚们。”

我说：“这并不需要调换你的亲信助手，完全不是这一个问题。问题是可以把最近在前方有经验的人员——尤其是对于冬季作战方面——调到统帅部中，去充当重要的幕僚人员而已。”

这个要求也被粗暴地拒绝了。于是我和希特勒的会谈到此就可以说已经全盘失败。当我离开那间会议室的时候，我听见希特勒向凯特尔说：“我还没有能够说服那个人！”这个裂痕现在已经完全表现了出来，再也合不拢了。

第二天上午，在尚未飞返前线之前，我又打电话给三军参谋总长约德尔将军，再向他重述一遍，照目前这样的办法只是徒增无益的牺牲，而毫无价值。我这一次电话也没有产生显著的效果。

12月21日，在与约德尔通过电话之后，我就飞回奥廖尔。根据希特勒的命令，我军的左界改摆在希斯德拉河与奥卡河交汇的地点。这种变化使我这个军团的责任增加到了无法负荷的程度，在这一天之内，我都在忙于做新的部署，以符合希特勒的意图。

为了使这些命令确实能被奉行，在12月22日这一天，我又去视察第四十七装甲军所属的各师。在军部举行了一次简短的汇报之后，我就转往切尔尼，那是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的驻地，我当面将希特勒的命令和他所持的理由，讲述给该师师长罗普尔将军听。那一天下午我又去第十七和第十八两个装甲师的师部，也是为了同样的理由。回到奥廖尔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人都冻僵了。我这个地区西端的各级指挥官，在我亲自解释之下，至少是已经了解了这一次变局的原因。所以我就想到在以后数日，虽然必将遭受到很重的打击，但是我的良心上却可以比较安静一点。

12月23日我又去访问其他的各军师长。第五十三军报告说，第一六七步兵师现在也已经受到严重的攻击，第二九六步兵师在比里夫已经支持不住了，这个军此时的防守能力已经脆弱不堪。在它左翼方面与第四十三军之间，仍然还留着一个大漏洞，因为部队已经完全丧失了机动性，一离开道路就寸步难移，所以事实上漏洞永远无法填起。因此我就决定把第三和第四两个装甲师，经由图拉—奥廖尔公路，撤到奥廖尔，让他们暂时休息三天，然后再由第二十四装甲军指挥着向北进攻，经卡拉齐夫和布良斯克，侧击向奥卡河挺进之敌军侧翼。此时深入第二战车军战线的敌军必须转移部分兵力应付这个新危机，因而延迟了他们的集中时间。这样第二十四装甲军的非机动部分就集中在奥廖尔，以来防守这个城市。

12月24日我访问了一些医院，参加他们的圣诞节庆祝仪式。我设法给与那些英勇士兵们一些有限的安慰和温情，但是我自己的内心却是痛苦异常。在这天黄昏时候，我几乎完全是一个人工作着。以后李本斯坦、布辛、卡尔登诸人来见我，我们短暂相聚了一下，使我稍为感受到一点人间的温暖。

12月24日，第二军团丢掉了利夫内。在那个地方的北面，苏军已经越过了奥卡河。根据OKH的命令，已经派遣第四装甲师向比里夫方面阻止敌人的前进。因为兵力都已分散，所以我所计划的第二十四装甲军的统一反攻，也就宣布流产了。

在12月24日的夜间，由于苏联包围进攻的缘故，第十摩托化步兵师丧失了切尔尼。苏军的这次收获大出他们意料之外，因为在左翼方面作战的第五十三军守不住了，所以敌人才获得了一个突破的机会。第十摩托化步兵师的一部分在切尔尼被围，我立即把这个不幸事件报告集团军总部。克卢格元帅就用粗暴的口气指控我，说一定是我命令撤出切尔尼，并且还说，至少是24小时以前就已经撤退了。这完全与事实不符，因为我还曾经亲自向该师师长说过，根据希特勒的命令，该城必须死守到底。所以我也非常愤怒，立即否认克卢格元帅对于我所做的这种不公正的指控。

12月25日，被围的部队居然还能够突围而出，并且还带回了几百名俘虏。我就命令开始向苏夏河—奥卡河之线撤退。在黄昏的时候，我又和克卢格元帅发生了另一场激烈的争论，他指摘我的报告不正确。他在挂电话的时候说道：“我要把你的情形报告元首。”我已经受够了，我就立即打电话告诉集团军参谋长说，我再也不想干了，我要求立即解除我的职务。接着我又发出一个正式的辞职电报。但是克卢格元帅却已经抢了先，他已经要求OKH将我免职。12月26日的上午，我就接到通知，说希特勒已经把我调回OKH，另候任用了。我的后任是第二军团的司令施密特将军。

12月26日，我向我的幕僚们话别之后，就又向我的部队发了一个简短的每日命令。27日我离开了前方，在罗斯拉夫尔过夜；28日过了明斯克，29日夜里过了华沙，30日夜过了波森（Possen），恰好在除夕回到了柏林。

在我离去之后，克卢格和我的旧部之间还发生了一次冲突，那是由于我那个给部队的告别书所引起的。克卢格希望不要发表它，因为他害怕我会批评高级长官们。事实上它却毫不带刺，李本斯坦终于使我的部下们都收到了我的告别书。

我最后的命令是这样的：

第二装甲军团的全体官兵们！

元首兼三军最高统帅在今天已经解除了我的职务。

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我不禁回忆起这六个月以来我们并肩作战的情形，这是为了国家的光荣和陆军的胜利而战的。同时我对于那些已经为了祖国而流血捐躯的勇士们，更是不胜感念。从我的内心深处，我向你们表示极诚恳的感谢，在这个长期的作战中，你们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和发挥了最大的团结力量。我们曾经是安危与共，只要能够帮助你们和保护你们，就是我最大的快乐。

祝你们鹏程万里！

我知道你们还是会和过去一样英勇作战，尽管必须在严寒的冬天，和优势的敌军作战，但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把这些困难全都加以克服。当你们做艰苦的奋斗时，我的思想是永远和你们在一起的。

你们这是为了德意志而战！

希特勒万岁！

古德里安

谢选骏指出：古德里安把德国的麻烦归咎于猪队友墨索里尼，只是为了掩盖一个他不愿意承认的事实——德国本身并无一个明确的战略。否则，他们完全可以像佛朗哥那样对意大利人置之不理。换言之，墨索里尼的胡来实际上救了西班牙！但德国却是相反，让自己被意大利拖累陷得越来越深。平心而论，这只能怪德国人自己罢了。总的来看，古德里安只是希特勒的一条“闪电狗”——无论怎么纠结，也只能是“狡兔未死，走狗先烹”了。

【第七章 投闲置散】

遭到了这种不公正的待遇之后，我感到很痛心。于是我在1942年1月初，就从柏林发出一个呈文，要求举行一次军法会审，来审理我所以被免职的原因，看到底是我对，还是克卢格元帅对。希特勒却批驳了我的要求，他也没有让我知道是凭着什么理由批驳我的要求。不过很明显，希特勒是不愿意将这一件事的真相公布出来。大家都完全明白我受了不公正的处罚。在我离开奥廖尔之后，希特勒的副官长希孟德上校就来到了前线，他是奉希特勒的命令来调查这一次事件的真相。李本斯坦和其他在前线上的将领们，就把全部故事的经过告诉了他。希孟德回到大本营之后，他就向他的同僚们说道：“这个人的确是受了不公正的待遇。他的全部僚属都是站在他那一面，而且都信任他。我们应该设法将这一件冤案平反过来。”关于希孟德的善意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的确是一个品格高尚的君子。不过他这个好意却并没有下文，原因是因为有其他的人加以破坏。

所以现在我就待在柏林，无所事事，而我的部下却还继续在前线上拼死作战。我知道我已经被监视，我的言行都有人在旁边注意着。所以在之后几个月当中，我过着完全退休的生活，难得离开家门一步。同时我也闭门谢客，来拜访我的人可以说是为数极少。其中有一位是近卫师的师长迪特里希，他从总理官邸打电话给我，说他要来看我。他郑重地解释着说，他是有意采取这个行动的，表示“上级”虽然亏待了我，但是他却要表示他并不同意这种处理态度。不过迪特里希却还是没有勇气把他的心事向希特勒说明出来。

陆军中高级将领的人事异动，还不仅限于我和龙德施泰元帅的去职。还有许多功高望重的宿将，也都纷纷地被免职了，有的简直毫无理由，有的也只有一点很勉强的借口。这些人中间有盖尔、弗斯特（Forster）、霍普纳尔几位将军。至于李布元帅和库柏纳尔（Kubler）将军却是自动辞职的。

这种大“清算”曾经惹起了相当的抗议。最显著的是霍普纳尔上将的案件：希特勒在把他免职的同时，还剥夺了他穿着制服和佩戴勋章的权利，取消他的年俸恤金，不准他使用原先分配给他的官舍。霍普纳尔拒绝承认这个不合理的命令，而这一次OKH和OKW的军法人员，却显示出来相当的勇气，他们居然敢反对希特勒，指出若是要使霍普纳尔接受这种处分，那么首先就要经过正式的审判，而这种审判显然对于霍普纳尔是有利的。霍普纳尔之所以得罪希特勒，是因为他在和他的顶头上司，克卢格元帅通电话的时候，曾经提到一个刺耳的名词，那就是“非军人的领导”。克卢格认为他是有意讥讽希特勒，马上就把这个情形报告了希特勒。希特勒听了之后，当然不免会大发脾气。这些恶感的累积，结果遂使希特勒更一意孤行，1942年4月26日，德国国会又通过了一条法律，准许希特勒可以完全不必经过国会的讨论，而用命令改变一切的法律，从此希特勒的独裁权就真正到了毫无限制的程度。从此德国已经不再是一个近代化的法治国家。这些法案的通过，军人们并无责任，不过他们却饱尝了这些恶果的滋味。

这几个月的不愉快生活，更使我的心脏益增其脆弱，常常出现紧张过度的现象。由于医师的忠告，我决定带着太太一起，在1942年的3月底，迁到巴登韦勒（Badenweiler）去做四个星期的异地疗养。春天里的田园美景，加上那个小温泉的医疗效力，逐渐使我的心脏和灵魂，都得到了一点安慰。不过当我回到柏林之后，我的太太却突然患了极严重的恶性血中毒病，睡在床上好几个月，使我大伤脑筋。此外，我在柏林的生活也非常不愉快，尤其是常常还有不速之客来访，使我感到厌烦。于是我们就想搬到德国南部去住，以避免开首都的政治空气。9月底，我就向国内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提出要求，看能不能请假去从事这种迁居的安排，弗洛姆就回答说请我去和他当面一谈。前几天，隆美尔曾经从非洲发了一个电报给我，说他因为健康的关系，必须回欧洲来休养，他已经向希特勒建议让我去代理他的职务。这个建议却为希特勒所否决。于是现在，弗洛姆就问我，是否考虑到再被召用的情形，我说我想是不会再有这种机会的。当我从南部旅行回来之后，弗洛姆又用电话请我再去见他一次。他告诉我，他曾经和希孟德谈到我的问题，据希孟德说我的被召出山是不会有问题的。不过希特勒听说我准备在德国南部购置产业，由于他知道我的祖籍是西普鲁士，所以他希望我住在那里，而不要迁到南方去。据说他准备对于凡是获得橡叶骑士级铁十字勋章的人，都由国家赠与一些地产。他劝我到我的故乡去寻找一个合适的产业。当我听了这一席话之后，就知道我还是没有办法脱去这一套灰色的制服，安分守己地去当我的老百姓。

不过至少目前还谈不上这些问题。到了1942年的秋季，我的心脏病再次复发。在11月底，我突然昏死过去有好几天之久，一点营养都不能吸收。多亏柏林名医多马拉斯教授（Prof.Domarus）的妙手回春，我才慢慢恢复了。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一天可以离开床铺几个钟点，到了2月底才完全恢复。我以为可以到西普鲁士去寻找房产，准备开始过一个地主式的平民生活。但是天意却并不肯做如此的安排。

1942年一年当中，德军从6月28日到8月底，还是一再地发动新的攻势，在南翼方面，克莱斯特的部队到达了高加索山地，而在北面的第六军团，在鲍卢斯的领导之下，已经深入到了伏尔加河上的斯大林格勒。那些作战计划的基础又是一个荒唐的理想。在1941年到1942年间的冬季苦战之后，德军的实力早已大形减弱，根本就无余力来达成这种狂想的目标。正和1941年的8月一样，希特勒所注意的目标都是经济性质和思想性质的，而忽略了首先应该击败敌人的军事力量。希特勒作战的目的，是想要夺取里海（Caspian）的油田，切断伏尔加河的水运，并且毁灭斯大林格勒的工业中心，可是从纯军事立场上来看，这些行动都毫无道理。

关于当时的战场情况，我所知道的也只是报纸上和广播中的消息，不过有时偶然会有一两位朋友把更详细的情形描述给我知道。但是这一点残缺不全的信息已经足以使我认清了现在局势的逆转：在1943年1月间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甚至于当西方国家尚未加入战争之前，就已经可以看出来我们已经败定了。而英国人在1942年8月19日所做的迪耶普（Dieppe）突袭，更已经显示出第二战场的威胁已经迫在眉睫。

1942年11月，盟军在北非登陆，那个战场上的德军已经陷于苦战之中。

9月25日，希特勒终于把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上将免职了，并且指派蔡兹勒将军继任。同时，参谋本部军官的任免权也不再归参谋总长所控制，而改由陆军人事处主管，这个机关直接又受着希特勒的指挥。这样一来，参谋总长的职权又缩小了一节。蔡兹勒虽然提出抗议，但是却毫无效果。自从哈尔德去职之后，希特勒对于陆军军权的掌握，才算是完全完成了，但此刻他和陆军中的高级将领们之间，已经产生了一种完全不信任的心理。三年以来，陆军中都始终没有建立一种互信的精神。现在蔡兹勒上台之后，这个局面能够发生变化么？希特勒对于他，能否比对勃劳希契和哈尔德更为信任呢？德意志的命运似乎就寄托在这些问题的答案上面。

无论如何，新人初上台，总还是拼命努力工作。他毫不犹豫地把他的意见表达给希特勒知道，并且不惜为他自己的意见而据理力争。他曾经五度提出辞呈，但都为希特勒所拒绝，最后希特勒实在是不再信任他了，于是才让他走了。蔡兹勒始终还是无法改变希特勒的态度。

谢选骏指出：古德里安等德军败将，活得比希特勒久，就可以推卸自己的责任，把战术的错误也都归结到希特勒头上。其实是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希特勒还是很乖的，对将领们的意见言听计从。后来他看到这些将领们自己的意见也并不专业一致，所以才越来越嚣张跋扈起来了。本来嘛，战争就是赌博，不确定的因素超过了确定的因素——既然败了，就愿赌服输、认罪伏法，勇敢承担起失败的责任，不要推三阻四，专心致志地找台阶下。否则的话，太没有大将的风度了。可笑的是，战败的德军将领很少自杀的，我看连国民党军都不如！结果呢？留下自己的狗命给斯大林牲口集团蹂躏罢了。

【第八章 装甲兵的发展】

（1942年1月到1943年2月）

自从1941年12月间希特勒自己兼任了陆军总司令之后，他才开始逐渐注意到兵器的技术发展问题，尤其是装甲兵。以下所引用的数字，都是军需生产部长史贝尔（Albert Speer）的副手绍尔（Saur）所提供的。从这些记录上，就可以看出来希特勒是如何热心于兵器的改进和发展，并且从这里也可以看出来他的特殊个性。

上文早已说过，在1941年11月间，有一群由武器设计专家、工业负责人和兵工署人员组成的一个考察团，来到前线访问我的军团，其目的就是研究我们最近和苏式T-34战车交战的实际经验，并且研究应该采取什么方法才能够使我们对于苏联人重新恢复技术上的优势。前线上的军官们都主张干脆将T-34照抄下来，因为这是使德军战车部队重获平衡的最简单和迅速的方法。但是设计专家却并不同意这种见解。这不仅是因为设计者对于自己的发明总会有一种自负的心理，而不愿意去模仿人家；并且因为要想大量生产T-34式战车实际上也不可能，例如那种铝质柴油引擎，就无法迅速加以制造。此外，说到钢质合金方面，德国因为缺乏原料，也较苏联居于劣势的地位。所以，就决定采取下列的解决方式：一方面生产一种虎型（Tiger）战车，这是一种60吨的重型战车；另一方面还设计一种轻型战车，叫作豹型（Panther），重量约在35吨到45吨之间。1942年1月23日，这一计划呈到了希特勒的手里。在这次会议中，希特勒就命令把战车的产量提高到每个月600辆的标准。在1940年的5月间，我们各式的战车产量，都还只有125辆。由此就可以看出来，经过了差不多两年以上的战争，对于这种最重要兵器的生产，其产量的增幅仍十分的有限。由此也可以证明希特勒和德国的参谋本部始终就没有认清战车对于战争的重要性。甚至于1939年到1941年间的许多战车的伟大胜利，也都不足以改变他们的观念。

在这次会议中希特勒所表示出的意见，都足以证明他对于战车的技术发展和战术战略上的应用，都还是没有明确的认识。他相信，炮兵马上就要使用的中空装药（hollowcharge）炮弹，足以增加对于装甲的透穿能力，所以使战车在将来的功效受到相当的打击。他相信，假使这个新发明真能达到预期的效果，那么最好的答案就是多生产自行火炮，所以他想到利用战车的车身、底盘，去改装自行火炮。在这一次会议中，希特勒要求大家照着他的这个思路去进行工作。

1942年2月8日，军需生产部长托德博士因为飞机失事而逝世。他的继任人就是史贝尔。

在3月间，克虏伯（Krupp）公司和波尔舍教授（Prof.Porsche）奉命开始设计一种重达100吨的重型战车。这个工作是在加速进行之中，所以在1943年的春天已经可以制造出来它的模型。为了加速战车的发展，所以就需要更多的设计专家，结果使平日汽车工业的设计工作都停顿了。1942年3月19日，史贝尔报告希特勒说，到了1942年10月，就可以有60辆的波尔舍虎型战车和25辆亨舍尔（Henschel）虎型战车，而到了1943年3月间，还可以再生产135辆，使那个时候的总数达到220辆——假定它们都是可以应用的。

4月间，希特勒命令为虎型和豹型战车的80mm大炮和75mm大炮，设计战车专用的炮弹。第一辆试验用的虎型战车是由亨舍尔和波尔舍两个公司制造的。

在这同一个月里面，希特勒突然又高谈到远征马耳他岛的问题，并且又命令设计12辆正面装甲厚达80mm的Ⅳ型战车，以来攻击这个岛上的要塞。不过以后这个非常重要的作战，却又反而毫无下文了。

1942年5月，希特勒批准了豹型战车的设计，交给MAN公司制造，该公司亦受命制造可运输超重型战车的运输车。这时突击炮的生产量增到了每月100辆，而Ⅲ型战车则增到每月190辆。

1942年6月间，希特勒又关心到战车的装甲是否已经够厚。他命令把Ⅳ型战车和突击炮的正面装甲增加到80mm，并且他还怀疑虎型战车80mm厚的正面装甲是否足够。所以他又命令把豹型的装甲增加到100mm的厚度。此外，他也命令设法把虎型战车的正面装甲增厚到120mm。

在希特勒对于这个计划表示完全满意。他希望能够赶快发明一种气冷式的柴油引擎，以供战车之用，这是鲁兹将军在1932年就早已表示出来的愿望，不过仅仅是过去克虏伯公司建造小型Ⅰ型战车时，曾经实现了这个理想。希特勒又详细审核战车制造的一些基本问题，并且也同意专家们所拟定的设计优先次序，那就是：火力第一，速度第二，装甲第三。但是他却是一个思想矛盾的人，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厚重的装甲是最重要的条件。他的幻想使他进入了想入非非的境界。他命令设计一种重达100吨的巨型战车，仅腹部装甲就厚到100mm，采用37倍径身的150mm火炮或70倍径身的100mm火炮。波尔舍教授说1943年5月12日可以把第一辆模型交货。1942年7月8日，希特勒命令第一个虎型战车连应赶紧送往斯大林格勒参加作战。到了7月23日，也就是15天之后，他又突然改变心意，要求最迟在9月间，虎型战车应该能在法国境内参加作战。这似乎证明了希特勒已经料想到盟军即将做大规模的登陆。

为了改良旧有的Ⅲ型战车，希特勒命令把它们改装上24倍径身的75mm火炮。他一方面十分希望提高战车的生产，但是利用战车底盘改装自行火炮的问题，在会议中又再度有过热烈的讨论，虽然大家都明知这两者是不可兼得的，要多生产自行火炮，就不免要减产战车。

1942年8月，希特勒又追问要多少时间才能够将88mm的火炮安装在虎型战车上。该炮的威力可以透穿200mm厚的装甲。他又命令将所有的Ⅳ型战车都送到工厂里去，改装长炮身的火炮，这样就可以使战车的威力大增。

1942年9月又提出了一个新的生产计划。

为了不影响战车生产，所以自行火炮的装甲都奉命改用“非硬钢”。不过，很明显现在的生产重心已经是火炮而非战车了，自行火炮是一种守势的武器——事实上它的防御效果并不理想，因为部队对于现在已经在战场上使用的自行火炮，并不感到满意。

在讨论到虎型战车的时候，希特勒认为这种战车既然是电动的（炮塔）而且又是气冷的（引擎），所以应很适宜非洲战场上的使用，不过它的续航里程却只有30英里，实在过短，应该设法增加到90英里。这个话倒是不错，只可惜说迟了一点。

这些讨论是在9月间举行的，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苦战对议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有一点就是突击炮必须要加以改良。它们应改装70倍径身的75mm的长炮，并且前面加上100mm厚的装甲，另外又把重型步兵炮装在突击炮或是Ⅳ型战车的底盘上面。有些波尔舍虎型战车本已在建造之中，现在又把它们改装成突击炮，卸下它的旋转炮塔，而改装上88mm火炮和200mm的正面装甲。在这种战车中装载210mm迫击炮的想法也曾被讨论过。无疑问的，在那个时候我们所有的战车，都不适宜于街市战的用途。反言之，正当的解决办法却不是经常的改变战车的设计，因为这会使战车的类型太多，造成零组件过于繁杂，于是使战场上修理的工作无法进行。

1942年9月，第一辆虎型战车开始参加作战。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获得了一个经验，就是对于新兵器的使用一定要有耐心，不要随便地把它试用了出来，非要等到数量足够了，再做大量的使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英法两国对于战车的使用，都是轻于小试，所以没有能够获得期待中的伟大胜利。军事专家都一致持这样的看法，我自己对于这个问题也曾发表过意见。希特勒对于这种事实当然并非不了解，但是他却急于想试验他的新武器。所以，他就命令用虎型战车去参加一次并不太重要的作战，而且地形也完全不适宜。因为在列宁格勒附近的沼泽森林地里面，重型战车只能成单行沿着森林中的小径行动，而毫无疑问的，敌军的战防炮就会在那里伏着等候它们。结果是不仅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而且还泄露了机密，使其在尔后的作战中丧失了奇袭的作用。

10月间，突击炮的产量还是占了上风：Ⅳ型战车将改装70倍径身的75mm炮，豹型战车改装71倍径身的88mm炮。另外还有40门到60门的重步兵炮被装在Ⅳ型战车的车身上。希特勒又谈到把迫击炮装在Ⅳ型战车上的问题，这种炮的炮身极短，只能当作掷雷器（Minethrower）使用。虽然新的设计是五花八门颇饶兴趣，但其真正的结果却是使最重要的战斗战车的产量反而降低。Ⅳ型战车还要算是产量最高的，在这个月里也只有100辆。不仅如此，军需生产部又主张再新造一种搜索用豹型战车。幸亏这个设想没有成为事实。

这是战车生产量方面的大致错误情形。此外，希特勒又坚持虎型战车上面一定要用长炮身且弹道平直的88mm炮；而不用口径更大、初速较低的重炮。这一点希特勒的看法并不错，因为战车炮的主要目的本是为了攻击敌人的战车，其他则是次要的。

11月间，希特勒已经把虎型战车的产量由每月13辆增加到25辆。而突击炮的产量却已经高达100辆。

到了12月初，关于战车的正确使用问题，又曾经重新提出来讨论。有人指出希特勒把虎型战车做零星的使用是很不利的。希特勒却发表高见说，在东线战场是宜于分割使用，而在非洲则宜于集中使用。针对这点，我真不懂他的所见是以何为依据的。

Ⅲ型战车现在已完全停止生产，这部分工业力量就全部改造突击炮，所以到了1943年6月，突击炮的产量已达每月220辆，其中有24辆配有轻野战榴弹炮的，这种炮的初速低、弹道高，非常适合步兵的需要，但是它的生产却使我们对付敌人战车的防御力量更形减弱了。

有一次希特勒与克虏伯公司的米勒博士（Dr.Muller）会谈，谈到他需要一种鼠型（Mauschen）战车，那是种重达100吨的重型战车。预定1943年夏天就可以完成它的模型，他希望克虏伯公司每个月能够生产5辆。

现在提出困难的报告已经开始如雪片般飞来，由于设计种类太多，而且又变化无常，所以生产上和零件的补充都已经发生了问题。

1943年1月，对于装甲、战车炮和巨型战车的问题又有更进一步的讨论。关于旧式Ⅳ型战车的垂直面决定用100mm的装甲，而豹型战车的正面装甲也是同样的厚度，至于轻型搜索用战车的生产计划则又完全取消。

这时虎型战车的装备决定为88mm长炮、正面装甲150mm、侧面装甲80mm。波尔舍鼠型战车也决定开始生产，数字提高到每月10辆。这种巨型的战车是希特勒和他的顾问们在幻想中的产物，现在连一个木制的模型都还没有做好。不过这还是一样，已经决定在1943年底开始大量生产，它的炮口径为128mm，并且还在研究使用150mm口径的可能性。

专为街市战，希特勒又下令制造一种“撞击虎”（RamTigers）。这完全是一种想入非非的幻想，它被设计为可以撞毁敌人的战车和其他的障碍物。为了使这种巨怪能获得足够的燃料，又设计了一种油料载运车。希特勒命令为战车制造一种多管的发烟迫击炮，并且宣布说直升飞机才是炮兵观察和战车联络用的最理想飞机。

1943年1月22日，希特勒又向所有与战车生产有关的人员发出呼吁说，他已经授权史贝尔部长负责提高这一方面的生产，并且表示他对于德国装甲兵力的逐渐衰颓非常关切。实际上他的敌人却是采取坚定的政策，继续不断地大量生产一种战车，那就是T-34型。

尽管希特勒也认请了这种事实，但是他的本性却无法改变，还是欢喜好奇立异，创造出许多种类的新花样。最后，陆军参谋本部也觉得这种情形是愈来愈乱，于是就想出了一个简化生产的建议，那就是除了虎豹两型以外，其余一切的战车完全停止生产，不过当时豹型战车实际上却尚未开始大量生产。希特勒居然欣然同意了，而军需生产部也感到满意，因为这使它的工作大为简化。不过这个计划却有一个极大的弱点，因为若是停止了Ⅳ型战车的生产，那么德国目前每个月就只剩下了25辆虎型战车的生产。这无疑问将使德军在最近就会一败而不可收拾。那么苏军可以不需要西方盟军的帮助，就可以单独战胜德国，并且占领全欧。地球上不会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它，如此一来欧洲的问题就早已简单地解决掉了，而我们也都会早已尝到了真“民主”的滋味了！

这个危机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装甲兵种的军官们，和希特勒亲信中比较明达之士，现在都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人，在这个最危险的关头，来担负这个重建装甲兵的重任，以使我们大家不至于同归于尽。我在战前所写的文章，被他们摆在希特勒的书桌上，他们极力劝希特勒再阅读那些文章。他们又力劝希特勒再召用我。最后他们终于成功了，希特勒同意暂时放弃对我的不信任，至少愿意和我再做一次长谈。于是到了1943年2月17日，完全出乎我意料之外的，陆军人事处打电话给我，叫我立即向文尼察（Vinnitsa）的大本营报到并与希特勒会谈。

谢选骏指出：古德里安多多少少具有这一倾向——把自己的战败责任推卸给德国装甲车质量不行。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典型的“睡不着就抱怨床不好”。因为很明显，德国的技术水平远远高于苏联。如果说苏联的武器好于德国，那么古德里安自己是怎样攻入莫斯科的？

【第九章 装甲兵总监】

接受任命与第一次行动

当我在1943年2月17日和陆军人事处通电话的时候，我对于我的前途还是一无所知。仅仅在一个星期以前，在我心脏病刚好之后，我曾经去拜访过陆军人事处长小凯特尔将军。照他谈话的口气上来判断，我不仅复职无望，而且所得的印象正完全相反。现在凯特尔的副处长林纳尔兹将军（Gen.Linnarz），却告诉我要马上赶到文尼察向元首本人报到，他不能够把这次召见的原因说给我听。不过很明显，是由于事实上的必要，希特勒才会采取这个步骤。斯大林格勒的惨败，已经使全国人心惶惶，陆军和国民的士气现在都已经降到了最低点。

在政治方面，德国在国内和国外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使情况益显得严重。自从西方国家在北非登陆之后，情况就已经急转直下。1943年1月14日到23日，罗丘二氏在卡萨布兰卡（Casablanca）举行会议，就更表示这一方面的战争已经日增其重要性。对于德国人而言，这一次会议的最重要结果“就是无条件投降”要求的宣布。这个野蛮的政策对于德国民众和德国军队都具有极大的影响作用。军人们至少会感觉到，敌人的目的现在已经是要整个毁灭德国，而并不是如他们所一向宣传的，只是为了要消灭希特勒和所谓纳粹主义。

当时，西方国家既然不愿与德国人谈和，而希特勒也无法放下屠刀。所以他的命运和德国的命运，就都悬在刀口上面，随时都有刎颈的可能。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由贝克中尉（Lt.Becke）陪伴着，坐火车到东普鲁士的拉斯滕堡，然后再改乘飞机。在火车上，我碰到了肯夫将军，他是我的老同事，从他的口中我才知道了许多去年的战事经过。我在拉斯滕堡遇见凯特尔的副官魏斯少校（Maj.Weiss），但是他也不能够把召见我的理由弄得很清楚。与肯夫将军同机飞往文尼察，19日下午到达了目的地后就先到招待所休息。

20日的上午，希特勒的副官长希孟德将军来看我。我们之间曾经有一次非常详细的长谈，谈到希特勒的意图，以及有无把它们变成事实的希望。希孟德向我解释着，由于苏军已经逐渐占了优势，所以德军的装甲兵实力已经到了非重新改革不可的阶段了。参谋本部和军需部之间已经发生了争论，更重要的是，装甲部队对于最高统帅部也已经丧失了信心，他们坚持着应该由一个真正的内行来控制这个兵种。所以希特勒才决定要我来担负这个重大的责任。希孟德就问我对于这个任命有什么意见。我就回答他说，由于国家和我这个兵种的需要，我愿意接受希特勒的任命。不过必须能取得某些先决条件，那么我出任这个职务才会有真正的作用，尤其是因为我久病方好，实在不愿意浪费我的精力，以来从事毫无收获的争执。所以我坚持我既不属参谋总长管，也不属训练军总司令管，而直接受希特勒指挥。此外在兵器装备方面的发展，兵工署和军需生产部也都应该尊重我的意见，否则装甲兵的战斗效率还是无法提高。最后我对于党卫军和空军所属的战车部队，在组织和训练方面，也应该具有同样的监督权。

我要求希孟德将我的意见转达希特勒，并且声明除非希特勒同意了这些要求，否则就不必召见我。假使他不同意，我绝不强求，还是让我回柏林去，而不必再想雇用我。我和希孟德一共长谈了两个钟点之久。

希孟德回去后不久，就又有一个通知送来，说希特勒约定与我在本日下午15点15分谈话。我准时被召见，最初希孟德陪同在侧，之后我和希特勒就退到他的书房里面去，只有我们两个人在一起。自从1941年12月20日以后，我就再没有和希特勒见过面。在这14个月当中，他似乎已经老了很多。他的态度已经没有过去那样坚定，他说话也没有过去那样流利，他的左手一直在发抖。在他的书桌上还摆着我所著的书籍，他用下列的话来作为谈话的引子：“自从1941年我们分手以来就不曾见过面，那个时候有许多的误会，这是我很抱歉的。我还是需要你帮忙。”我回答他说，只要环境许可，能够让我真正做一点有益的事情，那么我愿意接受他的任命。希特勒就告诉我说，他想任命我担任装甲兵总监的职务。希孟德已经把我的态度告诉了他，他也表示同意，就要我自己拟定一个职掌的大纲，再送交他批准，他又提出他已经把我在战前所写的文章重读了一遍，发现我对于未来的发展，有许多地方都已经很正确的预言到了。所以现在我可以有机会将我的理想变成事实。

希特勒接着就转而论及当前的军事情况。他也认清了由于斯大林格勒的大败，和我们在东线上的撤退，已经使我们无论在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和精神方面都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此外他又重申他的决心，准备坚守到底，并迅速地使战局好转。我这第一次和希特勒的久别重逢，一共历时45分钟，所有的谈话都是说的公事，到16点钟才结束。

我第二个要见的人就是陆军参谋总长蔡兹勒将军，目的是要明了当前的军事情况。那天夜间我又和一些老朋友们一起闲谈。因为我已经闲散了很久，有许多事情我都已经脱了节，所以希望他们向我解释解释。他们告诉我德国人在占领区的行政实在是太坏。那些行政人员简直是把乌克兰人化友为敌。所不幸的，就是我们军事当局对于这种政策根本就无力干涉。那是由党卫军人员所主管的，他们不必征得军方的同意，甚至于完全违反了军方的意见。只有出了乱子之后，我们才会晓得。

2月21日那一天，我和约德尔、蔡兹勒、希孟德、英格尔（Col.Engel——他也是希特勒的一位副官）四个人整天举行会商，把我的职权草案的大纲算是完全敲定了。

2月22日，我又飞回拉斯滕堡，与凯特尔元帅讨论，但他当时并不在文尼察的大本营。23日，训练军总司令弗洛姆也被邀请赴会。过了几天这个文件就草拟完成了，并在2月28日获得了希特勒的签字批准。因为它就是我以后数年活动的基础，所以在这里将它的原文大概节   

录如下：

命令

摘由：装甲兵总监的职权

时间：1943年2月28日

地点：大本营

（一）装甲兵总监对我负责，促进装甲兵种的将来发展，以使其成为决胜的武器。该总监直属于我个人。他具有与军团司令相当的指挥权，并为装甲兵种的首席军官。（注：此处所谓的装甲兵种包括：战车兵、装甲师中的步兵部分、摩托化步兵、装甲搜索部队、战防部队和重突击炮单位。）

（二）与陆军参谋总长会商后，装甲兵总监对于装甲部队及陆军中的大型机动单位的组织和训练，都负有全责。根据我的命令，他的管辖权还可以及于党卫军及空军的装甲部队，但我保留着最后的决定权。关于技术发展和生产计划方面，应与军需生产部会商后，提请我批准。

（三）因为装甲兵总监是该兵种的首席军官，所以该兵种的训练部队也由他指挥。他应负责使野战军的人员和物资的供应，源源不绝。在我指导之下，他有责任决定各部队所应该分配的车辆数字。

（四）装甲兵总监对于装甲机动部队的补充，一定要使其能符合既定的计划。此外对于已经没有战车的装甲兵员应如何使用，他应和陆军参谋总长咨商后再做决定。

（五）凡与装甲兵指挥、装备、训练、组织有关系的战斗经验报告，装甲兵总监都有审核的权限。在这一方面，他有权视察或校阅国防军和党卫军的一切装甲部队。他更有权与野战军中的各装甲部队，直接通信以讨论这些问题。他的意见和结论应送请有关单位，及军需生产部加以注意采纳。关于装甲兵的训练组织规程等项文书，都由该总监负责颁发，凡与其他兵种合作有关者，则应与参谋总长会商发行。

（六）装甲兵总监由于具有该兵种首席军官的地位，所以具有下列的权限：（1）指挥所有的机动训练单位和预备部队，（2）连同短期训练在内的一切机动兵种的学校。

（七）在有关职权之内，装甲兵总监有权向陆军参谋本部各单位下达训令。同时各单位也应该奉命与他合作，并提供他以一切的便利。

元首希特勒

这个命令使我具有相当大的权力，而且是其他兵种的首席军官都望尘莫及的。他们几乎完全没有自主权，一切都受着参谋本部的控制，所以很少有所建树。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过去这种制度会一点成效都没有，有经验的军官都愿意赶快回到前线上去，而不愿意从事这种有名无实的工作。不过我这一次的出任装甲兵总监，却把这种颓风振奋了起来。很明显的，陆军参谋本部，尤其是参谋总长，对于我拥有这样的大权，是很不满的，因为他们觉得这无异于是侵占了他们的权力。结果使以后在许多地方我都遇到阻难，这种恶感一直维持到战后尚未了结，还是有人恶意中伤我。实际上这种新规定对于全体陆军而言，是有益无损的，对于装甲兵的发展更是大有裨益。

在这个原稿中只犯了一个重要的错误，那就是有关炮兵的部分。本来突击炮是属于炮兵的范围，但是我却把它们列入装甲兵的范围。我这一想法具有很充分的理由，因为突击炮的生产已经把战车的生产总量吃下去了一大部分，而且因为它们的火炮威力不够，又不能担负理想中的战防任务。效力更差的却是那些旧式的战防炮营。他们所使用的火炮还是用半履带车辆牵引的，炮弹的穿透力不足以击穿敌人的战车，所以实在是一种无用的废物。因为如此，我就想对它们做全面的革新。但是不知道是谁在原稿中的“突击炮”一项上加了一个“重”字，这我没有注意到，于是装甲兵总监的控制权就只能以重突击炮为限，而这种武器还刚刚问世，它们就是以虎型或豹型的底盘所装成的战车歼击车。所以在我发现了这个诡计之后，我就不免抱怨说，这不是和我个人开玩笑，而是和整个陆军的战防部门开玩笑，其结果必定会使整个陆军都要吃亏。

当这个任职命令还正在公文旅行之中，我就飞回柏林部署我的人事，并且准备立即开始工作。我的办公室还是设在战前我当机动兵总监时的旧址。参谋长一席我请了一位具有充分作战经验的老装甲战士托马勒上校（Col.Thomale）担任。他对于这个新职务始终充满热忱，并尽了最大的努力，直到德国崩溃。无论个人品性方面或职业能力方面，我都有深庆得人之感。另外还有两个参谋军官和我在一起服务，一个管组织，一个管人事。前者是费尔中校（Lt.Col.Freyer），他已经负有重伤，所以不适于前方的工作；后者是考夫曼少校（Maj.Kauffmann），他是一位精力充沛的青年。不久他的位置又为富尔华兹少校（Maj.von Wollwarth）所接替。我的副官是马克斯中校（Lt.Col.Prince Max zu Waldeck），他也是一个受了重伤的人。在装甲兵种的每一部门，每个主管都有一位助手：这些人都是在前线具有充分经验的，且年纪比较大或是受了重伤，至少需要在后方休息一个时期的。当他们身体康复之后，就又可以重新调往前线工作。利用这种前后方轮换的方法，装甲兵总监部就可以和前线上作战的部队维持着密切的关系。为了主管装甲部队的训练，另外在国内军的范围中设立了一个装甲兵监，由艾贝尔巴赫将军负责。他的参谋长同时也是国内训练军总司令部的装甲兵科的主管人。利用这种安排，我和弗洛姆始终都能够维持着密切的合作。关于学校和训练班方面，也另外有专人主管，那就是豪恩希德将军（Gen.von Hauenschild）。最后，我又派了一些军官充任我与前线部队之间的联络官。这样就可以使我与前线的实际发展不至于脱节。

在教材的发行方面，由蔡斯上校（Col.Theiss）负责，我和他在1938年就已经认识，那时他还是旧奥地利军队中的一位战车营长。他一直任职到德国崩溃时为止，而且他对于战史的资料搜集，具有很大的贡献。

在柏林我又去拜访许多部门的主管人，这些人都是与我未来工作有合作关系的。在这许多人中间，有一位是空军方面的米尔希元帅（Marshal Milch），那是我战前就有深交的老朋友。他把当前的政界内幕分析给我听，内容十分精彩。他又告诉我，在这许多纳粹要人当中，只有几个人是希特勒的真正心腹，具有重大的影响作用，对于这些人，他劝我都去拜访一番。那就是戈培尔、希姆莱和史贝尔，最后这个人正是军需生产部长，那本是我一定要去看的人。

由于米尔希元帅的建议，我就在3月3日去拜访戈培尔博士，当面报告他我已经出任装甲兵总监的新职。他用非常友好的姿态招待我，并且立即与我长谈，讨论到一般的政治军事情况。在希特勒的心腹当中，戈培尔无疑问是个聪明绝顶的人才。他可能对我当前的情势有所补益。所以我马上就感觉到，应该使他明了军事方面需要有一个高级领导的重要性。这虽然是我和他的第一次谈话，但是我觉得他这个人很有理性，所以我就不顾一切地把老实话讲给他听。我指出在我们现有的最高指挥系统当中，不仅组织不够健全，而且到处都有人事上的冲突。我又把种种叠床架屋的现象解释给他听，例如OKW、陆军、海军、空军、党卫军、军需生产部都可以各自为政，所以使一切的指挥领导都混乱不堪。这样就使希特勒本人不能不多管不相干的小事，而使他感到应接不暇。因为希特勒本人并没有受过正规参谋业务的训练，所以他最后还得指派一个能力较佳的人，担任三军参谋总长，这个人应该有实际指挥的权限，其能力要比凯特尔元帅高明，因为这是一个很困难的职务。我要求戈培尔能够以一种适合的方式，将这个意见转达希特勒，因为从一个文人身份且又是最亲信的人口里提出的意见，也许可以有较大的效力，同时根据我过去的经验，希特勒对于军人是一向不太信任。戈培尔博士也很坦白地表示这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但是他答应我，只要有适当的机会，他一定会根据我的意见力劝希特勒改组他的最高统帅部。

在这一个阶段中，我也去拜访了史贝尔，他也以友好和公开的态度来欢迎我。在以后几个月当中，我和这个聪明而天真的人合作得非常轻松而愉快。史贝尔的一切见解和决定都是合理考虑的结果，他不受私人好恶和恩怨的影响。在那个时候，他还是希特勒的一个狂热信徒之—，但是他却具有独立的头脑，他能够看清现有制度的错误和弱点，并努力加以纠正。

为了明了德国现今战车工业的生产情形，我又访问了各地的工厂，亲自去视察实际的情况。

最后，我又为1943年的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Panzergrenadier——由从前的摩托化步兵师改编而成）拟定一个新的组织方案，这个方案估计可以适用到1944年。我的意图是尽量节省人力和装备，而改用新的武器和新的战术，来增强战斗力量。出于这个目的，我就要求在3月9日与希特勒举行首次的会商。我和我的参谋长一同飞往文尼察。我发现一大堆的高级将领都集合在那里，想要看看我的第一次登台表演。当我看见有这样许多人进入会场，使我大感不愉快，因为我原先只想在极少数人的面前陈述我的意见。这也是我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不该将我所想要提出的意见，写成了一个节录先送给希特勒的侍从室。所以现在凡是关心我这个计划的人就都来了，其中有OKW的全体人员，陆军参谋本部的高级人员，步兵总监和炮兵总监，最后还有希孟德，希特勒的副官长。这些出席的诸位先生们对于我的计划都发表了批评的意见，尤其是我主张把突击炮也交由装甲兵总监控制，并且要使现有各步兵师中的战防单位，也换用新式的突击炮，最引起他们的反对。因为许多人反对我，所以这个会议一开就是四个钟点之久。当散会之后，我已经是精疲力竭，所以走出会场之后，我就昏倒在地上。幸亏我只昏倒了片刻，马上就醒转了，其他人也就不知道有这一回事发生。

在这一次会议之前，我曾经自己准备了一个备忘录，很碰巧这个文件现在还保留着。因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料，所以我现在把它的要点摘录如下：

会议备忘录

（一）1943年的工作就是要供给一部分的装甲师充分的战斗效率，使它们能担负有限目标的攻势。

到了1944年，我们就要准备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一个装甲师，只有当它的战车和它的其他种类的兵器和车辆，保持一种正确的比例时，才会具有充分的战斗效率。德军每一个装甲师，照原定计划应具有4个战车营，换言之，全师战车总数约为400辆。若是战车的数量已经减到400辆以下，那么他们的全部组织就已经不能和攻击力量相称，在目前，很不幸的，我们没有一个装甲师可以说是具有充分的战斗效率。

我们希望今年甚或以后多少年内能够获胜，主要的关键就是要重新建立这种战斗效率。假使这个目的能够达到，再加上潜水艇和空军的合作，我们就可以赢得这一次的战争。否则陆上的战争就一定会旷日持久，而使我们蒙受着重大的死伤数字。

所以当前的问题，是不要再延迟，应无视所有任何方面的特殊利益，而一心一意来重建装甲师的完整战斗效率。从这一方面说来，是宁可只有少数的精兵，而不要滥增许多装备不够完善的单位。这种装备不够完善的单位也照样需要许多的车辆、燃料和人员，但是从效率上看来却是完全不成比例。它们对于指挥和供应而言，都是一种负担，并且还阻塞了道路。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所以我就拟定了一个1943年适用的组织系统表。这个图表已经遗失。

（二）关于战车装备方面，有下列诸点应加以注意：

目前我们主要的战车还是Ⅳ型。就目前非洲和东线的补充所需，以及训练方面的需要量而言，现有的生产量每一个月只够成立或再装备一个战车营之用。此外，在1943年，可以预计成立若干使用有限的虎豹两型战车的战车营。不过无论如何，豹型的各战车营在7、8月以前，绝无参加作战的可能性。

所以，为了从速补充装甲师，使其具有相当的战斗效率，我建议使用现在保有相当生产数量的轻突击炮。

我主张一个月至少应有一个战车营，以轻突击炮进行再装备，然后把它编入现有的各装甲师，这个办法应一直持续下去，等到战车的产量足以完全满足装甲师的需要时，再来调换。

此外，在不影响虎型和豹型的生产条件之下，Ⅳ型战车的产量在1944年到1945年之间，应尽量予以提高。

（三）为了配合1944年的需要，我主张每师的战车团扩编为战车旅，每旅辖4个营。

这种扩编所需要的战车，由Ⅳ改良型、豹型和虎型战车的产量，以及使用轻突击炮来凑足。这种突击炮装在Ⅳ型战车的底盘上，采用48倍径身的75mm火炮。

另外一个增加战车数量的方法，就是使战车的寿命能够延长。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又有下述的四个必要的条件：

（1）对于新的模型，例如豹型，应有彻底的试验，使其尽善尽美，才开始做正式的使用。

（2）对人员应有彻底的训练。

（3）对于训练单位应给与充足的示范装备。

（4）持续的训练与充足的训练时间。没有完成训练的部队不要轻易调用。

（四）要想在战场上获致成功，最主要的办法就是在适当的地形条件之下，在具有决定性的地点，突然地集中极大量的装甲兵力，在数量和装备两方面都需要有奇袭的效力，始可以奏效。

因为如此，所以下列就是必要的条件：

（1）次要的战场不补充新型的战车。在这些地区的装甲兵力以使用俘获的战车为限。

（2）把所有的战车单位（包括虎型、豹型、Ⅳ型和轻突击炮），都一律编成装甲师和装甲军，由对于装甲兵运用具有经验的专家加以指挥。

（3）在尚未发动攻势之前，应首先考虑地形的条件。

（4）新的装备应暂时保留（就目前而言，为虎型、豹型的战车，以及重突击炮），一直等到数量足够保证奇袭式的胜利时，始大量地投入战场。过早地把新武器用在战场上，只会使敌人在明年可以生产出有效的防御工具，而我们自己在短时间之内，却反而无法应付。

（5）避免成立新的单位。旧有的装甲师和摩托化步兵师的基干都是一些具有优良训练的专门人员，用来重新编组他们的师，是最有价值的。新的单位绝对不会具有同等的价值。

目前这种让装甲师长时期担负纯粹防守任务的办法，完全是一种浪费。这会使这些师无法恢复他们的实力，而延误他们完成攻势准备的时间。所以目前的重要工作就是要把在前线上困守的装甲师的残部，撤到后方来加以整编。

（五）战车防御的任务逐渐由突击炮来担负，因为用其他的战防武器来对付敌人的战车，不是效力微弱，就是要甘冒极大的损失。

所以在主战场上，每一个师都要补充相当数量的突击炮。在次要战场上应由较高级单位控制一部分突击炮以作总预备队，而各师则暂时使用自行火炮。为了节省人力和物力起见，突击炮营和战防营应逐渐合并。

新型重突击炮只使用在主战场上，担负特种任务。它们是主要的战车歼击工具。新型70倍径身的75mm突击炮的价值尚未加以试验。

（六）装甲搜索营已经变成了装甲师的继子。它们在非洲的价值是很显而易见的，虽然在东线战场却很少表现，不过这只是偶然的例外。假使我们希望在1944年发动大规模的攻势，那就一定需要适用的地面搜索单位。其必要的条件如下：

（1）需要足够数量的一吨重的轻型装甲人员载运车（此时已在生产中，不久即可开始使用，它是半履带的）。

（2）要有一种快速的（每小时35英里到45英里）装甲搜索车辆，并配有适当的装甲和武器。目前还没有这种车辆。我要求我有权与史贝尔部长共同商决这件事。

（七）对于装甲步兵师而言，最主要的问题是继续大量生产3吨重的装甲人员载运车，对于它的设计不要再加以改变，以期生产数量可以早日足额。装甲工兵和装甲通信兵也可以采用这种车辆。

（八）装甲师和摩托化师从现在起，应该配备相当数量的自行火炮炮车，这本已经是十年前的一贯要求。炮兵观测人员应使用最新型的战车。

（九）这一次会议中的最重要要求，是下列几项：

（1）批准装甲兵总监部和它的附属单位的各项组织法。

（2）批准这些编制表。

（3）将一切突击炮兵都拨交装甲兵总监控制。

（4）取消成立新装甲师的计划，把这些单位连同空军的装甲单位在内，都照新编制表加以改编。

（5）批准1944—1945年间的继续生产Ⅳ型战车的计划。

（6）设计新型装甲搜索车。

（7）进一步研究制造70倍径身的75mm轻突击炮是否必要？可以仍用48倍径身的75mm火炮以增加产量。

我所提出的各点，都引起了热烈的讨论。最后除了装甲兵总监可以控制全部突击炮单位这一点以外，其他各点，他们至少理论上都一致表示赞成。关于这一点曾经使整个会场都为之骚动。除了史贝尔以外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人是拥护我的。连希孟德也反对我，他提出目前只有突击炮这一样兵器，可以使炮兵们也能够获得骑士级的铁十字勋章。希特勒用一副乞怜的表情看着我，然后说道：“你看他们大家都反对你。所以我也无法批准这一点。”这个决定产生了严重的后果：突击炮仍然是独立的兵器；战防营依然继续使用那种效率不高的牵引式战防炮，而步兵师始终没有适当的战防装备。9个月以后，希特勒才认清了这个错误，可是一直到战争结束时为止，这个错误的结果还是没有能够补救起来。至于其他的方面虽然原则上已经批准，可是执行的时候还是问题颇多。尤其是关于下列这一点：我主张赶紧把装甲师的残部由前线上抽回，及时加以整训，以使最高统帅部可以拥有一支机动的总预备队。我们的最高军事当局不懂得强大机动战略预备部队的重要性，是使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希特勒的军事顾问们也应该分负这个责任，因为他们不仅不支持我，而且实际上还阻挠我的工作。

3月10日，我回到柏林开始工作。3月12日我去视察温斯多夫（Wunsdorf）的战车学校；17日又去视察在卡塞尔（Cassel）的亨舍尔工厂，那里生产着虎型、豹型的战车和88mm战防炮。3月18日我又到爱森纳赫（Eisenach）去视察第三百战车营，它负责遥控战车的研究，当天也顺便访问了战车军士学校。3月19日又在路根华德（Rugenwalde）参加一个兵器展示会，希特勒也出席参加。所展示的武器有下列三种：分别为古斯塔夫（Gustav）列车炮、斐迪南（Ferdinand）战车和附加装甲侧裙（Aprons）的Ⅳ型战车。

“斐迪南”式的战车就是波尔舍教授所设计的一种虎型战车，一门70倍径身的88mm火炮装在一个固定的电动式炮塔里面，完全像一辆突击炮。除了这一门单独的长炮以外，就再没有其他的武器，所以完全不适宜于近战之用。尽管它具有厚重的装甲和优良的火炮，但仍存在致命的弱点。不过因为它已经生产了90辆之多，所以我还是要设法来利用它，但是站在战术的立场上看，我却不能同意希特勒的乐观看法——他对波尔舍设计的武器充满信心。我最后成立了一个战车团，下辖两个营，每营45辆战车，把它们都编进去了。

侧裙是一种钢板，悬挂在Ⅲ型、Ⅳ型战车和突击炮的侧面和后面，其目的是要抵消苏联步兵战防武器的威力，否则这些车辆的轻装甲是经不起一击的。这个发明倒似乎是很有用处。

“古斯塔夫”是一门口径800mm的强力列车炮，它必须有双轨铁路始能运动。这个本来与我无关，可是表演完毕之后，希特勒却突然叫住我说道：“你听呀！米勒博士刚刚向我说，‘古斯塔夫’也可以射击战车。你认为怎样？”我想到希特勒也许就会命令大量生产这种东西，真使我一时很难开口，不过马上我就鼓足了勇气回答他说：“射击当然是可以的，但是我敢说，却是绝对打不中。”米勒博士当时和我大吵了一场。这种炮每装一颗炮弹需时45分钟，它怎样会打得中一辆战车。以后米勒本人也自认自己是胡说。

3月22日，我又和戈林伞兵装甲师的师长讨论如何改组他们的部队（这是一种完全由空军人员组成的部队）。当时他们的人数有34000人之多，而却只具有一个师的实际战斗能力，多数的人员都在荷兰过着很安逸的生活。即令在1943年，我们的补给问题已经很严重，这种情形当然使人难以忍受。

最后，到了3月底，根据我们最近的经验，装甲步兵师的新组织也终于做了最后的决定。

哥尔德内博士的来访

这个时候，我正忙得要命，突然我的老朋友拉本劳将军（Gen.von Rabenau）带着哥尔德内博士（Dr.Goerdeler）来访，因为这位博士极希望和我恳谈一次。哥尔德内向我解释说，因为希特勒已经无法胜任德国的总理兼三军统帅的重责，所以最好还是设法停止他的职权。他详细说明了一种改组政府的方案，这个方案在理论上的确是很有价值，不过哥尔德内却并没有这个实力，能使它成为事实。即令他的计划成功，他也还是无法获得国外的支持。他曾经设法和外国取得接触，但是结果却使他很失望。即令他能够推翻希特勒，我们的敌人还是不会放弃无条件投降的口号。

我问他怎样去限制希特勒的权力。他说应该把希特勒圈禁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使他只担任名义上的元首。我又问他如何对付那些纳粹的要人，他说这要让国防军来决定。可是哥尔德内博士的计划，却并不曾获得任何现役将领的赞成。他要求我，在访问前线的时候，顺便把他的这个意见提出来，征求其他高级将领的同意。我又问他到底是什么人在领导这个运动，他告诉我是前参谋总长贝克上将。贝克这个人一向是群疑满腹，做事畏首畏尾，我对他具有深刻的认识，知道他绝对不适宜于这种工作。他不能当机独断，他在军队中也并不孚众望，要发动一个政变，实在是一个最不合标准的领袖。他是一个哲学家，而不是一个革命者。

希特勒的个人错误和纳粹党的弱点，即令照我看来，也觉得应该加以推翻的。不过自从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接着我们的敌国也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所以一切的行为就不可以不特别谨慎，否则很可能会招致大祸。我认为哥尔德内的计划绝对是有损无益，而且根本上不可能成为事实，所以我拒绝参加。和陆军中其他的将领一样，我还是效忠于我的誓词，所以我便劝哥尔德内博士放弃他这个计划。

尽管我提出了反对的意见，他还是要求我代他向其他的将领征询意见。我答应我可以照办，我的意思是好让这位理想家知道军人中采取我这态度的人，绝不只是我一个，这样也许可以打消他这种幼稚的想法。以后在4月间，我又和哥尔德内博士见了一次面，当时我就告诉他在陆军中，没有一位高级将领同意他的看法。其理由不仅是受了誓词的束缚，而且也因为前线战况极为危险，所以大家都不敢轻举妄动。于是我又再度劝他放弃这个计划。

在谈话中，哥尔德内博士曾经否认有任何暗杀希特勒的企图。最后他要求我严守秘密。我一直遵守我的诺言到1947年为止，因为在那一年有一位希拉布仑多尔夫律师（von Schlabrendorff）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作《反对希特勒的军官们》（Offiziere gegen Hitler），这本书的内容证明哥尔德内博士和拉本劳将军都并没有遵守他们的诺言，并且对于我有不确实的记载。所以我不能不加以答辩。

在1943年4月以后，我就再没有和哥尔德内博士再见过面，而且我也不曾听到过他的消息。

现在就让我再转过笔来，叙述军事方面的故事。

卫城作战计划

1943年3月29日，我飞到设在扎波罗热的南方集团军总司令部，去访问曼斯坦因元帅。他最近在这一战线曾获得了一次相当漂亮的胜利：由于在战术上使用装甲部队颇为得当，他已经重新夺回了哈尔科夫城。我飞到这里来访问曼斯坦因的原因，就是为了要知道虎型战车营的作战成绩，因为大德意志师和希特勒近卫师都曾经使用这种战车。在他的总司令部中，我又遇见了我的老朋友——霍斯，第四装甲军团的司令，他也把他个人的经验完全告诉了我。这一次我又再度认清了希特勒的心胸是如何狭窄得可怜，以至于他无法把像曼斯坦因这样优秀的人才，容纳在他的身边。他们在个性方面是太对立了：一方面，希特勒具有高度的幻想力和意志力，另一方面，曼斯坦因也是一个真正的军事天才，是德国参谋本部制度中所培养出来的少数杰出之士，他冷静，敏感，是我们当中第一流的战略头脑。以后，当我担任陆军参谋总长的时候，我曾经一再地向希特勒提议，希望他能够任命曼斯坦因做OKW的主管人（即三军联合参谋总长），以代替那个疲软无能的凯特尔，但是结果却毫无效果。实际上，凯特尔对于希特勒是遇事逢迎，伺候得希特勒很舒服满意，他不要等到希特勒开口，就已经把他所要交办的事情都做好了。反言之，与曼斯坦因在一起共事，却并不会那样的愉快，他有他个人的意见，而且敢于高声地把它说出来。因为我曾经一再地饶舌，所以最后，希特勒就回答我说；“固然曼斯坦因可能是参谋本部中曾经产生过的最好的头脑，但是他却只能运用新锐的兵力，而不会运用我们现在这样的残兵败将。因为我们现在既然没有新锐的兵力，所以我不能让曼斯坦因担任这个职务。”实际上，这当然完全是遁词。

以后我就飞往波尔塔瓦，那是肯夫将军的军团部所在地，3月30日我去视察大德意志师，31日又去视察党卫军近卫师和克罗贝尔斯多夫将军（Gen.Knobelsdorff）的军部。我到这三个司令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研究虎型战车的最近作战经验，由此对于这种战车的战术和技术性能，才可以有一个综合的了解，进一步就可以知道虎型战车的单位究竟应该如何编组，以适合未来的需要。最后我又折回扎波罗热与曼斯坦因再度会晤，这样就结束了我出任装甲兵总监之后的第一次前线视察之行。

回来之后，我又立即与史贝尔会谈，讨论到虎型和豹型战车的生产问题。在4月11日我又到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去谒见希特勒，也是讨论这些问题，这还是我第一次到希特勒的离宫里面去观光。在他这所别墅里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至少是在我有资格参观的这一部分，每两间房子之间都设有连通着的房门。那个仅有的巨型的会议室，可以说是相当的华贵，从那间房子的大窗户里面，可以居高临下看到对面的优美风景。在火炉的周围，有一块高起的地区，那是希特勒在每天所谓黄昏汇报之后，和他的亲信们和女秘书们，在那里尽情欢乐几个钟点的地方——我可没有那个福气参加这种盛会。

在同一天之内，我又去拜访希姆莱，其目的是为了讨论党卫军中装甲部队的组织问题，以便能与整个陆军互相配合。我的努力只获得了一部分的成功，尤其是尽管我一再主张不要成立新的单位，但是希姆莱并不表示同意。固然在3月9日的会议上，希特勒大体都是尊重我的意见，但是关于党卫军方面，他和希姆莱却另有一重心事。希特勒根本上就不信任陆军，所以他要组织一支私人的军队，作为他的最后资本。由于希特勒和希姆莱采取这种政策，才使党卫军在战后，为天下所诟病。在战时，由于党卫军们的一切装备补充都居于优先的次序，也引起一般陆军的不满。幸亏德国军人都有一种不自私的美德，所以在前线上才没有引起太大的纠纷。

4月12日，我又去拜访空军参谋总长耶学尼克上将（Col.Gen.Jeschonnek）。我发现他已经是疲惫不堪，从态度上就可以看出来他早已丧失了勇气和信心。我既无法和他开诚布公地讨论到空军和装甲兵的合作问题，也更无法和他建立一种私人间的感情。不久之后，在1943年8月，由于受了希特勒和戈林的斥责，耶学尼克就黯然自杀了。他这样的做法，正是步着他的伙伴乌德特（Udet）的后尘，乌德特是在1941年11月自杀的，因为他实在无法解开他自己所面临的矛盾：一方面，他认清了战争的需要，但是另一方面，却无法使花花公子戈林革除他那个懒惰无能的作风。我也曾经要求和戈林面谈一切的问题，可是这位大元帅为了非军事性的活动，占据了太多时间，所以实在无暇来接见我这个不重要的小人物。

回到柏林之后，我在4月13日又曾经和希孟德做过一次长谈。非洲的情况是已经毫无希望了，所以我要求希孟德帮助我把那里许多优秀的战车人员，设法抢救回来，尤其是那些具有许多年经验的指挥人员和技术人员，那简直是无价之宝。但事与愿违，要么，就是我没有能够说服希孟德，不然就是他没有出力去劝说希特勒，因为第二天我再向希特勒提出同样的要求时，他却漠然视之，所以毫无结果。面子问题常常战胜了常识，有许多飞机都是放空飞回意大利，若是能够把那些重要的人员顺便装运了回来，那么对于尔后装甲部队的编组，都具有无与伦比的价值。这一次的会谈是在4月29日举行的，地点还是贝希特斯加登，在同一天之内，我也和布尔（Buhle）、凯特尔和史贝尔三个人，讨论到组织与装备的问题。

4月30日，我由贝希特斯加登飞到巴黎，目的是要拜访西线战场总司令龙德施泰元帅，并且视察他这个战区的装甲部队；同时我也想亲自去考察大西洋长城的真正实力，看它对于战车的登陆到底有多大的抵抗力。在鲁昂（Rouen）的第八十一军军部中，我遇到了1940年法国战役中的旧同僚昆特森将军（Gen.Kuntzen），彼此对于海岸的防御问题曾经有一番讨论。以后又到伊沃托（Yvetot）视察第一百战车团，这个团所用的装备还是过去虏获的法国战车。我没有再继续前进，因为希特勒有电报来，叫我到慕尼黑去开会。

5月2日我才到了慕尼黑。第一次会议在5月3日举行，而第二次则在5月4日举行，这个时候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将军也从柏林赶来，并且带来许多新的资料。出席这次会议的包括OKW和OKH的各重要人员、南方集团军总司令曼斯坦因、中央集团军总司令克卢格、第七军团司令穆德尔、军需生产部长史贝尔等人。所讨论的最主要问题就是在1943年的夏季，东线战场上这两个集团军是否应该发动一次攻势。结果，陆军参谋总长蔡兹勒就提出了一次攻击计划，主张用双重包围的攻击来消灭苏军在库尔斯克以西的一个巨型突出地区，假使这个作战获得成功，就可以击毁一大批苏军的兵力，使苏军的进攻力量大为削弱，从而使德军在东线战场上居于有利的地位。这个问题在4月间早就已经热烈讨论过了，不过因为刚刚在斯大林格勒经历惨败，而且东线战场上南面侧翼上又一再地受到挫折，所以此时要做大规模的攻击，似乎不太可能。可是，现在蔡兹勒却认为使用新型的虎、豹战车，即足以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从而在东线战场上重新获得主动的地位。

希特勒首先致开会词，历时三刻钟。他首先说明东线战场的实际情况，然后又接着说明参谋总长的计划，以及穆德尔将军所提出的反对意见。穆德尔所提出的意见，是以情报为根据，主要的都是以空中照相为基础，由相片上可以看出来苏军在德军准备进攻的地区中，已经准备好了纵深和非常坚强的防御阵地，苏军早已把他们的大批机动部队，撤出了这个突出地区，为了预防我们将会使用钳形的攻势，他们对于可能的突破点都早已使用强大的炮兵和战防部队来加强它们的防务。穆德尔根据这些情报就得到了一个简单的结论，敌人对于我们这个攻势早已在预料之中，所以要想成功，就必须采取一种全新的战术路线，否则就不如放弃这整个的构想。照希特勒说明穆德尔意见时的姿态看来，就可以知道他对这项看法深为重视，同时也表示出来他并不赞成蔡兹勒的意见。他现在首先要求曼斯坦因元帅发表他对于蔡兹勒计划的意见。曼斯坦因这个人，当他和希特勒面对面的时候，常常有词不达意之感。他认为要是在4月间发动这个攻势，则成功希望颇大，到了现在就很成疑问了，同时他又说至少还要再增加两个步兵师的生力军，他才有能力发动攻势。希特勒却告诉他生力军是绝对无法筹措到的，曼斯坦因也就没有再坚持下去。希特勒接着又询问克卢格元帅的意见，他的措词很含混，不过大致是赞成蔡兹勒计划的。我接着就要求希特勒准我发言，并且立即宣布这个攻击实在是毫无意义：我们刚刚完成了东线战场部队的再编组和再装备的工作，若是此时照陆军参谋总长的计划实行进攻，则战车方面势必会受到严重的损失，而这是1943年一年中的产量所无法补充的，其实我们新战车的产量是应该用来成立西线战场上的机动总预备队，因为盟军在1944年一定会企图登陆的。此外，我又指出，虽然参谋总长对于豹型战车是期待颇殷，可是事实上技术方面的困难还非常多，在发动攻击之前，不一定可以完全解决得了。站在生产方面的立场，史贝尔也支持我的意见，不过在场的诸人当中，就只有我们两个人是公开反对蔡兹勒计划的。希特勒当时还是犹豫不决，所以在那一天并没有能够得到一个结论。

除了军事方面的争论以外，在慕尼黑会议时，我私人方面还遭遇到了一件大事。自从1941年12月以后，这是我与克卢格元帅久别后的第一次重逢。他向我打招呼的时候，态度很不友好，所以就更触痛了我的旧创痕，因此我对于他的态度也是非常的冷淡。在会议之后，克卢格请我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去，要我解释为什么采取这样冷漠的态度。我就老老实实告诉他，因为他对于1941年12月间的误会，始终没有给我一个圆满解释，所以我的感情是已经伤透了。结果我们又不欢而散。

不久之后，希孟德到柏林来看我，把克卢格写给希特勒的一封私信带给我看，信中的内容是说准备要与我决斗。克卢格明知希特勒早已明令禁止将军们在战时举行决斗，所以就故意作此姿态。

希孟德就代表希特勒向我致意，说希望大事化小，把这个误会设法结束了事。为了表示服从希特勒的命令，我写了一封信给克卢格，说假使我在慕尼黑的行为有对不起他的地方，希望他能原谅。不过因为他在1941年对我曾经做过恶意的中伤，所以我实在无法不采取那样的行动。

在战车生产方面，由于我的主张，Ⅳ型战车还是继续生产，一直要到豹型战车可以大量生产时才停止。对于主要的战车生产中心，也已经奉命开始加强防空的准备。在5月4日的会议中，我又要求对于战车工厂的设备应有双套的准备，可是史贝尔的主要助手绍尔先生却反对这个意见，他认为敌人现在只会集中全力来炸毁德国的航空工业中心，对于战车工业还没有余力来加以顾及。

希特勒在5月10日回到了柏林，又把我喊到总理府中去商讨豹型战车的生产问题，因为工业界认为他们已经不可能完成预定的计划。为了弥补这个损失，工业界答应以后再努力生产，准备在5月31日交出324辆的总数（原定是250辆）。在会议结束之后，我抓着希特勒的手问道，我能不能够向他坦白地说几句话。他说我可以这样，于是我就力劝他放弃东线战场的攻击计划。其实他早已经看出来了这计划的困难，而且是得不偿失，会使我们在西线方面的防务受到相当严重的损失。最后我向他问道：“你到底为什么今年一定要在东线进攻呢？”说到这里，凯特尔就接腔说：“我们因为政治上的理由，必须要进攻！”我回答他说：“你想想看，到底又有几个人知道库尔斯克是在什么地方？我们攻下了库尔斯克与否，对于全世界而言，都是一件无关痛痒的事情，所以你为什么一定要在今年发动攻势呢？”希特勒回答我说：“你说的一点都不错。我一想到这个攻势，就不免要作呕。”我回答说：“你对于这个问题的反应是一点都不错。所以就搁置它吧！”希特勒就向我保证说，他并没有决定要实行这个计划，这样就结束了这一次谈话。除了现在已经不在世的凯特尔元帅以外，当时在场的人还有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和生产部的绍尔先生，他们都可以当作这一段故事的人证。

第二天我又乘火车到勒特曾去，我的幕僚都暂时住在那里，所以我要去看看我们的一切设备布置得怎样。5月13日，我又和史贝尔会晤，在那一天下午又和希特勒举行了一次会议。5月1日，希特勒曾经视察过一辆鼠型战车的木制模型，这是波尔舍教授和克虏伯工厂的杰作，它准备装上一门150mm的大炮。它的全部重量最初定为175吨，照惯例希特勒对于原有的设计总还会有一些修改，所以它的总重在将来一定会接近200吨左右。不过这个模型上面却并没有装备机关枪，以供近战之用。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决定不采用这种武器，这与波尔舍在设计他的“斐迪南虎型”战车时，是犯了同样的错误，结果使它在近战中完全成为废物，任何战车都无法避免会要实行近距离战斗的，而当它与步兵协同作战时尤然。于是我们之间又发生了激烈的辩论，因为差不多除了我个人以外，其余在场的人都无不称赞“鼠型”是一种非常优秀的战车。实际上，除了大而无当以外，它可以说是一无所长。

在这一次战车表演完毕之后，我就飞返柏林。

5月24、25日两天，我去视察驻在布鲁克（Bruck）的第六五四战车营，这个营所用的战车就是上文所说的波尔舍虎型战车。接着我又去视察生产豹型战车和战防炮的工厂。到了5月26日，我又飞往巴黎，主要的目标是视察设在那里的战车营长训练班。5月27日我到亚眠去视察第二一六战车营，28日又到凡尔赛去视察了一个连长训练班，并且又到了南特（Nantes）去与第十四和第十六两个装甲师的师长会商。最后，我在5月29日又去视察圣纳泽尔（St.Nazaire）的要塞，其目的是为了要研究大西洋长城到底有多大的防御力量。结果我才知道，这个所谓长城者，实在远不如宣传中的那样坚固。我在5月30日飞回柏林，31日又与史贝尔会晤。6月1日又到格拉芬沃尔（Grafenwohr）去视察第五十一和第五十二两个豹型战车营，并且在当天赶回柏林。

这个时候，最高统帅部里面，突然产生了一种想入非非的意见，主张把第一装甲师调到希腊去，以防止英军在那里登陆。这个师的实力刚刚补充完毕，并且装备着全新的豹型战车。它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强力的预备队，现在他们却准备这样把它随便地浪费掉。我当然立即提出抗议，于是不免与凯特尔发生了激烈的舌战。我说也许一个山地师对于希腊的情形还更适合些，他却说因为供应此种部队的马匹饲料需要太多的运输工具，所以不能这样办。对于这种妙论，我实在无法和他辩论，不过最后我还是设法留下了那些豹型战车。有一个派往希腊侦察地形的战车军官回来向我报告说，希腊的狭窄山路和桥梁实在不能容豹型战车通过。于是我才获得了希特勒的批准，把豹型战车营截留了下来。可是苏联战场上少了第一装甲师，不久就使我们尝到了恶果。

6月15日，我又在为了我们的问题儿童——豹型战车——大伤脑筋，因为它的履带和操纵系统都还有毛病，而且光学仪器也不能令人完全满意。在第二天，我就告诉希特勒，我不主张让豹型战车在东线战场上参加战斗，因为它们还不能够正式作战。

我又到慕尼黑去访问隆美尔元帅，目的是请教他在非洲战场上所学得的经验，当天晚上我飞回柏林。6月16日，我先到于特博格（Juterbog）去视察炮兵武器，然后再飞往贝希特斯加登，去和希特勒举行会议。在中途我又在格拉芬沃尔降落，再度去检查那两个豹型战车营的毛病，以便可以向希特勒提出直接的报告。除了战车在技术上的弱点以外，所有的官兵在操纵上的经验也都还不够，而且还有人缺少战斗经验。但不幸的，就是这些事实并不能够说服希特勒和他的陆军参谋总长，放弃那个从头就错起的东线攻势。这个攻势现在已经定名为“卫城作战”（Operation Citadel）。

自5月12日突尼斯（Tunis）沦陷之后，我们就已经丧失了整个的非洲战场。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25日墨索里尼已被推翻和囚禁，巴多格里奥元帅已经奉命出组新的政府。所以意大利的退出战争，是已经可以指日而待了。

当南欧的局势日非，战祸日益接近德国本土的时候，希特勒却正在东线上开始发动攻势，这次攻势的计划和执行都可以说是完全不适当。从别尔哥罗德地区起，在南面一共有10个装甲师、1个装甲步兵师和7个步兵师开始攻击，而在北面，也有7个装甲师、2个装甲步兵师和9个步兵师，从奥廖尔以西的地区，开入战场。这一次德国的陆军可以算是把一切攻击力量都用尽了。希特勒本来是不主张作这一次的攻势，可是后来不知道到底是为了什么，又改变了初衷。似乎陆军参谋总长的压力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

这个攻势在7月5日开始，我们所用的战术，还是那一套老办法，这是苏联人早已有经验的，所以一切都不出他们料想之外。希特勒本来有两种替代计划，一是从谢夫斯克向苏联突出地区的最前段部分攻击，一是在哈尔科夫的东南面突破苏军的防线。可是他这一次居然完全放弃了自己的主见，而热烈支持蔡兹勒的计划，那就是在提门地区内，向苏军突出地区实行双包围的行动，以求在东线上重获主动的地位。

在7月10日到15日之间，我曾经到两方面的前线去视察。我先到南线，然后再到北线，并且在战地与战车部队的指挥官举行商谈。这样我才可以看清一切行动的内幕，发现我方人员和装备的弱点。我对豹型战车的预言可以说是不幸而言中。在穆德尔军团中，虽然有90辆波尔舍虎型战车，但是它们却无法作近战之用，因为它们既缺乏足够的弹药，又没有机关枪。所以它们虽然能够突入敌军的步兵阵地，却无法毁灭敌人的火力，因此我们的步兵根本无法跟上去。等到它们攻抵了苏军的炮兵阵地，结果反而都为苏军所击毁了。尽管战车部队作战十分勇敢，而且不惜惨重的牺牲，但是步兵们却还是无法扩张战果。穆德尔进展了大约6英里远后，就停顿了下来。在南面，德军比较成功，但是既不足以封锁住这个突出地带，也不足以强迫敌军退却。苏军在7月15日开始向奥廖尔反攻，因为要加以防守，所以我们的攻势就更形减弱了。到了8月4日就不得不撤出该城。同一天别尔哥罗德也失陷了。

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在奥廖尔东北面的苏夏河—奥卡河阵地已经饱受了一切的风浪。这也是我在1941年12月所选择的防线。我上次去职的原因就是为了它，不禁令人唏嘘不已。

由于“卫城作战”失败了，我们遭受到了一次具有决定性的挫折。那些辛辛苦苦改编的装甲师，在这一战中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恐怕很长时间都恢复不了元气。他们是不是还来得及参与东线的作战，都已经成问题，至于想在明年春天来对付盟军的登陆威胁，则希望更渺茫了。毫无疑问的，苏军对于他们的胜利战果，是已经极尽扩张之能事，从此东线上就更无宁日，苏军不断地在发挥他们的主动优势。

1943年下半年的不如意事

7月15日我又到法国去视察那一方面的装甲部队。7月底我正在塞纳河附近的训练地区，视察一些虎型战车单位，突然接到希特勒的一个电报，要我速到东普鲁士去开会。但在开会的时候，我却病倒了。当我访问苏联前线时，不慎染上了痢疾，可是当时并未加以注意，所以也未加以治疗。现在却突然发作了，非躺在病床上去不可。当我稍微好一点，可以旅行的时候，我就立即飞回柏林，以便作适当的治疗。不料在8月初又要动一次手术，所以一直躺到8月底才起床。

在尚未动手术之前，有一位托瑞斯寇将军（von Treskow）来访问我，他过去曾经做过克卢格元帅的作战处长。他向我说，他是代表克卢格来看我的。克卢格表示愿意与我重修旧好，不过希望我先采取第一个步骤。他建议我和他应该合作，以共同限制希特勒的统帅权。我素来知道克卢格元帅的性格极不稳定，是一个反复无常的人，所以我拒绝了这个建议。

我的病况慢慢地恢复。但是柏林自1943年8月起，就开始受到猛烈的空袭，所以根本已经无法待在这儿养病。于是我和我的妻子就接受了史贝尔的邀请，搬到上奥地利的一家政府控制的小旅馆里面，暂住休养，那个房子面对着阿尔卑斯山，风景十分秀丽。我在9月3日才到达那里，第二天就得着一个消息，说我们在柏林的家已经为炸弹直接命中，变成了碎瓦颓垣，不能再住了，我所残余的一切财产都已经储存在温斯多夫军营中的地下室里面，这对于我而言也可以算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当我和妻子正在辩论着，是不是就干脆永久迁居在上奥地利地区的时候，突然又接着了一个电报，告诉我政府已经实践了1942年秋天所发出的诺言，决定把一处房地产赠与我。这是希孟德的好意，当他一听到我家被毁之后，马上就做了这样的安排。照我们当时的情形，自然是欣然接受了。1943年10月，我带着我的妻子到第芬霍夫（Deifpenhof）接收了我们的采地，从此我的妻子就住在那里，一直到1945年1月20日，苏军到达的时候，她才迁出了该地。

当我请病假的时候，就有人企图停止Ⅳ型战车的生产，而代之以突击炮。同时，负责修建大西洋长城和其他要塞的托德组织（Todt Organisation），又主张把战车的旋转炮塔装在碉堡里面，当作要塞炮用。由于我们当时的生产能力实在有限，所以这些办法对于真正的机动战车实力，毫无疑问地是一种严重的打击，而且也正可以表示这些人对于真正的情况，完全缺乏了解。

当我销假视事之后，马上就开始研究防空战车的问题。希特勒批准了建造双连装37mm高射炮的计划。但他却不赞成把早已经制造好了的四连装20mm高射炮，立即装在豹型战车的车身上面，结果就使这一种重要的防空武器的生产，一再地受到耽搁。

1943年10月20日，希特勒又在阿利斯练兵场视察了一些新型装备。其中包括有虎型Ⅱ式战车的木制模型——以后我们的敌人称呼它是“虎王”战车，这实在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新型战车——还有沃马格型（Vomag）战车歼击车，以及专用于猎杀战车（JagdPanzer）的猎虎型战车歼击车（JagdTiger）的铁制模型，配有一门128mm的重炮。另外还有装在虎型战车底盘上的380mm装甲重迫击炮，最后还有特种的Ⅲ型战车，以及准备在铁路上行驶的各种轻重装甲车辆。

10月22日，设在卡塞尔的战车工厂为强烈轰炸所毁，暂时使那里的一切生产都完全停顿。我在本年年初，就早已料到敌人在最近的将来，是会轰炸我方的战车工业中心的。我立即赶往卡塞尔，向工厂中的工人深致慰问之意，他们中有许多人都已经无家可归，而他们的亲属中也有很多受到了伤亡。我在大的防空掩蔽部中向许多的工人讲话，我用纯粹合乎人性的语言，来向他们表示真正的同情，而没有学一般要人的榜样，只是随便打了一顿官腔。结果他们都对我表示好感，使我感到十分愉快。

11月26日，又来了第二次的大空袭，所受损失也就更大。

12月7日，决定把旧式捷克38吨战车的全部生产量，改为制造战车歼击车，这种车辆就使用捷克战车的底盘，外面加上倾斜装甲的保护，车上所装配的武器是一门无后坐力火炮和一支弯曲枪管的机关枪。试验的结果表示它们是一种可以令人满意的武器。这种战车歼击车是准备当作步兵师战防营的基本武器，这也就是我在3月9日所建议的办法，只不过是时间上已经迟了一步。

因为苏军的战车数量与日俱增，德国步兵缺乏一种防御的武器，结果使死伤的人数大为增加。有一次在汇报的时候，希特勒发表了一个很冗长而粗暴的声明，痛斥把没有充分战防武器的步兵师送上前线，实在是一种没有头脑的行为。碰巧这一次我也是列席人员之一。当他大发牢骚的时候，我正站在他的对面，毫无疑问他已经注意到了我脸上讽刺意味的表情，于是他突然住口了，用眼睛向我注视着有一两秒钟之后说道：“你的话是对的。你在九个月之前就已经向我说过。但不幸的，是我并没有听你的话。”现在我已经有权照我的意见去做，不过却已经太迟了。到了苏军发动1945年冬季攻势的时候，我们所有的战防连，却还只有三分之一接收了新式的武器。

关于1943年年底以前战车的技术发展，就谈到这里为止，现在再谈到这年下半年的军事情况，在这一方面已经发生迅速逆转，而使我们居于完全不利的地位。

当我们那个不幸的库尔斯克攻势顿挫之后，东线的位置有如下述：从亚速海上的塔甘罗格起，沿着顿涅茨河，一直到达伏罗希洛夫格勒（Voroshilovgrad）以西的某一点，然后又沿着顿涅茨河再到哈尔科夫以南的河湾，再经过伊尔门湖（Lake Ilmen），一直从列宁格勒的南面，直达芬兰湾的海岸为止。

苏军现在就向着这一条防线开始进攻，首先进攻的对象是A集团军所处地区的中部和南部。在7月16日到24日之间，指向斯大林诺的苏军攻势，算是被德军挡住了。不过在另一方面，苏军以52个师的步兵和10个军的战车，从哈尔科夫与波尔塔瓦之间进攻，深深刺进了德军的防线。苏军的突破固然被阻住了，但是哈尔科夫在8月20日却已经丢失。8月24日，苏军又从塔甘罗格到伏罗希洛夫格勒之线，发动了新的攻势，终于达到了突破的目的。到了9月8日，德军防线已经撤到了马里乌波尔（Mariupol）—斯大林诺以西—沙拉费安斯克（Sslaviansk）以西之线。到了9月中旬，顿涅茨防线就已经弃守；9月底苏军已经到了梅利托波尔（Melitopol）和扎波罗热的城外，并且直抵第聂伯河之线。

苏军对于中央集团军的反攻是从7月11日开始的，到8月5日奥廖尔就已经丧失。在8月26日到9月4日之间，苏军向科诺托普—涅任地区实行深入的攻击，在以后几天之内，他们所攻占的地区已经大幅扩大。到了9月底，苏军已经进到了第聂伯河流入普里佩特沼泽地的入口点。从这里，德军的防线向北进展，通过戈梅利，直到韦利日（Velish）。

在10月的下半月中，苏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iepropetrovsk）与克列缅丘格之间，渡过了第聂伯河。到了10月底，在扎波罗热南面的德军防线已经崩溃了，到了11月中旬，他们已经被赶过了第聂伯河。不过我们还保持着两个桥头阵地，一个大的在尼科波尔（Nikopol）附近，一个小的在齐尔逊地区（Cherson）以南。更推向北面，在11月3日到13日之间，苏军占领了基辅，并且向日托米尔（Zhitomir）推进。

希特勒决定实行反攻。还是照他往常的做法，这次攻击的兵力又是完全不适当。在与陆军参谋总长商谈了之后，我就利用11月9日所召开的一次讨论战车问题的会议，向希特勒建议，请他放弃这种小型反攻的计划。他主张集中在基辅以南地区的一切装甲师，来参加通过别尔季切夫（Berdichev）向基辅的攻势。在这一方面，我建议把防守尼科波尔桥头阵地的装甲师撤出，再加上现在齐尔逊地区扼守第聂伯河的克莱斯特集团军的装甲师，合并在一起以加厚兵力。我使用我平常惯用的口头禅说：“只准集中，不准分散。”希特勒虽然注意到我所说的话，但是他却并没有改变他的计划。我接着又为此事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备忘录，请希特勒注意，可是战场上负直接指挥责任的将领，其反应却并不有利，结果遂使希特勒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所以别尔季切夫的反攻，在开动时兵力即已不够充足，经过了激烈的冬季战斗之后，终于在12月间完全受挫了，想夺回基辅和重建第聂伯河防线的企图已经完全失败。1943年12月24日，苏军接着又开始反攻了，结果把德军的防线从别尔季切夫逐退到文尼察城外的某点。

第二十五装甲师的作战，可以当作说明希特勒攻击战术的一个最好的例证。不过在叙述这一段故事之前，我应该回溯到更久以前。

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有几个在那里被击毁的装甲师，又奉命重新整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势必就要搜罗一切可用的人力，所以有许多过去因为负伤、患病，或是其他原因没有被俘的残部，又再度被召集了起来。在非洲战事失败之后，我对于在那个战场所打垮的装甲师，也是采取同样的办法。第二十一装甲师已在法国编成，所使用的就是占领军和俘获的装备。同样的，第二十五装甲师也已在挪威编成。这个师的师长由希尔将军（Gen.von Schell）充任。在1927年到1930年之间，希尔是我在国防部中的同事，那个时候我正在从事于军队摩托化运输问题的研究。以后他曾经在美国充任武官达相当长的时间，在享利·福特（Henry Ford）的国家中研究过摩托化的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他就已经变成了陆军中的首席摩托化问题专家，发表了许多新奇的意见。因为希特勒一向重视摩托化问题，所以对他也很赏识。希尔是一个精明、果断和善于词令的人。他居然劝服了希特勒，要他接受他的意见，例如简化型式、大量生产等等。结果，他获得了多次的擢升，做了德国政府中运输部的次长，负责主管德国运输器材的未来发展。这在德国是很少有的情形，但因为他太锐进，不久就引起工业界的反感。因为这些工业家都不愿意变更他们那种陈旧的生产方法。在党内有一些要人是与工业界有勾结的，他们就在希特勒的面前讲希尔的坏话，于是他就被排挤下台。他被送往挪威，那是一个最冷清的战场，使他永远没有立功表现的机会。这个能力优越、雄心未死的人，还是不甘寂寞，不久他就设法把那些零星分散的占领部队，改组成为一支有用的兵力。我尽量地支持他这种工作，于是这个部队终于扩充成为一个装甲师，并且由于我的要求，把它调驻法国。因为当时正是“卫城作战”失败之后，在法国的部队已经大量调往东线，所以西线方面也十分需要补充兵力。当然的，这个新成立的部队一定要调换新式的装备，因为他们现在所使用的还是俘获的旧东西。而更重要的是需要有相当的时间，来训练他们如何使用新武器，使他们学会一些旁人已经在东线上早已学会了的作战技术，否则他们还是没有能力参加大规模作战的。

但是结果怎样呢？1943年10月间，该师奉到希特勒的命令，把他们的600辆新式车辆移交给第十四装甲师接收。这个师也是一个新成立的单位，现在正准备调往东线战场，因为OKW和OKH都相信第二十五装甲师将在法国驻留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所以他们使用次等的法国车辆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丧失了这些车辆，最主要受到影响的部分，就是该师的补给部队，他们只能够在西欧这样的环境中行动。在这个时候，该师的装甲搜索营已经重新装备装甲人员载运车。师属工兵已接收了新的运输车辆，装甲步兵团也已经有一个营获得了新的车辆，但战车团还没有完全装备好，炮兵团和战防营也正在开始调换新的武器。这个情形是大众都知道的，这个师还必须要在法国慢慢地培养它的实力。

可是到了10月中旬，该师却突然奉命调往东线。我立即向希特勒个人提出了控诉，请他至少延缓执行这个命令，以便我可以有时间来再视察一次，看这支部队是否吃得消东线上的大战。我立刻飞往法国，在检阅了部队并和各级指挥官会谈之后，我就立即上了一个报告，说这个师至少还需要用四个星期的时间来接受新的装备和训练。这个电报发出之后，不久回电就来了，仍然还是命令该师立即出发。很明显，希特勒和统帅部的诸公似乎根本上就不看负责的指挥官和装甲兵总监的报告。这个师的出发日期已经硬性地定在10月29日。

这个师缺乏准备只不过是故事的一方面而已。当时的运输计划是既不合于该师的希望，又不合于前方的战术情况。当该师已经在半途中时，命令又变换了好几次，许多部队都混杂在一起。为了想增加该师的打击力量，我又决定把新成立的第五〇九虎型战车营拨给该师指挥。碰巧得很，这个营的装备也没有完备，而且更糟的是该营的营长突然又有调动。当该营出发时，旧营长已经离职，而新营长却未到达。

这个师被匆匆运往南方集团军的战区。集团军总司令部命令该师的轮型车辆单位都在别尔季切夫—柯沙丁（Kosatin）地区下车，而履带车辆则在基洛沃格勒—新乌克兰卡（Kirovograd-Novolinka）地区下车。这两个下车地点之间相隔有三天行军的距离。而该师根本搞不清楚大炮的牵引车和装甲人员载运车到底应该在哪一个地区下火车。这个师的参谋长和前进部队，一同从别尔季切夫到了新乌克兰卡，而师长则前往文尼察向集团军总部报到。他们定在11月6日就向集中地区开进。但是在各单位之间都还没有电话联络，为了要接受一个命令，负责的指挥官要坐上汽车，奔跑一个很远的距离。

11月5日，敌军在基辅附近做了一个深入的穿透。11月6日，南方集团军总部就下达了下列的命令：“第二十五装甲师由第四装甲军团指挥。所有各汽车单位在本日内应向白采尔科维—法斯托夫（Biala Zerkov-Fastov）地区移动。在集中时由该师本身担负掩护之责。各履带单位由基洛沃格勒开动，以与该师其他部分会合。”

集团军总部对于该师的情形应该十分明了。

16点钟。该师师长召集各单位的指挥官，当面对他们下达命令，给每一个团长和营长都发了一张三十万分之一的地图。

在这个时候，该师的师长所拥有的兵力如下：

第一四六装甲步兵团：一个团部，两个营部，每一营有两连多的实力。

第一四七装甲步兵团：同上。

第九战车团：一个团部，第二营营部和多个连级单位，总兵力为30辆Ⅳ型战车和15辆虎型战车。

第九十一装甲炮兵团：一个团部，第一营营部，下辖第一、二两连。第三营有人员但是没有炮。

战防营：营部和一个勉强凑成的连。

通信营：大致完整，但无营长，已经和前进部队在一起。

工兵营：大致完整，惟缺轻工兵纵队和架桥纵队。

高射炮营：营部和一个连。

师长身边所有的幕僚就只有他的副官和第二传令官，以及少数的车辆和摩托车。

为了适应当时的紧急情况，该师师长就决定组成几个行军集团，分别规定了他们的时间和距离。这些集团要经过卡扎京（Kasatin）和斯克维拉（Skvira），以到达白采尔科维以西的地区。到了那里之后，他就希望等待他的其余单位都到齐了，再来决定如何行动。他认为在11月6日22点钟以前，绝无开始行动的可能，因为这种用车辆传达命令的方法，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他仍然缺乏无线电通信工具，不过这却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不久各部队就接到不准使用无线电通信的命令，以免泄露机密。

当各级指挥官回到他们各人的部队以后，第四装甲军团最后算是与该师师长取得了电话上的联络。于是军团部就命令该师：“立即向法斯托夫迅速前进，并设法坚守该地。第二十五装甲师师长对于该地区中的战斗，负全权指挥之责。”由他指挥的还有一些零星的部队，因为他前进路上的桥梁已经被苏联游击队所炸毁，所以他必须绕着小路走。

师长决定在第一个行军集团的前面领头走。行军准时开始，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在下半夜里，前方退下来的纵队多数都是空军的人员，曾经制造出很多的混乱，经过师长的紧急处置，才算是恢复了秩序。之前的天气都很好，到了这个时候就开始转坏，天开始下大雨，一直到第二天都没有停过，道路变得泥泞不堪。汽车都被迫必须拣着好路走，不过履带车辆却还是照常前进。各行军集团之间都已经失去了联络。

差不多在11月7日12点钟的时候，师长从前方退下来的败兵口中，才知道敌人早已进入了法斯托夫。他带着他的传令官匆匆赶向前面，准备安排反攻该地的计划。因为在前进中，他有几次几乎为敌人步枪所击中，所以他现在坐在一辆装甲人员载运车中，领着前卫部队前进。结果他一头和苏军的T-34战车碰上了。第一四六装甲步兵团的第九连，携带着4门重步兵炮，就跟在他的后面前进。可是苏军战车一发炮，这些部队就慌忙退走。该师师长花了很多的工夫，才制止住了部队的恐怖心理，并且命令他们趁着黑夜，开始挖掘工事。在夜里苏军的战车又来冲击，把该团第二营的运输车辆击毁了一部分。这时师长就决定趁着黑夜，冲出苏军战车的包围，向法斯托夫方向前进，以与其他已经前进的部队相会合。他这个小型的战斗团，前面一个连，后面一个连，而把车辆和重武器夹在中间。希尔将军就在最前头领先挺进。经过了激烈战斗之后，他到了11月8日凌晨4点钟的时候，才突出了苏军战车的包围圈，到了14点钟左右，他才到达了第四十七装甲军在白采尔科维的军部。他这一师现在已拨归该军指挥。

在这个时候，该师的其他部分由魏赫马尔上校（Col.von Wechmar）指挥着，经由格列标恩卡（Grebenki）和斯拉维亚（Slavia）的路线，正向法斯托夫行动。在11月9日的清晨，希尔与他们会合在一起。在法斯托夫的东面，有一个村落叫作法斯托费兹（Fastovetz），正由强大的敌军据守着，所以必须把它攻下。该师师长亲自率领部队进攻，到了正午的时候，就把这个村落攻下了，接着就奉命立即向法斯托夫进攻。敌人的死伤很惨重，到了11月10日，德军已经攻入法斯托夫的东郊。当他们正想再前进的时候，却为敌人强大兵力所阻。不过无论如何，第二十五装甲师总算是阻止住了敌人的前进。

因为该师既无充分的准备，且又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投入战斗，所以作战的情况实在是十分困难，即令希尔将军是一个很了不得的将才，所成就的也还是十分有限。固然敌军的损失很重，但是自己的损失也不轻。由于缺乏战斗经验，在他们未习惯于东线战场冬季作战的艰苦环境之前，部队不免在心理上发生了一种惊惧的现象。在那种紧急的情况之下，局部的高级指挥官（集团军、军团和军部）是不得已而把该师做这样不合理的使用，这还情有可原。但是真正要负责的人却是最高统帅部，他们应该知道尚未成熟的部队，在运用时是必须更慎重的。

在以后的战斗中，从12月24日到30日之间，该师又不幸遭遇到一个更困难的情况。他们防守着一条长达25英里的防线，而受到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攻击。结果伤亡惨重，几乎全师覆没。希特勒和OKH决定要把这一个师的番号取消。我在适当时机之下，把这个意见打消了，因为这个师事实上并没有责任。希尔将军抱着重病离开了前线，他看见他辛辛苦苦所培养起来的一株幼苗，就这样给人糟踏掉了，真是伤心已极。希特勒还是不信任他，以后他就再也没被起用过。这样一个天才也就白白浪费了。

为了使西线方面总能有一点装甲预备兵力，我就命令把各学校中的训练单位都集中起来编成一个师，开始在法国境内加以集中训练。这个师就叫作装甲训练师（PanzerLehr）。我把新的装备发给他们，并且选用了一些优秀的军官训练他们。他们的师长就是拜尔林将军，他过去在苏联作战时，曾经充任我的作战处长。希特勒在12月间批准了成立这个师，并且加了一个按语说：“这个想法实在不错，可惜我事先并没有想到。”

在这个时候，激烈的战斗始终没有停息。在里齐特沙（Rechitsa）地区的中央集团军防线，已经为苏军所突破。在维捷布斯克和涅韦尔（Nevel）等地都已经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戈梅利和普罗普斯克都已经沦陷了，不过德军在莫吉廖夫和奥尔沙的东面，还守住了第聂伯河上的一处桥头阵地。

这时在第聂伯河上保留桥头阵地，实在是一个颇值检讨的问题，因为我们再向东面进攻的希望，真是可以说太渺茫了。不过，如果说希特勒是为了要获得尼科波尔的锰矿供应，这多少是一个理由，但这只是一个经济上的理由，而在军事上说，这种桥头阵地的保持，却实在是有损无益。我们军人都一致主张完全退过河来，利用宽广的河流，当作一条比较可靠的防线。这样就可以重新建立预备兵力，主要的是采取装甲师的形式，有了这种机动预备队之后，才可以进行机动性的战争，以达到战略上的目标。但是希特勒一听到“战略”两字，马上就会大发脾气。他认为将军们口里所说的“战略”，实际上就是退却的意思，这是他所痛恨的，因此他主张死守一切的地盘，即令是对于我们只有害无益，他也不管。

这一年东线冬季作战，德军遭到了严重的损失，结果使OKH感到焦头烂额。于是他们就顾不了在西线战场上进军的计划，但是我们可以很准确地预料着，在1944年的春天，盟军是一定会登陆的。所以，我就认为这是我的责任，不得不一再提出要求，将那些疲兵久战的装甲师撤回来，加以整编和补充。OKW本来应该也赞成这一点，因为西线是他们直接指挥的，可是他们却没有完全支持我。于是这个问题一拖再拖，终于我不得不向希特勒提出直接的申诉。蔡兹勒说他所颁发撤回某装甲师的命令，非常的明确，但是我反驳他的说法，指出OKH的命令漏洞百出，前线的将军们很容易按着自己的意思解释这些命令，蔡兹勒对我的直言当然予以否认。OKH的命令常常是这样说的：“只要战斗的情况许可，某装甲师应立即由前线撤回。”事实上该师可能一直与敌方保持作战接触，OKH应该明确地指出何时开始撤出才对。于是前方集团军和军指挥官的回应，也都是千篇一律地说：“前方的情况不许可，该装甲师一时无法撤出。”这样一拖就常常好几个星期。被留在前方的一定是拥有较强大战斗力的作战单位，特别是战车和装甲步兵尤然，而他们又是最急需休息和补给的部队。前线部队的正常轮调程序，最初是师属补给部队，再来是师参谋和多数师炮兵单位，而最重要的战车部分仍被他们扣着不放，于是我的整编工作还是无法进行。为了这件事，我和蔡兹勒之间发生了极大的冲突，但是西线战场的安危，我却不能坐视不管。

到了1944年6月6日，盟军开始侵入的时候，我们在万难之中，在西线方面算是勉强供给了10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这些事留待以后再讨论。对于这些师的训练，我把他们托付给我的老朋友盖尔将军。花了很多的口舌，希特勒才批准了这个任命。盖尔的头衔是“西线装甲兵总指挥”，受西线战场总司令部的节制，但是有关装甲兵方面的工作，却完全听命于我。我们彼此之间早已建立有互相的信任，因此对于工作的推动是大有助益。

在1943年这一年当中，也还有少数偶然的事件值得在此一提。上文已经说过，当我出任装甲兵总监的时候，我曾经拜访过戈培尔博士。当时我曾经和他讨论到最高统帅部组织不适当的问题，我要求戈培尔劝希特勒把它加以改组，并且任命一个具有相当实权的参谋总长，以减轻希特勒在军事方面的负担。戈培尔认为这个问题是很棘手的，但是他却答应我在适当之时机，他可以设法提出。1943年7月底，戈培尔恰好正在东普鲁士，我就趁着拜访他的机会，请他不要忘记了上次的谈话。于是他立即和我讨论这个问题，并且也承认目前军事情形已经日益严重，最后他这样说：“当我想到有一天苏联人会进入柏林，我们不得不毒死我们的妻儿，以免落在他们的手里，这个时候你所提出的问题，就好像山一样的重，压在我的心上。”戈培尔是一个聪明人，他知道长此以往，战局一定会演变成怎样一个局面，但是他言行却并不能够一致。他缺乏足够的勇气，始终不敢向希特勒开口，提出这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于是我又改向希姆莱试探，这位特务头子态度却很坏，他以为我是想要限制希特勒的权力。

11月间我又去看约德尔，我向他提出改组最高统帅部的建议，主张参谋总长对于作战应具有真正的指挥权，而希特勒所应该过问的事情应限于一般政略和最高级世界战略的指导。当我说得很起劲的时候，约德尔却浇了我一瓢冷水，他反问我说：“你还知道有比希特勒更好的最高统帅人才么？”我只好把我的计划塞在我的皮包里面，匆匆走出了他的房间。

1944年1月间，希特勒写了一个便条叫我去吃早饭，他说：“有人送了一只野鸭给我，你知道我是吃素的。所以你能不能来陪我吃早餐，代我享受这只野鸭？”吃饭的时候只有我和他两个人，坐在一张小圆桌的旁边，室内的光线很暗淡，因为只有一个窗口有光线透进来。只有他的爱犬伏在他的脚下，希特勒顺手扯了一点干面包去喂狗。一个伺候的仆人，只是轻手轻脚地走来走去。在这种稀有的机会之下，也许可以谈论甚至于解决比较困难的问题。在略事寒暄之后，我们的谈话就又转向军事问题。我提到在明年春季，盟军可能在西面登陆，而我们现有的预备兵力却是绝对还不够充足。为了能从东线抽出更多的兵力，所以东线似乎有建立一条坚固防线的必要。我认为在我们前线的后方，没有一条防线，作为支撑的骨干，这实在是一种非常不合理的做法，我觉得若是能够把过去德苏边界上的要塞加以修复，其效用一定比目前随意选定任何村镇来当作据点的办法，要好得多了。当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才发现我又触了一个黄蜂窝。

希特勒说：“请你相信我！我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位伟大要塞工程师。我建筑了西线长城，我又建筑了大西洋长城，我曾经用了无数吨水泥。我懂得一切有关要塞工程的问题。在东线方面我们现在缺乏劳工材料和运输工具。甚至于到今天，铁路所能运输的物资，都还不足以满足前线上的需要。所以我无法调出火车来装运建筑材料，用来供给东线作建筑的用途。”他照例是一口气可以背得出来许多统计数字，却不管这数字是否可靠，总而言之却可以使旁人无法开口。虽然如此，我还是极力表示不同意。我知道铁路运输的情形，过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之后，才开始有壅塞不通的情形发生，所以要塞的建筑绝不会影响到前线上的物资供应。铁路的负荷力是不会成问题的，而当地也不乏可用的材料和劳力。另外就战略来说，未来假使遇到两面作战的情况，就势必要在其中一线实行固守不可。所以我说，既然他在西线方面已经有了那样好的准备，那么为什么在东线方面，却毫不准备呢？结果希特勒又还是唱他的老调，他说假使他在后方修好了一道防线，那么东线上的将领们就只会想不战而退了。所以关于这一点他已经下了决心，是怎样都不会再改变了。

于是谈话的主题又转到各位将领们和最高统帅部的组织问题方面。因为我以前所作的一切间接的努力，希望使希特勒少过问军事指挥问题，是早已失败了。现在我就觉得我有这种责任，直接和他谈论这个问题，希特勒可以任命一位他信任得过的将领，担任真正的参谋总长，而把今天这种乱杂无章的指挥系统，整理出一个头绪来。结果我这一番努力也还是完全失败了。希特勒舍不得与他的亲信凯特尔元帅分开。他似乎很不相信我，而认为我是企图想限制他的权力。我算是碰了一个钉子。此外，实际上又有哪一位将军是希特勒所能够信任的呢？在这次谈话之后，我也觉得我实在太幼稚了，因为我也找不到一位可以供他信任的参谋总长。

所以一切都还是原封不动，依然还是采取寸土必争的战术。甚至当情况已经毫无希望时，也从未有过适合时机的撤退。不过，以后有许多许多次，希特勒常在我面前诉苦说：“我真不懂为什么在过去两年当中，一切的情势都完全不对了。”我的答复每次都是一样的，我说：“改变你的方法。”可是每一次希特勒都不肯接受我的意见。

决定性的一年

1944年1月中旬，苏军就已经开始在东线方面发动了猛烈的攻击。首当其冲的是基洛沃格勒，在1月24日到26日之间，苏军向切尔卡瑟（Cherkassy）以西的德军突出地区发动了一个钳形的攻势；而在1月30日，苏军又向克里沃伊罗格（Krivoirog）以东的突出地区再发动了一个新攻势。苏军在数量上居于相当的优势。所使用的兵力如下：

对付德军的乌克兰南方集团军：34个步兵师及11个装甲师

对付德军的乌克兰北方集团军：67个步兵师及52个装甲师

2月的下半月内前线状况平静无事，可是到了3月3日、4日和5日，苏军又再度大举进攻，将德军逐退到布格河之线。

中央集团军在3月底以前，还大致能够保持着它原有的防线。

4月间整个克里米亚半岛，除了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以外，都全部丧失了。苏军已经渡过了布格河，和普鲁斯河（Pruth）与锡雷特河（Sereth）的上游。最后苏军的攻势又被德军所阻止，在塞瓦斯托波尔失陷之后，前线就稳定了下来，一直到8月里为止。

1月间，苏军也同时向北方集团军的防区进攻。在最初，他们只是在依尔门湖的北面和列宁格勒西面，获得了有限度的成功。但是到了1月21日，苏军的兵力突然加强，强逼着德军撤过了卢加河（Luga），2月间又撤过了纳尔瓦河（Narva）。3月间，德军撤到了韦利卡亚河（Velikaia）和普斯科夫湖（Pleskau）和佩普西湖（Peipus）的后面。在这里德军总算又站定了脚跟。

东线战场上只有一个极短时间的喘息期，维持到6月22日为止。我们在冬季战役中所受到的损失实在是太重。现在已经完全没有预备兵力可用。凡是一切可以节省得出来的兵力，都已经送去防守大西洋长城，可是实际上这个所谓长城者，不过只是吓唬人而已。

我在这个时候，却奉到希特勒的命令，负责处理一件非常无趣味的特殊案件。和平常一样，他每打了一个败仗一定要找一个代他受过的替死鬼，这一次冬季战役的失败也自不例外。其中有一位是耶尼克上将（Col.Gen.Janicke），希特勒认为他对于克里米亚的失陷应负全责。我就奉命调查这一个案件，当时希特勒正处在盛怒之下，一心想入人于罪，所以我只有使用拖延的战术，才可以免兴大狱。耶尼克最后对于我这种故意的拖延，反而感到不耐烦，殊不知我却是有意保全他的性命。

上文早已说过，在1943年我就已经开始研究西线战场的防御问题。新年一过，这个问题就更日显重要。2月间，我又到法国去视察，顺便与龙德施泰元帅和盖尔将军举行会商。我们都一致认为敌人的海空优势会使我们的工作感到十分困难。盟军的空中优势尤其会影响到我方在地面上调动军队的能力，为了想获得充分的速度和集中起见，我们被迫在夜间采取行动。我们认为一切的关键，就在于我们是否能够组建一支适当的装甲预备兵力：这些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应该部署在所谓大西洋长城的后方，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以便当我们认清了敌人是在何处主攻时，即可以将它们迅速地调往截击。为了使它们的行动便利起见，对于法国的公路网应该加以必要的修补，并且还要多准备预备性质的渡河工具，例如水底桥梁和浮桥等等。

当我去视察部队时，就随时感觉到敌军的空中优势是早已存在着。当我们部队在训练场中操练的时候，敌人的飞机就在他们的头上编队飞过，谁也无法预料它们会不会把炸弹扔下来。

回到总司令部之后，我再研究OKW所颁发的命令，以及我们现有预备兵力的情况，才发现了这些担任预备主力的装甲师，其位置距离海岸线都是很近的。这样的分布，它们就不容易迅速调动，以来应付敌军在其他地区的登陆。有一次和希特勒会谈的时候，我就指出这个错处来，并且提议把这些机动部队的配置重新加以调整。希特勒回答道：“目前这种安排是隆美尔元帅所建议的。在没有征得前线负责指挥官的同意之前我不想发出一个矛盾的命令。你自己再到法国去一次，好与隆美尔当面商谈这个问题。”

4月间，我又再到法国去作了一次访问。敌方的空军此时已经十分的活跃，并且开始攻击战略性的目标。在我视察后的几天内，我们设在马伊营（Camp de Mailly）的战车仓库完全被炸毁了。不过幸亏盖尔早已有了疏散的准备，所以损失并不算重。

在和龙德施泰元帅与他的幕僚们重新讨论了一番之后，我就遵照希特勒的命令，由盖尔陪同一路，到古荣（La Roche Guyon）去拜访隆美尔。在大战以前我就已经和隆美尔认识。他一度曾经指挥过的戈斯拉尔（Goslar Jager Battalion）轻步兵营，就是我所属的原有单位，与我有极深切的友谊。以后我们在波兰战役中也曾经见过面，他那时是希特勒大本营的警卫部队指挥官。不久他也就转到装甲兵方面来，并从战绩上证明了他是一个优秀的指挥官。1940年他在法国充任第七装甲师的师长，以后调往非洲，升任军长和军团长，终于获得了名将的荣誉。隆美尔不仅是一个公平正直的好人，同时也是一个勇敢的军人，并且更是一个具有高度天才的指挥官。他充满了活力，而且料事如神，对于最困难的问题，他常常可以找到一个适当的答案。他也具有知人之明，深得部下的爱戴，所以他的负有盛名，是绝非偶然的。1942年9月，疾病强迫着隆美尔必须离开非洲，他曾经要求希特勒任命我为他的副帅，在他请假期中，代行他的职权。当时他也深知我已经与希特勒闹翻了，但是他却还是提出了这个要求。事虽不成，其盛意却很感人。事实上这次我未去非洲实在是不幸中之大幸，不久德军就遭到了阿拉曼（El Alamein）的大败，我要是去了，也一样不足以挽回这个危局，而徒然有损于我的英名。

隆美尔在非洲惨败之后，沉痛的经验使他一想到盟军的空中优势，就不免谈虎色变，甚至于他认为以后要使用大部队作运动战，是已经不可能了。他更认为即令是在夜间，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的行动也都很困难。1943年他在意大利境内作战的经验，更加强了他这种信念。所以当盖尔主张把装甲预备兵力集中在防线后方的时候，隆美尔马上就和他发生了冲突，因为盖尔的意见是想把装甲部队当作一支有组织的机动兵力看待。这一次我再和隆美尔谈到这个问题，依然还是遭到他的强烈反对。他有在非洲和意大利的作战经验，所以自信要比我们高明一点。他的态度既然如此，所以也不必和他多作辩论，我决定不再去理会他，而还是把我的反对意见呈报给龙德施泰和希特勒。不过当时西线方面，除了原有的少数装甲部队以外，也不会再有新的兵力调到。要挽救西线的危机，主要的条件有两个：一是OKW所控制的预备兵力可以调到西线去，一是西线战场总司令应有指挥全局的权限。可是这两点却都不曾办到。

不过自从隆美尔接任了B集团军总司令职务之后，他对于他所辖地区中的大西洋长城的防务，却已经加强了不少。照他的理论，海岸线也就是主要的防线，所以他又在防线之前，布置了许多的水底障碍物。在防线的后面，凡是他认为空降部队有着陆可能的地区，也都布置了广泛的障阻物，此外又布了许多的雷阵。在他指挥下的部队，除了训练的时间以外，就都忙于修筑工事。所以在B集团军的范围之内，可以说是从上到下，都是十分的紧张。不过尽管隆美尔是如此的努力，但是他却没有认清机动预备兵力的重要性，这总是一个极大的遗憾。因为我们在空中和海上，都是居于绝对的劣势，所以只有大规模的陆上行动，才是我们惟一的成功机会。隆美尔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也就绝对不愿意从这一方面着手准备。此外，至少在我访问他的时候，他是认为他已经完全猜中了盟军的登陆地点。他曾经一再地向我保证说，盟军登陆的地点一定是在索姆河口以北的地区；他认为其他的地区都没有可能性，因为这种大规模的渡海登陆战十分困难，所以滩头阵地的选择一定要与上船基地愈近愈好。此外，在索姆河以北登陆，还可以使盟军获得较大的空中支援。那个时候，隆美尔对于他自己的看法，是绝对坚持不愿放弃的。

虽然所根据的立场不一定完全相同，但对于以上所述各点，隆美尔的意见恰好又与希特勒相符合。希特勒本人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堑壕战争时代的产物，他对于机动战争的原理，并没有真正的了解。隆美尔以敌人具有空中优势为理由，而认为这种机动战争是不再可能了。所以毫不足怪的，希特勒不会赞成我和龙德施泰元帅的建议，因为他也认为隆美尔的战争经验要比我们更丰富。

1944年6月6日，在西线方面一共有48个步兵师，其中38个分布在海岸线上，而10个则部署在后方。此外一共还有10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而一切胜利的希望就寄托在这10个师的身上。

其中有4个师（第二、第一一六、第二十一和党卫军第十二）是交由隆美尔直接指挥。而党卫军第一装甲师、装甲训练师和第十七党卫军装甲步兵师却算是OKW的总预备队。至于第九、第十一和第二党卫军师则部署在法国南部，用以防止敌军在地中海方面的登陆。

这样的分散兵力，就使一切防御胜利的可能性都完全化为泡影。不仅如此，当盟军登陆时，其所遭遇到的机会也恰好对于德军方面非常的不利。从头说起，登陆那一天，隆美尔恰好不在前方，而是回到德国准备与希特勒会商，正在旅行的途中。希特勒本人，照平常的习惯总是睡得很迟，而上床之后，就不准人惊动他。所以当6月6日盟军侵入的第一次消息报到的时候，只有约德尔接到，但是他却不敢作主。他不敢下命令叫OKW的预备队出动——实际上那也不过是3个装甲师而已——因为他还不敢断定诺曼底的登陆是真的主攻，还是假的助攻。同时OKW又更不放心地中海方面，而不敢把法国南部的装甲师调到北面去。在登陆地点只有第二十一装甲师，但是他们奉有严命，在未得隆美尔许可之前，不准采取任何行动，所以向英国空降部队反攻的良好机会就坐失掉了。隆美尔又把第一一六装甲师移动到距离迪耶普海岸更近的地方，而且让他们一直留在那里直到7月中旬。

许多高级指挥官对于装甲师的使用都完全是外行，譬如以装甲训练师为例，它就曾经奉到命令在白天里冒着空袭的危险采取行动，同时又要他们正对着敌海军炮火所能控制的地区实行正面的反攻。所以用不了多久，这一点机动兵力就完全消耗光了。虽然西线损失惨重，但是却又得不到必要的补充，因为自从6月22日以后整个东线就一直存在有总崩溃的危险，所以一切的补充都已经运往那一方面去了。

假使希特勒早听了我和盖尔的话，那么西线的防守也许就不至于一糟至此。我们主张把所有的装甲兵力分成两个兵团，分别集中在巴黎的南面和北面，随时准备把他们开往盟军真正侵入的地区。

不过即令事先没有合理的兵力分布，若是最高统帅部在敌军登陆之后即做出明确的措施，则结果也可以比较有希望。7月16日，这距离盟军登陆的第一天，差不多快两个星期了，第一一六装甲师还在阿布维尔和迪耶普之间的海岸上，第十一装甲师还在波尔多（Bordeaux）地区，第九装甲师还在阿维尼翁（Avignon）的附近，而第二党卫军装甲师（即帝国师）还在法国南部打游击队。至于其他的装甲师，虽然已有从东线方面调来的两个师（第九和第十两个党卫军装甲师）的增援，可是都已经陷于正面的苦战中，而且又处于敌方海军重炮威胁之下，不过除了装甲师以外，这个时候在塞纳河以北的地区，也还有7个步兵师停留在海岸线上，无所事事，坐候着一个永远没有成为事实的第二次登陆。

下面的详细情形值得在此一提：

6月7日，盖尔将军奉命负责指挥卡昂（Caen）地区的战事，首先由第七军团节制，继又受B集团军的管辖。第二十一装甲师已经参加作战，而第十二党卫军装甲师和装甲训练师，则拟用在它的左方。盖尔准备在6月10日开始发动反攻，可是由于盟军的空袭，使他的司令部完全丧失了作战的能力。于是改由第一党卫军装甲军接替他的防务。经过了几天的延迟，第一党卫军装甲师和第二装甲师也都分批投入了战火。到了6月28日，西线装甲兵团又重新组织好了，指挥着第一和第二两个党卫军装甲军，与第八十六和第四十七两个装甲军。盖尔主张集中兵力，做一次猛攻，但遭到隆美尔的反对，因为他对反攻早已丧失了信心。另外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隆美尔是因为政治上的理由，而不愿将预备兵力都用光。（注：据说他已经知道“7月20日政变”即将发生，所以他希望能够控制一些预备兵力，以做应变的准备。）

6月28日，第七军团的司令多尔曼将军突然死了。遗缺由豪赛尔上将继任。

6月29日，所有西线的高级将领都被召到了希特勒的行营，参加军事会议，龙德施泰、斯贝尔勒（Sperrle）和隆美尔等人都同时出席，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隆美尔。他的见解还是和4月间一样，认为在敌方空中优势之下，机动战争已经再无实现的可能了。在这一次会议中，最主要的议题就是如何增加战斗机的实力。戈林表示只要斯贝尔勒能够提供驾驶员，他可以供给800架战斗机，可是斯贝尔勒手里却并没有那样多的驾驶员。当他说出他一共只有500人的时候，马上引起希特勒的怒火。这一天会议的结果，就是不久后龙德施泰、盖尔和斯贝尔勒三个人都被免职了。龙德施泰的继任人选就是克卢格元帅，这时他正深得希特勒的宠信。

克卢格是一个很努力的军人，他对于小型战术的知识很丰富，可是对于大规模的机动作战，却完全不懂。他对于装甲兵力的用法，就是把它们拆散成为小单位，对敌方海军火力控制下的有限目标发动正面攻击，结果逐渐将兵力消耗掉，这种办法当然是非垮不可的。

7月11日，卡昂城陷落。7月17日，当隆美尔从前线驱车回司令部的时候，中途遭到一架英国战斗轰炸机的袭击。他翻了车，头部受了重伤，被迫离开前线进了医院。自从他离去之后，西线战场上就少了一位具有坚强个性的大将。而这一天盟军继续向前推进，从奥恩河（Orne）突入到卡昂、科蒙（Caumont）、圣洛（St.Lo）至莱赛（Lessay）的海岸地区。

在诺曼底，盟军正在厚集兵力，准备实行突破，情况已经是瞬息万变。可是在东线方面，我们也正遭遇着更重大的惨败。

6月22日，苏军使用了146个步兵师和43个装甲师，沿着德国中央集团军的全线，开始发动总攻，这个地区的德军是由布西元帅所指挥。苏军的攻击进展顺利，德军步步败退，一共损失了25个师。

听到这个噩耗以后，希特勒又把他的大本营由阿卑尔沙兹伯格（Obersalzberg）迁回东普鲁士。我们所有可以调集的兵力都已经全部送上战场，以挽救这个残破的危局。布西元帅被免职，由本来充任A集团军总司令的穆德尔元帅兼任他的遗职。因为穆德尔事实上无法两面兼顾，所以B集团军就改由哈尔培上将（Col.Gen.Harpe）指挥。穆德尔本是我的旧部，在1941年时他是第三装甲师的师长。关于他的一切，我在上文中已经有过很多的描述。他是一个勇敢和勤勉的军人，对于前线的情形非常熟悉，能够获得部下的信赖，而且常常不注意自己个人的安全，他对于懒惰无能的部下是毫不宽怠的。他的行动十分坚定，一点都不犹疑。在这个时候要想塞住东线中央的这个大缺口，他实在是一个最合理想的人选。哈尔培也是一位装甲兵出身的军人，具有冷静、可靠、勇敢、坚定的美德，也算是一流的人才。由于他俩的同心协力，德军东线的危机才算是勉强渡了过去。当然，他们还需要有相当的时间，始能稳住这个局面。可是这时德国国内却又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大变乱。

谢选骏指出：德军的战败主要是由于希特勒的战略失误或说“没有战略”引起的，严格说来“非战之罪也”——既不是军人素质差，也不是武器质量差。但是古德里安似乎不懂，在一种战略混乱的前提下，要取得战争的胜利，几乎是不可能的。老实说，盟军在二战中所犯的错误，比起德国方面，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但它们还是赢了。为什么呢？人多势众、产量更大。而这种实力悬殊几倍的战争，正是希特勒的“没有战略”引起的！

【第十章 “7月20日事变”及其后果】

因为苏军已经节节胜利，而我们则缺乏预备兵力，所以苏军冲入东普鲁士的危险已经确实存在。凭着我主管一切装甲兵训练学校的资格，我就在7月17日下命令，把凡是可以参加作战的学校示范部队，都从柏林调到东普鲁士勒特曾设防地区的附近，以供救援之用。

在7月18日的下午，有一位我一向熟识的空军将官向我问道：他是否可以来看我。他告诉我一个情报，新任西线战场总司令克卢格元帅，准备瞒着希特勒而与西方国家缔结一个停战协定，为了这个目的，他已经在与敌方接触中。我听到这个秘密情报之后，不觉惊骇了一大跳。我马上想到克卢格这样一个举动，将使我们这个已经危险不堪的东线，和整个德国的前途，都要受到极严重的打击。我们在东西两方面的防线，都会一下就总崩溃了，从此苏联的红浪，就会无情地把我们都淹没了。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我从来不曾想象到，任何一位德国的将领，在领兵作战时会和敌人真正接触，而且还能够采取必要的步骤，以直接反抗国家的元首，因为我根本不相信这个情报是真的，所以我就问他是否可以把这个消息的来源告诉我。他对于这一点感到犹豫。同时他也没有告诉我，他说这话的动机是什么，和他对我所希望的是什么。当我问到这个拟议中的行动是否在最近的将来，即将成为事实，他却说那并不一定。所以我认为我还可以有充分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不过，当我在司令部里的时候，总是一天到晚忙于开会和会客，所以实在没有办法来仔细考虑这样严重的问题。所以我就决定在7月19日这一天，乘车到阿伦施泰因、托伦（Thorn）和霍恩沙查（Hohensalza）等地，表面上是去校阅部队，而实际上是想在路上仔细研究研究，以便做出我个人的决定。假使我说不出来这个情报的真正来源，而就把这个捉风捕影的话先报告给希特勒知道，那么我对于克卢格元帅就是做了一次严重的中伤，使希特勒对他发生极大的猜忌。假使我把这个消息完全密而不宣，而结果真就发生了，那么我对于祖国就未免罪孽深重了。但要想决定一条正确的路线才真是颇不容易。

7月19日我正在视察驻阿伦施泰因的战防部队时，突然柏林有电话来，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将军，请我把那已经发出的命令——将装甲示范部队调往东普鲁士——暂停三天执行。因为国内军的副总司令欧伯里希特将军（Gen.Olbricht）曾经有电话要求我们改采如此的做法。他所持的理由是，在明天——1944年7月20日，有一个代号“战婵”的演习，所有柏林地区的预备部队都要参加，若是装甲示范部队此时调走，那么就要影响整个的演习计划。所谓“战婵”演习就是一种对敌人空降部队，或是后方暴动的训练演习。这至少是我的想法，当然我并不知道还另有内幕。当托马勒向我保证着说，东普鲁士的局面还不是那样严重，三天的延迟对于大局似乎并无太大关系时，我只好勉强批准了，等演习完毕后再开拔。

那一天下午我在托伦校阅预备兵，到了7月20日上午，我就驱车往霍恩沙查去视察那里的部队。到了薄暮的时候，我一个人到野外去散步一番，突然被一个骑摩托车的传令兵找到了，他告诉我最高统帅部可能有紧急电话来，请我赶紧回去。当我回到当地驻军司令部的时候，才有人告诉我无线电广播里面，已经报告了有人谋刺希特勒的消息。一直到深夜，我才和我的参谋长托马勒将军通上了电话。他在电话中把谋刺希特勒的事实经过，简单向我说了一遍，把主谋的人名也告诉了我，然后报告我说希特勒已经有命令来，要我第二天到最高统帅部报到，因为他想免去蔡兹勒的职务，而任命我继任陆军参谋总长。在21日上午8时会有一架飞机飞到霍恩沙查，来接我去东普鲁士。

外间一切有关我在7月20日的行动的传说，实际上都是凭空捏造，我事先对于这个谋刺的阴谋完全不知道，我也没有和任何人谈过这个问题。那一天惟一与我发生接触的人，就是在深夜和我通了电话的我的参谋长。

由这个意外的事件，而使我接任了陆军参谋总长的一切经过，托马勒将军曾经将它详细记录在一个文件中，并且曾经宣誓一切都是事实，这个文件现在仍由我保管。它的内容大致如下：

1944年7月20日下午18时的时候，托马勒将军还正在他的办公室里面，突然最高统帅部有电话来。打电话的人是约德尔上将属下的一位参谋魏曾尼格中校（Lt.Col.Weizenegger），他问我现在在什么地方。托马勒就告诉他说我已经出去检阅部队了。于是托马勒立即奉命到最高统帅部直接向希特勒报到。托马勒大约19点钟才到达那里，希特勒由他的副官贝罗上校陪伴着接见了他。希特勒首先问我人在哪里，我身体是否健康。托马勒用肯定的语气回答了他的第二个问题。希特勒于是就说他本想任命布勒将军（Gen.Buhle）做陆军参谋总长，但是因为他在这次事变中负了重伤，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康复，所以他就决定在这个过渡期间，请古德里安上将兼代参谋总长的职务。托马勒就奉命安排一切，使我在第二天上午去向希特勒报到。

从这些事实看来，希特勒原意并不是命令我去接替蔡兹勒的，因为我曾经与他闹过别扭。他现在找我，只不过是已经无人可用而已。所以外面一切有关我的谣言，都可以不攻自破。实际上，当时东线的情形已经危如累卵，所以即令我是自己钻营这个位置，也还正可以显示出来，我是具有过人的英勇。

常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接受这个吃力不讨好的苦差事。我的回答很简单，军人是应该服从命令的。尤其是当时东线战场的情形，已经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为了挽救数百万德国军民的厄运，我也非跳这个火坑不可。假使此时我拒绝受命，坐视东线的德军和我的故乡东德沦陷，那么我在道义上简直就是一个懦夫了。虽然我的企图最后还是失败了，这是使我一生到死都会感到痛心和遗恨的。当我看到我们东部的疆土，和那些无辜善良、忠诚勇敢的人民，遭到这种浩劫的时候，可以说很少有人会比我更感到伤心。不管怎样的说法，我自己也是一个普鲁士人呀！

1944年7月21日，我从霍恩沙查飞到了勒特曾。当我一到达了之后，马上就和托马勒做了一个简短的谈话，他告诉我他和希特勒谈话的详情，并且把当时行刺那一幕的情形，也大概描述给我听了。接着我就去见凯特尔元帅、约德尔将军和布格多夫将军（Gen.Burgdorf）。因为希孟德已经被炸重伤殒命，所以布格多夫继任了希特勒的侍卫长，并兼任陆军人事处长。他们都把与我新任命有关的事情向我简明地解释了一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OKH中的所有幕僚人员，几乎要全部更换，因为原有的人员有些在这次爆炸中受了伤，有些犯了嫌疑，并已经纷纷被捕。还有一部分是久闻我的大名，根本就不愿意和我共事，另外还有一批人是从来没有上过前线的，这种人也是非换不可的。在没有和他们会晤之前，我就已经决定，准备在下午16点到陆军总司令部去视事。

在与陆军总部的人员会谈了之后，我就在大约正午的时候去向希特勒报到。他的样子似乎还很狼狈，有一只耳朵还在流血，他的右臂灼伤得很重，用绷带吊着，几乎全看不见了。可是当他接见我的时候，态度却是异常的安详。他当即面谕我接任陆军参谋总长的职务，并且告诉我他对于我的前任蔡兹勒，有时是深为不满的。蔡兹勒曾经向他五度提出辞呈，这在战时实在是一种错误的行为，因为负责任的将官也正和在战场上的将军一样，是不应该临难退缩的。所以他严厉地命令我，不得借故提出辞职的要求。

于是谈话就又转到了人事的问题。希特勒批准了我所提出来的OKH新任人员的名单。同时我也趁机提出现任的西线战场总司令，对于大装甲兵团的指挥，完全是外行，所以我建议把他调职。希特勒这时突然插口说道：“而且他事先对于这个暗杀阴谋也早已知道消息。”这时，凯特尔、约德尔和布格多夫三个人，都一致说克卢格元帅现在是西线的倚靠，所以虽然他知道这个阴谋，此时还是以不换动他为宜，于是想把克卢格调离西线的企图就此打消了。因为很明显的，希特勒所晓得的要比我还多，所以我决定还是不要多开口。

在军事问题讨论完毕以后，希特勒也谈到一两件私人的事情，他告诉我说，我的生命也处在危险之中，所以他已经命令秘密警察方面应该对我严加保护。这些人对于我的住所和车辆，都曾经加以严密的搜索，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不过为了应付希特勒，我只好决定为我个人设置私人卫士，这还是我自从担任军职以来的第一回。于是我就在装甲部队中随便指派了几个可靠的人员，担任我的住所和办公室的警卫，他们一直忠心地服务，一直到我离开的时候为止。这些人以后也常常调换，我对于私人安全问题实在并不那样放心上。

希特勒又劝我去和他的私人医师莫瑞尔（Morell）谈谈，因为他知道我有心脏病，所以他主张请莫瑞尔为我注射。我虽然曾经去和莫瑞尔谈过一次，但是因为遵从我那位柏林医师的劝告，我拒绝了他所提议的注射。以希特勒本人为例，事实上莫瑞尔专门为希特勒注射有麻醉性的药品，所以我自然不会上这位医生的当。

暗杀的企图曾经使希特勒的右臂受了重伤，他两耳的耳膜都已经震坏，右耳的欧式管也受了伤，不过他却恢复得很快。他本来有一种神经性的痼疾，从他的左手和左腿总是发抖的现象上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却与这次暗杀无关。实际上他这次所受到的打击不是在生理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依照他的个性，他对于整个的人类，尤其是参谋本部的军官和德军的将领，早已感到不信任，而现在就更变成了极深刻的仇恨。病态的心理使他丧失了道义上的判断力，变成了暴虐狂，以欺诈来作为掩护弱点的工具。他常常毫不犹豫地撒谎，并且也假定任何人在他面前所说的都是假话，他已经不再信任任何人。过去伺候他已经是很困难了，现在就变成了受洋罪了。他常常丧失了他的一切自制力，而他所说的话也越来越粗暴。在他的左右亲信当中，也再没有一个人可以对他略加约束，因为那个温文有礼、富有君子风度的希孟德已经死了，而继任的布格多夫却是一个饭桶。

在向希特勒报到之后，我就抽空到那个所谓“汇报室”里面去观了一次光，那暗杀一幕的景象还留在那里，这是很多人都已经叙述过了的，所以我不必再赘述了。接着我就到陆军总司令部里的参谋总长办公室去，开始执行我的新任务。我走到那里的时候，发现办公室中空无一人，也没有一个职员出来迎接我。我一连看了几间房子，才找到了一个正在熟睡中的工兵，他的名字叫里尔（Riehl）。我就把这个宝贝喊醒，叫他去找一个军官来。又等了相当的时间，他才带了一位洛林齐霍芬少校（Maj.Baron Freytag von Loringhoven）一同走进来。他是我的旧部，当我在1941年担任装甲军团司令的时候，他正是我的一位传令官，于是我就马上请他担任我的副官。此后，我就想和前线上各集团军总部通电话，询问他们当前的情况。在总长办公室里，一共有三部电话，但是却并没有说明哪一部是通到什么地方，我就拿起一部离手边最近的话筒，有一个女性的声音回答我。当我告诉她我是什么人的时候，她就一声尖叫，接着就把电话挂断了。我花了相当的时间才使那些电话小姐们平静下来，然后才命令她们接好了我所要接的电话。

一直到1944年7月20日为止的军事情况发展，我在前一章中已经讲述过。那实在是糟得可怕。要想使OKH对于前线上的战争有所助力的话，首先第一步的工作就是要恢复它本身的工作秩序，这个时候，整个东线战场的控制中心，也正是陷于分裂的状态。我的前任主张把OKH移回柏林附近的措森（Zossen）地方。有一部分的幕僚，连同军需总监部等等重要的机构，都早已迁到那里去了。许多的通信网也已经更动了。所以花了很多的工夫，我才和前方的集团军、后方的补给机关等等，取得了联系。现在我第一个所要决定的就是OKH在将来的总部到底设在什么地方。我决定仍然设在东普鲁士，因为希特勒本人和OKW也都在这里，比较便于联系。那些已经迁到措森去的各单位都奉命立即召回。

第二步是要恢复OKH工作秩序的步骤，就是赶紧任命一些必要的人员。我把温克将军找来，请他担任作战处长，他过去是夏纳尔（Schorner）的参谋长。不久我就又增加他的责任，改派充任OKH的办公厅主任，所控制的单位不仅包括作战处和组织处，并且还有一部分陆军情报机构，就是通常所谓“东线外国军”（Foreign Armies East）的机构。这样一来，东线的整个作战机构，就完全集中控制在一个地方了，现在作战处长就改由波宁上校（Col.von Bonin）充任，组织处长由魏兰中校（Lt.Col.Wendland）充任，而情报机构则由可靠的盖仑上校（Col.Gehlen）主管。军需总监本是瓦格纳将军（Gen.Wagner），但他已经畏罪自杀了，现在就改由托柏上校（Col.Topper）继任。柏林将军（Gen.Berlin）在法国和苏联战役中，都是我的炮兵总顾问，现在就被派为OKH的炮兵指挥官。普劳恩将军在1940—1941年的战役中，一直是我的通信指挥官，现在已升任三军兼陆军通信指挥官，这许多人要有好几天的时间，才能够全部赶到东普鲁士，而且更要相当的时间，才能够使他们在已经被破坏的工作网再恢复工作。在旧陆军总部中的重要高级职员，只有运输指挥官、优秀的格尔克将军（Gen.Gercke）仍然留位不动。

在最初的几个星期当中，我一天到晚所忙的事就是使这个机构恢复它的正常工作秩序。关于其他的问题，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去考虑。我当时是太忙了，除了前线上的战况以外，其他什么事我更一概不加以注意。我的新僚属们都常常和我本人一直工作到每天的深夜里，我们的目的就是想要挽救当前东线上的危局。

“7月20日事变”的实际效果到底怎样呢？

他们想要暗杀的人，事实上却只受了一点轻伤。他的生理情形，在过去本已不太强健，现在就更减弱了。他的精神上的安定却从此完全被破坏了，他全身的一切邪恶的魔力，都充分地发泄了出来，他从此更不受任何的限制。

假使这次暗杀的目的是想严重的打击德国政府的机构，那么所有纳粹党的重要巨头，就必须予以一网打尽才行。可是当炸弹爆炸时，这些人却一个都不在那里。对于希姆莱、戈林、戈培尔、鲍曼（Bormann）等巨头，都没有一个肃清的办法，换言之，这些阴谋家即令在希特勒被刺身死之后，对于如何夺取政权也并没有充分的把握。那么实际动手杀人的人，施陶芬贝格伯爵（Graf Stauffenberg），可能是完全明了这一点，所以在几天之前他本已有动手的机会，但是因为希姆莱和戈林都不在场，所以他又暂时停止了。我不知道施陶芬贝格为什么一定要拣7月20日动手，很明显的，这一次纵令暗杀成功，而政治目的还是很难达到的。或者是因为政府已经下令拘捕哥尔德内博士，所以才逼得他不能不赶紧下手。

即令希特勒已经被刺，而阴谋者也达到了夺取政权的目的，但是他们却还是需要有一批相当实力的军队，来巩固他们的政权，可是他们手里可供调遣的兵力连一连兵也没有。所以，当施陶芬贝格飞回柏林，带来了行刺成功的假消息之后，他们还是控制不了柏林城。那些根据演习计划集中的部队根本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当然会拒绝合作。譬如说，我的装甲部队虽然已经奉命暂留柏林不调往东普鲁士，但是对于阴谋者却并无什么作用，因为他们根本就不敢将他们的计划明白地告诉这些官兵。

再说到外交政策方面，这次政变成功的条件更不存在。阴谋分子的领袖和敌国政府间的联系可以说十分不可靠。敌国中的重要政治领袖并没有一个人，曾经轻微的表示过，他们将会与阴谋者取得协议，所以可以说，即令这次政变能够成功，德国的情况也并不一定比今天更好。我们的敌人是不会仅以毁灭希特勒和纳粹主义为目的的。

在暗杀现场殒命的人有下列几位：OKH作战处的布兰特上校（Col.Brandt），空军参谋总长柯尔腾将军（Gen.Korten），希特勒的侍卫长希孟德将军，还有一位名叫贝格（Berger）的速记员。除此以外OKW和OKH中的高级人员还有很多负伤的，事实上这些都是无辜的受害者。

接下来的受难者就是参加或预闻这个阴谋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家属。事实上，这些人中间只有极少数是曾经真正参加了活动的。而多数的人不过只是晓得有这样一回事，或是因为朋友的义气，对于这个秘密并未加以泄露，可是他们这种义气的酬报却是苦痛的死刑。第一批死难的人当然是他们阴谋分子的领袖人物，像贝克上将、军需总监瓦格纳和特瑞斯寇将军（Gen.von Treskow）等都已经纷纷自杀，此外像施陶芬贝格、欧伯里希特等人则在被捕后被执行枪决。

希特勒又下了命令，将所有的被告都交给一个所谓“人民法庭”加以审判。对于军人而言，那就是剥夺了他们受军法审判的权利，而改由希特勒个人所控制的法庭处理，这个法庭根据的不是正常的军法，而是代表希特勒的一种报仇雪恨的心理。在独裁政治之下，对于这种事情是不能作合法的控诉的。

假使军人为了参加或预闻这种阴谋，而有被移交“人民法庭”审理之必要时，第一个重要的步骤就是要开除他们的军籍，这个问题奉希特勒之命，另行组成一个“荣誉法庭”，专门负责加以裁决，这个法庭的庭长是老元帅龙德施泰，其他奉命出席参加的人有凯特尔、斯洛特（Schroth）、克利贝尔（Kriebel）、契尔希海姆（Kirchheim）和我本人。我当即要求，因为我身兼陆军参谋总长和装甲兵总监两项重要职务，实在没有空闲时间，所以希望免除这件不愉快的工作。希特勒却并没有批准。我所能办到的，就只有因为紧急军务不能分身时，契尔希海姆将军可以算是我的合法代理人。起先我就以此借口，根本就不出席，不久凯特尔就奉了希特勒的命令来看我，嘱咐我至少要偶尔出席几次。所以我迫不得已也曾经出席过两三次，所听到的都是一片伤心事。

最初阶段的审判是由卡腾布鲁纳（Kaltenbrunner）和盖世太保的米勒（Muller）队长担任。前者是一位奥地利籍律师，后者是一位巴伐利亚的官吏。他们对于德国“军官团”的精神，根本就毫无了解，而米勒对于军官团的态度，是一种仇恨和自卑情绪的总结合。此外陆军人事处长和副处长，也代表希特勒本人而以观察员的身份出席。一般说来我们这几个审判官总是尽量地为那些被告们开脱，而龙德施泰也经常支持我们这种态度。

荣誉法庭的惟一任务，就是根据最初审讯的报告，裁决这些被告是否应该交人民法庭处理。假使这个法庭裁决是应该移交的，那么这个人马上就会被开除军籍，从此他就不属于军法审判的范围。我们的审理只以书面审理为限，那就是所根据的只是那两个初审员所提供的文件。我们无权直接讯问被告。

所以这种审理实在十分困难，要想开脱一个无辜的人，是要费下不少的力量。而且偶一不慎又可能要把其他的人拖下水来。

人民法庭所宣判的死刑，是用绞刑来执行，这是德国法律，尤其是德国军法上所绝对没有的成例。在过去，一个军人犯了死罪，就只有执行枪决。绞刑是一种来自奥地利的输入品，不幸得很，在今天却还继续保留着。

任何人真正企图发动政变的时候，他当然已经认清了“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原理，假使他失败了，他当然应该以叛国之罪接受死刑。不过由于“7月20日事变”的结果，却有许多人才真是冤枉地送掉了性命。有许多人根本就毫不知情，可是这种辩论对于希特勒而言，才真是毫无意义。许多悲惨的故事中，我可以举出齐尔贝尔格将军（Gen.Heisterman von Ziehlberg）的事件为例，他是我的老上司柴希维兹将军的女婿。当“7月20日事变”发生的时候，他正在东线基地充任师长的职务。他的作战科长库恩少校（Maj.Kuhn）本是在OKH组织处工作，他事先知道这个阴谋。齐尔贝尔格接到了一个电报，命令他立即拘捕库恩，并把他解送柏林，他却允许库恩先单独驾车往某处一行。他是想给他有一个自杀的机会，可是库恩却偏不自杀，反而逃到敌方去了。于是齐尔贝尔格被捕，并送交军法审判，他只受了一个轻微的判决。不久以后希特勒知道了这回事，他就下令再度加以侦讯。他的理由是说库恩过去曾在OKH组织处中工作，可能知道很多的军事机密，所以他的逃亡对于国家具有严重的影响，所以齐尔贝尔格就被改判死刑了。他在1945年2月间被执行枪决。我那不幸的老上司还有一位女婿也是被判处了死刑，虽然理由各有不同。那另一位被处死的女婿是一位十分勇敢的人，他的名字是哥德希将军（Gen.Gothsche），他是因为公开声明德军绝不会胜利，所以才会被枪决的。

被判死刑的人，命运固然很悲惨，而那些没有死的人，也真是活罪难受。我们对于他们的命运，真是感到爱莫能助。

所以无论从哪一点看来，这种暗杀的企图实在是一无是处，而且结果极可怕。就我个人而言，我是反对任何形式的暗杀的。我们基督教的精神曾经明白地禁止这种事情。所以我对于这次事变是根本不赞成的。除了宗教的理由以外，国内外的政治情况也限制了这个政变成功的可能性。他们的准备既不够完善，而领导人才也不高明。最先的发起人是哥尔德内博士，这是一个热心有余的理想家，他甚至于相信不要流血就可以使政变成功。毫无疑问的，他们这一伙人自认为是为了民族国家的利益，才进行这种阴谋。哥尔德内博士并且主张在政变成功之后，应该实行民主政治，他曾经拟定了一个新政府的名单，所不幸的就是因为他个人的不小心，这个密件也给盖世太保弄到了手。拟定中的新元首是贝克上将，关于他的一切个性，我在本书中早已描写尽至。他在7月20日那一天的行动也就可以证明我的观察是一点都不错的。维茨埃本元帅（FieldMarshal von Witzleben）是一个病夫，他固然痛恨希特勒，可是在这个艰难的局面中，他却缺乏决心发动一次军事政变。霍普纳尔上将是一个勇敢的军人，不过他对于这次事变的根本问题并不见得了解。欧伯里希特将军是个第一流的好军官，可是他手里一个兵也没有，根本不能有所行动。到1944年7月20日为止，他们对于这个问题早已讨论了一年之久。晓得这个计划的人越来越多，所以无怪乎盖世太保已经有了风声，于是就开始动手抓人，这才使他们感到迫不及待了。这种威胁遂促使施陶芬贝格伯爵不得不亲自动手，结果终于完全失败了。关于国内训练军总司令弗洛姆上将的情形到底怎样，现在还搞不清楚，虽然他最后也还是送了性命。法国驻军总司令斯徒普纳格尔将军（Gen.Heinrich von Stulpnagel）是一个人格高尚，和我私交颇深的好人，他也遭到了惨死。但是最悲惨的却还是隆美尔元帅的结局，我一直到进入俘虏营的时候，才知道这件事的内幕。到了这个时候，我才算是把这一本悲剧完全看清楚了。

当然一定会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来，那就是假使这次政变成功了，结果又会怎样？任何人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有一个事实却是不可否认的：在那个时候，大部分的人民还都是相信希特勒的，他们甚至认为若这些人把希特勒杀死了，将使德国丧失胜利的希望。他们也许更会痛恨德国的军人，因为他们会觉得军人们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突然背誓，杀害了政府的首脑，从而使国家成了无舵之舟，那实在是太不荣誉。同时，敌国对于我们的态度，似乎也不会因此而有所改良。

第二个问题就是将会发生一些什么事情？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认为是这样的：虽然有许多人曾经说到和写过反抗希特勒统治的问题。可是事实上，这些人现在却都活着，他们在当时又何曾敢于违反希特勒的意志？又有谁敢于在独裁者的面前，大声地说出“不”字，或是和他公开的辩论呢？由此就可以推断将会有些什么事情发生。我曾经参加过无数次的汇报和会议，深知很少有几个人是敢于和他对立的，而这些人在今天仍能活着的也就更少了。有些人只敢在走廊上交头接耳的谈话，以表示他们的反对，或是鼓励旁人去送死，对于这些人，我们似乎不愿意称他们是“反抗的斗士”。假使有一个人敢于不同意希特勒的意见，那是他的责任感在内心里鼓动他这样做的。假使有人敢在战前向他表示异议，那么也许可以发生效力。假使有任何人早知道希特勒的政策会引起战争，或是使德国遭到惨败，那么他应该在开战之前，明白直率地把这个意见告诉希特勒和德国人民，假使国内环境不许可，那么他也可以到国外去发表这样的言论。当时那些应负责任的人们，事实上，却没有一个人敢于这样做！

谢选骏指出：在陷入绝境的末日情怀之下，德军高层决定刺杀希特勒、发动政变，以便给德国留点残汤剩菜。但就是这么一点可怜的愿望也落空破灭了。看来命运的主意已定，就是要毁灭德国这个自封的“优秀种族”，来证明只有上帝才是伟大的。

【第十一章 参谋总长】

东线的作战

让我们再回到严重的军事情况。

在OKH的参谋本部恢复了工作秩序之后，我们的工作还是非常沉重而迟缓，因为希特勒还是坚持着一切的事情都必须要他批准，并且不让参谋总长有一点最有限的决定权。所以我就要求对于不具重要决定性的事情，我应该拥有给与东线各集团军直接命令的权限。同时我也要求专就整个参谋业务的范围而言，我应有权给与各军团的参谋人员直接的指示。这两个要求却都为希特勒所拒绝了，凯特尔和约德尔又都附和希特勒的意见。凯特尔亲笔签字表示他接受希特勒的主张，而约德尔却在我的签呈上，加注意见说：“参谋军官团本就应该予以撤销！”这些本身是参谋军官团出身的高级人员，都这样的忘本，所以前途才真是无法乐观。由于希特勒拒绝了我的要求，其结果就是不久即发生了许多次的违反纪律的事件。于是我就把凡是不听指挥的人员设法调回OKH服务，因为在那里我多少总还有些执行纪律的权力。在那里，我让那些过分自信的青年绅士们，有几个星期冷静头脑的时间，让他们自己对于自己的态度有一个反省的机会，我偶尔将我这种处理的方式告诉希特勒。他惊奇地凝视我，可是却一句话也没有说。

在我接受新命令的头几天，我就要求可否与希特勒个人做一次私人性的谈话。他问道：“你是想要讨论业务问题呢，还是人事问题？”那当然是业务问题，而且只有我们两个人密谈，并且保持着相当坦诚的态度，才可以获得一些结论。希特勒完全明白这一点。这也就是他拒绝我的要求的理由，以后凡我与希特勒讨论业务的时候，凯特尔元帅几乎总一定在座，另外还加上两个速记员，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就很少有机会向最高统帅据理力争，因为只有在私人性的谈话中，才不至于损害他的尊严。为什么做出这样非常不利的规定，凯特尔也要负一部分的责任，因为他害怕会有什么重要事情不让他知道，这样他慢慢地就会丧失了他的地位，所以我在行使职权时，其所受的限制正和我的前任是一样的。这种情形已经积重难返，很难设法改善了。

当我在1944年7月21日勉强接受了陆军参谋总长的任命时，东线的情形令人忧心。

我们最强大的兵力似乎要算是南乌克兰集团军，它所包括的有第七、第八两个军团，以及一部分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部队。它的前线正面从黑海海岸上的第聂伯河口起，沿着该河到达克齐尼夫（Kichinev）以南、雅西（Jassy）以北和弗尔蒂切尼（Falticeni）以南，越过普鲁斯河和锡雷特河，最后向西南面延伸，以到达锡雷特地区为止。在3、4月间的春季会战中，这个集团军曾在雅西以北，击败了敌人的攻击，最后还能够把一部分的师团抽出前线，充作预备队。目前该集团军的总司令是夏纳尔将军，他是一个特别能获得希特勒信任的将领。

若认定这一方面的情形已经很恶劣，那么中央集团军方面的情况，自从7月22日以来就更悲观了，实际上已经不堪收拾。苏军在别列津纳与普里佩特大沼泽地之间的攻击已经获得成功，从6月22日到7月3日之间，它已经在罗加乔夫、乔瑟、奥尔沙以北和维捷布斯克的两侧等地区，突破了德军的阵线，在整整歼灭了德军25个师之后，他们并且压迫着德军不得不逐步后退。在最后数天之内，苏军对于战果的扩张，更是获得了惊人的胜利。不仅是德军中央集团军已经站不住脚跟，就是北方集团军也被拖着陷于全部崩溃的局面。到了7月21日，苏军以十分强大的兵力，向维斯瓦河之线，发动了全面攻势。其中威胁最严重的一路是由波尼维希（Ponievisch）以达孝仑（Schaulen）和米陶（Mitau）。在米陶以北，他们已攻抵了里加湾，于是就把北方集团军和德军其余部分的联络完全切断了。

北方集团军，其右翼在波洛茨克以北，前线全部正面由该处经佩普西湖，以达芬兰湾为止。由于中央集团军已经遭到了惨败，所以到了7月21日，北方集团军的右翼就只好撤到米陶—都拉堡—普斯科夫之线。但是局面仍不能稳定住。

我的前任移交给我的，不仅是一群完全丧失了组织力的幕僚，而且也是一个完全瓦解了的前线。现在我手里惟一可以动用的兵力就是在南乌克兰集团军后方的罗马尼亚部队。可是只要从铁路运输图上略为一看，就可以明白必须要有相当的时间，才能够把该部队运往北面。国内训练军团所能产生的有限兵力，早已向前方赶运，用来补充惨败后的中央集团军。

我现在最主要的作战助手温克将军，本来就是南乌克兰集团军的参谋长，他对于罗马尼亚的情形十分熟悉，所以在我们征得了南乌克兰集团军总司令同意之后，我就向希特勒建议，把凡是在罗马尼亚境内可以抽出的兵力，都悉数北调，以填补中央集团军和北方集团军之间的空隙。希特勒马上同意了。同时希特勒又命令南乌克兰集团军总司令夏纳尔，和北方集团军总司令佛瑞斯纳（Friessner）互相对调，并且破例给予该总司令相当大的指挥权限。由于此项紧急的指示，才使苏军的北面攻势暂告停顿。我原有的意图是不仅想重建这两个集团军间的联系，而且还想趁机撤出波罗的海国家，藉以大幅缩短战线。要想使北方集团军不至于在目前这种危险局势中全部被歼灭，这种撤退似乎是绝对必要的。夏纳尔将军就奉命拟定撤退计划。他提出报告说大约要三四个星期的时间，才可以完成这个撤退，这实在是太慢了。我们必须采取更迅速的行动，因为我们已经预料着敌军即将向东普鲁士发动大攻势，所以希望将这一部分兵力赶紧撤出，以供防守之用。因此我就命令在七天之内，应完全撤出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于是在里加只占领一个桥头阵地，而把所有的装甲和摩托化部队都马上集中在孝仑以西的地区中。我判断苏军一定会在那里发动下次的攻击。若是要想使中、北两集团军再重建联络，那么首先就要击败敌人这一次的攻击。

德军从9月16日到9月26日发动反攻，才使两个集团军重新恢复了联络。这一次胜利的主因是斯塔希维兹上校（Col.Graf Strachwitz）的英勇作战，而他所使用的部队就是一个临时拼凑而成的装甲师。在这次小胜之后，似乎是趁机撤兵的最好机会，可是北方集团军却居然抗不从命。夏纳尔相信苏军不会再向孝仑以西地区进攻，而将向米陶进攻。所以他就不遵照希特勒所签署的命令，而把他的装甲兵力保留在米陶地区。我不知道夏纳尔是否在暗中已经获得了希特勒的批准，因为他和希特勒是能直接联系的。不过无论如何，战线由于他这一个行动，遂在10月间又重被苏军突破。苏军在梅默尔与利包（Libau）之间攻抵了波罗的海的海岸。德军为了想重建两个集团军之间的联络，就沿着海岸进攻，结果又失败了。于是与北方集团军的联系终于被切断了，现在一切补给物资就只有经由海路来运输了。

我和希特勒发生了冗长而激烈的争论，为了保卫德国本土，我极力主张把这一部分宝贵的兵力撤出。而这个争论的结果只不过是使双方更感到不愉快。

切断北方集团军（1944年10月5日至10月25日）正当东线左翼方面发生了这样严重危机和激烈战斗的时候，中央集团军在穆德尔元帅个人的英勇领导之下，逐渐重建了华沙东面的战线。可是此时波兰人却在华沙城内发动了叛乱。这一次的起事，由波尔—柯莫罗维斯基将军（Gen.BorKomorowski）指挥，发生的地点就恰好在我方前线的正后方，所以成为前线上德军的一个极大威胁，和第九军团司令弗尔曼将军（Gen.von Vormann）的联络也因此中断了。起事的波兰人和苏军的会合，也是一个很可能的威胁，不可加以漠视。我就要求把华沙城归并在军事作战地区之内，以便做统一的处置。可是波兰总督法兰克（GovernorGeneral Frank）和党卫军总司令希姆莱的私人野心，却说服了希特勒，使他拒绝了我的建议。于是虽然华沙城事实上已经成为前线中的一部分，可是却与军事指挥系统完全脱节，一切还是由他们自己处理。希姆莱奉令负责平息这一次的叛乱，他就动用了大批的党卫军和警察部队。这个战斗一直延续了几个星期之久，情形是十分的野蛮。许多党卫军都是临时抽调来的，成分复杂，其中有许多人都是违法犯罪、为非作歹的狂徒。所以在混乱的街市战中，就把一切的军纪都丢光了。他们的总指挥官巴赫（von dem BachZelewski）亲自向我诉苦说，他已经无法控制了。我看着实在太不像话，就向希特勒报告，要求把两个纪律最坏的旅撤出东线。最初希特勒还不肯相信我的话，可是希姆莱的联络官，党卫军准将费格莱恩（Fegelein）却自动承认说：“我的元首，这是真的，那些家伙全是混蛋！”这样希特勒才同意了我的要求，开始整饬党卫军的军纪。

一直到10月2日，这次叛乱才被完全铲平。当波兰人一开始有投降的表示时，我就力劝希特勒宣布，他们可以拥有国际公法所保障的战俘一切权利。我希望这个宣告可以缩短这种无意义流血的时间。希特勒也接受了我的意见。在8月15日，穆德尔即已奉命调往西线战场，他的中央集团军总司令一职改由赖因哈特上将继任，因此就由赖因哈特接受波兰人的投降，陆军也就开始照着这个命令来执行受降的任务。

在这种叛乱中，是最难分辨有组织的战斗人员与无辜平民的差异的。波尔—柯莫罗维斯基将军在他所著的《不可征服的人们》（The Unconquerables）一书中，也曾经这样写着：

在战斗中我们的指挥官也分不清楚谁是军人谁是平民。我们的部队并没有制服，而我们也无法阻制平民戴上红白两色的臂章。他们，和波兰国内军的士兵一样，也使用德制的武器，所以更使我们弹药缺乏的问题，分外显得严重。因为平民们没有战斗的经验，常常为了一个单独的德国兵，而浪费了大量的手榴弹和步枪子弹。所以我的部下为了这个问题也都纷纷向我诉苦。

因为波兰人又从德军的仓库中，夺获了大批德军的制服，于是就把它穿上，这样的鱼目混珠的情形一发生，就更使德军感到人人自危，因此残酷杀人的事也就大幅增加。当希姆莱和他的部下，把华沙城中战斗的情形，报告给希特勒听的时候，他就不禁大光其火，于是也发出严厉处置的命令。10月11日他就向党卫军的指挥官巴赫发出了命令，叫他负责把华沙城夷为平地。

因为这个命令是直接给与党卫军的，所以我事先完全不知道。一直到1946年我在纽伦堡监狱里面，才看到了这个命令的原文。不过虽然如此，我在当时却也风闻到有毁灭华沙城的谣言，于是我赶紧去见希特勒，恰好碰上他正在为此事大发雷霆。我就觉得我有这种责任，为保存该城而力争。因为希特勒已经宣布要把华沙城当作一个要塞，那么因为掩护德军也需要有房屋，同时维斯瓦河现在已经是我们的防线，而该河又流过该城的中心，所以保全那里的建筑物，实在更是非常的重要。

1943年和1944年的秋季战斗，已经使华沙受到很大的损毁。但一直到1945年正月苏军发动攻势为止，这个古城才算是完全被毁掉了。

那些叛乱的人，投降之后就都移交给党卫军接管。波尔—柯莫罗维斯基将军和费格莱恩本是老朋友，他们在战前都是国际体育界的名人。所以由费格莱恩负责收容他，是恰到好处。

常常有人要追问，为什么苏联人明知华沙城内已经发生了叛乱，却不仅不赶紧支援，反而在维斯瓦河上按兵不动，停止了他们的攻势。毫无疑问的，在华沙起事的波兰人是自认为与伦敦流亡政府有关系的，他们也只接受这一方面的指示。他们一再表示他们的眼睛是朝西面看的。所以苏联当局当然不愿意这一派波兰人得势，而且还控制住了波兰的首都。苏联想扶持的是在卢布林成立的傀儡政府。这些问题是同盟国彼此间的纠纷，与德国无关。我们所感觉到的，就是苏联人既然没有进入维斯瓦河，结果遂使我们获得了一个短期的喘息机会。

虽然如此，苏军的第十六战车军，也曾经在7月25日企图在登布林，越过维斯瓦河上的铁路桥梁。结果为德军所击败，损失了30辆战车，桥梁也适时被炸断了。其他苏军的装甲兵力就完全被阻隔在华沙的北面。就我们德国人的观感，觉得苏军之所以不再前进，是由于我们防守有功，而并不是因为他们要坐视华沙叛乱的失败。

8月2日，属于所谓“波兰自由民主军”的波兰第一军团，使用了三个师的兵力，在普瓦维—登布林地区，渡过了维斯瓦河，向德军进攻。它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是却占据了一个桥头阵地，以等待苏军援兵的到达。

在马格鲁兹夫（Magnuszev），敌人在维斯瓦河上又建立了第二个桥头阵地。苏军奉命从此处渡河，再沿着与维斯瓦河平行的道路，向华沙进犯。不过他们进到皮利察（Pilica）之后，就被德军阻止住了。

德军第九军团方面有这样的印象，认为在8月8日以前，苏军即拟以突袭的方式，企图攻占华沙。照当时他们不断胜利的情况看来，似乎是很有可能的。但是即令华沙城内已经发生了叛乱，德军却还是挡住了他们的攻势。而苏联人又认为波兰人在华沙的起事，是未免太早了点，所以使他们接应不上。从7月26日到8月8日之间，第九军团曾经报告他们共俘获了603名战俘和41名苏方逃兵，击毁了苏军战车337辆，俘虏了70门大炮、80门战防炮、27门迫击炮和160挺机关枪。而当时第九军团本身还正在不断退却之中，所以这个数字的确是相当的惊人。

无论是在西线战场还是在东线战场，德国人都从来没有做构筑防御工事的准备。在西线战场方面，希特勒是相信他可以依赖大西洋长城，而在东线战场方面，他始终认为假使有了一条固定的防线，那么将领们就会不肯拼死力战，而希望赶紧向后撤退。结果是我们迭遭惨败，丧失了许多可供回旋的空间，而使今天的前线这样的接近德国边境，显得异常的危险。假使希望今后的前线，不至于因局部的败退，而被拖得全面退却的话，那么现在就必须要采取新的办法了。诚如我在1月间向希特勒说过的话，重新修筑过去德国东面的边界防线，实在是刻不容缓的事。衔接这条防线与主要河流防线之间的联络点，本身也都应该加以设防。我在与OKH工兵指挥官贾可布将军（Gen.Jakob）合作之下，就拟定了一个全面的构筑计划。

为了研究要塞联防的问题，我就命令把我前任所撤消的参谋本部城塞组，又重新恢复了起来，并任命提罗中校（Lt.Col.Thilo）为组长。我把我们所拟定的计划，在没有呈送希特勒批准之前，就先由我自己负责，分送各有关单位加以执行。之后在呈送计划给希特勒时，我又亲自加上一个附注说，因为事机急迫，我已经先发出了命令，要求他给与我一个事后的追认。希特勒很勉强地同意了我的办法，这当然是一种非常的措施，不可以常用的。无论如何，东线的要塞现在总算是已经开工修建了。土工方面通常都是由志愿人员、妇女、小孩和老年人担任，这是德国惟一没有动用的劳动人力。而“希特勒青年团”对于这一个工作具有很大的贡献。尽管天气十分恶劣，这些忠实可靠的德国人一直都在努力工作之中，他们希望保卫他们所爱护的祖国，和支援在前线苦战的士兵。以后这些工事并没有完全达到我们所希望的理想，但是原则上却并没有错误，因为以后我们并没有那样多的人力和武器来守住它。我们本来准备使用的部队和武器，以后因为西线情况紧急，就完全调走了。仅仅西线不要的货色才留在东线方面。不过我对于当时出力劳动的人们，还是要表示深切的谢意。此外，有一部分要塞也完成了它们的任务，滞碍苏联攻势达到相当长的时间，例如在科尼兹堡和但泽的保卫战、格洛高（Glogau）和布里斯劳（Breslau）的保卫战中，都发挥了极大的效用。假使没有它们，苏军的进展也许还要更快，德国的损失也许就会更大了。

我十分清楚，要想阻止敌人的攻击，这些要塞工事就一定需要充足的防守兵力、武器和补给物资。所以我就命令组织要塞部队，其所需要的人力以不能供野战之用、而尚可以在要塞中服役者为原则。第一批成立的部队是100个要塞步兵营和100个要塞炮兵连。接着机关枪、工程、通信等部队也都陆续成立。但是即令如此，在这些部队刚刚可以参加作战时，其中就有百分之八十都已经奉命调往西线去了。我虽然表示严重的抗议，却是毫无效果，等我知道的时候已经太迟了，所以一点办法都没有。这种准备不够充分的部队，被送上了西线的野战场，不明不白的，在他们还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之前，就已经完全毁灭殆尽了。而在东线方面，虽然已经修好了要塞工事，可是却找不到人来据守它。所以到了要用的时候，这些工事对于撤退中的野战军，并不能够给与必要的支援。

在武器方面的情形，也正和人力是一样的。我最先要求把所储存的俘获兵器，完全交由我使用，结果为凯特尔和约德尔两个人所批驳了。他们告诉我在德国境内并没有储存着这一类的大炮。可是OKW的陆军处处长布勒将军，却告诉我说：有数以千计的重炮储存在兵工署的仓库中，每个月都要有人为它们擦一次油，可是从来就没有动用过。我就下命令把它们装置在东线要塞上面，并且命令人员们开始使用的训练。约德尔还是从中捣鬼，结果他又规定凡是口径在50mm以上，或是弹药在50发以上的大炮，都一律送往西线。可是当它们到达西线时，时间是已经太迟了，若是它们能够运往东线，那么所发挥的作用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此外，自从1941年以来，我们的30mm和37mm的战防炮，就已经无力击毁苏式T-34型战车了，所以东线战场方面实在是需要更大口径的重炮。

关于补给物资方面，我命令一律应作三个月的储备。无线电通信中心和燃料供应线也都分别加以建立。当我因旅行之便，到工作地区去视察的时候，立即受到了当地工作人员的欢迎。他们都一致愿意听我的指挥，努力进行一切准备工作。

因为我原先成立的要塞部队，已经给他们差不多都调光了，于是我就只好另想他法。前OKH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曾经向希特勒建议在东部危险地区中，组织一个民防军（Landsturm），但为希特勒所拒绝。我觉得这个办法可行，就决定成立这种部队，其人员都是本可以服兵役的，因为担负了后方重要工作才被免役的。假使苏军突破之后，这些单位就可以立即召集，以来防守东线要塞。我就向希特勒建议，因为SA（冲锋队）还可以供给可靠的人员，就命令他们负责主持这个组织好了。时当SA的参谋长是希波曼（Schepman），这个人很有头脑，愿意与我合作，并接受陆军方面的指导。希特勒本已批准了我的建议，可是第二天却又变卦了。他告诉我他曾经重新考虑过这个问题，认为还是由纳粹党来主持这个工作比较好，换言之就是交给他的亲信鲍曼主持，名字也改成了“国民军”（Volkssturm）。鲍曼奉命之后，起先是一事不做，接着因为我的一再催促，才照例发一纸文书通令各级党部负责筹办。我们的原案是专以东线紧急地区为范围，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于是所谓“国民军”这个组织就变成了一个大而无当的东西，我们既没有这样多的军官去训练指挥他们，同时也没有这样多的武器去装备他们。很明显的，纳粹党对于真正的军事情况，并不表示关心，所任用的人员也都是一些卖膏药的党部干部。我的老朋友魏特夏将军就被派充当小兵，他的连长却是一位党干。所以，这些投效国民军的勇士们，本来都是存心以死报国的，可是他们所受的训练却是忙于学习如何向希特勒敬礼，对于真正作战的训练却反而完全不重视，还有许多伟大的牺牲精神，也都不为当局所认识，以后我还要提到这些事实。

这种很明显的孤注一掷，在当时却是必要的，因为国内训练军的最后一点兵力，也都被希特勒抽调走了——他用在西面去准备发动一次新的攻势，而完全不顾东线方面的防守问题。在8、9两个月里面，德军的西线已经完全崩溃，因为中间并无任何防线可供据守，所以他们就一直向所谓齐格菲防线退却。但这条防线事实上已经不再是一条完整的防线，因为它们的武器大部分都已被拆卸下来改装到大西洋长城上面去了，现在都完全丢光了。德军撤退得很匆促，而盟军又追击得很凶猛，所以有许多重要据点都纷纷沦陷。假使事先有相当的预备队据守着，也许就可能会有一个反攻的机会。这个时候，希特勒的脾气已经是一发不可收拾，他一再严令必须死守某些地方，可是前线上根本就没有足够的兵力用来执行他的命令。所以他在9月间，就决定动员德国所剩余的一切力量，以期做一次最后的攻击。自从“7月20日事变”发生之后，党卫军领袖希姆莱就兼任了国内训练军的总司令。他凭着这个职权，就开始建立“政治军人”和“政治军官”的制度，这是希特勒和他两人多年梦想的计划。新成立的单位叫作“国民步兵师”和“国民炮兵团”等等名称。所需要的军官由陆军人事处审慎地加以挑选，并且实行了“政委”的办法。在东线方面也发生了同样的情形，有些“政委”们直接向鲍曼提出小报告，而鲍曼本人对于陆军又是具有深恨的。我看到这个情形实在不像话，所以不等到它发展得太快，就开始加以制止。并且把犯罪的人加以处分。不用说，这当然又不免要引起一场激烈的争吵，结果对于“国民军”的管制问题还是没有进步，而大本营的一切也还是照样的乌烟瘴气。

希特勒的目的，是想要在11月里，把所有现役军的最后兵力，都送到西线上去做最后的一搏。他想把盟军击败，并把他们赶下海去。这些新成立的部队，可以说是我们国力的最后结晶，现在都要用来实现这一次伟大的计划。这些事情下面我还要加以检讨。

1944年8月5日，当我们正在忙于为“7月20日事变”和东线总崩溃，办理善后事宜的时候，罗马尼亚的首相安东尼斯丘元帅（Marshal Antonescu），突然访问东普鲁士的希特勒大本营。我奉命主持汇报，要把东线战场的现况讲述给这位元帅听。希特勒、凯特尔和其他的高级人员也都照例出席，此外还有里宾特洛甫带着他在外交方面的助手们。我的讲话由外交部的首席翻译官施密特大使（Ambassador Schmidt）译成法文。施密特大使不仅是一个风度极佳的外交官，而且也是我所认识的最好的翻译人才之一。他有数十年参加多次国际会议的经验。可是这一次他只说了几句话，就表示他对于军事方面的语句还是不大熟悉。所以结果还是我自己用法文来说比较便利，我很满意的就是安东尼斯丘元帅对于我所说的法文，倒还算能了解。

在这次汇报中，安东尼斯丘完全明白了我们处境的困难，他也懂得首先第一步就是要重建中央集团军的防线，其次就是使中、北两集团军之间取得联系。于是他就主动建议撤出摩尔达维亚（Moldavia），而我们就撤到加拉茨—福克沙尼—喀尔巴阡山脉（Galatz—Focsani—the Carpathian Mountains）之线。只要是合于轴心国的利益，他是不惜牺牲的。我立即将这个伟大的诺言翻译给希特勒听，以后又再度提醒他。希特勒就向安东尼斯丘表示热烈的谢忱，并且对于这一承诺获得了某种结论（这是后话）。

第二天上午，安东尼斯丘请我到他的房间里去，和我单独做一次私人性的谈话，对于这次谈话我觉得获益良多。这个罗马尼亚的老元帅，不仅表示出来他是一个好军人，而且也表现出来他对于他的国家的交通、经济和政治情形，都具有深切的了解。他所说的一切都是以常识为基础，说话的态度也十分的有礼貌，在那个时候的德国，可以说已经找不到这样君子风度的人物了。他不久谈到这一项事变，表示他很感到震惊，他说：“请相信我的话，我对于我手下的各位将领，是一向具有绝对的信心。要说是军官们参加这种政变，对于我们而说才真是不可以思议的！”在那个时候，我对于他这种严词指斥，感到实在无话可说。可是14天之后，安东尼斯丘本人所面临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而我们也和他成了命运共同体。

这一次和他一同来访的人员，还有罗马尼亚的外交部长米恰东尼斯丘（Michai Antonescu）。这是一个具有吸引力的人物，但似乎很狡猾，他的友谊让人觉得有一点虚伪。和他们一路的还有德国驻罗马尼亚的大使克林格（Killinger），和德国驻罗军事代表团团长汉生将军（Gen.Hansen）。我和这两位德国官员，都曾做过长时间的谈话，征询他们的意见。他们两位都不太重视安东尼斯丘，但是却主张德国人应支持那个年轻的国王，以当作罗马尼亚的傀儡元首。他们的意见使德国的军事当局大上其当，忽略了酝酿中的阴谋，而具有一种虚伪的安全感。

7月底，佛瑞斯纳上将代替夏纳尔继任南乌克兰集团军总司令，他现在也同意安东尼斯丘的建议，在安东尼斯丘访问大本营不久之后，他就向希特勒建议把我们的正面撤退到加拉茨—福克沙尼—喀尔巴阡山脉之线。希特勒作了一些保留之后，才勉强同意了，不过他却坚持着认为必须等到他获得了敌人确实想向这一方面进攻的证据之后，他才肯发出撤退的命令。在以后几天之内，大本营情报主管所获得的有关罗马尼亚情势的情报，混乱而且矛盾，一般说来，由于德国驻罗代表的糊涂，所以还是显得很乐观。不过里宾特洛甫对于他手下的大使报告，却感到不敢相信，并主张派一个装甲师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Bucharest）去，并且要求希特勒采取行动。当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我也在座，我当时就认为里宾特洛甫的主张是不错的。不过当时东线的情况已经是太紧张，我手里实在是无兵可调。所以我就建议把在塞尔维亚打游击队的第四党卫军装甲师，调往罗马尼亚，以挽救危局。但是约德尔却说那个师是不能抽调的，因为当时塞尔维亚是属于OKW的指挥范围之内，与东线战场无关，所以他不愿意抽调他手里所控制的兵力。希特勒此时又下不了决心，所以结果是一无所获。

在保加利亚，也和在罗马尼亚一样，正在酝酿着乱事。我从戎根费尔特上校（Col.von Jungenfeldt）手里获得了一些报告，他正训练保加利亚部队学习使用德国的装备。这些报告很确实，对于当前的情况描画出一副黯淡的前景。保加利亚部队的士气很低落，从一般行为上看来，显得他们是不可靠的。我把这些报告送给希特勒看，但是他却不相信；反言之，他却深信保加利亚人对于共产主义具有激烈的仇恨心理，所以是绝不会帮苏联人打仗的，我要求不要再把德制的装甲军备送往保加利亚，而且已送去的也应该收回，希特勒却拒绝了，之后我不顾一切自行下命令撤回这些装备，可是受了约德尔的阻挠，无法执行。

1944年8月20日，苏军开始向南乌克兰集团军战区发动了攻势。罗马尼亚军队所防守的地区，立即被突破。不过问题还不那样简单，罗军大批的逃向敌方，并马上掉过枪口向昨天的盟友进攻。德国的军队和领袖都完全没有事先晓得这个阴谋。虽然希特勒立即下令撤退，但是前线的部队却还想据守，并且实行且战且走的政策。为了避免全面崩溃和全部被歼灭的危险，实在应该赶紧撤退，并且迅速占领多瑙河上的桥梁。可是这一步却并没有办到，罗军比德军先赶到了渡口，使德军处于腹背受敌的处境。德军全部毁灭者共16个师，在这个非常艰难的局面中，真是禁不起这样大的损失。这些德国兵都誓死打到底，他们在军事上的荣誉是一点都未受污染。对于他们这种悲惨的命运，他们本身并无责任。要想避免这一次的悲剧，只有在苏军尚未发动攻势之前，就事先撤到加拉茨—福克沙尼—喀尔巴阡山脉之线。因为那条防线很短，我们不需要罗军的协助，也可以守得住，那样苏军的诡计就不会得逞了。不过要想做这一个决定，就必须事先对于罗马尼亚领袖人物的心理和政治情况有所认识才行。安东尼斯丘对于他自己的组织弱点，并没有认清，结果是冤枉地断送了他的性命。他虽然深信他的部下，可是部下却出卖了他，结果使德国人也跟着上了大当。几个星期之内，罗马尼亚就丢光了。9月1日，苏军开始向布加勒斯特进攻。保加利亚国王在1943年8月28日，就早已神秘的暴毙了，该国接着在9月8日就正式脱离了同盟的关系，而加入了敌方。我们所交到保加利亚人手里的88辆Ⅳ型战车和50mm的突击炮，都同归于尽了。希特勒认为至少可以组成两个师的反攻保军的梦想，也终于化为泡影。在保国境内的德国军人都被解除了武装并被监禁起来。保军并且也参加了苏军向我们作战。

希特勒现在明白了巴尔干是再也守不住了。他就命令使用迟滞的行动，实行逐渐退却。为了要抽调德军防卫本国起见，这种办法实在是太慢了。

1944年9月19日，芬兰也和英苏两国签订了休战协定。其结果是芬兰人接着就和德国断绝了外交关系。8月20日的时候，凯特尔元帅曾经访问过芬兰的曼纳尔汉元帅（Marshal Mannerheim），但是结果却一无所获。芬兰人在9月3日就开始求和了。

毫无疑问的，这些事件的连续发生，会影响到匈牙利对于同盟国的忠忱。匈牙利的摄政霍尔蒂上将本来并非诚心与希特勒合作，完全是受了政治条件的逼迫才肯如此。他在1938年访问柏林时，即已表示出来他的审慎态度。在战争期间，希特勒对于匈牙利曾经一再地加以重压，才勉强使他们就范。在1944年的8月底，我又奉希特勒之命去访问布达佩斯（Budapest），并持有希特勒给摄政的介绍函，其目的是要我亲自去研究他的态度。霍尔蒂在布达佩斯的一个故宫里接待了我，礼仪十分周到。当我们坐下来之后，摄政所说的第一句话是：“请看，我的朋友，在政治方面你在火炉上面总得同时摆着几条铁块。”我就已经够明白了。他自认是一个聪明而有经验的政治家，所以手里至少不应该只有一条铁块。我们畅谈了很久，主要的话题是匈牙利境内的民族问题，这个国家几百年来，都是许多少数民族，彼此挤在一起。他又举出匈牙利与波兰具有密切的友谊，但是却并未受到希特勒的重视。他要求将现在在华沙作战的匈牙利骑兵师，在最短时间撤回本国。我当即面允照办。从匈牙利的现况，我找不到一个有利的印象，于是我就据实呈报希特勒。虽然匈牙利的参谋总长弗罗斯（Voros）曾经向我说了许多好听的话，但是我的印象却还是没变。

到了8月底，苏军到达了布加勒斯特的大门，并且也已经进入了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战神正在敲打着匈牙利的门户。我访问布达佩斯的时候，就是在这种阴影之下进行的。

当东欧的情况已经严重到了这样的地步，而西线战场方面，德军也正在从事着流血牺牲的防御战。7月17日，隆美尔元帅为英国战斗轰炸机所炸伤。克卢格元帅又暂行兼代他的职务。在这时候，德军的战线仍然是从奥尔尼河口—卡昂的南面—科蒙—圣洛—莱赛以至海岸为止。7月30日，美军在阿夫朗什（Avranches）突破了这条防线。几个星期后，到了8月15日，西线战场上德军的主力共31个师，就在为他们的生存而做最后的挣扎了。其中三分之二的兵力，约20个师，已经在法莱斯（Falaise）的附近，陷入了盟军的包围圈里。盟军的装甲和摩托化部队，正经过奥尔良（Orleans）和沙特尔（Chartres），直向巴黎进犯。诺曼底和布列塔尼（Brittany）都已经沦陷，另外还有5师人被切断在大西洋长城里面。兵力比较薄弱的美军部队也已经在法国南部地中海方面登陆。德军第十一装甲师本是奉命阻止这一路敌军的，但是因为它驻在鲁昂以西，位置不对所以也没有能发挥拦截的作用。

其他的德军，所在位置的地点如下：

在荷兰2个半师。

在斯海尔德运河（Scheldt）与塞纳河之间的海峡地带7个师。

在海峡区的岛屿上1个师。

在卢瓦尔河与比利牛斯山（Pyrenees）之间的海岸上2个师。

在地中海海岸上7个半师。

在法意边境阿尔卑斯山区1个师。

德军一共只调出两个半师的兵力阻止盟军向巴黎的进攻，有两个新成立的党卫军师正开往比利时增援，另外还有3个步兵师取道科隆（Cologne）和科布伦茨，向法国移动。

现在希特勒决定把穆德尔调往西线，以代替克卢格的职务。为了使穆德尔可以专心应付主要前线的作战，又重新起用龙德施泰元帅，使其负责调度整个西线战场的作战。

8月15日，我在大本营又和希特勒大起冲突。我根据所收到的报告，把西线战场上装甲部队作战的情形报告给希特勒听。我当时曾经说过：“装甲部队的英勇作战，却无法弥补海空军的过失。”这句话使希特勒大光其火。他要求我跟着他到另外一间房子里去，于是我们之间就发生了激烈的争辩，声音也越喊越高。最后他的副官阿姆斯柏格少校（Maj.von Amsburg）走了进来向我们说道：“您两位说话的声音也许稍为高了一点，外面都可以听得清楚。要不要我把窗子关上？”

希特勒听说克卢格有一次访问前线时，没有能够及时返回总部，使他对克卢格产生了很大的怀疑。他在幻想中以为克卢格已经和敌人建立了接触，所以他就命令克卢格元帅立即向大本营报到。不过克卢格却在途中服毒自杀了。

1944年8月25日，巴黎沦陷。

希特勒和三军统帅部（OKW）到此时，对于未来的战局，还不能做一个重要的决定。很明显的，今后战争中的主要工作就是保卫德国本土。

希特勒和他的军事顾问们，都毫无疑义的一致主张继续死守下去。因为敌人早已一致发出了无条件投降的要求，所以无论单独或全面的谈判，事实上都没有可能。假使我们完全采取守势，那么也许还可以多拖一段时间，至于战争的结局是否能够对德国有利，那却是很难预言的。

假使我们是以东线战场方面当作防守的主要目的，那么就应该赶紧建立一条固定的防线，以阻止苏军再继续前进。因为上西里西亚和波兰的大部分，对于德国战时生产的原料和粮食，都是重要的供应来源，现在仍在我们控制之中。反言之，这个办法就会使西线方面，最后在西方国家的重压之下，还是不免会崩溃。希特勒始终不相信西方国家有单独媾和之可能，所以他拒绝采取这个办法。

希特勒的意见是集中在西线战场方面，企图在盟军尚未到达莱茵河之前，至少是正当他们渡过莱茵河的时候发动一次强力的反攻，把敌人击败。

要想采取这条路线，其先决的条件有下列四点：

（一）先稳住东线战场，一直等到西线战场方面的攻势能够达到某些目标之后，再把兵力调回东线。

（二）西线方面的攻势一定要在极短期内完成，尤其要在冰冻期以前。因为此后苏军就会发动新的攻势，东线方面就又会吃紧了。

（三）迅速准备攻击的兵力，以使计划可以真正实现。

（四）目前西线方面要先有不断的小胜，以争取时间来完成大攻势的准备。

希特勒和OKW相信到了11月中旬，一定可以发动攻势，于是到了12月中旬，强大的预备兵力就又可以调回东线去了。那年秋天天气特别温暖，预料冰冻期一定来临较迟，所以苏军也许要过了新年才会发动攻势。出于这些考虑，我的着重东线的观念，当然就列在第二位了。

因为我是负责东线方面的最高负责人，所以对于这个计划实在是感到十分不满意。但是一等到希特勒做了决定之后，我基于我自己的职守，就赶紧努力做准备，以求完成上述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先稳定东线，以使西线的反攻计划可以付诸实行。

除了在后方构筑工事以外，现在又想在目前的战线上，尽我们的能力构筑一些强力的据点。到了12月中旬，所有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都逐渐从最前线上撤回，他们现在分别组成4个兵团，可以当作机动预备队使用，我们并且尽可能地使他们的兵力恢复足额。因为东线方面缺乏步兵，所以从前线上只能抽出一个师来。这个步兵师就留在克拉科夫（Cracow）地区，以当作预备队使用。

苏军夏季中在维斯瓦河上所占领的桥头阵地，我军即使不能将之消灭，也要缩小它的范围。这至少可以迟滞敌人的行动，和增加他们在攻击时的困难。

最后，为了缩短战线，并且增强预备兵力起见，留在波罗的海国家中的德军，也一定要赶紧从海路撤出，因为重建陆上交通线的企图已经毫无希望。

所不幸的，就是我们这些计划，并未能全部予以实现。我们固然已经构筑好了一切必要的防线和阵地，可是因为西线方面的一败不可收拾，结果使必要的守兵和武器都无法赶到。所以已经修好的工事也就只有极有限的价值了。最后又因为希特勒突然下令，把所谓“大防线”的纵深缩短，结果使我们的原意应有12英里左右的宽度，现在却缩到3英里以内。

在维斯瓦河上，有一个苏军的桥头阵地已被攻下，另外还有一个也缩小了它的范围。不过以后因为兵力又抽走了好几个师，而最英勇的指挥官，第四装甲军团司令巴尔克将军（就是过去我手里的那位上校）也被调往西线，于是这一次重要作战也就再没有什么新的发展，这才是我所深以为遗憾的。于是这些桥头阵地，其中最重要的是位于巴拉罗夫（Baranov）的那个，遂始终是一些严重的威胁。

而对于我们最不利的事情，却是整个战线始终未能缩短，而留在库尔兰（Courland）地区的北方集团军残部也始终未能撤出。虽然我一再要求撤出这些部队，以作总预备队之用，可是希特勒却始终拒绝我的要求，其理由是一方面为了面子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海军大元帅邓尼兹（Donitz）的意见，恰好又构成了支持他的借口。希特勒害怕这个撤退一执行之后，可能就会影响到瑞典的中立，同时也使潜水艇丧失了但泽湾中的训练基地。此外，他又相信坚守这北面的一个角落，更可牵制住大批的苏军兵力，否则这些兵力就可以应用到东线其他重要部分去。因为苏军曾经向库尔兰地区一再发动猛攻，所以就更加强了他这种偏见式的信念。

凭着同样或类似的理由，希特勒和OKW的诸公也反对马上撤出巴尔干和挪威的建议，同时在意大利也不缩短他们的战线。

自从1940年以后，我们就完全不注重西面的防务，以后到了构筑工事的时候，又把全部力量都用在西线长城上面，到了现在就不免自食苦果，受到了极惨重的损失。现在就连东线方面的那些新成立的单位，都已经被抽调，事实上这些人的素质可以说连第三等也都还够不上。可是把这些人都用完了，还是填不满西线上的漏洞。同样的，在法国境内的一切留守部队也都完全崩溃了。所以结果是要塞工事中，既无守军，又无武器，实在都已经毫无用处。它们的丧失是如此的迅速，结果是逼着我们使用几乎完全不机动的部队，去进行一个机动性的战争。在我们的后方，一切交通网都已经为敌人空军所炸垮，制空权也完全操在敌人的手里。当我们还拥有一些装甲部队的时候，我们的将领却偏要想在诺曼底实行一种静态的战斗。现在一切的机动兵力都已经分割地毁灭干净了，我们却被敌人逼迫着非实行机动作战不可，这使我们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美军的指挥官时常轻敌而冒险前进，所以漏洞是常有的，可是我们却没有力量来趁机反攻，原有的计划，是准备向美军的南面侧翼发动反攻，结果也中途放弃了。可是危机却还在后面，本来我们预定在11月中旬发动反攻，结果因为准备不及，而一再延期，到了12月中旬还未开始。所以要想马上将兵力再转移到东线，可以说是毫无希望，于是再想坚守西线当然也变得不可能了。

在西线方面采取大攻势的准备，未能如期完成。在西线前线上争取时间的战斗也没有获得成功。即令如此，希特勒和OKW的高级主管当局，还是决心要在西线战场上做孤注一掷的大反攻。他们这一次对保密的工作却进行得很彻底，所以敌人完全遭受到了奇袭。不过这样做有利也有弊，因为保密的限制太严格，所以对于攻击部队的物资供应，尤其是燃油分配，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因而间接影响到战争的结果。

当西线的战事正由大西洋长城向西线长城节节败退的时候，在东线方面也一直战斗未停。在东线的南端，一切想阻止苏军前进的企图都失败了。短时间之内，他们就占领了整个的罗马尼亚、整个的保加利亚，和匈牙利的大部分。佛瑞斯纳上将所指挥的南乌克兰集团军一直都在匈牙利境内作战，到了9月25日，它那个已经过时的旧名称才改作了南方集团军。10月间，整个特兰西瓦尼亚地区都已为苏军占领，不过德军还是在德布勒森（Debrecen）地区发动了一次强烈的反攻，终于使敌人的前进暂时停顿了一下。在东南欧战区总司令威席斯元帅（FieldMarshal Freiherr von Weichs）所管辖的地区中，在这个月里面也把贝尔格莱德丧失掉了。虽然巴尔干地区现在绝对是属于东线战场的范围，可是这个地区还仍然归OKW指挥，而与OKH毫无关系。OKW和OKH之间的分界为在德拉瓦河（the Drava）和巴姚河（the Baja）河口附近，沿着多瑙河畔的一个乡村。这种分界实在是毫无意义可言。苏军就在这个分界线的紧南面渡过了多瑙河，从而进入了东南欧总司令所管辖的地区之内，而该总司令的注意力却集中在更南面的若干分散的战线上。10月29日，苏军到达布达佩斯的外围，到了11月24日，他们就在莫哈奇（Mohacs）获得了一个多瑙河上的桥头阵地。这个时候，虽然摩拉瓦河（Morava）流域早已控制在敌人的手里，可是在萨洛尼卡（Salonica）和都拉斯（Durazzo）却还留有一部分的德军。因为巴尔干地区已经遍处发生了激烈的游击战，所以使德军的撤退感到非常的困难。12月3日，苏军在佩奇（Pecs）突破了东南欧总司令所管辖的战线，该地恰在德拉瓦河的北岸，于是苏军推进到巴拉顿湖（Lake Balaton），沿着多瑙河席卷了南方集团军的防线。到了12月5日，他们就到达了布达佩斯的外围。同一天，他们也渡过了多瑙河，到达了该城的北面，一直挺进到瓦茨（Vac），我们很勉强才算是在赫兰河（the Cran）以东将他们阻止住了。向东北面，他们又占领了米什科尔茨（Miskolc），并一直进到了科希策（Kosice）以南的某点为止。德军从巴尔干一直撤退到波德戈里察—乌日采（Podgorica-Uzice）之线，而且还再继续向北撤退。

苏军在12月21日又继续进攻，到了圣诞节的前夕，已经把布达佩斯完全包围住了。他们已经到达了从巴拉顿湖—施图尔韦森堡（Stuhlweissenburg）—科马尔诺（Komarno）以西—多瑙河以北以达赫兰河之线为止。过此之后，则战线大约沿着匈牙利的国界延展。双方都用命死拼，我们的损失惨重。

在哈尔培上将所统率的北乌克兰集团军（在9月间已改名A集团军）战区之内，苏军在夏季攻势中就已经进到了维斯瓦河，一直到华沙为止。再向南面去，在桑河（San）与维斯罗卡河（Visloka）之间，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这个集团军所统辖的，有海因里希上将（Col.Gen.Heinrici）所指挥的第一装甲军团，现在位置在喀尔巴阡山脉；舒尔兹将军（Gen.Schultz）所指挥的第十七军团，位在喀尔巴阡山脉与维斯瓦河之间；巴尔克将军所指挥的第四装甲军团，位在维斯瓦河的沿岸，该军团后来由格拉瑟将军（Gen.Graser）指挥。大约在8月1日左右，苏军即已在维斯瓦河上占领了四个桥头阵地，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在巴拉罗夫。苏军在山地中的进展虽然是比较迟缓而有限，但在8月5日到9日之间，巴拉罗夫的情况特别的紧张。苏军随时有从此处突破之可能，最后还是要感谢巴尔克将军的勇敢善战，才算是勉强渡过了这个难关。经过了几个星期的猛烈反攻，巴尔克终于把这个桥头阵地的面积缩小了，而且还夺回了一些的失地。于是苏军才把他们的主攻方向移转到了山地方面。在萨诺克（Sanok）和亚斯沃（Jaslo）两地区中，他们虽已突入我方的阵线，不过还是未能突破。一直等到匈牙利方面的情势逆转，才逼得第一装甲军团不能再据守贝斯基德（Beskidy）山脊，而撤退到科希策—亚斯沃之线。在新年开始的时候，这个集团军所防守的战线沿着斯洛伐克（Slovak）的国界，到达科希策以东的某点—登比察（Debica）之西—斯塔舒夫（Staszov）之西—奥帕托夫（Opatov）之南—维斯瓦河以北，与桑河交汇的地点，到华沙为止。不过在维斯瓦河上，苏军还是保有一些桥头阵地。

中央集团军下辖四个军团：（一）第九军团，司令为弗尔曼将军；（二）第二军团，司令为魏斯上将（Col.Gen.Weiss）；（三）第四军团，司令为霍斯巴赫将军（Gen.Hossbach）；（四）第二装甲军团，司令为赖因哈特上将。8月15日，该军团总司令穆德尔元帅调往西线战场，遗缺就由赖因哈特上将继任，而第三装甲军团司令则改由劳斯上将（Col.Gen.Rauss）担任。8月间，敌人就已经到达了华沙城下。9月间敌人在华沙东北面前进，一直抵达了纳雷夫河，10月间在奥斯特堡（Ostenburg）建立了桥头阵地。在10月5日到19日之间，苏军在孝仑以西地区，突破了德军的防线，终于切断了中央集团军之间的联系。10月19日，中央集团军把它在梅默尔的左翼撤出，10月22日又撤出了蒂尔西特（Tilsit）和拉格尼特（Ragnit）的两个桥头阵地。从10月16日到26日，苏军又在沃尔夫斯堡—贡宾嫩—戈乌达普地区（Wolfsburg-Gumbinnen-Goldap）开始向东普鲁士进攻。经过激烈战斗之后，这个攻势终被阻止，偶然还收复了一些失地。

上文已经说过，在9月14日到26日之间，北方集团军即已撤退，集中在里加地区的桥头阵地中，从那里再用最快的速度撤出，以求与中央集团军会合在一起。可是由于该集团军总司令夏纳尔上将恃着希特勒的宠信，故意违抗命令，所以这个计划完全失败了。他把他的装甲兵力部署在里加和米陶的附近，而不把它移动到孝仑以西的地区来，结果才使苏军在孝仑有了突破的机会，而终于使北、中两集团军丧失了联络。北方集团军包括第十和第十八两个军团，其原有总实力为26个师，甚至于从海路撤出了一部分以后，他们现在也还有16个师的兵力，这对于保卫德国本土之战，实在是一个很重要的资本。自从10月7日到16日之间，撤出了里加之后，该集团军的战线在年底之前，就一直是保持着静止的状态，这条战线从利包以南的海岸—普里库恩（Prekuln）—弗劳恩贝格（Frauenburg）以南—杜肯（Tuckum）到里加湾为止。

一般说来，从喀尔巴阡山脉到波罗的海之间的绵长战线都已经相当的平静无战事，所以构筑工事和抽出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以作总预备队的工作，都可以顺利进行。不过事实上却毫无补益，因为面对于长达725英里的巨型防线，而且苏军在数量上是已占了优势，所以这12个师的微薄兵力，用来当作预备队也就不过是聊胜于无而已。

此时在东线所构筑的工事，实在还是太长和太薄，不过在这个静止的期间，却显得它具有足够的强度。我们尽量设法利用我们从最近战斗中所获得的经验，可是这却又引起了希特勒的强烈反对。防线部署的要点，就是在平时所要防守的“主防线”（Hauptkampflinie），一定要和敌人在某地区大举进犯时的“最后防线”（Grosskampflinie）完全分开。前线上的军官们希望把这个最后防线，建立在距离主防线后面约12英里远的地方，加以良好的伪装，并且把一部分的守军留在里面。他们更希望有这样的全权：当苏军的炮兵一开始准备射击，表示即将大举进攻时，他们就可以把部队的主力都集中在最后防线里面。而只留下极少数的后卫兵力，以防守原有的主防线。这样苏军的炮兵火力就完全浪费掉了，等到他们很困难地攻到我军最后防线的前面时，已是再衰三竭，所以就很容易把他们击退了。毫无疑问的，这种理论是绝对正确的。我马上批准了它，并且把它转呈给希特勒检阅。他马上就大发脾气，说他不能坐看着12英里的距离，居然不经过一战就白白的丢掉了，所以他命令两条防线之间的距离最多只准相隔一两英里。他的根据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经验，可是牛性一发却再也拉他不回来了。这种错误使我们蒙受了极大的损失，当1945年1月间，苏军开始突破时，我们的预备队又是太接近了第一线。主防线、最后防线、预备队三者都绞合在一起，在苏军的第一次猛攻之下，就全部崩溃了。希特勒此时又大发脾气，要追究当时设计和建筑防线的人。他现在却说他是一向主张两线之间应该隔离12英里以上，并且追问道：“是哪个混蛋下了这样不合理的命令？”我就老实不客气地指出来，是他本人干的好事。他还不肯认账，要把过去开会讨论的记录找出来看。当他大声地把记录读了几段之后，才一声不响了，他现在只好默认他自己的错误。不过已经太迟，苏军的突破已经完成了！

等到我叙述苏军大攻势的时候，我还要再谈到希特勒的战术。因为他一直相信在最高统帅部里面，就只有他一个人具有前线战斗的经验，而且实际上就他那些亲信的军事顾问而言，也的确大多数都没有他的经验丰富，尤其是在里宾特洛甫、戈林这一群马屁精的瞎捧之下，更使他觉得他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军事领袖，所以绝对不愿意向任何人低头学习。有一次，我想使他稍为明了最近的情况和战术上的新变化，他却向我说道：“你不用再把我当作小学生看待。我已经在战场上指挥德国陆军达5年之久，而在这个时间之内，我所获得的实际经验，要超出了参谋本部诸位先生的想象之外。我曾经研究过克劳塞维茨和毛奇的理论，并且把施里芬的著作都完全读通了。我自问所获得的要比你高明得多了！”这一类的钉子，我曾经碰过好多回。

除开我们自己的困难以外，我们同时也更关心我们的同盟国匈牙利的作战能力和忠诚的程度。我早已说过该国摄政霍尔蒂对于希特勒的态度。匈牙利的元首在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德国的不可靠，他希望与英美重温旧好，他已经企图利用无线电与英美方面发生接触。他这个企图是否成功，同时英美方面的反应如何，我固然不知道。不过我却知道匈牙利军队中，有许多高级将领都已经倒向苏军方面。其中有他们的参谋总长弗罗斯将军，最近他还到东普鲁士来过，曾经向我当面保证他对于同盟国的关系会忠诚到底的。我当时还曾经送了一辆汽车给他，哪知道不到几天工夫，他就驾了那一辆汽车逃往苏军方面去了。所以对于匈牙利政府已经无法加以信赖，于是到了1944年10月16日，希特勒就正式推翻了霍尔蒂的政府，而另选沙拉斯基（Salaszy）做一个傀儡元首。这个人是一位匈牙利籍的法西斯党人，能力很差，智慧也不够。所以匈牙利的境况并未有所改善，而同盟国间的互信心理，却已经荡然无存了。

在斯洛伐克境内，原先是完全站在德国这一方面的，现在游击队的活动也日趋激烈了。坐火车旅行已经成为一种危险的行动，游击队常常拦截火车，搜查全车的旅客，若是遇见德国的军人，尤其是军官，就一定会把他杀死。德军当然采取激烈的报复手段，于是仇恨愈结愈深，到处都发生了暗杀的事情。盟军方面鼓励各地的民兵参加作战，可是他们的行为却不合国际法的标准。以后在纽伦堡审讯战犯时，盟军方面指控德军这种严厉镇压的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认为是一种罪行。事实上当盟军进入德国境内时，为遏止德国人民的反抗行动，所订立的惩治条例还要更残酷和严格。不过德国现在已经是战败国，当然没有什么可争的了。

为了要把整个战事的情形，都全部加以说明，我们还要稍为提到意大利境内的情况。1944年7月4日盟军已经进入了罗马。德军南战场总司令凯塞林元帅，正在那个名城的北面，守着亚平宁山脉（Apennines）上的一条防线，他的集团军正在面对着优势的强敌，不断地做殊死的搏斗。在这条防线上，已经牵制住的德军的兵力在20个师以上。那些仍然向墨索里尼效忠的意大利军队，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用处，因为他们的战斗力已经是十分的薄弱了。在德军的防线后面，已经展开了激烈的游击战，这是由意大利人民首先发动的。情形非常残酷，所以德军也就只好采取强硬的报复办法，否则这个集团军的供应路线就会完全被截断。以后胜利国的军事法庭常以一己的偏见，来入人于罪，事实上当时的情况却非那样的简单。

阿登攻势

12月初，希特勒把他的大本营从东普鲁士移到吉森（Giessen）附近的齐根堡（Ziegenburg），这样可以使他更接近西线战场，以便亲自指挥现在即将在西线方面发动的最后攻势。

在过去的几个月当中，凡是一切可以集中的兵力，都已经集中在从艾费尔高原（Eifel）到列日（Liege）以南默兹河口之间的地区，因为盟军在这一段阵线上，只有相当单薄的防守兵力，所以德军就想从此处实行突破。这支兵力就从此处渡过默兹河，直趋布鲁塞尔（Brussels）和安特卫普（Antwerp）。在这个战略突破之下，所有在突破点以北的敌军，就会陷入被围歼的厄运中。希特勒相信，只要这个作战能够成功，那么西方国家的实力就会一蹶不振，于是他就可以有足够的时间，把所有的兵力再集中到东线方面去，以图击败苏军的冬季攻势。这样，他就可以使战争拖延下去，粉碎了敌人完全胜利的希望，因此敌人也许会收回他们那个“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而改与他进行和平的谈判了。

气候的影响，以及兵力准备的一再延迟，使得希特勒不能不一再地延缓发动攻势的日期，原本是定在11月中旬，最后在12月16日才正式发动。

为了执行这个攻势，就新成立了两个装甲军团。第五装甲军团由曼陶弗尔将军（Gen.von Manteuffel）指挥；第六装甲军团由党卫军上将迪特里希指挥。攻击的重点是放在第六装甲军团方面，该军团所统率的有党卫军中装备最精良的部队。第五装甲军团位置在中央，而布拉登贝格将军（Gen.Brandenberger）所指挥的第七军团，则负责保护这两个攻击军团的左翼。可是这个军团却缺少机动的兵力，来完成这个困难的任务。

西线战场德军总司令龙德施泰元帅，和B集团军总司令穆德尔元帅，都曾经一致建议让这次攻势只具有一个有限的目标，因为他们都认为并没有那样强大的兵力足以完成希特勒理想中的伟大的计划。他们希望把攻击范围限制在默兹河以东的地区，以击败沿着该河东岸，在阿登和列日之间的敌军为目标。可是希特勒拒绝了他们的建议，而坚持要实现他那个“伟大”的理想。

12月16日开始进攻之后，曼陶弗尔将军所率领的第五装甲军团，立即在敌人的阵地中，形成了一个深入的突破。该军团的装甲前卫部队，第一一六和第二两个装甲师，已经非常接近默兹河。实际上，第二装甲师的某些单位甚至冲到了默兹河岸。第六装甲军团则比较不顺利，由于道路狭窄而且又结了冰，所以车辆壅塞不通，使部队无法赶快调集到第五装甲军团这一方面，以充分地扩张它的战果。于是不久这个军团也就丧失了机动性，而这是一切大规模作战成功的惟一先决条件。因为这个时候，第七军团方面又受到了美军的攻击，正感到支持不住，于是第五装甲军团的兵力又抽调了一部向南面去增强左翼。从这个时候起，再想做大规模的突破，事实上已不可能。甚至于到了12月22日，就可以看出来只能选择一个比较小型的目标，马虎结束了事了。若是有头脑的指挥官，此时就一定会考虑到东线方面的危局，而不会再做无益的作战了。可是，希特勒和OKW中的诸公们，却非常死心眼，他们现在所看见的就只有西线战场一隅之地，而完全不顾及大局。这一次阿登大攻势的失败，可以算是我们军事领导方面的最后一幕悲剧。

1945年1月的战况到了12月24日，任何稍有理智的军人都可以认清这次攻势是已经输定了。现在当然应该赶紧转变新的方向，而且恐怕还不一定来得及了。

东线的防御准备

我的陆军总部现在已经移到了措森附近的梅巴赫营房（Maybach Camp），我坐在我的办公室里，以沉重的心情，观察西线攻势的发展。为了国家的前途，我竭诚地希望它能够大获全胜。可是自从12月23日起，就可以判定这场攻势是绝无成功的可能，于是我就决定赶到元首大本营去，请求希特勒赶紧结束这场徒作惨重牺牲、而毫无意义的战斗，以便把兵力抽出来，援救东线战场上的危局。

情报告诉我们苏军有即将发动大攻势的可能。敌军主要的集中场地都已经被判明。一共分为三个大攻击集团：

（一）在巴拉罗夫桥头阵地中，苏军一共集中了60个步兵师、8个战车军、1个骑兵军和6个战车师。

（二）在华沙以北地区，一共集中了54个步兵师、6个战车军、1个骑兵军和9个战车师。

（三）在东普鲁士边境上，集中了54个步兵师、2个战车军和9个战车师。

除此以外，在亚斯沃以南地区，还有15个步兵师和2个战车师。在普瓦维地区，还有11个步兵师、1个骑兵军和1个战车军。在华沙以南地区还有31个步兵师、5个战车军和3个战车师。

我们估计苏军可能会在1月12日开始大举进攻。苏军对德军的优势，在步兵方面是11比1，在战车方面是7比1，在大炮方面是20比1。从整个实力上来加以全盘的估计，苏军在地面上的优势是15比1，而在天空中的优势是20比1。并且这种估计绝对没有夸张的意味，我绝不会把德国军人的战斗力估计得太低。他们是第一流的精兵，在5比1的劣势之下，他们仍然时常把敌人击败。德军士兵的个人能力十分强，若是有了良好的指挥，那么他们是可以弥补这种数量上的劣势的。不过在今天，他们已经经过了5年的苦战，一切武器和补给一天比一天少，同时对于胜利的希望也日渐黯淡，所以他们现在所荷负的压力实在是未免过重。因此，最高统帅部，尤其是希特勒本人，真应该尽可能地设法减轻这种不合理的负担，至少总要使军人们能够忍受得住。

我现在所面临的问题，就是今天对于我们士兵的要求，是否是人类力量所能负担得了的。自从苏联战役开始时，甚至于自从莫洛托夫在1940年访问柏林时起，我就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不过到了今天，这个问题就更显示出极大的重要性：因为对于我们而言，这个问题很简单，就是“为”与“不为”而已。

今天一切问题的最基本条件，就是首先要阻止苏军的大攻势，而再无其他途径可走。要达到这个目的，就一定要赶紧把相当的兵力从西线调到东线，并且在罗兹（Lodz）—霍恩沙查地区建立一支强大的预备兵力。这样就可以强迫已经突破我军战线的苏军，进行运动性的战争，因为这种战法是德军官兵最拿手的，即令他们今天已经是疲兵久战，可是却还有击败敌人的把握。

这就是我对于指导东线战争的基本原理，不过先决的条件却是要说服希特勒，使他允许调出必要的兵力来。12月24日，我赶到了措森，从那里又到大本营去参加军事会议。

除了希特勒以外，出席的人员还有凯特尔元帅、约德尔上将、布格多夫将军，以及一些较低级的军官。我就把上述的敌军情况和兵力部署，大致讲述了一下。我的情报单位，是由第一流的专家所组成，而且一直都绝对可靠。负责主持的盖仑将军是我的老朋友，我深知他的能力，而且过去的成绩也都有目共睹，这是有记录可查的。希特勒却完全不理会这一套，他说这些情报是完全受了敌人的欺骗。他说苏军一师最大的兵力不过7000人，而战车师根本上就没有战车。他大声喊道：“这是自从成吉思汗以来的最大骗局，是谁负责把这些废话都搜集到情报里面来的？”自从他本人被刺未死之后，希特勒真是一天到晚在自欺欺人的气氛中讨生活。他所命令成立的新炮兵军，实际上只不过是一个旅而已。一个装甲旅只有两个营，他却偏说可以相当于两个团的实力，战车歼击旅实际上只有一个营的战车歼击车。照我的看法，希特勒这种虚张声势的办法，不仅不能愚弄敌人的耳目，而且只是使我们自己的军事组织更形紊乱。因为他自己是这样的作风，所以他就更一口咬定苏联人也是和他一样，于是就以为苏军在最近绝不会发动攻势。在吃晚饭的时候，我正坐在希姆莱的旁边，于是使我又听到了一番妙论。这位身兼国内军总司令、上莱茵集团军总司令、党卫军总司令、内政部长、警察总监的特务头子，已经是自以为不可一世。他觉得他在军事上的天才差不多已经可以和希特勒互相伯仲，所以当然不把陆军中的将领们看在眼里。他向我说：“我亲爱的上将，你是知道的，我完全不相信苏军会发动攻势，那完全是一种欺人的狡计。你们情报人员所估计的数字实在是太高了。他们是有一点神经过敏，我敢断言在东线战场方面是不会出什么乱子的。”对于这种幼稚得可笑的论调，简直是不值得和他一辩。

更危险的，却是约德尔也反对把我们的主力移向东方。约德尔认为在西线上，好不容易已经争取到了主动的机会，所以弃之实在未免可惜。他虽然已经看到阿登攻势已经渐成尾声，但是他却相信这次攻击已经使敌人的原定攻击计划受到破坏。他认为再找一个敌军所料想不到的地方，继续进攻，那么一定就可以获得另外一次有限的成功，于是这样发展下去，以积小胜为大胜的办法，最后还是可以击败敌军的。凭着这个理想，他就决定要在阿尔萨斯—洛林的北部，再发动一次新的攻势。德军准备经由比奇（Bitche）的两侧，以萨韦尔讷（Saverne）为目标向南进攻。这个攻击后来从1月1日开始，最初还是获得了有限的成功，不过它的目标，萨韦尔讷，甚至于斯特拉斯堡（Strasbourg），却还距离很远。约德尔坚持着他的主张，极力反对我要求调兵往东线的意见。他一再慷慨陈词地说：“那会把我们刚刚好不容易获得的主动机动，都完全付之东流了。”我就指出来鲁尔地区的工业已经为盟军轰炸所摧毁，同时运输的情况也已经完全瘫痪，所以这一地区已经没有什么可守的价值。反言之，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地区现在却还可以进行大量的生产，德国军需工业的重心早已经移向东方，若是上西里西亚这个地区丧失了，那么我们只要几个星期的时间，就会完全崩溃了。总之，我一切的劝说都毫无作用。我碰了钉子之后，就在这个最没有基督教气氛的环境中，度过了这个充满了悲剧意味的圣诞节之夜。布达佩斯被围的消息就是那天夜里传来的，但是却并未能引起任何的刺激作用。结果我奉到的命令，还是东线自己想办法支持。于是我又要求撤出库尔兰的驻军，并且至少以前在芬兰境内作战的部队，现在由挪威回国的，应该送回东线战场去。这个要求还是被拒绝了。他们认为从挪威撤回的部队，是山地部队，所以特别宜于参加孚日山地中的战斗。我对于这个地区的地形最熟悉，我从小就生长在那里。在我当见习官和少尉的时候，比奇就是我第一个服务的地点。照我看，专门增加一个山地师的兵力，并不足以左右该地战局的前途。

12月25日，我坐火车回措森去。当我正在旅行中的时候，希特勒又事先不经过我的同意，直接下命令把基勒（Gille）所属的一个党卫军军，包括两个党卫军师在内，从华沙以北地区，调往巴尔干以解布达佩斯之围。这些部队本来是充当赖因哈特集团军的预备队，现在要把它们调走，当然使我和赖因哈特都感到很伤脑筋。因为战线本已太长，兵力本已太弱，哪禁得起再调动。我们连忙提出抗议，可是又照样一律无效。照希特勒的看法，似乎解救布达佩斯的围困，要比保卫德东还更重要。原来就只有14个半的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充当预备队，现在又调走了两个，于是只剩下了12个半师，用来支援750英里长的一条大战线。

回到总司令部之后，我又和盖仑、温克两个人再仔细研究敌情，并且讨论我们可以有什么方法来改善我们的局势。我们获得的一致结论，还是认为只有赶紧停止西线方面的进攻，并且立即将大部分兵力集中到东线方面来，然后才可能会有万一的机会，以阻止苏军的大攻势。于是我决定在新年元旦的前夕，再到齐根堡去，再度要求希特勒做出这个惟一有希望的决定。这一次的行动一定要更谨慎，以期可以获得成功。所以当我到达齐根堡之后，首先就去拜访龙德施泰元帅和他的参谋长魏斯特发尔将军（Gen.Westphal），把东线战场的情况解释给他们听，说明我要准备怎样向希特勒要求，希望他们给与我支持。很明显的，这位老元帅和他的参谋长都能了解目前的危局。他们告诉我在西线有三个师，在意大利方面有一个师，都是位在铁路的附近，只要希特勒一批准，马上就可以调往东线。他们并立即下命令吩咐这些部队做调动的准备，同时我也命令运输司令部准备车辆。这样布置好了以后，我才去见希特勒。情况还是和圣诞节前夕一样的不顺利。约德尔坚持着说，在西线根本无兵可调，但是这一次我却有了事实的根据，就把龙德施泰所说的四个师的番号，告诉了希特勒。约德尔不禁大怒，追问我这个情报是谁供给的，我就老实不客气地告诉他，这是西线战场总司令亲口说的，这一棒打得他不好意思再开口。于是我总算是争到了这四个师，但是却再没有多的了。我原以为这不过是一个开端，哪晓得这也就是最后的结果。甚至于这几个师，也奉了希特勒的命令，又转用到匈牙利去了。

在元旦那天的上午，我报告希特勒说在当日的下午，基勒的党卫军军，在巴尔克第六军团的指挥之下，准备开始进攻，以解布达佩斯之围。希特勒希望这次攻击能获得极大的战果，可是我却不敢存着太大的奢望，因为不仅准备的时间不够，而且所有的官兵也不像往日，再具有那样大的活力了。果然，最初阶段的进攻虽很顺利，但却无法穿透敌人的包围圈，以达到解围的目的。

所以这一次我再访大本营的结果，仍然还是很有限。回到措森我们再举行会议研究最近的情况。接着我就决定亲自视察匈牙利和加利西亚（Galicia），这样我可以和战场上的各位指挥官亲自接触，看他们能有什么好意见贡献，以使我们对于未来的战略，可以有一个明确的观念。在1945年1月5日到8日之间，我先去访问维勒将军（Gen.Wohler），他是继佛瑞斯纳之后担任南方集团军的总司令。接着我又去和巴尔克将军和党卫军的基勒将军会谈，我和他们谈论匈牙利未来的作战问题，并且研究为什么布达佩斯解围之战会失败。主要的原因，似乎是在1月1日夜间的最初攻势得手之后，却没有能在第二天夜间鼓起最后的勇气，以达成突破的战果。我们的官兵在素质上已经远非1940年的样子，否则这次攻击是可以成功的。若是这时多瑙河前线已经稳定了，那么这一方面的军队就可以转移到其他方面去了。

从匈牙利，我又去到克拉科夫访问哈尔培。他和他那个可靠的参谋长克西兰德将军（Gen.von Xylander），对于如何防御苏联人的问题，给了我一个明白而合理的观念。哈尔培建议在预测敌人1月11日开始进攻之前，我们应该从维斯瓦河岸撤回十余英里的距离，构成第二道防线。因为这条线比较短，这样就可以使我们在前线上抽出几个师来，以当作预备队。这个观念是绝对正确的，但是却恐怕绝对难于获得希特勒的批准。不过哈尔培却是一个心如铁石的硬汉，他要求我把他的意见转达希特勒，即令对于他个人有所不利，也在所不计。关于他这个集团军的防务准备，就我们现有的力量而言，要算是准备得很周详。

最后，我又用电话与赖因哈特长谈了一次。他的意见也大致与哈尔培相同，他主张放弃纳雷夫之线，退到东普鲁士边境，以缩短防线。这样也就可以抽回几个师的兵力，以充预备队。不过这里又还是旧话重提，我认为恐怕希特勒很难于批准这个计划。

现在，我既然已经明了前线各集团军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于是我就决定在“11点钟”的时候，再去见一次希特勒。我的目标还是想劝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东线方面来，把兵力调集到这一方面来，并且听听各集团军总司令的意见，准许实行缩短战线，因为除此以外就再没有其他的方法来建立一支预备队。

1月9日，我三度来到了齐根堡，这一次我绝不退让，一定要使希特勒明了他自己责任之所在。这一次会议还是照平常的习惯举行。不过这一次我却带了我装甲兵总监部的参谋长托马勒将军一同去出席。

盖仑将军对于敌情预备了一份极详细的报告，附有地图和表解，以表示各地区的兵力分布。当我把这些文件送给希特勒看的时候，他就马上大发脾气，认为这完全是“虚构”的，命令我把这个草拟报告的人，立即送到疯人院里面去。于是我也不禁气上心头，就马上向他说道：“准备这个报告的人是盖仑将军，是我手下一位最好的幕僚。假使我对于他所准备的东西，要是感到不满意的话，那么我也绝不会随便送给你看，假使你想把盖仑将军送到疯人院里去，那么你就把我送去好了。”希特勒又要求我把盖仑将军免职，被我毅然拒绝了。结果这场风波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从军事立场上来看，这一次会议却还是一无所获，哈尔培和赖因哈特的建议都一律被否决。希特勒还是那一贯的老想法，认为凡是主张撤退的将领，就一定是畏敌不前。

一切想在东线最紧张的地区增加预备队的企图，都因为希特勒和约德尔两人的反对，而完全搁浅。OKW的诸公是希望我们这种货真价实的情报，完全都只是苏联人的虚声恫吓。在大本营的人都只肯相信他们所自以为是的东西，而对于这种真正的事实，却完全闭起眼睛来装瞎子。这叫作鸵鸟政策，再配上鸵鸟战略了。为了安慰我，在会议结束的时候，希特勒故意向我说道：“东线战场在过去从来不会有过像今天这样强大的预备兵力。这都是你一个人的功劳，我真应该感谢你。”我回答他说：“今天东线战场的情形就好像没有摊牌前的赌博一样，假使全线上有一点被敌人突破了，那么整个也就跟着完蛋了，因为12个半师的预备兵力，用来应付这样长的防线，实在是太不够了。”

这个时候的预备兵力，其分布的位置如下：

第十七装甲师，在平丘左（Pinczow）地区。

第十六装甲师，在凯尔采（Kielce）以南。

第二十装甲步兵师，在维耶尔宗克（Vierzonik）与奥斯特维克兹（Ostrowicz）之间。

第十装甲步兵师（只有一个战斗团的兵力），在卡缅纳（Kamienna）地区。

第十九装甲师，在拉多姆（Radom）地区。

第二十五装甲师，在莫盖尔尼察（Mogielnica）地区。

第七装甲师，在齐青劳（Zichenau）地区。

大德意志装甲步兵师，在霍热莱（Chorzele）地区。

第十八装甲步兵师，在约翰尼斯堡（Johannisburg）以东。

第二十三步兵师（尚没有完成作战的准备），在尼古拉伊肯（Nikolaiken）地区。

第十自行车旅，在桑斯堡（Sensburg）地区。

勃兰登堡（Brandenburg）装甲步兵师（这是一个新成立的单位），在德伦弗特（Drengfurt）以南。

戈林装甲军下辖：

第一装甲伞兵师，在贡宾嫩以西。

第二装甲伞兵师，在贡宾嫩东南方的东普鲁士的国界上。

第五装甲师，在布赖滕斯堡（Breitenstein）地区。

第二十四装甲师，从匈牙利正向拉斯滕堡运输中。

希特勒在我离开的时候，还是向我说道：“东线应该自己力求生存，就利用现在已有的力量，来进行一切的工作。”所以我回到措森陆军总部时，心情真是沉重不堪。希特勒和约德尔，心里都十分明白假使苏联人真的进攻，凭着这现有的兵力是绝守不住的。他们也明知假使敌人发动攻击之后，再想从西线调兵到东线去，那么在敌人空中优势之下，事实上是一定远水救不了近火的。因为他们两个人的故乡都不在德东，所以似乎对于这个地区，有视同化外的感想。在最后一次会议中，我才看出来这是他们漠视东线战场的主要原因。对于我们普鲁士人而言，现在感受到威胁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故乡，是我们祖宗坟墓所在的地方，是我们传统文明的发源地。我们知道假使苏军在东线攻击胜利了，那么我们的故乡也就丢定了。任何将领若是建议把平民人口撤出最危险的地区，结果就都一定会受到希特勒的斥责，因为他认为这又是失败主义心理的作祟，并且害怕这种撤退行为在老百姓的心理上发生不良的影响。那些党老爷们，尤其是主持东普鲁士党务的柯赫（Koch），更是拥护希特勒这种主张。他们希望军事的行动，以尽量不与民政发生关系为原则。所以一个集团军的作战地区仅限于前线后一条狭窄地带，总共不过6英里的纵深。重炮兵虽然位在所谓“后方地区”中，但是在那里却不准建筑工事，不准砍倒树木，一切都还得要粉饰太平。

苏军的攻势

1945年1月12日，在巴拉罗夫桥头阵地的苏军开始发动了一个准备周密的大攻势。在11日那天，我们就已有了直接的证据，证明攻势已经迫在眉睫。俘虏们的供词说在10日到11日的晚间，一切兵舍都应该移交给战车部队的人员使用。我们窃听到的一份无线电报说：“一切都已准备妥善，增援兵也已经到达。”自从12月17日以来，在巴拉罗夫桥头阵地的苏军大炮数量增加719门，迫击炮增加268门。从普瓦维桥头阵地所捕获的俘虏供称：“攻击即将开始。第一波是由戴罪立功的敢死队（Punishment units）担任。有40辆战车实施支援。另有三四十辆战车部署在主战线后方一两英里处的森林中。在1月8日的夜间所有的雷阵均已扫清。”空中侦察的报告说敌人的部队正向维斯瓦河桥头阵地推进。在马格鲁兹夫桥头阵地，又新增了60个炮位。

从纳雷夫前线、从华沙以北地区、从奥斯特堡附近和从东普鲁士方面，所获得的情报都完全一样。从这里看来，敌人的主攻方向该是在埃本罗德（Ebenrobe）—威龙湖（Lake Willuhn）—施洛斯山（Schlossberg）以东地区之内。

仅只有匈牙利——由于我方新年攻势的原因——和库尔兰两地区，我们的情报没有指出敌人在最近有进攻的态势。不过这也只是一个喘息的阶段而已。

于是1月12日，第一次的攻击就落在巴拉罗夫。14个步兵师、2个独立战车军以及其他直属单位，构成了这次攻势的主力。在这个地区所集结的苏联战车，很明显在第一天还是按兵不动，因为他们要从最初攻击的结果上，来决定最有利的攻击路线。苏军在装备上具有充分的准备，所以可以采取这样的战术。

敌人的攻势很成功，一直透入德军的防线。

在这一天，我们发现苏联攻击军的主力向普瓦维和马格鲁兹夫的北面移动，车辆的数字在几千辆以上。很明显的，那一方面的攻势也就要开始了。在华沙以北和东普鲁士的情形也都差不多。苏军在雷阵中都有明确的进路，在敌线的后方皆发现有战车出现。

A集团军已经动用了它的预备队来实行反攻。由于希特勒的直接命令，这些部队的位置距离前线实在太近，远非哈尔培上将原先所设计的构想。结果他们受到强大苏军炮兵的轰击，在他们尚未进入战区之前，就已经蒙受了极大的损失。苏军对于德军这些装甲兵力，已经完成了局部的包围。现在在内林将军指挥之下，德军就开始向西撤退，以图挣脱苏军的机动包围圈。这个行动本极困难，可是由于我们的官兵英勇作战，终于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还有一部分步兵也都陷在这个包围圈内，更使我们装甲兵的行动被拖慢了。虽然有许多的障碍，但是由于军中袍泽在急难时都彼此互助，所以终于还是获得了成功的战果。

1月13日，苏军已经从巴拉罗夫的四面实行突破，趋向凯尔采，然后再从那里转向北面。现在苏军的第三和第四两个近卫战车军团也开始出现了。此时这个地区的全部苏军兵力已经增到32个步兵师和8个战车军，从开战以来，在这样狭窄的一个地区里，使用这样大的兵力，这似乎还是头一次。

在维斯瓦河以南，也有这种征候，表示在亚斯沃地区中，不久就会有大攻势发生。在普瓦维和马格鲁兹夫两个地区，苏军的准备也已经完成，所有的地雷都已经扫清。

在东普鲁士地区，主要的攻击果如我们所预料的，是来自埃本罗德—施洛斯山地区。敌军的兵力有12到15个步兵师，再加上相当比例的战车单位。在这一方面，敌人也突破了我军的防线。

1月14日，已可以很明白地看清楚，苏军的意图是要夺取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地区，这对我们而言一点都不希奇。另外有其他的强大敌军部队，从巴拉罗夫桥头阵地起，向西北方向前进，其目的很显明，不过是想要和普瓦维和马格鲁兹夫方面推进的敌军相会合。德军对于苏军的第一次攻势的防御作战，是已经发挥了阻塞的功效，不过从一般的情况看来，这个地区似乎并无久守的希望。

苏军在罗民吞丛林（Rominten Heath）和戈乌达普附近的准备，指出东普鲁士方面的攻势可能向此方面延长。

1月15日，就可以判定在克拉科夫地区敌军主力是准备向琴斯托霍瓦—卡托维兹（Czestochowa-Kattowice）地区进攻。另外有一支强大兵力则直指凯尔采。可以假定他们将会继续向彼得库夫（Piotrkow）—托马舒夫前进，以求与由普瓦维桥头阵地进攻之敌军相会合。后者似乎是包括两个步兵军团和一个战车军团。从马格鲁兹夫桥头阵地进攻之敌，其目标很明显的就是华沙城。

在克拉科夫以南，苏军在亚斯沃地区中的攻击也已经开始。

在中央集团军方面，敌人在维斯瓦河—布格河三角形地区内，以及奥斯特堡的两侧，都已经做了深入的穿透。这些攻击的指向是在纳谢尔斯克（Nasielsk），和西面的齐青劳—普拉希尼兹（Praschnitz）地区。面对着苏军纳雷夫桥头阵地的地区，以及在东普鲁士方面，情况都已经变得很紧张。

在东南集团军地区中，已经证实了在多瑙河的南面，保加利亚军队已经接替了苏军第三十七军团的防务。所以该地区的苏军，极有可能将会移转到德军南方集团军方面，来发动新的攻击。

不用说，自从苏军大攻势发动以来，我就已经用电话向希特勒做极坦白直率的报告，告诉他局势的发展已经恶劣到了何种程度，并且极力要求他赶紧回到柏林来坐镇，因为这至少可以在精神上表示我们的作战重心已经移到东方来了。在头几天，他的答复还是他在1月9日曾经说过的旧话：“东线应该尽量以目前所已有的力量实行苦撑。同时，你自己也明白在这个时候从西线抽调兵力是已经太迟了。”这样在电话中反复的争论，浪费了不少的时间，而当时的前线情况却已经是迫不及待。1月15日，希特勒第一次亲自干预这一方面的防御作战，他不顾我的反对，下了一个命令把大德意志军由东普鲁士调到凯尔采，其目的是想防止苏军趋向波森的突破行动。很明显的，这个行动已经赶不上时间，并不足以阻止苏军，可是却使东普鲁士正在敌军猛攻且险象环生之下，突然又减少了一大部分防守兵力。假使这个军抽动之后，那么东普鲁士的情况也就会变得与维斯瓦河一样的严重了。于是这一支强大的攻击部队，由军长索肯将军（Gen.von Saucken）领导着，包括着大德意志装甲步兵师和戈林装甲伞兵师在内，开始就要装上火车，运向一个很有疑问的目标了。我拒绝执行这个命令，这使希特勒大光其火。在一怒之下，他就匆匆地由西线回到了柏林，这却很合我的心愿。现在至少我可以当面把一切他所应该知道的事情，都痛快地说给他听。很明显这次谈话绝不会愉快，希特勒也明知这一点，所以他尽量拖延不想和我见面。

索肯的大德意志军，在下车的地区就已经受到了苏军的炮击。他们经过激烈的战斗，最后才和内林将军的第二十四装甲军取得了联系。

1月16日，希特勒在柏林正式露面了。在同一天我就和他在那个已经被炸半毁的总理府中，开始第一次的会谈——他的大本营现在暂时就设在那里。

希特勒这时才最后决定了，西线战场暂取守势，而把凡是可以抽调的兵力都集中到东线方面来。当我走进会议室时，才知道他已经做了这个决定，固然是已经太迟了，但是那还是使我感到很满意。我已经拟好了一个使用这些兵力的计划，其重点是使他们赶紧渡过奥得河（Oder），单刀直入地袭取苏军攻击矛头的侧翼，这样就可以减低苏军进攻的力量。现在我就问约德尔到底希特勒的命令是怎样下的，他就告诉我元首已经下令，把凡是可以调集的兵力——也就是第五装甲军团——立即送往匈牙利。听到这些之后，马上就使我丧失了自制力，不禁用极直率的口气向约德尔表示出我的不满。可是他除了耸耸肩头以外，再也没有一点什么其他的反应。我始终很怀疑是否是他曾经劝说希特勒做如此的决定。以后在会议中，我又和希特勒当面力争，表达我的意见。希特勒还是不肯接受忠告，而仍然表示他决心在匈牙利方面发动攻击，把苏军赶过多瑙河，并以解救布达佩斯为目标。这样激烈辩论了好几天。当我列举出军事上的利弊时，他就把经济上的利益拿来作为搪塞的口实：因为德国综合石油工业已经遭受了猛烈的轰炸，所以匈牙利的油矿和炼油工厂对于我们就更重要，这对于战争将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他说：“假使你没有燃料，那么你的飞机怎么能飞，战车又怎么能跑呢？你应该能明了这一点。可是我的将军们对于战争的经济性却完全不了解……”他已经中了他自己宣传的毒素，是怎样也劝说不醒了。

因此我们从西线战场方面接收过来的军队，就分成两个集团。当我在会议席上再提出这一个问题的时候，希特勒却制止我不用再说下去，他说：“我知道你要说些什么，你是主张我们要集中兵力，来做一个具有决定性的打击，而不要分散了注意力，可是你应该了解……”于是我们之间就一直是这样互不相让，而问题却始终没有解决。

运兵往匈牙利的行动比较迟缓，因为向东南方向的铁路运输能力比较有限，而且还经常受到敌人空军的破坏。

我和希特勒之间天天无不在冲突之中，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一点是关于主防线的位置问题，因为有了当时的速记记录为凭，所以他才勉强地承认这是他的错处。其次就是预备队的位置问题，他认为距离前线过远，而前方将领则认为太近，他们认为这也是希特勒的大错之一。于是我们就又讨论到哈尔培的领导力问题，照我的看法，哈尔培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将才。可是因为一定要找出一个替罪羊，所以尽管我坚决反对，他还是硬把哈尔培免职，改派他的心腹夏纳尔上将继任，他从库尔兰地区被召回，那里已经是一个死角，不会再有立功的机会了。夏纳尔一上台之后，第一件事就是把勇敢能干、忠诚正直的第九军团司令卢特维兹将军（Gen.Freiherr Smilo von Luttwitz）免职。这个军团现在改由布塞将军（Gen.Busse）指挥。接着夏纳尔又和最出色的索肯将军发生了激烈的争执，于是我赶紧设法把索肯调往另一地区。结果索肯倒升任了军团司令。一个星期之后，我又设法使哈尔培上将在西线方面重新获得了一个军团司令的职务。同样的，我也设法再起用著名的勇将巴尔克将军，他是调往西线之后，因为受了希姆莱的暗害，才丢了纱帽的。

经过这许多天的争争吵吵，总算是产生了惟一一个积极的结果，那就是我对于西线方面的意见，终于还是被采用了，不过却已经太迟。现在所有那些无目的的攻击都已经停止，一切可以节省出来的兵力都已经决定运往东线。关于撤出库尔兰的问题又再讨论了一遍，结果还是没有明确的决定。不过希特勒最后也同意先将第四装甲师撤回。

军事的情况已经是空前的危急，所以真正需要快刀斩乱麻的手段。在萨拉热窝（Sarajavo）的东南面，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对于德国的E集团军，已经逐渐加重压力。在巴拉顿湖与多瑙河之间的敌军，已经获得了增援。在赫兰河上的苏军桥头阵地也已经逐渐增强，他们正在以非凡的速度，压迫着疲兵久战的A集团军一直向后退却。在西面，苏军已经越过了斯诺尼基—梅胡夫（Slomniki-Miechow）之线，其兵力的一部分转向克拉科夫方面。在更向北的方面，他们正向琴斯托霍瓦—拉多姆斯科（Radomsko）—彼得库夫—托马舒夫之线前进。在进攻矛头的后面，苏军还具有强大的预备兵力，这时德国各盟国都已经完全解体，所以对于苏军再也不能产生一点牵制的作用。在中央集团军方面，和在东普鲁士，一切的情形也都差不多。

尽管如此，希特勒对于西线的兵力还是不肯抽调太多，而尤其是不肯撤出库尔兰地区。

到了1月17日，面对着A集团军方面的苏军，已经被发现了有15个战车军的番号，所以毫无疑问这是他们的主攻方向。此外在南方集团军方面，苏军共有8个战车军，而在中央集团军方面，则为3个战车军。此时苏军是以克拉科夫—瓦尔特纳（Wartenau）—琴斯托霍瓦—拉多姆斯科之线为目标，齐头向西挺进。在凯尔采地区，只有内林将军的第二十四装甲军阻止了他们的进路。强大的敌军正在向华沙进发，其他的敌军则正经由沃维奇（Lowicz）和索哈切夫（Sochaczew），向维斯瓦河挺进，其目的是想要阻止由华沙地区撤出的第四十七装甲军渡过该河。这个军已经奉命撤退到维斯瓦河以南的位置，其目的是要阻止苏军经过霍恩沙查—格尼森（Gnesen），而向波森突破的行动；假使这个突破成功，那么东西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地区就完全被切断了。但在敌人强大压力之下，这个军始终无法执行它所奉到的命令。于是敌军向西进展，如入无人之境，一直向德国的国界前进。

在中央集团军方面，苏军的攻势在速度和强度上，也都已经加强。很明显的，在这个一直比较平静的纳雷夫前线上，也马上就会有激烈的战斗发生。

在黄昏的时候，作战处的人员告诉我华沙的局势已经是不可收拾，所以主张应假定华沙已经失守，而另外建立一条新的防线。当我问他们其理由安在，作战处的处长波宁上校就报告我，根据最近的情报，华沙的沦陷已经无可避免，而且也许此时就已经失守了。与这个要塞的通信联络早已断绝，因为这个原因，我就批准这个建议，又因为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行动迅速，所以我就立即下命令做必要的紧急处置。接着我就到柏林去参加在希特勒大本营的会议。当我正在把当前的情势，以及我所下的紧急命令，讲给希特勒听的时候，突然有一件无线电报送了进来。电报是华沙守军司令打来的，内容是说华沙此时尚在德军手中，但已定在明天夜间撤出该城。我把这些事实报告完了之后，希特勒马上就开始大发脾气，并命令应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华沙城。他坚持着马上下达这个命令，当我告诉他形势已经太坏，以致无可挽回的时候他就忿然的表示不肯相信。华沙的守军，照我原定的计划是应该有一个要塞师，但是由于过去抽调兵力往西线的缘故，事实上只剩下了4个要塞步兵营，再加上少数的工兵和炮兵，而且战斗力都很有限。很明显的，他们的力量守不住这个城，若是他们遵从希特勒的命令，结果就只有全部被俘而已。所以守军司令虽然已经奉到了死守的命令，他还是决定撤出华沙，于是希特勒的脾气就一发不可收拾。他变得不可以理喻，实际上在此时华沙一地的得失对于整个大局，已经没有什么重要的关系。在以后几天当中，他就专心研究华沙沦陷的原因，他一心认为这是参谋本部的一个大错，所以决定要惩办几个负责的人员。

1月18日，匈牙利境内的德军在巴拉顿湖与包科尼（Bakony）森林之间发动了一次新的攻势，其位置在布达佩斯以西的山林地区，其目的是解布达佩斯之围。他们最初还是获得了相当的成功，已经到达了多瑙河的河岸。可是在这同一天，苏军已经攻入了这个不幸的围城，所以它的命运也就此确定了。假使在匈牙利发动攻势的兵力，能够应用在波兰境内，或是东普鲁士方面，那么结果一定可以更好一些，可是希特勒却执意不肯采纳这个意见。在波兰境内，苏军已经在琴斯托霍瓦—拉多姆斯科地区，以及彼得库夫、罗兹和库特诺（Kutno）等地发生了战斗。德军在霍恩堡（Hohenburg）的维斯瓦河上的桥头阵地也受到了苏军的攻击。在维斯瓦河以北，敌军在继续进攻。在纳雷夫前线上，也有迹象可以证明即将有大攻势发动。还是和平常一样，希特勒仍然拒绝把那些已经孤立在这个地区中的部队，赶紧撤回以集中自己的兵力。

我们在这一天的整个汇报时间，都完全用在华沙事件的讨论上，事实上照目前紧急的情况看来，这简直是在开玩笑。在那天下午的汇报中，希特勒对我说要把那些负责促成华沙撤退的参谋本部人员，拘押起来交付审讯。我就非常明白地说，一切的责任都应该由我个人负起，所以他应该拘押讯问的对象就是我，而不是我的部下。希特勒回答道：“不，不，要惩罚的对象不是你，而是那个参谋本部。我实在忍受不了，不能听任那些知识分子，强迫他们的长官跟着他们的意见走。可是这就是所谓参谋本部制度的传统精神，我一定要把这种制度打成粉碎。”于是我们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争辩得非常激烈。因为没有旁人在座，所以我讲话也不必有所忌讳。可是结果还是不欢而散。在那天夜间，我派我的副手温克将军，去参加“夜间汇报”，并且命令他再向希特勒报告一遍，指明他会做出一件很不公正的事情，并且告诉他我已经准备自己被捕，但是我却不容许他拘捕我的部下。温克也的确把这些话都转达到了。可是在那天夜里，波宁上校、克尼斯贝克中校（Lt.Col.von dem Knesebeck）和克里斯滕中校（Lt.Col.von Christen）都一起被捕了，这是陆军人事处的梅塞尔将军（Gen.Meisel）奉命执行的。他们事先根本不通知我，所以我当然无法制止这个行动。第二天上午我就只好面对这个既成事实了。我就单独去见希特勒，用我所能想到的最强硬的语气，向他提出严重的抗议；我并且指出来，由于他这个行动会使OKH中最重要的部门，在这个最紧急的关头，突然停止了一切的工作。现在只有另派一些完全没有经验的青年人员，来接替他们这些被捕者的职务，这些职务在目前不仅十分重要，而更是非常的困难。我并且要求把我一同交付审讯，这个要求却为希特勒所立即批准了。在这个紧急和赌命运的时候，我却还要分出许多时间来，接受这种毫无意义的讯问。不仅是浪费时间，而且更糟踏我的精力。这个时候的东线战场上，却正在为了德国民族的存亡，和我们家乡的得失，展开决死的苦斗。经过了几个星期，克尼斯贝克和克里斯滕两个人总算是被释放了，不过波宁却还是被关着。他们被释放之后，不准重回参谋本部，而改派往第一线充任团长。在接受了这个新职务三天之后，智勇双全的克尼斯贝克就战死了。克里斯滕比较幸运，没有送掉性命。至于波宁却毫无理由，一直被关着，从这个集中营转到那个集中营，等到总崩溃之后，我们都做了美国人的俘虏，然后才再相见。

当我正在为这件不幸的事件感到忿怒不平的时候，在德东方面的苦战却一直都没有停息。在匈牙利的苏军，已经迅速集中了他们的机动部队，向我们那支想援救布达佩斯的军队，展开反攻。从截获的苏方无线电报判断，我们预料敌人即将开始大规模的行动。在喀尔巴阡山脉的北面，苏军继续向布里斯劳进攻，并且攻入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地区。因为我们的防御实力已经非常单薄，所以他们简直是势如破竹，攻势进展得极快。在北面，敌人更向卡利什（Kalisz）、波森和布隆姆堡（Bromberg）等地进展。罗兹已经失守，敌人的前面不再有阻力。只有第二十四和大德意志两个装甲军，一直都在这个机动包围战中作战，屡次英勇的突围，向西转进，沿途还收容了不少的零星单位。内林将军（曾经是我的参谋长）和索肯将军在这些日子当中的英勇表现，简直是只有克塞诺丰希腊著名军事史学家。（Xenophon）再世，才有能力来加以叙述和形容。

苏军在南面和东北面也都在进展之中，而在梅默尔之南，另外一个危急的情况又发生了。在库尔兰地区中的北方集团军，已经报告敌军调动频繁，但是该报告对于敌军的真正意图并未提供任何线索。惟一的判断，就是库尔兰的军队，虽能牵制着一部分苏军的兵力，但是这一部分我军的兵力却不能够参加德国本土的保卫战，结果仍然是得不偿失。所以在每一次会议中，我总是劝希特勒赶紧撤回这一部分兵力，但是每次都碰了钉子。

1月20日，敌军的足迹正式踏上了德国的土壤，这不过是最后一幕的开始而已。在那天清早，我就知道了苏军已经在霍恩沙查以东的某点到达了德国的边境。在第一颗炮弹尚未落下的前半点钟，我的妻子才离开华尔斯高（Warthegau）的别墅。她一定要到最后关头才可以离开，因为她走了，就会使当地的人民发生惊忧。她一直是在纳粹党人的监视之下，最后她只好单身启程，把我们所仅有的财产（那是1943年9月间所没有炸光的）也都留在那里。现在，我们和其他数以百万计的德国人民一样，已经变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能与他们同命运，使我们感到很骄傲。当她离开别墅的时候，许多工人都站在她汽车的旁边，挥泪送别，有许多人都愿意同她一起走。我的妻子已经赢得了当地人民的爱戴，所以对于她而言，这种离别的滋味的确是很痛苦。1月21日，她到了措森，因为这里已经找不到适合的住宅，所以她就住在我的宿舍里，从此她就一直和我共度这个艰苦的生活，尽可能帮助我和支持我。

1月20日，在布达佩斯西面的战斗还再继续进行。匈牙利的前参谋总长弗罗斯，已经投降了苏联人，并且为他们效力。在西里西亚，敌军越过了国界，并且迅速地向布里斯劳挺进。在波森地区，已如前述，敌人也早已越过了边界。在维斯瓦河以北，强大的敌军正在向托伦—格鲁琼兹之线，实行猛攻。在敌军先头部队的后面，接着就是强大的预备兵力，其声势的浩大，远在我们1940年法兰西战役之上。在梅默尔以南，敌军已经到达了魏劳—拉比奥（Wehlau-Labiau）之线，并且大致向科尼兹堡方向进攻。此时德军中央集团军已经陷于敌人钳形包围之中，南面这一股敌军向北朝科尼兹堡前进，而另一股敌军，则沿着米美尔河，从东面直趋东普鲁士的首府。在纳雷夫方面，面对着第四军团的苏军，还是毫无动静，他们似乎是胸有成竹地等候突破的成功。

1月21日，最明显的情况就是敌军已经深入上西里西亚工业地区，当希特勒再度拒绝赖因哈特要求立即把第四军团撤出纳雷夫突出地带的建议之后，赖因哈特和第四军团司令霍斯巴赫将军，都感到十分失望。霍斯巴赫因为害怕他整个军团有被包围的危险，于是在1月22日就自动决定了一个行动。他命令他的部队转过向来朝西面攻击，其意图是向西普鲁士和维斯瓦河方面实行突围，并且希望与魏斯上将的第二军团建立联系。

霍斯巴赫事先并没有向他的集团军总部报告，一直等到他的部队在1月23日开始行动之后，才匆匆传来一个报告，至于希特勒和OKH则一点消息都不知道。所以在我们得知勒特曾要塞——它是保护东普鲁士的一个最重要的屏障——已经不战而弃守了，真使我们大吃一惊。希特勒当然马上就大发雷霆。这个事情发生在1月24日。同时苏军已突破马祖里运河（Masuren Canal），正向霍斯巴赫军团的北面侧翼攻击，结果使他原定的计划也无从实现。到了1月26日，希特勒才知道在中央集团军的地区中，不仅发生了未经他批准即采取行动的行为，而且事后也没有报告他。他认为这是有心欺骗他，当然感到怒不可遏。他认为赖因哈特和霍斯巴赫两个人都有通敌卖国的嫌疑，要把他们交付军法审判。同时他也要把这两个司令部里的全体幕僚都一律免职，因为他们可以说是知情不报。我尽量想把他的火气平抑下来，我说：“关于赖因哈特上将，我可以绝对保证他的忠诚，至于霍斯巴赫虽然是举措乖张，但是一定另有原因，而绝不是通敌谋叛。”可是在这时说这些话，实在无异于火上加油。一直等到他和布格多夫商量继任人选的时候，这场风波才算是暂时过去了。这个集团军现在改由兰度利克上将（Col.Gen.Rendulic）指挥，他是最近才被派到库尔兰去接替夏纳尔的位置。这位上将是奥地利人，聪明绝顶，懂得怎样应付希特勒。希特勒一向信任他，所以才把保卫东普鲁士的重责交付给他。接替霍斯巴赫的是米勒将军（Gen.Muller），他在前线作战时倒是一员勇将，不过在过去却从来没有担任过较高级的指挥官。

在1月25日那一天，赖因哈特本人的头部负了重伤。到了1月29日，我们两个人才见了面，把这次事件的原委讨论了一番。

东普鲁士之战就是这样的进行着，一方面我们的防御兵力已经面临着总崩溃的命运，而希特勒对于他手下将领的不信任，却反而与日俱增。在这个时候，东线战场的其他地区也正在激烈的苦战中节节败退。

在布达佩斯前线方面，德军夺回了施图尔韦森堡，但是我们却明知我们的兵力并不能赢得一次决定性的胜利，更不幸的是苏联人也完全知道这个内幕。在上西里西亚地区，敌军正向塔罗维兹（Tarnowitz）前进，并且继续朝着科瑟尔—奥珀伦—布里格（Cosel-Oppeln-Brieg）之线进展，其目的是要切断这个工业区的联系，并在奥得河上获得一个桥头阵地。向波森方面和东普鲁士境内的敌军也有进展，他们的钳形攻势已经把那一地区完全隔断。在库尔兰方面却还是平静无事。

1月23日，敌人想从奥珀伦和阿赫劳（Ohlau）之间渡过奥得河的意图已经很明显。敌人的战车已经到达了拉维卡（Ravica）。在波森周围已经发生了战斗。在东普鲁士方面，苏军继续向巴滕施泰因（Bartenstein）前进。在赖因哈特的命令之下，把装着兴登堡夫妇遗体的石棺运走了之后，接着就把坦能堡会战大捷的纪念碑也炸毁了。

在库尔兰方面，苏军开始向利包进攻。

1月23日，外交部派驻OKH的新任联络官、拥有大使头衔的巴兰登博士（Dr.Paul Barandon）跑来见我。尽管我曾经一再要求，可是他的前任在我从1944年7月兼任陆军参谋总长以来，就从来没有和我见过面。很明显的，外交部方面可能认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明了前线军事情况之必要。我就把我自己的不满告诉了巴兰登博士。我们两个人很谈得来，就讨论到外交当局此时对于军事方面提供协助的可能性，而且我们两个人也都认为这个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提出这个建议。我们希望凭着我们现有的极有限的外交关系，能够至少在某一个战场上面，获得一个休战的机会。我们希望西方国家也能明白苏军迅速进展的危机，于是可能和我们先签订一个休战协定，或者至少可以得到一个非正式的默契，使我们可以把全部的兵力都用在东线方面抵抗苏联人，而采取在德西方面受降。诚然这也只是一个极微弱的希望，不过是一个将要溺死的人，看见一根水草也一定想把它抓住。我们总希望能尽最后的努力，减少无谓的流血，并使德国和整个西欧不至于受到沉沦的浩劫。所以最后我们取得了共识，由巴兰登博士去安排，使我和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可以做一次私人性的谈话。他是元首的主要政治顾问，所以我希望与他恳谈一次，把我刚刚和巴兰登博士所讨论的问题，再和他研究一番。我的意图是希望他可以和我一同去谒见希特勒，要求他使用我们这一点有限的外交法宝，来挽救德国的前途。这个法宝并不一定就具有灵效，这一点我们当然完全明了，不过我们的决心却未减低，因为我们感觉到设法使战争提早结束，实在是我们的神圣义务。巴兰登博士立刻就去和外交部长接头，以便安排我在1月25日可以和他会晤。

东线战场方面的悲剧还在继续演出之中。匈牙利方面，敌人已经有力量击败我们的反攻。在西里西亚方面，苏军已经到达了格莱维兹（Gleiwitz）。在科瑟尔和布里格之间，以及在地亨弗斯（Dyherrnfurth）和格洛高之间，敌人都已经完成了渡过奥得河的准备。布里斯劳正面已经受到攻击，但是这个要塞和格洛高与波森等地一样，仍然还在德军坚守之中。在东普鲁士方面，苏军正企图向埃尔宾（Elbing）方向实行突破。

1月25日，苏军在韦伦采湖（Lake Velencze）以南地区实行反攻的企图更为明显。在多瑙河以北也是一样的情形，他们准备向克瑞辛将军（Gen.Kreysing）的第八军团实行反扑。上西里西亚方面，苏军还是继续向工业地区推进。敌人已经大致抵达奥得河岸。

在包围了波森以后，苏军就绕过了那个要塞，直向奥得河—瓦尔特河（Warthe）的转弯处进攻，那里本来有一条早在战前就已构筑好的防线，可供抵抗之用。但是里面的一切设备却早已移用到大西洋长城上面去了，所以现在只剩下了一个空壳子而已。苏军集中在施奈德米尔（Schneidemuhl）—布隆姆堡地区中，准备沿着维斯瓦河的西岸，向北前进，以便从后方席卷防守河岸的德军。

当我已经预测到这个新的危机时，我就要求希特勒成立一个新的集团军，以控制旧A集团军（在1月25日已经改名为中央集团军）和旧中央集团军（现在也已改称北方集团军）之间的空隙地区。这个新集团军应负责改组和控制这个地区的一切防务。我和约德尔上将谈到挑选一位将领和组织司令部的问题，因为照我看，这是整个方案中最重要的部分。我主张可以把原先在巴尔干方面的两个集团军总部的全班人马，选择一个来担负这个新的任务，并且表示我比较赞成威席斯元帅。我和他颇有私交，知道他不仅是一个好军人，而且也是一个好人。不仅聪明正直，而且勇毅坚定，足以担负这种重大困难的职责。约德尔同意在会议上支持我的意见，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似乎是已经决定了。当我在1月24日，向希特勒提出这个人选来的时候，希特勒却回答我说：“照我的看法威席斯元帅似乎是一个已经很疲惫的人。我很怀疑他是否还有精力来担负这个困难的工作。”我马上就为威席斯辩护说，他现在的精力还极充沛，并且指出约德尔也同意我的看法。可是使我大失所望的，却是约德尔居然不遵守他的诺一般公认的是，古德里安是德国装甲军之父，也是世界装甲军之父，是二次大战有名的闪击战的创立者和执行者，现在古德里安的照片还列在德国军队的营房里。古德里安就凭世界装甲军之父和闪击战之父，就可以名垂青史。当然，古德里安仅仅是一名一级上将，而隆美尔是元帅。可是，德国在二战时期有26个元帅，有些元帅的名字你根本就不知道，默默无闻，可见是不是元帅也不重要。就如同中国的粟裕大将一样，粟裕的成就当然超过很多的元帅。

古德里安的辈分要比隆美尔老。当古德里安已经注意装甲军和坦克在现代争中的突出作用的时候，并且已经写出了《注意，装甲军》的书的时候，隆美尔写出的还是《步兵进攻》，一个谈坦克，一个谈步兵，相差一个层次。当古德里安已经成为德军16装甲军军长，并已经在对波兰的进攻中实施其闪击战的战术的时候，隆美尔还没有与装甲部队沾上边。当古德里安成为19装甲军军长的时候，隆美尔还刚刚是德军第7装甲师的师长。而且古德里安甚至还参与了部分进攻法国的战略计划，也就是曼斯泰因的计划。曼斯泰因的计划，很多方面得到了古德里安的支持，而且很多方面是专门为古德里安写的，没有古德里安的闪击战的思想和实践，德军进攻法国的行动，就会停留在黄色计划的最初版本，而不会是曼斯泰因那个版本。当然，希特勒在执行曼斯泰因计划的时候，曼斯泰因已经被希特勒打发走了，已经不是A集团的参谋长了。但希特勒执行对法国的战略还是曼斯泰因的。

在对法作战的时候，隆美尔指挥的第7装甲师打的也不错。可是，古德里安指挥的19军做出包围英法联军于海滩上的时候，本来可以全歼英法军，可是希特勒却鬼使神差的发出一个停止前进的命令，古德里安眼睁睁看这英法军在敦刻尔克撤走。古德里安在二战以后，在回忆的作品里面，还是对希特勒为何发出这个命令耿耿于怀，不可理解。否则英国的33万远征军就是古德里安的下酒菜了。

在对苏战争中，古德里安指挥第二装甲集团，成为苏军的噩梦。兵锋所指，本来可以在冬季到来前，就可以拿下莫斯科。可是希特勒却命令他们先跑向南方攻击基辅，耽误了大量的时间。古德里安为这个与希特勒争吵很激烈。这也是古德里安后来没有升元帅的原因，就是他经常与希特勒争吵。后来古德里安已经到了离开莫斯科仅仅20几公里的地方，被迫撤退，而且因为擅自撤退，还被希特勒解除了职务。

后来古德里安又被希特勒启用，做德军装甲兵总监，编练装甲兵，并研制出了虎式坦克。

希特勒是最恨宗教的，所以威席斯的任命就再也不会有通过的希望了。反言之，希特勒却提出了一个荒谬的建议，要任命希姆莱兼任这个集团军的总司令。我真是为之大伤脑筋，于是尽量劝他放弃这个荒唐的想法，可是结果还是完全无效。希特勒说希姆莱在上莱茵河集团军总司令任内，表现良好，而且他又同时兼任国内训练军总司令，所以在支配兵力来源时，要比其他的人更方便，所以认为他实在是一个最适合的人选。于是我又不得已而求其次，想让威席斯集团军过去的总部全班人马，用来组成这个新总部，以辅助这位党卫军领袖作战。可是希特勒还是不准，并且命令希姆莱自己组成他的总司令部。希姆莱选择了党卫军中的著名勇将拉墨丁将军（SS.BrigadeLeader Lammerding），充任他的参谋长。此君过去曾经做过装甲师的师长，可是对于这种大规模的参谋指挥业务，却毫无经验。我惟一可以做到的，就是指派参谋军官团出身的人员，去充当幕僚，可是他们的力量却无法矫正上级的行为，因为那位总司令和参谋长都是真正的外行。希姆莱最初所用的人都是党卫军中的干部，一直等到连碰了几个钉子，吃了大亏之后，他才肯听我的话，可是又已经迟了。

1月25日，我和德国的外交部长在他那新建的美丽官邸中晤面。我开门见山就说到了本题，态度一点儿都不含糊。很明显他还没有认清当前局势的严重性。他很热心地问道，我所说的话是否属实，他说：“我看参谋本部的人员似乎都有一点神经病！”实际上，今天还要来做这样的谈话，才可以证明我的神经已经是铁打的了。我再把详细的情形解释给他听，并且要求这位号称“德国外交政策的拟定者”，是否可以和我一同去见希特勒，设法使至少有一个战场可以停战，我的想法当然是以西线为主。里宾特洛甫却回答我说：“我不能这样做。我是元首的忠实信徒，事实上我知道他是不愿意和敌人做任何种类的外交谈判，所以我无法采取你这个态度。”于是我就再问道：“假使三四个星期以内，苏军的铁骑就已经在敲打柏林的大门，那么你又会有什么感想呢？”里宾特洛甫不禁像疯了一样地大喊了起来：“你以为真会有这样的可能么？”我却老老实实地向他说，不仅是有此可能，而且这也是我们这种政治领导的必然后果。这句话多少使他有一点动摇，但是当我再要求他和我一同去见希特勒的时候，他还是不敢表示同意。当我告辞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请听着，对这一段谈话最好我们都保守秘密，好不好？”我说我可以这样做。

当那天夜里，我出席希特勒的“夜间汇报”时，我发现他正在那里大发脾气。也许我稍稍迟到了几分钟，因为当我走进会议室的时候，他早已用那高亢而激动的声调，向许多人狂吼着。他仍坚持着说他的第一号基本命令，一定要绝对的遵守——那就是说对于与业务毫无关系的人，不准和他商谈自己的工作。当他看见我走进室内的时候，他的声音就喊得更高了，他说：“当参谋总长跑去见外交部长，告诉他东线的情形是如何的严重，并且主张设法在西线求得休战的时候，那么他多少是已经犯了卖国的重罪！”这样我才知道里宾特洛甫这小子居然告了我一状。那真是再痛快没有了，因为这总可以让希特勒明白了真正的情形是怎样。他还是继续说下去，直到他看到他的话对于我似乎是一点作用都没有，于是他才自动停止了。以后我被关在监狱里之后，我才完全知道当时的真相：当我离去之后，里宾特洛甫马上就把我们谈话的情形，上了一个小报告给希特勒。不过他却并没有指出我的姓名，事实上，希特勒当然能知道是哪一个，所以他这个好意实在毫无意义。

于是我想和外交部长合作，企图至少使一线休战的愿望，终于还是落了空。固然当时西方国家并未有准备与德国单独媾和的表示，而且他们和敌国之间，也有采取集体行动的诺言在先。虽然如此，我还是希望首先引诱希特勒采取第一个步骤。所以里宾特洛甫的路线虽未走通，但是我还是不肯放弃我的希望。在2月初，我又和另外一位重要人物谈起这个问题，结果得到的答复却也和里宾特洛甫完全一样。3月间我又做了第三次尝试，这一次的情形以后再详述。

到了1月27日，苏军的攻势转趋紧张，对于我们而言，真可以说是一场浩劫。在布达佩斯的西南面，敌军已经发动了新的攻势。在布达佩斯的街头，也已经发生了巷战，其目的是消灭留在该城内的少数德国守军残部。在上西里西亚工业地区的情形更是紧张，苏军已经攻抵摩拉维恩斯（Moravian）、特罗保（Troppau）、莫拉夫斯卡—奥斯托瓦（Moravska-Ostrava）和特斯臣（Teschen），华尔斯高和东普鲁士的情况也极为悲观。波森已经被包围，其中一个要塞也失陷了。苏军已经到达舍纳朗克（Schonlanke）、斯洛普（Schloppe）、法林尼（Filehne）、施奈德米尔和乌斯荷（Usch），纳齐尔（Nakel）和布罗堡已被苏军占领，马林堡（Marienburg）已经发生了激战。希姆莱的总司令部一夕数迁，并且未经OKH的批准，擅自下令撤出了许多据点，希特勒此时却一声不响。由于希姆莱的擅权，结果维斯瓦河防线是未经一战，就全部拱手让给敌人。再过几天，所有留在河东的部队的归路就完全被敌人切断了。

在东普鲁士方面，围绕着弗劳恩贝格、埃尔宾等地都爆发了激战。到处都是漏洞，不过在库尔兰方面，德国守军居然还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可是大局如此，这一点成就也不值得使人感到兴奋。

在这一天，我下命令把所有1928年级的新兵，都从东线调往德西各军区，以免把这些尚未受过训练的小孩子们，开到战线上去送死。我这次行动居然成功了，使我很感到愉快。自从1944年的秋天，我就一直激烈反对动员十六岁的小孩子。

希姆莱总部的情形不久就乱七八糟了，连通信都已经不灵了。我把这种情形告诉希特勒，可是他却一点都不关心。这个时候，主管人事的布格多夫将军从威廉一世和菲德烈大帝的遗教中，找出了一些如何惩治叛逆的旧例。希特勒听到了这些历史实例后，十分欣赏，他不禁深有所感地说道：“所有的人都以为我很残酷野蛮！让所有德国的要人们都读读这些至理名言。”这至少足以证明他也已经承认他是野蛮残酷了。不过现在他却要想在历史上去找几个榜样，以来证明他的合理。

在这同一天，第六装甲军团也开始向东线调动。上文早已说过，当希特勒一回到柏林之后，他就命令西线改取守势。他对于凡是抽调回来的兵力，也有他自己的一套使用计划。我现在就建议他把所有的兵力分为两个集团，分别集中在柏林的东面。其中一个在格洛高—科特布斯地区（Kottbus），另一个在奥得河以东的波美拉尼亚。此种部队有其深意，假使苏军的攻击矛头突入之后，趁他们兵力还弱，补给还接济不上，而留守他们后方的德军，就分别向着他们的侧翼猛攻，这样就可以把他们击退。但是希特勒却还是坚持着他原来的计划，他不把这支兵力用来保卫德国的首都，而还要把他们送到匈牙利去发动那个莫名其妙的攻势。约德尔估计运送第一个军就需要14天的时间。要整个军团能开始行动，更需要好几个星期。所以在3月初以前，绝不可能发动攻势。而柏林也许还支持不到那个时间！

上西里西亚工业区的大部分现在都已经在敌人的手里。所以战争最多也只能再拖一两个月而已。在去年10月里，史贝尔就曾上了一个书面报告给希特勒，指出由于鲁尔区既已毁灭，所以保全我们这个最后的工业区实在是非常重要。可是那时希特勒一心只想准备西线战场上的大反攻，对于他的意见根本置之不理。现在这个最后国力的泉源也都丧失了，于是史贝尔又向希特勒提出一个新备忘录，他开门见山地说道：“这个战争是已经失败了！”在尚未呈给希特勒之前，他先把原稿送给我看。不幸得很，这个报告却一点作用也没有。希特勒只读了第一句，就不再往下看，马上把它锁在保险柜里——几乎凡是一切忠言逆耳的警告，都是被锁进这个柜子。在这些艰苦的日子当中，有一天在夜间汇报之后（我也在座），史贝尔要求希特勒能和他单独做一次谈话，希特勒却拒绝了他的要求，并且还说道：“你所要告诉我的话不过是说战争已经输定了——要我赶紧设法结束它罢了。”史贝尔还是不肯死心，以后又派他的副官送了一个报告上来，要求接见。希特勒向那位年轻的党卫军军官说道：“把那个文件放在我的保险柜里。”于是他就转过身来向我说道：“现在你可以知道我为什么要拒绝再和任何人单独谈话的理由。任何人要求跟我单独谈话的时候，其原因就是他一定有一些不愉快的话要说给我听，我实在感到忍受不了。”

1月28日，苏军在吕本（Luben）附近渡过了奥得河，并且建立了一个桥头阵地。我们预料他们一定还会向萨刚（Sagan）继续进攻。在北面，他们由克鲁兹（Kreuz）—施奈德米尔地区，向西朝着法兰克福（Frankfurt）与什切青之间的奥得河岸前进，很明显这是为了将来进攻柏林，先奠立一个基础。苏军的主将朱可夫元帅（Marshal Zhukov）现在已经逐渐认清了德军的弱点，所以他的行动也就越来越猛了，向奥得河的攻击由苏军第一、第二两个近卫战车军团和第八近卫军团、第五突击军团、第六十一军团等单位担负，除了这一批兵力以外，敌军手里还拥有大量的余力，可以从纳齐尔—布隆姆堡地区向北朝着德军在维斯瓦河防线的后方进攻。在东普鲁士方面，苏军沿着海岸线向东北方推进，其目的是切断德军北方集团军的海上交通线。在更东面，对于科尼兹堡的包围已经逐渐完成。

在1月29日的夜间汇报中，希特勒又旧话重提地向大家说道，照他的意见，凡是没有尽到职责的军官都应该立刻予以降级。于是一些有经验和可以信赖的军官，在前线正是紧急的关头的时候，可以不经过讯问调查，而突然被连降几级，这对于士气和战斗效率，实在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以下是我目击的事实：一位战防炮营的营长，曾经受过几次的重伤，获得了“负伤金奖章”，在刚刚伤愈之后，就赶赴前线继续作战。他的那一营被装上了火车，沿着西线的后方移动，由于不断遭到敌机的攻击，所以目的地一直改换了好几次。结果这个单位被击散了，于是全营的兵力只好被分割使用。这实在并非该营长的过错，可是希特勒却下令把这个营长降为少尉——他本是一个预备役的军官，最近因为屡次作战英勇，才由少校升到中校。我那装甲兵总监部的参谋长托马勒也在场，我二人都为此事提出了严重的抗议。有一位重要的人物，在过去从来没有到过前线，他看到这个事件，却不禁深有所感地说道：“原来所谓‘负伤金奖章’根本上还是一钱不值！”这件事结果也还是不了了之。现在我再说到另外一件事：有一位年纪很大、预备役的黑克尔中校（Lt.Col.Heckel）——他在1941年征苏战役中，本是我的军需官。由于莫须有的罪名，他就被降为士兵，并被派到一个迫击炮营里去背炮弹。在纽伦堡的审判记录中，还可以找得到当时我为这个无辜的军人辩护的原文，但是结果也还是一无所获。这种无罪被罚的人为数实在很多，我虽然总是极力地营救他们，结果却很少有效。

除了这些伤脑筋的事情以外，一般的情况和每天过度的忧虑与工作，也都更使我感到吃不消。一天只有二十四个钟点，假使我每天到最高统帅部去两次——在这个紧急的时候，这似乎已成惯例——那就是每天要在柏林与措森之间来回两次，单程一次就需要45分钟，所以一天就要在汽车上消耗三个钟点。和希特勒在一起的汇报很少会短于两个钟点，通常总是三四个钟点——有时长到六个钟点。所以这两次汇报就要消耗掉八九个钟点，在这个时间之内，根本做不了什么重要的工作。这种汇报几乎完全是闲谈性质，可以说根本上是浪费时间。而且自从上次暗杀阴谋发生之后，希特勒就坚持着要我参加每一次的汇报，并且不得中途退席。在平时这种要求也许是对的，因为我的前任常常是发完了言之后，马上就抽身先走，使希特勒感到很不愉快，所以他才不准我再照他的样子。不过我这个时候不仅工作过度，而且神经也十分紧张，所以要我坐在那里听他们胡说八道的说闲话，那真是一种苦刑——譬如说，每次海空军的代表也照例有一番报告，事实上他们现在早已是形同虚设，又何必浪费这个宝贵的时间。还有不管军事情形如何严重，希特勒还是照样自我陶醉，一开口就还是滔滔不绝。他常常要解释为什么会失败的理由，并且总是把罪状推在毫无关系的旁人身上。所以假使我一天开了这样两次会，那么我就要到第二天清早回措森了。常常到了上午5点钟，我才能够睡觉。但是到了8点钟我就要上班，第一件事就是把OKH的各单位主管召来做一次简单的汇报，接着就是批阅各集团军送来的日报。除了用餐的时间以外，我一直就没有停顿，最后汽车又已经准备好了，要送我到总理府去开会。我的回程又常常为空袭警报所耽搁，希特勒说恐怕我们会被炸死，一定要等到警报解除才准走开。所以，我只好常常派我的副参谋总长温克将军，代表我去参加这个“晚会”，以便让我可以用少量的时间来做冷静的思考，并且补足我自己的工作。有时，因为希特勒对于德国军官团和整个陆军，常常会大发脾气，骂出许多不太中听的话，所以我就也常以不出席来表示消极的抗议。他自己有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接着会有几天稍为改变了他的态度，不过这种现象却并不长久，过几天他又是故态复萌了。

1月30日，苏军在匈牙利的巴拉顿湖的南面地区，开始向德军第二装甲军团发动猛烈的攻击。在奥得河上，苏军把兵力集中在阿赫劳地区中，其目的显然是要扩大他们的桥头阵地。据报敌军在吕本桥头阵地中的兵力也正在增加之中。在瓦尔特河以南，敌军已经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战术突破。在瓦尔特河以北，他们向西进展，已经占领了索尔丁—阿恩斯瓦尔德（Soldin-Arnswalde）地区，所以现在已经可以威胁到什切青了，他们在布劳恩斯贝格（Braunsberg）和吴尔门地特（Wormditt）地区等地，都发动了强烈的攻势，其目的是使我们向西面发动的攻势无效，并且从后面攻击我们。科尼兹堡要塞向南和向西的交通均已被切断。

1月31日，苏军在匈牙利境内向我军在多瑙河与巴拉顿湖之间的前线实行攻击。很明显的，他们还拟在多瑙河以北再行进攻。在奥得河上的桥头阵地中，他们已经完成准备，可以向萨刚和科特布斯前进了。他们也沿着瓦尔特河的两岸继续前进，我们在奥得河—瓦尔特河湾的防御阵地，兵力本极单薄，所以立即为苏军所突破。在波美拉尼亚，德军勉强阻止住了苏军的进展。在东普鲁士，他们正在向黑尔斯堡（Heilsberg）施加压力。在库尔兰，他们也准备再做新的攻击。

苏联在1月份的新攻势，成就委实惊人，但这一切都不出我们预料之外。不过因为有了下述三点理由，所以才使敌人的进展比意料中还更快：（一）希特勒和OKW坚持着不肯早放弃西线的攻势；（二）西线军队调往东线的速度太慢；（三）维斯瓦河集团军所管辖的，是最重要和最困难的一个地区，希特勒却派了一个完全不懂得军事形势的外行人，去担任总司令的职务。敌军的目的已经很明显，他们首先要把东西普鲁士与德国其他部分的联系完全切断，这样就形成了两个孤立的包围圈，只有从海上和空中才可以设法接济它们，所以继续抵抗的时间当然就不会很长了。为了接济这些孤立的陆军，空军和海军几乎完全放弃了他们的战斗任务。他们的战斗力本已脆弱可怜，所以当然也吃不消这种额外的负担。敌军的攻势越来越猛，因为他们已经深知我们的弱点。他们的战车部队也采取了果敢的战术。于是在1月26日，希特勒又命令成立一个所谓“战车歼击师”，这个奇怪的名称足以说明这是一个特种性质的部队。它的编制是脚踏车连，由勇敢的尉官率领着，他们的装备就是反坦克手雷，用这种手雷去对付苏军的T-34型以及其他较重型的战车。这个师以后一个连一个连的被分割使用掉，那些勇士们的命运当然是不问可知。

到了2月初，东西两战场的情况就又急转直下了。

在东线方面，一直没法撤出库尔兰的守军，仍然还有20个步兵师和2个装甲师，守住该地区东北角一隅之地。这些师的素质很好，是具有相当战斗力的部队。截至这个时候为止，希特勒还只同意撤回4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师。

北方集团军此时已被逼得节节后退，留在沙门兰（Samland）、科尼兹堡和东普鲁士首府艾门兰（Ermland）以南等等狭窄的地区中。和库尔兰集团军一样，这个集团军也要靠海空运输来接济。它原有的19个步兵师和5个装甲师，都已经受到了惨重的损失，不过它却还收容了一些其他各师的残部。

维斯瓦河集团军所防守的也是一条单薄的战线，从维斯瓦河边起，一直到奥得河为止。它一共有25个步兵师和8个装甲师。

中央集团军的防区，在西里西亚的境内与维斯瓦河集团军连接，一直进展到喀尔巴阡山脉。苏军在布里斯劳的南北两面，都已经占稳了奥得河上的桥头阵地，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地区已经完全丧失。这个集团军的兵力大约是步兵20个师、装甲兵8个半师。

最后是南方集团军，位置在喀尔巴阡山脉与德拉瓦河之间，一共有兵力19个步兵师和9个装甲师。他们的任务，是要等西线战场的增援到齐之后，立即在巴拉顿湖的两侧同时发动攻势，而以重占多瑙河右岸为目的。此举的目的是重新稳定东线战场德军的南面侧翼，并且保住匈牙利境内的油田。

在西线战场方面，自从阿登攻势失败之后，德军的战线已经被迫后退，沿着马斯河（Maas），一直到上莱茵河为止，完全处于困守的地位。

准备在匈牙利境内实施攻击的党卫军师，现在已经规定分别集中在两个地区里，休息待命。不过部队的运输却非常困难而迟缓，敌人的空中优势不仅阻塞了交通，而且也使指挥官们丧失了勇气。

目前东线战场的整个兵力，步兵师一共是103个，装甲师和装甲步兵师一共32个半，可是实力却都不很充足。沿着西线，大约还有65个步兵师和12个装甲师，不过其中有4个装甲师是已经预定调往东线的。

看到整个的情况既然如此，我决定再度去劝说希特勒放弃匈牙利攻势的计划，而集中兵力等待苏军的矛头在法兰克福和科斯琴（Kustrin）之间某点到达奥得河边的时候，我军就开始分南北两面，向它的侧翼猛攻。这一个夹攻准可以把苏军的攻势击退。我希望这个行动可以保护德国的首都和它的内地，达到一个相当的时期，而在这个阶段就可以设法和西方国家进行休战的谈判。

要使这个作战能够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就是要把留在巴尔干、意大利、挪威，尤其是库尔兰等地的德军都完全迅速撤出，以便集中必要的兵力。在2月初，我首先去拜访日本驻德国的大使大岛，然后再去见希特勒，把我这个计划解释给他听。他马上就一口拒绝了我这个撤军的计划。我还是继续和他争辩，最后我向这位固执的人说道：“你应该相信我之所以坚持撤出库尔兰的守兵，绝不是为了意气之争，我并不是那样的猪头三。实在是在我看来，除了撤兵就无法累积我们的预备兵力，而没有预备兵力就绝不可能保卫我们的首都。我可以向你保证，我完全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希特勒一听之后，他的身体左边全部都在发抖，他双脚跳了起来，向我狂喊道：“你怎么敢向我讲出这样的话来？难道你以为我不是为了德国而战么，我这一生就是完全为德国而奋斗的。”于是他继续向我大发脾气地狂吼下去，最后是戈林把我拖了出来。

我转而去向邓尼兹海军大元帅要求，甚至可以说是哀求，希望当我下次再提出这个撤退问题时，他能够从旁支持我。假使决定放弃重武器，则还可以有足够的船只，将这些部队撤运回国，但是希特勒却偏偏不肯。

希特勒又把我召回会议室，继续讨论，于是我又提出这个主张撤出库尔兰的意见。这又再度使希特勒大发脾气，他站在我的面前，向我直摇拳头，骇得我那个好参谋长托马勒将军，直拖着我的袖子向后面退，以免我真的挨到了他的老拳。

这一幕怪剧演完之后，库尔兰的守兵还是没有撤退。我的计划只好放弃，除了决定从阿恩斯瓦尔德地区发动一次小型攻击以外，这个行动的目的是击败在瓦尔特河以北的苏军，并且保持波美拉尼亚和西普鲁士之间的联系。甚至为了要使这个有限的攻势能够适当的执行，我也还得要经过一番苦斗。根据盖仑将军的情报，我估计苏军在奥得河上的兵力，每一天就可以增加4个师。所以假使想让我们的攻势能有相当的作用，那么就应该用闪电的速度来进行，不等到苏军的援兵到齐，也不要让他们知道了我们的企图。决定这次作战的会议是2月13日在总理府中举行的。除了那些经常出席的人员以外，还有党卫军总领袖希姆莱，他是以维斯瓦河集团军总司令身份出席的，党卫军上将迪特里希，他是第六装甲军团的司令，和我的主要助手温克将军。我已经决定了，在这次作战期中，要把温克将军配属在希姆莱的总部里去，以便让他实际指挥这次作战。我并且也决定了一定要在2月15日就发动攻击，绝对不可以再延迟，否则也就不能发动了。我非常清楚希特勒和希姆莱都会强烈反对我的主张，因为他们在下意识方面，都感觉到很害怕，当心这样真打起来之后，就会把希姆莱的原形显露了出来，更显得他的无用。希姆莱首先向希特勒表示，因为还有一小部分军火和燃料没有下车和分发，所以主张还是暂缓进攻。我就凭着上面已经说过的理由，坚决地反对。于是我和希特勒之间马上就展开了激烈的舌战。

我：“我不能因为这个不相干的理由，再等候下去。因为再等下去，苏军的兵力就会太强大了。”

希：“我不准你指控我是故意拖延。”

我：“我并没有指控你什么。我只是很简单的说明，绝不能为了补给上的原因而再等候，否则就会坐失良机。”

希：“我刚不是已经说过，不准你指控我是故意拖延。”

我：“温克将军一定要配属在党卫军总领袖的总部里去，否则这次攻击就绝无成功的希望。”

希：“党卫军总领袖一个人就可以指挥这次的作战。”

我：“党卫军总领袖的经验不够，而且他的幕僚组织也不充足，不可能独力指挥这次作战，所以温克将军的协助是绝对必要的。”

希：“我不准你向我说党卫军总领袖没有能力完成他自己的任务。”

我：“我还是坚持一定要把温克派驻在这个集团军总部里面，这样他就可以保证使这次作战完全能照计划实施。”

这样的争辩持续了两个钟点。希特勒举起他的拳头，两颊通红，全身发抖，已经完全丧失了自制力。他在地毯上大步地踱来踱去，他走到我的身边时，就自狂吼一顿。他不仅是已经声嘶力竭，而且眼珠也好像要从眼眶里面跳了出来，头上的静脉都已经肿胀了起来。我已经下了决心，绝不丧失我的冷静态度，而只是坚持我的主张，绝不让步。我用冷冰冰的态度，来对抗他这一团怒火。

当希特勒背朝我向火炉边走去的时候，我就用眼睛朝着壁炉架上面望去，那里挂着伦巴赫（Lenbach）所画的俾斯麦肖像。这位伟大的政治家，铁血宰相的一双眼睛，似乎正在注视着在他下面所表演的这一幕荒唐剧。从室内暗淡的灯光下，好像他头上那顶头盔上所发出的钢铁闪光，正刺进了我的眼睛，那好像是向我问道：“你对于我的国家到底有些什么贡献？”在我的背后，我似乎也可以感觉到兴登堡的眼睛也正钉在我的身上，他那个半身的铜像正位于房间的另一端。他的眼光似乎是向我问道：“你对德国做了些什么？我们普鲁士人未来的命运又将如何？”这是一个很可怕的幻觉，却使我的态度分外的坚定。所以我一直还是冷静的不为所动。我要希特勒明白我是威武不能屈的。希特勒现在也明了了。

他突然站在希姆莱的面前向希姆莱开口说道：“好吧，希姆莱，温克将军今晚要到你的总部里面去，并且负责指挥这一次的攻击。”于是他又走到温克的面前，告诉他立即向该集团军总部报到。最后他就坐回到他平常惯坐的位置，向我特别打了一个招呼，说：“现在请继续开会。参谋本部今天已经胜利了一次。”他一面说，一面不禁做了一个极富有媚态的微笑。这是我的最后一次胜利，可惜却已太迟了。这种场面我从来也没有经历过，也从来没有见过希特勒发过这样大的脾气。

在这一幕精彩的闹剧演完了之后，我就退到接待室里去休息，靠着一张小桌子静坐一会儿，凯特尔找到了我，向我告诫着说：“你怎么可以和元首发生这样的冲突？难到你没有看见他已经气成了什么样子？假使他要是中了风，那怎么得了？”但是我对于凯特尔也只是冷冷地回答说：“一位政治家一定要准备接受反对他的意见，准备听信真理，否则他就不配做一个政治家。”其他希特勒的亲信们也都附和着凯特尔，纷纷数说我是大不敬，结果又辩论了一场，才不欢而散。可是我却再也不能浪费时间了，我立即用电话指示一切，准备这一次的作战。我好不容易争到了这次指挥的全权，希望这一战能够挽回当前的颓势。以后有知道大本营内幕的人告诉我，说这么多年来，这还是惟一破了记录的一次。

2月15日，第三装甲军团在劳斯上将指挥之下，准备发动攻击。16日的清早，在温克将军的监督之下，一切都照计划开始发动了——温克完全知道我的心事，所以一切都很顺利。16和17日两天当中，攻击进展得很顺利，我们非常的惊喜，希望这一次攻击也许可以为我们争取到必要的时间，以来进行第二个步骤。可是在17日夜里参加了希特勒夜间汇报之后，温克因为看到他的司机实在太疲倦，所以就自己驾驶汽车。哪知道他自己也是疲倦不堪，一不小心就睡着了，车子在柏林到什切青的公路上，撞上了一个桥柱翻了车。温克受了重伤，必须住进医院。他一走开之后，攻势马上就停顿了下来，再也恢复不了原有的活力。温克至少要有好几个星期不能出院，所以他的职务就改由克利布斯将军接替。他本是穆德尔的参谋长，最近奉令免职，准备调往前线去升任部队指挥官。

在过去轻步兵营的时代里，我就和克利布斯认识了。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受过良好的军事教育，惟一的缺点就是他一直担任幕僚的工作，缺乏前线指挥作战的经验。在他过去的幕僚生活当中，表现出来他不仅工作成绩很好，而且尤其善于适应环境。不过要想他对于希特勒采取坚定的态度，似乎就比较困难了。而且他又是布格多夫将军的密友，他们是军校中的同期生。布格多夫不久就把他拉进了大本营的内圈，他和那些新贵们也都处得很好。由于这些人事关系，就使得他丧失了思想和行动上的自由，而无法脱离这个圈子的控制。当我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候，这个影响还不太显明，因为我总是以个人的身份来代表OKH。不过在我去职之后，这个影响就很大了。

当克利布斯将军第一次向希特勒报到时，希特勒马上就把“橡树叶”勋章加赐在他的骑士级铁十字勋章的上面，这是布格多夫的关系第一次发生了作用。过了几天，我又和克利布斯一同去见希特勒。我们到达的时候早了一点，其他的人员还都没有到。希特勒请我们到他私人的小书房里坐下，他指着挂在书桌上面的菲德烈大帝的画像，向我们说道：“当有坏消息来到，足以使我在精神上有被压碎的威胁时，我就从这画上面，可以重新获得我的勇气。我总是看着那坚毅而蓝亮的眼睛，那样宽的眉毛。多么优秀的头脑！”于是我们就继续谈论到这位古代名君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领袖才能。希特勒心目中所最崇拜，和最想模仿的，就是这位大皇帝。可是不幸得很，他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这个时候，全国劳动服务的总指挥希尔（Hierl），正要度过他的七十大寿。希尔是一个杰出的人才，一位退役军官，他对于党很有贡献，而且为人正直忠厚。希特勒把德国大勋章赠与他。在2月24日的夜间，希尔在戈培尔博士的家里暖寿。我也被邀请参加这个简单的欢宴。因为我一向敬佩希尔的为人，所以我欣然接受了邀请。吃过了晚饭之后，接着就是惯例的空袭警报。我们一同走入防空洞，在那里我遇见了戈培尔夫人，和他们几个活泼可爱的小孩子，当我们等候解除警报的时候，我又不禁回想起我在1943年和戈培尔博士的一番谈话。现在，我正坐在这个小家庭的当中，但是他们的前途凶吉却完全与希特勒的命运连在一起。戈培尔在两年前和我讲的话，以后在4月里的确变成了事实。可怜的女人！更可怜无辜的孩子！戈培尔是先把妻儿杀死，再自杀的。——译者注

在此同时，匈牙利的新元首沙拉斯基也来柏林访问。希特勒在德国总理府的大厅里接见了他，我也在座。当时的气氛很黯淡，大厅里一切陈列品都已经撤掉了，显得十分凄凉，所谈的话也是索然无味。这个新人似乎完全不能和他的地位相称，一切都是莫名其妙的。我们已经再没有一个同盟国了。

在最近几个星期当中，盟军的空中攻击使德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打击。最主要的就是综合炼油工厂几乎全被炸毁了，而这是我们燃料的主要来源。1月13日起到1月15日止，就一连炸毁五六个工厂，根据德国方面的报告，盟军在1月14日一天损失了57架飞机，可是德国人自己却损失了236架之多。由于我们的综合石油工业已经被炸毁了一大部分，所以我们就更要倚赖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天然石油。于是希特勒就更主张把西线调来的兵力都一齐送到匈牙利去，他是希望保持这最后一点油源，否则装甲兵和空军也就无法作战了。

1月20日，匈牙利已经和苏联人签订了一个休战协定。其中条件之一就是匈牙利应该交出8师兵力，以协助苏联人同德国作战。于是匈牙利的形势，不仅是军事上严重，而政治上也不可收拾了。

到了1月底，内林将军和索肯将军的两个军已经且战且退地通过了卡利什。2月1日，苏军在科斯琴附近到达了奥得河；他们早已透入了库尔姆和埃尔宾以西的地区。2月2日托伦失守。2月3日，敌人绕过了施奈德米尔，因为那里的守军作战极为英勇，苏军因而进入了外波美拉尼亚。2月5日，一个夹在波罗的海和库尔兰湾之间的狭长舌形地带，名叫库里希尼能（Kurische Nehrung），也失守了。在波森周围，奥得河上的法兰克福和科斯琴等地都有激战。在波美拉尼亚，苏军也继续挺进。

2月6日，波森市内已经发生了巷战。在科斯琴附近，苏军在奥得河上又占到了一处桥头阵地。2月8日，他们向皮利兹（Pyritz）和阿恩斯瓦尔德的攻击虽然被阻止住了，可是战斗却一直继续打了好几天。

从2月10日起，敌人开始在维斯瓦河西岸的希维切和格鲁琼兹地区内，发动了新的攻势。2月12日，埃尔宾就接着失守了。

盟军还是继续攻击德国的石油工业，以及许多其他的城镇。其中被炸得最惨的是柏林。

2月13日，我们在维斯瓦河上丧失了希维切和波美拉尼亚的大部分领土。在匈牙利的右翼上，又丧失了布达佩斯的堡垒。2月15日、16日，又接着丧失了一些地方，布里斯劳已经被围。2月18日，格鲁琼兹也被围了。2月20日，地尔斯巧（Dirschau）也失守了。

另一方面，在2月17日和22日之间，南方集团军把赫兰河上的一个苏军桥头阵地消灭掉了。这一次的成功是由于该集团军的总司令维勒将军，智勇过人的原因。希特勒在汇报席上也曾经称赞他道：“一点都不错，虽然维勒并不是一个纳粹党员，不过至少他却是一个人才！”

2月24日，波森和阿恩斯瓦尔德都相继失守，28日外波美拉尼亚的大部分也都已沦陷。3月1日新斯德丁（Neustettin）也失守了。

芬兰在3月3日向德国宣战。

这一天德军在劳邦（Lauban）地区发动了攻势，其目的是想要重夺在柏林与西里西亚之间的惟一铁路交点。在3月8日以前，这个攻击都很顺利，但是却只有局部性的意义。

3月4日，苏军在克斯林（Koslin）和科尔贝格（Kolberg）之间，攻抵波罗的海。整个外波美拉尼亚地区全部沦陷了。

3月6日，盟军已经深入了科隆的中心。在东线方面，苏军正在向什切青压迫。

3月7日，西线方面盟军已经突破了德军的防线，向科布伦茨进攻。在东线方面，格鲁琼兹失守了，苏军继续完成了进占波美拉尼亚的目标。

3月8日，西线方面，盟军已经把雷马根（Remagen）的莱茵河上桥梁完整占领。因为缺乏炸药的原因，所以这个重要的桥梁没有来得及炸毁。希特勒大怒，要求惩罚负责的人员，结果枪决了5名军官。

3月9日，苏军在什切青的两侧，都已经到达了奥得河的东岸。我们勉强在那个河岸上，还保持了一个桥头阵地。

在匈牙利方面，我们的攻势最后终于还是发动了，而且在最初也获得了相当的成功。但是在那里已经是春季，地面解冻，遍地烂泥，使我们的战车很难再前进。所以这次攻势也再没有希望能够获得更大的结果。在巴拉顿湖的北面，固然获得了一部分的领土，但是在南面的攻势却不久就停顿了下来。

3月12日，布里斯劳的市内已经发生了巷战。

空战更是以空前激烈的程度在进行之中。柏林已经一连被轰炸了二十夜。

3月13日，苏军已经到达了但泽湾和普特齐格（Putzig）。我们在匈牙利的攻势也有进展，不过就整个全局而论，这个有限的成功实在起不了什么重要作用。

最后，一切具有决定性成功的希望，在这里也都化为泡影了。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党卫军各师的纪律还是很好，现在也开始溃裂了。装甲师还是继续英勇作战，但是整个党卫军其他单位，在装甲师掩护之下，不仅不肯遵照命令前进，反而擅自向后退却，所以对于这些师再也不能信赖了。当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后，真是一气非同小可，几乎完全丧失了理智。他大怒之下，命令把这些师——包括他的近卫师在内——的党卫军臂章完全革除掉。他要我到匈牙利去视察一番，看看他这个命令是否已经严格付诸实行。我当即表示不愿意去，我指着党卫军总领袖希姆莱，说这是党卫军的顶头上司，他应有权负责整饬党卫军的纪律，所以我提议要希姆莱到匈牙利去处理这个问题。一直到现在为止，希姆莱总是不准陆军对他的党卫军部队，做任何的干涉。现在他却想改变这个政策，希望我去做恶人，可是我现在手里有更重要的事要处理，所以无法替他代劳。希姆莱后来终于不得已还是到匈牙利去了一次，可是他却没有能够赢得他部下党卫军的敬爱。

正当这个形势紧张万分的时候，纳粹党的组织部长雷伊博士（Dr.Ley），有一天夜里突然跑到了希特勒的总部里，带来了一个新的建议。他建议把那些在德西方面已经无事可做的纳粹党中的官员，组成一支义勇队。他说：“我的元首，我保证至少可以有4万名英勇的斗士，他们可以守住上莱茵河，以及黑森林中的通路，请你赶紧批准，我可以保证他们可靠。请参谋总长马上交8万枝冲锋枪过来。”我对于雷伊博士的话，实在不敢过分地表示热心，所以我就向他说，请你先把确实的人数查清了之后，我才好为他们准备武器，以后我就再没有听见他再提起这个问题。希特勒这次却一句话都没有说，他可能对他的组织部长已经丧失了信心。

布里斯劳、格洛高、科尔贝格、但泽和科尼兹堡等地还继续在坚守之中，在什切青的城外却爆发了激战。希特勒现在就召见第三军团的司令劳斯上将，其目的是想要问问他所处的形势，以及他部队的战斗力。劳斯开始从一般的情况说起，希特勒却打断了他的话说：“对于一般的情况我早已明了。我现在所需要知道的是你部下各师的战斗力和部署的详细情形。”劳斯于是就把一切的详情都说了出来，这足以表示他对他的防地十分熟悉，对于部队的战斗力也具有极明确的认识。当他说话的时候，我在旁边听着，觉得他解释得很清楚，言词都很中肯。当他说完之后，希特勒没有加上任何的按语，就叫他出去。劳斯也许还只刚刚走出大门，希特勒就转过身来向凯特尔、约德尔和我三个人高声地喊道：“这个人简直是语无伦次！他所说的全是琐碎的事情。看他说话的样子，不是柏林人就一定是东普鲁士人。他应该立刻被予以免职！”我回答道：“劳斯上将是我们最能干的装甲将军之一。我的元首，你自己阻止他，叫他不要把一般的情况讲给你听，并且要他把各师的详细情形说出来。至于说到他的籍贯，劳斯是一个奥地利人，我的元首，他正好是你的小同乡。”

希特勒说：“绝对不可能，他不可能是一个奥地利人。”

约德尔说：“呵是的，我的元首，他可能是的。他谈话的姿态完全和演员莫斯尔（Moser）一样。”

希特勒对他还是没有好感。我再告诉他我们现在手里所有的好将领，已经不太多了，不过他还是不肯听我的话，劳斯最终被免了职。我也就一怒而离开了会议室，跑去告诉劳斯上将，说他已经受了他的同乡希特勒的亏待，并且对于我的爱莫能助，表示极大的歉意。劳斯的职务改由曼陶弗尔将军继任。

这个时候，外交部已经决定——虽然已经太迟——经由一个中立国的关系，企图与西方国家开始谈判。有一位赫塞博士（Dr.Hesse），据说是奉了里宾特洛甫的命令，曾经在斯德哥尔摩出现，但是并没有什么结果。虽然如此，由于这个谣言的刺激，使我又和我的外交顾问巴兰登博士，又会谈了一次。结果我们决定，由我再去和党卫军的总领袖希姆莱恳谈一次，建议他利用他所保持的国际路线——尤其是红十字会等等组织——尝试着设法使这个毫无意义的屠杀提早结束。

自从温克将军负伤离去之后，对于阿恩斯瓦尔德地区的攻势，可以说是给希姆莱搞得全盘失败。他的总司令部里面的情形已经糟得不堪言状。关于他这个地区，我既没有接着他们的报告，同时OKH所发出的命令，似乎他们也从来就没有理会过。所以在3月中旬，我就亲自到他的总司令部里去看看，以便明了实际的情况。希姆莱的参谋长拉墨丁在总司令部的门口欢迎我，开口第一句话就说：“你有没有方法把我们这个总司令弄走？”我就告诉他这是他们党卫军内部的事情。当我问起这位总司令到哪里去了的时候，他们就告诉我他现在正害着流行性感冒，在霍亨林青（Hohenlychen）疗养院里，接受他私人医师吉布哈特教授（Prof.Gebhardt）的治疗。我立即驱车到那里去找他，发现他的健康状况似乎一切都很好。若是以我个人而言，当我的部队处在这种危急的情况之下，那么我就绝不会因为这一点儿小病，就轻易离开了前线。因此我就不客气地对这位党卫军要人说，因为他身兼这许多重要的职务，不管他的能力是怎样的高强，事实上却无法兼顾。尤其是他现在应该已经明了在前线上指挥部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我就劝他辞去这个集团军总司令的兼差，而专心致力于其他的事情。

希姆莱现在已经不像从前那样的具有自信了。他感到犹豫地说：“我不便去向元首开口，他也不会批准我这个要求。”我马上就抓到了这个机会，向他说道：“那么你能够授权我代为你请求么？”希姆莱无可奈何地表示同意了。那天夜里，我就告诉希特勒说，希姆莱的职务实在太繁重，所以应该免除其维斯瓦河集团军总司令的兼职，遗缺可以调现在在喀尔巴阡山脉担任第一装甲军团司令的海因里希上将继任。希特勒起初不赞成我这个意见，经过了一番口舌之后，终于还是同意了。海因里希上将于3月20日奉命到任。

像希姆莱这样一个纯粹的老百姓，为什么又一定坚持想要带兵呢？他完全不懂军事，他自己也知道，希特勒和我们大家也都知道。那么为什么他要这样胡闹呢？很明显的，他具有无限的野心是其中原因之一。尤其是他更想获得一个骑士级的铁十字勋章。他也正和希特勒一样，对于一个战场指挥官所应该具有的能力，未免估计得太低。希姆莱一向善于耍阴谋诡计，暗箭伤人，所以一旦要他在光天化日之下，来表现一点其本领，马上就显出了原形，弄得自己狼狈不堪，无法下台。他自己想担任这种职务，可以证明他毫无责任感；同样的，希特勒居然信任他，也正可以证明希特勒是一个没有责任感的人。

这个时候，史贝尔也来见我，他对于目前的局势已经感到忧心如焚。他告诉我希特勒准备下命令，破坏一切工厂、水电设备和铁路桥梁，以防止它们落入敌人的手里。史贝尔指明着说，这种疯狂的破坏行为，将使德国人遭受到史无前例的浩劫，他要我设法协助他使这种命令不至于付诸实行。我当即表示同意，并且立即发布命令，不准部队滥行破坏。凡是一切与民生有关的设施应尽量设法保全。第二天，我把我的命令原稿带给约德尔看，因为这件事与所有三军部队都有关系，所以必须也要让他知道。约德尔把我这个原稿呈给希特勒看时我并不在场。当我第二天再见到约德尔的时候，我就问他希特勒的反应怎样，他就把希特勒所发布的一个命令交给我看，原来其中的内容正和我与史贝尔的希望完全相反。

为了要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史贝尔这个人的真正态度，我可以把他在3月18日上达希特勒的签呈中，引证一段放在下面：

当战争逐渐发展到了德国本土以内时，任何人都不应该破坏工矿、水电、交通等项设备。这种破坏无异于是断绝了德国人民的生机。

在现阶段的战争中，我们没有权利下令破坏一切足以影响到德国人民未来生存的设备。假使敌人想毁灭这个英勇无比的民族，那么他们对于这种暴行应该向历史负责。我们有义务给德国民族尽可能留下一线生机，以使它在遥远的将来，还可以有复兴再起的希望！”

希特勒对于这个签呈的反应，却是这样的：

假使战争打败了，那么这个民族也就完了，那是这个民族无可避免的命运。我们不必考虑为这个民族保留最后生机的问题。反言之，还不如我们自己动手把它毁灭掉，因为未来的世界当然是强者所独霸，弱者横竖不能活命，那些在战后还幸存的人们，都是一些劣等的人民，因为好的都早已经死了。

他常常发表这种高见，我也曾经和他辩论过好几次，我说德意志民族一定会永生的，这是根据自然规律所得来的结论。无论任何种类的人力，都不可能摧毁它。而我们今天所做的破坏，只不过给后一辈多增加痛苦的负担而已。

尽管如此，破坏的命令还是在3月19日公布了，接着3月23日，鲍曼又下令执行。这个命令由各地的党委动手执行，因为军队已经表示拒绝执行这个任务。鲍曼又下命令，把战场上的居民运往内地，若是没有交通工具，就实行徒步行军。这个命令后来引发了大规模的悲剧，因为这些人被运到内地之后，吃住都发生了问题。

于是军事当局和史贝尔联合起来，共同设法阻止这个疯狂命令的执行。布勒将军拒绝发给炸药，使他们没法实行爆破。史贝尔亲自到每个地方去视察，把这种破坏可能引起的后果，解释给那些准备执行命令的人听。我们固然没有能够把一切破坏的事件都完全制止住，不过却获得了相当的成功。

谢选骏指出：古德里安的父亲虽是军人，但并非军事世家或曰容克贵族，因此只算平民出身——这可能是同为平民出身的希特勒比较能够容忍他的内在原因。就其本身而言，因为这样的出身，也就比较敬畏希特勒，面对这个奥地利杂种的时候，自然也就比较缺乏荣誉感了。所以像他这样注重实际的干将，是不会参与“推翻暴君”的这类军人革命的。因为在旧贵族的眼里，希特勒这样的暴君，其实只算暴民，一点也不值得尊重——希特勒委任的职缺，就像土匪给的委任状，更是犹如粪土，不好意思拿来示人，更何况大书特书、炫耀一番。

【第十二章 最后的崩溃】

3月15日，陆军总部遭到极严重的轰炸，空袭前后共历时45分钟，所投掷的炸弹数量，足以炸平一个大型的城镇而有余。这样多的炸弹都投掷在我们这一个小小的营房上面。毫无疑问的，我们要算是一个军事目标，所以我们对于敌人的轰炸，实在并无抱怨的理由。当快到正午的时候，空袭警报的电笛声就已响起，我还是和平常的习惯一样，仍然留在办公室里工作。大家总能记着，我的妻子现在已经是一个无家可归的难民，经过希特勒的批准，她现在就住在我的宿舍里面。警报响了之后，她就看着那个军士在地图上画出敌机进袭的路线。通常敌机到了勃兰登堡之后，就会向柏林方向飞去，可是这一次却转向措森方面飞来。我的妻子觉得情况有异，她马上就跑来告诉我，于是我立即命令全体的人员，赶紧都进防空洞。当我刚刚走进洞口的时候，第一颗炸弹就落了下来。由于我们已经躲避，所以死伤倒很轻微。只有作战处的人员行动略迟了一点，结果克利布斯将军和他的几个僚属都多少受了一点轻伤。克利布斯头部被震伤，当爆炸之后，我赶去看他的时候，他就在我的眼前昏倒，人事不知。所以必须送往医院休养，要有好几天都不能工作了。

在这个情况之下，海因里希上将也来到了措森，准备去接受维斯瓦河集团军总司令的新职。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解科斯琴之围——这个小要塞现在正在苏军包围之中。希特勒希望他能以5个师的兵力，从我们在奥得河上所尚占领着的小型桥头阵地内，向敌军发动一次攻击。我觉得这种攻击实在是毫无意义，所以主张先消灭敌人在科斯琴附近所占领的桥头阵地，然后再与被围的守军重建直接的接触。由于意见不一致，我和希特勒又不免发生了多次的辩论。这个要塞还是在菲德烈大帝时代建筑的，守军司令是一位警察出身的将军莱纳法尔斯（Reinefarth），他在华沙城一战中，颇负盛名，实际上他虽是一个好警察，却不是一个好将军。

在没有说到这次反攻的情形以前，我要先叙述在总理府中最近发生的政治变化。3月21日，基于我和巴兰登博士商议的结论，我就去访问希姆莱，其目的是敦促他利用他在中立国中的一些关系，来达到休战的目的。我在总理府的花园中找到了他，他正陪着希特勒在那碎瓦颓垣之间散步。希特勒看到了我，就高声问我有什么事情。我回答他说，我想和希姆莱讨论一个问题。于是希特勒就单独走开了，而我就开始与希姆莱做单独的谈话。我直截了当地向他说道：“这个战争已经绝无胜利的可能。现在惟一的问题就是如何赶紧结束这一场毫无意义的屠杀。除了里宾特洛甫以外，只有你在中立国还有一些接触的路线。因为外交部长不敢向希特勒开口，所以我要求你和我一同去见希特勒，要求他赶紧开始做休战的安排。”希姆莱回答我说：“我亲爱的上将，这似乎还早了一点吧。”我说：“我真不了解你的心理。现在已经不是十二点差五分，而是十二点过五分了。假使现在我们还不开始谈判，那么以后就不会再有机会了。难道你还不知道我们今天的情况已经坏到什么程度了吗？”我们的谈话就是这样不了了之，依然还是没有结果。这个人也还是毫无希望，因为他也害怕希特勒，不敢开口。

那一天夜间，在晚间汇报之后，希特勒向我打了一个招呼，要我迟走一步。他向我说道：“我发现你的心脏病又厉害起来了。你应该立刻请四个星期的病假，好好休养。”这对我私人而言，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式，不过为了参谋本部今天所面临的难关，我不能接受他这个“好意”。于是我回答他说：“目前我无法离开我的岗位，因为我并没有副手。温克的伤还没有好，克利布斯在3月15日的空袭中受了伤后，也还不能够出院工作。至于作战处，由于你上次因为华沙事件关起了一批人员，到现在还没有恢复元气。我现在马上去设法找一个副手，找到了之后，我就请假好了。”当我们正在谈话的时候，有一个人走了进来，向希特勒报告说：“史贝尔求见。”希特勒马上回答那个人说：“今天晚上我不能够接见他。”接着我又听到他像开留声机一样地说道：“凡是有人来要求单独谒见我，那一定是有一些不愉快的话要说给我听。这种人才叫我感到受不了。他的签呈上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战争已经打败了！这就是他所要告诉我的话。我干脆就把他的签呈往保险柜里面一锁，连看我都不想看一遍。”结果史贝尔奉命隔三天再来。

在3月间这个艰苦的日子当中，有许多次的谈话都是很有意义，值得有保存记录的价值。有一天晚上，希特勒因为看到了西方国家所发出的优待战俘的文告，而大发脾气。他说：“东线战场方面的士兵作战比较勇敢。为什么他们在西线会那样容易就放弃了抵抗，主要的原因就是那个可恨的日内瓦公约，规定对于俘虏有种种优待的缘故。我们应该把这种理想撕成粉碎！”约德尔对于这种野蛮而毫无意义的主张，曾经激烈的反对，再加上我的支持，算是勉强使希特勒并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有一次希特勒要指派某位将军出任某集团军的总司令，这位将军最近因为犯了极大的过失，刚刚受到免职的处分，于是约德尔也极力反对，才阻止住了希特勒发布这个乱命。到了这个时候，约德尔才同意认为参谋本部军官团应有统一的控制，而自悔过去的错误。现在战争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局面，他的头脑也已经清醒了，可惜却已经太迟了。

3月23日，盟军沿着莱茵河岸已经到达了上中莱茵河，而在莱茵河口的北面，盟军也已从正面渡过了下莱茵河。同一天苏联人在奥珀伦的附近突破了德军防线。

3月24日，美军越过了上莱茵河，向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和法兰克福挺进。在东线方面，但泽周围也正在激战中，苏军正向科斯琴进攻。

3月26日，苏军在匈牙利又发动了一次新的攻势。我们想和科斯琴守军重建联络的企图也终告失败。

3月27日，巴顿（Patton）所辖的美军装甲部队已经进入了美因河（Main）上的法兰克福近郊。在阿沙芬堡（Aschaffenburg）附近也展开了激战。

在这一天午间汇报的时候，希特勒对于我们在科斯琴反攻失败的情形，感到十分的震怒。他认为主要的责任应由第九军团司令布塞将军负担。希特勒认为在准备攻击的时候，布塞将军所发射的炮弹实在太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佛兰德平原战役中（这是希特勒亲自参加过的），所发射的炮弹至少要比现在多了十倍以上。我就指出布塞将军手里，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弹药，所以他只可能采取这样的做法。于是希特勒就向我怒喊着说：“那么你就应该设法使他多有一点弹药！”我马上把我所分配到的全部弹药数量的数字给他看，并证明我已经把全部的财产都交给布塞了。我又把每一个师所受到的惨重伤亡数字，送给他看，告诉他部队的确已经不顾他们自己的牺牲，尽到了他们最大的努力。这一次的会谈就这样不欢而散了。回到措森之后，我再把弹药和死伤的数字详细检查了一番，然后写了一个极直率的报告，要克利布斯将军在晚间汇报时面交希特勒，因为我不想再去做这种无意义的辩论。同时我叫克利布斯要求希特勒，批准我明天到法兰克福桥头阵地去亲自做一次视察。我想亲自去看看，到底希特勒主张使用5师的兵力，从这个狭窄的桥头阵地，向奥得河以东进攻的计划，是否事实上可行。一直到今天，我们的辩论还是没有得着一个结论。

深夜中克利布斯才从柏林回到措森。他报告我说希特勒不准我到前线上去视察，并且命令我和布塞将军在明天的午间汇报中，一定都要出席。希特勒对于我那个报告，感到很怒恼，他认为我是有意指摘他。所以这一次又会是“会无好会了”！

1945年3月28日14点钟的时候，照例的那一群人又在总理府中的会议室里见面了，布塞将军也来了。希特勒走进来之后，布塞就开始陈述他的报告，只说了几句话，希特勒就拦住了他，叫他不用再说下去，于是希特勒就又旧话重谈，把昨天那一套再搬了出来，责骂布塞指挥失当。我只听了两三句之后，就不禁心头涌起怒火。于是我也就如法炮制，打断了希特勒的发言，并且请他注意我所说的话，以及3月27日所上的报告。我说：“请你准许我打断你的话，插进来说几句。我昨天已经同时用口头和书面的方式，把这个问题都详细解释给你们听过了。布塞将军对于科斯琴攻击的失败，并不应负任何的责任。第九军团已经把他们所分配到的弹药都用光了，部队也都尽到了他们的责任，这种特别高的死伤数字就是一个证明。所以我要求你不要再责骂布塞将军了。”希特勒于是向大家说道：“我要求诸位先生们都暂时离开这间房子，除了这位元帅和这位上将以外。”当全体出席人员都退往接待室里去以后，这间房里就只剩下了希特勒、凯特尔和我自己三个人。希特勒就简单地向我说道：“古德里安上将，你的健康问题使得你必须请六个星期的病假。”我举起我的右手回答道：“是的，我马上就走！”说完之后，我就走向门边。当我把手放在门钮上面的时候，希特勒又把我喊了回来，说道：“请坐在这里，等会开完了再离开。”于是我就沉默地坐在我的椅子上面。那些退席的人现在又被召回，再继续开会，好像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一样，希特勒没有再继续斥责布塞将军。大家再敷衍了一会儿，于是草率散会了。所有的人员退席之后，希特勒又再把凯特尔、约德尔、布格多夫和我四个人喊进去说话。希特勒向我说道：“请你赶紧设法恢复你的健康，在六个星期以后，局势一定更紧张。所以我更需要你的帮助。还有你准备到哪里去养病呢？”凯特尔劝我去李本斯坦温泉地（Bad Liebenstein）休养，他说那里的风景极为美丽。我回答他道，那里早已为美军所占领了。于是这位表面上显得非常热心的元帅就又问道：“那么，你看沙赫沙温泉地（Bad Sachsa）又怎样？”我谢谢他这样的关心，然后表示我准备自己去选择一个地方，希望至少在之后48个钟点之内，不至于会给敌人追上。于是我又再度举起我的右手来，然后由凯特尔陪着我走出了总理府，从此不再回来了！在走向停车场的途中，凯特尔又好意地关照我，下次不要再拂逆了希特勒的意思。到了这个时候，我还有什么话可说？

那一天到了夜深人静时，我才回到了措森。我的妻子迎向我，向我这样说道：“今天你出去的时间真长得可怕呀！”我回答她说：“是的，而这也是最后一次了。我已经被免职了。”我们两个人拥抱在一起，我们心里都感到如释重负了。

3月29日，我向同僚们告别，然后把我的职务移交给克利布斯。收拾了我那少许的行李，就准备离开了。3月30日，我们夫妇坐火车离开了措森。我本来想到图林根山地（Thuringian Mountains）去休养，但是由于美军进展得太快，所以已经不可能。于是我们决定到慕尼黑附近的艾本霍森（Ebenhausen）疗养院中去暂住，以便可以顺便治疗我的心脏病。4月1日，我们住进了疗养院，在那里得到著名心脏病专家齐美尔曼博士（Dr.Zimmermann）的悉心治疗。有一个朋友警告我说，盖世太保有开始监视我的可能性，于是我请了两位宪兵来保护我，使这个阴谋没有能够得逞。

5月1日，我带着我的妻子，同往地塔门兹尔（Dietramszell），在那里我把她留住在希莱赫尔夫人（Frau von Schilcher）的家里，然后我一个人就到了蒂罗尔，这时装甲兵总监部的本部人员，正迁移到那里。以后我就在那里坐候战争的结束。在5月10日无条件投降宣布了之后，我就和这个总监部的人员，一齐投到美军监护之下。

关于3月28日以后的战局发展，我只是从无线电里面收听得来，所以在这里我也不想加以讨论。

谢选骏指出：纳粹德国的最后崩溃，对所有的人都是好事，包括对于希特勒自己，他总算可以放下一切，好好休息了；因为他所不能承受的任务，已经把他折磨得不成人样了。至于对古德里安这样的干部，除了见风转舵地顺势投降之外，还能干什么呢？当然，他可以继续找份工作，找个新的老板——因为对于小人物来说，是只有生存问题，而没有效忠的问题的。

【第十三章 第三帝国的领袖人物】

我们的领袖们

我的职业使我有机会和一群对我国历史具有重要影响的人们发生相当的接触。所以我认为自己有义务，把我对这些人的直接认识，记录在这里以供后世参考。我当然知道这将无法避免流于个人主观，我的看法仅是一个纯粹军人的看法，并以我们德国陆军的光荣传统观念为基础写下这一份记录，也许会和一般政界的人士所看到的有所不同。也许要从各个方面来加以观察，才能明了这些人的真相。他们对于我们这一次的惨败，绝对是负有极大的责任，所以今天说起来，令人不禁有痛定思痛的感想。

在以上叙述到我自己的经验时，我都是以当时的情形为根据，而不想利用事后所发现的资料，藉以保全它的真实性。不过关于这一章，我却采取另外一种方法，不仅以我个人在战时的见闻为根据，而且也参考了我在战后所发现的各种资料。

希特勒

在第三帝国许多重要人物的中央，就站着这位混世魔王希特勒，他是我们大家命运的统治者。

希特勒出身微贱，所受的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极有限，并且说话和态度都非常粗俗。但当他站在我们的面前，却一点都不感到局促不安，他好像是和他的亲信同乡在一起一样，让人感到非常轻松。他和具有较高文化背景的人在一起，尤其是谈到文学、艺术等等问题，他也一样滔滔不绝地发言，表示当仁不让。以后，他的亲信当中有一部分人——都是和他一样出身微贱的——就总是故意唤起他对上层阶级的恶感，他们这种行为是有目的的，主要是想毁灭这些人对于希特勒的影响力量。他们这种企图非常成功，其原因有两点：（一）因为希特勒在早年曾经饱受艰难和侮辱，所以对旧恨还是耿耿于怀。（二）因为他以为自己是一个大革命家，所以不愿意这些传统落伍的思想，会对自己的前途产生阻碍。

这也就是解释希特勒心理的一个重要关键。由于这种情感上的复杂关系，所以他对于王公贵族、学者专家、文武官员都会产生厌恶的心理。在他当权之初，他还勉强抑制他的行为，使他能够合于上等社会和国际社会的标准，一旦战争爆发之后，他就把这些假面具全都撕破了。

这个人的头脑绝顶的聪明，并且记忆力特强，尤其是历史上、技术上和经济上的数字，能够记得十分清楚。凡是送给他看的任何文件，他都仔细加以阅读，借以吸收新知识，以补充他在教育上所留下来的空白。他在会议席上常常把他所看见或听到的话，整段背诵出来，使大家感到惊奇佩服。当他变成了德国的总理兼任三军最高统帅之后，他常常会这样向人说道：“六个星期以前，你所说的话和今天完全不同。”这种说法常会使人感到手足无措。关于这些话，是不可以和他争辩的，因为他可以马上查出当时的速记记录，以来证明他的说法的正确。

他对于说话也具有一种天分，能够用平易近人的方式，把他的意见发表了出来，还会使用一种连续重复的方式，好像是用一把槌子，来把他的思想敲进听众的心头一样。不管听众是成千上万人，还是少数几个人，他所说的话常常是这样开始的：“从1919年起，我就决心要做一个政治家……”而他在政治思想谈话的结论上，却总是这样说道：“我绝不放弃，我绝不投降！”

他的讲演天才可以说是高人一等，无论是对于一般的群众，或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们，都同样能够发生奇效。他懂得怎样调整他的语言和态度，以来适应听众的心理。当他讲话的对象是工业家、军人、党员、公务员等各种不同身份的人，他的态度都能配合做各种变化。

他最特别的个性就是他的“意志力”。使用他的意志力，他可以强迫旁人随着他走。他这种力量能发生一种强大的暗示作用，使许多人都受到他催眠的影响。这种情形我曾经多次亲眼目睹。在OKW的范围中，几乎没有一个人敢反对他：不是像凯特尔那样，受了永久性的催眠，就是像约德尔那样，不敢不服从。甚至于有些很有自信力的人，当他们在敌人的面前都显得非常英勇，但是却为希特勒的辩才所征服，为他的逻辑所困惑，而没有能力反抗他。当他对少数人说话的时候，他一面说话一面就注意每一个人的表情，看是否每一个人都肯接受他的话。假使他发现了他的话对某几个人不发生作用，于是他就会进一步专门对他们进行说服的工作，一定要消灭了这种反抗的精神，才肯停止。假使那个人还是坚持不为所动，那么他就会恼羞成怒了。他会喊道：“我还没有把这个人说服？”于是下一个步骤就是把这个人清除掉。他愈成功，就愈骄纵，愈不肯忍受人家的反对。

有人认为希特勒之所以能够一帆风顺的缘故，是因为德国这个民族特别容易接受这种鼓动。不过在所有国家，所有各时代中，人类在非常领导之下，常常都可以接受这种鼓动。在近代史上，就不乏很多的例证。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许多法国人都追随在拿破仑的后面，为他的人格所感召。法国人民随着这位伟大的科西嘉人的后面，一直走向完全毁灭的途径，他们也明知是如此，但却还是死而无悔。在两次大战之中，尽管美国人是最爱好和平的，但是却为两位总统的魔力所吸引着，也走上了战争的途径。意大利人跟着墨索里尼后面走。更不用提起苏联，那个巨型的国家，完全违背了它原有的传统。

至于德国为什么会接受希特勒的指挥，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的政策失败。这个政策为纳粹主义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基础；它使我们产生了失业现象，要负担着重大的赔款，割去相当多的领土，丧失了自由、平等和军事力量。当那些胜利国起草凡尔赛条约的时候，他们并没有遵守威尔逊十四点的理想，因此才使德国人民对各强国都丧失了信心。当时的魏玛共和国政府在国外得不到任何有意义的外交成就；在国内也不能解决德国人民的困难，所以希特勒登高一呼，马上就赢得了不少的拥护者。换句话说，这是势有必至，所以并不是德国人民特别容易受到鼓动。

希特勒所提出来的谎言是说，在国外他可以取消不公正的凡尔赛条约，在国内他可以消灭失业现象和取消不必要的党争。这也正是每一个德国善良人民所具有的共同希望。当然不会有一个人反对他。在希特勒以前，那些政客们的确是太无能，他们的行动是一点作用也没有，所以更驱使许多人都投到卐字旗帜之下。大家总记得1932到1933年间的德国情形。失业人数在600万人以上，连他们家属一起算起来，那就是至少有2500万人在挨饿。青年工人不仅是在柏林，而且在德国各大城市中游行示威，犯罪的人数也增加了。

英法两国拒绝准许德奥两国在经济上缔结联盟关系，事实上，这个联盟对于改善两国经济情况，功能实极有限，而且在政治上绝不会有害于英法两个强国。当时奥地利由于圣泽门和约的限制，已经走到了经济总崩溃的边缘。它若不和其他大型工业地区发生经济上的联系，那么它就无法生存，现在就希望所谓欧洲经济联盟能够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那个时候，阻止德奥两国在经济上缔结同盟关系，实在是使最“倾向西方”的德国人，也感到十分不愉快。这时欧战已经结束了十二年，德国加入国际联盟也已经有六年，而胜利国家的态度还是这样，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更引起了极大的恶感。这个事件使希特勒在1931年和1932年当中，连续在选举上获得了重要的胜利。

希特勒的羽翼已丰，其势力已经不可挡。兴登堡总统在与他自己的良心苦斗了一番以后，才最后决定任命希特勒做德国的首揆。这对于老总统而言，真是一个十分困难的决定，因为他也和许多其他德国人一样，都不喜欢希特勒这个人，以及他的行为态度。

一旦当权之后，希特勒就开始消灭反对者。从他使用暴力的手段，就可以显示出这位独裁者的真面目。实际上，他对一切都可以为所欲为，他的反对者实力都很脆弱，根本禁不起一拳。所以结果是希特勒通过了许多的法律，终于把共和国的制度，变成了私人的独裁。

这种肃清异己的行动，以罗恩的被杀为最高潮。另外同时还有一些与罗恩毫无关系的人，也都在混乱中被杀。这些罪行都并没有受到惩罚，兴登堡此时已经老病垂死，而无力加以干涉。不过在那个时候，希特勒却还感觉到，为了施莱歇将军的被杀，他应该向军官团道歉，并且保证以后绝不再发生同样的事情。

1943年6月30日的罪行，既然不了了之，就可以表示出来德国的命运已经受到了威胁。还不仅如此，它也更使希特勒自己认清了他所拥有的权力。兴登堡死后，他通过了一条法律，解决了承继问题，并且使用有组织的公民总投票，使他成为德国的合法元首。

有人问希特勒是否要重建君主政体，以稳定他的地位，并且使其合法化呢？以后，当他和柏林的一些军官们谈到这个问题时，他说他曾经慎重考虑过这个问题。不过，他说他在历史上，只找到了一个惟一的例证，表示一位名君能够信任一位贤相，终于完成了建国的大业。他所指的当然就是威廉一世和俾斯麦。此外他再找不到其他的例证。他也曾和他的朋友墨索里尼谈论过，墨索里尼却告诉他说，意大利的国王就很不好伺候。所以希特勒遂打消了复辟的念头。

于是希特勒就决定选择独裁政治。而他在独裁之下，却也获得了一些卓越的成就：失业现象消灭了，工人的士气提高了，民族意识又复活了，而国内也不再有党争。这都是平心之论，绝无过火之处。

当他的国内统治权被确定之后，希特勒就转而向国外求发展。萨尔（Saar）地区的收回，军事自主权的建立，莱茵河地区的占领，奥地利的合并——这些事情都能够获得全德国人民的拥护，甚至于外国也都不乏表示同情的人。实际上，这个时候，外国人也认清了德国民族的合理要求，并且承认在凡尔赛条约中他们所犯的战略过错。相对而言，希特勒收复苏台德地区是比较困难的，这个地区20年来已经饱受捷克民族主义的荼毒，捷克与法国又有同盟关系。但是希特勒却看穿了英法两国的朝野都是不想打仗的，结果他一点都没有错，于是慕尼黑会议准许了德国人可以向捷克展开行动。慕尼黑会议的眼前结果，是维护住了和平，但是却也提高了希特勒的自信，并且使他更瞧不起西方国家。这时有些德国人，因为熟知英国人的个性，曾经向希特勒提出警告，可是却一点作用也没有。

到了1938年年初，希特勒对于德国的一切政府机构，都已经完全控制住了。现在惟一足以对他的统治权发生严重抵抗力的组织，就只有德国的陆军。所以，在德奥合并不久之前，由于勃洛姆堡—弗里奇事件的发生，已经使陆军丧失了他们重要的领袖。这个时候的陆军代表，虽然头脑清楚，但是却缺乏力量，没有人敢提出抗议。多数的将官，以及陆军中的全体人员，在当时都并不了解这个事件的真正意义。陆军在表面上始终还是表示忠诚服从，任何企图反叛的行动都不过只是纸上谈兵而已。一年又一年，陆军里的抵抗力继续减弱，因为此后新入伍的士兵，都是在希特勒青年团等等组织中受过训的，他们对于希特勒本人是早就已经宣誓效忠的。同时，军官团中的新组成分子，也是一年一年加入了不少的纳粹党员。

当希特勒在内政外交两方面，都一帆风顺的时候，他的自信心也自然大增，从此认为全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人可以和他相比拟。另外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他的周围，那些第三帝国的新贵们，又都是一些无耻的小人，更把他捧得糊里糊涂。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希特勒所考虑的还都合乎人之常情，至少他还肯听人的忠告，并且还有耐心和人家进行讨论。不过自此以后，他却一天比一天专横。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自从1938年以后，德国的内阁就从来没有再开过一次会议了。各位部长都在希特勒的命令之下单独的工作。他们对于整个的政策，已经不再有整体性考虑了。有些部长，甚至于从此就很少，或者不再和希特勒见面了。在政府机构以外，又有了一个新成立的党的机构，与政府机关平行。希特勒的口号是这样的：“政府并不控制党，而党却控制政府。”于是就发生了一种不正常的现象，行政权转到了党的手里，一切实权操在党委的手中。这些人多半是不学无术，出身市井，实在不够资格担任高级的职务。

因为有许多党老爷也都企图效法希特勒，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所以政治的风气大坏，全国的行政系统变得糟不可言。

在司法方面的情形也是一样。由于所谓授权法案的规定，独裁者的命令已经取得了与法律一样平等的权力。同时国会也已经形同虚设，这种情形正和苏联类似。

到了1939年的春天，希特勒又决定把捷克合并为一个保护国。这个步骤固然没有挑起实际的战争，但是英国方面已经发出了严重的警告，应该足够使他停下来想一想。在捷克被占之后，梅默尔也被兼并了。这个时候的德国，已拥有强有力的地位。似乎以后任何的国际问题，都可以用外交手段和平的解决。可是希特勒却似乎从来不考虑这个问题。这个原因又安在呢？第一个答案就是希特勒有一种很特殊的想法，认为他自己也许会早死。他说：“我知道我不会活到太长的。因此我没有多的时间来糟蹋，我的承继者也许没有我这样的强硬，他也许在紧要关头，不一定能和我同样的坚定，做下重要的决定。所以，我要在我的有生之年，把这些问题都完全解决掉。”这样他就驱使他自己、他的僚属，以及整个德国，以马不停蹄的速度，在他选定的途径上飞奔。他说：“机会的女神，是稍纵即逝，所以一定要及时把握，绝不可以放松。”他因而竭力地想把握所有时机。

到了1939年的秋天，希特勒决定以消灭波兰走廊为他的目标。他向波兰人提出的条件，并非完全不合理。可是波兰的外交部长贝克（Beck）上校，对于和平解决却并不感兴趣。贝克依靠英国人的保证，在波兰还没有做决定之前，就自行决定选择战争了。当骰子掷了下去之后，英法两国就开始向德国宣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于是爆发了，而希特勒想把战争限制在波兰境内的企图也终归失败。

在波兰战争开始之前，希特勒却有这种先见之明，与苏联缔结了协定，以确保他后方的安全。所以两面作战的危险似乎是已经不存在了。为了促成这个协定，希特勒只好把他的钦定国策——反共产主义——暂时取消。当时他对于人民的反应非常没有把握，我在本书中也已经说明过。但是这个民族，尤其是陆军，对于后方的安全有保障，却是表示欢迎的，虽然战争已向错误的方向发展了——对西方国家开战。当然，德国人民并不以为和苏联开战是必要的。在1940年西线战场战役完成之后，他们的确是希望从此和平的。

在法国战役之后，希特勒的事业可以说是已经发展到了最高峰。不过美中不足的，却是英国的远征军已经从敦刻尔克逃走了。丘吉尔说，不管死伤是如何的惨重，敦刻尔克要算是一个胜利，尤其是英国对于德国空军的胜利。因为在敦刻尔克的天空，和以后在英格兰的天空，德国空军虽然遭受了很大的损失，却仍然没能获得局部的制空权。

关于空军的使用错误，这个责任应由希特勒和戈林两个人平均负担。由于这位总司令的虚荣心，和希特勒对于他忠实信徒的溺爱，结果使德国空军虽然空有勇敢的精神和优越的技术，也还是一无所获。一直到很久之后，希特勒才认识了戈林这个人的真实价值，虽然如此，他还是拒绝调换他，这件事对于战争的前途，实具有极大的影响。

希特勒对他的“老同志们”一向忠诚到底。若以戈林而论，这才真是一件大不幸的事情。他虽然常常埋怨他，可是他对于自己已经看出来的事情，却一直不肯做结论。

西方的战役又显出希特勒的另外一个特性。希特勒的计划总是十分勇敢。挪威的战役，和色当的突破战，都可以算是一种勇敢的行为。在这两次作战中，他都批准了最冒险的计划。不过当执行这些计划的时候，只要碰到一点困难，他就准备放弃（这与他在政治上的情形不同，他在政治上是绝不退让的），也许是因为他在军事科学方面，自己也感到能力不够的缘故。

在挪威战役中，当纳尔维克（Narvik）的情况变得很严重的时候，希特勒动摇了本来这种时候一定要控制自己的神经，并且绝不能放弃的，幸亏罗斯贝尔格中校（Lt.Col.Lossberg）和约德尔将军的坚持，才算是转败为胜。在色当突破之后，最初的进展完全超出了他和他的顾问们的预料之外，这时本应迅速扩张战果。可是由于希特勒的命令，我在5月15日和5月17日，曾经两次被迫停止前进。事实上，我并没有停止，但这却不是希特勒的功劳。不过更糟的却是在敦刻尔克的外围，不准我们冲过Aa线。正因为如此，英国人才来得及在我们的前面，撤进了要塞地带，而后从容登舟逃去。假使当时装甲部队能奉命迅速推进，那么我们一定可以在英军之前进入敦刻尔克，于是就可以把他们的退路切断了。这样一来对于英国人的士气，将是一个极大的打击，甚至能迫使他们不得不屈膝求和。

以后又接着犯了好几个错误。在没有到达地中海岸之前，就结束了西线战场上的战役，和法国缔结了一个不完全的休战协定。不立即进行非洲战役，和不进攻直布罗陀与苏伊士运河。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希特勒在拟定计划时极勇敢鲁莽，但是在执行时却常常会踟蹰不前。假使他在计划的时候，能够更审慎和具有远见，而在执行的时候，能更迅速而坚决，那么他对于德国的贡献，也许就可以更高了。老毛奇元帅曾经说过：“先考虑而后冒险！”这本是德国陆军的传统教训。

关于非洲作战的问题，受了下面两个事实的影响：（一）希特勒认为他一定要考虑到墨索里尼的观点；（二）他对于军事问题的认识，完全受了大陆派的限制。他对于世界知识的了解非常的浅薄，对于海权的意义甚至完全不了解。我不知道他是否读过马汉（Mahan）所著的《海权对于历史的影响》（The Influence of Sea Power upon History），不过无论如何，他却从来没有遵照马汉的教条，来进行他的战争。

由于他的不学无术，所以在1940年夏天，他就感到毫无办法把这个国家带上重返和平的途径。他不知道怎样和英国人打交道，他的军事力量仍在准备作战之中。他们不可能长时间一方面动员，而另一方面又不作战。他心里一直在跃跃欲试之中。那么怎么办呢？于是就回过头来想到从前在思想上的死对头。他以为西线战场上的暂时胜利，可以使他获得了充分的时间，可用以征服苏联。他也明了苏联和共产主义，对于世界始终是一个极大的威胁，而且德国大部分人民，以及欧洲他国的许多人民，也都是主张反共的。至于他这个理想在军事上是否能付诸实现，那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最开头的时候，他还不过是偶然动动这个念头，等到时间一长之后，这个问题就愈来愈严重了。他那个不正常的幻想力，使他对于苏联的实力，不禁估计得太低。他认为陆上和空中的战争，都已经机械化之后，就会具有新的成功希望，因此瑞典查理士十二世和拿破仑的旧例，似乎不再适用了。他又认为只要第一拳打中了要害之后，苏维埃制度就会自动的崩溃，他更相信苏联人民都会热烈的拥护纳粹主义。不过当战争真正发生之后，他的所做所为，却无一不是正可以引起相反的作用。纳粹党的行政人员对于占领区的当地人民，加以残酷的虐待。希特勒又决定把苏联瓜分，而把相当大的面积合并在德国领土之内。其结果遂促使所有的苏联人都团结了起来，为保卫祖国而战。他们是要反抗外国的侵略者，而并不是为保卫斯大林的暴政。

形成这个大错误的主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对于其他的种族和民族，一向有估计过低的习惯。他在战前虐待德国境内的犹太人，即为一个明证，现在就更变本加厉了。这种愚笨的种族政策，可以说是促使纳粹德国崩溃的主要原因之一。

希特勒想要统一欧洲。他却完全不了解各个民族在本质上的差异，再加上他一意孤行的只想实行中央集权的办法，结果使他一开始就碰壁了。

苏联的战役不久就显示出来德国的实力是有限度的。但是希特勒却不肯迷途知返，或是停止这个冒险，或是改行选择一个比较小型的目标，他反而跳进了无底的深渊。他决心以无限制的暴力击败苏联。同时他的盲目政策也挑起了与美国间的战争。固然罗斯福命令美国军舰可以径向德国海军开火，是已经产生了一种近似战争的情况。不过从这个起点到真正的战争之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距离，若不是希特勒那样的糊涂，战祸也许还不至爆发得那样快。

当德军在莫斯科的城外遭到第一次决定性的失败以后，希特勒已经感到惊慌失措。他的战略缺乏一致性，在执行时又犹疑不定，到了这个时候就完全被粉碎了。从此他就只有用严刑峻罚来逼迫他自己的部队死拼，以补救他自己的过失。在短时间之内，这似乎很有效，但就长期而言，这个办法终究是要失败的。他自己准备挨饿，就叫全国老百姓也都跟他一起挨饿，但是却不考虑到吃饭是人类的基本要求。

现在再说到他这个人在个性方面所给与我的印象。他到底是怎样一个人？他是一个素食者，不喝酒，不抽烟。所以从个人方面来说，他的生活方式是很高尚纯洁，很值得人敬佩的。但是，另一方面，却是他和其他的人类似乎已经脱节了，他没有一个真正的朋友。他的“老同志们”也只算得是忠实的信徒，而并不具有私人的友谊。据我个人的观察，似乎没有一个人是和他真正接近的。没有一个人与他具有真正的感情，更没有一个人敢和他公开随便谈话。他从来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朋友，所以他也永远没有深爱过一个女人。他没有结婚，也没有小孩子。在这个世界上，任何足以代表人情温暖的事情，例如真正的友谊，纯洁的爱情，都一律与他没有关系。所以他所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孤寂的世界，除了他那个大而无当的征服世界计划以外，他再也找不到一点人生的乐趣了。他和他的情妇爱娃布劳恩（Eva Braun）的关系，也许可以引证出来，作为反驳我上文所说的根据。不过我可以说的却是我对于这件事一点都不知道，在最后的几个月当中，我几乎无日不和希特勒以及他的亲信们在一起，可是我却从来没有看见过爱娃布劳恩。一直等我待在监狱里面，我才知道这一段风流的神话。很明显的，这个女人对于希特勒，似乎是不曾具有任何的影响，尤其是并没有使他的个性发生一点温情的作用。

这就是德国的大独裁者，他常以菲德烈大帝和俾斯麦自比，可是他却缺乏那种智慧和自制力。这个人首先是一帆风顺，一个成功接着一个成功；以后又到处碰壁，一个失败又接着一个失败。他的头脑中充满了许多怪诞的思想和计划，自以为他就是天纵之圣。

他把夜晚当作白天，一个会议接着一个会议，一直要开到午夜以后。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前，他的饭常常是和OKW中的要员一同吃，以后就改成单独一个人吃了。只有很少的机会，他才偶尔和一两位客人一同用餐。他吃得很快，一口气把那些蔬菜都吞了下去。他一边吃一边喝冷水或是啤酒。在夜间最后一个会议结束了之后，他还不肯就睡，给他的副官和女秘书包围着，他还要讨论他的计划，一直到天亮为止。于是他才去睡觉，照平常的习惯，至迟到了上午9点钟，收拾房间的女侍者，就会用扫帚把子敲他卧室的房门，把他弄醒了。接着他就要用最热的水洗一个澡，据说这可以使他的那个尚有睡意的心灵恢复清醒。最奇怪的就是，这种不规则的生活对于他似乎并没有什么坏的影响。不过当他连续受到许多打击之后，他的神经似乎就已经吃不消了，于是他就开始滥用药物。为了要催眠，要清醒，要平心，要刺激等等的目的，他都一律付之于注射。他的私人医师莫瑞尔，对于他的一切要求，是有求必应。但是这位病人却还嫌不够，总是把医师的处方分量，加倍使用。这样就使他的心灵和身体，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中间隔了14个月，我才又一次看见他。我注意到他的形象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他的右手发抖，他的腰弯曲了，他的眼光已经有呆木之感，同时双颊上也出现了病态的红斑。他要比从前更容易冲动。一发脾气之后，他就丧失了一切的自制力，他所言所行更叫人有不可捉摸的感想。他的病状在外表上已经很显明，不过那些天天和他接触的心腹人物，却不容易看出来。最后，在“7月20日事变”发生之后，情形就更坏，他不仅左手发抖，连整个身体的左半边也都发抖了。坐着的时候，他总是把右手放在左手的上面，把右腿放在左腿的上面，以使旁人不容易看出它们正在抖颤的情形。现在当他走路的时候，腰就弯得更厉害，而且行动也就更迟缓和不稳定。当他想要坐下的时候，人家得先把椅子放到他的身下面去。固然，他的心灵仍然还很活跃，不过这种活跃却是不健全的，因为它的主动力就是对于人类的不信任，以及想要设法隐瞒他在生理上、精神上、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破产情况。所以他一直是使用一种自欺欺人的方法，实际上他对于事实的真相，却是一目了然的。

因为他总是幻想着，能够发生一个奇迹，以挽救他的危亡，所以他那个非常强大的意志力，现在就完全集中在一个目标上面，那就是“绝不放弃，绝不投降！”

德国人民从前拥护他做领袖的原因，是希望他能够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洗雪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受到的国耻，在国内外获得真正的和平。哪知道这个人却为魔鬼征服了他的心灵，自己毁灭自己的前途，同时也把这个优秀、忠勇、勤勉、正直的民族，一同拖入了火坑。

我在监狱里曾经遇到一位医师，他认识希特勒也知道他的病象，他说他是害着一种学名叫作“Paralysis Agitans”的病症，亦可称之为帕金森病（Parkinson）。一般的人虽然说不出来他是害着什么病，但是也可以从外表看出来他是不正常的。据我所知，在1945年初，第一位正式说出希特勒病名的医师，是柏林的克瑞尼斯教授（Prof.de Crinis），这个人不久就自杀了。他的诊断书始终被保守秘密，没有发表，他的私人医师当然不会说什么。所以今天德国的内阁还是无法对希特勒的生理情形，获得一个明确的观念。有人说他的病源是由于早年受了花柳病的传染，还有人说他是因为受了寒而起的，总之这个问题还只能存而不论，留给医师们去研究好了。所有德国人民所应该知道的，这位过去他们所信赖的领袖，实际上是一个真正的病夫。希特勒的病痛对其本身固然是一种不幸，对他的国家而言，更是一种极大的灾难。

纳粹党魁

除了希特勒的副手赫斯（Rudolf Hess）以外，在纳粹党中，第二个最重要的领袖人物莫过于戈林，他曾经被指定为希特勒的继承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是空军的现役军官，是继里希特霍芬（Richthofen）之后担任的部队指挥官，曾经受过最高的勋章。战后他也是SA（纳粹党冲锋队）的发起人之一。

他是一个粗鲁而随便的人，在最初也显示出相当的活力，他曾经为建立近代德国空军的工作，奠定了一个基础。若是没有他的坚持和推动，那么建立一支独立空军，并使它成为德国的第三独立军种的工作，就不可能成功。因为当时军方的各级人员对于空军的性能，所了解的实在有限。

不过，当德国的青年空军正在开始成长的时候，戈林本身却因为富贵逼人的缘故，已经逐渐丧失了他原有的朝气。他过着一种封建式的生活，喜欢搜集装饰品、奇珍异宝、古董名画，建筑了一个著名的别墅，叫作“卡琳庄园”（Karin Hall）。有一次他在一个东普鲁士的古堡中，面对着一幅古画，发出了怀古的幽情。他先是沉醉在沉思之中，然后突然高声喊道：“伟大！我，也是一个文艺复兴时代的人物。我真欣赏这种妙笔！”他的穿着更是集奇装异服之大全。当他在他的别墅附近游猎的时候，他穿着古代条顿人的服装。当他穿军服时，也总是完全不守正常的规矩，有时穿着俄国红皮的长靴，再加上黄金的马刺——这对于一位将军而言，实在是多此一举。有时他在出席希特勒的汇报时，穿的是长裤子、黑色漆皮的跳舞皮鞋。他使用很强烈的香料，并且脸上还要化妆。他的手指头上戴满了沉重的戒指，上面镶的都是他所心爱的宝石。从医学的观点来看他，这个人似乎是荷尔蒙方面发生了紊乱的现象。

他是四年计划的全权执行人，所以他对于德国的经济具有很大的影响。

在政治方面，他似乎要比他的那些同志较有远见。一直到最后一分钟，他还是企图阻止战争的爆发。为了这个目的，他曾经利用瑞典人的关系，但是结果很不幸并没有成功。

在战争中，他的影响曾经使我们吃了大亏。他把空军的威力估计得太高，把陆军阻止在敦刻尔克以外，这实在就是他的责任。另外大不列颠的空战也失败了，在斯大林格勒之战时，因为他保证可以用空运来接济第六军团，所以希特勒才下令死守。结果他的诺言不能够兑现，而使德军遭受了一次空前的惨败。

在1943年以后，根据我对他的观察，我可以得着一个结论，觉得他这个人对于德国空军的现况，根本浑然不知。当他对陆军的作战有所干涉的时候，那不是表示他完全不明事理，就是表示他只是为了意气之争。

因为他是希特勒“太子”的身份，所以他不免枉自尊大，时常感觉到他自己已经了不得了！

到了1944年8月，希特勒最后也承认了这位空军总司令，实在是太疲软无能。当着约德尔和我两人的面，希特勒用极直率的口气向戈林说道：“戈林！空军简直是一事不做。它已经不够资格算是一个独立的军种了。这实在是你的过错。你实在是太懒了！”当这位自命不凡的“帝国大元帅”听到了这一番教训之后，两行大泪珠顺着他的双颊向下滚落，他一句话也没有回答。这种景象令人极为不快，于是我就暗示约德尔，两个人一同走进了另外一间房间，好让他们两个人面对面去哭诉吧。由于这一次谈话的结果，我就力劝希特勒照他已经认识的方向去做，把戈林免职，另选一个能力较强的空军将领，继任这个空军总司令的职务。我告诉他，绝不可以为了姑息戈林这一个人，而使整个的战争都要冒着失败的危险。但是希特勒回答我说：“为了政治上的理由，我不能照你的意见做。因为党将永远不了解我的动机。”我就再进一步劝说：照我的看法，为了政治上的原因，就更需要另派一位新的空军总司令，因为假使再不这样做，那么就再无政策可供考虑了。希特勒还是不听。一直到战争结束时，戈林的头街和职位还是依旧未变。在最后几个月当中，因为希特勒批评空军，戈林就学着格兰德（Galland——战术空军司令）的榜样，把他的勋章和金质饰物，都交还了，以表抗议之意。但他还是服从希特勒的命令，继续出席各种会议，不过他现在的服装却特别简单，没有佩带任何的勋章，并且还戴上了一顶普通士兵所戴的便帽。这个样子实在很滑稽，相当的不好看。

他很少有胆量向希特勒说出老实话来。

只有他在监狱里和他那样的死法，才足以使戈林可以赎他的旧罪于万一。在公开为他过去行为辩护了之后，他就趁机自杀，借以逃避了最后的判决。

在希特勒这许多门徒当中，最令人莫测高深的却是党卫军的总领袖希姆莱。这个人生性多疑，而这种多疑完全是一种种族上的自卑感在作祟。他表面上似乎很有礼貌，很平淡。与戈林比较起来，他的私生活可以说是很有斯巴达人之风。

他的幻想力总是很丰富，甚至于有一点怪诞不经，他就好像是另外一个星球上面来的人。他的种族政策使他犯下了可怕的罪行，他企图要使德国人民接受纳粹的教育，结果只是把他们送入了集中营。一直到1943年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他仍然相信在乌拉尔山（Urals）以西的苏联，应该被当作德国的殖民地。有一次我和他谈到，现在早已找不到自愿到东俄去的移民了，他却坚持着说必须用强制的方式，来建立新的德国殖民地。

至于希姆莱的种族理论的结果，从我个人观察和经验，我没有什么可以说的。希特勒和希姆莱对于他们这一部分的计划，一直严格保守着秘密。

希姆莱在集中营里所使用的“教育方式”，现在已经公开暴露了出来。在他还活着的时候，大家很少知道他们的内幕。关于集中营里的一切暴行，有许多人，连我在内，也是在纳粹总崩溃之后，才知道它的详情。以前他们一直是保守着高度的秘密。

在“7月20日事变”之后，希姆莱才满足了他在军事方面的野心：他先充任了训练军的总司令，接着做了两任集团军总司令。就军事方面来说，他可以说是完全失败。他对敌人的了解真是幼稚得可怜，当他在维斯瓦河集团军总司令任内的时候，他简直是畏敌如虎。虽然如此，希特勒却几乎信任他到底。他当然对希特勒也是从来不敢反抗的。我曾经有几次看见他在希特勒面前，完全丧失了自尊心和个人的勇气，最明显的例证就是1945年2月13日发生的事。

希姆莱最大的创造就是党卫军。在总崩溃之后，这个组织是最为人所诟病的，被外间攻击得体无完肤，这实在是不太公平的。

党卫军原来只是希特勒的私人卫士，但因为不仅想要用它来监视一般的大众，而且还想用来监视党内的组织，所以它的实力渐次扩充。在集中营成立之后，希姆莱就命令党卫军去负责管理。从这个时候起，就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有武装的党卫军（WaffenSS），那纯粹是一种军事性的组织，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党卫军”；（二）是一般的党卫军（Allgemeine SS），它只是供希姆莱的驱使，与作战无关。最先负责训练党卫军干部的人是一位陆军将领，他名叫豪赛尔，是我在什切青所服务的师部中的参谋长。豪赛尔是第一流的军官，是一个智勇双全的军人，同时也具有真正和光荣的人格。党卫军的创立，这个人实在是第一个功臣。

在战时，由于希特勒的坚持，党卫军的人数日益扩充。自从1942年起，志愿入伍的人数就无法足额，于是也就和普通的陆军一样，改用强迫征召的办法，从此党卫军就已经丧失了他们的政治性质了。不过，希姆莱还是死抓着不放手，利用他的影响使党卫军能够得到最优先的补充和最精良的装备，不过他这种偏爱却并不影响到党卫军与陆军在战场上的同胞之爱。我曾经指挥过希特勒近卫师和帝国师两支党卫军的部队，以后在装甲兵总监任内，又曾经视察过不少的党卫军师。我可以说党卫军的一般纪律、精神和在战场上的表现可以算是上乘，他们和陆军中的装甲兵常常并肩作战，在战场上几乎分不出来谁是党卫军，谁是陆军。

自然，希姆莱扩充党卫军是别有用心的。希特勒和他都不信任陆军，他们总还是害怕陆军会起来推翻他们。所以尽管有许多的不利，他们还是把党卫军的总数扩充到了35个师之多。有很多的部队，都包括着不少的外国人在内，他们有时固然很可靠，但是有时却完全不能信任。最后，希特勒对于这个最亲信的部队，也感到不能信任了。1945年3月间，他下令取消他们的臂章，表示希特勒与党卫军之间，已经有很大的裂痕了。

关于一般性党卫军的问题就更多了。其中有许多分子都是颇有问题的，他们之所以愿意为虎作伥，就是因为他们觉得借此机会，可以享受特种的权利和优待。不过有许多也是具有良好人格和正直精神的好人，那是由于希姆莱的命令，把他们从其他的职业中调用过来的。可是以后，情形就愈来愈坏，由外国人所编成的单位逐渐增多，他们也有武装，执行各种警察的职务。他们的行为远比党卫军要放纵，在华沙城内的暴行即为一明显的例证。

我和他们的特务组织（SD）以及所谓“别动大队”等等单位，从来就没有过来往，所以无从获得最原始的资料，此处不再赘述。

希姆莱自己自杀了事，这是他所一向鄙视的一种行为，他常常禁止党卫军人员有这种行为。他虽然逃过了最后的审判，却把他自己所应该负起的重责，留给比他低级的人员，让人家去代他抵罪。

在希特勒内圈人物里面，只有戈培尔博士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物。他是一个讲演的天才，在过去与共产党斗争时，曾经表现出来很大的勇气。不过他也是一个危险分子，反宗教和反犹太人的工作，他都是其中罪魁之一。

他的确早就已经认清了纳粹制度的错误和弱点，但是他却缺乏勇气把这些话坦白地告诉希特勒。在希特勒的面前，他也和戈林、希姆莱一样，是一个道地的小人物。在希特勒的面前，他那滔滔不绝的雄辩也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他尽量讨主子的欢心，在他的宣传工作方面——他在这方面具有独到的天才——他也是从来不会使大独裁者感到不开心的。

我对于他在1943年缺乏勇气，不敢把他自己所认为是“重要的问题”，向希特勒坦白地提出来，实在深感失望。由于他自己意志不坚定，所以始终没有能使希特勒省悟，结果他自己全家惨死，这也是他本人早已预料到的。

除了希姆莱以外，在希特勒的心腹当中，第二个最阴险邪恶的人就是鲍曼。他这个人语言无味，面目可憎。他痛恨陆军，认为这是党权无限发展的惟一永久障碍。所以他总是尽量设法中伤陆军，同时他也尽可能地把希特勒亲信中的比较正直善良的人士弄走，而把他的爪牙安置在重要的地方。

鲍曼设法使希特勒完全不明了国内政治的真正情况。他甚至于不让各地党部的主管人和希特勒见面。结果西普鲁士和华尔斯高的党部主管人跑来见我，希望我能设法使他们可以谒见希特勒，因为鲍曼坚决认为他们无谒见之必要。这种事情对于纳粹党官员而言，可以说是破天荒之举，因为他们一向都是不信任陆军方面的人员，所以若非鲍曼穷凶极恶，他们是不会狗急跳墙的。

希特勒的病势愈重，军事情况愈紧急，从此能够直接和这位独裁者见面的人也就愈少了。几乎一切的事情都要经过鲍曼这个坏家伙的手，这样就使他更可以极尽蒙混之能事了。

我常常和他发生冲突，因为他总是阴谋破坏陆军方面的计划，而且还要干涉到纯军事方面的事情，结果总是引起很坏的作用。

鲍曼可以说是第三帝国中的第一奸臣。

谢选骏指出：古德里安说鲍曼是第三帝国的第一奸臣，我认为他没有评论的资格。因为鲍曼虽然混蛋，但毕竟没有苟活下来，算是对得起自己的身份了。也许鲍曼只是“没有投降的机会”，但这却没法探究了；事实是鲍曼没有活下来，而古德里安却活了下来，而且还主动投降了，而且还为敌人效劳了……这哪像个军人，简直就是个商人嘛，和他的祖先一样。

【第十四章 德国的参谋本部】

德国参谋本部是沙恩霍斯特（Scharnhorst）和格奈泽瑙（Gneisenau）的嫡系子孙。它在精神上的祖先就是菲德烈大帝的精神，以及德国民族反抗外国侵略者拿破仑的决心。在拿破仑战争以后，欧洲也有一个长时间的和平期。由于战祸连年，国家的经济都大受损失，所以不得不限制军事上的费用，以求经济上的复兴。在这个太平无事的欧洲，普鲁士参谋本部的继续存在，似乎已经不为世人所注意。在这个平静的时代当中，一本最重要的军事科学的巨著，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就安然问世了。

关于这本书，研究的人很少，而批评的人却很多。他是第一个企图建立一种战争哲学的人，这本书对于以后几代的“德国参谋本部军官团”中的军官，都具有很重大的影响作用。它告诉军人们无论是对人对事，都要养成一种冷静而合于理性的观察力，这是德国参谋本部当中所有杰出的人才都共有的特殊品性。同时它也加强了军人们的爱国心，使他们具有奋发有为的思想。

假使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和克劳塞维茨三个人，对于普鲁士—德意志参谋本部而言，可以算是开山的鼻祖，那么毛奇元帅就可以说是集他们的大成了。施里芬曾经这样说过：“最大的成就，最小的表现。换句话说——质胜于文。”这就是代表毛奇这一个学派的真正传统精神。由于有俾斯麦这位伟大的政治家的指导，毛奇曾经三战三胜，终于为德国民族的统一奠定了一个基础。在这几次战争的过程中，他也同时把参谋本部的权威建立了起来。

毛奇死后，德国的参谋本部，在20世纪初，当然也不免受到当时环境变化的影响。德国在统一成功之后，国势兴隆，使整个军官团和参谋本部都受到某种影响。最后，德国已经变成欧洲的第一等大强国，这就使德国参谋本部军官团（陆军中的最优秀分子）里面，产生了一种高度的自信力。他们就凭着这种态度，去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那次战争中，他们可以说是恪尽职守。在四年当中，他们的权威似乎凌驾在一般将领之上，这并非参谋人员的过错，而是有许多将领，或是因为年纪太大，或是因为久任队职，而不懂得指挥的艺术，所以才会为参谋人员所掩盖。

常常有人说，在鲁登道夫领导之下，参谋本部是过分的揽权。不过假使没有鲁登道夫那样伟大的创造力，那么德国的参谋本部，甚至于整个的陆军，能否负起那样大的责任，恐怕都很有疑问了。当敌人实力过分强大，战争终于失败时，鲁登道夫本人并不负什么责任，因为他是从1916年才开始掌权的，若不是他和兴登堡两个人的努力，那么战争可能在那一年就已经败定了。这两位伟大的军人虽然挑起了千斤重担，可是却吃力不讨好。今天若是以事后的成败来论英雄，那显然是不公正的。不管战争是胜是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仍然还是代表德国参谋本部军官团的两位杰出人物。由于以后战况愈来愈困难，逼着鲁登道夫不能不鲁莽冒险，有时所做的决定似乎很粗暴。以后有些后辈，就竟以此为模范，学习他这种本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态度，以为这就是一个优秀参谋本部军官所应有的作风。这实在是大错而特错，从德国参谋本部的悠久传统上看来，这种作风似乎是最不重要和最无意义的。

沙恩霍斯特是一个农民的儿子，出生在下萨克森（Lower Saxony）。这个人勇敢、聪明、谨慎、严肃、绝不自私、绝不腐化。在反抗拿破仑的战争中，他组成了普鲁士的陆军，并且也成立了最原始的参谋本部。他后来在战场上负了重伤，并为国捐躯了。

格奈泽瑙是布吕歇尔（Blucher）的参谋长，在1806年从事于科尔贝格的保卫战。在本性上他机智活泼，性如烈火，在许多次战争中，他总是为自己的主将提供很多的意见，有时成功，有时也失败。1815年6月16日，在李格尼（Ligny）战败之后，他就劝布吕歇尔向英军方面撤退。结果由于他这个建议，才使拿破仑在6月18日蒙受了滑铁卢（Waterloo）的最后惨败。

克劳塞维茨在战时，从来没有跃居高位的机会。他后来作了普鲁士的军官学校校长，写成了那一部不朽的杰作——《战争论》。他是一个标准的冷静、恬淡、好学、深思的军人，这种人在德国参谋本部里是常常可以找到的。在生前很少有人知道他，可是他对于后世却具有莫大的影响。

老毛奇是德国陆军参谋本部中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参谋总长。他是一位举世闻名的大思想家、大设计家，同时在战争中，也可以证明他具有指挥的天才。他的天性很恬淡，态度很高雅，他的思考周详而彻底，这是他的一个最大的特点。他对于后世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量。

施里芬是一位卓越、机警、冷静的人，带有一点讽刺性。他那个时代，承平无事而且首相也是一些庸才，所以他就只好以拟定作战计划为工作了。他希望用他那个明确而肯定的军事计划，补救政客们的犹疑不决。和毛奇一样，他对于当代的技术问题，具有深切的了解。他的思想是那样的精确而中肯，结果使他的后任——小毛奇——除了少数细节以外，简直就不敢改变他的计划。以后到了1914年，他的计划真正付诸实行，可是客观的条件却已经不对了。所以所谓施里芬计划失败的责任，并不应该由他负责，而是他的后任的过错。他自己从来没有机会在战场上一显他的身手。

兴登堡是一个正直君子，头脑清楚，具有决断力，充分表现出古代侠士的风度。假使他信任谁，他就会让那人放手去做，绝对不加干涉。他对于重大的事情，也具有明确的判断力，对于人性更有深切的认识。他常常说：“假使坦能堡一战打败了，那毫无疑问的是该我来负起这个战败的责任！”

鲁登道夫是一个意志力极强的人，他的工作能力极高，而且更具有高度的组织能力。他为炽热的爱国心所驱使着，明知回天乏术，但是为了想使祖国免于败亡的威胁，仍不惜拼命奋斗到底。在那个最危难的时期当中，他的成就的确是很值得人佩服。

泽克特（Seeckt）是一位头脑清楚、冷静小心的军人。他在公共场合中，似乎有害羞之感。他是一位天才的战略家和组织家，不过比毛奇、施里芬稍差一点的，却是他对于技术问题不太了解。在1918年德国战败之后，他建立了那一支总数10万人的共和国陆军。由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德国陆军不准保有参谋本部的组织，因此泽克特对于这个命令当然只能遵守。不过，他却想出方法来，使那些幕僚人员依旧维持住旧参谋本部的传统精神。他努力使陆军不受到政党政治的影响，这从他的立场上看来，当然也是合理的。不过，从长期的经验看来，这却有一个不幸的后果，使一般的军官，尤其是未来的参谋本部军官，对国内外的政治大多缺乏良好的教育。这是这种制度的一个主要弱点。

贝克这个人受过极高等的教育，禀性冷静孤立。当德国决心重整军备的时候，他开始要以毛奇的精神为指导，来重建这个新的参谋本部。但是他对这个时代的技术问题却完全缺乏了解，他对于航空、摩托化、无线电等项问题，都一概不懂。他看到技术的进展，使战争的形态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感到大伤脑筋，于是他就尽力想阻止这种事情的发生，企图作“拨钟向后”的打算。同样的，他对于纳粹党的这一套政治革命的工作，也完全不加闻问。他的天性是倾向保守，遇事拖延，所以他的成就也不过如此。

以上所说的是德国参谋本部中的少数最重要的人物，对于他们的个性做了一番简单的分析以后，现在就可以归纳出来参谋本部的整体精神是什么。在这样长的历史演进当中，德国参谋本部的首要目的，就是选择具有第一流好头脑和好人格的军官，使他们接受一种特殊的教育和训练，以便将来无论在何种困难的环境当中，他们都能领导德国的陆军实行作战。

一个军官被派到参谋本部工作的先决条件，就是人格上的完整，以及无论在公私两方面，行为都绝对无弱点可加以指摘。其次才是军事上的才能，他应该在战场上有实际的表现，对于战术和技术等问题都具有充分的了解，具有组织力，并在精神上和体力上都要有相当的耐力。此外他还要勤勉好学，禀性严肃，和具有决断力。

照这个标准来选择人员，很可能会过分偏重智力上的才能，而有时会忽略了人格的力量，尤其是在人情上的修养，因为这种品性是最容易为人所忽视的。

绝大多数的参谋本部军官，尤其是年纪较大的，他们对于他们这个军官团的传统精神，都是十分了解的。但是这却并不是说，有权选择他们继承人的人员，就恰好对这种传统精神有所认识。即令是如此，他们也并不一定就具有知人之明，可以挑选出具有必要品性的人员。

毫无疑问的，古老的传统在理论上对于任何陆军都是具有很大价值的。如上文所说的，过去一些参谋本部军官的人格，对于后一代是固然可以构成良好的模型，不过同时也应以不阻碍时代性的发展为原则。事实上，传统并不能作为决定行为的惟一指标，而只能供参考，因为环境和方法都完全改变了，所以即令是完全模仿，也绝不会产生同样的结果。几乎任何已经成熟的制度，都很难避免这种传统的弊害。普鲁士—德意志的陆军，以及它的参谋本部也常常犯这一类的错误。所以在旧传统与新任务之间，时常不免要发生冲突。而在我这个时代当中，由于好几个外来的因素，更使这种冲突益形紧张：一是德国政治环境有了新的改变；二是世界上和欧洲的均势局面也完全起了变化；三是技术问题益增其重要性；四是战争已经“总体化”，其影响所及一直达到了整个世界。

很明显的，不是所有的参谋本部军官都能明了这种新形势的意义。尤其是年龄较大，而又身居较重要位置的人，特别缺乏这种了解。最近的发展要求必须沿着三军合并的路线以改组军事的体系，而最重要的就是各种兵力都应隶属在统一指挥之下。基于政治上、军事上、技术上的发展，这个要求很重要，而这个最重要的要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却并不是由陆军参谋本部提出的。反言之，战前参谋本部的领袖人物们，却始终固执的反对建立一个统一有效的最高统帅部，以配合当前局势的急需。

正和对于成立三军最高统一指挥问题的态度一样，此后遇着独立空军的建立，和装甲兵的发展等等问题，陆军参谋本部也都是反对这些新奇的观念。关于这两种新的技术发展，他们始终不曾加以仔细的研究，因为他们害怕一方面会减低整个陆军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会损失那些旧有兵种的威望。

想使参谋本部军官能够懂得政治情况的企图，又受到了两个因素的阻碍而完全失败。第一是参谋本部的传统使得他们的兴趣集中在纯军事的方面；第二是希特勒对于国家的统治，是采取一种“门罗主义”，他把每一部门的工作都完全分开，不让彼此之间有交换接触的机会。这样就显得他一个人的地位特别的重要，可是对于整个德国而言，这就是害莫大焉。

参谋本部中年轻的一代，对于这种局势的紧张程度，其感应力要远比老年人强，而且自动尽可能去寻求最好的解决方法。他们这种积极的态度却并不为他们的长辈所认同。年轻的人认为时不我与，所以不惜与老年人唱反调，他们感觉到这些传统精神的代表人，是想使他们降低演化的速度。

也就是这种顽固不化的传统观念，才使参谋本部与希特勒处于对立的地位，而造成了他对于参谋本部的不信任，在长久时间之内，遂形成一种摩擦，对于战争的进行，构成极严重的影响。

一个理想的参谋本部军官应该具有下列各项美德：忠于自己的信仰，机智，有节制，有牺牲小我的精神，具有强烈的个人信念，并且有才能将这种信念告诉他的指挥官。假使指挥官已有定见，而没有接受他的建议，他们应忠实地执行主官的意见，一切都以合于主官的愿望为原则。他应该完全了解部队的需要，并且倾全力协助他们解决各种问题。他对于战略战术、技术等等问题，都应有相当的了解，在技术方面，他固然不一定要太注重细节，但是他的知识要以能够把这种技术上的发展，和战场上的作战指挥，互相配合为原则。

当然，一个参谋本部军官，也一定要具有一切军人所应具有的道德，例如：勇敢、决断、责任感、应付的天才、身体的忍耐力以及相当的勤勉。

每一个参谋本部军官都应该照正常的规定，到部队中去工作，或是在他自己原先出身的兵科，或是在其他的兵科，这才可以使他多获得实际的经验，以供未来业务上的参考。关于这一方面，德国陆军在战前的最初几年中，实在距离理想太远了。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凡尔赛条约的限制，使当时参谋军官极感缺乏，所以无法实行轮换的制度。以后在战争期间，这种情形就更为突出。因为许多高级人员都不希望他手下有经验的参谋被调往前线，而使他们的工作产生了障碍。这种恶例是由OKW和OKH所首创的，其中有些幕僚人员在前后六年的战争期间，根本没有上过一次前线。

也许参谋本部制度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其中所有的成员，都受过一种训练，使他们对于事件的分析和判断，无论是在战略上还是战术上，都是依照一种固定而统一的体系。以这种反应的统一性为基础，就可以希望使一切的决定也具有广泛的统一性，法国称它是“思想上的统一”。参谋总长并没有指挥权力以来实现他的意志，却可以希望由于这种整个参谋本部军官团在思想程序上的一致性，而使他的影响力贯彻到全体陆军的每一个参谋。此种意识上的一致性，使得参谋本部的军官团构成了一个特殊的“参谋通迅频道”（Generalstabsdienstweg），这种现象当然不见容于希特勒。

参谋本部的战略观念，并不应以某种固定硬性的原理为基础，而应该配合政治局势的变化，以及未来新兴的各种任务。德国在地理上的位置恰好在中欧，四面都是强邻环伺，逼得它一定要研究几个战场上的作战问题。同时这种作战也一定是以优势的敌人为对手，所以对于这一方面也应详加研究。旧德国参谋本部的战略思想，主要的是大陆性质。但是由于空军的加入，表示渡海作战的问题应该加以更多的考虑。可惜这个事实却始终没有获得明确的认识。

由于可能是同时跟几个敌人作战，所以在战略上必须有一个主从之分：在次要的战场上取守势，而在主战场上取攻势。所以接着又面临一个问题——如何把这个攻势由第一战场移转到第二战场。

由于我们的资源太有限，逼得参谋本部一定要研究速战速决的办法。由此就引发使用各种形式的“摩托化”的问题。由于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曾经收到速战的效果，所以我们的敌人就为我们创造了一新名词：“闪击战”。

由于地理上的限制，德国总是被迫必须采取“内线作战”的方式，而在这种作战中，一定要攻守相间。施里芬曾经这样说过：“欧洲现在已经是一个家庭，假使在家庭里面发生了任何的冲突，那么其中任何哪一个人都很难置身事外的。”所以德国在每一次的冲突中，都是甘为戎首，这并不是说他们要比其他的民族，更为好战。这种冲突在长久时间之内，是无法避免的，德国的政治家和军人总是常常要面临这种难题。因为他们的资源太有限，所以只有尽可能企图速战速决，绝对避免长期的消耗战，和第三国的干涉。这个问题的解决就足以显出俾斯麦的政略和毛奇的战略，实在是高明，而为后人所不及。

在1918年战败之后，共和国的陆军还是完全由旧帝国陆军中的军官们统率，因为事实上再也找不到其他的人。这些军官们虽然并不赞成共和国政体中的一切改变，但是却还是准备为魏玛共和国服务。他们牺牲了许多的特权，和许多可爱的传统，其目的只是为了爱国家，希望阻止共产主义的威胁侵入德国。魏玛共和国却始终没有能够将这种临时的结合，变成正式的婚姻。在新政府与军官团之间，始终没有建立起来一种互相信爱的真正感情。固然当时的国防部长盖斯勒尔博士（Dr.Gessler），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也曾经努力于这个问题，可是却一点结果也没有。这个事实的重要性，就是使军官团以后对于纳粹党的政府，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固然不错，魏玛共和国时代的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压迫之下，对于军方还是极尽优待之能事，但是他们与军官团却始终没有能够发生密切的联系，并且也没有为军官团建立一个政治上的理想目标，所以军人和新的朝代始终是貌合神离。再加上泽克特的冷静态度，更使军官团对于政治完全置身事外。当时的参谋本部（只是一种具体而微的机构）也就是抱着这种态度。

当纳粹党刚刚兴起的时候，由于爱国心的驱使，使一些青年军官们，都感到很兴奋。德国在军备上的限制使得军官团一向感到寸步难移，所以一旦重整军备的消息发表之后，这些人就像是在十五年的窒息下，第一次呼吸到了新鲜空气。所以在军事圈内，大家都一致拥护希特勒和纳粹党，从前政府与军队间的空隙，就已经被填满了。很明显的，在纳粹党执政之后，军方的领袖是很难不受到当前政局的影响，可是那时的参谋本部的领袖人物，却反对这种新发展，最明显的例证就是贝克将军的态度。他在核心组织里，虽然也有一些信徒，但是对于整个陆军而言，却殊少影响。贝克和他的继承者哈尔德，是想利用中央控制的方式，来制止军事方面受到纳粹主义的影响，结果他们这种努力对于一般政策而言并无很大的作用。因为政策只是独立的前进，而根本不顾及参谋本部是赞成还是反对。这是第二次了，就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代一样，德国人已经自己走进了一个政治上的迷途，而且无法再走出来，因此在战争尚未发生以前，就已经感到前途是毫无希望了。于是全国的军人，在参谋本部领导之下，要从这个迷途中自己寻找出路，但是把他们领到这个地位的责任，却并不该由他们自己负。

事后德国的人民，以及国际法庭对于德国军方领袖人物的谴责，似乎都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决定政策的人是政客而并非军人，在今天各国的情形也还是这样。当战争开始的时候，军人的一切行动，都已经受到了既存的军事和政治情况的限制。很不幸的，就是当枪声一响之后，政客们就退到安全的地方去了，而只留下了军人们，用“另外的手段”来执行“政策的延长”！此处是引用的克劳塞维茨语。——译者注

在军人为战争做准备计划时，国家的政策应具有决定的作用。根据过去几年国际法庭的调查，可以证明一直到1938年为止，德国参谋本部的计划完全是属于守势的性质。因为当时的德国军事和政治环境只能容许做如此的打算。虽然从1935年起，德国就开始重整武装，可是参谋本部中的专家们，却并不存有任何的幻想。他们认为必须要有相当长的时间，始能使德国的军队，尤其是新成立的军种——空军和装甲兵——具有足够强大的作战能力。以后完全是由于希特勒个人的命令，军人们才被强迫地走上了他们所不愿意走的路线。

一直到1938年的秋天为止，陆军中还有一种制度，那就是，使在军级以上的参谋长，与部队指挥官共同负有做决定的责任。在这个制度之下，假使参谋长对于指挥官的意见表示不同意时，他可以直接向上级报告，以后由于希特勒的命令，这个制度才被取消了。结果不仅一般参谋长的地位都受到影响，而且最受到影响的却是参谋总长本身。这种参谋长与指挥官同时负责的制度，都是旧普鲁士陆军的传统，在共和国时代也仍然维持着。

上文已经说过，陆军参谋部不愿接受三军统一指挥的观念。假使这个观念能早日成为事实，那么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可以有了一个健全有效的最高统帅和联合参谋本部的组织，而不会像我们当时那种支离破碎的样子了。固然在参谋本部中，也有少数人是主张这种统一联合的新观念，但是却无补于事。尤其是海空军方面，也都不赞成合并的办法。所以三军的总司令和最高统帅部，始终是处于分庭抗礼的地位。德国的OKW是赖兴瑙将军一个人头脑中的产物，他尽量劝说希特勒和勃洛姆堡，接受他这种新奇伟大的观念。结果因有陆军参谋本部的反对，以及海空军也都不表合作，这个制度始终没有成功。当赖兴瑙在最高统帅部联合参谋总长的任内时，他始终在继续努力，想使他这个观念能够逐渐发展成为事实，等到他被免职之后，由凯特尔继任，于是这个改革运动就完全丧失了它的推动力。凯特尔这个人当然没有那样强硬的毅力，能同时对抗三军首长的反对。

在这里，我想对于OKW稍为说几句话。凯特尔元帅本来也是一个很高贵的人，对于分配给他的任务，总是尽可能努力去做。可是不久他就为希特勒的魔力所征服，时间愈长就愈不能自拔，他已经成为催眠术下的牺牲者。他一直到死为止，还始终保持他那下萨克森人的忠心。希特勒知道他对于这个人，是可以绝对的信任，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虽然他明知凯特尔的战略天才不过尔尔，但是却仍旧让他保留着那个崇高的位置。这位元帅对于战争的进行很少具有影响，他的主要活动是在行政方面，这在过去是属于军政部的范围。这是凯特尔的不幸，他缺乏足够的强度，没有能阻止希特勒发布那些违反国际公法和道德的命令。所谓“政委”命令以及其他一切罪行，其根源均由于此。结果在纽伦堡审判中，他自己偿了命，连他的家属也不准到他坟上去加以哀吊。

约德尔上将，他的头衔是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处长，事实上自从1940年4月挪威战役以后，他就实际指挥一切三军的联合作战。他也和凯特尔一样，是一个很高贵的人，同时也是在希特勒魔力控制之下，不过他被催眠的程度还不如凯特尔那样的深，所以他也还不那样盲目的服从。在斯大林格勒之战中，他曾经和希特勒发生过激烈的冲突，以后他就保持着沉默的态度，对于一切重大问题都不愿多说话。直到战争的末期，他才又恢复了他的地位。他的最后命运也与凯特尔相同。

假使这两位军人对于希特勒，能够采取另外一种态度，那么至少是可以阻止许多的坏事发生。因为惟有全体一致的反对，也许才可以逼迫希特勒改变他的初衷。但是在军事方面，却很少有这种联合一致的态度，因此才使希特勒敢于逐渐削减OKH的权力，并且不考虑任何人的反对。

但是不管怎样，他们却总还是我的同僚。

至于说到OKH方面，在波兰战役当中，它的权威还相当的完整。不过即令如此，却还是有意见上的冲突发生，结果在挪威战役时，希特勒就把它交给OKW直接指挥，简直完全没有理会OKH。在讨论1940年对西方国家作战的计划时，又更增加了彼此对立的情况。在苏联战役中，更显得裂痕强深，最后到了1941年12月，终于完全破裂——勃劳希契元帅被免职，他是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参谋本部军官。所不幸的，他这个人却不足以与希特勒对抗。他对于希特勒始终未能保持着完全独立的关系，因为他缺乏行动上的自由，所以他的行动并非无往而不受到影响，最后终于完全丧失了他的权威。

自从勃劳希契被免职以后，陆军方面就不再有一位总司令。这个位置在名义上是具有指挥权的，这个权力不是无限，就是不存在。在1941年12月19日以后，这个权力就由希特勒一个人单独的执行，换言之，从那一天起，德国传统的参谋本部制度也就事实上被撤消了。

对于我个人而言，我很引以为荣的，就是我穿上参谋本部军官团的制服，已经有十五年之久。在我的师长和我的长官当中，我曾经遇到过许多具有高尚人格的人物，这些人对于我的恩德，使我感到没齿不忘。在我的同僚当中，我曾经找到了许多忠诚耿耿的好朋友。在我的僚属当中，我也曾经有过许多最好的助手和顾问。我今天在这里向他们表示出自至诚的感谢。

在世界大战中失败了之后，德国的参谋本部曾经两度的、由于胜利者的命令，而被解散了。这两次的行动都可以表示我们过去的敌人，对于这个优良的组织，也不得不表示敬佩之意。

“所剩余的就只有沉默。”

“为与不为，那就是这个问题！”

我的故事现在讲完了。要我来叙述出我个人的经验，并且解释出我们为什么又会遭遇到第二次失败，对于我个人而言，实在是很困难。我深切明了所有的人类都不容易认清我们的错误和自己的短处。

在那段最艰苦的时期，有一位旧皇室的王子，曾经把一幅小型的菲德烈大帝的画像送给我。他在那个像上面点了几句话，那是菲德烈大帝在似乎将要失败的时候，写给他的朋友戴爱琴斯侯爵（Marquis d’ Argens）的几句话。他说：“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我内心里的灵魂，我将照着我自以为正直的路线走去，并且做我所自认为是正确光荣的事情。”这幅小像我已经遗失掉了，但是菲德烈大帝的语句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里，永远作为我的指针。虽然，我并没有能够阻止我的国家战败，但是我却想要求读者诸君相信我，这并非因我缺乏这种舍身救国的意志力。

我写这本书是想把它当作一种象征，以表示我对死者和我的旧部们的感谢之情，并且希望能使它成为一块纪念碑，以使他们的令名可以永垂不朽，而不至于湮灭。

谢选骏指出：德国参谋本部的两大巨头——鲁登道夫和希特勒一起政变，兴登堡把希特勒扶上了马……以此完成了德国参谋本部的自我毁灭。而希特勒最大的历史功绩，就是彻底完成了“西方文明的没落”，在全球范围实现了“欧洲霸权的边缘化过程”——从此以后，欧洲的命运开始由两个半欧化的边缘国家——苏维埃联邦和美利坚联邦（合众国）分头主宰了。亚洲也是如此，苏联和美国分割了势力范围。英法两国早知如此玉石俱焚的帝国末日，何必当初凡尔赛和约逼迫德国太甚。

【附录：古德里安生平大事年表

1888年6月17日生于维斯瓦河边的库尔姆

1894年在阿尔萨斯州科尔马尔入学读书

1901—1902年卡尔斯鲁厄军校肄业

1903—1907年柏林中央军校肄业

1907年2月28日入第十轻步兵营任见习官

1907年4—12月入梅斯战争学校受训

1908年1月27日任少尉职

1909年10月1日调驻汉诺威省

1912—1913年在第三通信兵营服务

1913年—一次大战爆发在柏林陆军大学服务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1914年8月2日—1915年4月任无线电台长，首先在西线战场第五骑兵师中工作，后又调到佛兰德战场第四军中服务

1914年10月升任中尉

1915年4月—1916年1月担任第四军的助理通信官

1915年12月升任上尉

1916年1月—8月担任第五军的助理通信官及在该军各附属单位中服务

1916年8月—1917年4月担任第四军的通信官

1917年4月转任第四步兵师的参谋官

1917年5月暂代第五十二预备师的参谋长

1917年7月暂调第十预备兵团服务

1917年8月重回第四步兵师服务

1917年9月任第十四步兵团第二营营长

1917年10月在C军区任参谋官

1918年1—2月在色当受参谋军官训练

1918年2月28日调陆军参谋本部服务

1918年5月调任第三十八预备兵团军需官

1918年10月调任德国在意大利占领区军事管治局行政科长

◎边防军时代

1918年11月在柏林普鲁士军政部东部边防总局中服务

1919年1月在布里斯劳南区边防指挥部服务

1919年3月在巴登司坦北区边防指挥部服务

1919年5月在“铁师”参谋处服务

1919年10月在国防军第十旅服务

1920—1922年任第三轻步兵营第十一连连长

◎两次大战之间

1922年1—3月在慕尼黑第七摩托化运输营实习

1922年4月1日调国防部摩托化司服务

1924年10月1日调第二师师部服务

1927年2月1日升任少校

1927年10月1日调回国防部任职于陆军参谋本部中的运输处

1928年10月1日兼任柏林摩托化运输兵训练处的战术武官

1931年2月1日任第三摩托化运输营的营长

1931年2月1日升任中校

1931年10月1日调回国防部任摩托化兵总监部的参谋长

1933年4月1日升任上校

1934年7月1日任装甲兵司令部的参谋长

1935年10月15日任第二装甲师的师长

1936年8月1日升任少将

1938年2月4日升任中将同时接任第十六军的军长

1938年3月10日占领奥地利

1938年10月2日占领苏台德地区

1938年11月20日升任二级上将并接任机动兵总监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年8月任第十九军的司令

1939年9月波兰战役

1940年5—6月西线战场之役

1940年6月1日任古德里安装甲兵团总司令

1940年7月19日升任一级上将

1940年11月任第二装甲兵团总司令

1941年10月任第二装甲军团总司令

1941年12月退为预备役

1943年3月1日任装甲兵总监

1944年7月21日兼任陆军参谋总长

1945年3月28日被迫去职

（另起一页）

【第三部分】

【帝国的陷落】

【（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另起一页）

【前言】

书绝非迟暮的自辩，亦不作自首陈词。我并不打算以此为一生忏悔。确切地说，它是一番和解的尝试，并非与我身外的世界，而是与我自身和解。它不指望得到谅解，只在帮补理解。

两年半，我曾任希特勒的女秘书。由此不难想见，我的生活至今风波不断。1947到1948年，记忆尚鲜亮，我落笔写过与阿道夫·希特勒唇齿相依的日子。那年代里，“咱们全体”眼望前方，同行者遭清洗遭驱逐——运动出乎意料地成功。当年执笔理当不苟言笑，主调也罢，小插曲也罢，我都要牢牢握住，以免有一天，那些将来或许还有点用处的细节，会纷纷随风飘散或泯灭于遗忘的墓堆。

词句毫不检讨，又显亲亵，再翻几十年前努力克制着写下的手稿，我又惊又愧，这不正是当初试图避免的吗？我怎会竟如此天真，如此轻狂？因此，我至今怯于将手稿在祖国付印。另外也因为，眼看针对阿道夫·希特勒及其“千年帝国”的批判如潮，我个人的历史和视角，又有何成书的必要呢。我也害怕追逐轰动效应，乃至把书变成对错误年代的赞许。

我从未掩饰我的过去，然而战后多年，这个世界偏偏为之粉饰：她多么年轻，不谙世事，上司心如蛇蝎，外貌却平庸中和，她怎能洞察，云云。非纳粹化委员会给我以“小跟班”定性，减免罪责。连听过我陈情的熟人——纳粹政权的同谋也好，遭纳粹政权迫害过的异见分子也好——都异口同声如此认定。我乐得接受这类无罪宣判。乃至纳粹德国天崩地坼时，我甚至还加倍隆重地庆祝了自己25岁生日，从此抱定明正决心：就活下去吧。

到上个世纪60年代中期，我才开始认真反思我的经历，以及渐渐肿胀的负罪感。过去35年间，这不啻折磨：去了解自己，去挖掘当时的动机，太难了。就让自己这样说：1942年我才22岁，太年轻，又满心好奇，叫阿道夫·希特勒迷得神魂颠倒，他是个和蔼的上司，又像父执一样的朋友，坊间的告诫我通通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我追随他陪伴他，最后几近悲惨收场。他的罪恶如今路人皆知，我也将为负罪感缠缚至咽气一刻。

两年前我认识了作家梅丽莎·米勒。她找我作时代证人，回答好些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问题，比如他于艺界的雅好等。谈话多涉及我的生活，尤其是与希特勒相遇后所受的潜移默化。梅丽莎·米勒属于战后出生的第二代，眼光囿于她关于第三帝国罪恶的识见。幸而她不是以正义自命的那类事后诸葛亮，思考方式并不片面。她垂听着，我们这些从前站立在元首的光环下的时代证人到底还有什么可讲述的，她步步寻索来龙去脉。

“我们不能将传记当作事后辩白，相反我们得肩负这些生活下去。然而，我们可以修正自己。”赖纳·孔策在《一年日记》中如是说，尤其对我，这引言意味深长。“人们并不单单要求你公开下跪，”他继续说，“沉默的愧色比任何告白更具说服力——也更真诚。”因此梅丽莎·米勒说服了我，将这部手稿公开出版。既然她能借此理解，向法西斯希特勒屈膝曾是顺理成章的事，而那年头要清醒意识到我们正倾力于一场种族大屠杀，却那么不可思议，我想，读者也能理解吧。但愿如此。

去年梅丽莎·米勒又把安德烈·埃莱尔介绍给我，在我看来，他不仅是位极富魅力的艺术家，还是个坚持政治正确的积极分子。我们谈及那个叫特劳德尔·胡姆普斯胡姆普斯是作者的婚前姓。这里是指，他们谈起少女容格，而多年后已成老妪的容格对少女时代的所为不再认同了。——译注的女孩子，我与她势不两立经年，而这场深谈给我的可贵启示绵绵无尽。整个过程都用摄像机拍下来了。安德烈·埃莱尔与奥特马尔·施米德拉尔将素材整理成纪录片《在死亡的角落》，可与本书互为参照。

书中的讲述者，时而是少女容格，时而是老妪容格。少女容格，把对纳粹政权所谓内幕愈发浓烈的好奇心改写为回忆札记出版，企图借此为自己辩护，少女容格仿佛已经死了。老妪容格却再不想扮演道德信徒了，她不过希望还能更深一层反思，而非像当初的企图一般流于泛泛：君子之貌太容易媚惑人，所以透视永远必要。人该听从来自良知的声音。认罪与改悔其实无需预备太多勇气。世人总得一边缴着学费一边自我改善。

特劳德尔·容格2002年1月

（《在阿道夫·希特勒身边的日子——写于1947年》，特劳德尔·容格）

谢选骏指出：追随者都会吃后悔药——当其投资失败的时候，因为投资就是投机，而不是义工，更不是献身。不过平心静气说来，能够忏悔总是好的，因为生命一直向前，不该一味刻舟求剑。

【编者按】

以下是特劳德尔·容格于1947年到1948年间所写的个人叙事，在此以原貌发表。在容格女士的协助下，文章只作了正字拼写及少量冗字的轻微改动。这些轻微改动在文中以［…］符号标示。

【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1】

一般而言，关于女秘书之前上司的一切，不至于撩动人们的好奇心。我当过3年希特勒的女秘书，这之后，无论走到哪儿，总有人问：“您说说，他这人到底怎么样？”从无例外，第二个问题随即跟上：“贴得那么紧，他可对您私下里说过什么没有？”而我的回答，总让他们大扫其兴，或者他们干脆就不相信，我既没有见识过希特勒举世闻名的歇斯底里，也说不出希特勒到底有没有嚼食地毯的嗜好。我当上希特勒的女秘书，并不因为我有多大的能耐，也不因为我在纳粹党内从来安分守己，顺服上峰。或多或少，只不过出于偶然。

如果一切能够重新开始，我不会选择当希特勒的女秘书，而该顺应我原来的梦想，走舞蹈演员的路。但愿，在此将所有的事情一五一十说清楚，就能理清我的思路。我与妹妹早年都上过体操学校和舞蹈学校，那时我从不怀疑，将来的职业也无非是体操或舞蹈演员。不幸的是，我们太穷了，从舞校一毕业，我就得考虑，在这年纪上，我得尽快赚点钱养家。那时候，我把世事设想得太美好太轻松，当个办公室文员，待遇颇丰，足以负担我上业余舞校的费用。然而这世界并不如我所想象地那么简单，比方说，得找一家公司，既给丰厚的薪水，又给我足够的业余时间来培养个人爱好。不过后来我还是如愿以偿，找到了一位雇主，满足上述两个条件，至于工作本身，我是绝无一丝兴趣的。我只想，文员的饭碗，反正不会长久端下去，那满塞着打字机的世界会让我忍无可忍，总有一天，我会一走了之。当然，首先得参加舞蹈考试。那年，战争开始了，渐渐地，每个人都感受到了时势的束缚，每个人都必须把义务放在首位。所以我也得放弃经济上的考虑，而服从国家的利益。1941年我顺利通过了舞蹈考试，又与公司打了一场辞职的拉锯战，公司坚称，职业选择和岗位限制根据《德国生存空间新法令》，以国家意志的名义，纳粹党对职业分工的设想和计划都作了规定：上岗和换岗均受控制，并以“职业义务”为准绳。都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人们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而只能并且必须做那些对国家来说最重要的事。现在国家明明紧缺女秘书与速记员，不需要舞蹈演员，舞蹈演员纯属多余。我那年都21岁了，战争却不见得会闪电结束，看来还会持续很久。再过几年，千辛万苦练出来的灵活四肢，不免要生锈了，最后我只好埋葬了舞蹈演员的梦想。也许梦想肥皂泡的破灭，也不全出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对那家公司和那个上司，我可是憋了一肚子气，辞职未允，还受了一顿谩骂，说我满心个人主义，把生活弄得一塌糊涂。公司总算放我离开那岗位后，不管再出多高的薪水，我也不愿意回头多望一眼。从此，生命中的雪崩滚滚而来，到1945年在柏林，几乎将我整个儿卷入地底。

妹妹英格那会儿在柏林的德意志舞团当演员。她一位女同事是阿尔贝特·博尔曼的亲戚，通过此人，我得到元首办公室一个工作空缺，到达柏林，那真是美妙的一天。工作环境和职位对我说不上有多大的吸引力，可毕竟是走出家门的第一步呵，去见识首都，去经历新的生活，那才是魅力所在。除此之外，待遇也颇可观，于是我没花多少时间考虑，就答应下来，奔向柏林。有生以来第一次睡卧铺车厢的旅行太让人激动了，而眼前那座叫做“新帝国办公室”的迷宫，还来不及想象，这决定根本没经大脑。可要是现在退缩，未免太不好意思了。主管阿尔贝特·博尔曼将我引见给他的哥哥马丁·博尔曼。他和善可亲，很容易令人产生好感。我让安置入“元首办公室”的一个分支部门，负责每日将寄到元首名下的邮件分类、转寄，某些邮件可以自行处理。这工作并不累人，我的任务也不重。元首办公室总管阿尔贝特·博尔曼同时兼任希特勒副官，不常呆在柏林。偶尔，我也会问自己：为什么他们要从慕尼黑找一名女秘书来替他们服务？我坐在这座极尽奢华的大楼里，滑行于亮晶晶泛着蜡光的大理石地板上，等候下一项任务下达，有片刻的失神。不久，我平静的生活卷起漩涡。传出风声，希特勒需要一名新的女秘书，就在总理办公室内选拔。

所有的女秘书、女速记员、女实习生和勤务员都在谈论这一热门话题，掩抑不住内心的兴奋。给速记员和打字员还开设了专门的课程，好让大家为选拔做好充分准备，我当然也必须参加。根据上头安排，我接受了“元首私人助理”的培训。培训地点也在同一楼内，其他部分课程得越过公园到另一个地方去上。这场选拔，我其实并不曾抱有多大信心，一来，我本来就不相信所谓“志在必得”一说，二来，我也没什么兴趣当希特勒的女秘书。每每看到别的女孩子手指如飞梭一般点在打字机键盘上，我仅有的一点自信都荡然无存了。但是，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到了决胜局，我一点儿也不紧张，反而打出了最低的错误率，排名第一。那也是美好的一天，我紧紧攥住车票，车票其实是命令：第二天，我和其他九个女孩子必须乘坐专车到元首的主指挥部那儿去，与元首面对面，接受拣选。

那时候，希特勒身边有三名女秘书，其中最年轻的一位，克里斯蒂安太太刚刚结婚，要辞掉工作。另外两位，沃尔夫小姐和施罗德小姐已经当了十年女秘书，兼任随员。长期没有规律地生活，加上又上了年纪，工作效率已经跟不上了。有一天，希特勒要口述文件，沃尔夫小姐病了，施罗德小姐在柏林看戏剧。希特勒勃然大怒，在他需要记录和打字的时候，身边居然一个人都没有。副官博尔曼让他劈头劈脸痛骂了一顿，元首下旨，这样的情况别让他再碰见一次。得找一个年轻的新秘书，分担一下两名老员工的重负。这样，1942年11月底，奉“最高统帅”之命，这些年轻女孩子就经过了筛选。晚上，我们从柏林登上这列专车，“目的车站”全然未知，次日一早，列车停在东普鲁士的拉斯腾堡。到了那儿，访客们得到另一个站台等候机动列车，列车往林子深处进发。博尔曼将我们接走，列车载着余下的乘客继续驶入冰雪覆盖的森林。除了元首指挥部，这儿再也没有其他楼房。博尔曼带我们到预定的住地。我们留意到，另一道铁轨上原来还有一班列车。我们将会住在车里。博尔曼还告诉我们，我们当下其实仍只在元首指挥部外围，这列元首个人专车会一直停在铁轨上，直至元首接见过我们，并从我们中挑出一位为止。

（谢选骏指出：1969年，林彪的儿子在各地选秀，是否是在这里得到了启发？果然仅仅过了两年，林立果就殒命沙漠了。）

这辆列车实在值得细细描述。它简直就是一座管理完善的宾馆，一切人能享受到的舒适设备，里面应有尽有。后面，我将会记述在这列车中的一次旅行，所以，这些姑且留待到时再详细说吧。女孩子们给安置在访客车厢，每人一个单间，有训练有素的仆从来回服侍，除此之外，便只等待让元首接见了。然而，好些天过去了，什么大事都没发生。这段日子，我们只结伴儿到林中散步，一直走到那道栅栏把我们拦住，栅栏连着带刺的铁丝网，全副武装的卫兵冲我们要证件查验，还质问通行口令。可惜我们当中谁也不懂这些规矩，我们并不是故意要冲撞禁区的，只不过像玩“狗仔队”一样，好奇想看看元首指挥部究竟是什么样子的罢了。那会儿，我们才发现，树木和灌木丛中，原来到处藏着无数小屋子和小碉堡，精心整修的小径蜿蜒曲折，穿制服的人们就住在这儿。渐渐地，满目妩媚的冬日田园风光，我们干脆把眼下的日子算作一场舒舒服服的度假，至于自己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几乎都忘了。餐车小厨房里备有精致的饮料，侍应们好久没在这儿见过那么多女孩儿了，恨不得一下子要把我们宠坏，晚上还特意给我们捎来可口的利口酒。

脑子里都快没了这号事儿了，伟大的一刻突如其来，我们措手不及，事情大概发生在某个午夜。我们都睡了，元首指挥部派出两名勤务兵，把所有人唤醒，带到“元首”那儿。发卷儿得赶紧摘掉，鞋子忽然找不出来，手指颤抖不已，衣服扣子半天没好好系上。大家挤在一起尽可能快地刷好牙，因为众所周知，所谓“德国女郎”不该抽烟，或者，至少不能让别人闻出烟味来。

终于，我们踉踉跄跄顺着小径走入阴森的林子。那两个勤务兵给我们指路，在检查站，我们逐一让灯笼照着查验过，眼都花了，这才领到进入禁区的临时通行证。那两个大兵居然能在一团漆黑中摸出路向来，太不可思议了。偶尔，树丛中会亮出一盏节能灯，好给人们指引方向，在我看来，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莫测。我揣摩，那两大兵大概不至于像我们那般兴奋吧。（我们中没有一个曾经近距离见过希特勒，我们只晓得，在柏林或是其他地方，至少有千百人曾经远远瞻仰过他）这一切，都令我们这一番体验更扣人心弦。谁能轻易就站到国家元首面前呢！

最后我们走到一扇重重的铁门前，铁门寒光闪闪。虽然很暗，我还是辨认出了建筑物的轮廓，那是一座相对矮小的碉堡。全副武装的卫兵站在入口处的传令室，不曾逐一查验，就放我们通行了。连我们不算小的手袋都没有搜查，大概他们不大相信，手袋里面会有武器或窃听器一类的东西吧。我们神情恍惚的面孔也并未引起怀疑，我想，我们这个样子，不像去见证一个伟大的幸福的场面，倒像排着队去送死。

过了那道门，我们走进微微亮着的水泥过道，两侧又是一道一道门，就像在一座巨型水泥碉堡里，拐入左手边第一道门，进入等候室。等候室大约12平方米，原供希特勒的侍从和传令兵歇息之用。

希特勒的侍从说，希特勒正在喂他的狗，我们还须再等待一会儿，让我们围坐到圆桌边，木椅是农家样式，非常舒适。当然，我们就向他请教，我们该怎样向元首问安。他说，希特勒会先问我们好，然后，我们该这么回应：“嗨，希特勒！”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对狗比对人还要好——所以才能发动战争、草菅人命。）

我们还想知道，我们是不是该伸出手臂，还是该弯起手臂，挥动致意。这时候，博尔曼进来了，命令跟他上去，希特勒正在他的工作间，要接见我们。我们应该尽量举止大方，不可羞答答的。

狭长的过道拐了几个弯，前面就是茶室，我们就站在工作间高大的双翼门前。侍从海因茨·林格先敲过门，推开，说：“我的元首，柏林的女士们已在等候。”

我们走入这个大房间，就站在书桌前。希特勒微笑着走近我们，缓缓举起手来，向我们致礼，然后与每个人握手。他的声音又低沉，又丰满，他逐一问我们，叫什么名字，家乡在哪儿。

我是最后一个回答的，也是惟一的慕尼黑人。他继而问我的年龄，再次泛起微笑，目光在我们身上扫过——他那种著名的检阅的目光，又举起手来致意。我们就这么退回去了，连那句“嗨，希特勒！”都没来得及说。

出来之后，那股紧张和兴奋的劲头儿烟消云散，大家开始吱吱喳喳地嚼起舌头来，谈论希特勒握手的方式啦，他摄人心魄的眼神啦，他的身材啦等细枝末节，在这么一场意义非凡的会面中，一切细枝末节也都意义非凡。

任务完成得如此圆满，博尔曼得意洋洋，还带我们到几步之外一家部队俱乐部，送我们每人一杯子香槟酒，以示庆祝。

士兵和军官无不为我们的到来而雀跃。因为太兴奋，所以愈发饿起来了，我们吃了好些加料的面包。最后，博尔曼送我们回专车。

第二天一早，传令兵就起身去接旨，看希特勒看中了我们中的哪一位。我们猜测，他的选择标准，准是我们的外貌。到第二天博尔曼向我们解释原委的时候，我们都很不好意思，原来事情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我们还得等着参加一场听写测验。元首专车的工作人员，来自禁区的访客，偶尔还来车厢看看，他们放出口风，就女性风姿而言，我有极大的可能性，成为希特勒的女秘书。一来，希特勒对慕尼黑和慕尼黑人抱有强烈好感，二来，我长得很像埃娃·布劳恩。然而，我又是一个实打实的“逢考必输”的典型，所以，对即将到来的听写测验，我倒也没抱什么希望。

那阵子，我们还按照原先的分配呆着，好几个星期，希特勒什么时候会举行听写测验，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只能等待，直到他能腾出一个适宜口授的日子为止。闲着也是闲着，我们有时也去帮帮那两位老秘书干点活儿，比方说，整理圣诞礼物和圣诞礼金的发放名单。我们也在空地上堆雪人，次日总让元首指挥部的卫兵毁掉，因为他们认为，这里是何等所在，堆个雪人实在太不严肃了。对我们打雪仗，他们也是一肚子气。

雪仗打罢，我回到自己的车厢里取暖，头发湿漉漉的。就在这一刻，那扭转我一生的号角，吹响了。

我跟同伴，一位金发女郎，听元首副官安排，参加听写测验。又一次，同样的兴奋，同一条路，通向元首指挥部。

我像一只献作祭礼的小羊羔。一旦出了什么错误，伯辰女士会出手相助。等了几分钟，又一次由林格领到工作间内，听希特勒的指示。这一回，我身后的门锁上了，我与希特勒单独相处。

我发现，他戴上了眼镜。眼镜款式老土，镍框的廉价货色——当然也有可能，那其实是白金镜架，不过无论如何，算不得好看。

他又一次向我伸出手来，让我坐到打字机旁，紧挨着他的写字桌。我揭开打字机盖子，卷纸，他柔声细语，像哄着一个小孩子那样，说：“您不必太紧张，我口语中的错误，一定比您记录中的错误多得多呢！”

我向他保证，我会尽量放松下来，可惜我的手不住地颤抖着，揭穿了我的谎话。当他说出第一个句子时，我的手指完全不听使唤了，连一个单字都没记准。

我满怀惊恐地看着打出来的这一行字，那就像一行中文字一样，一个字都不认识。我努力努力要让自己集中精神跟上他的思路，让自己的手指镇静一点儿。

这时候，门敲响了，侍从进来，报上赫韦尔的名字——那是希特勒与里宾特洛甫之间的新闻官。赫韦尔跟希特勒还没讲几句，就让里宾特洛甫的电话给打断了。我亲眼看着，希特勒自自在在，打起电话来一点都不拿腔作势，谈起我从前的上司，他谦和地称呼人家为米勒先生或舒尔茨先生，我慢慢平静下来。接下来的听写，我打得又快又好，没再碰上什么困难。只是，那份口述的内容，我那天一无所知。我想，大概那是一封感谢信，永远都不会公开的。

打完字，我把信纸折起来交给元首。

那会儿我还不晓得，我本该加宽行距，好让元首容易修改。告辞时，他坐在写字桌旁，再三说，我写得很好。

我轻轻松松步出房间，刚到门口就碰见小组长博尔曼，他原来一直就坐在外面的椅子上，望着时针，捏了把汗，生怕我在里面犯了傻事。我说，一切顺利，他当即松了口气，跟我一样，这桩任务也可算完满了。后来我才明白，原来他怕的是失宠，他当时最大的劲敌就是他的兄弟，两人都想通过为希特勒拣选女秘书，削弱对方力量。

伯辰女士原本打算在这一环节把我过滤掉。好在我在测验中表现差强人意，她便又满意起来。我正在等候室给大家汇报刚才的经历，我已经熬过来了，可我的同伴还在等着同样的测验呢。那一刻，希特勒忽然出现在门口，他走进来跟我们一起围着圆桌子坐下，询问我的家庭背景和以往的经历，并再次夸道，我写得很好。

我默默咀嚼：“您还没考验过别的女秘书呢，怎么能认定，我就做得特别出色。”还不曾与别人较量，命运已将“胜方”的标签贴到我身上，一时，我糊涂了。

希特勒似乎并不准备继续考验别的候选人了，反而，他已经认定，我很对他的胃口，能让他满意。于是，次日，其他九个女孩子通通运回柏林，只我一人，从此留在“狼堡”——元首指挥部的别称。

现在，我又要搬家了，从专车搬到女秘书宿舍一个单间内，得到一个出入行走于禁区的许可证。这里离元首的宅第不过百米。

对于膳宿，我其实并不十分满意。我爱光，也爱空气，此地死气沉沉的战壕氛围，叫人难以忍受。我的客厅倒有扇小窗口，只是倘要睡觉，还得回到密封的卧室里，卧室不算小，可一点都不舒服，还比不上以前专车里我那节车厢。空气只由天花板上一口通气扇交换。那通气扇要是停了，气都透不过来。那通气扇要是开着，小房间里就鼓塞满了气流的轰鸣声，好像坐在飞机舱里一样。出于这个原因，另外两位秘书，沃尔夫女士和施罗德女士都搬了出来，平常，她们就在工作间的沙发上打盹儿，并要求换一套房子，要指挥部前有窗子、又大又亮的大房子，客厅和工作间连在一块儿的那种。我学着她们，到总务部向博尔曼申请援助，很快得到入住许可。未知的未来，我会将自己安顿在这里了。

每每希特勒口授，他都会朝我走近，我总不由自主地紧张起来，神经兮兮的。我也不知道，这究竟又算是一场测验呢，还是我已经在履行自己的义务了。1943年1月30日，希特勒又召我去。一进门，就看见另外两位秘书也都在，于是我想，这回肯定不是口授记录的任务了。我想，今天大概是一场宣誓或授予职务的仪式，这对我来说未免小题大做了吧。希特勒说，他对我非常满意，并且他的两位秘书也如此评价，我能胜任这份职务，我是否愿意留在他身边呢。我对此毫无异议，我才22岁，对政治一窍不通，只觉得那实在太好太好，站在这么重要的位置上，简直让人振奋不已。当场，我就回答：“愿意。”

会面并未随此结束。希特勒似乎还有话要说，他好像正在搜索合适的词句。然后，他微笑着，有点儿笨拙，说，我还是太年轻了，这儿却有那么多男人，他们平常都不能回家，嗯，呀，大兵对女性的仰慕可是分外强烈的，那么，我可得多加小心，矜持一点最好。倘若我受到谁的骚扰，不管谁的骚扰，我可以在任何时候直接找他告状。这样，我就算是得到一张护身符啦！

这一层我可没考虑到，我只想着，我得赶快写份证明，证明上要清清楚楚写着，我是用国家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我属于党，我将坚定地宣誓，我会保守机密。可是这时候，希特勒却在为我的贞洁名声担心。我一下子轻松了，我可以跟他推心置腹啊，至于私人关系这种事情，请他不必担心，我非常感谢他的护爱。他笑了，嘱咐我的两位长辈级同事，好好提携我。于是，我正式成为希特勒的女秘书。

从此，除了额外度假的几个星期，我天天都能见到希特勒，都能跟他说话，陪他一起工作，一块儿吃饭。

谢选骏指出：俗话说“仆妇眼中无英雄”——我看，这一方面是由于仆妇眼拙目盲，有眼不识泰山；另一方面是由于“英雄”在仆妇面前也显出了他的仆妇的面目，甚至变成了仆妇一样。例如毛泽东和他的女秘书们一起看香港电影，还品头论足的。）

【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2】

没费多长时间，我就适应了这个陌生的新世界。此间的自然、山水、林木都是诱使我热爱工作的缘由。这里毫无办公室氛围，这里没有固定工作时间，我自在林中散步，只顾着享受一切。大城市，我可一点儿都不想念了。

希特勒却埋怨，人家给他挑的这块地，是最便宜、最潮湿、气候最糟糕的蚊子王国。我倒是处处寻见惊喜。至少，入冬后东普鲁士的景致美妙得不可言传。银妆素裹的桦树林，清朗的高空，辽阔的大地和星罗棋布的湖泊……我永难忘怀。

到了夏天，我可得向我的上司争取个人权益了，因为此地滋生着无数蚊子，蚊子以我们的血为餐。空气又闷热又潮湿，有时甚至让人气也透不过来。即使天气如此糟糕，希特勒仍然雷打不动，每日例行出外散步。独自躲在自己的属地里，他只与爱犬“金毛”厮磨，早餐过后，他到附近一带转个小圈儿，这附近一带，与他的堡垒是连在一起的，专为他这一嗜好而辟。在这里，他的牧羊犬小姐会展示自己的艺术天赋，我亲眼看见，它的主人是怎样把它训练成一条好学上进、迅捷灵敏的狗的。若金毛比平常跳高了几厘米，或者在平衡木上多逗留了几分钟，希特勒会笑逐颜开，然后强调，他最爱的休闲方式，莫过于伺弄爱犬了。

金毛的成绩果真讨人欢喜。它一跃从轮胎圈中穿出，儿戏般跳越两米高的木墙，还会爬上高高的梯子，把它漂亮的小娃娃放到顶处的平台上。这一人一犬锻炼来锻炼去，乐此不疲，即便只在一旁看着，心里也高兴啊。

有时候，边上也有人驻足，一同观看他们的游戏。最初几个星期里，这也是我与“元首”惟一的沟通机会了。他若见到我，总亲切地致个礼，握握手，问我，最近过得可安乐。

至于听录的工作，他从不召我。头四周，我的主要任务只是，每天早晨做好准备，打听一下可有事情吩咐，可惜，无论侍应，还是电话接线，我都捞不上一点事情让自己尽尽本事。

于是，时间都让我打发来熟悉周边环境了。希特勒有两名侍卫官，海因茨·林格和汉斯·容格，每两日轮值。他们俩都是从敢死队里千挑万选出来的，忙得不得了，责任也重。

“侍卫”这官衔根本涵盖不住实际的职能，他们不但是管家，还要兼作导游、小厮和丫鬟。

侍卫的工作是：每天早晨叫醒希特勒，也就是说，敲响他卧室的门，准确报出现在几点，呈递早报；待他对早餐菜单点过头后，马上备好餐饮，吩咐厨房上菜，侍服希特勒用膳，他们必须将一切整理得井井有条；清洁洗手间，收拾房间，摆好家具器皿，为希特勒预约牙医和理发师，料理家犬。

除了林格，没人能将上司的个性和癖好，甚至情绪、心思都摸得一清二楚，林格有这种天分。他会察言观色，在肃穆气氛下，绝不越格，只动用一点点得体的幽默，便把大家都解救出来了。林格最精乖，所以，一点都不奇怪，纵使身边有一大帮男仆和职员侍候，希特勒仍喜欢在外间使唤林格。就一条负面新闻，希特勒也会使个眼色问问：这么做是否明智？有时侍卫也会说出点建议，不过最好是站在一旁干等，直到希特勒打起他午觉的盹，重新有了好心情为止。

我们当秘书的，必须随时与侍卫们紧密联系，因为他们会传令下来，吩咐我们现在是否要马上就位工作。由此，我们得以了解希特勒的生活习惯，其中的星星点点，我们都是后来跟他久了，才体会到的。

除了侍卫，元首指挥部还常住着希特勒的副官长、侍卫队队长尤利乌斯·绍布。若认真作历史研究，他这个人其实不值一提，不过，今天还老有人向我问起他，何以一国之君那么器重这么一个滑稽小丑，甚至对他倍加信任呢。我将试着解释一下，虽然个中内情，其实我也并非全然明了。

这个好人尤利乌斯有着极其鲜明的个性，［…］我跟他并不熟，所以要述说关于这个人的简史，恐怕亦非百分百精确，百分百与事实相符，不过既然我必须要写，也只好这么让他上场。早在纳粹党草创的灰色年代，绍布已是党员，他有最早的党员编号。那时候，他被问起过一次，到底谁在操纵着纳粹党的政局。尤利乌斯·绍布当时正在替希特勒擦拭靴子，就站在长官侧畔，他回答说：“当然是我——以及希特勒。”顿了顿，他补充：“还有韦伯！”［…］

绍布的双腿在世界大战中受过伤，成为跛子，此后加入纳粹党，在党员大会上赢得希特勒垂青，成为近从，希特勒到哪里指导，他就拄着双拐跟到哪里。希特勒觉得，绍布身有残疾，不宜在党内居高位，就收他当侍卫。在希特勒的提拔、信任和倚重之下，他不久便变得举足轻重，他当了相当一段时间副官，最后恃着老资历——战争年代即入党，又跟随希特勒多年，他顺利升任副官长。在一众秘密随员中，他最得希特勒信任，希特勒几乎离不开他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绍布先生也是我们几个女秘书的头头。我们也得替他整理信件，这些信件大部分是希特勒圈内的熟人写给他有事相求的，希望能让他在元首面前帮着陈情，我们以私人副官的名义将这些陈情信一一归类，或首肯，或回绝。

他口授，我们直接记录，这样的写信法子，其实也不常用，一般要将拜仁方言先翻译成标准德语，自己得先弄懂。尤利乌斯·绍布特别晓得把握分寸，可他也太好事了点。一切小道消息他都感兴趣，好在指挥部里替元首解闷。每个笑话，早上理发时从谁谁听来的，过阵子就让他传到主子那儿去了。

出于对元首的爱戴，好长一段时间，他戒了烟，只还保留喝酒作惟一的嗜好。嗜酒到那程度，简直不可理喻。夜深人静，他房间还灯火通明，要么呢，娱乐室或另座别墅，他跟别人边灌酒边聊正经的要事。更不可理喻的是，一清早他居然能八点钟准时起床，跑去理发，然后巡视一圈，恃着起得早，到处发号施令，这么散步回来，待整个营地都进入紧张状态，他才满意，回来钻进被窝，一睡睡到中午。

起初，希特勒总跟近从和将军们在娱乐室会谈。他从不准时进餐，即使进餐期间，周边也须有人随时应得上他的公务吩咐，后来有几个月间，他就改了，回指挥部一个人吃饭。只有在希姆莱、戈林、戈培尔或是其他身踞高层的稀客到访时，他才跟客人在房间里一起吃。我们有个常驻厨子，烹饪功夫好极了，可惜菜式颇为单调。他是柏林人，所以得暂时离弃自己的出身，多听听建议，动用想象力，做出拜仁口味来。他本名京特，知道的本名的人可不多，连希特勒也只拿诨号唤他“克吕梅尔”。厨房门后贴了幅大海报：“谁要不尊敬克吕梅尔，蛋糕就不好吃！”克吕梅尔为隔离区的全体工作人员做饭。他每天负责喂饱200张嘴，张罗无数碗碟。对他来说，当食堂大师傅一点都不稀奇，人家本身就在军队炊事班呆过多年，单要替一棵菜用神，未免大材小用了。心底里，他最看不起那些素食者了。不论如何，现在就他来打理“元首”的膳食——方圆几里都找不到另外一个厨子了，而希特勒又是这一带的大爷——他老得做全素食谱。后来在山庄里我也得以陪座，说句实话，在这饮食方面，我与希特勒甚为投契。他是一个沉默的食者，食风果断。只偶尔抱怨，菜式太单调了点，他只吃素菜，不要肉，总觉得少了点什么似的。克吕梅尔认定，没有肉吃，一个人是活不下去的，所以每份汤中，大部分的菜肴里，他都浇上一勺肉汁或者一点点猪油。元首每每识穿这把戏，勃然大怒，骂道得了胃病准是这个弄的。打后他便只准克吕梅尔做浓汤、土豆泥，里面绝对禁止添加任何动物成分。从此他的菜谱一成不变，了无意趣，可想而知。

渐渐地，我也与林格熟落起来，一块儿在文娱室吃饭，一块儿绕着营地散步。

四个星期后，1943年1月30日，我接到希特勒的命令。那会儿我还在文娱室吃饭，一个传令兵径直走到桌边，吩咐我马上去见元首，事情那么突兀，得承认，我惊慌得跟头一回见元首一样。大白天地下这么一道紧急命令，太不寻常了！我扔下饭菜，赶往对面的元首指挥部。容格那天刚好值勤，跟我说，元首其实打算口授一份纪念开战十年的讲话。这我可完全没想到！在这种场合下，希特勒准是要演讲的。不过这回，他不会在公众面前，而是通过广播演讲，以及发放新闻稿。

几分钟后，我已经来到工作室。这次，我才有点闲心，好好瞧瞧这房间。

这儿果然格外舒适，尤其当人们走过逼狭的门廊，那幽暗又不自然的灯光中，推开翼门，来到这工作小室的时候。侍从通传，我向元首致礼。

他穿着那条熟悉的黑裤子，还有土灰色的双折大衣，花白衬衫，打黑领带。我从未见他穿过别种样式的西装。大衣毫无纹饰，只钉了银质钮扣，缎带什么的一律没有。左胸一侧别了一只金质党徽——大十字和黑花边。

希特勒还在吩咐侍从这个那个的，与下一刻的军事简报有关，我偷空环视这房间。五扇大窗，彩印落地窗帘，房间溢满阳光。窗边摆了一张长且宽的桌子，其上摆了电话机、台灯和笔座。一张军用地图铺展开来。然后是几张供歇息的小木椅。门对面，也就是房间的另一端，才是希特勒的写字桌，与我所立之处成对角。那不过是一张寻常橡木书桌，跟时下随便哪个办公室里的没什么两样。桌上摆了只闹钟，不过希特勒自己是从来不瞄一眼的，他只让侍从亲口报时。有时候，他也自己看时间，从裤带里抽出一只金怀表。墙上，窗子对面，有方壁炉，壁炉前摆了张大圆桌，八张带舒适针织垫背的椅子团团围起。房间那端还有留声机柜子，书桌对面，几座靠墙的橡木柜子，寻常货色。我一边张望，一边调好打字机，卷入纸。其时，侍从退下。

希特勒走到我跟前，问：“你觉得冷吗，孩子？这儿挺凉的。”我马上说不，随即懊悔，因为听写开始后，我全身冷涩不堪。

希特勒开始讲话，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双手扣握身后，歪着头。再一次，我刚开始还能凝神听着，好跟上每一点。就像上一回，希特勒口若悬河，毫无停顿，就像他平时演讲一样，一个标点都不用。当然，讲话的内容，并没有什么新意。到了结束，他开始讲到当前的艰苦斗争，将会以胜利结束，声调便提高了，这样，我总算不怎么费劲，便听懂了，即使他背过身去，站到房间的另一端，离我远远的。大约一小时，听写结束，我把一叠纸交给他，承认我听得其实不大清楚。他对我和蔼微笑，摆摆手，说，没关系，这便很好。

拖着冰冻的双脚，我退出房间，双颊涨红。到了外面，我问侍从，里面怎么那么冷。粗略估算，我觉得里面顶多就只有十度。难道贵为一国元首，自己的房间连暖气都享受不上？这整片建筑都有中央供暖的，其他地方都暖和得很。他们告诉我，气温越低，希特勒越觉得舒适，他从来不喜欢开暖气。现在我可明白了，作完持续几个小时的军事报告后，那些将军和参谋们为什么总带着红鼻头和蓝手掌走出来，随即振奋无比地钻进侍从室或人群中取暖。长期在这样的气温下开会，约德尔将军甚至冻出慢性风湿病来。

渐渐地，我晓得营地里最重要的人，和最重要的地方。其中一处是电影院模样的小屋。那么多大兵守在这林子里，与世隔绝，若能得到一点点好玩的东西打发时间，他们就不至于钻牛角尖了。所以，每晚8点整，会上映电影。无论什么电影，在这里都受到热烈欢迎。观众太多，以至小屋很快就须扩建。

只有希特勒自己从不来。他有专门供他看和审查的新闻影片，不过他从来不看长片，甚至德国电影的首映也不看。无论如何，去看电影，我也认识了一批与自己职位不相干的高层人士。首先，我认识了他的医生，莫雷尔教授和勃兰特教授，他们其实也不常来。前者是内科专家，希特勒的私人内科医师；后者是外科专家，是元首的贴身医生，后来，他官拜帝国健康委员。

这两个人性格实在相差太远，所以我准备专门用一章来描述他们。此外，常来看电影的还有些专管新闻的：帝国出版部长迪特里希，他长得像老鼠，言行八面玲珑、无足轻重，又乏味。他的同事海因茨·洛伦茨，生来就该做新闻这一行的，睿智，有魅力，又机灵——还老穿着便服。你也不会太喜欢跟将军们一起看电影，因为军事简报常常就在一天的这个时候送达，不过有时候你也听到马丁·博尔曼大声嚷嚷，笑得像连珠炮。一切关于营地组织和管理的命令指示，都少不了他的份儿，不过他是不常现身的。一个脑筋欠灵活又犟脾气的人，他是帝国上下最出名的人之一，也是最厉害的角色之一。他几乎终日守在指挥部的书桌边上，日以继夜，夜以继日，倾力执行元首的命令。

新闻官瓦尔特·赫韦尔特别和气。有次去看电影，我一眼就留意到他那亲切又喜气洋洋的笑脸，他的快乐会满溢在空气中。后来我便常在元首那儿见到他，下面的章节我将以细节描述。

有一回，我们看了部德国片子，《母爱》。片子太感人了，以致我们的笑肌都僵住了，迸出泪水。不过更让我惊奇的是，片子结尾的时候，有两位老先生居然还泪如泉涌。他们看起来那么坚强，我想这样的人该不至于会为这样的电影动情的。我问邻座的海因茨·林格，这两位泪人先生是谁，才知道原来他们是保卫部的头儿，冲锋队的高级长官拉滕赫贝尔和情报科主管赫格尔。他们负责元首和整片营地的保安事务，可是，我总觉得这样的人是不会轻易让悲情戏打动的。无论如何，借看电影的机会，我也结交了很多人，此后，我常和大家共同进餐，享受午后咖啡。这些人有一个显著的共同点，就是他们从来不谈及政治或者与德国乃至全球时局有关的大事。真要说到战争，你也只能从他们口中听到自信的话，他们坚信胜利将会降临，他们也绝对效忠元首。这种话，底气是各人内心的信念——当然源自希特勒的影响。

浸入这样的氛围，许多事情已全非我原来设想的样子，也与偏见不符，我呼吸着这儿上进积极的风气，像婴儿吮吸着母亲的乳汁。战争结束之后，我回想起来不免困惑：在那个时代，那个地方，和那些人，我何以毫无保留地接受一切？并且，我记得，那道屏障和铁丝网，将我们与任何质疑——谣言和政治异见——都隔绝开来，我没有任何的参考标准，心里也就自然没有矛盾。刚刚开始为元首服务，确切而言是第一次为他作笔录的时候，尤利乌斯·绍布即告诫我，不能与任何人谈论我的工作，我也知道这里每一个人皆负有保密的责任，从小传令兵到陆军统帅都不例外。

两个月过去了。我适应得很好，还交了些朋友。时间和缓流逝，直到有一天清早，我也经历到不寻常的激动时分。

元首指挥部上下，传令兵急匆匆跑来跑去，营地穿梭着车辆，然后，有命令下来让我去见绍布。我踏进办公室，只见他一脸神秘。

他递给我一张路线草图，说，领袖要飞到东线去，这可是非常、非常大的秘密。他甚至要求我打印这几页，但只准过目不能阅读。我马上开始打这份重要文件。文件里有交通工具和驾驶员的安排，还有随行人员的名单。

由此，我得知希特勒准备飞到温尼察，探视驻守在那儿的东线军团。随行的只有一个小组，包括一名侍从、两名传令兵、他的医生、国防军副官，等等，确切名单我现在也记不全了。我自己的名字不在其中。

下午，元首指挥部就已经空了。营地一片死寂，这种感觉真陌生，就好像一部大机器猛然拉下电闸。第一次，我意识到［…］原来希特勒的个性，恰恰是这里所有人的原动力。我们每一个人都像木偶那样，受他手中的细线牵引，现在，他突然放开线头，我们都蔫了。

（谢选骏指出：这就是独裁者的弊端，一旦人亡，立即政息。）

今天我才知道，他后来能够重新扯动木偶线，简直就是个奇迹——因为载希特勒回航的飞机上，安置了炸弹，一旦出事，希特勒即死无全尸。

三天后的早上，我醒来发现他们已经班师回朝了。希特勒根本不知道，这一趟飞行旅程，他本命悬一线。

狼堡的生活如常运作。不过没多久，我又受命打印另一份路线图，这一回，不但我，而且很多文职都同行。整个参谋部都迁往上萨尔茨堡的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准备到那儿轻松一下，住他自己的山庄别墅，并且会举办重要的国家级会议。

1943年3月底，我也加入了大迁移。我们在山庄里住了好几个星期。没花多少时间，一切便已安顿下来，这真让人赞叹。

我们秘书也要将个人工作用具一一打包，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一个旅途办公室，好为领袖旅途中颁布命令作好准备，我们要在火车上安置一切必要的设备。我们带了两台“西伦塔”打字机，一台打印政府文件，一台打印讲稿，字体比普通的高一厘米，这样，公开演讲的时候，希特勒能更方便地瞄清楚字句。这些特种用具都须置备，因为山庄里一台打字机都没有。一个大柜子，里面分了多个小格的抽屉和间隔，好放我们所需的不同种类的用纸和其他办公用品。

要确保我们已备齐各种不同种类的便笺，因为任何一种都有可能派上用场，疏忽不得。比如，有些是专供希特勒以国家元首名义写信予个人之用的。这种白纸印有国家的鹰徽，左上角有纳粹卐字，“元首”二字烫金，印于卐字标记下方。私人通信的用纸格式相仿，只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名字直接引在鹰徽下面。还有党务专用的浮雕信笺，还有，几叠信纸印上普通的黑色抬头，那是军事专用的。事实上，党务信笺和军用信笺有时也混着用，因为希特勒的指示和命令，总是下达给博尔曼或凯特尔，或者某位军方将领。可是，在旅途上，也许还有人需要我们秘书的服务，我们每一位都要确认，自己的办工用具已置备齐全，一路随身。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是一个称职的小文官，大概是从他的私生子老爹那里得来的遗传。这使他很像周恩来而不像毛泽东。

任务最繁重的要数年轻的党卫队副官弗里茨·达尔格斯和奥托·京斯策了。他们必须组织好整个旅程，安排交通工具，分派每个人的工作，调整火车路线和启程钟点，以及指导后勤人员。每件任务都要完成得尽可能快、尽可能保密。电话忙个不停：要通知山庄的指挥部我们到达的时间，通知慕尼黑准备好元首下榻的房子，不止是特种列车，甚至沿途其他车都要为希特勒及大批随员出行作好妥善准备。

晚上21点30分，我们出发。整个团队准备就绪。我们每个人都领到自己的车厢和单间号码，轿车载着希特勒及其侍从、卫士和狗开过来，元首上了车，即行出发。这个宁静平和的冬夜，我们静悄悄消失，秘而不宣。很快，列车驶离冰雪覆盖的森林，有点节日的喜庆气氛。倚在自己包厢的车窗边，凝望黯黑寂静的郊野，我甚至有点舍不得离开了，只好逼自己接受前方又一段崭新的经历。又一回，我觉得无所适从。

我来到走廊。列车行驶得那么平稳，以致你很难有所察觉。我毫无旅行的感觉。元首指挥部就这么抛在后头，连那种氛围都不见了。

从前，还在等待希特勒接见的那会儿，我也这么呆在客车厢自己的小单间里，我永远不能忘记那辆固定在地上的列车。现在这小舱也像住的房间，当然了，它甚至比别的房间都豪华得多！

随便什么时候，床都可以调整成一座摩登式样的沙发，还配上舒适的抱枕。床单是真丝的，每个单间的床单颜色都不一样——我的是浅褐的色底，印着明亮的花儿。墙壁是抛光的木板，漱脸池的水龙头全天供应冷热水。窗边的小桌子上摆着黄铜台灯，挂墙电话在床头伸手可及，你可以跟其他单间通话，还有一盏便捷的阅读灯。每节车厢都铺了天鹅绒地毯。

餐车后面带了两节访客车厢，也作随员餐室之用。元首的随员、侍卫、广播电传操作员、卫队和传令兵他们的车厢紧跟其后。最后是沙龙车厢，布置成会议室。军事会议就是围着这张名贵大木桌召开的。椅子裹了朱红皮革，灯光可随处调节。这里从前也开过不少招待会，国家级的贵宾有幸一观。在我为希特勒工作的日子里，这儿的留声机和收音机是从来不开的。

希特勒的私人车厢就在下一节。尽管列车带了一节沐浴车厢，有淋浴和浴缸，希特勒仍坚持只用自己的私人浴室。我从未得允许进入希特勒的两节单间，连一眼都不敢望。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这个公费买单的暴发户，过着像斯大林一样的腐败生活，后来的毛泽东等猪狗也是如此堕落。

枯坐等待第一站到来，我只好窥探列车的布局来找乐子。我不能继续深入看希特勒的私人车厢，只晓得车厢尾部还有餐室和客厅。不过我揣测，希特勒那儿到火车头之间，应该还有几节车厢，供列车勤务，特别是防空袭之用。列车上还装备了几顶地对空轻型机枪，保护我们免受空袭。就我所知，除了演习之外，这些武器从未派上用场。

现在夜里，我们穿行于德国国土，这是你所能想象到的最舒服的火车旅途。我不禁想，现在也行驶在德国境内的其他火车，又是怎么一番光景呢：冰冷，黑暗，挤满了人，谁都难以找到一处合适的座位歇息——我忽然心神不宁。这是战争时期无法躲避的不安。就个人而言，即使在和平年代，我也从未有过现在这样的奢侈生活。目睹着政府官员、参谋将领，还有希特勒的随从们或坐或站，边抽烟边喝酒，悠闲自在，我只好暗暗期望他们的辛勤工作，还有他们的努力真能尽快结束战争。我希望，这样的奢侈生活之中，他们仍听自己的良心指引，努力工作，而平民百姓还在苦难中挣扎。我沉浸在幻想中，车厢门敲响了。一名元首指挥部的传令兵探头通知，元首邀请我用膳。

谢选骏指出：毛泽东也是如此放纵自己的专列到处乱逛，吸吮民脂民膏而恬不知耻——他们可能不走向失败吗？

我的胃口向来不错，不过现在可一点都不饿。我跳起来，跑到隔壁沃尔夫女士那儿问她是否也获邀了。她说，她也去，还告诉我，旅途中领袖喜欢与几位女士先生一起进餐。当然，我不免担心着装问题，便问，您在这种场合一般怎么穿呢。我的行囊里几乎全是便装、毛线衫和套装。她安慰我道，别担心，不必专门换什么衣服了，这即无伤大雅。

我回到自己的单间，洗手，匆匆给鼻子扑了点粉，上点胭脂，好让别人不要察觉我因为过分紧张而苍白的脸色，然后快步跟上两位同事，沃尔夫女士和施罗德女士，向元首的车厢走去。［…］这一刻，我又天真又羞怯，不免双膝发软，走过长长的过道，去赴生平第一桌国宴。

一张六人餐桌已在元首的沙龙车厢摆开。希特勒自己还没来。我看着桌面的陈设，心安理得：没什么特别的嘛，没有我不认识的餐具。我知道希特勒是素食者，想着是不是其他人也不能吃肉了呢。我刚刚想问施罗德女士，其他客人就进来了。莫雷尔教授，他刚刚走到门廊，也真难为了。每一节车厢的门，包括元首的特种车厢，都只为普通身型的人设计，那么一个胖子也要钻进门来，可就不大容易了，我真担心那门框都要被他撑裂了。希特勒这位内科医生，我从前只是远远见过，这下子才发现原来他那么胖。

新闻官赫韦尔紧随而入，他也不算瘦，好在够高，身材比例恰恰好。赫韦尔不拘礼节，我也因而从拘谨中解放出来。他讲了好多林兰德的故事，调亮灯光，他说，我们总得看清楚吃下去的是什么吧。后来，他又打趣说，如果希特勒还不来开饭，他就要吃自己随身带着的三明治了。

我们都站在桌子外围的狭小空间内。太窄了，侍从只好挪到椅子后面开路。我正要问施罗德女士自己应落座何处，希特勒和绍布、博尔曼进来了。他向先生们打招呼，但只与我们几位女士握手，请我们坐下。他坐在桌子狭窄的一头，沃尔夫女士在右手边，施罗德女士在左手边，然后依次是赫韦尔、我和博尔曼，莫雷尔陪末座——也难为他了——正对面是绍布。

一切都那么简单，那么随意。侍从和林格随即上菜。林格给元首送上奶油土豆和煎鸡蛋，碟子边放一杯“法欣格尔”矿泉水。希特勒边喝边嚼。

我已记不清其他人吃了什么菜。我只处处留神，紧张极了，大概没吃多少。莫雷尔教授倒有与他的腰围相衬的好胃口，吃得津津有味。

大家边吃边聊。除非有人问话，否则我不敢插嘴。希特勒对女客礼数周全。他嘱我们放松点，随便吃，还问我们要不要点别的菜，说得眉飞色舞，讲这列车从前的旅途故事，还有他的狗，开同僚的玩笑。

这样轻松又自在的谈话，大出我意料。博尔曼城府深，不大说话，只一脸和气，传闻中他只手遮天呼风呼雨的形象，全不似我今日所见。元首轻声说话，饭后他建议关掉天花板的灯，为了照顾他敏感的双眼，换点柔和的灯光。现在只亮着一盏台灯，列车轻轻晃着前行，韵调均匀。博尔曼教授旁若无人地打起瞌睡，我吃了一惊。上咖啡和小甜点的时候，已经很晚了。希特勒啜着香菜，赞叹味道真好。他礼劝施罗德女士也尝尝，可她不为所动。我们坐了好久。我细心聆听希特勒说的每一句话，不过今天已经想不起来他到底说了什么。以后的日子里，我还有很多回跟希特勒共餐的经历，也旁听过无数次会议，所以我怕已混淆了一些细节。这最初的一夜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我还对一切感到新奇。希特勒说了什么，对于我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说话的语气，他天性的表露。

列车时不时靠站。这时候消息调度员就要在电话线那头忙个不停，传递重要信息。有时侍从或国防军某副官会带信进来。元首从不忘记让爱犬金毛出去透透气，蹓狗的事就交给林格。希特勒直呼大家的姓，不加衔头。打个比方，他会叫：“林格，带金毛出去。”过一会儿，他又问：“博尔曼，几点了？”已是凌晨一点半了。他又向绍布打听列车明天几点到达慕尼黑，然后摇铃叫来侍从。闲聊收场，我们该告退了。林格也必须出去查讯有没有空袭的警讯，待他转回来，汇报没有异况，希特勒站起来，与每人握过手，径直离去。

因为咖啡的提神作用，这时候我倒不困了。我们都得走回自己的车厢，却又停在餐车抽了根烟，我陪赫韦尔和洛伦茨坐了一会儿，然后再回去睡觉，直到走廊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将我唤醒。我迷迷糊糊睁开眼睛，见阳光洒在冰雪覆盖的树枝上。我们将于正午12点到达慕尼黑。

现在才上午9点。我赶紧梳妆，吃过早餐。大家都在聊着山庄和埃娃·布劳恩。她会在慕尼黑上车，跟我们一起去山庄。她的人，还有她与希特勒的关系，我怎能不好奇呢。当时我正与容格交往，也喜欢他的伙伴，容格告诉我，埃娃算是山庄的女主人，这是所有客人默认的。他还说，我得有所准备，在山庄——也就是元首的私人别墅——我们所有人是他的客人，要跟他一起吃饭的。当然了，“所有人”仅指很小的一个圈子，别的工作人员只能呆在山庄外围的屋子里，帝国内阁和国防军的领导层也在贝希特斯加登设有宿舍。

首先，我们会在慕尼黑停留一天。我可是一刻也不愿安坐了。车还没到站，我已热切希望能与家人见上一面。我离家已六个月了。火车驶入慕尼黑中央车站，平稳停靠。另一趟载着东普鲁士指挥部职员的列车半小时前已到站，车厢站台皆不见人影了。待乘客鱼贯而出，元首已不见踪影。他率先下车的，径直上轿车离去。

士兵和普通民众之间并无阻隔。希特勒已经回到普林茨雷根特普拉茨的私人寓所了。我则心急着要见妈妈，好一五一十告诉她我所经历的一切。她却不怎么为此兴奋，我想，她大概宁愿我安安分分在慕尼黑找份小工作，远离这些富丽堂皇又激动人心的生活场景。母爱本能让她敏感地察觉到我面前的一切陷阱——既有道义上的陷阱，也有危及生命的陷阱。然而，眼前的一切，我尚且目不暇接，来不及定定神仔细思考，就轻率迎上前去，还庆幸脱离庸常无趣的小职员生活，就能一下子弥补经历的不足。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为了怀念自己在慕尼黑的咸鱼翻身，而录用了这个二十二岁的慕尼黑女人充当自己的秘书。

【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3】

8月底时值1944年，我们又坐在一起吃午饭了。希特勒的举止很奇怪。对我，他好像很不友好。自始至终，他没有对我说一句话。偶尔，我的目光与他相接，他们即暗暗给我使严厉的眼色，仿佛在质问我。

我根本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或者我哪里惹他生气了。后来，我也没有特别在意，心想也许那天他只不过心情不好罢了。

同一天，费格莱因给我打电话。“今天下午我能过来陪你喝咖啡吗？”他问。我觉得好奇怪，他为什么忽然要过来看我呢，从前他可没有这样问过。不过，我答应他了。约定的咖啡时间到了，可费格莱因并没有出现。最后，电话又响起来。他说报告会拖了很久，现在他还得继续工作，我能不能花几分钟过来看看他呢？好吧，我想，正好带狗儿出去散散步，我当即出发，向费格莱因的新屋子走去，那是指挥部楼群最外围的一栋。费格莱因向我致意。“嗨，很高兴你来了，你想喝点儿白酒吗？”天啊，我想，他疯了？我猜他可能有什么事情，要找我讨论讨论。“不，”我说，“现在我并不想喝酒。不过你本来应该到我那儿喝咖啡的，对么？发生什么事情了？我说的是，为什么明明知道我忠于我先生，你还是要约会我呢？”他走到我身边，怜爱地伸开双臂拥抱我，说：“请原谅我坦白告诉你，你的先生已经死了。元首昨天就接到消息了，可他想等待再次核实，然后他发现自己没法子告诉你这消息。要是你遇到什么困难了，尽管来找我，我永远倾力相助。”他一边说着，一边带我过去，给我倒白酒喝。现在，我真的喝得下了。这一刻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费格莱因却没有留意到这一点。他滔滔不绝，继续说下去，我好像跟他隔了十万八千里，只朦朦胧胧听到他说什么“一场恐怖的混战”，一切都与战争有关，都与布尔什维克等有关，可这一天多么特殊……有趣啊，当时我根本没有听得下他说的话，今天反而还记得那么清楚。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重复了他的祖宗犹太王的故事——为了彻底控制一个女人，而故意把她的丈夫派往前线送死。）

忽然，我走到外面去了。夏天的太阳雨淅淅沥沥下着，我沿着小路走下去，走出了营地，走到鲜绿的草地上，静谧，孤独。我觉得太孤独了，彻心的悲伤。后来我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不想见任何人，也不想听任何电话。吊唁和安慰，我都不需要。然后，元首堡垒那边打来了电话。“容格太太，您今天过来吃饭吗？”我说：“不，我今天不来吃饭了。”传令兵就挂了电话。可是电话又响了一遍。这次，听筒那边的是林格本人。他说：“无论如何，元首希望能与您说几句话，所以尽管您不想吃饭，还是来一趟吧。”最后我想通了，越早抛下悲伤越好，我总能闯过这一关的。

我来到一个小房间，那儿曾是施罗德女士的客厅。现在是希特勒的临时办公室。现在这房间显得多阴暗多冰冷啊。林格关上门，希特勒一字不发，向我走来。他握紧我的双手，说：“啊，孩子，我太难过了。你的先生实在是个好人。”他的声音柔和而悲伤。我觉得，希特勒甚至比我更难过，此时安慰的语句反而很难说得出来。“你一定要留在我身边，不必担心，我会永远在这儿帮助你的！”忽然间，每个人都说要帮助我，我有点失控。

于是，我又与希特勒一起吃饭。他显得很不舒服，沉默不言，看上去衰老疲惫。怎么样的话题都撩不起他的兴趣。施佩尔说什么，希特勒都好像没有听见一样。“我忧虑重重……你们不明白，我要做多大的决定，这包袱只有我一个人背负，你们谁都帮不上忙。”每次我们问他感觉如何，他都是这样回答的。医生在堡垒出出入入。柏林的专家全天坐镇，勃兰特检查过希特勒伤痛的手臂和颤抖的左手，给出诊断。最后，从柏林召来了冯·艾肯教授。他曾给希特勒的喉咙开过刀，手术很成功，因此深得信任。莫雷尔已经病了，也就没他什么事，他把照顾希特勒的任务交给助理韦伯，就回去躺在床上休养了。希特勒很喜欢那位新助理，这对莫雷尔热诚的职业感情无异于一记重锤。他终于发现，除了莫雷尔外，原来其他的医生也很会打针的。希特勒声称，要找出他的静脉血管进行注射可不是一桩容易的事儿，能胜任的医生并不多。莫雷尔很是嫉妒，要东山再起，可他现在只能暂时离职，除非希特勒特别需要他。他肥大的脸庞上乌云笼罩。勃兰特与他的同事冯·哈塞尔巴赫发现，莫雷尔给希特勒开的药，居然含有士的宁士的宁，又称番木鳖碱、马钱子碱，是一种极毒的物质，在医学上主要作为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剂使用。——译注，以希特勒服用的大剂量来算，他总有一天会死于此药。

此前没有人检查过希特勒每日的药方。林格在柜子上摆了各种药物，一旦希特勒需要哪些，他就得送上去，而不必事先请教莫雷尔。后来，那两位外科医生写了一份备忘录，呈交希特勒看。结果，元首发了一通大火，把私人医生勃兰特踢了出去。希特勒完全不相信他了，尽管他从前跟埃娃私交甚笃。不过，责难病中的莫雷尔却是危险的，几乎会致命。

过了好些天，有人通知我们：“元首说很抱歉，但他想单独吃饭。”茶会也取消了。最后，元首整天卧床不起。他的侍从照旧敲响卧室门叫他起床，把早报放到外间的小茶几上。希特勒绝不会让哪位军官看到他穿睡衣的模样。病来如山倒，没有人知道他病得有多重。到底是不是那场暗杀后落下的后遗症呢？医生们推断，那是受到严重震荡的症状。因此，我们好些天未能见希特勒一面了。副官们也很失望。元首不愿接见任何人。有一回，奥托·京斯策跟我说：“元首的情绪极为低落。我们不知道如何是好。东线的形势越来越坏了，就连那边的战况他也没有兴趣听。”

莫雷尔从病榻上打来电话，吩咐他的助理该怎么照顾希特勒。于是，您瞧，希特勒忽然又来了精神，他躺在床上发号施令，让人汇报前线的战况，几天之后，他甚至重开茶话会。我想这是希特勒第一次允许客人到他的卧室里坐，而他却仍然卧床。必须承认，这让人很不自在。

堡垒内这个小房间，摆的都是旧家具，跟普通士兵的军营没什么差别。此外，还有一只巨大的木箱子，那是希特勒给金毛一家预备的窝，房间显得更逼仄了。我明白埃娃为什么总担心这担心那了——她根本不知道该送希特勒什么生日或圣诞礼物才合适。他穿着一件平常的灰白法兰绒睡衣，没有彩色带子，加上难看的黑袜子和老土的睡裤。他躺在床上，刚刚刮过胡子梳过头，那件简单的白色长睡衣是国防军特有的样式。因为太焦虑了，他没有系上袖口的扣子，我们可以看到他苍白的手臂。白惨惨的！我们终于明白为什么他从来不愿意穿短袖衫裤了！床边搬来一张小桌子，我们坐在椅子上，团团一圈子围着他的床。若谁要出去——其实人并不多，就我们两位女秘书、博尔曼副官和赫韦尔——我们都得站起来，上茶也很不方便。

希特勒没说多少话。他只让我们给他讲点什么，这些天发生的事儿。我们也没有什么好说的。我们的表达欲全耗在大量书面报告上去了。这实在是件不讨好的工作，在我们看来，简直毫无意义可言。前些天，希特勒一份报告也没有看过。眼看惟一可以终结这个悲惨世界的人，现在手抓着一管钢笔漠然躺在床上，眼神空洞，好像已经身处地狱，真是让人莫名揪心。我觉得他好像忽然间明白了，他的思想、他的坚强意志都陷于泥淖，所有的成就都毫无意义。他躺下来，说：“我什么都不想要了。”希特勒从来不曾如此消极，他让我们都很吃惊。

不过，没过多久，他就恢复过来，不再那么虚弱了。苏联人已经到了东普鲁士，这则消息让他一夜之间振作起来。现在，新堡垒也完工了。那绝对是座碉堡。希特勒搬进去住。这座巨型混凝土建筑内，路径、房间和厅堂设置错综复杂，仿佛迷宫。堡垒内也有专门给希特勒做保健餐饮的厨房，他的近身下属各人有各自的房间。他预计总有一天，元首指挥部会遭到定点空袭，而那个时候，所有的重要人物都可以躲到这里。同时，在其他的堡垒里也进行着巩固工程。事实上，我们现在每天都听到空袭警报，但还从没真正看见过一架轰炸机飞过森林上空，也没有见过炸弹自空中掷下。不过，希特勒还是很警惕的，他认为头顶那些侦察机，全在为空袭搜集地形情报。

苏军势如破竹，不可思议。失守的坏消息不断传来。希特勒的情绪坏极了。每晚我们去喝茶，他都灰着脸，心事重重，他尝试把这些坏消息抛诸脑后，哪怕几小时也好，可东线还是不停送来报告和照片。被强奸的妇女，被杀害的孩子，饱受虐待的男人，死亡，悲惨，这一幕幕图景困扰着他。

[[谢选骏指出：慕尼黑女人觉得苏军的胜利不可思议，因为她和希特勒一样愚蠢，不懂美国总统源源不断地输血魔鬼造成了苏联的膨胀不已——

罗斯福提供魔鬼斯大林的部分装备：

– 40万辆吉普车和卡车

– 14000架飞机

– 8000台拖拉机

– 13000辆坦克

此外还有下列物资：

– 150多万条盖毯

– 1500万双军靴

– 17.7万吨棉花

– 270万吨石油产品（用于飞机、卡车和坦克燃料）

– 450万吨食品

关于美国援助的规模，在俄罗斯政府报刊（《俄罗斯报》[Rossiyskaya Gazeta]）的在线刊物《焦点新闻外的俄罗斯》（Russia Beyond）上有详细介绍，也得到许多历史学家的记述，其中包括美国政策分析人士艾伯特·威克斯（Albert L. Weeks）2004年撰写的《俄罗斯救生线：二战对苏租借援助》（Russia’s Life-Saver: Lend-Lease Aid to the USSR in World War II）一书。]]

他发誓要复仇，他用谎言煽动仇恨。“他们再也不是人，他们是亚洲草原上的一群禽兽。我向他们发动战争，就是为全欧洲的人类尊严而战。胜利是至高无上的。我们只有尽一切努力，硬战到底。”

可胜利只愈发遥不可及了。相反，敌军屡战屡胜。在西线，盟军也已逼近德国国境。我们仍然守在东普鲁士。恐怕等不了多久，苏军就要打退我们了。秋日明净的天空下，我们已经听到枪炮声。希特勒下令建筑群进入戒备状态。一整套巨型设备投入使用。到处可见阻碍物和新的哨岗、地雷、杂乱的倒钩铁丝网、瞭望塔。我平时常遛狗的小径都封锁起来了，有卫兵彻查我的证件。要是敌人看到空袭警报一响起来，我们整个营地就陷入一片混乱，他们一定会来空袭的。

半夜的警报声最骇人。一刹那间，所有的灯都灭了，每个人都得赶快跑入堡垒，可到处都有大树挡路，很难辨得清自己的方位。此外，我们也必须记住各处的口令和密码，一旦回答不出来，卫兵即毫不迟疑向你开枪。不过，一般情况下，这还不算太大的问题，因为我们只在白天出门，随身带证件就可以了，也没有人会在半夜跑到营地外头去。

在这样低迷的气氛中，希特勒企图重振士气，收复东线。前线越缩越短，某些地区陷入拉锯状态，希特勒决定到陶努斯的西线指挥部去，亲自督战。9月初，我们携上所有财产搬出狼堡，因为苏军已经攻到附近了。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完全不懂战略，甚至不会数学——他想单独对抗英法美苏四大强国，简直缘木求鱼。至于意大利，作为盟国可以忽略不计；至于日本，更加缺乏战略头脑。）

我们离开狼堡，心里甚是凄凉，知道这一去，即永别此地了。11月的一天清晨，我们上火车，这是载我们来柏林的专列。我喜欢森林里的生活，惦念东普鲁士的田园风光。现在我们都得离开了——永远离开。希特勒也许心中有数。尽管那儿的建筑工程仍在继续，好像总有一天人还是会回来似的，可他满心离愁。他不是老说，绝不从前线撤退的吗？那些战况报告已经把他吓住了，他只好走这条“绝不”的路。

专列载满了人。一小时前，其他官兵乘另一趟火车离开。这一回，我们坐了一整天车。希特勒想在天黑之后到达柏林，这样好掩蔽他的行踪。渐渐地，太阳隐于薄雾后，我们只望见清朗的天空。

希特勒车厢的窗子是黑的。他在车厢里开了小灯。午饭在他的沙龙车厢吃，太阴暗了！外头阳光明媚，可里头只亮着坟墓里幽幽的长明灯。莫雷尔、博尔曼、赫韦尔和绍布也一起吃饭。施罗德女士与克里斯蒂安太太已经到达柏林了。而曼齐亚利女士，从因斯布鲁克来的年轻厨师，也才刚刚加入我们的小圈子。她原来打算当教师的，机缘巧合，临时来为希特勒服务。餐桌前只有沃尔夫和我两位女士。

那天，希特勒非常沮丧，心烦意乱，这也是我前所未见的。他低声说话，眼睛也只往下瞧着菜碟子，或者心不在焉地望着白桌布上的某一点。狭窄、阴暗的车厢内，弥漫着沉重的气氛，我们坐在一起，心里惶恐不安。忽然，希特勒说起他的手术。我一下子没有反应过来，他到底说的是什么。他说他很信任艾肯教授的医术。“他很有责任感，是惟一一个有能力做这种手术的人。声带的手术并不会危及生命安全。但我可能从此失声……”他没能说完。我们都感觉到，他的头脑里乌云笼罩。那乌云，我们几乎伸手可触。他深知，他的声音是权力的工具，他的语句能令万民陶醉，引信他们的道路。一旦他不能再说话了，那么他还能拿什么东西，让万民着迷呢？

（谢选骏指出：魔术师不会魔术了，就会原形毕露、变成废物了。）

几个星期以来，他的同僚们就建议：“我的元首，您最好向德国人民再发表演说。他们都失魂落魄了。他们会对您产生怀疑。已经传出谣言，说您不在人世了。”副官们请求我们几位秘书，请求元首找我们写一篇演讲词。但他只这样应付着：“没时间发表演说了。我要作决定，我要实际行动。而且，我也没什么要对德国人民说的。一来，我必须取得实质性的成功，那样，我才能再给他们勇气和力量。”现在，他才刚刚在暗杀事件中大难不死，又一把达摩克利剑悬在头顶。前线处处告急，他要同时指挥东线、西线。这段时间，他决定留在柏林。

晚间，我们抵达柏林，幸好没有听到空袭警报。我们停在绿森林车站，因为西里西安车站前一天已毁于战火。希特勒离开之后，我们才陆续从客厢下车。我们刚刚走出车站，他的车尾灯已从街角掠过。深夜，熄灯时分，整座城市显得比森林更黑暗，更荒凉。尽可能绕圈，车队只经过尚未被摧毁的街道。希特勒再次错失目睹这座城市真实惨状的机会。昏黄的车头灯只能勉强照见街道两旁的碎石堆。

我们到达帝国总理府的时候，那已经有不少人集结在女士厅了。这座女士厅与女士们毫无关系。这是一座大厅，有壁炉、高大的镜子、几个可以舒服闲坐的角落，女士厅因希特勒从前在此收集大量艺术品而得名。现在厚厚的地毯已经撤走，价值连城的家具也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简单然而舒适的桌椅。

希特勒只陪我们坐了一会儿。我们已经在车上吃过晚饭。他吩咐林格收拾卧室，就带金毛离开了，时间尚早。他的精神状态并不显得异常。只是，他明天要动手术了。

自从进入希特勒的圈子之后，我好久没有在柏林住过了。开战以后，元首指挥部搬回德国的心脏，搬回柏林，这还是开战以来的头一回。帝国总理府庞大复杂，坐落于赫尔曼格林街、福斯街与威廉街交会处，在我看来，简直是座迷宫。我摸不着北，只知道希特勒的旧套间可以望得见威廉街，但现在房间都清空了，一片死寂，就像主人下乡度假期间的大公馆。

几颗炸弹在附近爆炸，这座老房子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这曾是漂亮的古建筑，即使经过希特勒的改建，它也谈不上太大的实用价值。前后无数道楼梯，还有大得令人咋舌的前院和大厅，在急着找人的时候，这样的结构徒增麻烦。

希特勒的书房、工作室、卧室和埃娃的套间都在一楼。那儿还有华丽的会议大厅，希特勒说他曾在那儿逃过一劫。“那位老绅士”——这是他对兴登堡的称呼——“在这里接见我，他要任命我为帝国总理。‘希特勒，如果你有能力的话，就保养好这墙壁，’他低声说道，‘地板可就不能再用了。’我猜如果不加修葺，这座房子很快就会倒塌。”的确如此，希特勒换了新天花板，但是一枚炸弹正炸到大厅内，现在这里已荒弃空置，后来也没有加以维修。可以分别从三个楼梯上楼。

（谢选骏指出：战略不行，战术再好也是白搭。）

希特勒的工作室正对门，经过几级楼梯，走过走廊，就是希特勒随员们的房间。第一间，在楼梯口，是楼梯间，现在已改作我们的休息室、副官的等候室，甚至有时还供不速之客过夜。下一间是绍布的房间，再往下住着新闻官奥托·迪特里希博士，还有原安排给泽普·迪特里希的房间，现在让博尔曼副官住着，最后面是供阿尔布雷希特队长使用的客厅，他是驻柏林终身副官。

走廊拐个弯，便到了莫雷尔、冯·贝洛上校、布格多夫将军和霍夫曼教授的房间。底层的房间亦如此安排给后勤部部长埃嫩贝格，一间乡村风格装修的随员餐厅、传达室、医务室，还有浴室。厨师和女仆也住在这里，洗衣房和熨衣房都在底层。

各州的厅堂在希特勒的私人套间楼下。那些地毯、家具和壁画都不再像以前所用的那么昂贵，即便如此，这儿的华丽辉煌，还是让人叹为观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新的。走过前厅，即到达客厅。右手边是女士沙龙，左手边是音乐厅和电影院。帝国总理府的地面这层有三扇壮丽的大门。整座建筑中，温室是最精致的地方。温室是独立建筑，长长延伸出去，绕成半圆的形状，有数不清的门窗，从那里可以望见公园。“温室”之名现在也已不副其实，那些万紫千红的植株、花儿和灌木早就没了。弧顶处有两张圆桌子，我们在这儿吃早餐；不需要太多参谋出主意的时候，希特勒也常在此审阅军事报告。一旦需要参谋人员，他就改在新帝国总理府的大型办公室工作。现在，荒弃已久的房间又热闹起来，生气勃勃。

（谢选骏指出：独裁者、政治家都是腐败的，即使他们不贪污，他们的集团也都贪污，利用公款大肆挥霍。）

我们入住的第一天，这儿到处笼罩着压抑的气氛。希特勒的手术进行得很顺利。艾肯教授去除了他声带上的小瘤。我不知道那手术是在哪儿进行的，要么在他的卧室，要么在医院，反正他连续三天没有出现。第四天，他忽然出现在早餐餐桌旁。那天一早，空袭警报就响过了，所有人员从堡垒撤出，重新聚在一起吃早餐。希特勒起得早，他说是给空袭警报吵醒的，除了开会，他简直不知道该怎么打发时间才好。他到处找人，最后听到人群的喧闹，终于找到正在用餐的我们。希特勒一出现，大家当然得马上掐掉正抽着的香烟，敞开窗户。手术以来，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第一次见希特勒。那位替代勃兰特教授的新护理医生太紧张了，上前问候希特勒的时候竟然让自己的椅子绊了一跤，还打碎了杯子，把桌面弄得一片狼藉。他尴尬得脸都红了，两米高的大个子站在那儿，显得特别无助，我都替他难过。以前，他还从未走进过希特勒的社交圈子。

元首只能低声嗫嚅。遵照医嘱，一周内他都不能大声说话。这么聊了一会儿，我们也自觉低声说话，直到希特勒示意，说他的听力还好，我们不必介意。我们都笑出声来了，希特勒自己也笑。他还说金毛最近的状态太让人失望了，“它生不出小狗，”他说，“它只一味胖下去，好像马上要当妈妈的样子，可我想那只是因为最近它吃得太多了，却没有机会运动。驯狗师托尔诺告诉我，怀孕只是假象，可我觉得它就是在跟我们开玩笑！”元首认为，它的伴侣很可能营养不良，下次得让它们再试一遍。

大家次第离开餐桌。绍布得到电话机旁值班。国防军和冲锋队的副官们也要为会议作准备。洛伦茨与迪特里希博士去跟进最新的新闻报道。最后，除了摄影师弗伦茨、克里斯蒂安太太、我和施通普费格博士外，大家都走了。我们就聊起圣诞节的事情。今年我们会在柏林过圣诞节么？希特勒摇摇头：“我必须到西部去。我们也许会在陶努斯山的‘鹰堡’过圣诞节。”趁此机会，我问，今年圣诞节我能不能告假。[…]克里斯蒂安太太会与她先生一起，留在希特勒身边。

希特勒准我告假。圣诞节其实也不远了。四个星期之后就是平安夜。我们四位女秘书都忙着打点希特勒的圣诞奖金名单和包装礼物。“是的，圣诞节该回家团聚才对。”希特勒轻声说道，郁郁寡欢，“埃娃也给我写信——再三恳求我今年内再到山庄。她说，暗杀事件后，我身体又有病，尤其需要好好休养。但是，我知道这其实是格雷特尔的主意，她不过想见赫尔曼一面。”今年春天，费格莱因与埃娃的妹妹结婚了。那阵子我们都还在贝希特斯加登，婚礼在海拔2000米高的克尔斯泰因楼举行，阵势极为豪华。我没有获邀。春天开始时值１９４５年。，格雷特尔就等着生孩子了。出人意料的是，赫尔曼与埃娃竟也攀上关系，或者也不能说出人意料吧，毕竟费格莱因总是那么一副活泼、有趣又讨人喜欢的样子。而埃娃也正当青春，热爱生活，却必须生活在按部就班、无声无息的状态下，现在好不容易身边多了个能跳舞、会说笑话的妹夫，可以名正言顺一块儿玩了。

可希特勒相当固执。他认为离开这儿是不可能的，埃娃再美艳动人，再费尽心思，也动摇不了他的主意。希特勒不容自己闲暇下来。他得去西部。他只打算在柏林呆两个星期。可我却期待着找个好机会回慕尼黑去。12月10日，鲍尔上校将从柏林飞往慕尼黑。我请他捎上我，他非常乐意。至少，我也不必担心把小狐狗留下了。我可以带小狗一起上飞机，因为，小动物是不能上火车的。

我为家人和朋友准备了好多礼物和食品。我从希特勒的生日礼物仓库里挑了不少东西——内衣、锅碗、衣服，等等，妈妈一定都用得上的，家已经毁于炸弹，她现在寄居在我妹妹那儿，在慕尼黑郊外阿默尔湖岸边的一个小村庄里。我也打算把亡夫的全部物品带过去，完全忘记了这班飞机只直接飞到慕尼黑，下了飞机之后还得拖着一大堆行李走到布赖特布伦，那儿连火车站都没有。我也忘记了冬天那湖上也没有航船，我只能把一大堆行李全交付托运，然后带着小狗和贴身行李包步行回家。家人都没料到我竟能那么早就赶回家过节，惊喜不已。终于，我们又有棵圣诞树了，圣诞树上缀满了各式旧日的小玩意儿，还有传统方法烘烤的蛋糕：老时光的细节。

希特勒正率他的随员们呆在鹰堡。即使这样的艰难时世中，全国上下仍在欢庆着象征爱与和平的圣诞节，而希特勒他们则对此报以冷眼。在家里狭促的厨房连客厅中，我觉得不大适应，这儿没有电话，没有其他通信工具，只有一台连慕尼黑电台也听不清楚的收音机。广播节目还不时被打断，响起古怪的滴滴答答声，大家打趣说那是“州长的呻吟”，意味着敌军的轰炸机飞近了。没多久，我就得再度离开家，回到元首指挥部了。1945年1月8日，慕尼黑遭受历史上最悲惨的空袭。在离城里40公里的小村庄，我们看见那边血红的天空，和重磅炸弹爆炸时的耀眼白光。

第二天，所有与慕尼黑的通信都切断了。铁路完全毁坏，电话也打不通。而我计划1月10日起程回柏林。母亲忧心忡忡，很难过。她请求我留下，她有不祥的预感，觉得将有什么可怕的事情降临到我们身上。可我不能拖延下去了。我留下我的小狗、行李箱，跟货车去了慕尼黑。在烟瘴、瓦砾和人群中艰难前进，我终于找到了普林茨雷根特普拉茨的元首寓所，领到我的车票，当晚即动身回柏林。目睹着战火中的悲凉场景，我的心又一次沉重得无以复加。

沃尔夫女士也回慕尼黑过圣诞节，不过她比我早几天就回柏林了，此刻只等我到达，第二天我们俩一起上火车，到西部的元首指挥部去。

就像上次一样，火车又把我带到从前不曾踏足的德国某个地方。清晨，我们在黑森州一个冰雪覆盖的小火车站下车。那地方叫洪根。

那儿已经候着好些小车，要把人接到元首指挥部去。我们经过巴特瑙海姆，那个清晨，到处都还一片静谧，人们都没起床。陶努斯山林间山路上覆着厚厚的雪，元首指挥部在山顶，掩饰得严严实实。这地方可真美丽。山坡的树林间藏着一间间小木屋子，每间小木屋子的地下，深深埋着坚固的掩体。房间都很小，可比狼堡装饰得更精致。元首住在山坡低位的木屋子，占了两个房间。

抵达的第一天，我就在周围走了一圈。附近的另一座山上，还有一座城堡。这是伦德施泰特将军的指挥部，他是西线军团的司令。希特勒正与他一起商议战略。他来这儿，为的是安稳住西线的军心，抵御美军的进攻。

（谢选骏指出：困兽犹斗，毫无出路，活一天算一天，等待天降奇迹——这都是希特勒战略失败、缺乏格局所造成的恶果。）

元首的堡垒，整天人来人往，闲不下来。会议一开就是几小时。直到吃晚饭的时候，我们才见到希特勒。他大病初愈，气色比在柏林那会儿好得多。我给他讲慕尼黑的空袭。他仔细听我说完，回应道：“这一切可怕的事情，在几周内将会猛然终结。我们已经在生产新的战斗机，一整系列的战斗机，盟军最好还是别来骚扰德国领空。”我们一起喝茶聊天，金毛躺在希特勒的椅子腿边。有一两回，它想引开希特勒的注意，可他只一再示意金毛安静下来，于是它又乖乖躺下去。我觉得，狗儿似乎很想出去跑跑，可希特勒没有留神到它的需要。尽管他一再声称自己特别敏感，哪种香烟，他一闻就认得出来，可这回狗儿的需要，他却全然没有察觉到。最后，我说：“我的元首，我觉得金毛好像特别想出去转转。”它听懂了我的话，兴高采烈地站起来，跑到门口，跳来跳去，希特勒只好召林格进来。门开了，新鲜空气透进来，我们也大松一口气。他笑着说：“您有逗乐狗儿的本事，可还有能逗乐人的本事？有一回我跟手下长途旅行，坐车满德国地转。那趟的终点是马格德堡，为新延修的公路剪彩。在路上，我的车队就让人认出来了，他们都跟着我的车走，我总想甩开他们。有时真想偷偷跑到林子里散步，或者一个人呆着，可都没法做到。有时，路上刚刚发生了事故，长途驾驶之后，大家都需要休息一会儿。可不管哪里都跟着一大串人。有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少女团，还有冲锋队，各个团队。我都分不清党里到底分了多少种编制，这种情形下，编制实在只嫌太多了。我只好停下步子，摆出友善的样子。布吕克纳和绍布只冷着脸坐在一边，后来，布吕克纳忽然想出个好主意：‘我的元首，我碰巧安排了一趟专列，从马格德堡开出。要不我们……？’于是我们赶到火车站，兴奋无比地上了车。”希特勒讲着这故事，绍布正跟我们坐在一块儿，他举起手捂着耳朵，乐得哼哼唧唧地。然后他接下去说：“我的元首，您还记得魏玛不？那阵子您还住在大象旅馆呢。”“是的，”希特勒微笑着说，“那可是另一桩棘手事了。那阵子我常到魏玛去，总住在大象旅馆。大象旅馆老掉牙了，不过经营得还不错。我有自己常住的房间，房间里可供应水，不过没有浴室和洗手间。我只好穿过长长的长廊，到最尽头的房间去。每次都惊心动魄，因为我一离开房间，全旅馆都知道了，而我一露面，人们就大声欢呼起来，没完没了，我只好一边举手向大家致意，一脸尴尬的笑容，快步溜回房间。后来我干脆把整座旅馆翻修了一遍。”

那天晚上大家聊得真欢。根本没人想着，战争如火如荼，希特勒还在为这个世界鞠躬尽瘁。可每个人都知道，他跟我们聊天，为的就是麻醉自己，好暂时从领土、国民和军资的每日甚至每小时损伤数字中解脱出来，飞机在他的西部指挥部上空无休止地盘旋，空袭警报一响就是整天，和平与自由遥不可及。

还没有机会好好熟悉这片营地，我们就得离开了。希特勒急着回柏林。他想重临东线督战。他企图一下子稳住东西两方前线，把南部也控制于掌中。他不能再回到东普鲁士了。狼堡离前线太近。我只在西部指挥部呆了三天。1945年1月15日，元首专列返回柏林，沿途均是苦难的场景。人们还有说有笑，有几位说，元首指挥部最好设在柏林，因为从柏林前往东部前线或西部前线，坐地铁就可以了。希特勒边听边笑。

现在，元首的巨型地下掩体已经完工，就藏在帝国总理府地下。混凝土墙壁厚达11米，掩体内部设有小房间。顶层房顶跟地面同一高度。掩体可供空袭期间暂时膳宿。自从有燃烧弹在地面上的客厅、图书馆爆炸之后，希特勒和他的随员们就搬到地下掩体内长住了。所谓“副官之翼”，也就是小楼梯间，尚未被彻底摧毁。我们几个就在这儿打印文件、处理公务，此外，也与希特勒一起吃饭。

然而，一到晚间，敌军准点空袭，我们就在希特勒休息、工作的小房间内开饭。房间实在太小了，正处于元首这座新掩体的中心位置。我们要么从花园直接拾级而下，走入这座地下堡垒，要么就得取道元首的私人厨房，经过长长的走廊，走到空袭避难处。那是一道宽走廊，左右两边的房间内驻有当值人员，从这儿继续往下走，即已深入元首堡垒。走廊尽头有沉重的铁门。左边的门通往洗手间，右边的门通往电力室，控制着照明和通风设备，下一扇门则是电话总机房和侍卫室。从这儿往下，再经过一间普通房间，就到了莫雷尔教授的房间，也就是医务室，还有供当值人员小憩的房间。掩体的这几部分都由沉重的铁门分隔，不过，一般情况下，铁门都大开着。下一道走廊就通往希特勒的房间了。这儿也作等候室和休息室使用。硬石地板上铺了红地毯。走廊右边墙壁上挂着价值连城的名画，这些都是从地面上的元首寓所和帝国总理府抢救下来的。走廊两侧摆着华贵的扶手椅。走廊一侧的门后，就是希特勒的房间。经过挨着走廊的前厅，可以进入希特勒的办公室。房间大约三四米见方，天花板很低，让人感觉压抑。房间里家具不多。进门右侧对面的墙边摆了张书桌，书桌对面有小沙发，还有几把漆上蓝白斑马线的长椅。前方有一张长方形的小桌子和三把扶手椅。沙发右手边有张摆收音机的小茶几，这就是全部家具了。右边的门后，是希特勒的卧室，卧室与走廊并不直接相连。我从来没进过去。左边是希特勒的浴室，那儿还有供埃娃临时使用的衣帽间，她入住之后，仆从们在这儿忙得团团转。而此前这位女主人还从未光临过。

希特勒的卧室隔壁，是小会议室，军事报告和讨论都在这儿进行，里面除了一张大桌子、一把长椅加几把凳子之外，什么家具都没有。经过会议室，便已是走廊尽头。走廊尽头是一小片空地，沿这里的楼梯走上去，就重新回到花园。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要说清楚这里头的设计，可真不容易。最后一幕戏，就在这里上演。

２月初，我们仍然坚信着希特勒的信念和意志，这在今天看来，多么不可思议啊。饭后我们照旧聊得轻松愉快，我们几乎从来不会认真谈到当下的处境。然而，随着俄军越打越近，我的心底开始泛起焦虑和疑惑。

（谢选骏指出：个人崇拜麻痹了德国人的心智，使得他她们像梦游者一样走向集体毁灭。）

前些天，托德组织的建筑队还没来得及完成庞大工程，狼堡就失守了。苏军已经占领了东普鲁士，不断有悲惨的传闻散布出来，说又有好些村庄落入敌手。出于复仇，男人和孩子都被杀害，妇女被强奸，村庄被焚毁。希特勒神色凝重，满脸恨意，不停地说：“这些野蛮的畜生，他们没能力，也不可能占有欧洲。我是这股危险力量面前的最后一座堡垒。如果还有天理，那我们就一定能赢，总有一天，整个世界都会明白，我们现在倾尽全力到底为的是什么！”他常常引用费里德里希大帝的名言，他的书桌前也挂着这位大帝的画像。“率领军队背水一战的司令官必胜！”希特勒热切念叨着库纳斯多夫之战——费里德里希大帝曾在此苦战并大胜。借此鼓舞自己。

（谢选骏指出：腓特烈大帝依靠英国的支持才能百战不殆，希特勒和英美闹翻则会死无葬身之地——可是他却自比前者，真是愚不可及。）

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的生日！第一支俄军坦克部队已经围在柏林郊外。帝国总理府内也听得见枪炮霹雳作响，忠臣们向元首致生日祝福。他们都来了，一一与他握手，发誓效忠，也劝他离开这座城市。“我的元首，这座城市马上就要受困了。过不了多久，您会进退两难，也不能继续保持与南部的联络了。如果您现在启程到贝希特斯加登，那么还能腾出时间指挥南部的军队。”戈培尔、里宾特洛甫、希姆莱和德尼茨，他们都这么劝过，然而毫无作用。希特勒坚持留守，看事态如何进展。在花园里，他亲手为希特勒青年团的男孩子戴上勋章，那些男孩子曾参与攻击苏军的坦克。他难道想依靠这种方式突围吗？最后，他终于表态，说要将全体将领、官员迁往南部，连同所有当下在柏林用不上的人员、部门和办公室。

晚上，我们在小办公室内团团围坐。希特勒只沉默着，怔怔然凝视着哪儿。我们都问他，要不要离开柏林。“不，我不能，”他回答，“我就像个西藏喇嘛一样转着空空如也的转经筒。我得为柏林的前途作打算——或者说柏林的沦陷！”我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喝着希特勒祝寿的香槟酒，不是滋味。

这阵子以来，希特勒一肚子火气，说话像咆哮，这也难免的：因为他自己知道，胜利是不可能的了。他早早上床睡觉，生日晚会草草中断。把元首领入卧室之后，埃娃又回来了。她的眼里闪着不安的火光。她换上银丝蓝底的锦缎新裙子，这是她为爱人的生日晚会精心准备的。可希特勒一点儿都没有看在眼里。他一点儿都没有注意到，餐桌旁这四位年轻的女士都想活下去啊，大家都信任他，大家都希望他能取得胜利。

埃娃试图强抑自己心底翻腾着的恐惧。她要再狂欢一番，即使已经没有狂欢的理由，她还是要跳舞，要喝酒，要忘记……我实在没办法投入到末日的狂欢中，低矮沉重的天花板压抑着我们的灵魂，墙壁白惨惨的，我得走出去。

埃娃招呼着每一个人，每一个在她面前晃过的人，邀请他们到地面上，到一楼的老客厅去，尽管大部分精美的家具已经转移到堡垒里头，可那儿仍然华丽非凡。还留在柏林的官员们围着大圆桌子载歌载舞。全国领袖博尔曼离开了岗位，胖子莫雷尔也从堡垒中钻出来，全不管外头枪炮不断。有人从哪儿找来了一台留声机，只有一张唱片。“血红的玫瑰，为你祝福……”埃娃要跳舞！无论跟谁都好，她拼死舞动、旋转，一个女人已经感觉到死神的气息了。我们喝着香槟，笑得声嘶力竭，我不想哭，所以更要笑出声来。舞会正酣，突然响起爆炸声，全场陡然静了下来。有人连忙跑到电话机前，断断续续打探更多消息。可没有一个人说到战争这个词，没有一个人说起胜利，没有一个人说起死亡。这是幽灵的舞会。而红玫瑰仍在为谁祝福……

我忽然要吐了。这感觉太骇人。除了枪炮的轰鸣，我什么都听不见。我是来寻找麻醉的呀。不能引起别人注意，我连忙逃离这最后的狂欢节，钻进堡垒，钻进新帝国总理府的地下室，钻进迷宫一般的走廊。明天还会发生什么事情？还没想出答案，我已沉沉睡去。

第二天我们这拨人就得疏散了。一些前来贺寿的人已经离开了这艘沉没中的大船，沿各条艰险的路逃往南方。里宾特洛甫尽最后努力，劝说元首撤离。这件事，他找埃娃来谈。后来，她向我转述。“您是惟一能让元首撤离此地的人，”他乞求道，“跟他说，您想陪他离开柏林。这是您能为德国立的最大功劳。”可埃娃回答：“您的意见，我不会向元首透露一个字。他必须独立作决定。如果他认为留守柏林是正确的，那么我也会留在这儿陪他。如果他要离开，那么我也会跟他离开。”

那一整天，往南方去的飞机和汽车陆续启程。另外两名秘书——沃尔夫女士和施罗德女士——也跟在南撤的行列中。告别之际，沃尔夫女士眼里禁不住就淌下了泪水，好像她已经预感到这一走，就再也不能见到希特勒了——她为希特勒服务了整整25年。希特勒与大家一一握手道别。只有最重要的联络官员留在柏林。

谢选骏指出：25年很长吗？1989年的六四屠杀到现在已经三十四年了，我们开始的运动依然没有结束！

【希特勒女秘书回忆录 4】

1945年4月22日。堡垒四周弥漫着狂躁紧张的气氛。外头已是地狱。我们整天整天听着枪声炮声，千万不能把脑袋伸出门外。威廉普拉茨哀鸿遍野，凯撒霍夫残存的屋子像纸牌一般单薄，无论从哪条路走到帝国总理府，都躲不了满目荒凉的景状。只剩下宣传部的白色门面，像一个象征符号，孤零零立在空荡荡的广场上。

我见人就问，仗打得怎么样了。到处都动荡不安。这些枪炮声可是德军的步枪和坦克发出来的么？没有一个官员知道答案。他们面无表情地窜上窜下，摆出副忙碌不堪的样子，自欺欺人。

希特勒的会议室门紧闭着。门后面他们正吵闹得不可开交。我的同事克里斯蒂安太太、马丁·博尔曼的秘书克吕格尔女士和我三个人坐在小灶厨房里喝浓咖啡。为了掩饰住心里的绝望和恐惧，我们聊起了旅游度假的话题。我们都拼命用自己的方式去适应这个环境。在不安的驱使下，我们又走到会议室门前，听里面或高或低的人声。希特勒在破口大骂，可我们听不懂他到底在骂什么。马丁·博尔曼走出来，激动极了，把几张表单交给克吕格尔女士，吩咐她马上打印出来。这一刻，我们也看到了穿制服的军人卷起柏林的街区地图。会议显然开得很不顺利。我们心烦意乱，走回接待室，抽烟，等待，低声嘀咕……

最后，那扇厚重的铁门打开了。林格召克里斯蒂安太太和我去见元首。他使眼色叫我们把曼齐亚利女士也一并叫过来。离生死关头只有几步之遥，现在，我们马上就知道真相了。

刚刚开过会的全体军官都站在会议室门外，脸容苍白僵硬。希特勒一动不动，站在办公室外头的小等候室。他脸上毫无表情，双眼茫然空洞，像一副死人面具似的。他似乎什么都没看见。老实说，此前我还从没有听他用命令的语气向女士说过话，他说：“马上换衣服去。飞机在一小时内起飞，会把你们接到南部。全输光了，没有希望了。”

我一下子冻僵了。墙上挂着的那幅画像是假的，希特勒的夹克翻领上有标记。一切都显得那么遥远，好像裹在棉花包里一样。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是一个即兴的赌棍，不是一个谋定而后动的战略家。）

埃娃是第一个醒悟过来的。她朝希特勒走过去，希特勒那时已经扭动门把手要出门了，她握紧他的双手，微笑着，像安慰受委屈的孩子那样柔声说道：“可是，你知道，我会留下来陪在你身边的。我不会让你把我遣走的。”希特勒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情——我们，还有他最亲密的朋友、同僚，都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做过：他吻埃娃的唇，所有的军官都站在外头等待散会。我不想说话，可我无法控制住自己，我不想再留在这儿，我不想死，可是我制止不了。“我也要留下来。”我说。

我得把最重要的文件装箱整理好，这些文书、档案是绍布交给我的。我机械地一份一份整理着。可我怎么才能把自己的私人物品送回家呢？最早几班往南飞的班机上，再也塞不下行李箱了。我没有夹捎什么东西。飞机载了重要的物品，还有希特勒的两名侍卫，一去不回。

希特勒与每个人握手道别。只有最重要的联络官员留守在柏林。博尔曼当然在其中，所有消息都得经他才传到希特勒那儿。

那天下午又来了一份很长的军事报告。苏军已经攻到城门外。希特勒下令负隅顽抗，倾尽整个柏林所能调动的兵力火力。每辆坦克、每挺机枪都要架上前线。苏军向城市投下小型炸弹，爆炸声、希特勒的命令声掺杂在一起，在堡垒内回响。枯燥的小型军事会议散场，将军们涨红了脸。克里斯蒂安太太和我怯怯守在走廊外。博尔曼的秘书克吕格尔女士这些天也跟我们呆在一块儿。她说她的上司也想在几天之后离开柏林，否则就会……我们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我们又只好袖手等待。希特勒自己也放手了。他不再出面处理事务，只跟狗儿在一起，那条狗拴在洗手间旁的小屋内。他静静地坐在走廊的小凳子上，狗儿蜷在他膝上张看人来人往。侍从们继续忙他们的职责，他们比平日更平静、更尽心地执行希特勒的意志。莫雷尔患有心脏病，整天忧心忡忡地坐在他的房间内。这么紧张的气氛，让人无法承受。

埃娃走出她的房间。外面现在已经安静下来了。我们不知道天气如何。我们想到花园里散散步，让狗儿享受一下新鲜空气和阳光。尘雾笼罩着柏林。空气很舒适，有春天的感觉。埃娃、克里斯蒂安太太和我默默走过帝国总理府花园。精心护理的草坪上，到处都是深深的弹坑，金属弹壳和碎树枝撒了一地。我们看见墙角边已挖出了防空壕，装上间隔相当的火箭筒。这是最后的防线了么？我们不敢相信。明天，或者再过几天，德军就会覆灭了。

废墟，倒塌的围墙，我们小心择路而行，走到外交部的所在。树上正开着花儿，宁静而安详。几天前，我们几位女士曾在此练习手枪射击。希特勒后来才容许我们这么做的。前阵子，克里斯蒂安太太和我刚回到东普鲁士，苏军越逼越近，我们便请求上峰教我们使用手枪。希特勒当场笑着回答：“不，女士们！我可不愿意死在自家秘书手下。只消瞄准目标就可以了！”可现在，他忽然不再反对让我们学手枪射击了。在拉滕赫贝尔的指导下，我们拿猎手的实习靶子来练习。希特勒让我们到外交部的废墟那儿练习，这样不至于误伤。现在我们还看见，地上到处是记录着我们射击成绩的纸靶碎片。我们再也不能在这儿练习了——苏军的子弹就在这附近横飞。可今天的这会儿，这里还是挺安静的。灌木丛中藏了一圈小花圃，我们发现一座美丽的铜雕塑。一个身材标致的小仙女就站在花园中，站在树阴下。在这样黯淡的光景中，她简直美得不可思议，我们就这么想着。这一刻，小鸟还嘁嘁喳喳唱着歌儿，草地里开着黄水仙，大自然好像要苏醒过来了。看着这一切，我们心中可欢喜了。有可怕、压抑的气氛下，才长出掩体这么惹人憎恶的东西。在外头，呼吸会更舒畅，听什么都更清晰。狗儿在草地上撒欢，我们坐在一块大石头上，抽着烟。连埃娃也点了根烟。我们不无惊奇，她说：“噢，孩子们，我想重新开始抽烟了。压力实在太大，我也只能做点出格的事情了。”空袭警报一响起，她马上从衣袋里掏出盒装薄荷糖，丢一颗到嘴里。

掩体下面，希特勒正跟戈培尔、博尔曼和布格多夫坐在走廊上。他们正谈着如何反击。希特勒的身体状态好像恢复得不错。我们在外头刚呼吸过新鲜空气，再走进来，感觉好多了，一下子心里涌起希望和信心。现在，是作出最后决定的时刻了。明天我们就能知道，希特勒会不会撤往贝希特斯加登，抑或要一直呆在柏林。希特勒让我们坐在他身边。身边人那么零落，确实不寻常。埃娃挨着希特勒坐，出乎大家意料，她哄起希特勒来：“我说，你知道外交部那儿有座雕塑么？那雕塑真可爱呵！以后摆在我花园的池塘边最好不过了。等一切平静下来之后，我们离开柏林，你给我买那座雕塑好不好！”她满目热切地望着他。希特勒拉着她的手：“可我不知道那座雕塑是谁的。也许是属于国家的呢，如果真是国家财产，我可不能给你买下来，放到私家花园里。”“哦，”她说，“要是你能打退苏军，解放柏林，那倒是可以作个例外，下不为例就是了！”希特勒笑那是妇人的逻辑，可他不愿再谈下去了。有洁癖的埃娃又发现，希特勒的灰白制服外衣上有或红或蓝的斑点。“哎瞧瞧，你太脏了！这件外衣不能再穿下去了。你可不能学那个‘老费里茨’，整天脏兮兮的。”希特勒满口应承。他再也不是司令官，再也不是政治家，再也不是独裁之君了。“可这毕竟还是我的工作服。开会的时候，要拿彩色钢笔写写画画，我总不能系上围裙吧。”事实上，她并不介意，因为他本身也很爱洁净的。碰过狗后，他一定不会随便跟任何人握手。

（谢选骏指出：可惜这么热爱干净的人，很快就要和泥土混在一起了。）

一阵爆炸声把谈话打断了，空袭又开始了，这是每天晚上的家常便饭。掩体内挤满了人，沉重的铁门闭上了，隔开走廊的前半部分。希特勒拧开收音机。他从来不听音乐，只听关于敌军空袭的报道，除此之外，只有墙上的挂钟嘀答嘀答作响。他凝神听那报道。柏林又进入紧急状态了。从这一瞬间开始，那绝望的幽灵又潜回来，攫紧我们的心。

（谢选骏指出：年轻时代的瓦格纳音乐之毒，换来了垂垂老矣的希特勒毁灭柏林。）

[…]现在，所有的幻觉都已烟消云散。最后的最后，那深沉诱人的声音也归于寂静，有什么东西遮蔽了心灵，它要我坚持信心，使我无法看清自己的处境。这一刻，我觉得自己很对不起希特勒。他已是一个绝望的人了，从巅峰摔下来，遍体鳞伤，又孤独。[…]忽然，我满怀着负罪感。我觉得最可怖的东西正在几米开外向我袭来，这东西已经存在好些年了，自从我应聘于希特勒座下，这东西就开始存在了。我应该即刻离开吗？回到批评我的人群中，告诉他们：“我回来了。在我的生命将被钉在火刑柱上那一刻，我知道我错了。”满怀怜悯，满怀内疚，良心驱使我留在这儿，也许克里斯蒂安太太也有相似的感触。我们几乎同时开口说：“我们也留下来！”希特勒盯着我们看了半晌：“我命令你们撤退。”可我们摇头反对，于是，他握起我们的手。“我倒希望我的将军们能有你们的勇气。”他说。曼齐亚利女士，这位梦想当老师的文静女子，她并不属于这儿的编制，可现在连她也不愿离开柏林了。

拖着脚步，希特勒走出去找其他官员。“绅士们，一切已经结束了。我会一直留在柏林，当最后一刻降临，我会吞枪自尽。谁要是想撤离，现在都可以走。”

他们一个接一个离开了掩体，默默向元首致礼。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从此永别了柏林，只有少数人还回到他们的职位上。

在他的房间里，希特勒翻查抽屉和柜子，把档案和文件找出来销毁。这项秘密任务委托给绍布。他的样子实在太可怜了，一拐一拐地穿行在掩体里，爬上楼梯到花园去，在那儿，他烧掉元首的珍藏，心里还淌着血。此外，他也得去慕尼黑和贝希特斯加登完成同样的任务。他噙着泪水向我们道别，当天就离开。现在，连联络官员们都撤走了，只有赫韦尔、全国领袖博尔曼、克雷布斯将军、布格多夫将军、赫尔曼·费格莱因、福斯上将、冯·贝洛副官、京斯策副官和海因茨·洛伦茨副官还留在这儿。在侍从当中，只有海因茨·林格和另外三名卫兵留守。另外，大部分仆役也留下了，他们继续打理厨房，打扫房间，接电话线，开车，等等。他们将就着在元首掩体上的楼房中吃住，睡临时搭起的行军床。厨房现在搬到地下了。我们几名女秘书跟帝国总理府的其他女工作人员一起共用掩体内的卧室，她们大多是元首副官办公室的秘书和电话接线生。通过长长的地下通道，我们可以直接进入元首的掩体内。

时间过得很慢。我觉得自己都虚脱了，整个人虚伪又麻木。我真想连续睡几个小时觉，可是元首掩体内的工作停不了手。也许不消几个小时就会有决定性的消息传来？现在大概已经近黄昏了。希特勒吃过午饭了没？那儿甚至根本没有时间概念的存在。他正坐在房间里跟戈培尔谈话。这位伟大的宣传部长该如何向整个柏林传达希特勒的指示呢？他该向德国人民说些什么呢？门打开了，戈培尔去打电话。他回来的时候，显得迟疑不决。这儿除我和几名卫兵之外，再也没有别人了。部长向我走来。“我的太太就要把孩子们带来了。元首希望他们现在能呆在掩体内。麻烦您能不能替我照顾一下太太和孩子们？”天哪，我得好好想想，这么一大帮人，该安置在哪里好呢？这儿尚且如此混乱，还得添上六个孩子！我只好跑上楼梯找来京斯策。他得把一间杂物房打扫干净，清空里面的箱子、家具和其他储备物资，把床摆好。

现在，希特勒传唤凯特尔和约德尔。这两位将军听希特勒作最后决定。然后，我听到他们找博尔曼和赫韦尔谈。他们又徒劳地劝了希特勒一轮：柏林已经守不住了，请元首撤离吧，官员已经出发到南部去了，他再也不可能守在柏林指挥一众将军。[…]希特勒强调他已铁了心守在柏林，死在柏林。他会吞枪自尽，他说，无论是死是活，他都不想落入敌手。他不能再顽抗下去，他的身体已经垮掉了。说完这些，他遣散这几位将军，现在，他们得彻底离开掩体。

这时候，戈培尔的太太和儿女也从宣传部的地下掩体赶来元首的掩体。戈培尔太太直接来找希特勒。五个小女孩和一个男孩兴高采烈。能过来看“希特勒叔叔”，他们高兴得不得了，就在掩体里四处追逐做游戏。小朋友们真可爱，家教又好，不失天真。他们根本不知道等待他们的是什么样的命运，而大人们也守口如瓶。我带他们去存放希特勒生日礼物的杂物间休息。这儿有好多儿童玩具和衣物，任他们挑。

待我们回来，空袭警报又响起来了。空袭现在来得越来越频密，持续时间也越来越长，目标就集中在帝国总理府一带。我们几乎都已习惯了炮火连天。要是听不见枪炮声，我们才会觉得异样。我们又来到希特勒身边坐着。这段时间，他的举止愈发古怪，愈发不可理喻。就在昨天，他还不说大势已去之类的话，今天他就说这形势已无法扭转，我们一点突围的希望都没有了。我们指着墙上费里德里希大帝的画像，不时引述希特勒很喜欢的那句名言。“我的元首，最后的军队在哪儿？您难道再也不相信历史的教训了么？”他摇摇头，疲态毕现：“军队已经叛变了，将军们什么都干不成。没人执行我的命令。末日来了。纳粹主义已经死了，再也不会复燃！”听到这样的话，我们该有多难过！事情转变得太突然了。我们声称也要留在柏林的时候，好像都还没想清楚，可心里是真愿意留在柏林的么？也许我们无论如何还是想活着离开的。现在，希特勒已经没有替我们留下半丝希望了。

埃娃更加忠心不贰。“你知道，”她对元首说，“我根本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离开你。希姆莱、施佩尔、里宾特洛甫和戈林他们都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他们不尽忠呆在你身边呢？为什么勃兰特也不在？”从前用心栽培的高官，现在一个个轻轻松松抛弃了他，希特勒恐怕也须百思其解，他这样替他们说话：“你不明白，我的孩子。他们离开这儿，才能更好地执行我的命令。希姆莱他有自己的主意，施佩尔他有重要的工作去做，他们都有公务在身，公务可比我的生命重要得多。”“明白了，”埃娃说，“那么，我能理解。可是拿施佩尔作例子吧。我的意思是，他可是你的朋友啊。我了解这个人，相信他一定还会来这儿的。”

他们正谈着，希姆莱打电话过来。希特勒走出房间去接电话。回来的时候，他一脸苍白，表情僵硬。党卫军帝国领袖希姆莱又在电话里力劝他离开柏林了。而元首又一次坚决拒绝。他以谈公务的口吻告诉希姆莱，他打算自杀，这话说得好像在请求批准似的。他的死期近在眼前，我们的死期也近在眼前了。我们其实早就有自杀的主意，可那天晚上，我还是辗转反侧，无法入睡。

第二天，炮火又响得更近了。苏军已经攻到柏林市郊。强大的坦克阵容前，任何抵御无异于螳臂挡车。掩体内的气氛并未改善。我们坐着，等待着。昨天因叛变者发过一轮火后，希特勒情绪低落，神色呆滞阴暗。他似乎已决定不再处理公务。现在也再没有军事报告送来了，时间过得毫无章法。白色混凝土墙壁上永远反射着强光，我们无法知悉到底白天抑或黑夜。我们几位女秘书陪伴在希特勒身边，忐忑不安眼看他自己一步步走向死亡。这会儿，他只剩下半条命了。戈培尔召来他的政务秘书瑙曼博士和副官施韦格曼。他们与希特勒一起商讨最后的宣传活动。民众应该知道，元首也困于围城内，并继续抗御。他们说，那样就能给民众带来勇气，让不可能的成为可能。可是，当那些绝望的、无家可归的难民从废墟仓皇出逃，四处寻找地铁内的庇护所时，当每个男人、每个男孩都冒着生命危险，操起临时武装杀入敌阵的时候，希特勒已经亲手埋葬了所有希望。

六个孩子正在走廊里嬉闹，他们快乐又惬意。在靠近掩体底层的楼梯间内，他们围着圆桌子读童话故事。越来越响的爆炸声，他们丁点儿也听不见，跟“希特勒叔叔”在一起，他们感觉特别安全。下午，他们跟“叔叔”一同喝热巧克力，给他讲学校里的事情。赫尔穆特，其中惟一的男孩子，朗诵他为希特勒生日写的作文。“你是抄爸爸的文章。”他姐姐嚷道。男孩子反驳：“其实是爸爸抄我的。”大家都笑了。他们的母亲，手中的提包里藏着毒药，毒药就要夺走这六条小生命了。

我忽然想起，莫雷尔教授正在哪儿呢。他的房间现在已经住着戈培尔夫妇了，这位外科医生已经离开。林格依然兢兢业业，冷静和蔼一如往日，他告诉我，莫雷尔教授与元首发生戏剧性的冲突，今天一早就乘飞机离开了。昨晚，元首睡觉前，莫雷尔又照例跑去要给元首打针。希特勒忽而满怀恐惧，满脑子猜疑，认定那针剂里有阴谋，觉得莫雷尔也是叛徒。“莫雷尔，马上滚出我的房间！你想麻醉我，这样他们就可以强行把我运出柏林了。他们都想这么干，可我是不会答应的。”他这么吼了一通。莫雷尔吓得发抖，差点心脏病发。他又命令莫雷尔搭下一班机离开柏林。希特勒从未离开过这位外科医生超过24小时，出出入入每一段旅途，莫雷尔都陪伴在他身边。现在他要驱逐莫雷尔了。他不再需要医生，不再需要药剂，不再需要特种饮食。没关系了。

元首指挥部里又来了些新脸孔。其中有帝国的新晋领袖阿瑟·阿克斯曼，他是最最忠心的人之一，简直是个盲目的理想主义者！他只有一条手臂，双眼燃着好战的热火，神色却又镇静沉着。他也是随上司一起过来的。另外，还有一个鬓角斑白的小个子，他穿着党卫军的灰绿制服。无论在哪儿，聚头谈论形势的军官堆中，都少不了他。他就是高级队长米勒，卡尔滕布伦纳的副职。

施佩尔忽然又出现了。埃娃来见他，伸出手：“我知道您会来。您不会丢下元首一个人的。”可施佩尔只微笑着，停了停，他才回答说：“今晚我会再次离开柏林。”然后，他去见希特勒。他们之间这次谈得很久，也很严肃，可谈的是什么，我们一无所知。

另一个热闹话题则是戈林的“变节”。戈培尔、赫韦尔、福斯、阿克斯曼和布格多夫一块儿站在会议室外的走廊里。我从接待室外听到他们说，这生死攸关之际，戈林已经背叛了元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往掩体上层走的路上，我遇见克里斯蒂安太太。她已经从冯·贝洛上校那儿获知此事，后者是她先生的同僚。戈林发来电报，说既然希特勒已不能行动自由，他要接替希特勒掌握大权，如果当晚22点前元首不表态，即意味着他的意见生效。

这份电报落到博尔曼手中。他呈交希特勒看，一边还用自己的话解释。毫无疑问，希特勒把戈林的意见看作叛变，就这名帝国元帅的所作所为大发雷霆，当即撤了他的职。博尔曼现在一定得意地暗笑，夜半五分钟内，他顺利除掉了自身势力的最强劲对手。他下令，在上萨尔茨堡把戈林及其手下一网打尽。

戈林成为掩体内当日的惟一话题。我们几乎没有留意，长谈过后，施佩尔又消失了，他彻底离开了柏林。希特勒在房间内向隅独坐，谁都不想见。同时，军官们又聚集起来，在会议室研究柏林的街巷地图，商议着抢救行动如何部署。元首对此毫无兴趣。可将军们还不肯放弃。文克将军手下的某支部队可能正往西部进发。一旦文克奉诏打回柏林，我们也许就能得救了！若能得到文克的支援，高级队长施泰纳也可从北部发动攻击！军事计划的细节，我也不懂，可这些话又让我擦亮希望的微细火星，军官们把此计划报呈最高统帅。他们想让元首来看看桌上的地图。他又一次从沮丧中振作起来，下达了命令！文克将军改变路线，来柏林救援。

我们没有一个人睡得着。我们像幽灵一样在房间内转来转去，等待着。有时，瞅准什么时候炮火暂且停息，我们蹑手蹑脚爬上楼梯，眼看那毁灭的世界铺展得越来越广，毛骨悚然。我们身边只剩下瓦砾和楼宇的残骸。一匹马陈尸在威廉普拉茨的碎石街中心。我已如行尸走肉一般，整个人已经被抽空了似的。身边的一切都不是真实的，都不是自然的。我们已不再大惊小怪，我们再也哭不出来，所以只好挤出笑颜。要把心底绝望的声音压下去——那声音让我们想起家，想起母亲，所以我们拼命开口说话。一瞬间，我想起拜仁州临湖安居的人们，他们一定在等着我回来，他们爱我，替我担心着。男人们不必运筹帷幄，女人们也不必害怕弄权。那儿的生活还在继续。可掩体内那紧张沉重的气氛已经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元首现在已经成一个落魄的老头子，还死守着那份无形的盼望。他单单站在那儿，即足以扼杀一切真实的感情，一切自然的感觉。

我们几个女子总是粘在一块儿。埃娃也掺了进来。我们跟孩子和狗嬉戏。所有的房间都为我们敞开，再也没有人要为公务忙碌。一旦有报告发过来，一旦某个浑身尘灰、汗流浃背的军士从附近的前线冲过来说苏军的坦克又进了一步，希特勒只报以沉默，不屑一顾。帝国总理府已交由一名防卫总司令主持：蒙克队长。我真要虚脱了，绝望地想，苏军马上要攻入总理府，我们只好坐以待毙。而警卫的暗号却是：“振作起来，活着就还有希望！”耳际不断回响着这句话，可我们已经僵硬麻木，像一个个木偶。我们已经不再计算日期了。偶尔，我们还腾得出一小时来睡觉，可神经绷得那么紧，稍有动静即醒过来了。我们都想亲眼看着文克将军的援军降临。明明知道地狱已经大门洞开，我们可还竖起耳朵，满怀希望，仔细听什么时候会响起德国军队的枪声。

现在，城里已开始巷战了。苏军的重型坦克越过一个个街区。怎么还能依赖希特勒青年团的小男孩守在每处桥头炸掉坦克呢？元首曾给他们授勋，褒奖他们打下几辆苏军的坦克，可现在又来了几百辆坦克。文克一点音讯都没有。也没有施泰纳发动进攻的消息。帝国总理府派出去打探消息的巡逻兵也两手空空地回来。[…手稿无法辨认…]汉娜·赖奇空降于勃兰登堡门外的东西轴线上，连同格赖姆将军，优秀的空军军官。今天，我才第一次认识他们中的一位。汉娜·赖奇是柔弱的小女子，仅从外表上看，你简直无法想象她巾帼不让须眉的一面。她的黑色汗衫领子熨得笔挺，戴着铁十字勋章。格赖姆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斜着肩。他是冒着大险飞过来的，被苏军的战斗机击中，负了伤。现在，作为戈林的继任，他统领空军。不过，首先他得进手术室，让施通普费格医生动手术。施通普费格脸色苍白，矜持缄默。汉娜·赖奇急着要去见元首。她全心全意忠于元首，毫无保留。今天发生的一切让我不无惊奇，因为她是惟一与希特勒没有私人交情的女人，她的角色是军人，是司令官。她已陷于热情的火海，准备着为元首和他的意志死而后已。[…]

那天晚上，她照顾戈培尔的孩子们入睡。埃娃又唤了大家来聚会。孩子的母亲已经无法平静面对他们了。每回跟孩子们呆在一起，她都难过得要死，过后总要掉眼泪。她和她先生已如鬼魅一般，死亡的念头已决。

经过那房间的时候，我听见六个稚嫩的童声在唱歌。他们分坐在三张双层床上，双手捂着耳朵，好不受邻座的干扰，唱准三个不同的声部。唱完歌，他们高高兴兴地互道晚安，便睡去了。只有最年纪大的黑尔佳，时不时从明亮的棕色眼睛中透出哀伤的目光。她是最恬静的孩子，我不免为她满怀悲慽，因为她的童心已看穿我们大人的一切伪装。

我离开了孩子们的房间，一边想着谁能把天真无邪的孩子们推向死亡呢。戈培尔太太已跟我谈过。前面没有别的解救了，我们都让命运绑在一起。戈培尔太太比我们每个人都痛苦。她要面对的是六个亲生孩子的死，而我们只需要面对自己的死。“我情愿让孩子们死去，也不愿意让他们受到侮辱。战争结束后，我的孩子们断然无法在德国立足。”

埃娃、克里斯蒂安太太、曼齐亚利女士和我，还与希特勒一起吃饭。这会儿，我们再也找不出什么有趣的话题了。我听见自己说话，声音那么陌生。“我的元首，您认为纳粹主义会复活么？”我问。“不，纳粹主义已经死了。也许，１００年内，还会有某个相似的思想诞生。信仰的力量会席卷整个世界。可德国已经失败了。德国太幼稚、太弱小，不足以承托我的使命。”元首说着，似乎不过在自言自语。我再也听不懂他的话了。

（谢选骏指出：德国诚然不足以承托希特勒的使命，但希特勒又如何足以承托全球政府的首相呢？）

新帝国总理府的掩体内，每个房间都充塞着绝望的混乱。剩下的军官有冯·贝洛、费格莱因、布格多夫、克雷布斯、赫韦尔、空军上校鲍尔和高级队长拉滕赫贝尔，他们都是拜仁人。除我之外，还有两人亦来自慕尼黑。此外，还有海军上将福斯、一些我不认识的军官、新闻办公室的海因茨·洛伦茨。博尔曼及其同僚也驻扎在这儿。疲惫的国民冲锋队和国防军战士出没在走廊里。一个战地厨房负责给他们提供热饮料和汤。地下到处横着睡熟的人，女人们跑来跑去帮点忙——她们中有难民、女孩子、护士、帝国总理府的职员，有帮得上忙的地方她们都会尽心尽力。一个大房间专用作紧急手术室。外科主任医师哈泽来自已被炸毁的沙里泰医院，他没日没夜忙个不停，截肢、开刀、包扎，做一切他力所能及的事情。没有地方加塞病床了。没多久，供伤员使用的内、外衣也告罄。

长长的走廊，连结着帝国总理府和元首的掩体，部分已被摧毁，薄薄的天花板掉了下来。希特勒希望克里斯蒂安太太和我可以陪在他身边过夜。会议室地面已经摆好几张床垫，我们可以在此和衣睡一个小时左右，而外头，隔着一扇没关严的门，则睡着克雷布斯、布格多夫和博尔曼等几位军官，他们在扶手椅上打呼噜，干等文克的救兵！事实上，我们离地狱只一步之遥。4月25日至26日，炮火到了最猛烈的程度。枪声就没停过，我们躲在掩体内，却都像在刑场上一样。忽然，跑进来一个卫兵，告诉我们：“苏军的机枪正在入口处向我们开火。”他慌慌张张地跑过一个个房间，可守在这里的人们沮丧得什么反应都没有了。最后证实这是误报。只有一响炮声的确来自近处。又能苟活一会儿了！我简直不知道这几个小时是如何打发的。我们不停地抽烟，不管元首在不在场。烟雾再浓烈，他也不介意了，埃娃也不再收敛她的“坏脾气”。有时，会有从前线撤回的人呈送上报告。主力战线一步步逼近安哈尔特车站。每每登上地面，望见战火连天，烟雾弥漫，我们耳边就回响着柏林城内妇孺的悲号。我们听说，德国女人都成了苏军坦克的人肉盾牌。又一次，我们不住地想，死亡该是惟一的解脱。

我还记得，我们谈来谈去的，无非是关于最好死法的细节，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现在还活着。希特勒听说过墨索里尼死得有多耻辱。我想，大概有人给他看过米兰广场上倒吊着的裸尸照片吧。“不论死活，我都不愿落入敌人手上。我死了之后，尸体得马上烧毁，好让人再也找不着。”希特勒吩咐。谈着如何死这个话题，我们都没了胃口，只呆呆地往嘴里塞食物。“最好的方法是往嘴里开枪。这样头颅瞬间粉碎，而你什么感觉都没有。马上就能死。”希特勒告诉我们。可几个女人都让这主意吓坏了。“我想留着美丽的尸身，”埃娃说道，“我宁愿服毒。”说着，她从华丽的衣裙口袋中摸索出一只小小的黄铜药囊，药囊内藏有小玻璃瓶，里面是氰化物。“这会很疼么？我可不想痛苦地挣扎好久，”她坦言，“我时刻准备着英勇就义，可不管怎么说，我想死得毫无痛苦。”希特勒给我们讲解，服这种毒药是完全没有痛苦的。神经系统和呼吸系统会瘫痪掉，几秒钟内人就死了。既然这么“舒服”，克里斯蒂安太太和我都请求元首也给我们一剂。希姆莱送他十剂，吃过饭后，他给我们每人分了一剂，说：“我真遗憾，没能送给你们更好的礼物。”

4月26日。我们已经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只与凯特尔还保持着无线通讯。文克的救兵和施泰纳的进攻都毫无音讯。可以肯定的是，再也没有一支军队能把我们解救出来了。苏军已经攻到蒂尔加滕。到了市中心，抵抗苏军的力量明显减弱。他们势如破竹，已接近安哈尔特车站。

元首在掩体内像幽灵一样活着。他不停地在房间内踱步兜圈子。有时，我忍不住猜想，他到底在等待着什么呢，既然大势已去，他为什么还不赶紧结束这一切。他定要自杀，我的最后一丝希望也随之幻灭。您想想，孩子们还在为保护首都而战，然而“帝国头号战士”已经打算自杀了！我又跟他谈到这儿。我问：“我的元首，您难道没有想过，德国人民正期待着您率领军队冲到战事最前方吗？”现在，跟他说话，已经百无禁忌了。他不耐烦地回答：“我再也没有战斗的身体状态了。我的双手不停颤抖，连一把手枪都握不住。倘若我负了伤，甚至也找不到自己人给我补一枪。而我也不愿意落入敌人的手中。”他是对的。他的手颤得那么厉害，连拿个小勺子小叉子送食物到嘴里也难，从椅子上站起来，或者拖着腿走路，对他来说也不容易。

埃娃正在写诀别信。她所有的心爱衣裳，她的首饰和所有值钱的宝贝，都要运回慕尼黑。她也只是在默默忍受，在等待着。外表上看来，她一如往常，显得平静又快乐。可有一回，她来找我，握着我的手，说话的声音嘶哑颤抖：“容格太太，我实在太恐惧了。这一切马上就要结束了！”她的眼睛流露出内心的痛苦。让她大出意料的是，赫尔曼·费格莱因居然对她漠不关心。两天以来，她都没有见到他。在此之前，他也似乎一直在躲着她。她问我有没有见过他。没有，费格莱因今天根本就没呆在掩体内。没有人知道他到哪儿去了。人们找他处理党卫军的公务，可他不见了。也许他冲到前线去察看军情？连在帝国总理府跟他在同一个房间工作的军官都对此一无所知。4月27日，希特勒也想召见费格莱因。他踪影全无。晚间，党卫军将军费格莱因才回到帝国总理府，不着制服，也没佩勋章，穿得像个平民，醉得一塌糊涂。我都不敢正眼瞧他。可埃娃震惊不已，失望极了，她告诉我，就在前一天晚上，赫尔曼从他的私人寓所给她打电话。“埃娃，如果没法子劝说元首离开柏林，那么你得赶紧离开他。别干傻事——现在不是生，就是死！”她回答：“赫尔曼，你在哪儿？马上过来吧，元首正在找你，他有话跟你说！”可电话就挂断了。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不是哲学家，所以埃娃也不懂“这一切”本来就是转瞬即逝的现象。包括“千年帝国”的大头梦——人们都在为“本不存在”的“过电影”而忙碌，这就是碳基生物的宿命。）

柏林城内，连报纸都停了。只有电台还在广播，报告新消息，说元首还留在这座不幸的城市中，坚持着抵御敌军，与大家共担命运。可元首掩体内，我们中的一部分人都明白，希特勒早就无心恋战，只一心等死。帝国总理府掩体上，战士和卫兵们负隅顽抗，唱起老战歌，而护士和女帮工们忙得都抓狂了。难民和帮工来自全城各处，集中在帝国总理府。人们在这儿苟延残喘，幻想着，战斗着，工作着。可元首的掩体已成了蜡像博物馆。人性或许也还存在。有人过生日，老拉滕赫贝尔六十大寿。我们坐在掩体上层的走廊上，摆好桌椅，大家一起吃饭喝酒。埃娃与我相对而坐。我们聊起慕尼黑和拜仁州，客死异乡是多么悲哀的事情啊。“为了普鲁士，为了一切，”拉滕赫贝尔嚷道，他的眼睛兴奋得溢出泪水。我们又一起欢笑，想在这几分钟内忘却一切。

忽然，掩体内又挤进了很多人，有些是陌生人，有些则曾在掩体的别处见过一面。一大队穿制服的军人正往元首掩体走下去。我们也看到元首慢慢走来。他弓着身子，左手藏在背后，与每个人握手，望着他们的脸孔却眼神空洞。他们的眼睛亮起来了，能听到元首亲口致谢，该有多么高兴，他们心满意足，带着一肚子自豪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可我们都懂，元首并非在褒奖他们的勇气和忠心，元首是在向大家告别。我们都说不出话来。我问埃娃：“时间马上要到了吧？”可她说：“不，道别还在后头。元首会跟大家亲口说再见的。”

那天晚上，甚至还举行了一场婚礼。一个厨娘嫁给了一个重型运输车司机。这个勇敢的司机甚至穿越地狱一般的柏林城，把岳母一家子也接来了。我们都沿着阴暗的走廊爬上去，来到元首寓所的废墟上。高高悬着的天花板上晃着朦胧的蜡烛光。眼前的景况多么古怪。还有一排排椅子，一座乐队指挥台。政府秘书瑙曼博士作了演讲，新人十指相扣，外头回响着可怕的枪炮声，仿佛斯大林为我们弹奏管风琴。然后，我们祝福新人，回到死气沉沉的掩体内。婚礼来客继续庆祝，其中一位带来了手风琴，还有一位拉起小提琴。火山口上，举行着新婚舞会。

我跟戈培尔的孩子们嬉闹，给他们念诵童话故事，陪他们玩捉迷藏，好让他们逃脱恐怖的魔掌。他们的母亲再也没有跟他们说话的勇气了。夜里，他们在六张小床上睡得香甜，而掩体内人人在等死，厄运一步步降临。

4月28日，希特勒遭受致命的打击。他尚未最终决定如何处置费格莱因，可他觉得此人已在叛变的边缘，正对他落井下石。新闻办公室的海因茨·洛伦茨报告这一警讯：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党卫军全国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正尝试借助贝纳多特伯爵牵线，与盟军谈判。

希特勒听到这一消息时，我正呆在哪儿呢？他可能又暴跳如雷起来，指着谁破口大骂。好在我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平静下来了。只有埃娃双眼红肿，泪痕未干，因为她的妹夫刚刚被判死刑。在外交部的花园里，那美丽的仙女铜像旁的花树下，他被枪毙了，死得像条狗。她曾向希特勒求情，说费格莱因眷念太太和儿女，想救全家逃出生天，也是人之常情。可希特勒不为所动。他只看到他满口谎言，背信弃义。他曾把“忠诚的海因里希”看作动荡的海中最坚定的磐石，可现在连他都背叛了他。这下子，费格莱因的行为引起他猜疑：此人是希姆莱的同谋无疑。也许希姆莱正打算暗杀他？也许要把他活捉，送到敌人手中？希姆莱的幕僚，他一个都信不过。他甚至疑心希姆莱留给他的毒药也有问题。与我们一起留在掩体内的施通普费格医生脸色苍白虚弱，比从前更加沉默。希特勒连他也怀疑。

于是，哈泽教授应召马上赶来新帝国总理府的掩体，其时他还在替人做手术。我们看见元首与他谈话，给他一颗毒药囊，然后他们一起走到洗手间门口，金毛和它的小狗们就系在那儿。医生弯下身子凑近狗儿，我们闻到一股苦杏仁的味道，金毛就一动不动了。希特勒转身回来。他的脸就像死人面具一般。他把自己锁在房间里。希姆莱的毒药还是可靠的！

汉娜·赖齐与格赖姆将军准备坐飞机离开了。[…]他们走出掩体之前，与希特勒作了长谈。

我们几个女子都躲在埃娃的房间里，陪孩子们与狗嬉戏。千钧一发之际。我们的神经绷得快要断了。埃娃跟克里斯蒂安太太和我说：“我敢打赌，今天晚上你们俩都会哭鼻子。”我们紧张兮兮地盯着她看：“是最后的时刻了么？”不，她回答说，我们要目睹别的场面，这将非常感人，可她不会透露更多。

我不知道接下去的几个小时我们是怎么度过的，简直就是噩梦。几场谈话的细节，我都记不清楚了。我们到底在谈些什么呢？耳边只回响着炸弹、手榴弹、大炮和坦克的呼啸声，像地狱一样。也许再过几小时，苏军马上就打到波茨坦广场了，下一步就到我们的门口。掩体内还没有特别的事情发生。国家的领导人们只呆滞地坐在一旁，等待元首颁布最终的命令。连一向热心的博尔曼和勤勤勉勉的戈培尔也无所事事了。阿克斯曼、赫韦尔、福斯，一众侍从和副官、卫兵及勤杂，他们都只空等着最终的命令。现在，没人再幻想胜利降临。我们只等着最后被驱逐出掩体。

难以置信，在这样的景况下，我们还能吃得下，喝得下，睡得着，聊得起天。我们机械麻木地活动，我们做了什么事情，我一点记忆都没有了。

就叛国的题目，戈培尔向同僚们作了长篇演讲。戈林的所作所为，他甚为不齿。“这个人永远称不上纳粹主义者，”他声称，“他只是倚仗元首的威望，他的生命中根本没有理想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则存在。德国空军的失败，就是这个人造成的，我们现在坐以待毙，都是拜他所赐。”这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戈培尔与戈林这两位国家要人，原来是一对你死我活的政敌。戈培尔太太也跟先生一起声讨这位帝国元帅。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我们都越来越麻木了。我们也不再等待。外面的世界一片混乱，而内里的时间已粘滞。我们坐着聊天、抽烟，乏味无比。只能这么做。这些天以来的紧张状态终于消退了。我面前只剩下虚空。我随便找到张行军床就可以躺着睡上一个小时。醒来的时候，大概已是深夜时分了。侍从和卫兵们忙着出出入入，往返于走廊与元首的房间之间。我洗过脸，换了衣服，现在该去找元首喝茶了。而茶话会上，死神正是那位看不见的客人。可今天，一推开希特勒办公室的门口，我大吃一惊。元首向我走过来，一边握手一边说：“孩子，你休息得可好？”我还没缓过神来，只回答道是的。他继续说：“过一会儿，我有话让你记录下来。”我都忘了，原来这个疲惫虚弱的声音，与从前势若悬河、而我跟都跟不上的那个声音，来自同一个人。可现在还需要写些什么呢？我匆匆瞥了一眼希特勒，发现旁边的桌子装饰得像要过节一般。这是为晚间8点钟准备的，还有香槟酒杯。客人们已经落座，戈培尔夫妇、阿克斯曼、克里斯蒂安太太、曼齐亚利女士、布格多夫将军和克雷布斯将军。他们为什么要聚会，我忍不住揣摩着。希特勒要举行诀别宴会了？他招呼着我。“也许现在我们该开始了。来吧。”他说着离开了房间。我们面对面坐在会议室里。我正准备把打字机的罩子挪开，可元首说：“在速记簿上写就行了。”我只好独自坐在桌子旁等着。一如往常，希特勒站在桌子的宽边前，双手靠着桌子，眼睛盯着空荡荡的桌面，上面再也没有地图或街区图了。好一会儿，外头不断的爆炸声、枪声都淡去了，只听见屋里两个人的呼吸声。忽然，元首迸出第一句话：“我的政治遗嘱”。我的手颤抖起来。现在，我终于听见我们这些天忐忑不安所等待着的事情安排了：对所发生之事的解释，直认无讳，甚至内疚之情也一表无遗，或者应该说，那纯粹属于辩解之辞。这是“千年帝国”的最后一份文件，一个穷途没路的人将一切真相和盘托出。

可又到底与我的想象不相符。元首的声调冷漠机械，他所解释、谴责和质询的内容，不单是我，就连德国乃至全世界人民都早就耳熟能详了。希特勒委任下一届新政府成员，这不免让我吃惊。我真糊涂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既然我们已经一败涂地，既然德国已经被毁灭了，既然纳粹主义已死无葬身之地，既然元首除了自杀之外也没有别的选择了，那么他现在任命新政府成员又有什么用呢？希特勒说个不停，几乎头都不抬。他只稍稍停下来想想提纲，随即开始传授他的个人旨意。而我现在才知道，他打算与埃娃结婚，然后共赴黄泉。我猛然想起埃娃说过的话，她说我们今天非掉眼泪不可。可我真的哭不出来了。元首在分配他的遗产，这时，忽然间，他说，待他死后，可能再也没有德意志国家存在了。笔录结束。他离开一直倚靠着的桌子，好像大松一口气似的，可刹那间，眼里又泛起绝望、伤痛的目光。“马上替我打印好三份副本，然后交给我。”他说得如此迫切，令我惊讶的是，希特勒这份最终的、最重要的、最具决定性的文件连修改、斟酌都免了，就急着向全世界公布，刻不容缓。本来，就连发给州长、艺术家的生日贺信，他都坚持一再润色——可希特勒一点时间都没有了。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是个雕虫小技的作家，不是一气呵成的天才。）

元首回到宴会现场，这是一场婚宴。而我，只坐在戈培尔房间外间的等候室，忙着打印第三帝国历史的最后一页。这会儿，会议室已经变成结婚注册署了，一个注册官员从附近的前线赶来，宣布两位结成夫妇，埃娃签名的时候仍把自己的姓写成B开头，希特勒马上纠正说她应该改H开头的姓了。大家举起香槟杯，该说什么祝酒辞呢？难道祝这对新人生活幸福吗？

元首不大耐烦看我打印出来的纸页。他来到我所在的房间，只瞧瞧我打印到哪儿了，他一句话都没有说，只瞥了一眼速记簿上的字，就回去了。

忽然，戈培尔推门而入，一脸激动，像粉笔一样白，泪水沿双颊淌下。他说现在没有其他人了，他总算可以把心里话倾吐出来。他哽咽着，颤抖着。“容格太太，元首命令我离开柏林！我得去组建新的政府。可是，我不能离开柏林，我绝不离开元首！我是柏林的地方长官，所以这里就是我的岗位。要是元首死了，我的生命就没有意义了。他甚至对我说：‘戈培尔，我不希望你违抗我的最后命令……’元首现在作这些决定，已经太迟了——他为什么不早一点颁布呢？”他绝望地问道。

接着，他又要我给他笔录遗嘱，作为元首遗嘱的附录。他这一生中，这还是第一次不得不违抗元首的命令，因为他不能离开柏林，不能离开元首。到了最后的时刻，与其苟且偷生，不如尽忠捐躯……他也要向全世界宣告，他和他全家都宁愿死，也不愿生活在一个没有纳粹主义的德国中。

我尽全速把两份文件打印出来。手指都麻木了，而居然没有出什么打印错误。博尔曼、戈培尔和元首自己都时不时过来瞧瞧我打完了没有。他们让我更加紧张，打得越来越慢。最后，我终于把最后一页纸从打字机中拖出来，走回会议室，标记好三份副本，当晚，它们就由信使送到三个不同的地方。冯·贝洛上校、海因茨·洛伦茨和博尔曼的同僚灿德尔会执行希特勒的遗嘱和最后意愿，然后才离开柏林。

此后，希特勒的生命算是真正走到了终点。现在，他只等着目的地发回最后一份文件的收件确认。我们只盼着苏军赶紧攻入我们的掩体，枪炮的声音已经那么近了。我们的狗儿已全部死掉。驯狗师尽职尽责，在它们葬身敌军的手榴弹和炸弹之前，亲手枪毙了我们心爱的宠物。

所有的卫兵和战士都不得不冒着生命危险走到外头去。我们中已经有人负伤。护卫队队长的腿也中了枪伤，痛得走不动。

几乎没人想到那五个金发小女孩和一个乌发男孩还呆在他们的房间里玩耍。他们的母亲大概已经告诉过孩子们，他们得接受针剂注射，因为这么多人挤在狭窄的空间内，可得特别防范病毒传染。他们都懂得为什么要打针，他们都不怕。

4月29日，我们都滞留在这儿，坐观其变。

4月30日，这一天的开端跟此前的每一天无异。时间拖曳。现在，却没人知道该怎么称呼埃娃了。副官们和卫兵们结结巴巴半天，羞红了脸才挤出“尊贵的女士”几个字。“你们可以称呼我为希特勒太太。”她说，一脸微笑。

她让我到她房间里去，因为她不能整天独自沉浸在自己的思考中。我们无所不聊，好分散彼此的注意力。忽然，她拉开衣柜的门。里面挂着华贵的银狐裘，为她所珍爱。“容格太太，我想把这件皮裘送给你，作为赠别礼物，”她说，“我总是喜欢身边能多几位衣着华贵的女士——希望你能接受这份礼物，并且喜欢。”我道着谢，满心感动极了。我很愿意收下这份礼物，尽管，我也不知道，我还有什么机会、在什么场合能穿上这件狐裘。然后，我们跟希特勒共进午餐。午餐间的谈话跟昨天的一样，跟前天的一样，跟过去每一天的都一样：一场死神的宴会，人人却戴着喜乐、平静与安详的面具。我们离开餐桌。埃娃回她的房间，克里斯蒂安太太和我则找个地方抽一阵烟。在侍从室，我找到一张空扶手椅，侍从室紧靠着希特勒的走廊，门敞开着。希特勒也许正呆在他的房间内。我不知道他跟谁在一起。京斯策向我走过来，说：“过来吧，元首要跟大家道别。”我站起来，赶紧步出走廊。林格把大家都召集过来了。曼齐亚利女士、克里斯蒂安太太，我仿佛记得还有些其他人在场。然而，我眼中只有元首的身影。他慢慢走出自己的房间，比往常更显得佝偻，站在门口，与每人握手。我感觉到，他的右手可比我的温暖，他望着我，却似视而不见。他似乎已心不在焉了。他向我说了些什么，可我却听不见。我听不见他最后的吩咐。这一刻，我们等待了好久的这一刻，终于降临了，我整个人僵在那儿，完全没法子留意身边究竟在发生着什么。我像中了邪一样愣着，直至埃娃走到身边。她微笑着拥抱我。“请一定要尝试逃出这儿。你现在前途无阻。替我向拜仁致意。”她说，脸上现着笑容，而声音却有悲颤。她穿着元首最喜欢的那套衣裙，黑裙子，领子缀着玫瑰，头发新洗过，侍弄得很好。于是，她跟随元首走入他的房间——走入她的死亡。沉重的铁门闭合。

谢选骏指出：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其实人人都在一场死神的宴会中……却戴着喜乐、平静与安详的面具。十三岁的时候，我就体认到了这一点，发觉周围的一切全是假的，人生原来只是一个泡影！从此，我再也无法像生口一样活着了。

（另起一页）

【第四部分】

【他是我的首长】

【（希特勒女秘书的遗著）】

（另起一页）

【目录】

编者的话

佐勒的书《希特勒的私生活》的出版经过

我是怎样当上希特勒的秘书的经过

1934年罗姆暴动

希特勒的口授与楼梯间

随希特勒旅行

希特勒的生日

1939年进军波兰

1940年进军法国

1941—1944年进军俄国

希特勒身边的妇女们

阿达·克莱因

格雷特尔·斯勒察克

爱娃·布劳恩

上萨尔茨堡

贝格霍夫

撤离柏林命令与告别希特勒

贝格霍夫的末日

我被监禁

（另起一页）

【编者的话】

（本书是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根据希特勒女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的遗著编写而成的。施罗德自1930年起在纳粹党机关中任职，自1933年起任希特勒的秘书。她虽然不是纳粹德国党政要人，没有参与纳粹德国的政治和军事决策；但是她属于希特勒身边内圈中人，能够目睹希特勒的种种言行、纳粹党领导层和大本营的某些活动。而且，她当希特勒的秘书整整12年，正好经历了纳粹德国的兴起和覆亡，经历了希特勒的上台和毁灭。因此，这本以她的笔记、书信等遗著为基础整理而成的书，为研究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历史提供了不少资料。）

瓦尔特·弗伦茨先生有一次问我是否可以带一位慕尼黑的女士到他那里去。这样，几年前我通过一个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克里斯塔·施罗德女士。她原名叫埃米莉·施罗德，与常人不同，她不囿陈规俗套。她有文化，有音乐天资并且始终在寻求真实和事物的本来面目，但是她也是一个很难对付的人，对人、对环境、甚至对她自己和她的过去总是持一种极端的批评态度。有时她可以出口伤人，然而这种处世方式只是表明她是在粗暴的外表下内心极其敏感、有时缺乏自信心和神经过敏的人。

因为我长时间从事当代史的研究工作，目前又正在撰写《论希特勒的宽轨铁道》一书，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便发现我是她的一位对话伙伴，与我谈及她的生活、她的过去、“从前那些人”和希特勒。就这样，她向我讲述了她与“佐勒的书”的经历、该书的产生过程和1945年以后撰写的她过去的经历。

她非常憎恨那些记者和想利用她的人。一旦她在书刊中发现了不符合事实的描写，便会极其愤怒。有时我觉得她在有意寻找一些不符合事实的东西。赫尔曼·吉斯勒称她为“制造上层嫌疑的人”是不无道理的。

施罗德女士是一个执著追求真实的人。在她的遗物中，我曾发现一篇从报纸上剪下来的文章，在剪报上她两次用红线将下面这段话标出来并在旁边加了注——“这是对真实的真正解释”：

真实是伟大的。人们可以歪曲它、篡改它、掩盖它、割裂它和弄乱它，但却不能消灭它。它不断再现，总有一天它的光芒会照遍每个角落。不错，人们可以撕破它的衣服，然而它的面孔却仍然是美丽的。真实也有被掩盖——这往往是由于国家的原因——甚至有走向破灭的时刻，但是总有一天它会重见光明。无论是在私人生活中，还是职业生活中都是如此。人们不止一次地上当受骗。有一句古老的谚语说：“谎言是世上的常事”。然而谎言最终不会得逞，我们应耐心地等待真实到来的时刻。在罗马贵族院里刻有这样一句话：“真实纵然有‘沉没’，但决不会死亡。”“真实必须有坚硬的脑壳，因为它的头时常遭到冲撞。”这句民间格言不止一次地引起了我们的思考。

克里斯塔·施罗德对事情喜欢寻根究底，憎恨对事实的歪曲，实际上，她从未完全从她过去的经历中摆脱出来。至于一个在希特勒身边工作和生活过12年的人是否还有能力摆脱过去，这则要另当别论了。

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纳粹党人。她常说：“如果1930年刊登在报纸上的那则广告不是纳粹党的，而是共产党的，那么也许我会是一名共产党人了。”施罗德女士是一位以批评的眼光看待、表达、观察和分析事物的人，于是她在希特勒、所经历的事情、当时的朋友们、纳粹制度、战争后果和毁灭犹太人的暴行之间内心充满了矛盾。

施罗德女士在1979年2月18日的笔记也许说明了她的内心矛盾、她断断续续进行的工作和她对真实的追求：

“多年来大家都劝我，要我把我所了解的有关希特勒的一切都写下来。我在很久以前就已开始用打字机誊清我1945年撰写的速写笔记。然而进行的不是给自己提出的每天至少要努力工作二三个小时的任务，而是总在考虑希特勒复杂的性格。它使我沮丧。我陷入了一种精神失常的状态中，如同俄国作家伊万·同察洛夫在他那部1859年出版的小说中描写的奥勃洛莫夫其人一样，本打算于明天或后天要做某件大事，然而后来却还是以‘某种文雅的惰性’在床上度过他的时光，他每次都被美妙的计划、设想、展望搞得疲惫不堪，心醉神迷。

“如果认为我能揭示阿道夫·希特勒的‘真面目’，那是个误会。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太复杂了。安妮·勃兰特今天早上也向我证实了这一点。她，安妮，于1945年3月初曾被爱娃·布劳恩请到总理府去与希特勒一起喝茶。喝了一会儿，佣人走了进来，低声告诉安妮，她丈夫来了，正在楼下等她。对此希特勒非要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事。他总对别人的耳语感到好奇。如果谁要想把某个事情告诉他，最简单的办法是，先与邻座的人低声谈论，一旦他发现有人耳语，他就一定要知道他们谈话的内容，这一点人们是可以确信无疑的。

“1944年7月谋杀案发生不久，卡尔·勃兰特教授就被流放了，他不得不离开拉斯滕堡元首大本营，此后他不再见到希特勒。但是希特勒却让人把他请来。开始希特勒还犹豫不决，没有会见勃兰特大夫，但后来在他见到他之后却又一见如故。更使我不能理解的是，在这次见面的四个星期之后他就判处勃兰特大夫死刑。

“勃兰特教授在路德维希斯堡运送医生去比利时参加一项诉讼案时曾见到过我，我们进行了简短的谈话，我问他：‘首长这个人怎样，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勃兰特不假思索地回答：‘他是个魔鬼！’

“33年之后我才认识到了这一点。过去我根本不是一个关心政治的人。使我感兴趣的只是希特勒这个人。我只想把一些经历，诸如为希特勒记录口授和在拉德齐维尔宫楼梯间里下午大家聚集在一起喝茶或在贝格霍夫较大范围内的聚餐和午夜坐在壁炉前漫谈时的情景以及后来在战争期间在间形势讨论会结束之后在大本营喝茶时的感受和当时的所见所闻都写下来。”

施罗德女士只是在断断续续地进行着她的笔记整理工作。她有一个封面写有“速写练习”字样的旧本子和保存底稿的卷宗夹。旧本子里是她在被拘留肘撰写的速写笔记。日记上标出的最后日期是1948年8月。这些速写笔记都是用施托尔策-施赖速记法写成的，并非像一家画报所说的那样，是用只有施罗德自己认识的密码写成的。在此谨向速记专家格奥尔格·施密德彼得先生表示谢意，感谢他将施罗德女士没有译完的速写笔记翻译出来。速写笔记的旁边还有她的许多随笔和标明她的工作进度的纸条。

1982年施罗德女士曾问我，是否愿意出版和评注她的笔记。当时她的问题使我感到惊讶。我了解她与《佐勒的书》有关的经历，为了这本书，她曾向书中所涉及的“从前那些人”表示道歉，我知道，她在世时是不会发表她的笔记的。因为在许多人还健在的情况下，发表这部笔记是根本“行不通的”。尽管每个人手中都存有一些笔记，但发表出来的却为数不多，因为这些笔记一旦发表出来，就会立即招致别人的批评。

施罗德女士要发表其笔记并非为钱。她拒绝金钱和物质的东西。她一再强调，她的养老金足以维持她的生计，生活方面她没有特殊要求，她对她的现状很满意。她没有兴趣出售她的笔记。尽管不少人一再向她表示如果把笔记拿出来发表将给她适当的酬金，但直到去世为止她并未为其所动。

对于她的问题我没有立即做出答复，所以这个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搁置起来了。在她看来此事已算不了了之。然而当她做完手术出院之后——从她的肾上割除了一个恶性肿瘤——她又提起有关出版她那部应当由我编辑并评论的笔记的事。这时，她打字已很吃力，因为她的手指已不听使唤，而且还很容易疲劳。

在她住进上施陶芬城堡医院的前一天，她把我和次日将陪她去上施陶芬的女友一起请了来，再次详细谈了出版其笔记一事。

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之后，救护车将她这个重病号从上施陶芬送回家中。几天后她给我打电话，请我到她那儿去。她告诉我她还得住院，随后她把一只用旧了的大黑皮箱交给了我，里边保存着她自己撰写和积累的材料。她不想让“……她那全部文字遗产落入某些人或记者手中”，对于她经常谈及的意见和愿望我是十分清楚的。

根据施罗德女士的愿望，即在她去世之后再发表这部包含着许多有意义的当代史素材的笔记，我对她的文字遗产进行了整理、编辑和评论。如果说这本书是在未经字斟句酌的情况下写成的，那主要是书中必须引用部分笔记底稿和一些详细记录的缘故，这些材料都是克里斯塔·施罗德保存下来准备发表的。

克里斯塔·施罗德何许人也？

埃米莉·菲利皮内·施罗德1908年3月19日出生在离汉诺威不远的明登市。她与单独抚养她长大成人的母亲关系一般，因为她是一个十分严厉的女人，并未给予她的女儿那种她始终渴望得到的抚爱。1926年，施罗德女士年满18岁可以独立生活时，母亲去世了。

她读完小学和中学后，于1922年4月11日在明登市远房本家的施罗德合股公司里接受为期三年的商业培训。同时她还在商业职业和贸易学校里上学。1925年4月1日结业。

此后至1929年7月19日她继续留在该公司任速记打字员。她有速记天才，经过持续紧张的练习和学习，她的速记打字能力提高很快。她参加过各种各样的速记打字比赛，经常获一等奖。

1929年10月她离开明登市到了纳戈尔德，为一位律师当秘书，她独当一面，处理办公室的具体事务。在那里她停留到1930年2月20日，然后去慕尼黑，指望找一个好点的工作，在业务上有所进展。

在当时那个失业工人已近700万的困难时期，要想在慕尼黑找个工作并非易事。为了工作，她跑过许多公司，当她在报纸上看到招工广告之后，她来到坐落在席林大街50号的纳粹党全国指导处求职。在87名竞争者中，她凭借其优异的成绩和能力取胜，于1930年初受聘，先后在那里的许多部门工作，一直到1933年为止。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掌权后，纳粹党的许多参谋部门都迁往柏林，1933年3月4日施罗德女士也一同调到柏林。去后不久先在总理府帮忙，在此期间被希特勒看中，后调到元首私人副官团当了秘书。

在总理府她一直工作到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此后便作为希特勒的秘书陪同希特勒进行历次旅行，出人所有大本营。希特勒当时的首席副官威廉·布吕克纳曾这样写道：

“我是1930年认识施罗德小姐的。她先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全国指导处当秘书，大约1933年她被调到经济政策局局长处工作，同年由慕尼黑调到柏林纳粹党联络部工作。由于她工作能力强，举止文雅，她最终到希特勒的副宫团当了我的秘书。

凭借她的打字和速记本领和工作能力，后来她又成了阿道夫·希特勒的秘书。在所有这些岗位上——尤其在最后这个岗位上——绝对的信任关系是一项基本条件。

由于她工作主动、刻苦，加之她领会精神快，并在口授时随口授内容进行思维，所以她完完全全地满足了人们寄于她的所有期望。她举止文雅、得体，考虑问题周到，尤其在旅行途中和在各个大本营里突出表现了这些优点。”

勃兰特教授在纽伦堡战犯审判中受审时是这样谈到施罗德女士的：

“……她是一位敢于发表意见的女人。克里斯塔·施罗德的特点与沃尔夫小姐不同。战争开始时主要是她们俩人负责希特勒的秘书工作。施罗德聪明、有批评精神并且判断能力强，而且她的精力比任何一位女秘书都充沛。她可以常常几天几夜几乎连续不断地为首长工作。她发表意见一贯坦率、自信，所以曾几次与别人发生过严重争吵。她不介入这个私人小圈子，连希特勒也有意与她拉开距离，因为受不了她的批评。由于施罗德小姐对希特勒总是坦诚相见，以致希特勒对她的反应使她十分痛心。后期，她对希特勒本人进行了激烈的批评。由于她大胆、坦率，她的生命无疑处在极大的危险之中。”

第三帝国垮台后，施罗德女士于1945年5月28日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后湖被美国军队（反情报别动队）逮捕，先后在许多拘留所和监狱关押过，1948年5月12日获释。1947年12月8日在路德维希堡市第七十七拘留所开始了非纳粹化的审理程序，在一审判决中，出乎大家的意料，她被定为主犯，判处三年徒刑。后经上诉，1948年5月7日的终审判决改判她为从犯，并在路德维希堡拘留所获释。

获释后，她于1948年8月旧至1958年11月仅给施瓦本格明德一家轻金属厂的老板申克先生当私人秘书，接着在该公司设在毛尔布龙的总厂工作到1959年10月31日。

然后，如同1930年那样，施罗德女士迁居慕尼黑。自1959年9月1日起她在一家慕尼黑建筑管理公司里当办事员，一直干到1967年6月26日。由于施罗德女士身体状况欠佳，所以她59岁时就退休，此后便在慕尼黑过着隐居生活，直到她1984年6月28日去世。

值得注意的是，克里斯塔·施罗德晚年是如何看待自己的。她在“自我评价”的标题下写道：

“我考虑问题周到，有判断能力，有批评精神，乐于助人。我具有很强的理解力和直观能力。我还自以为能够从别人的表情和行动中发现许多东西。我很少喜欢谁，但是我一旦喜欢上一个人，就会喜欢得过头。真没办法！我之所以能够批评别人，是因为我有追求真实和独立的不可抗拒的欲望。

我蔑视那种贪图功名的人，这些一心只想往上爬的人没有自己的见解，只能跟在别人后面鹦鹉学舌。我也蔑视追求物质利益的人，他们是世俗之辈，他们不诚实，头脑里充满了偏见，而且不愿意对出现的问题进行重新思考。”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担任希特勒的秘书期间，是不曾有过一个年轻女人所想象的那种私生活的。在度过了并不怎么美好的青年时代之后，她仍没得到安宁和一个女人所真诚希望的生活。这也许是因为她生活中的某种悲剧对她产生了影响。

1938年，施罗德女士与南斯拉夫的外交官拉夫·阿尔科尼克订了婚。她明明知道，希特勒对外国人的看法决定了此事不会有好的结果，希特勒不会同意这门亲事，但她还是这样做了。阿尔科尼克与南斯拉夫军界有联系，后来他在贝尔格莱德做起了不明不白的生意。他经常提到他与柏林“帝国总理府的关系”。施罗德女士因此也受到盖世太保的盘问。1941年他们解除了婚约。

这里，人们也许会说，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去的5500万人和在纳粹监狱里和集中营里度过的人来说，大好的时光下也是白断送了吗？而且他们所受的痛苦远比希特勒的一位女秘书要多。对于这一点没有任何争论。但是，从评价一个人的命运，评价一个人生活的道路来看，不能不说施罗德女士在希特勒身边失去了她的青春年华，在那里她内心并不感到幸福，在大本营潮湿地下室内和后来拘留所里的生活使得她的身体受到了严重摧残。当然，她的命运只不过是千万人中的一个。

在施罗德女士看来，在希特勒身边生活的特点是时时刻刻都要在他的身旁，受到他制定的清规戒律的约束，不论在总理府内、贝格霍夫还是在各个大本营里人们的生活空间是狭窄的。她幽居在被约德尔大将在纽伦堡的战犯审判中称为“修道院和集中营的杂交品”的大本营里不得不与之共同生活的总是希特勒身边的那些人，那些面孔。她没有实实在在的任务和工作，但却是被希特勒视为代替家庭的最亲近圈子里的成员之一。为照顾希特勒的情绪，她通宵陪他饮茶，恭听他那无休止的说教式谈话，希特勒常常在第二天凌晨结束他第一天的工作。

克里斯塔·施罗德在笔记中对她在希特勒身边的生活做出了如下结论，作为对一个女人生活的总结，这个结论听起来并不令人愉快，她写道：

“在15年的工作中，3年在最高冲锋队领导机关和经济政策局，中间还在希特勒青年组织全国指导处干过几个星期，后在元首和帝国总理私人副官团干了12年，这15年对我来讲实际上是与文明和正常生活隔绝的15年，是一种处在森严壁垒下的生活，战争期间大本营里的生活尤其如此。”

1941年8月30日她在东普鲁土地区拉斯滕堡“狼穴”大本营写给她的朋友约翰娜·努塞尔的信中说；

“这个地区岗哨林立，不得不连连出示证件，使人感到很不自由。我想，在这次进军之后我要想方设法与我们这个圈子之外的那些生活乐观的人们多往来，否则我将变得孤僻，失去与实际生活的联系。

前一阵子我清醒地意识到了这种监禁式的与世隔绝的生活。我沿着铁丝网漫步，不时路过岗哨，这时脑子里便产生了一些想法，实际上不论我们在柏林、在山上，还是在旅行途中，我们总是活动在同一个狭窄的范围内，进行同样的循环。这种状况孕育着很大的危险和可怕的心理冲突，人们向往外部世界，但当人们接触到外部世界之后，却又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人们已完全被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禁锢了，无法再习惯于这个圈子以外的生活……”

施罗德女士在她的笔记中还写道：“属于希特勒内圈的人常常被视为‘受欢迎的人’，享受优待，然而我的私人生活的斗争特性却是很差的，在战争结束时，第三帝国崩溃的情况下，以及后来在拘留所度过的3年里，是多么需要这种斗争特性啊！在没有任何依靠的情况下，1945年4月20日晚上我与年长的同事约翰娜·沃尔夫一起告别了阿道夫·希特勒，奉命离开了柏林。今后的命运如何，我是不清楚的，毫无把握，我万万没有料到过去的15年和摆在我面前的三年拘留生活给我的身体和精神造成了那么大的负担，以至于我始终都未能从中解脱出来。我的过去使我与别人拉开了很大距离，实际上早在还未成为过去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是这样了，只是现在更进了一步！”

1985年6月于慕尼黑

安东·约阿希姆斯塔勒

谢选骏指出：人在回忆半个世纪以前的往事的时候，是一种怎样的意识流？人在整理半个世纪以前的笔记的时候，会有怎样的过程？由此形成的种种涟漪，在后人看来无关紧要，对当事人却意义非凡。

【佐勒的书《希特勒的私生活》的出版经过】

在许多当代史书籍中，佐勒的书《希特勒的私生活》中的章节曾不止一次地被引用。格哈德·L·魏因贝格在他为《希特勒的第二本书》（斯图加特出版社1961年版）一书写的序言中曾提及佐勒的书的资料历史价值，他写道：“对佐勒的书也需要进行史源学方面的考证研究，但这种研究只能局限在引文的出处上。”文章接着写道：“编者同意特雷弗·罗珀斯的看法，认为该书（指佐勒的书）并非毫无价值。例如有些细节，像摄影师霍夫曼患所谓副伤寒病、（见第275页）和希特勒的一位女营养师系非雅利安人出身（见第135页）等说法在现在可供查阅的莫雷尔档案中都可得到证实。”

达维德·欧文在《希特勒走向战争的道路》一书的前言中详细论述了某些书籍和资料来源的不可靠性，他写道：“1949年由阿尔贝特·佐勒编辑出版的名为《希特勒的私生活》——希特勒女秘书的回忆录（同样地）是不可靠的。书中涉及的女秘书，克里斯塔·施罗德虽在被盟军拘留期间被迫写过一部回忆录底稿，但是对于这部在未经她同意的情况下发表的回忆录中的许多内容，她坚决否认是出自她的笔下。

那么，佐勒的书的真相究竟如何，这本书是谁执笔撰写以及它是怎么产生的，对这些问题我将一一作出回答。

书名为《希特勒的私生活》，副题为《他的女机要秘书经历谈》的这本书的确是根据1945年对我的审讯和我的笔记写成的。我在被拘留的初期，在美国第七军团奥格斯堡拘留所里认识了当时任审讯官的一位上尉。他的年龄约在40—50岁之间，是美军中的法国人，讲一口非常好的、带有阿尔萨斯口音的德语。他待人和蔼，他的这种态度使得以往令我感到阴森恐怖的气氛（在每个门口，每层台阶上都站着手持刺刀，眼睛骨碌碌转的门卫）一下子变得轻松和亲切起来。

这位当时自称伯恩哈德的上尉屡屡向我表示友好。有一天，当我非常激动地向他述说起刚刚发生的事情时，他十分关切地听着。我告诉他，早上一个美国人来到这里，要我交出所有的首饰，我说我没有首饰，这位美国人便指着我的珍珠耳环说：“这是什么？”就这样，我不得不把这副耳环交给了他。

伯恩哈德上尉对我的恼怒表示谅解。他虽没有进行任何努力把这副耳环归还于我，但是他却主动提出愿为我保管其余有价值的东西：一个装有首饰以及剩余的钱（几千帝国马克）的贴身小皮中和一个装有大约100幅阿道夫·希特勒的草图的亚麻布信封，这些画都是我在贝格霍夫被摧毁之前抢救出来的。佐勒后来在他的书中部分地发表了这些草图。

伯恩哈德上尉此后便对我进行了一连串的口头审讯，如：我是怎样当上秘书的，希特勒怎样口授，他的谈话，为什么他不吸烟，不喝酒，还有他的生活方式，他对最亲近的下属的态度，他与已去世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的关系，与爱娃·布劳恩的关系和其它许多问题。

他每隔几天露一次面，有一天早上他布置我把我所讲的一切都写成书面材料。他对我很好，不时地带给我一盒香烟，有一次还给了我一瓶香槟酒。在得不到任何安慰的无聊的监狱生活环境里，在令人沮丧的状况下，他的态度似乎使我得到了某种安慰＿

就这样，我把他所要的情况清楚、准确和简明扼要地写成了材料，心想，但愿能以此影响他为我尽早获释尽力。在拘留所里，当时已有几个被拘留者获释。

有一天他对我说，“但愿别轮上你也去纽伦堡作证！”我的同事约翰娜·沃尔夫和里宾特洛甫的女秘书、莱伊和弗兰克部长已经去了八天了。显然伯恩哈德上尉已经知道我的去向，知道我今后多年将会被遗忘。他给了我一个假地址，让我在获释之后按照这个地址去找他，向他索还在被拘留期间交给他的物品。自那以后过了3年，1948年5月我在路德维希堡拘留所附近的霍亨内克获释。于是我将我的居住地点通知了伯恩哈德上尉，没过多久他就来到了霍亨内克，确切地讲，他只不过是路过此地而已。他来去匆匆，连汽车都没下，因随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女士。他从汽车里将我那装有首饰的皮包递给了我。我托他保管的钱已被没收。他说：“……我差点被当作外汇投机商给抓起来。”装在亚麻布口袋里的大约100幅希特勒的速写画，他只还给我约50幅，剩下的他都留下了。伯恩哈德上尉现在已改名叫阿尔贝特·佐勒。

1949年他通知我，说他想以我的名义发表我当时的笔记。我拒绝了他的请求，因为此前我曾多次请求佐勒将手稿还给我，但他始终不肯。就这样，1949年设在巴黎圣哥塔尔大街18—20号的利布莱尔·阿戴姆·法亚尔出版社出版了佐勒的《在希特勒身边12年》一书法文版，此后不久，德译本《希特勒的私生活》由杜塞尔多夫出版社出版。尽管希特勒过去从未有过女机要秘书，但佐勒还是选择了《一位女机要秘书经历谈》作为该书的副题。

对于我提出的异议，佐勒一方面表示尊重，但另一面又予以回避。他虽然划掉了我的名字，但在前言中却对我的为人和工作描述得那么确切，以至于在知情者中对我的身份不会产生任何怀疑。佐勒的书给人的印象是，似乎该书是在我的参与或是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写成的。

实际上，我感到我撰写的笔记是客观的，所发的议论是符合时代特点的。笔记中使用了一些过去我从未使用过的语言。由于先译成法文而后又译回到德文，有些用词不再符合我的本意。另外，别人还借我之口，说出了一些我根本不知道的情况，如军事技术方面的情况，形势讨论会上的谈话内容等等。

我很快就意识到，这些口供想必是出自他人，出自那些被监禁在奥格斯堡拘留所的要犯们，佐勒作为审讯官也对他们进行过审讯。对于这些情况的真实性我并不怀疑，只不过是它们并非出自于我。

当我读到这本书时，我感到吃惊，因为我当时还毫无经验，不知如何对付这种“精神掠夺者”的做法。我断定，我绝对根据事实写成的这本笔记不仅在篇幅上有所增加，而且部分的在格调上也降到了画报的水平。我的东西，被别人剽窃、篡改之后又公然摆在我的面前，令我万分恼怒，真想把它推得远远的，无视它的存在。

带病离开拘留所、恢复了自由后，我孤苦伶仃、一无所有，我在柏林的所有东西都失去了。我一个心眼地为好歹活下去而奋斗。这本书的发行工作持续了没多长时间就被政府方面禁止了，——记得佐勒先生是这样告诉我的。我当时虽然名义上从佐勒先生那里得到了全部稿费的50％，但实际上我无法了解稿费的收入情况。现在我再也想不起来从他那里得到了多少钱。当然，这一点就是在现在对该事件本身也是毫无意义的。

后来，佐勒先生又多次试探我与他合著一本新书，基于当时积累的经验，对他所有这些试探我都予以拒绝了。他最后一次以这种方式问我是在1963年2月，对此我完全像拒绝来自各方的这类请求一样，明确地予以拒绝了。

在后来的年月里，对于记者和历史学家们就这本书写给我的信函，我均未予回复。这其中也包括英国记者海因里希·弗伦克尔的信，他写到：“我认为，澄清这部毕竟在当代文献中被引用颇多的著作的真实出版过程，不仅是对你的尊重，而且对当代史研究也是一种义务……，当然，为此我需要你说明真实的过程……等等。”在这期间，我已注意到这本书在整个新闻界被廉价推销的势头，所以我保持了沉默。几年后，意大利《晚邮报》上发表了题为《克里斯塔·施罗德号外》的连载。这篇文章曾使我一时不知所措。我猜想，这篇用意大利语写成的连载文章是根据佐勒的书写的，不管是不是这样，我于1964年1月26日通知佐勒先生，我已看到这篇文章，并且同时向他提供了就此进行表态的机会，然而他却未这样做。

周末版的每期杂志的封面上都登着一张照片，这是1939年的一个晚上希特勒到达布拉格赫拉德欣宫时拍摄的。此前我还从未见过这张照片。照片所展示的情景是；我站在打字机的后边等待着内政部长弗里克对我刚刚打好的材料提出需要修改或补充的意见。照片上，在场的重要人物还有拉麦斯部长和施图卡特国务秘书。这种用我的名字做成的生意对我说来的确过分了，因此我过问了此事，但终无结果！我请求《晚邮报》澄清此事，《晚邮报》却让我去找一家米兰通讯社，而这家通讯社却又让我去找设在巴黎的另外一家通讯社。就这样我搞不下去了。一位我朋友熟悉的律师说：“……得帮助一下像你这样的女人。”于是我把所有的材料都提供给了他。但是，他的主动姿态并非像我开始所感到的那样大公无私，而是像律师本人后来坦率承认的那样出于一种非常现实的考虑。他希望为将来办理类似的案件积累经验。

他到处写信，发向所有曾在某个时候引用过所谓我的言论的报纸和杂志。甚至给当时纽伦堡监狱里的精神病科医生凯利大夫也发了信。凯利大夫在这期间已出了一本书题为《希特勒周围的22个人》，书中登载了由我撰写、但署着我的假名的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文章，他认为这篇文章最完美地刻划了希特勒，这种刻划将载入史册。

但这位律师的努力无济于事。凯利先生这时已经自杀。律师也像我自己刚刚经历过的那样搞不下去了。相反地，他非但没有澄清问题，反倒制造了更多的混乱。他答应巴黎通讯社，他将说服我接受该社记者对我进行1小时的采访。为此我可得到5万法郎。我说：“我不稀罕这5万法郎，我要查明这篇连载的幕后策划者。”然而这个人始终没找出来。为澄清这个问题所进行的努力不仅毫无结果，而且我托付给律师办的关于四幅希特勒草图的案件也使得我更加不幸。

是在德国和美国的大学里担任社会学和哲学教授的爱德华·鲍姆加滕提出的论据才

激励我再次介入这个事务。他在1974年3月11日写给我的信中说：“……这个人（指佐勒）很可能在你的《经历谈》中的不少地方，稍加修改做了手脚，否则这本书自然就不能是他所写的了……，但尽管如此，我感到他并未触动核心部分。从核心内容看，这的确是一个女人的经历谈，尽管她受了惊，但还是在恐惧中静下心来，认真地回忆她毕竟在其眼皮底下工作和生活了那么长时间的那个人。一句话，我非常感谢你，感谢你的为人，是你经过自己的努力保持了一个人本来所具有的人的形象，而只有这个人从近处和在各种形势下认识另外一个人，她始终充分理解他，但却与他保持着个人之间的距离，保持着独立的个人判断力（和充分的思考）。”

由于不断地有新书出版，并且书中经常引用佐勒书中的内容，鲍姆加滕教授的这一分析促使我用自己的语言来叙述我在希特勒周围度过的岁月，着手对包括其它著作中出现的谎言和歪曲进行澄清。在这种情况下，我才决定，以我在被拘留期间做的速记笔记和佐勒书中我的一些章节作为素材，不需要历史学家和记者的任何帮助来撰写我的报告。

谢选骏指出：俗话说，落井下石——这些位居战胜者的歹徒们也利用各种机会压榨德国战俘，可以说是无孔不入。社会就是为这些蠹虫准备的——人们互相吞噬，因为这就是碳基生物的宿命。

【我是怎样当上希特勒的秘书的经过】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时，我就想认识一下巴伐利亚。我出生在德国的中部地区并在那儿度过了我一生中的22年。人们都说，巴伐利亚情况完全不同。就这样我于1930年春天来到了慕尼黑并开始寻找工作。慕尼黑的经济状况，事先我并不了解。所以，当我得知慕尼黑空余工作岗位寥寥无几，而且薪水标准也最低时，不禁大吃一惊。失业工人已逼近700万大关，在慕尼黑当时这种甚为不利的状况十分引人注目。

开始我拒绝了别人推荐的几种工作，指望能得到较好一点的工作。但是不久我的处境就变得令人担忧，我那点微不足道的积蓄日见减少。在来巴伐利亚以前，我本来在纳戈尔德一位律师那里工作，我正是利用那里的工作作为跳板才来到了巴伐利亚，由于我是自愿弃职的，所以无权要求失业补助金。

有一天，用代号刊登在《慕尼黑最新消息报》上的一则并不惹人注目的小广告引起了我的兴趣，当我对此做出反应时，万万没有料到，我以此开始了决定我今后一生的最大冒险，它的影响我至今还没有完全摆脱掉。

经人介绍，一个叫作“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陌生组织把我请到了席林大街。这条大街当时十分荒凉，大街的两侧商店寥寥无几，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全国指导处便设在这条大街50号一栋背阴的大楼里，冲锋队的最高领导机关的办公地点就在第四层的阁楼里。希特勒后来的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从前就是在这些房间里制作出了他那些怪诞的照片。在带有大斜面的窗户、曾作过摄影室的房间里，坐着冲锋队最高领袖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和他的参谋长奥托·瓦格纳博士。

后来我才知道，我是被介绍去的87个求职者中的最后一个。我既不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党员，又对政治不感兴趣，阿道夫·希特勒对我来讲是陌生的。然而最后我却被选中了，也许是因为我虽然才22岁，但已经有过几年干速记打字员的经历，并且有优良的成绩证书。另外，我还给他们看了我在几次速记打字比赛中曾获得的一等奖的证书。

（谢选骏指出：二十二岁的巴伐利亚女人——好像是希特勒选择女秘书的一个模式？）

阁楼里充满了浓厚的军事气氛。身材高大、挺拔，酷似军官模样的男人们川流不息。在他们中间巴伐利亚人为数不多，与在楼下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其它部门工作的人员相比正好相反，他们大多是身强力壮的巴伐利亚人。我感到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的人们像一支精锐部队。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曾当过波罗的海战士。

他们当中穿着最时髦、仪表最潇洒的要数冲锋队的最高领袖、前上尉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他曾在波罗的海、立陶宛、上西里西亚和鲁尔地区当过自由团战士。1924年先后担任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威斯特法伦和鲁尔区的领袖。前上尉弗里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即弗朗茨·普费弗尔那位曾截过腿并且头发也已过早变白了的哥哥，当时担任人事局长。

1926年希特勒委托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把各区冲锋队的人统一起来。起初，每个纳粹党区领袖都有“自己的冲锋队”，而且都各有打算。许多人觉得自己就是小希特勒，这对统一这个运动无疑是不利的。因为希特勒的所有决定都是根据“利弊得失”做出的，所以他的目的在于，通过对冲锋队实行统一来削弱纳粹党区领袖们的力量。这是明智的一招棋，他的确已认识到，冲锋队就是用来贯彻党的政治路线的一把宝剑。

希特勒为了避免围绕冲锋队问题与纳粹党区领袖们进行斗争，才把这一棘手的任务交给了普费弗尔上尉。这种脱身之计是希特勒后来惯用的明智抉择。纳粹党区领袖们对其权力的削弱自然很反感，于是便对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开始了人身攻击，经常挑唆希特勒怀疑他。对此，希特勒只是内心一笑了之。因为这些麻烦希特勒已估计到并且有意避开。

1930年8月，从表面上看，希特勒是不得已才屈从于挑唆者的压力，牺牲了普费弗尔，但一切迹象表明，他并非不愿这样做。借此机会，希特勒亲自接管了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权力。他以完美的方式摆脱了使他感到麻烦的普费弗尔，1930年8月普费弗尔宣布辞职。

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是一个爱挑刺的人物。为证实这一点，我可以举出许多例子。譬如有一天我看到在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张《人民观察家报》，上面刊登着一幅希特勒的照片。普费弗尔试图用铅笔将希特勒不修边幅的衣着修整成紧身合体的形状。在穿着考究的普费弗尔看来，希特勒着装时的体态和举止像许多其他人一样，显然是不讨人喜欢的。

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参谋长是前上尉奥托·瓦格纳博士。他是前参谋部工作人员和自由团战士，像普费弗尔一样，他出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对重建德国怀有雄心。他放弃了在经济界的厂长职位，在他的战友普费弗尔的鼓动下响应希特勒的召唤一起跟着干了起来。

瓦格纳博士在经济领域的许多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经验，曾在维尔茨堡大学教过大课。他知识渊博，与政治家、经济巨头和贵族都保持着广泛的联系，这在我为他起草范围十分广泛的书信中都能反映出来。瓦格纳博士在他担任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的参谋长期间，还发表了《经济政策公开信》，其篇幅之长、内容之广泛使得我的工作量大大增加。

1930年9月瓦格纳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在希特勒从玻利维亚召回前上尉恩斯特·罗姆之前，临时担任了冲锋队的领导工作，这样在1930年岁末之际我为瓦格纳所从事的工作便中断了几周。

恩斯特·罗姆出生在一个慕尼黑铁路总监的家庭里，1908年当上军官，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历了在弗莱瓦尔附近进行的第一场大战役。他负过三次伤，弹片曾打掉了他的上鼻梁。1919年他作为德国国防军上尉在慕尼黑服役时认识了希特勒。作为与德国国防军进行联络的人，罗姆是一名纳粹运动的重要成员和希特勒的挚友。由于参与了1923年的暴动他被开除出德国国防军。1924年他又恢复了在德国人民自由党的工作（国会议员），并组织起称之为“先锋队”的纳粹国防协会，自任该组织的领导，但是希特勒由兰茨贝格监狱获释返回之后，他不得不把领导权交了出来。1928年底他作为总参谋部的中尉衔的军事教官被派往拉巴斯（玻利维亚）。1930年希特勒把他召了回来，并且将冲锋队的领导权交给了他。

此后我在希特勒青年团全国指导处干了几周。这个单位当时设在一所私人住宅里，我习惯了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那种快节奏的工作，在这里我简直感到像罚劳役一样。当奥托·瓦格纳博士于1931年1月1日担任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经济政策局局长之后，他又要我当他的秘书。经济政策局下设负责贸易、手工业和农业的几个司，它们的办公室都设在布里纳尔大街54号巴格宫里，经过改建之后，这个建筑称作“褐色大厦”，对面是罗马教皇使节的住所。

当时，瓦格纳博士总是在会谈举行过后向我口授有关内容的长篇报告。但从不提及谈话伙伴的名字。他也经常外出旅行，回来后将情况口授整理成文字，搁置在办公桌里就再也不去问津。我经常对那些我当时认为不必要的抄抄写写感到恼火。另外我时常感到这样做像是在故弄玄虚。

直到1978年我看到由H·A·图尔纳出版的《亲信瓦格纳博士1929—1932年的笔记》一书时，我才恍然大悟。原来瓦格纳旅行和会谈时的神秘伙伴正是阿道夫·希特勒。他的其他谈话伙伴是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我认为，瓦格纳博士、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和格雷戈尔·施特拉塞都觉得希特勒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天才，但与此同时，他们也都已意识到一种危险，即这位天才加上他那具有诱惑力的口才几乎使所有人都着了迷。因此这三位高高在上的人物一致决定，利用与希特勒经常性长时间会谈的机会，通过反问和提出异议的形式来检查希特勒的可靠性，这样做在希特勒看来当然是不愉快的。由于希特勒的直觉是不受逻辑思维支配的，它基于一种臆测，缺少逻辑基础，所以，希特勒觉得他们好找碴儿，爱教训人，且不听劝告，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把他们抛弃了。

从后来出现的情况看，瓦格纳、施特拉塞和普费弗尔以前对他们的命运所做的估计是合乎逻辑的。冲锋队最高领袖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已于1930年8月被解除了职务，靠边站了。至于格雷戈尔·施特拉塞，据说由于背着希特勒讨论施莱歇尔提议他担任副总理的问题，1932年底导致了他与希特勒反目。1934年罗姆暴动时“无意地”丧生。奥托·瓦格纳博士1932年迁往柏林居住并于1933年夏天被解除一切职务。据说他的亲信还想看到他担任经济部长呐。自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听到什么有关瓦格纳博士的音讯。过去他从不表现自己，加上他在1933年之后明显地不再受欢迎，所以现在几乎没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这是毫不奇怪的。可能是因为瓦格纳博士、普费弗尔和施特拉塞都是性格过强的人物，才使希特勒感到不舒服。不管怎样，希特勒上台后，就从未再提起过这三个人中的任何一个人。

曾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过，并且后来得以飞黄腾达的人只有一个，那就是马丁·鲍曼。作家们和历史学家们至今对他还很感兴趣。他被说成是品质最恶劣的家伙，人们把他出面做的所有坏事都“只归罪于他一个人”。不仅记者和历史学家这样看，而且就连那些幸存的纳粹党的领袖们、纳粹党的区领袖们、部长们和本来更知情的、曾在希特勒身边工作和生活过的人们也都这样看。

马丁·鲍曼只不过是希特勒的一个最恭顺、最忠诚的奴才，他经常毫无顾忌地甚至有时野蛮地执行希特勒的指示和命令。从这个意义上讲，马丁·鲍曼与弗朗茨·普费弗尔·冯·扎洛蒙的命运如出一辙。纳粹党区领袖们、部长们和党内要员们以及其它方面对他无休止的攻击成了家常便饭。

1930年春天，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的马丁·鲍曼尚未担负他后来所承担的棘手重任。鲍曼那时并不引人注目。池娶了格达·布赫为妻，她是党的法官、前上校瓦尔特·布赫的漂亮千金。瓦尔特·布赫当时是帝国乌施拉的主席，在纳粹党内享有很高的声望并得到了希特勒的信赖。布赫当过现役军官，后来在一所低级军官学校里任过教。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先后担任过团部副官、优秀机枪射击手小分队的指挥官。1918年接任德伯里茨后备役军官大队队长职务。战争结束以后，他作为上校转而从政，加入了纳粹党。1925年当上了被简称为“乌施拉”的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调查和协调委员会主席。这一职位要求他能多体谅人的不足，举止要十分得体，断事要有力，并且要有权威。他是适宜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因为他父亲当时是巴登州高级法院判决委员会主席。他长长的脸庞，挺拔的身材，始终显得十分潇洒。希特勒也参加了布赫的女儿与马丁·鲍曼的婚礼，这对提高鲍曼的声望当然很有利。

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马丁·鲍曼负责由瓦格纳博士成立的冲锋队保险公司，该公司后来更名为“救济储蓄所”。所有冲锋队的人都在这个公司里保了险。集会时经常发生室内和街上的战斗，其结果往往是身体受到伤害。实践证明这个保险公司是必要的和有利的。围绕这个公司所做的一切本来都是些简单工作，不能充分发挥马丁·鲍曼的才能。直到他在副元首的参谋部开始工作之后，才成功地显示出他具有非凡的能力。

30年代，他官运亨通，从一个鲁道夫·赫斯手下的部主任晋升为纳粹党全国领袖，然后又上升为希特勒的秘书。他异常勤奋，并且要求和希望参谋部的人也像他那样工作，这使得他在那里也并不很受欢迎。“快！快”成了他的口头禅。希特勒对马丁·鲍曼始终赞不绝口，有一次他说：“别人需要一整天完成的工作，我和鲍曼两个小时便可完成，他从不丢三拉四！”他还说：“鲍曼草拟的协议文本是那样准确无误，以至于我只需说声‘行’与‘不行’便可。只要有他在，我10分钟就能处理与别人在一起需要几小时才能处理完的文件。假如我告诉他：‘办公以后你提醒我某某事情’，那么可以肯定，他准能做到。他与他的兄弟恰恰相反，那是个马大哈，我交办的任何事情他都记不住。”鲍曼不仅把呈给希特勒的文件整理得有条不紊，而且还能够领会希特勒的意图，这样，希特勒就省去了冗长的说明。了解希特勒工作方式的人都知道，这一点对希特勒来讲是很关键的！

我认为，社会上流行的许多有关马丁·鲍曼的谣言都是毫无根据的。他既没有个人野心，又不是希特勒身边的幕后操纵者。我认为，他坚决严厉地反对任何形式的贿赂，是纳粹党人中少有的廉洁者之一。由于马丁·约曼态度始终如一，在那些受贿的党内同志和许多其他人看来，他越来越成了讨人嫌的警告者。

鲁道夫·赫斯出生在亚历山大市一个批发商的家庭里。父亲祖籍在弗兰克地区，母亲系瑞士人。年满14岁之前，赫斯一直在亚历山大上学，此后转到莱茵河畔的戈德斯贝格一所师范学校读书。在那里他通过了考试，接着又读完了商业课程，之后先在瑞士的法语区、而后转到汉堡从事商业工作。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赫斯自愿应征入伍，最后在西线第35战斗机中队当少尉。革命后，赫斯在慕尼黑加入了图勒协会并且参加了把慕尼黑从苏维埃统治中解放出来的斗争，为此他腿部曾挨过一枪。然后他当了商人，并进入大学攻读国民经济和历史。1921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来到了纳粹党的政治沙龙，并由于一时冲动作为冲锋队的人加入了纳粹党。1923年11月赫斯当上了冲锋队大学生小分队的领导，在1923年11月8日晚上的暴动中支持了希特勒。他参加了在贝格勃劳凯酒馆大厅里逮捕部长们的行动。暴动失败后，他在巴伐利亚的山中度过了半年的惊险生活。在巴伐利亚人民法院被撤销的前两天，赫斯来到警察局投案自首了。于是他很快就被判刑并被关进了兰茨贝格监狱。在那里他与希特勒一起一直蹲到1924年的除夕。出狱后，他先在慕尼黑大学德国科学院当了地缘政治学教授豪斯霍弗尔的助手。后自1925年起当了希特勒的秘书。

马丁·鲍曼对鲁道夫·赫斯1941年飞往英国，无疑并不悲伤。我记得，1941年5月10日晚上，在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搬回到楼上去之后，他将其它几位住在贝格霍夫内志同道合的客人请到了他的乡下别墅愉快地聚会去了。这天晚上，他显得十分轻松自在。

设在慕尼黑的纳粹党经济政策局虽然继续保留着，但是在瓦格纳博士走后局长频繁更换。后来当了帝国经济部长的瓦尔特·冯克曾在短时间内担任过该职，在我即将调离慕尼黑时，部长是贝恩哈德·克勒，他是以“工作与面包”的格言而出名的，他对我讲过的一句话始终铭记在记忆中：“要想保护自己，就控告别人！”他说这句话的目的是想阻止我不要向全国‘乌施拉’提出有助于澄清流传甚广的诽谤案的诉讼，此事曾使我在慕尼黑的生活犹如地狱一般。这件事的全部过程是由耳误引起的。

褐色大厦的电话员把一个希望与我通电话的熟人的名字听错了。这个人叫菲尔塔勒，是个典型的巴伐利亚名字，而电话员却误听成了菲尔特海默尔。在此前不久，即1932年10月，一位年长于我的同事曾陪我乘大轿车越过白云岩地区到威尼斯进行了一次旅行。此行的组织者是罗森海姆市的克罗伊斯先生和夫人。克罗伊斯自己驾驶汽车，看来他们对我来参加此行是感兴趣的。我们每到一站，克罗伊斯夫妇总请我同他们一起坐，而却没有顾及我的同事。途中，有三位乘坐一辆奔驰汽车的先生曾两次向经常往返于这条路线的克罗伊斯先生问路，打听住宿等情况。像上帝安排的一样，这三位先生在威尼斯恰好和我们下榻同一饭店，而且还和我们坐在同一桌子。其中有一位先生于当天下午邀我去游船，我欣然同意了。但却万万没有料到，这一切激起了那位受冷落的同事的忌妒心，加之褐色大厦电话员的耳误给我带来了严重后果。

回到慕尼黑以后，我的一位朋友的问话使我大吃一惊。她是全国司库萨韦尔·施瓦茨的外甥女，她问我：“克里斯塔，你真的与一个犹太人有关系吗？”我问她这是谁说的，她回答：“党卫队队长！”我请求她让党卫队队长来一下，以便我澄清此事。几天后，党卫队队长（我已把他的名字忘了）露面了，他说：“你是不是要否认你与一个叫菲尔特海默尔的犹太人有关系？你是否与他一起到过意大利？”

我对事实真相的声明与解释无济于事。我递交了一份我的熟人菲尔塔勒提供的书面材料，证明他是纯雅利安人的后裔，但还是不行。克罗伊斯先生也证明他组织的旅行任何人都不能单独活动，这仍无助于消除指控。”

我向当时在经济政策局的首长贝恩哈德·克勒递交了一份书面说明，然而他却说：“要想保护自己，就得控告别人！”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但感到他不希望乌施拉对我提起诉讼。尽管我的首长对我表现出信任，但是纳粹党老党员们的猜疑仍在继续蔓延，我深受其苦。

那时有一天晚上，一位追求我的男子到我的公寓来接我，第二天公寓主人的儿子对我说：“施罗德小姐，你要当心！”别的他什么也没说。显然党卫队已布置公寓主人认真观察我熟人的行动。看来，人们把接我去听报告的那位黑眼睛黑头发的律师当成犹太人了。也许他确实是个犹太人，但我并不知道，也没问过他。

为了消除嫌疑，我决心今后回避所有的邀请，而报名参加了贝尔利茨学校和业余高校举办的所有可能的学习班。

如果说固执己见的巴伐利亚人30年代初无论如何都已对普鲁士人（所有讲标准德语的人）充满了尽人皆知的仇恨，那么他们还采取了令我窒息的侮辱性的不信任态度回避我。然而正是这种对普鲁士人的仇恨把我的生活推向了一个在正常情况下肯定不会选择的方向。希特勒上台后，当负责人事工作的全国司库施瓦茨要求褐色大厦里的女速记打字员们报名到柏林联络部去工作时，慕尼黑人都无动于衷。她们都不想去柏林。这样一来我就更甘心情愿了。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帝国司库。第二天他就通知我立即调到柏林“纳粹党联络部”工作。就这样我于1933年3月到了柏林。

柏林纳粹党联络部设在地处威廉大街64号的皇宫里，斜对面就是帝国总理府。联络部是由鲁道夫·赫斯领导的，它的任务是在党的各部问之间和各部部长之间建立联系。我刚到那儿时，罗姆在玻利维亚时的副官，衣着考究并生性快乐的赖讷领事告诉我，我的工作主要是在联络部，但有时也得抽到德国总理府去为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冲锋队分队长威廉·布吕克纳做些事情。希特勒1933年在德国总理府只有一间办公室，另一间由他的副官们使用。也就是说当时那里没有秘书们的落脚之地。

不知是因为柏林的地利，还是因为与坦诚的柏林同事关系良好的人和，我总算感到摆脱了在慕尼黑时人们对我怀有的不信任感，尽管我不可能把诽谤事件的影响彻底消除掉。人们怎么甘愿相信诬告者，怎么那样容易无辜地受到精神折磨，这种困惑一直压抑着我。在经历了这些令人沮丧的事情之后我也开始用某种批评的眼光看待一切事物，也开始有了不信任感。

联络部的工作大部分是单调无味的。几乎所有收到的信件都“按照管辖范围”转给冲锋队相应部门。但是为希特勒的首席副官威廉·布吕克纳所做的工作却要有意思得多。每隔最多不过两天他就用电话把我叫到德国总理府一次，在那里他向我口授这两天所积压的东西。口授完后我在联络部将信打出来，装进邮包再呈送给布吕克纳签字。

威廉·布吕克纳出生在巴登一巴登市，他父亲是西里西亚人，母亲出身图林根的贵族家庭。他是一个“瘦长板直的北方人”。他的职业是工程师，后来又学过国民经济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晋升为中尉。他在帝国国防军一直服役到1919年，然后加入了埃普自由团，并参与了挫败慕尼黑苏维埃共和国的斗争。此后布吕克纳再次进入大学学习，毕业后在一家电影制片厂担任工程师，从事录音技术方面的工作。1922年投靠纳粹党，1923年便担任了慕尼黑冲锋队的领导。为此他被拘留过四个半月，1924年由于参加先锋队又被拘留过两个月。之后他来到慕尼黑德国侨民协会，当上了该协会的第三任秘书长。1930年底，布吕克纳当了希特勒的副官，但实际上他的工作远远超出了一个私人副官（首席副官）和希特勒经常陪伴者的范围。

布吕克纳高高的个子，金发蓝眼，在希特勒身边他不仅仪表堂堂，而且性格讨人喜欢。他待人总是和蔼大方，即使他骂你，你也不会生他的气。他的一位学生曾在一封信中写道：“只要他——布吕克纳——站在希特勒的身旁，人们就不需要担心希特勒的安全。”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首席副官除了要履行已有的义务之外又增加了一系列的新任务。接待所有想亲自向希特勒提出请求、申诉和建议的人是布吕克纳的一项特别重要的工作。他们来到德国总理府，希望能够当面见到阿道夫·希特勒。布吕克纳认真听取大家的意见，在财力允许的情况下，立即、果断地给予帮助。布吕克纳将提出的请求和申诉统统记在明信片大小的白色卡片上，并且常常将这些卡片掖在他穿的那件冲锋队制服的袖口翻边里。

布吕克纳在希特勒身边的那些年月里越来越失宠。1933年夏天他在赖特附近一个偏僻的角落遭遇了一场车祸，这次车祸使他多处骨折，并且还失去了一只眼睛。此后，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上班。在汽车里坐在他旁边的女友索菲·施托克也身受重伤。索菲·施托克经常到上萨尔茨堡作客。她是慕尼黑一家有名的体育用品商的女儿，很有些艺术才华。例如她为爱娃·布劳恩在一套咖啡具上作画，为改建后的贝格霍夫餐室里的餐具台铺砌了带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图案的瓷砖，另外她还在起居室布置起一座舒适的瓷砖壁炉。

希特勒讨厌布吕克纳，尤其在出车祸之后，嫌他没有与索菲·施托克结婚，并怜惜索菲·施托克做出了很大的牺牲。布吕克纳仪表堂堂，始终是个乐天派，他喜欢性格活泼、无忧无虑的人，见了漂亮女人就看个没完。索菲·施托克很爱吃醋，而且对此并不隐讳，这显然使布吕克纳感到不自在。他后来爱上了一位年轻的姑娘，而这位姑娘又偏偏是与克万特离了婚而后来与戈塔尔结了婚的女士玛格达的女儿，这使希特勒对布吕克纳就更加恼怒了。

有一天晚上，布吕克纳把他的吉泽拉带到了贝格霍夫，并把她引见给希特勒，而希特勒则只是简单敷衍了一下，就到餐厅里进餐去了。饭后，希特勒在餐厅门口停了下来对布吕克纳说：“你肯定是要把吉泽拉小姐送回到贝希特斯加登去罗。”这实际上就等于把她撵了出去。

布吕克纳在十几年的岁月里，没日没夜跟着希特勒，即使是在那艰难的时刻，他都是如此忠实地为他服务。正因为这样，所以当希特勒于1940年10月（由于卡内恩贝格阴谋引起）不声不响地将他解雇了的时候，他的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此后，他在被占领的法国担任了一个城市指挥官的职务。

战后，布吕克纳长期被关押，获释后在特劳恩施泰国市两间小屋里生活了几年，这两间小屋还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名上士让给他的。可能布吕克纳对待生活中的有些事情过于轻率了，不过“他是一位君子”，由于他性格和蔼，希特勒身边始终有一种良好的气氛。布吕克纳1940年被解雇后，绍布当上了首席副官，然而他是代替不了布吕克纳的作用的。

人们那时在德国总理府向布吕克纳提出的请求，对当事者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常常要赶快处理。这样一来，我老是匆匆忙忙，热心穿梭于纳粹党联络部和德国总理府之间。有一天，当我再次把信件拿给布吕克纳签字的时候，希特勒正好进到房间里来。他停了下来，用询问的眼光望着我说：“我们认识吧？”我回答说：“是的，希特勒先生，我在慕尼黑曾为您写过一次信。”

此事发生在1930年的一个星期日。希特勒从山里返回后，要紧急口授什么，可是他的打字员弗赖小姐当时不在他身边。

于是就委托当时在鲁道夫·赫斯秘书处工作的赫尔斯肯先生设法找一名有经验的打字员来。赫尔斯肯想起了我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工作时那种引他注目的打字速度，便到我的住所去找我，对我说；“希特勒先生从山里回来了，他要马上口授什么，但他的秘书现在不在。我想带你一起去。”在褐色大厦前厅，鲁道夫·赫斯接待了我，把我领到希特勒的房间里，这时我是第一次直接与他面对面站着。他友好地向我走来并说：“你要为我写信，那很好。因为要打一个草稿，所以如果出现打错的地方，也没关系。”

由于我当时还不完全清楚希特勒的重要性，加之我对这项工作驾轻就熟，所以我毫无紧张的感觉，轻而易举地完成了这项任务。对此希特勒非常满意，离开他的时候，他还送给了我一盒糖果。后来，每当我在褐色大厦里碰到他的时候，总是他先向我表示亲切问候，他对人与事具有超乎常人的记忆力。当他现在在柏林再次见到我时，我感到他好像认为我不仅仅是布吕克纳的秘书，而且需要时我也为他本人做事。

（谢选骏指出：据说中共党魁周恩来也有这样的辨认能力，所以常能迷惑别人，误认他对自己特别友好，从而左右逢源、得以投机取巧。）

1933年12月圣诞节的前一天，我再次为他打完字后，请求他送给我一张签字照片。当他问我叫什么时，我感到意外。我有些受宠若惊，便脱口而出：“施罗德！”“哎，这我知道，”他回答说，“我问的是你的名字。”当我难为情地回答我有一个不好听的名字，即埃米莉（克里斯塔是第二个名字）时，他却说：“不能说这个名字难听，这是一个很好的名字，我的第一个恋人也叫这个名字。”

我曾天真地向亨里特·冯·希拉赫讲起过这件事，但万万没有想到，她不经我同意就把它编进了轶事集里。这个本来令人愉快的故事完全被她歪曲了。我在此谈及此事并非为了纠正事实，而是说明从希特勒与我的对话中明确看出，他作为一个年轻人，也有过正常人的爱情生活。

根据规定，德国总理府有两名女官员当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的秘书。当时，这两位女士是比格和弗罗本尼乌斯。也许是因为这两位秘书过去曾为他的几位前任工作过，并被任用过，所以希特勒不喜欢她们。不管是什么原因，希特勒从未要她们服务过。

1930年希特勒让赫斯办公室的赫尔塔·弗赖小姐（后来与奥尔登堡结婚）到褐色大厦担任他的秘书。自1931年或1932年起又换成了在纳粹党下巴伐利亚区党的领导机关工作过的约翰娜·沃尔夫，1923年，她曾为迪特里希·埃卡特当过一年秘书。希特勒的两位私人女秘书，一位是沃尔夫小姐，一位是维特曼小姐。在德国总理府里是没有工作岗位的。所以她们只能在慕尼黑鲁道夫·赫斯的办公室和柏林希特勒私人办公厅交替工作，每隔四个星期轮换一次。希特勒的私人办公厅是由阿尔贝特·鲍曼领导的，地点在德国总理府外面。

谢选骏指出：看来希特勒比共产党遵守法律，没有随意撤换干部，更没有随便逮捕监禁处决工作人员。

阿尔贝特·约曼是由他的兄弟马丁于1931年招进冲锋队救济储蓄所的。在那里没呆多长时间便被鲁道夫·赫斯派到希特勒的私人办公室来。1933年阿尔贝特·鲍曼担负起希特勒私人办公厅的领导工作。1933年，阿尔贝特·鲍曼与一个他兄弟并不喜欢的女人（非北欧人）结婚，兄弟俩便因此吵翻了脸。即便兄弟俩紧挨着，也谁都不理谁。如果希特勒通过一个鲍曼把一项任务布置给另一个鲍曼时，那么这个鲍曼就通过通讯员把这个任务传达给坐在同一个房间里的兄弟。如果俩人中有一个人在讲有趣的故事，所有在场的人都开怀大笑，只有自己的兄弟却板着极严肃的面孔。几年后，阿尔贝特·鲍曼与那个女人离了婚，又娶了他第一个夫人的表妹为妻。他想把此事告诉他的兄弟，然而他的兄弟却不见他并让人转告他：“以我看，他可以和他自己的祖母结婚！”

与约翰娜·沃尔夫不同，我经常呆在柏林，并可以招之即来——我只需斜穿过威廉大街——所以，较之约翰娜·沃尔夫我被招到德国总理府希特勒处去的机会更经常一些。

在希特勒作为德国总理搬进拉德齐维尔宫寓所之前，必须对这所旧建筑物进行彻底修缮，对于那个历史性的会议大厅尤其必要。1878年，俾斯麦在那里举行了举世闻名的柏林会议。也是在这个大厅里，希特勒受到了兴登堡接见并被任命为德国总理。“老先生”——每当希特勒谈到兴登堡时，总这样称呼他——当时曾说：“希特勒先生，你尽可能沿着墙边走，地板快禁不住了。”

就这样，希特勒在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之后不久就下令修缮这座古老的宫殿。直到竣工为止，当时的国务秘书拉麦斯博士一直让希特勒住在坐落在威廉和福斯两条大街交叉处旧德国总理府大楼下边的官邸里。这样，我在联络部和帝国总理府之间来来回回跑了很长时间。

拉德齐维尔宫修复之后，元首和德国总理的私人副官团搬进了自1934年1月起另外提供给希特勒使用的房间。副官团办公的地方是一个大房间，紧挨着“俾斯麦室”，这里是我作为布吕克纳的秘书办公的地方。大多数时间都是我一个人坐在这个面向古老公园的大房间里。

元首的私人副官因此时才得以扩大。尤利乌斯·绍布的办公桌也摆在副官团办公室里。他是希特勒的总管，自1925年以来一直与他形影不离。他是个典型的巴伐利亚人，算得上是唯一对希特勒的所有私人事务了如指掌的人。

绍布给人的印象不太佳。他肿眼泡，而且由于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冻掉了几个脚趾，所以有时走起路来还有点一瘸一拐的。这些缺陷可能是他常常“脾气急躁”的原因。他始终多疑，而且很好奇，凡是不合他意的事他都顶着不办，所以希特勒身边的人都不怎么喜欢他。

绍布在一所药剂师学校读过书，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在慕尼黑总供局工作。他很早就加入了纳粹党，在他一瘸一拐地参加纳粹党集会活动时，希特勒发现了他。他参与了1923年的暴动并因此被判监禁。他与希特勒一起进了莱希河附近的兰茨贝格监狱。1925年从监狱里被赦免释放后成了希特勒的长期挚友。他对希特勒那样忠诚，以至于为了取悦于希特勒把烟都戒掉了，但并没戒酒。希特勒知道他喜欢喝酒，不过他最终还是戒酒了。如果有人告诉希特勒，绍布又在招待会上狂饮了，那么希特勒就张开双臂，无可奈何地唉声叹气地说：“是啊，我知道，这很可悲。可你们跟着凑什么热闹？我没有别的副官啊。”

希特勒上台后雇了一名合格的佣人，为他处理琐碎的事务，但是希特勒所有机密的事情仍留待绍布继续办理。例如，他负责把所有机密文件锁在保险柜里并且还开列生日和礼品清单等等。因为希特勒身上从不带铅笔一类的东西，所以在他上台初期总呼唤：“绍布，你写！”也就是说，在马丁·鲍曼来到希特勒身边之前，绍布就是希特勒的笔记本。

绍布还得负责为希特勒代管一部分有关钱的事项（支付帐单等等）。他总要为希特勒备好足够的零用钱，因为希特勒自己是从不带钱的。例如有一次，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到褐色大厦来向希特勒面交一封信，信中讲述了她的困境。我记得此事发生在1936年12月。他的未婚夫是个奥地利人，因积极从事纳粹运动不得不离开当地，否则地就会遭到逮捕。她请求希特勒帮助她的未婚夫找个工作，因为她本人收入微薄，并且他们还准备结婚。希特勒让人调查这件事，当经过调查情况属实时，便给这个人安排了工作。绍布为这对没有钱的未婚夫妇在他们不知道的情况下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住房，并且让人把它全部布置一新（家具、床上用品、窗帘和地毯等样样俱全）。然后在房间里还摆放了装饰好圣诞树，点燃了蜡烛，绍布还用汽车把这两个年轻人接进了新居。这两个人幸福万分，是不言而喻的。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的这些作为，可要比他的“大德意志计划”更有持久的价值——仆妇眼中的希特勒胜过历史课本上的希特勒。

绍布负责的工作还包括，在演出剧目有变化时，他还得跑演出厅和剧院了解情况，以便向希特勒报告，更换的剧目是否值得一看。绍布总是充满自豪地讲，他母亲曾是一名舞蹈演员。不幸的是，她在1908年墨西拿地震中丧生。所以绍布偏爱舞蹈演员和马戏演员。他给演员们和舞蹈家们打电话请她们晚上到元首官邸来聊天，通过这一工作，他甚至可以出乎意料地跟人家搞得亲亲热热。他对花边新闻兴趣很浓，他总是以此博得希特勒的欢欣。

1940年希特勒辞掉威廉·布吕克纳之后，绍布获得了相当于党卫队小队长级别的“私人副官”头衔，从1943年起相当于党卫队中队长的级别。但是，这种地位也经常使他处于一种自身难以驾御的境地。可这并不影响希特勒对他的好感。1945年4月希特勒还委派他销毁自己的所有私人物品，包括存放在贝格霍夫纪念一位夫人的物品以及在慕尼黑的住所和贝格霍夫的所有文件，绍布执行了希特勒的命令。

有一位受过商业教育、年长一点的党卫队领袖是从元首住所护卫队中选到私人副官团去的，我曾经委托他为我保管过一张大电话桌。这位党卫队领袖有做机关工作的经验，而且精明伶俐，不久就成了布吕克纳和绍布不可缺少的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便成为副官团里一名重要和可靠的工作人员。重用这个人是非常必要的，因为无论是布吕克纳还是绍布对正常的机关工作都不甚熟悉，况且这两个人还担负着其它方面的工作，所以这方面的工作他们就放手让他和我去干，这样，当时私人副官团里的公务运转很灵，基本上不拖泥带水。直到维德曼被任命为希特勒的副官以后，这种状况才发生了变化。

维德曼曾当过巴伐利亚第十六后备步兵团，即利斯特团的团副，希特勒那时在该团当传令兵，维德曼是他的顶头上司。1919年他被开除出国防军后，在慕尼黑学习国民经济学。20年代他在一次集会上又见到了在第十六步兵团时的下属希特勒。希特勒建议他担负起冲锋队的领导工作，维德曼拒绝了。1933年12月当他偶尔与希特勒再次见面时，希特勒询问他境况如何，他如实回答说：“不好”，希特勒问他是否愿到他那儿当他的副官，他这次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因他参与建设一个牛奶加工厂而陷入了财政困境。

维德曼先在慕尼黑褐色大厦副元首的参谋部里工作了1个月，作为熟悉工作阶段，而后于1935年1月1日在柏林德国总理府正式担任了希特勒的副官职务。在这里他的任务与布吕克纳是相同的。由于布吕克纳不适于干机关工作，加之有点迟钝，所以副官团的整个信件往来和文件运转是很糟糕的。维德曼除了完成他的副官工作之外，主要着手整顿了私人副官团内部的机关工作秩序，扩大了人员编制。

维德曼频繁出差，他去过几次美国并且常去英国。在那些地方的所见所闻对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使他对希特勒越来越持批评态度。他的性格与布吕克纳的温和性格恰恰相反，希特勒总称布吕克纳为“极端的乐观主义者”，而后来则称维德曼为“极端的悲观主义者”。

1939年1月希特勒对他说，他不需要不同意他的政策的人呆在身边。因此他任命维德到旧金山当了总领事。在希特勒对美国宣战以后，维德曼回到德国，不久便被派往天津（中国）去当总领事。1945年美国人把他从中国召回到纽伦堡作证。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比共产党宽容得多，否则魏德曼早被枪毙了N次。

如上所述，希特勒上台后感到有必要找一位经过专业训练的佣人，他先找到一位名叫卡尔·克劳泽的人。几年后，这个人于1939年被汉斯·容格和海因茨·林格所取代，这两个人同时还兼任通讯员。

希特勒的佣人和通讯员都是来自阿道夫·希特勒的党卫军贴身卫队，而队员们也都是由阿道夫·希特勒贴身卫队队长泽普·迪特里希为服务于希特勒而挑选的。他们必须具备的条件有；漂亮的外貌，高个子，黄头发，蓝眼睛以及敏捷聪明。泽普·迪特里希首先把这些党卫队员介绍给希特勒，希特勒再亲自从中挑选出他最喜欢的人。被选中的人要到慕尼黑-帕兴勤杂人员学校接受几个月的培训，以便成为理想的佣人。

佣人的任务是照料希特勒的个人事务。早上敲门，按时叫醒希特勒，负责在门口接收报纸和新闻报道。当希特勒阅读时，佣人要为他准备好洗澡水并摆好当天穿的衣服。希特勒穿衣从不让佣人帮助。

佣人的任务还包括，通知希特勒前来进餐的客人是否已全部到齐。例如在贝格霍夫人们常听到：“我的元首，饭菜已备齐，您领某某女士……”之类的话。战争期间，大本营的佣人用电话通知有关人员在形势讨论会结束后到希特勒处喝晚茶。此外佣人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职责，即从到希特勒处喝茶的人那里了解希特勒的情绪。

从我在副官团里的坐位上可以眺望德国总理府公园里的古树，俾斯麦曾在这些树下散步。房间的另一侧是两扇高高的大门，正对着希特勒的房间，再往里走便是著名的会议大厅。

每天早上约10点钟，希特勒从拉德维齐宫内的住所里出来，必经我背后这扇高门，并穿过我们的房间到德国总理府他的办公室去。在那里，人们根据国务秘书拉麦斯博士前一天拟定的工作计划召开最高级会议。

途中也就是在去开会的路上，希特勒总是十分匆忙，而在返回途中他却慢条斯理。他常常愣在大会议桌前，望着那里为他准备好的东西，如刚刚送来的荣誉市民证书、追随者和崇拜者赠送的礼品，如画册、图书、手工艺品、文物等等。有时他做个简单交待，忙时只签个字。

在这段时间里，除了希特勒定期去慕尼黑度周末外，我每天都能见到他。每次见到时他总要与我寒暄几句，但大多不外乎“你好吗”之类的客套话。

因为他既不需要办公室又不需要写字台，所以他把确定在每天下午召开的会议安排在他住所内的冬园里举行。开会时他习惯于同那些谈话伙伴们在园里徘徊。天气好时，玻璃门全部打开，宽敞明亮的大厅便成了通向德国总理府花园的通道。

私人副官团只是一个联络和协调的部门。对于坐在私人副官团的我来讲，很难知道希特勒正在与谁谈话，更不可能了解到有关的情况。所有重要的文字材料都由希特勒保存在他自己那里，有些由绍布锁在保险柜里。只有希特勒需要口授时我们秘书们才能进他的办公室。

所有政治，即内政外交方面的指示和命令都是由希特勒亲自向党卫军全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部长们和他们的代表以及外交部长口头发布。希特勒召集的会议没有时间限制，常常持续到深夜。这些指示和命令有的是直接贯彻执行，有的则要记录下来，过后呈给希特勒签字。

对于会上决定所采取的措施和会议持续的过程我历来一无所知，至少比党卫军全国领袖和部长们的秘书知道的要少。在严格执行“希特勒的原则命令”方面副官团算得上是楷模了。对于已经发生或即将发生的特别事情，人们也只能隐约揣测。这种情况经常引起一种沉闷的气氛，至少我的感觉是这样。

尤利乌斯·绍布是在副官团里最爱搞神秘化的人。他自然知道会议刚刚议定的内容，而且他享有这种地位，这是不言而喻的。假如有人偶尔就某事得到了一点风声，并且由于不小心对绍布有所走漏，那么他就用从那滑到鼻子上的眼镜后面透出的一种虽然不是恶意的、但也是猜疑的目光斜视着这个人。如果他再用“为什么，怎么回事”来刨根问底，那么这个人的处境就更尴尬。此时此刻我总感到很不舒服，并且试图用“我只不过是猜猜而已”的托辞尽快从中摆脱出来。所有的事情都得先琢磨半天，然后才知道具体情况，甚至连出外旅行也往往是在临行前才宣布。当我还住在威尔默斯多夫时，每次突然宣布出差，我都得先回去整理行装。人为的神秘化常常导致一种纷乱，使我的神经非常紧张。

谢选骏指出：神秘化和保密性，有助于独裁者的安全，让手下疲于奔命，是一种“领导艺术”。

【1934年罗姆暴动】

例如1934年6月底，就有许多神秘勾当。希特勒在1934年6月下旬到埃森市，为给纳粹党区领袖特波文作证婚人。1934年6月28日晚上，我在柏林接到一个电话通知，要我在夜间乘Ju52型飞机由滕珀尔霍夫机场出发去戈德斯贝格。飞机大约是凌晨三点钟起飞，机上还有戈培尔部长和他参谋部的几位先生。这是我首次进行高空旅行，朵朵白云犹如大海的浪滔在我的脚下飘荡。这次旅行简直使我着了迷。

当我还在默默地回味着这种经历的时候，不觉已到了德莱森旅馆。到这里来的目的是尽快将思路拉回到无情的现实中来。首席副官布吕克纳布置我立即用电话通知冲锋队的几位队长于第二天到维西避暑小城的汉斯尔包尔旅馆去。对召集他们去的原因没做说明。详细情况难以知晓，但感到气氛异常。希特勒当时没照面，他正在旅途中与人谈话。

1934年6月30日凌晨，突然得到通知要我们飞往慕尼黑。在已起飞的第一架飞机上坐着希特勒和他的亲信如布吕克纳、绍布、迪特里希博士、戈培尔部长和以拉滕胡贝尔为首的便衣刑警。在第二架飞机上，我是唯一的女性，其余是以盖舍为首的元首护卫队成员。像往常一样，这架飞机总是比元首的飞机稍晚一些起飞。

当我们抵达慕尼黑时，便发生了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事情。元首护卫队队长康尼·盖舍没得到下机后去向的指示。副官们干脆忘记通知他了。盖舍反复猜测着。我向他提起了计划在今天召开的会议，指望着对他会有所启发。但是，在奔赴会议地点之前，他还是想——实际上是徒劳的——从坐落在摄政王广场旁边的希特勒住所得到指示。

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经过较长时间的旅行，我们来到了维西避暑小城汉斯尔包尔旅馆的大厅，感到这里的气氛同刚刚在戈德斯贝格的气氛一样令人压抑。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冲锋队参谋长罗姆坐在折叠椅上，旁边立着他那漂亮的警犬。当我同他热情握手并喊着“希特勒万岁！”向他表示问候时，便衣刑警们用惊奇的目光望着我。罗姆对此将做何感想，便衣刑警们又将做何感想？我的确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知道希特勒在半个小时以前亲自把他的老朋友恩斯特·罗姆从被窝里拉出来逮捕了。

我们乘坐第二架飞机的人对于发生在汉斯尔包尔旅馆里的这一重要事件，仅仅目睹了会客大厅里的那一幕。

在刑警队长拉滕胡贝尔向护卫队长盖舍简明扼要地通报了刚刚发生的事情以后，我们似乎又不假思索地掉头，再次上车。罗姆和其他被捕的冲锋队队长们也被安排在立即返回慕尼黑的希特勒车队里。途中，乘坐在第一辆汽车里的希特勒突然命令所有车辆中的乘客，也包括由我通知到维西来的冲锋队队长们都停下，让他们统统下车并且亲手撕掉了他们制服上的肩章。我坐在后面的一辆车里，清楚地目睹了这一切。被逮捕的人都在他们自己的车里被希特勒的车队看管起来。

这种因几度中途停车而形成的分段行驶，一直持续到布里纳尔大厅45号——褐色大厦的院内才算结束。那里德国国防军的一个连早已列队恭候向希特勒致敬。希特勒显得很激动，他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其中有一句话的大体内容至今仍留在我的记忆中。“有你们在，我很高兴——或我很自豪！”

在这段时间里，不断传出令人震惊的消息，甚至还有在施塔德尔海姆枪毙人的消息等等。然而，这几天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单独与希特勒见面。此事发生在拉德齐维尔宫内的元首护卫队餐厅里。抵达柏林后不久，有一次我到德国总理府餐厅去用快餐。当我一个人正坐在一张桌子的旁边吃饭时，餐厅门开了，希特勒走了进来。他简单地打量了我一下，便在椭圆形的餐桌旁挨着我坐了下来。他像摆脱了沉重的压力一样，深深地叹了口气说：“好啦，我现在已脱胎换骨，并且感觉到像个新生儿一样啊！”

对于希特勒在餐厅里的出现，我感到意外。我从未在这里碰见过他。厨房的这一部分根本不是通向皇宫二层他的私人居室的必经之路。这里有什么东西在驱使他？又有什么东西感动得他对我说他现在感到“像个新生儿呢”？

此刻在他那面向花园的餐厅里，戈培尔部长和参谋部的其他先生正在等着他。可他却坐到我的身边来，他像一个在克服了一种可怕的局面之后对任何人都得讲一声“谢天谢地……”那样的人。这种“像新生儿一样的感觉”就是这样一种“谢天谢地”，就是希特勒得到解脱可怕局面后的松一口气，尽管这是对一个不明事情真相的人讲的。

1934年6月30日以后人们对罗姆是否计划一场暴动，众说纷纭。从纯主观上来看，我认为罗姆没有计划暴动。但是，在希姆莱将其党卫军的人纳入了警察编制之后，罗姆的确想使他那些已经惶恐不安的，部分失了业的冲锋队员，至少能保持民兵的地位。但这却又违背与法国的政治协约。希特勒想避免与法国的麻烦，但又担心罗姆自定政策。

根据我后来所接触到的资料和罗姆参谋长于1934年6月10日向冲锋队下达的命令，不排除当时他的确有这种打算。参谋长命令的最后一段讲到：“我希望，到8月1日冲锋队在得到充分休息后将以充沛的精力严阵以待，迎接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如果冲锋队的敌人希望在假期期满后不会再召集冲锋队员归队或者先召集其中的一部分归队，那么我们就让他们暂时去这么希望吧。在必要的时候，会以必要的方式答复他们的。冲锋队现在和将来都是德国的命运。”

也能是说，罗姆参谋长虽然让他那450万冲锋队员休假了，但在离开营房之前，他还是发出了强硬的暴力威胁。他谈到“冲锋队的敌人”。根据罗姆参谋长1934年6月9日的命令，冲锋队在得到充分休息后也不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服务于“元首和国家”，而是服务于“祖国和人民”。我发现，这项命令的结尾，没有以往在所有公函中使用的“希特勒万岁”那种用语。

希特勒的口授与楼梯间

希特勒的口授常常在傍晚以后或夜间进行，因为他说“这个时候他的思维最敏捷”。为使秘书们（经常是两人）能够高效率地工作，绍布一般都提前宣布当晚的工作。但是口授也经常推迟几天才进行。遇到这种情况，绍布总是说：“首长还在等一个消息。”

因此，人们便开始值班。值班人员大多数都呆在希特勒办公室的附近，即所谓“楼梯间”里。管家卡内恩贝格负责解决我们的吃饭问题。我在柏林工作的初期，当我还是“应召”从联络部来元首住所工作的时候，只要看见装满威廉土梨、布鲁塞尔蓝葡萄、苹果、桔子和放着面包的盘子就足以使我感到是一顿美味佳肴。

元首的家务是由管家阿图尔·卡内恩贝格和他的夫人弗雷达操持的。因为中午和晚上总要请客，所以元首的家可以与一个经营有素的饭馆媲美。阿图尔·卡内恩贝格出生在柏林的一个烹饪世家。卡内恩贝格的父亲在柏林拥有一家名气很大的饭馆。他的儿子阿图尔20年代曾是柏林著名的“山姆大叔茅舍”的老板，这家旅游饭庄当时颇受欢迎。

我本人从未到过那里。但是一个名叫玛格达勒娜·哈贝施托克的老柏林人，即受希特勒委托为其购买古画的经验丰富的古玩商卡尔·哈贝施托克的遗孀曾告诉我：“乘坐76路电车到洪德凯勒，然后步行就可到达这所环境优美的园林饭庄，在那里你不仅可以品尝咖啡和糕点，而且晚上还可享受到高水平的菜肴。”

卡内恩贝格的园林饭庄后来破产了，但他紧接着马上又在柏林火车站附近开了一家小餐馆。经过戈培尔博士的介绍，希特勒看上了卡内恩贝格的餐馆。从此以后，希特勒一行每次由慕尼黑乘特别快车抵达柏林火车站，总要光顾卡内恩贝格的餐馆，用卡内恩贝格风味的蔬菜和色拉拼盘来解乏提神。

卡内恩贝格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美食家，而且还是位富有典型的柏林幽默感的出色的单人娱乐家。他用手风琴为自己伴奏，演唱民歌，表演滑稽小品，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希特勒是那样喜欢他，以至于1932年初把慕尼黑这座改造成褐色大厦的巴洛宫内的公共餐厅的管理权都交给了他。

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把卡内恩贝格和他那位讨人喜欢、文质彬彬的夫人弗雷达女士（北德地区一位森林管理员的女儿）招进柏林拉德齐维尔宫内他的住所，作为管家，他负责为元首操持家务一直到1945年。卡内恩贝格和他的夫人主要负责家庭和厨房服务人员的雇用、服装、工资和住宿事务，食品的采购和管理、饮料、室内床上用品以及制定每天的菜单。如举行国宴，所有与此有关的组织工作，如宴会桌上、招待和社交场合的鲜花摆设，又如要求增加佣人（在举行大的国宴时，除了希特勒贴身卫队的佣人外，总统府的佣人也要动员起来）等诸如此类的工作都属于卡内恩贝格的管辖范围。遇这种情况，总统府的大总管也被派来帮忙，他的任务是手握一根小棍敲打着地板宣布来宾的名单。

希特勒特别担心在招待方面失礼。怕他的下属工作中出纰漏，损害他的名誉。这念头始终在缠绕着他。他威胁要惩罚管家卡内恩贝格，如果招待会出了纰漏的话。

之前，希特勒对已摆好的宴会桌总要亲自过目，看是否的确已完美无疵。

例如，1939年希特勒在最接近他的人的范围里同曾陪同里宾特洛南访问过莫斯科的通讯官谈及过这方面的事情。当这位军官告诉他，斯大林在宴会开始前总要亲自过国宴会桌，检查是否已无纰漏时，我说：“看来斯大林像您一样也怕出问题。”希特勒回答说：“我的佣人是没有问题的。”

卡内恩贝格在圣诞节前有一项重要任务。希特勒乐意向他喜欢的人和他认为亲近的人送礼。过生日时，特别是过圣诞节时，他从不忘记为这些人选择礼品。属于这个范围的不仅有他最亲近的下属及其夫人和他所崇拜的艺术家，而且还有他的熟人和战友。那些在他掌权以前曾与他要好或交过朋友的女士们尤其应属于这个范围。

希特勒在楼梯间里与我们秘书们一起喝茶的时候，经常对他当了德国总理以后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到柏林的商店里去采购礼品感到遗憾。他说：“这在先前总是给他带来欢乐。”

由于希特勒坚持要亲自选择礼品，所以机灵的卡内恩贝格就提前让人从柏林最高级的商店中把最精美的东西送到总理府，供希特勒挑选。我曾有几次帮助希特勒挑选礼品。

圣诞节前夕，卡内恩贝格让人把礼品统统摆在私人图书馆里和希特勒办公室的桌子上、凳子上和地板上，等待希特勒过目。这些礼品至今还保存着。它们有壁画、迈森瓷器、银盘和银碗、旅行用的小包、项链、晚宴用的手提包、望远镜、头饰、方格花呢旅行服、台灯、咖啡和茶具、银勺、金表、图书和画册、写字台装饰品、皮箱、车罩等等。

希特勒为被列人长长的名单上的每个人挑选出这一年应该送的东西来。这个名单是由尤利乌斯·绍布掌握的，上面还记载着，过去几年有关人员接受希特勒礼品的情况。

这是一个由卡内恩贝格管辖的小王国。希特勒有一次谈到了卡内思贝格：“在厨房里，他像帕夏那样执掌着权力！”卡内恩贝格也绝对意识到了他的权力，因此行使起来泰然自若。他从不缩手缩脚，尤其在战争期间，他将元首家库存的东西拿出来慷慨地赠送给显贵们，以换取他们的回赠。例如，在战争期间，希特勒每逢圣诞节前夕都能收到也门国王赠送的几袋子咖啡豆。每个在希特勒礼品名单上的人都得到过几斤咖啡，这在当时是受欢迎的礼物。谁与卡内恩贝格相处得好，谁就不缺咖啡和其他受他管理的东西。

玛格达·哈贝施托克女士在战争期间客居在她的朋友克卢格斯在西里西亚的庄园里，当谈起卡内恩贝格时她回忆说：“他运到那里一汽车食品和其他东西，搞得人们莫名其妙。这一切都是过去的事了。”我问是否卡内恩贝格收了钱，哈贝施托克则回答说：“没有，没牧钱，他只不过是为了做好人而已！”我说：“他够得上是一个小投机商，”哈贝施托克女士纠正我的话说：“既然是小投机商，那么他就是一个宽容的投机商。”

卡内恩贝格的夫人弗雷达在布置餐桌的珍美装饰品和摆放鲜花方面具有一双灵巧的手和很高的艺术审美观，把餐桌装饰品摆设得令人赏心悦目。装饰用的鲜花是从菩提树下大街阿德龙饭店内的柏林最大的一家花店里运到总理府来的。

如果有要客来访，卡内恩贝格夫妇也常奉命到贝格霍夫去帮忙，以保证国宴顺利进行。这里是卡内恩贝格女士显身手的地方，她用鲜艳的盆花驱散大厅内散发着的潮气。例如她总是成功地把壁画和附近摆着的鲜花融为一体，令人心旷神恰。

弗雷达·卡内恩贝格的布置完全符合希特勒的审美观，对希特勒来讲，她就是德国理想的家庭妇女。她始终留着当时最时兴的奥林匹亚大波浪式发型，干净整洁，她考虑问题细致周到，且性情文静平和，她无疑比她的丈夫更讨人喜欢。

她丈夫卡内恩贝格身体矮胖，但却异常灵活，时常蹦蹦跳跳。看到他我总是不由自主地想到一个滚动着的圆圆的皮球。他的眼泡较大（可能是甲状腺机能亢进症），也许是由于这个原因，他的情绪相当不稳定。令人遗憾的是，卡内恩贝格总爱搞阴谋诡计，致使管家——内奸的文字游戏常常闯入我的脑海。例如希特勒多年的首席副官威廉·布吕克纳的彻底垮台和通讯官马克斯·温舍被临时调往前线都应归罪于卡内恩贝格。两个人都是卡内恩贝格搞阴谋诡计的牺牲品。

在元首住所和山上当佣人的要么是通讯员，要么是人们常说的仪表堂堂的青年人，他们身着带领章的白色西服上衣和黑色裤子。他们受阿道夫·希特勒贴身卫队伪派遣经过帕辛勤杂人员学校一段时间的培训后在希特勒家中从事服务工作。自然他们就落到了卡内恩贝格的手下，尽管他们并不是受雇于他，也不是为他工作的。这些人处在一种受双重领导的地位。卡内恩贝格认为必须像管理他自己的人员那样管理他们。对这种做法，党卫军的人根本不买帐，并且经常鼓动马克斯·温舍副官站在他们一边。加之在其他人事问题上的分歧，马克斯·温会便与卡内恩贝格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卡内恩贝格对此耿耿于怀。

1940年意大利公主马法尔达来访时，卡内恩贝格应召上山。当温会副官和女管家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以后他才到达山上。布吕克纳也没做任何事情。希特勒看到一切都这么顺当，情绪极好，并且夸奖根本没有出力的卡内恩贝格工作出色。卡内恩贝格抓住这个机会发泄对温舍的怨恨。希特勒先入为主，让人把首席副官布吕克纳叫到他那里。当布吕克纳站在温舍一边为他辩护时，希特勒当场解雇了布吕克纳，温舍副官也马上被调到前线去了。

希特勒后来才认识到。他上了卡内恩贝格阴谋伎俩的当，但这并没有降低他对卡内恩贝格的评价。因为希特勒一贯的想法是，不管是组织国宴，还是每年一度的艺术节，一切情况进行得都很顺利，卡内恩贝格把这些任务完成的令他百分之百的满意。所以久而久之，卡内恩贝格便享有某种特权，他行为自由放荡也就不足为怪了。

希特勒赞赏卡内恩贝格的专业技能，喜欢他的滑稽表演。早在30年代初期，希特勒有时还外出郊游时，负责安排野餐的卡内恩贝格就善于很好地表现他的这种特长。遇到这种机会，卡内恩贝格用他的音乐和滑稽表演常常使得希特勒和他的客人们非常愉快。在海团里希·霍夫曼出版社1937年出版的名为《希特勒日常生活侧记》的画册中，有这方面的几幅画（如“在哈茨山中无忧无虑的时刻”），它展现的是完全放松了的希特勒，后来人们就很少见到他这样高兴过。

卡内恩贝格于1945年，即崩溃前夕，离开了德国总理府，逃到了图姆湖畔。他后来在杜塞尔多夫又开了一家饭馆，名叫“施奈德·维伯尔餐室”，它生意兴隆，也许是卡内恩贝格在那里也善于使他的客人们感到开心快活的缘故吧。

言归正传。面对希特勒办公室的门是通向走廊的几级台阶，穿过走廊就可进入希特勒副官们的房间。第一个房间是经常谈到的“楼梯间”。接下来就是绍布、迪特里希博士、泽普·迪特里希和布吕克纳（后来是阿尔温一布罗德·阿尔布雷希特）的房间。从楼上走下来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女理发室，原先这是一个会客室，它的左侧是两扇总是敞开着的大门，通向装有壁炉的电影厅。右侧是俾斯麦室，也叫吸烟室。旁边是餐厅。餐厅后面是长长的“冬园”，园内摆放着用抛光印花布绷成的沙发椅。冬园的尽头是一个漂亮的半圆形，中间装有一个高高的玻璃门，从这里可以望见公园里的古树。在枣园里还可用早餐。威廉·布吕克纳的格言是：“用早餐的时刻是最美好的时刻”，因此他常常在这里多呆一会儿。下午，希特勒往往是在冬园里结束他的会议。他一般不用他的公房，只有在国务秘书拉麦斯博士在那里为他安排了活动，他才偶尔用一次。

1934年春天我最终调到元首私人副官团的初期，与泽普·迪特里希、迪特里希博士、党卫军领袖们和护卫队里党卫军的成员以及副官和佣人们一起在拉德齐维尔宫经营部门地下室里按时进餐。根据希特勒的指示，在地下室就餐的客人和工作人员与在元首住所餐厅里就餐的人用的饭菜是一样的。菜单没有区别。在后来的年月里，我们这些女秘书们主要是在楼梯间里用餐，如上所述，楼梯间处于副官走廊的首端。下午我们也在那里用茶。

有一天希特勒偶尔路过楼梯间，看到我们坐在那里，便问是否他可以与我们一起坐。这个无拘无束的闲聊时刻令他那样满意，以至于他经常在这个时候，甚至后来几乎天天都到这儿来喝茶。结果下午在楼梯间里喝茶成了相当有规律的程序。有时是我们两个人陪伴着希特勒，也有时是我们全体三个人，即约翰娜·沃尔夫，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和我。

就地方而言，楼梯间里根本就谈不上舒适，房子很高，由于室内没有洗澡间，所以只能当作临时替代性客房。房间里只有一个洗手盆，上方装有一面镜子。其余的设施还有：一把用抛光印花布绷成的长沙发椅，一个衣柜，一个保险柜以及一张打字桌。一盏落地灯，一张八角桌和几把草编小凳子构成了室内的简单陈设。

自1939年战争爆发，我们女秘书们大多都呆在当时的大本营里，有时是轮流呆在那里。我们呆在柏林时，楼梯间就成了我们的常设办公地点，周为在新的总理府为我们准备的办公室太远了。对我们来说，不存在按8小时工作的正常办公时间。我们昼夜不停地工作，而且必须持续地随时听候首长的调遣。希特勒除了召开正式会议外，总是呆在他的住所里，这样我们在楼梯间比在新的总理府离他更近，可以招之即来。他的办公室、图书馆、卧室和后来紧挨着他卧室的爱娃·布劳恩的套房都在拉德齐维尔宫的二楼上。尽管楼梯间里陈设简单，但希特勒却感到很舒服。在那里他使自己彻底放松了，我总有这么一种感觉，此时他真是无拘无束了。他向人们讲述他青年时代和过去的个人经历，这些话题他后来在喝晚茶时和在大本营的食堂里吃饭的时候从未再谈及过。人们感到，似乎他在这里所讲述的东西是从他平时锁着的保密抽屉里出来的。

在楼梯间里，他还给我们讲述他青年时代的恶作剧。希特勒曾谈到，他对传教士的反感起源于很年轻的时代。他讲到过一位担任宗教课的教授，从来不修边幅。他的外衣上面总是饭迹斑斑，手帕脏得令人难以置信，由于上面沾满了污垢，所以每当他要使用时，总得先将它对神一下。

一次教授责备孩子们在教堂里不会跪着。希特勒十分认真地回答说，他不知道怎样才能正确地去做，请教授做个示范。

教授看到孩子们对正确完成规定的动作表现得如此认真，感到很得意，便抽出他那沾满污垢的手帕，来回神了神，摊在地上，紧接着跪了下来。下课的铃声响了，他站起来，把手帕放在一个放洗脸盆的小墩子上面，然后走出教室，去前厅休息。他习惯于在那里与同事们谈天，度过休息的时间。男孩子们商量好要好好地让这位教授出一次洋相，因为他的手帕脏得令人难以置信。希特勒自告奋勇，厌恶地抓着手帕的一角，藏在背后，然后向着站在前厅里休息的老师们走去。走到这位教授的跟前，他停下来，突然把一直没被人发现的手帕抖了出来，微笑着说：“教授先生您把手帕忘了。”

在学校里，希特勒喜欢的游戏是玩小镜子。他玩得很起劲，并且搞得老师很烦躁，因此老师认为有必要在班级操行登记册里记下一笔。课间休息时，孩子们都簇拥在班级操行登记册周围，偷看老师写的内容。他们发现，老师（当然是无意的）竟写了一句顺口溜，令他们大为开心。于是便放声朗读起来：“希特勒小淘气儿，借着阳光照镜子儿！”当老师再走进教室的时候，这群孩子声嘶力竭地重复着这句话。

希特勒还谈到，他12岁时就与同学们打赌，说他在与女孩子们一起作礼拜的时候可以把她们逗笑，希特勒后来也的确做到了这一点。他的办法是，事先带在身上一把胡刷子，每当女孩子们的目光触到他的时候，他就拿出胡刷子来装模作样地刷他那根本不存在的胡子。

他还讲述了他最初学吸烟、喝闷酒的经历，以助雅兴：“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吸了一支香烟，实际上也只吸完了半支，就感到很难受，于是我跑回家并且呕吐不止。母亲十分为我担心，我对她讲我吃了一片颠茄，于是她请来了医生。医生为我检查了一下，看了看我的口，便疑惑起来，然后他翻了翻我的裤兜，结果在里边发现了烟蒂。后来我买了一个长长的瓷烟斗，吸起来像个烟筒，不过只是在上床之后我才开始吸。有一次我吸着烟睡着了，直到床着了火我才醒来。那时我发誓不再吸烟，我遵守了这一誓言。”

他还说道：“毕业考试结束后，我和同学们一起到一个农家酒店参加一项庆祝活动，喝了大量的白酒后我感到身体不舒服，并迫不得已多次到房后的粪堆上去大便。次日早上去找父亲要看的毕业证书，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我打听了半天也无结果，于是去找校长，并且请求他给我一份副本。这是我童年经历的最大耻辱。校长把皱皱巴巴的毕业证书递给了我。原来这家酒店老板在类堆上发现了这份证书并且送给了学校。此事使我很沮丧，以至于下决心不再饮一滴酒。”

他还谈起他所依恋的母亲给予他的爱和父亲对他的严厉，他常说：“我不仅不喜欢父亲，而且还很怕他。他易动肝火并随手打人，可怜的母亲总为我捏着一把汗。当我在《卡尔·迈》这本书中读到有疼痛而不表现是勇气的象征时，便下决心，再挨打时将不出声。当父亲再次打我时——我知道母亲仍担心地站在门外——我一声不吭，他每打一下我就记下一个数。而后我自豪地告诉母亲，‘父亲一共打了我32下！’她只当我疯了。说也奇怪，从这天起，我无需再重复这种尝试，父亲不再打我了。”据他讲，后来他父亲的生活艰难时，他又对父亲表现出最大限度的尊敬，因为他从一个孤儿最后当上了一名海关宫员。希特勒还喜欢谈他母亲作为一名家庭妇女如何能干，使得这个家逐步富裕起来。

他有时也回忆起被他视为“蠢女人”的姐妹们。使他恼火的是，例如她们不能理解他，为什么他醉心于某一体育项目，或用手枪打那些栖息在小镇子公墓内的老鼠。他向我们承认，他姐姐安格拉订婚后，他真想劝他对之很有好感的那位未婚夫取消婚约，并与“蠢女人”一刀两断。

希特勒没有“家庭”观念。他把他的参谋部视为家庭。他妹妹保拉比他小几岁。她是一个文静、内向的姑娘，早在年轻的时候，希特勒就喜欢这个妹妹。然而也许主要是因为年龄差别的关系，他在希特勒的生活中并不占有一席之地。到战争结束为止，保拉一直住在维也纳，后迁到贝希特斯加登居住，直到她去世。

保拉·希特勒在1956年8月29日的一封信中写道：“……战争结束以后我才算名符其实地离开了维也纳。”她在1957年2月7日的另一封信中写道：“尽管我哥哥阿道夫与我是同一父母所生，但是我处处都得让着年龄比我大、个性比我强的同父异母的姐姐。我们不能为争个谁亲谁疏而吵个不可开交，让外界看笑话，这我是清楚的。所以，我一直住在维也纳，而我姐姐安格拉则在上萨尔茨堡为我哥哥操持家务，直到1935年秋天为止。哥哥喜欢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个人的事情由个人自行处理。”她在1957年2月5日的另外一封信中写道：“在他看来，我们姐妹过于嫉妒他，他宁愿花钱雇外人在他身边为他服务……”

比他大七岁的同父异母的哥哥阿洛伊斯·希特勒在他的生活中从未有过影响。阿洛伊斯·希特勒娶的第一个女人是个爱尔兰人，婚后生的第一个儿子名叫威廉·帕特里克·希特勒，1939年人们曾公开谈论起他，因为他曾撰写过一本名为《我的叔叔阿道夫》的书。第二个儿子是一名军官，战死在东方战场上。当着希特勒的面，人们很少谈及（实际上根本就不谈）这位在第三帝国时期在维滕贝格广场开饭馆的同父异母的哥哥和希特勒在施皮塔尔的亲属。

希特勒常常谈起斗争年代的经历和他与迪特里希·埃卡特的友谊。有一次他说：“这种友谊是他20年代最美好的友谊之一。迪特里希·埃卡特出生在上普法尔次地区诺伊马克特镇一个公证人的家庭里，当过记者和诗人。他作为拜罗伊特的戏剧批评家而出名，与亨里克·易卜生曾家为好友。后来，埃卡特曾把《培尔·金特》译成德文，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埃卡特是在1920年的一次大会上认识希特勒的。对于希特勒来讲他是一位慈父般的朋友，并且经常给予希特勒以则政方面的接济。每当希特勒谈及这些具体情况时总是非常感动。1923年他同希特勒一起坐过兰茨贝格监狱，由于病入膏肓，当年圣诞节时便获释出狱。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是在他的朋友、贝希特斯加登地区布吕根封地的领主那里度过的，1923年离开了人世。他被安葬在贝希特斯加登公墓的古墓地上。他那句“德国觉醒吧”的名言被希特勒当成了纳粹运动的战斗口号。

埃卡特的死对希特勒是个沉重的打击。“在我后来的生活中，我再也没有找到过一位与我志同道合的朋友”，希特勒曾这样讲过。只要他一谈到迪特里希·埃卡特，总是两眼泪汪汪的。在他夺取政权以后，他还对“忠实的埃卡特”已不在人世，尤其是在他有可能报答埃卡特的情况下不能对他给以回报一再感到遗憾。

与迪特里希·埃卡特有关的一切都在打动着希特勒。有一次我告诉他，我的一个女友在她从恩斯特·冯·沃尔措根的遗孀那里继承下来的遗产中发现了迪特里希·埃卡特的几份手写的诗稿，他当即就要把它们买下来。当他认出这些诗稿是迪特里希·埃卡特身后留下的所剩无几的处女作时，他便主动提高了购价。埃卡特的大部分处女作诗稿都被他那位爱吃醋的夫人销毁了。得到了这位朋友的诗稿他简直高兴极了。由于对埃卡特怀有的仰慕之情，所以希特勒对约翰娜·沃尔夫也表现出某种亲近感，经常亲见地称她为“沃尔费尔”。

他还讲了很多在斗争年代旅行的故事。夏天人们经常乘敞篷的奔驰汽车旅行。每次外出希特勒总坐在1936年去世的司机尤里乌斯·施雷克的旁边，尾随其后的是埃里希·肯普卡。旅途中常常是在基姆湖畔的拉姆巴赫饭馆歇脚。希特勒很喜欢这个饭馆。1932年，希特勒就是在这里接到了兴登堡召他去柏林的请柬。希特勒还谈到在长时间旅途中上厕所的麻烦。有一次他借绍布提到的话题大谈魏玛、大象饭店：“……那里有供他用的固定房间，里面虽然有自来水，但却不能洗澡。厕所在楼道走廊的尽头，所以每次大小便后总要先走一段难以忍受的路程，因为他一离开房间，消息就野火般地迅速传遍全楼，在他离开厕所时，楼道两旁已站满了人，他不得不举起胳臂并面带尴尬的微笑如同忍受夹道鞭笞一样走完回到房间的路程。”

他谈到在汽车旅行途中为消磨时间所玩的游戏。例如“施泰因施奈德博士”游戏。它的有趣之处在于只有在人们玩输了之后才能发现这是一个游戏。具体玩法是，将虚构的事情形象地讲述给别人听，直到听众不由自主地问：“是么，那是谁？”答案是“施泰因施奈德博士”，这样大家便一清二楚，故事是编造的，提问题的人陷入了设置的圈套。另外还有就是“海狸游戏”。他们给长络腮胡子的人取名“海狸”，谁在旅途中先发现了这样一位“海狸”，谁就算赢了。

诸如此类的游戏使得希特勒的情绪达到了最佳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有时他便开始模仿老战友的言谈和举止。他是一个出色的模仿家。例如模仿讲话急促并且以巴伐利亚的特有方式一再重复每句话的出版社社长阿曼就是他的拿手好戏。人们望着眼前呆板的阿曼如何耸动他那失去左臂的肩膀，如何非常灵活地用右手打手势。耳背音粗的印刷厂厂主米勒也常常是希特勒模仿艺术的牺牲品。他还爱模仿外国政治家。譬如他可以准确地模仿意大利国王维克托·埃马努埃尔的尖笑声，并且把坐着像个巨人的国王但站立起来又不显高的模样表演得惟妙惟肖。

战前时期希特勒的性格还是开朗和幽默的，并且懂得这种性格有多么宝贵。“处于逆境时，充满幽默的语言往往有奇效，不仅战争时期，而且在斗争年代都是如此”，他曾这样说过。但是1941—1942年战场上初次受挫之后，希特勒便判若两人，从那时起，他变得越来越沉默寡言并且几乎难以接近。

他还经常谈到党在过去由于他签署的汇票期满而面临的财政拮据和在山穷水尽时刻终于又找到了救世主的情况，他总爱谈起下面这个例子：“我曾为党签署过一张4万马克的汇票。可是我所期待的款项却总得不到，党的金库空了，汇票期满的日子迫近，而且我又毫无希望筹集这笔款子。我已经考虑自杀，因为我走投无路。在汇票期满的4天前我向枢密顾问布鲁克曼女士讲了我面临的糟糕处境，她马上把此事接了过去，给枢密顾问基尔多夫挂了电话，并且让我到他那儿去一下。我向基尔多夫谈了我的计划，当即赢得了他的支持。他向我提供了款子，这样我才得以及时把汇票兑现出来。”

希特勒还谈到在兰茨贝格监狱里为撰写《我的奋斗》一书他亲自打字和赫斯帮助他的情景。他非常认真地安排了每天的作息时间，并且把阅读材料的范围限制在历史、哲学和传记方面。在那里，他还着手制定了筑路计划和生产一种对民众适宜的轿车计划。这种轿车内有4个座位，价值990马克，其外形如同停放方便的“甲壳虫”。像设计大众牌轿车一样，1922年希特勒就计划建造高速公路，他说他在兰茨贝格监狱里曾为此进行过设计。建造德国阿尔卑斯山公路也是他的主意。这条路建成后，山区的美景将会被发掘出来。建造从林道至贝希特斯加登这条弯弯曲曲的阿尔卑斯山公路是他的第二项规划。

总之，谈话的题目无所不包，诸如建筑设计、绘画、雕刻、戏剧、电影、艺术等等均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谈话素材。谈话一旦出现停顿，空气便显得沉闷起来，这时只要有人稍稍提起某一个话题，希特勒就又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教会始终是人们喜欢的话题。希特勒与教会没有直接联系。他认为基督教是一个过时的、虚伪的和吃人的组织。他说，“科学尚未探明，人的性别究竟起源于何处。我们已处在哺乳动物的最高发展阶段，即由爬行动物发展成了哺乳动物，然后经过猿猴的阶段发展成了人。我们是万物中的一员，是大自然的孩子，我们与所有的生物一样有着相同的规律。在大自然中，斗争的规律是永存的。所有无生存能力的生物和所有的弱者将遭到淘汰。是人，特别是教会把人为地维持弱者、无生存能力的人和劣等人种的生存作为他们的目标。”

希特勒完全懂得他无法毫无顾忌地消除宗教信仰所赋予人们的精神支柱，所以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也没有退出天主教。按照他的说法，战争一结束他就退出教会。这一举动在世界上将具有象征性伪意义，即对德国来讲，它将意味着一个历史阶段的结束，对第三帝国来讲它将意味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在纳粹党纽伦堡党代会闭幕大会上他说：“闭幕大会必须开得像天主教做弥撒那样隆重。升旗和大会的全部程序都得像在天主教堂里举行宗教仪式那样进行。”他还计划为50对或100对伴侣举行集体婚礼。这一活动将使得庆祝活动更加隆重。大型乐队的演奏和五彩缤纷的布置将为庆祝活动增光添彩。

他还谈起上流社会那些关心他、爱护他、甘心为他献身的夫人们，他经常通过她们举办的沙龙建立新交。当然他也谈到，在那种场合，他经常感到，他像动物园的猴子一样被围观着。

在拉德齐维尔宫修缮竣工之后，有一天上午约10点至l1点时分我被召到总理住所。希特勒和他的副官们正在餐厅里吃早餐。我还未坐定，佣人卡尔·克劳泽就领进来一位年轻漂亮的金发女郎，她是西格里德·冯·拉弗待男爵公主，她的名为“德国女郎”的照片当时刚好刊登在柏林画报的封面上。

她是梅克伦堡市多贝兰镇一位军官的女儿，然而却以维多利亚·冯·迪克森阁下的外甥女闻名。达维德·欧文在1980年由慕尼黑威廉·海涅出版社出版的《希特勒病况到底如何》一书中发表了一篇仓促写成的文章，对冯·迪克森进行了非常表面的分析，他在该书的第27页上讲述了一段无稽之谈：“譬如说维多利亚·冯·迪克森，她是一个有野心的、150％的纳粹分子，是她把一个与她有亲属关系的年方21岁、美丽如画的裸体姑娘悄悄地弄到了总理府内元首的床上。在那里，希特勒见到了这位姑娘，礼貌地请她穿上衣服离开房间。”如上所说，这只不过是无稽之谈……

维多利亚·冯·迪克森主持着一个政治沙龙，这个沙龙最值得炫耀的是希特勒经常光临此地。在后来的岁月里，希特勒在楼梯间里曾谈起过对她的邀请，他说：“……在那里，我像动物园里一个外来的动物出现在大家面前，被人们好奇地看来看去！”这个时候，希特勒接受这位阁下的邀请。她漂亮的外甥女一出现，希特勒便顿时心旷神怡，毫无顾忌地迎上前去，说声：“阳光驾到”或是“太阳升起来了！”至于还怎么说我也记不清了，但不管怎么说，希特勒迷上了西格里德，冯·拉弗特，这是不能视而不见的。这点连生活在慕尼黑的爱娃·布劳恩也不隐讳。

这里我还想谈谈有关希特勒的一些个人生活情况。希特勒着装讲究实用。每次试穿衣服，他都感到厌烦。他演讲时喜欢做手势以表示强调，尤其在谈到刺激性问题时，他还习惯于手臂上下摆动，右肩的提高使他不断地伸展身体，所以对紧身的衣服很反感。他指示裁缝将所有的衣服和制服以不影响他的动作自由为准去加以修改。

他不时地抬高右肩可能是因为他的左肩僵硬而致。在1923年11月9日的暴动中，希特勒摔过一跤。摔倒在石子路上，致使胳膊肘骨折。阿达·克莱因的丈夫瓦尔特·舒尔策当时是冲锋队卫生队的队长，他没能说服希特勒在医院做一次X线检查。希特勒担心“到那里就被搁置在角落里了”。这样这个肩从未得到过象样的治疗，并且从那时起就有些僵硬，我也时常感觉到这一点。

希特勒有些溜肩，上衣又肥大，因此身材并不帅，然而他仍很令人尊敬。只要他一踏进门槛，大家的目光就都集中到他身上。事后我甚至在想，这也许是他素来步伐稳健所致。他走路总是从容不迫，当他走向欢迎的人群时，他的步伐近乎是庄严的。他的举止对那些平时自由散漫的人产生了一种抑制性的作用。希特勒总想当强者。他经常讲，到新的总理府来拜访他的人必须先穿过平滑如镜的大理石大厅，然后再经过他那间大办公室，当这些人到达他跟前时，就已被搞得晕头转向。我觉得希特勒的眼睛富于表情，它常常放射出审视的目光，讲话时炯炯有神，它既能放射出热情，又能表达愤怒、冷淡和蔑视。然而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这双浅蓝色的眼睛却失去了表情，变得模糊不清，光泽暗谈，并开始浮肿。

听希特勒的声音，尚可断定他往日的情绪犹在。他依然非同寻常的镇静、清醒、一丝不苟和自信。但面对逐步升级的外来进攻，他同时也变得易于激动，有时甚至很冷酷。“冷酷”或者“我就是冷酷”是他常讲的话。“我不得不使用我的方法，至于将来后人如何评价，我根本无所谓，”他常这样说。“不顾一切”也是他常用的字眼，像“要不顾一切地干下去”，“要不惜一切代价！”等等都成了他的口头禅。另外说得多的还有“用野蛮的暴力”和“用野蛮的力量”以及在做论断时的：“简直是白痴”之类的话。。

希特勒的鼻子很大，并且很尖。我不清楚他的牙齿过去好不好，反正在1945年战争结束时已经变黄。他有口臭。利用那撮小胡子把他狭小的嘴掩盖起来，这无疑是有益的。在他与阿达·克莱因相好的那些年里，他告诉她：“许多人都说我应该刮掉我的胡子。这是不可能的，你想一想，如果没有胡子，我的脸该是个什么样子！”随后他用手像托盘子一样托住了他的鼻子，说：“我的鼻子的确太大了，我不得不通过这撮胡子来冲淡一下。”

我觉得希特勒的手是很美的，无论是在活动时，还是在休息时都是如此。尽管这双手的指甲并未让人修整过，但剪得短短的指甲却很整洁。多年来，手指的关节处变得越来越粗。不知是海因里希·霍夫曼手下的一位摄影师，还是他本人在一次飞行过程中成功地拍摄了希特勒的手在坐位靠背上寻找安放点的精彩照片。

他从不戴首饰，连他那块金表也放在上衣兜里。他常把表调快几分钟，以便能准时参加活动或会议。尽管他总向佣人们和副官们打听时间，但却不相信他们的可靠性。

自1933年起，希特勒回避亲自接触钱，这似乎使他感到很不自在。他把付款的事情交给了他的副官绍布。到1933年为止，绍布身上一直带着一个皮夹子，硬币散装在上衣兜里。据阿达·克莱因讲，他在付出租汽车费时，还给小费，而且总是很慷慨，“……小费数额几乎与出租汽车费相当。”阿达重复他经常表示的观点：“越富越吝啬，富人从不给小费！”希特勒对有些男人接连不断地去寻求新领带感到开心。“只要是我看上的领带我都买，而且同一种领带一买就是几条，”他曾这样说。后来，他就只能戴与制服配套的黑领带了。对于服装的搭配他是不重视的。

他很少谈及新潮服装，然而却能以出人意料的鉴赏力对连衣裙评头论足并对穿连衣裙的人加以恭维。对不合时宜的流行式样，如软木高跟鞋，他则又取笑不已。但我认为，他之所以这样做，在于他有他的小算盘。我经常听到希特勒对爱娃·布劳恩讲的话：“啊，你穿了一件新连衣裙！”对此她生气地回答：“走开，你明明知道，这件连衣裙我已穿过多次了。”

希特勒很讲卫生。他天天洗澡，常常每天洗几次，尤其在大会和演讲之后和出了满身汗返回住所之后。他的皮肤非常娇嫩。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始终是自己刮脸，佣人要做的事情并不多。30年代初，希特勒的衣物都送到柏林一家洗衣店去洗，为保持衬衣不变形，这家洗衣店在上面别了一些针。尽管他与佣人们相处得不错，但是如果他当时的佣人卡尔·克劳泽忘记将那些针去掉，他也会非常生气。

希特勒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1933年党代会期间，我突然被召到纽伦堡德意志饭店。晚上，希特勒向约翰娜·沃尔夫和我口授了次日要发表的演讲。我们每天大多数时间都呆在饭店里，从窗子里观望希特勒检阅冲锋队、党卫军和青年义务劳动军的列队情况。令我吃惊的是，希特勒能够长时间的伸着胳膊站着。喝茶的时候，他说他能够这样做是每天用拉力器锻炼的结果，与此同时还得有很强的毅力。况且他试图看到行进中的每个人，以便使这个人感觉到他恰好被希特勒看到了。当时的确经常听到这样的话：“元首见到我了，他的目光紧紧盯住

还要提到的是，希特勒从不从事体育活动。他不喜欢骑马，厌恶冬雪（特别是1941—1942年冬天之后），怕见阳光。不喜欢太阳的希特勒之所以把贝格霍夫买下来，如他所说是因为它坐落在上萨尔茨堡的北面。这座房子终日不见阳光，厚厚的围墙又隔断了白天热量的侵入。即使在夏天，室内也总是凉的，每逢雨天甚至很冷。希特勒喜欢这种寒冷，然而来宾们则感到不舒服。希特勒很怕水，我想他是不会游泳的。有一天他说：“一个人为完成他的日常工作所进行的运动足以使身体保持健康。”

毫无疑问，希特勒善于在聊天时用他那无可非议的魅力吸引别人。即使是错综复杂的问题，他也可以解释得一清二楚。在阐述这些问题时，他的诱惑力很强，以致使听众都着了迷。他具有非凡的影响力，兴许正因为如此，一些怀着绝望的心情去找他的人经过他的开导竟满怀信心了。

例如，记得在1945年3月仅泽纳粹党区领袖福斯特怀着彻底绝望的心情来到了柏林。他告诉我，1100辆俄国坦克已临但泽城外，而德国国防军总共才只有4辆“虎式”坦克用来抵抗，加之所需的燃料已所剩无几。福斯特下定决心不再默不作声，要把但译局势的全部真相统统告诉希特勒。

我为福斯特鼓劲，要他把全部真相统统讲出来。他回答我说：“这你可以放心，纵然冒被他赶出去的危险，我也要把全部情况告诉他。”然而在与希特勒谈话之后他则完全改变初衷，使我惊讶不已。“元首答应我将向但泽增派部队”，他轻松地对我说。他望着我怀疑的微笑说：“当然，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调集这些部队。但他告诉我，他将增援但泽，这点是毫无疑问的。”这就是希特勒强烈影响力的作用。

如同希特勒经常对待别人那样，他对自己也是严厉的和不屈不挠的。他从不吝惜自己的力量，任何疲劳他都置之度外，不休地求索。他幻想着，钢铁般的毅力能战胜一切。所以他的左手颤抖使他极为尴尬，这是毫不奇怪的。他意识到自1944年起就再也不能完全驾驭自己的身体，这给他增加了很大的精神负担。倘若惊异的来访者眼睛盯一下他那发抖的手，他就本能地用右手将左手掩盖起来。尽管他经受了各种各样的意志磨炼，但还是不能阻止手的颤抖。

希特勒一直到生命的最后为止始终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情。比方说在私下闲聊时如突然来一个噩耗，希特勒仍可镇静自若地继续聊天，人们只能从他颚部的肌肉运动看出其内心的活动。例如，我记得当确保大部分鲁尔地区安全的默讪和埃德塔尔屏障被摧毁的消息传来时，希特勒板起了面孔，但也仅此而已。任何人都想象不到，这打击对他来讲是多么沉重。往往在事情发生了数小时或数天之后，他再来回忆事情发生经过，只有在这时才真正流露他的心情。

希特勒可以以同样惊人的自制力保守秘密。他认为，一个人只能知道为了履行其职责所必须的东西。他经常说：“两个人知道的秘密，就不再是秘密。”他事先从不透露他的秘密意图和计划，在一项军事行动或类似的行动开始之前他也未做过暗示。

自青年时代起，他就酷爱读书。有一天他说，“青年时期，他在浪迹维也纳期间，贪婪地读完了市图书馆所藏的全部500册书。”这种读书与进取的热情使他的知识拓展到文学和科学的几乎所有领域。无论是对一个地区进行地理描述，还是谈论艺术史，或是技术问题，他都能讲得头头是道，每次都令我惊讶。

同样，他对剧院、教堂、寺院和城堡的建筑形式的大量细节了如指掌。即使在兰茨贝格坐监狱期间，他仍然不懈地研究了欧洲各国的古老建筑。他经常炫耀：“他比那些国家的设计师们更了解他们的古老建筑的设计美。”

希特勒曾就慕尼黑的城市扩建和美化问题与市长交换过意见，这位市长说，他对希特勒的记忆力感到吃惊，他连几个月前谈过的最小细节都能回忆起来。由于事情拖着没办，希特勒便责备他：“半年前我就将我的想法告诉过你！”然后希特勒把就此问题交换的看法一字一句地又说了一遍。

希特勒不仅能记住人名、书籍和数据，而且尤其能轻而易举地记住别人的面貌。他可以准确地回忆起他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场合下见过的人。他把在动乱不安的生活旅程中认识的所有人都记在了他的脑子里，他还经常令人惊奇地回忆起某人的详细情况。同时他还能非常细致地描绘出他发表过讲话的群众集会的气氛和过程。他在青年时代、维也纳生活期间、世界大战期间、斗争年代以及夺取政权后的年代里的同学和战友们的特点深深地刻在了他的脑海里。

希特勒情绪好时，喜欢描述帝国总理府里举行的大型招待会。每位艺术家穿的连衣裙他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他还可以把他与他的客人们进行的严肃认真的或轻松愉快的谈话复述出来。

他对话剧和电影的记忆也是如此。他能讲出他年轻时在维也纳看过的每出戏的全部细节。他不但能够说出演员的名字，而且还清楚地知道哪些演员当时受到过批评。我经常自问，他的大脑怎么能储存这么多的东西。

无疑希特勒从小就具有超人的记忆力，然而其奥妙还在于他日复一日地训练和扩展。他告诉我们，他在读书时努力抓住实质性的东西并把它记在脑子里。他有利用喝茶和在壁炉旁聊天的机会谈论书中某个问题的习惯，反复谈论使他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记忆。

希特勒似乎能够听懂用不太快的英语或法语进行的对话，但他说：“我不愿费劲讲外语，因为在与外国人的会谈中每句话都很重要。我可以利用译员翻译的时间考虑新的合适的措辞。”

希特勒想方设法用他丰富的知识使别人感到吃惊，并以此显示他的优势。他极力避免向别人泄露他的知识来源。他极善于使听众相信，他所讲述的一切，都是自己思考和自己批评性思维的结果。他能够把整册书背诵出来，并以此使人以为他陈述的是他自己的东西。我所接触的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希特勒是思想极为敏锐并具有分析头脑的人物。

在我刚刚开始工作时，有一天我想把我的工作范围搞清楚，就去找希特勒。在他那里，他就一个题目所做的哲学文章使我大吃一惊。我发现，这篇文章只不过是我不久前刚读过的叔本华的文章的翻版。我鼓起勇气，说了我的想法。希特勒感到有点意外，看了我一眼并用慈祥的口吻说：“孩子，不要忘记，所有的知识都是来自别人，任何人所做出的贡献都只能是微乎其微的。”希特勒还以同样令人信服的力式谈论名人、外国、城市、建筑和他们不了解及没看过的戏剧。他那自信和果断地表述方式和他那用来表达思想的雄辩术使人们不得不相信他所了解的这一切的确都是他的经历之谈，不得不相信，他以惊人的准确度所讲述的这一切实实在在是他自己思考和经历过的。例如，有一天，他当着我们的面对据我所知他根本没有看过的一出话剧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我问他，没有看过这出戏怎能如此评价导演和演员？他回答：“你说得对，但布劳恩小姐看过，并把一切都告诉了我。”

经过了这个思想漫游之后我们回到楼梯间——我当时值班的地方，我等待着佣人穿过双扇门进到房间来喊我：“首长要口授，有请！”于是我便跟着佣人上楼。他打开通往图书馆的门，然后再从外面把它关上。接着，佣人在门铃旁边挂上一块写着“请勿干扰”的牌子。

首长一般是在隔壁他的办公室里，多数情况下都是面向写字台弯着身子站着，思考他的讲话提纲。对于我的到来他常常毫无反应。对他来说，口授工作进行之前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我怀疑他看到我坐在打字机旁工作。

耽误一会儿功夫一般情况下是没关系的。待我坐定后他便站到打字机旁来用镇静的声音、常常是抑扬顿挫的语调开始口授。在渐渐进入角色之后他便加快了速度。他在房间里徘徊着，一句接一句地进行口授。有时他突然停住脚步，站在伦巴赫所作的俾斯麦肖像前沉思片刻，仿佛在积聚力量，以便重新开始他的漫步。当他在五斗橱前停下来，拿起一个小型青铜雕像时，他再次中断他的滔滔不绝的讲话。他把青铜雕像观赏片刻后，再把它放回原处。

只要在他的讲话中一提到布尔什维克主义，他就火冒三丈，常常激动得连声音都变了。当他谈到丘吉尔或罗斯福时。也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讲起他们从不客气，屡屡骂他们“酒鬼”（指丘吉尔）和“吃人的野兽”（指斯大林），打字时我把这些字眼都给略掉了。有意思的是，他在校对打好的稿子时竟从未提出过异议，可见他的激动是真实的。

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声音可以达到最高度，听起来都变了调，与此同时还连连打着手势。脸胀得通红，眼睛里充满着怒火。然后僵立在那里，似乎他的对手就站在他的跟前。在口授过程中，有时我的心扑通扑通直跳，希特勒激动的情绪影响着我。用速写法记录口授内容自然要轻松得多，但是希特勒却不愿这样做。显然，当他听到有节奏的打字机声时，他就感觉到受了鼓舞。另外，他可以马上看到他刚才讲话的文字材料。口授时，他从不讲题外话。

口授的内容一般都是在国会、群众大会、全国党代会和各种各样展览会的开幕式，如汽车、艺术、农业、技术展览会以及在公共建筑奠基、国家高速公路竣工的路段通车仪式、为外交官举行新年招待会等场合发表的讲话。此外，还有给外国元首，如墨索里尼、安东内斯库、霍尔蒂、伊诺努、曼纳林无帅等人的信件。

对私人信件，只有他觉得确需口授，譬如致谢、吊唁函件等他才口授。他给戈培尔夫人、戈林失人，莱夫人、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夫人等人的生日贺辞都是亲自在白色卡片上书写的，卡片的左上角印着镀金国徽，上面签着他的名字。

因为希特勒在口授时简单地省略某些句子成分，所以工作时除了把口授的东西快速打成文字、要求精力非常集中、跟着他的思路走外，还要有直观判断能力。首先他讲话口齿不很清楚，加上由于他在大房间里来回走动，讲话后常常出现回音。另外还有打字机的机械噪音。当时我们还没有电动打字机。由于希特勒在公开场合不愿戴眼镜，所以后来打字机用的都是12毫米大的字头，这样，希特勒在公开场合宜读他的讲话稿时就无需戴眼镜了。

“无声牌”打字机虽然有好处，打起字来声音不大，但也有缺陷，打字速度过快时容易串行。看来，希特勒并没有注意或者也没想注意这一点，继续他的口授，这对打字员来讲当然很糟糕，这种情况常常会引起思想上的紧张。人们担心调整字头而失去句子的连贯性，造成文中的空缺。所以每当希特勒校对我打完的稿子时，我总是有点紧张。

以后的步骤是这样的。口授完毕后，希特勒在他的写字台旁坐下来，戴上金边眼镜，拿起那老式的黑色羽毛笔杆，开始对一些词进行修改，添添删删，而且完全是用花体字写的。他有时抬起头来望着我，问：“孩子，你过来看，你是否能看清？”如果我表示可以看清，他便显得有点无可奈何，说：“是啊，你们看我的字比我自己看我的字都要强！”

仅仅把稿子校对一遍不算完事。每次修改完后都要重新再打一遍。有时在他上了汽车之后，打完的稿子才送给他，这种情况时常出现。当时我与他还有私人交往。在他驱车去国会前交给他打好的稿子时我请求他，讲话时声音不要太大，否则通过话筒出来的声音就会失真。诸如此类的劝告在1937年和1938年期间希特勒是听得进的，而且毫无怨言。此外。每位女秘书都有在一段时期内受到他偏爱的“受宠时期”。

例如有一次发生了这样的情况，我根本不喜欢他的措辞，而且大胆地把我的意见讲了出来，他望着我，并非恶意地说；“你是惟一来纠正我的人！”我是那样感到意外和怀疑，以致于连声“谢谢”都没有说。

战争开始以来，希特勒没有打字稿不再讲话。他曾说过：“我最好是即席讲话，但是现在是战时，每句话我都得推敲，因为世界很注意，反应灵敏。假如由于我一时冲动讲了不恰当的话，这将会导致严重的纠纷！”只有在内部场合，如对纳粹党区领袖们、军官们和企业家们，希特勒才放弃讲稿，自由地讲话。

希特勒口授完他的讲话稿，就好像摆脱了一个负担。例如在贝格霍夫逗留期间，每当他口授完讲话，他总要在次日午饭时宣布他的讲话已完成，并且期待着这个讲话取得很大成功。他一贯称赞他的女秘书们或者用他开始时称呼的“打字员们”能干。有时我们工作时间太长，也就是说，口授进行了几小时之后，一个人才替换另一个人。首长常说：“你们打字速度比我说话还快，你们是打字机上的真正皇后！”

说到这里，他总要联想起他早年访问纳粹党区领导机构时口授常常遇到的困难。他说：“在多数情况下，姑娘们一见到我就激动，脸胀得通红，结果一事无成。一旦我发现了这一点，我就随便找个借口，如我还得等待一个消息，中断口授。”我觉得，希特勒想得很周到，因为为他工作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来显示一下我的打字艺术好吗？”有时他开玩笑地说，“我打字不过如此吧。”然后他摆出一副样子，似乎打字机就在面前。他夹上一张纸，将它拉直，转动滚筒，然后开始在客人们报以掌声的笑声中交替使用左右手的食指打字，同时还不忘移行和按动大写键和空格键。他表演得那么形象，连职业哑剧演员都不会超过他。他无疑具有伟大的表演天才和模仿别人的能力。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是一个艺术家，不是一个战略家，他模仿战略家舞刀弄枪，结果只能输得一塌糊涂——因为他不懂，艺术涂鸦可以随意修改，战略赌注无法悔棋。

【随希特勒旅行】

1937年以前，希特勒每次旅行只带一个女秘书，即沃尔夫小姐和我轮流去。这样，我们就无暇顾及个人生活上的事，只能见缝插针去做。我们一有空总是要留下：可以用电话在什么地方找到我们。

希特勒知道他的工作方式给我们造成的沉重负担，但是，他又不想再雇用新的女秘书，因为他忍受不了在他身边出现新的面孔。由于这个原因，我们毫无个人自由，没日没夜地处在一种待命状态。

有一次在去汉堡的火车上，报话器呼叫我立即乘下班火车回到柏林去。还有一次是在1937年十月节游行时，我正在奥德昂斯广场观礼台上坐着，喇叭里传来了广播声，“施罗德小姐马上到摄政广场（希特勒住所）去”。在疗养期间，常常仅为希特勒的一次口授而不得不中断疗养的情况也多次发生过。

希特勒的原则是，对计划中的事他要保守秘密，直到这件事办完为止。这一原则也使得我们承受着经常性的压力。他的旅行虽然都是提前计划好了的，但是希特勒总是在最后一分钟才宣布启程的时间。在等待消息的漫长时间里，每次我们都极为紧张。如果有人向他暗示一下，多少给我们一点儿自由，他便装出一副惊讶的样子说：“我身边的每个人都是享有自由的啊。”实际上，如果有谁敢于自行其是，他是决不会容忍的。

1934年我在柏林大学医院住过数周，希特勒在勃兰特博士和首席副官司布吕克纳的陪同下于圣诞节的前一天看过我一次。他送给我一束他以往习惯送人的红玫瑰和一本有他签名的书。他高兴地告诉我，当他下汽车的时候，在齐格尔大街的妇科医院门口聚集了好多人。他微笑着说：“所有看到我走进妇科医院的人都会想，我探望的是为我生小孩的女友。”

在他看我的时候，他关照在场的主治医生、枢密顾问施特克尔教授要尽可能快地使我恢复健康，因为他急需要我。当时很明显，我被他指定为他的专职打字员。每位女秘书在希特勒那里都有其“受宠时期”。我的“受宠时期”未受削弱地持续到1941—1942年，约在进军俄国开始之后。

1937年到底还是雇用了一位女秘书。这样，我和在希特勒私人办公厅工作的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都受到了希特勒的宠爱。有时她也被派到私人副官团去打讲话稿，因为我的同事约翰娜·沃尔夫经常生病，所以把她从元首私人副官区里调了出来。这位年轻的柏林人不仅很能干，而且很有魅力，并且性情温柔，她善于在喝茶时或乘坐火车包箱的旅行途中和在楼梯间引起希特勒的谈话兴趣。

由于达拉——人们这样称呼她——在伊丽莎白·阿登那里工作过，所以她的面部表情总给人们温柔甜美的感觉，几乎对所有人都产生了吸引力。很明显，希特勒对她精湛的打扮感到心旷神怡，毫不隐讳地对她进行恭维。由于我用化妆品相对较少，于是他望了我一眼便说（也许他认为应该安慰一下我），“……施罗德具有超人的智力。”由于得到了平等的对待，我们俩那些年一直是一对好搭档。

l938年3月，当奥地利合并到德国时，达拉和我还陪同希特勒访问了奥地利。1945年后，有人说希特勒是违背人民的意愿将奥地利“并入德国”的。这个说法与希特勒和德国士兵在奥地利受到热烈的欢迎恰恰相反。

高兴得近乎歇斯底理的狂呼声令人神经难以忍受。我记得特别是林茨人，他们在魏因青格尔饭店门前一直坚守到深夜并且不停地呼喊着：“一个民族、一个帝国、一个元首”和“我们要见我们的元首”。人们还不时地齐声喊道：“亲爱的元首，劳驾，你靠近窗子，再让我们看你一次吧。”

希特勒一次又一次地露面。时过午夜之后，欢呼声还没有停止，于是元首护卫队要求人们安静下来并且回家去，这才逐渐平静下来，一直持续到第二天早上。这反倒使希特勒又感到不自在。当他离开饭店没有受到人们的热烈欢送时，他显然恼怒。对此，绍布低声说：“他像艺术家那样需要喝彩声。”

离开林茨我们到了维也纳，下榻在帝国饭店。希特勒没住总统间，而仅用它来办公。他自己住在楼上二层的小套间里。这个套间是以申布伦巴罗克艺术形式布置起来的，室内摆满了童话般美丽的鲜花。

最美丽的花束连续不断地为希特勒送到饭店里来，这些都是典型的“维也纳花束”，是用白丁香和红玫瑰扎起来的。另外还送来了珍贵的兰科。简直是美丽极了。由于兰科可以保存，达拉和我只收下了这种稀罕的花，出发时我们把这些花都摆放在汽车里，这样一来，汽车里就成了花海。

饭店的门前站满了成千上万的维也纳人，他们不知疲倦地呼喊着希特勒的名字，要他出来对他们讲话。我们在该饭店逗留的第二天，因尼策尔红衣主教拜访了希特勒。无疑，这次见面给希特勒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在喝茶聊天时他经常回忆起这次见面时的情景。

回到柏林时，居民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威廉广场上所有的树。直到最顶端的树杈上都被希特勒青年占满了，希特勒驱车走过来，他们挥舞着彩旗，欢声雷动。对我来讲，当时的这一切简直令人倾倒。这样的欢迎场面在1938年、1939年，希特勒先后从意大利和布拉格访问归来时，以及后来在他达到权力的顶峰时刻，远征波兰和法国归来肘，都曾出现过。

1938年3月2日至9日，希特勒访问意大利时，我是乘元首专车同行的唯一女秘书。我的同事约翰娜·沃尔夫在罗马之行期间乘的是赫斯的专车，她曾临时在他的参谋部里工作过。比我年轻的同事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是乘飞机后去的。约翰娜·沃尔夫和我都住在意大利皇宫内的高贵房间里。这些房间位于宫殿的底层和二层之间，显然是为服务人员准备的。我记得，窗子是半圆形的，用木撑子做成的。窗子的位置离地板不算高。照料我们的是一位身着黑色服装的胖夫人。她见了我们总爱行屈膝礼，她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照顾我们的生活。她做的油拌蔬菜拼盘，味道鲜美，健胃养身。

为欢迎希特勒访问罗马而举行的阅兵式我们一点也没看到。我们在意大利皇宫公园里散步，在罗马观光。有一次，意大利王储翁贝托的仆人领着我们来到蒂沃利参观了艾斯泰别墅的美丽公园。

这几天，可能是由于希特勒的来访，梵蒂冈没有向游人开放。但是，在罗马可供观赏的好东西却是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连前往那不勒斯观看舰队表演的机会都放弃了。不过，此后我们倒是随团去了佛罗伦萨，因为反正还要从那里返回来。当我们逛老桥的时候，恰好有一驾由几匹骏马拉着的马车迎面而来，车上坐着领袖和希特勒。我们挥手、欢笑，并向他们问候。希特勒后来在描述这段事情的经过时说：“当我认出是我的女秘书（达拉当时也在）时，我正想告诉领袖，佛罗伦萨的女人多漂亮啊！”

我们乘坐希特勒的专列由佛罗伦萨一踏上回国的征途，希特勒就与里其特洛甫一起开始向我口授致意大利国王和领袖的感谢电。希特勒对里宾特洛甫说：“里宾特洛甫，你如果能找到更好的措辞，你可以修改这些电报。”然后，里宾特洛甫将这些电报至少改了有10遍，他非常认真，但费了半天劲，这些电报却又恢复了原来的措辞。

意大利之行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人们还常常谈到它，而且对它的评价褒贬不一。意大利的艺术、建筑和军事表演，使希特勒很受鼓舞，而宫廷礼节却并不然。过时的宫廷礼节和贵族们的自负极度地刺激着希特勒，他最大限度地克制了自己。领袖在意大利并不像希特勒在德国那样起主要作用，所以在外交礼仪上施加不了什么影响。对于由于受意大利外交礼仪（“这些宫廷佞臣”们）的限制。领袖所受到的不应有的对待，希特勒非常恼火。如他所说，面对墨索里尼所遭受的持续的屈辱，他不得不克制自己，避免提前中断他的国事访问。在罗马观看军事表演时，观礼台上为皇室成员和希特勒都安排了坐位，而墨索里尼在整个表演过程中则从头站到尾。“这使我非常恼火，差点酿成一起公开的骇人听闻的事件。只是考虑到墨索里尼，我才克制了自己。”他对意大利的恼怒早在访问罗马时就已有了苗头，并非意大利人在战争中使他吃惊之后他才这样。

1939年在捷克斯洛伐克被德国吞并前夕，捷克总统哈查来到柏林进行会谈。会谈于1939年3月14日夜间在新总理府希特勒办公室进行。在哈查进入希特勒的办公室之前，格尔达·达拉诺夫斯基和我必须先在办公室内一个小房间里就坐，这个小房间的门直对着希特勒的办公桌。这样，一旦在会议过程中需要口授，我们就可以招之即来。

我们坐着等啊等，几个小时过去了。早晨五点半刚过，门终于开了。希特勒以轻快的步伐迈过了门槛，脸上露出了喜悦的表情。他站在房子中间，沉浸在无限幸福的感情之中，一边指着自己的左右脸颊一边说：“孩子们，过来。每人吻我一下！”因为他过去从未向我们提过这样的要求，所以我们对此感到有些不知所措，但很快就镇静下来，并果断地满足了他的要求。“这是我平生最美好的一天”，他继续讲道，“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进行了徒劳无益的努力，现在我成功了。我成功地将捷克与德国统一起来了。哈查已签署了协议。我将以最伟大的德国人名垂青史。”

几个小时以后，我们坐上了开往捷克斯洛伐克的希特勒专列。我们在波希米亚·利帕下了火车。希特勒的灰色奔驰车队已经等候在那里。我们换乘汽车，超过德国士兵的车队，继续向布拉格进发。当时雪下得很大。但是，暴风雪对希特勒来讲似乎算不了什么，大部分时间他站在车里致意。

在布拉格，我们的车开上了城堡，赫拉德欣，这里已积了厚厚的一层雪。这座地势高于城区住宅的城堡，呈现出了童话般的美景。但似乎什么地方没有安排好，城堡大铁门紧闭着。经过元首护卫队的一番努力，大门才得以打开。我觉得，这是我们不受欢迎的明显标志。

赫拉德欣像一座兵营。一到这里，希特勒便与内政部长弗里克和国务秘书施图卡特一起着手草拟公告。他们一直工作到深夜。然后由我根据他们的口授打成文字的东西。当时，人们忙得团团转，连别人摄影我都没有发觉。几年之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才见到这张照片，这就是刊登在意大利《晚邮报》封面上的那张照片。该报发表过《克里斯塔·施罗德号外》。这一点，我在前面已提及。

城堡内的捷克宫员们对我们的敌视是显而易见的，这是不奇怪！例如，他们不愿意向我们提供快餐。夜间两点钟，元首护卫队终于成功地从布拉格德意志之家搞来了火腿、白面包和比尔森啤酒。我们高兴地谈论着风味小吃，赞美着略带酸味的新鲜啤酒。使人感到奇怪的是，希特勒居然也让人给他倒了一杯啤酒。然而，他却觉得这啤酒不可口，脸上出现了难看的表情，说：“……这啤酒太苦了。”

回柏林乘的仍是希特勒的专列。这一天是我的生日，下午，希特勒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请到他的豪华车箱里喝咖啡，以此向我表示祝贺。他情绪极佳，送给我一束红玫瑰花，这束花是事先发电报在一个车站上订的。另外，他还送给我一支刻有我的生日和他签名的金制自来水笔和铅笔。当时，我哪里料到，1946年在曼海姆一塞肯海姆拘留所里，这件礼品引起了嗜好纪念品的美国佬的极大兴趣。

从1937年起，出外旅行次数增多了。过去几年，希特勒旅行几乎全是乘汽车，现在则不同了。他对旅行时乘坐布置得美丽和谐的专用列车开始感兴趣。显然，这样要舒服得多。在旅途中，他常常在下午和晚上把身边的工作人员召集到他的豪华车厢里，共进晚餐，共用茶点。这也成了他的一个习惯。他的女秘书们谁都不准缺席。如果有谁想逃避这种常常持续几个小时的聚会，那么他就没完没了地打听这个人的下落。因此，负责邀请人们参加茶会的佣人，一开始就不同意任何一位女秘书想逃避参加聚会的请求。我生活的相当一部分时间就是这样在元首的专列里度过的。

希特勒的豪华车厢内的护墙板是用贵重硬木制成的。中间摆着一张长方形的桌子，桌子的周围摆着红皮凳子。室内装有反光照明设施。另外，还有音响设备和收音机。火车一到站，新闻广播便自动开启，平时就用作无线电联络。

旅行途中，阳光灿烂时，他总要求人们把他那豪华车厢的百叶窗紧闭起来。他只需要灯光，因为明亮的日光使他难受。也许他觉得达拉在人造光照射下“化的妆”更美，因此，希特勒不停地恭维她。显然，这也促使希特勒周围的男人们仿效起他来。

在专列上聊天时，他经常谈起他乘汽车旅行的经历。只有碰到乘汽车旅行不舒服时，他才动用专列。否则，他更喜欢乘汽车进行横贯德国的旅行。这不仅因为汽车快，而且还因为汽车可以提供直接接触群众的机会。

希特勒是一个狂热的汽车迷，他曾提出过许多改进汽车的建议。这些建议都被戴姆勒-奔驰汽车公司成功地采纳了。该公司的总经理雅克布·韦林在斗争年代曾赊销给他一辆车。所以，他对韦林总经理特别感谢。因为此前希特勒的买车愿望曾遭到霍希公司的拒绝。有一次，他对韦林开玩笑说：“唉，你是否知道，你是真正的占领德国的人？如果当时你不给我汽车，我就不可能占领德国。所以说，你是一个真正的占领者。你不久就得考虑是否还要维护你的权力！”

接着，韦林进了卧车车厢，我正好在走道上吸烟。他对我说：“施罗德小姐，元首说的话你听到了吗？我得把这件事讲给我的母亲听。”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如果活到现在，大概率地是一个电玩迷，因为他是个玩物丧志的“技术痴”和“艺术家”。

【希特勒的生日】

1939年以前的和平时期，希特勒是这样过生日的：早上元首贴身卫队的小乐队首先为他演奏一首小夜曲。然后当他从拉德齐维尔宫二楼他的住所走下来时，等候在下面楼梯口、身穿节日盛装的部长和副官们的孩子手握各种各样的花束向他表示欢迎。显然希特勒对与孩子们共进早餐感到愉快。对摄影师们来说，拍摄希特勒与孩子们在一起的场面，始终是不可多得的机会。饭后是正式的恭贺活动和在动物园举行的国防军阅兵式。

连接希特勒的住所和总理府服务人员办公室的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大厅，早在他生日前几周就停止使用了。在长长的谈判桌上和放在旁边的备用桌上，堆满了人们送给希特勒的礼品。大厅里散发着用作装饰的小扁桃树、丁香和玫瑰的芳香。

礼品中无所不有：有价值昂贵的、实用的、好的礼品，也有许多一般的东西。礼品大致包括：油画、雕刻品、织花壁毯、地毯、古兵器、稀世硬币、钟表、办公桌装饰品、文件包、图书、古乐谱等等。另外，还有一些手工艺品，如：绣着纳粹党徽或“元首万岁！”字样的枕巾和被面等。为制作这些手工艺品，那些狂热的崇拜希特勒的妇女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

成堆的婴儿用品、床上用品和毛巾装饰品，后来都保存在元首办公厅的档案馆里，整洁地摆在案架上，预备供给生活贫困的夫妇使用。按照希特勒的吩咐，带有艺术造型和字样的圆形大蛋糕、精美食品篮子和所有的其它食品，立即送到各个医院去。珍贵的东西就摆在元首住所的陈列柜里。不带纳粹党徽的手工艺品，摆在会客室里。后来，在战争期间，纳粹妇女协会自己织了大量短袜，在会议大厅的四个角落堆积如山。

我的朋友约翰娜·努塞尔，50年代把我过去在柏林、贝格霍夫和大本营里写给她的信都退还给我。下面是些摘录。其中有一部分我曾轻率地提供给了达维德·欧文。摘录中对俄国人等的思维方式的评价，是我从希特勒的谈话中获得的，并且又传播给别人。我没有怀疑地接受了希特勒的观点，今天我对此感到吃惊。我怎么能传播一个我过去根本不曾有机会认识的人的评价呢！对我来说，这不仅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而且无论怎么说，更是一件难以忘怀的事。

1939年4月21日，我在从柏林写给我的一位女朋友的信中写道：“我的全部疗养计划再一次告吹了。本来我想3月份就去疗养，后来因3月份不行，又改在4月份。但是现在这一切都不可能了，我暂时放弃了一切计划。本月28日，希特勒将在国会发表演讲。在此之前，无论如何，我们得值班。

达拉自上周起已在慕尼黑。我本来期待沃尔夫到柏林来，但首长已决定让她在那里处理和回复送到慕尼黑的生日礼品。所以我除了等待在国会上的演讲，并且看一下演讲之后总的形势是否能明朗一些以外，别无选择。要是我能有我们首长一半的毅力，我也不会这样。一旦他长胖了几斤，他就突然停止进食，然后规律性地饿上三周，于是，体重就下降了。

此外，对他（希特勒）来讲，过生日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整个过程持续两天。招待会接二连三地举行。昨天的阅兵式，规模很大，持续时间长得令人吃惊。我们是上午9点半去的，下午4点半才回到办公室。总共持续了7个小时。来回路上连同在那里等候的时间用了3个小时，阅兵式用了4个小时。每周的电视新闻，你肯定是能够看到的。我一再感到惊奇的是，他哪儿来的那股劲连续站4个小时并且还得致意，的确是很累的。仅仅观望，我们就累得要死，至少我是这样。

今年的礼品，无论是从数量上还是价值上，都可以说是很棒的。礼品中有绘画（德弗雷格尔的、瓦尔德米勒的、伦巴赫的，甚至还有提香的一幅），其次还有迈森瓷器造影艺术品、宴席上的铝制装饰品、装潢精美的图书、花瓶、素描、地毯、手工艺品、地球仪、收音机、钟表等等。再有就是成箱成箱的鸡蛋、大蛋糕、糖块、果汁、利口酒、一艘全部用花扎成的极美的帆船，可惜这个美丽的东西寿命不长。另外，当然还有飞机模型、轮船模型和希特勒最喜欢的类似兵器之类的东西。一见到这类东西，他高兴得简直就像个孩子。

柏林人一如往常积极地张罗着，整天忙得不可开交。宽阔的夏洛腾堡大街上，装上了非常精美耐用的照明设备，整个街道变得富丽堂皇。我觉得这种布置，像菩提树下那样，似在布置戏院。然而一旦这些戏剧的道具被拆除，街道又恢复了本来面目，显得比现在更雅致。菩提树的周围也插满了细柱子。也许我的审美观不行，这实际上是很美的，看来多数人都很喜欢。

我们回柏林之前，在访问奥地利期间曾到部队参观。首长是乘汽车去的，而我们乘坐被首长命名为‘热烈的总理饭店’的专列约三四个小时。去的地方离维也纳约只有7公里远。

在过去一段时间里，我曾看过几出好戏，主要是在慕尼黑看的。我开始总不知道晚上到哪里去才好，后来我就到剧院去。现在这已成了我的一个习惯——总到大剧院里的小剧场去。在那里，我迄今为止看过的几乎所有的戏剧，不但导演出色，而且演得也很出色。例如看过的《凯撒大帝与埃及女王》演得好极了。不久前，节目文艺周会演，上演了《阴谋与爱情》。我早就希望看这出戏，可是在柏林一直也没看成。此事确实已拖了很长时间了。首长说只有柏林的戏值得一看，因为那里的戏，导演得极好，演员也是第一流的。譬如老音乐家米勒是由海因里希·格奥尔格饰演的等等。

……诸如此类，我们的‘老头子’在最近的一天晚上，颇有兴趣地谈到了教会问题。他对这个问题谈得那样清楚，我真后悔事后没有把他所讲的话记录下来。

这个话题是由谈论哥特式建筑风格引起的。他认为这种风格生疏、矫揉造作，因此他不喜欢这种风格。这当然是个人爱好的问题。他大致这样说过：‘为什么一条美丽自然的拱型突然被中断而让其向着不必要的毫无意义的尖处伸展！为什么在许多大大小小的尖顶塔楼的内部砌上砖，只可眼见，而却不能接近呢！

他还说：神秘主义起源于哥特式建筑风格时期。建筑物的昏暗对神秘主义的产生以至于发展都起到了推进作用。这个时期充满了昏暗和不真诚。在画家所画的女人像上，腹部是被遮掩着的。假如一位画家没有结过婚，那么他就永远见不到女人的身体。这样，他画的画就可能是错误的、丑恶的。这个时期，迷信和神秘主义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基督教是基于已持续了2000年的认识之上的，神秘主义和迷信（圣经童话）使得这一认识杂乱无章且含糊不清。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不能在今天的认识基础上确定基督教的概念。路德曾谋求宗教改革，但他被误解了。因为改革不是一次性的，改革就是连续不断地更新，不能停步不前。改革就是共同前进、共同发展等等。首长完全懂得，宗教问题是很棘手的，一旦发生战争，它就会在内部产生不利的影响。我感觉到，他对自己能够理智地、客观地看待这个问题感到高兴。

我还有许多肺腑之言要向你倾诉。例如，我和比我年轻的同事在性格上差异很大。她所追求的是不惜一切代价地表现自己，为此目的，她不择手段。她把我对某些书的评价据为己有，再去告诉别人。本来是我对一些问题的考虑，可在她得知后半小时，她就可以甚至在我在场的情况下说成是她的思想产物，对此我已习以为常了。

上次在山上逗留时，她开始抢话说。也就是说，当别人直接问我问题时，在我开口回答之前，她抢先替我回答了。如果仅涉及工作上的事情，我倒也不在乎，问题是所涉及的都是一些私事。或者当我与别人坐在一起认真地谈论问题时，她总要插一杠子，非得扰乱我们的谈话不可。由于她大声插话，我们的谈话无法进行下去。一遇到这种情况，我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另外，她还骄傲自大，盛气凌人，总爱拉长了腔调讲话，诸如‘是不是啊！’等等。对此，我大为恼火。自那以后，我便开始疏远她，与她只谈非说不可的问题。

不幸的是，首长认为她称心如意，对此她当然要大肆吹嘘，并且表现得很放肆。

你最清楚，这些事情影响是不好的。如此看来，生活就是持久的斗争和持久的维持自己的生存。然而，这根本就不合我的性格。当今的现实是。男人们（尤其是在我们这里）总喜欢年轻、漂亮并且百依百顺的姑娘呆在他们身边。咳，只要不给脸色看，不造成精神负担就行了！在过去几天里，在山上发生的一切都使我烦透了。但是，我暗暗告诫自己，不能灰心丧气。当然，我不会再另谋出路。现在到处都在打仗。我只有高兴地期待着终于能够收拾行装，踏上疗养的征途……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是个人文主义者，而不是神秘主义者，否则，他就不会干出那么多的缺德事情来了。因为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死如灯灭，只此一生可以胡作非为；神秘主义者却担心上帝的惩罚，比较瞻前顾后，有所顾忌。

【1939年进军波兰】

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1939年9月1日战争开始了。1939年9月3日的晚上我们就乘坐21点自柏林开出的希特勒专列向波兰进发。象往常一样，在旅行开始前我们是没有时间进行认真准备的。1939年9月3日下午我在给我的女朋友的便函中写道：“几小时以后我就要离开柏林了，再次向你表示问候。对我来说，这就意味着要与首长同生死共命运了。至于后果如何，现在我还不愿想这么多。但是，假如有个三长两短，那生命对我来讲也就无所谓了。如果你给我写信，请寄上面的地址，我给你回信也用这个地址……”

进军波兰开始时，希特勒是在他那停在格格林附近的专列上指挥战斗的。每天早上他都要乘车去前沿阵地，冒着危险，一直到最前线。晚上，返回来时尘土满面，污垢满身。启程前他总要口授将向战士们发出的号召和命令。在包围华沙期间，他呼吁居民们离开城市。直到进攻波兰接近尾声时，他才在索波特市军官俱乐部饭店安下身来。

1939年9月11日我在波兰大本营写给朋友的信中说：

“十天来我们一直住在火车上，地点在不断变换，由于我们——达拉和我——从未离开过火车，所以我们感到生活非常乏味。天气热得令人难以忍受，简直可怕的很。太阳整天照射着车厢，面对热带的炎热天气，人们无能为力。我身上起满了泡，简直令人厌恶，而且还无法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治疗。早上，首长同他的人乘车离去，我们就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等下去，天天如此。我们进行了一切可能的努力寻找治疗办法，但由于我们在每个地方停留时间都很短，这些努力都未奏效。

最近我们在巡回野战医院的附近住了一夜，正赶上送来一大批伤员。勃兰特大夫做了整整一个晚上的手术，我们指挥部的人也前往帮忙。达拉和我第二天本想替伤员写写家书，觉得以这种方式至少可以为他们做点事情。但结果却没有做成，主治医生虽然对此很高兴并且表示感谢，但因为野战医院是巡回性质的，所以他感到我们的建议并不很合适。当读到你们挖煤的情景时，我羡慕极了。假如我能身临其境该多好啊。至少，可以看到人们是怎样干活的。

我们这些人跟随首长来到波兰，虽然可以大开眼界，但也并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因为冷枪不断打来。首长对此不以为然，仍然像在德国那样站在行驶着的汽车里，而且是在最显眼的位置上。我认为他这样做未免太轻率，但谁都说服不了他。第一天他就坐车穿过了一个游击队经常出没的小树林。半个小时以前，一个无武装的德国卫生队曾在这里被干掉，只有一名卫生员逃了出来并亲自向他做汇报。

同时，离此地不远的地方，波兰战斗机不断在投掷炸弹。人们估计，波兰人已发现了元首一行。首长非常显眼地站在一个小山丘上，战士们呼喊着万岁从四面八方拥向他。而波兰炮兵部队就驻扎在山下的洼地里。他们当然已看到了人群蜂拥的场面，而且——元首呆在前沿阵地上已不是秘密——完全可以断定是谁呆在那儿。半个小时以后炸弹就对着他投了下来。当然，希特勒的出现对战士们来说无疑是一大鼓舞。而且，在危险地带见到元首，对他们的士气也产生了巨大影响。不管怎样，我仍然认为，对他来讲这样做太危险了。

至于下—步与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事情如何发展，我正拭目只待。但愿法国人尽早醒悟，认识到为英国牺牲几百万人是不值得的。如果波兰问题解决得快，那么也就不存在采取下一个行动的基础了。至少我是这样认为。

我们的一位传令官前天突然患脑膜炎死去。元首的司机施雷克过去也是这个病死的，你还能记起他来吗？党卫军战士们在谈到这位刚满24岁的传令官的死时说：‘要死，也要死在战场上。’然而人死的方式是无法选择的。有些牺牲了的人是人们熟悉的。曾在元首贴身卫队战斗过的汉斯·荣格的兄弟就是一位牺牲者……”

1939年9月26日我们又回到了柏林。

谢选骏指出：很明显，希特勒是个行为艺术家，不是一个全球战略家——他是一个优秀的士兵，可以得到铁十字勋章；但是作为策划战争的主帅，我只能说他确实不及格。

【1940年进军法国】

1940年4月和5月，希特勒与军方人士进行了多次谈话，但其内容在楼梯间里的人却毫无所闻。人们只能再次猜测，又有什么事情正在悄悄地预谋之中。1940年5月9日下午，事情终于发生了。我们这些小范围的人得到通知，当天晚上就启程旅行。但都没有告诉到什么地方去。旅行持续多长时间我们也一无所知。当我提及这个问题时，绍布中队长便摆出一副架子，神秘地回答说：“可能8天，可能14天，一个月，甚至可能几年！”

傍晚，正当我们聚集在元首住所里的时候，接到了出发的命令。我同我的同事达拉诺夫斯基和帝国新闻局副局长乘坐一辆车，我们远远驶出柏林之后，向着施塔肯方向前进，本以为到了施塔肯之后会换乘飞机继续旅行。然而却误会了。车驶过施塔肯之后终于在一个小火车站上停了下来，元首的专列已经停在那里。

看来除了军事副官们之外，任何人都不清楚旅行的目标。一切都搞得非常神秘。在餐车上吃晚饭的时候，施蒙特开玩笑说：“你带了治晕船的药了吗？”莫非说要到挪成去，因为火车正在向北方行驶啊？首长巧妙地接过话茬说：“如果你要有胆量，可以把海狗皮当猎获物带回家来。”

午夜过后——已驶过了汉诺威——火车突然改变方向向西行驶，但是只有一些有心人发觉了这一点。当元首的列车驶过一个小车站时，天已破晓，车站上标有站名的牌子已被摘掉。天还未亮，人们又换乘等待在那里的越野车继续前进。在我们经过的所有村子里，路牌均改作他用，也就是说，这些路牌被注有军事标记的黄牌子取代了。我们终于到达了一个丘陵起伏、树木茂密的地方，后面便是部队的作战坑道，这里就是首长安营扎寨的地方。清晨，我们站在坑道前便可听到远方激烈的炮击声。希特勒面向西方伸出他的手说：“先生们，向西方国家展开的进攻现在已经开始了。”

情况逐渐明了，原来我们就在明斯特艾费尔附近。人们称元首大本营为“岩巢”。作战坑道很窄，内部的墙面是用粗糙的木头简单撑起来的，凳子是用树皮编织而成的。这里只能容得下希特勒、凯特尔、约德尔、施蒙特、绍布和一个佣人居住。另外还有一个供希特勒的小参谋班子使用的餐厅，参谋班子里的其他成员都住在附近的村子里。这个大本营在所有的大本营中风景是最美的。春意盎然的树林里充满了唧唧喳喳的鸟叫声，希特勒称这儿为“鸟的天堂”。这里的环境使他感到很舒服。由于坑道内的房间根小，所以他经常在露天召开会议。他从未像在这里呼吸那么多的新鲜空气。他不只一次的被这美丽的风景所陶醉，并且表示在战争结束以后每年都要带领原班人马旧地重游。

1940年6月5日或6日，元首总部迁到了布鲁塞尔附近的拜什村，这里离前线更近。村子里有一座古老的教堂和一栋宽敞的校舍，村子的周围是茂盛的草地，我从未见过这样的草地，上面长满了茎粗叶茂的滨菊，和一片矗立着美丽古老橡树的森林。1940年6月13日，我从那里寄给我朋友的信中写道：

“一周来我们大大前进了，现在我们住在老百姓让给我们的村庄里。起初的几天晚上，我和我的同事一起住在一个牛棚里，是用木板搭起来的，墙面涂上了泥灰，潮湿不堪。还好昨天临时木板房已竣工，总算可以住在干燥的房子里了。

最初几天这里没有水，在这个地方，我第一次发现水对于生命是何等的重要啊。我们刷牙用的是不干净的矿泉水。第一天夜里我们住的房间失了火，电话线和电灯线连在一起加上气候潮湿便起了火。熟睡中的我被劈劈啪啪作响的火声惊醒，我一跃而起，为扑灭火，我梦幻般地用手扑打起来。但是无济于事，这时便拿起一块湿毛巾扑打，这才算奏效。我遇到的这种情况，这天晚上许多先生也都遇到了，整整一个晚上电线不断熔蚀，躺在下边床上感觉真不舒服。你看，不过这种糟糕的状况已经过去了，而且我们也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我们取得了成功，在我给你写信的这个时刻，我们的部队已开进了巴黎机场，照这个形势继续下去，我想我们是不会在这里久呆的。最近我曾经去过色当、那慕尔、菲利普维尔、迪南等城市。这些地方都遭到了很大的灾难。整个楼群都变成了废墟。市内的主要大街看上去更为可怕，道路两旁的壕沟里堆满了掉进去的各种型号的炮弹、坦克、车辆、制服、救护车和武器装备以及烧毁了的车辆。城市上空散发着一股令人恶心的尸体腐烂后的气味，大群呱呱叫的乌鸦在空中盘旋着，不断地扩大它们的活动范围。简直是一种遭到破坏后的绝望情景。牛、马和狗在烧毁了的房子的周围慌乱地奔跑着。头几天，没有给奶牛挤奶，夜间人们可以听到奶牛由于疼痛而发出的叫声。

难民的情景也是悲惨的。许多家庭都栖身在烧毁的汽车里，上了年纪的妇女坐在儿童车里。战争的确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东西。

每天夜里我们都经历同样的场面，接待“空中”的来客。12点20分敌机准时开来并在村子的上方盘旋三个小时。几天前，他们炸毁了一座房子，我们刑事警察局的几个人住在里边。还好这些人没有出什么事，他们及时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们不知道这些轰炸机是在寻找我们还是在寻找市内的主要街道。看来它们任何目标都没有找到，因为它们飞得太高了。它们偶尔不来，首长就问：“我们的看家飞机今天到哪儿去了？”

无论如何，我们每天晚上都得与首长和参谋班子里的几位参谋站到三点或三点半，观看夜间的空中演习，直到侦察机凌晨消失为止，此时此刻，这个景致总使我联想起卡斯帕尔·达维德·弗里德里希的一幅画。

我们的给养是很好的，有足够的黄油和牛奶，现在有时也能吃到西红柿和水果。实际上我们什么东西都不缺。昨天，我和绍布应邀参加了一个宰牲日。我们有一个飞行中队驻扎在离大本营不远的地方，开车去那儿只需要20分钟的时间，我们的飞行员们杀了两头猪。在一家当时的会所里，大约50人围坐在装饰华丽、并用高高的法国煤油灯照射着的桌子旁边，津津有味地品尝着血肠、肝肠和炖鲜猪肉。后来还喝上了法国陈年的红葡萄酒，撇开白酒不谈，这种酒简直美极了。由此可见，我是什么也不缺的。

明天晚上，我们又应邀到刑警局去吃煎蛋饼。他们住在民房里，午餐由战地厨房提供，晚餐他们自理。这样在这些男人们中间便显露出料理家务的本领，对此他们当然想炫耀一番。所以我们明天要去品尝他们的煎蛋饼。

我要对你讲的还有许多东西，但现在还不能讲，我们愉快地坐在一起的时刻就要来到了。我个人认为，战争不会持续到六月份以后。昨天在巴黎召开了作战会议。魏刚已宣布巴黎战役失败，并建议两国之间缔结和约，贝当支持了他的建议，但雷诺和其他几名成员则强烈反对。”

1940年6月20日，我在拜什村大本营写给我朋友的另一封信中说：

“……停火于今天夜里1点35分生效。首长不久就要在国会发表讲活。这也许是他向英国人发出的最后一次呼吁。‘倘若他们仍然置若罔闻，就将对他们毫不留情！’这就是他的格言。我感到，到目前为止，对迫使英国人就范他会感到遗憾，假如他们能够理智地行事的话，那么对他说来这样显然要好多了。如果他们知道首长向他们要的只不过是我们过去的殖民地，那么他们的立场也许会灵活一些。我以紧张的心情注视着英国。顺便提一下，慕尼黑的形势很好，令人振奋。达拉和我身穿灰色军装，戴着‘德意志国防军’的袖章，非常引人注目……首长不时地来到房间，口授向报界发出的呼吁。他还亲自为电台编排广播节目……”

希特勒在小范围内谈到德军在敦刻尔克没有乘胜追击英国人一事时说：“军队是大英帝国的支柱。如果我们打败了来犯的军队，大英帝国就将崩溃。鉴于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继承它的遗产，所以我们不得不饶了它。我的将领们至今还没有搞清楚这一点。”由于希特勒对英国的单相思，所以他争取英国的设想便落空了。

这天，希特勒显得十分轻松愉快。他停在拜什村由教堂通往校舍的路上，周围站满了军宫，此时，当他得知了法国的和平建议之后，兴奋地拍起了自己的大腿，满意地放声笑了起来，当时我们两位女秘书正好站在离他们不太远的地方，亲眼目睹了这种场面，瓦尔特·弗伦茨当时还拍了照。接着，凯特尔讲了一通话，称希特勒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统帅并祝他万寿无疆。

然后，希特勒视察了阵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这些阵地上战斗过。他旧地重返，这里的一切如故。后来，他驱车去了巴黎，参观了遭到毁坏的教堂、剧院和其他地方。回来之后，他自豪地说，对剧院内的布局情况他比他的向导还熟悉。他青年时代浪迹维也纳期间，曾对剧院的建筑结构进行过认真的研究，自那时起，建筑设计方面的所有细节他都记了下来。

几天后，达拉和我乘坐由施蒙特上校为我们指派的帝国国防军的一位司机开的车去布鲁塞尔，到了那里，我们就碰上了一个小小的车祸，虽说不严重，但达拉的头撞到了车顶上，导致轻微脑震荡。我在饭店里租了一个房间，为她进行了热敷，以便我们可以在几个小时之后就返程。希特勒得知了这次事故，并指示我们决不能再乘坐国防军的车外出。他那时之所以对我们还那样关心，是因为我们之间有一种良好的关系。大家心情都很舒畅，直到进军俄国的初期，情况依然如此，然而后来，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

战争爆发时，我让别人做了一个大型柜式行李箱，中间分成了若干格子，格子里摆放办公用品和各种各样的信封。这些信封上都带有国徽（老鹰和四字），其中“元首”字样是涂金的。在元首的私人信封上，国徽的下面印着“阿道夫·希特勒”字样，另外还有的卡片上也印有同样的字样。

由于我们是经常在大本营里工作的人员，所以希特勒要求我们也穿制服。根据希特勒的指示，艺术家协会主席舞台布景设计师本诺·冯·阿伦特为我们女秘书们专门设计了相应的制服。这种“制服”是用灰色的意大利军官服衣料做成的，配有金色的钮扣和金银条。达拉和我在各自左边的翻领上，都配有一枚由希特勒亲自设计，金饰工加尔制作的纤细的老鹰连接着四字式样的银制国徽，这是希特勒特许的，只有少数几个人有权戴这种国徽，大多数人都佩戴圆形的党徽。

本诺·冯·阿伦特后来也经常到元首总部来看望希特勒，他也经常被请来喝晚茶。希特勒同他谈论他所认识的艺术家并且询问他们的境况。阿伦特离开时，希特勒每次都热情地握住他的手说：“很高兴，你若是不时地在我感到孤单的时候来看望我，对我来说，你就是一座通向美好世界的桥梁。”

2月22日我在贝格霍夫写给我的女朋友的信中谈道：“实际上，自1940年12月21日以来，我们一直在旅途之中。圣诞节是在法国的海岸上，加来、敦刻尔克等地度过的。12月31日，正当我们在布洛涅聚集在元首专列的餐车里就餐的时候，英国人的炸弹向我们劈头盖脸地投过来，我们的高炮部队给予猛烈的还击。尽管我们躲进了安全的地道里，但我还是有些奇怪的感觉。有关圣诞节前夕的情况以及气氛令人难以忍受的除夕的情况我已告诉过你。

与细布、达拉和肯普卡在巴黎度过的六天是无忧无虑的。德国大使馆和汉内色将军参谋班子接连不断地发来邀请，搞得我们几乎连个喘息的机会都没有。要是每次在应付完这些活动之后接着休息一天，那该多好啊……

我们在地面上工作的时间肯定不会太久了。目前达拉诺夫斯基正在休假，这里只剩下了我和沃尔夫。鉴于我们又得坐到坑道里，日复一日的过那种单调乏味的生活，所以我想在此之前再次到下林登维瑟去疗养一次，即便只有14天的假，我也想这样做。

这里现在正是阴雨连绵的天气，首长今天到慕尼黑去了，生活简直无聊死了……”

1941年3月7日我在贝格霍夫写给女友的信中道：“……真高兴你能够同那些可爱的人们在一起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我完全可以设想几个星期与当地的人们一起生活的情景，为此我真羡慕你。人们必须保持这种联系。由于我过着封闭式的生活，所以我显得孤单、迟钝、思想僵化。该是我们返回柏林的时候了，我们在这里呆的时间也够长了。

我们可能于本月中回到柏林。从目前情况看，似乎去下林登维瑟去疗养的事又要泡汤。按照常规我们现在就应该种预防霍乱和伤寒的牛瘟了（在每次长途旅行之前都要这样做）。看吧，假如疗养不成，那我也没办法。战争总归是战争。我今天刚刚听说，兵工厂的妇女们从事着多么艰苦的劳动啊，相比之下我们这些人显得多么微不足道。

想必你已经收到了我从维也纳寄出的明信片。星期六我们在那里签署了保加利亚条约。星期天便匆匆上了路，以至于连个电话都没时间给你打。前一阵下了一场大雪，再次驱散了春天的所有气氛。然而，积雪滞留时间将很短，否则会过于潮湿，太阳会使积雪融化。

随信再次附上拉夫写给你的信。看来他也不很满意，他的全部信中充满了一种悲观的情绪。这段时间以来他给我的信也是简单的几行字，信是通过去看望他的一位与他有商务往来的朋友直接寄给我的。对我杳无音信看来他深感失望。本来是应该能够理解这一点的，然而他哪里知道，假如我同他往来，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和盖世太保是要找我算帐的呀。……我的海蓝宝石戒指你没必要脱手，如果能把它保存下作为对布吕克纳的纪念我将感到高兴。你能想象韦尼克和另外一位同事在清洗和改组的过程中也遭到解雇了吗。他离开之后，我才得知了这个消息。对这样的事我已司空见惯。‘火药桶’这个词已不再适用。”

我在1941年4月28日自柏林给女友的信中写道：“但愿首长不要那么快就回来（在这最后一次旅行中沃尔夫破例陪他），但他还是缓缓退回了，过几天我们可能又要到南方去。我单独在柏林度过的14天过得太快了……”

“……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瞒着她的父母在三个月以前秘密结婚了，丈夫比她小六岁，曾是一位管弦乐队指挥，现在从事严肃的和欢快题材的作曲工作，他有惊人的毅力，目前正在飞行大队体验生活。斯勒察克很幸福，看上去年轻了几岁，她极力劝我步她的后尘。可惜我缺少合适的对象。

不久前，我收到了拉夫的一个小包裹，这是他委托别人给我寄到柏林来的。阿伦斯把它送到了下林登维瑟，绕了半天现在才送到我手里。里边有12双长筒袜，一包一公斤重的茶叶，附在上面的红条上写着：‘受拉夫·A先生的委托谨表最亲切的问候’。没有写明日期，其他什么也没有多写。这个包裹可能是他2月份脱手的，这是他最近的音信。因为现在他几乎不再敢写信。

欧瓦姆博上周最终从他的房子迁了出来，是我帮助他干的，这时我才终于发现并确信。在我们这个圈子里，如果一个人失宠了，那么就不会有人给你那怕是一丁点儿的帮助。我为欧尼姆博感到非常惋惜，对外界来讲，这也是一桩不明不白的事情。物质方面，他完全陷在一笔糊涂帐里，那些过去曾与他以‘牢不可破的友谊’相称的战友们中没人关心他，我要指的尤其是那个自己也曾被降过级的人。然而这一切都已被人忘掉了。如果人那么自私，对别人的痛苦无动于衷，甚至连为别人设身处地的想一想都不愿意，这是非常可恶的。这方面要谈的还很多。哎，真糟糕，现在我不得不停笔了，饭已摆好。首长每天下午都到我这儿喝咖啡……”

我在1940年5月20日自贝格霍夫写给女友的信中道：“……首长今天到慕尼黑去了，我留了下来……由于她现在需要钱，就想把迪特里希·埃卡特的手写诗句卖掉，这些诗句是埃卡特赠送给沃尔措根的老人的，我答应问一下首长是否购买，首长也曾与埃卡特很要好，看后要出1万马克买下这些诗句，无疑，她在任何地方都不会得到这样一笔钱……”

谢选骏指出：看来希特勒还是一个收藏家。不过恕我直言，这种具有恋物癖的人格，并不适合担任征服的工作，因为他心有挂碍，不能顺乎自然。在这种意义上，希特勒不懂哲学，认知水平大大低于两三千年前的《薄伽梵歌》。

【1941—1944年进军俄国】

1941年6月22日开始了对俄国的战争。6月23日，我们稍稍准备了一下便离开柏林。1941年6月28日，我在离东普鲁士荒凉的小城市——拉斯腾堡8公里远的新的“狼穴”大本营写给女朋友的信中说：

“我们来到这个大本营已经五天了，我向你简单叙述一下这里的情况，……掩蔽所分散在森林里，根据工作范围划分各自的位置，每个部门分得一处。卧室的面积如同火车软卧车厢里的包厢一般大小，墙上镶贴着浅色木板，十分典雅，室内装有隐蔽式抽水马桶，上方有一面镜子，室内还有一个西门子公司生产的小收音机，它可以接收许多电台的广播。掩蔽所的房间里甚至还装有尚未启用的电暖设备和式样新颖的壁灯。另外还有一张用大叶藻填充起来的床铺。房间虽小，但当我在墙上挂了几幅画之后，它给人的总体感觉是优美的。

掩蔽所的房间里一般都有淋浴设备，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未使用过。主要是因为没有热水，其次我们往往睡到最后一分钟才起床。掩蔽所内通风机的噪音干扰着我们，吸进来的风不停地吹在我的头上，因为我有风湿病，所以特别怕这种风，鉴于这种情况，晚上睡觉时，我们就把通风机关掉。结果又出现了另一种情况，即睡觉时不能呼吸到足够的新鲜空气，导致白天我们感到四肢供血不足。

尽管如此，除了可恶的蚊子叮人以外，总的情况还是好的。我的腿已全部被蚊子叮过并起了一层厚厚的丘疹。发给我们的防蚊药可惜只能在短时间内起作用。男人们穿的是长长的皮靴和厚厚的制服，与我们相比，更能有效地防止可怕的蚊叮。他们唯一容易被蚊子叮的地方是脖子。因此，有些人常常为了买蚊帐四处奔走。我也在下午支了蚊帐，我觉得长期支下去太麻烦。这些该死的小东西在室内并不猖獗，见到它们立即赶走便了事了……”

可怕的蚊叮也给希特勒带来了许多麻烦。他说：“人们为他挑选了最潮湿、蚊子最多、气候最坏的地方。”尽管如此，他表现得仍然很幽默，他提醒人们不要超越权限，一看到有人赶蚊子就说：“这是空军的事。”

在进军俄国初期，希特勒的情绪可以说一直是好的并且时常开开玩笑。每当开完形势讨论会之后，他总要邀请私人副官、军事副官、医生和女秘书同他一起喝夜茶。有一天夜里我们在“狼穴”里喝完夜茶之后，希特勒陪着我们一直走到掩蔽所门口，黑夜里（我们总是严格地注意天是否已黑）我们站在那儿又闲聊了一会儿。突然我发觉我的手电忘在他的房间里，我请求仆人帮我取一下。可是仆人却空手而归，因为他在我指给他的那个地方没有找到手电。“咦，”我说，“手电到底哪儿去了呢？”这天夜里，希特勒大开玩笑，他微笑着表白说：“我反正没偷，我是个窃国大盗，而不是窃灯小偷，这就叫大盗逍遥，小偷遭殃嘛！”

1941年6月28日我在“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谈到：

“前一阵子，这里运来一批苍蝇拍，没事干就打蚊子。据说到六月底，这种小蚊子将被另外一种凶得多的蚊子所取代。这种蚊子叮人更厉害。上帝保佑吧！使我意想不到的还有这里的气温，室内太凉。人们不得不用自己的体温来焐干总感到潮湿的床铺。森林把热气完全隔开了。只有当人们走出森林之后才会感到这一点，带有霉味的热气扑鼻而来。你知道吗，我一天要做的事情可多了。一过10点钟我们（我和达拉）就得到军官掩蔽所一号餐厅去。这是一个长方形的房间，四面墙都刷过白粉。房子的部分墙建在地底下，所以小小的铁窗户离室内地面很高。墙上挂着两幅木版画，一幅是背篓，另一幅是亨利一世画像。几天后，缴获的一面苏联旗也被挂在了墙上。

房间的中间，摆着一张可容纳20个座位的长条桌，首长和他的将领们、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副官和医生们中午和晚上都在这里就餐。我们两个姑娘吃早餐也是在这里。首长坐的位置正好面对墙壁上挂着的一张俄国地图，这自然而然地促使他反复地谈到苏俄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在与俄国缔结了所谓的友好条约之后的这段时间里，看来他在思想上是非常痛苦的。现在他谈到他思想上的忧虑，一再强调，布尔什维主义对欧洲来说将意味着一种极大的危险，认为如果他再观望一年，那就太晚了。

最近，在柏林他像以往那样每天在我们的房间里同我们一起喝咖啡；谈话间他常说，俄国对他来说十分可怕，就如同《漂泊的荷兰人》中的鬼船。我问他为什么一再强调这是他做出的最难的一个决定（指对俄国采取行动），他回答说：“因为人们根本不了解俄国，它也许是一个大肥皂泡，也许完全不是这样……”

开始时还是很有希望的。进攻俄国开始后的前两天在“狼穴”大本营我和达拉甚至还旁听了形势讨论会，最紧急的形势讨论会一般在军官食堂举行。会上，元首站在一张大的欧洲地图前面，指着莫斯科说：“四个星期我们就将占领莫斯科，莫斯科将被夷为乎地。”

我于1941年6月28日在给女友的信中还写道：

“是的，我完全离了题。早上，我们在一号餐厅等候首长，直到他走出地图间（他听形势汇报的地方）到达餐厅吃早餐为止。顺便说一下，他的早餐是一杯牛奶和一个削好的苹果。他知足、简朴，难道不是吗？与此相反，我们姑娘们则贪得无厌，当我们吃完了自己那一份（一小块黄油）之后，又去悄悄地取来一份，这样，我们每次都吃三份。饭后，我们先请首长谈一下新的形势。接下来一点钟到地图间去参加一般的形势讨论会，会上由施蒙特上校和恩格尔少校轮流做报告。这些形势报告非常有意思。从报告中可以得知被击毁的敌机和坦克的数字（看来俄国人所拥有的飞机和坦克的数量很大，到目前为止，仅击毁的飞机就有3500架，运油车1000辆，其中包括载重为40吨的重型运油车），他们借助地图等指出我军挺进的情况。

在这里，人们才真正知道俄国人打仗有多么疯狂。如果俄国人组织领导得好，这场战斗将是难分胜负的，然而，谢天谢地，目前情况并不是这样。综观迄今为止的情况，可以断言人们是在与一群野兽打仗。你知道为什么我们才抓了那么一点俘虏，这是因为俄国人受到了他们的政治委员们的煽动，他们听了捏造的有关我们不人道惨闻，谎说如果他们被我们抓住，他们就会受到这种不人道待遇。因此要他们战斗到最后，必要时自杀。事实上，他们也这样做了。在科乌诺附近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我们的战士把一个俄国俘虏送回俄国人的掩蔽所，让他去说服呆在掩蔽所里的俄国人出来投降。他大概是这样做了，结果被呆在里边的政委枪毙了。接着整个掩蔽所也起火爆炸了，炸得粉碎。这就叫宁死不降。

每个部队附设一名苏联国家政治保安部的政治委员，部队的指挥官必须服从他的领导。组织上实行分头领导，这就导致了一大批问题无人过问。他们根愚昧，打起仗来死板的很，这种情况自然孕育着一种危险，使得战争很残酷。法国、比利时等国人则很聪明，一旦他们意识到再打下去没有意义了，他们就放弃战斗，但是俄国人还是要战斗，他们担心，如果他们投降，家里人会遭殃——实际上莫斯科也是这样威胁他们的——何等的不理智。

他们有那么多飞机，根本不顶用，因为他们缺少理智。例如，在俄国的飞行大队里情况是这样的，飞行大队长在前面飞，其它飞机尾随其后，他们不找目标，只是简单地尾随而已。一旦大队长的飞机被击落，其它的飞机就找不到返回的路，因为他们大部分人不会看指南针。我已经写信告诉过你，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已击落了3500架苏联飞机。

现在再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听完形势报告之后，慢慢又到了吃午饭的时间，我们吃午饭的地点是2号餐厅。因为午餐常常是一锅煮，所以我们有时不去吃，若是用豌豆或菜豆煮的我们无论如何是要吃的。午饭之后，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我们就睡上几个小时，以便在这一天中漫长的工作时间结束以后还能保持足够的精力。

大约5点钟，首长请我们到他那里喝咖啡，同时还有点心招待。谁吃的点心最多，谁就会受到表扬。喝咖啡的时间一般要持续到7点钟，有时还要长一些。然后我们又到2号餐厅去吃晚餐。饭后，我们要么在附近走走，要么看个电影。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这段时间消磨掉，直到晚间形势讨论会结束后再次应邀去喝咖啡……”

在希特勒的办公室，对着正面窗户的是一个壁炉，壁炉的前面摆着一张圆桌，桌子的周围排放着带有灯心草编靠垫的椅子。一般情况下同首长在这里聚会的有他的医生、军事副官、私人副官、马丁·鲍曼、我们两个姑娘和格曼的副官海姆。受鲍曼的指使，海姆将希特勒在喝完茶后的谈话“秘密地”记录下来。1980年，维尔纳·约赫曼将这些记录以《1941—1944年阿道夫·希特勒在大本营里的独白》为题予以发表。

在这里，我要对亨利·皮克博士做点说明。据说在亨利·皮克的故乡，有一位善良的仙女向人们施舍了各种各样的救济品，其中最突出的一件是可以用来预测未来的物品。所以，皮克早在1942年临时替别人在元首总部担任马丁·鲍曼的副官期间，就已认识到他按照的曼的指示背着希特勒暗自记录下来的希特勒的秘密谈话将具有何等的价值。

人们可能会想；希特勒的独白和秘密谈话录为发掘希勒勒的思想境界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许多历史学家已在利用这些资料并且将继续用下去。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秘密谈话录》一书的前言和评注中的许多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里仅举以下几个例子说明：

1．根据某次讲话，阿道夫·希特勒于1942年曾赋予皮克先生唯一的写作《秘密谈话录》的权利。

事实是：阿道夫·希特勒根本不知道他的谈话被秘密记录下来。下述材料便可证明，他并不知道也不希望人们将他的谈话记录下来。

a）海姆与绍布在1945年后进行的一次谈话；

b）1975年3月19日格尔达·克里斯蒂安写给克里斯塔·施罗德的一封信的摘录；

C）阿道夫·希特勒经常提到，战争结束后，他将向他的两位女秘书沃尔夫和施罗德口授他的回忆录。在秘密谈话中所涉及的事件、经历和思想自然将成为他的传记的主要组成部分。特劳德尔·容格在一份没有注明日期的声明中证明希特勒有撰写回忆录的意图。

2．还有一个说法，说阿道夫·希特勒曾指示马丁·鲍曼，在皮克离开大本营时不要检查他的行李。

然而事实是：大本营的人的行李从未被检查过。希特勒当时的副官奥托·京舍所做的书面证明便可证明这一点。

要驳斥皮克的所有说法就得超出这些记录的范围，在此我仅列举三个例子：

皮克错误地声称：

a）爱娃·布劳恩是贝格霍夫的女管家；

b）她是希特勒最宠爱的人；

C）由于格雷特尔·斯勒察克是犹太人的后裔，希特勒于1932年解除了与她的友好关系。

这三种说法都没有根据，在后面的文章里我还将对此做详细论述。

皮克博士每年在他生日时都举行一个招待会，他在谈话中常常把他并不认识的某重要人物说成是他的“老朋友”，以抬高他自己的身份，促使别人接受他的邀请。例如，他还给一位著名的雕塑家写过信。在他去世的前几天，恩格尔将军在访问施瓦宾艺术家之家时曾向我谈起过皮克的这些所作所为。

为使人相信他在《秘密谈话录》的前言中说的话是真的，他还邀请当时在希特勒身边工作过、目前仍健在的老人们为他捧场。可惜的是，他们当中大概没有人读过《秘密谈话录》的前言和评注。当我向其中一位老人的夫人问起此事时，她坦率地回答：“哎，克里斯塔，这种东西我们是不看的。我们干脆把这种书都放在书柜里！”

皮克通过这种方法使得历史学家们把他的《秘密谈话录》当作资料来源加以运用，在丝毫不怀疑的情况下继续传播皮克的说法。

1941年6月28日我在给女友的信中写道：

“那是一次小范围的愉快聚会，喝的还是咖啡，吃的还是糕点等食品。你听了我的话后肯定会认为我们归来时体重不会减少。在这段时间里我们还拜访了我们的厨师，他原来在中欧卧车和餐车股份公司工作，在旅行过程中他负责为我们做饭，在战争期间跟随我们展转了所有大本营，另外我们还参观了铺着白色瓷砖、装有最现代化电气设备的豪华厨房，并且看见使人嘴馋的东西就顺手牵羊。

近来我们很想帮助他切面包、分黄油或者调制色拉，但是这家伙不希望别人帮忙。他是一个又矮又瘦的机灵人，不知为什么，我们元首护卫队的青年人都叫他‘小鬼’，他越忙越快乐，事情乱得没有头序的时刻也是他感觉最好的时刻。他算得上是一位热情的厨师。一切他都干得那么熟练，观看他的操作真令人高兴。很快他就可以做好一道菜，但决不是草率从事，总是精益求精。

从这个快乐的‘小鬼’身上人们可以认识到，的确很多东西都与工作有关系，当一个人完成了一项工作之后，这个人成功的感觉便溢于言表。然而这点对我来说却常常是不适用、多余的。如果回想一下我在这一天中到底都干了些什么，那么我就会得出全面否定的结论：什么都没干。不愿意讲话时，往往就睡觉、吃、喝、消遣。生活非常平淡无味，人们改变不了这种生活，我们总处于令人心烦的无休止的待命状态，同时又不断地度过一个接一个的繁忙时刻，这是工作的性质所决定的。头脑清醒的时候，我们也想学习点什么（我身上带有法语一千句教材），学习的念头我始终没有放弃过，但是缺少一种动力。今天我的确打起了精神，为了再次向你做一较长的汇报……

在这段时间里，你肯定已听到积压了整整一周的特别消息，首长今天早上说，如果德国士兵赢得了这场战争，就将最终摘取月桂花环。这里的一切确比人们想象的要好得多。怪事连连发生，例如集结在边境地区的俄国人并不诱我深入其腹地，以造成我整个后勤供应困难；又如他们并不把多瑙堡镇附近的两座桥梁炸掉。这两座桥一且被毁，我们就不得不修复它，这样会使我们失去很多时间。我想，只要先占领了明斯克，我们就会飞速向前挺进。如果在我们士兵中间还潜伏着共产党员，那么只要让他看一看那边的‘恩赐’，他就肯定会完全改变信仰。我同曾有机会去过莫斯科的许多人交谈过。可以想象，人们在那里过的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可怕生活。由于他们的无知而受剥削，被欺骗却不能醒悟。要是能更多地知道一些这方面的真实情况，该多有意思啊……”

1941年7月13日我在“狼六”大本营给女友的信中写道：

“在首长住处举行的晚间讨论会上，教会问题成了主要议题。可惜你不在场。首长谈到的所有问题都那么通俗易懂，例如他讲到，基督教通过欺骗和虚伪使人类发展——在文化方面——倒退了2000年。现在看来我必须着手在开完讨论会之后将首长的讲话记录下来。

只是这种会议往往拖得时间很长，会后如果还没累倒，也已疲惫不堪，无力写东西。前天夜里，当我们从首长那里出来时，天已发亮。像生活有规律的人那样，我们没有马上躺下睡觉，而是到厨房里吃了几块三明治，接着睡了两个小时，醒来时太阳已升起。起床后沿着牛、马牧场和山丘转了一圈，长满了红白两色的三叶草的山丘在晨光的映照下简直美丽如画，这些地方我是百看不厌的。之后，我又继续睡觉。

在下午二三点钟之前我们是起不了床的。我们过的简直是一种荒诞的生活，难道不是吗？像我和达拉诺夫斯基的这种古怪的职业今后大概不会再有。吃、喝、睡、有时写，并且长时间地陪伴人，这就是我们的生活。为使掩蔽所内不显得过分光秃，最近我们为首长去采花，这样做是很有益的……”

1941年7月28日我在“狼穴”大本营给女友的信中写道：

“……最近，我的心情再度不愉快。首长在战争中有一个私人工作班子跟随左右，尤其是班子中还有两位女性，这一点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一名传令兵将人们在1号军官食堂狂饮后说的有关这方面的一些话告诉了我，使我万分气愤。我要重视此事，这毕竟是反对首长的一场哗变，是对他的指示和命令的批评。我们不是自愿到这里来的，而是首长希望我们来的，他说只有与我们在一起他才能工作。他多次在这些先生们在场的情况下强调，没有我们（我和达拉）他将寸步难行。我认为，这些先生对我们的存在进行抨击，说明他们狂妄、愚蠢。

对说闲话的人我闭口不谈此事，这种态度使他们的良心受到谴责。事隔没几天，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首长问军事副官是否在下一个大本营已为两位女士准备了帐篷，想必当时这些先生们的处境是很难堪的，副官回答：‘没准备！’对此，元首愤怒地命令他必须创造条件安排我们住宿。副官说：‘是，我们原以为您在这个营地只短暂逗留几天，她们没必要了。’诸如此类的话只不过是企图排挤我们的托词而已。首长根本不想让别人干预他的事情。下令立即准备一辆大汽车供我们睡觉和工作。

过去，当我还参加狂饮的宴会时，我曾抱有幻想，认为人们坐到一起来是一种友谊的象征。现在我才认识到，在那种场合所谈的话并不能表达友情，而是在撒该死的酒疯。

这样的聚会根本不会带来任何好的结果，更不能促进友谊。过了几天，人们相遇时，相互间仍然存在着某种讳莫如深的生疏感。还是罢手为好。为什么非要上一次当不可呢？人还是要靠自己。好心未必能赢得友谊，得出这一认识是痛苦的。

所有的男人都只有一个念头，尽可能多地获取好处。他们喜欢最大限度地表现自己，总想抛头露面，并不认为这种作法在聪明人看来有多么可笑。在首长与一些男人站在一起时，我就觉得这些人最可笑不过了。摄影师一拿起相机，他们就像飞蛾见了光，闪电般地簇拥在首长周围，其目的只不过是抢个镜头而已。这种病态的求名欲望简直令人恶心。瞧，我又发了一大堆牢骚。但你将会理解，这个空虚的社会是何等的令我厌恶，我有必要时而发泄一下心中的不快……”

1941年8月20日我在“狼穴”大本营给女友的信中写道：

“……我们这里的生活变得相当单调。我们在这里已呆了九个星期，听说我们还将呆到10月底。这段时间的确漫长而无聊：工作寥寥无几，有时整天无事干，呆在一起的总是这一帮人，谈的也总是这么一些话。对这种无所事事我厌倦到了极点，以至于我最近正试图向首长说明，实际上一位女秘书就足以完成他的工作，因为长期以来我自己就是这样干过来的。但他马上制止了我，使我愿在战时做点有益的工作的愿望——要么在医院，要么在兵工厂——暂时根本无法实现。无奈，我只好继续呆下去。

几天前，我们看了英国的每周新闻片，该片来自美国，描写了伦敦的整个街道遭到破坏的情景。所有的大商店、议会等等都被摧毁。画面上，整个市区都在烈火中燃烧着，一座座仓库变成了火海。解说员讲道，英国人对所有这一切都是可以忍受的，他们认为柏林的情景也同样如此。假如可怜的英国人知道他们给柏林造成的损失与伦敦的损失相比只是微不足道的，那么他们肯定会洗手不干了。被俘的英国军官供认，他们的政府做事不负责任。英国人自己，包括他们的军官都承认这一点，这就足以说明了问题。

我所希望的只不过是在我们拿下俄国之后英国人提出和平建议来。与英国打仗只能导致我们双方城市的相互毁灭。罗斯福幸灾乐祸并期待着继承英国的遗产。对于英国人的不理智，我的确不能理解。我们向东扩张了地盘，我们不需要它的殖民地。我认为，我们相互之间在所有问题上都保持和谐的关系，对我们双方都有利。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土地那么肥沃，我们可以在那里种植我们需要的一切作物，其余的东西（咖啡、茶、可可）我们可以到南美去换。本来一切都是如此的简单、明了。愿上帝使英国人不久将恢复理智……”

1941年8月30日我在“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道：

“……我们到加里钦去了几天，回来后才见到你的信……我们在这个大本营逗留的时间越拖越长。开始我们想，7月底就可回到柏林，后来人们又说10月中旬，现在已有风声说在10月底以前——可能甚至更晚些——我们不会离开。现在这里已明显感到秋天的凉气，假如我们首长心血来潮，要在这里过冬。那我们就得挨冻了。在掩蔽所中长期生活无疑对我们大家的身体都是无益的。首长的身体看上去也欠佳，他出来呼吸新鲜空气的时候太少了，每当他乘上几个小时的汽车，就会出现风吹或日晒过敏现象。

我非常喜欢呆在加里钦，实际上几乎所有人都喜欢呆在那里，然而那里的安全却没有保障。每天都出事，因为那个地方不像我们在大本营里有严密的安全措施，那里无法采取这些措施，所以危险系数很大。但是那儿风景优美，简直出乎我的意料。一边是林区，另一边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山脊上，蓝天之中衬托出耕牛拉犁的影子，老农紧跟在犁的后面。富有浪漫色彩的俄罗斯式的农家茅舍，拱起的、倾斜的芦苇顶子，见不到一处窗户。房前有一口用铁链打水的汲水井，铁链上已生了锈，井旁长着几株向日葵。被太阳晒黑了的妇女们都赤着脚，头上顶着一块搭拉到臀部的深色大毛巾，她们站在她们的母牛旁边，看上去有点闷闷不乐，使人感到神秘，然而这种情形与这里的自然景色却相辅相成。此时此刻，一种回到故里的亲切感油然而生。

那边整个地区是那样令人心旷神信，而这边森林中的气氛却是今人压抑。这也许是由于我的一种感觉所致，我觉得那里的人们没有被监禁感，农民自由自在地在田野里劳动；然而我们这里却是岗哨林立，人们不得不连连出示证件。我们长期与世隔绝，不论是在柏林、在山上还是在旅途中，总是活动在同一个有限的圈子里，总是循环往复同样的铁丝网内的生活。这种状况孕育着一种很大的危险：怕见人并且断绝了与实际生活的联系，而且会导致可怕他心理冲突，即人们向往外部世界，而当接触到外部世界之后，却又不知如何是好，因为人们已完全被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禁锢了，无法再习惯于这个圈子以外的生活。共同的经历才使以希特勒为首的小圈子得以维持，如果这个圈子不复存在了，那将是痛苦的，一切都会乱套（勃兰特博士也持这种观点），对那些与外界断绝了联系的人来说那将是糟糕的。请你体谅我如此详尽地谈到这个问题，我认为，对于今后来说，这将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德国军队对1941年冬和1942年春这段可怕的寒冷季节毫无准备，当他们陷在冰天雪地里肘，希特勒经常垂头丧气，但仍然希望尽快取胜：“我们要冲破的最后防线只不过是一层薄薄的面纱”，他说道，“我们必须耐住性子，俄国是抵挡不住的。”然而面纱并未被撕破，我们在“狼穴”大本营逗留的时间越拖越长。

1942年1月6日我自“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说：

“……你在信中谈及的国内情绪和教会等问题引起了我的很大兴趣。我想，如果我们的进攻进一步得手，如果拿下了列宁格勒，那么国内情绪将会再次高涨起来。今后10天是大获全胜的时刻。首长的原则是，在真正赢得大战的胜利之前，一不要发布特别消息，因为过急发布消息会引起敌人的注意，由此招致不必要的生命危险。他常常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想安抚家乡的人民，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让敌人抓到任何线索。

你提到教堂里人都挤满了，这我可以想象，我完全赞成你的观点（这也是首长的观点），人们目前无所作为，只能待到战争结束后再说了……

……顺便说一下，两周来，元首的掩蔽所里添制了一台留声机，我们几乎每天晚上都听施特劳斯、胡戈·沃尔夫，特别是瓦格纳的曲子。尤其令我陶醉的是施特劳斯的《秘密的请求》终曲和声音优美的男高音歌唱家彼得·安德斯（你如果买唱片就必须记住这个名字）的歌喉。从他的唱腔看他更像男中音歌唱家，他的声音柔和、悦耳，吐字非常清楚。这些曲子很美，人们完全被带进了爱和温暖的气氛之中，看来对首长也产生了影响，因为昨天晚上他对我们两位姑娘说：‘孩子们，你们每时每刻都要抓紧啊！’我当时真该问他一下，我们长年日复一日地呆在他这里，怎么能利用好青年时代。是啊，理论与实际……”

1942年1月15日我自“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讲道：

“……给你的第二封信刚刚投出就接到了你亲切的来信，我一口气把它读完，接着马上又给你写了一封长长的回信，但这封信我要压几天再寄出，因为我在信中发泄的东西肯定会使你产生一种压抑感，对此我感到遗憾。当然，最好是我先不把所有这些事告诉你，待到3月份休假时再说。我已与我的同事们商量好，从现在起我们实行定期轮流休假，这样我们至少可以有时间处理一下个人的事情。今天，达拉诺夫斯基去度假了，我3月份才有幸休假。我现在只能告诉你这么多，因为这里的节日太令人失望了。恰恰在圣诞节前夕，元首接管了最高指挥权。他的工作量因此大为增加，现在他再也不可能按时吃饭了。

午饭本来两点钟开始，但现在越来越拖，拖到了正常人吃晚饭的时间。几天前，首长的午饭是六点钟吃的，创造了最晚纪录。晚饭也相应地往后推，在元首的掩蔽所里喝晚茶的时间一般是从十点钟开始，可现在过了十二点才开始（最晚时到午夜两点才开始），这样一来，到四点至五点之间才能上床睡觉。

一种自然的生活节奏根本已不复存在，然而正是这种自然节奏对身体至关重要。没有一个阶段的习惯过程就从一种境换到另外一种环境，对我来说，不承受一定的精神损失是不可能的。除夕，我们是在第二军官食堂吃的晚餐，当时气氛十分活跃。接着我们像往常那样，被请去喝茶。见到首长时，他已很疲劳，刚谈了一会儿活，他就打起盹来，这时我们不得不相应地安静下来，刚刚出现的欢快气氛一下变得死气沉沉。

近来，首长每次参加三个小时的形势讨论会。前来觐见他的先生们这时神情紧张，不敢流露丝毫微笑。我简直无法向你描述这里的悲观情绪。例如在掩蔽所里，我感到很痛苦，就又回到军官食堂，那里元首护卫队正直的年轻人见到我就看出我刚刚哭过。看到他们我使一下子又哭了起来，他们劝我，让我喝点酒，设法安慰我。他们的努力还是奏效的。待我镇定下来之后，我们便坚定地唱起了激动人心的歌曲：‘我们停泊在马达加斯加，船上染上了瘟疫……’尽管人们一再下决心不再喝酒，但我感到，生活在这样一种得不到任何安慰的环境里，借酒消愁的确是一条唯一的出路。

我现在也不怎么跑步了。一是因天气太冷，二是地上积雪过多，路滑，跑步时总是提心吊胆，所以宁可躺在温暖的掩蔽所里。我们的办公室原是一间空房子，无任何陈设，现在我已将宣布置成了舒适的卧室。不过为此我也费了不少口舌。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我发现了我喜欢的东西，总要设法将它弄到手。现在我的办公室兼做卧室。我再也无法忍受在掩蔽所里住下去了。通风机整夜整夜地开着，一刻不停地对着头顶吹，吹得我的发根痛。睡在躺椅上虽并不理想，但不管怎样，我的办公室里总算有一个窗户……

……那些不得已在兵工厂干活或是被召到电车和地铁等服务部门工作的妇女们非常艰苦。但比起我们来，她们却有很大的优势，她们在下班后活动自由，可以干她们想干的事情。现在我又在发牢骚了。好啦，到此为止吧……前几天，泽普。迪特里希和迪特尔将军到这里来了两天。他们两位多才多艺，是活跃后方气氛的主要人物……”

后来，我在笔记中写道：掩蔽所里有一个装有通风机的小房间。机器一开，新鲜空气便吹进来，但是它的噪音太大。关掉它吧，人们又觉得空气不好。所以我就睡在办公室里。它坐落在掩蔽所的前半部，室内装有一个窗户。这里没有办公的环境，连固定的工作时间也没有。希特勒常说，人们为他选择了最潮湿、蚊子最多、气候最坏的地方。然而我却觉得东普鲁士还是迷人的，初升的太阳映照着一大片红色的三叶草地，绿色的牧场，蔚蓝的天空，冬天还有处于原始状态的雪景等等。

1942年2月27日我自“狼穴”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说道：

“……我的同事本来一直给人一种相当稳健的印象，可这种令人不满的生活现在使她的情绪也非常低落。一切用正确的态度来对待难以避免的问题的良好想法总是过几天就崩溃了。我们的情绪起伏波动。这与不守纪律无关，而是关联着许多其它因素，就此我想三月份再与你交谈……

……天气热了两天突然又冷了起来，白天的气温实际只有17摄氏度，凛冽的东风寒气袭人。这种寒冷对我们来讲也已算不了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磨炼出来了，只是那讨厌的风令人难受。尽管如此，现在我们每天至少要走上一个小时，穿过这个地区，通常一直走到下一个荒芜的村子为止。夏天，这个村子看上去非常令人难受，但是到了冬天，在松软的白雪覆盖下它却显得非常浪漫。一天工作之余人们就闲散地呆着。尽管首长常感到很累，然而他却不去睡觉，令人很痛苦。过去，我们经常在晚上放唱片，人们可以沉浸在思考之中，但是，自从托特不幸遇难以后，这种音乐晚会就很少搞了。因为在一起喝茶的老是这一伙人，没有来自外部的刺激，加上这伙人中谁都没有什么特殊的个人经历，所以我们的谈话常常很平淡，令人感到乏味、沉闷。实际上，这种谈话也只能是这样……”

后来，我曾就此做过如下记载：娱乐：每天晚上看电影，下午喝茶。人们从不谈政治。希特勒的影响到处可以感到，人们要么没有主见，要么有主见而不敢说。谁要敢于讲出自己的意见，谁就会被赶出这个圈子。对于在希特勒身边工作的人来讲，他就是他们的主心骨。

在斯大林格勒战败之前，希特勒还时常举办音乐晚会。他喜欢听贝多芬的交响乐、瓦格纳的歌剧片段或胡戈·沃尔夫的曲子。音乐一放，他闭目静坐，聚精会神地欣赏起来。同一张唱片他往往播放数次，参加晚会的听众一般都可以熟练地说出唱片的编号。假如希特勒说：“阿依达的最后一幕《封墓》。”那么听众中就会有人把唱片编号告诉仆人：“第一百多少多少号。”

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希特勒不再听音乐了。晚上总是唠唠叨叨地讲个没完。然而他说来说去不外乎那些内容：他在维也纳度过的童年、斗争年代、人类历史、微观世界和宏观世界等等。就大多数话题而言，他所要讲的我们都早已知道。这样，晚上则成了我们的累赘。世界上和前沿阵地上发生的事件喝茶时是不能谈论的，所有与战争相关的事情都不能谈。

这样一来，谈的最多的就是那种决不会使人难堪的话题，如布隆迪如何顽皮、听话或有一天一只突然出现在“狼穴”里的雄猫如何冒险的故事。本来希特勒不爱猫，据说是因为猫追鸟的缘故。但对“彼得”，他已逐步习惯了。不仅如此，假如这只雄猫跑到我们的怀里，他甚至还嫉妒。要是他的警犬布隆迪这样做，他就更嫉妒了。如果有谁悄悄地靠近布隆迪。他会生气的。谁要是用肉来引诱它，他会马上怀疑这个人的用心，他是严格禁止用肉来引诱布隆迪的。他认为，谁都不能博得布隆迪的喜欢，布隆迪只能忠诚于他一个人。

每天早餐之后，希特勒都带着布隆迪环绕着他的掩蔽所散步。他为有这只由专人（塔诺夫）照管的狗感到自豪。布隆迪的确是一只容易训练、动作灵活的狗。他可以表演节目，如走平衡木、跳跃两米高的墙和爬梯子。希特勒不喜欢小狗。他常常把爱娃·布劳恩的两只苏格兰猛“内古斯”和“施塔西”称作“木刷子”，爱娃·布劳恩则回击道：“布隆迪是一头小牛。”

我那时曾写信告诉我的女友，“我们养了一只雄猫，这使我们感到愉快，它常常坐在我们身边，它玩耍起来的优美风姿不止一次地使我们从谈话中出现的令人不快的尴尬局面中解脱出来。我特别喜欢它，每当它跳到我的怀里，我就将疼痛的双手伸到它那柔软的毛里，此时我倍感舒服。我们还养了一只苏格兰猛，但它不怎么受欢迎，因为它过于倔强执拗（另外，首长说它象一把木刷子，他永远不会同它合影）。有那只猫在场，它就不能和大家坐在一起，不管怎样它还是很重要的，因为即使它不在场。也常起到活跃谈话气氛的作用……”

有些谈话也还是很有意思的，人们至今仍可以在海姆那里查到一些。比如，有时在喝晚茶时，希特勒谈到日本人时说：“人们谴责我同情日本人。什么叫同情？日本人是黄皮肤、小眼睛，但他们与美国人和英国人对着干，因而对德国是有益的。也就是说，我喜欢他们。”新加坡事件之后，里实特洛甫到元首那里汇报情况。他本想通过电台和新闻界大张旗鼓地将新加坡事件公布于世。在掩蔽所内小小的办公室里，希特勒面对里宾特洛甫站着，回绝说：“里实特洛甫，我不同意把这件事闹得这么大。必须从长远考虑，总有一天会与黄种人闹翻！”

希特勒经常谈起与他共过事的人。有一次在谈到施佩尔时他说；“他是一位艺术家，与我感情很好。我与他个人关系最好，因为我非常了解他。像我一样，他是一位设计师，既聪明又谦虚，不像军人那么刻板。没想到，他对他所从事的伟大工作是那样驾轻就熟。他有很强的组织才能，始终胜任他的工作。假如我向施佩尔提出一个设想，交给他一项任务，他先考虑片刻，而后说：‘是，元首，我认为此事可行’，或者回答：‘此事不能这么办’，然后摆出他的论据，可谓头头是道。”

施佩尔是希特勒坚定的追随者，在他被拘留之后，我才真正发现，希特勒说的“一切责任我来承担”的话是那样深地铭刻在他的脑海里。希特勒这句话在他所有的追随者中激发了一种“责任感”，进而变成了对希特勒不可动摇的信任感，相信他就像信奉上帝那样。只要希特勒活着，施佩尔就认为他是一位“非凡的人物”，随着希特勒的死，他对施佩尔产生的魅力也就不存在了。

希特勒有时还谈到霍夫曼：“霍夫曼过去曾是个棒小伙子”，他说，“那时他敏捷，灵活，身上背着那个复杂的旧相机不知疲倦地工作。为了照出好照片，他还钻到黑布下面使用沉重的相机，这是要冒一定危险的。”

霍夫曼也爱喝酒。有一次他在吃饭的时候喝了过量的酒被希特勒发现了，希特勒对他说：“霍夫曼，你的鼻子看上去像个烂南瓜。我想，如果有人在你呼出的气下面点上一根火柴，你就会爆炸，不久在你的脉搏里流的不是血，而是红酒。”过去，当着希特勒的面霍夫曼是不这样干的。而现在霍夫曼居然敢这样干，使希特勒感到震惊。最后希特勒命令绍布和阿尔贝特·鲍曼：“请你们注意，霍夫曼教授到我这里来时头脑要清醒。我请他来是与他聊天的，而不是要灌醉他的。”有一天晚上喝茶时，我称霍夫曼为“最灵活的人”，这可大大地触怒了希特勒，这事我后来才知道。

霍夫曼教授是一位19世纪壁画的收藏家，同时收集希特勒作的所有水彩画。每当他到埃伯斯贝格大街希特勒的别墅去拜访他时，从不忘记向他提及水彩画的事。对此霍夫曼非常自豪。我还记得，希特勒在许多谈话中都曾告诫霍夫曼不要出那么高的价钱购买他的水彩画，因为他——希特勒——当时画一幅画也只能得到20—30马克。霍夫曼教授的收藏品后来是怎样处理的，我就无从知晓了。但是我想，这些收藏品的命运与战后我从贝格霍夫内抢救出来的那批壁画和艺术品所遭受的命运别无两样。

1944年3月12日希特勒和霍夫曼教授在贝格霍夫曾进行过一次谈话，谈话的记录我曾见到过，从记录中人们可以了解到希特勒对他过去的工作所持的态度。

记录副本

今天吃午饭的时候，霍夫曼教授向元首呈上一幅水彩画，这是元首1910年的作品，是霍夫曼教授近日在维也纳得到的。

元首：“霍夫曼，但愿这幅画不是你买来的？”

霍夫曼教授；“它是别人送给我的，也就是说人们告诉我，这幅画是送的，不要付钱。”

元首：“这些东西今天也值不了150或者200德国马克。如果有人出更多的钱来买它，就是发疯。我本不想当一名画家，画这些东西只不过是为了能够糊口和学习。这样一幅画当时连12马克都不曾卖到过。我作画的数量是以足够支付生活必需品为限。我每个月的生活费用不超过80马克。午、晚两餐一马克就够。那时我都是通宵学习。我所制作出来的建筑设计图是我宝贵的财产，是我的精神财富，我卖掉了我的画，但从未出卖过我的设计图。必须指出，我今天的所有思想，我的建筑设计都源于我当时在长期通宵达旦的劳动中所掌握的知识。如果说我今天还有可能亲手绘制一座剧院的草图，那么我干起来，头脑并不模糊。所有这一切都应归功于我那时的学习。非常遗憾，我那时制作的绝大多数设计图都丢失了……”

上萨尔茨堡

1944年3月12日

希特勒眷恋他的建筑设计图，不想将它们卖掉，这一点我可以证实。绍布1945年4月底在贝格霍夫清理了希特勒保险柜里的文件并且拿到台阶上焚烧，在这些文件中夹杂着许多希特勒的建筑设计图，我顺手抱起一捆图纸，使其免遭焚毁。但是这些图纸已不在我手。有一半，阿尔贝特·佐勒没有还给我，其余的一半我傻乎乎地卖给了皮克博士。

1942年夏天，希特勒临时迁址到文尼察附近名为“狼人”的大本营。在那里，不管怎样我们还是住进了木板房。

1942年8月14日我自文尼察附近的小米哈依洛夫斯卡“狼人”大本营写给女友的信中说道：

“……”对于你能够理解我思想上的懒惰我真感到高兴。四周以来，自从我们来到新的营地以来我始终没有情绪写私信。实际上，我的身心还是正常的，只是缺少为我填补精神空虚、给予精神刺激的人。非常遗憾的是，这儿笼罩着令人感到沉闷的气氛，简直让你无可奈何。自从读完了本拉特撰写的两本厚厚的书之后，我就没有再读过正经的东西，主要是情绪不稳定，不愿再看书。

给我们看的电影都是老掉牙的、无聊的和没有思想的。我和约翰娜前两天晚上又心血来潮，看了些过去看过的片子，否则的确没有更好的片子可看。乏味的片子看后使人感到受刺激，并且周身不适，天知道这是些什么片子。但尽管如此人们还得看，不然就只有上床睡觉了。现在我简单向你谈一下我们的新营地和我们搬迁的情况等。

7月17日，我们一行约十六七架飞机启程向着东方进发。机场上是一副雄伟壮观的场面，所有的大型飞机都并排停在那里，发动机都已启动，准备起飞，抖动着的机翼和发动机发出的声音响彻天空，直到进入跑道的飞机一架接一架起飞后这种响声才算消失。机长请我坐在驾驶舱里，我欣然同意，因为从机舱里望去完全是另一种景象。从飞机的窗子里向外望，只能看见一面，一小部分，而在驾驶舱里视野却要开阔得多。在这里你明显感到是在飞行。

此外，在飞行过程中跟踪查看地图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这是一门我所掌握不了的科学。我很佩服懂得这门科学的人。说地形貌似地图，这样讲未免太简单了。固然它们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实际上具体情况是错综复杂的，难于将二者相互协调起来。比如主要街道，在地图上是用粗粗的红线条标出的，实际却是灰色的，而且不引人注目（最好我也应该了解一下铁道的路段的颜色）。地面部分地被云影遮盖着，在低雾的笼罩中时隐时现，它的归宿究竟何在，无论如何我是搞不清的。

书归正传。经过长时间的飞行之后我们到达了指定的机场。下飞机后我们乘坐一辆克虏伯公司制造的越野汽车继续前进，这种车根本不适合在俄国的道路上行驶。约翰娜·沃尔夫乘飞机时就已感到不舒服，现在又不得不继续忍受痛苦。她已完全精疲力尽，抵达目的地后的初期，她根本无法工作。她的情绪越来越低落，当我们看到办公室时，我的心也凉了。这个房间的左右两侧都有门，分别对着两个洞口。洞中摆着一张带栏杆和行李架的小床。而且办公室又那么窄小，我们实在无法活动。我们的大件行李、巨型办公文具箱、木箱和五台打字机就把房间装得满满的。

我们在黑暗、空气稀薄的掩蔽所里生活的时间足够长了，本来指望能在有大窗户的明亮的房间里栖身。谁知小卧室的窗户只有35—40公分大小，小的简直令人难以想象，而且外面还同上一层铁丝。这个“窗户”对我们的震动是最大的。好在有人还算明智，在我临时住了八天之后，把我调到另一个房间，我总算有了一个象样的办公室，室内还装有挂帘子的壁橱。由于我的精心布置，这个房间——我可以心安理得地讲——是整个营地里最舒适的。

我只能尽一切可能来布置：室内摆了一个长沙发（是用布带把板凳缠起来，沙发的上面摆放着深绿和蓝两种颜色的布做的坐垫）。墙上挂了一块壁毯，它本来是摆在床前垫脚的。壁毯下面摆了一张小桌子，它是用行李箱架子和从大衣柜上取下来的木板自制而成的。桌上铺着镶红边的红点桌布，旁边摆着两把椅子，一把是用布带缠的，一把是用稻草缠的。地上铺着一块地毯，墙上还挂着针织品和印刷品。另外室内还摆放了各种各样的鲜花，主要有百日草，还有非常别致的黑柄飞廉草。在这个房间里我们搞过一次节日联欢，一直持续到早晨六点钟。这种情况是常有的……这事不能对外面讲，然而人们不免还是要议论一番。

这里的居住条件与“狼穴”大本营差不多，不同的是，这里不是混凝土筑的掩蔽所，而是木板房。这些房子外观很美，内部却很潮湿。所有营地的情况大同小异：开始住时床铺都是潮湿的，冻得可怕，大家都认定将来要得风湿病。白天的气温非常高（45—50℃是司空见惯的），夜间却相对很凉。天气变化无常。

蚊叮比去年还厉害，而且今年又多了一种蚊子，被它叮后会导致疟疾。有一种名叫阿的平的防蚊药，吃起来非常苦，每天晚上服用时大家总要抱怨一番，尽管如此还是强忍着吞下去，因为如果不服用这种药，一旦得了疟疾，就会受到别人的谴责，说你是在自我摧残。炎热的天气，晚上总要与从纱窗钻进来的蚊子展开一场恶战，它们无孔不入，围着贫睡的人嗡嗡作响，它们使出一切本领，直到人们实在控制不住骂着从床上起来为止。最近有一天晚上，我不得不用下述办法为自己解围。我从床上起来，拉开卧室的窗帘，打开室内所有的灯，把壁旮旯里的蚊子统统引到灯光下，当它们团团聚在那里时，我再拉上窗帘，上到床上，而灯则继续开着。刚要躺下，床边发出了叽叽吱吱的声音：原来我为补养身体备了些牛奶，这下又把老鼠引了进来。我大叫一声，再次下了床，坐到室内的沙发椅上，此时围在灯光下的蚊子还在嗡嗡作响。这真是一个该死的不安宁的晚上。弗朗克·提斯在一本书中曾说过，所有的女人都是愚蠢的，遇到一只无关紧要的老鼠也像是遇到老虎那样大惊小怪。他的话不无道理。

我们已经有了一个10×15米的游泳池，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可惜经常没有热水，凉水非常之凉。我们的伙食也有了很大的改善。因为我们的给养来自农村，所以早上的黄油很丰富，经常吃到一个鸡蛋。新鲜蔬菜是由一个大菜园供给的。

在离营地不远的一个城市里有一屠宰场，总面积为10万公顷，在同行业中属欧洲最大的。我曾有机会参观了这家屠宰场，观看了从牲口的麻醉、屠宰一直到制成肠子和罐头食品的全过程。

这家工厂是按照美国模式建立的，全是流水作业，剥掉一张牛皮只需30秒钟，时间极短，这个过程在德国总得持续两个小时。这里每天屠宰大约250—300头牛，制做12000—15000盒熟肉罐头。罐头装好之后，要对其进行耐久性抽样检查。方法是，把要检查的盒装罐头放进保温箱，在热气温下放24个小时，取出后如没有变化，就将它们运往前线。

在这个工厂里，牲畜屠宰后剩下的部分都可利用，最后制成肥皂、纽扣、梳子和烟嘴。皮子要腌四至六周，每天都得翻个，撒上一层新盐。这的确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干这项工作的主要是妇女。由于她们勤劳，因此适合干这项工作……

市内还有一座剧院，是沙皇时代留下来的，现已非常破旧。木顶上长满了虫子，早晚会倒塌的，是明天还是十年以后，这只是个时间问题。确切时间专家也下不了定论。这个顶部有70吨重，一旦坍塌将会造成。场严重的灾难。

剧院内的灯光由于设备简陋照射能力很弱。乐队演奏出色，相互配合默契。芭蕾舞片段的表演也很成功，男女主角完全可以登上柏林的舞台，并会受到热烈欢迎。尤其他们在表演本国作品时，表现得更为自如，比如跳乌兹别克（蒙古）舞蹈时，就突出体现了具有明显的亚洲人特征的民族特点。然而，他们却不会跳华尔兹舞，这是一种节奏极快的快步舞，他们可以不去跳它。有意思的是，他们在演完一场歌剧之后都要加演大段的芭蕾舞。

我看了《茶花女》和《浮士德》。歌剧演员化装的像是一尊蜡像，尤其是男演员表情呆板，动作生硬，如同模子刻出来的一般。这也许是学校教育的结果。然而他们的声音却都几乎无一例外地出色。演员的服装（如在《茶花女》中）体现了20世纪的新潮，裙子要么很短（如1920—1924年），要么很长。但这一切都被他们那种实实在在的表演掩盖了。总的说，演出是很有意思的。

我们刚刚到达这个地方就认识了市政委员和地区委员，并且有机会通过他们了解很多情况，比如，我可以到许多集体农庄去参观。那是个晴朗的天气。早晨八点钟汽车出发了。早饭是在一位集体农庄主席家里吃的。他住在湖边，离我们这里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早饭有德国风味的煎牛排、炒蛋和乳酪，饭后我们喝了一杯蛋黄利口酒。接着开始参观。田野里杂草丛生，因为布尔什维克从不往地里施肥。指望他们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是件费力的事。我非常喜欢这里的风景，它唤起了我对家乡的怀念。美丽的田野上生长着正在开花的养麦和向日葵，那红色和粉红色的罂粟简直漂亮极了。人们曾在这里试种过大豆，但未成功，成熟不了。现在又引进了保加利亚的大豆来试种，这种大豆提早六周成熟。

在这里定居的我们的人无疑是很不容易的，然而却也提供了干大事的许多机会。在这个幅员广阔的国家逗留的时间越长，对这里的各种情况了解得越多，就越发感到，今后究竟谁来完成我们的伟大使命是个问题。人们越来越感到，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异族不适宜完成这一伟大任务。所以不适宜，这是因为随着世代的变迁，统治阶层即德意志成分终将与异族混合起来。这显然与我们的基本观点相左，即我们必须维护北日尔曼有限的民族特征。如若这样，我们今后的历史将与罗马民族的历史同出一辙。每个仔细观察事物的人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战争扩大了领土，战后我国人民应该做出的贡献至少不应少于在战争中所做出的伟大贡献。我们这一代决不能游手好闲。要努力，再努力！

看，我又扯远了。再来谈谈集体农庄主席，他是一个吃得极胖的石勒苏益格一荷尔斯泰因人，店面整理得井井有条。参观结束后吃午饭，下午还去看了一座被布尔什维克破坏了的大型制糖厂。接着又喝咖啡吃油煎饼，之后来到湖中尽情地玩耍。我是唯一的女性，因此成了注目的中心，我愉快极了。晚上，一桌丰盛的晚餐又摆到了我们面前。地区委员是个大胆的小伙子，他讲的故事常常使我们捧腹大笑。

我们也常应市政委员的邀请到他那儿去作客。他的住所过去曾是一所儿童疗养院。房子已很破旧，然而花园却极富有浪漫色彩（这恰恰是我喜欢的，我并不怎么喜欢那种整齐的道路和花坛）。房子坐落在小山上（士兵们称这座庄园为‘上萨尔茨堡’），由这里望去，远方的城市、宽阔的河流构成一幅迷人的景致，令人陶醉。那蜿蜒于山丘、草原和森林的河流强烈地使我联想起威悉河。

晚上，我们坐在花园里的长餐桌旁，桌子上摆放着点燃了的蜡烛。生活多么浪漫，只可惜人太多了。我越来越主张搞小范围的聚会。这样，大家还可以相互有所收益。地区委员刚刚给我打来电话，奉承我说，参观集体农庄时见到我的所有人都对我的到来感到高兴，并且要我务必单独再去一次。

我想，对你来说这封信写得太长了。可是现在我正好来了情绪，还想对你多讲些。傍晚，我们经常到附近村里去散步，那里的孩子们常常期待着我们的到来。漂亮的孩子们，都长着一头黄发，一对蓝眼睛，十分引人注目。我有一本供士兵们使用的字典，借助于它与孩子们搭话。见到此景，别人常常捧腹大笑，不过总还是可以对付的。至少我们因而得到了很多乐趣。从沙皇时期过来的老人们几乎都很通情达理，待人也很有礼貌，然而那些（接受过布尔什维主义教育的）青年男女们则不同，我是不愿在黑夜碰见他们的。街道糟糕透顶：雨天时路面滑的像肥皂，简直无法行走；晴天时路面则又坑坑洼洼、崎岖不平，走起路来深一脚浅一脚。房子远远望去很富浪漫色彩：白色的，都是草顶，内部则很简陋。风土人情就写这么多吧……”

如上所述，希特勒在进军俄国的初期情绪一直很好，有说有笑。但当1941年冬至1942年春天的寒冷使进攻受阻时，首长的情绪便开始低落下来。我本人忍受了长期无所事事的痛苦，每逢负责卫生保健工作的勃兰特大夫处理大量信件时，我就与他一起干上几个小时，这使我特别高兴。

进军俄国的时间拖得越长，“狼穴”大本营里需要补充的设施就越多。我们逐步有了电影院、茶馆。我们感到，有了这些设施以后，生活舒服多了。

遗憾的是，我未能说服首长这里只留一位女秘书就足够了。我想随便到一个地方做些有益的工作，但他不让我走。这种游手好闲，天天没完没了的茶会，千篇一律的生活，对所有这一切我都感到厌倦，产生了一种反抗心理。有一天晚上喝茶时我的厌烦情绪明显地表露出来。

日子总是那么单调乏味，晚饭后我看了一部电影，然后来到了俱乐部，刚想在那儿舒服一会儿，希特勒的仆人便来叫我去喝茶。我想今晚的茶会也许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因此可望过一会儿再到俱乐部来。

兴奋的情绪消失了。我皱着眉头来到首长处。我知道，他的情绪也不好，因为前线正吃紧。但是首长还是提起了吸烟有害这个常提及的话题。希特勒反复讲吸烟有害，会使毛细血管萎缩。吸烟者的胃里肯定令人非常可怕。吸烟者目中无人，迫使别人呼吸污浊的空气。他真想在德国彻底禁烟。要通过在烟盒上印骷髅头来发起禁烟运动。“我要是发现爱娃偷偷地吸烟，”他经常强调说，“我就有理由立即并永远与她分开。”当爱娃的妹妹格雷特尔答应她不再吸烟的时候，他便送给她一枚珍贵的蓝宝石戒指。

当时，我吸烟吸得很厉害。希特勒说，由于对烟叶制品实行平均分配的办法，所以那些本来不吸烟的青年士兵也成了吸烟者。不应该发给他们香烟，而发巧克力。大家都表示赞同，唯独刚刚去过俱乐部、略带醉意的我毫无顾忌地插话说：“啊，我的元首，还是让这帮可怜的年轻人（我不敢肯定当时我是否甚至用上了‘可怜虫’这个词）分享这种乐趣吧，否则他们还有什么可享受的！”

希特勒对我愚蠢的插话未予置理，接着说，尼古丁和酒精都有损人的身体健康，精神上也会因此变得麻木不仁。我例举摄影师海团里希·霍夫曼的例子严厉驳斥说：“我的元首，不能这么说，霍夫曼整天吸烟喝酒，然而他却是全店最敏捷的人。”对此希特勒显然是生气了。他虽然没讲什么，但却很快站起身来，带着一副冷冰冰的严肃面孔离开了大家，我这时才感到我闯了祸。

第二天上午，当人们习惯地向仆人打听首长的情绪时，汉斯·容格向我们（我和约翰娜·沃尔夫）透露，今晚的茶会不请女士参加。希特勒让阿伯特·鲍曼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们。当我进一步向阿尔贝特·鲍曼询问此事时，他很尴尬地承认，首长生我的气了并且不想请女士们参加茶会。

下午我必须到希特勒处进行口授打字。我设法向他道歉，但希特勒却打断我的话说：“为此你无需道歉。”后来，约翰娜，沃尔夫想在他那儿调解一下此事，他却不满地回答说，“他觉得我们在他身边感到无聊，他不想让我们为他来牺牲这些晚上的时光。”

从此以后，他的眼中再也没有我。在旅途中，我们在餐车上要么围坐在一张桌旁，要么坐在邻近的桌子旁边。由于他不理我，我根本就不到餐车去进餐，而是让人把饭送到我的包厢里。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有一天，阿尔贝特·鲍曼找到我对我说：“施罗德，首长问你为什么不到餐车去。”我错误以为这是一种请求、一个和解的姿态，于是我便来到餐车，心想一切都重归于好了，然而首长还是不理我。这下我彻底的病倒了，此后我离开了大本营一段时间，疗养去了。

在我不在期间，那时刚刚结过婚的达拉代替我的工作。此外，又招聘了一名营养师冯·艾克斯纳女士，茶会又恢复了。我疗养归来后的第一、天晚上就参加了茶会，坐在希特勒的右手，冯·艾克斯纳女士的左手。像以往那样，希特勒吻了吻我的手以表示问候，继而又问了我的境况，此后整个晚上就再没有与我说过一句话。

很长一段时间以后，希特勒才原谅了我的失礼。1943年，在前线日趋吃紧时，他计划于9月赴索帕罗什耶一第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最前线去并且要我同行。抵达后的当天晚上他向我口授了向战士们下达的坚守阵地的命令。这时，他才第一次又与我谈起了一些私事。

然而，真正的和解还是在1944年3月份。由于息严重的坐骨神经痛，我到加施泰因疗养浴场去疗养，在此期间，为祝贺我的生日，他让人给我送去了一束玫瑰花，并附上他的亲笔贺辞。贺辞写在印着希特勒签名和带有烫金国徽的白色卡片上，得到它是一种殊荣，通常像戈培尔夫人、戈林夫人、特罗斯特夫人和维尼弗雷德·瓦格纳和受他宠爱的人才享有这种荣誉。我当时非常激动，并在感谢信中写道，我向上帝发誓，决不再吸烟。看来，这封信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因为在贝格霍夫的那段时间里，晚上坐在壁炉旁聊天时，这封信曾多次成为他谈话的题材。

在加施泰因疗养地结束疗养之后，我又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的比绍夫斯维森察贝尔教授的疗养院里休息了一段时间，接受了比歇尔一本纳的饮食疗法，这才算最后结束了疗养生活。

在此，我还想补充谈一下有关希特勒的营养师马伦娜·冯·艾克斯纳女士和康斯坦策·曼加莉的情况。进军俄国期间，希特勒的胃病越来越严重，为此他曾专门找过长期忍受这种疾病折磨的罗马尼亚元帅安东内斯库。安东内斯库提起了维也纳大学医院的营养师马伦娜·冯·艾克斯纳女士，她运用严格规定的、美味可口的饮食治好了他的胃病。

遵照希特勒的吩咐，莫雷尔教授为他去物色一位同样好的营养师。这位教授到了维也纳大学医院，成功地找到了倍受安东内斯库赞扬的那位营养师。大本营里专门开了一个制做特种饮食的小灶，冯·艾克斯纳女士精心制做的所有菜肴都是有利于希特勒消化的。希特勒高兴地夸奖饭菜丰富，他尤其对维也纳甜食和味美的苹果蛋糕赞不绝口，这种蛋糕我们也觉得极好吃（一层薄薄的面饼，上面放一层苹果块——可能的话——再放上少量的掼奶油）。

自从与希特勒就酒精和尼古丁拌嘴之后，夜间茶会就再没搞过。但在我疗养归来之后，茶会又恢复了。马伦娜·冯·艾克斯纳女士也加入进来。她的到来使谈话活跃起来，尤其每当她谈到她的家乡维也纳时，希特勒听得总是津津有味。安东内斯库元帅有一次访问大本营时再次见到冯·艾克斯的女士。他非常高兴并送给她一只很小的小狗，这只小狗像约克郡猛，很有活力并且很聪明，但个头却比一般的狗要小，在希特勒看来，作为政治家把这只小狗当作礼物送人就失礼了。因此，希特勒指示全国领袖的曼为冯·艾克斯纳女士搞了一只价格昂贵的猎狐犬。

但是，当冯·艾克斯纳与马丁·约曼手下的一位副官的爱情发展到必须澄清她的身世时，人们才知道他的祖母是一个弃儿，此时正值非犹太血统的白种人条款在酝酿过程之中，此事的出现使得这位可爱的维也纳人的命运遭到了悲惨的结局。从此以后，希特勒再也不沾这位不幸的女士所做的菜肴，致使他又犯了胃病。此事发生时，人们正计划加固“狼穴”大本营的掩蔽所，因此大本营必须转移到上萨尔茨堡会。利用这个机会停了冯·艾克斯纳的职，接着她就被解雇了。全国领袖鲍曼奉命对艾克斯纳家族实施了雅利安化。

希特勒在山上逗留期间，他的食谱是察贝尔教授在贝希特斯加登附近比绍夫斯维森疗养院里按照瑞士医生比尔歇一本纳的方法配制，由年轻的蒂罗尔人康斯坦策·曼加莉制做的，饭做好后再用汽车运到山上来。1944年7月初，在返回腊斯腾堡大本营的前夕，有人问曼加莉小姐，是否她愿意跟随希特勒去当营养师。由干我过去曾在察贝尔的疗养院里疗养时认识了她，所以她便来问我。遗憾的是，我对她进行了积极的劝说，她答应了。就这样，这位个子高高、长着一头黑发的年轻漂亮的姑娘，一位有才华的钢琴家于1944年来到希特勒身边，当了营养师。希特勒根欣赏她，炫耀地说：“我有一位名叫莫扎特的厨师。”

1945年，曼加莉的营养灶起初设在柏林元首地下避弹室里，她常常与希特勒一起进餐。1945年5月撤离总理府后，在逃离柏林的过程中，她悄悄地溜走了。后来人们再也没有听到一点有关她的音讯。有人说，她服了希特勒发的氰化钾毒剂自杀了。

在察贝尔教授的疗养院结束了疗养生活之后，我于1944年7月又开始了在“狼穴”大本营里的工作，这时，掩蔽所已加固完毕，顶上种了草和树，以免被飞机发现。我归来后，希特勒对我热情如故。因为他知道我也接受了比歇尔一本纳的饮食疗法，所以问我愿意在军官食堂与大家一起吃饭还是单独吃饭，当我说要单独吃饭时，他便邀请我同他一起在掩蔽所里用餐。在他遭到行刺的前一天，即1944年7月19日，吃午饭的时候他对我说：“对我来说，现在不能出任何事，否则我的事业就完了。”

那时，形势讨论会都在宾馆（临时木板房）的休息室举行。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在如同沼泽一般的草地里，飞舞着成群的蚊子，哨位上都罩了蚊帐。7月20日，人们正在吃午饭，外面传来了一声巨响。由于在离此地不远的地方有一片布雷区，有时人们不小心踏上去会引起爆炸，所以人们时常会听到爆炸声。然而此次的响声却不同与往常。人们惊慌地呼喊医生：“炸弹爆炸了，好像是在宾馆发生的！”突然，各处都被封锁起来。我当时还想，“今天我肯定不需要与首长共同进餐了。”接着有人喊：“首长安然无恙，但临时木板房给炸毁了！”

出乎我的预料，下午3点左右我被召到首长那里。当我走进希特勒的房间，他便略显吃力地站起身来，握住了我的手。他的气色看上去格外好，向我讲述了这次行刺的经过：“沉重的桌子脚挡住了爆炸的力量。坐在我旁边的速记员被炸掉了两条腿，对我来说，真是万幸！假如爆炸发生掩蔽所，而不是在临时木板房，那我们性命就都交代了。难道我这段时间以来不是料到要出什么事吗？你不记得昨天我还向你讲过这一点吗？”

然后希特勒还问我是否已看过会议室，那里变成了一堆难以想象的废墟。我说没看到，因为那里已被封锁了。他说，我至少得去看一眼他那件被炸得粉碎的制服。说着便吩咐仆人把制服拿来，随后将那条炸得破烂不堪的、唯独那条裤带尚可使其连在一起的裤子摊在我的面前，上衣中间也被炸了一个正方形的大窟窿。这些幸存物使希特勒有某种自豪感，他请我将它们寄给住在贝格霍夫的爱挂·布劳恩，并且告诉她，收到这些东西后要妥善保管。

然后，希特勒还讲到这次行刺对他的服务人员产生的影响：“林格非常恼火，阿恩特也两眼泪汪汪的。”行刺发生后，莫雷尔大夫心情非常紧张和恐惧，每当希特勒让他看病，就得先劝他镇静下来。行刺使希特勒患了脑震荡，但还没有损伤鼓膜和擦破表皮，尽管如此，他不像其他军官那样卧在床上，而是靠打针来支撑自己，这是我在与希特勒一起吃饭时所看到的。

根据事先通知，领袖于下午来访问。我本以为希特勒会推迟接待，但当我问他时，他回答说；“当然我要接待他。我必须这样做，否则你想，外界就会散布关于我的什么样的流言蜚语呀！”

当我们下午聚集在希特勒那里喝茶的时候，传来了有关施陶芬贝格被捕的消息。起初，希特勒对让施陶芬贝格逃往柏林感到恼火，但当他得知此举可把他的同伙一网打尽时，则满意地说：“现在我才放心，德国得救了。现在终于抓出了多年来暗中使坏的这帮杂种。我经常提醒施蒙特，然而他稀里马虎，就是不信我的话。现在我证据确凿：整个总参谋部都被污染了。”他接着又说：“这些想除掉我的犯罪分子根本不考虑，这样做会给德国人带来什么后果。他们也不了解敌人的企图，是要置德国于死地并使德国永世不得翻身。如果这些人认为，没有德国参加，西方国家照样可以阻挡布尔什维主义，那他们就错。我们必须打赢这场战争，否则欧洲将落入布尔什维主义的手中。我所关心的是，别再妨碍我或想除掉我。我是唯一看到这种危险的人，也是唯一能够制止这种危险的人。”

我们在柯尼希贝格定做了一辆装有无线电设备的车辆，在大本营的茶馆里安装了一套转播设备。时近午夜，我们同希特勒一起进入茶馆。坐在那里的还有经历了行刺并负有轻伤的军官们，如头部裹着绑带的约德尔和两只手上打了绑带的凯特尔。1944年7月21日午夜过后，希特勒发表了一个简短的讲话，目的是告诉人民他还安然无恙地活着。他感谢上帝使德国人民免遭了一场巨大的不幸。

1944年9月上旬，希特勒的肠胃病严重发作，尽管他卧床休息，但仍不见好转。莫雷尔大夫的诊断是：胆囊排泄管神经性痉挛，导致胆汁倒流。希特勒在床上冷清地躺了数日，直到1944年10月初他才逐步恢复工作。

施蒙特的死使希特勒非常悲痛，他们曾进行过认真、艰难的谈话。“我们已经清除了来自左边的阶级斗争的干扰，”希特勒说，“但遗憾的是，与此同时我们却忽视了克服右的倾向。这种疏忽是个很大的错误。”他还说：“无能的将军怎能打仗。斯大林就无所顾忌地清洗了他的军队。”他旁若无人地讲着，突然意识到自己讲得太多了，便转了话题。

希特勒不喜欢军官阶层。有一次他在贝格霍夫说：“战争结束以后，我将解甲归田，政府工作由别人来管。我去写回忆录，去结交有才智的，聪明的人，而不愿再见到军官。他们一个个都是固执己见的大草包，既片面又古板。多年跟随我的两位女秘书届时还将随我，给我当秘书。”

1944年底，在“狼穴”大本营里生活越来越变得令人不安。天天都有敌机从大本营上空掠过。希特勒一直在等待机会来一次突然袭击，他警告那些麻痹大意的人不要离开防空洞。尽管有不少人催他撤离大本营，返回柏林，但他丝毫不动。他说：“留在这里是我的义务，这将会对人民起到一种安抚作用。我的战士们也决不容忍敌人打到他们元首所在的大本营。只要他们知道我还坚守在阵地上，他们就会拿出更大的力量去战斗，顶住敌人的进攻。”当前沿阵地越来越迫近大本营时，我们才于1944年11月底迁到柏林。

早在“狼穴”大本营里，希特勒就开始策划阿登进攻战，指望这次战役能扭转在西线的败局。1944年底，他焦急地等待着合适的时机，以便实施这一作战方案。至于确定哪天开始行动，他的直觉已不起关键作用，现在到了只有气象学家才有发言权的时候。他天天都要向他们讨教。有位专家曾预告，1944年12月份的一段时间有雾天，这有利于战前军队集结。为了感谢这位专家的正确预告，希特勒送给他一块金表。

1944年12月中旬至1945年1月中旬我们搬进了“鹰巢”大本营，圣诞节也是在那里度过的。大本营建在洪格地区，在巴特瑶海姆市附近。“鹰巢”大本营处在一个林区，房子是用木板临时搭成的，还有地下掩蔽所。有一次，希特勒、达拉和我在掩蔽所外边的树底下站着，美国和英国的轰炸机群在光天化日之下从我们头上飞过。我问元首：“我的元首，你认为我们还能打赢这场战争吗？”希特勒回答说：“我们必须打赢。”达拉后来又向我提起这次谈话，她说：“……我当时听到你提的问题，恨不得钻到地底下去。”

阿登进攻战失败后，我们又回到柏林。希特勒起先在新总理府他的办公室里举行形势讨论会，在我们前面多次提到的楼梯间里用餐。后来由于开会和用餐不断受到突如其来的飞机警报的干扰，所以希特勒才躲进了他的地下避弹室。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不断折腾别国，结果却是折腾了自己——如果他早知如此，还会当初吗？如果他预知自己会死在地下室里，他还会和斯大林缔结魔鬼同盟吗？

【希特勒身边的妇女们】

围绕着这个热门话题，外界流传着许多有关希特勒与女人交往的谣言。这可能是因为希特勒在1914年以前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与女人发生过几次性关系的缘故。前面曾经提到希特勒曾驳斥过我的一个说法。那是1933年12月的一天，我说埃米莉是个难听的名字，他却说：“不对，不能这样说，埃米莉是个动听的名字，我最初的恋人就叫埃米莉！”

据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于1917年在法国曾抛弃过一个已经怀孕的18岁的法国女孩子，后来她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名叫让-马里耶·洛雷。让-马里耶·洛雷在他母亲死前不久才知道，谁是他的父亲——即阿道夫·希特勒。自那以后，他总设法在海得堡的一家研究所里做遗传因子的检验，以证明希特勒是他的父亲。

以上的说法可能是真的。但是，自从希特勒决心从政的时刻起就与这种乐趣分道扬镳了，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民众对希特勒的狂热使他得到了满足。他同与他交往的女人之间只存在性爱，不存在性行为。“我的爱人就是德国”，他不止一次地这样强调。

此间流传着一种说法，说希特勒只有一个睾丸，这也许是事实。慕尼黑泌尿科的基洛伊特纳教授向事里特·冯·希拉赫借过一本有关慕尼黑名人住所的书，有一天当他把书还给她时，他说，他把书中提到的所有接受过他治疗的人的名字都用铅笔划了出来。她查看时，发现希特勒的名字也被划了出来，便问：“你为希特勒治的是什么病？”基洛伊特纳回答说：“希特勒只有一个睾丸，但我对此无能为力，因为希特勒年龄太大了。”据说这是20年代的事。也许希特勒担心有一天会招致女人的嘲笑，所以后来就不再有过任何性行为。

林格告诉马泽尔，希特勒的生殖器完全正常，他说他与希特勒一起在一棵树旁小便时看到过的……，我认为，马泽尔根据林格提供的情况有意谈到此事，无非是要说明希特勒确有一个儿子，与此有关的情况下面我还要讲到。

希特勒的确喜欢有美人出入的社交圈子并从她们那里寻求精神刺激。他需要性爱，但不需要性行为。他所追求的是一种精神上的满足。希特勒的司机埃米尔·莫里斯每当他与希特勒出差到达某个城市之后，他必须利用希特勒找人谈话的间隙去物色姑娘，谈完话之后希特勒便与这些姑娘凑到一起聊天。希特勒往往送给她们一些钱，但他从不要求她们还给他什么。

被称作格莉的安杰莉卡·劳巴尔是个例外，她是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格拉·劳巴尔的女儿，尽管希特勒很爱她，但也未曾与她发生过两性关系（见我与安妮·温特尔的谈话）。

在这里，我必须简要地对瓦格纳博士所著《希特勒身边的人谈希特勒》一书中第98页的内容做点纠正。在摄政王广场16号（实际是两所住宅，分布在左右两侧）住所里料理家务的不是劳巴尔女士，而始终是温特尔女士。从蒂尔施大街迁出来的时候，希特勒把他的老房东赖歇尔女士和她的母亲达克斯夫人也带了出来。后来，格莉·劳巴尔搬进了其中的一个房间。据阿达·克莱因讲，希特勒不让格莉登台演出的说法有误，实际是她本人不想演出。希特勒希望她成为以演唱瓦格纳作品为主的演员，最终她还是被她舅舅说服了。

自1929年起，格莉·劳巴尔就住在摄政王广场16号希特勒的住所里，这位漂亮、贪图享受的姑娘受到了希特勒的亲切关怀。他很爱她并且一切都顺着她来。格莉一方面对于舅舅的献媚感到得意，另一方面对于一切行动受到控制并且不能同其他的爱慕者交往感到痛苦。

当她想与林茨的一位画家结婚时，希特勒便唆使格莉的母亲以考验他们为由强行将这对情侣分开一年。我于1945年在贝格霍夫从绍布将要焚烧的文件中发现了画家的一封信，信中写到：

“我认为你舅舅的做法是自私的。他的目的很明确，除他以外，你永远不能属于任何人。”

“……他对你的了解是多么贫乏。”

这点他说的无疑是对的。因为后来格莉再也忍受不了这种精神压力，在与她舅舅发生了口角之后的第二天就自杀了。

格莉死后，希特勒判若两人，他身边的人担心他也寻短见。海因里希·霍夫曼对他关怀备至，经过了几个月的时间，他成功地使希特勒摆脱了自我孤独。

格莉1931年9月18日自杀使希特勒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从这时起他成了素食主义者。他始终在怀念着格莉，为纪念她，他把她的遗物保存了起来。根据他的指示，她在慕尼黑希特勒住所的房间必须保持她逝世时的样子。直到战争爆发，希特勒始终把格莉住过的那个房间的钥匙带在自己身上。格莉在瓦亨费尔德之家常住的房间也一直锁着。后来，这栋房子扩建与贝格霍夫连成一体时，他吩咐，把格莉房间的那一部分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所有她的衣服、卫生用品和她的其他东西都保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他甚至拒绝向格莉的母亲退还她的遗物和信件。

战争临近结束时，希特勒才吩咐他的亲信绍布把格莉的私人物品统统烧掉。希特勒还曾让人模仿她的照片制做一个半身塑像。只有当你了解了这个背景之后，你才会明白，为什么希特勒一旦发现他同某个女人的交往即将形成一种暧昧关系的时候，便开始设法疏远这个女人。你再听一听他在楼梯间里讲过的一句话：“我想娶的女人只有一个……”指的就是格莉。对此你不会有丝毫的怀疑。

在楼梯间里有一次我们问希特勒：“你为什么不结婚？”他回答说：“我不会是一个好丈夫，因为我不能把足够的精力和时间献给我的夫人，所以我认为我组织家庭是不负责任的。另外，我也不想要孩子。我认为，天才人物的后代大多生活得很艰难。人们总是期望他们达到像他们著名的父辈所具有的那样的特殊地位，而不容忍他们做一个普通人。此外，天才人物的后代中还常常出现白痴。”

看来希特勒在与女人的接触中始终遵循这样一个信条：仅仅为的是精神享受。无论是对林茨市的斯特凡尼（她倍受希特勒的爱慕），还是米齐·赖特尔、阿达·克莱因、西格里德·冯·拉弗特或是在他刚上台后的那几年里常被他在晚上邀请到总理府内元首住所聊天的那些女演员和女艺术家们都是如此。他真诚地钦佩那些著名的男女演员们和女舞蹈家们。为祝贺首场演出和她们的生日他经常送给她们一些贵重礼品。战争期间，他送给她们咖啡和食品，并且非常高兴看到她们写给他的感谢信，每封信他都要专心阅读。他有每年为艺术家们举行一次盛大招待会的习惯，战时他不得不放弃这个做法。

例如，我记得与他来往的女舞蹈演员中有霍普夫纳姐妹、燕妮·尤戈，还有玛格达·戈培尔、她前夫的妹妹埃罗·克万特、玛加蕾特·斯勒察克、莱尼·里芬施塔尔、尤尼蒂·米特福德以及爱娃·布劳恩。实际上，他与爱娃·布劳恩的关系也是一种表面关系。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本人就是一个艺术家，仅此而已。然而艺术家治国，那显然是灾难性的。）

希特勒的私人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坚信希特勒与爱娃·布劳恩没发生过任何两性关系。她悄悄跟踪他，他有时带她出去。当希特勒为了选举四处奔波，再也没有时间照顾她时，她曾狡诈地企图自杀。这下好了，她成功了。因为作为政治家希特勒再也承受不了在他的眼皮底下发生第二次自杀事件。我再重复一遍，他所爱的唯一女人是他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如果她不死，他肯定会与她结婚。

希特勒同爱娃·布劳恩保持那样的关系是基于如下考虑的。他进一步把爱娃·布劳恩纳入他的生活轨道，不仅防止了她再次自杀的危险，同时她的存在也为希特勒防止别的女人纠缠树起的一块挡箭牌。

爱娃·布劳恩曾向她的理发师透露，希特勒同她没发生过两性关系。妇科医生朔尔特大夫的夫人内利·朔尔特向20年代曾与希特勒要好的阿达·克莱因女士也透露过这些事。希特勒与阿达·克莱因也从未发生过两性关系，与格雷特尔·斯勒察克也是如此。

谢选骏指出：在女秘书的眼里，希特勒相当痴情。不过，这是一种相当变态的痴情。由这样不懂变通的人去策划战略布局、进行军事行动，即使能够善始，绝不可能善终。

【阿达·克莱因】

1925年2月27日，希特勒在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里召开的纳粹党重建大会上首次认识了阿达·克莱因。她是一位非常漂亮的格莉类型的姑娘，坐在位子上十分显眼，她像大家一样倾听着希特勒的讲话。希特勒一眼望见了她，并在发表完讲话之后向埃米尔·莫里斯询问她的情况，可是莫里斯对她也不了解。

阿达·克莱因在一家地方报社工作，她利用工作之便，为马克斯·阿曼办好《人民观察家报》提供了很多帮助。有一天她刚一走出坐落在席林大街的报社的门，就碰上了正要进入报社的希特勒。希特勒高兴地说：“哎，你在这儿！”自那以后，他们在开完大会后常常见面。有一次她曾单独与希特勒呆在上萨尔茨堡的瓦亨费尔德古老的房子里，希特勒亲自为她煮咖啡，他发现绍布把饼干吃得一干二净。

还有一次，希特勒邀请她到埃米尔·莫里斯住处作客，莫里斯住着两间房，在他们到来之前莫里斯就离开了自己的住所。通往第二间房子的门是敞开的，阿达发现里边摆了一张床。据她告诉我，她与希特勒从未发生过两性关系。他对她说：“……我不能结婚。”他还说：“你搞得我神魂颠倒，好像喝了掺进度数最高的朗姆酒的茶一样，”“你教会了我接吻！”阿达·克莱因与希特勒好了两年（1925至1926年）。希特勒称呼她为“戴莉”！并且曾给她写过几封短信。这些信至今她还保存着。

1936年，当她的一个外甥女（埃普家两个俊俏的姑娘都是舞蹈演员，有时也被希特勒请到摄政王广场他的住所去）告诉希特勒阿达将要与舒尔策大夫结婚时，希特勒说：“舒尔策大夫将赢得一位好伙伴！”舒尔策大夫后来当了教授并担任了巴伐利亚内政部卫生局的局长。

1930年我在卡洛林广场一侧的体操训练班里见到了阿达·克莱因，她当时在埃尔报社工作，她参加了这个训练班的学习，“褐色大厦”里也有许多职员参加。自那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她。直到70年代末我们才又相会。有一天她到我的住所来看我，我告诉她，1979年复活节时，我认识了让-马里耶·洛雷，他希望我证实他就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和一位名叫夏洛特·洛布茹瓦的法国女人生的儿子。由于我们之间存在着语言上的障碍，所以不可能认出他是希特勒的儿子。只是在花园里散步的时候，他走在我的前面，我发现他走路的姿势与希特勒相似，但是这往往也会弄错的。

谢选骏指出：连希特勒这样由于战败而臭名昭著的人，也有人等着认亲，可见“名人效应”如何深入人心。

【格雷特尔·斯勒察克】

格雷特尔·斯勒察克是倍受人们欢迎的著名男高音歌唱家莱奥·斯勒察克的女儿。20年代，希特勒在慕尼黑园丁广场剧院里结识了她。当时她在《幽默的的女子》中饰演女主角——一个可爱的女孩子。她的表演使所有的人都着了迷，因此希特勒并不在乎她是有1／4犹太血统的人。在此，我必须再次对皮克尔博士在1976年由泽瓦尔特出版社出版的《希特勒秘密谈话录》（经过增补和全部修订后第三次出版）一书中第288页上的内容加以驳斥。书中讲到：“希特勒经过考虑决定自1932年圣诞节开始停止与受欢迎的柏林女高音歌唱家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特别热情的交往。”

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希特勒掌权之后，始终与这位可爱的歌唱家保持着联系。她继承了她父亲所具有的令人开心的幽默，希特勒每次见到她都很高兴。如果没有希特勒的认可，她在30年代作为一个有着无论如何是不可能长期在柏林歌剧院演出的。

（谢选骏指出：1／4犹太血统的希特勒喜欢甚至痴迷同样1／4犹太血统的室内歌唱家，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自然力”。）

1938年3月，在奥地利并入德国前的一个星期日，希特勒请我和格雷特尔·斯勒察克到拉德齐维尔宫内他的柏林住所里喝茶。在所谓的音乐厅里，靠近壁炉的桌子上已备好了菜。这个厅是晚上放电影的地方，看电影的人除了希特勒参谋班子里的人以外，还有元首护卫队成员和内勤人员。希特勒爱听文艺界的“花边新闻”，十分欣赏格雷特尔·斯勒察克讲述的故事，她善于使用既动听又尖刻的语言。

直到那个星期日，尚无人知晓希特勒在下周的打算。没有料到，就在这一天希特勒那颗激动的心已悄悄地到了奥地利，我认为他在尽量以某种方式来消磨时间，调解自己不耐烦的心境。

茶已经喝了很长时间。一方面因为壁炉前不是我们的久呆之地，另一方面希特勒早就说要到我的住所看看，我便起身告辞了。我问他，今天晚上是否有兴趣到我那儿去看看，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晚上他在仆人的陪同下来到我的住所，它坐落在总理府公园内。希特勒送给我一瓶葡萄酒之后，很快就离去了。

1936年，希特勒让施佩尔在公园内临赫尔曼一戈林大街建造了两栋英国乡间风格的房子，本来只打算给元首护卫队成员及其家属住的，在房子竣工前夕我忽然产生了一个想法；要是我们女秘书也能住到那儿该有多方便啊。外出旅行都是遵循他“没有必要知道的事就不要知道，必须知道的事都是在最后的时刻才让知道”的格言安排的，所以在得到出差的通知到启程的这段时间往往很短。我得赶紧回到萨维尼广场一侧的住所去，不只是简单地取个箱子，而是要从头至尾收拾行装，所以每次都搞得我手忙脚乱。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的手下都是没有脑子的人，否则就无法执行他心血来潮的荒唐决定。）

有一天，我忙完了希特勒的口授之后，问他，我们女秘书是否也可以得到赫尔曼-戈林大街上的住房。他同意了我的意见并且说：“孩子，这好啊，这样我一旦有事可以随时叫你们！”于是希特勒让人把带着房子设计图纸的施佩尔找来，吩咐他在设计图中再加进三套女秘书住房。当这些住房建好之后，希特勒让绍布转给了我所需的3000马克房屋购置费并允诺不久将参观一下我的新居。

格雷特尔·斯勒家克在拉德齐维尔宫喝完茶之后，很快就回到坐落在库尔费尔斯滕达姆大街上他的住所，她要换衣服，因为晚上还有别的活动。换好衣服之后，她带着两个高高的五个分枝的银烛台在希特勒到来之前及时找到了我，以便为它安排一个合适的位置。她希望通过蜡烛的微光来影响希特勒，使他有一种神秘感。无论如何她要施展浑身解数！她紧靠着希特勒坐在英国式的沙发上，试着去抚摸他的双手，但希特勒温柔地挡了过去：“格雷特尔，你知道我不愿意这样！”尽管我几次悄悄地离开房间，但希特勒始终保持克制。过了几小时，希特勒便返回他的住所去了。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的禁欲和毛泽东的纵欲，可以说是“独裁者两极”。当然，这也和两人年龄不同有关——希特勒死亡的时候56岁，毛泽东掌权的时候56岁。看看罗马的老加图的例子就可以知道什么是“老而无耻”——难怪毛泽东如此腐败。）

但是，格雷特尔还是不死心，仍然希望进一步密切与希特勒的关系。她始终认为，她能够使希特勒拜倒在她的脚下。她在柏林德国歌剧院上演的《叶卡特琳娜女皇》中饰演女主角，曾送给我一张身穿洛可可式服装的剧照，照片上面写着：“赠给我的第一位宫女：小廷（她是这样称呼我的）。”字既大又斜，且十分挺劲有力。

1938年除夕前她转给我一封信让我再转给希特勒。我并不了解这封由我转给希特勒的信的内容，但是格雷特尔肯定为得到希特勒做了进一步的努力。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希特勒上台之后从未与任何一位女演员过于密切地交往过，因为这样做风险太大。大家都想借他的光往上爬。他认为处在他的地位上保持谨慎是必要的。

还有一点，外界传说希特勒曾为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画过肖像。实际上希特勒在20年代就没再画回过水彩画，只画过一些建筑设计之类的草图。1932年，即所谓他为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画肖像的这年，他应人们的要求每天在不同的地点发表三次演说，他既没有时间也不再有兴趣作画。过去他画水彩画为的是挣钱谋生。自1919年起他就再也没有必要这样做，他已在国防军里当了教官。

（谢选骏指出：这显然是胡说——希特勒干的不是教官，而是特务，就像七十年后的普京那样。）

然后调到德雷克斯勒先生重新组建的党里当了观察员。自那时起，他的一生就奉献给了党和政治。

还要讲一点有关玛加蕾特·斯勒察克的情况。自1935年以来。我与她关系一直非常密切。如果希特勒为她画过肖像，我是不会不知道的。因为我们的往来非常频繁。所谓希特勒致玛加蕾特·斯勒察克的信纯属捏造。玛加蕾特·斯勒察克结过婚并离过婚，生过一个女儿。所有这一切希特勒是知道的。他不是没有教养的人，他怎么会称呼一位离了婚的女人为“斯勒察克小姐”呢。另外，他从来都称呼她“格雷特尔”或者“您”，而从未称呼她“恰佩尔”即“小笨蛋”。这是贬低人的。

我曾拜访过希特勒过去的一位女友阿达·克莱因。她在20年代也常到蒂尔施大街希特勒的住所去作客，也知道希特勒当时就已不再作画了。这位女士和我都认为，希特勒不作画，只是画一些建筑设计草图和风景速写画。有人企图捏造事实，真是厚颜无耻。

谢选骏指出：记忆显然并不可靠，“回忆录”大抵如此。

【爱娃·布劳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多数人不了解有关爱娃·布劳恩的情况。我是1933年夏天在上萨尔茨堡认识她的。她出生在慕尼黑一个职业教师的家庭里，曾在英国女子中学学习，后进入商业学校，毕业后在海因里希·霍夫曼的照相机行里当了一名售货员。尽管她看上去身体纤弱，谈黄头发，并且很腼腆，但她却有很强的毅力，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爱娃·布劳恩十分爱好体育运动，根会滑雪，“游泳也很出色，尤其迷恋跳舞，这是希特勒从来不干的。

1929年，希特勒在海因里希·霍夫曼那里认识了爱娃·布劳恩，她认为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的名字不断地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出门有人陪，并且还有一辆由专职司机驾驶的高级奔驰轿车。她的老板海因里希．霍夫曼揣测希特勒将前程似锦。

1931年9月在格莉·劳巴尔去世半年之后，希特勒的朋友们终于成功地使希特勒摆脱了冷漠心境。有一天，海因里希·霍夫曼带他去看电影，希特勒“纯属偶然地”坐到了爱娃·布劳恩旁边，格莉在世时，希特勒有时也请爱娃去吃冰激凌。希特勒后来时常碰见她，但并未把她放在心上。可是，爱娃·布劳恩却对她的朋友们说，希特勒已爱上了她，他们相处很融洽。

希特勒丝毫不了解布劳恩的意图，所以当海因里希·霍夫曼在1932年11月的一天告诉他，爱娃·布劳恩为了他试图自杀时，希特勒大吃一惊。霍夫曼出于其商业经营的考虑，对维护由他一手促成的这种关系是很有兴趣的。就这样，在瓦瑟堡大街海团里希·霍夫曼的家中，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进行了布劳恩自杀未遂后的第一次接触。

当时在场的马里翁·舍恩曼60年代曾向我讲起过这一骗局。她说：“在希特勒进入楼上的房间之前，埃纳故意把爱娃打扮成一副‘可怜的样子’。当希特勒看到走下楼来的爱娃‘脸色仍很苍白’时，预期的效果就算达到了。”

希特勒认为，他没有做任何导致她采取自杀行动的事。但是他考虑到，如果再次出现一宗年轻姑娘自杀的事，那么就会使他蒙上一层阴影，联系到他所承担的政治使命，他感到十分痛苦并且非常不安。这一点，爱娃以其女人的心计在格莉自杀之后已注意到。希特勒在受到敲诈之后，除了越来越关心爱娃·布劳恩外，别无他法。

自那以后，希特勒便开始将爱娃·布劳恩纳入了他的生活中并很注意她。从这时起，她成了上萨尔茨堡的常客，但她却不住在瓦亨费尔德的住宅，因为劳巴尔明显地厌恶她。希特勒先是在韦德梅耶大街上为爱娃·布劳恩租了一栋房子。几年后，又将慕尼黑瓦瑟堡大街12号那栋带花园的小房子送给了她。

希特勒同父界母的姐姐劳巴尔女士在山上料理家务，她不欢迎爱娃·布劳恩，而且从不隐讳这一点。她故意不理睬长着淡黄头发的爱娃，只称她“小姐”，而不呼其名。她从不隐瞒自己的看法，有一天她对戈林说：“与我弟弟比较，我羡慕你两点，第一，你有家内曼女士，第二，你有罗伯特。”戈林回答说：“必要的话，我可以把罗伯特交出去，但决不能交出宗内曼。”

爱娃·布劳恩自始至终对戈林和他的夫人埃米很反感。例如，埃米·戈林在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曾邀请贝格霍夫的所有夫人到她的乡间别墅去喝茶。此次邀请更主要的目的是试探一下爱娃·布劳思是否应邀。结果，希特勒不允许。除了爱娃·布劳恩和她的妹妹以外，其他所有的夫人，如勃兰特夫人、莫雷尔夫人和女秘书们都去了。

1935年在全国党代会上，各部部长和纳粹党区领袖的夫人们以及希特勒的姐姐和爱娃·布劳恩以及她的女朋友都坐在贵宾席上。劳巴尔女士发现爱娃举止显眼，就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她的弟弟，希望他抛弃爱娃·布劳恩。然而却适得其反。劳巴尔不得不离开贝格霍夫，因为说了爱娃·布劳恩的坏话而卷入了这一事端的其他所有的夫人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再也没有享受到瓦亨费尔德之家的热情款待。

如上所述，爱娃·布劳恩的第一次自杀对希特勒产生了长远的影响。爱娃·布劳恩以此达到了她成为山上的一个组成部分的目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希特勒觉得格莉的母亲再呆下去已不合适，所以他就利用劳巴尔夫人在全国党代会上策划反对爱娃·布劳恩——也许正合希特勒之意——为由，把她从贝格霍夫赶走了。

然而，约亨·冯·朗却自以为更了解内幕。他在1977年由德意志出版社出版的名为《秘书》一书中第122页上写道：“他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格拉·劳巴尔在慕尼黑和上萨尔茨堡多年为他料理家务。鲍曼改建完贝格霍夫之后，她被辞掉了。她已无能力料理类似于国家元首的这样一个大家。”对此他未做评论。

劳巴尔女士1936年离开山上以后，国情绪激动导致了心脏衰竭，便到巴特瑙海姆去疗养。此间，认识了德累斯顿大学的哈密茨施教授。1936年她同他结了婚，此后就很少再见到她的弟弟了。只有在正式庆贺他的生日时才有机会一见到他。但是，她必须像陌生人一样先在皇家饭店里等候，然后由一位副官把她带到总理府去见弟弟。

从那时起爱娃·布劳恩的地位日趋巩固，这点在瓦亨费尔德之家表现得尤其明显，然而在公开场合她还不能抛头露面。1936年夏天，瓦亨费尔德之家改造成“贝格霍夫”后，她住进了楼上二层紧靠希特勒卧室的一个套间。另外还为她的妹妹和经常与她往来的女朋友准备了客房。她只关心她的兄弟姐妹和女朋友，但是如果你尊重她，她也会感激你。她与夫人们的友谊是很不稳定的，大多都不会持续很长时间。对于政治，她像所有在希特勒身边的夫人们一样，一窍不通。夫人们在场的时候，希特勒回避谈及任何正在进行或者策划中的行动。人们经常听到爱娃·布劳恩抱怨：“我什么都不知道，对我一切都保密！”

在评论问题时，尤其是在评论艺术家时，她很不客观，如果她不喜欢一个演员的长相，哪怕这个演员表演再好也无济于事。

爱娃每天要更换几次衣服，要理一次发，她总是给人以非常整洁的印象。她把用过何种衣料做成的衣服都记在“帐上”。她有两条苏格兰猛，一条名叫“施塔希”，一条名叫“内古斯”，她每天都要带它们出去散步。另外，她很喜欢体育运动，经常锻炼。她还有一只红腹灰雀，她教给它唱一支曲子，然后它就张着小尖嘴巴不停地鸣叫。爱娃爱听唱片，尤其喜欢听米密·托马悲剧格调的音乐。例如“我愿伴陪你”。她喜欢阅读杂志和侦探小说，并非常爱着最新上演的影片。这些爱好使得她的时间全部被利用起来了。

所有的出版物都说爱娃·布劳恩是希特勒的“女管家”，并说她把贝格霍夫管理得很出色，这种说法毫无根据（如皮克尔所著、第三次再版的《希特勒秘密谈话录》一书第228页）。劳巴尔女士离开后，负责管理家务的是恩德雷斯女士，接着先是德林夫妇，后来是米特尔施特拉瑟夫妇。爱娃·布劳恩是不能在大型招待会上抛头露面的，一有这种活动，柏林元首住所里的管家卡内贝格和他的夫人弗雷达总要前往，以便熟练地做出一切必耍的安排。

赫尔曼·费格莱因首次到贝格霍夫办事时，他与马里翁·舍恩曼聊过天，他问她：“他怎样才能使布劳恩同他共进午餐。”他是1944年初与希姆莱一起到山上去的。马里约将费格莱因介绍给了爱娃·布劳恩，这样促成了她邀请费格莱因吃了一顿午餐。

在费格莱因离开贝格霍夫之后，爱娃·布劳恩私下告诉马里翁·舍恩曼：“……费格莱因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爱娃还说：“几年前首长说过，如果有朝一日我爱上了另一个男人，我只要告诉他一声，他就放我走！”她告诉马里翁：“如果我在10年前认识了费格莱因，我就请求首长放我走！”当然这个问题也有另外的解决办法。

爱娃·布劳思曾在希特勒身边工作的人中为她妹妹物色丈夫，曾向几个男人（如赫维尔大使、达尔格斯副官、瓦格纳部长）进行过试探，但都失败了，现在她又想让赫尔曼·费格莱因与她妹妹格雷特尔结婚。费格莱因是有名的风流男子，格雷特尔·布劳思照今天的说法则富有性感。费格莱因也想，若能与希特勒成了连襟，倒也不错。就这样他们结了婚。1944年6月在上萨尔茨堡和凯尔施泰因的茶馆分别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和欢庆活动。爱娃说：“愿这次婚礼办得像我自己的婚礼那样好！”事实上的确也是如此。

爱娃曾对我讲过，她很感谢费格莱因，她说：“我非常感谢费格莱因与我妹妹结婚。现在我是谁，我是费格莱因的大姨子！”她显然对自己命里注定不能被明媒也娶感到痛苦。正式场合她从来不能露面。但是现在她却成了费格莱因的大姨子，有了存在于希特勒身边的理由。另外，她的意中男人离她也更近了。

1945年2月，爱娃不顾希特勒的劝阻来到柏林总理府，住进了紧靠希特勒卧室的套间之后，提出要听音乐。但她的房间里却没有组合音响。于是我就将放在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里我的那一套音响提供给了她。在希特勒与别人谈话的时候，我们就在爱娃的房间里放唱片，喝香槟酒并且与下了班的军官们跳舞。赫尔曼·费格莱因常常呆在这圈子里与爱娃·布劳恩跳舞。

有一个场面至今我还记忆犹新。跳舞结束后，费格莱因把爱娃的两只胳膊抬至胸部的高度。当她的两只胳膊完全搭在他的胳膊上时，两个人对视着，眼睛里充满了柔情和眷恋。很显然。爱娃感到她非常强烈地被费格莱因吸引了。

我认为，她对他的感情已经超越了大姨子与妹夫的关系，但是我也认为，他们之间并未发生过什么事。在她来到柏林时，她告诉我：“我来到这里，为的是感谢首长为我的生活带来一切美好的东西！”我觉得她并没有动摇与首长的关系。这样，她和费格莱因不得不控制他们相互之间的极强烈的感情。真是悲剧！因为无论从相貌、年龄还是性格角度讲，他们都像是天生的一对。

当费格莱因1945年逃离总理府后，他给爱娃打了个电话，要她离开总理府，到他那儿去，这进一步证实了我的揣测和观察。

外界传言，当时费格莱因在布赖普特伊大街他的住所里正与另外一个女人呆在一起，对此爱娃·布劳恩将做何感想呢？她决定与希特勒共存亡，无疑这样做给她减少了许多麻烦，况且后来的事实是费格莱因已不在人世。希特勒命令把他枪毙了。在末日即将来临的时刻，她是那样的镇静，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钦佩的。

谢选骏指出：看来本书作者也就是希特勒这位前任女秘书，很不喜欢希特勒爱上别的女人。她是吃醋呢，还是想暗示她自己和希特勒也有一腿？当然，她也说了，只有性爱，没有性交。

【上萨尔茨堡】

被其父称作“毛里茨”的毛里蒂亚·迈尔于1877年买下了一座庄园和凯尔施泰因周围连同山上的牧场在内的封地。在这块封地上她建起了上萨尔茨堡山的第一批膳宿公寓，取名“毛里茨膳宿公窝”，在她的管理下，这里渐渐成了人们向往的旅游和疗养胜地。有钱人从市里络绎不绝地来到上萨尔茨堡，购买古老农庄或是在那里建造房屋。例如，枢密顾问卡尔·冯·林德教授买下了一块苗圃并且铺设了一条通向霍赫伦策尔的公路，这条公路后来就取名冯·林德教授路。来自柏林钢琴制造厂的老板只希施泰因建造了一座房子，儿科医生赛茨大夫建造了一座儿童疗养院，来自布克斯特胡德的商务顾问温特尔建造了一座坚固的城堡。

20年代，阿道夫·希特勒、赫尔曼·埃塞尔和克里斯蒂安·韦伯常常到上萨尔茨堡来，因为迪特里希·埃卡特住在这里。通过克里斯蒂安·韦伯，希特勒首次来到了上萨尔茨堡。希特勒在喝茶时详细谈到过这一点。迪特里希·埃卡特后来把希特勒介绍给居住在那里的一些人，如贝希施泰因夫人，在她的帮助下，希特勒得到了租金为100马克的瓦事费尔德之家，这是他自己对我们讲的。

由于希特勒十分欣赏上萨尔茨堡的风景，所以就把“瓦亨费尔德之家”从布克斯特胡德的温特尔女士那里租了下来。起初，这栋房子是以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格拉·劳巴尔的名义租的。1927年以后，租用人的名字就改成了他自己，1934年他便买下了温特尔女士的这笔遗产。

1933年8月，我被出乎意外地传唤到上萨尔茨堡。那时我刚刚到联络处工作。人们打电话命令我到上萨尔茨堡去。下午我来到了“瓦亨费尔德之家”，受到了劳巴尔女士的欢迎。劳巴尔女士已丧夫，她比希特勒大六岁。她的丈夫曾是一名财政官员，他们共生过三个孩子：弗里德尔、格莉和一个曾在林茨当过教员的儿子。劳巴尔女士为希特勒操持家务。她很能干，精力充沛，绝对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女士，尽管她有时情绪激动起来甚至可以在吃饭时用拳头敲打桌子。她的形象给人以威严感，她不仅对内勤人员要求严格，而且还管她弟弟，她自以为这是她份内的事，然而希特勒却并不怎么喜欢她这样做。

劳巴尔女士激动地向我讲述了她弟弟和他的参谋班子的几位先生和女士进行过的一次汽车郊游。本来此事早已过去，但她却一直挂在心上，只怕他们出点什么事。当我向她详细述说了这件事之后，她非常高兴，因为一块心病总算去除了。她热心地带我参观了小巧的巴伐利亚乡间别墅内的平房，房顶全是用木板铺成的。别墅周围的木制阳台上摆放着正在盛开的光彩夺目的天竺葵。

屋内的陈设是典型的巴伐利亚式的。一个上面装饰着农民画的绿柜子、一个五斗柜和几把乡下式样的凳子。窗户左边的拐角座架上分散地摆着一架给人以舒适感的座钟和一位拿着金丝鸟的农民和一名摩尔舞舞蹈演员。然而，那许许多多的手工艺品则丝毫没有巴伐利亚的特点。绣着四字和各种颜色的山花图案的枕巾和被子摆得到处都是，这些都是希特勒的追随者们送给他的礼品。劳巴尔女士不忍心让这些虽不怎么美观但却凝聚着热爱和同情的手工艺品随随便便被搁置一旁。但是在劳巴尔女士子1936年离开了瓦亨费尔德之家、该建筑经过改建和扩建之后，就再也没人管理这些东西。

她带我参观了位于“农民间”上面的玻璃房，这个房间连同车库和平台都是由慕尼黑的建筑师诺伊迈尔设计的。她告诉我，玻璃房里是用餐的地方。在我逗留期间，我才发现劳巴尔女士是一位相当细心的家庭主妇和出色的厨师。直到那时，我才知道苹果炸饼是一种真正的美味佳肴。

参观完玻璃房之后她又带我到了平台上，让我观赏一下贝希特斯加登的风光，它的左侧延伸到远方的山谷里，右侧是萨尔茨堡的大片田野，环绕在左右两侧的瓦茨曼山峰，鳞次栉比，和那大片的石林及山下的古老建筑交织成为一幅美丽迷人的图画。整洁的道路连接着平台和房子左侧的草坪，在南面山坡上过去曾是一个石头公园，园内的小路纵

北面悬崖峭壁的脚下有一堵通往山坡的扶墙，里面是一座又长又矮的木制建筑，经过大自然的冲刷，它已变了颜色，房前是一条延伸的木制长廊，整个建筑给人以轻松舒适的感觉。在被圆形的柱子隔断开的带栏杆的阳台上面，长满了盛开的红色天竺葵，在南面那种深沉的山区景观的衬托之下，它们显得那么迷人，那么富有生命力。

这幢木制平房在瓦亨费尔德之家右侧，共有五个房间，一间十分简陋的办公室，几间客房和一间供元首护卫队使用的大卧室。后来，有两间房改作牙科医生布拉施克的医疗室。1933年夏天我第一次被召到山上来时，所有的客人都住在附近上萨尔茨堡的膳宿公寓里。

这座长方形的木结构的房子左侧是所谓的副官房，正面狭窄的楼梯与两个小房间相通，这里就是值班副官们的卧室和办公室，还带一个浴室。电话总机设在底层。

太阳落山时，我和劳巴尔女士站在平台上，望着通向房子这边的道路，等待着人们郊游归来。玻璃房内发出了轻轻的声音。身着民族服装的女佣人正在准备晚餐。这时几辆车向山上开来。霎时间小房子里充满了归来的人们的声音，不一会希特勒与所有的来宾都聚集在玻璃房里。

劳巴尔女士和她弟弟分坐在桌子的两端，来宾们随便坐。

来这里就餐的有希特勒的摄影师海团里希·霍夫曼和夫人埃纳女士，多年跟随他的司机、党卫军分队长尤里乌斯·施雷克和他的女朋友，国家新闻局长奥托。迪特里希博士和夫人，尤里乌斯·绍布、爱娃·布劳恩和安妮·雷博恩。

人们当时称安妮·雷博恩为“小雷”，有关她的情况我还想讲一下。她在1924年曾荣获德国游泳冠军。当那些与希特勒在兰德贝格一起坐过牢的追随者们看到《柏林画报》的封面刊出她的照片时，精神振奋，希特勒的司机还写信向安妮·雷博恩表示祝贺。后来他们又在外面见过一次面，这次希特勒也在场。1925年圣诞节时，希特勒曾把他的精装本著作《我的奋斗》一书赠给她，并且还题了词：“安妮·雷博恩小姐，谨致真诚的敬意。”同时，他向她表示，如果她来巴伐利亚，一定要到他那儿去。她的确这样做了。

1933年7月，她与未婚夫卡尔·勃兰特大夫驾驶着他们那辆小型红色奔驰汽车在德国旅行途中，到过希特勒那里。希特勒邀请他们两位到山上，作为他的客人把他们安排在一家膳衡公寓里住了几天。晚饭和午饭都聚在瓦事费尔德之家吃。

有一天下午电话总机传来了坏消息，首席副宫布吕克纳和他的女友索非·施托克在赖特出了车祸，他身受重伤，被送进特劳思施泰因医院。起因是威廉·布吕克纳驾驶着汽车睡着了，而后撞到了一堆木头上。万幸的是，卡尔·勃兰特大夫正好在场，车祸一发生，他便镇静而又细心地采取了措施，为抢救受伤的人他进行了一切必要的努力，并且在伤员被送进特劳恩施泰因医院之后他又亲自为他们动手术。

布吕克纳的女友只左臂部有点骨折，而布吕克纳自己则负了重伤（颅骨骨折）并且还失去了一只眼睛。戈林也参加了这次旅行，他对这位年轻医生的沉着颇有好感，以至于他主动地说：“假如我需要动手术，那就非得请勃兰特大夫不可！”

迄今为止，希特勒外出旅行从未带过医生。此事一出，突然显得这样做特别重要。所以，当希特勒问这位受欢迎的年轻医生是否愿到他的参谋班子里来当保健医生时，人们对此并不感到意外。这个提议无疑是有吸引力的，勃兰特便同意了。不久他就娶了安妮·雷博恩，希特勒和戈林作为证婚人参加了他们的婚礼。

人们都称赞勃兰特大夫手巧。勃兰特具有希腊人的开朗，是一位具有帕拉策尔苏斯精神的医生：他将生命的最后一刻都献给了他的职业，他以一种超然的态度把握着人生，同时又顺应着人生，以至于他的精神锤炼到这样的高度；能够驾驭他那曾两度被判处死刑的糟糕的命运。

勃兰特成了希特勒的陪同医生，他常被称为“元首的医生”，但这是不准确的，因为他只做外科手术。从这时起，如果不外出旅行，他就在柏林齐格尔大街大学医院外科工作。外科医生韦尔纳·哈泽和冯·哈塞尔巴赫也在那里工作。后来，这两位大夫有时也代表卡尔·勃兰特大夫作为保健医生陪同希特勒旅行或住在山上。

这一时期，希特勒还与他的来宾们进行短程的徒步郊游。人们从驻地走到“霍赫伦策尔”，到达目的地后，人们坐在小房子前的板凳上边晒太阳，边遥望着远方那交相辉映的柯尼希湖的美景。在霍赫伦策尔的旁边，可以买到一种非常新鲜的冷酸牛奶，装在棕色的碗里用匙吃。这种酸奶好吃极了。在它凝固之前不要动它，这样才能形成黄色奶层，不至于出现泡泡。由霍赫伦策尔再往前走就是沙里茨凯尔、弗德布兰德，就走到这里为止。散步时希特勒常穿一件浅灰色茄克衫。后来，这样的徒步郊游就不再搞了。只是吃过午饭后到克普夫勒茶馆去喝茶。

那时希特勒总是在山上过圣诞节。在他的外甥女格莉去世后，过圣诞节对他来讲是一种痛苦，对我们也不是好事情。尽管他允许人们在大厅的角落摆上圣诞树，但却不唱圣诞歌曲。

与此相反，新年却是按照旧风俗来过。饭菜很讲究，甚至还可以喝到香槟酒。午夜钟声一响，希特勒便拿起他的香槟酒杯与客人们碰杯祝贺新年到来。每喝一口他都要皱一下眉头。他怎么也不能理解，“一个人为什么对酒水发生了兴趣”。然后希特勒与来宾们一起来到平台上，观赏贝希特斯加登人燃放炮竹。接着希特勒在所有来宾的坐位卡上签上他的名字，最后是在壁炉前合影留念。

谢选骏指出：作者很怀念这种群魔乱舞的日子，可是希特勒不愿浪费时间，否则也可以像格鲁吉亚公狗斯大林那样多活几年。毕竟希特勒还比他还年轻11岁。

【贝格霍夫】

1936年希特勒在改建（实际是扩建）瓦亨费尔德之家之前，首先改造了自贝希特斯加登至上萨尔茨堡的陡峭的道路。过去冬天结冰以后，汽车走在上面十分危险。希特勒打算在路面之下铺设供暖设施。

在改建过程中，这座小小的瓦亨费尔德之家并没有被触及，根据希特勒的愿望，它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在希特勒与来自位于泰根湖畔的格蒙德的设计师德加诺制定出设计方案之后。1936年3月便开始了“贝格霍夫”的建设工程。在这座古老的房子里，“农民间”里只打通了一堵墙，修建了一个半圆形的门，穿过这个门可直接进入连接在一起的新楼大厅。二层的门通向希特勒的房间和爱娃·布劳恩的房间，以及管家和其他服务人员的房间。瓦亨费尔德之家阁楼里有两个房间是供我们使用的（秘书室）。小房间是浅蓝色的，大房间是红色的并有一个阳台。

在瓦亨费尔德之家，宽敞的半圆形门上挂着沉重的深红色门帘，打开门帘是通向大厅的几级木制台阶。大厅内的陈设明显带有特罗斯特教授女士的特征。她是希特勒非常赏识的特罗斯特教授的夫人。正当希特勒布置他的慕尼黑住所时，布鲁克曼夫人带他到慕尼黑联合工厂，参观由建筑师特罗斯特设计的家具。希特勒马上看中了这种风格素雅的家具。特罗斯特借此机会还让他看了由他设计、但未得到审查委员会通过的重建被烧毁的慕尼黑玻璃宫的设计方案。希特勒很欣赏这些方案，后来让人根据这些方案建造了“德意志艺术之家”。特罗斯特还设计了“褐色大厦”和“元首大厦”。希特勒授予他教授头衔，在他去世以后，这一头衔转授给了他的夫人。

特罗斯特夫人是室内装饰建筑师，并且部分地继承了她已故丈夫的工作。根据希特勒的吩咐，她设计了织花壁毯、室内摆设，还设计了任命戈林为帝国元帅的证书和元帅权杖。特罗斯特教授和海因里希·霍夫曼带领希特勒参观过将在德国艺术之家展出的图片和雕像。她是一位知识渊博、落落大方和非常热情的女子。

瓦亨费尔德之家过去的农民间改作了客厅。这是贝格霍夫最舒适的地方，厅内有一个常常令人惊叹的绿色壁炉，在这里，人不多的时候还可以打破禁烟规定吸一吸烟。因此，这是个很受欢迎的房间。布吕克纳的女友索非·施托克很有艺术天才，她在瓷砖上生动地绘制了反映贝格霍夫生活的各种各样的图案。

楼内，特别是大厅里的温度总是低的，雨雾天气尤其如此。所以人们，尤其是女宾们喜欢坐在厅内温暖的瓷砖壁炉周围的板凳上。另外，人们还喜欢在窗户右边已不太引人注目的书橱基座上就坐，书橱内摆放着迈耶的百科词典等，谈话中出现有争议的问题时，希特勒经常查阅。倘若客人当中就某个问题的具体细节，如河流的长度、一个城市的居民人数等问题出现意见分歧时，常常要借助于百科词典。希特勒也经常被许多问题难住，为求得准确的答案，他要查阅两种不同版本的百科词典。

尽管书橱基座旁的坐位极不舒适，但每个人都还想有个坐位。书橱紧挨着窗户下面的那个凳子，这是希特勒惯常坐的位置。

当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告辞回到楼上去之后，其他客人仍然聚在这里，还想在就寝之前再喝上一杯香槟酒。在所谓“正式的壁炉聚会”结束之后，人们还要轻松一下，因为同希特勒在一起时，大家感到不自由，不像坐在有垫子的木凳上、手臂撑着桌子那样自在、随便。希特勒一走，这里的声音常常要高几倍，尤其当绍布和霍夫曼这两位好辩者争吵起来时更是如此。

经过改建，人们可以从书橱旁边的门走出来，穿过过去的玻璃房，即现在的“冬园”，直接上平台。天气好时，客人们饭前都聚在这里（天不好时在客厅里）等候希特勒。爱娃·布劳恩一般都是最后一个到达。每当希特勒到后，他总要先吻一下包括女秘书在内的所有女士的手以示问候。如果客人们到齐了，身穿黑裤子白上衣的仆人就对希特勒说：“我的元首，一切准备就绪，请您领某某夫人就坐。”然后希特勒便向这位夫人伸出胳膊，带她入席。尾随其后的总是马丁·鲍曼带着爱娃·布劳恩，其他客人随便跟在他们后

客人们缓缓进入宽阔的过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那令人赞叹的大型圆柱支撑着的漂亮拱顶，穿过这个厅，便可看到用纹理清晰的松木制成的宽敞楼梯，从这里上楼，东边即是餐厅。餐厅的两扇大门两侧站着两个个人。长方形的餐桌两旁摆着可供24个人坐的带扶手的红皮椅子。

餐厅正面的尽头是一个半圆形的小厅。天气不好时，习惯早起的人就在这里坐在圆桌旁随意地就餐。但大多数人还是在自己的房间里吃早饭。如果天好，大家就在平台上吃早饭。白色的细瓷器上是手工绘制的阿尔卑斯山山花，如龙胆花、杜鹃花和欧洲构兰。

如果中午或者晚上餐厅里的大桌子不够用，人们就在隔壁再摆上一张“小桌子”，主要是供副官们使用。餐桌的附近，有一个备餐台，台面是用手工画的瓷砖镶嵌成反映贝格霍夫生活的图案。例如，有一块瓷砖上的图案是这样的：恩德雷斯女士端着一碗盛满肉丸的碗。恩德雷斯女士在劳巴尔女士离开贝格霍夫后曾短期为希特勒操持过家务。在这个大厅的右侧矗立着一个带玻璃门的陈列柜，里面摆放着精美的瓷器，这是维尼弗里德，瓦格纳送给希特勒的礼物，以及手工画的瓷盘和瓷碗。

希特勒总是坐在餐桌的中间，面对窗户正面，眺望着远方的群山。坐在他右首的女士每餐轮换一次，女秘书也包括在轮换的范围以内，但坐在他左首的始终是爱娃·布劳恩和马丁·鲍曼。坐在希特勒对面的是主宾。

希特勒很讲究餐桌的布置，要求精美地摆放鲜花。一他认为，餐桌上装饰美丽的鲜花本是一件自然的事情。装饰所需的鲜花都是柏林和慕尼黑的第一流花店提供的。举行国宴时，餐桌上布置得非常漂亮。当你看到用小桃树、长柄玫瑰、稀有兰科和马桑以及其它珍贵花木把房间装扮成花的世界时，就会得出这样物结论：用于装饰的费用远远超过饭菜本身的价格。所以这总是人们议论的话题之一。

瓷器都是根据希特勒的设计制造的。盘子的中间是烫金的国徽和展翅的老鹰，左右两侧是用拉丁体写成的希特勒姓名的第一个字母“A”和“H”。银餐具也是按照希特勒的设计制造的。餐具的中间也有老鹰，左右两侧为拉丁体的“A”和“H”。

饭菜本身都属于家常便饭。一般有扬、肉、菜、色拉和甜食·希特勒的家被管理得井井有条，好像一家经营有素的餐馆。马丁·鲍曼在山上建造了一个温室，这里每天都可以提供新鲜蔬菜。牛奶、鸡蛋、红醋栗和黑茶槽子汁以及葡萄和苹果汁，都是从农场运来的。蜂蜜是由上萨尔茨堡林区和克尔施泰因的蜜蜂场分别提供的。当希特勒认识到啤酒花有镇静作用时，后来他也喝专门为他酿制的啤酒。

30年代初期，希特勒最爱吃的菜是白豆、豌豆和扁豆、蔬菜和色拉拼盘。战争期间，自从有了营养师专问为他做饭之后，他的膳食才改成了比歇尔一本纳特种饮食。

希特勒对肉很反感，据尤里乌斯·绍布讲，在他外甥女格莉死后，他变成了一名素食主义者，他深信吃肉会使人无力。他还以马、一公牛和大象为例，说这三种食草动物都有很大的气力和耐力，“与此相反，狗作为典型的食肉动物，稍一出力便把舌头搭拉出来。”他认为，肉是一种无生命力的腐烂的东西。另外他也不喜欢屠宰场里宰杀动物时使用的那种残忍的作法。

有一次他同阿达·克莱因谈起过这方面的事情。当我提到希特勒就食肉动物发表的议论时，他想起了发生在1926年的一件事。在复活节的一个下午，阿达·克莱因与希特勒一起到园丁广场剧院观看吉卜赛男爵的演出。演出结束之后，他们来到坐落在蒂尔施大街对面马克西米利安大街上希特勒经常光顾的地方——维多利亚咖啡馆（今称罗马饭店）吃饭。

希特勒为自己订的是幼鹿肝。服务员给他端上来很大一块。希特勒问：“这是一只动鹿的肝吗？”“不是，”服务员答道，“是两只鹿的。”希特勒对阿达说：“人真是一种凶恶的猛兽。为了使贪吃之徒过口瘾，两只无辜的动物又得献出生命。我相信，总有一天我将成为素食主义者。”

格莉死后，他真的成了素食主义者，并且不厌其烦地常常在吃饭的时候谈到屠宰动物的野蛮作法。每当他谈起这些时，爱娃·布劳恩就恳切地向他使眼色，让他不要再谈下去，因为这样做会影响客人的食欲，然而他却误认为布劳恩这样做是表示赞同他的看法。

与此相反，每当他谈到他的食品，即素食是怎么得来时，便陶醉在诗一般的意境之中。他说，你看那田野里的农民，迈着缓慢的大步，大幅度地摆动着手臂向地里撒种子。撒下的种子在地里发芽、出土、发育成长，以至于形成波浪滚滚的绿色海洋，在太阳的光照下又慢慢变成金黄色。“仅仅这番情景就足以使人回到为人类提供了过分丰富成果的大自然中去。”说完之后他总要声明，他无意迫使别人采用他的饮食习惯，否则最终可能会导致没有人再接受他的邀请。

他经常回忆起他年轻时爱吃的菜。例如他母亲有时为他做的面团加酸模酱。经常应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的邀请到贝格霍夫作客的地道的维也纳人马里奥·舍恩曼，有一次轻率地表示愿为希特勒做这道菜。第二天，她围着白色围裙，在贝格霍夫厨房里大张旗鼓，兴师动众，把一切搞得乱七八糟。结果做出的面闭硬得像石头，根本不能吃。爱跟老乡逗着玩的希特勒，于是开了一个玩笑，把这位吹嘘自己烹饪艺术如何高超的人戏弄了一番。她在多瑙河畔梅尔克市附近拥有一座城堡，希特勒说：“你可以用面团当炮弹来保卫你那座由塔楼防卫的城堡。”几年以后，希特勒还不断谈起舍恩曼没做成功的面团。

宴会结束后，他总是先吻一下爱娃·布劳恩的手，然后再吻女主宾的手。席间，爱娃很少与别人聊天，至少在最初的几年里是这样。后来，当她变得自信一些了的时候，她也视情绪好坏与别人聊聊天。如果希特勒在用完餐之后，还继续谈论他喜欢的话题，而不宜布宴会结束，这时她就很不高兴。她从不隐讳她的烦躁情绪。在她对希特勒可以施加影响的战争年代，她甚至敢于向他表示不满或者大声询问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就毫不犹豫地停止他的谈话，宣布宴会结束。

战争爆发以前，希特勒在上萨尔茨堡吃完午饭总要散步去克鲁弗勒的“小茶馆”，他身穿一件又长又大的不顺眼的揭黄色风衣，头戴一顶极不协调的帽子，打着一把用来遮住他那双敏感眼睛的大伞。所有的摄影师都怕他来这手儿，因为这样他们只能照到他脸的下半部。

遇到这种情况，十分注重仪表的爱娃·布劳恩总要责备他几句，然而希特勒却并不理会。只是在她反复地批评希特勒认为不应该批评的事情时，他的脸上才表现出一些不满。有一次，爱娃批评他走路时肩膀向前晃得厉害。他满不在乎地说：“这是压在我身上的沉重的优点！”

战争期间，他在散步时喜欢穿一件黑色斗篷。他穿过农场旁边的草地沿着整洁的石子路走着，他右手拄着一根拐杖，左手牵着他那爱不释手的漂亮警犬。散步时他总爱与他的伙伴闲聊。这个伙伴主要是这一天刚刚新来的客人。

经过半小时愉快的散步之后，来到“小茶馆”，这个建筑是1937年由菲克教授设计建成的，外形是一座不太高的尖顶亭阁。希特勒站在装有护栏的凸石上，两只手拄着拐杖，眺望贝希特斯加登和萨尔茨堡的风光。施佩尔说希特勒不会欣赏风景的美，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希特勒每次都站在凸石上等待，直到客人全部到齐同他一道观赏萨尔茨堡的风景为止。

只有在客人都到了这个眺望处，且观赏了一会儿美景之后，希特勒才领客人们进入茶馆。先在前厅里脱掉外衣，然后在铺有大理石地面的壁炉间里。在安排就绪的圆桌旁边的印花沙发椅上就坐。

透过茶馆南面又高又窄的窗户，可望见远方的群山。房子北面的墙上、壁炉的上方悬挂着一面镶金边的镜子。镜子里映照出水晶玻璃的皇冠烛台和插着黄蜡烛的壁灯。我从未见人使用过这个壁炉。作为热能的来源它实际上是多余的。因为在红色大理石板底下装有地下取暖设备。

克普弗勒这个小茶馆成了人们每天光顾的地方，而克尔施泰因山上的茶馆则很少有人去。它坐落在海拔2000米高处，空气稀薄，希特勒感到不舒服。对他来说，山顶上的这栋房子只不过是用来使外国元首愉快的珍品。

有时他非常自豪地谈到，仅仅这条紧靠着山坡修成的通向克尔施泰因的公路就足以令游人神往。山中开掘的隧道连同那令人赞叹不已的黄铜缆车和贝希特斯加登地区雄伟的群山都给游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尔施泰因的建筑是马丁·鲍曼的杰作，这个建筑和农场都是在他的倡导下搞成的。

在这个小茶馆里客人们大多都喝茶或咖啡，而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则选择了吃马克力。蛋糕的品种繁多，很吊胃口。然而希特勒却不管别人，总是要他喜欢的苹果蛋糕：下面只有一层薄薄的含热量低的面粉，上面放的全是苹果片。后来，茶馆里还增加了法国白兰地和利口酒。

体重多了几公斤对希特勒来说不是一件个人的事，而是一个政治事件。体重的增加往往是由于腹部和腰部以下发胖所致，而这将使他难以系好上衣中间的纽扣。所以，一旦他发现体重增加了，特别是在党代会召开前夕，他就立即放弃所有的甜食，只吃很少一点东西。

每当希特勒要采取减肥行动，总要提前宣布：“我不能再吃这么多，我发胖了，必须减下来！”通过节制饮食，他很快就能取得预期的效果，他非常得意地说：“好啦，现在我又恢复了原来的体重，我在过去的14天里减了7公斤重量！”他减肥并非出于虚荣，而是出于一种良知，如果一个演说家营养过剩，人民对他就不会有什么好印象。一想到别人会借机取笑他，他就非减肥不可。尽管戈林的身材也很肥胖，但他不在乎，他还是该吃多少就吃多少，莫雷尔教授同样如此。

由于怕招致别人的取笑，所以在他接管政权之后，他再也不穿着皮裤子，即“紧身节日服”或浴衣抛头露面。他认为这类服装对于国家元首来说是不屑考虑的。

在茶馆里，希特勒喜欢听快活的故事。所以他特别欢迎能够满足他这一需要的人在场。人们爱听的故事有：例如用汉堡方言讲述的《小艾尔纳》系列故事和《博比伯爵笑话》等。当着他的面是不能讲下流笑话的，每当有这种情况出现，他的眼睛里便放射出责备的目光，告诫讲得津津有味的人要收敛。

给他讲述刺激性的故事倒还可以。例如博比伯爵怀着悔恨的心情告诉了他的朋友一桩由于一时疏忽而犯的错误，说最近他被一名女舞蹈演员请到其住所，他们先喝了茶，然后又一起洗了澡，他与那个女人是不是干了些什么勾当，这个念头一直令他不安。类似这样的故事他还是可以接受的。在座的人也经常相互嘲弄。例如我记得戈塔尔博士和迪特里希博士有过一次谈话。迪特里希博士说，在浴盆里他的思路最敏捷，对此戈培尔博士说：“那你就应该多洗澡，迪特里希博士！”有时希特勒乐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新到贝格霍夫的客人，自然被马上邀到茶馆，他们非常高兴能得到这种特殊的待遇。他们的到来使谈话充满了热烈的气氛，否则就总是那么一伙人长时间在一起侃个没完没了，都厌烦了，即使希特勒由于过度疲劳在轮椅上睡着了，人们也还得继续侃下去。一旦话音停止，他马上就醒。

如果希特勒发现在茶馆里的大圆桌旁有人头挨头窃窃私语，或手里拿着文件、画报或其它类似的东西指指点点，他便来了神。他恨不得马上知道他们在谈些什么，就问：“有什么新情况吗？”他这种好奇心理不时被聪明的客人巧妙地利用。用这种办法使他讲出他平时不轻易讲的事情。

例如希拉赫夫妇喜欢随身携带美国杂志。有一次杂志上刊登了一些从事军事工业的美国妇女的照片，还有一张美国妇女站在赫林根湖里相互打着玩的照片。希特勒对此进行嘲笑，认为这类照片特别是后面那张令人恶心。

当我们还没有离开茶馆的时候，爱娃·布劳恩就打发仆人前去查看柏林的宣传部运来了哪些新影片。如果希特勒不在大厅里开会，爱娃·布劳恩搭车（车内有副官、仆人和她的狗布隆迪）返回贝格霍夫之后就安排放电影，电影结束后，客人们便回房换衣服，准备吃晚饭。

像吃午饭时一样，客人们还是聚在客厅里。人们要么围坐在温暖的瓷砖壁炉旁，要么围坐在正方形的大桌子旁。一盏吊灯散发着和煦的光，给人以舒适感。大家在等着希特勒。此时他不是在二楼办公室里就是在隔壁的大厅里与人谈话。谈话总是放在首位。所以，大多数情况晚饭的时间要大大推迟。

希特勒一进入客厅，还要重复午饭开始时的那一套。仆人照例向希特勒报告饭菜已备全，领哪位夫人人席等等。

晚上的气氛更加轻松，谈话更加无拘无束。女士们的穿着也更加讲究，并且都要化妆。爱娃·布劳恩的妹妹习惯把口红抹得很浓，希特勒便借题发挥，经常一而再、再而三地讲述用巴黎的废水制造口红的故事。每次爱娃·布劳恩都皱起鼻子，无可奈何地求他：“唉，得了，还是不要讲了吧！”巴黎废水的故事是希特勒特别爱开的玩笑，所以他经常重复。

1926年阿达·克莱因和她的一位朋友到音乐厅广场去，走到慕尼黑德维希大街时偶然碰上了希特勒，他便跟她们一起去了。当一位化妆得十分妖艳的女士坐着敞篷汽车路过时，希特勒说：“现在我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男子生胃病。他们接吻时把口红都吃进去了！”

也还有下面这种情形：希特勒从摆在他面前桌子上的花束上摘下一朵非常漂亮的花，送给一位女士。他希望这位女士把它插在头上或衣服上。有时他还另搞一朵花送给同一位女士，因为按照他的审美观，这种打扮对这位女士更为适宜。

希特勒早年就喜欢向女人献媚。阿达·克莱因还记得，1933年人们在褐色大厦为欢度复活节在桌上装饰了埃卡德小房子，希特勒将小房子里的一只黄色的棉花小鸡取了出来，然后抓住阿达的一只手，将它张开，轻轻地把小鸡塞了进去，再把手合上。

晚上，人们常常要在桌旁多坐一会儿。饭后，如果希特勒还要在大厅里与别人谈话，人们就在九柱戏球场放电影或玩球。但这种情况很少，因为球滚动的声音对大厅的干扰太大。

这样，我们宁愿坐在客厅里等候希特勒结束他的谈话。大厅内谈话的声音很低，因为大厅与客厅之间只隔着一层丝绒门帘。谈话一结束，仆人拉开门帘，希特勒走了出来。一般情况下，他都问：“还想在壁炉旁坐会儿吗？”这便是在壁炉旁度过整个晚上的开始。

客人们从客厅里出来，向下走五个台阶进入希特勒喜欢的大厅。这个厅很高，近200平方米大。地上铺着草莓色的毡子。走上三个大理石阶梯便是壁炉前摆放坐位的地方。厅内家具很少，两个大柜子，窗户的右边是坐人的地方，一张大会议桌，一个地球仪，左边是一个座钟。另外还有一架钢琴和几个小柜子。其中一个大柜子上的把手，是手工雕刻的引人注目的男人头。里边存放着荣誉市民证书、古老的兵器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在另外一个带玻璃门的柜子里，摆放着古老的锡制用具。织有生动的狩猎图案的漂亮壁毯遮住了墙上放电影用的洞孔。

大厅的墙壁上悬挂着由大师们作的大幅油画，每隔一段时间要换上一批新的。希特勒喜欢的一幅名为《娜娜》的画，经常悬挂在靠近壁炉的地方。它是由安泽尔姆·费尔巴哈（费尔巴哈多年的罗马恋人、鞋匠的夫人）所作。在大厅侧面墙壁上挂着一幅是博尔多纳画的穿着红色衣服的美人像，在它附近的五斗柜上摆着与她的衣服颜色一样红的石竹花。

这间深棕色花格平顶的大厅内白天最令人难忘的毫无疑问当属那扇极大的窗户，它可以升降，从窗户里可以望见山下雄伟的景观，真像是一幅画的镜框。窗前有一张用温特斯山的大理石做成的大桌子，开会、谈话时如需要摊开方案之类的材料，这张桌子是再实用不过了。

厅内的壁炉是用墨索里尼赠送的卡拉拉大理石建造的，壁炉旁边摆着黑色皮沙发，看上去很气派。与大厅的规模相比，这些沙发还算得体，但坐上去极不舒服。因为坐位的面积太大，人的背部根本挨不上靠背。刚刚在壁炉旁坐定时，人们尚能刻板地坐在坐位的前沿上。整个晚上女士们迫切需要更舒服的坐位，后来索性把腿也放到坐位上去了。根据人数摆放了相应的弹簧沙发椅，前面再摆上茶几，这种作法使人感到舒服多了。

壁炉不是每天晚上都生火。希特勒的固定坐位在壁炉的右侧，两位女士中间（他的右边是爱娃·布劳恩的固定坐位）。何时生火由希特勒决定。在多数情况下，都是由希特勒提起一个话题，一旦他对某个话题产生了兴趣，便抓住不放。有时他沉默得令人压抑，迷迷糊糊地度过一个晚上。但一般情况下，假使他不愿再讲话，就提出一些可以使自己脱身的问题，如他说：“想听听音乐吗？”大家高兴地表示赞同。

乐柜一直是由马丁·鲍曼负责使用的，放在大厅的前部、窗户的右边。马丁·鲍曼掌管的全部唱片中，大家尤其喜欢的有：布鲁克纳和贝多芬的交响乐和理查德·施特劳斯、胡戈·沃尔夫、勃拉姆斯、贝多芬、舒伯特和舒曼所做的曲子。使我记忆犹新的曲子有《神界的黄昏》、《醒来吧，孩子》、《举起闪光的杯》、《崇高的心灵》、《沉浸在幸福中的爱情》、《漫游他乡》、《独自在春园散步的朋友》和阿依达的最后一幕《封墓》。希特勒非常喜欢理查德·瓦格纳的作品，特别是《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希特勒在提到这部作品时说：“愿这部作品的曲子伴随我去见上帝。”希特勒认为理查德。瓦格纳是“用音乐思想来复兴德国文化的人”。在他看来，瓦格纳的音乐语言“如同上帝的启示”。瓦格纳的几出歌剧他百看不厌。此外他从不错过参加拜罗伊特戏剧节的机会（如1936年西班牙战争时）。他不仅在财力上支持拜罗伊特戏剧节，而且还计划让德国各界人民以某种徒步朝圣的形式去参加戏剧节。《德国劳动阵线》组织工人和职员到拜罗伊特进行“欢乐带来力量”的旅行，这一举动激发了各阶层人民对瓦格纳作品的热情。

然而，希特勒不仅喜欢严肃的音乐，而且也很爱听轻松愉快的音乐，特别是《快乐的寡妇》、《蝙蝠》和《吉卜赛男爵》。如果整个晚上都是听音乐，有几位先生就主动到客厅里去坐。特别对有时争吵得很凶的海因里希·霍夫曼和尤里乌斯·绍布来说，似乎听音乐为他们提供了一个明辨是非的机会。如果他们争吵的声音太大，希特勒就吩咐仆人到客厅里请他们“要小声点或回到壁炉旁边来”。

这种情况下希特勒常常提起他那些不懂音乐的陪同使他处于很尴尬的境地。他说：“看歌剧时，我老得留心我的先生们不要发出鼾声。在看《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时，霍夫曼几乎倒在包厢栏杆上。我不得不叫醒绍布，让他过去把霍夫曼弄醒。布吕克纳坐在后面，已发出鼾声。简直可怕！”

希特勒讲的这类助兴的轶事自然常常引起包括爱娃·布劳恩在内的所有人的开怀大笑。如果谈及的话题不合爱娃的口味，她马上会表现出来，希特勒也从不忽略这一点。遇到这种情况，他便轻轻地抚摸她那搭在沙发靠背上的手，同她悄悄私语几句，爱娃便上楼去了。当接发现希特勒对另外一位女士“过于”殷勤时，她也常常这样离开。

例如，1938年除夕，格雷特尔·斯勒察克给我寄来一封信，让我不要当着任何人的面交给希特勒。所以，当他要离开大厅时，我把他叫住了。在所有的客人都到地下室九柱戏球场去了之后，他挽着我的左胳膊，同我单独在大厅里踱来踱去。我穿着一件浅褐色丝绒透明长裙，配上白狐披肩，显得华贵。除夕晚餐之后我有点醉意，穿上这套夜礼服使我增加了一份自信和勇气。我把信交给希特勒之后，把格雷特尔·斯勒察克赞扬了一番，真像是在为他们说媒。我坚信他同意我的观点，而后我接着说：“我的元首，爱娃这个人对你并不好！”

他不但未对我这句冒失的话表示反感，反而好笑地看着我说：“她做到这个程度就够了，够了！”也就是说，他们之间根本就谈不上像某些粗制滥造的作家在1945年以后所描述伪那样伟大的爱情。

显然，希特勒对我在除夕之夜那种说媒的行为非常开心，他当时并未准备离开大厅。看来我们单独在大厅逗留的时间过长了些。因为正当我们谈兴正浓的时候，爱娃·布劳恩突然出现在大厅，她很不高兴地扫了我一眼，显出一副受了侮辱的样子对希特勒说：“原来你在这儿，我们大家都等你呐！”

希特勒显然没有忘记这个插曲。因为几个星期后，他又谈起此事，微笑着对我说：“那天晚上你有某种魅力！”除夕之夜，人们在大厅内的壁炉前还拍摄了集体合影照。希特勒请了那么多客人，这是他最后一次庆祝除夕。

在大厅里最难忘的一次经历是在1941年5月11日接受希特勒的一次口授。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绞尽脑汁设法为他的副手鲁道夫·赫斯飞往英国寻找一个具有说服力的措辞。希特勒闭口不谈赫斯出走的各种原因，却设法对此事加以解释，但总也找不出合适的措辞。最后，当他把驾机出走说成是一个精神病患者的作为财，似乎才算满意。这是我经历过的一次最艰难的口授。

希特勒是英国殖民政策的赞扬者。早在1926年他就对他最亲近的同事说过：“我不希望珍珠从不列颠帝国的皇冠上掉下来。对人类来讲，这将意味着灾难。”例如，在战前当德国公众舆论赞扬印度解放运动时，他说：“我禁止我们的人跟着甘地瞎起哄）“自由不是用织布机，而是用炮弹争取来的。”

从他的许多言论中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与英国结盟是解决世界政治问题最理想的办法，这是他始终在考虑的一个问题。他认为，英国舰队与德国军队联合起来足以为世界政策奠定新的基础。早在20年代希特勒就开始撰写一本有关外交政策的书。1939年，英国刚刚宣战，他当着我的面对赫斯说：“我的全部事业都完蛋了。我的书白写了。”

我认为，赫斯是唯一了解希特勒书中所阐述的那些思想的人，正因为他了解得太多了，所以才驾机飞往英国。

这个大厅也是许多有意义的事件、访问和会谈的见证人。例如希特勒对温莎公爵和夫人的来访颇有好感。下午我从办公室窗户望见希特勒陪着公爵夫妇站在平台上，显然他是在告诉他们前面每座山的名字。公爵夫人穿了一件俭朴的深蓝色的毛料女服，头发简单地向两边分梳，在后脑勺上盘成一个发结。这般装束使她显得既雅致又高贵。

无疑，她给希特勒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晚上在壁炉旁他说：“如果可能的话，她无疑将成为一位好王后。”希特勒袒护为爱一个女人而放弃了英国王位继承权的王子。他很遗憾——因为他把王子看作德国的朋友——王子没有为他的事业而斗争，况且这种斗争还可以得到工人的同情。

那天晚上，希特勒在壁炉前还谈到几天前他刚刚接待过的印度伯爵、穆斯林领袖阿迦汗，他说，这位伯爵时常从他的国家的教徒们那里得到与他的体重相等重量的黄金，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与阿迦汗的会谈经常引起希特勒的思考。比如，阿迦汗认为，如果查理·马特尔在八世纪在图尔和普瓦捷之间进行的战役中不把阿拉伯人击退，对欧洲来说，现在的情况要好得多。假如是这样，整个欧洲就变成了穆斯林世界，欧洲就可以保持明智，人民就能够和平地在这个大陆上共同生活。阿迦汗对欧洲的现状进行过思考，希特勒很欣赏他的观点。另外，希特勒还赞成伊斯兰教的一些作法，尤其是不喝酒，不食猪肉并有四旬斋期。

希特勒经常谈到曾在贝格霍夫作过客的要员还有1936年来访过的英国政治家劳合·乔治。希特勒说，劳合·乔治很称赞贝格霍夫坐落的位置、建筑风格、室内摆设，尤其是窗外那一派美丽的山区景色强烈地感染着他。德国在克服失业、安排业余时间和医疗保险以及建立许多其它的社会设施方面所采取的措施同样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莱伊博士在他访问贝格霍夫之前曾向他介绍过劳动阵线的福利设施。

与此相反，汉姆生在贝格霍夫的访问使希特勒很反感。那是1943年6月的事情。有一天，巴尔杜尔·冯·希拉赫在贝格霍夫吃午饭的时候曾谈及汉姆生出席维也纳记者大会的事，并且恳求希特勒请他到贝格霍夫来访问。经过争取，希特勒同意了这一恳求，汉姆生来到了贝格霍夫。

在希特勒会见他时，我和克利斯蒂安夫人——我们就在与大厅只隔一个门帘的客厅里——听到他们大声争吵，于是我们就屏住气，靠近门帘。面对希特勒，汉姆生大胆地批评党区领袖特博文在挪威采取的措施。汉姆生很激动，泣不成声地表达了要希特勒把特博文从挪威召回的愿望。也许因为汉姆生有些耳背，也许因为希特勒容不得别人批评，反正我们听到希特勒大声对汉姆生说：“你冷静点，这你根本不懂！”

据说在1943年耶稣受难节那天，希特勒同我们坐在壁炉旁对亨里特·冯·希拉赫也讲过同样的话，这是她1978年告诉我的。我知道，那天晚上，爱娃·布劳恩在回楼上之前坐在希特勒的右边，坐在希特勒左边的是亨里特。冯·希拉赫。我也注意到，当别的客人闲聊的时候，希特勒和宇里特·冯·希拉赫谈得却很激烈，谈的是几天前发生在阿姆斯特丹的一件事情。

一天夜里，她被超乎寻常的响声惊醒，她从饭店的窗户望去，看到哭泣的妇女们被赶在一起，在漆黑的夜晚走过桥就消失了。第二天她从朋友那里获悉，那是被流放的犹太妇女。她答应向希特勒谈谈这件事，后来她真的这样做了。在她讲完后，希特勒非常粗暴地说：“你冷静点，冯·希拉赫女士，这你根本不懂。你是自作多情，犹太妇女与你有什么关系。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失去宝贵的生命，而劣等人却活在世上。这样下去，欧洲的平衡就将发生变化，”说话的时候，他的两只手如同两只碗上下摆动。“100年、1000年以后欧洲将变成个什么样子！”他以一种表明他要结束这次谈话的语气继续讲到：“我只对我的人民负有义务，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

所有的客人都发现亨里特·冯·希拉赫惹怒了希特勒，当仆人来问是否需要再加些饮料时，大家显然感到高兴。午夜12点过后，戈培尔部长来了，他的到来使大家松了一口气。但是，没过多久，戈培尔与巴尔杜尔·冯·希拉赫又发生了口角。戈培尔指责希拉赫在维也纳奉行奥地利政策。希特勒说，“把希拉赫派到维也纳去是一个错误，把维也纳人吸收到大德意志帝国中来也是个错误。”

希拉赫说：“……但是维也纳人都是跟着你跑的呀，我的元首！”希特勒答道：“我对此根本不感兴趣，我不要这些人跟我跑。”希拉赫激动地反驳说，情况若是这样他就将放弃赋予他的使命。对此希特勒粗暴地说：“这你无权决定，让你在哪儿你就得在哪儿！”

第二天早上，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贝格霍夫。然而，这与希拉赫夫妇一大清早就不辞而别无关。整个山上。每天上午都非常安静，这是根据马丁·鲍曼的指令行事的。因为希特勒在晚上多数时候都要研究备忘录等文件，一直工作到清晨才入睡，所以他起得很晚，一般都是快到中午才起床。

所有住在他楼上的客人都必须注意这一点。人们不仅在卧室里走路要特别轻，而且上午还不能洗澡。还规定所有客人在平台上活动要安静，这是爱娃·布劳恩同她的女友们在希特勒起床之前消磨时间的地方。施奈德女士是她真正的老朋友。其他的女士们、医生和副官的夫人们中间，只有个别他喜欢的人有时跟她在一起，或陪她到她最喜欢的波尔托菲诺去玩。一旦有谁靠近了布劳恩，其他所有的女人就对这个人保持警惕，态度冷淡。在山上，常常形成某种独特的圈子。

自1944年开始，贝希特斯加登的田野上空也出现了敌机。警报常鸣，元首居住的地区被隐蔽起来。为对付敌人像袭击大本营那样有目的地袭击贝格霍夫，希特勒早在1943年就在山里建造了地下避弹室，该建筑于圣诞节竣工。1945年多亏它才使我们得以保住性命。出了贝格霍夫后门，走几步路，穿过院子，然后进入一个铁门，一直向下走大约65个台阶，就到了山里的地下避弹室。

谢选骏指出：俗话说，“新来的母鸡啄三啄”——希特勒鹰巢里的女人们，和老母鸡其实没有区别。炸弹来了，不管公的母的，还不是一样鸡飞狗跳。杀人的时候都是英雄，被杀的时候都是狗熊。

【撤离柏林命令与告别希特勒】

1945年1月，总理府公园内的元首地下避弹室经过加固之后，希特勒将其大本营迁到了柏林。本来，地下避弹室是一个为躲避空袭临时落脚的地方。但是，当1945年1月拉德齐维尔宫内楼上的住房被燃烧弹炸得无法居住时，希特勒与他的工作班子大部分时间都呆在地下避弹室里。

拉德齐维尔宫里副官们住的厢房，其中包括上面常常提及的楼梯间没有遭到损坏。开始时，我们秘书与希特勒在这里吃午饭，窗帘是拉着的，屋里开着电灯，然而外边，春光照耀在炸毁了的皇家饭店和宣传部的大楼上。晚饭则是在元首地下避弹室内希特勒那间既小、陈设又简单的办公室里吃。

地下避弹室的设施延伸到总理府公园内，尾部备用出、口的形状像一座小塔。楼内许多自上而下的台阶都通到地下避弹室。希特勒住的是一个很窄的房间，里面只有一张小写字台，一个窄沙发，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房内很冷而且不舒服。房间的左边有一个通向浴室的小门，右边有一个门与狭窄的卧室相通。

办公室完全被悬挂在办公桌上方的弗里德里希大帝的肖像所控制。他那对大眼睛威严地审视着前方。沉闷窄小的房间和整个气氛给人一种沮丧的感觉。谁要想在房间里走走，就得把椅子搬开。早上6点钟，当希特勒开完夜间形势讨论会后见我们的时候，往往都是疲乏地坐在沙发上。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尽管他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无济于事。不过，在我们欢迎他的时候，他还是有力量站起来的。过不了一会儿，他就又坐到沙发上，这时仆人为他抬起双脚。希特勒几乎持续地处于一种易激动的状态之中，谈话越来越单调，不过是简单地重复过去谈过的事而已。他常常在午饭、晚饭和夜间（即清晨）喝茶时谈论同样一件事。如，他几乎每天都对我们说：“布隆迪这个该死的东西今天早晨又把我叫醒了。它摇着尾巴靠着我的床，当我问它。‘大概想做个小小的交易吧’，它则把尾巴收起来，钻到角落里去了。它是一只狡猾的动物。”要不就说：“你们看，我的手好了，颤抖得不那么厉害了。我完全可以控制了。”

他仍愿意谈论问题，但谈论的范围越来越狭窄，谈话变得越来越平谈无味。他不再谈论教会、种族问题、经济和政治问题、北欧和德国的特性、古希腊或者罗马帝国的兴衰。他本来对所有自然科学方面的问题、动物学和植物学以及人的性别演变都有着浓厚的兴趣，然而在最后几个月，他只谈论驯狗、营养问题和世界上的蠢事、丑事。

早茶一般持续两小时。接着起身，迈着蹒跚的步子来到狗窝前稍稍看一下布隆迪。它在3月份曾生过一窝小狗。从这窝狗中他挑选了一只雄狗并要亲自饲养。他把这只小雄狗从窝里拿出来，抱在怀里，然后慢腾腾地在前厅里坐下来，不停地抚摸着怀里的小狗，同时口里亲切地念叨着他的名字“沃尔夫”。

然后，希特勒把小狗再送回到布隆迪身边，跟我们道别后就回去了。在最后一段时间里，告退的时间一般是8点钟。他没有多少睡觉的时间，因为每到大约11点钟就响警报。在敌机飞来的时候，他从来不躺着，总担心弹片飞过来会击中地下避弹室侧墙，造成房屋坍塌。因为地下避弹室建在地下水的位置上，所以存在着它一旦被炸弹击中，地下水就会迅速进入室内的危险。每当敌机靠近时，他总要整装，甚至连胡子都刮好。警报响时，他从不单独呆在房间里。

希特勒一般都是21点左右或22点吃晚饭，并喜欢把晚饭时间拖得很长。吃饭时，常常接到敌机飞来的报告。敌机一来，人们便把有线广播打开，它不停地发出一种单调的休息信号，时而报道有关敌机活动的情况。我们坐在那里听着敌机的轰炸声，政府所在地没有一天不遭到袭击。在1945年2月3日猛烈的空袭中，投到总理府的炸弹就有58枚。每当炸弹爆炸，就感到地下避弹室在晃动。灯光一闪，希特勒就说：“炸弹就在附近爆炸，它完全可能击中我们。”

袭击过后，希特勒立即要求汇报损失情况。他镇静地听着别人的汇报，对此不表示任何态度。半夜后很长时间开始形势讨论会，它经常持续到第二天早上。然后像往常那样饮早茶、逗逗狗，睡上几个小时，直到下一次警报把他惊醒为止，这次警报大多要持续到吃午饭。午饭之后，希特勒便召集下午的形势讨论会。每天都是如此循环。

1945年4月20日希特勒56岁生日这一天，柏林被包围了。第一批俄国坦克已到达柏林城下。在总理府已可听到隆隆的炮击声。上午，希特勒的私人参谋班子和军事将领们为他举行了祝寿活动。与过去相比，这次活动气氛非常压抑。盟军的飞机对柏林的空袭昼夜不停，更为祝寿活动增加了不安色彩。我们再也不敢到地下避弹室外边去。根据工作安排，我和约翰娜·沃尔夫在吃午饭时要陪伴着首长。吃饭时情绪十分郁闷。

一天晚上，约22时许，敌机正在空袭，我和约翰娜·沃尔夫被召到首长住处。希特勒在地下避弹室内他那间小小的办公室里接见了我们。当时他脸色苍白，精疲力尽。他说：“四天来形势变化很大。”4月16日，当我问他，我们是否还呆在柏林时，他不耐烦地答道：“我们当然呆在柏林。你不必害怕！”我说，我不害怕，因为我的生命反正已经结束了。但是。我不知道，在以美国人为一方，俄国人为另一方一起日益向我逼近的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镇静点，”希特勒生气地说，“柏林是德国人的，我们必须赢得时间！”希特勒在1945年2月24日向纳粹党区领袖们发表的最后一次讲话中还表达了他那不可动摇的信念：“我们必须赢得时间！”

然而现在他告诉我们：“四天来形势变化很大，我不得不解散我的参谋班子。因为你们是老人，所以你们先开个头。1小时以后，将有车送你们去慕尼黑。你们可以随身带两个箱子。进一步的情况全国领袖的曼会告诉你们。”

我请求他让我留在柏林，因为我没有家眷，让年轻的同事代替我撤离，她们的母亲还住在慕尼黑。然而他对此事不改变主意。“不行，将来我要成立一个抵抗运动，为此我需要你们两个。对我来说，你们是最宝贵的人。即使事情发展到最坏的地步，青年人也总能渡过难关，克里斯蒂安女士无论如何是能闯关的。假如真的有人丧命，那是命里注定的！”

他不像以往那样与我们吻手告别，而是握手告别。他要以此来表明，形势对他来说已不可逆转，这次谈话也是最后一次谈话。无疑他已发现我们情绪低沉，并且设法安慰我们，他说：“我们不久就会见面的，几天后我就离开这里去找你们。”

1945年4月20日下达的这道撤离柏林的命令出乎我当时的预料，因为我已做好了思想准备，必要的话，我将服用氰化钾自尽。这是我用一瓶威士忌酒与斯科采尼换来的。英国历史学家特雷弗·罗珀自以为更了解当时包括时间在内的具体细节。他在乌尔施泰因出版社1965年第三次再版的《希特勒的末日》一书中写道：“希特勒的两名女秘书沃尔夫和施罗德小姐是4月22日乘飞机离开的……”

这道突如其来的撤离命令使我内心产生了一种恐惧感，同时加强了我的烦躁情绪，一时不知所措。为了与我的同事沃尔夫一起整理行装，我机械地离开了希特勒。我的东西事先一点都没转移走。1944年我分别运到东部和西部的几个箱子，1945年初美国人和俄国人进军时我又让人运回到柏林，因为根据希特勒的说法，我也认为把东西放在柏林是最保险的。

在通向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我们房间（这是专门提供给我们女秘书睡觉和存放物品的房间）的路上，我看见了军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他站在电话总机房里。我把希特勒的指令告诉了他，然后向他打听我十分关心的勃兰特教授的情况。据说曾因散布悲观论调被希特勒判处死刑的勃兰特教授现在被监禁在柏林的一所别墅里。施佩尔告诉我：“我们将秘密把他放出来。”

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的前厅里挤满了由于持续不断的空袭而从街上躲到这里来的人。供我们女秘书使用的这间房子本来计划作新闻广播站用的。我很不愿意呆在里面，因房顶和墙壁都安上了消音板，人们说话时的声音被吞去了很多。这间死气沉沉的、静得令人压抑的房间简直像一座坟墓。

我毫无目的地整理着行装，突然电话铃响了。首长来的电话。希特勒有气无力地说：“孩子，口子已关上（我们本应在别人的保护下乘汽车离开）。你们乘汽车已过不去了，明天一早必须乘飞机离开！”

午夜过后，希特勒又打来电话：“孩子，你们必须赶紧收拾完毕，警报解除之后飞机立即起飞。”他声音乏力，话没说完就没声音了。我主动同他搭话，尽管他没有放下话筒，但再也没有答我的话。这就是我在同希特勒12年的交道中通过的唯一一次电话……

此后不久，大约在清晨三点半的时候，我们在总理府福斯大街公共地下避弹室内站满了人的走廊里开出一条路。他们像蜜蜂一样吵吵嚷嚷，仿佛要炸了锅。所有的人都好奇地望着我们和我们的两个箱子。此时我感到自己非常渺小，充满羞惭地匆匆从惊恐的人群旁边走过。拉德齐维尔宫的院子里已备好了一辆卡车，我和约翰娜·沃尔夫将我们的箱子装了上去。沃尔夫因为行李还好不愉快，她认为行李不应另装，应该随我们一起走。而我们当时还没有意识到，情况发生了彻底变化，我们仍认为，像往常那样，行李不会出问题。后来事实是，行李并未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运往滕珀尔霍夫机场，而是运到了施塔肯机场。

拉德齐维尔宫的院子里乱得一塌糊涂，我们离开时感到往日的井井有条彻底消失了。阿道夫·希特勒卫队派来的开车司机，我们彼此不认识。因为汽车里不能开灯，所以找起位子来很难。当我们好不容易坐下来之后，才发现这位司机根本不熟悉柏林的道路，他也没有得到把我们送往腾珀尔霍夫机场还是施塔肯机场的指示。不管是对还是错，反正他是要把我们送到滕珀尔霍夫机场。夜间乘车穿过柏林，令人感到毛骨悚然。房屋在燃烧着，滚滚的浓烟笼罩着天空，市民们正忙于筑路障，在不远的地方，人们可以听到俄国人的大炮的轰鸣声。

事先，希特勒的空军副官冯·比洛上校告诉我们，乘Ju52型飞机离开，但到了机场，还不知是否能乘坐这种飞机。机场总调度劝我们乘刚由北德飞来，将飞往萨尔茨堡的JU型运输机，经过一番交涉之后，我们终于乘这架飞机离开了。

飞机起飞时，我们的行李没有装上，只随身携带了一个旅行袋和党卫军中队长在我们离开的最后几秒钟内捆扎好的一个主要装有巧克力圆铁盒的行李包。当时的雨雪天气给飞机起飞造成了困难。起飞后经过一段令人不安的飞行，我们越过了燃烧的村庄和城市。天破晓时，我们到达了萨尔茨堡机场。此时一听到传来沉闷的射击声和飞机着陆的声音我们就害怕极了。在运输机上，我们同周围一些不认识的士兵默默地坐在地上的武器箱子上面。我记得人们连一句话都没说。飞机着陆后，我们就像瘫了一样，突然感到一种令人窒息的宁静。

几小时以后，当我们乘坐一辆公共汽车奔赴上萨尔茨堡的时候，我内心感到惊讶，这架飞机竟然经受住了这次磨难。我们还活着，真是一个奇迹。因为我们原计划乘坐的那架由施塔胄机场起飞的JU52型飞机过了伯恩纳斯多夫之后在德累斯顿附近坠毁了。由于我的行李在飞机上，所以人们误认为两具烧焦了的女性尸体中的一具就是我，之后由德国国防军埋葬了。

这件事是我在战争结束几年之后才得知的。事实是，希特勒过去最受宠的仆人阿恩特所在的这个机组把两个空坐位让给了两位陌生的夫人，飞机坠毁后人们抢救出来的是她们已被烧焦了的尸体。据伯恩纳斯多夫的神父介绍，德国士兵寄存在他的住宅里残缺不全的箱子被俄国人拿走了，他非常遗憾，不能纠正有关我的所谓安葬问题，他让我找东柏林的有关部门来解决这个问题。毫无疑问，人们为证明在JU52型飞机里代替我就坐并且死后以我的名义被埋葬的这个陌生人的姓氏进行了多年探寻，也许至今还在进行着。

谢选骏指出：生命是一个偶然的故事，希特勒却想铸造千年帝国——但这就像彩票中奖一样渺茫。尽管经常都有人中奖，但你不能假设自己一定中奖——中奖永远都是最小概率的事情。

【贝格霍夫的末日】

抵达上萨尔茨堡之后我们在贝格霍夫碰上了几位客人。爱娃·布劳恩的妹妹临产了。爱娃·布劳恩的母亲弗朗齐斯卡·布劳恩和爱娃的老朋友赫尔塔·施奈德也在那里。她们对柏林的残局一无所知，都问元首何时回来。她们把我们看成了先遣人员。因为希特勒的海军副官、海军少将耶斯克·冯·普特卡默和元首护卫队的几个人都迁移到了贝格霍夫住地。这证明希特勒已考虑至少将临时呆在阿尔卑斯山城堡。敌机飞来的警报时常响起，然而上萨尔茨堡山每次都是雾蒙蒙的。敌机飞过贝格霍夫，但却不投炸弹。两天后，即1945年4月24日，希特勒的保健医生莫雷尔大夫也来到这里。他精神上非常痛苦，他说元首不信任他，把他打发走了。这下击中了莫雷尔的神经。短期逗留之后，他又离开了贝格霍夫，据说他想到巴特赖兴哈尔去。这时卡恩贝格夫人也来到这里，为的是由此到图姆湖去找她的丈夫。

说到这里，我还想谈点有关莫雷尔大夫的情况。卡尔·勃兰特教授常常被错误地认为是希特勒的保健医生。但实际上勃兰特教授和他的代表哈泽教授、哈塞尔巴赫教授只是随行医生，也就是说，如需外科治疗时他们才来。希特勒的保健医生是莫雷尔。

莫雷尔本来在柏林库尔菲尔斯滕达姆大街有一家专为上层人开办的诊所，到那里就医的主要是艺术家。他是一个地道的黑森人，中等个，肥胖身材，长着一副既善良又调皮的面孔。他的头发总是盖着耳朵和脖颈。他那显然不纤细的手指上还戴着到海外旅行时带回来的异国色彩的戒指。他吃东西的习惯也是从外国学来的。例如，他吃甜橙不剥皮，而是用力咬，让橙汁喷出来。他虚荣心强，一见到摄影师取出相机，就赶快站到希特勒的旁边。负责向人们授予由外国政治家提供的勋章的外交部礼宾司常常担心莫雷尔对给他定的勋章等级低不满意，而到希特勒那里去提意见，这种担心是有道理的。另外人们还背后说他爱贪便宜。在元首大本营他的木板房里存放了大量的由他调制的臭不可闻的虱子药，他不让别人用，令人恼火极了。

1936年，希特勒的肠胃病总不见好转，这时海因里希·霍夫曼介绍了一位帮他治好病的医生，就是莫雷尔大夫。霍夫曼对他神奇的医术大加赞扬，加上他自己能说会道，终于打消了希特勒对外来医生的反感心理。当他采用特种疗法使希特勒的肠胃病有了明显好转，并且还治好了希特勒腿上的湿疹之后，便赢得了希特勒完全的信任。希特勒任命他为保健医生，并授予他教授衔。

希特勒稍有不适，莫雷尔便马上带着药包赶到。他一发现希特勒、或者甚至是希特勒最亲近的下属得了感冒，就马上进行有效治疗。他一再说，希特勒“没有时间生病”，他时刻准备为他治疗。

最初，莫雷尔为希特勒治疗采用的注射液是葡萄糖、维生素和荷尔蒙。后来他又改用多维素，这是一种神效药，是他委托专门药厂生产的，既有药剂，也有金纸包装的药片。希特勒对这种药越来越有病。直到后来他感到原来的剂量已不起作用时，莫雷尔必须为他加大了剂量。否则又怎样解释希特勒下述的轻浮的话呢？当时达拉刚刚从柏林回来，脚穿翻口长统靴，手戴翻边手套，头顶紫红的帽子。希特勒见到达拉便说，这身着装酷似爱娃·布劳恩，看上去非常漂亮。

我的观察还是对的。1980年第七期《明镜》周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针头旁的希特勒》的文章。该文的内容出自伦纳德和雷纳特·赫斯顿合著《希特勒的病例》一书。这篇文章中谈到，美国神经科医生通过查阅莫雷尔写的资料证明，多维素中含有脱氧麻黄硷和咖啡因。“……这是一种作用特别大的合剂，因为咖啡因起增大脱氧麻黄硷的作用。”

1944年秋天，希特勒请我和达拉到他那里喝茶，整个过程中他的表现很失常。当我们在茶桌旁就坐后，仆人将他疼痛的腿搬到沙发上。在闲聊过程中他突然惬意地伸开双臂，以一种陶醉了的神态说：“……要是两个人在相爱读多好啊！”我和达拉感到惊异，我们还从未见过希特勒这样陶醉。喝完茶之后，我们到了莫雷尔的房间，问他首长怎么啦，怎么他说话那么滑稽。莫雷尔调皮地微笑着，从眼镜的上边望着我们回答说：“是吗，你们发现什么了？我给他注射了从公牛的睾丸中获取的荷尔蒙激素，为的是给他壮阳！”1980年3月，曾在罗森堡的参谋部里工作过的罗伯特·朔尔茨告诉我，莫雷尔曾请罗森堡为他搞公牛睾丸。

还有不少情况可以证明希特勒已经离不开注射刺激性的药剂，离不开莫雷尔。

1944年7月20日行刺事件发生后，由于希特勒的耳鼓膜受到损害，耳鼻喉科医生埃尔温·吉星大夫应召为希特勒治疗，通过他，人们才知道，莫雷尔为希特勒下药过于轻率。有一天早上，吉星在希特勒早晨服的药片中发现了一个装有含两种毒素的消毒药片的小瓶子，于是便问仆人林格，元首每天服多少片，林格回答说；“最多服到16片。”

吉星对莫雷尔的失职行为感到震惊，于是便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当时已不常驻大本营的卫生局长勃兰特教授，并请他马上到“狼穴”大本营来。勃兰特教授和哈塞尔巴赫教授一起告诉希特勒，他左手剧烈颤抖和视力下降是因为服用含有强烈毒素的消毒药片造成的，莫雷尔随便给药是不负责任的行为。

然而，希特勒却容不得别人说他的保健医生的坏话，他是如此依赖他，以至于不相信勃兰特教授和哈塞尔巴赫教授的话。他只认为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想搞掉莫雷尔，甚至认为这两位教授明知他没有莫雷尔不能生活，还这样做，是间接地要他的命。

1945年3月在总理府的一次午餐会上我才明白，希特勒对此事的看法是何等坚信不疑，下面我还将谈到这次午餐会。从此，希特勒在大本营里就不想再见到勃兰特教授和哈塞尔巴赫教授。当有人告诉希特勒，说勃兰特散布了所谓战争打不赢的言论之后，希特勒就更不信任勃兰特了。在美国入打进柏林的前一天，勃兰特教授让他的夫人安妮撤出了柏林，躲到利本采尔，而未去贝格霍夫，因此希特勒便下令宣判了勃兰特教授的死刑。

1945年3月16日，我和约翰娜·沃尔夫被指派陪同希特勒吃午饭像以往那样，饭菜已精心摆好，立灯都已点着，窗帘也已拉上，使人们看不到外面被炸毁的皇家饭店和宣传部大楼的废墟。我们坐在拉德齐维尔宫内的楼梯间已经等了好长时间。约在三点半的时候，仆人林格终于把门打开说：“首长来了。”

接着，希特勒皱着眉头迎着我们走来，漫不经心地吻了一下我们的手，还没等我们坐定，他便开始发起火来：“阿尔布雷希特这个人真气人，无怪乎爱娃不喜欢他。许多事情，只要我一不亲自过问，准出问题。我已明确指示过，福斯大街地下避弹室新的、纵横交错的入口处应筑上铁栅栏。我问阿尔布雷希特是否已照办了，他说是的。可我刚刚看了一下，在入口处只搞了个混凝土墙，这样做毫无意义。我真的谁也信不着了。这搞得我心烦意乱。要不是有莫雷尔，我根本就无法一一过问那么多的事情，到那时我就彻底没办法了。勃兰特和哈塞尔巴赫这些混蛋想搞掉莫雷尔，他们就不想想，我怎么办。我一有个三长两短，德国就完了，因为我没有接班人！”

我发现希特勒是那么激动，他说：“赫斯已发了疯，戈林已丧失了德国人民对他的信任，希姆莱在党内通不过！”我说：“但在人民中间却时常谈及希姆莱。”听了这话，希特勒的气更大了，说道：“希姆莱完全是一个无艺术才能的人。”我反驳说：“这在现时并不重要，他可以任用有艺术才能的人来负责艺术方面的工作。”这下希特勒再也控制不住满腔怒火，他说：“任用有艺术才能的人，说得简单，他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早就这样做了。”

接着，他就离开了房间，进来时的火气不但未消，由于我的插话这种火气反而更大了，他用责备的口气对我说：“那你就再动脑子想想，谁应该当我的接班人！”后来我每想起这次争吵，就不由自主地联想到希特勒的自白，即没有莫雷尔他就完了。

战争接近尾声时，希特勒对莫雷尔也开始不信任了。他害怕莫雷尔把他毒死，于是1945年4月22日让莫雷尔离开了柏林。

我在路德维希斯堡俘虏营被关押期间，曾来过一辆医疗运输车，为的是把曾在格布哈特教授手下工作过的一名女医生赫尔塔·奥伯豪泽尔带到比利时去。经过勃兰特教授与俘虏营管理部门交涉，我与她进行了短暂的交谈。她告诉我，美国人将她和莫雷尔关在一个牢房。她骂莫雷尔：“你这个蠢猪！”她感到这样做心里痛快些。她骂他，无非是想表明莫雷尔应对毁掉希特勒的身体负责。可以肯定，莫雷尔并不是有意这样做的。服用少量的药对希特勒无济于事。希特勒要求莫雷尔维持他的工作能力，在这种情况下，莫雷尔怎么办？最终他也只能满足希特勒的要求。莫雷尔是否考虑过这样做的后果，这谁也不知道……

马丁·鲍曼的弟弟阿尔贝特·鲍曼在此期间也从柏林来到山上，同他那位临产的夫人住在贝希特斯加登饭店里。

1945年4月23日上午阿尔贝特·的曼被戈林召到贝格霍夫下边他的乡下别墅里。回来之后，阿尔贝特‘鲍曼便向我口授了这次谈话的内容。戈林问他，形势讨论会的记录存放在何处，并且说：“必须立即把它们统统销毁，否则人民会知道，两年来领导他们的原来是一个‘疯子’。”阿尔贝特·鲍曼希望在纸上不要打上这个字，而用一个点来代替。他的印象是，戈林已自认为是希特勒的接班人了。

当天晚上，贝格霍夫突然被全副武装的党卫军包围起来，谁都不准出入。我开始以为希姆莱已夺取了政权。元首护卫队的人荷枪实弹地守卫在贝格霍夫前厅的大门旁边。楼内静极了，像往常那样，海军少将冯·普特卡默嘴里紧紧叼着一根粗粗的雪茄吸个不停。

谁都不知道贝格霍夫为什么被包围起来。人们向外打过多次电话都毫无结果。几小时以后还是由一个勇敢的青年传令军官亲自跑到坐落在贝格霍夫上面的党卫军军营里探听消息，才知道戈林已被捕了。此时与柏林已失去了通讯联络。

4月25日星期三，阳光明媚，晴空万里。地上还覆盖着一层薄薄的雪，但天气已经不冷。我约定上午10点钟到普拉特霍夫去找伯恩哈特理发。几天来一直存在着一种迫在眉睫的危险，但是我并没有更多地注意到这一点，并且始终安静地呆在自己的住处。这几天，每天都有敌机从贝格霍夫上空飞过，但不投炸弹。接近10点半时，突然警报又响了起来，这是预警。接着响起了提醒人们已存在紧急危险的警报，天空出现了美国轰炸机，此时在离我的房间很近的地方一枚炸弹爆炸了。我抓起手提包，披上大衣便闯入约翰娜·沃尔夫的房间（她刚刚从韦索布伦她母亲那里回来），叫道：“快走，有炸弹！”我一步也没停就由贝格霍夫老建筑的楼梯上一口气跑到地下避弹室的入口处，而且中间还要越过几米长的天井，经过通到山里的60个台阶。第二枚炸弹击中了我们住的老建筑的右侧，平台被炸毁了。谁都没料到贝格霍夫居然会遭到袭击。大家感到非常出乎意外，许多人连衣服都未穿好就躲到地下避弹室里去了。

半小时以后又来了第二次高潮。大规模的袭击开始了，炸弹接连落下，有些直接投在地下避弹室上。爆炸声连成一片，碎石横飞。那副情景简直令人胆战心惊。每爆炸一次我就缩一下脖子，那些技术设施，那些被吹得如何如何牢靠的地下避弹室此时都失灵了。灯光和通风设备全部关闭。外边的水也从台阶上流下来进了地下避弹室。我们非常担心临产的费格莱因早产。当时混乱和恐惧的情景简直无法描述。

下午3点30分许，我们离开了地下避弹室，缓慢地走完所有台阶来到地面上。显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副惨不忍睹的场面。贝格霍夫损失惨重。墙壁虽还立在那儿，铁皮房顶破烂不堪地牵拉着。门窗都已不复存在。屋内地上堆着厚厚的瓦砾，大部分家具都已损坏。所有的厢房均已被摧毁，道路被埋没，树木被折断。绿色的东西统统不见了，这与火山爆发后的情景一样。

在贝格霍夫和毗邻的楼房遭到摧毁之后，我们就住进了地下避弹室。格雷特·费格莱因和施奈德女士搬进了爱娃·布劳思的房间，我和约翰娜·沃尔夫搬进了希特勒的房间。格雷特·费格莱因和赫尔塔·施奈德住了几天以后，希特勒车队的一辆卡车和一辆轿车就拉着她们连同打好的行李一起下山到加米施去了，那里有赫尔塔·施奈德的住所。她们把爱娃·布劳恩的衣服也都装了箱，并且让人运到湖边城市采尔附近的菲施豪恩宫去，那里驻守着党卫军的马队。

不久前，爱娃·布劳恩还给她的妹妹来了信，信中写道：“现在我们每天每时都在等待着结局的到来。但我们本想活着落到敌人手里。”她还写道：“……格雷特请放心，你会见到你丈夫的。”她这样写，要么是因为她已糊涂，要么是想安慰一下她妹妹。

约翰娜·沃尔夫乘坐一辆即将开往慕尼黑的汽车到米斯巴赫去，以便向她的朋友们了解一下我们是否能在那里找到临时住处。我们问这个问那个，我们怎么办，我们在何处安身。我们曾在贝格霍夫认识的两位党卫军总部的人说要给我们搞假证件，还告诉我们什么地方可找到住处等。

前几天，绍布也从柏林来到贝格霍夫。一到这里他便立即不动声色地着手清理元首办公室内希特勒的保险柜。在平台上，他往信件、文件、备忘录、书籍等物上浇汽油，开始焚烧。在焚烧过程中，他只让来自大本营的那些人帮忙。他有意不理睬其他人，也不同我们讲话，既不谈有关首长的情况，也不谈我们将怎么办。在乌云密布的天空下，目睹绍布焚毁文件的场面实在令人感到绝望。

有一段很短的时间，绍布离开了焚烧现场，我便趁机走到近处看了看被焚烧的东西。我发现有一个鞋箱装满了给格莉·劳巴尔的信，对此我产生了兴趣。可惜我从精心捆好的由许多男人手写的信件中只抽出了唯一的一封信。然而这封信却非常有价值，它清楚地描写了格莉·劳巴尔的处境。另外我还从一个箱子里取出一捆希特勒画的建筑设计草囹，背着绍布我悄悄地保存了下来。在火堆旁边靠平台墙壁的地方有一片积雪，在那儿正在缓慢地燃烧着一本DINA4规格的、精装本的备忘录，看上去它像一本过去人们用来记流水帐的旧式帐簿。备忘录上贴了标签，标签上打字机的字体清晰可见：“大德意志帝国的设想和建立”，可惜我没有把它捡起来。

阿尔贝特·鲍曼和在飞机轰炸时分娩的夫人住进了贝希特斯加登饭店，绍布也住在那里。两位先生时而来贝格霍夫，只是为了组织食品和酒的货源，绍布还带着他的女朋友希尔德·马尔策尔维斯基来，她是一位来自柏林这个“大城市”的舞蹈演员。

4月29日星期天，电台广播说，希特勒将不离开柏林。这时我才明白，一切都完了。阿尔贝特。鲍曼还对元首护卫队的人说：“不要丧失勇气，还有希望。”我自问，还有什么希望。

1945年5月1日，当电台广播了希特勒死亡的消息后，立即出现了简直不可描述的变化。上萨尔茨堡陷人一片混乱。农庄被贝希特斯加登人抢占和洗劫。牲畜被拖走，土豆窖也被打开。从施佩尔的住所和曾当作国宾馆的贝希施泰因别墅里，当地人不仅把小件东西，而且把家具也都拿走了。普拉特霍夫理发店被抢劫一空。

在地下避弹室我们住的房间里出现了一些我不认识的女人，估计她们都是正在搬运集装箱的刑警们的女朋友。这些平时禁顺的刑警和不久前刚刚分配到元首护卫队的党卫军成员以及贝格霍夫的服务人员，委时间举止突然都变了样。

贝格霍夫厨房里的瓦砾已被清理出来。管家米特尔·施特拉塞尔带着满满一卡车东西已经离开了这里。几天后他的夫人也随他去了。几天来她一直在整理行装，别人根本见不到她。厨师布吕特根本来是一个很听话的女孩子，现在也任性起来。对那些指使她干事的人突然表现出一反常态。

倍受爱娃·布劳恩宠爱的苏格兰狗是大家一直害怕的，因为它一见到长统靴就又啃又咬。现在它也悄悄地离开废墟溜走了。过去大家都那么喜欢狗，可现在再也没人理睬这条被娇惯的狗了。这就是目前发生的变化。一种孤独和冷落的感觉油然而生，不知如何是好。

在贝希特斯加登后湖边上的“波斯特”公寓早已为副官团和柏林元首住所里的职员和家属安排好了住处，并为他们准备好了食品。阿尔贝特·鲍曼在这所公寓里也为我和约翰娜·沃尔夫订好了房间。阿尔贝特·鲍曼开始时催我先搬过去，但我想等到约翰娜·沃尔夫回来后再搬。可是当美国人离我们越来越近时，他又说；“……大家都集中在一个地方不好。大家各显其能，想法解决各自的住处问题更好些。”但是我到哪里去呢？我既没有交通工具，又由于长期呆在希特勒身边与世隔绝不认识任何人。就这样，我仍然在贝格霍夫下面的地下避弹室里继续住了下来。

贝格霍夫的服务人员想把贝格霍夫的家具带走。所以我就与住在贝希特斯加登饭店的阿尔贝特·鲍曼取得了联系，以便征求他的意见。借此机会我还向他汇报了刑警队想炸毁地下避弹室内存放希特勒私人壁画集的房间。卵形手榴弹已在地下避弹室门口的箱子里备好。我认为，毁坏这些壁画简直是在发疯。阿尔贝特·鲍曼赞成我的想法，并且同意每人拿走一幅壁画。

没等贯彻鲍曼的意见，刑警们就把地下避弹室内所有房间里的东西都破坏了。我曾当场阻止他们不要毁坏爱娃·布劳恩房间里的那件珍贵的瓷器。瓷器上画有一株长有四片叶子的三心花瓣，边上还有爱娃的缩写签名。它是由卡尔·勃兰特教授设计，索菲·施托克绘制的。当我对刑警们的做法表示震惊时，他们对我说：“……凡是有可能表明爱娃·布劳恩存在的东西，都要统统毁掉！”爱娃·布劳恩留在这里的所有衣服如帽子、连衣裙、鞋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都拿到平台上烧掉了。连爱娃·布劳恩与希特勒的像册也都毁掉了。这些警官们甚至对爱娃·布劳恩签过名的图书也不放过，也要把签名的这一页撕下来。这里所发生的一切简直是癫疯之举，然而这显然是绍布奉希特勒的命令指使他们干的。本来，那些珍贵的银器也要统统打烂，但是人们后来还是没有这样做。1945年5月5日，这些东西连同地毯、织花壁毯和壁画一起被装在党卫军的一辆卡车上运走了。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4日晚上，费格莱因的副官汉内斯·戈勒尔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对他讲了这里发生的一切，并表示了我的不快。他完全同意我的意见，认为这样做是不可原谅的，并且于第二天上午就派来一辆卡车把壁画等物品运到菲施霍恩去了。我在避弹室爱娃的房间里把珍贵的壁画、一切带有艺术性的贵重物品、爱娃的白银、银项链等物品都集中起来并且吩咐刑警队的人装上了卡车。在这些物品中有一些大幅壁画，如博尔多内的和丁托列托的，由于道路被毁这些壁画难以从冰雪覆盖的南山坡上运下来。党卫军的人毫不隐讳其不满情绪，此时再也没有纪律可言了。

之后，卡车把这些壁画拉到了萨尔茨堡郊区的阿尔特奥塞。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担任过奥地利盐场场长，后来被指定负责抢救艺术珍品的埃梅里希·波希米勒先生几年后在与宇里埃特·冯·希拉赫聊天时提到：“在美国人到达前的最后一刻他们还给我送来了一部分希特勒的私人收藏品。”

自1944年以来存放在阿尔特奥塞的不可估量的艺术珍品中有一部分是希特勒指定将放在未来的林茨博物馆里的，这部分主要是19世纪德国画家作的壁画，也有荷兰、意大利和法国画家的名画以及家具、雕刻和工艺美术品等等。

希特勒认为希腊和罗马是文化的摇篮。宇宙、精神、自然和科学这些概念都源于那里。他常常满意地表示，他的罗马和佛罗伦萨之行使他得以欣赏那些以前只能在画册上看到的不朽杰作。

希特勒不喜欢意大利的现代画。他认为，这种面过于接近印象派和表现派艺术。他认为，这种蜕化了的艺术（希特勒语）是犹太人的作品。他们大肆宣传这种毫无意义的拙劣画，为的是多卖钱，然而他们自己却挖空心思只收藏古画。

德国现代画家中得到他承认的为数不多。但是他经常买画，尽管其中有些是他不喜欢的，他这样做的目的是鼓励艺术家们的创作。他说：“我们的现代艺术家都缺乏过去伟大艺术时代的艺术家们所具有的细致和耐心。”只有两个时期的文化是他所崇敬的：古希腊罗马时期和浪漫派文化。他不喜欢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因为这个时期的文化与基督教迷信联系过于密切。

艺术商人们都知道希特勒对14世纪以前的艺术不感兴趣。他把购置早期和晚期哥特式艺术品的工作悄悄地交给了赫尔曼·戈林去干。希特勒通过艺术商购置的所有壁画都是照章付款的，资金来自由邮电部长奥内佐格发起成立的所谓“邮票基金”。每发行一种带希特勒头像的邮票，都要付给希特勒钱。为庆祝全国党代会召开、艺术展览会开幕、奥地利和苏台德与德国合并以及希特勒的生日等发行的带希特勒头像的特殊邮票尤其畅销。购买壁画的流水帐由绍布管着，登记是由我搞的。

希特勒关于建立画廊的计划是庞大的。每个城市都要有一个小画廊。最好的画廊将建在林茨。希特勒对林茨怀有极大的兴趣。希特勒还计划在这个城市里建一个大型博物馆，每个世纪都有一个展厅，而且画与画之间的距离不要像卢浮宫里那样挂得那么密，用他的话说：“不要一个影响一个”，而要与源于同一个世纪的家具一起产生效果等等。林茨博物馆也是他在与大家喝晚茶时最爱谈及的话题之一。

希特勒酷爱建筑设计。他阅读过许多这方面的专业文献，并对每个时代设计风格直到具体细节都了如指掌。对浪漫派的建筑风格他兴趣不大，对哥特式风格他不喜欢，因为他认为这种风格过多地渗透了基督教神秘主义的色彩。他主要赞赏巴罗克风格，对德累斯顿和维尔茨堡的巴罗克艺术建筑赞不绝口。

这里没必要着重提及他所热衷的新德意志艺术风格。因为这是他本人所倡导的。这位受到希特勒鼓励的和具有强烈希腊古典风格的真正创造者是建筑师特罗斯特。希特勒非常崇拜他并从内心深处感激他。他逝世后，希特勒每年都让下属在他的墓前献上一个大花圈。

希特勒在建筑设计方面的知识确实是令人惊讶。他对世界上所有著名建筑的面积和平面结构了解得一清二楚。他认为，从城建角度而言，巴黎和布达佩斯超过了其他所有的首都。战争期间，他不止一次地说：“如果能脱掉军装，只跟艺术打交道，那将最令人高兴不过了。”

为重建遭到战争破坏的城市和古迹，希特勒拟定了一项宏伟的规划。他炫耀他的命令要把一切有历史价值的建筑都用彩色照片摄制下来：“我已让他们将每座有历史价值的建筑从里到外都照下来，而且工作要细致，以便将来建筑师和艺术家们有确凿的证据，因为早期文化不可取代的见证必须恢复，而且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忠实原貌。通过彩色照片是可以办到的！”

由于他热衷于建筑，聊天时他把建筑师请来。他经常拿上一张纸，绘制宏伟的草图。我见过一些著名的设计师和建筑专家，他们对他的才能和意料不到的想象力简直惊讶极了。即使在战争期间，他还抽时间来讨论建筑设计和艺术问题。

他那项战后重建柏林和汉堡的计划庞大无比。他常说：“我要把柏林建成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他说这话时的声调和动作根本就不会使人产生任何怀疑。重建德国的思想始终在赋予希特勒新的、意想不到的生活力量，每当他感到疲劳和紧张的时候更是如此。当他开完紧张的形势讨论会已疲惫不堪时，假如有哪位专家拿来一些新的设计方案或建筑模型请他看，他会令人惊奇地迅速振奋起精神。

例如1945年2月赫尔曼·吉斯勒教授也给他带来了林茨市的一个大型建筑模型，并把它放到总理府的地下室里，希特勒经常呆在这里向许多人（我记得其中有莱伊博士和卡尔滕布鲁纳）讲他如何建设林茨市。希特勒还计划在林茨建一个圆形的白黄两色的瓷器馆。

党卫军总部的两位领导人为我和约翰娜·沃尔夫送来了假身份证。我把可表明我真实姓名的所有证件和材料都毁掉了。这类东西我身边已所剩无几，因为我的文件连同箱子在伯恩纳多夫已全部丢失。甚至连带有我的缩写名字的皮首饰盒也丢掉了，当时我就是那样没头没脑。

我每天都在徒劳地等待着约翰娜·沃尔夫。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她不再回来了。后来在俘虏营里我才又见到了她。我们被关在一个俘虏营，但不住在一起。贝格霍夫的服务人员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地下避弹室。元首护卫队想迁到林茨附近去，目的是想与据说还在那里战斗的泽普·迪特里希取得联系。他们拼命地努力为这次旅行准备军火和汽油。

当时我始终不知道我应该到何处去，他们就让我跟他们走。可我在作战部队有何用场？想与外边任何一个地方取得联系都是不可能的，甚至连后湖的电话都打不进去。备用汽车也没有了，更糟糕的是最近刚下了一场雪，遭到严重破坏的道路上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要是能通过被破坏的台阶到达外边的路上，简直就是一种技巧。我以前从未见过的那些据说是属于刑警队的令人可怕的愣小子们，在地下避弹室里骂不绝口，不停地喝酒、抽烟，以往的纪律全没了。

美国坦克的先遣部队已抵达希姆湖畔的消息传来之后，我唯一的可能就是搭乘向奥地利运送贵重物品的卡车离开贝格霍夫。元首护卫队的奥古斯特·克伯斯再次建议我与他和党卫军的人去找作战部队，我拒绝了。怀着完全绝望的心情我又望了望贝格霍夫的废墟。一位名叫埃特尔的年长的警官见我垂头丧气的样子，在我登上卡车时还设法安慰我。

在旅途中我在想，现在已来不及多考虑了，我必须拿定主意，是随车去奥地利还是在后湖下车。因为我想征求一下绍布和阿尔贝特·约曼的意见，而他们现在又都住在波斯特公寓里，最后我还是决定在后湖下车。

我到达公寓时，他们两位正在一边喝香槟酒，一边在商量逃离的问题。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希特勒的牙科医生布拉施克教授，他身材高大，是个一向持重、头脑冷静和受欢迎的人。他主张改变生活方式，如果说他还算不上一个禁酒主义者的话，至少对饮酒是十分节制的。面对桌上摆着的一瓶香槟酒，他脸上充满厌恶的表情，说道：“许多事情都坏在这上边！”他同我一样感到惊慌失措，丝毫没有料到会有目前这样一种结局。

因为绍布和鲍曼只关心他们自己的命运，琢磨着怎样借用假证件以最快的速度离开后湖，我再也憋不住心头的火气，对他们说：“只顾自己的安全，而不管别人的死活，简直岂有此理！”我的指责深深地击中了阿尔贝特·鲍曼的要害，使他震动很大，他的确是一个性格软弱、敏感的人。他对我只说了一句话：“……他使用真实姓名是不能呆下去的。”然后他和绍布很快就离开了，而我孤零零地站在那里。

在波斯特公寓里负责安排住处的职员名叫奥古斯特，来自阿尔贝特·鲍曼办公室，他过去一向十分友好、殷勤，现在对我的到来却表现出极为不快，他说：“现在你怎么还来，单人房间没有了，停止使用了！”他的举止和说话的声调与以往截然不同。除了希特勒的海军副官普特卡默的夫人、她的母亲和孩子们以外，海军上将邓尼茨的夫人和她的妹妹、希特勒的仆人林格的夫人和孩子们在这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圈子。现在，绍布的女朋友、从柏林这个大城市里来的舞蹈演员也加入到这伙人中来。另外属于这个圈子的还有肯普卡的前妻，她与肯普卡的情况同布洛姆贝格部长的情况有些类似。根据希特勒的指示，肯普卡虽然不得不与她离了婚，但却为她在库尔菲尔斯滕达姆大街上租了一套房子，并且继续同她保持联系。所以后来他也把她安置在后湖畔的波斯特公寓里。肯普卡的夫人常常与人发生口角，使人感到极不愉快。

因此，在此居留越来越令人压抑。尽管公寓的主人同意把客人安排在他的公寓里，为此他得到了食品、酒和烟等物品，但是指定给我们的食品突然消失了。尽管他掌握着食品的分配权，但他却不能告诉我们为什么出现了这种情况。饭菜越来越少，在后湖什么都买不到，我们天天喝豌豆汤。

这期间美国人已进驻贝希特斯加登。人们不得不把主楼腾给一个连的美国士兵居住。我们被挤到厢房里去住。每当藏在周围小茅草房里的党卫军领袖一露面，都要引起一场混乱。这是最令公寓主人恼火的事。他每次都明确建议我们最好离开这里。气氛变得越来越压抑和危险。我们听说，贝希特斯加登地区的地痞和黑鬼们已开始抢劫。有一天，果真有两个全副武装的地痞出现在我们的房间里。他们环顾四周，不动声色地打开了所有的抽屉，最后把我从贝格霍夫带来挂在墙上的两幅小油画取下来拿走了。另外从我们的箱子里拿走了两个小收音机。我在贝格霍夫收拾好后放在床底下的箱子他们没有发现，这些箱子后来到了美国人手里。

第二天早上，即1945年5月22日约七点钟，有人敲我的门。一个美国反情报部队的人，要找阿尔贝特·鲍曼和富塞尔小姐。阿尔贝特·鲍曼此时化名罗特在贝希特斯加登地区隐蔽起来了。这点人们是知道的。另外还寻找一些农民。他问我：“你是谁？”他肯定已从公寓主人那里了解到了我的情况。此时我心里直犯嘀咕，表面上还是克制着自己。

当天下午，美国反情报部队的一位军官把我接了去。他的随行人员随随便便抓去我的手提包，打开后把里边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这种情景，使我非常恼火，然而这位军官却说：“你必须习惯这一套！”

一辆吉普车把我拉到了贝希特斯加登美国反情报部队驻地。曾在元首大本营工作过的几个速记员正在翻译在贝格霍夫找到的我的速记笔记。那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都是些便条，无非是告诉一下他的姐姐安杰莉卡·哈米茨施和妹妹保拉·希特勒（以及沃尔夫），他将外国人作为礼品送给他的熏肉寄给她们，并告诫她们，千万不能生吃！

战争结束几年以后，我意外地收到了当时审讯我的记录复制本：

时间：1945年5月22日。

地点：贝希特斯加登。

对话人：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和希特勒前女秘书施罗德小姐。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你什么时候开始在希特勒手下工作？

施罗德：1933年以来我一直在他手下工作。此前我曾临时为他当过帮手。沃尔夫小姐自1929年以来一直在他那里工作，1938年又增加了达拉诺夫斯塞小姐。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战争期间，一般情况下每天都怎么过？

施罗德：我们没有确切的时间表。我们总是随叫随到。希特勒是个地地道道的夜猫子，多数情况下晚上才开始工作。我们的工作也主要在夜间。这与常人的生活正相反。最后在柏林度过的那些日子，我们都是早上8点上床。这个时间主要取决于夜间形势讨论会的情况。讨论会后希特勒总要请他的小圈子里的人喝茶。这个圈子包括我们女秘书，克里斯蒂安女士、沃尔夫小姐、荣格女士，此外还有一名医生，或是莫雷尔大夫或是别人（后期莫雷尔不再参加，因为他身体吃不消），再就是一名私人副官，常常是阿尔贝特·鲍曼小队长。

希特勒需要用这种方式来休息。喝茶叶不谈政治。希特勒之所以从不请与他有工作关系的先生，是因为他一见到他们就三句话不离本行。他要使大脑从作战图中解脱出来。他常说，他眼前只有地图。起初，是五六点钟或是七点钟结束喝茶，然后，如果没有文件可阅，希特勒就上床睡觉。

希特勒一般11点钟起床。他睡得很少。然后吃早饭。接着由绍布汇报形势并报告希特勒哪些人来参加讨论。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在谈话过程中，希特勒是不是做出了有关防空方面的决定？

施罗德：有绍布在场，希特勒总是骂个不停，什么事也决定不了，因为绍布不是军人。希特勒对防御方面的工作非常不满。他认为我们的防御力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现有的装备没有完全用上。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绍布在场时希特勒什么事都定不了吗？

施罗德：定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是没有意义的。绍布是一位老总管，从未得到希特勒特别的赏识。他说：“如果我能找到另外一位首席副官就不要绍布。”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你们什么时候处理私人信件？希特勒亲自口接信件吗？

施罗德：这些私人信件大多是感谢信和恭贺信。后期希特勒没有口授过信件。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你作为女秘书的主要工作是什么了

施罗德：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口授长篇讲话稿，我就用打字机打下来。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打出的稿子是否还需要修改？

施罗德：他自己还要做很多修改。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别人改吗？

施罗德：不改。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戈塔尔对这些稿子也没有提出过一些意见吗？

施罗德：没有。只有一次，他提供过一份希特勒需要的统计材料。但是那些讲话稿全部是希特勒自己搞的。希特勒是一个好的修辞学家，每一句话都要进行反复推敲。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向战士们下达的命令也是希特勒亲自口授的吗？

施罗德：不是，一部分是国防军送来的。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除了感谢信等函件外，希特勒与朋友之间有过私信来往吗？

施罗德：没有过。他经常强调，他最大的特点是不亲手给任何人写信，即使在斗争年代也是如此。这些信件一旦落到坏人的手里，就统统会被利用。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你同希特勒一起吃过饭吗？

施罗德：后期只有午饭和喝晚茶时同他在一起。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吃午饭时的话题都是什么。

施罗德：不谈政治，谈的是建筑、戏剧、音乐、德语、令后的使命和他的设想。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谈过重建城市的问题吗？

施罗德：谈过。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委托谁来从事这项工作？

施罗德：这项工作是由菲克教授开始的，本应由吉斯勒教授完成，但最后施佩尔接了过去，因为这本来也是他的任务。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那不是一般的重建方案吧？

施罗德：不是。另外，吃午饭时还谈及过医学问题。莫雷尔教授当时正从事激素研究。希特勒对此也感兴趣。他认为，这方面的研究尚需加强。希特勒还研究营养问题。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种族问题大概应属于政治范畴的问题吧？

施罗德：人种问题也常常谈到。我本人对这个问题从未有过兴趣，因为人们对人种的研究有许多缺陷。许多女人欺骗过她们的丈夫。我经常向希特勒谈到这一点。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可以与希特勒随便讨论问题吗？

施罗德：可以，当然要有一定的限度，我知道这个限度怎么掌握。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吃饭时布劳恩小姐在吗？

施罗德：布劳恩小姐只是在战争的后期呆在柏林，吃饭时她有时在场。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是否把布劳恩小姐看作他的妻子？

施罗德：是这样对待她的。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他是把她当作妻子吗？

施罗德：的确是的。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他们没有生过孩子吗？

施罗德：没有。几年前我在一家美国杂志上看到过有关这方面的消息。许多说法都是不真实的。还提到了一位名叫莉尼·里芬施塔尔的人。有一类女人。对这种谣言听之任之。莉尼·里芬施塔尔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她被利用了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与雷娜特·米勒的关系如何？

施罗德：他们没有关系。希特勒很欣赏雷娜特·米勒这女演员，因为她表现了一个可爱的德国女孩子的形象。希特勒与雷娜特·米勒不曾有过私交。——战争后斯，希特勒几乎连半小时吃饭时间都没有。多数情况下饭后全国领袖鲍曼都到这里来。午饭经常到四五点钟才能吃上。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有没有私人信件往来？

施罗德：原则上说没有。只是在他给他的姐姐寄走别人作为礼物送给他的熏肉时才写过一封短信。元首没有家庭观念。这点连他自己都承认。希特勒有两个姐妹。他自己的妹妹住在维也纳，名叫保拉，他同父异母的姐姐安杰拉是劳巴尔的遗孀，后来在德累斯顿与哈密茨施教授结了婚。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是什么原因使他与他家庭的关系那么坏？

施罗德：首先他们不是正常的兄弟姊妹关系。父亲王次结婚，他是个孤儿，完全靠自己干出来的。他先在奥地利学习制鞋手艺。然后到了城里又进学校读书，后来他一直干到当上了海关的头头并且自己还购置了一块地产。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谈不谈他的青年时代？

施罗德：我记录了有关这方面的许多小故事。这些笔记都保存在柏林总理府的箱子里。在希特勒的生活中我的分量比一个家庭成员的分量还重。

晚饭是21点或22点吃。还在大本营的时候，女秘书们与希特勒共进晚餐。到柏林后，只有布劳恩小姐与他一起吃。布劳恩小姐身体不很健康，弱不禁风。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她有病吗了？

施罗德：倒也不是病，就是体质弱，易疲劳。她适应不了柏林的气候。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喝晚茶时，希特勒始终都很活跃吗？

施罗德：是的。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最后一次晚茶是什么时候？

施罗德：1945年4月19日到20日的夜晚。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在后期是不是很压抑？

施罗德：是的，可以说自从4月初以来一直是这样。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9月份有一段时间希特勒卧床不起，是吗？

施罗德：这是1944年7月20日行刺事件造成的。当时呆在会议室里的所有人都得了严重的脑震荡和耳鸣。希特勒是唯一没躺倒的人。1944年7月20日以前那几天他的情绪非常不好。他总有一种幻觉。总感到有人想谋杀他。并且把这种感觉告诉过我。他说：“我觉得要出事了。”说这话的前一天他还感到不舒服。他在单独与我一起吃饭时说：“我可不能出事，因为现在找不出能够担当领导责任的人。”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希特勒准备让谁来接他的班？

施罗德：既不准备让戈林，也不准备让希姆莱接班。赫斯出走之后，从表面上看，希特勒准备让戈林接斑，但实际上却认为他没这个能力。我曾经与他吵过一次架。事情是这样的：一天他对我说，他已经没有接班人了。第一个接班人赫斯疯了；第二个是戈林，人民不喜欢他；第三个是希姆莱，党内通不过。当我说到，在人民中间希姆莱常常被提及时，希特勒有些生气了。他说希姆莱完全是一个无艺术才能之辈。我反驳道，就眼下而言，懂不懂艺术并不重要，他可以起用懂艺术的能人负责艺术方面的工作。说到这里，希特勒便发起火来，他说，起用横艺术的能人，说得容易，要是能做到这一点，他早就做了。由此我得出的结论是，希特勒这三个人谁都不配成为他的接班人。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那么他另外考虑过谁？

施罗德：谁都没考虑过。对于我的话他十分恼火，他责备（以往他不这样）我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伤了他的心，他认为我们这些认识他和希姆莱的人不该把希姆莱与他相提并论。那天中午，他离开的时候生气地说：“你再动动脑子想想谁能当我的接班人。”

1944年7月20日，行刺事件发生后，我以为不会再请我们吃饭。然而在15点的时候，我们出乎意料地被请去与希特勒共进午餐。希特勒看上去精神焕发、生气勃勃，简直令我吃惊。他向我谈了仆人们对这次事件的态度，说林格火了，阿恩特哭了。接着又说：“请相信，这就是德国的转折，现在德国又要走上坡路了。我高兴的是，这帮混蛋们自我暴露了。”

1944年7月20日，我对他说，他的确不可能接待墨索里尼。他说：“恰恰相反，我必须接待他。假如我不接待他，那么世界舆论会怎么反应。”午饭后不久，他就驱车离开大本营，接待墨索里尼去了。由于1944年7月20日发生了行刺事件，致使他9月底不得不卧床休息……

阿尔布雷希特先生第一次审讯我之后，用标准的德语对我说：“你是一个受欢迎的人，至少你讲话是客观的，而那些被审讯过的纳粹党区领袖和部长们说话却官腔十足。我在考虑是否应该保护你，或者是否把你的情况告诉等候在隔壁房间里的14名记者，碰碰你的运气。”

这天，他还同情我。但是过了几天美国《时代》和《生活》杂志的记者又出现了，其中还有著名记者杰克·弗莱施纳。在与这些记者谈话之后，我和住在同一个房间的伊尔泽·林德洛夫（她是希特勒过去的副官维德曼上尉的女秘书。曾与元首护卫队一位队长结了婚）制定了今后的计划。

我经常利用他们请我同他们“合作”的机会，想方设法说服他们在贝希特斯加登为我们俩找个房间，以便使我们从后湖那种可怕的环境里摆脱出来。当时人们只能在六公里的范围内活动。伊尔泽说，我们买一匹马和一辆车，坐着马车到吕讷堡草原上去，她的公公和婆婆就住在那里，想得多美。可就是实现不了。

谢选骏指出：还会叫苦的人，说明其日子还不够苦，还有痛苦的感觉存留。

【我被监禁】

1945年5月28日，我连同我的两个箱子和一台埃里卡牌的手提打字机一起被两个美国人带上了一辆吉普车。我必须跟他们到奥格斯堡去四天，以便接受“专家们”的审讯。在贝希特斯加登换乘汽车的时候，打字机被扣了下来，不允许我把它带在身边。这是一台崭新的打字机。应我的要求，人们给我开了一个收据，后来我才知道，收据上只有一个出厂号码。还不知他们当时是怎样嘲笑我的呢。70年代，有一个名叫洛泽的艺术商人曾对我认识的哈伯施托克女士说，一个美国人在纽约充满自豪地告诉他，说他有一台“曾属于希特勒”的打字机。

（谢选骏指出：军人就是强奸犯、杀人犯、纵火犯……这再次得到了验证。）

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来到奥格斯堡“伯伦住宅区”。住宅这里都是些小房子，里面原本住着梅塞施米特公司的工人。他们不得不离开这里，牢骚满腹地搬到住宅区外面去住。他们对我们的恼怒是可以理解的，他们站在大街上对着我们骂：“纳粹猪猡”等等。住宅里除了桌椅和床垫之外，其它东西他们都搬走了。

到达伯伦住宅区时，我还不知道当时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吉普车开到一个相当大的广场上。那天天气很热，阳光灼人，光着膀子的男人们瞪大了眼睛从窗子里惊奇地望着外面。我以为到了一所精神病院里。过了一会儿，我在一个窗子的旁边发现了尤利乌斯·绍布和海因里希·霍夫曼教授。

我被带到了一间办公室里，一个美国人检查了我的箱子，并且很有收获地找出了一瓶法国白兰地和一条香烟。我请求他还给我，但无济于事。为此他对箱子里的其他东西就不感兴趣了。

随后，另外一个美国人把我带到了一座楼的二层楼上，在楼梯口站着一个卫士，眼珠骨碌碌地乱转，手握着上了刺刀的钢枪。在空荡荡的厨房里，我碰到了希特勒在慕尼黑摄政王广场16号住所里的管家安妮·温特尔女士。在另外一个房间里住着莱伊的最后一个女朋友马德莱娜·万德勒和他的奥地利籍的女秘书。

奥格斯堡俘虏营的头头是一位脸上长着疮的墨西哥人，他常常在左胳膊下夹着一根藤鞭。他同那伙负责监督俘虏营的美国高级军官来到厨房，好奇地望着我们。相貌诱人的马德莱娜·万德勒被允许参加他们举办的内部联欢活动。这天晚上，她没有被当作俘虏看待，然而就仅仅这一个晚上。过后他们再也不认识马德莱娜·万德勒了。这是一种真正的令她难受的屈辱。

马德莱娜·万德勒是一位美丽动人的爱沙尼亚女郎，高高的个子，披着一头金发。她曾在莱伊博士下属的柏林夏洛滕堡剧院里当过舞蹈演员。剧院遭到轰炸的时候，舞蹈演员们都得帮助做清理工作。莱伊博士那天晚上也来到剧院亲自了解损坏的情况，借助火光他发现这位姑娘酷似他那位自尽的夫人英加女士。他被这位年轻的女人吸引住了。他拼命地追求她，可谓穷追不舍，直到她被他降服为止。

马德莱娜详细地向我讲起过他与莱伊在一起度过的时光。那简直是令人难受的一段时间，因为在莱伊的整个房子里挂的和摆的都是已去世的夫人的肖像，而且还要求马德莱娜的梳妆打扮和行动举止完全和死去的英加一样。他起初不想与她结婚，在她为他生了几个孩子以后他才准备结婚。

赫尔曼·吉斯勒教授在他那部由德鲁费尔出版社1977年出版的《另外一个希特勒》的书中第480页上写道，希特勒曾向他讲过莱伊的“新夫人”，并且委托他到那里去拜访一次，以便见识一下。由于吉斯勒回来后向希特勒汇报了他所得出的好印象，没过多久，希特勒便亲到莱伊博士家拜访。在一次喝晚茶时他谈起过这件事。但是，与吉斯勒相反，他对莱伊用牺牲一位年轻女子来迷恋死人的作法感到震惊，并认为这样做是无聊的。希特勒说：“这个状况不改变，我就不再踏进莱伊的房子一步。”

英加·莱伊夫人在世时，希特勒是莱伊博士家的常客。他认为英加女士长得很漂亮，是莱伊的一位好内助，并且相信，是她改变了莱伊抽烟喝酒的习惯。希特勒之所以特别愿和莱伊夫妇在一起是因为在那里一般他都能碰到一些艺术家们。英加出身艺术世家，她学习声乐。她的自杀引起了大家的种种猜测，至今也未澄清。

我总有这么一种感觉，即英加·莱伊强烈地爱慕希特勒。希特勒也十分倾心于她，她的死给了他很大的打击。莱伊博士为他的夫人英加感到十分自豪，爱她爱得很深，这一点我可以作证。那是在贝格霍夫的一天晚上，当莱伊引导我入席时，我发现他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夫人，她身披华丽的银狐，由主人希特勒引导走在我们的前面。只要莱伊博士一激动，说话就开始结巴。他指着她对我说：“她不是、是、是很美丽、很漂亮吗？”

我和安妮·温特尔女士同住一个房间。这是一个工人家庭的卧室，人都已离开了这里，除了光秃秃的床垫以外，其他东西都拿走了。安妮·温特尔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瘦瘦的身材、褐色的头发、棕色的皮肤加上那奸诈的棕色眼睛完全是一个卡尔梅克人的模样。任何事情都逃不过她的眼睛，什么东西也都不曾被她忽略过。也就是说，每当希特勒到达慕尼黑时，他总愿听她汇报“慕尼黑的花边新闻”。

安妮·温特尔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下巴伐利亚人，当她还是一个年轻姑娘时就开始为特林·施利夫伯爵夫人操持家务，积累了经验和必要的知识。由于她具备了这种条件，她才得以自1929年以来一直在摄政王广场16号希特勒的住所里独挡一面，管理着这个家。她的丈夫是一名下级军官，在希特勒的家里起不了什么特别作用。温特尔女士很勤快，干起活来很利落。她不仅使住所里始终保持整洁，而且当希特勒住在慕尼黑时，一旦他不愿意在饭店吃饭，她还为他做饭。一般情况下，希特勒喜欢在施瓦宾区的“奥斯特利亚·巴伐利亚”餐馆就餐。另外温特尔女士总是不声不响地干活，从而赢得了希特勒的信任。

希特勒非常眷恋他在慕尼黑的住所。直到战争结束为止，他从联合作坊买的所有家具都还摆在那里。“只有在慕尼黑，我才真正感到像在家里一样。在这里我所看到的一切，哪怕是一件小小的家具，一幅小小的画，甚至一件衣物，都使我回想起我奋斗的经历、我的苦恼和我的幸福。所有这些家具都是我靠省吃俭用节省下来的钱买的。我的外甥女陪着我，所以我的心总离不开这里。”

（谢选骏指出：希特勒的恋物癖。）

温特尔女士能说会道，并总是忙忙碌碌，来到俘虏营里也还是闲不住。她一刻不停地打扫着厨房，同时口里还不厌其烦地吹着忧郁伤感的流行小调：“父亲我不认识，母亲又不爱我，我不想死，因为我还太年轻。”

这种单调无味的口哨简直令我难以忍受，然而我却忍了，因为从她那里我有时能听到任何别人都不曾见到过的事情。比如格莉·劳巴尔的痛苦经历和她1931年自杀的事情。此后过了半年，爱娃·布劳恩开始于每个周末去看希特勒，对此温特尔女士对我说：“星期六，布劳恩手提一个小箱子总出现在摄政王广场的住所里。”

对于她讲的有关希特勒同她的外甥女格莉·劳巴尔的情况，我非常感兴趣，它虽然没有涉及到希特勒和格莉之间不道德的关系，但是却谈到了充满嫉妒的精神恋爱。

据温特尔女士讲，本想学习声乐的格莉被希特勒接到了他的住所去住。他吩咐人在联合作坊为格莉安排一个房间。希特勒无限宠爱她并带她到各处去。她是希特勒带着去看戏的唯一女人。1930年初艺术节期间，我在摄政剧院曾亲眼见到他们俩在一起，格莉围着白抓，显得格外漂亮。

在拉德齐维尔宫内，希特勒唯一可以放松精神的地点是楼梯间。在那里喝茶时，他常常提起格莉，对他来说，谈论格莉成了一种实际需要。从希特勒的言谈话语中可明显感到，他曾想让格莉养成一种与他共同生活的习惯。有一次，在他谈论完格莉之后说：“我想娶的只有一个女人！”我觉得此话说得很明确，我也能够理解希特勒为什么那样嫉妒地留意他所爱的姑娘的一举一动。

当格莉要与林茨的一位画家结婚时，希特勒便唆使格莉的母亲，以考验爱情为由，强行将两个年轻人分开。这并非传说，我在贝格霍夫从绍布焚烧的信件中曾抢救出的一封信中便可证明此事，信中讲到：“你那位有意向你母亲施加影响的舅舅目前正在厚颜无耻地利用你的弱点。不幸的是，我们目前还不能对这种讹诈做出回击，只有在你成年之后我们才能这样做。尽管他知道，我们俩犹如天生的一对，但他还是为我们的共同幸福设置了障碍。你母亲强行逼迫我们分离一年，这会使我们俩的心更加连在一起。我这个人一向直来直去，使我觉得很难拒绝你母亲的这种要求。你舅舅的这种做法只能说明他对你是自私的。他的目的很明确，你最终不应属于任何人，而应属于他。”信中另外一处写道：“你舅舅始终把你看成是一个‘不懂事的孩子’，不想知道你已经长大成人并在谋求自己的幸福。你舅舅具有说一不二的格。在他的党内，一切都得听他的。我真不理解，他那么个聪明人，竟然在我们的爱情问题上表现得那样固执。他希望在这一年中能改变你的主意，然而他对你简直是太不了解了。”

这位年轻人的这是有道理的。遗憾的是，这封信在奥格斯堡俘虏营里被阿尔贝特·佐勒上尉拿去了并且再没还给我。

温特尔女士坚信，格莉曾梦想过与他舅舅结婚，因为其他任何男人都没有那样宠爱她。据说战后在美国档案中曾发现过格莉购买奇装界服的发票。否则她肯定不会对希特勒那么俯首贴耳，并且亲眼目睹着希特勒把其身边的崇拜者一个个地弄走。

希特勒与女人搞精神恋爱，已不是第一次了。过去与林茨一名叫斯特凡妮的姑娘恋爱，情形与此完全一样。他是在散步的时候望见她的，当时他没敢接近她，而是给她写了封信，告诉她，在他达到了他的目的之后，就娶她为妻。

（谢选骏指出：据考证，这个名叫斯特凡妮的姑娘是个犹太人——可见希特勒从小就喜欢犹太人。）

据温特尔女士讲，格莉自杀前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希特勒请当时到贝希特斯加登看望母亲的格莉马上回到慕尼黑。然而上午格莉刚刚抵达，希特勒就离她外出了，说好回来一起吃午饭。可是当他回来时，已是下午四点了，并且说他必须得马上去纽伦堡。格莉很失望，因为他完全可以让她仍然留在贝希特斯加登。于是格莉提出要到维也纳去验验歌喉，这是她早有打算的。希特勒坚决拒绝她这样做。就这样他们分了手。偏偏在这个时候，格莉在希特勒走后无意中发现了爱娃·布劳恩写的一张纸条，这是她上次与他见面时塞到他的大衣口袋里的，上面写到：感谢“与他度过了一个美好的晚上并希望不久再见”。

这下格莉可受不了了。她对温特尔女士说，她要去看电影。实际上她却一直呆在她的房间里。当第二天早上温特尔女士给她送早餐敲门时，她怎么也不开门。当温特尔女士发现门是反锁着时，便慌了神，她马上告诉她丈夫把门打开。这才发现格莉在沙发床上持枪自杀了。

温特尔女士向我讲述了这件事和其它许多事情。她还告诉我，在希特勒上台前，有些女人到摄政王广场的住所去，任意编造一个重要的理由，以便无论如何也要见到希特勒。一旦把这些女人引见给希特勒，她们就设法勾引他。有一个女人解开上衣的纽扣，两个乳房赤裸裸地露了出来，她想为他生个孩子。从此以后，温特尔女士再也不能把陌生人引见给希特勒。

在从奥格斯堡俘虏营把我转到曼海姆·塞肯海姆的过程中，我们的行李被翻了个底朝天。我被叫到俘虏营的头头那里。在一个大房子里，桌上摆满了贵重物品，有宝石和金条，如同在首饰店里。这些东西大部分是从那些大人物那里搜出来的。我被带到另一张桌子旁边，上面放着从我的箱子里翻出来的壁画，这些都是我在请示了柯尔贝特·鲍曼后从贝格霍夫拿出来的，这样就避免了这些壁画后来遭到破坏。还有那个装有希特勒的设计草图的亚麻布信封也是在绍布焚毁之前抢救出来的。我被两次带去看这些壁画，他们问我壁画是属于谁的，从哪里来的等等。在我第一次看时，所有的画都在，第二次再看时。就少了好几幅。我不得不将每幅画的作者、主题和尺寸开列了一个清单，就此我得到了一个收据。

后来，他们又将装有希特勒的建筑设计草图的信封还给了我，因为我说过这是我父亲的。“你父亲是干什么的？”我被问道。“建筑师，”我回答说。过后我对自己感到十分惊奇。这些话说得那么自然，又都是脱口而出，美国人丝毫没有怀疑地相信了，事情办得竟是那么简单！

几天以后，我的两个箱子又回到我的手中，但所有贵重物品都被拿走了，如我过生日的时候希特勒送给我的自来水金笔盒和带有希特勒签名的铅笔、一个贵重的搪瓷盒、一份意大利文的鉴定书，这是弗里德里希大帝送给他的一位将军的礼物。封面是一幅波希米亚地图，七年战争中的所有战役都在上面标了出来。还有贵重的手工艺品、长靴、希特勒的一条法兰绒裤子等等都不见了。申诉也没有用。他们谎称，这些东西都被匈牙利战俘偷走了。

（谢选骏指出：满蒙部落、八国联军、日本兵队、苏联政委，在中国的搜刮比这更甚。）

上面我曾谈到过后来改名为阿尔贝特·佐勒的伯恩哈德上尉，在我被转移到塞肯海姆之前曾表示愿意帮我把装有壁画的那个箱子从俘虏营里运出来并为我保存。当时我拒绝了，但是却愚蠢地将装有希特勒设计图的信封交给了他。今天我还认为我那样做是愚蠢的，因为在后来持续到1948年的整个监禁过程中，我的行李没再被检查过。然而佐勒却牢牢地抓住那些设计图不放，经我多次催要，他才还给了我约50张，最值钱的他保留了下来。

1945年12月12日。我进行了一次体检。在体检过程中，波兰女看守奥尔加发现了缝在我制服裙子里的一个装有氢氰酸小瓶子，这使我深受打击。对于我来讲，这个小瓶子既起一种镇静、又起一种安慰的作用，它使我处于某种安全和独立的状态之中。

于是，女看守叫来了她的上司卡恩。这位年轻的美国军官问我知不知道怎样把小瓶子打开，我说不知道。问我瓶子里装的是什么？会不会爆炸？我只是微笑着耸耸肩膀。他们俩望了望我，便拿着小瓶子和奥尔加取来开瓶子的锤子走了。

体检过后不久，一位海军军官用一辆吉普车将我拉到纽伦堡的司法宫内一个大房间里。等了一会儿，安德鲁斯上校走了进来，他表情冷谈、拘束，头戴钢盔，胳膊上挎着警棍，通过译员赫尔曼问我：“你是作为重要的证人来纽伦堡的。你的口供很重要，你对此要负法律责任，你将单独住一个牢房！你必须服从命令！你吃的是好饭好莱！你想要一位律师吗？你身上有没有自杀或杀害别人用的工具？你想要一本祈祷书吗？”

接着我被两名卫兵带走，穿过长廊关进底层的一个牢房里。走过长廊的时候。我设法向两侧的牢房里望，牢房门口的牌子上的名字许多都是我所熟悉的。进了牢房之后，他们命令我脱光衣服，盖上被子。我脱了衣服，但是还有一件衬衣没脱，然而不行，衬衣也得脱掉。之后，五六个美国人走了进来。一个墨西哥医生与另外两个人对我进行检查。抬起胳膊，张开嘴，侧身躺着，脚趾叉开。耳朵和头发细细检查，连发卡也被取下来。在发现我的伤疤和由于色素沉着造成的雀斑后，提出了一连串令人难以回答的问题。在对我进行检查的同时，另外几个人彻底检查了我的衣服。后来我得知那位名叫赫尔曼的译员在我的制服领子里发现了5000马克。这是我缝在里边的。

在他们对我进行了令我难堪的检查这后，我穿好了衣服。然后在办公室里一连填了16张表格。我始终没弄清楚我所填的都是些什么东西。由于我患有坐骨神经痛，所以允许我从存放在地下室的行李中把在贝格霍夫用的骆驼毛被子带在身边。这床被子在以后的两年半中一直陪伴着我，后来把它改成了一件大衣。所有的带子、鞋带、就连服装上的金属纽扣我都不能带，凡是玻璃和金属制品我都不能保存。然后我带着被挑选出来的、允许带走的东西穿过转梯和铁的狭长走道进入转梯附近的一个牢房。从里面我可以准确地看见走上转梯的人。

我刚刚踏进牢房，门就关了，并且从外面锁上了。当我看到光秃秃的寒冷的牢房时（门旁边的墙角上有个没有任何遮挡的厕所），我一下子愣住了。然后开始嚎叫，直到我逐渐镇静下来时，已过了很长时间。透过门缝，看到卫兵每隔几分钟就走过来一次。牢房本身是很暗的。然而从门缝和窗外射进来的光线则十分耀眼，墙上映出了铁窗栅的影子。监狱的小教堂里不时响起管风琴的音乐声。

我失望地哭泣着，哪里想到我居然还有重温达段牢房生活的时刻。假如没有这段经历，我怎么也体会不到遭监禁并辗转于几个俘虏营生活的滋味。我曾被安置在木板房里居住，例如在黑尔斯布鲁克，80名女犯挤在一个房间，只用一个脸盆，睡的是上、中、下三层铁床，床上没有垫子，由于人多，空气不好，真让人担心会憋死，对大小便也不得不加以控制。前途莫测使人们忍受着令人痛苦的精神折磨……

在坐牢期间，我曾两次恭听安德鲁斯上校训活。1945年9月19日下午4点钟，我们被集中到监狱的大厅里，在那里除了我和我的同事沃尔夫以外，还有冯·布洛姆贝格陆军元帅、泽尔特部长、比尔芬格先生、沙伊特先生、厄廷先生、康拉德博士、拉胡森将军、博莱思将军。安德鲁斯上校还是以往那身装束，再次向我们训话：“你们是作为重要证人来纽伦堡的，很遗憾，我们不得不安排你们住在监狱里，因为本来安排证人住的房子还没有腾出来。今天你们将搬到另一个大楼里去住，在那里可以有更多的自由，在那里也必须服从命令，但是你们会方便得多。”

我们乘囚车来到菲尔特的兵营。我和约翰娜·沃尔夫被安置在看上去根本就不曾有人住过的、一座遭到过炸弹破坏的大楼内二层楼一间房子里，室内有两张铁床和一个窄柜。我们俩与那些先生们都在地下室进餐，服务员是从“德国饭店”调来的。在单独关押几周之后，大家又可以相互讲话了。我们感到真像进了天堂。我们也可以在哨兵的陪同下出去散步。

然而好景不长。有一天晚上，一个美国人向我们的房间走过来，身上只穿件网眼衬衫和裤子。他拿手电筒先照了一下约翰娜·沃尔夫，然后照我，我喊了起来。于是这个美国人匆匆跑掉了。这件事所导致的结果是我们又被用囚车送回了纽伦堡，再次关进了单人牢房。

安德鲁斯上校对我们进行的第三次训话是1945年9月27日在监狱的接待室里。他当着一大群医生、女军官和精神病专家的面宜布说，“莱伊博士于今天夜里自杀了。”美国人认真地观察着莱伊博士过去的女秘书、对马德莱娜·万德勒恨之入骨的布吕宁霍夫女士的反应。安德鲁斯详细地谈了莱伊博士如何在厕所里悬梁自尽的经过。

布吕宁霍夫女士被允许离开接待室。在约翰娜·沃尔夫的搀扶下，她跌跌撞撞地走了出去。在我看来，布吕宁霍夫是在逢场作戏，因为她对莱伊博士的印象并不怎么好。

审讯我时，他们问我希特勒是否向我口授过1939年他向军官们发表的讲话，说约翰娜就此已做了交待。我如实地回答说，在他计划采取某种行动之前，他从不口授任何讲话。然后又问我，绍布是否曾威胁要把我送进集中营。1945年9月27日，精神病专家凯利博士要求我写一份关于希特勒的书面材料，经他多次催促我才写了出来。

一段时间以后，单人监禁结束了。也就是说，白天牢房的门一直敞开着，我们可以按照时间表从事劳动（为美国人打扫办公室，为犯人缝补被褥和衣服）。有一天我们听说孔蒂博士用一件毛衣将自己吊死了。此后又对我们的牢房进行了搜寻，检查有没有危险物品。在犯人们住的大楼里，窗台都被拆掉了，牢房里的凳子也都被拿走了。

1945年11月13日下了第一场雪，这天下午，“首脑人物”的女秘书们如里宾特洛甫的女秘书布兰克小姐、弗兰克部长的女秘书克拉夫特齐克小姐、莱伊博士的女秘书布吕宁霍夫小姐、欣斯特女士、一位女护士和我被带上一辆卡车，向着不明的方向驶去。像往常一样，谁也没告诉我们要到什么地方去。不过，不久我们就知道了我们的去向，因为美国司机半路上曾向站在路边的美国大兵询问通向黑尔斯布鲁克俘虏营的路。正在这时，海伦娜·克拉夫特齐克（美国人称之为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谈到某件事情放声大笑了起来，站在路边的美国大兵对着她说：“别看你今天笑，明天就笑不出来了！”这句听起来带有威胁口吻的话使我感到恐惧。

我后来才知道，在“黑尔斯布鲁克四号文官俘虏营”里监禁着3000至4000人。俘虏营里全是木板房子，其中有两座木板房容纳了几百名女俘。这两座木板房的四周又外加了一道高高的铁丝网，与男俘隔离开。只有一个小门能够通过铁丝网。因为这个地区泥泞不堪，所以在木板房周围铺设了一条条狭窄的木板，供人们行走。

安排我住的这个木板房分成两个房间，一间住60人，一间住80人，上中下三层的铁床上都没有床垫，连草褥都没铺，只有光秃秃的木板，床与床紧挨在一起，几乎没有活动的余地。

房子里的空隙处拉着晾衣服的绳子，上面挂满了洗过的衣服。管理人员常常来查房，在这以前就必须解下绳子。床下边和阳台上堆满了纸板、箱子和各种包裹。整个房子里只有一个白铁制的脸盆。许多妇女用铁皮盒洗脸。1946年2月才建起了一个淋浴间。

大房间里也只有一个炉子，冬天总是被人们围得严严的。另外还有一张桌子。凳子也为数不多，所以我们不得不坐在床上吃饭。大家希望炉子总生着，因为一方面可以取暖，另一方面也可以烤面包片。

“厕所是用木头围起来的，上面没有顶。在一块木板上面挖几个洞，洞下边就是便桶，厕所里撒满了煤灰。只要人们从厕所前路过，就能看到坐着上厕所的人。例如1946年3月19日我生日的这一天，我正在那里“方便”，一位由此路过的伙伴站在我面前，握住了我的手，高兴地说：“施罗德小姐，你今天过生日，衷心祝贺你！”

隔着铁丝网是不能与男人们讲话的。岗楼上全副武装的哨兵严密地监视着。谁要是被抓到，无论如何也得被送进水牢里。就连在圣诞节晚上和除夕之夜隔着铁丝网问候一声自己的丈夫或父亲的女人也都得被关起来。甚至只要犯人弯下腰捡岗楼上扔下来的烟头，哨兵们就开枪射击。好多人都死于这种情况。

哪些女人属于被监禁的呢？一般说来是指那些战后在美管区被自动管制起来的、政治上负有责任的人。这些人全都是女助手、女职员、党卫军成员和纳粹保安部成员、地方妇女组织领导人中的所有党的女干部、集中营的女看守、纳粹女青年会的领导人、部长、纳粹党区领袖们和希特勒的女秘书等等。最年轻的是一个名叫吉德龙·希姆莱的、头上扎着两条小辫子的孩子，最老的是来自苏德台地区的已年过花甲的赖宁格教授。

我们每天有三次点名。自1946年2月起，我们每隔两天就被带到男俘虏营去淋浴一次，同时可以用一块小小的肥皂洗一下少得可怜的内衣。我们常常冒着寒冷站着等两个小时，哨兵才把我们带到男俘虏营去。由于在既潮湿又寒冷的环境下长时间地等着，我的坐骨神经痛又发作了，使我在一段时间内不能参加点名。

记得我病愈后第一次参加点名的情形。由于地上泥泞不堪，人们都站在房前的木板上，这时一队全副武装的美国人扛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把我们从木板上一推到泥泞的地上，然后就冲到木板房里，我们在没有穿任何避寒衣服的情况下，在冰冷的泥泞地里站两个半小时。由于我是病愈后第一次参加点名，所以赖宁格女士又把我送回了木板房。室内看上去像刚刚遭到炮击一样。阁楼阳台上堆的那些纸板、箱子和包裹统统被扯了下来，打开后将里面的东西扔得到处都是。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被查抄的东西，其中有少量的咖啡豆，极少量的香烟，甚至还有过圣诞节分配给我们的油炸沙丁鱼罐头。我们的所有这些东西都被拿走了。被大家称之为德国人死敌的菲塞特下士，每当我走进木板房时，不仅用凶恶的目光看我，而且还将手枪威胁性地对着我。我害怕极了，不得不赶快再躲到外边去。通过欣斯特女士我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在寻找秘密电台。欣斯特女士当时在俘虏营的病房里当护士并且经常与美国医生在一起。

初期我极力控制着自己，清早即使我看到男人们在雾中列队沿着铁丝网走着，也不同他们打招呼。沉重的木鞋发出了低沉的格嗒格嗒声。他们由于缺乏营养、肮脏凌乱、衣衫褴褛，完全是一副惨相，这不禁使我联想起我曾经看过的描绘安德烈亚斯·霍费尔时代农民起义的一幅画。

夜里，我常常睡不着觉，呆呆地躺在床上。室内的空气不好，每当我感到坚持不住的时候，我就轻轻地起来到外边的阳台上散步。这是唯一有可能独自流泪的地方，任何地方甚至连厕所都不行。就这样，我在这里熬过了艰难的半年。

1946年5月10日，12名女俘乘坐一辆用帆布罩着的卡车被转移到路德维希斯堡。我们坐在紧靠着卡车两侧挡板安放的没有扶手的板凳上，两排板凳中间坐着一位手持冲锋枪的年轻的美国哨兵。他不断地讲这讲那，以消磨时间。他很担心我们当中有人逃跑，所以他对几位年纪较大的女俘急于下去小便的请求根本不予理睬。于是就出现下述情况：要小便的人撩起裙子，屁股向板凳后面移了移，使汩汩地尿了起来，尿便顺着卡车板流了下去。后来我们还是停下来休息了一下，休息时他死死盯住我们，尽管大家谁都没有离开他，他总是无休止地讲着。

到达路德维希斯堡的一个兵营之后，我们被安排在D栋第60号房间。在这里，取了我们的指纹。照相的时候，我们必须胸前挂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各自的编号。在我们穿的军灰色破旧制服裤子背面都印着一个“囚”字。我们住的地方经常更换，但我一直没搞清，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说为了防止我们结伙吗？我们睡的是木板床，上面连草垫子都没有。

我同鲁道夫·赫斯的两个女秘书英格·施佩尔和希尔德加德·法特、纳粹党纽伦堡区领袖的夫人阿德勒·施特赖谢尔以及曾在纳粹妇女组织工作过的安妮·施塔克劳夫和克里斯特尔·路德维希住在一起。我们一起学英语、装订书本并且用罐头盒做成“临时餐具”。我们还做具有奇特风格的布娃娃，以感谢“外面”那些偶尔给我们寄包裹的人们。女人们很有想象力，她们把棉被拆了，用棉絮搓成毛线织毛衣，她们用精袋子做成连衣裙，用马鞍做鞋子。

我们又一次搬家，这次与希姆莱的夫人和女儿住在一个房间。六张双层床只安排了九个人。我们把上下床分开，把下床作为“长椅”，把上床固定在墙上作为书架。

1946年10月初，我们来到了德国人管理的路德维希斯堡集中营。这里的饭食更坏，每天中午和晚上，不是吃豌豆汤就是玉米汤，而且汤里任何调料都没有，吃起来无滋无味。1946年10月30日，我在速写笔记中写道：“昨晚吃的是面包汤，饭后几小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像是中了毒，简直是可怕的一夜。”

由于我体弱多病，1946年11月我不得不住进城市医院，后来我也经常住院接受治疗。当我做完阑尾炎手术从麻醉状态中醒来时，我看到希特勒过去的副官马克斯·温舍那张棕色的面孔正在望着我，他刚刚被英国人释放回来。在这里我还与希特勒的司机班长埃里希·肯普卡见过几次面。他乘坐的美国汽车出了车祸，受伤后已在这家医院住了数月。从他那里我才第一次听到后来柏林发生的事情和希特勒的死。

接着便开始了非纳粹化运动。莱伊博士过去的女秘书希尔德加德·布吕宁霍夫于1946年获释后找到美军最高司法当局，并提醒他们，还有几个同伴仍然被监禁在路德维希斯堡。1947年2月18日美军最高司法当局函告她说：“本军事法院无意坚持监禁克里斯塔·施罗德，并将这个意思已告诉路德维希斯堡俘虏营。”

1947年2月13日第77号俘虏营的法庭给我下达了逮捕令，即所谓的“假处分”。把我列为一类或二类，也就是说，我可能被打发到劳教所去，理由是“我在希特勒掌权以前就当了他的女秘书”。

我刚刚在两天前向公诉人详细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因为我所碰到的人都认为，元首的女秘书有相当的权力，且能接触机密情况，实际上并非如此。

在接到逮捕令之后，我立即到俘虏营找到公诉人并告诉他，逮捕令上列举的理由是不对的，在希特勒掌权之前我不是他的女秘书。我问他是否收到并看过我写的书面报告，他的回答是肯定的。我又问他，那为什么还下达逮捕令呢？他回答说，这是W庭长搞的。

1947年2月14日上午，我与克里斯蒂尔·希尔德勃兰特一起去找W，在一个空空的房间里，路德维希斯堡法庭庭长W坐在一张桌子后边，上面摆着几份文件和一顶帽子。他是一个身材矮小、易急躁的人，肥大的西服穿在身上直晃荡，里面穿一件沿洗净的衬衫，戴着一条不象样的领带。克里斯她已被监禁20个月了，他却说：“假如是我，在这种环境下根本坚持不了这么长时间，早就不在人世了。”

然后他还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说，照他看，所有的女俘都可以出去，但他要履行公务，不得不签署逮捕令。说到这里我插话道：“噢，是这样？之所以现在这里关了这么多人，只是因为你履行了公务！”

他不想让我插话，嘴里开始嘟哝，眼睛斜看着我，停顿了一下说，尽管他签署了40个逮捕令，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无情，他是迫不得已才这样做的。然后说到我的事，我问他是否看过我的书面汇报，他说没有。于是我递给他一个副本但他不理会，说他将让K先生将这份材料拿给他。当我再次请他务必看看这份材料并相应地改变逮捕令时，他火了，说他只能根据公诉人提供的材料行事。

公诉人把责任推给了法庭庭长，而庭长又说根据公诉人提供的材料行事，看来我找谁都没用了。这个初级法院的所作所为与第三帝国时毫无两样，有些人违心做事，不但不受到惩罚，而且还继续于执法工作，这使我极为恼火。我毫不客气地再次对他作为一名德国法官签署此类文件的这种做法表示不理解。

“不许你放肆，赶快离开这里。不许你批评，”法官气呼呼地叫道。我回答说：“我不是批评你，而只是想告诉你，你要负责任。我不是放肆，而只是争取我的权利。”当我到他那里办理“物品托管证”时，他又火了起来说：“怎么你们又来了？”我们解释说是K先生让我们到这儿来的，他才消了火。他在证明上签了字之后说：“但愿这就够了，你们看到了，我这里墨守成规个章都没有。”然后指指空荡荡的房间说：“一张桌子加一个凳子，这就是我这个庭长办公的地方。”

1947年10月24日我接到起诉书，书中把我列为主犯，1947年12月8日将在路德维希斯堡第77号俘虏营开庭审判我的问题。判决结果我被划为主犯并判我三年劳动改造，除了剩余的5000马克之外，全部财产充公，该条款有交期10年。

1947年12月10日《斯图加特日报》第98期对此做了如下报道：

“希特勒的女秘书认为自己无罪

她被列为主犯

一位能干的速写打字员的经历。

以庭长万纳为首的路德维希斯堡第77俘虏营法庭根据公诉人的审诉于1947年12月8日将希特勒副官团的女秘书、39岁的克里斯塔·施罗德列入主犯一类，此外判处她三年劳动改自1945年5月28日被监禁时算起。其财产除了剩余的帝国马克以外全部充公，本条款有效期10年。

经历了这一耸人听闻的审理过程的人无不感到失望。施罗德1930年为找工作来到慕尼黑，在她看到招人的代号广告之后便去应考，以优异的成绩在冲锋队最高领导机关争得了一个工作岗位，当了速写打字员。同年她不可避免地入党，直到1945年为止她一直是该党党员。1933年以前，她一直在慕尼黑纳粹领导机关工作。据说后来由于在慕尼黑与一名犹太人合不来才调到柏林。在柏林，她先后在几个单位工作过，最终在希特勒的私人副官团布吕克纳处落脚，为希特勒口授演讲和文章效劳。

对于所有服务于专制统治的方法和意图以及准备措施等等据说她一无所知，因为这些情况是希特勒直接与各个军事部门和各部的副官谈及的。根据元首一号命令，即使是在最接近希特勒的人中，也绝对不能与女职员或当着她们的面谈论政治和军事问题。当时属于希特勒圈子里的许多人为了为她开脱罪责在书面材料中都证实这一点。表面看来，这种材料似乎无关紧要，但由于它是出自于旁观者、非当事人之手，所以这些人道主义的材料还是起了作用的。被告曾是金质奖章的获得者，自然被当作一类犯人控告。孰不知这种奖章原本是希特勒为表彰他手下做出了优异成绩的司机、飞行员和女秘书等设立的。

尽管她本人并没有什么罪责，但是公诉人提议把她列入一类犯人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令在场的所有人乃至庭长本人感到惊奇的是，法庭竟完全同意了这项提议的内容。

以上是《斯图加特日报》就对我的审判写出的报道。在附近另外一个俘虏营里关着一名原元首护卫队冲锋队的领袖，他对开脱我的罪责十分重要，然而却未让他出庭作证当我在法庭上发现他不在而提出指责时，我被告知“已请过他”。后来我才知道，当时我那位证人在等待传票。他的证词对我太事要了。公诉人称，即使当时我不参加形势讨论会，在会议之后，我也肯定会与参谋部的人碰到一起，“因为开会的时候，当着希特勒的面是不许违抗吸烟禁令的，所以与会者会后都来到前厅，你就等在那个地方！”如此等等！这时，我多么迫切需要发誓证明这不是事实的人啊！奇怪的是，我当时非常镇静，事后我竟然还去安慰为我出庭作证的女朋友。我继续被监禁在俘虏营里。1948年4月20日，传来巴登符腾堡政治释放部一项指令，称1947年12月8日的主判决予以取消，理由是，“由于误解了法律，将当事人作为主犯。因此法庭将重新审理这一案件。”

1948年5月7日法庭第二次开庭审理我的案子，经过对我所从事的工作和有关此案证明材料的审查确认，“当事人不属于一类犯人……她作为速记打字员自始至终从事的完全是机械性的工作，而不曾有过任何形式的独立权限，对事变过程的影响只是微不足道的。她的薪金之所以高，是因为她作为速记员工作出色，能力超群……对她采取惩罚时务必考虑到她已彻底地一无所有、长期被监禁这一事实，根据第二项修正法已对她进行了足够的惩罚……”

1948年5月12日，在经过了三年的监禁之后，路德维希斯堡俘虏营将我释放了。我的罪是否有我所受的惩罚那么严重，至今我还没搞清楚……

谢选骏指出：下降到深渊也是一种幸福——因为人生见底了，也就踏实了！地狱，这才是生命的本来处境。如果不信上帝的话，我们还将回到那里去。

（另起一页）

书名

战败者眼中的战争

War in the Eyes of the Defeated

作者

谢选骏

Xie Xuanjun

出版发行者

Lulu Press, Inc.

3101 Hillsborough

St.Raleigh, NC 27607—5436 USA

免费电话1—888—265—2129

国际统一书号ISBN:

定价US$

2023年6月第一版

June 2023 First Edition 

谢选骏全集第234卷

Complete Works of Xie Xuanjun Volume 234